中国全史 序 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品性与特色

中国历史有不同于世界各国历史特别是不同于欧洲历史的种种特点。

特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文明演进过程中，没有出现断层。

孔夫子的学说，一直影响中国历史2000多年。孔孟传统、老庄精神，以及后来的佛学思想，彼此促进，相互借鉴，常演常新，一脉相传。这种情况在人类文明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亦是独一无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其他三家都曾出现文化断层，一些古老文化传统在民族文化的冲击下，几乎散灭已尽。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化以外，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属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但其文化传统同样受到过致命的冲击，以致中世纪的几百年，欧洲人都看不到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国古代文化，虽晚于古埃及等国家，但其历史水平并不逊于任何一个民族，而且一脉相承，其文化传统得到比较完美的保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奇迹。

特点之二：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历史性的分裂结局。

所谓没有出现分裂结局，并非不曾有过分裂。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历代王朝更替，也曾出现过非常复杂的局面。西周统一，东周混乱，战国分裂；秦汉统一，魏晋南北朝分裂；隋唐统一，五代十国分裂；宋、辽、金、夏总在统一与分裂之间；宋元政权更迭，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居于统治地位的全国性政权；明统一，但很快衰落；清兵入关，出现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占据主导地位的全国性政权。中国历史，可谓战乱不断，分裂不断；但战而又治，分而又合。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向看，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时间不但远远长于分裂时间，而且统一是主流，统一合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也合乎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这一点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又有很大区别，首先就和西方基督教传统不一样。古罗马也是大帝国，但寿命不长；先是一分为二，后来二分为多；以致不但民族差异日益扩大，语言差异也日见明显。直到中世纪下半叶，欧洲才真正出现走向统一的曙光，但直到今天，欧洲的一些地区还在发生民族战乱。实际上西方自古罗马分裂以来，就不曾统一过。中东也是如此，甚至非洲、拉丁美洲都有与之类似的现象。虽然造成的原因或许截然相反，但分裂的事实，则无须争议。

特点之三：中国既是一个宗教宽容的历史古国，但又从来不是一个宗教性国家。

中国历史文化的主导性因素，自然是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尽管在所有文化流派中它的影响最大。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不是孤立出现的文化现象。诸子百家，它为一家。以后因为社会需要，儒学被捧到独尊的地位，但独尊并非独有。即使奉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它依然不是独有的。例如，儒学慎言鬼神之事，汉武帝本人却颇有些相信神仙。东汉时代，佛学东来，道教初兴；魏晋时代，玄学又起；于是儒、道、佛同生共在的文化现象成为盛唐文化的基本特色。

中国人自古对宗教不持绝对化立场。既允许无神论的存在，也允许有神论的存在，还允许各种宗教组织存在。但有一个条件，任何宗教都不能以伤害中央政权、妨害国家政务作为存在的前提；否则，必予以打击或取缔。当然，中国历史漫长，宗教间的冲突，也曾有过，对宗教的迫害也曾有过。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态势分析，"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及其影响毕竟是暂时的，而佛教等宗教的发展却是长久的。中国文化本性宽容，唯其如此，在中国历史上才从来不曾有过因为宗教问题而发生的全国性大战乱。反倒在战争极其残酷、国家多灾多难的历史关头，宗教活动起过某种缓冲和保护作用。例如佛教之于北朝，道教之于元代，都有安定社会、减少杀戳的意义存在。

中国宗教活动论其主要影响，不是表现在政治方面，而是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唯其如此，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更丰富，也更具生命活力。相对于中国而言，整个欧洲乃至整个地中海周边国家，几乎总在宗教信仰、民族兴衰和国家利益之间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往往导致更深的民族仇恨，或者直接引发地区性甚至世界性战乱。可以这样说，西方国家自古罗马以来，它的所有战争、战乱都和宗教信仰有关，也和民族冲突有关，又和国家利益特别是领土纠纷与经济利益有关，因为西方宗教信仰有强烈的排它性。而在中国历史宗教观念中，更主张求同存异，各自发展。

特点之四：中华民族历史虽然有过多次民族冲突，但冲突的结果，不是走向分裂，而是走向和睦。

中国历史上重大民族冲突，至少发生过三次：一次是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所谓"五胡乱华"；一次是宋、辽、金、夏直至元代的民族战乱；一次是清王朝入主中原。这三次大的民族性冲突，各有自己的特点。但其结果，则毫无例外地走向民族和睦，有的则形成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民族大融合。所谓"五胡乱华"，华又何曾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乱在一时，和在长久；乱在取治，治后繁荣。因为如此，才使得中国盛唐的兴旺发达获得了更广泛的民族基础和更良好的文化基础。哲人所言"唐人有胡气"，就包含了对唐文化这种品性的肯定与称赞。宋元时代也曾发生各个民族间的猛烈战争，然而终于统一于元，稳固于明，其结果，同样达到民族的和解。清人入关，始则与民族压迫有直接联系，继而出现民族间的侵扰和大战，也曾出现过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屠城惨案，但那结果不是从此开始没完没了的民族冲突，而是清王朝终于接受儒家文化，同时也为儒家文化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特点之五：中国文化传统最仇恨别人的入侵，也不喜欢向外扩张。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以对外侵略和扩张为特色的国家。中国真正远征其他国家或与境内其他政权发生大规模战争，大约只有汉武帝北伐匈奴这样一段历史，但那不是因为汉武帝对匈奴的土地产生了要求，而是为了保卫大汉帝国的安全与安宁。这不是说，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过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政权或其他周边国家的侵略和伤害。比如唐太宗就侵略过朝鲜。但公正地讲，入侵他人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处于主流地位，而且在国内也大不得人心，所以唐太宗固然英才天纵，一旦兵发异域，照样取辱而还。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五大特色，是中国文化的骄傲所在，因为中国文化有这些特点和优点，它才为人类文化保留下最完整的一份古文化遗产，也为人类的民族文化培养出一个独特的模式，它以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对东方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对整个人类文化也作出巨大贡献，而且，未来还将作出更大贡献。

从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曲线看，中国历史与世界各主要地区的民族历史都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和西方历史的发展曲线相对照，二者的差异，尤为明显。

西方文化属跳跃式发展类型，骤起骤落，波峰波谷，对比鲜明。西方文化如果从古希腊算起，直到近、现代文明，其历史发展曲线呈一个斜书的"Z"字。古希腊古罗马处于西方古代文明的高峰期，与中国印度古文化相比，尽在伯仲之间。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低谷时期，思想禁锢，经济涣散，帝国分崩，宗教专制。西方中世纪有人称之为黑暗的世纪，纵然并非没有任何创造，但比之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确实失去昔日的辉煌；比之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近代文明，尤其相形见绌；比之东方古代文明同样处于劣势地位。例如和中国的唐王朝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到了元代，西方文化依然处于落后状态。所以马可波罗自中国返回西方后，因为他向同胞讲到中国人的财富，动辄以百万为计量单位，他们就以为他在胡说八道，便给他一个"百万·马可"的恶俗绰号，那意思就和汉语中的牛皮李二哥的意思差不多少。因为那个时代，西方文明确实有一种进入死胡同的感觉，而东方文明至少在外在表现上还处在一花独秀的优越地位。

但西方中世纪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也绝非一无是处。公道地讲，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所继承的不但有古代文明，也有基督教文明。只不过继承的方式颇有不同，何况物极必反，正因为基督教的统治走到了极端，所以才有宗教改革运动出现。韦伯写的文化学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看到了基督教文明在走向近代文明的转化过程中，确有它自身的某种优势存在。

总的讲，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曲线是大起大落的，其文化形态对比强烈。中世纪文化中，很少看到古希腊文化传统，而近代文明，又是在对中世纪文明的激烈抗争和批判中诞生的。所以从历史的宏观发展上讲，西方文明的三个历史阶段，可能说即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

中国则不然。中国文化不是呈大起大落的发展态势，而是以循序渐进方式画下自己的历史发展曲线。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水平虽然也有高低，但反差不很强烈，或者换句话说，不同的朝代虽有强弱兴废之别，但文化传统却一脉相承。自春秋战国算起，儒家文化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自汉武帝之后，儒学地位更其显赫。汉人习经，宋人讲经，明人清人依然不出儒学范畴。如果我们将孔子的书，董仲舒的书，朱熹的书，曾国藩的书一起送给一位西方人看，虽然孔子的时代距离董仲舒的时代相差近5　个世纪，距离朱熹的时代相差15　个世纪，距离曾国藩的时代相差25　个世纪，但这些中国古、近代的大儒们，其议论其学识其风格，又何其相似乃尔。所以，黑格尔谈到中国的时候，他的态度未免不够严肃，竟然认定中国没有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复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应该说，黑格尔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但中国历史发展缓慢也是事实。

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确实发展得太过缓慢了。两千年前孔夫子就教导学生习六艺，到了清代，中国的学者和儒生还在读《五经》。《五经》即《六艺》，不但没有发展，而且还少了一艺。刘邦杀害功臣，到了朱元璋还杀功臣；秦始皇筑长城，到了明代依然修筑长城；大唐王朝修皇宫，到明清两代仍旧修皇宫。当然无论什么时代，饭总是要吃的，房子总是要盖的，但如果从汉武帝吃到西太后依然是老一套吃法，而从秦始皇到宣统皇帝，一样不离秦砖汉瓦，那么，这个民族的命运就有点危险了。

危险其实早有征兆。至少从15世纪开始，中国已然落后。经过16、17、18世纪，中国文化已经被远远抛在近代文明的后面，不但经济方面已经大不如人，政治上已经无可挽回地衰朽下去；就是文化优势也已荡然无存。先进的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思想乃至文学、艺术、习俗和家教变革等各个方面都大大超过中国。而中国皇帝及其官僚、士大夫阶层，还浑然不觉，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抱着两千年的旧梦欣赏不已。直到英国军舰的大炮把中国的海防线打开一个大大的缺口，日本人以并无优势的海军力量埋葬了北洋水师，八国联军火烧了圆明园，慈禧太后栖栖惶惶逃离北京，中国人才开始清醒过来。原来，大清帝国在世界列强面前，不过是一块肥肉而已，而伟大又古老的中国人留给世人的印象也不过东亚病夫罢了。正所谓，"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等，怎一个愁字了得？"

于是，前赴后继不甘屈辱的中国人，开始寻找问题的答案：造成这一切的原因，究竟在那里？

原因自然只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中寻找。

原因之一：中国的传统文化，首先是大陆文化。

人类历史上的地域文化模式包括三种基本类型。一种即中国式的大陆文化，一种即欧洲式的海洋文化，还有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如日本或英国式的岛国文化。

海洋文化亦可称为地中海文化，即西方文化。欧洲也有大陆，但从历史发展看，最先得到文化繁荣的地区，不在欧洲大陆的腹地，而在南部靠近海洋的地带。例如举世闻名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都不是发生在欧洲大陆而发生在地中海边缘。海洋文化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外向性。因为它面对海洋，而海洋既是物质财富的源泉，也是人力财富的源泉。相比之下，土地的开发则比较艰苦，也比较缓慢，而且也不似大陆文化那样具有人口优势和农业资源优势。凡此种种，都促使它不是向内而是向外发展。所以欧洲文化千变万化，它的这一个基本特征总在发挥作用。

海洋文化的这第一个特点，注定会带来其第二个特点，即海洋文化必然也是重商文化。而重商文化又促进了它的开放性质，欧洲数千年文明，最好的时期则是它的开放时期和重商时期。中世纪不走海路，想在内陆发挥优势，结果优势几乎丧尽，最终还得走重商开放之路。由此也可以看出，欧洲人之所以选择与中国人不同的发展道路，并非因为双方的人种或性格差异，而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对历史文化的选择方式。

岛国文化处于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间。一般地说，其生存背景是：幅员相对狭小，地理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也相对贫乏。但人类文明的发展，特别是近代文明的发展，产生这样一种特性：越是资源贫乏的地区越有可能率先发展起来。比如中国，西部资源远胜于东部地区，但西部经济的发展就不如东部更快。但这一特性必须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才会形成。即只有在实行开放型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少资源易开放的地带才能成为率先发展起来的地带。

因为岛国文化资源少，所以它就必须向外发展。在西方，英国人就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先进地区。在亚洲，日本就成了唯一一个进入发达国家的亚洲国家。

因为岛国文化资源少，所以它的内部就容易团结，尤其容易产生一种一致对外的向心力量。这一点在日本文化中表现得尤为强烈。

因为岛国文化资源少，所以它就容易产生向别人学习和借鉴的心理。在内部，也容易产生竞争与自强精神。既然先天不足，只好加倍努力。

大陆文化则不然。大陆并非内陆，它也有海岸线，甚至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它的对外发展总不如向内发展更为容易。所以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优势，从一开始就不反映在沿海地区，如古希腊古罗马那般模样，而是首先从内地发展起来。中国古代文化即炎黄文化。炎帝是长江文化的代表，黄帝是黄河文化的代表，他们的中心和重点大都处在中国大陆的平原地带。大陆文化是内向的，是重农的。它主张以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身问题。而对向外发展没有兴趣。

大陆文化的形成，至少需要4　个必备的环境条件。

第一，它必须幅员辽阔，地域太小不行。地域太小对人口增殖的压力太大，而人口发展不快，抗拒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必然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大陆文化的第一个地域成因，就是得大，至少应和中国大陆适宜农业经济发展的平原地带差不多大。像这样大的国家，人类历史上确实少而又少。当然也有一些面积不大的农业自然经济国家，但它们往往处在大陆文化的幅射范围之内，作为大的文化系统的一个独立分支获得自己的文化特性。

第二，它的周边环境应该尽可能处于封闭状态，而中国大陆恰恰就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大陆的西面，地理环境恶劣，不易交通，也不宜农业；西南面交通条件同样恶劣；东面和南面则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出去不易，进来也难；唯有北方，缺少天然屏障。于是中国人从先秦时代起，就开始修筑长城。其实即使只有三面呈封闭或半封闭边缘，这样的情况已然十分罕见。所以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也有中国独特地理环境的功劳在内。

第三，必须具备比较充裕的水源。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源于黄河流域，或者说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中国古有黄河长江，黄河长江正是炎黄文化的古代摇篮。正如古巴比伦文化有两河流域作基础，古埃及文化有尼罗河作母亲，中国古代文化也有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作保证。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属于河水文化这个范畴，有些道理。其实，任何一种农业文化没有比较充裕的水利资源都不能生存，更难有发展。中国文化史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治水史。长江、黄河确实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它们不仅是中国古代农业的命脉，还以自己的喜怒无常锻炼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的品行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治水工程炼造出来的，中华民族的第一位文化伟人--大禹王，就是一位治水专家。

第四，气候条件适宜农业的发展，说通俗点，就是太冷了不行，太热了也不好。太冷则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情况下，农不如猎，就如同中国东北未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之前的那种情况。顺便说一句，为什么中国大陆有三块大平原，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本生地却并不包括东北平原在内？这实在和东北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有关系。太热了也不好，热带天气其实对农作的生长有利，但在农业生产水平和文明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又出现种不如采。正如太冷的地区依靠农业不如依靠狩猎，而太热的地区则依靠农业不如依靠采摘。这就是人类古代文明的代表性国家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都产生在大致相似的地球纬度上的重要原因。

原因之二：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属于农业文化。

农业文化的生成前提与自然地理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但农业文化绝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概念，并非只要有一块适宜农业生长的土地，就可以自自然然甚至风风流流地长出成千上万亩的小麦来。

中国农业文化的形成，是中华民族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而得来的。所谓治水文化，其实已包含这样的意思在内。"水"是客观的；"治"是主观的，二者加在一起，其行态是能动的。治水文化有适应对象，主要是大区域大水系的农业工程。而这样的工程，没有严密的组织，卓越的智慧，科学的设计，千百万人齐心协力的奋斗精神，和为着同一个目标的实现不惜一切代价的权威机制，是无法进行更无法取得成功的。中国的几个与农业命脉相关的水系，带给农业的灾害几乎是无法统计的，概括地说，可谓百年特大灾，十年一大灾，五年一中灾，三年一小灾。中国农业文化的成功，正是与水奋斗的结果。中华民族正是在与水患的斗争中，展示了自己的文明水准和历史性才华。造成农业灾害的，又岂止水患而已，还有旱灾、虫灾、震灾，以及因各种疾病带来的灾难。农业自然经济，其生产力水平原本有限，因而它在改造自然环境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必然也是巨大的，所谓神农尝百草，其实是已经被诗化了的神话故事。

顺便说，中国古代神话与古希腊神话的一大区别，在于中国神话总与农业生产环境有着不解之缘。而西方神话则更多地表现出人与神、神与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和大战。中国神话，它的主题常常是人与自然的竞争以及人与异类性格的同化和转换。如夸父逐日，如后羿射日，如愚公移山，如盘古开天地。盘古开天地是最有影响和魅力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之一。盘古为了打破宇宙的混沌状态而牺牲了自己--于是头颅化作东岳泰山，双足化作西岳华山，左臂化作南岳衡山，右臂化作北岳恒山，胸腹化作中岳嵩山，左眼化作太阳，右眼化作月亮，牙齿化作星表，毛发化作森林，连身上的汗毛都化作无尽的花草。中华民族正是以这样一种视死如归的气慨创造出人类文明史上的大陆农业文化。

农业文化确立和制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治理边缘，并且在大陆环境允许的范围内着力开发属于自己的历史空间。从结果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总和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区域相一致。农进则人进，人进则农进，二者相依为命。一些地区沙漠化了，比如大西北的古楼兰城，于是人们向东撤退；长江流域的农田不断向南扩展，则中华文明的范围也就随之向南扩大。中华民族的文明圈是以农业发展的边际线作为自己的长控线的，正是在这个边际上，中国大陆文化与农业文化取得最佳共鸣效应。然而，还不够，特定的经济形态固然是特定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它还需要相应的思想文化形态作为自己的保护力量。

原因之三：中国大陆文化加上中国农业文化，又转化为儒家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可以叫作"水、土、人、文"；也可以联称为"水土，人文"。意思虽有别，主旨却不错。水土是人文的基础。人文则是它的精神；而儒家文化正是这种精神的最佳概括。

儒家文化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却是最佳代表。自然，儒家文化被社会接受和认可需要一个过程，而儒家文化自身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实际上所谓儒家文化，如果说得更详细一点，则应该称之为以儒学为主导的包括儒、道、佛等各类文化在内的共鸣文化体系。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先秦有百家争鸣，秦始皇又曾焚书坑儒，汉代前期几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多信奉道家的无为之治，而偏偏儒家学说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力量呢？

因为中国儒家文化在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农业文化的全面要求，或者说儒家文化在最大限度内满足了中国大陆与农业文化的要求。具体说，儒家文化有如下几个特点，而这几个特点对于一个大陆型农业文化模式来讲，条条都有必备的价值。

其一，推崇皇权，主张统一。这是儒家学说中至关重要的内容。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法先王说，所谓三纲五常。简而言之，就是君为臣纲，皇权乃万事之本。可以这样说，像中国古代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自然农业型国家，如果不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管理体系，是不可想象的。皇权不是中国人的爱好，而是中国历史的需要。儒家学说中虽然也有"民为贵"之类的议论，但处在国家管理体系中心位置的无疑是皇帝。先秦诸子百家，只有儒家学说对尊卑问题讲得最合封建帝国之意。儒家学说中大一统的思想，对中国封建时代的兴旺和强盛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选中儒学作为官学，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秦始皇若不统一天下，那么，诸候国就不会看中孔夫子，因为看中孔夫子就该服从周王朝。而秦始皇一旦统一天下，那么，儒家学说或迟或早总会登上皇家官学的宝座。秦始皇乃一代之雄，却干出焚书坑儒的事来，可算是中国历史对始皇帝的一个黑色幽默。

其二，天人合一，有利于社会稳定。儒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孔、孟时已有萌芽，到董仲舒时代成为成熟的哲学观念。汉代以农业主国，对自然环境必然重视。一方面与天为邻，一方面又对天有所敬畏。于是儒学天人合一思想，对于如汉武帝一样的皇帝，就有了双重价值。价值之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为皇帝的最高权威找到根据，既然天人一体，皇帝之所以成为皇帝，就说明这是天命所在；价值之二，是使天下都能爱护自然，重视土地，从而保证农业自然经济的顺利发展。

其三，性分三品，强调等级。地域如此辽阔的农业大国，必须建立中央集权制才能管理；而建立中央集权制，又必须实行严密的等级制才能保证皇帝以有效的方式控制如此巨大的国家机器，获得必要的行动效果。而儒家学说中的上智下愚及性三品说，正好为封建等级制提供了绝好的理论依据。人为三品：上品之人，不教而明，属于圣人一流；中品之人，教而后益，多数人都在此类；下品之人，虽教而无益，非强制其行为方可。而上品之人必得知书达礼，中品之人可以教而后成，所余下品，大多是平民百姓。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合皇帝陛下的龙意。于是儒家学说，不能不受到帝王的青睐。而且封建体制一日不去，儒家的官学地位便一日不会动摇。其四，既重亲性，更重家庭。儒家学说对于家庭给予特别的重视。儒学立身的根本，一是作忠臣，二是作孝子。而且忠臣必定是孝子，孝子亦必须是忠臣。孔夫子对于孝的重视，足为百家先，而他对不孝的态度也是很激烈的。作为中国伦理文化基础的农业自然经济，其基本的生存单位是家庭，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也是家庭。唯有家庭稳定，国家才有安定，唯有家庭富足，国家才能富强。中国传统家族与封建王朝属同位结构体，二者的兴致一般无二，区别只在所处位置不同。古代中国只要家庭不乱，无论碰到怎样的变化，必将很快走向安定状态，而且只要保住中国传统家庭的文化特性，则中国传统文化就不会发生断层现象。

其五，重视土地，不患贫而患不均。农业之国，最重要的财富莫过于土地，土地是国家之本。这和市场经济不一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也是商品，美国花几个小钱，就可以买下阿拉斯加。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历代土地政策，也有差异。但每次改朝换代，如想取得成功必须在正确解决土地问题上下功夫。土地是立国之本，而赋税是土地能否发挥最好效益的关键。赋税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农业与地主以及他们二者与国家的深层政治关系。无论哪个朝代，只有解决好土地与赋税问题，才能出现真正的繁荣，否则纵然有多么强大的管理力量，也非出乱子不可。

农业国家重视土地，但土地可以使人生活，不能使人剧富，而儒家学说正好主张"不患贫而患不均"。穷点没啥，但不均就不行。将这个理论用于中国古代土地政策，真是再好不过了。而且因为有这样合谐的社会历史基础，连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都受到莫大影响。

其六，重农抑商，不准流动。以农业立国，必定重农。但农、商二者有冲突，特别是处在自然农业经济条件下，农民得利不容易，相对讲商人获利则比较容易。农业是传统大陆国家赖以生存的命脉。这个命脉的特点是：既稳固又脆弱。试想一个几千万人的农业大国，实力理应雄厚。但这种雄厚的实力非得付出艰苦卓绝的农业劳动才能得到。因此，一旦发生农民向其他行业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作为社会生存基础的农业就会动摇。因此，重农必须抑商，而且反对一切人口流动。由农转商，固然要反对，就是农民向别处迁移，也要反对，甚至因饥荒而逃亡的流民都受到歧视。终整个封建时代，封建王朝对于流民都十分反感。因为当一个王朝对流民失去管理办法的时候，就预示着这个王朝的寿命要终结了。

而儒家伦理观念，最重视家庭关系，所谓"忠孝传家久"，所谓"父母在，不远游"。这样的伦理学说，封建王朝怎能不爱？

其七，重视礼教，倡导中庸。封建王朝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稳定，而封建家庭的稳定又有赖于严密的封建等级制，特别是男尊女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的理论依据是夫为妻纲，父尊子卑的理论依据则是父为子纲。二纲合一，最高男性家长便处于生宰地位。女子则没有地位，一个女子，在家要从父，出嫁要从夫，夫死要从子。这两个原则，既使家庭稳定，又使思想僵化。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而轻理，在家庭婚姻关系上尤其如此。比如夫妻既讲尊卑，感情好坏就是次要的。即使嫁给一个万分不如意的丈夫，也只能认命，这叫作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中国传统家庭重视父子关系远胜于重视夫妻关系，因为只有父子相传才能保证家庭的稳定。儒家的这些主张，无疑对巩固封建等级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中庸即不用过激的态度看待社会，看待家庭。中国人素有"忍"功，因为中庸使人不便出头，不肯出头，也不敢出头。而农业自然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渴望和推崇平均土地的经济，因此中庸便取得它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同时，中庸既反对冒尖，又反对落伍，前拉后推，无疑加强了人们行为选择的从众性和向一性。儒家的中庸思想，其伦理价值超过其理论价值。其八，渴望廉洁，重视吏治。中国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以来，秦朝模式统治数百年。隋唐改制，但在中央集权这一点上没有变化。中央集权的特色就是专制，而专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腐败，腐败又是农业经济的首要敌人。于是为着圣朝永远不衰，也为着加强管理效用，历代清朝的王朝和有作为的皇帝，无不主张吏治。吏治，就是治吏，使各级官员遵纪守法，清正为官。但是看中国整个古代史，真正的清官总是不多。纵然有几位，也如凤毛麟角。于是社会舆论盼清官，便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其实腐败是专制王朝的一个死症，而吏治则是它的一个理想。儒家学说强调修身养性，洁身自爱，主张仁、义、礼、智、信，无论对吏治，对清官都有积极作用。其九，克已复礼，以国为重。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西方文化是主张个人本位的，而中国文化是强调官本位的。官本位的含义也并非一切都以官员的意志为主，而强调官府所代表的整体性利益。孔夫子一生理想在于克已复礼，后世儒生尤以忠孝为立身之本。表现在取舍安排上则国事第一，家事、个人事又次之。而且"君子不言利"，个人利益在儒家眼里，正是肮脏的东西。西方近代文化以个体为本位，因此，即便对某一个人的不公也可能酿成社会问题。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相反，它最钦佩的乃是忍辱负重，提倡为着整体牺牲个人，甚至为着个人--比自己身份高的个人而牺牲自己。中国儒学的这种价值观念对于一个庞大的统一的农业大国来说，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

其十，都德轻技，修身为本。儒家学说极其重视个人品德修养。像曾子那样的贤人，尚且要"吾一日三省吾身"，一般人等，可想而知。中国不是宗教国家，却是一个特别需要道德规范的国家。儒家学说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正合"寡人"之意。有人说中国人说教太多，动辄就是道德问题，这倒也是事实；但应该指出的是，这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并非中国人对道德自作多情，没事找事。至于其流弊后人，容当后议。

一个大陆文化，一个农业文化，一个儒家文化，已经为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三者又是一个有机整体。因大陆而农业，因农业而儒家，反过来，儒学加强了自然农业基础，儒学与农业的合力又强化了中国大陆文化。如此这般，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不会发生断层，中华民族的统一自然成为历史的必然。如果具体分析这三种文化的整体运作方式，还可以看到构成中国历史文化运作的有三个最基本的"文化圈"在经常发挥作用。

第一个文化圈，即体制、仕途、礼教组成的文化圈。

体制，即国家政体。自秦开始，首创郡县制，从而形成真正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秦始皇于此有巨大功劳，他实行的"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种种措施，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强盛起了超越其历史时代的巨大作用。中国自先秦以来，二次变制。秦始皇是第一次变制的集大成者，隋文帝则是第二次变制的开拓者。隋与秦一样短命，但历史作用不是用存在时间可以衡量的。隋的贡献，一在最终确立三省六部制；二是创立科举制度，从而使中国古代史上出现第二次高潮。

中国古代政体，中心是集权，因为不集权即不能保证小农经济基础的稳定。小农经济，哲人比喻为马铃薯经济，它的本性是封闭的、分散的、脆弱的。西方小农经济，前后不过数百年时间，便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风一吹而散。中国的小农经济共性如斯，但文化模式不同。小农经济固然是马铃薯，但中国古代管理体制却有很强的控制能力。于是钢筋混凝土统治了马铃薯，使之具有强大的整体力量。

仕途，汉代主要是荐举制，即通过各种官方渠道向国家荐举人才。如魏武帝曹操，当初就是孝廉出身。但荐举的标准，主要仍是儒家学说。汉代官方规定的科目虽然不少，但还是以经为本。对儒家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就成为汉代知识分子入仕王朝的最好途径。这无疑对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有莫大好处。以至三国时期，汉献帝已经成为傀儡，但曹操、刘备、孙权都不敢贸然称帝。刘备本一介布衣，却在荆襄九群有那么大的号召力；袁术无识，抓到一块玉玺就以为抓到了天下，结果不免身败名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学所造就的正统观念在汉末已有400年历史，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儒家学说的地位依然如故。明代干脆废除有关自然科学的考科，经典只认《四书》、《五经》，而且非朱熹所著版本不取；文章只认"八股"，思想更其禁锢僵化。虽然如此，还是使走向穷途末路的封建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几百年时间。

还有礼教。礼教上达宫廷，下至黎庶，旁及各行各业，几乎无所不在。

礼教的中心内容则是三纲五常，立论基础就是儒家经典。

这种体制、科考、礼教三位一体的社会运行机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延绵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它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框架和脊梁。

第二个文化圈，即由人口、耕地和亩产形成的文化圈。

人口、耕地和亩产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变化，但大体说来，它们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变化不大。

从耕地面积看，秦汉时期，全国有耕地5.7　亿亩，隋唐时期有耕地6.6亿亩，宋元时期北方无统计，南方有耕地3.6　亿亩，明代约有7　亿亩，清初约6.3　亿亩；从人均耕地面积看，秦汉时期人均耕地9.68亩；隋唐时期12.6亩，宋元时期不详，明代人均耕地12.7亩，清初只有4.3亩；从亩产水平看，秦汉时期平均亩产140市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平均亩产135市斤，隋唐时期平均亩产140市斤，宋元时期（估计）220市斤，明代平均亩产250市斤，清初则达280市斤。

从全国人口统计情况看，秦汉时期全国人口5959　万人，隋唐时期5291万人，宋元时期7681　万人，明代6659　万人，清初14341　万人。

综合上述资料，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粮食亩产，大体保持在140　斤上下，直到宋元时期才突破200　斤大关，但到清初也不过280　斤。而清初的人均耕地只剩亩，正好接近秦汉时期4.3人均9.68亩的。可以这样说，中国自12秦汉始，其人口、人均耕地和平均亩产在对应比例上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而正是这种历2000年不变的应量对比关系，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如何改变，都变不出农业文化、大陆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基本范畴去。

第三个文化圈，即宗教、文学与习俗的文化圈。

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很少参与政治，却很多参与生活。而且无论何种宗教一旦在中国扎下根来，就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佛教原本和儒家的忠、孝伦理观念有尖锐的矛盾。矛盾的结果，是使佛教不能在中国得到安定和发展。后来，开明有远见的佛教人士作出适当调整，强调"三教合明"，在尊重王权，赞同孝道方面与儒学取得共识，于是便开始在中国得以长足发展。后来又产生出极富中国特色的禅宗。

中国古代宗教，例如佛教和道教，如果主要从社会一般接受者这一面看，它的存在意义主要不是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而是表现在人们对它的世俗期望方面。因之去佛寺道观上香叩拜的人中，虚心拜佛求道的人固然也不少，更多的人还是去还愿，祈寿求福。一般中国人的宗教心理，最大的期望还是请神佛保福保寿保财保禄保命保平安。所以中国的神祗中，最普及的还是灶王爷，人们最熟知的还是门神爷。因为他们的职责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最为贴近，也与老百姓的鬼神心理最易勾通。

宗教之外，还有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不一定非与儒家学说相合，但大抵相合。大量文学作品，包括艺术性较强也包括艺术性很差的，对儒家学说的忠、孝、仁、义观念，充满了钦佩，宾服和赞扬，所谓听书看戏以正人心。诸如割臂疗母、死节殉夫的情节也时有所见。即使一些文学名著，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也有很深的旧文化的烙印。《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胜利了，宋公明就是皇帝，不能胜利，或者为寇，或者接受招安。《金瓶梅》有不少赤裸裸的性场面，但作者却不厌其烦，向读者劝善。《红楼梦》最有叛逆精神，但对"忠""孝"二字，往往避开不谈。中国古代习俗，上至宫廷王室，下到寻常百姓家，内容自是无比丰富，但其主旨，还是与天人合一、敬神敬祖、合家团聚、忠孝节义、五谷丰登、民安国泰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旧时的红白喜事。红事多表婚姻，虽当事人未必高兴，但家长一定高兴。白事多指丧事，中国人的葬事也是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如家长仙逝，则办得越大越好，而且没有人找你的越礼之责。

上述三个文化圈，相互依存，彼此勾通，终于形成以土地--小农经济为基础，以皇权为中心，以礼教为思想规范的文化模式。

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有的土地、人口和亩产相互对应的经济基础，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备两个似乎完全相反的特性，一个是它的惧怕冲击性，另一个是它对异族冲击的同化本领。

先讲第一个特性，它的惧怕冲击性。因为构成中国经济形态的三个对应量大体不变，所以任何一个对应量发生变化，都会使整个经济基础的运行方式发生混乱，甚至发生溃变。纵观中国历史，形成破坏性冲击力的社会因素主要有4　个方面：第一，政权腐败。造成腐败的原因也有两个：一是专制制度，二是官僚队伍的恶性膨胀。遗憾的是，凡专制必腐败，而专制加腐败，又必然使官僚队伍恶性膨胀。因为这两个因素互为表里，相互依存，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腐败也形成自己的特色。即不腐败则已，一旦腐败就会迅速蔓延。换句话说，中国封建式腐败的特色是整体性的，仿佛一个苹果，要不烂全不烂，一旦烂就成穿心烂。到了这种地步，也就无法收拾了。

第二，自然灾害。小的自然灾害，或可自救，或可赈济；大的自然灾害必定产生大量流民。自然灾害加上土地兼并，就会发生大规模叛乱或农民起义。

第三，外力冲击。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和攻击。

第四，土地兼并。土地是封建王朝的立国之本，也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依靠，而外力入侵，必定破坏和侵占土地。政权腐败更导致兼并土地，官僚队伍膨胀也会挤占土地。遇到大灾大险，农民没了活路，只好变卖土地。这样七错八错，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平衡的基础经济就被破坏了。于是天下大乱，于是改朝换代。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特性，是它对异族占领的同化本领和对既经破坏的体制的修复本领。

对异族冲击的同化本领，在历史上有数次典型表现。一次发生在东晋16国和南北朝时期，即所谓"五胡乱华"。虽然少数民族取代汉族在北方的政权达300多年时间，但最终依然为儒家文化所同化，东晋16　国和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大混乱也终为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所取代。一次是元人入主中原，也很快接受中原文化。再一次是清人入关，同样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与中原文化成为一体。元、清两代王朝都是战胜者。但他们虽然在军事上打了胜仗，在政治上取得天下，却在文化上成为战败者的学生。这种情况曾使一些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原因，还是因为当时的中原文化--即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比之周边民族的文化形态更先进些，而农业自然经济显然也比游牧经济更先进，当落后的文化与经济进入比之先进的文化经济环境之后，很快就被后者所熏染、所摄服，以后干脆融入到后一种文化模式中去了。

对已经败坏的旧有体制的修复作用，则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最主要的是通过内部调节或变革修复；如此法不成，则只好推翻旧制予以重建。变革的方式也多，但自秦汉之后，很少有取得彻底成功的。即使像王安石变法那样的大举措，也是虎头蛇尾。因为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一旦铸成错误，很难通过自身力量予以纠正。变革自然会有效果，但往往只能治标，难于治本。再一种情况就是发生农民起义或其他方式的改朝换代。这仿佛把已经不能修理的房子，索性拆掉重建。问题在于，为什么拆了旧草房还要盖新草房，打跑了旧皇帝，又要拥戴新皇帝。此无他，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直到1840年之前，变来变去，没有超出大陆文化、农业文化和儒家文化的藩篱之内。除去重寻旧路，别无它法。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推翻其实也是一种修复，黑格尔所言中国没有历史，其含义在此。

但黑格尔的议论并不全面。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发展曲线虽然是渐进性的，却并非只在原地打转。表面上看，它的运行轨迹只是一个一个的圆圈，但不是在同一个圆的轨迹上重复，而是呈螺旋状变化。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用开放和自我变革方式，扬弃旧我，获得新生。

中国的这种历史发展曲线，终于在1840年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开一个无法修复的缺口。中国从此也从自我修复的历史螺旋中走了出来。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只能同化那些比自己低一个历史层次的文化类型，面对比自己更先进的文化力量，旧药方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灵验。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在失败面前开始苦苦思索。中国的历史也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自1840年起，中国寻求进步和富强的社会运动，具有典型的耗散结构性质，即它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无序状态。自林则徐禁烟开始，中间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戍变法和辛亥革命。寻求真理的中国人，他们本身的利益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他们各自的主张可能是相互对立的，但终于由闭关自守到面对现实，又由面对现实到习夷之长，以夷治夷，再由以夷治夷进化为改良主义、君主立宪，再由君主立宪到推翻帝制，创立共和国。直到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一条求得政治解放的正确道路。然而，自五四运动至今，对中西文化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中间也曾偃旗息鼓，但问题并未真正解决。过去我们也曾认为，建立人民共和国，人民就完全解放了。现在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比之已经完成的历史任务，更宏伟也更艰巨。中国走过的历史道路告诫我们：中国的未来，一靠改革，二靠开放。通过改革开放，不但使未来的中国人成为现代化的公民，而且使未来的中国经济，成为现代化的经济，使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也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与文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工程。

但这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恰恰相反，唯有那些能够找出自己民族特色的国家才更容易推进和实现现代化。例如英国的现代化就不以废除王室作前提；法国的现代化则几起几落，经过三次帝制，四次共和；日本的现代化道路，正是一条日本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的道路；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也没有以牺牲自己的民族传统作代价。

中国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其中有许多值得现代人借鉴的内容，比如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国传统观念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不怕困难、吃苦耐劳的民族性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人文风格等。了解历史，自然不等于明确未来。

但对于历史了解得愈深，对未来才会知之愈确并愈有信心。

正是出于此目的，我们才决心把《中国全史》这样一部大型史书奉献在一切关心中国和人类命运的人们面前。

1994年5月4日写于北京莲花河畔

远古暨三代 第001卷 远古暨三代政治史

【本卷提要】

本书是百卷本《中国全史》的第一卷。作者大量采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及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远古及夏、商、西周三代的社会发展规律，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各项政治制度，官制、法律、军队和民族关系等，都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叙述，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本书具有一定的学术性，行文通俗易懂，适合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及有关专业的大中专学生阅读，也可供专业研究人员参考。

一、远古暨三代政治概述远古暨三代政治史是中国古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叙述的内容，包括远古和夏、商、西周时期的历史沿革、重大事件、代表人物、婚姻形态、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等问题。

远古暨三代政治史，前人已多有著述，内中不乏精辟的见解。但因远古及夏代尚属古史传说时代，文献记载十分匮乏，有关著述略嫌简短。

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广泛进行，实物资料陆续出土，丰富的历史遗迹、遗物不断被揭示，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加之民族学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深入开展，近现代少数民族存留的古代社会残余形态，也使人们的认识颇受启迪。

本书在前人论著的基础上，尽量介绍最新的学术观点。对尚存歧异者，则采用流行的说法。事实胜于雄辩。书中广为引用考古学、民族学资料以及文献记载，希冀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取信于读者，力求避免空洞的赘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至迟在100　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辽阔的中国大陆上。远古社会处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初期，先后经过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三个发展阶段。远古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总的来说十分低下。随着人类思维和技能的进步以及劳动工具的改良，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因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婚姻制度的演进是远古社会形态变革的关键因素。原始人群实行内部婚配。血缘内婚制向氏族外婚制的转化，则使人类历史过渡为母系氏族社会。妇女具有崇高的地位，子女的血统按母系计算，是母系氏族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族外群婚过渡为不稳定的对偶婚，进而转化为一夫一妻制家庭，父系氏族社会因而取代了母系氏族社会。子女按父亲的血统计算世系。妇女沦为男子的附庸。阶级压迫最早出现于家庭之中。

剩余产品的增加，导致私有制的发展。父系氏族社会末期，为了掠夺财物，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频繁，加之诸如猎取人头等原始宗教的影响，致使战争愈演愈烈。氏族、部落首领的军事职能突出，权力不断加强，其聚敛的财富也远超一般民众。

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相当于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时代，已形成反映部落、氏族权贵之间级别序列，以及与普通民众于财富、地位上存在巨大差异的礼乐制度。奴隶制国家的诞生始露端倪。

禹之子启以武力废止了父系氏族社会的禅让制度，并诛杀禹的继承人益，成为夏朝的第一任国王。父子因袭的家天下，自此开始。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历史进入奴隶社会。

夏、商、西周都是奴隶制国家。奴隶处于社会最低层。平民也深受贵族的压迫。奴隶、平民与奴隶主贵族的矛盾十分尖锐。国王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是又与封建社会的专制君主有所区别。其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贵族、甚至平民的制约。夏王太康沉迷田猎，不理国政，民心沸腾，致使东夷首领后羿篡权，史称"太康失国"。商王太甲暴虐，不遵祖训，被权臣伊尹放逐。太甲居桐宫3年，悔过自责，才得以重掌朝纲。周厉王昏庸无道，国人忍无可忍，终于将其驱逐。国人推举共伯和执政。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军队、官吏和监狱是维系国家政权的支柱，夏朝已初具规模，商、西周时期更加完备。商朝在讨伐异族的战争中，曾动用军队万余人。西周军队以师为最大建制，2500人为一师。戍守成周的军队达八师之多。"正"，是夏朝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之通称。商朝的最高官吏称"相"，辅佐商王治理国家。伊尹是历史上著名的贤相。殷人崇尚鬼神，掌管祭祀、占卜的官吏地位显赫。西周的官吏有内、外之分。在朝中为官者称"内服"，被封至王畿之外的官吏则称"外服"。夏朝已有刑罚，并设置监狱。夏桀曾囚禁商汤于夏台。商代刑法十分残酷，不仅有墨、劓、刖等肉刑，流放、劳改等徒刑，还施行斩首、脯、醢、炮烙之法。西周的法律在前世的基础上趋于健全。除刑法之外，还有民法、婚姻法、继承法等。

尚礼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特色。《左传·隐公十一年》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制形成于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经夏、商两代的发展，至西周时期，已成为规范人们活动的准则。

民族关系在远古暨三代政治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古史传说，远古社会末期，黄河、长江流域出现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地处黄河中上游流域的华夏集团，以黄帝和炎帝部落最为强大。黄帝战胜炎帝，统一华夏部落，进而击败黄河下游流域的东夷集团，成为华夏和东夷集团共同尊崇的部落联盟首领。黄帝之后的尧、舜、禹是传说中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领袖。舜对苗蛮的战争取得巨大的胜利。禹更将华夏集团的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使苗蛮集团处于依附地位。

夏、商、西周王朝位居中原，对邻近的方国战争不断，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黄河、长江流域的诸多部族，逐渐融合成以夏、商、周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共同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

二、远古社会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早在100　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远古社会经历了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三个发展阶段。婚姻制度从低级形态逐步向高级形态演化。社会结构也渐趋复杂。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奴隶制度的萌芽，为奴隶制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众多部落之间频繁的交往和激烈的斗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一）原始人群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的活动范围遍及中国大陆。北自黑龙江、内蒙古，南至云南、广西，西起青海、西藏，东抵沿海诸省。据不完全统计，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约有三四百处。其中，举世闻名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陕西陈家窝蓝田猿人化石的年代大致距今六七十万年。公主岭蓝田猿人化石的年代，约在距今80　至100　万年之间。云南元谋猿人化石的年代较早，距今为170　万年。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的年代则距今180　万年。

旧石器时代初期，远古人类处于原始人群阶段。他们生活在杂木丛生、野兽逼人的恶劣环境中。加之主要的生产工具只有简陋的打制石器，因而获取食物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作用微不足道。他们必须联合起来，以群体的力量弥补个人力量的单薄。每个群体的成员都要彼此协作，集体进行渔猎，合力防御野兽的侵袭，才能勉强维持生存。共同劳动，必然导致生产工具和产品的公有，产品也必须平均分配。当时人们食不裹腹，衣不蔽体，没有剥削和压迫。正如《吕氏春秋·恃君览》所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御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惟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尉缭子·治本》："天下为一家，而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对老弱和儿童的养育，更需依靠集体的力量。

原始人虽然群居，但只能局限于一定的规模。人数太少，难以应付恶劣的自然环境。人数太多，又不易获取足够的食物。估计原始人大约以数十人结为一个群体，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各群体间很少交往，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

原始人群的早期阶段，男女之间的性交关系是杂乱而不受任何限制的。

同辈的兄弟姊妹之间，上下辈的男女老幼之间，皆可自由婚配。子女只知生母，不识其父。原始人群的血缘婚，使原始人群既是一个生产、生活单位，又是一个内部互婚的血缘家族。文献对此有生动、详尽的追述。《吕氏春秋·恃君览》："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管子·君臣》："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匹配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列子·汤问》："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娉。"

随着人类思维的进步，不同辈份男女之间杂乱的性交关系逐渐被摒弃。

原始人群内部的婚配局限于同辈的男女之间。同辈的男女，彼此既是兄弟姊妹，也是夫妻。这种同辈间的婚配关系，较无辈份限制的杂交关系相对稳定。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兄妹结婚的故事广为流传。云南泸沽湖地区纳西族史诗《创世纪》就记述了利恩兄妹为婚的故事①。因为当时除利恩六兄弟之外，世界上再没有男人，除利恩六姊妹之外，世界上也再没有女人，所以兄弟姊妹匹配成夫妇。云南怒族的传说，也谈到兄妹结婚的故事②。远古时代，洪水泛滥淹没了大地。仅存兄妹两人躲藏在一个大葫芦内，侥幸生存。洪水消退之后，世人都淹死了。兄妹二人找不到配偶，只好彼此匹配成婚。他们生育九男九女。因为当时世间还没有其他人类，所以九对兄妹又互为婚姻。怒族终得以繁衍。

直至近代，壮族社会仍残存同辈份的血缘婚实例③。广西邕宁县和云南麻栗坡县的壮族中，广泛流传孪生的兄妹（一男一女的双胞胎），是天生的姻缘，注定要结为夫妻的说法。

原始人群内部男女两性关系从无限制的杂交，演进为同辈份的血缘群婚，是人类婚姻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使人类的体质、体能有所改善，而且开始形成长幼、辈份的意识。这是人类最早的婚姻制度，也是人类伦理、道德观念的启萌。原始人群的组织趋于巩固，因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①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都调查队搜集整理：《创世纪》，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6　页。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社会情况》（傈僳族、怒族、独龙族调查材料之三），1958年3月。

③　周宗贤：《残存在壮族社会中的原始婚姻家庭形态》，载《民族学研究》第五辑，第286　页。（二）母系氏族社会1。母系氏族社会的形成距今约十至二三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远古社会由原始人群阶段进入母系氏族社会。

现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主要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有：陕西大荔人、山西襄汾丁村人、山西阳高许家窑人、广东曲江马坝人、贵州桐梓人、湖北长阳人、北京周口店新洞人，以及辽宁喀左鸽子洞等文化遗存。

旧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有：山西朔县峙峪人、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辽宁建平人、广西柳江人，以及宁夏灵武水洞沟、河南安阳小南海、河北阳原虎头梁等文化遗存。

山顶洞人使用的劳动工具中有骨针，装饰品有钻孔的小石珠、砾石和青鱼上眼骨等，这说明山顶洞人开始掌握了钻孔技术，因而很可能使用了比前人进步的石制工具。山顶洞人除在居住地区附近采集和渔猎外，活动范围又有所扩大。他们获取的食物中有海蚶，这说明山顶洞人的足迹已达渤海湾一带，与大自然的斗争能力有所提高。

原始人群阶段过渡为母系氏族社会，是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推动下完成的。血缘内婚制向氏族外婚制的转化是社会性质变革的关键因素。

原始人的血缘家族，经过几代繁衍之后，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引起食物来源匮乏，生活受到影响，因而必然分裂出新的血缘家族。新的血缘家族依然施行内部的血缘婚。内婚制虽然能保持原始人群的相对稳定，但婚配的男女之间血缘关系太近，致使繁育的后代易患先天性疾病，或体质不良，智力低下，与自然界抗衡的能力因而减弱。诚如《左传》所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内婚制在人类历史上延续的时间甚长，这正是原始人群阶段生产力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

内婚制对人类进化的危害极大，其严重后果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血缘家族的分裂，不断产生新的血缘家族。这些血缘家族之间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血缘家族的男女之间也难免发生婚配现象。人们逐渐发现，各血缘家族之间男女通婚所生子女，无论在体能和智力上多优于同一血缘家族男女婚配所生子女。人们终于觉悟到，婚配男女的血缘关系越远，生育的子女越强健。由于传统观念强大的影响，内婚制向族外婚的转变是十分缓慢的。开始，只排除血缘最近的同胞兄弟姊妹间的婚配，以后又排除血缘较近的旁系兄弟姊妹间的婚配。最后，血缘家族内的男女，不论是否同辈皆禁止婚配。这样，一个内部不能婚配的血缘亲属集团--氏族便产生了。

族外婚，就是一个氏族的一群兄弟和另一个氏族的一群姊妹之间的交互群婚。男子外婚到另一氏族，死后埋在本氏族的公共墓地里。这种婚姻关系虽然还不稳固，但毕竟使氏族明显有别于过去的血缘家族。在这种群婚的形态下，子女仍然是只能确认生母而不能确认生父，氏族成员的世系也只能根据母系的血统来决定。同一始母祖生下的若干后代，便形成为一个氏族。母系血统是维系氏族存在的纽带。氏族扩大之后，再分离开来，另建立新氏族。彼此通婚的氏族则组成部落。

古代的风俗中仍残留母系氏族社会初期的族外群婚痕迹。这种群婚多是以野合形式进行的。《周礼·地官司徒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贵州通志》卷七："花苗每岁孟春，会男女于野，谓之跳月。择平壤地为月场，鲜花艳装男吹芦笙，女振响铃，旋跃歌舞，谑浪终日，暮挈所私以归，比晓乃散。"

壮族的"歌圩"、布依族的"赶表"、黎族的"放寮"、仫老族的"走坡"、傣族的"泼水节"、侗族的"行歌坐月"等等，存留了古老的群婚制和外婚制的遗风①。"歌圩"是文献记载的称谓，壮语则称为"窝坡"、"埠坡"、"埠峒"等。每逢圩日，青年男女，身着盛装，女子以甲村为一个单位，男子以乙村为另一个单位，用唱歌的方式寻找对象。当某对男女唱得情投意合之时，便离开集体，私下幽会，盟誓终身。明代岳和声在《后骖鸾录》中，谈及万历年间柳州城外的"搭歌"时，曾说："遥望松下，搭歌成群。数十人一聚。其俗女歌与男歌相答。男歌胜，而女歌不胜，则父母以为耻。又必使女先而男后。其答亦相当，则男女相挽而去，遁走山隘中相合，或信宿，或浃旬，而后各归其家，取牛酒财物，满志而后为之室。不则宁异时再行搭歌耳"。"歌圩"实际上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和婚配的场所。

拉祜族在农闲时，甲寨男青年同乙寨女青年，白天唱歌，夜晚在乙寨附近燃火集体过夜。有时甲寨青年男女与乙寨青年男女混合一堂，甲寨男人对乙寨女人，乙寨男人对甲寨女人集体过夜②。

广东某些瑶族，在旧历除夕至正月初二的三天中，凡是成年男女，无论已婚与否，均可"在山峒间，山岗树林底下。。互相酬唱民歌，自朝至暮，唱至情投意合，互相依偎发生性关系"①。

群婚在华夏民族也曾盛行。春秋时期，上至天子后妃，下至庶民百姓，仍保留群婚之遗风。据《月令·仲春之月》记载："仲春通淫"之时，人们停止工作，纷纷前往大牢祠祭祀求子之神"高禖"，天子、后妃也须参加。入夜，男女皆寝于庙后。

以上例证充分反映，族外群婚制曾普遍存在，使我们得以窥知母系氏族社会初期的婚配形态。这种婚配的特点是，以集体方式进行，没有一定的场所，多在野外结合，亦无固定的配偶，年龄和辈份的限制也不严格。但是氏族成员之间的婚配则是严格禁止的。

族外婚是人类婚姻关系史上的重大进步，较之内婚制下的同辈婚配具有更深远的意义。自然界万物的演化规律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实行族外婚的氏族，其成员的智商高，体质强，整体实力明显优于依然实行内婚制的血缘家族。在当时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无可置辨的主导作用。

母系氏族社会的初期，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低下。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活的资源，同时也使他们面临严峻的环境。氏族是人类向自然界谋求生存的依靠。人类的生产活动--采集、狩猎和捕鱼依然必须集体进行，否则就不能有效地抵御野兽、饥饿和疾病的威胁。他们还没有私有财产观念，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是氏族的宗旨。

母系氏族社会里，存在着按性别和年龄区别的简单的不稳定分工。青壮年男子外出狩猎、捕鱼。妇女则从事采集果实，看守住所，加工食物，缝制

①　莫俊卿：《壮侗等民族母权制残余研究》，载《民族学研究》第二辑，第160　页。②　《云南省拉祜族历史调查资料》（一），云南民族研究所1963年铅印本，第132　页。

①　《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南岗、内田、大掌瑶族社会调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1958年铅印本，第107　页。

衣服，管理杂务，养护老幼等公益劳动。因为当时的采集经济比渔猎经济收获稳定，成为氏族成员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所以是维系氏族生活的基本保证。妇女在生育上的特殊作用，以及氏族成员的世系均按母系计算，更使妇女在氏族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居于主导的地位。中国古代关于女娲氏炼石补天，积灰止水的传说，生动地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受人尊敬的妇女领袖带领先民对自然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情景，歌颂了妇女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考古发现揭示了母系氏族社会初期人类活动的遗迹。山顶洞人过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他们居住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东北部，海拔170　米的一个天然山洞里，因而被称为山顶洞人。洞长约12　米，宽约8　米，面积为90　多平方米，可容数十人生活。洞里自然分成"上室"和"下室"。上室在洞口处，是他们的公共居室。下室在洞的深处，是他们的公共墓室。

山顶洞人的成员都是平等的，遵守共同的习俗。他们生前互相保护，死后也埋葬在一起。山顶洞的下室里，埋葬着一个青年妇女、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男子。他们的尸骨上撒布赤铁矿粉粒，随葬有燧石石器和穿孔兽牙等装饰品。对于去世的老年人，尤其是妇女，将其生前使用的装饰品随葬，反映氏族成员对妇女及老年人的爱戴。

2。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自中石器时代开始，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发展时期。中石器时代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目前，有关中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还比较缺乏。

新石器时代，人类在打制石器的基础上摸索出磨制石器的新技术，又发明了农业、畜牧业、制陶业和纺织业，皮革加工和缝纫技术也有进步。人类除利用天然洞穴居住之外，又开始营建房舍。在河谷台地水源便利之处，逐渐形成村落。

生产力的显著发展，使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繁盛时期。母系氏族社会的结构和制度日臻成熟。磁山--裴李岗文化距今约8000年，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约6300年至55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O00年至5300年，上述黄河、长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大体处于这一历史发展阶段。

母系氏族社会的繁盛时期，氏族按母系血统计算世系，并形成明确的制度。母权制已深入氏族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氏族是血缘组织，通过母系血统维系。在群婚的形态下，子女只能确认生母，而不知生父。《公羊传》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史记·殷本纪》说："三人行路，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为殷商先祖。《史记·周本纪》说，周始祖后稷名弃，其母出野，"见巨人迹，必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史记·秦本纪》也说："玄鸟损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即秦之先祖。所谓"无父"，"感天而生"，实际是母系制婚姻形态的反映。

因为子女从母亲居住，由母亲抚养，并属于母亲所在的氏族，所以子女的血统世系是按照母系计算的。氏族的祖先是女性，由女性世代相传。即由母祖传给母亲，母亲传给女儿，再由女儿传给孙女，依次类推，长久绵延。云南永宁纳西族仍保留了浓厚的母系制传统习俗。当地以女为贵，认为有女不算断根，但是只生儿子则是断根，必须过继女继承人。

同一氏族的成员都是同姓的，子女也从母姓。《说文·女部》："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生天子，因生以为姓。"说明从生母而姓。《说文·女部》所列的古姓，如婚、嬴、妫、妘、姺、燃、妞、娸、媀、■、妄、娥、娃、姒、婤、始、■、嫪、姜、姬、■等，皆从女，可知是母系氏族的姓。

古代文献关于亲属称谓制度的记载中，也保留了母系氏族制的痕迹。《尔雅·释亲》："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女子谓晜弟之子为侄，谓出之子为离孙，谓侄之子为归孙"。母系氏族实行族外婚，一个氏族可以同其他许多氏族通婚，或在两个氏族之间通婚。《尔雅》中所说的就属于后者。因姊妹之子必须离开自己的氏族到对方氏族中去婚配，故曰出。出之子，不生于己族，但是以辈份而论为孙，故曰离孙。因兄弟婚配至对方氏族，与对方氏族女子所生之子，又要回到兄弟的氏族来婚配，故曰侄。侄之子又生于己族，所以称归孙。

据调查，海南岛黎族的"合亩制"地区，虽然早已过渡到父系大家庭时期，但仍然保留从母居的母系氏族社会习俗①。女子出嫁后，她和娘家的关系仍十分密切。女子出嫁不久即回娘家，住居在"寮房"里，和其他不同血缘关系的男性来往，直至怀孕，才回夫家。丈夫死后，她就要回到娘家，和亲生父母或兄弟一起生活。儿女除了年龄太小的以外，一般都不带回娘家。亲兄弟照顾死了丈夫的姊妹的生活，并认为是一种义务。在夫家时，妇女不为丈夫缝补衣服，却为她的亲兄弟缝补衣服，丈夫对此毫无怨言。黎族认为女子虽然出嫁，但她们仍然和娘家同一祖宗，即同鬼。妇女不和她的丈夫同一祖宗，即不同鬼。患病做鬼之时，巫师念的是妇女娘家祖先的姓名，而不是丈夫家祖先的姓名。病重临死之前，必须抬回娘家，埋葬时由她的亲兄弟抬棺，并埋在娘家的公共墓地。她的遗物也归娘家的亲兄弟所有。埋葬以后，娘家杀牛招待亲属喝酒。同一"合亩"的人，即有血缘关系的人，要停止生产。丈夫家虽然也杀牛宴请亲属，但隆重的程度远比不上娘家。这是因为妇女与丈夫家不同鬼的缘故。

妇女在氏族里居于领导地位，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重要特征。妇女的地位不仅取决于氏族的母系血统，也取决于她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新石器时代社会经济的显著发展，首先应归功于妇女。妇女是农业、畜牧业、制陶业、纺织业的主要发明者。农业、畜牧业给人类提供了较采集和渔猎远为丰富的衣食之源。制陶业和纺织业则使人类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而男子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停留在渔猎的生产领域，没有突出的作为。此外，妇女在烹煮食物，管理杂务以及抚育子女等方面还承担着繁重的劳动。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是崇尚女性的社会基础。

每个氏族都以一位长者为首领。氏族首领是由全体氏族成员推选的，男女皆可担任，但以女性居多。氏族长安排氏族成员的生产和生活。在氏族成员住居的大房子中，设有炉灶，供给全氏族的伙食。由妇女首领掌握分配给大家。

①　岑家梧：《黎族母系氏族制的遗迹》，《史学月刊》1957年第9　期。古代文献中对我国各民族妇女在生产和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记载甚多。

如台湾高山族，"番族以女承家务，凡家务悉以女主之，故女作而男随焉。番妇耕稼备尝辛苦，或襁褓负于扶犁，男则仅供馌饷"①。再结合獠人的产翁习俗看，妇女在生产上占主要地位更是明显。"南方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乳妇，稍不保护，生疾亦如孕妇，妻反无所苦，炊爨樵苏自若"①。据张庆长《黎歧纪闻》说："黎妇多在外耕作，男夫看婴儿养牲畜而已。遇有事，妇人主人之，男不敢预也"。以上材料都反映出母系氏族社会中的女权制。

母系氏族的女首领对于氏族内外的纠纷负有调解的责任，并具很大的权威性。《琼崖黎歧风俗图》说："黎人习气剽悍，与其同类一言不合，持弓矢标枪相向，有不可遏抑之势，若得妇人从中一间，则怡然而解。"解放前，黎族合亩制地区还有这种习惯。云南怒江的傈僳族氏族间发生械斗也是由妇女出面调解讲和，按照习惯对妇女不能加以伤害。

在母系氏族社会，生产资料，如土地，归集体所有。人们共同劳动，平均享用所获的产品。氏族长平时和氏族成员一样地参加劳动，没有什么特权。如果氏族长不称职，可以被罢免，另选贤能。氏族的财产属集体所有，按母系传递，即由母祖传给母亲，母亲传给女儿。但是财产绝不能转移至外氏族。氏族里设有议事会，这是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对内对外的重大事务，如氏族首领的选择和更换，血亲复仇等，都须经议事会决定。在母系氏族社会，没有压迫和奴役，也没有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统治者，一切按照传统习惯行事。这种传统习惯具有相当大的约束力，是团结全体氏族成员，牢固地维护氏族的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个人破坏了它，就是侵犯了整个氏族的集体利益，必然受到公众的谴责和应有的惩罚，最严重的是逐出本氏族。但是，这种严重的事件是极为罕见的。

在氏族制度下，男女青年进入成年阶段必须经历一种成年仪式。由氏族首领主持，对将成年的人进行毅力和智力的考验。只有通过成年仪式，青年人才具备充当氏族正式成员的资格，并被允许参加氏族会议。

母系氏族社会盛行图腾信仰。原始人类认为某种动、植物与氏族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并且是他们的祖先。图腾既以氏族始祖的形象出现，因而是伴随着母系氏族以及族外婚制产生的。

永宁纳西族多以虎作为氏族的图腾①。土司崇拜虎为根根。土司认为，虎是一种特殊的神，一般人是看不见的，虎的骨头大，是土司的根根。既然图腾是母系氏族的骨肉，当然被列为禁杀之列。谁打死了虎，不能自行处理，必须像抬死人似的，把虎抬进土司府。土司家如丧考妣，向老虎磕头。打死了虎的猎人要受到鞭笞，轻者痛打三十大板，重者罚款，有的还要坐水牢。对虎的崇拜还有：土司以虎为姓，当地以虎为地名，以虎头或虎为标志等等。纳西族的图腾决不限于老虎一种。在当地达巴口述的《创世纪》中，就有其它的图腾遗迹。其中有这样一段叙述："热那甫的女儿多，不愿把车红吉吉美嫁给他，又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他的女儿化了装，有的变成了老虎，有的变成了豹子，有的变成了猴子，有的变成蛇，各种野兽都有了，叫从的

①　《番社采风考》，《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九帙。

①　《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引蔚迟枢《南楚新闻》。

①　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194　页。吕一去捉，捉住哪个哪个就嫁给他"。这些女儿，就是由同一个氏族分衍下来的女儿氏族，化装的野兽就是氏族的图腾标志。他们之间不能通婚，但是可以与从的吕一所在的氏族通婚。

氏族成员聚集而居，房舍多有大小之分。大房子供老年人和未成年者居住，也是氏族议事的场所。小房子则供妇女接待外氏族男配偶之用。

氏族有公共墓地。人们生前共同生活，死后也埋葬在一处。男子虽与外氏族女子婚配，但死后仍归葬于本氏族的墓地。血缘纽带始终维系着氏族的所有成员。

部落由互相通婚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组成。它是母系氏族社会最大的社会集团。有的部落与氏族之间还有胞族作为中介形态。胞族由氏族及其派生出的女儿氏族组成。氏族有自己的住地和活动区域。所以，各部落之间也有一定的界限。越界就会发生纠纷，甚至引起流血的战争。部落是自卫和进攻的军事单位。各个氏族依靠部落，部落又保护各个氏族。部落有共同的防御工事，村落四周多有寨墙、栅栏和壕沟。由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尚无私有财产的观念，各部落之间一般没有尖锐的利害冲突，彼此之间的矛盾，多属血亲复仇的性质。部落也设议事会，由各氏族的长老、氏族长组成。部落酋长由议事会选举产生，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其主要职权是处理部落内外的纠纷。

母系氏族社会的繁盛时期，氏族的结构较母系氏族社会初期又有所变化，突出地表现在氏族内部形成若干母系亲族。

新石器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旧有氏族的狭小格局已不适应新的形势。生产工具的改进以及劳动技能的熟练，使人们以比较小规模的集体为单位从事生产成为可能。在这样的集体中进行生活也更便于管理。于是，随着人口的增殖，原来的氏族除继续分离出血缘氏族之外，在氏族内部又出现若干母系亲族。

婚姻形态也有所改变。还在群婚制盛行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存在某种或长或短时间内比较固定的成对配偶的同居。以后，由于妇女主动要求比较长久地与某一个男子结合，于是就逐渐向对偶婚转移。对偶婚形态下的夫妻关系不是独占的同居，两性的结合仍比较松散，多采取以女方为主的男方走婚形式。

纳西族的母系亲族世系以母系血统关系为纽带。在对偶婚的情况下，因子女从母居，男配偶也不甚固定，世系也只能按女方计算。即由母祖传给母亲，再由母亲传给女儿，依次类推。当地谚语说："无男不愁儿，无女水不流"。"生女重于生男，女儿是根根"。妇女关系到母系亲族能否长久绵延。若没有女继承人，母系亲族就面临绝灭的危险。所以，纳西族人把女儿的出生视为值得庆贺的大事。相比之下，男孩子出生就远为逊色。父权社会是重男轻女，母权社会却是重女轻男。其差异就在于，父权社会以男性计算世系，母权社会则以女姓计算世系。

按母系计算世系，是母系亲族最重要的特征。

母系亲族有过继养女的传统习惯。当母系亲族没有女继承人时，全族都会焦灼不安，族长要召集全体成员商量，并决定向其他人口众多的母系亲族请求过继养女。对方如果同意，就接受礼物，并在本氏族举行祭祖仪式，宴请氏族的成员，向大家禀报将本亲族女子过继给外亲族为养女的缘由。氏族首领为该女子祈祷，并祝福她去外亲族后，多生子女，延续后代。迎受养女的亲族也要举行祭祖仪式，向祖先禀告增加新的成员，并为该女更换姓名。然后，亲族成员共餐，同庆同乐，以示祝贺。养女在新的亲族中与其他成员享有同等的权力和义务。成年后，如有威信和能力，也可以主持生产和生活。接收养女，是面临绝嗣险境的母系亲族得以传宗接代转危为安的重要手段。

小孩子在长大之后，要举行成年仪式。因为子女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自小从母亲居住，并由母亲和舅舅抚养，所以其成年仪式也要由母亲和舅舅操办。

古人生活条件艰苦，寿命较短，性成熟也早，故小孩子到13　岁便步入成年。在此之前，他们不算社会的正式成员，也不享受亲族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在成年人的心目中，小孩子还没有灵魂。成年仪式在每年的正月初一举行。亲族的成员聚集在火塘附近，祭祖之后，成年男女脱下孩提时所穿的麻布长衫，换上成年人的正式服装。女人上着短衣，下穿百褶裙，戴包头。男子戴帽，穿长袍和裤子。所以这种仪式又可称作穿裙子仪式和穿裤子仪式。仪式结束后，亲友纷纷向姑娘和小伙子赠送礼品，并向他们致以良好的祝愿。举行成年仪式的习俗，不仅纳西族长久流传，历史上其他民族也多有实行。成年仪式是纳西族少年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他们将同亲族的其他成员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和义务，也可以结交异性朋友，开始婚姻生活。对母系亲族而言，则增添了新的成员，加强了亲族的力量，是亲族繁荣昌盛的标志。

母系亲族实行外婚制。外婚制多以走访婚的形式进行。妇女有自己的居室，接待来访的男配偶。男子夜晚至女方住宿，清晨即离开，返回自己所在的母系亲族生活和劳动。这种走访婚对男女双方都没有任何约束。如果情投意合，配偶就比较固定，延续的时间也长。若感情破裂，随时离异，双方毫无留恋之情。但是配偶双方绝不能属同一亲族。据调查，纳西族至1956年民主改革前夕，仍盛行走访婚。如永宁平坝六乡1，749　个成年男女中，实行走访婚的有1，285人，占成年人总数的73.5％。实际上，当时过其它婚姻生活的人，都可能或长或短地经历过走访婚生活。

因为实行走访婚，男女之间离异无常，加之男子暮至晨归，所以子女一般很难确认生父。子女由母亲抚养，父亲并无抚养子女的义务。父与子不是同亲族的人，因而从世系上也就没有共同的血缘纽带，即使相见，亦如陌生人。在母系亲族里，凡是长辈的妇女都是自己的母祖或母亲，长辈的男子则是自己的舅祖父或舅父。在当地纳西族的亲族制度中，长期以来就没有父子关系的概念，因而也就没有父亲这一专用名词。因为男子的子女都在别的亲族内，所以，男子是没有自己子女的。由此可见母系血缘的传统观念之深。母系亲族的财产属集体所有。房屋、牲畜、工具等固定资产，归集体使用，仓库也是统一的。亲族成员共同劳动，平均消费。财产也由母系亲族世代继承，任何个人不得独占。但一般的生活用品和装饰品则由个人享用。每个母系亲族都有族长，称作达布。达布由能干有威望的老年人担任，以妇女居多，主持亲族的生活和生产以及宗教祭祀活动等。达布与亲族其他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所承担的责任却十分重大，遇有紧要的事情还须与亲族成员商量。据调查，温泉乡瓦拉片17　个母系亲族在1956年民主改革时有14　个妇女担任达布。忠实乡巴奇等6　个村落的88　户纳西族，有50　户由妇女担任达布，占总户数的56.8％，男子担任达布的38　户，占总户数的43.2％。亲族的强弱与达布的威望和能力紧密相关。达布威望高，能力强，亲族成员之间必定和睦，生活安定，生产也顺利，亲族自然兴旺繁盛。达布若威望不高，能力又差，亲族必定衰竭不振。受亲族的母系传统影响，妇女的威望和能力一般强于男子。

母系亲族多以某一代达布的名字命名，充分反映达布对亲族的重要性。

但也有以地点或动物的名称命名的。前者当因该亲族久居某地而定，后者则可能与图腾信仰有关。

永宁纳西族的母系亲族成员集中居住。房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老年人和少年的住处，也是亲族成员共餐和公共活动的场所。另一部分则供已婚妇女接待男配偶之用。公共住宅多由四栋房屋组成，院落宽敞。正房较大，有一层，分为正室、上室、下室和后室。东西厢房和门房为二层楼，上层住人，下层饲养牲畜，堆放柴草。老年妇女和少年住在正房的正室内。这里也是亲族成员共同进餐和集会的地方。老年男子住在上室。凡属婚龄妇女均有单独的房间，称为客房。顾名思义，当为接待来访的男配偶而设。客房一般安排在东厢房和门房的上层。外亲族的婚龄男子来本亲族过夜，本亲族的婚龄男子自然也要去外亲族住宿。所以，亲族内一般都没有婚龄男子单独的房间，如婚龄男子在外亲族未寻到女配偶，因而没有住宿之处，必定受到人们的嗤笑，只能在草棚中熬度漫漫长夜。

母系亲族有公共墓地。凶死者土葬。凡属正常死亡者则实行火葬。骨灰装在麻布口袋中，按辈份、性别，老者在上，少者居下，男左女右，依次安放在坟山的石岩下或树洞中。若干年以后，骨灰袋散碎，人们再将凌乱的骨灰堆积一处掩盖，形成不分辈份和性别的合葬坑。亲族的成员生前由共同的母系血缘关系集中居住，死后依然按母系血缘关系掩埋在同一个墓地。没有夫妻合葬，因为男配偶是外亲族的人。

每个母系亲族都供奉自己的祖先，但是没有崇拜的偶像，而是以火塘上方的锅桩石为代表。传说祖先死后去北方，但是灵魂还常返归故里，住在锅桩附近。达布每日三餐都要向祖先献食。逢年过节，还由达布祈祷，杀猪祭祀，躬请祖先回归。届时，以猪血染红11　根树枝，9　根放在房顶上，树枝尖端朝向北方，另两根则弃置于房后。习惯认为，这些树枝是指引祖先归来的标志。还有些祭品抛在野外，如被老鹰吃掉，则认为大吉大利。否则还要另选吉日再祭。某些祭品在供奉祖先后，由亲族成员分食。

母系亲族是氏族内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实际上也就是缩小的母系氏族。母系亲族的人员不多，一般七八人，多者也不过二三十人。永宁纳西族母系亲族的翔实资料，使我们得以窥知母系氏族社会的概貌①。

考古发掘展示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真实情景，并使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和民族学资料得到充分的验证。

陕西临潼姜寨第一期文化遗存属仰韶文化时期。姜寨遗址的村落布局清楚，保存完整，是典型的氏族村落遗址。通过姜寨发掘报告的详尽介绍，以及作者的深入分析，重现了一幅古老而真实的氏族生活图景，也使我们得以了解母系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②。

姜寨原始村落的整体布局，可分为居住区、烧制陶器的窑场和墓地三部

①　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70　页。②　《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分。居住区位于村落中央，周围有壕沟环绕。村东壕沟外即是墓地。窑场范围不大，位于临河的岸边。生活区、生产区和墓地连接在一起，是姜寨村落的显著特点。

居住区周围的壕沟分为三段，规模较小，围沟内侧每隔一定距离设置一座小房子作为哨所，以加强防御能力。村落东部有供村民出入的两个寨门，但因门内房屋密集，加之出门即是3　片墓地，所以不大可能是重要的通道。从村落的总体布局推断，经常出入的正门应设在西南边。那里有30　米宽的通道，也没有什么建筑遗迹，出去就是临河岸边。人们取水，驱赶牲畜饮水或到河里捕捞鱼虾都很方便。制陶坯的作坊和烧制陶器的窑场也在附近。人们制坯、烧窑、用水都十分便利。居住区内房屋布局的最大特点就是围成圆圈：北边的房屋门朝南开，东边的房屋门朝西开，西边和南边的房屋门则分别朝东和朝北开。总之，四周房屋的门都朝向中央。一个空旷的广场，面积有5000平方米左右。就其地势而言，广场周围略高，中央逐渐低平，有人们踩踏过的土路面。广场西边有两片是牲畜夜宿场。

在姜寨第一期的村落遗址中发现完整和比较完整的房子120　座，灶坑261个（包括零星的灶坑）。圆圈状布局的房屋建筑群由大、中、小型三种房子组成5　个单元。每个单元均由小型房子围绕着大、中型房子组成。整个村落内房屋布局井然，可见氏族纽带的联系相当牢固。

小型房屋，数量最多，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多为半地穴式，少数为平地起建的。室内面积一般为15　平方米左右，大的有20　多平方米，小的仅8-9平方米。门内正中有一个灶坑，兼作炊事和取暖之用。

第14　号房子，方形，半地穴式。面积为14.9　平方米。门向朝西略偏北。有斜坡门道，宽0.6　米，仅容一人出入。进门正中有带灶圈的灶坑一个，浅圆形穴。房内南边的前半部基本上摆满了各种日常用物，计有陶盆2　件、陶钵3　件、陶罐5　件、陶甑1　件；石斧1　件、石铲2　件、石磨棒2　件、石球2个；骨鱼叉2　件、骨镞、骨笄各1　件，还有装饰品。在一件弦纹罐中还藏着朽烂的粮食。房子的北边已被破坏，仅在灶坑旁发现一件陶器。由此不难判断，室内剩下的较大空地就只有北边宽1.5　米左右的一块地方，最多只能容三四个人睡卧之用。

第46　号房子，半地穴式，正方形，面积近10　平方米。门向南，有斜坡门道，并有门槛和门棚设施。门道很窄，宽仅0.5　米，能容一人出入。门内有浅穴灶坑一个。室内东部及西南角的居住面上放置着大量的生活用具，计有尖底瓶4　件，陶钵4　件，陶罐5　件，陶盆、陶瓮各1　件。另在门槛东侧放置有平光石头一块，室内东侧有土墩两个。除去这些生活用具所占的面积，室内剩下的面积便只有西侧及靠后的约3-4　平方米的一块地方，充其量也只能居住三四个人。

其它凡属因火烧毁而幸存室内摆设的小型房子大多如此。从这些房子内的用物放置情况看，它们都是住人的居室。通常是一边放什物，一边睡人。在小型房子内居住的应是以女方为主所组成的对偶家庭及女方幼小的子女。对偶家庭的基础是男女双方或长或短时间的结合。它是一个生活单位，但不是一个生产单位。这样它就不能完全独立，必定要同一个较大的家庭组织--家族（即本文所称的母系亲族）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其组成部分。

中型房屋，面积一般在20-40　平方米左右。房屋方形，半地穴式，和小型房屋一样有灶坑，屋内放有许多什物，不但可以住宿，也可以在里面做饭。中型房屋和小型房屋的不同之处有二点：一是睡觉的地方比较宽敞，能住下远比对偶家庭人数为多的人；二是床位往往分为左右两半，不像小型房子多在一边。

第36　号房子，方形，半地穴式。门向东，面积40　平方米左右。门道呈斜坡状，无门槛，门道入口处有石头3　块。门内有3　个坑组成的连通灶，灶之间火道相通，规模较大。连通灶两侧各有高出居住面10　厘米的土台（土床），面积皆在5　平方米左右。根据室内的土床大小，估计可睡七八个人或十来个人。

第29　号房子，方形，半地穴式。门向西，面积24　平方米左右。屋内有浅穴灶坑一个。室内西南部及门槛附近放置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多件，计有石斧、石核、尖状器、石球各1　件，砥石2　件，陶罐5　件，陶钵5　件，陶瓮和陶器座各1　件，还有石墩1　块。这样，房内留下左右两片不大的空地，大约各可睡四五个人，全室能住七八个人。

中型房子在村落的东、南、西、北部都有分布，如第17　号房子和第29号房子建在北部，第36　号房子建在西部，第111　号房子建在南部等。而他们的周围都有一些小房子。看样子像是由一座中型房子和若干小房子组成一个单元，居住着由若干个对偶家庭所组成的一个母系家族。大型房屋，整个村落内基本上同时存在的一共有5　座，除北部两座外，东、南、西部各有一座。大型房屋远较中小型房屋为大（如第1　号房子有124　平方米）。大型房屋的平面均呈方形，有门道、灶坑和灶台，灶坑都是大型连通灶。室内面积远较中小型房屋为大，灶坑两旁都有低平的土床，面积因房屋的大小而异，约10至18　平方米不等，这样一所房屋内可住二三十人。由于房屋较大，床位后面有很大一片空地，除了一些必要的摆设外，还可以容纳较多的人集会议事，举行节日庆祝活动和宗教仪式等。居住在大型房子里的可能是氏族首领所在的家族成员或是氏族内的老年人和未成年者。

姜寨原始村落内分别由大、中、小型房屋组成的5　个单元，很可能是5个母系氏族。东组位于居住区的东边，门向都朝西。北组在居住区北边，门向都朝南，个别略偏东。西北组位于居住区的西北，门朝东南，有个别的门朝正南。西组房屋位于居住区的西边，门朝东，有个别的门朝东北。南组房屋居南，门朝北，有个别的门朝西北。每两组之间，有的隔着比较大的空间，西组和南组之间就是如此。有的显然靠的比较近，但是门向不同，所以组间的界限还是比较清楚的，每组房屋的数目若以保存较好的东组和北组各有22座为标准，其它各组大体都在20　座左右。可见布局很有规律。

每组之中，大型房屋一座，中型房屋至少两座，余者为小型房屋。按大房子住20人左右，中型房子住10人左右，小型房子住三四人推算，每组房屋所住总人数应为90-110人。因为实行女方居住的婚姻制度，所以有将近20人（与小房子数目相等）是外氏族的男子，同样本氏族男子到另氏族居住。这样，5　个氏族的人口总数可能有500人左右，也就是整个姜寨第一期文化村落的人口数字。

依据5　座大型房屋的兴建过程分析，它们分属两个胞族，即：东组、北组、西北组为一个胞族，南组、西组为一个胞族。这从东组和南组大房子均遭损坏，又经重建，使用时间较长，可以得到印证。东组第1　号大房子之下还压有第141　号大房子。第141　号房子是第1　号房子的前身，说明两座大房子长期为一个氏族使用。这种情况也可作为东组氏族的一种标志。南组第103号大房子的正前方5　米处，在地层较深的位置还有142　号大房子，门向朝北，规模宏大，第142　号房子应是第103　号房子的前身，而且都为南组氏族所使用。由此可以得知，第141　和第142　号房子是整个村落中最早的两座大房子，为东组和南组最初的两个氏族所使用。这两个氏族互相通婚，成为一个通婚组。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东组氏族派生出北组和西北组两个女儿氏族，南组氏族派生出西组一个女儿氏族。这样，由东组氏族和南组氏族各自加上派生氏族，形成了以东组氏族为代表的胞族和以南组氏族为代表的胞族。比胞族更高的社会组织应是部落。一个部落往往由两个胞族组成。姜寨一期文化村落中的两胞族，随着社会的发展很自然的会组成一个部落。

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也是一处典型的氏族村落①，总面积约5　万平方米，包括居住区、制陶窑场和公共墓地三部分。居住区的周围有一条深、宽各五六米的壕沟，它很可能也是防御设施，沟北边是氏族公共墓地，东边是窑场。在居住区和沟外的空地上，分布着多种形式的窖穴，当是氏族的公共仓库。居住区内已发现四五十座房屋，布局颇有条理。在居住区的中央，有一座规模很大的长方形房屋，面积近160　平方米，座北朝南。屋内有4　根柱子，后边两柱南北轴线及东西轴线均设隔墙，将后部辟为3　间。大房子被分隔成若干居室，便于利用。前半间面积最大，有大型火塘，很可能是氏族集会、共餐的场所，也是氏族首领等老年妇女以及未成年者的住处。后半部分的3　间，则是老年男子的居室。大房子周围环绕的小房子，空间狭窄，但是有火塘，可供取暖、照明、烧水之用。火塘侧旁西部或西北部地面多偏高，且有光滑的硬面，估计是供人睡眠的地方。半坡氏族村落的形态与姜寨氏族村落极其相似，使我们对母系氏族社会的认识更为深刻。

陕西华县元君庙遗址②，尚保存一片基本完整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墓地，为探索母系氏族社会制度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元君庙墓地共发现墓葬57　座，其中45　座墓葬可分为6　排。墓区的整体布局有一定规律。

死者均无葬具。葬坑皆为竖穴墓。随葬物品仅是最简单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各墓多随葬陶质炊器、盛器及水器，用骨、蚌料制作的装饰品，劳动工具的数量及品种都不多。有的墓即使随葬陶器较多，也往往仍伴有劳动工具，说明墓主人并未脱离生产活动。可见死者生前所处的经济地位大致是平等的。尸体或遗骨均按仰身直肢放置，头向西，随葬品皆摆放于墓穴东部。埋葬方式的一致，反映死者生前的共同信仰和传统习俗。

元君庙墓地的年代和所属文化范畴大体一致，墓区分为甲、乙两部分，合葬墓多见，上述事实清楚反映当时存在部落、氏族和亲族的社会结构。元君庙甲、乙墓区同时期的死者被葬在各自的墓区。葬在甲、乙墓区的死者生前分别属于由不同血缘纽带维系的氏族。通常，凡是存在氏族的地方必定会有部落。元君庙的两个氏族应属互婚关系，进而联合成部落，自在情理之中。两个氏族的墓地毗邻，二者亦当属近亲范畴，很可能是自同一母亲氏族内分离出的两个女儿氏族。

元君庙墓地中，有28　座合葬墓。在18　座长辈带着晚辈的合葬墓中，3座墓是成年妇女与小孩的合葬墓，15　座是异性成年与小孩的合葬墓。大多数合葬墓内的成年人中，既有女性，也有男性。由此可以推断，元君庙氏族存

①　《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②　《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

在着小于氏族的亲族单位。以合葬墓为代表的小于氏族的亲族，由不同辈份的成员组成，有的甚至还可以确指至少包含三代人。

亲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较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他们不仅葬于氏族的墓区，还合葬于同一墓穴。

已经确定的18　座长辈连带晚辈的不同辈份成员的合葬墓，占元君庙部落墓地查明性别、年龄的25　座合葬墓的72％，也相当于全部28　座合葬墓的64.3％。由此可见，不同辈份成员合葬墓是元君庙部落的通行葬制。可知亲族已成为氏族内普遍存在的基层组织单位。

元君庙墓地的同性成年人和小孩合葬墓，以及包括异性成年不同辈份的合葬墓，清楚反映亲族的世系是按女方计算的。

墓420，是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孩的合葬墓。两女孩分别随葬骨笄、骨珠和蚌饰。母亲死在两女儿之后，入葬之时，特地将女儿骨殖迁出，使母女3人合穴。这座合葬墓明确显示，子女随从母亲。生前如此，死后也是如此。墓457，合葬3人。一个30-35　岁成年女性为一次葬，一个15-17　岁年轻女子及另一个30-35　岁成年女性皆为二次葬。一次葬的成年女性随葬4件钵和弦纹罐、绳纹罐、小口尖底瓶各1　件。二次葬的成年女性随葬3　件钵和1　件碗，还有骨笄、骨珠、骨针、蚌刀各1　件。年轻女子的随葬品最少，只有1　件钵。这是两个女性长辈和她们的同性晚辈合葬墓。两个女性长辈的身份均高于年轻女子。据对元君庙194　个体的人骨鉴定，20-40　岁之间死亡的人最多，计106人，占统计总数的54.6％强。只有25人能活到40-50　岁，仅占总数的12.8％。当时没有一个人能活到60　岁。老年人见多识广，深知本族的习俗和传统，又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知识，对亲族的贡献很大，非诸多早逝者可比，自然在亲族中占有较高地位。

墓穴结构的差异，随葬品的多寡，也反映妇女和老年男子社会地位高于一般男子。

元君庙墓葬，皆为土坑竖穴墓，结构一般比较简单。但墓457，具有二层台。墓内埋葬两个成年妇女和一个年轻女子。

墓429，是一座用红烧土块铺砌墓底的土坑竖穴墓。内葬两个少女，其中一人前额涂有大片红色颜料，其耳旁头顶处发现骨珠785　颗。

墓458，也是一座带二层台的土坑竖穴墓。二层台上铺砌石块，环绕墓主人，形若石椁。内葬一位50　岁左右男性老人。

这3　座结构特殊的墓葬，墓主人为女性，或男性老人，当不是偶然的现象，它反映妇女和老年男性的社会地位较高。

元君庙墓地埋葬的妇女拥有的随葬品普遍多于男性。女性单人墓及母子合葬墓共10　座，随葬3　件陶器的墓仅一座，只占总数的1／10；随葬6　件或更多陶器的墓有9　座，所占比例高达9／10。男性单人墓及合葬墓10　座，随葬6　件陶器以上的墓只有4　座，占总数的4／10；随葬6　件以下陶器的墓6　座，占总数的6／10。在女性单人墓及母子合葬墓中，有两座墓的随葬品在12　件以上，墓420　更多，达21　件。而男性单人葬及合葬墓中，却没有一座墓随葬陶器超过12　件。而且还有两座墓的随葬陶器不足3　件。显而易见，这是女性社会地位一般高于男性的反映。

墓458，墓主人是一位年龄50　岁左右的男性老人，随葬陶器6　件。墓449，两位墓主人也是50　岁左右的男性老者，随葬陶器6　件。男性单人墓和男性合葬墓随葬陶器一般较少，个别随葬陶器较多的墓葬，墓主人又是老年男性，恰好反映男性老人居尊的地位。

某些女孩获得成人待遇，也说明妇女的地位较高。佩饰骨笄、骨珠是成年女性的装束。但是，墓405　内，一个10　岁左右的女孩，随葬骨笄、骨珠及蚌刀；墓429　内，一个10　岁左右的女孩随葬骨珠，并与另一女孩享受铺砌红烧土墓底的成人待遇；墓420　的两个女孩也都在10　岁左右，亦随葬骨笄、骨珠和蚌饰。半坡遗址，墓152　的女孩随葬品非常丰富，计陶器6　件，包括3件钵，2　件罐和1　件小口尖底瓶；石珠69　颗，石球3　个和1　件玉石耳坠。钵内有粟粒遗痕。不仅如此，墓内还设置木板制作的葬具。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墓地①也有为女孩随葬骨珠的实例。但是元君庙、半坡和北首岭三处，均未见男孩按成人待遇随葬的例证。可见，女孩受到成人待遇并非偶然，它清楚反映，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存在着重女轻男的习俗。永宁纳西族女子不出嫁，因为她们是传宗续代的根种，还能经常招引外氏族男子为自己的氏族劳动。这当是母系氏族社会重女轻男的深刻的社会根源。考古发掘所获的确凿资料使这一观点得到充分印证。

元君庙两个氏族墓地共存于整个部落墓地之中，埋葬习俗也大体相同，这表明两个氏族的信仰、文化、生活方式都是相同的，氏族联盟--部落的结合也是十分牢固的。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

（三）父系氏族社会1。私有制的产生和父权制的建立大约在距今5000年左右，遍布中国大陆的氏族部落，先后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相当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主要有黄河流域的大汶口中、晚期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以及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等。

父系氏族社会仍延续母系氏族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父系氏族社会按男方血统计算世系，则是与母系氏族社会的本质区别。在父系氏族社会里，男子成为社会和家庭的主宰，财产由确定生父的亲子继承，妇女沦为男子的附庸。

生产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是促使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的关键因素。父系氏族社会和母系氏族社会是前后衔接的两个发展阶段。农业、畜牧业的迅速发展，以轮制陶器为代表的手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是母系氏族社会过渡为父系氏族社会的物质基础。

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使用石、骨、蚌、木等多种质料的农业生产工具。

河北邯郸涧沟遗址出土穿孔蚌锄和扁平长方形的石铲①。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曾发现双齿木耒的痕迹②。长江流域则流行石制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石耜、石锄、石犁等。这些进步的耕耘工具，提高了开垦土地的能力。各地收割工具的种类很多，有石刀、陶刀、石镰和蚌镰等。收割工具的广泛使用，表明农作物的收获量有较大的增加。

农业的发达促进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牛、羊等，尤以猪的数量最多。邯郸涧沟的一个灰坑中就有21　个猪头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26　个龙山文化灰坑中发现的家畜骨骼比168　个仰韶文化灰坑中的家畜骨骼还多。家畜饲养业的发展，使北方草原地区出现了游牧部落。

制陶业技术的进步最为显著。在过去慢轮修整陶器的基础上又发明了快轮的新技术。不仅制造的陶器形状规则，厚薄均匀，而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窑室扩大，可以容纳更多的陶器，火膛加深，火口缩小，支火道和窑箄孔眼增加，使热力能够充分利用。人们已经掌握了封窑技术，因而烧制出大量的灰色陶器。

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渔猎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下降。此外，因为耕地不断扩大，狩猎的范围日趋缩小，收获也就更少。于是，男子就逐渐参加农业劳动。农具的改进，尤其是犁耕的出现，增加了劳动强度，使男子在生产中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最终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男子全力投入农业劳动，使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男子身强力壮，既没有生育的负担，又无家务之累。他们改进种植技术，创造新的工具，使农业生产较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有了更快的发展。畜牧业是北方游牧部落经济生产的主要部门。男子在参加畜牧业生产之后，也很自然地居于主导地位。

制陶业生产程序多，工艺复杂，尤其是采用新技术以后，逐渐发展成颇具规模的独立手工业生产部门。从事制陶业的劳动者也脱离农业生产日益专

①　《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　期。

②　《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业化。制陶业技术性强，体力消耗又大，已非妇女力所能及，一般都由男子承担。制陶业是父系氏族社会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从而确立了男子在手工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

男女社会分工的变化，使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除生儿育女之外，妇女仅从事纺织、炊煮等繁琐家务劳动。

大汶口文化墓葬中①，男女随葬品的差别十分清楚。男性以农业生产工具和木作工具居多，女性则主要是纺轮。

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男子是经济生产的中坚，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因而他们在财产的分配上就具有较前为大的发言权。但是，在母系氏族制度下，子女的世系按女方计算，男子无子女可言。他们不论投入多么巨大的劳动，创造多少财富，也仍由母系成员继承。所以，男子必须确认自己的子女，并改变世系的女性血缘传统，最终按男性世系，将财产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男女在生产中所处地位的变化，直接引发了男系与女系财产继承权的矛盾，乃是导致父权制取代母权制的社会原因。

私有制的产生加速了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的历史进程。

在原始人群和母系氏族社会的初期，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必须集体协作，才能勉强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当时，没有剩余产品，亦无私有观念。人们过着生产资料公有，集体劳动，平均分配产品的生活。自母系氏族社会的繁盛时期开始，农业、畜牧业、制陶业、纺织业的产生，以及缝纫、皮革加工业的发展，使人类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人们劳动所获的产品，除维持自身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外，已略有剩余。当时属于个人私有的物品，已不限于简单的生产工具和一般的装饰品，而是包括粮食、牲畜等。剩余产品开始属于母系氏族或亲族集体所有，但是随着对偶婚逐渐向比较稳定的一夫一妻制婚姻转化，剩余产品最终成为家庭的私有财产。此外，氏族、部落的首领也利用职权，将集体的剩余产品占为己有。可见，剩余产品是私有制出现的物质基础。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墓群随葬品的多寡极为悬殊。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共有马厂期墓葬318　座①，随葬品在5　件以下的69　座，占21.7％；6-30　件的186　座，占58.5％；30　件以上的63　座，占19.8％。其中197、211、564　号墓，随葬品丰富，墓穴宽大，有墓道、木质葬具和用立木或木棍插堵的墓门。564　号墓，是柳湾墓葬中随葬品最多的一座。出土的95　件器物中，壶、罐、瓮等陶质容器共91　件，石斧、锛、凿和绿松石饰各1　件。墓主人为45-50　岁左右的男性。

墓1247，随葬品仅陶壶、陶罐及石斧各1　件。墓主人成年。

大汶口墓群的随葬品，贫富差异也非常明显。有的随葬品十分简陋，甚至一无所有。而某些大墓，不仅使用木质葬具，随葬大量的陶器和石、骨器，还有精致的玉器和象牙器。

用猪头或猪下颌骨等随葬的墓，在大汶口墓群中有49　座，约占133　座墓总数的37％。13　号墓，随葬猪头多达14　个。猪作为饲养的家畜，本是氏族或亲族的集体财产，既用于随葬，显然已被私人所占有。

私有制的产生，使男子面临的问题不仅限于氏族或亲族的财产继承权，

①　《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

①　《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属于他个人的私有财产，也涉及继承权的问题。鉴于男子在生产劳动中发挥日渐重要的作用，属于他们的私有财产也就愈益增多，所以男子迫切需要改变以女性计算世系的传统观念，以确保财产由父系亲子继承。

父系制取代母系制首先是通过婚姻制度的变革逐步实现的。

在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婚姻形态已由群婚转化为对偶婚。男子主动到女方家过婚配生活，这种形式或可称之为从妻居。因为配偶关系不固定，男方可以另寻女伴，女方亦可别觅新郎。男子为博得女子的欢喜，常送些生活用品、装饰物等。此外，也往往为女方亲族进行服务性的劳动，以示对女方的酬谢。

到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由于男子在生产中的作用增大，社会地位日益提高，他们迫切需要与婚配的女子保持长久稳定的关系，以确认自己的亲生子女。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改变从妻居的不利处境。采取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武力抢婚，另一种则是交换婚。

武力抢婚，首先开端于氏族或部落的首领以及勇敢善战的武士。他们利用部落间发生战争的机会，掠夺敌对部落的妇女，作为自己的妻子。以后，男子们纷纷效法，不仅从敌对部落掠夺妇女，而且对传统通婚的氏族，也采取抢妻的手段，以改变从妻居的处境。于是，抢婚逐渐发展成为某些部落的一种婚姻形态。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曾流行抢婚习俗，甚至到近代仍遗风不绝。交换婚又有互送女子为妻，以及支付实物等不同形式。

互送女子的交换婚，早在母系氏族社会初期即已存在。通婚的两个氏族，甲氏族的女子必为乙氏族男子之妻，反之，乙氏族的女子亦必为甲氏族男子之妻。这种交换婚，是甲乙氏族彼此以一群姐妹与一群妻子的互换，并未改变男方从妻居的处境。即使到对偶婚阶段，因婚配的男女双方关系不稳定，婚姻形态仍保留一定程度的群婚性质。男方到女方居处过婚配生活的局面也未变化。但是到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的交换婚，则有根本的改变。男子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不愿意到女方居住，也不愿意再为女方从事服务性的劳动，为了换取妻子来男方居住，而又不减少女方的劳动力，于是，男子就以本氏族的一个女子交换通婚氏族的女子为妻。交换来的妻子必须从夫而居。这样的交换，对通婚的氏族双方均无不利之处。

在云南少数民族中，最原始的支付妻子身价的形态是人换人，这种形态广泛流行于佤族社会里①。佤族两个氏族根据姑舅表婚的原则，双方实行人换人的交换婚姻。用双方互相交换的形式代替对妻子身价的支付。如果一方，无论是舅方或姑方没有可通婚的对象，便等到下一代再偿还，因此就产生了赊欠的现象。这种赊欠最终以一家的女儿偿还而完结。

用生产、生活用具和家畜等实物作为支付妻子身价的习俗，在云南许多少数民族中曾长期延续①。独龙族很早就用从外族输入的铁锅、铁三角架、猪等实物作为支付妻子身价的手段。各个民族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水平，对妻子的身价逐步取得共识。沧源佤族，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他们依据所娶妻子的体力强弱进行议价，低者值三头牛，高则十余头牛。怒江的傈僳族和怒族也多根据女子的体力和面貌议价。

①　宋恩常：《家长制家庭与一夫一妻制家庭》，载《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与家庭制度研究》Ⅰ，第396　页。

①　宋恩常：《家长制家庭与一夫一妻制家庭》，载《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与家庭制度研究》Ⅰ，第396-397页。

云南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至近代，生产力还很低下。男子为娶妻，虽尽其所有，仍不能一次支付其妻的身价，只能分期支付。贡山四区木千旺、孔登和学娃登等地的独龙族通常是分两批支付妻子的身价。在付完第一批身价后，男方可以将妻接到家中小住，但不超过10　天。只有在全部付完身价后，男方才有权将妻正式娶来。沧源的佤族以人换人支付妻子身价的做法，逐渐被支付实物所取代。如果婚前无力付完妻子的身价，则婚后继续付。自己这一代付不完，由子孙继续付。许多少数民族为限制妻子与丈夫离婚，对提出离婚要求的妻子索取身价。例如碧江的怒族规定，妻子必须加倍退还身价方可离婚。已经失去财产而且本身已成为男子私有财产的妇女，自然无力退还身价。这就使妇女实际丧失了离婚的权利。

以力役支付妻子的身价，也是交换婚的一种形式。西盟佤族的男子，在婚前到妻子的父母家进行一定时间的劳动。婚后，夫妻每月也还要帮助女方的父母劳动数天，实质上这是男子为了补偿由于女子出嫁到男家失去劳动人手的一种方式。男子并把婚后所生的一个女儿嫁给自己兄弟的一个儿子。父系家庭就是通过上述途径逐步建立起来的。

一夫一妻制家庭，是父系制战胜母系制的产物。妇女从夫居住，因而失去了原氏族的依托。男子是生产的主持者，并掌握了经济大权。女子陷于繁琐的家务，被排斥于社会生产之外，从此失去了昔日崇高的地位，成为丈夫的奴婢和生儿育女的工具。在父权的支配下，妻子必须履行生儿育女的义务。不育子女的妻子随时可以为丈夫所遗弃。因为儿子要继承父亲的财产，所以有无子嗣，便成为决定妇女命运的头等大事。在父系氏族社会出现了象征男子生殖器的陶祖和石祖。陕西、山西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多有发现。已婚妇女对陶祖或石祖顶礼膜拜，祈祷自己能生儿育女，子孙绵延不绝。

与一夫一妻制婚姻相对应的生活单位是一夫一妻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由一对夫妻和若干子女组成。一夫一妻制家庭建立在父权的基础上。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并不平等，丈夫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他不但掌握经济大权，也具有对妻子和子女的控制权。"父"的古文为"父"。《说文解字》释曰："巨也，家长率教者从手举杖"。所谓"教"，即是说对家庭拥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和统治权利。手中所举之杖，正是家庭权力的标志。《礼记·表记》云："母，亲而不尊"。在父权的统治下，母亲虽是子女最亲近的人，但在父权的淫威下，失去了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尊贵地位。妻子必须严守贞操，以确保子女的父系血统。丈夫却可以在外任意寻欢作乐，妻子无权干涉。亲生儿子是家庭财产的直接继承者。一夫一妻制婚姻远较对偶婚巩固，夫妻关系稳定，家庭也不易破裂。一夫一妻制家庭建立在丈夫奴役妻子的基础上。阶级对立最早萌芽于一夫一妻制家庭之中。家内奴隶制是阶级矛盾的初期形态。

婚姻制度的变化和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使丧葬制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女子从原来的娶夫变为出嫁。居住方式也自过去的男子从妻居，变为妻子从夫居。所以妻子已属于夫方氏族，亦成为夫方氏族的成员。因而夫妻非同氏族成员不能埋葬一处的障碍已被拆除，夫妻合葬合法化。大汶口、柳湾等氏族墓地都出现了年龄相若的男女合葬墓。这是社会已进入父权制阶段的重要标志。

大汶口墓群以男女分别单人葬为主，但有8　座双人合葬墓。经过性别鉴定的4　座，都是一对年岁相当的成年男女。其共同特点是，人骨排列皆男左女右。其中35　号墓，成年女性右侧还有一个小女孩，年约四五岁，被成年女性用右臂搂住。1　号墓，男性遗体放于墓穴正中，女性则在正穴扩出的一个小长方坑中。两人显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1、13、35　号三座墓，随葬品的放置多数偏于男性的一侧。13　号墓男性身边有石铲、骨鱼标和骨匕，佩一对象牙琮。女性仅手中握有獐牙，别无所有。1　号墓女性颈部有一个小玉管，右肢旁放一对龟甲，其它随葬品集中于男性的左侧。111　号墓，女性随葬品多一些，但是纺轮、骨针、骨锥、石磨棒等家务劳动工具，都在女性脚下。上述现象清楚表明，成年男女合葬墓的主体是男性，女性处于从属地位。

柳湾墓地也发现多座男女成年合葬墓，与大汶口墓群的男女合葬墓类似。

男女成年合葬墓中的尸体都是一次埋葬。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男女不可能同时死去，所以当是在男子死去时，把女子作为殉葬者处理的。不论男女之间是夫妻关系，抑或是主仆关系，男尊女卑的局面显而易见。

父权制的确立，表明远古社会已自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

在父系氏族社会，世系计算，财产继承，都按父系血缘确定。

父系氏族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组成的社会集团。氏族成员，包括同一个男性始祖所生的子孙及其配偶。妻子虽然与丈夫非同一血统，但仍属丈夫所在氏族的正式成员。这是父系氏族与母系氏族的重要区别。每个氏族都有一定的地域。氏族成员共同占有，并集体耕种土地。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个体家庭虽然已经开始积蓄粮食、牲畜等私有财产，但是对于集体劳动所获的产品，基本上还是平均分配。氏族的财产由集体继承。氏族成员彼此有互相救助的义务。男女择偶均实行族外婚。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公共墓地。

云南的西盟佤族长期延续父系氏族制度。已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的调查与研究①。西盟佤族的父系氏族通常以祖先姓名或地名命名，以此反映父系氏族成员之间共同的血缘关系。例如大马散的永欧氏族中的"欧"和亚木氏族的"亚木"就是祖先的名。斯库氏族的"斯库"是地名。阿芒氏族的"阿芒"则是祖先的职务。

西盟佤族传说的共同祖先是阿依俄或格耒旦。马散、岳宋部落所属的各氏族普遍供奉阿依俄。翁戛科氏族则供奉格耒旦。历史上氏族不断分裂的现象，反映许多父系氏族之间具有较近的血缘关系。

佤族氏族内有许多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由夫妻及子女组成。少数家庭还包括养子。这种个体家庭一般都居住在竹木结构草顶的干栏式楼房内。楼上有主火塘和鬼火塘。主火塘是家庭成员休息的地方。鬼火塘是供奉死者的灵魂及其他各种精灵的地方。

个体家庭多在不同程度上由共同砍烧的氏族公地联接起来。个体家庭之间在婚姻、丧葬、建筑房屋等活动中仍保持互助的传统习俗，向事主赠送粮食、酒、酸牛肉和建筑材料。

个体家庭内部还保持分饭的习俗。主妇把煮熟的饭放在一个木盒里，并由她分给围蹲在火塘四周的每个家庭成员一份，吃完仍需由主妇盛，其他的家庭成员自己不能盛饭。在举行重大的宗教祭祀和婚丧活动时，从牺牲品的

①　宋恩常：《西盟佤族氏族制度的解体与阶级的产生》，载《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与家庭制度研究》I，第82-104页。

分配上，可以看出氏族成员的关系和地位。牛头归主人，牛大腿、牛尾巴分给同氏族的成员或主人的兄弟，前腿或牛颈分给岳父或舅父和姑父，每人一块，牛肠、牛肚煮熟后集体分吃。

根据氏族外婚的原则，同氏族的男女之间不得婚配。通婚的氏族，则组成部落。西盟佤族即实行父系氏族外婚，一般是两个毗邻而居的氏族互相通婚。佤族以交换婚为常见。在央冷调查的40　对夫妻中，有半数就是氏族外的交换婚，即兄弟的子女同姊妹的子女互相通婚。央冷还有一夫多妻的现象，包括同时娶姊妹为妻。但是一妻多夫的现象却不存在。这正反映男子在婚姻上的特权。

佤族另一种婚姻形式是转房。如妻死，丈夫可以续娶妻之姊妹。夫死，妻则转嫁给丈夫的兄弟。如果不转嫁给丈夫的兄弟及其从兄弟，则必须赔偿一定的身价。所以，妻在转嫁还是赔偿身价二者之间，多选择转嫁。因为她无力赔偿身价，而转嫁之后，其身价可由续娶她的男子承担。

此外，还有一种抄婚的形式。同已订婚或已婚女子私通，都要冒被抄家的风险。而已订婚或已婚的男子则因获得财物上的补偿而得到满足。这种习惯法的产生，正是基于保护男子财产的目的。日益发展的父权，使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下，已沦为男子的私有财产。

佤族的婚姻形式虽多，但是都要遵守氏族外婚这个基本原则。对违反这个原则的人要进行严厉的惩罚，被本氏族抄家，开除出氏族，并驱逐出村社。氏族外婚甚至笼罩着神秘的宗教色彩，如久旱不雨，狂风肆虐，雷电击人等一系列的天灾，都可以归罪于同氏族内的通婚。如果同氏族的人发生性关系，也要举行祭祀赎罪。

许多氏族还保存公共墓地。

佤族认为人死后还同生人一样生活，因此将死者生前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以及粮食等食物作为随葬品放在棺中。他们还认为人死后，其灵魂会依附于某种物体上。例如大马撒人在死者入葬后的第三天下午，由巫师将麻布放在坟墓上，如有小虫爬进即捉住，然后放入竹筒内封紧，或用一撮土代替，供于主火塘旁，认为死者灵魂能保佑家族成员。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氏族又逐渐分离出许多父系家族。父系家族由同一父亲所生的几代人及其个体家庭组成，此外还包括掠夺来的奴隶等人员。父系家族人口不多，并未脱离原氏族。它是父系氏族的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与氏族集体共有制产生日益尖锐的矛盾。氏族组织日趋松散，共同的经济活动，如集体耕作，也被父系家族所取代。但是，互相救助，共同的宗教信仰，氏族外婚，以及共同的氏族墓地等传统习俗仍延续下来。

父系大家族的残余现象，直至近代，在一些少数民族中仍有保留。海南岛黎族的合亩制即是实例①。

"合亩"，黎语称"纹茂"，意为有血缘关系的集体。也有称"翁堂沃工"或"翁堂打"的。意为"大家做工"或"大家的田"，即是共耕之意。合亩一般由几户或十几户个体家庭组成。从历史发展分析，它最初可能由同一父系血缘的人所组成。以后不同血缘的人也逐渐渗杂进来。合亩都有亩头，黎语称"俄布笼"，意为家长。由辈份最长，能领导生产，懂得各种宗教仪

①　夏之乾：《从屈家岭文化晚期遗存看父系家族公社的遗迹》，载《民族学研究》第二辑，第66-67　页。式，并且有妻子，威望高的男性老人担任。亩头负责领导全合亩的生产和产品分配。就保留原始成份较多的一种合亩形式来看，其成员大致包括三、四代以上同祖后裔的血缘亲属。耕地、耕牛全为合亩共有或多为合亩共有。亩头和各户亩众共同参加劳动，产品按户平均分配。在不少合亩中还保留有这样一种风俗：每年稻谷收割完毕，合亩要留下一定数量的稻谷作为集体聚餐之用。到来年插秧完毕，即用这种稻谷酿酒煮饭，全合亩的男女老幼都齐集一堂共同聚餐。

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旗以狩猎为主要经济部门的鄂温克人中也有父系家族的形式存在，当地人称之为"乌力楞"②。每个父权制氏族包括若干"乌力楞"，而每个"乌力楞"又包括若干个体家庭。这种"乌力楞"在早期本是一种父系血缘组织，后来已演变为由同一父亲所生的若干代子孙及其妻子为主，再加上与他们有亲戚关系的人组成。"乌力楞"的首领叫"新玛玛楞"，是家族长。由狩猎经验丰富，有办事能力，威望高的老年男性担任。他负责组织"乌力楞"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狩猎在"新玛玛楞"的统一指挥下，由全"乌力楞"的猎手共同进行。分配方法大致有两种；如猎获的野兽是熊，则由猎获者将其煮熟由全"乌力楞"的人共同聚食，但猎获到其它野兽，兽肉则按"乌力楞"中个体家庭的户数平均分配，各家自行实用。前者当是以父系家族为经济生活单位时流传下来的习俗的延续。

母系制转化为父系制，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其间充满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激烈的斗争。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妇女是失败者，她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无论是在世系计算，财产继承，还是在婚姻关系诸方面，妇女都失去了昔日崇高的社会地位。导致这一变革的根本原因，是男子取代妇女成为经济生产的主要承担者。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男子更把持了家庭的经济大权。所谓"财大气粗"，古来有之。男子主宰社会和家庭，妇女则处于被歧视、受奴役的地位。广大妇女不甘心屈辱的命运，她们奋起斗争，以各种手段进行顽强的反抗。

母系制向父系制的过渡，始于婚姻关系的改变。妇女与父系制的斗争，也主要表现在婚姻形态方面。这种斗争的遗迹，仍长久残留在许多少数民族的婚俗中。

"不落夫家"，是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时期，妇女们斗争所采用的一种重要形式。所谓"不落夫家"，就是新娘在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住在娘家，而不在夫家久住。不落夫家的时间，长短不等。少者二三年，长者竟达七八年以上。在此期间，逢年过节，或农事大忙时，由其丈夫的母亲或姊妹亲自接她回去住几天，便又转返娘家。直至该女子怀孕后，快要生育时，才到夫家居住。妇女在娘家期间，仍可参加男女之间的社会活动。父系制时期，从妻居改为从夫居。丈夫在家中主宰一切，妇女变为丈夫的奴隶。妻方的家族也减少了一个劳动力。这对于妇女及其家族都十分不利。失去自己娘家的依托，又无力与夫家直接抗争，于是就采取不落夫家的手段。男子为了缓和矛盾，最初也被迫接受不落夫家的做法。

清人汪森《粤西丛载·蛮习》记载说："怀远之夸，有瑶、侗、壮三种，又有伶、狚、苗三种，其情不甚相远。。。凡娶妻不由媒妁，男与女答歌通宵已即去，非有身不肯为其家妇，至五年、十年不归。"明人王任性《桂海②　夏之乾：《从屈家岭文化晚期遗存看父系家族公社的遗迹》，载《民族学研究》第二辑，第65-66　页。续志》说："（瑶）新娶入门，不即合，其妻有数邻女相随，夫亦凂数男相随，答歌通宵，至晚而散，返父母家。遇正月旦、三月三、八月中，出与人歌，私通及有娠，乃归夫家。已后再不如作女子时歌唱也。"广西南丹县瑶族女子在嫁后一年内，大部分时间均住在娘家，只有在农忙季节和夫家有婚丧喜庆时，由夫家派人去接，才回夫家住几天，事后又回娘家。婚后期满一年，方才返回夫家居住①。连南瑶族自治县的瑶族女子在不落夫家期间，如患重病，娘家必须把她背至夫家。如病故，一切丧葬费用，概由夫家负责。习惯认为，嫁出去的女，生是娘家人，死是夫家鬼②。广西隆林自治县的壮族妇女，在不落夫家时，倒像是娘家的主人，自由自在，不仅可以参加歌圩及一切社交活动，能够与男青年谈情说爱，而且还有一定的经济自主权。娘家需拨出一小块土地给她耕种，收获全由她自己支配。小部分作零用钱，大部分储蓄起来，留作日后到夫家去的费用③。

许多少数民族的女子在出嫁时，有"哭婚"的习俗。女子在出嫁前十分痛苦，表示不愿意离开父母，也不愿去夫家生活。这实际上是对从夫居的控诉。壮族女子在出嫁前10　天左右，其女友白天帮她做新鞋，缝制新衣，赶作新被，晚上在一起编唱"哭嫁歌"。这种"哭婚"的习俗，在云南的哈尼族也有流传①。新娘在离别朝夕相处的双亲时，声泪俱下，痛哭流涕。一般是出嫁前三天就要开始哭婚，而且越哭得伤心越受人称赞。

男子为了达到迫使妻子从夫居的目的，采取各种强硬措施。除抢婚之外，还出现一种戴"假壳"的奇特风俗。解放前，贵州省安顺市扁担山布依族就曾流行戴"假壳"的习俗②。布依族男女青年多在十几岁就订婚。结婚当天，新娘在伴娘陪同下，只在丈夫的邻居家借住一宿，第二天即返回娘家居住，夫妻并未同居。当地俗称之为"坐母家"或"不落夫家"。妻子"不落夫家"，一般为2-5年，长者可达十几年，依双方的年龄和感情关系而定。新娘只在农忙季节，受婆嫂的邀请，才到夫家住几天，并参加零星劳动。但此期间，夫妻仍不同居。

举行戴"假壳"仪式，有固定的日期。一般只在每年八、九月至次年四月进行。已婚少女在此期间，终日凉恐不安，如临大敌。熬过这一段时间，就放松戒备，犹如未婚少女，继续过着自由寻找异性，谈情说爱，无拘无束的生活。到来年同一时期，又须再次戒备，应付男方新的挑战。由此可见，只举行结婚仪式的夫妻，并未过正式的婚姻生活。只有在妻子戴上"假壳"之后，她才从娘家迁居夫家，与其夫共同组成家庭，生儿育女，成为名符其实的夫妇。因此，戴"假壳"，是妇女离开娘家，长居夫家的标志。妇女一旦戴上"假壳"，也就被父权制的枷锁束缚，沦为丈夫的家庭奴隶。布依族已婚女子"不落夫家"，反抗戴"假壳"，是她们留恋母居制，反对父居制，维护母系传统的一种斗争方式。而男子则利用戴"假壳"，迫使妻子离开娘家。这也是强行实施父权制的一种手段。

"招郎入赘"是母系制向父系制转变期间婚姻制度的一种过渡形态。"招

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大瑶寨瑶族社会概况》。

②　《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南岗、内田、大掌瑶族社会调查》。

③　《广西隆林委乐乡壮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

①　杨知勇、秦家华、李子贤：《云南少数民族婚俗志》，第47　页。

②　兆麟、俊卿：《一种奇特的抢婚形式》，载《化石》1981年第1　期。郎入赘"表面仍是从妻居。但与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的从妻居，又有本质的不同。从各地瑶族所保留的不同的招赘方式，可以看出父系制曲折发展的端倪。云南省金平县太阳寨的瑶族，除了女方无劳动力，男子必须终身上门外，只要男子不愿继续过招赘生活，就可用交纳礼银的办法来缩短上门的期限，或将亲生子女留一个给岳父母顶替礼银①。

确保子女的父系血统，是父权制与母权制斗争的焦点。因为子女具有父亲的血统，才能使父系的血缘关系得以延续，财产亦不致落入他人之手。四川盐源县某些普米族地区，流行一种审新娘的仪式②。其目的就是为了确认新娘所孕子女是否具有丈夫的血统。

普米族的婚礼，仪式繁复。即男方迎娶新娘，需多次方可完成。男方接一次，女方逃一次。有的婚礼延续时间长达一二十年之久，故称"三回九转"。头几次迎娶，新娘由女伴陪住，夫妻不能同房。然后女方逃回娘家。到第四次接回新娘后，新郎则必须设法与妻子同宿，并尽力挽留她多住些时日。新娘则力图逃回娘家。因为她一旦受孕，娘家就不能留女儿在家分娩，她在娘家居住的权利即行终止，必须移住夫家。女子在逃回娘家期间，可以自由结交异性，但不得发生性关系。新娘怀孕后，男子将其接回，并组织一群老年妇女，围审新娘。众人席地而坐，把新娘围在当中，要她交待13　岁穿裙子以后，与哪些男子同居过。审问时，如新娘不老实交待，就要进行体罚，直至新娘老实交待。

某些少数民族的父系制以十分巧妙的方式取代了母系制。云南西双版纳州景洪县的基诺族就是如此①。一种方法是冒名顶替。解放前，基诺族已属父系制，其长老都是男性长者，但在隆重的祭祖仪式和重大节日的祭祠和唱词中，却必须以左米尤卡，即村寨的老祖母或女长老相称。父系制下的男性长老沿用女性长老的名称，显然当年在母系制下氏族首领曾属女性。否则，父系制时代以男子为尊的氏族长老绝不会尊卑颠倒，屈尊冒女子之名。这说明，男子们在取代母系制时甚至连传统的名称也不必改，只要达到目的即可。男巫取代女巫的地位也是如此。解放前，基诺族早已没有女巫。但在有的仪式中，男巫却装扮成女巫，叫做"尤卡"，即祖母。这也形象地说明，男巫取代女巫，同样玩弄了冒名顶替的把戏。

另一种方法是假借神鬼的意旨。为了贬低母系祖先的地位，人们制造了神化的父系英雄人物，使父系祖先的崇拜居于主导地位。母系祖先原本由来已久。男子们在取代母系制时，并未抹煞这一事实，但是却又塑造了一些神奇的父系英雄，极力尊崇父系的祭祀，从而使母系祖先黯然失色。如阿西、阿哈这两个胞族都有自己的神刀，据说这神刀不必实际砍杀，只要刀一出鞘，刀刃所向，敌人自死，而且它还主雨主晴。这刀只能由男子掌管、祭祀，显然是为父系制取代母系制而创造的一种法宝。通过它，男子取得对原始宗教的控制权和祖先鬼神代言人的地位。

基诺族有关农业的祭祀大权也掌握在男子手里。如在叫谷魂的仪式中，男家长背着公鸡在田间叫谷魂。回家后，要独自在仓库内杀鸡祭祀，然后把鸡吃掉。妇女不得参与其事。男子猎获的兽头肉，被认为是尊贵之物，要连

①　陈克进：《从原始婚姻家庭遗俗看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载《民族研究》1980年第1　期。②　严汝娴：《罕见的审新娘风俗》，《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　期。

①　杜玉亭：《基诺族母系制残余及其向父系制的过渡》，载《民族学研究》第二辑，第38-40　页。夜剔光煮熟，并呼唤男子去吃，但绝不允许成年妇女参加。这种歧视妇女的禁忌，也被说成是"鬼神"的意旨。祭大龙--"洛毛竜"的那天，村社长老和父系家长要到村外杀猪祭鬼，回寨的路上则发出凌厉的叫声，让妇女赶快躲藏回避。不然，就会开罪鬼神，农业遭灾，狩猎不吉。这种宗教仪式中歧视妇女的习俗，也是父系制的产物。

冒名顶替和假借鬼神，以其迂回曲折的方式，在父系制取代母系制的斗争中，巧妙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避免了激烈的冲突。但这是以妇女受压抑、被歧视为代价的。

尽管母系制对父系制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抗争，却无法阻挡历史发展的潮流。经过反复较量，父系制最终确立了统治地位。父系制代替母系制虽然残酷无情，但毕竟是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完成的，因而具有进步意义。

2。军事民主主义及有关的古史传说父系氏族社会晚期，随着生产力持续提高，私有制不断发展，人口逐渐增殖，各邻近氏族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维系氏族的血缘纽带则趋于松散，出现了许多氏族共居的地域性村社。相邻的村社又组合成部落。除土地、森林、河流等仍归属村社和氏族公有外，房屋以及牲畜、工具等动产已属私有。战争较前增多，而且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存在战争。但那时的战争纯属血亲复仇性质。加之地广人稀，不同部落之间少有联系，冲突的发生亦多属偶然。父系氏族社会晚期，社会财富有所增加，人口日渐稠密，各部落之间的交往和冲突乃趋于频繁。随着原始宗教的发展，社会上盛行人祭之风。因此，为掠夺财物和猎取人头而爆发的战争愈演愈烈。

许多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少见的乱葬坑或灰坑中埋人的现象。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遗址的一个乱葬坑中，有大小男女10　副人骨架。在一个水井中埋有五层男女老少的人骨架，或身首分离，或作挣扎状，死者有的被杀死，有的则被活埋①。陕西客省庄二期龙山文化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埋有五具人骨架②。上述资料清楚表明，龙山文化时期战争规模之大，次数之多，远远超过了仰韶文化时期。被杀害者男女老少皆有，人骨架又往往叠压数层。这些人当是被俘虏后集中杀害的。大量杀害俘虏的做法，说明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利用奴隶从事生产劳动的价值不大，因而没有留存的必要。龙山文化时期的人祭遗存，也曾有发现。河北邯郸涧沟的一座房基内发现4　具人头骨，有砍伤与剥皮痕迹。显然死后又经剥皮。这4　具人头骨，被用于祭祀地神，在建造房屋时，埋入房基内。云南的佤族对原始宗教信仰很深，盛行"猎头祭谷"的习俗。为了祈求五谷丰收，他们从敌对部落砍来人头供祭在木鼓房内。这一活动通常是在春播前举行，但若不能及时猎到人头，可延至秋收之前③。猎头祭谷，必然招致敌对部落的报复，因为他们也同样需要猎头祭祀。这样，彼此的仇杀就往往世代相传，很难和解。

为了自卫和掠夺，部落和氏族首领的军事职能渐趋重要。他们除了继续

①　《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10　期。

②　《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

③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佤族简志简史合编》，初稿，第64　页。组织生产，安排生活，处理民事纠纷之外，还担负指挥战争的责任。部落和氏族首领的权限加大，并逐渐形成军事民主主义制度。随着战争的日益激烈和频繁，又出现了专职的军事首领。他们组织勇敢善战的武士，精心操练，成为对外战争的中坚力量。

部落和氏族首领由选举产生，但逐渐固定于某些氏族或家族之内。他们是民众的公仆，也受到群众的尊敬。如不胜任可以罢免另选，随着私有制的发展，部落和氏族首领积聚的财富超过一般民众，并逐渐享有特权。各氏族首领组成部落的议事会议，决定部落内外的重大事宜。部落首领一般由年龄最长或最强大的氏族首领兼任。部落和氏族内所有的成年男子均有权参加人民大会。部落和氏族的重大决定，须经人民大会通过，方可生效。

西盟佤族部落所属的村社都由若干父系氏族所组成①。如马散部落的各个村落由永欧、阿芒、亚木、西俄、彭基依、木依库、关切木、克里木、永格来和斯库等10　个氏族组成。氏族社会虽然已经解体，但每个村社中仍保存原属各个氏族的聚居区，组成了村社中的小村落。部落有自己的地理范围，其政治、军事和宗教是一个整体。部落酋长所在的氏族是部落的中心，也是部落召开会议的所在地。部落酋长居住和召开会议的大房子尼阿木依吉，由整个部落共同建筑。各氏族要提供修建尼阿木依吉时所需的牺牲品和粮食。部落在战时是一个军事整体，由部落酋长统一指挥。凡是发生涉及整个部落的重大问题，便由部落酋长召集各村社氏族酋长会议，集体研究，并作出决议。部落酋长是会议的主持人。虽然会议具有民主讨论的特点，但是享有声望的部落酋长的意见起着较大的作用。

氏族酋长由男成员世袭继承。继承的原则是父子接续，兄终弟及，而养子同样享有继承权。在村社形成后，历史古老的氏族酋长便自然过渡为村社的世袭首领。后迁来的成员以及人数少的氏族通常依附于古老和强大的氏族。

首领的职责主要是组织氏族和村社的重大活动，特别是农业生产，选举军事领袖，建造房屋和医疗疾病等方面的宗教祭祀。解释和运用习惯法，调解纠纷诉讼，决定并主持对村社和氏族内违法者的惩罚，如抄家、拉牛，以及对外的猎头等军事行动。首领的家通常就是会议的场所，商讨事情时还共同饮酒。

随着佤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氏族酋长逐渐享有某些特权。原来出于对氏族酋长的尊敬，而在宗教祭祀中赠送牺牲品的习俗，已变成固定的征收贡赋的制度。

血族复仇是西盟佤族敌对氏族部落之间的基本战争形态。砍头祭谷以及掠夺财物，致使异氏族以及不同部落之间经常爆发战争。例如马散与曼冷，歹格拉与朋奇是敌对部落。岳宋同培翁、温格、巴格岱是敌对部落。永广和困马是敌对部落等等。由若干村社组成的部落，建有共同的防御工事。村落四周的围墙和壕沟插满荆棘。村落设有寨门，寨门由指定的家庭把守。青壮年是当然的战士。用于狩猎的弩弓和刀耕火种之用的长铁刀，即是战斗的武器。近现代伴随火枪、步枪的传进，使佤族的原始血亲复仇更加惨烈。妇女虽不直接参加战斗，但须支援男子，背运酒饭。西盟佤族的氏族和部落还未

①　宋恩常：《西盟佤族氏族制度的解体与阶级的产生》，载《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与家庭制度研究》I，第82-109页。

产生世袭的军事酋长。称为窝朗或芒那克绕的首领就是最高的军事领袖，并组织占卜选定每次战斗的指挥者。指挥者通常是在猎头英雄中推选，以杀鸡占卜的方式进行。获选者的主要条件就是猎头英雄的卦，同以前猎头获胜所卜的鸡卦相同。习惯认为，以前猎头获胜的鸡卦能够保佑新的猎头行动同样成功。猎头获胜的鸡卦由猎头者及其后代作为圣物长期保存。这种鸡卦用人头发缠绕，并涂上人血、鸡血和鼠血，这些血就是鸡卦的牺牲。

在长期血亲复仇的战争中，经常使用一些象征性的办法，向敌方表示宣战或求和。例如向敌对部落传送辣椒、火炭、子弹、鸡毛等表示宣战，而赠送烟草则表示求和。交战部落举行和谈的地址通常是在两个部落之间的山顶。和谈通常由调解人主持。如谈判达成和议，多由巫师背诵战争历史和被猎头的成员名字以示哀悼。双方互相敬酒并发誓，表示共同遵守议和条件。议和多由战败或理屈的部落向战胜者或有理的部落赔偿损失。最后交战双方互赠牛肋骨或穿孔的黄腊，以象征友好。关系密切的部落之间还有增进友谊的许多方式。

据有关文献传说，远古社会末期，黄河、长江流域出现了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①。

华夏集团的势力范围在黄河中、上游地区，以黄帝和炎帝部落最为强大。《国语·晋语》云："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少典氏和有蟜氏是两个互婚的氏族，经长期繁衍，逐渐分化，遂产生以黄帝和炎帝为始祖的两个近亲部落。

黄帝号轩辕氏，"轩猿"即天鼋之意、是黄帝部落崇拜的图腾。黄帝生长于姬水附近。姬水源流在何处，尚不可考。《国语·晋语》云："黄帝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惟青阳氏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25　宗可能是25　个氏族，后来发展成12　个胞族，进而结合成部落。青阳氏与苍林氏当是黄帝部落的中坚。

炎帝生长于姜水附近。姜水是渭河的一条支流，在今陕西省岐山东。炎帝是姜姓部落的始祖。姜姓是古羌族的一支。

东夷集团地处黄河下游流域，主要包括少皞、蚩尤部落。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皞氏以鸟名官，有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鴠鸠氏、鸤\鸠氏、爽鸟氏、鹘鸠氏，还有九扈等。蚩尤部落与少皞部落关系密切。《逸周书·尝麦》说，蚩尤"于宇少皞以临四方"。宇的本意为屋檐，屋檐下可居住，故引申为居住之意。"于宇少皞"，即居住在少皞的地方。可知蚩尤部落与少皞部落关系之密切。

苗蛮集团居于长江中游流域。《战国策·吴起》云："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彭蠡就是现在的鄱阳湖。左彭蠡，右洞庭，大致在今湖南、江西的北部。

为了掠夺财物，扩大势力范围，诸集团之间战乱频繁。《史记·五帝本纪》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最激烈的战争有两次。一次是黄帝与炎帝之间的战争，另一次是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史记·五帝本纪》云："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　、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

①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7　页。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黄帝与炎帝的战争，是华夏集团内部的争斗。经过三次大的战役，黄帝才取得胜利，从而统一了华夏集团。

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尤为激烈。后世为此杜撰出神奇的传说。《大荒北经》云："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读"。应龙及女魃皆为天神，能为黄帝助战，可知黄帝权威之大。蚩尤也非等闲之辈。他能调动风伯、雨师，以狂风骤雨和黄帝抗衡。黄帝最后依靠女魃，战胜了蚩尤。可是也给人间留下灾难。女魃虽来自天庭，却不再返回。她所居住的地方，连年干旱，赤地千里。经另一位神祗，叫叔均的，又去请求天帝，才将女魃安置在赤水的北边。叔均因功而得为田祖。据《海内西经》说，赤水发源于昆仑之虚，即今之青海高原。所谓赤水之北，指的就是今河西走廊以北的大沙漠。该地赤热，终年不雨。古人对此亦有所知，方能杜撰出这段神话。女魃是飘忽不定的神称祗。为了将其北逐，乃整修沟道河渠，以水将其驱赶。这从中也显露出古人与干旱斗争，兴修水利的痕迹。

黄帝战败蚩尤，其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到黄河下游流域，成为华夏和东夷集团共同尊崇的部落联盟最高首领。《史记·五帝本纪》曰，自此"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频繁的战争虽属掠夺的性质，但是在客观上增加了各部落之间的交往，因而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形成。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之间的冲突，规模尚小。以后逐渐酿成激烈的战争。

据传说，尧、舜、禹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末期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著名领袖。诸人的生卒时间，诞生地点，历来众说纷杂。他们均经民主推举，就任天子的职位。天子，即上帝的儿子，秉承天意，治理凡间事物。

尧在位时，正值洪水泛滥，百姓痛苦不堪。尧召集放齐、。。兜、四岳等部落首领商讨治水人选。众人皆推举鲧。尧认为鲧不能胜任。但经四岳一再坚持，终获通过。尧采纳了众人的意见，任命鲧负责治水事宜。经过九年的努力，未获成功。《史记·五帝本纪》对此有概略的叙述："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解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载，功用不成。"

尧在位时，灾祸不断。《淮南子·本经训》云："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脩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貐，断脩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上述记载，虽系传说，颇具神话色彩，若仔细分析，亦当有所依据。远古时代的部落、氏族多有各自信仰的图腾。。。貐、凿齿、封豨皆兽名；脩蛇，即巨蟒；九婴，水火之怪；大风，乃风伯。以这些兽蛇神怪为图腾的部落、氏族不服尧之管辖，犯上作乱，终遭羿的诛杀。羿属部落首领一类的人物，是远古时代著名的英雄。

尧按照氏族社会的古老传统，征求四岳的意见，慎重选择自己的继承人。舜以贤孝闻名于世，众人一致举荐。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以便深入了解其为人。经多方考察之后，禅让天子之位于舜。《史记·五帝本纪》："尧日："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择。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

尧有子丹朱。但尧认为丹朱品行不好，故传位于舜，而不与丹朱。《史记·五帝本纪》云："尧之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孟子·万章》云："舜南面而立，尧率诸侯北面而朝之。"这说明退休的首领即为平民，尧亦如此，并无终生的权位。

尧让位于舜，确实出于公心，亦为明智之举。尧去世后，舜对丹朱采取辟让的态度，但人民信任舜，疏远丹朱。《史记·五帝本纪》云："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至丹朱而至舜，岳讼者不至丹朱而至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舜出身寒苦，终年辛勤劳作。舜父盲，且品质顽劣，母亲恶毒，弟象性情高傲。他们都想除掉舜。在尧妻二女于舜，并多予赏赐之后，其杀心愈盛。他们屡次设计害舜，均被舜逃脱。舜非但不报复，仍孝顺盲父，爱抚兄弟。其仁厚之心若此，亦可不辱治国之大任。《史记·五帝本纪》对舜的这段事迹有生动的叙述："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鱼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舜居妫汭，内行弥谨。。。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杆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从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愕不怿，曰："我思舜，正忧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

舜传位于禹的情况与尧传位于舜的情况类似。《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子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

禹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最后一位部落联盟的领袖。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动人事迹妇孺皆知，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昔日，禹父鲧治水用的是"堙"和"障"的方法。《尚书·洪范》云："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孔颖达疏："是堙为塞也，。。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鲧反塞之，水失其道，则五行皆失也"。《国语·鲁语上》云："鲧障洪水而殛死。"韦昭注："鲧，颛顼之后，禹之父也。尧使治水，障防百川，绩用不成，尧用殛之于羽山。""堙"和"障"都是堵塞的意思。用堵塞的方法，违反水流动的规律。洪水无处排泄，灾害更甚。鲧治水自然失败。

禹吸取其父的经验教训，采取疏导的方法，减小水势。有关禹治水的记载很多，其内容大同小异。《史记·夏本纪》云："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殊为是。于是舜举鲧之子禹，而使续鲧之业。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日："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于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视尔事矣！"。。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至孝于鬼神。卑宫室，至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撵。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孟子·滕文公上》云："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吕氏春秋·爱类》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洪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乾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远古社会末期，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以石、木、骨、蚌等制作的简陋工具治理严重的水患，必然困难重重。但禹治水有方，进行大规模的疏导工作。开决黄河下游堵塞的河川，使支流顺利地归于主流。又把低洼之处围堰成为湖泽，如同今日之水库，调节水流量，以保持其稳定。水浅处则使其漫散渐干，成为良田。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水道宽深，畅流无阻，治水终获成功。《论语·泰伯》称禹"尽力乎沟洫"。实际上这就是原始的水利工程。此种作法至今依然延用。禹作为治水英雄，长久为后世所传颂。尧时，曾对苗蛮集团进行过战争。《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丹水即今之丹江，源于陕西东南的终南山，至河南、湖北交界处入汉水。

舜对苗蛮的斗争取得重大的胜利。《吕氏春秋》上条引文下说："舜却苗民，更易其俗。"自舜之后，苗蛮集团逐渐为华夏集团所同化。

禹也曾对苗蛮进行过激烈的战争。《墨子·兼爱下》引禹誓云："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禹彻底打败了苗蛮，将华夏集团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到长江流域。自此，东夷、苗蛮均附属于华夏集团。中华民族乃始具雏形。

随着部落联盟领袖权力的不断加强，军事民主制度加速瓦解。民主议事的传统逐渐被专断独裁的作风所取代。《韩非子·饰邪》云："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国语·鲁语》亦曰："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群神即指各路诸侯，也就是诸部落的首领。部落联盟领袖召集所属部落首领聚会，须倾听并尊重各部落首领的意见。例如，尧虽不同意鲧担负治水之责，但在四嶽的坚持下，仍违心通过了这项任命。禹却敢于杀害迟到的部落首领，可知他的权力之大，亦可知昔日的民主议事传统已被破坏无遗。

《礼记·礼运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大同世界"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真实写照。至父系氏族社会，随着私有制产生，阶级的萌芽，已逐渐蜕变为"小康"世界。《礼记·礼运篇》又云："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国，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永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自此，人类跨入阶级社会的历史阶段。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出现奴隶主与奴隶尖税的阶级对立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也产生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政权。

3。礼乐制度的产生礼乐制度盛行于中国的商周时期，是维系奴隶制等级观念的规范，也是奴隶主阶级借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礼记·曲礼》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云："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在举行祭祀、宴享、朝聘、婚冠、丧葬等宗教和政治活动时，均使用礼乐器。礼乐器是表明器主身份、权位的标志物。正如《左传·成公二年》所云："器以藏礼，礼以行义。"又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丧葬礼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死者入葬时所享受的待遇，依生前的品级而有所不同。古代墓葬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随葬品和有关遗迹，因而为研究古代的礼乐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已有学者提出礼乐制度形成于龙山时代的新见解①。

早在大汶口文化中期（约当公元前3500年至前2800年），该文化墓葬的型制就已经出现贫富分化的趋势，礼乐制度亦初现端倪。少数大墓的墓扩面积可达10　平方米左右，并常见木质葬具。随葬品多至60　余件，除玉、石、陶器之外，还有精致的象牙雕筒、象牙梳、象牙琮等。大汶口文化中期墓葬出土的木质葬具，有长方形和井字形等样式。山东邹县野店第51　号墓使用双层木质葬具②，井字形椁框，内套木棺，随葬品多置于棺、椁之间或二层台上。这种原始的棺椁伴随着贫富分化现象，显露出等级制度的萌芽。

大汶口文化晚期（约当公元前2800年至前2400年）墓葬型制所反映的贫富分化现象愈加明显。如大汶口10　号墓，墓圹东西长4.2　米，南北宽3.2米，面积为13.44　米。墓底有二层台，中央又挖掘一长方坑以放置死者，尚残留木质葬具的痕迹。死者周身覆一层厚约2　厘米的黑灰，疑为衣着痕迹。头部佩戴着由77　个单件组成的三串石质装饰品，佩戴的臂环、指环以及随葬的石铲皆为玉质，还有大型的象牙雕筒和象牙梳。随葬陶器90　余件，包括洁

①　高炜：《龙山时代的礼制》，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②　《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净的白陶，乌亮的黑陶和精美的彩陶，陶瓶数量多达38　件。最引人注意的是，随葬品中有84　枚鳄鱼鳞板，分置于墓底、死者头右侧及左侧角。鳄鱼鳞板系鳄鱼皮朽烂后的残留物。山西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①，曾发现以鳄鱼皮作鼓面的鼍鼓。鳄鱼皮朽烂后，鳞板散落在木质的鼓腔内。据此推测，大汶口墓地10　号墓很可能也随葬有鼍鼓。鼍鼓不是一般的乐器，它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尊崇的地位，因而具有礼器的性质。河南安阳殷王陵②和山西灵石③，山东滕县④的商代方国首领墓皆曾出土鼍鼓。

约当公元前2500年至前2400年的龙山文化陶寺早期墓地，数百座墓葬的型制，呈现出强烈而有规律性的级别差异。拥有上百件随葬品的大型墓6座，仅占已知早期墓的1％。无随葬品，或仅有一二件骨笄、石器的小墓则占80％以上。大小墓之间还有诸多层次的中型墓葬。随葬品有一定的组合。炊器有陶灶、鼎、大斝、石刀、木俎；食器有陶大口罐、盆、盘、豆、木盆、豆、勺等，木质仓形器上置骨匕，可能是食器或食器模型；酒器有陶小口折肩罐、高领壶、小斝、木斗、觚、杯等。乐器有鼍鼓、石磬等。兵器有钺、镞。工具有石斧、锛、■磨器等。

随葬品依墓主人的身份而有所区别。6　座大型墓几乎囊括炊、食、酒器的所有种类。大墓突出的共同之处在于，随葬品中均有彩绘蟠龙陶盘。5　座大墓随葬鼍鼓、特磬和土鼓三种乐器，因而规格最高。另一座大墓则没有乐器，因而规格略低。

大墓和甲种中型墓有木案，皆摆放于墓主人头端，上置小斝及觚、杯等酒器。大墓的木案，案面绘精美的图案，甲种中型墓的木案则未经髹饰。大墓的俎上置大型"Ⅴ"字状石刀三件，甲种中型墓俎上只有1　件小型石刀。大墓中的彩绘陶豆和木豆，每组均在10　件左右。甲种中型墓的朱绘陶豆，每组不超过四五件。涂饰朱红圆点的大口罐，大型墓用14　件，甲种中型墓只用两件。大型墓用肢解后的整猪，甲种中型墓只用猪头、蹄、肋等部位。级别较低的中型墓的器物组合则比较简单，一般不超过10　件。

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约当公元前2400年至前2000年），墓葬类型的分化尤为强烈，等级明显，亦具规律性。

临朐西朱封大墓，面积11　平方米，两椁一棺，在两椁之间以及内椁与套棺之间，分设足厢和边厢，内置陶器40　余件，包括蛋壳高柄杯6　件，墓主人随身佩戴玉坠和玉串饰。足厢和边厢的设置，表明木椁墓的形制已趋成熟。三重棺椁和6　件蛋壳高柄杯，象征墓主人生前尊贵的身份和显要的社会地位①。泗水尹家城木椁墓的规模更大，面积达23.6　平方米。随葬品有白陶鬹、磨光黑陶甗、鼎、盒、壶等成组的精美陶器，狗下颌骨20　余个。此外还有鳄鱼鳞板以及低温陶小圆锥体，推测当属鼍鼓类的乐器①。泗水尹家城第4　号墓的规模也较大，面积8　平方米，随葬陶器38　件。该地还有只随葬一二件陶器

①　《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　期。②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六本，《1217　号大墓》，台北，1968年。③　《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第11　期。

④　邵望平：《〈禹贡〉九州风土考古学丛考》，《九州学刊》第2　卷第2　期，1988年，香港。

①　《临朐发现龙山文化重要墓葬》，《中国文物报》1987年10月23日。

①　于海广：《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文史哲》1982年第2　期。或一无所有的小墓②。

诸城呈子墓群已发掘的87　座墓葬③，则显示出中、小墓的分化。呈子墓葬可分四类：第一类5　座，占总数5.7％，墓坑面积约2　平方米左右，皆有木质葬具，随葬品较多且精美，均有蛋壳黑陶高柄杯和猪下颌骨；第二类11座，占总数12.6％，墓坑略小，部分墓有木质葬具，陶器多超过5　件，有的墓随葬蛋壳高柄杯和猪下颌骨；第三类17　座，占总数20％，墓坑小，皆无葬具，随葬一二件陶器；第四类54　座，占总数62％，墓坑窄小，无葬具和随葬品。

从临朐西朱封和泗水尹家城大墓，到诸城呈子四类中小型墓，清楚地反映出山东龙山文化墓葬复杂的等级序列，进而展示了部落、氏族首领和贵族与平民之间生前身份贵贱以及地位尊卑的明显差异。

长江下游流域的良渚文化（约当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龙山文化，历史进程大体相近。良渚文化的大墓，面积一般在5-9　平方米之间，有木质葬具，还曾发现朱绘木棺或木椁的痕迹。随葬品以琮、璧、钺、璜等礼玉和佩玉为主，陶礼器则以鼎、豆、簋、盉、壶、贯耳壶为基本组合形式，数量多超过百件。部分较小，且不见玉器的墓，随葬品或三五件，或10　件左右不等。也有的小墓，无任何随葬品。由此亦显示出墓主人贫富分化和等级的不同。

龙山文化及与之时间相近的诸考古学文化，正值父系氏族社会的晚期，当时虽然尚未出现青铜礼器，但是通过由陶器、漆木器和玉石器的不同组合，以及其它因素所显示的丧葬制度，反映出享有特权，并占有大量财富的部落、氏族首领、贵族之间的级别序列，及其与广大平民的尖锐矛盾。如《左传·隐公十一年》所言，礼乐制度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根本法则。礼乐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形成于龙山时代的礼乐制度，从一个重要的侧面透露出奴隶制国家即将诞生的信息。

②　《泗水尹家城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8　期。③　《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0年第1　期。

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夏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开端。从军事民主制的部落联盟过渡为奴隶制王朝，并非一帆风顺。夏代的第一位国王启平息部落贵族的反抗，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夏王朝又经历一段动荡时期后，才确立奴隶制度。夏王朝设置军队、官吏和监狱，这是奴隶制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奴隶和平民深受奴隶主贵族的压迫，不断进行反抗和斗争。夷人与夏人关系密切，但视夏王朝的兴衰而叛服不定。末代国王桀荒淫无道，民心丧失殆尽，夏王朝终为后起的商国所灭。

（一）夏文化的探索夏朝，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古代文献对夏朝的论述虽仍系传说，但是从《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世系的记载，已被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实为信史的情况推断，《史记·夏本纪》关于夏代历史的记载，亦当有所依据。

因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类似甲骨文那样的有关夏代文化的确凿的实物资料，夏文化的遗物也难以辨识，所以，在夏纪年内，分布于文献记载中夏王朝主要统治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自然成为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

夏代的纪年，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目前通行的历史年表采用的夏代起讫时间，为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

传说中夏王朝的都邑以及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诸多地点，古代文献对其地望的记载颇多差异，后世学者的考证也分歧很大。但是，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在豫西，尤其是洛阳平原，伊、洛、颍水流域，以及晋南的汾河中下游，特别是汾、浍、涑水流域，学术界的看法基本还是一致的。

目前，学术界对夏文化探索的目标已经逐渐集中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因对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获得大量的比较系统的资料而得名①。二里头文化分两个类型，一个是以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类型，另一个是以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②为代表的东下冯类型。东下冯类型与二里头类型的文化面貌有许多相同或近似之处，也有某些差异，所以是同一文化的两种地方类型。

二里头遗址按时间顺序以及文化内涵的变化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出土的标本经过碳十四测定，一期至四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年至前1600年。东下冯遗址测定的数据较二里头遗址的数据稍晚。二者的年代大体都在夏纪年的范围之内。

二里头类型遗址已经发现数十处，主要分布于豫西地区。除偃师二里头遗址之外，经发掘或试掘的遗址，还有陕县七里铺，洛阳东干沟、矬李、东马沟、偃师灰嘴、高崖，登封玉村，渑池鹿寺，临汝煤山，郑州上街、洛达庙，浙川下王岗等地点。

古代文献关于夏人在豫西活动的记载很多。《逸周书·度邑解》云："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朱右曾在《逸周书集训校释》卷

①　《新中国的考古学》，《红旗》1962年第17　期。

②　《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五中说："雒汭，雒水入河之处，在河南府巩县北。伊汭，伊水入雒处，在河南府偃师县西南五里。"《史记·周本纪》索引云："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无险固，是有夏之旧居"。《国语·周语上》亦曰："昔伊洛竭而夏亡"。上述记载和考证清楚表明，河南省的伊、洛地区正是昔日夏人所居之处。二里头类型遗址的分布范围恰与"有夏之居"的地望相合。

东下冯类型遗址也发现几十处，分布于晋南的运城和临汾盆地。已发掘的遗址有夏县东下冯、永济东马铺头、翼城感军和襄汾南大柴等地点。

晋南素有"夏墟"之称。《左传·定公四年》云："分唐叔以大路。。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服虔曰："大夏在汾、浍之间。"叔虞为晋国始封之君，其地在夏墟，是古唐国的故土。叔虞封唐乃称唐叔虞。《史记·晋世家》对此有所记载："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古史专家徐旭生先生对夏墟的地望曾有详细考证，认为"《左传》所指的夏墟当在山西的西南部"①。东下冯类型遗址分布于晋南，大致在汾、浍、涑水流域，与"夏墟"的地望相符。

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2000年。王湾类型分布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水流域，主要遗址有洛阳王湾、矬李、孟津小潘沟、偃师高崖、临汝煤山和登封王成岗等。在王湾遗址的发掘中，获得大量富代表性的资料②，王湾类型因而得名。王湾类型的分布地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分布地域大体一致。在地层关系上，王湾类型又直接叠压在二里头文化一期之下。二里头文化一期与王湾类型之间，在文化面貌上有明显的承袭关系。所以，王湾类型晚期也应在探索夏文化的范畴之列。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分布区域集中于晋南的临汾盆地，翼城、曲沃、襄汾、侯马、新绛等地均有发现。其地域也正在"夏墟"的范围之内。陶寺类型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其起讫时间约当公元前2500年至前1900年。若此，则陶寺类型晚期在夏纪年范畴之内，亦当属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南大柴遗址属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①，与陶寺遗址皆为襄汾县所辖。两地隔汾河东西相望，距离仅15　公里。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早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二者在时间上大致衔接。但是南大柴遗址的发掘资料表明，东下冯类型与陶寺类型的文化面貌差异颇大，二者并无明显的承袭关系。可知陶寺类型的发展受到遏制，其去向目前尚不清楚。东下冯类型并未直接承袭当地的龙山文化，而是自豫西的二里头文化发展而来的地方类型。

边远地区的一些考古学文化，例如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经碳十四测定，时间为距今2000年左右，虽然大体在夏纪年之内，但因该文化的分布，非夏人主要活动区域，其先民不属夏民族，所以不在探索夏文化的范畴之列。

①　《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　期。②　《洛阳王湾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1年第4　期。

①　《大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7　期。

（二）夏的先祖鲧和禹是夏的先祖，古代文献并无歧异。《史记·夏本纪》云："夏后帝启，禹之子。"又云："禹之父曰鲧。"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父鲧妻脩己，见流星贯昂，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斥而生禹。"但是对鲧以前的世系，记载却颇不一致。例如，《史记·夏本纪》云："鲧之父曰帝颛顼"。《汉书·律历志》则云："颛顼五代而生鲧。"由此可知差异之大。颛顼系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古史专家徐旭生先生对大量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研究之后认为，在古代各帝之中，颛顼是最难明了的①。故此，鲧以前的世系也就不易追寻了。

夏的先祖鲧和禹的生平事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夏人早期的历史。

鲧的居地在崇。《史记·夏本纪》索隐引《连山易》云："鲧封于崇。"故《国语·周语下》谓之"崇伯鲧"。《帝王世纪》亦云："夏鲧封崇伯。"崇，指的就是崇山附近地区。崇山，即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登封县境内。禹的居地在阳城。关于阳城的地望，历来众说纷纭，或在山西，或在河南。徐旭生先生以河南颍川说根据充足，旁证有力，认为其可信程度较大②。鲧和禹生活在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阶段，正值考古学文化上的龙山文化时期。以嵩山为中心的伊、洛、颍水流域，是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的分布区。无论在时间或地域上，都与夏人早期的历史相合。考古工作者在登封县告成镇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一处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古城址③。从城内出土"阳城仓器"戳印陶文，证明该城确是东周时期的阳城，与古代文献关于阳城在嵩山下之颍川的记载，不谋而合。以后，又在告成镇西的王城岗上发掘出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夯土城垣遗址①，更为鲧居崇和禹居阳城的记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鲧因所用方法不当，治水失败，被尧殛死于羽山。这是鲧之死最流行的说法。《国语·鲁语上》云："鲧障洪水而殛死。"韦昭注："鲧，颛顼之后，禹之父也。尧使治水，障防百川，绩用不成，尧用殛之于羽山。"《礼记·祭法》亦云："鲧障鸿水而殛死。"

但是，有的学者根据文献记载，又提出两种不同的看法②。

一种看法是，鲧被流放至羽山，终死于此。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鲧因争夺权位，触怒于尧而被诛杀，故与治水失败无关。

尧、舜和鲧所处的时代，正是父系氏族社会的末期。随着私有制的产生，部落首领的特权日趋扩大。军事民主制度下的部落联盟领袖的禅让传统逐渐破坏，争夺权位的斗争在所难免。鲧因此被杀，并非无稽之谈。鲧既被杀，其治水的任务当然就不可能完成了。而后世又把尧舜捧为圣人，罪责只能归之于鲧，这就是流传下来的鲧治水失败的种种传说。

禹的生平事迹见于记载，并与治水有关的，还有娶涂山女为妻之事。

①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74　页。②　《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　期。③　《春秋战国时期古阳城遗址的发掘》，《光明日报》1978年1月27日。

①　《一九七八年上半年登封告城遗址的发掘》，《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3　期。②　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151　页。

禹娶于涂山，文献的记载大体一致。《吴越春秋·越王吴余外传》云："禹三十未娶。。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史记·夏本纪》云："禹曰：予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工。"集解引孔安国曰："涂山，国名。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复往治水。"《尚书·益稷》亦云："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

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已传为脍炙人口的佳话。禹三十未娶，新婚四日，便舍妻离家，奔赴治水工地。子启出生，亦置之不顾。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愈发感人肺腑，禹的形象更为高大。

据文献记载，四川、安徽、浙江、河南有多处地点皆称涂山。若联系治水活动，禹娶妻的涂山应在河南境内。《吕氏春秋·贵因篇》云："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迴陆，注之东海。"《淮南子·脩务训》云："禹。。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战国策·西周策》云："秦攻魏将■武军于伊阙。"高诱注："伊阙在洛阳西南六十里，禹所辟也。"伊阙乃天然生成，非禹所开凿。但是这些传说，反映禹确曾在伊水流域治理过水患。

（三）夏王朝的建立和奴隶制度的巩固据文献记载，禹去世后，传位于益。但益的声望不及禹子启。于是，诸侯拥戴启即帝位。《史记·夏本纪》云："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益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从表面上看，启代益继承帝位，是大势所趋，和平交替。实际上，益并未让位于启，启亦不贤。启倚仗禹的权势，早已积蓄力量，觊觎帝位日久。启、益之间，为争夺帝位，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启用武力废止父系氏族社会的禅让制度，代之以父子因袭的家天下。益终被诛杀。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在部落贵族的一片厮杀声中诞生了。启成为夏朝的第一任国王。

文献对这场斗争多有记载。《竹书纪年》云："益干启位，启杀之。"

《史记·燕召公世家》云："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亦云："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

启继帝位，并未得到部落联盟的一致支持。启杀益，更激起不满与反抗。有扈氏率先发难。《史记·夏本纪》云："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有扈氏为夏初的一个部落，其地在陕西鄠县，今作户县。甘，在鄠县南。《汉书·地理志》云："鄠，古国。有扈谷亭。扈，夏启所伐。"《括地志》云："鄠县，本夏之扈国也。"《史记·夏本纪》集解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索隐："夏启所伐，鄠南有甘亭。"启代有扈氏之前，曾在甘誓师。讨灭有扈氏之后，启的统治地位才得以确立。

夏王朝建立在掠夺奴隶劳动的基础上。奴隶主贵族将战争中的俘虏降为奴隶，并投入生产领域。奴隶劳动是无偿的。奴隶主攫取大量的财富，进一步促进了奴隶制度的发展。

夏代的农业虽然仍旧使用木、石、骨、蚌质的生产工具，但是已经能够大规模治理水患，兴修灌溉设施。加之大量利用奴隶劳动，使农作物的产量有很大的提高。

随着生产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古代人类逐渐认识到天文历法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夏人已经掌握许多有关天文历法的知识。孔子曾主张行"夏时"。《史记·夏本纪》云："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夏小正》是中国最早的历书，虽成书于夏代以后，但记载了夏代的天文历法知识。夏人掌握天文历法知识，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夏代的手工业有较高水平。冶铸铜业是新兴的一个重要手工业部门。冶铸铜业所采用的复杂工艺，体现出社会经济的长足进步。成批奴隶投入劳动，使需要大量人力的冶铸铜业得以较快地发展。

据文献记载，许多部落曾向夏贡铜，以铸鼎。《左传·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九牧即九州之长，当是众部落首领的统称。"贡金九牧"，即"九牧贡金"之倒文。物，指鼎上所铸怪兽之图象。启曾遣人进山采铜，在昆吾铸鼎。夏铸九鼎，并传至商、周。《墨子·耕柱》云："昔日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鼎成，三足而方，。。以祭于昆吾之虚。。。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开即启，汉人避景帝讳，改启为开。折同摘，即掘也。昆吾在今河南濮阳，是夏属的一个小国。三国，指夏、商、周三代。

上述记载虽系传说，但在夏纪年内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已使用青铜器，却是客观事实。二里头遗址曾出土铜爵、铜锛、铜凿、铜锥、铜刀、铜镞、铜鱼钩和镶嵌绿松石的圆形铜器等。铜爵，含铜92％，锡7％，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这个铜爵的制造工艺比较复杂，系多合范铸成①。二里头遗址还曾出土铜戈，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武器①。《越绝书》中提到夏"以铜为兵"，由此亦得以证实。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青铜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启死后，其子太康即位。夏朝自此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动乱时期。太康沉迷于游猎，不理国事，渐失民心。后羿乘机驱逐太康。太康与五个兄弟及母亲避居于洛水之北。兄弟五人因不得返国，乃作"五子之歌"，以发泄对太康的不满和悲怨之情。夏人虽拥立太康弟仲康为王，但实权仍为后羿控制。后羿是有穷氏的首领，与神话传说中尧时的射日英雄羿并非一人。仲康死，后羿篡夺仲康之子相的王位，颠覆了夏王朝。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后羿代夏"。

后羿自恃善射，疏远贤臣，将朝政委与宠臣寒浞，自己终日在外游猎。

寒浞早已垂涎王位，纠集亲信，杀死后羿，并烹煮其肉，逼迫后羿之子进食。其子力拒，亦被杀。寒浞自立为王，并霸占后羿之妻，生浇和豷。寒浞处心积虑，妄图根除夏王族后裔。浇成人之后，除灭收留相的斟寻氏和与之联盟的斟灌氏，相亦被杀。相之妻后缗身怀有孕，逃归娘家有仍氏，生子少康。少康成人后，曾担任有仍氏的牧正。浇追杀少康。少康乃投奔有虞氏，娶其二女为妻，并任庖正。此时，他拥有一成的田地和一旅的奴隶。少康聚集夏人的力量，又联络夏的遗臣靡和有鬲氏，以及斟寻氏、斟灌氏的残余势力，最后消灭了浇和豷，终于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史称"少康中兴"。经过反复激烈的斗争，夏王朝的奴隶制度才得以确立。

文献对上述历史多有记述。《史记·夏本纪》云："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集解引孔安国曰："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返国"。又曰："太康五弟与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左传·襄公四年》杜预注曰："禹孙太康，淫放失国，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号曰有穷"。《左传·魏庄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人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谗子寒浞。浞杀羿，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杀于穷门。浞因羿室，生浇及豷。使浇灭斟灌氏及斟寻氏，而相为浇所灭，后缗归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遂亡。"

《史记·夏本纪》正义所引《帝王世纪》，追述后羿的先祖以善射传世。对"后羿代夏"至"少康中兴"的史实，亦有与《左传》类似的记载："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帝■以上，世掌射正。至■，赐以彤弓素矢，封

①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　期。

①　《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　期。之于。。，为帝司射，历虞、夏。羿学射于吉甫，其臂长，故以善射闻。及夏之衰，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正。帝相徙于商丘，依同姓诸侯斟寻。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田兽，弃其良臣武罗、伯姻、熊髡、尨圉而信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伯明后以谗弃之，而羿以为己相。寒浞杀羿于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穷门。浞遂代夏，立为帝。寒浞袭有穷之号，因羿之室，生奡（即浇）及豷。奡多力，能陆地行舟。使奡帅师灭斟灌、斟寻，杀夏帝相，封奡于过，封豷于戈。恃其诈力，不恤民事。初，奡之杀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婚，归有仍，生少康。初，夏之遗臣曰靡，事羿，羿死，逃于有鬲氏，收斟寻二国余烬，杀寒浞，立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遂亡也。"

关于夏王朝的世系，《史记·夏本纪》有详细的记载："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

夏代共经历了近五百年的时间。《史记·夏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曰："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矣。"所谓"有王"，即自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无王"，则为羿和寒浞篡夏之时。

（四）夏代的政治制度1。夏代的阶级关系夏王朝是奴隶制国家。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夏王朝的奴隶，主要来源于战争中的俘虏。某些部族被夏王朝讨灭之后，组织形式依然保留，其成员整体均沦为奴隶，例如，据《楚辞天问》注，启讨灭有扈氏，将其部族成员罚作"牧竖"，即放牧牲畜的奴隶。

夏王朝的贵族拥有大量土地和众多奴隶。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失国逃奔有虞氏时，仍"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少康寄居他族尚且如此，其贵为天子之时，直接控制的土地和奴隶当巨不胜数。

夏王朝统治者发动战争，除掠夺财富和奴隶，也为了攫取美女，以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据《国语·晋语》记载，夏朝末代国王桀讨伐有施氏，"有施氏以妹喜女焉。"《竹书纪年》云，岷山氏"进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

平民是夏王朝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平民的地位虽高于奴隶，但是也深受贵族的压迫。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是社会的重要矛盾。平民意愿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夏王朝的安危。后羿之所以能篡夺夏王朝的政权，正是因为太康沉迷于田猎，失去了平民的支持。后羿"不修民事"，终日游乐，亦为寒浞所杀。寒浞重蹈太康、后羿的覆辙，"不恤人事"，也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实乃万古不变之真理。少康灭寒浞之后，经其子杼的治理，夏朝复趋稳定。杼是夏朝的一代著名国王。《国语·周语上》称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意思是说，杼能继承禹的功业，因而夏人以高规格的报祭来祭祀他。

夏朝末期，统治阶级对奴隶和平民的压榨日益深重，导致社会矛盾空前尖锐。

《史记·夏本纪》载："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

夏桀暴虐无道尤甚，大肆搜刮百姓，屡次发动对外战争，民怨沸腾。《史记·夏本纪》云："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桀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又广收美女，伎乐之人，充陈后宫。桀宠爱妹喜，不惜大量撕扯贵重的丝织品，甚至造酒池行舟，以博取妹喜的欢心。

史家以悲愤的笔墨无情鞭挞桀荒淫无度的劣行。《竹书纪年》云："桀（筑）倾宫，饰瑶台，立玉门。"《管子·轻重甲篇》云："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譟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列女传·夏桀末喜传》云："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美女积之于后宫，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日夜与妹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置妹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自恣，为酒池可以运舟。。醉而溺死者，妹喜笑之以为乐。"《帝王世纪》云："末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桀的倒行逆施，激起广大民众的无比仇恨。诸侯国亦不甘臣服，伺机反叛。桀非但不思悔改，反而自比天日，顽冥不化。百姓切齿咒骂，宁愿与太阳同归于尽。《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尚书大传》曰："桀云"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史记·殷本纪》云，众人曰："是日何时丧？予与汝皆亡！"

夏王朝危机四伏，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深感忧虑。关龙逢直言劝谏，竟被桀所杀，引起朝野的极大震动。《韩诗外传》云："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关龙逢进谏曰："古之人君，身行礼义，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今君用财若无穷，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杀之。"《吕氏春秋·慎大览》云："众庶泯泯，皆有远志，莫敢直言。"

商是夏朝的东邻属国。在汤的治理下，国威日盛。汤集聚不堪夏朝统治的方国和部族，大有取夏而代之的气势。桀既已不可救药，其臣属纷纷投奔商汤，以求自保。夏太史令终古为其中之著名者。《吕氏春秋·先识览》云："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淮南子·汜论训》亦云："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亡。"

夏王朝险象环生，气数殆尽。商汤乘机起兵，桀败走鸣条，夏遂亡。《帝王世纪》云："桀淫乱，灾异并见，雨日斗射，摄提移处，五星错行，伊洛竭，慧星出，鬼哭于国，汤伐之。"《史记·夏本纪》云："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鸣条，在今山西蒲州安邑县境内。《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县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鸣条陌也。鸣条战地，在安邑西。"

2。夏朝的政权结构有关夏朝国家政权的资料甚少，虽属管中窥豹，但据此仍可知夏朝已具备国家的基本特征。

国王是夏朝的最高统治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其下属的军队、官吏和监狱等，是维系国家政权的支柱。

夏朝军队的组织形式，在启讨伐有扈氏时，于甘地誓师所作的誓词中，可略见端倪。《史记·夏本纪》云："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汝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子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启在战争开始之前，召集臣属，声讨有扈氏的罪行，并告诫将士，要忠于职守。立功者赏，违命者严惩不贷。启灭有扈氏之后，诸侯皆臣服。誓词中提及的六卿、六事之人、左、右、御等，皆军队将士的称谓。

"六卿"，《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曰："天子六军，其将皆命卿也。"

"六事之人"，集解引孔安国曰："各有军事，故曰六事。"

"左"、"右"，集解引郑玄曰："左，车左。右，车右。""御"，集解引孔安国曰："御以正马为政也。"

车战是夏代的主要战斗形式。蔡沈《书经集传音释·甘誓》云："古者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御者居中，以主马之驰驱也。"此种由左、右、御三人组合而成的车战形式，一直延续至商、周时期。

正，是夏代掌管具体事务的官吏之通称。见诸文献的有车正、牧正、庖正等，分别为管理车辆、畜牧和膳食的官吏。《左传·定公元年》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

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曾为有仍氏牧正。后"逃奔有虞，为之庖正。"

夏朝设置太史令。太史令终古以谏桀无效而奔商闻名于世。

夏朝有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吏。《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云；"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时之官。"

夏王还临时委任臣属执行专门的使命，犹如后世之钦差大臣。《史记·夏本纪》云："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集解引孔安国曰："胤国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郑玄曰："胤，臣名也。"夏朝已制定刑罚。《左传·昭公六年》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史记·夏本纪》所载《甘誓》，对军队的刑罚有具体阐述。"用命，赏于祖。"集解引孔安国曰："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行。有功即赏祖主前，示不专也。""不用命，僇于社。"集解引孔安国曰；"又载社主，谓之社事。奔北，则僇之社主前。社主阴，阴主杀也。""子则帑僇女。"集解引孔安国曰："非但止身，辱及女子，言恥累也。"

夏代有监狱。《史记·夏本纪》云，桀"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索引曰："狱名"。

3。夏代的部族夏王朝是姒姓为主体的多部族国家。《史记·夏本纪》云："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与夏王朝关系密切的异族，主要是分布于黄河下游以及淮河流域的东夷和淮夷。《后汉书·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统称之为"九夷。"夷人对夏王朝叛服不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夏王朝国势的盛衰。《后汉书·西羌传》云："王政脩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昔夏后氏太康失国，四夷背叛。"

夏朝前期，因国内局势动荡，无暇外顾，夷人势力迅速强大。东夷首领后羿甚至利用太康失国之机，把持夏的朝政，最终取而代之。

少康中兴，重振国威，才使夷人处于臣服的地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云："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夷、繇（同由）是服从。"《后汉书》卷一百十五《东夷传》注引《竹书纪年》云："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四、商代政治商汤灭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商朝从汤始建至纣灭亡于周，共传17　世31　王，历时500余年，其存续时间约从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

商族的始祖名契。自契至汤共有14　世，然其具体年代已不可考。商族在立国前大致仍处于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当时商族经常迁徙，其活动范围大概不出今河南至山东的黄河两岸及河北南部一带。商汤灭夏建立国家之后，商人以本族为中心，在继承夏代奴隶制的基础上，逐步完善了奴隶制国家的各项政治制度。商王国的势力范围亦随其国家政权的稳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地扩大。其影响所及，南已达长江流域，北到燕山，西抵陕西关中，东至海滨。其间众多的方国部落或臣服于商，或不时与之发生争斗。各族间相互交流，共同创造了商代文明。在这种形势下，商王朝成为一个空前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一）先商社会1。商族的起源与先商世系先商一般是指商人在灭夏前所处的一个历史时期。相传契为商族始祖，其母简狄为有娀氏之女，帝喾次妃。关于契的出生，司马迁写到："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而生契"①。《诗·商颂·玄鸟》亦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显然上述记载是一则神话传说。众所周知，在人类各民族中，利用神话传述本族的早期历史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神话中往往包含着真实的历史。上述传说很可能反映出商族是以鸟为图腾的北方民族，其在契之前尚处于母系制社会。契做为商族的第一个明确的男性始祖，或许表明当契之时商族已正式确立了父权制。

契以前的商族历史目前尚难于考证，所谓先商时期主要是指契至汤这段时间。根据《史记》等书的记载和殷墟卜辞可知，先商世系依次为：契--昭明--相土（土）--昌若--曹圉--冥（季）--王亥（振）、王恒--上甲（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示壬（主壬）--示癸（主癸）--天乙（成汤）。

商先公的事迹古籍所记均很简略。相传契在舜时曾为"司徒"，因佐禹治水有功而被封于商②。契所生活的时代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当时显然不会存在分封等后代才有的事，此处"分封"或许只是反映了商族当时曾聚居于商这个地方而已。昭明是契的儿子。《荀子·成相》中有如下说法；"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迂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其下关于相土、昌若、曹圉、冥等人，史书记载极为简略。《诗·商颂·长发》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之语，此相土即指昭明之子相土。《国语·鲁语》说："冥勤其官而水死"，今本《竹书纪年》有类似的说法；"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可见冥曾勤于治水。振在甲

①　《史记·殷本纪》。

②　《史记·殷本纪》。

骨文中称做王亥，曾到有易族的地方，被有易所杀。《山海经》："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①。微，卜辞称做上甲，在甲骨文中常见，受到其后人的隆重祭祀。《竹书纪年》说上甲"假师河伯以伐有易"，杀掉有易之君，报了王亥被杀之仇。报乙至示癸诸先公史书记载又略。成汤是商王国的开国之君，其事迹在后世广为流传。

关于商人建国前的历史及其物质文化遗存，不论是在历史学还是在考古学中均未获得最终解决，甚至连这一时期较详细的历史编年亦未建立起来。因此，要想充分了解商族的早期历史，尚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和深入的研究。2。契至汤八迁及先商社会《尚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这便是历史上所谓的契至汤八迁其居。关于八迁的具体地点在清代以前并无系统的论述，因而也鲜为人知。明确提出八迁及其具体地点的是清代学者王国维，他在其所著的《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一文中详细考证了商先公的八迁："今考之古籍，则《世本·居篇》云："契居蕃"。契本帝喾子，实本居亳，今居于蕃，是一迁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由番迁于砥石，是二迁也。《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是昭明又由砥石迁商，是三迁也。左氏襄九年传云："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是以商邱为昭明子相土所迁。又定九年传祝鮀论周封康叔曰："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则相土之时曾有二都，康叔取其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则当在东岳之下，盖如泰山之祊为郑有者，此为东都，则商邱乃其西土矣。疑昭明迁商后，相土又东徙泰山下，后复归商邱，是四迁、五迁也。今本《订书纪年》云："帝芬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是六迁也。又孔甲九年，"殷侯复归于商邱"。是七迁也。至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则为八迁。"①丁山先生认为第六迁"商侯迁于殷"应为"殷王子亥宾于有易"，即王亥时商族人曾居于易水流域。第七迁之"殷侯复归于商"改为"上甲微居邺"更合理一些②。先商时期的所谓八迁，只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传说而已，实际上迁徙的次数也许更多，但迁徙的具体过程及地点，今天已难以确考。八迁的传说可能反映了商族人在建立国家之前社会生活的一般状况。

商族在汤立国称王前曾多次迁徙，特别是在前一阶段，契、昭明、相土三代便有五迁。而文献中又有"相上作乘马"的传说（《世本》）。马本是野生动物，将其驯养成家畜，特别是作为运输工具使用，表明马匹等牲畜与商人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当然，驯马为运输工具决不是相土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创造，但不能排除相土在其中曾有过突出贡献的可能。商族屡次迁徙及相土作乘马的传说显然是其当时尚未完全定居，仍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的写照。相土以后的昌若、曹圉两世不见迁徙的记载，亦无其它事迹可言。至冥一代，《国语·鲁语》说"冥勤其官而水死"，言

①　《山海经·大荒东经》。

①　《观堂集林》卷十二。

②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

冥死于治水。此种情况或可反映出商族在冥时已经定居从事农耕。治水一般与农业生产有关，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冥因治水而死，功在当时，造福子孙，因此受到后人的祭祀。《礼记·祭法》云："殷人禘喾而郊冥"。"禘"和"郊"都是祭祀的名称。殷人认为自己的始祖契是帝喾之子，将冥与帝喾同等而祭，表明冥在其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冥子王亥在史籍中记载颇多，甲骨文中亦常见。文献称王亥曾"作服牛"，即是说王亥曾将牛训练成劳作工具。王亥还到达过有易地区，并被有易君所杀，夺走仆牛。上甲微为报此仇而借师河伯，消灭了有易，上甲微的迁徙可能与此事有关。上甲之后，商先公开始以十个天干命名，如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等。天干地支的出现，表明当时已有较完备的历法，而历法一般又是与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的进步相关联的，历法是农业生产达到较高水平的一种表现。显而易见，商族在上甲前后即已进入定居农耕生活阶段。

商族的社会结构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如前所述，关于商族第一个男性始祖契的诞生的传说反映出当契之时商族刚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父权制在商族内部刚刚确立。因此，契也就成了商人记忆中的第一个男性始祖。在甲骨卜辞中，商先公在示壬以前，其配偶大多只有笼统的称谓，如妾、母、妻之类，尚不见示壬以后才有的称直系先妣名号"妣某"的现象，由是可知商先公在示壬之前尚无固定的主妻。这或许反映出商人只有到示壬时发展为巩固的一夫一妻制。当然，此种一夫一妻制主要是针对妇女而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父亲的财产和地位有明确的继承人。至此，商族已立于文明时代的门槛之前了。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促进了贫富、阶级的分化，而这又为商族进入文明时代，建立奴隶制王权国家准备了必要条件。

3。商汤灭夏到帝孔甲时，夏王朝已统治中原地区数百年，由于统治日趋腐化，而渐渐走向衰落。史称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衅之"①，"孔甲乱夏，四世而陨"②。孔甲下传四世，履癸继位，他就是夏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桀。相传夏桀非常残暴，百姓已不堪忍受。《史记·夏本纪》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为摆脱孔甲以来的日益衰败的局面，桀加强了对内的统治，坚决镇压异己力量，据说他斩杀黎民如砍伐草木一般③。但高压手段并未达到其目的，而是加剧了人民对他的痛恨，人民甚至发誓要与之同归于尽④。桀在加强对内控制的同时，为了转移人们的不满和掠夺财富、奴隶与美女而不断对外进行征伐。他先伐有施氏，有施氏被迫将妹喜献于桀。又征岷山氏，岷山氏被迫"进女于桀二人"。夏桀的这些行为当然要引起各部落的不满和反抗，"诸侯畔夏"亦就不可避免了。显然，到夏桀之时，夏王朝的统治已处于严重的内外交困之中。

与此同时，兴起于东方的商族则有较大发展，并逐渐强盛起来，在商汤

①　《史记·夏本纪》。

②　《国语·周语》。

③　《太平御览》卷八十二。

④　《尚书·汤誓》。

的领导下已积蓄了灭夏的实力。

商族在灭夏前尚处于氏族社会末期。此时商族内部的不平等、奴役和剥削等现象亦早已产生，但相对于夏王朝的统治来说要宽松、缓和得多。汤亦注意取得国内的拥护和支持。《国语·鲁语》说"汤以宽治民，而除去邪"。《淮南子·脩务训》更进一步说他"夙兴夜寐，以致职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穷困。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成汤的勤政薄敛体恤民情等举措，对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积蓄灭夏力量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他的行为不仅得到本族人的拥护，也使得夏人及其他方国人民十分向往。因此，也就有了《史记·夏本纪》所谓的"汤修德，诸侯皆归商"的局面。

商汤的活动自然引起了夏桀的注意。此时商的力量虽已有较大发展，但相对于夏仍然弱小，不得不暂时臣服于夏。夏桀出于猜忌将商汤召来并囚之于夏台。商汤获释后采用伊尹的计策，离间夏桀与其同盟者九夷族的关系，使力量对比渐渐转向于己有利。《说苑·权谋篇》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桀南巢氏焉。"至此，除了少数部族如昆吾等尚听从夏王的指挥外，桀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形势已转变的对商汤极为有利。

汤在兴兵伐桀的誓师大会上，历数夏桀的罪恶及人民对桀的痛恨，假借上天的旨意指出灭夏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指出灭夏是上天的命令而不可违背，有功者将受到奖赏，不从者要受到严厉惩罚。这就是保存至今的《尚书·汤誓篇》。商汤从亳起兵，矛锋直指夏都。在与夏桀决战之前，先灭掉了此时仍然听从夏王指挥的个别方国部落。《诗·商颂·长发》："韦、顾即伐，昆吾夏桀"郑玄如是注释："韦，彭姓也。顾、昆吾皆己姓也。三国党于桀恶，汤先伐韦、顾，克之。昆吾、夏桀则同时诛也。"说明汤之所以伐韦、顾、昆吾三国，是因为它们仍在助桀与商为敌，即"三国党于桀恶"。三国之中最后灭亡的是昆吾，《史记·殷本纪》说："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代昆吾，遂伐桀"。至此，夏桀羽翼已被全部剪除。然而，此时夏桀对商汤的进攻并未做认真防备，"桀亡待汤之备"①。因此，当商汤的军队到来时，"未接刃而桀走"②。夏军逃至鸣条，一战被商军击溃，夏桀逃奔南巢而死。《史记·夏本纪》云："汤乃践大子位，代夏朝天下"。至此，商汤完成灭夏重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

①　《墨子·七患》。

②　《吕氏春秋·慎大览》。

（二）商王朝的建立和奴隶制国家的进一步发展1。商代前期--商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商汤灭夏，建立了商王朝。商代前期统治者鉴于夏王朝倾覆的教训，采取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缓解了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使新生的商代奴隶制政权得以稳固，并在各个方面有所发展。

汤是商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国王。直到灭夏前夕，商人尚未完全脱离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汤以与夏人同姓的有萃氏国君的奴仆伊尹和夏朝贵族后裔仲虺为师，学习奴隶制的统治术。他在灭夏战争决战的前夕向众人宣布自己称王，他说"吾甚武，号曰武王"③，这一事件标志着商族正式抛弃原始的军事民主制，初步确立了王权。此时的王权虽说还不像秦汉以后专制君主权力那样集中，但也使其具备了很大号召力。

鉴于夏王朝覆灭的教训，商汤等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巩固商朝新生政权。

首先，革除夏末统治的弊端。商初统治者已注意到夏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统治者过于奢侈腐化，过度地压榨民力。因此，汤告诫其臣下要勤于自己的事业，有功于民，否则他要予以惩罚①。商汤自己对此亦身体力行。传说灭夏之后，天大旱，五年没有收成，商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上帝。民乃甚说（悦），雨乃大至"②。此事未必确有其事，但从中亦可窥见商汤为了商王朝的统治基业而尽心竭力之一斑。由于商汤对内采取了"以宽治民"的政策，得到了人们的拥护，统治基础初步得以稳固。

其次，为了笼络人心，稳定夏王朝遗民，商汤对后者奉行怀柔政策。如《史记·殷本纪》载汤"封夏之后"，为此"夏民大悦"③。此举减少了社会动乱，使得部分夏人转而支持商王朝。

商汤在灭夏之时曾征伐过不少方国部落。如《孟子·滕文公》所记："（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但在灭夏以后，对于原有的方国部落，只要他们接受商王朝的统治，承认商王为天下共主而不犯上作乱，都一如其旧，并将他们召到商都进行安抚④。

与此同时，商汤加强了政权机构的建设。以仲虺、伊尹为左右相，制定了刑罚。

商汤采取这些措施较好地调整了各方面的关系，减少了因政权更迭而出现的社会动乱，扩大了商王朝统治的社会基础，亦使得商初的政治局面很快稳定下来，并为商王朝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商王朝在商汤的统治下亦逐渐强盛。因此，《诗·商颂·玄鸟》歌颂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到商汤后期，以商族人为③　《尚书·汤誓》。

①　《史记·殷本纪》。

②　《吕氏春秋·顺民篇》。

③　《吕氏春秋·慎大览》。

④　《逸周书·殷祝解》。

中心的新生的奴隶制商王国，终于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并充分巩固下来。史传商汤灭夏在位13年而死去。其长子太丁早死，于是太丁之弟外丙继承王位。外丙在位3年死，外丙之弟仲壬继位，仲壬即位4年又死，伊尹再立太丁之子太甲为王，太甲是商汤的嫡长孙。据说太甲继位以后，不遵祖训，破坏法度，非常暴虐。为此伊尹"放太甲于桐宫"①，将其软禁。此间伊尹摄政，全权处理朝中政务。太甲居桐宫3年，终于悔过自新。因此，伊尹还政于太甲。太甲亲政以后，能够修德勤政，因而诸侯都来归附，商王朝更加强盛。此即《殷本纪》所谓："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所以，先秦文献屡把太甲与商代另外几位名王如汤、武丁等一起称为"天下之盛君"。据殷墟卜辞可知太甲的确受到后人的隆重祭祀，表明其在商代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商代建国初期经过汤至太甲的苦心经营，终于强大起来。其中商王朝的开国元勋伊尹居功至伟。

伊尹和种虺是商初重臣。史载两人分别是商汤的左相和右相，有着极出色的政治才能，为商王朝的统治做出过杰出贡献。

古人关于伊尹的传说很多，先秦文献大都说他是有萃氏媵臣，作为有萃君之女的陪嫁来到商汤身边，亲为厨师以滋味悦汤，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才能。汤委之于国政。伊尹在助汤灭夏、巩固商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灭夏以后，他还帮助商汤等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史载他先后"作《咸有一德》、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①等。据郑玄的解释："《肆命》者，陈政教所当为也。《徂后》者，言汤之法度也"②。可知上述典章是商汤以来政治、法律制度的集中总结。商汤死后，伊尹作为一名开国元勋所起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的。商王朝从汤传至太甲虽已历经三王，但时不过20年，商政权尚需要更进一步的稳固。而太甲继位后又不遵守商汤以来的法度，改变了商汤的方针政策，且为人暴虐。这使新生的商政权面临到巨大的危机。为了挽救商政权，伊尹果断地采取非常措施，将太甲禁闭于桐宫，令其闭门思过。自己则亲主朝政，终使商王朝免于倾覆。太甲悔过后，伊尹又断然还政于他，自己仍北面就臣位。经过这次变故，太甲终于在伊尹的辅佐下有所作为。伊尹放太甲又迎回太甲之事在《尚书》、《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中均有记载。《尚书·君奭》对伊尹尤为推崇："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吕氏春秋·慎大览》亦说："祖伊尹，世世享商。"通过殷墟卜辞可知，伊尹受到后世商人的隆重祭祀。显然，伊尹在商族人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伊尹死于沃丁时期③。

关于伊尹放太甲事，史家亦有不同的说法。古本《竹书纪年》说："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与前述说法相矛盾。按此则伊尹放太甲的性质就变成了篡位夺权。实际上，此说是后人出于君权不可侵犯的信仰而捏造出来的。果真如此，商后人就不会那样起劲地祭祀伊尹了。

仲虺在商代历史上的影响远较伊尹为小，相关记载亦极为简略。据《左传·定公九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

①　《史记·殷本纪》。

①　《史记·殷本纪》及集解。

②　《史记·殷本纪》及集解。

③　《史记·殷本纪》。

以为汤左相"等记载，可知仲虺曾为汤左相，地位相当高。史载仲虺在政治上很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左传·襄公三十年》说："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至于仲虺的其他事迹，因年代久远，史籍缺载，已难以考知。关于仲虺的政治观点，《古文尚书·仲虺之诰》有较系统的记述。由于《古文尚书》晚出，且《仲虺之诰》不见于较为可信的《今文尚书》，因此仅可作为参考。

太甲死后，其子沃丁继位为王。沃丁死，弟太庚立。太庚死，子小甲立。小甲死，其弟雍已立。从沃丁到雍已四王，史书无大事发生的记载，这段时间大致是商王朝平稳发展的时期。但是到雍已时已经"殷道衰，诸侯或不至"①。殷道衰落的原因不外乎在盛世太平的情况下，统治阶层内部逐渐腐化、政治混乱，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社会出现动荡。雍已死后，其弟太戍即位。史载太戍前期由于雍已以来朝纲不振，祭祀荒芜而呈现出一派荒凉衰败的景象。太戍以伊陟为相，并听从伊陟的建议，修德勤政，终于使商朝转危为安。因此，"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②。

太戍死，其子仲丁继位。从仲丁至盘庚共传五世十三。他们依次是：仲丁。仲丁死，弟外壬立。外壬死，弟河亶甲立。河亶甲死，仲丁子祖乙立。祖乙死，子祖辛立。祖辛死，帝沃甲立。沃甲死，祖辛子祖丁立。祖丁死，弟南庚立。南庚死，祖丁子阳甲立，阳甲死，弟盘庚立。据史书记载，在这一时期商人曾五迁其都。《尚书》盘庚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即是讲商王五迁其都之事。所谓五迁大致为：1。仲丁迁嚣。2。河亶甲迁相。3。祖乙迁刑。4。南庚迁奄。5。盘庚迁殷。其中的第五迁盘庚迁殷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其地在今河南省安阳殷墟。其余四地位于今天何处，目前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较为通行的说法是：仲丁所迁之嚣在今河南荥阳。河亶甲所居之相在今河南省内黄县。祖乙所迁之刑或以即今之河北邢台。南庚所迁之奄一般认为在今山东省曲阜。关于上述四地的地理，学术界还有其它说法，因此尚不能视之为定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各家都承认在汤至盘庚各王时，商都曾经过数次迁徒。

商都屡次迁徙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两汉学者以为是"去奢就俭"。

也有说是因为自然灾害，如水灾等。亦有说是因为征伐的需要。更有人认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都城屡迁的原因。近年已有学者指出，对于各次迁都要特别注意其政治因素。实际上，国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迁都之举一般都会有政治原因在内。仲丁至盘庚几世，王位更迭频繁且乱。司马迁说："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①。可见，殷都屡迁的原因应主要是王室内部争夺王位，而水患和征伐外敌则是次要原因，有时甚至只是借口而已。

总的看来，从仲丁至阳甲这一时期是商王朝的中衰时期。此时商王朝国力衰落，声威下降，周边各方国部落也多不来朝贡。盘庚继位以后，力排众议将首都迁于殷，使王室内部得以稳定。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商王朝复兴，到武丁时达到其鼎盛阶段。

①　《史记·殷本纪》。

②　《史记·殷本纪》。

①　《史记·殷本纪》。

2。商代后期--商王朝的空前强大、由盛而衰与灭亡盘庚迁殷是商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商王朝自此时迁都于殷至帝纣亡国于周的二百余年的时间里一直以此为都。盘庚以后再传三世到武丁，其间约有七八十年的时间。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商王朝达到其历史上最鼎盛的阶段。武丁以后各王贪图安逸，多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到帝纣时达到极点，最终为新兴的周人所灭。

盘庚迁殷是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盘庚所迁之殷一般认为即是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洹水畔的殷墟。《竹书纪年》说："自盘庚徒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现存之《尚书·盘庚》三篇主要是殷人记载的盘庚针对迁殷前后的形势所进行的三次讲话。《史记·殷本纪》说："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做盘庚三篇"。可知，《盘庚》三篇是盘庚死后的追记。盘庚为了复兴殷商，决定率领臣民把国都迁到殷。但此举在开始时并未得到人们的理解，而是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为此，盘庚多次告谕臣民，极力说明迁都的益处与不迁的害处。《盘庚》前两篇主要记盘庚对群臣贵族及本族民众讲迁都的必要性及其决心。他说"视民利用迁"，即迁都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不是因为下属的过错而采取的惩罚措施。在讲话中，他着意利用天意、刑罚对臣民进行威胁利诱。他告诫其臣下官员要做好本职工作，不要乱说，否则要予以惩罚。对下属民众甚至威胁说，假如你们不善良，违法不恭，欺诈奸邪，胡作非为，就要把你们斩尽杀绝，"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即不让你们有后代在新的国都里延续下去。《盘庚》第三篇大约是迁都后对官员贵族讲的。告诫官员贵族们不要贪图享乐、聚敛财宝，而要谋生立功，施恩惠于人民，与人民同心，治理好国家。通过《盘庚》可以看出，盘庚迁殷曾遇到重重阻挠，为此他做了大量工作，并最终排除了各种阻力而迁都成功，盘庚迁殷摆脱了南庚以来旧势力的影响，加之新都附近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过盘庚的苦心经营，特别是劳动大众的努力劳作，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了"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的局面"，摆脱了仲丁以来商王朝出现的衰败趋势。

盘庚在位约三十年，他死后由其弟小辛、小乙相继为王。小乙在位约20年，死时未将王位还给长兄盘庚的儿子，而是直接让自己的儿子武丁继承了王位。史载"帝武丁继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即位三年不理政事，沉默以观国风的行为，除了"思复兴殷"外，更主要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商代王位继承以兄死弟继，最后还位于长兄之子的办法最为常见。武丁是盘庚、小辛、小乙三兄弟中弟弟小乙的儿子，显然小乙未按传统将王位还给盘庚的儿子，违反了祖制，而这必然要引起诸伯兄弟的不满。为了辨明形势，巩固王位，武丁才采取了这种办法。通过冷静观察，他将最有才能、忠于自己的人聚拢于自己周围，使得一大批极具才能的文臣武将为自己的事业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才干。

傅悦出身低微，但极具才华。据说武丁假借做梦，利用殷人迷信的心理将傅悦引入宫中。对此，《史记·殷本纪》绘声绘色地描写道："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用傅悦这种身份的人可以说是一种十分大胆的举动。仅从这一点亦可看出武丁之与众不同，显示出其知人善任，具有卓越的政治领导才能。而武丁时期国力强盛与傅悦的辅佐之功亦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在傅悦之前辅佐武丁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甘盘。古文《尚书·说命》云："王曰："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此王是武丁，"台小子"是其自称。孔颖达解释说：""旧学于甘盘"，谓为王子时也。。。。盖甘盘于小乙之世以为大臣，小乙将崩，受遗辅政。高宗（武丁）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丧，甘盘已死，故《君奭》传曰："高宗即位，甘盘佐之，后有傅悦"，是言傅悦之前有甘盘也"①。可见，甘盘辅佐武丁的时间很短，大概在武丁继位不久便去世了。甘盘的主要功绩是武丁为王子时曾为后者的老师，并帮助武丁继承了王位。卜辞中有师盘，可能即是此甘盘。他经常参与祭祀、征伐等重大国事活动。此外，卜辞经常见到武丁时期的文臣武将还有光、吴、并、望乘、妇好等。武丁在这些人的辅佐下，终成商王朝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国王之一。

武丁时期最突出的事迹是武功方面。国力强盛使得商王朝有能力与叛服无常，扰乱边庭，劫掠财富和人口的一些方国部落进行长期的斗争，并取得许多战争的胜利。武丁时对外战争的主要目标是鬼方、土方、■方、羌、荆楚等，甲骨卜辞有许多这方面的记录。每次动用的兵力或三千、或五千，表明商王朝的军力十分强大。当时的战争不仅规模大，而且时间也长。《易·既济·九三》"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的记录。经过多年的征讨，有些方国或被征服或被驱逐。如武丁时征伐最多的土方和■方，在武丁以后的甲骨卜辞中，已基本不见它们与商王朝之间的战争了。武丁对周边方国部落的战争巩固和开拓了商王朝的疆土，对商王朝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奴隶制时期，战争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掠夺财富和奴隶，而这又必然会导致残杀，使许多人沦为奴隶，因此，也给各部族人民造成巨大灾难。

武丁是商王朝后期最为杰出的国王。史书往往将其与商汤相提并论，称其为天下盛君。《史记·殷本纪》说："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殷道复兴"。

武丁的统治使商王朝达到其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但是，这种强盛是建立在加重广大劳动群众负担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其根基并不牢固。武丁在位时通过一系列的战争，扩展了疆土，并掠夺到大量财富和奴隶，使商王朝得到极大发展。同时，进行战争所需繁重的兵役和赋敛则被转移到广大劳动者身上。另外，王室贵族为享乐、祀祭占卜以及死后随葬还要征用大量农产品、手工业品和马匹牛羊等，这些也要由广大平民和奴隶承担。因此，平民在武丁盛世时便已一贫如洗。在已发掘的许多平民墓葬中往往只有几件日用陶器随葬，与大量随葬青铜器、玉器、车马及其它众多珍贵物品的贵族墓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至于奴隶更是被任意宰割的对象，其地位、待遇简直与牲畜无异。繁重劳役和非人的待遇使得广大平民和奴隶已无法忍受，他们经常大批逃亡，在甲骨文中屡屡可见"丧众"的记载。可见，武丁盛世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加重了劳动民众的负担，使社会下层和王室贵族之间产生出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武丁盛世又是商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武丁死后，其子祖庚、祖甲相继为王。祖庚借武丁余威，尚能守成。到祖甲时，商王朝开始衰落，即史书所谓"帝甲淫乱，殷复衰"，"帝甲乱之，

①　《尚书正义·孔疏》。

七世而殒"。祖甲再传七世便是商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帝纣，可见，商王朝的灭亡在帝甲时已初露端倪。祖甲为维持统治而继续对周边方国进行战争并重做汤刑，《左传·昭公六年》有"商有乱政而作汤刑"的说法。

祖甲死后，其子廪辛继位。廪辛死，弟庚丁为王。庚丁死，其子武乙立。《史记·殷本纪》称："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搏，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卯而射之，命曰"射天""。殷人最敬鬼神，这个故事现在看来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可谓是一件大事。武乙竟玩起"射天"的游戏，可见其昏庸之甚。武乙喜好游猎，最终被雷电震毙于河渭之间。武乙死后，其子文丁立。文丁死，子乙立。《史记·殷本纪》云："帝乙立，殷益衰"。帝乙死，子帝辛立。帝辛即是历史上著名的纣王。帝辛继位时，商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之中。

商代后期，特别是祖甲以后，各王大多昏庸腐化，使得内外矛盾逐渐加剧。文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不但有大量的"丧众"，即众人逃亡的记载，而且首次出现了百工有祸的记载，表明当时的手工业者已不堪忍受压迫起而反抗的事实。到帝辛时各种矛盾空前激化，史称帝辛"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很有些才干。但他不是像其祖先武丁将个人的才能用于治国兴邦，而是刚愎自用，追求糜烂腐朽的生活，将广大民众推向更加苦难的深渊，因而加快了商王朝的覆灭。史载帝辛宠信妲己，对她唯命是从。为满足其无休止的欲望而加重赋敛，广泛搜集各种珍奇充入宫中，大兴土木广筑离宫别馆供其享乐，甚至"大聚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欢"①。

帝辛不仅生活腐化，而且行为残暴无比。为镇压各方面的反抗"纣乃重刑辟，做炮烙之刑"②。即便是对属下的重臣，如果不合己意，亦毫不留情地予以杀戳。他醢（做成肉酱）鬼侯，晡（做成肉干）鄂侯。这种行为无疑使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亦日趋激化。面对帝辛的逆行，商王朝的衰败，一些商朝重臣出面力谏。但帝辛对此不予理睬，并且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③，坚信自己不会灭亡。最后竟将忠心耿耿、敢于直言相谏的比干杀掉，并囚禁了箕子。帝辛在残害忠良的同时，重用善谀好利的费仲，善于毁谗的恶来，终于导致众叛亲离。其属下的一些重要官员见帝辛倒行逆施日趋严重，商王朝的覆灭已指日可待，纷纷投奔居于西土的周人。"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至之周"④，"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⑤。

在内部矛盾激化的同时，商王朝与周边各族的矛盾亦日益尖锐。甲骨卜辞有帝辛三次征伐东夷族的记录。征伐虽取得了最后胜利，但并未扭转商王朝的颓势，反而因战事历时长久国力耗尽，加快了商王朝的倾覆。《左传·昭公十一年》对此事有如是评价："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在商代末年，商王朝与周人的矛盾也在加深，并成为当时商王朝与诸方国部落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早在文丁时期，为利用周人对付西方的反商方国，商先是对周采取怀

①　《史记·殷本纪》。

②　《史记·殷本纪》。

③　《史记·殷本纪》。

④　《吕氏春秋·先识览》。

⑤　《史记·周本纪》。

柔政策，对周人首领封官赏赐。周人强大以后，又引起商王的猜忌，文丁晚年乃借故杀掉周人首领季历。季历被杀，周文王姬昌即位，此时周人开始积极做灭商准备。商王纣对此有所察觉，因而将姬昌招来并囚之于羑里。周人见状，马上投帝纣所好，给他送去大批珍奇异宝、美女等。纣王得到贡物后，不但放了姬昌，而且还赐给后者弓矢斧钺，给予征伐大权。接着周文王又献洛西之地，请求纣王废除了炮烙之刑。此举使周文王在诸侯中的召号力大增。至此，许多方国部落都归附于周。《史记·殷本纪》云："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畔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商周力量对比的天平开始倾向于周。

到帝辛末年，内外矛盾已激化到极点。周人利用这种机会，会合各部诸侯的军队直捣商都。而纣王因沉湎于淫逸享乐的生活，对此并未做认真准备，当周朝军队兵临城下时才慌忙以临时拼凑的军队应战。结果商军临阵倒戈，纣王逃至鹿台自焚而死。商王朝灭亡。

（三）商代的政治制度1。商代社会各阶级商代是继夏代之后，依据社会成员占有财富不同而将他们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的又一个朝代。在商代，阶级的界线更加明显，各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亦更加制度化。王室贵族是财富的主要占有者，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而一无所有的奴隶则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不享有任何权利，而且经常被统治者任意屠杀以供祭祀和殉葬之用。平民在理论上有人身自由，并占有一定的财富，但从整体上看，他们要为王室、贵族承担劳役、贡赋，其中大部分人也只能在贫困中艰难的生存。

国王及其子弟、姻亲以及各级官吏构成了商王朝的统治阶层。他们掌握着商王朝的大部分权力和绝大部分财富，包括奴隶。他们是商代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阶层。

国王是商代贵族阶层的总代表。一般认为王是由氏族社会后期氏族首领演化来的。在甲骨文中王字像一个刃部向下的斧钺。斧钺在早期只是一种生产工具和杀伐兵器，后逐渐演化为氏族首领的象征，表示他是劳动生产和征伐的带头人。据说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就有象征权力的石钺出土①。至少是到商代，持有斧钺者表示其掌握着杀伐大权，斧钺已成为权力的象征物。在商墓中，只有那些随葬品特别丰富的大中型墓葬中才出土青铜钺。如殷墟的妇好墓，妇好被认为是武丁的配偶、商代有名的女将，甲骨文中也屡有提及。国家形成以后，氏族首领变为国君，成为掌握斧钺--杀伐大权的最高代表，因而王也就成为国君的专有名称②。夏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已经称王。商代称王始于成汤。商王分别称为成汤、太丁、外丙、仲壬。。帝乙、帝辛等，这些其实都是商王的庙号，而商王在活着的时候都统统称为王。甲骨文中有"王令"、"王曰"、"王出"、"王入"等字句。商王自称为"朕"、"余一人"，其中"朕"在此后的数千年时间里成为历代帝王自称的专有名词。当时除王自称"朕"以外，臣下也可称王为"朕"。而"余一人"则只有国王自己才能使用。这表明，商王已初步具备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商人迷信鬼神，甲骨卜辞中的"帝"和"上帝"是商族人心目中的最高神。商王被认为是人间最高的神，即人间上帝。因此，到商代后期各王也称为帝，如帝乙、帝辛等。

在商代统治阶层中，居于国王之下的是王室其他成员及其他各级贵族。

包括甲骨文中所讲的"王族"、"子族"、"诸妇"如妇好、妇井、妇竹等；"诸子"如子商、子渔等；文献中的"众戚"、"旧人"等世袭要职的贵族等；王国的各种官吏，如伊尹、巫咸、伊陟、师盘及贞人、卜人等内服官吏以及侯虎、攸侯、周侯、井伯等外服诸侯邦伯。上述人员构成了商王朝的庞大统治阶层，他们是商王朝进行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个阶层居于统治地位，掌握着绝大部分权力及财富。他们生前过着享乐淫逸的生活，死后还要葬在精心修建的陵墓中，并要随葬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器、车辆马匹等，还要用大量奴隶殉葬。如在安阳武官村北发掘的武官大墓，面积约340　平方米，

①　傅宪国：《试论新石器的石钺》。

②　林沄：《说王》，《考古》1965年第6　期。

其在商代大型墓葬中属于中等，且已被盗，但其中仍有殉人79人，葬马28匹。众所周知的妇好墓，是一座中型墓，墓室面积20　余平方米，其中亦殉葬16人，随葬青铜器、玉器等1900　余件。由此可见，商代的王室贵族不仅占有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对奴隶亦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们可像处置物品一样处置其所属奴隶。因此可知他们是商代社会中的特权阶层。

奴隶生活在商代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不占有任何财富，被主人当做牲畜一样役使，并随时可能被用做牺牲或陪葬，他们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被主人随便处理的活的物品。这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在商代的贵族墓葬以及宫殿遗址中均发现过大量的人殉人祭现象。在殷墟西北岗王陵区有一个商王室祭祀祖先的大祭祀场，仅在已发掘的5000　余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现有200　个祭祀坑，用于祭祀的牺牲达1300　余人，其中有成年男女，也有儿童，有相当多的人被砍去头颅。由此可见当时奴隶所处悲惨境地。

商代奴隶按其从事劳役的性质及来源大致可分为家内奴隶、农业奴隶、手工业奴隶以及种族奴隶等，其具体名称有仆、臣、羌、工等。仆，甲骨文有多种写法，其基本写法是像人在屋下持仗劳作之形。卜辞中有许多关于追捕抓获仆如"追仆"、"执仆"以及商王向下属索取仆的记载。另外，在甲骨文中还屡见用仆做人牲的记载，如《甲骨文合集》559："癸丑卜，■，贞五百仆用"，记载了用500　个仆这种奴隶做人牲的情况。臣是另外一种奴隶，平时主要从事农业劳作。据甲骨文可知其也可用做牺牲，并可以转让。上述被称为仆、臣等的奴隶，在商王朝认为必要时也可被驱赶上战场为王室卖命，甲骨文中有"呼仆伐■方"、"呼多臣伐■方"等记载①。

羌、奚、屯等是商代最常见的种族奴隶。其中羌本来是商王国西部边疆的一个方国部落的名称。商王朝通过战争掳掠了大批羌人为奴，这样，羌也就成了商代种族奴隶的代称。羌奴多被用来从事田猎、放牧等项工作，甲骨文中有"呼多羌逐鹿"的记载。商王偶尔也用羌奴从事农业生产，《甲骨文合集》33213　有"贞王令多羌垦田"的刻辞。另外，羌奴可被奴隶主随意赠送、屠杀等，这种记载在甲骨文中亦很常见②。

在甲骨文中经常见到"工"字，它在卜辞中有时是指商代管理手工业奴隶的一种官吏，也有时是指手工业奴隶。工奴又被分为左工和右工，他们被严密地组织起来从事手工业劳作。

妾，是商代对女奴的一种称谓。妾也经常被用做牺牲。甲骨文中曾记载一次占卜就杀死妾30人的情况①。

商代奴隶远不止以上几种，只是上述几种奴隶在甲骨卜辞中较为常见。

他们所从事的劳役遍及各个领域，如农业、手工业、家内劳动、甚至还要当兵上战场等。然而，在当时除从事手工业需要较高技术而相对稳定外，其余奴隶的分工并不明显，奴隶主可随自己的意愿驱使奴隶做任何工作。奴隶所从事劳役的种类可能有所不同，而他们的境遇却没有多大差别，这点从上述各种奴隶都大量被用做牺牲便可得到证明。

商族的族众在文献中一般被称为"众"、"民"、"小人"等，他们是商代的中间阶层。史籍载，武丁曾"旧劳于外，爰及小人"，祖甲亦"旧为

①　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

②　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

①　胡厚宣：《甲骨文所见殷代奴隶反压迫的斗争》，《考古学报》1976年第1　期。小人"。这里的小人一般与"勤劳稼穑"相联系，可见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劳作。《尚书·盘庚》三篇中有一篇是商王盘庚专门对众人的讲话，其中有"王命众，悉至于庭"，表明众人可以到王廷听取国王讲话。可见上述众、小人等大多是商族本族成员，有的可能以前就是劳动者，有些则可能是因某种原因而没落的贵族。他们虽地位低下，但仍是平民，拥有少量财产，有人身自由并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其身份与奴隶有本质区别，是商代社会中的中间阶层。众人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甲骨文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十一月"②。负担兵役是众人的另一个义务。甲骨文中屡有令众人伐某方的记录，如"贞，王勿令■氐众伐■方"③。商代的众人一般以族的形式组织起来，甲骨卜辞中有三族、五族、多子族、犬■族等称谓即其例。并且，这点在文献中亦有反映，《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人灭商以后，分鲁侯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肖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卫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釠氏、终蔡氏"。1969年至1977年在安阳殷墟西区发掘了一批平民墓葬，时代大体相当于祖庚、祖甲至殷末帝乙、帝辛时期。这批墓葬可分为八个墓区，每区又有若干墓群。每个墓区中的埋葬方式，尸骨的头向，随葬品的组合以及出土铜器的族徽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发掘者认为"具有一个特定范围的墓地，保持着特定的生活习俗和埋葬习俗的各个墓区的死者，生前应是属于不同集团的成员，这个不同集团的组织形式可暂称为族。这八个不同墓区就是八个不同族的墓地"①。上述情况表明商代是存在族这种组织形式的。

殷墟西区墓葬大多是小型土坑竖穴墓，大多有葬具及一定的随葬品。相当多的男性墓中随葬有兵器和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等，表明他们生前曾是战士，平时从事农业或手工业生产劳动。显然，他们有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及社会地位，应属于商代的众人阶层。在殷墟西区的近千座墓葬当中有个别的墓葬有殉人并有较多的随葬品（18　座），在18　座有殉人的墓中又有5座墓葬有墓道并随葬有车马等，表明他们的身份较高，可能是族长一类的人物，无疑他们已属于奴隶主阶层。上述情况说明，商代众人的社会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当中的少数人可能上升为奴隶主，而多数人则逐渐贫困，有的甚至沦为奴隶。

族是商代社会的基层组织。商王朝通过族长来管理族众（众人）。族长在甲骨卜辞中被称做族尹。族尹即是本族首领，又是商王朝的官吏，他们直接组织、指挥族众为国家效劳，甲骨文中屡见族尹率领族众出征、开垦田地及建筑宫殿等方面的占卜记录。族尹的社会地位远较族众为高，已成为商王朝统治阶层中的重要一员。因此，商王对族尹也非常关心，卜辞中常见这方面的记载，如"庚辰，贞、不于多尹祸"，是占问是否有灾祸加于众族尹的例子。

2。礼制、人殉和人祭②　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7.30.2。

③　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上，16.10。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　期。

商代礼制是其政治思想、信仰的具体表现。西周时期已有较系统、完备的礼制。《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可见，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存在着继承发展的关系。关于商代礼制的具体内容如何目前我们知道的不多，只能根据周礼而略知一二。周礼强调"亲亲"、"尊尊"。亲亲为孝，尊尊为忠，宗旨是维护族权与王权的统治，因此，可以说礼是等级名分制度的一种具体规定。商代实际上已存在等级差别。国王自称为"余一人"表明其已初步具备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下的王室贵族也各有等差。在考古发掘中，已发现了许多表明等级身份制度的迹象。例如，中字形、亚字形的大墓只有王陵区才有，平民只能用土坑竖穴墓。精美的青铜礼器只有在贵族墓葬中才有大量出土，一些重器如司母戊大鼎只能出于王陵。钺做为权力的象征也仅见于少量级别较高的墓葬。其他诸如青铜制成的人面形饰、兽面形饰的使用也是如此①。由此可见，商代已有一套礼制，这种礼制应是原始社会末期以来形成的礼制的继续与发展，也是西周礼乐制度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因为商人特别敬鬼神，所以当时礼制未能占有突出地位。

商人最敬鬼神、祖先。"先鬼而后礼"的最突出的体现是当时特别盛行人祭与人殉。在我国古代，人祭和人殉的陋习由来已久，延续时间亦极长。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即已出现人祭，到明清时期皇室尚有嫔妃殉葬之俗。若从整体上看，商代是中国历史上人殉人祭最为盛行的时期，其它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

人祭也称人牲，是指用活人做牺牲，杀之以祭祀神灵、祖先的一种行为。在商代，人们相信万物有灵、鬼魂不死，为了祈求神灵消灾赐福，他们不但要用大小牲畜作为祭品，而且还要杀人祭奠鬼神，认为以人肉为盛馔供献于神灵之前，才是对鬼神的最大敬意。武丁时期的甲骨673　片，卜辞1006　条，记载祭祀用9021人，最多的一次用500人，另有531　条相关卜辞未记人数。廪辛至文丁时期，祭祀用3205人，最多的一次用200人。祖庚、祖甲时期祭祀用622人，最多的一次用50人。帝乙、帝辛时期，用104人，最多的一次30人。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的八世十二王，即整个商代后期，按目前掌握的甲骨资料，共用人牲13000　余人，其中尚未包括1000　余条未记人数的有关人牲的卜辞①，仅此就足以证明商代人牲是多么盛行。

据甲骨卜辞可知，商王祭祀所用人牲的来源以羌人最多。羌人经常与商王朝发生战争，大量的羌人在战争中被商人俘获，其中的一部分便成了祭祀的牺牲品。

以人为牺牲的献祭方法至少有十多种，如俎、伐、沈等。所谓俎，是指用全人做牺牲。伐，甲骨文中凡是被砍头的人牲都叫作伐，包括用作祭祀牺牲品的俘虏。沈，是指在祭河神时将牲畜或人投入水中的献祭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向河神祈福，防止水患。其它还有诸如火烧、风干等用牲方法，这里不再一一叙述，有关情况可参见姚孝遂先生的《商代的俘虏》一文①。

甲骨文所见人牲只是反映了商代后期人牲的一部分情况。而考古发现所见则较此更为触目惊心。

①　柴晓明：《论商周时期的青铜面饰》，《考古》1992年第12　期。

①　胡厚宜：《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文物》1974年第8　期。

①　《古文字研究》第1　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目前已发掘的商代前期的重要遗址有二里头遗址、郑州二里岗遗址等。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村，其文化堆积被分为四期，其中一、二期尚处于夏代纪年范围内，三、四期的年代已进入商代早期。已发掘数座三、四期的建筑基址，在1　号基址周围发现有五六十个个体的人骨架，它们无固定的葬式，无随葬品，有的双手反缚，甚至身首异处，与牲畜同埋。从掩埋状况和所在位置看，这些尸骨可能是祭祀用的人牲。郑州二里岗遗址有一座很大的商城，一般认为它是一座商代前期的都城。在商城内外，共发现200　多座废弃坑，坑中经常发现被砍杀的人头骨、躯骨、残缺不全的肢骨、以及双手反缚、截断下肢的异常死亡者的遗骸等。它们或多具骨架叠压埋葬、或与牲畜同埋，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祭祀用的人牲遗骸。

商代后期的人牲资料以王都安阳殷墟最为丰富，除了前述的甲骨文资料外，尚有大量的实际人祭资料。现在的小屯村一带是当时王都的宫殿区，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大型建筑基址，有的基址周围规律地排列着许多祭祀坑，坑内埋有大量祭祀时所用人牲的遗骨。例如，在小屯乙组基址范围内，共发现189　个祭祀坑，坑内埋人牲遗骨641　具，马15　匹、牛40　头、羊1119　只、狗127　只，木车5　辆，它们是与营造宫殿有关的祭祀遗迹。在西北岗王陵区，还发现了大批商王祭祀祖先的杀祭坑。1950年在武官大墓周围就已发现了一些"排葬坑"和"散葬坑"，7O年代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发掘。在已揭露的4700　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共发现190　余座排葬坑。发掘者根据葬坑排列的疏密、深浅、大小的不同而将它们分为22　组，最多的一组有47　坑，最少的一组仅1　坑，共用人牲1300　多人。这些葬坑的位置恰好在几座王陵之间，从其分布及排列情况分析，它们不可能专属于某座大墓，因而不是某些大墓下葬时的杀殉坑，而应是若干次祭祀后的埋葬遗迹。因此，可以确定这里是一处商王室祭祀祖先的祭祀场。现已发掘的仅是这个祭祀场的一部分。除了王陵区以外，在其它墓地也发现了一些规模不等的祭祀坑。1959年发现的后岗圆形祭祀坑就是其中之一。该坑共埋有人牲遗骨54　具，分上下两层放置。上层25　具，其中全躯者20　具，头骨5　具，骨架上或染有红色，没有固定的葬式，个别头骨前额还有刀砍痕迹。经鉴定，死者均为男性，年龄多在14-17　岁之间。下层29　具，全躯者18　具，头骨10　具，死者的性别、年龄与上层相仿。殷墟祭祀中的人骨经鉴定其人种成分较为复杂。它们属于"蒙古人种主干下的类似现代北亚、东亚和南亚的种系成分，其中，接近东亚的仍然居多。体型上的这种多种系成分，可以解释为殷人向四邻的方国部落征伐时，掳获了不同方向的异族战俘"。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商代的人牲来源于战俘，而这也与甲骨文的记载相一致。

人殉与人祭具有质的区别。人牲（人祭）是供神灵食用的，所用的是俘虏、"仇人"。而人殉则是供主人役使的，因此所用之人则多是亲近故旧，殉者与被殉者的关系应是二者生前关系的继续。殉者的身份较复杂，其中有办事的臣僚、有侍卫、有妻妾，有供杂役的奴仆，他们大都不出近亲、近臣、近侍的范围。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一切都是从属于主人的，主人死了，自己有义务从死，也愿意从死。活着的人按其生前的地位、职业的不同予以不同的安排，各就其位，一般均被全躯置于主人墓葬中的不同部位。带有墓道的大型商代墓葬，均有较多的殉人，中型墓一般有一至数个、十数个殉人，个别小型墓也有殉人。殉人有的置于墓道，有的置于二层台，有的置于墓室下的腰坑，也有的置于椁室内。一般认为放置的位置愈接近于墓主，其生前的地位可能愈高。

在甲骨卜辞中以武丁时期人牲的数量最多，祭祀的次数也最为频繁，此后逐渐减弱，到帝乙、帝辛时期的数量已大大减少①。人牲的逐渐减少可能反映出商代统治者对人的价值在看法上有所变化。人牲的主要来源是俘虏。早期人牲特别盛行，一方面反映出当时战争频繁，俘虏来源充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商王朝尚未充分认识俘虏可用于劳役，使他们为自己创造财富。后期人牲减少，可能是统治者已将一部分俘虏转化为生产奴隶。商代的人殉从整体上看，用人的数量远较人牲为少。商代早、中期的殉人更少，但在后期却越来越多，这可能反映出奴隶制逐渐得以发展，主仆名分亦愈加固定，奴仆为主人殉死已成为当时主奴关系中的准则。人殉之风因此也日益猛烈。总之，商代的人祭和人殉到其后期已成为一种制度。如建筑宫殿时要用人牲祭祀；祖先也需要按时祭祀，西北岗祭祀场便是其具体反映。奴仆为主人从死殉葬亦成为一种制度。因此，人殉和人祭制度可以看做是商代礼制的一种特殊表现，并已成为当时许多政治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已成为整个国家大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3。商代政权结构及官制商朝政权是在商汤灭夏以后建立起来的奴隶制政权。商汤及其继任者通过总结、继承夏王朝的统治经验，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商王朝的政权机构，并使之成为商王朝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强大的有力保证。商代庞大的官僚机构、军队及法律制度是其国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商代的政权结构和官制在古文献中并无系统的记载和阐述，但从相关文献和甲骨卜辞中，仍可以对其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在夏、商、周三代，国家及其政权与秦汉以后的国家政权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当时的国家实际上是参照氏族部落联盟的方式，把各个具有一定从属关系的方国部落联系起来的政治共同体。在共同体内国王只是盟主，他与各方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无严格的上下之分。即便是在本族内部，王权亦受到贵族甚至族众的牵制，其时实行的可以说是一种贵族民主的政治制度。商王国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由许多方国部落组成的政治共同体。甲骨文中经常可见到"某侯"、"某白"的名称，侯白即是商王朝下属的方国部族首领的称谓。现在已知的方国侯白已达数十个，如：兴、鬼、而、井、易、丹、犬、暴、戋、告、专、雇、省、可、光、亚、周等。这些方国部族与商有着同盟关系，是商王朝的组成部分。甲骨文中屡有商王命某侯的记载，表明商王对后者拥有指挥权。但这种指挥权同后世君主命令地方长官的情形又有所不同。甲骨文中也有臣属令商王的例子，如《殷墟书契前编》四、二七、二、云："弜改，其唯小臣口令王无每（悔）"，即表明臣属亦可令王，可见令在当时有通告的意思，商王对各同盟部族拥有的指挥权并不是绝对的。据甲骨文的记载，商除与所属盟邦联合行动外，商王还亲自或派人到各地举行祭祀典礼等活动，并接受方国的贡献或对朝贡者予以报偿。例如，甲骨文有"贞，燎于祈，三豕"，是祭祀的记载（《殷虚书契续编》一、五一、三），"戋来八"，是戋侯进贡的记载（《甲骨文合集》四四九、反）。《竹书纪

①　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考占》1974年第8　期。年》武乙三十四年有"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彀，马八匹"的记载，由是可知商王不仅收取贡物，而且还要有所报偿，商王朝与所属方国之间的关系又具有礼尚往来的一面。商王朝所以能成为天下共主是基于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优势。

商王朝与各个臣属方国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周族，武丁时曾是商王朝的征伐对象。后来周族加入商共同体，成为商王朝的与国。由此，甲骨卜辞中有了"令周侯"、"周入十"（《殷墟文字乙编》三四五三）等语，是商王令周侯以及周人入贡的反映。《竹书纪年》云："（大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史记·周本纪》："（纣）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是周人为商王朝征伐受命的例子。上述记载表明周人在长时间内臣服于商，承认商人为盟主。然而，其间也发生过"文丁杀季历"、纣囚西伯姬昌以及周人伐商等事件，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甲骨卜辞中有"己巳贞，执井方"（《殷契粹编》一一六三），"癸己卜，■贞，呼雀伐望"（《甲骨续存》下六○九）等。井、望等是商王朝的与国，因为某种原因而受到商王的征伐。

总而言之，商王与同盟的各侯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较为平等的协同关系，显示出当时在地方制度方面还具有某些原始部落联盟的组织方式和民主原则，中央对地方尚不具备后世那种高度集中的统治权力，这也是部分方国叛服无常的原因所在。但是，也不可否认，当时商王已具备了很高的号召力，如甲骨卜辞记载商王能一次联合指挥多个方国进行征伐行动，"余其从多田盂（与）多白征孟方白炎"，这在其他侯白是做不到的。共同利益的需要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融合把商与周围广大地区的许多方国部落联系在一起。这样，便逐步形成了以商族为中心的强大地域性政治集团--商王朝。商王直辖下的商王朝中央政权机构及官员的设置相当庞杂。从功能上看，商代的政权机构大致有帮助国王处理政务的执行机关，主要官员有相、师保、尹、臣等。进行占卜的宗教机关，官员称做卜、祝等。根据《尚书·盘庚》等的记载，可知当时尚有类似贵族会议和族众会议的机构。盘庚在迁殷前后反复向贵族官员、及民众分别讲述迁都的必要性和好处，表明其迁都之举只有在得到贵族和民众的支持的情况下才能成功。盘庚对大臣的讲话和将族众召至于王廷开会反映了当时存在着以类似贵族议事会和族众会议的形式来决定国家大事的制度。

国家大事除交付众议以外，还要诉诸鬼神，只有经过占卜吉凶才能最终付诸行动。因此，从事占卜活动的神职人员在商代政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相当大的权力。从事占卜的人员中有商王、各方国的侯白及其代表等，他们构成了商代的宗教神职人员集团。离开这些人的宗教活动（主要是占卜），商王对任何重要行动都不能做出最后决定。因此，当时的神职人员对国家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这也是商代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

作为国王的辅弼，政务官员在商政权中的地位亦十分重要。甲骨文和史书中的记载也非常多。历代后世商族人在祭祀中均将生前德高望重的大臣与商先公并列，称其为"旧臣"。其中最著名的有伊尹、黄尹、盛戉、伊陟等，他们生前都是执掌朝政的重臣。充任国王辅弼的执政大臣，当时又称做师保。例如甘盘，卜辞又称其为"■（师）盘"；伊尹又称做"阿衡"（《诗·商颂·长发》），阿有扶持的意思，与保傅之义相通，故伊尹又名"保衡"（《尚书·君奭》）。上述执政官的地位在当时非常显赫，权力也很大，这点通过本书前章关于伊尹放太甲之事便可得到证明。《史记·殷本纪》说："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弗臣就是国王不敢以其为臣的意思。因此，可以认为在商代首席执政官的地位大都较高，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执政大臣。史书一般称商代的执政官为"相"，《史记·殷本纪》说武丁在得到傅悦以后"举以为相，殷国大治"。

史载商代已有"三公"之称。《史记·殷本纪》："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墨子·尚贤下》："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昔者傅悦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文献中记载商代为三公者大概只有上述西伯昌、九侯、鄂侯、伊尹、傅悦等人。一般认为"三公"在当时并不是一种具体官职，只是因人而设的尊贵职位。

商代常见的职官还有小臣、尹、族尹、史工及各种武职等。

小臣，以小臣为名的职官在甲骨文中常见，如"小众人臣"、"小耤臣"、"小多马羌臣"、"小丘臣"、"小臣甾车马"等。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一书的《释小臣职别》这篇文章中对上述小臣的职别曾分别予以论述，他解释说，"小众人臣，即主管众人的小臣"，"小多马羌臣，即主管多马羌的小臣。多马羌是羌族的一种，甲骨文屡见"，"小臣甾车马，甾应读为载，这是说，由小臣驾驶车马"，"小丘臣即丘小臣的倒句，丘小臣是主管丘居的小臣"，而小耤臣则是"主管耕耤的小臣"。由此可见，大多数小臣是级别较低的政务官员，他们负责的事务非常广泛。标出族名的小臣地位较高，如"小臣■"，■是商代有名的贵族，常领兵攻打各方，他当然不会是一般官吏。

在甲骨卜辞中，"尹"、"多尹"、"族尹"等作为官名也很常见。尹、多尹等常为王室从事多方面的服务，包括按照王的指令带众人从事农业生产，如"令尹作大留，勿令尹作大留"①、"癸亥贞，王令多尹裒田于西，受禾"②等。关于"族尹"，张政烺先生在《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③一文中有详细的讨论，他针对尹、族、族尹在甲骨文中常常交错使用的现象，说："可以看出，"族尹"这样记载最完整。称"族"或"尹"事实上也是"族尹"，大约是族必有尹，尹可以代表族。。。尹也就是族尹，族尹当是一族之长。"由此可知，尹、多尹、族尹大都一样，其实际身份都是一族之长。但是，族长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也并不完全相同。张政烺先生认为："卜辞中一般的尹，大约都是在官食禄而位置不高，已经脱离农业上主要生产劳动。至于■、■、永、犬■等在本族的族尹，为世代殷王所亲信，他们已经担任更多的职务，成了显赫的世袭贵族。"由此，可以知道商代族长是商代一种职官，但其社会地位则是参差不齐，其中既有显赫的高级贵族，也有一般在官食禄的中小贵族。

甲骨卜辞中尚有多马、多工等名称。这里的"马"或"多马"不是指马匹，而是指养马的人。喂养马匹当然是由奴隶或平民来承担，至于管理养马

①　郭若愚：《殷虚文字缀合》136。

②　贝塚茂树：《京城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甲骨文字》二三六三。

③　《考古学报》1973年第1　期。

的职务，则是由官吏负责的。甲骨文中的"马小臣"，有可能就是管理养马的官吏①。

甲骨文里有工官。工字在卜辞中有时假借为"贡"，更有时可读为工，指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劳动者。"多工"是指众多的手工业生产者②。直接负责管理手工业生产的官吏，在当时也称做"工"。

商代已有史官。甲骨文中有大史、小史、西史、东史等称谓。其职责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作册"，武丁时期的卜辞中便有提及，晚期卜辞中有作册受商王之命赏赐小臣缶的事情③。《尚书·多士》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申骨文中也常提到典册，这些典册当是出自作册官员之手。作册是一种奉行王命制定典册的重要官员，西周以后也称做"作册内史"或简称"史"。商的史官当中有的还充任类似使节的任务，这种例子较少。

商代另一类重要官员是各级军事将领。商代的武官有师长、亚、服、射、犬等。古代军队多称师，商代的军队也以师为编制。顾颉刚先生指出："师长，当为武官之长"④，所谓武官之长当是指最高级的军事将领。"亚"和"服"即是指《尚书·酒诰》："惟亚惟服"的亚官与服官。卜辞中常见"多马亚"、"多亚"等官名。著名的亚官有■、雀、克等人，他们均是身尊位高的军事将领。可见亚、服之职应是地位较高的武职。射一般指弓箭手，无论是征战还是田猎，弓箭手都很重要，指挥这些弓箭手的武官在当时可能就称做射。犬，是指商王的田猎官。1968年在河南温县曾出土过铸有"犬■"铭文的青铜器，一般认为这些铜器应是卜辞中经常见到的"犬■"族遗物，"犬■""族可能即是因历代为商王田猎官而得名的。

商王朝官职的设置涉及到当时的各个方面，大批官吏的活动使得商代国家机器得以运转。由于商代尚处于国家形成后的早期阶段，因此，官吏的设置不仅庞杂，而且名称职责也多有冲突混杂，使后人难以明确彻底。这种情况发生在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

4。商代的法律与军队法律和军队是商代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内是镇压、专政、维护当时社会秩序的工具，对外的职责则主要是防御外敌入侵。在奴隶制的条件下，当时的军队还被大量用于对外的掠夺战争。最终达到维护和加强奴隶制国家统治的目的。

商代的法律是奴隶制的法律，它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维护奴隶制等级制度，镇压平民和奴隶反抗暴动的工具，总之，是为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据史书记载，早在夏代便已有了奴隶制的法律制度。商代的法律制度在夏代的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商代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当时的统治者特别强调惩罪伐恶是鬼神和上帝的意志、经常提到"天命"、"天罚"、"先后（祖先）降罪"等，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小臣职别》，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　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工"与"多工"》，《考古》1981年第3　期。③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

④　顾颉刚：《〈盘庚〉三篇校释论》，《历史学》创刊号。

把当时的法律制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例如，商汤在征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①，是说讨伐夏桀是上天的命令，因为夏王有罪，我畏惧上帝，不敢不去征伐。将自己讨伐夏罪归于天命，并要求其臣下"尔尚辅予一人，至天之罚，予其不赍汝"②，反复强调征伐夏氏是上天之命。盘庚迁都于殷前后，在遇到阻力时，也曾反复强调迁都是天命，天命不可违抗，否则上天会降罪于违命之人，予以严厉的惩罚③。

商代的"天罚"有罪的思想，不仅反映在古文献中，而且也为地下出土的甲骨文所证实。甲骨文有"。。寅贞，■，贞其有刖"④、"。其有刖百人其有死"⑤等众多关于使用刑罚的占卜。甲骨文中的这些记载反映出当时迷信上天鬼神定罪的"天罚"思想是多么盛行。由此可知，掺杂浓郁的宗教迷信内容是商代法律思想的突出特征。

商代法律属于中国古代的法律系统，与现代意义的法律有所不同。当时的法律偏重于刑和刑罚。

《左传·昭公六年》云："商有乱政而重做汤刑"，是说商代自商汤时便已有刑罚。据文献记载，商代的刑罚已较完备，因此周人建国后曾反复提及治国要师法商人，《尚书·康诰》便有"求殷先哲王，用安治民"的说法，在断狱和刑罚方面更强调："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蔽，断也。彝，法也。清代著名学者孙显衍认为其义是说："罚断用殷法类，当用其刑杀之合义者"⑥，"合义"也就是合理，即指罪当其罚，周人这种刑罚断狱要用殷之常法，甚至"师兹殷罚有伦"①，表明商代的刑罚已较为完备。但是，商代刑罚具体内容的有关记载流传至今者已很少。仅可在《尚书》、《史记》等古文献中见到一些，近年来考古发掘所得的甲骨文及其它文物中亦有一些反映。

商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和统治秩序，对统治者认为是犯罪的行为，采取了极端残酷的刑罚措施。当时被处罚的对象即包括奴隶、平民，也包括各级官吏和奴隶主贵族中的异己分子。商代刑罚大致可分为死刑、肉刑、流刑和徒刑等几种。

死刑，是剥夺犯人生命的极刑。见于古文献和甲骨文、金文者，商代的死刑有许多名目：族诛，即一人犯罪，诛及亲族。《尚书·盘庚》云："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遇，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是盘庚警告臣民假如有人犯法，就要灭绝其族，不让他们的种族在新国（指新都）里延续下去。可见商代早在盘庚以前便已有族诛之刑。周武王伐纣时，宣布纣王的罪状之一就是"罪人以族"，即诛连族人。族诛是死刑中的最高刑，反映出当时刑罚的残酷性。

①　《尚书·汤誓》。

②　《尚书·汤誓》。

③　《尚书·盘庚》。

④　胡厚宣：《甲骨续存下》一一九四，一一七六。

⑤　胡厚宣：《甲骨续存下》一一九四，一一七六。

⑥　孙显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康诰疏》。

①　《尚书·康诰》。

斩、戮，古代称杀头为斩、戮。二者的区别据《国语·晋语九》："叔向曰：三奸同罪，请杀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可知生杀曰斩，死斩曰戮。甲骨文中有"■"字和"■"字，分别表示以戈和斧钺砍头之意。商王在祭祀时要杀戮大批奴隶作为牺牲，相关记载在甲骨卜辞中十分常见，如"八曰辛亥，允戈伐二千六百五十六人"，"戈伐"即是用戈杀头。在商代遗址中经常发现被斩杀的人骨遗骸。

炮烙之刑。《史记·殷本纪》："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关于炮烙之法，《史记》集解引《烈女传》解释说："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坠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史记》索引引邹诞生之言曰："（纣）见蚁布铜斗，足废而死，于是为铜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可见纣时所行之炮烙之法是一种极其残酷的刑罚，受此刑者必是死罪。

醢，将人捣成肉酱。《史记·殷本纪》："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甲骨卜辞有"■"字，似将人置于坑内舂，可能即是表示此种刑罚。

脯，将人做成肉干。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了殷纣脯杀鄂侯之事，"鄂侯争之疆（强），辨之疾，并脯鄂侯"。

剖心。史载，殷纣晚期，纣王愈加淫乱，商朝许多大臣见其恶行已无法劝阻，纷纷离散他去。比干认为为人臣者必以死争，仍力谏纣王。纣王竟杀比干，剖观其心①。

肉刑，是残毁犯人身体器官刑罚的总称。商代已有刖、劓、墨等肉刑。

甲骨文中有"■"字，像人手执锯将另一人腿锯掉之形，显然是刖形的会意字。甲骨卜辞中尚有"■"字，像用刀割鼻之形，乃劓刑之会意字。此字一般隶定为"■"，即劓。《尚书·伊训》有："臣下不匡，其刑墨"即施墨刑的说法。可见，后代曾流行一时的墨、刖、劓等肉刑在商代均已开始实行。流刑，是将人犯流放于外的刑罚。商代最著名的流放是《史记·殷本纪》所记伊尹放太甲的事件"帝甲即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太甲于桐宫"。《尚书·太甲》亦有相近的记载。此事表明流放适用于统治阶层，对于下层民众是否适用尚不得而知。

徒刑，是拘捕并罚做劳役的刑罚。据《史记》所载，武丁时有名的贤臣傅悦即曾为刑徒。武丁手下的官员找到他时，他正在傅险这个地方服刑筑路①。孔安国解释说："傅氏之险在虢虞之界，通道所经，有涧水坏道，常使胥靡刑人筑护此道"②，表明当时一般罪人要服徒刑。

商代刑罚的执行机关之一是监狱。据有的学者研究商代曾设置了大批监狱，其中囚禁着许多奴隶和罪犯③。史载商纣王曾囚西伯昌（周文王）于羑里，后又囚箕子④。甲骨文中有"■"（圉）字，像一人手带刑具被囚禁于监牢里，此字的本意即指监狱。当时的监狱有一部分可能是土牢。在殷墟遗址曾发掘

①　关于此事，《史记·殷本纪》云："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

①　《史记·殷本纪》。

②　《史记·殷本纪》集解。

③　齐文心：《殷代奴隶监狱和奴隶暴动》，《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　期。④　《史记·殷本纪》。

出一个方形土穴，土穴长1.6　米，宽1.1　米，深2.7　米，里面有一具人骨架和一件陶鬲。此种阴暗的土穴可能是甲骨文所表示的关押犯人的土牢。当时的罪犯都可能配戴刑具。甲骨文中有"執"字，写作"■"、"■"等形，像一人手戴刑具之形。殷墟发掘中曾出土过戴枷陶俑人，这些陶俑人出土于一个灰坑中，男俑的双手被枷在背后，女俑的双手被枷在胸前，形象地反映了商代罪犯刑具的佩戴形式。

婚姻法和继承法是历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代有关这方面的法律制度的全貌已不可知，但从有关古文献和甲骨文的记载中，尚可窥见其一斑。

甲骨卜辞记载历代商王在祭祀先公先王时多连同其先王的配偶一起祭祀。从这些记载看，在商代的30　余王中，多数是一人一配，如成汤配妣丙，太甲配妣辛等，表明商王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但也有少数商王有二配、三配甚至四配的。如仲丁二配妣已、妣癸，武丁有三配、祖丁有四配等。上述例外可能是商王原配早死，后娶继室，或王后被废又立新后等情况造成的。需要说明的是商王所实行的一夫一妻制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各王除正妻之外尚有许多其他妻妾。如高宗武丁除原配外，另有妾60　余人。商王之所以在法律上实行一夫一妻制，主要是为了区别嫡庶，便于确立嫡长子继承制，避免因多妻多子而发生王位及财产继承上的矛盾。

商代的继承制度与婚姻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商代的王位继承，在早期实行的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并行的制度。但越往后兄弟相传者越少，而父死子继者则越来越多，商末更是完全实行父子相继之制。《史记·殷本纪》记载帝乙传位于帝辛时说："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小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可见，到殷末父子相继特别是嫡长子继承制已牢固确立。这种继承制在中国古代延用了数千年，可见其对后代产生的巨大影响。表明此种制度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并成为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队是商代国家政权的另一根重要支柱。当时的军队主要肩负对内镇压异己，对外防御和掠夺财富、奴隶的职责。

商代前期军队的规模目前尚不清楚，从商代前期遗址中大量出土戈、矛、镞等青铜兵器的情况看，当时应有一支相当规模的军队。甲骨卜辞中屡有商王及大臣率军队征伐异族的记录，有时一次就动用3000　甚至5000　兵力，可见到商代中期后，商王朝已拥有一支相当规模的军队了。到商代末期，商王朝的军事力量又有了较大发展。《史记·周本纪》记载在牧野之战时"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帝纣能发兵70　万人抵御周军，对此早就有人表示怀疑，一般认为此七十乃十七之误，即便如此，商纣王一次出兵十几万人与周军作战，显示出商代末年其军队的规模已非同小可。

商代军队一般称做师，甲骨文写做"。。"。当时每师约有一万人，师的最高长官称做"师长"，即《尚书·盘庚》所谓"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中的师长。至迟到武丁时期，商王朝的军队已以左、中、右这种形式编制起来，甲骨卜辞中有"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①"丙申卜，旺马，左、右、中，人三百六用"②等有关军队的记载。左师、中师、右师等三师的

①　郭沫若：《殷契粹编》五九七。

②　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三、三一，七、三八、二。

出现标志着军队本身已发展到一定阶段，反映出当时的军队可能已由临时征召进入常备性的固定军籍制阶段。据甲骨文可知，商代军队中还有旅、戍等建制，如"王其令右旅眔左旅。。"（《小屯南地甲骨》二三二八）等，与师接近。

商代还有一种称做族的军队。甲骨文中屡有商王命令"王族"、"多子族"征伐敌对方国的记载。例如："己亥卜，令王族追召方及于。。。"（《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六一六），"已卯贞，允，贞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事。五月。"③这些卜辞中的族显然是一种军队。此种军队可能是一种宗族或家族性质的武装力量，而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宗族武装可能属于同一性质。族的武装不属于王师，但商王在需要时可直接征召其参加军事行动。因此，族的武装也是商王朝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代军队主要是由步卒、骑兵和战车等兵种组成。步卒是商代军队中人数最多的兵种。甲骨卜辞中常有"步伐"一辞，如"壬子卜，■，贞■乞步伐■方，受有佑。十二月。"①"庚寅卜、■、贞今呇王其步伐夷"②等。关于步伐，早有学者指出："步伐者，不驾车，不骑马，以步卒征伐之也"③。可知步卒在商军中占有重要地位。战车在商军中亦早有使用，《吕氏春秋·论威》讲"汤以良车七十乘"讨伐夏桀，可见早在商汤时商军便已使用战车。据考古发现可知商代的车子均为两轮独辕，每车至少驾两马。其中有些可能是战车，当时战车上一般配备三人，其中一人驾车，两人手执弓箭、戈、矛等武器射击、刺杀敌人。据有的学者研究，商军中除步卒和战车兵以外，还出现了骑兵④。但总的看来，骑兵在商代军队中的使用还远不及战车普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究其原因，应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有关。总之，商代已建成一支较成熟的军队，成为维护统治秩序和国家安全的主要依靠力量。商代形成的军事制度经过不断完善，对西周及以后历代的军事制度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5。商代各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部族林立，在古文献中反映的十分明显。考古发现也表明在不同地区存在着差别十分明显的属于不同部族的商代文化遗存。当时最著名的部族在东北方有肃慎，东南方有东夷，西南部有楚和巴、蜀，西方和北方有土方、■方、鬼方、羌等。它们很早便同中原各族互有往来，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

肃慎是长期活动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在古代文献中可屡见记载。今人的研究对此亦无异议，只是对其居于东北的具体地理方位，尚有许多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肃慎故地在今辽河流域①；又有人认为在松花江上游③　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三、三一，七、三八、二。

①　郭沫若：《殷契粹编》一○七二。

②　郭沫若：《殷契粹编》一○七二。

③　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七八一八。

④　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驿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55年第2　期。

①　傅斯年等：《东北史纲》。

牡丹江流域一带②；更有人认为在今黑龙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③。出现这些认识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肃慎族的历史很长，其居住地历代有所伸缩变化，反映在文献记载上纷杂含混。因此，现在要认识其居地也就显得困难重重了。从文献上看，肃慎族的活动几乎遍及整个东北地区。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在东北地区也已发现了不少相当于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如西团山文化、莺歌岭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这些文化遗存都为我们认识肃慎这个古老民族提供了新的资料。但上述各文化的面貌是有很大差异的，显然不是同一部族的遗存。因此，要想充分地认识商代的肃慎族尚需做大量的研究工作。根据文献和甲骨文的记载可知，在商王朝的西方和北方活动着土方、■方、鬼方以及羌等方国部族。其中的土方和■方不见于古代文献，只见于甲骨卜辞。

土方，甲骨文中有许多关于商王征伐土方的记载。例如"供人呼、伐土方"、"登人三千伐土方"、"土方侵我田十人"④等。反映出土方侵扰商王朝边庭和商王征集军队讨伐的情况。一次征讨便用三五千军队表明土方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强大的部族。关于土方所居之地理位置，郭沫若先生认为在今山西省北部①。

甲骨卜辞中亦可常见商王征伐■方的记载。如："王往伐■方"②、"登人三千乎伐■方"③、"王征■方"④等。可见，当时的■方也是商王朝的一个劲敌。据甲骨文可知■方距土方不远，在土方之西，其地当在今山西北部至陕西北部一带。

鬼方是商代的一个著名方国，文献中屡见。《易·即济·九三》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有赏于大国"。商王武丁征伐鬼方三年才取得胜利，可见鬼方之强悍。鬼方位于商王朝之西而与周人为邻。小盂鼎铭文记载成王时盂率兵伐鬼方取胜，受到周王赏赐之事。《竹书纪年》有"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的记载。以上二事，前事发生于西周初年，后事发生于商末。可知商代鬼方占据的地区与周人为邻，其地理位置或在今陕西关中附近地区。

考古工作者在今山西、陕西一带已发掘出大量的商代文化遗存。山西北部到陕北一带的石楼、永和、柳林、保德、清涧、绥德等黄河两岸地区屡有青铜器出土。这一地区所出土的青铜礼器与殷墟所出同类器基本一致，共存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蛇首匕、马首柄铜刀、弓形器及各种金质装饰品等。在陕西西安老牛坡、蓝田怀真坊等地也发现了很有特点的商代文化遗存。虽然目前尚不能确定上述遗存属于哪个方国部族，不过，由于它们所处地域与文献记载的鬼方等活动于商代西部的各方国部族的位置相合，因此，可以推测这些遗存可能是鬼方等西鄙多方的遗存。

羌是商朝西方的一个古老民族。《诗·商颂·殷武》有一段著名的诗句②　薛虹：《西团山文化》，《吉林师大学报》1980年第2　期。

③　张博泉等：《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　罗振玉：《殷墟书契菁华》。

①　郭沫若：《卜辞通纂》五一三。

②　罗振玉：《殷墟书契续编》三、六、三，一、一○、三。

③　罗振玉：《殷墟书契续编》三、六、三，一、一○、三。

④　刘鄂：《铁云藏龟》一一八、二。

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表明早在商初羌族和商就发生了联系。到商朝末年，羌族又参加了周武王伐商的军队①。可见，羌人与周人在商代时就有密切的往来。商代甲骨卜辞中亦常见关于羌的记载。羌字在甲骨文中约有四种用法：1。用做地名。2。用做人名。3。奴隶名称。4。族名或方国名。羌族经常与商王朝发生战争。商王经常"征羌"，即征伐羌人，往往俘虏大批羌人为奴，因此在甲骨文中有时羌便成为奴隶的代名词。商王不仅以羌人为奴，而且还常把羌人杀死用做祭祀祖先的牺牲，此即甲骨文所谓"王令多羌■田"、"伐羌"、"用羌"等记载。羌族的活动地域，据有关材料推测大致在今甘肃至青海东部一带。在这一地区目前已发现了许多商周时代文化遗存。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经指出主要分布于今甘肃南部洮河流域，陕东至陕西宝鸡一带的寺洼文化可能与氐羌民族有关②。

在商代的长江流域有越、楚、巴、蜀等方国部族存在。它们当中以楚、越最为重要，到周代它们已发展的十分强盛，最后竟可与中原各国逐鹿中原，争夺霸主地位。

越兴起于长江下游地区，其历史很悠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史记》正义引《舆地志》云："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为子，号曰于越"。上述记载显示出越人的起源很早，有可能早到夏商时期。当然，文献将越人的祖先归于夏禹就不一定确切了，这很可能是后人的一种附会。因为在长江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分布着年代相当于夏商时期的以包含"几何形印纹陶"为特征的诸多类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它们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有着很大区别，两者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至少目前还找不到二者之间直接的亲缘关系。几何形印纹陶的分布范围很广，遍及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两广等省区，而这一带也正是后代"百越"活动的主要地区。《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交阯至于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可见，越人是一个起源甚早、活动地域十分广泛的古老民族。越只是一种统称，事实上越人又可分为许多支系，亦即文献所说的"百越"。近年在江西新干发现了大批相当于商代晚期殷墟第二期的青铜器，其中的一部分与中原地区同类器基本相同，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共出的日用陶器更具地方特点，其性质属于考古学上的"吴城文化"。发掘者认为此种遗存的主人应是越人的一支一杨越人①。新干县青铜器的出土，展示出当时越人的文化水平已经相当高。大批与中原类同的青铜重器的出土，也表明其与商王朝的关系十分密切。

楚，地处江汉流域，西周初年受封为国。《史记·楚世家》说："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勒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熊绎受周成王之封而成为周在南方封国楚的国君。实际上楚的历史要早得多，早在商代末年鬻熊便已居丹阳，《世本·居篇》说："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

①　事见《史记·殷本纪》、《尚书·牧誓》等。

②　夏鼐：《考古学论文集·临洮寺洼山发掘记》，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①　江西省文物考古所等：《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　期。郢"。据《史记·楚世家》的记载可知鬻熊是熊绎的四世祖。关于丹阳的地望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认识，有的说在湖北枝江，有的说在秭归，但大体不出江汉之间。在这一带及附近地区已发现了许多商代遗址和青铜器。如盘龙城遗址，其年代约相当于商代中期，发现有城垣、宫殿及墓葬等。在湖南宁乡也出土过许多商式青铜礼器。这些遗物或许与商代方国荆楚有关。

荆楚之西还有两个方国--巴、蜀。古文献中关于巴、蜀的记载较明确者多属于春秋以后，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在考古学中亦已得到确认，其中最著名者是船棺葬和独具特色的巴蜀兵器，但是东周以前，特别是商代巴、蜀的情况如何，目前所知仍然很少。《华阳国志·巴志》云："武王既克殷，从宗姬于巴。。其地东至鱼复，西至■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据此可知，早在西周以前巴人就活动于现在的四川东部及附近地区。《华阳国志·蜀志》云："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此与《史记·三代世表》及正义所记基本相同，表明蜀的历史亦很古老。蜀位于巴之西，主要活动于成都平原一带。近年在四川彭县竹瓦街、广汉三星堆等地都发现了商代文化遗存。广汉三星堆发掘的祭祀坑中有大量独具特色的青铜人像、人面像等，并共存与中原地区相同的青铜礼器尊、罍等，其时代相当于商代后期。彭县竹瓦街铜器窑藏中包括与中原相同的青铜礼器尊、罍、觯以及具有地方特点的戈、矛、钺等青铜兵器，年代约相当于商末周初。上述遗存的族属虽不能确定，但其中应有巴、蜀遗物。由此可知，早在商代巴蜀便与中原地区有了相互往来。

东夷主要分布于商王朝的东方和东南方。所谓东夷实际上包含了商代东方的许多部族。林惠祥先生在其所著《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指出："东夷一名词有广狭二义，狭义专指秦以前居今山东、江苏、安徽等省自淮北沿海一带之异民族。广义则为秦汉以后版图扩张，在境内之东夷已归同化，因别指满洲、朝鲜、日本、琉球等族为东夷。。。由中国民族史言之，自应以狭义者。。为范围。狭义之东夷，自上古即与华夏系并居中国，周初颇强，后屡受王室及齐鲁之攘斥遂渐衰。"《竹书纪年》有"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仲丁即位，征于蓝夷"等记载。由此可知东夷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泛指居于东方的华夏族之外的各个部族，古文献也笼统的称之为九夷。当然，所谓九夷并不是说东夷只可分为九个部分，而只是用九言其多而已。商代东夷大致分布于今山东、江苏北部至安徽一带。当时东夷族颇为强盛，并常与商王朝发生冲突。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人方的卜辞，人方地处商朝东南方，是东夷的一支，也是商王朝的一大劲敌，卜辞中屡有"王征人方"的记载，反映出商人曾与其进行过多次战争。到了商代后期，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商王朝更是大规模地征讨东夷，并取得了胜利，但这也导致了"纣克东夷而陨其身"①的严重后果，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东夷在当时是多么的强大。近年在山东益都苏埠屯发现了几座大型商代墓葬，其规模不亚于安阳殷墟王陵，出土了精美的象征权力的大型青铜铖等遗物，显示出其主人生前地位不同凡响，一般认为这些陵墓的主人可能是商代东夷族方国薄姑或奄的君主。1965年发现于江苏铜山县丘湾的商代晚期祭祀遗址是东夷族杀人祭祀的遗迹，遗址内发现25　个用于

①　《左传·昭公十一年》。

祭祀牺牲的人骨架。上述情况表明东夷族文化的发展水平并不低于中原。而且早在六七千年以前这一带便已有高度发展的农耕文化--北辛文化，其后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这些文化在时间上相互衔接，文化传统上亦有所继承，反映出东夷是在当地发展起来的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它为商代文明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明都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西周政治周族兴起于黄土高原的西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在其首领姬发（武王）的统领下于公元前11世纪后半叶灭商，建立了周王朝。习惯将武王灭商至公元前8世纪前期西方犬戎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邑之前这段时间称为西周时期。西周共传11　世12　王，历时200余年。西周是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此时的经济较商代有了更大发展，各项政治制度更加完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一）先周社会1。周族的起源与先周世系周族是活动于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部族。传说周人与殷人出于同一族源。《史记·殷本纪》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女，为帝喾次妃"，《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按此则周与殷同出于帝喾部落，周人的祖先"弃"和殷人的祖先"契"是同父异母兄弟，二者同祖同宗。但是，关于"弃"和"契"的出生，司马迁接下去写到，"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①，"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②，传说殷人始祖契是因其母吞玄鸟卵而生，而周人始祖弃则是其母践巨人迹感孕而生。这则神话传说反映出殷、周二族的图腾崇拜可能完全不同。一般来讲同祖同宗之间的图腾崇拜亦应基本一致。图腾崇拜的区别显示出二者并非出于同一源头。现代考古发现亦表明，先周文化是一支在陕西西部至甘肃东部一带发展起来的古代文化，并随时间而逐步向东推移，其早期并未与商文化发生太多的联系。先周文化的面貌，特别是其最具代表性的陶器与商文化的同类器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二者的文化渊源显然根本不同。周族起源于中国西部黄河中上游的陕甘地区，殷人则崛起于中国东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在古今并无异议。可见周与殷是两个居于不同地区分别发展起来的不同部族，二者的交往由少到多，文化面貌亦由差别巨大而逐渐相互吸收对方因素到最终融合到一起，共同创造出绚丽多彩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

据《史记》可知先周世系依次为：弃--不密--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昌（文王）

弃是周人的第一个男性始祖，传说是其母姜原外出践巨人迹感孕而生的，为此其母"以为不详，弃之隘苍，马牛过者皆避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蔗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③显然这是一则神话传说，夹杂着许多理想化的成份，但是它或许反映了周人从弃开始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传说弃在儿时便喜好玩种植农作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史记·殷本纪》。

③　《史记·周本纪》。

物的游戏，长大后遂擅长于农耕，并被帝尧任命为农师，到帝舜时弃被封于邰这个地方，号曰后稷，大约在整个夏代，周人世代为后稷之官①。这些传说或许反映出周人早在夏代就是一个善于农耕的部族。史载到夏代末年，周先公不窋时，天下大乱，不窋失去后稷的官职，被迫西迁"自窜于戎狄之间"②，与当地的戎狄族杂居在一起，并与羌族的姜姓部落结成联盟，互相通婚。不窋死后，其子鞠立，鞠死后，其子公刘继任周族首领。公刘虽居于戎狄之间，但他重修后稷之业，尽力农耕，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人口日渐增多。在此基础上周族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其军三单"，即部落成员分成三班轮流服兵役，过着亦兵亦农的生活。为了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公刘率众迁到豳这个地方。公刘迁豳是周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史称"周道之兴自此始"③。公刘因此成为周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诗·大雅·公刘》专门歌颂了公刘的业绩。公刘之后经过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等几代再传至高圉、亚圉、公叔祖类等世。这时正值商王武丁在位，卜辞中常有"周侯"的记载，大概此时周人已受封于商，成为商王朝西方的一个重要与国，并与之建立了密切联系。周人向商王朝贡献赋役，参与商王的田猎活动，商王也经常向周人发布命令。频繁的往来使周人学习到了许多先进的商文化，促进了周人的发展进程。

公叔祖类死后，其子古公亶父继位。古公亶父是先周历史上的又一位著名先公。史载他继位以后，"复修后稷、公刘之业"④，受到国人的拥戴。当时周人所居之豳处于戎秋等游牧部落的包围之中，这些部落经常攻击周人，掠夺人口和财富，严重妨碍了周族的发展。古公亶父继位以后，戎狄又乘机大举进犯。古公向狄人进"皮币"、"珠玉"，狄人接受财物后照样进攻，又进献了许多牲畜、财宝仍无济于事。对此，周族民众十分愤怒，欲与戎狄决一死战。古公亶父为避免族人流血牺牲，毅然率领族众离开豳地以避戎狄。他们越过梁山，渡过沮水和漆水到达岐山之下的周原。周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于农业生产。周人在这里定居并废除戎狄的生活习惯，打破氏族血缘关系的束缚，使族人"邑别居之"，建立了以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组织。开始"营筑城郭室屋"、"作五官有司"①，设官定职，管理庶务。他们开辟田野，悉心经营，国势逐渐强盛。周人也于此时跨入了文明时代的大门。周族的后人对此事赞扬说："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②，称颂周人翦商事业自此开始，实际上当时周人并不一定已有灭商念头，但灭商的物质基础确实是由此开始奠定的。由于古公亶父的伟大功绩，周人尊其为太王。

2。周族的崛起与灭商古公亶父迁居周原，使周族社会得到很大发展，国家机器也已初具雏形。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国语·周语》。

③　《史记·周本纪》。

④　《史记·周本纪》。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诗·鲁颂·閟宫》。

自此至文王迁丰，周原不仅是周人的都邑，而且已成为其翦商基地。太王死后，幼子季历继位。季历的两位兄长太伯、仲雍知道太王有意让季历之子昌继位，因此离开周原以避让季历。这便是《史记·周本纪》所谓"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之事。季历继位以后，仍致力太王的事业并大力开展对扰乱边庭的戎狄部落的斗争，开始向外扩张。据《竹书纪年》记载，周"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伐余无之戎，克之"，"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周人向外扩张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所取得的成功仍是巨大的，它解除了来自西方的威胁，稳定了后方，扩充了实力。周族已显示出其蓬勃向上的气势。正如《诗经·大雅·皇矣》歌颂的一样："维此王季。。受禄无丧，奄有四方"。周人势力大增，并逐渐向商王朝进逼。此时正值商王武乙、文丁当政时期。武乙三十四年，季历朝见商王，受到商王的赏赐。文丁四年，又因伐戎狄有功，商王封季历为"牧师"。季历此时仍明智地采取与商王朝交好的政策，并娶商女为妻，《诗经·大雅·大明》有"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生此文王"的诗句，即是说的这件事。但是，周族的迅速崛起终于引起商王的猜忌，双方的矛盾也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了商王文丁杀死季历事件的发生，商周之间的矛盾由此而更进一步激化。

季历死后其子姬昌继位，姬昌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周文王。《尚书·无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文王治理国家达50年之久，使得他能够持续不断地推进灭商事业的进行。文王即位以后，继续后稷、公刘的事业，发展农业生产。遵循古公、季历以来的做法，礼贤下士，广收天下人才，史称他"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曰中不暇食以待贤士，士以此多归之"①，像伯夷、叔齐、太颠、闳大、散宜生、鬻子乃致商王的大臣辛甲等都来投奔。相继辅佐文王、武王的姜尚（姜子牙）也是这时被周文王请至门下的贤士。文王拜其为军师，并尊其为太公。太公不负众望，为文王、武王灭商出谋划策，屡建功勋，史称"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这些人才有力地支持了周人的灭商事业。

文王在位时，商王朝还十分强大，因此，周在表面上仍臣服于商。周原甲骨中有文王祭祀商王先祖成汤、帝辛之父帝乙和文王求佑于商先王太甲，太甲"■（告）周方伯"等记载。表明文王当时还是以商王朝的一个方伯的面目出现的。

然而在实际上，周人却在暗中积极准备灭商。文王一方面抓紧发展经济，扩充军队。另一方面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以图扩大自己的影响，争取更多的诸侯，据说："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①。其中最著名的故事是周断虞、芮之讼。虞、芮都是商王朝的属国，两国相邻，发生了领土争端，它们本应到其共主商王那里决断此事，但二者倾慕周文王的威名，不朝殷，却去请周王公断。传说二国君进入周境之后，看到周国"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老"②等情形，内心感到羞愧。因此，二人相互谦让，未见周王而返。这件事影响很大，许多小国纷纷前来归附，标志着周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开始取

①　《史记·周本纪》。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史记·周本纪》。

得对商王朝的优势。文王在这一年开始称王，并成为诸侯心目中的"受命之君"③。文王称王时在位已近40年，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周的国力已大大增强，周与殷商王朝的关系也酝酿着根本的转变。文王受命称王，实际上是宣布周人政治上的独立，表明其已脱离了商王朝的中央政权，其与商王朝的关系亦由附属国变为公开与之对抗的独立国家。至此周人面对政治腐败、日益衰落下去的商王朝完全抛弃了"以服事殷"的假面具，并开始灭商的军事行动。

周文王首先向西北方向用兵，先后征服了犬戎、密须等两个小国。这两个国家分别位于周的北方和西方，征服它们解决了周人的后顾之忧，使之在东进时能有一个稳固的后方。接着，文王组织力量东进，先击败耆、邗等商王朝的属国。耆、邗两国位于周人的东方，距商都朝歌并非十分遥远，两国的灭亡使商王朝感到了威胁，商臣祖伊便向纣王惊呼："天既讫我殷命。"①意思是说上天要结束我殷朝的命运啦。但耆、邗毕竟只是商王朝外围小国，纣王对此也并不太介意。紧接着，文王又进攻崇国，崇侯虎是商王的亲信，也是商统治者中头脑较清醒的一位，此前他曾向纣王进谏，指出西伯（周文王）积善行德收买人心的行动是别有居心，将不利于帝纣，纣王也曾囚禁西伯。因此，崇国是周人东进的一个重要障碍。消灭崇国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消灭崇国标志着战争已推进到商王朝的心腹地带，周人亦由此获得了关中平原大片丰饶的土地，使这里成为支持其灭商事业的又一个重要的经济基地。史载文王"即伐于崇，作邑于丰"②，文王在消灭崇侯虎之后，把国都由岐迁到丰（今陕西省长安县沣水西岸），周的政治中心又进一步东移。至此，周人实际上已完成了对商王都的钳形包围，灭商已指日可待。

文王为灭商做好了准备，但他未来得及完成翦商大业，于迁丰的第二年去世。他去世后，其子姬发继位。姬发即是赫赫有名的周武王。武王继位后，任命太公望为师，负责军事；周公旦为辅，负责政务；召公等人亦为辅佐。他继承父志，继续积极灭商。

此时，雄踞东方数百年的商王朝在纣王的残酷统治下，已经分崩离析、岌岌可危。不仅普通民众与商朝统治者离心离德，而且统治阶层内部也已发生分裂。纣王杀比干，囚禁箕子，一大批商朝重臣出逃奔周。在这种形势下，武王开始了直接伐纣的战争。他首先"东观兵于孟津"（孟津在今河南孟津县，是当时黄河上的一个重要渡口），有800　多诸侯和部落首领前来盟会。这次观兵实际上是一次军事演习和外交盟会。武王得到众多同盟者的支持，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取得了对商王朝的优势地位。不久以后，武王率领戎车300　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以及各诸侯盟军渡过黄河，于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日早晨抵达商郊牧野。武王在这里举行了誓师大会，誓词历数商纣罪恶，表明其代天惩罚商纣的决心，鼓励士兵要勇往直前，这就是目前仍能见到的《尚书·牧誓》篇。此时商纣王一方面召回征伐东夷的军队，一方面临时武装大批奴隶前来应战，双方在牧野展开激战。据说商军达70　万人①，③　《史记·周本纪》。

①　《尚书·西伯戡黎》。

②　《史记·周本纪》。

①　《史记·周本纪》。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②，可见商军规模之浩大。武王以虎贲、戎车为主力，甲士徒兵配合向商军发起攻击。由于商军离心离德无心为纣王卖命，甚至前徒反戈一击配合周军反攻纣王。牧野一战商军全线崩溃。商纣王逃回朝歌自焚而死，武王挥师迅速占领商都，商王朝至此灭亡。

②　《诗·大雅·大明》。

（二）西周王朝的建立和奴隶制国家的完善周武王占领商都朝歌以后，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典礼，宣告周人正式继承殷商天命，建立西周王朝。西周王朝自公元前11世纪立国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攻杀亡国，共传11　世12　王（另有共和行政14年），历时200多年，各王世依次为：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孝王、懿王、夷王、厉王、共和行政、宣王、幽王。

1。西周立国和统治的稳固周武王顺应历史潮流灭掉了强大的商王朝，建立起周政权。商王朝虽已灭亡，但其残余势力仍很强大，甚至严重威胁着西周政权的生存。为了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武王及以后继位的成、康诸王采取许多重要措施来稳固西周政权，并为昭穆时代的对外扩张奠定了基础。

武王在西周王朝建立以后，马上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以稳定形势。首先，为控制原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封商纣之子武庚于殷，让他继续统率商王朝的遗民，同时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为武庚傅相，监视商遗民的动向，后者即史书所谓的"三监"。显然，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周灭殷，是小国对大国的胜利，胜利已来之不易，但要以小国统治大国更加困难。表面上看封武庚于殷是让其奉守先祀，不绝殷后，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稳定形势的临时措施，因为周人当时尚无力直接统治新征服的广大地区。紧接着为了安抚民心，武王先后释放了被纣王囚禁的箕子以及百姓，并且表彰了深得民心的商朝贤臣商容的闾里，整修了比干的坟墓。武王又命令把鹿台的财物和钜桥的积粟发放以赈济贫困。他还论功行赏，分封赏赐有功的臣属。《尚书》有《分器》篇，《书序》云："武王既胜殷，封诸侯，班宗彝，作《分器》。"《史记·周本纪》有类似的记载："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分器》篇已亡佚。据《史记》记载，武王时分封的规模很大，他"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次受封"①。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周初的政治形势虽仍很严峻，但也得到了暂时的安定，更重要的是它为以后周政权的稳固奠定了初步基础。

武王伐纣分封之后返回镐京，并制定了许多雄心勃勃的安邦治国的计划。史载他忧天下之未定"自夜不寐"②。但是，他未来及实施这些计划，便于灭商后的第二年因病去世。武王死后其子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即位时年纪尚小，还是个不懂世事的娃娃。而这时周王朝内有管、蔡各怀野心，外有武庚、徐、奄等商朝残余势力不忘复辟，新生的周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面对此种形势，成王的叔叔周公旦毅然站出来摄理朝政，协助成王完成了武王的未竟事业，使西周政权最终得以稳固。

《史记·周本纪》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荀子·儒效》亦说："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史记·周本纪》。

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听天下之断。"很显然，在成王年幼期间，周公曾践天子位代行天子之事。此举曾招致王室诸兄弟的猜疑，甚至连召公奭也有所怀疑。留在殷商故土任三监的管叔、蔡叔等对此更是不满，他们散布说"公将不利于孺子"，即是说周公将危害成王。周王室出现的动荡、不和，使得以武庚为首的旧势力觉得有机可乘。因此他串通管叔等三监并联络淮夷、徐、奄、薄姑等方国发动了反周叛乱。西周政权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对此，周公旦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和胆略，首先稳定了周王朝的统治核心，取得召公和太公望的坚决支持。接着，他向王室成员和各路诸侯指明讨伐叛乱是上天旨意，是文王事业的继续，不管是什么人参与叛乱都要予以惩罚。并最终使王室成员和各友邦诸侯认识到叛乱的严重性和平叛的必要性。周公经过一番"内弭文兄，外抚诸侯"的工作，统一了内部思想，组成平叛大军，亲自东征，将以武庚为首的叛乱迅速镇压下去，杀掉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①。接着周公又挥师东进，经过3年的苦战终于击败参与叛乱的许多东夷国家。《孟子·滕文公下》云："（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直至此时，周才算彻底地消灭了商王朝残余势力，并真正控制了殷商故地。这次战争标志着周人灭商事业的最后完成，也是周初政治局面由动荡趋于稳定的一个转折点。

东征的胜利，使周王朝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实行更有效的统治。当时，加强对广大地区特别是殷商故地控制的措施之一便是建侯卫，借以巩固西周政权，《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此时分封的侯国主要有宋、卫等。周公在消灭武庚、管、蔡之后，将其地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分封给未参加叛乱的微子启，事见《史记·宋微子世家》。司马迁写到："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启）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宋都商邱（今河南商邱市），传说其地为殷商旧地，商先公相土曾以此为都。将殷商之后封于其先祖所居之地，显然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目的在于安抚殷遗民。另一部分分封给武王之弟康叔，号称卫。《史记·卫康叔世家》云："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遗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是将周贵族封于原商王畿之内，直接统治殷遗民，进一步加强了周对这个地区的控制。

在分封亲信的同时，周王朝自灭商之日起便计划营建东都，以强化对广大东部地区的统治。周公东征以后，便将这一计划迅速付诸实施。成王派召公奭到洛阳察看地形，周公亲往监督营建，建筑王城和成周二城。王城故址在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成周故址在今洛阳市白马寺以东的汉魏故城一带。东都建成以后，周公把参与叛乱的殷顽民强行迁往成周，在王城派住八师军队，以监视殷顽和整个东部地区。按召公奭的说法，东都地处天下之中，更是诸侯朝会，四方入贡的理想之地。东都的建立对于加强周王室对东部的控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周公摄政7年以后，周政权终于稳定下来，成王亦已长大成人。基于此，周公毅然还政于成王，并将治国经验也传与成王，而自己仍北面就群臣之位，继续辅佐成王。周公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的所作所为，对西周一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①　《史记·管蔡世家》。

周初武王、成王在周公、召公等贤臣的辅佐下，通过平定叛乱、封建侯卫、营建东都等重大行动，终于使西周政权在东部地区站稳脚跟，随之而来的是整个政治局面的稳定，经济迅速发展。

成王在位30多年，西周王朝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发展。成王去世后，太子钊继位，是为康王。康王在位20余年，此时天下安定，一片兴旺繁荣景象，周王朝发展到其最兴盛的时期，史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而不用"①。康王死后，相继承袭王位的是昭王瑕和穆王满。昭王在位不足20年，穆王在位约50年。昭穆二世凭借前世打下的基础，大举出征远游。《史记》有："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的记载，虽很简略，但明确昭王死于南巡途中。此事在《竹书纪年》中有更详细的记载："昭王十六年伐荆楚。。。十九年，。。丧六师于汉。昭王末年，。。王南巡不返"。表明昭王曾用很长时间和力量征伐南方荆楚等方国，但并未取得成功，不仅丧失了军队，而且自己也落得个身死异乡的下场。穆王继位后仍坚持对外用兵，引起许多附属国家的不满，"自是荒服者不至"。昭、穆二世在成康以来国势强盛的基础上，大肆进行南征北讨，虽然扩大了周王朝的影响，但也过多地消耗了国力，西周王朝逐渐难以支撑，所谓"王道衰微"已露端倪。

2。王室衰微与平王东迁穆王去世后，由其子共王繄扈继位。穆王在位时虽然王道开始中落，但由于当时还有成康盛世聚拢的雄厚家底，因此尚能守成。到共王及其以后，西周社会开始出现许多变化。王室日渐衰落，而一部分诸侯士大夫的势力则开始膨胀，社会矛盾也在逐步加剧，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史记·周本纪》说："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之时，王室衰微，诗人作剌"。懿王死后，共王之弟辟方立为周王，是为孝王。孝王死后，"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①，可知此时还发生了西周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王位继承上的例外。据说到夷王时，王室更加衰落，以前高高在上的周天子也不得不屈尊"下堂而见诸侯"②。此时社会各个方面的矛盾层出不穷，西周前期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亦遭到破坏。王室与诸侯的矛盾加剧，"诸侯不朝"的记载不绝于书。王室内外大大小小的贵族已开始分化，其中有人集中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土地和奴隶，有些贵族则逐渐失去了其原有财富而破落下去。《诗·大雅·瞻卯》所谓："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即是此种现象的一种反映。1975年在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的裘卫家族铜器铭文记载了裘卫家族由低级奴隶主通过与大贵族买卖土地、聚敛大量财富最后上升为大奴隶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袭贵族矩伯等将周王朝封给自己的土地拿来换取裘卫家族的宝玉、车马等来装点门面。这种买卖交换土地的行为与周代土地制度"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公有制显然不相符合，但此时已被视为合法，周朝官员甚至帮助解决划界、交换手续等问题。上述情形表明，到西周后期奴隶制的土地公有制已经开始瓦解，土地私有现象开始出现。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引起政治的变革。这也是诸侯地位加强，周王

①　《史记·周本纪》。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礼记·郊特性》。

室地位呈西山落日之势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厉王■继位。厉王是夷王的儿子，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贪婪残暴的君主之一。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厉王好利，并信用好利的荣夷公为王朝卿士，委以大权，将原来属于公有的山林川泽之利皆霸占为己有。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周人历来的传统，引起许多贵族的非议，而且也断绝了广大劳动人民--国人的生路，激起了他们的不满和责难。对此厉王非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对人民采取高压政策。他从卫国找来一位巫师监督人们的言行，发现有敢于非议者，立即处以极刑。厉王通过这种恐怖手段暂时将人们的公开议论压制了下去，史称"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对此厉王非常高兴，他得意地对召公说："吾能弥谤矣，乃不敢言"①。召公是位头脑较为清醒的大臣，他见厉王如此倒行逆施，便又一次劝说道："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宜之使言。。。。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②，指出壅塞民口后果将不堪设想，但厉王根本不听劝说，继续一意孤行。国人在厉王的高压下生活了3年，终于忍无可忍，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将厉王赶出了王宫，"厉王出奔彘"。厉王的太子静藏在召公家里，暴动的国人知道以后包围了召公的宅院，要求交出太子。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③。

厉王出逃以后，由诸侯指掌朝政，史称"共和行政"，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自此中国历史开始有了准确的编年。关于"共和行政"，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是周公、召公摄行天子事，实行贵族共和政治。其根据是《史记·周本纪》所说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诸侯推举共伯和摄行天子事，根据是《竹书纪年》所谓"共伯和干王位"的记载。《史记·周本纪》正义引《鲁连子》的记载云："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共和行政共14年，在这期间由诸侯代行周天子之政。

厉王末年的国人暴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群众性武装暴动，它的直接结果是动摇了周王朝的统治根基，加快了西周王朝灭亡的进程。

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其逃亡地彘。太子静此时已由召公养大成人。于是诸侯立太子静为王，是为周宣王。宣王继位以后，吸取前王教训，刷新政治、励精图治，"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在周公、召公等贤臣的辅佐下，周王朝的国力得到一定恢复，"诸侯复宗周"，这便是所谓的宣王中兴。宣王利用国势暂时振兴的机会，发动了大规模对外战争，他先北伐ǎ狁，将直接威胁王畿安全的ǎ狁打败，迫使其北遁。接着又南征荆楚，恢复了周王朝对南方的影响。《诗·大雅·江汉》有"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的诗句，表明其进一步拓展了疆土。然而好景不长，宣王多年的征战，一方面巩固了边庭，但在另一方面也耗损了国力，宣王三十九年，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将由南国调来的军队都丧失掉了，为了补充军队，不得不"料民于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史记·周本纪》。

③　《史记·周本纪》。

太原"①。加之他晚年在政治上许多举措失当，如干涉鲁国立太子事，使得鲁国发生内乱。从而引得许多诸侯不满，结果是"诸侯多畔王命"②，埋下了王朝破败的种子。可见，宣王中兴并未彻底扭转西周中期以来赫赫宗周江河日下的颓势，只是暂时延缓了西周王朝灭亡的速度。

宣王共在位46年，死后由其子宫湦继承王位，是为周幽王。幽王继位后，天灾人祸交相袭来，社会动荡不安。史载幽王二年，周王朝京都所在的关中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河水断流，山峰崩塌，造成了严重危害。这使得危机日重的周王朝更是雪上加霜。面对严峻的形势，周幽王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而是沉湎于声色犬马中不能自拔。据说他嬖爱褒姒，为博得褒姒一笑竟将军国大事视做儿戏。《史记·周本纪》如是说："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悦）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幽王如此作为，加剧了各侯国与宗主周王朝的离心离德倾向。在用人上，幽王重用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之类的人物，使"小人在位，君子在野"①，朝政在这些人的把持下更加黑暗，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在王位继承的问题上，幽王不顾朝臣诸侯的反对，立自己宠爱的褒姒为王后，立褒姒所生之子伯服为太子，而将原来的申后和太子宜臼废掉，并欲置之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申后的父亲申侯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举兵进攻宗周。幽王急忙燃烽火召集诸侯救援，但各路诸侯因以前屡受戏弄，这次竟再无人应召。幽王得不到援兵，只得带着褒姒、伯服诸人和财宝向东逃亡，逃到骊山脚下（今陕西临潼县），幽王和伯服被追兵杀死，褒姒和财宝则被掳掠而去。此后诸侯共立故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平王继位时，国力衰微，镐京残破，周王朝已无力抵御戎狄的侵逼。为了生存，周平王只得在晋、卫、秦、郑等诸侯的护卫下东迁洛邑。至此，西周王朝结束。史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中国历史进入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史记·鲁世家》。

①　《诗·小雅隰桑序》。

（三）西周的政治制度1。西周社会各阶级奴隶制发展到西周已达到鼎盛时期。这时的全体社会成员因其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被划分为许多等级，形成了以宗法制度为显著特点的等级制，也就是所谓的"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①。

王室和各级贵族共同构成了西周王朝的统治阶层。王室居于统治阶级的最顶层，国王是其代表。周天子是当时政治上的天下共主，名义上拥有国家的一切，即如《诗·大雅·北山》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公室是仅次于王室的第二等级，周王朝曾分封了大批的诸侯国，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诸侯受王室之封拥有一方土地和人民，并负有向王室纳贡和从征的义务。卿大夫是从属于诸侯的一级贵族，所谓"诸侯立家"即是指诸侯分封卿大夫而言。卿大夫拥有诸侯分封给的采地，可以世袭，但也要为诸侯尽一定义务。士一般出身于贵族，但其成分复杂，个别有采地，大多数则无采地，仅有禄田而已，所以《国语·晋语》云："大夫食邑，士食田"。上述从天子、诸侯到卿大夫、士是西周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他们占有大部分的社会财富，掌握着国家各级政权。

与商代一样，西周时期也存在着平民阶层。平民中的大部分人是周族的族众，也有一些失势没落下来的原贵族。平民一般拥有少量财产，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在特定情况下对国家政局有一定影响力。平民是西周王朝及其各个封国军队的主要兵源，并为各级贵族服各种劳役。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平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其政治地位亦不断下降。总的看来，他们属于被统治阶层。但有时他们的向背却能影响国家政局，如西周后期，国人不堪忍受厉王的高压，终于起来将厉王赶走即是证明。

西周时期存在大量没有任何权力的奴隶，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当时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俘虏和罪犯，也有部分平民因各种原因沦为奴隶。俘虏转化为奴隶最明显的例子是西周王朝把在灭商战争中捕获的俘虏及被征服地区的人转化为自己的种族奴隶。周初分封时，国王赐给诸侯"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大概都是由战争俘虏转化为种族奴隶的例子。在铜器铭文和文献中也常见"执诉"、"获丑"即抓获俘虏的记载，如康王时期的小盂鼎铭文记载了康王命盂伐鬼方，一次战争便抓获一万三千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被作为奴隶使用。西周法律规定庶人犯罪要充作奴隶，《周礼·司寇》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槁"，男子从事苦役，女子从事家内劳役。西周时期的奴隶要为主人从事各种劳役，包括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以及放牧马牛等。奴隶在当时被称做"鬲"、"人鬲"、"驭"、"台"等。他们往往以"夫"或"人"为单位计算，这一般是指单身奴隶。有家室的奴隶多以"家"为计算单位，如"臣"这种奴隶便以"家"计算。周王常将奴隶赏赐给臣下，如矢令簋铭文记述了周王赏赐给矢令"臣百家、鬲百人"之事。大盂鼎铭文记载盂得到"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和"人鬲千又五十夫"的赏赐。类似的记载在已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中屡见不鲜。

①　《左传·桓公二年》。

商代不见的买卖奴隶的现象，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最著名的一次奴隶买卖，是孝王时期的■鼎铭文记载的奴隶主■向另一个奴隶主限用一匹马加一束丝买五个奴隶的事。与商代不同，西周时期用奴隶殉葬祭祀等现象较少见，而且主要集中于西周早期，中期以后基本绝迹。据粗略统计，在已发掘并已发表资料的数千座西周墓葬中，用人殉葬者不过数十座，且多数只用一二人，这与商代墓葬动辄用十数人乃至数百人殉葬已不可同日而语。墓葬殉人数量急剧下降这种现象表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奴隶制的发展，奴隶的使用价值已大大提高。贵族对奴隶已不滥杀滥殉，而是更多地驱使他们为自己创造财富，这也是奴隶制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一种表现。但是，上述情形并未改变奴隶的命运，他们仍然为生存而苦苦挣扎于社会最底层。

2。宗法制度与礼乐制度《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大史克对鲁宣公曰"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已观德，德已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是说周公曾制定周礼。《史记·周本纪》载成王"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制度于是改"，表明周初曾进行大量的制礼作乐的工作。《论语·为政》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礼是在殷礼的基础上有所损益而成的。所谓的周礼实际上包括了周代的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行为规范。一般来讲，井田制、分封制、宗法制、畿服制度、爵谥制度、礼乐制度等都可包括在内。这些制度互有区别但又密切相关，构成西周政治制度的不同方面。

井田制是西周社会的基本土地制度，是奴隶制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当时的各项政治制度无不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关于井田制，《孟子·滕文公上》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其中的公田是周王、诸侯等各级土地所有者直接控制的田地，平民首先要耕种这部分公田，并将收入统归土地所有者。公田周围的私田，实际上是庶人从贵族那里分配到的用于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平民等农业生产者被固定在井田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里、邑等基层村社单位。《周礼·地言·小司徒》云："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按此则每邑包含4　井、36　户人家。邑也称为里，《尔雅·释言》："里，邑也。"西周时期，贵族的封地都是以"里"、"邑"等为单位计算的，可以说里、邑是当时各级贵族封地的基本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西周时期的全部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井田制的基础之上的。

分封制是周王朝为加强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所谓分封主要是指周王把一定范围的土地和人民分别授与自己的子弟、亲戚、功臣等，让他们代表周王去统治一方人民，以拱卫周王室，也就是文献中所谓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①。

周武王灭商以后即开始分封。武王所封的诸侯，据《史记》的记载可知主要有四种人：一是功臣谋士，以师尚父为代表；二是兄弟，如封周公旦于鲁，封召公奭于燕等；三是殷商之后，主要是封武庚于殷；四是封古代圣王之后，如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等。

周公东征平定武庚、管、蔡之乱以后，又一次进行大规模分封。主要是

①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在殷商故地封宋、卫两国，另外封叔虞于唐等。此后历代周王陆续又有所分封，但规模已远较周初为小。在周初分封的诸侯中，以姬姓贵族为主，其中又以文王、武王的直系后裔最多。例如，属文王后裔的诸侯国有管、蔡、郕、霍、鲁、卫、毛、聃、曹、毕、燕、邓、原、郇、郜、雍、滕等。属武王后裔者有晋、应、韩、邗等侯国。当时的封国很多，具体数字目前已不可知。《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荀子·儒效》云："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实际上当时的封国也许远不止七十一个，《吕氏春秋·观世》有"此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的说法。可见，西周封国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周初封国主要是周天子的子弟、同姓和戚属，带有明显的氏族社会的痕迹。但周代毕竟已不是氏族社会，其分封的主要目的是以血缘关系的纽带来加强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图对全国实行更有效的统治，而血缘关系则要服从于政治关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①。

在众多封国中，与王室关系最密切者主要有东方的齐、鲁，中原的卫，北方的燕、晋诸国，它们是当时肱股周室的主要力量。

周武王灭商之后封师尚父于营丘（今山东省临淄市），国号齐。齐国所封之地是东夷族方国薄姑的故地。薄姑早在商代便已十分强大，是周初东方叛乱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吕尚到封地以后经过艰苦的斗争才站稳了脚跟，同鲁国一道为稳定周王朝的东土做出了贡献。

鲁国是武王分封给周公旦的封地，但周公因在王室任职而一直未能就封。活动在这一带的淮夷、徐戎等族参加了周初叛乱。为了强化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周公以长子伯禽代自己前去曲阜就封。伯禽就封之后，努力拓展疆土，打击反周势力，稳定了该地区的形势，成为周王朝在东方的主要依靠力量。

卫国是周公平定武庚之乱后，周王朝在殷商故地新封的一个诸侯国。始受封者是周公的同母弟康叔。卫国地处中原，又是殷商故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此地安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周王朝整个统治的稳固。因此，周王朝对此十分重视，"以三监之余民，国康叔为卫侯，周公惩其数叛，故使贤母弟主之"①。康叔就封之前，周公还亲自训诫康叔，要康叔在治理卫国时尚德慎罚，敬天爱民，施用刑罚要遵循一定的准则，并规定了刑律的条目，强调用德政教化殷遗民，以巩固周王朝的统治②。为避免商末以来殷贵族腐化堕落风气的侵蚀，周公特做《酒诰》一篇，指出商末亡国的一条重要原因是其"荒腆于酒"，因此，要求周人必须戒酒，规定了严厉的戒酒条令。康叔遵循周公的教谕，到封地后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终于消除了商人的反抗情绪。中原的稳定，有力地支持了周王朝的统治。

晋是周代的另一个重要封国，其始封地在唐。唐在今山西省南部垣曲至翌城一带。近年在曲沃县曲村发现的西周晋国贵族墓地已证明这一点。武王死后，唐地亦发生叛乱。成王在扫平叛乱之后，封自己的弟弟叔虞于唐，叔虞之子燮父改国号为晋。晋南地区是夏人故居，自商代以来戎狄各部族又杂

①　《礼记·丧服四制》。

①　《史记·周本纪》正义。

②　《尚书·康诰》。

处于此，形势相当复杂。为了尽快建立起有效的秩序，叔虞在封国内采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灵活政策。由于这个政策照顾到了具有不同传统的各个部族的利益，因而得到人们的拥护，在晋地形成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局面。燕国是周王朝北方的一个大国。史载武王封召公奭于燕。燕国的始封地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以北2.5　公里处的董家林村附近，此地已发现一座西周城址和大批西周时期的墓葬。墓葬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证明了该墓地是包括燕侯在内的燕国贵族墓地。特别是1986年出土的太保盂和太保罍的长篇铭文记载了周初封燕的史实，至此，数千年来争论不休的燕国始封地得以最终解决。燕国地处中原与北方草原的交接地带，占据通往辽海和北方草原地区的咽喉要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燕国成为周王朝统治北方地区的主要依靠力量。从辽西大凌河沿岸屡次出土燕国青铜器的情况看，燕国的势力当时可能已达到辽西地区，这就大大扩展了周王朝的统治区域。

宜国是周王朝在南方的一个重要封国。1954年在江苏丹徒烟墩山发现一组西周青铜器，其中有一件宜侯矢簋，该器有120　余字的长篇铭文，记载周王册命矢为宜侯，并赐予土地、附庸、弓矢之事，该器的形制、花纹和铭文表明该器是成康时铸造的。据此可知，宜国之封当不晚于康王。封宜国于长江下游地区，表明周王朝对这一地区早已建立起有效的统治。

周王朝分封侯国有其具体内容和过程。《左传·桓公二年》载师服之言曰："吾闻国家之立，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所谓天子建国是指周天子分封自己的子弟为诸侯。分封诸侯时要举行册封仪式，周天子向受封者颁布册命，册命的主要内容是授民授疆土以及官属、奴隶、礼器、仪仗等。如《左传·定公四年》详细地列举了分封鲁、卫、唐三诸侯国的内容，其中说到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册，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诸侯受封后即成为相对独立的诸侯国的国君。按规定，诸侯要对王室承担戍守疆土、出兵助王征伐、纳贡、朝觐述职、随王祭祀等义务。除此而外，诸侯国内的事物均由诸侯自理。诸侯依照天子分封的形式，亦分封子弟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封地称做"采地"或"采邑"。卿大夫之下有士，士封有食地，士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其下不再分封。这样，等次分封的结果形成了由诸侯、卿大夫和士组成的各级封君。这些大小封君有严格的尊卑等级，周天子是其共主。尽管周天子实际控制的土地不过邦畿千里，但周初这种自上而下的分封制，使得周王对天下的控制已远较夏、商二代为强，王权较以前也更为集中，西周王朝亦因此而成为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国家。但是，由于分封制下的诸侯都是世袭君主，封君在国内享有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各种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国的势力逐渐膨胀，而王室则因其处于诸侯国的包围之中，却难以向外发展，加之历代分封，王室直接控制的地域更加狭小，使其实力更进一步的衰落。王室力量的削弱，使得诸侯国离心倾向加剧。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导致了几个地域性政治中心的出现，到了春秋时代，终于演化成诸侯割据、列国纷争的政治局面，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周初分封制度的制定和推行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与分封制密切相关的是畿服制和五等爵制。关于畿服制中服的意义，按《周礼·夏官·职方氏》郑玄注所说为"服事天子"之意。《国语·周语》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说明白一些，畿服制实际上是关于周王朝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关系的一种规定。其中甸服为畿内，侯服、宾服指华夏诸族，要服、荒服者则指远近不同的夷狄。显而易见，此种制度实际上是以尊卑、亲疏、内外、远近为标准的等级制度在国家政治区域划分方面的反映。

关于五等爵制，《周礼·大宰》郑玄注云："爵为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是说诸侯爵分为五等，公、侯、伯、子、男。其下尚有卿、大夫、士等三级。关于五等爵，在先秦文献中也屡有提及。《左传·襄公十五年》："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国语·周语》云："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由这两条记载可知五等爵与畿服制密切相关。《国语·楚语上》说："天子之贵也，唯其以公侯为官正也，而以伯子男为师旅"，表明五等爵同为天子臣属，但级别高低有所不同。《左传·昭公十三年》又云："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是说诸侯纳贡轻重与爵位高低有关，爵位高者，其纳贡重些，级别低者纳贡亦较轻。由此可知，五等爵制从本质上看是西周贵族内部等级关系的制度化。上述制度同分封制一样为巩固西周政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周的分封制、畿服制和五等爵制的制定和实行都基于当时的宗法制。

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是由原始社会末期氏族组织演变而来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族制系统，但与氏族社会时期平等血缘关系已有本质区别，而早已演化为一种巩固统治秩序的政治制度了。宗法制的具体内容大致如下：周天子由嫡长子继承世袭，每世天子都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父位，奉祀先祖，是为姬周族的大宗，嫡长子的兄弟分封为诸侯，称为小宗。在诸侯国内，每世诸侯之位也由嫡长子继承，是为诸侯国内的大宗，他的诸弟被封分卿大夫，为小宗。卿大夫在其采邑内亦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在自己的采邑内亦为大宗，其余诸弟封为士，为小宗。士亦由嫡长子继承，其余诸子不再分封，为平民。简而言之，诸侯于天子为小宗，但在其封国内又为大宗。卿大夫对诸侯为小宗，而在本族内则为大宗。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是嫡长子继承父位（大宗），庶子分封（小宗）。

在宗法制度下，大宗与小宗的关系是一种等级从属关系。小宗必须服从于大宗，受大宗的治理和约束，周天子是天下大宗，也是政治上的共主。宗法制提倡尊祖，但不是所有子孙都有祭祀祖先的权利，只有大宗才有主祭宗庙的特权，小宗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后者只有通过敬宗，即通过对大宗的尊敬才能表达对祖先的尊敬。当时，"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各级大宗通过对祭祀特权的垄断，进而掌握国家政权。所以说宗法制也是政权、族权和神权相结合的一种产物。由此可见，宗法制从表面上看是以血缘关系为主，而实际上并不在于别亲疏，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亲疏不同的血缘关系来确定财产和政治权力的分配，用以强化当时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前面所说的分封等项制度也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前者可以说是宗法制度的具体体现，并且进一步强化了宗法制度。它们互为表里，相互依存，共同成为支撑西周王朝统治大厦的几根最重要的支柱。

礼乐制度是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政治思想的集中表现。所谓的礼主要有两条原则：一条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另一条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关于"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孟子·滕文公上》有更进一步的说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其中的劳心者是指各级贵族，劳力者则是指从事各种劳作的平民和奴隶。在当时人们看来，贵族治理、剥削广大劳动者和后者听从主人的调遣并供养之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并成为维系当时社会关系的一种理论根据。"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则是明确指出礼只适用贵族，而刑也主要是针对广大平民的，道出了礼的本质。礼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亲亲"，二是"尊尊"。所谓"亲亲"，意指要亲其所亲，"尊尊"就是尊其所尊者，前者反映了当时的血缘关系，后者则是对当时政治关系的一种规定。在这里礼的作用主要是维护贵族内部的等级关系，解决和处理其内部分歧。贵族内部凡是有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以及衣食住行、丧葬嫁娶、祭祀祖先鬼神及至军制政令等都必须按照一套固定的礼制来进行。可见，周礼涉及的内容又十分广泛，正如《周礼》所言："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庆"。按此，则礼乐制度又成为当时规范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

综上所述，可知井田制、宗法制、分封制、畿服制和礼乐制度是西周政治制度中最突出的代表。它们的出现表明西周时期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奴隶制的政治制度。标志着中国奴隶制已到其发展的顶点，对中国以后的政治制度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西周政权结构与官制西周政权在许多方面继承了商制，并有所发展和创新。其国家政权结构也更加完备，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阶段。西周政权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与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中心的宗法分封制密切相关。周人克商之初便大量封邦建国，把自己的同姓兄弟和异姓姻戚分封到全国各地，由他们代表王室分别治理其封地，周王则是天下共主。因此，周王室是实际上的中央政权，而封国则可视为当时的地方政权。诸侯除对周王室负有朝贡、述职、从征等义务外，一些大侯国的封君还受王命出仕于王室，如《左传·僖公五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即其例。王室也要任命一些侯国的卿士，《礼记·王制》云："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可见，最初王室对各侯国的人事还有一定的控制力。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周王朝又创立了监国制度，《礼记·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传世铜器有应监殷、荣监殷等。诸监之设，是历史上首创的政治体系中的监督系统。以上几个方面，在分封制下作为王室与封国之间的纽带，起到了建立以王室为中心的政治秩序的作用。这种等级臣属的政治秩序，已初具统一国家雏形，在这个总体框架下，封国亦已萌发一些政区因素。这与商王朝时期的王室与方国之间的关系多以武力来维系的情形相比，无疑强化了王室与诸侯国间的政治主从关系。但是，当时封国又享有十分充分的自治权，它们的封地世代承袭，有独立的军队，可自行制定法律，颁布政令，保持自己风俗习惯的权力等。由此可知，西周政权远未发达到统一国家的水平，它只是一个在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基础上，用血缘关系和一定契约关系将王室和诸侯联合在一起的政治共同体。

周王室直接控制下的西周中央政权机构的设置较商代更加完备。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周礼》一书系统地叙述了周代官制，关于此书所述之官制系统，经过历代学者研究，已知其中即有作者虚构的理想化成分，但也保存了许多西周官制的真实成分。这一点亦已为西周铜器铭文所证实。一般认为，西周中央政权有两大官属--卿事寮和太史寮①。

卿事寮主管"三事四方"，即管理王畿以内三大政事和四方诸侯的政务，西周初年由周公执掌。其所属高级官员有三事大夫（司土、司马、司工），即金文中所谓"三右"。其中的司土也称司徒，据金文可知其主管土地和农业生产以及相关事务。有时也兼任国王册命时侯右和带兵出征，但这些多是临时的工作。《周礼·地官·司徒》有"乃立地官司徒，使率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抚邦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教，以佐王安抚邦国"的记载。上述记载与金文基本相同，司徒之执掌主要是土地与人民教化之事。司徒之下，据金文可知有虞、场、林、牧、司王宥、邑人、佃人、里君等职，他们分别执掌与司土职责有关的各项具体事务，如农、林、牧、水利、仓库等。

司马是执掌军事的武官。其职权主要是守卫疆土，镇压殷商遗民的反叛以及对外进行征伐等。如北伐ǎ狁、鬼方，南征荆楚、淮夷等。《周礼》将其概括为"以九伐之法正邦国"。据青铜器铭文，可知其下有师、师氏、司弓矢、走马、虎臣等职，它们是不同级别、不同兵种的武官。

司空在铜器铭文中均称做司工。关于其职掌，郑玄在《考工记》注中说："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亦说："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可见司空职掌多与工程建设有关。西周铜器铭文也有相关记载，如扬。。，其铭云："王若曰：扬，作司工，官司量田佃，眔司■，眔司芻，眔司寇，眔司工事"，其中■字为房屋之意，芻乃古代覆盖屋顶之植物茎杆，即所谓芻薪。此。。铭文表明扬为司工（司空），其本职主要是修建房屋，但也可兼理诉讼之事（司寇）。从上述情况看，西周时期管理国家政务的官员主要是司土、司马和司工等"参有司"。司寇一职在当时尚未进入最主要的官职之列，诉讼诸事可由各级政务官员兼理，上述扬。。铭文即是一例。

太史寮主管宗教祭祀、册命文书、辅保教育诸事，西周初年由召公奭执掌。太史寮属下的高级官员可能即是金文中所谓的"三左"：大史、大祝、大卜等。大史是史官之长，在西周时期，其地位和职责十分重要。它主要掌管王国文书的起草、册命诸侯卿大夫、编著史册、管理天文历法、宗教祭祀、图书典籍等事业。其下属官员有史、内史尹、内史、作册内史、右史、衙史、中史、省史、书史、作册尹、作册等。它们是分别执掌完成大史各项职责的不同级别的执行官员。大祝为祝官之长，古人尚鬼神，每遇事都要祝告祈福。据禽。。铭文可知周公旦的长子伯禽曾为周王大祝，也可知周初大祝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其下属有祝、五邑祝、丰人等官职。大卜是卜筮管之长，舀鼎铭文云："王若曰：舀，令汝更乃祖考司卜事"。卜祝类宗教官员的重要性在西周时期远不及商代，所以在西周官制体系中其地位总的来讲并不是很重要。

卿事寮和太史寮在西周早期分别由周公和召公执掌。两寮共掌当时天下

①　张亚初等：《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版。

大事，并向周王负责。周、召二公各主一寮搭起了西周政权的基本框架，延续于整个西周时期。《尚书序》所谓："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即应是上述政权机构的一种反映。从西周中期开始，主管政务的卿事寮的重要性已大大超过太史寮，后者的地位则日益下降。

除两寮以外，从西周早期开始还设有独立的宰职系统。宰是为周王管理宫廷内部事务的总管家，周初其地位并不高，远不能与两寮相比。但由于其直接服务于周王身边，因此其地位逐渐上升，到西周晚期更是达到与两寮并列的地步。《诗·小雅·十月之交》云："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槅为师氏，。。"，孔疏云："此七人朋党于朝，言王政所以乱也"，此诗作于周幽王时期，可见西周末年宰可与卿士等高官一起谋议政事。《诗·大雅·江汉》有歌颂"王命召虎"领兵讨伐淮夷并取得胜利的诗句。郭沫若先生认为此召伯虎即是■。。铭文中的宰雕生①，他是宣王时的权臣。宰在西周末年的地位甚至已有超越两寮之势。属宰职系统的官员有内史尹、内史、小子、小臣、辅师、小射、夷仆、司辅、小辅等。

西周官制系统中尚有公族一职。公族的本意是指周王室的同姓贵族，中觯铭云："王大省公族于庚□旅"即其例。另外，其也指掌管公族内部事务的官职。番生。。铭文云"王令■司公族、卿士、大史寮"，将公族与卿士、大史寮并提，表明公族之官当时已十分显贵。毛公鼎铭文云："令汝■司公族■（与）参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与）朕褺事"，此更将公族列于三有司之上，足见其地位之高。由于公族是与周王血缘关系密切的同姓贵族，所以管理其事务者必是地位显赫、德高望重之人，其官职也自然十分尊贵。

西周王朝在大量设官定职管理各种事务的同时，亦设置了监督吏治的监察系统，即所谓司士和诸监，前者主要监察王室百官，后者则主要监视分封到各地的诸侯。

据铜器铭文可知，司士一职主要掌管百官考察、任免、刑赏之事。牧。。铭文云："王若曰：牧，昔先王既令汝作司士，今余唯或■改，今汝辟百寮"。《周礼·夏官·司士》说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掌国中之士治，凡其戒令。凡邦国三岁则稽士而进退其爵禄"。由是可见几百官进退任免及刑赏之事均由司士进行处理，司士是一种很重要的官职。

西周初年，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新征服的广大地区，王室大量分封诸侯，同时设诸监来监视诸侯的行动。史载灭商之后，"武王。。，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这是周王朝设监于侯国之始，其后可能成为定制。传世铜器有应监甗，其铭文："监应作宝■彝"，是为封于应国之监。荣监。。有"荣监"二字，说明在荣国亦有监。仲几父。。铭云："仲几父。。使于诸侯诸监"，按此则诸侯与诸监的地位不相上下，可见监在当时很受重视。诸监的设立，表明西周王朝的政权体系中已有明确的监察系统。诸监之设可以说是中国古老监察系统制度化的开始。西周时期的各个封国是当时实际上的地方政权。各封国仿照西周王室也建立各种机构，设官定职，像卿士、司马、司士、史等官在诸侯国都有设立。总括上述可知，西周王朝官制较商代更加系统化、制度化。周王之下设

①　郭沫若：《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置卿事寮和太史寮，分别执掌军政事务和宗教典册事务，并设立各自独立的监察系统和负责宫廷事务的宰职。西周官职设置亦较商为多，反映出当时官吏职责更加明确，分工更加精细，也标志着国家机器的进一步强化。

4。西周的法律与军队西周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奴隶制国家，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较前代都有了较大发展。西周的法律制度在总结、继承夏、商两代有关制度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进展。西周的法律思想和内容更加丰富、全面，也更加系统化和制度化。

西周法律较商代的进步突出表现在其已具有较明确的立法、执法原则和指导思想。西周统治者认为商代亡国的教训之一在于其崇尚严刑酷法，而招致人民的反抗。因此，周人除了继承殷商的"天命"、"天罚"思想以外，更加鲜明地强调"明德慎罚"，并以此作为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指导思想。《尚书·康诰》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康诰》是周公平定武庚与三监之乱以后封康叔于殷商故地统治殷遗民时的训词，它告诫康叔封一定要把"明德慎罚"的思想作为自己司法乃至处理政务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以便更好地统治殷遗民。"明德慎罚"在《尚书·多方》等篇中也屡有提及，如"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功"，是周公向殷遗民说的一段话，他试图要殷遗民相信商代武乙以前各代帝王亦是用"明德慎罚"之法治理国家的，以达到使殷遗民服从周王朝统治的目的，可见周初统治者对"明德慎罚"之法是多么的重视。西周铜器铭文中亦有类似的记载，例如，虢旅叔钟铭文："丕显皇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班。。铭云："允才，显惟敬德"，毛公鼎铭云："丕显文、武，皇天弘■厥德"，牧。。铭云："女（汝）毋敢弗率先王作明井（刑）"。上述情况说明，"明德慎罚"思想在西周统治阶层中已成为一种时尚。所谓"明德"，即尚德、提倡德；"慎罚"，即是对刑罚采取宽缓谨慎的政策。周初之所以提出这一主张，首先是吸取了商末严刑酷法导致亡国的教训，其次是因为周以小邦统治"大国殷"，不能不采取更多的怀柔政策，以求缓解与殷遗民之间的矛盾，达到最终长治久安之目的。

西周统治者在"明德慎罚"思想的指导下，又提出了"保民"的主张。

当时统治者认为，夏、商亡国的根本原因不在天而在于民，激怒了人民，什么天命都将无济于事，因此主张当政者应"无于水监，当于民监"①。要使自己的统治稳固，必须"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民之依。。。能保惠于庶民"②。"保民"思想的提出较之商代只注重天命鬼神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也是周初统治者"明德"思想的核心所在。对此，王国维的一句话可谓切中要害："故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③。

需要注意的是周王朝的"明德慎罚"并不是不要刑罚。例如，在周初武庚与三监叛乱发生后，周公东征三年坚决镇压了叛乱，并处武庚、管叔死刑，

①　《尚书·酒诰》。

②　《尚书·无逸》。

③　《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

蔡叔流放，对参加叛乱的东方与国也大加挞伐。可见，所谓"明德慎罚"并不排斥刑罚，实际上是要求德教与刑罚相结合，先德教后刑罚，以刑罚镇压达到以德治国的目的。显然，这较夏、商时期动辄"天罚"神判的主张更切合实际，实行起来也更易于为人所接受。

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是西周法律所遵循的另一个基本原则。西周王朝实行的宗法等级制已如前述，它是当时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之一，也是西周法律制度的一个特点。西周法律强调诉讼必须遵循宗法制的原则，《礼记·王制》说："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意即要求诉讼时要首先考虑是否违反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等宗法制度的规定，其次再考虑犯罪动机、罪行大小来决定刑罚的轻重。周法依照宗法制的原则，强调"尊祖"、"敬宗"，也就是"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可见尊祖、敬宗的目的在于重社稷。在当时看来，法律只有严格按宗法制的原则行事，才能"庶民安"，国家政权才能稳固。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西周法律思想和实践的又一重要特点。

如前所述，周礼的内容涉及十分广泛，举凡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在周礼中都有所规范。关于礼在法律方面的作用，《礼记·曲礼》有如是表达："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左传·隐公十一年》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在此礼不仅是区别贵贱、亲疏、长幼的工具，而且已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的根本所在。从这一点看，礼可以说是当时奴隶制国家的根本法，成为西周国家一切政治生活规范的根本，也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道德等方面必须遵循的根本法律制度。

关于"礼不下庶人"，《礼记》正义解释为："礼不下庶人者，谓庶人贫无以为礼"，《白虎通》则更明确地说："礼为有知制，刑为无知设"。上述解释不仅符合周礼之本意，而且也暴露了其本质。因为礼的目的是"别贵贱，序尊卑"的，所以，不仅在奴隶和贵族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就是在贵族之间也不允许越等僭位。贵族有知讲礼，庶人无知受刑。礼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庶人不仅无权享受，而且稍有僭越即构成犯罪。可见礼亦是法，只是这种法是贵族内部之法，庶人无权享用。

所谓"刑不上大夫"，其主旨是说刑罚主要针对庶人而定的，贵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为所欲为，逍遥法外。《周礼·秋官·小司寇》云："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命夫命妇是指大夫以上的贵族及其法定配偶，他们违法犯罪，可以不亲自参加诉讼。贵族违法还可享受"八辟"特权，《周礼·秋官·小司寇》云："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贵族享有刑罚特权，并不是说其犯何罪都可以赦免。当时贵族如果背离宗法制度，僭越礼仪，犯上作乱，特别是有危害周王朝统治根基的行为，也要受到严厉惩处。周初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即其例。因此，"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可以理解为周王朝按礼的根本原则而奉行的一项执法原则。对贵族和庶人分而治之，前者用礼，后者用刑，保护前者的权益，镇压后者的反抗。贵族只要不犯危害王朝统治基业的罪行，可按"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得以赦免。

刑法依然是西周法律中最完备，内容最丰富的部分，较商代刑罚又有了较大进步，所规定的罪名相当广泛，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道德等各个方面，现择要介绍如下：违反王命罪。《国语·周语》云："犯王命者必诛，故出命不可不顺也"。按此则犯王命者死罪。其他诸如诽谤君王、暴乱，变革制度礼仪破坏法制，不按时期聘纳交都是犯罪行为，要受到相应的刑事处分。

侵犯人身安全的犯罪。其中包括杀人罪，伤人罪，杀人越货罪等。对于杀人罪，《周礼》云："凡杀人者，踣诸市，肆之三日"，对杀人者要刑杀于市，陈尸三天以示众。杀人越货罪则专指以杀人手段达到越货目的的犯罪，《尚书·康诰》云："杀越人于货，■不畏死，罔弗憝"，是说对于杀人越货，强横不怕死的强盗，必须处以死刑。

侵犯财产犯罪。西周刑法将盗窃等侵犯他人财产的行为视为一种严重的犯罪。其中包括窃诱牛马臣妾罪、盗窃罪、侵夺财物罪、奴隶逃亡罪、伤害他人牛马罪等名目。《尚书·费■》云："窃牛马，诱臣妾，汝则有常刑"，是犯窃诱牛马臣妾罪者要按常刑处罚。关于侵夺财物罪，《礼记·月令·仲冬之月》言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山林川泽为王室所有，凡不听野虞（官名）教令而侵夺其利者，要予以重罚。

破坏家庭婚姻罪。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婚姻家庭的稳定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西周法律严格维护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父权、夫权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对破坏家庭婚姻的行为予以必要惩罚。其中有不孝不友罪、不敬宗庙罪、杀亲罪、内乱罪等罪名。不孝不友罪被西周刑律视为最严重的犯罪之一。《尚书·康诰》说："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①，对犯此罪者"乃其速。。作罚，刑兹无赦"②。不敬宗庙罪与上罪相关联，《礼记·王制》云："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不孝敬活人为"元恶"，要"刑兹无赦"，不孝敬死人（祖先）亦可构成犯罪，要罢绌其爵位。杀亲罪是指卑幼杀害尊亲之罪，《周礼·秋官·掌戮》云："凡杀其亲者，焚之"，犯杀亲罪者处以火刑。内乱罪是指在家庭内部悖乱人伦的不正当行为。《周礼·夏官·司马》云："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犯此罪者亦处以死刑。

妨害社会秩序的犯罪。社会秩序是否稳定，关系到王朝的兴衰，因此，周王朝制定相关刑罚以打击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其中包括酗酒罪、惑众罪、言语不信罪、夜行罪、诬告罪等。关于惑众罪，《礼记·王制》云："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言语不信罪是指以谣言生事，扰乱社会秩序的罪行，"作言语而不信者，以告，而诛之"，可知西周时期对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的处罚是十分严厉的。

官吏的违法犯罪。吏治问题是任何国家政权都不能忽视的问题，吏治好坏直接关系着政权安危。西周王朝为维护其统治也制定了有关官吏犯罪的刑律。主要罪名有五过之庇罪、不永所事罪、侵削众庶罪等。其中五过之庇罪即《尚书·吕刑》所谓："五过之庇，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

①　《孝经·五刑》。

②　《尚书·康诰》。

罪惟均，其克审之"，意思是官员在审理案件时，如果犯依仗权势私报恩怨、暗中牵制、敲榨勒索、贪赃枉法等过错，将与罪犯同罪，要予以处罚。

破坏国家经济的犯罪。包括有失农时罪、土不备耕罪、功有不当罪、违约不信罪等。其中，有失农时罪是指"仲秋之月，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其有失时者，行罪无赦"。功有不当罪，是指手工业者如果弄虚作假，功报不实，便要受到相应惩罚，《礼记·月令》云："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

军事上的犯罪。西周王朝为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制定有关刑罚以惩治军事方面的犯罪。主要罪名有不从王征罪、军需不逮罪、逆军犯师罪、出征后至罪等。另外，当时刑罚还规定了对违反祭祀礼制等犯罪的惩罚。

西周王朝的刑罚对象主要是广大平民、奴隶和贵族中的犯上作乱者。司法执行机构根据犯罪者所犯罪行而施以不同的刑罚。西周刑罚在商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除死刑、肉刑、流刑、徒刑外，还有罚金、劳役等刑罚。死刑，又称大辟。《尚书·吕刑》称：当时"大辟之罚，其属二百"，表明死刑之法甚多。其时有斩、焚、烹、搏、辜、踣、磬等诸种方法处死死刑犯。所谓斩是指用刀斩杀，《周礼·秋官·掌戮》云："斩杀贼谍而搏之"，郑玄注云："斩以铁钺，若今腰斩也；杀以刀刃，若今弃市也"。焚乃火刑，即用火将罪犯烧死，"凡杀其亲者，焚之"①。烹，史载周夷王"烹齐哀公于鼎"即是此种死刑。搏、辜则是将罪人肢解的一种行刑方法。踣，是将罪犯击毙于市，然后陈尸三日示众的一种死刑，"凡杀人者，踣诸市，肆之三日"②。磬，绞杀之意，《礼记·文王世子》云："公族其有死罪，则磬于甸人"，郑玄注："县（悬）缢杀之日磬"，磬可以说是后世绞刑的发端。此种行刑之法可能只适用于贵族。

肉刑，主要有墨、劓、剕、宫等4　种。《尚书·吕刑》云："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墨刑是在犯人面部刻伤填墨的刑罚，是肉刑中最轻的一种。劓刑是割去犯人鼻子的一种刑罚，在肉刑中重于墨刑而轻于剕刑。剕刑亦称刖刑，是砍掉犯人手足的一种刑罚，其在肉刑中仅轻于宫刑。宫刑又称腐刑、阴刑，即男子去其势，女子幽闭，是一种破坏犯人生殖机能的酷刑。肉刑是西周时期惩罚犯罪的主要手段，是当时刑律中的主要内容。

流刑，是将犯人流放于外的刑罚。《国语·周语》、《史记·周本纪》等文献都记载了国人"流王（厉王）于彘"之事，可见西周与商代一样存在着流刑。

根据《尚书·吕刑》和西周铜器铭文的记载，在西周时期的司法实践中已有赎刑和罚金。赎刑，是指用钱财代替或抵消刑罚的一种法律规定。《尚书·吕刑》云："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意为诉辞可核实者，按五刑治罪，诉辞不能核实的，则按五罚治罪。此罚之意义按孔安国的说法是"出金赎罪"①。《吕刑》又说："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剕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

①　《周礼·秋官·掌戮》。

②　《周礼·秋官·掌戮》。

①　《尚书·吕刑》孔传。

大辟疑赦，其罚千锾"。所谓疑赦是指疑案可赦，表明赎刑只适用于疑案，根据刑罚之轻重，疑案犯可获准出数量不等的铜来赎罪。由于铜这种金属在西周时期尚很珍贵，因此能出得起百锾乃至千锾者只能是富有的贵族，一般平民是负担不起的。可见赎刑的对象主要是贵族。关于罚金，一般是指司法机关强制违法者交纳一定数量钱财的处罚。例如，师旅鼎铭文记载了由于师旅的众仆未听从王命随王征伐于方而被罚金三百锊之事，可知罚金与赎刑的性质是不同的。

拘役和强制劳改是西周刑罚对轻罪犯人的一种制裁形式。《周礼·秋官·大司寇》云："以圜土聚罢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返于中国，不齿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圜土是周代监狱的称谓，罢民"谓恶人不从化，为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②。大意是指对犯未入五刑之轻罪的犯人，将其投入监狱强制劳动改造，改过者可获得释放，但3年之内不得列于平民。

西周统治者基于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特别注意婚姻家庭制度的建设。他们认为"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内外"③，"男女有别则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④，已将家庭安定视为天下万物安定的基础。

西周法律在婚姻方面有着许多具体规定。首先是同姓不婚的原则。此原则一方面是基于"男女同姓，其生不蕃"①的认识。另一方面，同姓不婚也有其政治目的，《礼记·郊特牲》云："夫婚礼，万世之始也，娶于异姓，附远厚别也"，所谓"附远厚别"是指通过婚姻将与自己关系疏远者、甚至没有关系的人联系在一起，以扩大势力。其次是一夫一妻制的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是贵族宗法继承制的需要，但为了满足其荒淫欲望，他们实际上都实行多妻制。因此，贵族之妻便有了嫡庶等级之分，《礼记·曲礼》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在众多妻妾中只有正妻得到法律认可，其所生子有优先继承权。这种法律上的一夫一妻制和实际上的一夫多妻制调和了贵族宗法继承制的需要与满足其荒淫欲望间的矛盾。当时只有在平民当中才能真正实行一夫一妻制。其三，男女婚姻的成立要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当事人无权选择。"娶妻之如何，必告父母"②，"娶妻如何，匪媒不得"③等诗句即是其反映。其四，婚姻关系的成立必须经过一套固定程序。《礼记·昏义》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是婚姻必须行纳采等之礼。六礼实际上是限制婚姻自由的六条绳索，它始作俑于西周，并对中国婚姻制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关于离婚，西周法律也有许多限制。《礼记·内则》云："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大意是说丈夫喜欢的妻子，如果父母不喜欢也得离弃。丈夫不喜欢的②　《周礼·秋官》郑注。

③　《礼记·内则》。

④　《礼记·郊特牲》。

①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②　《诗·南山》。

③　《诗·伐柯》。

妻子，父母喜欢，就必须终身行夫妇之礼。可见，夫妻关系能否继续，不仅取决于丈夫，更主要是决定于父母。另外，对妇女还有七弃、七去之说，即妇女如果有七去之一者，丈夫可以离弃之，《大戴礼记·本命》云："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妬去，有恶疾去，多语弃，窃盗去"，更表明妇女在婚姻中没有任何权利，她只能是丈夫及其父母顺从的役使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与婚姻制度相适应，西周法律规定在家庭中男尊女卑，夫权至上，要求妇女绝对服从男子，"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母，嫁从丈夫，夫死从子"①，即是其明确表述。

西周法律的继承制度也遵循了宗法制的基本原则。当时在王室贵族中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已成为定制。例如，周王室王位的继承在整个西周一代基本上都是父死子继，很少例外。其所遵循为"立适（嫡）以长不以贤，立子（庶子）以贵（母贵）不以长"。至于平民，由于其没有多少土地和财产，因此其继承的只有家族的宗祧。奴隶因其地位的低下，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具备继承资格，如果有所继承的话，也只能是父辈的奴隶身份由子辈继承罢了。据文献记载，西周王朝的司法工作一般由司寇主管，其下有司士、掌囚、掌戮等分管各方面刑罚、诉讼之事务的大小官员。参照铜器铭文可知，西周时期既有专司法律诉讼的大小职官，但更常见的是各级行政官员也时常参与诉讼断狱。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从扬。。看，司工可以兼理司寇之事，扬是司工兼司寇，所以可以"讯讼，取徵五寽"。。。。番生。。之番生王命他管理"公族、卿事、大史寮"，可以"取徽廾寽"。毛公鼎之毛公是管理公族与叁有司（司徒、司马、司空）的，他也可以"取徵卅寽"。番生、毛公的地位都是相当于卿士或三公的职位，同样可以受理讼事。也就是说其他大大小小的职官都可以受理讼罚之事"①。从这点来看，西周时期的司法与行政权力之间并无严格界线，显示出其仍具有相当明显的原始性。

通过上述简单介绍可知，西周法律涉及到西周社会的政治、军事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套远较夏、商时期更为严密的法律体系，对后世法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可以说西周法律制度是奴隶制法律的一个典范。

军队是西周国家政权的又一根重要支柱，它肩负对内镇压异己、守卫疆土，对外征伐和扩张的职能。早在武王灭商之前，周人就已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史载武王伐商时，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干人，甲士四万五千人"②。灭商以后，特别是平定三监叛乱之后，周王朝的军队规模又有所扩大。据青铜器铭文可知，其时军队有西六师、殷八师、成周八师之分，共计22　师。一般认为西六师是戍守周人大本营镐京的军队。殷八师主要用于镇守殷商故地、镇压殷顽和对付东夷的反叛等。成周八师则主要用于驻守东都成周，监视被迁到此地的殷遗民等。

西周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与商代一样仍然称师，西周金文和《诗经》等文献中屡有提及。《周礼·地官·司徒》云："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五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按此，在师之下尚有旅、卒、两、伍等编制单位。与此相应的军事将领按《尚书·牧誓》所说有师氏、亚、旅、千夫长、

①　《礼记·效特性》。

①　张亚初等：《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史记·周本纪》。

百夫长等。郭沫若先生在《周官质疑》一文中说："师氏见于彝铭者乃武职，在王之近侧，是则师氏之名取诸师戍也"。西周军队的统帅是周王，他经常率领军队亲自出征，《诗·大雅·棫樸》："周王于迈，六师及之"的诗句以及屡见于史书的昭王南征的事迹即其例子。西周军队的各种主要军官亦往往由周王任命。伯懋父敦铭文记载："东夷大反，王命伯懋父以西六师、殷八师征东夷"，是周王任命伯懋父为西六师和殷八师的统帅。师克盨铭云："则唯乃先祖考有爵于周邦，干害王身作爪牙。。今女更乃祖考■奡可左右虎臣"，是周王任命禁卫部队统帅的例子。

除了王室直属的军队以外，西周与商代一样存在着族兵。明公。。铭文云："唯王今明公遣三族伐东或（国）"，班。。铭文："王令吴伯曰：以乃自左比毛公。王令吕伯，以乃自右比毛公。遣令曰，以乃族从父征，■■（城）王身"，此明公三族，吴伯、吕伯之师都可能是宗族军队。西周时期的宗族军队也是周王朝军队的组成部分，由族长（诸侯）率领，有随王出征的义务。另外，在西周金文中还可见到师前加地名的诸师，如无师、周师、吴师等。守宫盘铭云："王在周，周师光守宫事"，此周师似为周地之师，周师光可能是周地的军事长官。由于资料所限，目前还不清楚上述地方诸师的性质。据春秋铜器王子盘铭文的曾师之称系指曾国之师①的情况看，不能排除上述地方诸师是西周时期某种地方军队的可能。

西周军队的作战方式仍以车战为主。全国各地已出土了许多西周时期的车马坑，其中当有不少属于战车性质。例如，山东胶县西奄的一座车马坑中埋有一车二马，车上有一人，装备有戈、镞、盾牌等青铜兵器①。另外在丰镐地区、河南浚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北京琉璃河燕国贵族墓地等处都有大批车马出土。鬲鼎铭文记载："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千"，按此战车100辆配驭手200人，徒兵1000人，则每车配驭手2人，徒兵10人。可见，《史记》所谓"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的记载是有所本的。因此推测，一车配10　名徒兵可能是西周军队战斗时列阵的定制。

5。西周各族《左传·昭公九年》载"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道出了西周王朝版图的四至。在这个广大范围里，除活动着以夏、商、周为代表的华夏诸族，还有众多其它部族活动其间。当时华夏族一般称后者为夷、戎、狄、蛮等。《礼记·王制》云："中国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表明当时各族经济生活不同，习俗不同，甚至语言都互不相通。前述夷、狄、戎、蛮只是对周边各族的统称，其实它们之中的成分相当复杂，如北狄又分为赤

①　赵九诚：《续考古图》。

①　《胶县西奄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4　期。

狄、白狄、长狄等，《尔雅·释地》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之说，反映出各民族集团内也存在着民族区别。早在西周以前，上述各族就同中原的夏、商王朝发生了密切关系，西周以降这种联系更加密切。《尚书·牧誓》说参加武王伐纣联军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畤人"，历代多以为它们是居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几个少数民族。《国语·鲁语下》亦说："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楉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当时各个民族频繁的交往，不仅促进了各个民族的发展，也使得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

西周时期活动于周王朝北方的民族主要有肃慎、鬼方和ǎ狁。

肃慎，文献亦称息慎，是一个活动于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它早在商代便与中原有所往来，西周时期的来往更加频繁。《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即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其实早在武王克商时，息慎就曾"贡楉矢石砮"①。肃慎族经常向西周王朝进贡，表明其与后者已建立相当牢固的政治关系，肃慎所居之北土确已归入周王朝的版图。肃慎之称到春秋以后不见，后人以为此后活动于东北地区的东胡、挹楼、勿吉、靺鞨等族即是肃慎的后裔。

考古发现表明，在东北地区分布着许多年代相当于西周时期的古代文化遗存，如西团山文化、魏营子文化（分布于辽西地区）等，目前虽不能肯定这些考古学文化的族属，但它们却为认识肃慎族的文化遗存提供了线索。鬼方在商代就是北方一个势力强大的民族，并时常与商王朝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康王时期铜器小盂鼎铭文云："王□盂□□伐鬼方。。获馘四千八百□二馘，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一次战争就俘虏万人以上，不仅说明当时战争规模巨大，而且反映出鬼方力量之强大。关于鬼方及其沿革，王国维在《鬼方、昆夷、ǎ狁考》一文中说："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俗，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际，则曰ǎ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综上诸称观之，则曰戎、曰狄者，皆中国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曰ǎ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为中国所附加"。在《诗经》中常有ǎ狁与西周王朝之间发生冲突的反映。《诗·小雅·采薇》云："靡室靡家，ǎ狁之故。不遑启居，ǎ狁之故"，《诗·小雅·出车》云："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ǎ狁于夷"，《诗·小雅·六月》云："ǎ狁匪如，整居获焦，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薄伐ǎ狁，至于太原"。以上几首诗多是歌颂宣王时讨伐ǎ狁事迹的。相似的记载在青铜铭文中亦有所反映，虢季子白盘铭云："搏伐■■（ǎ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由上述记载可知，活动于周人北方的鬼方--ǎ狁一族在当时十分强悍，有时甚至能侵入西周王朝的腹地，"侵镐及方至于泾阳"，镐即指镐京，为此周人与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犬戎是西周时期相当活跃的一个民族。早在西周立国之前，它们即与周人有了交往。《史记·周本纪》说文王"伐犬戎"。到周穆王时，穆王"征

①　事见《国语·鲁语下》、《史记·孔子世家》等。

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马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致"。到西周末年幽王时，犬戎更与申侯等一起攻杀幽王，史载"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①。周平王东迁洛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避戎寇"②，表明当时犬戎的势力已大到威胁周王室生存的地步了。

近三四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辽西、内蒙古以至甘、青一带的广大北方地区发现了众多的相当于西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存，而这一带正是当时戎狄活动的主要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是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辽西以至河北北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和分布于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日用器皿、部分兵器和居住的房屋都自成特点，是这种文化的固有因素，但其中也有部分青铜礼器和兵器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相一致，表明其已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一些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中，如宁城南山根遗址出土有牛、羊、猪、狗、马和鹿等许多动物骨骼，显示出在该文化的经济生活中畜牧业占有一定比重。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大约自西周延续到春秋时期③。辛店文化1924年首先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辛店村。该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西部、西南部和青海东部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洮河及大夏河流域，在渭河上游也曾发现少量该文化的遗址。辛店文化有一套独具特色的器物，其中少量的陶鬲与西周早期周人使用的同类器一致，很可能是二者文化交流的产物。该文化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这点从遗址中出土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和动物骨骼便可得到证明。据测定，辛店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于西周早期。上述西周时代的文化遗存目前虽不能确定其族属，但它说明当时在广大北方地区确实生活着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兄弟民族，它们同中原西周王朝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和往来。

古代东夷泛指活动于中国大陆东部（今山东、苏北、安徽）的各民族。

商代时东夷族便已十分强大，许多方国部族都成为商王朝的与国。周武王灭商之后，又"东伐奄等，驱纣之谀臣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可知当时东夷族国家尚很多。其中最著名者有淮夷和徐夷等。武王死后，三叔和武庚联合奄等东夷族国家叛周，《逸周书·作雒解》云："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经过3年苦战才讨平有东夷参与的叛乱，这表明自周初开始，部分东夷部族便与周人处于敌对状态。成王时大概淮夷等又发动了叛乱，《尚书·费■》有"淮夷、徐戎并兴"的记载。据《竹书纪年》记载："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十四年，王师、楚子伐徐戎，克之"。厉王和宣王时期，徐戎和淮夷仍时与周王朝为敌。《竹书纪年》有："厉王元年，淮夷入寇，王命征之不克"，"宣王六年，召穆公帅师伐淮夷"，"王帅师伐徐戎，皇父、休父从王伐徐戎，次于淮"的记载。《诗·大雅·江汉》记述了周宣王命召虎领兵征伐淮夷取得胜利，因而册命封赏召虎之事。《诗·大雅·常武》更是颂扬了周宣王派卿士南仲、皇父征讨徐戎取得胜利的业绩。宣王时期对东夷战争的结果是"四方即平，徐方来庭，徐方不回，王曰还归"①，最终征服了东夷。可见，到西周晚期，周王朝在对东夷的斗争中才最终占据了上风。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史记·周本纪》。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①　《诗·大雅·常武》。

东夷各族虽屡与周王朝发生冲突，但他们亦经常与周人进行文化交流。

1959年在安徽屯溪发掘的西周墓葬中出土了许多铜器，其中"簋与中原地区的簋迥然不同，显示出浓郁的地方色彩。尊和卣的器形与西周时期的同类器物相同，而纹饰有的是饕餮纹、夔纹、鸟纹，有的却是蟠螭纹。。。由于蟠螭纹在丹徒出土的西周铜器已有发现，可见并非偶然。这种纹饰很可能首先在东南地区流行，而后才影响到中原地区的铜器。。。屯溪所出的铜器只一件尊有铭文，其中的族徽铭记也见于山西长子所出的西周铜器上，这种情形或许表明两者有某种联系"①，可见，西周时期居于东南地区各族既保持了其独特的文化面貌，也吸收了一些中原文化因素，并且对后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情况的出现，只有在二者密切往来、相互交流的基础上才能出现。西周时期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分布着被泛称为群蛮的众多方国部落。主要有吴、越、楚、巴、蜀等。周王室在这一带还分封了许多姬姓封国，如息、随、郧等，它们多先后灭亡于楚，其地成为楚国的一部分。

楚又称荆楚，是当时长江流域力量最强大的一个方国。楚又被称为荆蛮，早在商代即已存在。一般认为荆楚是祝融氏后裔芈姓部落与蛮族结合而成的地方势力。周成王时，封熊绎为楚君，始有楚国之称。西周前期楚国基本上臣服于周王朝，但随着其势力的增长，楚、周之间的冲突亦日渐加剧，终于导致周王朝大举南征伐楚。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出土的史墙盘（恭王时器）铭文记述了恭王以前历代周王的功业，其中有"弘鲁昭王，广笞荆楚，唯狩南行"的字句，表明昭王时曾大规模征伐荆楚。昭王征楚事在古文献中常见，《竹书纪年》云："昭王十六年，伐荆楚，涉汉"，"十九年。。丧六师于汉"，是昭王末年伐楚惨败，自己也命丧江汉。《左传·昭公四年》所说的"昭王南征而不复"，也是指此事。《史记·周本纪》也有相似的记载。可见到昭王后期，楚人的力量已强大到击败周王朝军队的程度了。宣王中兴之时，周王室又曾征讨荆楚，《诗·小雅·采芑》有"蠢尔荆蛮，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猷。方叔率止，执讯获丑"等诗句，颂扬了方叔率周师打败荆楚"执讯获丑"的功绩。周王朝在对荆楚的斗争中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并未能遏止楚人蓬勃向上之势。楚国在灭掉周围一些小国以后势力更加强大，最终成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

越是活动于楚之东方的一个大族。越族起源远在夏、商之前，其成分也非常复杂，到战国时尚有百越之称。越族系统各部族主要活动于东南沿海的江、浙、闽、粤地区，春秋时期的吴、越两国便是从其中发展起来的。这一带已发现一些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如在福建南安、建瓯阳泽等地出士的青铜兵器、重达100　多公斤的铜钟等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这一带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多与印纹硬陶和釉陶共存。由于这里是百越活动的地区，因此，一般认为它们应是越人的文化遗存，更有人认为福建南安所出之青铜器是闽越的遗存①。

西周时期的巴蜀仍活动于现在的四川及其附近地区，是商代巴蜀的继续。据考古发现可知，巴蜀早在商代便与中原地区有所往来，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出的商代后期文化遗存即是明证。西周巴蜀文化遗存主要有四川新繁水观音、成都羊子山、广汉月亮湾和绵阳边堆山等遗址。其中水观音遗址中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①　《对福建南安大盈出土青铜器的几点看法》，《考古》1978年第5　期。出土有中原型式的直内铜戈，但其中常见的不同形式的平底或尖底陶器、敛口钵和陶鬶等都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类似的情况在成都羊子山、广汉月亮湾、绵阳边堆山等遗址都有表现。有些专家认为它们是西周时期蜀人的文化遗存①。《尚书·牧誓》记载随武王伐纣者有八个南方部族"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周原甲骨也有"伐蜀"字样，由是可见，西周时期的巴蜀与中原地区有着较多联系，其文化亦较多地接受了后者的影响。

综观商周时代的民族关系，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者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了歧视、压迫的民族政策，称后者为蛮、为夷、为戎狄即是其证。当时的民族政策大致如周穆王时祭公谋父所言："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发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②。周王室依据血缘关系的近远来确定其与诸侯国和周边各族的关系。其中所谓要服和荒服的规定是其在处理少数民族关系时所要遵循的原则。要服者贡是指居于要服的各族必须每年进贡，而荒服者王则谓居于荒服的各族在新王继位时应前来朝见，以表示臣服。如果有违背这个规定的，先是"修名"、"修德"即口头相劝，此后如果仍然不朝不贡，则就要"修刑"，即以武力相征伐了。在商周时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族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其中原因既有各族内侵引起的，更多的则是中原王朝依仗自己在经济、军事上的巨大优势而发动的掠夺战争。这些战争给当时的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和痛苦。但在客观上它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考古发掘所见的在周边民族文化遗存中含有大量中原文化因素以及在中原的遗址中出土大量具有少数民族特点的文物等现象即是这种交往的反映。当然，除了战争以外，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和平往来。战争之所以在民族关系中显得突出一些，正是它给人们的心灵曾造成严重伤害的一种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绝于书的民族之间的战争只是民族关系中的插曲而已，因为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各族人民和平往来的愿望。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②　《史记·周本纪》。

六、结　语以上几章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历史上远古至三代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演进，国家及其政权机构、法律、军队等的出现、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自人类在中国出现到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至少经过了一百多万年的时间。这一时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童年时代。先民们在极其艰苦的自然条件下，经过艰苦努力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与此相适应，人类社会也由原始人群逐步进化到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它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为国家的出现和政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2。公元前21世纪前后建立的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政权。它初步创立了国家政权机构并为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而设官定职、建立军队、制定法律等。这套奴隶制的国家机器经过商代的进一步完善，到西周终于达到其鼎盛时期。

3。夏、商、西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时代。当时的统治者特别重视礼制、官僚机器、军队和刑罚的建设。礼制在国家出现以前即已萌芽，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到西周时期已形成一套完备的礼乐制度，它对当时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规范，简直成为当时国家的基本法。当时其它法律的制定，甚至官职的设置均要以此为标准。军队脱胎于远古时代的部族武装，到西周时期可能出现了常备性质的军队。在这个时代形成的官僚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以及礼乐制度等对中国以后数千年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4。远古及三代时期距今已是十分遥远的过去。众多历史事件和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湮没于茫茫的历史长河之中。即便如此，仍有许多著名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深深留在后人的记忆中，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久久地为人们所思考和借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这棵巨树之所以有这样顽强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她植根于这深厚的历史土壤之中。

5。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已产生了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文化区，这种情况到商周时期仍然存在，它们应是当时活动于不同地域的不同部族的先民们的物质文化遗存。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它们之间虽有过争斗和流血，但更多的则是和平往来，互通有无，为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远古及三代是中国古代各项政治制度的初创时期，尚不很完善，与后代相比亦缺乏系统性，加之年代久远，相关史料多已亡佚，所以要编著一部详尽精确的政治史仍相当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虽然尽可能地吸收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但由于前述原因以及作者学识水平的限制，其中错漏之处一定还有不少。相信随着各个相关学科研究的进展，特别是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多，我们对这一时期政治史的认识会进一步地接近于历史事实。

远古暨三代 第002卷 远古暨三代经济史

【本卷提要】

本书以翔实的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为依据，叙述了中国远古及夏、商、西周三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从大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和描绘中国古代经济演进的绚丽长卷，对中石器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夏代的生产发展、商代的城市经济和科学技术及西周工商业者的形成等，都进行了认真的阐述。本书纳百家之说，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新观念，所引至90年代初的最新考古发现及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反思，体现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台。全书文字深入浅出、举证生动，融资料性、学术性、可读性、普及性为一体，是研究和了解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书。

一、远古暨三代经济概述中国远古及夏、商、西周三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是远古氏族先民和三代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艰苦奋斗所取得的。这悠久漫长的历程，为后来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也为古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东方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束缚和人类自身发展的限制，远古社会的经济进步非常缓慢。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上百万年的过程，人类在山林洞穴中生活，群居杂处，以简单粗糙的打制石器及棍棒为工具，从事采集和狩猎相结合的经济活动，并逐渐掌握了用火的经验，艰难开拓，休养生息，当时的生产力是极其低下的。目前，从中国北方边陲黑龙江、内蒙古到南方的云贵高原、广东、广西和福建，24　个省、市和自治区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和遗物。其中重要的遗址有：云南元谋上那蚌、北京房山周口店、山西芮城西侯度和匼\河、襄汾丁村、陕西蓝田公王岭、辽宁营口金牛山、湖北大冶石龙头、安徽和县龙潭洞、贵州黔西观音洞、陕西大荔甜水沟、山西阳高许家窑、广东曲江马坝、辽宁喀左鸽子洞、宁夏灵武水洞沟等等。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工具共同特征是：石片石器始终占主要成分，其次是砾石石器和石核石器；以石锤直接打击，单向反面加工石器的方法为主；刮削器、尖状器两类工具最为普遍，构成了中国旧石器制作技术的传统。随着采集和渔猎经济的发展，刮削器和尖状器又加工成更为复杂多样的形制；砍砸器也是基本的工具之一，各遗址普遍有所发现；雕刻器出现较早，但数量和形制都不多；狩猎用的石球从早到晚都存在，加工技术也在不断改进；手斧则不如欧洲大陆那样发达，许多遗址的发现表明，当地人们是用砍砸器来代替手斧进行生产劳动的。到了旧石器晚期，狩猎经济已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制造石器的技术有所发展，开始使用间接打制方法，最终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并发明了刮削和磨制骨质工具的技术，在一些骨器和牙、蚌制品上运用了钻孔工艺，石镞和骨镞随之出现了。弓箭的发明大大推动了渔猎经济的发展，人们不仅能用采集的方法捞取水中的软体动物，而且能捕获较大的鱼类，扩大了食物来源，同时也扩大了生产活动的空间范围。正是在这种经济发展出现重大变化的基础上，中国大陆的许多地区先后进入了中石器时代。

随着末次冰川的消退和气候、江河湖海水位的变化，大约在距今一万二三千年到八九千年前后，中国远古社会的经济发展到了中石器时代。这一阶段氏族社会经济形态主要是渔猎经济，采集活动转变成规模较大的强度采集（Intensive Collecting）并降到次要地位。打制石器由旧石器时代的粗大笨重改变成细小精致，弓箭和骨柄石刀的发明及狗的驯养，是这一阶段生产活动的巨大成就，远距离跋涉以追逐兽群，则是中石器时代经济活动的特点。这一阶段的石器制造技术，称为细石器工艺传统。中石器时代猎人们在中国大陆留下的遗迹，从东北、华北、西北到西南地区，大体上呈新月状分布，在山东、河南和江苏北部也有零星发现。

关于中国是否存在中石器时代，考古界尚有不同的看法。多数学者认为中国远古社会也同欧美大陆和非洲、大洋洲一样，经历了中石器时代的发展阶段，主要基于以下考虑：①由欧洲学者根据旧大陆的考古发现而确定的"中石器时代"概念，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可能完全概括其它地区同一阶段文化遗存的全部内涵和特点，因此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容需要根据考古新发现进行补充和完善；②中国大陆已经发现更新世晚期以前的大量旧石器时代遗存，也先后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许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③在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自然环境复杂、人类发展具有不同经济区域特色的中国大陆，已经发现大批具备中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特点的遗迹，但这并不等于说每一个地区都必然经历过这样一个发展阶段；④需要对以往的考古发现重新加以综合研究，参照欧洲中石器时代的研究成果，对中国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及特点进行必要的限定，以便确立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展序列；⑤中国是世界上原始农业最早出现的地区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经济初期阶段还不十分明了，其渊源应该在中石器时代这一过渡阶段中去探寻。为此，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大陆许多地区存在过中石器时代。同世界上一切中石器时代发展状况一样，中国的中石器时代经济活动发展方向也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前途：其一，是猎人们在不断迁徙、追逐兽群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河谷坡地比较优良的环境，乐于经常性地固定停留宿营。在这种环境中，强度采集萌生了对某些植物的栽培，并开始驯化一些动物成为家畜，于是产生了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和原始农业与畜牧业，成为最早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其二，是一些游猎者始终在草原上、山林间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不断扩大着他们追捕野兽的范围。虽然最终可能学会驯养某些动物，但一直没有发明农业，也没有稳定的定居生活。这样，就使这些氏族部落延长了中石器时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甚至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也没有根本改变。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的早期农业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首先发生了。大约在距今1　万年左右，中国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自农业的产生至4000多年前国家的出现，中国远古社会的经济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变化，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新石器时代中国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渔猎经济是农业的补充，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代可以划分成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两大经济系统，也就是"南北两系"；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生产发展特点，又可以具体划分出若干经济区域。鉴于远古的经济状况主要依靠地下埋藏的物质文化遗存来分析研究，根据考古发现，这些经济区域主要有以下几个：①泾渭区　以泾水、渭水流域为主，西抵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大夏河一带，东至汾水下游及豫西地区。在这一区域内，农业经济及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经陕西白家文化与甘肃大地湾文化，发展到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史家类型、西王村类型而至龙山文化，与周族的起源有密切关系；②河洛区　以黄河中游及其支流伊河、洛河流域为主，包括嵩山以东的郑州、开封、许昌一带。在这一区域内，农业经济发展较快，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是一脉相承的，与商族的起源有一定关系；③海岱区　以黄河下游及汶河、沂河、泗河、沭河流域为主，东及海、南至江苏北部及淮北地区。中心在泰山、沂蒙山周围。这一区域内从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到晚期的典型龙山文化，乃至进入青铜时代的岳石文化，经济发展始终自成系统，独具一格，史称东夷，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也是文明的起源地之一；④东北区　以辽河及其上游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流域为主，兼及辽东山地和松花江、嫩江平原。这一广袤的地域内经济形态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其中辽河流域农业经济比较进步，但也活跃着一些以畜牧和狩猎为主的部落，偏远的北方则农业经济出现很晚，氏族聚落也不多。内蒙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乃至青铜时代的夏家店文化，对当地的经济开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⑤江汉区　以汉水中下游及长江中游一带为中心，南及洞庭湖北岸，北到桐柏山、大别山地区。在这一区域内，从地处三峡的大溪文化和更早的一些遗存，到屈家岭文化及龙山文化时期的各部落遗存，最终演变成青铜时代初期的石家河文化，对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为中华民族重要组成部分的三苗、荆楚文明奠定了基础；⑥吴越区　包括长江下游的宁镇地区、太湖周围，南到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平原，北抵江淮之间。在这一地域内，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发展到新石器时代之末与青铜时代早期的良渚文化，自成系列，脉络清楚，反映出江浙地区远古社会经济发展的日趋繁荣。在这个系统内，也有独立色彩的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和巢湖一带的薛家岗文化等，从而形成了后来共性明显、特性各异的百越文化，也是环太平洋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⑦湘赣区　主要包括湘江流域至洞庭湖南岸、赣江流域至鄱阳湖南部一带，西至沅江流域，东到怀玉山南麓，南抵粤北丘陵地区。这一地域内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也有较晚的山背文化、石峡文化，总的看来，由于自然环境多高山森林，地貌复杂，农业经济不够发达，渔猎经济延续不断，与其它经济区相比，生产力比较低下；⑧华北区　主要指太行山周围地区，包括洋河、桑干河、永定河、滹沱河、滏阳河流域，北至滦河一带，南抵漳河两岸。在这一区域内，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磁山文化和后来仰韶文化的后冈类型、大司空村类型、龙山文化时期的后冈类型等，而邯郸涧沟遗址已表现出氏族制解体的面貌；⑨川滇区　这一地区包括长江上游及其支流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流域，西到横断山脉的怒江、澜沧江深山峡谷间，东到大巴山南麓。在这一区域内，崇山峻岭起伏不断，峡谷幽深，水流湍急，许多氏族仍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只在成都平原等少数地区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⑩华南区　主要包括福建的闽江流域、广东、广西的西江流域、东江流域及南海沿岸地区。这一地域内远古氏族文化遗存较少，农业不发达，有海洋经济的特点。

在上述各个区域内，农业的产生和初期的发展状况至今没有考古资料可以确切地阐明，只是在一些地区有少量的发现，如华南的一些洞穴遗址。大约距今8000年左右，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环渤海湾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部落开始出现，但是他们已从中石器时代走出了相当远的一段路程。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中游的仰韶文化和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展现了氏族社会的繁荣景象和人类经济活动的生动画卷；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则反映了与黄河流域经济生产的不同色彩；北方的红山文化更接近于黄河流域的特点，岭南的石峡文化则与长江流域面貌相似。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大陆农业经济的基本框架。

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即龙山文化阶段。这一时期，各地氏族部落集团纷纷向军事民主联盟的城邦制国家迈进，远古社会到了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制陶术和玉器制作工艺成就特别突出，山东龙山文化的轮制黑陶和长江下游诸部落的玉器加工，都达到了纯熟的地步。大多数经济区域内，手工业已逐渐成为掌握不同技术的氏族成员专门从事的一些行业，从而促进了作为商品的物资交换的发展，使城市经济的萌芽在集市贸易中出现了。社会的政治结构在经济变化的基础上剧烈动荡，各地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快了速度，使文化面貌的同一性日趋明显。在巨大变革中，黄河中下游的农业经济处于领先地位，为青铜时代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约在公元前22世纪，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夏代。由长期生活在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的夏族创造的物质文化，考古界称为夏文化。夏王朝建立后，夏代的历史则不仅仅是夏族的历史，而是中国各地不同部族的共同历史。夏的统辖地域主要在黄河中游一带，其周围则林立着大大小小的城邦。夏代的经济在龙山文化晚期的变革中发展较快，考古发现表明，夏代纪年内出现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城址，不少聚落遗址和公共墓地出土的遗物都反映出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天文、历法、铜器冶炼等科学技术的出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同时掠夺和兼并也使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战俘和奴隶是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丰富的陶器、玉器、骨角器的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则表现出设计者的聪明才智，体现出人类的进步与文明。

继夏代之后，公元前17世纪末中国历史到了商代。商族把东方沿海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生产经验与中原的科学技术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发展了自己商品交易的特长，从而使社会经济空前活跃起来。由于商代统治的地域更加扩大和生产规模更大，出现了比较固定的采矿、冶炼和铸造青铜器的生产基地。造型多样、图案庄严神秘的大批青铜器皿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耕作新技术的推广，不仅增加了粮食产量，而且使桑蚕业和纺织业、畜牧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造车和造船业的发展，促进了水陆交通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物资的交换、生产技术的传播和商品的交流；商代的玉器、竹木器、漆器、骨角器等手工业的全面发展，使社会经济呈现出兴旺发达的局面；在经济发展和建筑技术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雄伟城市。虽然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边鄙地区还存在生产力低下、只知渔猎不知稼穑的氏族部落，但总的看来，商王朝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东方最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11世纪建立的西周，经济的发展为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西周的经济制度比较完善了，使全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纳入统治者宏观调控的轨道向前发展。井田制的推行使农业生产成为规模较大、组织严密的集体劳动，把奴隶和自由民都束缚在土地上，农业仍然是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畜牧业和各种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在商代的基础上继续扩大，产品更加丰富；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不但扩展到长江流域，而且产品已分布到东北、西南各地的方国之中；西周的商业经济更加发达，货币已在交换中越来越广泛地流通，并成为财富的象征，市场管理已形成制度，一部分统治集团的人物参与了市场经营和贸易活动，工商业者已成为一种有一定影响的社会力量。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生产日益发展的形势下，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日益激烈，公元前770年，周室东迁，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群雄争霸的时代。

二、旧石器及中石器时代的经济（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旧石器时代中国远古社会的历史是从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发现开始的。远古社会的人类经济活动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采集与狩猎开始形成，距今约数十万年。

20世纪20年代，北京西南郊的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50年代以后，旧石器时代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蓬勃开展，到90年代，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地点已有近400　处，遍及大陆20　多个省区近百个县市，其中主要有云南元谋的上那蚌、山西芮城的西侯度与匼\河、河北阳原的小长梁、陕西蓝田的公王岭、贵州黔西的观音洞、辽宁营口的金牛山等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陕西大荔、山西襄汾的丁村与阳高的许家窑、广东曲江的马坝、贵州桐梓、湖北长阳、辽宁喀左等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宁夏灵武水洞沟、山西朔县的峙峪、河南安阳的小南海、河北阳原的虎头梁等旧石器文化晚期遗存。在这些遗址中，都出土了大批人类打制石器、人类骨骼化石、动物骨骼化石和其它遗物遗迹。这批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展示出大约100　万年以来农业发生之前中国大陆远古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经济活动，主要是采集与狩猎。当时人们居住在山洞里或部分地居住在树上，以一些植物的果实、坚果和根茎为食物，同时集体捕猎野兽、捕捞河湖中的鱼蚌来维持生活。在山洞中的遗迹和遗物，已留下了很多，但树居生活却很难留下什么遗迹。从古代的文献中，依稀可以寻觅到远古时代树居和采集的影子。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特点就是洞居或巢居，采集和狩猎。

民族志也较多反映了石器时代人类的巢居生活。彝族历史文献《西南彝志》记载："人们在当初，不曾住地面，野兽花斑斑，跑在森林里；人居于树上，兽与人同处"；《滇略》记载有一部分被称为"野人"的景颇族，"茹毛饮血，夜宿树上"；《贵州通志》记载少数苗族先民曾经"架木如鸟巢寝处"；东北的古代肃慎族亦曾"夏则巢居，冬则穴处"。这些少数民族尽管早已摆脱了采集与狩猎的经济生活，但其巢居的生活方式却一致表明远古人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确曾有过这样一段经历。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与猿人化石共存的都有大量哺乳类动物化石和人类用火的痕迹。除了粗糙笨拙的打制石器，还有经过加工的鹿角和砍砸刮削的兽骨。这一时期人类的经济活动，处于极其原始的萌芽阶段。

距今约十至二三万年，相当于地质史上的晚更新世，也就是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的经济活动逐渐活跃了。当时，台湾、日本等岛屿与大陆还有陆桥联接，在亚洲的东北部，白令海峡也有陆地通往北美洲。中国大陆的气候比较干燥寒冷，西北高原及华北大地堆积了厚厚的黄土。这一时期处于间冰期，大陆大部分植被是森林草原或半干旱的草原，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人类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求生存，才得到锻炼和发展，最后脱离了动物界，转变为现代人的。在地质学家称之为黄土时期，人类学家称之为智人阶段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氏族组织已广泛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和华南地区，在各地不同的生产实践中改进工具，发明了摩擦取火，从而促进了原始经济的发展。

在初期的经济活动中，人类只是为了生存而进行采集和狩猎、捕捞的。

这些活动以采集最早出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匼\河遗址中发现了可能用于狩猎的石球，表明当时已出现了狩猎经济的萌芽，在整个旧石器时代，采集和捕食小动物始终是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集体围猎大动物，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旧石器时代中期，打制石器的技术比早期进步了，丁村人的石器已有更多的类型，遗址中出土的各式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等，有的形制相当规整。说明了石器功能作用的分化。与丁村人相比，许家窑人的狩猎技术更高一些，从出土的石器来看，他们不仅会从打制的石核台面周围边缘敲剥石片，而且制作出更多小型的尖状器、雕刻器、小石钻和小型砍砸器。一种龟背状刮削器和短身圆头刮削器，刃缘经过仔细加工，已初步开创了细石器工艺技术的风格，代表了旧石器文化的进步因素。作为狩猎大动物的有效武器石球，在许家窑人的营地里成堆地发现，数以千计，生动地显示了这个氏族狩猎经济的高度发展。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盛行的石叶，在这里也已经出现，这种工具与狩猎和吃兽肉有密切关系。许家窑遗存的全部动物骨骼数以吨计，但未见一具完整的个体，甚至连一个完整的头骨都没有发现，说明基本上都是人们食肉后又砸碎的抛弃物。他们还善于用动物的骨角加工成铲式工具、三棱尖状器和刮削器。许家窑人生活在距今4　万年前，他们的狩猎经济代表了当时的较高水平。

距今二三万年前，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以采集为主、狩猎为辅的原始经济在各地有了更快的发展。从重要遗址峙峪、小南海、虎头梁所发现的石器和遗迹来看，当时的生产水平在不断进步和提高。以弓箭的发明为标志，狩猎经济又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1963年发掘的山西峙峪遗址，距今28000年，仅石器材料就多达15000余件，明确地出土了石箭头和钺形小石刀之类复合工具。1960年第一次发掘小南海洞穴时，10　平方米范围内出土石制品达7000　多件，可见当时石器制造业已有相当规模。在河北阳原的虎头梁遗址，考古工作者清理出三处篝火遗迹，灰烬中有烧过的兽骨和鸵鸟蛋皮，周围散布着大量石片、石屑和用作石砧的大块砾石，这里显然是一个狩猎者的宿营地。

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生产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限制，制造石器一般都是就地取材，从附近的河滩上或者从熟悉的岩石区拣拾石块，打制成合适的工具，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往往是这种情况。到了晚期，随着生活环境的变迁和生产经验的积累，这种拣拾的方法有时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上的要求，在有条件时，便从适宜制造石器的原生岩层开采石料，制造石器。因此，一些能够提供丰富原料的山地就会有人从周围地区不断来到这里，从岩层开采石料，乃至就地制造石器，因而出现了一些石器制造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和前乃莫板村的两处石器制造场，就是当时人类制造和采集原料的重要场所。大窑村地处大青山前的丘陵地带，在村南的四道沟，有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制造石器的地点，相邻的二道沟，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制造场。在这个地点，广泛地分布着晚更新世的粉砂质黄土，它的上面是一层黑垆土。这两层土的底部都发现有很厚的石片、石器、石渣层，其中典型的石片和石核数量很多，石器较少，制作石器所遗留的半成品和废品则占绝大多数，反映了石器制造场的遗物特点。在这个地点出土的石器中，以龟背形刮削器较为特殊，系用石块做成，劈裂面平坦，背面隆起如龟背，遍布加工痕迹，形式和制法都比较固定，可用于剥兽皮、刮兽肉和加工皮革等。前乃莫板村的脑包梁上发现的石器制造场，同大窑村二道沟的性质一样，也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原料开采和比较固定的石器制造场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人工取火技术的出现。狩猎，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成，并不是与人类社会同时发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自然界的火被人们广泛利用并加以保存，鱼蚌类和小动物成为人类经常性的食物，才发生了狩猎。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取火之后，狩猎经济才渐趋形成，但这一时期，仍以鱼蚌类和小动物为主要捕食对象的狩猎方式，同过去长期的采集经济没有太大的区别，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经济是附属于采集经济的。

火，作为一种生产力，是远古人类从事生产活动、改进工具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有效手段。在旧石器时代，人们用火将野兽驱赶至预定的地区以便捕获；也用火的威力将野兽占据的山洞夺取过来做为栖身之所；还经常用它烧烤木棒制作木矛，或烘烤竹木以便加工成其它工具；火的最重要的用途是带来光明和温暖，给人类带来力量与希望，这种力量与希望成为许多地区人们对火的崇拜与信仰。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火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都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旧石器时代人类对火的认识、使用和控制，是对自然力的支配，极大地促进了原始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大陆数以百计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人类用火的遗迹已有很多发现，从早期到中晚期越来越普遍。人们对火的认识、使用和控制，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类对火的认识时期，这段时期人类由惧怕森林大火到利用野火取暖，或者在野火燃烧后的灰烬中寻找被烧过的动物来吃。他们依附于大自然，从大自然中取得恩赐，对火的认识从畏惧逐渐转变为敬畏、崇拜。第二阶段，是对火的使用。人们经过长期的观察、实践，学会将野火控制起来，移进洞穴加以保存，并且由氏族中的老人和少年负责看守火堆，有效地使用火来烧烤食物、驱逐野兽、取暖、照明和制作工具。

第三阶段，是人工取火即造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本身积累的经验，也随着人类进化过程中智慧的增加，一些氏族从单纯地使用和控制自然火发展到人工取火，他们首先从制造石器过程中燧石的撞击所进射的火花和制作木器过程中发热、冒烟的现象得到启示，从而发明了燧石撞击引火和钻木取火。这样，人类就彻底摆脱了黑暗，并为制陶业的出现准备了条件。火的保存、使用和人工取火，标志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石器制造场的出现和火的使用，在远古的采集和狩猎经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旧石器时代的采集和狩猎经济，大体上经历了年龄分工和性别分工两个过程。成年男女出外采集和狩猎，老人和小孩则往往在一起看守洞穴、保护火种。氏族内部这种按年龄分工的集体，也形成了在其内部进行性生活的集体。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原始氏族，亲子之间的通婚在生产活动的制约下被逐步排除了，开始时是适应经济条件而形成的习惯，后来就变成共同遵守的规则。

20世纪30年代发掘清理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遗址，距今约25000年。在高约4　米的洞口内，由东南向西北作缓坡倾斜，南北宽约8　米，东西长约14　米，称为"上室"，中间有一堆篝火燃烧留下的灰烬，附近发现了幼儿残头骨、骨针、装饰品和少量石器。洞内的西半部与东半部之间被一个垂直的陡崖相隔，称为"下室"，做为埋葬死者的墓地，发现了三具完整的人头骨和其他人体骨骼，周围散布有赤铁矿粉末。这与其它一些地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埋葬习俗相同，是判断为墓葬的可靠标志。这种习俗一直沿续到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许多氏族文化中。

山顶洞人遗址发现的石器较少，仅25　件，是用砂岩、脉石英和燧石等打制的砍砸器、刮削器和小石片，打制技术尚比较原始。这里发现的骨针和装饰品，显示了当时经济生产水平达到了较高的程度。骨针长8.2　厘米，只有火柴棍那样粗，刮磨得很光滑，一头是锋利的尖，另一头是用极尖利的石钻挖成的针孔，发现时略有残损。装饰品包括一些穿孔的兽牙、穿孔的海蚶壳和钻孔石珠、小砾石、鲩鱼骨等等，其中穿孔兽牙多达120　个。在这批材料中，以7　枚钻孔石珠最为精巧，最大者直径仅6.5　毫米，均为白色石灰岩制成，经过敲击成型、磨平、钻孔等工序。有一件椭圆形的钻孔小砾石，孔是从两面对钻的。懂得对钻，而且相当准确，这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亦属罕见，代表了当时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

山顶洞发现的动物化石，共有48　种哺乳动物，绝灭种极少，现生种占80％以上，证明当时动物种群已非常接近现代。从动物化石可以看到2　万多年前北京一带的自然环境是复杂的，有豺、黑熊、狗獾、虎、豹、猞猁、花面狸等喜栖于森林的动物，说明附近有广大的森林或丛林；还有喜欢树林稀疏、水草丰茂的狍子、梅花鹿；也有喜栖草原、河谷的貉、艾虎、东北鼢鼠、野驴、鸵鸟等，证明这一带应有比较广阔的草原。一些装饰品是用很大的鱼骨制成的，则证明附近有相当大的河流或湖泊。

综观中国大陆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情况，可以确知早在100　多万年以前，中国大陆普遍存在远古人类的大量活动。他们过着迁徙性的生活，以采集和狩猎经济为主要谋生手段，同时也在河流湖泊中捕捞鱼鳖螺蚌。当时的社会经济是很落后的，进展也极其缓慢，原始农业还没有产生，石器制造业正在向细石器方向发展。大约距今3　万年前后，随着石器制造场的出现、弓箭的发明和火的广泛使用，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了，大约距今1　万年前后，中国许多地区进入了中石器时代。

（二）一段若明若暗的历史--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面貌在地质时代的更新世之末到全新世初期，即距今2　万年左右，随着末次冰川现象的消失，世界范围的山林地貌、江海水位和大气的温度、湿度等都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植物群落和动物群体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人类一面顺应自然界的这一系列变化，使采集和渔猎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从而使古人在欧亚大陆先后向新人转变；另一面则在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在频繁的迁徙活动中寻找更适合生存的地域劳动生息。一般说来，这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就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也就是中石器时代。

中石器时代这一称谓，是为了连接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过渡的缺环，由法国学者威斯特洛普（H·Westropp）于1866年首先提出来的，其后在1874年于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考古学会议上，另一名法国学者吐尔（O·Torell）重申了这一称谓。在19世纪中叶，还十分缺乏中石器时代遗址的科学考察证据，因此这个名词并未在国际上广泛应用。直到本世纪30年代，欧亚大陆和非洲、大洋洲、南美洲普遍发现了这一过渡阶段的文化遗存，中石器时代这一概念的特定含义才被各国学者确认。

根据半个多世纪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和学者们的确认，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是：①社会经济生活以狩猎和捕捞水生动物为主，并出现了氏族群体高强度的采集活动；②继续使用打制石器和骨角器，大量制造细小石器和复合工具以适应更广泛的需求；③发明了弓箭、投矛、渔具等先进的武器和装备；④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山林走向更广袤的空间，在草原、湖沼、河谷间追逐兽群，出现较大规模地、频繁地迁徙，因此遗迹分布零散，堆积较薄，很难发现；⑤与迁徙生活相适应，发明了房屋建筑技术和较普遍的使用骨针缝缀、驾驶独木舟在江河湖海上行驶的技术；⑥狗开始作为第一种人工饲养的家畜出现，晚期则开始驯化羊和猪；⑦在最后阶段，出现了简单的磨制石器，进一步掌握了钻孔技术，开始有目的地选择优良采石场以大量制作石器；⑧在发明磨光石器技术的同时，一些地区率先出现了陶器。

由于世界各地各种原始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不能简单地把这一过渡阶段限定在一个十分明确的时间范围内。末次冰川的结束本身就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自然环境的阻隔和封闭也极大地妨碍了中石器时代狩猎集团的文化交流、技术传播，甚至到18-20世纪，一些地区仍有处于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存在，就足以说明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总的看来，中石器时代从更新世晚期的最后阶段，即距今二万年左右开始，到距今1　万年左右原始农业产生时基本结束，其间大约经历了1　万年的发展过程。

从人类的生产和经济生活方面来说，区别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两种文化的首要标志，是有没有产生数量较多的细石器，是否较多地出现箭镞、矛头等更为有效的狩猎武器；而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种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较多地使用磨光石器并发明了农业。

1。中石器时代的文化背景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的中石器时代在亚洲大陆出现较早，绵延万里，延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中国中石器时代文化不仅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而且也对世界远古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世界范围内原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一种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既不会突然出现或消失，也不可能存在一种全世界都统一的文化模式。做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中石器时代的内涵特点是明确的。但在各个不同的地域内也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这一过程是逐渐发生和演变的，因此在各个地区也不是同步发展的。现有的资料表明，中国中石器时代起步要比欧洲大陆略早。

大约在12000年前，最后一次冰期的消退对各大陆的生态条件造成了巨大的变化。冰河时代的结束使许多寒地动物相继灭绝；一些地区的森林取代了兽群出没的干草原。环境的改变迫使人们远距离跋涉去追逐野马和鹿群，并更多地捕捞水生鱼类、贝类食物。细石器、弓箭和渔具是这一时期文化遗存的特色。

山西峙峪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动物化石，以众多的野马显示出鲜明的特点。古人类学家比较一致地称峙峪人为"猎马人"。与之同时的萨拉乌苏河一带则活动着"猎羊人"。在峙峪、萨拉乌苏河和河北阳原虎头梁，都发现了人工制作的石镞。这一切都提供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将产生的信息。

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了解到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宁夏、青海、西藏、云南到广东，都发现了原始农业发生之前的细石器遗存丰富的遗址，这些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从中国的东北、西北到西南，大体上呈新月状分布。遗址集中于大兴安岭、阴山、太行山、吕梁山、西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南岭的山麓台地上，少量分布于湖沼密集的地方。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上反映了渔猎经济的特点。

峙峪人在距今28000年的旧石器时代之末发明了弓箭，比欧洲大陆的猎人要早近万年。桑干河谷的这批"猎马人"成为中国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先驱，在旧石器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吹响了向新时代迈进的号角。真正的中石器时代，是从下川文化开始的。

2。中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下川，是山西省东南部中条山主峰历山东麓的一个山间盆地。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发掘，在阶地上层晚更新世末期的亚粘土层中出土了大批细石器，未见陶片、磨制石器和其它农业生产工具。据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2.4　万至1.6　万年。由于这个遗址表现出既区别于旧石器时代，又不同于新石器时代的特殊面貌，考古界定名为下川文化。

下川文化的石制品包括细石器和较粗大的打制石器两类，而以细石器为主。石器的原料多为燧石，细石器的类型达40　多种，有锥状、半锥状、柱状、楔状和漏斗状等各种类型的典型细石核，还有细石叶和各种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以及琢背小刀、箭镞、锯、锥、钻等。这批石器的制作技术，承袭了峙峪文化的传统，又有突出的进步，为其它遗址所少见。

最能体现中石器时代文化特点的，是这个遗址发现的一批石镞。石镞用压制法生产，有明显的锐尖和周边，分成圆底和尖底两种，与其它旧石器时代末期遗址零星发现的相比，不但数量多，而且制作技术相当进步。

琢背小刀是下川文化的典型器物，加工方法是在石片一边轻轻敲琢，使其变得厚钝，成为刀背，另一边缘则保持石片固有的锋利边缘，作为切割的刀刃。锯是在石片的一侧或两侧作出几个尖齿，有的锯还带有短柄。雕刻器分成几种不同类型，其中斜边雕刻器数量较多，制作精细，尖刃明显，器形很固定，颇具使用价值，其工艺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各遗址的同类器所不及。有一种扁底三棱尖状器，是用较大的厚石片制作的，向背面修整出通体三棱锐尖，底端两面或一面修理成扁薄形便于装柄，这种三棱尖状器实际上就是狩猎的石矛头。

在下川文化中，粗大石器仍占有一定数量，原料主要为砂岩、石英岩。

除石核、石片外，工具类型有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石锤、砺石、磨盘等。其中的石磨盘，可能用来加工采集收获的植物籽实。

下川遗址地跨山西省南部垣曲、沁水、阳城三县的各一角。从纵横二三十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这类细石器地点16　处。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带在中石器时代曾是猎人经常活动的地区。出土的大批细石器说明，当时已较普遍地使用了复合工具，包括镶嵌于木柄、骨柄而成的刀、锯、短剑及装柄的弓箭和长矛。由于这批新式工具和武器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地提高了一步，社会经济开始了新的飞跃。

中石器时代的下川人，过着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经济生活，为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至20世纪末，从中国东北到西南的新月型地带内，发现的类似下川文化遗存的遗址已经有数十处，其中比较重要的除下川外，还有山西蒲县薛关、怀仁鹅毛口、陕西大荔沙苑、内蒙古海拉尔松山一带和呼和浩特附近若干地点，西藏聂拉木、申扎、双湖地区、河南许昌灵井、青海贵南拉乙亥、云南元谋大那乌若干地点和保山羊邑新寨、广东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和南海西樵山等等。这些遗址的年代大体上从距今12000年左右到七八千年前后，经历了四五千年的发展过程。青海贵南的拉乙亥遗址，是中国中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址，距今约7000年。当时黄河流域已基本上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经济繁荣阶段，拉乙亥氏族的遗存仍保持着浓厚的中石器时代文化特点，这一事实表明各地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区别的。

云南省西部的怒江、澜沧江流域，地处横断山脉险峰峻岭之间，山川紧逼，缺少较大的河谷平原。怒江中游两岸岩溶洞穴密布，崖厦发育颇多，为古代人类的栖息提供了条件。由于交通闭塞，又缺乏农耕条件，直到公元前五六千年前，这一带仍生活着一些以采集和狩猎经济生活为主的氏族。保山市西南的塘子沟村小山顶留下了他们的遗迹和遗物，发掘出土的400　多件石器全系打制；动物骨骸都是全新世的品种；遗址中未见陶器；工具器物群中未见用于耕耘、播种、收割、加工的任何器具，只是琢孔石环表现出比旧石器时代的进步性；骨角器也比旧石器时代遗址所见数量更多、制作更精。事实表明，在黄河、长江流域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这里仍处于中石器时代。3。各地考古发现及其特点由于中石器时代是连接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过渡时期文化，所以它的文化面貌必然兼有两者各自的某些特点，同时又应该显示出过渡时期本身的鲜明特色。中国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既具有世界上其它地区同一时代文化的共同因素，又具有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东亚地方特征。在中石器时代遗址的新月状分布地带，因山川地貌、植被、动物群落和温度、降雨量等条件的不同，各个遗址反映的文化面貌和经济状况也有所差异。

陕西大荔沙苑地区发现的20　多个细石器地点，考古界命名为"沙苑文化"，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确定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存。20世纪80年代前后，考古工作者在沙苑地区多次复查，共采集文化遗物8600　余件，其中选定出细石器、石片和石核标本可达千余件。这里的细石器两面加工的比较少见，有较多保留着原来的岩面，石片石器多采用直接打击法和具有单面加工的特点，因此沙苑文化的年代包括了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遗存，距今8000-10000年左右。

内蒙古阴山地带，在呼和浩特市以东的保合少、卓资县三道营、武川县大青山、乌盟哈达图和四子王旗、巴盟乌拉特中后旗等地都发现了细石器和石器制造场，其中比较集中地分布在阴山山脉东段，尤其是大青山一带的山坡上。这些遗址和石器制造场很可能不完全属于一个时代即旧石器时代之末或新石器时代早期，而主要代表着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即中石器时代。从自然地理条件、不与磨制石器共存、不与陶片共生和石器本身的制作技术看，这一带是中石器时代猎人经常活动的地方。

内蒙古东部海拉尔松山一带发现的大量细石器和打制石器，比阴山地带的遗存更为丰富。这里发现的中石器时代遗物，以代表性的扁体石核和完全采用直接打法剥片的石片石器为特征，充分显示了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制造技术的过渡状况。以船体形为主的扁体石核属于较为原始的形制，其产生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可能距今八九千年。

广东南海西樵山遗址，是华南地区发现的中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遗存。20世纪60年代发现之后，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多次到西樵山进行复查和试掘，这里石片碎屑漫山遍野，其中包括大批典型的细石器，也有一些磨光石器和粗陶片。一些学者认为这个遗址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根据各种资料的综合对比，这一带遗址中含有中石器时代的遗存是没有疑问的。末次冰川之后，西樵山一直处于陆地环境之中，石器发现地点有一些分布在山麓，一些分布在山上，从埋藏环境和发现情况看，不象是原生的，而是由山上被流水冲刷下来之后在山麓重新堆积的。这种冲刷自晚更新世至5000年前，至少有两次大的沉积，大约经历了距今12000年至5000年左右的漫长岁月。所以，广泛分布在十几个地点而风格又有差异的西樵山地区石器遗址，大体经历了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不同阶段，有的遗存也可能会延长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其中发现于老洪冲积扇内的石器，时间不会晚于8000年前。

西樵山遗址诸地点为探索自独石仔、黄岩洞等中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线索。广东省西部发现的阳春独石仔和封开黄岩洞等洞穴遗址，是比较可靠的中石器时代材料。独石仔遗址是云雾山脉支系中二叠纪沉积岩洞穴，山下有漠阳江和西山河环绕，文化堆积分上、中、下三层，至1978年共进行了三次科学发掘，获得遗物400　余件，动物化石千余件。独石仔遗址的年代距今大约13000年。这里发现的打制石器方法简单，均用单面打击法，多无第二步加工，因而器身保留着大部分砾石面，种类包括砍砸器、刮削器、石片石器、石核和砾石制成的石锤、石砧等。这个遗址发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其中有几件还穿了孔，并发现了骨锥、骨镞等。洞穴内全部堆积厚2.8　米，证明这里人类居住、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从生产工具看，采集和渔猎是当时人类主要的生产活动，原始农业还没有发生。

1978年发掘的封开黄岩洞遗址，位于狮子岩孤峰山麓，山下有渔捞河流过。洞穴内有一条长18　米，宽2.5-5　米的廊道，非常适合远古人类的栖身。在文化层中发现了大量打制石器、一件穿孔石器和一件残缺的磨制石器，还有十余种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灰烬等。这个洞穴在1961年曾首次发现过一批石器，其后又发掘出洞口胶结堆积中的两具人类颅骨化石。碳14测定数据分别为距今10950-11930年，除去石灰岩地区标本的偏老误差，实际应为距今9000年左右。黄岩洞中的三处堆积和洞厅两边支洞里的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可能有时间上的差距，即支洞里的黄色砂土堆积属于旧石器时代之末。而覆盖其上的灰褐色堆积与其年代相差不远，出土了小石英石片、人骨、烧土及豪猪、鹿、野猪、鱼、螺蚌等，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在黄褐色砂土堆积中除发现大量打制石器外，还有一件穿孔石器和一件残缺的磨制石器，年代可能更晚一些。

云南省先后在元谋大那乌等八个地点发现了相当于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旧石器时代"元谋人"产地附近也发现了细石器。元谋细石器的近百件标本，原料主要是脉石英、石英岩和矽质岩，类型包括各种石核、小石叶、尖状器、雕刻器和刮削器等。这些细石器具有明显的陕西沙苑文化细石器的特征。在保山市的羊邑新寨也发现了类似的细石器，说明中石器时代的猎人在云南有较多的活动。

西藏高原也发现了中石器时代猎人的遗迹。那曲的黑河以及聂拉木县、申扎县和双湖地区都采集到一批属于这一时期猎人们用过的细石器，有的用来切割野兽的皮肉，有的用来制作弓箭。其工艺传统与风格与黄河流域、北方山地所发现的完全相同。

中石器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大自然和人类本身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气候越来越温暖而干燥，许多冰冷的湖泊开始变成潮湿的沼泽地，大面积的森林草原覆盖荒野，人们的主要活动从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山麓洞居转变成在森林、草原和湖泊、沼泽进行狩猎捕鱼，随处搭盖草棚以蔽风雨，过着迁徙性很强的定居生活。为了适应这种生活，前所未有的打制石斧开始出现，以便砍伐树木，构筑简易的房屋；弓箭也因此发明了，以便在追逐中获取更多的猎物。在逐渐定居的生活环境中，人们不仅驯养了狗，而且开始尝试将野猪和野羊圈养起来以备饥荒。就是在这个时期，血缘群婚开始向对偶婚过渡，族外婚制越来越迅速的形成，从而构成了新的氏族和家庭关系，迎来了母系氏族社会全盛时代的早期农业社会。

中石器时代人类的经济生活是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要来源的。从中国各地发现的遗址所处地理环境看，无不是适于渔猎和采集的场所。海拉尔松山是一处水草丰美的湖泊地带，位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在海拉尔河和伊敏河汇流的地方，有一片冲积平原，这里既有一望无际的草原，也散布着一些固定沙丘，生长着樟子松林或灌木林。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就有披毛犀、猛犸象、原始牛出没，从地理环境上今天仍可以看出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初期的湖泊遗迹。中石器时代的猎人就活动在这里的湖旁高地上，猎捕野猪和斑鹿，捕捞水中的鱼蚌。陕西渭水下游与洛河交汇的沙苑地区，中石器时代也是多沼泽和草滩、沙丘的地带，各种兽群在这里栖息，十分适于狩猎。一直到历史上的汉唐时期，这一带仍然水草丰美，宜于放牧，唐代因"其处宜六畜"而置"沙苑监"于此，是一个重要的牧场。总之，凡是发现中石器时代猎人遗迹的地方，其自然条件都是适于渔猎和采集经济发展的。

由于中石器时代人类的狩猎和高度采集经济流动迁徙性很强，决定了当时各个地区、各种氏族群体有比较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因此显示出细石器工艺传统的一致性。又由于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尽相同，而氏族的血缘纽带对每一个氏族成员具有强大的束缚力，使得这种交流又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并造成了文化发展多元化的地域性差异。正是这种经济的文化特色，导致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多色彩、多层次的发展。

三、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一）农业的产生和早期农业经济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人类依靠采集和渔猎获得生活资料，在向大自然索取的过程中繁衍生息，发展着社会生产和人类自身的进步。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使很多地区的氏族部落逐渐学会了使某些经常食用的植物果实和籽粒通过种植的方法，获得有效的食物来源，这就是原始农业产生的萌芽。一些最常食用的野生植物经过一代又一代地培植改良，成为氏族成员普遍喜爱的粮食。中美洲的玉米，地中海沿岸的小麦，中国北方的粟和南方的稻，都是这样出现的。

原始农业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距今1　万多年前，氏族制度发展很快，随着全球性的气候转暖，人口显著增加，人类活动的地域也不断扩大。中石器时代的采集和渔猎经济已不能保证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长期跋涉的游猎活动也给规模越来越大的氏族群体带来诸多不便；特别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婚姻制度和以图腾崇拜为标志的宗教习俗，极大地限制了氏族迁徙活动；氏族人口的增加使妇女、儿童和老人迫切要求定居生活。在这种社会的背景下，中国的原始农业率先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北和华南地区相继产生了。

在采集和渔猎经济的中石器时代，妇女是采集活动的主要劳动力，男人则经常从事渔猎活动。这种性别上的自然分工，使妇女成为原始农业的发明者。

妇女们发现，在土地、水分和气候适宜的条件下，有些植物的种子可以发芽、开花、结果，有些还能易地移植，重新生长。相对定居的生活使植物的种植与栽培成为可能，而农业的出现又导致了定居生活的巩固与发展。于是，在长期居住的山洞附近，人们用刀、斧披荆斩棘，放火烧荒，开辟出一块块适于栽种的土地，年复一年地播种收获。随着农业的产生，在许多河流两岸的山坡台地上，出现了一些规模不大的氏族聚落营地。

最初的农业生产是分散、不稳定的，主要在山谷的营地附近和野生植物密集的地方进行。当时的种植方法也很原始。根据民族学资料，云南独龙族过去将野生稻的种子撒在草地上，然后把草拔下来，在清除杂草的同时，即利用草根带起来的土掩埋了种子。稻谷长起来后，如果附近的草木遮挡阳光，则把这些树枝、杂草折断，让作物在阳光下生长，这种方法甚至比刀耕火种的方法更为原始，提供了农业最初产生时一种切实的例证。

农业的产生，意味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现代考古学认为，原始农业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所谓"新石器"，就是适应农业生产而出现的石器磨光技术，以及与磨制技术相继产生的切割、钻孔技术。

新石器时代刚刚出现的农业，是刀耕火种阶段的刀耕农业。它是在强度采集的基础上，采取点穴种籽、广撒薄收的方式进行的最原始的生产活动。在最初的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工具都很简单，主要是沿用中石器时代采集用的尖木棒、石制砍砸器和大尖状器等。翻挖土地和砍伐林木，使石斧的作用显得特别突出，磨制石斧开始出现。建筑房屋的过程中又产生了石锛和石凿。作物收获量逐渐增加，磨制的石刀和石镰也越来越普遍地推广应用了。在中石器时代已经出现的去壳工具石磨盘、石磨棒从自然状态变成人们精心制作的谷物加工工具，紧接着各种石铲逐渐取代了尖木棒和木铲、骨铲。于是，这一批磨制石器成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生产的重要标志。

当时要磨制一件美观实用的石器是不容易的，所以打制石器在新石器时代继续广泛地使用着。在中国的北方，由于冬季寒冷，需要用兽皮缝制衣服，用石叶镶嵌在骨柄上的石刀是切割和制革的重要工具，打制石叶和石镞的细石器工艺传统也因之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甚至流传至北方一些青铜文化时期的部落。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有利于发展石器制作工艺，并开始出现了粗制的陶器。

陶器的产生，与农业的发生和发展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农业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使到处迁徙的氏族选择自然条件适宜的地方定居下来，而且使粮食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食物。由于粮食不像鱼类、肉类那样可以在火上直接烧烤食用，因此必须使用一定的炊煮器达到食用的目的。陶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陶器既不可能在世界各地同时出现，也不可能只由一个地点发明再向各地传播。因此，适宜农业生产的一些地域就成为陶器的起源地区。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陶器起源很早的地区，公元前6000年左右已有比较多的发现，但迄今尚未发现农业刚刚发生时期的最初的陶器。

随着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用火的经验日益丰富，逐渐掌握了粘土经火烧烤会变硬的性能，结合对粘土掺水之后可以捏塑成各种形状的认识，总结出粘土干后定型变硬、被火烧过不易漏水的经验，于是发明了陶器。最初的陶器是用一些竹、藤、树枝编织物或葫芦等为内模制成的，在这些内模上涂抹、贴塑一层又一层泥土，再用火烧。后来人们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为模，也可以烧制成陶器。在中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发现的陶器，虽然不是最原始的陶器，但仍保存着粘土层层贴塑技术的现象。

人类发明陶器首先是为了汲水和炊煮食物的需要。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各种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主要是罐、盆、钵、壶、盂几类。用于汲水、贮水的多为泥质陶器，炊具则多在陶土中掺有细砂或粗砂粒，称为夹砂陶。这种夹砂陶的器皿因陶胎内有细孔，炊煮时水中的空气不断从细孔中逸出，使陶器不致破裂，同时也有耐火、传热快等特点，使陶器比较耐用，能经得住温度的急剧变化。

由于没有文字可考，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形态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只能依靠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来说明，其中以磨制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和以陶器为主的生活用品成为分析当时社会经济的最重要依据。数以千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充分展示了经济发展的悠久历程。

中国原始农业发生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迄今尚没有明确的发现。远古经济比较发达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近年发现的一些公元前五六千年的遗址，基本上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的遗存，为我们提供了中国远古社会主要经济区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渊源。这些遗存包括：华北经济区的磁山文化，西北经济区的白家--大地湾文化，中原经济区的裴李岗文化，东北经济区的兴隆洼文化，海岱经济区的青莲岗--北辛文化，华南经济区的仙人洞文化，以及江汉经济区以湖南澧县彭头山和石门皂市遗址下层遗存为代表的文化。这些古老的文化遗存，以共同的性质和不同的特点，反映出当时氏族经济的基本面貌。

1。中原经济区的裴李岗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诸文化中，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地位十分突出。

裴李岗文化以河南省新郑县的裴李岗遗址而定名。这种文化的分布以嵩山周围比较密集，在太行山东麓、大别山以北也留下了裴李岗人活动的踪迹。从地质构造上看，河南省广大地区是以华北陆台为基础的。由于地质运动史上的无数次升隆，造成了很多山间盆地和谷地，如在豫西有伊洛盆地、汝颖谷地、溱淆谷地等等；太行山以东有林县盆地；嵩山以东，是黄河冲积平原。俯瞰整个中州大地，到处似乎是平畴沃野，但从小区域上观察，则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土岗沟壑。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诸氏族部落，就大多生活在靠近各个河流的岗丘上。这一带第四纪黄土广泛覆盖，尤其是豫东平原，黄河冲积的次生黄土非常有利于古代农业的发展。据气象学方面的研究，在距今2500-8000年的全新世中期，中原和华北地区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得多，粟作农业的起源很可能就在这里发生。

裴李岗文化的典型遗址除裴李岗外，还有新郑的沙窝李和唐户村，密县莪沟，长葛岗河，临汝中山寨，许昌丁集，郏县水泉，巩县铁生沟等等，不下40　余处。碳14　断代为公元前6200年至前5500年前后，经历了700年的发展而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

各遗址都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和零星发现的纺轮、骨器等，铲为双刃舌状，镰的刃部有细密的锯齿，磨盘则底附四足，形制很有特色。这类工具都磨制很精，光滑实用，表现出石器制造者熟练的加工技巧。在农业生产中，从翻土、播种到收割和谷物加工，已构成系列化，足以说明农业生产已脱离了最初的发生期。

在各遗址中都发现了盛水和贮谷的深腹陶罐、炊煮的三足钵和鼎、汲水的壶等陶器，器形小，火候低，种类也不多，都是手制的，大量采用贴塑的方法，容易剥落和破碎。在这种文化的后期，出现了圈足碗和形体较大的罐，但与后来仰韶文化常见的敛口钵和大型瓮、罐类储藏器还是不能比拟的。从氏族营地和公共墓地的发掘表明，裴李岗人的定居生活时间还不很长，农业经济也不够发达。部落的面积普遍较小，文化堆积很薄，除了在墓葬中有少量随葬品外，营地的房址中遗物很少。他们在寒冷的季节居住在简陋的半地穴式窝棚里，夏天则露宿在营地中的坪场上，点燃起一堆堆篝火。各个遗址发现的房屋遗迹，多是首先在地面上挖出一个直径约2-3　米的坑穴，周围埋上几根木柱以搭盖草棚。房子的南面挖出一个斜坡形或阶梯式门道以便出入，房内中间或离门稍远的地方设置火塘，有的火塘还用黄泥、草拌泥筑成灶圈，有的火塘则修成簸箕形，室内一般都修垫得很平整，有的还开始在居住地面上铺设一层比较硬实的灰白色干土，踩踏得很坚固。面积很小的营地和构造非常简陋的窝棚，反映出生产力水平较低，生活是艰苦和不稳定的。

2。华北经济区的磁山文化磁山文化分布在太行山东麓的黄河北岸，与裴李岗文化相邻。南自漳河沿岸，北达易水之滨，处于华北平原的西部边缘。这一部落的营地遗址在滏阳河支流的南洺河两岸比较集中，典型遗址有武安磁山、南岗、牛洼堡、西万年和容城坡几处，比起裴李岗文化来，分布的范围更小，遗址也少得多。在磁山遗址，发现了同嵩山周围一样的房屋遗迹，也发现了大致相同的农业生产工具，包括石铲、石镰、石磨盘和石磨棒等。这个部落的陶器也和河南的差不多，有造型一致的陶壶、三足钵、鼎、罐等。一些陶器表面压印的弧线篦点纹饰更是惊人的雷同。

不过，这两种文化的不同之处也是很显著的，如典型的遗物石磨盘和石铲、石镰，两地表现出风格上的差异。裴李岗文化的石磨盘大都两端圆钝，状如鞋底；石铲较薄；石镰有锯齿刃。磁山的工具中，石磨盘则在一端或两端带尖；铲则较厚，有的两侧带肩或柄部作尖锥状；石镰很少，且刃部无齿，制作也较粗糙。更为重要的是从陶器上看，磁山文化中颇具代表性的、数量较多的陶盂和靴式陶支座，完全不同于裴李岗文化分布范围之内的各遗址。至于磁山文化中常见的陶器上的细绳纹，也在裴李岗文化中很少见到，偶尔在其晚期遗存中有所发现。这些区别，说明了两种地域相连的不同文化各自的特点。磁山文化遗存的碳14　断代在公元前6100年至前5600年前后，大约经历了50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

考古发现表明磁山文化的农业生产似乎比裴李岗文化前进了一步，达到了同时期各地农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在磁山遗址中先后清理出88　个储存粮食的窖穴，这些窖穴均有粮食堆积，有些是堆积很满的。这88　个窖穴中粮食总体积达109　立方米，折合重量为5　万公斤以上。经过科学家的灰像分析，鉴定为粟。由此可见，华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发展到磁山文化阶段，已达到一定规模了，这一时期与农业发生期，应该有较长一段的时间距离。在磁山遗址，还发现了一处制造石器的场所，分布着石块、石片、残石器和半成品。此外还发现了骨凿、骨针、兽骨、鱼骨及渔猎工具石弹丸、骨镞、牙锥、角梭等，说明采集和渔猎经济仍占一定的地位。

3。渭水经济区的大地湾文化在中原经济区的裴李岗文化和华北经济区的磁山文化不断发展的时候，渭水流域也活跃着许多母系氏族部落。这些部落与裴李岗人、磁山人很少交往。渭水上游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和中游的陕西渭南白家材遗址，是他们留下的丰富遗存，考古界称之为"大地湾文化"或"白家文化"。

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王营乡的邵店村东，清水河南岸。从1978-1982年，考古学家们经过5年的挖掘，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的大量房址、灰坑、窑址和墓葬，生产工具数以千计，还有大批生活用具、武器和装饰品。在这个遗址中，有距今7350-7800年之间的一批房址和墓葬，遗迹和遗物揭示出新石器时代早期渭水流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原始氏族的生活、丧葬习俗。

同中原和华北地区一样，大地湾人居住的房屋大多是半地穴式的窝棚，居住面积仅六七平方米，屋内地面也不那么平整，只有一层长期踩踏而形成的比较坚硬的硬土面。氏族成员死去以后，埋葬在深仅容身的长方形墓坑中，随葬品极少，表现出社会生产力低下，生活比较恶劣的情形。

在大地湾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生产工具主要是打制或略加磨制的石器，有斧、刀、铲、砍砸器、刮削器，还有些细石器，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氏族成员使用的陶器，有三足钵、筒状深腹罐、球腹壶和圈足碗等，这些生活用品的造型与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的同类器物都很相似，特别是陶器表面普遍带有绳纹，与磁山文化更为接近。大地湾文化遗存的自身特点是，交叉绳纹钵的口沿磨光并绘有紫红色的宽带纹；罐和碗的口沿常做成锯齿状；在钵的内壁发现有十多种彩绘符号；磨制石器很少，仅占石器总数的1／10。这些特点说明渭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独立的系统和渊源。它后来直接发展成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在渭水流域，与大地湾文化遗存同时存在的遗址主要有陕西境内的临潼（原渭南）白家村，华阴老官台、元君庙，渭南北刘、白庙，宝鸡北首岭，长武下孟村，长安芦坡头和眉县第二坡等等，其中以白家村遗址最具代表性。当时白家氏族部落的营地内，房屋都是与大地湾遗址相同的窝棚，不过室内面积稍大，约12　平方米左右，居住面也比较光滑平整，在略呈圆形的房子内，东北角有一个灶坑，南面有一台阶式的门道。遗址内发现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骨器、蚌器和陶制品。石器以磨制的居多，包括长方形石铲、长弓形两面刃石刀、石斧，以及打制的石刃和砍砸器；骨器有锥、刀、针、矛、锯、镞；还有蚌壳磨制的刀、镰及陶纺轮。这里出土的陶器，基本上与大地湾相同，盛行通体拍印细绳纹的圜底钵、三足钵、平底罐、三足罐、圈足碗，也发现了一些鼓腹瓮和器座。在白家文化类型的其它遗址，曾发现过较多的骨镞和网坠。因为大地湾、白家一类遗址都集中在渭水流域，有完全一致的文化面貌，考古界一致认为它们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这种文化的先民有些氏族曾翻越秦岭到达陕南的汉中盆地定居，西乡的李家村、何家湾都曾留下他们的遗迹。这部分渭水流域的移民，后来对江汉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做出了较多贡献。

4。海岱经济区的北辛文化以泰山、沂蒙山为中心的海岱经济区，在中国远古的氏族经济中占有重要的特殊地位。早在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泰沂山区和沂水、沭水两岸就活跃着一些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氏族。泰沂山脉中段主峰的鲁山南侧和鲁东南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及中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已近百处，其中临沂城东的沂、沭河之间的凤凰岭遗址，是1　万年前中石器时代猎人经常活动的营地，发现了丰富的细石器遗存。20世纪80年代之后，环鲁中南山地周围的兖州、曲阜、泰安、平阴、长清、济南、章丘、邹平、张店、青州、莒县、临沭和滕县等地，都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这类遗存由于50年代最早发现于江苏淮安青莲岗，考古界曾定名为青莲岗文化，后因该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并以滕县北辛遗址最为典型，遂重新定名为北辛文化。它的分布范围除山东半岛外，还包括江苏北部地区的洪泽湖东北一带，主要遗址有山东滕县北辛、兖州三因、泰安大汶口、江苏邳县大墩子、连云港市二涧村和淮安青莲岗等。碳14　测定这种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5300年至前4300年之间，其后发展为大汶口文化。

北辛文化也不是海岱经济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北辛文化之前，山东半岛及苏北地区的原始农业经济已经有二三千年的发展过程，所以北辛文化同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大地湾文化一样，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一阶段，已接近母系氏族社会经济繁荣时期。

北辛氏族部落集团已过着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在各遗址中发现的生产工具分为石器、骨器和蚌器几种。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制作也比较简单，常见有交互打击制成的扁平长方形或桃形石铲、上窄下宽的石斧和敲砸器等，磨制石器包括圆角长方形石铲、三角形无足石磨盘和圆角长方形石磨盘、石磨棒、石刀、石镰、石凿、石杵及匕首；骨角器有骨镞、鱼镖、骨匕、骨凿、骨梭、骨针、骨锥和骨笄等；蚌器有镰、针和镞；此外还有一些陶网坠。北辛文化的制陶业尚比较落后，陶器都是手制的，主要器形有鼎、钵、壶、支座和三足釜，其中以三足釜最多，特点非常突出，也有少量盆、盘和杯。早期阶段的陶器制作不规整，胎壁较厚，火候也不高。中晚期的陶器制作规整了，胎壁变薄，器物表面也增加了很多窄堆纹和篦纹，成组的窄堆纹陶器，是北辛文化的特点和标志。

5。东北经济区的兴隆洼文化东北经济区地域辽阔，远古社会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基本上可以划分为辽河流域、第二松花江流域和松嫩平原三个局部地区。考古发现表明，环渤海湾的辽河流域农业经济比其它两个地区先行发展，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兴隆洼文化是辽河流域的重要遗存。

辽河上游的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乌尔吉木伦河一带，公元前五六千年生活着一些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氏族部落，其中有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兴隆洼文化诸氏族，也有一些以采集和渔猎经济为主的氏族与之同时存在。

兴隆洼文化，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遗址而定名。这个遗址地处努鲁儿虎山麓大凌河支流的牤牛河上游丘岗上。发掘清理的氏族居住营地是经过周密规划、精心安排的。房址的布局排列整齐，井然有序，都是西北-东南走向，每间约50-80　平方米，最大的房间达140　余平方米，显得比黄河流域的同时期氏族居址高大宽敞。营地的周围有宽约2　米、尚存深度1　米左右的壕沟，是这个氏族营地的界限，也是一种防御设施。这是目前中国大陆远古居民最早的防御设施。

兴隆洼氏族先民使用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其中主要是用于掘土的打制的有肩石锄。很多房址中都放置着这种先进的生产工具，还有石铲、石斧、石锛、石磨盘、石磨棒和圆饼形石器等等。由石片嵌入骨柄凹槽的刮刀很有特色，是北方细石器工艺传统的产品。其它加工兽皮用的石刀和渔猎工具也比较多。骨器有锥、镖、针等，磨制都比较精良。在房址的居住面上，常常发现琢制的石磨盘和磨棒，有的房间里还出土了石杵。这些谷物加工工具，既可以加工农作物去壳脱粒，也可以用于加工采集的植物籽实。房址中发现较多的鹿角、狍骨和胡桃楸的果实硬壳，说明氏族营地附近广布森林，狩猎和采集经济仍占一定的比重。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黄河流域的诸新石器时代文化大体相当。

在兴隆洼遗址西北部的西拉木伦上游林西县白音长汗，是兴隆洼文化的另一个典型遗址，1989年发掘出房址17　座，也是成排分布、井然有序的，氏族营地外围同样有一条壕沟。生产工具则以梯形石铲为主，与兴隆洼遗址稍有不同。另外，兴隆洼遗址的房子没有门道，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房屋属于"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的居室最古老的形式，但白音长汗遗址发掘的房子却大多有向东的门，也反映了两地生活习俗的差异。总的看来，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主要的，属于同一文化系统。碳14　测定兴隆洼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6000-前5500年左右。

6。湘赣经济区的早期农业长江中游以南，河流纵横，湖泊密布，形成了方圆千里的水乡泽国。在这江河湖泊之中，江南丘陵以罗霄山脉为脊，高低错落，聚散于湘江、赣江两岸。以湘江流域至洞庭湖周围，和以赣江流域鄱阳湖一带的湘赣经济区，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经济区，丰富的水系和茂盛的山林植被为古代氏族部落提供了优越的栖息环境，从而发展了农业生产，创造出特色鲜明的物质文化。

江南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集中发现在洞庭湖周围和鄱阳湖一带两个区域，比较典型的遗址有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北秭归朝天嘴、宜都城背溪、枝江青龙山，湖南石门皂市、临澧胡家屋场和澧县彭头山等。

洞庭湖周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以石门皂市下层为代表，宜都城背溪、临澧胡家屋场等遗址都比较典型。在这些遗址中发现的生产工具较多，打制石器占相当大的比重，常见燧石打制的细石器，磨制石器主要是石斧，还有石网坠、石球等；骨器则有骨针和骨锥。

这一区域的氏族制陶工艺也相当原始。陶器是比较单一的夹砂或夹炭红陶，褐、灰陶仅有少量发现，许多陶器胎质为黑色，外涂红、白、黄色陶衣。制法全为手制贴塑法，即用手捏出器形，内外再糊上几层，比较容易破碎。器型主要是圜底器和圈足器，晚期出现了少量的三足器。日用器皿包括釜、罐、钵、盘、盆、碟和少量的鼎、小口壶、支座等。陶器上的纹饰是其它地区普遍流行的绳纹，拍印得比较浅而乱，其次有刻划纹和篦点纹。

各遗址都发现了一批动物骨骸，有水牛骨、鳖腹甲、鱼骨、蚌壳等，水生动物较多。

从石门皂市等遗址反映的文化面貌，表明新石器时代早期洞庭湖周围的经济生产还很落后，采集和渔猎经济仍是当地氏族的主要经济活动，丰富的水生动物资源是他们的重要食物来源。大量细石器的出土正是脱离中石器时代时间不长的反映。对皂市和城背溪遗址的遗存碳14　测定，年代在公元前5750-5480年前后，与黄河流域诸文化的年代一致，但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看来是比较低下的。由于缺乏典型的、系列的农业生产工具，也许这一带的农业生产还未发生，或刚刚出现以木、竹器为工具的点种方法，处于初期阶段。近年来洞庭湖周围彭头山文化的发现，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收获，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湘赣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经济状况。

湖南省西北部的澧阳平原，介于武陵山余脉与洞庭湖盆地之间，为过渡地带，东连湖区，西北部近山地，属河湖冲积平原。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的植被多杉木和湿生蕨类孢子植物，为暖性针叶林为主的森林--草原环境，气温较现代略低。距今8000年左右，这一带生活着以彭头山文化为代表的氏族部落。

彭头山文化以1988年发掘的澧县彭头山遗址命名。该遗址坐落在县城西北的一个小山岗上，周围地势开阔平坦，北有涔河，南有澧水，氏族营地既发现了一些大小不等的房址遗迹，也有灰坑和墓葬。从生产工具看，石器可以明确区分为细石器、大型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类，其中磨制石器数量很少，细石器较多，体现出强烈的中石器时代文化色彩。

彭头山文化的细石器有刮削器、锥形器、雕刻器几种；大型打制石器仅有砍砸器、刮削器和石锤；磨制石器数量虽少，但普遍加工较精，通体细磨，表面光滑，已掌握了切割、细磨和两面钻孔等技术。生产工具只有功用不明确的石斧（体小，形似斧，刃似锛），其它磨制石器有小型的管、棒类饰件。从石器的情况和遗址的地貌、孢粉分析，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稻作农业处于发生不久的初期阶段。陶片中夹杂着许多稻壳，因全部炭化、形态不完整，尚不能确认为人工栽培稻。不过，考虑到距今7000年前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已有较发达的稻作农业，彭头山文化出现初期稻作农业应该是可能的。

这一部落的制陶业尚处于原始阶段，陶器采用直接捏塑成型和用泥片贴塑成型两种方法。全部陶器没有明显的夹砂陶和泥质陶之分，大量掺杂稻壳。胎壁普遍较厚，器底尤甚。陶片断面清楚可见泥片形成的分层现象。器物大多工艺粗糙，整体歪斜，器表凸凹不平，口沿也不规整。内外表面多经刮削、抹平，有的内壁未经刮还抹留有手指按压的痕迹。主要器形有深腹罐、筒形釜、盘、盆、钵、碗、碟和支座等。这些器物大部分造型简单，没有固定的形态，许多器物种类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普遍的特征为圜底、无沿、厚胎、厚底、表面滚压绳纹。

彭头山文化的基本面貌和碳14　测定数据，都早于湖南石门皂市下层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是目前长江流域发现的时间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是大溪文化的源头之一。

由于彭头山文化的典型遗址发现不多，对于这种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基本面貌还缺乏更细致深入地了解。彭头山氏族部落与稍晚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所代表的氏族部落究竟是什么关系，考古界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是，彭头山文化和石门皂市遗址下层一类文化遗存的发现，清楚表明早在800多年前，洞庭湖周围乃至湘江流域就生活着一些原始部落，在从事渔猎经济的同时，已开始进行稻作农业生产，为氏族经济的繁荣做出贡献。

鄱阳湖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同洞庭湖周围一样，也表现出较强的中石器时代文化色彩。仙人洞遗址是鄱阳湖东岸怀玉山北麓的一个遗址，在万年县城东北15　公里的一处山坡洞穴内。这个洞穴曾居住过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氏族成员，文化堆积中出土了许多生产工具，其中打制石器较多，一般仅打出刃部即行使用，很少进行第二步加工修整。常见的生产工具有砍砸器、刮削器、盘状器等。磨制石器较少，制作也比较粗糙，器类十分简单，主要有扁圆形穿孔石锤、两端尖的石矛以及个别的石凿。遗物中还发现许多针、锥、凿、镞、鱼镖等骨角器和尚保留外壳的穿孔蚌器。这批生产工具普遍制作简单，显示出从中石器时代刚刚进入新石器时代不久的状况。

在这个洞穴中的较晚堆积中，发现的生产工具也是打制与磨制石器共存，并仍有较多的骨角器和蚌器，器形与较早阶段的大都相近，说明这两个阶段是互相衔接，承袭发展的，时间相去不远。但新出现了磨光的扁平石锛、骨矛和带梃的蚌镞。上层的陶器质量也比下层的有明显进步，由过去质地粗糙、内壁凸凹不平的夹砂红色陶器演变成制作较好的夹砂红陶、夹蚌壳粉红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等多种质地的罐、豆、壶等。这种演变状况，与洞庭湖周围的制陶业发展规律完全相同。

在仙人洞的遗存中，上、下层都发现了多处火堆遗迹，同时含有大量野生动物和螺蚌介壳，没有发现家畜的骨骸。根据上述现象，清楚地表明当时氏族的经济生活主要依靠狩猎、捕捞和采集，还没有稳定的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

总的看来，湘赣经济区的两种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比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北辛文化、大地湾文化等表现出更多的原始性。氏族的迁徙性较强，没有出现稳定的定居生活和农业经济，采集和渔猎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洞庭湖周围鄂西地区和澧水流域的氏族部落，已经有了初步的农业生产技术。经济发展水平或许略高于鄱阳湖一带的氏族。彭头山的遗址的发现，为长江流域稻作农业的产生和初期发展阶段树立了一个标尺，在中国远古经济史和农业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为进一步发现与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宝贵资料，具有深远的意义。

7。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经济特点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的经济发展从物质文化遗存来看，表现出社会生产力水平是相当低下的，当时氏族先民的生活状况十分艰苦。经济发展概况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农业生产很原始，采集和狩猎、捕捞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有的地区渔猎经济尚居主导地位，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十分稳定的定居生活和一定规模的农业。

黄河流域的诸文化遗存，从房址、墓葬、生产工具和陶器看，原始农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许多遗址都发掘出大量动物骨骼，主要是野生品种。磁山遗址虽然农业经济比重很大，也出土了鸟类、兽类、鱼鳖类、蚌类等23　种动物，其中有猕猴、狗獾、蒙古兔、花面狸、金钱豹、东北鼢鼠、梅花鹿、马鹿、四不象鹿、獐、狍、赤鹿、短角牛、野猪等，还有豆雁、鳖、草鱼、丽蚌的遗骸。属于家畜类的只有狗、猪和鸡。这个动物群落的发现，证明当时黄河流域各地氏族部落的经济类型承袭了中石器时代的传统生产方式，即狩猎和采集经济占相当大的比重。

华北动物群落的发现，也给我们提供了距今七八千年前黄河流域人们生活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生活内容。当时华北一带气候温和，比现在平均气温高2-3℃。各氏族营地附近芦草丛生，有较多的湖泊沼泽；远处则有茂密的森林，野兽成群出没其中。如猕猴，今日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带；花面狸则是亚热带的种类；鱼鳖和丽蚌的较多出土，说明聚落附近河流水域宽阔，流量大，水产很丰富。这些环境给氏族成员提供了良好的采集、捕捞和狩猎的场所。猎获的动物既有大型的猛兽，也有中小型的，既有随季节变换而迁移的雁类和鹿类，也有常年栖息当地的动物，说明狩猎活动是全年进行的重要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日常普遍掌握的经济生产手段，而不是间歇的、闲暇的活动。这种状况表明，由于农业还不足以维持食物需要，氏族成员必须从多方面获得补充来生活。

在发明农业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妇女，继续承担着采集活动的生产分工。新石器时代人们的采集活动比农业生产更不受季节的限制，采集范围也比中石器时代更加广泛，其中主要是对野生植物类的采集，也包括对昆虫及幼小动物的捕捉。

对植物类的采集品很多，在考古发掘中很难寻觅到当时的采集品，一些遗址中仅保存着少量植物果实的坚硬皮壳和炭化的籽实，如棒子、胡桃和小叶朴等。实际上，氏族妇女在日常采集活动中，必然也把一些植物的块根、各种鸟卵、蜂蜜等做为重要的采集对象。另外，由于大量草本植物的籽实难于留下遗迹，所以并不表明当时很少采集草本植物的果实。根据民族学的材料推断，古代氏族先民在一年的各个季节里都有相应的采集活动。春季和夏季，妇女们多采摘植物中可食的嫩芽、嫩叶和花朵；秋季在收获较多果实时，也挖掘一些植物的块根和块茎。此外，她们还挖掘各种野菜和采集木耳、蘑菇等菌类。在气候温暖湿润的江南地区，采集的对象就比华北更多了。

捕捉昆虫和各种小动物充饥，也属采集经济的范畴。新石器时代的先民捕捉的介虫类有河蚌、螺蛳、螃蟹、蜗牛等；昆虫类有黑壳虫、天牛、蟑螂、蚱蜢、蜂蛹、蜻蜒等；另外还有壁虎、蜥蜴、青蛙、蛇、田鼠之类小动物。所有这些已经为考古发掘、文献记载和民族志材料所证实。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都有营地面积小、房地少、文化堆积薄、生产工具简单、陶器制作粗糙的共同特点，说明当时氏族的迁徒性较强，有的氏族成员还住在山洞中。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低下的。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具有更为原始的色彩。②经济生产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强大制约，人们还缺乏改造自然的能力。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一定差异，存在着不平衡性，并且预示着不同的经济形态发展方向。

在远古社会里，选择什么样的环境来生活，是人类生存所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在最近十几万年的时间里，人类最初只是使用打制石器和木棍等简陋的工具去获取食物，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各种危险。人们完全不懂得自然界的规律，几乎无力对付自然界强大的力量。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选择适合生存和繁衍的环境已成为各氏族最关心的大事。离开了群体，离开了适合生存的环境，就意味着死亡。后来，在自然界的威胁下，人们不断地迁徙，在选择生活环境的迁徙中度过了中石器时代。

到了距今1　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出现了，土地开始把谷类作物奉献给劳动的人们，氏族开始在得到粮食的自然环境中比较长期地定居下来。这种逐渐安定的生活，使氏族成员的较多时间用来制造种类更多的工具，特别是磨制石器和烧制陶器、制作工艺品来充实美化自己的生活。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经济出现时起，中国的黄河流域就到处有比较稳定的氏族部落活动的踪迹。从渭水流域的大地湾--白家文化、华北的磁山文化、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到山东的北辛文化，各地的文化面貌表现出早期农业经济极大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黄河流域大体相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动植物群落所决定的。

但是，生存环境不同、经济形态和发展水平就不同。中原和华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较快，华南地区生活在山洞里的氏族就仍停留在采集和渔猎经济状态之中。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发现的精致的磨光石器、种类较多的陶器和窖藏谷物，是洞庭湖、鄱阳湖地区的人们很难想象的。仙人洞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都表现出极大的原始性。氏族成员经常生活的地方，发现了一些烧火堆遗址，篝火都没有坑穴，在平地架起，只是底部垫上一些大石块以利通风燃烧，火烬中可以找到一些兽骨、蚌壳及少量破碎的陶罐。仙人洞遗址的年代与裴李岗文化同时，却没有发现农业经济的迹象。而西南地区怒江中游的一些氏族，当时却完全过着中石器时代的生活。所以，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各地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在自然条件的强烈影响下，这种经济生产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不仅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拉大了各地的距离，而且在很大程度影响了各地氏族部落沿着不同的经济形态方向演变。例如东海、南海上一些岛屿居民，采集和渔猎经济一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仍在继续发展；而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很多地区，农业经济到近代还没有出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经济形态的差异，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发生时起，就开始表现出来了。

③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氏族部落彼此交流，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在中石器时代，氏族集团的迁徒流动性很强，在不同的地域但自然环境相似的条件下，采集和狩猎的技术与经验得以广泛地交流与传播，因而无论欧亚大陆还是美洲、大洋洲，细石器工艺传统都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

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经济的出现，使人们从季节性的定居生活转变为较长时间的定居，这种定居生活加强了文化的地域性，从而产生了相对封闭的特点。逐渐形成的生活习俗的差异和图腾崇拜式原始宗教，更加强了这种独立性和封闭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经济背景。考古发现表明，在一种文化的中心区域，这种文化的特点特别明显而强烈，而两种或三种文化的交界、接触地带，则文化遗存中必兼有几种文化的因素；同时，在交通不便的深山丛林中或聚落极其稀少的地方，文化遗存不仅特点不突出、遗物很少，而且大都表现出落后于同一时期其它文化的面貌。

裴李岗文化的中心在嵩山周围，磁山文化的中心在华北平原西部边缘、太行山东麓的冀南豫北地带，这两种文化呈犬牙交错的分布，交流与融合使这一带的经济发展较快，因此产生了仰韶文化的后岗类型、大司空类型和物质遗存丰富的龙山文化。由于这一带农业经济基础坚实雄厚，人口密集，物资交流方便，所以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商族几经选择，最后把国都确定在这里的安阳。

不同的文化的交流使先进的生产技术得以传播与推广，压印篦点纹深腹陶罐的制作技术，在中原和华北起源，很快成为辽河流域原始居民习惯使用的器皿；而在陶器表面拍印绳纹，几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交流与传播，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在交通工具尚未产生的时期，或交通工具很难使用的地区，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影响。直到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中国西南的横断山一带高山峡谷中还生活着以采集和狩猎经济为主的氏族部落，就是交通闭塞造成的。交流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经济中已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经济的上述特点，是在人类不断战胜自然条件的种种限制，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表现出来的。随着人类对自然界征服力量的加强，这些特点则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比如渔猎经济形态的减弱等。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同文化的同一性也日趋发展了。

（二）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经济状况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先后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发展阶段。这是氏族制经济繁荣发展的阶段，黄河两岸、大江南北的原始农业和手工业发展速度比新石器时代早期更快了。新的农业生产工具逐渐增多，农作物的品种和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地提高；制陶工艺更加成熟，各地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陶窑和制陶方法，薄胎陶、白陶等体现先进技术的产品有越来越多的发现，并已出现慢轮修整技术；玉石器制作工艺在东部沿海地区的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一带成绩非常突出，切割、抛光、钻孔等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竹木器、骨角器制造和加工业也比过去有较大发展，一些地区出土的工艺品成为中国古代奇珍异宝；随着手工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土木建筑和造船工业也呈现出新局面；丝麻纺织业继续发展，出现了养蚕业和一些纺织新技术；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远古水陆交通的发展，以物易物的交换范围不断扩大，开始出现专门为交换而制作的商品；与此同时，采集和渔猎经济继续做为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仍是氏族成员经常从事的生产活动。总之，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在这一阶段里各个领域都发展较快，并加强了各个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中国的氏族社会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呈现出同一性的趋势，但在一些文化的中心区域仍保持着浓厚的地方特色。这种社会发展的同一性和地方特色为此后华夏民族的融合及多民族的文化结构孕育出雏形。

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长达两千年的历程中，最富代表性的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其它有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及华南地区的一些原始文化。与此同时，辽东地区、松花江及嫩江流域、闽江两岸及四川盆地也都有一些氏族部落生息繁衍，开发着当地的自然经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黄河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居于领先地位，长江流域的原始经济几乎与之同步发展，其它地区则相对落后一些，他们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分别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大地上依山傍水几乎到处都有当时人们活动的踪迹，各氏族部落的先民用辛勤的汗水，创造性地开拓着远古的中华锦绣江山。

1。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经济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典型文化，以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现而命名。这个遗址从1921年发现以后，曾经做过多次调查和发掘。1980-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仰韶村揭露氏族营地面积两千多平方米，发现了一批房址和窖穴，出土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等六百余件，进一步明确了这种远古文化的重要意义。由于分布地域比较辽阔，包括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和内蒙古中南部广大地区，所以根据一些地方特征把这种文化划分成几种类型，主要有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史家类型、西王村类型；豫西地区的庙底沟类型；郑州一带的大河村类型；河北和豫北的后岗类型、大司空村类型；豫南的下王岗类型，等等。这些不同类型在地域上既有交叉，在时间上也有先后，不过总的来说，它们具有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农业部落的许多共同特点，并分别与周围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及屈家岭文化有一定交流。在与各地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仰韶文化对周围地区的影响显得更为突出。

仰韶文化是继承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而来的，社会经济比原始农业初期阶段有了较大的发展。各地氏族部落在河谷阶地上营建了大大小小的部落，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氏族成员主要从事农业生活，同时饲养猪、羊等家畜，兼营狩猎、采集和捕捞水中的鱼蚌。这一时期的原始手工业也比较发达，制陶业、石器制造和其它手工业技术在各种类型的氏族经济生产中普遍得到推广和传播，一些先进技术已影响到长江流域和东北、西南地区。仰韶文化的两千年发展，既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原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

（1）农业和家畜饲养仰韶文化各个部落继承了前仰韶时期各种文化的传统生产方式，农业生产仍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粟的遗存在各重要遗址中经常发现，如西安半坡一座房子内的罐、瓮中都盛放着粟，另一座房子的小窖穴中也发现了粟壳遗存，特别是有一个窖穴中粟壳堆积达数斗之多。在重要遗址北首岭、泉护村、下孟村、王湾，也都发现了或多或少的粟壳。临潼的姜寨遗址，还发现了另一种耐旱作物黍。靠近长江北岸的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了稻谷痕迹。此外，在洛阳孙旗屯、郑州林山砦、淅川下集等遗址，也都发现了粮食遗迹。上述情况表明，仰韶文化范围内的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粮食作物品种不仅是一种粟。同时，人们还掌握了蔬菜种植技术，半坡遗址的一座房子内，一个陶罐里装满了已经炭化的白菜或芥菜之类的茶籽。

仰韶文化处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和土地轮休的耕作方式，生产水平仍比较低下。早期阶段可能有尖木棒等木质工具及石铲、石锄等挖掘土地。这时的石斧大多形体厚重，横断面呈椭圆形，适于砍伐林木以开垦荒地。收割农作物则用两侧有缺口的长方形石刀和陶刀。加工粮食使用石磨盘、石磨棒和木杵、石杵等。中晚期的庙底沟、大河村类型，出现了大量舌形或心形的石铲，磨制得比较平整光滑。在临汝大张村、郑州大河村等遗址，还出土一种大型、通体磨光的长条形石铲或有肩石铲。这一时期收割谷穗改用磨光的长方形石刀，有的还带穿孔。这些工具都比早期的半坡类型有所进步，生产效率也因此得到提高。

家畜饲养业比新石器时代早期也有一定进步，饲养的家畜有猪、狗和羊，马的骨头也有少量发现。鸡骨发现较多，可能已经驯化为家禽了。

（2）采集和渔猎经济仰韶文化时期，黄河中游各部落的采集和渔猎经济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当时的采集品中有榛子、栗子、松籽和朴树籽等，还有水中的螺蛳。其它如植物块根、鸟蛋、蜂蜜以及昆虫等，也是采集的对象，这些与过去没有多大区别。

各氏族营地附近，都有大小河流和比较宽阔的水域，水产十分丰富，利于捕捞活动。遗址中普遍发现了石、陶制网坠和骨制鱼钩、鱼叉等工具，说明当时氏族先民的捕捞方法既有网捕，也有垂钓和投叉击刺。许多遗址的彩绘陶器上都有鱼网的描画。半坡类型的彩陶盆内及其它一些彩陶器皿上常有鱼网纹和鱼纹，显然是长期捕捞活动的真实写照。

狩猎主要是男子从事的活动，一般集体围猎较大和较凶猛的野兽。半坡遗址出土的猎获物骨骼较多，有斑鹿、水鹿、竹鼠、野兔、狸、貉、獾、羚羊等等，有的遗址还出土了一些飞禽的骨骼。狩猎所用的工具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用骨、石、角磨制的箭头，有三角形、柳叶形、带翼和圆锥状等十多种不同的形式，都磨制得很锋利。还发现了较多石、角制的矛头和投掷用的石球。从这些遗物可知，当时的狩猎方法包括射击、投掷和集体围打等几种，鹿是狩猎的主要对象。

（3）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仰韶文化的手工业经济与农业、畜牧业经济一样，主要从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活动，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已普遍存在，商品经济的萌芽还没有产生。在各个部落里，氏族成员从事的生产劳动主要是以性别和年龄为分工的。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些专业性技术，开始由氏族内部长期从事、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成员掌握，这些专业分工尚不十分明确和规范。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制陶业和制石、制骨、制革、纺织、编织等。

（4）制陶业仰韶文化的制陶业比较发达，制陶技术最能代表当时的手工业经济发展的水平。从考古发现看，各部落都掌握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包括选用陶土、塑坯造型、烧制火候等一系列技术和绘画、贴塑装饰的工艺。不过，制坯还停留在手制阶段，不少小件器物仍采用直接捏塑的简易方法。仰韶文化中期以前，一般都采用泥条盘筑法制坯造型，后来出现了用慢轮修整口沿部分的技术。制陶的工匠能够在器物表面施加各种纹饰，有的用特制的模具拍打，有的用工具刻划，有的装饰主要是为了加固器体，有的则仅仅是为了美观。其中装饰作用最明显的是彩陶花纹。仰韶文化各种类型遗址发现的彩陶花纹形式与风格互有区别，但也有它们的共同特点。早期以红地黑彩或紫彩为多，中期流行先涂绘白色或红色陶衣为地，再加绘黑色、棕色或红色的纹饰，有的黑彩还镶加白边，十分美丽。绘画所用的颜料、磨砚、研磨锤等工具，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遗址的营地、墓葬中都有发现。从彩陶图案纹饰的痕迹分析，当时绘画已经使用毛笔一类较软的工具。

各地的居住营地中，有专门烧制陶器的窑场和作坊。目前已发现仰韶文化各时期的陶窑上百座，构造分为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以横穴窑最为常见。横穴窑是较原始的一种陶窑，由火膛、火道、窑箅和窑室四部分组成。其特点是火膛、火道与窑室作横向排列，窑室在火膛后方并略倾斜向上，两者通过两条或更多的火道相连。窑室底部为窑箅，上有箅孔（即火眼），火苗经过火道和火眼进入窑室。横穴窑还可依其火道和箅孔的长短、形状而细分为四种形式。至于竖穴窑，主要特点是火膛位于窑室的下部，两者基本相垂直。如在偃师汤泉沟所见的一座典型的竖穴窑，火膛中还立木柱以支撑上部有7个火眼的窑箅。

仰韶文化的陶器，主要是泥质红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几种，也有一些泥质黑陶和夹砂灰陶器。半坡类型的陶器主要是夹砂陶罐、小口尖底瓶、钵和卷沿彩陶盆。器表多饰绳纹、线纹、锥刺纹、指甲纹和弦纹，彩绘图案是在钵的口沿外绘画一周紫色、红色宽带纹、盆的内外绘画人面、鱼、鹿、植物等象生性花纹和三角形、圆点组成的几何形图案。在圜底钵口沿的宽带纹上，发现有二十多种不同的刻划符号，可能是中国古代文字的渊源。庙底沟类型的陶器主要有曲腹碗、曲腹盆、小口尖底瓶、小口平底瓶、斜沿罐、釜、灶等，彩陶纹饰除象生性的蛙纹外，最富特征的是大量以圆点、曲线、涡纹、弧线、三角涡纹、方格纹组成的繁杂图案。西王村类型是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存，彩陶已很少，出现了一批形制较小的泥质红陶平沿盆。后冈类型的陶器以红顶碗、钵、圜底罐形鼎居多，彩绘纹饰流行成组的平行短线，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大河村类型的仰韶文化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早期阶段的文化特点基本上与庙底沟类型一致，陶器种类与彩陶纹饰也大体相同，不过更多的彩陶施以淡黄或白色陶衣；这种类型的晚期文化堆积很典型，陶器主要有各式鼎、盆、钵、壶、瓮、罐、豆、甑、缸及大口尖底器，彩陶花纹有六角星纹、太阳纹、星月纹、网纹、～纹、X　纹等等。大河村类型发展到最后阶段，有许多因素与相邻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湖北屈家岭文化相同或相似，表现出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同一趋势。大司空村类型是在后岗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这时期的陶器以灰陶为主，红陶降于次要地位，代表器型的直口圆唇折腹盆、敞口浅腹盆、斜腹或折腹钵、碗、罐等，刻划与拍印纹饰与仰韶文化其它类型一致，彩陶风格如纹样则较为特殊，在暗褐色地上施黑、红二种色彩，花纹为弧线三角、曲线、波浪等，断续构成带状图案，其间并缀以叶纹、S　纹、同心圆纹、睫毛纹等。下王岗类型是仰韶文化早期阶段最南部的一个类型，分布于豫南唐河、白河流域和鄂北汉水中游一带，可能是裴李岗文化移民的后裔创造的一种古老文化。这种类型的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红陶为主，种类包括罐形锥足鼎、钵、罐、盆等，有些器物与半坡类型的极为近似，鼎与长颈壶与裴李岗文化有一定渊源。这种类型的晚期阶段陶器种类增加，彩陶也以红地黑花或灰衣红彩居多，纹饰有条带纹、三角纹、斜十字纹、叶纹、涡纹和方格纹。

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各种类型的制陶业，在近二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非常稳定。总的趋势是泥质红陶和彩绘陶器逐渐减少，灰陶、黑陶的比重越来越大，最终发展到以黑陶为主的龙山文化时期。

（5）石器制造业和其它手工业仰韶文化的石器制造业比较发达，早期打制的多，使用直接打击法，制出的砍砸器和刮削器往往不加修整即行使用，比较粗糙。中期以后，磨制石器已明显占居主导地位，器形也有很大改进，数量大批增加。各类型遗址中出土的磨制石器，都是先打出初坯然后细致研磨成器的。与磨制相联系，切锯石材和穿孔的技术普遍使用，穿孔石斧在各遗址都有发现。穿孔主要使用钻穿，但往往先凿出浅窝再施钻，也有的是先磨出凹槽而后施钻的。穿孔石器是为了更好地装柄以制成复合工具，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从农业生产工具看，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中盛行的石镰这时已很少见到，而代之以更易加工、大量生产和使用的石刀，成为收割粟黍类谷物的重要工具。仰韶文化较晚阶段，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肩石铲、长条形石铲、心形石铲、使挖土的速度加快，耕种面积也必然扩大了，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仰韶文化的石器有几个特点：第一、普遍存在带缺口的石刀和长方形石刀，这类石刀在北方和长江流域则少见或没有发现；第二、石斧多、石锛少，这一点和长江流域相反，说明长江流域的木工作业更为发达，可能与干栏式建筑和造船业有一定关系；第三、横剖面呈椭圆形的梯形棒状石斧较多，长江流域则以扁平梯形石斧为多。这些特点，与各地的经济生产有密切联系。仰韶文化的手工业生产活动相当多，制革工业具有突出的地位。黄河流域和北方广大地区，冬季的寒冷季节时间较长，除了房屋内必须设有火塘（灶坑）外，还要有皮革制成的衣服保暖，此外在生活中需要的革带、箭囊等也比较多，所以制革是中原一带普遍流行的工艺。尽管磨制石器已相当发达，但从方便、实用的优点来看，经常从事制革生产的氏族成员还是习惯使用打制的石片刮削器和利用破碎的硬陶片加工成的刮削器，许多打制的石片刮削器刃部非常锋利，是磨制石器代替不了的一种最有效的切割工具。各遗址普遍发现的陶锉，是一种通体制成颗粒状麻面的鞣制皮革工具。陶锉的发现往往做为仰韶文化的一个判断标志。

当时的纺织、编织业也比较发达，在一些遗物上见有布纹、绳纹、蓝纹和席纺，都是纺织和编织业的反映。个别遗址中还曾发现养蚕的遗存，1960年在山西芮城西王村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中出土了一个陶制蚕蛹；1980年在河北正定南杨庄遗址也发现了陶制的蚕蛹，这件惟妙惟肖的陶制工艺品两端圆钝，颜色灰黄，长2　厘米，中部腹径0.8　厘米，身上横刻8　周划纹，头部蛹形清晰。这些遗物和遗迹的发现证明在仰韶文化时期，氏族先民不仅熟练地掌握了葛麻纺织技术，而且懂得了利用蚕丝进行纺织生产的经验。各遗址大量发现的陶纺轮、石纺轮形制多样，大小不等，也证明了当时纺织业的发展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从各地考古发现的情况看，长江流域的丝麻纺织业比中原地区更为发达，仰韶文化的纺织技术，也许受到江南地区更大的影响。仰韶文化的骨角制作工艺进步较快，许多遗址都发现了用于农业生产的骨铲、骨刀；用于缝纫的骨锥、骨针；用于狩猎的骨镞、骨矛；用于捕鱼的鱼钩、鱼叉；用于装饰的骨笄、骨管、骨珠等等。骨角器已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骨器的制作与砥磨石器相仿，只是更为细致，如在骨针上穿透针眼，在多数情况下是先挖磨出一个小洞槽，再在槽内钻眼。这一时期的各遗址中，发现的骨镞以千百计，其中如半坡遗址比较先进的骨镞，中间起脊、两侧有翼、圆梃尖锋，杀伤力很强。捕鱼用的带有单倒钩或双倒钩的鱼叉、鱼钩，也是骨角手工业的精致产品，上述工具和武器，说明骨角制造业在发展生产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另外，仰韶文化一些遗址还出土了许多骨、角雕刻制作的工艺品，除了装饰品外，还有与艺术、宗教有关的作品。在陕南的西乡县何家湾仰韶文化遗存的一个早期窖穴中，曾出土一件骨雕人头像，是用兽类的肢骨雕刻的，高2.5　厘米，眉、眼、鼻、嘴、耳都刻划得比较细腻准确，比例匀称。这件六千多年前的骨雕艺术品，生动地说明了仰韶文化先民骨角器制作工艺发达的程度。

2　。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的经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黄河上游地区，原始氏族部落的经济发展到了马家窑文化阶段。

马家窑文化以甘肃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以陇西平原为中心区域，东起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北部，北达甘肃北部和宁夏南部，南抵四川北部一带。碳14　测定表明，这种古老文化所经历的时间大约从公元前3300年到前2050年，晚期已进入夏王朝时期的齐家文化阶段。各地考古发现的情况表明，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庙底沟氏族部落向西迁移发展，与当地另一种古老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典型遗址有临洮马家窑、兰州青岗岔、永昌鸳鸯池和青海乐都柳湾、西宁朱家寨、民和马厂塬等20　多处。

马家窑文化诸部落，为发展黄河上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绚烂多彩的陶器装饰艺术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这个文化群体的居民以经营旱地农业为主，大田作物主要种植粟和黍。

这两种谷物的遗存曾分别发现于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窖穴和兰州青岗岔的房址中。另外，在青海柳湾墓地的许多墓葬中，也都发现有装在粗陶瓮中的粟，说明这种作物是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粮。各个氏族营地的房址和公共墓地的随葬品中，发现了大量农业生产工具，用于翻地的石铲通体扁薄，略呈长方形，效率很高；收割用的农具很多，主要是石片磨制的和用陶片改制的爪镰，形状有长方形穿孔的和两侧打成缺口的两种。在镰刀中有一种形制很特殊，也是长方形，但在一端刻成锯齿，为马家窑文化居民所独创。谷物加工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杵和石臼等。

马家窑文化的氏族先民在日常生活中还饲养猪、狗、羊等家畜，有些氏族墓地的墓葬中用整只的猪、狗或羊随葬。这一现象是家畜饲养业比较发达的证明，其经济发展水平与丧葬习俗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有些类似。当时饲养的家禽仅见鸡一种，数量尚不多。

虽然农业经济比较进步，采集和狩猎活动仍是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各遗址中大多发现了石镞、骨镞、石球等。发现的野生动物骨骼较多的是鹿，野猪等。

在社会生产中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专业技术分工，原始手工业主要是制陶业、石器制造业、木工作业、纺织业几种。

马家窑文化的制陶业十分发达，制陶工匠可能已有更多细致的技术分工。已经发现了一些规模很大的制陶窑场，如该文化较晚阶段的兰州东郊白道沟坪遗址的一座窑场，紧临黄河北岸，高出河面约60　多米，共发现5　组12　座陶窑，还有一些已被后代破坏的陶窑残迹。每组陶窑共用一个烧火坑，各窑的窑门都朝向这个烧火坑。窑场中有一个备料坑，里面装有制造陶器的熟料和余料，其中的红胶泥条正与马家窑文化诸遗址出土的大量泥条盘筑而成的陶器相印证。窑物中还出土了用于研磨颜料的石板和调色配色用的陶碟，这种陶碟是分格式的，上面还清楚存留着紫红色的调料，这些都是描绘陶器花纹的实用工具。白道沟坪窑场发现的遗迹遗物表明，当时的制陶工业中包括淘土备料、制作熟料、制坯、彩绘、火工、成品包装运输等一系列工序，掌握多工序有关技术的制陶工匠应该是有相应分工的。窑场的各窑室都呈方形，窑箅上有9　个火眼，三三排列，非常整齐。与这个窑场同时的兰州青岗岔陶窑，以及更早一些时候的陶窑，窑室也都是方形的，这是马家窑文化陶窑的一大特点，与黄河中游普遍流行的圆形窑室判然有别。

大规模而又分组排列的窑场，充分显示了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氏族成员有组织，有分工地进行生产劳动的情况。在这类窑场里生产的陶器，显然不仅是为了氏族内部的生活需要，必然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用来同其他氏族或部落进行交换。青海柳湾氏族墓地中，随葬的陶器就达1　万多件，其中有的大墓，几十件类型一样的精美彩陶壶排列随葬，既是氏族制后期一些特殊地位的人拥有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也是交换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柳湾墓地晚期的不少墓葬中都发现了海贝和石质、骨质的仿贝制品。贝类是夏商时代的一种货币，它本身也是从遥远的东方沿海地区几经辗转而交换得到的。由此可见，马家窑文化晚期已经产生了商业性质的交换的萌芽。

与制陶业相比较，石器制作技术还显得有些落后。当时的石制工具多属磨制，常有穿孔，少数地方仍保留着中石器时代盛行的细石器工艺传统。柳湾墓地发现了嵌有石叶的骨柄刀，是一种有多样用途的复合工具，主要用来切割和刮削兽皮。这种骨柄刀是中国北方原始氏族一种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工具，南方未有发现。

马家窑文化的居民木器制作技术比较发达，虽然没有出土日常生活使用的木器，但木作工具石斧、石锛、石凿等有普遍发现。柳湾墓地中马家窑文化早期的墓葬共257　座，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以梯形木棺为葬具。木棺经鉴定为松柏类树干所制造，棺的四壁由木板围拼而成，四角采用"穿榫法"接合，即边壁挖槽，端壁作榫，合缝贴接紧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木工作业的水平。

纺织业也比较发达，在手工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各氏族墓地发现了很多石、陶制纺轮，其中仅柳湾墓地的纺轮就数以百计。这些纺轮大小差不多，制作都很精致，有些纺轮的正面、背面甚至侧面都饰有各种不同的几何形花纹，主要是用刻划或锥刺的技法画出的。这些巧妙的艺术装饰表明，纺轮不仅是妇女们实用的纺织工具，也是她们很喜爱的一种艺术品，反映了氏族妇女在生产活动中的生活精趣。在柳湾的许多墓葬中，人骨附近发现了布纹痕迹，据研究是麻布一类衣服的遗迹。马家窑氏族部落的纺织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马家窑文化的人们还制造各种装饰品来美化自己，一些善于制作装饰品的手工工匠表现出较高的技艺，在墓葬中发现很多石臂饰、绿松石雕饰、串珠、蚌饰等。另外，在柳湾墓地还发现一些墓葬中随葬着矢箙，是一种用桦树皮制作的，表面刻有各种几何形花纹，形制很独特。这些手工作品，反映了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全面发展情况。

3。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的经济黄河下游鲁中南及东南丘陵地区，包括江苏淮北一带，自公元前4300年至前2400年左右，处于原始文化繁荣阶段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历时近2000年。大汶口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基本上同步发展，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氏族部落集团的势力，曾在较长时间影响到豫中平原和辽东半岛等地。

大汶口部落的居住营地和公共墓地，至20世纪80年代已发现上百处，主要有山东泰安大汶口、安丘景芝镇、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胶县三里河、日照东海峪、诸城呈子、茌平尚庄、前寨和莒县陵阳河，还有江苏北部的邳县刘林、大墩子及新沂花厅村等。在这上百处遗址中，出土了极其丰富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清理出许多房址、窑址、窖穴、灰坑和其它遗迹，使我们能比较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同黄河流域其它原始文化一样，主要种植的是粟。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出土了1　立方米的朽粟，说明粮食生产已有相当可观的数量。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石器。早期除使用一些磨制粗糙保留打制疤痕的石铲、石斧外，已大量使用磨砺精良的穿孔斧、刀、铲等，收割工具还有骨镰和蚌镰，加工谷物的工具则是石杵和石磨盘、石磨棒。在这一文化的中晚期，出现了有肩石铲、石镐和一些鹿角锄。

这个原始部落集团从早期起，家畜饲养就比较发达，各遗址出土有猪、狗、牛、鸡等家畜家禽的骨骼，墓地中常发现用狗和猪随葬的。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以猪随葬的风气渐盛，墓葬中不断发现整猪、半只猪、猪头或猪下颚骨，在大汶口墓地，用猪随葬的墓占1／3　以上，胶县三里河一座墓中随葬猪下颚骨多达32　个，表明各氏族部落在中晚期养猪业已十分兴旺。

渔猎和采集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比较重要。一些遗址发现的渔猎工具有尾部带孔的双倒刺或三倒刺的骨、角质鱼鳔、鱼钩，有扁平三角式、短梃圆柱式、长梃双翼起脊式等各种骨镞、角镞、牙镞，有石质和角质的匕首，还有石矛、骨矛等大型投刺猎具及较多的网坠。遗址中发现有獐、斑鹿、狸、麋鹿的残骨，这些野生动物当是狩猎的对象。在兖州王因遗址出土了20　多个扬子鳄的残骸，与鱼、龟、鳖、蚌等同弃于垃圾坑中，这一现象表明当时的氏族成员已经能集体捕获大的、凶猛的水生动物。

大汶口文化时期，手工业经济也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制陶业、玉石制造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

由于大汶口文化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历程，陶器的生产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早期的陶器均为手制，砂质陶器火候较低，种类也不多，造型简单；仅见觚形器、盆、钵、罐、杯、鼎、豆、大口尊等。中期开始使用轮制技术，有了少量轮制的小件器物。这时已能烧制出火候较高的灰白色陶器，器物种类也明显增多，出现了颇有地方特色的实足鬶、背壶和簋形器等。到了晚期，已能用快轮生产大件陶器，如大汶口墓地中就出土了轮制的大陶盆。制陶原料有了新的来源，出现了用坩子土烧制的一种质地坚硬、胎壁均匀、色泽明丽的白色、黄色、粉红色的细砂陶器，这类陶器有袋足鬶、三足盉、宽肩壶和筒形豆等。晚期烧制的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这个古老部落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为其后山东龙山文化更高水平的制陶技术准备了条件。制陶业的发达，还体现在制造出许多仿动物造型的陶质工艺美术品，中期所生产的兽形提梁器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精品；晚期这类陶制品愈益增加，如三里河出土的猪形、狗形和龟形的容器等，反映出这一部落制陶业的兴旺发达，也说明当时的工艺技术已相当成熟。

这一文化的陶窑尚发现不多，大汶口遗址发现了一座晚期的横穴式陶窑，在新石器时代的同类陶窑中属于比较进步的形式。

这个部族玉石制造业也比较发达，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诸文化中处于领先的地位。早期他们已善于磨制精致的石器，并且较各地使用穿孔技术；中期以后，常选用高硬度的蛋白石、流纹岩等为原料，石器的造型更加规整，器物类型增多，产量也增加了，出现了成套的手工工具，一些手工业者的墓中发现了成组的大、中、小型石锛。有的墓葬和居址发现有精美的玉铲和较为丰富的玉石装饰品，其中包括由不同形状的单件组成的串饰。大汶口文化的玉石制造业，虽然比中原地区进步，但比起长江下游地区氏族部落的玉石器制作工艺尚有不足，也没有西辽河流域那样发达。

骨角器制作成就较突出，早期的邳县大墩子遗址中出土了一串10　粒的雕花骨珠；刘林遗址还发现刻有猪头纹样的牙质饰物。到了中晚期，剔地透雕技术和镶嵌技术趋于成熟，大汶口发现的透雕16　齿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和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代表着中国新石器时代骨角制造工艺的最高水平。大汶口文化的农业、手工业生产状况，表明五六千年前黄河下游社会经济已取得比较全面地发展。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使这个古老部族在长达两千年的岁月中不断繁荣昌盛，其先进的制陶技术远播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和豫西、皖北一带。大汶口文化及其后的典型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相继发展，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4。长江中上游大溪文化的经济浩荡的长江流经山势雄奇的三峡，自宜昌进入辽阔平坦的沃野。这一带江面宽阔，水流缓慢，平原上河流港汊纵横交错，湖泊塘堰星罗棋布，古代称为云梦泽。新石器时代中期，大溪文化诸氏族部落就生活在这水乡泽国，其范围大致在长江从宜昌到岳阳这一段的南北两岸，东起洪湖西岸，西至瞿塘峡口，南到洞庭湖北部，北抵荆门、钟祥一带的汉水中游地区，面积大约10　万平方公里。

氏族部落营地大多修建在河流两岸和湖泊附近、高出周围地面数米的岗地上。也有少量遗址位于长江干流两岸的台地上。三峡地区的少量遗址，坐落在峭壁对峙的峡谷间和水面较宽地带依山临江的缓坡台地上，面积较小，与现代村落基本处于同一高程。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大溪文化发掘清理的主要遗址四川巫山大溪；湖北宜昌中堡岛、杨家湾、清水滩、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江陵毛泉山、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湖南澧县三元宫、丁家岗、安乡汤家岗、划城岗、华容车轱山等十多处，调查发现这种文化遗存的遗址更多。碳14　测定清楚地表明，大溪文化诸氏族部落活动在长江中游一带的时间约在公元前4200年至前3200年之间，绵延上千年。他们在这里生存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充实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内容。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生产，对其后荆楚地区的社会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下，长江中游地区当时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都较发达。大溪文化先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生产，考古发现在许多遗址的红烧土块中夹有稻壳和水稻的茎叶碎末。一些遗址还有较多稻壳和稻草灰烬出土。对红花套、关庙山两处属于大溪文化中期阶段的稻谷鉴定，表明是粳稻。这个古老文化的各氏族常用的夹炭陶器，是以炭化稻壳粉末作为羼合料的，足以说明种植稻类作物已十分广泛。在三峡谷地，缺乏适于农耕的沃土，采集和渔猎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大，如清水滩等遗址的堆积中包含大量鱼骨和兽骨，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

在大溪文化遗址中，一直没有发现成批的或数量较多的收割农作物的工具，既无打成缺口的或穿孔的石刀、陶刀，也未见石镰。为数甚少的石刀、蚌镰显然主要不是为了收割水稻使用的，而是用于采集活动。这种现象表明，大溪氏族部落收割稻谷不是像黄河流域那样用刀掐割粟、黍穗头，也不是连杆割取，而是在田间带莛薅拔，再捆扎成把晾晒。这种收获方法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比较普遍，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氏族部落、马家浜氏族部落大都如此。直至近代，一些南方少数民族仍用这种办法收获稻谷。

稻谷的去壳加工，主要用杵和臼。1973年在红花套遗址发现了两处保存较好的地臼，是一种锅底状的圆坑，周壁坚硬光滑，附近还有木杵的遗痕，是一种长1.4　米，中部较粗、两端呈圆头的稻米加工工具。这一考古发现，证实了《周易·系辟下》关于上古时代"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的记载。此外，在许多遗址中还出土了舂米用的陶臼，还出现了一些直接利用形体合适的河卵石做成的石杵。

大溪文化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制陶业和石器制造业。长江中游氏族部落当时的制陶业有其自身的创造。划城岗遗址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窑址，先在地下挖坑，结构分为斜坡状火道、火膛、窑室、出烟口几部分。窑的底和壁都用大块红烧土铺垫或垒砌而成。火膛直径为1.2　米，其上未见窑箅，在高出火膛底部0.3-0.4　米处，围绕窑壁一周有宽0.2　米的平台，构成直径1.6　米的窑室。待烧制的陶器就摆放在平台上。这种陶窑使用的材料和构筑形式，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尚属少见。

陶器的种类比较多，制作也很精美耐用。有一种工艺精良的薄胎彩陶和另一种浅浮雕式的印纹白陶制品，标志着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已达到较高水平。薄胎彩陶多为细泥制作的橙黄色的单身杯和圈足碗，胎厚仅0.1-0.15厘米，绘画着棕红色、黑色的纹饰。试验证明这种彩陶的烧成温度为830℃，比同一时期的红陶、灰陶、黑陶的烧成温度都要高。从陶器制作的总体看，大溪文化的彩陶数量、种类、花纹式样、烧成温度等都不如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那样发达，但其薄胎彩陶却显示出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先民独特的制陶技艺。浅浮雕式的印纹白陶，器形以圈足盘为主，烧成温度为880℃。根据考古发现，长江流域的白陶在马家浜文化前后有较多发现，年代早于黄河流域，其中大溪文化的浅浮雕式印纹陶器花纹繁复美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白陶工艺的杰出作品。

石器的制作技术比较落后，在早期的一些遗址中，仍然常见燧石打制的石核和石片石器，宜昌的杨家湾遗址发现了一处氏族营地，其中有一座简陋的半地穴式草棚，是当时的制造石器场所。地穴内有砺石、打制的石斧坯和不少石片。在这个遗址中发现的石制生产工具，较多的是大、中型打制石斧，有的将刃部或侧边用砺石磨光。小型的石锛比较精巧；圭形石凿是通体磨光的，这些工具表明大溪文化的竹木器制造业比较发达，只是很难发现竹木产品的遗存。全部斧、锛和凿，都未发现有钻孔的。到了晚期，石器制作技术明显地提高了，出现了切割和钻孔技术，石器种类也增加了亚腰斜刃的扁平石铲。总的看来，这一地区的氏族先民石器制作技术尚很原始，其经济发展程度比起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一带明显落后。

在大溪文化之后，江汉平原兴起的是屈家岭文化。由于屈家岭文化分布的地域较大溪文化更为广阔，跨越的时间也相当长，其中主要经济发展阶段和特点都集中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阶段和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所以关于屈家岭文化时期江汉平原的经济状况，将在晚期阶段介绍。

5。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的经济公元前5000年至前4000年左右，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氏族部落进入了马家浜文化发展阶段。这一文化以浙江省嘉兴县马家浜遗址而命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达浙江的钱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马家浜氏族部落的活动范围界限比较清楚，与周围其他氏族部落的来往似乎不多，主要与宁镇地区和苏北的原始文化有一定交流。考古发现的典型遗址还有浙江吴兴邱城、梅堰、桐乡罗家角、江苏吴县草鞋山、常州圩墩、苏州越城、武进潘家塘和上海青浦崧泽等。

马家浜氏族过着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以种植水稻为主，同时从事采集和渔猎活动以补充经济生活。圩墩遗址发现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木铲，两面削成扁平状，刃部较薄，是一种很有效的掘土工具。收获用的石刀数量不多，而且制作也较粗糙。根据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在陶器上刻划的稻束来看，马家浜氏族先民的收获水稻是采用连根薅拔的方法，成捆晾晒。石刀可能主要用来采集野生植物的籽实。在罗家角、草鞋山和崧泽遗址下层都发现了当时的稻谷，经鉴定有籼稻和粳稻两种。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粳稻最早，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是目前中国大陆发现的最原始的粳稻遗存。不过，从发现的两种水稻实物比例分析，马家浜文化各氏族种植的水稻主要还是籼稻。马家浜、梅堰和草鞋山遗址都发现了加工粮食的陶杵，说明长江下游这一古老部落是用杵臼去掉稻壳，与北方使用石磨盘、石磨棒的习惯有所区别。早期亦曾使用的石磨盘，石磨棒，这时已基本上被使用杵臼的舂捣技术所代替了。

采集和渔猎经济在马家浜氏族部落的生产活动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各遗址发现的骨镞以柳叶形的居多，十分尖锐锋利。一些地点有大量的兽骨堆积，其中马家浜遗址有的兽骨堆积厚达二三十厘米。圩墩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头已经过鉴定，有梅花鹿、四不像、野猪、獐、貉、蟹、蚝等，此外还有各种鸟类和草鱼、鼋、鲫鱼之类水生动物。有的遗址还发现了野生的桃、杏梅的果实和菱角，这些都是人们采集和渔猎活动的例证。

马家浜文化的居民还饲养猪、狗、水牛等家畜。草鞋山遗址的马家浜文化早期堆积中发现的狗的头骨，介于狼和现代狗之间，说明狗是从狼驯化而来，在这时已经成为家畜。

马家浜文化的手工业生产发展不平衡，石器制作技术和葛麻纺织技术水平较高，而制陶业的发展尚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考古发现的陶器有釜、鼎、豆、罐、瓮、盆、钵、盉等，还出土了陶质的炉、箅、三足长尾鸟形陶壶。这些陶器均为手制，主要是夹砂陶器，泥质陶器很少，一般陶色不甚纯正，器表以素面不加装饰的为多，没有彩陶。大部分陶器火候不高。炉箅的出现，是马家浜文化的一大发明；宽檐陶釜则是马家浜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在手工业生产中，玉石器制造技术发展较快，许多遗址都发现了制作精美的玉器，主要有玉块、玉环、玉镯等装饰品。这一时期的玉器工业发展，为其后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

适应江南水乡的特点，马家浜氏族部落的竹木器制作在手工业经济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圩墩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多次发掘出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木制生产工具和建筑构件。从遗存的情况看，木器的品种和数量都很多，有水上交通和生产用的船橹、船桨；农业工具点种棒、木铲；手工工具木锥、木凿；狩猎和防卫用的木矛，建筑用的木楔、带孔的木梢钉、榫卯构件等，还有一批木材原料和经过砍削的半成品。此外，这个遗址还出土了风格独异的穿孔木针。大量使用木质生产工具，与长江下游缺乏制造石器的原料有一定关系；木质建筑构件的出土，则说明当地营造房屋多用木料，与北方多用草拌泥砌筑有较大区别。在草鞋山等遗址发现的房址中，许多柱础洞中还保留着一段完好的木柱和柱下的木垫板，有的木板上砍劈、锯截的痕迹尚十分清晰。圩墩遗址还发现一种凿刻成的喇叭形木器，下端有暗红色略带光泽的涂料，说明当时的木器制作和加工工艺都达到了很先进的水平。

马家浜文化的纺织业也是手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草鞋山遗址的最下层，发现了3　块已经炭化的纺织物残片，这是中国原始社会发现最早的纺织品实物。这种织物的纤维原料为野生葛，是纬线起花的罗纹织物，花纹分别为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组织结构是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还有罗纹边组织。这一发现是中国远古时期纺织工业的珍贵资料，经碳14　断代测定，制作时间为公元前4400-前4100年之间。此外，马家浜文化的先民还把纺织技艺与手工编织结合起来，善于用芦苇、竹蔑、茅草等编织各种实用器物，使手工业生产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在手工业生产中，骨角器制作也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部门。许多遗址出土的兽骨都有经过劈削、锯割的痕迹，发现的一些完整骨器亦相当精致美观，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艺术性。

6。宁绍平原的经济发展在长江下游诸部落中，与太湖地区相邻的宁绍平原，生活着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农业氏族，他们与马家浜文化氏族部落处于同一时期，有着大体一致的经济生产方式，来往密切，互有影响，共同开发着长江下游的经济。河姆渡文化以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而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群岛。碳14　测定其年代在公元前5000-前3300年，基本上与马家浜文化并行发展，其晚期与马家浜文化一起融合于崧泽文化。河姆渡文化经大规模发掘的只有河姆渡遗址一处，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和大巨等地都有这种文化的遗存发现。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期宁绍平原的农业经济和家畜饲养都比较发达。在河姆渡遗址的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了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叶、稻壳等交互混杂，形成0.2-0.5　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　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远古各氏族文化遗存中所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遗址中发现了大批农业生产工具，其中有代表性的农具是翻耕土地的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骨耜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做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出土了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　米的舂米木杵等农业生产和谷物加工工具。

家畜主要有猪和狗。破碎的猪骨和猪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捏塑的体态肥胖的陶猪和在黑陶钵上刻划的猪图饰。有一件陶盆上同时刻划着稻穗和猪的图像，具体而生动地反映出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许多骨耜是用水牛的肩胛骨制作的，说明水牛当时已被驯养。

河姆渡部落的原始手工业也是比较发达的，在经济生活中起一定的作用。制陶业、纺织业、骨器制作、竹木器加工都比较进步。这一带的氏族先民烧制的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种类比较单一，无论炊具还是炊食器一律都是夹炭黑陶，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还比较原始。稍晚出现了一些夹砂红陶和褐陶。各种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在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陶器的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比较容易破碎，到了晚期，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些器物已经用慢轮进行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为复杂的新产品。有些陶器火候较高，烧成温度已达到1000℃左右。

当时的陶器除一些素面的以外，盛行在釜类的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稻穗状等图案，偶然见到极少数绘有白地和深褐色条纹的彩陶。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盉和各种支座等。与陶支座配合使用的圜底陶釜，是宁绍平原氏族部落先民的主要炊具，也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物。

宁绍平原的纺织业素称发达，源远流长。河姆渡遗址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不只表明了竹苇编结技术，而且也从侧面反映出丝麻纺织技术的发展。出土数量较多的陶纺轮和石纺轮大小轻重不一，还有一些质轻的木纺轮，都是抽纱捻线用的工具。这个遗址还发现了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以及骨针、骨锥、骨梭，反映出纺织业的发展水平高于其它地区。

河姆渡文化的骨角器制作技术也比较发达，出土了骨制的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器、匕、梭、锯、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他们还用骨角制作笄、管、坠、珠等装饰品。遗址中也发现了用途尚不明的一批蝶形器、靴形器。上述骨器磨制普遍很精细，在少数有柄骨匕和骨笄上，雕刻着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遗址中还发现了20　多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以及雕刻编织纹和蚕纹的小盅等，都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显示了当时氏族内专业技术人员的精湛技艺。由于地处河网密布的湖沼地带，河姆渡文化的石器制作技术不如骨器制作水平高。大量的生产工具是用骨器代替了石器，尤其在早期，骨制生产工具十分丰富，数量远远超过了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在中国大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特色十分鲜明。

木器加工工业是河姆渡氏族部落十分重视的手工业，出土了十分丰富的遗物。木质工具应用在经济活动的许多方面，渔猎工具有保存基本完好的木矛、木桨；纺织工具有木纬刀、木纺轮和卷布棍；农业生产和加工工具有木耜、木铲和木杵等，此外还有木锤和蝶形器。木器不仅用于经济生产领域，而且也做成碗、盆一类的日常生活用品。有一件瓜棱形的圈足木质漆碗，外表有薄层朱红色涂料，微显光泽，经鉴定为生漆，这是中国最早的漆器。长江流域是中国漆树的重要产地，河姆渡人为了使常用的木器制品更加坚固耐用，同时增加审美效果，发明了漆器手工业技术，这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重要贡献。

河姆渡文化木器制造业的发达，还表现在大量干栏式建筑的木构件上。

已发现的数千件建筑木构件中，一些屋梁、柱头和柱脚上有较进步的燕尾榫和带梢钉孔的榫，可以有效地防止构件受拉脱榫。当时还出现了两侧向里刳出规整企口的木板，表现出密接拼板的较高工艺。另外，河姆渡文化的晚期还发现一口木结构的水井，井口方形，每边长约2　米，四面紧靠坑壁向下打进几十根排桩。在排桩内由一个榫卯套接的方木框支撑以防倾倒。排桩之上平卧16　根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井口外围有一圈28　根栅栏桩，根据残存的其它木构件和苇席片等考察，这是水井上修盖的井亭的遗迹。

河姆渡氏族部落的制陶、制骨和木作工艺都反映出较高的技术水平，大量的、种类繁多的骨器和木器，没有一定数量的专门从事这些劳动的氏族成员投入设计、选材、制造和细加工是很难完成的，这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一种表现，也是手工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在稻作农业稳定发展的同时，氏族成员也经常从事采集和渔猎生产活动。遗址出土了大量野生动物骨骼，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　多种，反映了当时渔猎经济是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手段。

河姆渡氏族的男子们善于在山林河沼间渔猎，四明山和姚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条件。遗址中出土的各式骨镞多达千余件，不同形式的骨镞用于射猎不同种类的野兽飞禽。这个氏族看来不习惯用网捕鱼，遗址未发现网坠之类渔具，从发现的大量鱼骨观察分析，均为弓箭射杀及木矛、骨鱼镖投刺所获。独木舟在水上交通和渔猎生产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遗物中还发现了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也可以在狩猎时吹出一些音调以诱捕动物。河姆渡氏族采集的野生植物果实也比较多，菱角、麻栎果、酸枣等都有一定发现。

宁绍平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经济发展较快，是长江下游的一个重要经济区域，为后来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7。东北地区红山文化等部落的经济（1）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是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一种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而得名。典型遗址还包括赤峰的西水泉、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和丰水山、巴林右旗纳斯台等。红山文化诸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在内蒙赤峰和辽宁朝阳之间，其势力曾一度发展到兴安岭南麓乌尔吉木伦河两岸，南抵河北燕山一带。碳14　测定表明，红山文化部落集团活跃在辽西的时间约在公元前4600年-前35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中晚期。

生活在西拉木伦河两岸的红山文化部落集团，过着比较稳定的农业经济生活，已经发现了较多氏族居住营地的遗址。大凌河上游牤牛河北岸的内蒙敖汉旗河福营子村，有一处红山文化的氏族部落，两条保存较好的壕沟将部落遗址分别围成紧邻的两个部分，即两个氏族。其中东南部的壕沟周长600余米，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在壕沟的东南边留有一处供人出入的通道口；西北部的氏族，壕沟只有三边，包围的居住营地面积较小，另一边即为东南部氏族壕沟的一段。这个红山文化部落营地的发现，提供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氏族部落的规模和防卫性壕沟的实例，可以看出这种设施与仰韶文化半坡氏族部落是基本相同的。

各遗址发现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制农具和手工业工具。除一部分打制的敲砸器外，不论打制或琢制成坯的都经过精细的磨制加工，成为非常美观实用的工具，包括石斧、石凿、石铲、双孔石刀、石锛、石磨盘和石磨棒等。在赤峰水泉遗址，发现一座90　多平方米的大型房址，房内有大、小两个瓢形灶坑和前述各种石制工具。此外，红山文化的居民还常常使用打制的细石器。红山文化各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很少，种类有牛、羊、猪、鹿、獐等，其中牛羊和猪应是家畜。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大致认识到红山文化的先民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部落，兼有畜牧和渔猎的经济生活。

在手工业生产中，制陶业占有重要地位。制陶技术比早期的兴隆洼文化有了更大的发展。一些富有制陶经验的氏族成员已经专门从事这项劳动，大批陶器具有成批加工的相似性。陶器的产量和质量都有明显的提高。

老哈河东岸的敖汉旗白斯朗营子村南，四棱山前起伏不平的沙丘上，有一处红山文化的窑场，考古人员发掘清理出6　座窑址。从这些结构各有差异的陶窑及出土的陶器来看，制陶业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了。

窑场中有的陶窑比较原始，一座长方形单室窑，直接在黄土上挖成窑室和火膛，窑室内有两个窑柱，窑柱与窑壁都利用原来的黄土面再加抹一层羼砂粒的草拌泥。这类陶窑，当时已为数不多。较多的是平面呈马蹄形的单室窑，窑门很窄，窑门至窑室的底部逐渐升高呈斜坡状。窑室用石块砌成，里壁抹一层泥土，厚约1　厘米，已烧结成砖灰色。窑室内有4　个排列整齐的窑柱，使窑室中心形成十字形火道。靠近火膛的两个前排窑柱呈圆角三角形，宜于火焰进入火膛；后排两个窑柱为圆角方形。4　个窑柱皆用石块砌成，周围也抹着一层草拌泥。这种窑火焰可以在窑室内畅通，陶器放在窑柱上直接与火接触。前排窑柱既起到火焰分流的作用，也起到窑床的作用，整个窑室的建筑形制是比较先进的。

还有一种双火膛的连室窑，比单室窑更为先进。窑室平面为长方形，全窑可分前后两部分，前边是火膛，后边是窑室，火膛与窑室之间有一道隔梁，斜坡状的火道经过隔梁进入窑室。窑室内有8　个窑柱，左右各2　个圆角三角形窑柱对着火膛，中间4　个窑柱为椭圆形。窑柱与窑壁均为土石结构，里壁抹一层草拌泥。两个火膛分设两边，两头窄，中间宽，火膛直接在黄土上掏洞挖成，上面呈券顶式。这种连室窑，是马蹄形单室窑的扩大和改进，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十分先进的陶窑。

四棱山下的这座窑场出土了不少陶器，器型有罐、钵、盆、碗、瓮、器座、器盖、斜口器、带流器、船形器等。总的看来，这个部落制陶工艺还是比较原始的。虽然陶窑比较先进，但陶器的制作技术并不很高，夹砂陶器的含砂量占百分之五十，质地粗糙，火候较低，吸水性强，遇水很容易破碎。大量陶器的器口不圆，器底不平，器表不光滑，只是口沿加以修饰。当时的陶器全部为手制，纹饰较多，但彩陶很少。相比之下，陶质较好的都是泥质，种类也比夹砂陶多。一些陶器有制坯时用手蘸水抹平表面的痕迹。泥质陶器是作为容器的，夹砂陶器是炊煮器，有些器表留有烟炱。

由于地域相邻，红山文化与河北境内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有密切的关系，在农业经济生产方式和制陶技术上都受到后岗类型氏族部落的较大影响，如口沿有一道红彩的"红顶碗"式陶钵，及彩陶中较多的平行线纹、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形纹饰等，都与后岗类型一致。

（2）富河文化在红山文化部落集团的东北方，生活着一些以畜牧渔猎经济为主的部落，考古界称之为富河文化。

富河文化是以1962年发掘的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命名的，主要分布在乌尔吉木伦河以东，碳14　断代表明，这些氏族部落活动的时间在公元前3500年-前3000年间，相当于红山文化的晚期阶段。

由于畜牧和渔猎经济生产方式使富河文化部落的生活不稳定，大型遗址很少发现，只有富河沟门遗址具有代表性。考古发掘揭示出氏族居住的营地分布在两座相邻的岗坡上，共发现半地穴式房址37　座，其中大多数是背依山坡挖筑的。有33　座方形房屋的房基呈簸箕形的土坎，一般南北长3-5　米，东西宽4-5　米，最大的长宽各6　米；4　座圆形房址的直径均在3.5-5　米左右。两种房子的室内地面都修整平坦，有柱洞、灶坑和篝火的遗迹。灶坑的四周多用石板围砌。

遗物中大型石器绝大多数是打制的，其中砍砸器数量最多，也有少量锛、凿和有肩石锄、石斧、磨盘、磨棒。磨制石器极少，在磨制的斧、锛上仍有明显的打制痕迹。这种情况表明当时的石器制造业比较落后，与相邻的红山文化及同时期黄河流域的石器相比差得很远。这些氏族保留着浓厚的中石器时代气息，细石器工艺传统得到了继承。发现的细石器中，石叶既长又宽，具有突出的特点，细石器包括柳叶形镞、锥、钻、圆形刮削器等。遗址中也发现了很多骨器，包括镞、锥、针、鱼镖、鱼钩及用于镶嵌石刃的刀柄。富河部落的制陶业也不发达，陶器为手制的粗陶筒形深腹罐，纹饰主要是横向的之字形篦点纹。遗址中的动物骨骸较多，有鹿类、野猪、狗獾、黄羊、松鼠、狐狸等。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没发现家畜的骨骼。

从定居的村落，少量掘土、谷物加工的工具看，这一部落可能已经有了少量的农业生产活动，但大量野生动物骨骼及渔猎工具的出土，说明渔猎经济是氏族成员的主要生产活动。

（3）后洼文化辽东半岛黄海沿岸的北部地区，生活着以丹东后洼氏族文化遗存为代表的部落。后洼村东一片低矮的台地上，有一处17000　平方米的氏族营地。这里发掘出几十座房址和一些灰坑，1000　多件生产工具，同时出土了大批陶器和雕塑艺术品。这些遗迹和遗物反映了辽东地区海滨山地部落的经济生活状况。

在这个营地生活的居民，存在的时间可以划分成早晚两个阶段。早期阶段的居民生活的时间约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与辽西的红山文化大体同时。营地中的房子有大小两种，大的为方形，长宽约7　米左右；小的是圆形，直径约3-4　米。房子均属半地穴式，一般都挖在生土中，生土壁上可见支撑屋顶的木柱残留的柱洞。室内有用石块砌成的圆形或方形的灶址，有的灶址内还放置着当时炊煮食物用的陶罐。灰坑都是窖穴废弃之后形成的，坑内出土了很多残碎的陶器。

遗址出土了大量生产工具，其中石器有磨制的马鞍形石磨盘、圆形石磨棒、扁平柳叶形石镞、石杵、石锉、石球、还有玉石磨制的斧、凿及滑石网坠，也发现了打制的亚腰石锄；陶制工具有网坠和一些陶片磨制的纺轮。从这些生产工具及数量较多的陶器和层层叠压的房址可以看出，后洼氏族已经过着长期定居的生活，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狩猎和捕捞活动仍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些滑石上刻画着鱼纹图像，也有一些用滑石雕刻的人头像、猪头像、鱼、鱼鹰和天鹅等，也说明了农业、家畜饲养业和渔猎经济并举的情况。后洼氏族的制陶业有一定特点，生产的陶器主要是夹砂红褐陶和黑褐陶，都含滑石粉，手制，火候较高。陶器上的纹饰有压印纹和刻划纹，器型有罐、壶、碗、杯、勺等。还发现了一件形似独木舟的陶器，反映这一带的先民与海洋生活有一定关系。

（4）其它几种经济类型文化与红山、富河、后洼诸氏族部落同时存在于东北地区的，还有一定经营农业或以渔猎经济为主的部落，其中有辽东半岛南部以广鹿岛小珠山遗址下层为代表的海洋经济类型，有以沈阳新乐遗址下层为代表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部落，也有更为偏远的黑龙江省昂昂溪遗址、新开流遗址为代表的渔猎经济类型。

新开流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密山县的兴凯湖畔，1972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发掘清理，由于其具有典型的渔猎经济特色，遂被考古界定名为新开流文化。遗址中发现了10　座鱼窖，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容积较小。窖穴内堆满了鱼骨，有些尚保存完整，成层地相叠压，窖穴上部则填盖着生黄土或黄砂土。在深秋和冬季把捕获的鲜鱼放入窖中，棚盖后覆土贮藏，这种方式在其他氏族中尚属罕见，这种方式完全是由于当地的气候和渔猎生产所决定的。这个遗址缺乏农业工具，渔猎工具却相当丰富，有打制的石矛头、网坠、磨制的石斧、石凿、石镞等。新开流氏族仍保留着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工艺传统，发现的细石器中有三角形圆底镞、柳叶形凹底镞、有柄圆头刮削器、鸟喙形尖状器等。这里发现的骨、角、牙、器也相当多，磨制得很精细，主要有鱼镖、鱼叉、鱼卡、鱼钩、投矛、镞和镶嵌石刃的骨刀柄等渔猎工具，还有一些雕刻着鹰首和鱼类的骨制工艺品。

新开流氏族的制陶业比较落后，陶器多为手制的夹砂陶，器形很简单，仅见罐、钵两类。不过陶器的表面常见刻划的纹饰，有鱼鳞纹、水波纹、网状纹、篦点纹等，并以鱼鳞纹和似鱼形的菱形纹占多数，风格独特，充分显示出这个氏族以捕鱼为主的渔猎经济面貌。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鱼类有青鱼、鲤鱼、鲇鱼、鲑鱼等黑龙江流域习见的鱼种；兽类则有鹿、野猪、狗獾和狼等森林动物。未见家畜的遗骸。

上述情况清楚地表明，新开流氏族的经济生活是以捕鱼和狩猎为主的，尤其是渔业相当发达，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公元前3000年前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氏族经济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

龙山文化的社会生产力比仰韶时期有较大地提高，经济的发展十分显著，尤其是手工业生产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从而逐渐改变着社会的结构和制度，为奴隶制经济的出现铺平了道路。由于没有文字记载，龙山文化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只能依据地下埋藏的当时氏族先民各种生产和生活的遗迹、遗物来说明。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中原地区发现了500　多处这样的遗址；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遗址也有200　多处；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发现的同一时期遗址也达数百处。从这些遗址所反映的情况看，龙山文化的经济生产很活跃，农业和手工业都比以前有长足的进步，其中以黄河中游的经济生产成就突出，与自成体系的黄河下游氏族经济互相影响，互相交流，互相融合，成为华夏文明的主要渊源。长江流域在龙山文化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稍落后于黄河流域，不过各地的发展并不平衡，相比之下，长江中下游的氏族经济发展较快，并在龙山文化晚期与黄河流域一样，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共同迎来了奴隶制的文明时代。

1。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原地区，泛指陕西、河南、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及安徽西北部一带，亦称黄河中游地区。在这一地区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其年代经碳14　测定一般在公元前2600-前2000年之间。一共可以区分成几个大的部落集团。

（1）泾渭区（包括汾水下游）

以潼关为中心的晋、豫、陕三省交界地区，生活着仰韶文化半坡氏族部落的后裔，经过发掘的典型遗址有陕县庙底沟、平陆盘南村、芮城西王村、华县泉护村、华阴横阵村、蓝田泄湖村、西安客省庄、武功赵家来等等。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有了改进，磨制的石器增加了，还出现了挖土用的木耒和收获谷物用的半月形石刀、石镰。家畜饲养业也比仰韶文化时期发达，饲养的品种增多了，不仅有猪和狗，一些遗址还常发现牛和羊的骨头，个别遗址还发现了鸡骨。在饲养的家畜中，以猪的饲养为最多，同时多种家畜饲养的数量也比过去明显增加。在庙底沟遗址废弃的灰坑中，经清理的26　个龙山文化时期灰坑内家畜骨骼的数量，远远超过当地仰韶文化168　个灰坑中出土的家畜骨骼的数量。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必须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基础，显然，庙底沟龙山文化氏族家畜饲养业的发展是以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为前提的。家畜种类和数量的增加，说明了农业经济已具备促进畜牧业发展的条件。

潼关一带各氏族部落的生产活动中，渔猎和采集经济仍占一定的比重。

遗址中普遍发现了用石、骨和蚌壳制作的箭镞、网坠等渔猎工具，还有一些捕获的鹿、狐狸乃至老虎的骨头。

这些氏族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使用比较厚重的陶器，灰黑的筒形或鼓腹陶罐经常装饰着篮纹，并贴塑着旨在加固和起装饰作用的泥条、泥饼。陶窑在庙底沟遗址附近发现一座，由火口、火膛、火道及窑室组成。火口较小，火膛较深，紧靠窑室。由火膛中分出两股火道，每股主火道再分出三股支火道。窑室呈圆形，径约1　米，底有窑箅，箅上有25　个火眼与火道相通。窑壁残高约80　厘米，微向内弯。这样的结构利于停火后封窑和饮窑，使陶器中的氧化铁还原成灰色。

潼关一带的龙山文化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早期的以庙底沟二期遗存为代表，晚期的因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又称陕西龙山文化。在陕西龙山文化阶段，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工具已占全部工具的1／3，成为经济生产的主要支柱，大批出土的各种形制的石刀说明农作物的收获量较多。这一氏族部落集团对西部的早期齐家文化影响很大。

（2）河洛区以郑州、洛阳为中心的伊水、洛水流域，生活着仰韶文化秦王寨、大河村部落集团的后裔，主要氏族部落地点有洛阳王湾、矬李，郑州大河村、林山砦，临汝煤山，孟津小潘沟，偃师高崖和登封王城岗等。

这一地域内的龙山文化发展脉络十分清楚，其典型遗址是王湾、大河村和煤山。在这三个遗址中同时都发现了埋藏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地层叠压关系和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发展演变表明了这一地区的龙山文化氏族部落是直接承袭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并亦为夏代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考古学上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就是指这一地域内的氏族部落集团而言。

与潼关地区一样，这里的农业经济较仰韶文化时期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增加了，数量也更多了，特别是石刀、石镰、蚌刀和蚌镰等收割工具出土十分丰富，反映出当时农作物的收获量有了明显提高。家畜有猪、狗、羊、牛等，尤以猪骨发现最多。鹿和厚壳蚌是氏族成员在狩猎和采集活动中的主要对象。

在农业生产中，犁耕技术的出现十分引人注目。河南孟津小潘沟遗址中，出土了一种三角形石犁，自犁尖中脊展开为双叶，犁叶为双面刃，犁身分为正反面，在反面的柄端有残长8　厘米、宽6　厘米的长方形粗糙面，是与之依托的犁床磨擦而留下的遗痕。犁的正面柄端有2　道凹槽，显然是将石犁固定在犁床上用的榫槽。石犁的磨损痕迹，存在于犁的正反面的双叶刃面和反面的前半部分犁面上。犁叶许多地方都有因碰撞而遗留下来的疤痕和剥落痕，从痕迹观察，这件石器不是作上下运动的锄、耜类工具，而是器前端向下倾斜、沿水平方向运动的松土工具石犁。擦痕和磨蚀表明，这种石犁还不能深耕，即耕作效率还比较低，但比起耜则无疑是耕作技术上的重大发明，是一项了不起的变革。

以王湾为代表的氏族部落集团，手工业经济发展较为明显。其中制陶业的进步很大，已经普遍使用了轮制技术。大量陶器都是灰色的，可知烧窑工艺已全面处于用还原焰烧制的阶段。在煤山氏族居住营地，发现4　座陶窑集中在一起，窑室底部挖筑两条主火道和两条分火道，火道较宽处架有"土坯砖"以便控制火苗和放置陶器。值得注意的是，在煤山的两座窖穴中还发现了炼铜用的坩锅残片，说明当时已开始能铸造铜器了。

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这一地域的氏族先民生活质量比仰韶文化时期有所提高。生活用具中的陶器，不仅种类增多，器形也有变化，说明了日常饮食有较大改进，其中夹砂罐、甑、鼎、鬲、斝、鬶、盉等炊煮器、温热器种类之丰富尤为显著。此外，各氏族营地、公共墓地普遍发现的骨簪、骨环、蚌饰、牙饰等装饰品制作更为精美，一方面反映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骨角器手工业生产加工技术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由于地域相邻，王湾类型龙山文化与山东的典型龙山文化联系较多。

（3）豫北区以安阳后岗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存为代表的部落联盟，活动区域主要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及山东西部地区，典型遗址还有安阳的大寒南岗和八里庄、汤阴白营，河北的邯郸涧沟和龟台、磁县下潘旺、永年台口及山东茌平尚庄等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是汤阴白营和安阳后冈。由于后冈遗址早期遗存为仰韶文化的一种地方类型，所以考古学上称这一区域内的龙山文化为后冈二期类型。

后冈龙山文化是在仰韶文化后冈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一部落集团的生产活动仍以农业为主。以白营为例，主要工具有穿孔或无孔石铲、骨铲、石镰、蚌镰、有柄石刀、长方形石刀、穿孔蚌刀、刀形刮削器、四棱石镞、叶形有梃石镞、三棱有梃骨镞、带倒钩骨鱼镖等等，无论种类和数量均较仰韶文化时期有所增加。在一些氏族营地中还发现了少许细石器，如精心打琢的石镞、石锥、刮削器等，这种从中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手工业传统制品，以其特殊的制作工艺丰富了工具的种类。

后冈部落集团除了饲养猪、狗、牛、羊之外，还驯化了马并饲养了猫。

马、牛的饲养在家畜饲养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大批箭镞、渔具的出土可知采集渔猎经济还在继续发挥作用，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

制陶业发展较快，受到山东龙山文化先进的制陶技术影响，一些遗址发现了鬼脸足鼎、白陶鬶等山东风格的产品。在涧沟遗址发现了几座当时的陶窑，有的火膛的一部分直接位于窑膛之下，窑膛底部挖筑近似"北"字形的火道，以便集中火力。这个制陶作坊附近还有两眼水井，与制陶用水有一定关系。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殖繁衍，每一个村落中房屋的数量都比以前增加了。汤阴白营在1400　平方米的范围内就清理出62　座房屋基址；后冈遗址仅在600　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现了38　座房址，分行整齐地排列着。这时的房屋建筑技术进步很大，各房址的室内普遍流行铺设白灰面的方法，遗址中不但发现了一些抹白灰用的抹子，而且在后冈还清理出浸泡石灰的坑，坑中有未用完的石灰和石灰渣，据鉴定是中国最早人工烧制的石灰。另外，一些遗址还发现了用土坯砌筑的围墙，是中国最早的土坯墙遗迹。

（4）黄淮区河南东部及安徽西北部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生活着与中原其它地区生活习俗差别较大的一个部落集团，代表性遗址有永城王油坊、造律台、黑堌堆和沈丘乳香寺、淮阳平粮台、商丘坞墙、睢县周龙岗及山东曹县莘冢集、梁山青堌堆等。考古界称之为王油坊或造律台类型，集中分布在黄河南岸沉积平原的南北狭长地带。

这个氏族部落集团的农业经济发展程度不如邻近的王湾、后冈等部落集团。农业生产工具石铲、石镰、石刀、蚌镰虽有普遍发现，但数量不多，而用于采集、渔猎的工具较为丰富。陶网坠形制复杂，遗址中常见骨鱼镖和大量蚌壳、螺壳堆积，一些遗址的鱼骨也很多，说明这一带的经济生产发展较为缓慢。

制陶业的发展基本上与其它地区的氏族同步。陶器主要是轮制灰陶，手制陶器已很少见。这种类型的各遗址基本上没有陶鬲出土，与后冈二期类型多使用鬲有明显区别，反映了两地生活习俗上的不同，炊器主要是鼎、■、鬶、甑，饮食器有盘、钵、碗、豆，较大的存储器是罐和瓮，还有少量的酒器觚。

经济水平较高的山东龙山文化对这一氏族集团有强烈的影响，乃至随着生产的发展使这一带的许多氏族部落逐渐与中原腹地拉大了距离。夏商之后，这个地域内的氏族部落被中原王朝统称为淮夷。

黄河中游的上述四个大的部落集团，在经济生产领域中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他们在农业、手工业和其它方面的发展，在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率先垂范的作用。

石犁、人工烧制石灰、土坯墙、凿井技术、铜器铸造乃至城堡的出现，说明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中游一带已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方面都有了意义重大的变化。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达，促进了劳动分工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力，出现了比仰韶文化时期更多的剩余产品，私有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在龙山文化晚期，黄河流域各地部落中都出现了奴隶和自由民，而氏族酋长则依据权势获取了更多的个人财富，成为新兴的贵族。为了保护本氏族部落的利益和私有财产，出现了环绕居住营地的高大的城墙、栅寨和深沟大壕。后冈、王城岗、平粮台等遗址的城堡规模很大，已经耸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了。

2。海岱地区的经济发展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下游各氏族部落也全面进入龙山文化的经济发展阶段。因龙山文化以山东章丘的龙山镇遗址而命名，为区别于其它地区的同期文化遗存，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主体的黄河下游龙山文化又称"典型龙山文化"。这种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部、东部和江苏省的淮北地区，并对辽东半岛有所影响。碳14　测定的许多数据，集中显示这一文化的年代约当公元前2400年-前2000年之间。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山东龙山文化是继承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其后演变成夏代的东夷文化，即考古界定名的岳石文化。

黄河下游的典型龙山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诸文化中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和独特的成就。20世纪经过发掘的主要遗址有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潍坊姚官庄、潍县鲁家口、胶县三里河、日照两城镇和东海峪、诸城呈子、泗水尹家城和江苏徐州高皇庙等。

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水平比较均衡，手工业也表现出同步发展的比较一致的特点，只是在一些山区和滨海地带，农业经济不够发达，系集和渔猎居于主要地位。

在大汶口文化的繁荣基础上持续发展的海岱地区农业经济，到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更明显的进步。粟作农业的生产规模和产量都在不断扩大和提高，家畜饲养成为一些氏族成员的经常性劳动，制陶业和石器制造等手工业生产也有了明确的分工，同时，采集和渔猎仍是许多氏族部落重要的经济手段。在大量遗址中，发现了丰富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翻挖土地的扁平穿孔石铲、蚌铲和骨铲；收获谷物的双孔半月形或长方形石刀、蚌刀、石镰及带锯齿的蚌镰，不但种类多，制作也都很精良；加工谷物既有用石磨盘、石磨棒的碾磨方法，也用杵和臼的舂捣方法。栖霞杨家圈遗址的窖穴中，曾发现粟的遗存，也有稻的遗存，说明自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的粟作农业基础上，水稻也开始在山东种植，扩大了农作物的种类。

大汶口文化晚期已比较发达的酿酒技术，到龙山文化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主要表现是饮酒器具大量、普遍地存在。鬶可盛酒温酒，各类杯子可做饮酒器。已具有礼器性质的薄胎高柄杯，主要是为饮酒制作的。酒的大量生产和饮用，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随着农业的发展，家畜饲养与相应的畜牧活动空前繁荣起来。马、牛、羊、鸡、狗、猪六种中国古代的主要家畜家禽在龙山文化时期均已具备。从各地发现的动物骨骼数量分析，饲养的家畜以猪的数量最多，其次是狗，再次是牛羊，马和鸡的数量都很少。猪既是人们食肉的主要来源，也被视为能力和财富的象征，各部落的公共墓地中，都有用猪下颚骨随葬的现象，在家庭饲养业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潍县鲁家口遗址发现可以鉴定种属的动物骨骸标本315　件，其中猪骨占64％。猪的形象作为工艺装饰和造型艺术的题材得到广泛地应用，已渗透到氏族成员生活的各个领域。羊的饲养数量比大汶口文化有显著的发展。养狗是当时各氏族流行的风气。

以养猪为主的饲养业，在龙山文化时期有了很快的发展，既可以为长期定居的人们提供肉食，也可以提供毛皮制成衣物，还可以为人们驱使，丰富了氏族的物质生活，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饲养业的发达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的，并以其自身的繁盛兴旺，将狩猎经济挤到了更为次要的地位。

虽然采集和渔猎经济已退居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之后，但仍是氏族成员不可缺少的劳动。海岱地区的优越自然条件为人们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可食植物和水生动物。从事采集活动，既不需要特殊的工具，也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有经验的老人与妇女儿童都可以经常从事。许多遗址都曾发现过炭化的果核；荏平尚庄遗址和泗水尹家城遗址都有成堆的蚌壳、螺蛳壳，兽家口遗址则发现大量蛤壳，可知采集活动仍是食物来源的补充手段。另外，各遗址普遍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石镞、骨镞、石网坠、陶网坠、骨鱼镖、骨鱼钩等，说明狩猎经济是继续存在的。主要的狩猎对象是鹿、獐、四不象、獾、貉等。在少数地区，如胶东的滨海一带山地，也存在一些以渔猎经济为主的氏族。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龙山文化时期在手工业生产领域里社会分工的规模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制陶、石器和玉器加工、冶铸铜器、纺织及建筑业都比大汶口文化取得更为突出的成就。

制陶业是海岱经济区内成就最大的手工业部门。专门从事陶器制作的工匠们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使这一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手工业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各遗址出土的大批陶器，表现出先进的技术、科学的工艺、优美的造型和明显的实用性。当时已普遍采用了快轮制陶技术，这是制陶史上的一个巨大的飞跃。快轮制陶技术，包括在快速运转的陶轮上拉坯成型和修整定型两个方面，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制作出来的陶器外型规整，厚薄均匀，棱角分明，纹饰简洁流畅，显得十分优美典雅。制作薄如蛋壳的黑陶，必须选用反复淘洗过的细泥，从而使器物光洁明亮。一些陶鬶则选用高岭土为原料，烧成后多是白色或桔黄色。许多圈足器、三足器和较复杂的平底器，采用分体制作然后粘接的方法。全部陶器的火候都比较高，尤其是白陶，一般达到1000℃以上。从事制陶的工匠们在封窑、渗炭和掌握火候的各个环节都有很高的技巧，可能已脱离了氏族家庭的小规模生产状态，而是以较大的群体方式，经过内部严格分工来完成的。海岱地区的陶器，种类繁多，型式复杂，堪称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之最。有炊煮用的鼎、■、鬶、鬲、箅、箅子；饮食用的盆、豆、碗、盘、杯、匙；盛储用的瓮、缸、罐、大盆、壶、簋、尊、盒、圈足盘、带足（三足或圈足）盆等，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器盖、工具和装饰品。陶器上的附件也很多，配置的也十分美观合理，表现出陶工的杰出思维水平和操作能力。

快轮制陶工业的兴起，需要制陶人员的长期固定，并有相当一部分人专门从事这项专业技术很强的劳动。于是，制陶业就逐渐由氏族中妇女和老人们的共同事业，转变为氏族内部一些富有经验的家族所掌握的手工业生产部门了。在这种背景下，掌握陶器生产技术的家族通过各种手段扩大生产，使大批陶器成为家族的私有劳动产品。为了生活所需，他们用陶器与其他家族或氏族、部落交换各种物品，一部分陶器具有了商品的属性。交换进一步增加了有特殊技艺的家族的财富，当然也增加了社会的财富。一些有非凡技艺的制陶工匠，遂成为在氏族中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他们不仅有很多个人的财富，而且拥有供其驱使调遣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产生了。

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石器、玉器制造业比大汶口文化有很大发展。这一时期的石器发现很多，据观察研究，大致都经过选择石料、打制成坯、琢制成型、磨制成器等工序，部分石器还要钻孔。人们根据石斧、石铲、石锛、石凿的不同用途，选择纹理和硬度不同的石料，采取部分磨光和全部磨光两种方法加工。石器的种类主要有：横断面椭圆形而平面略呈梯形的石斧，横断面长方形而平面呈梯形的石锛，长条形单面刃石凿，尖头拱背的石镰，略呈长方形的双孔石刀，扁薄的长方形或梯形石铲等。此外，还有种类和数量都很多的石镞、少量的石镢、石矛、石杵和细石器。大批石质生产工具的发现，表明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显示了石器制造业的发达。在石器加工的过程中，人们长期以来积累了认识玉石并加工玉器的经验。日照两城镇曾出土过成坑的玉器或半成品玉材，说明玉器加工的规模是很大的。这一时期曾发现两面刻有纤细的兽面花纹的玉斧、穿孔玉铲、鸟形和鸟头形玉器，以及多种精巧瑰丽的小件玉饰品。不过，总的看来玉器制造的范围还比较狭小，制成品还仅限于少量礼器和装饰品，其发展水平不如江浙地区良渚文化早期那样进步。

手工业生产领域中，制骨业的发展十分突出，骨、角、牙、蚌器出土的数量相当可观。骨器多半是用动物的长骨经过劈削、截锯、切割、刮削、打磨等工序制成，种类以锥、镞、笄、针为最多，其它还有铲、镰、刀、凿、鱼镖、鱼钩、匕、钻等工具和一些装饰品；角器多为鹿角经加工磨制产生，主要是锥、钻类；牙器原料多采自獐牙和野猪獠牙，数量不多，见于锥类和钩形器；蚌器的数量非常丰富，这是因为蚌类来源较多，加工也比较容易的缘故。荏平尚庄遗址发现蚌器近百件，超过了石器和骨器的比例。当时的蚌器可分为生产工具和装饰品两大类，生产工具有铲、刀、镰、镞、锥等，装饰品包括环、玦和穿孔蚌片。此外，有的遗址还发现蚌匙等生活用具。

海岱地区的纺织业，在龙山文化阶段比大汶口文化有显著的发展。不仅陶、石纺轮普遍有所发现，而且形制也更多了。在茌平尚庄遗址，大汶口文化的遗存中仅有两件纺轮，而龙山文化堆积中则出土了42　件；兽家口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层出土两件纺轮，均系废陶片改制而成，到龙山时期则发现25件之多；姚官庄遗址出土龙山文化纺轮50　多件；尹家城遗址超过了100　件。其它遗址也都有较多发现。另外，在许多陶器的底部发现了布纹，紧密纤细，其质量明显超过大汶口文化的产品。

根据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水平，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龙山文化晚期海岱地区已经出现了冶铜业。胶县三里河遗址发现了两件黄铜锥，很可能是利用当地出产的含有铜、锌的氧化共生矿，在木炭的还原气氛下冶炼得到的。在日照尧王城、栖霞杨家圈的龙山文化地层中，也分别发现过铜块和铜渣。虽然上述发现尚属少见，并且缺乏当地冶炼、铸造的确凿证据，但根据陶器制造技术和演变脉络，专家们认为龙山文化晚期出现冶铜技术是应该肯定的。海岱经济区，是中国古代社会农业和手工业全面发展的重要地区。自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表现出持续不断的、稳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系统性和连续性，从而成为远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黄河中游、辽东半岛及淮河流域、长江下游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各部落大都过着稳定的农业经济生活，随着农作物产量的增长，家畜家禽饲养业日益发达，手工业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重要方面，进步十分显著，一些部门已发展到专业化商品生产的程度，出现了商品交换的萌芽。在私有财富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早期的城市，这些城市已为青铜文化敞开了大门。

3。江汉平原屈家岭文化的经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长江中游一带的屈家岭文化诸部落以江汉平原为中心，活跃在东起大别山南麓，西至三峡地区，北到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北岸的辽阔大地上。这个部落集团继承了大溪文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以种植水稻为主，兼营渔猎和采集，为发展长江中游地区的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碳14测定表明，屈家岭文化存在的时间为公元前3400年-前2600年左右，相当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阶段，大约经历了800年的发展历程。屈家岭文化以1955-1957年发掘的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定名，经过发掘的重点遗址还有湖北钟祥六合，京山朱家嘴，天门石家河，宜都红花套，武昌放鹰台，枝江关庙山，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湖南澧县三元宫，安乡划城岗，华容车轱山；河南淅川下王岗和黄楝树等，获得了极其丰富的材料。新石器时代晚期，江汉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快，大体上与黄河流域齐头并进。不过，由于有更为广泛的植被和水域，采集和渔猎经济比黄河流域更为普遍与持久。各遗址发现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扁平穿孔石铲和石镰，地处鄂西北山区的郧县一带，较多使用打制的凹腰或双肩石锄。有些地点也曾发现很少的磨制长方形穿孔石刀。收割工具极少，可能是因为水稻的收获方法与中原地区刈割粟穗的方法不同，只采取薅拔的方式的反映。许多遗址的房屋红烧土中都发现了稻壳的印痕。其中屈家岭、放鹰台的稻壳经鉴定，为人工栽培的粳稻，与现代长江流域普遍栽培的稻种相近。

家畜饲养业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也有相应的发展。不少遗址发现了猪、狗等家畜的骨骸，另外，还出土了一些形似鸡、羊之类的陶塑制品，很可能是氏族家庭饲养的禽、畜造型。

屈家岭文化的制陶业在手工业生产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陶器主要是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两个系统，与以前的大溪文化以红陶为主判然有别，而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则有相似之处，充满了时代气息。不过，这一地区陶器的特点较多继承了大溪文化的工艺技术，圈足器发达，凹底器较多，并常饰凸弦纹和镂孔。也发现了一些朱绘陶和彩陶。尤其是在大溪文化薄胎彩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薄胎晕染彩陶，极具地方特色。彩陶纺轮也是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各遗址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篦点纹空心陶球和极少的彩陶球，用途尚不明了。日常使用的陶器主要是鼎、■、豆、罐、壶、盂、盆、碗、三足碟、杯、缸等。

江汉地区与洞庭湖周围的部落，陶器种类和造型有一定区别，反映出两地先民生活习俗的差异。

在屈家岭文化后期，很多盆形鼎、豆、碗的腹壁仰折，形成双腹状，器身特点相当一致，说明部分陶器的生产已趋定型化，可能和较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生产有一定关系。

石器制造业比大溪文化时期进步明显，常见的石器有斧、锛、凿、镞。

石斧平面多呈长梯形或长方形，侧边较齐平，与中原地区的大不一样；石凿则以方柱体式居多；石镞主要为两面起脊或扁平的带铤柳叶形。一些遗址还发现了穿孔石斧、穿孔石铲和石镰。总的看来，长江两岸的部落使用石质生产工具比北方少，可能有许多工具是用竹、木制作的，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在划城岗遗址的墓葬中，发现了两件"风"字形穿孔石钺，其中的一件还朱绘卷云纹图案，制作精美，显然是有特殊意义的非实用器物。

从数量很多的纺轮可以看出，屈家岭文化的纺织业是比较发达的。妇女们特别喜欢彩陶纺轮，这些纺轮一般先在两面涂抹橙黄色陶衣，再在单面绘以红色或红褐色花纹。纹饰图案主要有同心圆、漩涡、对顶三角、平行直线、短弧线、卵点纹等。这种纺织工具十分美丽，是普遍使用的物品。

屈家岭文化早期，势力向北已扩展到伏牛山南麓的河南省南部，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相接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河南禹县谷水河、唐河寨茨岗及郑州大河村等遗址，都曾发现屈家岭文化的双腹豆、高领圈足壶、高圈足杯、盆形瓦足鼎等；在青龙泉、屈家岭也出土了河南龙山文化早期的喇叭口红衣小陶杯、圜底罐形鼎等，反映了两地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既包含着生产技术的互相传播与借鉴，也包含着以物易物的产品交换，同时也暗示了不同地区间氏族的迁徙往来。正是这种交流，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交换的发展，从而使新石器时代的经济趋于同步。豫南、鄂北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交流，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特殊重要的意义。4。长江下游诸原始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一带生活着安庆地区的薛家岗文化、南京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诸部落，他们互相交往，共同为长江下游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些氏族文化之后出现的早期良渚文化和百越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1）薛家岗文化的经济状况公元前3000年前后，长江下游的鄂东、皖南地区以薛家岗文化为代表的部落，发展成一支很有影响的势力，活跃在大别山东南、巢湖以西的长江北岸冲积平原上。这个部落集团主要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生活和生产方式都与东部较早的马家浜文化基本相同，一些遗址发现的陶器和石器表明，他们也许是马家浜文化向西迁移的一支移民后裔，与当地受屈家岭文化影响的土著居民相融合的结果。这一部落后来世代生活在皖水及其上游长河、潜水两岸，逐渐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薛家岗文化。

薛家岗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而定名，目前安庆境内皖水流域已经发现这一古老氏族部落的遗址十余处，除大规模发掘的薛家岗外，还有安庆夫子城、张四墩、沈店，潜山天宁寨，望江汪洋庙，太湖王家墩、何家凸，岳西祠堂岗，怀宁黄龙、杨家嘴，宿松黄鳝嘴和一天门等遗址。考古发现表明，薛家岗人在皖水流域继承并发展了马家浜文化稻作农业的生产经验，进一步改进了生产工具，提高了水稻产量，并使手工业生产也向前迈进了一步。各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有又扁又薄的穿孔石铲、窄长条的有段石锛、横长梯形的多孔石刀和圆柱体陶锉等，这些工具都与其他地区的氏族部落大不相同。尤其是多孔石刀，穿孔皆为奇数，1-13　孔不等，最长的石刀达51.6　厘米。薛家岗遗址发现的几件石铲和石刀，穿孔周围规整地绘画着红色花果形图案，为中国大陆各遗址所罕见，可能是非生产所用的特殊器物。

这一部落的先民使用的日常生活器皿，主要是夹砂红陶和灰褐色泥质陶的鼎、鬶、壶、罐，在陶器中由甑鼎套合的■和敛口深盘棱柄豆独具风格。许多鼎足呈鸭嘴形和枫叶形，也颇有地方特色。一些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陶器还有缸、盆、钵、碗、纺轮等。

薛家岗遗址发现了几座残房基址，分为地面建筑和半地穴式两种。在房址的红烧土块中发现有稻壳的印痕，证明当时的人们过着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各遗址所发现的墓葬，随葬品多寡不一，其中随葬品较多的，陶器组合都有一定规律，基本是鼎、豆、壶、盆或壶、碗，反映出氏族内部比较严格的组织形态和丧葬习俗。在一些随葬石制工具较多的墓中，石铲、石刀、石锛等常叠压放置。属于这一氏族集团的湖北黄梅县塞墩氏族墓地，有一座墓随葬了很多工具，包括斧、锛、凿、三孔刀、磨刀石等石制工具，集中放置两堆，其大小和形制多样复杂，表明墓主人生前是掌握石器加工专门技艺的手工业者。

薛家岗遗址所表现出的特点，在南京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中有所反映，在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中也发现了较多相似因素，他们之间显然有一定交往。薛家岗文化晚期，制陶业也吸收了山东地区典型龙山文化的先进技术，出土了一些袋足鬶、蛋壳黑陶高柄杯等，说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的原始部落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日益加强的交流与融合。

（2）北阴阳营文化的经济状况从安庆顺江而下，到芜湖、南京、镇江一带，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农业经济和物质文化，是由以北阴阳营氏族为代表的先民创造的。北阴阳营文化以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命名，主要分布在薛家岗文化以东的南京、镇江地区的河旁台地和丘陵上，向西到巢湖东岸与薛家岗氏族为邻，向东到太湖西部常州一带与崧泽文化相接，主要遗址还有江苏江宁太岗寺、卸甲甸、庙山，江浦蒋城子，安徽滁县朱勤大山等。

在上述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石制生产工具。石器都磨制得很精细，多见舌形穿孔石斧，环状大石斧、穿孔石锄、长条形拱背或带脊的石锛、楔形凿，也有与薛家岗文化相近的七孔石刀。从丰富的生产工具和庙山遗址陶器上的稻壳印痕可知，农业经济是这一地区氏族部落的主要经济活动，水稻是主要的农作物。从出土的动物骨骼可以看出，狗和猪是普遍饲养的家畜，猪下颚骨在不少墓葬中都有发现。

由于宁镇地区既有密集的河流湖泊，又多丘陵林莽，采集和渔猎是农业经济的辅助手段。北阴阳营等遗址有数量较多的骨镞、石球、陶弹丸等狩猎工具，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鹿、水獭、鼋和龟类遗骸。

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主要在制陶和石器制作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制陶工艺比较先进，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其次是灰陶，三足器、圈足器十分普遍。一些陶器的牛鼻式■耳、角状把手和弯曲的器足表现出与周围地区制陶工艺不同的特色。部分陶器施加红衣。有少量彩陶，大都先抹橙色或白色陶衣，再以红彩或黑彩绘成宽带、网状、十字、圆圈等简单纹样，其中有少量器物在内壁画彩。代表性的陶器有罐式鼎、双耳罐、三足盉、高柄豆、圜底钵、圈足碗等。总的看来，陶器尚处于手制并经慢轮修整阶段，胎壁较厚，造型也比较简单。

石器的磨光和穿孔技术较高，据勘察，石料多从遗址附近的紫金山及其它山岭取得。有两件穿孔石斧是用铁矿石制作的。大多数石器都磨制得非常光洁。制玉工艺同样比较先进，使用蛇纹石、透闪石、阳起石、石英和玛瑙等制作出丰富的装饰品，有玦、璜、管、珠、坠等各种饰件，玉器的抛光和钻孔技术在长江下游诸氏族部落中居突出的地位。

在北阴阳营遗址的253　座墓葬中，东部较晚的13　座墓出土物品与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出土物品很接近，一些灰坑中还发现了良渚文化的遗物，说明北阴阳营文化与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联系密切，晚期受到更为先进的良渚文化强烈影响，或者融入良渚文化，共同进入奴隶制的青铜时代。

（3）崧泽文化的经济状况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继马家浜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崧泽文化。

崧泽遗址位于上海市西部青浦县城东约4　公里处，地处太湖东岸。以该遗址命名的崧泽文化，碳14　测定年代在公元前3900　至前3300年之间，大约经历了600年的发展阶段。典型遗址除崧泽外，还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常州圩墩、浙江吴兴邱城、海宁坟桥港等。

从各遗址发现的生产工具和陶器的羼和料有较多稻壳可知，崧泽文化的先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石器磨制得都很精细，有宽面穿孔石铲、长方形穿孔石斧、扁平和长条形石锛、小石凿等，此外还有陶纺轮、陶网坠，很少发现骨角器。在几个典型遗址中都出土较多渔猎工具，说明狩猎和捕捞水生动物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就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看，崧泽文化居民的活动地域和所处的时间都比较有限，经济生产状况还不十分清晰。

手工业生产较之马家浜文化时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尤其在制陶业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多数陶器继续用泥条盘筑法手制，但已普遍采用了慢轮修整技术，有些器物看来是轮制的。陶器的器型规整，种类较多。一般以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陶为主，还有少量泥质红陶和泥质黑皮陶。泥质灰陶质地细腻，火候较高，在马家浜文化阶段极少发现，这时已跃居主要地位。泥质红陶有的颜色桔红，有的涂以红陶衣，内外壁和器表，胎质的色泽基本一致，也区别于马家浜文化时期外红内黑的陶器。各种陶器仍以素面为主，纹饰有堆纹、弦纹、压划纹、镂孔和彩绘等。其中压划的绞丝纹以及由圆孔、弧边三角孔组成的带状镂孔图案十分美观，特征鲜明。灰色和黑色陶器有较大比重，是用还原焰烧制的方法产生的，火候在760℃-810℃之间。常见的陶器中豆、鼎和壶在早、中、晚各阶段变化多样，表现出制陶工艺的发展过程。许多陶器有花瓣式的圈足，有的壶、罐腹壁连续折成瓦楞状，都是崧泽文化陶器的鲜明特色。在崧泽文化的遗存中，已不见马家浜文化盛行的腰沿釜、牛鼻耳罐等。上述制陶业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其中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从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薛家岗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崧泽文化反映的面貌，可以看出公元前3000多年的时侯，长江下游各部落集团都在从事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生产，采集和渔猎经济仍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手工业的发展更多地从制陶技术的进步方面得到体现，而骨角器、玉石器的制作加工技术进展比较缓慢。

从薛家岗遗址各个发展阶段的文化遗存分析，这个部落可能是从苏北地区淮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一些氏族南下而来，在巢湖周围定居并发展到潜水流域的，后来又受到北阴阳营文化的较大影响，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性文化。相对来说，北阴阳营文化比西部的薛家岗文化和东部的崧泽文化都要早一些，但后来以崧泽文化为主体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发展迅速，使薛家岗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各部落的后裔都变成了良渚文化的附庸，终于融汇于青铜时代的"百越"之中了。

（4）长江文明的先驱--良渚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一带继崧泽文化之后兴起的是良渚文化。这种古老的文化是1936年发掘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命名的，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常州一带，其影响曾达长江北岸的南通地区。据碳14　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前2200年，末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的开始阶段，并与夏代统治集团有密切的联系。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无锡先蠡墩，张家港市徐家湾；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和莫角山，宁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县马桥，青埔福泉山等。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显示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主要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两个方面。

水稻栽培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在仙蠡墩、徐家湾、钱山漾、水田畈和吴县澄湖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堆积中，都发现了稻谷和稻米的遗迹。经鉴定，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

除了水稻外，各个氏族部落还从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种植。

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葫芦、花生、芝麻、蚕豆、甜瓜子、两角菱、毛桃核、酸枣核等遗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实，有些可能是人工种植的，这时的农作物品种显然比马家浜、崧泽文化增多了，农业生产的范围也扩大了。

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标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发明与推广。犁耕是良渚文化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犁，仅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余件。石犁有两种形制，一种平面呈三角形，刃在两腰，中间穿一孔或数孔，往往呈竖直排列，可以安装在木制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种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后端有一斜把，可能是开沟挖渠的先进工具，故又称"开沟犁"。这两种石犁都是良渚人发明的新农具，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同以前的耜耕生产相比，犁耕不仅可以节省劳力，提高工效，更好地改变土壤结构，充分利用地力，而且也为条播和中耕除草技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积的开发变成耕地，农业生产水平因此能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为夏代以后的农业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在良渚文化的大批石器中，还有一种形制特殊的器物，它两翼后掠、弧刃，背部中央突出一个榫头，其上常穿一圆孔，形制同后来这一地区使用的铁制耘田器十分相似，被认为是古代最早出现的稻田中耕除草的农具。中耕除草技术的出现，同犁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犁耕操作成直线进行，播种也随之成直线挖土下播，于是为先进的条播技术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就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另外，在钱山漾遗址还发现一种形似畚箕的带柄木器，形制亦同该地区农民现代使用的木千篰一样，是一种取河泥施肥的工具。中耕除草同施肥结合起来，无疑会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水稻种植要引水灌田。打井修渠，灌溉农田，是良渚文化诸氏族部落在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之后发展农业的又一重要成就。在吴县澄湖、昆山太史淀、无锡南方泉、江阴夏港、嘉善新港等地，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水井。澄湖发现了100　多口水井；太史淀的水井还设有木井圈；嘉善新港水井的井壁是用木筑的。这时的水井，修筑井壁的技术显然继承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的特点，并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水井数量急剧增加，其作用不仅是为了日常生活饮用。徐家湾遗址发现了用于引水排水的沟渠遗迹，再联系到许多开沟犁的出土，说明良渚文化可能已经出现了灌溉农业，这一农业生产技术在中国大陆是首创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都处于比较低洼的水网地区，主要农作物是水稻。水稻的生长既怕干旱，又怕水涝，控制适当的水量是保证水稻生长、丰收的基本措施。良渚文化的先民积累了自河姆渡文化以来3000年水稻栽培和田间管理的经验，逐渐摸索并发明了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技术，从而大大增强了抗旱与排涝的能力，使稻作农业置于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为南方广大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良渚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已进入夏代统治时期，受到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这时也出现了国家的雏形，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已为其打下了基础。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各地出土的遗物表明，良渚文化已拥有陶器、石器、木器、竹器、丝麻纺织、玉雕以及髹漆等多种手工业，而且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以制陶业和玉器制作更为突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占有重要地位。

良渚文化的陶器已普遍采取快轮成型的方法，各种陶器造型优美，胎质细腻，器壁厚薄均匀，火候较高。当时已极少彩陶，常在器表用镂刻技巧加以装饰。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划出精美的花纹图案，既有形态生动形象的鱼、鸟、花、草等动植物，也有线条纤细、结构巧妙的几何形图案。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鼎，在丁字形足部镂以新月形和圆形的孔，器盖、盖钮及器身则精细雕刻着圆涡纹、蟠螭纹图案。带盖的贯耳壶有的厚度仅1-2　毫米，上面也分别细刻着繁复的圆涡纹、编织纹、曲折条纹、鸟形纹、蟠螭纹等纹饰。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编织纹饰，竟是用细如丝线的泥条编叠粘贴而成，足见其制作之精良。良渚文化的许多陶器，既是美观、大方、实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很精致巧妙的工艺美术品。

中国远古社会的玉器制造业，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相当发达，各地普遍发现了造型美观、制作精巧的玉器。在中原地区进入夏王朝统治之际，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中国大陆成为首屈一指的工艺品，并成为商周礼器的一个渊源。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点多，分布面广，尤以杭嘉湖地区最为集中。仅浙江的吴兴、余杭等8　县市，就有20　多处遗址发现过玉璧和玉琮。青浦福泉山发掘的7　座墓，出土随葬品共677　件，其中玉器就有500　件以上。余杭县反山氏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遗存，时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墓葬中各种玉器占全部随葬品总数的90％以上，11　座墓中计出土3200　余件，其中有一座墓随葬玉器达500　多件。

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业，承袭了马家浜文化的工艺传统，并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东方薛家岗文化各氏族的经验，从而使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环、琮、钺、璜、镯、带钩、柱状器、锥形佩饰、镶插饰件、圆牌形饰件、各种冠饰、杖端饰等，还有由鸟、鱼、龟、蝉和多种瓣状饰件组成的穿缀饰件，由管、珠、坠组成的串挂饰品，以及各类玉珠组成的镶嵌饰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出自同一座墓的玉器，玉质和玉色往往比较一致，尤其成组成套的玉器更为相近。选料有时是用同一块玉料分割加工而成的。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着花纹图案，工艺采用阴纹线刻和减地法浅浮雕、半圆雕以至通体透雕等多种技法。图案的刻工非常精细，有的图案在1　毫米宽度的纹道内竟刻有四五根细线，可见当时使用的刻刀相当锋锐，工匠的技术也是相当熟练的。大至璧琮，小至珠粒，均经精雕细琢，打磨抛光，显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度的玉器制造水平。玉器的图案常以卷云纹为地，主要纹饰是神人兽面纹，构图严谨和谐，富有神秘感。

与反山氏族墓地相距5　公里的瑶山氏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

这个墓地的玉器与反山所出大多相像，但十几座墓葬中均未出土玉壁，表现了两个相邻氏族在习俗上的区别。瑶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玉匕和玉匙，是良渚文化首次见到的珍贵餐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数量多、质量高而超越同时期其它地区玉器制造业之上，充分说明玉器制作已经成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手工行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江下游三角区四、五千年前的物质生产水平是比较发达的，为吴越经济区早期国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根据玉器出土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石器制作技术同样高超。制造石器的工匠们已经完全掌握了选择和切割石料、琢打成坯、钻孔、磨光等一套技术。

与此同时，竹木器制造行业也有了一定发展。许多遗址都发现了木器和竹编器物，钱山漾遗址集中出土了200　多件竹制品，说明这种手工业也成为一些氏族成员专门从事的生产劳动。良渚镇的庙前遗址，出土了木豆、木盘、木矛和木箭镞等一批罕见的木制品；宁波慈湖遗址也出土了木耜、木桨、木屐，还有用树杈制成的锛柄和镶嵌牙齿钻头的木钻，可见当时的竹木制品多么丰富。手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分工、在良渚文化晚期已经出现。

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使产品的交换发展起来。大量的、集中出现的玉器、石器、陶器、竹木器，在一些遗址或墓葬中显然并非生产者或墓主人本身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许多手工业产品，已经具有商品的属性。反山墓地的大墓中，数量丰富的陶器和玉器，大多数只有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换才能获得。另外，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广东石峡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马桥、嘉兴雀幕桥等遗址出土了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可能都是交换的结果。这一现象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手工业产品的交换活动不仅在氏族和部落集团内部经常地、频繁地进行，而且同生产活动一样，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内容。

良渚文化晚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时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可能已经存在。1992年发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显然与国家的礼制有关。夏禹在会稽召集天下各部族首领聚会，"万国"赴会，是有一定根据的。

5。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新石器时代晚期，广东省北部丘陵地区生活着属于石峡文化的农业部落。

石峡文化主要分布在广东北江、东江上游地区的瑶山、滑石山、青云山、九连山一带，以1973-1976年发掘的广东曲江石峡遗址而定名，主要遗址还有曲江坭岭、葡勺山，始兴新村，河源上莞墟，宝安大石寨，龙川坑子里等，碳14　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前2000年。

粤北丘陵地区当时各氏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许多遗址都发现了农业工具和手工业工具，石器主要有、铲、锛、凿、镞等。石为长身弓背，两端刃，一宽一窄，最长的石达31　厘米，是适于华南红壤地带挖土深翻的农具；扁平石铲均穿孔，分为长梯形或长方形两种。因收获稻谷普遍用薅拔的方法，遗址中大多不见或极少见刀与镰。

在考古发现的地层堆积和不少墓葬里，多次发现栽培稻的遗迹。有一个窖穴中残留着数百粒炭化稻米，颗粒基本保存完整，个别米粒还清晰可见米胚。有的是把稻壳、碎稻秆掺和在砌筑灶坑的泥巴中，也有的房址红烧土中有稻谷遗痕。石峡墓地的几座墓中发现了作为祭奠品放置的稻谷和米粒，出土时多已碳化。上述稻谷遗迹。均经科学鉴定无误，有的稻谷与中国大陆现代栽培稻种属相同，籼稻和粳稻均有，以籼稻数量居多。

石峡部落种植水稻的遗迹，是中国大陆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水稻遗存分布最南面的一处。表明长江流域的华南的远古农业生产主要是稻作农业，既使在丘陵地区也不例外。

岭南地区的手工业经济也是比较发达的，制陶业显示出强烈的地方色彩。陶器多呈灰褐色或灰黄色，以轮制为主，素面最多，器表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镂孔等，其中一些几何印纹陶，属华南如东南沿海地区这种陶器的早期阶段产物。各遗址发现的陶器数量很多，石峡墓地中主要随葬品是各类陶器，有鼎、盘、釜、豆、壶、罐等，其中以子母口的三足盘和盘式鼎更为典型。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石峡文化氏族部落的竹木器制作行业比较发达，虽然没有留下遗物，但是许多墓葬中随葬着成套的木器加工工具，以各种大小型石锛、石凿居多，其中有一种凹口刃面的锛和凿，可以将木头凿出圆槽、圆孔，是相当进步的工具，反映出手工业生产中竹木器制作的专业化。玉器制作是手工业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峡文化晚期的一些大墓中随葬着精美的玉器，包括琮、壁、瑗、环、玦、璜、笄等，一些玉器有明显的良渚文化风格，可能是交换的产物，但多数是当地制作的。

石峡文化与周围地区一些部落有一定的交往，特别是与鄱阳湖以南赣江流域的一些部落关系非常密切。石峡墓葬中出土的有段石锛、陶鬶、盘式鼎等，与江西清江筑卫城遗址下层和修水山背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集中出在石峡第54　号墓中的一组陶器，与江西修水山背遗址的1　号房址中出土的器物极其相似，考古学家认为赣江中上游的和粤北山地的这些部落可能有同一渊源。

洞庭湖以南的湘江中上游，也发现了一些与石峡文化有相同因素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主要分布在长沙、宁乡、望城、湘乡等地。其中湘乡岱子坪、长沙腰塘等遗址出土的陶器群，与石峡文化的陶器有许多共同特点，同时也与洞庭湖以北的石家河文化遗存有不少相同因素。这种现象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特别是中原地区进入夏代之后，华南地区的各个部落集团交往日益频繁，物质文化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同一性，从而形成不同地区的经济共同体。

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各地经济形态的差异在新石器时代仍然是明显的。在石峡文化分布区的南部，广东沿海地区的一些氏族部落当时是以渔猎经济为主的，在一些海岛上则没有产生农业经济的迹象。

珠江三角州地区，自云雾山以东到罗浮山、莲花山以西，自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就一直有人类生产活动，留下许多遗迹和遗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带的氏族部落仍然在群山环抱的滨海地区过着渔猎经济的生活。考古发现的典型遗址有高要蚬壳洲、珠海淇澳岛和三灶岛、深圳小梅沙和大黄沙、香港深湾、增城金兰寺、东莞万福庵、珠海南沙湾、中山市龙穴村等，主要是沙丘和贝丘遗址。

淇澳岛在南海珠江口的伶仃洋西南方，岛屿东南是伸进陆地呈弧形的海湾，这个海湾浪静风平，海产十分丰富。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岛上发现并清理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展示出当时氏族先民在海上捕鱼和岛上宿营的情况。岛上发现许多当时炊煮用的灶坑，排列密集，无特定的形状，没有发现居住的遗迹，可知岛上没有定居的捕鱼人。这些远古渔民用过的灶坑。有的用两面扁平的山石竖排成两行呈长条形，有的是用大块砾石和泥土随意砌成的简易灶坑。涂抹在灶坑里和周围的泥土都已烧成坚硬的红烧土。附近出土了较多煮鱼用的夹砂黑陶釜和少量红陶釜，还有一些放置陶釜的陶支座、器座。在岛上还发掘出一批石质工具，较多的是长柄有肩石锛、有肩有段石锛，此外还有梯形石锛、柳叶形右镞、河卵石制成的网坠和陶纺轮、石臂环等。这些工具主要用来捕鱼、修船和补网。

粤北丘陵和南海沿岸同一时期的不同经济形态，反映出自然环境对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巨大影响，在远古社会有十分普遍的意义。

6。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市龙山文化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使各个部落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扩大了以物易物的交换领域。氏族首领攫取到越来越多的财富，也不断追求从交换中获得的精美陶器、铜器和玉石装饰品。交换使人口集中、地点比较固定的一些集市成为周围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技术交流的中心，城市就在集市的基础上发展产生了。

为了维护本氏族的利益，保护新兴贵族的财富，许多氏族聚落周围过去的壕堑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而改之以修筑坚固的高大围墙，这就是中国大陆最早出现的城堡。主要用于防卫的城堡和附近的物资交易集市相结合，形成了分布在各地的城市。

龙山文化的城址，在黄河流域不断被发现，其中河南境内的有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安阳后冈、辉县孟庄等处。这批城堡遗址的发现，说明4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的城市经济、物资交换和交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山东境内，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有章丘龙山镇、邹平丁公村、寿光边线王村、临淄田旺村几座规模较大，遗存丰富，反映齐鲁大地的古代文明是与中原并驾齐驱的。此外，在内蒙古河套地区、辽西地区和长江流域，也有一些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发现。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安阳后冈发掘出的龙山文化城墙就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当时清理出围绕遗址的西面和南面两部分墙址，长约70　余米，墙宽2-4　米。由于历代毁坏严重，很难窥测这个古城的全貌。

登封县位于黄河中游河南省的西部，著名的中岳嵩山横亘在县境北部。

告城镇位于登封县东南，西北距县城15　公里，颖河与五渡河在镇西南交汇。这里地势依山傍水，土质肥沃，气候温和，适宜发展农业生产。著名的王城岗龙山古城就坐落在五渡河西岸。这座城堡有东西两城，城呈方形。西城的西墙长94.8　米，南墙长97.6　米，城内面积不足1　万平方米，规模较小。根据这座城堡所处的地理位置与时代，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该城即为古史传说中夏禹最早建都的阳城。

淮阳平粮台的城址也是方形的，长宽各为185　米，整个城堡所占面积约5　万平方米，城内面积34000　平方米。发掘时清理城墙残高约3　米，墙顶宽达10　米，为小板板筑法砌成，夯层清楚。城角为弧形，南城墙有城门，门两侧有土坯建筑的门卫房。南门的路面下埋设着两条陶水管道以向城外排水，残存5　米多长。陶水管用榫口套接法安装铺设，管上拍印着篮纹、绳纹和方格纹。在这座城址内，发现十多座房屋遗迹、三座陶窑和一批灰坑，还有16座儿童的墓葬，成年人的墓则埋在城外。

辉县孟庄镇的龙山文化城址规模较大，面积达16　万平方米。这座城堡北依太行山，南临黄河故道，修筑在一处坡岗上。城址亦呈正方形，城墙长宽均约400　米。主城墙顶宽5.5　米，底宽8.5　米，残存高度为0.2-1.2　米左右，部分地段保存着高达2　米的墙体。除西墙大部分遭到破坏外，其余三面保存较好。城墙为黄花土夯筑而成，土质坚硬，内含较多料礓石及少量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片，夯层厚约8-15　厘米。夯窝呈圆形，圜底状，直径约1.5　厘米，是用集束木棍夯成的。主城墙内外两侧都有宽约10　米的附加部分来巩固墙体。根据勘察，这座古城曾经修复过。城墙外有一周护城河，河底距地表深5.7　米，可见这座城堡的防卫是相当森严的。

中原地区的这些城堡，与同时期的大型村落显然是不同的。除了高大的城墙外，有的城门还设有守卫，城外有护城河，城内住房也比一般村落的半地穴式房屋更为先进优越，属于以军事防御性质为主的城堡。总的看来，这批古城的规模虽然都不很大，但确实已具备了城市的雏形。

黄河下游地区发现的几座龙山文化城址，规模和形制都与中原地区的大致相同。最早发现的山东章丘县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是中国远古社会极其重要的遗址，龙山文化即以此定名。该遗址在1928年和1930年经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是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和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开创性的意义。1990年进一步勘察和试掘表明，这处遗址的"城子"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夏代的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的城址三城重叠的，是中国早期文明在东方的一个中心。

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城址，平面近方形，东、南、西三面的城墙比较规整平直，北面城墙弯曲并向外凸出，城墙的拐角处呈弧形。城内东西宽约430多米，南北最长处达530　米，面积约20　万平方米。深埋地下的城墙宽为8-13　米，这座古城4500年前矗立在齐鲁大地时，气魄是很雄伟的。

修筑这座古城时，城墙大部分挖有基槽，少量部位则利用沟壕填实夯筑起墙身。城墙的夯土结构有两种，一种用石块夯砸，一种采用木棍夯筑，表明城墙的修筑时间有早晚之分，也显示出龙山文化不同阶段夯筑技术的发展。早期的夯土未能分层；中期重修的城墙夯层已较清晰，但层面尚不平整，夯窝也不十分清楚；晚期城墙夯层清晰，有较平整的层面。不过，当时仍未出现比较先进的板筑技术。

这座龙山文化的城址，面积之大在各地同时期的城市中居于首位。城内有丰富的文化堆积，各个发展阶段的堆积相互叠压、彼此打破的关系十分复杂，出土了不少精致的陶器和石器。这些迹象表明，这座重要的东方古城主要的性质已不是军事防御的城堡，而是一个具有一定水平的手工业经济和市场贸易的中心。

邹平县苑城乡的丁公村，1991年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面积较大的龙山文化城址。这座古城平面呈圆角方形，面积约11　万平方米。城内的文化堆积厚3　米左右，出土文物的年代包括了龙山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在这座城堡的下面，积压着新石器时代中期大汶口文化的遗存，而龙山文化遗存的上面则是夏代东夷族的岳石文化及商代、周代的遗存，可见这里是从远古到三代人烟稠密、经济发达的地方。

寿光县孙家集乡边线王村北的龙山文化时期城址，是1986年发现的。城墙和城内的堆积都已受到历代的破坏，但两圈城墙的基槽尚存，内圈基槽平面呈不规则方形，面积约1　万平方米，东、西、北三面各有一门，南面因挖土破坏，城门已不复存在。城墙的基槽口大底小，口宽6-8　米，深4　米多，在不平整的夯层面上有大小形状不一的夯窝。外圈基槽也呈不规则方形，面积57000　平方米，四面有门与内城城门相对应。据考古学家研究，这座龙山文化的古城是分两个阶段修筑的，内圈城修筑较早，外圈城较晚，反映出城市的规模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扩大。

田旺龙山古城，1992年在临淄田旺村东北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平面为圆角竖长方形，面积约15　万平方米。城内龙山文化堆积厚约2　米左右，其下也埋藏着大汶口文化的遗存，其上是夏代的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由此可知，这座城市与丁公村古城一样，自龙山文化至周代，绵延上千年，几经荣衰，成为山东古代文明的历史见证。

山东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出现的早期城市，已不完全是单纯用于防御的军事城堡，而是具有一定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地位的城市了，只是市场经济还处于以物易物的交换阶段，城市经济的主要标志货币还没有形成。比起中原地区，这些城市都有较大的规模，城内都有极为丰富的龙山文化堆积，反映出在城市中居住的人口已相当可观。在这些古城周围，都分布着一批不同规模的龙山文化遗址，城子崖古城周围的龙山文化遗址多达40处以上，说明这些古城是在一定地域中起重要核心作用的。发掘表明，城市中的手工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周围的聚落，主要表现在陶器制作十分精美。另外，这些古城的文化遗存都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城市的出现是当地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应该指出，龙山文化的这些古城，还不是夏代以后那种以商品交易为基础的城市，商业城市的产生是奴隶制王朝建立以后才实现的。

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中国北方和长江流域的一些部落也出现了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城堡，如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的伊克昭盟准格尔旗、辽宁西部西拉木伦河、大小凌河流域等地都在龙山文化末期出现了凭山据险、用石块叠起的城堡，有些城堡的影子已投射在夏代了。

四、考古发掘出的一个王朝--夏代的中国经济经过了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五六千年的发展，中原地区在龙山文化之后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代。

夏，是古史传说中最早的朝代。《史记·夏本纪》引《竹书纪年》载，夏代之"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三统历》说夏代历时432年。商灭夏大约在公元前1600-1500年前，依此上推，夏代纪年约从公元前22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共500年左右。

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夏代，20世纪初期史学界曾有不同看法。自安阳殷墟甲骨文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述的商王世系以后，随着考古材料日益增多，商代的历史已被公认为信史。因此，尽管《史记·夏本纪》记述的夏代世系与商代同样简略，大多数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认为夏代的存在是可信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碳14　测定技术在考古学上的应用使中国远古及三代的历史更加明晰，考古发现的大批夏代纪年内的文化遗存，其面貌特点进一步证实了夏代的存在。

考古学所说的夏文化，主要指夏王朝时期在一定地域内的夏族的文化遗存。夏族主要活动在河南西部的颍水上游和伊河、洛河下游地区，北及晋南的汾水下游一带。在夏王朝统治的地域内，各氏族部落集团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成夏民族，而在其周围地区，则分别存在着其它许多氏族部落军事联盟集团，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所证实的，主要有黄河下游齐鲁先民的岳石文化、黄河上游氏、羌等族先民的齐家文化、长江中游荆楚先民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吴、越等族先民的晚期良渚文化等等。此外，在东北还有西辽河流域的一些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西南地区和华南也生活着一些经济上落后于中原地区的氏族集团。所有这些分布在中国大陆上的早期国家和氏族集团，共同构成了夏代的历史，共同发展着夏代的经济，共同是夏代的主人。

（一）代表夏代经济的二里头文化夏王朝的中心区域，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均证实在豫西晋南一带，考古发现其代表性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

经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000年的发展到了龙山文化末期，黄河流域许多氏族部落先后进入更大规模的军事联盟时期，形成了一批在古史传说中很有影响的军事集团，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神化了的酋长，如黄河下游的皋陶氏、伯益氏，黄河中游的颛顼氏、帝喾氏，渭水流域的炎帝神农氏，淮河流域的太皞氏等等。这些大的军事集团经过数百年的交流与融合，大约在公元前22世纪之前，各自成为城邦制的军事酋长国。黄土高原的黄帝部落集团统辖下的六个巨大的部落联盟，成为活跃在陕西、山西、河南交界地区最强大的力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代。

夏代的经济生产比以前有了显著的提高，反映在物质文化上更加丰富。

豫西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是夏代中心区域的代表性文化。从二里头文化的遗迹和遗物，可以看出夏代社会经济的基本状况。

二里头文化于1953年首先在河南省登封县王村遗址发现，当时出土的遗物不多。自1954　至1957年，在洛阳东干沟村附近又曾几次发现这种文化的墓葬与灰坑。这个遗址的晚期堆积中发现有青铜小刀和青铜锥，器形和铸造工艺都很原始。从地层关系上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这种文化的年代晚于人们熟悉的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商代，这种文化的特点及其所处的时代，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很快，在郑州洛达庙、巩县稍砦、偃师灰咀和二里头、渑池鹿寺、陕县七里铺等地都发现了这类古文化遗存。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二里头遗址的大规模科学发掘，资料越来越丰富，许多碳14　测定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1-前15世纪。考古界遂把这种文化定名为二里头文化，并做为夏文化的主要讨论内容。

20世纪80年代，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西南部和陕西省东部各地都有发现，已达100　多处。这些遗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宫殿建筑、村落、墓葬群，也有一些铜器冶铸、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铜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研究夏代经济和文化的珍贵资料。

由于夏文化是许多地区不同氏族集团交融的产物，在这广阔的地域内，各地的二里头文化不尽相同，大致可分为豫西地区的二里头类型、晋南地区的东下冯类型、豫北冀南地区的下七垣类型、豫东地区的下王岗类型。这些不同类型，是不同渊源的龙山文化时期氏族部落文化传统承袭发展的结果。在夏文化的中心地带分布的是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为夏王朝所直接统治，其它类型则可能是与夏人联密切或有姻亲关系的方国。

（二）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夏代的第一个君主禹，是黄帝的后裔，原是夏后氏部落的一个酋长。夏后氏是河套地区的戎人部落，后来沿黄河南下，活动于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在龙山文化之末的虞舜势力控制中原时期，禹以率众治水有功，被各部落推举为舜的继承人。可是禹继位之后，即培植自己的儿子启的力量，禹死之后，启公然杀害了由各部落推选出的禹的接班人伯益，用武力夺取了统治中原各部落的职位。从此，完全废除了远古社会数千年传统的部落联盟首领"禅让"的民主选举制度，开创了王位世袭制的"家天下"的局面。公元前21世纪，夏朝正式以奴隶制的面貌出现在中原地区、中国的社会经济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三）中原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夏王朝统辖的地区，主要是河南省中西部的郑州附近和伊、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相邻的山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在古史传说的夏王朝疆域内已发现有关遗址近百处，其中代表性的遗址是河南偃师二里头，以该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成为典型的夏代文化遗存。此外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洛阳东干沟、矬李、东马沟、陕县七里铺，临汝煤山，郑州洛达庙和山西夏县东下冯、翼城感军等十几个地点。

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现表明，夏代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农具主要是石器，其中石铲、石镰的数量最多，另外还有蚌铲、骨铲和蚌镰等。木质的、耜一类工具也是日常使用的农业工具。主要农作物仍然是在新石器时代基础上大量生产的粟、黍一类。

这时，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马、牛、羊等，可谓"六畜俱全"了。由于农业生产已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饮酒之风比较普遍，在一般平民的墓葬中也常见觚、爵等酒器随葬。

夏代的农业经济比新石器时代发展更快，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在龙山文化末期，黄河流域多次洪水泛滥成灾，禹在各部落的推戴下，受舜的委托治理洪水，"尽力乎沟洫"，变水害为水利。在夏代，由王室统一部署水利灌溉工程，使农田得到更有效地利用。在这种情况下，农产品的产量有较大增长；第二、由于数千年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积累，夏人发明了四时节气和干支纪日法，制定了为后人广为传颂的《夏时》、《夏小正》等历法，以当时可能具有的季节气候和其它物候知识来指导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

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植物的生长荣衰、动物的栖息繁衍都有一定规律，这种规律同一年四季气温变化的周期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因而产生了物候知识。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本的大国，为了不误农时，从远古时代起氏族成员就注意利用物候知识来指导安排生产了。中国第一部关于农业生产和物候之间关系的著作《夏小正》，在奴隶社会初期出现，正是农业经济有显著发展的结果。

由夏人总结传述经后人整理的《夏小正》，文字古朴简练，内容相当丰富。全书数百字按照一年十二个月分别记载物侯、气象和重要的政事，特别是关于农业和畜牧业经济方面的耕种、修补农具、整理田界、采集、蚕桑、养马等都有具体的描述。这部最早反映中国农业经济的文献，是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第三、夏代的农业生产工具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较大的改进。不仅由于奴隶的密集型劳动使大批农业生产工具得以改造，而且集中了各地的先进手工业技术，改进了传统工具的质量，出现了一些更有效的新式农具，提高了劳动效率，从而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第四、在一定范围内，新兴的奴隶主贵族统一管理的集权政治，使原来分散在各个部落的富有生产经验的人有了集中交流农业先进技术的条件。各地原始部落先进经验在夏王朝疆域内得以迅速推广，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巨大的动力。

由于上述原因，夏朝的经济发展较之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明显的飞跃，黄河流域率先进入了古代的文明社会，出现了规模相当大的都市，农业和畜牧业产品有了更多的剩余，从而转变成用于交换的商品，出现了城市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萌芽。

（四）中原地区的手工业生产在夏代的生产和经济生活领域里，社会分工更加精细，不仅手工业已基本上与农业分离，而且在手工业内部，铸铜、制陶、玉石器制作、骨角器制作乃至木器加工等都已出现专业分工，手工业生产开始出现了行业性的结构和与此相适应的商品交换。

在中原地区，制陶业仍是当时的主要手工业。陶窑在洛达庙、二里头、东下冯和陶寺等地都有发现。二里头的窑室均已残损，直径1　米左右，火门、火膛和窑箅等一般保存较好。火膛作直壁圆筒形，中设长方形土柱以支撑窑箅，箅面有若干圆孔，在陶窑附近大都出土陶拍等制陶工具。陶寺的窑为横穴式，窑室直径在0.7-1　米左右，有多股平行火道或叶脉状火道。这个遗址还发现了专门烧制白灰的窑址。大小与陶窑近似，锅底形窑室的中心有一火道，燃烧温度明显高于陶窑，窑前散落着未烧透的石灰石，附近有盛储白灰的窖穴。这些材料表明，当时白灰已得到广泛地应用。在各地发现的大批陶器中，有作炊器的鼎、鬲、折沿深腹罐和侈口圆腹罐等；作食器和容器的有三足盘、深腹盆、平底盆、擂钵、小口高领罐和大口缸；酒器则有盉、觚、爵等。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很有特色，但由于地域性差异，晋南地区不见三足盘，鼎少而鬲多，有一种底部有三足的蛋形瓮，则在豫西地区没有发现。这些地方特点，表明夏代的居民由于所处自然条件的不同，而有某些生活习俗上的区别。

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青铜器有爵、铃、戈、镞、戚、刀、锛、凿、锥、鱼钩等。这批青铜器的出土，说明夏代确已进入青铜时代，虽然产品还不多，形制也很简单，仍充分显示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不少铸造铜器的陶范、坩埚和铜渣等，东下冯遗址则出土了铸铜器的石范。当时的铜爵胎壁较薄，表面较粗，尚无装饰纹样，表现出早期青铜器比较简单粗糙的特点，工具和兵器都用单范铸造，爵则用复合范铸成，铸造工艺是比较复杂的。这些情况表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已不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玉石器制造业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各遗址出土了不少玉制琮、圭、璋、钺和一些小型装饰品，主要是随葬品。二里头发现的一件柄型玉装饰品，上面雕琢着上、中、下三组规整的兽面纹，其间饰有两组花瓣纹，兽面用单线和浮雕相结合的技法雕成，线条流畅，纹样与后来在青铜器上常见的一致，工艺水平很高。还有一件兽面铜牌，上面用200　多块绿松石镶嵌而成，是中国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陶寺和东下冯分别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石磐，虽然仅打琢成型而未经磨制，仍带有明显的原始性，但这些石磐的出现，社会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制作骨角器，已经成为当时的一项单独的手工业。二里头遗址发现不少切割的骨料，半成品，还有簪、锥、凿、铲、针、匕、镞、鱼叉等骨制品和角制品，同时发现了磨制骨器的砺石等遗物。东下冯遗址出土了刻花骨器。用骨、角、蚌为原料制成的装饰品十分丰富。

夏代中原地区的手工业经济发展较快，与奴隶劳动有直接的关系。各种手工业作坊中从事专业技术生产的，有很多是通过战争和交换获得的有一定专业生产经验的奴隶，他们把本地区、本部落的经验带来，进行不同形式的交流，推动了中原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山西襄汾陶寺村，是一处著名的龙山文化晚期到夏代的遗址，有规模宏大的氏族墓地。20世纪80年代经多次发掘，出土了极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之末到夏代的陶器、玉石器、骨角器、木器和一些铜器。其中令人瞩目的有数十件木制家具、盛食器皿和为兵器、生产工具安装的柄杆，不少木器表面有彩绘图案装饰，十分精美。

在这批木器中，有几件大小不一的鼍鼓，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木鼓。这些鼓均作竖桶形，成对存放，高约1　米，直径0.4-0.5　米，系整段树干挖成后加工制作的，外着红彩，或以红色为地，用黄、白、黑、蓝诸色描绘出繁缛美丽的图案。由散落在鼓腔内的鳄鱼骨板得知，当初是以鳄鱼皮蒙鼓，即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鼍鼓"。这批鼍鼓与大型石磬同出，反映了奴隶制初期的礼仪，并与宗教有密切关系。类似的鼍鼓，在山东地区岳石文化的大汶口墓地、尹家城墓地都有发现，年代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陶寺遗址发现的鼍鼓，为探索夏代中原与山东的交往供了宝贵材料。

陶寺墓地的随葬品中，还有木案、木觚、木杯、木斗、木俎、木盘、木豆、木匣及木仓形器，制作也都很美观精巧。木案平面有长方形和圆角长方形两种，有的案面绘画着红色彩地，再用白色绘出宽约3-5　厘米的边框式图案。这些木案都放置棺前，案上摆着斝、觚、杯等器皿。这批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的随葬木器，入葬时都经过有意安排，位置相对固定而不紊乱，显然是遵循原始的礼仪随葬的，或者反映了青铜文明的早期礼仪。所出木器的种类和数量，随墓主人身份和墓葬规模各有不同，对于探索中国古代的礼制渊源有重要的意义。它们表现出的木器加工技术，已达到同时代的最高水平。夏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是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不仅制陶、制石、制骨等新石器时代传统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还产生了一定规模的木工、彩绘髹漆、玉石镶嵌和青铜器冶铸等新的手工业门类。生产的多样化和专门化，使社会产品空前丰富，私有财产迅速增加，从而促进了交换的发展和商品的产生。

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经济相比，夏代的经济发展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且在手工业内部出现了明确的行业分工和专业技术分工。在此基础上，手工业产品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商品，并为私人所占有；第二、铜器已经在黄河流域普遍发现，但尚处于只能制作小件器物的工艺水平上，局部地区出现了合范技术；第三、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已总结出适应农业经济的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从而指导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五）夏代边鄙地区的经济发展夏王朝统治中原地区时，中国北方和南方的许多氏族部落在各自的地域内不断发展生产，使当地的农业、手工业和采集渔猎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为繁荣中华民族的古代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

1。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是1960年在内蒙古赤峰夏家店村遗址发掘后确认的。这一古老文化分布的地域主要在西拉木伦河以南至河北燕山一带。碳14　测定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部族生活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1600年左右，正是中原的夏王朝统治时期，其晚期与商代早期有一定交往。

大量考古资料表明，这个部族的经济形态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过着定居的生活。在老哈河、孟克河、教来河、大小凌河和柳河上游地区，当时的居民点分布相当稠密，如赤峰以西的西路嘎河两岸，聚落的分布几乎超过现代居民点的密度。这些聚落遗址存在的时间早晚有一定差异，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些氏族原始农业经济尚不十分发达，迁徙仍较频繁。

赤峰的西山根遗址，山岗上有两个互相连结的石块垒砌的大围墙，每个围墙内约有三十多个大小不同的房址。房屋的墙壁也是用自然石块垒砌的，保存尚好，高于居住面一米以上。房址平面大都接近圆形，房门一般向着东南方。房内地面上有柱穴，或者以不规则的石块充当柱础。在靠近门口的地面设有灶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接近后墙壁的地面经常有被火烘烤成红色的痕迹，这是炙地取暖的结果，是生活在中国北方的许多部族适应寒冷气候的一种生活方式。有些聚落营建在黄土丘陵上，房子挖成半地穴式的，村寨的围墙则是夯土筑成的，可见这一部族选取建筑材料是利用当地最为方便的自然条件，并不局限于石筑或土筑。总的看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聚落几乎都有围墙、壕沟等防御措施，并已出现原始的城市雏形，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流经河北、内蒙古和辽宁西部的阴河、英金河两岸的河谷台地上，考古工作者调查发现了几十座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修筑的城堡。这些城堡的围墙都是用大石块垒砌的，往往面临深沟险壑或修筑在陡峭的山坡上。城寨内的地势则较平缓，里面常有几十座用石块砌筑的房屋。有一座石城址面积近10万平方米，城内有2／3　的房屋已被毁坏，但仍可清理出216　座房屋遗址。如果将被毁坏的计算在内，这座城堡内的居民房屋当在600　座以上。这些城堡利用地形的险峻，并筑有高大坚固的城墙，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防御外来的攻击。从城堡的建筑形制及规模来看，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类城防，是社会财富的分配与战争有必然联系的产物。

当时的农业生产比新石器时代有了较明显的进步。农业生产工具中经常使用窄顶宽刃的打制石锄，还有一种长方形的磨制石铲来挖土。收割工具是长刃边的磨制石刀，石刀的背边有凹缺或穿孔可以捆绑木柄。谷物加工则用石磨盘、石磨棒等工具。在一些遗址中曾见到少量的细石器，其中以刮削器为多。石镞很少见，说明中石器时代盛行的细石器工艺传统在这个北方部族中尚未被完全遗忘。

采集和渔猎经济仍然是农业经济的补充。在赤峰夏家店、药王庙、宁城南山根等遗址中发现了不少骨器，其中大量是锥和镞。骨镞都呈圆锥形或三棱锥形。不少居住遗址的遗存堆积中有许多吃剩的动物骨骼，是制作骨器取之不尽的原料。从这些骨骼中可以识别有猪、狗、羊、牛等家畜和一些鹿科动物。猪在各遗址中发现的个体都很多，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饲养的最主要的家畜；鹿科动物则是当时主要的狩猎对象。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手工业也比较发达，其中突出的是制陶业和金属加工。

各遗址中见到的大量陶器，主要是用泥条盘筑法手制的，只是在少数器皿的口沿和底部见到有轮制的痕迹。实用器大都是青灰色的，火候较高，外表多有绳纹，少数磨光陶器的表面往往尚留有未被抹平的绳纹，由此可知绳纹不是一种故意的装饰，而是陶器制造过程中留下来的痕迹，器表磨光则是进一步加工的外貌。此外，还有篮纹、划纹以及用各种工具压印的纹饰，也有一些以细泥条做成链条形或小泥饼做成铆钉形的附加堆纹装饰。这种文化的陶器群，器形主要有尊、鬲、■、盆、罐、鼎、盘、豆、鬶、爵等。其中鬶与爵的数量虽少，却是与同时期黄河流域的陶器相比较独具特色的器物。在墓葬中还常见到一些陶器，用红、白两色的矿物颜料绘画着花纹图案，图案多是以卷曲的线条构成连续的单元，颇似后来商周青铜器上习见的云纹，这种装饰风格很可能对中原地区的文化有所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某些陶器，形制及纹饰可能是商代青铜器的祖型。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晚期，已经出现了金属冶铸技术，开始生产一些小型的器物。在赤峰夏家店、四分地，宁城小榆林子，敖汉大甸子等地相继发现了当时的铜器，有的已使用了合范和内范。四分地遗址出土的一件陶范，有合范的母榫和刻划符号，表明当时的青铜冶铸技术已不是最原始的了。当这种文化推进到燕山南麓之后，青铜器有更普遍的发现，许多遗址发现的喇叭口形的铜耳环，成为该文化的典型器物。至商代中期，这一古老部族的文化传统仍在燕山一带发展着，北京郊区的平谷刘家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晚期墓葬中出土了喇叭口形的金耳环，表明当时的金属加工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夏家店下层文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内、不同的区域内可以划分出几种类型，也就是说夏代的辽西到燕山一带是由一个部族的几个大的部落联盟构成的，其中海河北部一带的部落联盟就是古史传说中的有易氏。他们在商族的先公先王时期与商族发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不过，这个曾一度非常强悍的部族到商汤建国以前的上甲微时期，便日渐衰落下去了，逐渐与商文化融合在一起，直至被西周所取代。辽西的夏家店文化诸部落，则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取代了。

2。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新石器时代之末到青铜时代早期，中国西北黄河上游一带生活着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渔猎和畜牧业的部落，考古发现的齐家文化，是这些部落中的突出代表。

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域。据碳14　测定，年代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正当中原夏王朝统治的早期。该文化以1924年发现的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遗址而得名。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现了这一部族在黄河上游活动的许多遗迹和遗物，再现了他们当年开拓西北地区，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经济的面貌。这批重要遗址有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何庄和秦魏家，兰州青岗岔，秦安寺嘴坪，天水西山坪，渭源寺坪；青海乐都柳湾，贵南尕马台，大通上孙家；宁夏固原海家湾等，大小遗址计350多处。从聚落遗址、公共墓地、生产工具和日用器皿各方面，展现出夏代西北边鄙的氏族部落社会关系、生产力水平的急剧变化。

这一部族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各氏族都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

聚落遗址一般都发现在便于人们生活的河旁台地上，房子大多是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屋内多用白灰面铺成，非常坚固美观。地面中央有一个圆形或葫芦形灶址。这种房屋结构，是黄河流域龙山文化时期最普遍的一种形式。

当时这一带的主要农作物是粟，在大何庄遗址出土的陶罐中曾发现了这种粮食。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其次为骨角器。农业生产中挖土的工具主要是石铲和骨铲。有些石铲已经用硬度很高的玉石来制作，器形规整，刃口十分锋利。骨铲系用动物的肩胛骨或下颚骨制成，刃宽而实用；收割谷物用的石刀、石镰多磨光穿孔；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等用于加工谷物。总的看来，石斧、石铲、石锛的数量都很少，或许反映农业生产并不十分发达。

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补充，畜牧业相当发达。从出土的动物骨骼得知，家畜以猪为主，还有羊、狗、牛、马等。仅皇娘娘台、大何庄、秦魏家三处遗址统计，即发现猪下颚骨800　多件，表明当时养猪业已成为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与饲养业同时，采集和渔猎经济继续存在，一些遗址中发现了氏族先民捕获的鼬、鹿、狍等骨骼。

手工业生产比马家窑文化有很大发展。制陶技术仍以泥条盘筑法手制为主，部分陶器经慢轮修整，有一些陶罐的口、颈尚留有清楚的轮旋痕迹。制陶工匠已掌握了氧化焰和还原焰的烧窑技术，陶系主要是泥质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一些器物的表面施以白色陶衣。大量陶器是素面的，有些罐类和三足器拍印篮纹和绳纹，也有少量彩陶，绘以菱形、网格、三角、水波和蝶形花纹，线条简化而流畅。器物造型以平底器为主，三足器和圈足器较少。典型器物有双耳罐、盘、鬲、盆、镂孔圈足豆等，其中以双大耳罐和高领双耳罐最富有特色。齐家文化的陶工还善于用粘土捏制各种人头造型和动物塑像，人头长颈圆颊，双眼仰望；动物有马、羊或狗等，形体小巧生动。还有一些陶制瓶和鼓形响铃，铃内装一个小石球，摇时丁当作响，是巧妙的工艺品。纺织业的进步也比较显著。在居址中、墓葬里普遍发现大批陶、石纺轮及骨针等纺织缝纫工具。有的墓葬人骨架上、陶罐上有布纹的印痕。在大何庄一件陶罐上的布纹保存较好，布似麻织，有粗细两种，粗的一种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11　根，细的一种经纬线更为细密。当时人们穿的衣服主要是用这类麻布缝制的。

冶铜业的出现，表现出西北地区这一部族先民的杰出智慧与才能，是齐家文化对中华民族早期青铜器铸造和生产力发展的一项突出贡献。皇娘娘台、大何庄等地已发现红铜器和青铜器共50　多件，种类有刀、锥、凿、环、匕、斧、钻头、泡、镜和铜饰件等，还有一些铜渣。齐家坪遗址出土了一件有长方形銎，并附一对小钮的铜斧，刃部锋利，全长15　厘米，是齐家文化最大的一件铜器。尕马台遗址出土的一件铜镜，直径9　厘米，厚0.4　厘米，一面光平，一面饰七角星形纹饰，保存较好。这些铜器的制作多采用冷锻法，也有的采用单范铸造与简单的合范铸造，表明黄河上游地区在中原夏王朝统治时期，冶铜业已居各部族的前列。

齐家文化的玉器制作技术比马家窑文化时期有很大进步。武威皇娘娘台的氏族墓地中，一些成年男女合葬墓里发现了大量玉器，主要为璧、璜之类。个别的男性身上玉璧多达80　多件。该遗址附近发掘出一处规模较大的玉器作坊，出土了一批玉器、石器、铜器、骨器和陶器，其中以玉石器最为丰富，还发现了制作玉器的边角料、半成品、毛坯和大块的玉材等计161　件。有一块30　厘米见方的玉板，厚度为3　厘米以上，切割的一面非常平整光滑，横截面有一端还留有用锯子切割一半的深痕。在这个作坊中发现玉璧成品37　件，玉制手工工具锛、凿、斧、刀等8　件和石制工具近百件。这个作坊遗存的玉器及原料、半成品，均系软玉，可分为青玉、白玉、碧玉几种，来自昆仑山下的于阗。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及玉器作坊的发现，说明在夏代早期中原的玉器文化已与河西走廊有了密切的联系，同时表明河西走廊至少在夏商之际已成为中原与西域互相往来的重要通道。西周时期，穆王远赴昆仑山下与当地部落交往，是有其交通条件与历史渊源的。齐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3。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龙山文化晚期，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生着急剧的变革。当夏王朝统治中原一带之后，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典型龙山文化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确立的岳石文化。

岳石文化是海岱地区原始部落农业经济发展的结果。龙山文化高度繁荣的氏族经济不仅使山东半岛和苏北一带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财富迅速增加，而且对中原地区、江淮地区乃至长江中下游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夏朝建立后，泰山周围的岳石文化诸部落集团与之分庭抗礼，中原文化在鲁西平原的影响与传播始终受到抵制，乃至商代中期泰山以东仍保持着岳石文化浓厚的传统。

岳石文化以山东省平度县东岳石村遗址的发现而定名，在山东境内有广泛地分布。重要遗址有泗水尹家城、寿光丁家店、烟台芝水和丁家店，梁山青堌堆，潍县鲁家口、牟平照格庄；江苏赣榆下庙墩等。在大汶口文化和典型龙山文化的地域内都有所发现。碳14　测定表明，这种文化遗存的年代在公元前1900年-前1700年间，正当中原夏王朝统治时期。

夏代，海岱地区的经济比龙山文化时期进一步发展了。从岳石文化的遗存来看，生产工具中主要是用石、骨、角、蚌制作的农具，也出土了少量青铜锥形器。在梁山青堌堆的岳石文化遗存中，发现了石制的斧、刀、铲、锤等；骨器有镞、凿、锥、针；角器有镞、锥和带倒刺的鱼镖；蚌器有镞与镰。此外，还有一些陶纺轮和网坠。青堌堆遗址还出土了不少淡水厚壳蚌和一些鹿角。从上述生产工具和动物遗骸，可以看出采集与渔猎经济在氏族的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地位。

岳石文化的制陶技术比起龙山文化时期的鼎盛阶段，种类和器形都有较大变化，显出明显的衰落。大多数陶器为泥质灰胎黑皮陶和夹砂红褐陶。泥质陶的胎壁厚，种类少，不过都采取了先进的轮制方法，火候也比较高，普遍饰有凸棱数周而形成独特的风格。这一时期的陶器主要有尊、子母口罐、三足簋、圈足簋、豆、盂、鼎、盆、杯及大量蘑菇状钮的器盖。一些泥质陶器上还绘有朱色图案，也有用红、白、黄多彩兼施的云纹彩绘陶。夹砂的红褐陶器表面抹光，有敞口的大型罐和盆，还发现了袋足肥大的■，这些陶器的颈、腰、裆部常有附加堆纹。上述因素均不见于典型龙山文化，而与中原的夏代文化有一定关系。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十分盛行的鬶，至岳石文化时期已很少见到了。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阶段，已进入夏代统治时期。豫东龙山文化的造律台类型，与鲁西平原的梁山青堌堆等岳石文化遗址所反映的面貌是一致的，说明夏代中原文化迅速东进，其中主要是商族势力向东的发展。受到商族的排挤，岳石文化的一些氏族向淮河一带迁徙，在涡河、浍河、沱河、唐河的上游与那里的氏族相融合，成为商代的淮夷；还有一些氏族继续南下，在南京、镇江一带发展成后来的"湖熟文化"。泰山、沂蒙山以东则继续发展着岳石文化。

淮夷的形成与发展，与岳石文化一些氏族南下有关，也与原在豫东地区的有虞氏向东南迁移有一定关系。这种大规模的迁移，一方面是因为中原和山东两地新石器时代末期诸部落集团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受到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巨大洪水灾患的直接影响。安徽省淮北地区的宿县、淮北、蚌埠一带，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50　多处古遗址，从这些遗址的面貌可以看出，当中原夏王朝的势力抵达宿县以西地区时，宿县以东尚属东夷族的岳石文化势力范围。夏王朝确立政治统治地位不久，在豫东一带活动的有虞氏即举族向东南迁移，并定居在江淮间的洪泽湖、高邮湖一带，他们与陆续到达这一地区的岳石文化诸氏族汇聚，并与当地土著居民结合，成为淮夷。

与皖北交界的河南省鹿邑县栾台遗址，是一处历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代、商代、西周直至战国初期的聚落。从这个堆积厚达8　米的重要遗址中，可以看出中原文化和山东古文化互相影响、势力消长的情况。遗址的堆积从最深处往上，底下第一层堆积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出土了鲁西平原常见的陶鼎、鬶、盉、壶、罐、高柄杯等；往上第二期遗存，早期阶段的陶器尚有大汶口文化的基本面貌，演变发展关系清楚，但晚期阶段则增加了中原文化的因素，整体面貌与豫东龙山文化的造律台--王油坊类型较为一致；第三期又为岳石文化所影响，成为夏王朝时期东夷的属地；第四期的出土遗物则完全变成了商代的风格。这个遗址，正是中原与东夷交往与征战的缩影。中原夏王朝与岳石文化的这种交往，在淮河流域有广泛的影响，淮河南岸的城东湖、瓦埠湖一带，也分布着类似栾台遗址文化面貌的一些遗址，其中霍丘县城南的红墩寺夏代文化堆积中，既有中原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又有岳石文化的明显因素，表明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淮河流域的夏代文化遗存，其复杂的内涵深刻地表现出夏代正处于新的社会结构正在建立与完善，新的生产力正在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时期。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十分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交流与推广，极大地促进了各地经济的发展。这种交流与融合，自人类社会开始时起就已存在，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其积极的作用。

4。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到新石器时代之末至青铜时代早期，进入了石家河文化阶段。

石家河文化是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的晚期阶段至夏代统治的前期，曾一度称为"青龙泉三期文化"，因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更具这种文化的代表性，故考古界统称之为石家河文化。主要遗址有湖北郧县青龙泉和大寺，房县七里河，天门石家河，当阳季家湖，松滋桂花树，均县乱石滩和花果园，孝感碧公台与涨水庙，枝江关庙山，江陵蔡家台和张泉山，圻春易家山等。这种文化分布地域较广，遍布湖北全境，延续时间也较长。碳14　测定年代集中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晚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时代。

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的稻作农业生产始终在稳定地发展着，继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之后，石家河文化的各部落继续在长江两岸从事水稻的栽培和各种手工业生产，并不断吸取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氏族部落的先进经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提高。在石家河遗址，发现大片红烧土内夹有丰富的稻壳和茎叶，表明当地的农业生产以种植水稻为主，并且产量较高。许多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也反映了这种情况。长方形无孔石铲、打制双肩石锄、蚌镰、长方形带孔石刀都是实用的农具。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家畜饲养业也在稳定地发展。青龙泉遗址发现了猪、狗、羊和鹿的骨骸，各地普遍发现的动物骨骼以猪骨最多，尤其在墓葬中大量出土，表明以家畜为私有财产的现象比较突出。

考古调查和发掘表明，龙山文化晚期到夏代，江汉平原石家河部落集团是大别山、桐柏山以南到长江两岸最有影响的势力，农业发达，人口较多，其聚落遗址已经发展到和现代村落差不多的稠密程度，主要集中在长江北岸汉水流域。这一古老的文化，就是古史传说中的苗蛮集团文化。三苗可能指石家河文化包括的几种不同地方类型。

这一时期的手工业生产，制陶业取得的成就很大。陶器以灰陶为主，除较多的素面陶器外，普遍饰篮纹，还有些附加堆纹、方格纹、绳纹等。特别是绳纹，在中原地区是新石器时代始终存在的主要纹饰，而在江汉地区只是到了石家河文化阶段才成为重要纹饰。陶器的类型有宽扁足鼎、管状嘴大袋足盉、漏斗形厚胎臼、折沿深腹盆用及一些钵、豆、罐、壶、缸、杯、器盖等，也发现了在东部沿海地区影响下产生的少量陶鬶和陶斝。这一时期的制陶技术仍保持着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圈足器工艺传统，三足器也有明显增加，特别是陶鼎增多，承袭了屈家岭文化的因素。少量彩陶也是在屈家岭文化的技术上发展产生的。

陶塑工艺有更大的进步，造型艺术在制陶业中占有一定地位。一些遗址发现了成批的红陶捏塑小动物，数量和品种都很多，其中有陶人像和鸟、长尾鸟、猪、羊、象、龟、鸡、狗、豹、猴、鼠等动物造型，形象都很生动。石家河遗址的一件陶铙上刻划有类似兽面的纹饰，已是进入青铜时代的艺术品。

（六）夏代各地的城市经济与物资交流夏代物资交流的种类和范围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扩大，交换的场所也有了相应的发展。过去规模较大的一些集市成为贵族们聚居的地方。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修建起更加高大坚固的围墙和深沟壕涧，成为一定地域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这就是在龙山文化的城堡基础上产生的古代城市。为了追求生活上的安逸和获得统治的尊严，一些重要的城市里还分别修建起宫殿。据文献记载，夏邑、安邑、纶邑、阳城、斟。。、帚邱、斟灌等较大的城市，都是从世代居住承袭的大型村落发展起来的早期城市。相传"鲧作城郭"、"夏鲧作三仞之城"、"鲧筑城以卫君，造城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所有这些都说明夏朝已有城墙环绕、粗具规模的早期城市了。

为了交换的方便，城郭附近成为物资交流的重要场所。这与原始社会末期在邑内的集市上交换同样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同的是过去的村邑只是氏族较大规模的营地，设施都比较简陋。夏代城市内外的交易市场，不仅规模大，还有方便的交通和一定的管理设施。

市，是商品交换的集散地。做为交易的公共场所，市的起源很早。中国古代传说："因井为市"，井是远古人类在农业产生之后，随着定居生活的稳定性和对生活环境选择的要求加强而出现的。早在公元前4000多年以前，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部落都先后发明了凿井技术，黄河流域到龙山文化时期，凿井技术已得到普遍推广了。在邯郸涧沟、洛阳矬李、汤阴白营等不少遗址都发现了当时的水井。汤阴白营的水井规模最大，井口近方形，深达12米，井内有加固井壁的井形木架，共46　层，这种井的形制就是古文字"井"的渊源。井的发明使人们可以居住在离江河稍远的地方，开辟新的生活环境，进一步摆脱大自然的束缚。一个氏族公用的水井，往往是氏族成员喜欢聚会的地点。在氏族公社时代，"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云市井也。"①在未产生正式的集市之前，交易先从人们聚居的水井旁边开始了。有井汲水，便于来往的人畜饮用，交易在井旁最早出现是很自然的事。市与井密切相关，"市井"一词也就世代沿袭下来了。

为了使交换得以顺利进行，各地的统治者对市都给予适当的保护，这样可以更加有利于聚敛自己的财富。《管子·轻重甲》载，夏朝末代君主桀，曾故意纵虎于市，以观看市民惊慌逃窜为乐，如此倒行逆施，当然受到人们的普遍怨恨，很快就断送了夏朝的江山。与此相反，商汤由于起兵时注意"耕市不惊"，得到人民的拥护。《逸周书》中记载，"民闻汤在野，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人们为了投奔汤而委弃货物于市场，这个传说一方面说明了汤的功德为众望所归，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市场上的商品交换已成为城市中人们日常生活的经常性活动。

夏禹治水之后，中原地区的水陆交通有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商品交换也因之进一步扩大了范围。《史记·夏本纪》载禹时曾因天下各地农业收成不均，一些地区饥荒严重，禹巡行各地"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这是统治者凭借权力促进粮食的调剂交换，也说明了各地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尚书·禹贡》详细地记述了夏王朝以帝都冀州安邑为中心，天下八州入贡的路线和贡品，从而揭示出各地商品交换的主要交通路线和特产情况。除冀州外，

①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正义》。

其它八州的主要物产是：辽南和胶东半岛的青州，出产盐、细葛、海产品、蚕丝、大麻、铅、松木、怪石、牲畜；鲁南、苏北及皖北的徐州，出产五色土、雉羽、桐木、磬、珍珠、鱼、黑白细绸；苏皖南境和浙赣北部长江两岸的扬州，盛产铜、美玉、竹制品、象牙、皮革、羽毛、木材、贝锦、桔柚；湖南、湖北和赣西北的荆州，盛产羽毛、象牙、皮革、铜、制车辕的杶木、制弓干的柘木、栝柏、磨石、弩、丹砂、竹制品、珠玉、大龟等；包括豫南、鄂北、鲁西南至汉水一带的豫州，出产漆、大麻、细葛、纻麻、细锦、磨石；陕甘南境及川北的梁州，出产矢玉、矿石、箭砮、磬、熊罴、狐狸、皮毯等；甘肃东部、陕西关中地区的雍州，出产美玉、奇石、织皮等；冀东南和鲁西的兖州，出产漆、丝、绵、绮等。

《禹贡》这篇作品成于战国，交通路线和贡物名称有些显然是夏代以后的情况，不能作为夏代商品交换的信史。但是，根据大量史料记载，禹划分其统治地域为九州，是实有其事的。"任土作贡"，被征服和承认夏王朝共主地位的各部族，必然要承担纳贡、奉献各地的物产的义务。夏禹曾两会天下诸侯，一次在涂山，一次在会稽。当时的情况是"执玉帛者万国"，"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这说明全盛时期的夏王朝对各地相对弱小的部族首领是有一定控制能力和权威的。这种隶属关系决定了各地部族必须按期向禹纳贡，实际上也是中央政府向地方索取的财政收入。因此，不论九州当时的具体范围到底相当于后世的哪些地域，也不论贡物有哪些品种、如何包装、如何运输，《禹贡》这部最早的中国地理物产名著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州向夏都安邑纳贡的制度，反映了各地物产的大致情形。

天下各州和四夷向中央王朝纳贡，中央王朝在收受贡物、接待进贡者之后也常以冀州的物产赏赐给他们，有时还特别赏赐一些其它地方的特产。实际上，这也是中原地区和各地之间的一种产品交换关系。贡道也就是商路，中央派遣官员到各州，各州向中央纳贡，同时也就可以运送些商品在所经过的市场上交换。不过，九州入贡、四夷来朝，只有在政局稳定、统治有力的时期才能顺利进行。而在统治阶级无道（如太康）或内部斗争激烈（如后羿、寒促）等政局混乱年代，中央王朝与各地的交换不断受到严重影响。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受到社会政治、军事和经济重大变革的制约，这一规律从夏代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萌芽刚刚出现时就表现出来了。

虽然夏代的物资交流比起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当时的交换还没有完全摆脱氏族社会的主要交换形式，即在各氏族、各部落相邻地域之间的以物易物，只不过到夏代时这种交换更加受到部落首领和新贵族们的操纵利用，成为他们发财致富的一种手段。一些贵族宁肯自己长途跋涉，参与交换，也不肯通过别人而使自己的利益被分享。商族人的祖先王亥，是一个最早从事长途贩运的贵族，夏代时他曾亲自驾着牛车，载着帛，驱赶着牛群，到远方的部落进行贸易。从事这种长途贩运的当时不会只有王亥一个人。在夏代，掌握交换的人往往是有一定权势，能控制部落，能驱使一批专门从事贩运的奴隶的贵族。那时候还没有形成不由"官府"或贵族经营的商品买卖行业，也就是说还没有出现正式的商业。做为专门从事商品贸易的自由职业者商人，在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也不可能产生。象王亥那样的"商人"，是具有双重身份的奴隶主贵族，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或对生产的经营管理。不过，这种具有"商人"性质的人群在夏代末期已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并正在从生产领域中分离出来。只是到了商代，专门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人才出现，而商人成为一种有影响的阶层，则是西周以后的事。

五、商代的社会经济--奴隶经济与物资交流夏朝末年，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夷人方国逐渐强盛起来，迅速向黄河中游及环渤海湾地区扩展其势力，这就是后来统治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两岸的商族。商本来是一个古老的东方部落，远祖叫契，据传说是帝喾的后裔。契协助夏禹治水有功，始封于商。后来契的孙子相土又为夏王朝建功立业，同时发展了商族的经济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人们歌颂他统治时期声名远播："相上烈烈，海外有截。"①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商从夏朝的属国变为夏朝的强大对手，终于在公元前17世纪时推翻了夏王朝，建立起地域更为辽阔的商朝。

商王朝统治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商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新局面。

商代已经具有相当发达的文明，甲骨文、青铜器和城市，构成了商代文明最突出的特征。作为奴隶制度的主要表现形式，商代的经济制度已基本完备，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控制作用。商代的经济制度是在夏代的一些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主要可分为土地制度、财政制度、商业与货币制度等，这些经济制度与政治、军事制度相辅相成，为商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一）商代的土地制度在夏代，原始的土地公有制度还没有解体，到了商代，这种土地制度转化成以商王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有制度。

商朝的土地归王所有，一部分土地由商王分赐给其他奴隶主作"封邑"，供臣下享用。商王自己直接掌握着许多土地做为王室的田庄，役使大批奴隶，并征发很多平民从事大规模的集体劳动。农业生产中采用的制度是井田制，井田即由比较规整的沟洫灌溉系统把土地大体划分成方块田，在甲骨卜辞中刻写成田、■、■、囲等形。这些象形字是当时井田制的客观反映。井田中的每一块都代表着一定的面积，是便于管理奴隶在田间耕作的基本单位。由于灌溉技术的发展，井田制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作物的产量，也利于抛荒休耕的管理。

在商王的最高权力统治下，井田主要在奴隶主贵族之间分配，奴隶和土地都是奴隶主个人的财富。在甲骨卜辞中，留下了不少从商王到各级贵族、王室小臣乃至贵族妇女监督奴隶大众耕作的记录。以商王为首的贵族集团，还不断驱使奴隶大众到荒僻的地方开垦土地，扩大井田的面积，增加他们无偿占有的农作物的产量。

由于商朝的疆域十分辽阔，实际上商王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全国的土地和山林川泽，一些邦国所占有的土地也并非皆为商王所授。商王仅是土地所有者在权力上的象征。在各个方国内，邦伯、师长、百执事等驱使奴隶从事繁重的田间劳动，卜辞记载道：癸巳卜，宾贞：令众人入。。羌方。。种田。

①　《诗经·商颂·长发》。

贞：勿令众人，六月。

贞：■小臣令众黍，一月。

众，众人，不过是由小臣监督的奴隶主的会说话的工具而已，郭沫若释这些人为"管家娃子"，是很恰当的。

在井田上劳动的主要是奴隶，卜辞中屡见记载获人、获众、获羌、执讯，这些都是奴隶的来源，即主要是战争的俘虏，也有买卖或交换得到的。《尚书·盘庚》中有"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汝其作我畜民"的记载，可知众与民是同义的。这些奴隶，可以被奴隶主任意杀戮，卜辞中有大量杀戮奴隶以及用奴隶作人殉的记录，各地的考古发现也确凿地证明了这一史实。因为奴隶同牲畜、生产工具一样都是奴隶主的财产，杀死也不算犯罪，所以建立在奴隶与奴隶主互相对立这种人身关系上的生产方式，必然是对奴隶的监督劳动。这种监督劳动在商代达到了最高峰。

考古发掘表明，商代实行人殉制度，大量屠杀奴隶，甚至动辄数十、数百，显示出商王朝的统治集团对作为主要劳动力的奴隶并不重视。这与农业生产中抛荒休耕方法及许多地区仍旧实行放火烧荒的落后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这种生产方式对农业劳动力的需要是有限的。

商代的平民也有自己少量的土地，成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他们在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经济环境中生活，节衣缩食，辛勤劳动，在艰难中勉强度日。利用农闲季节努力从事一些小规模的手工业劳动，做一些以物易物的交换以获得生活必需品。平民的土地在奴隶制度下是不稳定的财产，经常在战争、疫病、自然灾害或其它意外事故影响下发生变化。所以，商代由王室和奴隶主贵族按照等级占有公田，使用奴隶进行农业生产，奴隶劳动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础，这就是商代奴隶制度下形成的土地制度。

（二）商代的财政制度商代的财政制度，就是诸侯百姓对商王的贡纳制度，诸侯百姓的财富则直接来源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奴隶劳动的剥削。商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奴隶制国家，这个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主宰的国家。商代的奴隶主阶级借助于国家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也就获得了镇压和剥削奴隶的重要手段。商王朝随着国家财富的聚敛，逐渐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同时形成了庞大的军队。国家要维持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就必须不断加强对百姓索取贡纳，包括物资和货币，而大大小小的贵族便变本加厉地把这一切转嫁到奴隶的头上，强迫奴隶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满足国家的需要。

商代的"百姓"即贵族集团的百官，有和商王同姓的，即源于同一氏族部落，也有异姓的。他们都是世袭的贵族，只有贵族才有姓氏，所以称"百姓"，奴隶和平民是不配姓氏的。商王的子孙除继位为王和在王廷任职的以外，大都被封为诸侯，如《史记·殷本纪》记载的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等。商王也分封了一些异姓诸侯。如武丁时的沚伯，封地在今山西境内，对商朝在西北的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批贵族，不管是朝中的百官还是各地的诸侯，都占有土地和奴隶。这些土地和奴隶又都是商王封赐的，所以他们必须对商王负担一定的义务，除了督率奴隶为王室耕种、带领属下的士卒为商王征伐外，最重要的就是经常向商王贡纳他们土地上出产的各种物品，奉献手工业奴隶生产的各种产品，和贡纳当地出产的奇珍异宝。这种贡纳制度，是中国古代财政制度的萌芽，也是在货币制度尚不健全时的一种实物赋税方式。后来，当西周的财政金融制度初步确立之后，这种各地向王室贡纳实物赋税的方式仍占有重要地位，并沿续相当长的时间。

在商代的财政制度方面，货币在流通领域始终未占有主导地位。

（三）商代的商业与货币制度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商代的势力范围大致东到渤海、黄海之滨，西到陕西中部，南至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一带，北到河北北部及内蒙古中部地区，东北已延伸到辽宁西部，统治区域远远超过夏代。如此广袤的地域，为政治统一、交通方便的商业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商代的生产力也比夏代有了新的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都比以前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使许多产品得以转化为商品。商代的商业活动主要是由奴隶主贵族操纵的，由于有经商传统的商族对各地的影响日益加深，人们对商业活动更为重视，商王朝也从不断发展的商业活动中获得很大利益。商代对商业的重视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1。重视商业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的发展作为重要的条件。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地上就陆续出现一些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成为交换的中心。此后，随着交通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越来越多，并且成为交换发展的一个标志。在龙山文化晚期，山东、河南等地出现的城市既是氏族首领居住和氏族成员进行各种活动的中心，也是各种手工业作坊的所在地和进行交换的场所。不过，早期的城市在龙山文化晚期和夏代常常迁移。到商代盘庚迁殷后，城市经济才开始稳定地发展，城市建设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在城市建设中，都有交易市场的规划与设置，可见商代统治者对商业的作用有足够的重视。

2。重视交通发展与商业贩运活动在商代，人们已普遍认识到不同地区间土特产品的贩运贸易活动能够调剂余缺，促进生产的发展。交通运输的发展在各地贩运活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商朝统治者能够较多地获得西方的玉石、东方的珠贝、南国的铜锡、北地的筋角，主要靠长途辗转贩运，其前提则是交通的发展。

商代的交通比夏代有明显的发展，战争和大规模地人口迁移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从而为远距离的物资交流奠定了基础。商族在东方崛起之后，曾与夏的一些属国及最终与夏王朝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王亥之子上甲微为报杀父之仇，曾借助于河伯的武力打败有易氏；汤都于亳（今河南商丘以北）后，找借口出兵攻灭了邻近的葛国（今河南宁陵以北）；接着汤又乘势攻灭了韦（今河南滑县东）、顾（今山东鄄城东北）和昆吾（今河南濮阳西南）等方国；汤率大军与商桀会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迫使桀战败南逃，死于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接着汤又东征西讨，四方征伐，不仅牢固地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而且威力震慑远处西方的氐羌部落。商朝的后裔在追颂汤的业绩时唱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①商朝推翻夏的统治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仲丁、河亶甲、祖乙、武丁、廪辛、康丁、帝乙各个时期都不断用兵，战火燃遍黄淮平原、

①　《诗经·商颂·殷武》。

山西、陕北及河套一带，并"奋伐荆楚"。这一切战争行动，没有一定水陆交通条件是不能进行军队调集和行动的。除了战争之外，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迫使一些部族背井离乡，向地旷人稀、较易生存的地方流动；或由于大面积的抛荒休耕，使人们向别处迁移，都是大规模人口移动的原因。上述人口流动，无疑也是与水陆交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从甲骨文和考古发现来看，商代的交通工具比夏代有较多改进。早在王亥之时，商族人已开始利用牛负重远行，后来更较普遍地用马驾车。商代的车子已很讲究，由轮、舆、辕、轴等构成，不但有两马驾的，而且有四马驾的，这些车在安阳殷墟都有发现。车字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有可以装货、载人的车厢，使商人出外交换更加方便了。当然，当时的马车主要服务于王室和军队，更多的商业运输仍然是以牛负重。在水路，船的制造有了改进，并被广泛地使用着。商代甲骨文中屡见"凡"、"舟"二字，皆象船帆和木板船。四川、福建、江西、贵州、云南等地发现数量相当多的悬棺葬，其中许多悬棺是用独木舟做成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辽宁省大凌河畔出土的商代窖藏铜器有"舟"字铭文，可知木船从北方到江南的内河已成为常见的航运工具。正是依靠车、船这样一些工具，商人才能到远方进行贸易活动。3。重视经商谋利商代的生产资料归奴隶主国家和各级代理人即贵族所占有，交换活动同样也由官府所垄断。以从事交换为主业的王室和一批贵族，从长期的交换活动中获得很大利益，所以他们很重视经商谋划，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始终是商代社会经济的基础，但是许多奴隶主可以通过奴隶的奔波，通过不同形式的交换而坐享其成，不劳而获，往往牟取超乎预料的厚利，这一行当必然在商代的上流社会里引起重视。在甲骨文和铜器铭文经常出现"得贝"、"朋来"之类的记录，正反映了贵族们对商业活动的重视。经商言利，经商重利，这是商代统治者的一个重要商业观。当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而使货币形态日益完善、货币制度逐渐成熟的情况下，货币作为一种财富的象征而变成奴隶主们争先追逐的目标，奴隶主对商业的重视就进一步加强了。

4。商代的货币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整个新石器时代，海贝一直是人们喜爱的珍贵物品，远离东海的马家窑文化，一些氏族成员的墓葬中就随葬着辗转数千里得到的海贝。夏代已有用贝作货币的可能。到了商代，贝币已经在商品交换中发挥作用已是确凿的事实了。

最初，海贝因其色泽光洁美丽，被人们用作装饰品，戴在项下或身上，不仅可以增添美丽，也有象征吉祥之意。由于它的装饰性和难以得到的珍奇神秘性都很吸引人，后来就逐渐与珠玉一起成为交换的媒介。又因其自身有易于收藏、易于计数的功用，并兼有坚固耐久、便于携带和保存、体积小、不易得到等优点和特点，在各部落的物资交换中逐渐被选择为货贝。

商族人长期生活在黄河下游，通过交换、贡献、俘获这样几种途径，可以从渤海、黄海沿岸地区运进海贝，路途不算很遥远。有的海贝也可能通过相邻的淮夷从东南运到黄河流域。因此，商代中后期用作货币的海贝数量就大大超过了夏代。在交换发展的过程中，从外地传入的最重要的自然物品，被当作社会的一般等价物而获得货币形态，贝币的出现符合早期货币产生的规律。

商代人非常重视贝，盘庚把"贝玉"称为"货宝"，贝和玉曾同样具有货币功能。卜辞中常见"赐贝"、"取贝"、"囚贝（俘贝）"的记载。商代铜器铭文除"赐贝"外，还有关于"赏贝"的记事。甲骨文"贝"字，都象其形。另外，甲骨文中还有许多字，如买、贮、宝等都从贝字。还有的字象货贝成堆，或象一个人拜倒在贝前。有一个青铜殷（旧名荷鼎）上铸有一个字，正似一个人挑着许多贝出去做买卖的样子。

做为货币单位，贝通常按"朋"来计算。五个贝串成一索，两索分挂左右，各为一"朋"，一朋就是五贝（也有一种意见说一朋是十贝）。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之"朋"字，都是象形字。贝的价值很高，商代铜器铭文中对有功大臣赐贝一次也不过十朋。当时，贝、朋已完全具备了货币的各种职能。《易·益六二》载："或益之十朋之龟"，清楚表明贝是价值尺度。甲骨文"买"字从网从贝，买，是交换的过程，以贝为货币，网贝有市利之意，贝显然有一定流通意义；当然，网贝也意味着贝自水中网出。至于"贮"字，其义是藏贝于器。"宝"字，则是把贝与玉一起珍藏在室内，贝是贮藏的手段。甲骨文中也出现过"贷"字，贝可贷付于人，是明确的支付手段，把贝朋赏赐给属下，同样也是一种支付手段。总之，当时从贝的字比较多，都与财产的交换、积累、支付有关，这一切都说明贝玉成为财富的象征，是真正的货币了。它已基本上脱离了美丽的装饰品功用，成为市场上流通的手段、追逐的目标。

做为货币使用的货贝，在各地考古发掘中出土很多。这些海贝美观的背面已被磨平，不再是装饰品了。贝的背面并钻有小孔以便贯穿成朋。在郑州一带和安阳殷墟的历次发掘中，都有大批海贝出土。如郑州白家庄的一个早商墓里，就有460　多个海贝；殷墟的晚商墓中殉贝更多，1976年春在安阳小屯村发掘了一个公元前12世纪中叶的王室墓，虽然形制较小，却有6000　余枚贝币出土。山东益都苏埠屯的一个大型商墓中，也曾发现3790　枚海贝。殷人十分信鬼，贵族死亡都要以奴隶殉葬，以驱使他们在冥间为其服务。他们认为生前既然可以用货币即海口买到东西，死后就应该把贝币带到阴间去享用，所以也用贝随葬，有的更含在死者口里或握在手中，这种葬俗十分盛行。到商代晚期，不但王室、贵族的墓中有大量的贝随葬，不少平民也要尽量用一些贝做随葬品，少者1　枚，多者数十枚。这一情况表明，贝不象玉那样只适用于上层社会较窄的范围内，而是比较广泛地在各阶层中使用。贝币比较广泛地使用，标志着商业活动和商品经济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过，贝从海上运到内陆、几经辗转，数量仍不算太充裕，价值也很高，所以在民间仍很难得到。在各地的市场上，用牲畜、布帛、生产工具等当作暂时性的交换媒介，乃至继续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在商代社会还普遍存在着。总的看来，商代的货币制度还很不稳定，很不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讲，商品经济还仅仅处于萌芽状态。

商代晚期已经出现了金属货币，这是早期出现冶铸的铜块在特定条件下权当交换媒介的发展结果。《竹书纪年》载："殷商成汤二十一年大旱，铸金制"；《管子·山权数》载："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卖子者"①。这些记载都是一种传说。既使有以铜赎身的事实，当时所冶之铜也不能当作真正的货币。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晚商墓中曾出土三枚铜贝；后来在山西保德林遮峪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墓葬中曾发现铜贝109　枚、海贝112枚。这些铜贝虽然发现的数量还不算多，地区也不广，但毕竟是商代晚期已出现金属货币的明证。

①　转引自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一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68　页。（四）商代的农业生产商代最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是农业，在农业生产中采用的制度是井田制。农业经济的主要生产方式是较大规模的奴隶集体劳动。自由民虽然人数不少，但由于受到土地、农具的限制，又要随时受到国家的调遣与征发，并且无力抗拒自然灾害的袭击，所以分散的、小规模的私田经营收获很少，生产力相当低下。

石器和骨角器制作技术的提高，使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和数量都显著增加了。在此基础上，耕作技术也得到了逐步地改进。总的看来，商朝前期的耕作技术还比较粗放，处于耜耕农业的第一阶段，即一块土地连续耕种几年后便抛荒休耕了，等若干年后再重新种这块土地。如果一个地区的土地都已轮流耕种过，地力已表现出耗竭的迹象，即举行一定规模的迁徙。这种农业生产方式便是盘庚以前多次迁都的重要原因。盘庚迁殷后，开始懂得轮流休耕方法，一块土地耕种一年，然后休耕一至二年以保持地力，再继续耕种。从此耜耕农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定都在殷，人们得以有较长的时间不必大规模地迁徙了。

从考古发现和甲骨文、金文的记述，商代的粮食种类主要有粟（小米）、黍（粘黄米）、稷（黄米）、麦、稻等，此外还种植较多的桑、麻和一些瓜果蔬菜。

粮食产量的增加，有可能大量的酿酒，这就使得从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饮酒风气，成为商代奴隶主贵族追求享受的盛事。许多商代的遗址都曾出土各种各样的酒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处当时的酿酒作坊。这座酒坊建筑在高出周围地面1　米的台基上，平面呈阶梯形，是一座斜坡式屋顶的房屋，没有前墙，只有密排的柱穴。进门处有台阶，屋内堆积着大量烧过的灰烬和陶容器，还有很多桃、李、枣等酿酒原料的种仁及重8.5公斤人工培植的酵母。作坊附近发现了两眼水井，井内均有木质井盘。井底遗有木桶、陶罐等汲水工具。

由于农业生产的收获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王室财富的盈亏，所以商王和贵族集团都十分重视农业。甲骨文中经常记载着商王和宗室贵族为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而贞卜、祈祷的活动。各代商王还多次亲自外出巡视，或传呼臣下督促查看各地农业生产情况。卜辞中多次出现求禾、求黍、求麦、求雨、省黍、观籍、■田、相田的记录，可见农业生产这种重要的部门是受到高度重视的。

庄园是商代农业经济的基础结构，在黄河流域，庄园分布十分密集，这是农业经济不断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的结果。河南内乡县黄龙庙岗的商代遗址，是商代晚期的一处庄园，坐落在汉水支流湍河西岸的平坦岗地上，面积约3　万平方米。在庄园中发掘了7　座较完整的房屋，还清理了18　个储存谷物的窖穴及灰坑。这个庄园中的房子有些仍保留着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的建筑风格。出土的遗物中除数十件陶器外，还有石器、骨器、蚌器和铜器等，共一百多件。当时的生产工具完全使用石斧、石镰、石刀、蚌镰和骨锥等，狩猎用的箭镞也完全是石制或骨制的，可见生产力仍比较低下。

随着农业的发展，畜牧业也在家畜饲养的基础上日渐繁盛。马、牛、羊、狗、猪的数量比夏代有了巨大的增长。在各地发现的商代墓葬和遗址中，往往有数量较多的马、牛和羊。商代的黄河流域，人们已经掌握了服牛驾马的技术，王室和贵族成员的墓葬中常见羊、猪、狗做祭祀时的牺牲，墓葬旁还有规模较大的车马坑。据文献记载，贵族们常宰杀数十头甚至数百头牲畜来祭祀天地、祖宗和神灵。河南辉县琉璃阁商代中、晚期墓群中，40％以上的墓中有殉犬，最多的3　只；殷墟的一些大墓附近都有车马坑，坑内多埋1人2　马；安阳西北冈的祭祀坑，埋葬动物最多的是马，也有许多狗、猪、牛、羊和其它动物。在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采集和渔猎只作为农业生产的一种补充活动，只是在一些边鄙地区，还有一定数量的氏族部落主要依靠渔猎生产维持生活。

商代虽然有了比较发达的青铜铸造业，但由于铜的原料有限，奴隶制的大规模生产劳动很难使用不易制作的青铜农具，所以商代的农业生产基本上还停留在石器时代的技术水平上。考古发现表明，由于南方的铜器冶铸业比较发达，青铜农具的使用比黄河流域更为普遍，从而使稻作农业生产发展很快。江西新干商墓中出土了10　类137　件青铜生产工具，其中有青铜臿、、镰、犁等十余件农具。这些农具上多铸有花纹，显然不是实用器，不过这批农具的出土，反映出当地制造青铜农具和实际使用是比北方更多的。

（五）兴旺发达的商代手工业商代的手工业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得到很快发展的。陶器制造、青铜器冶铸、丝麻纺织、骨角器制作、玉石雕琢、竹木器和漆器的生产、土木营建技术等等都比夏代有了更大的进步。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奴隶制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为王室和各地贵族积累了大量财富，也为中小奴隶主更多地涌现创造了条件。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一些新兴的社会力量开始产生。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对周围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方沿海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在各地得到了广泛传播。商代成为中国奴隶制经济的鼎盛时期。

1。繁荣的制陶业商代的制陶业很发达，除大量生产一般的灰陶器外，也生产一些红陶、黑陶和少量精美的白陶。在商代遗址中多次发现质地坚硬细腻，刻纹美观规整的白陶，这些质量很高的白陶和青铜器同样贵重。在江南地区，普遍生产一种压印各种花纹图案的硬陶和涂上一层石灰釉的釉陶，这种釉陶是青瓷的前身，亦称原始瓷器。

白陶以瓷土或高岭土为原料，烧成温度在1000℃左右，器表和胎质均呈白色。商代的白陶有粗细两种，前者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一些遗址中已略有发现，如仰韶文化时期的大汶口、河姆渡等氏族部落和龙山文化时期的一些氏族营地均有出土；后者表面磨光，纹饰多很精细，到商代才出现胎质纯净洁白的作品。

殷墟出土的白陶，有壶、簋、豆、瓿、斝、尊、觯、带盖罐和罍等，普遍装饰着乳丁纹、蕉叶纹、饕餮纹、云雷纹，十分精美。

南方流行的硬陶，表面大都拍印几何形图案纹饰，考古界习称之为印纹硬陶。这种陶器是由含铁量较高的陶土烧制的，温度达1150℃左右，胎质细腻，有的胎体已经烧结，扣之清脆有声，硬度为陶器之冠。这种陶器盛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西、福建、浙江居多。釉陶的质量很高，所用陶土和硬陶基本相同，只是含铁量较低，烧成温度在1200℃左右，胎质烧结呈灰白色，吸水性很弱，击之有金石之声，是商代制陶业的一大创造，也是中国古代制陶业的一个转折点。由于这种陶器分布地域广阔，各地文化的发展也不平衡，所以各处遗存的内涵很不一致，福建地区以印纹硬陶为主要特征的遗存较多，在浙江南部，福建和广东有不少遗址发现印纹陶和釉陶共存的现象。目前，原始瓷器年代最早的属商代中期，郑州和湖北黄陂盘龙城等遗址都有发现。商代晚期的原始瓷器在河南安阳、辉县，河北藁城，山东益都，江西清江等地的居址和墓葬中均有发现，而以江西清江吴城遗址为最多。吴城遗址发掘清理出十几座陶窑，其中有4　座龙窑。较为完整的6　号龙窑残长7.54　米，膛内宽约0.92-1.07　米，窑头朝向东北，略低于龙窑的尾部。9个投柴孔面向西北一字排开，第一个投柴孔距离窑头约1　米，其后依次每隔0.4　米左右设置一个投柴孔，第9　个投柴孔的孔壁已与窑尾相接，连成一体。残存的窑壁高0.3　米左右，厚约0.1　米，略向外倾斜，说明窑膛尚有一定高度。这些龙窑的窑床并非直接建筑在生土上，而是利用坡地，挖高补低，平整夯实成"垫层"，上面再铺一层细砂做为窑底，已烧成红色硬面。龙窑头低尾高的倾斜是为了保证空气的流通，便于柴禾的燃烧和升温。吴城龙窑的头尾倾斜度较小，表明这种陶窑仍具有原始性，只是比新石器时代的陶窑有较大进步，考古发现这种陶窑的遗存也很少。

商代王室的制陶作坊规模很大，也有一些贵族的制陶作坊主要从事制作商品陶器。在郑州铭功路西侧发掘的一处属商代的作坊，有14　座陶窑，清理出大约几十万件陶器的残片，其品种主要是盆、甑之类。这种大规模的、品种单调的生产，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奴隶主本身的需要，而是有相当多的产品是向外出售的商品。另外，质量很高的白陶器和釉陶器，并非到处都可以生产，能够制作这些陶器的作坊，也就成了向外推销产品的基地。在吴城遗址发现的制陶基地，一些陶窑内堆积着许多釉陶罐、尊和印纹硬陶器皿。这种地域性的土特产品，成为当时交换的重要货物。

从各地发现的陶器看，当时陶器的种类可大致分为生活用陶和建筑用陶，此外有少数生产活动中使用的纺轮、网坠、弹丸之类小件器物。生活用陶除日常用的器皿外，也包括墓葬中的随葬陶器。后者既有实用器，也有专门为随葬制作的明器。常见的生活用品有炊器鬲、■、甑、鼎、釜；食器有簋、豆、盂、钵；饮酒器有盉、觚、爵、斝、尊、壶；盛储器有罐、盆、瓮、缸、大口尊及器盖等。一些陶器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一定形制变化，如商代早期的鬲多卷沿、深腹，高尖锥袋状足；中期以后多折沿，腹部变浅，鬲裆变矮，足尖渐短。豆的变化也有一定规律。这些陶器的形制变化，成为考古学家判断出土物品年代的重要参考依据。商代的建筑用陶主要是水管，早期的排水管一端大，一端小，有的长达42　厘米；晚期的水管两端较一致，且出现了三通管。

2。　东方文化的瑰宝--商代青铜器商代手工业的发展，最突出的是青铜器冶铸业所取得的成就。

首先是铜、锡矿石的开采与运输。铸造青铜器，必须拥有大量铜矿石和锡矿石为原料。铜主要产于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等地，北方的河南、山西虽有几处出产，但数量不多。锡主要产于长江上游一带和今华南、云贵地区，黄河流域并不出产。要想大量地、源源不断地获得这些矿石原料，就必须依靠交换和战争才能实现。由于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已达到江南地区，所以交换是获得原料的主要途径，水陆交通的发展和车船大批生产使长途运输成为可能。正是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使王室和各地贵族的青铜作坊能够维持生产。商代的青铜器上经常可见赐贝若干朋用作某彝器的铭文，其中有些可能就是记载购买原料作器的代价。

在各种官营的手工业作坊里，工匠们的青铜铸造工艺水平已达到相当纯熟的地步。王都和各地贵族统治的大邑中都设有不同规模、各种专业分工的青铜器作坊，能制造出各种精美的青铜器皿和实用的生产工具、武器。考古发现的商代青铜作坊，其面积有数万平方米的，也有10　余万平方米的。作坊遗址内都出土了为数可观的陶范、坩埚块、木炭、铜锭、铜渣、小件青铜器，以及与铸造有关的其它遗存。这些作坊遗址的发现，说明商王室与诸侯所用的青铜器，主要是当地生产的，尤其是南方，各地铸造青铜器的原料多取自附近的含铜矿脉。如镇江附近商墓和窖藏铜块，含有较大比重的铅和微量的锑，与中原地区青铜器不含锑及含铅量低有明显的不同。陕西汉中地区城固县发现的商代铜器窖藏，出土了400　多件青铜礼器和兵器等，其中4　件青铜尊的肩部有3　个牛头突饰，最大的高44.5　厘米。一件兽面具为牛头形，为其它地区所不见，是当地铸造的极富特色的作品。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和南关外、郑州北郊紫荆山，以及安阳殷墟等地，都发现了商代各个时期的铸铜作坊。这些遗址的现象还表明，当时的青铜冶铸手工业中已经出现了专业技术的分工。殷墟出土的著名司母戊大方鼎，形制雄伟，高1.37　米，重875　公斤，是商代后期青铜器的杰作，反映了当时铸造技术的很高水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5　件铜编钟，制作精美，可构成四声音阶序列，铸造工艺的难度很大。这些青铜器的制造，如果没有专业技术的分工是很难想象的。商代的青铜器制造业，虽然主要从事兵器和礼器的生产，同时也制作一些如铜镜、酒器、装饰品等供贵族和平民使用的生活用品。此外，还以部分青铜制造砍伐、刮削、雕刻等生产劳动中使用的小型工具和斧、锛、凿、刀、锯、锥、钻等手工工具。这些青铜工具的应用，对土地森林的开发，对木器、石器、骨角器等产品的制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也是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过，由于当时青铜器的原料来之不易，冶炼和铸造也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所以青铜工具的生产还不多，青铜农具则更少。奴隶主宁肯让奴隶们使用木、石、骨、角、蚌来制作工具和农具，也不愿发展青铜工具。

3。初具规模的商代纺织业纺织业是商代手工业生产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农业经济有直接的密切关系。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养蚕业和纺织业。甲骨文中已多次发现桑、丝、帛、屯（一段卷起的纺织品）等字。商代的墓葬中还发现了玉蚕、青铜器上也有蚕的纹饰。由于纺织品不易保存，所以商代的丝麻织物很难发现实物遗存，但上述情况已清楚表明当时纺织业发展的程度。在安阳殷墟发掘的一些中小型墓葬中，有一些规模较大，有棺有椁的墓，在棺椁上面常发现有席子或以彩绘的画幔一类织物覆盖的痕迹。由于养蚕业在商代比较盛行，宫廷中设有女官来专门管理养蚕业。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中晚期遗址中，一些墓葬的随葬青铜器上粘有纺织品的痕迹，其中有纨、纱、绫罗、縠等，这些纺织品中最重要的发现是縠，它是目前中国出土最早的縠的实物，年代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另外，在居住址中还发现一些已经断裂的麻布残片，经鉴定可以确认为大麻纤维。这些麻布是平纹组织，其中一块经纱密度为每厘米内14-16　根，纬纱密度为每厘米内9-10　根，同以后西汉时期湖南长沙马王堆墓葬出土的麻布非常接近，可见商代丝麻纺织技术是相当高的，纺织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甲骨文和古老的文献《夏小正》都有关于夏、商时期采桑养蚕的记载。

《夏小正》中记载说：三月援桑始蚕；商代甲骨文则记载着祭祀蚕神的礼仪和祭品。随着交换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丝织品逐渐成为财富的象征和交换的媒介。有些高级丝织品成为统治者珍爱的东西，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器上的丝织品印痕，有机织纹罗和朱砂涂染制品，民间很难见到。

4。商代的制骨业骨器制作，与制造石器一样，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手工业劳动。在金属工具和器物还很稀少的商代，制骨业比夏代以前更为发达。规模较大的制骨作坊，成为奴隶集中劳动的重要部门，工艺技术已达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在郑州商代遗址，紫荆山北的铸铜作坊附近有一处制骨作坊。在一座房基旁的窖穴中出土了不少骨料、骨制品和磨制加工骨器的砺石等遗物。骨料上都带有锯割的痕迹，骨制品主要是镞、簪的半成品和成品。引人注意的是，在出土的骨料中除了牛、鹿等动物的肢骨外，人的肢骨占了总数的一半。这个现象表明，商代的奴隶制度是很严酷的，人牲、人殉和以人骨为制器原料，都说明了奴隶命运的悲惨。

在安阳殷墟的北辛庄，有一处规模很大的制骨作坊。作坊的房基为半地穴式，建在生土之上，四周以生土为壁。房子为长方形，东西长2.8　米，南北宽1.95　米，壁高1.05　米。房子的西南角设有七级阶梯形通道，在东北角则有一个烧火的灶址。房子的地面上，发现了很多骨器，屋外有一个骨料坑，坑内堆有骨料、骨器的半成品、成品，还发现一些制作加工骨器的青铜刀、锯、钻和砺石等。在这个制骨作坊250　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的骨料和半成品多达5110　件。骨料主要是牛、猪、马、羊、狗等家畜的肢骨，半成品和成品以笄、笄帽和锥的数量最多。

殷墟的妇好墓中，出土骨器560　多件，有小刻刀、勺、匕、梳、镞、笄及虎、青蛙、人形骨雕等，以笄的数量最多。小刻刀和蛙形骨雕制作非常精细。墓中所出的3　件象牙杯是罕见的瑰宝，杯身用中空的象牙根段制成，因材设计，工艺十分巧妙。其中一对象牙杯■耳雕成夔形，通体雕刻四段花纹，并镶嵌着绿松石片；另一件带鎏杯，■耳雕刻成虎形，通体雕刻极其精细的鸟、饕餮和夔纹，并衬以雷纹，技巧高超，令人称绝。

制骨业中包括用角、牙、蚌壳为原料制作各种器物，主要为工具、艺术品和装饰品几类，其中以工具类最多。骨锥、骨镞、蚌刀、蚌镰是各遗址常见的器物，鹿角、象牙及野猪牙制品则相对较少。

5。商代的玉器制造业商代的玉器制造业是在夏代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各地的先进经验，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良渚文化的工艺技术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原一带发现的商代玉器，往往带有东方一些部族传统的特点。

商代早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历年来出土了许多玉器，有圭、戈、刀、琮、钺、铲、板、柄形器等，造型与纹饰的设计合理美观，雕琢的线条清晰流畅，工艺相当精巧，同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代的玉器相比，技术有了明显的进展。有一件柄形玉器，四周雕琢的兽面纹样精细和谐，光洁明亮，是商代早期玉器的代表性作品。

中期以后，玉器大量增加，郑州商城、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北藁城台西、北京平谷刘家河、江西新干商墓等都出土过精美的玉器。到商代晚期的殷墟，出土的玉器已达到数量最多，形制最多，工艺最精的水平。其中妇好墓出土玉器达700　多件，包括琮、璧、瑗、璜、环、玦、圭、斧、钺、戈、矛、刀、戚、锛、凿、铲、镰、臼、杵、盘、簋、勺、匕等等，大多是礼器或与礼制有关的器具。这些玉器形制规矩匀称，花纹线条流畅，制作难度很大。妇好墓中还出土了十多件玉雕人像和人头像，运用写实手法，把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人物及其服饰、发饰都作了细腻的刻划，不仅具有一定艺术价值，而且对研究人种和他们的社会生活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妇好墓和殷墟一些居址中还出土了一批玉雕的动物，有20　多种现实生活中常见的飞禽、走兽、鱼鳖、虫豸等动物以及龙、凤、怪兽、神鸟等反映当时社会宗教意识的制品。在出土的商代玉器中，以浅雕、浮雕等平面雕居多，每件作品都体现了工匠的成熟技法。在各类玉器中，圆雕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表明雕刻者不但具有立体造型的能力，而且对雕琢的对象及玉材的选样和运用取舍，都有比较丰富的知识。蹲坐的猴子，直立的大象，爬动的乌龟，升腾的神龙，生动传神，有强烈的艺术效果。

商代早期已出现在铜片上镶嵌绿松石饰件的工艺，到了晚期，"铜镶玉"工艺又有所发展。妇好墓中出土两件玉援铜内戈，除了把玉援镶入铜内，还在铜内部位嵌入细小的绿松石碎粒，组成饕餮面的装饰图案；还发现了集金、铜、玉、石多种工艺于一体的老虎等饰件，表现了商代手工业者的聪明才智和卓越技巧。

商代玉器的原料，有的出自河南南阳，有的来自辽宁和新疆，从这里可以看出商代的交换情况；有些玉器属中原产品，也有不少玉器为四邻方国所贡纳，同样反映出物资交流或商品交易的情况。商代大量玉器的出土和玉器制造业所取得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商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分工的状况。

6。竹木器与漆器由于竹木器、漆器不易保存，在考古发现中实物极少，但从各地出土的遗迹和遗物，仍可看到商代的竹木器和漆器制造业是相当发达的，并与雕刻、绘画、镶嵌等工艺有机结合，成为商代手工业中的一项重要劳动。

许多大、中型墓葬，墓底往往铺垫着朱砂，并以木质的棺椁为葬具；大型木构建筑和一般民居，梁、柱、门、窗等结构都很精确严谨；一些聚落中发现的水井、窖穴常常有木作遗迹；大批生产工具、兵器、车马具等也都有竹木器构件，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商代竹木器手工业发展的程度。

在河北藁城台西遗址，有12　座墓的板灰中夹杂着朱漆的痕迹。台西出土的漆盘和漆盒，都是在木胎上先雕花纹，再涂朱、髹漆，有的还镶嵌绿松石或贴有金箔，工艺相当精巧。

（六）商代的城市经济与商人1。商代的城市城市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并发展的，城市发展的两个重要标志是商品交换的发展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在商朝统治的广阔地域内，中国的早期城市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流域，也有一些城市疏落出现在长江两岸。黄河流域的著名城市有商、殷、亳、蕃、雇、霍、孟等。这些城市既是商王或各属国贵族、官吏及军队居住的地方，又是许多行业的手工业作坊的所在地和进行交换的场所。虽然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已经出现一些原始的城堡，但是直到商代盘庚时期为止，人们还总是"不常厥邑"，过几十年就要迁移一次。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城市不可能有很大的规模。盘庚迁都至殷（今河南安阳小屯一带）以后，就不再经常迁邑了，城市也随之比较稳定地繁荣发展起来。

商代城市的发展，是商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城市建设不仅体现出建筑业的革新与发展，而且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制陶、青铜铸造、竹木器加工、玉石制造业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时标志着商品交换的规模和交通运输的水平。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显示出商代城市的发展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成为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发源地的标志。

河南偃师尸乡沟发掘的商代早期城址，是20世纪中国大陆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发掘表明，这座城市具有都城的规模和建筑群。高大的城墙用红褐色土筑成，质地坚硬且纯净。墙体厚达17-18　米，基槽深近1　米。城墙的基槽从生土层即开始起夯，夯层厚约10　厘米，夯打平整，夯窝密集，建筑得非常坚固，与现代中原地区的流行建筑方法大致相同。城中的宫城与拱卫城组合配置，南部中央为一组宫殿建筑群，有正殿、附殿、庭院、廊■、祭祀坑等遗迹，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上。周围有800　米长的夯土围墙，形成宫城。宫城的东北和西南各发现一座拱卫城，城内的建筑分布与宫城内有明显区别，布满了排房式建筑，可能是仓廪和守城兵士的营房。城墙上设置的城门很狭窄，宽厚的墙体和狭窄的门洞，显然是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城南有各自用夯土墙设围的三座小城，两侧城门旁边修筑着一条3　米多宽的路，这条路一端与城墙垂直相交接，另一端与城内的大道相通。这条路的铺设是为了使兵士迅速地登上城墙，守卫城市。在城外，挖有又宽又深的护城壕。宫城和城内许多地方发现了工程浩大的排水系统，包括石、木结构的水道和完全用石块垒砌的水道，都呈暗沟形式。对这座著名商城的发掘还表明，这一带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曾是氏族聚居的营地，商代的城墙所经历的时间也很长，曾有多次修缮和改建。偃师尸乡沟的商代早期城市，表现出4000年前中国的城市建设已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座城市无疑是中原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的中心。

山西省垣曲县古城南关，1985年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一座比较完整的又一座商代早期城市遗址。垣曲商代古城在今古城镇南关的高台地上，北、东、南三面分别有亳清河、沇河、黄河环绕，城墙平面略呈平行四边形，周长1470米，总面积约12.5　万平方米。城垣内东南一带分布着密集的灰坑遗迹，是当时人们主要的居住和活动地点。因三面环河，在这座城市的西墙外大约8　米处挖有一条与城墙平行的壕沟，宽6-10　米，深4　米，是护城的重要设施。城址中部有一组规模较大的建筑群，由6　座高大台基构成，其中最大的一座建筑长约50　米，宽20　米，在商代的早期建筑中令人瞩目。城内铺设排水沟，清理出的南墙内侧排水沟形制规整，斜壁平底，与南城墙平行。

这座商城的城墙分内外两道，平行走向，相距7　米。内墙为主墙，基槽呈斗形，上口宽近8　米，深约6　米；外墙基槽宽仅4　米，深6.5　米。城墙的夯土均为棕红色，夯层厚0.1-0.3　米，结构十分坚固。

城内东南角的居民区，除较多灰坑外还有一些房址和墓葬、壕沟、陶窑，从中发现了商代前期的城市居民使用的工具和陶器，石制工具有斧、铲、凿、刀、镞等；骨器有针、笄、匕、锥；此外还有卜骨、制铜的石范和许多铜镞。居民日常使用的陶器包括鬲、尊、豆、罐、盆、簋、爵、甑、瓮、缸、罍等多种。烧制这些陶器的窑址经清理，是圆形竖穴窑，火膛由隔墙分成两个空间，保存完好的窑箅上有33　个箅孔。

从偃师、垣曲这两座商代早期城市可以看出，当时城市的建筑规模、宫城的出现、设施的完整都比龙山文化时期至夏代的城堡更加进步，城市经济从商代开始逐渐形成了。

商代中期，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城市的规模更大了。在河南省郑州市区偏东部的郑县旧城及北关一带商代遗址中，发掘出一座商代中期的都城，根据城墙夯土层中夹杂的木炭所做的测定，这座城市最早建于公元前1620年前后，使用至公元前1420年左右，大约经历了200年的沿革兴衰。

郑州商城平面基本为长方形，城垣周长计6960　米，其中南墙与东墙各长1700　米，西墙长约1870　米，北墙长约1690　米，墙基最宽处达32　米，发掘时地面上残留最高约5　米左右。城周共有11　个缺口，有的可能就是当时的城门。

城墙的建筑采用分段版筑法逐渐夯筑而成，每段长3.8　米左右。夯层较薄，夯窝排列十分密集，构筑相当坚固。在城墙的内侧和外侧，往往发现有夯土结构的护墙坡。城内分布着大面积的商代文化堆积，包括房址、水井等遗迹。城内东北部近40　万平方米的较高地带，发现有大、中型红土与黄土夯筑的台基遗存，可能是当时王室居住的宫殿区。台基表面有排列整齐的柱穴，柱穴底部往往有柱础石。有的台基表面还有坚硬的白灰面或黄泥地坪。在这些基址的附近，出土了青铜簪、玉簪、玉片等其它地点极少见的器物。

城址外有同时期的居民区和铸铜、制陶和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也发现了一些中、小型墓地。考古学家根据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多数认为这座商代中期的都城，就是"仲丁迁于隞"的隞都。

河南安阳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也是名闻中外的中国早期城市，与灿烂的青铜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殷墟是商代后期君主盘庚至纣统治期间的王都所在地（公元前1395年-前1123年），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城市遗址在安阳市西北郊，横跨洹河两岸，总面积在24　平方公里以上。因为殷是商朝后期较长时期的都邑，所以商朝被后人称为殷朝，商人也被称为殷人。殷经过几代统治者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城内版筑的房屋栉比成巷，到了纣王时期，城市的规模最大，史载其"南去朝歌（今河南汤阴）城百四十六里"，纣王常到朝歌的离宫居住。

从1928年起，中国的考古学家开始发掘殷墟，半个多世纪里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果。在这座都城中清理出商王居住过的许多宫殿遗址，包括王宫的防御设施；还有大型的商王陵墓及数以千计的奴隶杀殉坑；城中有很多中小奴隶主及平民的居住遗址、墓葬；有规模宏大的铸铜作坊和制骨作坊遗址；还发现了水井、道路、排水管道等遗迹。这里出土的生产工具、兵器和手工艺品成千上万。大量甲骨文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宝贵资料。

商代兴起的城市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作为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经济的补充，另一方面也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产品的交换过程中协调并促进了这些经济领域的发展。城市作为商业经济的枢纽，在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商业逐渐成为城市经济的主要支柱，商业的经营者商人也因之逐渐成为城市居民中一种有影响的力量。

在黄河流域城市相继出现的时期，中央王朝周围各方国的都城大邑也在不断发展，其中长江流域的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在经济生产领域起着重要作用。湖北黄陂县叶店的盘龙城，是商代前期偏晚的一座城市遗址。这座城市位于江北的滠水支流府河北岸高地上，城墙的夯筑技术近于郑州商城，是以每层厚8-10　厘米的夯土筑成墙体，墙体内侧另有斜行夯土以支撑城墙主体。发掘表明，当时还没有出现用立柱加夹棍、以绳索固定模型板的夯筑技术。城墙外有宽约14　米、深约4　米的护城壕，壕沟底发现了架桥的柱穴，可知人们进出这座城市要通过架设在护城壕上的木桥。城内东北部高地上有宫殿基址，遗迹显示出当时宫殿的房项苫以茅草呈出檐形式。殿堂与檐柱之间形成一周宽敞的外廊。宫城内也发现了用陶管相接的排水设施。在这座城市的外面，四周分布着一般居民区和一些手工业作坊。

综观商代各地发现的城市遗址，可以看出尽管地域不同、文化面貌也有一定差别，但城市的建筑技术、布局结构和防御、排水设施等都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建筑技术和规模都有显著的发展。商代的城市虽然主要功能仍然是防御外来的侵扰，但以城市为中心的各种手工业却发展迅速，也为商品交换和水陆交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商代城市遗址的发掘充分表明，一个以殷商帝国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已在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确立，这种情况是中国大地自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产生以来前所未有的，也为以后以汉族为中心的多民族的华夏文化统一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夏王朝统治时期中原及周围地区各部族的联合还是十分松散的，那么商王朝强大的奴隶制以其经济和军事的实力，已经牢固地控制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商王朝各代君主对四周方国和尚处于原始氏族制度下一些部落的征伐，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最早的篇章，这些频繁发动的战争是中国早期城市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商代统治集团在农业、手工业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商业贸易活动，这是促进由集市转变为城市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商代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为城市经济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2。商代的商人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和手工业出现的社会分工，以及手工业中的制陶、纺织、竹木器生产、玉石器加工等方面的专业分工，在奴隶制产生之后更加明显。这种社会分工导致了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为商业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夏代已经出现了通过一般等价物或早期的货币进行的物资交换，这种交换是生产者与需要者之间直接见面进行的。当时还未出现从农业、手工业中游离出来的商业。到了商代，交换日益频繁，交换物资的种类、范围扩大。交换地区也显著增加了，物资的大量需求和各地物产的特点、质量的差异，不可能使交换平衡发展，也不可能使产销都直接见面，于是一些人从社会上独立出来专门从事买卖事物，组织产品交换，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经常性的、为人们所公认的职业，这就是商业。商业是从商代才正式出现的，最初从事商业活动的都是奴隶主贵族及其驱使的奴隶，很少有以经商为职业的平民。

随着物资交流的数量与地区日益扩大，交换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外出从事商品交易的人往往离家数日数月，甚至出门经年的情况都有。在交换的过程中，奴隶主再也不像过去的部落首领那样亲自参与远距离的交易活动了。专门进行交换的由奴隶管家"小臣"来具体进行，"小臣"是奴隶主牢牢控制的商业奴隶，其身份带有掌握政权的贵族直接任命的因素。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商代的商品交易从它开始成为社会上的一种专门行业时起，就具有"官家买卖"的性质。这种"官商"，就是各地大大小小的贵族。

社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也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更大的繁荣。由贵族操纵的商品交换中介人，在商代社会里表现得十分活跃。王室和各方国的奴隶主都从大量的交换活动中获得了很多利益，因此一些奴隶主把商业活动当成一种重要事业，通过手下的"小臣"，驱使着大批奴隶来担任实际的运输和货物买卖各方面所需的劳动。交通运输与商业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顺着商王朝建立驿传制度所开辟的驿路，这些商业奴隶由内地到海滨，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往来贩运各地的土特产品，也开辟了不少新的道路。这些商旅常常是成群结队的在驿路或江河上贩运，人多不仅可以携带货物多，获利多，而且可以便于应付风雨的侵袭、旅途中的病患和盗寇的抢劫。商族先人王亥就曾在有易氏被抢劫，这类事件屡有发生并在各地传播，告诫那些出去做买卖的"小臣"们要日夜警惕和严加防范。

商代的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都是奴隶劳动，参加贩运交易的奴隶即使逃亡到别的地方，仍然摆脱不了当农业奴隶或手工业奴隶的命运。因此，在严密地监督控制之下，商业奴隶不得不干贩运、买卖这一行当。长期在各地经商，奴隶们免不了在外面风餐露宿，四处奔走跋涉，奴隶主贵族则在家中坐享其成，从交换中牟取到大利。由于贩运有利可图，在商朝的上层统治者中这一行业比较受到重视。

商代的平民中也有一些做小买卖的，都是自产自销一类的经营活动，如有些人煮盐、捕鱼，自己到市上出售；也有些人编竹筐、打草鞋、制作弓箭到市上叫卖；还有些人在市上屠宰、卖酒等等。《尚书·酒诰》中记载了一个自耕农在农闲时牵着牛外出做生意，获利回家后，父母高高兴兴地为他摆酒煮肉庆贺的情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从事商品交易，有的人不断获利，也难免会有人赔了钱。在参与交易的平民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交换已开始成为平民之间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不过，总的看来平民跑买卖的人数仍比较少，经营的规模也不大，而且多数并不脱离生产，所以商人还没有成为社会上有影响的独立阶层。资本丰厚的奴隶主贵族千方百计占领市场，中小贵族和经商的平民没有平等竞争的条件，从各方面都要受到排挤和压制，所以在"官商"的背景下，商业经济的幼苗一出现就畸型发展着。

交换虽然比夏代有较快的发展，但各种商品的交换主要还是为大小奴隶主服务的。比较频繁的交换活动是在奴隶主之间、商王朝和诸方国之间进行的，主要交换物品有奇珍异宝、牛马、奴隶等。交换地点主要集中在城市中。考古发现表明，商代的城市不仅在黄河流域比较多，而且在长江流域也有越来越多的发现。在各城市的商业活动中，买主和卖主主要都是贵族的奴仆。平民出售自己有限的一点剩余产品，或以当地的土特产品换取一些自己需要的生活或生产上的物品，这种情况在整个社会的交换活动中不占多大比重。尽管商代的青铜制造比较发达，但是大众的日常生活器皿、农业和手工业工具等还极少有青铜制作的。平民中流通的手工业品，主要是普通的陶器、石器和木器、骨角器，其它能够时而购买的东西，则是粮食、蔬菜及少量的牲畜和畜产品之类。当时社会最下层的奴隶，几乎一无所有，连其本身都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当然也就没有独立、自由地和别人进行商品交换的权利了。奴隶主随意支付给奴隶的极其菲薄的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就是他们维持生产劳动和自己生命的全部物质内容。在各种手工业作坊中从事生产劳动的有一定技术专长的奴隶，虽然可以得到一些生产和生活用品，也没有多少能力进入交换市场。他们生前为奴隶主驱使，死后仅能以少量生产工具和平常使用的陶器随葬。

商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主要是以直接的生活资料为目标。某些专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如江南一带的印纹硬质陶器、釉陶器和其它地区一些有特色的手工业品，最终也是为了给商品所有者换取别的消费品，如丝麻织品和珍贵的珠玉装饰品等等。在整个商代社会的商业活动，表现出初期阶段的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以牟取更多货币为目的的发达的商品生产基地还没有形成；第二，对外贸易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只是在不同文化的部族、方国间有所交流；第三，土地的私有买卖还没有出现；第四，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公社组织还顽强地存在，在这种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公社内部，由小贵族或奴隶总管统辖着集体奴隶共同耕作，公社内部的商品交换没有大力开展，仍以简单的以物易物形式交流；第五，随着交换的发展和金属货币的出现，公社内部的贫富差别逐渐扩大，债务奴隶产生，但这种现象还为数较少；第六，传统的生活方式仍然是聚族而居，因商品交换而促成的各族杂居的情况仅在一些部族之间的边缘地区发生，但已比较普遍；第七，商业及商品生产基本上仍由奴隶主贵族经营控制；第八，商代中晚期开始出现由平民中崛起的、以牟利为目的的工商奴隶主，他们开始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易，成为新的社会力量。

总的看来，虽然商代的社会生产分工更加明显，商品交换比夏代发达，不少手工业产品和一些农产品已成为商品，并出现了商品货币关系和专业从事买卖的商人阶层，但大量交换还停留在一般等价物交换或以物易物的阶段上。只有商王和少量大贵族，得以从交换中获得极为丰富的消费品。据《逸周书》记载，周武王攻陷纣王都城朝歌时，在王宫和贵族的府邸中搜出了宝玉14000　块、佩玉18　万块之多，这些财宝和商业活动有一定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商朝对商业活动是很重视的。自新石器时代晚期逐渐产生的城堡，随着交换的发展而越来越多，并日益成为商业发展的中心。夏代的城市，既是奴隶主贵族居住和进行政治统治的中心，又是手工业作坊集中的所在地和产品进行交换的主要场所。但那时的城市除了规模较大的王都外，一般规模较小，且仍随着农业经济的变化而常有迁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商代盘庚迁殷之前。迁殷后，一些城市才开始稳定发展，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在城市的布局中，商代君主和方国统治者都很重视交易市场的建设。《六韬》上记载："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都邑中的市、肆，是商人往来聚散之处。商代城市里的市肆不但有饭铺，而且有肉肆、酒肆等，曾协助周武王克商的吕尚，就曾在肉肆、酒肆上做过买卖。商代城市中的市肆，已不同于夏代以前那种"日中为市"的自发形成的集市，而是常设的特定交易场所。不过，对市肆的管理，到西周时期才形成比较完整的制度。

商代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地区间的长途贩运贸易活动能够调剂余缺，促进生产，商朝统治者对商业的重视，使商族从总体上看就是一个重视贩运贸易的部族。当时的交通运输工具已经有了较大改进，陆上用的车及内河航运的船只，构造都比较完善，并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商代的一个青铜鼎内，刻着似一人荷贝立在船里的铭纹，旁边还有人以手划船的形象。一个人挑着货币，坐着船出门远行，显然是去做买卖。这个青铜鼎中的图案，就是商朝重视贸易的证明。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代的货币形态日趋完善，并且在各地的交换过程中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其重要的媒介功能。在经商盈利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货币已开始做为一种财富的象征，成为奴隶主贵族追逐的目标。在奴隶主贵族的心中，积累财富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经商谋利。到了商代晚期，越来越多的中小奴隶主不再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经营，而专门进行商业贸易活动，甚至常年不辞辛苦地参与交换和长途贩运，其目的就是盈利。史载这些贵族"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①他们逐渐成为社会上一支有一定影响的力量。商人及商业做为新的生产力，对奴隶社会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①　《易·无妄》。

（七）商代各边鄙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商王朝统治中原地区时，周围各地的方国和部落的经济也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当时中原对周围各地的影响很大，一些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能较快地在各地传播；一些方国和部落的地方经济特色，也与中原不断交流，比如江南的制陶和纺织技术很发达，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促进了中原地区的制陶业与纺织。广泛的交流与文化的融合，使商代经济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

1。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公元前15世纪前后，长江流域各地的氏族部落集团已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城邦，进入奴隶制经济的发展阶段。商王朝巩固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之后，其势力逐渐向四方扩张，很快控制了长江中上游一带，尤其是长江中游，已直接受到商王的管辖。《商颂·殷武》篇记载道："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竹书纪年》载："成汤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另据《吕氏春秋·异用篇》载："汉南之国闻之矣，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这些记载都说明商汤立国之后，商族势力即长趋南下，长江中游的大小数十邦国皆臣服于商。

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必然为经济生产的协调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从而使各地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趋于同步。在长江中游考古发掘的收获也印证了文献的上述记载，表明当时长江中游和洞庭湖、鄱阳湖一带与中原经济的密切关系。

长江中游一带的商代遗存，主要有湖北黄陂县叶店的盘龙城遗址、江西清江县的吴越遗址和新干县大型墓葬、湖南省宁乡县的商代居住遗址及铜器群等等。这些发现包括城市、村落、墓地等，基本上能够反映出长江流域商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概况。

1974-1976年发掘的盘龙城遗址和几乎同时发掘的吴城遗址，清理出一批墓葬、居住址、窑址和宫殿，出土了比较丰富的遗物，从中可以看出商代的江南农业、手工业、建筑业的发展情况。

盘龙城遗址是商代中期的城市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5世纪前后。在这个遗址中发现了"茅茨土阶"的宫殿基址、墓葬区、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在出土的大批商代中期遗物中，包括许多刀、锛、锯、凿等青铜工具，有少量工具是手工业作坊中奴隶的随葬品，有些工具则发现在贵族墓中。

盘龙城考古发掘的遗迹表明，这座商代中期的城市之内仅有宫殿群，贵族墓群和平民墓群分别在城外，其中城东的李家嘴的大型贵族墓葬，在雕花木椁外有殉人，殉狗则置于棺底腰坑中，随葬品有鼎、■、■、鬲、圈足盘、小盘、罍、盉、斝、觚、爵等青铜礼器23　件，还有铖、戈、矛、刀等青铜武器，戈、笄等玉器及有地方特色的印纹硬陶尊、瓮等，此外还有一些其它陶器。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来看，这座墓的主人应是一个方国的统治集团核心人物。与之相比，城西楼子湾一带的普通贵族墓规模就小得多，虽然也都有棺、椁和腰坑，有殉狗，但每个死者只有一件和几件青铜器随葬，并往往有戈、镞、斧、锛等青铜武器和工具，以及一些陶器、石器随葬。城北杨家湾一带的平民墓，墓圹窄小，仅容一人，有棺无椁，除了殉狗外，只有少量陶器随葬，个别墓中有1　件小型铜器如爵之类随葬。

吴城遗址是商代中晚期的城址，面积约4　平方公里。在这个遗址中，清理出当时人们居住的房屋残迹和一批窖穴、灰坑、陶窑，同时还发掘出13座墓葬。

遗址出土了不少生产工具，石器有斧、锛、凿、刀、铲、镰、网坠等，还有石戈、石矛、石镞及青铜制造的刀、斧、戈等武器和工具，也发现了陶刀、陶网坠等工具。

以这个城址考古发现命名的吴城文化，大部分陶器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有密切的关系。陶器中有鬲、■、罐、豆、盆、碗、尊等，还有一些陶塑装饰品。这批陶器表现出的地方特点是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广泛使用，以及纹饰中大量盛行圈点纹。遗址中有的窖穴内周壁经过焙烧或粘附着铜渣，坑内出土石范，表明附近有铸铜的作坊。当时人们制造青铜器的方法与中原一带有较大差异，即用石范来铸造青铜器。遗址中出土石范很多，较大的就有30　多块，主要是工具范和武器范，少量是容器范。在部分陶器和石范上发现有刻划的文字和符号。

吴城遗址发掘的13　座墓葬，都是平民墓，长方形竖穴，随葬品为陶质的鬲、罐、豆等。

盘龙城和吴城遗址的发掘，证明商代中期以后江南的经济已经比夏代时期的石家河文化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取得突出进展的是手工业生产。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器尊、瓮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瓷器制造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吴城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时间不同的三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瓷器数量渐增，一些收割稻谷用的刀已经是原始瓷制作的了。从青铜器、印纹硬陶上刻划的茧纹、蚕纹、绞丝纹等来看，当地的纺织业也有相应的发展。以石范铸造青铜器则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经济生产特色。所有这些成就，说明商代的江南经济发展是独具一格的。

1989年发现的江西省新干县程家沙洲村商代大墓，进一步表明江南经济的发展程度。这座商代中期偏晚的大墓，随葬品极为丰富，计有青铜器480余件，玉器装饰品100　余件，陶器近300　件。其中尤以青铜器最引人注目，其数量之多、造型之奇、品类之全、纹饰之美、铸工之精，不仅为江南地区所罕见，在整个商代社会中也是令人惊叹的。这批青铜器中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农具、手工工具及日常生活用具，其中以兵器和各种生产工具数量最多，成为一个重要特色。

新干商墓出土的青铜器，一方面有些器物的造型与纹饰与中原商代遗址出土的相近或相同，说明这个方国与中原地区有密切的联系，曾受到黄河流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很多器物的造型、纹饰特别是铸造工艺又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诸如镈、短剑、单翼镞、镖、手斧、靴形器、犁、耜、裁刀和半圆凿等等，在全国商墓中前所未有。器物组合中也不见中原地区常有的爵、觚、斝等酒器。铜器纹样和玉器装饰上极普遍地盛行虎的雕塑性形象及独特的带状燕尾纹。这些特点，联系到吴城遗址的铸铜遗迹，清楚表明这批青铜器大部分是本地铸造的。赣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江南地区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个有着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地方政权，可能承担着向中央政权进贡铜矿石的义务，在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方面与中原地区有特殊的来往与交流。

江西瑞昌的铜矿资源，早在商代中期已被当地人们开采，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采掘技术。这处重要资源引起了商王朝的重视，成为获取铜矿的基地之一。从新干大型商墓出土的铜器来看，当地居民已引进了中原泥范铸铜技术，掌握了泥范的制坯、成形、刻花工艺，与吴城遗址的石范铸铜有明显区别。无论青铜礼器还是兵器、生产工具，都与中原地区有较多的联系。这里的青铜器表现出的地方特点也比较突出，如虎头形曲内戈、目雷纹大铖、短脊宽翼镂孔镞等，在北方商代墓葬中均未发现。由于商王朝已有效地控制了赣江流域，所以新干商墓中出土的许多青铜器有许多北方的风格，一些器物与陕西、河南出土的完全一致。

总的看来，商代长江流域的经济状况不如黄河流域那样发达，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有自然条件方面的，也有社会政治、宗教、军事等各方面的影响。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这种差距越来越小了。

2。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商代的西北地区，生活着以寺洼文化为代表的氏族部落。这种文化以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寺洼山而定名，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境内的洮河、白龙江流域和陕西省千水、泾水和渭水上游一带。典型遗址有寺洼山和甘肃庄浪县的徐家碾、平凉安国镇等。这个部落在西北地区活动的年代在公元前14　至前11世纪左右，约当中原商王朝的中晚期。

寺洼文化的氏族，主要从事采集、狩猎和畜牧业经济活动，农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存在和发展。氏族的居住营地已具相当规模，面积较大，但因迁徙性强，留下的遗址不多。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主要是墓葬群。在覆斗式的土坑墓中，随葬品有陶器、青铜器、石质和蚌质的串饰，以及马、牛、羊的骨骼。有少数墓葬发现了人殉和车马坑陪葬，表明这一部落已进入奴隶制经济的发展阶段。

由于长期过着狩猎和游牧的生活，墓中随葬的小件青铜器主要是装饰品、马具和兵器，包括戣、戈、矛、镞、刀、铃及铜镯、铜泡等。

寺洼文化的先民制陶业不如中原地区那样发达。日用器皿以夹砂粗陶居多，都用泥条盘筑法制坯烧成，陶土内掺有大量粗砂和碎陶末，器壁比较厚重，质地也粗糙松散。由于烧制时火候不足，陶器不仅容易破碎，而且器表往往有不同颜色的斑点。但也有少量陶器制作得很精致，造型美观匀称，器表打磨光滑，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各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最有特色的是口沿大都做成马鞍形的陶罐，这种器物成为寺洼文化的一种代表性器物。陶器主要为素面，有些器表施以"一"字、"人"字或带状的附加堆纹，少数器皿有白色彩绘，也有些在器表拍印很浅的绳纹，器形有罐、鼎、鬲、■、簋、豆、盂、瓮等。另外，在少量陶器上还发现有刻划的"■"、"■"、"十"、"个"等字形或符号。

在寺洼文化部落的活动地域里，洮河流域的氏族与陇东一带的氏族在生活习俗上有一定的差异，这是洮河流域的氏族向东迁移后逐渐发生的变化。陕西宝鸡一带的西周早期遗存中有寺洼文化的陶器存在，说明这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在西周早期仍在西北地区活动。寺洼文化诸部落中的一支，成为后来称霸中原，统一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周族。

3。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原商王朝的强大统治，对东北地区各部族的组织结构和经济形态都有一定影响，尤其是与商王朝势力相接的辽宁各地，更加快了向青铜文化迈进的步伐。

辽宁省西部丘陵山区的大、小凌河南岸，是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分布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当黄河流域在夏王朝的统治逐渐巩固，并加强向四方扩展的时候，这一带活跃着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的部落集团。商王朝建立后，受到中原文化更强烈的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诸部落的一部分氏族集团，经济形态发生了较为明显地变化，演变成叫做"魏营子类型"的青铜文化。魏营子类型文化所处的时间，主要在商代和西周早期，介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西周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发现的典型遗址和墓地有辽宁朝阳魏营子、南沟门，喀左后坟村、和尚沟、道虎沟等。调查表明，这种文化类型在辽西的朝阳地区和锦州地区分布较普遍。

这些氏族部落多选择背山靠水的台地或山坡上建造营地和公共墓地。氏族成员的经济活动以狩猎和畜牧业为主。文化遗存中见不到农业生产工具，而较多发现车马具如铜銮铃、当卢、车■、铜泡和各种铜饰件，以及铜弯刀、盔甲、石铖等，也有一些陶器和青铜容器。魏营子部落的人们仍承袭着许多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生活习俗，如佩带铜丝缠绕的铜耳环、使用口沿有外叠唇的陶器等等。和尚沟的一座墓葬出土了一对金钏，两端锤成扇面形，与北京郊区平谷刘家河商代中期墓葬及河北卢龙商墓中出土的金钏完全一样，说明商代中期魏营子部落的人们曾一度到达燕山南麓。习于游牧射猎、鞍马征战的东北各部族，可能对商朝的统治构成较大的威胁。

辽宁北部的阜新、彰武、康平、铁岭一带，有一支与魏营子类型并存的部落，北到东、西辽河汇合处，南抵沈阳、新民地区，考古界称这支商代的青铜文化为顺山屯类型，或称高台山类型。这种文化类型以1970年发现的康平县顺山屯遗址而定名，后来发掘的新民高台山遗址文化堆积更为丰富，其它遗址主要有抚顺望花、沈阳新乐上层、法库弯柳街和叶茂台、彰武平安堡等，在内蒙哲里木盟和辽东地区也有少量同类文化遗存发现。碳14　测定顺山屯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1200　至前1600年间。

顺山屯类型的氏族部落，经济生活以采集和渔猎为主，也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劳动。辽北地区处于下辽河流域的北部，地势低平，间或有丘陵、草原和湖沼分布。顺山屯遗址就在一片苇草丛生的湖泊旁台地上。高台山遗址则处于辽北丘陵和辽中平原的分界，柳河在遗址南部向东注入辽河。

辽北各地的氏族部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生活在下辽河流域，由于迁徙性较强，留下的遗存发现很少。直到商代晚期，这一地区还没有出现规模较大、分布较密集的聚落。经过调查和发掘的遗址，文化层堆积都比较薄，房址极少，墓葬也不多。规模最大的高台山遗址，1979-1980年的两次发掘共清理了54　座墓葬，分别属于两个家族或胞族，葬式较乱，头向不一，全部随葬品94　件，其中仅有一把石剑、一件石斧，其余全是陶器。陶器均为手制，以夹砂红陶、红褐陶为主，火候较低，以素面居多，特点是器物口沿多在内侧抹成尖唇，壶多有桥状身，钵多有乳状身，罐多有扁状瘤身。器物各类很少，除壶、钵、罐外，还有高足钵和杯、碗几种。也有一些鬲、甑、鼎、勺，主要是在顺山屯和平安堡发现的，与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遗存及魏营子类型有一定关系。

继顺山屯、高台山类型之后，商代晚期在下辽河流域生活的部落是以沈阳新乐遗址上层为代表的文化，其面貌与顺山屯类型大体一致，只是袋足器更为发达，农业生产工具增加了，反映出这些部落农业经济有所发展。

与辽西魏营子类型、辽北顺山屯类型文化同时，在辽东的太子河上游一带生活着另一支古老的部落。这个部落主要活动区域在鸭绿江以北的本溪地区及吉林省西南部的浑江两岸。已发现氏族部落遗址和公共墓地十余处，以本溪庙后山遗址为代表，称为庙后山类型文化。

由于受到辽南农业比较发达的部落的影响，庙后山类型的部落经济生产以农业为主，生产工具绝大多数为磨制很好的石器，包括斧、铲、凿、刀、环状器、棍棒头、镞、纺轮等。其中石斧数量最多，形制也多种多样，与这一带山林茂盛、常需砍伐有密切关系；大型长身石铲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石刀有长方形和半圆形两种，绝大多数钻有双孔。大批农业生产工具的发现，既反映了农业生产比较发达，也说明了石器制造业的进步。

这个部落的制陶业比较原始，器物仍为泥条盘筑法手制，类型简单，主要有壶、罐、钵、碗、盆、杯几种，不见三足器，流行平底和假圈足器。其中壶、罐、碗等与辽北顺山屯类型的陶器十分相似。陶器多为素面，有少量小■身或横桥状身，纹饰多为附加堆纹、划纹、指甲纹和多种压印纹。

庙后山部落的纺织业比较发达，各遗址都有较多纺轮出土，仅庙后山一个洞穴中的11　座墓葬就随葬各种形状的纺轮38　件，且表面大都用各种戳印纹饰来装饰，表现出对纺织业的重视，一些陶器上还留有粗麻布的痕迹。辽西魏营子类型、辽中和辽北的顺山屯类型、辽东庙后山类型三种青铜文化，都是中原商王朝统治时期北方氏族部落的遗存。魏营子类型主要见于大、小凌河流域和老哈河一带；顺山屯类型主要分布在辽河中游及其支流柳河、秀水河流域；庙后山类型主要发现于鸭绿江以北的浑江、湲河、草河两岸山林谷地中。这些青铜文化部落虽然所处环境有所区别，生活习俗也不尽一致，但都过着以采集、狩猎和畜牧为主的经济生活，没有或很少有农业生产。辽北和辽东的一些部落，迁徙性较强，是一些能征善战的骑手和猎人，他们后来逐渐向辽西一带发展，越过医巫闾山，发展成势力强大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并推进到燕山一带，成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北方强悍部族。

六、西周的经济发展--奴隶制经济的繁荣与衰落周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部族，早在新石器时代就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的泾水、渭水流域。传说其始祖后稷，名弃，是羌族的一个首领，夏代曾活跃在陕西、甘肃接壤地带的子午岭以西、洮河两岸和岷山东麓，创造了寺洼文化。公元前11世纪之前，周族在古公亶父的率领下向东迁徙，定居于今陕西宝鸡、凤翔、扶风、彬县一带。他们摆脱了长期从事的采集和狩猎生活，逐渐熟练地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并向东继续发展，终于成为西北诸部族中一支势力强大的军事集团，并以武力战胜了商王朝，建立了世界东方最为强盛的奴隶制王国。

从周武王灭商到周幽王的统治崩溃（约公元前1066-前771年），史称西周。在这近30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随着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各种经济制度也日趋完善。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全盛时期。（一）西周的经济制度农业是西周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手工业和商业在西周也有明显的发展，西周的经济制度主要体现在土地制度、商业制度和货币制度等几个方面。1。土地制度西周农业经济中的重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周承商制，西周社会的土地公有制继续发展，并在中期以后走向衰落。

西周的土地制度是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全国土地在名义上都属于周王，这就是《诗经·小雅·北山》中描述的著名诗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王把土地分赐给诸侯和有功的臣下，让他们世代享有，但是他们只能享用，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周初的土地不得私相授受或买卖，因而就有"田里不鬻"（《礼记·王制》），即没有土地买卖的现象。周王可以把土地和奴隶、牛马赐给诸侯与臣下，也可以把土地收回或转赐给别人。

井田制是西周土地国有制的主干，在井田上劳动的农业生产奴隶称为"庶人"，也有别的奴隶。所谓井田制，就是以纵横的灌溉渠道分割成的方块田地，由周王赐给诸侯或百官。赐田也有以里计算的，同样也可以折合成若干单位的井田。

西周的井田制承袭于商代的土地国有制而有所发展，已经有了相当准确的亩制和比较完整的灌溉及道路系统，是井田制的完备的形态。当时土地的丈量以百步为亩，一夫百亩，称为一田，是井田的基本单位。由于全国各地区各封国的山川地势情况不同，井田的规划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有些地方采用十进制，即十夫为井，以十夫、百夫、千夫、万夫构成井田制的体系；有些地区则以九夫为井，方一里；方十里为"成"，即百井；方百里为"同"，就是一万井。周初的召卣铭文记载："赏毕土方五十里"（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93　页，科学出版社），折合为井田就是五千井了。各地井田中间开挖的灌溉系统，称为遂、沟、洫、浍、川；与此相应的道路系统，则称为径、畛、涂、道、路。古籍和铜器铭文里所载"土田附庸"之类，就是指在规整的方田周围启土筑墉，取土后的沟渠即环绕方田，共同构成田间灌溉和道路的系统。

文献与传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中，保存了较多土地制度的资料，其中有天子和诸侯、贵族对自己属下赏赐田地的记录，也有后来土地交易的记载。周王把井田分封给诸侯和百官，用作计算俸禄的单位。在分封时，首先要确定封国疆界，然后再认真计算出封地内的山林川泽、居邑和耕地面积。如果只授予土地，也要计算出面积，并封树立界为标志。天子赐给诸侯和王公贵族的田地，称为采田和邑田，合称采邑。作为采邑的田地就是一种俸禄，亦即属于按官爵赏赐的可以终身享用的田地，后来逐渐演变为在子继父官的情况下也同时继承了采邑。由于诸侯及百官的采邑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所以随着失宠、取消官职爵位、死亡等原因，天子和诸侯都可以随时收回赐给下属的采邑。

周室代殷"尹尔多方"，继续以商殷的政治制度掌管天下众多方国，对重新分封的各诸侯国的统治，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只要服从周天子之命，所有旧日的邦国一仍旧例，即使对于大批殷代遗民，只要安于邑居不生事端，就大体上允许他们自由生活，有些还继续任命在朝廷为官，分到土地、财产和奴隶。周初所迁的殷民如条氏、徐氏、肖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六族，又再迁的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七族和所谓怀姓九族，早已是从氏族血缘关系中分解出来的地缘家族，即商之百姓，被迁徙后更是异姓杂处，这批人包括平民，也有一些中小贵族，迁居异地仍然大都有自己的财产和奴仆，并不久就重新获得了土地。

即使在周初，虽然名义上是土地国有制，但实际上大量土地成为诸侯百官的财产。周王取代商王成了土地国有制的代表，只不过收取一定数量的贡赋而已。对立国有功的元勋和宗室子弟，封侯授田以奉王室，真正属于周王的土地仅在京畿周围。周代青铜器上有不少周王赐土授民的记载，被授到贵族名下的土地，必然成为私人的财富。

西周初年对诸侯的分封，既是西周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而采取的一种政治措施，也是以土地为主的财产的再分配。在分封土地时，除了将殷、周原有的耕地分给诸侯，还包括了大量未经开垦的荒地及山林草原。另外，还将周人的势力尚未到达或尚未有效控制的边远地区，也统统分给了臣下。当然，征服外部落时掠夺的土地和资源也先后作为赏赐分给诸侯。这样，在形式上虽然没有破坏殷商的土地组织形态，全国的土地名义上仍为周王朝和天子所有，实际上从分封之日起天子已不可能有效地控制天下土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和贵族在各自的统辖范围内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开地将土地吞并为私有。周初的井田制和周王籍田，逐渐成为一种徒有其名的形式。天子籍田只是为了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和对天下百姓的抚慰。公田和私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并存的，在私田不断增加，拥有私田的人不断增多的情况下，耕作者在公田上的劳动到后来只是为了更多换取私田上的收获，从而导致公田逐渐荒芜，私田则不断提高产量。到了西周晚期，井田制已经名存实亡了。宣王即位后，即"不籍千亩"，等于这个天子已不得不承认了土地私有制的现实，再也无力挽回周初王室拥有全国土地的局面了。

西周土地制度的变革，是随着交换的扩大而逐步演变的。文献和青铜器铭文确凿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现象。

1975年在陕西岐山县宗周故地董家村出土的窖藏铜器，是研究西周史的珍贵资料。其中有三件卫器，铭文中记载了西周中叶土地交易的情况。在西周社会中，金属货币虽已出现，但是社会上很少流通，民间的交易主要还是以物易物，或者用价格比较固定的牲畜、兽皮、玉帛作为等价物来代替货币。董家村出土的卫盉铭文，记述了裘卫以玉璋等财物来换取矩伯的田地；卫鼎铭文记述了裘卫与厉两个贵族之间的土地交易；另一件卫鼎则记载周恭王九年裘卫以一辆带全套装饰和附件的好车，加上其它物品换取贵族颜陈的一片林地。

西周著名的铜器中倗生簋、散氏盘（也称矢人盘）、舀鼎及其它许多鼎、盨的铭文中都记载着当时土地交易的事件。倗生簋记录的是格伯率领仆从及有关人员踏勘田地、书写交换文书、定立田界的过程，是恭王五年贵族倗生以四匹良马换取格伯三十块田地的文献。散氏盘是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盘铭中详细记载了核定土地径界及盟誓的经过，使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到西周在孝王、夷王以后土地制度的状况。铭文大意是：因为矢国侵害了散国的土地，故付土地给散国以作赔偿。矢人付与散氏的土地共有两块，一块是眉地之田，一块是井邑之田。铭文在记述了田地的位置、四界、某封、某树之后，还列记了双方参加定界、盟誓的人名，其中矢国15人，散国10人，此外还列出在周王朝中管理诉讼的官员，即有王室官员在场为这件事公证。

上述铜器铭文中反映的西周土地制度，表示西周中期土地已可以进行自由交易了。这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制度已不能由周王室所控制，大量土地被各地各级贵族占有而成了私人的领地。由于这些土地可以进行私人交易，土地的私有化进程迅速发展加快，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度也就必然要解体了。

在土地的私人交易中，有的是以田易田，有的是以物易田，还有的是在诉讼中以土地作为抵押或赔偿。这些材料充分表明，土地在贵族手中已经完全变成可以交换的财产和商品，不仅田地与田地之间可以交换，而且田地可以和车马、皮毛、布帛、食物、牲畜、珠玉、食谷等各种东西一样有等同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说拥有土地，就意味着可以拥有其它财富。根据西周的商业制度、货币制度的情况，可以说土地交易与当时普遍存在的商品交易一样，实质上就是土地的买卖。

从铜器铭文中还可以看到，西周中期以后土地的买卖和交换是受到国家保护的。散氏盘等一些铜器记载，只要双方田主自愿，就可以私下协商，交易土地，再找个证人书写契约，立下誓言，即可做成买卖。在这种土地交易中，除了证人参与，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涉，也完全不必请示王室和方国诸侯。这就说明当时的土地交易已经完全合法，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和保护，土地私有制在西周中期已经成为土地制度的主要成分了。

2。商业制度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城市经济和水陆交通运输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在这种背景下，商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商业制度也日趋完善了。

西周已开始出现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市场，同时在辽阔的国土上出现了遍布各地的小型物资交流市场。市场的发展对整个经济活动的促进作用是多方面的。奴隶主贵族既要利用市场经济来积聚财富，又担心市场的发展引起新兴社会力量的崛起和壮大，从而引起各种矛盾，使政治局面不稳定。因此，对市场的干预和控制是西周商业制度的出发点和前提。西周社会的商业制度有以下几个内容：（1）市场管理制度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和控制，体现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是政府实行的一种重要经济政策。

市场的设立由官府规定，不能自发形成。作为商品交换的场所，市场既是商品的集散地，也是买卖人集中的地方，同时又是交通比较便利，人口相对密集的地方。在都邑中，为了不影响社会秩序，规定城的中心为王宫，王宫的北面设市。在通往各诸侯国的驿道上，也分别按一定距离设市，这些市场的类型与规模依据交通条件和当地物产情况有所区别。交通条件对城市发展和市场的设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早在周初成王居丰、镐时，使召公重新按照武王的筹划营建洛邑，其重要原因就是"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①除了国都之外，诸侯聚会或军事征伐过程中，在一些重要的交通据点也常设立临时市场。都邑中的市场，一天只进行三次交易，早晨的朝市以各地大商贾之间的买卖为主；日中的大市以一般消费者为主；傍晚的夕市以贩夫贩妇的小商品交易为主。进入和离开市场，都规定由一定的门通过。进入市场的各种货物都必须整齐排列于规定的地段，不得杂乱无常。市场入门处有称为"胥"的官吏执鞭纠察，市场之内有官吏巡行，一方面防止盗窃，另一方面负责处理纠纷。货物出入市场必须有凭证方可通行。对于进入市场的货物，哪些准许出售，哪些禁止出售，都有比较严格的限定。汇集了古代典籍而成书的《礼记》，在"王制篇"中记载了西周时的市场规定：圭璧金璋、命服命车、宗庙之器、牺牲、戎器等皆不许入市；另外还规定：兵车不中度，布帛精粗不中数或幅广狭不中量，纺织品奸色乱正色，锦文珠玉成器，衣服饮食，未到收获期的五谷或不成熟的水果，未到砍伐期的幼树，幼小不中杀的禽兽鱼龟等，皆不许买卖。这种认真细致的管理制度原则，开创了中国市场管理制度的历史。国家通过对市场的控制和严格管理，把整个流通活动和流通过程完全置于国家利益的权限之内了。

对市场的管理还体现在不但限制一些特殊商品的流通，而且限制参与交易活动的人的身份地位。由于大多数坐市经商者都是当地贵族的家内奴隶，身份低贱，贵族们自己不能作为顾客同他们直接接触，怕有失身份，因此贵族需要的商品就通过手下的奴隶总管或仆从去办，所以当时在市场出出入入的一般是下等人。这种状况一直沿续到秦汉时期。如果贵族自己进入市场参加交易，就会被看作是打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不为贵族阶层所允许，并要受到一定的处罚。这条规定即所谓"命士以上不入市"。

西周管理市场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思想，至今仍有某些可供借鉴。

《周礼·地官·司市》载："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这是对上市商品马、牛、羊、猪、狗、鸡及各地土特产品进行管理的原则，其意是说市场上缺乏的货物要使其出现，对大家有利的商品要尽量推广并扩大经营，有害的物品则应加以排除和取缔，奢侈的商品要使其减少到最低限度。虽然这些原则不一定都得到了严格的执行，但

①　《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3　页。

西周对市场的这些管理办法，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产物，是可取的。

（2）价格制度对于商品价格给予严格控制，是西周商业制度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关系反映商品和货币相交换的比例关系。价值与价格本来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很难一致，这是因为价格的形成不断受到商品供求和其它主客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因为商品价格直接影响到买卖双方的切身利益，所以在市场上经常由于价格引起争端。上市商品的价格和由此引起的诉讼，一般由管理市场的大小官吏司市、胥师、贾师来负责调解处理。国都市场的朝市、大市和夕市均由他们管辖。司市的职责据《周礼》记载为"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等，办公地点称为"思次"，开市时悬挂旌旗为号令，所以后世管理市场的市亭亦称"旗亭"；胥师、贾师是司市的下属，办事机构称为"介次"。每二十肆则设一"次"，设置胥师、贾师各一人。胥师执行管理职责，负责辨别货物的真假，贾师则专管物价。此外还有负责市场秩序的"司■"，有负责稽查行迹可疑的人和抓捕盗贼的"司稽"，负责验证审查质量并管理度量衡的"质人"，还有负责征收商税的"廛人"等等。为了配合市场管理，司市还要任命商贩中的头面人物为"贾民"，帮助官吏禁伪、除诈并协助纠察。有了这些市场管理人员，引起的市场纠纷能够比较妥善地得到处理。

在西周社会里，人们还未完全认识到商品价格存在的规律性，货币制度尚未健全，所以商贾和消费者基本上各以主观偏好来确定商品价格。当时市场交换限制在一定范围，在较小的范围内，不同商品的交易从种类、用途、质量等方面都易于比较，又由于严格的市场管理制度要求重点控制好价格，所以西周市场的商品价格完全是人为确定的。评定商品价格的权力掌握在司市、胥师和贾师手中，并由贾师具体裁决。一般说来，上市商品须经各市场的贾师查看并同意其价格，才准许进入市场出售。市场商品价格的高低，也由贾师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调整。凡是官府不提倡的东西就"抑其价以却之"；官府需要的、提倡的商品则"起其价以征之"。所有商品上市都按种类和档次价格高低分地段陈列。同一种类、价格接近的都摆在邻近的一处，谓之一"肆"。每肆有肆长一人，主管货物的陈列和摊位。肆长和守门的胥都由司市指派，多为服徭役性质的平民。

商品按肆摆放布置，易于比较，易于管理，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上的等级观念。通过商品价格和肆的区分，同时也就自然划分了不同身份的购买者。在发生较大的天灾和疫病时，贾师要负责维持米谷、棺木等商品的平常价格，禁止自己所管辖的市场上出现随意抬高物价的现象。当官府有剩余物资出售时，其价格也由贾师参与确定。

除了管理物价以外，日常买卖事务也由贾师率领肆长每月更替轮值主持。有一些临时设置的市场，也采取这种管理办法。

西周统治者常常把市场上各类商品价格的高低变化，看作是民间风俗变化的一种标志。据《礼记·王制》记载，王侯在巡狩时"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这就是借助于市场商品价格的动态和商品经济的变化来推测民间风气的好坏。如果奢侈品价格上涨，那就是"志淫"的人多，风气就坏；反之，如一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便意味着民风质朴，是一种社会安定的好现象。这种价格观点显然没有认识到商品价格的变动主要靠经济的发展来决定，受商品供求变化和生产状况的影响，当时的价格观念是很片面的。

（3）税收制度西周的商业制度中，还包括对商税的征收制度。文献记载，官府对市场上的交易要征收一定的商税，收的都是货币，由"廛人"来主管这件事。据《周礼》所载，征收的税币主要有市肆中的房屋费、货物占地费、货物品种质量检验费、货物存放仓库费等，此外还有违禁货物的罚金。对屠宰牲畜的肉贩，还另外征收牲畜的皮、角、骨来抵作附加税上交官府。凡市中珍异衣物滞销的，以市价买入交与官府，遇到灾荒疫疠之时，则市内概不征税。除了对商税的征收，政府还对一些贵族私人开采国有山林川泽收赋税，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但是私人开采矿山池泽是有限度的。各地山林川泽都有专职官员管理。

（4）货物出入关市制度一般在市场上摆摊贩卖的坐商，是居住在附近的商业奴隶和平民。但对各大都邑来说，四方的土特产品很多要靠外地的商人长途贩运而来，这批商人是行商，多属于别的侯国，有的是由某侯国贵族派遣奴隶总管率领的商业奴隶，也有的是附近侯国的平民或一些专事经商的小贵族。西周官府对这些外地商人采取优惠的态度进行鼓励，制定出外地货物出入关市的制度。

市场对行商的货物出入关市规定：中秋之月"易关市，来商旅，纳物贿，以便民事"，同时"门闾毋闭，关市毋索"，这种规定是为了使外地商人感到方便而制定的。按照规定，货物出入城门的关境，要以"玺节"为凭。商人从市内采购的货物欲运出境外，由司市发给"玺市"做为出入关的通行证。司门掌管国门（城门）的开闭以免违禁货物的流出，司关则严格进行出境检查。市、门、关三个方面互相配合，进行出关货物的控制。对于那些不在市上购买，而径在民间取货的外地商人，由于他们没有司市签发的"玺节"，西周政府则要求各地在他们把货物运到关上时，由司关征收一笔关税，并付之以"传"做为通行证件。倘若货物因故需暂时停搁关下邸舍，则另外交纳税币，称为"廛布"。对那些不经过关口而走私运出的，一经发现，则不仅要没收货物，还要严厉处罚货主。外来商人从境外运货入关者，则案其"玺节"查验货物的多少，由司关通报国门，由国门通报司市，司市核实通过后，才能在市上发售。

对外地的商旅，司市照例严格管理，并不特殊照顾。不但商旅往来要有证明，而且入境随俗，不许随意散布不利于当地官府和市场管理的言论。总的来看，在冬季来临时，官府限制外地商旅的往来。

综上所述，西周时期的商业比之商代有了较大地发展。

西周在重视发展各地农业生产的同时，周代各王普遍重视商业经济的重要作用，当时还没有形成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农抑商"的观念。对商业的重视，与商代社会的商业发展有一定关系。统治者在强调农业生产时，也鼓励经营商业的活动。周初时曾遇到大荒年，周文王运用一些商业政策推动商业发展以缓解经济危机。《逸周书·大臣》记载他在"告四方游旅"中说：各地的游商客旅，这里为你们提供交通上的方便；如认为这里的货币轻，可以另发重币，轻重并行，你们不会吃亏；你们的货物可以随到随卖不耽搁，早晚都可以买卖。周文王的这个政策，显然对鼓励和吸引外地商人很有作用。

另据《逸周书·大聚》载，为了使市邑迅速繁荣，西周官府还鼓励偏僻乡村集市的商旅迁居城市，即实施"招商"政策，规定"能来三室者与一室之禄"，意即迁来三家时，一家的供给由政府负担。这是西周初年扶持商业发展的又一优惠政策。在《尚书·洪范》中，周武王对于八个方面的政务安排中，第一位是农业生产，第二位就是商业贸易，足见对商业经济的重视。在西周社会中，住在农村小邑的农业劳动者称为野人，工商业者则一般都居住在都城大邑，称为国人。西周晚期，工商业者已在社会经济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商人成为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力量。周厉王时期，国人因不堪忍受统治者的盘剥而举行暴动，参加起义的有很多是从事商业的平民。

西周王朝之所以在重视农业生产时并不轻商，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西周的统治者认识到商业贸易活动给奴隶主贵族带来许多物资财富。在大量的商品交易中，占主要地位的仍是以物易物的地区间土特产品的交流，对社会生产十分有利，也不会对社会的政治稳定有什么威胁。由于商业的发展，中原地区和沿海各地的贸易往来日趋频繁，促进了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的交流，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王室和各封国诸侯能够直接比较牢固地控制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周王和诸侯、大小奴隶主贵族用官府名义掌管着大批商业奴隶和手工业奴隶，指挥他们在生产商品的同时进行商业活动，并把生产和买卖都限制在不损害他们利益的范围之内。官营商业之外的贩夫贩妇私人经营十分有限，虽然涉及面很广泛，但主要是少量小生产者在农闲时出售自己为数不多的剩余产品，即使这种经营，也在官府的严密监督下进行，从上市到价格都纳于市场的管理之中，不会危及贵族集团的利益。

第三，西周的土地制度限制了"弃农经商"，商业的发展还没有构成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或妨碍。西周中期以前，土地还不能随意买卖；只是到了西周晚期，土地的私人交易才渐成势头，这也是春秋战国以后形成"重农抑商"的重要原因。因此，西周的商业发展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

（二）西周的农业生产西周的农业经济在商代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一方面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耕作经验的增加使粮食产量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和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使生产有了更快的发展。粮食品种增加了，单位面积产量也增加了，农业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和主要部门。畜牧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周族在其先祖生活在戎狄之间的时期，经济生产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很落后。在周族先祖长期居住的陕西长武县碾子坡遗址，出土了大量食后的牛、马、羊、猪的残骸，其中以牛骨最多，约占全部兽骨的一半以上，说明周人当时以养牛为主的畜牧业比较发达，农业生产虽然已经出现，但生产工具的种类和数量都很少。迁岐以后，周族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快的发展；灭商之后，各地的先进生产经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交流，农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发展得更快了。

在西周社会中，青铜农具的应用比商代略有增加，考古发现有铲（钱）、锄（镈）、犁（鎒）、镰（铚）和收割用的青铜刀等。由于青铜农具制作不易，而奴隶本身价值低微，所以奴隶主不愿推广更为先进的青铜农具，各地的农业生产工具仍然以石器、木器、骨蚌器为主，其中骨、蚌制农具大大增加了。集体奴隶身份的庶人，生活极其贫困，受到很重的剥削，本身无力使用先进的青铜农具，即使一般平民也缺乏这个条件。因此，锋利实用的青铜农具有时在王公贵族的公田上使用，用毕即收回集中保管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奴隶们只能以木耒、石耜、骨铲、蚌刀这样一些石器时代的工具进行劳动。从这个角度上说，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是不可能很快的。

当时的井田，"一易"、"二易"的轮流休耕制已经得到推广。耕田主要靠人群密集型的劳动，通常是两人合作，即为"耦耕"。《诗·周颂·噫嘻》篇说西周早期"十千维耦"，在《周颂·载芟》中说"千耦其耘"，说明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很大。

在大田上第一年耕种的土地称为菑，第二年耕种的土地称为畲，第三年耕种的土地称为新。《诗·小雅·采芑》记载"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诗·周颂·臣工》说"如何新畲"，这里所说的菑、畲、新就是指耕种年数不同的田地。第三年耕种以后，地力已衰竭，周人就用抛荒的办法休耕以恢复地力，称为"一易"，数年之后，再次耕种。

周人已基本掌握了修筑排水和引水设施、除草、雍土、施肥、治虫等农业生产技术，并且经验越来越丰富。《诗·小雅·白华》说："彪池北流，浸彼稻田"，说明人们已经知道应用人工灌溉技术，不过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然是依靠天然的雨水。《诗·小雅·甫田》记载"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说明了当时要向大自然祈求降雨、祈望恩惠的情况。在长江流域，水网密集，可能已懂得利用沟渠排水、灌溉的方法①。《诗·小雅·甫田》说"或耘或籽，黍稷薿薿"，《诗·周颂·良耜》说"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这些诗篇反映出周人对于除草和雍土培苗技术已很重视。锄耕农业的推广，使垅作开始萌芽，耦耕和中耕除草技术在西周时期广泛实行是很自然的事。在大量农业生产活动中，人们还掌握了

①　对西周是否推广人工灌溉技术，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考古发掘亦未证实。消灭害虫的植物保护方法，以及收获后粮食的加工、贮藏方法，推广了以自然冰冷藏食品的技术。农业的发展使农产品加工业也不断发展，不仅酿酒技术比以前有所提高，而且出现了制造饴糖和煮桃、煮梅、用盐渍菜的方法。《诗经》及一些青铜器铭文中记载的西周农作物品种很多，重要的谷物有粟、黍、稷、糜、芑、粱、秬、秠、麦、稻、稌等等，时有"百谷"之称。种植最多的是黍、稷。《诗·生民》说"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糜维芑"，据说秬、秠是黍的两种嘉种，糜、芑则是粟的两种嘉种。《诗·周颂·思文》说："贻我来牟"，来是小麦，牟是大麦，在北方流行较广。另外在《诗·周颂·丰年》中还记载"丰年多黍多稌"，稌是稻的一种。当时桑、麻的种值也很普遍，豆类和一些瓜果、蔬菜多栽种在特殊的园中。专门的苗圃已经出现，"圃"就是周围用栅栏围起来的菜园和果园。总的看来，秦汉以后中国大陆的主要农作物，在西周时期基本上都已出现。

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人们已经初步掌握了根据自然现象预测天气的知识。《诗·小雅·渐渐之石》有"月离于毕，俾滂沱矣"的记载；《诗·小雅·信南山》记录道："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等等。这些天象知识，对农业生产很有好处。物候知识也比夏商两代更进一步用来指导农时，在农业生产中人们特别注意观察熟悉的植物、动物的习性和生长变化规律，并与风、雨、干旱、冰冻等气象现象结合起来，指导适时播种与收获。在《尚书》的一些篇章中，记载了雨、旸、寒、燠、风等气象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在《诗·大雅·公刘》中记录了人们根据田地的地理位置和墒情种植谷物的经验。所有这些农业科学知识，都对农业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在西周社会，采集和渔猎经济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各地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一些古代文献也有这方面的真实记录。《诗》三百篇是从西周开始流传、积累和逐渐丰富起来的一部最古老的诗歌集，虽成书较晚，但其中也有许多诗歌反映了西周时期农业、手工业和采集、渔猎生产活动的情况。在《黍离》、《君子于役》、《伐檀》、《鸨羽》、《七月》、《无羊》等诗中，描述了砍伐树木、修整农具、种植黍稷、收割稻粱、为农夫送饭、放牧牛羊等劳动过程和场面；在《关雎》、《卷耳》、《苤苜》、《摽有梅》、《谷风》、《桑中》、《木瓜》、《采葛》、《采薇》和《北山》等诗中，描述了妇女们采集荇菜、卷耳、苤苜、梅子、萝菔、蔓青、芥菜、苦菜、香蒿、野麦、木瓜、野桃、野李等的情景与心情，可知采集活动仍是妇女们经常性的、繁重的劳动；在《野有死麕》、《新台》、《硕人》、《兔爱》、《叔于田》等诗篇中，记述了猎人们捕获獐、鹿、雉、鹑、兔、獾，渔夫们设网捕获鳣、鲔等的情况。

由于西周的土地属奴隶制国家所有，大批农奴实行田间集体劳动；一部分个体奴隶直接在国王和诸侯的大田上耕作（个体奴隶无家室者称为"鬲"，有家室者称为"臣"，女性奴隶称为"妾"）。他们都生活在邑、里、社等农村基层组织中，社会地位卑贱，生活极其困苦，劳动工具简陋，劳动强度很大，所以生产的热情很低，效率也不高，因此总的看来，西周的农业生产发展是比较缓慢的。中期以后，私人土地和自由民都迅速增加，人身依附关系有了改变，人们对土地的投入多了起来，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比早期加快了。

在农业发展的同时，畜牧业和家庭饲养业也有相应的发展，西周时期的城市遗址、聚落遗址和墓地中，普遍出土了数量很多的牛、羊、马、猪、狗、鸡的骨骸。据文献记载，祭祀用牲，牛为太牢，羊为少牢，重大庆典最多要宰杀用牲三百头，由于各种祭祀活动频繁不断，可知当时畜牧业的发展已相当可观。

北方地区牛羊的饲养放牧十分兴旺，其中养羊业尤为突出。《诗》三百篇中有十几篇说到羊，其中《无羊》篇即是赞颂周宣王倡导恢复畜牧业得到成功的记录。北方各地已熟悉对羊群的管理和饲养技术，并积累了不少防治牛羊疾病的经验。当时每一群羊可过三百头，但放牧的每群的数量不宜过多，三百头算是大群。在草原上辽阔的牧区，牛羊的数量很大，农业聚落则利用荒山与河滩放牧。《无羊》在描述了这些情况后，还写出了羊群活泼健壮、没有疫病和死亡的状况。

从《礼记·王制》等文献中可以看到，西周时期对饲养牛羊都特别重视繁育增殖，明文规定"大夫无故不杀羊"，除祭祀、庆典和节日外，不能随意杀羊以为食。市井屠宰贩卖的肉类主要是猪与狗；屠羊卖肉是春秋时期才逐渐出现的。商品羊在西周尚未出现，体现了社会上商业活动还有一定局限性，养羊业还未脱离自然经济的阶段。

牛的饲养也很发达。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两代，牛的数量日益增多，殷墟发现的卜骨，大多是牛胛骨，仅1973年就在小屯南地出土牛胛骨4442片，可见养牛业的兴旺。西周遗址和墓地出土的牛骨更为丰富，同时出现了许多以牛为装饰的陶器、青铜器造型艺术品。陕西岐山董家村发现的一件青铜匜，有铭文157　字，基本内容是一篇完整的判决词，被告人的名字叫牧牛，可能与管理养牛业有一定关系。

（三）西周的手工业生产西周的手工业生产，是社会经济中非常活跃的力量，也是推动经济发展、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因素。在农业和畜牧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生产和各个行业都比商代有所进步，并在西周中期以后逐渐形成了以手工业工匠为主体的"国人"阶层，这支新兴的社会力量，对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奴隶制度的瓦解，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西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手工业生产中以制陶业、青铜制造业、玉石器制造业、纺织业、骨角器制造业和木器制造业几个部门的成就比较明显。这些部门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商品交流，同时使不同地区的新产品、新技术得到更广泛、更迅速的推广与传播。

1。制陶业的发展西周的制陶业较之商代有一定发展和变化。这一时期的陶器质料仍然主要是泥质陶、夹砂陶、白陶、硬陶和原始瓷器几种。其中泥质陶数量最多，基本上是民间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食器和水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陶多用于制作炊器，数量略少于泥质陶；白陶的制造比起商代有些衰落；硬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继续发展，数量和质量都有提高；原始瓷器在西周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也盛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西周陶器的制法主要为轮制、模制和手制。轮制的产品以平底器、圈足器为主，如盆、罐、钵、簋、豆等，板瓦和筒瓦等建筑用陶则是先在陶轮上制成圆筒，然后再切割而成；模制一船用来制作赖鬲、■类三足器，三个空足分别用模子做成，粘接成一体后，上接口及腰腹部分，有些方形器皿和建筑用砖也为模制生产；手制陶器中以泥条盘筑法应用最广，主要制作大型器物或很小的器物，不少器物附加的器身、器钮等也采取手制的办法。

陶器的种类和器型与商代是连续发展、一脉相承的，大致可分为生活用陶、建筑用陶和少量纺轮、网坠、弹丸等。生活用陶除日常所用器皿外，还包括墓葬中的陶器，随葬陶器中既有实用器，也有特制的明器。常见的生活用具有炊器鬲、■、甑、鼎、釜；食器有簋、豆、盂；饮酒器有盉、觚、爵、斝、尊、壶；盛贮器有罐、盆、瓮、缸、大口尊以及器盖等。其中盉、觚、爵几种酒器比商代明显减少；陶鬲的形制比商代时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许多三足间内凹的"瘪裆鬲"；陶豆的盘渐浅而柄渐细，与商代器物风格有异。

建筑用陶有水管、板瓦、筒瓦、瓦当、瓦钉以及多种形式的砖。有的陶水管长达1　米。西周时期发明了瓦，板瓦比较大，表面有绳纹，其上有瓦钉或瓦环，长约50　厘米左右；筒瓦表面有绳纹或云雷纹，有的长45　厘米，有的较短。晚期出现了瓦当，数量很少。陕西岐山县是西周的发祥地，位于县城东北9　公里的赵家台村，有一处面积较大的西周遗址，清理出烧制陶器的窑址和一批陶器、空心砖、条形砖等建筑材料，这批砖的发现意义重大，说明西周初年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制砖技术，不过，这种技术在其它地区尚未发现。各种形式的砖大量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后。

印纹陶和原始瓷器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继续发展，考古发现更为普遍。总的看来，印纹陶和原始瓷的种类、形制变化不大，不过数量则增加很多。原始瓷器在北京琉璃河、河南洛阳、陕西长安和宝鸡、甘肃灵台等北方各地都有发现，反映出在江南大量生产的原始瓷器已经作为商品在黄河流域广泛交流。安徽屯溪、江苏句容等地的西周遗址、墓地中出土的原始瓷器十分丰富，器形也较多，表明南方的这种手工业生产远比北方发达。

2。矿冶和青铜器制造业西周王朝对矿冶和青铜制造业非常重视，当时的采矿、冶炼和铸造技术在各地有普遍地推广与交流，青铜器的生产，成为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文王治岐时，尚保持着氏族社会的一些传统风尚，山林川泽、公共牧场和地下矿藏等均属贵族与平民共同使用，捕鱼打柴不加禁止，放牧、围猎和开采石料、矿石也没有限制。以后随着奴隶制国家的日益强化，土地属周王室所有，山林川泽都随之成了国王和王公诸侯的财产。西周政府设有"山虞"、"泽虞"、"林衡"、"川衡"等官员来管理。大片的山林川泽被划定为王室游赏、狩猎的园囿陂池。铜矿的开采这时就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了。不过，由于周王朝统辖的疆域十分辽阔，交通也不十分便利，一些中小贵族和平民还能在圈定的范围之外，或在规定的开禁时间之内，作一些有限度的采集、狩猎、捕捞生产活动，只要他们按照规定交纳实物税即可。至于地下矿藏，则限制得十分严格，特别委派了官吏"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①。当时得以开采矿石进行冶炼的，主要是官府手工业作坊，私人必须交税才能取得对山泽有限度的经营权。在开采矿山资源和冶铸工业中，主要劳动者是战争中俘获的奴隶。西周早期，奴隶中有大批殷代的遗民。洛阳北窑发掘的西周铸铜遗址，出土了大量西周的陶器、石器、残陶范和炉壁等，附近发掘的一批小型土坑墓，其形制表现出殷代遗民的埋葬习俗特点，从而表明在这个铸铜作坊中从事繁重手工业劳动的奴隶，包括一定数量的被迫迁移到洛邑的殷人。这个遗址出土了一批骨制生产工具，有双锋刃的锥状器和骨锥、板状双刃雕刻刀、小型刻刀、凿和磨光器等，每件工具上都保留有铜绿绣，是当时的工匠在雕刻陶范及剔除铸件花纹内铜渣时使用的。

由于铜是铸造青铜礼器、兵器、工具、农具和货币的材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商品，周王室和各地诸侯对铜的需要量日益增长。铜主要产于南方，周昭王时，南方以楚国为首的方国、部落起兵反周，周王率师伐楚，中道身死，六师丧亡，从此周王朝失去了对南方的控制力量，铜的来源急剧减少了。西周的铜矿资源主要在长江流域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地，采掘规模和技术比商代都有所发展。长江中游南岸的江西瑞昌夏坂乡，有一处自商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相沿的铜矿，附近就有冶炼加工的遗址。这个遗址地层清晰，包括了西周时期的堆积。遗址地名今称铜岭，可见采掘铜矿的历史由来已久。铜岭古矿早期的矿井采用框架式上下间隔支撑井筒的方式，框木构件的接合为碗口接法，框架与围岩间采用木棍或木板护壁。这个遗址的遗迹有立井、平巷及其相关的探矿、选矿、工棚、木作业、排水等设施，出土的生产工具中有用于木作业的青铜斧、锛、凿；凿岩用的青铜镢、钺、斧等；

①　《周礼·地官》山虞篇等。

装载用的木铲、木掀、木撮瓢、竹筐、竹篓和扁担；提升用的木轳辘、木钩、绳索等；还有用于照明的竹签。从井岩的围岩看，当时采掘的矿石主要是孔雀石，其次是自然铜。

安徽南陵戴镇乡江木冲，发现了一处西周晚期开始采掘的古铜矿遗址，同时出土了一批炼铜炉遗迹和遗物。铜陵市的木鱼山也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炼铜遗址。周王和各国诸侯乃至一般的显贵，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大小铜器作坊，几乎分布在西周王朝统治的全部区域，并影响着周围的一些部族。因此，这个时期的青铜器既具有共同特点，在边鄙地区也逐渐突出了一定的地方色彩。

青铜器的数量从发掘来看已远远超过商代，历年发现的西周青铜礼器、用具、兵器、工具和各种饰物是很可观的。从器物的类型上看，基本上继承着商代的传统，但也有一些发展和变化，一些酒器如方彝、卣、斝、觚、爵等，与陶器一样逐渐减少或绝迹；同时，出现了不少新器物，如乐器中的钟、镈，食器中的簠、盨，兵器中的剑、戟等，都是过去所没有的。器物的花纹从商代的繁缛而趋于简单，器壁也从厚重而趋于轻巧，具有更加朴素和实用的特色，可能更多地流向民间了。

现在所知最早的一件西周青铜礼器，是在陕西临潼一处窖藏中出土的利■。1976年发现的这件青铜■，通高28　厘米，口径22　厘米，深腹，圈足下附方座，双兽头身垂珥，腹和方座饰兽面纹、夔纹，圈足饰夔纹，都以云雷纹为地，造型美观庄重。■腹内底部有铭文32　字，记载了周武王征伐商纣王的历史事件。宝鸡出土的何尊，记载了西周早期成王迁宅于成周（今河南洛阳东郊）的情况。许多铜器都有铭文，其中有关当时社会经济的铭文成为研究西周经济极其宝贵的资料，例如涉及土地制度的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大■、格伯、散氏盘等多件器物，反映奴隶交易的大盂鼎、曶鼎，反映西周初期江南开发的宜侯矢■等等。西周青铜器铭文最长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7　字，其铸造工艺之精巧可见一斑。

3。玉石器制造业西周时期，青铜制造的生产工具比商代增加了很多，特别是手工业工具数量明显增加了。但是，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工具主要仍是石器木器和骨角、蚌壳制品。手工业作坊中木器和骨角蚌器也占大多数。西周的石器制作技术与商代以前相比，没有多少突出的进展，但是玉石加工技术则有明显提高，产生了许多珍贵的艺术作品。

玉在新石器时代即已被人们认识和喜爱，不过直到新石器时代之末及夏代，除局部地区的部落用玉料制成琮璧类礼器和一些装饰品外，多加玉和其它石料一起加工制成各种实用的生产工具。商代以后，玉和玛瑙、水晶等宝石的价值逐渐被人们认识，西周时期玉石制品的数量和品种都大大增加了，雕琢工艺也有所提高。各地考古发现表明，玉石器的制作水平对了解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意义。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西周时期的玉石器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大类：（1）礼器、仪仗类狭义的礼器指琮、璧、圭、璋、璜、琥6　种玉器，即6　种"瑞玉"；广义的礼器则泛指礼仪场合使用的各种玉器，包括祭祀时使用的■、戈、矛、戚、钺、大刀、斧、锯、凿、锛、各种小刀及镰、铲、纺轮等。这些器物质地较软，出土时均无使用痕迹，不是实用之物。

（2）实用器皿类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皿，如玉石制作的臼、杵、杯、梳、匕、■、耳勺、带钩等，大多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玉石制成的磬，是一种重要的打击乐器，或绘有彩色图案，或雕刻装饰纹样，也是一种实用器。

（3）装饰、艺术品类这类器物在各地发现数量最多，分布面积也最广，主要为环、玦、笄、钏、珠、管等，还有用多件玉与宝石组成的坠饰、串饰，其中有不少玉石制品雕琢出人物、飞禽、走兽、龙凤、怪鸟和怪兽等形象，表面刻有精细的装饰纹样。

上述几类玉石器，主要发现在大型墓地中，如陕西的斗鸡台、张家坡、茹家庄，甘肃的白草坡，河南的辛村，北京的琉璃河、白浮村，安徽的屯溪等等。当时各地诸侯所居的大邑都有玉石作坊制作玉器，从事这项劳动的，主要是富有经验的手工业工匠，属百工中的一种，地位高于奴隶，但亦必须依附于奴隶主贵族，离不开官营作坊。由于人数不多，他们的特殊地位使其中一部分转变为贵族。

4。纺织业西周时期的纺织业在蚕桑业大力发展的基础上有了很大进展。《诗经》中有许多诗篇对当时的种桑养蚕做了描写，反映出黄河流域纺织业的繁荣。一些民歌唱出了鄘（今河南省汲县）、卫（今河南省淇县、滑县）、郑（今陕西省华县）、魏（今山西省芮城）、唐（今山西省临汾、翼城一带）、秦（今甘肃省清水）、曹（今山东省西部定陶一带）、邶（今河南省汤阴、安阳一带）、豳（今陕西省旬邑）、鲁（今山东省曲阜一带）各地开辟桑田、种植桑树、采桑、伐桑和养蚕、缫丝、纺纱、织锦、刺绣等各种手工业生产情况，也有一些诗描写了妇女采桑时的心情及男女在桑林中幽会的场面。丝绸已成为贵族服饰的主要原料，采桑、养蚕、织锦、刺绣也成为妇女的主要生产活动。《诗·豳风·七月写道》：春日载阳（春天里一片阳光），有鸣仓庚（黄莺鸟儿在欢唱）。

女执懿筐（妇女们提着箩筐），遵彼微行（络绎走在小路上），爰求柔桑（去给蚕采摘嫩桑）。

这几句诗十分生动地描绘出春季里妇女们采桑养蚕的劳动情景。

西周时期不仅已在室内养蚕，而且已经有了专门的蚕室和一些养蚕的工具。广大妇女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种桑养蚕的技术，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纺织的经验。

考古发现的西周养蚕、纺织的遗迹和遗物也越来越多。陕西宝鸡发现的两座西周早期墓葬中，一些铜器和泥土上有明显的丝织物和刺绣的印痕，刺绣所采用的辫子股针法直到当代还被妇女们采用着。

5。骨器及角、牙、蚌器制作以动物的骨、角、牙和蚌壳为原料制作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和装饰品，历史非常悠久，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西周建国后，因青铜工具的使用，使骨角器制作更快地向前发展了。动物骨角和牙的来源十分丰富，加上制作比较简单，所以骨角器的数量比商代大幅度增加，使用也相当广泛，几乎每个遗址都有骨角器出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生活习俗状况。

西周的骨器与商代一样，有铲、刀、锥、针、鱼钩等生产工具；镞、矛等兵器；簪、梳、勺、匕、叉等生活用具；珠管、环等装饰品以及骨雕的人物、各种动物等艺术品。这些器物主要在墓葬中做为随葬品被发现，遗址中保存较少。

在各地发现的制骨作坊中出土的骨器，除骨铲多选用动物的肩胛骨和下颚骨制作外，主要以禽兽的肢骨为原料。禽类肢骨适于制作珠、管类小件饰物、生产工具则多取自牛、马、猪、鹿等大动物的骨骼，以牛和猪最多。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制骨作坊遗址规模较大，从出土的器物看，当时的工匠们已熟练掌握了锯、割、锉、刮、削、钻、镶嵌等一整套工序，这些都在骨器上留下了痕迹。在周原的岐山、扶风等地先后出土了17000　多片西周甲骨，甲骨文的刻字十分精细，字小如粟，直笔刚劲有力，曲笔圆润娴熟，无不恰到好处，不仅是书法艺术佳作，也是古代微雕技艺的珍品。这批甲骨文记载了当时的国名、地名、山川、人物、官职、动物等，是研究西周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的重要实物资料。

西周的牙雕艺术也很精湛，陕西长安的西周井叔墓中，出土了几件象牙杯和象牙杖首。象牙杯都是用一段中空的象牙制成杯筒，另外加配髹以红漆的木质底，有的象牙杯还装配着把手。象牙杖首雕刻成虎头状，口、鼻、眉、眼、耳等部位都刻成细槽，槽内镶嵌绿松石片，颈部也镶有二周绿松石装饰，在颈部的一端有銎可以装柄。另外，在一些贵族墓葬中经常发现骨制艺术品，如河南浚县卫国贵族墓中的刻花骨板，花纹极其美丽，是稀世奇珍。

6。竹木器加工业竹木器制作与加工，也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手工业行业，西周时期的竹木器制作行业取得的成就十分突出，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髹漆工艺。

早在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先民已表现出木器制造的聪明才智，当时已出现了最早的漆器。西周社会里，各地贵族追求奢华的生活，竹木器和髹漆工艺发展很快，许多生活用具和室内家具都采用了这种先进工艺，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出土较多的有盘、豆、觚、罍等器物，并出现了用蚌片或蚌泡镶嵌成图案的早期螺钿漆器。西周各地的髹漆工艺，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黄河流域和华北地区，许多大中型贵族墓葬中都有漆器随葬。由于盗毁严重，加之木器不易保存，所以完整遗物不多。1985年春，在陕西长安发掘的井叔墓中，头厢里发现很多漆器残痕，大部分已不能辨别器形，只有两件漆案比较完整。其中一件为铜蹄足漆案，长1.3、宽0.4　米，案面厚6.5厘米，面髹黑漆，案沿有一圈宽1　厘米的红漆，案面中央也有一圈长方形的红漆。案的侧面髹黑色漆地，用红漆绘窃曲纹。这件漆案的铜足作蹄形，上有鳞状纹饰，造型美观，制作精致，是漆器中的优秀作品。后来在河南信阳长台关的楚国墓中也曾发现类似漆案，显然承袭了井叔墓漆案的风格。

北京房山琉璃河的燕国贵族1193　号大墓，发现了一批漆盾，大部已朽，只余墓壁上的印痕。南壁的6　个漆盾保存较好，可知当时漆盾的形状有多种，有的是长方形，有的上部为山形脊。盾表面除了红、黑、褐色髹漆外，还有人面形、菱形、圆形的大铜泡等作为镶嵌物。这批漆盾的高度一般在1.3　米上下，宽在0.7　米左右。漆盾的两侧竖立着一些长矛，矛与盾同时组成随葬，反映了这两种武器的内在联系。

西周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开始经营漆林，并在市场上用生漆交换其它生活必需品。《周礼·地官·载师》说官府对漆林征收的税很重，高达"二十而五"，即课以百分之二十五的重税，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漆林的经营，也影响了生漆的生产与交换的发展。

通过对西周的陶器、青铜器、玉石器、纺织品、骨角器、竹木器材和髹漆工艺等手工业生产的了解，可以看出西周社会的手工业经济比商代有了更大的进步，加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四）西周的商业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农业经济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只是起到一定的补充和调解作用。西周时期商品交换这一新兴的行业，主要由奴隶主贵族所掌握，并为他们的需要服务。商业在《周礼》中被列为"九职"之一，目的主要在于通四方之珍异。事实上，在西周市场贸易中，占突出地位的仍然是地区之间土特产品的交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和沿海各地的贸易关系日趋频繁。交通的发展也促进了商品的交流，东南的海产物更多地运到西北各地。在西安、宝鸡等地都曾有大量海产物出土。据《诗经》和西周金文的记载，在"元龟象齿"之外，尚有"大赂南金"、"金道锡行"，铜与锡的交易及入贡，在商代与西周一直是北方与南方荆州、扬州一带和淮夷地区物资交流的主要内容。当时，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是奴隶、牛马、珠宝等，大宗贸易以这几类为重点。

和商代一样，西周的贸易往来中担任贩运劳动的，实际上主要仍然是奴隶，而且其中有许多是被征服的商族人中的奴隶及其后人。作为种族奴隶的商贾，和制陶业、铸铜业等手工作坊中的奴隶一样，都隶属于官府，供周王室和各封国当政的奴隶主贵族驱使。工商并称，自西周始，用当时的话说即"工商食官"，也就是由王室或各封国来直接控制盈利致富的手工业和商业，直接奴役手工业和商业奴隶，仅仅从他们所创造的大量财富中拿出很少的一部分供给他们生活。后世的《吕氏春秋》中明确指出："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商。"在明确实行重农政策的西周政权的统治下，这些商业奴隶的身份地位在奴隶中是最低贱的。在周人的文献中，常把工商与家内奴隶的臣仆并列，次序排在庶人之下。他们连自身的性命都由贵族奴隶主掌握，可以连同货物一起被买卖，实质上商业奴隶与其他行业的奴隶一样都是奴隶制国家的财产。西周中期以前，周王室和各地诸侯等贵族奴隶主用官府的名义直接控制着商业奴隶，商业奴隶本身受工商奴隶主的管辖，但其身份不属于私人奴隶主，而是国有奴隶，与"率士之滨，莫非王臣"相一致，这是中国奴隶社会商业经济的一大特点。

商业操纵在官府的手中，商品交换只能在官府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度地发展，因此，在民间留给私人经营的余地就不多了。一般平民只有在农闲的时候，才能抽身出来出售自己的某些剩余农产品或小型农具、手工业品等，进行少量的商业活动。他们多是制作弓箭、箭囊、小件竹木制品、零星衣服鞋帽等产品的小生产者，有些人则经营些小买卖，或在城市中的市场临时摆摊售货，这些人都属于"贩夫贩妇"。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小生产者转变成小商贩，获利后可以牵牛驾车奔走离家，其中一些人替奴隶主们贩运土特产品，比奴隶要自由一些，但社会地位也不高，仍属平民阶层。到了西周后期，开始出现一些不属于官府的私人商业，由新出现的小贵族经营，役使少量奴隶为他们从事规模不大的商业活动。从商代开始产生的商人与商业，直到西周晚期才开始形成一种社会力量，但仍很弱小，并且继续受到奴隶主王室和权贵们的歧视与压制。在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思想中，商人与商业始终处于卑微的地位。

不过，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夏、商和西周三代正处于手工业经济空前发展，手工业产品迅速增加和私人财富大量聚敛的时期，做为重要的财富，土地尚未完全把劳动者紧紧束缚在大田耕作上，所以商品的交换和远距离的贩运是比较活跃的，新兴的贵族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重视刚刚出现的商品经济和城市市场。只是到了春秋战国之后，新的土地制度和儒家思想把人们禁锢在庄园中，才把商业和商人的力量一步步地削弱了。

（五）西周边鄙地区的经济状况1。西北地区的经济西周时期，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洮河与大夏河流域，生活着辛店文化诸部落。这个部落集团是继夏代的齐家文化、商代的寺洼文化之后在这一带兴起的，主要活动在甘肃西部和青海东部地区，其势力亦曾扩展到渭河上游一带。辛店文化以1924年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县辛店村而得名，典型遗址还有甘肃永靖张家嘴、姬家川、韩家嘴、莲花台；青海大通上孙家、共和合洛寺、民和核桃庄等。碳14　测定表明，辛店文化存在于西北地区的时间是公元前九、十世纪左右，正当西周鼎盛时期。

辛店文化的居民，经济生活是以农业为主的，但农业生产不如黄河中下游那样发达，畜牧业仍占比较重要的地位。这从各遗址发现的大量生产工具和动物遗骸可以得到证明。当时的工具以石器为主，常见的有斧、铲、刀、锛、杵、臼、研磨器和石磨盘等。其中石斧的种类较多，可分为梯式、长方形和带肩式几种；石铲形体较大，且刃部较宽；石刀呈长方形或椭圆形，在刃部两旁各打一小缺口，它与远古时期那种两侧带缺口的石刀有明显区别。骨制的生产工具也发现不少，主要是铲和凿，骨铲多用动物的肩胛骨或下颚骨制成，坚固耐用，刃部锋利，是一种既易制作又较实用的劳动效能很高的农业生产工具。石臼、杵和磨盘等在遗址中普遍发现，表明居民对粮食有了比较精细的加工，也是农业生产取得较大进展的反映。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畜牧业发展很明显。牛、羊、狗、猪、马等都已被驯养，其中以羊的数量最多。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鹿、鼠一类的动物骨骼，是狩猎的主要收获物。

各部落的手工业生产已有较高水平，突出表现在制陶业的发展与青铜冶铸业的出现两个方面。青海湖以东、乐都以西的张家嘴部落，与东部洮河流域的姬家川部落陶器风格各有特点。张家嘴类型的陶器比较粗糙，全系手制，多采用泥条盘筑法，大量陶器掺杂碎陶末与石英砂粒烧制。陶器表面往往涂有一层白色、红色或紫红色陶衣，少数器物表面经过仔细打磨。除素面陶器外，纹饰常见彩绘、绳纹、划纹、附加堆纹等。彩陶图案中由三条线绘制的有羊角双勾纹的陶罐是这种文化类型的陶器中最具代表性的花纹，此外还有一些动物图案，如象生的犬形纹等。器形以平底器为主，其次是圈足器和三足器，主要器物有盘、钵、盆、杯、碟、罐、瓮、甑、鬲、鼎等十多种。作为同一种文化，姬家川类型的陶器与张家嘴类型有许多共同特点，但区别在于除素面陶器外，绳纹较多，且纹饰细密，排列有序，有些陶器在拍印的绳纹上描绘彩色花纹，别具一格，是制陶工艺上一个独特的创造。彩绘陶器大多颜色斑斓，层次分明，不同的花纹图案与器物的不同部位相配合，并有一定的规律，十分引人注目。陶器的另一个特点是凹底器较多，其次为三足器与圜底器，而平底器与圈足器较少，与张家嘴类型有明显区别。

辛店文化的冶铜工艺水平已远超过青铜文化初期的齐家文化。铜制品已不限于小型的工具，而且当地已能铸造青铜容器了。例如张家嘴除发现铜锥、铜矛外，还有铜容器的口沿残片出土。这个遗址也发现了炼铜炉的炉衬残块，在炉衬外沿还挂着一层铜渣。至于小型铜器，则在各遗址有普遍发现，其中包括锥、刀、匕、扣、铃、泡、珠、削、凿等。

制骨业和玉石器加工技术都比较进步。骨器除制造出生产工具外，还发现了雕刻出4-8　齿的骨梳与雕花的骨牌。许多墓葬都随葬着装饰品，如玛瑙珠、绿松石饰、骨管和小铜泡等，工艺水平都很高。

与商代的寺洼文化相比，辛店文化诸部落与中原西周王朝的联系更为密切了。一些遗址中常见的双耳袋足鬲，与西周早期的袋足陶鬲很近似。彩陶上许多纹饰如连续回纹、云雷纹等都与中原青铜器上的花纹一致，表明黄河上游这一古老部族曾受到中原文化的直接影响。综合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辛店文化代表的部族可能就是西周时期西北一带的羌族，当时亦统称为戎狄。周族的先人曾在这些部落中往来居住，后来沿渭河东进，并从岐山之南的周原继续向东，推翻了商朝，建立起西周。在古公亶父率众定居周原时，他们与以辛店文化为代表的氏族部落联系非常密切。

2。东北地区的经济（1）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西周时期，燕山北麓到西辽河一带活跃着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代表的部落。从考古学材料分析，夏家店上层文化并不是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发展而成的，也就是说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直系远祖并非夏商时期当地氏族部落的后裔。他们之间无论从农业经济的发展程度还是手工业生产水平上看，都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迹象表明，从下辽河北部地区向东南迁移的一支古老部落，征服并逐渐控制了西辽河流域至燕山一带，在春秋早期其势力已完全统治了燕山北麓。

夏家店上层文化诸部落，经济生产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和制陶技术都不如夏家店下层文化那样发达。在一些遗址里发现的用于农业生产的石质工具，仅见亦可用于采集野生植物果实的半月形双孔石刀，尚未发现当时的石制掘土工具。制陶技术方面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比，差别更为显著。上层文化诸遗址的陶器大都是夹砂陶，质地疏松，制作亦显粗糙。各种器皿均为手制，不见轮旋整修的痕迹，器壁常常厚薄不匀，一些器物各部分的接合处易于断裂，都是氧化焰烧成，以红褐色为主。陶器的类型也比较少，一般为鼎、鬲、■、豆、罐、盆、钵数种。从制作工艺上看，陶坯的进一步加工只是粗略地打磨器表。除了主要起加固作用的附加堆纹和少量刻划纹外，几乎没有别的装饰。

石器除石刀外，还有少量锤斧的形制相近的打制环状石器，也发现了一些骨镞和铜镞。骨镞的数量较多，断面呈三角形或菱形，梃尾部刮磨成楔形扁尖。这些器物显然主要用于狩猎和战由于已经出现了阶级的分化，在上层武士和部落酋长中盛行使用铜质武器和工具的风气。许多遗址都发现了铜斧、铜刀、短剑、铜矛，也出土了一些铜锥、铜凿等。这些小型的铜器主要是在墓葬中发现的。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中往往都堆积着许多兽骨，经鉴定有牛、羊、猪、狗、马和鹿科动物。

目前发现的西周时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主要有朝阳魏营子、赤峰夏家店上层和红山后、宁城南山根等。大、小凌河流域的这类遗存，其时代已延续到春秋时期了。

（2）松辽丘陵地区的西团山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有一定交往的另一个部落，是分布在松花江上游和下辽河北部地区的西团山文化。这个部落以最初发掘的吉林市郊西团山遗址而得名，大约在公元前800-前1300年间生活在长春、吉林和辽宁北部的丘陵草原上，经济生产以采集和狩猎、畜牧业为主。

由于迁徒性较强，这一部落的居住营地遗址面积都很小，但他们游猎在东北地区中部的时间相当长，一些典型遗址集中在第二松花江及其支流两岸的丘陵地区。西团山文化的早期遗存在西周以前即已存在，晚期遗存则沿续至战国秦汉时期。从发现的各遗址文化遗存看，西周时期的西团山部落已初步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不过主要的经济形态是原始的畜牧业。

农业生产工具有用于掘土的少量打制亚腰石锄和磨制的棒状石斧，也有用于收割的半月形穿孔石刀。由于生产工具数量很少，聚落遗址和氏族墓地的规模都不大，可知他们的农业生产在经济生活中尚未占居主要地位。相反，各遗址普遍发现了较多磨制的锛、凿、环形石锤和形式多样的石镞、骨镞，还有一些用青铜制造的小刀、锥、斧、凿等，同时发现少量青铜武器矛，短剑和镞。其中曲刃青铜短剑具有东北地方特色，十分引人注目。这些工具和武器的出土，说明西团山文化的先民是一个迁徒性较强、手工业较发达，以狩猎和畜牧业经济为主的部落。他们当时已掌握了骑马技术，能征善战，其势力曾一度扩展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领地之内。

（3）嫩江平原的白金宝文化商代末期至西周中期，中国东北边陲的嫩江平原上生活着考古界命名为白金宝文化的古老部落。这个文化以1974年发掘的黑龙江首肇源县白金宝遗址为代表，重要遗址还有嫩江西岸吉林省镇赍县西岗子、大安县永合屯，嫩江东岸黑龙江省富裕县小登科等。碳14　测定这种古老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900-前1400年左右，与西团山文化存在的时间大体一致。

白金宝部落的居住遗址发现极少，是一种半地穴式长方形建筑，室内面积较大，门朝东南，有向外沿伸的斜坡门道。房内地面中央有一个椭圆形或圆形的大灶坑。居住面都经过夯实与烘烤，比较坚硬。

同其他部落一样，白金宝部落的经济形态也是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的。由于嫩江流域水源丰富，各遗址发现的生产工具以骨器和蚌器为多，用较大的河蚌壳磨制的蚌刀是他们常用的工具，这种蚌刀直背弧刃，近背部有圆孔。还有少量蚌镰，器身宽大，一侧为长边凹刃，末端有两个缺口。蚌刀和蚌镰都是缚柄使用的，主要用来刈割野生植物的果实。遗址中多发现磨制精致锐利的骨鱼镖、骨矛和蚌镞、石镞。石器极少，仅见一些刮削器和斧、锛。从上述生产工具综合分析，这一地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仍处于较低阶段，经济生产以渔猎、采集为主，农业可能刚刚出现。在畜牧业中，人们主要饲养的家畜是羊。

白金宝文化的制陶业不仅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也比夏家店上层文化和西团山文化逊色。各遗址中发现的陶器有鬲、罐、壶、碗、盆、杯等，还有较多陶支座。陶器大都是用泥条盘筑法手制的，也有的器物系捏塑而成。一些容器的内壁还保留着泥条的清晰痕迹。器物的唇、耳、底、足部都是分别制成后再安接于器身上的，很容易脱落，例如陶鬲是先把三个乳状袋足分别做好后再粘接到一起，然后另外附加泥条捏成厚唇。制陶的烧成温度较高，质地坚硬颜色比较纯正。

中原地区的商周文化对东北边陲的白金宝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在一些陶器上除装饰有地方特色的几何篦点纹、仿动物的羊、鹿、骆驼、青蛙等纹饰外，还有模仿中原青铜器上的雷纹、蝉纹等。另外，筒腹高裆、乳状袋足的陶鬲在白金宝文化中发现较多，与西团山文化及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陶鬲形制相近，说明东北地区辽河、松花江、嫩江流域的诸部落互有密切的交往。

距中原地区非常遥远的白金宝部落，手工业生产的总体水平还很落后，一方面表现在石器制作上种类数量都少；另一方面骨、蚌器主要用于采集和渔猎经济，种类也不多。偶见少量墓葬中随葬骨珠、骨管、蚌珠和牙饰，还有一些骨针、骨锥等小型生产工具。既未见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那样丰富的随葬品，也无玉器发现。当时中原地区的青铜制造业已相当发达，并传播到辽河流域，但嫩江两岸的这个古老部落中，仅见到少量圆形铜扣、铜片和青铜针。这些情况表明，白金宝文化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是低下的。

3。江南地区的经济西周时期，长江以南分布着三苗、百越各族，他们分别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两代南方一些原始氏族部落的后裔，也有一些黄河流域的移民的后代与当地土著融合在一起，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古老文化，为发展南方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西周中期以后，这些与中原文化有或多或少联系的原始氏族逐渐解体，城邦制的军事酋长国相继出现，其经济形态大体追随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经济形态而发展。当时的江南，除江苏南部和浙江地区即长江下游三角州经济比较发达外，其余各地的经济生产水平都较中原滞后。有些部族还过着以采集和渔猎经济为主的生活，农业生产尚未出现或刚刚发生。其中代表性的部族，有福建、台湾等地的闽族，湖北湖南的三苗，江西和粤北的百越，皖南的湖熟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等等。闽族主要分布在福建、台湾两省，以及浙江南部、江西东部和广东东部的一些地区。他们所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在福建等地多有发现，考古界一度称之为"几何印纹硬陶"文化。后因几何印纹硬陶在中国东南沿海各地发现甚多，远远超出了闽族的生活范围，因此闽族文化就不再统称"几何印纹硬陶"文化了。

这一古老部族的先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江西，浙江和皖南的一些氏族迁移到福建山区，在那里定居后繁衍出现的，其代表性的昙石山文化即表现出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色彩。闽族是昙石山文化先民的后裔，他们以蛇为图腾，在商周时期仍然过着原始氏族部落的生活。闭塞的交通和地理环境使他们很少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经济的发展一直很缓慢。1978年在建瓯曾出土过一件西周时期的甬钟，一些地点零星发现过斧、戈、剑、矛等青铜器，时代均较晚。从考古学和民族学来考察，西周社会闽族的生产力十分落后，仍然过着采集和渔猎经济为主的生活，农业所占比重不大。

当时在福建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聚落，已经开始出现了奴隶制的社会经济。闽是西周王朝的一个方国，与中原有一定的交往，考古发现的典型遗址有闽侯昙石山上层遗存、福清东张上层遗存、闽侯黄土仑墓葬群等。此外，还有南安的寨仔山墓葬及同安乌山村、云埔村，光泽的油家垄等一些发现。考古发现表明，做为"荒服之地"的闽国，农业、手工业远不如黄河流域那样发达。南安大盈的寨仔山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和玉器，青铜器主要是手工工具和兵器，不见礼器和容器。从器物的形制观察，这批青铜器是在中原先进技术的指导下由当地匠人铸造的。虽然青铜器铸造业比较落后，但闽族的几何印纹硬陶乃至釉陶的制造技术很先进，弥补了青铜礼器的不足。烧制硬陶和原始瓷的高超技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闽族自身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在奴隶制出现后手工业经济的进步。

闽侯黄土仑遗址的西周墓群，从19　座墓葬中清理出近二百件文物，其中有硬质陶器145　件。这批陶器主要是在泥质胎中掺入少量的细砂，在火候很高的陶窑中烧制而成的。发现的几何印纹硬陶包括杯、豆、罐、壶、■、鬶、虎子形器、鼓、勺、器盖、网坠、纺轮等，一些墓中还随葬着石镞、玉玦。在几何形纹饰中，以变体云雷纹最多，这种纹样是模仿中原地区铜器纹饰制作的，类似蛇的盘曲状，与闽族的蛇崇拜有一定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黄土仑墓群中的陶器形制表现出强烈的仿铜器风格，如觚形杯、子母口豆、罍形罐和一些陶簋、陶尊、陶盘、陶舟、陶■、匜形陶壶、陶鼓，都与中原或湖北、江西出土的商周铜器特征相似。黄土仑的陶鼓很像湖北崇阳汪家嘴出土的铜鼓，崇阳属于古代的扬越地域内，说明闽越与扬越之间是有较多联系的，闽族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的落后，主要是自然条件的限制。

江汉平原及洞庭湖，鄱阳湖一带，西周之后史称"三苗"，在商代中原经济的强大影响下，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相应的发展，西周时期已经成为中央政府的重要经济支柱。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一些部族在各自的地域内长时期保留着各自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但他们也承袭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许多共同特点，所以被中原王朝统称为三苗。

湖北省蕲春县的毛家嘴，是西周前期的重要遗址，这里的居民当时就生活在湖滨地区的干栏式建筑聚落中。毛家嘴发现的西周遗存，是一处面积近3　万平方米的庄园，这个庄园中的木构干栏式建筑范围在5000　平方米以上。发掘资料表明，一些建筑是在地上竖立木桩，用木板墙分隔成单间的房屋，有的3　间为一组，居住面都采用在木桩上铺设地板的方式。同类型遗址，在蕲春、荆门都有发现。居住在这里的部族，主要从事稻作农业生产，同时兼营采集和狩猎活动。遗址中发掘出一批日常生活所用的陶器、有鬲、鼎、簋、爵、尊、盘、罐等，还发现了青铜、刀和箭镞。从遗址中出土的陶器、铜器、漆器、木器、卜骨、卜甲和成堆的稻谷来看，当地的农业经济比较发达，并与中原地区有密切的交往。

武汉市东郊长江北岸的阳逻镇香炉山遗址，所表现出的经济生产状况与毛象嘴有一定差异。香炉山是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代人们长期居住的聚落。由于遗址紧靠长江，周围密布湖泊沼泽，野生动物出没较多，水产资源极为丰富，这一带的居民世代以渔猎为生，很少从事农业生产。在清理的100　多个西周时期灰坑中，充满着各种动物的骨骼。一个重要现象是，这些动物的绝大多数，如螺蛳壳、贝壳、鱼骨、鸡骨及若干哺乳动物骨骼等，都是每一、二类动物的残骸单独填满一个灰坑。这个现象充分说明当时的先民们捕获、饲养和一次性食用动物的肉食量是巨大的。同这个现象相印证，遗址中的农业工具极为罕见，出土的渔猎工具和手工业工具则较多，包括铜网坠、陶网坠、铜鱼钩、铜刀、铜叉、铜镞、铜凿、石镞、石投掷器等。尤其是陶网坠，不仅成批出土，而且可分为大、中、小和微型几种型号，适用于不同的船只和渔网使用。与香炉山遗址经济形态相同的，还有汉阳的纱帽山和陈岭台等遗址，都反映了长江两岸生活的一支以捕鱼为主，兼营狩猎、饲养和少量农业生产的综合经济形态的部族生活面貌。遗址中发现的房屋遗存，经常有多层垫土和居住面互相叠压的情况，可知房屋大都经过世代重建，使用时间相当长。这些部族所从事的渔猎经济，显然经历了为时很久的发展过程。

鄱阳湖和赣江流域的农业经济在西周时期已相当发达。西周早期的文化遗存，在湖口县、萍乡市及九江县都有发现。湖口县下石钟山遗址曾出土一件褐色釉瓷塑水牛，形态逼真，表明牛已经是当地人们十分熟悉的家畜，有可能已使用在农业生产中。这一带的西周早期遗址中，清理出了一批陶器、石器，还有窖穴和水井。这一时期的陶器以印纹陶最多，凸浮雕状勾连雷纹和回字纹的组合纹饰陶器，与江苏句容、溧水、金坛等地西周早期墓葬中的陶器相同。凸回字纹和曲折纹的组合纹饰、方格菱形纹、凸方格纹以及各种填线纹，都是长江下游江苏、安徽、浙江等省西周早期印纹陶器上常见的纹饰。印纹硬陶和釉陶在这一带发现的器物有鬲、■、甑、罐、盆、瓮、尊、盂、豆、钵、器盖等，其中陶■是最常用的器皿，特点突出。九江县神墩遗址的水井中，出土了两件木桶，用整段树干刳成，平口，两侧砍凿出方耳，井内还出土了大量竹、木棍和竹编残器及一些陶器。

到了西周中晚期，赣江流域的村落分布更为密集，制陶业也有了更快的发展，陶器的种类和数量都明显增加。九江磨盘墩遗址出土的一件矮喇叭形圈足瓷豆，盘内饰轮旋纹，外壁有数道弦纹，内外遍施青黄色釉，釉色均匀晶亮，堪称西周原始青瓷中的精品。这一时期印纹陶的纹样已多达三四十种，许多纹饰的风格已由商代和西周早期的纤细，规整而变得粗放、草率，普遍显得厚实、雄浑，有一种神秘感。

青铜器的生产也在不断发展。新干县一座水库坝基出土的一批随葬青铜器，包括鼎、■、爵等，从铸造工艺看，是采用陶范烧铸的，与商代吴城文化时期多用石范进行分铸铸接已不相同，说明这时的铸造工业已较多接受了中原地区的技术。5　件大型铜鼎具有明显的西周早中期特征，形制、纹饰基本相似，大小则依次递减，形成"列鼎"，推测墓主人是大夫一级的贵族，反映出至迟到西周中期，江西地区已经纳入西周王朝的势力范围之内，或已划入西周的政治版图。不过，这一带的人们的经济生活，仍保持着浓厚的地方特点，在宗周势力的不断影响和推动下，鄱阳湖至赣江流域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都比较快，青铜冶铸技术不断提高，印纹陶器的制作则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到了西周晚期，由于周王朝势力衰微，这一带的经济生产和文化面貌更多地反映出受到吴越和荆楚文化的影响。

江苏西南部和安徽东部的长江两岸，西周早期的经济状况不如中原地区那样发达。在南京一带当时生活着湖熟文化的先民。这种古老文化以1951年最先发现于江苏省江宁县湖熟镇而得名，成为考古界十分重视的一种文化。

由于长江两岸地势低洼，湖沼较多，湖熟文化的遗址大都位于土墩上，房屋的室内地面经拍打平整，再用火烧烤，表面光滑坚硬，可以防潮。在各遗址中发现的农业生产工具较多，主要是石器，包括斧、锛、刀、镰等，表明农业在当时的生产中已占主要地位。石镞和网坠的数量也比较多，则说明渔猎经济仍占一定的比例。

湖熟文化的先民已掌握了比较先进的制陶技术和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清理出的陶窑为长方形，长2　米余，宽1　米左右，窑中遗留着木炭、灰烬和一些残破的陶器。生活用的陶器主要是夹砂粗陶，也有一些泥质黑皮陶、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器。陶器的主要器型有鬲、鼎、罍、瓿、■、盆、钵、豆等，其中带角状把手的一部分鬲、鼎是具有地域特点的器物。青铜冶铸技术已为各部落所掌握，遗址中常发现刀、斧、镞、鱼钩等小件青铜器，以及铜矿石、炼铜用的陶钵、炼渣等。

湖熟文化在西周早期发展很快，向东扩展到太湖流域，并排挤了原在这一带活动的马桥文化，并迫使这部分良渚文化的承袭者向南迁移，与浙江地区的越族文化相融合。

西周中期以后，湖熟文化的势力继续向安徽东部发展，并已北抵淮河沿岸。怀远县的双古堆遗址出土了很多西周中晚期的陶器，同时发现了卜骨。印纹陶的衰落代之以原始青瓷的发展，江苏丹阳凤凰山的湖熟文化遗址，发现了一批原始青瓷器皿，其中较多的是素面陶鬲。湖熟文化向北部淮河流域的移民，后来逐渐融入淮夷，形成很强的地方势力。

七、结　语中国远古暨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长河的源头，也是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经济的发展是以越来越快的步伐前进的，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上百万年的漫长道路，新石器时代只有几千年，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各个王朝的更替不过数百年的时间。每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特点，也都遵循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农业经济的共同规律。经济基础对政治、军事、文化艺术乃至人们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不言而喻。

人类从使用棍棒、制造石器求得生存和发展时起，到发明和控制用火、发明弓箭、驯养家畜和制造陶器；从农业的产生及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工，到商品的出现和城市经济的萌芽；从陶器、骨器上的刻划符号到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的出现；从茹毛饮血到锦衣玉食；从车辆、舟船的产生到天文、历法的出现，每一种发明，每一个进步，都经历了长期、曲折、艰苦的历程，并付出极大的代价。这一切，都为社会的进步与人类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类智慧发展的集中体现，是科学技术的结晶。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具有生产能力的人的发展，包括人口的增殖、人口素质的提高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此外，还有生产工具的发明与改进、劳动对象的发展与改变。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但缓慢毕竟也在发展。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比早期的遗址分布更为广泛，中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则比旧石器时代更密集，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反映。到了新石器时代，不仅氏族部落的定居营地已遍布整个中国大陆，在高山、草原、海岛都有发现，而且黄河流域的不少地方远古遗址的分布数量已与现代村落大致相同。生产工具的种类越来越多，数量十分丰富，每种工具的制作技术也不断提高。新石器时代早期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如磨光石斧、石刀、石铲，到了晚期发展成更为进步的石犁、有肩石锄、有段石锛等，工具的改进无疑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更多地得到开发，也有更多的野生动物被驯养成为家畜和家禽；矿产、森林、江河湖海成为人们索取财富、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在这种生产力逐步发展的情况下，社会经济不断取得进步。当黄河流域出现夏、商和西周三代文明古国之际，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文字、青铜器和城市已经在北方的辽河流域、长江以南地区纷纷出现，从而使中国大陆的奴隶制王朝得以巩固和发展，成为世界东方的经济发展中心。

本书力求以比较丰富的考古发掘成果和古典文献为依据，去粗取精、涉微用宏，试图以全新的视角对中国远古暨三代的经济发展进行探索，由于对浩如烟海的材料缺乏条分缕析的经验，疏漏、舛误之处当不可免，所论亦未必得当，期望得到读者的宝贵意见。

远古暨三代 第003卷 远古暨三代军事史

【本卷提要】

本卷主要论述中国远古暨夏、商、西周三代军事发展的历史。远古暨三代是中国人类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的军事从原始社会末期战争的出现到西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时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完备，其内涵日益丰富，军事诸因素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成熟，各自都经历了曲折漫长的发展过程，并相互影响，构成了一幅中国古代战争的绚丽图画。本书充分利用现有的文献、考古资料，继承和吸取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力图通过对兵制、战争、兵器、兵法等几个主要方面上下承接、前后变化的叙述中，尽可能地再现远古暨三代军事的本来面貌，继而在对历史发展的勾勒中，廓清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以探求中国早期军事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其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时代特点。

一、远古暨三代军事概述中国远古暨夏、商、周三代的军事，是中国先秦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群居共处，过着平等无争的生活。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剩余产品大量出现，私有财产也随之产生，战争便有了其发生的社会基础。有战争即有军事，而战争一旦发生，军事诸因素如兵器、兵制、兵家、兵法等便应时而生，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战争为军事之源，亦为军事诸因素的中心，凡兵器、兵制、兵法、兵家等等，无不以实现战争目的之需要而存在。在上古时的中国，当人类演进至原始社会末期，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大量出现，中国大陆形成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华夏、东夷、苗蛮等几大人类集团，以血亲复仇、掠夺财富和占领土地为最初目的的战争便发生了。尽管远古战争的实况在史籍中没有确切的记载，但从考古资料和有关上古的传说中（诸如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炎帝黄帝对蚩尤涿鹿之战以及尧舜禹伐三苗等），亦能约略闻听到铮铮的远古军声。而当中国历史的长卷翻至夏代，当阶级、国家产生和奴隶制确立之后，在夏、商、西周三代十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战争不仅日益频繁、规模扩大，而且性质和特点也随之发生变化，由原来争夺财富和占领土地为主转变为以解决政治集团之间、阶级之间矛盾为主的斗争，于是战争突出表现为缔造王朝、维护和扩大统治阶级利益的征伐。夏、商、西周三朝的更迭以及此三朝对诸侯方国的统治，无不以战争作为实现的手段。

在原始社会末期，还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军队，作战双方的兵士是由各自氏族部落中的堪与战事的成员临时召集组成。自夏代以后，由于国家的产生和政治制度的逐步发展，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被建立起来，用作维护和扩大统治的支柱与凭借。而统治者为了组建、管理和指挥军队，就必须有相应的制度进行维系。中国的军事制度是随着奴隶制国家的诞生而产生的，严格地说就是至夏代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后才产生的。

夏代是我国以领土和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生期，尽管当时还带有浓厚的原始氏族社会的痕迹，还存在着为数较多的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氏族武装，但是以地缘关系为主的、兵农合一的民兵制度已见其雏形。商代是中国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展时期，此时在夏代军队的基础上，出现了王国军与方国军两大军队体系，它们的组建中同时包含有由"众"组成的"师旅"和由血族成员组成的族军，这种双重性是由商代政治与社会生产发展不平衡所决定的。西周时期，奴隶制军事制度发展到了完备阶段，形成了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军事领导体系，周天子不仅亲自控辖强大的王室军，而且还掌握诸侯国军的组建和指挥权，同时还设立了国家管理军事的最高行政机构--司马，以统管天下军队。到西周晚期，由于军队的扩大和兵制的完善，建立了由伍、什、两、卒、旅、师、军等逐级组成的系统的军事编制体系。在兵员来源上，仍然实行"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兵农合一"的民兵制度，但服兵役又有了"正卒"与"羡卒"之分，即现役与预备役之分。

由于军队的正规化、常备化，军队的训练不仅极为必要，而且已有可能，因此当时对军事训练极为重视，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与内容。为了训练军队和在日益扩大、复杂的战争中有效地指挥军队的行动，西周时已有了一套简便易行的以金鼓旌旗发号施令的军事指挥号令系统。此外，在西周军队中还出现了一支特殊而重要的力量--禁卫军。这支由王公贵族子弟组成的被称为"虎贲"兵的禁卫军，平时负责王室和公室的安全保卫，战时则因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成为军中的主力。可以说西周时期，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展已达到顶峰。以此为基础，到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新的政治制度的确立，军队的性质、兵源、军赋及军队编制等均发生相应的变化，奴隶制军事制度开始衰落并逐步向封建军事制度转变。

战争大而言之是氏族、部落、阶级、政治集团、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具体言之则是人与人之间力与技的较量。同人与野兽的斗争一样，人与人之间的搏击从一开始便是借助于外在的器物而进行的。作战所用的兵器导源于原始人群时期的渔猎工具，自从有了战争，人与野兽斗争的工具开始转化为人与人斗争的兵器，因此最初的兵器是与生产工具同体的。在原始社会晚期和夏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石兵器（包括骨角器、竹木兵器）占据着统治地位，但较原始社会早期的工具有了很大进步，不仅器型种类增多，当时能用于作战的有刀、匕首、矛头、锥、戈、箭（镞）、斧、铲、棒等，而且在制作上有了很大提高，普遍采用磨制，同时还掌握了钻孔装柄等制作复合器物的能力。到商、西周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手工业的发展，在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冶金及铸造技术迅速发展起来，而铜是当时唯一能大量冶炼的金属，于是青铜兵器盛行一时。从考古材料看，商代军队已装备有大量不同种类的青铜兵器，如戈、矛、刀、斧、箭（镞）及甲胄等，但木右兵器仍是武装军队的重要兵器。西周时，青铜冶铸业获得更大发展，出现了以制造兵器为主的青铜手工业，在青铜兵器的生产上，不仅数量远胜于商代，而且制作技术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商代的基础上，不少兵器得到改进并定型，还出现了剑、戟等新的兵器种类，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能力。

自夏代开始，车便开始用于作战，出现在战场上。商代，车被更多的用于战争。到西周时，可以说达到了车战的鼎盛时期，战车的数量更大，制作更为牢靠坚固，而且挽马也由2　匹增为4　匹，其运载能力加大。兵车的出现与发展不仅为军队增添了新的装备，而且还由此产生了新的兵种--车兵，军队的编制由原来（商代）的车、步单独编组变为以战车为中心的车、步混合编组，战车则以"乘"、"偏"等按一定数量编为大小不同的作战单位。与此相适应，兵车的出现和发展还导致了战术的重大变革。

战争是有组织的人类之间的斗争，战争从组织发动直至战场的指挥都必须由有权威和谋略的人来完成。从考古发现中我们看到，在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原始社会晚期，就已出现了指挥战争的军事首领。在军事民主制之下，他们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平时因为是狩猎垦荒的能手而被推为氏族部落酋长，战时则成为勇士，并被推为军事首领而杖钺执旄。但是，由于部落之战尚处于人类战争的早期，作战方式简单，而且往往是一战而定胜负，因此还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形成内容丰富的战略思想，也没有产生出具有特色的复杂战术。从夏至西周，随着战争性质的变化、战争规模的扩大、频率的加快和作战方式的日益复杂化，人们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中国早期的谋略思想和作战指导原则，并创造了汤灭夏鸣条之战、武王伐桀牧野之战等充分运用各种谋略和作战指导原则的典型战例。由于谋略和战争指导原则的重要性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因此当时的一些战略思想和作战指导原则被记录下来，并整理成篇，不仅殷墟卜辞和《易经》对当时军事思想有大量反映，而且还出现了《军志》、《军政》等专门的军事著作--兵书。

战争和军事思想的发展，造就了诸如伊尹、吕尚（姜子牙）等我国早期著名军事谋略家，他们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军事知识，而且在军事实践中加深了对战争本身以及与军事相关的其他因素的认识，在总结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明，为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古代兵法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军事战略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总之，远古暨三代的军事，翻开了中国军事史的首篇。军事诸因素的产生、发展和政治斗争需要的日益迫切，使军事成为社会生活中尤其是政治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阶级之间、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复杂，中国历史继三代之后进入了春秋战国群雄争霸时代，军事亦因此显得更加重要，其内容也更加丰富。

二、中国远古社会的演进在千万种生命共同生存的地球上，无时无地不充满矛盾和冲突，而只为人类所独2　有的战争是所有冲突中最高形式、最激烈的冲突，但战争及其引生的内容日益丰富的军事，并不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发生的。在人类历史99％的时间里是没有战争的。在战争产生之前，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人种的起源关于中国最早的人类，在诸如盘古开天而有三皇，女娲用黄土捏造而后有人类等上古创世神话里均有反映，这些内容结构各异的神话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中国人是由天地阴阳之精华凝结而创造出来的。这些神话传说虽有其文化上不可抹煞的价值，但毕竟只是神话。可以说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数千年里，人类起源的奥秘一直未能被揭示，只是到本世纪20年代中在北京西南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亦称"北京人"）遗迹后，才使一切天生地育、泥塑土造的人种起源神话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正是对最具代表性的"北京人"的深入研究才确切证实了中国最早的人类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而60年代发现的"元谋人"和80年代发现的"东方人"，不仅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论断，而且将中国的历史先后上推到170　万年和250　万年以前。

（二）旧石器时代中国古人类产生以后，大约经历了二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上将旧石器时代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在我国大陆主要有东方猿人、元谋猿人、北京猿人、蓝田猿人、金牛山猿人等，这几种人处于原始群体阶段。当时的人类使用非常粗糙的打制石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却又时常面临着大自然的种种灾难和凶猛成群的野兽。猿人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结成一个个群体，共同劳动，过着"聚生群处"、"茹毛饮血"的生活。这种群居生活，在婚姻关系上还没有形成任何习俗规定，而是处于"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的乱婚状态。由于猿人基本上还是自然的奴隶，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剩余产品，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简单协作、平均分配的平等关系。当时人们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自然灾害和野兽。从"北京人"遗址发现的遗物来看，猿人在艰苦漫长的生产斗争中不仅懂得了用火，而且制成了用于砍伐树木、割削兽皮、切割筋肉的砍斫器和刮削器，其形制已有直刃、凹刃、凸刃、多边刃、盘状、圆头等，此外还有大型尖状器。工具的大量制造和火的使用，不仅增强了战胜自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人类体质的发展。

在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群体阶段后，大约在一二十万年前，中国的人类进入了旧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上将这一时期的人类称为"古人"。在我国大陆，考古发现的"古人"主要有长阳人、马坝人和丁村人等。他们不仅在体质特征上较猿人进步，许多方面已接近现代人，而且生产工具也较猿人先进。以丁村人文化为代表，他们使用的石器种类增多，型制多样，既有大三棱尖状器、多边砍斫器、边缘整齐的薄而尖的小型尖状器、大型手斧（有三角形、椭圆形）、刮削器（有三角形、四边形、圆形）等，还有球形投掷器--石球。由于以上工具的大量出现，古人的生产力较猿人时期有了明显的提高。随着人类与自然界斗争能力的增强，就不再需要群体的所有成员都外出打猎。根据男女体力特点的不同便出现了性别分工；在两性分工的前提下，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又发生了年龄分工。而两性与年龄的分工，必然引起婚姻状态的相应变化，年龄分工排除了不同辈份之间的通婚，从而促使同辈"自相夫妻"的血缘婚的出现和血缘家族的形成。而随着血缘家族的形成和发展，氏族因素逐渐萌芽，加之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即血族近亲通婚对后代体质发育和智力增长均有严重不良影响，于是，族外婚便出现了，而这一婚姻形态的出现，使我国远古人类大约在五万年前开始进入氏族公社时期。

最早形成的氏族公社为母系氏族公社，氏族内部按性别、年龄的不同简单分工。青壮年男子外出狩猎、捕鱼以及防御野兽；妇女则从事采集食物、看守住所、烧烤食物、缝制衣物、养老抚幼等工作，她们在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是氏族的主持者和领导者，她们的活动是维系氏族集团的中心环节。在婚姻形态上为族外群婚制，甲氏族的一群兄弟外出和乙氏族的一群姊妹互为夫妻，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家族世系按母系计。在我国大陆现今发现的属于母系氏族早期的人类主要有资阳人、柳江人、来宾人、河套人、山顶洞人等，考古学上将他们统称为"新人"，他们生活的时代相当于旧石器晚期。"新人"的体质特征在许多方面已经与现代人相同或十分接近，智力也大大提高，如山顶洞人的平均脑容量为1400　毫升（现代人脑容量为1300-1500　毫升）；而从山顶洞人的复原像看，其面貌特征与华北居民都属于原始黄种人，由此可以断言，山顶洞人是中华民族的直系祖先。"新人"的进化程度从他们制造和使用的工具也可得到明显体现，"新人"在打制和修理石器的方法上有了很大改进，所制造的工具种类、形状更加多样化，在制作骨器的技术方面尤为突出（因较繁杂，不予详述）。不仅如此，"新人"（尤其是河套人）还懂得了人工取火的技术，"钻遂取火，以化腥臊"（《韩非子·五蠹》）使人类支配了一种巨大的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类同动物界分开，其意义极为重大。

（三）中石器时代随着人类在长期劳动斗争中体质的不断进化和智力的不断提高，生产经验日益丰富，劳动工具日益增多和先进，人类前进的步伐似乎加快了许多。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我国古人类进入了中石器时期，这是一个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在我国大陆发现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存有灵井遗址和沙苑文化。当时的经济生活以渔猎、采集为主，所制造和使用的工具仍以打制石器为主，但已有局部磨光的石器，值得注意的是发明了复合工具--弓箭，使狩猎效率提高。

（四）新石器时代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加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大约又经历了几千年，在距今八千年左右，中国历史演进到了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可分为早、中、晚三期，而早、中期正好相当于母系氏族的繁荣时期，即氏族制度的全盛时期，其文化遗存在我国境内分布极广，在北方以仰韶文化、在南方以河姆渡文化为早期代表。在母系氏族繁荣阶段，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同一氏族共同居住和生产，有共同的信仰，内部禁止通婚，氏族世系按母系计算，妇女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她们担负着氏族生产、生活的主要职能，成为氏族的管理者，氏族的首领为全体氏族成员选举产生，由女性担任，氏族内部产生了公决重大事件的氏族议事会。而随着氏族的繁荣发展，出现了协调氏族间的关系，维系若干氏族共同利益的部落和部落联盟。母系氏族繁荣时期不仅出现了新的社会组织，而且婚姻状况也有了极大进步，族外群婚逐渐演化为对偶婚，这自然又产生了父子关系这一新的因素，并直接冲击着母系氏族制度。

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社会生产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大量器型明显、刃部锋利、便于使用的磨制石器和钻孔装柄的复合工具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标志着生产力的显著提高，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使人们改造自然、向自然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虽然采集和狩猎仍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原始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在新的生产力的推动下不仅产生而且得到了发展。此外，纺织、缝纫技术和房屋建筑水平也有一定的发展和显著提高。到母系氏族公社晚期，由于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和畜牧饲养业的发展，身强力壮的男劳动力在生产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妇女的劳动则日益失去社会性而渐居次要地位，男女在社会生产中地位的变化，最终导致了父系氏族公社代替母系氏族公社。大约距今五千年左右，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母系氏族先后进入了父系氏族阶段，并迅速发展，在考古学上则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在黄河流域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等，长江流域有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良渚文化等，其中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最为典型。从上述考古发现反映出的这一时期的社会面貌表现为：从婚姻形态上看，由于父权制的确立，氏族世系按父系计算，出现了一夫一妻制婚姻及与此相应形成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它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从社会经济来看，由于男子在生产中地位的提高，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除农业、畜牧业、制陶业等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外，还出现了一个新兴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冶铜业，并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具体并呈现出多种层次，社会生产率明显提高。

（五）原始社会的解体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分工的产生和扩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的生产不仅能满足一日所食，而且出现了剩余产品。随着人们私有观念的产生，加之个体小家庭的存在和产品交换的出现，为私有制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一些氏族部落首领（或头人）利用担任公职的便利条件，将氏族的财产据为己有，供自己享用，私有财产便出现了。其后，私有财产从剩余产品的范围扩大到农具、公用土地等生产资料，且数量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便是氏族内部贫富分化日益明显。人类进入了"大道既隐，天下为私，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记·礼运篇》）的私有制社会，天下大同的原始社会宣告解体。人类不再平等，天下不再太平，战争从此便一直伴随着人类发展，至今不息。

三、远古军事（一）中国古代战争的起源与发展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战争，作为一个人类特有的现象，并不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中，可以说绝大部分时间里是没有战争可言的。和其他事物一样，其发生与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但是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结为群体，共同劳动，长期过着平等共处的生活，没有国家，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人类集团间不仅没有发动战争的条件，甚至接触和冲突亦极有限，只是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出现私有财产后战争才随之发生，这是各民族、各国家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亦不例外。

1。中国最早的战争发生于大汶口文化时期私有制产生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确切地说产生于大汶口文化时期，战争亦当起源于这一时期。诚然，从大量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中我们注意到，在此之前，在母系氏族繁荣时期和父系氏族公社早期，似乎已经有了原始氏族部落争斗的痕迹。例如，从仰韶文化西安半坡村遗址中我们看到，这个大氏族居住的村落周围，环绕着一道深壕沟，很可能是当时用来防御其他氏族侵扰而构筑的专门设施。再者，根据民族学、人类学有关理论和材料推断，在私有制产生之前，由于集团利益的不同，为了争夺提供生活资源的土地、牧场以及为巩固氏族而进行血亲复仇，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这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战争。

我们之所以说中国古代战争起源于大汶口文化时期，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时期已经具备了发生战争的条件并找到了证明这一结论的实据：首先，大汶口文化时期私有制已经形成。如前所述，大汶口文化时期，人类社会进入父系氏族阶段，男子在生产生活中成为主宰，地位的提高，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具的改进和新工具的发明、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产生了数量日益增多的剩余产品。而婚姻家庭形态的变化，作为独立生产单位的个体家庭和产品交换的出现，又进一步促进了私有财产的产生，贫富分化日益明显，这可以从大汶口文化遗址中随葬品的情况得到说明。例如，在对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江苏邳县刘林墓地的两次挖掘中，发掘者根据各墓穴随葬品的情况指出"这一氏族社会内部已有财富多寡的不同"①。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大汶口遗址早中期墓葬为代表），在对大汶口早期两组墓的发掘中发现，一组紧邻的七座墓随葬品极为丰富，而另一组的四座墓中随葬品则非常有限，形成鲜明对比。到大汶口文化晚期（以大汶口后期墓葬为代表），这种情况则更加突出，墓制和随葬品显示出明显的差异。一些墓如5、105、122　号等，不仅墓小，而且随葬品少的只有几件或十几件。而另一些墓如10　号墓等，不仅墓穴宏大，而且已经使用木椁，其随葬品的丰富程度更是惊人。随葬品从种

①　《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2年第1　期和1965年第2期。

类上看，既有贴身的大量衣物、饰物和各种型制的象牙器、玉器、陶器，还有相当数量的猪头、猪骨；从数量上看，据统计，就陶器而言，在少数富有者的大墓中竟多达几十件，其中5　座大墓随葬品陶器数量占整个墓群出土陶器总数的1／4　以上；就随葬的猪头而言，大汶口发掘的133　座墓中，用猪头随葬的有45　座，占1／3　强，墓中出土猪头最多的达14　个，少者亦有一两个。从上述可见，不仅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像家畜这样的动产都成了私财，而且数量呈不断增长的趋势，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大量私有财产的存在，无疑为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提供了社会基础。

其次，大汶口文化时期已出现了指挥战争的军事首领，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一些富有者的墓葬中可明显看出他们作为军事首领的身份。如大汶口文化陵阳河遗址19　号墓的墓主为一成年男性，墓中随葬品丰富，墓主杖钺执旄，腰挂号角。再如在大汶口文化早期的濮阳西水坡一座壮年男性的墓葬中，不仅有殉葬者三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死者两侧用蚌壳拼摆有象征神武和权力的龙虎图案。在刘林遗址发掘的18　号和25　号墓也反映出类似的情况。再从时间上看，这些墓葬反映的都属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情况，当时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以上提及的几位墓主，无疑是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既是氏族部落的首长，同时又是发动和指挥对邻近部落进行战争的首领，而且发动指挥战争已成为他们经常性职业。

再者，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战俘奴隶。在原始公社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产品极为有限，仅够供自己消费；只有当生产力大大发展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剥削他人便有了可能，奴隶制也就随之产生，最初的奴隶来源于俘虏。一般而言，在阶级形成以前，人们在处理战俘问题上往往采取把他们杀掉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把他们吃掉的办法，但当剥削成为可能后，他们便被留下来，成为胜利者剥削的对象，成为家内奴隶，很自然也就成了胜利者的私有财产。既是私有财产，也就可以像其他私有财产一样作为随葬品，这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成年男女合葬墓和多人合葬墓中可以得到反映。在刘林遗址和大汶口中晚期遗址各发现8　座成年男女合葬墓，这些墓的墓主为男性，女性则是殉葬的妾奴，她们当来自战俘。近年在大汶口晚期江苏新沂县花厅遗址还发现了用多个奴隶殉葬的一座大墓，墓主身旁殉葬有四五个少年和幼儿，他们的身份显然是奴隶，他们和西水坡龙虎墓殉葬的三个殉者一样，当是由战俘转化而来的。既然已有了战俘奴隶，毫无疑问当时已经产生了战争。

综上所述，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产生战争的社会基础--私有制已经形成，指挥战争的军事首领已经出现，由战俘转变而来的奴隶也已被发现，此外，在当时的陶器上已有兵器符号。所有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大汶口文化时期已产生了现代概念的战争。

2。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的发展大汶口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产生后，这一社会现象便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特点。

继大汶口文化时期之后，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得到了发展，出现了新形势，即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对抗性的增强，这主要表现在作为战争防御设施的城堡的出现与战俘奴隶的增多。

首先，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各部落间的战争日益频繁，在当时人看来，掠夺财富不仅比劳动创造来得容易和迅速，同时也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因此，进行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已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正常职能，每个部落随时都有遭到邻近部落侵袭的可能。各部落首领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权力，便役使部落中的普通民众或从以前战争中掳来的战俘，在部落住地中心筑起防御设施。前文已提及在仰韶文化时期，其防御设施为壕沟，但到龙山文化时期，防御设施已演变为城堡。从考古材料看，迄今已发现有龙山文化阶段的九座城址，其中有五处为土城垣，三处为石城垣。正如《中国文明的诞生》一文中所说的一样："这样规模的城址作为防御设施的军事城堡应该是比较合适的，而且这样的城堡不会是防御小规模的滋扰。"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这一情况，说明当时掠夺战争已很频繁。

再者，上述结论从当时战俘数量的增多也可得到进一步说明。如前所述，用奴隶殉葬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出现，到龙山文化阶段情况更为突出，除男女合葬和多人殉葬外，还出现了杀殉的乱葬坑、奠基坑，这些在龙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和辽西红山文化等遗址均有发现，其殉葬的战俘奴隶数量远非大汶口文化时期可比①。

另外，在河北邯郸涧沟、河南洛阳王湾等地发现的乱葬坑，坑内堆放有若干死者，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呈挣扎状，有的骨架残缺不全，这些有的可能是战争中阵亡者，有的可能是俘虏。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确实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①　姚政：《先秦人殉人祭研究》，载《先秦研究动态》1988年第1　期。（二）古史传说中的部落战争在前文关于中国古代战争起源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中国最早的战争已经发生，到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我们借以说明问题的都是考古材料，睹物而不见人。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古史中关于上古社会传说的记载却给我们复原原始社会历史、再现当时的战争情形提供了帮助，尽管它们极为有限。这些传说不仅对于研究中国文化渊源和中华民族主体的形成具有极重要的价值，而且不少神话传说还记述了远古战争的一些情况，这对于我们勾勒中国远古战争的轮廓是极为难得的。

1。黄帝时代的战争在距今五六千年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群体间的交往不断扩大，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若干部族集团，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其邻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和以洞庭、鄱阳两湖为中心的苗蛮集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三大集团都不断向四周迁徙发展，形成犬牙交错的分布局面，彼此间经济文化不断得到交流融合。传说中主要的氏族部落有：1。属于华夏集团的有炎帝、黄帝两大部落。传说炎帝为神农氏（一说烈山氏），是一很古老的氏族，它发祥于渭水上游，后沿渭水、黄河东迁至河南、河北、山东交界一带，距今五千多年前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相传共工氏及后来的"四岳"均为其后裔。黄帝族，为轩辕氏，其先祖与炎帝氏族同源。《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以此为据并结合其他传说，近代有的史学家推断黄帝族发祥于陕西北部，后沿北洛水向东南下到与黄河交汇处，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南地区，继而沿中条山、太行山向东北迁入今河北地区。在华北稳定下来后，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史记·五帝本纪》），经过"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就是用武力征服了许多氏族部落（包括炎帝和蚩尤），成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据《国语·晋语》说："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①。可见其后裔繁兴，成为后来华夏族的核心之一。

属于东夷集团的有太皞、少皞和九黎。太皞是生活在淮河支流颖河、涡河流域的一个夷人部落，传说太皞居陈，陈在今河南淮阳县，处颖、涡二河之间。又，传说太皞为风姓，"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②，当与九夷中的风夷有关，且以龙为图腾。少皞与太皞有密切联系，但其形成为一部落在时间上稍晚于太皞，其故墟在山东曲阜，活动范围当在泰山以南。据《左传》记载，春秋时的郯国为其后裔，郯子追述其先祖少皞氏称其"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共有凤鸟氏、玄鸟氏等24　个以鸟为名的氏族，可知少皞部落也曾经十分繁盛。九黎主要活动于泰山以西及江苏、山东、河北、河南等省交

①　《国语·晋语》。

②　《左传·昭公十七年》。

界处，传说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③。九黎乱德，以蚩尤为首，蚩尤为九黎一著名首领，相传其有兄弟81人，这里的81人，当指81　个氏族，此数很可能是夸大的说法，但由此认为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十分庞大是可以肯定的。

苗蛮集团中最著名的是三苗，据记载"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①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其主要活动于两湖之间，但其原居地却在江、汉之间，曾一度向北发展与中原氏族部落长期交战，不断交流与融合。

综上所述，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在中华大地上氏族遍布，部落林立，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部落集团之间和部落集团内部经常发生矛盾冲突，争战不断。在传说中有几场发生于中原的著名战争。即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炎帝、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以及共工与颛顼的战争。

（1）黄帝、炎帝阪泉之战阪泉之战是华夏族内部的一场战争。《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这表明华夏族的部落联盟原以神农氏为首，但随着黄河流域的历史进入崇尚武力的英雄时代，以农耕著称的神农氏因武力不强，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以掠夺为荣耀）的需要，其首领已渐渐不能胜任联盟首领的职务，因而被强悍的黄帝部落首领所代替。炎帝不甘心本氏族首领失去部落联盟领袖的地位，极力发展力量，为重新赢得联盟领袖的职务，对拥护黄帝的各氏族部落实施武力压制，黄、炎二帝的矛盾遂由此激化。黄帝部落对炎帝的反攻予以坚决回击，用战争手段确保已取得的华夏族部落联盟领袖的地位。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即发展生产，争取众心，率以熊、罴、貔、貅、豺、虎为图腾的六个部落与炎帝在阪泉（今河北怀来境内）展开决战，"三战，然后得其志"，经几次大的战斗，打败了炎帝部落，炎帝族一部被迫北迁，其余于黄河中下游与黄帝族融合。阪泉之战，巩固了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的新秩序，从此华夏集团强大起来，为后来与东夷、苗蛮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炎帝、黄帝对蚩尤涿鹿之战涿鹿之战，是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战争。当华夏集团由西向东发展，到太行山以东定居下来时，东夷集团的一些部落也正向西发展。炎帝与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首先发生冲突，"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①，传说蚩尤善作兵器，且有兄弟81人（当指氏族），武力较强，炎帝战败，居地尽失，被赶至桑干河流域，乃向同一部落联盟中的黄帝族求援，黄帝于是率族众与炎帝族联合与蚩尤在涿鹿再次展开大战。传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bá，传说能造成旱灾的鬼怪）。雨止，遂杀蚩尤。②从传说中反映出，这场战争极为激烈，黄帝族可能曾在河流上筑坝蓄水以阻挡九黎族③　《国语·楚语下》。

①　《战国策》。

①　《逸周书·尝麦》。

②　《山海经·大荒北经》。

的进攻，战争开始后，连日风雨交加，双方无法交战，直至雨过天晴，才把九黎族打败，并于冀州之野擒杀蚩尤。战后，黄帝"命少皞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③，即以东夷集团中另一部落酋长"清"统领九黎部落。此次战争是两大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冲突，战争以华夏族的胜利而告终，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战后华夏族与东夷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进一步扩大，并结成盟好，共同发展。如《鱼龙河图》说："伏蚩尤后，天下复仇，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

（3）共工和颛顼的战争共工氏为一古老氏族，据考，其故地在今河南辉县境内，世代居住于水患严重的地方，其先祖句龙修堤以防水，取得成功，氏族因而兴旺。至共工时，可能是气候条件发生了变化，但其首领仍因循旧法，造成"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①的恶果。时颛顼继黄帝而为华夏族联盟首领，颛顼居帝邱（今河南濮阳），在河东，处下游。共工氏在河西，处上游，其以壅塞河流法防水患，造成堤坝冲决，首先殃及地处下游的颛顼氏族，因而引起冲突。据《淮南子·天文训》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此传说表明双方发生了一场大战斗，之所以说是"争为帝"，可能是为争夺与水利有关地区的控制权，这场战争以颛顼胜利而告终。

上述这几次战争，都发生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炎帝、黄帝时代或稍晚的时期，是中国传说时代最早的战争。此时的战争已超出氏族部落间的械斗，而主要是发生在两个部族集团或部落联盟之间，战争已带有氏族酋长争夺统治权（联盟首领地位）的性质。从战争指导上看，已开始注意战前准备，利用天气条件和争取同盟军等因素。从战争结果看，还没有出现文明时代那种对战败者进行奴役的情形，而主要是胜利的一方将失败一方赶出原住地或与失败一方结为联盟。从各部落联盟不断交往，发生冲突，而又不断融合的传说中，表明各民族祖先在共同缔造中华文化的过程中都作出了贡献。

2。尧、舜、禹时代的战争--伐三苗之战在我国古史传说中，继炎帝、黄帝时代之后，便进入所谓尧、舜、禹时代，这一时期社会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部落联盟日益扩大。为了协调部落之间的关系和维护部落联盟的整体利益，部落联盟内部形成了一套由各部落首领、宗教祭司、军事领袖共同组成的管理机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而当遇到重大事件则召集全体部族成员会议公决。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因素的加强，部落首领为了积累财富不断发动战争，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在战争过程中日益得到强化。尤其是崇尚武力的英雄时代的到来，军事首领在氏族部落的社会生活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氏族部落成员也以军事编制的形式出现，因而显出极强的军事性。但当时还保留有原始民主制因素，族众还有一些民主权力，如选举部落首领、参与重大事件的商议决策等。由于这两方面因素的同时存在，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军事民主制时期，同时又被称作"禅让"时代，即在确定部落联盟首领的问题上，由参加联盟的各部落首领组成③　《逸周书·尝麦》。

①　《国语·周语》。

的部落联盟会议推举继承人，经过长期考察后，将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让给被推举的人，这是一种和平民主的传位方式，从尧到禹，均是如此。

从军事民主制的形成及其存在的社会背景来看，结合考古材料，可知尧舜禹时代的战争是很频繁的，在古史传说中所反映的这一时期的战争主要是尧舜禹对三苗的战争。

以尧为首领的部落联盟，是由涿鹿之战后华夏、东夷两大集团融合而成的，是在约4500年前后，由分属于两大集团的一些部落建立的一个以晋西南为中心的联盟，从其居地看，正好与南面的苗蛮集团活动区域的北境相毗邻。尧攻驩兜丹水之战。驩兜是三苗族中一个以修蛇为图腾的部落的首领。

尧之时，他率部族从丹水下游向上游发展，威胁尧部落的安全，传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①。丹水即丹江，发源于秦岭东南部终南山（在今陕西商县西北），向东南流经河南，在湖北均县流入汉江，是汉江的一条重要支流。丹水流域是古代通往陕西的交通要道，土质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丹水之战极有可能是因为三苗势力向这一地区扩展而引起的，考古发现也说明这一地区是华夏族与苗蛮集团交汇、争夺的地区。如丹江边上的河南浙川江下王岗，发现一处很大的史前遗址，有关研究认为，距今5000年前后，这里是属于华夏集团先民居处地，留下了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而距今4700-4600年前，属于苗蛮集团先民创造的屈家岭文化曾扩展到汉水上游至秦岭以南广大地区，也在下王岗留下了居住遗迹。距今4500-4300年间，这里再次成为华夏集团（具体为龙山文化先民）活动地区。可见尧舜禹伐三苗的传说是有根据的。丹水之战以驩兜族的失败而告终。

舜继尧为联盟领袖后，仍与三苗不断发生战争，如《战国策·秦策》有"舜伐三苗"，《孟子·万章》有"舜。。迁三苗于三危"（三危的方位地点，其说不一，多数认为在今甘肃敦煌附近，另有在云南或四川等说法，不下八九种），但据《韩非子·五蠹》上所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可知舜时与三苗的关系以和平相处为主，值得注意的是舜把注意力放在发展生产，加强武备上，以此形成威慑力，使苗蛮畏之而服，这为后来禹伐三苗奠定了基础。

禹伐三苗是两大集团间的一次大决战。《墨子·非攻》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可知禹为联盟领袖时，三苗内部发生了变乱，禹乘机以受命于天为借口，大举向三苗进发。他在动员令中指出："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上天"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①，申明伐三苗是因为三苗不敬神灵，且以重刑杀戮无辜之民，而上天怜念民众，要以威武之举来惩罚苗民，将其斩尽杀绝，征苗之举乃上天之命。出征前，禹举行仪式祭天地祖先并誓师，再次表明代天行罚之意，即所谓"非唯小子（自己谦称），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于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封）诸群（君），以征有苗"（《墨子·兼爱》）。据《墨子·非攻》载，战斗非常激烈，"四（雷）电诱（誖）祗（振），有神人面鸟身，若瑾（奉圭）以侍。搤矢有苗之祥（将），苗师大乱，后乃遂几"，即战场上象雷电一样震天动地，禹有人面鸟身的神

①　《吕氏春秋·召类》。

①　《尚书·吕刑》。

护佑，三苗首领被箭射中，苗师大乱，兵败，从此逐渐衰亡。禹此役大获全胜。

从上述传说中可见，尧舜禹时期的战争，其目的已较以前有了很大变化，不再是单纯的部落之间的复仇械斗和对生活居地的争夺，更主要的表现为对财富与战俘的掠夺。如《国语·周语下》记载，太子晋谏周灵王时，追溯"黎苗之王"被灭亡的情况说："人类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说明禹征三苗胜利后，不仅仅是将三苗打败或赶走，而是实行"亡其氏姓"，说明俘其人民为奴隶的政策，已成为战争的目的之一。

3。军事民主制下的军事首领如前所述，远古战争自仰韶文化时期就已发生，然而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战争，虽有不断扩大、频繁之趋势，但仍处于最早阶段，军事的各要素并未齐备，许多因素尚未产生或正处于孕育阶段。但自有战争之日起，就有了军事首领，因为战争是人类有组织的活动，至少得先将人集合起来才能投入战斗，这样就得有人来承担这一职能。在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期，人类团体的构成形式，决定了每一氏族都必须有德高望重、有经验且在身体素质方面有突出优势的人来担任首领，氏族的一切活动从生产、生活到对其他部族的械斗、战争，均由其组织管理，而当部落联盟出现后，被推选的部落联盟首领需担任同样的职责。无论是氏族部落酋长还是部落联盟首领，其职责范围包括氏族部落活动的各个方面，因此在远古战争中是没有专职的军事指挥的。部落酋长和联盟首领实际上具有双重身分：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他们是生产的能手，经验丰富，德高望重而负责维持族内的秩序，安排生产；而在战争发生时则因为身强力壮成为勇士，被推举为首领而组织指挥战争，他们组织指挥战争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声望，通过动员族众来进行。《司马法》所谓："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就是以劝戒的方式极力宣传战争对氏族部落存亡之利害关系，使族众认识到战争的必要而自觉应命从征，前面所述禹在伐三苗前注意战前动员、举行誓师大会即是明证。因此他们之所以成为军事首领是以在氏族部落中的地位为前提的。从大汶口文化时期遗址发现的墓葬可以看到，自有战争之时起，氏族部落首领就具有了双重身份，因为被证实是军事首领的墓主都极富有，这是特权的象征，也是战争的结果。随着私有观念的增强，作为部落首领，积累私有财产的欲望驱动他们利用特权去发动战争；而战争的发动和进行，使其在频繁的掠夺中，不仅巩固加强了自己的权力，而且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包括战俘奴隶。

因此，在军事民主制下，以掠夺财富和奴隶的部落战争，使氏族公社进一步解体，王权的加强和私有财产的增多及不均，为阶级和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此后，中国历史便进入了文明时代（阶级社会）。

（三）兵器的滥觞兵器作为人类借以增强搏击能力、更有效杀伤敌人的外在物，是与战争同时产生的，可以说中国远古战争发生之日，便是中国兵器产生之时。

在原始人群时期，各人类群体在广阔的大地上各自向自然索取食用，相互之间很少往来，没有经济联系，也没有矛盾冲突。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低，原始人必须群处并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没有剩余产品，没有私有观念，没有私有财产和阶级以及国家，因而也就没有战争。当时只有与野兽作斗争的武器，这些武器便是最主要的生产工具。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到新石器时代，当人类社会进入氏族公社尤其是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之后，人类集团的不断扩大，氏族部落之间为争夺生活资源（水源、土地、牧场等）以及婚姻的掠夺和血缘复仇等而引起争斗。在部落冲突中，人们像对付野兽一样拿起手中的工具与敌对部落的成员相向搏击，从此，人与野兽斗争的工具开始成为了人与人斗争的工具，兵器便产生了。在当时情况下，生产工具和兵器是很难区分的，可以说还没有专门的兵器，生产工具与兵器同体二职，用于生产则是工具，用于战斗则是兵器，这是最早兵器的突出特点。

最初兵器的种类，从历年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看，其器型多样，种类不少，可用于战斗的有石戈、石矛、石刀、石弹、石球、石斧、石铲以及石质或骨质的标枪头和矢镞，此外还有红铜制成的小型刀、锥、凿等。不难推知，在旧石器时代就已普遍使用的木制棍棒、标枪和矛等，在新石器时代必然也是大量存在的。

在新石器时代，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兵器（即工具）的生产制作除木质的是砍削而成外，石质的兵器已采用磨制技术，而大量复合工具的存在，说明钻孔装柄技术也已很普及。但石质磨制仍是当时兵器制作的突出特点，这是生产力水平制约所致，同时也是长期生产生活经验积累的结果。四、夏代的军事（一）夏代军事概说尧舜时王权已经萌芽，到禹时，随着伐三苗的胜利，军事首领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加速了王权的形成。传说禹曾"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国语·鲁语》），表明禹时已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联盟，并初具国家雏形。参加盟会的各部落酋长要执玉帛，违背命令者则遭杀戮，联盟的各部落不再是平等的，军事首领的权力已不仅限于战场上，而是逐渐凌驾于社会之上，但军事民主制仍有一定的生命力。传说禹晚年还是按惯例召集部落首领会议，商议继任人选问题，当时推举了与禹同时担任公职的皋陶；皋陶先禹而死，禹继而举荐任公职时间很短的益，与此同时却培植自己儿子启的势力；禹死后，"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因此后世多认为"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战国策·燕策》），即禹时便开始有意破坏"禅让"制度，到启时，这一制度因启杀益而宣告终结，统治天下的权力发生了由传贤到传子的巨变。启杀益后，接着又击败有扈氏的反抗，终于在中原建立了"家天下"的奴隶制夏王朝。

夏王朝建立之后，国家机器还很不完备，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非常激烈，反叛力量此伏彼起。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征伐反叛，不断实施武力，在频繁的战争中，建立了兵农合一的军队，奴隶制军事制度略见雏形。当时的军事活动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为目的，战争的性质不再仅仅是掠夺和复仇，战争已成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因此当时的战争以扩大统治的征服和巩固统治的平定反叛为主要内容。随着战争的升级和性质的变化，以及社会生产的进步，此时的兵器生产获得了很大发展，铜兵器和战车已经出现，但石兵器仍占主导；军事设施尤其是城防建设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兵器的进步而受到重视；随着军事制度的出现和军事装备的改进，作战的方法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二）夏代的兵制--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生随着阶级与奴隶制国家的出现，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军队也随之产生，但夏代为中国第一个朝代，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即奴隶社会早期，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一个特殊的时代，因此其军事制度自有其特殊的内容和时代特点。

1。奴隶制军事制度的产生在原始社会末期，虽然已有了战争，但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剩余产品少，生产工具简陋，所进行的战争，就目的而言，是为了生存、血缘复仇以及掠夺有限的财富，因此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时，主要表现为手持生产工具的氏族成员进行集体战斗，没有专门的兵器，也没有特殊的战术，作战人员是因需要由氏族中堪与战事者临时组成的，也就是说，没有专门的军队，自然也就无兵制可言。

自启杀益夺权，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后，以启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为了防止王族以外其他贵族夺权和镇压奴隶反抗，为了防范夏王朝以外部落的劫夺和便于劫夺外部落，在政治上产生了建立军队的需要，即需要有一支强而可恃的力量来实施上述职能。再者，由于生产的发展，和手工业的进步，已能专门制造用于战争的兵器，这为军队的建立提供了物质保证，因此夏王朝开始建立我国第一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军队，相应地也就产生了早期的兵制。

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国家机器刚刚建立，它还带有原始公社的诸多遗迹，其一切制度都还非常幼稚、简单，处于初创阶段。再者，夏代无确认的文字资料，考古所获亦甚少，因此我们今天只能借助古籍记载中的传说，勾勒夏代兵制的大致轮廓。

夏代的军队，由于产生于过渡时期，有其特殊性，具体地说，就是以领土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军队和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氏族武装相互并存。以领土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军队，是夏王朝因战争需要而临时征集组成的军队，这种军队的兵员不受血缘限制，在征集过程中，主要考虑的是地缘关系，即领土与财产；实行的是兵民合一的民军制，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则须应征成军。《左传》述哀公元年夏少康复国一事，谓少康被寒浞追杀，逃奔有虞氏，有虞氏首领虞思"妻之以二姚，而邑诸论，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其中少康"有众一旅"的"旅"字当解为军旅，而"众"当是对居民团体的称呼，很显然这些民众不是追随少康逃亡的夏族成员，而是虞思赐与少康邑地上的有虞氏的族民，因此"众"反映的内容已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域团体了。再如后羿"因夏民而代夏政"也说明当时的民众的地域关系已较血缘关系更为密切，奴隶制国家的基础已不是血缘关系而是地域关系。"有众一旅"把"众"和"旅"并提，说明夏朝的"众"具有亦民亦兵的双重身份，既是村社成员又是战士，他们在战时被动员以"旅"的形式编组成为奴隶制国家军队。

在整个夏朝，尤其是其初建时期，氏族与国家间的矛盾非常激烈，夏王朝统治范围内的不少氏族，如有扈氏等，曾公开与夏王朝对立，发动武装斗争。很显然，他们借以与夏王朝对抗的还不可能是国家军队，而是氏族武装。这些武装力量的组成形式，和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武装并无太大区别，这是夏王朝统治区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但这些氏族内部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自身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外部条件的影响，它们也在不断地向国家转化，其武装也随之变成国家军队。这种变化是从一部落或氏族接纳其他氏族或部落成员担任公职开始的，这种情况在当时并非鲜见，如夏少康出任有虞氏的庖正，伯明氏的寒浞做有穷氏的相；夏后氏的臣靡，先事有穷氏后羿，后又投靠有鬲氏等均是其例。这种情况的出现，必然会导致氏族血缘关系的瓦解和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国家军队的产生。由上述可知，夏代除王朝国家军队外，还较普遍地存在着氏族武装，并在夏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后羿、寒浞夺权及少康复国，均得力于氏族武装，但这些氏族武装随着氏族制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也逐渐演变成国家军队了。

2。夏代军队的编制和兵种军队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与氏族部落战争的集体械斗不同，国家军队是有组织、有编制的。遗憾的是，有关夏代军队编制的记载极少，其详细情况不得而知。仅就《左传》所载夏少康"有众一旅"推测，"旅"可能是夏代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至于其下有无多级军事组织以及基层组织是什么，均不可知，但有一点是可能的，即军队的编组方法与村社组织形式有密切关系。

关于夏代军队的兵种，从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来看，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可知有步兵、车兵两种。

夏代的步兵，是当时主要的兵种，因为当时还没有骑兵，车兵虽已出现，但就当时生产力水平而言，兵车的生产能力是很有限的，自然车兵还不可能占主导。我们虽然可以推知步兵是夏代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文献中关于步兵的记载可谓凤毛麟角，或语焉不详，其如何编组，如何作战，难以具体描述。

如上所述，在夏代已出现车兵，但数量很少。车兵是以车的出现为前提的，车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淮南子·说山训》说："古人见飞篷而知为车"，先秦诸子多说"奚仲作车"（《世本·作篇》，并见于《墨子·非儒》、《荀子·解蔽》和《管子》等书），据《左传》杜预注："奚仲为夏禹掌车服大夫"，即车正。又，《史记·夏本纪》记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船"，可见夏禹时已有了车。到夏初车已经有相当数量，如《夏书》说："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即把车作为赏功酬劳的物品；《世本·作篇》说："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胲为商汤七代祖先，相土为十一代祖先，据甲骨卜辞证实，他们均生活在夏代。因此，夏代有车是毫无疑问的，而且用于作战。《尚书·甘誓》载："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这里的左、右，一般认为应是车左、车右。从后来车兵的发展可知，车左执弓主射，车右执矛御敌，即使当时未必有如此明确的分工，但以车为中心，左右各自杀敌的车兵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至于车上驾战人员，因没有材料说明，是否有史家通常说的"甲首"以及人数多少，均无以推断。不过有一种可能，因兵车出现之初，数量有限，可能主要为军事指挥人员所乘。但是到夏晚期，车兵不仅数量增大，而且已成为一支攻击力极强的突击力量。如《吕氏春秋·简选篇》载："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士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又《墨子·明鬼下》有"汤以车九两（辆），鸟阵雁行，汤乘大赞，犯逐夏众，入之郊遂"。这两条材料均说明了车兵与车战在夏末已发展到相当规模与水平，并在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夏代的战争夏王朝建立后，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为巩固国家政权和扩大统治，夏统治阶级在400年间，进行了无数次对异己势力和边疆氏族部落的征服战争，其中见于史籍记载的著名战争有：1。夏启攻有扈氏之战启杀益夺取王位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后，夏奴隶主贵族内部发生了新旧势力的矛盾，氏族制与奴隶制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夏统治区内不少氏族对夏不满，起而反抗，其中居住在今陕西户县的有扈氏尤为突出。对此，夏统治者采取了强硬的措施，决定以武力平服。夏启三岁，夏启召集上卿统大军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今陕西户县西南）。战前启同全军举行了庄严的誓师大会（即《甘誓》），历数有扈氏的罪状，鼓舞士气，并强调作战纪律。两军经过激烈交锋，有扈氏大败，战后有扈氏被罚为牧奴。经此一战，欲与夏对抗的氏族闻之慑畏，从而巩固了启的统治地位。

2。夏仲康征羲和之战羲和，为夏统治区内一氏族首领，善观天象，夏王委之以天象官之职。

夏仲康元岁，有日食之象，而羲和未能准确预报，仲康以其失职，派胤统军前往征讨羲和部落。此次征讨，非因叛反，而是因羲和未能尽职，可见夏统治者为显示王权的力量和表明王权的至尊，已不惜兵戎相见，反映了军事与政治制度发展的紧密关系。

3。夏征东夷之战东夷，是对居于黄河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氏族部落的总称。在史前时期，东夷集团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与华夏集团齐头并进，曾多次与华夏族争夺中原，成为华夏族的强大对手，至夏代依然如故。东夷诸部叛服无常，对夏的统治造成极大威胁，夏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和扩张势力，曾数次对东夷大规模用兵。

夏相时曾先后对属于东夷集团的风夷、黄夷等部落发动进攻。

少康复国后，东夷中不少部落仍不服夏朝统治，与夏抗争，东夷诸部中仅方夷来朝。少康以太康失国为鉴，重视发展生产，国力增强，至其子予（又作杼）继位后，开始对东夷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度迁都于老丘（今河南开封陈留北），并且为对付善射的东夷，改善武器装备，改进和发展了兵士的甲胄和矛。东征之战取得节节胜利，一直打到东海海滨，杼因此举而为后世称颂。《国语·鲁语》说："杼能帅禹者，夏后代报焉"极言杼东征东夷对巩固和发展夏王朝的作用，并以之与禹相提并论，深受后代崇敬。事实也证明，杼征东夷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至杼子槐（又作芬）在位时，风夷、黄夷、于夷、方夷等九夷均承认夏的统治而入都朝见。可以说征东夷之战，不仅加强了夏夷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同时使夏王朝的统治由今豫西晋南地区扩展到黄河中下游地区以至淮河流域，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华夏族的形成。另外，如前所说，这场战争对兵器和军队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4。夏少康破寒浞复国之战启子太康继位后，因不恤民众，统治动摇，有穷氏首领后羿借夏众的不满情绪兴兵赶走太康，自立为帝，史称"太康失国"。嗣后，羿之亲信寒浞又夺羿自立。太康弟仲康之子相，于流亡中在帝丘（今河南濮阳县）立国，遭寒浞攻杀。相之子少康被迫投奔有虞氏，在纶（今河南虞城）召集旧臣遗民，积蓄和发展军事力量，准备复国。与此同时，夏旧臣靡也在有鬲氏境内（山东德州北）招纳被寒浞击败的斟灌氏和斟寻氏余众，准备配合少康行动。时寒浞为确保自己的统治，反击来自各方的反对，频繁用兵，致使内部矛盾重重，局势动荡，少康和靡抓住时机向寒浞发起进攻，击杀寒浞二子浇和豷（yi），寒浞代夏遂告失败，少康称帝，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

（四）夏代的兵器兵器的产生是以战争为前提的，但其发展却受社会生产的严格制约，可以说兵器的水平是与生产技术，尤其是手工业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的。大量的考古材料说明，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即夏王朝统治时期，夏王朝统治区域的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工具仍以石器（含木、骨器）为主，但在工具制作上已较以前有了较大改进，石镰、蚌锄、蚌镰等先进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不仅使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进步，同时促进了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当时制陶、制骨等手工业在技术和生产规模方面都有所提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青铜冶炼和青铜器的制作发展得很快并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与上述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夏代的兵器也有了新的发展。从这一时期遗址出土的情况看，就兵器的种类而言，除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的刀、匕首、矛头、锥、戈、镞、斧、铲、棒等型制外，还出现了护身的甲和用于作战的兵车。其中箭头的数量明显增多，质料和制作技术有了新的发展，仅就箭镞来看，不仅有石质、骨质和蚌壳质的，而且还有铜质的。在制作上亦极精到，有的镞身（主要指蚌镞、骨镞）断面呈三角形，脊和两翼刻有血漕，铜镞和制作精良的骨、蚌镞使得弓箭的威力大大提高，而弓箭杀伤力的增强，必然促进防护具的产生和发展，"杼作甲"和"杼作矛"便是在此前提下兵器相互促进发展的结果。当然，甲作为一种防护用具在夏以前即已出现，最早的甲当是用藤木和皮革制作的，主要用于防护前胸后背和手臂，"杼作甲"和"杼作矛"的记载只能说是杼因战争需要而对兵器加以改进的反映。

车，在原始社会就已出现，夏代车已被用于作战，对此前文已述。但关于当时战车的型制，史籍却没有详载，据《管子·形势篇》载："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相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说明夏禹时制车技术已很高超，至夏代战车的制作技术当又高于夏禹之时，更加牢靠坚固，故能用于作战。兵车作为一种新的武器装备，使兵制和作战技术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出现了新的兵种--车兵以及因兵车作战的特殊性而引生的车兵战术。

但是，就总体而言，毕竟夏代的社会生产力还比较低，当时用于装备军队的兵器仍以弓箭和木石制作的兵器为主，即仍处于石兵器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甲和兵车虽已出现，但其数量是很有限的。

五、商代的军事（一）商代军事概说商，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部落，子姓，始祖名契，传说是有娀氏女简狄吞玄鸟（燕子）卵而孕生，即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契和禹同处一个时期，均是当时中国北方重要部落的首领。契为首领的部落最初活动于番、砥（今翼南滹沱河、漳水之间）一带，后几经迁徙（传说凡八迁）至十四世汤居于亳（今山东曹县），该部落在七世上甲微时已开始向国家转化，到汤时发展成为黄河下游一个强大的方国，进而从夏的属国变成与夏抗衡的敌对力量。

而夏王朝到孔甲在位时，因其"好鬼神，事淫乱"，致使国势渐衰，"诸侯畔（叛）之"（《史记·夏本纪》），又历四世至桀在位时，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桀虽非一无能君王，欲极力摆脱孔甲以来的困境，然而却依恃王权，专横残暴，排除异己，生活靡烂，其结果不仅不能振弊起衰，反而落得万民厌恨、方国叛离的结果。

当夏王朝众叛亲离之际，商汤则在伊尹、仲虺等贤臣的辅佐之下，积极准备向夏发动进攻。但商毕竟为夏之属国，而以夏王为中心的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普遍确立，欲伐夏则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因此汤为了能顺利地伐夏，一方面广布仁德，收天下人之心；另一方面利用各种途径展开宣传战，揭露夏王的罪状，逐步使自己取得代天之罚、众望所归的地位。考虑到夏历时400年，尚有一定的实力和号召力，因此采取试探进攻的办法，曾两次拒绝向夏朝贡，并派伊尹潜入夏廷观情，当时机成熟后，便运用先剪除枝叶、后直捣根基的战略，先攻灭了尚支持夏王朝的葛、韦、顾、昆吾等方国，然后采取大迂回作战，绕至夏都西面，攻其侧背，断其后路，最终与夏军在鸣条展开决战，逐灭夏桀。商历时18年，凡"十一征"而终灭夏。

商汤得天下，并不意味着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而是奴隶制国家政权的更迭，因此其统治并没有发生质变，仍是奴隶制的延续和进一步发展。就整个商代的军事而言，举凡军制、战争、兵器、兵法等诸方面，在夏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从兵制看，商代兵制进入了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王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军队管理体系的开始完善以及军队人数的增加。当时实行的虽然仍是民兵制度，但已有了王室军与方国军的明显区分，而且军队编制、兵员、隶属关系等已出现较为固定的迹象。从战争来看，除灭夏立国之战外，其战事仍主要表现为巩固和扩大统治的征伐，但其对象主要是边疆的部落氏族或方国，因此战争不再是对中原的争夺，而是开疆拓土的远征。从兵器看，商代木石兵器虽然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及战争的发展，青铜兵器已明显增多，并在战争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兵车的使用也较前增多。随着军队编制和兵员的相对固定以及兵器的发展，军队训练和相应的战术有了较明显的进步。总之，由于上述诸因素的发展变化，国家统治者驾驭军事行动的战略水平明显提高，军事活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显得愈益重要。

（二）商代的兵制--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展1。商代的军队军队的发展受制于政治制度的发展。商代是中国奴隶制发展时期，在商王朝统治的广大范围之内（据文献及考古资料知商统治范围东临大海，西至陕西西部，北抵辽宁、河北、内蒙一带，南达汉水流域），以王都为中心，因距统治中心的远近而有明显的层次之分，简单地说，即有"内服"与"外服"之分。所谓"内服"，即以商王朝都邑为中心的邦畿之地，是商王朝直接有效的统治区域，设有百官（百僚、百辟）进行管理。而"外服"，则是指邦畿以外的列国（方国），是邦伯（诸侯）治理之区，承担护卫王畿，奉命征伐，缴贡纳赋的义务，与商王朝的关系相对松弛。与商代这一统治格局相适应，其军队也存在着王室军和方国军两大系统，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央军与地方军。受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和夏代军队一样，虽然地缘关系已占主导地位，但仍有以血族集团为基础的武装，并同时存在两类军队之中，使商代军队的构成仍带有氏族社会的某些痕迹。

从大量的甲骨卜辞和一些文献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王室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以地域为准，以"众"为兵源编组成的"师旅"；一是以血缘为准，由王室或其他世家大族之族众为兵源组成的"族军"。

（1）王室军商代甲骨文中的"■"字，隶书写作"■"，孙诒让、罗振玉及郭沫若等史学家均释为"师"，与夏代就已出现的"旅"一样，都是商代军队的编制单位，甲骨卜辞中有：丁酉贞，王作三■，左、中、右（《粹》597）；翌日，王其令有旅左眔■见方，，不雉众？（《屯南》2328）；丁卯卜，■贞，我■亡■（《合集》四，11274　正）；丙午卜贞，自于■■，十二月（《合集》三，5813）；■王其以众合右旅（眔左）旅■于佳，？（《屯南》2350）；右旅■雉（王）众？（《屯南》2064）。

从以上关于军事的卜辞材料中不难看出，"师旅"是商代的军队编制单位，再从师分左、中、右；而旅除左、中、右外，又有"王旅"（《合集》三，5822）、"我旅"（《合集》5824）之称。这里的"王旅"、"我旅"，可能就是"中旅"，而冠以"王"、"我"，并不以序称，因为三师均为王有，如"旅"与"师"同，则如此称呼大可不必，因此"王旅"、"我旅"当指为王直接统辖的较师低一级的军队。与夏、周军队前后比较，夏仅有"旅"，西周则有"西六师"、"成周八师"，可以看出商代军队是处于承上启下的动态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在夏代"旅"的基础上，由于军队的扩大而有了比旅大一级的单位，但其数量又少于西周时期。因此，"师"是商代最高的军队编制单位，"旅"为次一级军队编制单位。然而在商代，旅之下还没有象周代那样系统而具体的基层编制单位，这正反映了商代"师旅"是由夏代的"旅"向周代的伍、什、两、卒、旅、师、军发展的过渡阶段。在商代，师不仅是军队的编制单位，而且还被用于称呼军队以及用作人名、职官和地名。

关于"师旅"的兵员来源，从前面所引卜辞第二、五、六条中可知，"旅"是由"众"组成的，而"师"作为最高一级的编制单位，是在旅的基础上组建的，其兵员自然也是来源于"众"。关于"众"的身分地位，目前史学界尚有歧义，但从卜辞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众"既应召征战，又田猎、■田、并甾王事，很明显他们不是奴隶，而是以地域关系为主（也相对地因族而居）的平民百姓，他们具有亦兵亦农的双重身份。

除上述由"众"组成的"师旅"外，"族"军也是构成商王室军的另一支重要力量，甲骨卜辞对此有较多记载：己亥贞，令王族追召方（《南明》616）；叀三族马令？眔令三族？叀族令，乙酉卜于丁令马（《宁》一，506）；己亥，历贞，三族王其令追召方，及子■（《京》，4387）；癸巳卜，王其令五族戍眔伐（《粹》1149）；丁酉卜，王族爱多子族立于召（《南明》224）。

上述材料中的王族、三族、五族、多子族等，很显然是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的团体，而这些团体参与重大军事行动，自然就是商朝国家军队的组成部分。据考证，它们是商王的亲族或商王同姓族①，这些族军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有单独应召征战的情况。它们也有可能作为一个独立单位被编入"师旅"之中，如前面提到的"王旅"或许有此同等的含义。族军的存在是当时所处社会阶段的反映，在氏族公社时期，军事组织表现为全民武装，而进入阶级社会后，武装为统治阶级所把持，奴隶被剥夺了作为战士的权利。但是血族的因素在当时还是无处不在，因此，作为氏族制的遗痕，氏族武装在显贵的奴隶主贵族中仍得以保存，并持续到此后相当长的时期，成为奴隶制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之一。

（2）方国军在商王朝统治的广大地域内，有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方国（诸侯）。《逸周书·殷祝解》说："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第八章中说卜辞中所见方国共有48　个，而据近人统计却远远超出此数，不下七八十个。这些方国大多是由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自然发展而来，而不是王室分封的，它们大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些武装独立于王室军之外，自成体系，我们将它们统称为方国军。有关方国军的情况，甲骨卜辞中记载颇多，如：五日丁酉，。。沚（商之属邦--引者注）■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吾方亦侵我西鄙田。（《菁》二）；己卯卜，■贞，苦方出，王自征。。（《乙》1330）；王比兴方伐下危（《缀合》，151）；小臣牆从伐，禽危美■人艹人四，而千五百七十，■百，■丙，车二丙（辆），盾百八十三，函五十，矢■（《续存》下，915）；。。尺方■出，伐我■（《粹》，1152；《合集》九，27882）；大方伐■艹邑（《粹》801）。

不难看出，以上所提到的方国均有自己的军队，如危方等还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人数亦众，因而与商或商之属邦发生战争。另据丁山《商周史料考证》所说，武丁时曾先后征伐土方、马方、祺方、印方、龙方等20　多个方国，所有这些方国用以侵扰商王朝和与商王朝对抗的武装无疑都是自己的军队。

①　林沄：《从子卜辞论商代家族形态》，见《古文字研究》第一辑。

方国军的存在是毫无疑义的，但关于方国军的具体情况，因材料欠缺，难以说明。陈恩林在《先秦军事制度研究》中，据代商而起的、作为商北部方国的周方的有关文献记载，参照甲骨卜辞及周代铭文的有关内容，认为方国军的建制系统与王室军大体相似，或以"师旅"为编制单位，或以"族"为编制单位，或二者兼而有之。

（3）王国军与方国军的关系商代军队有王室军与方国军两大系统，且在建制上大体相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等的，地位也不是平等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受政治关系的支配，王国军与方国军的关系如同王室与诸方国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一种中央与地方的"臣属的关系"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和不稳定性。所谓原始性，是指这种王室与方国诸侯的关系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宗法关系，正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见《观堂集林》卷十）中所说的一样，商代的"王"只是"诸侯之长"，还带有原始社会氏族部落联盟首领的痕迹，不像周代的天子是"诸侯之君"，与封建时代朝廷和诸侯之间的关系更是相距甚远。所谓不稳定性，则是指这种臣属关系呈现出一种动态转变和逐步加强的趋势，由于商王仅为"诸侯之长"，一方面，在一定时期之内，那些居处于商王朝有效统治区边缘或以外的方国，因没有受到商王朝的直接统治，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其首领在甲骨卜辞中称为"伯"，它们有的在名义上臣服于商朝，但实际上以商王朝统治的强弱而叛服不常。方国臣服于商，其军队则有可能为商王所用；反叛于商，其军队则成为商王室军的敌对力量和征伐的对象。另一方面，随着商王朝统治的不断加强和扩大，以其统冶中心为基点，其势力呈波状向四面扩张，距王畿较近的方国先被征服，然后被商王室所封而由方国转化为受商朝直接统治的诸侯，其军队也就成了商朝军队的一部分，听从商王朝的调遣和支配，承担为商王室守边或征伐的义务。因此，王室军与方国军的关系既有对抗，又有由后者不断向前者转化而纳入同一体系的趋势，其对立与转化以方国对商王朝的顺逆为标志。商代这种相互对立和转化从未停止过，只是作为对象的个体即方国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这是商代政治发展趋势在军事上的反映。

综上所述，商代的军队有王室军与方国军两大体系，两类军队有着大体相似的建制形式，但又具有各自不同的性质。王室军是商王朝最主要的军事力量，方国军则是一种因商王朝强弱而具有两重性的军队。当王室军强大，使方国臣服于王室时，它就成为了王室军的辅助力量；而当商王朝对它们还不能实施有效统治或统治削弱时，它们因未臣服或反叛王室而成为王室军的敌对武装力量。周由商的一方国，从臣属于商而又最终伐而代之，便是最有力的说明。

2。商代军队的编制与兵种（1）军队编制如前所述，商代军队的编制有"师旅"和"族军"两个系统。以"族"

为单位的编制，因史料欠缺，其具体情况难以确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族军"是氏族武装的孑遗，根据氏族社会军事组织与村社组织相统一

①　杨升南：《卜辞中所见诸侯对商王的臣属关系》，见《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这一公认的结论，可以推知，"族军"的编制大概也是采用与村社组织相同的"十进制"组成形式，这也许比较接近当时的事实。

关于以"师旅"为单位的编制，史料亦缺乏，但有一点是大家所共识的，即"师"是"师旅"这一编制系统的最大建制单位。关于"师"的人数，目前史学界尚有歧义，一般认为，商代军队的组织与村社组织相统一，虽然军、师、旅、卒、两、什、伍的编制体系到西周时才形成，但周制非在短期内凭空形成，必有其渊源和过程，也就是说周承商制。考古材料显示，殷墟侯家庄大墓的殉葬人多为一排，墓外的排坑多为10人一坑，第1004　号大墓出土的兵器（戈、矛）亦为10　件一捆，由此可以推测在商代已有"什"的存在。再者，在《尚书·牧誓》中，"师氏"（"师"的统帅者，即"师长"）排在千夫长之前，千夫长即为"旅"之长。另外，商代军制中，同级单位并列者有三，即左、中、右，则一"师"当由左、中、右三旅组成，而每旅以3000人计，每师有徒步9000，加上战车甲士，号称一万。

"旅"的组建情况，根据上述十进制与三进制相结合的原则，应是十人为什，百人为行，左、中、右三行为一"大行"，左、中、右三大行构成一旅，计3000人。这正与卜辞中"登人三千，登旅万"相符。

从军队的统帅指挥来看，各级编制单位均有其长官，"旅"无"旅长"

之名而称千夫长，师之长官则称"师长"、"师氏"，此为商代最高的统兵官。在重大军事行动中，由于当时存在着村社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统一的特点，反映到军事上则表现为卿将合一。除商王亲自率军征战外，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由商王任命王妃亲贵统军出征，统揽全权。在军事指挥上由师长、千夫长负责，再其下的编制单位则由各级村社组织的首领统带，他们在平时组织村社群众从事生产，战时则召集所属社民组军从征，由村社管理官员变成基层军队组织的统兵官。因此，商代军队具有越是基层建制单位越带有氏族制度遗迹的特点。

（2）兵种商代军队的兵种主要有步兵和车兵两大类，而此两者之中又以步兵为主，前面所说的编制情况也是针对步兵而言。在实战中，以十进制组成的步兵，以三个独立单位（左、中、右）协同作战，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源于原始社会时的围猎。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在追捕野兽时往往是分队三面围追，开其一面，使猎物不致四面突跑。由于步兵有较完善的编制体系和较成熟的作战方法，因此经常独立作战，尤其是在边远山区作战。步兵的征战叫做"步伐"，即不骑马、不用车，在整个商代这是最主要的作战方式。在甲骨卜辞中多有关于"步伐"的记载，如：壬子卜，■贞，■乞步伐■方，受有祐。十二月。（《粹》1072）；庚寅卜，■贞，今呇王其步伐夷。（《乙》7818）；己亥卜，■四月令■步［伐］■。（《龟》2、14、6）；》甲午王卜，贞，乍余。。，朕祈酒，余步从侯喜征人方。（《通》592）。

车兵是商代的一支辅助兵种。商代有车兵是公认的事实。甲骨文"车"

字作"■"、"■"、"■"、"■"等形，《尚书·牧誓》孔疏引《风俗通》说："车有两轮，故称为两"，一"两"即兵车一乘。"两"，甲骨卜辞作"丙"，已用于作战。如前文引"小臣牆从伐，禽危类。。。，■丙、车二丙，。。"，又《吕氏春秋·简选》说商汤率"良车七十乘，必死士六千人"伐夏；《墨子·明鬼下》说"汤以车九两，鸟阵雁行"伐夏，这些都说明夏末商初战车和车战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其具体情况尤其是编组配备等，卜辞及古文献几乎没有记载。车兵的编组当与步兵有别，一般认为后来周代车兵是仿商朝车兵的编配而来，《诗·鲁颂》郑笺云："兵车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商代考古发现已证明了这一说法。在安阳殷墟商代后期宗庙遗址旁，发现了各埋车一辆的五个坑，车坑呈品字形排列，每坑中与车同葬的有3人及大体相同的各种兵器（弓、矢、戈、刀等）3　套，另外，有3　个坑各埋挽马2　匹，余两坑埋挽马4　匹。可见这些车显然不是交通工具而是战车，这正说明商代车兵的配备情况与周代相同，即一车有甲士3人，左执弓主射，右持戈主刺，居中者则主御马驾车。同时，从上面所引考古发现还可以知道，当时兵车以5　辆为一作战编组单位，又据殷墟西北冈的一大墓内，曾出土25　辆战车，此即是《司马法》中所说的"正偏"（清代学者黄以周在《礼书通故》中对此有专门论述），但这只是较大的战车编组单位，而不是最大的编制单位，因为甲骨卜辞中常有"登射百"（《合集》三，5760　正）和"三百射"（《合集》三，5769　正和　5700）的记载，以一车配一射士为制，"射百"即表明有战车百辆，"三百射"则有车300　辆，这应是目前可推知的商代最大的战车编组单位。在商代，车、步兵各自可以独立作战，但已有了以战车为中心，配以步兵的混合编组情况。前面所引殷墟商后期宗庙遗址前所埋5　辆战车的最前一辆的两旁，埋葬有5人一组共15名步兵，这些步兵显然是配属于这些战车或最前面这辆战车的。战车与步兵的编配，后来即发展成为合成的军队编制--"乘"。

如上所述，商代的车兵已有一定的数量，在战争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我们也注意到，自灭夏之战建立商朝后，中原相对平息，商代战争尤其是武丁以后的战争多是对边疆山区方国的征伐，而战车的构造及其作用限制了其在边远山区的使用，甲骨卜辞中的记载也多为"步伐"，未见有以兵车远征者。因此，由于商代尤其是中后期征战对象的特殊性，战车在当时的使用应该是比较有限的，车兵数量也当是很少的，车战的战术也还不发达，仍处于车兵发展的早期。

（三）商代的战争1。商代战争概述战争是政治手段的延伸，商以灭夏之战建国，而在中原确立统治之后的战争，以盘庚迁殷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商王朝对各方的战争，因目前所见材料极缺，除《竹书纪年》所载的征夷、征班方、征戎以外，其他战事未有记述，但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这一时期的战争主要是针对中原各地反叛不服之方国。而自盘庚迁殷以后，即商之中后期，中原各地业已平定，经济发展，国力兴盛，军力强大，因此势力逐渐达于边疆地区。与此同时，南、北、西各方的外族如狄、羌、荆楚等，经长期发展，势力亦渐强大，并时常与周族接触，侵扰商之边属。因此商代中后期的战争主要是对边疆的远征，通过这些远征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了商王朝的统治。从当时战争规模之大、时间之久，亦足证狄羌、盐蛮等族的实力之强。到武丁时，边疆方国和外族已构成对商王朝统治的重大威胁，最后商终为新起的周族所灭。2。商代重大战事（1）汤灭夏鸣条之战夏末，商族崛起，至汤时成为一个强大的方国，而夏政衰微，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出现了灭亡之兆。在此有利形势下，商汤积极进行灭夏准备，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他罗致贤能，知人善任，以伊尹和仲虺为左右相，在政治上展开强大的攻势，一方面宣传揭露夏统治的暴虐，另一方面采取"宽以治民"的政策，极力扩大自己的影响，争取各方国的支持与拥护，当时不少方国归附于商。如《史记·夏本纪》载："汤修德，诸侯皆归商"。又如《墨子·非命篇》谓："汤时诸侯与之，贤士归之"。由于商汤采取了这些办法，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因而商的力量逐渐发展起来。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夏历400年，虽衰败而其统治基础犹存，在方国中还有一定的号召力，"诸侯"对夏王仍是敢怒而不敢言。商与夏相比，力量毕竟还小，实际上，就连商本身也还是臣服于夏，听其命而朝贡之。但商的发展引起了夏的注意，关系紧张，致汤被"召而囚之夏台"，只是汤假意忠诚，向桀进贡大量物资，才被释放。在此形势下，汤清醒地认识到，要灭夏必须谨慎从事，不可轻举妄动，所以在继续加强争取各方面支持拥护的同时，为察明夏朝内部的情况，曾两次派伊尹到夏朝任官，充当间谍，以观夏政并与夏臣联络。伊尹居夏三年，归而告汤，称夏内部"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社会上流传着"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和"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民谣，认为夏桀已处于天怨人怒的危机状态，可代而灭之。汤采纳了伊尹的建议，下定灭夏的决心，并与伊尹一道共同谋划，制定了先剪除枝叶，再彻底铲掉根基的灭夏战略方针。因此，商汤伐夏是以亳（今河南商丘一带）为中心，逐次兼并周围与夏族有关之诸侯。

汤之灭夏自征葛始。葛为夏之属国，在今河南宁陵北，与亳为邻。伐葛的理由为"葛伯不祀"。祭祀上天神祖在当时已深入人心，不祭祀则被视为背天离德，人所共弃。商知葛伯不祀，派人质问，答无以祭神之牺牲，汤派人送去牛羊，葛伯尽食之仍不祀，又使人问之，答无以祭祀用之黍稷（粮食），汤复派人前去助耕，并派老人儿童前去送饭，葛伯率人夺取酒食，杀死送饭童子。汤就此事以复仇名义一举攻灭葛。此战征伐的对象葛实为一小方国，战争规模极小，时间亦极短，但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却异常显著。此战不仅剪灭了夏的一个属国，损其羽翼，而且检阅了商军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大大提高了商之威望，博得各方赞扬，称其为正义之师。各地不堪夏政之苦的百姓，如久旱望雨一样，盼望商汤军队的到来。

初战告捷，形势对商大为有利，于是紧接着商汤发动了进一步剪除夏朝羽翼的战争，所谓"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藤文公》）。此"十一征"主要包括灭韦、灭顾、灭昆吾等战争，此三者均为支持夏王之方国，韦在今河南滑县东，彭姓；顾在今山东鄄城东北，己姓；昆吾在今河南许昌附近，己姓。"十一征"的结果，使夏王朝东部屏障尽失，为直捣夏都扫清了道路。

为了探明夏的实力，试探各方国对攻夏的反应，商汤有"景亳之命"，召集归附各方国（"诸侯"）会盟，申明代天伐夏之命，各方国不仅没有异议，而且均表示支持，商汤更有了信心；同时采纳伊尹的建议，绝贡于夏，以观其变，夏桀立即调动九夷之师准备伐商。汤遂知夏桀实力尚强，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根据伊尹的计策，"谢罪请服，复入职贡"，假意臣服，养精蓄锐以待时机；并派伊尹再度赴夏，结交失宠之妹嬉，联络夏臣，了解到夏桀更加残暴，武伤百性，诛杀重臣；窥知夏桀对众叛亲离、末日将至的恐惧，他曾梦两日相斗，西方日胜。伊尹回而告汤，汤当即决定再次绝贡，以试探各方面的反映，桀复召九夷之师讨汤，并在有仍召诸侯会盟，结果，不仅九夷之师不应，而且有缗氏还公开反夏，桀不虑情势，出兵伐有缗。汤认为时机已成熟，遂决心对夏发动大规模进攻。

汤灭夏战争过程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呜条之役，在此战役之前，汤与伊尹制定了战略迂回的进军计划，率大军从亳出发，绕道至夏都西面，一者为了出其不意，突然袭击，断其退路，再者由西向东攻击可以加剧桀迷信"西方日胜"的恐惧心理，从精神上促其崩溃。

战前，汤举行了庄严的誓师大会，阐明畏天命、代天致罚、兴师伐夏，是因为夏王罪大恶极，接着历数夏桀种种罪行，渲染民众的怨愤，并严明赏罚，激励士兵同心协力，攻灭夏朝。

商汤率军绕道西进，继而渡过黄河，两军在有娀曾有小规模交战，商军直逼夏都，夏桀率军仓促应战，两军大战于呜条（在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一说在河南封丘东），夏军大败。桀东逃至三■（

ōng，在今山东定陶）被商军俘获，相传桀后来被汤放逐于南巢（安徽巢县境内），夏遂灭。

汤灭夏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一个著名的战例，夏桀的失败与商汤的胜利，一方面由于夏政治的腐败残暴，众叛亲离，陷于孤立，即《史记·夏本纪》中所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所致；另一方面则是汤善于采用和实施各种措施政策，寻求最广泛的支持与拥护，壮大自己，削弱敌手，尤其是任用伊尹等贤能和展开有力的宣传战，并注意情报工作，使灭夏的准备极为充分。而在灭夏计划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汤能根据形势的发展，采取蚕食政策和迂回作战的战略方针，使每一次军事行动都胸有成竹，稳操胜券。

综观汤灭夏之战，汤长期谋划，其用心极深，持之时久，终达目的，不仅灭亡了腐败残暴、失却民心的夏王朝，建立了商王朝，在政治上具有极重大意义，而且在军事上也有其开创性，在宣传战、间谍战、心理战、孤立战以及大规模迂回行动等方面均有巧妙运用，不失为中国战史中一个突出的战例。

（2）武丁征鬼方之战这是商王朝征服边疆方国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发生在武丁（高宗）时期（公元前1324～1266年）。商朝从建国至武丁时，已历22　王近200年，此时中原地区早已平定，政治、经济发展，军事力量强大，达到极盛时期。开疆拓土不仅非常需要，而且有了可能，于是商加强对边远方国的控制，势力不断向边疆扩张。与此同时，商统辖范围以外的各族，如北面、西面之狄、羌，南方之荆楚等经长期发展，势力也逐渐强大，也有意向中原扩张势力，侵扰商边境之事日见增多。高宗伐鬼方之战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鬼方，居处于商之西方及北方，活动地区大概在今陕北及河套一带，当时商之属国与鬼方及北方的土方相接壤者有■、沚二部。

武丁二十九年（公元前1296年）二月，商之方国下旨（地点不详）叛反，武丁遣大将望乘前往征讨，土方与鬼方乘机侵扰沚境，沚告急求援。三月武丁即"登人五千"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分阶段重点打击的办法，先专攻土方和平下旨，至十二月下旨之战结束，接着开始进攻鬼方。

武丁于攻鬼方之际，深恐渭河流域的周人及陇西的羌方伺机行动，特遣蒙侯加以防范，此时鬼方与土方加强联盟共同对抗商军，战事非常激烈，规模日益扩大。武丁三十年七至九月期间，武丁曾七次下令增调援军，每次三千或五千，在不到40　天的时间内就征调了二万三千人；并遍祭祖先及诸神，祈求福祐，可见战事之紧张。在商军强大的攻势之下，至武丁三十二年底（公元前1293年）鬼方终于溃败，商军胜利班师。

此次战争因商王朝与外族扩张势力的矛盾冲突而引发，由征下旨开始，征伐对象除下旨外，还有土方和鬼方，其中以对鬼方作战为主，战事持续达三年之久，动用了大量的军队，堪称为商代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即使是在商以后持续如此之久的战争亦不多见。战争的结果以商的胜利而告终，不仅平靖了边患，而且扩大了势力范围。

（3）商伐羌之战羌为商朝西方的一个部族，主要活动于今甘肃、陕西西部，山西西南及河南西北一带，早在商初，羌与商王朝就有着密切的关系。《诗·商颂·殷武》载："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说明在汤之时，羌人就臣服于商，成为商朝众多方国之一，因称"羌方"。但随着其内部社会经济的发展，势力不断扩大，逐渐从"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而变成对商的不断反抗，因此甲骨文中商不断对羌用兵的记载甚多，如"令五族伐羌"、"妇好伐羌"以及"追羌"、"执羌"等，其中妇好征羌最为典型。妇好为武丁之妻，曾多次征兵亲率出征羌、夷、土方等部落。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西北发掘其墓葬，出土文物中的偶方彝，三联甗、铜镜等铭文中均记有其伐羌事迹，与文献记载相应合，其中一次率兵一万三千人代羌。妇好伐羌是我国历史上有关妇女统兵征战的最早记载。

（4）商伐荆楚之战荆楚，为商南方之一部族，主要活动地区在长江中游及汉水流域一带。

商伐荆楚发生在武丁时期征服鬼方、羌方之后。关于此战，卜辞中未有记述，仅在《诗经·商颂》中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衰荆之旅"的记载，详情难以知晓。但就该条材料可知，商军伐荆楚，规模应不算小，且深入荆楚地区，给荆楚以重创。很显然经此战，商朝的势力向南扩展至长江流域。

（5）商征盂方之战商朝末期，江淮一带的夷人强盛起来，武乙时便"分迁淮岱，渐居中土"，与商发生直接冲突。帝乙时，东征夷方，不意中途为盂方截击。盂方为商一方国，在今河南睢县西北（《辞海》；另一说，董作宾《殷周战史》："盂方大概为羌方附近之方国。"），帝乙便转而亲征盂方。据卜辞记载，此次战争具有相当规模，不仅商王率军亲征，而且大获全胜，擒方伯3人，俘1570人，战车2　辆，盾牌180　个，甲胄50　具。可见战争已达到较高水平和盂方军装备之精良。此战中军队投入数量之多，武器装备的精良，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原方国社会发展已达到很高水平。

（6）周族的兴起与商周的早期冲突周，是由姬姓的一个古老部族发展而来（详见后文），在商代是商的一个方国，主要活动于陕西渭水、泾水流域，到季历（文王之父）时势力渐强，不断扩张，发动对其周边部族的战争。先是伐西落鬼戎，俘其部落首领12人，又攻燕京之戎，受挫，经休整后又打败无余之戎和翳徒之戎。到文王姬昌之时，又连续征服昆夷（活动于陕西洛水流域的游牧部族）、密须（活动于甘肃灵台西南）、阮（活动于甘肃泾川东南）、共（泾川北）等附近部族后，转而向东发展，先争取虞（山西平陆）、芮（陕西大荔）两族归服，又击灭黎（山西黎城）、邗（河南沁阳）等方国，然后集中兵力指向亲商的崇国（位于陕西户县）。周的强大与不断扩张，引起了商的注意，商为扼制周的发展及进攻，多次发动对周的征伐。卜辞中亦常有"寇周"之记载，如"令旅族寇周"、"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等，在早期商周军事交锋中，重大战事有周灭商之属国崇之战。战前，周王誓师，严明纪律，经三十天的围攻，崇人拒不投降，周军使用云梯及攻城临冲车发起猛攻（《诗·大雅·皇矣》），一举灭崇，并在崇地建立丰邑，将都城由歧下迁于此。此战不仅显示了周的实力，而且使渭河平原尽为周有，为灭商创造了条件。

（7）商纣王攻东夷之战商朝末年，生活在今山东、江苏一带的人方（属东夷集团）逐渐强大，不断向商统治区扩张，约在公元前11世纪之初，商纣王为平服东夷的反叛，发动了对东夷的大规模战争。经激烈的战斗，东夷各部先后被纣王征服，俘获大批物资及夷人并作为奴隶。此战是商王为维护自己的统治的穷兵黩武，其突出的掠夺性正好暴露了商王朝国势的虚衰。

（四）商代的兵器商王朝建立后，汤吸取夏桀灭亡的历史教训，体恤民情，注意组织发展生产，曾告诫各级官员"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及大罚殛汝，毋予怨"（《尚书·汤诰》），所以当时社会矛盾比较缓和，奴隶制得到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较多的劳动力，社会经济获得长足进步。作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农业，由于工具的先进、耕作技术的提高和耕种面积的扩大，农业经济极为繁荣，不仅显示其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为供养、发展军队方面提供了物资基础。商代畜牧业也较发达，驯养的畜类增多，数量也极为可观，有时一次祭祀就用上百头牛羊。驯马显得日益重要，设有专职的"马小臣"等负责王室马匹的饲养和管理。畜牧业的发展为商朝军队提供了运载能力，使军队的机动性大为提高。

与兵器生产密切的手工业也有了飞跃的发展，尤其是王室贵族控制的手工业部门，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表现为专业的进一步分工和产品种类、数量的增多，其中青铜冶铸业尤为突出，不仅远胜夏代，而且显示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如安阳殷墟5　号墓仅为一座中型墓，其随葬铜器就有468　件，总重量达1600　多公斤，而且所有器物造型别致精巧，可见铸造技术极具水平。这不仅反映商代青铜冶铸技术的精熟，而且也说明当时已有了相当大的生产能力，这就为青铜兵器的生产创造了技术条件。

商代的青铜手工业，为大小奴隶主所掌握，实行集中经营管理，除制造礼器、用具外，主要是生产兵器，从考古发现的商代都邑遗址中，发掘出以铸造刀、镞为主的作坊。当时的兵器种类有戈、矛、钺、戚、刀、镞（箭头）、盔等。

戈，是一种装有长柄的勾形兵器，有锋利的双面刃和前锋，柄长一般约3　米（六尺六寸），其基本性能为既可以勾割，又可以啄击。戈起源于原始人群狩猎的工具，最初是模仿兽角和鸟啄的形状，将兽角绑在木棍上，以起到延长手臂的作用，这是戈的雏形。后来出现了打制的石戈，石戈的特点是"本粗而末尖"。当青铜铸造业出现后，青铜戈也随即产生，铜戈仍是仿照石戈制成。殷墟早期出土的铜戈只有援和内，这时的戈是与柄成直角安装在柄上的，安柄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内安柲"（bì，即柄），就是把戈从内插入木柄头的槽孔里；一种是"銎安柲"（銎qióng，即孔），就是把木柄插入戈的銎孔里。两种安柄方法比较而言，后者较为便利，但不如前者牢靠，在勾、啄敌人时，銎安柲的戈往往会左右松动或向外倾斜，影响杀伤效果。因此后来趋向于"内安柲"的方法，并加以改进，在戈内的中央穿一小孔，同时在柄槽两边与戈内小孔相对应的位置也凿孔，用木棒将戈和柄贯栓起来，使戈和木柄的结合更为牢固。随着使用经验的积累，到商中后期，戈的形状又有改进，开始将戈的内改为弯曲的勾状。

戈是车战的基本格斗武器。商代车战已有相当的规模，因此戈已被大量使用，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随葬兵器中有2／3　以上（91　件）是铜戈，而在殷墟西区聚葬地出土的青铜兵器中，戈也约占2／3。

矛［又叫鉇（shī，同鉇、铊、鉇）、。。（cōng）、■、（shuò）、铍（qí）］，是一种装有长柄的尖状刺杀兵器，亦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狩猎工具，最早是用尖形的石块或骨角作矛头，绑在竹木杆头，用以锥刺。石或骨角质的矛头无定形，以尖削为特点，到青铜时代，才有较一致的形制。根据殷墟出土的大批实物来看，商代的铜矛，矛头呈尖叶形，刃部有双锋，下部是安柄的铜形銎，銎部两侧有环或孔，用以系缨。安柄的方法有两种，一种直接透于矛头；一种仅止于矛銎。商代矛头还有一个特点是銎比刃长，到周以后，銎与矛的长短比例以及脊角的数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祥见后文有关西周的兵器一节）。矛柄长一般为一丈八尺（550cm）。矛是古代步兵使用的主要格斗兵器，在商代已有大量的使用，如殷墟1400　号大墓墓道中出土有成捆的矛700　支，每捆10　支。

斧、钺，斧、钺形制相近，区别在于钺刃宽大，柄长；斧刃窄，柄短。

据《说文解字》释"大者称钺，小者称斧"。斧、钺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石斧，随着青铜铸造业的出现而改用铜制。斧、钺安柄的方法，最初为内安柲，这种方法不够牢固，后改为"銎安柲"。斧、钺虽均为砍劈兵器，但钺在商代主要作为军权的象征，因此钺除青铜制作的以外，还有用玉制成的。古代军事首领在军事活动中常常杖钺执旗以指挥军队。一般来说钺的大小与军权的大小成正比，已发现的大型铜钺刃宽近40cm，重达5000　克。据《六韬·军用篇》记载，武王军中有"大柯斧"，刃宽8　寸，重8　斤，柄长5　尺多，名为"天钺"。从殷墟出土的兵器来看，斧、钺在商代已是重要兵器之一。殳（Shū），又叫做杵（chǔ）、杖、棒，是一种竹木制成的打击兵器。在夏、商、周三代均列为五兵之一，是军队中的基本兵器之一，多用坚木削制而成，长丈许，上端有棱、尖，既可像木棒一样击扫，又可以挑刺。因其取材和制作均较简单，因此可以大量生产和装备军队。商代虽然青铜冶炼和铸造工艺已相当发达，但因原料开采和制作工艺都较复杂，所以还不可能完全代替木石兵器。当时在军中殳类兵器仍大量使用，《书经》中即有载："武王伐纣，战于牧野，前徒倒戈，血流漂杵"，杵即是殳。这种兵器直到春秋时仍有使用，而自春秋以后，殳的质材和形状都有改变，从单纯的木制发展为套有尖角形的铜头或铁头，此外尖头后部还有球状铜箍。

刀，是一种近接肉搏用的砍杀兵器，由原始社会的石刀发展而来。商代的青铜刀数量极少，且型制非常短小，作甲士护身之用，仅为一种辅助兵器。1975年在甘肃东乡村马家窑遗址和永登连城蒋家坪马厂文化遗址，分别出土的铜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两件青铜刀，距今已有4000多年，其形式尚未脱离石刀的特点。从殷墟出土的商代铜刀看，较夏代有很大进步。商代铜刀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直脊的，一种是弯脊的，一种是直脊而首部上弯的，有的握柄上还有抵环。

弓箭（矢），是一种抛射兵器，能在较远距离外杀伤敌人，且命中率较高。弓箭亦是由狩猎工具演变而来。狩猎是原始社会人们获取生活食物的主要手段，开始是用石块、木棒等向目标投击，但投掷的距离很有限。经过长期与野兽斗争的经验积累，将树枝弯起来用绳索绷紧做成弓，用削尖头部的细树枝或竹子当箭，利用绳与树枝的张力将箭射出，这就是弓的雏形。由于箭能在远距离杀伤敌人，是戈矛所不能及的，因此，自有战争以来弓箭即成为主要兵器之一。但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斗争经验的不断积累，弓箭的制作也得到不断发展和提高，尤其是箭（矢）的变化极大。人们逐步改用尖利的石块或骨、贝作为箭镞，安在箭杆的头部，以增强箭的穿透力，这样就成为带有石镞、骨镞、贝镞的箭了。1963年在山西朔县峙谷文化遗址，曾发现了石镞，距今已有两万八千多年，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镞。后来为了使箭在空中飞行时克服空气的影响，以保持飞行方向，人们又在箭杆尾部装上羽毛，于是又有了羽箭，使箭的形制日趋完善。商代的弓箭在夏代基础上，随着青铜冶炼工艺技术的发展，除用骨、石做箭头外，还大量使用铜镞，而且铜镞的形制也不断改进。从郑州商代遗址和殷墟出土的大批铜镞来看，商代的制箭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到商代晚期，铜镞的两翼夹角增大，翼末的倒刺更尖锐，沿两翼的侧刃铸有血槽，这样可减少箭头穿入人体的阻力，加大创面，提高杀伤力，且难以拔出。铜镞的形制多为长脊双翼式，镞长约5-6厘米，脊伸出翼底，断面呈菱形，翼末倒刺锐利。还有一种短脊双翼镞，长约5　厘米，脊较短，不伸出翼底，两翼倒刃弧度较前一种大。青铜镞的制作，是用合范浇铸而成，一范有6-7　个镞模，一次即可铸出数枝，因此可以大量生产。箭杆多为木质，长约80　厘米左右，箭全长约85　厘米左右。当时已有装箭的袋，称作"箙"，有竹制与皮制两种。一般以每10　支箭为一组，装于箭箙里。

商代的弓也有了很大改进，其构造已脱离了原始单体弓（用一根树枝或竹子压弯制成）的阶段，成为复合弓。所谓复合弓就是用几片木或竹材叠制而成，将弦解除后，弓体即可反向还直，可保持良好的弹力。但为了保持驰弓弓体的弧度以便于上弦，又往往用青铜弓柲缚于弓体内侧，铜弓柲的普遍使用，标志着商代弓箭制作和使用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商代的弓张弦时长约160　厘米，大致相当于成人的体高。这样的弓，张力大，弹力强，射程较远。

随着杀伤兵器的发展。为了在杀伤敌人的同时更好地保护自己，防身兵器也得到同步发展。商代的防护兵器主要有甲、胄和干盾。甲是穿著于人体和披遮于马身上的防护具，胄是保护头部的头盔，干盾是手持用以抵挡对方箭矢和刺杀兵器的器具。

商代的甲，主要是皮革制成的，至今未发现铜甲。商代畜牧狩猎业和皮革手工业的发展，使皮甲制造工艺达到相当高水平。皮甲的形制有从整片皮革制成龟甲式到多片皮革拼制成鱼鳞式的发展过程。根据现今出土的稀少的商代皮甲残迹看，可能是以整片皮甲为主，与同一时期的盾一样表面涂漆，有的还缀铜甲泡，以加强防御作用，这样的甲对青铜兵器的防护是相当有效的。商代的胄已有铜制的，青铜胄的形制是仿人头颅铸制的罩式头盔，顶上有插羽缨的细铜管，前额有威武的兽面纹，两旁及后壁下延，可护住颈项。铜铸的胄虽较笨重，但防护能力却很强。

商代的盾主要是用木板制成，也有用犀皮制作的，其形制有长方形和椭圆形两种，正面涂漆并画有兽面纹，反面装有便于手持的提手或两条绳索。长方形的盾主要装备步兵，称为步盾，圆盾（亦有小方盾）主要装备车兵，叫做小盾。

战车是商代重要的战斗运载工具，商代战争中兵车已有较多使用。从殷墟发掘的商代兵车看，当时战车的形制是独辕，双轮，方舆（车箱），长毂。辕前端有车衡，衡上附轭用以驾马；后端与轴在舆底相交接，挖槽嵌含。兵车各主要部件均为木质，木轮直径约135～138　厘米，辐条多为18　根；车轴长300　厘米，两端镶有铜軎；辕长约290　厘米，衡长约110　厘米，多用木轭外裹铜饰；车箱宽约115　厘米，深约80　厘米；四周有轩轾，轾间有栏，舆后有门，供甲士上下，舆内可容甲士3人；另外还装带有兵器、马鞭，以及修理车子的工具和打磨武器的砺石等。从出土的遗物和遗迹看，商代的战车大多为一车二马，也有一车四马的情况，但数量极少。从甲骨文的字形看，有的车可能还有车盖从上述杀伤、防卫和运载兵器的情况看，在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提高的基础上，随着战争和军事制度的发展，商代的兵器装备较夏代有了较大进步，尤其是到了商代后期，青铜兵器和战车的生产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些兵器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商代的城防设施商代国家的边界并不很明确，国家平时防卫不是沿边界设防，而是通过加强地区统治中心的防御能力来实现的，这是与当时的政治统治形式相适应的。

商代王都及其周围大片地区是商王直接统辖的统治中心--王畿，王畿以外东南西北"四土"是臣服侯伯的辖区，而四土之外更远的地域则是那些或友好，或敌对的方国、部族活动的地区，这些方国部落与商王朝的关系随商王朝国力的强弱而时叛时服。在此形势下，为了加强统治，商王朝除增强王畿的统治力量外，还通过种种途径来控制臣服诸侯，经常派出一些王室贵族带领其族众及奴隶进驻新征服的地区或"四土"，通过作邑、垦田或驻守，建立星罗棋布的统治据点。他们拥有自己的族众和武装，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有些逐渐与臣服的方伯一起成为外服诸侯或成为商王朝的外臣拱卫。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商王朝派出的王室贵族和四土的侯伯，不仅负责守卫边防，还要随时向商王通报敌情，以作为商王决定军事行动的依据。

由于商王朝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方国、部族对商王朝的叛与服，而方伯和派出的王室贵族均负有守边的军事职责，因此，为了加强国防力量，无论是王都还是方国或王室贵族的邑地、城郭的修建均极受重视。不仅王都如已发现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殷墟等都有高耸的城墙和深陷的壕沟，而且一些起兵反抗商王统治的方国也修建有城郭。卜辞反映基方曾建城以抵御商王军队，被攻陷后，商王决定继续完善其城郭，作为统治据点。可以说当时商王及方伯诸侯的重要政治经济中心几乎都构筑有城池或堡垒，"城池"是商代国防设施的基本形式。

城池作为一项重大军事设备工程，其建设必须符合军事防御的要求。因此，其位置的选择首先要从国防的全局着眼，使其能控制所辖统的地区或通向国都的一定的防御方向；而在具体选址上又必须从有利于防御作战考虑，选择易守难攻的地形，一般以天然障碍山河湖泽为屏障最佳。已发现的商城遗址多在靠水倚山之地，正是着眼于当时的军事防御。城郭除军事职能外，同时又是当时统治阶级聚族而居的地方，因而生产环境和生活条件也是建城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已发现的商城遗址多在沿河土地肥沃地区，就是考虑了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生活物资供应。

商代的筑城工程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已发现的商城遗址看，城址规模相当大。如河南偃师商城城址南北长1700　余米，最北部宽1215　米，中部宽1120　米，南部宽740　米，面积约19　平方公里；安阳殷墟面积24　平方公里；而郑州商城遗址东墙、南墙均长1700　米，西墙长1870　米，北墙长约1690　米，周长约6960　米，遗址范围约25　平方公里。这些城池的城墙也相当高厚而且坚固，如偃师商城土墙厚达19～25　米，最厚部分达40　米。城墙用夯土筑成，其构筑方法是先挖壕建基，逐层填土把基础夯实，到与地面齐平时，向两侧扩宽基部，再向上逐渐收缩，形成下宽上窄的土墙。城内有马道直通城门，还可乘马从干道直上城墙顶。城内除干道外，主要有大型宫殿基址，在其周围又有小型宫城环绕，如偃师商城内就有四处大型夯土建筑群和建筑基址。有的殷墟虽没有发现城墙，但有一条8000　米长的大濠沟，宽达7～21　米，深5～10　米，由东南向西北蜿蜒，通到洹水南岸。可见当时不仅有城，还有池，而且工程巨大。就郑州商城而言，城墙堆土不下几十万立方米，完成如此大的工程，其建筑技术和工作量都是极惊人的。当时之所以耗费巨大的人力建筑规模庞大、墙高池深、极为坚固的城郭，可见城在商代具有极重要的军事意义。至于城墙上部的设施，因无遗迹保存下来，亦无文献记载，故不得而知。

（六）商代的兵法与兵家在商代，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军事的诸内容还没有像我们今天的概念那样系统而具体，军事各因素虽有发展，但仍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很难找到今天概念上的军事指挥家和军事思想家，更难归纳出系统的军事思想以及战略战术。因此，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兵家并非专职的军事人才，而兵法也是就广泛意义而言的，既包括战略的，也包括战术思想，即用兵之道与作战之法。

1。商代兵法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是战争发展的结果，是人们在长期军事斗争实践中对军事活动认识的结晶。甲骨卜辞和有关古籍对此均有所反映，分述如下：（1）注意战前兵员的征集与动员前面关于军制的论述中，我们已知道，商代尚无常备军，如有战事，临时召集军队，卜辞中常有"登人"、"登旅"的记载。临时组成的军队，是未经训练的，为使军队能完成作战任务，当时所采取的方法就是战前举行誓师动员，如灭夏鸣条之战前、伐鬼方等。誓师往往由商王或王后亲贵亲自主持进行，内容是明确发动军事行动即征伐的原因和目的。如《汤誓》中指出之所以要伐夏，是因为夏罪恶多端，失却民心，天怨人怒，所以必须代行天命，攻而灭之。除此而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严明纪律，主要表现为赏罚分明，用命立功者受奖赏，不用命者或杀戮或罚为奴隶，这也正反映了军队素质不高，同时这种战前动员还多少带有氏族社会、氏族部落对外作战的痕迹，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2）宣传战、攻心战的策略这一策略在汤灭夏之战中极为明显。商汤利用夏桀的荒淫暴虐，一方面布仁德，收络人心，争取各方国的支持拥护；另一方面不失时机地揭露渲染夏政的腐败不得人心，从而树立自己的道义形象，孤立敌手，并利用夏桀对众叛亲离的恐惧心理和对"两日相斗，西方日胜，东方日败"的迷信，在展开政治攻势的同时，采取迂回战术，绕至夏都以西发起进攻，促使夏桀在精神上的崩溃，瓦解其军事上的抵抗，从而一举击灭之。

（3）间谍战、情报战的运用商汤对于灭夏处心积虑，深知自己作为一个方国要对抗夏朝，不仅有以下犯上之嫌，而且实力也悬殊，要想在此情况下能实现灭夏的目标，必须对敌手的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为此，他派自己得力的辅臣伊尹到夏桀身边任职。伊尹到夏朝任职后，一面熟悉情况，刺探情报，一面联络夏臣和失宠的妹嬉。这对于瓦解敌人内部，正确认识敌我态势，对于商汤准确抓住时机和下定决心灭夏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在中国军事史上开了"上智为间"（《孙子兵法》）的先河。

（4）孤立战略与迂回战略在汤灭商之战中，汤以一方国而灭夏，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孤立战的运用。汤任用伊尹共同谋划灭夏，他们充分考虑到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因此，采取了先剪除枝叶，再掘其根基的孤立战略，先以自己活动的中心亳为基点，对亲夏的方国逐个消灭，并利用政治攻势笼络人心，使许多方国归附于己。一方面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削弱夏的力量，使其陷于孤立，以致出现夏桀召九夷之师伐商而九夷不起的情况，这些都为最终灭夏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而在与夏的最后较量--鸣条之战中，商汤和伊尹又成功地运用了迂回抄袭、断其后路的策略，集军誓师后即绕道至夏都侧后，形成由东直捣夏都之势，不仅使夏军猝不及防，而且无路可逃，夏桀最终兵败被擒，失国被逐。

以上几个方面的军事思想是夏商之交汤灭夏之战中反映出来的内容，因此其萌芽当在夏朝就已发生，而商代战争频繁，这些思想的存在和发展当是无庸置疑的。

（5）伏击思想的萌芽在甲骨卜辞中，已有关于伏击战的记载："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沚戛伐巴方，五自东骚伐，戎阱于妇好立。贞妇好其［从］沚戛伐巴方，［勿］自东骚伐戎阱于妇好立？"

这里的"立"应作"位"解，"戎阱于妇好立"意为敌人陷入妇好设的伏击阵地。这两条记载同一事件的卜辞从正反两个方面卜问：即妇好协同沚戛〈商方国沚的伯〉征伐巴方，武丁亲自率军自东边佯攻，敌人会陷入妇好的伏击圈吗？或商王不从东边佯攻，敌方会陷入妇好的伏击圈吗？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伏击战已经有了朴素的认识，这两条卜辞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伏击战思想的萌芽。

（6）步兵的行军作战之法步兵是商代的主要兵种，其行军作战受军队编制和武器装备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商代军队编制有左、中、右之分，即左、中、右师，左、中、右旅，左、中、右行，因此在军事行动中"步伐"以左、中、右三面围攻的形式推进，在具体作战中以正面迎击为主。卜辞中即有"贞王勿逆伐■方，上下弗若，不我其受［佑］"、"贞■方其未，王勿逆伐"的记载。这里所谓的逆伐，就是正面迎击，因为当时使用的是青铜和木石等冷兵器，要杀伤对方只能是面对面的搏击。由于军队有"伍"、"什"的编制单位，作战中可能有小队集体迎击进退的情况，至于有无阵法变化，因无材料记载难以确知。（7）车兵作战之法前文已述，车兵不仅有自己的编制和配备，而且可以独立作战。在作战过程中因战争规模的不同，出动的战车数也不一样。但无论车辆的多少，在当时车战战术尚未发达的情况下，主要是以一定的编组（一大编或一小编）正面推进攻击。车上甲士各司其职，即中主驾车，左执弓射敌，右执戈矛击刺御敌。这是早期车战的情况，其战斗形式还较简单，到春秋时期车战获得巨大发展，车兵作战才有较完善的队形与阵法。

2。商代兵家（1）商代军事指挥系统就目前关于商代的历史资料而言，很难清晰地描述出商代军事指挥体系，也很难找到一个我们今天在概念上所谓的军事家，但从商代军事制度的特点中，我们可以推知其军队指挥系统的概貌。

前文已述，商代军事制度具有兵农合一的特点，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氏族制度的遗迹。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军队组织与村社组织有一致性，另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地缘关系与退居次要地位的血缘关系相并存。商代王国军的"师旅"与村社组织的形式相同，由"伍"、"什"进制组成，因此，各级村社组织的头领便是其军队各基层组织的召集者和统领者，平时为官，战时为将。而就整个国家军队而言，军队为国王所有，与商代政治制度特点相适应，军队的高级统帅人员则主要由王室贵族担任，表现出卿将合一的特点。而在"族军"中，亦与此相类似，方伯（诸侯）为"族军"的最高统帅，其军队内部各级指挥与王室军大致相同。由于有关商代军事的记载材料极缺，卜辞中所记多为登人三千或五千伐某某方，或召某某方伐某某方、或令某侯某族伐某方等，涉及具体的人物极少。除商王亲征外，仅见妇好、沚戛、望乘（武丁二十九年下旨叛反，武丁派其前往征伐）、犬侯（商王曾令其伐周），而且关于他们的记载多是只言片语，对他们在战争中的具体表现知之甚少。所幸的是，我们虽然很难找到充足的资料来描述商代某个军事指挥将领的事迹，但由于当时政治与军事的密不可分，在关于商初著名贤相伊尹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位才识出众、功绩卓著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军事谋略家。

（2）伊尹伊尹，有莘（今河南开封陈留镇东）人，生卒年月不详，主要活动于夏末商初。其本名挚，因曾在商汤时任官阿衡，太甲时任官保衡（见《毛诗正义》孔颖达疏），所以历史上又称其为阿衡或保衡，甲骨卜辞中亦有称之为黄伊、寅伊或单称伊者。他曾助汤灭夏，并与仲虺等辅佐商汤和太甲，握有实权，功勋卓著，既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我国军事史上有确凿记载的第一个军事谋略家。

关于伊尹的身世及其出仕经过，古籍中颇多记载，然说法不一。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说法认为，伊尹是有莘氏的"小臣"，以庖人身份陪嫁有莘氏之女至商，后因其屡向商汤陈述取天下的主张，得到商汤的赏识而被重用为辅臣。《墨子·尚贤申》即谓："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后，《庄子》、《楚辞》、《韩非子》及《吕氏春秋》所记亦与此类似；另一种说法见于《孟子》，其在对前一种说法予以否定的同时，提出"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汤）之使往聘之，。。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意也"（《孟子·万章上》）。而《史记·殷本纪》则二说并存："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未作确断。但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应之以上述记载，我们认为第一种说法较为可信。但目前有些学者虽持第一种观点，却又断言伊尹是有莘氏的奴隶，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奴隶处于社会低层，是奴隶主压迫剥削的对象，根本不可能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如果他是一个奴隶，那么他后来的治国谋天下的远见卓识是难以解释的。因此，我们认为伊尹并不是奴隶，而是有莘氏的近侍官，属于奴隶主阶级一分子，受过良好的官族教育，因在有莘氏身边服务，即使没有从政治国的实际经验，所见所闻，至少其间接经验应是相当丰富的。事实也证明，在其从汤之前，就已显露出其政治才能，声名远播，以致汤在见到伊尹之前就说过"伊尹之于我国也，譬之良医善药"（《墨子·贵义》）。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商正在崛起，汤急需罗致人才，壮大自己的力量，而伊尹声名在外，有才德而欲投贤主，早就想为汤所用，只恨无由。因此伊尹归商实际上是商汤政治发展与伊尹施展抱负这两方面需要交织的结果。而有莘氏女嫁汤正好创造了一个契机，至于伊尹负鼎俎以美味说汤，只是伊尹向汤陈说自己治国之道的一种方式，并不能以此确定其身分。

由于伊尹多次向汤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他的主张又正与汤"正（征）城（有）彼天下"（《诗经·商颂·玄鸟》），取夏而伐之的意图相合，汤庆幸天降贤士于己（《诗经·商颂·长发》），于是委以重任，用之辅政。伊尹被汤任为相后，便成了商统治集团的谋略人物，为灭夏战争的准备与实施出谋划策，历时18年终于助汤灭夏而建立商王朝的军政大权。汤去世后，历辅外丙（汤之子）、仲任（外丙之弟）、太甲（汤之长孙）。太甲为政暴虐乱德，不遵汤法，伊尹将其放于桐（河南虞城东北），自摄政理国三年，复归政于太甲。《史记·殷本纪》、《孟子·万章上》和《左传·哀公二十一年》均有记载，后世也对此颂声颇著，被太甲尊为"保衡"（《史记·殷本纪》），仍握有实权，直至太甲子沃丁即位时伊尹才老病而死。

伊尹一生，在助汤灭夏，建立和巩固商王朝的事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为我国军事理论的发展，迈出了开创性的第一步，对后世影响极大。

伊尹在军事方面的活动，主要是参与了灭夏战争的策划、准备与实施。

关于汤灭夏之战，史料欠缺，现今所知的有关记载亦多是语焉不详，尤其是对战役战斗的记载极少，难以全面详实地叙述，但关于灭夏战略的谋划、准备和实施，古文献中略有涉及。通过对这些文献资料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出伊尹在灭夏之战中所起到了重要作用及其对军事认识的深刻和驾驭军事的杰出才能。他对中国军事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将人心向背的政治因素用于指导战争。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之后，政治与军事便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关系，政治的兴衰与战争的胜败密不可分，而人心的向背正是政治形势的反映，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心向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又各有不同。在夏商之交，中国处于奴隶社会发展时期，当时社会生产力不高，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部门--农业的生产水平还很低，还具有对自然不可抗拒的依赖性。有神论的唯心世界观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统治地位，唯天是尊，唯天是教，人们认为上天是人世的最高主宰，一切自然现象和人类行为都受上天支配，这反映到政治上就是神权政治。最高统治者以上天之子自居，其权力和行为被视为上天意志的体现，因此，每有重大举措必祈请上天，祭祀神祖，以求福佑。每次战争更是如此，战前除向上天和神祖祈祷外，还要占卜请示，以决定行动和指导作战。但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伊尹通过对过去战争的总结，隐隐约约地发现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意识到人心向背对战争的影响，于是开始冲破天命思想的束缚，把注意力用于研究人心向背这一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初步形成了"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的思想，即把民众是否拥护最高统治者，看作是衡量国家统治兴亡的一个重要尺度，进而将这一思想用于指导灭夏战争。

为了弄清民众对夏桀的态度，伊尹前往夏任官，借机探察民情。当他看到桀"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情况后，即大胆判断"夏命其卒"，认为夏已出现了灭亡的征兆，因而与汤共同下定灭夏的决心。在战争准备期间，伊尹仍以此为指导，一方面极力宣传夏之暴政，进一步促使人们对夏的厌恨；另一方面针对"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的现实，强调广布仁德，宽以治民，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参见前文汤灭夏之战），对内扩大民众的拥护，对外争取其他方国的支持，颂声四起。不少方国归附，从而收到了抑彼扬己之功，使人心背夏而向商，九夷不起即为明证，为灭夏战争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人心向背影响战争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众所周知的公理，但在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却是前无古人的创造。伊尹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并用于指导战争，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军事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二，"上智为间"的谋略。

间谍情报战，在现代战争中已不新鲜，但在中国古代早期战争或者说在伊尹之前则是未曾有过的。当然在人类早期战争中也注意到了侦察敌情的重要，但在神权统治时代，这种侦察只是纯军事的战场侦察，而没有深入到敌人内部从事情报搜集和瓦解敌人关系的工作。只有当伊尹认识到民心向背对战争的作用之后，才以到夏任官的名义打入夏王朝内部开展情报工作。如果说伊尹第一次赴夏是为了侦察夏王朝的政情民情，以便制定灭夏计划的话，那么第二次赴夏则不仅仅是为了了解情况，而且还利用所掌握的情报，联络夏臣和当时已失宠于桀的妹嬉，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削弱其实力，为后来灭夏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据《竹书纪年》载：桀"命扁伐山民，山民送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爱二人，。。而弃其元妃于洛，曰妹（未）嬉氏，以与伊尹交，遂以亡夏。"《吕氏春秋》亦有类似记载，充分肯定了伊尹用间的作用。后来孙武总结说："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孙子·用间》）。"用间"的重要性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受重视，而伊尹作为中国军事史上"用间"第一人，其功劳不言可知。

第三，根据敌我力量变化选择有利战机。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运动发展的，能否运用发展的观点，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行止进退，是谋事成事的关键。对于战争而言，能否正确认识判断形势并选择有利战机显得尤为重要。

商汤经"十一征"后，不仅剪灭了亲夏的方国，而且扩大了统治区域，实力大增，灭夏的战争准备工作业已完成。当时夏王朝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呈现出分崩离析之势，在此形势下，向夏发起最后总攻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但伊尹为确保战争的胜利，考虑到夏虽然已近末日，然而它为中原之主已历时400余年，其声威余绪，不可忽视；再者商为夏之方国，商伐夏有以下犯上之嫌，没有十分的把握不可轻动，因此认为一定要等大多数方国都不支持夏桀时方可进攻。于是为试探各方国诸侯的人心向背，伊尹建议汤停止向夏进贡，以观反应，桀怒而"起九夷之师"，准备大举伐商。伊尹见九夷等方国仍心向夏桀并听从桀的调遣，因此认为决战时机没有完全成熟，遂与汤复朝贡谢罪，假意忠诚以伺时机。第二年伊尹建议再次绝贡，桀又召诸侯在有仍（山东济宁南）会盟，准备伐商，此次不仅九夷之师不奉夏命（《说苑·权谋》），而且有缗氏（山东金乡南）首先叛反（《左传·昭公四年》）。伊尹看到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夏桀已完全陷入孤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向夏发起总攻，结果大获全胜，一举灭夏。

在天命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伊尹不是通过占卜、观象来决定是否发动和何时发动战争，而是根据对客观形势的分析，充分认识人在战争中的主导地位，由人〈即他自己〉来把握和选择战机，实属难能可贵。

伊尹在军事上的成就除以上几个方面以外，在前文所述的诸如孤立敌人、壮大自己、迂回包抄和切断敌人后路等都有其独到之处，但其最突出的贡献则在于不受时代的束缚，大胆冲击天命观禁锢，较清醒地认识到人在战争中的主体作用；其战略和选择有利战机均得于人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的观点，这对于我国军事的发展尤其是战略学说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愧为我国军事史上第一个军事谋略家。

六、西周的军事商朝的统治在武丁时达到鼎盛，而自祖甲继位后，开始衰落。《史记·殷本纪》和《国语·周语下》分别有"帝甲淫乱，殷复衰"和"帝甲乱之，七世而陨"的说法，由此可知商灭亡之源，起于祖甲之时。祖甲传七世至纣王帝辛时，由于商积弊已深，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加之纣王荒淫无道，"戮无辜，劳民力，冤酷之令，加于百姓，■悽之恶，施于大臣。群下不信，百姓积怨"（《韩诗外传》卷五），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甲骨卜辞中有人殉、人祭、酷刑、奴隶逃亡和暴动的记载，便是现实的反映。此外，纣王的倒行逆施，又加重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据《战国策·赵策五》和《史记·殷本纪》载，纣王杀比干，醢鬼侯，脯鄂侯，且不听谏阻，一意孤行，不仅"微子去之"，而且其属下有些官吏，先后弃商投周。如"殷内史向挚，见纣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吕氏春秋·先识览》），"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史记·周本纪》）。正如《管子·形势解》所评论的一样："大臣不亲，小民疾怨，天下之叛之而愿为文王臣者，纣自取之也"，纣王已处于众叛亲离的危险局面之中。

正当商王朝岌岌可危、行将崩溃之时，渭水流域的周族迅速兴起。经长期积蓄力量，在武王的领导下，以周军为主的西方诸侯联军大举东进，于公元前1027年，经牧野之战，纣王军土崩瓦解，纣王逃回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占领商都朝歌，商王朝宣告灭亡。

（一）西周军事概说武王灭商之后，建立了周王朝，周朝以平王东迁为界分为西周、东周。

在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二百余年里，中国奴隶制达到鼎盛。周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因其实行分封制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分封制相适应，周天子已成为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奴隶制军事制度在这一时期更加完备，主要表现为周天子不仅拥有强大的王室军，而且掌握着组建和指挥诸侯国军队的权力，与此同时还建立了国家管理军队的最高官员--司马。军队的编制也更加具体系统，兵种发展出现新的内容，车兵的地位不断上升，骑兵萌芽。由于车兵的发展，其编组和作战形式有了变化，促进了作战技术的进步。而就武器装备而言，青铜兵器已完全占居主导地位，兵器种类除传统的戈、矛、刀、箭外，已出现了戟和剑等新的兵器。此外，为巩固统治，周王朝较注重国防建设，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国防的措施，建立起一个初具规模的国防体系。由于周初周公所制订的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社会安定，国家兴盛，除周公东征之外，战事较少。而从昭王以后，由于周边的戎、狄、蛮、夷的发展壮大，与中原华夏族摩擦增加，周与边疆各族间的战争连续不断。随着上述诸因素的发展变化，军事思想也取得了相应的进步，不仅出现了像吕尚这样杰出的军事家，而且产生了专门化的军事著作--兵书。西周军事是中国奴隶制军事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其兵制、兵器、兵法等的发展经验，大多为后世所继承仿效，影响极为深远。

（二）西周的兵制--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完备自夏代形成奴隶制国家以后，经夏、商两代的发展，至西周达于全盛，其疆域空前扩大，为了对广阔的疆域进行有效统治，周代实行了分封制。周王室据有领地千里，即"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国语·周语中》）。一般而言，天子领地的面积往往是诸侯领地面积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所以天子在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上对诸侯都有强大的支配力量，这就完全改变了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天子不再是诸侯之长，而是诸侯之君（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这就是说权力日益集中于天子之手。与政治制度相适应，周天子成为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总揽全国军事权力，形成一种以天子为核心的军事体制，即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周天子握有强大的王室军据周代一些铭文载，周王的军队有"西六师"、"殷八师"、"成周八师"三种名称。西六师，又称"六师"，古文献中多有记载，与金文相证，可知周王室有"六师"无疑。至于"殷八师"与"成周八师"，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二者是各不相同的两个军事组织，"殷八师在故殷（即卫）"①，而"成周八师"是独立于"西六师"和"殷八师"以外的另一军事系统①，也就是说周王室同时有上述三支军队。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成周八师"与"殷八师"实际上是指同一支军队，只是由于"殷八师经常驻扎在成周，故也称成周八师"②，也就是说周王室的军队只有"六师"和"八师"。陈恩林在《先秦军事制度研究》一书中对此说作了进一步说明，此结论似不应再存疑异。

如前所述，西周实行的是以天子为核心的一元化军事领导体制，无论是"西六师"，还是"成周八师"均为天子统帅，而具体的管理指挥则由两大军区的最高军事首脑负责。如武成时代西六师归召公指挥，成周八师归周公指挥。在西周尚未建有"军"的编制，因此，"师"是最大的编制单位。按周初承商制，每师约一万人，以14　师计，王室军兵力达14　万余人，这是一支十分可观的打击力量，是周朝廷统治的坚强柱石，加上各诸侯国的军队，西周的军事力量是十分强大的。也正因西周具有强大可恃的军事后盾，才能有效实施"刑不祭，伐不祀，征不高"，而维持了数百年较安定的局面。2。周天子掌握组建和指挥诸侯国军队的权力在商代方国军亦称诸侯军，但商代由于商王朝统治势力的局限，对诸侯军没有有效的控制权。因此，诸侯军队往往因商王朝的盛衰而叛服不常，对商王朝统治构成严重威胁，最终导致商王朝的灭亡。西周统治者以商的灭亡为借鉴，加强政治统治，建立了以分封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统治；在军事上

①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见《考古学报》1959年第3　期。

①　见蓝永蔚《春秋时代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9　页。

②　于省吾：《略论西周金文中的"六■"和"八■"及其屯田》，见《考古》，1964年第3　期。则在增强王室军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削弱诸侯国的军事力量，使其完全服从于王室，这样就形成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的一元化军事领导体制。正如《国语·鲁语下》所说："天子作师，公帅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诸侯有卿无军，帅教卫以赞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无卿，帅赋以从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无奸慝。"很明显，周天子掌握了诸侯军的组建权和指挥权，使诸侯军成为王室军的附庸。

周天子对诸侯军的组建主要表现为诸侯军的统帅由天子委任和规定诸侯军的限额。

周天子委任诸侯军的统帅源于周代的"命卿"制度，根据周代的分封制，诸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从上引《鲁语》可知，王室军由"公帅之"，至于元侯之师则由"卿帅之"。元侯，又称方伯，其地位仅次于"公"，可以说是诸侯之长，如西周初年的卫、齐、鲁、晋四国即是。又据《公羊传·隐公五年》"天子之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礼记·王制》载周代命卿制度："大国之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命于其君"。又《周礼·夏官·司马》上说"军将皆命卿"。可见诸侯国的军队均由"命卿"或诸侯统帅，而"命卿"和诸侯又直接受制于天子，从而强化了天子对地方军的控制。

诸侯军在编制上也是由天子掌握的，诸侯军队的数额均有限制，对此，后世说法不一。韦昭《国语·鲁语下》注说："元侯，大国之君。师，三军之众也"，也就是说"元侯"可建立"三军"。另外《周礼·夏官·司马》也称："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而何休《公羊传·隐公五年》注说："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意为"元侯"所建军队仅有"二师"。以当时的历史事实看，前一说是靠不住的，因为西周时期尚无"军"的编制单位。《左传·襄公十一年》说"春，季武子将作三军"，杜预注云"鲁本无中军，惟上下二军，皆属于公"。而《公羊传·昭公五年》说鲁"舍中军"是"复古"，这里的"古"自然是指西周时期。又《谷粱传·昭公五年》说鲁"舍中军"是"贵复正"，所谓"正"很显然是指"二军"。一句话，"二军"是"古"，是"正"，为西周"古制"，而西周有"师"无"军"，这里所说的"二军"，在西周时就是"二师"。再如《黄石公三略·中略》说："圣王御世，观盛衰，度得失而为之制。故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又前引《礼记·王制》关于命卿制度中次国"二卿命于天子"可知诸侯惟有"二师"，因为诸侯能组建几个"师"的军队，天子才委任几个"命卿"。因此，我们认为何休的说法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至于《鲁语》所说"诸侯有卿无军"，韦昭注谓"诸侯，谓次国之君。

有卿，即有命卿，三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这似乎与上面所述相牴捂，我们认为韦注是有错误的。因为"元侯"方能称为次于上公之国的"次国"，而这里的"诸侯"很明显是指一般的诸侯，他们是不能称为"次国"的，当是"小国"，小国只有一卿，所以《鲁语》谓其"有卿"而"无军，"在这里"军"不是指军事编制单位，而应理解为诸侯没有独立进行军事征伐的权力。因为《鲁语》"诸侯有卿无军"的下一句"帅教卫以赞元侯"则是对"无军"的补充说明，即一般诸侯遇有战事，只能帅所教武卫之士辅助元侯。

周天子对诸侯军队组建权的控制还表现在不允许附于诸侯的伯子男拥有军队，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诸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存在"二师"以外的军事力量，以扼制其潜在军事力量的膨胀。所以"自伯子男有大夫无卿，帅赋以从诸侯"，"无卿"即"无命卿"，也就是"无师"。伯子男虽然不能组建自己的军队，但却有"军赋"，遇有征伐，其必"出兵车、甲士以从大国诸侯"。他们"不达于天子"，是诸侯的附庸。

综上所述，西周在组建军队上，力图强化王室军而控制诸侯地方军，使伯子男以下小国成为诸侯的附庸，而一般诸侯又受制于元侯，元侯又直接由天子所控制，这样层层箝制，形成一个本大末小、强干弱枝的局面，军权完全集中于天子之手。从中不难看出，西周军队组建具有明显的等级特性，这是与分封等级制相适应的。

周天子对诸侯军队不仅有组建权，而且还有绝对的指挥权，这与殷商王室军和方国军之间的关系形成鲜明对比。如前所述，周朝按分封制建立起来的诸侯常备军在诸侯大国有三师或二师，小国有一师。这些依制而建立的军队，在具体建设和管理上是分散的，但使用军队从事作战的指挥权却是集中于天子的。周天子作为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各诸侯国的军队完全听从其统一调动指挥，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各元侯作为王室的藩属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可代表天子镇坐一方，享有征伐大权，但这种权力必须由天子赐予，只有当天子命令授权其征战，其军队方可调动投入战争。如《礼记·王制》所说："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斧钺，然后杀"。周代金铭文《虢季子白盘》所载周夷王亲赐虢季子弓矢斧钺，使之"用征蛮方"即是例证。因此，诸侯军必须服从天子的命令，如擅用军队，则要受到惩罚，直至用武力征服。西周军事指挥权的集中，保证了天子对诸侯军队的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军事力量空前强大，这为其政治统治提供了坚强的后盾，从而奠定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

3。军事管理最高机构的建立-司马西周的军队除王室14　个师外，各大小诸侯还有三师、二师或一师，其军队是相当庞大的。为了对全国的军队进行有效的管理，充分发挥军队的职能，完善一元化的军队领导体制，西周还设有全国最高的军事管理机构-司马。司马的设立，是周代奴隶制军事制度完备的又一重要标志。

关于司马这一官职，最早见于《尚书·牧誓》。有学者认为其源于商代卜辞中的"马亚"、"多马亚"、"马小臣"等军职①。此说有一定道理，但"司马"与商代"马亚"、"多马亚"、"马小臣"等的职能与作用则完全不同。从《牧誓》中我们看到，"司马"列于冢君、御事、司徒之后，而居司空、亚旅、师氏之前，足见其地位之显赫远胜于"马亚"等职，关于"司马"的职掌，周代金文及先秦古籍均有记述。

据西周金文《师■鼎》铭文载："甲戌，王在周师录宫，旦王格太室，即立（位）。司马共右师■入门立中廷"，《■盨》铭文载："隹四年二月，既生霸，戊戌，王在师录宫，格太室，司马共右■，王乎史年"。《师■父鼎》铭文载"隹六月，既生霸、庚寅，王格于太室，司马井白右师■父"，由此可知，司马在天子策命或接见大臣时，经常陪侍于"右"，其地位之重

①　王贵民：《就殷墟甲骨文所见试说"司马"职务的起源》，《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要不言而喻。又据《周礼·大司马》载，其"掌邦国之法，以佐王平邦国；制畿封国，以平邦国；设仪辨位，以等邦国；进贤兴功，以作邦国；建牧之监，以维邦国；制军诘禁，以纠邦国；施贡分■，以住邦国；简稽乡民，以用邦国；均守平国，以安邦国；比小事大，以和邦国。以九伐之法正邦国"。由此可知，"司马"是周代朝廷重臣，受天子之命统管全国军政。

"司马"作为西周国家军事行政部门的首脑、政权机构的主要职官，其职能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管理国家军赋国家的军赋，在周代包括兵役和军用物资。如《汉书·食货志》所说古者"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这里的"士徒"指服兵役的将士和徒兵，"车马、甲兵"则为军需物资。司马管理军赋，并不是只掌管其使用，而是从制定军赋标准到征收运送，直至调配使用均由其负责。其能有效的管理军赋或者说保证军赋的征收和合理使用的前提，是他必须对土地、人民及收成情况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以此为依据，制定符合实际的征收标准；同时又要做到对军队的数量和配备情况心中有数，从而保证赋有所出和赋以足兵。正如《国语·鲁语》所说："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又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楚。。掩为司马，子木使尼赋，数甲兵。甲午。。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规偃猪，町原防，收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甲兵、徒兵、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这就是周代司马具体情况的例证，因此司马不仅要进行"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等大量工作，而且还要"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荀子·王制》）。另据《左传·襄公四年》载鲁国向晋国请求以鄫作为它的附庸国一事说："鄫无赋于司马，为执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阙而为罪，寡君是以愿借助焉"，杜预注云："晋司马又掌诸侯之赋"，可见元侯大国的司马不但掌管本国军赋，而且还管理附庸国乃至诸侯的军赋。

第二，组织服役人员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武装临时召集，作战人员未经训练而应战，其作战方式十分简单，作战的技巧来自狩猎经验的积累。夏商时期军队也多是临时召集，同样也没有形成一套训练体制，只是通过田猎来提高军队的作战技能。到西周由于常备军的建立和战争的发展，对军队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军队的训练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但西周时的军事训练的内容和方式与后世有所不同，有着自己显著的特点，即周代的军事训练不是由统帅军队的将领进行经常性的训练，而是由军事行政部门--司马在农闲时定期组织服役人员进行临时性的训练，这也是由奴隶制时代民兵制度所决定的。西周对军事训练是很重视的。《国语·周语上》说："王室唯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韦昭注："三时，春夏秋。一时，冬也。讲，习也"，这里把"讲武"与"农事"相提并论，并把"讲武"同国家的军事实力与保障生产结合起来。由于周统治者认识到"讲武"的重要性，因此每逢冬季农闲时节，国家都要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训练。又据《诗·豳风·七月》："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二之日就是十二月，郑笺云："其同者，君臣及民因习兵俱出田也"，这正是西周军事训练的反映。《左传·隐公五年》载鲁大夫■僖伯讲"古之制"时说："蒐夏苗，秋冬狝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僖伯所讲的"古之制"，很显然指的是西周的制度，其内容正是与《七月》所述相印。西周军事训练以"冬狩"的规模为最大，它有比较完备的军事学习程序，包括集合队伍、操练、检验的标准，号令旗帜的辨别、车徒行进方式和在不同地形时车徒的先后顺序，乃至凯旋、献禽、庆赏和处罚等。诸多项目的训练如同实战，统一指挥，协同围猎，这既检验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也增长了将帅的指挥才能和士兵对战阵和使用武器的熟练程度，从而使部队始终处于纪律严明、战斗力旺盛的状态。除冬季农闲时的军事训练外，在春、夏、秋三时利用农事间歇也进行短暂的训练，即所谓的"春蒐、夏苗、秋狝"。《国语·周语》亦谓："蒐于农隙，耨荻亦于籍，狄于既既蒸，狩于毕时"，但是由于春夏秋之间的农隙非常短暂，因此"冬狩"以外的"讲武"其规模及训练内容很显然是受限制的。此外，在军队出征前，也常以狩猎方式检验部队的战斗力，铭文也有关于昭王出征前"出狩南山"的记载。

无论是冬季的"讲武"，还是其他短期临时性的训练，均由司马负责。

《周礼·大司马》对此所记甚详，其谓"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阵如战之阵。。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阵。。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阵。。中冬教大阅，前期群吏戒重庶修战法。。"。由此可见，司马不但是"讲武"的组织者，而且兼任军事教官，他们对各种作战技巧均甚通晓，故古代的兵书有以"司马"命名者，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司马法》即是。第三，负责执行军事法律"司马"作为全国军队的最高管理官，除管理国家军赋和组织军事训练外，还是军法的执行者。如《周礼·大司马》："司马建旗于后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铎镯铙，各帅其民而致。质明、弊旗，诛后至者"，"群吏听誓于陈前，斩牲以左右徇陈曰："不用命者斩之。"及战，巡陈，胝事而赏罚"，"大役与虑，属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赏诛"。这些都说明，在军事活动中，所有涉及赏罚等军法事宜，均由司马处断。司马的这一职能在《左传》、《国语》中亦有所记述，如《国语·晋语三》载晋国将领庆郑，因违反军令，晋惠公命司马说杀之，司马说于全军将士前历数庆郑违反军令的四大罪行，然后对其实行斩刑，以儆全军。据《左传·文公十年》载，楚王与宋、郑二国君田猎于孟褚，"宋公违命"，左司马天畏"抶其仆以徇"，这是司马在田猎中（实为军事演习）惩罚违令者的事例，即使一国之君亦严惩不贷。又如《国语·晋语五》载："赵宣王言韩献子于灵公，以为司马。河曲之役，赵孟使人以其乘车干行，献子执而戮之"；《左传·襄公三年》亦载："晋侯之弟杨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时为中军司马）戮其仆"。"干行"、"乱行"均为破坏行军作战队行的行为，对违犯正常军事行列者由司马负责处治。从上述几例中可见，无论是军事演习还是在真正的战争中，凡违反命令和军规者，小自车仆，贵至国君，均予以严厉惩处，而执法者即是司马。上引《左传》、《国语》等材料反映的虽是春秋时期的事件，但所记述的均为周制。春秋时如此，西周时亦当不例其外，与《周礼·大司马》所记相印对，足以证明司马无疑是军事执法官。

司马的职责除上述几个主要方面外，由于在奴隶制军事制度中具有"寓兵于农"、"寓将于卿"的特点，加之司徒、司马、司空共同管理国家事务，所以三司既有分工，又互相联系，特别是司马还负责管理军赋。与此相关，他还必须与主管人民的司徒和主管工程建设的司空协作，从事"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等大量非军事的工作，这些工作也是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所说的"司马"是周王朝的重臣，称"大司马"，在当时除"大司马"以外，其下还设有军司马、国司马、家司马、都司马等不同等级的"司马"。所谓"军司马"是指周王室军和诸侯军中所设的"司马"，如前所述，西周王室军分为"西六师"和"成周八师"两大军队。据周金《盝方尊》铭文：王令盝"用司马六■王行，叁有司：司土（徒），司马、司空"，这里的"六■"即"西六师"，三司隶属于"六■"，说明西周西方军队设有司马。又据《令彝》铭文载：明公到成周后，曾下令"舍三事令，眔卿事寮，眔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据史学家杨宽所考，"卿事寮"当包括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①。又《■壶》铭文载，■与其祖父先后任成周八师的"总司德"，依西周制度，三司并设，有"司徒"必有"司马"，由此二铭文可证西周另一军队--东方军队亦设有"司马"。西周初没有"军"级编制单位，所以两大军队的司马，当是《周礼》所说的"军司马"。

周王朝有司马，两大军队有司马，诸侯国亦有司马，金文称"邦君司马"，《周礼》则称诸侯司马为"国司马"。所有这些"司马"皆高居卿位，即《周礼》所说之"国司马"。又据《周礼·都司马》云："都司马掌都之士庶子及众庶车马兵甲之戒令，以国法掌其政学，以听国司马"，由此可知国司马之下又有都司马，都司马主要在王畿或诸侯国中的一些大采邑。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楚■子建的采邑城父有"司马奋扬"，"此城父司马即《周礼》都司马之职也"②。此外，由于周代实行分封制，"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大夫之家也设有"司马"，称"家司马"。周代司马管理军赋，而卿大夫大多"有赋于军"（《左传·昭公十六年》），并随国君征伐，所以卿大夫之家也设"司马"以掌军赋。家司马又称马正，《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季氏以公。。为马正"，《左传·定公十年》载叔孙氏家臣"公南为马正"，贾逵注云："马正，家司马"。依周制，国司马、都司马均由王亲自任命，而"家司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马"，"公"与"私"相对，"公司马"也就是"国司马"，而"都司马"和"家司马"又受制于"国司马"，这就表明在西周时期不论王室、诸侯国，还是卿大夫之家，一切武装力量均受天子节制，而天子之所以能对全国军事力量实行有效控制，正是仰赖于各级司马，所以"司马"的设立无疑是西周奴隶制军事完备的一个重要标志。

4。西周晚期的军事制度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政治制度也总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变革。前面我们根据古文献记载结合金文所论述的西周军事制度反映的主要是西周前期的情况。而当周朝历史发展到中后期，具体地说自懿王时开始"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史记·周本纪》），至夷王时国势更加削弱。《后汉书·西羌传》引《古本竹书纪年》谓："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虢季子白盘》铭文亦载："虢季子白作宝盘，丕显子白，■武于戎工，径

①　杨宽：《西周中央政权机构剖析》，《历史研究》1984年第1　期。

②　［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

■四方。搏伐ǎ狁，于洛阳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可见戎狄交侵十分严重。到周厉王时情势更有甚于此，《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后汉书·西羌传》载："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后汉书·东夷传》载："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可见由于厉王的暴政，导致内忧外患相互交织，尤其是淮夷寇周一役，直逼宗周，周朝统治岌岌可危，厉王迫于形势最后动用了"西六师"和"成周八师"两大军队的兵力及卫武公的军队全力反攻，方才勉强度过难关保住大局（据《禹鼎》铭文）。总之，在厉王前由于积弱之势已成，加之厉王的"无道"，东南与西北，淮夷和戎狄相继侵扰，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周王室14　师的兵力竞难于应付，周王朝的统治面临严重危机。在此情况下，周厉王进行了一次较大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革，即《国语·周语下》所说的"厉始革典"，而军事制度的改革则是这场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周厉王的军事改革奠定了西周晚期和春秋时军事制度的基础。

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看，周厉王要安内御外，最迫切解决的就是军事力量不足的问题，因此其改革的目的在于扩充军备。从《诗经》、《左传》、《周礼》等有关记载可知，厉王扩军的内容主要是扩大和改革军队编制形式。《周礼·夏官·司马》记之甚详，其谓："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以此与西周初相比，很明显地看到，在"师"级建制单位之上，增设了"军"级单位，每军辖五师，而在编制形式上，也由原来的以十进制为基础的"三进制"变成了"五进制"，即从师、旅皆由"左、中、右"三部分组成，变成了"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各编制单位的官长也由"什长"、"百夫长"、"千夫长"、"师氏"（师长）变成了"伍长"、"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等。

随着王室军的扩大，与"王六军"相适应，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从中还可知，改革后的诸侯军队在规模上仍受限制，其管理体制亦仍与西周初无异。

5。西周军队的兵种与编制西周时期的兵种仍以车兵和步兵为主，随着战争的发展，车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如在牧野之战时武王就出动"革车三百两（辆），虎贲三千人"（《孟子·尽心下》）。自厉王改革后，由于"军"的出现，与之相适应，至宣王时，"其车三千"（《诗·采邑》），可见车兵的力量至西周晚期发展很快。关于车兵的编制，西周初期沿袭殷制，五乘组成一队，二十五乘为一正偏，一百乘为一师，而每乘配甲士十名，故三百乘，有甲士三千，与《孟子》所记相合。当时的步兵则独立编组，在车战中协同作战。到西周晚期车兵的编制在西周初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变化，每乘除甲士十人之外，另配有徒兵二十人（据《司马法》），即变成了每乘三十人。就每军的编组而言，据清代学者孔广禁考证："古之车战，故赋舆之法以乘为主，《周礼》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不言车数，以《诗》考之，军盖五百乘，乘盖二十五人。天子六军而《采芑》曰其车三千。。五百乘为军是其明证"。（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五十四引》）其所谓"盖乘二十五人"是"徒二十人"中除去"廐养五人"，与每乘三十人并不矛盾。由此可见，到西周晚期实行的是以车兵为主的车步兵混合编组，即以战车为主体，每车配备一定数量的步兵，组成军队最基本的建制单位，然后以五进制，由五伍，四两，五卒、五旅、五师逐级编组成军。

6。西周的等级兵役制度周代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这在兵役制度中同样得到体现。一方面是不同兵种的军士由不同阶层的人充任，即周天子和诸侯的"虎贲"兵（亲兵、警卫兵）是从"王族"或"公族"中征集，属于贵族子弟兵；军队的主力--"甲士""徒兵"是从"国人"和"庶人"（自由民和农业奴隶）中征集；为军队服务的厮徒则是由从事皂、隶、牧、圉等其他行业劳动的卑贱奴隶中征集。就各级建制单位的长官而言，亦有等级之分。旅以上的军官都是从奴隶主贵族、卿大夫中选拔，《周礼·夏官·司马》："军将皆命卿"、"师帅皆中大夫"、"旅帅皆下大夫"；而"伍、两、卒"的长官，则多由介于贵族与自由民之间的"士"中选拔，如"卒长皆上士"、"两司马皆中士"等。另一方面是实行"正卒"、"羡卒"两级兵役制度。《周礼·地官·小司徒》说："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贾公彦疏云："一家兄弟虽多，除一人为正卒，正卒之外其余皆为羡卒"。可见"正卒"是准备服现役的"卒"，一家仅出一人。据《孟子·滕文公》谓每家出一人称"正夫"，其受役则称"正徒"，受兵则称"正卒"。而"羡卒"则是一家之中"正卒"以外的成年男子，他们与正卒一道于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参加田猎和捕捉盗贼，但不服现役，只是在"国有大敌"时才被调用，因此他们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预备役人员。"羡卒"又称"余子"，《周礼·地官·小司徒》载："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余子"，关于"余子"概念的内涵，有论者认为"余子，卿大夫之子"（郑玄注），又有认为"弱龄未壮为余子"（成玄英《庄子·秋水》疏），但从《周礼》文中把"民"和"余子"相对加以叙述以及有"大故"方"致余子"来看，"余子"即是"羡卒"，对此清代著名学者王引之、孙诒让等论辩甚为详明，见王引之《经文述闻》卷八和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二十中的有关论述。

另外，从"小司徒"的职掌看，"小司徒"掌万民，不可能致卿大夫之子，因此《周礼·地官·小司徒》中所致的"余子"肯定不是"卿大夫之子"。综上所述，"余子"是"羡卒"的又一称呼，是指民家一家之中"正卒"之外的成年子弟。

西周服兵役有年龄和身高两个标准。如《周礼·地官·乡大夫》所说"国中七尺以及六十"，即身长"七尺"以上，年龄在"六十"岁以下的国人均要接受军事训练。这里未言及最低年龄，是因为周代衡量人主要依据身高。如《秦简·仓律》载："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论语·泰伯》载："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又《荀子·仲尼》说："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于五伯"，这些材料在谈论人时都只言身长，以身长论长幼。直到秦始皇十六年才"初令男子老年"（《史记·秦始皇本纪》）。至于《乡大夫》中的"六十"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人的身长自成年直至老死，变化不大，而体能则不断衰退，所以对服役人员的最高年龄作一个规定是合情合理的。

7。西周禁卫军制度在周代的军队中，除王室军和诸侯国军之外，还有一支专门负责王室禁卫的军队--"虎贲"。据《周礼·夏官·司马》载，"虎贲氏"之下有属官"虎士，八百人"，郑玄注："不言徒，曰虎士。则虎士，徒之选，有勇力者。"从上引可见其职责为：在王出行时，卒虎士在前后警卫；王住留某地，则率虎士护卫行宫；王在国，则领虎士守卫王宫；而当国家遇到大丧、大故等特殊情况时，则率虎士把守王门。除此之外，如有道路不通和征伐之事，还可以奉命出使四方。关于"虎贲"、"虎士"的职掌，在《尚书》、《国语》中亦有记载，如《尚书·顾命》载：成王驾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受齐侯吕伋，以三千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这里的"虎贲百人"当是"虎贲氏"的属官"虎士"，"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则是"守王门"的具体事例。又《国语·鲁语下》载："天子有虎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可知诸侯也有与"虎贲"相似的"旅贲"。"虎贲"和"旅贲"作为王和诸侯的禁卫部队，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周代的禁卫军，是由卿大夫子弟组成的。卿大夫的子弟称为"国子"。

据《周礼·地官·师氏》载：师氏"掌以微诒王，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养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居虎门三左八司王朝，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门之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又《周礼·地官·保氏》载：保氏"掌谏五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守王国。"从这两条材料可知，"国子"在平时由师氏和保氏管理，接受师氏"三德"、"三行"和保氏"六艺"、"六仪"的教育，从教育内容看，既有文化思想方面的灌输，又有军事技能方面的训练，同时在师氏、保氏的统领下跸卫王宫。但是，并非所有的"国子"都是"虎贲"、"旅贲"，"虎贲"、"旅贲"只是卿大夫子弟中的一部分，即前面所述的卿大夫子弟中的"有勇者"，只有当他们被选中时才成为禁卫军的成员。

"虎贲"是西周军队中一支重要且特殊的力量，它与一般的"师旅"有着很大的区别。"师旅"的兵员来自"国人"，平日务农，农闲集训，战时为兵，具有"兵农合一"的特点。"虎贲"兵则不同，其兵员主要来源于卿大夫子弟即"国子"，平日"在免农之科"，是脱离生产劳动的特殊阶层，一旦被选为"虎贲"，就成了有禄位的王室职官，食田食禄，变成统治阶级的一员，这也正是"国子"需接受良好系统教育的原因所在。所以，由奴隶主贵族子弟组成的"虎贲"，是一支素质良好、颇具战斗力的特种部队，也正因如此，这支贵族子弟兵虽然人数不多，却担负重任，平时负责王室诸侯的警卫，遇到大的征战，则出征而成为国家军队的骨干，如武王伐纣时，三千虎贲即是周军的主力。

（三）周代军事指挥号令系统在人类最早的战争中，由于军队人数少，战争规模小，作战方式简单，往往是两军相遇时，军事首领发令而后兵士向前冲击搏杀，因而军中的指挥号令极为简单。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奴隶制军事制度日益完备，军队数量增加，战争频繁，规模扩大，作战方法日益复杂，军队的行止进退、阵法变换，非一挥手一呼喊所能完成。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与军事发展相适应，到西周时期在军中已逐渐形成一套指挥号令系统，由于受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周代军中的指挥号令系统主要由金鼓旌旗构成，它们在行军作战和军队训练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冷兵器时代，单个作战人员的战斗力是很有限的，要发挥军队整体战斗力，就必须统一士卒的行动，而士卒作为高级动物--人，接受外界信息主要是凭借耳目，因此只有使士卒听声视势，并根据预定的声象才能知所行止进退，而金鼓旌旗正好具有这样的效用。金鼓是语言的扩大，是简单易行的视觉通讯方法。在杀声震天的战场上，用金鼓旌旗代替军队统帅和将领的语言和手势，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指挥调动千军万马，进退周旋，确是当时最简便有效的号令手段。当时的军事家和将领对此已有较深刻的认识，如周代著名军事著作《军政》说："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孙子兵法·军事篇》引）孙武曾说："夫金鼓旌旗，所以一人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耳目也。"（《孙子兵法·军事篇》）战国名将吴起亦谓："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吴子兵法·论将》）这几条材料虽成文于西周末期和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很显然都是对金鼓旌旗与人的耳目相互关系及金鼓旌旗在军事指挥中作用的认识与总结，因此不难推知，在孙、吴以前的西周，旗鼓就已用于军事指挥。

1。旌旗战旗由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标志发展而来。"旗"字从"■"，在甲骨文中作"■"形，是最早的旗，军旅的"旅"字在甲骨文中作"■"形，意为在战旗下集合众人。

与等级制度相适应，周代的战旗因其主人的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而有太常、旂、旃、物、旗、■、旐、旞、旌等多种形式，即《周礼·春官·司常》所说："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颂旌物：王建太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县鄙建旐，道车载旞，斿车载旌。皆画其象焉"。兹分述于后："太常"，为王的战旗。《仪礼·觐礼》上说："天子乘龙，载大旆，象日月，升龙降龙。"郑玄注云："大旆，太常也。""太常之上绘日月之形，象征至高至明。"《左传·桓公二年》所谓"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即是实证。又《逸周书·克殷解》说武王伐纣时"又阵常车"，这里的"常车"就是建有太常旗的战车，王坐镇其中观察和控制战场局势的变化，是战场上全军的指挥中心。

"旂"，为诸侯的战旗。据《释名·释兵》："交龙为旂。旂，倚也。

画作两龙相依倚"。"豗"上还悬坠有铃，如《尔雅·释天》说："有铃曰旂"，《说文·■部》说："旂，旗有众铃，以令众也"。另如《休盘》、《询簋》、《王臣簋》、《颂鼎》、《毛公鼎》、《豆闭毁》等西周青铜器铭文在记载王赐臣下时均有"■旂"字样。"■"即铃，"■旂"就是带铃的旗，旂与铃相配，声象俱备，使其宣发指令效果更佳。另据《诗·鲁颂·閟宫》记僖公绍继周公之业说"龙旂承祀、六辔耳耳"和《诗·周颂·载见》记诸侯朝武王庙说"龙旂阳阳，和铃中火"，均说明龙旂是诸侯之旗。

"旜"，又作"旃"，是孤卿的战旗。《释名·释兵》："旃，战也。

三孤所建。"旃旗上无任何图案，且旗的主体部分与斿同为一色。《周礼·春官·司常》："通帛为旜，杂帛为物。"所谓通帛是说旗的■（主体部分）与■两部分颜色一致。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在田猎时，国君用"旃以招大夫"，说明"旃"确为上大夫--孤卿的战旗。至于《周礼·大司马》所载"师都载旃"，据清代王念孙辨析，此"师"为"帅"之误，帅指三军之帅，"都"是大小都邑主，他们的身份相当于孤卿，所以也建旃，因此"师都建旃"与"孤卿建旜"并不矛盾，其意义实际上是一致的。

"物"是大夫士的战旗，这里"大夫"与"士"相连，当是中大夫与下大夫。《逸周书·克殷解》说武王伐纣时，斩纣及其妻妾悬首于太白、小白。朱右曾《逸周书校释》谓："太白即旃，小白即物。"因此"物"又称为"小白"。据《周礼·春官·司常》中"杂帛为物"可知，"物"的■幅由杂色帛缝连而成，而且不画任何图案。

"师都建旗"。据清王念孙说："师当为帅。《说文》引《周礼》作率都建旗。帅、率古字通"。又《周礼·大司马》有"军吏载旗"，与"师都建旗"有异，清孙诒让认为，《司常》所说的"师都建旗"，系指各级军吏而言，被以三军之帅代称军吏，而《大司马》所说的"师都载旃。"①则专指三军三将，不包括各级军吏。据《逸周书·克殷解》载："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百夫"即百夫长，是一级军吏，可证"旗"确为军吏所建。因此，实际情况当是：军帅建旃，军吏建旗。"旗"为单色，画熊虎之象，象征其猛如熊虎。

"州里建■"。州里指六乡，即国中官吏。六乡有军队，因此六乡的官吏建■旗，《周礼·大司马》即谓："百官建■"。"■"画鸟隼，象征迅捷。《诗·小雅·六月》说："织文鸟章，白旆央央"，画鸟章的旗即是■。而由《六月》又可知"■"有"旆"，旆是旗正幅后部的附帛，可以随时取下或佩上。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晋以兵车会诸侯，"八月卒未，建而不旆，壬申复旆之"，杜预注云："将战则建旆，不战则不旆"。"白旆央央"是对集合全军准备应战的临战情景的描绘。

"县鄙建旐"。县鄙是国郊之外的六遂之地，周代居于六遂之地的"野人"虽然不当兵，但却充作军中的厮役。如《书·费哲》载，伯禽伐淮夷、徐戎，令三遂"峙乃桢榦"，"峙乃刍茭"即派人准备筑具、草料。又《诗·小雅·出车》说："设此旐矣，建彼旌矣"，"出车彭彭，旗旐央央"，这些都说明县鄙之民于战时要从事后勤工程服务，亦要从军，其长官也要建战旗，所以《周礼·大司马》说"郊野载旐"。"旐"画龟蛇，有负物蛇行，尾随

①　孙治让：《周礼正义》卷五十六。

其后之意。

"道车载旞，斿车载旌"，道车是乘车，斿车是田猎车。旞、旌是无旗幅而以旄牛尾或鸟羽插扎于竿首制成的战旗。《尔雅·释天》所说："注旌首曰旌"，郭璞注："载旄于竿头"。又《周礼·春官·司常》："全羽为旞，析羽为旌"，全羽是指鸟的整支翅膀的羽毛，析羽是指从鸟翅膀拔下的散羽毛扎成的一束羽毛。用作旞、旌的羽毛往往染上鲜明耀眼的颜色，以使士卒视之而奋进。旞、旌是广泛用于指挥战斗的战旗，并不局限于某一等级。不仅王可用旞、旌，而且诸侯卿大夫亦可用之。如《尚书、牧誓》说："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旄"即旄牛尾，白旄显然就是用旄牛尾制成的"旞"旗；又如《公羊传·宣公二十年》载，楚"庄王亲自手旌，左右。。（挥）军"；再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晋栾鍼见楚"子重之旌，请曰："楚人谓夫旌，子重之麾也""。以上这些记载都说明旞、旌的使用是不受等级限制的。

除麾、旌无等级之限外，从太常到旐则分属于不同等级。不同等级的战旗除颜色式样各不相同外，还用"旒"（liú）的多寡来加以区分。"旒"又作"斿"，是旗帜上的飘带，如《国语·齐语》载周襄王赐命齐桓公时即有"赏服大辂，龙旗九旒"说。一般而言，太常旗十二斿（《周礼·春官·中车》），龙旗九斿，鸟■七斿，熊旗六斿，龟旐四斿（《周礼·考工记·辀人》）。

综上所述，周代具有一套完备的战旗号令系统，各种战役旗各有名号，它们以颜色式样及旗的多寡以示区别，士卒在军事行动，尤其是作战过程中，一辨即明，从而决定自己的行动，达到军队统一指挥的目的。

2。战鼓鼓，在人类生活中有极广泛的作用，至今仍被使用。其形状多为圆桶或扁圆形，中空，外以木板、皮革等蒙闭，用手或其他物体击打，发声震耳。最早的鼓有土鼓、木鼓，而据《诗·商颂·那》："置我鞉鼓，奏鼓简简"，可知至迟在商代已经出现了革鼓。由于鼓具有扩声的特性，早在远古时代，原始人就用它来驱赶野兽，辅助狩猎活动，同时还被用作乐器，击节以导舞。而当人类社会发生战争以后，它便又被赋予了军事职能，即演变为战鼓，成为军事指挥号令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

周代的战鼓主要是革鼓，和战旗一样，与等级制度相适应，战鼓也依主人身分的贵贱等级而有多种。《周礼·大司马》对此有明确记载，其谓"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帅执鼙"。路鼓是一种四面大鼓；贲鼓是两面大鼓；晋鼓也是两面鼓，但较贲鼓大而扁短；提是手提战鼓；鼙是一种小型战鼓，又称"应鼓"。这五种战鼓总是与金器配合使用，故号称"金鼓"。《周礼·地官·鼓人》即有"以金。。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的记载。郑玄注云："是。。、镯、铙、铎皆助鼓以作气"。又《周礼·大司马》说："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铙，郑注云："如铃无舌，有秉执而鸣之"；"镯、钲也。形如小钟"，又称丁宁。《左传·定公四年》："伯棼射王，汰辀及鼓跗，著于丁宁"，杜注："丁宁，钲也"。铙、镯均是小型打击乐器，而"铎"，"大铃也"（《说文》），是摇动乐器。此三金均是公司马以下的低级军吏所使用的指挥工具。3。金鼓旌旗的演变与实践运用金鼓旌旗作为军中指挥号令系统，目的是为了在金鼓旌旗的指挥下按照指挥人员的指示统一行动，但是不同的金鼓旌旗所发出的号令各不相同，因此要想让士卒听令必先使其知令，即是让士卒先掌握并练习金鼓旌旗发出的各种复杂号令，这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所以周代的军事训练"讲武"活动中以操练士卒辨识金鼓旌旗发出的号令作为中心内容。《周礼·大司马》对此记载颇详："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马振铎，群吏作旗，车徒皆作。鼓行鸣铎，车徒皆行，乃表乃止。三鼓摝铎，群吏弊旗，车徒皆坐。又三鼓，振铎作旗，车徒皆作鼓进，鸣镯，车骤徒趋，乃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车驰徒走，乃表乃止。鼓戒三阕，车三发，徒三刺。乃鼓，退，鸣铙且却，乃表乃止，坐作如初"。这里所描述的是各级军吏手持金鼓旌旗训练士卒的一个壮观场面，从集结待命到齐步行进、立定、快速行进，跑步行进直至发矢击刺、收兵撤退悉听旗鼓之令而行。在整个训练过程中，三军步调统一，不得擅自动作，不准破坏队形，必须排列有序，即"以旌旗为左右和之门，群吏各帅其车徒以叙和出，左右阵车徒，有司平文，旗居卒间"。另据《司马法·天子之义》：军事训练中要求"军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即使是"逐奔"，也不准"踰列"。如果"士失什伍，车失偏列"（《尉缭子·制谈》），将受到军法处治。

由于士卒每年农闲时都接受军事训练，对金鼓旌旗的号令已经熟悉，因此在实战中完全可以根据各级军吏旗鼓号令的变化而行动，也正因如此，军事指挥人员才得以运用金鼓旌旗来实现自己的意图，进退徐疾，均得其要。金鼓旌旗除具有指挥号令的作用外，同时还可以鼓舞士气，以壮声威。

但是要真正发挥金鼓旌旗的效用，对军事指挥人员的要求亦很高，因为战场的形势千变万化，而金鼓旌旗的号令又十分复杂。单就鼓法而言，就有"鼓旌旗、鼓车、鼓马、鼓徒、鼓兵、鼓足、鼓首"等多种，而每种鼓法又有启、止、退之分。能否把握时机，正确运用，事关全局。如使用不当，则有可能胜负互易。因此，一位优秀的将领不但要把金鼓旌旗的号令烂熟于心，而且要审时度势，不失战机，最大限度地发挥金鼓旌旗的指挥号令作用，才能达到战而能胜的目的。

周代除军中的金鼓旌旗指挥号令系统外，在国防上还建设了一套烽燧传警系统。古代交通通讯非常落后，每一地的军队数量有限，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必须召集援军，而步行传讯求援不能迅达，往往贻误战机。为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发明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烽燧传警通信系统。西周时期这一系统已被广泛运用，即在从王都通向诸侯国和边境的各个方向，利用山头和高岗，设置烽火台，备置燃料火种，派专人守候，有警则燃。白天放烟，夜间举火，逐一传递，虽千里之外亦可迅速知晓警情而发军援应。如西周末年，周幽王宠爱褒姒，而褒姒不爱笑，幽王为博其一笑，令举烽燧。诸侯闻警悉至，但并无警情，褒姒乃大笑，幽王很高兴。后来又几次无警而举燧，诸侯几遭胡弄，多不信。而当犬戎进攻周朝时，幽王再次举燧，诸侯兵闻警不动，幽王因无援而被杀。以上关于举燧的记载，虽是一件极荒唐之事，但说明了西周时已建立起一套发送警报、传递号令的烽燧系统，而且在国家军事活动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西周的战争西周时期的战争和商代一样有两大类，一是周族兴起过程中与商朝对抗直至灭商的战争；一是建立周王朝后为巩固和扩大统治而进行的对内平叛和对外扩张。兹就这两方面的军事行动择其主要者分述于后。

1。周人灭商之战商朝末年，自帝甲开始，国势由盛转衰，历七世至纣王帝辛时，积弱之势日益严重，加之纣王荒淫无道，倒行逆施，天怨人怒，社会矛盾越显尖锐，灭亡之兆已现。

而正当商王朝统治行将崩溃之际，西方渭水流域的周族兴起，经过古公亶父、季历等几代的长期努力经营，周的势力日益强大，商王父丁感到周人对自己的严重威胁，因而杀季历以遏制周族的发展。季历死后，其子昌立，是为西伯，即文王。文王在位50年间，始终把灭商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他吸取前辈的经验教训，在实施内政外交上，注意在形式上臣服于商，消除商王对周的疑虑，暗地里却积极积蓄力量，招揽四方之士，扩大周的影响。文王的意图被崇侯虎察觉，并向纣王指出周对商的潜在威胁，于是商纣王囚文王于羑里（今河南汤阴）。文王的谋臣们积极营救，投商纣王之所好，向其进献美女、骏马及其他宝物，纣王大喜而赦文王，并赐以弓矢斧钺，授以征战之权。文王归国后，一方面"阴行善"，向纣王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笼络其他诸侯；另一方面假意讨好纣王，祭祀商人祖先，表示永远臣服忠于商朝。这样既打消了商王的戒心，又在诸侯中提高了威望。如商的虞、芮二属国因慕文王之名而求其帮助调解两国领土争端，最后受文王治绩的感化而终至背商朝周。其他诸侯也"多叛纣而往归西伯"（《史记·周本纪》），就连南方的楚国之君也远道朝拜文王。所有这些都为周灭商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周文王在争取各诸侯的同时，利用自己从纣王那里取得的征伐权力，采取军事行动，消灭敌对势力，剪除商的属国，先后征服北边的犬戎、西边的密须（在今甘肃灵台）、东边的黎（又作耆，在今山西长治西南）、邘（今河南沁阳西北），接着又趁势灭掉了崇国，并将都城由歧迁至丰邑（今陕西户县东），为灭商扫清了道路。正当周势力迅速发展，灭商指日可待之时，文王大业未竟而卒，其子发立，是为武王。武王继承父志，进一步加紧灭商的准备工作。而此时商纣王仍不以为然，对周人咄咄逼人之势掉以轻心，宣称"不有天命呼？是何能为？"（《史记·周本纪》）对周不加防范而专意于征伐东夷。对东夷之战不仅使商王朝实力大为消耗，而且使西线为之空虚，同时激化了国内矛盾和统治者之间的斗争，使周取得了灭商的有利战机。武王为实施最后进攻，先试探诸侯的态度，利用文王在诸侯中的威信，曾载文王的灵牌在孟津（今河南孟县西南）联合各诸侯东向观兵，从者八百诸侯。这次会盟既是一次军事演习，同时也是对武王盟主地位的大检阅，会盟的成功无疑在政治上确立了武王的盟主地位，使武王有能力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灭商。武王虽得到各诸侯的拥护，但仍感时机不够成熟，会盟后即退兵，又经两年的准备，武王信心倍增。而此时商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想挽回商王朝命运的贵族尽遭陷害：王子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逃走，少师、太师奔周，商纣王完全陷于孤立。武王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史记·周本纪》）东进伐商，并遍告诸侯于盟津会师，准备对商展开决战。

周军从宗周出发，沿渭河和黄河南岸行抵盟津渡河，大会诸侯，组成联军。当时联军中除国姓诸侯和归附于周的其他诸侯外，还有西方和南方的庸、蜀、髳、微、卢、彭、濮等方国部落的军队。武王向联军发布誓师令（《泰誓》），历数纣王的种种罪行，宣布伐商是执行上天的旨意，激励全军将士同仇敌忾，勇往直前。战前动员后，联军以"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荀子·懦效篇》）的急行军迅速挺进商都朝歌西南的牧野（今河南汲县北），并进入临战状态。公元前1027年周历二月甲子日清晨，在发起总攻前武王再次举行誓师大会，武王在誓词（即《牧誓》）中揭露商纣王逆天叛道，抛弃祖宗，离弃兄弟，重用奸人，为非作歹，使生灵涂炭，因此必须奉行天命伐而灭之。同时宣布作战纪律，教以战法，勉励士卒勇敢杀敌。面对联军的进攻，纣王毫无准备。时商军主力仍在东线与东夷作战，为抵抗联军，不得不临时武装大批奴隶，仓促应战。《史记·周本纪》记牧野之战战况云："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践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死"。文中七十万人，其数不确，《尚书·武成》孔颖达疏云："纣兵虽则众多，不得有七十万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强敌，虚言之耳。"又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云"案：三代用兵无近百万者，况纣正发畿内之兵，安能如此其多。"由此可知纣军并非确有70　万人，但其数量多于联军则有可能，但从文中商军"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纷纷倒戈叛纣来看，商纣王为数众多的军队当不是国家军队的主体，而是由奴隶临时拼凑而成，唯充数以虚张声势而已。从战斗经过来看，两军并未有激烈的交锋，武王采用了声东击西的策略，派师尚父带领少数勇猛之士向纣军挑战，转移敌军注意力并挫伤其锐气，而后亲率主力向敌军发动猛烈攻击，纣军遭此突击，不战自溃，奴隶大军纷纷倒戈，纣军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自知大势已去，逃回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占领朝歌，商王朝遂告灭亡。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这场战争从准备到进行，周王始终把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充分发挥政治攻势的效力，瓦解孤立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自己。这一措施在战争中显示了强大的威力。而在具体交战中，武王采取了慎重而灵活的战略，根据双方兵力的实际情况，为避免与商军进行正面消耗战，采用分散敌人注意力，出奇制胜的战法，突击商军主力，使其防不胜防，从而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战争的全面胜利。

这场战争不仅反映了当时军事家驾驭战争的能力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显示了政治攻势的巨大作用，更重要的是灭亡了腐败的商王朝，确立了周在中原的统治。

2。周公东征之战牧野之战后，武王成了天下共主，为了对原商朝畿内地区实行有效统治，他把商畿分为三部分：邶（北部）、鄘（东部）、殷（西部）、封纣王之子武庚于邶，使其奉祀祖先，不绝殷后；令管叔（名鲜）治鄘，蔡叔（名度）治殷，而以管叔、蔡叔、霍叔（武王之弟）三人同为武庚的傅相，以监视武庚，故号称"三监"。

周灭商后两年，武王卒，其子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代成王行事。当时周朝刚刚建立，其统治基础远未巩固，原来的殷商势力仍很强大。武庚及地处东方（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安徽及江苏北部地区）的一些诸侯国：趁机叛乱。管叔（武王次弟）因企图继王位，对周公旦摄政极为不满，于是散布流言，并煽动蔡叔、霍叔等，怂恿武庚及东方诸国，以"周公将不利于孺子"为借口，公开叛乱，周王朝面临着殷商复辟的危险。周公旦面对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复辟势力，多方权衡，断然决定兴师东征。但当时周朝内部反对武力平叛者大有人在，为了组织东征军发动平叛之战，周公旦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他发布文告（即《尚书·大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武王死后，政局动荡，国内很不平静，殷商遗族看到周朝内矛盾尖锐，有懈可击，因而轻视周朝，企图复辟并发动叛反，王朝面临天降大祸，不可等闲视之，必须除绝祸患以求振兴。他用大龟占卜，说得到上天旨意，用武力平定叛乱，且卜兆是吉利的。据此告戒周人及原来归属于周的诸侯，必须顺行天意，继续文王、武王的大业，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只有团结起来，齐心协力东征平叛。

经过周公的宣传动员，借助上天的旨意和文王、武王的余威，周公终于把东征大军组织起来，并亲任统帅，挥师东征。周公率东征大军沿当年武王伐纣的路线向东征讨，首先将兵锋直指邶地，周师一到，"殷大震溃"，杀武庚（一说败逃，不知所终）。与此同时，分兵一路直取管叔驻地鄘，并迅速消灭管叔的武装，占领了城邑，管叔亦被杀死。接着周师攻克蔡叔驻地殷，捉蔡叔而囚之于郭凌（一作郭邻）。

周师击败武庚及"三叔"之后，周公意欲扩大东征战果，一举消灭其他反叛力量。周公原计划先向东伐商盖（今山东南部、西部地区），商盖地区为东部主要反叛势力所在，即"大国"所居之地。辛公甲提出建议："大难改，小易眼，不如服众小以劫大"，周公采纳了他的意见，遂改变计划，决定先攻淮泗间（今苏北、皖北地区）的九夷（包括徐、熊盈氏等小国），于是挥师东南，进攻九夷。九夷诸小国实力不强，在周师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但由于九夷在此之前长期与商作战，其军队数量虽少，却颇具战斗力，且对当地的地理非常熟悉，善于在低洼河湖地带作战，而周师车兵行动不便，且士卒多有水土不服，因此攻九夷之战，并不象预料中那样速战速决，但经过连续作战，九夷终被征服。

周公征服九夷诸小国后，便按原计划挥师北上"践奄"。奄国在商朝时曾是东方的一个比较强大的诸侯国，周灭商后，它并未受到冲击，仍保有实力，在武庚叛乱后，成为周东方的一个劲敌。但此时周师已先剪灭了奄国西、南两面的邻国，其势孤悬，周师乘胜进逼奄城，奄君被迫投降。接着丰、蒲姑等山东北部诸国亦相继投降，至此历时三年的东征之战宣告胜利结束。周公东征之战，是在周王朝面临被颠覆的危急情况下发动的，在内外交困的形势面前，周公毅然采取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见其胆略非凡。此次征战主要对象是殷商旧势力，因此又称"第二次伐商之战，"战争的胜利不仅巩固了周王朝新政权的统治，消除了内部不安定因素，同时将周的统治势力扩大到渤海、黄海之滨。此外，东征之战在军事上也为后世创造了诸多成功经验。在东征过程中，周公及其属下谋臣针对反叛势力没有形成统一力量的实际，采取以强击弱，以大攻小的战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在具体实施步骤上，实行擒贼先擒王的方针，首先集中兵力打击武庚、"三叔"等首恶者和策动者；在击灭首恶之后，又适时调整计划，先攻小，后攻大，进而以军事胜利相威慑，以政治攻势迫敌投降。所有这些策略，均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在中国军事史上留下精彩的一页。

西周早期，自周公东征胜利后，在成、康两王在位的五十年间，由于贯彻周公制定的政策，精心治理，使西周呈现"天下安宁"的局面，国内社会矛盾和与外族的矛盾相对缓和，战事极少，此间只发生过成王攻淮夷和康王伐鬼方两次较大的战争。

成王攻淮夷之战发生于成王五十一年，此时周公已死，成王亲政，东方的奄国和淮夷再次起兵叛反。成王率兵亲征。曾以毛公为统帅，总领王师，并以成周八师为主力中军，命关伯率所属为左军，命吕伯率所属为右军，成王子■领本族甲士为成王卫队。经三年断断续续的征讨，终将叛乱平息。周康王伐鬼方发生在康王元年，起因不明。据《小盂鼎》铭文，周师往伐鬼方，鬼方战败，周军杀鬼方四千八百余人，俘其首领以下一万三千八十一人，获车十辆，马、牛、羊数百头，取得巨大胜利。

3。西周中后期的战争在成、康统治期间，天下安宁，周朝势力空前发展，达于鼎盛。与此同时，周朝周边的戎、狄、蛮、夷也逐步发展壮大，与周朝的摩擦冲突逐渐增加，从周昭王开始，多次爆发了周朝与戎、狄、蛮、夷诸族间的战争，直至西周灭亡。

（1）昭王攻荆楚之战周昭王时，汉水南的楚国和百濮、群蛮，时常"陷虐"周王朝南土，南疆边患不断。昭王十六年，汉水流域的及国攻扰周土，昭王决定亲自率军南征，欲彻底解除南疆边患，以收一劳永逸之功。于是在成周集结大军，同时命令各诸侯率本国军队从征。当周军大举南进达于边壤时，及国闻风归附，遣使往迎周王，南夷（汉水流域诸国）、东夷（淮水流域诸国）二十六邦国均来朝见，以示臣服，南征第一阶段不战而捷（据《宗周钟》铭文）。昭王因胜而骄，继续南下攻荆、楚，渡汉水后，遭到以兕（古犀牛类独角兽）为图腾的部落的阻击，周军大败，六师丧尽，昭王亦死于汉水之中（《史记·周本纪》）。此次南征古文献资料奇缺，战争经过不得而知，但昭王以丧师身亡而告终却是事实。

昭王南征是周朝建立后遭受的第一次严重的军事挫折，此次战争的失败从侧面暴露了周王朝政治、军事上的薄弱环节。成康之际周朝国势强大后，不再像文王、武王时期一样从政治上争取和团结四方外族方国部落，而是单纯地依仗军事征服来解决与周边外族的矛盾，文王、武王时的德政义行不能远播四方，周王朝的威信影响受到削弱，遭致各族人民的反对，此其一。其次，周朝在近半个世纪的和平时期里，军事上陷于保守状态，满足于周初东征取胜的经验，单纯注意发展车兵，没有根据战场的变化来研究四方边境地理环境的特点，更没有发展出一套适合于山区和江河作战的军事装备和战法，因此一旦离开中原地区而深入山河交错的山区作战，必然困难重重，无法施展。其三，因长期处于和平环境，对军事斗争缺乏足够的认识，尤其是对敌方缺乏了解，因而既不注重军队的训练，又妄自尊大，每当出征，周王往往亲自挂帅，以满足自己的虚骄心理，而其左右辅臣，因久享安乐，知礼乐而不知兵法，在此种情况下轻敌冒进，难免不落得兵败身亡的悲惨结局。由此可见，昭王南征的失败绝非偶然，它有着深层的政治和军事原因。自昭王之后"王道衰微"（《史记·周本纪》）即是明证。

（2）穆王西征犬戎之战周昭王南征溺死后，其子姬满即位，是为穆王。穆王时，居处西北的犬戎势力又强大起来，并开始怠慢于周，在朝穆王时没有进献贡品，以示挑衅，穆王遂决定征伐之。祭公谋父曾提出不同意出征的意见，主张实行文王时"耀德不观兵"的政策，即以政治手段求得犬戎的"荒服"（只按时来朝拜周王，无其他义务），穆王不听，亲自帅师西征。因有关资料缺乏，战争经过不详，据《后汉书·西羌传》仅知"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即俘其部落首领五人，而"四白鹿、四白狼"中的"鹿"与"狼"，有人认为是指以鹿、狼为名号的戎族。从战果来看，此次战争的军事胜利并不大，而且由于穆王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高压的政策，其所导致的后果是对周极为不利。《史记·周本纪》谓："自始荒服者不至"，说明周王朝在周边外族中失去了威信。

穆王战胜犬戎后，继续西征，一直打到昆仑，还相传与西王母在瑶池相会（《古本竹书纪年》）。说明周穆王时，周的势力曾一度深入西域地区。（3）懿、孝、夷、厉诸王与戎族之战周穆王发动了征犬戎之战，并将犬戎迁至太原（今山西北部及内蒙古地区）。周穆王死后，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相继即位，在以上诸王在位期间，国势日趋衰微，西北的戎狄侵凌日甚，对戎族之战成为西周中后期对外战争的主要内容之一。

懿王时，戎族不断攻扰周境，一度打到镐（陕西西安西）、岐（陕西岐山）等地，懿王派虢公率军攻拒犬戎，战败，懿王被迫逃离镐京，迁都犬丘（即槐里，今陕西兴平县）。

孝王时，与戎族的战争时断时续，孝王曾命申候（"申"为古姜姓国，居今晋、陕之间）攻西戎，西戎战败，献马止战。

夷王时，力图征服西戎，以绝除戎族不断侵扰之患，令"虢公率六师攻太原之战"（《古本竹书纪年·周纪》）。周师进至俞泉（今地不详），大败戎人。获马千匹，取得较大胜利。

夷王虽重创戎族，但并未达到绝患的目的，不久允姓之戎又崛起。至厉王初年，ǎ狁竟攻至周京师--豳的附近，大肆掳掠，厉王令武公率军迎战，元士多友自宗周奉命驰援京师。周大军向西进击，先后在■、龚、世和杨冢等地与ǎ狁交战，共计斩杀356人，俘28人，缴获兵车127　辆。同时，还解救了ǎ狁所掳的荀邑百姓。厉王时对戎族的战争取得了很大胜利，但仅仅缓解了一下局势，并未能阻止戎人的继续进攻，以至到宣王、幽王时成为对周王朝的主要威胁，并再度攻入镐京，杀幽王，最后瓦解西周。

（4）夷、厉二王征淮夷之战夷王、厉王时期，由于戎族的不断进攻，不仅西方、北面边患不断，战事频繁，此时居处淮河流域的淮夷（或称南淮夷）因看到周室日益衰微也不断起而反抗。

夷王时，淮夷的反抗日甚一日，夷王曾亲率大军南征淮夷，在噩侯驭方的配合下，先后征服了角（今江苏淮阴）、津（今江苏宝应）、桐（今安徽桐城）、遹（今安徽霍山）等小邦，事后对征战有功的噩侯大加赏赐。

淮夷诸小邦受夷王打击后，一度息兵止战，贡服于周，但由于周在淮夷地区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事隔不久，至厉王时淮夷诸邦又重新联合起来，反抗周朝，曾有功于周的噩侯驭方也加入其中，并成为反周联军的首领。在驭方的帅领下，淮夷联军向西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上洛地区（今陕西商县），西周朝野震动。周厉王急忙组织军队在析谷阻击，将淮夷联军从西向东步步逼退。在击退淮夷联军的进攻后，趁势诏命"西六师"和"成周八师"南下攻灭噩国，擒获驭方，终于将淮夷的反抗暂时压服。但淮夷众小邦并未就此俯首听命，而是继续反抗，厉王不得不亲自帅师征战，但其收效并不明显。从上述战况来看，夷王时期周与淮夷之战规模很大，战线很长，周朝动用了王室军的主力--"西六师"和"成周八师"仍未奏功，可见淮夷反周力量的强大和战争的十分艰巨。

（5）宣王"中兴"之战周共和元年，国人暴动，厉王被迫逃到彘地（今山西霍县），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其子静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时，周朝正面临着内外交困的严重危机，一方面，内部的阶级矛盾和贵族间的矛盾异常尖锐，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另一方面，外部四周的一些方国、部族，尤其是西北的戎狄和东南方的淮夷，乘周王室危机，加紧对周朝的反抗和进攻。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宣王鉴于厉王因暴虐专制而被推翻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缓和内部矛盾的措施。《史记·周本纪》载宣王在周、召二相的辅佐之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一改厉王时的做法，要求贵族们减轻对国人的压榨，不要淫湎于酒，同时承认贵族奴隶主们开辟的山林、川泽为己有等，这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使周朝内部得以安定。在此基础上，宣王凭借积蓄起来的力量，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对外族的战争，在征服戎狄、淮夷过程中，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在战略上采取了防御与进攻相结合的方针。

宣王初年，西北的戎狄继续大规模向周发动进攻。宣王三年，宣王命大夫秦仲伐西戎，秦仲兵败被杀。约在宣王五年，ǎ狁逼进西周腹地，"侵镐及方"，主力集结于焦获（泾阳西北），前锋进抵泾阳，对周朝构成极大威胁。是年六月，周宣王为解除这一外患，命尹吉通率师出击，尹紧急集结军队，以十乘战车为先锋进攻焦获，自率主力随后急速跟进。周军以战车优势，将ǎ狁击退，并继续向西北推进到太原。周军获胜后，宣王派大将南仲率兵前往收复的地区，筑城防守的同时，还主动出击ǎ狁，即所谓"ǎ狁于襄"，"薄伐西戎"，"执讯获丑，薄言还归"，"ǎ狁于夷"。

宣王六年，宣王召秦仲的五个儿子，命他们统兵七千再次大举攻伐西戎，大胜。宣王封秦仲长子为西陲大夫（号庄公），并赐管犬兵、犬骆之地，使其成为周在西方的重要屏护力量，以缓解来自渭河上游的威胁。事隔不久，宣王又派虢季子白伐ǎ狁，虢季子白率军由泾阳西进，初战告捷，斩首500，生俘50。接着命其部将不其乘胜追击，直打到高陶（今甘肃天水附近），得胜而归。

经过上述几次对西部、北部戎狄的战争，重创西戎、ǎ狁诸部，使其在后来一段时间内不敢内犯。暂时解除了戎狄对周京城的直接威胁，改变了原来"靡宝靡家"，"不遑启居"（《诗经·小雅·采薇》）的局面，稳定了人心。

宣王在解决西北边患后，便开始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南方的荆楚和东南的淮夷。在对楚作战中，宣王派方叔挂帅出征，统领兵车三千乘，浩浩荡荡，直奔南方。在周朝大军的强大攻势下，楚被打败，南方亦得以暂安。

接着，周宣王又把用兵重点转向东南，时以徐为首的淮夷诸小邦常反攻周，宣王先派召虎前往征伐。虽获胜，然淮夷诸邦仍不服，继续与周对抗，周宣王遂决定调集军队大举东征。宣王东征淮夷之役，《诗经·大雅·常武》有记载称，周王在太庙中命卿士南仲和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警既戒，惠此南国。"即是要整顿好国家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征服作乱的徐淮之夷，使王朝的恩惠能施于南国。同时训令军队将士在征战中要守纪律，不许扰民。据诗歌中反映，周军行动迅捷，势如猛虎，长驱直入，势不可挡，王师所至，踏遍淮河两岸，俘斩无数，将徐国大肆洗劫了一番，达到了以武力迫服淮夷的目的。

经过以上大大小小的征战，四境的反叛势力均被压服，国内矛盾也因而得到了暂时缓解，赢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发展时期，国势得到很大恢复，周王声威重振，史称"宣王中兴"。但是宣王满足于已取得的胜利，错误地夸大自己的力量而轻视外族的实力。在取得东征胜利后，并没有适时调整对外族的政策，而是希图以军事手段再创伟业，因而继续奉行军事征服政策，其晚年又多次对外族用兵，如攻太原之戎，攻条戎、奔戎，以及宣王三十九年攻姜戎等，但这些征战皆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攻姜戎之战，周师惨败，"丧南国之师"，周军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综观宣王时期的战争，前期虽然打了一些胜仗，抑制了戎狄的进攻，压服了淮夷各邦国的反抗，但并未真正解决周与戎狄、蛮夷之间的矛盾，反而加深了外族对周朝的仇视与隔阂。而当军事上取得一定胜利时，不知运用政治手段去解决问题，而是一味的以军事取胜，最终事与愿违。而从其后期军事上的连连失败来看，宣王及其谋臣并没有利用暂时的稳定局势来研究和发展适合于山地川泽作战的兵种及战法，仍固守陈式，单纯以军事力量的优势作为发动战争的凭借，以致欲振复衰，实为后世所当鉴戒。

（6）犬戎灭西周之战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而死，其子宫涅继立，是为幽王。幽王即位时，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国内人民因连年战争和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压榨，生活悲惨，加之震灾（幽王二年关中发生大地震）、旱灾的危害，人民如陷水火，挣扎在死亡线上；而奴隶主贵族们却依然骄奢淫逸，国内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在此情况下，西北的戎狄族大肆入侵"日蹙地百里"，周王朝陷入内忧外患交织的危险境地。而幽王不思振作，任用奸猾，以善溲好利的虢石父为亲，国人怨愤；又宠爱褒姒，废申后和太子宜臼，册褒姒为后，立褒姒子伯服为太子，由此引发一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申后之父申候联合缯侯与犬戎攻宗周，以支持申后和宜臼夺权。而当大祸将至之际，幽王以国事为儿戏，为博褒姒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及至申侯与犬戎之军兵临城下时，再举烽燧，诸侯无一应援，犬戎兵一举攻入镐京，幽王仓惶逃走，被追杀于骊山之下，西周遂告灭亡。

（五）西周的武器装备与军事防御体系1。西周的武器装备西周灭商后，吸收继承了商代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加之周朝统治者（尤其在周初）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奴隶制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在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下，周王朝统治者极重视农业生产，与分封制相适应，周王将土地分给诸侯，诸侯再分给大夫，大夫再分给士。而这些大小的奴隶主贵族极尽剥削之能事，役使广大奴隶终年胼手氾足地在田间劳动。由于长期经验的积累，当时奴隶所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在商代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进步，虽然仍以木、石、骨、蚌为主要制作材料，但制作技术水平已大为提高。青铜农具也较商代增多，尤其是被称作钱、鎛、钰、艾的生产工具，分别用于翻地、锄地和收割，提高了生产效率。耕地制度也更为完善，已普遍采用休耕的方法。由于生产工具的先进，耕作技术的提高和大量奴隶的使用，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发展，农产品的产量和品种都大为增加。社会财富的增多，极大增强了周王朝的经济实力，这就为周朝军事力量的建设和战争的开展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西周的畜牧业虽因农业的大发展而在社会经济中退居次要地位，但奴隶主贵族仍十分重视畜牧业，尤其是养马，因为马是军事装备和贵族生活中所必须的牲畜，一辆战车就要用四匹马，国家要建立一支强大的车马部队，对马匹的需求量是非常可观的，因此，养马业在西周比较发达。西周手工业与商代相比取得了极为突出的发展，西周手工业仍然垄断在周王和大小贵族手中，周天子和各诸侯国都拥有相当规模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并有比较细的分工，设有各种工官进行管理。武王灭商时所俘获的人数众多的各种青铜工匠都被充分利用，并世代不得改行。从成王时开始，西周青铜制造业有了一个大的飞跃，到西周中期在继承商代水平的基础上，青铜冶炼和铸造工艺继续得到提高，并制造出周代的风格和特色。

社会生产的发展和青铜冶铸技术的提高，使西周的兵器生产比商代的品种增多，除传统的戈、矛、刀、箭等外，还出现了戟和剑等新兵器，即使是传统兵器，它们的制作也有了新的变化。

戈，在西周时仍是主要格斗兵器。戈的形状从夏到商，不断改进，到西周时基本定型，戈的内改为弯曲的勾状，成为戈胡，并在胡身加刃，以加强勾、割的作用。接着又在胡边凿孔（称为穿），用绳子绑在柲上，成了短胡一穿的戈，这是戈的一大发展。随着经验积累，为使绑附牢固，穿由一个发展到二至三个，胡也随之增长，援的锋利程度也较商代提高许多。

矛，西周矛的形制较商代有所改进。过去銎比刃长，这时刃比銎长；过去刃部多是双隅（刃部隆起的脊角），这时有了三隅、四隅的。銎部侧面的环也取消。而矛柄的长度可能已如《考工记》所记载的一样有两种：一种长二丈，为步卒使用，称为酋矛；一种是长二丈四尺，是兵车上甲士使用的，称为夷矛。改进了的矛，尖锐锋利，刺透力强。

箭（矢），在西周仍是主要兵器之一。箭头的形制基本上是沿袭商代，只是镞的两翼夹角增大了一些，翼尾通过改为平铲状或将其磨制锐利，以扩大创面，增强杀伤力。青铜镞虽大量使用，但也还保留有骨镞、角镞。弓的形制大体也仍沿袭商代，到西周后期可能已逐渐形成了一套制弓的标准规范，成为后来春秋时代制弓工艺发展的基础。

戟，是西周时代的一种新兵器，它是戈与矛两种兵器连结在一起制作成的，是戈与矛的合体。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中，曾发现一件把戈和矛联装在一个木柄上的铜兵器，可以说是后来戟的雏形。与藁城发现的戈矛联装不同，在陕西、甘肃、河南、山东和北京等地发掘的西周墓中，发现过不少青铜铸造的整体戟，说明戟在当时已普遍使用。但其制作还不很成熟，是在戈的基础上将胡部向上延伸成为刺锋，有的还将锋端铸成反卷的钩状，这样的戟兼有勾、啄、桩（chōng，撞击）、刺四种功能，因而很快被用于装备军队，而后经不断改进，成为中国古代长期使用的一种主要兵器。据《考工记》载，西周时戟的规格是：戟广一寸半，内长四寸半，胡长六寸，援长七寸半，刺长六寸，重一斤四两，柄长一丈六尺，柄下端有鐏（

ūn，圆锥形的金属套）。由于戟制造工艺复杂，一物多能，技术要求高，因此其发展较缓慢；整体戟在西周及春秋早期有较多使用，到春秋中后期及战国时，又普遍改为长柄戈矛联装戟。

剑，是一种双刃的既可刺杀也可砍杀的短兵器。它是由刺击兵器演变而来，石兵器时代没有剑，大约在铜兵器全盛时期，由矛头及匕首演进而出现。从出土的实物来看，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剑，是西周早期的铜剑，这种铜剑其形制还不完备，剑身比较短，一般长约20-30　厘米，末端尖锐，两边有刃，但剑身中间无脊，也没有格和剑首，剑茎很短，携带时插在腰部，有的茎端有孔，用以穿绳携带。后来经不断改进，至西周后期和春秋战国时，形制逐渐完备，并成为奴隶主贵族喜欢佩带的一种兵器，因此其装潢极为讲究，有的剑柄嵌金镶银，雕刻纹饰，极为精美。据《周礼》记载，周代根据人的身长规定了佩剑的规格，分上、中、下三制，上制长三尺，重三斤十二两；中制长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两又三分之二两；下制长二尺，重二斤一两又三分之一两。总的来说，剑身都不长，这主要是因当时青铜含铅量少、韧性不够、质脆易折，不能制成长剑，由于这一原因，剑除贵族平时佩带外，在实战中主要用于防身和搏斗。

防护兵器。西周的防护兵器仍主要是甲、胄和盾牌。

甲仍以皮甲为主，但在山东胶县西庵发掘的西周车马坑中出土过一件胸甲，前胸由三片组成，全形呈兽面状，宽37　厘米，高28　厘米，后背是两个直径11　厘米的圆形甲，这些尺寸与成年人的体形正好相合。西周铜胄的形制沿袭商代，变化不大。

盾牌，在西周初已成为军队重要装备之一，其形制与商代无大差别，有步盾与子盾（小盾）之分，多为皮质，上面钉缀有青铜部件。这些部件有的是大小不等的圆铜泡，以加强防护能力，有的还组成一定的图案，如琉璃河53　号墓出土的一盾，由七个部件构成形象狰狞的兽面，既是一种装饰，又可以达到威吓敌人的效果。

兵车，在形制上基本沿袭商代，仍然是独辕（辀）、方舆、两轮，二马或四马驾驶。但车的结构有所改进：一是辕的曲度加大，辕端抬高、减少了对马的压力，使马能更好发挥其速度；二是车厢加宽，一般在130-160　厘米，甲士完全可以在车上自由挥动武器，提高了战车行进中甲士作战的灵活性。此时的战车在关键部位上多用金属部件，用铜辖把车■固定在毂外侧轴上，内侧的铜轴饰保护毂，减轻了车辆运行时的左右摆。辕，轭等部位也都用青铜铸件加固或装饰，大大提高了战车的牢固性，金文里称这种车为"金车"，文献中叫"戎车"或"攻车"。"戎车"多为军事指挥乘用。除"戎车"外，还有供进攻用的"轻车"，供防御用的"广车"，还有有环和皮革以遮蔽矢石的"革车"和用以攻城用的临车与冲车等等。其中以用于进攻的"苹车"数量最多。从出土的遗迹和实物可知，西周战车上配备的武器除原有的弓矢，长矛、铠甲、头盔、盾牌等之外，又增加了格斗长兵器戟和卫体的短兵器剑。2。西周的国防体系及设施武王灭商后，实行分封制，以王室贵族控制和管理被征服的地区，以巩固周王的统治。到周公东征获胜后，总结商代亡国和"三叔"、武庚反叛的教训，吸收夏、商保障国家安全的经验，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国家防御的措施，逐步建立起一个初具规模的国防体系。西周国防体系的特点突出表现为加强中央，以绝对的优势慑服地方；充实诸侯方国，镇守四方以屏卫中央。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是增筑王都城池，建立强大的王室军。周公东征胜利后，周公一方面加强丰、镐一带的统治，加筑丰京、镐京两个原有都城，并以六师的军队驻守，即"宗周六师"，又作"西六师"；另一方面在洛水营建雒邑（今河南洛阳市），即成周城，派八师兵力驻扎，即"成周八师"，又作"殷八师"，大大加强了周王朝对东方的统治。这样在东西相距400　公里的两都驻兵14　师，形成两大战略基地，这对于就近集中力量征战四方，而无需远距离调集军队创造了条件。凡西方有事，西六师征之；东方有事，则成周八师讨之。这使得周王朝能够不失战机，有效地控驭地方。即使遇到重大的事变，周王朝还可以集合两大军区的兵力会同征战而不至示弱于反叛势力。

第二，是分封和建立不同等级的诸侯国及其军队，以镇守四方。周统治者在原殷商王畿地区，封武王之弟康叔建立卫国。在卫国的东面封周公长子伯禽建立鲁国，将被征服的徐淮之夷归属鲁国统治。在卫国东北部建立齐国（建都于今山东临淄），封师尚父姜太公为齐侯，统治原薄姑氏的土地和人民。卫、鲁、齐三国在当时均为大国，封地广大，拥有数量可观的军队，并享有征伐之权，这样就把东方商朝势力强大的地区控制起来。在北面又以召公奭的长子建立燕国，建都于蓟（今北京市），燕国统治中心在河北北部，统治区域则远达今东北地区，其势力也非常强大，它与齐、鲁、卫三国遥相呼应，互为犄角，使西周的黄河中下游直至海滨地区有了稳定可靠的安全保障。

在周朝的东南方，封商朝原来的贵族微子启建立宋国，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统治着商朝早期活动的地区，另在宋周围封有杞（姒姓，在今河南杞县）、陈（妫姓，在今河南淮阳）、蔡（姬姓，蔡叔之子，在今河南上蔡西南）等许多小国，它们与宋共同守卫着周朝的东南方，使苏皖北部、中部的徐、淮夷不能直接威胁周朝王畿地区。而远在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复有周的同姓诸侯国--吴国，这样周在东南地区的统治也得以加强。

在南方江汉地区，早在灭商前就建立了统治势力，这一带的庸、卢、彭、濮等方国部落曾参加过武王伐纣战争，灭商后，周王朝在汉水北岸分封了许多同姓诸侯国，被称为"汉阳诸姬"，其中以随国（今湖北随县）最大。这样，在南方也建立起了屏障。

在西南方，蜀人也曾参加过伐纣战争，周势力在长江上游四川地区已有一定影响，而在关中通往四川的要道--秦岭西部大散关，还有周的一个封国--散国，加上秦岭、巴山等山脉的天然阻隔，周西南的防卫亦得到了保障。

在西北方，与周畿邻近地区有强悍的戎狄部落，而周朝没有在西北建立强大的诸侯国加以控制和屏障，使戎狄成为西周最主要的外患以至最后瓦解西周。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分封诸侯、建立诸侯军队镇守四境对周王朝国家安全的重要。

西周在封藩建卫，加强国防的过程中，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在统治区内到处建城设防，使之构成遍布全国的防御据点。周公东征后，除营建洛邑等城外，还在各大小封国、采邑兴建城池。与等级分封制相适应，西周在筑城方面也规定了一套等级制度，即王城（天子之城）十二里（一说九里）、大国诸侯城九里（一说七里）、次国七里（一说五里）、小国五里（一说三里）。城墙的高低也有等级限制，"大夫毋（无）百雉之城"（《史记·孔子世家》），王肃注云："高丈长丈曰堵，三堵曰雉。"据此知大夫之城不能超过周长三百丈、高不超过一丈。孔子在这里说的是西周制度，可见西周城池的规模也是有等级之分的。

据史籍载，当时的城墙上筑有女墙，名为陴，也称作堞。城门，王城每面三门，共十二门，门外有曲城，名闉，就是重门（后来称作瓮城）。曲城上部有台，名阇。城墙四角筑有高出城墙的屏，以屏障城墙，此是后来角楼的前身。城墙外环以水濠（名为池）。大小诸侯及士大夫的城，规模较小，城门数也相对减少，但其城墙上部和外部的设施与王城大致相同，只是有大小之分。一般情况下，在城前利用山川地形建筑有城郭（亦称作郛），城与郭的长度大概也有一定比例。

城内的布局也是有严格规定的：城中为王宫（官署），以王宫为中心"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王宫（官署）也有不同规格。城内街道的数量宽度同样有规定，王城是"九经九纬"即纵横各九条，而经道的宽要能并行九辆车，所谓"经涂九轨"。当时筑城的方法仍是用版筑，以土为建筑材料。

由上述可知，西周时非常注重城池的修筑，而在筑城方面有着种种区分等级的规定和制度。不仅如此，据《周礼·夏官·司马》载，当时还设有"掌固"、"量人"等掌管筑城的官吏和工程技术人员。

西周统治者为保障国家安全，除筑城设防外，还在交通要道和地形险阻处，修筑关门，设置关塞，以控制交通，并阻止外来入侵。《周礼》中即有"司关"、"司险"、"掌固"、"掌疆"等职官的记载，它们的职责均涉及军事防御。如"习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山川林泽之阻而达其道路。国有故，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属守之。唯有节者达之"，即负责边疆的防卫，对地理形势极为了解，当有警情时，则受命阻断交通，禁止行人往来，以其属下之兵士守关扼卡，只有持节（特殊许可证）者方可放行。又，从"掌固"的职责中可知，在国都的边界上，都有树林沟濠作防护，如有山川，则以之作天然屏障，充分发挥自然地理优势。边境上有边防军，昼夜巡逻，以加强警戒。同时还调用当地居民植树造林，挖沟设障，这在中国古代国防建设中堪称一个创举。

此外，由于西周时军队以车兵为主，为使军队调动迅速，提高军队运动的灵活性，统治者对道路交通的修筑也非常重视。在道路修筑上同样有等级之规定，当时的道路根据宽度和质量分为五级：一曰"径"，是小路；二曰"畛"，是田间道路；三曰"涂"，是井田"成"（方十里为成），间宽八尺（相当于今5　尺余）深八尺的"洫"（水渠）堤上的道路，宽可行一轨（即一辆车）；四曰"道"，即间隔更大的地域间宽平的交通干道；五曰"路"，是比道更高级的道路，一般是从王都通向诸侯国的交通大动脉。道路又有"国涂"、"野涂"之分，"国涂"即王都及城郊区的道路，"野涂"即王畿以外的道路。以上是就区域和质量而言的。至于宽度也有不同规格，即所谓"国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一辆车称"轨"，以每车宽八尺计（每车辙宽六尺六寸，而从车轮至车轴外端为七寸，两旁相加，合计八尺），"国涂"（王都城内道路）宽七十二尺（约当今15　米）；"环涂"（环王城路）宽五十六尺（约当今12　米）；"野涂"宽四十尺（约当今8.5　米）①。至于诸侯、大夫的都邑道路规格按等级降低。据《诗经·大东》上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可见，西周对道路的修筑是非常注重，也是极为讲究的。这些等级不同、质量不一、宽窄不等的道路的修成，使西周统治区内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不仅便于地区间的往来，更重要的是在国家防御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兵贵神速"，有了便利的交通，军事行动的成功就有了更大的保证。例如烽燧传警系统能有效发挥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交通的便捷，如道路不通畅，虽知警而不可速达，烽燧传警也就失去了意义。综上所述，由于统治者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对国家安全保卫工作予以足够的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得力的措施，西周已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国防体系。

①　见《考工记》"匠人建国"及郑玄注。

（六）西周的军事思想自中国远古战争爆发至西周，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人们对军事已有较全面深入的认识。在商周之际，战争频繁，规模扩大，奴隶制军事制度日趋完善，武器装备不断改进，军队数量不断增多，军事活动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显得愈益重要，这些都促使当时的统治者及其军事谋略家们更加注重对战争策略的探索。他们通过对过去战争成败经验的总结，结合新的形势，研究影响战争诸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探索战争发展的规律，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和特点。但因无专门材料记述，加之时代久远，今天已很难全面把握当时的军事思想，但在《易经》、《军志》、《军政》等产生于当时史籍中的有关记载中可以略见一斑。

1。《易经》中的军事思想《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约产生于西周初期，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的面极广，其中包含有军事思想。宋代王应麟在《通鉴答问》中即谓"盖《易》之为书，兵法尽备"。《易经》中的军事思想主要是通过某些卦的爻辞中反映出来的，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恃强凌弱。在《兑》卦中充分反映了这一思想。"初九"爻辞说："和兑，吉"，意为国与国之间需和谐共悦，平等对待，才能吉利。同卦"九二"爻辞云："孚兑，吉。悔亡"，意为国与国之间以诚信相待，就会吉利，如有反悔，就会灭亡。又，同卦"六三"爻辞谓："来兑，凶"，如果一国仅凭恃强大的武力去威胁别国，强迫其服从自己意志，便是凶。这几条爻辞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就是，当时人已认识到动用武力并非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有效的手段，国家安全的根本在于以诚信、平等的态度对待他国，争取和平共处的外部环境，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可见当时人已对外交与国防的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

其二，主张师出有名和进行自卫性的防御战。《易经》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反对以强凌弱，但并不绝对反对战争，在和平手段无法解决争端时，战争是必要的。《谦·上六》爻辞说"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意为如不得已而进行战争，则首先要做到师出有名，在战前必须取得道义上的主动。商周之际，每进行大的征伐，必先作强大的宣传攻势，一者揭露征伐对象悖天逆道，涂毒生灵，天怨人怒；一者极力渲染自己奉天行罚，拯救万民。以此获取支持和拥护，而把敌方置于孤立境地，以政治优势相威慑，再施以武力，往往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师出有名思想正是对此总结的结晶。

如上所述，《易经》认为只是在不得已时才发动战争，在一般情况下则主张进行自卫性的防御战。《蒙·上九》爻辞谓："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所谓"不利为寇"意为主动侵略他国不利，"利御寇"则指进行自卫性的防御战有利。这是对"师出有名"的进一步引发，"为寇"则出师无名，使自己在道义上处于不利地位，很可能遭致舆论的谴责和侵略对象的顽强抵抗，其结果只能导致失败，即使获胜亦须付出巨大代价，因此主动侵略别国于己是不利的。而"御寇"则正好相反，当别国来侵犯时，以自卫为原则实施防御战，不仅道义上占优势，可以获得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还可以名正言顺地调动本国军队和民众的力量投入战争，在战争中就更有利，更有取胜的把握。这是当时人对在战争中因战争性质的不同、变被动为主动的认识的体现。

其三，对民众在战争中作用的初步认识。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人们意识到，决定战争的胜败并非完全取决于军队的强弱、武器装备的优劣和指挥人员才能的高低，广大民众对统治者是否支持和对发动战争的态度如何与战争的开展和结果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文、武王施仁德之政，诸侯归附，民心所向，使周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而最终灭商；商纣王不恤民间，残暴无道，民心怨恨，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大军，临战倒戈，使商军一触即溃。周幽王骄奢淫逸，极尽盘剥之能事，并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大失民心，当犬戎之兵逼攻镐京时，不仅诸侯召而不至，而且更不能组织民众协同御外，终至为外族所灭，丧身骊山之下。此类事件不胜枚举，均说明民众的力量在战争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易经》对此有了一定的认识，《晋·六三》爻辞说："众允，悔亡"，意为如果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取得战争的胜利就有保障，如果失信于民，则会在战争中遭致失败，甚至国破人亡。又《观·六三》爻辞谓："观我生，进，退。"即观察了解本国民众的意愿，以此来决定战争是发动还是停止，是进攻还是撤退。可见当时人在总结长期战争经验的过程中，对民众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已有初步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尚属简单肤浅，但对后世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曾产生过一定影响。

其四，主张保持戒备状态，以随时应付突发事件。《易经》认为凡事都需小心谨慎，提高警惕，不可疏于平时。对战争来说，更应该随时保持戒备，否则面对突如其来的进攻，将会茫然失措，遭致失败。《泰·六四》爻辞："不戒以孚"便是保持戒备思想的体现，确切的地说"不戒以孚"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有备无患"。《周礼》中在关于"掌固"一官职责的记述中所说的周代在国都边境上植树掘沟加以防护，并派军队驻守，日夜各要巡逻三次的情况当是这一思想付之实际的具体体现。

其五，对军队纪律重要性的认识。军队的纪律是战争取胜的重要保证，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在商周时期军队纪律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当时以车战为主，而从车兵的编组和武器装备情况看，并据山东胶县西奄出土的战车可知，战车一般是长宽各3　米左右，车上有甲士三人，加上两侧配置的徒兵，每一乘车的面积超过9　平方米，这样大的方形战斗单位本身的机动性能很有限，再加上受到攻杀器械的制约（除箭可远射外，其他兵器长者如戟、矛亦不过二丈有余），战车组成的队形作纵深配置很困难，只有采用大排面横列方式才能发挥战车的效能。在车战中首先是用弓箭对射，力图以强大的杀伤力造成对方阵形的混乱，当战车逼近时，谁的队形整齐，谁就能争得在战车错毂的瞬间夹击对方战车，在格斗中占优势。这样的战斗方式，个体士兵的作用并不突出，队形的严整才是取胜的保障。而要使队形严整，除平时的训练外，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加强军队纪律建设，以严明的军法来约束士兵，使其不乱阵，不出列，保持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只有这样，在战斗中行止进退均可按指挥统帅的意图行事，才能最终实现战争的目标。这样的认识在《易经》中有明确反映，《师·初六》爻辞说："师出以律，否藏，凶。"意为军队出征打仗要执行严格的纪律，不然就会打败仗。

其六，对地形与战争关系的认识。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人们逐步积累了在不同地形作战的经验，对于地理因素对战争的影响有了初步的认识。《易经》主张军队在驻营时要注意选择有利的地形。《需·初九》爻辞说："需于郊，利用恒，无咎"，《需·九三》爻辞说："需于泥，致寇至"，这两条爻辞明确指出，军队扎营在郊外，即主动开放型的防御措施，有利于久驻，而无灾患；如驻扎在泥泞之地，就会给敌人发动进攻以可乘之机。又《同人·九三》爻辞说："伏戎于莽，升高其陵，三岁不兴"，意为将军队埋伏于莽草丛中，并抢占有利的制高点，以成建瓴之势，往往能克敌致胜，并使敌人大伤元气，多年不能恢复。以上认识虽然很不全面，也不很深刻，但这说明人们已开始在战争中留意地理因素的作用，为后世军事地理学的形成提供了最早的朴素经验。

其七，提出了作战要大胆果断的指导原则。《易经》认为在进攻时如果畏首缩尾，必然导致失败。《晋·九四》爻辞所说："晋（进）如鼠，贞厉"即是这层含义。而在攻城方面，《易经》主张抓住时机实施不断的进攻，一鼓作气以争取成功。《同人·九三》爻辞说："乘其墉，弗克，攻，吉。"意为当攻城者登上城墉，而守城之敌坚拒不退之时，如攻者因不能立刻得手而不抓住时机继续攻打，就会前功尽弃，城也就不能攻下，只有不断攻打，以强大攻势挫敌士气，才能取胜。这是对两军相持韧者胜、勇者胜的最早总结。

2。《军志》、《军政》的军事思想《军志》、《军政》两书约产生于西周末期，虽早已散佚，但在《左传》、《孙子》及后来的史籍中还保留着一些片断引文。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其内容大致记载着一些军事规律和指挥原则。可以把它们看作我国最早的专门化军事著作。兹将《左传》、《孙子》等所引述的《军志》、《军政》的内容略述于后。

《左传》有三处引用了《军志》的文字：僖公二十八年谓："《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

宣公十二年谓："《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志。""

昭公二十一年云："厨人濮曰："《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

《通典》记唐军事家李靖曾引用《军志》谓："《军志》曰："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引用了《军志》两段文字："《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陈（阵）。""

"《军志》曰："阵间容阵，足曳白刃；队间客队，可与敌对。前御其前，后当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为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奔进，退无速走，四头八尾，敌冲其中，两头俱救。""

《军政》的内容保留下来的较少，目前只在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见到两句："《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

"《军政》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又曰："强而避之。""

从上述引文看，有的文字极为浅近，很可能是经过后人加工了的，但就内容而言，它们反映的基本为西周时的军事思想。是将当时的军事思想以军事条令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军志》、《军政》的军事思想，依据上述引文，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政治对军事的重要性，主张加强"德治"，即做到内部团结，将政治与军事作通盘考虑，以政治清明来保证军事活动立于不败之地。从另一侧面说，对于政治清明、内部团结的国家，不可以与之为敌，轻率地对其发动进攻，即所谓"有德不可敌"。

第二，指出作战要量力而行并把握战机，主张"允当则归"、"知难而退"、"强而避之"，即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强弱，在作战中进攻要适可而止，可战则战，不可战则退，当遇到强敌时，要善于避敌之长、攻敌之短，以保存自己，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与此同时又不能一味保守，而要"见可而进"，当出现有利的战机时，要迅速出击，不可贻误战机。

第三，主张"先人有夺人之心（志）"，认为两军相峙，如先发制人，以强大攻势主动进攻，可以收到摧毁敌人精神，使其军心摇动、意志崩溃，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第四，认为"地利为宝"、"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充分认识地理形势对战争的重要性，如军队所处的地形不利，士卒因处险境必然恐惶怯战，致使军心不稳、士气低落而三军崩溃。如军队得地形之利，则可充分利用有利地形致敌于死地。视地利为宝，说明当时军事家对地理因素的认识已相当深刻。

第五，强调军队阵形的严整与纪律的严格，平时做到"行止有序"，"上则为营，行则为陈（阵）"，在作战过程中要按要求保持严整的队形，向前进击，阵队需有形，前后左右各司其职，即使回军转阵，亦不可乱形，且"进无奔进，退无速走"。在保证军队的队形与纪律方面，已经认识到了用金鼓旌旗进行统一指挥的效用。

以上这些思想原则基本反映了西周时军队的特点和战争的实际，是这一时期战争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七）西周著名军事谋略家--吕尚西周时期，随着战争的发展，人们对军事的认识逐步加深，经过反复实践验证，逐渐掌握了战争的规律，形成了前面所述的诸多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军事思想，同时也造就了一批谙熟兵法的兵家，在他们当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吕尚。

1。吕尚的身世及出仕吕尚，主要活动于商末周初（前11世纪末-前10世纪初），曾辅佐周文王姬昌、武王姬发和成王姬诵，为西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吕尚原姓姜名望，又名子牙，其先祖是起源于今陕西宝鸡一带的姜姓氏族，后迁居于吕（今河南南阳西），故易名为吕（《孟子》、《吕氏春秋》、《史记》均谓吕尚为"东海上人"，而史学家杨筠如、吕思勉经考证认为"东海上人"之说有误，吕尚实为"西方人"，从对陕西扶风刘家墓的发掘和对刘家文化的研究，其结果表明姜姓起源于宝鸡一带，姬、姜两姓毗邻而居，文化上很早就互有影响，且世为婚姻，吕尚就是这个姜姓部落分到吕国一支奴隶主贵族的后裔）。因其后来任西周的最高军政长官"太师"之职，被周人尊称为"师尚父"，故后世称之为吕尚。又因太师位为公爵，且吕尚又是齐人的始祖，所以在古籍中对其又有姜太公、"太公望"等多种称谓。关于"太公望"一名的由来，《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述为：姬昌曾对吕尚说："自吾先君太公（指姬昌的祖父古公亶父）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而史学家杨筠如经考证认为司马迁之说有误，吕尚之所以称"太公望"是由于他"为齐之始祖，所以称他太公，望便是他的名。"①不仅关于吕尚的族属地望及名号有诸种说法，在吕尚出仕前的身分地位及出仕的途径问题上，即吕尚进入西周统治集团及其以前的活动情况，古籍中亦有种种不同的传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这些传说归纳为三：其一称吕尚空有"霸王之辅"的军政才干，一直未能得到明主的赏识，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直到老年，"闻文王贤，故钓于渭水以观之"，姬昌出猎时遇见吕尚，与之攀谈，对其丰富的军政知识及见地极为赞赏，遂"载与俱归，立为师。"其二谓吕尚博学广闻，曾在商王朝中任官，纣王无道，去之而周游各诸侯国，均未被重用，最后归依姬昌，为其所用。其三则谓吕尚为逃避现实，隐居海滨，不问政治。在姬昌被商纣王囚于羑里时，周臣散宜生、闳夭慕名前去招聘，吕尚认为姬昌贤明，可使自己实现久蓄胸中的抱负，遂应聘入周。以上三种说法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力图说明吕尚出仕前政治地位低微，怀才不遇，只是在被贤明的姬昌赏识和重用后，才得以发挥其才能，施展其宏图大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才思想的新动向。在商周之际，等级森严，处于社会低层的人很难有希望进入社会上层，王朝中的辅政大臣，尤其是指挥军队的军事统帅，都是由君王的亲族贵族世袭担任。姬昌能聘用政治地位低微、破落贵族出身的吕尚为最高军政长官，无疑是打破了常规，为前所未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

①　杨筠如：《姜姓的民族和姜太公的故事》，见《古史辨》第二册上编。《荀子·君道》谓："夫文王非无贵戚也，非无子弟也，非无便嬖也，倜然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赞赏之意溢于字里行间。这反映出当时对人才特别是军事人才的重视，表明军事人才思想已经萌芽，揭开了我国军事人才思想史的第一页，到战国时各国聘用身份贱微但有军事才能的"士"来担任将帅成为普遍现象，溯其思想根源当自姬昌始。

吕尚进入周统治集团后，很快就成为领导核心中的重要人物，在西周建立前后对周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在灭商战争的准备与实施过程中其功尤著。正如《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说，周灭商之战，以"太公之谋计居多"，"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谋略--引者注）皆宗太公为本谋。"其论至为贴切，吕尚的确不愧为我国军事理论的启蒙者，在军事思想上有重大突破，对军事、尤其是战略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诸多军事思想均为后世谋略家所师法继承，即使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

2。吕尚在军事方面的主要活动吕尚一生中军事方面的主要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文王时期，辅佐姬昌进行灭商战争的准备；武王时期，辅佐姬发进行灭商战争；成王时期，辅佐姬旦（周公）和姬诵（成王）巩固西周统治。

（1）辅佐姬昌进行灭商战争的准备吕尚进入周统治集团之时，正是周族不断发展壮大之际，姬昌正采取各种措施，积蓄力量，准备灭商。但周作为一方国，僻处西方一隅，虽自古公亶父以来一直苦心经营，国力不断强大，但与统治中原已有数百年的商王朝相比，在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等方面，仍居于劣势地位，要想以战争手段立即消灭商王朝，还不可能。文王姬昌虽矢志灭商，一时竟难以遂愿。而吕尚适周，使文王更加坚定了信心，从而加快了灭商的步伐。吕尚被文王重用成为周统治力量的核心人物后，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为文王提出了一个逐步消弱商力量，增强自己的实力，即先求改变力量对比，然后伺机进行决战的谋略方案。为实施这一方案，吕尚辅佐文王在内政外交上采取了几项战略性的措施。

第一，麻痹纣王，争取自身发展的有利环境。

商纣王虽然残暴无道，但并不是昏庸之辈，公正地说他是一个有一定才智的君王，曾力图振弊起衰以期复兴，因此他对周的兴起和不断扩张，并非毫无警惕，更不会漠然视之，季历的被杀和姬昌被囚于羑里即是明证。如果轻视纣王的能力，大张旗鼓地公开与商对抗，必将遭致武力镇压。吕尚对此有充分认识，为达到剪商和增强自身实力的目的，他认为首要的问题是要让纣王丧失警惕，使其不以武力干预周的发展。吕尚曾对文王说："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有将动，必有愚色"（《六韬·武韬·发启》），又说："因其新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奸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六韬·武韬·文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姬昌与吕尚采取了一系列麻痹纣王的措施。首先是伪示恭顺，据1976年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宫室建筑基址出土的甲骨卜辞载，文王曾在周原建立商的宗庙，祭祀商王的先祖，并让商王到周的统治区内进行狩猎活动①。与此同时，周"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襄公四年》），将许多叛离商王朝的小方国联合起来，形成实际以周为首的反商力量联盟，而在表面上却由周带头，率领它们共同臣服于商。其次，故意制造姬昌沉湎于享乐的假象，在周国都"为玉门，筑灵台，列侍女，撞钟击鼓"（《资治通鉴外纪》卷二）。由于文王处心积虑地运用了上述谋略，使虽然聪明却为自己的骄横所蒙蔽的纣王产生错觉，认为文王无意与商争夺天下，坚信周对自己是忠心不贰的，还说："西伯改过易行，吾无忧矣"（《南淮子·道应训》）；于是解除了对周的警惕，一改原来"欲杀文王而灭周"（《吕氏春秋·行论》）的想法，反而"赐命西伯得专征伐"（今本《竹书纪年》），放弃了对周的防范，并放心大胆地将主要军事力量用于对付东方的夷族。这样，不仅使商的实力在东方战场上大为消耗，为周后来的决战进攻减少了阻力，而且获得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使周得以在西方迅速扩大和增强自己的实力。

第二，修德政，揽众心。

吕尚在出仕之前，作为吕国奴隶主贵族的后裔，曾受过严格的贵族教育，不仅掌握有丰富的政治、军事知识，而且对商朝晚期的政治情况极为留心，对商王朝统治的现状有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商王朝之所以由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国而终于陷入众叛亲离、国势日衰的境地，皆因商王"修政不德"。有鉴于此，他在与文王讨论如何"以国取天下"时，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立敛"即收揽人心，而要达到收揽人心的目的，则应"爱民"和与民"同天下之利"，这样自然就会"天下归之"（《六韬·文韬》）。在这一思想主张的指导下，吕尚辅佐文王更好地"修德行善"，以争取人心，在内政上推行了一系列较为开明的政策：实行"有亡荒阅"的政策，以争取奴隶主贵族的拥护，稳定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所谓"有亡荒阅"颁布于文王迁都于丰之后，当时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奴隶逃亡现象十分普遍，各级奴隶主贵族既害怕自己的奴隶逃亡，却又竞相收留别人的逃亡奴隶，以致奴隶制社会的统治秩序很不稳定。"有亡荒阅"正是针对这一情况而制订的一条保护奴隶主利益的搜索逃亡奴隶的法律，规定：无论何人不得擅自收留逃亡奴隶，必须归还原主，并定期进行大规模搜查。这条法律得到了奴隶主比较普遍的拥护和支持，稳定了社会秩序，为周灭商奠定了政治基础，因此《左传》称：由于文王实行了"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左传·昭公七年》）。

重视社会生产，体恤民艰，以争取平民百姓的拥护。由于商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和大小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奴隶大批逃亡，社会生产凋敝，民众生活十分困苦，特别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境况更为凄惨。周文王针对这一社会现实，根据吕尚提出的"爱民"原则，"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使其民"无冻馁之老者"（《孟子·尽心上》）。又"关市饥而不征，泽梁无禁"（《孟子·梁惠王下》），即制定土地政策，教劝民众进行耕种和畜牧，对交易不征税，并允许民众在国有的湖泽山林从事渔猎。这样不仅使民众能进行正常的生产和维持生活，而且老有所养，不致遭受冻馁之苦。除此之外，为表明对生产的重视，文王曾身披蓑衣参加耕种，手执

①　参见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载《文物》1979年第10　期；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

鞭子参加放牧①。所有这些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周统治区内生产得以恢复发展，文王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拥护。

废除酷刑，缩小施行范围，以争取广大奴隶的拥护。纣王无道，为压制奴隶的反抗，制定"炮烙之法"进行惩罚，广大奴隶对纣王的滥用酷刑深恶痛绝，其臣属亦是敢怒不敢言。针对这一情况，文王向纣王"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史记·殷本纪》），从文王主动请求纣王废除酷刑一事看，在其统治区内自然也不会滥施酷刑。不仅如此，他还规定了"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的法律，即对犯罪者的刑罚，只及于本人，不牵连其妻子儿女。上述措施使文王树立起了贤王善君的形象，不仅各诸侯方国对其景仰有加，纷纷归附，而且使广大奴隶对其产生好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愿意拥护周的统治。

由于吕尚辅佐文王实行了以上各项政策措施，不仅团结了周内部的各种力量，稳定了周统治区内的社会秩序，而且还影响了其他方国及商王朝统治下的部分奴隶主贵族、平民和奴隶，形成了天下归心的局面。商统治集团因之更为孤立，商周力量的对比逐渐朝着有利于周的方向转变。

第三，剪商羽翼，壮大自己。

经过数年的精心经营，周的威望日高，诸侯方国及贤能之士归附者日众，力量大为增强。正如《淮南子·道应训》所说"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归之"，即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随着形势的变化，吕尚进而鼓动和辅佐文王乘商军主力投入对付东夷之机，开始以军事手段向敌对势力发动进攻，剪除商的羽翼以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力量。首先向西北用兵，先后征服了犬戎和密须（在今甘肃灵台西南），当消除后顾之忧后，接着转兵东向，攻占了耆（今山西长治西南）和邗（今河南沁阳西北），进而趁胜灭掉了亲商的崇国（今河南嵩县北），将势力推进至商的直接统治区边缘。随后将国都由歧东迁至丰（今陕西长安西北），为灭商建立了新的进攻基地。灭商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2）辅佐武王进行灭商战争当周迁都于丰，正积极准备对商发动决战进攻之际，文王大业未竟而逝，其子姬发继位，是为武王。武王仍以吕尚为太师，以周公姬旦（武王之弟）任吕尚之副手，继续为完成文王未竟事业积极准备。为了能顺利实施灭商的军事行动，武王继位的第二年举行了一次灭商战争的联合军事演习，史称"孟津观兵"，"孟津观兵"的目的在于试探各方国对灭商战争的态度和检阅军队对即将进行的大决战的准备程度。吕尚以总指挥的身份主持了这次演习，据史籍记载，"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史记·周本纪》）。"八百诸侯"之说虽有夸大之嫌，但会盟诸侯之多当属无疑。演习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仅会盟诸侯众多，而且群情激昂，均言"纣可伐矣"。这说明周在政治上已确立了牢固的盟主地位，完全有能力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灭商。但吕尚认为时机尚未完全成熟，他对武王说："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六韬·武韬·发启》），意为必须当商王朝内部矛盾空前激化时才能发动决战进攻。因此他对诸侯们说："汝未知天命，未可也"（《史记·周本纪》），这是吕尚深入分析形势，力排众议作出的明智决断，再次显示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对待重大决策

①　《尚书·天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又《楚辞·天问》："伯昌号衰，秉鞭作牧"。的冷静谨慎。文王听取了吕尚的意见，"观兵"结束后即引军而还。两年后，商王朝的实力因连年对东夷用兵而消耗殆尽，灭亡之兆日益明显，在此情况下，其内部发生了空前的大分裂，王子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逃走，少师疆、太师庇奔周，商统治集团分崩离析，陷于混乱，商朝真正出现了吕尚所说的天殃人灾交相困扰的局面。吕尚与武王等认为灭商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决定发动决战进攻。在天命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凡大事必卜问于天，按惯例出兵前要进行占卜以问凶吉，但占卜的结果是"龟兆不吉"，而且有"风雨暴至"的天象相应，贵族公卿们尽皆恐惶，力主放弃此次军事行动，武王对此亦犹豫不决。在众议纷沸的情况下，吕尚根据自己的分析判断，坚持按原计划行动，他"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史记·齐太公世家》）。于武王四年（约公元前1027年）率战车三百辆，虎贲（车兵甲士）三千、徒卒四万五千，并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各方国的军队，再次在孟津会合后，向商都朝歌挺进。二月初四日进抵牧野与前来迎战的商军相峙。在发起总攻之前，武王和吕尚再次运用政治宣传攻势，晓谕百姓曰"无畏！宁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孟子·尽心下》），申明周军的主要打击目标是纣王，百姓无需惊慌害怕。次日凌晨临战前，武王又向全军发布动员令（即《牧誓》，详见前文"牧野之战"），接着开始发动进攻。战斗一开始，吕尚带领少数勇猛之士卒担任前锋先向商军冲击，武王随后率大军向敌军主力发动猛烈攻击。在周军的强大攻势之下，商军虽众，但是由奴隶临时武装起来的士卒，皆无战心，纷纷倒戈，顷刻土崩瓦解，纣王逃回鹿台，自焚而死，周军遂占领朝歌，随后又分兵四出，相继征服了附近的商属各小方国，从而结束了商王朝的统治。

由上所述，吕尚不仅亲自参加了灭商的战斗，更重要的是在制定灭商策略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司马迁认为，周灭商战争的胜利，实得力于吕尚的谋略，即所谓："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史记·周本纪》），对吕尚在周灭商过程中的功劳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3）辅佐周公、成王巩固西周统治周军占领商朝统治中心地区后，在如何对待处理商族的问题上，吕尚与周公发生意见分歧。吕尚认为"咸刘厥敌，使靡有余"，主张全部予以消灭，周公则主张"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唯仁是亲"（《说苑·贵德》），武王采纳了周公的意见，封纣王之子武庚仍居商地以管理其族众，并以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监之。分封完毕，武王还军西归，不久病死，其子姬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蔡、霍三叔不满，联合武庚及东方亲商势力徐、奄、薄姑等方国共同叛周，遂有周公东征之战。周公东征，三年奏功，征服了东方各国，控制了徐、奄、薄姑等地区。

周公东征之役，吕尚未与行，当是辅佐成王留守周都，以保根本，其功亦不可没。东方诸国被平定后，为进一步加强周在东方的统治，成王封周公为鲁侯，以周公之子伯禽率一部周军统治原奄国地区，封吕尚为齐侯，率一部周军统治原薄姑地区，以确保控制东部地区，防止旧商势力的反叛。吕尚到达薄姑后，击退了莱（今山东黄县东南）人的进攻，建都于营丘（山东临淄）成立齐国，他"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使得"人民多归齐"，齐遂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大的诸侯国（《史记·齐太公世家》），与都于曲阜的鲁国，成为控驭东方局势的两个重要军事基地，对巩固西周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3。吕尚与《六韬》吕尚在周初长期担任军政要职，为周王出谋划策，制定战略方针，并亲自统军作战，其功勋之卓著，其思想影响之广泛，使时人莫不对其崇敬钦佩，因而对其谋略思想及作战指导加以总结，整理而书成简篇当属情理所然。如《汉书·艺文志》即载吕尚著有《太公》、《谋》、《言》诸书，但均早已散佚。《三国志》注引《诸葛亮集》谓刘备在遗诏中曾提到《六韬》，并说读之"能益人意志"。而《隋书·经籍志》收录有《六韬》书目，题为周吕望著。但自宋以来，一直将其视为伪书，《四库全书提要》即认为《六韬》未必汉时旧本，说它"词意浅近，不类古书"。但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古墓中出土了54　枚《六韬》残简，证明在西汉前此书已经广泛流传。从现存《六韬》所记述的军事思想、战争规模及骑兵战术等内容看，其中大部分不可能产生于周初。但据专家们考证，该书至迟当完成于战国末期，即周显王时期。但结合周初情况及吕尚事迹进行分析，确有部分内容与吕尚的军事思想相一致。因此我们认为，《六韬》一书很可能最早是记载吕尚军事思想的语录，只是后人对其不断增饰，到战国时便形成了现在《六韬》的面貌。再者从该书以文王与吕尚问答对话的形式进行阐述，亦可以得到一定的说明。

《六韬》包含《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和《犬韬》六篇，涉及战争观、战争谋略、作战指导和军事人才思想等多方面的军事理论，内容极为丰富广泛，其中能反映吕尚军事思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争取人心在《文韬》中，多次强调收揽人心的重要性，并提出收揽人心的具体方法。如"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以及"爱民"、"惠民"、"修德"等，尽管这些思想完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但其思想渊源则可追溯到西周甚至更早的商代，如商汤和伊尹就已模糊地认识到人心向背对战争的影响。对照吕尚在灭商战争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的各项政策措施，我们不难看出《六韬》中收揽人心的思想与吕尚的思想是基本相符的。再者，与吕尚同时的周公也曾说过："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而稍后产生的军事理论著作《军志》、《军政》也有"有德不可敌"等，与吕尚的思想亦可谓一脉相承。由此可见，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结合对敌斗争的需要，作为周军政大员的吕尚，完全有可能已认识到人心向背与战争胜负的关系，因而采取了适合不同阶层要求的一系列措施，以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拥护。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强调的争取人心，主要是为了稳定奴隶制的社会秩序、缓和民众及奴隶们与奴隶主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如《文韬》第一章开篇就直言不讳地用钓鱼米比喻收揽人心，即"缗（钓线--引者注）微铒明，小鱼食之；缗绸饵香，中鱼食之；缗隆饵丰，大鱼食之。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尽力卖命--引者注）"，可见吕尚争取人心是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利益为前提的。

第二，主张政治攻心，瓦解敌人《六韬》第二篇《武韬》中，有《文伐》一章，所谓"文伐"即今天所说的政治攻势，与"武伐"相对。《文伐》的内容分为十二节，主要是谈如何运用政治攻势来瓦解敌人，达到武伐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并为武伐创造有利条件，如"因其所喜，以顺其志"、"亲其所爱"、"尊之以名"，"辅其淫乐"、"养其乱臣"、"收其内，问其外"以及"赂以重宝"等等。这些内容虽然多是战国时流行的思想，但就其思想本原而言，与吕尚辅文王时采取的麻痹纣王，分化瓦解商统治集团的种种措施所反映出的思想是一致的。可以说《文伐》中的思想是吕尚思想的记录和阐发。可见吕尚已经认识到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即为了夺取战争胜利，不能一味靠军事进攻，还必须善于实施政治攻势，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才能顺利地实现战争目的。当然，吕尚在这方面的思想还很肤浅，还未系统深入，只能认为《文伐》中的部分思想是吕尚已经具备的。

第三，文武并重，谋略为先《六韬·武韬·发启》中说："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大智不智，大谋不谋"，意为战争在于以智取胜，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而要做到以智取胜。高明的人运用智慧于无形，使人不见其智，运用谋略于作战之前，使人对其意图不能察觉。又《三疑》章中提出：要"攻强、离亲、散众"，就要"因之，慎谋"，就是说要对付强敌，要使其众叛亲离，最好的办法是表面顺应敌人的意图，实际上则秘密运用谋略。另外，在《兵道》章中还说："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即用兵之道在于把握战机，造成有利形势，要造成"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的假象，以迷惑敌人。以上这些论述与吕尚在灭商之战中不因自己势力的迅速发展而立即发动决战进攻，自始至终没有忘记用智谋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当商王朝分崩离析之际，又不失时机毅然发动进攻等政治、军事措施是大致相同的。这足以说明《六韬》中重视谋略制胜的理论，实来源于吕尚的军事思想，是吕尚谋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4。吕尚对中国军事史的重大贡献吕尚是我国最早的伟大军事谋略家之一，他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曾辅佐周王在灭商建周和巩固周朝统治的军事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还因他对中国军事史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综合吕尚的军事思想及在军事活动中的表现，其对军事史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敢于对当时在军事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天命"思想提出挑战，注重人对战争的指导作用，将谋略视为对敌斗争的重要手段，并创造了以谋制胜的最早战例，为"兵者，诡道也"的军事理论开辟了道路。夏商之交，天命论在人们的思想中仍占统治地位，军政大事均需占卜祈请上天指示方可行动，从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看，其中相当一部分与军事有关。在当时不仅出征之前要卜问吉凶，而且还要占卜以择吉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人们对战争本身的认识还很肤浅，成败均被看成是天命所致，因此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当时能看到的只是人的数量与勇力，至于指挥人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尤其是智慧与谋略的运用，几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当时的战争简单地表现为战争的发动与战场上的格斗。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处于商末周初的吕尚，通过对过去战争和自己军事实践经验的总结，初步认识到了人的指导作用对战争的重要意义。在灭商战争的准备过程中，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辅佐周王采取了一系列的"文伐"措施，而在选择决战进攻时机的关键环节上，极力坚持人（即自己）的分析判断，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创造了"谋攻"的著名战例。这种勇于冲破天命思想束缚的果敢举动，实属难能可贵。尽管他的这种开拓之举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当时的社会思想，但毕竟动摇和削弱了这种落后思想的影响，为当时及后来者进一步认识人的智谋与战争的关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对我国军事理论的建立起了一定的奠基作用，为我国军事史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心向背对战争的重要影响，有意识地把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结合起来，为我国战略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从原始社会末期直至夏商之际，中国军事虽然在不断发展，但总的来看，即使到商代，战争的方式依然很简单，规模也很有限，军队以贵族成员为主体，数量不多，战争通常是在一个战场进行，一次战斗即决出胜负，即是还处于战争与战斗难以严格区分的阶段。当时人们还没有从多角度来宏观把握战争，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战场上，战争被视为单纯的武力较量。这种对战争的认识，在强大的王朝对方国部落的战争中似乎从来都是正确的，只要有人数和装备的优势，取得战争的胜利便没有问题。但对于作为一个方国要想与商王朝争夺天下统治权的战争来说，这显然行不通，因为周崛起后虽不断扩张势力，但与统治天下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商王朝相比，无论是政治力量还是军事实力都处于劣势，想单纯靠战场上的斗争来实现灭商大业是不可能的。面对这一现实，吕尚在思考灭商方策的过程中，隐隐约约感觉到在军事力量之外，还有人心向背的因素可以利用，于是从这一朴素的认识出发，自发地将政治因素纳入实施战争的范畴。为达到通过政治攻势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目的，在外交斗争、争取他国、瓦解敌人、动员民众、鼓舞士气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政策。这些政策措施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军事斗争，保证了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大进步，对我国早期战略学的产生和发展影响至为深远，使我国的战略理论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与政治密切结合的正确道路。

他摒弃了商代车战的传统战法，创造了以战车集团实施正面突击的新战法，使我国的车战战术前进了一大步。商代即有车步两个兵种，一般是分别编组，协同作战。在作战过程中，各战斗单位以步兵列前阵，军官和贵族甲士乘的战车列于步兵之后，步兵先与敌接触格斗，当局面打开后战车才投入战斗。这种作战方式，极大地限制了战车的机动性和冲击力的发挥。吕尚在牧野之战中，以三百辆战车编成一个大型战车方阵作为先锋，由他亲率直"驰帝纣师"，向商军步兵方阵实施猛烈的正面冲击。《诗·大雅·大明》记述这次战斗的场面："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这种声势浩大的战车冲击，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果，不仅给商军以极大的杀伤，而且给商军心理上以强烈的震撼和威慑，商军因而一溃不可收拾。这是我国史籍中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运用战车冲击的战例。

七、结　语从对远古暨三代军事的叙述和讨论中，我们看到，从大汶口文化时期中国远古战争的爆发至西周为犬戎所灭，中国军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此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内容和特点，而这些内容和特点是与人类社会发展所处阶段密切相关的，是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形态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中国远古暨三代军事的发生、发展是与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时期的社会发展同步前进的。

首先，社会发展水平尤其是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军事的发生及其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在原始社会早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必须集体劳动、共同生活，才能保证生存，没有剩余产品，没有私有观念，人与人是平等友好的。而当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由于长期经验积累而不断提高后，人们向自然索取食物的能力大为提高，除每日食用外，剩余产品日益增多，这就刺激了人们的私有观念，私有财产随之而生，而私有因素的加强，又进一步促使人们为掠夺他人财产和防止他人掠夺自己的财产而不惜相向搏杀。因此，生产力的提高促使私有制产生，而私有因素的产生又最终导致了战争。与此同时，私有虽然引发了战争，但当时生产力水平毕竟还很低，私有的程度还没有促成阶级、国家的产生，当时的战争只能是以掠夺财富、占领土地和血族复仇为主要内容的部落之战。换句话说，当生产力发展到产生了阶级、国家之后，即进入文明时代后，战争则表现为阶级之间、政治集团之间、国家之间的权力与利益的军事斗争。而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奴隶制发生、发展、衰落的时代，所以当时对立的阶级只能是奴隶主与奴隶，政治集团也只能是代表不同利益的奴隶主贵族团体，而所谓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无论是商灭夏，还是周灭商，都只是奴隶主贵族统治政权的更迭，而不可能是其他性质的斗争，无论是哪一类矛盾斗争都与奴隶制这一根本制度紧密关联，无一例外。再者，从兵器发展的情况看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夏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还处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过渡的阶段，因此，当时所能用于作战的只能是与当时生产工具同等水平的木石兵器。而在商周时期，社会生产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以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社会进入青铜器时代，青铜兵器日益增多，并最终占居主导地位。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军事的发生发展是与社会发展同步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了军事发展的内容和水平。

其次，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的特点。和其他军事因素一样，夏、商、周三代的军事制度的产生、发展、衰亡不仅是与中国奴隶制社会发展同步进行的，而且其特点也是由中国奴隶制社会形态所决定的。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形态是属于东方家庭奴隶制类型的，它在较大程度上保存了农村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形式--井田制，这就决定了夏、商、周三代奴隶制军事制度的第一个特点，即"兵农合一，军政合一"。与此同时，由于古老的部落征服造成的征服者部落与被征服部落之间的巨大差别，在夏、商、周三代奴隶社会里得到了特殊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奴隶社会所特有的国野分制，这就决定了三代奴隶制军事制度的第二个特点--"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即自由民当兵，奴隶不当兵。以上两大特点是夏商周三代军事制度的总体特征。而就每一个具体阶段而言，夏、商、周三代的兵制又由于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各有其特殊性。夏代是中国奴隶制度的发生期，处于氏族制度向奴隶制国家制度过渡的时期，这就决定了夏代军事制度有以领土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军队与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氏族武装并存的特点。商代是中国奴隶制的发展期，军事制度也因此得到充分发展，出现了以"师旅"为单位的军事编制体系，但由于受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血族团体在社会中仍占有相当的比例，所以作为氏族武装子遗的以"族"为单位的军事组织仍然存在，并且是构成奴隶制国家军队的一支重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商代奴隶制虽得到充分发展，但商王还没有取得绝对的领导权，他只是"诸侯之长"而非"诸侯之君"，因此诸侯的方国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经常依靠自己独立的军队反叛王室，所以商王虽然是王室军的最高统帅，但还不能无条件地支配方国军队。西周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因而奴隶制的军事制度也发展到了较完备的阶段，表现为建立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的一元化军事领导体制。周天子不仅握有强大的王室军，而且掌握着诸侯国军队的组建指挥权，同时还设立各级司马，健全军事行政领导机构，加强对全国军队的管理和控制，从根本上改变了王室与诸侯的关系，杜绝了诸侯叛服不常的局面。与政治制度相适应，至西周晚期，军制改革的结果是增设了"军"级建制单位，扩大军队数量，而诸侯国按大小所建军队有严格的等次之分。改革后的西周军制不论从编制体系上，还是从领导体制、兵役制度、军事教育与训练上都更加系统完备。

总之，远古暨三代的军事发展是与时代的发展分不开的，时代的特征决定了当时军事的内容和特点。

远古暨三代的军事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并不断前进的，军事各因素因社会生产和所含形态的发展而递变，尽管它们各自都带有当时社会生产力和政治制度制约而形成的种种特点，尽管它们的发展极为缓慢，有些因素甚至还处于孕育萌芽状态，但创先发源，意义非同一般。如许多兵器器型及制作技术被后来继承发展，长期沿用；许多战例为后人所借鉴总结以指导战争；许多制度和思想为后人师法光大，。。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说明远古暨三代的军事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远古暨三代 第004卷 远古暨三代思想史

【本卷提要】

本书简要描述了中国远古暨三代（夏、商、周）的思想意识形态发展史。远古人类在极端低下的生产能力下，不仅产生了原始宗教意识，而且产生了公有观念和后来的礼制观念。夏代以后进入阶级社会，"家天下"的私有观念逐渐强化。仅从历史典册可考，中国古代思想鲜明纷呈的时代始于殷商，尽管它更多表现为"尊神"和"巫术"的特点。西周时代，又远比殷商进步，比如在"尊神"中纳入"尊人"，主张"以德配天"。中国远古暨三代的人们大多还只是自发地产生一些对自然、对社会最直接和最直观的思想意识，它们主要表现为宗教迷信的、政治伦理的、原始美学的等等方面。直到西周末年，《诗》、《书》、《易》的问世标志着当时人们已开始向哲学理性迈进。西周为春秋战国灿烂的思想文化创立了历史前提。

一、远古暨三代思想概述在我们祖国辽阔的大地上，早在一百六七十万年前就有人类栖息。这可由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等地所发现他们的遗骸遗物得到证明。这些远古人类就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先。他们经过那种蛮荒时代的漫长跋涉，在进入文明历史之前就形成了华夏族、苗族以及被华夏族称为蛮、夷、戎、狄等其他兄弟部族，他们广居于全国各地，尽管各族的开化发展并不平衡，但是都在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历史。据《国语》所云：他们"皆黄、炎之后也"。

从人类"文明"的严格意义来讲（比如有文字、城廓、金属工具等），我国古代文明的源头是夏代。夏代是刚从原始社会脱胎而出、迈进阶级社会门槛的时代。夏代之后是商代，商代之后是周代，它们历时一千四百年左右，正是我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时代，在此之后的春秋战国则是封建社会的开始了。俗话说："言必称三代"，即是说夏、商、周三代，它们对于后代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后世在论圣君英主的时候，往往以禹、汤、文、武为楷模；说暴君昏主的时候，常引桀、纣、幽、厉为鉴戒。伊尹、周公几乎成了贤臣的同义语，妲己、褒姒则是内宠乱政的代表。他们都是三代的历史人物。甲骨卜辞、钟鼎彝铭，奠定了汉字发展的基础；《诗经》、《尚书》、夏正周易，开中华民族文化的先河。它们都是三代的科学文化成就。至于三代的典章制度、礼乐政刑、思想观念，给予后世的影响更不胜言。但是，如果要写起"中国远古暨三代思想史"的话，那应该看到这里还是有着相当大的难度。这是因为：作为思想史，原本应该主要以介绍各种学术思潮（哲学思想）、学术流派、重大学术活动、主要代表人物及重要代表著作为主，兼及其它领域的社会影响。这应该属于"标准思想史"。但是，仅就"远古"而言，先民除了给我们留下了遗骸遗物之外，还有什么呢？哪里去找"思想言谈"之类呢？再就"三代"而言，它们在中国的历史书上还有相当多部分是靠传说讲话，靠遗址遗物讲话，靠以宗教纪事为主的卜辞铭文讲话，即使像比较确凿的《诗经》、《尚书》等文字史料，那其中的"学术"成份也是极为有限的。由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一书中曾说："正如我们在殷人那里找不到什么可以称之为理论的有系统的思想一样，我们在周人这里也找不到什么可以称之为哲学的东西来。"又说："中国的奴隶社会从夏代开始，经过殷代，发展到西周，长达十多个世纪，在意识形态的生产上，始终没有创造出可以称之为哲学的东西来。"还说："在中国的这种宗法奴隶制中，确实不具备产生哲学的条件，而只能产生宗教的世界观。"这些说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在宗教世界观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卜筮问卦的基础上，到了西周后期则有《周易》的问世，该书便开始带有哲学的意味和特点了。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对远古暨三代思想史的研究方向和阐述形式，应该有别于对春秋战国以后历代思想史的研究方向和阐述形式。后者确有大量"学术"可言，而前者则应该主要以分析思想发生、思想表达、思想整体形态为主，而且有相当大的比重，必须也只能靠文物考古的实物分析，必须也只能透过历史事件等等来把握当时人们的思想状况。在远古，甚至到三代时期，人们还没有达到一种"哲学反思"、即以人们自身的思想意识为思考对象而展开研究的思维水平，人们大多还只是自发地产生一些对自然、对社会最直接和最直观的思想意识，它们主要表现为宗教迷信的（如天与上帝的观念、占卜与祭祀等）、政治伦理的（如德、礼、孝等观念）、美学的（如原始艺术和神话、青铜图饰等）、心理学的（如崇拜心理等）以及科学文化的、思维逻辑的等等方面。这些方面从总体上就构成了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发展史"。我们认为，这种发展史也就是远古暨三代思想史的主要内容，它有别于春秋战国之后以明显的哲学理论为主的"思想理论发展史"。当然，西周时代而特别是其末期时代，人们的理性思维水平已进入较高的阶段，并且有了《诗》、《书》、《易》等经典文献，这时的思想史就必然带有上述"标准思想史"的某些色彩了，它乃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由简至繁的中间过渡时期。

下面对远古暨三代思想意识的大致形态作个介绍。

早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能力的极端低下和自然知识的贫乏，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重压下，先民便产生了原始宗教观念。从原始氏族墓葬中有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品等，可知先民已经产生灵魂不灭的观念，同时也产生了对自然神、祖先神和各种鬼神的崇拜。后来由于生产能力的提高，人们在平均分配的"公"有观念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礼"的观念，这从原始社会末期的墓葬等级化中可以看出。当然，先民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自然界某些因果联系的简单规律，比如对于野兽活动的追踪，对制造渔猎工具的一些简单经验的形成，使人们不能不对客观世界采取现实的态度。他们必须承认周围事物的存在是客观的、实有的。

夏朝的建立，象征我国历史开始从原始氏族公社进入了奴隶制社会。从较为可靠的历史文献和相当于这一时期的地下发掘资料来看，夏代社会生活主要表现在：一是出现了阶级，形成了国家；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了飞跃的发展。这时已有青铜器物，也开始有了文字，《国语》和《左传》中都引用过《夏书》，说明这时已有简单的典籍。特别应该指出，夏代的宗教思想有了很大发展。据文献记载："禹作为祭器"已到了"弥侈"的地步（《韩非子》）。孔子也曾说过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论语》），赞扬他祭祀时自己吃得不好，穿得简陋，而把祭品办得极为丰盛，把祭祀的衣冠做得十分精美。可见夏时已经把宗教观念作为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这同原始宗教显然是大不相同了。夏代是把原始神话传承下来，并继续创生神话的关键时代。

商朝或说殷商时代，发展了夏代的种族奴隶制国家。这国家一方面是由一整体氏族所统治，如殷，就是子姓氏族所统治；另一方面，所有奴隶都属于这统治者氏族所有。还有一部分自由民，他们身分地位比奴隶高，但也要从事劳动生产，并经常被贵族利用作为战争的工具。殷商时代制造了一种至上神的观念，称为"帝"或"上帝"，这是上天和人世间的最高主宰，所有自然现象的变化以及人类社会的种种活动，在殷人看来都是受着上帝意志的支配。但世人怎样知道上帝的意旨呢？当时就是通过"卜筮"的办法，卜、史、巫、祝这一类所谓文化官，做的就是沟通人神的工作。中国的奴隶社会，由于种族奴隶制的特点，氏族血缘纽带关系特别牢固，所以伦理观念很早就产生了。在殷代就有较浓厚的"德"、"礼"、"孝"思想，它们是跟崇拜上帝和祖先神的天命思想有关的。由于祭祀的需要，或者说由于天命神学的需要，殷代出现了青铜文化的高峰。当时的人们在生产实践斗争中，日渐积累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历数之学在殷代就发达比较早，从卜辞里可知当时已能区分四季，设置闰月等等。这说明殷人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已出现了潜科学的萌芽，这就给朴素唯物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最值得提出的是，殷代"巫"的宗教文化的发展，使占卜与八卦哲学初具规模，阴阳五行思想也开始萌生。

周朝"因于殷礼"，但是在思想文化上又产生了很大革新和跃进。本书只讲到西周时代。当时的思想家周公曾经总结夏商的历史经验，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周礼，这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文献记载的周礼内容相当广泛，从道德标准到统治原则，从家族关系到政权形式，几乎无所不包。然而就其主要内容来说，首先还应该是关于宗族统治和政权统治的规定。周公被后世的儒家尊奉为"圣人"，说明周公制礼确实为周人的"王业"奠定了基础。西周继承了殷商的天命神学思想，说"天命靡常"，又说"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尚书》）。意思是：并非我们周朝敢违背殷商的命令，而是天不保佑商朝。这是西周统治者利用天命神学思想论证灭商的根据。但是另一方面，西周对于"天"的观念比过去有所修正，提出"以德配天"思想，认为"天命有德"，周人所以能战胜殷商是因为有德而应天命。事实上不过是假托天命，用上帝的命令和安排来神化社会现实。"敬天保民"也是西周的重要思想。认为"天惟时求民主"，即上帝关怀下民，为民求主。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说明历史的教训，使奴隶主贵族在宣扬天命统治人民的时候，也不得不考虑人民的愿望。西周统治者说："保享于民"，"享天之命"（《尚书》）。这是说要"敬天"（不敢违背天命）才可以"保民"（占有奴隶）。历史最生动的是西周末年，由于新兴势力的成长，周王室开始衰微，传统的旧观念（如德、礼、孝、天等）开始动摇，开始增生新的内涵，比如出现了责天、咒天的思想言论，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无神论思想。不敬天帝，不信天命，重视人事，但这也只能说是人们冲破神学束缚的开端。这个时期的无神论思想还都裹着一层神秘的外衣，表现着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的一种联系。特别值得提出的《周易》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和它在神学体系内包含的某些唯物论思想，以及《尚书》（尤其"洪范"篇）中的某些唯物论观点。这些朴素的思想，对于推动中国古代哲学的兴起和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在当时宗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周易》、《尚书》中的某些唯物论因素和朴素辩证法观念，也只是比较原始和初级的，在宗教内部对宗教起着破坏作用，但还不能完全摆脱宗教思想。西周为春秋战国的灿烂文化创立了历史前提。

二、摆脱蛮荒的漫长跋涉--远古（一）意识活动从动物发展到人按我们通常理解，人类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从动物心理发展而来的。但意识并不是单纯生物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同人和人类社会一起产生的，它从一开始就是劳动的产物，是社会的产物。

人是由猿转化而来的。猿转化为人的决定力量是劳动。在生物自然进化的基础上，作为人类祖先的古猿直立行走、前肢解放、高级神经活动和心理活动的高度发展，为劳动准备了先决条件。而古猿利用某种天然的中介手段来采取现成食物的活动已孕育着劳动的萌芽。在这种萌芽状态劳动的推动下，前肢愈来愈转化为自由的并不断获得新技巧的手。手的变化引起了整个躯体其他部分和其他器官的变化，心理活动也愈趋复杂，从而导致了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使古猿采取现成食物的活动过渡到真正的人类劳动。与此同时，在动物心理活动的本能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意识活动的生理机制，猿脑逐渐地变成了人脑，猿的感觉器官逐渐地变成了人的感觉器官。于是，人类所特有的高级心理反映形式--意识，也在逐渐地形成着、发展着。

但是意识活动的潜在状态、或者说萌芽状态，却可以追溯得更远。意识是在人类缘源谱系中（在史前猿类三千多万年的进化上，再通过漫长的在人科系统上的进化）逐渐形成的。现代人要追溯到这样遥远的古代来了解意识的形成过程，自然有其困难，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抓到意识起源的一些蛛丝马迹的。譬如说，对客体的映象、感知和记忆，尤其对"记忆"这种十分重要的脑的机能，可以肯定它们并不为人类所独有，在高级动物界也普遍地存在着。即使在一般动物身上，也需要分析这样的现象：比如鸽子能远涉重洋而飞回大陆；狗被人偷走之后，在一定的时间内，甚至在远隔江河的条件下，只要"自由"了，它就能找回自己的"家"。这些动物完全是靠各部器官的直接"反射"吗？显然还得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记忆。记忆可以把各部器官联合起来，从而对外界环境进行观察和一定的分辨，以抉择自己的去向。

人类的近亲猩猩的智力，远远超出了上述的动物。非洲密林中的黑猩猩会用草棍或树枝从蜂巢中取蜜，还会撒些谷物来引诱小鸡和麻雀上当，从而捕捉。母猩猩和幼仔垂钓白蚁时不仅会修整工具，而且还有"备用工具"。每当旱季它们到处找水喝，如果发现横倒的树干上有凹坑积着雨水而嘴唇又够不到时，就嚼碎一团叶子当作"海绵"塞入坑内，取而吸食。尽管动物的这些技能很有限，但是随着它的发展却越来越表现出意识的萌芽，即低于人科成员的高级动物的心理活动。其具体内容是：高级动物在反映外在对象时，在其头脑中形成的映象、感知和记忆（包括印象），以及在此基础上滋长出远低于人科成员的一定的分析能力和抽象能力。这种能力，尤其在类人猿中普遍地存在着。

当代美国科学家彭妮对大猩猩柯柯的训练，更出现了惊人的奇迹①。柯柯四岁时，智商上升为95　分，接近于同年龄儿童的平均分数。这头大猩猩不仅有清楚的记忆，能"回忆往事"，而且还能"创造一些复合名词来描绘初次

①　参见《科学画报》1979年第7　期。

见到的东西"，甚至能"撒谎"、"骂人"、和别人"争吵"。柯柯还可以利用与计算机相连结的打字机，只要一按键就能通过综合发音器发出声音来同人们用口语直接对话。这种事实说明：高级动物不仅有清楚的记忆，而且一旦通过人的训练，就会在它们的头脑中迅速地发展出超越其自身意识萌芽基础界限的、相当于人类制造工具之前人科成员刚刚开始使用天然工具时代所具有的半意识能力。在高级动物尤其猿类的头脑中，就已具备着人类祖先意识起源的原始基础材料。沟通这些原始基础材料和人类意识之间的桥梁，则是"记忆"。这一远古的桥梁，从高级动物界开始，贯穿着猿人、古人、新人和今人的全部历史。

（二）原始的思维形态我们先从旧石器时代说起。我国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中期的有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等，晚期的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等。我们以北京人、丁村人、山顶洞人为上述三个时期的代表，通过他们的化石和遗物分析他们的思维形态。

举世闻名的北京猿人，距现在约四五十万年。其遗物相当丰富，他们的四肢同现代人十分接近，石器工具数以万计，并知道用火和保留火种。北京猿人的石器原料多为石英、砂岩和少量的燧石以及水晶石等，这些石料是他们有意识地从数里之外选来的。但加工的方法十分笨拙，主要是用一块打击另一块。在直接打击之后，很少发现他们进行第二次加工。石器的类型和使用的分工也不那么明显。使用这样的工具，他们在自然面前究竟能获得多少自由呢？据古书上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韩非子》），"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聚生群处"（《吕氏春秋》）。这说明除了那些笨拙的石器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然还是依靠动物的本能来适应自然界。可以想见，他们的智力水平一定是很低的。他们能看见五光十色的自然界，他们能知道自己以外的别人和别的东西的存在。但是他们还不能明确地把自身同自然界对立起来，他们还不可能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因而还不可能把自己和自己的意识作为对象来思考。北京猿人的平均脑量为1059　毫升，比现代猿类的平均脑量（415　毫升）大一倍半以上，但却只有现代人平均脑量（1400　毫升）的三分之二。尤其是，北京猿人牙齿粗壮，嘴巴前伸，没有下颏，不可能频繁地改变音节，其语言只能由一些分化极少的声音构成，连表达简单的意向也必须用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来补充。头脑的思维活动主要是为谋求生存、抵御侵害、制作器具等，受当时直接感知的对象和实际活动制约，是在动作中思考，思考的对象往往只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还不能连类推及间接的较远的事物，缺乏概括力和想象力。这种思维相当于儿童思维发育的第一阶段，心理学上称之为感觉动作思维。

丁村人距现在约10　万年左右，从其牙齿和顶骨的特征看已介于北京猿人和现代人之间。丁村人的石器工具及其加工方法，比北京猿人有显著的进步。北京猿人的石器一般是一物多用，丁村人的石器类型规整固定，用途有明确的分工。人们发现他们已有专门用来加工石器的石砧、石锤，石器多经反复加工和修整，便于手中把握。这些有意识的加工制作活动说明，他们的智力已比北京猿人有显著的进步，已经越出"猿人"而进入"古人"或"化石智人"阶段。这样的实践水平和智力水平，已经有可能对意识进行思考。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早期化石智人，已有墓葬，其尸体的位置和姿势都作过有意识的安排，说明他们已把人自身作为思考的对象，因而对人的意识也可能有了他们的看法。

山顶洞人距今约18000年左右。从他们的身高、脑量、头骨骨壳厚度及牙齿结构等方面来看，同现代人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已学会人工取火，第一次支配了一种伟大的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作为远古人类，山顶洞人制作工具的技术已相当精细。各种石器除了选材、打制之外，还要经过研磨、钻孔以至着色。其中有一枚骨针，针尖锋锐、针身滑挺，显系精心刮磨而成。针尾（直径3.3　毫米）的打孔技术，若无复杂的智力活动是根本达不到的。这表明了他们已善于总结生产经验、积累知识和技能、富于创造力。他们把一些石珠、蚶壳、兽牙、骨管及鱼骨等，经过磨制、钻孔和着色，然后串起来戴在头上或挂在颈上，证明他们已产生了美与丑的观念。更说明他们思维形态的是：他们埋葬死人有了一定的规矩，以燧石、石器、石珠、穿孔兽牙等物品随葬，并在死者身旁撒有红色铁矿粉粒。这种有意识地埋葬死者，说明他们对死后的未来已有某种想象和思考；放置随葬品，说明他们相信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仍然继续生存；撒有红色铁矿粉粒，据民俗学分析，主要是取其"红色"为生命和血液的象征，这样做法有望给死者重新赋于生命，让其灵魂借以寄生；这一切都是山顶洞人灵魂不死观念的表现。再说新石器时代，即原始公社（先为母系氏族公社，后为父系氏族公社）时代。如果说原始人类在旧石器时代逐渐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那么此种观念在新石器时代则逐渐发展为更强的崇拜心理、行为和文化，即萌发出原始的宗教意识。这情况我们想在后面用一专节详细介绍。这里只能总的说明：由于生产能力和智慧能力的加快提高，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开始思考自然界的奥秘（比如它为什么有那样大的威力来对待人）和人的奥秘（比如梦、魂、祖先等）。这里主要产生了原始迷信思想。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自然界某些因果联系的简单的规律。比如对于野兽活动的追踪，对制造渔猎工具的一些简单经验的形成，使他们不能不对客观世界采取现实的态度。可以说，这时期的原始人类处于迷信与现实的双重思维形态当中。

原始思维形态具有很多特点，比如：1。具体性。他们抽象概括的能力是很差的，其思维的整个过程都是和具体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就以对数目多少的表达为例，民族学考察，一些原始部族的人们数数必须点着具体实物，或者掐指头来计数，手指头不够用就把脚趾以至身上的其他部位也用上；或者用掐草杆、划道道的方法帮助计数。2。象征性。象征思维就是以某种感性的符号来表达主体所意会的观念，比如原始人的巫术性仪式、歌舞、绘画、雕刻以及各种崇拜形式（如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都是象征思维的表现。他们总是借用某些具体的事物来隐指某些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因此一个图形或符号又常常不仅是某个事物的符号，而且还可能指着另外更宽泛的意义，这是我们现代人难于理解和需要研究的隐义层。3。情感性。原始人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死亡、疾病、饥荒、干旱和洪水灾祸时刻在威胁着他们。世界充满了不可预料、反复无常和意外的灾难。当人们尚不能用简陋的石器主宰世界时，唯一的办法是借助神灵去主宰世界，而神灵不过是人的情感和愿望的化身。对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可参阅李景源所著《史前认识研究》。（三）自发的"公"与"礼"的观念在我国原始社会里，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生活也很简陋。"上古穴居而野处"（《周易》），"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类之便，无器械舟车城廓险阻之备"（《吕氏春秋》）。那时人与人之间没有剥削、压迫和奴役，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集体劳动，共同消费，没有阶级和等级，没有君主和国家，各氏族部落"共推"、"共举"自己的首领，管理自己的事务。"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吕氏春秋》）这里说到的"知母不知父"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情形。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就"知父"了，随着父系制的出现，对偶家庭也就转变成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这时，就有了"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而且在父系氏族社会的晚期及其解体之后，则开始出现"上下长幼之道"和"进退揖让之礼"，反映出历史进入阶级社会的某种道德规范的萌发。

但是无论如何原始人类也有自己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是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带有习惯和自发的特点。我国先秦典籍中的一些记载都认为原始人类纯朴而不虚伪，为公而不计私利。描绘最为具体的是《礼记》的《礼运》篇。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虽然忽略了原始人类愚昧野蛮、氏族复仇的消极一面，但是从另一面却真实地道出了他们公有观念、平等观念和互助观念，这确实是原始社会道德的基本特征。这不但可以从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神话，以及地下发掘的墓葬、文物中得到有力的佐证，同时这还可以从解放前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中找到旁证。

在仰韶文化的村落遗址中（不论在半坡还是在姜寨），氏族成员环绕共用的大型房屋而居住，大房供集会、议事和进行宗教活动使用。氏族的村落都有公共墓地，安排得井井有条，它与村落的布局一样，反映了氏族制度血缘关系的牢固性。人们生前集体劳动、共同生活，所以也相信死后埋在一处，可以在另一世界继续生前的氏族生活。墓中随葬品一般差别不大，反映了原始的平等观念。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我国以游猎为生的鄂温克人，解放前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历史阶段。他们财产公有，平均分配，集体劳动。没有成文法，只有习惯法，人们的行为仅靠习惯和舆论来约束。他们的私有观念仅在萌芽状态，不懂得为个人积累财富，不偷窃，不说谎。热爱劳动、扶助孤寡、团结互助是鄂温克人的最高道德准绳。打中野兽的猎手，将兽肉最好的部分分给别人，自己拿差的少的一份；鳏寡孤独在分配时受到特别的优待。枪支、驯鹿可以互相借用，不要任何报酬。各家在森林中的仓库从不加锁，别人可以自由进入拿借东西，然后自觉归还。氏族长、家族长和萨满都没有特权，不脱离劳动，进行义务服务。总之，"公"的观念成为原始社会道德规范的基础。

至于"礼"的观念，则是原始社会晚出的观念。严格意义上的礼与祖先崇拜有关，最初是指求神赐福的宗教祭祀典仪，它起源于5000多年前原始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时期。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礼得到了长足发展，并产生了带有阶级色彩的原始的礼制。原始的礼和礼制在华夏文明产生过程中曾有过巨大作用。

龙山时代是紧临夏代之前的一个历史时代，其社会性质为氏族制度逐渐解体、国家产生前夜的军事民主制时代。那时已出现贫富差距，社会开始分化。据考古工作者报道，山东龙山文化大多数墓扩狭小，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也不过三五件。属中原龙山文化的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占墓葬总数98％以上的中、小型墓，随葬品缺乏，特别不使用陶器随葬。相反，当时却有少数大墓除规模宏大、均有葬具外，随葬都量多质精，并用既作财富象征又具宗教意义的猪下颚骨陪葬。例如确与良渚大墓有关的江苏吴县草鞋山第五层以上堆筑高近4　米，土方量达16000　立方米；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堆筑高约7　米，土方量近20000　立方米。堆筑如此巨大的土台在原始的生产力条件下，是何等的艰巨困难，而营造目的又只是为了埋葬少数显贵者的大墓，显然这是礼仪的需要。在浙江余杭瑶山还发现有与墓葬复合的良渚文化祭坛遗迹。它坐东朝西，由红土台、灰围沟、砾石坎组成，约400　平方米。在红土台南北有12　座墓葬。墓主生前很可能是担任祭师、巫觋等持礼职务的贵族，故在丧葬上另有这特殊礼仪。墓内有琮、璜、管、钺、珠等大量玉器，随葬品数量随墓穴离祭坛中心远近而变化，越近越丰富。其中有一墓中出土一件嵌玉高圈足大漆杯，是国内考古发现中非常罕见之物，无疑也是当时极贵重之礼器①。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存中，曾多次出土过一种胎质细腻、黑光发亮、造形美观、薄如蛋壳的陶杯，对其稍有碰撞即告粉碎，显然不合适作日常实用器皿；而且它只是出于较大型的墓中，总出土量很少，故这只能是为当时原始礼制所规定由少数权贵所占有以显示高贵身份、奢荣地位和拥有特权的礼器。

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生产的发展已经有"超出自身消费的剩余"，与此同时私有制也已经产生，贫富分化也迅速发展，因此具备了产生阶级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但是这时还不是阶级社会，尽管也出现了奴隶现象（如龙山时代大墓中有人殉），但仍旧是个别零散的奴隶，只是"偶然现象的奴隶制"。这种情况当然也要反映到思想意识领域，比如礼和礼制的出现就是。统治者为了统治需要，便起而利用本质在于维护等级的礼这一工具，来规范社会秩序，规定人们的行为准则，因而礼得到长足发展，并产生出等级制度即原始的礼制。所以龙山时代的礼和礼制，既有前所未有的阶级色彩，又是统治者用以调整内部关系的准绳。

①　参见《孔子研究》1990年第3　期。

（四）赤裸裸的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这里的关键所指是"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只有具备了人的意识活动即人之"心"之后，才有对"美"的理解和追求，才有"爱美"的情态。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生下之后完全脱离人类社会，那他就会失去人之心而变成和动物一样。据说法国南部阿威龙荒野森林发现的13　岁野孩阿威龙，由于他长期生活在与人世隔绝的环境里，也完全丧失了人性。他的视觉极不稳定，不能凝视任何对象；听觉极其迟钝，对任何音乐和极强噪声都无动于衷；嗅觉极不灵敏，对香水和恶臭都没有反应；发音极其单调，处于全哑状态；触觉极其简单，只能用手机械地抓东西，摸不出平面和浮雕有什么区别；智力和动物差不多，而且情绪贫乏，面部呆板，没有人的情感表现。他回到人类社会较晚，已经13　岁了。由于长期脱离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得不到内在的自然人化，就不能产生人的心理活动，更不可能产生人类那种对"美"的追求。

原始人类对美的追求是赤裸裸的。比如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彩绘，布色早期多用单彩，或红或黑进行构图；晚期多用复彩，即用二种以上颜色构图，有不少还用白色或红色作衬底，以增强美的表现。画彩的陶器一般是盆、碗、缽之类的饮食器皿和瓶、壶、瓮之类的储容器皿。画面构图，题材内容极为丰富。以类分有人面花纹、动物花纹、编织花纹以及天文、昆虫、水波和几何形花纹几大类。人面花纹是以黑色线条勾出人的头部脸庞和眼、耳、口、鼻诸器官，额门和下颏加色彩填实。一般是以一人面花纹为一组图案，或者在一件器物上画四组花纹图案，两组为人面纹相对称，另两组以鱼纹或其它图案相对称。这种图案纹饰主要见于西安半坡类型仰韶文化。天文图案有太阳、月亮、星座、日晖几种。太阳纹星以墨色线条画出一个圆形圈，圈外布以匀称的辐射线以表现太阳的光芒。月亮星以弧形墨线，画出二个相对的月牙，可能为新月和残月的写照。星座纹是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墨色圆点，并以直线或曲线连成。总之原始彩绘尽管非常直观和拙朴，但是整个画面给人一种严谨、自然的感觉，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原始舞乐更为生动。传说中舞乐的创造者是一个集体，即"帝"的八个儿子。人们发现：在敲击石片的同一节奏声中，大家在一起手舞足蹈，虽然不能直接产生任何物质产品，可是人们可以从中得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以及彼此交流感情、抒发欢愉、倾泻郁闷等。同时，人们相信：通过舞乐，可以得到丰收，猎获更多的鸟兽；可以使氏族兴旺，增添人口；可战胜敌人，驱赶疾病等。这些也就是原始舞乐所包含的内容。

研究原始舞乐除了通过古文献外，就是那些描绘原始舞乐的文物、崖画等，以及流传至今的原始舞乐的"活化石"（即部分尚处于或接近原始发展阶段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舞乐，及其它原始舞乐的现代遗存）。例如在广西花山崖画中，有一部分明显是舞乐着的人物形象。他们排列整齐，动作一致，人群中有腰挂环形刀，张臂向上，作半蹲姿，头戴饰物（可能是鸟羽），形体较大的人物，这形象很可能是氏族首领。这种头上插着翎羽的人物形象，有时并没有模拟飞鸟的姿态，羽饰仅仅是一种美的装饰，因为，只有机智的猎手才能射中空中翱翔的飞鸟。于是，羽饰成为优秀猎手的标志，同时也是美的标志。

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生活环境极艰苦、恶劣。人类要维持生命，延续后代，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因此，人类渴求人丁兴旺，种族繁盛。人类从生活中直觉地明白一个自然规律：男女交配可生殖后代，但他们对人的生理现象并不了解，当时也不可能了解。于是产生了对性和生殖器官的崇拜。遗存至今的原始岩画，十分清晰、形象地反映了人类求偶、交配的活动和性崇拜的意识。而这种活动和意识，又常常跟舞乐杂糅在一起。例如内蒙发现类似男女对舞的崖画，画风拙朴，二人手臂相互搭肩，女性胸部画两个圆点，代表乳房，臀有尾饰，两腿叉开，尾下有一圆点，似滴液。男性尾饰更长，尾梢拆卷，双腿劈开，他俩正兴奋地连臂跃舞（参见王克芬著《中国舞蹈发展史》）。

不难理解，原始人类的劳动生产实践创造了最初的美，同时也创造了人类最初的美感。他们在生产劳动中对节奏、韵律、对称、均衡、变化、统一等自然规律性和秩序性逐渐熟悉了，掌握了，并且产生美的感受。在原始的生产中，从人类利用最简单的工具如石器、弓箭等等开始，就更多地注意到它们的功能和形态，并把它们联接起来，在这种创造使用工具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活动中，便培育了人对自然秩序的一种领悟（理解）情感和想象，当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时候，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在劳动生产活动中得到统一，于是人们感到自己的心意状态与外在自然（不是具体的自然对象，而是自然的普遍形式规律）的合一，就产生情感愉快，这便是最早的美感。美与直接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生产实践相脱离而独立发展，经过许多中间环节，其中包括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巫术礼仪，原始艺术，而走向纯粹的形式美即装饰。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巫术礼仪，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就产生了，而原始艺术如彩陶上的图画、图案、雕刻、音乐、舞蹈、绘画，则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了新石器时代有了进一步发展。装饰也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了新石器时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美和审美比图腾巫术活动、原始艺术、装饰产生要早。图腾巫术活动不是现实活动，而是实现现实活动的一种幻想形式，它起于生产活动，通过演习、操练、回忆、模拟各种物质生产活动，培养原始人类的生产技巧，并协调、组织、集中原始人类的群体生活，而其感性活动形式如歌舞，则集中原始人类的美感，并在巫术礼仪活动中，使原始人类的狂热情感受到规范和节制。正是这感性活动形式，后来发展成为艺术的审美形式，进而演变为一般的形式美。

（五）崇拜的心理和文化"崇拜"就一般的语义上讲，乃是指人对外在事物（或其他人）所产生的内在尊敬和钦佩心理，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良性的。但是，当崇拜心理发展到无条件的痴迷和依赖时，那就成为一种宗教意识了。原始人类的崇拜心理就是一种宗教意识，其产生的基础和根源在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在于原始人对自然斗争的软弱无力。原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还没有力量支配自然界的物质去征服自然，因而不可能不受自然的支配。当人们对自然界的许多领域还处于无知，而又不能超出自己的实际经验求得解释时，便产生和构造出一连串的不正确的虚幻观念，形成强烈的崇拜心理。这种心理主要表现在：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敬畏鬼魂和迷信占卜等。

①自然崇拜　原始人经常看到的现象是大自然千变万化、运动不息。但是他们对这种状况并不理解，于是便将其归之于神秘力量支配的结果，而且在想象这种神秘力量时，最直接最方便的思路就是用自身类比的方法，即凭着自我感受去想象自然物，认为它们也同人一样，具有思想、意志和感情，也有各自的灵魂存在，这种灵魂支配着自然物的运动，这便是万物有灵的观念。在原始人眼里，日、月、风、雨、雷、电等都有神灵；天、地、山、川、水、火等背后也是由神灵在主宰；总之，人死为鬼，树久有灵，顽石能言，风雨有主，无物不神，无鬼不灵。既然各种自然之神分管着各种自然物象，原始人为了求福避祸，就得讨好它们，于是便产生了种类繁多的祭神活动，向神贡献牺牲，诉说心愿，舞蹈礼拜，以博取神的欢心。这便是原始的自然崇拜。这种崇拜活动到了仰韶文化时代，成为人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大事。在临潼姜寨发现的母系氏族村落基址上，有五片住房，每片中心有一个方形大房屋，是供氏族集会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在我国原始时代，有关对日、月、星辰的崇拜，流传下来的标记不多，仅只从考古发掘的仰韶文化彩陶中有日、月的花纹图案，反映出那时人们对日、月的印象是深刻的，这有可能也是对日、月崇拜的一种证明。

②图腾崇拜　"图腾"（totem）一词源于北美印第安人的某一方言，具有"亲属"的含义，一般专指某一氏族的标志或图徽。图腾的信念与功能，主要在于它不仅是集团祖先的标志，而且它能庇护集团中每一个成员，又能幻想将它们受到膜拜的超人的品质与功能，世代嬗替地传给集团的子孙们。在一切发达的母系氏族社会中，图腾的信仰与崇拜成为一种极为盛行的宗教信念。那么图腾崇拜怎样形成的呢？原始人在自然界强大的物质力量的威胁下，渐渐把自身的凶吉祸福的莫测变化同自然界的变化联系起来。在他们的眼里，自然界提供日常生活之需，还具有保护自己集团成员的巨大功能，这样，人们对自然界的解释就日渐复杂和多样了。在这个时候，人们在众多的自然崇拜物（主要是各种动物、植物或人造形象等）当中，选定出一两种对集团成员最密切、最亲近、最重要的对象，将它们放在特殊位置上，采用一系列的仪式对之专门崇拜，期望子子孙孙均能得其庇护、受其利益，于是就形成了图腾崇拜。

我国旧石器时代就有了图腾文化的前兆。有人认为，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中发现的人工着色的、上绘一种简单图案的小砾石，与澳大利亚人的图腾圣物"丘林噶"相似。而新石器时代的图腾文化遗迹就更明显了。当时彩陶上的蛙纹和鸟纹，以及各种写实或写意的动物纹样，都可说是古代某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我国古籍中有把始祖形象描绘成半人半禽形象，如伏羲"蛇身人首"，神农"人身牛首"，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古代的一些雕刻物和图画也有一些半人半兽或半人半禽形象。在近现代一些原始民族中，这种形象大多是图腾祖先或图腾神形象，由此可见图腾文化自古至今的源流。古籍中还记载了不少氏族的动物名号，如少昊部落有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丹鸟氏等；伏羲部落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等；黄帝部落有熊、罴、虎等氏族部落名号。根据民族学资料，图腾民族都以奉为图腾的动物、植物、无生物或自然现象作为氏族部落名称，所以，一般认为上述这些动物名号都是氏族部落的图腾名称。

③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崇拜的对象主要是人，后者崇拜的对象主要是动植物或其它自然物。但是两者共同把这些崇拜的对象视作自己集团的祖先。人类由广泛崇拜自然界到图腾物，再发展到自己集团社会中有血缘关系的人，这个漫长的演变，生动地反映了同大自然进行斗争过程中人在认识上的规律性的变化。我们知道，历史上农业的形成使人们的生活有了更可靠的保障，畜牧业的兴盛意味着人征服和支配动物取得伟大胜利。人在动物面前的自卑感和依赖感减少了，而优越感、自主感增强了，更多的人不再把动物当成神圣之物。例如鄂温克人早年一直崇拜熊图腾，但是在解放前夕处于父系氏族时代里，对熊图腾的崇拜大为减弱，开始猎熊并吃熊肉。不过图腾观念的残余影响犹存，表现为猎吃熊肉要举行一系列宗教仪式，还要对熊实行风葬，假哭致哀。历史上当父权制和私有财产出现时，需要确立和巩固父系血统关系来保障财产继承权。这就具备了崇拜男性祖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图腾崇拜的后期，出现了以男性生殖器为图腾的崇拜。在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的遗址里，发现了陶祖和石祖，祖就是男性生殖器造象，象征着生殖繁衍之神。"祖"字从"示"从"且"，"示"者祭祀，"且"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象男阴。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提供的资料都说明，祖先崇拜是从人们重视父系传种接代开始的。陶祖和石祖的出现，标志着图腾崇拜的衰落，祖先崇拜的兴起。

祖先崇拜日益构成全部宗教活动的核心，这种崇拜活动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次数之频繁，形式之繁缛以及祭祀中牺牲之多都是空前的。人们以为，只有如此隆重的祭祀，才能获得祖先神灵的欢悦和保佑，避免灾祸，因为祖先神灵是掌握人们命运的。从原始社会的解体到奴隶社会这段历史时期里，祖先崇拜是压倒一切的崇拜。例如他们认为，炎帝是古羌人氏族的始祖和宗神，他创造了农业，故号神农氏。太皞是夷人氏族部落想象中的先祖，人们把建立畜牧业的功劳归于他，故号伏羲氏，又传说八卦由他始作。颛顼（高阳氏）是夷人一个分支的先祖，据说他使南正重司天以属神，使火正黎司地以属民，"绝地天通"。帝喾（高辛氏）又名帝俊，其妻简狄生契，契被认为是商人的祖先。黄帝被认为是北方一些氏族的先祖，曾协助炎帝在涿鹿打败■尤，后来又在阪泉战胜炎帝，统一了相当广阔的地区。这个传说反映了许多大的部族彼此争斗又相互融合，最后形成华夏族的复杂过程。黄帝（有时加上炎帝，简称炎黄）被看成华夏族的缔造者。传说黄帝造舟车、弓矢、屋宇、衣裳，其妻嫘祖养蚕，其臣仓颉造字，大挠作甲子，伶伦制乐器。人们把一切社会文明器物的发明权都奉送给黄帝。

④敬畏鬼神和迷信占卜　我国古人把灵魂分为魂、魄两类，而且认为魂魄各有其不同的作用。魄依附于人的肉体，对人体各种器官活动起作用；魂依附于人的精神，对人的精神活动起作用。人死之后魂是不会消失的，消失的只是形魄。不消失的魂归于天，转化为鬼，由此而产生对鬼的敬畏，这可以从原始时代人们对死者的埋葬处理上表现出来。在灵魂不灭的迷信产生之前，人们对死者的尸体弃之不管，不作安置。当灵魂不灭的观念和迷信产生以后，人们对死者的尸体处理就不是弃之野壑不管，一般都要作妥善的安置，人们认为，对死者的尸体、灵魂如果不作妥善的安置，就会在人世间为祸作祟。安置的办法各民族有所不同，在我国主要进行埋葬。比如在新石器时代，埋葬死者有集中的公共墓地，有一定的葬式，头部方向有一定的选择，有随葬品等等。这都是在敬畏中对死者鬼魂的安排。

占卜是原始社会晚期开始流行的一种迷信活动，它是人们为了解决疑难之事，或想预先得知自己所要做的某一件事情的吉凶祸福，而求助于神，向神进行卜问所使用的一种方法。占卜要有一定的占具，并通过一定的形式、方法进行。据文献记载和民族调查资料，占具有用草木、竹石、果核以及动物骨骼为材料的。在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就有许多卜骨的发现，这些卜骨的骨料有猪、牛、羊、鹿的肩胛骨，有的卜骨已经过整治修理，卜骨上有许多灼痕，每一个灼痕背面都有裂纹的痕迹。由此证明占卜迷信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相当流行。另外，占卜迷信与前兆迷信有密切关系。前兆迷信是人们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偶然巧合的现象，当作吉凶的征兆。例如有流星西落，第二天族中死了一人，前兆迷信就认为流星西落预兆了族中要死人。前兆迷信是偶发的，而占卜是通过一定的方法请求神给人预示吉凶征兆。当占卜迷信发展起来之后，社会中就出现了一种专事占卜的人，称作巫师。他们参与氏族部落的议事活动，成为氏族部落的精神贵族。

在这里我们特别介绍一下原始的生殖崇拜问题。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十分低下，由于生产工具的极端简陋，使得依赖渔猎和采集为生的先民难以存活和发展。生产工具是人手臂的延长，然而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漫长岁月里，生产工具进步甚微，只有弓箭的发明和普遍使用，是一项重大的成就。在原始状态的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加就意味着人手的增加。那时，社会培育人手的"投资"很少，而一个五六岁的儿童即可以从事采集劳动。因此，人类自身的繁殖便成了原始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出于对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的严重关切，原始人类中出现了生殖崇拜。换句话说，生殖崇拜深刻反映了一个绝对庄严的社会意志--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

生殖崇拜的最初阶段里对生殖器崇拜，生殖器崇拜的表现是对生殖器象征物的崇拜，其深层涵义是祈望生殖繁盛，亦即解决增加人口问题。已故著名中年学者赵国华曾著《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其中对中国原始生殖崇拜提供很多考古资料和理论分析。比如，作者以鱼纹的象征意义、蛙纹的象征意义与月亮神话、花卉纹等的象征意义等等，来阐述中国原始社会的女性生殖器崇拜；以鸟纹的象征意义、蜥蜴纹等的象征意义、玉琮等的象征意义等等，来阐述中国原始社会的男性生殖器崇拜。正如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为该书作序中指出：此书有"十分精彩的阐述、石破天惊的推理、天外飞来的论证、恢廓弘大的内涵"。该书具体内容可请读者自行索阅，我们仅只从思想史角度强调：生殖崇拜的心理来源于极低的人口存活率。原始人口生产类型的特点在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极低的增长率。据估计，原始社会人口的死亡率高达50％。旧石器时代人口百年增长率不超过1.5‰，新石器时代人口百年增长率不超过4‰①。与此相伴的是原始人类的平均寿命很低，根据各种估计推测，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初民的平均年龄在20　岁至30　岁之间。可以想见，原始人类只能以增加出生率来求得和扩大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如果还考虑到生命的短促还使妇女的可育时间大为缩减，依赖增加出生率来求得和扩大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意义就显得更不寻常了。因此，人口问题在原始社会生活中成了关系到人类社会能否延续的根本大事。这导致原始人类产生了炽烈的生殖崇拜。

另外，生殖崇拜并不是性（色）崇拜。当然，性行为与生殖是统一的，性行为是生殖的必需条件，生殖是性行为的自然结果。但是在相当漫长的历史中，原始人类并不知道男女交合与生殖的直接因果关系，以为生殖只是女性自身具有的一种功能。在他们的观念中，性爱与生殖是完全分离的，性爱是性爱，生殖是生殖，满足性欲与追求人口繁盛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当时，人类的性爱是比较自由的，性满足也不成其为问题，而人口蕃衍却是摆在社会首位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因此，初民对女性或男性生殖器崇拜，就只是蕃衍人口的生殖崇拜，绝对不含有性崇拜的意味。

①　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　页。三、古代文明的源头--夏代（一）"源"的析说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一直在不断探讨当中。过去通常认为源头在殷商时代，因为自从1928年河南安阳小屯的考古发掘开始以后，人们在确凿的实物面前认定商代殷墟文化是中国最古老的规范文明，就是说，它表现为城市形态、文字记载（甲骨文）、金属冶炼（青铜器）等世界古文明史的认定特点。但是人们逐渐产生了疑问：这样的规范文明是突然间产生的吗？它一定还有一个前导的、过渡的、雏形的时期，否则就会像传说中的老子一样，刚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果然，在以后的考古发掘中，不断地发现了早于殷墟文化的许多遗址，比如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它正处于史传的夏代，而且确有规范文明的雏形。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又上推到了夏代。但是又有人认为，"文明"这一名词也可以用低标准来衡量，把古文明的起源放在新石器时代中，因为那时已有小规模的生产制作中心、符号记载、彩陶文化等。我们觉得，以世界古文明史的通行认定标准和我国实际考古发现为依据，认为夏代是我国古代文明的源头，比较合适。

"文明"一词乃指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它与"野蛮"相对。社会发展史又将"野蛮"分为"蒙昧"与"野蛮"两期，和"文明"时期合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时期。世界古文明史一般将"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极个别者例外），并且都已经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

就以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为例，它的绝对年代根据碳14　测定，其范围约相当于公元前1500-1900年。这正是史传的夏代。二里头文化显示它已达到了文明的阶段。第一，有宫殿遗迹。已发掘出来的一座，它的台基近正方形，每边各约百米，总面积达一万平方米左右。宫殿区以外还有制陶、铸铜等手工业作坊。第二，似有文字制度。发掘物中有刻划记号的陶片，记号已发现的共有24　种，有的类似殷墟甲骨文字，但都是单个孤立，用意尚不明。第三，有冶铸青铜器。这里不仅有工具和武器，并且也有爵杯这种小件容器。总之，二里头文化至少其晚期是可以称得上"文明"的，它已经先于殷墟文化的年代。

我们说过，文字出现是文明的重要标志，人类从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经过发明文字和利用文字记载语言创作而进入文明。文字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人类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文字是由社会上专门的脑力劳动集团创制的，是在公共事务大增、管理国家迫切需要记录与传递统治者命令的文书的需要中产生的。因此可以说，文字是国家产生的标志，是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从目前中国的考古发现来看，早在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上已经发现了简单的、抽象的刻划符号，例如西安半坡遗址就发现有27　种之多。到了距今45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器上，发现了刻划的概括性图形符号。这些都已为大家所熟知，但这些还都是符号，而不是文字。目前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真正的文字，是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中出土的陶器上的刻划文字。例如在西城内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灰坑H473　出土的一件泥质黑陶薄胎平底器的外底上，烧前刻划了一个"門"字。其形体结构与商代甲骨文及西周金文相似，系由左右两部分组成，像两手有所执持，当是一个会意字，可能是"共"字，可能代表着器物所有者的族氏。其绝对年代为距今4000年左右，相当于夏代初期。而王城岗城址有可能是"禹都阳城"之所在。因此王城岗城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刻划文字是目前发现的夏代初期的文字，它是我国在夏代已有了文字并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有力证据。关于符号与文字，可以说原始社会的符号是汉字的前身，为汉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但是，符号的性质是记事，它记录的是一件件具体的事情。符号尚未与语言结合，并不代表语言中的一个个具体的词，没有固定的读音与词义。符号使用的范围很狭小，并不是社会交际的工具。别人从其形式看是不能了解其意义的；只有符号使用者本人才能明了其意义。况且同一种符号可以代表内容不相同的事物。而文字则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有固定的形、音、义，是全社会使用的交际工作。文字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某些文字的形体虽然吸收、借鉴了某些符号是形体，但前后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容混淆。符号只在在夏代才形成为文字。此外，有人引用《尚书》"唯殷先人，有册有典"之说作为商代已有文字、而夏代尚无文字之根据。其实这句引文并不完整，它本来是这样一句话："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就是说殷先人的典籍记载了商灭夏，并不是说只有殷人才有册有典。在文献中也有夏人有典册的记载，如《太平御览》618引《吕氏春秋》："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

夏代，无疑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东方日出的时代。

（二）神话的哲学神话，本来是远古人们编创的故事和传说，其中反映了他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它并非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而是由于古代生产力的水平很低，人们不能理解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矛盾变化，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拟人化的产物。神话往往表现了古代人们对自然力的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古代希腊神话对欧洲文化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古代神话极为丰富，许多神话保存在古代著作中，如《山海经》、《淮南子》等。历代创作中模拟神话、假借传说中的神反映现实或讽喻现实的作品，通常也称神话。

可以说在人类的童年即原始社会时期，神话极为繁荣，但是到了奴隶社会如夏代，神话必定会有更辉煌的发展。那时的生产水平和人们的认识能力仍然很低，劳动者既是统治者的奴隶，也是大自然的奴隶，在他们的幻想里，既有反抗统治者（奴隶主）的强烈愿望，也有控制自然力以减轻沉重劳动的强烈愿望，这便是传播和创生神话的强大动力。因此关于神话问题，我们放在本章来专节讲述。

跟原始的母系制相对应而崇拜女性的神话，最典型的要算是"女娲造人补天"了；而跟后来原始的父系制相对应而产生的崇拜男性的神话，最典型的却要算是"盘古开天辟地"了。就以"女娲"的神话为例，其在民间流传已有数千年之久，见于文字记载（《淮南子》）至今也有两千多年了。它是讲：往古的时候，宇宙发生了一场大变动。西北角撑天的柱子断了，半边天空坍塌下来，天上露出个大窟窿。大地也裂开了，出现一道道的大深沟。山林燃起了熊熊烈火，洪水汹涌澎湃吞噬了大地，野兽到处乱窜，残害人类。女娲为了拯救人类，决心把天地重新修补好。她从山上拣来了许多五色彩石，架起火来烧成石浆，用这些石浆把天上的窟窿修补好。为了使天空不再坍塌，她又宰了一只大海龟，斩下它的四只脚立为四极，杀死在中原地带作恶的黑龙，赶走各种恶禽猛兽，并把大片大片的芦苇烧成灰，阻塞滔滔洪水，使这场塌天大祸平息，人类从灾难中解脱出来。

还有女娲"造人"的神话，都反映了远古母系时代对女性伟力的赞颂。

但是在后来的传说中，这种神话又增添了许多新意。据《太平御览》卷七十八《风俗通义》："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搏黄土为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此中讲的"富贵贫贱"已不是原始时代的思想，而是后世流传过程中加进去的阶级意识了。

夏代是个奴隶制的时代。奴隶制时代所流传或编创的神话，常常表现出与原始时代的不同特点。比如，神话中开始反映阶级分化的情景。原始时代，人们曾设想世界之初，天地渐分，神话中出现了一种供上天下地之用的特殊的天梯。而《山海经》中"绝地天通"的神话，对天地之分却出现了另一种阐释。据说：天神颛顼曾派遣他的孙子大神黎和大神重，把天和地之间的通路阻断，使人不能上天，神也不再下地。显然，这里开始反映了阶级开始形成时的情景，同时也有统治者对人民上天（探索自然奥秘）理想的扼杀和人民对此表示愤懑的投影。又如纳西族著名的神话《黑白之战》，其中叙说了代表光明的善神米利东与代表黑暗的恶神米利术之间的生死搏斗，激战中双方将领都会插翅飞腾，并会变成飞禽走兽，这里折射出古人要摆脱自然力控制的理想，但从神中分化出善神与恶神，这当然是人类社会已经形成阶级对立后才会出现的概念。所以这类神话不可能产生于原始社会。

原始人类对想象的天神是全心崇拜的，但是到了阶级社会，人们就常常对天神产生某种异心甚至反抗。高尔基曾说："奴隶主愈有力量和权威，神就在天上升得愈高，而在群众中间，就出现了一种反抗神的意愿。"（《苏联的文学》）这种意愿的具体表现就是：天才的劳动群众在神话中又创造了反抗天神的神。如在希腊神话中有反抗宙斯的普罗米修斯，在爱沙尼亚神话中有反抗上帝的卡列维，等等，他们认为天上的最高统治者是敌视人类的。这类反抗天神的神，在我国古代神话中则更多。如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淮南子》）；如鲧，"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山海经》）；如刑天，他"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经》）。在这类神话中，在幻想中反抗最高天神的倾向都很明显，而且往往和人民在幻想中征服自然力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但是这种幻想到底怎样产生的呢？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按照唯物史观，不是上帝造人，而是人造上帝，没有人间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也就没有天上的最高统治者上帝。上述神话中的至高天神，显然是人民按照人间的最高统治者的模型创造出来的，而反抗天神的神，则是当时人民理想的化身。像这类神话绝对不可能产生于原始社会，只能产生于存在阶级对抗的奴隶社会。

从哲学角度讲，神话无论是在远古还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它都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是认识作用。神话作为人类童年时代的辉煌产品，反映了那时人们对于外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它"是初民的知识的积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等等"（见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如果把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比作一系列漫长无际的阶梯，那么古代神话便是最初发端的几个阶梯。尽管那时人们在初始梯级还是蹒跚学步，认识停留在直观、感性和猜测的范围之内，然而它们却孕育着自然科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宗教观念、哲学思想的萌芽。因此，当人们追踪自然科学史、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哲学史的源头时，无一例外地都要上溯到神话这块"圣地"。在神话的时代，当人们讲述太阳在扶桑树上休息，在咸池里洗澡，在崦嵫山后睡眠的时候，他们既不是有意地造谣说谎，又不是创作什么寓言，而是真诚地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实。神话中的幻想，是他们根据已知的事物去推断和预见未知事物的一种思维活动，带有很大程度的真实性。从另一方面来讲，古代神话也为后人认识"人类的童年"提供了未写成文字的"百科全书"。例如韩非将"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和"钻燧取火"的燧人氏时代，称作"上古之世"；将"鲧、禹决渎"时代，称作"中古之世"；将"汤、武征伐"时代，称作"近古之世"。韩非之所以能够作出这种颇带历史进化论色彩的古史分期，是由于他运用"趋时更新"的进化史观作指导，比较正确地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

其次，表达作用。古代神话表达着古代人类的愿望和理想。希望人们能像工倕那样的手巧，能像后羿那样的武艺高强，能象伯鲧那样的勇于牺牲为人造福。希望人们能象鸟儿那样翱翔于天空，象鱼类那样漫游于水中。希望能制造不死的药物得以长生不老，希望以最轻微的劳动量获取最丰富的产品，希望生活无限幸福和美好。因此，高尔基说："（神话是）古代劳动者们渴望减轻自己的劳动，增加他的生产力，防御四脚的和两脚的敌人。。。在古代幻想的每一飞翔之下，我们容易发现它的推动力。而这个推动力总是人们想减轻自己的劳动的志愿。十分明显，这个志愿产生自肉体劳动的人们。"（《苏联的文学》）神话充满了古代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信心和乐观精神，洋溢着不屈从于命运的战斗精神和无可阻遏的进取意志，补天、射日、移山、填海，甚至与太阳竞争高低等故事，正是这种精神和意志的体现，它们激励着人们披荆斩棘，跨越艰难险阻，去追逐较为美好的生活。在表达的作用中，古代神话还体现了古代人类的象征性思维。所谓象征性思维，就是借用某一事物来表达具有类似特征的另一事物。因此，象征也就是借喻，借用已知的事物和现象来象征性地解释未知事物的思维形式。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古代被崇拜的一切自然现象，其实就是渗透着当时人类的某种观念和情感。例如"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等神话都表现了古人对太阳的重视。其实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过把不死观念和太阳联系起来的信仰，或者说，是用太阳的东升西降来解释人的不死和永生。那么这种象征性的思维具体怎样表现的呢？可以说人们总是借用某些具体物象来暗示某些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这是象征性思维最突出的特点。在古代人看来，太阳是创造万物的存在物，是生命的永恒的源泉。尽管它每天都要堕入西方，但次日又会复苏升起。正是太阳的永恒循环与古人的永生观念表现出一致性。在我国各少数民族中都产生过对葫芦的崇拜和以葫芦为题材的神话（例如洪水神话）。闻一多先生认为（见《闻一多全集》第1　卷），洪水神话实为造人故事，造人是整个故事的核心，而葫芦又是造人故事的核心。在几十个洪水故事中，葫芦一是避水工具，一是造人素材。流传极广的两个神话人物伏羲、女娲皆为葫芦的化身。把人类始祖比喻为葫芦，实为子孙繁盛的最妙象征。由于葫芦囊内多籽，外形有如两个圆球，因而它最有资格成为"巨腹豪乳"的母体的象征。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众多的洪水故事中均把葫芦作为造人的素材了。可见在象征及其意义之间的某种类似性是象征思维赖以发生的基础。

再次，赞美作用。古代神话对英雄人物（如盘古、女娲、共工、刑天、鲧、禹等）的赞美，体现了古人的道德评价。当然，神话中的英雄人物是被神化了的人物。例如刑天，他与天帝争权，双方武斗从天上打到地下，从昆仑山打到东海边；后来失败，被砍头落地，头颅滚入山里，大山又合拢起来；但是他并没有倒下，并不承认失败，他用自己的双乳作为眼睛，用肚脐作嘴巴，手里仍然挥动着板斧和盾牌（即"干"和"戚"），象征着要继续进行战斗。后人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即颂其事。我们说，神话的确是讲述"神"的，但是它跟宗教迷信的神灵崇拜却属两码事。神话的"神"是夸张了的人力和形象化了的自然力。这些神有的是人类的敌人，有的是人类的朋友。神话中的主神（华夏神话中的"帝"，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希伯来神话中的"耶和华"等）是整个自然力的化身，他又善又恶，忽喜忽怒，正是古代人类对既养育又危害人们的大自然的认识的反映。因此，对于主神的恶行是可以反抗的，甚至也可以作弄他。这样就道出了与恶相抗争的正面神，如刑天、鲧等在神话中就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古代人类之所以真诚地相信神的存在，那只是纯粹由于认识能力的低下，而不是由于另外的私欲使然。相反，宗教的神则不然，它被吹嘘为万能的、一切事物的宿命的主宰（后来又变为一种抽象的存在）。宗教的神往往是地上阶级社会的投影，玉皇大帝酷肖人间皇帝；佛、菩萨、罗汉，等级森严，有如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社会。地狱是统治者的专政机关的神秘的夸张，天堂则是他们理想的乐园。而宗教的教义，则是从精神上保障人压迫人的阶级制度的工具。至于迷信，其基本格调却是消极的，它们鼓吹的是因果报应、悲观厌世和对严酷的自然、社会现实逆来顺受；或以消极隐遁、个人享乐为旨趣，引诱人们追求"天堂"、"仙境"等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所以，古代神话和宗教迷信走着迥然有别的两条创作路线。

最后，史传作用。古人编创神话时常是讲"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而这种神话在没有产生文字以前只能靠口头流传。有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由人们口头传说下来的，但是因为那时人们尚不能客观地严格而准确地反映现实，口头传播时往往加上他们的想象，这种想象又基于他们的感情上的爱憎而加强，于是历史英雄人物就被夸张成了半神的超人，他的经历和业绩也被予以过分的扩大。当我们学会透过古代神话扑朔迷离的外形，去发掘它那深藏着真理的内核时，人类早期社会的历史就显得较为清晰了。现代历史科学证明，我国神话传说中，"有巢氏"、"燧人氏"的故事，大体反映了开始穴居生活和用火的旧石器时代的状况；"伏羲氏"、"神农氏"的故事，大体反映了农业萌芽的中石器时代的状况；"黄帝、尧、舜、禹"的故事，则昭示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情景；关于伏羲和女娲由兄妹结为夫妻的传说，表现了氏族社会由杂婚向配偶婚的转化；"刑天与天帝争神"的故事，则说明氏族社会末期，部落内部已出现阶级分化，初期阶级冲突无可阻遏地兴起。。。

如果没有这些神话传说，人类社会前数十万年的历史将更加难于辨认。

古代神话和出土器物一起，共同构成研究早期社会必不可少的、互相参证的两大材料来源。［法］拉法格曾说："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幻想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宗教和资本》，参见冯天瑜所著《上古神话纵横谈》）必须看到，古代神话流传到记载性文字出现的文明时代以后，它开始出现了历史化趋向。"神话的历史化"和"神话"一样是近代从西方输入的概念，本意指对神话作出历史化的阐释。但中国神话的历史化却更深一层：它化天神为人王，化神话为历史。最后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古史传说系列，即"历史神话体系"。这一体系首先被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尧典》记录在案："（帝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这就是帝舜"逐四凶"的英雄事迹，是他秉政的功业之一。但是"四凶"之中除"三苗"因属异己的种族集团外，其余三凶原本都是带有动物形体的神，如共工"人面蛇身"，驩兜"人面有翼"，鲧是"白马"，而舜是"重明鸟"，这些都带有浓厚的原始神话风貌。但是到了《尧典》记录的时代，这些超人的神怪形象消失了，更突出了"史说"的特点，应该说，古代神话中的神怪形象由鲜明到消失，中间必有一个漫长的"减弱"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姑且说是从夏代开始的，因为这是阶级社会的发端年代。

夏代作为奴隶制时代，当时流传的神话中必然渗透着人们不愿再做统治者和大自然的奴隶，而要做生活和自然的主人的强烈愿望，并且用这种愿望去改编着神话。因此神的形象尽可能人化，尽量把神从天上拉到人间，剥去其庄严妙相的外衣，涂抹以世俗的色彩，使它具有许多凡人的习性。我们虽然不容易取到夏代的神话形态，但是我们可以做些当代民族学考察。如纳西族《创世纪》中的天神子劳阿普，早上起来放猪牧羊，傍晚吆羊回家，会磨刀，会打猎，会吃鱼肉等等。这样的天神，简直就是现实中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这显然是劳动者按照自己的面貌来塑造的天神。这类神话不可能产生于原始形态的社会，而只能产生于奴隶制时代。

（三）史来第一"家天下"的私有制王朝和"礼"的观念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中国原始氏族社会开始解体，其最后一位华夏部落联盟首领禹被儿子启继位为"夏后"，开始了"父传子，家天下"的王位继承制。使用暴力夺取政权，变选举为世袭，为什么就看作是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看作是从野蛮到文明、从部落制度到国家的分界线呢？这是有原因的。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在谈到"希腊人的胞族、部落和民族"时说："氏族制度本质上是民主的，君主制和氏族制度是不相容的。氏族、胞族、部落--每一个这样的机构都是完整的自治组织。当若干部落合并为一个民族时，其所产生的共同管理机构必和民族的各组成部分的原则相协调。"从马克思的论断中可以看出，启变选举为世袭，变传贤为传子，不是个简单的继承制变化问题，实际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启以前的尧、舜、禹时期，虽然部落酋长的职位早已世袭，但在联盟管理机构中任职的公职人员，特别是最高首长的产生方式，则始终保持传统的民主选举，就是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件事很不简单，反映着氏族制度的民主本质。启一举否定了选举制，就是否定了氏族制度的民主本质，就是否定了氏族制度。启以个人意志代替人民的意志，正反映了这时公共权力已经开始脱离了人民，正反映了国家的本质。从此，不仅对这一问题使用暴力处理，对其他一切问题都将同样使用暴力处理。它标志着氏族制度向国家的转化开始了。所以，启的夺权是质变，是野蛮与文明、部落制度与国家的分界。

到了"家天下"的时代，就需要"城郭沟池以为固"了。从本质上看，城市是阶级对立的表现及其产物，是统治阶级用以统治被压迫阶级的一种据点。文献记载，夏代作为五都的城邑已有宫殿、宗庙、社稷等建筑，它们不仅是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也是统治者思想意识的表达。夏启宴享诸侯的"璇台"，夏桀所修建的"倾宫"（琼宫）、"瑶台"和"琼室"，都是宫殿建筑。夏启《甘誓》所说："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其中的"祖"即"祖庙""宗庙"，"社"即"神社"。《竹书纪年》说："夏桀末年，社坼裂。"神社崩坍，意味着国家政权的崩溃。

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总面积约一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根据基址遗迹进行复原，发现基址中部偏北为一座大型的主体殿堂，殿堂前面为平坦开阔的庭院，庭院南面为面阔七间的牌坊式大门。基址的四周还周绕着一组完整的廊庑式建筑。从整体来看，这里由堂、庑、庭、门等单体建筑组成的一座大型建筑群，其布局严整，主次分明，极为壮观。有人根据宫殿内发现的若干埋有人骨架和兽骨的祭祀坑，推测这座宫殿可能就是宗庙建筑遗存。宗庙是古代国家政权的象征。它不仅是统治者祭祀祖先的地方，也是商议军国大事、举行册命典礼、外交盟会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说，宗庙不仅是古代重要的行政场所，而且更是古代统治者居高、神秘、威严、压下的政治需要以及与其相应的"礼"的观念的物化表达。"礼"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

作为典章制度，它是奴隶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宗法与等级制度的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维护统治者利益的一切行为准则。后人所著《礼论》中曾谈到礼的起源和社会作用："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认为礼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当中都有合适的等级地位。《礼记》中也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据说启为了要显示天子的威仪和夏王朝的富有，一改禹生前节俭朴实的作风，除了一般的会见礼仪之外，还特设"享礼"。

"享礼"就是在接受诸侯、方伯们的朝见和进献的礼物时举行祭祀，然后设酒食大宴群臣。吃的都是当时能办到的山珍海味，喝的都是香甜美酒。相传禹时有一个小臣子叫仪狄，用米造出一种醇香甘美的酒，进献给禹，禹喝了后虽觉香甜可口，但又感四肢无力，昏昏欲睡。于是告诫群臣说：酒不能喝，"后世一定会有喝酒误事而亡国者"。尽管禹在当年已下了"禁酒令"，但因酒既可以助兴，又能显示出粮食的充足，所以启还是以酒来款待诸侯。在夏代初期，青铜是一种贵重金属，用作器物使用还很少。启为了显示天子的富有和豪华，用了青铜鼎、彝尊等器来盛肉和装酒。至于陶、竹、木等器就更多了。有这样丰盛的酒食和琳琅满目的精美食器，使得诸侯、方伯大为景仰。而且在饮宴过程中还有乐舞助兴。"乐"就是礼的规定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什么等级、什么场合对某乐可奏与否，礼中都有规定。启是一个喜欢乐舞的人，他的倖臣们知道后便在民间访得一些新颖的歌舞，编成后取名为"九辩"、"九歌"、"九韶"，说是从天上神仙那里学来的。

夏代礼器已成套出现。二里头文化的觚、爵、盉，先商文化的觚、爵、斝，都是在墓葬中常见的礼器中的成套酒器。特别是有"盉爵组合的墓在规模上一般较其它墓为大，多数还铺撒朱砂。显然，这种墓的规格和墓主的身份较其它墓为高。因此，用盉爵做随葬品应具有特殊的含义，或与当时一定身份的礼制规定有关"①。二里头文化中也有龙纹陶片，还新出土与早商铜方鼎非常相似的陶四足方鼎，并确已有了青铜礼器和兵器--铜爵、铜铃、铜戚和铜戈等。此外，在二里头文化的大墓里也随葬有成批的钺、戈、刀、琮、璧、柱、筒、玦、圭、版、柄饰和松绿石等玉石礼器，有的也刻有兽面纹饰，从而可见夏代礼制之一斑。特别令人深思的是，原在太湖地区良渚文化中非常发达的琮、璧、钺等玉器和兽面纹饰，在后良渚文化中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在中原二里头文化中。证明夏代的主体族体夏族在发展中能不断吸收周围族体的先进文化，融合成能统治整个国家并为各族都能接受的以"礼制"为目的的制度。可见礼和礼制在国家形成并维护其统一安定、在各族团结并融合成新的华夏部族中是起过重要作用的。

对礼的维护，有时还会导致血战。据说禹有幼子叫武观（也有称五观），见其兄启继其父禹作了天子后的那种铺张和享受，非常羡慕，觉得要是自己能够继位作王，受天下诸侯、方伯们的朝贺，有多威风！而在眼前的钧台大会上，武观却是诸侯，当然也应随班朝贺。但武观心中不服，认为都是兄弟之辈，启作为王而接受其他诸侯、方伯们的朝贺是应当的，而对自己作为启的亲弟弟就不应该要求固守此礼了。就在朝贺、祭祀、宴乐等礼仪方面都马马虎虎地应付，还口出怨言。启感到弟弟的非礼，于是"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今本《竹书纪年》，"西河"在今河南省内）。武观被放逐到西河以后大为不平，就蓄集力量，三年后"以西河叛"（同上书），即拥兵自守，自称为王。这当然是对"夏礼"的很大的破坏。启就命令彭国（在今江苏徐州市）的方伯名叫寿的率兵前去征伐武观。武观虽也以兵抵抗，但终究兵力

①　参见《文物》1986年第6　期文章。

不足，只好投降。彭伯寿将武观带回都城交给启，虽然武观认罪，但启对他终不放心，还是杀了。这是启为了维护庄严的夏礼、巩固夏王朝的统治而进行的一场流血的斗争。

如前所述，"礼"还包括道德规范问题。与哲学和宗教相比，道德伦理显然更接近于社会的物质经济基础。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在社会的生产活动中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又决定其他一切社会关系，首先便是人伦关系。社会人群既要进行生产活动，必然要调整彼此的活动与行为，道德规范便由之而产生出来。适应生产关系而产生的人伦关系以及反映这种人伦关系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事实上乃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上层建筑，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制度的出现应在道德观念之后，而哲学作为高度概括的世界观，距离经济基础更为遥远，其发生更在宗教之后了。从远古氏族公社制发展到夏代奴隶私有制，道德伦理应该说产生了一大质变，这从夏代由兴盛到衰亡当中"德"与"义"的变化可以看出。

《史记》说："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淮南子》说："昔者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什么是有扈氏的"义"呢？其实就是维护旧的民主传统，仍然走尧、舜、禹"公天下"的道路，而启夺了政权建立"家天下"，这是反常和不义，因而起来反对，旨在恢复氏族公社制度。那么什么是《淮南子》所说的"宜"呢？就是说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义这个概念也在随之不断变化，永恒的义是不存在的。社会发展了，新兴的奴隶制比陈旧的氏族制进步。有扈氏跟不上时代前进的脚步，以抱残守阙，坚持走氏族制道路为"义"，这就不合时宜了，因此被启所杀，仍属启的"德政"。启之后曾有太康失国。太康被东夷人推翻，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盘于游田，不恤民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这在当时是很"无德"的，从而激起了"夏民"的不满，使后羿得以"因夏民以代夏政"。后羿之被寒浞推翻，也是因为他"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左传》），失德失民，使寒浞得以动员"家众"杀掉后羿。少康处于兵微力薄的劣势条件下，终于能够打败势力强大的寒浞，也是因为寒浞"不德于民"。而少康在流亡潦倒的情况下，因"能布其德"于民，故能战胜政敌，复国中兴。到了夏代第十三个国王孔甲，则"好方鬼神，事淫乱"，出现"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史记》），即失"德"而诸侯叛离，夏王朝的统治开始衰落，只过了四代便亡国，史称"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国语》）。末代国王夏桀，更是"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使人民无法忍受。他为了满足其奢侈的享受，便大肆"作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竹书记年》），为此他无休无止地征发夏民，"殚百姓之财"，榨干了他们的血汗。应该说，这种情况完全失掉了夏礼所允许的道德规范，所以夏民"率怠弗协"，公开用怠工的方式进行反抗。他们不仅愤怒地高喊："时日曷丧，予及女偕亡！"（《史记》）咒骂夏桀早日垮台，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而且大造夏桀的坏舆论，说"桀为酒池糟隄，纵靡靡之乐，而牛饮者三千"，这当然不一定属实，但从中可见夏民所崇尚的道德规范。可以说，由于夏桀"德"的沦丧，才造成了历史上的商汤灭夏。

（四）新世界的新思考和人为宗教原始氏族制社会解体以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阶级关系代替原始社会氏族成员的平等关系而成为人与人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与此相适应，反映氏族成员平等关系的全民道德，分化为不同阶级的道德，各个社会阶级各有自己的伦理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但是宗教的演变则有所不同。伴随着原始氏族制社会过渡到奴隶制社会，原始社会的自发宗教演变为人为宗教。但促使宗教发生这样"人为"的转变的社会力量，却不是全体民众，而是在社会结构中居于特权地位的氏族贵族和奴隶主阶级。早在原始氏族制社会的后期，氏族首领就已演变为社会的特权人物，通常也是垄断宗教活动的祭司贵族，正是这一部分人成为最早的奴隶主阶级。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便利用手中把持的宗教特权，按照本阶级的利益和阶级特性，重新塑造宗教崇拜的神灵，把原始时代的氏族神改造为氏族贵族奴隶主的祖宗神，借以神化自己的统治。宗教作为奴隶制社会的上层建筑，实质上是奴隶主阶级的宗教。

原始自发宗教的多神崇拜，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原来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到一个万能神的身上，产生了统一至上的神。从多神到至上神的崇拜的转变，正与原始氏族公社的瓦解、奴隶制的建立相适应。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氏族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分散，地上没有统一的权力机构和最高的统治者，天上也不会出现统一至上的神。进入阶级社会后，产生了作为阶级压迫的国家，也出现了占居最高统治地位的王。人们把王的观念推延至整个宇宙，就产生了统一的至上神，天上的神乃是地上王的投影。恩格斯指出："没有统一君主就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①至上神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一产生就成为奴隶主阶级利用的工具。奴隶主掌握了神权，原始自发宗教也就失去了集体性或全民性，变成了为奴隶主阶级利益服务的宗教。宗教也由"自发宗教"转变为"人为宗教"。"人为宗教"形成于阶级社会，因此恩格斯指出："至于人为的宗教，虽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但在其创立的时候便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②我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起于夏，而发展于商、周。《尚书》中记载过箕子的一段话："我闻在昔，鲧淹洪水，汩其五行，帝乃震怒，不■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这里虽然是后人的追述，但是从中总还是透出一点鲧、禹时已有"帝"和"天"的观念。至商周时期，则有关资料更为充分，更可清楚知道奴隶时代"人为宗教"的内容，其核心是上帝（天）的崇拜，并兼崇信鬼神和其它迷信。具体到夏代，我们进一步再做如下介绍。

①对上帝（天）的崇拜　据《史记》上讲，夏代的孔甲是一个"好方鬼神，事淫乱"的庸人，当初他想夺王位而谋之不得，就将希望寄托于鬼神，经常搞一些迷信的祭祀，求助于天帝神祇。胤甲死后，王位果然由孔甲继承，于是他认为这是求助于上天的结果，就更加沉醉在迷信活动中。后来孔甲听谄媚小臣报告；在黄河和汉水中出现雌雄两条龙，这是顺应上天之命，天帝赐给他驾车的。他听后非常高兴，认为此"神物"只有作了"天子"才能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第65　页。

②　同上书，第19　卷，第327　页。

到。孔甲将两条龙交给刘累饲养，并赐刘累为御龙氏。过了不久因雌龙在捕捉时受了伤而死去，刘累暗中将龙肉剁成肉酱给孔甲吃，孔甲食后觉味甚美，"夏后使求，惧而迁去"（《史记》）。因为孔甲还要叫刘累求其龙肉，刘累无法再找，则惧怕而逃到鲁阳（今河南鲁山）。从这个传说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夏代帝王崇拜上天上帝常常是一种失政的表现。

我们知道，原始社会没有上帝的观念。在母系氏族社会，神只是自然力的幻想，诸神是平等的。到了父系氏族社会，神获得了社会属性，有了祖先之神，不过它们的权限不超出本氏族部落的范围，没有一个统摄百神的至上神。夏王朝建立后，地上有了统一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多神之上便出现了百神之长，叫做"天"。"天"，《说文解字》云："天从一大。""大"字甲骨文金文皆象人形，人之上谓天，即太空。天，其处高远，其形广大，最初它只是自然崇拜的对象之一，后来被赋予至高无上的神性，成为天神。天神是宇宙的最高支配者，君王自称是人间的天神代表，被天神赋予统治人间的权力。《墨子》中说，禹在进攻三苗前誓师，誓辞有云："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唯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封）诸群（君），以征介苗。"书中还说到禹在征伐有扈氏时，称"天用剿绝其命"，而自己是"共行天之罚也"。《墨子》还引古书说："禹之《总德》有之曰：允不若，惟天民不而（能）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诰）》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憎。"这几条材料都可证夏王朝始终都崇信天和天命。夏君出师要讲恭行天罚，对内统治要讲天命。商汤要推翻夏桀，故说夏是"矫天命"。天神崇拜已不同于开辟神话，它是经过少数思想家加工过的剥削阶级的宇宙观。从认识过程说，天神观念的出现，是思维对多神的属性加以综合、抽象化的结果，它是人类探索世界统一性的一种尝试，对于唯物主义宇宙观的产生有诱发作用。

②占卜巫祝迷信　占卜巫祝是沟通人神之间的媒介，通过它来祈求上帝以决疑，因而凡事都要问卜。《礼纪》说："三代明王，皆祀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无卜筮则礼乐不兴。"意思是说，要通过卜筮了解上帝（天）的意旨，来制订国家礼乐。如无卜筮这个工具，上帝的意旨不可得，礼乐无从订，更谈不上兴了。以上说明上帝（天）的崇拜和对卜筮的虔诚，所以做起来也极为庄重。如在古代，专设神职人员掌管此事。从夏到商周，占卜巫祝越来越兴盛。《尚书》就说；"汝则有大疑，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而且大事小事皆卜。最初的占卜是在原始前兆迷信的发展中形成的，不是出于某个人的创造发明。在信仰原始前兆迷信时期，人们发现：有些征兆是人们无意中制造的，人们为了决疑，可以有意地把它制造出来；有些兆象是经常存在，只是由于人们缺乏观察力或不去注意而被忽略了。可以有意制造的有：梦兆、动物内脏的兆象、烧烤甲骨爆裂的兆象、植物断裂的兆象、打击硬壳果时外壳破裂的兆象，等等。这些可以由人有意制造兆象的原始前兆迷信，首先转化为最初的占卜。近代后进民族中的占卜和古代的占卜，都说明着各民族依其生活环境和传统、习惯的不同而产生各不相同的占卜，如果生活条件近似，占卜也有近似的地方。例如，古代以畜牧为主的民族，多有使用兽骨的占卜方法，以采集野果和培育植物谋生的民族，多有使用草木进行占卜的方法。又如使用石片、木块或其他物品抛掷于地下，根据其正反面或位置来占明吉凶的方法，则是一种普遍使用的占法，因为这种占法不受生活条件限制。另外，以某种东西的奇数、偶数，或以一定数目、大小、长短等来判断吉凶的方法，随时可以用小石、草木枝叶、茎根来进行，而且从中衍生出八卦。

八卦的雏形应该产生于夏代。人们通过仰观俯察，以近推远，找出天、地、风、水、火、山、泽、雷八种自然物象作为自然万物的代表，即八卦的卦象，其胚胎思想很可能与农业、畜牧业关系密切，因为其中并无金属，所以起码尚处在冶铜业并没普及的时代，这恰恰是古史的夏代前后。在生产劳动中，抬头是气象变化的天空，俯首是生殖万物的大地，火能毁林造田、驱兽熟食、照明取暖，水能滋润禾苗、拌泥制陶，泽能出产鱼虾，雷能引起天火、带来暴雨，山是猎场牧野，木是五谷百蔬、森林花草。这八种东西是人们在劳动生活中最常接触的自然物象。人们又看到，天与地、火与水、山与泽、风与雷是成对存在的。其中天与地最大，便根据人类繁衍的道理设想天地交合衍生其余六者，然后派生出万物。再进一步，才出现用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卦，作为天地八物的符号。应当指出，人们能在众多的万物万象中找出八种最基本最具普遍性的东西，作为构成万物的共同成份和基础，并初步看到它们之间交互作用的关系，这是理论思维把握世界统一性的重大进展。

③敬天法祖的道德　由于人们迷信生前强有力者，其鬼魂的能力才是强大的，只有这样的鬼魂保护后人，才是可信赖的。这种迷信思想，在我国后来的祖先崇拜的祭制中也保留下来。《礼记》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这里所提到的被祀者，都是祖先中法施于民和定国的头人或御灾捍患有功者。奴隶制时代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起道德观念的深刻变化。《礼记》追述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这里所指"天下为家"，即保留父系氏族的血缘纽带，将父权家长制的统治推广到整个社会。与此相适应，敬天法祖、忠君孝亲是当时道德的基本要求。这时的祖先崇拜已不同于过去的英雄祖先崇拜，强调"亲亲"，重点是祭拜君王的先祖了。

《礼记》还说："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里所说的祖宗人物有的不是事实，但反映着一种情况，被有虞氏、夏族、殷族、周族崇拜为古远祖先的黄帝、帝喾、鲧、冥、稷等，都是历史传说的强有力人物，殷族和周族的"祖"和"宗"是建国元勋。该书注中有曰："凡祖者，创业传世之所自来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庙不迁也。。。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其庙世世不毁也。"但是郑玄注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后次弟。"即是说，夏以前祭祀远祖以氏族英雄人物配祭；夏以后只配祭统治者之祖，不管其才德如何。这是家天下的政治在祖先崇拜上的反映。

夏代作为奴隶制社会，原来的氏族和部落的共同祖先的祭祀权，就被奴隶主阶级所垄断。奴隶被剥夺了祭祖权，因为怕他们利用祖先崇拜聚众造反。《礼记》中记载着一种古代祭祖权的规定，所谓"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指祫祭），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孙希旦解释说："得姓之祖，为了始祖，始封之君，为之大祖。诸侯不禘，唯得祭其大祖，而于大祖以上则不得祭矣。。。祫本诸侯以上之礼，而大夫、士用之，故曰干祫。大夫三庙，士一庙，虽并得祭高祖以下，然每时但特祭一祖，而不得合祭，唯有为君所省录，命之大祫，然后得合祭高祖以下也。"上面所说的禘祭，是国王一年一次对祖先的大祭，诸侯（夏代为"百吏"）以下是不能举行的，因其所祭的对象是推始祖所自出之帝，并以始祖配祭，这种具有最高权威的祭祖神权，只为国王垄断，别人是不能沾边的。我国古代的祖先崇拜的等级制度规定，士、庶人的祖先崇拜之权"不过其祖"，不允许再"追远尊先"。这种情况，可以说起源于夏，发展于商、周。

（五）初创青铜时代的文化历史学根据人类进行社会生产所使用的劳动工具，把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开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一般都有一个金、石并用时代，即铜器与石器并用。这时的铜是红铜，而红铜质地软，自然铜又很少，因此人们在生产上仍以石器为主。后来人们发现在红铜中加入少量的锡，比红铜有更低的熔点，这样就给铸造带来了方便；而且这种铜的硬度大，化学性能稳定，更好使用，这就是青铜。关于青铜时代的起源，从文献记载看就有禹铸九鼎之说。

历史发展到后来的春秋时期，楚庄王北伐陆浑之戌时，曾向周定王派来的使者王孙满打听周王室的九鼎的轻重大小，王孙满答道："在德不在鼎。周室的九鼎，乃是夏朝初建时所铸造。夏桀氏乱，鼎迁于商。后来商纣暴虐，鼎又迁于周。如今周德虽然衰微，但天命未改，鼎之轻重，还是不可问啊！"夏铸九鼎是古代流行的传说，从这个故事可知，周人是承认他们传国的九鼎始铸于夏代的。据说夏王为了铸造九鼎，曾命令九州的地方长官"九牧"负责征敛青铜，贡献于夏王室，并把各地的物象铸造在鼎上，以象征天下九州都荟聚于夏朝中央。所谓"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左传》）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许多历史文献都谈到夏代已经使用铜器。传说大禹曾用铜质工具去开凿龙门。夏启曾派遣蜚廉到山上去采铜矿，将其运到昆吾去冶炼，然后铸成四足的方鼎。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有大量的生产工具，而且还有武器和礼器。青铜工具和小刀、钻、锥、凿、锛和鱼钩等，都是模仿石、骨、蚌器而制作的，器小而薄，造型极其简陋。例如小刀的刃部仅长三、四厘米，刃部和柄部还没有明显的分界。青铜兵器有镞、戈、钺等。铜爵和铜铃是迄今发现的仅有的两种夏代礼器。铜爵是模仿陶爵而铸造的，器表没有任何纹饰，与早商的铜爵相比，显得十分古朴简陋。但是，铸造这种空体的空器，比铸造实体的工具、兵器，要求有更高的技术。它必须使用合范法，即除了外范，还需要内范。这种铸造工艺显然是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之后的产物。青铜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原始的社会生产力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青铜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生产力，并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总的发展。因此我们也可以把青铜文化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来理解，它内涵着政治、经济、科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比如由于青铜工具的使用，农业增产，酿酒业便发展起来。夏代饮酒之风已经盛行。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陶器中，酒器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觚、爵、盉等酒器已经很流行，甚至在一些小墓中也成组地出现这套酒器。还发现了用青铜铸造的爵，那是贵族化的酒器。

青铜时代，农业发展，科学文化也随之发展。比如农业生产需要按季节来耕种和收获，所以天文历法被格外重视。夏王朝专门设立了"掌天地四时之官"，也就是说天文官。《左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夏书》是关于夏代的史书。辰是"日月交会谓之日辰"，而"辰不集于房"则是说日月交会不入其正常归宿和位置，也就是说没有安于房宿（后来的二十八宿之一）的位置，于是就发生了日食。这次夏代的日食，据《尚书》说，是发生在仲康时期，此时的天文官叫做羲和。此人好酒贪杯，整天沉湎于酒食中，擅离职守。而这次日食他就没有观察到，未能及时报告，才引起了"瞽（乐师们）奏鼓，啬夫（管理农事的官）驰，庶人（老百姓、奴隶等）走"。也就是日食发生时天昏地暗，于是人们大惊失色，忙着击鼓鸣锣，飞马快报，到处乱跑，或者往来奔走准备祭祀天神以救日。当时人们对日食这种天象的原因还不明了，一旦发生日食便把它看成天神作祟，或是"天狗食日"。经过一场混乱之后，仲康命令当时掌管六军的大将，胤国的诸侯率兵前去"观象台"征讨羲和，并将其按罪正法。关于夏代这次日食的记载，从历史情况和具体时间上来看，后代研究者也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大家都公认发生过日食，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

夏代初创的青铜时代的文化，其辉煌的顶点便是创生了原初的古代文字。在二里头的陶器中，发现有二十多种刻划，很可能就是当时的文字。夏代也应当有了文字记录的典册。例如先秦典籍中就经常引用一些不见于今本《尚书》的《夏书》或《夏训》。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我国从夏代开始已进入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时代了。

四、"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殷商（上）

（一）甲骨文、金文书写的典册有人引用《尚书》的话："唯殷先人，有册有典。"作为只有商代有文字、而夏代尚无文字的根据，这是不够充分的。因为这句引文并不完整，它本来是这样一句话："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就是说殷先人的典籍记载了商灭夏，并不是说只有殷人才有册有典。在文献中也有夏人有典册的记载，如《太平御览》引《吕氏春秋》曰："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当然这仅只是后代的文献记载，而作为直接产生于夏代的历史典册，应该说我们至今尚没发现。我们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典册，就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字和金文字。

甲骨文是商代盘庚迁都殷墟（今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以后的占卜文辞，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故称甲骨文。甲骨文最早发现于1898年，字的结构不仅有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而且有了形声字和假借字，因此它是相当成熟的最早的汉字。卜辞内容涉及商王朝的政治、军事、狩猎、农业、帝王世系、各国征代以及奴隶被压迫等方面，填补了史书在这一时期的某些空白，甚至纠正了史书上的某些讹错。金文也叫钟鼎文，是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金文脱胎于甲骨文，是篆书的初期文字，从金文中可以看出甲骨文到篆书的演变痕迹。甲骨文是用刀具刻的，笔道纤细；金文是模具浇铸的，字体及笔画呈浑圆形。一般来说，商代金文多简朴，字数不多，到西周时字数才逐渐增多，但它们都堪称为历史文献。

商代文字除甲骨文和金文外，还有刻在陶器上的陶文，以及刻在玉和石上的文字。但其中占绝大多数的则是甲骨文。甲骨文主要是占卜的纪录，而且主要是属于王室的遗物。非王室的贵族的卜辞和不属于占卜的记事刻辞只占一小部分。因为是以占卜为主，所以反映的事物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内容已相当广泛了。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曾感叹说："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礼记》）又说："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甲骨文和金文等虽然同今日通行的汉字相比较，差异很大，但这只是发展变化上的事，决不是两种不同的文字。

透过甲骨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科学文化和思想意识的概貌。比如农业是商代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甲骨文记载表明，商代已经种植了黍、麦、稻、粟等农作物并掌握了这些农作物的整个栽培过程。有关植物水分生理学知识的记载，要比古代希腊有关的记载早一千多年。商代医学也已达到较高水平。甲骨文中有关时人疾病的记载表明，基本上已具有了今天的内、外各科。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风云雾雨雷雪雹阴的记载，为古气象学的研究提供了最早的文字资料。而有关日食、月食和星象的记录，对古天文学的研究和历法的定朔很有价值。

从甲骨文中最能看出殷商时人思想意识形态的是"卜以决疑"。商王在处理"国之大事"或个人行止时，往往用卜决疑，即通过占卜来指导一切活动。占卜时，把整治好的甲骨拿来，施灼呈兆，判断吉凶，然后把所问之事契刻（或书写）在甲骨上，这就完成了占卜的过程。所卜的事，大概说来，总不外对付天然，及对付同类的事件。大致有：第一，卜祭之类；第二，卜告之类；第三，卜■之类；第四，卜行止之类；第五，卜田渔之类；第六，卜征伐之类；第七，卜年之类；第八，卜雨之类。风、雪、霉（雾）附焉；第九，卜霁之类；第十，卜瘳之类；第十一，卜旬之类；第十二，杂卜之类，凡不属于上列之十一类，及不易识别之辞，皆入此类。占卜完毕，将所问事项刻记在甲骨上（即卜辞）之后，对所卜问的事项并不就置之脑后了。有时过了若干天以后，所问之事在现实生活中幸而言中，或与所希冀的结果大相径庭，也要刻记在甲骨的有关卜辞之后，这就是所谓的"验辞"。如著名的妇好，商王武丁对她的生育之事极为关心，曾为她卜问能否生育男孩。《丙》247　说："甲申卜，■，贞妇好娩嘉。王占曰：其唯丁娩，嘉。其唯庚娩，弘吉。""甲申卜，■，贞妇好娩嘉，不其嘉。三旬又一日甲寅娩，允不嘉。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嘉，唯女。"

这版卜辞是甲申这一天贞人问卦：妇好要生孩子了，能吉利生男么？商王武丁也亲自看了卜兆，说：是丁日这一天生吉利呢？还是庚日这一天生育大吉呢？同一天又从反面卜问：妇好要生孩子了，不吉利么？过了三十一天以后，到了甲寅日果然应验，妇好分娩不吉，即"三旬又一日甲寅娩，允不嘉"。不吉利到什么程度呢？即生了个女孩子，也就是辞中所记"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嘉，唯女"。此辞自"三旬又一日"以下，全为记验之辞。不少卜辞之后都记有"验辞"，当是在卜问以后，待所卜之事有了结果（是好或是坏），再由卜人补刻在有关卜辞之后的。因此，"卜辞"与"验辞"不是同时之作。

关于问卜的方法，近代学者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中是这样讲的："卜以龟，亦以兽骨。龟用腹甲而弃其背甲（背甲厚，不易作兆，且甲面不平，故用腹甲）。兽骨用肩胛及胫骨（胫骨皆剖而用之）。凡卜祀者用龟，卜它事皆以骨。田猎则用胫骨；其用胛骨者则疆理征伐之事为多。。。其卜法，则削治甲骨甚平滑，于此或凿焉，或钻焉，或既钻更凿焉，龟皆凿，骨则钻者什一二，凿者什八九，既钻而又凿者二十之一耳。此即《诗》与《礼》所谓契也（。。）。既契，乃灼于契处以致坼。灼于里则坼见于表。先为直坼而后出歧坼，此即所谓兆矣。"

占卜之时，如用龟甲，则于腹甲的里面施行钻凿，然后以火灼于钻凿之处。灼至相当之久，其表面即有依钻凿的中心点而出现的横直两坼（在汉朝时，横坼的靠近直坼的一端称首，远离直坼的一端称足，其中称身）。凭横坼的形状即可决所疑之事。《史记》里所述汉时的卜辞，大概就保存了若干古代的做法。如"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内下；不雨：首仰足开，若横吉安"。又如"卜岁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肣，身节有疆外；不疫：身正，首仰，足开"。这虽未必就是上古传下的卜法，但多少也可以从中看出殷周之时的卜法路数。以火灼于钻凿之处，叫做"灼龟"；凭横坼的形状以决事，叫做"观兆"；兆已观得，即刻其事子横直两坼的附近，叫做"书契"。

甲骨占卜原来只用以决疑，但既能决疑，则必有神灵以为主宰，这当是古人所必有的一个推断。神灵在何处呢？最便当莫如把它置于占卜之具上。如龟甲所从出之龟，古人便认为是有灵的。"龟千岁而灵"。但是这样讲还有点太表面化，真正的内在理解是什么呢？郭沫若认为决定卜之吉凶的，不是龟甲兽骨，而是"天"。他说："殷人之所以要卜，是嫌自己的力量微薄，不能判定一件行事的吉凶，要仰求比自己更伟大的一种力量来做顾问。。。这顾问是谁呢？据《周书》的《大诰》上看来，我们知道是天。"（《以先秦天道观念之进展》）"天"通过龟甲兽骨来预告人们的吉凶，而甲骨文字也就成了"天意"的记录了。

关于殷商的典册资料，我们不可忽视的是金文。当然，金文最发达的时代是周，而殷商时代却处于初创阶段。金文作为铜器铭文屡见反映阶级关系的一些内容，1969年在山西石楼义牒发现的一件商代戈上，在"内"的后端有一"■"铭，此铭是一会意字，一颈上带刑枷的人下跪，囚在牢房内。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的奴隶社会，带刑枷者的身份无疑应是奴隶。此字是奴隶社会阶级压迫的真实写照。另外，许多铜器铭文的内容还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天命观"、"德治"和"孝"的思想意识。如铭文中有"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受天有大命"、"膺受大（天）命"等，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天命观。有的鼎铭中多次提到德，有"孔德"、"烈德"、"懿德"等等，都是研究奴隶制社会伦理思想的绝好资料。至于铜器铭文中奴隶主贵族"孝"的材料就更多了，它们体现出在宗法制度下，统治阶级"追孝"、"享孝"祖先的目的就是继承血缘宗族的关系，以维护统治地位。商代以及后来的周代，青铜铭文涉及到的内容还非常多，例如官制、礼制、音乐乐律等内容，都是研究先秦政治史、文化史、音乐史的珍贵资料。

（二）"殷人尊神"

《礼记》评论夏商周三代社会政治思想异同，指出殷人的特点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从殷虚卜辞中可以看出，殷人尊神先鬼的说法确属事实。比如杀牲祭神的数目相当惊人，有多至一次"羊百"、"羊三百"、"百牛"、"千牛"、"五十豚"、"百豕"、"犬百"、"三百犬"等。并大量用人为牺牲，其中包括有不同的邦族：羌、大、亘、奚、印等族，一次可杀多至"百羌"、"三百羌"、"千人"等。杀祭的方法有：俎、伐、戕、沈、卯等。可以看出殷人尊神先鬼达到何等程度。大体上说，殷人对自然崇拜，于天神有上帝、日、东母、西母、风、云、雨、雪等；于地祇有社、方（四方）、山、岳、河、川等。对祖先崇拜（周人称为"人鬼"的）不仅于先王、先妣有复杂的祀典，而且于名臣又有配享制度，列于祀典的受享名臣有伊尹、伊陟、巫咸、师盘等。《尚书》说："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更直接谈到这种情况。如下我们从自然神、天神、祖先神三个方面来介绍"殷人尊神"。

①自然神　古人的自然崇拜，除日月风云就是土地山河等等。就以土地为例。中国古代的土地神崇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把土地当做自然神，直接向土地献祭、礼拜；第二阶段，崇拜拟人化的土地神，但在这个拟人化的土地神身上，集中着土地的自然力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第三阶段，崇拜土地公，每一地段都有一个土地公，他们是该地域的管理者，其神性的主要面是社会作用，很少有自然作用。这三个阶段事实上反映着人们社会实践和主观认识的不同水平，应该说殷商时代主要处于第二阶段。这时土地神的拟人化虽有较大的发展，但原始的地神崇拜的观念和一些祭法仍被继承、延续下来。

殷契中的"土"字好象是土块，而"埋"字的象形挖坑将牛埋于地中；由此可推断，殷人原来心目中奉为土地神的对象就是土地本身，而其祭法也是用掩埋祭品直接向土地献祭的。这些都说明，殷人的土地神祭祀中，仍保留着某种原始的土地崇拜成分。但是更多的则是表现为发展变化的方面。其所祭祀的地神是以其居住地的地神为主，所以祭祀"亳土"的卜辞就比较多。另外还有一般意义上的"土"，它不是指土地而言，而是指的祭祀对象，应当读为"社"。《诗经》"宅殷土茫茫"，《史记》作"殷社"；《诗经》"迺立冢土"，毛传"冢土，大社也"；《周礼》"先告后土"，郑注"后土，社神也"，这都是土、社同义的证明。古人有封土为社之说，甲骨文土字即有封土之形。《论语》"殷人以柏"，谓殷社以柏木做成。和祭于单纯的自然物的情况相比，殷人的土（社）祭显然是有所发展的。土（社）祭的方法很多，如"贞，燎于土（社）三小牢，卯二牛，沉十牛"，"壬辰卜，御于土（社）"，"癸丑卜，甲寅又宅土（社），燎牢，雨"。从卜辞材料看，"土（社）"在起初多指土地，以后则主要作为社神而被尊崇。随着商王朝统治区域的扩大，"土（社）"渐次增加了地域性质。"土（社）"神的威灵可以保佑年成、降雨止风、避灾免害、保佑疆土等，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人世间统治权力的投影。

随着殷代经济发展，其经营区域扩大，殷王还要对其国家有重要意义的区域的地神进行祭祀。殷王要对全国各地的土地神一一加以祭祀是不可能的，只能对全国各地的土地神设法统祭，或者创造出一个其神性包括着广大地区的大土地神来，以节制祭祀的频繁。统祭和同类神综合为一种，是多神崇拜转化为单一神崇拜过程中常出现的一种现象。殷人祭祀的东西南北四方的土地神，可能就是初步人格化了的土地神，这种土地神不是体现于土地的自然属性，不以土地为神的主体，而是管辖着一个地区的抽象化了的地方神。广泛地讲，殷代自然神崇拜表面看来充满着愚昧和迷信，而实际上却凝聚着对自然现象的精细观察和冷静思索。古人认为，"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礼记》）。卜辞表明，殷人对于其所瞻仰、所取财用的自然具有浓厚兴趣。例如，晴雨变化与农业和田猎等事关系密切，因而就屡次卜问今日、今夕、自今以后若干日、今日的某个时辰（如旦、食日、中日、仄等）是否有雨。殷人对于云的来去方向、色彩等也仔细观察并记载。卜辞的验辞常有"允雨"、"允不雨"之类的记载，以此说明原先作出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些判断的正确尽管不能排除其偶然性，但主要应当说是殷人对气象长期观察和分析的结果；它是人的经验结晶，而不是神的慈悲赐与。卜辞也有姣雨即焚人以祈雨的记载，但其数量很少而且无多验辞，显然这种愚昧的祈雨方式并非殷人注目的所在。卜辞关于气象的记录，可以说是文字记录的我国最早的天气预报。殷人的这些探索尽管还笼罩在迷信的浓雾之中，但其探索自然奥秘的积极意义却不应当被忽视。

②天神　天神主要有帝、东母、西母等。关于东母、西母的卜辞很少，其重要性远不能和帝相比。从殷虚卜辞可以看出，殷商时期已经初步完成了天上某种权威神上帝的创造，并迷信他有广泛的神力。当然这种神力还没有达到至高无限的地步，在殷商时期它还被人们视为有限程度。归纳起来，上帝的神力主要有：首先，支配气象上的现象，以影响人间祸福。如卜辞中有帝"令雨"、"令风"、"令雷"、"降旱"等。这方面的作用，实际上是综合了原来人们所迷信的日、月、风、雨、云、雷等天上诸神对以农业为主的人类社会的影响力，并归于一个抽象的意志的作用，名之谓上帝而加以崇拜。所谓抽象，是指上帝没有象自然崇拜那样以日、月、风、雨等自然现象为本体，上帝不是具体的自然对象，但它却能使这些自然力发生作用。然而这些完全是帝的主动行为，而不是人们祈祷的结果。人们可以通过卜问知道某个时间里帝是否令风令雨，但却不能对帝施加影响而让其改变气象。帝对诸种气象的支配有自己的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说，令风令雨的帝实质上就是自然之天。如卜辞谓"帝及四月令雨"意即天到四月令雨，"帝其降旱"即天将降旱等。就气象的情况而言，帝的作用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方面是帝不能适应人世间的需要来安排风雨晴旱等气象变化，而只是一味盲目地令风令雨。有旱情时，帝不能应祈求而降雨；有涝灾、风灾时，帝也不能止雨息风。卜辞所载可以"宁雨"者有岳、土（社）等，可以"宁风"者有土（社）、伊君的配偶、方等。卜辞中从来没有向帝祈求降风降雨或止风息雨的记载。另一方面，支配风雨气象并非帝的特权。卜辞有"河其令雨"、"祈于土（社）雨"、"祈雨于岳"、"祈雨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十示"等记载，表明河、土（社）、岳以及祖先神均有降雨的神力。至于风、雷、雾、旱等项的情况，也如此。由此可见，帝只能算是气象诸事的主宰之一，而不能算作最高主宰。

其次，具有支配社会现象和支配社会统治者的神性。这方面的作用实际上是鬼神崇拜、祖先崇拜的综合和升华，是人化神的作用的综合和抽象。古代各族迷信的能支配社会现象的神灵大致有：能支配人体健康与病痛的，能注定人生死的，能决定战争胜败的，能决定人们谋事的成败和吉凶的，等等。远古时代一般都迷信是人鬼在这些方面发生作用。例如，迷信人得病是病魔在作祟；能保佑战争得胜的是英勇善战的祖灵；出门、建筑要经过祖先的允许，不然会带来灾害等，这些都是人鬼的神性在发生作用。在殷虚卜辞中，上帝的神性中已包括着支配许多社会现象的作用，如"降■"、"降祸"、"降若"、"帝若"，征伐时的"受又（佑）"、"降官（悺）"等等。这些神性项目中，有些项目不完全是社会属性的作用，虽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两种神性交织在一起的综合神性，如降祸、降■等。降祸既可通过自然现象的影响来造成，如水灾、旱灾等，也可直接通过人们做事情的失败来造成，如建屋倒塌、走路迷途等。

但是又应该看到，在支配社会现象的神力中，殷商时人对上帝的看法还是有限的。比如当时祭典中常见的御祭，主要是禳除灾祸之祭。御祭的对象是包括诸母妣、诸兄、诸高祖等在内的以历代先王为主体的祖先神，以及土（社）、河等自然神。御祭卜辞多达千余例，但却无一例是御祭于帝者。显然，殷人并不认为上帝具有免除灾祸的神力。在殷代祭典的祭祀种类、祭品多寡、祭祀次数等方面，帝和祖先神等相比也有差距。关于祖先神的卜辞有15000　多条，而关于帝的仅600　多条。就祭品情况看，殷人祭祖的牺牲、人牲常以数十、数百为限，如卜辞中有"御自唐、大甲、大丁、祖乙百羌百牢"、"羌三百于祖"、"御自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羌，卯三百牢"等。而殷人只是向帝提出问题，如会不会刮风下雨、会不会降旱降灾等，却并不奉献祭品。古人认为"润溪沼沚之毛、苹蘩筥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左传》），尽管"心诚则灵"，但祭品总还是要有的。然而殷人对于帝却不奉献任何祭品。祭品情况的区别也反映了殷人对于诸神作用和重要性的不同认识。

③祖先神中国古代的祖先崇拜，主要是崇拜有功劳的人。《国语》中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里前半段讲有功的人。自有虞氏以下，则讲有虞氏、夏后氏、商人、周人所禘、所祖、所郊、所宗为何等人物；换言之，讲虞、夏、商、周所崇拜的为何等人物。要点是有功之人被人崇拜。前面说过，殷人关于祖先神的卜辞相当之多。不要把"卜"看成轻举妄动，要知道这几乎是殷人的宪章，因为氏族家长制的进步的宗教，在观念上则表现为"后嗣逢长"。崇拜祖先的思想形态，是由自然物类的图腾崇拜变革而来的，起始可以说是革命的。殷人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氏族，万方还在图腾信仰的时候，殷人就有了祖先的宗教，依靠这种信仰的主观因素，殷人全族出征，常战胜了■方、土方、马方等部落，因此，祖先神显然比动植物图腾的旗帜是更有力的观念武器。这样看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实在是一件事的两面，问题是在于保种延嗣和掠夺俘虏。

那么，祖先神支配着殷人的思想，它在人类意识生活的过程中居于什么地位呢？我们只就卜辞中所表现的联想性的字句，总括地作一分析。人类蓄积了言语，进而使用联想或想象，企图对于事物实行抽象。他不仅单凭借感觉的能力而使对象物体验于主观，而且更会由于若干年代的祖先传授以及自己若干年月的记忆经历，使复杂多面的自然存在，反映而为公意所认可的抽象物。社会人类的实际生活以及他的实践的验证，经过了积累，把这些抽象的表象渐渐远离开自然对象界，成为一系列的思维运动，日趋于固定静止。这样，观念的东西和实在的东西就逐渐分家了。然而这时，观念的劳动与劳动的观念并不能分工，劳心劳力还在相结合的阶段。自然物在主观观念之中，附加了超自然物的神秘，逐渐离开自然物本身，而发生了一种支配人类的权威，因而在形式上，人类观念生产上反而好像发现了一种支配自然的权威。在这里，最初的知识是和宗教分不开的，人类对于认识的对象，也喜好用一般性的对象的认识去综合（联想的综合），所谓"愚而好自用"的意识。当他不能把握事物的实在联结点时，他却容易以全能的姿态自居，而囫囵地去把自然吞下去，要求一贯的解答。人类这时要求对自然生存的根源的了解，要求对自身命运的究竟的了解，同时经过自己反思，便拿宗教的观念解决一切。当事物支配人类而人类难以征服事物时，人类颠而倒之，把事物通过联想都以一个原因被支配于人类意识之下，这一个原因，就是殷代的一元神--祖、示、帝、天，而唯祖先神之命是"受"。

殷代祖先崇拜有许多特点，如：祖先神是祈祷的主要对象，从上甲至帝辛共37　王，除极少数外，绝大部分都有受到隆重祭祀的卜辞记载；祭祀时往往极力追溯传说时代的最初祖先，尽量增大祖先崇拜的范围，如所祭祀的上甲以前的先祖有戛、王亥等，其中有的还被尊为高祖；对于女性祖先的尊崇虽然不能说与对男性祖先并驾齐驱，但却可以说她们在祭典中也占有相当显赫的地位；殷人祭祖用牲数量多，祭典特别隆重；先祖多被分为若干组进行祭祀，如大示、小示、若干示等，分组的目的是为了遍祀诸位先祖而避免遗漏；殷人不仅尊崇王室的子姓先祖，而且也尊崇非王室的子姓先祖，以至某些异姓部族的先祖；祖先神不仅保佑殷王和殷人，而且可以降下灾祸；祭典不仅祭父、祖、母、兄，而且祭子辈；祭祀频繁，与后世"祭不欲数，数则烦"（《礼记》）的情况迥异等。

甲骨文记载，殷人在祭典上曾经向上甲和多毓"祈羊"，向示壬、父丁、高祖等"祈禾"，向父甲"祈田"，向妣丙、妣庚等"祈生"，向祖庚"祈牛"，向大乙至祖丁十位先祖"祈雨"。这些记载表明，在殷人心目中，诸位先祖曾是农作、田猎、畜牧等生产活动的能手，某些女性先祖对生育之事也颇有经验。此外，殷人还向一些先祖祷告以禳除灾害，如于祖辛"御疾"，于父乙御"疾齿"，于母庚御妇某等，可以推想殷人在祷告时一定认为某些先祖是防治疾病的能手。殷人对于这些先祖的祈求和祷告当然是笼罩在愚昧迷信气氛之中的，但却也含有某些对祖先生产和生活经验进行追溯与回顾的成分。关于祖先崇拜的历史作用，还应当指出，它是商王朝与诸方国、诸部族联系的一条纽带。如卜辞有云："壬寅卜。。贞，兴方氐羌用自上甲至下乙。""癸卯卜宾贞，井方于唐宗彘。""乙亥卜争贞，酒危方氏牛自上甲，一月。""甲戌卜，禽以牛于大示用。"这几例所提到的兴方、井方、危方是跟商王朝关系密切的与国，禽是殷的强大部族。在商王朝祭祖时，他们或送羌俘、或送牛、彘以助祭。殷人的祖先有保护这些与国的职责。殷人曾向大乙为危方祝祷，也曾为郐、钺等强大部族向大乙、大甲、祖乙等先祖祈求以禳除其灾害。可以说，商王室的祖先神不仅是商王朝的保护神，而且也是诸方国、诸部族的保护神。对祖先神灵的崇拜固然出自灵魂不灭的错误观念，但在其发展的开始阶段却较多地反映着列祖列宗与其后裔藕断丝连的关系，以及在同一地域里前仆后继进行奋斗的亲切情愫。

如前所述，殷人在祖先神和天神的崇拜中，更重视对祖先神的崇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把祖先看成上帝的，将祖先神与天神合而为一。从现有的甲骨文中看到，殷人对上天的称呼只称"帝"或"上帝"。"帝"字在甲骨文中是花蒂的象形，"帝"即"蒂"。蒂是果实的孕育和产生者，用此象征种族绵延不绝的本根。因此，他们又以"帝"作为祖先神的别称。当他们同时以"帝"或"上帝"称呼天神时，实际上就是把天神当作本宗族的本根，把祖先神结合于天神。这样，人间的统治者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代表上天发号施令了。这种把祖先神与天神的崇拜结合在一起的做法，在具体意义上有诸多局限，所以后来为周人所不取。但在抽象意义上，即赋予自然神以某种社会的属性这一点上，却对后来思想史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后来的"人道"改铸为"天道"的思想方式，可以说就发端于此。

（三）"德"、"礼"、"孝"的观念殷商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时代，其首要特点在于保留着氏族血缘关系。当时的奴隶主阶级是由部落首领和氏族贵族构成的。他们内部的关系，是依靠宗族血缘纽带来维系的。至于奴隶阶级的构成，一部分是原来本部落的成员，称为"众"；另部分是外部落战俘等。"众"与战俘沦为奴隶，可以说是世界各国奴隶社会的共同特征。特殊的是，殷商时代还把被征服的部落和方国整族地化为奴隶。这种种族奴隶聚族而居，并且有家室，基本上保持着原来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只不过把它变为监督和组织奴隶劳动的机构。这就是说，不论在奴隶主阶级或者在奴隶阶级，都还保持着氏族血缘关系。根据材料判断，这种种族奴隶制是商代奴隶制的主要特点，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商代的经济和政治，而且广泛地影响了商代的思想意识领域。居于这种认识，我们来考察当时的"德"、"礼"、"孝"的观念。

①关于"德"　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中已有"德"字，但只写作"徝"，没有出现底心，从今天来讲就是"直"字，而在当时却是"德"字，跟"得"字通解，表示做事做得适宜，于人于己都过得去，无愧于心。现在保存在《尚书》里的《盘庚》三篇，它是盘庚在迁殷前后对臣民的讲话，其中虽有后人附加的成份，但是基本上还是反映了当时的思想状态。在讲话中，盘庚自己一再警惕地说："我并不是不顾我先祖的德行。"（"非予自荒兹德"）"我也不敢不顾先祖的德行而妄自作为。"（"予亦不敢动用非德"）"我们都应当同心又同德。"（"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盘庚所讲虽然精短，而这些话都显示了殷人对于"德"的修养要求。

盘庚时期由于"比九世乱"而造成王权削弱，贵族大臣"傲上"和离心，这都是当时道德意识所不允许的，所以盘庚迁殷前曾对他们一再提出指责："你们不肯去营谋幸福的生活，不跟"予一人"同心同德。"（"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你们心中藏着恶毒的念头"。（"汝有戕则在乃心"）迁殷之后盘庚又一再严厉警告贵族大臣："你们要把你们的心意降低些，不要倨傲放肆而贪图安逸。"（"猷黜乃心，无傲从康"）"你们应该降低你们的心意。"（"汝克黜乃心"）贵族大臣的"傲上"是建立在他们的经济上聚敛的基础上的。迁殷前，盘庚揭露他们"具乃贝玉"，贪婪地聚敛财富。迁殷之后，盘庚继续警告他们"不要聚敛财货宝物，要好好地谋生来供自己享用。要施恩惠于民众，永远同心同德建立新的家园。"（"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他宣布："我不会任用那些贪财聚货的人，而努力任用为臣民经营幸福的人，可能养护人民、图谋人民安居的，我就提拔他们的官爵以示嘉奖。"（"朕不肩好货，敢共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盘庚迁都的计划损害了许多贵族们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反对，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蛊惑民心，煽动人民的不满情绪，于是盘庚不得不召集他们训话，反复进行说服和训斥。他说："你们不体会我心里的苦衷，反倒大大地胡涂起来，在心里忧惧，想用你们的私心来改变我的主张，你们真是自取穷困，自寻烦恼。譬如坐船，上了船却不愿渡过河去，岂不是坐待这条船朽败吗？这样不独你们要沉溺，大家也都要跟着你们一起沉溺。你们一点也不审察情势，只是一味地怨恨发怒，这有什么好处！你们不做长远打算，也不考虑摆在面前的灾害，你们自己恐惧，更加大大地助长了大家的忧愁，像你们这样有今天没明天地得过且过，以后在上天那里岂有你们的位置。"

盘庚在借助上帝神威的同时，还请出祖先神对贵族施加压力，他以他们的祖先都曾效力于殷家先王为由，说明他们现在也必须作顺从他的意志的臣民，否则先王就会把他的意见告知他们的祖先，那样的话，他们的祖先也会抛弃他们，不把他们从死罪中拯救出来，上帝也会重重地惩罚他们，他们将无法逃脱这样的惩罚。所以殷商时代的伦理道德规范，总是跟神灵崇拜联系在一起的。

能否任人唯贤，这是"德"的重要表征。比如武丁中兴，就曾大力选拔人才。当时有个贤人叫说（音悦），只是个民间工匠，后经人推荐给武丁。武丁发现他果然谈吐不凡，是一个王佐之才，便把他提拔为相，并赐名傅说。由于武丁善于从各方面选拔人才，所以当时有许多有才有能的人在辅佐他。有一次武丁祭祀成汤，第二天有一只野鸡飞在鼎身上啼叫，武丁以为是不祥之兆，心里害怕，祖己便对武丁说："请王不必担心，只要修好政事，便不用担心什么不祥。为王的首先要端正王心，然后端正祭典，祭品不要过于丰盛。"当时武丁祭祀的祭品过于丰盛，祖己担心他流于奢侈，便乘机对他进行训诫。武丁出于"德治"而接受臣下的谏言，这样就使他的臣属能够经常给他出谋划策，使政局稳定，实现"嘉靖殷邦"，"天下咸驩，殷道复兴"。②关于"礼"　《周书》中说"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意思是说"殷礼能和上天参配，所以享国久长"。周人口中这样称道殷礼，可见殷人对于作为规范的"礼"是如何重视。殷人从建国的过程中就已倡导"德治"和"礼治"，就以"德"和"礼"作为维护统治权力的中心骨干。二者的关系是：要达到这作为规范的"礼"的目的，就必得要有很好的"德"的修养为前提；反之，如果要完成"德"的修养，也必得有"礼"来作为规范，二者在作用上虽有所不同，但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殷人之所谓"德治"是为了走向"礼治"，而殷人之所谓"礼治"也就是为了要完成"德治"。换句话说，这"德治"就是"礼治"，而这"礼治"也就是"德治"。这"德治"和"礼治"的完成，从殷人看来就是殷族对其他被奴役的种族的统治权力的臻于巩固。

殷商时代的礼和礼制已发展得相当成熟，这已为众多的考古发掘所证明。其中尤以安阳殷墟商代王宫、王陵、车马坑、人殉和人牲祭祀场、坑，以及周围中、小型墓葬群的发掘，证明商代的礼和礼制已非常纷繁和严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甲骨文和古文献中记述的商代祭祀名目繁多，而诸如伐祭、埋祭等都在考古学中得到证实。商代文明还向以绚丽的青铜礼器闻名于世，其上的兽面纹和云雷纹等主体纹饰源于良渚文化，又呈现出更多威慑神圣的神秘意义，显得更加成熟。而郑州白家庄两座中型墓都出土不少铜器，但分别用一鼎和三鼎陪葬，当有寓意，这可能跟商代的礼制有关。至于一般平民小墓则主要用觚、爵等礼器随葬。说明平民与贵族间的鸿沟不可逾越。商代玉器自殷墟妇好墓被发掘后，引起世人极大兴趣。妇好墓出土玉器数量之多、制作之精均为前所未见，且大多是礼器或与礼制有关之物。但殷墟发掘的上千座平民墓中则极少有玉器。这说明玉器使用范围当与使用者的身份有关。因此，哪些人可以使用而装入墓穴，哪些人不能使用，也是商代社会中存在严格的等级差别的反映。是礼和礼制的体现。而商代玉器又主要由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系统和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系统汇流融合而成。妇好墓中的玉龙与红山文化中的玉龙从昂首、弯背、卷尾这一基本造形看，大体相似；妇好墓中的虎、龟、鸟、鱼等玉器，在红山文化中也可找到渊源；而妇好墓中的琮、璧、镯、珠等玉器，与良渚文化中的同类玉器更是难分上下。这种文化因素的连贯性、一致性和融合性，标志了中国古代的礼和礼制发展到商代确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

"礼"字在卜辞中为"豐"字或"■"字。据王国维考证说："此诸字皆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故《说文》曰：豐，行礼之器，其说古矣。"（《观堂集林》）这就是说，当时祭祀上帝或祖宗神的时候，都要用两块玉盛在一个器皿里去供奉，所以"豐"字从"珏"从"豆"。从"珏"是表示双玉；从"豆"是表示盛玉的器皿。在商代，祭祀是神圣的大事，祭祀用的器皿也成为神圣的东西，谁能执这种礼器而去祭祀，就表明了他的身份和等级。"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过其族。"（《国语》）这里说的虽是周代事，但周是继商的传统而来的，因此商的情形也差不多。"殷礼"来源于祭祀，并从属于对"天"、"鬼"的宗教迷信。由于执礼器从事祭祀，表明了人们的身份与等级，所以"殷礼"也已包含了等级制的内容，只是这方面的内容从属于神、鬼。人们具有什么样的身份与等级，这由"上帝"决定，受宗教迷信所约束。因此，商代的"礼"本身还没有成为人们自觉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规范。这与"周礼"不同。《礼记》中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这段话说出了"周礼"和"殷礼"的区别。周代还"事鬼敬神"，但确实要比商代"远"得多了。"尊礼尚施"，作为奴隶社会上层建筑的"礼制"，也远较商代严密而具体，并且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由于"近人"，从而在"礼"之中引进了道德规范的含义。

"殷礼"很重视王位的继承问题。殷商时代的王位继承是一种"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的方法。商王死后，王位由弟弟来继承，如果没有弟弟才传给儿子。商代的统治者们都是实行的多妻制，一个商王有许多个妻妾。如果不是短命的，就有许多个儿子，这样兄弟就多。自仲丁至阳甲九个商王中，在兄弟子侄之间为继承王位一直争夺不休，造成了九世混乱的局面。当然这九世中祖乙算是一个有能力的商王，控制住了内部的纷争，也没有引起诸侯、方国的反叛和进攻。自仲丁至南庚五次迁都的原因，有寻找有利控制四方和选择良好的自然条件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想摆脱王族在旧都中形成的各种势力，以缓和内部矛盾。到祖乙以后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并未解决，王朝内部的政治局面如此之混乱，诸侯、方国也就乘机发展势力，不再向中央王朝进贡朝见，这就给商王朝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危机。正因为如此，殷商时代才增强了对"礼"的规定，以维系统治权力的稳定。

③关于"孝"　孝的观念的产生，基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基于血缘而产生的"亲亲"关系，这是人类一种古老的感情，氏族社会就是依靠它来维系的。在那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还无法掌握自己命运，这种感情便以对祖宗神的崇拜表现出来，祈求祖宗神保佑后代，保佑本氏族的繁荣。这种基于血缘的"亲亲"之情，后来成为维系"孝"的感情纽带，而使家族繁荣与绵延，又成为"孝"的一个重要目的。然而，仅仅是这种"亲亲"关系，还不足以形成"孝"的完整的道德观念。"孝"的形成还需要另一个条件，即个体家庭经济的形成，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家庭中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出现。没有这种权利与义务关系，便无所谓道德规范。在氏族社会里，抚养老人是氏族全体成员的事情，子女对父母并无特殊的责任和义务。因此那时的"亲亲"主要的是对整个氏族的。有了个体家庭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夫妻及其子女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大家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并有要求子女奉养的权利，子女则负有奉养父母的义务。与此相联系，作为家长的父亲享有绝对权威，有权支配子女，子女则有尊敬和服从的义务。"孝"的观念便由此而产生。

我们先讲两段殷商时代孝的事实。

《尚书》中说；"其在高宗。。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高宗即指武丁。高宗"亮阴"即高宗武丁因父死，居倚庐，守制三年。武丁的父亲是商王小乙，他很注意要保住先王们创立下的江山，必须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所以他对武丁的培养很是下了一番功夫。小乙继位时，武丁已是一个20　岁左右的青年，为使武丁学到更多的本领，小乙派他到王都以外的地方上去。小乙死后，武丁虽然即位为商王，但是按照古代的传统，父亲死后儿子要守孝三年，叫做"三年之丧"。为了表示是一心守孝，在这三年内的商王不得过问朝中政事，凡是国政大事皆委托于朝中的执政大臣来处理。武丁在这三年中也是照此古礼执行。他只住在守丧的房子里，这个房子叫做"凶庐"。武丁在守孝的三年里，虽说不能直接过问朝中大事，但他也没有闲着，他是在"思复兴殷"，"以观国风"（《史记》），考虑怎样复兴商王朝和观察形势的变化。三年守孝期满，武丁告祭天地、祖宗后，来到朝廷接受百官的朝贺。武丁守孝"三年不言"，其实始终没有停止新的政治作为。

另一段事实是：武丁的儿子孝己，他对父母很孝顺。只因他母亲早死，他父亲误听他后母的话，把他放逐至死，后来许多人都非常哀悼他。《庄子》中记述此事："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疏云："孝己，殷高宗之子也，遭后母之难，忧苦而死。"关于孝己的事情还有许多。我们知道，夏商两代凡是特别隆重的祭祀祖先时都要用受祭祖先的子孙一人，一般是由长子、长孙来充当死去的祖先，叫做"尸"。当尸的人在祭祀前要沐浴、斋戒（不吃辛辣的菜），住在一间清洁安静的房屋中，有时要住上三天，有时要住上七天。祭祀开始时，当尸的就要代替祖先在祭台上受礼拜。夏代的尸是站着，商代的尸是坐着。后世有一成语叫做"尸位素餐"，就是说有些当官的只拿俸禄，不干事，就象个当尸享祭的人，来源就是祭祀用人当尸去充作祖先。武丁祭祀上甲微和其他祖先时，就是叫太子即他的长子孝己去当尸。相传孝己对父母很孝敬，经常一夜起来五次看看父母睡得好不好。孝己充当尸也是一种孝的表现，所以深得武丁的宠爱。武丁听信后妻之言，流放孝己，看来是一场家庭纠纷，实际上又是王室内部为了王位的一场斗争。孝己虽早死未能继承王位，但他已被立为太子，所以如同太丁一样也受到祭祀。在武丁后期的卜辞中称他为"小王"。因为孝己是商代有名的孝子，在古书中掌把他和曾参（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弟子）相提并论。

殷商时代有了孝的事实，就说明有了孝的思想。卜辞中的"孝"字跟"考"字和"老"字通解，都有"奉先思孝"（《商书》）的意思。另外，卜辞中还有"教"字，据宋戴侗的《六书故》说，即是"孝"字。在种族奴隶制国家里，"政"与"教"是合一的，行政即所以施教，施教亦即所以行政。殷人既以"孝"来达到某种行政上的目的，亦即以"孝"为"教"。那么，殷人以"孝"来达到什么样的行政目的呢？可从两方面来看。

其一，如果每下一代人都对他上一代的父母施行孝道，甚至追踪纪念，那么人们脑子里对于祖先的概念就不致于遗忘或模糊，而且由于"孝"的行为可以引起对祖先情感的深刻化。人们对于祖先的概念深刻化，也就是对于血统的概念深刻化，从而使血统关系就可以维系于永久。其二，如果统治者殷族中人对祖先父母相率以"孝"，那么就不仅统治者殷族中人可以因"孝"而趋于纯厚，无有作乱，就是其他被奴役的诸种族也可以被感动而走向纯厚，不致起而反抗。这就是殷人以"孝"为"教"的用意。

殷商德、礼、孝的观念对后代历史影响颇深，而且在封建时代又有新的发展。

（四）"巫"的宗教与艺术从原始的图腾崇拜和万物有灵论，经过氏族制后期的祖先崇拜，到殷朝奴隶所有者时代，便发展为趋向一神教之本质的巫教。巫教的骨干是殷朝国家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其教主为"阿衡"；自成汤到太甲时的伊尹，大戊到河亶甲时的伊骘、巫咸，祖乙时的巫贤，武丁时的甘盘，都是巫教"阿衡"。当时巫的势力很大，其主要的职司是奉祀天帝鬼神、主持婚丧嫁娶、为人祈福禳灾，并兼事占卜星历之术。历史发展到后来，巫的职权才逐渐缩小，演变成为社会上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的巫师。就以人死办丧为例，巫的活动是很盛大的。当时人们迷信人死亡是鬼魂离开人间到阴间生活，所以丧礼中首先要进行的就是以告别为内容的仪礼，其主持者大多是巫觋。告别之前，首先要确定人是不是真正死了，魂魄是不是真正要离开人间了。为此就要举行招魂仪式来试探。《礼记》注释中有对这种仪式的大致描述："复，招魂复魄也。。。使人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还复身中，故曰复也。。。男子呼名，妇人呼字，令魂知其名字而还。"即招魂者拿着死者衣裳爬上屋顶招魂，呼喊着死者的名字，求其复生。人假死，死而复苏的事是常有的，招魂仪式的产生可能是出于复苏的希望，想招魂魄归来，同时也是以呼唤死者名字表示挽留，来表达惜别之情。因此《礼记》说，这种招魂仪式"复，尽爱之道也。有祷祠之心焉。望反诸幽，求诸鬼神之道也"。

最能表现丧葬中巫的特点的，要属"哭踊"即哭着舞蹈。哭踊作为丧仪的内容，可能是来源于两种情况：一是悲伤动作的美化，由哭泣时的捶胸、顿足等动作的舞蹈化而来。《礼记》中说："辟踊，哀之至也。"另一来源可能是出于慰藉鬼魂、取悦于鬼魂而表示惜别之情，演出平时大家喜爱的歌舞。南洋诸岛古老民族的丧仪中，就有出于这种动机在丧仪中跳舞的；我国民间（如福建、台湾）现代仍残留有类似情况，道士在为死者鬼魂"超渡"的仪式中，要演出"目莲救母"或其他打诨的节目。《礼记》虽出自后代，但文中所述却并非历史偶发，而是源远流长。其中所述有注意到第一种情况，但却忽略了后一种情况，如子游与有子的一段对话："有子谓子游曰："予壹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身体摇动），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子游的解释，只讲生者的悲伤造成了"辟踊"的出现，其实，以故兴物的"戎狄之道"可能是更原始的东西，更早期的丧仪中的歌舞，为送别死者而演出，可能是更主要的。据说后来的国君和士也都参加这种丧舞，"士备入而后，朝夕踊"。

在殷商时代，巫作为一种专门职业是同鬼神经常打交道的，祝宗卜史等一些名目，也是从巫派生的。但是我们不要简单地说巫都是骗子，实际上当时的知识分子就是巫。例如，《吕氏春秋》说："巫彭作医，巫咸作筮。"《史记》说："昔之传天数者，。。殷商巫咸。"《尚书》说："在大戊。。巫咸乂王家。"其他如《楚辞》、《山海经》和《诅楚文》都曾提到巫咸，证明巫不仅婆娑降神，而且天文历法、医药、卜筮等皆出于巫。天文历法在今天人看来纯粹是科学，而在古代并不是这样，其中夹杂着浓厚的宗教迷信因素。比如春秋时天文学家裨■、梓慎都擅长占卜；司马迁是汉太史，著名的史学家，曾参加制定太初历，但他仍自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这都是历史证明。从殷虚卜辞可以看到，殷代历法是一种阴阳历：有闰月，闰月最初置于年终，称十三月，后来改置年中，一年只有正月至十二月。月有大小，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一年之中大小月相错。关于天文，已有日食、月食的记录。纪日用干支相配的方法，从甲子至癸亥，凡六十天一周，在殷虚甲骨文字中曾发现刻写完整的干支表。这一切都不能不说是巫的宗教所创生的人类文化成果。

跟巫的宗教联系最紧密的是巫的艺术。殷商时代的艺术以雕塑工艺和音乐舞蹈为最盛。雕塑艺术的发展，实与青铜铸造业的发达有关，而青铜铸造的首要方面是巫祝礼器的铸造。礼器上雕铸的各种花纹图案，看上去庄严神秘，给人以森严可怖的感觉，令人望而生畏，反映了统治者的艺术要求。对此我们在下节中专论。关于音乐舞蹈，当然它们是相互配合而发展的。有人认为，商代甲骨文中的巫字是由舞字演化而来，巫人是我国最早的舞蹈家。但更多人认为，甲骨文的巫字即"■"，其含义在于：上横和下横表示天地，左竖和右竖表示四方，意即贯通天地四方者为巫。由于巫在进行巫术活动时，要舞蹈娱神、通神或装神，所以"巫舞"便成为巫术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巫舞中的动作有的相当高难，不经过一定的训练是无法掌握的。再加上一些装神弄鬼的花招，于是便增强了巫舞的神秘感。相传"禹步"就是一种巫舞中特有的舞步。据说这种舞步来自治水英雄夏禹。由于他长年治水，双腿泡在水中得了病，走起路来迈不开步子，只能一点点地挪动，人们称这种步伐为"禹步"，是巫舞中的一种特有舞步。经发展后可能是一种比较美的小碎步，如快走急行，则似飘飘欲仙。巫人旋转急行，面部毫无表情，谎称是神附了体等等。他们就是以这种高难动作来加强舞蹈的神秘感，加强巫的特色。

殷商时代的巫舞及其他宗教祭祀舞十分兴盛，真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当时的宗教祭祀舞蹈场面盛大，人数众多。祭祀的主持者是巫，舞蹈或领舞娱神的也是巫。卜辞中保留了一些巫人的名字，多半是占卜问神，是否呼叫某个巫人来跳舞求雨。如："乎（呼）多老舞。勿乎多老舞。王占曰：其生雨。"这里的"多老"就是求雨的巫人。甲骨文卜辞是商贵族记录宗教活动的档案，其中保存了殷人舞蹈活动的情况，比较多的是有关求雨的舞蹈。这是由于商代的农业已比较发达，是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作物收成的丰歉，跟雨水是否及时、充足关系极大。久旱不雨，人们心急如焚，为了避免饥荒，便求助于神灵。由巫主持隆重的祭祀向上天求雨，并跳起求雨的舞蹈。甲骨文中有求雨舞的专用宇，写作"■"，是在舞字上加水滴落下形状的雨字头。《周礼》疏曰："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这里的"雩"是旱祭的名称，也是求雨舞。据此，史学家认为商代甲骨文中求雨舞的专用字"■"，就是周代旱祭中跳的求雨舞"雩"。

巫舞不仅仅用于求雨，有时还用于祭祀祖先，或出现在节日群众性舞蹈活动中。正如后世龙舞，既用于求雨，又是节日中引人注目的表演性舞蹈。甲骨文中还有一祭祀祖先的舞"濩"，它本是歌颂商汤开国功勋的乐舞，后人传说商汤救护了天下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传说：《古今图书集成》引《尸子》曰；"汤之救旱也乘素车白马，著布衣，婴白茅以身为牲，祷于桑林之野，当此时也，弦歌鼓舞者禁之。"《通鉴大纪》："待于桑林之社，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岁则大熟，天下欢洽，岁作"桑林"之乐，名曰"大濩"。"为了求雨解旱，商汤"以身为牲，祷于桑林之野"，果然成功，万民欢庆，作"桑林"之乐，名曰"大濩"。甲骨文的"濩"字确是大雨淋淋的形象。当然，商汤亲自到桑林求雨，这在历史上是可能的；但求雨果成，这就很偶然了，或者是后人演生；而人们作"大濩"之舞，则既有歌颂商汤和弘扬巫教的意义，又有欢庆丰收的喜悦。

殷商时代的乐舞，在思想内容上，部分地由于受统治者欣赏情趣的影响而趋向淫靡、放荡；但另外方面，乐舞成了祭神、娱神的手段之一。《易经》载："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相传原始时代产生的乐舞，如"云门"、"大韶"等都是歌颂氏族英雄的。到了殷商时代，用乐舞祭祀上帝和祖先，成了宣传宗教迷信的手段，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有些祭祀乐舞可能是辉煌盛大、庄严肃穆的，但有些则表现求雨或求免灾而不得时，就将那地位低下的巫放到烈日下曝晒（"曝巫"），或用火烧死（"焚巫"），以此祭祀。这种乐舞当然是阴森恐怖而野蛮的。不过应该看到，祀神、祈雨、祈丰年，还是为了求得较丰盛的衣食。祭祖先也是为了维系团结氏族，共同抵御自然界及其他氏族的侵扰，以及教育、繁衍后代等。他们的目的与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基本要求还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在科学不发达的当时，在奴隶主有意利用鬼神来奴役奴隶的情况下，这一切都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透过"巫"的宗教与艺术，发掘人类积极的思想文化，乃是我们一代人的学术职责。

（五）青铜器上的威严人们一谈起殷商时代，自然就会联想到那些雄浑厚重、造型奇巧、纹饰繁缛而构图威严的青铜器，它们几乎成了殷商文明的象征。商代青铜器的品种、数量及其工艺水平都是十分惊人的。据不精确的统计，历年出土的商代青铜容器达数千件之多，兵器、车马器和工具等更以万计。近年发现的殷墟妇好墓，一座墓就出土青铜器四百四十多件，从中我们可以想见商代青铜铸造业的兴盛景象。商代青铜器的品种也十分繁多，主要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等，其中以礼器所占的地位最主要。青铜器具有高度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反映了殷商时代人们对艺术美的追求。一类器物以造型生动奇特、刻镂精美而见长。有的在器物上饰以各种动物和人体的浮雕或塑像，如四羊尊就堪称其代表作。在这件方肩尊的四角，附着四只向外半伸的羊身，羊角卷曲。器身四壁以蟠龙为饰，双角龙头点缀于每两只羊头之间，布局新颖，雕镂精美，别具匠心，堪称绝品。有的把整个器物仿造成动物的形象，如象尊、鸟兽觥等，造型逼真，构思精巧，一件件都是雕塑珍品。还有一类器物则以雄浑厚重、型体恢宏而取胜。鼎是当时奴隶主权力的象征，因此他们不惜耗费大量宝贵的青铜去铸造它。除了"司母戊"鼎之外，商代的大型铜器累见不鲜。

现在我们所要着重分析的，是青铜器上反映了怎样的思想文化形态。尽管青铜器的铸造者是体力劳动者甚至奴隶，尽管某些青铜器纹饰也可溯源于原始图腾和陶器图案，但它们毕竟主要是体现了早期奴隶制社会的统治者的威严、力量和意志。它们与陶器上神秘怪异的几何纹样，在性质上已有了区别。以饕餮为突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已不同于神异的几何抽象纹饰，它们属于"真实地想象"出来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为其统治的利益、需要而想象编造出来的"祯祥"或标记。它们以超世间的神秘威吓的动物形象，表示出这个初生阶级对自身统治地位的肯定和幻想。正如《左传》所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据说饕餮纹是传说中的怪兽的形象，是一种想象的奇异动物。多由夔龙组合成兽面形象，在它的周围还饰有虎纹、蝉纹、鱼纹等，这些动物形象的纹样，都是原始社会拜物意识的残余，是那时各个部落图腾崇拜之物。从饕餮这个兽面形象在青铜器物上是主体纹饰来看，可以说它是"殷人尊神"中的某种重要的神，甚至是殷代奴隶社会君权和神权合一的象征，是殷人统治各部族的象征，是奴隶主国家统一的象征。殷人"率民以事神"，便是这个被神化了的饕餮形象风行的基础。

商代青铜器所显示出来的威严神秘色彩，除了青铜器的造型外，主要是通过饕餮颜面的形象特征表现出来的。饕餮纹是以正面的动物颜面形象来造型，因而大多是有完整的五官所组成，也有配置身纹或足纹的。五官的形象多用"山川奇异之物"来构成。目纹在饕餮颜面中不为整体的简化、变形而受到影响，总是少不了一对瞠瞪着的眼睛，并且是写实的，变化很少，眼珠作球状，显露出晶莹的光辉和眈眈的威力。眼眶用阳线塑出、阴线刻画，下角钩转，上角卷翘。鼻纹的具体表现，以器物突起的中棱线为鼻梁，鼻梁两旁的鼻筋，借眉纹来装饰，鼻翼有蒜头式、有半球状。眉纹较写实，交换的式样不多，仅有柳叶状和弧线状等。眉纹的粗细、刚柔表现，作为性格与情感的区别。耳纹是应用变化较多的曲线来组成的，有上尖下圆的叶形，或反E　字形，或窄长竖直的反C　字形等，纹饰本身并不复杂。口纹多半缺少下嘴唇，或是微张和翕口的口型。口纹多以鼻端或腮脚来衬托，特别是以排齿和獠牙来衬托。这也是显示威严、勇武和凶猛的一种表现方法。角纹多在显著的地位表现出来，形象突出。角纹有半浮雕式的、有平面的。上翘者，角的弯度较直、下转者，弯度较曲。角纹有朴素的，有填饰钩连雷纹等纹样的。无论怎样简略或繁缛，总是一种惹人注目的纹样。

类似饕餮这种高超复杂的图饰，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出自"巫"、"尹"、"史"这类人物之手，他们都是"知天道"的宗教性和政治性的人物。他们堪称殷商时代的思想家和精神领袖。正如马克思说的，"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国古代的"巫"、"尹"、"史"正是这样。他们是统治者中一批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自古帝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史记》）这也恰好表明，"唐虞以上"的原始社会还不好说，夏、商、周奴隶主阶级的"建国受命"建立统治，则总是要依赖这些巫、尹、史来编造和宣传本阶级的幻想的祯祥。饕餮图饰正是殷商时代被构造的祯祥物。这种祯祥物含有巨大的原始力量，它是变形了的、风格化了的、幻想的、可怖的动物形象。它呈现给人们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饕餮图饰之所以具有威严神秘的力量，不在于这些怪异动物形象本身有如何的威力，而在于这些怪异形象指向了某种权威神力的观念。《吕氏春秋》中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这里所讲的神话已经失传，但饕餮吃人的含义却完全是一副凶怪恐怖的形象。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祇。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形象，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都凝聚在这怪异狰狞的形象之中。有的学者考证，"饕餮"一词是由"贪"字衍化而来，极言贪残之意，其兽也是贪残无比，任何东西都要吞食①。殷商时代的统治者所以看中和宣扬饕餮图饰，正是表明了一种贪得和威吓的追求。

奴隶主为了驯服奴隶，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同时为了表示自己有着不能侵犯的神秘权利，因此需要造出一些威严的神秘的事物，来显示自己的伟大，来维护奴隶主的统治。饕餮图饰的那种威严和神秘的特点，正反映了奴隶主们的这种要求。该形象势欲吞噬，气势逼人，而纹饰细处多变莫测，给人一种惧服神秘的感觉。普列汉诺夫曾说："在东方专制国家中，人们把主神想象为东方暴君的样子。"②中国殷商青铜器上的饕餮都是凶恶残暴的形象，这种铭刻于象征王者权力的"重器"之上的兽形神，正是以皇天后土之名威吓子民的殷商奴隶主的艺术写照。至于周代青铜器出现了人物图形，则是民本思潮崛起的表征，是"夫民，神之主也"这一新观念的形象反映。

①　参见《饕餮新证》，载《学术季刊》（上海）1989年第2　期。

②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　卷，三联书店版，第388　页。

五、"龙"文化的腾飞--殷商（下）

（一）"龙"的显现、腾飞、传人中华民族的"龙"的观念应该说非常久远，但是我们之所以放在殷商时代来讨论，那是因为这个时代的"龙"的观念已经相当完整，而且构造了"龙"这个字，奠定了后来的龙文化发展史的基础。从古人所描写"龙"的象形文字来看，其主体结构为■形，无足，即蛇形。早年学者罗振玉在考释殷墟甲骨文龙字时指出："■其身矣。"①可见在殷商时人的心目中，龙形似蛇。当时更有作土龙求雨、以至众人开展龙舞的风俗。甲骨卜辞中有"其作龙于凡田，又雨"、"十人又五龙田，又雨"等记载。人们迷信龙的神力无边，能呼风唤雨。《山海经》载："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止，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作龙、舞龙求雨的风俗，从远古一直流传至今。商代在田中作龙求雨，也许只作了个土龙。但另一条卜辞把十五个人与龙连在一起，就使人想到那一长排人，将龙形舞起来的形象。有的学者认为商代求雨时跳的主要是龙舞。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从考古资料来看：远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有大型龙形玉（玉龙）。可见用珍贵的玉雕琢龙，并视为保护神，由来已久。

据近人研究，龙是"古代传说中一种有鳞有须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古代用龙象征统治者"（《辞海》）。汉王充在《论衡》中已指出：龙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存在的。在此基础上，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龙为"人心营构之象"说。后来，闻一多根据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指出龙是蛇加上各种动物而形成的，它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伏羲考》）。这可能是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氏族、部落，不断战胜、融合其他氏族、部落，即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渐演变而成的。从"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尧、舜、禹等族多以龙、蛇为图腾，到甲骨文中的有角的龙蛇字样，再到以龙作为皇帝的象征；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现的人首蛇身的陶器盖，到青铜器上的各种夔龙，再到战国楚墓的"人物御龙"帛画，一直到天安门屋檐下坐龙、升龙、降龙和走龙的彩画。这个可能产生在远古渔猎时期的神异动物，是中华民族远古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种幻想的图腾标志。它在历代人民的社会意识里，占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对此我们做如下几点分析。

①思想意义　首先，我们说在龙的身上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

龙是一种动物，但是自然界从来没有过这种动物。虽然龙的各个局部能够在自然界中找到它们的原型，但就其整体而言乃是人的构想和创造。古人按照自己的想象、希望、意志、情趣以及道德、审美标准，不仅创造了龙的种种神性，而且创造了龙的身躯体态，以此来补充自然创生的不足，来显示人自身的力量。其次，从龙体现的主体精神，人们还可以认识到古人思维上的综合性与兼容性特点。龙的形体是历史形成的，大致组成部分有头、口、齿、眼、角、须、发、胡、鳞、鳍、长身、四肢、肘毛、尖爪、细尾等。龙的肢体器官经过漫长的形成过程，终于做出了最后的选择：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龙作为神物，

①　参见《殷周文字释丛》，中华书局本。

其形体的创造和神性的赋予，还融入了风、云、雷、电、水、火诸种自然现象的形象和伟力。《史记》说："轩辕，黄龙体。"唐人张守节《正义》曰："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黄龙之体，主雷雨之神，后宫之象也。阴阳交感，激为雷电，和为雨，怒为风，乱为雾，凝为霜，散为露，聚为云气，立为虹■，离为背璚，分为抱珥。二十四变，皆轩辕主之。"轩辕本为黄帝之名，后来人们以此命名星座，并与黄龙、雷雨之神联系起来。这就表明，龙的概念中还涵盖着雷雨风云等自然现象。龙的这种兼容特征，正是我们民族在思维上的综合偏爱和融汇能力的表现。

我们所见到的龙的形象都是一派奔腾跃动、飞舞飘逸的风姿。作为我们民族象征的龙，一向是神重于形、德重于体的。历史上出现过的一切龙形，都呈弯曲的体态。弯曲的线条便于表现主宰雷雨、飞天潜渊的神奇功能。然而龙形的弯曲体态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内涵。如果跟中国陶器、青铜器，直至今天各种装饰艺术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曲线回形花纹联系起来，与"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观念联系起来，那么就能看出，在龙的"折出三停"之中，还藏匿着造龙者对人生、历史和宇宙的看法。在他们的心目中，世间的一切都是充满曲折和往复循环的过程。另外，对称和平衡是龙形的又一特性。古人在创造龙时严格遵循了动物和自然系统普遍存在的对称法则。不仅龙的肢体器官是对称的，而且龙的飞腾雄姿也总因均衡对称，给人以动中寓静、腾跃而和谐的感觉。有时干脆将两条形态一致的龙对称地放在一起，如"二龙戏珠"、"二龙吐水"等更使人觉得跃动而稳健。动和静的冲突与统一，反映了我们民族性格和意识追求的至高境界。

②政治意义　龙对中国政治权威的崛起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龙在各民族人们的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传龙最初是太皞部落的图腾（《左传》），后来成为各部落共同崇拜的图腾神。由于人们认为龙是雷雨之神，握有掌握雨水之大权，而对于以农牧生产为主的古代中国人民来说，雨水是农牧生产的命脉。或风调雨顺，或干旱水涝，决定着农牧业的丰歉，直接影响着古人的生活和安全。因此在众多的图腾神中龙成为至上神，受到最高的崇拜。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各部落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联合，出现了一些强大的部落集团，而最强大的部落首领为了联合、维系、团结和控制各部落，就通过各种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把部落集团的图腾神--龙据为己有，把自己说成是龙种、龙子，与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以神化自己，强化统治。据说黄帝当年就是感龙而生，成为"黄龙体"，"龙颜，有圣德"（《史记》），"主雷神之神"（《太平御览》）。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虽然各种图腾文化元素已大部分消失，但人们对龙的崇敬之情并没有因此而减弱。龙为帝王的标记和象征，以及帝王为龙种、龙子等观念，反而得到了加强，每个帝王都被视为"真龙天子"。殷商以后，这种观念更为加强，龙成为帝王皇权的象征。帝王的容貌称为"龙颜"，其身体称为"龙体"，其衣服称为"龙袍"或"龙衮"，其坐椅称为"龙座"，其床铺称为"龙床"，其所乘之车称为"龙辇"，其所乘之舟称为"龙舟"，其衮服上的龙纹称为"龙鳞"，其登基即位称为"龙飞"或"龙潜"，其仪态称为"龙行虎步"，其去世称为"龙驭宾天"，其子孙称为"龙种"等等。帝王本身及与其有关的一切都与龙拉上了关系。

由于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人们想象中的能兴云布雨的龙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尊崇。古代帝王为了维护其统治，借助龙来树立自己的权威；而龙也因此获得更为显赫的地位，受到普遍的崇拜，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政治和思想文化。与龙有关的各种观念、现象、习俗等，组成了绚丽多彩的龙文化。"龙子龙孙"、"龙的传人"等意识世代相传；"龙王"、"龙庙"以及有关龙的各种传说绵延不断；专门祭祀龙的节日（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几乎无处不有；祭龙仪式形式多样，因地而异；民间各种龙舞、龙舟赛、舞龙灯活动经久不息；龙的形象随处可见，举凡建筑装饰、美术设计、家具器皿，甚至菜肴糕点等等，都可见到龙的形象；以龙命名的地名不计其数，而带有龙字的人名更是难以尽数。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龙族文化"做了我国几千年文化的核心，。。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据说诸多的少数民族当初所崇拜的自然物，经过历史演变，后来也都逐渐"龙化"，出现龙犬、龙马等形象。龙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成为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它具有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和心理上的巨大凝聚力。

（二）占卜与"八卦"哲学的雏形在我国古代，"占"是观察的意思，"卜"是以火灼兽骨或龟壳，认为就其出现的裂纹形状，可以预测吉凶祸福。清代胡煦撰有《卜法详考》四卷，记载其详。后世流行的奇门遁甲、六壬、文王课等有时也称为占卜。古代占卜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卜，一是筮。卜的方式源远流长，至少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骨卜方式，殷商时代已广泛使用骨卜和龟卜。在后来的周代除了骨卜和龟卜之外，大量采用的是蓍筮。《礼记》说："三代明王，皆得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占卜主要是讲吉凶祸福，预测前途。然而，吉与凶，祸与福，命运的迕顺，行为的得失，实际上是受社会环境因素和主体能动作用决定的，不过是包含着必然性的两种可能的趋向而已。掌管着占卜大权的巫师们却把可能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夸大成为由某种命运安排的必然性趋向，在人们的心灵上蒙上一层神秘可怖的阴影，使人们面对外在的神祇，感到自己渺小、卑微，甘愿听从神的摆布和命运的安排。这就是占卜的实质。就占卜活动本身而言，人们在占卜之前对神的旨意并无确定的认识，也不知道所卜之事是否能得到神的赞许，相反却保持着清醒的功利头脑，目的是解除心中的疑问。如《左传》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这同一般宗教徒的礼拜和祷告的虔诚心理完全不同。现实考虑和功利目的才是占卜活动的起因和归宿。如《史记》所说："自古帝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此外，占卜过程中的或然性和概率性，致使人们对占卜结果可作任意解释；同时还可根据占卜的目的作任意取舍；卜之不吉还可再用筮占，一次不行还可进行二次、三次。《左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这虽是殷商之后的历史记载，但它仍旧表明了占卜的一般特点：其任意性正说明在神灵面前进行的是一种世俗功利的活动，它成为自欺自慰的"心理补偿"方式。这乃是古代社会所特有的畸形物，并且使占卜巫师泛滥成灾。因此可以说，充满迷信色彩的占卜活动，一方面阻断了殷商时代宗教观上升为理论形态的可能性，一方面又箝制了自然科学和抽象思辨精神的发展，并在华夏民族的文化习俗、传统意识以至社会心理等方面留下了愚昧落后的病根。

殷商时代判断占卜中所显现的吉凶兆象，是根据灼后甲骨爆裂的纹路。

据《尚书》记载，这种兆象当时分为五种，即"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孔颖达《疏》说"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霁兆，如雨止也。曰雺兆，气蒙。。也。日圛兆，气落驿不连属也。曰克兆，相交也。"又说："以上五者，灼龟为兆，其舋坼形状有五种，是卜兆之常法也。"当然兆象的这种分类法是不是殷卜的分类，还值得探讨。殷商时代，问卜事项的种类很多，内容很复杂，只分为五种兆象是很难应付得来的，因此五种舋坼形状，可能是由来已久的大类，每一大类兆象可能还有更细的分类。殷墟出土的卜辞表明，当时依靠骨卜稽疑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它包括：祭祀、战争、饮食、宴会、气象、农业、收成、田猎、行旅、灾祸、福佑、奴隶逃亡等等。对于这些稽疑的问题在"述命"时，都要从正反两方面提出问题，得兆后再判断吉凶。

占卜时所用的甲骨应该看作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介，特别是龟甲作为卜具更是有灵的，因为古代迷信中为高级神服务的灵物常是一种下级神，或具有一定的神性。从殷人骨卜和龟卜的情况来看，殷人乞求赐兆的对象是上帝和祖先，因此，卜骨和卜甲就具有人与帝、人与祖灵之间起中介作用的灵性。占卜的过程是：命龟（述命），灼钻，观兆判断吉凶，事后验证，刻辞记录。从命龟到观兆，实际上就是一连串的宗教仪式。命龟就是念咒请神，并向神灵提出要决疑的问题，祈请赐知。《史记》中曾记载了这种命龟仪式："卜先以造灼钻，钻中已，又灼龟首，各三；又复灼所钻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即以造三周龟，祝曰："假之玉灵夫子。夫子玉灵，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于天，下行于渊，诸灵数箣，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贞。某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发乡我身长大，首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灵龟卜祝曰："假之灵龟，五巫五灵，不如神龟之灵，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可得占。""这些命龟的咒语已经相当烦琐，但内容仍保持着殷商迷信思想的本质，即祈求神灵时首先要对祈求对象的权威歌颂一番，表示自己对它的崇拜和依赖。待到得兆和观兆之后，可能还要有谢神的祝辞。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殷商时人占卜中的"习卜"问题。《经籍篡诂》云："习者，袭也、重也、因也。""习卜"即重复因袭式地占卜，这是殷商时代贞问意识的重要特点。从当时的占卜习惯看，除了贞问一事于一龟或一骨者外，大都是同时利用数龟或数骨贞问同一事情，但龟甲与牛骨很少兼而合用。武丁时盛行龟卜，常一次卜用五龟，但在一般情况下已删繁趋简，减五为三。至廪辛康丁武乙文武丁时骨卜盛行，常卜用三骨，即元卜、右卜、左卜可以指几块不同的卜甲骨。以意度之，元者首也，元卜在三卜中居首位，或许指殷王本人为之的占卜，大概在占卜时居中，右卜和左卜居右左两侧为辅，三卜同时占之，即是殷商时代占卜时的形态。那末所用"三卜"是出于什么观念呢？原来甲骨文中以虚数"三"或"五"来代表"极多"或"全体"的观念。武丁时的"卜用五龟"和同一时期开始逐渐形成的"三卜制"，可以看到殷商时代整体数值观念的演进，大概早先以五卜为一整体，用来表示全体人世闻的意愿，以后又进而以三为一整体，三卜求吉，在古老的甲骨占卜程式中添入了奇偶数值观念的新认识。因此，"三卜制"的形成说明殷商文化思想上的成熟程度，也是殷人认识论上的一次飞跃。尽管"三卜制"在本质上并没有摆脱神鬼观念的束缚，但理性的精神世界毕竟已在占卜形态中显露出来。

殷商时人卜用三骨，取三来代表整体，运用三卜求吉的原则来体现人间的意愿，这已比单纯的"卜以决疑"（《左传》）的宗教思想进了一大步，在多神信仰方面渗入了人的理念意识。《春秋公羊传》云："求吉之道三。"何休疏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决疑，故求吉必三卜。"殷人的三卜，恐怕一则在于努力使人事符合上帝的意志，二则尽量使事情的可行性能与人王的意愿相结合，因此每卜用三骨，有时还不足以最后作出决断，又有重复再贞的，目的在于使人间或人王的愿望为神所充分察知，力图求得上帝的意志与人王的意愿相统一，从而使事情获得更理想的结果，这比单纯的"卜以决疑"进了一大步。

其次，还要值得提出的是：从占卜的卜辞中可以看出殷代政治伦理宗教迷信化。卜辞中有没有伦理道德观念的痕迹呢？字面上似乎没有，但深入分析起来，还是有的。殷人深信上帝在天上决定人间事务，死去的祖宗在冥冥中关心儿孙的吉凶祸福。殷人几乎事无巨细都要通过占卜，乞求天命启示。大而至于发动战争之类国家大事，小而至于起居行止之类生活琐务，皆秉诸占卜而后行。卜辞中，殷人的上帝对殷王求卜的事项发布各种指示，作出或吉或凶、或可或否的回答。从字面上看，这些命令或指示既没有什么理性根据，也没有什么道德根据。殷人的上帝基本上是个恣情任性的专制君主，人们必须绝对服从，否则就会受到上帝惩罚，导致凶祸灾难。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卜辞的字面分析内在的实质，就可以认识到：必须绝对服从上帝的"没有理性根据"的指令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种"理论"，但这不是"理论的理性"，而是一种"政治的理论"；必须绝对服从上帝的"没有道德根据"的指令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种"伦理"，但这不是"纯社会性的伦理"，而是一种"政治的伦理"。上帝本质上是殷王的投影，上帝的神性本质上是殷代统治者的阶级特性，上帝的绝对神权本质上无非是殷王对绝对君权的企求。服从上帝的一切指令，事实上也就是要求臣民服从殷王朝的发号施令。这不正是一种"政治的理想"、"政治的伦理"吗？殷王朝所以推行占卜，崇尚"政治的伦理"，正是当时社会历史的需要。夏商时代正是奴隶制国家建立和巩固的时代，没有强大的君权，就很难克服各氏族、各部落的分散性和离心力，国家机器就难以拥有号令国内诸族百姓的政治权威。因此，原始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父权"必须服从新起的"君权"；与父权相联系的氏族血缘社会的"父权伦理"必须服从于奴隶制国家的"君权伦理"。这种政治的需要和伦理的需要，就体现到了占卜当中，以宗教迷信的形式给以强化。最后要谈的是：占卜迷信逐渐发展的"八卦"哲学。当然，完整的八卦建构是在后来的《周易》中体现的，而它的思想蒙发和充实却有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殷商时代就是八卦的孕育时代，它渗透着非常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认为现实世界不外是天、地、山、泽、水、火、风、雷八种物质的东西；在八种自然物中，天、地又是生成万物的总根源。这些自然物在人类抗御自然能力还相当低下的时候，是影响人类生存的最主要的物质条件，因而在这种宇宙观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虽然这样说明世界的本原很不科学，但毕竟是从自然界寻找世界产生的根源的，因而属于朴素唯物论的宇宙观。

在朴素辩证法方面，八卦哲学表现为阴阳对立这个基本思想。阴阳对立，分别用阴爻（-　-）和阳爻（-）两个基本符号来表示。把阴阳符号叫做爻，包含着阴阳交错而生变动的意思。原始的卦，是由三爻一组（据说是象征天、地、人三者的关系）排列而成八卦：乾（■，象征天）、坤（■，象征地）、震（■，象征雷）、巽（■，象征风）、坎（■，象征水）、离（■象征火）、艮（■，象征山）、兑（■，象征泽）。八卦是"单卦"，以后又发展为八卦重叠排列而成六十四卦，叫做"重卦"。八卦把自然界与社会中的一切变化都看成是由阴阳两种对立的力量交互作用引起的。以阴阳为基本矛盾组成八卦，这就演变为天与地、雷与风、水与火、山与泽四对矛盾。天地是产生万物的根源，雷风水火山泽都是它的派生物。在后来形成的重卦里，又进一步变为三十二对矛盾。由此可见，八卦是把矛盾关系看成是普遍存在的关系。但由于它所揭露的矛盾并没有深入到事物内部，大多具有表面性，有些矛盾是虚构的，所以不可能产生科学的认识，只适合于巫术的需要。包含在其中的朴素辩证观念被神秘化了，但是对辩证思维的发展却起了推动作用。

（三）阴阳五行思想的萌生人们通常都说中国型的文化乃是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中庸思想为内容、以伦理道德为特色的文化。从历史角度看，这其中的骨架即阴阳五行的构成，应该说更为久远。下面我们对阴阳思想和五行思想分别加以讨论。①关于阴阳思想　阴阳二字，起源甚早。甲骨文已见阳字；金文又有阴阳连用。如《■伯子。。》铭曰："■伯子■父，作其征。。。其阴其阳，以征以行。"这时的"阴阳"都还保持着造字时的朴素意义，即"阳"为日光洒射，"阴"为日光洒射的否定。我们知道，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人们通过仰观俯察，接触到天地、日月、昼夜、阴晴、寒暑、水火、男女等等自然矛盾现象。随着经济分工、上下等级的出现，更面临着君臣、主权、贵贱、贫富、治乱、兴衰等等社会矛盾现象。当时人们从农业实践中，认识到向阳者丰收、背阴者减产，总结出"相其阴阳"的生产经验。从管理国家事务的活动中，认识到矛盾的缓和与激化关系到社会的治乱与安危。商、周之际的《易经》以广泛的矛盾现象和实际经验为认识源泉，以吉凶祸福的矛盾转化为研究对象，从事物的普遍矛盾中概括出乾坤、泰否、剥复、损益等等一系列对立范畴，为阴阳范畴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先行资料。

当然，"阴阳"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其完整的提出应该说是周代的事情。人们从矛盾现象的观察中逐步把矛盾概念上升为阴阳范畴，并用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直到《老子》一书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认为任何物体中都存在着阴与阳的矛盾；又说"冲气以为和"，认为互相矛盾的阴阳二气又处在一种统一状态中。正因为老子这样深刻地以哲学角度使用"阴阳"概念，而老子出身于南方，南方早年的占卜主要是"枚卜"，所以有的现代学者认为，以枚卜为先导的南方早年文化（特别是楚文化）的历史积累，是商、周时期"阴阳"概念提出的根源。

"枚卜"就是用树枝、竹枝、草枝等进行占卜。《史记》上说："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比如楚人的决疑方法，就是用的草木，表现为枚卜。《左传》中载："秋七月，（楚惠）王与叶公（子高）枚卜子良以为令尹。沈尹朱曰：吉，过于其志。"尽管这是后来的材料，但是它表明了楚人传统的占卜方式。其枚卜就是用二枚"一俯一仰"为吉兆，这也就是"一阴一阳"的观念表达。庞朴先生曾说："枚卜流行楚地，以一俯一仰为圣筊，使人很自然联想到楚人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联想到阴阳思想和它的最先倡导者道家。"①②关于五行思想　五行见于文字较晚，它的起源与人们对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的自然崇拜有关。它与八卦相比，去"天"加"金"，着重于对地上物质构成的分析，其形成当比八卦为晚，可能脱胎于手工业比较发达和铜器制造业兴起的时代，它是农业和手工业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考古工作者虽在较早的年代发现了铜制品，但数量极少，只有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才发掘出较多的青铜器及铸铜作坊遗址，说明只是到了夏、商之后，铜才在生产和生活中渐居重要地位。这与五行的产生有重要关系。农业生产从治水开荒，到耕作收获，都离不开水火木金土五者，所以《国语》说："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五行中以水为先，可能跟大禹治水有关，通过治水，

①　参见《阴阳五行探源》，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　期。

人们对水的性质和作用，及其与土（农田）、木（作物）的相互关系，有了更深的了解。《尚书·洪范》在追溯历史经验时说："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天乃锡禹洪范九九畴，彝伦攸叙"。这段话分析了鲧与禹治水一败一成的原因，在于能否按照五行的规律办事。《尚书·甘誓》说夏君伐有扈氏时，指责有扈氏"威侮五行"，夏人认为五行体现宇宙的秩序，"威侮五行"是一大罪状。尽管这里带有后人传说的意思，但它起码说明五行很早就被古所重视。手工业生产，包括制陶、冶铜、纺织、器械等，主要原料加工具皆由土、金、木三者构成，制作过程离不开使用水与火，用这五者便可造出形形色色的器具。起初人们可能只把它们当成五种重要的材料，"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左传》）。《国语》中追忆往事时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都是就制作器物而言的。后来人们把农业上和手工业上得来的认识结合起来，推广去观察整个自然界，认为五物是构生万物的五种最基本的成分，又用这五种物质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解释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五行的"行"字古文作■，象街衢道路，有通路的意义，说明这五种物质元素普遍存在于各种物体之中。

关于五行思想的渊源，我们还想介绍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五行思想来源于农业生产中对风雨、物候的观察。如根据"五方"（东南西北中）"受年"的卜辞判定五行思想"滥觞"于殷代的五方观念；根据"四方风雨"的卜辞判定五行思想与四方观念有关；根据对"四方"说的考察和分析，认为"东析木，南粦火，西水彘，北金天，隐然以木、火、水、金四正配合了东南西北四方，加上社■的主神后土，便成"五行之官"了"（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这种看法把五行思想与观察风雨方向、贞问年成好坏的农业生产实践和宗教政治活动联系起来，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五行思想的产生恐怕不是仅仅由于"五方"或"四方"这些方位观念的诱发，它的更为深广的源泉应该是生产实践中对自然界所进行的认识活动；通过这种认识活动，从"百物"中抓住"五材"（与生产、生活最有关系的水、火、木、金、土）的特征，从此概括出"五行"观念。因此，从五行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长期过程来看，"五方"或"四方"观念只是以后人们根据新的观察所得的认识对原始五行思想所作的一些新的补充，不可能是五行思想产生的最初来源。

另一种认为五行思想产生于我国古代农业国家所处的特定的地理环境。

我们祖先长期生活在中原黄土高原，属于北温带地区。由于看到的四季变化景象是：春多东风，草木复苏，万象更新；夏多南风，烈日炎炎，昼长夜短；秋多西风，草木凋零，天高气爽；冬多北风，昼短夜长，天寒地冻。所以五行思想就把这些自然现象概括为四时（春夏秋冬）、五材（木火金水土）、五方（东南西北中）、五色（青、赤、白、黑、黄）（庞朴：《五行思想三题》）。这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年复一年、循环不已的重复出现，不仅决定了五行思想所反映的固定不变的客观内容，而且也决定了五行思想所特有的那种辩证思维与形而上学的内在矛盾。所以用地理环境解释五行思想，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既然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元素在季节、方位、颜色等方面配搭得如此匀称规整，乃至形成了一套模式，显系对自然现象进行长期观察和不断加工的结果，五行思想失去了它所具有的原始性、朴素性的思想特征；特别是，为什么季节、方位、颜色等等都是为了"五行"出台而安排日程、提供场所和装束呢？为什么千差万别的自然现象都分别带上了水、火、木、金、土所具有的特征呢？这些问题，仅用地理环境是很难得到理想解释的。

（四）神话哲学的续篇神话不仅产生于远古，而且也产生于后代。比如"玄鸟生商"的传说，就是商族后人根据祖先流传的说法，来叙述他们的始祖契诞生的情况。这个传说是讲我国古代黄河下游，有一个很大的夷人部落，其中一个氏族里一个叫简狄的女人，有一天和另外两个女子在河边洗澡，简狄忽然看见一只燕子飞过河边，掉下一个燕蛋来，她连忙拾起来吞吃下肚。过了不久就怀了孕，后来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为契，这就是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玄鸟生商"的故事反映的是我国远古时代"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的情况。根据古书记载的传说，契是尧舜时代的人，因为协助大禹治水有功，才被舜封在商地，赐给他子姓。商族自契才开始发展起来。而尧舜时代已是父系氏族社会的末期，契不可能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所以又传说他的父亲是黄帝的曾孙帝喾，母亲是有娀氏之女，为帝喾的次妃。总之，商族的后人对自己的祖先已弄不清楚在契以前还有谁，只能说契是燕子的儿子。

商是我国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的部落，它所以崇拜鸟，可能是以燕子为图腾，在甲骨文中还保存了明显的遗迹。例如商族祖先之一的王亥，甲骨文中有的亥字上面还加一个鸟形，这个鸟形虽不一定就是燕子，但说明商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氏族。以鸟为图腾，崇拜鸟的氏族，是我国东方部落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东方部落不仅崇拜鸟，而且崇拜与鸟同属的鸡。玄鸟生商神话本质为太阳感生神话，作为阳鸟的玄鸟在神话思维中置换为作为阳鸟的鸡、凤凰等，这是很自然的。后代《墨子》中所记鸡配东方的象征传统源出于东夷人及商族人拜日崇鸟的传统。据考证，在殷商时代，东方民族崇拜鸟、鸡、凤等，南方民族崇拜犬，西方民族崇拜羊，北方民族崇拜猪。如此看来，鸡犬羊猪四种动物与东南西北四方的象征等值性质都已一一落实到商代的中原文化所特有的具象空间的结构之中了。诚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等人所言：神话思维在尚未形成抽象的、概念化的空间范畴以前，总是以具体物象来充当空间方位划分之符号的。在商代人的神话意识中，周围异族文化的四种主要图腾动物充当了平面空间四方位分割的具象符号，四种符号联结起来构成了独特的图腾编码式的空间结构。在这种神话的空间结构意识中，具体与抽象、自然与社会、生物的与文化的、时空因素与非时空因素等，均表现为尚未分化的浑然一体状态。根据商代人已经拥有初步抽象的四方位名称即"东南西北"四个字这一情况来判断，图腾分类的空间概念显然是对更早的神话思维传统及其产物的继承与发展。《墨子》中所记载的鸡犬羊猪隐喻东南西北，这种意识的起源甚至早在商代以前就已萌芽了。

以殷商时期的神话和远古时期的神话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共同点：象征性思维。这种思维总是跟直观、表象、经验和相似的特点相联系。这种思维中的符号（如前述的鸟、鸡、凤等）及其所代表的对象（如前述的东方、太阳、始祖等）之间的关系实际是一种借喻和隐喻的关系，当时人们总是在心里呈现现实映象的同时，呈现另一幻想的神秘意象，这是由于对现实伟力的敬仰和崇拜所致。神秘意象并不是以抽象的形式来表现的，而是以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是借用某些具体的事物来隐喻某些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在神话和传说中，古人把幻想的联系等同于真实的联系，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幻想的与真实的东西之间的融合和互渗，正是象征性思维赖以存在的基础。例如，作为言语巫术基础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语言和它所代表的事物是一个东西。这种古老的巫术信仰不仅认为染触巫术可以奏效，而且感致巫术或模仿巫术也能产生魔力。如所周知，模仿巫术所信奉的同能致同的观念，实际上就是在象征和事物同一观念的支配下，认为用象征性表现手法就可达到真实的目的。如果说巫术观念就是把幻想的联系（象征）和真实的联系等同起来，那么这一结论也适用于神话，因为神话说到底跟巫术和宗教都处于一个大的思想范畴。但是，古人对神话和传说信以为真即他们本身并不把神话理解为寓意或象征，这丝毫不能否认神话思维是象征性思维这一本质特征。

"玄鸟生商"一类的神话属于始祖神话。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始祖神话为数众多，其中所形成的神谱往往就是宗族的根谱，如典型的"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这种种神话，并非能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所独创，而是经过多少世代的集体智慧的磨砥而成的产物。换言之，神话是通过社会集体的类化的意象或所谓集体表象的语言形成而产生的。类化的意象，是一般认识发生过程中，思维主体经过一定加工并有一定主体因素渗入的心理表象；集体表象则是神话创生的人们世代相传并在一定群体中留下深刻的心理烙印的表象，具有较多文化的或习得的群集性社会性特征。呈现于神话中的，是世代传承、因袭相沿的集体表象，是文化认同、团结群体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表现得最典型的应该是"龙"的神话。

关于龙的演生过程，我们在本章开头已经讲过。龙的形象乃是一种在历史发展中逐渐组合起来的"大一统"样式，它正是夏、商时代政治统一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闻一多根据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指出龙是蛇加上各种动物而形成的（参《伏羲考》）。这可能意味着各氏族部落逐渐化合归一，图腾徽号杂糅同体（政治上不容许各自独立），即代表不同氏族部落的多元格局逐渐被"主体"化合，形成"一条龙"式的"一统"格局。在《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邓启耀著）一书中曾列出中国神话中诸神系统（世系）表，指出它们清楚地体现了在历史文献中贯串的以礼乐精神的"中和"、"位序"、"同异"、"内外"、"君臣"、"父子"、"阴阳"等概括宇宙人生社会文化之全的致思倾向。认为中国神话有因不知而通过幻想求知的特点（这是世界一切神话的共性之一），但除了解释天象人事，中国神话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还更重于建构某种社会集体（宗族集体）意识极强的价值系统，如由蛇至龙、由鸟至凤的神话传说。中国神话中以宗族为核心的集体意识强于个体意识（故重社稷而轻个人），因袭意识强于变革意识（故喜敬祖、复归），伦理意识强于理性意识（故厚礼治而薄法治，重道而轻器，重直觉把握而轻逻辑分析，等等）。商、周时代，仁、义、礼、智（《易经》"元亨利贞"）四德中，智为末德，而不像古希腊以智为首德。所以，中国神话与其说是趋向哲学，趋向理性抽象思维的，不如说是趋向于政治伦理，趋向于感性形象思维的。

（五）历法思想与潜科学的萌发科学是人对自然界、社会乃至人类思维等领域真实情况的理性认识。殷商时代，应该说还没有严格意义的、独立的科学；而即使有一些潜在的科学萌芽的话，那也是包容在宗教迷信的意识活动当中。凡关于风雨、灾异、丰啬、征战诸事，殷人都求卜于神以测吉凶祸福。神降的正面是福是祐，神降的反面是祸是凶，神与求神者之间的关系谓之"受"，如说"受有祐"，"弗受有祐"。因此，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有宗教意识的联系，其认识的网结点显示出没有社会分工的特征，仅把观念集体地投降于上帝神的支配。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正说明殷代宗教意识所重视的对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可贵的科学萌芽却同时产生了。

①历法　殷商时代的主要社会生产是农业，卜辞中有很多关于"祈年"、"受年"和"受黍年"的记载，这说明农业生产被格外重视，人们总是殷勤地卜问岁年。由于农业被重视，自然也就引起当时的文化官对于天文历数的探求，借以把握农业上正确的时间观念，例如：什么时候宜于种植，什么时候可以收获，以及什么时候宜于栽种什么，这一切都应及时把握住。因此殷商时人就从这种探求中创出了他们的历法。

当时记时使用天干地支，即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十干，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十二支相配。如甲与子相配成甲子、乙与丑相配成乙丑，这样依次轮流，配合至癸亥为止，恰恰配成为六十。干支记时是我国古代的一大发明。按十干的字义，前四项为一组，出现在先，有的学者认为它们象征鱼体形，有的认为它们象征工具形。后六项为一组，出现在后，都象征征战所用武器形。从思想产生方面讲，后者和殷先王命名为武器的字义相应，其取义之所以和生产与征服的自然现象相关联，这是因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整个集体意识，还没有表现出分工的形态。按十二支的字义，有农器形（"辰"），有尊器形（"酉"），有谷穗形（"未"）等，显然它们是适应于农业耕植的发展而出现的。"申"字有了联想的观念，后来"引申"之义，以至"神"、"申"之义，都由此发展而来。从序列上讲，"亥"与"子"相连，"亥"即商代王亥的"亥"字，"子"与商族祖先"契"同字，由此表现出对氏族祖先的拜崇。另外，从十干和十二支上也可以看出殷商文字大都是单字象形体。单字说明没有复杂的语言，象形说明对于现实世界观察的朴素。即使有些复字体，它们也是两个以上象形体配合而成，如"祀"字是贡桌形（"示"）与人跪形（"巳"）的配合，如器具诸字从"手"作，这表明在意识上还崇拜身体器官，甚至重视了"手"而缺少形而上的表象，或者说，思想意识更多选取感性直观的素材。

殷商历法的内容主要是：（1）纪日法：以干支纪日；以当日为"今日"，当夜为"今夕"；以明天或本旬内的来日为"昱"（通"翌"），以次旬的某日为"来"，以过去的日子为"昔"，等等。说明当时人们对于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时态观念已相当明确。（2）纪旬法：以甲至癸的十日为一旬；但不是从甲开始，而是以癸为一旬中的第一日，以壬为一旬中的第十日。（3）纪月法：大月为三十日，小月为二十九日。（4）纪时法：一年分为春、秋。（5）纪年法：以十二月为一年，遇闰年则置十三月；一年又称一祀、一司（祠）、一岁、一春、一秋等。

由于殷商时代农业的发达，所以当时的历数思想有如此的精密，历法有如此的完备。中国最早的纪时历法，只有殷商时代的文献最可靠，这是古代观念形态的最重要方面，它虽然和天体运行的神话想象相伴随，但却是最早的合于科学的发现。古代萌发的科学不能脱离宗教色彩，因此历法观念和祭祀祖先的观念不能分离。

②数学　从殷商以前的资料来看，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就形成了十进制记数法①。到了殷商已经发展成完整的十进制系统，并有了固定的大数名称"十"、"百"、"千"、"万"，最大的数目到三万，如卜辞有"登妇好三千，登旅万"等。在一块甲骨上有由一到十的自然数，但没有和实物连接在一起的原始记数现象，说明当时已形成了抽象的数概念。不仅如此，还已形成了算术运算，但由于在甲骨上只能记录运算结果，不能记录运算过程，因此我们只能从一些结果中窥见某种运算，例如在一块甲骨上有如下记载：五十犬，五十羊，五十豚；三十犬，三十羊，三十豚；二十犬，二十羊，二十豚；十五犬，十五羊，十五豚。

这些数目都是5　的倍数，前三排又是10　的倍数。此种现象绝非偶然，应通过运算得到。

③天象与气象　商王朝有一批观察天象气候和作记录的人，他们是甲骨文中称作"贞人"的史官。他们不仅将自己所观察到的自然界中的一些现象，如天象、气象作了记录，也记录了其他人观察到的一切现象。例如天象上的日食和月食（现在写作日蚀、月蚀），以及对各种星的观察等等。武乙时的一条卜辞说："癸酉贞：日夕有食，唯若？癸酉贞：日夕有食，非若。"意思是：癸酉这一天卜问：黄昏时发现日食，是吉利（唯若）呢？还是不吉利（非若）？这可能是一条将发生的日全食的记录，日全食有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史官们已观察到有日食的迹象，才卜问是否吉祥。在甲骨文中还有史官们观察到的星，如大星、鸟星、大火（星）等。如卜辞中有"七日己巳夕壹，有新大星并火"。"新大星"是一颗新的大星，"并火"是接近火星。在欧洲发现的第一颗新星，是在公元前134年由希腊依巴谷记录下来的，比商代卜辞中记录要晚一千多年。

从甲骨文看，对自然界变化的记录，要算气象方面的最多。可以说，我们今天一般所常用的气象名词（阴、晴、雨、雪、风、雷等），在卜辞中都有反映。我们只以"雨"为例。从目前见到的甲骨文来看，占卜雨的卜辞约占全部甲骨文的五分之一。为什么商王朝对下雨如此重视？这与当时的农业、畜牧业和田猎有密切的关系。如卜辞中有"不雨，帝佳旱我"，意思是：不下雨，是上帝要给我（商王自称）降旱灾。"贞：帝命雨弗足年？帝命雨足年"，意思是：上帝是否命令雨水充足年成好？是的，上帝是命令雨水充足年成好。甲骨文中还有这样一些卜辞：①"癸酉卜，■贞：自今至于丁丑其雨。"

②"庚午卜，争贞：自今至于己卯雨。"

③"翌甲辰雨，允雨。"

④"辛酉卜，贞：自今五日雨，壬戌雷，不雨。四日甲子允雨。王占曰，

①　参见《中国数学简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佳鬼佳水。"

⑤"贞：自今五日雨，五乙己允雨。"

⑥"辛未卜，争贞：生八月帝命多雨？贞：生八月，帝不其命多雨？丁酉雨，至于甲寅旬有八日，九月。"

这其中，第1　条是占卜从癸酉至丁丑这五天下不下雨，第2　条是占卜从庚午至己卯这十天下不下雨。两条都没有验辞，不知其结果是否下雨。第3条是头一天占卜第二天甲辰要下雨，果然下了雨（允雨）。第4　条是辛西这天占卜，从当天起五天内有雨，第二天壬戌只响了雷，没有下雨，第四天甲子果然下雨。商王占卜后说，不好，有鬼作祟，要发水了。第5　条是占卜从当天起至第五天要下雨。到了第乙巳这天果然下了雨。第6　条是辛未这天，史官争卜问：下个月是八月，上帝命令多下雨，还是不多下雨。结果是到第二十七天开始下雨，下到九月甲寅这一天，共下了十八天。

从这些卜辞中看，可以说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人们对于下雨这一自然现象的观察是很仔细的，而且也有了预测，自今至于后几日下雨，有的果然下了雨。这种预测以占卜形式表现则带有迷信色彩；但是应该看到，史官们要是没有对气象变化观察的丰富经验，就很难得出这种判断，如果每次判断都是错误的，那么这个史官也就要被淘汰掉。所以说，将卜辞中关于有雨记载的迷信因素剔除，就可以看作是当时的气象预报。

六、"因于殷礼"的新时代足音--西周（上）

（一）周代沿袭"殷礼"后的生动思想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史称"周人翦殷"），西周王朝建立。

但是周人战胜殷人，以其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来说，实在还没有具备消化一个庞大族人的条件。殷族在当时还是很强大的，直到武王伐纣，据史册记载，武王还是那样小心翼翼，不敢轻举。周之胜殷，主要是依靠殷人的前徒倒戈。军事的成功并不能保障统治战败者的政治上的成功，因此，周人必然要向殷代制度低头，尤其在胜利者的文明程度不如失败者的文明程度时，胜利者反而要在文化上向失败者学习。于是周人也就不得不暗暗地接受殷人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即所谓"周因于殷礼"。《周书》中屡说殷先哲王，甚至尊崇殷先王的地位，并赞佩"唯殷先人，有册有典"，这正说明周人要学习殷人的传统。就以文字来说，从殷的甲骨到周的金文，是有明显的承继关系的。这种语言文字的传授，必然不仅限于外在形式，而且要影响到内在的思维活动。周人模仿殷人的文字，是走一条"拿来主义"的捷径，而不是一条重建和突破的途径，这当然更便于文明的接受。但是周人并不是完全消极地因袭殷人，而是积极推进的，据孔子说，是有所损益的。如下具体介绍几个方面。①政治思想方面　在西周政治思想形态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礼"。

周代"因于殷礼"，又"监于二代"，所以在"郁郁乎文哉"的基础上建立了著名的周礼，把礼和礼制推进到鼎盛阶段。周人有两条关于"礼"的含义的说法：一条说"礼"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另一条说"礼"的目的是在于"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左传》）。这两条对于"礼"的说法虽各有所不同，但中心意思只有一个：要使各层统治者以及最底层的被奴役的人民，固守他们各自的职责和本分，不得有所逾越。周人把"礼"的内容规定得这样具体，这与原来殷人的还多少带点仪式作用的"礼"就显然有所不同了。所以周人明白地说"礼"是"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引同上），是跟"仪"不完全相同的。周人把"礼"从仪式中相对区别开来加以强调，可知周人的"礼"的规范作用，这较之殷人就更进一步的具体化了。这种具体化，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宗教化，换句话说，"礼"是一种特殊的政权形式，即所谓"礼不下庶人"，"礼所以别贵贱"，"礼者别贵贱序尊卑者也"。

"礼"体现于西周礼器。周公营洛邑以后，尊、爵、彝器的神物便脱化出礼制。据学者考证，"神"、"礼"原来是从十二支中的"申"、"酉"变化而来的。其中"酉"字脱化为"醴"，即最初的"礼"（禮）字，是一种奉神之器，到了后来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也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可以肯定，礼的出现和尊爵的固定化或阶级专政的法制化是相适应的。商器也有尊、爵，但其铭文只记祖妣，因此这种神物的特征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周代尊、彝礼器上便铭记着专政所有权形式与统治权力的内容，尊、彝即变为权利义务的象征物。"礼"的思想和制度藏在尊爵彝器的神物之中，这种宗庙社稷的重器代替了周代法律条文。礼器名称的总概念叫做尊、彝、鼎、爵，所谓"唯名与器不可假人"就指贵族的专政。我们说，在器谓之尊、爵，在人谓之亲、贵。礼器之文为铭文，其中所含的意识都表现出政治、道德、宗教三位一体的思想。

"礼"体现于西周宫室。陕西岐山京当凤雏村宫室基址虽非周天子的宫室，但从建筑结构看，既由二里头和殷墟的宫殿直接发展起来的，可是布局规整、严谨又是前代所不及的。"凤雏宫室最突出的特点是把前堂后室两部分形成了一个整体结构，也就是说，把贵族的私人生活所在和其政务场所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这显然是按照当时宗法制度的需要而建造的。"①这是西周更完整、更系统、更严密的以"家天下"为特征的礼和礼制在建筑设计上的具体反映。

"礼"体现于西周丧葬。周礼规定族葬要严格地分为"邦墓"和"公墓"两类，前者为"万民"或"国民"、"国人"也即自由民墓地，陕西宝鸡斗鸡台、长安泮西张家坡等墓地即是；后者公墓如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北京房山黄土坡燕国墓地等。只有王室、国君等贵族才能入葬，而处于显要地位的必是族长或家长的大墓。西周贵族墓葬中出土的成批礼器也进一步说明周礼确是相当系统和森严的，其中尤以"列鼎"制度更甚。考古学证实，列鼎数目确因主人身份的高低而有严格规定，与列鼎相配的簋、盘、匜、壶等礼器也都有严格的配置数目。此外，随葬铜礼器与否及多少，椁的有无及多少等，都能反映墓主生前地位等级情况。这一切都说明西周贵族内部的王、诸侯、公卿大夫、士等都各有一套合乎自己身份地位的森严的礼和礼制，如超越规定，即为违礼，或叫"僣越"。

周礼的内容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亲亲"，一是"尊尊"。"亲亲"就是亲其所亲，反映那个社会的血缘关系方面；"尊尊"就是尊其所尊，反映那个社会的政治关系。这其中都贯彻着严格的等级制的原则。《礼记》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杀"是递减的意思，由父以上或由子以下，亲属关系依次渐疏，丧服也渐次减轻；"尊贤之等"即根据社会地位、等级的不同而给以不同的待遇，所谓"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这个以亲亲、尊尊为内容的等级制度是以父权制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礼记》说："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又说："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这是说：事君之敬是从事父之敬引伸出来的，事母之爱是从事父之爱引伸出来的。父是一身兼具爱、敬，兼具尊、亲的。所以把亲亲、尊尊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来考察，父权制无疑是其唯一的基础。礼即父权制的等级制是以"以一治之"为最高原则。

在西周，农业上的井田制，政权上的分封制，继承上的血缘宗法制，意识形态上的礼制，这是西周奴隶社会全盛时期的几个特征。这四者之间的关系，井田制是基础，是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分封制、宗法制则是在井田制的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礼制则是分封这种政治制度和宗法这种血缘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这几个方面在西周都得到了充分发展，所以我们说西周达到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

②道德意识方面　西周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道德意识更加浓厚了。例如，殷商的先世诸王多半以甲、乙等十干中的日子命名，或以其他命名，但都没有用含有道德意义的字命名，即使商代后期有以"文"、"武"、"康"命名的，但这些字在当时基本上都还没有道德含义。到了周代，情形就不同了。历代周王名号中都有道德意义的字，其中"文"、"武"、"康"

①　参见《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等虽沿袭殷商世王的名号，但却赋予了道德的含义。例如对周文王的"文"字，则说"秉文之德，对越在天"，"穆穆文王，于缉■敬止"（《诗经》）。至于象"昭"、"穆"、"恭"、"懿"、"孝"等字样，其道德含义不言自明。周王的自称，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图，也反映了一代风尚。《诗经》中写道："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之则。"这里把"有孝有德"作为"君子"必有的品格，并把具备这种品格的"岂弟君子"作为"四方"效法的准则。可见，西周时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已不仅仅是人们从长期习惯中自然形成的观念和准则，而且成为统治阶级自觉的、有目的推行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如下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德"和"孝"的意识。关于"德"。周人对于殷人的"德"的思想继承，周人自己这样说："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周书》）是说："殷先哲王以"德"的方式，来使人民心悦诚服地供役使，我是想望着的。"又说："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同上书）是说："以前，殷先哲王，除了倡导天威，使人们知所警惕以外；最重要的又能崇"德"敬业，使人们悦服。"又说："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同上书）是说："由于殷王和百官，都能相勉以"德"，于待人方面，显示亲切，所以不独小臣们，乃至远方的属国，都愿意供殷人驱使，为殷人效力。"从这几段话，可知周人对于殷人的"德"治的办法是非常感兴趣的。

"德"属于内在修养的一方面，而对于人们的行为规范，周人也承袭着殷人的"礼"，同时以"礼"来作规范。但是周人认为：要完成礼治，最重要的自然是要加强对于"德"的修养，这样，才可从奴役中做到被奴役者们的心悦诚服。比如：殷政权后来为什么会垮台呢？殷的奴隶们为什么会倒殷的戈、会暴动呢？这就是由于后来做殷王的没有从事"德"的修养，违反了德治的方针所致。（《周书》："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在历史借鉴面前，周人更加强了德治的宣传。比如说："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周书》。是说："我伟大而显赫的文王，他有很好的德行修养，他对人们没有苛责；对于鳏寡，尤为客气，没有侮慢的态度。这样，便使得人们都对他相当敬畏，都自愿辛勤地替他工作。就因为如此，我周人便取得了殷人的统治。"）周人就是这样和原来殷人一样，从加强德治中，来求得礼治的完成与实现。我们从《周书》总结殷商时代的教训和文王、武王的功德当中，可以看到西周时人所谓"德"，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民"的。周人意识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引《周书》）。"德"主要从"民"那里体现出来，即所谓"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周书》）。因此，"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同上书），而"保民"就不能像商纣王那样一味虐待，要搞点收买民心的"惠民"措施。"德"的另一方面是对"己"的，即如何加强自身的品性修养。在这方面，周公旦提出了个人德行高尚的典范。他认为，"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同上书）这四个王最圣明，其中以周文王为最。他的德行是："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同上书）

在周人看来，文王的这些德行是后代学习的榜样。因此是否继承文王之德，便成为后人有没有德行的基本标准。周公旦的封康叔于卫时，曾告诫他："惟文王之敬忌，乃俗民曰："我惟有及。""即要心里经常想到，我要继承文王，像文王那样办事谨慎，教导小民。并且要求康叔"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周书》）即要他效法文王修明德行的作风，来安定自己的意志，检查自己的德行，放远自己的规划。那末，周公旦要人们效法文王的什么德行呢？从原则上讲，就是上引那段话包含的内容。具体地说，有以下几方面：第一，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同上书），即先体验种庄稼的艰苦，然后再过安逸的生活。"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就是这样，亲身去做修路、种田等卑贱的事。第二，"咸和万民"，使万民同心同德。但是要以"怀保小民"，即前述的"惠民"为前提。文王对此极为重视，"自朝至于且中昃，不遑暇食"，一天忙到晚，连饭也顾不得吃，都为"咸和万民"而奔波。为什么对此这样重视呢？因为"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同上书）。王就是靠小民对你拥护才保持永久的"天命"的。第三，反对"惟耽乐之从"。商纣王"迷乱酗于酒德"，整天胡里胡涂地喝酒发脾气而把天下断送掉了，所以，"文王不敢盘子游田"。后之"嗣王"学习文王就应"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同上书），即为王的不要过份贪图欢乐、安逸、游览和田猎，应为万民多做些事情。以上所述，说明周人对"德"的"外得于人（按"保民"、"惠民"），内得于己（按"敬忌"、"无淫"）"的要求，这些对后世产生广泛影响。

关于"孝"。不论从《诗经》、《周书》和可靠的周金铭文上，我们都见到周人对于殷人"孝"的思想的发挥。殷人之所以倡导"孝"，虽是为了保全殷这一血族，可是这一点并没有获得具体化，直到周人那里才明白地规定出来。周代"孝"的内容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对在世父母，即对"活人"的孝；一种是对去世的父母、先祖，即对"死人"的孝。关于对在世父母的孝，包括奉养、尊敬、服从等方面。这在周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且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例如关于奉养父母，《尚书》载："肇率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是说为了奉养父母而到远地去经商。在《诗经》中说到"王事"太繁忙，没有时间种庄稼，无力奉养父母，发出了"父母何怙？""父母何食？""父母何尝？"的哀叹。关于尊敬父母，要求"必恭敬止"（《诗经》），若是"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则视为"元恶大憝"（《尚书》），不容于人伦道德。关于服从父母，如娶妻，须事先"必告父母"（《诗经》），若私下找了对象，心里虽感到"可怀"，但"岂敢爱之，畏我父母"，"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诗经》）。有一首讽刺周幽王使"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的诗，从伦理学角度来看，说明子女之所以应孝，是为了报答父母的生养之恩；从情感来说，这仍是血缘的"亲亲"之情，之所以把它集中到父母身上，乃是个体家庭的出现，把抚养子女的责任集中到父母身上之故。

对于已死父母及先祖的"孝"，通常被称为"追孝"。从一方面看，追孝乃是对在世父母之孝的延伸和扩大；另一方面，追孝又是对祖宗神崇拜在新条件下的表现。周族中人都能守孝道，即使以后周族有所扩大、人口繁殖、支族增多，但这一血缘的宗族关系总可以维系住，因为大家都能从纯孝中、从追念宗祖的前提之下而相忍相让，团结一致。西周文献中有不少关于"追孝"的话。其实"追孝"就是不忘先祖，就是要以孝行来纪念先祖。"追孝"又称"享孝"，"享孝"也就是对先祖献孝行，表示子孙们"绳其祖武"，决心继承祖先的事业，按祖先的法式办事，这样就会"燕及皇天"，"受天之祐"，从而"克昌厥后"，"永锡尔类"（均见《诗经》），使本族后代繁荣昌盛，永远绵延下去。可见西周人们为"追孝"而祭祀祖宗，是一种迷信活动。他们确信祖宗鬼魂的存在，并能在冥冥中保佑他们。西周全族中人都不忘先祖，都对先祖献孝行，于是，整个族的团结才可臻于巩固。周族的团结巩固，周人从殷人那里所攫得的统治权自也可以维持长久。

由于"孝"成为实现政治统治的重要因素，因此，西周统治者对"孝"

非常重视，把"孝"与"德"并列，把"有孝有德"作为对"君子"的主要道德要求，而且更成为周代统治者的道德纲领。这是由二元宗教神派生的道德规律。周代社会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完全听命于祖先神的主宰，因为地上的现实社会发展了，这就迫使周代统治者在意识上作出能动性的道德规范。例如周公东征的《大诰》就不能不对"天"作出修改，而强调人事，对于"艰大，不可征"的殷人，对于邦君御事想违背卜的心理，就不能不有新的估计，如果单纯依靠天命，那么周人既然可以代殷而王，殷人也可以再代周而起。因而在观念上，周人的天人合一的宗教思想不得不延长到天人合一的伦理思想。正如《庄子》中说周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在宗教观念上的敬天，在伦理观念上就延长而为敬德。同样地，在宗教观念的尊祖，在伦理观念上也就延长而为宗孝，也可以说"以祖为宗，以孝为本"。周代的伦理思想之所以以德、孝二字为其骨干，是因为嗣王欲求保天命，须使"先天的"配天与"后天的"配天相统一。周代氏族国家，在主观理想上原来是基于上帝神与先祖的授受来巩固其生产关系或为其生产关系服务，但在内部的阶级分化和对外战争的扩大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土地为氏族贵族所有，为了维持氏族贵族的专政，就必须建立政治与思想的基本模式：德--天，孝--祖。特别在昭王、穆王以后，敬德的伦理思想和配天的宗教思想，表现为一种统一，同时孝祖的伦理思想也和宗祖的宗教思想又表现为另一种统一。周人在宗教与国家的结合方面是宗庙社稷的形式，因而在宗教和伦理的结合方面也是德--天和孝--祖的思想形态。

③哲学观念方面　在哲学观念上，西周时代首先继承了殷商时代的"天"

的思想。比如周人取得政权以后就说："丕显文王，受天有（佑）大命。"（《大孟鼎》）"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周书》）周人所以要大讲特讲"天"，是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周人要说服原来在殷商统治之下的人，表明周接替殷进行统治，也和殷有国家的情形一样，并非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是"天"即上帝的意志，是承奉上帝的命令来执行统治的。但是周人和殷人对待"天"即上帝的态度却有所不同。殷人虽然为了下帝的政治需要而抬出上帝来，但是从没有公然怀疑过上帝。周人却不然，他们在某种情况下又表现出对"天"即上帝的怀疑，甚至是否定。比如他们说："天辈（非）忱，尔时罔敢易法。"（《周书》）"无不可信。"（同上书）周人之所以要表示对"天"的怀疑，这主要是由于殷商的历史教训。殷人宣传天有意志，说殷人之所以得奴役被统治的种族，都出自上天的意志，认为只有这样讲才能使被奴役的种族规规矩矩，但是历史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情况，殷商末年还是出现了"前徒倒戈"（《周书》），致使统治权被周人所取代。从这一点来讲，"天"是不完全可信赖的。当然周人的这种怀疑只是讲给本族的统治阶级；而面对整个被统治、被奴役者，周人还是要大讲"天"的意志的，还是要用"天"来压服下民。

西周时的"天"即上帝和周人的祖先神是紧密相连的。天、帝的一般神跟氏族的祖先神相配的宗教哲学，指导着一切国家大事，就连国家的成立也是由于祖先受命于天帝的。金文中说的"受民受疆土"与"受有四方"的"受"，即受之于天帝之命。《诗经》中有关史料更多，例如："济济多士（指氏族子孙），秉文（王）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昊天有成命，二后（文王、武王）受之。"由此可见，西周的"天"即上帝和祖先神既分而为二，又合而为一。在殷商时代，上帝和祖先神原是二而不可混为一的，但是到了周代就不同了，"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上帝不喜欢殷人，而喜欢周人了，因为上帝要命现在的周人作邑、作邦、营国，又要命宗子维城而统治农村，又要命"受民受疆土"，即又要命土地国有与劳动力集中使用，这些都是周人受命不易的地方，只有"宣哲维人"才做天子。殷人既然不知道天命维新，在主观上努力与天命相合，那就无怪乎要退出历史舞台了。所以"假哉天命"即借助于上帝的命令，只有周人文王才知道，于是周人的祖先神便克配上帝。受民受疆土，既然都是文王受命于"天"，那么天命只是先王跟上帝的交涉了。然而，周人毕竟是翦殷而成立的城市国家，政权变易了，天命也要维新，单只靠"敬事上帝"（《周书》）的说法便难立足。因此《周书》中在先王配天的道理中，又另有如下的议论："天命不易，天难谌。""天畏（威）棐忱。""天难忱斯，不易维王。""惟命（天命）不于常。"西周的天命论是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国家起源论，一方面是"天命不僣"，另一方面又是"天命不于常"，两面都有道理。郭沫若曾注意到西周意识形态中的这个矛盾，他认为：西周时代"极端尊崇天的说话都是对待殷人或殷的归时的属国说的，而有怀疑天的说话是周人对着自己说的。。。周人之继承殷人的天的思想只是政策上的继承。"①在哲学观念中，西周还发扬了殷商的"五行"即五种物质原素说。相传有这样一回事：武王伐纣时刚到商的郊邑的一天晚上，士兵欢喜若狂，不曾入睡，一面唱歌一面跳舞，并且群起欢呼。《尚书》中曾这样记载："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以达旦。前歌后舞，假于上下。咸曰："孜孜无怠，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生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其中的"咸曰"即大家欢呼道："努力呀，水、火、金、木是咱们老百姓所赖以生活的；土为万物所出生，并为咱们老百姓所使用。"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欢呼的士兵当是殷人，因为有一部分被周人所俘获的殷人曾为周人所驱使而参加过伐纣。现在他们从征战中踏上了自己的国土，自然倍感兴奋；而在这兴奋当中，理直气壮地呼出了这朴素的五行说，借以对抗正在施行压迫手段的周人及其关于"上帝意志"的宣传与恫吓。五行说在民间如此广泛流传，必然影响到西周时代的文人贤者，于是出现了阐说五行思想的《洪范》篇。

《洪范》篇载于《尚书》，从其主要内容来看，应该说它是西周的一篇作品。其根据，比如近人已经提到的春秋战国时的作品，象《左传》（文公五年、成公六年、襄公三年）、《墨子》（《兼爱下》）、《吕氏春秋》（《贵公》、《荀子》、《修身》、《天论》）、《韩非子》（《有度》）等都曾引用过《洪范》里的词句。就是成书于西周的《诗经》当中，也可以见到引

①　见《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版，第20　页。

用《洪范》的痕迹。《洪范》全篇共分九章，第一章讲五行，第二章讲五事，第八章讲庶征，都是把五行思想作为一个先验的公式而推演出来的。

五行章原文说："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一段论述比较完整，除讲五行的来源，还讲五行的名称、次序、性质和作用。首先，指出五行说来源于改造自然的斗争。传说禹的父亲鲧在治洪水的时候采取只堵不疏的办法，违背了水和土的特性，结果治水失败了。禹改变了治水的办法，疏导引洪，符合水土的特性，终于治水成功。古代劳动人民对自然界的认识是在生产实践中逐渐丰富起来的。水、火、木、金、土的知识，对治水和农业生产都是不可缺少的。古人得到这些知识，是经历了失败和成功的反复实践才总结出来的，历史传说朴素地反映了这一真理。其次，初步认识到了五种物质的特性和作用，水向下流泻浸润，火向上蒸腾燃烧，木可以方直或者弯曲，金属可以铸造利器，土壤能生长五谷，这是关于五种物质自然属性的起码知识，可见西周时代还没有赋予"五行"以神秘的特性。再次，对五种感觉的来源作了唯物的解释。"润下作咸"，是说水溶化了一种东西以后能产生咸味，虽然没有说到盐，但天然水中常溶有盐分，是和水有润下的作用有关的。"炎上作苦"，是说火烧焦的东西能产生苦味。"曲直作酸"，可以理解为从木质中挤出来的汁能产生酸味，因为木汁中含着有机酸，挤出来要经过"曲直"的活动。"从革作辛"，可能是指金属的锈能产生辣味。无论铜绿或铁锈确实都具有辣味。"稼穑作甘"，大约是指粮食中的淀粉和糖份能产生甜味。总之，这里都是认为咸、苦、酸、辣、甜五种味觉，都由物质的某一种特性所引起，这是朴素唯物论的感觉论。古人为了认识一种物质，不能做科学的化验，往往要亲口尝一尝味道，岂不知这正是化学分析的起源。最后，从上述原文中我们看出，西周时人已经初步发现了五行之间的矛盾关系。水润下和火炎上，是矛盾的特性。木的曲直性和金的坚利性也是矛盾的特性。土可以吸收水份，火可以烧掉木头等等，也是矛盾的。反之，也可以从它们的基本特性中发现五行之间的联系性，如树木有水才能活，火有木头才能烧出，水有土才能润下等等，已经包含了五行相生相克思想的胚芽。其中有自发的辩证法因素。

当然上述分析到的观点发展到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更鲜明突出了。《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说："火胜金。"又哀公九年说："水胜火。"《墨子·经下》说："五行毋常胜。"这里的五行相生相克思想就更直白明显了。到战国中期邹衍创"终始五德"之说，把五行说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历史，这样就越来越使五行说带有神秘唯心论色彩了。

在哲学观念中，西周还发扬了殷商的"矛盾变化"的思想。这主要体现在《周易》一书中，比如该书中有许多属于对立思想的文字：吉与凶，福与祸，大与小，出与入，往与来，进与退，上与下，得与丧，生与死，外与内，泰与否，益与损等等。这说明世界是充满着矛盾的，是在矛盾中变化着。可以说，变易是《周易》的基本思想。《系辞》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而八卦和重卦的排列方式，很好地表现了事物周期性的演变。总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至于"否极泰来"、"泰极否来"、"小往大来"、"大往小来"、"无往不复，无地际也"、"终则有始"、"原始反终"、居"安"思"危"、转"危"为"安"、反"吉"变"凶"、逢"凶"化"吉"等等，则很好地反映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方向，是古代辩证法思想的极好写照。对此我们在本章的后面要有专节讨论。这里只阐述一下矛盾变化的辩证思想，在周人和殷人之间的承继关系。

许多学者考证，矛盾变化思想产生于殷人，而逐渐被周人所接受和发展。《易传》里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从这话中就已显示出"易"即"矛盾变化"的思想，是发生于殷周交替、殷人刚遭受周人奴役的时候。这时对于周人来说，当然希望他们所夺取的统治权能保持永远，但从被压迫中觉醒的殷人（而且主要是那些祝、宗、卜、史这些知识分子）则认识到：整个世界是在矛盾中变化着的；眼前周人的统治和过去殷人的统治一样，都不会保持永远，周人迟早也会有"降在皂隶"的一天。所谓陂的平了，平的也有一天会陂；大的去了，小的也有一天会来；宇宙间决没有所谓一成不变的永恒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的矛盾，都从它自身的矛盾中变化着。那么这种道理是发自周人还是殷人呢？郭沫若在《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中认为，《周易》非周人所作，因为周人在文王时文化还非常低落，文王本人还得亲自出马种田打谷和看牛牧马，哪里能写得出这样的书呢？当然除了文化的低落以外，周人那时刚刚登上政治舞台，处于统治者的地位，所以一切只在追求他们统治的永恒性。对于"世界是在矛盾中变化的"道理，他们一时还难于接受。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文化水平又高的殷人，则随时在"反鄙周邦"（《周书》），力图翻身易位，因此很自然地要宣传"易"即"矛盾变化"的思想。

历史一旦进入周人的统治江山稳定、而殷人的复位希望完全消失后，周人才从思想文化上接受殷人的矛盾变化思想。周民族自太王开始，已经是"实始翦商"，作王业的统一工作了。那么后人总结一下历史，研究一下策略，利用占卜迷信形式来继续维护统治，则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不应该把任何重大发明都归功于某个圣帝贤王。《周易》乃是周代很多人集体地、历史地加工而成的，甚至在成书之后还经过一些巫师们的不断加工。这些作者们完全可以面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将矛盾变化思想反映到《周易》书中来。如果要问西周时代对殷商时代矛盾变化思想有哪些发展，那就是与周王朝的统一相适应，在《周易》中更强调矛盾变化的整体性思想。《周易》把天地人组成的世界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由此去观察分析宇宙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认为宇宙没有绝对孤立的事物，万物之间无不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八卦和六十四重卦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每卦六爻之间存在相互制约关系，任意变动其中一爻，无论是阴爻变阳爻还是阳爻变阴爻，都会引起其他请爻关系的变化。《周易》的整体性关系是自然界和世界统一性的反映，也是西周统一后在殷人变易思想基础上所提出的新的世界观。

（二）"敬德"中的"祈天"和"保民"意识西周人从思想意识角度总结了夏、商两代的兴亡教训。在他们看来，夏商的兴起是由于他们的先王敬德，而其最终灭亡也是由于"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认为周人之所以兴起，也是因为世代有"德"，他们的祖先能够"积德行义"，文王姬昌"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认为"我道惟宁王德延"（《尚书》），就是说，只有像文王那样敬德，才能取得民心和天祐，保持统治权的延续绵长。"敬德"首先要无逸节性，就是节制个人的物质生活欲望，使其控制在适当的程度以内。过分追求物质生活享受是不道德的，而且很危险。汤革夏，是因为夏末的桀"大淫泆"，周代商，也是因为商末的纣王"诞淫厥泆"（《尚书》），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引起上天和群众的不满。无逸节性，主要是勤俭。周人认为"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先王最重要的教导是"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尚书》）。"惟土物爱"就是爱惜土物（粮食），他们认为这种节俭的人就是心眼好。周人斥责那些不知稼穑之难，而且也看不起劳动人民的青年："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尚书》）这个思想超出了一般奴隶主贵族的道德规范，这在3000多年前是珍贵的。

西周的统治者认识到，对于被统治者不能只用武力镇压，还要用软的一手来补充，因此提出要"惠于庶民"，"惠鲜鳏寡"，并提出"爱"这个规范，斥责一些贵族"尔心未爱"（《尚书》）。所谓"惠"和"爱"就是要给人民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爱护和帮助。作为统治者则要更多的"敬"即恭敬畏惧。"敬"原是警戒的意思，它要求统治者小心谨慎，不要放纵自己和放松职责。"王其疾敬德"，"汝往敬哉"，"往敬用治"，这一类的字句在周初的文告里经常遇到。强调恭敬畏惧是由于当时的奴隶主贵族直接由氏族贵族转化而来，没有经过大的斗争，他们先天不足，缺乏革新的气魄和力量。在复杂的斗争中，他们"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只能小心翼翼地祈天，小心翼翼地保民。

周人的"敬德"思想已经相当丰富，但是在西周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仍然是天命论。他们宣扬"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声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莫"（《诗经》），主宰着人类的吉凶祸福，就是他们的"敬德"思想也并没有脱离"天道设教"的范畴。但是周人对"天"的态度却远没有殷人那么痴迷，显得相当理智。按照周人的逻辑，"天命"既不是固定不变的，"惟命不于常"；又不是随意更改，没有准绳和依据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文王所以能"受天有大命"，即因文王的"保民"大德"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尚书》）。夏商虽然也都曾因其先哲王有德而得受"天命"，到后来却又都因其诸后立王"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因此周人主张"疾敬德"，说是"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但是周人显然清楚，倘若仅仅局限于笼而统之地谈论"敬德"即可"祈天永命"，"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对外则不易慑服殷顽民，使殷顽民"惠王熙天之命"，"比事臣我宗多逊"；对内则很难规劝得了西周新贵，使自己人"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尚书》）。因此周人在一再宣扬"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的基础上，又把"保民"视为"德"的突出标志，反复强调"天命"的归废转移是以"人王"能否"保民"为依据的。周公就曾把夏所以灭亡的原因归诸夏人"不肯慼言于民"，"不克开于民之丽"，"洪舒于民"，"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把殷亡的原因归诸殷的后嗣诸王"罔顾于天显民祇，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召公甚至还因此感叹说："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尚书》）

从《尚书》颇多周人内部相互告诫之辞的情况即可看出，周人格外重视向其自己人宣传其虚于"祈天"而实于"保民"的"敬德"主张。我们可以择要引述如下："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丕则敏德，用康乃心，厥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假殄"；"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这些引语都说明周人在其对内的宣传中的确更强调"保民"，更强调"保民"就是"敬天"，就可永享"天命"，而"敬天保民"就是"敬德"，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尚书》）。然而周人对"保民"的强调并未到此止步，他们还更进一步的声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尚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引《尚书》）；"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引《尚书》）。周人此说虽然意在强调"保民"的重要，以使其自己人更能准确无误地领会和接受他们一再宣扬的那种虚于"敬天"而实于"保民"的"敬德"主张。从而不仅有意无意地承认了民的存在终究要比人造的上帝实在，而且有意无意地把"天"与民的关系说成了民为主而"天"为属，把"敬天保民"的论调又拔高了许多，甚至可以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这是周人在神化"天"，毋宁说这是周人在神化民。周人所以如此强调"保民"，以至把民抬到如此地步，无非是历史教训和现实要求交相作用的结果，召公就曾作如此感叹："惟王受命，无畺惟休，亦无畺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尚书》）所以说周人的"敬德"主张的确体现了他们虚于"敬天"而实于"保民"的思想。

（三）周公制礼与后世的儒学周公是西周初年的大政治家、思想家。姬姓，名旦，亦称叔旦，是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曾助武王灭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等人不服，联合武庚和东方夷族反叛。他出师东征，平定反叛，大规模分封诸侯，并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作为东都。史说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主张"明德慎罚"。其言论见于《尚书》当中。周公自幼笃行仁孝，多才多艺，堪称儒家的理想人格。文王在时，他以孝仁而异于群子；武王即位，辅翼武王，又特以忠诚而见称于史。当时武王有病，群臣忧惧，卜求先王救助。"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愿以自身代替武王之身，且称曰："旦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史记》。当时人们以"死"为去"事鬼神"。）武王死后，成王在襁褓之中，周公当仁不让，毅然挑起了"摄行政当国"的重担。这就是荀卿所极力赞许的"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背）周也。履天子之藉，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揜迹天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乡（向）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势次序节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榖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荀子》）周公之所以能挤入儒家"圣人"的行列，最主要的一条就在于他一生辅国安邦的实践活动，在于他对周朝功勋卓著的政绩。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而"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又说，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则"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周公所做到的也正是如此，而孔子一生辛苦奔波、孜孜以求的，正是周公式的事业。由于向往周公，他梦寐之中也时时思念。以自身的品格、能力与政迹，为儒家思想学说提供了十分理想的典范，这正是周公对儒家学派的第一大贡献。

其次便是周公制礼。周公在完成东征的胜利和营建成周之后，即开始着手为周王朝制定新的政治制度。"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南书大传》）这套新的政治制度，就是《左传》记载的"先君周公制周礼"的所谓"周礼"。文献记载的周礼内容相当广泛，从道德标准到统治原则，从家族关系到政权形式，几乎无所不包。然而就其主要内容来说，首先还应该是关于宗族统治和政权统治的规定。为了保持王室的团结和稳固，周公采取了当时最可靠的办法，以扩大家族统治、加强血缘约束来维持社会安定。同时对这个大家族的各个层次的权力、义务和等级进行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因此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族组织法--宗法，便逐渐健全起来。宗法制度是宗族权力和土地占有的严格等级制度。在嫡长子继承制的约束下，一方面，它通过分级立宗解决权力分配上的矛盾，扩大和巩固家族统治的领导力量，"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礼记》）；另一方面，它又借此规定来限制各级宗族的权力和等级，使上下不可逾越，保障天子的正胤地位和对各级宗族的支配权力，"立天子，不使诸侯疑（拟）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拟）焉；立嫡子，不使庶孽疑（拟）焉"（《吕览》）。这样，全国范围内的各级贵族就在宗法和封建的双重约束之下构成一个多层次的宗法等级和封建等级相吻合的统治集团网。这个集团网中，周王是天下的大宗，又是海内的共主。各级封建诸侯做为小宗对周王必须"君之宗之"。诸侯在国内也是大宗，他们也以政治和宗法的责任约束支配大夫。如此，层层约束、层层支配，就使周王能够保证在宗族分权的情况下，通过"收族"来加强他对全国的宗族统治，同时又通过对各级贵族的约束来突出王权、保障王权。宗法对于封建的依赖和附着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长子继承权的所有者，即长子，是属于土地的"（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没有发达的封建等级制，没有"授民授疆土"的层层占有，就不可能有严密健全的宗法制。"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周公制礼以封建和宗法为基础，其要义就在这里。

周公被后世的儒家尊奉为"圣人"，说明周公制礼确实为周人的"王业"奠定了基础。当然，我们肯定周公制礼的作用，并不是说礼全是周公制定的，也不是说周公制礼完全是出于他一个人的创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论语》），周礼和夏礼、殷礼都有一定的渊源继承关系。然而，周公的伟大之处，却正在于他能根据新的形势吸收夏商以来的统治经验并给予创造性的发展，使之成为一套经营万方、严谨有致的"周礼"这一统治手段。历史上的《周礼》一书即使不是周公撰定，其思想也一定缘起于周公。《三礼》之一的《仪礼》也实本于《周礼》，因此也跟周公的思想有密切关联。可见，作为孔子及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之一的"礼"，也正渊源于周公。

（四）"以德配天"的天命神学周人在崇拜"天"的时候，总是要实实在在地讲人的"德"。只要人们对比一下《商书》和《周书》就可以发现，二者在宣扬天命迷信时，其所强调的上帝授命的条件是有差别的。《商书》在讲上帝授命给有德者为王、以及有德者才能保天命时，德的内容比较抽象。《周书》就不同了，它所宣扬的周先王之德和诉说殷纣王的不德就比较具体。《周书》中已经有忠、孝、弟、友等礼的范畴，宗教迷信就渗入到这些范畴中来维护它，并使其能发挥更大的效力。例如："王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伤其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天）曰，乃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文中的孝、友、弟都有具体的含义，还讲了不孝、不友、不弟的危害性。在意识形态上这些道德规范渗入天命神学，其作用是宣扬这些"民彝"（伦理）是"天与"的，而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处分泯乱民彝者是天命要他这样做的。

周公时代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伦理规范，归结起来不外以"父权"为轴心的"社会伦理"和以"君权"为轴心的"政治伦理"。周人把宗法血缘社会的人伦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伦理规范系统化，称之为"民彝"。这些"民彝"乃是天帝启示于民的。西周统治者极力宣传，西周大封建所建立起来的一切社会政治制度都是天帝的决定："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五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尚书》）这段材料的文字上假托夏代，实质上是西周大封建所建立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反映。它把国家规制的典、礼、刑、德、章、服说成是上天（上帝）的命令和意志。典、礼、刑、德、章、服的内容非常广泛，囊括了当时社会中政治关系和伦理关系的一切方面。所谓"天秩有典"、"天秩有理"、"天命有德"。。事实上不过是假托天命，用上帝的命令和安排来神化社会的等级区分和人伦关系，神化与之相适应的礼仪、言行、服饰等行为规范。

周人在把社会道德宗教化、神圣化的同时，又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伦理原则："皇天无亲，唯德是依。"既然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是天命所定，天对人事如何干与，则以人的言行作为是否符合于道德规范为转移。周人有"天命靡常"的观念，因此有以德配天、注重人事的理性精神。周王即使自称为天子，但周王还是人们观念中的主宰。只有他"以德配天"地接近于天帝，他才有权祭天：秋收帅官民谢恩于天的是他，春耕时求天神保佑的主祭者也是他。于是，在人与天神的关系中就含有了人事可以影响天神的那种巫术成份，以为其真正地以德配天，人们便可受之福祚，反之便自招灾殃。久之，周王自己仿佛就成了天神的化身，操持着天神上帝的诸种专责，以君临国家万邦万民。西周时代，一方面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尚书》），另一方面又惊呼"惟命不于常"（《尚书》），"天命靡常"（《诗经》），足证对天怀疑的思想是周人从克殷以来所形成的基本思想。既怀疑又崇拜，这情况完全是统治上的需要。《国语》中说："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于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礼记》也说："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祭祀上帝鬼神和治国的关系这里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因此，西周的社会生活同殷商一样，也把对上帝鬼神的崇拜作为国家政权的头等大事，《左传》成公十三年王室刘子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一书中，曾经分析了西周天命神学对后代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指出："正如我们在殷人那里找不到什么可以称之为理论的有系统的思想一样，我们在周人这里也找不到什么可以称之为哲学的东西来。"①在指出中国古代"亚细亚的维新路径"之后，该书说："和希腊相比较，中国的奴隶制是有着自己的历史特点的，希腊是一种城邦奴隶制，中国则是宗法奴隶制。在中国的这种宗法奴隶制中，确实不具备产生哲学的条件，而只能产生宗教的世界观。"②至于西周天命神学对后代中国哲学的影响，则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点：第一，由于西周的无神观念一方面保留了自然界百神之长的身分，另一方面又是宗法奴隶制的政治和道德的立法者，自然的属性和社会的属性纠缠在一起，分辨不清。这种情形影响了中国哲学，使它长期以来不能形成一个反映纯粹的自然本质的总体性的范畴，建立类似希腊哲学中的那种自然哲学。第二，由于西周天命神学的主要内容是为宗法奴隶制作理论上的辩护，所以后来的中国哲学对这种天命神学无论是继承、改造还是批判，都是围绕着对宗法制度的不同态度而展开的。这种情形也就规定了中国哲学以政治道德问题为主要内容，哲学直接就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是各个阶级和阶层为自己的利益进行辩护的理论形式，不像希腊哲学那样表现为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悬浮于空中的思辨形式。

①　《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　页。

（五）中华经典文化之首--《周易》《周易》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经典文献，堪称"众经之首"。它是一部实用性较强的古典哲学著作，文中对天地宇宙、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哲学的高度做了阐述，阐明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对伦理道德、思想方法、事物转化、新陈代谢、治军作战、刑事诉讼、婚丧嫁娶、夫妻关系、家庭教育、喜怒哀乐、居家旅行、生老病死，以及革故出新等等，都作了带有普遍规律性的论断，成为把抽象的哲理和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的典范，因此数千年来，被人们推崇备至，奉为至高的经典；而它的大演绎式的形式系统和数理构建，又被人们称作"宇宙代数学"。《周易》中充满着运动的宇宙观，阐发了一分为二、物极必反的运动规律，事物发展变化的阶段性、连续性和相对独立性，矛盾的相反相成、相辅相成等哲学思想。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中对天地宇宙，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解释，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不可能不间杂着唯心主义成分。这些都有待于我们的深入研究。

①《周易》的成书　流行的《周易》一书包括"经"和"传"两部分。

"易经"和"易传"都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在流传中形成的集体著作。前者发端于殷周之际而成书于西周时代；后者则完成于东周，其内容是对前者的解释和发挥。众所周知，《周易》与占筮有密切关系，而占筮在殷代已相当流行，八卦和六十四卦就是在占筮的基础上形成的。从现今保存的文物中看出，殷代已有契数的卦象，六十四卦的卦名也已存在。《礼记》载："孔子曰：。。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这说明商殷之时已有与《周易》类似的文献。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与《周易》有区别，如《周易》中"乾"在"坤"之前，而孔子去宋国考察殷文化所得之"殷卦书"，"乾"却在"坤"之后，但是《周易》与"殷卦书"在观念和思维方式上毕竟是一脉相承的。"殷卦书"可以看作是《周易》的前身。筮法卦书经过周人的改造，演变成现在《周易》的模样。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又说："西伯拘羑里，演《周易》。"有人据此认为史迁断《周易》为周文王所作，其实不符史迁原意。前述两处都使用"演"字，而"演，延也，言蔓延而广也。"（《释名》）。可见史迁是说，周文王对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引伸做过一定工作，并未肯定整个《周易》都是文王所作。从《周易》所涉及的史料来看，它记录了自周兴至西周晚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变故。如：泰卦六五爻和归妹卦六五爻有"帝乙归妹"的话，是指殷王帝乙将女儿嫁给周文王姬昌一事。随卦上六爻："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这里说的是周文王被殷纣囚于羑里，释放回国后在岐山行祭。升卦卦辞："南征吉。"可能是指周穆王大举征伐南楚，这是西周中期的事。履卦六三爻辞："凶。武人为于大君。"孔颖达疏：武人"欲自为于大君"。是说：带兵的人总想凭借自己手中的军事力量，控制西周王朝的大权，这是危险的。从中透露了当时政局不稳的情况，这恰恰是西周晚期的写照。《周易》中的确有许多地方表现出作者为西周王朝的衰败而忧虑忡忡的心情。《易传》作者对于《易经》作者的不安心情深有所察，因此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在《易传》看来，《易经》作者的意图在于，通过危辞提醒当时的统治者，使其惊觉和猛醒，希望他们能够转危为安。另外，从文学语言角度来看，《周易》的卦爻辞主要是散文，也有韵文，文辞形式和写作方法借鉴了民歌。其中有些爻辞与作于西周晚期的《小雅》接近，如明夷卦上九爻辞："明夷于巨，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中孚卦九二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些都很像是西周晚期的诗歌。

上述情况不仅表明《周易》应该说成书于西周末年，而且表明《周易》的思想和构成资料，融汇了西周及西周以前大量的文化精萃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周易》无疑是西周文化的结晶。

②《周易》的大意　我们分两部分大致介绍。

首先，关于"周"、"易"、"卦"、"爻"。古人向神灵卜问吉凶的方法，有龟卜和占筮。筮用蓍草，按一定法式推算出数目，求得某种卦象，依据卦辞、爻辞推测所问事情的后果。《周易》主要还是一部占卜之书，其中"易"字，有说为"简易"之义；也有说为"变易"之义，意为以揲蓍数目之变，推求问事之变，借以释疑。"易"前"周"字，有说指周代人的筮法；也有说指周遍之易，即探求普遍的变易法则。《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指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传"则是对"经"的解说。《易经》的卦象指卦的图象，由阳爻"-"和阴爻"■"两种爻象按每卦六画排列组合而成，共六十四种卦象。卦中六画的排列从下到上，用初、二、三、四、五、上表示位序，阳爻称九，阴爻称六，爻象共三百八十四。解说卦象的辞句称为卦辞，系于卦象之下，解说爻象的辞句称为爻辞。例如，■卦象，其卦名为乾，卦辞为"元亨，利贞"。六画皆为阳爻，均称九，下数第一画为初九，其爻辞为"潜龙勿用"；余为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诸位，各爻均系有爻辞。卦辞共六十四条，爻辞三百八十四条，加上乾卦"用九"，坤卦"用六"，总称为筮辞，共四百五十条。卦辞和爻辞的内容大致有三类：一是讲自然现象的变化，用来比拟人事，如大过卦九五爻辞说："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二是讲社会人事的得失，如渐卦九三爻辞说："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三是判断吉凶的辞句，如坤卦卦辞说："元亨，利牝马之贞"。据研究，卦、爻辞反映了奴隶制的社会情况。

其次，关于"八卦"。所谓八卦，就是由阴"■"和阳"-"两种符号，按三个一组排列组合而成的八组符号的集合。八个符号组分别象征天、地、火、水、风、雷、山、泽八种自然事物，相应赋予乾、坤、离、坎、巽、震、艮、兑八个卦名。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八卦有两种：伏羲八卦和文王八卦。如下做以简单介绍。

关于伏羲八卦。古人认为，八卦是传说中的伏羲氏画的。说伏羲氏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观察鸟兽印在地上的足迹和各地顺应自然天理而呈现的不同物象，近的取法于人身，远的取法于万物，归纳出八个符号而构成八卦。其实是否伏羲氏所画，难以确考。乃是伏羲八卦次序图，堪称天地万物起源的学说。这个图形的理论基础是阴阳相生，其"生"的意思是生长。古人对万物的生长，认为都是像地上生长草木一样，从下向上长，先有下面后有上面，顺序生长。开天劈地之前，也就是西方哲学家所说地球形成之前，为"太极"，表示天地尚未分开，宇宙万物浑然一体，是一团混沌的元气。这与西方的星云学说，天地演化学说中的"以太"有相似之处。然后，一分为二，天地浑一的元气分成阴阳"两仪"，构成对立统一关系，体现着宇宙间的相反相成、相辅相成。如生物的雌雄对立统一，互为条件繁衍生息；上与下的相对存在等等。继续由一分为二生长，由"两仪"生出"四象"：两仪中的阳分成太阳、少阴；两仪中的阴分成太阴、少阳。这就是根据阴阳相生的理论，即阴阳对立，又阳能生阴，阴能生阳，包含了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和阴阳各自自身的对立统一。再按一分为二，阴阳相生的原则生下去，由"四象"生出"八卦"：太阳生乾、兑；少阴生离、震；少阳生巽、坎；太阴生艮、坤。这个图表明，每卦所含阴阳的多少和位置各不相同。如乾卦，从"阳"到"太阳"再到"乾"都是阳，是纯阳。坤卦，从"阴"到"太阴"再到"坤"都是阴，是纯阴。其他各卦阴阳相互交错，阴阳的多少和位置则各不相同。把它用符号表示出来，以一长横"-"代表阳，以两短横"─　─"代表阴，于是得到：一乾■，二兑■，三离■，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这就是伏羲八卦的次序和符号，其中含有很深的哲理。关于文王八卦。历史上把伏羲八卦叫做"先天八卦"，文王八卦叫做"后天八卦"。它们之间在八卦的次序和方位上有所不同，但主要意思都是相同的。文王八卦的方位图，为后人所沿用。

八卦符号所象征的自然事物（即卦象）是：乾■，象征天、君。阳覆盖万物，如君王主宰世界。

坤■，象征地。蕴藏万物。

震■，象征雷。阳气在下，向上鼓动而生雷。

巽■，象征风。阴气在下，向上鼓动而生风。

坎■，象征水、雨。阳在阴中，外柔内刚，如雨水滋润万物。

离■，象征日、火。阳在外，阴在其中，如太阳、如火烤晒万物。

艮■，象征山。阳气在上阻压阴气，如山阻挡万物。

兑■，象征泽、悦。阴在上，使万物受到恩泽而喜悦。

《说卦传》把文王八卦总结为"出震成艮"：天帝出于震，到巽则万物出齐，到离万物生成明显易见，到坤天帝把万物成长结实的任务交给地，到兑万物成熟而皆大欢喜，到乾阴阳、昼夜、冷暖交替发生争斗，到坎万物劳累而休息，到艮万物生息一年告成。对这一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进一步解释是：天地万物都从震开始，震就是东方。巽就是东南方，齐是万物生齐，彼此区分开来。离是光明的意思，万物清晰可见。因为离在南方，圣人坐北朝南，听取天下政事，就是面向光明治理天下。坤是地，万物都由其养育，所以天帝把抚育万物的任务才交给地。兑在西方，是秋天，万物结实而成熟，所以皆大欢喜，告祭天帝。战于乾，是因为乾在西北，日落西北，秋去冬来，阴阳相侵。坎是水，在北方，主劳累，万物收藏，所以到坎万物停息。艮在东北，万物完成一生的变化，将要重新开始新的一轮，所以说成艮。由于《周易》在古代不是一部单纯理论著作，而是一部指导社会生活实际的实用卦书，所以先秦诸子又把文王八卦所象征的事物分类作了解说。为了方便读者，现将诸家说法综合列表。

物卦名物类名自然人伦天干地支方位季节五行形状颜色德行器物植物乾■　天父君戌亥西北秋冬之间金圆直大红阳、刚、健、言、寒水玉、衣、大车木果马、良老马、驳马、坤■　地母臣妾未申西南夏秋之间土方黑黄阴柔、文静、顺、众布、锅、大车、柄、囊、裳、浆、牛、子母、牛、母马。

震■　雷夫长男甲乙卯东春木宽玄黄动逐言大途、玉鼓，茂竹、芦苇，龙。马左后腿白额、急进。巽■　风妇长女辰巳东南春夏之间木长高白进入、退、工、恭顺绳直杨，不结果，鸡、鹳坎■　水雨月中男壬癸子北冬水红隐伏、陷险、通、孚、劳弓、弧、轮、宫、栋、桎、梏丛棘、蒺藜、木尖多刺猪。马脊、性低头、曳引、离■　火电日中女丙丁午南夏火明丽、依附、矢、甲胃、刀、篱、网、树木中空折断雉、鳖蚌、龟艮畺山少男丑寅东北冬春之间止、拘小石、小路、门阙、阍寺瓜果、多节树，狗、鼠、黑嘴鸟兽、山龟，虎、狐。

兑■　少女庚辛酉西秋金悦常树枝折毁，果落。

羊、泽龟、鱼、蛙虎（阳）、豹（阴）

③《周易》的哲学思想　《周易》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尽管在文辞上它大多不是哲学的直白，但是我们透过它的形式结构和基本内容，却可以分析和把握住它的哲学思想，如朴素的辩证法、唯物论及唯心论成分等。首先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具体来讲：对立观念。《周易》以"阴"和"阳"为最基本的对立方面组成八卦，显现出天与地、雷与风、水与火、山与泽四对矛盾。在重卦里，又进一步演变为三十二对矛盾，如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等，俗称正反卦。六十四卦都是按正反两卦的对立形式排列而成，重卦中，一部分卦还有上（外）卦与下（内）卦的对立关系，例如既济卦（■）是水在火上，上下卦之间构成一对矛盾。另一部分卦，上下卦之间虽然没有明显的矛盾关系，但卦象同实际事物的关系是反常的，也构成一种矛盾。例如尖卦（■）是泽在天上，本来泽与天不是矛盾关系，但天外有泽的卦象同实际情况是矛盾的，意味着不正常。因此在卦爻辞中连连发出"有厉"、"不利"、"不胜"、"终有凶"的警告。此外，在占卦中还有卜问的事情（如能否出征？）同所得的卦意之间的矛盾，如果正巧遇到夬卦，卦辞说"不利即戎"，统治者就视为出兵的禁忌。古人在占卦时经常采用双卦占法，连续算两卦以比较初卦与变卦（即前卦与后卦）的关系，目的也是为了寻找两卦中的矛盾关系来辩疑，推断可能产生什么结果。可见《周易》是把矛盾对立关系看成是普遍存在的关系。

联系观念。对立面相互联系、彼此交感，这是《周易》最重视的矛盾性质。它初步把阴阳对立的关系划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对立中呈现交感的关系，一种是对立中完全排斥的关系。认为前者有利（吉），后者不利（凶）。例如，泰卦（■）的象是地在天上，按照天地分布的常态应该是天在地上，卦象中天地易位，阳气要上升，阴气要下降，就发生交感、吸引、转化。其卦辞说这是"小往大来"（天阳为大、地阴为小），阴阳贯通，象征着顺利通达。为什么天地易位就会发生交感呢？其爻辞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阴阳对立使天地经常处于运动之中，天地离开了原来的位置，还要返回去，阴阳二气就发生了交流、吸引、交合，被认为是有利于万物的生化。相反地对立中没有交感，只是一味地排斥，那就要出问题。比如和泰卦相对的否卦（■），它的卦象是天在地上，天地各处原位，按照阳气上升、阴气下降的特性，卦象中的天地出现了隔绝、分离、相斥的趋势。天地不能交感，阴阳不能贯通，不利于万物的生化，因此象征着不顺利。但到阴阳的排斥发展到一定程度，又会向它的反面转化。否卦发展到最后就会转化为泰卦，不顺利又转化为顺利。它的上九爻辞说"倾（颠倒）否，先否后喜"，这就是所谓"否极泰来"的转化观念。此外，如既济卦（■）是水在上火在下，水性润下，火性炎上，水上与火下的情势必然引起动荡，所以既济这一卦表示事情的顺利，有前途。与此相反，未济卦（■）是火在上水在下，这样就不会引起上下的相交，所以未济这一卦意味着事情的不成功，既济意味着事情的成功。阴阳对立中只要有交感，就会吉利顺当；没有交感而只是排斥，就会不吉利，甚或凶险--这一辩证的思想贯串着整个的《周易》。另外还有一种卦，如表现天火关系的同人卦（■）与大有卦（■），天山关系的遁卦（■）与大畜卦（■），山火关系的旅卦（■）与贲卦（■）等等，也大多是不很吉利的卦。其原因在于：这些卦的上下卦都是阳性的，它们的关系是相斥而不是交感的；由于阳气过盛，反而会向衰弱方面转化。在六十四卦中，阳卦十六，阴卦十六，阴阳卦三十二，除去上下卦是单一形式的八卦以外，交感的卦和相斥的卦基本上各占一半（也有例外）。这说明《周易》是把交感和相斥作为矛盾关系的两种特性和两种基本形式来看待的。从矛盾的特性来说，交感的观点反映了对立面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的关系；相斥的观点反映了对立面互相排斥、互相分离的关系。简约而粗糙地反映出矛盾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观点。从矛盾的形式来说，交感的观点表示了非对抗性的矛盾；相斥的观点表示了对抗性的矛盾。不过，所有这些观点都是以简单的、原始的、朴素的、自发的和神秘的形式表现出来，既缺乏科学的根据，又没有形成理论。所以我们只能把它看成是关于矛盾特性与矛盾形式的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因素。

发展观念。发展变化的观念也是贯串在《周易》中的一个基本方面。《周易》认为在世界上没有东西不在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本身又有其阶段性。因此，对每一卦的每一爻都作出一般原则性的说明，认为事物刚开始时变化的迹象还不显著，继续发展下去变化就深刻化和剧烈化了，发展到最后阶段超过了它最适宜发展的阶段，它就带来了相反的结果。以乾卦（■）为例：初九（第一爻）：潜龙勿用；九二（第二爻）：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第三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第四爻）：或跃在渊，无咎；九五（第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第六爻）：亢龙有悔。

这里用龙的出现、变化说明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共同规律。龙是一种能飞腾变化的神物，它象征统冶者。这是图腾崇拜遗留下来的传统宗教观念。在这一卦里，主要在于以龙为例，说明一切事物有进就有退，有得就有失，有顺利就有不顺利。事物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招致相反的结果，过渡到它的对立面。具体点说，《周易》把乾卦中的阳爻比做龙，象征刚健的阳气。第一爻是"潜龙"，阳气初升；第二爻"见龙在田"，阳气出现在地面；第五爻"飞龙在天"，阳气正盛，力量最为充沛；第六爻"亢龙有悔"，阳气过盛就要变衰，于是乾卦就要向坤卦（■）转化。坤卦的发展变化也是一样，其第一爻"履霜，坚冰至"，表示阴气始动，而到第六爻"龙战于野"，阳气出战了，说明阴气也由盛而衰了。《周易》中大多数卦的第一爻和第六爻所系的爻辞，往往包含着"变起于微"、"物极必反"的观点，朴素地反映了渐变发展为突变的思想。另外还有"吉"、"凶"互变，比如由凶变吉的事例："先否后喜"（否上九），"先号啕而后笑"（同人九五），"枯杨生稊"、"枯杨生华"（大过九二、九五）等等；由吉变凶的事例："过涉灭顶"（大过上六），"先笑后号啕"（旅上九），"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明夷上六），"不宁方来，后夫凶"（比卦辞）等等。那么，发展变化有没有规律性呢？《周易》把卦的发展变化看成是有规律的，阴阳两爻按六个一组排列组合成六十四卦的体系，共有三百八十四个爻变，每一占又把前后两卦联系起来，爻变就更多了，卦就是在这个数的序列中周转、运动、变化的。在古人看来，这是一个足以表示天地间无穷变化的极为奇妙而神秘的体系。至于说用排列组合数学能否揭示宇宙的全部规律，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是否都服从这一数学规律，那是另外一回事。而《周易》在整个世界人类还处于文明不发达的古代，对解释宇宙规律能做出这样的尝试，这不能不说是当时人类智慧发展的高度体现。

系统观念。《周易》以其六十四卦象和卦爻辞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系统，具有自己特殊的结构。卦象的设计和某些卦爻辞显示出，《周易》已经具有以圜道为特征的整体系统观念，而且对于系统运动的规律性也有了最初的了解。对此，我们从三方面给以介绍。

第一，整体性把握。《周易》的整体性把握的观点，鲜明体现在它的医学思想中。艮卦卦辞说："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意思是说：如果只注意到人体之背部，而没有照顾到全身，那就像走进一户庭院却没有看见主人一样。全身为整体，脊背是局部。主人为一个家庭的灵魂，会见主人是进入庭院的目的，进入庭院只不过是会见主人所须采取的手段和步骤。所以，用走进庭院不见主人来比喻只顾局部不获整体，包含着重视整体，将整体视为事物之本质和主旨的思想。这句卦辞与我们现在常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相近。《周易》的整体观点在卦象和六十四卦的编排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序卦"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周易》以代表天地的乾坤二卦起始，将象征万事万物的其余六十二卦置于其后，分明显示出要把握宇宙整体的意向。无论六十四卦抑或每一别卦，特别是卦象，都是整体性结构，必须从整体上去理解，才能抓住其实质。"系辞上"说："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止，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这里所说的广大远备，其实不光是肯定六十四卦概括了万事万物，同时也是赞誉《周易》做到了从整体上认识世界，因而抓住了一切事物的本质，对天下事作出了满意的解释。

第二，建构关系与结构。在《周易》中，八卦和六十四卦图形代表了大千世界的动态之象和复杂多变的整个宇宙过程，然而它们不过是由阳爻（-）和阴爻（─　─）这样两个十分简单的符号所组成。阴阳二爻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周易》充分利用了一切事物都具有特定关系与结构的原理。书中通过一定数量（三和六）阴阳爻的错综关系，表示各种不同的事物，如用三根阳爻表示"乾"；三根阴爻表示"坤"；上面两根阴爻下面一根阳爻表示"震"；下面两根阴爻上面一根阳爻表示"艮"；中间一根阳爻，上下各一根阴爻表示"坎"。"震"、"艮"和"坎"虽然都是二阴一阳，但由于排列次序不同，阴阳爻所处的关系各异，于是形成了不同的结构和卦象，成为不同事物的象征。"兑"、"离"、"巽"也是根据同样道理而显示出它们的差别。

八经卦和六十四别卦都是以关系和结构为基础的，而且最基本的是阴阳对立统一。损卦六三爻辞说："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过去一般仅从字面或象数上解释，其实这两句话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将其引申开来，意谓事物总要结成对子存在，总是以对立统一的方式向前运动。《周易》这一思想更是巧妙地贯串于爻和卦的安排之中，表现在阴爻（─　─）和阳爻（-）所代表的事物及其关系上，表现在乾卦和坤卦、上（内、表、彼）卦和下（内、里、己）卦、成对耦相邻之二卦（"非覆即变"）等等的矛盾关系上。另外，除了阴阳对立统一作为始基结构以外，在六十四卦象和《周易》的论述中，主要有两种结构模式，一是构成别卦的六爻结构，一是八卦组成的八卦结构。

六爻结构由六根爻叠次排列而成。上三爻和下三爻分别组成上下二经卦，成为从属六爻系统的两个系统。六爻之间和上下卦之间形成稳定的结构关系。《周易》认为六爻结构中的位次具有重要意义，它说："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初爻为事物之始，上爻为事物之终。初爻之时，事物如何发展尚难于看出，到了上爻，既见结果，固然可判断全局，但要想全面细致地了解其发展过程，辨别刚柔错杂的性质和是非真假，就非得依靠中爻，即二、三、四、五爻不可。关于八卦结构，"说卦"分析道："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依据这段论述，可制成八卦方位结构图。其简略表达可据上述。

第三，呈现全息系统。《周易》原本是占筮之书。"筮，数也。"（《左传》）占筮的方法主要依靠数的分配和排列。阴爻称六，阳爻称九，六和九即来源于筮数。"系辞上"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筮法认为，天地阴阳与数有确定性的对应关系，即奇数为阳，偶数为阴。所以万事万物可以用数来表示。天地阴阳的推演变化，可以转换成奇数和偶数的关系。反过来，数量的奇偶关系也能够转换成天地间的阴阳之象。而筮法所应用的"大衍之数"，正与天地阴阳相符，因此在行筮过程中，对大衍之数"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于扐"所获得的一系列筮数，可以按奇阳偶阴规则依次转换成刚柔六爻的卦象，以表示天地万物的运动。在《周易》看来，筮数的获得，正是天启的显示。所以说："参天两地而依数"，"极数知来之谓占"。由此可见，筮数、卦象、卦爻辞包含着相同的信息，是同一信息内容的三种不同表达形式。筮数和爻象可看作两种人工信息码，筮数的依次获得是一种编码过程，即将某种信息以规定的数字码表示出来。从筮数到卦象，再到卦爻辞，是对信息码的层层译解。

《周易》认为自身已将宇宙的全部道理和变化囊括到六十四卦之中，所以它说："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意谓六十四卦贮存了关于宇宙的全部信息，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信息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个信息库放在那里，自己不会思想，不会说话行动，但是通过一定的检索方法，即可从中找到你所需要的有关世界变化的信息。检索方法不只一种，除了各种不同的筮法，通过筮数的奇偶变化作为检索途径之外，也可根据"序卦"对六十四卦次序的论述，编制成按照内容进行分类的检索方法。由于内容极为丰富，《周易》既可作为筮书，也可作为百科全书使用，其卦象还是一套以符号和图象表达义理的独立系统。因此可以针对不同的用途，编制不同的检索方法。"系辞下"说："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可见，《周易》的六十四卦既可看作一个信息变换系统，同时又是一个关于宇宙和人事变化的信息贮存系统。由于六十四卦的特殊结构，再加上后人的义理阐发，它已成为一个有趣的全息系统。它以卦爻这种特殊方式，反映了宇宙的全息特性，这在世界思想史和认识史上也是一大奇迹，一大成就。其次，《周易》中还表现着朴素的唯物论思想。这主要是它那种观物取象的主张。《周易》从人们生活经常接触的自然界中选取了八种东西作为说明世界上其他更多东西的根基。它们是天、地、雷、火、风、泽、水、山。在这八种自然物当中，天地又是总根源，天地为父母，产生雷、火、风、泽、水、山六个子女。这是一种十分朴素的万物生成的唯物论观念。《周易》认为自然界也跟人和动物一样，由两性（阴阳）产生的。"系辞"说"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所谓"近取诸身"，即是指男女两性的差别，"远取诸物"是指人类以外的昼夜、寒暑、牝牡、生死等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周易》从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抽象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它对后来的哲学、科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阳代表积极、进取、刚强、阳性等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阴代表消极、退守、柔弱、阴性这些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世界就是在两种对抗性的物质势力（阴阳）运动推移之下孳生着、发展着。

在《周易》的"易传"中所提出的唯物论思想更加丰富，几乎成为一种思想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具体内容是包括天道、地道和人道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至于它的表现形式则是全面地利用了"易经"的框架结构。它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既然"易经"的框架结构是对客观外界的一种象征和反映，那么它所表现的包括天道、地道和人道的普遍规律就不在它的框架结构本身，而在不依赖于它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外界。在这条唯物论思想的指导下，"易传"不是以"易经"的框架结构为基础来推演关于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而是从直接观察自然和社会现象出发来研究它们的普遍规律，因此"易传"最有名的说法是："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认为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只有各种各样实在的物质。这也是"易传"贯彻唯物论思想所确定的基础和前提，并由此出发，围绕着天地万物是怎样生成和运动发展的规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易传"直接论述天地生成万物的过程，把天地归结为生成万物的实体。它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相遇，品物成章也"；"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究竟天地是怎样生成万物呢？"易传"认为是由于天地中的阴阳二气交互感应的结果。它说："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者，立本者也"；"乾之大始，坤作成物"。

"易传"从"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的命题出发，探讨万物生成的规律问题，最后概括出了一条总的原则，叫做"一阴一阳之谓道"。然后又根据这条总的原则去说明其他一些哲学问题，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是根据一条唯物论的思路一步一步展开的。首先，"易传"把"易经"的框架结构看作是一个反映客观外界的体系，然后就撇开它，直接以客观外界为对象，解释万物生成变化的规律。它利用了传统的阴阳学说，从观察认识客观外界本身来总结出这个规律。但是，当"易传"把这个规律纳入"易经"的框架结构之中，借用宗教巫术的形式来表现时，却产生了严重的混乱，离开了唯物论的思路，而滑到唯心论思路上去了。这时它又不把"易经"的框架结构看作反映客观外界的体系，而看作先验的体系。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形在古代哲学中是经常并存于同一个哲学体系中。

在《周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当中，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带给它的许多糟粕。《周易》相信"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大有上九）。西周统治者的天命观，使《周易》中的朴素辩证法蒙上一层厚厚的神秘主义的污垢。这种唯心论世界观，使其中朴素唯物论因素和朴素辩证法观念却为非科学的占筮活动服务了。因此，《周易》的矛盾观并不彻底，存在一种单纯追求调和的倾向。它的发展观也不彻底，存在一种忽视超越、崇尚循环的倾向。这些消极的思想因素，在后来的反辩证法思潮中，如在从孔丘到思孟的"中庸之道"、庄周的相对主义、邹衍的"五德始终"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最重要的是，《周易》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对后代中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易》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十七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读到《周易》后赞叹不已，认为它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数学上"二进制"的思想，这是一个惊人的贡献。目前，"易学热"不仅在中国出现，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呈发展趋势。

七、炎黄传统文化的承前启后--西周（下）

（一）《尚书》和《诗经》中所见周代思想意识《尚书》也称《书经》，或简称《书》，被列为传统儒家经典之一。"尚"即"上"，上代以来之书，故名。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汉书》说《尚书》取材的时代是"上断于尧，下论于秦"，"上断于尧"未必靠得住，但是象《盘庚》这篇商王文告，可能是商朝的史官写的，这已经是很古的历史资料了。西汉初所存二十八篇，即《今文尚书》。另有祖传汉武帝时在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二种。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尚书》中与哲学思想有关系的是：《洪范》、《大诰》、《康诰》、《召诰》、《洛诰》、《无逸》。其中《洪范》篇的原初就是商末周初的作品①，其余几篇可以代表周朝的统治者特别是周公的思想。司马迁在作周史时，便以《尚书》为主要依据，有的全文收入，如《牧誓》、《金縢》等篇，有的收其一半。从记载形式看，《尚书》确有记言、记事之分，所谓典、谟、训、诰、誓、命等，就是王侯对于臣僚的讲演、命令、宣言和谈话记录，均属"记言"之作。"记事"的作品较少，仅有《金縢》、《顾命》两篇。前者记述周公藏书金縢之匮（铜绳捆束的匣子），成王开匣取书，看到周公旦的祝辞，了解其忠诚之后大为感动的全过程；后者叙述了成王临终遗嘱和康王继位登基、朝享诸侯的全过程。记事的篇章在西周还属少量，这当是一种新兴的文体。

《尚书》中的《洪范》通过武王与箕子的对话，提出了关于"五行"的观念。"五"指五物，"行"指运动。"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的运动变化。《洪范》认为水性润下、火性炎上、木可曲直、金可变革、土宜生长庄稼。这虽然是从表面现象上去说明五种物质各自的属性，但是它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由这五种基本元素构成，则是一种解释世界生成的朴素唯物论观念。对此，我们在上一章的第一节中已做了分析，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考察神权政治的演变过程，是研究《尚书》内容的重要方面。从《尚书》的记载来看，神权政治基本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商以前是第一阶段，商以后是第二阶段。在《尚书》中，属于商代以前的一共有九篇，其中虞夏四篇，商代五篇。虞夏四篇显然属于后人的追记或假托，难以据为信史。商代五篇则基本上是真的，从这五篇的记载来看，可以窥见当时神权政治的大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均引《汤誓》）"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予迓续乃

①　学术界对于《洪范》篇的产生年代说法不一。自刘节先生著《洪范疏证》（1928年）之后，许多学者都认同《洪范》为战国作品。当然也有认为是春秋时代的，也有认为是秦汉时代的。刘起釪先生曾著《洪范成书时代考》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　期），经"思想内容上的"详细考证，又认为"《洪范》的原本最初当是商代的"。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则认为：《洪范》中所讲的箕子"曾为殷朝父师，是商奴隶主贵族中的开明分子，曾被纣囚禁。《洪范》中有些部分是后人的解释，混入正文的"。根据这些大家的主张，我们姑且认为《洪范》的雏形"原本"产生于商末周初，只是后人（如春秋战国等）"混入"一些解释。

命于天。""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均引《盘庚》）这里的"天"和"上帝"就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天子是代天行令的人，所以不但一般人要绝对服从上帝的命令，就是天子也要服从上帝的命令，他代表上帝来行使征讨和赏罚。要而言之，这就是神权政治的基本内容。在《尚书》中，记载了神权政治的第二阶段是从周代统治者对传统的宗教神学提出修正开始的。这里主要是提出了"德"与"天"、与"民"、与"罚"的关系。"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均引《康诰》）"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梓材》）"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召诰》）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周代统治者对于"德"的重视。这个"德"不但跟"天"有联系，而且跟"民"也有联系。"德"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只有推行"德"政，上帝才不会断绝天子的大命，并使他永远保持大命。同时也只有推行"德"政，才能获得"民"的拥护。文王由于有德才开创了周国；纣王由于失"德"才招致殷商的灭亡。可见"德"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正因如此，周代统治者郑重其事地提出了"敬德"。由于"德"和"天"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敬德"也就是"敬天"；又因为"德"和"民"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敬德"也就是"保民"。因而后人把这种思想归纳为"敬德保民"或"敬天保民"，这种思想在《尚书》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周书十九篇，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并一再宣扬的，也就是这种"敬天保民"的思想。

但是周代统治者并没有把"德"看成是万能的，因此除了"德"之外他们还从法上提出了"罚"，并且把"德"和"罚"结合在一起，叫做"明德慎罚"。尽管说要"慎罚"，但从《尚书》的记载来看，这种"罚"却是十分严厉的。"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意思是：根据周代的利益，可以延用殷商的法律规定，该用刑的用刑，该杀的杀）"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意思是：破坏上天所赐的人伦之道，就要迅速根据文王所定刑法严惩不贷）"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意思是：对聚众饮酒者要全部抓获解进京城，我们要处死他们）《尚书》中有非常丰富的法律内容，其"明德慎罚"的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后代统治者的"德威兼施"、"宽猛相济"的思想就是在《尚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后来《左传》中的"民本"思想，其源头也可以看作是《尚书》中的"敬天保民"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尚书》的政治思想是后代统治者政治思想的蓝本。因此，深入研究《尚书》对于研究我国古代上层建筑，具有重要意义。

再说《诗经》。《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虽然属于文学作品，但是由于其中有许多西周时代的思想史资料，所以在此我们给与较详细的介绍。《诗经》原本只称作《诗》，后来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所以称为《诗经》。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而编成于春秋时代，共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相传周王室有派专人（称"行人"或"遒人"）收集民间诗歌制度，称为"采诗"，后人或以为其中不少作品的辑集与这种制度有关。《诗经》中的"国风"部分，现代研究者一般认为大都是民间诗歌，不少篇章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混乱，贵族统治集团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于人民的劳动和爱情生活也有所反映。出于统治阶级的"雅"、"颂"部分，有些是宴会的乐歌；也有不少暴露时政的作品，表现了对周室趋于衰落的不安和忧虑；还有一些祀神祭祖的诗，提供了关于周的兴起、周初经济制度和生产情况的重要资料，但其主旨在于歌颂功德，宣扬统治者承天受命的思想。

《诗经》中表现了相当多的天道思想。我们知道，西周时人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从上帝神与祖先神的结合出发的，由此产生了周初的天命观。到了周公时代，这种天命观有了一次变革，即一方面依然保留宗教的信仰，另一方面又补充了伦理思想即"有德有孝，四方为则"。然而《诗经》却违背这一正统思想，它不但责难上帝神，而且怀疑祖先神。这种意识形态具有唯物论的思想萌芽，在客观上可以说是周初思想的否定。下面引述一些主要诗句。

"天方艰难，曰丧厥国。"

"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

舍彼有罪，既优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

"不弔昊天，乱靡有定。"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上帝虽然在意识中没有被完全否定，但好象变样了，反常了。这是怀疑上帝并接近于否定上帝的思想表现。人们怀疑或否定上帝，时常是社会危机的反映。对比一下"周颂"和"大雅文王"的天命观，便知道周初的上帝神是如何值得"以天为宗"，厉王以后的上帝神是如何遭受人的攻击。宣王中兴，曾一度使上帝复活，但已经没有周初那样，凡大事必说天与上帝的授受了。比如"大雅"和"小雅"中的许多诗，就没有一句提到天帝的命令，而如果按周初的思路，一定是首先说"天命匪解"、"今王嗣受厥命"。当然偶尔也提到"天"字，比如："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监有周，昭假於天。保兹天子，生仲山甫。"这里所出现的"天"字如跟周初的"天"字相比较，就会发现很大不同。第一，周初天命的功用在逻辑上是全称，只要配天受命，命就一如人意。此处所讲的天命在逻辑上是特称，仅以降生佐王的大臣为天命。第二，周初配天命的原则在逻辑上是特称，天命只与先王结合，降福子孙。此处所讲的配天命的原则是全称，不但贵族可以配天，而且一般的人民也和天命有关了。因此可以说，周初天命观已经对现实让步了。

天命思想的变革，一方面怀疑上帝与天，另一方面便要怀疑先王祖宗了。比如："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胡不相畏，先祖於摧。""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藐藐昊天，无不克巩。无忝皇祖，式救尔后。"（均《大雅》）"先祖匪人，胡宁忍予？""父母生我，胡俾我瘉？"（均《小雅》）诗章很明显地指出，先祖、皇祖、父母都不能赐子孙以福禄了，在大命告终的时候，祖先神对子孙没有一点援救。反之，人在不畏天的时候，也就要把先祖推翻了。

在西周统治者的思想意识中，上帝和祖先是两大支柱。然而一旦这种支柱动摇，臣民就要产生藐视、讽刺甚至反对统治者的思想观念了。《小雅》中有位作者"巷伯"（后代的掖庭长），他是周天子的一个侍人（后代的宦官），他作诗就对周天子的昏聩发泄不满，说这位天子好听阿谀谗言，因此好人受气，坏人当道。统治阶级内部的日益腐朽，劳动人民的苦难必然更加严重，于是他们会更加不满，呼喊得更为强烈。魏风《伐檀》大约就是伐木的奴隶喊出的抗议呼声：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

他们对那些不劳而食的奴隶主发出了义正严辞的质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劳动人民朴素简明地道出了人生的正确准则：不劳者不得食。

平民的生活，也日益下降。魏风的《硕鼠》，盖是当时的"国人"的呼声：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它将剥削者比喻为肥胖的老鼠，人民终年供养着它，而它却不顾人民的死活。这种情景描写得惟妙惟肖，贴切生动。当人民百无聊赖，憧憬着一个美好的"乐土"的时候，宗周的旧秩序也就行将崩溃了。在小雅《十月之交》里，当时一位知识分子--士，敏感地觉察到了时代的脉搏，变革的前兆，于是向社会发出了警告：烨烨震电，不宁不令（好）。

百川沸腾，山冢崒崩。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闪电劈空，江河沸腾，山崩地裂，上下易位的政治大变革将要来到了，正如诗人所预言的，西周王朝也随即复灭。这首诗是《诗经》中唯一有确切的写作年月可考的，因为它开篇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由于指出了日蚀的月份，日期（朔日）和日子的干支（辛卯），因此后代的天文学家推算出这一天是公元前七七六年（周幽王六年）的夏历十月初一日。我们知道，过了五年之后（公元前七七一年）西周王朝就在内外夹击之中崩溃了。随着春秋时代的来临，古代社会就出现了巨大的变革局面。

（二）社会演变促进旧观念的革新西周末年是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各诸侯国经济政治势力的发展，人们的神权和王权意识都在削弱。奴隶和平民的逃亡反抗，新兴封建势力的扩张，奴隶主贵族之间的兼并战争和内讧，使得僭越违礼事件层出不穷，冲击着奴隶主贵族专政的世卿世禄制，也冲击着"以德配天"的宗教政治伦理观念，不断动摇着上帝的权威。人们对上帝的怀疑和诅咒，对自然界发生和变化的唯物解释，使西周以来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思想受到很大冲击。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一方面统治者还是继续宣扬自然变异是有意志的天在赏善罚恶，或者是人们违反道德规范的结果。并且提出，社会的政治事件，以至重要人物的疾病和死亡，都是受神秘的有意志的"天"所支配的，天道与人事互相感应。另一方面，人们的德、天、礼、孝等思想观念，则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巨大动摇和革新。在这方面，《诗经》中为历史提供了许多资料，如下做一简要介绍。

关于"德"。周初统治者的道德之所以被称为"纯德"（"文王之德之纯"），乃是由于他们极力宣扬先王的德和上帝的意志相一致，如《尚书》载："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弘于天，若德于乃身，不废在王命"。然而到了后来，"纯德"便开始人间化，甚至更重视德的效果与仪式了。直到西周末年，"德"的观念产生大变。比如有一种服役于奴隶主工商业的奴隶称作"工正"和"贾正"（据《诗经》，下同），西周末年由于他们自身的发展，开始不服管束了，都私自经营起工商业来。于是奴隶主不仅指责他们"百尔君子，不知德行"，而且加紧压榨他们，这样激起了他们的愤怒，说道："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无，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为仇；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意思说：我们经营生意，多劳多赚，少劳少赚，但不论赚多赚少，都是劳动汗水换来；如同老百姓常遇灾害（丧）一样我们也常遇损失，本应仰仗官府救济；但是现在官府不但不帮助我们，反而和我们敌对，不顾德行地剥夺我们利益，使我们的生意无法经营。真是"回遹其德，俾民大棘"，是说：统治者不讲求德行，一味的贪暴，使得人民遭受困难而过不了日子。由此可以看出，劳动人民已开始有了自己的道德标准，而且希望统治者能够"以德报德"。他们说："辟尔为德，俾臧俾嘉。淑慎尔止，不愆于仪。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是说：统治者如果好好地施行德治，他的仪容又很适度，又不使用残暴的手段对付人民，那人民哪有不纳入规范的呢？这就是"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这是人民以"德"劝告统治者。

但是统治者却不能接受，他们总想另立道德标准，把"德"的内涵等级化，比如：除了周王"之德之纯"地神化外，其他百官之德则要柔顺，要仪容美善，具有这样的德才可做到"古训是式"和"天子是若"，即才可做到遵古法制和一切听命于周王。然而一般被奴役的人民，只要在百官"明命使赋"地把上面的命令宣示下来以后，能够恭敬服从地遵命劳作，就是他们的德行，即"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但是历史潮流已使"民各有心"，人民心中开始扎下自己的道德之根，统治者的道德标准（彝）在人民中间已经不占位置，甚至人民都要反过来指责统治者"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像他们那些人，才真是太没有德行了！

关于"天"。这里的"天"要包括天帝（上帝）和祖先神等等，在西周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天命更是一个神圣庄严的宗教范畴，它说的是由天神所支配的有关国家命运的大事。这种神圣庄严的性质又由一套等级森严的祭祀制度而加强，只有天子才能祭祀天神，因而也只有天子才能接受天命。对诸侯、卿大夫以至一般的民众来说，天命只是一个畏敬的对象，不能直接去接受它。因此，天和天命成了天子的专用品。是一个只有最高祭司才有权使用的宗教范畴。但是到了西周末年，由于社会演变而表现出来的怨天、恨天、骂天思想的冲击，也随着周天子权力进一步的没落，天和天命范畴失去了神圣庄严的性质，逐渐从高不可攀的地位下降为社会的习用语，于是在意义和用法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统治者内部，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天命的解释权下移，一些大国诸侯为了争夺霸权的需要，纷纷把自己说成是天神的代理人，他们保留了天和天命范畴原来的宗教神学的意义，而在用法上却采取"僭越"。

在整个社会里，上述变化则主要表现为人民的怨天、恨天、骂天思想。

"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诗经》，下同）是说：仰视上帝，它不给我恩惠，反而给我灾害，使我不宁。"昊天上帝，则不我遗。"是说：上天吗？它连饭都不给我吃。"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是说：老天爷不好呀，给我这么大的灾害，又到处遭饥荒，耕奴逃亡了，田土也荒芜了。人民对于天不仅是怨恨，而且简直是责难和指骂。比如，"昊天不惠"，是说：上天太刻毒了。"旻天疾威，弗虑弗图。"是说：上天残忍得太无人性了。"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是说上天太不讲德行了。人民不仅对上天是如此态度，就是对自己的祖先神也是怨恨和指责。比如，"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是说：先公先祖，在冥冥中不保佑我，难道忍看我受这种灾难吗？"先祖匪人，胡宁忍予？"是说：我先祖难道不是人，没有仁爱之心吗？怎的忍看我受这样的苦呢？西周时代人民对上帝和祖先神的这种怨恨和指责并不是空空而论，他们最关心的是实实在在的人间现实，因此他们一方面寻找苦难的根源，一方面激励自身的奋斗。比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是说：人民大众的罪孽并不是什么上天所给予的；所有纷争与祸乱都只是由人（统治者）所制造出来的。"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这是说：所谓天命，那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不敢像其他友人那样闲散不劳，我应当奋发图强。这里都表现出了西周时人不畏天、不畏命、不畏官的思想意识。

关于"礼"。"礼"原是奴隶制上层建筑的总称，主要是保护血缘宗法制的稳定性，因此周王朝要求臣民必须"式礼莫愆"，"式"就是法，"愆"就是过错，要求必须法"礼"而无过错。可是从西周末年开始，社会的演变促使人们"礼"的观念也在革新。《诗经》中讲过这样一件事："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汙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意思是说：你这皇父太可恨，为何叫我去筑城？而在筑城以前又不预先告知我为筑城而要我搬家，好让我准备准备。为去筑城，我荒废了田地；另外你又竟然拆毁了我的屋墙；这不都是你的不是吗？你反倒说："我并没有损害你；至于你的屋墙拆毁，田地荒废，那是你为了对我供奉，这对于"礼"来说是很自然的。"事件中所讲"皇父"一定是位权贵，而跟皇父对立的一定是位小有家产的小吏（如《国语》中所谓"田畯"，"农正"等）或新兴力量。皇父按照旧的"礼"的规定来使役他，而他由于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而指责皇父的"礼"是无道的。这种指责本身在周代就属于一种无"礼"了。尤其他重复皇父所说的话，表现了他对"礼"的轻蔑与怀疑，实际上在讲：皇父你的"礼"就是损害别人的家产。这说明西周末年人们"礼"的观念正在动摇。

这种动摇应该说是春秋时代"礼坏乐崩"的前奏。由对"礼"的轻蔑与怀疑，到对"礼"的践踏与破坏；由小吏跟权贵的顶嘴吵架，到"君臣无常位"的呼喊，前后可以看出历史联系的必然性。《左传》曾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这种评论排除了宗法血缘的因素，否定了依据血缘宗法确定的"礼"即永恒不变的等级秩序。同时，如果依据君主对臣民的好坏来衡量君主称职与否，那么逻辑的必然推论便是：只要君主有过失，指责他就是合理的；过失极大，杀死他也是合理的。

关于"孝"。周代继承了殷商时代孝的思想。甲骨文中已有"孝"字。

西周时周公告诫其弟康叔说："无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尚书》）维系血缘宗族关系，是"孝"意识产生的历史社会根源。孝父母、敬兄长、尊祖先、忠君王，这种道德意识结构的基础是孝。统治者所以强调孝，就是要让人自幼养成顺训服上的习惯，决不犯上作乱。本来孝是一种美德，但是过分强调孝，甚至把它作为诸德之本、之根、之基（后代《孝经》就有"人之行莫大于孝"），这就成为一种宗法等级社会在思想意识上约束和箝制的力量和手段了。所以当西周末年血缘宗族统治削弱的时候，孝的意识也开始动摇。《诗经》中就为后人描述了当时出现不孝的社会情景。主人公是那种孤苦的老人。

"緜緜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终远兄弟，谓他人母；谓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终远兄弟，谓他人昆；谓他人昆，亦莫我闻。"意思是说：河边的葛藤緜延不绝地长着，可是我呢？真可怜，自己的亲属不理我，自己的儿女又视我如陌路；我不能像葛藤一样，一丝一丝地长得那样緜延不绝。"有杕之杜，其叶湑湑。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杜，其叶菁菁。独行睘睘，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意思是说：孤生的赤棠，叶子满枝地长着。可是我呢？不象赤棠这样叶满枝头地生存，我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人，在路上徘徊。沿途难道没有其他的人吗？唉！有是有的，可都不是自己的亲属。过路的君子呀，怎么不可怜我的孤独而帮助我一把呢？

这种情景告诉我们，在大讲"孝思维则"以维系血缘宗族统治的西周末年，由于新兴势力的崛起、宗族的分裂、周室的衰微等等，原有"孝"的维系力量已经大大减弱，甚至出现了"子不顾亲"的上述现象。那些孤苦老人，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有子女，有亲属，原先他们都是集在一起服役于奴隶主贵族（这是中国早期奴隶制关系的特点），但是后来谁都在自我发展，比如有的逃走，有的小有家私而独立，甚至顶着"非礼"的帽子去搞经营①，就是

①　前文关于"礼"当中也涉及这类问题。那位跟"皇父"对立的就是位"非礼"者。当时周朝政府设有管理耕奴的小吏，称为"田畯"、"农正"；管理工业奴隶的称为"工尹"、"工正"、"工师"；管理商说，新兴势力崛起的时代在裹挟着他们前进，在社会生存的竞争关头里他们再也顾不了双亲父母了，使老人孤苦徘徊于街头，而他们又顶上了"非孝"的帽子。是他们不孝吗？很难这样讲。前进的历史将使"孝"的内涵改变，原先的"孝"是以血缘奴隶制关系（如整个家族都世代为奴）为社会基础的，现在即西周末年这种制度在被历史潮流所冲击，因此新的"孝"的内涵将会产生，比如对老人可以托管或想方供养等等。这说明：思想观念的内涵是随着历史的变革而变革的。

业奴隶的称为"贾正"、"市正"。这些生产奴隶，所谓"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国语》），是世世代代受着奴役。世袭的种族奴隶主，统治着世世代代被奴役的种族奴隶，像这样的阶级统治关系，正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种族奴隶制社会的特点。（笔者注）（三）无神论思想的突现从西周末年到春秋前期，奴隶制经历了深刻的危机。周王与诸侯的矛盾，诸侯封国之间的矛盾，奴隶与奴隶主的阶级矛盾，华夏族与戎狄夷蛮各族的矛盾，都尖锐起来，奴隶制开始了缓慢地向封建制转变的过程。在这动乱与变革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更加不敬天帝、不信鬼神、重视人事，从而形成了西周末年到春秋初期的无神论思潮。

①不敬天帝　我们讲过，《诗经》中保存了这个时期被奴役者"不畏于天"、诅咒上帝的丰富材料。例如："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这是说：你这个荒唐的上帝，本是下民的君主，而你这个凶暴的上帝，下的命令多不正确，有的篇章甚至大骂上帝反常，让下民遭殃："瞻印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这是说：我仰视天帝，它不给我恩惠，反而给我灾害，使我不宁；国中到处不安定，土民都在受罪。你就像一群损害庄稼的害虫，而且一直不停；你不收起陷害士民的罗网，这样下去如何是好。这里不仅怨恨上帝，而且批判起地上的统治者了。这些不敬之辞，在以前是不敢加于主宰者的，现在竟然宣布了天的罪状，说明人们对天的信仰的动摇。这一动摇、怀疑与批判的思想，是通向无神论的桥梁。

人们不敬天帝，自然要不信天命。西周末年有不少人把"周将亡"的原因归为天命。但伯阳父却认为"民乏财用，不亡何待"？至于说到周朝为"天之所弃"，也不是有神灵主宰，而是因为"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国语》）。并非"天命所终"。这是伯阳父从地震灾害引起经济困乏方面讲的。史伯在回答"周其弊（衰亡）乎"的问题时说；"王者居九畡（九州）之田，收经入（聚敛）以食兆民"，但是王背弃了"和乐"的原则，而强求"专同"（形式上的一律），"欲无弊，得乎"（《国语》）？失去"人和"不可能"无弊"。这是侧重于政治方面讲的。两者都是从社会自身寻找王朝败落的原因，而不归咎于虚幻的天命。这是对有神论的初步否定。②不信鬼神　由于战争频繁，灾害不断，周朝的国势迅速衰微，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周宣王时，连年大旱，饥馑迭至，人口大减。他们虔诚地求神祈雨，"靡神不举，靡爱斯牲"，"上下奠瘗，靡神不宗"，但是，始祖神后稷不来享受祭祀，万能的上帝也不降临。祭祀用的圭璧已经用尽，然而却没有一个神来听听用民的请求。在悲观绝望之余，他们开始怀疑祖先亡灵祐福子孙的可靠性了。"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在天之灵的祖先本是不存在的，祖先祐福世俗中的子孙的想法实属虚幻观念。这种事实一旦被人认识，祖先崇拜的迷信思想势必趋于淡薄，终将发生瓦解现象。受苦受难的子孙就会质问其祖先："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均引《诗经》）他们改变了过去一味哀求祖先祐福的常态，竟然公开地以绝嗣断祭来威吓其祖先亡灵，与"群公先正"相抗争。祖先的威望每况愈下，崇拜祖先的观点也随之动摇，趋于幻灭。在世俗中受苦受难的子孙从怨恨祖先发展到咒祖："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诗经》）诗中的"先祖匪人"一语落地有声，表现出反对祖先崇拜的坚定态度。有鬼论者维护祖先崇拜，他们宣扬人死成鬼的人鬼中，祖先占有最高的地位。可以这样说，祖先亡灵是鬼世界的基本成员，没有祖先亡灵就没有人鬼世界。反对祖先崇拜的后果就是整个人鬼世界的动摇。

占卜迷信和敬畏鬼神，几乎是殷周思想意识的轴心。但是到了西周末和春秋初，这种思想意识开始破裂。《左传》载鲁僖公时"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是女巫，专祈祷求雨，是巫术迷信；鲁僖公认为焚巫尪可以致雨，也是一种迷信观念。臧文仲不信这一套，他说："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认为面对大旱，要采取切实的措施以防旱，天旱不雨跟巫尪不相干。臧文仲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神学说教自身的矛盾性来揭露其错误。按神道观念，巫尪致旱，如焚之，老天就会下雨；而按这同一观念，巫尪也是天生的。这样在逻辑上就发生了矛盾：天欲杀她，又何必生她；如天不欲杀她，那"焚之"不"滋甚"即旱情更重了吗？因而焚巫致雨是自相矛盾的。臧文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有效方法，也为后代无神论者所继承。同样在僖公时代，秦晋之战，晋败而惠公被俘。惠公不从人事方面检查失败的原因，却认为是先君没听从占卜之言所致。韩简明确指出："龟，象也；筮，数也。。。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认为龟纹以象示人，筮草以数告人，而先君的德行不好，这与占卦的数有何关系呢？他否认龟筮迷信，并借《诗经》"下民之孽，匪降自天"的话，得出人事主要决定于人为的结论。这里渗透着无神论的主张。

③重视人事　西周时期，产生了否定神的主宰，提出民神并举或以人为主的思想，强调人的作用。以后，随国大夫季梁认为："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今民各有心，而鬼魂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左传》，下引同书）周太史史嚚则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主张要"依人而行"。至于人间的吉凶祸福也同天命无关，认为"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吉凶由人"，"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祸行），妖不作"。子产还提出："天道远，人道迩（近），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他认为，天道与人道互不相干，怎么能知道有天命呢？不过是胡言乱语罢了。有一次晋侯生了病，巫医说是神鬼作祟，子产对晋侯说："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他认为，只要起居饮食正常，喜怒哀乐节制，就不会生病。从这些论述来看，大到国家的兴亡，小到个人的苦病，都是由人事所致，而非神鬼所造成。又如齐侯生病一年不愈，有的大夫对齐侯说：国君待奉鬼神比先君还要丰盛，现在久病不愈，完全是祝史这些人祷告得不好；各国诸侯还以为君对神不敬造成的，君应当杀掉祝史来求神的宽恕。晏婴谏齐侯说"不可为也"，他不谈君病而论国政，历数造成"民人苦病，夫妇皆诅（咒骂）"之弊，指出"虽有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终于说服齐侯不靠巫祝，而是实行"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取消欠债）"。无神论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否定神的作用，肯定人的作用。轻鬼神而重人事的思想，虽然还没有做到根本否认神和作用，仍给天命鬼神留下了一些地盘，但由于他们重视民心的向背，强调事在人为，这仍然是对有神论的一个打击，对推动思想解放起了积极作用。

西周至春秋，只是无神论的萌芽阶段。它始于商、周，而明显表现在西周末对上帝（天）信仰的怀疑，并从怀疑到怨天、骂天。但是，怀疑与怨恨，也只能说是人们冲破神学束缚的一个开端。春秋前期虽然也出现了无神论思想活跃的局面，但这个时期的无神论观点都还裹着一层神秘的外衣，表现着"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的一种联系"①。

①　《列宁全集》第38　卷，第275　页。

（四）科学文化的新积累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西周时期的科学文化比殷商时代有着更新的积累和发展。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以及政治、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等方面。从思想史角度看，《周易》、《诗经》等经典文献跟上述科学文化的诸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

①天文和历法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赵定理曾提出："《易》的源头，本为古历法所得到的自然规律。经古人提炼，抽象为太极、阴阳、八卦学说。然后，又法自然之规律，用来推演万物、万事，并用来占筮。"②就以八卦源于古天文为例。首先说空间概念。空，即宇宙大自然的本体，是三维的真实空间。宇宙本体以八尺圆球表示，观测者所在的地平面是一个基准面，它在浑仪上乃是地平面，或日地平圈。它是过中心的一个大圆，大圆的中心是观测者立足之点，也是浑仪的中心。在地平圈内的方向，也即地面的南北东西方向，用下述方法确定；冬至正午的日影方向为北，夏至为南，其中分点为东、西。再两分东、西、南、北，便得到地面上的八方。八方配八卦，便得到地面上的八卦方位。地球是近球形的椭球体，本无方向可言。设立方向，其源出于地平面的方向；而地平面的方向，其源又出于天文。据考古发现，六千年前的古人就已经知道立竿测影定向的方法。其具体事实为：一是古人的棺材皆南北放；一是古人窑洞门都是朝南开。由八卦方位之设，可知八卦源于古天文。其次说时间概念。《周髀算经》载："日复日为一日"、"日与月合为一月"、"日复星为一岁"。其意思是说，以地平面为准，太阳今日升出地平面与昨日升出地平面的时间间隔为一日；太阳与月亮两次方向重合的时间间隔为一月；太阳与恒星两次重合的方向为一年。年、月、日时间单位，实际上已用于现今天文学所说的地球自转和公转周期，以及月亮绕地球转动的周期。古今说法的不同，在于古人以地面观测者为中心，现今天文学以太阳为中心。古人说动天地静，今人说地球有自转和公转，其实质反映两种坐标系观测同一天象的差别。易卦中离不开时间，如十二月消息卦等用法。时间概念来自天文，所以说易卦来自古天文。

西周时代之所以能产生《周易》，这跟当时天文历法研究有很大关系。

"观象授时"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传统，西周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大为发展。在河南登封县告成镇的中岳嵩山之阳，至今还屹立着一座巍峨宏伟的观星台，这就是著名的"周公测景（即"影"）台"，是用以测量日影、观象授时的场所。据《周礼》记载，周人已使用"土圭之法"测量日影，以确定四时的变化和地理的远近。"土圭"是我国最早的测天仪表，"周公测景台"则是我国最古老的观察天象的场所，也是在世界上唯一仅存的最古老的天文台。这种"测景台"又叫"灵台"，《诗经》中就有修建"灵台"的诗句："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既然有了专门观察天象的场所，自然就有相应的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周礼》中就记载当时有负责观象授时的，有负责观察日月星辰异常现象的，以定吉凶之事。司马迁说，周武王时精通天文历法的有史佚，可见天文历法已掌握于太史之手，这比商代掌握在巫卜手中，显然是一个进步。他又说，幽、历以后周室衰微，观象授时工作因而废弛，于是"畴人"子弟分散。"畴人"就是世代从事天文历②　参见《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　页。法的人，《周易》的思想甚至成书，都应该跟他们有很大关系。

在长期观测的基础上，周人创立了二十八宿，以确定天体的位置和日月五星在天空中的运行。所谓二十八宿，就是在黄道带与赤道带两侧，选取二十八组恒星作为观测时的标志，每一宿由若干颗恒星组成，并以地上的事物去命名。《诗经》中就出现过许多这些名称。二十八宿是古人测天的基础，通过观察太阳在二十八宿中位置的变化，以推定一年季节的变化，就可以制定更加精确的历法，这在我国古代天文历法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②数学和医学　西周时的数学和医学也有相当的发展。留传至今的我国最古老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虽然成书较晚，大约是公元前一世纪的著作，但它所包含的某些数学知识，却是西周时期的产物。书中采用周公与商高对话的形式讨论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属地，圆属天。无圆地方，方数为典，以方出圆，笠以写天。天青黑，地黄赤。天数之为笠也。青黑为表，丹黄为里，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智出于勾，勾出于矩。夫矩之于数，其裁制万物，唯所为耳。"商高的这段话说明了直角三角形的勾、股、弦定理。商高虽未详细描述其定理，但已给出以下特例：32＋42＝9＋16＝25＝5262＋82＝102还给出了圆与内截正方形的关系，为直径乘三。即用了圆周率π＝3。利用商高定理观测天象的仪器为"周髀"，又称圭表，此仪在紫金山天文台尚有保存。同样晚出的《考工记》，包含着西周时期的数学成果。它为某些工程技术，如制造车、船、弓箭而绘出若干统一的规格，记载了一些有关分数和角度的资料，以"矩"为九十度角，"宣"为四十五度角。规定"十分寸之一为枚"，即十分之一寸等于一"枚"，这成为以后写分数的一种普遍方法。我们要说，在上述这种数理背景下，西周时代产生《周易》这部名著，就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周易》本身的数学性很强，或者说它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数理思维水平。为此，后人的易学研究大略分为三派：象数派、义理派和数理派。"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二进位制的朴素阐述。如用现代数学中指数表示上段话的内容，那么"极、仪、象、卦"的系数可分别表示为：20，21，22，23。代表式为2n，若把n　扩大到6，则得到演生的六十四卦。另外，《周易》也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一本讨论排列组合的书。如果只取阴阳两爻组合，正好得到两仪；若将其两个或三个卦画进行排列，则可组合成四种或八种形式，即四象和八卦。如将阳爻看作"＋"，阴爻看作"－"，每一卦三个爻分别表示x、y、

，这时八个卦就是：（＋x，＋y，＋

），（－x，＋y，＋

），。。，（－x，－y，－

）。正好代表立体几何中笛卡儿空间座标的八个"卦限"。若每次取六个卦画进行排列，就可得到64　种组合，这运用排列组合公式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现代学者还指出，《周易》中还有"编码分析"的思想①。在《周易》中，把古人占筮用的蓍草叫做"策"，一根蓍草叫一策，一策代表一件事物。六十四卦共有三百八十四爻，其中阳爻一百九十二，阴爻也是一百九十二；太阳每爻三十六策，太阴每爻二十四策，少阴每爻三十二策，少阳每爻二十八策；如按阴阳相配计算，可得23040　策，这些策都可代表某一事物。《周易》

①　参见《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就是把众多事物信息，经过分类组合加工处理，附上一定的、也是唯一的编码来表示，并把它放在一定的位置，构成一个独特的信息库。在判断某种事物的结果或对某事物做预测时，采用占筮或推演的方法。在占筮过程中，指令是由推演蓍草出发，通过寻址，找到相应的卦辞和爻辞，把最终结果输出。尽管整个过程有其神秘的地方，但其中所蕴含的编码知识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对事物也具有逻辑分析的思想。

西周时期的医学在商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周王室和政府中已有专门的医疗机构，由医师"掌医之政令"，负责管理医事行政。在它下面设立各种医疗部门，"凡邦之有疾病者疪疡者造焉"（《周礼》）。各种内外科疾病都可以到那里去诊治。医学的分科已较细致，根据不同的疾病"使医分而治之"。在疾病的诊断上，提出"以五气、五声、五色眡（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功"。通过观察病人外在的体温、声音和气色，再参照病人内在的脏腑活动情况以判断病情。在治疗上，强调"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既重视药物的治疗作用，也不忽视食物营养的作用。从上述情况看，当时已把阴阳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用以说明人体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

从思想史角度，我们更重视的是当时的"医"理和"易"理之间的关系。《周易》不仅其最基础、最原始的阴（－－）阳（－）理论，跟人类有相通之处（郭沫若、钱玄同、周予同等学者都认为它们表示男女生殖器），而且还有许多卦（如"艮"卦）谈到疾病与治疗问题。就是医理和易理的本身，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说明《周易》问世的科学背景。古代中国医学，无论是阴阳思想、五行思想、藏象思想、气化思想还是运气思想，都跟易理"象、数、易、占"有关。比如，《周易》阴爻、阳爻的阴阳关系，以及《周易》蕴含的阴阳哲理是中国阴阳思想的总源头，也是中医阴阳思想的起源。《周易》卦、爻象是中医藏象思想的导源。《周易》六爻跟中医六经、六经体系、六经辨证密切相关。《周易》乾、坤、阴爻、阳爻、八卦布阵，是中医气化思想和运气思想中干支格局的蓝图。《周易》无极、太极图是中医精气思想、阴阳思想的根基。《周易》乾坤天地是中医气一元论的溯源，其河洛数理又与中医九宫八风、子午流注、灵龟八法、七损八益密切相关。《周易》坎离二卦与中医心肾相交、命门学说等相关连。其卦爻的天、地、人位与中医三维医学有联系，是中医整体观的蓝本。《周易》中和观与中医平衡论、协调论都有相通之处，而前者的圆道又是中医圆运动的哲学导源，等等。足见中国的医理和易理是密切相关的。

③各种思想文化　西周除有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如前所述）之外，在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多成就。当时史学已经从神学的附庸地位中独立出来。虽然商代已设有史官，但它还只是作为宗教迷信的从属而存在。西周时期设置了专门的史官，负责"掌握书以赞治"（《周礼》）。史官大概已有一定的分工，"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西周铜器铭文，虽然不是全部出于史官之手，但也可以看作是历史记载的滥觞。西周文学主要有散文、诗歌两种，其散文仅有部分保存在《尚中》中，其诗歌也仅有部分保存在《诗经》中。在艺术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音乐。乐在西周特别受重视，这倒不是单纯为了娱乐，而是利用它作为思想政治统治工具。《礼记》说："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西周的乐跟礼一样，是不下庶人的。就是在统治阶级当中，周乐也是有等级的。《礼记》说："大夫无故不彻悬，士无故不彻琴瑟。"其中的"彻"作"取消"解，"故"是指"灾患丧病"等事件，"悬"是比"琴瑟"更高档次的钟磬一类乐器。整个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在灾患丧病这些不幸的事件发生时，才可以撤去乐悬和琴瑟，否则就要经常演奏这些东西。周制有一条通则，叫做"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所以，大夫以上设悬，同时也可设琴瑟，而士则只可设琴瑟，绝不可设悬。至于庶人，当然设琴瑟也谈不到了。周人奏乐的大致情况是："凡乐：瑟在堂上，笙管钟磬鼓鼙之属在堂下。""凡乐皆四节：初谓之升歌，次谓之笙奏，三谓之间歌，四谓之合乐"。（《礼经释例》）不仅使用乐器有上下尊卑的等级，就是奏乐内容也有严格等级划分。"天子诸侯之乐，以金奏为第一节，升歌为第二节，下管为第三节，合乐为第四节，每节皆三终。大夫士之乐以升歌为第一节，笙入为第二节，间歌为第三节，合乐为第四节，每节皆三终，两两相当也。"（《求古录礼说》）"乐"成为西周政治思想统治的重要手段。

④神学下争脱着的科学文化　如果说殷商代时的思想意识主要是笼罩在神学之下、而仅只萌发状态的科学文化也主要把持在"巫"阶层手中的话，那么到了西周，这种情况便逐渐有所改观。在周代"因于殷礼"当中，神学思想当然也被继承，但是"神"开始与"人"与"德"发生了关系，直到西周末年，便出现了有人公开怀疑和责难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神学没有了地位，恰恰相反，神学仍旧是官方统治的思想武器。西周时代的科学文化，只能说在神学下争脱着成长。比如为了探测天意，国家发展天文事业。《史记》载："幽历以往，尚矣（按指周幽、历王以前很推崇天文）。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祥不法。"说明长期的、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其目的是占星，是探测天意。但是，在这种神学活动当中又产生了什么新的结果呢？答案是；科学文化在暗暗成长。

我们从《左传》、《国语》等文献所载商、周的材料中可以看到一些情况。"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对曰：在道。国乱无象，不可知也。"士弱的话反映了当时人们关于火星的认识。"火正"是古代官名，主祭"火"星。火星在这里一指"心宿二"即"大火"（"心为大火"），一指"鹑火三宿"中的"咮"（"咮为鹑火"）。据现代学者研究，公元前2200年左右，春耕开始时大火星初昏东升，而到商代则大火星东升甚晚，春耕开始，鹑火星正在南中天。所以火正配食的星座不同。"以出内火"是根据天上火星的状况来安排地上人间的用火（炊、耕、祭、陶冶等）。这说明古人的生产和生活与星占有着密切关系，但这种星占却使人们对星的运行规律逐步有了认识。陶唐氏的火正阏伯住商丘，祀大火星，并根据大火星的见伏及其位置来确定时节，说明长期的观测使人们对大火星的运行规律已基本掌握。商的祖先（相土）住商丘，继承了祭大火的传统，当然也继承了对大火的认识。但即使在这个时候，人们仍然保持着神学的观念。如果士弱的话可靠，则从可用大火纪时，中经殷商时人认为自己每次祸败都会由大火星作出预兆，直到宋国受灾而知天道，至少有了上千年的历史，西周时代便在其中。在这上千年的历史中，人们知道了大火星的规律，却仍然保留着神学的观念。这种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总要解决的。士弱就认为，殷商的祸败，大火星并不一定能提供预兆。"国乱无象"，天象不能提供国乱的预兆，国乱也不能通过天象推知，（"不可知也"），国家的治乱，根本在人自己的行为如何（"在道"）。

再比如关于"天象"的知识。《国语》说："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天之道也。"这里所谓"天事必象"，就是说"天"有什么事情或有什么意图，都一定要见诸天象。事实上人们也只能通过天象观测去推知天意。这样，天文学和宗教神学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进行天文观测是为了探知天意，天文学作了神学的奴仆；要探知天意，又必须进行天文观测，神学为了自身的目的必须使天文学同时得到发展。星占的重要内容是日月占，其中又主要是日月食。《诗经》有："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藏。"日月的运行乱了，向人们宣示了凶灾的消息。但人们却知道，月食是经常发生的事，也可能是指有规则出现的现象。此诗作于周幽王六年。据说二百多年后又发生日食："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鲁昭公）问于梓槙曰：是何物也，祸福如何？对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其他月则为灾。阳不克也，故常为水。"（《左传》）二分时，日月同道；二至时，日月相过。发生日月蚀是正常的，不为灾，只有其他时候才为灾。这就是说，日月食不一定就表示什么天意。这些"天道"是与"人事"不相干的。这种记载虽时出春秋之中，但其认识过程应包括西周之末。天文知识的进步使人们一点一点地破除着对天命神学的迷信，促进着科学文化的发展。

再进一步讲，从最一般的思想文化来看，西周天命神学的内在矛盾性，到西周末春秋初便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危机。怀疑论和民本思想应运而生。既然万能之神赐福降祸的功能不再灵验，那么，人们对于自己崇信天神的虔诚之心也就势必产生怀疑；既然急剧动荡的社会局面并非神所造成，而是人的行为所致，那么，人们对神的信赖就显得多余。天与人之间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出现了变机，人们开始对自身的本质进行"反思"，并开始意识到人在神灵面前并非渺小无能，而是能动的主体。即所谓："天命不彻，。。职竟由人。"（《诗经》）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

"吉凶由人。"（《左传》）

这种清醒的自我意识日益发展，在西周天命神学思想的内部又涌现出"人的主题"，这既是西周天命神学的逻辑终点，又是春秋战国思想解放潮流形成的历史起点。

（五）创造炎黄传统文化的灿烂明天历史是在内在矛盾中发展的，时代是在自我否定中飞跃的。对于西周时代而言，春秋战国应该是它的灿烂明天。

马克思说过："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来说，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论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①人们只要对西周天命神学思想和春秋战国的诸子学说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一方面前者作为逻辑终点的"人的主题"成为后者理性哲学形态（如儒、墨、道）的历史起点；另一方面，在诸子学说及古代文化的传统当中又有早年天命神学观念的痕迹。在中国虽然没有像西方那样基督教神权的严酷统治，但却非常广泛地存在着宗庙祭祀仪式，普遍流行着占卜迷信活动。虽然不去过分地神化天命，但是却笃信命运和气数；虽然常怀疑神的实在性，但却极力宣扬天命观念（如孔子）；虽没有阴郁的赎罪心理、原罪意识，也不奉行源于悲观意识的苦行主义，但却又常常为自然命定的宿命论所囿，从而奉行"乐天知命故不忧"（儒）或"知足常乐"（道）的人生信念。所有这一切表面上看来是自相矛盾、互不相容的对立因素，却在"天人合一"（儒）、"物我一体"（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新儒学）的属于伦理又超出伦理的世界中，达到生动有机的统一。因此，随着西周天命神学中发展起来的"人的主题"的出现而历史形成的儒家哲学，强调的不是在来世的彼岸世界，而是在现实的此岸世界，通过道德实践来自我解脱，从而自觉走向天与人完美和谐的精神境界。并去细心体味这种超越的本体感受和内在的精神快乐，以此摆脱因物质的贫乏而引起的烦恼，忘却因社会的不平等而带来的痛苦。这样，儒学虽不是神学，却同样具有宗教神学的作用。这种特点产生的历史原因，我们就可以追溯到西周思想意识中神与人的并存形态。

就拿"天"这个概念来说，它包含着三种不同的意思，一是指有意志的人格神（上帝），一是指自然上空之天，一是指人间义理之天。这三种不同的意思在西周的天命神学中是混合在一起的。西周的天命神学由原始的自然崇拜宗教发展而来。原始的自然崇拜宗教是一种万物有灵论，认为每一种自然物都有一个主宰着它的神灵，日有日神，月有月神，天也有天神。所以天这个概念本来就具有自然上空之天和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双重意思。到了西周时代，周人把天神想象成宗法奴隶制的政治和道德的立法者，于是天这个概念又增加了第三重意思，即义理之天。天的这三重意思混合在一起，成为天命神学的一个总体性的范畴。后代哲学既然必须依据天命神学所提供的思想资料来建立自己的体系，便不能不运用理性的思维，使天由一个神学范畴转变为哲学范畴。但是，这是一个相当漫长、迂缓而艰难的历史过程。黑格尔说过："从一个范畴，通过缺点的指出，推进到另一个范畴，在我们是很容易的，--但是在历史的历程中，这却是很困难的。世界精神从一个范畴到另一个范畴，常常需要好几百年。"①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黑格尔的另一段话曾作了两条批注。黑格尔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第26　页。

①　《哲学史讲演录》第1　卷，第101　页。

"不论在天国，在自然界，在精神中，不论在哪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的。"列宁对此指出："（1）天国--自然界--精神。打倒天国：唯物主义。（2）一切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打倒天国--整个世界（过程）的有规律的联系。"②因此，中国哲学只有完成打倒天国的任务，剔除天的人格神的含义，才能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种哲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的斗争是进行得相当艰苦的，它在中国历史上特别突现在西周至春秋战国年代。如果说历史直到商纣王时期人们还是一味地以"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地崇天敬天，而到了周初开始出现"以德配天"、"天惟时求民主"（《尚书》）的崇天保民的思想，那么到了西周末年便有"天命靡常"、"职竟由人"（《诗经》）的仰天敬人的思想了，而春秋时代的"天道远、人道迩"、"夫民，神之主也"（《左传》）便已然是天人易位地尊人道、重民本了，直到战国之末的"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则是还"天"以自然本体、崇敬人定胜天的伟力了。在这部历时千载的天学发展的断代史中，难道"天"的概念就完全从神学中争脱出来成为哲学的概念了吗？回答是否定的。

对于这项任务，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当然没有完成，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也没有完成。所谓孔墨显学，实际上是介乎哲学与宗教之间的思想体系。直到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才第一次把"道"凌驾于"天"之上，使"天"的概念大大减弱了神学色彩。儒家的后继者荀子接受了老子的思想，提出了"天行有常"的命题，恢复了天的自然界的本来面貌，剔除天的人格神含义的任务才算是初步完成了。但是，即令在荀子那里，天也不是一个反映纯粹的自然本质的总体性的范畴，因为荀子作为儒家，一方面把天看作是自然之天，同时又把天看作是礼的三个本原之一，说什么"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天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含混不清，说明荀子并没有把自然界和社会严格划分开来，这就限制了荀子去建立一个类似希腊哲学中的那种自然哲学，把自然（包括"天"）作为独立存在于人类以外的客观存在来探讨。一些哲学流派，特别是儒家往往把这种含混不清的天的概念作为总体性的范畴，为自己的政治道德学说作论证。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受了西周天命神学的影响，因为西周天命神学就是利用自然界的天神的权威来论证宗法奴隶制的合理性的。

但是不管怎样，西周仍然是我国思想史上的光辉一页，它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辉煌哲学、灿烂文化的前言序篇，更是我国炎黄传统文化的枢纽年代。炎黄时代的文化经过与多民族文化的碰撞分合之后，到周公时形成一整套思想体系，对后代影响极大。作为儒学创始者的孔子就非常崇敬周公。孔子晚年时曾哀叹道："甚矣，吾■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他对周公梦寐以求的还是周公的思想体系，即"制礼作乐"后的一整套神学宗法思想，并且集中体现在"周礼"上。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他认为周礼是根据夏、商二代之礼建立起来的，特别丰富多彩，所以他拥护周礼，把礼治主张作为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和立足点。西周的天命神学思想不仅对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学派都有影响（如前文所述），而且它那思维方式--"天"上总有"人"的投影，可以说对中国整部古代思想史都有影响。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濒于倒塌的"天②　《哲学笔记》，第103　页。

国"，到了汉代董仲舒时期又开始复活？就是因为董仲舒重蹈了西周的思维方式，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塑造"天"，反过来又用这个被塑造的"天"来为自己的主观愿望作辩护，建立"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宋代朱熹的理学，其思维方式也是这样。人们在研究灿烂的炎黄传统文化当中，不要忘记在先秦百家、汉代经学、宋明理学等等学说当中所潜伏和延续下来的西周思想文化的影响。

八、结　语"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唐刘禹锡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当我们沿着大河溯流而上，追寻源头时，就会发现那里原来是质朴无华的远古暨三代。自这源头之处，自这天涯之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大河又一路"纳细川于巨流"，形成气势磅礴，一泻千里的壮观景象。

在那远古时代，由于极端低下的物质生产水平的制约，先民只能凭借感性的、质朴的思维方式（即所谓原始思维），把握自然界的某些表象，把自然力加以人格化和形象化。因此，原始宗教和上古神话成为这一时期精神文化的主要产品，它们与文明时期的人为宗教和文人创作神话的根本区别在于：原始宗教和上古神话为先民所确信，这里不存在后世人为宗教和文人创作神话那样的有意识的虚构。在充溢着泛神观念的原始宗教和上古神话里，先民的宇宙观、道德标准、对自然界以及人自身的种种认识也尽包括于其中。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交流，以口传和迁徙为典型方式，速度缓慢，规模窄小。思想文化的长足发展，是在进入文字产生以后的时代里。这个时代，生产品多有剩余，人们开始出现贫富差距，这便进入了阶级社会。夏朝就是这种社会的开始。恩格斯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①。夏、商、周三代作为奴隶制社会，它有着一套越来越完整的野蛮而残酷的统治制度，用以维护社会物质的和精神、思想、文化的积累。我们总括三代的思想形态发展史，可以看出它有如下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宗教式的天命神学占主导地位。原始先民的那种自发的崇拜迷信式的愚昧心理，在人民中被部分地延续下来，再加上统治者有意地自我神化和愚弄、恫吓人民，使得三代的天命神学十分发达。神、鬼、祖先、上帝、天命，不仅主宰着世界，而且支配着人民。奴隶主阶级正是利用这一套宗教观念来作为统治与奴役人民的精神武器。因此可以说，三代的思想文化是在宗教的形式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来说，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②当时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思想内容的阴阳说、八卦说、五行说等，虽然试图运用阴阳对立的关系说明事物的变化，运用多种自然物解释万物生成的本原，但是这些思想仍然被禁锢在宗教观念的框架之中。直到西周末年无神论兴起后，上述思想才更加活跃起来。

第二，政治伦理说教紧密结合其中。中国古代思想的伦理化具有深厚的民族土壤。在远古的图腾时代，与西方惊恐幽灵再现从而追求灵魂超脱不同，中国的先民把自己的祭品奉献给英雄的前辈，以表示对祖先的崇拜。这种古老的氏族遗风，形成传统的心理氛围，进而产生出华夏族的支柱性信仰概念--孝和德。中国古代思想从萌生之际便不是像古希腊那样，向自然致思，向神灵礼拜，而是将自己的思维紧系在处于血缘氏族纽带之中的人的世界，伦理的世界。直到三代的统治者要有效地维护统治，不仅需要政权的力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22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第26　页。

也需要对人们的权利与义务、行为的善恶制定出道德规范。庄子所谓"以天为宗，以德为本"，正是道出了中国古代思想同宗教、伦理的密切关系。《尚书》载殷王盘庚告诫其臣民说："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就是说，不论亲疏远近，谁犯罪作恶就要处死，积德行善就要表彰。周代人更重视"德"，明确提出"明德慎罚"这种有分别、有侧重的赏善罚恶的思想。为适应于氏族奴隶制的宗法制、等级制、分封制、世袭制的需要，"礼"成了维护等级名分最重要的行为规范。"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论语》），损益相传，便形成为庞大的政治伦理体系，决定着整个思想意识形态。

第三，带有朴素的辩证法色彩。原始五行说和原始阴阳说，都带有朴素的辩证法特点，尤其《周易》中所蕴含的矛盾对立、转化思想以及变化发展观念，更显示了中国原始朴素辩证法的光辉。中国古代天文与医学思想，都跟阴阳五行思想相连，体现出某种整体观、系统观、发展观。三代思想史的丰富资料，再加上春秋时期存亡瞬变的社会现实，于是才出现了哲学家老子的"反者道之动也"的辩证法认识。《周易》、《老子》、《庄子》的"三玄"经典，对整部中国思想史都有巨大影响。

上述三条基本特点，尤其是政治伦理一条，始终渗透在春秋战国以至其后的思想史当中。比如占据统治地位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其主干（"仁义礼智"、"三纲五常"等）就是政治伦理哲学。即使很抽象的墨家逻辑学说，也没脱开政治伦理说教①。重血缘、重家族、重祖先，中国传统思想的伦理特色，长期支配着华人的意识形态，形成这个东方古老民族特有的价值领域。这一思想传统，曾使自己的族类更多地享受了人间的温情，甚至成为民族凝聚的精神力量。但是，政治伦理化的特色也给中国思想带来很大缺陷。一方面，在伦理义务的束缚下，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受到压抑，整个民族形成过分的内向性格；另一方面，由于自然常被人际伦理道德的烟雾笼罩，使中国难以产生西方那样的自然哲学、分析哲学和实证科学，中国科学文化在近几个世纪落伍，跟这种历史积淀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很大关系。

①　参阅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远古暨三代 第005卷 远古暨三代宗教史

【本卷提要】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过强烈的影响。中国远古暨三代，从原始宗教到"人为的宗教"的产生和演变，对正确认识宗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本书依据大量的考古资料，分别叙述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代、商代及西周时期的宗教形式，力图使读者了解由原始社会的自发宗教向阶级社会的人为宗教的过渡和演变。由于各个时期的宗教形式和内容不尽相同，所以本书也列举了有关的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有关资料，对远古暨三代每个时期的宗教形式，作了详尽的论述，同时，对具有时代性的宗教思想、宗教活动、宗教制度，给予了客观性的评说，提出了宗教与迷信的根本区别，并对不同时代的宗教行为从发生学的角度，给予了历史性的评价。

一、远古暨三代宗教概述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多种宗教的国家。中国的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瑰宝，它不仅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而且也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

中国古代，宗教信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曾占据重要位置，它直接反映着人类社会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经济状况、社会制度、思想意识和思想感情。

中国远古时代的宗教，有它发生、发展和演变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

宗教思想的产生，与人类所处的时代有着直接关系。当人类处在蒙昧时代的时候，还分不清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本能的适应于自然条件，就像其它动物一样，不可能产生信仰或崇拜的概念。

宗教思想是人类最初的思想之一。

随着人类的发展及其生存能力的提高，大脑也随之发达起来，在谋生活动的实践中，人类开始逐步认识了一些自然现象与人类本身生存的关系，并开始萌发对自然现象的期望和控制，于是也就自然产生出一种幻想的反映，以求找到心灵上的平衡。

中国最古老的宗教，目前可以溯源到山顶洞人时代，因为那时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宗教形式，活着的人开始有意识地掩埋同伴的尸体，从而形成了最古老的灵魂崇拜。

到距今1　万年的时候，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远古居民，开始发展农业，其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得到某种程度的改进和提高、开始注意一些与人类生存有关的自然现象。但就当时人类的思维能力来说，对周围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还不可能达到正确理解的程度，生产、生活实践的许多方面只能依赖于自然界。因之，对一切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便产生了神灵的概念，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神灵的存在，"万物有灵"也就产生在这个时代。

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万物有灵的概念普遍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中，人类崇拜自然界的万物，实际上是人们依赖于自然界的必然表现。这时候，不是人类支配自然，而是自然支配人类。于是，山川日月、天地河水、草木禽兽等等都成了人类崇拜、祀求的对象，认为这一切可以主宰人类的祸福，有些也是自身的图腾保护神。

原始人时期，不但给我们留下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的证据，而且还有非常珍贵的宗教遗迹资料。到原始社会中后期，人类的宗教形式有所发展，出现了祭祀、占卜和巫术，尤其对祖先灵魂的崇拜，表现了原始人较完整的宗教思想。考古发掘出来的这一时期的许多遗迹和遗物，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成片的公共氏族墓地，统一的头向，不同的葬式，以及墓中的一些随葬品，常常带有对祖先灵魂崇拜的具体内容。此外，还出现了以祭坛和埋葬动物形式，对天、地、祖先和一切神灵的祭拜。这反映出当时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及所受的思维局限，是人类自发宗教的具体体现。可以说，在原始社会的居民中，每一个劳动过程都浸透着宗教意识。

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夏、商、西周，宗教的内容和形式有了一定的发展，由原始社会的自发宗教，逐渐变成了人为的宗教，并带有明显的阶级性。以人殉、人祭为主要形式的宗教活动，反映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其宗教思想、宗教活动、宗教制度方面都逐渐完善，并且有了固定的形式，同时也出现了各种戒律、禁忌和教仪，形成了一定的体系。从宗教的变化中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直接影响到宗教意识的变迁。

不同时代的人类，宗教信仰的形式和性质也有不同的表现。进入到文明社会以后，人的精神和灵魂及人类赋予物的精神和灵魂，都有了深刻的变化，在复杂的过程中又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因此，宗教的概念也随之变化。

夏代，作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表现在宗教方面的是奴隶主对奴隶的奴役。

人殉，作为宗教的一种形式，自原始社会晚期出现到夏代，已得到相应的发展。夏代建国以后，奴隶大量增加，作为宗教形式的人殉、人祭成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考古资料中表明，在相当于夏代的一些大型墓葬中，人殉、人祭的现象十分普遍。夏代王朝用活人祭祀祖先、天地、神灵，实际上是一种残酷的宗教行为，我们可以从其墓葬材料中了解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宗教内容。

商代社会是中国发达的奴隶制社会。由于当时国家内形成了众多的地方势力，战争四起，为奴隶主提供奴隶增加了来源。因此，社会矛盾也主要表现在奴隶主和奴隶方面，但其宗教内容和形式却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商朝奴隶主贵族，通过宗教的形式，实行对奴隶的压迫和剥削。当时对鬼神崇拜的观念，完全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造神和敬神活动，也随之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宗教的内容和形式完全渗透着人为的成份，奴隶主贵族通过宗教的形式，达到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

商代是人殉、人祭的鼎盛时期，数以万计的奴隶充当了当时宗教活动中的牺牲品，因此，商代的宗教形式已经完全变成了阶级制度下奴隶主强权统治的一种手段，商王朝通过宗教对奴隶的压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西周时期，基本上继承了前人那种以宗教信仰来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办法。西周统治阶级，仍以崇拜上帝、崇拜祖先和占卜问事等活动，来巩固和提高王权和王室的权威。

西周时期的祭祀领域非常广泛，其宗教活动体现出当时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天命观。由于西周出现了以上帝为百神之王的宗教观念，所以在宗教的内容和形式方面，就特别重视对天的祭祀。同时，西周贵族通过这一宗教活动，又把天的权威转引到自己身上，所以，西周的祭天和祭祖是对应的，对天的祭祀也是对西周天子的祭祀。

各种宗教思想的产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中国古代的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曾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今天，对古代宗教文化的发掘与研究，也应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历史性的评价，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宗教的产生宗教产生于非常遥远的古代，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反映。在人类社会早期，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的需要，必须跟自然界发生着各种关系，只因为他们不理解各种自然现象，自然力便成了人类的压迫者。原始人凭着微弱的思维能力，将看来神秘莫测的支配自己生活的自然力予以人格化，变成超自然的神灵，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境界和力量，认为这种力量能主宰自然和社会。客观现实在人们主观意识的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

然而，人类的宗教意识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当大千世界刚出现人类时，并没有宗教的存在，因为人类刚从浑沌的环境中走出来，对周围的一切都是无知的。实际上，那个时候的人类与动物差不多，分不清自然与人的关系。因为那时人类的思维能力极其低下，既不会有幻想，也不可能有宗教信仰，正是这个原因，人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没有宗教观念的。随着原始社会实践的发生和发展，原始人开始认为，人除了自身之外，自然界还有一种可以脱离躯体而存在的灵魂，这种灵魂观念逐渐形成了最初的自然力的人格化观念，并认为灵魂可以主宰人类的祸福，这就是蒙昧时代的人们一种狭隘而愚昧的观念。

自然界是千变万化的，当原始人受到与他们相对立的外界力量的支配时，却不能理解这种力量，只能在这种力量面前感到一种困惑和恐惧，正是这种恐惧产生了神①。为了祈求神的保护，他们就采取一定的形式来祭祀它，以图在想象里并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因此，最原始的宗教便出现了。

费尔巴哈认为，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和根源。这种感觉首先表现在恐惧的感觉上，这种感觉是由于人对自然界事物和现象的真正本质愚昧无知所产生的。恐惧感是宗教基础之一②。

（一）旧石器时代的宗教旧石器时代是人类社会的初期阶段，大约在1　万年前至60　万年前。地球上的第四纪，是人类的产生和发展时期，原始群时代大致处在第四纪的早更新世和中更新世阶段。

由于旧石器时代的历史非常漫长，考古工作者和古人类学家根据在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并结合地质年代，又把旧石器时代分成了早、中、晚三期。在人类体质发展上，分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三个阶段。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比较广泛地分布在旧大陆，在中国广大的地区内，都有人类活动的遗迹。这些古人类遗骸和旧石器的发现，揭示了中国早期人类社会的大致生活情景。

中国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是元谋人。生活在距今170　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一带。蓝田人，在100　万年至50-60　万年前，生活在陕西蓝田一带。北京猿

①　沙利·安什林著，杨永等译：《宗教的起源》，三联书店1964年版。②　加巴拉耶夫：《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人，在50　万年前，生活在北京房山县周口店一带。随后，在华北的还有许家窑人、丁村人、大荔人和新洞人。生活在长江流域的长阳人，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柳江人、丽江人、资阳人等等，都是比较早的人类祖先。

在人类诞生的最初期，即旧石器时代初期阶段，由于人类的生产实践刚刚开始，其生存的环境极其恶劣，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虽然能制造最原始的工具，但尚未完全脱离动物界，所以生产活动也极为单纯，范围也非常狭窄，在很大程度上，还只能依赖于自然界。这时人类的思维和语言，正在开始形成中，人类的认识主要是靠直接的感性认识。

在人们的意识中，人本身和人以外的自然界还混为一体，因而对一些与人类有关的自然现象，也不可能产生过多的考虑，不能认识周围的自然现象对人类生活的价值，更不可能抱有什么期望，而是更多的适应于自然。实际上，这时的原始人几乎还过着像动物一样的群居生活。

前苏联学者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认为："当时人们刚刚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不可能信仰神，正如任何一种动物不信仰神一样，因为人类那时与其它动物还十分相近"①。实际上，那时人们无形中将自己与动物等同起来，认为自己与飞禽、走兽之类的动物没有多大区别。不过，这种将人与动物等同起来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对动物的崇拜，也不具有宗教的意识。所以，宗教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形成。

另外，我们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原始遗址里还发现有这样一种现象，1856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尼安德特河谷的一个小洞里，发现了欧洲早期智人阶段的人类化石--尼安德特人。从当时人类对骨架处理看，尼安德特人可能萌芽了宗教意识。在一具近似完整的男性尸骨旁，堆放着一些燧石、石英块和野牛、驯鹿的尸骨，表明尼人对同伴的关注和眷恋。说明在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可能产生了最原始的宗教意识。

属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文化，也可能产生了最初的原始宗教意识。莫斯特文化的创造者是尼安德特人，到莫斯特文化时期，又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发展。在莫斯特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了埋葬死者并随葬动物骨骼的宗教迹象。

①　阿·尼·格基拉德舍夫斯基：《原始社会史》，第37　页。

（二）旧石器时代晚期至中石器时代的宗教属于中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存，目前发现不多，考古界对中石器遗存也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但是，作为人类发展所经历的不同时期，中石器时代是存在的，这一时期是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这时，人类仍过着采集渔猎的生活，能制造工具，广泛使用细石器，在捕获物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

中国陕西大荔发现的沙苑文化和河南许昌发现的灵井文化以及陕西下川文化等，均属于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遗物是几何形细石器，有石核、石叶、小型刮削器和压制精致的石镞以及具有代表性的突状器。总的看来，细石器有进步特征。由于文化资料比较少，所以在宗教方面仍为有待于开发的处女地。

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在距今2　万年左右，人类的发展进入到晚期智人阶段。这个时期，人类的生存能力有了很大进步，生产力也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范围进一步扩大。漫长的生产实践，使人的大脑进一步发达，抽象思维能力进一步提高，并逐渐认识了许多自然现象与人们经济生活和人类生存的联系。于是，人类开始对许多自然现象抱有一些期望和控制的要求。可以说，人类发展到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对许多自身以外的自然现象产生出一种幻想的反映。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不再单纯依赖自然，而是开始改造自然。这时，中国广阔的土地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原始人留下的足迹，而且他们的文化具有多种风格和特色。大约从这个时候起，人类即将走完旧石器时代漫长、曲折而又艰难的历程，准备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向新时代迈进。

以山顶洞人为代表的晚期智人，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生活的信息。山顶洞人制造的工具，已具有较先进的技术，在从事采集经济的同时，学会了捕鱼，知道利用集体的力量围捕大型动物，产生了氏族观念，并且出现了审美的意识，知道制造装饰品来打扮自己。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山顶洞人已经产生了最原始的宗教意识，他们对死去的氏族成员，不是随地抛弃，而是进行有意识的埋葬。尽管埋葬死者的方法还相当原始，但是已经知道将居室与葬地分开，上室作为居室，下室用于埋葬，给死者随葬装饰品，身上及周围撒有赤铁矿粉末，显示出较原始的宗教观念。

这种埋葬习俗，意味着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产生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对使用的赤铁矿粉，一般认为是血的象征，"人死血枯，加上同色的物质，希望他（她）们到另外的世界永生"①。这种现象，表达了生者对死者的留恋，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灵魂的概念，这是中国最原始的宗教资料。

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发现了最原始的宗教萌芽遗迹。

100多年前，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运用氏族部落的调查材料，研究了人类从"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把原始社会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给研究原始社会意识形态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今天，如果我们把氏族部落因其生产、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奇特宗教习俗排列起来，那就是一部五彩缤纷的古老的宗教画卷，从中也可以看出原始社会发展的缩

①　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影。

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当今高度发展的宗教文化，都是从原始社会早期最简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宗教现象，都可以从中找到它的原始形态及发展变化的过程和规律。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欧洲，也有较多的原始宗教遗存，以埋葬习俗而论，与中国山顶洞人的方法非常近似。

在法国香斯拉特的列蒙丹巨石岩洞穴中，曾发现一具人骨化石，这时的人骨经过了人的有意埋葬，并在遗骨上撒有红色的赤铁矿粉粒。在英国威尔士的巴渭兰洞穴里，发现一具无头盖的男人骨架，在骨架和随葬品上都涂有红色颜料。在西班牙的保梭达杜勒洞穴中，发现一具成年人骨化石和一具青年人骨化石，身旁有赤铁矿粉粒染成的大碛石。在波恩的奥巴加塞尔洞穴里，发现一男一女人骨化石，均染成红色①。

在摩纳哥的孩儿洞遗址中，发现很多人骨化石，其中在小孩的骨架上撒有赤铁矿粉末。在前苏联伊尔库次克附近的一个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一具幼儿骨架，周围撒有红色颜料。在法国基伯龙半岛一个中石器时代遗址里，发现一具人骨化石，骨架上撒有赤铁矿粉粒并盖有石板。在西班牙阿赫皮亚山附近的一个中石器时代遗址里，发现10　余具骨架，骨架上都有赤铁矿粉的痕迹①。

以上这些材料，不仅年代大约与山顶洞人相当，埋葬习俗也与其一致，反映出了相同的埋葬死者的宗教意识。以红色作为血的象征，这种做法，一方面表达了活人对死人的留恋；另一方面也说明，让死人与活人一样地活着。类似习俗在大洋洲、非洲等地的土著居民中，直到近代还有发现。看来把红色视为血，这种意识曾普遍存在于原始人类中。

中国的山顶洞人为我们提供的最早的宗教资料清楚表明，早在18000年以前，人类已经知道有意识地埋葬死者，并以物随葬，产生了最早的宗教信仰和灵魂崇拜。可以说，这是我们祖先的一项重大发明，谱写了人类宗教史上的第一页。

在中国晚于山顶洞人遗址的甑皮岩遗址中，也曾发现有关反映宗教意识的资料。甑皮岩遗址位于中国华南地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独山西南麓，1973年发掘，最早年代为距今9　千年以上。洞穴中共清理出18　具人骨架，但未见有墓穴和葬具痕迹。人骨多呈垂手、弯腰、屈肢、蹲坐的姿势，有的头骨和盆骨上残存赤铁矿红色粉末，仅有一座墓随葬有两件收割用的蚌刀，可能当时已经产生了最原始的农业②。这也是中国大陆发现的较早的宗教遗迹之一，为认识早期宗教在华南地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①　《化石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

①　詹姆士：《史前宗教》，纽约，1957年版。

②　《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3　期。

三、新石器时代宗教的形成和发展大约在距今1　万年前后，人类历史的发展跨越到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从此，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进入了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时代。

在黄河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尚未发现，但在中原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较早的河南裴李岗文化和河北磁山文化。同时，在黄河上游，以甘肃大地湾文化为代表的氏族先民和黄河下游以山东北辛文化为代表的氏族先民，都较早地告别了旧石器时代，迎来了更加繁荣兴旺的新时期。

南方地区，古文化在长江两岸的兴起，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浙江河姆渡文化尤为引人瞩目。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出现，突破了宗教传说和文献记载的局限性，同时丰富了这一时代原始宗教的内容。

在早期新石器文化阶段，以华北为中心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大地湾文化和以华南为中心的河姆渡文化等，在公元前6　千年前后，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在崇拜灵魂观念上有了固定的形式。

不过，这时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始终受到自然界的压抑，还不能认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因此，在人们的思维中，产生了一种不可逾越的外界力量，那就是神的力量。人们相信这种力量有超自然的本领，会直接影响现实生活。在人们的思维中，形成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因之，对灵魂格外的敬仰和崇拜。考古发现的这个时代的各文化遗址表明，当时的每个部落，都有成片的氏族公共墓地，反映在宗教方面的现象十分明显。可以说，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原始宗教已经有了固定的形式，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劳动促进了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这时，人类开始发展农业，使用磨光石器，饲养家畜，手工制陶等一系列的活动。因此，扩大了人类生存的环境，并随着生活领域的进一步扩大，人类也逐渐注意到自然环境和自然现象与人类生存的关系，处于人类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便自发的产生了依赖于自然的原始宗教信仰。

（一）万物有灵概念的产生和宗教形式新石器时代，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比起旧石器时代，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人们的思维能力，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依然受着很大的局限。在原始人的生产劳动和采集渔猎活动中，对周围的环境和一切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甚至对一些无法理解的东西，同样产生着复杂的幻想，如对平时生产活动和在采集渔猎中得到的收获，认为是自然界的恩赐，得不到时，认为是自然界的惩罚。

同时，人们的头脑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疑问：白天和黑夜是怎么回事？

刮风下雨又如何解释？电闪雷鸣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会出现梦境？正在一起采集打猎的氏族成员怎么会永远的不动了？另外，还有海波的荡漾，火山的爆发等等，这一切自然现象，都使得原始人感到头昏目眩，同时对这些现象产生了奇异感、威胁感和恐惧感。因为不能解释这些奇异现象，没有能力去克服这些威胁，因此，原始人把一切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都归为有灵魂的存在，认为与人类的生存有密切的关系。从而，也就形成了信仰和崇拜超自然的神灵。

不言而喻，自然力和自然物对原始初民的生活产生着极大影响。万物有灵是自然界的人格化，由于幻想有各种神灵，在人类的意识中便把这个世界变成了人与神的世界，而此时的人类，在很大程度上都要服从于大自然的安排。因此，崇拜自然界中的一切神灵，便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正如拉法格所说："在生命中和在自然中都存在着许多谜，这些谜常常占据着人的脑力，一当人们开始思想，他们就试图来解答，并且尽其所能和按照他们的知识所允许的限度内解答了它们，原始人的这些解答，许多次都不得不是错误的，却变成了无可争辩的真理，作了思想的结构的基础"①。人类在其发展的低级阶段，没有把自己和自然界区分开来，人把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在他身上产生的印象和感觉，看作是它们的特性。人把实在的、非神灵的事物现象转化为神灵的、幻想的实体②。

在原始人的思维能力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万物有灵观念，已经获得较高的发展。人类用同自身类比的方法，来判断这些现象和力量，在他们看来，世界似乎是有灵性的，现象也似乎是那些与他们本身一样的生物，即具有意识、意志、需要、愿望和情欲生活的活动结果，这些生物就是灵③。

事实上，生活在童年时期的原始人类，对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自然现象，都不能理解。人类在万物有灵的环境中，差不多完全受着陌生的、对立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因而自然界便成了人类生存及生产实践活动的主宰。换句话，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只能是无条件的服从它。

原始人同时还认为，在他们周围，这种具有灵魂的力量在自然界中是无所不在的。

民族志的材料告诉我们，万物有灵和神灵无所不在的宗教意识，在当代还有相当的残余。北美的印第安人崇拜的精灵便多达百种以上。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中，也有关于盘古创造万物的传说，"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①。

万物有灵的产生，是原始宗教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并在这种基础上相继产生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生育崇拜等原始宗教形式。这些原始宗教形式，尽管其产生的序列有先有后，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始终与万物有灵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映现着原始人的思维观念。

在原始人看来，他们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有神秘性，对他们来说，任何动物，任何植物，任何一种自然现象，都可能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所以，原始人把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认为具有神秘的属性，他们被一些复杂的意识状态包裹着，宗教意识也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占居着固定的位置。

从人类思维的发展来看，在原始人类的初期，思维仅局限于最近的感觉所及的环境；人们所能思索的，仅是他们能够直接感觉的东西或现象。而万物有灵则是一个内容更加广泛和更加复杂的高级概念，是原始人类抽象思维

①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21　页。

②　加巴拉耶夫：《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1　页。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第365　页。

①　马骕：《绎史·五运历史记》卷一。

能力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实际上，"原始思维和我们的思维一样，关心事物发生的原因，但它是循着根本不同的方向去寻找这些原因的。原始思维是在一个到处都有着无数神秘力量在经常起作用，或者即将起作用的世界中进行活动的。简而言之，看得见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是统一的，在任何时刻里，看得见的世界的事件都取决于看不见的力量。用这一点也可以解释梦、兆头、上千种形形色色的占卜、祭祀、咒语、宗教仪式和巫术在原始人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如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任何事情，即使是稍微有点儿不正常的事情，都立刻被认为是这种或那种神秘力量的表现"①。

尽管如此，万物有灵概念的产生，也应被看作是原始人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在自然界瞬息万变的种种现象启示下，探索大自然与人类本身的奥秘所取得的一大成果之一。

万物有灵论，因为包括的内容广泛，通常又称泛灵论，是宗教中最原始的，也是最普遍的形式之一。应该指出的是，原始宗教中的神灵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变化，例如狩猎经济时期，动物是人类的生活资料来源，因此，这时的神灵主要是动物神。农业经济时期，构成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的主要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其它自然条件，因而人们崇拜的对象，又主要是天神和地神等。然而，无论怎样变化，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始终支配着原始人的思维。

综上所述，万物有灵的产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自然产物，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并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①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18　页。

（二）自然崇拜自然崇拜，就是对自然神的崇拜，它包括了天体、自然力和自然物三个方面，如日月星辰，山川石木，鸟兽鱼虫，风雨雷电等等，这是人类依赖于自然的一种表现。

在原始社会，自然现象的变化，尤其是那些能够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自然变化，被看成了有人性的、有意志的实体，从而激起人类对自然的崇拜。人类社会早期，由于定居生活尚未稳固，为生存所迫，人们不得不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迁徙。虽然环境改变了，但有些自然现象，如日月星辰却始终伴随着他们，这种现象是影响人们生活的自然条件。

一般说来，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和季节的更换以及与自身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庆祝活动。这就是说，最古老的崇拜对象是自然力，是那些经常与人类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的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现象都具备有神的力量，因此，自然物便成了自然崇拜的主要对象。

中国古代居民居住分散，民族众多，所崇拜的自然物也很多，而且与居住的环境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居民，多崇拜海神；居住在河流两岸的多崇拜河神；居住在林木山间的又多崇拜山神和树神。

原始人思维中灵魂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观念，也明确的反映在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上。《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地。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埋少牢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

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一书中，曾说过下面一段话：对于自然的依赖感，再加上那种把自然看成一个任意作为的、有人格的实体的想法，就是献祭这一自然宗教的基本行为的基础。人类生活在大自然环境中，大自然千姿百态，变化无穷，这些现象为原始人的感觉器官和心理所不能承受，这种超人的力量震撼着原始先民的心灵，从而便产生出了强烈的而又普遍的恐惧心理。这就是自然崇拜所产生的原因。

在原始人的眼里，强大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都具有至高无上的灵性，这种灵性往往能主宰人类的命运，改变人们的生活。因此在不能征服和认识它们的时候，只有把它们当作有生命力的神灵加以顶礼膜拜。

这种对自然力的崇拜，直接表现为对自然物本身的崇拜。原始人类通常把自然力拟人化，赋予自然力以形体，就像雨有雨师，风有风伯，雷有雷公，云有云神一样。实际上，自然崇拜是原始人的一种自发宗教，而这种宗教又没有固定的形式，因为当时人类只凭着极不发达的思维观念和微妙的实践经验，去观察周围庞大的、神秘的世界，又因为自然界是人为生存和依赖的基础，所以对于凡是不可理解的自然现象，人们都会将其作为自己崇拜的对象。费尔巴哈在论述宗教的本质时曾说，"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而这种依赖感的对象，亦即人所依靠，并且人也为自己感觉到依赖的那个东西，本来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自然。自然是宗教最初最原始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和一切民族的历史所充分证明的"①。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原始生产力的低下，大自然一方面给赖以生存的人类提供一切物质资料和条件，另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　页。一方面又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自然崇拜就是这一矛盾冲突的产物。1。山川崇拜山川在自然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能给居住在山地的原始人提供充足的物质生活来源，同时，许多现象又使原始人感到奇怪，为之害怕，因而产生了对山川的神秘感，为了制驭它并祈求为人们降福，便出现了对山川的崇拜。

对山川的神化与崇拜，从古籍中可以找到一些记载，《山海经》中就记述有许多关于从事山神崇拜的宗教活动。

《山海经·南山经》："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其神状皆鸟首而龙身"。"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其中还记载着祭祀这些山灵时所必备的供品和祭法。

《山海经·西山经》中说，华山，是众山的宗主，祭祀它的典礼，要用猪、羊、牛三牲。羭山，是神灵显应的山，祭祀它要用烛，斋戒一百天，并把一百只毛色纯正的牲畜和一块瑜埋在地里，对其它的山神即用全羊祭祀。从《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中，关于祭礼诸山山神的记载，多达数10　条，所展示的全是巫师所从事的宗教活动。

在《五臧山经》的每一小节后面，都记载着对某系列山神的不同祭典。

又如诸山山神，有马身人面者，有彘身八足蛇尾者，有鸟身龙首者，有豕身人面者，有人面三首者等等。这些奇形异状，多是动物形象的拼凑，又是半人半兽的组合。这些描述，充分显现了原始宗教中自然崇拜的特色①。

古人对山川的崇拜，多是对名山大川加以神化，或把一些山峰加进许多神秘化的成份。如《山海经·中次十二经》中说，有一座山叫夫夫山，神于儿住在这里，形状是人的身子，两手操蛇，常在江水渊潭里游玩，出进时都会发出闪光。《淮南子·地形训》载，"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由于古人对山川的神秘感，也自然会引起一些幻想，这就是说，山神是古人将山岳加以神化而崇拜的。自古以来，名山大川景色壮观，尤其是那些形象多变的现象，便使人们对此产生了一种神秘感，出现了山神崇拜的现象。《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因此，山神遍布中华大地。在一些以狩猎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少数民族中，则把山神看作是狩猎的保护者。

历史上，任何一个古代民族都有关于天神居住山巅的传说。

鄂伦春人认为，凡是高山峻岭，悬崖绝壁，都是山神居住的地方，平时不敢得罪山神，要经常向山神供祭，这样山神才能降福于人民②。

蒙古族把本部落内的险峻山称为神山，认为神山能保佑人畜安宁。在羌族中，把祭山与祈求丰收联系起来，因此祭山成了羌民的大典。彝族认为山是有山神的，他们崇拜山神，也是为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①　袁珂译著：《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秋浦：《鄂伦春社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0　页。民间的祭山活动有繁有简，祭祀的时间也不尽相同，而且也不是对所有的山都祭祀，祭祀的只是人们所公认的神山。有的地区在祭山期间还实行一些禁忌，如不能进山狩猎，不许砍伐等，从而使祭祀活动更增加了神圣庄严的色彩。

2。日月崇拜天体崇拜的主要对象是日月，其中又以日神为甚。在中国古代曾有这样的认为，日为众神之主。所以在原始的神话中，就有很多以太阳为中心内容的故事。如羲和生日，浴日，驭日；羿射九日；夸父逐日等等，都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太阳崇拜的心理。

月神崇拜，在中国古代也是一种常见的自然崇拜。在原始神话中，有把日神羲和当作月神的传说。由于嫦娥奔月神话的广泛流传，嫦娥便成了月神。《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中国民间曾有"天狗吃月"的传说，并流传有鸣锣救月的宗教仪式，如今仍流行着中秋赏月的习俗。从这些现象中，又可使我们了解到人类对月神崇拜的心理。

在考古资料中，也证实了我们的祖先曾经有对日月神的崇拜现象。

1960年，山东莒县出土的大汶口文化的陶尊上，刻有日月崇拜的图象①，随后在山东诸城前寨也出土了一件相同的图案，并且还涂有朱红的颜色②，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原始的天文图案。之后，不少的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认为可能是反映日出的意符字，并有"炅"及其繁体③和"旦"及其繁体的见解④。

画面的图象很明显，下边像一座山，中间像一个月亮，上边像一个太阳。像这样的陶纹图案，不仅山东大汶口文化有，而且在安徽北部的大汶口文化中也出现过完全相同的图案。

不管这个图案作"炅"字或"旦"字讲，从图形来看，都是把日、月、山这些常见的自然现象突出地表现出来，因为史前时期的人类，生活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天上的日、月、星三光总是伴随着他们，因而天象和气象的变化，构成了古人生活的自然条件。《献酒经》云：不祭日、月、星辰之时，"荣日不显光，明月多晦暗，星宿也无光，黑暗暗，昏沉沉似然"。当祭祀之后，便是"荣日耀月明，星宿多辉煌，俯察与地里，四时不反光。"所以，就产生了对天体、天象和气象神化的崇拜现象。所以有人认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的天象文字，可能与祭天、祈年的活动有关⑤。

天体中最引人注意和最能影响人们生活的就是太阳，升起以后，光芒四射，既能给寒冷中的人们带来温暖，又会给人以酷暑的折磨；既会使禾稼茁壮成长，又会使禾稼枯焦。基于太阳对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原始人把天体

①　《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

②　《山东诸城前寨遗址调查》，《文物》，1974年第1　期。

③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　期。④　邵望平；《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文物》，1978年第9　期。⑤　高广仁：《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版。（特别是太阳、月亮）作为自然神加以崇拜，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原始文化中，留在彩陶纹饰上的天文图案也有比较突出的例证。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河南郑州大何村遗址①，曾出土大量的彩陶片，其中绘有日、月、星辰、星座及太阳光芒纹的陶片就有相当大的比例，而最多的就是太阳纹的图案。这是否可以说明生活在距今5　千年以前的大何村人，就是一个崇拜日、月、星辰的部族呢？

此外，中国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十日的传说，不管这些传说是把太阳当作恶神还是当作善神，其祈求保佑的意义却是毋庸置疑的。

对日、月、星辰的崇拜，在中国少数民族中也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许多民族志的材料中记载着彝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纳西族等对日、月、星辰的祭祀活动。

赫哲族人最尊敬的神是天神，常供奉神树，凡是发现树木有奇异的特征，都认为有神灵附在树上，于是便在这种树上雕刻一个人面形，作为天神的象征②。

在高山族的宗教信仰中，其中信仰的神灵有创造宇宙的主神，把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都视为具有伟大的力量，可主宰人类祸福安危。实际上，这也是万物有灵的具体体现。

彝族在解放前，每年都举行太阳会和太阴会，每逢农历冬月二十九，村里人都到山神庙去祭祀"太阳菩萨"；在农历三月十三举行太阴会，由老年妇女到山神庙去祭祀"太阴菩萨"，并且都各有供品，还要分别念《太阳经》和《太阴经》①。同时还规定在供品上雕刻象征太阳的莲花图案，祭祀者都要烧香磕头，以求得到太阳神的保佑。在拜月活动中，各家各户必须在月光下摆设供品，大人、小孩都要对月三跪九叩，祈求月亮神的保佑。

彝族人曾相信太阳和月亮都是神灵的象征，相信这些神灵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崇拜它，会给家人带来吉祥平安。

永宁纳西族人认为，太阳、月亮、星星，都是吉祥的象征，习惯用白石灰在房子上画日、月、星图案②。普米族的日月神，与大汶口文化中的图案非常接近，说明对日月神的崇拜由来已久。

中国北方的鄂伦春人，在他们供奉的图画上，较多的画有太阳的图像，凡事都要向太阳神祷告，以求消灾降福③。每年的旧历正月初一，人们都朝拜太阳，有什么苦难也向太阳诉说祷告，诉求太阳带来温暖。鄂伦春人把太阳神叫做"得格钦"，同时在每年的正月十五和二十五，为朝拜月亮日，八月十五是供奉月亮日，当他们打不到猎物时，就向月亮叩头，祈求帮助他们打到野兽，具有浓厚的宗教意识。

崇拜太阳的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曾流行过，英国有立石柱祭太阳的习俗；墨西哥的原始部落有杀人祭日的仪式；古代埃及祭司在祭拜爱忽斯神时，围着一个被当成祭坛的太阳跳舞。美国达科塔州的印第安人，在举行还愿仪式后，在太阳柱旁，部落成员在跳舞时，持续不断的看着太阳。美国亚利桑

①　《郑州大何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　期。

②　《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①　何耀华：《彝族的自然崇拜·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云南人民出版版。②　宋兆麟：《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611　页。

③　《鄂伦春族宗教信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5　期。

那州的霍比人，当生活中出现危难时，每天早晨都要举行一次特殊的仪式，向太阳神塔瓦祈祷并贡献玉米粉①。

由此看来，崇拜太阳也是世界性的宗教现象。既是把自然崇拜看成是最原始的崇拜，那么自然对象也要加上人的心理状态以后，才能成为其崇拜的对象。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雍州有神庙百座，不少是供奉北斗、太白、岁星和荧惑等星辰的，祭星神时，将供物分散焚烧烟化，升天后让星神享用，说明华夏先人是崇拜星辰的。

关于对日、月、星辰的崇拜，《礼记·祭义》载，"郊之祭，大报天而注日，配以月"。《祭义》注说："天无形体，县象著明"。这表明，在古代的自然崇拜中，比较注重有形体的物象，而又把太阳放在崇拜的首位。《山海经》中有不少关于太阳的神话传说，《淮南子》中就出现了太阳神和记载关于崇拜太阳的一些内容，但已经历过相当多的人化过程，并带有很多拟人的成份。那些拟人的成份，从古人的思维能力和观察方法来看，也是有着一定的道理的。有的说太阳是由羲和生出来的，太阳的上升和下降，就像人的活动一样，并在拟人的成份中又加了一些神秘的色彩。这就是人的思维已把自然现象中的物体看成了栩栩如生的活物，因而人们便与那些神秘化的事物和现象发生关系，成为神灵崇拜的前提。

如果太阳永远在天空，那么太阳可能就不会成为宗教崇拜的对象，只有太阳从人的视野消失，使人陷入于黑夜的恐惧中，而后又出现在天空中的时候，人才怀着喜悦的心情跪在它的面前，看它突然地回来。

史书中记载着原始先民曾与太阳、月亮进行顽强斗争的故事，只因感到日、月不可抗拒，才出现了对日、月膜拜的形式。这反映了原始人在想象力方面的局限性。

中国的岩画资料，有非常丰富的对日月崇拜的图像，其中有拜日、祭天、祈求丰年的活动场面。在江苏连云港的将军崖发现的岩石刻画中，刻画着一幅祭天的场面①。内蒙古的阴山岩刻，在格尔敖包沟的岩崖上，凿刻着一个牧民顶礼膜拜太阳的图像，其人身体立直，双臂上举，高过头顶，双手合十，双腿叉开，两足相连，表示站在大地上②。在广西左江岩画中，共发现三处祭日的遗迹③，第一处的图像是在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下边，有三个顶礼祈祷的人像；第二处是在一个巨大的人像身旁又画着一个太阳图像；第三处是上方为太阳图像，下方是一群举手歌舞的膜拜者，场面非常生动。

人类的祭日与崇拜太阳有关，中国岩画中出现的祭日形式，多是围着太阳跳舞，与印第安人在祭祀太阳时跳太阳舞近似。《礼记·祭义》载："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说明中国古代有着广泛而悠久的祭日月习俗。

尽管不同地域的人们处在千差万别的自然环境里，但自然崇拜所产生的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并有大致相同的信仰仪式和性质。

如前所述，靠天生存是原始社会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所以自然现象对人们的生存非常重要。原始人们把与自身生存有密切关系的日、月、星辰等

①　童恩正译：《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0年。

①　《连云港将军崖岩画遗迹调查》，《文物》1981年7　期。

②　《阴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③　《广西左江岩画》，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自然现象当作崇拜的对象，这是出于人类对大自然的依赖和畏惧，对自然界异己力量完全处于屈服状态所产生的一种宗教信仰。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揭示出人们总想通过超自然的力量去支配自然，以达到多方收获的愿望。

3。石头崇拜羌族在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古老的民族，在羌族的宗教观念中，把自然界许多物体都视为必须尊崇的神灵。其中之一，就是把白石作为崇拜的对象。《羌戈大战》以羌族民间传说的形式，记载了白石崇拜的由来。据有关资料，传说羌人原在水草丰盛的西北草原安居乐业，后来因天灾战乱所迫，使得羌人不得不各奔一方，其中一支在阿巴白苟的率领下，迁徙到现在的补尕山（川青交界处），不久与敌人发生战争，羌人寡不敌众，在敌兵的追赶下继续西迁时，幸遇有三块白石变成的三座雪山，才挡住了敌兵的追赶，使羌人死里逃生。后来，羌人又与戈基人发生战争，在屡战屡败之时，天神授于羌人以白石，使羌人获胜。从此羌人重建家园，过上了人畜两旺的安乐生活。所以羌人认为，白石是他们的祖先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为了报答神恩，羌人便以白石作为天神和祖先的象征，并要杀牲祭献，顶礼膜拜。每家每户都要在神龛上供奉一块白石，因此，白石崇拜就成了羌人的传统习俗①。在藏族的自然崇拜中，也有类似供奉白石的传说，并一直流传下来。供奉白石也是一种十分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

巨石崇拜，是中国白族中原始的崇拜形式，这种崇拜在今天民间还有遗迹存在。在洱源县和云龙县交界处的兔罗坪山上，有五间石屋，每间石屋里都供有一块巨石，称为石头皇帝，认为这些石头皇帝不仅能主宰人类，还可管辖山神和野兽。因此，人们非常崇拜它①。

以上的白石崇拜和巨石崇拜，都具有灵物崇拜的意义，崇拜者相信有精灵附在其上，或有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力注入于物体中，因而崇拜它可以获吉祥免灾祸。

对石头的崇拜，也见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中。据说，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土人，每一个家庭都在屋梁上悬挂一个篮子，里面有的装上一块石头或别的东西，他们认为这是家中的灵物，信赖它，祈祷它，希望能得到保护或免去灾害。

4。火神崇拜火神，是许多民族普遍崇拜的自然神之一。因为有了火，才使人类与动物界彻底分开，从而吃上了熟食，火在促进人类的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有着重大的影响。火的应用，使人类较早地认识了它的功用以及和自身的利害关系，从而对火产生了敬畏之心，并当作神物加以崇拜。正如《尚书·大传》中所说，"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可见火在人们心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火的崇拜，普遍存在于世界许多民族中。巴布亚人在入森林时，要带一

①　李绍明：《羌人以白石为中心的多神崇拜·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①　《中华民族风俗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根烟薰的树枝，同时，在他们的小艇中长燃一堆火。马来人不敢跨过炉火。印度的托达人，当燃灯的时候，必须要对火礼拜。古希腊人每家必守一长明的火，以崇祀火炉女神赫斯提。在非洲巴干达人中，尚有派女孩子另居守护神火的事。在波斯神庙中，火是神圣的象征，耶路撒冷庙中的长明灯更是永不熄灭①。

在中国许多民族中，也多有祭火、拜火的习俗。蒙古人就非常崇拜火，他们认为，火是在天地分开时产生的，火是纯洁的象征，是神灵的化身。火能赐给人类一切幸福和财富，还能使人丁兴旺。所以，拜火是蒙古族人民很早以前就有的一种最古老的祭祀活动，并与崇拜大地、祖先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是蒙古族人民的拜火日，拜火也成了蒙古族人民的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②。

解放初期，景颇族人民虽然已经用上了火柴，但有时还保持用竹片或木头摩擦生火的原始方法。在烧荒开地时，还要请巫师向火神祈祷，以求火神保佑丰收。同时，在景颇族的宗教祭祀活动中，还有一种叫做祭火鬼的活动。这种活动，常常是在搬入新房或在失火时进行。搬新房时，要引火种进火塘，认为这是吉祥之火，能给人以熟食和温暖。一般是在火塘底下埋些干鱼，作为祭品。烧毁房子的火，认为是不好的火，它给人以灾害，要把它赶走。进行这项活动时，在火烧过的地基上，用一芭蕉杆做成水槽，槽内盛水，槽口下挖一个洞，象征灭火③。

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自从他们知道用火之后，就非常尊敬火，规定不准用带刃的铁器拨弄火，禁止往火上倒水，以防止触怒火神。除了定期的烧香拜火外，在平时吃肉喝酒前，都要向火上倒一杯酒和扔一块肉，以供奉火神，并禁止人们从火堆上跨过，认为那样做是对火神的亵渎。过年时，到别人家拜年，首先要向火神叩头，才能向主人拜年。以前还流行着不扑灭有危害性的山林野火或家中的火，他们认为那是火神为了驱除恶魔而放的①。中国高山族，仍保留着长年不断火的习惯，他们禁止病人接近火堆，当遇到不祥之事时，就把火堆移到别处，免得触怒火神。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还流行着一种为死人随葬火神的习俗，以说明火与人的密切关系。在佤族过去的自然崇拜中，拜火是居于首位的宗教仪式，每年要以村落为单位，由村长主持举行取新火祭典仪式，以表达对火的崇拜②。在中国许多少数民族中，都能找到崇祭火神的典型实例。

在世界其他地区，除上述列举的例子外，还有很多拜火的习俗。古代印度人把火神看作是最高的神。印度教徒、古代墨西哥人，都对火有不同形式的祭拜，他们把火当成是太阳的代表。德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利普斯在《事物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一切火的崇拜都起源于太阳的崇拜"。

5。树神崇拜

①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7　页。

②　林新乃：《中华风俗大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786　页。③　《中华民族风俗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①　《鄂伦春人情况》，鄂伦春族调查材料之一，1957年2月。

②　宋常恩：《佤族原始宗教窥探·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云南的傣族、景颇族、哈尼族、阿昌族等，非常流行对树神的崇拜，他们把大树、古树、怪树都看成是神树，是神所居住的地方。他们认为，人生病是触犯了神树的结果，并认为神树可以主宰人的生老病死③。在川西南一带的纳木依人和柏木依人的宗教里，也有祭神树的习俗，尤其把一些完整高大的万年青视为菩萨树。

据《礼记·月令》记载，孟春之月，禁止伐一切树木，季春之月，"毋伐桑柘"，孟夏之月，"毋伐大树"。很显然，这些禁伐，所指的并不是偷盗等行为，完全是出于一种宗教信仰，认为树木有神灵，让人们不要触怒树神。

祭神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蒙古族中比较普遍。解放前，每一个部落，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神树，他们通常把树形奇特的百年参天大树视为神树，每当遇到天灾人祸，都要到神树前顶礼膜拜。

在德昂族的宗教中，有祭鬼树的宗教活动。据《中华民族风俗辞典》记述，在德昂族村寨的四面，一般都要设一道"鬼门"，附近有一棵大树叫做"鬼树"，德昂族认为，村里或家里有人生病，是因为有"鬼"，必须要到鬼树下烧纸叩头。以前，在哈尼族的宗教信仰中，认为树林是善恶鬼魂歇身之处，能给人以祸福，为了祈求神灵对自己的保护，要对树林进行祭祀，每个氏系族都有自己祭祀的鬼树，所以在哈尼族的宗教信仰中普遍流行着祭树魂的宗教活动。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阿荣旗查巴奇乡索伦族情况》的调查材料，在索伦人的传说中，曾经有过一个酋长，率领全部落的人去围猎，他们突然被二、三百座大山围住了，最后出来一位老头，告诉他们已经围住了很多野兽。第二天，结果真的围猎了很多野兽，老头却不见了，找遍了全山也不见老头的影子，酋长和众人认为，这个老头绝不是平凡的人，而是神，是一切野兽的主人。所以猎人们在山上的一棵大树上绘上老头的像，每次打猎前都要去祭拜这棵象征性的神树。

6。祭天祭天，也是很多民族中所共有的祭祀形式。关于天公地母的说法，曾存在于不少的民族中。一般认为天神是管天下万物的大神，它能主宰人生的一切吉凶祸福。我们今天常说的"老天保佑"，其实就是对天神的崇拜。其至在一些少数民族中，还规定着祭天的日期和触犯"天菩萨"后的惩罚。

今日蒙古族的许多祭祀活动都是始于远古的自然崇拜，他们崇拜和祭祀的对象主要有天、地、山、川、风、雨、雷、电以及树木等，最主要的就是祭天。他们祭天通常分为"白祭"和"红祭"，前者是以奶制品上供，后者是指杀羊血祭，并且还有一定的仪式和时间。

7。祭地土地，是地神的象征。古人将土地加以神化而崇拜，是自然崇拜中一种普遍的形式之一。

③　宋兆麟：《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464　页。

土地是人们的衣食之源，人类为了祈求丰收，曾用祭拜的形式祈求地神保佑五谷丰登。在中国大多数民族中，直到解放以后很久，各村都保留有土地庙，还定期进香祈祷，求地神给人们带来丰衣足食。

地母观念的形成，可能出现在原始的农耕时代。有人认为，历史上把一些活的动物埋于建筑的基础下或墙基里面，也具有祭祀地神的意义，这样可以平地神之怒。在菲律宾群岛，当播种前，甚至还流行着杀人以祭地神的宗教习俗①。

8。祭河神华夏人的祖先早有对河神崇拜的传说，而且各地区都有各地区的特点。

较远古的河神崇拜虽然未从考古遗迹中发现，但所谓的"河伯娶妇"，即是一个崇拜河神的典型实例。

屈原所作《楚辞·九歌·河伯》，就是祭水神河伯的歌词。王夫之云："河伯，河神也"。

在崇拜河神的同时，也出现有对湖神、泉水神、井神等的崇拜活动。世界上的大河如尼罗河、底伯尔河、泰晤士河、恒河等等，在古代都被人们加以神化和崇拜。在印度古书中，记载着关于恒河从天上流下来保佑着这个世界的传说。

在中国发现的岩画中，有许多祭祀河神的图像。祭河神与古代人们傍水而居有关，在日常生活中，大河能给人类带来财富，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所以说祭河神同样反映了人们对滔滔河水的尊敬和畏惧。

在中国广西左江流域发现的岩画中，有这样的图像，一条船上载着数人，多为人身鸟首，呈半侧身蹲式，有的伸手曲腿似划桨状。这神话般的图像，可能就是反映了人们祭祀河神的宗教活动。

祭河神的宗教习俗，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较为盛行。柳宗元在《柳州峒氓》中，曾有"鸡骨占年拜水神"的诗句。据说龙舟竞渡的古老意义也是祭河神。

在中国达斡尔族的宗教活动中，当遇到大旱时，每家妇女各带一只鸡到河边祭河神。先将鸡杀死，将带毛的鸡皮挂在插好的三角架上，待鸡肉煮熟后，由主祭人致祭词，祈求降雨除旱，然后参加者共餐鸡肉，并持水桶或盆互相泼水，以求降雨。另外，布朗族、独龙族的祭水鬼，也具有相同的意义。传说中的水鬼是人首蛇身，每年下雨涨大水后出现，人见了会死，所以，每年都要在河边祭水鬼，并将祭品倒在河中，让水鬼享用①。祭河神与山川崇拜的内容有些相似。

9。水神崇拜水是所有生物不可缺少的东西，它的巨大功能和危害，使原始人把它看作有精灵的神秘力量加以崇拜，因为浩瀚的海水，涛涛的河水，会使古人感到神秘莫测，最容易产生原始的宗教信仰。

①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4　页。

①　《中华民族风俗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81　页。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载有："东海之诸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黄帝生禺■，禺■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处东海，是惟海神"。由于古代东方民族多以鸟为图腾，所以他们想象出来的海神多为人面鸟身。

水崇拜和风雨崇拜一样，给人类带来的祸福，都被原始人类视为是神的活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包括汉族在内，遇到冰雹时，都要扔出如菜刀一样的铁器，以施行巫术的方法，祈求风雨、冰雹歇息。当水灾出现时，便认为是水神在发怒。在有些少数民族中，把人溺水而死的现象，看成是水神作用的结果。

在以农业为主的原始经济下，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把雨奉为神灵。

天旱时祭神求雨，天涝时也要供奉祭品，以求风调雨顺。因而，一些少数民族把崇拜祭祀水神列入神谱中的首位②。

中国云南山区的佤族和景颇族，为了使山谷中的泉水畅流不断，便经常祈求水神给予关照。佤族中每年都以祭水神为开端，并进行一系列的宗教活动。傣族的泼水节，就是一种祭祀水神的典型例证。

10。动物崇拜在中国远古时代，原始宗教的多神崇拜中，除了对各种自然现象的崇拜以外，对动物的崇拜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因为在人们的生活中，尤其在远古时代，人们几乎每天都与动物接触。崇拜动物，反映了人们在恐惧心理和神秘感的支配下所产生的对动物的理想寄托，也体现了人与动物的密切关系。

动物崇拜，主要形成于农耕发明以前的游牧民族中，特别是在中国北方的一些民族中则更为盛行。

赫哲族有鹰神、虎神、狼神、犬神、龟神、虾神和金钱豹神；鄂温克人有熊神；而在满族人的宗教信仰中，却对狗和乌鸦特别崇拜和尊敬；中国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又对鸟、虎、龙、竹鼠等动物备加崇拜。

台湾番族人也存在着对动物的崇拜，他们之中有的认为祖先死后其灵魂转为动物，有的认为氏族起源于动物，由此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崇拜现象。

据说，在很久以前，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和大小兴安岭一带的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民族，对熊还有一种奇特的崇拜现象，当他们猎获熊之后，都要举行一系列的崇拜仪式，最后还要安葬。在大兴安岭西北麓一带的原始森林里，葬熊的办法往往是用桦树皮把熊的骨头和五脏包好，悬挂在两棵树之间，还要给熊敬烟、磕头、祈祷。当猎人发现熊洞后，谁也不告诉，以免被熊发觉或报复。其实，这种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对猛兽的畏惧。

史前人类的宗教信仰，是由于人类对于生存的渴望，产生了神的观念，并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又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动物神的出现也是比较早的，后来又逐渐演化成各种不同的神灵。

说起原始人对动物的崇拜，岩画资料反映的也比较真实。近年来，在中②　《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1963年5月。

国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青海、西藏、广西、四川、贵州、云南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岩画资料。从岩画的内容来看，约有一半以上的图像反映了人与动物的密切关系，虽然岩画的时代拉得很长，但反映的内容都与狩猎经济和家畜饲养有关。

我们知道，人类最早就是与动物接触，从原始人出现在这块大地上的时候，首先与动物发生关系，因为动物是早期人类生活的来源。大约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人们开始了对一些动物的驯化和饲养，像猪、羊之类的食草动物，首先进入了人类饲养的行列，因为在人类的早期阶段，给人以最大帮助的不是手中的棍棒，而是那些被驯化的动物。猪可以给人们提供肉食来源，狗能为人们狩猎，看守其它家畜。所以，在单纯以狩猪为主的社会里，崇拜动物与物质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北方发现的阴山岩画①，其中的动物图像约占总数的90％以上。这说明了在游牧部落中对动物的崇拜也是最普遍的形式。阴山岩画中有狗看护羊群的图像，充满着十分浓厚的生活情调。

动物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也会自然的产生出相应的宗教形式。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的动物陶塑造型，就是反映了人们对动物偶像的崇拜。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较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中，出现了比较成型的猪和羊的塑像，从仰韶文化以后，动物的陶塑偶像更加丰富，有的把陶器完全做成一个动物的形象，有的把器盖的钮部做成动物的形状，这些都是崇拜动物真实再现。特别是反映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的岩画中的动物图像，对我们了解人类动物崇拜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形形色色的动物崇拜，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感情的表现。经过人格化以后，动物便成了有神灵的物体，为了不触犯神灵，祈求神灵的保佑，便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动物崇拜活动。

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原始人在对自然崇拜的过程中，曾经创造出了无数的神灵，上边列举的不同神灵的崇拜，大都具有鲜明的自然属性。原始人类的谋生活动始终摆脱不掉对自然界的依赖，同时又想把自己的热情、力量和智慧全部奉献给大自然，让大自然反过来作用于人类。这就造成了原始人最初的幻想和抽象，把整个自然界生动的实体，看成同人类一样，有感情、有意志，并对大自然的事物赋予人的品格和形象，看成是有灵性的东西，进而使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神秘化，这就是自然崇拜中的宗教观念，也是最原始的宗教观念。

从原始人的各种自然崇拜现象，我们不难想到，原始人往往借助某些与神灵有关的行动来表达自己征服自然的愿望和渴求，在天神和大自然面前，人类不是任凭大自然的摆布，而是不屈不挠，用想象和借助想象去征服自然力和支配自然力。

可以说，自然崇拜在中国古代十分流行，它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这种把自然界中各个具体对象和现象神灵化的作法，乃是原始宗教在其最初发展阶段上的表现。

①　《阴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三）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最早的宗教信仰形式之一。图腾，原是印第安语totem　的译音，是"亲族"或"他的亲族"的意思，在原始氏族或部落群体中，又有标记和象征的含意。图腾的标记，首先发现于北美印第安部落中，后来在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以及许多原始部落中都有发现。

中国的图腾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无论考古资料，还是民族志的资料，都发现或保存有大量图腾文化的遗迹。

在氏族公社时期，当原始人从浑沌的动物世界里走出来，逐渐意识到相互间的血缘关系时，就会自然地追溯到自身的来源，想知道自己的祖先源于何物。原始人相信，不同的氏族分别渊源于不同特定的物类，认为某一种动物或植物与本氏族有亲属关系或其它特殊关系，认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某种动物。因此，这种动物，便被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并将其作为本氏族的象征和庇佑者加以保护，或作为本氏族的徽号和名称，加以崇拜。

图腾崇拜与自然崇拜中的动物崇拜，还不具完全相同的意义。图腾崇拜，已经从个别现象发展为综合的概括，这是人类思维的一个进步，也是原始宗教信仰的重要突破。自然崇拜是人们对某一些自然现象的盲目崇拜，图腾是对某一种特定的动、植物或其它自然物的有目的崇拜"①。

图腾崇拜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的人们仍然不能摆脱自然界的各种威胁，对自然的控制能力还很低下，在饥寒交迫时，正好有些动物为他们提供了迫不及待的生活资料来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谈，这些动物与人类无形中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当然，也不可否认，在原始居民的狩猎活动中，当遭到一些猛兽的袭击和威胁时，人们又不得不畏惧它，这又产生了另一种特殊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也只能去寻找精神上的寄托，求助于一种具有超自然的神灵来保护自己，这就产生了以动物作为图腾崇拜的现象。图腾信仰盛行于母权制发展时期，它是与母系氏族社会同时产生的，通常所说的图腾时代，也就相当于母权制时代。

人类在原始的氏族时期，都曾有过图腾崇拜。

据《山海经》记载，中国原始公社动物崇拜便很盛行。《山海经》一书是中国神话传说和民族学研究的宝库，它包括的内容相当庞杂，从神话传说和民族学的角度来看，绝大部分反映的是原始社会的氏族或部落的分布、所处的时代、社会发展阶段、信仰和图腾崇拜。虽然《山海经》成书于从春秋末期到汉代初期，但是，神话记录的时代并不等于神话产生的时代。《山海经》里记载着大量的关于图腾崇拜的奇形怪像，在描写中把传说中的人物和神灵都描写成动物或与动物有关，这是研究史前宗教中图腾崇拜的一个重要方面。《山海经》中的一些记载，都集中描写了人与动物的密切关系，那些半人半兽的神，可能就是由图腾演变而来的图腾神，反映了处在生产力低下时期的人们，在恐惧心理和神秘感的支配之下所产生对动物的幻觉，同时，也反映着当时人们与动物之间的密切感情。在中国几千种动物中，只有几种较普遍的、常见的动物被神化受到崇拜，这对原始居民来说，受崇拜的正是人类生存中所依赖的对象。《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着以野兽命名的六个

①　宋兆麟：《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473　页。

（熊、罴、貔、貅、￥　、虎）氏族。《左传·昭公十七年》中也记载有春秋时人，郯子说他的祖先是少昊氏，少昊氏以"鸟名官"，实际上这些鸟分别代表了一个氏族。

关于人兽相伴的形象，在古籍中还可找到记载，《山海经·海外北经》："其为人大，左手操青蛇，右手操黄蛇"。《海外东经》："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其中蛇形即为图腾。

费尔巴哈说："动物是人不可缺少的、必要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要依靠动物；而人的生命和存在所依靠的东西，对于人类来说都是神"①。

所以看来，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相结合的原始宗教，它既有自然崇拜的某些特点，又有祖先崇拜的许多因素。所以说图腾崇拜还算不上最早的宗教形式，只能说属于早期宗教形式的一种。

图腾信仰曾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很长的历史时期存在过，这种思想意识不仅占有一定的支配地位，同时对当时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在民族志的材料中，以动物为图腾的现象非常普遍，有人根据在澳大利亚的调查统计，在704　种图腾中，动物图腾约占650　种。根据民族志材料表明，大约有80％以上的陶器上的动物图像是该氏族信仰的图腾标志。因此说，彩陶艺术也是图腾信仰的标志。

中国古代有着极其丰富的神话传说，虽然说神话不属于宗教，但神话中的人物形象，较多的是根据图腾崇拜的内容创造出来的。在中国古籍中可以找到许多记载，《左传》中提到黄帝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昊氏以龙纪，少昊氏以鸟纪。这就告诉我们，黄帝氏可能曾经以云为图腾，炎帝氏以火为图腾，共工氏以水为图腾，太昊氏以龙为图腾，少昊氏以鸟为图腾。

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多是原始宗教的产物，神话中的大多数人物形象，都是根据图腾崇拜和人类征服自然的一种理想创造出来的，因而神话也具有深刻的宗教意义。

中国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盛行于狩猎时期和初期畜牧时期，因此人们通常把母系氏族社会称为图腾社会。在这一阶段，人类曾靠采集和狩猎充饥以求得生存，因此采集和狩猎的对象，便成了人类生存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它反映了人们对外界客观事物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往往是基于人们对一些喜爱或有恩惠于人类的动物发生特别感情。所以图腾崇拜是氏族制度本身发生的产物，是以经济原因转化为社会意识行为的。考古发现所提供的资料表明，在原始社会中，把动物尊奉为神加以崇拜的，是原始宗教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是，由于不同的地区、不同时期的原始人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因而，崇拜的动物也不同。考古资料告诉我们，中国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一些氏族、大汶口文化的一些氏族、长江流域河姆渡文化的一些氏族等，都有以某种动物作标志的图腾崇拜。彩陶中所反映的动物的图案很多，主要有鱼纹、蛙纹、鹿纹、鸟纹、虫草纹、蜥蜴纹等等，只因囿于材料的贫乏，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实某种标志肯定就是图腾的标志。但可以肯定，其中一些代表性的材料，可能与图腾崇拜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图腾崇拜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最初的图腾动物是可以食用的，后来对图腾动物实行禁食，对氏族内的某一图腾，都要有特殊的标志，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38　页。

并有禁忌和崇拜仪式。

一般来说，图腾崇拜具有几个特征：首先，氏族都相信自己与某些动、植物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从而把有血缘关系的动、植物直接看成是本氏族的祖先；其次，对本氏族的图腾动物格外崇敬，禁止杀食，但其它氏族则可猎取食用；还有，本氏族对图腾有一定的祭祀活动，并在日常用具上甚至在身体装饰、住所、墓地等方面用图腾作标记，表明他们属于某一氏族。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考古资料中，可找到原始图腾的遗迹。下面介绍一些与之有关的动植物图腾。

1。鱼图腾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丰富的彩陶图案中，仰韶文化的彩陶绘画技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仰韶人时期，对周围的世界有了一定的认识，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出一种思想感情，这种感情反映在彩陶艺术上，既是先民社会生活记录，又表现了他们的寄托、希望和追求，有时也把被崇拜的物体有意识地刻画在彩陶艺术中。有人曾这样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人们现实生活中图腾崇拜的宗教感情的艺术再现①。

半坡遗址、姜寨遗址代表了仰韶文化的主要发展阶段，在这些遗址出土的彩陶盆上，较多的描绘着鱼纹或人面鱼纹，而且还衬托有很多的网纹。这些彩绘花纹，已经不单纯是最原始的对实物的描写，而是从表现事物的形象进化到有意识的图案装饰，它一方面体现了原始人的爱美之心，另一方面通过彩绘表现了人们在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情感和意识。

人面鱼纹是一种象征性的花纹，其形象相当逼真。人面作圆形或卵圆形，眼、耳、口、鼻等五官形象是用直线、曲线或空白等简单的线条表示出来，形态自然而逼真，比较特殊的是在嘴的两边衔着两条鱼，或者描绘着像鱼形的非形状。这种富有代表性的鱼纹装怖，数量多，变化大，并以单体和多体复合的形式，表现了原始人的意识。半坡及姜寨的人面鱼形纹反映了史前居民对人类起源的认识，是他们幻想中祖先形象的真实写照。人们根据想象，根据自己的样子，描绘出了祖先的真容①，既有人类的明显特征，又有鱼类躯体，因而便产生了人面鱼身的图腾形像。半坡彩陶上的鱼纹，可能就是半坡图腾崇拜的徽号，特别是人面鱼纹，似有"寓人于鱼"或者"鱼生人"或者是"人头鱼"的含义，可以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来解释。在一些盛行图腾崇拜的原始部落里，例如：新几内亚的马德林--阿尼姆人部落有这样的传说，认为他们的祖先是长着人头的鸟，半坡氏族是否认为他们的祖先是鱼，或者是一个长着人头的鱼呢？从图像推测，至少可以说半坡人已经把鱼当作图腾来崇拜了。

在台湾高山族雅美人中，还流传着一种传说，认为他们的始祖在出生时还长着鱼尾巴。雅美人把捕鱼量最多的飞鱼，视为最主要的鱼灵，并流行使用牲血祭鱼的献祭形式。因此，雅美人把鱼作为他们的崇拜物。雅美人的飞鱼祭，主要流行在台湾省兰屿，每当夏季捕鱼季节来临时，雅美人就要举行飞鱼祭，通过祭师唱祭歌，讲述飞鱼的故事，让大家对飞鱼尊重和祭拜，祭

①　宋兆麟：《原始的生育信仰--兼论图腾和石祖崇拜》，《史前研究》1983年第1　期。

①　高强：《姜寨史前居民图腾初探》，《史前研究》1984年第1　期。

拜的目的是要取得鱼获丰收①。

根据考古资料来看，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半坡氏族公社时期，是图腾崇拜或图腾制度最发达的时期。从民族志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今日一些盛行图腾崇拜的部落或曾经有过图腾信仰的部落，往往把图腾图像绘在日用器皿上，特别是绘在陶器上的现象更为突出。民族志的材料告诉我们，陶器上的动物图像多数是该氏族信仰的图腾标志。那么，仰韶文化半坡人彩绘艺术中的鱼纹图像，很可能就是图腾崇拜的标志。在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中，大溪遗址曾出土了用鱼陪葬的现象，有的把鱼摆放在死者身上，有的把鱼放在死者口边，还有的把鱼放在两臂下，更有典型的是有的死者口咬两条大鱼尾，而把鱼放在身上②。这种现象与半坡的人面鱼纹形象非常近似，可能大溪人也是把鱼作为氏族内和家庭内的一种图腾标志。

考古资料告诉我们，鱼图腾就是半坡氏族时期的标志。在原始氏族文化中，如果把图腾崇拜的习俗与其它文化因素相比，更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由于图腾崇拜曾经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中，因而图腾崇拜便是区分原始族别和探讨族源的重要依据资料。

在云南白族地区，曾有不少的村子设有本主庙，一切祭祀活动都在本主庙举行。其中在喜州下边海舌上的村子里所设的本主庙里，供奉的是"洱海灵帝"，帝位左侧立一神人，双手捧一托盘，盘内盛有一个大海螺，是当地人称作的"海螺神"；帝位右侧立一神人，头戴尖状帽，帽上有条鱼，即是人们称作的"鱼神"。因此，有人认为，海螺和鱼分别是古代白族的两个图腾①。可见，海螺神和鱼神可能是由海螺和鱼图腾演变而来的。

尽管仰韶文化中西安半坡彩陶上的鱼纹十分盛行，但鱼纹并不普遍存在于各地区的仰韶文化中，这是地域性的差别，也说明同一个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区，所崇拜的对象也并非一样。

2。蛙图腾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图案中，蛙的图样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装饰纹样。1972年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的半坡期遗存中，曾出土了一件非常精美的蛙纹彩陶盆，其中与蛙纹相组合的还有鱼纹。蛙纹形象近似于现代的蛙类，头部为半圆形，圆圆的腹体，上面点缀着黑色的圆点，四条腿弯曲，好似正在爬行，其逼真的程度非常富有生活气息。1956年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片上，也曾发现有蛙纹图案。同时在山西万泉荆村相当于庙底沟时期的残陶片上，也有蛙纹图案。由此看来，中国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同时存在着以蛙为图腾的崇拜意识。这个地区的先民所描绘的蛙纹，都有栩栩如生之感，富有逼真的表现形式。从年代上看，半坡期的碳十四测定结果为：公元前4770±135-4290±200年之间。可见，在距今约6000年前后的中原先民，在鱼图腾崇拜的同时，也有蛙图腾崇拜。在甘肃天水的马家窑文化遗存中，师赵村遗址获得了一件非常精致的蛙纹图案②，圆头大眼，圆体用网状

①　林新乃：《中华风俗大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　页。②　《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纪略》，《文物》1961年第11　期。

①　张锡禄：《白族对鱼和海螺的原始崇拜初探》，《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1　期。②　《甘肃天水师赵村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1990年第7　期。纹覆盖，四肢弯曲，所描绘的蛙纹特征具有形象化，充满了动感，蛙纹的写实性比较完美，非常接近于中原地区的半坡、庙底沟类型。

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半山、马厂期属于马家窑文化的后期，表现在蛙纹的艺术风格上，具有很大的差异，马厂期的蛙纹图案也是在前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前期较为逼真，后期则趋于抽象，而且与人体比较接近，这更体现了人与蛙之间的关系。当马家窑文化发展到半山、马厂期时，蛙纹图案变成了抽象化。1975年，乐都柳湾出土了一件蛙纹瓮，两耳上部为蛙纹，用双圆圈表示蛙头，蛙纹作风比较特殊①。1974和1977年，民和县出土了两件蛙纹壶，腹部主体纹饰是蛙纹间两个大圆纹，两蛙足相连，具有马厂类型早期蛙纹的显著特点。

另外，在甘肃永登蒋家坪、杨塔，兰州市华林坪，永靖县和东乡县都出土过变形的蛙纹图案②。可以看出，此时此地的蛙纹已经演变成了具有象征性的几何纹饰图案，具有人型蛙纹的特征，从而使蛙纹高度变形。

蛙图腾崇拜，同样可以从民族学的材料中找到例证。壮族至今还有一种青蛙节，据说每年正月上半月都要天天为青蛙祭祀，唱青蛙歌，跳青蛙舞，青蛙死了还要特意安葬③。

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图腾神话传说中，也能找到关于蛙图腾崇拜的遗迹。

在西双版纳布朗族山区，有癞蛤蟆帮助弱小战胜强敌的传说。苏龙部落的布耶、布更、石脚等氏族，均认为自己起源于青蛙，并将它作为氏族的名称。凡属同一个图腾的成员，都认为是共同图腾的后裔，彼此如一家，不准互相通婚，如果犯了图腾的禁忌，就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女娲，视为人类的女帝王，据说就是从蛙图腾神演变而来的。人类始祖母"女娲"的名称，就是蛙图腾的名称。

有人认为"娲"与"蛙"同，女娲是蛙图腾氏族的女氏族长①。也有人认为"女"与"雌"义同，"女娲"即"雌蛙"之意。说明女娲似为雌蛙图腾神，后来其名演变为"女娲"②。

《说文》："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从女娲声，古蛙切"。可见，传说中的女娲，可能就是雌蛙图腾神演变而来的。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布朗族就认为他们的祖先形象即是半人半蛙③。壮族的图腾中有蛙，黎族的图腾中也有蛙。

3。鹿图腾在考古发掘中，除发现有鱼、蛙图腾遗物以外，还有其它动物图案，其中鹿纹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以彩陶鹿纹图案十分引人注目。

中国古代文化在黄河流域发展到仰韶文化时，原始居民的定居生活已经比较稳固，经济生产以原始农业为主，同时采集渔猎也占有很大的比重。人

①　《青海彩陶》，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②　《甘肃彩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如鱼：《蛙纹与蛙图腾崇拜》，《中原文物》1991年第2　期。

①　杨文堃：《女娲考》，《民族文学论坛》1986年第6　期。

②　何星亮：《图腾与神的起源》，《民族研究》1989年第4　期。

③　王树五：《布朗山布朗族的原始宗教》，《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6　期。们一般认为，在原始社会，农业是人们维持生存的主要活动，渔猎是辅助性的。其实不然，原始人也是根据当时自己生存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索取生活资料的，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着人们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有的地区原始的渔猎活动所占的地位，还大大超出了原始农业的活动。从原始的彩陶图案上，能明显地看出这种反差。根据仰韶文化的考古资料，反映在原始农业方面的彩陶数量，远远不及反映渔猎生产方面的内容。在许多遗址中，都有动物图案的出现，而反映在农业方面的植物花纹图案只占有很少的数量。

应该说，以动物为图腾的民族部落，与渔猎、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等经济生活有密切关系，具有写实的性质。同时，这一时期彩陶中所绘画的鹿纹也同鱼纹、蛙纹一样，同样也是原始先民意识的反映，具有图腾崇拜的性质。在半坡、姜寨遗址中，都有鹿形纹样的出现。半坡鹿纹，笔调简单，长颈、有角、短尾，富有形象化的意味，有的作奔跑状，有的作行走状，有的作停立状，形态栩栩如生。半坡氏族公社时期，是图腾制度最发达的时期，一个氏族或家庭崇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腾现象也是十分普遍的。从半坡、姜寨的考古资料来看，鱼图腾可能是半坡氏族的共同图腾，蛙和鹿则是他们各自的图腾，是氏族和家庭图腾的标志。

根据民族志资料，大洋洲罗塞利岛上，每一个氏族都有三个图腾，其中有植物图腾和鸟、鱼图腾。在绍尔特连德群岛上，每一个氏族都有两个图腾。非洲的班布蒂人，不仅敬奉本氏族的图腾，而且还敬奉妻方的氏族图腾以及共同履行入社仪式者的图腾。

可见，半坡人同时崇拜鱼的图腾、鹿图腾和其它动物图腾，也是正常的现象。

4。鸟图腾共同的图腾崇拜，使得同一氏族的人们由单线的血缘联系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而且是共同的精神上的联系。通过图腾崇拜，原始的人类最初确认了自己和自己氏族在天地之间的归属。尽管他们从中得不到科学的或正确的解答和真正的保护，却还是真诚的信仰、真诚的崇拜，认为这是为自己找到了一种心灵的寄托。

鸟纹图案在考古资料中还是比较丰富的，从彩绘到陶塑，都有鸟的形象。在宝鸡北首岭、华县柳子镇、陕西庙底沟等遗址分别有鸟纹图像的出现。在原始时代，鸟形图像的出现比较普遍，不仅存在于黄河流域的史前人类中，而且在长江流域的原始遗存中也有普遍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双鸟朝阳象牙雕刻、鸟形象牙雕刻、圆雕木鸟，甚至在进餐用的骨匕上也刻有双头连体的鸟纹图像。可见，鸟图腾崇拜在原始人的图腾崇拜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古籍中也能找到一些氏族的鸟类名号，如少昊部落就有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丹鸟氏等等。在中国南方的古代民族中，越人的图腾标志主要是鸟。居住在山东、江苏一带的东方各种夷人，据古籍记载，他们最初也是以崇拜鸟为主。

图腾崇拜的起源，常和氏族来源的传说结合在一起。如商族崇拜的是玄鸟图腾，就是根据商族祖先与玄鸟有亲缘关系的传说而来的。《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怀生契"。《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因此，有人根据古籍所记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先秦始祖大业的传说，认为秦人的祖先是以玄鸟为图腾的。不管这种认识是否准确，它都说明了人与鸟的亲近关系。

从民族志的材料中来看，中国大多数近现代少数民族，都还或多或少地残留有鸟图腾崇拜的文化痕迹。怒族、苗族、满族、朝鲜等都有鸟图腾，并有关于鸟是自己祖先的神话。此外，黎族、珞巴族、赫哲族也都有鸟图腾。在彝族的图腾崇拜中，在门上挂一只鹰，认为这样能起到避邪的作用。

一般说来，几乎所有的鸟图腾崇拜，都有关于鸟与人类祖先的神话传说，甚至在他们所崇拜的动物死了以后，必须像亲人一样，埋葬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在台湾一些古老的民族神话、历史记载及宗教习俗中，仍然可以看到在某种程度上对鸟的崇拜。据说，在遥远的古代，是鸟给人类带来了火种，在大洪水袭击以后，又是鸟衔来了火种，拯救了人类。在台湾古代民族中，有把大鸟的翅膀垂挂在肩上，模仿飞鸟，以为这是最美的装饰，并有不吃禽鸟的习俗和用鸟鸣作占卜以预测吉凶的形式。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许多民族中，鸟图腾意识相当浓厚，并保留着丰富的鸟图腾文化。

5。植物图腾在考古资料中，所表现的植物图腾遗迹现象主要表现在彩陶图案中。无论中原、西北还是南方地区的彩陶文化中，都有植物形花纹图案。

原始社会中、晚期，随着农耕文化的逐步兴起，人类对植物的栽培和再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农业作为人类生活资料的来源，比起狩猎和采集更具有稳定性，同时剩余产品也易于储存，因而，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相对可靠的经济保障。因此，植物也便成为这一时期彩陶花纹的主题。

原始人画在陶器上的植物形花纹，多是运用艺术的手法，画出不同植物的形状。在河南、陕西、山西等地的同时代人当中，表现的手法都比较一致，常见的有植物的叶状、花瓣、花蕾、果实等形状。这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通过对各种植物细心的观察，以绘画方式记录在彩陶上的特殊艺术。值得指出的是，陕西西安半坡人，西北地区的马家窑人，在彩陶上绘出相同的植物形图案，应该说不是偶然的巧合，一方面说明了他们曾经种植过同样的植物，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同样崇拜植物。尤其是马家窑文化中的麦穗图案，与我们现代的麦穗没有多大区别。这种艺术的展现告诉我们，在遥远的古代，人类只能依靠粗笨的石器，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从事种植，对自然灾害既不理解，也无力征服。靠天吃饭，是当时的条件所决定的，一旦遇上天灾，生活将无保障。所以，在原始人祭天祭地的同时，也对植物进行崇拜，祈求丰收，表达了原始人最真诚的心愿。

6。龙图腾在中国众多的图腾崇拜中，一般都有地域的区分和民族的差别，唯有龙图腾，则是中华民族所共有的图腾。

龙是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也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龙的起源同中国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开始紧密相关。

龙作为古老的中华民族命运的主宰，世世代代为人崇拜，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龙是帝王和皇权的象征；另一方面对龙的崇拜，也包含着自然崇拜的因素。在神话传说中，龙能够行风使雨，人们为盼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祭拜龙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历史上，人们对龙的传说很多，而且众说纷纭，在史书记载里，也把龙描写得神灵活气。《庄子·天运篇》："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说文》里认为："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苑·辨物篇》云："神龙能为高，能为下，能为大，能为小，能为幽，能为明，能为短，能为长，昭乎其高也，渊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箸也。一有一亡，忽微哉裴然成章，虚无则精以和，动作则灵以化"。《尔雅翼·释鱼》："世俗画龙之状，马首蛇尾"。"角似鹿，头似蛇，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拟鹰，掌似虎，耳似牛，头上有物如博山，名曰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管子·水地篇》："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在《广雅·释龙》中，对龙有这样的描写："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述异记》里这样说："水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为角龙，千年为应龙"。可见，古代传说中的龙有多种多样。

在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中，对龙的形象字是似有角、有牙、有麟、有足或无足的爬行动物。

现代学者对龙也进行过颇多的研究，一种意见认为，龙是一种对于爬行动物的原始宗教崇拜的延续和发展，最早的龙就是有角的蛇①。还有的认为，最早的龙是鳄鱼，传说时代的"豢龙"，就是人工驯养的鳄鱼②。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的形象，是蛇加上各种动物而形成的，它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①。有人还认为，龙的形体概念，是由蚕变化而来，是蚕在蠕动中的形象，而体有节，不是有鳞生角，更非四足带爪的生物②。因此，也出现了"闪电说"、"巨蛇说"、"鳄鱼说"、"猪首说"等等③。

由此看来，龙并不是某种动物的单一形象，龙只是古代人们想象中的一种综合性的神化动物，是变化无穷的超自然之物，究其实则反映了远古部族的融合。

从中国古史记载和传说中可以看出，对龙的崇拜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就像原始人对其它物类的崇拜一样。尤其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由于各部落之间的兼并与融合，图腾越来越趋于一致，于是，一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龙图腾便应运而生。

在考古资料中，也曾发现过关于龙的遗迹现象。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

①　刘敦愿：《马王堆西汉帛画中若干神话问题》，《文史哲》1978年第4　期。②　祈庆富：《养鳄与豢龙》，《文博》1981年第2　期。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第8　页。

②　骆宾基：《中国上古社会新论》，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

③　马世之：《龙与黄帝部族的图腾崇拜》，《中州学刊》1988年第2　期。坡遗址出土了用蚌壳摆成的龙虎图案④。这是距今5　千年前的杰作，有人曾称之为中华第一龙。它的出现，尽管不可避免还有别的意义，但至少说明，在仰韶文化后冈时期，龙的象征已经在原始人的意识中扎下了根。

西水坡的蚌龙，出土在45　号墓内，是一座竖穴土坑墓，从清理后的现象来看，北部比较规整，其它三面都向外突出，成为一个椭圆形状。墓内共埋葬4人，墓正中一人头向南，身材高大，仰身直肢，左右分别用蚌壳精心摆成龙和虎的图案，头均向北。龙图案呈拱背形，似张牙舞爪，屈身欲腾飞状。龙身长1.78　米，头向北，背朝西，全是用未加工的自然蚌壳摆塑而成，其中，牙、爪选的是带尖的较长的蚌壳，眼睛选用圆形蚌壳，舌头则是长而端圆的蚌壳，而表现在全身鬃毛的凹处和凸处，是蚌壳的尖端向上和向外而形成，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效果。龙主体效果非常明显，气势也极为壮观。虎图案呈行走状，昂首垂尾，神态凶猛。身长1.39　米，虎头朝北，背朝东，身部稍高于头部，四肢交递，牙齿外露，张口伸舌，似下山猛虎，形态生动。另外还出现了呈奔跑状的人骑龙虎图。在与此相关的墓内，其东、西、北三面还分别葬有三人，现象也十分明显。墓正中的壮年男子，应是该墓的主人，他生前可能是一个地位高、权力大的人物，并非是氏族内部的普通成员，因为有三人为其殉葬。这种现象与龙虎图的出现，应是当时对墓主人的祭祀或其它宗教活动而留下来的。这座龙虎墓出土的蚌龙，是中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造型最大、形象最为逼真的一条龙。蚌塑龙的年代距今6000多年，可以当之无愧的称为"中华第一龙"。这一重大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就是龙的民族，炎黄子孙就是龙的传人。这条在地下沉睡了6000多年的蚌龙，最终还是破土而出，向人们诉说着，中国就是龙的大地。

自古以来，龙和虎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都是神武和权力的象征，这处在墓主人左右摆成的蚌龙蚌虎，一是对墓主人的崇拜，同时也是对龙和虎的崇拜。可见，龙和虎在中国古代人们的意识形态中，曾起到了一种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濮阳的蚌龙蚌虎图看出，在原始社会，龙作为氏族的祖先和保护神（图腾）而存在，往往把古史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和龙联系在一起，在《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可见对龙加以神化的程度。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都证实了龙与中国古代许多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古发掘也提供了较多的实物资料。甘肃武山县曾出土过一件彩陶瓶，其图案具有较原始的龙图腾象征，瓶上绘有夸张的人面龙（蛇）身图形，体现了人与龙的关系。

众所周知，龙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动物，它是古代人们幻想出来的，至今还有人认为龙生活在天上，也有人认为龙生活在水中。可见龙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着一定的差别，就像上文列举的有鳞者谓蛟龙，有翼者为应龙，有角者谓虬龙，无角者谓螭龙等等。

在考古资料中，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国北方地区辽河流域的红山原始文化中，发现了重要的龙的资料。红山文化所处的时期，大约距今5、6　千年，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相当，这个时代也正是中国上古史中社会激烈变动和文化交汇的转折时期。在辽宁阜新县胡头沟、内蒙古的三星他拉村发现的属于红山文化的遗址中，龙图腾的现象表现得非常突出，从而使我们看④　《濮阳西水坡遗址试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1　期。

到，龙在中国古代人们心中的地位。三星他拉村曾发现过一件非常精致的玉龙，呈墨绿色，高26　厘米，为红山文化中现有玉器最大的一件，也是一件高水平作品。这件玉龙非常完整，昂首、弯背、卷尾，吻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紧闭，鼻端平直、有对称双圆洞为鼻孔，双眼呈棱形、突起，眼尾细长、上翘，整体形状呈"c"形。另外，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器上，也出现了变形的龙纹图案；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遗址中，出土过双龙首玉璜；良渚文化的陶器也有似龙似蛇的图案。其中，红山文化中龙形象的出现，使我们在距今5、6　千年前后的辽河流域，看到了文明的曙光。龙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凭空幻想的，它应受到一定观念形态的限约，是原始农人从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形象。

从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龙到红山文化中出土的玉龙，可以肯定的说，龙起源于原始社会，并且与农业的发展有很密切的关系。《周易》中的"云从龙"、"飞龙在天"，《周礼·考工纪》中的"水似龙"，都反映了龙与农事、天气的关系。有的文献中还曾这样记载，如《史记·越世家》：越人，"文身断发，以避蛟之害"。"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看来，古越人也是以龙为图腾的。如果结合今天有些地区仍然流行的祭龙求雨，祈求丰收，那么，把原始社会龙的出现与农业相联系，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都反映了人们的主观意识，反映了人们的美好理想和愿望。在白族地区，往往以龙王作本主，或既是本主又是龙王。例如，龙王圣母及其儿子们既是龙王又是本主，可能本主崇拜即源于龙图腾崇拜。人类对龙的崇拜先人世代相传，祭祀不断，史书中曾有不少记载。《山海经·大荒东经》中，就有关于龙崇拜的记载："应龙处南极，杀卫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说得是应龙居住在一座山的南端，因为它曾经在黄帝和蚩龙的战争中，帮助黄帝杀死过蚩尤，又杀死过夸父，由于神力用尽而上不了天，天上没有兴云布雨的神，所以天下常闹旱灾，当遇到这种情况时，人们便装扮了应龙的形状来求雨，果然得到了大雨。这种祈龙求雨的习俗，正说明了龙与农事的关系。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苗族人认为，雨是龙造成的，天旱时祈求它降雨，天涝时则祈求它止雨。

所以说，龙崇拜自古以来也和天崇拜联系在一起，这都表达了人们的一个共同心愿，选择龙作为沟通人与神之间的信物，企求得到龙的祐护。

中国古代将龙视作图腾，蕴含着人们与龙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这正说明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

龙在中国是一种标志，象征着炎黄子孙对自己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尊崇和自豪。早在原始社会末期，龙就成为华夏民族的族徽，在历代人们的崇拜过程中，逐渐演化，升华为神物。今天，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华夏后裔，都说是"龙的传人"，这不但有历史文献记载，也有确凿的考古材料证实。龙以它庞杂的造型、巨大的威力以及腾云驾雾、耕云播雨的特殊本领而高居于众图腾之首。在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上，龙的形象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却始终处于重要地位。

7。其它图腾狼崇拜，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等族的一种图腾信仰。他们自古对狼既崇拜又害怕，把狼看成是最勇敢、最有力量和最吉祥的象征。因而把狼敬若神灵。狼图腾思想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有反映，而且在民间故事中也有反映，并流传着人与狼姑成亲、繁衍后代的传说。在突厥古代文献里有崇狼的记载。8世纪的《突厥文阙特勒碑》中有"因天赋以力，吾父可汉之军犹如狼，敌人犹如羊"的诗句。《周书·突厥传》："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史，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围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这些虽属神话，但却说明了狼图腾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①。

熊崇拜，是鄂伦春人、鄂温克人和赫哲族图腾崇拜的主要内容。熊是他们长久敬畏的一种猛兽，至今，鄂伦春人还保持着对熊称作祖父、祖母的特殊称呼。他们认为自己与熊是有血缘关系的，一方面，熊的动作和外貌特征，曾引起鄂伦春人的极大错觉；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关于熊变人、人变熊的古老传说。

这些对熊的崇拜现象，使鄂伦春人确信自己与熊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这说明，在宗教观念的支配下，把现实生活中被认为和自己息息相关的动物作为崇拜的对象，或奉为自己氏族的标志，这是古代图腾崇拜的人们所遵守的共同信念。可以看出，图腾崇拜中的各种动物，与崇拜者所处的生存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正如我们所说的熊崇拜，即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中所常见的。在鄂伦春人看来，熊是一种具有灵性的神秘化动物，这种对熊的神秘观念，解放前，一直印在鄂伦春人的脑海里②。据说在很早以前，鄂伦春人是不猎熊的，后来尽管开始猎熊，但却要实行一些禁忌，熊死说是睡着了，猎熊后，要把熊头实行风葬，还要叩头求其保佑，禁止妇人从熊身上跨过。赫哲族人称熊为老年人，根据民间传说，他们认为熊是人变来的，于是就把熊神秘化了。他们还用木头削成木人，外面包上熊皮，作为本族的祖先。看来，熊是鄂伦春人、赫哲族人的共同的图腾。

西伯利亚的沃古尔人，如杀死了一头熊，便正式的对它表示谢罪。虾夷人、苏门达腊土人、北美土人都有对熊的崇拜③。

猫崇拜，主要流行于海南岛的黎族中，有些地方仍残留着一些图腾崇拜的痕迹。如保亭县毛道乡的群众把猫看作自己的祖先，有些地方的黎族人把公猫称为祖父，母猫称为祖母，禁止杀害，死后要进行安葬，甚至表示哀悼①。蛇崇拜，把蛇作为图腾的标志，在台湾高山族中较为盛行。他们认为，蛇是他们祖先的化身，有四足蛇孵出排湾人始祖的神话。因而在器物上常雕刻有蛇形，他们把蛇一直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同时，在世界其它地区，都有形式不同的拜蛇仪式。摩陀罗建有蛇庙，很多人为之崇拜。在印度的别处，则以蛇为圣者或为半神的化身。北美洲的奥日贝人和切罗基人，把响尾蛇视

①　《中华民族风俗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②　秋浦：《鄂伦春社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5　页。③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30　页。

①　《黎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1963年。

为神。秘鲁人崇拜腹蛇。古希腊和罗马把蛇奉为医药神②。

竹鼠崇拜，是西双版纳布朗族主要的图腾崇拜之一。古时候，布朗族人把竹鼠看作是父母的灵魂，认为见到灵魂很不吉利。在布朗人中也曾遵守过不吃竹鼠的禁忌，认为竹鼠能给人们带来"谷魂"和"盐巴魂"，象征人们丰衣足食。

从民族志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图腾崇拜往往是自然崇拜发展和深化的结果。在怒族的图腾崇拜中，表现的就非常典型。碧江地区的怒族中，尽管还保持广泛的自然崇拜，但他们已逐渐将崇拜的对象，从整个自然界集中到与日常生产、生活及氏族社会组织关系密切的动物或植物身上。这些特定的动植物，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崇拜，而是将它们注入了人们的血缘亲族观念，视它们与自身集团有着人的亲缘关系，是自身集团的祖先。蜂、虎、蛇、鸡、鼠、鸟、熊、鹿、猴、漆树和石头等十几种动、植物和自然物，成为他们各氏族的名称。其中蜂、蛇、虎又是最主要和古老的图腾物，这些图腾物都是从古老的传说中得来，从而视为本氏族的祖先和标志，崇拜它们，让其保佑本氏族的成员①。

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有些材料在考古发掘中表现得相当贫乏，无法用考古资料加以详细论证。这里再列举一些少数民族其它图腾崇拜现象，以使我们了解在中国原始民族中对其它图腾崇拜的心理。

在彝族的古代社会中，有相当多的图腾崇拜。竹崇拜流行于广西、云南等地的彝民中。他们认为自己的族人与竹有血缘关系。在有些地区的彝族中，历史上曾将金竹视为祖神，有的还称其"金竹爷爷"，由于对竹的崇拜，有些地区的彝族打木刻，严禁用竹子作为原料。《西南夷传》中记夜郎侯出自部竹，后来以竹为姓，指的就是以竹为氏族图腾的记号。

松树崇拜，是彝民图腾崇拜的一种，他们以松树为始祖，并认为与松树有血缘关系。云南澄江等地的彝民还规定每年的农历三月三日是对松树大祭的日子。

葫芦崇拜，是云南镇沅县拉祜族苦聪人的一种图腾崇拜形式。在苦聪人的心目中，葫芦是人类的祖先和保护神。从民间广泛流传的神话中便可得知崇拜葫芦的由来。一般说法是，在远古时代，洪水漫天，人都淹死了，只剩两兄妹在一个大葫芦里幸存下来，从此结为夫妻，繁衍后代。又说在洪水漫天之际，世上仅剩一个孤儿，偶从鱼口中得到一粒葫芦籽，孤儿便把葫芦籽种下，结了葫芦，后来葫芦炸开，从里面走出一个漂亮的姑娘，便与孤儿结为夫妻，人类才代代相传下来。由此，苦聪人把葫芦看成吉祥物、神圣物，同时还把葫芦看作女性美的象征。葫芦崇拜，也存在于其他的彝族地区，据说在"罗罗"彝语中、葫芦和祖先这两个词汇完全相同，都叫做"阿普"，所以认为葫芦就是祖先，并有一个葫芦代表一个祖先的说法。在云南许多彝族地区，不少的家庭都供奉祖灵葫芦，还有"人畜清吉求葫芦"的谚语①。在崩龙族的神话里，也有关于葫芦孕育了人类的传说。

槃瓠崇拜、是瑶族人民的一种原始图腾崇拜。这种崇拜、源于槃瓠龙犬传说。据记载，瑶族的始祖名盘护（槃瓠），是评王一只龙犬，在打仗时龙②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30　页。

①　何叔涛：《略论怒族原始宗教的特点及其演化》，《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　期。

①　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文集》。

犬立了功，便与公主为妻，从此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所以在瑶族的图腾崇拜中，相信狗是氏族的保护神。所以《后汉书·南蛮传》记有高辛氏将女儿配给爱犬，槃瓠，生子十二人，六男六女，自相夫妻，传衍后代。说的是以狗为图腾②。正是由于这种图腾崇拜而产生了一些禁忌。如在本族内禁止杀食狗肉，每年都要举行祭狗仪式，求得图腾物来保护氏族人丁兴旺。

槃瓠崇拜，在今日的福建、浙江、广东、广西等地的畲族人民中还较广泛地流传。这种图腾崇拜的由来，与上述大致相同，并还进行以槃瓠为中心的祭祖活动，被视为是这些民族最崇拜的祖先。在普米族、拉祜族苦聪人的宗教信仰中，还留传着一种敬狗的遗俗，每当人们吃新米时，先要用新米饭喂狗，以示报答狗的恩情。神话中有这样的传说，如远古时代，洪水滔天过后，普米族的始祖为了寻找谷种，同狗一起来到东方大海边，听说大海的对岸有神仙的谷种，让狗游到大海对岸，带回了谷种，便把谷种撒到田里，终于得到了收获。从此，普米族才种上了谷子，所以普米族敬狗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苦聪人把狗视为猎手的伙伴和助手，因此也特别尊敬狗，有时在缺粮的情况下，宁愿自己挨饿，也要喂狗，甚至在狗死了以后，还要进行慎重的安葬，以示尊重。甘肃青海等地的藏族，把狗视为牧场上的忠实保卫者，所以也特别尊敬狗。

生活在氏族社会里的人们，在灵魂观念的支配下，把现实生活中被认为和自己息息相关的动植物当作图腾来崇拜，力求受到它的保护或把它奉为氏族的标志，这是古代图腾崇拜的人们所遵守的共同信念，它主要是体现了人的精神需要。所以说，图腾崇拜便是自然崇拜发展和深化的结果，也是一切古老民族在采集狩猎经济生产阶段上必然发生的社会意识。

从民族志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图腾崇拜在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中曾经流行过或正在实行着。在托列斯海峡岛峪上的启卫土人，在一百多年前，仍处在图腾文化时期，他们的社会生活还是与尊重自然相结合。一个地域的团体是由若干个氏族组成的，一个氏族又与自然物的一个特殊种类相结合，如鳄鱼、巴豆、兽类或鸟类，甚至把无生物都可以当作氏族的图腾。这些图腾的表象，常为氏族的人所穿戴，或者雕刻在物件上。

在启卫土人那里，图腾制度上有着一定的禁忌，一个人不可以随便杀食他的图腾物，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随意杀吃他的图腾物，其结果就会生病。妻子要随丈夫的图腾为图腾①。实际上，在图腾的崇拜中都有一定的禁忌，就是说，作为一个氏族图腾的动物，该氏族是禁止杀害和食用的；作为一个氏族图腾的植物，该氏族是禁止砍伐和采集的。尽管有些氏族已打破了这一禁忌，但在实行图腾制度的氏族中，人们曾经努力地遵守过它。

图腾崇拜，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过，它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化艺术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例如在今日民间艺术剪纸中，便显现着图腾崇拜的古老遗风。民间剪纸中各种飞禽走兽的形象，如鱼、鸟、兔、蛇、蛙、龙、虎、鹿、牛等在剪纸中占有明显的地位，显然是受图腾文化的影响。

古代的图腾崇拜，不只是消极的迷信，它还起到了加强和维系氏族成员团结的作用。图腾崇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过，它对当时的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不仅在神话传说中有流传，而且在服饰、绘画、雕刻、②　张有隽：《瑶族原始宗教探源·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①　（英）海顿著，吕一舟等译：《南洋猎头民族考察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舞蹈等方面都有表现。如上述讲到的槃瓠为图腾的氏族，其后代在服装上均裁制出尾形，作出狗图腾的记号。信奉龙图腾的民族，多在肉体上纹身刺上龙纹图案。在中国的百家姓中，也有许多是由图腾的名称演变为姓的，如熊、马、牛、鹿、鸟等等。所以说，对中国古代图腾制度的研究，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鬼魂崇拜的一种形式，也是原始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宗教信仰，它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中国历史上，祖先崇拜成为各族人民生活中一种强烈信仰，也是宗族结合的精神支柱。祖先崇拜与图腾崇拜不同，图腾崇拜的对象主要是动植物，祖先崇拜的对象主要是有功绩的远祖和血缘关系密切的近几代祖先。所以说，祖先崇拜也叫灵魂崇拜，是原始社会灵魂观念进一步发展后而出现的一种对死者灵魂加以崇拜的宗教行为。它通常包括鬼魂观念和崇拜仪式两个方面的内容。对原始人来说，在活人身体内存在的，而在死者后又离开的东西，就是灵魂。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着复杂的鬼魂观念，一般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是人死后魂魄一起离开肉体变成鬼；第二种是魄随肉体消失，魂能变成鬼，魂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延续。一旦人死后，灵魂所变的鬼会具有非凡的能力和作用，精魂能附于某些自然物，可以决定人的命运。《礼记·祭法》中记载有"人死曰鬼"的语句，原始人相信鬼魂不灭，或相信人有一个或几个灵魂。

在原始民族中间，常常把自然的死亡归属于神秘的原因，甚至把一些病症也都认为是愤怒的神灵或不满意的死人所造成的，这就是产生鬼魂崇拜的基础。《礼记·祭法》中有"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祈求、祭祀、崇拜，又是依赖的具体表现。

原始人相信，每个人都有灵魂，人死后灵魂不但可以继续活着，而且还有更高超的本领，它既能造福于人也会给人带来灾难。因此，那些生前曾为本氏族的生存和发展起过作用的祖先灵魂，成了怀念和祈求的对象，所以，常采取不同的形式，对祖先灵魂进行崇拜，因之祖先灵魂也就成了现实世界的主宰者。

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把灵魂定义为："一种稀薄的没有实体的人形，本质上是一种气息，薄膜或影子"。古人认为，灵魂在人死后还能存在，而且比活着的时候更有能力以作祸福，所以也就是自然地产生了对死人灵魂的崇拜。如果死去的是一个部落中具有特殊势力或具有神秘性的人，那么，对他的灵魂也会更加崇拜。

中国原始初民，在灵魂观念之下编构了种种灵魂存在的奇异画面，这就形成原始人的祖先崇拜。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史前人的祖先崇拜观念，主要表现在丧葬、祭祀等方面，它主要产生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时已有了相应的仪式。这种制度长期遗留在阶级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宗法制度下，成了维护家族，巩固族权统治和伦理纲常的支柱。

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远古时代，人们还不能完全知道自身的构造，有时也会受到梦中影像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认为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自己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特殊的寓于人身体之中的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既然认为灵魂在人死后能离开肉体独立存在，而不会死亡，因此就产生了灵魂不灭的观念。

祖先崇拜者认为，人死只是其灵魂离开他的身体的表现。他们认为，身体只不过是灵魂存在的实体，没有灵魂的存在，身体也就不会存在。也正像西非黑人所相信的那样，人死只是摆脱了自己有形躯体和改变了住址而已，其余一切则依然如故，这种灵魂不灭的观念同样也表现在丧葬方面的宗教仪式上。

在世界各落后民族中，对灵魂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有的把灵魂理解为如气息的东西，有的则认为如影子的东西。狩猎民族视灵魂寓于血中，捕鱼民族认为灵魂寓于气中。由于在人的思想意识中未能把自己同周围的自然界完全分开，因此，也就是把人本身的自然与人以外的自然相等看待，所以就把人以外的自然界及其现象人格化，认为人是有灵魂的。

由于存在灵魂不灭的观念，祖先崇拜者认为，人世间的一切灾祸都是恶鬼作祟所造成的，而遇到顺利的事时，就认为是善鬼所为。因此，祖先崇拜又是鬼魂崇拜的自然产物。在原始人看来，被崇拜的灵魂始终保佑着它的后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被崇拜的灵魂应该与自己有一定的血缘关系，所以说祖先崇拜还具有图腾崇拜的诸多因素。

其实，在遥远的古代，人类并不是开始就有灵魂观念。在人类早期，对群体中的死亡者只是丢弃在原野上，简单的盖上一些树枝树皮之类的东西。《周易·系辞下》记载"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这是早期人类尚未产生宗教信仰的最原始的埋葬方式。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人们逐渐有了鬼魂的观念，也由此发展起来了敬祀鬼魂的丧葬文化。尤其到了原始社会中后期，人们逐渐按照自己的思想意识形态，建立起对鬼魂世界的完整想象，把人间和阴间明显地划分开来，同时又让死者和活着的人密切联系在一起。父权制出现以后，祖先崇拜更为盛行，氏族首领、家族之长在世时的作用和无限的权威，使人们幻想死后的灵魂要比一般氏族和家族成员更为强大，能够起到保护子孙后代的作用。考古发掘出来的原始墓葬材料，有许多遗迹遗物集中体现了崇拜灵魂的现象，在原始社会中，不同的埋葬方法和埋葬形式，大体上反映了一定的宗教观念，而同一的埋葬法和葬式，在不同的时代又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同一个民族的不同阶层中，其葬法和葬式也往往具有不同的含义。就原始社会而论，成片的氏族公共墓地，同一的头向，不同的葬式，随葬品的放置及多寡等等，都分别代表着崇拜灵魂的不同内容和含义。

从氏族社会起，人们的埋葬活动，都与宗教发生着直接关系。从广义上讲，古代墓葬的形式，结构，葬式，头向及随葬品等，均属于原始宗教的范畴，都是原始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相信灵魂的具体表现。埋葬死者，也是祖先灵魂崇拜的主要表现形式，认为人死后只是改变了躯体的环境，或说死亡只不过意味着形态的改变，其灵魂是永存的。死亡对原始人来说，永远是神秘力量的表现，这个神秘力量以这种表现来让个人或社会集体感到它的存在①。原始人出于敬畏的心理，对死者都要妥善处理，并用不同的方式埋葬起来。人死后，一般集中地埋在氏族公共墓地，在墓地中，每个家族或个人都有他们所占有的归宿之地，墓坑的排列都非常整齐，尸体的放置姿势、方向都有一定的规律，说明祖先崇拜在当时的葬礼中已经有了固定的形式。

祖先崇拜从原始社会起就十分流行，它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以墓葬而论，可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特有的埋葬制度，而不同的埋葬制度，又都反映着当时的宗教内容。从这个

①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意义上讲，墓葬就是当时社会制度、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缩影。

根据考古资料，对祖先灵魂的崇拜，在原始社会早期就已经出现，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后，祖先崇拜达到了高度发展的程度。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始民族，对祖先灵魂的理解和对灵魂不死的迷信，是多种多样的，从墓葬材料中看出，表现祖先崇拜的现象是多方面的。首先表现在葬式上。就原始社会的墓葬而言，可分为仰身直肢葬、屈肢葬、俯身葬、二次葬等。中国黄河流域常见的一种埋葬方式就是仰身直肢葬，面朝上，四肢伸直，死者在墓坑中安然平卧。这种葬式在原始社会比较普遍，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居民对尸体的放置方式，以仰身直肢为多见。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也多见于这种葬式。一般认为，这种葬式代表着一种睡眠的姿势，具有让死者安心睡觉的意思。屈肢葬是将死者的四肢屈折起来再行埋葬。这种葬式在原始社会各期文化中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里，都很流行屈肢葬。有人认为这是象征着胎儿出生时的形状，含有怎样来到人世，就怎样离开人世的意思。至今还有一些原始部落还认为，人死后埋在地母腹内，应当和生前在生母腹内一样，这样做具有再生之意。在近代、现代民族中，中国西南地区的独龙族、珞巴族以及台湾高山族的阿美、雅美、卑南、排湾、鲁凯、泰雅等支系，都采用屈肢葬。

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氏族墓地中，死者大多数为单人侧身屈肢葬，可以说，屈肢葬在黄河上游的古代文化中是比较常见的。从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一直到齐家文化都有表现。在甘肃姬家川遗址中，发现了一座比较特殊的屈肢葬，下肢的屈度似捆绑状。这种葬式，除有让死者恢复胎儿状态以外，还有人认为这种捆缚方法，是为了防止死者的灵魂危害生者。如此种种无不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浓厚的宗教信仰和灵魂不灭的信念。

俯身葬是让死者面向下的一种埋葬方式。尸体作趴伏状，手臂平直放在腰的两侧，类似这样的墓葬，一般随葬品较少。著名的半坡遗址曾发现过7座，北首岭遗址发现过12　座。俯身葬多为单人葬，有人认为这是对死者的惩罚，可能死者生前违反了氏族的法规，或是对凶死暴死的人的埋葬。

在云南拉祜族中，有的认为，如果死者为仰身直肢葬，就会有更多的人死亡，因此死者均为俯身葬。据说世界其它地区在古代都曾实行过这种葬俗，日本北海道的夏夷人，把病死者采用俯身葬，西伯利亚的楚克契人，把不平常的死采用俯身葬，可见同是一种葬式，所反映的宗教意义在不同的地区也并不完全一致。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中，俯身葬在这一地区可能是特殊的葬式，但在另一个地区也可能是基本的葬式。

根据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资料，从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的205　座墓葬来看，普遍实行俯身葬，有的头骨还用釜、钵、豆和盆等陶器覆盖。看来同一葬式在不同的文化或地区内，其意义有所不同，这应是地域性文化的区别。

青海尕马台遗址，共发现43　座齐家文化墓葬，死者无论男女老幼都是面向下的俯身葬。关于俯身葬的墓主人身份，有人认为可能是奴隶或近似奴隶的人，也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从中国整个的墓葬资料来看，俯身葬应属于一种埋葬习俗，代表着一种宗教信仰。在甘肃皋兰糜地岘人骨附近常树立一、二块石板，表面上看是一种墓前的标志物，实际上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形式。兰州刘家坪遗址的墓葬，多见用树枝将尸体遮盖后再用土埋上，明显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宗教意识。

总的说来，原始的墓葬都注重一定的葬式，因为葬式是反映祖先崇拜的一个侧面，它是根据鬼魂与尸体、鬼魂与活人的关系以及鬼魂的阴间生活等种种幻想制定出来的。所谓好人死后变善鬼，恶人死后变恶鬼，只能说是一种唯心的虚构。

原始墓葬表现的祖先崇拜的第二个方面是头向。每一处原始社会氏族公共墓地里的头向，基本上是一致的。实际上，这里面包含着两种不同的信念，第一种是，人死后灵魂要回到氏族原来的地方去，因此在埋葬死者时，都把头向朝着他应去的方向。第二种是，人世间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即特殊的境界，人死后要让他们到那里去生活，因此在埋葬死者时，把他的头朝着这个世界所处的方向。

考古发掘出来的氏族公共墓地，在头向问题上，都能看出受信念支配的迹象。多数意见认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一方，人死后，要让他（她）们获得新生，所以头向均向东。

在中国较大的氏族墓地中，如山东大汶口、野店、王固等，死者的头向多朝着太阳升起的一方。中国南方的原始居民也有同样的习俗，属于江苏青莲岗文化的一些墓葬，头向也朝着东方①。看来南方与北方的原始居民具有同样的让死者还生的意识。但是，也有人认为，人从生到死，就象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一样，东方是新生的一方，西方则是死亡的一方，人死后既然要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那么，就把西方看作是应去的方向。

半坡氏族就是认为生为太阳升，死为太阳落，所以半坡、北首岭等一些氏族墓地，头向多朝着太阳落山的一方。这种信仰在世界其它地区也可以找到，在亚洲南部、西部、印度尼西亚、婆罗洲、马来半岛的一些土人中，还有一种习惯的说法，埋葬尸体的头向，要直接对着他们部落原来的老家。同样的理由，新几内亚的马西人，在处理死者时，头和身体倚着墓旁，面向传说中祖先原来的地方。此外，在中国佤族中，也有类似的宗教信仰，他们认为太阳落下的一方就是鬼方，同时形成了自己的祖先崇拜②。

原始墓葬中表现的祖先崇拜的第三个方面是随葬品，几乎在所有的古代墓葬中，普遍存在以物殉葬的文化痕迹，这种现象是在灵魂不死的信念支配下产生的。把食物、人造物品或其它艺术品同死者一起埋葬，不仅表明人们普遍知道死亡，而且也发展了供奉祭祀死者的礼仪。

原始人认为，死人所拥有的财富应与活人相等，因为他们要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所以把死者生前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装饰品等物一同随葬。这是对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生活关怀的一种表示，是现实生活中一种朴素的反映，这样做是以求达到与人们意识相协调的目的。人们相信死后还是和生前一样劳动和生活。这种做法清楚地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祖先崇拜的意识。

按照拉法格的观点，"死者的灵魂只有继续生活在坟墓中，才能为活人

①　马洪路：《试论青莲岗文化》，《考古学集刊》第4　期。

②　李仰松：《佤族的葬俗对研究我国远古人类葬俗的一些启示》，《考古》1961年第7　期。服务，既然他们要生活，便需要生活上所必需的东西。"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墓地象征着人们头脑里的阴间世界，死者在阴间的生活，实际上是阴间世界的缩影。因此，整个丧葬活动，也都是围绕着怎样把死者送到阴间和死者怎样在阴间生活而展开的。墓中的随葬品，就是反映了人们对死者在阴间生活的关心。

原始社会后期，人们逐渐按照自己的社会文化形态，建立起对鬼魂世界的完整想象，又把人间与阴间清楚地划分开来。人死后，活人仍然注意尊重他们的权利，这主要表现在随葬品的分配上，同样体贴死者生活上的需要，一般都有必要的生活用具，希望他们在阴间和活人一样地生活。

原始氏族组织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出于同一祖先的人们，按照血缘关系组成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对于每一个氏族成员来说，即使他死了，他的生活环境、生产范围与活着的人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墓中的随葬品，同样反映着氏族成员生前的社会生活面貌。

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来看，早期阶段的随葬品尚无太大悬殊，对死者也保持着平等分配的原则。随葬品中主要为石器和陶器，石器是死者生前所用的生产工具，是谋取生活资料所离不开的武器；陶器主要是日常生活器皿，包括有汲水用的壶和瓶，炊煮用的鼎，储存用的罐，盛食用的盆、盘，吃饭用的碗、钵等，有的还把粮食一同随葬，或在陶器中放上食物，表示让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像活着的人一样享用。

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平均分配被个人过多的占有所代替，出现随葬品的分配不均。可以说，在中国从仰韶文化以前的氏族社会里，不论是黄河上下，还是大江南北的原始部落中，对死人的关照基本上是平等的，受着宗教信念的统一支配。

原始墓地中还有一种表现灵魂观念的迁徙合葬墓，又叫"二次葬"。由于原始人认为，血肉是属于人世间的，灵魂可以离开肉体而单独存在，并永远不死，所以在原始人看来，当皮肉腐烂以后，灵魂便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生活。在氏族社会中，一个家族的成员，不可能同时死去，对于早死的成员，一般作简单的埋葬，在其他成员死后，便将原死者的骸骨迁徙，举行正式的埋葬，使家族成员能够在另一个世界里得到团聚。

中国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前期的合葬墓，往往多采用二次迁葬，迁葬时，对保存好的尸骨与一次葬者一样，摆成仰身直肢状；对保存不好的尸骨，一般按人体的相对位置摆放；对待特别零散的尸骨只是进行堆放。这种二次埋葬的方式，并不代表着以后死者为中心，二次葬的目的，不在乎人的肉体能否完整，把尸骨埋在一起，也就象征着灵魂在一起，它是以血缘纽带连在一起的氏族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家族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这种葬俗在当时起着维护氏族制度的作用。

二次葬是在仰韶文化氏族部落时代流行的主要葬俗之一。在仰韶系统的史家氏族墓地，发现多人合葬墓共40　多座，共出有700　具骨架，一般一个墓坑20　具左右，少的4　具，个别为50　多具。其中有一个坑埋的全是男性，而其余的坑男女老幼都有，只是在性别年龄上数量不等。总的来看，尸骨排列整齐，个体明显，头和肢骨成堆放置，看来在迁徙前骸骨比较零散。

类似这样的二次集体合葬墓，可能是一个氏族或胞族内的成员，这种葬

①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27　页。

法，无疑是灵魂不死的反映，活着都是氏族成员，死后也离不开氏族集体。在横阵氏族墓地里，还出现了大坑套小坑的埋葬方法，有的在一个大坑内套有数个小坑，每个小坑各埋几具或十几具骨架，有的骨架还存在着叠压的情况，也是男女老少都有，这种现象反映的可能就是死者生前是一个母系大家族的成员或氏族的成员。

二次葬在东南亚一些土著居民和中国台湾、广东、福建等地区比较流行。具体丧法是：人死后，先将尸骨停放在一个地方，等肉体腐烂后再把骸骨收拾起来，作第二次正式埋葬。这种葬法又叫"洗骨葬"。采用这种葬法的民族，都有一种普遍的信念，即认为人的血肉是人世间的，等肉体腐烂然后将尸骨正式埋葬，这样死者才能真正进入鬼魂世界。

民族志材料表明，二次葬时，往往要举行一番仪式。南太平洋伟不列德岛居民二次葬的仪式便相当繁复。死者掩埋约两个月后，把尸体挖出来，带到海边或树林里，用火烤干，用篮子把尸骨带回家放在活人身旁，再过三个月后举行一次葬仪，然后把骨头葬在悬崖的裂缝中。在瓦雷尼加地方，人死后把除桡骨外的骨头捣成碎片，碎骨埋在山洞里，桡骨则用树皮包起来，用绳子扎住藏在树洞中，17　天后把它放在特设的距住宅较远的茅屋中，之后在死者氏族图腾崇拜物所在地附近挖一个小坑，把骨头埋在里面，最后用泥土石板将坑盖好，这才认为死者真正集合到自己的图腾祖先那里去了。

在婆罗洲的达雅克人那里，精细的观察者柏尔海姆（per－hem）指出了活人与死人联在一起的密切关系和他们双方的互相效劳，认为人活着的时候，离不开相互帮助，死了也割不断那些互相效劳的联系。活人可以供给死人食物和其它必需品，死人也可以表现得同样慷慨，赠给活人具有巫术的性质的药品及各种各样能帮助活人的驱邪符和护身符①。

正因为如此，活人不惜任何代价让鬼魂感到心满意足，以便使死者的魂灵在另一种生活中不会因为没有这些东西而忍受贫穷之苦，使他们在新的环境中不致成为不幸者。

如果死人是某些重要人物，则必须供给他维护其等级而需要的一切。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丧葬仪式，也同样表明了活人对死者灵魂的崇敬、信仰。中国藏族中的天葬，就具有浓厚的宗教遗俗。天葬又称"鸟葬"，人死后用亡者自己的腰带和衣捆绑，置于空房或帐篷的角落，用布或衣物遮盖，点上酥油灯以示祭奠，并请喇嘛念经三天，即认为死者的灵魂已经升天。然后，将死者背到天葬场，把死者的衣服脱掉，由天葬师将尸骨分解成碎块，秃鹫云集而来，将尸体食尽，这样才认为死者真正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高山族的裸葬，也是一种具有灵魂崇拜的葬俗。人死后将衣服脱去，用鹿皮包裹，把尸体抬到山顶，打开鹿皮，暴露裸尸，再把死者生前穿过的衣服盖上，以示殉葬。他们认为这是还"洁"而去。尸体虽然裸露，但灵魂都已穿上了衣服，在他们看来人死后躯体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使无形的灵魂离开肉体而存在。

解放前，在蒙古族一些牧区，还有一种叫做"野葬"的习俗，其形式与天葬颇为接近。人死后，用木轮车拉着跑，一直到尸体掉下来为止，然后将其置于荒野，让狼或野鹰吃掉。他们认为这样死者的灵魂便能升入天堂，如果7　天以后尸体还在，就认为是不祥之兆，就要请喇嘛念经，以替死者祈祷

①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1　页。

消灾。

在中国众多的民族中，解放前曾流行多种多样的丧葬习俗，如侗族的"上祭"，水族的"开挖"，纳西族的"木几"、"木聘"、"木猜"、"日每"、"回魂"，普米族的"米主"、"片煞"、"戎肯"，水族的"浅葬"、"和枚"，怒族的"竹号"等，凡此种种，可以说无不具有灵魂崇拜的性质①。中国古代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也经历了一个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反映在宗教信仰上特别是对祖先的崇拜现象非常浓厚，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文化。

早在山顶洞人时期出现并在仰韶文化中延续下来的死者身上撒赤铁矿粉或涂有红颜料的习俗，直到大汶口文化依然存在。山东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墓葬，有5　座墓的人骨上都遗留有朱红色痕迹②。M14　从髋骨以上至肩部有朱红色，其中有的部位直接粘贴在骨骼上，有的部位有一层很薄的土间隔着。M125　和M275　的手臂上有朱红色，M2101　右侧肋骨和右臂上有朱红色，M2110　左侧肋骨和左臂上有朱红颜色，这种现象具有像山顶洞人同样的宗教意义。这种灵魂不死的观念，也正是表达了人们企图永生的愿望。

对于原始时代的人们来说，死亡是自然界中最不可思议的现象，所以死亡也成了祖先灵魂崇拜的诞生地。"如果人是不死的，。。那么也就不会有宗教了"①。

在距今5　千年前后，居住在黄河、长江流域及其周围地区的氏族，基本上都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这一时期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都有显著的发展，男人在这些生产部门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促成了原始公社组织和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同时反映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观念也非常浓厚。属于这一阶段的原始文化，在黄河流域有晚期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北方的红山文化，长江流域有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山背文化和岭南的石峡文化等等。这些原始文化虽然在特征上有地域性的差异，但都具有大致相同的原始宗教信仰，正是以这种信仰，作为着维护父系氏族的纽带。

这一时期的宗教观念在墓葬上反映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随葬品出现了新的内容，明显显示出多寡和精劣的差异。在一般的单人墓中，有的随葬品数量很多，超出了他正常使用的数量，有的数量则很少，仅一两件。这种明显的反差，既透视着父系氏族社会从开始阶段就已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又揭示出所崇拜对象生前和死后的非同一般的社会地位。

确凿的考古资料告诉我们，拥有大量随葬品的多为男性墓，可见男人在父系社会里是被崇拜的对象。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男女（夫妻）合葬墓，随葬品一般集中于男性一边，女性仅有一些纺轮和装饰品。在甘肃临夏秦魏家齐家文化氏族墓地里，曾发现不少的男女成人合葬墓，男性仰身直肢，女性侧身屈肢面向男子，还有的一墓3人，男性居中，二女分左右，随葬品都集中在男性头上和脚下。这种现象不但反映了父系氏族制度的确立，而且也具有深刻的宗教意义，崇拜的对象，都是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灵魂。

表现在灵魂崇拜方面的墓葬材料，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用大

①　《中华民族风俗辞典·丧葬礼仪篇》，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②　《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34　页。

型陶器作葬具的埋葬现象。据目前考古资料所知，中国大约从仰韶文化时期，盛行着一种以瓮为主要葬具的埋葬习俗，称瓮棺葬，这种葬具多是用来埋小孩尸骨的。到大汶口文化时期，瓮棺则更为普遍，有的遗址还发现有成人瓮棺葬，但数量不是很多。在仰韶文化系统中，目前已发掘出近千座儿童瓮棺葬。如果根据中国大部分地区出土瓮葬的普遍现象来看，大体可以看出葬具有五种组合形式：第一种，以瓮和瓮相组合，葬法是两件瓮相对套，有的把瓮底打掉，把尸骨装到里面，这种现象在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均有发现。

第二种，以瓮和盆或钵相组合，小孩尸骨放在瓮内，盆或钵只是作盖，这种葬俗历年来在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河南王湾以及丹江沿岸地区都有发现。

第三种，是以鼎和钵或豆相组合，鼎是装小孩尸骨的主要葬具，其它器物仍起到盖子的作用。这种葬具主要用来埋葬幼儿尸骨，在大汶口文化中曾有发现。

第四种，以缸和盆或器盖相组合，主要用来掩埋儿童尸体，有的也用来埋葬成人，但成人的骨骼多为第二次装入，60年代在伊河流域曾发现过这类的成人瓮棺葬。

第五种，尖底瓶去掉底部与筒形罐相组合，或两个尖底瓶相组合。

在各类瓮棺中，最常见的是以瓮或鼎作主要葬具，另外再加盖子。埋葬幼儿或儿童均为一次葬，成人多为二次葬，所用葬具均是人们生活中所使用的陶器。

考古发掘证明，瓮棺葬一般埋在居住区附近，有的为横直埋葬，有的则为竖立埋葬，前者主要流行于仰韶文化，后者在大汶口文化中有发现。

这里应该提及的是，起盖子作用的盆或钵，在底部中间往往有一个小孔，有的呈很规则的圆形，也有的敲成不规则形，径一般在1.5-2　厘米左右，在小孔的上边又往往盖上一块小陶片，有的在内表面还涂有红色颜料。

应当指出的是，这些现象决不是偶然的，应是当时人们对灵魂信仰的反映。在宗教迷信观念的支配下，小孔作为死者灵魂出入的通道，可使不死的灵魂自由出入，尤其对小孩表现得更为关怀，希望孩子的灵魂能时常出来陪伴他们。

瓮棺葬以仰韶文化最为盛行，中国南方的原始文化中也有广泛的分布，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以及云南边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

关于用瓮棺掩埋小孩的意图，郭沫若先生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他在《访半坡遗址四首》中写得非常详尽："半坡小儿塚，瓮棺盛尸骸。瓮棺有圆孔，气可通内外。墓集居址旁，仿佛犹在怀。大人则无棺，纵横陈荒隈。可知爱子心，万劫永不灰"①。

瓮棺葬上的小孔作为灵魂出入的通道，这种现象在世界其他国家如法国、英国、克里米亚、高加索、巴基斯坦、印度、瑞典等均有类似的发现。根据半坡氏族的埋葬现象观察，小孩往往被埋在居住区附近，或直接埋在房子下边，以表示大人与小孩的亲密关系，也可以说是大人对小孩的体贴和爱护，或是为了防止野兽对小孩尸体的伤害。

①　《文物》1959年第8　期。

在中国考古发掘中，对幼儿的埋葬除使用瓮棺外，还有用陶片铺盖的现象。山东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的婴儿或儿童墓，习惯用破碎的陶片覆盖，有的只覆盖头部，而更多的是覆盖头部和身部①。江苏的常州圩墩和吴县草鞋山遗址，也发现个别的墓葬有用陶器扣在头上的现象。圩墩常用红陶盆覆盖，草鞋山常用釜、钵、豆、盆等陶器覆盖②。这是在一定的信仰支配下而形成的埋葬习俗，具有特殊的宗教意义，这种现象可能与瓮棺葬具有同等的含义。瓮葬作为一种特殊的葬俗，普遍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墓地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所有的瓮棺葬几乎都没有随葬品，这种做法可能基于一种特殊的信念支配，认为小孩还没有能力单独生活，还不会使用人世间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既然灵魂可以从小孔内自由出入，那么生活上依然可以得到大人的祐护。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无头葬。这种现象在新石器时代墓地中比较普遍。宝鸡北首岭发现一具无头骨架，骨架仰身直肢，脊椎骨和下肢骨保存比较完整，肋骨及上肢骨残缺，骨架之上有明显的席子覆盖痕迹，头部位置侧放着一个画有黑彩符号的尖底陶器，下边有皮毛样灰痕，再下还有木板灰痕。珍贵之意十分明显，看来画有黑彩装饰的陶器，是用以代替失去的头颅的。在陶器东侧，还撒有朱红颜料。此墓经鉴定为成年男性，除头部陶器外，还有12　件随葬品放在膝部以下①。

类似人骨肢体残缺的现象，在新石器时代墓地中屡有出现，北首岭出现的放在头颅位置的彩陶罐，可能是用以代替死者头颅的象征物，彩陶上的多种符号，也许具有祭奠亡灵的某种意义。陶器代替头颅，这在一定意义上蕴含有让死者"死而复生"之意。当时，人们或许认为，亡者无头会使灵魂得不到安宁和幸福。

那么，人头哪里去了呢？对此，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墓葬提供了值得思考的线索。

湖北房山七里河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在一座房子台阶下放有完整的人头，在一个椭圆形的浅坑内放有3　个人头，在陶窑的火门内外各放一个人头。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遗址中，有两个灰坑中分别放有3　个人头骨。另外，在山东伊家村和青海柳湾的墓葬中，也有埋葬人头的现象。

这种现象可能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金石并用时代，一些地区流行的猎头习俗有关，这是一种特殊的宗教习俗，或者与当时的宗教祭祀活动有一定的联系。如果真的这样，那么，北首岭的无头葬的主人应是当时被猎去了头颅的不幸者。

原始人对灵魂的祭祀与崇拜，这种宗教习俗产生的时间早，延续的时间长，分布的地域广，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中国民族志的材料中，各民族差不多都有不同形式的灵魂崇拜。这种观念从旧石器时代起历经万年之久而不衰，相反，通过各民族间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影响更加广泛，生命力更加强大，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极为广泛的现实功能。由于中国民族众多，各民族间的灵魂观念发展不一，形式不尽相同。在云南永宁地区的纳西族、普米族中，以前在安葬死者时，曾用麻布口袋和

①　《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②　马洪路：《试论青莲岗文化》，《考古学集刊》第4　期。

①　《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陶罐作葬具，在口部和底部均与外界相通，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使灵魂出入，也可在地下扎根通往阴间，否则出灵不散，就会扰乱活人①。

在鄂伦春人的原始信仰与崇拜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信奉那些具备英勇聪明的祖先灵魂，认为他们的灵魂可以保佑子孙后代。黎族的祖先崇拜主要是对父系祖先鬼的崇拜。而怒族的鬼神观念，多属于自然界中的各种精灵在不同事物范围和程度上的反映，另外，彝族、珞巴族、布衣族、水族、布朗族、哈尼族等，都有自己所信奉的祖先灵魂。

可以说，在中国各民族中，几乎都有对祖先灵魂的崇拜，人们总是在灵魂不死的信念支配下，从事各种祭祀活动，丧葬便是祖先灵魂崇拜的一种主要形式。

随着宗教的发展，对祖先的神灵也逐渐开始形象化，变成了对祖先偶像的崇拜。在普米族的祖先崇拜中，由于与自然界中的许多现象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他们的祖先崇拜又包含有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因素。

不可否认，古老的习俗不但反映了一种原始的宗教观念，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对祖先灵魂的崇拜是一切民族所共有的。

从对死人的恐怖，发展为相信死者灵魂有强大的力量，这是原始人类和一切落后民族在宗教信仰发展中的反映，活人想从这种力量中取得利益，就像从其它自然力量中取得利益一样，通过各种的祭祀、膜拜，达到让祖先的灵魂为活人服务的目的。

①　宋兆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葬俗》，《考古》1964年第4　期。

（五）生育崇拜人类在争取生存和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中，不但认识着自然界，同时也认识着自己，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身的生息和繁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大约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便出现了男神女神的崇拜，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生育崇拜。

中国考古发掘，曾揭示了不少关于生育崇拜的实物资料，证实在中国远古先民中，曾经实行过男根女阴的崇拜。

原始社会末期，尽管人类的自生能力较以前有了提高，但是自然灾害的侵袭，疾病的折磨和一些不正常的死亡，依然是原始人无法抗拒的。因人的死亡，尤其是儿童的夭折，更体现了人类需要繁衍的重要性。

在氏族社会的生活中，氏族的全部力量，全部生活能力，决定于它的成员的数目，因而每一个成员的死亡对于这个氏族其它成员都是一个重要的损失，这就需要氏族竭力吸收新的成员来弥补这种损失，因而，生育也就显得异常重要了。男神女神崇拜的出现，便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生息繁衍的认识。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中，崇拜女神的现象比较盛行。1960年，在内蒙古赤峰市西水泉一处红山文化的遗址中，发现了一件人形陶塑，泥质红陶，半身，头部残缺，胸部乳房突起，臀部肥大，下部周边刻划有细竖条纹，陶塑体所表现的女性特征非常明显。

1979　至1982年，在喀左县东山咀发掘的红山文化建筑群址中，出土了两件小型孕妇塑像，均作裸体，立像，腹部凸起，臀部肥大，左手贴于上腹，有明显的孕妇特征。

1983年，在凌源与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一带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比真人还大的陶塑女神像，成为女神崇拜中比较突出的材料。尤其是在女神庙遗址出土的泥塑人物群像，为生育崇拜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女神庙遗址位于牛河梁北的山丘顶，处在这一带红山文化地点分布的中心位置。女神庙是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建筑构成，多室为主体建筑，在北。单室建筑在南，为附属建筑。南北总长18.4　米，两组建筑均在同一中轴线上，其建筑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在庙址内，出土了具有很高艺术性的人物及动物造像，人物像皆为女性，从发现的残块来看，有头部、肩部、乳房、手部等。这些女神像全部出于主室，虽然残缺，但尚能看出低鼻梁，高颧骨，浅眼窝，眼上挑，面涂红彩，头枕部残缺处露出草秸骨架痕迹。

这些神像一般与真人大小接近，是富有生命力的而又被神化了的女神头像。神庙附近还发现有红山文化的积石冢，显然是一个祭祀场所。据目前资料所知，该神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神庙址，出土的女神像，当与生育崇拜和祖先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

红山文化的年代，经测定为公元前2900余年。

女神崇拜的现象，不仅北方的红山文化中有，在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中也有发现。青海柳湾遗址发掘时，在马家窑文化遗址中采集到一件人像彩陶壶①，通高34　厘米，器形为小口短颈，圆腹平底，用泥质红陶制成，从口到器腹中部涂敷一层红色陶衣，所施彩绘为一组对称的两圈网纹，另一组为

①　《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蛙身纹加塑绘裸体人像。塑绘人像是先捏塑出裸体人形，然后在人像各突出部位的周围勾勒出黑彩，人头面目在壶的颈部，五官俱全，披发，眉呈"八"字形，小眼，高鼻，大耳，张口，身躯部位在器腹部，乳房，脐，下部及四肢裸露。乳房丰满，并用黑彩绘乳头，上肢双手作捧腹状，下肢直立，双足外撇，表现出了明显的女性特征。

日本人江上波夫所著《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①，介绍了法国、意大利、南德意志、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东西伯利亚等许多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里发现的女神像，主要一点表现了孕妇的特征，从这点上讲，体现了远古人类对自身繁殖的祈祝。

在原始社会中，孕妇塑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应与生育崇拜有密切的关系。以前曾有人认为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女性特征的资料，反映的是女性崇拜，并以此说明妇女在当时的地位很高，被当作氏族中的首领加以崇拜，代表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特点，而与生育崇拜无多大关系，看来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中国，母权制曾经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母权制时代，妇女的确享有崇高的威望，那时，母系氏族是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组成的一个社会生产和生活单位，按照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则，进行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生活。大约在6、7　千年以前，居住在黄河流域的许多氏族部落最早达到了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

中国西北地区从大地湾文化到仰韶文化，中原地区从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长江流域从河姆渡文化到青莲岗文化，已经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的鼎盛时期。而出现妇女塑像的红山文化，距今只有4800年左右，这时候，已经告别了母权制时代，妇女的地位早已下降，红山文化已属于父系氏族的社会了，所以，也就不可能出现崇拜女神的现象。如果我们把这一时期男神崇拜的考古资料结合起来加以考察研究，就不难解释红山文化中出现的女神像的真实含义。

考古发掘中，曾发现不少的陶质的男性生殖崇拜物，称陶祖。陶祖的出现，几乎遍布于中国的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原始社会末期各遗址中，历年来的考古发掘，已经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陕西华县泉护村、西安客省庄、山西万荣县荆村、河南信阳三里店、山东潍坊鲁家口、甘肃甘谷灰地儿、湖北京山屈家岭、湖南安乡度家岗、甘肃临夏张家嘴、广西云楼、石铲、甘肃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安徽蒙城尉迟寺等等，都发现了陶祖。

上述这些遗址大多数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或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与红山文化大致属于同一时代。这个时候出现的女神和男神崇拜，应该说具有崇拜人类繁殖的宗教意义。

生育信仰，在当时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观念，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生育信仰的产生，是原始社会末期最主要的意识形态之一，它对人类社会各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影响。作为生育崇拜的原始宗教，是时代的产儿，它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

研究生育崇拜观念的产生、人类生育观的出现，离不开远古时代的婚姻制度。古代社会中，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婚姻形态。在一夫一妻制正式

①　《北方文物》1987年第4　期。

确立之前，人类的婚姻史经历了原始群婚、血族群婚、外族婚、对偶婚等不同阶段。

原始群婚是人类最早的婚姻形态，那时，完全是"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这种形态大约延续到旧石器时代后期。到了距今1　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发展为禁止父母、子女通婚（亲子通婚），却不排除同胞兄妹相互通婚的血族群婚形态。约从新石器时代初期以后到中期以前，婚姻形态发展为不同氏族的兄弟或姐妹可以互相通婚，这是远古居民在进入到母系氏族社会后实行的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氏族外婚制。这种制度规定了本氏族的兄弟姐妹禁止通婚，必须到可以通婚的其它氏族里寻找配偶。

对偶婚产生在母系氏族社会的繁盛时代，但婚姻形态不稳固，通常是一个男子，可以在许多女子中有一个正妻；相反，女子也可以在许多男子中有一个正夫。对偶婚下的夫妻不是独占的同居，两性的结合还比较松散，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现象依然存在。

大约从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随着父系氏族社会的逐步确立，男子的地位逐渐提高，并在许多方面居于支配地位，男人不仅控制了氏族社会的一切特权，而且也控制了自己的妻子和子女，实现了由母权制向夫权制的过渡。这时，最终出现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

可以说，从原始群婚时代到血缘群婚时代，人们对生育是无知的，那时的人类还搞不清生育的客观规律。从外族婚到对偶婚阶段，人们在生育问题上产生了模糊的认识，它首先脱离了群婚的原始形态，并有意识的控制了本氏族间的相互通婚。尽管对偶婚还不稳固，但已经出现了一个正妻或一个正夫，为一夫一妻婚姻制的出现，起到了过渡作用。在原始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随着男子在生产中作用的增强，终于由对偶婚发展为一夫一妻制。

一夫一妻制和对偶婚不同的地方，对偶婚缺乏一种独占式的同居，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是男女双方比较稳固和持久地结合在一起，一般都发展为终身的夫妻关系。这时女子完全居于从属地位，成了生育子女的简单工具，已婚女子不育可能被丈夫解除婚姻。人们日益认识到男女在生育中的作用，知道了生育子女是两性结合的结果，从而出现了男性生殖器造像和孕妇造像的崇拜现象，祈求获得生育繁殖的能力。

从考古资料看出，原始人类主要通过两性的最突出的部位反映自身祈求生育的强烈愿望。因为当时可能还不存在羞耻观念，所以，以男性生殖器和孕妇造像，作为祈求生育的标志物，大量出现在原始人的生活里或在宗教领域中。

1987年夏，在新疆呼图壁县西南，天山深处的一个叫做"康家石门子"

的地方，发现了一处反映古代生殖崇拜的摩崖雕刻，面积达120　多平方米，雕有二、三百个大小不等的男女人物，大者过于真人，小者仅有一、二十厘米，身姿各异，神态不同，男性大都清楚的显露出经过艺术夸张的生殖器，女像有的也显露出生殖器，并且都表现了女性的明显特征，同时还有男女交媾的图画①。从画面看，人物全部表现为裸体，其中9　个作舞蹈状的裸体女像，有3　组男女交媾图，两组双关同体人像。整个摩崖雕刻表现了浓厚的生殖崇拜的内容。

有关生殖崇拜的遗物，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大量的发现过，如前

①　李现国：《雕凿在岩壁上的生殖崇拜史》，《瞭望》1988年第20　期。苏联、法国、土耳其、奥地利等国家流传的神话中，就有许多对女神的崇拜①可以说，生殖崇拜作为一种悠久的宗教文化，具有它的世界性，这是表现当时人们祈求生育、繁殖人口的炽烈愿望和强烈要求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内容丰富的岩画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远古人类生殖崇拜的内容。近些年，中国的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广西、云南、四川、江苏、福建和新疆等地都曾发现许多精美的岩画，那粗犷、古朴的画面，反映了古代人类的经济生活、宗教信仰、生命形式等历史活动。尽管岩画所跨越的时代很长，但是它展现给我们的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历史画卷。大部分岩画内容反映了当时狩猎、放牧或庆贺的内容，但也有相当多的画面，反映了生殖崇拜的内容。

岩画的手法均是夸张的，尤其表现在男根女阴上，具有非常神秘的意义。正是这种神秘，才表现出了人类繁衍人口的核心部分，是一种超自然的外力的象征②。

岩画中所表现的生殖崇拜，一种是直观的形式，一种是抽象的形式。广西左江流域的花山岩画，宁夏贺兰山岩画，内蒙的阴山岩画等，都有直观的或抽象的生殖崇拜内容。

求生是人类对自身生存和繁衍的本能，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智力发展到能够认识自己的生育能力和作用的时候，便出现了生殖崇拜。生殖崇拜的形式，在原始社会中普遍存在，是宗教信仰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原始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从生产的本身来说，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其中有食物、衣服、住房和工具；另一方面，就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只有两种生产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

可以想见，原始人类只能以增加出生率来求得和扩大人类自身的再生产。

生殖崇拜不仅表达了原始人类在发展社会生产方面的强烈愿望，而且还反映了原始人类生产活动的多方面积极成果。生殖崇拜不仅内容丰富，表现独特，而且影响很深远。

1906-1908年，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到中国新疆喀什等地和甘肃的敦煌石窟考察，在新疆库车地区的吐勒都尔-阿库尔遗址中，发现了两块刻有符号的土坯，其中有非常形象的男根图案①。从而证实了新疆库车地区在公元8世纪前后，还存在着生殖崇拜。

除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以外，还有作为活化石的民族学资料，也有大量的关于祈求生育的崇拜物。

在民族志的调查材料中，分别崇拜男神生殖器和女神生殖器以求生育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崇拜山上的石祖，认为它与妇女交媾后就能生育人类。西藏门巴族的木祖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据说崇拜木祖不仅能繁衍人类，还可使人畜两旺，平安无事。

四川省木里县大坝村山上有个"鸡儿洞"，洞中供奉一个高30　厘米的石

①　古丽娅：《新疆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雕画的初步研究》，《美术史研究》1990年第3　期。②　盖山林：《中国草原岩画与古代猎牧民的生命意识》，《美术史论》1992年第2　期。

①　《吐勒都尔-阿库尔和苏巴什》，第3　卷。

祖，当地妇女不孕时，便到洞中烧香祈求，并在石祖上蹲坐一下，认为与石祖交媾即可生育①。

在毛难族那里，曾流行一种叫做"求子"的宗教活动，就是崇拜山峰间的一尊巨石，这尊巨石的形状似一个身背小孩的妇女，被当地作为"圣母"的化身。圣母石中部有个洞，洞里长着一棵桃树，每年都开花结果，当地人叫做"仙桃"，妇女不孕时，便带着各种祭品攀到崖上，在圣母石面前跪拜，并摘吃仙桃，这样可使其生儿育女。

中国贵州东南部的苗族，至今流行着一种"吃牯脏"的活动，每13年举行一次，妇女要到神庙中取下贴在墙上的男女像，这些像有的用面团做成，有的用木头雕刻，进行这项活动的目的，也是祈求生育②。

在普米族中，被崇拜的女神名叫"巴丁喇木"，也是纳西族和藏族共同崇拜信仰的女神。所谓巴丁喇木女神，是山洞里的一尊自然化石，普米族把这尊女神视为妇女的最高庇护神，认为她能主宰妇女的生育，一些不孕的妇女经常无定期的前去膜拜祭祀。祭祀者都是身穿盛装，带着祭品，跪在石像前，闭目合掌祷告，并在洞内饮一碗泉水，认为这样即可达到生育的目的。纳西族中的摩梭人，认为女性生殖器是生命的来源，具有繁衍人口的神力，因此摩梭人对于各种具有女性特征的自然物，都要进行膜拜。同时摩梭人也实行对男根的崇拜，也是把具有男性特征的象征物和自然石等，视为崇拜的对象。据说四川省木里县一带的摩梭人，还保留着相当完整的石祖崇拜仪式。云南宁蒗县永宁达坡村的摩梭人认为村后的山岗就像男神的生殖器，不孕的妇女即可到这个山岗叩头敬香，祈求生育。

在多神崇拜的侗族中，把女神居于群神之首，女神是至高无上的神，这是对女神崇拜的特点。侗族祭奉的最高保护神是"达摩"女神，相传"达摩"是侗族的女祖先，能保佑人畜兴旺，五谷丰登。侗族还有"撒妈"、"撒堂"崇拜，也是人们对女性无限崇拜和敬仰的典型实例。"撒妈"和"撒堂"在侗族中是寨祖母和先祖母的意思，侗族人认为信仰和崇拜她，可使子孙满堂。壮族在祖先崇拜中所反映的内容之一，是对石祖和"白马三姑"的崇拜，考古中曾在广西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石祖，雕有男性生殖器的形象，说明当地的生殖崇拜由来已久。

此外，原始人还常把象征性的自然物，赋于不同的性别，这是自然崇拜的人格化，本质上也是生殖崇拜的表现。

从中国的考古资料和民族志资料可以看出，生育信仰是原始社会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从物质生产到人的生命生产的历史，特别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人类远古史上，种的繁衍尤为重要，因为人们使用简单的工具去征服自然，其能力相当有限，但是，有了更多的人则可弥补能力上的不足。

因此，人类祈求种的繁衍的愿望，便以宗教的形式强烈反映出来，这在民族制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类自从有了这种观念，才真正成了改造大自然的主人。

①　宋兆麟：《原始的生育信仰--兼论图腾和石祖崇拜》，《史前研究》1983年第1　期。②　俞伟超：《座谈东山嘴遗址》，《文物》1984年第11　期。

四、新石器时代的宗教遗迹及遗物新石器时代，是宗教信仰广泛兴起的时代，表现在宗教遗迹和遗物方面的资料比较丰富。当中国史前史发展到原始社会末期时，也就是黄河流域进入到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长江流域进入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宗教便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社会现象。

（一）人祭人祭，是奉献给超自然的一份最优厚的礼物，在即将进入阶级社会的各原始遗址中，曾经广泛流行过。用活人来祭祀祖先或祭祀神灵或祭祀自然界的万物，主要流行于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在原始氏族公社解体到国家出现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祭曾经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中国人祭的考古资料可以上溯到仰韶文化时期，在龙山文化时期或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一些遗址中，经常会发现被砍杀的人头骨，或多具骨架叠压于废坑或人与家畜同葬的现象。

这一时期人祭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根据考古资料来看，在祭祀活动中，人祭的出现要早于人殉。所谓人祭，多是指杀人来祭祀人格化的神灵和对山川等的自然崇拜，有人把这种形式叫做猎首习俗。

以人为猎物的祭祀现象，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文化十分落后的原始社会出现的，那时的人祭还不能说是阶级对抗的产物，因为在原始时代，祭祀的本身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崇拜形式。

我们曾在"祖先崇拜"一节中提到过关于猎首的迹象，猎首的原因，主要是为了祭祀的目的，如祭祀农业、祭祀建筑等等。但在民族志的资料中，除表示祭祀外，还有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占领强者的位置之意。据《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文论述，猎首的原因有7　种，一是履行成丁之必需条件，二是取得社会上之名誉，三是复亲人之仇，四是祛除恶疫，五是祈求丰收，六是争婚之方法，七是裁判之方法①。也有人根据民族学资料，把猎首的主要原因归纳为14　个方面，即：祈求丰年；村寨安全；祛除恶意；人畜两旺；人口平安；破格晋级；祭武神；争婚方法；裁判方法；社会荣誉；成丁条件；血族复仇；来世奴仆；祈求保佑②。这些方面又主要属于宗教性质和社会性质的内容，像古籍中记载的"祭田神"，"鼓舞祀之，以求福利"，"得人以祀"等，显然与最初的农业祭祀有关，祭田神也就是祈求丰年。

应该说，不管属于哪种或出于什么目的，都是一种野蛮的、残忍的行为。中国考古发掘中，曾获得一些关于人祭的宗教现象。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第一号房子南壁下的白灰层中，发现一个人头骨，旁边还有一个破碎的粗陶罐，很显然，是为房子奠基时而举行的祭祀活动所留下的。从一号房子的位置和规模来看，它的位置正好在聚落的中心，又是房子中最大的一座，可能为氏族成员共同活动和祭祀的场所。

半坡遗址还出现一种割体葬仪，第66　号墓为一座断肢葬，墓主人的下肢显然是被砍下后又与大腿骨放在一起埋葬的。第88　号墓腿骨也不全，而更多

①　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号》，第3　号，1930年。②　李果：《试论我国猎首俗的起源和演变》，《东南文化》1989年第3　期。的是一些骨架没有手指骨，有些残存的手指发现于随葬品的陶器内或填土中。这些现象在一些保存相当完整的墓中，表现十分明显，可能是死者生前曾犯有某种罪行或患有某种疾病被砍下手指或下肢，后来再埋到一起的。在姜寨氏族墓地中，发现一座老人墓，在随葬的陶罐中，发现了5　块脚趾骨。同时在姜寨遗址还发现5　座身首分离的墓葬，有的埋在废弃的灰坑中，有的埋在废弃的灶坑中，还有一座墓葬埋着一个成年女性，墓坑及其它骨架保存完好，右腿从膝盖以下残缺，看来是断肢后再进行埋葬的①。

原始民族把断肢看成是馈赠友人的一种报答行为，或者是祭祀中的奉献行为②。所以，半坡墓葬中的断肢现象，很可能与祭祀有关。

北首岭是仰韶文化中的一处重要遗址，在这处遗址的墓葬中，人祭的现象也十分明显。在保存较好的骨架中，大约有40　多个个体存在着肢体残缺的现象。例如M20　残缺大部分头骨，下颚骨分成两瓣，左胫骨折断横放。M58残缺右前臂。M3　残缺左股骨。M7　眉间插有一骨条。M2　右臂骨压在右肋骨下。M17　没有头骨和上肢骨。M13　下颚脱落等等。

我们在"祖先崇拜"一节中，曾提到过M17　的无头葬可能与猎头祭祀的习俗有关。近代中国有些少数民族如台湾的番阳、南洋婆罗洲的开阳人、克阳人等，仍然存在着猎头的野蛮习俗。

河南郑州大河村第五期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3　座断肢葬墓，这些墓坑均为长方形竖穴形土坑，长1.3-1.4　米，墓葬边缘清楚，无打破现象，墓内既无葬具，也无随葬品。两座墓呈仰身直肢状，均无下肢骨；另一座残缺上肢骨，看来是割体后埋葬的。

山东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共发现了5　座断肢葬墓。墓坑边缘及保存情况均无打破的迹象，其中M122　缺少脊椎骨，M136　缺少头骨，M2112缺少头盖骨和右上臂骨，M266　缺少头骨和右上臂骨，M211　缺少头骨、左手臂骨、左侧肋骨和左股骨。而在龙山文化的98　座墓葬中，能辨别葬式的有77座，其中没有头骨的9　座，只埋葬头骨的3　座，还有一座仅有一块下颚骨，两座仅有股骨，还有14　座骨架零乱残缺。M217　在墓坑的一侧整齐地排放着左、右两根下腿骨，另一侧放着三个人头骨。从M239　的情况来看，墓穴保存非常完整，毫无破坏痕迹，从锁骨到墓边仅有10　厘米，是很难放置一具人头的，由此看来，在埋葬前就缺少人头。另外还有缺少左右股骨的，缺少左右两臂的，缺少手指和脚趾的，缺少脊椎和肋骨的等等，显然属于宗教的葬仪，与祭祀有关。

1972年，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密山县兴凯湖畔发掘的距今6000余年的新开流遗址里，也发现有断肢的现象，其中一座墓（M6）随葬品特别丰富，但墓主人两手均缺指骨①。

这一时期墓葬中的猎首和断肢现象反映的可能是一种宗教仪式，《隋书·流求传》中记载："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斗战杀人，便将所杀人祭其神"。《魏书·獠传》载："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可见，杀头祭祀是一种古老的表现形式，与仰韶文化以来出现的"割体葬仪"

①　《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②　摩尔根：《古代社会》，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177　页。

①　《密山县新开流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　期。

有着密切的联系。

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割体葬究竟基于什么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不过在民族志的材料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情况，生活在南海中心萨摩亚岛上的居民，在埋葬死人以前，有时要对尸体进行解剖，目的是查明死因，所以他们要把所有可疑的部分割下来，用其它方法毁掉，以防止污染，然后再将剩余的尸骨埋入墓坑①。原始人的断肢葬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谈到人祭，自然会想到古人的食人遗俗，这也是史前时期曾经存在过的一种风俗。有人认为这种习惯的发生，可以早到属人类直系祖先的南方古猿时期②。由于这方面的资料实在太少，食人习俗究竟起源于何时，或与原始宗教有什么联系，还期待着更多的考古资料。

中国原始社会时期出现的人祭现象，也是人们的思想意识中的一种宗教信仰的反映。被杀或被解体的死者，大多是从战争中获得的俘虏，或是地位极其低下的奴隶。所以，当阶级出现或某一个氏族部落强大以后，弱者便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1976年至1978年在湖北省房县七里河发掘了一批房址、窖穴、陶窑和墓葬，这是鄂西北汉水流域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属于石家河文化青龙泉类型。在这个遗址里，发现了猎头的习俗，七里河遗址先民的猎头资料，主要发现在灰坑、窑址、墓葬和半地穴式房址之中。这些遗迹所反映的猎头习俗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遗址中仅有人头骨或头骨残片，而无人体其它部位的骨骼；另一种猎头的遗迹是，在一些墓葬中往往有人骨架而缺少头骨；第一种情况出现在房址、灰坑和窑址里。

1978年清理了一座有一级台阶的半地穴式房址，房址内遗物丰富，计有石器、陶器和骨器，其中在台阶下正中间放着一个完整的人头骨，下垫红烧土块，无人体其它部位的骨骼。同年，还清理了一座陶窑。窑内共放有两个人头骨，一个放在火门口内，一个放在火门口外，在这两个人头骨的正南方，摆放着一个完整的喇叭口筒状研磨器，三者摆成"品"字形。另外，在距火门一米多远的南部，有一根人的肱骨，保存完好，但未见其他人体骨骼，肱骨、研磨器及两个人头骨均在一个平面上。

在1976年发掘的一个不规则形的灰坑中，在距底部0.12　米的平面上，发现三个排成一斜线形的人颅顶骨残片，也没有发现其他人体骨骼。

第二种情况均出现在墓葬里。1976年曾清理了两座墓，都属成年男子，墓中的其他骨骼保存完好，但各缺一个人头。1978年清理的一座墓，也是成年男子单人原葬墓，其他骨骼保存完好，唯独缺少一颗人头，但墓中有两副带上、下颚的猪头骨随葬。

从上述情况来看，墓主人虽无头骨，但又用猪头骨随葬，表现了一种特殊的埋葬方式。可能在七里河氏族部落里，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猎头习俗。但在第一种情况下，猎头显然与祭祀房址和陶窑有关。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在河南省渑池县班村，发现了庙底沟二期人祭遗存，在窖藏区发现了一些土坑，坑的排列很有规律。其中在一个大坑内，埋有4　具人骨架，均属于非正常死亡，有的被钝器打断，击伤肢骨；有的被解

①　乔治·彼得·穆达克著，童恩正译：《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四川省文物研究所，1980年。②　李安民：《试论史前食人习俗》，《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2　期。

体，在人的骨架旁还有殉葬的兽骨①，看来，与祭祀陶窑有一定的关系。在龙山文化时期，人祭遗存是比较突出的。在邯郸涧沟遗址中，清理过几个圆葬坑，其中一个直径约1.8　米，深约0.6　米，在一层红烧土下有10具人骨架，上下叠压毫无次序，有的人头上有被砍的痕迹，这些人骨架为男性青壮年和5-15　的儿童。在另外一个圆坑中，埋有男女老幼共5　具骨架，放置十分紊乱，有的身首分离，有的作挣扎状。在一个半地穴式的房址内，位于烧灶的周围放着4　个人的头盖骨，有砍伤和剥头皮痕迹，这可能与猎头祭祀的习俗有关。

在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中，在居住面下边的填土中埋有小孩。陕西岐山双庵龙山文化的房子里也有人头骨的现象。看来，也是建房时祭祀地神的祭品，可能是在建房时，主人为了祈求地神保佑自己在住这座房屋时平安无事②。龙山文化中的人头有剥皮的现象，可能当时的氏族部落流行对人头骨经过一番处理后再进行祭祀活动。托列斯海峡岛屿上的土著居民和印第安人便有此种做法。

在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中，也发现有在房址内用人祭祀的现象。有的埋在墙内，有的埋在居住面下，有的埋在墙基深处。死者中多为儿童，有的无头颅，有的身首分离，可能属于非正常死亡。这种现象，显然与建房有关。在房基内、墙基及墙内、室外墙根处使用成人及儿童作奠基等祭祀活动，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在建筑上的一种礼俗，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关系的某种状况。那些被当作奠基牺牲的人，生前应当是被奴役的人，其中可能有俘虏，像有些灰坑中零散的骨架，可能属于这种情况。

洛阳王湾遗址共有3　个不同阶段的文化遗存，王湾一期属于仰韶文化，三期属于河南龙山文化，二期是由仰韶向龙山的过渡期。在一期文化中，发现在房内的台面上有3　个小孩骨架。这种现象与半坡房内的人骨架具有同样的祭祀房屋的意义。同时在王湾二期到三期，均有利用灰坑埋葬骨架的现象，有的一个灰坑出现5　具之多，死者中既有成年人也有儿童，从骨架在灰坑中的姿式来看，属于非正常死亡，排列也无一定的次序。显然，他们都是祭祀中的牺牲品。

1975-1978年，在河南汤阴白营发掘了一处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村落遗址。在一座龙山晚期的房址中，发现几座儿童罐葬，埋葬的位置在居住面的填土中和紧贴房基墙外。一种葬式是将小孩骨架放在方格纹罐内，一种是仰身直肢葬，一种是仰身一下肢微屈，后两种只是用半个陶罐盖住头部。另外，在一座晚期房址的第三层居住面上，发现一个小孩罐葬，同时，在房基居住面的填土中，墙外和门口的一侧，发现了为有意埋下的大蚌壳，在白营遗址中，共有12　座瓮棺葬与建房有关，可见，当时人们在建房时，不但有埋葬小孩的习俗，还存在着用大蚌壳作建房奠基的习俗。

在安阳后冈的龙山文化遗存中，同样发现有用人作奠基和用蚌壳作奠基的现象。在后冈遗址中，共发现有15　座房址下或附近埋有儿童骨架。其中在第25　号房子的东墙基下埋有一个儿童，房基下还有5　层叠压的河蚌。33　号房子的东南墙外的散水下埋有一幼童；28　号房子在东墙外房基垫土中埋有一幼童；7　号房子的房基下埋有一堆蚌壳。发掘证明，这些儿童都是在建房过

①　《人民日报》，1993年3月3日。

②　李健民：《略谈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祭遗存》，《中原文物》1981年第3　期。程中埋入的。有的一座房址下最多埋有4　个儿童，都是作为建房过程中进行某种宗教活动时的牺牲。这也是龙山文化时期盛行的以祭祀为形式的宗教活动。

龙山文化时期是原始社会末期，已处在父系氏族阶段。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和一夫一妻制的确立，不但在氏族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各部落之间也时常引起矛盾和战争，因此，部落之间的血族复仇也是常有的事。在充当祭品的人之中，有的被砍头，有的被活埋，有的为集中杀害，无规则地埋在一起，显然都是从战争中俘虏来的战利品。这种人祭的现象，也可能带有血族复仇的性质，或具有祭祀本氏族的战死者灵魂的性质。

在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中，无头葬、断肢葬更为突出。在青海柳湾的齐家文化墓葬中，有相当一部分墓葬人骨架不全。有的是有头无身，有的是有身无头，有的四肢残缺，有的身首分离。这些死者显然是从战争中掠夺来的俘虏，作了人祭的牺牲品。

同样的道理，一些遗址中利用废弃坑和窖穴无规则的埋葬死者，也是一种人祭的表现。仰韶文化以后，利用废弃坑葬人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些坑中的人骨，一般都不规整，有的侧身屈肢，有的为俯爬式，有的作挣扎状，均属非正常死亡，应与人祭有着内在的联系。

仰韶文化时期，利用灰坑埋葬死者的现象就已经出现。半坡遗址曾发现两个利用废弃的灰坑埋葬死者，这两个灰坑中的死者，紧靠灰坑边缘，一个侧身屈肢，上肢曲合于面前，呈一种自然的睡眠状；另一个左腿下屈而后折，其形状像是挣扎后死去的；两座墓均无随葬品，为半坡遗址中一种特殊的例证。

在陕西华阴横阵仰韶文化遗存中，一个深2.15　米的圆形袋状灰坑（H103）共埋有16　具人骨架，分3　层埋放。第一层埋8　具，第二层埋6　具，第三层埋2　具，呈屈肢状。有的在人骨架的腹部压着巨大的石头，像是有意砸下去的，又像是被活埋的，或是被打死后胡乱埋葬的。他们像是战争中敌对部族的牺牲者和被处死的战争俘虏，他们被扔弃在废坑中或采用屈肢葬法，都是为了同本氏族和本部落的人们区分开来①。

在客省庄二期遗存中，发现有6　个灰坑同时埋有人骨架和兽骨架，人的骨架有散乱的，有残缺头骨、肢骨的，有的人骨和兽骨叠压在一起。

在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曾发现两座灰坑葬，每个灰坑各埋一人，两具骨架都保存较好，但均无头骨。另外还有一座土坑葬，墓边清楚，骨架保存较好，但缺少左上肢和两腿的膝部以下。上述两种情况，可能是被猎首和断肢后埋入的。

到龙山文化时期，利用灰坑埋葬或断肢葬俗的现象更为普遍。在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考古学上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大致属于中原地区早期阶段的龙山文化时期，也是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期，碳十四测定的年代为公元前2900-2300年间。在陕西武功县发掘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墓葬中，几乎所有的骨架都不齐全，有的骨架缺头，有的缺腿，有的四肢不全，有的缺少肋骨和盆骨，有的缺少右臂和左腿，有的缺少下颚骨，有的缺脚趾骨，有的仅埋葬一个头骨。这些墓葬多数没有随葬品。

在邯郸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两种埋葬死者的异常现象，一种是在一个

①　严文明：《横阵墓地试析》，《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圆坑内，埋有10　个大小男女人骨，头均靠近坑壁，有的相互枕压；另一种是在一个被废弃的水井内，埋有5　层人骨架，死者有男女老幼，有的身首分离，有的作挣扎状；推测死者可能是被杀死或被活埋作为祭祀的牺牲品。白营遗址中的一个灰坑，埋有一个人头和散乱的盆骨、肋骨。在陕西岐山双庵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龙山文化灰坑中，出现了埋葬人骨的现象，有的墓中无人头，有的人骨和兽骨葬在一起，骨架在灰坑内呈侧身屈肢，双手交叉于胸前，右腿弯曲，左腿前伸压于右腿上。

1977～1981年，通过对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在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王城岗二期，发现了较为重要的古城堡遗迹。就在古城堡内，发现了三个填有夯土的奠基坑，在坑内的夯土与夯土之间，填埋有一些成人和儿童的骨架，根据清理发现，一个坑内少者填埋有2　具骨架，多者填埋7　具。

灰坑葬里的死者身份，仅从所利用的废弃垃圾坑看来，即可判明。从埋葬的姿势来看，多属于不正常的死亡。可见，死者的身份较一般氏族成员低，可能是被俘虏的其它氏族成员。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看，人的劳动力还不能生产超出它本身所需生活资料的显著余额，在这种情况下，俘虏很难被收编到本氏族来，常常要充当一种牺牲。特别是对于那些曾经伤害过对方氏族成员的俘虏来说，最终也逃不脱充当祭祀的牺牲品，这样，也可以是对他们的殉难战士的灵魂的安慰。

从考古资料中可见，在原始社会时期的农业民族中，猎首和断肢习俗在中国广大的地域内曾广泛分布。同时，在民族志的材料中也能找到关于人祭的资料。

中国佤族，就存在着一种砍头祭谷的习惯说法。直到解放时西南佤族地区还保存着原始野蛮的猎头血祭的宗教祭祀活动。在每年农作物种植季节，以部落为单位进行猎头、接头、祭头和送头等一系列的公共的宗教祭典。猎头祭谷通常与血族复仇结合在一起，指挥猎头的首领，要从卜兆中来确定由谁担任。为了祈求胜利，在正式猎头前，还要举行一系列的仪式，猎头战士才能出征，当猎头者临近仇寨时，首领还要念一些咒语，似乎才能取胜。猎到的人头，先放在专设的人头桩上，由首领代表大家对猎到的人头祈求，求其保佑村寨的安全和庄稼的丰收，之后在人头上撒一些炭灰，让炭灰和人头血融在一起，把带血的炭灰每家分得一点，播种时同谷物一同撒到地里，这样便可使五谷丰登。

从佤族的人祭现象可以看出，在农牧业发展以后，人类在宗教上又进入了迷信人化神的阶段，祭祀不是对个别植物神的自然崇拜，而是顶礼膜拜掌管着一些农作物成长的自然神，如土地、风、雨、水源等。因为这时人们的知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懂得了一些自然因素对农业的收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为了农业的收成而崇拜这些掌管自然因素的神灵。所以在古老的佤族人那里，在每年的3　至5月份的播种季节，他们都要举行一系列的人头祭祀仪式，如果不能及时猎到人头，祭祀活动可延至秋收以前。

考古资料和民族志的资料证明，中国古代社会的人祭，不论是用于建筑祭祀，还是农业祭祀，都具有原始宗教的性质。在原始宗教中，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反映着氏族公社整体的生产、生殖和生活对自然的关系。对神灵的崇拜，是氏族全民集体地屈服于幻想中的超自然力的支配。我们所见到的原始社会时期的猎首情况正是如此。从出猎、凯旋，到祭首、供奉等一系列活动过程，都是全族群共同进行的，祭祀的目的，也是为了整个集体的利益。根据国外的资料，人祭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农业崇拜。自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人祭，在从印度到地中海这一地区内曾广泛流行。墨西哥的马雅人，秘鲁的印加国印第安人，非洲的阿沙特人，都曾广泛流行过。他们人祭的对象，主要是战争中的俘虏，或是被征服的部落中的人。人祭的数量，也是多少不等，一般为数人、数十人。太平洋岛屿上的波利尼西亚人，在举行祭祀大典时，要用100　多名俘虏。墨西哥的阿兹台克人，每年都要用活人祭奠太阳神，并要吃掉人祭的肉。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都流行用初生的儿子作为祭品。印度的康达人则使用偷来的儿童作祭品①。

有关人祭的资料，在中国丰富的岩画中还能找出许多。虽然岩画所跨越的时代比较长，但它真实地反映了古代人们的确存在着以人作祭祀的活动。在广西左江流域发现的岩画中，曾有很多关于人祭的场面②。有的表现了以人祭鼓的内容，有的属于祭田、祭地的礼仪，还有的反映了祭祀鬼神的内容。这些画面以杀人祭祀的主题都非常明显，有的似能看出被杀、被肢解的图像。

由此看来，人祭不仅在原始居民的宗教中有过，而且在一些落后的民族中也曾广泛流行。人祭，通常是选择特定的场合，把人像牛、羊、猪等牲畜一样，供奉给祖先和神。可以说，人祭之风的兴起，也是万物有灵的反映。这种野蛮的原始宗教观念，曾使人类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种宗教形式，可算得上宗教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它是人类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经济状况所决定的，这种观念也将会随着社会生产、经济状况和社会道德观念的改变进步而变化或消亡。

①　黄展岳：《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410　页。

②　《广西左江岩画》，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二）人殉人殉是阶级对抗的产物，也是一种残忍而野蛮的宗教行为，它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盛行于奴隶制时代。

人殉，指的是用活人为死去的氏族首领、家长、奴隶主或封建主殉葬。

被殉葬者多是死者的近亲、近臣、近侍，以及战争中的俘虏等。在阶级出现的时代里，人殉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古代丧葬仪式。

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有所提高，商品交换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这一系列的变化，引起氏族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因此，这种宗教活动的出现，同私有制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

葬礼中的杀殉，也是为了死者的阴间生活，人们相信奴隶被杀后，其灵魂仍会在阴间当主人的奴隶，死者的妻（妾）被杀后，仍会在阴间作为妻妾服待夫君。在这种迷信思想支配下，当人的价值不为社会所重视的时代，就有很多人为殉葬而死亡①。

这种现象的最初出现，应与父权制的发展和私有制的萌发有一定的关系。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都有显著的发展，男子在这些生产部门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父权制的最终确立，促成了原始公社组织和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从那时起，母权制逐渐被推翻，父系大家族日益成为左右一切的政治势力，妇女同男子的不平等地位最后彻底的巩固起来，并由原始社会的解体，导致了私有制的发展，最终代替了原始社会。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大体上属于这个时期的氏族部落的文化遗存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崧泽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

黄河流域，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经产生了私有制的萌芽，而龙山文化和黄河上游齐家文化的发展，同中国最早的阶级社会有着直接的联系，并对阶级社会的产生起到了强烈的影响。

父权制的产生和私有制的出现是分不开的，并且同私有制一同发展起来。实际上，私有制是逐步发展的，最初是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如有些墓葬中的随葬品多寡精劣悬殊明显，这显然已是私有制的表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最后连牲畜、收获物以及房屋和妻妾，都被随葬进去。

在日益扩大的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父权制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父系大家族，主要成员是同一父亲所生的几代人及其个体家庭组成的，有时还包括被收养的人员和奴隶①，他们都是在一家之长的支配或奴役下生活，他们在家庭中的不同身份，也决定了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与此同时，产生了氏族部落显贵，原来的氏族部落首领，逐渐成了支配氏族部落的力量。

在父系大家族中，家长拥有支配全体家族成员的权力，家族内部，与丈夫奴役妻子的情况并存，还出现了家庭奴隶。因为家庭内部的生活日益失去平衡，自由人与奴隶，丈夫与妻子，都判然有别。而这个大家族的共同特点，就是男人对女人的奴役，妇女不仅受着自己丈夫的管束，而且还受到家长的欺凌，尤其是富裕的家长，有的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家长和丈夫对妇女掌

①　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杜1962年版。

①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　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6　页。

有杀夺的权力，有的死后还要让妻子为其殉葬，这就是人殉产生的社会基础。黄河流域最早的殉葬资料发现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掘一处仰韶文化后冈类型遗址，该遗址曾以蚌龙蚌虎的出现闻名于世，证明仰韶人曾在6　千年前后就以龙为图腾的事实。值得提出的是，在这里发现的这座墓的材料同时给我们提供了人殉的最新资料。

这座墓呈不规则形，东西宽3.1　米，南北长4.1　米，深0.5　米。墓中埋葬4人，其中有一壮年男性，身高1.84　米，仰身直肢，埋葬在墓室中间，另外3人的年龄都较小，分别埋在墓室南、西、北三面的小龛里，西边小龛内的人骨架为一少女，年龄在12　岁左右，头部有刀痕，看样子属于非正常死亡。从这4　具骨架的保存情况来看，都比较完整，应是一次同时埋入，但又不可能同时死亡，很明显，三个龛中的人，应是墓中主人的殉葬者，如果结合蚌龙蚌虎图案来分析，可能当时在此举行过大型的祭祀活动，因为在其周围还有许多大小不一，深浅不等的墓葬，总面积达5　万多平方米。从这座墓来看，墓主人身居龙虎之间，象征着一种神武和权力，同时又有3人殉葬，可见墓主人的地位之高，权力之大。

这种殉葬墓的出现，把中国父系氏族社会的年代向前推进了至少有1　千多年，或者说，河南濮阳西水坡的仰韶居民，较早的进入了父权制时代。黄河中下游，最早发现人殉的资料见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在距今5　千年前后，山东地区的大汶口人提前进入了父权制时代。在大汶口遗址发掘的第35　号墓，是一座夫妻与儿童的合葬墓，从墓中的现象可以看出，当时男女之间的地位是极不平等的，3人都是一次埋在同一墓穴里，男性仰身直肢位于墓穴中央，他的左边为一成年女性和一儿童作陪葬，这显然是一个一夫一妻的家庭，既然他们不是同时死去，但又同时埋在一个墓坑，这就有力的说明了家长或丈夫对妇女儿童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在这座墓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20　多件随葬品，全部放在男性一边，更说明了男性具有占有一切的权力。

在大汶口墓地中，还有一座特殊的墓例。M1　男性处在墓穴中央，女性则葬在男性身旁的小坑里，48　件随葬品有46　件放在男子一边，这是女性屈从于男性的一种突出的反映。

夫妻合葬，是死者生前的家庭关系在葬俗上的反映，是父权制确立的重要标志。以妻子或婢妾的名义殉葬的女子，都是非自由人的一部分。

父权制时代，男子不但占有财产和妻（妾）的权力，同时也占有儿童。

父权制确立以后，子女从父的世系关系，使男子成了维系氏族的中心，妇女则处在从属地位。这就要求妇女委身于男子，履行生儿育女义务，而子女又是归父亲所有的，父亲对子女，丈夫对妻子拥有极大的权威。

考古资料中，儿童为父亲殉葬的现象，在中国南方的原始文化中也有发现。崧泽文化是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存，距今年代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基本相当。在1982-1984年发掘的上海青浦福泉山崧泽文化晚期遗存中，曾发现一座成年男性与两个儿童的合葬墓。男性40　岁左右，仰身直肢，两臂平放两侧，左右两侧各有一儿童，头向与男性一致。同时，在崧泽文化中，也发现有男女成年（夫妻）合葬墓。这种在墓葬上反映的现象，反映出崧泽文化晚期社会制度的变革及氏族组织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址中，我们也曾发现有合葬墓，但父系氏族社会的合葬墓与前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性质和内容。

父系氏族公社的结构，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墓葬制度上，因为对死者的埋葬，往往是按照他们生前的社会制度安排的。

妻子为丈夫殉葬的2人合葬墓，在龙山文化中具有显著的位置，如在陕西华阴横阵村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的就是1　男1　女的合葬墓，2人生前当是夫妻关系。

中国黄河上游，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原始先民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妻子为丈夫殉葬的男女合葬墓，表现了浓厚的时代特征。齐家文化的年代要晚于龙山文化，距今约4　千年左右。当时的原始公有制已经崩溃，表现在阶级对立上的私有制和贫富分化现象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剧。这时，在婚姻形态上由一夫一妻制又出现了一夫多妻制家庭。青海柳湾齐家文化的成年男女合葬墓就是最好的例证。

青海柳湾M1112，是一座成年男女合葬墓，男的埋在独木棺内，系仰身直肢，女的放在棺外，为侧身屈肢，并且身首分离，主从关系非常明显。在父权制下，妻子是丈夫的奴仆，所以，妻子为丈夫殉葬也就不足为怪了。从葬具和葬式来看，此类墓葬中的男女之间，生前有着明显的主仆关系，因此，男人死后，女人被视作牛羊等牲畜一样，成为殉葬品，其手段之残忍，令人惨不忍睹。青海柳湾一座编号为M1337　的墓葬便反映了这种情况。墓中两具骨架明显有别，一具在棺内仰身直肢，一具在棺外侧身屈肢，上肢往胸部弯曲，右腿骨膝盖部分被压在棺木下，左腿骨下还压着两块大石头，并且在殉葬前被砍去了头颅。

在柳湾齐家文化的男女合葬墓中，较多的是男性仰身直肢于棺内，女性侧身屈肢面向男性，殉葬者有的被断肢，有的似捆绑状，这些现象，既是阶级对立的证明，又是阶级压迫的缩影。

齐家文化中，不单纯是夫妻间的殉葬，也有从战争中掠夺来的俘虏作殉葬品。M972　墓中，3　具骨架，一具仰身直肢在棺内，两具皆仰身直肢在棺外，无葬具，其中一具缺少脚趾。经鉴定，殉葬者之一为男性。这说明，当时掠夺俘虏作为殉葬品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正常职能。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甘肃永靖秦魏家遗址、都是齐家文化的典型遗址，这里不仅有一男一女的合葬墓，也有一男二女的合葬墓。

在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有成人与成人的合葬；成人与儿童的合葬；成人与幼儿的合葬。在8　座成人与儿童的合葬墓中，能鉴定性别的两座墓，均为一成年男性（35-55　岁）与一个6-7　岁的儿童合葬。成人居左，儿童居右，并且多见儿童侧身屈肢面向男性。在能鉴定性别的7　座成人合葬墓中，均为男女间的合葬，尤其是M105，表现了墓主人和被殉葬者之间不平等关系。男性仰身直肢居左，女性侧身屈肢居右面向男性，并且双手搭在男性肩上。墓中的两具骨架都是一次埋入的，这种被安排成男左女右的葬式，显然是妻妾为夫殉葬的。

齐家文化夫妻间的合葬墓，反映出了男子对女子的压迫和夫妻间地位的对立。这种父权制下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和女人为男人殉葬的事实揭示出，当父权制确立以后，妇女便逐渐成为男人附属品，妇女同工具和其它牲畜一样为男人所拥有，从此也出现了男尊女卑。

齐家文化时期，还出现了一夫多妻的现象，皇娘娘台遗址出土有一男二女的合葬墓。在一个长方形的墓坑里，同时埋着3　具骨架，经鉴定，3　具骨架均为成年人，男性仰卧正中，左右为女性，均侧身屈肢面向男性，双手屈于胸前，摆成了屈从于男性的姿势，似有服侍尊敬的意思，这些都是杀人以殉葬的明显例证。

另外，在甘肃广河齐家坪、永靖大何庄等地，也发现了许多异常合葬墓。根据考古资料来看，原始社会末期的殉葬墓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在死者为成年男性的墓葬中，被殉葬者全为女性，这就说明了在父权制下的妇女地位是相当低下的，所以说，殉葬墓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三）祭坛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表现在宗教方面的考古资料还有祭坛。祭坛是原始人从事某种祭祀活动而特意建立的建筑物和祭祀活动的场所。这种遗迹现象虽然不多，但有几处典型的遗迹对了解原始社会的祭祀活动有很大帮助。考古资料中，真正作为祭坛报道的可见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的发掘资料①。1987年，在瑶山发掘了一处良渚文化的祭坛遗迹，呈平面方形，由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面组成的三重建筑遗迹，总面积达400　平方米。最里面略为偏东，是一座红土台，平面略呈方形，长7.6-7.7　米，宽5.9-6.2米。第二重为灰色土，在红土台四周挖凿一条围沟，深0.65-0.85　米，边壁与底边平直方正。在灰土围沟的西、北、南三面，各有一个黄褐色斑土建筑的土台，宽分别为5.7、3.1、4　米，台面上较多的砾石，可能当时是一个砾石台面，台面的西部和北部边缘，各发现一道由砾石迭砌的石墈，迭筑整齐，呈斜坡状，西侧石墈残长11.3　米，北侧为10.6　米，高度约0.9　米。石墈的护坡为较硬的褐色斑土。从报道资料看，祭坛南半部，分布排列有序的两排墓葬，在清理的12　座墓葬中，除一座较小外，其它形制都较大，随葬品也比较丰富。小墓随葬品也达12　件，而M7　多达160　件，并且以贵重的玉器为主，可能墓主人的身份不同一般。在这些墓葬中，有两座最富有的墓，安排在祭坛的东南角，看来在宗教上有一定的意义。尽管祭坛的相对时间早于墓葬，但它们都是同时代的产物。所以祭坛与墓葬有着密切的联系。

根据土坛的位置和建筑方法来看，这种建在山顶上的土坛，可能有着通天之意，所以被认为是一处以祭祀天地为主要内容的祭坛。

1982年，辽宁省博物馆在喀左县东山咀红山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了规模较大的石砌建筑祭坛基址①，这处祭坛位于喀左县大城子镇东南4　公里的大凌河西岸大山山口的梁顶之上，面对开阔的大凌河，面积为2400　平方米，祭坛的布局分为中心、两翼、前后两端三个部分。

中心部分为一座大型的方形基址，东西长11.8　米，南北宽9.5　米。基址上部堆积有50　厘米厚的灰黑土夹碎石片层，下部有30　厘米的黄土堆积。最下边的黄土硬面上置有石堆和零散石块，基址四边砌有石墙基，石块一般都经过了加工，中间还有大片的红烧土硬面，并发现有房子遗迹和已经石化的人骨、兽骨以及形制特异的陶器等。

两翼部分还可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两翼和南部两翼建有互相对应的石基墙。前端部分又可分为石圈形台址和多圆形石砌基址，前者直径为2.5　米，周围以长方形石片镶嵌边缘，显得十分整齐规整，石圈内还铺垫一层大小相近的小河卵石。后者直径3-4　米，石圈内铺有较小的石块以形成台面。

另外，在遗址南部石圈形台址东北侧，发现一具完整的人骨架，在人骨的头部和脚端两侧各置两块不规则的石板，应该与祭祀有关。

从这处祭坛的整体建筑来看，布局对称，主次分明，又以成组成群的石堆为特点，选材讲究，技术较高。在当时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对祭坛花费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可见当时的祭祀活动也是人们生活中一项主要的内容。这处祭坛，可能就是当时人们从事某种祭祀活动的中心场所。这也

①　《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　期。

①　《辽宁省■左县东山咀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　期。是迄今发现较为典型的祭祀遗址，距今年代约为5　千多年。

不少意见认为，东山咀遗址的祭坛，可能具有祭祀女神和农神地母的不同意义①。

这处祭坛遗址的发现，使我们联想到同期文化中的女神庙，我们曾在"生育崇拜"一节中阐述了关于陶塑女神像的意义，看来祭坛与女神庙有着内在的联系。就是说，东山咀祭坛遗址，在当时可能是一个大型的祭祀场所，不论是祈求生育，还是祭祀农神地母，都要在这里举行。从建筑形式和布局来看，当时的祭祀活动已经发展到了复杂的程度。这种独立形成的祭祀庙宇，也可能是一个大的氏族部落所拥有的祭祀圣地。

在红山文化的积石墓中，都是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也是作为祭坛的一种形式。所以，这种积石墓，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红山文化时期祭祀的认识。

1983～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大青山阴山山脉，调查发现了1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在莎木佳、阿善和黑麻板遗址发现了保存比较完整的祭坛遗迹①。

莎木佳遗址的祭坛，是由3　座圜形土丘组成，作南北中轴排列，由北向南一次渐小，彼此间隔一米左右，最北边的土丘高1.2　米，绕土丘基部和腰部各砌一个方形石圈，四角均呈弧形，基部石圈7.4　米见方，腰部圈为3.3米见方。石圈均与现地面平齐，宽40　厘米。在土丘的顶部还平铺一层石块，中间土丘位置高0.8　米，沿土丘基部砌一个长方形石圈，东西3.8　米，南北3　米。在这座土丘的顶部，发现了两件磨制石斧，斧身平卧，埋在土中。南边的土丘略高出地面，绕土丘基部砌一个直径为1.5　米的圆形石圈。结合其它遗迹现象观察，圆圈附近有石砌的房屋基址，这处祭坛可能是当时人们在此举行祭祀活动留下的。

阿善祭坛遗址由18　座石块垒砌的圆锥形石堆组成，作南北一线排列，全长51　米，平面略呈弧线形。这座遗迹距遗址中心约90　米，以最南端的一座最大，底径8.8　米，高2.1　米，其后有16　座规模相同的石堆，底径在1.4-1.6　米，高在0.35-0.55　米之间，彼此间距离一般在0.8-1　米之间，个别为4　米。在最后两座石堆空档的西侧，还单独修建一座圆形石堆。

这些石堆建筑的基础，都选择比较规整的石块垒砌，基底筑于生土之上。石堆的东、西、南三面，保留有石砌墙址，呈垄状堆积，东西各筑一道，南墙筑有三道。在最南端一座右堆与第一道南墙之间，有一块开阔的台地，间隔29.4　米，为一处很大的活动地带，看来当时的祭祀活动已经有了一定的形式和规模。

另外，在黑麻板遗址也发现有与莎木佳遗址基本相同的祭坛遗迹。

上述祭坛遗迹的年代，碳十四测定为距今4240±80年，在年代上比东山咀祭祀遗址稍晚，规模也略有区别，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第一、都选择面对河川的较高处；第二，在建筑方面，都是采用大方框里套筑小方框或是用石块垒砌成的圆形圈。反映出中国北方原始居民的祭祀活动具有大致相同的特点。

1975年，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发现两处属于龙山文化的祭祀遗迹，一

①　《座谈东山咀遗址》，《文物》1984年第11　期。

①　《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年第6　期。

处是用河卵石铺成的长方形石块建筑，长0.9、宽0.6　米，选用的河卵石块大小比较均匀，铺砌相当规整，在遗迹西南约1　米处，发现一具完整的狗骨架，在狗骨架下，整齐地平铺着一些陶片，附近还发现一座墓葬。看得出石块建筑、狗骨架与墓葬，三者有一定的关系，可能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活动场所，或许带有祭祀的性质。

另一处是用河卵石铺底的圆坑遗迹，在坑内的底部，先垫上一层3　厘米厚的经过加工的硬黄土，黄土之上和坑壁又加一层4-10　厘米厚的灰白色硬土，灰白色硬土之上是一层厚5　厘米的灰黄色硬土，最后在坑底铺上河卵石块，石圆坑附近还有墓葬分布，可能这个石圆坑与墓祭有关，是在此举行祭祀活动时留下的。

作为祭坛遗迹，在世界其它地方都有发现，并且也存在着不同的形式，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在西欧、北欧地区有一种巨石建筑遗迹，被称为宗教崇拜建筑。它以使用巨大的石头为特征，构成墓室。这种形式从公元前5　千年至公元前4　千年，曾广泛地流行于地中海一带，其后在亚、非、美各洲都有发现。这种巨石建筑遗迹，长期被当作传说中的巨人、神灵所为①。它的结构为，在地面树立3　至4　块石板，上边再盖一块大石板构成墓室，或在大石板下支以小石块构成室状，这种建筑遗存是史前考古学上的一大特征，它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带，为非庙宇结构的宗教崇拜物。

这种建筑形式，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在中国的辽东半岛一带比较普遍的存在，但中国把这种属于巨石系统的建筑遗迹称作石棚，或叫做石桌坟和支石墓。朝鲜半岛北部也常有这种桌式石棚发现。

由于这种遗迹跨越的时代较长，因而形式变化也很多，石棚多作坟墓，是宗教崇拜物，与欧洲的祭台建筑非常接近。

①　《中国百科全书·考古学》，第358　页。

（四）石圆圈石圆圈也是祭坛中的一种形式，这种祭祀遗迹主要发现于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中。

1959-1960年，在发掘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时，发现一处石圆圈遗迹，这处遗迹直径为4　米，用天然的砾石排列而成，其中有几块砾石的上边还遗有赭石粉末的痕迹。结合其它遗迹的分布来看，在石圆圈遗迹的南部，整齐地排列着6　排共99　座墓葬，显然属于与墓葬有关的原始宗教性的建筑遗存。

在同一个地区的大何庄遗址，共发现5　处石圆圈遗迹，5　处均是利用天然的扁平状砾石排列而成，直径一般在4　米左右，有的还带有一个宽1.5　米的缺口。在这些石圆圈周围，分布着许多墓葬，石圆圈旁边也发现有被砍掉头的母牛骨架，腹内还遗有未出生的小牛骨骼，有的还在旁边发现有羊的骨架和卜骨，明显地反映出了这是与宗教祭祀有关的遗迹。

从上述迹像看出，不管是石圆圈遗迹，还是祭坛遗迹，都不是独立存在，周围总是有其它的遗迹或遗物，这些都应属于当时祭祀活动的主要内容。根据齐家文化墓地中出现的石圆圈遗迹，再结合旁边发现的卜骨和牛、羊的骨架来看，可能当时在埋葬死人或进行其它宗教活动时曾在此举行过什么仪式。

（五）祭祀中的家畜埋葬在原始宗教遗存中，还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埋葬家畜的骨骼，这是史前人类普遍实行的一种杀牲祭祀的形式。

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北方地区的夏家店文化等诸遗址中，均发现了埋葬家畜以作祭祀的现象。

一般来看，遗存中埋葬的家畜以猪为主，墓葬中常见以猪下颚骨为多。

另外还有狗、羊等，并有专门设立的家畜埋葬坑，这种埋葬坑又往往与周围的房址、墓葬等遗迹发生联系。

由于这种现象比较普遍，通过它可以探讨中国原始时期的宗教形式，所以新石器时代葬猪也具有一定的宗教意义①。

对葬猪这种现象的认识，目前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三种：一、是作为财富的象征；二、体现了畜牧饲养业的发达；三、属于宗教现象。

第一种意见，认为原始社会末期，当私有制出现以后，人们占有财产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在原始人看来，一切能够作为财富的，就是在死后，也要跟在他身边，不失其本身的价值。因此，葬猪是财富的象征。

第二种意见，认为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中后期，农业发达了，人们的居住生活稳固了，所以也带动了人们对家畜饲养的重视。

这些意见不无道理，从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原始社会中私人占有财产的现象的确存在，墓中的随葬品，一是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一是体现了人们占有的心理，如果按照财富的象征来推论的话，这种占有的现象应该越发展越严重，同时，人们也不会只把家畜看作私有财产，而应当与其它财产相适应，就是说，除占有猪这种财富外，还应该占有其它生产资料。而墓葬中所反映的情况却不尽相同，有的比较大型的墓，猪的数量很少，或者没有，但其它随葬品比较丰富。而有的墓，其它随葬品不多，随葬的猪却很多，有的墓中还埋葬有整猪。

这就说明，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发展之中，把家畜看作私有财富这种意识形态，当然也不会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墓葬中随葬的猪和专门埋葬的猪的现象，又染上了宗教祭祀的色彩，尤其是专门设立的家畜埋葬坑，更是与当时的杀牲祭祀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结合民族志的材料，对于葬猪与宗教的关系会看得更清楚。海南岛的黎族曾流行用猪或牛的下颚骨祭奠死人，并有随葬于墓中的习俗①。

我们知道，动物崇拜在原始氏族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形成动物崇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较突出的一点是，饲养动物要比猎获动物更容易。原始人把饲养的各种动物作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它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础，尤其在游牧部落中，畜牧经济则显得更为重要。

正因为如此，才把家畜反映在宗教和意识形态上。在游牧部落中，当饲养业发展起来以后，便逐渐缩短了人与动物的关系，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由于动物与人类的生活方式直接相关联，也就逐渐产生了动物和人一

①　王仁湘：《新石器时代葬猪的宗教意义》，《文物》1981年第2　期。

①　志远：《海南岛黎族人民的葬俗》，《考古通讯》1958年第2　期。

样的信念，认为它们也都有神灵。例如在我国民间，有的地方仍然有杀猪羊敬神的习俗。在中国少数民族中，人与动物的关系更为密切。在鄂温克人的祖先看来，人与动物都有灵魂，因而把动物看成是精灵居住的实体。还流行着对山羊尸体埋葬的习俗②。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普米族、拉祜族的苦聪人中，也有一种敬狗的习俗，他们认为狗是猎手的伙伴和助手，草原上的牧民更认为狗是牧场的忠实保卫者，当狗死了以后，便要为它进行慎重的埋葬③。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国在新石器时代较早期阶段已经出现了埋葬家畜的现象，中期以后开始变得比较普遍，成为宗教意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尚属较早的华北地区的磁山文化，距今7　千多年，尽管磁山遗址中缺少墓葬材料，但在一些灰坑中仍然发现有成堆放置的人工饲养的猪狗骨架，而且均属成年个体。

磁山文化中的农业资料非常丰富，大量的粮堆积，充分证明磁山人在7千年前，就是一个农业民族，遗存中，堆积粮食的灰坑占总数的23％，可以看出，当时的农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粮食已有了剩余，这给家畜饲养提供了条件，推动了饲养业的进步。同时，也为埋葬家畜的宗教祭祀提供了物质条件。磁山文化资料表明，以埋葬猪狗为方式的宗教现象，在中国至少有7　千多年的历史。

河南安阳鲍家堂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清理了两个袋状形灰坑，这两个坑对了解葬猪与宗教的关系会起到一些帮助作用。在一个坑的底部，埋葬着一具完整的猪骨架，两前肢和两后肢分别合拢，似为捆绑后埋入的，猪骨架后边放置一件彩陶罐，罐内放一件带孔蚌锥，另一个灰坑共有4层堆积，每层都埋有完整的猪骨架，第1　层1　具，第2　层3　具，第3　层2　具，第4　层4　具，共出10　具。有的单具摆放，有的3　具叠压，骨架全为前后肢合拢，似捆绑后埋入的。这两个灰坑均位于陶窑附近，并且同出1　层，可能是为烧制陶器过程中的一种牺牲，从而反映了人们对烧制陶器的重视。

黄河流域从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普遍兴起了埋葬整猪或猪头的葬猪习俗，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埋葬方式。

在山东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遗存中，发现了两个猪坑，其中一个坑呈圆角梯形，埋葬一具完整的猪骨架；另一个坑为圆角长方形，在埋葬的整猪上下，各用缸片铺盖。这是一种特殊的葬猪方式，具有明显的宗教意义。其中一个猪坑位于墓葬和房子附近，显然是为祭祀房子的建成或为祭祀墓中的死者而设立的。

在山东曲阜西下侯大汉口文化的125座有随葬品的墓中，　以上随葬13猪骨。有的用半只猪，有的用下颚骨，其中有43　座墓出土有96　个猪头，最多的一座有14　个，有的还把猪头放在浅盘大豆中。

诸城呈子遗址，9　座墓共随葬猪下颚骨42　个，一座墓最多13　个。在三里河遗址中，有18　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共出土143　个猪下颚骨，其中，一个野猪的下颚骨上，有用火对灼的两个对称穿孔，并且出现了用鹿头随葬的现象。

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有两座墓分别用3　只猪和1　只狗殉葬。M40　狗骨②　吕光天：《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　页。③　唐祈等：《中华民族风俗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06、507　页。架放在墓主人足下，左手还握有一对獐牙钩形器，具有浓厚的宗教意识。在埋葬整猪的遗存中，有的把猪摆成一定的姿势，在西夏侯第二次发掘时，有一个坑埋着一具完整的猪骨架，四肢弯曲，规整地合拢在一起，似捆绑后埋入的。这种埋葬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应是受到一定的意识所支配。中原地区，相当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时期的大何村第四期遗存，就有专门埋葬家畜的现象，这一期的灰坑中，曾出土有两具完整的猪骨架。而到河南龙山文化时、已有专门为祭祀设立的羊坑。白营龙山文化村落遗址中，发现一个不规则圆形坑，坑内侧放着一具羊骨架，前后肢呈重叠状，似经捆绑，看来与祭祀房屋的奠基有着一定的关系。

在黄河流域下游，相当于龙山文化的山东砣矶岛大口遗址一期文化中，发现7　个专门埋葬猪狗的兽坑，其中有3　个坑在猪骨的上边压有5　块大石头，几乎盖住了整个猪骨。有的坑内填有马蹄、螺夹、海蛎壳以及小石子等。在比它稍晚的二期文化中，也发现有3　个相同的兽坑。兽坑与墓葬相邻，在墓中的人骨架上也常有大石块压盖，尤其是在二期文化一号兽坑的旁边，有一个直径为0.48　米的圆形坑，坑内有上下3　层石块，中层铺有3　块较大的石块排成"品"字形，上层是在中层的3　块大石头上又盖一块大石头。这种现象应该与当时的祭祀活动有关。又根据这些遗迹在遗址中的分布来看，都在山顶的南坡下，因而发掘者也认为，这些特殊的兽坑可能就是祭祀山神的。同样，在黄河上游，用猪作祭祀的现象，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齐家文化中表现得也非常突出。墓中用猪下颚骨随葬，已成为普遍的现象。秦魏家、大何庄、皇娘娘台等齐家文化遗址，都有丰富的猪下颚骨资料，同时也有埋葬整猪的实例。1988年，在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的墓葬和房屋附近，发现了一个完整的猪骨埋葬坑。该坑是一个经过人工挖制的圆形袋状坑，口径3.2　米，深1.4　米，底部平坦，坑壁规整，直接挖在生土层中。在坑的底部清理出5具比较完整的幼猪骨架，其中在坑中央的三具排成"T"字形。有的位于灰坑的边壁，从清理的情况来看，这些猪都是一次性有意识埋入的，如果结合附近的其它遗迹现象推测，可能与房屋或墓葬的祭祀有关，具有明显的宗教意义。

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葬猪的现象比较少见，这可能与当时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虽说历年的考古发掘中，曾在江苏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常州圩墩遗址、上海青浦崧泽遗址、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以及良渚文化的一些遗址中，发现有用猪骨随葬的现象，但远比不上黄河流域的材料丰富，并且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完整的猪骨埋葬坑。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葬猪的习俗可能首先是从黄河流域起源并发展起来的。

从葬猪的材料看出，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畜牧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六畜中马、牛、羊、鸡、犬、豕，在父系公社时期都已经发展起来，而且，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的氏族部落，一般都以养猪为主。考古资料证实了从磁山文化居民开始，就形成了养猪的习惯，积累了养猪的经验。

到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家畜的数量有了明显的扩大，考古资料便提供了这样一个比例，在陕县庙底沟龙山文化氏族部落的26　个灰坑中，所出土的家畜骨骼，竟比同地仰韶文化氏族部落的168　个灰坑中所出土的总和还要多。在邯郸涧沟，一个大土坑中就发现21　个猪的骨骼，这个比例数字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

从宗教的角度而论，黄河流域的史前居民，从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便普遍兴起了用猪或其它少数家畜作祭祀的习俗。可以说，这种祭祀形式也带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从葬猪的现象来看，墓葬中以葬猪下颚骨为主，灰坑中以埋葬整猪为主，而又以幼猪居多。墓中的猪下颚骨，是人们食用完了猪身上的可食部分，剩下的象征性的猪的个体；而埋葬整猪则不然，将活猪捆绑，在墓中利用陶片铺垫或摆成一定的姿势，所有这些做法，无不反映出是在一种特殊的信念支配下进行的活动。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人们对动物的崇拜，另一方面也带有一定的祭祀因素。

在原始社会氏族墓地或遗址中，用猪随葬和专门为猪设立埋葬坑，表明这种宗教意识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应该说，对猪神的崇拜，也是原始社会宗教信仰中拜物教的一种形式。这种宗教习俗在中国民族志的材料中也有很多的实例。

在云南永定纳西族人民中，把平时吃剩下的猪下鄂骨挂在室内的墙上①，以表深情。在佧佤族的宗教信仰中，曾流行着一种"剽牛"的习俗。凡是重大的节日，需要祭祀的时侯，都要"剽牛"。"剽牛"之后，主人再把牛头悬挂在屋外的墙上②。

这种习俗，除含有使自己家中获得丰收、人财牲畜兴旺、免除千灾百祸的企望外，同时也有祭祀祖先和杀牲送鬼的意义。例如，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察隅一带的僜\人，他们认为送小鬼要杀鸡，送中鬼要杀猪，送大鬼要杀牛，这样才能求得吉祥，免去灾祸③。

在我们所了解的祭祀活动中，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崇敬神灵并祈求神灵的保佑。磁山文化遗址中埋葬的家畜，多见于在粮食堆积之下，显然祭品与粮食有着一定的关系，可能是祈求粮食丰收的一种祭祀方式。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在远古时代，即使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也很难完全避免粮食缺乏的危险，所以，人们生活中的首要愿望，就是能求得食物丰收。因此，原始人总是想通过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支配自然的愿望，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

利用牺牲对墓中死者的祭祀，带有祖先灵魂崇拜的因素；以牺牲作祭品，目的是祈求神灵保祐后人平安；对房屋的祭祀，又具有万物有灵的内容，所以，埋葬动物总是带有宗教的色彩，这是宗教活动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是原始时代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这种宗教意识和观念，是人们在同自然界的关系中产生和发展的，杀牲祭祀，就是运用一种宗教观念，企图摆脱自然界造成的压力。

①　宋光麟：《云南永宁纳西族人民的葬俗》，《考古》1964年第4　期。②　《我国少数民族宗教和习俗》上册，民族出版社1958年版。

③　《僜\人社会历史调查报告》，1978年5月。

（六）占卜占卜，是原始宗教中的一部分。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后期，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知不觉地建立了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注意到了认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前兆，以求预知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并预料自己行动的将来后果。这种前兆观念的产生，是与灵魂崇拜结合的，就是说，从前兆到后果，都是灵魂的意志和威力在起作用。把占卜的行为想象成只是想要揭示未来，这意味着把自己已经限制在十分窄小的范围内。

在原始社会，人们认为到处都有鬼魂的存在，一切事情的后果都是神秘力量的作用所产生的，也是鬼神的意志和威力发生的作用。当原始人的思维发展起来以后，仍没有摆脱鬼魂的笼罩，往往把日常生活中的偶然发现与一些前兆现象结合起来，这就在原始人的思想中产生了一种前兆观念，认为每做一件事情，既有后果就必有前因，加上有些事情的偶然巧合，便把前因和后果必然地联系起来，并认为通过某种形式，可让神灵有意向人们预告前兆。对于原始人前兆观念的形成，我们可以作一些推想，当原始人在烘烤带骨的兽肉时，骨头的炸裂声和裂纹的大小、长短、横直等各种现象，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随后进行的一些活动得到了圆满的结果，如战斗获得胜利，狩猎获得丰收，于是骨头炸裂后的各种现象，便成了吉祥与否的前兆。类似情景反复发生，经过长时期的实践、观察，形成了专门的骨卜信条，最终被人们所认识，作为知识积累下来。因此，可以说，原始的前兆迷信，是古代占卜发生的基础。

原始人前兆观念的产生，反映着当时人们受自然力的压迫，自感软弱无力而又要依赖神力求得一种侥幸的心理。

从一般情况来看，最原始的占卜是从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人体不能自由控制的生理现象来占知未来事物的。

中国史前的占卜之风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得非常浓厚，可以说，原始的前兆迷信与巫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从占卜到巫术的过渡，差不多是不知不觉实现的，二者都是奠立在关于神秘关系的同一的集体表象的基础上的。占卜主要是发现这种关系，而巫术则是利用这种关系，两者的目的是彼此联系着的。从另一个方面讲，占卜致力于发现这种神秘关系，其目的也在于利用它。

在中国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占卜现象，大都属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宗教遗物。从全国范围来看，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发现的占卜资料比较贫乏，而在黄河流域及华北，占卜资料较多。黄河流域到龙山文化时，已经广泛地兴起了占卜之风，在山东龙山和河南龙山文化遗址，或相当于这一阶段的遗址中，都有卜骨发现。

河南白营龙山文化遗址，共发现了8　块卜骨，采用的都是牛肩胛骨，未经任何加工，但在骨面上遗有灼痕，一般长27、宽14　厘米。属于陕西龙山文化的客省庄二期遗存中，发现6　块卜骨，全部选用羊的肩胛骨，不加任何修整，保持着天然的形状。卜骨没有钻凿，只是在骨面有若干个火灼的痕迹。有的从单骨脊一面灼，也有的从两面灼，灼痕由2　个至10　多个不等，但未见兆文。

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占卜之风非常盛行，在所有的齐家文化遗址中，几乎都有卜骨出土。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卜骨资料十分丰富。在墓葬、窖穴、灰坑中，出土有很多牛、羊、猪的胛骨，其中有26　块为经过占卜用的胛骨。这些胛骨一般不进行钻凿，仅有轻微的刮削痕迹，大多有明显的灼痕，有的经过刮削无灼痕。其中一块羊胛骨的中心位置，有钻穿的圆孔，孔缘光滑。

在26　块作占卜用的胛骨中，羊肩胛21　块，多数在中心部位残缺，在胛骨的两则边缘和骨臼的周围，都有刮削修治的痕迹。骨脊完整，骨面有灼无钻凿，灼痕较小，呈圆形，有的灼痕似用圆形的工具烫烙而成，有些灼痕重的地方，已经穿过骨脊的一面，有的保存较好的骨片，灼痕达6　处之多。猪肩胛骨4　块，一般都是有灼无凿，仅有一块在灼处有轻微的钻痕。

牛肩胛骨1　块，不钻不凿，保留有灼痕12　处，这块卜骨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下端沿背面，磨出锐利的薄刃，骨脊被修平，可能在制作卜骨之前，曾经作为工具使用过。

在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中，又出土13　块卜骨，这些卜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未经整治，无钻凿的痕迹，但都有灼痕，其中一件（T10：12）猪肩胛骨的灼痕达13　处。

从皇娘娘台遗址发掘的卜骨来看，制作程序都比较简单，形状原始简陋，说明当时的占卜技术还处在原始阶段。

甘肃永靖秦魏家遗址和大何庄遗址，是齐家文化的重要遗址。前者出土有3　件用羊肩胛骨制成的卜骨，其中有一件发现于墓中随葬的双耳罐里。后者发现14　件，也都没有钻凿的痕迹。但都有灼痕，大何庄一件灼痕达24　处。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中国史前时代的卜骨，绝大多数都无钻凿的痕迹，但都施以灼痕。在山东历城城子崖发现的龙山文化中，卜骨有钻凿的现象。河南小潘沟龙山文化层中出土的卜骨，背面有钻痕。在辽宁旅顺的羊头洼遗址，曾出土过鹿肩胛卜骨，背面也有钻痕。不过有钻凿的卜骨仅属少数，还是以火灼为特点。

据考古资料表明，中国最早的占卜遗物出自于北方的富河文化中，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并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3350年左右。

富河文化是因巴林左旗富河门沟遗址而得名。当时的卜骨选料是选用鹿类动物的肩胛骨，仅有火灼而无钻凿的痕迹。

原始先民在卜骨的选料方面，与当时当地畜牧饲养的动物种类有一定的关系。总的看来，黄河流域以羊、牛、猪的肩胛骨为多见，北方草原出现了鹿的肩胛骨，南方以羊骨为多。

但是，不管哪里出现的卜骨，都具备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在肩胛骨上施以火灼。在火力的作用下骨面出现裂纹（兆），占卜者依据裂纹的形式、纹络方向，赋予神秘的含义，以此预测吉凶。

从已发现的卜骨资料来看，山东龙山文化的先民，对卜骨的制作已经获得了初步的知识，山东历城城子崖龙山文化层中出土的卜骨，表现得相当有规律，在6　件卜骨中，有3　件经过了刮治。刮治的目的无非要使胛骨的骨面更加平整，达到厚薄均匀的效果，从而易于施灼，便于成兆。

由此可见，占卜之法随着人们实践经验的积累，也在不断地改进和完善。考古资料和民族志资料同样揭示出中国的原始民族和现代一些落后民族一样，都习惯用兽类的肩胛骨作占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兽骨放在火上烘烤，然后再看上面出现的裂纹，以此来预知未来的事情。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仍然还保留着较浓厚的占卜习俗，因此，占卜在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台湾高山族人，因为相信精灵、恐惧精灵，所以，在他们的宗教中，曾广泛流行着占卜的习俗，占卜在高山族中带有普遍性。一般在出猎、祭祀、建筑或农事之前，首先要进行占卜以问吉凶。高山族人占卜的形式是很多的，有虎卜、鸡卜、兽骨卜、鸟卜、梦卜、竹卜、草卜等等。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可视为吉兆或凶兆。

在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中还有石卜、蛋卜、米卜、牛蹄卜、田螺卜、竹篾卜、箸卜、茅卜、钱卜、鼠卜、蚁卜、水卜、猪肝卜、牛肝卜等。

占卜也是黎族原始宗教活动的内容之一，黎族人盛行的占卜有鸡卜、石卜、蛋卜等。解放前的黎族人无论生产劳动、出外打猎、婚姻丧葬，还是生老病死等，都要进行占卜，最普遍的是鸡卜和石卜。

鸡卜时，先有主祭人念咒语，祈祷鬼神庇祐，然后当众杀鸡。烧熟后，抽出两支腿骨进行占卜，将大小一样的细木签插入腿骨的细孔内，以两个鸡腿骨的细孔不同数量、大小、形状或流血多少，与木签的倾斜程度判断吉凶。崩龙族也流行鸡卜，占法有看鸡舌头、鸡舌根、鸡嘴、鸡头等。类似情形在佤族也很盛行。

石卜的方法是，由主持人先把一根绳子绑在一块小石头上，另一端吊在一根小竹杆中间，两手捏住小竹杆两端进行祈祷，以石头摇曳的程度为吉凶标志。

此外，珞巴族盛行米卜。米卜又叫"米卦"。进行这项活动时，先由巫师或占卜师备一碗干净的水，再选一把大米，必须颗粒饱满、大小整齐，然后坐在碗旁念咒语，边念边把大米一粒粒投入碗中，如果投出的米全部沉入水中并且排列整齐，视为吉祥的征兆，如有米粒浮在水面，或者沉下去的米粒不整齐，便视为不祥。

鸟卜是高山族占卜的一种形式，占卜用的鸟叫"荜雀"，尾长而色白，高山族称其为"蛮在"。占卜时是根据鸟的声音来判定吉凶，如果鸟音宏亮悠扬，认为是吉利之兆，可以进行狩猎、农耕和别的活动；如果鸟音细小微弱，便认为是凶兆。

梦卜也是高山族的一种占卜形式，通常是根据梦像来判断吉凶。在现代人中，仍然有关于好梦和恶梦的说法，并且还有人相信梦像与吉凶有关，其实这也是梦卜的延续和发展。

羌族人也是利用占卜作为定吉凶的手段。他们一般习惯羊骨卜和鸡蛋卜几种。欲知运气、病因或行人的祸福，便用羊骨卜；鸡蛋卜主要用以卜病因。壮族同样流行鸡蛋卜，用以占兵战胜负、猎物多寡、村寨安危、人畜兴衰等。在原始宗教意识中，从相信预兆的观念出发，产生了考察及解释预兆的迷信方法，产生了以某种巫术去揣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奥秘。民族志材料表明，支配他们的占卜观念都很原始。人们通过占卜的形式，不仅想要知道未来的吉凶，还要获得指导自己行动的指示，这种形式不仅中国原始民族中有，在世界其它地区也存在，占卜带有极大的普遍性。据说，印第安人的朱尼部落占卜天气时，除想到有没有雨以外，还要通过占卜来了解雨量的大小、下雨的时间和雨期的长短。

关于占卜的材料，也有一定的选择。四川凉山地区的彝族，占卜时要选用羊的肩胛骨，尤其以绵羊最好。同时选用的羊骨必须是杀死或者为祭祀活动而活活打死的羊，如病死或其它死亡的羊，其骨都不能用来作占卜①。纳西族的占卜与彝族有所不同，他们所选用的占卜材料，都是平时杀羊时收集起来的，与彝族相同的是对卜骨不加修治，不钻不凿，只是用艾或火草灼烧。此外，纳西族对卜骨的处理也慎重，用完的卜骨，都要集中毁掉，不能随便乱扔，否则就认为会发生祸事，或者下次占卜不灵。

原始的占卜，是在原始的前兆迷信的发展中形成的，由原始的前兆迷信转化为占卜的种类很多，但不是所有的前兆迷信都能转为占卜，占卜的产生，也有着一定的社会原因。作为宗教文化的一部分，原始社会的占卜源远流长，为后来商周时期盛行的占卜之风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①　汪宁生：《彝族和纳西族的羊骨卜·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七）巫术巫术是原始宗教中一种普遍的现象，它出现的时间早，延续的时代长，为原始信仰中的一种主要观念，它是虚构幻想出的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利用法术的手段去影响或控制物体，以达到主观愿望的目的。

巫术信仰与巫术行为的基础，不是凭空而来的，乃是来自实际生活过的几种经验；因为在这种经验里面它得到了自己力量的启示，说明它有达到目的物的力量。

在中国民间，巫术往往与咒语并用，同时以祭祷仪式相结合。原始社会，巫术属于自发形成的一种宗教仪式，巫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原始人一种逻辑思维的观念，例如捕获猎物，一般要通过多种多样的方法来实现，其中也具有一些神秘的方法，在猎人和猎物之间建立起一种虚幻的神秘关系，希望以此使狩猎获得成功，而为此目的举行的仪式，也就由此带有巫术的性质。

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奥瑞纳文化中，曾发现含有巫术性质的遗迹。

法国诺克斯洞穴里发现的野牛壁画，便是巫术的代表作。墙上用黑色和红色的颜料画着野牛，前肢已倒下，身上有刺进的箭头，同时还画有穿着野牛皮的跳舞人，表达了狩猎时的愿望①。

从有关资料来看，巫术形式和其它宗教形式一样，都是把自己的愿望和现实同一表现出来。古老的狩猎民族，总是想通过巫术的形式达到狩猎成功的目的，或以巫术活动去代替实际上的狩猎过程。其实，巫术就是以主观愿望当作现实的一种宗教形式，形成了一种超自然的想象。

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中，有一种古代的猎人舞，表演几个猎人手持弓箭、标枪围猎野牛。扮演者戴有野牛的面具，跳舞时，装作跌倒的样子，猎人用秃头箭射在他身上，"野牛"便表现出受伤的姿态②。

英国的宗教学家、人类学家弗雷泽·詹姆斯·乔治，在名著《金枝》一书中写到，对那些深知事物的起因，并能接触到这种庞大复杂的宇宙自然机器运转奥秘的发条的人来说，巫术与科学这二者似乎都为他开辟了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前景。于是，巫术同科学一样，都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巫术就是人们在主观愿望上的产物。

在中国现代一些民族中，曾经流行着带有巫术性质的舞蹈。在出猎前总要模仿动物的形象跳模拟舞，其实，这就是巫术的一种表现形式。

旧时的基诺人，曾经流行狩猎不获便要举行祭仪的宗教习俗，如果他们当年要是狩猎物甚少或未获得到猎物时，都要举行定期的集体性的杀牲祭祀活动。祭祀时全寨的男性都要参加，通常是用芭蕉树皮做成轿子，里面放着泥塑的各种动物，如野牛、鹿、大象、马、猪等，将轿子抬到寨神前，由寨父祈祷，参加者都要舞刀挥枪作赶鬼状和砍杀状，口中还要大喊：我们打到野兽了①。

这种模拟性的舞蹈，是宗教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旧时蒙古民族的跳鬼舞，具有同样的巫术意义。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彩图插页，第7　页。

②　伊林等：《人怎样变成巨人》，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56　页。

①　《中华风俗大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　页。

在古代高山族赛夏人中，还有一种叫做"水占"的习俗，就带有浓厚的巫术性质。据说，被盗窃时，失主便用一支竹管去吸一口水，然后用力向空中吹，根据喷出的水所指的方向，可判断失物所在的方向。

以前，景颇族曾流行一种"闷水"的巫术习俗，与上述的"水占"具有大致相同的意义。景颇族人试图通过这种方法，去裁决较大的偷盗案。失主找出嫌疑者后，双方各出数头牛，选定日期、地点后，由山官和老人主持，并由双方的亲友作证，进行"闷水"判决。其方法首先请老人叫天，有让天作证的意思。然后，把双方事先插在深水里的竹杆同时闷入水中，如果失主一方的竹杆先露出水面，则判为诬陷好人，将把牛赔偿给对方。如果是被嫌疑者的竹杆先露出水面，便判定被嫌疑者为盗窃者，所有的牛都要赔偿失主。类似这样的巫术行为在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中有很多。

考古资料中，表现在巫术方面的资料虽然很少，但有的也具有相应的巫术形式。

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曾出土过一件舞蹈彩陶盆。上面用黑彩绘有成组的舞蹈者，手拉手，下边都有一个象征性的尾巴，组成一个半人半兽的图像。这幅具有动感的画面，既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又蕴含着一定的巫术性质。实际上，它属于狩猎前的狩猎舞，表现了原始人对巫术力量的信仰。作为巫术最古老的形式之一，就是关于获得食物上的巫术，特别是在原始的狩猎民族中表现得十分浓厚。原始人通常把狩猎的对象，用艺术的手法绘画出来，再用猎具去刺中动物的形象，认为这样做，狩猎就可以成功。这种巫术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哑剧的形式，目的在于以奇妙的力来表明他们对愿望的要求。

澳大利亚人和北美印第安人，比较流行模拟动物行为的巫术性舞蹈，通常有巫师用布或草类做成动物的形象，再向动物射击。他们力图用这种巫术行为，来保障部落中的食物来源。澳大利亚人，还常在沙土上画出动物的形象，然后再用矛去刺击沙土上的猎物，以相信这种行为可以保证狩猎的成功①。

在考古资料中，有一种现象与巫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墓葬里，随葬品中多见有獐牙钩形器，这种现象为大汶口人所特有。獐牙钩形器一般出自于死者的手中，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器具反映在宗教意识上。大汶口遗址共发现獐牙188　件，有的一座墓中发现12　件。西夏侯遗址11　座墓葬全有獐牙，邹县野店有14　座墓葬的死者手握獐牙，呈子遗址也有9座墓葬随葬獐牙。山东宁阳堡头遗址在120　多座墓葬中每一个死者手旁都握有1　至2　个弯而较长的兽牙，也有3　至5　个的，还有在骨架的腰部和腿部放有完整的龟甲。大墩子遗址，有的死者一手握一对。临沂大范庄遗址，大约有的墓随葬獐牙，刘林、野店墓葬的死者，除手握獐牙外，腰部还多持13龟甲，有人认为这应是原始的魔法宗教的一种反映①。

从某种意义上讲，随葬獐牙钩形器，是人类在崇拜动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曾经有人认为，把獐牙握在死者手中，是为了防御外来魔鬼的侵袭，具有避邪之意。郭沫若先生研究认为，手握獐牙钩形器的死者生前是战士，

①　刊普斯著，汪宁生译：《事物的起源》，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326　页。

①　胡顺利：《关于大汶口文化及其墓葬制度剖析中的几个问题》，《文物》1977年第7　期。因而死后仍按战士的身份埋葬②。

上述意见虽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应当肯定，不管是作为武器，还是作为避邪之器，其巫术的意义是明显的，也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原始巫术是原始宗教中一种古老的形式，可以说，原始人的世界，也是一个巫术的世界。

②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　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90　页。

五、夏、商及西周时期宗教的发展与演变原始社会中的宗教信仰，都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从它的发生和演变可以看出，原始社会的民族，其每一个劳动过程，都浸透着宗教意识，而宗教行为又反过来表现在劳动过程之中。

原始宗教作为原始社会中最主要的意识形态之一，对原始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是，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宗教信仰的内容、形式和它的性质也在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当进入到文明社会以后，人的精神和灵魂，物的精神和灵魂，便达到了十分复杂的程度，同时也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先前自发的宗教开始变成人为的宗教，进而形成了完整的教义和组织，并且有了明确的政治目的。从此以后，人的灵魂有了鬼神之分，物的灵魂也有了仙妖之别，在内容和形式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当中国历史上出现第一个朝代即夏代以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宗教系统也反映了它所在的社会系统的特征，而且也随着社会结构的集中化和阶级分化的加强，宗教的概念也随之而变化。

（一）夏代宗教夏朝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王朝。按《史记·夏本纪》和《竹书纪年》的记载，夏代自禹至桀，历14　代17　王，共400余年。从夏代开始，中国奴隶制国家才真正建立起来，夏朝即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开始的时期。根据推算，夏代在历史上的存在，大约于公元前22--前17世纪。

关于夏代活动的范围，一般认为是河南西部的洛阳平原和颍水上游地区，也可能到达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涉及到夏代的都邑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传说，大都与这些地区有关。

从史书中，可以对夏代的活动区域有个初步的了解。据《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有关的史书记载还有很多。

考古工作者早在1959年就开始进行对夏墟的调查，但至今尚未正式确定夏文化遗址。从有关的材料推测，夏朝的势力和影响可能比我们认为的活动范围和势力还要大。

根据夏代存在的年代来看，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后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时期已经提前进入了夏文化的范畴。不过，根据近几年的考古发现，河南的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较为密切，与之年代相当的遗址也被列入了夏文化的范畴之内。

夏朝是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发展和建立起来的，因而还保留着部落联盟的某些特点，如禹征三苗时，"颛顼命禹于玄宫"，即祭祖颛顼而后出征，就反映了夷夏联盟的关系。

夏朝的建立，是社会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各氏族部落内部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阶级分化日益明显，对异部落的战争掠夺和奴役，使奴隶逐渐增加，最终导致了奴隶社会的形成。夏朝由于私有财产和阶级对立的发展，使奴隶的数量明显增加，夏朝的贵族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奴隶。因此，这一时期的宗教也带有明显的阶级性。所谓禹铸九鼎，就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特点。为了保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夏朝建立了军队，制定了刑法，修建了监狱，同时，原始的宗教也开始被奴隶主贵族利用为统治人民的工具。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夏文化的讨论一直比较热烈，从原始社会的考古资料来看，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阶级，但是，阶级的出现并不等于国家的出现，反映国家形成的材料应是多方面的。

近些年来，通过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对相当于夏朝时期的社会情况和宗教内容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首先，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大型的宫殿遗址，其中二号宫殿东西为58　米，南北为72.8　米，说明当时已经建立起了国家。

在河南登封王城岗，也发现了古城堡遗址，在古城堡内，还发现了与古城堡遗迹同时的奠基坑，坑内为夯土筑层，在夯土层与夯土层之间，埋有成人与儿童的骨架，少者埋1　具，多者埋7　具。死者有成年男性、青年女性和儿童。这种现象应与当时遗址建筑的祭祀有关。这些遗迹属于王城岗二期，碳十四测定的年代为距今4000±65年，正好在夏纪年之内。

夏朝由于是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因而表现在奴隶主对奴隶奴役的宗教行为非常明显，主要体现在奴隶为奴隶主殉葬等方面。此时的墓葬便清楚地显示出了阶级的分化和对立。

解放以后，对二里头遗址作过多次调查和发掘，在二里头遗址的灰层及灰坑中，发现有埋葬人骨的现象，同时还发现有一些乱葬坑。1959年发掘二里头遗址时，发现一些人祭的现象。在112　号墓内埋有相互叠放的4　具人骨架，骨骼都残缺不齐，有的只存人头，有的只存躯肢，还有的仅存头骨和下肢骨或半个人头，可能就是一种人祭现象。

从1960-1964年，对二里头遗址正式发掘过8　次。从一些墓葬资料来看，人骨身首分离，有些双手被缚反折于背后，或双手举于头部，这些都应是被杀的人们。在一种长方形的竖穴墓内，墓主人仰身直肢，随葬有鼎、豆、觚、爵等陶器，另外还有贝饰和玉饰。而另一种墓穴中出现的现象，与前者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一些乱葬坑中，人骨架堆积叠压，躯体残缺不全，有的失去头颅，有的仅存躯干或下肢，还有的躯干与四肢分离，显然是被砍杀后肢解的。墓坑中的骨架有蹲坐式、双手反缚式、还有仰身屈肢、俯身屈肢、侧身屈肢、俯身直肢等葬式，很像是被捆绑后活埋的。这些墓中没有任何随葬品，他们都是被奴隶主贵族杀害的俘虏和奴隶。

这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特征，奴隶主可以随便把奴隶当作牲畜一样活埋或杀害，以此来祭祀大大小小的奴隶主，或祭祀祖先的神灵，有的也用来祭祀自然界的鬼神。

从第四章中的人祭人殉看出，在中国，大约从齐家文化时期，已经普遍出现杀人殉葬的现象，那时主要是杀妻殉夫，被杀者或许也有少量的奴隶。当夏朝奴隶制国家建立以后，由于奴隶的增加，被杀死的都是无辜的奴隶。从墓葬反映的资料看，殉葬者中既有成年男性，也有成年女性和未成年的儿童，明显揭示出，奴隶制国家出现以后，人祭和人殉已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

在相当于夏代的考古资料中，墓葬资料对于反映当时的宗教观念具有重要意义。但就二里头文化来说，真正反映夏代奴隶主贵族的大型墓葬不多，常见一些中小型墓葬，但从这些墓葬中，我们仍然可以了解到一些有关夏代宗教的内容。

1959年，在二里头遗址曾发现了一些乱葬坑，坑内不仅骨架相互叠压，而且断肢现象特别严重，有的仅存头骨，下颚骨，有的仅存躯干和部分肢骨，可能属于祭祀遗存。

除了乱葬坑外，还有一些异常现象，如死者被葬在灰坑或灰层中，葬式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呈蹲坐式，仰身屈肢，俯身屈肢，侧身屈肢等；有的身首分离；有的双手举过头顶；有的两手交叉于胸前或反折于背后，呈现出捆绑后埋入的姿势；有的还把人和牲畜埋在一起，并表现出明显的挣扎状。凡此种种，都是人祭人殉的真实例证。

历年来，在郑州上街、洛达庙、洛阳东干沟、东马沟和晋南东下冯等遗址，发现了许多小型墓，以单人葬为主，有的为殉葬墓。从墓葬形式和随葬品来看，不仅反映出了贫富的分化，而且具有复杂的宗教意义，尤其是发现了一些不正常死亡的骨架埋在一起，应是当时宗教活动留下的遗迹。

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1974年发掘时，发现了10　具人骨架分别埋在灰坑和灰层中，可反映出死者生前的身份相当低微，或是奴隶，这种埋葬方式可能也与宗教活动有关。

夏文化时期，万物有灵的观念十分严重，同时，以人牲祭祀祖先神灵或祭祀万物表现得非常突出。《国语·鲁语上》载："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为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形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皆有功烈于民者也。。。非是，不在祀典。"

这里记载了哪些人可以列入祀典，或可享受后人的祭祀。有祭祀，就要有供品。考古发掘出的奴隶尸骨，就是奴隶主贵族为祭祀祖先神灵，以奴隶为祭品。那些身首分离，肢解异处的乱坑葬，就是为奴隶主设立的祭祀坑。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从夏代开始，才真正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各种宗教形式均为奴隶主贵族所利用，他们以宗教作为治理国家和驯服百姓的工具。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夏王朝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的国家政权，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若干万年的原始社会时代已经结束，数千年的阶级社会由此而开始，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同样的，宗教文化也从夏代起发生着根本的变化。我们会从现有的考古资料中去了解奴隶主贵族利用人为宗教去治理国家和驯服百姓的事实。因而，研究夏代的宗教文化，对于整个中国宗教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只是限于资料的缺乏和学术界对夏文化还没有达到共同的认识，对全面了解夏代的宗教文化还有一定的难度，但学者已经或正在做出努力，寻找可靠的夏文化资料，以此促进对夏代宗教文化的研究。

（二）商代宗教商代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奴隶制社会，从公元前约14世纪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一带）以后，为奴隶制的兴盛时期。这个时候，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由于商代的战争四起，所以俘虏的数量也是很多的，俘虏为奴隶提供了来源。

商朝奴隶主贵族，一方面强迫奴隶为他们创造财富，另一方面还要把奴隶奉献给他们的祖先和神灵，用人作祭祀时的牺牲。史书中说，纣有亿兆夷人，可见商王拥有的奴隶之多。

商代时期，原始的宗教已经变成了人为的宗教，这时对鬼神崇拜的观念，已经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敬神和造神活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表现在宗教方面的内容，主要是用奴隶来作人祭和人殉。

从新石器时代出现的这两种宗教观念来看，当时的人祭，主要是用来祭祀自然界的万物，这是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一种古老的祭祀习俗。人殉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阶级社会初期，应是阶级对抗的产物。这两种宗教习俗的出现，经过了上千年的发展。到商代，奴隶主不但继承了这一野蛮的宗教习俗，而且还愈演愈烈。

商代奴隶社会，在生产力和科学知识方面，都还有一定的限度。奴隶主在人为的灾害面前和自然灾害面前，同样感到恐惧和无能为力，同样只能乞求神灵的力量来保护他们。表现在宗教上，依然用人和其它动物作为祖先神灵的祭品，以此表示对神灵的供献。因此，屠杀奴隶在殷商时期变成了常见的现象。

人祭和人殉这两种宗教形式在商代已经完全变成了阶级制度下奴隶主强权统治的一种手段，但两种宗教形式的目的是不尽相同的。用作人祭的目的，是为了乞求鬼神和祖先灵魂对他们保护，用作祭祀的人是作为供品奉献给祖先灵魂的。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人吃人的延续，或叫做"食人之风"的遗迹①。在祭祀中，有人把作为祭品的人当作人牲，把动物当作祭品的叫做祭牲②。而人殉的目的，一是为了炫耀墓主人的地位，二是为了在死后继续保持他们生前所享受的生活，象征着继续让奴隶为他们服务。

商代屠杀奴隶的现象是常见的，我们可以从人祭、人殉等方面，去了解当时的宗教行为。

1。商代的人祭和牲祭商朝对祖先和神灵的祭祀，有繁多的名目，一般有伐祭（就是把牺牲者的头骨砍去）、埋祭和剁祭等，以伐祭最为常见。

祭祀的领域也非常广泛，从祭祀祖先神灵、山川日月、祈天求雨，到征伐前后、建筑奠基以至竣工，几乎所有的祭祀都要使用奴隶。尤其是典礼中使用的奴隶数目相当惊人，卜辞中曾有详细的记述，如甲骨文中记载了在一次祭祀先王的"多妣"时，就用了男女奴隶共60人。人祭的现象，在商王统治的中心地区非常盛行。

①　王恩田：《关于殉葬问题的再认识》，《齐鲁学刊》1983年第1　期。②　黄展岳：《殷周墓葬中人殉人牲的再考察》，《考古》1983年第10　期。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再现了距今3　千多年前人祭的真相。

目前所知，在殷王陵祭祀场共分布着数千座祭祀坑，说明殷王室的祭祀活动规模之大，为其断送性命的人、兽也是不计其数。

1953～1955年，对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曾获得了突出的资料，在二里冈、南关外等遗址共发现2　百多个窖穴，1　百多座墓葬。在窖穴中经常发现有被砍杀的人头和躯肢，有的多具骨架叠压在废坑中，还有的人兽埋在一起。其中二里冈的两座灰坑，内有16　具骨架，4　个人头，并与猪、牛分层叠放。从这种现象判断，可能是砍杀后埋入的。这些灰坑中的死者，都是奴隶主用来祭祀的人牲。

1955年，在郑州第五文化区的第一小区发现有50　多座各种不同形状的灰坑，坑内有的埋1人，有的埋2人，有的只埋头骨，有骨架的都是残缺不全，有被砍去手指骨和脚趾骨的，有的双手被反绑，显然是奴隶主用来作为祭祀的牺牲。

另外，在一座房子的基址下边，还发现奠基时使用人祭的遗存，在居住面下边埋葬有6　具人骨架，这与安阳小屯殷墟的夯土地基下面埋有人兽作奠基的祭坑是一致的。

此外，在郑州铭功路西段发掘的商代遗址，在房子的居住面下边，排列着大人和小孩的墓葬，也应是奠基时的人祭。

在商代，祭山川，祭河神，都要专用一些奴隶，有些是破腹陈尸，有些是割取人头。在安阳小屯宗庙宫寝遗址的南端有一座祭坛，在祭坛的周围，发现了许多用人、兽作祭祀的遗迹。

宗庙在商朝是奴隶主奉为神圣的地方，据卜辞记载，在建筑宗庙的时候，要用幼小的奴隶作奠基。在宗庙的大门口，都要活埋成组的奴隶，甚至连单门、侧门也要活埋奴隶，宗庙建成后还要杀人祭祀。奴隶主的这种观念，是想让奴隶的灵魂永远守卫着他们的宗庙。

商朝的人祭，是按奴隶主贵族的生活方式安排的，因之人祭也成了奴隶社会的一个缩影。盘庚迁殷以后，用人祭祀的宗教现象达到非常惊人的程度，尤其以安阳殷墟最为典型。

根据1958-1959年对殷墟的发掘来看，用作建筑基址的祭祀和墓葬上的祭祀，就达数千名奴隶，还有一些牲畜。

在小屯北地，发现了53　座建筑基址，为南北向，分三组排列。北边一组15　座，为王家居址；中间一组21　座，是王家宫殿；南边一组17　座，为殷王祭祀圣地。祭祀活动主要在中部宫殿和南部祭祀圣地。根据宫殿的建筑步骤，通常要举行4　种仪式，第一步为奠基，奠基坑内需埋葬小孩和狗；第二步为置础，在置础的时候，需要牛、羊、狗和人作祭祀；第三步为安门，除在门的两边埋有人、兽外，还要专门为安门举行祭祀仪式，同样需要大量的人兽；第四步为落成，即在建筑物的前面，埋入一些车、马、人、兽，以祝贺成功。仅宫殿的建筑，从奠基到落成，就有充当祭品的车5　辆，马15　匹，牛40　头，羊119　只，狗127　条，最多的是人祭可达800　之多。这些牺牲的奴隶，根据不同的仪式，要进行单人葬、三人葬、五人葬、跪葬、倒葬和砍头葬等等。这些骸骨有的缺少上肢，有的残存肢骨，有的双手捆在背后，有的双手捆在胸前，而多数是被砍掉头颅。南部的基址，由于是专门举行祭祀的地方，每次举行的人头祭、牲畜祭，都需要用大量的人和牲畜。

1976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北地殷王陵区，共发现250　座商代祭祀坑，在发掘出的191　个祭祀坑中，共埋有奴隶1178人。这些祭祀坑的排列比较规则，均为长方形竖穴，坑内填有经过夯打的黄沙土。坑内埋葬的人骨一般为青壮年男性，也有不少女性青年，每坑埋葬8-10人。这些奴隶大多被砍去了头颅，有些在颈椎或下颚骨上留有明显的刀痕，也有不少的骨架是被砍断或肢解后扔在坑中的，也有被砍掉脚趾和手指的现象。骨架的姿势，有的俯身蜷曲；有的紊乱；有的呈捆绑式；有的作挣扎状。

从人骨的现象观察，凡成年者都是被处死后扔进坑中的，凡少年和儿童都是被活埋。除用人作牺牲的祭祀坑外，还发现少数用禽兽作牺牲的祭祀坑，埋葬的有猪、狗、马等骨架。这些动物都是先被处死后埋入坑中的。

以上这些祭祀坑，仅是祭祀场所的一部分，在这片祭祀坑的东、西、南面，还有许多的祭祀坑，规模之大，面积约数万平方米。

1978年春，在武官村北地殷王陵区又发掘出商代祭祀坑40　座①，坑的排列非常有秩序，形状为长方形竖穴，祭祀坑中埋的绝大部分为动物，其中有马、牛、象、猪、狗、羊、猴、狐、河狸等。在40　座坑中，以马的数量最多，有30　座坑埋马117　匹，每坑埋1-8　匹不等，5　座坑有其它动物，5　座坑埋人，人骨架有砍头和断肢的现象。这些坑与1976年发掘的祭祀坑一样，仍为整个殷王陵区祭祀场的一个组成部分。

殷墟发掘时，在高楼庄后冈发现一座祭祀坑，为圆形，坑内埋有73　个人骨个体，分三层堆放。第1　层埋25　个，全身涂有朱砂，在25　个个体中，全躯为16　具，无头躯骨2　具，头骨7　个。人骨架没有固定的葬式，有俯身直肢、仰身直肢、俯身屈肢、侧身屈肢等，有的人骨架在下颚部位有明显的刀砍痕迹。第2　层埋有29　个个体，与第1　层之间用碎陶片隔开。全躯有19　具，无头躯骨1　具，头骨1　个，其余骨架比较散乱。葬式有跪扑，俯身直肢、俯身屈肢、侧身直肢和侧身屈肢。有的似经过捆绑，能鉴定出的多为青年男性和儿童。第3　层埋有19　个个体，除两具全躯外，其余均为断肢葬，有的只剩下头骨，有的仅存肢骨。葬式与前者基本相同，死者中有青壮年男性、青年女性、儿童和幼儿②。

1950年，在发掘武官村大墓的时候，在大墓的东南清理了17　个埋葬坑，每坑埋有无头人骨架8-10　具，所有骨架都作俯身，相互交叉叠压。这些坑排列得非常有秩序，可能为殉葬坑。另外还有一些坑排列无规律，坑的大小、深浅以及埋葬的人数都不相等，死者全作俯身式，均无头骨，这些坑可能是为祭祀大墓的主人而设立的。

殷墟，是商王朝后期的都城遗址，也是盘庚迁殷以后的统治中心。从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止，整个商代后期的8　代12　王，都是以此为都，时间长达273年。在这里曾发掘出宫殿、宗庙、大型建筑基址和奴隶主贵族墓葬以及手工业作坊。尤其是大批祭祀坑的发现，为研究商代奴隶社会的宗教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可以看出，祭祀是奴隶社会中宗教礼制的重要内容，这种以人祭为宗教的形式，是维护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工具。

从殷墟小屯建筑基址发现的大批的祭祀坑来看，被埋在建筑基址下的死者，应是在建筑过程中，举行祭祀仪式时所使用的牺牲。商代的杀人祭祀，在历史上达到了鼎盛时期，从甲骨文中有关人祭的卜辞来看，以武丁时最为

①　《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第12　期。

②　《殷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盛行，卜辞中有一次祭用500　个奴仆的记数。

商代的奴隶主把抓到的俘虏或奴隶残酷的杀掉用作人祭，有的砍头，有的火烧，有的宰割，有的活埋，甚至剁成肉酱，有的还在他们的头上刻下铭文，以此作为宗教仪式上的牺牲，奉献给祖先和神灵。商代无论是祭祀祖先神灵，还是举行别的宗教活动，殷人都用大量的人畜作为牺牲。

1959年，在安阳殷墟发现了一组排葬坑，一排共有10　个坑，该坑距武官大墓约100　米，10　个坑中，共有被砍去头骨的人架55　具，人骨架在坑中相互叠压，有的俯身，有的仰身，一般每坑埋葬5　具，均为男性青年。这可能属于祭祀时的杀殉坑。

在大司空村，1973年曾发现一个椭圆形坑，坑内埋有人头31　个，躯体26　具，为青壮年男性和幼童。

70年代，在小屯西南发现的一个浅坑中，在一匹马架的四周，埋有人骨架5　具，有的全躯，有的砍去头颅。

1975年，在小屯北部的一座房基内，发现有一个方形的祭祀坑，坑内埋有一个被肢解的成人，显然是为祭祀房子而专门设立的。

另外，在殷墟一处铸铜遗址中，曾发现有牛祭祀的现象。在一个圆坑中，埋葬一具完整的牛骨架，四肢呈内曲状，显然这是为铸铜遗址设立的祭祀坑。商代的人祭，不单纯是利用灰坑埋人，有的也用在墓葬里，以祭祀死者的神灵。

在发掘殷墟后冈西区的一号墓时，在墓坑的填土中发现有28　个人头，只有一个完整的。在27　个残破的头颅中，多数留有砍杀的痕迹，还在墓道的填土中，出土有148　块残破的躯骨，所有这些人头和躯骨，应是杀祭后埋入墓内的。

除殷墟之外，凡是商朝奴隶主贵族所在或统治的地方，都存在着人祭祀的现象。在郑州、辉县、洛阳以及河北、山东、江苏等地，都发现有商代王都用人作祭祀的证据。同时，商代的宗教人祭，不仅用于祖先神灵的祭奠，而且也用于其它宗教活动。

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发现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在不到500平方米的范围内，共揭露出房址12　座，在房子的周围和房基下，都有祭祀用的人头骨。其中7　号房子的墙角下和房子倒塌的墙土中，就发现了十几具作为祭祀牺牲的人头骨。另外在其它房子内也有类似现象，很显然，死者即是祭祀中的牺牲。

在商代，除了用奴隶或牲畜祭祀祖先神灵外，同时还盛行社祭仪式，社祭也要用人和牲畜作为牺牲，其内容多与祭天或求雨有关。

在江苏铜山丘湾发掘了一处商代社祭遗址，其中发现一处特殊的墓地，范围约75　平方米。共发现奴隶骨架20　具，人头骨2　个，狗骨架12　具。特殊的是，在这个墓地中心，有4　块大石头，人和狗的分布及头向均朝着大石头，呈围绕状，葬式为俯身屈肢，又多为双手捆绑在背后，表现出了被迫死亡的状态。狗骨架也呈俯身状。人骨鉴定都是青壮年男女。

从遗迹的现象来看，中间的大石头作为祭坛，祭坛的四周分置有奴隶和狗，可见当时祭祀的场面之大，这显然是当时搞大型宗教祭祀活动后留下的遗迹。人和狗都是祭祀中的牺牲品。从人骨和兽坑叠压打破的现象来看，这处祭祀遗迹是由两次祭祀活动留下来的，第一次用人3　具，人头1　个，狗10具，距大石头较近。第二次用人17　具，人头1　个，狗2　具，距大石头稍远。古代社祀的性质，与祈求丰收的农事祭祀活动有关。铜山丘湾遗址以大石头为神祇的祭祀，与《淮南子·齐俗训》中所记载的"殷人之礼，其社用石"是相符的。闻一多考定，"社神即媒神"，"古之高媒以石为主"①。陈梦家考定，"以石为主，最初或系自然石之原始崇拜，盖古于石室为始祖神灵所居，故于其中置石主以表之"②。

从商以来，一直到周代，祭社主要用树。《论语·八佾》中载："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人·地官·大司徒》载："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之，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用树和石头作神祇，能起到牢固耐久，长期流传的目的。铜山丘湾以大石头为中心，曾进行过两次祭祀活动，便能看出这种用意。

商朝贵族把人奉献给"粟米之神"，是延续和发展了原始社会初民的自然崇拜，所不同的是，原始社会出现的人祭，并不是阶级对抗的产物，纯粹是原始宗教中的一种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而商朝出现的人祭，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因此，它与原始社会的人祭有着本质的不同。

祭祀在殷商奴隶社会中，是奴隶主阶级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左传》中说："祀，国之大事"。在殷人的祭祀活动中，他们的祖先也就成了人格化的祖宗神，这也说明了殷人的祭祀活动，通过宗教的形式，起到了保护奴隶主阶级尊严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为当时的经济基础服务的目的。

根据殷墟发现的甲骨文记载，从盘庚迁殷到帝辛灭亡的273年间，用作杀人祭祀的人数，可达万人之多。每次祭祀活动，少者10　余人，多者几十人，甚至达到上百人。有人从现存国内的甲骨资料中，找到有关人祭的甲骨1350多片，上面刻有卜问人祭的卜辞，就有1990　多条。可见商代用作宗教方面的人祭，规模之大，范围之广。

商代用牲畜祭祀，卜辞中所见主要有狗、猪、羊、牛，研究者认为，在殷代并不存在按不同等级使用不同的祭牲的情况①。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商代不仅使用大量的人作牺牲，同时也在用牲畜作祭祀，用牲畜作祭祀的情况一般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人和畜埋在一起，另一种是专门设立动物埋葬坑，与原始社会出现的形式相同，所埋葬的多为动物的全躯，也有动物的肢骨。

从早商开始，在一些遗址中就发现有兽坑遗迹。郑州洛达庙发掘的早商遗址，就发现了3　个兽坑，其中一个坑就埋有3　具完整的牛骨架和5　具羊骨架，而且放置得很有次序，有着明显的祭祀意义。

商代遗址中的人兽坑，在整个祭祀坑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对于人和兽的埋葬，多见分层放置，这是根据祭祀的方式而形成的一种固定的埋葬形式。这种现象反映了人同其它牲畜一样，被充当祭祀中的牺牲。

1986年夏，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两个距今3　千多年的祭祀坑①，成为一项重要的发现。1　号坑内埋藏着各种器物近4　百件。在器物中间和上面，分别有一层烧骨碎渣，出土器物有玉石器、铜器、陶器、象牙骨器、

①　闻一多：《高唐神女说之分析》，《清华学报》10　卷4　期，1953年。②　陈梦家：《祖庙与神女之起源》，《文学年报》第3　期，1937年5月。

①　黄展岳：《殷商墓葬中人殉人牲的再考察》，《考古》1983年第10　期。

①　《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　期。金器等。玉石器中有琮、璋、剑、刀、斧、凿、戈、锛等。铜器中有瑗、戈、人头像、面具、跪坐人像、尊、虎、龙等。金器有金杖、金面罩、金虎和金饰件等。

2　号坑中的器物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有60　枚大象门齿；中层有大件的青铜器、大立人像、铜车轮、面具、尊、彝等；下层有海贝、玉石器、青铜器、兽面及青铜树枝等。

根据祭祀坑出土的器物分析，这个祭祀坑的年代相当于中原的商朝中期，出土遗物一部分为人和动物的偶像，另一部分为礼器。在2　号坑出土的青铜人立像，身着长袍，头戴冠，连底座通高达2.62　米，人像本身高1.72米。从铜人像、铜面具、龙头金杖和玉琮、玉璋来看，祭祀与王权有关。有人根据两个坑中发现的红砂泥芯、铜渣、部分范模及黄金料分析，认为这是就地铸造，然后举行某种仪式时而埋入坑内的①。

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一方面说明当时南方的铸造业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江汉流域和中原地区的古代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曾经受到中原商文化的重大影响，同时又保持着自身文化的特点。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金器，是西南地区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金属器，这些器物多数都是作祭祀的礼器。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为研究蜀人的宗教信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它表明，当时人们仍然存在着万物有灵的观念，在崇拜自然、神灵的同时，已经包含着巫术思想，祭祀坑出土的遗物反映着不同的祭祀内容，其中有与自然崇拜有关的祭天祭地，还有与祖先崇拜有关的祭祀鬼神。

在考古资料中，商代流行的"人祭"和"杀牲"多以真人真兽作为祭品，而以俑代替祭品的尚不多见。有人认为，像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铜人头像，颈部作成倒三角形，出土时有的内装海贝，有的内插象牙，并有被火烧过的痕迹，不像是作为祭祀的对象，而是作为祭品--"人祭"的代用品。颈部的倒三角形，可能象征着被砍杀的"人牲"。

出土的铜人头像、人面像、神树和玉璧、玉瑗、玉璋、玉戈等，都应是祭祀用品，尤其是出土的遗物，都有被火烧过的痕迹，可能是当时举行的一次重大的祭祀活动而留下的祭祀遗存。

商代大搞祭祀活动，与《礼记·表记》里"殷人尊神，率民以神事，先鬼以后礼"的记载相符。商人正是通过各种祭祀活动，作为沟通人与鬼神的一种手段，以表达自己对鬼神的感恩崇拜之心。

《礼记·祭统》载，"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在商代，天、地、神的观念，已经很明确，祭祀天、地、神灵，成为古代社会中原始宗教的核心内容。天被看成是自然万物和社会的最高主宰，只有通过祭祀才能上达天意，所以祭天，也便成了商代王室的特权。

崇拜天神，也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许多民族中，在易洛魁人的众神里，他们认为天神的地位最高，把天神视为"诸天之主"，并用托梦的方式向人们公布天神的旨意，所以易洛魁人就把天神视为最高的神。

同样，地是生命的本源，大地包孕一切，承载万物。同时民又以食为天，所食所用，皆靠大地的恩赐，因而产生了对大地之母的崇拜和祭祀。

祭祖；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体现着一种特殊的鬼神观念，祖先神灵崇拜

①　陈显丹：《三星堆一、二号坑几个问题的研究》，《四川文物》1989年专辑。发展到殷商时，祖先的灵魂观念便与王室政权的正统观念紧密相联。

殷商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相信上帝。这是在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综合了日月星辰等自然神信仰、原始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等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崇拜内容。用活人祭祀祖先神灵，不仅盛行于殷王国的统治中心，而且殷王统治区的四方邻国，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殷人认为，只有祖先灵魂才能与神沟通，才能上达天意，因此，殷人用大量的人和兽作祭品，祭祀祖先神灵，目的不是乞求先灵造福百姓，而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所以，从奴隶社会开始，祭祀祖先神灵，便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人伦思想。

2。商代的人殉和牲殉从大汶口文化出现人殉的现象以来，发展到商代奴隶社会，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虽然不能确切地说人殉（也包括人祭）就是商代奴隶社会的主要依据，但它起码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特点。

安阳殷墟的发掘，获得了大量的人殉资料，一些大型的奴隶主墓葬，每座墓要殉葬奴隶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墨子·节葬》载："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殷商时期的殉葬现象，主要与墓葬有关。有的殉于墓中的腰坑；有的殉于墓主人身旁；有的殉于墓道的填土中，还有的在墓葬的周围专设殉葬坑。葬礼中的杀殉，也是为了死者的阴间生活，因为人们相信，奴隶被杀殉于墓内，其鬼魂仍会在阴间继续当主人的奴隶。当人的价值不被社会重视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为殉葬而死亡。

考古资料证明，以杀奴隶殉葬的现象，在王朝统治的中心殷陵最为突出。根据考古发掘所见，除大规模的殷王陵墓以外，还有一些小型简陋的墓葬，也有殉人的现象，有的墓竟以小儿为殉者。可能在殷代已经出现了私人奴隶。在侯家庄的王陵，每一座亚字形大墓的殉墓者，都在400人左右，墓底正中小方坑中殉1人，亚字形八隅8　个小方坑各殉1人，南北墓道外，身首分离的殉葬者共20　排，每排10人，大墓周围的殉葬小坑，每坑5　至10人，多的可达20　个坑，如果加上殉葬中的仪仗队，每座大墓有殉葬者数百人。在殷墟侯家庄的一座大墓中，墓底的腰坑里埋有一人一狗，人的手中还持有石戈，墓底的四角又各挖两个方形坑，每坑又埋一人一狗，人的手中持有铜戈。9人均为男性壮年，呈跪屈状。另外，在一处保存完好的墓道填土中，发现一个人头骨，在4　个墓道中均有人殉的现象。东墓道发现6　个人头骨，一具无头躯骨；南墓道发现42　个人头骨，59　具无头躯骨；西墓道有11个人头骨，一具全躯；北墓道有14　个人头骨，一具全躯。各墓道的头骨和躯骨都是分开放置，躯骨排列整齐，均作双手反缚俯身状，头骨均向墓坑方向位置。这些被砍杀的人为青少年男性，是把他们砍杀后埋入土中的。在主墓的东侧，有排列对称的31　个土坑，其中22　个坑埋有68人，作为对墓主人的殉葬。

1950年，通过武官村北商代大墓的发掘，对了解商代的人殉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尽管在安阳殷墟发掘了将近2000　座墓葬，还是以武官大墓的规模最大①。从武官大墓的发掘中，可以了解当时殉葬的规模。武官大墓底部

①　《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1年第5　期。

中央有一个长1　米、宽0.8　米的腰坑，坑内殉葬者1人。墓道中有3　个长条状浅坑，呈"品"字形排列，坑中杀埋有16　匹全躯的马架。在东西两个马坑的中间，还有一坑，坑内埋有2人，呈对蹲形式，分别持一铜戈和铜铃，马坑的南边又各埋犬骨两具，南墓道中央有马坑3　个，每坑埋马4　匹，墓道中间殉跪葬者1人。

位于二层台上的殉葬者排列都有一定的秩序，东侧二层台殉葬17人，多为男性，西侧台上殉葬24人，多为女性，这些殉葬者均为全躯。

在墓室上部的填土中，殉葬有34　个人头。如果把殉葬者的人数加起来，可达80人左右，另外还有马匹等。

同时对妇好墓的发掘，也可以使我们了解商代的殉葬之风。妇好墓是1976年在小屯村西北发掘的①。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墓底有一个腰坑，坑内殉葬1人1　狗，东西两壁各有壁龛一个，东龛殉2人，西龛殉1人。墓室北端殉4人。还有8人位置不明，另在椁顶上部殉狗5　只。

在殷墟除发现在大型墓中有殉葬的现象外，还有数千座小型墓葬仍有殉葬的现象。这类小型墓葬在殷墟西区、大司空村和小屯附近发现得最多。这些小墓的底部多数都挖一个腰坑，通常腰坑中殉狗1　只，有的把狗埋在填土中或二层台上。在大司空村发现用人殉葬的有5　座墓，殷越西区发现11　座，这类墓一般每墓殉葬1　至2人，主要是未成年者和青壮年男女，殉葬多见于二层台上。

在发掘安阳殷墟第五号墓时，发现墓葬中至少埋有殉人16　个个体。其中在椁顶上层殉葬4人，骨架保存都不完整，在东西两个壁龛中殉葬3人，腰坑中殉葬1人，还有8人因当时墓中出水，位置不明。殉葬者中有男性、女性和儿童。同时，在墓中还有5　具狗骨架，分别殉葬在椁顶上层和墓室旁边。在《殷墟发掘报告》中，报道了从1958～1961年的发掘资料，在小屯、武官村、大司空村和苗圃墓地中，共发现有4　座墓葬有殉人的现象。小屯西地M233，殉葬1人，放在墓室南侧的二层台上，俯身直肢，头向与墓主人一致，面对墓主人。在M258　中，发现有4　个殉葬个体，第一个在墓口的填土中，为1　具无下肢的儿童；第二具在东侧的二层台上；第三具在南侧的二层台上；第四具在北侧的二层台上。大司空村的M323，殉葬一个断肢儿童。武官村北地的M1，殉葬有4　个躯体和4　个人头，躯体放在椁室东西两侧的二层台上，头向与墓主人一致，4　个人头放在墓室东南角的二层台上。苗圃北地有一座墓，在墓主人的两腿中间，殉葬1　个儿童头骨。另外，在大司空、小屯西地、苗圃北地，还发现有70　座用狗殉葬的墓，每墓殉1　狗的有50　座，每墓殉两狗的有10　座，每墓殉3　狗的有1　座。殉葬1　狗的墓，多数埋在填土和腰坑中，个别放在二层台上或放在棺上，还有的放在壁龛里。殉葬2　狗的以填土和腰坑为多见。殉葬3　狗的1　座墓，有两狗埋在腰坑，一狗埋在填土中。狗的头向多数与墓主人相反。从狗架的放置来看，一般为杀死后埋入，也有活埋的现象。

50年代，发掘大司空村时，发现有5　座墓殉人，有4　座每墓各殉1人，1　座殉2人。其中1　座墓的殉葬者，距墓底1.3　米的西壁，一半塞入墓壁内，一半露在外边，有两座墓的殉葬者都在两边的二层台上，1　座殉葬2人的墓也是分别放在两侧的二层台上。5　座墓中有4　座墓的殉葬者，其头向与墓主

①　《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人一致，只有1　座的殉葬者横在墓主人脚下的填土中。殉葬者中，多数是未成年的十二三岁的小孩，有的两手背在身后，有的手足作挣扎状，从当时发掘的现象来看，可能是生殉，殉葬者的葬式都是侧身和俯身，与墓主人舒展的躺在棺内明显不同。这五座殉墓均为小墓，可见墓主人的身份并不高，也许殉葬者属于墓主人的私人奴隶。

在1958-1959年的殷墟发掘中，发现一个杀殉坑，坑内共发现人骨架54　具，分上下两层叠放，上层共有25　个个体，其中全躯的17　具，头骨已朽的躯骨3　具，人头5　个。骨架上染有一层红色，葬式紊乱，有的俯身直肢，有的侧身屈肢，有的双手抱头，还有的呈跪卧式，有的在前额上留下明显的刀痕。这些殉葬者全为青年男性，年龄在十四五岁至十八九岁之间。下层的人骨架多数染有红色，其中全躯的18　具，无头躯骨1　具，人头10　个。葬式为仰身、侧身、俯身跪仆三种。有的似捆绑，有的头上插有骨笄，有的臂带玉饰。能鉴定性别的均为男性，年龄在十四五岁至十七八岁之间，还有两具未脱乳齿的儿童。

1976～1977年间，在安阳小屯北地发掘的第17　号和18　号殷墓中，都有人殉的现象，在17　号墓中的腰坑内殉葬1　狗，在椁内棺外东西两侧各殉1人，头向与墓主人一致。18　号墓的腰坑中和东北角的二层台下，各殉葬1　狗，墓内共殉葬5人，有4人殉于椁内棺外，第一个人在椁室南端，为18-20岁的青年男性。第二人在第一人的南边，为13　岁左右的男性儿童。第三人在椁室东侧，年龄在18-23　岁之间。第四人在椁室西侧，为30　岁左右的男性。从殉葬者摆放的规整的姿势来看，好像是当时处死之后埋入的，另外还有1人殉在墓室的北壁下。

70年代，在发掘殷墟西区的墓葬时，共有18　座墓有殉人现象，18　座墓共殉葬18人，18　座墓中，有11　座为长方形竖穴墓，均有二层台，共殉葬15人，人殉于二层台上或腰坑里，有的是全躯，有的是无头骨架，大多数是生殉。15人中，未成年6人，青壮年男女5人，其余为无法鉴定者。

在五座带墓道的甲字形墓中，殉人规模大于前者，在这类墓中，殉葬者有的杀殉于二层台上，也有的杀殉在腰坑中，每座墓中殉3人、5人、12人不等。M701，殉葬，12人，有9人位于墓道北端，头向墓室，1人殉在填土中，二人殉在二层台上，均为俯身，在12　具殉人中，能鉴别的有3　具为杀殉。在这次发掘中，还发现有339　座墓殉狗439　只，有的是处死后埋入，有的捆绑后活埋。从这里也使我们看出了当时用狗殉葬的规模之大。用狗殉葬和用人殉葬的目的是一样的，人可以继续当主人的奴隶，狗也可以继续为主人作守卫。

在殷墟小屯正北约2　公里处的刘家庄，1985年在这里发掘出62　座殷墓，其中有13　座殉葬20人，每墓殉1人至3人，殉葬者多为青少年男女，多数为捆绑状。

1980年，在安阳殷墟梅园庄南，发现4　座墓殉葬10人，每墓为1　至4人，殉葬者多为面向椁室，一般都殉葬在2　层台上。性别有男有女，年龄有成年也有儿童。值得提出的是，4　座殉葬的分布很有规律，殉葬4人的墓在最南边，往北依次排列，殉葬人数也是依次递减。这些墓葬虽无打破关系，却有上下位置的不同，据发掘者研究推测，这些可能是同一个家庭的墓葬，不同的位置代表了墓主人的不同辈份，殉人的数量可能又具有等级的差别。商代，除大批的奴隶作殉葬品以外，同时也有妇为夫殉葬的现象，这是延续了齐家文化的宗教习俗，仍是男尊女卑的一种表现。

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曾发现过这样的例证。M14，是一座中型墓，墓底四周有二层台，墓室内有黑漆花纹木棺，墓中埋有两具人骨架，墓主人是一个45　岁左右的男性，在棺内，呈俯身状，四肢伸直，根据骨架的颜色和周围的朱砂痕迹判断，在埋葬时可能往尸体上撒有朱砂，并用草席之类的物品包裹后放入棺内的。另一具骨架为女性，不满20　岁，葬在墓中东侧的二层台上，呈俯身状，上肢交叉于胸前，下肢两腿交叉，从现象观察，这个女性是被捆绑后活埋的，显然是墓主人的殉葬者。她生前应是墓主人的家奴或侍从。M102　中，放有一个黑漆木棺，棺内放着两具骨架，一具是45　岁左右的男性，位于左侧，仰身直肢。另一具是30　岁左右的女性，位于右侧，侧身，面向墓主人，两腿被捆绑呈弯曲状，坑内殉葬有15　头牛，29　只羊，以此来炫耀墓主人的地位。另外，在M36　中，也是一座2人合葬墓，两具骨架同时葬入黑漆木棺内，中间用一块木板隔开，分成左右二室，一具骨架居左，四肢伸直。另一具骨架居右，侧身屈肢，四肢被捆绑，由此看出墓主人和殉葬者之间的关系①。

这种殉葬的现象，与齐家文化的殉葬墓非常相似。

在台西商代遗址，也有比较大型的殉葬墓，M103，是一座奴隶主贵族墓，墓室近长方形，墓底四周有二层台，墓主人为30　岁左右的男性，仰身直肢在棺内，腰坑中殉葬1　狗，另外墓内还有2人2　狗殉葬，其中1人殉在棺顶之上，由于棺木塌落，使殉葬者与墓主人的骨架叠压在一起，其余1人2　狗均殉于二层台上，殉葬者的头向与墓主人一致，二层台上的人骨，自膝盖以下被砍去，留下明显的刀痕。

在一些小型墓中，也有殉葬的现象，小型墓大部分有棺无椁，有的身下垫陶片，身上盖木板，还有的上下铺席子。有些墓每坑殉葬1　至2人，有的用狗殉葬，以腰坑中殉1　只狗为多见，也有一部分墓殉狗1　至6　只，与殷墟发现的小型殉葬墓近似。

山西灵石出土的商代墓，也保留有女为男殉的葬俗。M1　椁室内有3　棺，中棺内仰身直肢者为男性，两侧棺内侧身者为女性，她们都是面向男性，与齐家文化皇娘娘台M48　近似。大量的青铜随葬品都放在男性的椁盖上，在男性足下还殉葬1人，也是面向墓主人。

在山东益都苏埠屯曾发现一个深8.25　米的大墓，墓底的腰坑里埋有1人1　狗，腰坑下还有一个奠基坑，埋有1人，是一个头戴骨簪的女性，作跪屈状，墓道内还有39　个作为人祭的个体，从遗迹现象观察，他们都是被杀害后献祭的。这说明，在商朝贵族所统治的地方，都有严重的人祭现象。

在考古发掘出的殷代墓葬中，几乎都有人殉的现象，如果要问，现已发掘的殷商墓，到底殉葬了多少人，的确是很难统计，因为有的墓被盗掘者扰乱。有的属于自然破坏，种种原因使我们无法得到人殉数量，总之，殷商时期，曾有大量的人和牲畜当了宗教仪式中的殉葬品。

这种现象，一是说明了当时存在着大量的奴隶和地位低下的人，二是当时的畜牧业比较发达，从用牲的数量和种类看来，为其它时代所罕见。

商代的人殉资料，为研究商代的宗教思想和奴隶社会的阶级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不管是人殉还是人祭，都反映了宗教信仰在奴隶主贵族的思想

①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映。

殷商时期盛行的人祭和人殉，始终与崇拜上帝联系在一起，最主要的原因是，殷商奴隶王国的建立，需要在宗教上出现一个至高无上的大神来维护其统治，把一切现象都说成是这个大神的意志，因此，殷人的上帝和祖先神便具有无上的权威，这就是殷人崇拜上帝的社会根源。

3。商代的卜骨和卜甲以兆象判断吉凶的占卜活动，在殷商时期非常盛行，奴隶主充分利用这一宗教手法，达到了凡事都问卜的程度。商人在使用骨卜的同时，也出现了龟卜，因此，卜骨和卜甲是殷商时期遗留下来的最宝贵的历史文物和宗教文物之一。甲骨文就是古人利用甲骨占卜吉凶之后，在甲面上刻写的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

从考古发掘的各商代遗址中可以看出，在商代早期阶段，主要用卜骨，殷人卜骨的选料以牛的肩胛骨最为常见，另外，还有羊骨、猪骨、并且出现了鹿骨，少量用龟甲。中晚期以后，卜骨卜甲并存，有时卜甲还要多于卜骨。从商代前期出现的卜骨来看，在卜法上可以看到它与龙山文化的沿袭关系。后者卜法比较简单，一般无钻凿，只有灼痕，而且灼痕也不规整，较多地带有原始性。从郑州二里冈早商遗址出土的卜骨，能看出比龙山文化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与商晚期相比仍显得原始。但是，也从中看出商代卜骨继承龙山文化卜骨的传统，逐渐发展，"并且加以发挥，而成为殷代一切精神生活之所系的占卜习惯"①。

早商之时，卜骨大部分还是有灼有钻，只有少部分有灼无钻。在钻法上一般采用单钻的形式，个别出现双联钻，钻孔以钝圆为多见，同时也存在着尖圆孔和平圆孔几种。钻孔多在甲骨的反面，灼法往往是在施好的圆孔内，有的则不钻孔直接施灼于骨片的最薄处，所以出现的灼痕常常会有不圆的现象②。

卜甲在郑州、洛阳、安阳等地的早商遗址中已有少量发现。殷人卜用龟甲，多是选用腹甲，也有用背甲的现象。早在1936年发掘小屯遗址时，曾在一个圆坑中出土龟甲1　万余片，其中有穿孔的12　件。可以说，从商代开始，占卜更加受到重视，占卜技术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相信神灵，相信天命，是求卜者共同的心理，正是这种心理，也造就了很多的神灵崇拜者。在发达的奴隶社会中，殷代的卜骨和卜甲已经成为只有殷统治阶级才能进行占卜的方式。从卜辞中可以看到，殷王是当时各种宗教活动的主持者，自称为神的后裔，借以通过宗教的形式来巩固自身的统治。考古资料证明，殷商的占卜资料主要出自殷墟及其周围地区的商代遗址中。问卜的范围和事项极为广泛。所包括的内容有祭祀、战争、农业、气象、打猎、饮食及奴隶逃亡等众多方面。另外，殷人也崇拜一切自然神，如山、河、四方、日、月、风、云等，尤其是对祖先神灵的祭拜，构成了商代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3年，在安阳小屯南地发现刻辞甲骨4510　片，其中有龟片69　片，牛

①　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55年版。

②　安志敏：《一九五二年秋季郑州二里冈发掘记》，《考古学报》1954年第8　期。胛骨4442　片①。在一个灰坑中（H17），出土的卜骨卜甲多达165　片，有刻辞的卜骨105　片，刻辞卜甲两片。出土时甲骨在坑中层层叠压，底部有少量碎陶片铺底，卜骨中间没有空隙，也没有其它遗物。还有一个灰坑（H24），出土卜骨1315　片，但不见卜甲，在坑内的堆放与H17　相同，只是上边的卜骨碎小，底下的卜骨大而完整，同样在底部铺有碎陶片。在小屯南地还发现有专门放卜骨骨料的灰坑。

小屯南地出土甲骨的灰坑有50　多个，从每坑一件到数百件、上千件不等，从甲骨的出土情况来看，集中而量大，不像是随便埋入废弃坑，可能是有意储存的。

郭沫若先生曾在《安阳新出土的牛肩胛骨及其刻辞》一文中，根据对1972年安阳殷墟T1　探方中发掘出的21　件牛肩胛骨的研究认为，"卜骨和卜龟甲，是以三枚为一组，一次卜用三龟或三骨，卜完后储存"②。

根据专家的研究，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均为商代后期之物，多数是康丁、武乙、文丁时代的卜辞，也有帝乙、帝辛时代的卜辞，个别可早到武丁时代。刻辞记事有祭祀、农业、田猎、征伐、天象、旬夕、王事等，内容相当广泛。

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共有3　层堆积，代表了时代上的相对早晚，从3　个层位中出土的卜骨，可以看出在卜法上的变化。下层卜骨和卜甲发现11　件，有牛肩胛骨、猪肩胛骨和龟甲，其中牛骨占9　件。对骨料的处理，一般是略加修治，也有不经修治的，卜法是直接灼于骨面。中层，共出土卜骨卜甲69　件，都是经过整治后再用火直接灼于骨面，少量中肩胛骨和龟甲则是采用钻后再灼。上层，出土卜骨卜甲55　件，牛肩胛骨占44　件，有的是直接灼，有的是钻后灼，在猪、羊肩胛骨上，都是采用直接灼于骨面的方法。在两件龟甲中，仅有一件是钻后再灼。

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有3　座墓的二层台上，各放置有3　个完整的牛肩胛骨，骨臼都朝着一个方向，卜骨都经过整治，有的卜骨是先钻无灼，具有早期特征，有的卜骨上出现凿痕。

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出土的11　件卜骨，均选用牛肩胛骨制成，一般是把骨脊修平，不切割臼角。在卜法上，均施钻灼，但不用凿，单钻不连续，钻孔大多数是用刀挖的，圆度很不规整，只有个别的孔较圆，可能是利用钻一类的工具制成。在11　件卜骨中，有两件卜龟，都是用龟腹甲制成的，卜法为钻、凿、灼兼施，兆成"卜"字形。

这个遗址在1973年又发现了三座墓殉有卜骨，在M16　的西侧二层台上，殉有狗骨架，狗的脚下放有牛肩胛卜骨。M14　和M56，各殉有三块完整的牛肩胛卜骨，其中M14　的一件长49.5　厘米，两墓卜骨的位置均叠压在二层台的左上角，骨臼都朝着一个方向。这两座墓不但随葬有很多的器物，而且还有奴隶殉葬，说明卜骨与墓葬有关。

江苏地区的商墓，虽然出土的卜骨卜甲不多，但在卜法上都有一定的规律，铜川丘湾商代地层中，出土的卜骨卜甲，都是经过刮削修平，并有明显的凿、钻、灼的痕迹①。

①　《小屯南地甲骨》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　《考古》1972年2　期。

①　《江苏铜川丘湾古遗址的发掘》，《考古》1973年第2　期。

在中国其它地区发现的商代遗址中，几乎都有卜骨卜甲的出土，这说明在殷商时代广泛兴起了占卜之风。

商代的社会经济比较发达，从甲骨文上可以看出，农业已成为当时的主要生产部门，在农业的基础上，畜牧业、手工业也较快地发展起来，商代的统治阶级为了获取更多的农副产品，便围绕着农业生产，经常举行各种占卜和祭祀上帝、祭祀山川、祭祀祖先的活动。

甲骨文中数量最大的就是关于求雨年的内容。另外，关于畋猎、畜牧业以及天文历法、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方面的卜辞也占有一定的数量。

宗教信仰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商代的宗教信仰，与原始社会的宗教观念不同，商代宗教信仰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上帝的崇拜，对祖先灵魂的崇拜和祭祀，因此，商代的宗教集中体现在人祭、人殉和占卜方面，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对上帝和祖先的崇拜，是商代宗教思想的主要内容，从丰富的甲骨卜辞来看，商代从武丁以后特别重视对至上神的崇拜，认为它能主宰自然和人类的一切命运，所以殷人非常相信这个具有人格化和意志的上帝。

有的专家通过对商代甲骨文的研究认为"殷代从武丁时就有了至神上帝的宗教信仰。在殷人心目中，这个至神上帝，主宰着大自然的风云雷雨，水涝干旱，决定着禾苗的生长，农产的收成。他处在天上，能降入城邑，作为灾害，因而辟建城邑，必先祈求上帝的许可。邻族来侵，殷人以为是帝令所为。出师征伐，必先卜帝是否授祐。帝虽在天，但能降人间以福祥灾疾，能直接护祐或作孽于殷王。帝甚至可以降下命令，指挥人间的一切。"正因为这样，商王举凡祀典政令，必须揣测着帝的意志去做。商人相信帝的权能极大，日月星辰风云雷雨等都供帝驱使。由于相信上帝，所以在甲骨卜辞中有很多关于帝与风云雷电，帝与农业收成，帝与城邑建筑，帝与方国征伐，帝能降人间以福祸，帝能保祐作害于殷王，帝可以发号施令等内容的记载①。"商人同时认为，帝有圣能，尊严至上，同他接近，只有人王才能可能。商代主要有先王，像高祖太乙、太宗太甲、中宗祖乙等死后都能升天，可以配帝。因而上帝称帝，人王死后也可以称帝。从武乙到帝乙，殷王对于死了的生父都以帝称"。还有，"天上统一至上神的产生，是人间统一帝王出现的反映。没有人间统一的帝王，就永不会有天上统一的至上神。殷代这一社会意识形态的宗教信仰，应该是同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②。

商朝时期，神权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中，神权和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了奴隶制国家的政治工具。因此，殷商时期的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在保护统治者、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用来驯服被统治者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占卜也是殷商统治阶层用来解决贵族集团的内部矛盾，统一意志的有效手段，殷王想要做的事，都要通过占卜来披上神意的外衣，由此可见占卜在当时的社会作用。

从另一方面讲，占卜与巫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古代社会，对巫术力量的信仰，也是宗教中最古老的形式。对远古人类来说，每一件事物，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都具有某种巫术的力量和性质。他们把所有事物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有固有的某种巫术力量作用的结果。所以说，殷人的世

①　胡厚宣：《殷墟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历史研究》1959年第10　期。②　胡厚宣：《殷墟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历史研究》1959年第9、10　期。界，也和原始人一样，是一个巫术的世界。

商代是一个多神崇拜的时代，反映在甲骨卜辞中，便记载着众多的神灵。殷人把日月星辰、山川土地、风雨雷电等所有的自然现象，都赋予人格化，笼上了神秘的彩色，把自然万物中的神秘现象，看成是上帝的使臣，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殷人崇鬼的事实。

甲骨文中有宾日、既日、又出日、又入日等记载，可见殷人是以日为神的。殷人相信太阳为神，故而盛行对太阳的崇拜和祭祀。《尚书·尧典》中有"寅宾出日"，"寅宾纳日"。《周礼·天官·掌次》中有"朝日，祀五帝，则张大次、小次，设重帟重案"。均记载了古人祭日的宗教习俗。

从甲骨文中还可以看到商代对天象的重视，不仅有祭星、祭大星、祭鸟星、祭岁星、祭火星的记载，而且还有不少日月食的记载。

大致从商代后期的武丁时，对农业生产才重视起来，从开垦荒地到收获储藏，这当中的许多过程，都要进行占卜，有时还要奉献人牲。武丁时期的祈年占卜之风非常盛行，祈天与求雨相联系，所谓风调雨顺，才可换来五谷丰登。《三国志·魏书》中记载："旧夫余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其实这种思想早在商汤时，便曾有因大旱7年，"将自焚以祭天"的传说。这都反映了商代的祭天求雨，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商人祭祀的自然神祗包罗万象，但随着奴隶制的发展，祭祀的神祗同时也转入到灵魂世界，祭祀祖先的神灵。祭祀的内容和目的也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献祭人牲作为最高的奉献，是商代奴隶主阶级所特有的宗教形式，也是统治和被统治关系的现实反映。

在商代，最频繁和最隆重的是祭祀祖先神灵。商人认为祖先的神灵能降灾祸和授福佑于时王。所以，卜辞也是殷王室的占卜记录。对祖先神的崇拜，也是殷王对先公先王和先妣的崇拜①。死去的先人，在商人的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商人的活动，不论事大事小，都要首先求告于祖先。占卜，成了沟通人和神的工具，同时，也是奴隶主贵族控制奴隶阶层的手段。

在殷人的祖先崇拜中，认为祖先死后，灵魂能升天称王帝，祖先便同上帝一样，有主宰人间福祸的能力，这也看出了殷人崇拜上帝的内在含义。不过，殷人崇拜上帝，主要为祈求风调雨顺，农业收成。而崇拜王帝，则是借助祖先神灵以御防别国的侵犯和对殷国的管理，或通过祖先再向上帝祈求，授佑殷王。尽管殷人崇拜的上帝和祖先有所不同，但实际上都有着内存的联系，都是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对至上神的崇拜。

基于对先王的崇拜，甲骨文中，有关天"仆"的记载和有关于大量捕促"羌"奴隶的记载，把他们和牛羊一样献给商王朝，充当宗教祭祀中的牺牲，作为对祖先的最大奉献。甲骨文中曾记载着在一次祭祀中就屠杀500　名奴隶作祭品的事实，另外，还记载有各种酷刑，如"墨"（在脸上刺刻涂墨）、"劓"（割掉鼻子）、"宫"（割生殖器）、"剕"、"刖"（砍脚）、"大辟"（死刑）等。

宗教观念在商代是占统治地位的，当时虽然也存在着多神崇拜，实际上已经逐渐转化为对一神的崇拜，当商王朝建立起至高无上的王权以后，天国中也就出现了高居于众神之上的主神，这个主神就是上帝，与之相配的就是

①　吴浩坤等：《中国甲骨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王帝--商的先王。商人把崇拜上帝和崇拜祖先联系在一起，因此，祭祀上帝和祭祀祖先，便成了国家大事，占卜也成了沟通天和人的桥梁，它和其他各种宗教巫术一样，是奴隶主贵族控制和麻痹人民的手段。"卜兆"，本是一种自然形成的现象，但到了奴隶主手中，便成了按奴隶主的意图自欺欺人的把戏。因此，在商王朝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占卜问事，崇敬祖先鬼神方面表现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大量的甲骨、牺牲和祭器，便是商人崇鬼敬祖的最好见证。

4。商代的图腾关于商代的图腾，无论史书还是甲骨文中都有很多传说和记载，其内容大都与玄鸟生商有关。

殷商时期，虽然已经建立起了牢固的奴隶制国家，但在许多方面还延续了原始社会的宗教习俗，图腾制度作为一种古老的宗教形式，也伴随在商代社会中。

商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商朝建立以前，就已经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发展。

在传说中，商代有很多的祖先人物，并且都与鸟有一定的关系。契，是商朝的始祖之一，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传说是舜的臣。关于商的起源问题，史书中记载颇多，其中《史记·殷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娀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在史书中，如《诗经》、《楚辞》、《吕氏春秋》等，都有关于"玄鸟生商"的传说，如《诗·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汤，征域彼四方"。

在《三代世表》中也有这样一段记载："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贤，尧立为司徒，姓之曰子氏"。《淮南子·坠形训》："有娀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翟，少女建疵"。高注："有娀国名也，不周山名也，娀读如嵩高这嵩。简翟、建疵姊妹二人在瑶台，帝喾之妃也，天使玄鸟降卵，简翟吞之以生契"。《太平御览》八三引《尚书》："玄鸟翔水，遗卵于流，娀简拾吞，生契封商"。《吕氏春秋·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隘隘，二女爱而争搏之，复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高注："帝、天也，天令燕降卵于有娀氏女，吞之生契"。《楚辞·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又《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王注："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鸟坠遗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诗·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郑笺："禹敷下土之时，有娀氏之国亦始广大，有女简狄，吞鳦卵而生契"。

这种神话般的记载，都是说明商的祖先与鸟有关。可见商的图腾即为玄鸟。

殷人的祖先王亥，有高祖之称，意为遥远的祖先，也是备受殷人重视的殷国国君。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也有关于王亥与鸟的关系的记载："有因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记述的也是以王亥从鸟，来说明商的祖先与鸟的关系。

关于商朝图腾的问题，不只限于史书中的记载，在甲骨卜辞中也提供了一些可考的证据。甲骨文中，关于王亥与鸟发生关系的卜辞比较多，例如：在亥字上边加个鸟字，呈"■"，说明殷人祖先王亥与鸟的关系不比一般，这个字不见得指的就是玄鸟，但说明商朝是以鸟为图腾的氏族。这为我们了解商代的图腾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东方夷人，曾有不少氏族是以鸟为图腾，如少昊氏"以鸟名官"的传说，就是少昊氏以鸟为图腾的反映。商族以鸟为图腾可能也是起源于东方的夷人氏族。

不过，我们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问题，商代的图腾制度与原始社会的图腾制度是不相同的。原始社会的图腾所表现的多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原始人特别崇拜自己氏族的图腾物，但还没有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图腾就是至高无上的天神的概念，也没有把图腾看作能够主宰万物的神灵。图腾，对于崇拜它的人来说，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原始社会的先民崇拜图腾，以求得图腾的保护，也不是指某一个氏族成员而言，所以，图腾崇拜也是全氏族的事。商代的图腾，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鸟本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生物，又偏偏加上了上帝的主宰，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很显然，诞生商族的玄鸟是由上帝安排的，是天帝命令玄鸟下蛋生商契，居住在商代的土地上。从中可使我们看出，商代的图腾制度，与宗教中的人祭、人殉一样，把上帝、王室、先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均被统治阶级所利用，谁也不敢违抗上帝的旨意。实际上，商代贵族所指的上帝，就是商代统治者，一切宗教也就被统治者所利用。

商代的青铜礼器是相当发达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它的造型、纹饰、铭文，都与它的功用相联系。青铜礼器以种类繁多，风格各异，工艺精湛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灿烂的明珠。青铜器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风貌。

所谓青铜礼器，实际上是由日常生活用具演化而来，它的种类很多，其中礼器中常见的鼎，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出现，那时只是作为人们生活中一种主要的炊事器具，直到原始社会末期，鼎仍未退出烹饪的舞台。但到了奴隶社会，鼎这种普通的炊具却摇身一变，提高了身价，变成了奴隶主祭天祭祖的礼器，并根据奴隶主的需要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只有奴隶主才可享用，成了显示地位高低的象征。作为祭器的青铜礼器，多是用来盛放祭品或煮牲祭天祭祖。

青铜器上的各种纹饰不光具有审美的效果，还较多地体现了宗教意识。

我们发现，在青铜花纹中，有几种较为常见的花纹如饕餮纹、龙凤纹、麒麟纹等等，多是一些怪诞的动物形象。大家知道，龙的形象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有代表的象征，在原始社会就存在着龙图腾崇拜，到青铜时代，象征着龙的花纹图案较多地刻划在铜器上，这种图案在吉祥神圣的含义中，又蕴含有至高无上的象征，并具有严格的等级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王室贵族才能拥有，那是借助龙的形象和龙的巨大威力来保护自己的特权。

饕餮、麒麟均是一种怪兽的形象，它应是一种兽面纹的演变，是单一的动物神祗。《左传·文公十八年》正义引《神异经》："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它的含义可能是神物的象征，类似于神话中执鬼驱魔的门神，具有降妖避邪之意。

可以说，青铜器上的有些花纹，具有一种较为神秘的宗教形象，它所透露的是人的精神寄托在器物上的反映，用这种形式避邪显得神圣而庄严。在古人看来，像龙蛇之类的动物，既是吉祥之物，又是避邪之物，所以青铜器上一些具有神秘色彩的花纹，其含义也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

从商代开始，青铜礼器一方面作为权力的象征，另一方面还作为宗教祭祀活动中的祭器，青铜器不再是一般的作为盛放食品的器皿，而是用作盛放供品，让上帝祖先享用的祭器。这种行为在当时是非常盛行的，因此，在人们的心灵中便引发出了一种非常神秘的宗教情绪。

不难看出，商代的宗教观念，在很大的内容上是远古宗教观念的继承，同时又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把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祭祀为主要内容的宗教活动，在商代社会占据重要位置，礼器的造型和花纹都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

（三）西周的宗教中国的奴隶制国家自夏朝奠定了基础以来，经过了商代的发展和巩固，到西周时已经达到了鼎盛时期，西周的势力和影响也是远远超过了商代。约公元前12世纪末和11世纪初，周人在今陕西渭水流域兴起以后，周王国的统治者继续利用宗教的权威，对奴隶加以统治。

西周时期，周人基本上继承了殷人那种以宗教信仰来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办法。其表现形式主要有：崇拜上帝、崇拜祖先、占卜问事等活动，并通过这些宗教活动来巩固和提高王权和王室的权威。这种特殊关系的宗教表现，也成了西周统治阶级常用的手段。

在殷商时期，敬神和造神活动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由历史上的泛灵论向一灵论过渡，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并与社会属性一起转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到周代，又进一步发展了崇拜上帝的观念，形成了系统的天命观。当时，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受着宗教信仰的支配，所以，宗教信仰以它特殊的功能影响着当时文化的发展，表现在祭祀方面的活动也十分广泛，领域也比殷商时期更加开阔。在日常生活的用具中，在青铜礼器的花纹上，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所以西周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深深打上了宗教的烙印。我们仍然可以从西周的人祭、人殉和占卜三个方面了解当时的统治者信仰上帝和天命，崇拜祖先神灵的宗教活动。

1。西周的人祭和牲祭西周时期，比较重视对天地、山川和社稷的祭祀。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众多的神灵，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天神、地祇和人鬼三种。周人的祭祀比殷人更加复杂，并且具有系统化，而且设有专职去应付庞杂的祀典。《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周人除了用人祭祀自然神灵以外，也用人祭祀祖先神灵，但用人的数量和规模，都比商代少得多和小得多。有些西周贵族墓地很少见到用人祭祀或用人奠基的现象，但有些地方的西周遗址，用人奠基和用人祭墓的现象仍然比较流行，考古资料中曾发现过这样的例证。

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3-1974年在这里发掘了3　座房址，属于西周中期前段。其中F2　为一座浅穴式房子，保留较好，房子的居住面是由红烧土铺垫的，在居住面下有12　个奠基坑，在墙基槽内形成一个环状，每个奠基坑深约1　米。在坑中，有的埋葬1人，有的埋葬1　马和1　狗，共出土人骨架7具，马骨架3　具，狗骨架两具。这些奠基坑都是在置柱、安门时所设的，从人和牲畜的骨架姿势来看，都具有挣扎状，似为活埋。

这个遗址还清理祭祀坑3　个，有两个殉马坑，一个殉羊坑，出土有马骨架4　具，羊骨架4　具。祭祀坑位于大型的拐道墓两端，附近还有中小型的长方形竖穴墓①，看来祭祀坑与墓葬有关。

①　《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7　期。用人和牲畜作房址的祭祀，或在墓葬附近设置祭祀坑，在殷商比较盛行，但在洛阳西周遗址中也出现了这种现象，显然是延续了殷代的遗风，这些殉葬者仍为奴隶或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

相信万物有灵，鬼魂不死，是宗教崇拜的思想基础。从考古资料来看，好像到了西周时期，人祭的现象并不多见，但文献中还有"盖杀人而用祭"、"以人祭殷社"、"杀以祭山"的记载。如果从卜辞中来看，多是以牛、羊、猪、狗为主的牲祭。西周以来，牲祭分为大牢和少牢，大牢指的是牛羊猪，少牢指的是羊猪，大牢以牛为主，少牢以羊为主。所以，死者要按不同的等级，使用不同的牢数。但从考古资料来看，从殷商以来，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按等级用牲的情况。

由此西周出现了以上帝为百神之主的宗教观念，所以，也就特别重视对天的祭祀。所谓"类于上天"①、"告于皇天"②，便是对天帝的祭祀。由于西周贵族把天的权威引转到自己身上，所以，上帝也是西周天子的象征。天子死后，其灵魂要回到天上，回到所谓的上帝身边。实际上，对天的祭祀，也是对西周天子的祭祀。考古工作者曾在甘肃发掘了这样一座西周墓，在墓室的北端布满了火炱和草木灰烬。根据《说文》，"■，烧柴■祭天也"。这种现象，可能是当时曾在此举行祭祀而留下的遗迹③。

在西周，祭天和祭祖是相应的，都是当时最主要的宗教内容之一。

2。西周的人殉和牲殉西周时期的人殉和牲殉，与宗教信仰中的崇拜祖先、祭祀神灵密切相关。实际上，墓葬中出现的奴隶骨架，本身就包含着祭祀和殉葬的双重意义，墓葬中的殉人者，就是宗教中的牺牲者。

用活人作牺牲，为死去的氏族首领、家长或奴隶主殉葬以祭祀神灵祖先，是古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宗教现象。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延续了商代杀人殉葬的宗教习俗，成为当时社会中一种特有的宗教形式。

不过，这一时期的杀人殉葬之风，不如殷商盛行，但在统治阶级上层仍然有一定的规模。如果从考古资料观察，西周的殉人现象还是不少的。但西周的人殉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殉葬以青少年和儿童较多。

1973年，在北京西南郊的房山县琉璃河附近，发掘了一批西周时代的奴隶殉葬墓。早在1964年，这里曾经发掘过两座奴隶殉葬墓，1974年又发掘了6　座①，均为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有两座各殉2人，4　座各殉1人，6　座墓共殉葬8人。根据发掘来看，殉葬者在墓中的位置共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放在墓坑南侧的二层台上；第二种，放在墓主两侧的棺椁之间；第三种，放在椁顶上。

M21，殉葬1人，年龄在七、八岁，身首分离，位于二层台上。M22，殉葬1人，是一个十三、四岁的男性少年，放于棺椁之间，俯身，两腿伸直，两臂屈于胸前，为捆绑所致，颈部有一组石质串珠。　M51，在棺椁之间殉葬

①　《书·泰誓》。

②　《书·武成》。

③　《甘肃灵台西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　期。

①　《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5　期。

1人，由于骨架散乱，情况不明。M52，在墓主人脚下的二层台上殉葬一个12岁左右的男性少年，身向内侧，两腿伸直，左臂压在身下，两手相合似捆绑所致。M53，在墓主人东侧棺椁之间殉葬2人，其中1人是9-10　岁的男性少年，头向与墓主人相反，另一人为十三、四岁，头向与墓主人一致，两个殉葬者的下肢叠压在一起。　M54，殉葬2人，其中1人为17　岁左右的女青年，殉于西侧的棺椁之间，另一个为15　岁左右的少年，殉于东侧的棺椁之间，头向均向南，与墓主人相反。在殉人墓中，还有殉狗的现象，在填土中一般殉狗1-3　只，有腰坑的殉狗1　只。在M52　的南端，还有3　座车马坑，其中保存较好的一号坑埋1　车4　马，马背均向内，马是将腿捆绑后埋入坑内的。

从以上6　座墓的殉葬情况来看，8　个殉葬者中，除一个是17　岁左右的女性青年外，其余都是未成年的少年。这是琉璃河西周墓葬中一种特殊的殉人现象。从殉葬的人数来看，也是西周墓葬中发现较多的一处。

在1961-1962年沣西发掘时，发现一座保存完好的中等规模的墓葬，在一侧的二层台上，殉葬1人，身旁还有随葬的蛤壳①。

1983年，在沣西发掘了一座早周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四周留有生土二层台，中间放一棺一椁。在墓底的腰坑中殉狗一只，在两侧二层台的中部各挖一个长方形士坑，坑内各埋葬1人，1人头向与墓主人一致，1人则相反，均为仰身面向墓主人。殉葬者身上还随葬有石璧、贝、蛤蜊、骨管、碎玉片等物。

1960年秋，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发掘了　4　座墓，在M101　北侧二层台上殉葬1人，头向和葬式与墓主人相同。在墓主人前边的二层台上，还殉有牛腿和羊腿各一只。在墓葬附近发现一座车马坑，坑中有一车二马，车后还殉葬1人。发掘者认为该墓的主人可能在生前是拥有车马的贵族。

1961年又一次发掘张家坡墓地时，共发掘西周墓葬124　座，车马坑5　座，马坑3　座，牛坑4　座。其中有41　座墓有腰坑，用以殉狗，13　座墓殉葬奴隶17人，最多的一座是M36，墓内殉3人，西侧二层台上殉葬1人，头向南，侧身，下肢微屈；南侧二层台上殉1人，俯身直肢；北侧二层台上殉1人，侧身，下肢交叉，口内含贝7　枚。在墓的东端填土中，殉葬一具完整的鹿骨架，全身蜷曲呈伏卧状。

在西周时期用鹿殉葬还是比较罕见的，但殉葬车马比较多见。

1976、1978年沣西发掘时，发现一个车马坑，内有3　组车马，均为1　车2　马，在其中一组马的后肢上边，横放着一个殉人，仰身直肢面向上。

早在1955-1957年沣西发掘时，在张家坡遗址就发现过7　座车马坑，其中发掘了4　座。在一号坑中，埋有一辆车两匹马和一个殉人，二号坑中，两辆车6　匹马和一个殉人、四号坑埋有3　辆车8　匹马和一个殉人①。

西周时期，用车马作殉葬品比较盛行。作为殉葬的车马坑，一般都有一定的规模，并有人随葬。车和马都是摆得整整齐齐，都是杀死后埋入的。实际上，车马坑也是西周墓葬的殉葬坑，因此，车马坑也是探讨西周埋葬制度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材料。

西周时期，一方面存在着杀奴隶殉葬，杀牲畜殉葬，同时也存在杀妻妾殉葬的现象。陕西宝鸡茹家庄■伯墓的发掘，就是一个杀妻妾殉葬的例证。

①　《1961-1962年沣西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9　期。

①　《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

在茹家庄一号墓中，并排放着一大一小两上椁室，一次下葬，有一个属于殉葬的性质。一人为双棺一椁，另一人为一棺一椁。根据出土器物分析，一号墓中的两棺一椁者，就是■伯，在他的墓室中出土的铜器，都有"■伯自作用器"的铭文，墓中的一棺一椁者，应为■伯之妾，两人同时埋入，显然■伯之妾是一个殉葬者。在一号墓旁有一座双棺一椁的墓葬（M2），墓中出土的铜器，多有"■伯为井姬作器"的铭文。这表明，M 2　中的死者就是■伯的妻子井姬。

同时，两墓中还有9　个奴隶殉葬，M1　中殉葬7人，其中有一人殉在墓口的填土中，为女性青年，头与肢骨相距3　米左右，头骨附近有被火烧过的竹子灰痕，可能是在封墓口之前曾举行过某种仪式，焚烧竹节，肢解奴隶。5人殉葬在活土二层台上，有的双手交叉在胸前，似守门奴隶，还有一人压在车轮下。2　号墓中的东边二层台和北边二层台各殉葬1人，侧身屈肢，面向墓壁。在9　个殉葬者中，有4　个壮年奴隶，5　个少年奴隶，小的仅有6　岁左右，这种殉葬的现象在西周还是比较罕见的。

一般说来，在西周墓中，大批殉人的现象仅属少数，但用牲畜殉葬或用少量的人殉葬还是常见的。1972年，在甘肃灵台县西南，发掘了8　座西周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其中有两座小型墓，6　座中型墓，中型墓都有腰坑，坑内各殉狗一只。在另一座墓中，除殉狗外，还殉一马头，在墓口下一米处，殉葬1人，身旁有三件铜戈。

在山东胶东地区，1976年在蓬莱县发现11　座西周墓，有两座殉人，其中一座（M8）殉葬2人，都放在南侧二层台上，年龄均在十四五岁、上身歪斜，双手交叉，为西周中期墓葬。

中原地区的河南浚县，从1932年开始对卫侯墓进行过4　次发掘，共发掘墓葬82　座，在8　座大型墓中，有两座带有墓道，墓内各殉葬一人，一座墓的殉人同木车一起埋在填土中，呈俯身葬式，另一座墓的殉人同狗一起埋在墓道中，呈屈肢葬式。在两座殉葬墓的附近，还有两座规模较大的车马坑，坑中至少埋车20　辆，马百余匹，另外还有8　只狗①。

西周时期，作为殉葬的一种形式，往往在一些墓葬的附近有许多车马坑。以实用的真车真马来殉葬始于商代，不过数量较少，而且多见于晚期。

到西周时期，已发展成一种特有的殉葬形式，在一些遗址中，不但在墓内殉车或殉马，而且还在墓旁专门设立车马坑，可以看出，西周用车马殉葬比殷商时期更富有规模。

在有的车马坑中，往往还发现有其它动物骨架，如牛、羊、狗、猪等，这种现象，本身可能含有一定祭祀意义。一般说来，车马坑是对墓葬而专门设立的，用车马殉葬的本身，就包含着祭祀墓中死者神灵的性质，使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中，继续拥有和使用。车马坑中的其它动物，可能还具有更加复杂的祭祀性质。

用车马作为殉葬品，如同在墓中随葬其它器物一样，都是为了死者的阴间生活。不过，商周时期的殉葬物，不是随便埋入的，显示着一定的等级制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用，所以，殉葬物也代表着墓主人的权力和地位。用车马殉葬，除宗教意义外，也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这种殉葬习俗的发展和演变，是从崇拜祖先神灵中引导出来的，商周的鬼神观念已经很明显，

①　《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墓葬内既要随葬衣物、器具或装饰品，还要陪葬车马，杀殉大量的奴隶，以使死者的灵魂不会感到寂寞，反过来让鬼魂的力量为活着的人谋利益，又是让鬼魂高居于凡人之上的宗教表现。

3。西周的占卜西周早期仍然具有浓厚的天命观念，周王朝贵族也正是利用上帝的意志来限制人力的作用，或把地上发生的事情后果，归于上帝的意志，把因各种事物引发的喜怒哀乐，神化为上帝的思想感情。因此，各阶层之间的善恶，各种事物的利弊，都反映在占卜形式上。

西周时期，天和上帝仍然是受人尊敬和畏惧的对象，同商代一样，祖先神同天地神之间也有一种密切的关系。随着周代天帝崇拜的发展，占卜的形式也发展得更为复杂。

这一时期，占卜作为西周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发生着巨大的作用。卜骨和卜甲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也具有一定的神性，是传达上帝意旨的神秘工具。从周人的卜骨和卜甲来看，他们乞求赐兆的对象仍然是上帝和祖先，因此，卜骨和卜甲也就具有了人与上帝、人与祖先之间的灵性。

西周时期，基本上把前人的上帝崇拜和祖先神灵崇拜观念接受了下来，并通过占卜的形式，借神的意志提高王权和王室的权威。表现在考古发掘中，西周卜骨卜甲的出土也有相当多的数量。

周人有许多占卜的方法，除卜骨卜甲之外，可能还有筮卜。

从《周书》可以看出，所有大事，西周王室无不用卜，而且还把占卜当作处理国家大事的一种途径。《洛诰》记载周公旦卜宅及卜后向周成王献图、献卜的情形，"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从考古发掘中的占卜资料看，占卜在当时有着广泛的内容。

1976年，陕西岐山县京当公社凤雏村发现了一组大型的西周建筑基址。

在凤雏的建筑基址西厢房南头的第二间房屋内的一个窑穴中发掘出一万七千多片西周时期的卜甲，其中刻字卜甲将近二百片①。在其它的西周遗址中，也有较多的卜骨卜甲出土。

在张家坡遗址，共出土卜骨卜甲35　片，其中有卜骨25　片，卜甲10　片。

卜骨都是采用牛的肩胛骨制成，在制法上有一定的程序，先将骨臼的一半连同骨脊及两侧较厚的部分切去，然后再加以磨平，在钻法上具有几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钻凿兼施，钻孔为圆形，凿孔为长条形。第二种光凿不钻，凿孔呈方形。第三种不钻不凿，直接在骨面上施灼。在十件卜甲中，龟甲和鳖甲各占一半，卜甲的背面多经过修治，再凿出方孔，凿孔排列整齐，最多的孔排有8　行，孔眼上下齐对。没有凿孔的卜甲，只是于正面施灼。

同在张家坡遗址，1956年发现了一件刻有两行文字的残骨，被称为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一片周代刻字甲骨①。这块刻字甲骨，是用牛肩胛骨制成的，大部分已经残缺，仅留下肩胛骨的柄部，长1.3　厘米、宽6.5　厘米，背面靠一

①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48　页。

①　《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1956年第3　期。

边有圆形钻孔3　个，孔径约1.5　厘米，孔壁垂直，平底，灼痕不显，正面均有卜兆，在卜兆附近，有刻划极细的文字两行。

西周的占卜之风，不仅在黄河流域盛行，而且在周边地区同样存在着。

四川成都指挥街发掘的周代遗址，出土的卜甲与郑州二里冈、河北藁城台西墓葬中出土的甲骨形制及卜法非常接近，选料为龟腹甲，有圆孔和圆孔加方孔之分。尽管其中的方孔卜甲表现出了自身浓郁的地域特征，但也明显的看出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可见占卜之风在西周时的广泛传播。

在西周时期，占卜是奴隶主贵族用以维护统治的工具，是统治者用来解决贵族集团内部的矛盾，统一意志的有效手段。在当时，统治阶级为了利用宗教，必然要大搞一些宗教活动，来提高神威的影响力，统治者想要做的一切事情，都要通过占卜来披上神意的外衣。实际上，西周所指的上帝，是天子产生的，上帝的旨意也就是天子的旨意，利用占卜求得吉凶祸福，一切皆从才是吉，有一不从便是凶。其实，权力就操在天子的手里，所以，占卜的用意也就在其中了。

尽管周人继承了商人关于天的思想，但周人只是把天作为一种统治人民的工具，同时也把宗教思想当作一种愚民的工具。由于周人自称自己是上天的儿子，是受了"天命"来统治天下的，所以周人才把天奉为有意志的人格化的至上神，以"帝"或"上帝"为至上神的宗教思想，在西周时期占了支配地位，从当时铜器铭文上的记载，可以看出西周的祭天和祭祖是统一的。早在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的天亡簋（又称大丰簋）上，就记载有这样一段铭文："乙亥之日，武王举行大丰之祀。武王凡祭四方。武王又于王室祭祀，降阶。天亡助王祭祀，在武王所居之处进行衣祀。功德显赫的先父文王，在天庭事奉皇天上帝，并使上帝欣喜。文王的威德随其英灵在天庭之上，武王正务求丕显，祈请上帝和文王在天之灵多加惠顾；武王正力求博大，祈请上帝和文王在天之灵助其成功。。"①。

虽然铭文的内容包罗广泛，但祭祀始终是当时生活中的大事，从铜器铭文中还看到，当时为了突出祭祀活动，有的也把典礼的全部过程详加叙述，不难理解，铸铭于为祖先所作的祭器上，也是便于子孙后代永远铭记。

①　秦永龙：《西周金文选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　页。六、宗教的性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宗教文化遗产，从山顶洞人创造了宗教观念以来，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对社会的存在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宗教观念，不是凭空出现的，它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和深刻的认识过程，并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而这种依赖感的对象，亦即人所依靠并且人也为自己感觉到依赖的那个东西，本来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自然。自然是宗教的最初原始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和一切民族的历史所充分证明的。

宗教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的产生和发展，同样也受到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制约。宗教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人类思想意识的发展过程。可以说，原始的宗教，出自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和迷惘①。同时也说明了，在人类发展的最原始阶段，由于生产工具异常简陋，初民的谋生方式单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自然规律和自然现象掌握得很不够，所以形形色色的自然现象便直接影响了初民的生活，自然的力量也就成了人格化的神灵，并以此作为祈求、依赖的对象。

人类从脱离动物界的原始状态开始，就已经开始产生思维观念，只因在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还没有具备发展的条件，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宗教，也只能处在最原始的形式。

狩猎民族以动物为主要生活来源，必然会对动物产生崇拜的心理。捕鱼民族，也常以鱼作为神加以崇拜。所以原始社会的宗教，也将会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演变。

宗教的发展，由自发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灵魂崇拜，发展到人为的对上帝的崇拜，这是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中国既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又是宗教文化悠久的国家，人类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在距今60　至70　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还处在原始群阶段，那时的人类由于刚刚脱离动物界，只是本能地生存在大自然之中，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宗教意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开始，便产生了明确的灵魂观念，直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一切宗教现象都还属于自发的宗教范畴，当时的宗教形式和内容，反映了氏族制度下人类在向大自然的斗争中软弱无能的表现，幻想用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去创造自然和改造自然。于是便出现了人间的力量采取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塑造了种种的自然神偶像，出现了多神崇拜的形式，一些赋有神灵的物体，虽然也具有人格化，但还算不上至上神，只有到了阶级社会以后，人间才出现了统一的对至上神的崇拜。

原始社会的宗教，是原始人类在受到自然界的沉重压迫之后，才出现的把自然力、自然现象和自然物神化的结果。万物有灵是原始宗教思想产生的基础，社会生产力低下是产生原始宗教的根源。原始人把自然物拟人化，把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认为具有像人一样有情感有意志的东西，并认为这些现象具有超人的能力。早期人类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便创造了山川之神、日月星辰之神，进而使其成为左右人们生活的主宰。

①　马洪路：《远古之旅》，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　页。

原始社会多神崇拜的观念，也反映了自然崇拜的广泛性，对各种神灵的祭祀，祈求、膜拜，是人们对自然神灵的思想寄托。费尔巴哈说："宗教的前提，是意志与能力之间，愿望与获得之间，目的与结果之间，想象与实际之间，思与有之间的对立或矛盾。在意志、想像中，人是一个不受限制的、自由的，无所不能的东西--上帝，但是在能力、获得和实际中，则是一个有条件的、有所依的、有限制的东西--人，是一个在有限制的，与上帝相反的实体意义之下的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谋划，而宙斯以另一个方式来完成"，思想、愿望是我的，但我所思所欲的却不是我的，而是在我以外，不依靠我的。破除这个矛盾或对立，乃是宗教的意图和目的"①。以祭祀为内容的宗教活动，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从原始社会开始，经历万年之久而不衰，时至今日在较多的少数民族中，每年都还要举行与农业祭祀有关的宗教活动。甚至在一些民族中，如布朗族、独龙族、怒族、纳西族、西盟佤族等，宗教祭祀活动始终贯穿于农业活动的全部过程中。因此，农事活动便与宗教活动紧密结合，体现出了原始农业的显著特征。可见，宗教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就是说，宗教一旦形成后，总要包含某种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也可成为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在中国民族志的材料中，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古老神话与传说，其内容都与祖先的起源、图腾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把原始社会的宗教形式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为自然崇拜，崇拜的对象比较广泛；第二，为祖先灵魂崇拜，崇拜的对象比较集中；第三，为占卜迷信。占卜的出现，与其它宗教形式一样，有着一定的社会原因。尽管当时受到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但必定它能说明人类的生产范围扩大了，人们所需要知道的自然现象面广了。

其实，原始社会的占卜，也是万物有灵的表现形式，因为"原始人是在一个许多方面都与我们的世界不相符合的世界中生活着、思考着、感觉着、运动着和行动着"①。他们把发生的一切事物，都归于神秘力量的影响，因此，占卜便成了测知天命神意的手段。

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建立，使宗教文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以说，从原始社会末期，宗教形式便带有浓厚的思想，逐步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尤其从夏王朝建立以后，宗教开始为少部分人服务。商周时期，在宗教形式方面，已经走向了极端化，当时虽然也存在着广泛的宗教形式，但从宗教的性质而论，已经集中于对上帝和祖先的崇拜。

在商代，随着奴隶制的发展，作为至上神的"帝"出现了，从此，商王总是以帝的身份进行对百姓的统治，这就自然地给奴隶制国家和暴力统治，加上了神圣的灵光圈②。人间的统治者，也就成了神灵的统治者。

西周时期，对上帝的崇拜虽不如商代强烈，但周人仍把天奉为有意志的人格化的至上神，其实，这是西周奴隶主贵族为其统治制造的理论根据。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周人已经出现了"天不可信"的思想，但又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商人崇天的观念，实际上这并不矛盾，周人是把宗教思想当成了一种统治人民的工具。

①　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1　页。

①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74　页。②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　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13　页。

当武王伐商胜利后，曾经举行过大规模的人祭、人殉活动，这说明在西周早期，仍然延续着商代人祭、人殉的宗教制度。由此也可以看出，当阶级社会出现以后，原始宗教就进一步发展成为替奴隶主统治阶级服务的宗教。可以这样说，原始社会的宗教，反映的是原始社会的人们与自然界的矛盾，是人们无法抗拒又无法摆脱自然界的压力而产生的一种超自然的观念和行为。奴隶社会的宗教，反映的是在奴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往往祈求于宗教的力量，并借助于这种力量来维护剥削统治，这种统治和被统治的矛盾，便是商周奴隶社会中宗教存在和发展的根源。

在当今的社会中，有些人往往把宗教和迷信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宗教并不等于迷信，真正的宗教只是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思想感情和精神寄托，只是在于人们怎样利用宗教以表现它潜在的内容。

从原始社会的历史来看，远古人类创造的文化，一是物质文化，二是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即是人们思想感情和精神寄托的表现。譬如，世界各地的远古人类，普遍有往死者身上撒赤铁矿粉或红色粉末的现象，以表示血的象征，体现了活人对死人的怀念。又如在整个原始社会墓葬中，几乎都有数量不等的随葬品，而这些随葬品，大都是死者生前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意在死后继续使用，表达了活人对死人的同情和关心。半坡氏族，习惯用瓮罐等大型陶器掩埋幼儿尸骨，更是体现了大人与小孩的密切关系，渴望小孩有再生之意。

原始社会中一系列的宗教行为，无不表达了当时人们的一种真挚的思想感情，是原始人自愿留下的一份宗教情感，也是从人的内心自发产生的。原始居民共同创造的宗教文化，其目的不是为了欺骗自己，而是为全氏族的幸福和安宁。尽管各地的远古居民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不尽相同，但在宗教行为方面基本一致，表现了对自然的依赖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所以，原始社会的宗教资料，也是当时人们精神生活的记录。即使是现代各民族中的许多宗教现象，也同样表达了人们的精神寄托和思想感情，并与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及自然环境相一致。这一点，对正确认识和理解宗教观念，尤为重要。

宗教与迷信，尽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迷信的性质带有很大的欺骗性，迷信是危害人民的一种精神鸦片，在很大程度上，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它是歪曲客观现实的表现，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

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流传在中原地区的一本批判迷信鬼神的巨著--《论衡》，是东汉时期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所著。他在书中批判了迷信鬼神的思想，指出如天一样的自然现象，根本不可能的喜怒哀乐，也不会通过灾祸来警告人们，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神的存在。

但不可否认，当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人们便深受迷信活动的危害，诸如占卜、神判、巫术和驱鬼治病等迷信活动，严重地麻醉着人们的精神力量，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后果。

在今日中国农村，搞宗教迷信活动的也时有发生，但有一点应该承认，那些实施迷信活动的巫婆神汉们，他们自己也并非相信世界上真有能够左右人们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的神灵，只是抓住了人们的软弱心理，以此骗取钱财，达到行骗者的目的。因此，欺骗是迷信活动不可分割的伴侣。尽管报端经常披露关于迷信酿成的悲剧，但由于历史的根基，封建迷信活动仍然占居着很大的市场，这与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有着相应的关系。在不少人当中，还不懂得吉凶由人的道理，只有科学文化水平发展了，才会知道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并不因人的善恶而存亡，也不因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发生变化，当人们真正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才能人定胜天。

所以，在认识论上，正如在科学的其他领域一样，应该辩证地去思考宗教和迷信的内在涵意。宗教不等于迷信。

宗教属于历史范畴，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是长期存在的一种重要的现象。不同时代的宗教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现代社会中，宗教信仰仍是人们生活中的组成部分，不同的宗教观念，渗透着人们的观点和愿望，并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发生着作用。至今人们的宗教信仰、宗教习俗，不能不说受到原始宗教的较大影响。

美国社会学教授查尔斯80年代在香港作过一次关于鬼神信仰的社会调查，统计材料表明，香港居民有50％的人相信鬼魂①。可见这种原始的鬼魂观念对世人有着很大的诱惑力。

摩尔根说过："宗教观念的发展，由于本身环绕着相当多的困难，以致这个问题可能永远得不到充分圆满的说明。宗教涉及想像和感情方面的东西太多，因此，也就涉及相当多的不可缺知的事物，使得一切原始宗教都显得很怪诞，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不可理解的问题"②。

①　尹飞舟等：《中国古代鬼神文化大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　页。②　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　页。

七、结　语中国远古暨三代，创造了内容广泛的宗教文化，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起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众多的民族志资料表明，中国各民族中，从古至今，都有大致相同的宗教文化，同时，古代各个时期的宗教行为，较多地延续到现代人的行为中。由宗教文化派生出来的习惯势力，在人们社会生活中不断发生着作用，这种作用又通常与宗教意识结合在一起。

宗教作为一定历史阶段、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既然有产生的过程，也应有其发展演变和消亡的过程。了解宗教产生的根源，对于正确认识它的历史意义，无疑是有益的。

研究远古暨三代的宗教文化，可以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不仅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对春秋战国及其以后的宗教发展，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远古暨三代 第006卷 远古暨三代习俗史

【本卷提要】

人类社会是习俗诞生与发展的温床和摇篮；人类社会的所有活动，都毫不例外地伴生有习俗。本书利用大量考古发掘文献和材料再现了中国远古暨三代习俗--涉及社团、生产、生活、婚姻、丧葬、宗教礼俗等种种历史现象的风貌。透过这些现象，不难发现中国远古暨三代各类习俗历史的主要发展倾向和特点。

一、远古暨三代习俗概述（一）习俗与习俗学1。习俗的基本定义习俗，顾名思义，是习惯风俗的意思。习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字形作習，上部是鸟羽毛的象形，下部是声符。东汉学者许慎将习字解释为"数飞也"①，即练习或学习飞行的意思，这是习字的本义。习字随着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在本义基础上又演变出多种重要含义，习惯、习性便是其中的一种。《礼记·乐记》说："五年视博习亲师"，学者解释其中的习字含义是"常也"。常即经常、惯常。经常、惯常自然成为习惯，这便是习俗的习的基本定义。俗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铜器铭文《卫鼎》等）。《说文解字》说："俗，习也"。这是用转注的方法来解释俗字的含义，表示俗与习在意义上具有同一性的一面。《周礼·大司徒》疏说："俗，风俗也"；《荀子·富国》注说："俗，谓民之风俗也"；《吕览·长攻》注说："俗，常也"；《周礼·大司徒》注说："谓常所行与所恶也"。根据以上解释可知，俗的意义与习字相近或相通，确切而言，便是风俗的意思。习与俗连文合并成习俗一词，大约始自春秋战国时期。《荀子·荣辱》说："是注释习俗之节异也"；《春秋繁露·王道通》说："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习俗"；《战国策·赵策》说："常民溺于习俗"。按古代经史学家的解释，前述文句所见的习俗一词，均是风俗习惯的意义。

综合前述解释和实际情况剖析，可以认为，凡有一定流行范围，一定流行时间或流行区域的意识行为，无论是官方的，民间的，均可称为习俗，这亦是习俗的基本定义。

2。习俗的实质和内涵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千山万水，山民渔夫，万水千山，千家百姓。千城万村，市民乡人。这便是国情人情的历史与现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时代，一个阶段崇尚一种或多种风气，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的氏族、民族，形成和流行各异的习俗。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同一氏族、民族或家族中的不同政治、经济文化阶层的人群或成员，除了共同拥有一些互通的习俗外，同时也会产生一些互异的习俗。

倘若纵观一下中国古往今来的世态人情，官风民情，就不难看出，习俗原来是一种无形的但却经常伴随在人类身边的意识行为。无论古代的酋长、帝王将相、豪门贵族、氏族或民族成员、黎民百姓，抑或近现代的国家元首、政府要员、各界人士和普通公民，经年累月，约定俗成，相演相嬗，其一言一行都毫不例外、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一定习俗的制约、影响或支配。古代中国州、郡、县、府、道等等地域划分和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民族泛称，现代中国的省、市、县、乡等行政区域划分和北方人、南方人、北京人、东北人、老广、老表等等人际称道，诸如此类，无一不包含有很深的习俗缘由。

习俗是一种看得见摸不着的意识行为或状态，人类借助它可产生无形的

①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74　页。

精神和有形的物质。可以说，习俗是一种自始至终贯穿在人类文化全过程的历史和现代的意识行为。无论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宗教的、人文地理的、文学艺术与科技文化的等等所有社会各部门、学科和领域，都必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行为风气或行业规矩与习惯，这些风气、规矩或习惯，质言之便是习俗。这些习俗公开地或潜移默化地被作用或反作用于各个领域的各行各业，这便构成了习俗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重视习俗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了解、掌握并驾驭习俗的特性，审时度势，巧妙地借助习俗的力量，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或事半功倍的实效。

习俗与风俗，一般而言，是同一概念的意识行为。所谓风俗，东汉学者应劭《风俗通义·序》说："风者，天气有寒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象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①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其体例分《风》、《雅》、《颂》三大类。其中《风》，《诗·大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风》分为十五《国风》160　篇，如《周南》、《召南》、《邶风》、《鄘风》等等。研究《诗经》的古今学者根据《风》诗的内涵分析认为，《风》是当时民间流行的诗歌，源于民间，表达的是各地的风情民俗。故《诗经》中《风》的含义，主要是指风俗。《荀子·强国》："入境，观其风俗"；《礼·王制》："天子巡狩，至于岱宗，觐诸侯，见百年，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俗"；《汉书·地理志》说："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汉书》此段对"风俗"的解释与应劭《风俗通义·序》如出一辙，基本代表了古人对"风俗"一词的理解。所谓习俗，《荀子·儒效》说："习俗移志"。学者注解"习俗"之意是"习以为俗"，习以为俗即指风俗，故《辞海》、《辞源》均解释为"风俗习惯"或"习惯风俗"。显然，古代学者是将"习俗"与"风俗"的概念和含义完全等同对待的，近现代学者迄今为止也基本沿用和采纳这种传统观点。但从宏观角度而言，习俗、风俗是属于全社会、全民族和各阶层成员的，它们应是代表社风社俗社情或国风国俗国情，而不仅仅是民风民俗或民情。本书使用的习俗概念，尽管是以传统观念为基础，但与传统观念又不能完全划等号，它的外延大于传统的风俗"、"习俗"，其内涵较传统概念更为丰富广泛和博大，即大俗小俗，上俗下俗，官俗民俗，人俗事俗，诸如此类，都统称为"习俗"。

3。习俗学与习俗学研究习俗是人类社会的特殊产物，其与人类社会发生的所有文化现象息息相关。习俗是人类相互间通过各种社会活动和与周围事物发生联系后所产生、形成的一种具有团体性、趋向性、习惯性的意识行为，研究这种意识行为的来龙去脉、阐明其内涵的实质与形式，探索其对人类社会活动构成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等等，这便是习俗学。习俗学的基础和主干是传统的风俗或民俗学，习俗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具有取材上的百科兼容性，并以此表明其属一门边缘科学的学科性质。习俗学的概念目前在学术界中尚未被明确提出，故确立一个概念明确、意义完全、理论系统化的习俗学，尚有待我国学者的

①　中法汉学研究所民国三十二年版本。

共同努力。

对中国习俗学的专门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国风俗，古无专书，惟方志中略有所载，其它散见于古今人笔记者，亦时时有之。顾其书卷帙繁多，非人人所能尽致，非人人所能尽读。是以留心风俗者，每苦无从考证"①。这里的所谓"古无专书"，实际上是指古代没有出现按传统"风俗"概念对全国各地风情民俗进行专题性辑录汇总或研究的书籍。按本章提出的习俗学概念辨识，则东汉学者应劭的《风俗通义》，从书名、篇名和实际内容看，实不失为一本与习俗学研究、介绍密切相关的迄今所知最早的习俗学（风俗学）专著，其可谓首开习俗学专门研究的先河。但由于该书内容主要是对帝王将相和当时名流的行为习俗和事迹进行溯本正源式的阐述，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且取材与近现代介绍、研究、风情民俗的专著侧重不同，故学者习惯将此书并入杂史著作内，而不作习俗著作看待。较系统、全面地从史的角度研究我国古代习俗学的专著，则首推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该书作者匠心独具，将从黄帝以前直到明朝的数千年历史区分为浑朴（黄帝以前到西周时期）、驳杂（春秋至东汉）、浮靡（魏晋至五代）、浮靡趋敦朴（宋至明朝）等四大时期，并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婚姻、丧葬、穿戴、饮食、居室、语言、文字、制度、学风、巫觋、宗教、文学、美术、歌舞、玩乐、道德、门第等级、姓氏、结社、朋党。。等等类项进行了专门性的分期断代的论述。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其不失为一本较系统、完善和有创见的研究中国古代习俗史的代表作。继该书之后，1922年胡朴安著《中华全国风俗志》（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1936年），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1966年台湾省立海洋学院出版周林根《中国古代社教史》，1973年台湾中华书局出版何联奎《中国礼俗研究》，1978年台北市正中书局出版胡奚真等《中国的风俗习惯》，1988年巴蜀书社出版邓子琴《中国风俗史》，同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一套《中国风俗丛书》，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一套《中国古代生活文化丛书》，同年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申士垚、付美琳等编著的《中国风俗大辞典》。以上诸书，是近90年来学术界陆续出现的较系统、全面介绍和研究中国古代风俗习惯的主要著作，它们的问世，打破了"古无专书"的沉闷局面，开辟了研究习俗学的道路，奠定了习俗学研究的基础，有意无意地催化、促进中国习俗学的诞生、确立和发展。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中国古代婚姻史》（陈顾远，1925年）、《中国婚姻史》（陈顾远，1936年）、《中国妇女生活史》（陈东原，1928年）、《汉代婚丧礼俗考》（杨树达，1933年）等书，北平广业书社出版《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瞿宣颖，1928年）、《汉代风俗制度考》（瞿兑之，1928年），科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陈垣《史讳举例》，香港龙门书店1974年出版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诸如此类的书籍，则是从断代、分区、分类的角度，对中国古代习俗进行小专题性的探讨、介绍和总结，并与前述专著互相呼应，共同促进了习俗学研究的成立和稳步发展，并丰富和充实了研究中国古代习俗学的方法、手段与内涵。

较系统全面研究中国古代习俗学的专著虽然出现较晚近，但有意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记录、反映中国古代习俗的文字资料却发生很早，且泛见于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1　页，许序。中国丰富的历代文献中。被称为中国最早的"书"的殷代甲骨文，本是商殷王室占卜祭祀活动的档案记录，"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在已发现的十几万片甲骨卜辞中，祭祀、军事活动记录明显占突出地位，但生产、生活活动也不乏实录，透过这些卜辞实录的表层，不难发现，其内涵实质实际上也是种种的习俗实录。先秦时期的群经、诸子著作，秦汉而后的正史、杂史、别史和其他史学杂著、笔记，还有各历史时期的金文、玉书、竹书、木牍、缣帛书、石刻、碑文等等，无论是成册成典的，抑或是杂乱无章、零星或支离破碎者，尽管它们的字里行间极少标出"风俗"或"习俗"的字眼，但却蕴含着丰富的风俗或习俗素材，倘若将它们比作是研究中国古代习俗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库，也是名副其实的。

（二）习俗的渊源流变1。习俗的发生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前辈学者认为："风俗乌乎始？始于未有人类以前，盖狉榛社会，蚩蚩动物，已自成为风俗。"②对这种认为风俗起源于未有人类之前和动物也有风俗的观点，笔者在此不敢苟同。

习俗、风俗和习性、习惯虽有直接的联系，但它们之间并不能简单地不加分析地划上等号。习性、习惯可以是本能的，即通过遗传基因（生物遗传）获得，也可以通过后天的改造培养而形成；而风俗、习俗的形成，不能说是本能的、先天便已固有的，它们与习惯、习性虽具有根源性的联系，但它们的真正形成尚必须通过人类社会这一关键媒介体。易言之，习俗、风俗是经过人类社会性、团体性固化后的习性、习惯，故其不能简单地与未经固化的习性、习惯同日而语。例如，动物世界中的所有动物，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属于本能的、生物遗存的生存习性，这种习性，也见诸于植物界。由于动、植物界本身不存在社会化的问题，故它们的生存或生活习性只能限定在未经社会性固化的习性概念或范畴内，其与人类社会的风俗、习性显然有着质的区别。习俗是人类社会的特定产物和必然产物，是人类群体组织相互间和与自然界各种物质条件发生关系后所形成的群体习性或习惯。社会性、团体性是习俗、风俗的最重要、最显明的标志，即便是脱离社会生活，与世隔绝的单个人，其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生存习性和习惯，严格而言，也不能称之为习俗或风俗。

习俗、风俗既然是人类社会的特殊产物，故追溯寻求习俗的起源，毫无疑问，应首先着眼于人和人类社会的起源。

据现代考古学资料表明，地球上人类（完全形成的人）发展的历史迄今已可追溯到距今约300　万年前后，而我国境内的人类发展史也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200　万年之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史学家习惯将最早的人类（完全形成的人）称为猿人。猿人从刚刚脱离动物界开始，便是以群体活动作为谋求生存的重要手段之一，故最早的猿人群体在适应自然环境、改造自然条件、谋求生存的活动中所产生的习性和习惯，便是最早的习俗。据此而言，地球上人类习俗的发生史迄今至少已有近300　万年之遥，而我国境内人类习俗的发生史至少也有近200　万年之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也认为，在猿人

①　《左传·成公十三年》。

②　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序例》，商务印书馆，1915年。

阶段之前，尚存在"亦人亦猿"的"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阶段。这种"正在形成中的人"，是人类的直接鼻祖，可称作人也可称作猿。代表这一阶段的"人"或"猿"，是考古发掘的"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其生存的年代据科学测定在距今1400　万年前至400-500　万年前。倘若这种"正在形成中的人"能纳入人的范畴，那么人的历史和习俗的发生史也将随之相应提前；倘若只将这种"正在形成中的人"归属猿，那就应将此一阶段视作是人类历史和习俗发生史的孕育、准备期。

2。习俗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系习俗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出现而出现、发展而发展的。习俗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息息相关和相辅相成，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往往能通过生产工具制作的粗劣和精良中直接反映出来，尤其是在远古时期，这种倾向更为突出。人类学、考古学将人类社会的早期称为旧石器时代，而旧石器时代又至少可区分出早、中、晚三大期。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人类尚只会简单地打制出供狩、渔猎、采集活动用的粗糙石器工具，这种低下的加工制作石器的能力或水平，便代表了此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在这种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人类过的是栖风沐雨或群居洞穴、集体狩、渔猎动物或鱼类、茹毛饮血、披皮（兽皮）覆叶（植物枝叶）、利用天然物和制作简单的石器工具、使用天然火等等与之相应的原始生活。而在这些所有的原始生活内容中所产生、形成的具有群体性、习惯性的人类意识行为，便构成了人类社会最早阶段的风俗或习俗。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明显的提高，除了继承沿袭早期的传统技术和文化外，人类又逐渐学会了简单磨制石器、在石器上穿孔、制作骨器、贮存天然火种和摩擦取火等新技术，生活和习俗的内容也随之发展得较前期更为充实和丰富。同样，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石器磨制技术的普及应用和技术提高，随着制陶术、农耕业、畜牧业、玉、骨制作业、原始纺织业、建筑地穴式、半地穴式房屋等等新技术、新行业的发生和发展，习俗的内容也发展得更为复杂和丰富。以金属器（青铜器、铁器等）的发明和发展为重要标志的文明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新事物的频繁诞生，习俗的内容和形式也相应发展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采。总而言之，青出于蓝胜于蓝，人类社会越是向前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就越高，习俗的内涵也随之越丰富。

一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往往能决定一时代社会习俗的基本内容及丰富程度。易言之，一时代习俗的内涵包容及丰富程度，大体也能反映出一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习俗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而发展，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则促进习俗内涵的新陈代谢或吐故纳新。当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习俗的发展相适应时，习俗往往能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起到加速作用；但当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与习俗的发展发生抵触时，习俗也可能成为生产力发展提高的阻力。故据此而言，习俗即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润滑油、助燃剂，同时也是生产力水平发展提高的锈蚀物和阻燃体。充分认识习俗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这种两重性，是古往今来的统治者所不敢轻易忽视的重要问题，古人说过：礼从宜，事从俗，圣人治天下，立法制礼，必因风俗所宜，其道理便在于此。3。习俗的时代性、延续性和地域性原始时代有原始时代的习俗，文明时代有文明时代的习俗，古代社会有古代社会的特定习俗，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特定习俗。这种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制约形成的不同习俗内容，便是习俗的时代性。习俗的时代性是绝对的，但也是相对的。绝对者是指晚期的习俗不可能见诸于早期，如殷周时代以青铜器为核心的礼俗不可能见于原始社会时期，现代社会以机械、电气、自动化为核心的各种社会习俗不可能见诸于古代社会。相对者是指早期的习俗往往会跨越时代的界限，为晚期的一个时代或几个时代所相继沿袭，这种沿袭，有可能是原封不动的，也可能是改头换面的。原封不动者通常是内容形式不变，但事实上其在时代文化中所处的主次地位与前期是有区别的；改头换面者则是核心内容不变，个别内容和表达形式却发生了变化。如发生在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的工艺和方法，在新石器时代中，既见原封不动的技术方法照搬或雷同，但更多的是技术方法的革新应用，且新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在应用的广泛性上远远比不上旧石器时代；再如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磨制石器的技术与方法，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蔚然成风，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迅速占据了生产工具的主流地位，发挥着其重要的生产作用；而到了殷周时代，磨制石器虽仍见较多的应用，但内容与形式却发生了变化，其在生产领域中所处的地位也明显被诸如金属（青铜）、骨、木、蚌器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所削弱；春秋战国而后，随着铁器的出现和广泛应用，磨制石器便逐渐走向被淘汰的境地。前事后袭，古俗新用，今非昔比，这便是习俗的相对时代性。习俗的相对时代性也可以理解为延续性，延续可能是短暂的（仅流行于一个时期或一个阶段），也可能是较长时期的（流行于两个以上或更长的时期或朝代）。

同一时代，同一发展阶段，由于地理环境、民族属性的不同所产生的习俗差异，便是习俗的地域性或民族性。地域性、民族性有着很深的人文地理原因，古人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定的地域性、民族性习俗，往往构成一定的地域性、民族性文化，而一定的地域性、民族性文化，亦往往反映了一定的地域性、民族性习俗。

二、社会团体习俗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性是人类独具的，人类和人类社会是一起产生的，人类社会的开端也就是人类历史的开始。人类社会的实质就是人类群体或团体组织的构成。社会团体易言之便是人类群体或团体组织。社会团体习俗指的便是人类在自身发展的历史中所经历、所产生形成的各种维系生存和发展的组团结队（即社会组织）的一般倾向和习惯。

（一）原始时期的社团习俗原始时期即习惯上所说的原始社会，其时间包含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等几大阶段，其中在旧石器时代之前存在的"亦人亦猿"阶段，因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诞生形成密切相关，故笔者在本书各章节中将其视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准备期、孕育期而逐次对相关的内容进行阐述，据此划定，本书中提到的原始时期的时限均上迄原始群、下至父系氏族公社解体之前。原始时期的社团习俗，指的便是此一大时空范围内人类组群结队的一般习惯或规律特性。据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学、人类学资料和科研成果表明，原始时期的社团组织形式曾经历了原始群团、血缘家族公社、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军事民主制农村公社等几种，这些社团组织形式从习俗学的角度看便是社团习俗形式。

1。原始群团原始群是一个专门名词，通常特指从猿到人过渡时期的群体，代表从猿到人的过渡期。现代科学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群体生存的时期是迄今所知原始群形成和产生发展的时期，其经历的时间约从距今1400　万年前至距今300　多万年前。

以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阿法种）为代表的原始群，被不少专家们认为是人类的远祖，亦即人类早期的直系祖先。中国云南禄丰石灰坝和湖北建始高坪已分别发现了这两种古猿的化石，它们的发现表明在我国境内亦曾存在过象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式的原始群。

人是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便是社会化、群体化、组织化。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身或雏形是具有一定社会本能的高度发达的猿群，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均是这样的猿群。他们正处在从猿到人的过渡时期，是"正在形成中的人"，为了生存，他们以群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集体地劳动，集体地生活，集体地与大自然进行抗争。这种集体性相互依赖的组合，构成了最早的原始群体，并初具一定的原始组织意义。从人类社团组织的角度考察，这种原始群或可称为人类最早的社团组织雏型。但严格而言，这种社团组织雏型，组织性尚不稳定，尚未有真正的组织原则和规例，在群体生活中，唯有母子之间的关系较密切，故母权能起到某些作用。象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这样的原始群，由于在世界范围内均有一定量的较广泛的分布发现（指化石资料），其在客观事实上构成了一定的发展规律性、习惯性或流行性。故这一组织性不稳定、没有真正的组织原则和规例的最早的社团组织雏型，从习俗学角度审视，其应是人类真正的社团组织习俗诞生、形成的前身或母体，可称为人类社团习俗的雏型。

原始群这种社团组织和社团习俗雏型发展的必然结果，便是人类真正的社团组织和社团习俗的诞生。

2。血缘家族公社人类社会由原始群发展到最早的原始公社时期，便是血缘家族公社时期。人类学、考古学家或将此一时期称为直立人或能人、猿人阶段或旧石器时代早期。其年代范围大致在距今300　万年至20-30　万年前。代表这一时期的中国考古资料主要有云南元谋人化石、山西西侯度文化、陕西蓝田人、北京人等等。

血缘家族或称为血缘家庭，顾名思义，是由最早的血缘关系所形成的家族集团。血缘家族是原始群生存能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诞生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生产关系适应最早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反映。血缘家族集团的形成，标志了"正在形成中的人"已完成了向"完全形成的人"的质变过程，标志了人类历史第一个真正社会组织形式的诞生。它是具有较严格意义的人类社会最早的、最原始的社会组织，也是人类家庭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形态。

据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血缘家族组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惯常性或流行性。据此而言，血缘家族组织也是人类历史上体现组群结队习惯或社团习俗的最早形式，故追溯人类社团习俗的渊源，血缘家族组织应是第一界碑。

据中国学者研究，血缘家族的形成产生，主要是自然选择原则发生了作用。这种自然选择原则，促使最早的人类群体逐步地有意无意地摆脱原始的杂乱性交状态，进而产生了最早的排除长辈与晚辈的相互性交关系，实行族内同辈男女互婚的婚姻规例。在这种最早的、原始的婚姻规例制约下，由同一血缘关系组成家族成员，除长辈女性多少继承并稍有发展地拥有原始群时期母权作用与地位外，其他所有成员均具有相同的生活和生产权利，即族内成员共同生产劳动、共同消费、相互依赖、相互提携，过着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这种由血缘家族生存必需而产生的共产生活方式，事实上是一种共产制公社，故学者亦称为血缘家族公社。

中国血缘家族公社的组织形式或社团习俗的发生时期可上溯至距今170万年至150　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山西西侯度人时期。从150　万年前之后到距今20-30　万年前，施用这种组织形式或流行这种社团习俗的，迄今所知已有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山西垣曲南海峪、河西坡、许家庙、芮城匼\河、河南南召杏花山（南召人）、陕县侯家坡、三门峡市水沟、会兴沟、渑池县青山、任村、陕西潼关张家湾、卧龙铺、辽宁营口金牛山、本溪庙后山、喀拉沁鸽子洞、湖北大冶石龙头、郧县龙骨洞、郧西县白龙洞、安徽和县龙潭洞、贵州黔西县观音洞、桐梓人等等文化人群或地区。

在中国的古史传说或神话中，流传有高辛氏的女儿和盘瓠结合，生了六男六女并自相婚配的说法。现代的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和四川等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广泛流传有兄弟姐妹互为夫妻的传说。这些古今传说客观上为远古时期血缘家族组织的存在和习俗的流行提供了较直接的佐证，同时也为人们较形象地认识这种组织形式和习俗特点打开了方便之门。

血缘家族公社是人类历史社会组织形态和社团习俗的第一起点和基础，它的出现和发展确立，是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结果，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血缘家族便不可避免地发生进一步的分裂，其分裂的结果便是孕育和产生新的组织形态和社团习俗，这新的形态和习俗，便是母系氏族公社。

3。母系氏族公社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氏族，氏族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一种具有相当稳定性的早期社会组织，是原始时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人类学、考古学资料表明，氏族从诞生开始便是母系，母系氏族组织和制度是全人类各民族社会发展史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现象。母系氏族公社经历了萌芽发生、发展繁荣和衰落解体等几大阶段；按考古学分期，则经历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就中国人类历史发展的主体情况看，母系氏族公社组织流行的时间约从距今20-30　万年前始至距今5000年前后。母系氏族公社作为一种社会基本组织和制度的发生、发展乃至衰败的历史，事实上也是母系氏族公社作为社团组织在建制上的习惯或习俗的发生、发展乃至衰败的变迁史。

（1）早期母系氏族公社在大约距今20-30　万年前至距今1　万年前左右，中国历史便由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直立人阶段顺序进入旧石器中、晚期的智人（亦称古人、尼人）、新人阶段，血缘家族公社组织也渐变为母系氏族公社组织。

血缘家族公社组织向母系氏族公社组织的演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原始社会史由此进入一个极为重要的崭新阶段。母系氏族组织从血缘家族组织中的裂变或分化，即母系氏族组织的萌芽或初现，学者或认为是在距今约20-30　万年前至5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而从距今5万年前至距今1　万年前左右，母系氏族公社组织获得了初步的发展，考古学文化也从旧石器中期进入晚期阶段，对从旧石器中期至晚期诞生并有所发展的母系氏族组织，学者或称作早期母系氏族公社。

早期母系氏族组织的形态或形式大致有两种：一是两个相邻而居的血缘家族，受自然选择原则的支配，通过相互间的族外群婚，构成了原始的母系氏族组织雏型；二是从一个血缘家族中分裂出两个小集团，即两个半边或称两分组织，通过两个集团间实行集团外的群婚，从而构成具有真正意义的母系氏族形态。以上两种组织形态，是当时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基本单位，他们所共有的明显标志是：有共同的女系（母系）祖先，子女从母居，世系按女系计算，财产按母系继承，共同劳动和分配享受劳动产品，女子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组织形态亦基本能保持其稳定性。

据考古资料，中国境内实行过早期母系氏族制度或流行这种社团习俗的古人类或古文化遗址，迄今所知已为数不少，粗略统计已达数十处，如广东马坝人、湖北长阳人、山西丁村人、广西柳江人、北京山顶洞人等等。

（2）发展繁荣及衰落期的母系氏族公社从距今1　万年左右的中石器、新石器早期始至距今5000-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止，母系氏族公社组织进入了大发展的繁荣期，到了距今5000年至4000年期间，随着新的氏族形态父系氏族公社组织的诞生，母系氏族公社组织便逐渐走向衰落和解体。

发展繁荣期的母系氏族公社组织形态，除保持早期的有共同女系祖先、母居制，世系为母系、财产按女系继承，共同劳动、分配、女子在生产经济上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等等基本特征外，并发展出在婚姻制度上的对偶婚，在丧葬上的族墓地等新特色和新内容。

衰落期的母系氏族组织，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组织形态出现所带来的冲击，其组织形态的部分特征除了转移、溶合到新的形态中外，绝大部分特征均已名存实亡，为新的父系组织形态所削弱并取代。

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表明，发展繁荣期至衰落期的母系氏族组织规模，已不是早期的、简单的两邻或两分组织，它们在两邻、两分组织的基础上，通过自然选择原则，已进一步分化发展出若干的母系家族大、小集团，又逐渐发展成规模更大的氏族集团。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其规模可谓是盛况空前，呈现出在全国范围内到处开花结果和星罗棋布的流行发达态势，并以此构成了规模宏大的母系氏族社会。

迄今为止，经考古发掘揭露和研究证实的属此阶段的中国古文化遗址，其总数已逾千处，因篇幅关系，在此无法一一列举，其中重要者主要有：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宁夏、西藏、新疆和广东等地发现的细石器文化，以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陕西半坡、河南庙底沟等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以及其它地区同一时期的原始文化等等，也都是属于流行此期母系氏族组织习俗的主要文化遗址。尤其是辽宁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女神"像的出土更突出地说明了母系氏族制的问题。

关于母系氏族组织的存在和流行，在中国古文献中有不少传说。《庄子·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类似的记述，亦见于《绎史》、《白虎通》、《吕氏春秋》、《春秋公羊传》、《路史》注、《汉书人表考》、《帝王世纪》、《史记》、《三代世表》诸书中，这些传说，为研究认定中国古代母系氏族公社组织的存在提供了重要的旁证。

从社会发展史的总体情况看，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母系氏族制逐渐被父系氏族制所取代。但从个别现象观察，这种制度并未完全消亡。据史籍记载，从殷周时期直到近现代，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仍可见到母系制习俗流行的残余。

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导致了母系氏族社会的出现和发达繁荣，而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则是其发达繁荣的催化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适应原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时代需求，男子逐渐在各经济生产部门显示出其重要作用并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便使原来的母系制与生产力发展产生不相适应的矛盾，故当务之急，改善原始社会传统的组织结构和社会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便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历史发展潮流。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其结果便是旧有的母系氏族制度迅速解体，走向衰亡，而新兴的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父系氏族公社制度崭露头角，逐渐走入发展的坦途。

4。父系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从距今5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起至距今4000多年的夏王朝诞生前后的金石并用时代止，中国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组织便逐渐被父系氏族公社组织所取代。

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蜕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原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出现分工后男子逐渐占据生产主导地位的必然结果。父系氏族公社在组织上最显明的特点，便是在血缘组织纽带上改女系为男系，故从这种意义上说，母系氏族公社组织是父系氏族公社组织的基础，而父系氏族公社组织是母系氏族公社组织的蜕变与发展。父系氏族公社组织的基本单位是父系家族公社，或称家长制家庭公社和父系大家族。父系家族公社是父系氏族公社最基本的分子，父系氏族公社则是家族公社的汇拢或集合，即若干父系家族公社的总和构成了父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或社会的明显标志或特点是：第一，男人占据生产和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执掌氏族组织的最高权力，女子处在从属、辅助的地位；第二，世系按男系血缘计算，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均留在本氏族内，女性成员的子女也不再属于母系的氏族，继承权移归男性；第三，婚姻从母系时期的较松弛的对偶婚逐渐演变成具有独占同居，稳定持久的一夫一妻制；第四，社会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出现剩余劳动产品和分工、交换行为，出现贫富和私有制以及奴隶制的萌芽；第五，在男系氏族内公有共耕土地，同享劳动果实和产品；第六，崇拜男性祖先和出现以男性为主的丧葬习俗。

据考古发掘，陕西华县泉护村，西安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和屈家岭文化遗址先后出土了陶祖（陶塑男性生殖器），齐家文化也发现有石祖。陶、石祖是原始时期的一种崇拜象征物，陶、石祖的出土，说明了崇拜男性祖先的习俗业已发生，从而进一步表明龙山文化、齐家文化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阶段的问题。山东大汶口墓地的中、晚期墓葬，曾发现八座男女合葬墓，此类墓随葬品丰富，死者年岁相当，显然属夫妻关系，故被认为是一夫一妻制婚姻已经出现，父权制已经确立的重要例证。除此之外，属马家浜文化崧泽类型的浙江吴县草鞋山遗址，也发现两座男女成年合葬墓，墓葬亦明显表现出男尊女卑的倾向。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发现的成年男女合葬墓，一般是一男一女，个别是一男二女，下葬时男子葬式均是仰身直肢，女子葬式均是侧身屈肢面向男子，死者的关系是夫妻，整个埋葬透露出一种尤为强烈的以男性为主的倾向，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婚姻出现，父系氏族社会确立的直接表白。齐家文化发现的两座殉葬墓，均是一女性为一男性殉葬，则更是父权制时代男性对女性奴役的真实写照。另外，在其它地区考古文化中，也非常普遍地发现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前后的墓葬，已出现明显的随葬品多寡不一或男尊女卑的现象。诸如此类的考古事实表明，中国父系氏族公社组织的发生可上溯到距今5000年前后的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期，自此而后至距今4000多年夏王朝诞生前后，实是父系氏族组织习俗的主要发展流行期。其中涉及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山东大汶口中、晚期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黄河中游（陕、晋、豫）龙山文化，豫北、河北地区龙山文化，甘青宁地区马厂、半山和齐家文化，长江流域屈家岭、青龙泉三期、马家浜、良渚文化，四川三星堆早期文化，江西山背文化，广东石峡文化，福建昙石山晚期文化，以及云南、广西、北方地区、西藏、港台等地的新石器晚期至金石并用时代文化。

父系氏族公社是由男系血缘构成的组织，社会生产、生活和政治的发展，使其原来大多呈散兵游勇式的各个独立的氏族组织，必然走向相近血缘或相邻地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氏族进行最原始的合并和联合，合并的结果便是产生氏族部落，产生以地缘为纽带的父系氏族农村公社。父系氏族部落或农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私有制的膨胀，占有、攫取心的出现，掠夺和维护矛盾的激化，这样便产生了部落联盟，部落联盟易言之便是由有血缘关系的或相毗邻且利害关系一致的部落结成的部落联合组织。这种组织是原始社会时期规模最大的组织，组织的主要职能通常是联合进行袭击敌对部落或抗拒外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行动的决策由联盟中的各个部落联席民主议定，即实行军事民主制。

据发掘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国从公元前2000多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始直到夏王朝建立止，社会组织的发展经历了父系血缘单独的公社组织、联合的部落或农村公社组织、联合的部落联盟或军事民主制公社组织等阶段。

关于部落联盟或军事民主制的父系公社组织，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都有较明显的表露，在考古发掘中，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晚期墓葬、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和浙江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等等墓葬，都毫不例外地发现贫富悬殊、优劣显明的随葬现象；河南龙山文化一些遗址中灰坑（窑穴）、房基和水井中发现的尸首分离，河北邯郸涧沟发现的乱葬坑和房址中的人头骨，齐家文化中发现的带奴役性质的人殉，以及龙山文化、良渚文化诸遗址发现的各种玉石、木皮质的鼓、磬、钺、琮等等随葬品，都是直接说明父系氏族部落联盟或军事民主制公社组织习俗存在和流行的重要证据。

中国古籍如《史记·五帝本纪》等有关黄帝、炎帝、共工、驩兜、三苗和尧、舜、禹等等传说，也明显是有关中国古代父系氏族部落联盟或军事民主制公社组织习俗的反映，尤其是尧、舜、禹禅让的传说，显然是对军事民主制习俗的一种绝好说明。

父系氏族部落联盟发展到夏禹时期，军事民主制的制度开始动摇并发生质变，从禹开始，原来的民主议事、民主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的传统习惯，蜕变为同一家族（庭）即家天下的世袭制度，从而为阶级社会的王位世袭制奠定了基础。考古发掘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堡，便是这种家天下开始出现的一种写照。

（二）夏商周三代的社团习俗夏商周的社团习俗，当以国家组织习俗为代表。从夏启开始，中国的传统氏族组织开始进入了国家组织阶段，这种国家组织是在部落联盟父系制的基础上直接产生的，其重要的特征是：由原来的氏族首领（联盟首领）变成国王；国有的领土比氏族部落联盟时期更为广阔；同一国内的人群既包含同一父系血缘的氏族或氏族联盟集团，也包括不同父系血缘的氏族成员，但均以同一国号为标志；社会上形成贵族、平民和奴隶阶层；王位、贵族爵位实行家天下式的世袭制；并形成大国征服小国、小国依附或臣属大国、大国国号代表王朝的国家组织习俗。其中王朝组织制度的出现，是国家组织习俗出现的最重要的标志。国家组织习俗的内容显然比氏族社会时期更丰富多彩，其中最重要者有聚落形态，官吏建置，军队组织和刑法制度以及其它带团体组织性质的习俗等等。

1。聚落形态和社会组织夏商周时期的聚落形态，从局部角度看，是以原来的氏族部落联盟或地缘农村公社为骨架的。通常而言，一个小国构成一个聚落，一个聚落包含若干血缘和非血缘集团或农村公社，一个小国拥有一定的领土范围或血缘相近、地缘相近的人口。从总体情况看，在若干小国聚落中必有一个领土、人口均占绝对优势的大国聚落，若干小国聚落在政治上服从和臣属于一个大国聚落，并共同构成以大国聚落为主体的大国王朝，每一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国王，大国聚落之王是小国聚落联合体中的王中之王或王朝最高代表，王位采用世袭制，社会组织至少出现贵族、平民和奴隶等阶层，而在贵族和平民阶层中又包含若干不同的家族、家庭。

夏王朝时期，姒姓的夏族首先形成当时最大的夏国聚落，率先成为其它小国的统治者和夏王朝文化的代表国及最高权力的执掌国。其聚落文化政治中心则建立在河南西部和山西东南部一带，即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和文献所说的"夏墟"。在夏王国聚落之外，同时并存着若干已从氏族形态过渡到国家形态的小国聚落，这些小国聚落以政治臣属、经济上基本独立、文化上相互交流的形式与夏王国聚落缔结关系，形成一个强大的同心圆或向心式的夏王朝国家或社会组织形态。《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篇》："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墨子·非攻下》："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国］"，《左传·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淮南子·原道训》："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上述传说表明，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至少在黄河流域一带便已分布着诸多大大小小的部落，足有"万国"之多，万国显然有溢美夸张的成份，但用其表明数量之多则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夏禹之时的"万国"，恐怕尚处在部落文化时期，至夏启建国出现中国第一个国家聚落组织后，受夏国的影响和当时社会生产力普遍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原来的"万国"部落也逐渐先后完成了从部落形态向国家形态的转变，成为具有真正国家组织意义的夏王朝属国。《尚书·禹贡》："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的记载，既是对夏王朝与诸侯属国关系的介绍，同时也是夏王朝时期夏王国与诸侯万国聚落状态的一个特别反映。在夏王朝时期，与夏王国同姓的诸侯国有有扈、斟寻、斟灌等国，其它大部分都是异姓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部分是自我完善发展起来的小型国家组织，有的则是被夏国征服后分封的，被分封者，有的是夏国的功臣或同姓，有的则是被夏王国所征服的原来部族首领，商族和周族在先公先王时期，也曾是夏王朝时期被分封的异姓诸侯国族。

商王国原是夏王国辖属的一个地方王国，从商汤开始，商革夏命，商王国以后来居上的大国聚落取代了夏王国，故商王朝的聚落形态也是与夏王朝相类，以商王国为都邑中心的大国聚落，其余均在不同的地缘上或承袭或新封为臣属诸侯国。有区别的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商王国的聚落形态规模（即中心聚落区）要比夏王国聚落大得多，水涨船高，通过不断的"大鱼吃小鱼"的兼并活动，诸侯王国的聚落规模也大都比夏王朝时期要大，从而形成了由商朝开创的大都大邑聚落形态。《战国策·齐策》："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后汉书·郡国志》："（禹）涂山之会，诸侯万国，汤武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篇》："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从表面上看，商汤时领属的诸侯国远不如夏禹时，其王朝势力威慑似乎要比夏王朝小，但实质上汤时的所谓三千余国是对禹时万国兼并的结果，是大都大邑聚落形态取代大都小邑聚落形态的必然结果。从发展眼光看，诸侯王国数量的减少，更有利于王都聚落对属国的领导支配和管理，故早期的国家聚落组织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是集权国家发展的必然过程，也是国家聚落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进步。商朝诸侯国，文献记载通常以国相称，如杞、鄫、葛、黎、鬼侯、崇、鬲、巢、韦、顾、昆、吾、三稷、薄姑、奄、周、彭、庸、蜀、羌、髳、微、卢、濮、孤竹等等；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则以方相称，如土方、邛方、鬼方、亘方、龙方、羌方、御方、尸方（夷方）、印方、马方、井方、黎方、祭方、基方、大方、冉方、兴方、旁方、方、羊方、盂方、苦方、蛮方、林方、徐方，对个别诸侯国，甲骨文则直呼国号，如蜀、周、楚。商朝的诸侯国，在文献和甲骨文中所提到的，大都是与商朝发生过纠纷、战争和合作关系的少部分方国。商朝的诸侯方国聚落，与夏朝一样，基本上都属于国家聚落组织，这些聚落有的是商族同姓分封国，但大多数均是异姓分封和世袭地缘聚落王国。这些聚落国家组织，与夏朝的甸服、侯服、绥服、荒服和西周时期的甸服、侯服、绥服、荒服差不多，他们亦以服的关系尊商王为王中之王和尊商国为王国中之最大王国，诸侯王国"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①，恩威兼施，是商王朝维持其王国统治地位，维持其与诸侯国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群星拱月，则是商王朝时期国家聚落组织在形态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西周时期的聚落形态，是商王朝时期国家组织形态的延续与发展，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武王伐纣推翻商代王朝建立西周王朝后，为了巩固新王朝的统治地位，首先在商王朝遗留的诸侯国家聚落形态基础上，采用了分封办法最大限度地进行聚落大更改或大换血，但这种更改或换血只是人员或地缘大小的变动，而群星拱月式的国家聚落形态和王权组织形态仍春风依旧。为了笼络人心，从武王到成王时期，周王室对商代遗臣，五帝后裔，功臣谋士，同胞兄弟，同姓家族，亲戚子弟等进行了空前的国邑大分封，对这种大肆封国的行为，《史记》和《左传》等书中均有较详细的描述。这种大分封，其目的正如《左传》所说的是"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或"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是加强臣属小国聚落联系与管理，强化王朝集权的有效措施。西周时期聚落形态，从总体结构看是与夏、商王朝基本一致的，稍有区别的是，夏商时期的诸侯国家聚落通常以异姓为主，即地缘色彩较浓厚，同姓封国也有，但占比例不大；而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家聚落，显然是以同姓、同宗、亲缘成员和功臣谋士封国为主，即注重血缘、人缘因素，传统的地缘世袭异姓方国只是一种陪衬。这也可以说是西周王朝在国家聚落组织生成上区别于夏商王朝的一种时代风尚或习俗。

2。官僚组织官僚是国家组织的产物，是国家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之一。

官僚本身也是一种组织形式，官僚组织是国家组织中政权的维护者、体现者和权利的具体执行者与实施者，官僚机构也即国家政权机构，官僚组织代表国家政权组织。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往往有不同的官僚组织或机构，但早期的官僚制度又往往可以被晚期所沿用，早期官僚组织是晚期官僚组织的基础，晚期官僚组织是早期官僚组织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的官僚组织机构和制度，伴随着夏王朝国家组织的出现而出现，二里头文化发现的宫殿居址和大中型墓葬，是与官僚组织习俗密切相关的遗迹，它们证实了夏代出现国家组织和官僚贵族组织的问题，夏代的官僚组织情况据目前的发掘资料尚无法详明，但据文献记载则可勾出其大致的轮廓。《尚书·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这是一则记录夏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的誓师词，词文中谈到的王、六卿、六事之人、正、三正、左、

①　《诗·商颂·殷武》。

右、御、御正等，均是夏王朝的各级官员。王是最高统治者指夏启，六卿的地位很高，常在王的左右，并直接参与谋划国家大事，其大约相当于后世的卿士；正是官吏的通称，三正，泛指诸大臣、官长；左、右则大约是军队组织中的基层指挥官，御正是战车上负责驾马的指挥官。

《吕氏春秋·先识览》："夏太史令终古，。。"

《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居薛，以为夏车正。"

《左传·哀公元年》载：少康曾为有仍氏牧正，后逃奔有虞为庖正。

以上记述的太史令应是史官，车正是负责制作马车的车官，牧正是负责放养家畜的牧官，庖正则是厨官，此外《左传》引夏书的言语中，尚见到官师、道人、工、瞽，啬夫等，也被认为是夏朝的官吏之名。

商王朝时期的官僚组织建置，从已掌握的材料看，要比夏王朝庞大得多和明确的多，其各类级别不一的官职大致有相、卿士、三公、史、卜、祝、邦伯、师长、大师、少师、各种小臣、尹、多尹、族尹、多射、多马、多工、侯等等。卿士、相是商王朝朝廷命官中最高的官僚阶层，属大贵族，他们是直接将后王、君主的命令、意旨颁布下传的人，是后王、君主的最高辅佐官。卿士一名在《尚书》的《微子》、《洪范》、《伊训》等篇中均有载录，《诗·商颂·长发》、《竹书纪年》、《国语·楚语》中也见其踪，如《竹书纪年》："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卿士是商朝最高官僚组织的一种泛称，而不是官阶的确指，它相当于夏朝的六卿。在卿士阶层组织中，相的地位最高，相是相辅佐王的意义，相常随商王出入，是协助商王部署国家重要活动、商议谋划国家大事、辅佐商王统治国家的最高朝廷命官，相当于后世的丞相。《尚书·君奭》："在昔成汤即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大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常，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这里列举了从成汤王至武丁王商朝历代的名相名单，其中汤相伊尹，以往学者亦多认为与保衡实为一人，其为相历汤、外丙、中壬和太甲共四代。但从此段记述看，保衡是太甲的相，若伊尹与保衡同为一人，行文就无必要前称汤相伊尹，后称太甲相保衡，故两人似不可以合二为一。除上举商代诸相外，商代的相见于文献记载者尚有仲虺、傅说，在成汤王时伊尹为右相，仲虺为左相。还有傅说，傅说是继甘盘之后而被武丁任用的相。如此，商代的相据目前资料所知，至少有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巫咸、巫贤、甘盘、仲虺、傅说等九人。三公，据文献记载，商朝只有伊尹、傅说、文王、九侯（鬼侯）、鄂侯等五人被列入三公之列。显然，三公不是一种官职专称，而是一种对官阶达到卿士一级，德高望重者的特别尊称，与西周而后的公或三公涵义不可同日而语。从上述五位列入商朝三公的人物情况看，伊尹、傅说均出身卑微，以贤能受破格重用并成为一代名相，伊尹相汤伐桀而使商朝得以王天下，武丁举傅说为相，而使晚商得以中兴达到繁荣的巅峰，他们对商王朝的贡献，不能不说是鹤立鸡群，其功至伟。文王、九侯、鄂侯均不是商王朝的朝廷命官，而属地方诸侯或邦伯，其实际地位亦相当于卿士阶层。在商王朝统治时期，西伯文王统治的周，鬼侯、鄂侯统治的鬼方、鄂（楚）国，恐怕都是商王国得天下和治天下关系最密切、最重要的诸侯盟国，商王国通过他们来牵制其它诸侯属国，故文王、鬼侯、鄂侯事实上对商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大业也是屡建功勋的。对这些功勋卓著盖世而又非商王之同姓人物，鉴于他们的官位已相应达到商王朝的最高层次，为示表彰，特尊他们为三公，以示与其它具同一层次官位的人物相区别，同时三公也可能带有世袭爵位的含义，使这些原来出身卑微或非王姓的功臣，自此而后可世世代代受商王室的荣宠，永享富贵荣华。西伯文王恐怕正是利用商王朝对他的这种特别恩宠和机会，迅速积蓄实力，最后为其子武王奠定雄厚的灭商基础。史，是商代负责记事掌书的中小官吏。卜是专事占卜的官吏。祝是拟写、宣读祭祀活动中祝词的官吏。师长，是商代军队中的武官，或认为是武官之长，即军队中最高级的官吏。邦伯，是商王朝对诸侯盟国首领的称呼之一。大师、少师，大约是负责音乐、礼乐器的乐师或主管官吏。臣、小臣、有臣、多马羌臣、马小臣、小耤臣、小丘臣等等，这种官职，大多是指一般下级官吏，如小众人臣是主管众人的小臣（小官），小多马羌臣是主管名叫多马羌的羌民官吏，马小臣是主管养马或御马的官吏，小耤臣主管农田耕种，小丘臣主管营丘居住；个别小臣则地位显赫，相当于后世的朝廷大臣。尹是长或长官的意思，尹大多属中级官吏，个别可能属大贵族，尹、族尹、多尹，大体均是家族或基本生产单位、生活团体的中级行政长官。多马、多亚、射卫，则是商代的武官，多工大约是管理手工业生产的官吏。侯与伯相类，均属商代诸侯国中之首领。

西周时期的官僚组织较之商朝又有了新的发展，组织队伍和制度更趋完善。西周的官僚组织已出现内服和外服的区别，《尚书·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西周《大盂鼎》铭文载："佳殷边侯田雩殷正百辟"，此两条记载互相引证，说明西周时期确已存在官僚制度上的内外服制。所谓外服，是指被分封在王畿范围之外乃至边远地区的贵族、侯伯；而内服则是指王畿内中央任职的各级官吏。西周的官职除内、外服之别外，尚有泛称和实称之别。泛称是一种笼统的称呼，如三公、卿事寮、三事、四方、卿士（六卿）、三左、三右、五官、三有司等等。三公，是指太师、太傅、太保等内服官；卿事寮，泛指周朝政府中大小内服官，因为以卿士（六卿）为首的朝廷命官本身带有很多各事专职的僚属，故便将朝廷中大小官僚统称为卿事寮；三事，是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政务、事务官属内服官，地方官属外服官，三事亦即《尚书·立政》中的"准、夫、牧"；四方（四方令），指周王国王畿以外周围的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属外服官；卿士，又称六卿，是朝廷命官中官阶最高官吏，它包括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在西周铜器铭文中，太史、太祝、太卜又称为三左，太宰、太宗、太士又称为三右，均属内服官；五官，是指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等内服官；三有司则是指五官中的前三者。实称便是指泛称中所含的各类具体职司；三公中的太保、太师，居于统辖诸侯百官以奉侍周王的地位，拥有极大的权力，是官僚组织的总管；太史一职是商代以来的作册或史，是掌书记事或作册记事之官；太祝负责祭祀祝词撰写和宣读，很可能是最大的祭祀官；太卜是负责管理占卜与问筮事宜的官吏，处在沟通人神关系的神秘地位；太宰大约相当于《周礼》中的冢宰，大致是朝廷命官中的政务总管；太宗负责管理王室宗族档案和谱系，是一通晓王族秘史的重要官职；太士或认为亦是神职官吏；司徒在西周早期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是专门管理农业生产和土地的官职；司马是管理军务、田猎大事的官职；司空在西周铜器铭文中亦写作司工，是百工的顶头上司，专门管手工业生产；司士是管理版籍爵禄之官；司寇专管刑罚司法。外服官中的侯、甸、男、舍实际都是大小诸侯方国的首席官员，其下属官僚，恐怕大多是与中央王朝相仿的。以上介绍的仅是西周时期朝廷内外一些较高级的官僚司职情况，至于其下属各种官吏限于篇幅不可能在此一一详明。概括而言，据金文记录，我们至少知道有诸尹、里君、百工、膳夫等等内服中下层官职设置，据《周礼》则诸如膳夫、渔人、山虞、兽人等等中小官吏则是成百上千。此外，在上述西周的官僚组织中，或认为已出现公、卿两级的大臣和公、伯两等的爵位区别，即西周时期三公中的太师、太保和六卿中的太史是属于公一级大臣和享有公爵之封，而其它位居卿士级的官员及三有司等均属于卿级大臣和享有伯爵之封号①。

3。军队组织军队是一种专门从事战争活动的常备组织，夏商周三代的军队组织，除了主要应付战争任务外，一般都兼有协助王室进行田猎活动的任务，故此时期的军队组织，对巩固王朝统治和保障贵族享乐都赋有神圣的使命。军队组织是国家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集权强化的必然产物。

夏朝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组织王朝，军队是国家组织和政权的重要支柱。

《尚书·　征》："惟仲康肇位四海，　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后承王命徂征。"从侯接受夏王仲康的委任，执掌六师帅印以征伐玩忽职守沉湎酒色的羲和的描述中可知，夏王朝大约已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事队伍，军队共设六个师。《尚书·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此中的六卿或六事之人，被认为是夏代六师的军事长官。夏启王即位后，夏的同姓国有扈氏不服，故启便动用全部的军队力量六师，由六卿或六事军官率队伍集结于有扈氏城邑的南郊甘，誓师用命，大战有扈。这则记述和侯领王命征羲和的记述相互引证，说明夏王朝的军队组织，是由六师构成的。六师中除了正常的步兵外，据《尚书》所载，还有车左、车右等在战车上作战的车兵，车兵中一般包含戈、矛枪手、驾车手和弓箭射手，合称为甲士，车兵的出现，是夏代军队作战能力和水平的发展已居领先地位的重要标志。有关夏代军队组织的情况，古代文献记述基本上是语焉不详，故其更为详实的情况，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索来加以阐明。

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为了解和考察商代军队组织的内容提供了非常重要和丰富的资料。甲骨文中多见"我""王""三"之词，　即师，显然，师是对商代常备的正规军的习惯通称。师也是军队中的最高编制，"丁酉贞，王乍（作）三（师）：右、中、左"①，这表明商代军队组织中至少已分出右、中、左三个师，每个师的人员配备，或认为在万人以上，三师至少有三万余人。甲骨文中又见"右旅""左旅""王旅""我旅"等称号，结合"登旅万"的记录看，商代的师、旅并不存在编制上的人数差别，旅大约是师的一种变通称呼，凡属王室统辖的常备正规军队，既可称作师，也可称为旅。甲骨文载："戎马，左、右、中，人三百"②，戎马，显然是商代军队中战斗小分队的一种，其每一分队300人，而每一小队各有100人，这应该是商代军队中最基本的基层战斗组织（单位）。除常备的正规军事组织外，甲骨文中又多见"令三族"、"令五族"、"令王族"、"令多子族"等参加军事征战活动的记录，这表明商代的同姓家族或异姓方国部族，也经常被

①　杨宽：《西周王朝公卿的官爵制度》，《西周史研究》第93-119　页。

①　《粹》第597　页。

②　《前》3.31.2。

作为军事作战中的一个编制单位而参与军事行动，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商代社会征伐活动的频繁和军事兵员严重不足的问题。在商代军队组织中，据甲骨文透露的军事指挥官大约有王、妇、子、侯、伯、牧、马、射、卫等等。王是指时王亲自参战和督战；妇是指女将带兵作战，商代最出名的军事女将领当数武丁王之妻妇好；子大约是指子姓的族尹（族长）亲自带队参战；侯、伯均是诸侯方国的首脑人物，率队参战仅是为了表示对商王的一片忠心；以上的军事长官均不是真正的军事官职，而牧、马、射、卫才是真正的军职官号。牧，是指屯守在边境地区的武官；马，即马小臣、多马之类，其职司是负责喂养、调理、驾驭和提供军用战马的；射，即多射，是专门负责弓箭射杀战斗的官吏；卫，大约是负责城池护卫和王公贵族人身安全的卫戍部队或侍卫部队的官吏。商代的常备正规军组织，从作战方式看，尚可区分出步兵与车兵等两种基本战斗组织，步兵作战甲骨文称作"步伐"，步伐是商代的常规作战方式；车兵是指驾乘马车作战的组织，其参战的方式称为车战。《淮南子·本经训》："汤乃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台。"商代已有马车，并出现用于作战的马战车和车战，这除证诸于甲骨文记载外，殷墟考古发掘出土的约二十余辆较完整的商代马车实物更提供了重要的物证。据发掘资料看，商代存在车战和车兵组织当确凿无疑，但或认为商代已出现骑兵组织和骑射的说法，则尚缺乏考古发掘确证。

西周的军队组织，其规模比商朝有过之无不及，其编制则比商朝更为完善。西周军队组织编制的最高单位也是师。西周铜器《盠彝》、《南宫柳鼎》、《■贮簋》均见"六"的铭文记录，《禹鼎》铭文见有"西六"，《曶壶》铭文则有"成周八"，《禹鼎》、《小臣谜簋》则见"殷八"的记载。六或西六即六师或西六师，西六师也被称作宗周六师，是驻守在西周沣、镐京的部队；成周八和殷八即成周八师与殷八师，此两个八师也称为东八师，或认为成周八师和殷八师是一回事，故东八师加上西六师，则西周的常备正规军组织的总编制为十四个师。每师若以商代的人员配备为参考，则周王朝的常备军总人数达十四万以上；或认为成周八师与殷八师是各自独立的编制，如按此计算，则西周王室的常备军总编制便达二十二个师。不管是十四师也好，二十二师也罢，总之，西周的军队组织编制显然比商朝庞大得多。在师的组织建制中，根据《尚书·牧誓》和《史记·周本纪》的记载，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统帅师、司马等均是高级战斗指挥官。以作战方式而言，西周的军队亦分步兵和车兵两大兵种，步兵与商朝情况差不多，但已出现与车兵按一定比例编配的情况，如《禹鼎》说："戎车百辆，斯驭二百，徒千。"即战车一百辆，配备驭者二百人，步兵一千人，马战车和车战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孟子·尽心下》说："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逸周书·克殷》："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诗·小雅·寽芭》："方叔涖止，其车三千"，结合考古发掘的大量西周马车实物情况看，足证西周时期军事活动中马车和车战已成为克敌制胜最有力的武器和最重要的手段。

4。刑法组织与制度刑法是国家组织实行统治和维护政权的一种对内的约束与惩罚手段，国家委任或指派的专门执事刑法手段的司法官吏和人员，构成了国家的刑法组织，刑法组织根据国家和统治阶级利益制定的一系列刑法条例以及具体实施，则又构成了刑法制度。

《左传·昭公元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汤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夏代的所谓"禹刑"中大约有肉刑和赎刑。商代的"汤刑"中有醢、脯、烹、炮格等酷刑，醢是剁为肉酱，脯是制成肉干，烹是煮烂，炮格亦作炮烙，是用大火烧热铜格，令罪犯走上铜格受刑，传说商纣王曾"醢九侯"、"脯鄂侯"、"烹伯邑考"、"炮烙有罪者"。西周的"九刑"主要体现在墨、劓、剕、宫、辟等五刑上，墨即黥，是在额上刺青；劓是割鼻；剕是砍脚，即后世的刖刑；宫是男犯割掉生殖器，女犯则予以封闭；大辟则是砍头的死刑。

夏商周时期的刑法管理的最高长官是司寇，由其执掌司法大权，通过下属各层有关官吏具体实施各种刑罚。据研究统计，《周礼》中参与和司事刑法事宜的大小官员达八百人以上，这种情况表明，西周时期的刑法组织在当时的政治组织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监狱，是刑罚中的一种重要设置。《风俗通义》："《周礼》"三王始作狱"。夏曰夏台。。殷曰羑里。。周曰囹圄。"夏代有监狱，名曰"夏台"，夏台当是中国最早的监狱，《史记·夏本纪》说："（桀）迺召汤而囚之夏台。"《淮南子·汜论训》："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这显然是商汤对桀的以牙还牙的一种报复。焦门是商代的监狱所在地之一，商代的监狱，大致以囚禁周文王的羑里最为著名，而在其它地方，也都设置有监狱。周代的监狱"囹圄"，从西周的严厉刑罚和刑法制度较为健全的情况看，其设置情况至少与商代不相上下，但具体情况因材料缺乏尚无法细论。《广雅》说："夏曰夏台，殷曰羑里，周曰囹圄，皆圜土。"《墨子·尚贤下》也记载商代有"圜土"，圜土是夏商周时代对监狱的泛称，其名亦透露了当时的监狱很可能是用土夯筑成圜圈状的堡垒式建筑，并包括圆筒状深地窖建筑在内。

5。其它带团体性质的习俗限于篇幅，这里仅介绍一些具有一朝一代特色的团体习俗。

（1）西周的监国制度和组织西周的监国制度，是武王伐纣后进行大分封的产物，监国之始是施用于封商纣的儿子武庚（禄文）于殷，同时派遣武王的两位弟弟管叔鲜与蔡叔度前往殷地进行监察，武庚、管叔和蔡叔同时肩负起监察殷代遗民的职责，故史称三监。三监的发生标志着西周时期监国制度的产生和监国组织的出现。西周初期的大分封，"封建亲戚，以蕃屏周"，"选建明德，以屏周"，其大封同姓亲戚的举动，事实上也是一种庞大的监国意识渗透和最现成最庞大的监国组织，以保障西周王朝的绝对统治地位。故西周时期的监察并非仅限于三监，王室在分封亲戚和功臣谋士的同时，便已有意识地使他们起到监督方伯之国的作用。西周早期《应监甗》的发现，有的学者认为其与西周的监国制度密切相关，铜甗铭称应监，应监实是周王派往应国的监国者。《仲几父簋》铭文说："仲几父使几使于诸侯，诸监，用厥宾，作公室彝。"《善鼎》："监燹师戌"，这里诸监、监和应监互相呼应，绝非偶然巧合，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西周监国制度的流行和监国组织的确实存在，是研究认识西周监国制度和组织习俗的重要物证。

（2）西周的宗法组织宗法制度是西周时期发展完善起来的有别于前朝时期的严格的宗族继承或继统制度，宗法制度的出现，也标志着宗法组织诞生。宗法是以家族为起点的，从家族到社会，从社会到国家，这便构成了西周宗法国家组织或宗法王朝。西周时期所谓的宗法制度，其实质便是通过大宗和小宗的层层区别，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和权力地位，其目的是使"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①。西周时期，周王开始自称天子，即是上天的儿子，他既是政治上的天下共主，也是宗法上的天下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宗的地位，嫡长子的兄弟则仍受封为诸侯或卿大夫，对周王而言其处于小宗地位，但在其封国或采邑内则又是大宗，其王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嫡长相传，在其封国内便世为大宗，嫡长子的兄弟们在其封国内被封为卿大夫，则又成为此封国中的小宗，卿大夫在其本宗族的各个分支中则又处于大宗地位，其传位嫡长子，嫡长相传，便成为本宗族的世代大宗。据文献记载，处宗族大宗地位的卿大夫，一般都是诸侯国中嫡长子的弟弟，其兄按嫡长相传，处诸侯国内大宗地位，相对于其兄，做弟的便是小宗，这种小宗到了宗族一级，便又成为大宗，宗族的大宗，史书上称为别子。《礼记·丧服小记》说："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祢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礼记·大传》也有类似的记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这两则记述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被称为别子的卿大夫，他的嫡长子继承了他的爵禄后便成为宗族中的大宗，宗族尊他为祖，尊其嫡长子为大宗，嫡长孙继承嫡长子的爵禄后也是大宗，嫡长相传，百世都无变化，则其百世仍然是宗族的大宗，继祢者即指隔代继承，孙继祖业，也即继高祖者，这种继承在宗族内均是小宗，而且五世之后便发生变化。其它诸如庶子的继承，也都属小宗范畴，这便是西周宗法制度或组织中的大宗小宗的区别，也是西周宗法制度和组织的具体内容。

（3）西周世族西周王朝是一个奴隶制王朝，在奴隶制度下，社会形成了由大小奴隶主构成的贵族阶层，贵族阶层的爵禄承继，按宗法制度和其它有关制度原则，均是世世沿袭的。世族便是世袭贵族的简称。西周的世族是国家统治的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组织，众多的世族组织构成了西周王朝庞大的国家统治集团。西周的世族有同姓和异姓之分。西周金文常见的井，即文献记述的邢氏世族，其和虢国公族等都是与周王同姓姬的世族，同姓世族一般都是周王的后裔，其形成主要是通过分封、采邑的途径。西周的异姓世族，大多是功臣谋士因功受赐、封国、采邑后逐渐形成的，个别则是对前朝贵族后裔特惠优抚封国采邑而形成的，如西周的微史世族，便显然是殷代贵族的后裔。从正常情况看，西周世族是世袭的，但在世袭官职或继承祖业、父业时，尚需要例行一定的政治手续，这种手续便是由时王重新甄别情况后而作任命或册命。西周时期已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册命制度，金文中有许多具体的反映，从金文记录情况看，册命是一种非常正规而庄重的封赐仪式，它通常是由王或由王指派的全权代表册命官来执行的，册命具有决定世族是否继续沿袭的重要意义，要获得册命，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在册命世族上，凡世族的上一两代人或在世的一代人，对周王室有功德和与周王室保持密切联系的，其

①　《左传·桓公二年》。

世族大多可顺利获得册命而继续沿袭。反之，世族便将难以保持。

（4）西周的井田制与生产、生活组织或认为井田制起源于原始社会晚期的农村公社土地制度。经夏商时期发展，至西周时期便进入鼎盛阶段。西周的农民耕田标准是，一夫（主要劳动户）管理田地一百亩，一百亩亦称一田，九个百亩或十个百亩为井，这便是井田的含义。按《周礼·地官·小司徒》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则一个井为九户人，一个邑是四个井共36　户人，一个丘是四个邑共144　户人，在这里井显然成为一个最基本的计算单位。据此可知，西周时期的井实际上是一种最基层的生产组织，每一井田中有九户人进行耕种，四个井田共36　户人家即构成一个称为邑的生活聚落组织，即一个村落；而16　个井共144　户人家便构成更高一级生产、生活联合组织即丘。

三、生产（行业）习俗生产（行业）习俗，是指人类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习惯性行为或倾向，它是在生产劳动中约定俗成的。生产习俗一般具有一定的广泛性、流行性，但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地域性或民族性。生产习俗相对于严格意义的劳动生产而言，劳动生产是与人类一起诞生的，故在严格意义的劳动生产未出现之前，亦即在距今300-400　万年之前的腊玛古猿、南方古猿时期所发生的谋生习惯行为，尚不能称为严格意义的生产活动，或应称为准劳动生产行为，而由此产生的一些习惯行为或倾向，便应称为准劳动生产习俗。准劳动生产时期的准习俗内容较为简单，常见者是利用天然物质如竹木棍棒、石块等追猎禽兽、挖掘植物根果，目的无非是为了充饥以延续生命，随着人类的诞生，真正的劳动生产和习俗也随之应运而生。人类在发展，社会在前进，生产在扩大，劳动生产的习俗内容也随之发展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丰富。综观远古至三代劳动生产的发展历史，中国的生产形态，至少已形成采集、狩（渔）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五大形式或习俗倾向。限于篇幅，兹重点介绍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三大习俗。

（一）农　业现代农史学通常将农业分为"广义农业"和"狭义农业"。广义农业其内容包含农、林、牧、副、渔等各方面，而狭义农业则仅指植物（农作物）栽培，本书此节使用的农业概念，基本上属狭义农业范畴。

中国是从古迄今世界有名的农业大国，众多的河流湖泊，充足的日照和雨水，温凉适宜的气候，广袤肥沃的平原或盆地，丰富的植物资源等等，为古今农业的发明和发展造就了温床和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考古资料和科研成果表明，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栽培植物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栽培植物的出现是农业发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人类从原始的、盲目的、被动的、仰仗大自然的食物恩赐向积极主动的驾驭大自然的食物资源道路大踏步前进的重要标志。农业的发明，开辟了人类食物来源的新途径，是人类发展历史上具有极其深远、极其重要意义的伟大变革，故以农为本，是中国古今都致力推行和奉行的民生国策。不啻于此，农业的发生与发展，还具有左右、改变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加速历史进程的重要作用，如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繁荣发展，夏商周文明社会的诞生，都离不开农业的支持、催化和润滑。

农业的发明导源于原始的采集业，原始采集业是原始农业的母体和摇篮。中国原始农业的发生，是从驯化野生植物开始的。驯化野生植物最早尝试者是妇女。在采集经济为主的时代中，妇女们长年累月从事采集植物工作，久而久之，积累了丰富的野生植物生长知识，通过进一步的观察、摸索和尝试，从偶然到必然，终于成功地将可供食用及充饥的野生植物驯化成人工栽培的农作物，从而率先拉起了农业发展史的序幕，成为叩开新石器时代大门的伟大先驱者。

考古和历史资料昭示，农业生产是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至夏商周三代最重要的经济生产形态之一，它具有持续时间最长、组织规模最宏大、跨越时空环境最广阔的特点。从中国全史的角度看，则其是最具影响力、造福人类最大的生产行为和习俗，是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基础和命脉。

农业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广泛的同一性、趋向性、习惯性，易言之，其具有广阔的时空流行性，故作为古人社会生产的一种重要生产或经济形态，其本身便构成为形态上的流行习俗。

1。原始农业习俗的起源和传播中国古史传说农业是神农氏发明的。

《淮南子·脩务训》："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庄子》、《周易·系辞》、《白虎通》、《商君书》等也有相类似的记述，结合考古资料分析，这应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产生阶段的带有神化色彩的写照。从世界历史的情况看，农业的发生大多是与新石器时代相联系的。就中国的历史情况而言，农业的出现也是与新石器时代紧密相连的，农史学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称为原始农业，考古学则认为农业是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

最新的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成果表明，美洲的墨西哥和秘鲁、北非埃及、西亚土耳其和伊朗、东亚中国等均是古代农业的策源地和中心区。国外的农业起源时间迄今最早可溯至距今1　万年上下，而中国的农业发生，迄今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至少可上溯至公元前6000年（距今8000年）左右的磁山、裴李岗文化时期。但从磁山、裴李岗文化遗存所反映的生产力水平已超出农业发生初始阶段的现象分析，黄河流域尚应存在早于磁山、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农业遗存，农业的起源应从这些有待发现的更早时期的遗址中去寻觅。在华南地区，经考古发掘调查的广西柳州白莲洞二期文化、来宾龙洞岩、武鸣苞桥、芭勋、腾翔、桂林北门附近的洞穴遗址、广东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贵州平坝飞虎山洞、台湾玉山等等遗址，最近被学者用考古学的分期法归属为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段"无陶新石器文化时期"，这些遗址的碳14　测定年代扣除偏老部分，绝对年代约在距今9500年至11000年，研究者依据诸遗址发现的骨铲、石磨盘和磨棒、个别遗址的孢粉分析，结合碳测年代情况认为，该时期当已发生种植芋类、薯蓣、豆类等植物的原始农业①。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碳14　测定年代为距今7580年至11310年，学者结合遗存出土的陶器和共存物分析，亦提出该遗址时期已发生原始农业的问题②。如此看来，无论是在中原地区抑或是在华南地区，中国原始农业的起源时间与美洲、非洲、西亚等地区是基本同时或者稍早，中国农业发生的时代也当在新石器时代早期。

从磁山、裴李岗文化遗址和华南地区诸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均是坐落在山麓地带和山洞中的情况分析，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的原始农业包含一种山地农业③或旱田农耕业，这种山地或旱田农耕业，实际上亦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华南地区的山地农业遗存，目前考古发现尚主要局限在上述遗址。而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这种山地或旱田农耕习俗除见诸磁山、裴李岗遗址外，属其文化圈内的河北武安南岗、河南密县莪沟以及新郑、登封、鄢陵、长葛和郏县等地有关遗址，都泛见这种生产习俗的流行。与磁山、裴李岗文化大体属同一阶段而绝对年代略略偏晚的农业遗存，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陕

①　张之恒：《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特征》，《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第13-23　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②　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第6　页，农业出版社1989年。③　李根蟠、卢勋：《我国农业起源于山地考》，《农业考古》1981年1　期。西宝鸡北首岭、临潼白家、华县老官台、元君庙、西乡李家村、河南洛宁洛河沿岸等地共约发现了20　多处，其分布范围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西及甘肃陇东地区，东到陕豫接壤地带，南逾秦岭到达汉中地区。从时间和分布地域上看，这些遗址是山地或旱田耕作生产习俗的最早承继者。

在公元前4800年至公元前36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流域出现了以中原仰韶文化为代表的规模宏大的农业文化，仰韶农业文化的分布，以关中、豫西、晋南一带为中心，东至豫东和河北，西抵渭河上游和洮河流域，北到河套地区，南及汉江中下游，其分布范围大大超越了前期。仰韶文化的农业生产，可以说，是直接继承了前期的传统，普遍流行着以旱田耕作为主的农业生产习俗。此外，不属仰韶文化系统的山东滕县北辛文化、泰安大汶口早期文化、黑龙江密山新开流文化、辽宁沈阳新乐下层文化等，也在这一时期内相继流行着旱田耕作的农业生产习俗。

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继仰韶文化之后崛起的农业文化是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西起陕西，东临海滨，北达辽东半岛，南抵江苏北部，其范围包括了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中原龙山文化包含的诸遗址和山东大汶口中晚期文化以及山东龙山文化等等遗址，明显也都是旱田农耕生产习俗的承继、流行和传播者。此外，兴起于这一时期的黄河上游甘、青、宁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北方地区（辽宁、吉林、内蒙古）的红山文化、内蒙古富河文化、辽宁长海小珠山遗址等等，其农业生产的主要特征也都是流行旱田耕作习俗。

在中国原始农业的内涵中，除了旱田耕作农业外，事实上还包含一种在长江流域及广大南方地区流行的水田耕作农业。

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的以水田耕作为特色的原始农业，迄今所知，至少可上溯至距今7800　至82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时期。彭头山文化因发现于湖南澧县大坪乡彭头山而得名，1988年经考古工作者的正式发掘，其文化面貌披露于世，在彭头山遗址出土的陶片中夹杂大量的稻壳和稻谷，结合其它共存物和遗址的碳14年代测定情况分析，许多学者认为，彭头山遗址水稻遗存的发现，标志了中国的稻作农业早在距今八千年前后便已发生。据此可知，中国的水田耕作历史与旱田耕作历史同样古老。与彭头山农业文化时代性质相近的湖南石门皂市下层文化和湖北宜都城背溪文化，也都发现了明显的水稻遗存，这些迹象表明，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种植水稻已不是个别现象，水田耕作生产看来已形成习俗开始流行起来。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期间，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的水田耕作农业发展十分迅速，呈现了格外发达繁荣的趋势。在长江流域，继彭头山、皂市、城背溪农业文化之后，首先崛起的是下游地区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和桐乡罗家角文化，中游地区的四川大溪文化紧追其后，河姆渡文化在余姚茅湖、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和舟山白泉等宁绍平原东部地区均有分布，大溪文化则主要分布在四川巫山县城、湖北秭归朝天咀、宜昌杨家湾、清水滩、中堡岛、宜都红花套、古老背、枝江关庙山、江陵毛家山、蔡家台、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湖南澧县三元宫、丁家岗、安乡汤家岗等川鄂湘毗邻地区。这些遗址都是明显流行以水田耕作为主要生产习俗的，且水稻种植业都已达十分发达的水平。继河姆渡、大溪文化之后，嘉兴马家浜文化、京山屈家岭文化、余杭良渚文化、郧县青龙泉三期文化和江西山背文化、福建昙石山文化、广东石峡、陈桥、金兰寺文化以及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新石器晚期文化等等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的大部分农业文化遗址，都普遍流行着水田耕作，并以种植水稻为主的生产习俗。

2。夏、商、西周时期的农业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由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由启建立的夏王朝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王朝，到公元前17世纪前后，夏王朝的统治因商王朝的崛起而划上了终止符。有关夏王朝的史迹，大多见于古代文献。与文献记载相应的考古资料，迄今主要见于河南偃师二里头类型文化，二里头类型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晋南一带，这与文献传说的"夏墟"方位基本吻合。夏王朝的农业生产，就目前的资料显示，主要是流行旱田耕作技术与习俗，而在夏王朝中心范围之外的其它地区，如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则仍然是流行以水田耕作为主的生产习俗。

从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前后，由商汤建立的商王朝统治了中原大部分地区，其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河北、湖北一带。考古发现的商代文化资料蔚为大观，典型的遗址主要有郑州二里岗、安阳殷墟、河北藁城台西、湖北盘龙城等等。大量的考古实物和甲骨文记录表明，商朝是以经营农业为主的王朝，尽管当时的手工业已很发达，但农业仍然是社会经济命脉。商朝的农业生产，主要是旱田耕作，间或兼营水田耕作，在商朝的南界，即长江流域一带以及其它同时期的南方民族，则主要流行水田耕作的农业生产习俗。

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之前，是由武王始建的西周王朝时期，其势力中心区是陕西、河南，东至山东濒海地区，西抵甘肃，南至湖北、湖南、四川、江西，北达北京、内蒙、辽宁一带。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可以陕西境内的周原、沣镐、宝鸡等遗址为代表，大量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西周时期农业生产水平已相当发达，由王室统一管理的农业生产，除流行旱田耕作术外，也流行水田耕作习俗，《诗·小雅·白华》："滮池北流，浸彼稻田"，便是水稻生产的实例之一。在同时期的南方地区，其生产习俗主要流行水田耕作。

3。农作物和其它栽培动植物在新石器的早期阶段，黄河流域的旱田耕种粮食作物主要是粟（俗称小米，夏商周三代或称稷），磁山、裴李岗遗址均有出土实物，除粟外可能还有黍（俗称大黄米）；华南地区的山地耕种粮食作物，最早可能是芋类、薯类（均未见实物出土）；长江流域的水田耕种是水稻，但稻的种属（籼粳）情况尚不清楚。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流域和其它流行旱田耕作习俗的北方地区，耕种的粮食作物主要是粟、黍，个别地区或亦种植豆、麻、稻、高粱、麦等等；长江流域、华南地区则主要种植水稻，个别地区（如台湾凤鼻头文化）亦兼种粟。至于其它作物种植，综合全国各地的情况，大致有芝麻、蚕豆、薏苡、瓠（葫芦）、菱角、芡实、甜瓜、桃、樱桃、莲藕、栗子、花生、橄榄、枣、油菜、芥菜或白菜等等。其中的薏苡，即现在所称的药玉米或薏仁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发现葫芦的情况，已表明其成为当时较重要的农作物之一，其经济价值基本上可与粟黍稻菽相媲美。

夏王朝的植物栽培情况，考古资料十分阙如，文献记载则有一些线索。

《国语·鲁语》："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

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

《夏小正》："正月。。囿有见韭（韭菜）。。采芸（油菜）。。梅杏杝桃则华。。。三月。。摄桑。。祈麦实。。。四月。。囿有见杏。。。五月。。种黍菽穈，煮梅蓄兰，菽糜。。。八月，剥瓜、元校、剥枣、栗零。。。九月。。荣鞠树麦。。。十有二月。。纳卵蒜。。。"

按《国语·鲁语》的说法，在夏代之前的烈山氏之子柱已能种植百谷百蔬，至夏朝时周人的始祖弃则继承了这种技能，并被人称为后稷，这表明夏朝的种植业是较为发达的。传世的佚名氏《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物候历，在西周至春秋时期杞国一直使用《夏小正》，历史上有人认为它是夏朝历书，但近代多数学者认为它不是夏朝历书，但可能仍然保存有夏代历法的基本面目。如是，《夏小正》中出现的黍菽穈（粟）麦，当是夏朝的主要粮食作物，而梅杏桃瓜枣栗兰桑韭芸蒜等，则是当时种植的果树或蔬菜。此外，据《史记·夏本纪》"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的记载看，夏王朝亦当种植有水稻。

商朝的农作物种类，据文献和殷墟出土甲骨文记载，大致有黍、稷（粟）、麦（大、小麦）、菽（豆）、麻、稻等等。

《尚书·盘庚》："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百亩，越其罔有黍稷。"《铁二四八·一》："癸卯卜，亘贞，我受黍年，二月。"

《前三·三○·三》："庚申卜，贞我受粟年，三月。"

《後上三一·十一》："贞，弗受稻年，二月"。

《佚六五三》："丁未卜，大兄受禾。"

《邺三·四五·七》："庚辰贞，受来（麦）。。。勿受来。"

《粹八八七》："。。亥卜，受来禾。"

商代文化遗址出土的粮食作物实物则有粟、黍、麦、麻、稻等，可与文献和甲骨文记录互证。此外，除粮食作物外，见于文献、甲骨文和出土遗物的植物，还有桃、樱桃、郁李、梅、桑等等。麻（大麻）、桑的种植，主要是用于纺织。

西周时期的农作物情况，与夏、商时期的种植传统差不多，《诗经》等古籍中尤多见有关农作物的记述。

《鲁颂·閟宫》："有稷有黍，有稻有秬。"

《大雅·生民》："艺之荏菽，荏菽旆旆。"

《周颂·思文》："贴我来（小麦）牟（大麦），帝命率育。"

《豳风·七月》："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採荼薪樗，食我农夫"、"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

《豳风·七月》中的鬱即郁李，壶即瓠、葫芦，苴即麻。考古实物所见的西周作物主要是麦、麻、高粱和稻。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出土情况所知，西周时期的农作物主要有黍、稷（粟）、菽（豆）、稻（稌）、大麦（牟）、小麦（来）、麻、郁李、葵、枣、瓜、葫芦、油菜、芜菁、芥菜、白菜、杏、桃、梅等等。此外，并出现了对桑、檀、松、柏、椅、桐、梓、漆、楚、棘、柞、樗等树种的种植。

（二）畜　牧　业畜牧业是"广义农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畜牧业，易言之，便是人工饲养动物的生产或家畜（禽）饲养业。畜指圈养，牧即放牧。

畜牧业是狩（渔）猎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发生与人类的农业生产发明和定居生活密切相关。它弥补了狩猎业不稳定的缺陷，开辟了保障人类肉食来源的新途径，是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一项重要的经济生产活动。

据目前考古发现，中国的畜牧业发生时间迄今已可上溯至距今7000-8000年至1　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饲养家畜（禽）的风气迅速传播发展起来，至夏、商、西周时期畜牧业的生产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鉴于地理环境、族属、时代、生产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中国畜牧业的发生、发展和习俗传播在全国各地是不平衡的，但尽管如此，若以总体情况观察，中国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的畜牧业生产成就仍然是不可低估的，其成就的具体表现主要在于成功地驯化饲养了猪、牛、狗、鸡、羊、马等六畜及其它动物。

1。养猪最早的养猪习俗迄今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至1　万多年前，广西桂林甑皮岩发现的家猪骨骼，是中国现知时间最早的家猪，它表明华南地区的养猪习俗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之初业已出现。浙江河姆渡文化发现的家猪遗骨，则表明长江流域地区至少在距今7000年前便已出现饲养家猪的习俗。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文化发现的家猪，标志了黄河流域尤其是中原地区大约在距今7000-8000年的时期中亦已发生了养猪的习俗。

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养猪的习俗迅速地在全国各地蔓延传播起来。在考古发掘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昙石山文化、陈桥·金兰寺文化等许多遗址和云南元谋犬墩子遗址中，都较普遍、大量地发现了家猪的遗骸。

夏代的养猪情况据文献资料尚无法详明，但据二里头文化已发现家猪骨骼的迹象看，夏代是流行养猪习俗的。

商代的养猪业十分发达。考古发掘的郑州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遗址，均出土有大量的猪骨，甲骨文中也有不少用猪为祭祀牺牲的记录。在殷墟历年发掘的殷代墓葬中，用猪腿骨供享于墓内棺室周围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在发掘出土的商文化骨器中，以猪骨为质料的比例亦相当大。甲骨文的家字，是宝盖头下加一豕（猪）构成，或据此构形认为是在家中祭猪的表示。其实，家字的成形是与商代养猪习俗的流行密切相关的，由于家猪在商人日常生活中的意义非同一般，它既可作为正常肉食、又可用于祭祀和丧葬活动，且饲养的技术难度不是很大，生长的周期也不算很长，故殷商时期大约已发展到家家养猪的程度，是家都养猪，有猪必见家，所以甲骨文的家字由房屋和猪的象形组合成字，是再合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由此可见，养猪的习俗在商代是最为风靡的习俗之一。商代的养猪，从甲骨文的圂字看，已明显表现出是实行圈养的意义。

从陕西沣镐遗址和其它西周遗址或多或少也出土有家猪骸骨和西周金文中常见有猪形的铸铭等现象看，西周时期仍然流行养猪的习俗，并且是使用"执豕于牢"①的圈养办法。

①　《诗·大雅·公刘》。

2。养牛位于长江流域江西万年仙人洞和湖南澧县彭头山、石门皂市等遗址均先后发现了水牛骸骨，倘若这些牛骨可以确定为家养水牛的话，那么，中国饲养水牛的习俗发生便可追溯到距今7000-8000年以前。

距今6000多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已流行饲养水牛的习俗则是确凿无疑的。河姆渡、江苏吴江梅堰、马家浜等遗址出土了较大量的家水牛遗骸，表明长江流域饲养水牛的习俗历史源远流长。南方地区其它遗址发现的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家牛骨，恐怕大都应是水牛，从而表明长江流域的饲养水牛习俗在此时期已较广泛地传播到其它地区。黄河流域流行饲养水牛之俗的文化主要见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和河北、陕西等地龙山文化中，这种习俗大约是从长江流域地区传播而来的。此外，据大汶口和王因遗址出土的家牛骸骨看，当时亦出现了饲养黄牛的习俗。

夏朝继承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养牛传统，这可从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址普遍发现家牛骨的现象中证知，中国古文献有关夏朝养牛习俗的资料十分寡见。《山海经·大荒东经》说："王亥讬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王亥是商先公先王之一，生活在夏朝初年，仆牛即服牛驾牛的意思。这则记述表明夏朝可能已开始出现用牛驾车的习俗，诚然，驾车的牛理所当然是家牛。

商朝的养牛习俗，早在先公先王（夏朝早期）时期便已远近闻名。《世本·作篇》说："王亥作服牛"，与前举《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相应。商王朝建立后，养牛业更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达到了相当高的饲养水平。商代二里岗、殷墟文化遗址发掘出土的家畜骨骼，尤以牛、猪骨为最多，殷墟出土的十几万片甲骨文，其中的骨文，便是用家牛肩胛骨制成的。家牛饲养习俗的流行，与商人的饮食生活、祭祀、丧葬活动中大量用牛密切相关。商人用家牛祭祀祖先的习俗大量见于甲骨文记录中，用于祭祀的牛，动辄数十数百甚至上千，如"■千牛"①、"丁巳卜，争贞，降■千牛，不其降■千牛千人。"②甲骨文中并有商王贵族关心养牛业亲自举行祈牛的祭祀仪式、时常去养牛基地视察养牛情况的记录，如"贞，王往省牛。贞，王勾往省牛"③。此外，甲骨文记载用于祭祀的牛有"幽牛"、"黄牛"、"白牛"、"堇牛"、"物牛"，结合殷墟小屯和苗圃北地遗址曾出土有水牛骨骼的现象可知，商人除了持有养黄牛的技术和习惯外，也流行养水牛的技术和习俗。甲骨文中的幽牛，当即水牛。商人养牛的习俗不仅表现在祭祀上，而且亦表现在塑造铜质或玉、石质的牛形殉葬品上。《尚书·酒诰》中说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则表明商代的养牛业已开始出现为畜力利用的服务效能。

西周时期的考古资料，为西周养牛习俗的存在和盛行提供了物证，古代文献中也不乏西周养牛情况的记载。

《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卯毁》："。。锡汝马十匹、牛十。"

以上记述说明了西周时期养牛和赏赐牛的一般情况。

①　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下辑》5085、5227　等。

②　郭若愚等：《殷墟文字缀合》301。

③　《甲骨文合集》1117b。

据《周礼》所载，西周时期已出现官营的养牛业，地官司徒中牧人属下的"牛人"一职，便是专门负责政府的养牛业，凡是祭祀、飨食、宾射、军事、丧事、会同、军旅、行役等各项事务需要用牛时，均由"牛人"供给。陕西长安普渡村、甘肃兰州西瓜坡■、江苏新沂三里墩、青海都兰诺木洪等地发掘出土的家牛遗骨，陕西长安张家坡、沣西、沣东镐京、宝鸡茹家庄、铜川城关等遗址发现的玉、陶、铜牛塑象等等，均以实物证据的形式证实了西周时期养牛业的盛大规模和养牛习俗的流行。

3。　养马中国新石器时代是否已出现养马的习俗，目前尚不能确切地肯定。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马骨，是考古材料最早的实例。山东历城城子崖、河南汤阴白营、吉林扶余北长岗子、甘肃永靖马家湾、秦魏家、内蒙古包头转龙藏、南京北阴阳营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所发现的马骨，由于都缺乏确凿鉴定为家养的证据，故论者只能据夏商周时期养马业相当发达的情形，暂且推测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000年左右），中国的北方地区当已普遍驯养了家马。

相当于夏朝积年内的二里头类型文化较普遍地发现有马骨遗存，从实物上说明了夏朝已较大量地饲养着家马。《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相土是商代始祖契的孙子，是商代的第三世祖先，其生存年代恰在夏朝年间，乘马是指用马驾车。《荀子·解蔽篇》："乘杜作乘马"，《吕氏春秋·勿躬篇》："乘雅作驾"，乘杜、乘雅都是指相土，夏代初年的商族人已发明用马驾车，用马驾车是养马业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后的产物，商是夏朝的一个封国，故说"相土作乘马"，也等于说夏朝已制作马车和用马来驾车。与此种说法互为补证的还有"奚仲作车"说①，奚仲是夏朝专管制作马车的车官（车正），故车（马车）又相传是他始创制的。马车是家马和木车的结合体，故奚仲制造马车，必须要有大量的家马驾车来作保障，由此可见夏朝的养马业一定十分发达，养马的习俗也一定非常普及和流行。《尚书·甘誓》在叙述夏启征伐有扈氏（当时的方国部落）时说："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这表明在夏王朝的征伐战争中，家马作为当时快速的牵引动力，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上史载情况表明，夏朝的养马业是很发达的，养马的习俗可以说已蔚然成风，用马驾车的畜力利用之俗，也从此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商承夏朝而建立新的王朝，商的先公先王在夏朝的饲养和利用家马事业中已崭露头角，故商汤建国后，为适应生产、生活和军事活动的需要，发展养马业已成为当时社会生产之一宗大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②，养马业的发达与否，是与王朝的军事征伐和祭祀活动的顺利与否密切相关的。"汤乃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③，用300　辆马车投入讨伐夏桀王的战争中，可见其养马业的规模绝非一般。从1935年殷墟第11　次发掘迄今，殷墟范围内已发掘出土数十座马坑和车马合葬坑，马坑是指用于祭祀或殉葬后掩埋马匹的坑，其中尤以1935年殷墟西北冈王陵区发现的内埋37　匹马的大马坑、1978年在武官村北地（同属西北冈王陵区）发掘的30　个祭祀坑中的共117

①　此说见于《左传》、《吕氏春秋》、《世本》、《说文解字》等书。

②　《左传·成公十三年》。

③　《淮南子·本经训》。

匹马等最引人注目，它们显然是殷人用来祭祀先公先王的遗存。车马合葬坑是指将马与车子同葬一处的遗存，车马合葬大多属于殉葬时使用。据甲骨文记载和考古资料，马和马车的使用是商代权力、地位、富贵的象征，在日常生活、生产、军事、祭祀和殉葬活动中，唯有贵族阶层才有条件、有资格享受马和马车使用的待遇。这种用马或马车进行殉祭活动的习俗迄今最早只能上溯至商代晚期的武丁时代。甲骨文有"王畜马才兹■"①的记录，这表明商朝已出现建立马厩即圈养的养马习俗，这种圈养业，其规模宏大，从而为商朝的食用、生产、军事和殉祭利用马匹提供极大的保障。另据甲骨文所载，商朝已发明马匹去势术，同时还出现了专职管理王室马匹饲养的职官"马小正"。

周承商制，在养马习俗的发展上更是如此。考古工作者历年来在甘肃灵台白草坡、陕西长安普渡村、张家坡、扶风黄堆、武功黄家河、长安镐京、北京琉璃河、青海都兰诺木洪、新疆巴里坤石人子乡、南湾、兰洲湾等处先后发掘出西周的马骨遗存，这表明西周的养马习俗的分布有着较广的范围。古代文献中有不少反映西周养马业习俗流行的记载，其中尤以《诗经》为最。如《小雅·六月》："戎车既饬，四牡骙骙"。《小雅·鸳鸯》："乘马在厩，摧之秣之"。等等。《诗经》中出现诸多与马相关的描述，是当时养马业发达、养马习俗流行的直接表明，从中我们可看到驰骋疆场、民间喂养、马厩圈养等等具体而生动的养马、用马片断。

《前汉书·刑法志》说西周时期的百乘之家（乡大夫一级）有"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千乘之家（诸侯级）有"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万乘之主（天子）有"戎马四万匹，兵车方乘"，此足见当时养马的规模和重要意义。

《周礼》一书则记述有西周时期官营养马机构设置和职官的情况，其中的"校人"、"牧师"、"圉师"、"廋人"、"趣马"、"巫马"等职官是分别负责马的放牧、饲养、调教、乘御、保健的。如此细致的专业分工，实是养马业发达的标志。此外，《周礼》中亦出现"中春通淫"、"攻特"、"佚特"、"执驹"等术语，这说明周人已掌握马的匹配、去势、分群放牧等繁育技术。

此外，除了以上各种利用外，西周时期的马和马车，经考古发掘证实，也是属于一种高级的奢侈品；能够乘用马车的也大多是贵族阶层，贵族们在生前乘用马车以显耀权贵，死后同样沿袭商朝贵族的传统；"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①，用马和马车殉葬，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大批西周车马坑的事实，证实了马车殉葬的习俗在西周时期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4。养狗从世界人类发展史的总体情况看，养狗的习俗可能渊源甚早，大约在旧石器时代的狩猎生产中，作为狩猎的最佳助手，狗已开始步入被驯养的行列，故狗应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动物之一，而养狗习俗也应当是畜牧业中发生最早的生产习俗之一。

中国的家狗遗骨，迄今在河南、河北、陕西、山东、山西、湖南、湖北、辽宁、内蒙、安徽、江苏、上海、福建、台湾等省份内的20　多处新石器时代

①　胡厚宣：《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521、522。

①　《墨子·节葬》。

遗址均有发现，遗骨的年代最早可达距今7000-8000年，如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均发现了家狗骨骼。这种现象表明，在中国整个新石器时代中，养狗的习俗在南、北方地区都是十分风行的。有关夏朝养狗的习俗，目前在文献记述和考古发掘中可资验证的材料都不太多，二里头文化遗址曾发现有陶塑家狗的实物和殉狗的墓例，说明夏代也是存在养狗习俗的。从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均十分盛行养狗的情况分析，夏代的养狗习俗也应该是较为流行的。

商朝的养狗习俗，在考古材料中表现得尤为鲜明，以郑州二里岗、安阳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文化遗址，均发现有大量的家犬骨骼。在商代的墓葬（尤其是晚期墓葬）中，用狗作殉兽的习俗十分流行。殷墟历年来发掘的殷代墓葬，不管是贵族或平民墓，多半见有在棺底（腰坑）或棺面（二层台）上下殉葬家狗的现象，江苏铜山丘湾发掘的社祭遗存中也发现用较多的狗来祭祀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商代养狗习俗的风行，是与日常生活之需（如食用和利用家狗作防卫）和殉葬、祭祀之风密切相关的。甲骨文中也有不少用狗作祭牲的记录。如"其宁风，三羊、三犬、三豕"；"。■贞，尞于东五犬五羊五豕"；"丁巳卜，又尞于父丁百犬百豕卯百牛"。这表明家狗在商朝人心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物质和精神利用价值。

在考古发掘中，陕西长安镐京、大原、张家坡、普渡村、湖北均县朱家台等遗址均发现有家狗遗骨，陕西一带发现的西周墓葬，也大多见有用狗殉葬的现象。《周礼·秋官·司寇》专设有"犬人"之职官，其职责是掌握调配供祭祀用的犬牲，并负责选择相好狗种和牵养家狗。这些情况表明，商代的养狗、殉狗习俗至西周时期仍然十分流行。

5。养羊中国养羊的习俗史迄今可上溯至7000年上下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安徽定远侯家寨、沈阳新乐文化均发现了家羊遗骨，裴李岗文化遗址也出土过陶塑羊头。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河姆渡文化以及云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普遍发现有家羊骨胳或家羊雕塑品。这些现象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南北方地区均先后流行有养羊的习俗。

《夏小正》说："二月，。初俊羔"、"三月。■羊"。初俊羔是指饲养小羊，■羊是指分别羊群牝牡。在考古发掘的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址中，也普遍发现有家羊骨胳或羊的雕塑品。这些现象表明，夏朝是流行养羊习俗的。商朝的养羊习俗应该说是最为普及流行的。据考古发掘的商代甲骨文和其它遗物情况可知，商朝人在食用、殉葬、祭祀活动中均少不了羊。从甲骨文的牧字既从牛旁也从羊旁的迹象看，其养羊的盛况与牛不相上下。可能是由于羊的温顺性格，商朝人对羊似乎也是情有独钟，在诸多的铜、玉、石、骨等艺术品上，都不乏羊的尊容。此外，在与商朝国土相邻的不少民族或部落，都是以牧羊为生的，如甲骨文常提到的羌族（人），便是一以牧羊为主的民族，这表明在商王朝时期，养羊的习俗在畿内（王畿）域外都是盛行的。《史记·周本纪》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为帝喾元妃"，《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姜嫄是周始祖后稷之母，其姓从羊女，表明其本是牧羊人部落或以羊为图腾的氏族部落民的后裔，故西周的养羊习俗，本身就有其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西周立国后，养羊习俗更是风靡王朝内外，从而为食用和其它利用家羊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保障。陕西长安普渡村、大原村、青海都兰诺木洪等地考古发掘的家羊骨，为了解西周的养羊习俗情况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实物证据。《诗经》等古代文献中泛见羊的描述，使我们有幸目睹到一幅幅养羊、用羊的生动图景。《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的介绍，使我们知晓了当时牧羊的每一羊群已达到了300　只羊的规模。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上，也常见有以羊为主体的族徽，这也是养羊习俗的具体反映。总而言之，西周时期养羊业，除了以牧养、食用的方式表达其盛况外，同时亦以丧葬、祭祀利用的方式表达养羊习俗流行的重要意义。

6。养鸡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磁山和北辛等文化遗址，均出土有家鸡的遗骸，这说明家鸡的饲养迄今至少可上溯到距今8000年前左右，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家鸡饲养的最早记录。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宝鸡北首岭遗址以及长江流域华南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等均发现了家鸡遗骸或塑像，这些现象说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家鸡饲养习俗已具有相当普遍的流行性。

《夏小正》说："正月。。鸡桴粥"。鸡桴粥意思是鸡下蛋。这则记述说明夏代是存在养鸡的习俗的。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鸡的象形字，商周甲骨文、金文的彝字，均是双手捧鸡的象形，彝字的象形体，郭沫若先生曾认为是透露了"用鸡祭祀的痕迹"①，由于商代人经常用鸡来作为祭禽，故捧鸡行祭的彝字便成为青铜礼器的总称，如金文中的"宝尊彝"等。在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中，也有鸡骨的出土，用鸡祭祀的实例和用鸡腿供奠于墓内的现象也有所发现。以上情况表明，商朝是流行着养鸡习俗的。

西周时期的养鸡习俗，可从《周礼》、《诗经》等古文献的记载中窥见一斑。《周礼》的春官设有鸡人一职，专门负责掌握管家鸡祭祀和报晓事宜，如《周礼·春官·鸡人》："鸡人，掌共鸡牲，辨其物。。凡国事为朝，则告之时"的记述，清楚地阐明了鸡人的职责。《诗·王风·君子于役》亦有"鸡棲于埘"、"鸡棲于桀"的诗句。以上记述表明，西周的养鸡习俗是颇为流行的。

7。养鸭鸭，古称鹜或家凫、舒凫，后因其"呷呷"的鸣叫声，故改称鸭。或认为甲骨文中未见鸭字，但从安阳殷墟已发现的石、玉制作鸭形雕塑品看，其形与甲骨文中的■（学者或释为鸟字）字酷似，推测此字是鸭字的原形，据形体可隶定为凫字，商朝人尚处在刚刚驯养野凫的阶段，故将已驯养成功家鸭也称作凫，这是自在情理之中的。因而，甲骨文的凫字实应是鸭字的原形。结合河南辉县琉璃阁也发现有铜鸭的现象看，商代至迟在中晚期已出现养鸭的习俗。

从辽宁凌源考古发掘有西周时期的鸭形铜尊、江苏句容浮山果园出土的西周陶罐中装有鸭蛋等现象看，养鸭的习俗在西周时期亦有一定的流行和发展。

8。养鹅

①　郭沫若：《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27　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鹅，古称舒雁。商代甲骨文中尚未见可确认的鹅或雁字，但从殷墟妇好墓已发现玉鹅形雕塑品的情况看，推测商代可能已出现饲养家鹅的习俗。传世铜器中有一件青铜鹅尊①，从其造型和风格看，当是西周时期作品。结合《周礼·大宗伯》、《仪礼·士相见》等古籍中关于"雁"、"舒雁"的记载，推测西周时期也流行有养鹅的习俗。

9。养鹿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乃至夏朝，鹿一直是古人类最重要、最惯常的狩猎对象之一，到了商代鹿更是王公贵族重要的田猎对象，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很多获鹿的记录，在商代遗址发掘中，也发现大量的鹿骨、角，并发现一些雕刻栩栩如生的鹿形雕塑品。联系到甲骨文中已出现很多以鹿或麋为偏旁成字的现象分析，推测商朝人在经常性的、规模宏大的狩鹿活动中，通过设陷阱等办法，已开始将活捉的鹿类动物进行非繁殖性的饲养，从而为食鹿肉，用鹿骨、角制作器物提供一定的保障，开创圈养野生鹿类动物习俗的历史。

《诗经·大雅·灵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这段记述说的是周天子在灵囿养鹿取乐的事，囿通常是指菜园、苗圃和畜养动物的场所。显然，周天子灵囿养鹿的故事说明人工养鹿的习俗在西周时期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流行。

10。养象象曾是商朝以前人类的重要狩猎对象。《论衡·书虚》："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舜生活的年代相当于原始社会晚期，舜死，民用象来耕田以示报祐舜。这则记述暗示养象役象的习俗很可能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南方地区业已发生。在商朝的势力范围内，当时仍生息有野生象，故狩猎大象也是商朝王公贵族田猎活动一项重要的内容。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一些获象、■象、省象、令象的记录，获象是猎获大象，■象是赏锡大象，省象则是巡看大象，尤如省牛，令象则是驯令大象，甲骨文的为字，是用手牵着象鼻驾驭大象的象形兼会意字。据省象、令象和为字的构成情况看，商代晚期在狩猎的基础上，已开始建立畜养象的场所（省象），并逐步驯化、驾驭大象，正因为这种养象习俗的发生和发展，才导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①的后果。殷墟发掘的埋有象和象奴的象坑，殷墟薛家庄三号墓出土青铜鼎、觚、爵上发现的"执象"、"象"的铭文，都证实了商朝人驯驭象（服象）的习俗的存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一对圆雕玉象，刻划极其精细生动，这两件精湛的玉雕艺术品，显然也是商朝人对象的熟悉（尤其是在养象习俗的影响下）或曾经相伴生活的结晶。

11。养猴在殷墟考古发掘中曾发现过猴骨，1976年发掘殷墟妇好墓时也发现了一件圆雕玉猴，猴的形态非常生动有趣：蹲坐，仰面朝天，圆眼大鼻呈人面形，前肢上拱，后腿平撑，短尾压于臀后，脊背踡隆，宛如一副正在与人耍戏的神态。根据玉猴形神的细致刻划情况，推测商朝晚期的殷王室中已出现以娱乐为主的养猴、耍猴的习俗。

12。养熊

①　客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

①　《吕氏春秋·古乐篇》。

在殷墟考古发掘中也出土过一些熊骨，甲骨文中也有猎熊的记录。殷墟妇好墓发现三件圆雕、一件浮雕的玉熊，熊的姿态均作抱膝蹲坐状，不是野生奔走状态，从刻划的形态特征看，这些也似乎都是幼熊塑象，故据此推测商晚期的殷王室中除了饲养鹿、象、猴等野生动物外，恐怕还有玩养幼熊习俗的存在。

（三）手　工　业手工业简言之便是手工制作业。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手工业亦应区分为"广义手工业"和"狭义手工业"。前者包括人类所有用手工制作器物的生产劳动，后者则指已经出现社会分工、手工生产劳动并成专业的生产部门的手工生产业。"广义手工业"源远流长，它贯穿在人类发展史的全过程中，从人类制造第一件石器开始，广义手工业便宣告诞生，广义手工业的诞生也同时成为人类诞生的标志。中国广义手工业的发生迄今可追溯到距今约200万年的元谋人时期。"狭义手工业"是现代学者流行的概念，通常是将石器制作业排除在外，专指陶、木、竹、铜、玉、骨、纺织等行业。本书使用的手工业概念均指"广义手工业"。从远古至夏商周三代的"广义手工业"内容大约包含石、木、陶、玉、骨角、牙、介壳、铜、铁器等制作业和纺织业，从习俗学的角度而言，这些手工业事实上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生产习俗。1。石器制作在云南元谋人和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发现的打制石器，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中所见的最早的石器，其标志了中国打制石器习俗的发生迄今至少可上溯到距今100　万年至200　万年。

打制石器习俗是石器生产习俗中发生最早的习俗，中国打制石器习俗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而这种习俗的最昌盛、最流行时代则是整个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后，尽管磨制石器习俗已非常流行，但打制石器工艺和习俗仍未间断，所不同的是，此时期的打制石器工艺与习俗已成为磨制石器习俗的一个过程或附庸。到了夏商周时期，标准的打制石器已难觅踪迹。

中国磨制石器的习俗，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已有近1　万年的历史。从早期到晚期的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是磨制石器习俗由初兴向渐盛和风靡至极发展传播的时代。夏商周三代，虽然铜器制作工艺和习俗获得了迅速空前的传播发展，但传统的更具实效的磨制石器习俗在手工业生产中仍然占有不可取代的魅力。

中国的细石器生产习俗，大约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3　万年左右至15000年左右的山西朔县峙峪、阳原虎头梁、沁水下川等遗址首开细石器生产习俗的先河。到了距今14000年而后至1　万年左右的中石器时代，细石器的生产工艺开始走向成熟，细石器这种特殊的生产习俗也随之成为中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以陕西大荔沙苑、河南许昌灵井、山东临沂凤凰岭等为代表的中石器时代遗存，便是流行细石器生产习俗的典型代表。到了新石器时代，这种生产习俗仍然可见到在全国许多遗址流行延续的踪迹，在夏商时期中也偶尔能见到这种习俗的孑遗。

2。木（漆）器非洲的坦葛尼湖南端卡兰博瀑布附近，曾发现一批保存完好的属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经加工成单尖或双尖的木棒和短木锥①，英国的克拉克当和萨克郡的来灵根也各发现一件旧石器时代的木矛头②。这些出土现象表明，在世界史上，制造和使用木器工具的历史十分古老。木器工具的前身是未经人类加工的原木棒（树干、枝等），腊玛古猿，南方古猿时期的猿类，大约已凭本能学会了利用和使用原木棒，当最早的石器制作促使猿变为人后，利用石器加工制作木器和使用木器生产工具的习俗也随之应运而生，故生产木器和利用木器进行生产的出现时间可能仅次于打制石器习俗的发生。

中国目前尚未发现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木器实物，这大致与木器的不易保存原因有关。但没有这种实物例子的发现，并不等于中国旧石器时代就不存在生产木器和使用木器的习俗。从实验考古学的角度看，旧石器时代的木器工具主要是利用打制的石片或刮削器加工而成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所有遗址发现的打制石片或刮削器都十分大量，这种现象说明，从早期至晚期的整个中国旧石器时代，是存在生产和使用简单的木器工具的习俗的。这种简单的木器工具，具体而言，便是适应当时采集和狩猎经济的经用石器加工削尖一端的木棍、棒。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从考古现状来看，也大体上是继承和持续着这种制造和使用木器的传统习俗。

到了距今6000多年至4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浙江余姚河姆渡、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余杭反山、瑶山、庙前、宁波慈湖、江苏常州圩墩、吴江梅堰、溧阳洋渚、吴县澄湖古井、台湾台北芝山岩、山西襄汾陶寺等遗址均发掘出土有数量不一的确凿的木器实物，木器实物的种类除了各种不同的生产工具外，尚有各种不同的生活器类。这些木器实物的出土，无疑为我们认识洞察新石器时代的制作和使用木器习俗的具体内容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发掘出土的绝大部分石制生产工具，尤其是那些带穿孔的工具，据民族学资料所示，大多要与木柄结合加固方能应用于劳动生产中，故该时代除了存在木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器外，事实上也存在大量的经加工的木质器柄或器把。此外，河姆渡遗址曾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其外表残存薄薄的朱红色涂料层，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涂料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它说明中国在木器上髹漆的工艺习俗早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长江流域下游地区便已发生。《易·系辞下》："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本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类似的传说亦见于《世本·作篇》、《白虎通》、《拾遗记》等书。将这些传说验之考古学资料，不难看出，这显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木器制作业的具体写照。考古学与文献记载的相吻，进一步说明木器制作和使用的习俗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曾十分盛行。

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木耒痕迹、漆觚、鼓、缽等用器和木棺葬具等，明确表明夏王朝时期也是盛行制作、使用木漆器习俗的。《韩非子·五蠹》："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史记·夏本纪》说禹治洪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音jú　）　"，《庄子·天下》说："禹亲自操橐（tuó）耜"，禹所乘的车、船、橇、■和操持的耒臿耜，均是木制品，《韩非子·十过》："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指的则是木漆器。禹为夏启之父亲，禹时的木（漆）器制作和使用都已到达这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工》中译本第249　页。

②　奥克莱：《旧石器时代文化》，周明镇译本，第13　页。

个水平，那么，夏启立国和整个夏王朝时期，盛行木（漆）器生产和应用习俗的详情就不言而喻了。

商和西周王朝的木漆器生产和应用习俗，除了继续体现在制作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器之外，其更重要的还在于体现在制作交通工具（马车、牛车、船等）和棺、槨葬具上。

3。陶器制作陶器制作是人类社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发明和进步，烧造陶器习俗的最初出现通常又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陶器在考古学的断代和文化对比上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作用，故其又被考古工作者誉为考古学（尤其是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标兵。

中国陶器制作技术或习俗的起源，迄今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发现的陶片，是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陶器制品，距今大约已有8000　至1　万年左右的历史，这种现象表明，中国烧造陶器的习俗史至迟在距今1　万年前后便已在华南地区发生。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目前所知最早的使用陶器的遗址是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它们说明该地区的制陶历史至少也有近8000年之久。长江中下游地区据湖南澧县彭头山、石门皂市、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情况看，其制陶的习俗也在距今6000-9000年时期出现。

中国古文献记载的一些陶器发明事宜，实际上应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制陶习俗出现的早期阶段的一个描写。如《周书》："神农耕而作陶"、《世本·作篇》："昆吾作陶"、《吕氏春秋》："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周礼·考工记》："有虞氏上陶"等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制陶业主要盛行制作泥质和夹砂的红（砖红色）陶器。

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制陶的技术迅速提高，制陶的习俗更是在全国各地普遍传播发展开来，使陶器的制作逐渐成为新石器时代最大规模、最具影响力和最呈专业化的手工生产业。新石器时代中期陶器制作主要流行泥质和夹砂的器表施饰红、黑或白彩的"彩陶"，晚期则主要流行泥质和夹砂的灰陶、黑陶和蛋壳陶等。

从夏代始，中国社会进入了文明国家阶段，据相当于此时期的二里头类型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看，尽管手工业中已出现了青铜制造业，但制陶的习俗仍然左右着夏朝手工业的潮流，流行陶器主要是夹砂和泥质的灰陶。同样，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制铜业虽已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但仍不可能取代或阻挠制陶业的存在与发展，制陶的生产习俗仍旧在全社会中普遍风行。据考古资料，商周制陶业除继承以往的制陶传统外，还出现了白陶和釉陶的生产工艺，制作白陶器的习俗主要见于商朝，制作釉陶的习俗则在商代与西周均有所流行，釉陶又被称为原始瓷，它为后来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白陶与釉陶的生产习俗，可视作是商代、西周时期制陶习俗内容的一个新的重要的发展和进步。

4。玉器制作许慎《说文解字》说："玉，石之美有五德者。"现代地质学知识告诉我们，玉分硬、软两种，硬玉即矿物中辉石的一种，主要成份是硅酸钠和硅酸铝，硬度在7　以上、比重3.3，如翡翠等；软玉是矿物中角闪石的一种，主要成份是硅酸钙，硬度在6-6.5，比重2.9-3.1，如碧玉或青玉、白玉等。古人所称的玉，基本上是属软玉。考古发掘出土西周及前此时代的玉器，都属软玉范畴。

中国制玉工艺和习俗的发生，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玉璜、玦、管、珠等遗物，标志了中国制玉工艺和习俗的兴起迄今至少可上溯到距今6000多年前。自此而后，黄河流域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华南地区的石峡文化都明显盛行着制玉的工艺和习俗。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制玉、用玉风气的发生与发展，为夏商周三代玉作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有关夏朝制玉工艺和习俗的流行，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已有所反映。

《帝王世纪》："（禹）至于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亦有万国。"

《史记·殷本纪》："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俘厥宝玉。"《淮南子·说山训》："咼（和）氏之壁，夏后氏之璜。"

《淮南子·精神训》："夫夏后氏之璜者，匣匮而藏之，宝之至也。"

禹时"执玉帛者万国"的记述已足以表明，夏朝玉器制作业相当发达，制玉的习俗十分流行和普及，玉器更是成为财富、礼品和信物的象征物之一。"夏后氏之璜"的记述则表明，夏朝不仅盛行制玉，而且所制的玉璜遐迩闻名，堪与其后时代的"和氏壁"相提并论，是先秦时期人们梦寐以求的宝玉之一。

在二里头文化遗址经考古发掘出土的较大量、较精美的玉饰品，进一步证实了夏朝崇尚流行玉器生产和应用习俗的文献传说。

商朝的制玉行业的发达程度和习俗流行的程度可以说比夏朝有过之无不及。玉器是商朝奴隶主贵族十分珍视的贵重礼器和装饰品之一。以郑州二里岗、安阳殷墟为代表的商文化，迄今已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玉器实物，充分说明了商朝玉作业的发达和尚玉习俗的流行。商朝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除了生前佩带玉器以显示权力、财富和华美外，还流行将玉器作为祭祀品和殉葬品的习俗，仅殷墟妇好墓一墓就殉葬有玉器755　件，以此足见商代殉玉在贵族阶层中之重要作用。殷墟发掘的数以千计的平民墓，殉玉的墓也为数不少，说明殉玉的风气在殷代全社会中都是风行的。商代的制玉工艺水平，尤其是到了晚期的殷墟文化时期，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妇好墓中出土的各种人形、动物形线雕、浮雕和圆雕作品，刻划细腻、雕琢适度、比例匀称、构思巧妙、刀法娴熟流畅，给人一种玲珑华贵、栩栩如生、美不胜收的观感，堪称商朝制玉的杰出代表。《尚书·盘庚》："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周书·世俘》："商王纣取天智玉琰■身，厚以自焚。。焚玉四千。。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此两则记述从文献学的角度证实了商朝制玉和用玉习俗的流行盛况。

西周时期制玉的风气也十分盛行，考古发掘的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曾发现玉器数百件，陕西宝鸡茹家庄墓地也发现大量的西周玉器，据统计，仅茹家庄一、二号墓出土的玉石器就达1300　多件，加上其它地区历年发掘发现的玉器，其数便可谓数不胜数。如此大量的西周玉器出土，表明了当时制玉业的发达和普及。据文献记载，西周的制玉、用玉已形成一定的礼俗制度，《大戴礼·保傅篇》："下车以佩玉为度，上有双衡，下有双璜衡牙，玭珠以纳其间，琚瑀以杂之，"《诗·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束之，杂佩以赠之"、《诗·小雅·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这些都是表示成套佩玉的记载。《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这则是介绍以玉区别身份地位的记述。《尚书·金滕》："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这是说周公用玉璧、圭祭祀周先公先王的事。由此可知，周代的玉器制作习俗已出现渗透到属意识形态的礼仪制度中的趋向。

5。骨、角、牙器制作骨、角、牙器制作之俗发生时间很早，流行时间也相当长。骨是利用动物的身躯骨架、角是利用有角动物的角、牙是利用个别动物的牙等来制作器物。

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曾发现了一件步氏真梳鹿的头盖骨，上面保存了左右两段鹿角，其中左角的一段上，有明显的切割痕迹，切痕的横断面呈"V"形，可能是制作角工具而留下的痕迹，从而开创了中国远古人类制作骨角器的先河，表明中国的制作骨、角器习俗可能渊源于距今约100　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北京猿人遗址曾出土有尖形或刀形的骨器工具，另见骨砧、角锤和用鹿头盖骨加工而成的"水瓢"，这是迄今最早的骨角器实物，距今至少已有30-70　万年左有的历史。中国早期制作骨、角器习俗的实例尚有如次几个：山西侯马南梁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发现骨角器28　件，其中16　件是骨器，包括锥状器1　件、尖状器14　件、刮削器1　件，南梁遗址属丁村文化类型；同一时期的北京新洞人遗存，发现磨制骨片两件，是中国迄今最早的磨制骨器；宁夏灵武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磨制骨锥一件；同时期的山西朔县峙峪发现打制骨尖状器和骨片，河北阳原虎头梁发现鸟骨制成的珠饰、辽宁营口金牛山上层出土亚腰形穿孔骨器和经打琢粗磨的骨锥各一件，湖南桂阳木墟岩■洞发现磨制刻纹骨锥一件，四川资阳人遗址出土刮制的三棱形骨锥一件，吉林榆树人遗址也报道发现有骨器，北京山顶洞人发现的骨角牙器有骨针、磨光鹿角和下颚骨、穿孔青鱼眼骨饰、刻纹鸟骨管和穿孔兽牙。以上骨、角、牙器的发现情况说明，从旧石器中期始到晚期，中国制骨、角、牙器的习俗不仅业已发生，而且已逐渐普及流行，并发展出打制、琢磨、刮削、磨制、刻雕、穿孔等多种加工习俗，为新石器时代以后这种生产习俗的大发展、大普及奠定了基础。

北京"东胡林人"墓葬中发现的骨镯，距今已有约1　万年左右的历史。

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山东沿海地区、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都毫不例外地发现骨、角、牙器制品，说明骨、角、牙器的生产习俗在当时已相当流行。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窑文化、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石峡文化、卡若文化、昙石山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为代表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均普遍流行生产骨、角、牙器的习俗。尤其是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大量骨、角、牙器的出现和制作工艺的复杂、精湛，如圆雕工艺的出现，说明了新石器时代骨、角、牙制作业的兴盛，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骨、角、牙器的工艺的最高水平。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骨、角、牙制品，除了大量的生产工具外，还有种类繁多的装饰用品和早期的卜骨生产。此外，大汶口文化发现的象牙筒、梳，河姆渡文化发现的象牙器，标志了中国象牙器的生产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象牙器的生产习俗发生恐怕可上溯到更早的时期。中新石器时代的象牙生产业，无疑为夏、商、周时期象牙制作工艺的发展、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考古发掘，在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址，除发现大量的骨器、角器外，尚发现大量的骨器半成品、骨料以及卜骨和象牙器。这种情况说明，夏王朝纪年时期内的骨、角、牙制作业是相当发达的。骨、角、牙器的生产习俗对夏代的社会生产经济的发展予以重要的影响。《史记·孔子世家》说："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从此则记述看，夏禹时已存在用骨节制作车饰的习俗，与考古材料显示的夏代制骨习俗基本吻合。

商朝的制骨、角、牙器的生产习俗在考古发掘中表现得更为突出。郑州紫荆山、殷墟北辛庄、大司空村等地制骨作坊的发现，郑州二里岗、殷墟文化时期的诸遗址、墓葬中发现的大量骨、角、牙器制品和半成品、废料等，殷墟十几万片有字卜骨和其它难以统计的无字卜骨的发现，充分说明商代这种手工行业的发达、兴盛是前此时代无法比拟的。仅以安阳殷墟发掘的几个例子，便足以表明商代骨、角、牙器制作业的洋洋大观。如1958-1961年在安阳殷墟苗圃北地、梅园庄、北辛庄、小屯西地、白家坟等遗址，发掘出土骨器1439　件、角器27　件、牙器5　件；1976年发掘的殷墟妇好墓，随葬骨器564　件、象牙器3　件。其中妇好墓出土的两件象牙杯，为以往出土所罕见，其器形设计的巧妙新颖，雕工的精细流畅，代表了商代象牙器制作的最高水平。联系郑州二里岗墓葬出土的象牙觚的现象看，商朝的牙器生产亦开辟了容器制作的新工艺、新途径，创行了象牙容器制作的新习俗。

西周时期骨、角、牙器制作习俗的流行，在考古发掘中有很强烈的反映。陕西歧山凤雏（即周原）西周建筑基址1977年发现300　多件卜骨（包括带字的）；扶风云塘、沣西张家坡、曹家寨等处均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制骨作坊遗址，出土大量的骨料、半成品和成品；其它西周时期遗址、骨器出土的记录屡见不鲜；尤其是在西周墓葬，随葬骨、角、牙器已成为一种时髦。这种种迹象说明，西周时期的骨、角、牙器制作习俗是相当盛行的，制作的工艺水平也达到一定的高度。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发现的象牙雕刻片饰，表明这种工艺生产习俗在西周时期尚在持续发展。辛村墓出土的觽（角制的佩饰），《周礼·考工记·弓人》记载的以角制作弓的事宜，《诗·小雅·角弓》"骍骍角弓，翩其反矣"的记述，则表明西周时期角制工艺和习俗的巧用其材和独出心裁的发展。

6。介壳器制作介壳器是指蚌蛤壳、龟甲、蛋壳类制成的器物。

山西新绛县三家店发现的一件"蚌制品"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介壳制品，其时代在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五万年以前。宁夏灵武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曾发现用鸵鸟蛋皮磨制而成的圆形穿孔饰片，皮片并染成红色；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发现穿孔蛤壳，鸵鸟蛋皮扁珠；北京山顶洞人遗址发现有海蚶壳（亦写成蚌壳）饰。这些发现表明，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介壳器的生产制作已逐渐蔚然成风。

北京"东胡林人"墓中发现的蚌饰，是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最早的介壳器制品之一，与其时代差不多的华南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如广东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翁源青塘等遗址均发现了诸如蚌刀之类的蚌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长江流域地区的新石器早期文化目前尚未见到介壳器制品。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至晚期，象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黄河、长江流域的绝大多数遗址，都不同程度地流行有介壳器制作的习俗。广东、广西、福建等沿海地区的遗址，尤其是贝丘遗址，更可视作是盛行介壳器制作习俗的突出代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介壳器制作，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和装饰品上。

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和西周时期的考古遗址与墓葬，除毫不例外地发现较大量的生产工具、装饰品等介壳器外，尚以发现较大量用于占卜的龟甲片而区别于前此时期。这些现象说明，夏商周三代介壳器的制作、利用习俗不仅十分流行，而且发展出新的内容。

7。铜器制作铜器制作经历了利用自然铜锻打成器和利用加温冶炼天然铜矿石提炼块铜或铜汁锻铸成器两个阶段。在大自然中存在自然铜和天然铜矿石，发现利用自然铜的习俗比冶铜制器习俗发生要早得多。在小亚细亚的阿里喀什、查塔尔萤克、苏贝尔特等遗址零星发现的属公元前5800年到公元前7000年时期的铜珠和铜丝等，是世界上迄今最早的自然铜块利用记录。它们表明人类制作自然铜铜器的习俗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发生。小亚细亚锡亚尔克、安瑙、埃及巴达里、普雷迪纳斯蒂克、叙利亚布拉克等遗址发现的铜针、锥、刀、矛头、斧和薄片等，是世界上迄今最早的冶铜制品，距今至少已有6000年至7000多年的历史。就现有资料看，中国境内的生产工具及装饰品制作从使用非金属材料到使用金属材料的历史性转变，大约发生于公元前30世纪，即距今约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至舜的五帝时代。中国目前最早的铜器实物之一是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1973年出土的黄铜圆薄片，但学术界对这一发现尚存争议。如果这一发现能得到确认，那么，中国冶金（铜）技术的萌芽便可上溯到距今6000多年前。按公认的事实，山东胶县三里河、牟平照格庄、甘肃东乡林家、永登蒋家坪、武威娘娘台、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广河齐家坪、内蒙伊金霍洛旗朱开沟、河北唐山大城山、青海贵南朶\马台、山西襄汾陶寺、甘肃玉门火烧沟和夏家店文化（内蒙、河北等地）等发现的铜器制品，均属于迄今中国最早时期的铜器制品。在这些铜器制品中，既有红铜（自然铜）、锡青铜、铅青铜、也有黄铜。这种现象表明，从公元前3000多年至公元前1500年期间，中国铜器的制作正处在一个继续利用天然纯铜，开发合金青铜的过渡阶段，在此之前，很可能还存在一个更为原始的局限于利用自然铜的时期，故中国铜器制作习俗的发生可能是比较早的。

《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类似的记述亦见于《墨子》、《越绝书》、《史记》、《汉书》、《管子》、《山海经》等文献中。

中国先秦时代一般泛称金属器为金，文献记述提到的金，多是指铜。说禹时已用铜铸鼎，目前尚缺乏考古学证据，但禹和整个夏朝已流行铜器制作习俗，则已为考古学所证实。

相当于夏代积年的二里头文化，考古发现出土了坩埚片、铜渣和陶范，证实了夏启时"折金于山川而陶铸"的铸铜史实；铜爵、斝、鼎的出土，说明了当时容器制作工艺和习俗已经发生；铜兵器发现也证实"以铜为兵"的生产习俗，较大量的铜器工具的出土，则表明当时铜器制作尚是以工具类及其它小型单范器为主。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铜器均是青铜器，这表明合金青铜器制作习俗至夏代已获得迅速的发展。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青铜爵、斝、鼎，是中国迄今最早的青铜容器，它表明中国早期的铜器制作，至此已从单范的工具铸作迈进多范合铸的水平阶段。多范合铸的制铜新工艺和习俗，开了商代、西周时期青铜酒礼器的先河，合金青铜的流行更奠定了商周铜器文化大发展的基础。

商朝盛行铜器制作的习俗，与前代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以考古发掘的现状看，就足以说明商代制铜业的发达乃至盛况空前的技术水平和流行的程度。以二里岗、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代文化遗址，已出土数以千计的青铜容器以及数不胜数的青铜兵器或工具、饰品等。如殷墟妇好墓，一墓内便随葬青铜器468　件，其中作为礼器象征的青铜容器所占比例最大，共发现210　件，次为武器，有134　件，其余均为工具、饰品等，且体现在容器制作上的工艺水平相当高超娴熟。妇好墓大量青铜器的随葬，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商代青铜制作业的盛大规模和偏重容器制作的趋向，更显示和代表了商代铜器制作技术的最高水平和潮流。郑州紫荆山、南关外、殷墟苗圃北地铸铜作坊址的揭露，说明商代铜器制作业已基本步入一个专业化宫营的阶段。大量的有铭文铜器的出现，则表明制作带文字的铜器习俗，在商代业已发生并获得初步的流行发展。

周承商制，在铜器制作习俗的流传和推广上尤为如此。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水平和普及程度，可以说是与商朝不相上下。在历年来陕西周原、丰镐、宝鸡地区、河南洛阳地区、北京房山琉璃河、昌平白浮村、辽宁凌源马厂沟、喀左、江苏丹徒、安徽屯溪和湖熟文化等西周墓葬和窖藏中，发现的铜器数量洋洋大观。尤其是有铭铜器的流行和铸、刻铭水平，则较商朝有过之无不及。

8。铁器制作铁器制作应包含陨铁制品和冶铁制品两类。前者是直接利用天然陨铁锻打成器，后者是通过人工冶炼铁矿石浇铸或锻打成器的。西亚格尔策（Ger

eh）、乌尔（Ur）遗址出土的陨铁珠和匕首，是世界上迄今最早的陨铁制品，距今已有5000年左右的历史。小亚细亚特洛伊发现的铁器，是公元前约2300年左右的产品，这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冶铁制品。已知中国最早的铁器制品，是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遗址出土的铁刃铜钺，经鉴定两器的铁刃均属陨铁，由此而知，中国陨铁制器的习俗至迟在商朝便已发生。新疆哈密等地发现的一些以块炼铁为原料制作的铁器工具和装饰品，如焉不拉克铁刀等，则表明中国人工冶铁铸器的习俗，在公元前13至前11世纪的商代晚期业已发生。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2001　号墓发现的铜柄铁剑等，是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迄今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实物，它们的出土，亦说明人工冶铁制品的历史在中原地区迄今至少可上溯到西周晚期。

《尚书·禹贡》："（梁州）厥贡璆铁"，《诗·秦风》："驷驖孔阜，六辔在手"。驷驖之驖，学者或写作铁，认为是马色如轶的意义。过去，学术界对《诗》、《书》反映的用铁情况大多表示怀疑，但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书》、《诗》反映的铁器使用情况是有一定根据的。

9。金器制作金几乎全部都是以自然金的形式为古人类所认识和开发利用，天然金块是古人直接利用制作器物的主要对象之一。在公元前3500年以前的西亚乌尔·欧贝德文化中，发现了一小片经加工的黄金饰片；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3100年时期的埃及涅伽达文化Ⅱ（又称格尔塞文化）中，金属加工已出现了黄金制品，这些是世界迄今最早的金器制作记录。

中国古籍所说的金，通常是对铜等金属器的泛称，个别情况也将黄金包括在内。由于天然金块的成色是黄澄澄的，故古人习惯将金称为黄金，以示与其它金属的区别。古史传说中国"五帝"时期已使用黄金。《管子·地数》说："（黄帝时）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史记·平准书》："虞夏之币，金有三品，或黄或白或赤"、《尚书·禹贡》："厥贡惟金三品"、《新语·术语》："舜弃黄金于崭嵓之山"。依据这些传说，中国金器的制作习俗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便已发生。

金由于是一种比较稀有的天然金属，自然金块的获取，大多出于偶然的机会。从中国考古发掘提供的迹象看，西周以前时期的中国人类，遇到这种天然金块的机会恐怕不是很多，故金器的出土实例比较少见。甘肃玉门火烧沟齐家文化晚期墓葬中曾发现用黄金打制的饰品，火烧沟遗址的碳14　测定经校正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至前1700年，这是迄今年代最早的中国金器实物。北京平谷刘家河墓葬、河南安阳殷墟和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墓葬发现的金臂钏、金耳环、金笄、金箔以及金块等，说明商代晚期的黄金饰品制作习俗已初步流行起来，商代的黄金饰品制作习俗到了西周时期仍在持续，并发展出一种包金工艺新习俗。从火烧沟到西周时期金器制作，都属于利用天然块金直接加工制作，至于淘采砂金、炼铸金器的习俗，则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兴起的。

10。银器制作地球上存在自然银，但一般不易被发现。古人类大量使用的银，是用吹灰法在炼铅过程中获得的副产品。西亚土耳其特洛伊Ⅰ、Ⅱ期遗址发现银棒、爱琴文明的克里特拱形地下墓出土三把早于米诺斯文化早期的银匕首，均是公元前2000年至2500年时期的产品。埃及涅伽达Ⅱ期文化（格尔塞文化）发现的银器，是公元前3100年至前3500年时期的产品。这些银器的发现，表明世界最早的银器加工制作习俗迄今已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

《尚书·禹贡》："梁州。。厥贡璆铁、银镂砮磬。"这则记述认为中国的银器在夏禹时便已经使用。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银饰，证实了这则文献传说。火烧沟的银饰，是迄今中国自西周以前时期最早和唯一的银器制品，商朝和西周时期目前尚未见到银器出土的报道，春秋战国而后，银器制作习俗才较为普遍地流行开来，其中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11。铅器制作铅大约在铜器制作的初期便作为一种合金与铜结合构成铅青铜器，故铅的提炼和使用年代非常悠久古老，在伊朗约公元前3000年时期的卢里斯坦人便使用有铅青铜。铅是贵金属银的依附体，银是炼铅的副产品，故炼铅的习俗发生要比银早，公元前1750年至前2350年的印度哈拉帕文化，出土有纯铅制作的小瓶、埀球等器物，这表明用纯铅制作器物的习俗，其发生时间也相当早。在青铜时代晚期，由于铅本身的缺憾，故铅器制作通常仅限于浇铸小件饰物，供祭祀和奉献而用。

中国铅器的制作不很发达，也主要是由于铅的性能所导致。《尚书·禹贡》载："青州。。厥贡。。铅松怪石。"考古发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曾发现铅贝，这与贡铅和使用"玄贝"的记载基本吻合。郑州、黄陂等属二里岗时期的青铜器含有较多的铅，安阳殷墟、洛阳西周墓均发现有成组的仿青铜器造型的铅器制品，这些制品包括礼容器和兵器、工具。显然，由于铅质脆软，其制品大多不是实用品，所以，考古发现的夏商周铅器，其用途与国外基本类似，大多属用于随葬祭祀代表青铜器的明器。据目前资料所知，冶炼铅块并用以制作随葬礼明器的习俗，在中国的商周时代，还是较流行的。12。纺织纺织是一种服务于人类穿着的手工行业，纺纱织布，制作衣服，遮丑饰美，御寒避风，防虫护体，大约便是纺织起源发展的重要动机。古史传说中国先民是从"不织不衣"①、"而衣皮苇"②，然后演变到"妇织而衣"③。这种传说是与穿着文化的发展规律相吻的。

据考古资料，中国纺织生产习俗，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见萌芽，距今约2　万年左右的北京山顶洞人已学会利用骨针来缝制苇、皮衣服。这种原始的缝纫术虽不是严格的纺织，但却可以说是原始纺织的发轫。而真正纺织技术和习俗的诞生流行当在新石器文化时期。

《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所谓衣裳，便是指用麻丝织成布帛而缝制的衣服。这则记述反映的正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纺织业诞生，麻、丝衣服开始出现并流行的真实情况。甘肃秦安大地湾下层文化出土的陶纺轮，表明原始的纺织业在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便已出现，距今已有8000年左右的历史。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原始纺织业开始呈现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大发展趋势。全国各地文化遗址普遍可见到与纺织有关的遗物，其中，最为重要者有下列诸例：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年代近7000年。曾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发现刻划蚕纹四条，并发现苘麻的双股线痕迹和出土了木质纺车和纺机零部件。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距今约6000年。发现迄今最早的葛纤维纺织品，实物是用简单纱罗组织制作，经线以双股纱线合成的罗地葛布。

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经人工割裂过的"丝似的、半个茧壳"，这是迄今最早的蚕茧实物，距今约5000多年。

河南郑州青台遗址，距今约5500年。发现了粘附在红陶片、头盖骨上的苧麻、大麻布纹和丝帛残片，同出十多枚红陶纺轮。其中丝帛残片是迄今最早的丝织品实物。

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距今5400年，1980年出土两件陶塑蚕蛹，这则是迄今最早的陶塑蚕蛹。

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距今4700年。除发现多块麻纺织技术较草鞋山葛布先进的苧麻布残片外，还发现了丝带、丝绳和丝帛残片。从丝织品编织的密度、拈向、拈度情况看，钱山漾的缫丝、合股、加拈等丝织技术已具有相当的水平。

以上实例情况说明，麻织和丝织的技术与习俗，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均已获得迅速的发展和流行。尤其是草鞋山罗地葛布的发现，证实了传说的"五帝"时代即新石器时代的确存在"夏日衣葛"的习俗。

①　《列子·汤问》。

②　《白虎通》卷一。

③　《商君书·画策》。

《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帛即丝织品，万国持有丝织品，其语虽未免有些夸大，但却反映了禹时及夏朝的丝织习俗的盛行。《帝王世纪》："未喜（妹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夏桀王为讨好妹喜而撕裂的缯，便是指丝织品之一种。《管子·轻重甲》："昔者桀之时，女乐三千人。。无不服文绣衣裳者。"这种"文绣衣裳"，自然非丝织品而莫属，以此足见夏代丝织业之发达和丝织习俗之流行。有关夏代的纺织情况，在考古发掘中也有所表露：1960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铜铃上，粘附有一层纺织物痕迹，经发掘者观察认为是麻布痕迹。

1980年，二里头遗址Ⅲ区发掘的二号墓中的一件玉圭，在刃部和顶端都粘附有麻布残迹。

1981年，二里头遗址墓葬出土的兽面铜牌和一件铜铃上，也都发现麻布痕迹。

以上考古发现表明，夏代除了流行如文献传说的丝织业外，在社会的中、下层，恐怕主要是流行麻葛类纺织习俗。

商朝的纺织，据目前的发现看，至少已有丝织、麻织、毛织、棉织等等。商代的丝织，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录中，已有充分的反映。甲骨文已见桑、蚕、丝等字，桑字如桑树的象形，商代已种植桑树，这是没有疑问的。种桑是为了养蚕，蚕字也是蚕虫的肖形。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曾发现过半个蚕茧，浙江河姆渡牙雕盅上也见蚕的刻划图形，郑州青台、浙江钱山漾发现的丝织品，均说明新石器时代的养蚕习俗存在当确凿无疑，养蚕习俗至商朝更加盛行，这是合乎常规的继承发展，说商代养蚕业十分发达，这也应毫无疑问，殷墟考古发现的玉蚕即是一有力的佐证。养蚕是为了抽取蚕丝，抽取蚕丝后便可以进行丝织，甲骨文的丝字，是两束缠绕好的抽丝象形。桑、蚕、丝是丝织的前提，种桑、养蚕、抽丝技术的发生与发达，使商朝的丝织业也取得了空前发达的成就。《说苑·反质篇》说：殷纣王"锦绣被堂。。非惟锦绣、絺、紵之用邪！"《帝王世纪》也说：殷纣王时"妇女衣绫纨者三百余人"，此两则记述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商代丝织的发达情形，考古发掘也证实了商朝的丝织已达到品类繁多、精益求精的阶段。如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发现的粘附于青铜器上的丝织物，就包含有平纹纨、皱纹縠、绞经罗、菱纹绮等等；殷墟妇好摹铜器上粘附的丝织品有纱纨（绢）、朱砂染色帛、双经、纬缣、回纹绮等；武官大墓三件铜戈上也发现绢帛痕迹，殷墟其它地点的墓葬也经常发现有丝绳、丝带和覆盖尸体的丝帛片等，在传世的商代铜器上，也见发现花绮的报道。

商代的麻织，由于更具有广泛性、大众性，故其发达情况亦丝毫不逊于丝织。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苘麻痕迹和纺车等，说明麻织业在中国渊源甚早。商代麻织品的发现，已见于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和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等，这些发现共同表明，商代麻织的技术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商代的毛织，目前主要见于新疆哈密五堡遗址，该遗址出土的毛织品，有平、斜两种组织，并用色线编织成彩色条纹的罽，表明毛织技术已具一定水平，遗址年代在公元前13　至14世纪，距今约3200年左右，相当于商代晚期。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也曾在麻织品的夹杂中发现一根羊毛，经鉴定属山羊绒。这些发现表明，中国毛织的技术与习俗，至少在商代便已出现。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葬中曾出土有青灰色棉布，经鉴定是联核木棉。武夷山船棺葬的年代与前述新疆哈密五堡大略相同，故木棉纺织的技术与习俗据此而知，大约在商代晚期亦已发生。

西周时期的纺织，基本继承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丝、麻、葛织等传统，并继承了商代的毛织习俗。考古发掘所见的西周纺织资料，主要有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丝织山形纹绮残片，青海都兰出土的用绵羊毛、牦牛毛制成的毛布、毛带、毛绳、毛线等毛织品。文献记载中则有不少丝织、麻织、葛织的流露。《诗·大雅·瞻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诗·豳风·七月》："蚕月条桑。。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扬，为公子裳"，《诗·郑风·出其东门》："缟衣綦巾，聊乐我员"，《陈风·东门之扮》："谷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以上是有关桑、蚕、丝织、麻织和丝麻衣服成品的记述，至于葛织情况，《诗·魏风·葛屦》、《小雅·大东》均有"纠纠葛屦，可以履霜"的诗句，从句意看，此时期的葛织已不是"夏则衣葛"①或"夏日衣葛絺"②的情景，而是局限于制作葛鞋上了。《孟子·藤文公上》说："许子衣褐"，褐即是毛织的衣服，《诗经》中也见到"无衣无褐"之语，结合出土材料可知，西周时期显然是流行毛织生产习俗的。

13。酿酒酒是淀粉类物与水在一定条件下发酵、糖化生成的。淀粉类物大多是农产品，发酵、糖化作用通常是在具一定密封条件的容器中完成的，而人类早期密封度最大的容器显然是陶器。故农业和制陶业，是酿酒的先决条件，只有具备了粮食和陶容器，才使原始酒的发生成为可能。当整罐的粮食不慎泡水受潮而未及时处理，当蒸煮的饭食吃不完剩留在容器中而未及时处置，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温度下，泡水的粮食，含水的饭食都完全可能发生发酵、糖化作用，其结果便是产生最原始的含酒精成份的天然酒。当初尝天然酒感觉奇异，再饮回味无穷，断饮心绪不安时，就萌发了重新获取天然酒液的念头和举措，从无意识地得到初尝甜头到有意识的酿造满足饮欲，这便诞生了原始的酿酒和饮酒习俗。

中国酿酒习俗的起源与发生，一般认为是在出现确凿的饮酒器的新石器时代晚朝。所谓饮酒器，便是指陶盉、鬶、高足杯之类。这种饮酒器概念是比照夏商周时期酒器的一般情况而限定的，故难免有失偏颇。其实，原始时期的人类在使用陶器制品时，虽有一定的分类使用概念，但并无严格的使用定则，一器多用是非常流行的习俗，且有不少器类的用途并未被现代人所认识，按图索骥般地寻酒器溯酒源，显然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酿酒的起源情况。从酿酒必备农业和制陶业发生的两个先决条件看，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已经完全具备。黄河流域的磁山、裴李岗、北首岭、李家村等早期文化已明显出现较发达的农业和制陶业，故中国酿酒的习俗完全可能在此时便已发生。磁山、裴李岗时期的诸文化遗址，普遍发现的深腹罐、深腹三足器等陶容器，器体很大，显然是用于盛贮粮食用的。而陶壶、带流的三足壶、圈足钵等，则是盛、饮水之器，这些盛贮粮食、盛、饮水器，事实上也完全可能是原始酿酒的发生器和饮用器。新石器时代中期如仰韶文化大型陶瓮、缸、罐、鼎和壶、碗、盉，大溪文化的罐、缸、瓶、杯、壶、碗、鼎，河姆渡文化的罐、

①　《韩非子·五蠹》。

②　《庄子·让王篇》。

甗、壶、钵等等，都应是酒的发生器和饮用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的陶甑、甗等和与夏商周时期类似的专用酒器现象，则表明此时的酿酒习俗相当盛行，酿酒逐渐迈进专业化阶段，酿酒的技术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和提高。夏王朝时期，中国的原始酿酒业至此显然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世本·作篇》："仪狄造酒"、"杜康造酒"、"少康作秫酒"，《战国策·魏策》："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纲鉴易知录》："古有醴酩，禹时仪狄作酒"等等记述，正是夏禹和夏王朝时期酿酒习俗盛行的具体反映。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类型文化；考古发掘已发现数百座墓葬，从随葬的情况看，盉、觚、爵等酒器已占较大的比重，饮酒器不仅有大量的陶制品，而且也出现了精致美观的青铜制品。遗址中除发现大量的陶质盉、觚、爵、壶、角、杯等酒器外，也出土大量盛贮、炊煮粮食的陶容器，如罐、鬲、瓮缸、簋、斝、甗等等这些盛贮、炊煮器，与当时的酿酒、饮酒习俗密切相关，是夏代酿酒习俗流行的重要旁证。

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表明，商王朝时期从王公贵族到黎民百姓，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受到礼的制约，而这种礼的实质，便是酒。酒代表礼，礼通过酒来表现，这是商代社会一个十分显明的时代标志。在商代的手工业制作中，酒礼器的制作最重要，酒礼器不仅大量应用于日常生活中，而且还大量应用到丧葬活动上。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曾发现一座形制特殊的房子，房子建在高出地面1　米的台基上，平面呈阶梯形，无前墙，只有密排的柱洞，进门处有台阶，大约是一座斜坡式房顶的建筑，屋内堆积大量灰烬和陶容器，并发现大量的桃、李、枣等植物种仁和重8.5　公斤的人工培植酵母，在房子附近又发现两口水井，井内遗有木桶、陶罐等汲水用具，据出土现象，学者认为这是一座酿酒作坊址。台西酿酒作坊遗迹及有关遗物的发现，说明了商代的酿酒业已呈现专业化的倾向，并出现明确的使用酵母曲来酿酒的实证。周承商制，酿酒之风有增无减。西周王室曾鉴于商代酗酒成风以至人亡国败的教训，用杀头问罪的办法试图禁酒①，但事实却是有禁无止。饮酒、酿酒不仅没有禁绝，而且官方也出现大力发展酿酒业，以保障祭祀燕飨之需的举措。《周礼》中有酒正、酒人之职官，这便是专门负责管理酒的酿造和使用的官吏。酒正等并能辨别酒的五齐（剂），即泛齐、醴齐、盎齐、醍齐、沉齐，有人认为五齐是酿酒的五个阶段，也有人将五齐解释为五种原料不同的酒，但无论是何种情况，五齐事实上是酿酒经验技术的总结，它们说明西周的酿酒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①　见《尚书·酒诰》所述。

四、生活习俗人类社会的全部内容可用生产和生活两大部分来概括。生产和生活都属于人类借以维系生命的生存方式和手段，但生产是一种创造物质、改造物质的生存方式和手段，而生活则是一种享受物质、利用物质的生存方式和手段。除生产、军事活动而外的人类其它所有活动都可用生活两字来概括。生产是生活的基础和保障，生活是生产的动力和目的，生产为了生活，生活必须生产，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生活与人类的生理、心理、自然环境、时空变化、种族差异等等主客观条件密切相关，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氏族、民族和阶层、不同的秉性和心态，都会产生出不同的物质需求和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不同的生活习俗；而各种主客观条件大致相同的人群，除持有共同的生活需求特性外，也会发生相异的个性倾向，生活的方式和习俗也与此相应。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全部生活，可谓是纷纷纭纭、大千世界，但其实质简言之不外乎是食、住、衣、行。故从这一意义上说，食、住、衣、行是物质生活的具体化、代表化，它们即是人类的客观求取，同时也是人类的主观要求。从远古至夏商周三代，中国人类的生活绝大部分时间是以最原始的方式、方法度过的，故其中也就发生一些为现代生活难以理解和想象的生活习俗，但绝大部分的生活习俗则是承前启后有规律可循的。

（一）饮　食"民以食为天"，人体的新陈代谢是通过饮食来调节的，人要生存，就必须通过饮食来维持生存机体的正常代谢更新。无论是古代的酋长、帝王将相、官吏豪绅，抑或是氏族成员、黎民百姓，无论是现代的国家元首、政府要员、名流大款，抑或是普通公民，都不能缺少由人体生物钟调节的"盘中餐"和"杯中饮"。故在人的物质生活中，饮食第一，可谓天经地义。

1。茹毛饮血、生吞活咽茹毛即连皮毛一齐吞咽，饮血即生饮动物血水，这是一种确确实实发生在人类历史童年时期的出于无奈的饮食习俗。

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有一些有关这种饮食习俗流行的传说。

《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民食果蓏（音luǒ蜯（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

《庄子·盗跖》：古者"昼拾橡栗"而吃。

《礼记·礼运》："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

《白虎通》卷一："古之时。。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

《淮南子·脩务训》："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螺）、蛖（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

这种传说的饮食习俗，是合乎人类进化的逻辑的，按人类进化发展的程序看，其应当发生在掌握、利用天然火之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发掘资料表明，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元谋人、西侯度、蓝田人等遗址均发现了用火的痕迹，但这种用火痕迹是属于自然火烧或是人工专门利用，目前学术界尚存争议。用火是人类从蒙昧或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发展为中级阶段的主要标志之一，故多数学者倾向中国用火习俗的发生目前以上溯到北京猿人时期为宜。如是，中国用火的习俗迄今已有约70　万年左右的历史，而茹毛饮血、生吞活咽的饮食习俗则应发生在距今70　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相当于传说的有巢氏时代。

（1）生食野兽禽肉在距今80　万年至200　万年期间的中国蓝田人、西侯度人、元谋人，由于尚来掌握保存自然火种的办法，故在为生存而进行的狩猎生产中，是采取本能的办法将猎获的野兽禽就地用粗糙的石器进行宰杀瓜分，然后将野兽禽肉连毛带血地放进嘴里咀嚼吞咽，以此达到解馋、充饥的目的。食物的内容是随遇而安，猎获到什么就吃什么。此时期的人类食肉，按现代的饮食观看，便是地地道道的野吃野味，这些野味，绝大部分是现代已绝灭的动物，与此时期人类遗址共存的动物化石，实际上也是野味的主要内容。下面是与此时期遗址共存的动物化石情况。

元谋人遗址：各种鹿类动物、麂、麅、野马、兔、猫、猪、狗、豪猪、犀牛、■牛、虎、象、羚羊、竹鼠、田鼠等。

西侯度遗址：各种鹿类动物、野兔、狗、猪、象、牛、马、犀牛、河狸、刺猬、鲤鱼、鳖、鸵鸟等等。

蓝田人遗址：各种鹿类动物、野兔、狗、豺、狼、猪、虎、貉、獾、熊、熊猫、象、犀牛、马、野牛、狮、豹、羚羊、各种鼠兔、各种鼠类、獏、猕猴、麝鼹等等。

这实际也可视作这三个地点人类当时的主要肉食谱或饭菜谱。

（2）生吃植物根块、野果、菜用当时原始的工具挖掘植物的根块（如薯类等），攀援树木摘取野果，在河谷地带采摘野生草、菜，由于这些野生植物根、果、叶大多带有天然的糖的成份，故采吃它们便成为整个旧石器时代的重要食物来源之一，而这种食俗的发端应上溯至旧石器时代早期（包括未掌握利用火的时代），其传播则持续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西周三代也可寻觅到这种习俗的孑遗。

（3）生饮血、水血液和水可以说是维系动物和人体生理功能正常运转的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和源泉。生饮血、水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它源于人类的远祖猿群时期。当尚未认识火的作用，原始人在猎杀了野兽后累得气喘吁吁、口干舌燥、远水解不了近渴之时，唯一解渴的办法，便是喝被宰杀的动物的血，这便是生喝动物血的缘起。当人体活动造成体能消耗需要水分补充时，口渴支使着原始人类必须生饮江河湖溪泉等自然水。生喝动物血、生饮自然水的习俗发生，实际上是与人类的诞生同步的。而且，这种习俗的沿袭和流行，并不因为人工取火的发明而停滞，人工取火发明带来的饮食习惯变化，主要体现在食的卫生变化上，而饮的卫生知识，尚很难被原始人类所认识。故在包括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在内的整个中国原始社会中，生饮的习俗是一种最主要的饮俗。旧石器时代生饮生喝，一般是以手当瓢，但也发现有以鹿头盖骨作瓢的①。新石器时代由于发明了陶容器，故其生饮喝是以陶瓶、罐、碗、杯等作为盛器的。新石器时代的生饮，由于已出现定居的农业生活，生活的场所通常又濒

①　北京猿人洞穴堆积中发现许多鹿头骨只保留着象水瓢似的头盖，其上有清楚的打击痕迹，多数经反复加工，存留部分的形状相当一致，据此，学者或认为这些鹿头盖骨是充当舀水用的器皿。临河湖溪流，狩猎的活动和机会逐渐减少，故生喝动物血的习俗从早期的较普遍到晚期便成为个别现象，但生饮自然水的习俗却一直流行。

2。熟食熟食是人类饮食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一次革命，熟食的发明首先应归功于火的发现与发明。火的发现与发明经历了自然火有意识利用、保存和人工取火两个阶段。熟食的发明、发生始于前一阶段，熟食的发展、发达仰赖于后一阶段。在前一阶段中，由于原始人习惯居住在与原始森林相连的山洞中，每每遇自然灾变，都能不失时机地目睹到因雷电、干旱、地震等各种因素导致的森林大火，当大火熊熊燃烧时，人们在恐惧地躲避，而当大火熄灭后，饥肠辘辘驱使着人们不顾一切地出去寻食充饥，外面的世界是余火尚存、余烟袅袅，夹杂着逃生不及的飞禽走兽被烧烤熟后散发出的特殊香味，凭着鼻闻目寻，人们很快在一片木炭灰烬中发现了已烧熟的禽兽，于是手撕嘴嚼，真没想到味道是如此的香美，分撕是如此的容易，狼吞虎咽，美美地饱餐一顿后犹令人回味无穷。一而再、再而三，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久而久之，人们便悟出了火烧的道理和熟食兽禽肉的好处。要熟食或满足口福，就必须有火，自然山火虽然有，但不是经常性的，只有将火带回居住的洞穴，并将火种保存下来，才能满足经常性的熟食欲望，经过不断的实践、摸索，最后终于掌握了保存火种的有效办法，从而开创了较为稳定的经常利用火来烧烤猎获禽兽的熟食生活。这大致便是人类早期熟食发生、发明的主要过程。从北京猿人时期开始到山顶洞人、扎赉诺尔人时期的旧石器时代，是中国熟食发生和初兴的阶段，是人类掌握保存天然火种技术来进行熟食的阶段。中石器或新石器时代早期而后，河谷地带或平原定居的农业生产和制陶手工业的发生、初兴，意味了人工取火已经发明，古史传说的"钻燧取火，以化腥臊"①、"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②的所谓"燧人氏"时代，大约相当此一阶段。从新石器时代中期迄西周时期，熟食已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习俗潮流，朝着逐渐精细完美的方向发展。

（1）燔炮"野味"、"山珍"和家畜、禽燔烤"野味"、"山珍"的食俗，迄今可上溯到距今30　至70　万年的北京猿人时期，北京猿人已学会用火和保存火种的证据较为充足：第一，文化层中的紫、黄、灰、白等不同色泽的土与黑土共存，是洞穴内堆积经过受热和燃烧所致。

第二，在文化层中发现堆积很厚的灰烬（有的堆积厚达6　米），灰烬层中又发现许多被烧过的石头、骨头、朴树籽和木炭。

第三，许多出土鹿角残存经火烧截断的痕迹。

由于北京猿人掌握了保存火种的办法，所以他们燔烤"野味"的熟食习俗已进入一个较稳定的阶段。《礼记·礼运》："以炮以燔"，炮亦写作炰，意是将肉用泥巴包裹放入火中烧烤，熟后剥掉泥皮而吃；燔是直接放进火中烧烤至熟。鉴于北京猿人时期尚未出现陶容器，不可能有煮，包泥的炮可能还未发生，故熟肉办法主要是燔，从北京人开始至旧石器时代晚期，飞禽走兽，都是当时人狩猎和烤吃的"野味"。考古工作者在山西阳高许家窑人遗址，发掘的动物骨骼数以吨计，但未见一具完整个体，甚至连一个完整头骨

①　《韩非子·五蠹》。

②　《白虎通》卷一。

都看不到，动物种类有鼢鼠、田鼠、古象、野马、披毛犀、赤鹿、大角鹿、羚羊、原始牛等约20　种，尤以野马、披毛犀、羚羊最多，仅以马牙统计，就有360　个。显然，这大量的野生动物都是许家窑人经常烤吃的"野味"、"山珍"，类似的情况亦见于山西丁村人、北京新洞人、山顶洞人等旧石器中、晚期遗址。由此可知，燔吃山珍野味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的重要食事和食俗。从中石器、新石器时代开始，由于定居农业生活的出现，人工取火的发明，畜牧业的发生，燔吃山珍野味的习俗虽仍在风行，但已发展出同时燔吃家畜动物的新内容。不仅如此，随着制陶、草拌泥建筑技术的发明和启发，炮烤山珍野味、家畜动物的食俗也应运而生。据考古发掘资料，中国新石器时代燔、炮的山珍野味和家畜动物，主要有猪、狗、牛、鸡、羊、鹿、麞、麅、麋、麝、野猪、黄羊、狗獾、狼、羚羊、狸、貉、狐狸、竹鼠、松鼠、鼬、雕等等。

《墨子·非乐篇上》："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启是指夏朝开国之王启，野于饮食即饮食于野，亦即现代的野餐。夏王启的野餐，恐怕其食物主要来自田猎，并在田猎区就地进行燔、炮山珍野味。从夏代始至商、西周时期，由于青铜容器和炊煮陶器都已发展起来并达到一定高度，加上农田的大片开辟，野兽的藏身之地越来越少，狩猎已逐渐成为贵族的专利等诸种原因，原始时期的燔炮野味的食俗也逐渐为贵族阶层所专有而逐渐衰落，一般人的燔炮烤吃基本局限于猪、狗、牛、羊、鸡等家畜动物，但偶尔亦见"有兔斯首，炰之燔之"①的野味燔炮行为。至此，燔、炮烤吃山珍野味与家畜禽的食俗开始作为一种古老的残余形态而被后代人所效尤。

（2）烹煮饭食和烹、炙肉食《礼记·礼运》："以亨以炙"，亨即烹，是烹煮的意思；炙也是烧烤，是将肉切成块、段用签串起放火中烧烤，犹如现代的烤肉串。

烹煮之俗可能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出现的诸如夹砂三足器之类的炊煮陶器，是烹煮习俗发生的明证。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所见的品类繁多的炊煮器，则表明了当时炊煮文化的繁荣发达，炊煮习俗已成为当时主要的熟食习俗之一。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烹煮内容包括谷物饭食和肉食两个方面。以磁山、裴李岗、仰韶、龙山文化等为代表的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流行的是用各种炊器烹煮粟、黍为主食的习俗；以彭头山、河姆渡、大溪、马家浜、屈家岭、良渚、石峡文化等为代表的华中、华东、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流行的则是烹煮稻米为主食的习俗。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烹煮谷物饭食的发展全程中，其间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流行推广的土灶（灶坑）、陶灶，对促进烹煮饭食的繁荣发展，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普遍出现的陶甑（底带箄孔的陶容器），在河姆渡、马家浜等文化发现的陶甑和陶甗（一种甑与鼎的结合物），则标志了黄河流域地区从龙山文化时期开始、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从河姆渡文化时期开始，谷物饭食的加工已从简单的烹煮又发展出一种新的蒸煮习俗，从而证实"黄帝作釜甑"、"黄帝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①的古史传说并非完全臆度，并将这种传说的时间又大大地提前了。仅以河姆渡遗址的碳14　测定年代为准，则中国迄今所知蒸煮谷物饭食的习俗发生，至少已有近7000年的

①　《诗·小雅·瓠叶》。

①　谯周：《古史考》。

悠久历史。烹煮熟肉的习俗，也是以陶容器的存在为基础的，故在已出现炊煮陶容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烹煮熟肉之俗亦与烹煮饭食之俗同时应运而生，成为当时主要熟食方法和吃俗。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伴随着烹煮、蒸煮谷物饭食的发展与发生，烹煮、蒸煮熟肉的习俗也在发展和发生，并为夏商周时期熟肉蒸煮技术与习俗的大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据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和西周时期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述可知，蒸、煮饭、粥和肉类，成为此时期最流行、最重要的食俗，炊煮器、盛食器更是从功能上、质地上围绕着蒸、煮的内容而向完善化、完美化发展，除传统的饭、粥、肉外，此时期烹煮还以流行一种肉和蔬菜一起熬煮而成的羹食为显著特点。

炙烤熟肉之俗。由于炙也是一种烧烤，只不过这种烧烤是用签串肉块放火中烧烤，与燔的直接烧烤和炮的裹泥烧烤稍有区别，故其起源也可能较早，或许能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最早的炙肉法，想当然是用竹、木棍当签条，串上一串肉块，放进火中作间歇性的烧烤，直至肉熟为止，这种原始的炙肉法恐怕在金属器未发明或金属器已出现而金属签条尚无制作的时期内，都是炙烤熟肉的主要方法，中国的新石器时代炙肉方法主要是以此法为主。此外，据考古资料所示，中国新石器时代炙肉习俗中，可能尚存另外一种炙肉办法。如考古发现在磁山文化、北辛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马家浜文化等曾出土过不少用途不明或引起争议的陶支架或支座、陶炉箄等，根据对这些遗物形态特点观察分析，我们初步认为它们极可能都是一些原始的炙肉支撑工具，尤其是河姆渡、大溪文化的陶支架塑成的猪嘴、猪头形态，好象在直言不讳地告诉人们它们是用来炙烤猪肉专用的工具。用这种陶支架进行炙肉，主要是利用陶器本身的传热功能缩短炙烤时间，每次炙烤一般只能将一、二块切好的肉置于支架上，然后烧火炙烤至熟，而改用炉箄形器炙烤，效果差不多，但必须另加支撑架，每次炙烤的肉块数则可大大增加。炙肉的习俗在夏、商、周时期也是很流行的，从考古发掘中从未发现过金属炙签的现象看，估计此时期的炙肉基本上是沿用新石器时期的方法。文献记载有关此时期的炙烤情况，也大多是语焉不详，仅据《仪礼·公食大夫礼》推知，当时的炙品至少也有炙羊肉、炙牛肉、炙猪肉、炙野鸡、炙野兔、炙鹌鹑、炙鷃等等。

（3）吃鱼中国吃鱼的习俗，迄今可上溯到距今100　多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出土的鲤鱼化石，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与古人类有关系的鱼类化石。它表明西侯度人可能是中国最早品尝鱼肉的尝试者，由于当时尚未掌握火种保存技术，故推测西侯度人将偶然机会捕获的鲤鱼，是采用原汁原味的鲜食办法。距今约10　万年的丁村人遗址，曾发现鲤、鲩、鲶、鲿、青鱼等五种化石，这些都是丁村人食用后残遗的。从出土鱼骨看，有的鱼身长达1　米以上，其肉量之丰富为现代河鱼所不及，故当时的鱼引起丁村人的垂涎是毫不奇怪的。丁村人已掌握了火种保存技术，故燔烤鲤鱼、鲩鱼、鲶鱼、鲿鱼和青鱼之食俗，当肇始自丁村人。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绝大多数都是濒临水源充足的地区，定居的农业生活使该时期的人类能从容地进行捕捞渔猎活动，鱼便是其中渔猎的重要对象之一。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始直到晚期，全国各地的大部分遗址都毫不例外地发现有渔猎工具、鱼骨、鱼形艺术图象等，这些发现，除了证实当时渔猎经济盛行的情况外，尚说明吃鱼的习俗在新石器时代的食俗中占有重要一席。著名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以出土大量的绘有鱼纹或人面鱼纹的彩陶器而为世人所注目，对半坡鱼纹，尤其是人面鱼纹图案的涵义，尽管学术界尚存在很多不同的解释，但结合该遗址出土的骨角质鱼叉、钩和大量的石网坠情况分析，不难看出，半坡的渔业是相当发达的，叉鱼、钓鱼和用网捕鱼的活动是十分频繁的。大量的捕鱼，其主要目的无非是为了吃鱼，人面鱼纹的口衔双鱼的构图，实是半坡人吃鱼、嗜鱼习俗的直接表白。诚然，大量的鱼纹装饰和人面鱼纹装饰，也可能带有祈求多捕鱼、多吃到鱼的宗教意义。据此亦可推知，半坡人是当时关中地区远近闻名的吃鱼成癖的原始大族。在考古发掘的四川巫山大溪文化中，也发现一些与半坡人相类似的崇鱼现象，大溪人的崇鱼，主要体现在墓葬随葬上，他们或将一条大鱼放在人架上，或两条大鱼垫在人架的两臂之下，或将鱼尾衔在人口之中。生时嗜吃鱼，死后仍然离不开鱼，这大约便是大溪人葬鱼习俗的真正含义，这从一定程度上亦说明吃鱼习俗在大溪人生活中曾风靡一时。新石器时代的吃鱼习俗，除了一般的燔鱼外，恐怕还有炮鱼、烹鱼乃至原始炙鱼等吃法，燔鱼的办法与旧石器时代相同，炮鱼则是受同时代炮肉法影响所致，烹鱼、炙鱼亦如此。黑龙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曾发现一个圆形鱼窖，直径0.6　米、深0.6　米，窖中发现层层相压的鱼骨，保存较完整，总数达数十条之多，这种鱼窖的发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尚属首见。它充分说明了当时的东北人曾存在挖窖贮鱼，以备日常大量食鱼需求的食俗，而鱼窖的出现则与当地寒冷的气候有关。新开流人嗜吃的鱼类大致有鲑鱼、鲶鱼、鲤鱼、青鱼以及河鳖等。辽宁长海广岛小珠山遗址曾发现有鲸鱼骨，说明吃海产鲸鱼的习俗于此亦已发生。夏、商、周时期的遗址尤其是都城聚落，都是濒河修建或分布的，二里头、殷墟、丰镐等都城遗址便是如此，在二里头、二里岗、殷墟、周原、丰镐等遗址及同类的文化遗址，有关鱼骨残骸、捕鱼的生产工具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现，表明吃鱼之俗在夏商周三代是流行的。郑州二里岗时期商文化遗址、殷墟文化遗址、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等均发现不少玉鱼雕塑品；商代遗址发现的鱼骨经鉴定有鲫鱼、黄颡鱼、鲤鱼、草鱼、青鱼和赤眼鳟鱼等；反映西周社会生活的《诗经》一书中据统计提及的鱼类品种至少有19　种之多；殷代甲骨文有殷王以鱼为祭品来祭祀司的记录①；甲骨文的贞卜之贞字，其字体构成被认为是取形于鱼的躯干，即将鱼字去头去尾所剩中间鱼身部分便是贞字，鱼身是贞，贞问是占卜中一重要程序，贞字的构字除了表明当时的一种去头去尾的吃鱼习俗外，尚暗示了鱼在占卜过程中曾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上情况已足以表明商、周时代人嗜吃鱼类的习俗十分盛行。《诗·桧风·匪风》："谁能烹鱼，溉之釜鬵"，《诗·陈风·衡门》："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小雅·六月》："吉甫燕喜。。炰鳖脍鲤"，《大雅·韩奕》："其殽维何？炰鳖鲜鱼"，以上记述大体均是对西周时期吃鱼习俗的描述，用釜（罐）、鬵（鬲）烹煮河鱼，吃河鲂、吃河鲤、炰烤鳖鱼、烹脍鲤鱼或其它河鱼，这便是西周时期吃鱼习俗的基本内容。从《诗经》中有关吃鱼记录的情况看，在西周时期鱼虽不属于狗马奇珍之类，但却以其鲜美之味成为佳肴名品，对于时人来说，吃鱼显然是一种吃欲的满足和享受，是一种非常时尚的吃俗。而用各种办法烹调而成的鱼肴则可算得上是一种喜宴燕饮中最受食客欢迎、最吊食客口胃、并显示宴饮排

①　见《合集》29700："壬子卜，其来司鱼、兹用。"

场的名肴佳品。这种嗜食、崇尚鱼肴的风气甚至影响到东周及而后时代。《孟子·告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是有名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成语的来源。从这则成语故事中可知，故事的结果虽然是舍鱼而取熊掌，但将鱼与熊掌相提并论，则足见鱼肴仍然是东周人嗜吃的名品菜肴之一，其名贵的程度可与熊掌并驾齐驱。

（4）吃田螺和其它介壳类动物吃田螺距今约10　万年左右的山西丁村人遗址曾发现田螺化石，这是迄今最早的中国古人类吃田螺的记录，丁村人时期，已掌握火种保存技术，故当时吃田螺的办法是用火烧烤熟而吃。距今1　万多年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广东阳春独石仔洞穴遗址，发现较大量的田螺壳，这些螺壳的尾部统统都被砸掉，表明了当时人类不仅嗜吃田螺，而且掌握了吃田螺的最先进的煮吃方法，敲掉尾部，其目的主要是便于烧煮入味和吮吸而吃，现代广东人的炒田螺也是采用这种敲尾入味吮吃的方法，可见吃田螺习俗在广东地区之源远流长。新石器时代的吃田螺之俗并不仅限于广东地区，在黄河流域中原龙山文化一些遗址中，也见到吃田螺的习俗，长江下游马家滨文化的圩墩遗址曾发现大量堆积成层的被敲掉尾部的田螺壳，与广东的春独石仔的发现如出一辙，这种现象说明，敲尾煮吃田螺的吃俗并非岭南地区所独有，长江流域下游地区也有着煮吃田螺的悠久历史，只不过其发生时间相对晚于广东地区。夏商周时期，据目前资料可考知的是商代存在吃田螺之俗，而夏、西周有关这种吃俗的情况尚不明朗。

吃蜗牛现代的法国人嗜吃蜗牛，并视蜗牛为菜肴上品。现代的中国人大多视吃蜗牛为怪癖，殊不知吃蜗牛的习惯是我们的老祖宗首倡的。早在距今10　万年左右的山西丁村人中，便已发生吃蜗牛之俗，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乃至夏商周时期是否存在吃蜗牛习俗，因材料阙如，尚无法妄下定论，但这种始自丁村人的吃俗，据笔者所知，至少在现代的广东尤其是粤西湛江地区，尚见存吃蜗牛之俗。

吃毛蚶现代中国人将吃毛蚶视为一种时髦，追根溯源，这种时髦的吃俗当始于距今15000年左右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山顶洞人。山顶洞人遗址中曾发现毛蚶壳，这显然是他们吃用蚶肉后留下的，蚶肉好吃，蚶壳也很好看，故山顶洞人又将蚶壳制成装饰品。辽宁长海广岛小珠山中层文化发现的毛蚶壳，则说明东北地区早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期中，亦存在着吃毛蚶的习俗。

其它介壳动物吃蚌、蛤蜊的食俗源于旧石器中期，距今10　万年的丁村人已开始烤吃蛤、蚌等，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历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之代，烤吃或煮吃蚌、蛤的食俗均见不同程度的流行。尤其是在新石器时代华南地区广东、广西以及福建地区的贝丘遗址中，吃蚌、蛤之俗表现得更为突出。吃河龟或海龟的习俗，据最新发现，迄今可上溯到距今7000-8000年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河南舞阳贾湖墓葬随葬的龟甲，是迄今最早的卜龟实物，同时也是最早的食龟证据，稍晚于该遗址时代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也发现了龟的遗骸，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所发现。夏、商、周三代均盛行龟卜，二里头文化发现的卜龟、殷墟遗址历年发现的大量龟甲卜辞片和龟遗骸，西周遗址发现卜龟和龟甲，充分说明了夏商周三代不仅盛行龟卜习俗，而且也盛行吃龟肉之俗。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时期吃龟习俗的出现与流行，当与龟卜习俗的发生与流行密切相关，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江西和广西等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现的螃蟹遗骸，则表明中国人吃蟹的历史至少也有7000-8000年之久。

（5）火塘（灶坑）、火锅、围坐进餐在新石器时代的地穴式、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住房中，都毫不例外地发现有火塘遗迹，这些火塘大多设在房子的中心部位，或低于居住面或高于居住面，有圆形、方形或瓢形等诸种形式，火塘内外多发现有食物痕迹和陶容器等。这些现象表明，火塘即灶坑是新石器时代房子建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保存火种、冬天取暖御寒的作用，更具有惯常性的煮烧食物作用。火塘设在房内，主要是出于方便取火用火的原因，而火塘大多设置在房内中心部位的现象，则可能反映了原始家庭围灶烧煮食物，共尝滋味，共享天伦之乐的一种食俗，围灶烧煮是利用陶容器，如三足鼎、鬲或罐等盛放食物加水置火塘中，用火烹煮或直接在点燃的火堆上烧烤肉食，随时煮烧，随时分吃，这便产生了最早的家庭围坐共餐的习俗。这种围灶共餐中利用的陶鼎、鬲、罐等陶容器，事实上起到后世火锅或边炉的作用，也可视作是中国最早的火锅。综合中国新石器时期房内围灶烧煮食物的各种现象分析，不难看出，这种围坐的习惯和烧煮的方式、方法，是后世家庭围桌共餐的发轫，也是后世北方地区吃火锅、广东地区打边炉食俗的发展前身。它反映并代表了中国最古老的一种出现居室建筑后的家庭聚餐形式，尽管夏商周时期的家庭聚餐已从原始的围灶进步到围席形式，但围绕食物进吃、全家围坐的方式并没有变。后世吃火锅、打边炉的食俗，显然带有返本归真即围炉的原始色彩。

（6）饮酒酒是与农业和陶器发生相联系的，中国有着悠久的饮酒历史，如前已述，大致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农业、制陶业的出现，酿造天然粮食酒的习俗便已发生，酿酒是为了饮喝，故饮酒的习俗也自酿酒发生后开始流行。或认为距今7000-8000年磁山、裴李岗文化时期酿造和饮用的是不加麺的天然粮食酒，从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如西安半坡遗址时期始，开始出现用酒麺酿造粮食酒的习俗，饮用此类麺酒的历史也自此开始。仰韶文化及前此时期酿酒和饮酒的器皿主要有深腹陶罐、缸、壶、瓶、杯、碗等，仰韶文化之后的龙山文化时期，逐渐开始出现一些如陶盉、鬶、高足杯等用途较明确酒器，这表明饮酒之俗至此时已获得一个更大的发展。新石器时代饮用的酒，以不加麺和加麺的粮食酒为主，从早期到晚期，由于酿酒技术的逐步提高，酒的诱惑力也越来越大，饮酒之风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已越刮越烈，并可能已经出现一些的确令人陶醉的甘美酒品。如传说"仪狄为酒，禹饮而甘之"，由此发觉酒的耽国误事的副作用，"遂疏仪狄而绝旨酒"①，禹正处在新石器末期与夏王朝确立的过渡时期，禹的禁酒从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当时饮酒习俗的盛行。

禹的禁酒令在当时是否起到实际的作用，古文献中并无交代，但从其子启建立的夏王朝酿酒和饮酒风俗盛行不减的情况可知，夏朝的酒是禁而难止。《墨子·非乐篇上》载："启乃淫溢康乐。。湛浊于酒，谕食于野"，《列女传·夏桀未喜传》说："桀既弃礼义。。日夜与未喜及宫女饮酒，无

①　《淮南子·泰族训》。　。。有休时。。为酒池可以运舟。。醉而溺死者，未喜笑之以为乐"，《韩诗外传》说："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好一派醉生梦死的叙述，它们表明夏王朝时期的王公贵族，饮酒的目的已绝非一般的满足饮欲，而是地地道道的视酒如命、嗜喝成瘾、酗饮无度，以致于丧权辱国、国破人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①，按道理，夏人嗜酒导致亡国的教训是够深刻的，商人自应引以为戒。但可能是由于酒的诱惑力，或者是由于酒与礼的密切关系，商人似乎是天生对酒无法自已，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的商代铜酒礼器、陶酒礼器，其品类之齐，要精有精，要简有简，分布地区之广，充分说明了商代自王室贵族至黎民百姓的全社会饮酒之风是比夏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酿酒作坊发现人工栽培酵母和共存果仁的情况看，商代已明显进入一个全面酿造和饮用麺酒的时期，原始的无麺天然酒至此时已濒临淘汰。以酵母为麺酿造的酒不仅有粮食酒，而且还有果子酒，文献记载商人将用黍蒸饭酿成的酒取名酒，此即后世的所谓黄酒；将用稻（大米）蒸饭酿成的酒叫醴，即后世的甜酒；将用秬（黑黍）蒸饭酿成的酒叫鬯，此即后世加有香料的白酒。台西遗址发现的桃、李、枣果仁与酵母共存，也表明商代已出现麺酿桃酒、李酒或枣酒等。殷墟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一些铜礼器中残存植物叶子的现象表明，文献介绍的鬯酒，最早应是用带有不同香型的植物叶子直接泡在酿好的酒中以增加酒的香味而形成的。《史记·殷本纪》说："（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商晚期殷纣王的好酒淫乐、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的生活，是商代嗜酒、酗酒风俗，尤其是王室贵族嗜酒风俗的典型例子。有鉴于殷人酗酒的恶劣后果，西周时期，曾进行过严厉的禁酒，如《尚书·酒诰》曾谈到对群饮酗酒的人处以杀头极刑的事情，但事实上这种酒禁似乎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陶、铜酒礼器，《周礼》记述的酒正、酒人等职官设置和对酒的五齐的认识，还有《仪礼》中详细的有关西周乡饮酒仪礼情况的介绍等等，都充分说明了西周时期由上而下的饮酒之风丝毫不逊于商朝。

（7）菜肴举例--周八珍夏商周时期的宫廷膳食、民间饭食的详情，大多因时间的久远而亡佚，现据文献的幸存记录看，此时期较系统完整的菜肴名品，线索稍为清晰的仅有周八珍一种。《周礼·膳夫》："凡王之馈，食用六谷。。珍用八物"，珍用八物即指周八珍。周八珍或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是淳熬、淳母、炮豚、炮牂（音脏）、捣珍、渍、熬和肝膋（音辽）；另一种认为是淳熬、淳母、炮豚、。。珍、渍、熬、糁和肝膋。两种理解的不同点仅在于前者有炮牂，后者无炮牂有糁（音身），前者的捣，后者写作。。。淳熬，淳是指在煮好的米饭中掺和动物油，熬即煎，是指煎肉酱，将煎肉酱加动物油掺拌至烹煮熟的旱稻大米干饭中，这便制成了淳熬饭食，吃用时无需再添他菜，这种饭食的加工与吃法类似现代北方的炸酱面；淳母，即淳模，是模仿淳熬的意思，其加工办法与淳熬基本相同，只是淳母中煮熟的主食不是旱稻而是黍米即黄米；炮豚，炮即炰，是包泥而烧烤的意思，豚即猪，炮豚便是炮烤加炖煮乳猪，先炮后炖，炮是宰杀小猪，掏去内脏，以枣充填猪腹，然后用芦苇将小猪缠裹起来，涂抹一层草拌泥，放进火堆中烧烤，烧毕清除小猪表皮上的泥

①　《诗·大雅·荡》。

皮，再用稻米粉调糊涂于小猪身上，放进油锅中用文火炖煮或油炸至金黄色，再放置锅中用文火炖透，并加香料，经炖熬三天三夜后，将小猪取出，用肉酱醋等调和而吃；捣珍即。。珍，捣是指捣成肉泥，珍是指牛柳（里肌肉）和羊、麋鹿、梅花鹿、獐子等里肌肉，将珍捣成肉泥，除去筋腱，然后下锅煎至嫩熟，调以香料、酱醋等即可食用，其加工方法类似今天的猪扒、牛扒等；渍，是浸泡的意思，将新鲜牛肉逆纹切成薄片，放进香酒中浸泡一整夜，第二天取捞出调上肉酱、梅酱和醋等即可食用，其加工和吃法类似吃生鱼片；熬是烤肉脯的意思，将牛肉、鹿肉、獐肉等去皮切片捶打，撒上姜粉、桂末和盐，用文火慢慢烘烤成肉脯即可食用，也可加肉酱煎食，类似后世的肉脯或肉松；肝膋，肝是指狗肝，膋是指狗肠上的网油，用网油将狗肝包裹起来，调汁入味，放在火上烤炙，呈焦黄至熟即可食用，食用时配以狼油大米稀饭；炮牂，加工方法与炮豚一样，因炮烧小母羊羔而名；糁，是取等量的新鲜牛、羊或猪的精肉切碎调味，并与三分之二的稻米掺合一起放进锅中烙烧至熟即可食用。

（8）《吕氏春秋本味篇》和夏商周食物名品《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组织门人合编的一部杂家名著，该书又称《吕览》、《吕纪》、《吕论》。在该书的第十四卷本味篇中，叙述了一个娓娓动听的关于伊尹以食物烹饪至味的理论打动商王成汤的故事。鲁迅先生曾据此认为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篇小说。本味篇中借商初名相伊尹之口，介绍了被认为是夏商时期的诸多食物名品和烹调食俗。其中属野味名品的有猩唇（猩猩的唇）、獾炙（炙烤獾鸟肉）、燕翠（即燕鸟的尾尖部）、述荡■（音万，意同腕，即一种双头野兽的腕肉）、旄象约（旄牛和象肉）；属河鲜的有洞庭湖鱄鱼、东海鲕鱼、醴水朱鳖、雚水鳐鱼等；属蔬菜类的有昆仑萍、寿木果、赤木和玄木叶、南极嘉树菜、华阳山芸（油菜）菜、云梦湖芹菜、县区（今太湖地区）菁菜、土英草等等；属调料名品的有阳朴姜、招摇桂（桂皮）、越骆菌（箘桂）、鳣鲔醢（鳣、鲔鱼酱）、大夏盐、长泽卵（鸟蛋）；粮食名品则有玄山禾（禾是谷物的总称，此恐怕是指麦禾）、不周粟、阳山穄（黄黍）、南海秬（秬即黑黍）；果品类则有沙棠实、青鸟甘栌（卢橘）、江浦橘、云梦柚、汉上石耳等等。以上列举的食物名品，从《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看，估计主要是西、东周时期的食物名品谱。但部分食物名品和食俗的发生，大约与商人的早期开发有关，故本味篇均借托于商汤名相伊尹所创。

（9）鲜食水果和煮吃蔬菜鲜食水果是指人工栽培的水果，与采摘野果的习俗有所区别。从新石器时代始至夏商周三代止，鲜食水果的习俗呈现了一个直线上升的发展态势。据考古资料披露，新石器时代所能吃到的水果或坚果，大约有甜瓜、花生、桃、枣、橡子、栗子、榛子、松子、朴树子、杏、梅等，其中甜瓜、花生、栗子、桃、杏、梅等属人工栽培的。据考古发掘结合文献记载，夏商周时期已大大发展了果树栽培，当时吃到的栽培种水果、坚果至少已有桃、杏、李、梅、枣、山楂、梨子、橘子、柚子、木瓜、柿子、樱桃、板栗和榛子等等。煮吃蔬菜之俗在新石器时代亦已发生，此时期除煮吃野菜外，也陆续出现煮吃人工栽培的葫芦、芥菜、白菜、芸菜（油菜）、菱角等。据文献记载，夏商周时期已有大规模的菜园出现，人工培植的蔬菜至少有葫芦瓜、韭菜、苦瓜、蔓青、萝卜、荠菜、莴苣、豌豆苗、苋菜、蒜苔、枸杞菜、竹笋、莲藕、蒲菜、水芹、莼菜、凉菜、塘蒿、荸荠、菱角、慈菇、茭白、葱荞头、蒜头、紫苏、香芹、辣椒、生姜以及调味品料花椒、桂皮等等，采集的菜类则有磨菇、海藻、木耳、石耳等，这些亦都是当时人煮吃的主要蔬菜品种，表明了夏商周时期蔬菜煮吃的基本风俗。

（10）调味品料新石器时代的调味品料情况，因材料欠缺，目前仅能略知一二。夏商周时期，由于食文化的迅速发展，调味品料的情况逐渐明朗。

盐白《世本·作篇》："夙沙氏煮海为盐"，传说的夙沙氏生活在神农时代即新热化石器时代，故吃用海盐之俗恐怕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发生。《吕氏春秋·本味篇》提到的大夏盐即青海岩盐，则表明夏商周已吃用池盐。《周礼·天官》已设盐人一职。由于当时已出现海盐、池盐和井盐，故夏商周时期已存在吃用海盐、井盐、和池盐的习俗。

糖　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前时代，还未出现制糖的技术和习俗。夏商周时期开始出现糖的提炼，但此时的糖是用粮食加工而成的麦芽糖之类，叫做饴。《诗·大雅·緜》："堇荼如饴"，指的即是这种饴糖。饴糖的获取主要是使麦芽或粮食淀粉发酵加温制成，夏商周时期的烹调菜肴中，已开始使用饴糖作调味品。

醋　有人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已出现。夏商周时期称醋为醯（音锡）。

《周礼》中有醯人之官职，表明已有专门的酿醋业。结合前述周八珍用醋烹调的情况可知，用醋作调料的习俗在夏商周三代是十分风行的。

酱　据说，夏商周时期均已有酱油、豆酱和豆豉。明张自烈《正字通》说："酱，麦面米豆，皆可罨黄加盐，曝之成酱"。从周八珍调制的情况看，酱尤其是肉酱是当时最常用的调味品和佐餐之肴。用豆（黄豆或蚕豆）加麦麸、淀粉、盐、糖等酿制成的酱，显然在夏商周时期的饮食文化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调味和佐餐角色，并对东周时期饮食文化予以重要影响。孔夫子所言"不得酱不食"，便是菜肴烹调中大量用酱调味的直接表白。

3。远古至三代的主要饮食器具旧石器时代尚无饮食容器的制作，或借用兽头骨当舀水之瓢使用，更多的时候则是使用"汙尊抔饮"①的办法，汙尊即是挖地成坑、凿地为尊；抔饮，即是手掬、用双手捧。

新石器时代陶器发明同时标志着饮食器制作和应用习俗的发生。新石器时代的饮食容器种类很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区别，现择其要者介绍如次。距今7000-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磁山、裴李岗文化发现的陶容器，是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饮食容器之一。该文化出土的陶容器主要有罐、碗、钵、三足鼎、盂、壶、盘、四足鼎、杯等，其中三足或四足鼎是主要的炊煮器，其它均为盛贮器。同时代的关中及周围地区的新石器早期陶饮食器则有大量的三足罐、杯、瓮、盆、壶和其它罐、钵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陶饮食容器以中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最为典型。仰韶文化发现的饮食陶容器主要有盆、钵、罐、瓮、瓶、碗、壶、灶、鼎、豆、盉、缸等等；龙山文化的饮食陶容器则有杯、盆、盘、斝、豆、鼎、罐、盉、甑、澄滤器、鬶、甗、簋、碗、鬲、壶、瓮、扁壶、釜灶等等，其中斝、甑、澄滤器、鬶、甗、簋、鬲、扁壶等是前此时期没有的饮食器。其它地区的新石

①　《礼记·礼运》。

器时代中、晚期陶制饮食器的器类，基本不超出上述范围，只是在形态特点上自成一体。个别较特殊的例子也有，如大汶口文化的陶尊、背壶、觚形器，北辛文化的三足釜、釜，大溪文化的筒形瓶，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还出土有木质的案、俎、几、盘、斗、豆等与饮食有关的器类。

夏代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相当于夏纪年内的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已出现陶、铜、漆木三种不同质地的饮食容器。陶器有三足皿、盆、鼎、罐、豆、瓮、缸、澄滤器、觚、爵、盉、甑、鬲、斝、甗、尊、角等等，铜饮食容器仅见爵、斝两种，木漆器则见有觚、钵等。

商代以郑州二里岗、安阳殷墟文化为代表，饮食容器至少已见五种不同质地。陶容器发现最多，种类有鬲、甗、斝、罐、簋、豆、尊、瓮、觚、爵、觯、罍、卣、盉、盆、盘、瓿、中柱盆、壶、碗、缸等等；铜（包括铅）容器则有鼎、鬲、斝、罍、尊、盘、卣、盂、觚、爵、盉、瓿、甗、汽柱甑形器、簋、方彝、觥、壶等等；玉质容器有簋、盘；木漆器有豆、罍、盘、盒等等；此外还有骨制和象牙制的鼎、皿、觚、方彝、杯等等。

西周饮食容器有陶、铜、木漆器三种。陶器种类有鼎、簋、豆、鬲、罐、甗、甑、盂、瓮、尊、壶等等。铜器（包括铅器）有鼎、鬲、甗、簋、盂、觚、爵、角、斝、觥、觯、尊、卣、方彝、罍、壶、盘、盉、簠、盨、匜等等。木漆器有觚、豆、罍等等。

（二）住居住居，是人类社会的生活现象之一，它包括人类的住宿行为和居住条件。住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方式、方法之一，是人类适应利用自然环境、改造和创造理想生存环境或空间的重要手段和具体表现，更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或标志。

人类社会的住居，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历程。住居的历史不仅包含了建筑术的发明发展，同时也包含没有建筑术而言的自然环境利用。住居不仅是一种生产的、生活的物质文化，而且也是一种反映意识生活的精神文化。不同的住居文化，往往反映了不同的社会阶段、不同的家族和氏族形态以及不同的家庭生活方式。可以说，住居是人类社会生活史的一面重要镜子。

住居既是一种生活方式、方法和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生活习俗。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空间、不同的民族、氏族、不同的社会阶层，往往存在着不同的住居习俗。不同的住居习俗又往往通过不同住居客体的形式直接反映出来。

从远古至夏商周三代，中国的住居形式的发展主流是沿着一个马鞍形般的曲线行进的，即从高至低，又从低向高发展。易言之，便是从最原始的巢（树）居、山洞居发展的地下挖穴居，再从挖穴居发展为地面建筑居。夏商周三代的地面建筑居，奠定了后世住居文化大发展的基础。

1。传说中的"巢居"

"巢居"是指在树木上用树枝搭架而居，因类似飞禽动物的筑巢故名。

《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类似的记述亦见于《礼记》、《三坟书》中。

古人认为中国人类的开端时期存在一个巢居即树居时代，或称有巢氏时代。从人类进化的历史看，尽管这是一种猜想，但恐怕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形的。因为人本身是从森林古猿类进化而来的，猿猴擅长攀援树木的本能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最早的人刚从猿界脱离出来，尚保存很多猿类的本能和外貌特征，加上当时的环境是猛兽横行，人要有效地保存自己，就必须想办法避开群兽，避开群兽的最佳办法之一便是高高在上，在树上架屋而住。在高大树上搭架而居的办法，对于最早的人类来说，是毫无困难的。故巢居的传说，是一种十分精辟的见解。在人类的早期历史中，巢居是应该存在过的一种住居习俗。

巢居由于是发生在至少百万年以前的住居习俗，是一种依附于生长植物上的、并用植物枝干搭构而成的"居室"，故百万年以来的风雨灾变，事实上是不可能留下真正的实物痕迹，使考古学也无法考察到其原貌。但从国外民族资料看，在几个世纪前的某些热带地区，如印度的萨姆地区的后进民族，便存在树居的习俗。这种现象表明，在人类的住居生活史中，巢居习俗是肯定存在的。中国境内的古代人类，也如古代学者推测的那样，曾存在过巢居习俗。

中国的巢居习俗流行时代，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云南元谋人、山西西侯度人、陕西蓝田人等遗址均未见明显的洞穴居址，恐怕便与当时的树巢居习惯有关。

2。洞穴居洞穴居是一种利用天然洞穴栖身的习俗。在崇山峻岭或群山连绵的地区，尤其是石灰岩分布丰富的山区，因自然原因形成的洞穴很多，原始人在狩猎、采集活动中，因偶然的原因发现洞穴的机会也是不少的。天然洞穴能避风挡雨，驱热御寒，甚至还可以成为原始人类防止猛兽伤害的避风港，故原始人利用天然洞穴作为最早的栖身地之一，实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洞穴居仅限于对天然洞穴的直接利用，本身无需对洞穴进行人工改造，故洞穴居从居住形式和行为看，它仅表示居住的状态和习俗，并不反映居住的建筑技术或人为的居住条件改善。

《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穴居而野处"。

《礼记·礼运》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

这里的穴居和营窟均是指洞穴，古史传说的洞穴居已为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

据考古资料，洞穴居是中国旧石器时代十分流行的住居习俗。著名的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洞便是中国迄今所知最古老的洞穴居址之一，它说明中国的洞穴居习俗的发生历史至少已有近一百万年之久。从北京猿人生活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到北京山顶洞人生活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是中国洞穴居习俗盛行的时期。新石器时代之后，由于人类大多从山地转移到河谷地带进行定居的农耕生活，新的居住形式同时应运而生，故洞穴居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平原地区均已绝迹。但在一些仍然生活在山地的古人类中，仍然沿袭着这种原始的居住习俗，如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原始文化，均发现多处洞穴遗址。广东曲江马坝的一些洞穴遗址中，甚至还出土有几何形印纹陶，表明洞穴居这种习俗在广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文化时代初期尚在流行。

3。地穴居地穴居或称地窖居，因房子是以挖地成穴或成窖而名，地穴居的房子整体均在地平线之下，这是人类住居文化中初具建筑意义的最原始的民居建筑物之一。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曾发掘出许多灰坑，其中一类灰坑便是供当时人类栖身的居穴。这种灰坑，其口平面形状有椭圆形和长方形两种，口和底面的大小差不多，坑口外沿均有对称的柱子（柱洞），坑底呈硬土面，口底之间有供上下的台阶，坑内多见陶盂、陶支架、石磨盘、石磨棒等日用物品。这显然是人类居住的房子。磁山文化地穴式房子的发现证例，说明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已发生并流行地穴或地窖居室的习俗。这种习俗，亦沿续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中。陕西华县泉护村、河南洛阳孙旗屯、偃师汤泉沟等仰韶文化遗址均先后发掘有地穴式房子。这种地穴式房子，一般较其它灰坑的占地面积要大。如陕西华县泉护村的H1075（灰坑用H　为代号），口呈椭圆形，出入口朝南，穴底北低南高，底部草泥土面，穴室东壁下有一烧灶；泉护村H1096，平面也呈椭圆形，东端有斜坡出入口，有五级台阶沿北壁盘旋而下，台阶上有路土，穴底中央有略呈瓢形的烧灶，穴壁口部有柱洞痕迹，穴壁有土龛；偃师汤泉沟H6　底部也有烧灶，坑底和坑壁均见柱子（洞）；洛阳孙旗屯的地穴居室，则呈口小底大的袋状，深度变浅，呈现出向半地穴式过渡的倾向。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地穴居，其渊源当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居有密切关系。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过着狩猎与采集的生活，活动的场所大多在山间丛林中，故天然的山洞自然成为他们栖身和抵御外部侵害最好的处所。新石器时代而后，由于农业的发明，人们已从山间丛林转移到濒临河湖的平原或谷地中生活，平原或谷地中一般找不到天然的洞穴，故只能因地制宜，利用制作的石器工具，仿照洞穴居的形式，在能进行农业生产和渔猎活动的场所中，掘地为穴，穴上铺盖草类植物以作顶盖，既可以避风雨，也可以避野兽。以土为墙，掘洞而居，这显然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将洞穴的原理直接应用到平地生活的创造性发明，这种地穴居虽仍显示出非常原始简朴的特色，但却标志了人类新生活的开始和住居建筑术的诞生。

4。半地穴居半地穴居，也是一种掘地为穴的原始建筑和居住方式之一。半地穴居由于居室整体的大半或一半在地平线之下，地平线以上尚有与下穴连接的建筑部分，故其以此区别于地穴居。显然，半地穴居是从地穴居形式直接发展演变而来的，其建于地面上的矮墙，即地穴的延长部分，已初具地面建筑的雏型，是中国人类住居发展史上最早地面建筑发轫之一。它的诞生，导致了后来真正地面建筑居室的出现，是中国古人类从地下住居向地上住居转移的重要过渡居住形式。据考古资料昭示，中国半地穴居的习俗主要流行于新石器时代。但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和西周诸遗址发现的半地穴式房子，则说明这种住居习俗至少在平民百姓阶层中流行，西周时期的半地穴居，正是对《诗·大雅·緜》"陶复陶穴"的具体佐证。这种半地穴居，按建筑形态看，尚可区分出下列诸种形式。

（1）半地穴式圆形房子这是指居室建筑的墙体结构呈规则的或不规则的圆筒状半地穴式房子。

这种房子流行的时间较长，地域较广，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最为常见的居住形式之一。河南密县莪沟半地穴圆形房子的发现，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中便已出现这种住居建筑和流行这种住居习俗。莪沟遗址发现的此类房子有五处，房穴深（高）20-40　厘米，地面以上墙体部分已毁坏无存，门道有台阶，周壁分布着木柱（柱洞），房内地面采用灰白色土垫置而成，房中均发现圆形的烧土灶坑。其中F2　周壁直而光滑，在西南壁有伸出房基外的斜坡阶梯形门道，房内地面平整，铺有灰白土，有近圆形的烧土灶坑痕迹，周壁有六根圆形木柱痕迹（柱洞）。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这种住居形式显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原仰韶文化时期的圆形半地穴房子，较集中地发现于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遗址，此两地的这类房子形制大体差不多，都是口平面近圆形，直径多为5-6　米，房基深陷于地面下，坑壁周围有木柱痕迹，居室内也有数目不等的木柱痕迹，门内两侧有矮墙，室中部有长方形或瓢形灶坑或浅圆灶面。有的灶坑后部置放着保存火种的小陶罐，居住面与墙壁多经大火烧烤，坚硬平整，也有不经烘烤处理的。如半坡三号房子（F3），房基正圆，直径为5　米，地穴部分不到1　米，坑壁即为墙壁，门向南稍偏西，门内两侧有隔墙，室中心部有瓢形灶，灶的前后两侧整齐排列着六根木柱（柱洞），居室地面下层铺垫树枝，树枝上糊有草拌泥土面、并经火烤。四川巫山大溪文化也发现类似的房子。龙山文化时期的半地穴圆形房子，最明显的一个特点便是出现用白灰质物铺垫而成的地面。河南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发现551　号房，其结构是斜坡台阶门道，居室中心立木柱一根，周壁立木柱10　根，地面是用草泥铺底，泥上涂抹一层白灰面，在西墙高出居住面的地方还设置一个壁龛式的灶坑。此外，山西芮城东庄村发现的第201　号房子，被认为是一种从半地穴式圆形房子向地面圆形房子过渡的典型形式。半地穴式圆形房子住居习俗在商代和西周时期遗址中也可寻觅到沿袭的踪迹，如安阳殷墟遗址、陕西西安沣西张家坡遗址、河北磁县下潘旺遗址均发现有此类半地穴式圆房子。

（2）半地穴式方形房子这是指房子整个墙体结构呈方桶状的半地穴房子。方形半地穴式房子，是中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最常见的房子类型之一。河南密县莪沟曾发现半地穴式方形房子一座，房基是从地面向下挖成周壁垂直的平底方坑，房内地面平整，并铺垫有一层黄灰色土，在房基的北部有一个直径约1.2　米近圆形的灶坑遗迹，在房基的填土中还出土红烧土块、灰烬，石料和陶器残片等。莪沟的发现表明半地穴方形房子早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中便已发生并开始流行。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的半地穴房子十分常见。按房子的占地面积大致可区分出大、中、小三类：最大的占地面积达160　平方米，小的仅10　平方米左右，一般的都在20-30　平方米，房基下挖深度约在0.4-0.8　米，大多以坑壁为墙，房门口有延伸到屋外的窄长门道，门道仅容一人进出，或斜坡状或台阶状。门道入口有门坎、门限，门厅内两侧有隔墙，房内有烧土灶坑或灶台。房子周壁大多立木柱，房中心木柱也较多见。但也有无周壁柱和中心柱的例子。房内一般同时出土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房子的四个角大多呈圆弧形。西安半坡、华县泉护村和临潼姜寨均发现大型的房子，半坡一号房已残破，估计面积可达160　平方米，其房基下挖约半米，坑壁厚约1　米，壁内竖木柱，转角处尤为密集，室中心部有四根擎梁柱，柱脚围以泥圈形成柱基；姜寨的大房子，面积均在80　平方米以上，有较宽的门道，门内有大型深坑连通式的火灶，灶两侧有高出地面的宽大平台。中、小型房子一般有狭长的坡状或台阶状门道，门道与居室之间有门坎，室中央有圆形或瓢形灶坑，个别灶坑中嵌置陶罐，室内一侧或两侧往往有高出地面10　厘米左右的平台，居住面及坑壁多经烧烤，坚实平整，室内有数目不等的木柱，这种中小型圆角方形半地穴房子是关中豫西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最常见的住居形式，陕西宝鸡北首岭曾发现32　座，邠县下孟村发现7　座，西安半坡、临潼姜寨、河南陕县庙底沟、郑州大河村、内蒙的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和赤峰水泉等红山文化遗址，也都发现方形半地穴房子。分布在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的半地穴式方形房子，其房子四角呈直角，房址门向没有规律，四壁木柱仅有一半插于壁内，另一半外露，个别房基是坐落在夯土层中。这种半地穴方形房子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同类房子稍有区别，体现了黄河上游地区的一种建房风俗。半地穴方形房子在中原地区进入龙山文化阶段后，已逐渐走向衰落，并为地面建筑所取代。但在远离中原地区的内蒙古昭盟富河沟门遗址中尚可见到这种房子的沿续。

（3）其它形状的半地穴房子吕字形房子在陕西西安客省庄龙山文化中，发现的房子属半地穴式的，其形状（平面）一般呈"吕"字形，并可分内圆外方和内外室都是方形的双间房两种。这种房子一般内外室都有圆灶坑，外室有斜坡出口，与出口相对的地方还有一个用于炊爨或保存火种的壁龛，内室还有袋形窖穴，用于储藏食品，室内地面一般不涂白灰面，是压平的硬面，有的双间房内外都有一根木柱，作为支撑屋顶而用，有的无木柱。如174　号房子是一座内外都呈方形的建筑，底稍大于口，内室有圆灶，灶周围有红烧土并发现陶器，内外室均有木柱，外室并发现屋内贮窖，出口在西北角，有两级台阶。这种吕字形半地穴房子，反映了龙山文化时期陕西关中地区古人的一种区别于其它地区的建房和住房风俗。类似房子在甘肃永登蒋家坪马厂文化、兰州青岗岔齐家文化遗址中也有所发现。它们可能与关中地区有某些渊源发展关系。

鞋底形房子河北磁县下潘旺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一座平面呈鞋底形的半地穴房子。该房南北向，口大底小，中间有隔梁把两室分开，南室长4.3米、宽3.4　米，南壁墙上有一小龛，东壁墙下设一烧灶，西壁设供出入上下的台阶三级，每级宽高约0.6　米；北间长4.4　米、宽2.6　米。内外室都铺一层白灰地面。这种房子形式，反映了当地龙山文化时期的一种独特的造房和住房习俗。

扇面形房子河北蔚县三关遗址，发现了六座属仰韶文化时期的房子。其房子平面呈扇面形，是一种殊别于它处的扇面形半地穴房子。如二号房子，房基平面呈扇面形，南壁呈外凸弧线状。房基挖筑于生土层中，壁残高不等，四壁及地面均先涂抹草泥再抹平经火焙烤成坚硬平面，室内至少有四根立柱，有圆形灶坑和方形的连灶设置，连灶设置兼作房屋的出入口。此种扇形房子构筑习俗是较为罕见的。

5。地面居地面居即在地面上建筑房子供人居住，它是从半地穴居房子直接发展演变而成的，并成为后世房屋建筑的主流形式。地面居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的建筑技术已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尤其是已初步掌握了一些原始的力学、物理学原理。地面居房子从其诞生以后，其发展十分迅速，这是因为其建筑技术真正导入了人类住居建筑的正轨，是房屋建筑的正型。从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三代，地面居作为一种住居习俗已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发展潮流，其间涌现出来的诸种形式，成为后世住居建筑的重要环节和基础。

（1）篷架式居室篷架式便是用竹、木棍类交叉搭成棚架，再覆以布、皮遮盖。考古发掘目前尚未发现确凿的此类地面居室遗迹。但据民族学资料看，这种居俗是存在的，尤其是在一些游牧民族中，以搭帐篷为居的习俗是十分盛行的。中国的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以细石器为特征的遗址，恐怕都是与早期游牧活动密切相关。这些以使用细石器为特征的遗址，应与早期的游牧氏族相关。早期的游牧民族，由于过着随草木和逐野兽的飘忽无定的游牧生活，故篷架式房屋便成为他们主要栖息处。据此而言，他们便是事实上最早的地面建筑的尝试者和创造者。这种帐篷式住居形式，亦可称之为旅居。

（2）地面房子这是新石器时代出现的房屋建筑的进步形式，这种建筑技术和住居习俗的发生历史，可上溯至今6000多年的中原仰韶文化时期。龙山文化及至夏商周时期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条件支配或影响下，各有不同的延续和创造发展。

地面圆房子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常见的房子，其平面近圆形，一般直径5-6　米，门口设一斜长的高门坎，门坎向门外门内两侧修成缓坡状，门内两侧有矮墙，形成门道（厅）、房内中心部正对门厅处有灶坑（圆形、瓢形或方形），门厅一般低于居住面，房子四周有小木柱，室中央有大木柱（中心柱），起护壁和承受顶盖框架的作用，半坡的圆房子，以第6　号、22　号、3号为例，其明显经历了从穹庐式到屋盖与墙体分离的建筑发展过程。这种房子与帐篷式房子在建筑结构上十分接近，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地面圆房子作为一种常例建筑和居住习俗，在仰韶文化时期可以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遗址为代表。河南安阳后岗、汤阴白营、山东龙山文化遗址等发现的大量的圆形地面房子现象，表明这种建筑技术和居住习俗在龙山文化时期十分风行。

地面方形单室房子包括长方形单间房子在内。这类房子，最早发生于仰韶文化时期。西安半坡发现二座，郑州大河村发现七座，洛阳王湾也有七座。这类房子按占地面积可分大、中、小三型。半坡24　号房子，东西长4.28　米、南北宽3.95　米，门南向。据发掘迹象看，四周墙基上有十来根大木柱，柱间插以木板，板柱之间又缠以藤索，然后敷草泥土。居住面下铺木板，板上涂草泥土，经火烤成硬面，室内似无灶坑。洛阳王湾的房子则自具特色，如第11　号房墙基为挖槽建造，内填红烧碎土块，房基内外都有木柱；第15　号房墙基由大块平整的砾石铺成，其上直接筑墙，墙内立木柱，外敷草泥土，室内有较大的平台，台的外端有矮小的隔墙。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这种房子在黄河流域地区已不多见。长江流域的湖北山屈家岭文化遗址则沿袭有这种住居习俗。屈家岭文化的这种住居习俗则可能是受该地区早期大溪文化的同类房子居住习俗影响所致。夏商周时期也可见到有关这种住居习俗沿袭的痕迹。

地面方形或长方形连间、套间房子这种住居和建筑习俗源于仰韶文化晚期。此类房子通常有双间式和三间以上相连的多间式。仰韶文化时期的连间、套间房子，在河南郑州大河村、浙川下集、禹县谷水河、镇平赵湾、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中均有发现。其中郑州大河村第三、四期遗存中出现三组共十二间连间式的房子，房基保存相当完好，墙壁残高有的可达1　米，三组房子建筑结构和营造工艺大体相同。如以第1-4　号房子为例，四间房基均为南北长方形，作东西并列相连。第1、2　号房子同时建成，两间共用一墙壁，第3　号房子则利用了1　号房子东壁加筑而成。2　号房子门向南，其余门均向北，1　号房位此组中心部位，面积最大，有火池，并有小型套间，套间内有火池和土台。2　号房内有三个土台，3　号房内也有一方形土台。这组房址的结构是采用直壁木骨泥墙。由于墙体内排柱尚未分化，可知墙体不高。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诸遗址，则发现较大量的连间或套间式房子。河南淅川下王岗发现的长方形连间式房子，规模宏大，结构独特，其中一组长达100　多米的长屋，由32　间房子相连而成，每间房内都有火塘（灶坑）。有的单间内又另分套间或隔间，房门北开，修墙使用挖槽法，填以红烧土块加固墙基。湖北郧县青龙泉屈家岭文化遗址，也发现一座面积达80　平方米的双间式房子，双室隔墙有一门相通，北室有高起的灶台，南室则有灶坑。类似的连间式房子，在河南洛阳王湾龙山文化、江西修水山背文化遗存中也有发现。相当于夏文化纪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曾发现南北长19　米、东西宽4.5　米的长方形地面房子。

土台式地面房子土台式房子首先是在地面上堆土夯打出一个高于地面的土台，然后以土台为居室地面，房子建在土台之上。此类房子一般都是方形房子或长方形房子，其始见于龙山文化早期。山东日照东海峪遗址发现的12座龙山文化早、晚期房子，全部都是方形的土台式建筑，方向一致，均朝西南。其中第301　号房子是修筑在一个南北长6　米，东西宽约5.7　米，高0.32米的近似方形的土台上。土台经夯打堆成。房子由墙基、墙外护坡、室内地基、柱洞、火灶及出入口等构成，四壁土墙由黄粘土夹自然石块垛成，南墙东段修筑时还先在台基上挖出凹槽，垫以石块，以加固墙基，墙外有护坡，亦用于加固墙基，并构成缓坡状散水灶坑一个。房基中发现木柱三根，东墙、西墙和中心木柱分布成一直线，台基、护坡、室内地基均是分层夯筑而成。在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和湖北房县七里河龙山文化遗存中，也有类似土台式地面房子的发现。龙山文化时期产生的这种土台式地面房子给夏商西周时期此类房子的发展以重要的影响。据考古资料，在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诸遗址和西周时期遗址，凡讲究的住居形式，均采用在夯土台基上修筑房子办法，故此类房子到夏商周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6。窑洞居窑洞居是旧石器时代洞穴居的直接翻版。窑洞居亦称之为横穴居。或认为中原地区的黄土阶地断崖，为横穴的制作提供了理想的地段，横穴是通过掏挖而形成的空间，本身无须复杂的建筑技术，容易制作，且可保持黄土的自然结构，比较牢固安全，它不但能满足遮风避雨的要求，而且由于有较厚的土地覆盖，故亦具有优良的防寒避暑功能。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窑洞居，是山西石楼岔沟发现的窑洞房子。岔沟的窑洞房子，其中一座时代属仰韶文化时期，其余者属龙山文化时期。这批窑洞房子保持着非常原始的特点，其平面呈方圆形，入口缩小，火塘设在中央。龙山文化的窑洞，通常还掏挖有贮物用的小壁龛。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也发现较多的窑洞房子，其主要形制是四壁向上弧收成穹窿顶，高约2　米。属新石器时代的甘肃镇原常山下层文化，也发现单室圆形土窑式或半土窑式房子，其中第14　号房子，距地表深0.7-1.3　米，房基修在生黄土中，由住室、门洞、坑道和房顶等四个部分构成，住室口小底大如圆形袋状，房子地面用火烧烤成硬面，硬面上有路土，室内有四根木柱，门道位于住室与坑道之间，作拱形顶，坑道这一长条形竖井土坑，出口处有20　厘米高的台阶，这是一种仿窑洞式的建筑。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现的窑洞式房子，恐怕与襄汾陶寺龙山文化窑洞居房子有一定渊源关系。西周时期丰镐遗址发现的土窑式房子，是先在地面上挖一口径5.9　米、深约5　米，平面为椭圆形的深坑，再从一壁掏出窑洞，坑底有一条供出入的土坡道将住室分为两半，坑底不平，常有1-3　个灶。丰镐遗址发现的这种土窑式房子，显然与甘肃镇原常山下层文化所见的土窑式房子有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关系。

7。干栏式房子是指在木（竹）柱底架上建筑的高出地面的房子。其具体构筑办法是用竖立的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竹、木质大小龙骨作为承托地板悬空的基座，基座上再立木柱和架横梁，构筑成框架状的墙围和屋盖，柱、梁之间或用树皮茅草或竹条板块或用草泥填实。干栏式房子，中国古籍亦称作为干兰、高栏、阁栏、葛栏，现代日本语则称为高床，或认为考古学和民族志中所见的水上居址或栅栏居，均属干栏式房子。文献传说的巢居，则被认为是干栏房子的最早前身。干栏式房子的主要功能是使房子与地面隔离而达到有效的防潮。除此之外，据民族学材料看，其尚具有有效地利用空间、一房多用的效能，如现代四川平武县王坝楚藏乡的白马人，修筑住房均盛行木干栏式习俗，房子分上下两层，按白马人的习惯是下层养牲畜，上层住人，类似白马人干栏式房子效用的例子，在其它少数民族地区也可见到。白马人自称是古氏族的后裔。如是，则干栏式住居习俗在这一地区或可上溯到先秦时期。从考古发现看，迄今所知最早的干栏式房子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干栏式房子。河姆渡出土的干栏式房子，占地面积和规模较大，可作复原的8　号、10号、12　号、13　号木排桩柱可能属一组长条形建筑。从10　号排桩现存的分布长度分析，这组建筑至少长达23　米。由8　号排桩至12　号排桩的间距是6.4米，表明这组建筑进深约在7　米上下。而12　号至13　号排桩的1.3　米间距，则构成此组建筑的前廊过道。据此复原可知，河姆渡此组遗迹是带前廊的长屋干栏建筑，其构筑方法并已采用梁头榫和平身柱卯、转角柱卯、柱头、柱脚榫、带稍钉孔榫、方木插阑、棂和企口板等先进技术。河姆渡式的干栏房子，在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马家滨文化和良渚文化许多遗址都有发现，如浙江的钱山漾、桐乡罗家角、江苏丹阳香草河、吴兴梅堰等遗址都有此类房子出土。云南的剑川海门口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见有这种干栏式住居习俗。江西清江营盘里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陶制干栏式房子模型，带有长脊短檐式的屋顶，是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曾流行干栏式住居习俗的一个重要佐证。四川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和湖北蕲春毛家嘴西周早期遗址发现的大型木构建筑群，说明夏商周时期干栏式建筑和住居习俗尚在中国的南方地区流行和发展。

8。城堡、宫殿和都城城堡是指用殊别于一般房子的宽厚高大墙体圈围起来的生活、生产或军用场所，它有一定的较大面积的活动空间。高大宽厚的城墙和一定范围的城池是城堡的重要标志。城堡的诞生，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息息相关，故其始终成为学术界探索文明起源的重要关注对象。考古发掘表明，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境内便开始陆续出现规模不尽一致的城堡，迄今已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城堡有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登封王城岗城址、安阳后岗土围墙、偃师郝家台、山东章丘龙山城子崖、寿光边线王、内蒙古凉城老虎山城址等七处。其中，平粮台城址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各185　米，总面积约34000　多平方米。城墙系用小版筑堆筑，即先在城墙的内侧夯筑一高1.2　米、宽0.8　至0.85　米的小版筑土墙作为城墙内壁，再在墙外侧堆土夯实，逐层而上超过小版筑内墙的高度，然后堆筑出城墙的上部，城墙基部宽约13　米，顶宽约8　至10　米，残高3　米多；墙圈中已发现南北二门，两门均位于南、北墙体的中心部，南门并发现东西门卫房。门卫房南北长4.2　至4.4　米，东西宽3.1　至3.3　米，门卫房之间为城门通道，宽约2　米。门道下发现排水设施沟渠，沟渠内铺三条陶水管，水管周围填以料礓石和土块，其上再铺土形成门道路面，排水管道残长5　米多，由多节水管套接而成。这是中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城址排水设施。城池内还发现一些房屋基址、墓葬和灰坑，出土较多的陶器和一块铜渣。城子崖城址最早发现于1928年。1990年再次发掘表明，此城址包含周代及以前三个时期的三座城址，而最早的一座属龙山文化时期，面积最大，东西宽430　多米，南北最长约530　米，占地面积达20　万平方米左右，平面接近方形，残存城墙距地表2.5　至5　米，残宽8　至13　米。边线王城址是由内外城组成，外城是在内城被破坏之后就地扩建而重新建造的，内城较小，位外城中部稍偏东南处，平面为圆角方形，边长约100　余米，面积约10000　多平方米，设东、南、西、北四个城门道。外城较大，平面也是圆角方形，边长约240　多米，城内面积约57000　多平方米，四边城墙中部各开一城门道，已发掘的西、北两城门宽度均约10　米左右，城墙夯筑而成。以上诸城堡发现的情况，基本代表了龙山文化时期城堡修筑的一般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占地面积均不太大，一般都在10000　平方米左右，表明其大多只具有作为军事防御设施的性质，城子崖的城址面积相对较大，与其它城址相比，比平粮台、边线王大三、四倍，比王城岗大20　倍，是迄今发现的距今约4000多年的规模最大的城址，它的性质估计超越了一般的军事防御城堡范畴，已初现早期国家城市聚落的风貌。龙山文化时期之后的夏王朝，考古发掘目前尚未见到城堡类遗迹，但从二里头已发现宫殿遗址的情况看，此时期已出现了真正的文明城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湖北商代盘龙城的发现，则说明筑墙围城的习俗在商代早期是颇为流行的。郑州商代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周长近7　公里，东城墙和南墙均长约1700　米，西墙长约1870　米，北墙长约1690　米，墙体用土分段分层夯筑，墙基一般宽10-20　米，城圈共发现11　个缺口，有的可能与城门有关，城内有宫殿区和一般居住区，城郊发现手工业作坊和墓葬区。郑州商城总面积约达300　多万平方米。偃师商城城址，南北现长1710　米，东西宽1215　米，基本呈长方形，总体面积约达200　万平方米，东西城墙均各探出三座城门，北城墙探出一座城门，西城门发现斜坡式"马道"，东城门发现排水沟渠系统，城内已探出东西向大路5　条，南北向大路6　条，路面宽6-10　米，城内还发现三座小城，居中心部位的是宫城，平面近方形，周长约800　多米，宫城内有大型宫殿建筑群，已发掘者有4　号、5　号宫殿。湖北黄陂盘龙城城址，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约290　米，东西宽约260　米，墙基宽21　米，四面城墙中部各有一个缺口，可能是城门，城外有宽约1.4　米，深约4　米的城壕。该城总面积约7　万多平方米，城内发现宫殿基址，城外是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和墓葬区。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规模与龙山时期城址相比，即使是最大的城子崖城址，也大出10　倍以上，加上其城内外一整套完备的生产、生活设施的发现，表明它们已远远超越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堡属性，具有了真正的城市或都城的意义。盘龙城城址的规模虽然不大，甚至比城子崖城址还小得多，但从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情况看，反映了商代边远地区诸侯营建城邑的一般习俗。西周时期的城址，目前主要见有北京房山琉璃河城址，平面大约是长方形，北墙全长800　多米，南墙和东西两墙的南段，因破坏严重，情况不详，东、西墙已探出部分约300　多米，总体面积估计在30　万平方米以上。城墙用黄土分段夯筑，墙宽10　米左右，墙底有浅槽，主城墙下部两侧有"护坡"，城外侧有壕沟，城内已发现房基等遗迹，城周围发现很大的墓地。琉璃河城址是西周初期的燕国都城，其规模和布局设施等则反映了西周时期各国营建城邑的一般习俗。

宫殿与都城宫殿是国家组织出现、阶级矛盾激化、贵族王权出现的产物，宫殿是王朝都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王朝的重要标志，一个王朝国家和都城，可以没有城堡，但不可能没有宫殿，宫殿是王权、国都的象征。宫殿由于是王权、国家的产物，故其出现也自然在王朝国家出现之后。中国的王朝国家组织，是从夏王朝开始的。相当于夏王朝纪年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已发现最早的宫殿建筑，故中国的宫殿营建和居住习俗是从夏代开始发生并流行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目前已发掘了两座宫殿基址，1　号宫殿是一座大型的夯土台基，东西长108　米，南北宽约100　米，总面积在1　万平方米以上，夯土台基高出当时的地面约80　厘米，四周边缘形成缓坡，台基上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建筑，建筑主体是一座殿堂，殿堂位置在基址中部偏北，堂前有一片平整宽阔的空地作庭院，殿堂和庭院被一道围墙圈起，围墙前有一圈廊庑，南面开一大门。整个建筑的布局，由堂、庑、门、庭四部分组成。殿堂坐北朝南，为长方形，东、西面阔八间，南北进深四间。在殿堂基址上，发现一些木柱痕迹和草拌泥块，推测殿堂建筑结构是以木架为骨，草泥为皮，堂顶为四面坡形，周围有小挑檐柱，支撑屋顶的出檐，这种形式，体现了中国古老的宫殿建筑形式。2　号宫殿基址则由廊庑、大门、中心殿堂、大墓等系列建筑遗迹组成。中心殿堂现存一个长方形夯土台基，北边长32.75　米、南边长32.6　米、东边宽12.4　米、西边宽12.75　米，宫殿的东西北三面均有大型夯筑的墙，宫殿内发现陶水管等地下水道设施，中心殿堂与北墙之间还发现一座与宫殿同时代的大墓。二里头两座宫殿址的时代同属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它们的发现，证实了夏王朝都城文化的存在和国家组织机构的诞生，并表明二里头文化遗址很可能是夏王朝的重要都城遗址。商代的宫殿遗址，在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殷墟以及湖北盘龙城等均有发现，郑州商城的宫殿遗址已发掘三处，其中最大的一处是一东西长65　米、南北宽13.6　米有九室重檐屋顶并带回廊的大型寝殿。偃师商城现已发掘二处宫殿址，4　号宫殿址东西长51　米，南北宽32　米，坐北朝南，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宫殿建筑，正殿建于夯土台基上，东西长36.5　米、南北宽11.8　米，南边有四个长方形台阶，殿堂的东南西三面为廊庑环绕，中有宽阔的庭院，院内发现一口水井，殿堂周围并发现三处石砌的排水沟。5　号宫殿包括上下两层，上层建筑由正殿和东南西三面廊庑组成，中有庭院，正殿四周有柱洞和础石，东西两侧有廊庑，规模较大，东西长54　米、南北宽14.6　米。下层宫殿平面呈方框形，中间为庭院。安阳殷墟宫殿区，位小屯村北，现已发现50　多座建筑基址，可分甲、乙、丙三组。甲组有10　多座，时代最早；乙组有20　多座，时代属殷墟文化二、三期；丙组有10　余座，时代属四期。基址平面有矩形、条形、近正方形、凸字形、凹字形等多种，规模最大的是乙八基址，南北长约85　米、东西宽约14.5　米，稍小的南北长约46.7　米、东西宽约10.7　米，乙组基址中部的乙七、乙八是两座纵横相交成丁字形的基址。1989年新发掘的凹形基址，是三排房基连为一体的建筑，基址濒临洹水，面积约5000　平方米，建于殷墟早期，缺口向东，北南有两排并列房基，西面有与之相衔接的房基，三排房基紧相连接，构成一个整体，北排房基，东西长约60　米，南北宽14.5米。南排房基，东西长约75　米，南北宽约7.3　米，西排房基，南北长约50米，东西宽7.5　米。北排房基为主要建筑，现存门道三个，均宽2　米，间距4.3　米，门道周围并发现陶器和有"武父乙"铭文的铜盉以及祭祀坑。殷墟小屯宫殿区的部分基址。近年来学者曾作过一些复原尝试，现筑立于殷墟博物苑内的几座木架茅草、雕梁画栋式房子，便是据发掘加想象在发掘现场就地复原的殷代宫殿建筑复原尝试之例。郑州、偃师、安阳发现的宫殿建筑，规模宏大，均具王者居的气质，它们代表了商代王都宫殿修筑的基本形式和发展演变潮流，体现了商代都城文化的真正实质。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城址内亦发现了两座宫殿建筑。1　号宫殿高出地面约20　厘米，坐北朝南，平面呈长方形，长39.8　米、宽12.3　米，四周外沿各有一排大檐柱，柱径约0.5　米，柱底垫有大础石，整个建筑面阔38.2　米、进深11　米，复原为"四阿重屋"形式殿堂，中心部位是四间东西并列的居室，四壁为木骨泥墙，四室通面宽33.9　米，进深6　至6.4　米，中间两室较宽，各室南面各有一正门，中间两室北壁又有一后门，在四室与檐柱之间，形成一周外廊。2　号宫殿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7.5　米，南北宽10.5　米。建筑情况与1　号宫殿大体相同。盘龙城商城的宫殿建筑，虽然从整体规模上比不上商代王室，但它代表了商代诸侯王国对中央王族生活和权力的仰慕、模仿，反映了诸侯王族也过着国王般奢侈生活的一代风尚。在西周金文记载中，有不少关于周王或世族集团在庙、宫、室、■、辟雍等建筑物中进行册命、庆功、赏赐、祭祀和燕饮活动的描述。考古发掘陕西扶风凤雏建筑基址和召陈建筑基址，则与金文记录互为补证，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宫寝制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佐证。凤雏建筑基址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群，坐落在夯土台基上，台基南北长43.5　米、东西宽32.5　米，面积约近1500　平方米，台基高约1.3　米，坐北朝南，建筑的布局由南往北中心部位先是影壁，然后是中央门道和东西门房，门房后是中院，中院后是前堂（殿堂），前堂后是东、西小院，小院后是后室，在中心建筑物的两侧，是连成一体的东、西厢房，每一部分建筑与院落之间，均以台阶式走道相通，东、西厢房和后室前檐均有廊庑。殿堂面阔6　间，进深6米，四周有回廊。建筑群内并发现窖穴和出土大批西周卜甲以及陶水管、瓦等。有的学者指出，凤雏建筑群中的殿堂，是西周统治者处理朝政、举行婚丧、祭祀典礼的场所，它相当于《周礼·聘礼》、《公食大夫》中的"朝"或《周礼·士昏礼》、《觐礼》、《乡饮酒》、《大射》中的"堂"。后室大约是贵族及妃嫔们居住的地方，即《周礼》中的"寝"或"室"，东、西厢房则另作它用。凤雏建筑群的整个布局，基本合乎西周的"前朝后寝"或"前堂后室"的设计。召陈发现的建筑基址，不象凤雏那样自成院落，已发掘15　座，其中3、5、8　号规模较大。3　号是一高台建筑，东西长22　米、南北宽14　米，正面六间七柱。从柱中到柱中的总面宽为13　米，面积达281　平方米，尤以正面中间两房最宽，面阔达5.6　米。据柱网看，该基址应是"四阿屋顶"结构，屋顶铺瓦，从遗址出土大量板瓦、筒瓦可知，瓦顶房子的修筑习俗在西周时期已开始流行。凤雏村和召陈村均地处西周时期的政治中心周原区域内，故两地发现的西周大型建筑基址群，基本代表和反映了西周时期宫殿建筑的形式和风格，是洞察了解西周时期王都文化和宫庭住居习俗的一面重要镜子。

9。地面、墙体、顶盖地面即房屋内的居住面。中国古代房子居住面的修筑处理，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最原始修筑方法是直接砸实地面形成硬面，进而发展出草拌泥、三合土、白灰面、烘烤面、夯土等多种形式与方法。直接砸硬面的习俗主要流行在磁山、裴李岗文化时期。草拌泥、三合土或加烘烤之俗广见于仰韶文化时期。如河南洛阳王湾仰韶文化15　号房子的居住面是用两种不同方法和材料修筑，其一是草拌泥经烘烤，形成坚硬并带龟裂纹的地面，二是利用石灰状物质和土混合做成；西安半坡的24　号房子则是在木板上涂草泥土，烘烤成地板式硬面；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房子居住面则多用细沙、粘土和料姜石粉状物层层铺垫而成，多者达十一层，相当考究，并经历材料合成、铺平、砸实、抹光和烘烧等工序；最值注意的是甘肃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405、901号房子，其居住面是以直接煅烧的料礓石作为人造轻骨料，粉碎后掺和少量红粘土做成胶凝材料，用水调合后构成轻型混凝土并铺施于地面上，这种用轻型混凝土构筑地面的现象，为考古发现所罕见。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轻型混凝土，虽不能与现代水泥的一切特性媲美，但其确应是现代混凝土的直接雏型。白灰面地面主要流行于龙山文化时期，但其渊源则在仰韶文化时期，甘肃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房子便已见白灰面地面。夏商周时期一般住居除了沿用原始社会时期的各种地面修筑方法和习俗外，最为突出的变化是使用高台基式的夯筑居住面。

墙体最早的墙体是地穴式房子中的坑壁。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居住在地穴式房子中的古人类，首先在所掘的居穴坑壁上涂抹草泥，这便出现了最早的经人工修整、修饰的墙体。真正的具有建筑意义的墙体是挺立于地面之上的墙体。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随着半地穴房子的出现，首先开始出现木骨草泥皮的矮墙，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由于真正的地面住居建筑已出现，伴之而来的墙体结构发展也越来越讲究，先后出现草拌泥经火烘烤的烧壁、土坯和石板墙。夏商周时期以夯土墙为主，西周时期并开始出现最早的嵌砖土墙壁。

顶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商代，房顶通行的习俗均是用草类物铺盖。西周时期的房子也大多是沿用这种传统，但从陕西扶风召陈村西周建筑基址群中发现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板瓦、筒瓦以及半瓦当等迹象可知，用瓦铺房顶的习俗已发生，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瓦顶建筑实例。

（三）衣着（穿戴）

衣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动物没有衣着而有天生的起到人类衣着某些特别作用的毛皮。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最早的人类并非是象现代婴儿诞生那样--赤条条地来，而应是毛茸茸地来，带着毛茸茸的身子刚刚脱离猿界的人，尚存有毛茸茸的动物身体外部特征，故尚无需衣着和没有衣着；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动物本能的退化，身体外态的毛茸茸保护层已不再属于人类时，制造衣着，保护身体便成为需要。衣着的出现首先应是以保护身体为第一契机，其经历了漫长的从局部至全体的发展过程，从而诞生了既起护体作用又兼具装饰作用的衣服。衣着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一定的衣着文化，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一定的衣着习俗，代表了一定社会的时代风貌和一定民族的文化特征。从远古至夏商周三代，中国的衣着文化与习俗，经历了一个从原始简单的局部衣着发生、发展到完整进步的服饰文化成型初兴的阶段。1。旧、中石器时代的披叶衣皮《礼记·礼运篇》："昔者。。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列子·汤问》："不织不衣"、《韩非子·五蠹》："古者。。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庄子·盗跖》："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白虎通》卷一："茹毛饮血，而衣皮苇"。这些记述反映的正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至中石器时代的衣着习俗。在纺织技术尚未出现的旧石器时代，最早可能曾存在一个无需衣着或没有衣着的阶段。随着人的因素不断健全发展和动物机能的逐渐消退，衣着的出现势在必行，因为它是弥补人外貌体态发生质变后的最佳手段。最早的衣着是以局部护体的形式出现的。处在狩猎和采集经济时代的人，将树叶或草叶扎戴在头上或身上，这恐怕要算是最早的衣着，这种衣着具有原始的遮阳护体、防虫叮咬以及保护色的作用。保护色作用便是在狩猎活动中，以绿色的枝叶为保护色，既可迷惑野兽，免遭野兽袭击，也能以此有效地潜伏、袭击和猎获野兽；尤其是夏日炎炎，酷暑当头之际，披戴草叶之衣当是最解决问题的。但到了寒气袭人的冬季，树叶已不足以挡风御寒，故鸟鲁的羽毛和皮毛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人类的应季衣着。这种衣着，毫无疑问，是具有原始的保暖、御寒实效和护体功能的。辽宁海城小孤山洞穴发现的穿孔骨针，年代距今约2-4　万年，是中国迄今最早的骨针遗物。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云南蒲缥塘子沟等旧石器晚期遗址中，也都发现了距今1　万多年的骨针。这些骨针的发现情况说明，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是原始衣着萌芽发生的重要时期，用骨针缝纫衣着的习俗于此已正式发生，最早的衣着是树叶、草类植物和禽兽羽毛和皮毛，其历史迄今已可上溯到2-4　万年之前。中石器时代的经济大多是以游牧为主，这种随波逐流的流动生活与旧石器时代相仿，故其衣着习俗也基本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相同。

2。新石器时代的衣麻服葛和丝织品的发生《礼记·礼运篇》："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庄子·盗跖》："神农之世。。耕而食，织而衣"；《淮南子·汜论》："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屦，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领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周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这些记述表明，披叶衣皮的习俗至神农、伯余（黄帝臣子）、黄帝时期已被织造麻、丝布帛和垂衣裳的习俗所取代。神农、黄帝时期，相当于中国新石器时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使过去的传说变为事实。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有麻线、木纺车和零件；江苏吴县草鞋山发现罗地葛布；河南荥阳青台发现麻布、丝帛痕迹或残片；浙江吴兴钱山漾发现的丝织品、麻布等等，均从不同程度上说明了织造麻布、葛布甚或丝帛来缝制衣服的习俗在距今5000至7000年期间十分流行。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衣着，据文献记述和出土情况分析，当应已出现上衣下服般的形式，至于衣服的具体式样，因缺乏足够的完整的资料而无法细论。

3。夏商周三代的衣着与服饰制度二里头文化以往发现的一些织物痕迹，表明夏代的纺织业保持有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纺织习俗与传统。《管子·轻重甲》："昔者桀之时，女乐三千人。。无不服文绣衣裳者"，这虽然是后人对夏代帝王生活的一种推测，但以现在的学术眼光看，这是一种比较接近事实的推测。"文绣衣裳"应是夏王朝时期已经出现并流行的衣着服饰；这是一种刺绣着图案的丝织衣服，外貌非常华丽高贵，当时能够穿得起这种服装的人，除了宫廷乐女等属王室提供而有机会穿着外，通常应是贵族妇女；一般的平民百姓，以穿着麻、葛布缝制的衣裳即麻衣、絺衣等为时尚。

商代的衣着服饰，据河北藁城台西、河南安阳殷墟等遗址发掘出土的情况可知，当时的服饰原料至少已出现平纹纨、皱纹縠、绞经罗、菱纹绮、纱纨（绢）、色帛、缣等丝织品和麻布以及毛织物等。当时的衣服式样和穿戴习俗，据出土资料也可略知其梗概。例一，商殷墟出土现藏于美国的玉人像，为站立形，穿素面无纹衣服，双脚并拢穿有鞋，双手平齐置放腹前，头戴一顶较高的帽子，衣领作交叉状（左襟压在右襟上），长袖，腰间系束带，前腹束带下垂一过膝的D　（韍，即敝膝），全衣似连成一体作深衣状，衣下摆垂至足跟上部；例二，殷墟四盘磨出土石人，两手后撑仰面朝天坐地状，头戴圆箍形的頍，衣襟敞开露胸，长袖，或认为所穿的衣服是上衣下裳，从侧、背衣服上所饰的饕餮云纹连成一体的现象分析，此石人所穿者乃是深衣；例三，殷墟妇好墓出土玉人，跪坐状，头戴圆箍形頍，衣领很大，交口至腹部腰带上，腰带宽阔，带下腹前悬一长条形D　，长袖，足穿鞋，衣上纹饰一气呵成，为云状纹，也似是深衣式衣服。在以往的研究，一般认为，西周以前的衣着服饰，主要是采用上衣下裳制；春秋战国之际，才出现将上衣下裳合并成一件、连成一体的连衣裙式衣服，这种衣服亦称为深衣。从商代玉人、石人雕像所反映的衣服形制情况看，所谓上衣下裳的服制并不明显，相反大多是具深衣的特点。商代的衣着式样由此看来应属于原始的深衣制。简言之，头戴高帽或圆箍形頍，身穿斜领长袖垂足的深衣、腰系宽大的束带，腹垂长条形的D　，衣服上多有刺绣的图纹，脚穿鞋等等特点，构成了体现商代风格的衣着服饰制度上的一种通行习俗。

西周时期的衣着服饰，据西周金文所载，其发展内容显然比商代更为复杂，金文中有"虎冕练里"、"玄衣黹屯，赤市朱黄"、"衮衣赤舄"、"玄裳"、"玄衣带束"等等语词。其中玄衣被认为是冕服中的玄色上衣，衮衣即衣服上画有卷龙者，裳即冕服中下身所穿的裙，赤市指垂于腰带下的D　或韍，舄即厚底鞋，带束即腰间束带。有的学者据金文记录和《诗经》记载，认为西周时期是冕服的形成时期。河南洛阳出土的一件西周人形铜车辖，人作站立状，两手平置于腹部，头戴一髻形帽，帽由一绳带固定系于颚下，身穿方领直裾式衣，腰间似有束带，束带下垂一D　，全衣是上衣下裳式或是深衣式。另发现了一件西周玉人像的衣着与此形态差不多。考古实物反映的是西周时期一般民众的衣服形制，恐怕这应是西周时期的主要流行服饰制，至于冕服，虽然金文、文献均有记述，但真正的冕（头上的冕冠）的形象资料目前在西周文化中尚无证例可援，故西周时期冕服，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是一种未见垂旒之冕的冕服，即衣裳已具冕服之制，而头冠未见旒冕之形。除前述的西周服式和此种原始冕服外，在相当于西周早期的甘肃辛店文化中，尚发现一种如连衣裙状腰间带有束带的深衣式服装，例见于辛店文化的彩陶人形纹。这表明西周时期可能亦流行有原始的深衣服装习俗。

4。佩饰佩饰是指佩戴在人体各部分的饰物，从不同的佩带位置看，可分发饰（或头饰）、耳饰、项饰、腰饰、臂饰（手饰）、足饰等等。佩饰是古代衣着服饰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佩饰除了具有主要的美化功能外，在远古至夏商周时期，一些特殊的器类尚具有宗教意识、权礼观念上的特别意义。佩饰的质料通常有介壳、骨角、石、玉、陶、金属等多种。据考古发掘资料，制作和使用佩饰的习俗，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便已发生。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曾出土了13　件原始佩饰，种类有穿孔蛤壳、钻孔石珠，穿孔鸵鸟蛋皮扁珠、穿孔鸟骨扁珠等等；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也曾出土一批石珠、石坠、穿孔鱼骨饰、穿孔介壳等原始佩饰，这些都是迄今所知中国制作和使用佩饰的最早实例。

项饰据目前资料看，项饰即项链类佩饰物，恐怕是中国出现最早的装饰品类。阳原虎头梁、山顶洞发现的穿孔佩饰，大致都属于项饰。项即人的颈部，颈上承头下依肩，其构造特点非常适合悬挂，在颈部挂饰物，既可以防止行走或活动时经常脱落，也可以使饰物处在人体较明显的部位，起到最佳的装饰作用，故项饰成为最早出现的佩饰，是与人体形态及饰美初衷密切相关的。中国最原始的项饰物是山顶洞、虎头梁两遗址出土的用蛤壳、砾石、鸵鸟蛋皮、鱼骨、鸟骨等质料制成的穿孔坠饰或珠饰。北京门头沟东胡林人墓葬发现的用50　多枚小螺壳穿孔系成的项链，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现知最早的项饰品之一。辽宁阜新查海新近发现的距今约7000-800O年的随葬品玉玦。则是现知最早的玉质项饰物。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使用和制作项饰的习俗十分风行，绝大部分的遗址都毫不例外地见有项饰物的出土。如仰韶文化习见用兽牙和蚌、贝、骨等材料制成各种项饰物；河姆渡文化已出现由玉管、璜、玦、环等构成的项饰；马家滨文化则继承了这种传统；大汶口文化常见用成组的项饰随葬，项饰的质地由玉绿松石、骨、角等构成。良渚文化发现的精美的玉珠、管、坠、玦、璜、蝉等，也都是与项饰相关的遗物。夏商周时代的项饰，一般以绿松石、玉质的管、珠、璜、玦以及动物形玉饰组成，也有很多的骨、角、牙制品以及蚌、蛤壳、子安贝等项饰物。

头饰与发式头饰即发饰主要有笄、梳、束发器等。常见质料是骨、石、玉、陶等。陕西华县元君庙墓葬发现的骨笄，半坡遗址彩陶盆人面纹有关发笄的图形，郑州大河村发现的陶贮笄器等，均说明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阶段，已出现了骨笄头饰和用骨笄束发的习俗。在此之前的古人类，大体是保持着蓬头垢面的自然发型，或称披发覆面式。骨笄发明首先带来的发式变化便是将原来的披头散发变成向上或向后盘结的发髻式，这种发式有利于人类进行各种活动，故其迅速地被后代人所袭用，并不断改进。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遗址，除了发现较多的骨笄实物外，还出现了玉笄、骨梳、象牙梳、石梳和猪獠牙束发器等头饰。它们说明束发的习俗在此时期已获得普遍的推广，束发的式样即发髻的形态也可能出现地区风格、族属风格。夏商周时期的发饰主要是大量的骨笄，也见有骨梳、玉笄等。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西周文化遗址均不乏骨笄出土的记录，尤其是殷墟遗址如妇好墓一墓出土的骨笄就达499　件之多。结合殷、周时期的人形玉石雕象情况观察可知，夏商周时期均风行利用骨笄、梳等发饰束发成髻或盘头的习俗，而骨笄是最通行的发饰。殷墟出土的骨笄，制作大多很精致，笄头部雕刻成各种不同的形状，已强烈透露出以笄饰美的倾向。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晚期墓发现的金笄，则表明商代北京地区的发饰在选材上已达到非常讲究的程度，加工工艺也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商代的金笄及同时出土金器饰，是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金质佩饰，它们的出现，标志了中国贵金属首饰的制作和崇尚至少已有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此外，在新石器时代大汶口墓地中，亦见到许多用多种质料制成的饰物串成圈状的组合头饰。

耳饰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中，流行以绿松石坠子作耳饰的习俗。

这种习俗还泛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诸多文化中。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发现的骨、角、玉质等小型坠饰，事实上也是与原始耳饰密切相关的。夏商周时期诸考古遗址发现的小型骨、玉、石、贝等穿孔坠饰，尤其是动物形坠饰，大都是与当时的耳饰密切相关的。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的金耳环，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耳环实物之一，它表明制作和佩带金质耳环的习俗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便已发生，而北京地区又是这种习俗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北京琉璃河刘李店的西周墓、夏家店下层文化等曾出土有铜质耳环，表明西周时期的青铜制作亦已扩大到首饰制作的领域中。

腰饰仰韶文化时期的原始人，在使用蚌、蛤、骨、石管、珠作项饰和头饰的同时，也习惯将成批的珠饰和其它穿孔饰串在一起组成系于腰部的腰饰。如陕西临潼姜寨一座青年女性墓中，发现的骨珠总数达8577　颗。从出土现象看，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用于串系腰饰的。姜寨发现的另一座少年女性墓，则明显看出腰部系有用成批骨珠和穿孔蚌壳串成的围饰。同时期的陕西渭南史家遗址，也发现一座身上佩带有1147　颗骨珠的幼女墓。腰饰的习俗同样见诸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诸文化遗址中，只是数量逐渐减少而讲求饰物质量。大汶口文化发现的成串的玉、石、骨、角质管珠饰物，除用作头饰、项饰外，也有用作腰饰的。大汶口文化还发现一种腰间佩带龟甲囊的习俗。在良渚文化出土的精美玉器中，其中一些器类也被利用为腰饰。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石、玉、骨、蚌、贝等等穿孔饰品，有相当部分也是用于腰饰的。如石、玉质的柄形饰、各种较大型的片状动物形穿孔饰、玉壁、瑗、环、璜、骨片、蚌片、子安贝饰以及铜镜等等，都是与腰饰有关的遗物。

手、足饰其种类主要有臂环（臂钏）、手镯、指环等。仰韶文化时期已出现用陶、石、蚌制的腕、臂环饰，其中以陶环所见最多。这种习俗亦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山东衮州王因大汶口文化墓地发现有的死者双臂佩戴有十余对陶镯，可见其对陶镯重视的程度，大汶口文化墓葬同时亦发现多例使用玉、石质的镯、臂环以及指环。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也流行各种彩陶环手饰物。上海青浦福泉山崧泽文化遗址新近则出土了象牙手镯。类似的象牙手镯在大溪文化中亦有发现。黄河上游的甘肃齐家文化则发现有铜指环。夏商周时期除了见到一些手饰物外，尚见到一些足饰物。手饰以镯较常见，次为臂钏、指环等。商代的镯主要见于安阳殷墟出土品，妇好墓曾出土玉镯十八件，另发现一件用于射箭钩弦的套于拇指上的扳指，即《诗·卫风·芄兰》："童子佩韘"的韘。在殷代墓葬发掘中，常能见到一些将子安贝串成镯形，套在手腕上甚至脚跟上部的现象，也有以两、三枚子安贝串好套于手指或脚趾中的现象。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发现的金臂钏，表明商代北京地区率先出现了金质手饰物，是中国现知最早的金质臂钏实物之一。北京房山琉璃河刘李店西周墓发现的铜指环，表明源自齐家文化的这种习俗在西周时期仍在流行。

（四）行走与交通直立行走是人类脱离猿界的一个伟大进步，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行走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也是一种最基本的动作行为，故其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行走是交通的基础，交通是行走的经验结晶，是对行走能力的一种改善与创造，是对人类行走能力或水平的一种显示和说明。交通通常是以交通工具的出现为第一标志的，它是交通工具与道路设施的集合体，交通工具的有无和好坏，道路设施的良否，除了反映一定阶段的交通水平外，也同时表明一定阶段人类的行走能力和行走习俗。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表明，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史至少有99％以上的时间是属于徒步行走的历史。当此之时，行近走远、生产生活，都全凭脚下功夫。中国最早的行走革命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变革的标志是出现了交通工具舟。

1。远古至三代的舟船制作与利用舟，是古人对船的通称，中国造船的历史，就目前发现所知，当比造车古老得多。《世本·作篇》："共鼓、货狄作舟"；《山海经·海内经》："番禺始作舟"；《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檝。舟檝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史记·夏本纪》："（禹）水行乘船"，这些认为黄帝、尧、舜、禹时期发明和运用舟船的传说，大致可与考古发现相吻合。考古发掘表明，至迟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中国的长江流域下游地区便已出现了舟船。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木质船桨即文献所说的檝、楫，是造船和应用船作交通工具的重要物证。舟船是行于水上的交通工具，天然的江河湖泽是舟船所行的道路（即习称的水路），木头浮于水的原理一般很容易被生活在近江河湖海地域的古人所认识。最早的舟可能是独木或木排、竹排状，最早的造船之民应是水边居民，河姆渡人正是这样的居民，故率先发明和使用舟船是完全可能的。在同一地区的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等良渚文化的遗址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木桨实物，这种现象除了说明长江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期至晚期均流行造船和用船的习俗外，同时亦暗示长江流域太湖地区很可能是中国古代造船业和造船、用船习俗的重要策源地。新石器时代的舟船，恐怕主要是以独木舟或木排、竹排形船为主，形体都不会太大，乘坐人数仅一、二人。《论语·宪问》："羿善射，奡荡舟"，羿、奡均是夏朝的人物，奡荡舟表明夏朝也有造船业和以舟为交通工具的习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有舟字，并见有人立于舟上或挑货立于舟上的字体构形，说明舟船制造和应用至商代已获得较大的发展，用舟载人兼运货的习惯业已非常流行。《诗·大雅·棫朴》："淠彼泾舟，烝徒揖之"，一条船同时有许多人划桨，说明西周已出现规模较大的船。《诗经·周南·汉广》："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江面如此广阔，不能用方引渡，方即筏，筏包括竹筏、木筏或皮筏，此说明西周时期亦流行有小型的舟筏。《诗经·大雅·大明》："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孔颖达疏："造舟者，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桥。"这表明西周已出现连接舟船、船上铺板搭成浮桥的习俗。造舟为梁即并船作桥的习俗与技术，实可视作是西周人对古代交通发展事业的一种重要发明与贡献，它为后代桥梁的发明建造显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

考古发掘所见的舟船实物，目前以甘肃齐家文化和福建崇安武夷山发现的船棺为最早，这种船棺事实上是一种生前使用过的舟船，以舟船作为死后的棺具，是古代水上或水边居民以船为家习俗的反映。这种船棺是一种独木舟的形态，可视作是距今3000-4000年期间中国西北和南方沿海地区所流行的独木舟形式。从商代甲骨文舟字的象形体看，也基本属于此种形态，但已从独木结构发展成板块结构。板块造船技术的出现，无疑为西周及后世造船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启迪作用。

2。夏商周三代车子的制作与利用《史记·夏本纪》载大禹治洪水时"陆行乘车"，《世本·作篇》："奚仲作车"，《山海经·海内经》："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从以上记述看，大约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至夏王朝时代，已出现车子制作和利用的习俗。禹是最早乘车的人之一，奚仲和其子吉光是最早造车的人之一，而当时的薛国很可能是一专门从事制车的国族。《世本·作篇》又见"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的记载，相土是商代的三世祖，王亥是商代的七世祖，均生活在夏朝初期。乘马即用马驾车，服牛即用牛拉车。相土、王亥分别发明马车和牛车的传说，虽与前述禹乘车、奚仲、吉光作车的传说在人物上有所矛盾，但在年代上基本相同。故综合文献传说的情况分析，禹陆行乘车之说因旁证不足，可暂且不论，夏王朝时期已出现马车与牛车则恐怕较为接近史实。考古发现目前尚未发现夏代的车子实物，夏代的车子是何形状尚有待考古学的揭示，但从二里头文化已出现国家制度，宫殿建筑以及一些青铜礼酒容器、铜马铃、圆泡饰等情况看，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夏王朝纪年内应该是存在马车与牛车的制作和利用之俗的。《管子·轻重戊》："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商朝的服牛乘马习俗，据前述所知源自先公先王时期，至商王朝建立和统治时期，服牛乘马也就更不在话下了。商代甲骨文、金文中均见车的象形字，殷墟考古发掘迄今发现的完整或较完整的马车实物其数已在20　辆以上，综合发掘实物和甲骨、金文的车字形体可知，商代的马车是一种独辀两轮、横长方舆箱、后开门的木质主体，附以铜饰件的车子，这种车子都是用两匹马来牵引的，四马牵引说目前尚缺乏确证。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商代王公贵族经常乘坐着这种马车外出田猎或参与军事活动，日常生活和参与祭祀活动，也都乘用这种马车。结合墓葬发掘的情况看，王公贵族死后也用这种马车随葬，故这时期的马车是十分高级的交通工具，是贵族们的专用车，一般的中、小官吏乃至平民百姓，是难得有乘坐马车的机会的。《尚书·酒诰》所说的"肇牵车牛远服贾，"即利用牛车引重致远进行运输和交易活动，当是商代中下层民众在陆路交通工具利用上通行的习俗。马车、牛车都是通过畜力来牵引的车，商代的畜力牵引技术虽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由于社会人员身份、地位、等级的差别和经济状况的不平衡，在畜力交通工具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并存着一些靠人力推拉的车。商代的人力车现知主要有辇和■（音穷）两种；辇即由两个人輓拉的人力车，商代铜器《辇卣》中的辇字，酷似两人挽车，或认为是商代辇车的真实写照；■即独轮手推车，近现代南北方都有这种车子的沿用，或称鸡公车或羊角车。商代的独轮人力车是据近年殷墟花园庄骨料场发现的独轮车车辙痕迹而推断出来的，这应是殷代民间最实用、最简便、最流行的短程交通运输工具，商代独轮人力手推车是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的记录。西周时期的造车、用车情况，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与商代的情况大致差不多，如西周的诸侯世族阶层大量使用马车，用马车殉葬的程度丝毫不逊于商代。西周的马车，也是独辀双轮方舆箱的形态，牵引车子一般是两匹马，但也出现用四马驾车的技术与习俗。《诗·大雅·烝民》："四牡骙骙，八鸾喈喈"，正是对这种马车行驶时的生动描述。西周马车上的零配件明显比商车更讲究一些，铜质配件大增，驾马的身体装饰也比商代更为讲究。西周的马车也是一种高级的交通工具，有权力、有条件享用这种马车的人，大多是贵族阶层，一般的民众，能乘用牛车引重致远便算是很风光的事情了。《诗·小雅·何草不黄》："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栈车即用竹木散料制成的车子，或车厢是用竹木条等编制的，这种车子，当应是牛车中的一种。除马、牛等畜力牵引车外，西周时期也明显存在人力辇车，《诗·小雅·黍苗》："我任我辇，我车我牛"，这表示的便是辇车与牛车的情形。

3。远古至三代的道路道路通常分水路和陆路两大类。

水路　水路是以舟船的发明利用为前提的，是指船行之路。水路与陆路不同，一般无须人工开辟，只要有江河湖海等水源，便可能存在水路。水路无定形，自然河道的形态和走向，也可以说是水路的基本形态和走向。中国从河姆渡文化时期出现舟船以来，便开始逐渐出现所谓的水路，凡乘舟船所至的江河湖水道或水面，都构成原始的水路，河姆渡文化时期至良渚文化时期所见的水上交通工具，都是独木舟或小型的竹、木筏类。故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水路路线不会很长，范围很窄，其大抵仅限于居住聚落周围的江、河水道和湖面。夏、商、周时期造船业虽比新石器时代在技术上有所提高，但总的来说，船体最大者也不过能同时载数人而已，故此时水路"开辟"也与前此时期差不多，路线也不可能太长，船行的范围也极其有限，基本上是在聚落周围或邻近的数个聚落。总的来说，由于从远古至夏商周时期的造船业尚处在中国造船历史的始创时期，舟船只是一种临时性迫不得已借用的交通工具，故当时的水路，严格说是缺乏完备的交通涵义的，其与后世有意识的航路不可同日而语。

陆路　陆路是指必须经过人为作用的行走之路。俗话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人是路的制造者，有人就必然会有路。凡人行所至之处，往返多次便会形成最原始的路。原始的路，其路面是不经刻意修整的，仅是靠反复的路线重叠行走时脚踩作用而形成，故这种路实际上并不具备严格的交通道路意义，在陆路交通工具、尤其是畜力牵引车子未发明和利用的时代，均属于使用原始路的时代。据目前的发现情况看，从旧石器时代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整个中国原始社会中，都尚处于使用原始路的阶段。从夏王朝开始，原始路才逐渐脱胎换骨，发展成为具有真正交通意义的道路。这种道路，由于是用于行驶车子的，故通常要有一定长度等宽的路面，路面需经人工铺垫和夯砸。据文献记载，夏代已出现国家聚落，已发明和利用畜力车子，考古发掘亦发现宫殿遗址，宫殿是都城的象征，都城是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故夏代的王国与各诸侯国之间，都城的内外，是肯定铺设有至少能行走马车、牛车之类的较宽阔的道路。商代的道路情况，在考古出土资料中有较明显的反映：如甲骨文记载商代最后的一个王帝辛征人方的行程，便是从殷（今安阳殷墟）经过雇、商、毫，渡过淮水而到达攸，再从攸东行到江淮地区，然后渡淮河北上到齐，沿海南行沿淮河北岸折向西北，经杞、商、雇最后返回殷都，这条路线是商都到东南地区的一条大道。此外，卜辞中尚有很多反复一地的军事行动或田猎活动记录，这都表明在商都城与征伐之国和田猎地区均已形成可以使车马人员畅通无阻的道路。近年来发现和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据初步的勘探和试掘，已知城内道路纵横，至少已有东西向大路5　条、南北向大路6　条，路面宽6　至10　米，路土经夯实加工，厚约0.3-0.5　米。商城内的道路铺设情况基本反映了商代的道路铺设习俗和修筑特点与水平。西周时期的道路在文献记载中有较多的反映：《诗经》中的《周南·卷耳》、《小雅·鹿鸣》、《小雅·大东》分别有"寘彼周行"、"示我周行"、"行彼周行"的语句，《桧风·匪风》、《小雅·四牡》、《小雅·小弁》、《小雅·大东》、《小雅·何草不黄》等亦分别有"顾瞻周道"、"周道倭迟"、"踧踧周道"、"周道如砥"、"行彼周道"的记述，西周晚期的《散氏盘》铭文中也见"封于周道"的叙说，以上的"周行"、"周道"都是指大路或大道。据学者考证，周道应是指由周王室修筑，通向王室各地（各诸侯国境内）的一种道路专称。据文献及西周金文记述，西周时期至少已形成如由宗周至西及西南方；由宗周丰镐至成周（洛阳）；由成周到鄂申曾等国；由成周到晋和邢燕等国的"周道"。这种"周道"一般修筑得十分平直。路面宽阔，至少可容四马牵引的马车通行，大道两旁并栽种树木作为标志和遮荫，路上可能还设有供食宿用的亭舍类设施，并设专职养路人员。以上情况充分说明，西周时期的道路设置已达到一个颇为完备和成熟的阶段，这种道路修筑习俗和技术水平，显然是与造车业的发展相辅相成的。

五、婚姻习俗（一）婚姻的内涵1。婚姻的定义婚姻，古代或写作昏姻或昏因。《白虎通·嫁娶》："婚姻者何谓也？

昏时行礼，故谓之婚也。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这是根据婚姻两字的字形构成来说的。《礼记·经解》郑玄注说："婿曰婚，妻曰姻"，《礼记·婚义》孔颖达疏说："婿则昏时而迎，妇则因而随之，古云婿曰婚，妻曰姻"，这是根据男女双方的字面含义归属而言的。《尔雅·释亲》说："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妇之党为婚兄弟，婿之党为姻兄弟"，这是根据男女双方结合后双方家庭的婚姻关系而说的。

以上是古人对婚姻一词的解释，前两种解释的基调是男婚女姻，而后一种解释则是男姻女婚。不管是男婚女姻也好，抑或是男姻女婚也好，总之，婚姻是男女之间符合社会规范的结合，是得到当事人双方认可、家庭认可和社会认可的结合。婚姻，标志着男女双方合法夫妻关系的正式缔结和存在，是家庭的外在象征和表现形式。用现代的观念来说，婚姻代表结婚，婚姻表示男女两性的合法结合，夫妻、家庭是婚姻的实质。

2。婚姻的目的和意义为什么而结婚？结婚要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和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礼记·婚义》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通鉴外记》说："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设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

以上记载，基本上反映和代表古人传统的婚姻观。其内容用现在的话来说，不外乎是：A、为迎合带有政治色彩的扩大家族势力而联姻。

B、为了奉祀祖先、传宗接代而结婚。

C、为增加家庭劳动力而结婚。

D、为了树立做人的威信、迎合社会的潮流而结婚。

这是一种比较狭隘的婚姻观。

从宏观的角度看，可以说，婚姻首先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婚姻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人是家庭、社会中的人，社会是由家庭、由人来组成，婚姻的目的意义首先是建立家庭、繁育后代，以延续家庭的发展，然后通过家庭的发展来维系人类社会的发展。故婚姻的目的意义实际上是为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不断地文明进步。

从远古至夏商周三代，中国人类的婚姻经历了萌芽孕育和发生发展时期。从中国人类的发展历史看，恐怕尚应区分出狭义婚姻和广义婚姻：狭义婚姻是指完全意义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广义婚姻除包含完全意义的婚姻在内外，尚包括史前时期各种群婚。本书使用的婚姻概念是广义婚姻。

（二）非完全意义时期的"婚姻"习俗非完全意义期是指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包括古猿时期在内）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此一期间人类男女双方性的结合有别于完全意义的婚姻概念，但又不能否认他们是事实上的婚配，而且是后来婚姻发展的前身和基础，故本书在此将此一时期婚姻称为非完全意义期婚姻，或称未成熟或实验期婚姻。由于非完全意义期的婚姻源于原始群时期不能称之为婚姻的异性结合，故在介绍非完全意义期婚姻时又必须有所交代，因而将原始群时期的乱交情况，作为此章节中的一个引言加以介绍，并非是有意将它列入婚姻的范畴内。1。原始群乱交原始群是指人类的远祖古猿群，它们是介于猿和人的过渡形态中的猿群。中国境内的原始群，目前可以云南禄丰腊玛古猿和湖北建始、巴东、广西南宁等南方古猿为代表，前者距今约800　万年，后者距今约300　万年至500万年。原始群时期的古猿，尚保持动物的本能，异性之间的性交结合不存在辈份、固定等规例，"未有夫妇妃（配）匹之合，兽处群居"或"男女杂游，不媒不聘"，故此时期的异性结合尚谈不上为婚姻，或称为乱交，这是人类社会原始群婚诞生的前奏曲。

2。血缘群杂婚血缘群杂婚，即多夫多妻、共夫共妻制群婚。这是人类社会发生最早的婚制和婚俗。所谓血缘群杂婚，便是在同一血缘集团内，按照辈份来划分婚姻集团，同辈份的男女之间均可互为夫妻，不同辈份的男女严禁互为夫妻。这样，便避免和排除了长辈与晚辈、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性交关系。在这种群婚规例下，一群同辈份的男子互为兄弟，一群同辈份的女子互为姐妹，任何一个男子都可以是同辈份一群女子的共同丈夫，反之任何一个女子亦都可以是同辈份一群男子的共同妻子，易言之，兄的妻子也是弟的妻子，弟的妻子也是兄的妻子，姐的丈夫同是妹的丈夫，妹的丈夫同是姐的丈夫。同一辈的男女均视长一辈的男女为父母，长一辈的男女亦同视晚一辈的男女为子女。由于婚姻的缔结不是限定为一对男女，而是限定为一群男女，故其便称为群婚。由于婚姻是限定同一血缘的集团内部进行的，故群婚的称谓前又冠以血缘，并属于血缘内婚制。血缘群杂婚是血缘家族公社的特殊产物，中国的血缘家族公社的出现和存在，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北京人、西侯度人、元谋人时期，故血缘群杂婚是流行在距今30　万至200　万年期间的主要婚俗。

3。母系族外群婚母系族外群婚亦称亚血缘群婚或普那路亚婚姻。母系族外群婚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母系血缘的集团之间进行婚配，即同一母系血缘氏族的一群男子必须与另一母系血缘氏族的一群女子才能互为婚配，同一氏族内部兄弟姐妹不能互为夫妻，不同氏族的男女群体可以共夫共妻。母系族外群婚显然比血缘族内群婚前进了一大步，它排除了同一血缘内部兄弟姐妹之间的性的结合，阻止了近亲婚配，避免了"男女同姓，其生不蕃"①的不良后果。母系族外群婚习俗的发生，是母系氏族发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流行于早期母系氏族公社的婚姻形态。早期母系氏族公社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从陕西大荔人、广东马坝人等开始到北京山顶洞人前后的中国古人类，其婚姻形态是以流行母系族外群婚习俗为特点的。

4。对偶婚对偶婚是在母系族外群婚的基础上，不同氏族的成对男女长期或短期在

①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一起同居，构成相对固定的婚姻关系。在这种婚俗中，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正妻，而这个正妻在她的许多丈夫中把这个男子视为她的主夫。只有正妻和主夫之间可以同居，而其它婚姻同伴之间可以发生性的关系，但不能在一起同居。由此而知，对偶婚是指一对配偶缔结了相对稳定的婚姻关系而言的，在对偶婚姻生活中，子女的生父的确实性越来越清楚，而男子也开始比较有把握地辨认出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女也有可能知道了谁是他们的亲生父亲。故随着对偶同居生活次数的增加和时日的延长，加上在共同养育儿女过程中产生的儿女情长，婚姻关系逐渐巩固。久而久之，这种属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过渡形态便会实现真正的过渡。对偶婚的形态和习俗，发生和流行于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繁荣乃至衰落期。相当于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中国境内实行这种婚俗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陕西大荔沙苑、河南许昌灵井、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文化和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北辛文化、北方地区的内蒙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长江流域的湖南彭头山、河姆渡、马家浜、大溪文化、江西万年仙人洞文化以及华南地区的广西桂林甑皮岩、来宾龙洞岩、广东阳春独石仔、增城金兰寺、西藏昌都卡若文化等等。

5。父系专偶婚父系专偶婚亦即一夫一妻制婚姻。这种婚姻是在父系氏族间非血缘关系的族外婚基础上，一对不同族属的男女，通过社会、政治的媒介，建立了带独占同居性质的牢固持久的婚姻关系。婚姻的具体实行是女子出嫁到男子的氏族中与丈夫同居并生儿育女。父系专偶婚是受父权制支配下的固定对偶婚姻，故在婚姻实施过程中，男子或丈夫始终掌握着主导权，女子或妻子则处在从属地位，丈夫可以随便支使妻子，甚至死后妻子也要与丈夫同葬。父系专偶婚通常是针对一对男女独自专有地建立婚姻关系，故又习称为一夫一妻制婚姻。父系专偶制也好，一夫一妻制也好，其婚姻的宗旨是维持父系社会的发展，延续父系家庭的繁衍，其婚姻的后果是保证了子女与父亲的直系血缘联系，保证了家庭的财产继承权绝对由男系掌握。中国境内的父系专偶婚俗，据目前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昭示，当肇始于距今约5000多年的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中期，大汶口文化晚期开始普遍盛行。

大汶口文化反映父系专偶婚意向的墓葬资料或证据主要是26　座合葬墓。这26　座合葬墓的死者，经对其中17　座的鉴定，均毫无例外地表明他们分别是一对年岁相当的男女，无论是遗体放置或是随葬品数量、安放的位置，都明显看出这些男女合葬墓的主角是男性，女性则处从属地位，这种带明显的以男性为主趋向的成年一对男女的合葬墓，浓烈地表现出父系专偶婚或一夫一妻制婚姻形态的味道。在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中，也发现成人男女（或带小孩）合葬墓24　座。其埋葬的情形是：男性仰身直肢居右，女性侧身屈肢居左，两者明显属夫妻关系。女性的侧身屈肢，正是从属于男子（丈夫）的直接写照。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成年一对男女的合葬墓情况，有力地说明了此时期已开始逐渐流行父系专偶婚婚俗。父系专偶婚即一夫一妻制婚俗的发生与发展，同时亦标志完全意义婚姻习俗的正式诞生与流行。

6。一夫多妻一夫多妻是隶属于一夫一妻婚制下一种变异或附庸形态，它本身不代表和不构成一种婚姻制度，更不具备在全氏族或全社会每一成员中通行的特质，故多数人类学家将它称之为人类婚姻史上的例外现象。一夫多妻的基础或核心是一夫一妻制婚姻，一个男子在其所拥有的多个"妻子"中，实际上只有一个属于真正意义的妻子，其它均属缺乏妻子名份的"妻子"，是一妻的特别延伸，这便是一夫多妻的实质。一夫多妻是父系氏族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私有制开始萌芽膨胀，社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产物。在父系氏族社会中，能够实行多妻目的的人只是极少数。如酋长和私有制导致的率先富裕者等。由于这些人已逐渐拥有原来属于公有的氏族财产和权力，故他们通过独享的权力与财富，为满足个人的性欲和增加家庭劳动力，在已拥有习惯的一个妻子基础上，象购置财产般地购置女人，以填补一个妻子的不足，这样便形成了事实上的一夫多妻现象。一夫多妻由于是属于氏族社会中少数权贵的特权，少数权贵人物的行为规范通常由于权力、地位的威慑力，可以凌驾于传统的社会规范之上，故其便又获得冠冕堂皇的合法性。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在一夫一妻制婚姻形态下滋长的一夫多妻现象，一言以蔽之，便是当时社会的权力、地位和财富的特别占有在一夫一妻婚姻形态中恣意、奢侈的反映。中国古代一夫多妻的现象或陋俗，在考古材料中也有所反映。如属齐家文化的甘肃武威娘娘台遗址，曾发现一座一男二女的成人合葬墓，埋葬时男性居中作仰身直肢状，二女性侧身屈肢位男性的左右两侧，都面向着男性。这种一男二女的合葬，是作为富人和显贵人物特权的一夫多妻现象的绝好反映。（三）完全意义时期的婚姻习俗完全意义时期婚姻是指已具备严格、完全婚姻意义时期的婚姻，也可称为完全意义婚姻或文明时代婚姻。从夏朝最早的文明国家诞生到现代社会的婚姻，都可归属于完全意义婚姻范畴内。这里介绍的完全意义婚姻，实际上仅是这种婚姻的早期阶段，即夏商西周时期的婚姻。此时期的婚姻实质均是一夫一妻制，但其在实施的过程中则产生许多互有区别的表现形式和习俗。1。掠夺婚（抢婚）

掠夺婚（或称抢婚）是指男子未征得女方及其亲属的同意，用抢夺的方法与女子成婚。抢婚起源于父系专偶婚时期，至阶级社会出现后，则成为一种曾风行一时的婚俗。《国语·晋语》说："昔夏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而周幽王伐有褒氏，有褒氏以褒姒女焉。上述表明：夏桀王、殷纣王、周幽王都是分别通过战争手段或途径娶得妹喜、妲己、褒姒的，这显然是一种以战争面目出现的掠夺婚。夏、商、西周时期很可能存在倡自上流社会的抢婚（即掠夺婚）习俗。《周易·屯第三》六二爻辞说："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六四爻辞："乘马班如，求婚媾"；《周易·贲第二十二》六四爻辞："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寇是强盗、抢夺的同义语，寇婚媾便是说象强盗般地取得婚姻。寇婚媾习俗即是抢婚、掠夺婚习俗。

2。买卖婚买卖婚是指通过买卖方式或财物交换方式而缔结的婚姻。买卖婚中的主体（即买主）是男方，客体（即被买卖者）是女方，通常是由男方交付一定的钱财于女方家庭后，女子便出嫁至男方，构成婚姻状态。买卖婚大约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至夏商周时期则发展得十分昌盛。《世本·作篇》说："伏羲制俪皮嫁娶之礼"。传说的伏羲生存时代约在原始社会晚期，此财记述表明，俪皮嫁娶之礼俗很可能起源于原始社会晚期私有制萌芽的父系氏族公社晚期。所谓俪皮是指成双的皮，代表财富和货币。用俪皮换取嫁娶，显然是一种通过买卖方式缔结的婚姻行为。俗言之，便是通过货币或贵重物品买女人来作妻室。中国的夏商周三代私有制已日益成熟、健全，社会形成了鲜明的贫富不一、尊贵有别的等级，货贝或等价贵重物品如青铜、玉器亦大量应用，公天下已变为纯粹的家天下，这便为买卖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生长土壤，使买卖婚获得勃勃的发展生机。鉴于此时期礼制观念的发生与强化，故买卖婚又大多是以聘娶的面目出现的，这种以聘娶面目出现的买卖婚事实上亦成为中国古代传统婚姻的始作俑者和发展主流。有关这种婚俗的具体情况，我们或可从考古材料中略见端倪。最明显的例子是1976年河南安阳发掘的殷墟妇好墓，该墓是迄今所见保存最好、时间最早、墓主确凿的女性贵族墓，墓中随葬铜礼器210　件，其中有铭文者占196　件之多。据铭文内容，196件铜礼器可分出"妇好"、"司母辛"、"司■母"、"亚弜"、"亚其"、"亚启"、"束泉"等七组。其中，妇好组占109　件，居各组之首。铜器制作庄重典雅，精巧别致，是整个随葬铜器群中的佼佼者。该墓墓主亦据此组铭文被定为"妇好"，妇好其人，据甲骨文记载看，是商代晚期武丁王的配偶之一。发掘者也据此组礼器，认为妇好铭文是作器者（即墓主）自名，以示其所有。这种看法，我们认为尚未完全诠释出此组铜礼器的特别涵义。综合妇好组铜器的出土现象分析，我们认为妇好组铜器之所以铭号"妇好"或"好"，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与当时的王室婚姻聘娶习俗密切相关。即凡自铭"妇好"或"好"字样的铜器，原本是武丁作为婚娶聘礼赏赐给妇好的，"妇好"或"好"是武丁对妇好的昵称，此组礼器应是武丁王为妇好特别定制的，故其在形类和制作工艺上显示出浓厚的王室重器的气质。如此一份厚重的彩礼，既标志了妇好生前的荣耀，也炫耀了妇好死后的高贵。妇好墓是商代王室婚娶礼聘习俗的绝好说明，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带有买卖性质的聘娶婚俗，在整个商代社会中十分流行。

3。交换婚交换婚，顾名思义，是通过相互交换婚姻对象而构成的婚姻形态。即甲方男子在娶乙方女子为妻室的同时，作为交换的条件，甲方的女子亦嫁与乙方男子为妻，或甲、乙双方建立世婚关系，凡成婚之事均在甲、乙双方中缔结。交换婚显然带有较浓的母系族外群婚的色彩，所区别的是母系族外群婚甲乙双方同辈份的男女具有群体的共为夫妻的特点，而交换婚则只具甲乙双方特定的一对男女互为夫妻的特点。《尔雅·释亲》说："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这种称谓除带有母系舅权的原始色彩外，事实上则是交换婚的产物，即因为在交换婚中自己的姐妹因交换关系嫁进妻子的母亲家，她们称其丈夫也即自己的妻子的父母为舅和姑，故自己也就称妻子的父母为外舅、外姑。《周易》、《屯》六二、六四爻辞、《贲》六四爻辞、睽上九爻辞均见"匪寇婚媾"之言，《震》上六爻辞也有"婚媾有言"、《左传》有"婚媾姻亚"之语，这里的婚媾之媾，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释意是重叠交互为婚，其实质就是交换婚。看来，《周易》时代存在交换婚是毫无问题的，而且这种交换婚大多是通过"寇"（即抢夺）的形式来实现的，这就意味最早的交换婚是建立在掠夺婚基础上的。《诗·大雅·思齐》："思媚周姜，京室之妇"，这位周姜是太王古公亶父的妃子。从古公亶父以来姬（周族的姓）、姜（齐国始祖太公望一族的姓）两姓（氏族）便是世代相互通婚的。这些现象说明交换婚在西周时期是十分盛行的，而且，对春秋时期的姬、姜两姓继续世代交换联姻习俗的沿续发展予以重要的影响。

西周时期姬、姜两姓的世代交换婚是属于统治阶层的交换婚，这种世代的交换婚是建立在门当户对的基础上的，故从婚姻目的而言，这种交换婚也是一种政治联姻。上行下效，统治阶层的交换婚俗也自然会影响到下层民众，广大民众出于彼此负担不起大量聘礼的原因，故也很快地将交换婚俗流行推广起来。

4。夏王朝前后的族外婚夏王朝前后是指夏启之前鲧、禹开始至夏桀失国的时期，此时期是中国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和阶级社会初兴时期。尽管夏启建国形成了第一个国家组织，但父系氏族组织的习惯势力仍然左右着此一时期的社会政治，反映在婚姻形态上便是仍然实行族外一夫一妻制婚姻，这种族外婚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标志。《帝王世纪》说："鲧纳有莘氏女，曰志，是为修己"：《世本·帝系篇》说："禹纳涂山氏女，曰女娇，是为攸女"；《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因取涂山，谓之女娇"；《史记·吴太伯世家》："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国语·晋语》："昔夏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据上述记载看：鲧的妻子是有莘族人，禹的妻子是涂山族人，相的妻子后缗是有仍族人，少康的妻子是有虞族人，桀的妻子是有施族人。一脉相承，祖宗数代，联姻都没有重复于某一族上的现象，充分说明此时期流行的是族外婚制，而且这种族外婚制已经率先收到了"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①的成效。

5。夏、商时期的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经过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孕育发展，总体而言，到了夏商时期已得到基本的确立。但无论哪个地方、哪一民族，当其一夫一妻制出现的时候，随之而来便会衍生出一夫多妻的现象。尤其是在奴隶社会初期的一夫一妻制，通常而言，仅是女性和广大平民遵循的婚制，对于王公贵族而言，这不过是一个障人眼目的幌子。在表面上他们打着只有一个法定配偶的旗号，而实际上却拥有一个以上乃至无数的非法定配偶。这种在一夫一妻制名目下的一夫多妻现象在夏、商时期可以说是表现得尤为突出。如：《竹书纪年》说："（岷山氏）进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又如，《管子·轻重甲篇》："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充分说明夏桀王事实上的荒淫无度的多妻生活。

在商朝的"周祭"祀典中，绝大多数的王室明文上只有一个王后可以进入祀典，出现在祀典上的王后，都是法定的配偶，个别王室的配偶也见有同时2-4　个出现在祀典上的，这并不是多妻的表明，而是因王后早死早逝或后代追认生母等等原因所造成的，实际上并不违反一个法定配偶的规定。显然，在商代王室的"周祭"祀典上，我们是查不出真正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证据。但可以说，祀典反映的只是表面文章，而实际上大多数的商王除了一个法定配偶外，还同时拥有不少不能进祀典名单中的非法定配偶。如以中兴商朝闻名的武丁王，在位59年，祀典上他有三个法定配偶，很可能是因为配偶早死

①　《礼记·郊特性》。

而造成的。除此之外，非法定的配偶，据胡厚宣先生的研究统计，共有64人之多。由于武丁如此多妻，故其儿子也很多，据统计至少有53人。触类旁通，从武丁法定一偶实际多妻的现象可以推知，商代王公贵族的一夫一妻制。实际上都毫不例外地伴有多妻现象，而当时平民百姓的婚姻才真正代表商朝的一夫一妻婚制。《周易·渐第五十三》九三爻辞说："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在丈夫外出参加征战没有返家的期间，妻子即使是怀孕了（因这是与别的男子发生关系而怀孕），腹中的孩子断然是不能生下来养育的。这便是当时严格约束庶民百姓婚姻和女人贞操的社会道德规范。6。媵制婚姻媵是随嫁、陪嫁的意思。媵婚是一夫一妻制婚姻形态的变异婚型，是对一夫多妻现象的伪善及巧妙的修饰。《公羊传·庄公十九年》："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这就是说，一国的诸侯娶另一国的女子为妻室时，嫁女方还必须有两个同姓国派送女子和男子去陪嫁，陪嫁的女子称为娣，而陪嫁的男子称为姪。诸侯一般都可以一次娶妻连媵娣共九人，然后便不再娶。《仪礼·土婚礼》说："媵，送也，谓女从者也。"《释名·释亲》："媵，承也，承事嫡也。"《说文解字》："娣，同夫之女弟也。"《尔雅·释亲》："女子同生，谓先生为姒，后生为娣"，"长妇谓稚妇为娣妇，稚妇称长妇为姒妇"。这些记述则将媵的涵义限定在妹妹随姐姐一起出嫁的范围内，与前述同姓两国女子和男子陪嫁的情况稍稍有别。但无论是何种情形，媵女陪嫁的形式虽与妾的形式差不多，即用现代语言说，都是姨太太和小老婆的行列，而实际上媵与妾是有区别的，媵属于明媒正娶的附属品，妾却进不了明媒正娶的圈子内，媵嫁的女子其媵前的身份地位与被正娶的女子是基本一样，妾的地位身份则要卑贱得多。在同时存在媵、妾的情况下，媵女的实际地位便介于正妻和妾之间。

一个男子有权将自己的妻妹也娶为妻子，是母系族外婚向对偶婚转变时期及对偶婚时期常见的现象，或认为这便是最早的媵制婚姻，也可以说是媵制婚姻的前身。《尚书·尧典》："釐降二女于妫讷，嫔于虞"；《史记·五帝本纪》："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上两则记述均说尧将其两位千金同时许配给舜，这显然是一种妻姐妹婚，这种妻姐妹婚实质便是后来媵制婚姻的祖型。如文献记述不谬的话，则中国媵制婚姻的原型--妻姐妹婚早在尧、舜生活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便已出现和流行。古籍《尸子》说："妻之以皇，媵之以英"，进一步指出尧嫁二女于舜就是媵制婚。尧的大女儿皇是舜的正妻，其妹英是媵娣。

《左传·哀公元年》："后缗方娠。。生少康焉，为仍牧正。。逃奔有虞，为之庖正。。虞恩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史记·吴太伯世家》："少康奔有虞，有虞恩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少康是夏后相（夏代初期王之一）的儿子，曾是夏代一个有作为的王，他在任期间，被史家称为"少康中兴"。少康落难至有虞国，有虞国国王感旧恩将二个女儿许配给少康，这个故事与尧妻二女于舜十分相似，也是明显的妻姐妹婚，它表明夏代也是流行这种婚俗的。

商代的媵制婚姻，或可从伊尹的故事中窥见其貌。《楚辞·天问》："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而媵有莘之妇？"有莘或又写作有侁。《吕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为媵送女。"伊尹生于桑林之中，被有侁氏女子发现抱养，长大后德才兼备，商王汤得知消息后，想请伊尹到商国辅佐商朝建国大业，伊尹也有此心意，但遭有侁国拒绝，成汤于是用娶有侁国王女为妻的办法，使伊尹以媵臣的身份嫁到商国。伊尹虽出身卑微，但其雄才大略却为成汤所独钟，尽管他是以媵臣的身份来到商国的，却得到商汤的重用，最后辅助汤成就建立商朝的大业，是一位于商朝功不可没的开国元勋。伊尹媵有侁（莘）氏之妇而至商辅汤的故事，充分说明商朝不仅流行媵制婚俗，而且这种婚俗已发展得较为完备。伊尹其人，在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成为特祭的对象之一，表明文献传说的伊尹辅汤是确有其事。《墨子·尚贤篇》说："昔伊尹为有莘氏女仆师，亲为庖人，汤得而举之"、"汤有小臣"，《吕氏春秋·尊师篇》："汤师小臣"，东周文献都称伊尹为小臣。显然小臣是指媵夫、庖人之类。先秦时期，凡后妃出嫁，例应有小臣充嫁妆，充嫁妆的小臣因是随媵的，故亦可称媵臣。《齐叔弓钟》铭文在叙述成汤伐夏事迹中亦有"伊小臣维辅"之语，甲骨文中也多见小臣之官名。如此看来，商周时期的小臣设置，极可能与伊尹的经历影响有关，并可能大多含媵臣的意义，证明商代的媵制婚姻是颇为流行的。甲骨文中"归妹"、"归娥"和"■"，也被认为是表达媵婚意义的，故它们亦在不同程度上佐证了商代媵婚的存在与流行。

媵制婚姻经商朝一代的持续发展和演变，至西周时期已更趋成熟和完备。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表明，媵婚已成为西周时期中上层人士，尤其是世族（世袭贵族）们的最重要、最流行的婚姻形式。如《周易·泰第十一》六五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周易、归妹第五十四》："归妹：征凶，无攸利。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诗·大雅·韩奕》："韩侯娶妻。。诸娣从之"、《诗·豳风·七月》："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等等记述，都是对西周时期媵婚的直接描述。考古发掘在湖北黄陂鲁台山西周早期墓M30　发现的数件公大史为姬■所作的铜媵器以及其它地点出土的同类品，则进一步证实了西周时期媵婚习俗的存在、发展与流行。

7。纳妾《说文解字》："妾，有罪女子给事之得接于君者，从■女"。《春秋传》云："女为人妾"，"妾，不娉也"。妾字从■，■是犯罪的意思。从■女，字形构成本身就会意成犯罪的女子，故妾的本意是女罪奴或女俘奴。纳妾在形式上与媵相近，但妾的纳进无须婚姻仪式，仅凭战争俘获或买卖即可，妾的身份卑贱低下，这些均是妾区别于媵的实质。《释名·释亲属》："妾，接也，以贱见接幸也。"这则记述与《说文解字》的释意，基本概括最早时期妾的主要内涵和特征。《礼记·内则》所说的"娉则为妻，奔则为妾"，其妾的含意是指与男子私奔的女子，与妾的原意、古意有质的区别。纳妾之俗出现稍晚，据较确凿的资料，始于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妾字，说明当时已出现"以贱见接幸"的妾。据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商代妾，大约是从女奴隶中挑选出来的。由于她们的出身卑微，遭遇也很不幸，故只能成为奴隶主贵族们的玩物，或称"床上奴隶"。随着媵制婚姻的发展与泛滥，西周时期纳妾已成为贵族阶层的家常便饭。如《周易·鼎第五十》初六爻辞："得妾以其子，无咎"；《蒙第四》九二爻辞："纳妇吉，子克家"；六三爻辞："勿用取女，见金"；《渐第五十三》："渐，女归吉"等等记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西周时期纳妾成风的史实。

8。夏商时期的收继婚收继婚亦称转房制婚，通常是兄死弟纳其嫂、弟死兄纳其弟媳或父死子纳父妾。

收继婚的习俗大约发生在原始社会晚期。《孟子·万章上》说："象计谋杀舜，而云二嫂治朕栖"；《史记·五帝本纪》说，舜的父亲瞽■和母亲嚚及弟弟象，一直密谋杀舜，因舜警觉，多次陷于死地而后生。有一次挖井，父弟两人乘舜在井下深处埋头干活时，便往井中填土，以为舜此次必死无疑，于是便回家瓜分舜的财产，象提议"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分配停当，象便住进舜的宫室内，谁知舜从井底边洞死里逃生，使其父弟的阴谋并未得逞。舜弟象计谋杀兄娶嫂虽未完全得逞，但却说明当时是存在这种收继婚习俗的，象只不过是想效仿而未成功罢了。兄弟间的收继婚，或又称为夫兄弟婚。显然，这种婚俗与原始时期的母系族外婚有渊源关系，是族外婚的一种孑遗形式和新时期的发展变异或回光返照形式之一。夏王朝除了流行父系族外一夫一妻婚和媵制婚等等婚俗外，也可寻觅到收继婚的痕迹。《史记·匈奴传》说："桀崩，其子淳维妻其众妾。"桀即夏代最后一个国王，随着商汤伐夏，夏桀逃奔南巢而死，桀子淳便将父王的妻妾全部接收过来作为己妻。这个故事的本身说明了儿子收纳亡父（除生母）妻妾的父子收继婚俗在夏代是肯定存在的。

商代的收继婚俗，古籍记载上罕见明言。但从商王家族的继承习惯分析，商代是存在至少是兄弟间的收继婚俗的。据甲骨文和其它文献所载，商代的王室继承法中既有父死子继的习惯，也不乏兄终弟及（即哥死弟继〕的表现。兄终弟及是长兄嗣王位，死后由其弟继承王位而不是由兄的儿子。如商代晚期的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四王均是兄弟相传（即阳甲死传位盘庚，盘庚死传位给弟小辛，小辛死又传位给弟小乙）。这种兄终弟及的继承，亦表明婚姻上的兄终弟及的可能存在。由于受兄终弟及的制约，故当时的兄弟收继婚也极可能仅限于兄死弟可娶嫂，而弟死兄则不能娶纳弟媳。

9。商代的同姓婚同姓婚是商代上流阶层流行的婚俗之一。商代的同姓基本等于同族，故同姓婚实是原始社会族内婚的一种孑遗。《通典·礼》说："殷以上婚不隔同姓，周制则不娶宗族"；《魏书·高祖纪》说："夏商不嫌一姓之婚，周制始绝同姓之娶"；近人王国维在考证殷周制度时则认为"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商代的同姓婚亦主要发生在六世之后。①据商代甲骨文所载，商代晚期诸王之一的武丁，其法定配偶之一是妇好，1976年殷墟小屯妇好墓的发现与出土，进一步证实了妇好墓的身份。按商代习惯凡表示女子氏姓的字通常在姓字前直接加女字旁即可。

《前》5、12、3："甲申卜，■贞，乎帚好先■人于庞。"

《铁》210、1："贞御帚妌于母庚。"

《前》4、26、7："己亥卜，王■余弗其子帚姪子。"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

《后·上》27："甲寅卜、争贞，勿御帚媟于唐。"

前述甲骨文辞中的帚好、帚妌、帚姪、帚媟亦即妇子、妇井、妇至、妇枼，这些都是武丁的法定和非法定配偶。妇好本是商子姓女，这从好字的构形中可不言自明，商王室诸王也是子姓，故武丁与妇好的结合，显然是子姓族内同姓婚，至于武丁与妇好是否属于六世而后的同姓族内婚，则已无法细考。武丁与妇好同姓相婚的事例，至少说明商代统治阶层或贵族圈内是流行有同姓相婚的习俗，后世传说商人婚姻不隔同姓也绝非子虚乌有之事。至于商朝百姓人家是否沿袭这种婚俗，尚有待作进一步的研究，但从上行下效、官起民随以及商代社会的历史原状看，寻常百姓阶层也应当流行有此种婚俗。

10。西周的同姓不婚在夏商周时期，同姓往往意味着同族，同姓不婚实际上便是氏族外婚。

族外婚源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父系氏族社会进一步发展，至夏代已开始流行异性的族外婚。商朝的婚姻，如前所述，统治阶层中的族内同姓婚较为流行。诚然，与此并行的还有异姓族外婚。西周时期的婚姻，较之前此时期婚姻最大的不同点便是使族外异姓婚更趋严格化并走向制度化，即严格履行同姓不婚的规例和原则。后世学者每每在谈论西周时期婚姻状态时，大多倾向"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虽百世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①、"周制始绝同姓之娶"②等说法。这基本反映了西周时期同姓不婚的流行情况。但确切而言，同姓不婚的习俗并非创自周人，广义的同姓不婚制度如前已述，源于原始社会族外婚，夏代亦初见规模。自西周时期开始的同姓不婚，实应指已经成熟化、制度化并具有广泛社会化的狭义同姓不婚。

西周时期形成严格的、成熟的和制度化的同姓不婚，是有其伦理、原始优生学和政治的、宗教迷信的根源。

《白虎通·姓名》："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纪世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重人伦也。"《左传》说："不娶同姓者，重人伦，防淫佚与禽兽同也。"

以上是有关原始伦理观在婚姻上的直接影响和体现。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男女同姓，其生不繁"。

《国语·晋语》："同姓不昏，惧不殖也。"

《左传·昭公元年》："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

以上是从传宗接代上产生的原始优生学。

《礼记·郊特牲》："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

《国语·郑语》："和实生物，同则不谋。"

《礼记·婚义》："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以上记述显然是包含政治联姻的色彩。

《国语·晋语》："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相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黜散也。黜则生怨，怨则毓灾，灾毓灭性，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灾乱也"，这显然是一种宗教迷信的认识。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

②　《魏书·高祖纪》。

西周时期实行的同姓不婚制度，其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严禁娶妻娶同姓，即使是通过买卖而来的纳妾，也得搞清楚是否同姓。如果"买妾不知其姓"，则用占卜的办法来解决。①这种制度的健全并流行，在事实上达到了杜绝血缘近亲婚配所引起的不良效果，对后世婚姻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说，这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文明进步。

11。聘娶婚聘娶婚是指通过特定的聘约程序而娶女为妻的婚姻。男子通常是聘的主角，女子是聘后所娶的对象。男子行聘的程序包括听从父母之命，通过媒妁之举和递交聘约及聘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建立聘约，均受门第、身份、家庭财产所制约，原则是门当户对。聘礼则是以物化的买卖形式作为娶妻的最重要砝码。《礼记·曲礼》："非受币，不交不亲"，币便是聘礼的重要内容之一，没有聘礼，娶就难以成其为事实，故聘娶婚的关键在于聘礼，聘礼的实质是货币或物化的货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聘约的发生，不过是聘礼的一种巧妙修饰。以聘礼为砝码的聘娶婚事实上是一种冠以堂皇外貌的买卖婚。

中国聘娶婚的发生，据目前资料约始于西周时期。西周时期的聘娶婚，依文献所载，已有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其婚嫁都离不开聘娶程序。聘娶婚由于外貌罩有一层炫目的礼制彩纱，故其经西周时期奠立和初步发展，至东周而后逐渐发展成一股势不可挡的社会潮流，成为中国传统婚姻史上的主流形式。

12。异形婚异形婚是指老夫娶少妇，老妇嫁少男的婚姻状态。《周易·大过第二十八》九二交辞："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九五爻辞："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老头娶了一个年轻女子为妻，老太婆嫁给一个年轻男子，这好比枯死的杨树又复长起来。《大过》叙述的这两个事例，说明西周时期是存在这种异形婚姻的。显然，这种婚姻是与《礼记·礼运》所说的："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的道德规范格格不入的，故其应属一种例外或偶然现象。

①　《礼记·曲礼》"娶妻不娶同姓，买卖不知其姓则卜之"。

六、丧葬习俗丧即死，是对人体生命终结的一种习惯称谓。葬即下葬、埋葬，是活着的人对死者遗体的具体安置措施。丧是完全属于死者的，因为人死不能复生，这是自然发展的规律。而葬表面上是属于死者的，但实质上却是活人世界中死亡观念的直接表露。活人在埋葬死人过程中所表露的种种意识行为，即构成了丧葬习俗。丧葬习俗事实上是活人头脑中死亡观的物化表现。不同的时代、区域，不同的氏族、民族，不同的阶层集团或成员，往往会持有不同的丧葬习俗。不同的丧葬习俗，构成了不同的墓葬制度。不同的墓葬制度，又常常反映出不同的社会制度。故丧葬习俗对于研究已经消亡的意识形态、洞察既往时期人类的精神生活，往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墓葬形式1。洞穴土葬洞穴土葬是居住在洞穴（天然洞穴）中的原始人类在洞穴中就地用土埋葬死者的一种方式。这种以居地当墓地的形式，是中国迄今所知最古老的埋葬方式。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洞穴下室中发现的三人合葬墓，说明早在距今18，000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便已出现洞穴土葬习俗。江西万年仙人洞两次发掘，在洞中发现5　具人体遗骨；广西桂林甑皮岩洞内灰土层中发现18具人体遗骨。这些现象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南方一些地区洞穴遗址中，尚保持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土葬习俗。

2。平地土葬平地土葬是指不挖墓坑、在地面上直接堆土埋葬。此种葬俗始见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前后，至西周时期则获得了新的发展。新石器时代的此类墓，一般是将死者陈放于地面上，不加葬具，摆放好随葬品后即掩土覆埋。黑龙江昂昂溪遗址曾发现一座用沙土掩埋的此类墓，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墓葬也见到类此的表现，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都有这种葬俗的流行。西周时期也见到此类平地土葬的习俗，但埋葬内容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安徽屯溪发现两座用河卵石在平地上堆出墓葬范围，然后陈放随葬品堆土掩埋的墓例，墓内未见人骨痕迹。江苏句容浮山果园、溧水乌山、金坛鳖墩等地发现的一批西周时期土墩墓，埋葬方法和随葬情形均与屯溪墓雷同。以上情况表明，平地土葬这种古老葬俗在西周时期的长江下游一些地区不仅十分盛行，而且也赋于了新的发展内容。平地土葬事实上也标志了中国"坟"的习俗。3。竖穴土坑墓竖穴土坑是指垂直从地面下挖成葬坑。将死者纳入坑内，摆放好随葬品和其它殉祭物后再用土掩埋死者，直至将葬坑填平，这是中国墓葬形类的主流，是丧葬习俗中最常见、最流行的一种埋葬形式。竖穴土坑墓按墓坑开掘的平面形状大致可区分出长方形、方形、圆形、亚字形、中字形、甲字形、殊异形、无规则形等等。

长方形墓　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三代最常见、最流行的墓型。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湖南澧县彭头山文化、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发现的此式墓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实例，它们说明了此式葬俗的发生与流行，在中国至少已有8000-9000年的历史。新石器时代的此型墓，规模一般不大，长宽度多在2×1　米左右。个别特殊者，如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的此式墓，最长者达8.5　米，属于一种地方变异现象。夏商周时期的此式墓，随死者生前的地位身份而显示出明显的差别。一般平民百姓墓与新石器时代的规模差不多，部分属奴隶主贵族阶层的此型墓规模通常较大，最大者占地面积达20　多平方米。此型墓大多是一坑一人葬，新石器时代亦多见一坑两人以上的合葬，西周时期则出现异穴并坑的合葬。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墓地发现一例未见尸骨仅有随葬品的此型墓。福建昙石山、广东佛山河宕、增城金兰寺等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发现的此型墓，是开挖在贝丘堆积层中的长方竖穴"土坑"墓，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此地区因地制宜的一种独特葬坑习俗。

方形墓　墓坑方正或接近方形，包括个别圆角方形在内。方形墓始见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阶段。陕西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渭南史家等仰韶文化遗址中的多人合葬墓大多开掘成此形。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的崧泽、良渚文化也都发现有相类的此型合葬墓。显然，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用于合葬的常见墓型，但在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中的半山、马厂型遗址发现的单人墓，由于大多拥有较多的陶器随葬，为便于陈放，故墓坑亦流行方形。夏商周三代主要流行一人一坑葬，故方形墓极为罕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商代王陵区曾发现有零星的方形墓。商代的车马合葬墓，由于陈放马车全体的缘故，葬坑也大多开掘成方形或接近方形。商代的方形墓在埋葬性质上与新石器时代同形墓显然不同，应是对新石器时代方形墓的一种新的发展。

圆形墓　平面呈圆形或基本圆形。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湖南澧县彭头山文化发现的此型墓，表明此种葬俗迄今至少可上溯至距今8000-9000年。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阶段目前尚未发现此型墓。从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阶段开始，此型墓开始呈现勃兴的趋势。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数个此型墓，其中一个径约1.8　米，深约0.6　米，在一层红烧土下有十具人架无次序地叠压着，个别发现头部被砍痕迹，均为男性青壮年和五到十岁的儿童。另一圆坑埋人架五具，男女老幼兼有，摆放紊乱，或身首异处、或呈挣扎状。甘肃齐家文化墓葬发现的此式墓，是利用废弃的圆窖穴作墓坑，如皇娘娘台27　号墓便是利用一灰坑埋葬两具人架。显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此形墓表露出较浓烈的被遗弃和贱葬的色彩。商代也发现有类似的圆形墓，安阳殷墟后冈遗址发现的杀殉坑或认为是祭祀坑，其平面形状便是圆形的，坑内共埋人骨个体达73人之多，分三层掩埋，均是青年男女和儿童或婴儿。商代的圆形墓在形状和含义上可能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此型墓有某些关联，但所持有的埋葬内容和寓义，则绝非新石器时代此型墓所能包容和囊括的。

亚字形墓　是一种有大型方形或亚字形墓室，带四条长墓道，全形如古文字中的亚字的大型墓葬，或称十字形墓。此型墓始见和仅见于商代，其形制规模宏大，气势非凡。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发现的此型墓，其中最大的一座墓室面积约330　平方米，加上墓道，总占地面积达1800　平方米，墓深亦达15　米以上。西北冈王陵区迄今已发现8　座此型墓。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非殷王而莫属的王墓。山东益都苏埠屯发现此形墓一座，是殷墟以外地点发现的唯一墓例，它被推定为薄姑国方国君王之墓。商代的亚字形墓均出现在商代晚期，而且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中国历代墓葬种类中独一无二的形式，也是从远古到西周期间迄今所见规模最宏大的墓型。

中字型墓　墓室是一个大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前后各开掘延伸一条长墓道，墓葬全形象汉字"中"的外形故名。此型墓始见于商代晚期，流行于商代和西周两朝。河南安阳殷墟和辉县琉璃阁商文化遗址中已发现十多座此型墓，河南浚县辛村、北京房山琉璃河、陕西西安张家坡等西周遗址中亦先后发现此型墓。在此型墓中，规模最大的当数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其墓室面积近170　平方米，加上墓道，全墓总面积达340　平方米。这是在形制规模上仅次于亚字形的大墓，墓主的身份毫无疑问都是商周时期的大贵族，如西安张家坡新近发现的此型墓，据随葬铜器自铭及其它共存现象分析可知，其是西周时期大贵族井（邢）叔的墓。

甲字形墓　墓室一般也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或方形以及特殊变异形的横穴洞室，墓室一端延伸出一条墓道，全墓平面约呈"甲"字的外形，故名。据目前资料看，甲字形墓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已初见早期形态或雏型，这便是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中所见的凸字形墓。真正确立和成熟的形态始于商代。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遗址发现的凸字形墓，墓室是横穴掏洞，外延竖穴墓道，这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带墓道的墓，已初具甲字形墓的雏形。甘肃齐家文化中也发现类似的凸字形墓，一般是横穴洞室外延一条梯形或长方形的竖穴墓道。此类墓有单人葬和合葬，死者是一般氏族成员。商代晚期是甲字形墓确立和发展、规模最宏大、随葬最讲究的时期。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王陵曾发现七座，河南罗山蟒张也发现1　座，前者的墓主是王室成员或贵族，如传说司母戊大铜鼎所出土的甲字形墓，据鼎中铭文记述，墓主是武丁王的配偶即王后司母戊（妇妌），后者是诸侯方国的君主或贵族。陕西宝鸡茹家庄等遗址发现的此形墓，说明西周时期也流行甲字形墓习俗。从茹家庄墓地发掘的两座此型墓，结合出土遗物和铭文情况看，可知墓主是当地的贵族■伯。

殊异形墓　指一些形状较特殊和奇特的墓。据简略的报道而知，湖南彭头山文化中的墓葬见有椭圆形和勺形。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1986年发掘的1193　号大墓，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7.68　米，宽5.45-5.25　米，墓室四角各延伸出一条长墓道，平面形状呈"■"形。这是琉璃河墓地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和唯一带四条墓道的墓，墓的平面全形也是商周墓葬形制中绝无仅有的。据形制特点、随葬铜器罍、盉的铭文记录和其它出土现象观察，该墓墓主显然是西周时期燕国中一位地位显赫的燕侯君主。河南洛阳东郊摆驾路口1952年发掘的几座西周墓，形制也比较特殊，其墓室大体是呈长方形的竖穴土坑，较特殊的是在墓室一端延伸出来的一条墓道均作曲尺形，这种墓形也是西周墓葬中极为罕见的。

无规则形墓主要是指无一定墓圹，出土于灰坑（垃圾坑）中的墓。此类墓始见于仰韶文化阶段，陕西西安半坡、华阴横阵、邠县下孟村、华县泉护村、河南陕县庙底沟、临汝大张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此类墓。此类墓的死者埋葬时没有一定的墓圹和固定葬式，大多依附在较规整的灰坑中。龙山文化阶段也发现不少此型墓，陕西西安客省庄、河南洛阳矬李等龙山遗址并不乏在灰坑中埋人的现象，所埋者，有的较规整并有随葬品，有的骨架凌乱，一无所有。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诸遗址中发现的数量较多的此型墓，说明夏商时期继承了前代的传统，较普遍地流行着这种葬俗。西周时期已基本上见不到此型墓例，说明此种葬俗已逐渐被社会所淘汰。从不同时期此类墓所反映的埋葬现象观察，此类墓原来应是一种无圹穴的下葬，是一种没有正式埋葬含意的遗弃葬，墓葬的死者大多应是凶死者、贫贱者和奴隶。《周易·系辞下》："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这种葬之中野、不封不树的习俗实质上便是一种无埋葬意识的遗弃葬，其与考古发现的灰坑遗弃葬应是一脉相承的。

4。土洞墓是一种横穴的掏洞墓，按掏洞形式和整体平面形状可分凸字形、日字形和窑洞形三类。据考古资料揭示，中国土洞墓习俗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直到西周时期均有流行，其分布范围主要局限在黄河上游和河西走廊地区，山西晋东南地区和陕西关中、西北地区其流行发生的时间迄今至少可上溯到公元前2600年至前2300年时期。从横穴掏洞的形式看，土洞墓显然带有旧石器时代天然洞穴居的遗风，其最早的渊源或与洞穴居有关。

凸字形墓墓底平面呈凸字形，分墓室和墓道两部分。墓室多是横穴土洞，平面多呈圆角长方形或椭圆形，周壁平直，顶部收成穹窿顶或弧顶；墓道为竖穴土坑，长短不一，平面多是梯形或长方形。墓室和墓道之间，通常见用木棍、木板或石块、石板封堵。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半山型、马厂型和齐家文化中，属仅流行于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墓葬习俗。

日字形墓墓底平面略呈日字形。墓室与墓道的长度相等或基本相等。墓室平面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和圆角长方形等，洞室横掏而成，周壁从下而上收拢成弧形拱顶；墓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平面大多呈长方形或近似方形。墓室与墓道之间一般用石板封堵。主要分布在甘青地区和陕西西北地区与关中地区，始见于甘肃兰州土谷台马家窑半山型文化中。甘肃玉门火烧沟、青海大通孙家寨、青海互助总寨、甘肃永昌双湾三角城、陕西扶风刘家、长安沣西大原村、长武碾子坡等遗址先后发现的此型墓，说明其在夏商西周时期的大烧沟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先周和西周文化时期均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夏商周时期此种葬俗在上述诸文化中流行传播的意义和程度。此型墓又称偏洞墓、偏洞室墓、偏洞式墓、横穴洞室墓和竖井侧穴墓等等。

窑洞式墓是一种单室的横穴掏洞墓，没有墓道，均是利用废弃的窑洞居址为墓室，仅见于山西夏县东下冯二里头文化遗址，该遗址共发现七座此型墓。是相当于夏纪年时期该地点独具的一种葬俗。

5。瓮棺葬这是一种以陶容器为敛葬棺具的墓葬，用作棺具的陶容器种类有瓮、缸、钵、罐、盆、瓶、鼎、豆等等。瓮棺葬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早期，陕西西乡李家村发现的瓮棺葬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瓮棺葬，距今已有7000-8000年的历史。仰韶文化时期瓮棺葬习俗十分流行，是当时对夭折的幼童实行的一种主要葬俗，其一般多葬在居住区内，原因是死者尚未成年不被当成氏族成员故不得埋进氏族墓地。另出于灵魂观念和亲子的情感将幼儿葬于健在的亲人身边，在葬具上凿出供弱小灵魂出入的小孔，使幼儿随时得到照顾，但也有埋入氏族墓地的。除幼儿瓮棺葬外，仰韶文化时期也见有成人瓮棺葬，成人瓮棺葬则被认为是对凶死者的处理。仰韶文化的瓮棺葬主要发现于陕西地区如半坡、姜寨、北首岭遗址、郑州洛阳地区如王湾、大河村、偃师诸遗址。在陕西临潼姜寨、河南鲁山邱公城、伊川土门等遗址均发现成人瓮棺葬。龙山文化阶段，瓮棺葬习俗在安阳后冈等遗址仍见延袭。在长江中游大溪、屈家岭、广东西樵山、云南宾川白羊村等遗址，也都有瓮棺葬俗的流行。商代的瓮棺葬主要是采用砸碎陶容器上铺下垫的形式来作为小孩专葬，故亦称陶棺葬。西周时期也有瓮棺葬俗实例。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西周时期的瓮棺葬，大多是埋在房基之下，故或被认为是与房屋建筑宗教迷信活动有关，可能是具有奠基作用。据考古发掘资料显示，瓮棺葬虽然有着悠久的发生和流行历史，但此种习俗的分布流行区域范围比较固定，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和珠江流域部分地区以及西南地区。

6。悬棺葬是将死者棺木悬置在悬崖峭壁上的墓葬。棺木放置方式因时因地而有不同，或利用峭壁间隙架设棺木；或在峭壁上凿孔，插入木桩固定承托棺木；或利用天然岩洞及人工凿洞来盛放棺木。葬具多为独木凿成，呈长方形，少数则以独木舟船为棺。葬式见有一次葬和二次葬。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悬棺葬是福建崇安武夷山的一、二号船棺葬，其年代经测定为距今3400-38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时期。

（二）敛葬方法和习俗是指收敛尸体的各种具体措施或方式、方法。其中包括尸骨处理、尸体包装、葬式处理、特殊设施、特殊葬仪、随葬物品、殉葬家畜或人等等。1。尸骨处理常见的方法是一次葬、二次葬、归葬和火葬。

一次葬是对死者进行一次性的埋葬处理，下葬时一次完成所有程序并构成死者安息长眠的最终形态。考古学的所谓一次葬概念，通常是指死者尸骨有一定的客体如土坑、洞、棺具等的依附，尸骨保持着第一次敛葬形态未经二次变动的墓葬。一次葬，尤其是土坑一次葬，是中国传统敛丧中最主要、最流行的埋葬方式。一次葬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湖南澧县彭头山文化遗址发现的长方竖穴土坑一次葬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一次葬，距今约有8000-9000年的历史。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是一次葬，是黄河流域所发现的最早的一次葬墓例。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次葬以单人独坑为主，但开始出现双人合葬的墓例。仰韶文化时期也是以单人独坑一次葬为大宗，但双人或多人合葬的一次葬比例有所增加。龙山文化时期，单人一次葬占墓葬的主流，双人或多人一次葬仅属个别现象。夏商西周三代，独坑单身一次葬是墓葬制度中最基本甚或唯一的形式。

二次葬是指人死后将尸体停放在某一个特定地方，待肉体腐烂后再收骨正式埋葬。这是对死者尸体或遗骨分别进行两次或两次以上处理的敛葬方法，故又称迁葬或洗骨葬。二次葬的含意或认为是：为了达到死后与家人团聚，为使死者和生者生活在一块，对死者表示关怀和敬畏以及出于氏族迁徙或氏族公共墓地清理等等。考古资料表明，二次葬的习俗要比一次葬更为古老，且二次葬绝大多数是与合葬相联系的。北京山顶洞下室发现的山顶洞人墓葬，被认为是一种三人二次合葬的墓。据此而知，中国二次葬的习俗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便已发生，距今约有18，000年左右的历史。湖南澧县彭头山文化遗址、陕西西乡李家村遗址等发现的二次葬或二人以上的二次合葬，说明新石器时代早期二次葬习俗已获得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仰韶文化时期是二次葬最风靡繁荣的时期，陕西半坡、北首岭、姜寨、横阵、元君庙、史家、河南淅川下王岗、山西芮城东庄村、湖北郧县大寺、安阳后岗等仰韶文化遗址，除了发现单人二次葬外，大凡合葬墓，均以二次葬为主要形式。如陕西华县元君庙、渭南史家墓地是二次合葬墓比例远远高于二次单身葬和一次葬的典型墓地。华阴横阵村除了发现单坑二次葬外，还出现一种大坑套小坑（即在一个巨大的坑内同时并排数个多人二次合葬坑）的现象，或认为这是当时同一血缘纽带关系的一种表明。二次葬习俗在河南鲁山邱公城仰韶文化遗址中也被应用到成人瓮棺葬中。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南京北阴阳营文化、黑龙江新开流文化、广东石峡文化等也都不同程度地流行着二次葬习俗，表明这种习俗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主要的葬俗之一。广东石峡文化的二次葬均是单人葬，没有其它地区习见的二次合葬或集体迁葬，体现了该文化二次葬的独特地方特色。值得指出的是：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墓葬中，还出现了一种成人二次瓮棺葬习俗，这是二次葬中较为罕见的现象。夏商西周时期，二次葬在中原地区呈现销声匿迹之态，这恐怕与国家组织和制度的诞生、氏族制度解体以及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便已不兴此俗的传统等等因素直接相关。但在西北地区的甘肃寺洼文化中则尚见孑遗。

归葬这是一种一次葬和二次葬同时应用到一个墓体--即在同一墓穴中既有一次葬的尸骨，也发现二次葬的尸骨。这显然是以一次葬者为主，而二次葬是围绕着一次葬对象而归入墓穴中的，故此种混合葬亦称为归葬或带附葬。此种葬俗始见于仰韶文化时期。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第405　号墓发现合葬人架12　具，其中一具仰身直肢的小女孩是一次葬，其余11　具男女骨架显然是二次迁进归葬的。或认为这反映了以女性为中心的制度。黑龙江密山新开流发现四座归葬墓，墓主葬式见有直肢或屈肢一次葬两种，墓内或见到一至四人的二次归葬。如七号墓，墓主是成年男性，仰身屈肢，墓坑东部堆放着属二次葬的四具人骨。山东诸城呈子大坟口文化第57　号墓，合葬人架三具，分三层叠葬，第一、三层人架是成年男性，均仰身直肢一次葬，有随葬品；第二层是一成年女性，为二次葬，缺下颌骨、右侧尺骨、桡骨和全部手指骨，两腓骨、肱骨与股骨折叠，无随葬品。江苏吴县草鞋山良渚文化墓葬第198　号墓也发现相类似的归葬习俗。以上考古发现表明，新石器时代的归葬习俗，是一种反映氏族成员亲缘关系的习俗，更是一种反映氏族制度变化和不同性别成员身份地位变化的社会风俗。夏商西周三代基本上见不到这种习俗的痕迹。

火葬是对死者尸骨焚烧火化的敛葬方法。中国古代迄今的火葬习俗一般都是以一次性将人体遗骨焚烧成灰状后收敛于容器中陈放的面目出现。这种形式的火葬，据目前考古发现看，应是从火烧尸骨但仍存骨架形，并进行敛葬的形式演变而来的。烧尸存骨敛葬的形式，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现已发现两例。其一是江苏常州寺墩遗址三号墓，该墓的火葬办法是先在陈放死者的墓坛中于尸体的头前和脚后，各铺垫十多件玉璧，然后放火燃烧，待火烧至将灭未灭时将死者放进火圈中，再围绕墓坑的四周放玉琮，并在死者的头前脚后摆放陶器和其它玉器，最后盖土掩埋；其二是上海青浦金山坟遗址一号墓，从出土现象看是仅限于焚烧死者尸体而不烧随葬品，焚烧的程度是尸骨显露出青灰色即止，烧尸后在墓内陈放随葬品然后填土掩埋。以上两例焚尸墓均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墓葬，它们的发现说明，焚尸的习俗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便已发生，这种早期的焚尸习俗尽管与后来的火葬内容并不完全等同，但在事实上却开了火葬习俗的先河，很可能是后世火葬习俗发展的直接前身。《墨子·节葬》："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这一记述反映的应是严格意义的火葬。这种火葬，据文献记载，曾在古代居住在西北地区的氐羌族中实行过，其葬俗的含义是祈求灵魂乘火升天而使死者得以永生。近现代的中国壮族人则将非正常死亡的人实行烧骨成灰葬法。而据考古发掘资料看，甘肃临洮寺洼文化也曾发现过一座具严格意义的火葬墓，墓中出土陶器七件，而在其中一件灰陶罐中发现有经火葬存留的骨灰，罐口盖以砂石片。显然，陶罐中的人骨灰是墓主本人。这是一种先实行火化再施行土葬的特殊葬俗，是真真正正体现了火化与安葬意义的火葬墓。寺洼文化的绝对年代约相当于商周时期，或认为其即是古羌人的遗存。以上情况表明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中国古人的丧葬除流行一些起主导作用、具普遍意义的葬俗外，亦多多少少存在一些带有地域色彩或民族特色的葬俗，这些特异的葬俗对研究中国古代的葬俗流变无疑也是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的。

2。尸体包装是指敛葬时根据死者生前的经济条件而进行的相应的敛尸办法。其内容即包括诸如小敛、大敛中的穿寿衣入棺，陈置棺椁等等。宋人司马光在《书议》中指出："凡敛葬者，孝子爱亲之肌体，不欲使为物所毁伤，故裹之以衣衾，盛以棺椁，深藏于地下。"这基本上道出了生人为死人敛葬的真谛。用衣被包裹，用棺椁围罩，这便是对尸体进行包装。尸体包装的习俗大约从有墓葬开始便随即发生，随着墓葬内容的变化发展，尸体包装习俗也相应发生变化发展。从远古至三代的衣被裹尸习俗是一直流行着的，但由于长年累月，衣被物大多难以完整存留，故尚难以作进一步细论，此仅重点介绍各种不同的棺具应用习俗。

石棺这是使用石块、石板等堆砌在死者四周以及上下，形成棺、椁状的敛俗。石棺、椁大多是在已掘好的竖穴土坑内堆筑，个别则是在地面上直接堆筑，故石棺葬大多是附属于竖穴土坑内的一种特殊棺具葬。石棺的萌芽，最早见于仰韶文化时期，陕西华县元君庙第458　号老年男性墓，在长方形土坑墓内的四周二层台上，堆放了三至四层的砾石，形成了最早的石椁形态，其与后来的石棺相较，只是少了铺垫石和盖顶石。甘肃景泰张家台发现的属马家窑半山型文化的墓地，是一盛行石棺墓的墓地。这里的石棺墓，石棺四壁大多由一整块石板围立而成，棺底同样也铺设整块石板，棺盖则由数块板石拼成，这是西北地区目前仅见的石棺墓。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的石棺墓，则是陕西龙山文化中仅见的。属大汶口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的石椁墓，在山东日照东海峪遗址也有发现。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石棺墓，近年在江苏灌云大伊山发现了37　座，这是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石棺葬，距今约6000年。台湾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也十分盛行石板棺具。辽宁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石棺墓，是以竖置的石板或平垒的石块构成墓圹周壁，墓身长宽度约仅容尸身，墓顶以石板或石块封盖。这是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的石棺葬例之一，其对后来该地区石棺葬的发展流行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内蒙古、辽宁等地区夏家店文化遗址发现的石棺墓、石椁墓，吉林西团山遗址发现的石棺墓则表明在商周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东北地区）民族文化中，石棺葬俗已蔚然成风。

船棺这是一种以独木舟船为葬具的敛俗。甘肃齐家文化发现的一种独木棺，是以一段整木挖成长方形凹槽，两端齐平，一般长约2　米、宽0.5　米，有的棺口加盖，外形颇似独木舟，或认为这就是最早的船棺葬。福建崇安武夷山发现的船棺葬，是一种真正的独木舟船葬具。以船为棺，或认为其反映的是"超度死者灵魂"或"飞天成仙"的意义，也有认为是"视死如视生"的直接反映。后一种意见当比较切合实际情况。以船为棺，最直接显明的意义便是生前以船为家，死后亦以船为宿，用船棺下葬的人，生前肯定是船民（即渔民），船是死者的唯一家产，船是死者唯一可眷念的"热土"，是死者的根，叶落归根，这应是船棺所表达的最基本的意义。船棺实质上也是一种木棺，是一种真船形的木棺。武夷山船棺是夏商西周时期目前仅见的船棺，它代表了此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古代渔民的一种特殊葬俗。

箱式术棺、椁即将木头加工成板材，再用板材搭接成长方箱形的葬具，这是中国古代占主流地位的葬具形式。现知最早使用木棺的记录，发现于仰韶文化中。西安半坡第152　号小孩墓，在墓坑的四壁有木板痕迹，但不见垫板和盖板，实作木椁形，可视作是中国木棺的最早雏形。木棺、椁在仰韶文化时期尚处在萌芽初兴阶段。甘青地区是比较早流行木棺、椁的地区，青海马家窑文化已出现在墓葬中使用木椁的习俗，其木椁墓构造较特殊，所见者是先掘一个三米见方的土坑，再用木板搭成长、宽为2　米左右的木框，在框外回填成熟土二层台，形成平面呈"回"字形的椁室。青海柳湾墓地发现的属马家窑文化半山型和马厂型及齐家文化时期的墓葬中，也分别发现木棺的应用。半山墓葬的木棺是一种一头大、一头小，略呈梯形的木棺。马厂墓葬则大部分有垫板或成形的木棺，个别已出现用榫卯法加固棺箱的进步形式。齐家文化墓除前述过的独木舟形木棺外，也发现不少箱式木棺。黄河下游山东大汶口文化墓葬则较盛行木椁，其木椁一般使用成排圆木垒筑成井字形。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葬，尤其是中、大型墓，均流行木棺葬具。近年发现的山东临朐朱封龙山大墓木棺、椁的制作已十分讲究，开始出现边箱和脚箱的结构。新石器时代木棺、椁葬具的迅速发展，为夏商西周时期奠定了基础。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相当于夏纪年的二里头文化，已使用髹漆的木棺葬具，并成为墓葬中葬具发展的主要方向。在以郑州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商代早中期文化中，木质葬具已明显获得空前的普及和发展，中、大型墓通常是棺、椁并用，绝大部分的小型墓都有木棺。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代晚期墓葬，除了属于奴隶、战俘身份的灰坑葬和祭祀墓外，都毫不例外地使用木棺或椁。木棺、椁上亦多见髹漆，漆色主要见有红、黄、白等。中、大型墓多见以椁代棺。以椁代棺者，椁室通常十分讲究，如侯家庄西北岗1001号大墓，墓全形及墓室形均作亚字形，椁室亦依墓室形成亚字形。其它亚字形、中字形和甲字形大墓亦分别见有亚字形、长方形的大型椁室。一般的长方形中型墓除流行木椁葬具外，也有椁、棺并用的，如殷墟妇好墓便是同时使用木棺加椁作为葬具的。西周时期的墓葬，凡属奴隶主贵族阶层的大、中型墓，均流行棺、椁并用的习俗，个别讲究者出现重棺、重椁或椁中分室。如陕西宝鸡菇家庄一号墓，墓室中央有木椁，木椁分为甲、乙两室，甲室内置一木棺，乙室内则有内外重棺。小型墓中的讲究者也是棺、椁并用，但多数墓葬则是有木棺而无木椁。西周时期的木棺、椁也大多流行髹红漆的习俗，并出现木棺、椁使用等级化、制度化的倾向。

其它葬具树皮棺--江苏海安吉家屯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发现用树皮镶接成规整棺具的习俗；湖北天门石家河邓家湾新石器时代墓葬则发现用红胶泥敷裹尸骨的习俗，相当于夏商时期的北方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除发现使用石棺、木棺外，尚发现使用土坯垒砌土棺的习俗；甘肃兰州白道沟坪等新石器时代墓葬则发现用树枝敛尸的习俗；此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及夏商西周的一些小型墓葬中也常见到用草席裹尸而葬的习俗。

3。葬式处理是指对人体尸骨敛葬的姿式（即完葬后的骨架姿态）。中国远古至三代的人架葬式种类很多，限于篇幅，在此仅能就仰身直肢、俯身直肢、屈肢葬的情况作一简介。

仰身直肢葬是一种仰面躺卧、四肢自然伸直的姿式。始见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历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至夏商西周三代，都是最流行、最普遍的葬式，其分布范围几乎遍及此一大时期全国各地所有的考古文化遗址。仰身直肢是人类生前仰卧憩息状态在敛葬中的再现，故其表达的是一种正常死亡、正式敛葬的意义。裴李岗文化墓葬所见的仰身直肢葬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仰身直肢葬实例之一。

俯身直肢葬是一种四肢基本自然伸展、俯趴于地面上的姿式。初兴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阶段。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仰韶文化墓葬中发现的为数不多的俯身直肢葬，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俯身葬例之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的墓葬中，也都发现有俯身直肢葬的施行。在上述诸文化的墓葬中，绝大多数遗址的俯身葬式都属于非普遍性的个别或例外现象，故此葬式的寓意亦被推定为与非正常死亡的"凶死"意义相关。马家浜文化则比较特殊，墓葬中普遍实行单人俯身直肢葬，是一种最流行的葬式，故其葬式意义与其它遗址不尽相同，可能带有族属区别的特殊含义。二里头文化发现的俯身直肢葬例，可区别出两种情形：一种是出土于没有墓圹的灰坑或灰层中，另一种是有正式的墓坑和敛葬，或亦有与其它流行葬式同等的随葬待遇。前一种情况的人架是属于非正常埋葬（即随便遗弃）的产物，故其葬式姿态是偶然形成的，不具敛葬上的特别含义；后一种情形的俯身直肢葬则具有其特定的含义，从其大多拥有与仰身直肢葬式同等待遇的现象看，其主要的葬式意义应是表达非正常（自然）死亡，即是一种对非正常或自然死亡的人例行正式敛葬时所采取的带区别性质的骨式处理方法。二里头文化的俯身直肢葬代表了夏王朝时期此种葬式流行的一般情况。在以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代文化墓葬中，俯身直肢葬的发展则逐渐显露出与仰身直肢葬并驾齐驱的势态，尤其是在商代晚期的殷墟文化中，俯身直肢葬在正式的敛葬活动中已成为一种非常重要、非常流行的葬式。除灰坑、灰层和被作为祭祀人牲的俯身直肢葬个体外，凡有一定圹穴、一定随葬品和经一定正式敛葬手续形成的俯身直肢葬，其在经济地位、社会等级身份上与同时并行的仰身直肢葬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尊卑界限或贵贱色彩。商代的俯身直肢葬，其出发点是与原始社会的"凶死"敛葬含义相类，即主要适用于一些属非正常、非自然死亡人的敛葬过程中，但在此基础上，又显然渗进了与社会生产行为、军事活动和礼制强化相联系的种种观念意识，成为一种用以表彰因公殉职的特殊葬式①。由于商代的生产规模和军事活动都十分庞大，因公殉职而有功于王室、宗族、家族的人自然为数不少，故反映到埋葬制度上的便是俯身直肢葬

①　郑若葵：《商代的俯身葬》，《考古与文物》，1988年2　期。

的大量出现，这也是商代俯身直肢葬成为最重要、最流行葬式之一的主要原因。商代的俯身直肢葬另存在一种从殉型的形式，即俯身葬者是为仰身葬者殉葬的。此类俯身葬与通常的俯身直肢葬含意不同，它表达的仅是一种主人死时近亲、侍臣跟从殉死的感情关系和生前的主仆、领属关系。西周时期也有俯身直肢葬式的流行，但其程度已比不上商代晚期，其葬式的意义也当与商代相类或相近。

屈肢葬是一种人体上下肢屈弯状态不同而下葬的总称。据屈弯实际表现或可分为蹲式和卧式两大类。蹲式（或称蹲屈）、跪屈、蹲踞、蜷曲，是尸骨呈活人蹲坐、跪坐姿势的形式；卧式则如人躺卧、趴伏、侧卧的姿态，下肢各有不同程度蜷屈，或称仰身屈肢、侧身屈肢和俯身屈肢。蹲式屈肢葬，目前在黑龙江依兰倭肯哈达、四川巫山大溪、广西桂林甑皮岩、南宁地区诸贝丘遗址、山东大汶口文化、甘肃永靖姬家川等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现，其中尤以广西地区和大溪文化发现的墓例最多。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遗址和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发现的蹲踞墓例，表明夏商时期也流行有这种特殊的葬式。卧式屈肢葬中的仰身屈肢葬在仰韶文化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便见零星发现。齐家文化、庙底沟文化、新开流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广西甑皮岩等等遗址也有相类的发现。二里头、殷墟等夏商文化遗址和西周墓葬中也有少量的发现。侧身屈肢主要发现于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中，河姆渡文化、广东高要蚬壳洲贝丘遗址等均有零星发现。夏商时期的二里头、殷墟遗址也见侧身屈肢的实例。俯身屈肢，发现类例较少，主要在二里头、殷墟等夏商文化遗址中有所发现。屈肢葬作为一种从中国新石器时代到夏商西周时期均流行的习俗，其意义或认为是：埋葬时为了省地省工；活人休息和睡眠姿态的照搬；象母体中的胎儿，意味着人死后回归地胎之中；用捆绑埋葬的方式来抑制死者鬼魂作祟。第一、三、四种意见是针对蹲踞葬而言的。据大溪文化的蹲踞葬看，捆绑、祛邪似乎是其葬式的生成和主要含义；而据广西地区以蹲踞葬为主要葬俗的现象看，这应是一种具有地域族属意义的葬式，其葬式形态反映的正是生前蹲踞习俗的照搬。甘青地区马家窑、齐家文化流行的侧身屈肢葬，从合葬墓的出土现象可清楚地知晓，当时当地流行的此种葬式，实际上是一种带有从属意义的葬式。仰身屈肢葬，从其大多是下脚微屈、随葬情况与仰身直肢葬区别不大的现象看，其葬式形成似不是经特别敛葬处理，故其葬式含义雷同于仰身直肢。俯身屈肢是一种例外葬式，大多见于夏商文化中的非正式敛葬墓中，故此姿式形成没有实际意义，而在通过正式敛葬的个别墓例中，其意义则与俯身直肢葬差不多。

4。特殊设施是指在墓室中因为某种需要而设置的一些附属体，其种类大致有壁龛、二层台、腰坑和其它设置。

壁龛是在墓穴的四壁某一壁上掏挖龛洞，一般用来放置随葬品。此种习俗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南密县莪沟裴李岗文化遗址，曾发现九座带壁龛的墓例。其中开掘在人架右上侧墓壁上的有4　座，在人架左脚旁墓壁上的有3　座，余2　座在人架右侧中部墓壁上，其形制均是上窄下宽、斜壁、平底，随葬品均放在龛内。仰韶文化尚未发现此种墓例。山东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墓葬曾发现一例壁龛墓，其壁龛有两个，见于288　号墓南壁下的东西两端，一龛中发现兽骨，另一龛未见随葬品，与裴李岗文化同类墓稍有区别。相对而言，夏商西周时期是比较流行这种习俗的，二里头、殷墟、沣西等文化遗址均有明确的壁龛墓例。其中尤以殷墟所见墓例最多，主要发现于殷代小型墓中，但在殷墟发现的车马合葬坑中，出于埋葬马车的需要，也常常见到加掘壁龛妥善放置马车的现象。夏商西周时期的壁龛设置，其作用与新石器时代基本相同，主要用来放置随葬品。壁龛设置，从表面上看，主要是起到扩大墓室空间的作用，但其实质也可能含有一定的族属或特定的葬俗意义。二层台二层台是指在墓穴底部放置葬具后边壁充填熟土形成的高于墓底的较规整台子，或直接在墓室中央挖出一个较规整矩形（长方形）的容纳尸体的坑而形成的边壁台子。前者习称为熟土二层台，其大多与放置葬具有关，后者称为生土二层台，有的有葬具，有的没有。此两种二层台的形成，其作用主要是便于摆放随葬品。凡带葬具的二层台，其长宽与高度大致受棺椁大小制约，而没有葬具的二层台，其长宽高度则主要受尸骨占地面积和高度影响。中国墓坑内设置二层台的习俗，迄今所知可上溯到仰韶文化时期，陕西宝鸡北首岭、河南洛阳王湾等仰韶文化墓地中，已出现在长方竖穴土坑单身葬墓中设置二层台，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则发现在二次合葬墓中设置二层台的现象。山东大汶口墓地、邹县野店、兖州西吴寺、胶县三里河等属大汶口、龙山时期的墓葬，都分别发现有较多的二层台墓例，说明二层台的应用在当时的山东地区已十分普遍，尤其是在一些中、大型的带棺或椁墓中，设置二层台已成为定制。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相当于夏纪年的考古遗址中，也流行着墓内筑二层台的习俗，商代则是二层台设置最流行、最泛滥的时期，几乎在所有带随葬品的大、中、小型墓中，都发现二层台的设置，商人一般习惯将随葬品和祭奠物（包括人、兽等）摆放在二层台上。西周时期也基本上继承了商朝的这种墓葬遗风。

腰坑是指开掘在墓底大致靠中心部位的小型土坑，因常见置于人尸骨的腰部之下，故又习称为腰坑。腰坑实际是在纳放棺具前在墓穴底部约中心处开挖的小土坑，其大多是用于放置殉兽，以狗所见最多，大致是护卫尸骨或祛邪的意义，早期腰坑墓例主要是放置随葬品，其意义大约与壁龛相类。墓穴内设置腰坑的习俗现知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现的例子不很多，甘肃永登蒋家坪曾发现一座腰坑墓例，时代属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时期；湖北郧县青龙泉屈家岭晚期文化中45　号墓，人骨架下开挖的是一个圆形腰坑，坑内置放着陶罐和碗各一件，同地点的属青龙泉三期文化的11　号墓，也有相类的发现。这是目前仅见的新石器时代腰坑墓例。腰坑设置到了夏王朝时期，开始正式出现流行普及的趋势，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已发现多例带腰坑的墓。商周时期是腰坑的大发展、大普及时期，在绝大多数的商代墓葬和相当部分的西周墓葬中，都毫不例外地发现有腰坑，腰坑中通常葬有狗等动物。这种情况表明，腰坑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已成为墓葬形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中、大型墓，随着墓室规模的增大，腰坑的规模也明显增大，除一般的殉兽外，讲究者甚至在腰坑中殉人。

其它设置属新石器时代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系统的青海柳湾墓地，曾发现六座墓的墓底靠脚端处挖有方形或长方形小坑，坑中放陶容器一、二件，此种现象，与湖北青龙泉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腰坑非常相似，其意义当与原始腰坑相类；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244　号墓，墓底西壁中部偏南墓底向西壁外和向下扩挖出一个土坑，内放陶器等，这是一种揉壁龛和腰坑于一体的设置，其作用与壁龛相同；山东兖州西吴寺龙山文化墓葬发现一种用烧土铺砌墓底的习俗，广东曲江石峡文化墓葬普遍采用火烧墓壁的方法建造墓坑，这种烧土铺底和烧壁的制作，其意义是防潮和象征房屋；山东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现四座墓的墓底北壁均下挖一圆筒形的竖穴，内陈放有陶器、石器或鱼等，其性质用途大约应类似壁龛或腰坑。

5。特殊葬俗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习俗发生始至西周时期，中国的丧葬习俗经过1万多年的演进发展，已产生出诸多别具一格的并为后世所罕见的敛葬习惯或习俗，这些葬俗，文献或载或缺，抑或语焉不详，现代考古学研究恰可补文献之不足征，为人们重新认识这些被遗忘的葬俗提供了条件和机会，并打开了方便之门。兹试就其中一些最为特殊者向读者作一介绍。

①红敛葬红敛葬是指用红色的矿物或其它物体进行敛葬的习俗，亦称红土葬或硃砂葬。中国远古至三代的红敛葬主要形式有：用赤铁矿粉粒敛尸、用朱红颜料涂尸、用硃砂垫尸或裹尸、用红色胶泥敛尸、用髹上红漆的木棺、椁葬具敛尸等等。用赤铁矿粉粒或粉末敛尸的形式发生最早，在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墓葬北京山顶洞人的二次合葬墓中，已出现在尸骨下铺撒赤铁矿粉粒的现象，广西桂林甑皮岩、南宁地区诸贝丘遗址、广东潮安陈桥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大致继承了山顶洞人的这种传统，在丧葬中习惯用红色赤铁矿粉末撒在尸骨上或尸骨周围。广东曲江石峡新石器晚期墓葬，则习惯用硃红颜料粉末撒在尸骨上或尸骨周围。陕西宝鸡北首岭、河南洛阳王湾等仰韶文化墓葬、山东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墓葬所见到的尸骨局部或全部涂朱色的现象，应是施用红色颜料涂尸法所致。湖北天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墓葬发现的用红色胶泥敛尸的习俗，恐怕是与红敛葬有关的一种地方变异形式。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葬、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和西周文化等墓葬中发现的硃砂铺垫墓底（垫尸或棺）或撒裹尸骨的现象，则说明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至西周时期，开始流行以硃砂为敛物的习俗。不啻于此，在流行硃砂敛尸的同时，夏商周时期又迅速流行起硃砂葬与红漆棺椁敛组合配套的更为完善成熟的红敛葬制。红敛葬的发生、发展和流行，反映了古人一种尚红、崇红的习俗。之所以崇红和流行红敛葬，是因为红色代表和象征生命，血是红色的，火是红色的，两者都是人类维系生命不可或缺的物质。血的流失、停滞，火的熄灭，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活着的人需要血和火的支持，死去的人也需要血和火的补给。红敛葬事实上是一种血与火环境的再造，死者在这样的敛葬环境中，将虽死犹生，灵魂不灭，这恐怕是中国远古至三代红敛葬习俗发生与流行的主旨。

②盖头覆面葬是指用物体将尸体头面覆盖的习俗。江苏灌云大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37　座石棺墓，墓主的头部均用红陶钵覆盖，钵底有的穿孔。大伊山石棺墓的年代与山东大汶口文化早期差不多。陶钵盖头习俗还在江苏连云港二涧村、新海连市大村和马家浜文化的圩墩、草鞋山等等遗址中有所发现，表明此种习俗在长江下游地区是有一定的分布范围的。甘肃齐家文化和商代、西周墓葬中，则发现有用麻布或丝帛遮盖头面的习俗。这种习俗可能是后世覆面纸习俗发展的前身。覆面纸习俗是指人死后用纸或布巾覆盖在死者的脸上或身上的习俗。古文献记载覆面纸习俗源于吴王夫差悔不听伍子胥之言，导致被越国所灭，故死时愧对子胥，"遂蒙絮覆面而死"①。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盖头覆面葬俗，其寓意当与吴王夫差的无面目见子胥而以帛幕覆面而死的意义不同。从大伊山墓覆面陶钵有穿孔的现象看，其实应持有保护尸骨头面和保持灵魂（气息）不灭的双重含意，齐家文化和商周时期的布帛覆面，恐怕主要是出于妥善敛尸、保护头面及肢体的目的。

③饭　含饭含是敛葬时往死者口中放进一些特定的物体含着。饭是指在死者口中放入米、贝；含又作琀，是在死者口中放入珠玉。《周礼·地官·舍人》郑玄注说：饭，"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礼记·杂记下》："天子饭九贝，诸侯七，大夫五，士三"；《说苑·修文》："天子含实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玑，士以贝，庶人以谷实"。这是古人对周代饭含丧仪的记述。由此而知，饭含曾是中国历史上丧葬制度中的一种十分重要的丧仪。这种丧仪，或认为起源于夏商时期。宋·高承《事物纪原·含襚》中说："含，商制也，周人加以珠玉尔"；《周礼》郑玄注说："夏时死者饭含用贝，周时改用玉"。饭含的意义，《公羊传·文公五年》何休注认为是"孝子所以实亲口也，缘生以事死，不忍露其口"；《白虎通·崩薨》亦说："所以有饭含何？缘生食，今死，不欲虚其口，故含。用珠宝物何也？有益死者形体，故天子饭以玉，诸侯饭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贝也"。可见，饭含的目的是使死者的口不能空着，不能没有吃的，饭含能使死者在另一世界中继续享受生前的食禄，是死者生前食禄生活的再现，故便有着珠、玉、贝、米的含物区别。中国饭含的习俗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发生。山东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墓地发现12　座有饭含丧仪的墓例，其所含者多是玉质镞形器，个别则口衔大骨针。按前述《周礼》郑玄注之说，夏代也存在饭含习俗，但考古发掘似尚未发现。商代是饭含习俗最盛行的时期，大凡属正式敛葬者，都毫不例外施用饭含。以殷墟发掘的殷代墓葬为例，无论是小型墓、中型墓，抑或是大型墓，都广泛见到饭含的实例，一般贫者含海贝、石饰，富者含玉饰，与文献所载基本吻合。西周时期的饭含习俗，从墓葬资料看，也基本保持着商代以来的盛势，其具体内容与形式均接近商代。考古发现的饭含墓例，除可能具有文献所述的"不欲虚其口"、"有益死者形体"的意义外，而据发掘所见的玉镞、骨针等含物情况看，可能尚具有实际的镇惊辟邪、护体守灵的意义。

④合　葬是指两人以上共葬于一墓内的敛葬习俗。合葬是中国丧葬制度中最早出现的敛葬习俗。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山顶洞人中，便出现不同性别和辈份的三人二次合葬。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陕西西乡李家村文化开始已流行多人的二次合葬。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阶段，则是合葬墓最流行、最发达的时期，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渭南史家、河南淅川下王岗等文化墓地中，均发现较多的合葬墓。这些合葬墓，既有同性合葬，也有异性合葬，最少者一坑两人，一般常见是一坑四、五人，最多者如渭南史家一墓内多达51人，绝大部分属二次葬，一次葬者不多。甘青地区的马家窑半山、马厂期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兖州王因、胶县三里河和江苏邳县大墩子大汶口文化、江苏青浦福泉山崧泽文

①　见宋·高承《事物纪原》。

化、马家浜文化草鞋山、圩墩遗址、河南淅川下王岗屈家岭文化等均普遍发现合葬墓，说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合葬的习俗在各地均已流行，合葬的形式主要有成年男女两、三人合葬，成年男性与儿童合葬，成年异性及儿童不同辈份合葬，奴婢殉主合葬、各种同性合葬等等，其中成年一男一女和一男二女合葬，被认为是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制的反映。成年男性与儿童合葬是一种父子合葬，反映了父权制的特色。多人异性、异辈份合葬，反映了当时的家庭关系和构成。山西夏县东下冯二里头文化期发现了四座窑洞式的合葬墓，有二人、三人、四人三种形式，说明夏文化时期至少在晋东南地区仍然存在合葬的遗俗。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的两例合葬墓，一是男女合葬，另一是同性合葬，均限于二人，则说明商文化时期也有合葬习俗的孑遗，但以殉人身份与墓主共置一墓的合葬，在商代尤其是殷墟发现的中、大型墓、殉葬坑中则是十分常见的（详殉葬部分介绍），其与通常的合葬概念不能完全等同。西周时期迄今尚未发现同墓穴合葬的例子，在陕西长安沣西一带的西周墓中，曾发现男女并坑（两个墓紧密并靠在一起）的现象，或认为这是西周时期夫妻合葬的一种主要形式。《礼记·檀弓上》说："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季武子曰："周公盖祔""；郑玄注说："祔谓合葬，合葬自周公以来"，这种传说舜时无合葬、合葬之俗始于周公的观点，与前述考古发现出入较大。所谓"周公盖祔"的祔，主要是指夫妻合葬。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葬所见的成年男女（年龄相近）合葬墓，男性为仰身直肢，女性是侧身屈肢面向男性；武威皇娘娘台同类文化墓所见的成年一男二女合葬墓，男性仰身直肢居中，左右为二女性，侧身屈肢面朝男性；江苏青浦福泉山发现的崧泽文化晚期男女二人合葬墓，男右女左，随葬品放在中间；安阳殷墟新近在苗圃北地附近发现的一例殷代中型合葬墓，墓内随葬有铜、陶容器及其它随葬品，墓底发现两具木棺，居西（右）的棺内为一男性俯身直肢，居东（左）的棺内为一女性仰身肢，墓底腰坑尚见殉儿童骨架一具；河北藁城台西商代墓葬发现的男女二人合葬墓，男性仰身直肢，女性侧身屈肢面向男性。以上墓例，都强烈表示出夫妻合葬的意向，它们说明中国的夫妻合葬习俗并不始于周公（西周），其渊源发生迄今至少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⑤厚　葬厚葬是指在敛葬中使用较丰厚的随葬品，明显区别于同时期同类型的其它一般墓葬。厚葬习俗发源于仰韶文化时期，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一座三、四岁的女孩墓，使用该墓地仅见的木质葬具下葬，随葬品较其它墓葬均要丰富精致；在盛行二次葬的华县元君庙墓地中，405　号合葬墓发现一幼女骨架，一次葬，有较多的随葬品；429　号是两个女孩的二次合葬墓，墓底用红烧土块铺平，随葬除陶器外，一幼女头部有骨珠785　颗，另一幼女头前额骨染红；420　号墓则是一妇女与两个幼女的合葬墓，随葬品极为丰富，其中一幼女随葬骨珠达1747　颗；陕西临潼姜寨7　号墓是一青年女性随葬陶器5　件，石球12　个，还有陶锉、耳坠，并同葬骨珠8577　颗。显然，对幼女和妇女实行厚葬，是仰韶文化中盛行的一种敛葬习俗。甘青地区马家窑半山型文化也见有厚葬女性的习俗，甘肃广河地巴坪58　号墓，中年女性，是该墓地中随葬品拥有最多的一墓，除发现17　件陶器外，还有石纺轮和骨珠205　颗；兰州花寨子23　号墓，成年女性，随葬18　件陶器、石纺轮和448　颗骨珠。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厚葬妇女和女孩的习俗，体现了女性在当时社会上普遍受到尊敬、并处在主导地位的情形，也是母系氏族社会性质的直接表明。从山东大汶口中晚期、龙山文化时期开始，由于社会制度的急剧变化，母系制逐渐被父系制取代，丧葬中厚葬也逐渐从女性身上转移到个别男性身上。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浜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的大、中型墓，绝大部分都属于对男性厚葬的产物。夏商西周时期的中、大型墓，厚葬的风气更为突出，但厚葬的对象均是贵族成员，绝大多数是男性，个别如殷墟妇好墓、司母戊大鼎墓墓主均是王后级别，故亦自然实行厚葬。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至西周时期的厚葬是建立在私有制财富占有、地位、身份、等级基础上的，而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厚葬，则主要是以性别为原则的。⑥摔　丧摔是指摔碎、摔破一些随葬器物，尤其是陶容器，在敛丧死者时，有意识地将某些器物摔于墓坑内使其破碎，此种习俗便是摔丧。摔丧习俗明确见于文献记载的，大约是封建时代，近、现代丧葬中或亦见存这种丧俗，后世的摔丧亦称摔盆、摔老盆、摔尸盆等，其过程通常是亲人死亡开始敛葬时，将一陶盆放在墓前烧纸求灵，求灵完毕即由死者的长子或长孙，或其它确立继承关系的人，拿起灵盆向墓坑中摔扔，摔时有一定讲究，即要一次摔破，且越破越好，因为此盆被认为是死者的锅，只有摔得粉碎才好带到阴间去，陶盆摔破，尤如一声号令，抬棺者迅速放棺，摔盆者操起引魂幡，驾灵而走。这种摔丧驾灵的习俗，事实上早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便已见端倪。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仰韶文化墓葬，发现相当部分陶器是将口部敲破后用于随葬的，这显然是一种摔盆的早期形式；半坡墓葬另发现出土时个别随葬陶器业已残碎缺损的现象，如142　号墓，一件陶盆被打成数片，并在人架头和脚上各盖一块破碎后较大的陶片，这显然是掩埋前有意识先将陶盆摔破的。随葬陶器破碎或残缺而非因填压或发掘清理所造成的墓例，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全国各地墓葬中都非常广见，如陕西南郑龙岗寺仰韶墓、青海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马厂期墓、齐家文化墓、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墓、山东大汶口文化墓、山东泗水尹家城龙山墓等等，都可以见到明确的实例。这些现象表明，摔丧习俗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均十分流行。以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夏商文化，以及西周时期的墓葬文化，也都普遍发现个别随葬陶容器曾在敛葬时被摔致破碎或残缺的现象，说明夏商西周时期也是盛行摔丧习俗的。从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的摔丧习俗，应是后世摔盆习俗发展的前身，两者在意义上当有一定的联系。

6。物　殉是指用各种质料的物品随葬。古人视死如视生，生前使用过的物品，死后亦带进墓穴中继续享用，这也是物殉发生的主要动因。从远古至三代，物殉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发展的总趋势是越晚越复杂、越晚越精采。物殉中的物，按用途可分装饰品、生活器皿、生产工具、武器、礼乐器等等类别，而据质料则可分骨、角（牙）、介壳、石、陶（含原始瓷）、木、铜、金、铅、铁等等种类。这些不同的物品，通常在不同时期、地域、族属的随葬中，存在着不同的组合搭配和选择时尚，体现出很浓的时代、族属和地域特色。中国物殉习俗的发生，迄今至少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山顶洞人的埋葬中，已发现最早的随葬品--打制石器、石珠、石坠、穿孔兽牙、海蚶壳、染朱鱼骨饰、鸟骨管等等。这是一种生产工具与装饰品组合随葬的物殉形式，可视作是中国最原始的物殉形式。此种原始形式，直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尚见延续，北京东胡林人的墓葬，随葬品有打制石片、螺壳项饰、蚌饰和骨镯，其物殉习俗显然与山顶洞人如出一辙。由于制陶术和磨制石器的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墓葬中，更为常见的则是开始流行使用陶器、磨制石器组合随葬的习俗，河南密县莪沟发现的裴李岗文化墓葬，是以随葬石铲、斧、镰、磨盘、磨棒和陶壶、罐、钵等为主要的物殉特征的，这是一种以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器组合随葬的物殉形式，较之前一种形式显然是一种进步，并首开陶容器随葬的先河，为陶容器随葬在新石器时代中、晚墓葬文化以及夏商西周墓葬文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诸文化墓葬，流行的物殉形式主要是以陶容器为主，石器及其它质材器为辅，这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用器、生产工具和装饰品组合的物殉形式。这种物殉形式，在仰韶文化时期具有注重女性或幼女的倾向，即女性或幼女在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质量上，一般都优于男性；到了龙山文化时期，侧重的天平又逐渐向男性倾斜。大汶口中、晚期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均普遍出现了用玉、石或其它质料精工制作的礼、乐器，表明全方位式的组合物殉在此时期业已形成。夏商西周时期墓葬物殉除了沿袭新石器时代的传统外，最突出的特点便是逐渐使物殉走向礼乐化、制度化，其随葬物品组合不仅是全方位式的，而且是讲究高质量、重酒礼的，如使陶容器礼制化、出现并广泛施用青铜酒礼器（青铜容器）、大量应用玉器、木、漆容器以及一些地区出现金银器、陨铁器等等。夏商周时期的物殉形式事实上是一种以酒礼器为主，以铜、玉器为贵的形式。兵器逐渐从个别到一般地参与组合随葬，也是此一大时期物殉的重要特点。成套的青铜礼乐器、青铜酒礼器、陶酒礼器如铙、钟、觚、爵、鼎、斝、簋的随葬，车马器饰以及由一辆至多辆马车的殉葬等，是商代和西周时期兴起并广泛流行的物殉习惯。综合考古发掘资料剖析，中国远古至三代的物殉内容形式变化发展的总趋势和时代特点，或可简括如次：旧石器时代晚期，以骨、牙、介壳、石质等装饰品为主，辅以简单的石器，是一种以装饰品、生产工具组合物殉的形式，例见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墓葬；新石器时代早期，除个别继续沿用旧石器晚期的形式外，又出现了用石铲、斧、镰、磨盘、磨棒加陶壶、罐、钵、三足器随葬，即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器并重的组合物殉形式，例见于河南密县莪沟裴李岗文化墓葬；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了陶罐、钵、尖底瓶、葫芦瓶、壶、盆加主添加陶纺轮、骨针、骨镞、蚌刀、石砚、磨棒、玉坠、骨珠、骨笄等物品的随葬，是生活用品、装饰品、生产工具三合一的组合物殉，例见于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华县元君庙等等仰韶文化墓葬；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物殉，以山东大汶口文化、山西囊汾陶寺文化和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等墓葬较有代表性，大汶口文化以陶鼎、罐、豆、盆、钵、觚形器、镯、骨锥、玉铲、象牙器、鳄鱼鳞板（鼓）、龟甲、獐牙、各种玉石饰件等为常见物殉品类，陶寺龙山文化墓葬的物殉品类见有陶灶、斝、罐、壶、瓶、盆、盘、豆、鼎、木案、俎、几、匣、盘、斗（勺）、豆、仓形器、鼓、玉石质的磬、钺、瑗、琮、环、梳、绿松石饰、蚌饰、铜铃等等；良渚文化物殉常见的品类是陶釜、鼎、钵、罐、盉、鬶、豆、匜、杯、簋、盘、石斧，刀、镰、铸、犁形器、玉琮、璋、璧、镯、管、珠、坠、玦、瑗、璜等等。显然，这些均是由多种质地构成，以生活、装饰品为主，初现礼乐器，以生产工具为辅的物殉组合形式。夏代的物殉，可以二里头文化类型墓葬为代表，陶器有罐、盆、豆、碗、鼎、甗、杯、觚、爵、三足盘、鬶、盉、尊、瓮、簋、钵、甑、鬲、缸、壶、角、器盖、圆片等，铜器有牌饰、铃、戚、戈、镞、刀、尖状器、泡、圆形器、爵、斝、鼎等，玉器有柄形饰、钺、管、刀、璋、圭、铲、戈、斧、璧、半月形饰、铃舌等，石器有锛、铲、凿、圭、刀、柄形饰、磨石、磬、管、珠、绿松石饰、云母片等，漆木器有觚、鼓、钵、盒等，此外还有各种骨、角、牙器等，夏代的物殉在质料和种类上显然比新石器时代又进了一步；商代的物殉，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阶段，并出现成套的礼乐器组合随葬习惯，陶器有鼎、盆、罐、瓮、盘、觚、爵、盉、角、鬲、斝、豆、盂、簋和白陶器、原始瓷等，铜器有鼎、鬲、斝、盉、觚、爵、尊、盘、甗、簋、卣、瓿、方彝、盂、斗、罍、觯、觚、壶、铃、戈、戚、牌饰、刀、锛、凿、斧、矛、钺、镞、匕、弓形器、饶、镜、铃豆、铃觚、铃剑、铎形器、各种车马器饰等，玉石器则有钺、戈、柄形饰、璋、璧、玦、圭、璜、刀、豆、簋、觯、瓿、罍、磬、各种人物雕饰、各种动物雕饰和片饰、珠饰等，金器见有臂钏、耳环、笄、箔片等，此外还有精美的象牙器、骨、角、牙、贝、蚌、漆、铅器等等；西周墓葬的物殉，继承了商代的传统，注重成套礼、乐器组合随葬，陶器有鬲、罐、簋、尊、壶、豆、盂和各种仿铜礼容器等，铜器主要有鼎、鬲、甗、簋、盨、觚、爵、觯、尊、卣、壶、盘、匜、鎣等，玉石器有璧、琮、圭、璋、柄形饰、动物雕饰、玛瑙珠、琉璃珠等；原始瓷器有豆，木漆器有觚、俎、罍等，此外，还有骨、角、牙、贝、蚌等各种饰物；商代和西周并出现了完整的马车殉葬习俗。

7。兽　殉兽殉是指用活畜类作随葬品。中国最早的兽殉习俗，约始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发现四座殉狗墓、五座殉龟墓；陕西临潼姜寨27　号墓，是一单人男孩墓，仰身直肢，随葬陶钵、罐、锉和骨锥、镞各一件，在股骨之间并发现猪下颚骨一副，这些都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兽殉墓例之一。仰韶文化时期的兽殉，从随葬均较简单、数量也不多的现象分析，其意义可能是主要与护灵驱邪有关，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殉猪有本质的区别。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诸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葬、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等，都存在程度不一的用猪下颚骨随葬的习俗，有些并盛行用猪头或整猪随葬。这种殉猪习俗，是属于一种"动产"随葬，猪下颚骨或猪头殉葬数量的多少，往往象征着生前财富的多少。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并见有用羊下颌骨、羊头和山羊角随葬的习俗，其意义亦与殉猪相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当部分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殉狗现象，其含意则与中期雷同。以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和丰镐遗址为代表的夏商西周时期墓葬，则普遍流行殉狗习俗，殉狗一般发现于填土、二层台和腰坑中，尤以腰坑殉狗最多见，其意义是护灵驱邪。

8。人　殉人殉是指用活人来为死者殉葬，殉葬的人一般生前均与死者关系密切，如妻妾、近臣内侍、亲戚亲信、奴婢仆人等等。据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人殉习俗当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甘肃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马厂期93　号墓，是一座五人合葬墓，墓中有老年男性和中年女性各一，并带三名1　岁半至7岁的幼童，这显然象一座家庭合葬墓，在此墓上部填土中另发现一屈肢老年女性，据其单独出现在墓中填土的现象看，她应是从殉的家内奴婢；江苏新沂花厅北区墓地新近发现属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大墓10　座，其墓坑大、器物多，且大都随葬有猪下颚骨或整狗、整猪，其中8　座墓中又发现殉人共17名，大多是儿童殉葬于死者脚后部。此两地殉人墓例，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人殉记录，其年代约距今5000多年。时间稍晚的人殉例，在齐家文化中已见多例，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永靖秦魏家墓葬中发现的一女或二女与年龄相近的一男合葬墓，一般被认为是最早的妻妾殉夫墓。《墨子·节葬》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这种说法虽然有夸张，但却道明了先秦时期的中国社会曾存在一种颇为流行的人殉制度。二里头文化墓葬，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人殉墓例，故夏代的人殉情况暂不清楚。中原地区迄今所知最早的商代殉人墓，是属郑州二里岗文化晚期的郑州白家庄3　号墓，墓中随葬有青铜礼容器，并发现殉人一个。河南辉县琉璃阁、河北藁城台西、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嘴等商文化墓葬，都先后发现有人殉现象。商代晚期的人殉，以殷墟发掘的大、中型墓最为突出。人殉数量的多寡，一般与墓葬规模的大小成正比，如殷墟侯家庄西北岗1001号亚字形大墓，墓内腰坑、二层台、墓道中发现殉人23　个，墓外东侧发现陪葬人殉坑22　个共68人，合计殉人达91人；1950年发掘的武官中字形大墓，墓内共发现45　个殉人；殷墟西区发现的701　号甲字形大墓，墓内共有12　个殉人；在不带墓道属中型墓的小屯妇好墓中也发现16　个殉人，其它中型墓，一般都是殉1-4人。据此可知，商代晚期的殷墟文化时期，是中国早期人殉制度发展的巅峰时期。这种制度和习俗，亦被西周人所继承和推行，但西周时期的人殉，从目前所知的情况看，已比商代减色不少，西周墓葬的人殉，少者1人，多者7人，殉人多放置在二层台上（棺面上两侧），有的殉人还带有葬具，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发掘的300-400　座中、小型墓葬中，发现有人殉的墓例约占总数的7％，且都是西周早期墓，而此地的西周晚期墓未见一例。这种情况或许表明，人殉制度和习俗至西周晚期开始出现衰落的趋势。据统计，考古发现的西周殉人墓共有80　多座，累计殉人总数约200　多人，这个数目仅相当于商代已知殉人数的约二分之一弱。这种现象，从殉人制度发展看显然是一种退步，但从社会制度发展看，则是一种莫大的进步。

七、宗教礼仪习俗大自然给人类带来光明、温暖、饮食与生命，同时又给人类带来黑暗、寒冷、饥饿和死亡。光明与黑暗、温暖与寒冷、饮食与饥饿、生与死是大自然发展相辅相成的必然现象。人类生存需要的是光明、温暖、饮食与生命；大自然要发展，不管人类是否需要，黑暗、寒冷、饥饿与死亡都必将毫不留情地给人以威慑。光明、温暖、饮食与生命给人带来美好与向往；黑暗、寒冷、饥饿与死亡给人带来疑惑和恐惧；美好与向往使人产生崇敬，疑惑和恐惧令人多生敬畏。对早期人类而言，崇敬和敬畏的自然现象都是人力无法驾驭的现象，既然人力无法驾奴，那就必然存在一种远远超乎人类能力而足以驾驭自然现象的超自然力量。对美好现象的求取和向往，对恶劣现象的恐惧和逃避，促使人类产生对超自然力量的笃信和虔诚、依赖与寄托，从而形成对超自然力的崇拜。这种崇拜意识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拟人化的行为活动，便构成了原始宗教最基本的内容。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历史中，原始宗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必然的现象，其发展内容往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并对礼仪制度、风俗的形成、发生与发展予以重要的影响。从远古至三代，中国的宗教习俗和礼仪习俗往往是穿插在一起、相互益彰的，其内容与形式可谓是名目繁多。限于篇幅，在此试就一些最常见、最重要和奇异者作一简略的介绍。

（一）割体献祭所谓割体，是指肢割人体中的局部肉体（骨），用切割下来的人体局部肉体来进行某种宗教活动便是割体献祭。割体献祭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习俗，据世界民族志资料所示，许多的原始氏族都曾流行有这种习俗。

美国西部草原地区印第安克劳人，在举行丧礼时，所有参与敛葬的人排好队列，以吹鼓手为前导，边唱边跳边号叫，走近基地后，每人都割下自己的一节手指，并划破大腿，在手腕部撕下一条条皮肉，戳破头皮等，直至全身血染为止。如果死者是部落酋长的话，那么在葬礼中被剁下的手指将有数百节之多。由于流行为死者割体献祭之俗，故在这个印第安人部落中，一些老人和妇女因履行割体献祭而缺失手指的现象颇为常见。克劳人除了在敛葬活动中使用割体献祭外，在巫术会上也施行此俗，参加巫术会的人可能割下自己身上的一块肉，可能剁下一节手指，也可能用箭穿破肩膀，还可能在胸部或背部切下一块皮，然后将所割的肉体盛放在篮子里作为一种祭祀的牺牲体。据说在一般的巫术会上，悬挂在会场中的盛牺牲体的篮子通常都能收集到五十节甚至一百节的手指。

新几内亚西部伊利安加中央的原始土著高地人，家中如有人身亡，妇女就得砍下一节手指，以示哀悼。因而，死亡的人愈多，妇女们的手指也随之愈少，据访问过此地的人介绍，高地人的妇女没有一个是十指齐全的。

此外，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土人是以砍去女性儿童的左手小指两个关节来献祭；美国达科他人在丧礼中割去一节或一节以上的指骨；波尼尼西亚萨摩亚人也流行在丧葬中砍指献祭的习俗；19世纪的南非布须曼人认为，砍掉手指是为了保证死者能安全地到另一世界中去；巴布亚的马富卢人、美拉尼西亚斐济岛的土人都有斩指的习俗。

上述民族志资料所见的割体献祭主要体现在丧葬和巫术活动中。在丧葬活动中是活着的人通过割体对死者进行骨肉献祭，以表示真诚哀悼、抚恤和超渡亡灵。实行献祭者，或是部落成员，或是家庭成员，均与死者生前有密切关系，后者并多以妇女为主。在巫术活动中，割体者对活着的部落首领献呈身上的骨肉作为祭品，以表示部落成员间的精诚团结和对酋长的尊重与忠诚。此两种献祭活动，尽管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但事实上恐怕均是以原始的氏族效忠和家庭尽忠意义为主线的。至于澳洲土人对女孩的割指护身，则显然与上述两种割体献祭有很大的区别，其当属于一种带巫术性质的献祭行为。

据考古发现，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若干原始部落中，也可能存在过割体献祭的习俗。中国的割体献祭情况，主要是通过墓葬资料反映出来的，其具体的表现是墓葬中人骨架出现肢骨的缺失。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共发现12　例，其中，31　号、59　墓墓主均缺少指骨，66　号墓缺少下腿骨，80号墓腿骨不全，8　号墓填土中发现几块指骨，27　号墓陶罐内有指骨一节，153号墓随葬陶器中夹有趾骨一块，67　号墓人架手指、足趾均残缺。类似的墓例，在临潼姜寨仰韶文化墓葬中也有发现。无独有偶，在黑龙江密山新开流遗址墓葬、甘肃永昌鸳鸯池、永登蒋家坪的马家窑文化马厂型墓葬、福建闽侯昙石山文化墓葬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墓葬所见的这些缺肢现象，其表明的意义可能既有与前述民族志割体献祭习俗相吻合的一面，也可能存在不尽相同一面，即凡是墓主缺失的肢、指、趾骨而又未见存于墓内的缺肢葬墓，其反映的不是一种葬俗，而是死者生前曾参与和民族志材料相吻的割体献祭活动的宗教习俗；而象临潼姜寨10　号墓墓主缺失的趾骨却又发现于墓内一个陶罐中，这与割体献祭所献肉体并非属于自己所有出入较大，故类似这样的墓例，反映的则是一种割体的葬俗，而不是属于献祭的宗教习俗。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绝大部分缺肢葬墓，都应属于墓主生前割体献祭的遗迹，而不是死后割体下葬的标明。

（二）牲祭与人祭牲祭是指用家畜牲口来进行祭祀活动，即杀畜行祭，用于祭祀的牲口又称作祭牲。人祭是指用活人来作祭品，即杀人行祭，被当作祭品的人，由于如同祭牲一般，故又称为人牲。

牲祭用活畜来祭祀的习俗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已发现多例牲祭的现象。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发现一处用河卵石铺成的不大的长方形石面，其西南一米处发现一具完整的狗架放在碎陶片上；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发现五处石圆圈遗迹，遗迹周围发现牛、羊的骨架；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四座龙山文化墓葬旁边，发现另掘坑埋有一至十四件数量不等的猪下颚骨；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个别房基旁发现挖坑埋羊的现象。以上情形均与一般的殉牲不同，当都是属于用活畜祭祀的遗迹，行祭的意义或目的可能与祭祖灵、天地之灵、自然之灵或奠基等宗教活动相关。二里头宫殿建筑附近灰坑中发现与人架共存的兽架现象，说明夏王朝时期亦存在祭牲的习俗。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郑州商城宫殿遗址，曾发现成三排的八个狗坑，最多的坑中埋狗23　只，最少的6　只，共计埋狗92　只，这种在宫殿区周围专门埋狗的举动，是商代早、中期流行牲祭习俗的直接表明。到了商代晚期殷墟文化时期，祭牲的发展可谓达到一个盛况空前的阶段，殷墟小屯宫殿区、西北冈王陵区和其它地点考古发现的祭牲实例屡见不鲜。在殷墟出土的十多万片甲骨卜辞中，用牲畜行祭祖先、天地或自然诸灵的记录十分繁见，甲骨文记录的殷人祭祀用牲，少则一、二头羊、牛，多则数十、数百乃至上千，如"■千牛"、"降■千牛"，■是砍杀的意思，指宰杀千头以上的牛来进行祭祀；又见"五百■"，■是指一对羊，用一千只羊祭祀则称为五百牢。这种千牛、千羊祭祀的气魄和规模，充分展示商代晚期牲祭的发达与泛滥情形。陕西长安张家坡墓地近年发现一批马葬坑，马坑内埋马少者2-6　匹，多者20-70　匹，这种情况说明西周的牲祭也是很够质量、颇具规模的。

人祭是用活人来祭祀祖先、鬼神。被用作祭品的活人一般都是战俘和奴隶。人祭主要流行于原始社会晚期到奴隶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中，是奴隶社会中较突出的社会现象。人祭现象在国内外大约同时期的考古遗址都有所发现。中国人祭的萌芽，大约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阶段，陕西西安半坡一号大房子房基下埋有人头骨一个，邠县下孟村一灰坑内除发现一具人架外，尚有三个头颅，这些现象，恐怕是与奠基或其它宗教活动有关的。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祭现象显然愈趋明朗，陕西长安客省庄龙山文化有六个灰坑中发现凌乱的人骨架，其中96　号灰坑中有三具人架和二具兽架，1　号人架骨架散乱，2　号人架俯身无头，3　号人架四肢张开；河北邯郸涧沟发现几个圆葬坑，其中一坑中无次序地叠放十具人架，人架有头骨被砍的痕迹，另一坑中放置人架五具，或呈挣扎状，或身首异处；甘肃广河齐家坪（即齐家文化发现命名的地点）分别发现一种8人和13人同坑的墓，墓内仰身直肢全躯者似是墓主，其余人骨架有的有头无身，有的有身无头，或头骨与躯体分别埋葬，或3-4　个头骨堆放一起。以上实例说明，人祭的习俗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原始部落战争的加剧，其可能已成为一种带克敌复仇含义的特殊祭俗在一些部落中兴起并流行。二里头遗址历年发掘也发现了一批乱葬坑，坑内的人架大多叠压在一起，且骨架残缺不全，另在灰层和灰坑中也发现多例或呈捆绑状，或呈活埋挣扎状，或呈砍头缺肢状的人架，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人祭习俗在相当于夏纪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已获得进一步的流行和发展，二里头文化发现的这些人祭，有相当部分是属于为宫殿建筑例行的各种宗教活动下的牺牲品。郑州商城宫殿区内在已发掘的一段长15　米的壕沟中，发现了近百个被弃置的人头骨，说明商代早中期的人祭风气比夏代是有增无减；河北藁城台西遗址2　号房基、门房和房外共发现8　个人牲；安阳殷墟小屯宫殿区周围、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后冈、大司空村等地点也都普遍发现了商代的人祭遗存，其中尤以小屯宫殿区和西北冈王陵区为最。小屯宫殿区周围发现祭祀坑100　多个，祭祀坑内有人架和兽架，人牲少者一坑1-3人，多者一坑10-13人，人牲总数达600人以上，这些人牲主要是作为宫殿建筑奠基、置础、安门及落成时举行的诸种宗教仪式时的牺牲者，西北冈王陵区共发掘祭祀坑1400　多个，人牲的数量至少在2000　以上，此外，在殷墟发掘的一些大型墓葬中，除了人殉外，人牲使用也为数不少。商代的人牲，根据人骨种属鉴定和甲骨文记载，其主要来源于战俘，个别则属于奴隶。据甲骨文所载统计，商代晚期商王的祭祀活动中使用人牲至少已有1.4　万人之多，其中又以武丁王一代用人祭祀次数最多，数量最大，共用人牲9000　多，而据甲骨文"降■千牛千人"的记录看，则商代晚期使用人牲祭祀一次的最高记录可达1000人。以上有关商代晚期人祭现象的例示足以体现商代人祭之风的盛况，商代的人祭盛况，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西周时期的人祭，文献记载提到武王伐纣曾将俘虏作为人牲来祭祀，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也发现一些身首异处、四肢不全的人牲坑，表明这种习俗仍在流行，但与商代相比，已有天渊之别，这应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具体表现。人祭习俗的发生与流行动机，除了与最早的简单复仇泄恨，诅咒巫术有关外，恐怕尚有着更深层的意义，即人是神灵最受欢迎的牺牲，人的血、人的肢体是人的生命支撑物，人血或人体的奉献是一种最珍贵、最虔诚无私的奉献，是求助于神灵最有效、最灵验的物质，故以人牲为祭也就自然成为最高规格的祭仪，其最终的目的不外乎是保证祭祖、祭天地神灵的高质量和高成效。

（三）猎头、剥头皮猎头亦称猎首，即专门猎取人头为某种宗教活动所用。猎首在古代是一种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古老习俗。据目前发掘资料看，中国远古至三代时期，也明显存在着这种习俗。前述西安半坡和邠县下孟村发现的人头奠基和灰坑人头骨情况，恐怕也包含有猎首的成份；浙江余姚河姆渡各层墓都发现有缺下肢骨或缺人头骨的现象，这恐怕也是因为猎首习俗存在而形成的，这些例子表明，中国古代猎头的习俗大致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便已见端倪。到了新石器晚期，反映猎头习俗的考古资料越来越多，湖北房县七里河遗址的灰坑、窑址、半地穴房子和墓葬中发现多例被认为是与猎头相关的遗迹，甘肃永登蒋家坪马厂类型墓葬、陕西客省庄龙山文化灰坑、河北邯郸涧沟一个半地穴坑、甘肃广河齐家坪发现的8人和13人墓、湖北天门邓家湾墓葬、松滋桂花树墓葬、江苏常州圩墩遗址、吴县张陵山遗址、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等等也都程度不一地发现与猎头习俗相关的现象。这些发现表明，猎头习俗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作为一种部落间的战争和祭祀方式，已获得较大的发展和迅速的流行。二里头文化灰坑发现的单独头骨或无头尸骨，郑州商城发现的成百件人头骨和殷墟灰坑、墓葬、祭祀坑发现的人头颅骨或无头葬，除了在大的方面说明夏商时期的人祭习俗情况外，也同时说明了夏商时期猎首习俗流行的问题。猎头的动机和意义，据民族学资料看，大略有宗教祭祀、血亲复仇和能力显示等等意义。其中宗教祭祀，按云南西盟佤族的习惯是用于"祭谷"；台湾高山族则也有"祈求丰年"的意义。祭谷与祈求丰年都属于一种农业祭祀，中国新石器时代及夏商时期猎头习俗，恐怕应主要是具有这种农业祭祀用意的，当然其中也可能包含有血亲复仇、诅咒巫术的意义在内。

剥头皮在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的三个灰坑中，曾发掘四个有刀割痕的人头骨，经鉴定，刀割痕是因割剥人头皮所致。这种现象表明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猎头习俗的内涵中，可能还共生有一种剥人头皮的习俗，这种剥头皮习俗的含义，当是限定在猎头涵义之内的。

（四）凿齿与变头形凿齿即拔牙，或称打牙、折齿。这也是一种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原始习俗。在中国，这种习俗的发生也相当古老，并有着相当长的流行时间和相当广阔的分布区域，古文献中也留下不少记载。据考古资料，中国凿齿习俗的发生与流行，迄今至迟可上溯至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除山东境内的大汶口文化诸遗址外，江苏邳县大墩子、常州圩墩、上海青浦崧泽、安徽亳县富庄、河南淅川下王岗、湖北房县七里河、广东增城金兰寺、佛山河宕、福建闽侯昙石山、台湾屏东鹅銮鼻、恒春垦丁寮等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均有不同程度的凿齿习俗流行。中国新石器时代所见的凿齿习俗是通过墓葬材料反映出来的。但它不属于一种埋葬习俗，而是一种反映生前例行某些宗教活动的习俗。其凿齿形态主要以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为常，拔去的齿种严格限定在上牙（门齿、犬齿），其它形态则比较少见。凿齿者的年龄大多在十四至十五岁性成熟期。结合后世凿齿民族的情况分析，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凿齿习俗恐怕主要是与成丁礼（即成人礼）宗教仪式有关，即是在相当于后世冠礼（男子）、笄礼（女子）仪式中流行的一种习俗。被凿齿的男、女，表明已经长大成人，取得了婚配或成家立业的资格。

头骨变形是一种人为地改变头部形状的习俗，头骨受压变形的部位主要限于后枕部。山东泰安大汶口、兖州王因、曲阜西夏侯、诸城呈子、胶县三里河、邹县野店、江苏邳县大墩子、常州圩墩和湖北房县七里河等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都发现有头骨变形的现象，表明其是一种具有一定流行分布面的习俗，并有一定的特殊含义，含义的确指目前尚不太明朗，估计与生活方式、审美观念及宗教仪式直接相关。

口中含球是指在口中含着小陶球或石球的习俗。此俗十分罕见，目前仅发现于山东充州王因、邹具野店、江苏邳县大墩子等属大汶口文化期的个别墓葬中。据墓葬揭示：在敛葬中死者一般口含小石球或陶球，或因含球致使死者颌骨呈现齿弓变形，含球者多是女性，此俗的确切意义尚不明了。仅据现象看，大约与死者曾受到一些原始宗教规例约束有关，即因为某种原因而被罚含陶球或石球，以约束其言语权力。

（五）祭坛与祀天地祭坛亦称祭台，是祭祀时象征天地的媒介体，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形是天的形象，方形是地的形象，故祭祀时便"圜丘祭天"、"方丘祭地"，此种祭祀习俗，古籍或认为始于周代。据考古发现看，这种祭俗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便初见端倪。原始时期的祭坛遗址，迄今已发现多处，最重要者主要有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祭坛址。红山文化祭坛址发现于辽宁喀左东山嘴，坛址是用很讲究的石材加工砌筑而成，占地总面积约2400　平方米。址中建筑呈中轴对称分布，中轴线的北边是一座方形祭台，东西长11.8　米、南北宽9.5　米、台上耸立许多高约0.85　米锥峰状的大石条，祭台上并出土有双龙首形玉璜等遗物；中轴线的南部是一圆型祭台，直径约2.5　米、北距方祭台约15　米，台周围发现一些原置放在台面上的人物塑像，塑像包括一群小型的陶型裸体孕妇和大型的人物坐像，或认为小型孕妇像是祈求丰产的偶像，大型坐像是祖先崇拜的偶像。良渚文化的祭坛址发现于浙江杭州余杭瑶山，祭坛经过精心策划，为近古形的漫坡状，边长约20　米，面积约400　平方米，以不同的土色分为内外三重，中心部是红土方台，四边长约6-7.7　米，红台外围有一圈灰色土沟，土沟外用黄褐色花土筑成围台，台面铺砾石，边缘用砾石叠砌。这座多色土祭坛的构筑，开后世同类建筑的先河，为祭坛平添几分神秘色彩。祭坛上安葬有12　座墓，出土一大批精美的玉礼器，或据此认为祭坛上墓葬的主人可能是负责祭祀苍天、大地或神灵的祭师或巫觋。从上述两地发现的祭坛情况看，红山文化的祭坛总体形状基本呈方形，祭坛又设一方一圆祭台，方台较圆台大得多，其上竖立密集的锥峰状石条，应是象征着崇山峻岭，是祭山神、自然神的场所；圆台面积很小，祭祀的范畴不会太大，尚够不上祭天地的规格，结合其上出土陶塑小孕妇和大型坐像的现象分析，估计此台是属于一般的家族生育、后代繁衍所举行祭仪的活动场所。良渚文化瑶山祭坛已初具后世方丘坛的形态和特质，结合其上墓葬出土的较多精美玉琮的情况看，该祭坛的主要功用主要应是祭大地兼自然神灵。总而言之，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的祭坛已初现了方丘祭地形态和特质，而圜丘祭天或其它办法祭天的观念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尚未出现，天的概念大约是从西周时期开始出现的。夏商周时期目前见到的明确的祭地遗迹仅见于江苏铜山丘湾社祀遗存一例，该社祀遗存面积约75　平方米，中心竖立四块天然大石块，中间一块最大，略呈方柱形，四块大石大致构成祭坛（台），周围有人骨20　具、人头骨2　个和狗骨架12　具，头向均朝向中心的大石块，或认为这是商代东夷人祭祀社神的遗迹，中间的大石块是祭祀中心，象征社神即土地神。据甲骨文记载，商代王室贵族是流行祭土（社）和祭上帝习俗的，祭土即祭地，祭上帝即相当于周代的祭天，实际上是泛指自然神灵，但考古发掘尚未见到有关的祭坛，恐怕商王室贵族是将这些祭仪直接溶合到宗庙或宫殿建筑、王陵中的祭祀坑中。西周时期的天地之祭和祭台形式，据《周礼》诸书介绍，是以一种健全的"圜丘祭天"、"方丘祭地"姿态出现的，但考古资料目前尚未见到直接验证的实例。

（六）卜筮卜筮是中国古代非常流行的、带宗教色彩的决疑问难方法或手段，是体现人与神灵交流、人意求助天意或神灵意的主要方式之一。卜筮是卜法与筮法、或占卜与占筮的合称。卜筮之间既有同一性，但亦各存特殊性。《诗·卫风·氓》："尔卜尔筮"，《毛传》说："龟曰卜，蓍曰筮"，龟即指龟甲，蓍则指蓍草，这是从两者使用的材料不同来区分的，龟和蓍因为都被认为是最灵验的媒介体，故古人才选用它们作占问的基本材料。卜筮通常在占问过程中交叉使用，即先卜后筮，卜不吉再筮。

占卜是用龟甲或兽骨（主要是牛、羊的肩胛骨）加工成卜具，然后进行占问吉凶的方法。据考古发现，中国占卜的习俗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初见端倪。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墓葬随葬有龟壳，壳内装有许多小石子，并在一些龟甲上发现契刻符号，或认为这些龟甲与龟灵占卜或龟灵崇拜有关，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中国占卜的发生历史迄今至少可上溯到距今7000多年前。安徽含山凌家滩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墓葬中发现玉质龟腹甲随葬，这种玉龟腹甲也被认为是一种占卜用具。陕西长安客省庄、山东历城城子崖、河南安阳侯家庄高井台子、同乐寨等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牛胛骨、鹿胛骨、羊胛骨等，均属于有烧灼痕而未见钻凿的原始卜骨。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现的鹿肩胛卜骨，其时代和风格与龙山文化卜骨基本相同。以上诸遗址卜骨的发现情况，基本反映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占卜习俗流行、分布的一般情况。河南偃师二里头、登封玉村、郑州洛达庙、■。。王村、上街、洛阳东干沟、陕县七里铺等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址发现的卜骨，大多有灼而不见钻凿，说明夏王朝时期的占卜，仍然保持着河南龙山文化的作风与传统。郑州二里冈1952年曾出土375　片卜骨，39　片卜甲残片，均以牛肩胛骨和龟腹甲为主，已出现钻、灼并用的方法；类似的发现，亦见于郑州紫荆山、人民公园、南关外、■。。王村，南阳十里庙、新乡潞王坟、渑池鹿寺、河北邢台曹演庄、涧沟、藁城台西、山东济南大辛庄、山西太原光社、安阳殷墟、洛阳东关等等遗址。这些发现情况表明，商代的占卜风气十分流行，而郑州二里冈、南关外、洛阳东关泰山庙和安阳殷墟发现的有字卜甲与卜骨，标志着商代占卜习俗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安阳殷墟发现的整治很好，灼、钻、凿法完备，出土量巨大，多有完整卜事记录的卜甲、骨，代表了商代乃至中国古代占卜发展的最高水平。殷墟迄今已发现10　多万片甲骨卜辞，这些卜辞也可视作是中国最早的王室档案。卜辞的内容几乎是包罗万象，按新出版的《甲骨文合集》分为阶级和国家、社会生产、科学文化和其它等四大类，四大类中又细分出鬼神崇拜、祭祀、战争、官吏等22　个小类。卜辞的行文亦已形成相对固定的体例，充分体现了"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①的社会状况和占卜制度。西周时期的占卜，基本继承了商人的传统，山西洪赵坊堆、北京昌平白浮以及陕西周原遗址发现的西周甲骨情况，说明占卜的习俗在西周人的生活中也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的。

占筮按文献的解释主要是用蓍草为占具进行筮问吉凶。有关蓍占的原始实物遗迹目前考古发掘尚未见到，而考古发现所见的占筮情况，均属蓍占的转化或记录形式即卦画、卦象。占筮的习俗恐怕其发生历史也与占卜一样古老，但这尚有待考古发现的证实。有学者或根据陕西西安半坡彩陶器鱼纹分解和组合，认为彩陶鱼纹是原始的八卦卦画；也有认为安徽含山凌家滩大汶口中期墓葬一号墓随葬的长方形八角星纹玉片是原始八卦的图形。此两种说法都有事实根据和旁证不足之嫌。比较确凿的占筮资料，目前当以河南安阳殷墟四盘磨、苗圃北地等地点发现的商代"易卦"卜骨、卜甲和磨石为最早，殷墟发现的这些筮卦资料都是以数目字重叠的形态出现的，即用六个数目字从上而下或奇或偶组合成一个卦画，按奇偶转换成易卦阳阴爻的办法，则这些卦画均构成《周易》的重卦形态，这些重卦之间通常又可构成变卦关系。殷墟重卦资料的发现，使传统的周文王演64　卦即重卦的观点不攻自破。《周易》重卦的原型，显然应是源自商代已出现的以数字形式组合而成的卦画形态，这种数字形态的卦画在西周时期多件铜器和丰镐遗址骨片上也有相同的发现，说明西周时期也是流行数字爻卦画的。传世的《周易》是以阴阳爻卦画成书的，据目前资料看，以阴阳爻卦画形式写成的《周易》一书，可能是属于西周之后的作品。

（七）墓内奠祭即在墓穴内为死者供陈食物，祈求死者安息和继续享用生前的美食，这种习俗或称祭食。据考古资料，此种习俗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便已出现并流行。四川巫山大溪文化墓地发现一些墓内以整条的鱼随葬，鱼或放在死者身上，或直接被死者口衔着；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墓葬见有以牛蹄、牛尾、

①　《礼记·表记》。

羊、鼠等动物肢体局部或全部随葬；广东曲江石峡文化几座随葬品丰富的大墓，墓内特别地放置有成团的稻谷和米粒；其它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也发现一些用整猪或猪头或其它除狗而外的家畜随葬的情况。以上现象均说明墓内奠祭的习俗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是较为普遍存在的。约相当夏代的二里头文化墓葬目前尚未见到墓内奠祭的实例。商代和西周时期则显然是流行这种习俗的。在安阳殷墟发掘的殷代墓葬中，用整羊、整猪、羊头、猪头、牛头、牛腿、猪腿、羊腿、鸡腿和鱼等等肉食品随葬的例子屡见不鲜。这些食品大多陈放在墓坑内二层台面或棺面上，可明显看出是作为奠祭食品而供享在墓内的。类似的现象也泛见于陕西、河南等地发现的西周时期中型墓或中小型墓中，据墓葬现象看，西周人在墓内奠祭的方法基本沿袭商人的传统，通常也是在二层台上陈放牛腿、羊腿、猪腿和牛头、羊头、猪头等等祭食品。（八）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是原始宗教活动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也是发生时间较早、流行时间较长、分布区域较广的重要崇拜形式。灵魂不灭、万物有灵的原始世界观是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发生、发展的主要思想基础。中国大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始便出现灵魂不灭的原始宗教观念，北京山顶洞人的墓葬如红敛葬的出现，便是灵魂不灭意识的具体表现。新石器时代以来诸遗址发现的一些与行祭有关的遗迹，说明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已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新石器时代的神灵崇拜，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具体的灵物崇拜对象目前尚很难进行确指，但属于神灵崇拜之一的祖先崇拜，因与人类自身的发展与完美关系密切，故在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有比较鲜明、突出的表现。祖先崇拜亦即是祖灵崇拜，这种习俗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情况看，至少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北方地区红山文化时期便见明确实例。辽宁喀左东山嘴祭坛遗址，在圆祭台周围曾出土一批小型的陶塑裸体孕妇人像和几个大型坐式人像；辽宁凌源牛河梁也发现一处被考古学者称作神庙的建筑遗存，遗存中除发现其它泥塑品外，还发现了分属6　个个体的人像泥塑残件，其中包括头、肩、臂、乳房、手等。经复原研究，知人像的大小不一，最大的一个约相当于真人的三倍，都是呈坐式的女性像。东山嘴祭台和牛河梁神庙发现的较多的女性塑像现象说明，红山文化的原始先民尚保持着母系氏族公社组织的习惯，流行有崇拜女性祖先或祖灵的习俗。陕西华县泉护村、长安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和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遗址曾先后发现陶祖，甘肃齐家文化则发现石祖，这种陶祖或石祖，均是一种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塑品，它代表着男性的权利，被视作是父系氏族公社组织的标志物和男性祖先崇拜媒介物。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齐家文化发现的陶、石祖，开男性祖先崇拜习俗的先河。夏商西周时期显然都是继承并发展着这种男性祖先崇拜习俗，其中，商代的祖先崇拜习俗已开始完善到以男性为主、兼及女性的祖妣崇拜程度，这种祖妣崇拜习俗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非常强烈的反应。殷墟甲骨文是殷王室的占卜记录，甲骨文中大量的记录殷王对先公先王、先妣的频繁和隆重的祭祀条例，便是当时祖先崇拜盛行的真实写照。殷人之所以这样频繁而隆重的祭祀祖先、崇拜祖灵，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认为祖灵可祛降灾祸和赐福给后代。商代的祖先崇拜，虽已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但其发展的根基显然是与男性祖先崇拜的原型--陶、石祖崇拜密切相关的，如甲骨文祖字形体写作■，隶定为且，"且"显然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用男性生殖器代表祖宗、祖先，说明陶、石祖崇拜形式也曾是商代流行过的重要形式。除祖灵崇拜外，神灵崇拜到了夏商西周时期，逐渐出现一些品位更高、兼容更大的假设崇拜实体，并加以特别的人格化。如商代的神灵崇拜出现了被认为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至上神--上帝的概念。商人对上帝的信奉的崇拜，可谓是毕恭毕敬、至虔至诚，其实例泛见于甲骨文中。商代至上神、上帝的概念到了西周时期便发展成为天，天亦即天神，天神主宰着人间大地一切，故西周人通过完善一系列的祭天制度来体现对天的崇拜。西周诸王，亦自称天子，意即天的儿子，这显然是一种借人们对天的敬畏、崇拜心理来树立王权威信的绝好手段，也是西周时期流行天神崇拜习俗的绝好说明。

八、结语习俗是属于人类的，人类社会是习俗诞生与发展的温床与摇篮，人类社会的所有活动，都几乎毫不例外地伴生有习俗。中国远古暨三代的人类习俗历史，从距今近200　万年的云南元谋人、山西西侯度人时期始至距今约3000年前后的西周时期止，在奔流不息的社会长河中，多少涟漪，多少波澜，几许原朴，几番变幻，或怪或异，或神或鬼，时实时虚，见简见赅，其丰富的内涵和精彩、奇特的表现方式，绝非一本书、两本书所能完全囊括的。故以上有关社团、生产、生活、婚姻、丧葬、宗教礼俗等方面习俗历史的介绍与阐述，显然只是对中国远古暨三代习俗史中一些最重要的历史现象作了一些初始性的粗线条或轮廓式的描述。若透过这些描述，不难发现中国远古暨三代各类习俗历史的主要发展倾向及特点，或可进一步简括如次：第一，此一大时期的社团习俗，内涵比较单一，主要局限于以血缘或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家族群团、氏族群团、部落或聚落组织以及国家（王国）组织等等形式，而尚未出现民间结社、党派团体等组织形式，故其与后世的社会团体概念稍有区别。其发展的总趋势呈现了由母系血缘到父系血缘、从父系血缘至父系地缘的程式和特点。而家族、氏族组织结构则可视作是此一大时期团体习俗的主要核心内容与形式。

第二，生产习俗包括狩猎、采集、农耕、畜牧和手工业等内容。其中，前两类习俗贯穿在从旧石器时代起至西周时期止的全过程中，是最古老、最原始、流行时间最长的形式，并直接导致畜牧与农耕习俗的发生；农耕与畜牧习俗是新石器时代暨夏商西周时期最流行、最重要的食物生产习俗，并从单一的品类种植和饲养发展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手工业习俗的部分因素渊源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暨夏商周三代，其作为一种工具和生活用器、装饰品的生产习俗，获得了一个由粗至精、从简至繁的大发展。

第三，生活习俗主要体现在食衣住行上。食俗经历了茹毛饮血、燔炮炙烹即生食与熟食等两大发展阶段；衣着则遵循着披叶覆皮向衣葛衣麻、穿绫着帛的程式发展演进；住居则体现了从天然环境利用向开发创造（建筑）环境，由树上、高山洞穴转移到河谷台地，再由地下逐渐向地面进步、完善的发展倾向和特色；行俗则表现了从原始徒步到制造舟船、畜力车子代步的发展轨迹。

第四，婚姻习俗主要经历了无婚姻而言的乱交、血缘族内群婚、血缘族外群婚、对偶婚、父系专偶婚（一夫一妻制）等发展阶段。充分体现出从蒙昧到野蛮、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特色。

第五，丧葬习俗内容丰富，形式各异，明显带有时代、地域、文化或族属的浓厚色彩，可谓是千人千面、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跨越时间与空间、渗透文化与族属而起重要支配作用的，始终是灵魂不灭、视死如生的原始观念。

第六，宗教礼仪习俗最显明的特征是笃信超自然力的存在和确立鬼神意志支配人类意志的观念。其中，旧石器时代以灵魂不灭、崇红的面目出现；新石器时代则以动、植物为主要对象的图腾崇拜、祖灵崇拜或泛神灵崇拜为主要表现方式；夏商西周时期则盛行祖灵（鬼灵）崇拜，并发展出崇天拜地（神灵崇拜）的形式。

中国远古暨三代的人类发展史，尽管经历了约200　万年之久的漫长岁月，但从中国全史的发展看，其不过是中国历史的童年时期，童稚天真蒙昧无知，故历史内容原始、野蛮、古朴甚或怪诞有余而文明科学显然不足。反映到习俗内容上也自然是野味十足甚至怪异离奇、荒诞不经。这是历史或人类自身发展的必然过程。可以说，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习俗奠定了中国习俗全史发展的基础，而夏商西周三代的尚存野性土味的文明习俗，继往开来，承前启后，诚然又构成了中国习俗流变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中国远古暨三代科技史

远古暨三代 第007卷 远古暨三代科技史

【本卷提要】

本卷旨在介绍我国古代先民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夏、商、西周时期科学技术方面的探索与成就。它揭示了人类从利用岩石打制石器到从岩石中提炼金属制作工具的变革中，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断地从被动转变为主动的过程。

本卷主要利用考古材料，就这一时期人类从利用野火驱寒到烧制陶瓷与冶炼金属；从穴居山洞到建造宫殿；从采集到种植；从渔猎到饲养各种动物；从衣被毛革到织造布帛，并对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积累中产生的农学、天文学、数学、医学与地学、冶金等等科学技术进行阐述。虽然这一时期科学与技术尚处于萌芽和初创阶段，但了解古代先民在极端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下，努力积累经验，不断创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并推动社会不断向前的史实，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有帮助的。

一、远古暨三代科学技术概述作为炎黄子孙，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会对养育过他们的这一片热土倾注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在这种诚挚的感情中，既包含着他们对这片辽阔国土的热爱，也包蕴着他们对祖国光辉历史的自豪与怀念。因为大家都懂得：今日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我国各族人民沿着祖先的足迹从远古走过来的。或者可以说，这条发展之路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用勤劳、智慧与巨大的创造才能创造的一系列科技成果为基础铺垫起来的。因此，当人们在阅读中国历史时，对我国历史上的科技成就投以热切的目光也是很自然的了。这一卷《中国远古暨三代科技史》阐述的内容，是从原始人制作工具、告别动物群体开始，到夏、商、西周时期我国先民创造的一系列科技成就。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它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这三个阶段。它的绝对年代约当距今300　万年至公元前8世纪。

严格地说，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原始人还处于蒙昧状态，尚无科学可言。但是科学是从技术中分化出来的。人类学家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因此，从原始人制造工具之日起，技术就在不断地改进、更新与发展着。在史前时期，科学存在于技术之中，处于萌芽状态。例如原始人在选择石器的原料时，既要考虑到它的硬度，又要顾及它的韧性与脆性，这就包含有地质学、矿物学的知识；人们用什么方法才能打制出他们需要的石器，这里又有不少力学方面的知识。又如在采集和狩猎的过程中，原始人积累了对植物、动物方面的知识，并为农业、畜牧业的出现打下了基础，也为后来药物学的出现积累了经验。以后，随着农牧业发展的需要，又促进了物候、天文与数学知识的早期积累；火的使用及在制陶业与原始冶铜业中，又有一些化学知识的萌芽。凡此等等，说明原始人在制造工具及为满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要而进行的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地积累经验，改进技术。这就促使了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因此，我们在阐述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不追溯到远古时期。正是远古先民在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中出现的科学萌芽，促进了各种生产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如果没有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先民在生产与生活的实践积累中出现的科学的萌芽，科学的产生也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若无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科学萌芽，大概也不会有今日世界的一切创造，我们的星球可能至今仍是一片荒凉的景象。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社会其他事物一样，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今天的科学技术是由过去的科学技术发展而来。因此了解过去，有助于对今天中国的认识；认识中国，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世界。在这一卷中，我们主要利用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说明原始人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不断积累经验与知识，使他们最终摆脱了蒙昧与野蛮状态，跨入了文明的门槛。同时，我们列举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来说明因科学与技术的不断进步，创造出了我国光辉灿烂的青铜文明。商周时代创造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正是以石器时代的技术积累为基础的。它向全世界证明：勤劳、智慧的中国古代先民，以他们的创造才能，在2800年前获得的一系列科技成果，是对人类文明宝库的巨大贡献。这些科技成果又为以后的科技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本卷阐述的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中还可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分工有着一定的关系。在石器时代末期，因农业发展和剩余劳动产品的出现，促使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社会分工的出现，使从事各种不同行业的手工业者向技术越来越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它的结果是使科学从各种技术中分化出来。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巨大推动。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根植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但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对社会生产产生巨大的推动。其中有些重大的科技发明对社会发展可以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科学技术既为人类所创造，那么许多科技成就都只能是不同时期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因此，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考古学家根据人类制作工具时使用材料的不同和技术进步的状况而划分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等，包含了科技发展的内涵，因而为学术界广为运用。这些名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技进步的几个阶段，包蕴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标志的含意，这是很明显的。若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作进一步分析，人们将不难发现：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很缓慢的，社会的发展也是极为缓慢的。但越往后，科技的发展速度越快，社会的发展也随之加快。原始人从开始打制石器到发明弓箭及钻孔、磨光技术，前后大约经历了300　万年，这就是被称为旧石器时代的阶段；而新石器时代大约用了五、六千年的时间就进入了青铜时代。以后又经过2000余年的发展，人类进入了铁器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方式乃至社会形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革。

这里我们不妨对本卷内容要点作一简要的概述。在旧石器时代，由于原始人打制石器的技术还很原始，生产力十分低下，原始人只能靠采集和狩猎获取食物。人们居住在天然的洞穴之中，借助于火提供的热能度过寒冷的冬天。随着弓箭等复合工具与磨制石器、钻孔技术的出现，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开始了种植农作物。农业的出现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革命。这时人类从山间洞穴走向平原地带，并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创造了一系列的科技成果：如为解决人们的衣着保暖而出现了原始的纺织业；为扩大粮食来源，一种种野生植物被栽培成农作物，并被扩大种植，同时还出现了家畜饲养业；为了构筑房舍，原始的建筑技术也获得了发展；为了炊煮食物、存放物品和储备粮食，人们发明了烧制陶器的技术；为了交换与交往，车、船等交通运输工具也被创造了出来。此外，先民们为满足他们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又出现了酿酒技术和玉器、象牙器的雕琢技术等等。这些原始技术的发展为后来许多学科的出现作了早期积累。

铜金属冶铸业的出现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在这以前，原始人只是选择合用的岩石打制石器。冶炼术发明以后，人们开始从岩石中提取铜，用以制作工具和其他器具。这是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出现是多种学科知识综合利用的产物：为了从矿石中提取铜，首先要寻找铜矿资源，并进行人工采掘，这就涉及到地质学、矿物学与采矿等方面的知识；将矿石与木炭在熔炉中进行氧化矿的还原熔炼，是个物理化学过程；将铜与铅、锡等金属配合熔铸青铜器具，又涉及到对这些金属的物理性能、模具制作与铸造技术方面的丰富知识。因此，三代时期出现的青铜业，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青铜时代，而且还出现了采矿、冶炼与铸造行业。三代时期工匠们在采矿、冶炼、铸造技术方面取得的创造性成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冶金技术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随着三代青铜业的发展，工匠们制造了大批青铜器具。它们包括礼器、乐器、工具、武器、车马器、建筑构件、铜镜等实用器具以及装饰品、艺术品等等，产品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制作的成千上万件造型精美、装饰瑰丽、制作精良的青铜礼器，成了华夏民族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不过，青铜工具的制作对社会进步所起到的作用却远比礼器等的要大。古代先民在发现铜金属以后，首先将它制成工具，即可说明人们对它的价值的认识。因为它对生产技术的改进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今天见到的铜工具数量较少，原因之一是铜工具一旦报废即可被回炉重新铸造，不像礼器，制作的目的是为了"子子孙孙永宝用"。

三代工匠制作的金属工具对其他行业的发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影响，促使全社会的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例如因青铜农业工具、青铜木工工具的出现或因金属工具加工而使木质工具得到改进，在开荒种地、兴修水利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们还使木构建筑的连接更加牢固，从而促使高大的宫殿建筑在这时兴起；它们使车、船规模增大，结构也更复杂；它们使漆木器的胎骨变薄，种类不断增多；它们的出现还使纺织机械的功能得以改进，并使原始的测量器械、计量器具与原始机械的制作成为可能。如木制辘轳的发明，使埋藏深处的矿石得以方便地从竖井中提升到地面，起到了其他工具无法替代的作用。铜工具的出现，还使陶轮的制作、陶窑结构得以改进；甚至给青铜器的铸造等也都带来了益处，因为它使模型的制作更加精细、模具的组装更加紧密，从而大大提高了铸件的质量。由于金属工具的出现，对书写工具的制作，乃至甲骨文、金文的契刻、文字的规范化等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全社会各个行业的发展，也促使了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因而使我们看到了商周时期在这些方面出现的许多杰出成就。到了西周晚期，我国中原地区也出现了人工冶制的铁器，并开始了向早期铁器时代过渡。在中原以外的周边地区，各族人民的先祖也都在各自的科技发展道路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发明。

上述史实雄辩地说明：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我国青铜时代在科技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为铁器时代的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旧石器时代的科技萌芽旧石器时代是人类使用打制石器进行生产劳动的时代。根据古人类的体质特征，将其分为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3个阶段。这3　个阶段和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三期的划分大体是一致的。旧石器时代的年代约自距今300　万年至1　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先民以采集果实和渔猎为生。这一时期的人们只能利用天然物品作食物。

严格地说，在旧石器时代实无科学可言，就石器制作而论，它的打制技术也是很原始的。不过，科技自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人与动物的最大差别在于人能制作工具并用于生产劳动，目的是明确的。正是这种有意识的活动，使人类从猿人进化到新人的漫长岁月中，不断改进打制石器的技术，以使他们自身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逐渐改变软弱、被动的地位。在这300　万年的漫长岁月中，原始人一直在恶劣的环境中探索与改进石器打制技术。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他们制作的石器已从粗大、厚重和一器多用的状况向小型化和多样化方面发展。

（一）打制石器的出现对人类进化的意义我国发现的旧石器地点约有三、四百处，研究者将它们分为旧石器时代早、中、晚3　个时期。属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有发现于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的元谋人地点，距今约170　万年；山西芮城西侯度发现的遗存，距今约180　万年；陕西蓝田公王岭发现的蓝田人，距今约110　万年；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距今约50　万年，等等。这时的人类生产力十分低下，过的是群居生活。木器与石器是他们经常使用的工具。只因木器容易腐朽，今天很难发现，能见到的只是打制石器。它们大多用砾石制作，种类很少，制作粗糙。一器多用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特点。打制石器的方法有砸击法、锤击法、碰砧法等等，少数石片有第二次加工的痕迹。北京人时已能打制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等器类。这些居民都能使用火，大约在北京人时已经具有管理火的能力。有的学者认为，北京人时已能制作和使用骨器了，如截断的鹿角根可能被用作角锤使用，截断的鹿角尖可作挖掘工具等。

在山西襄汾丁村、阳高许家窑、陕西大荔甜水沟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化石和较丰富的文化遗物。广东曲江发现的马坝人、湖北的长阳人也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这一时期打制石器的技术有所改进，修理台面的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还出现了"指垫法"修理石器的技术。石器的种类增多了，功能也进一步分化。用石球与皮条制作的"飞石索"已经出现，石器的地域性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丁村出土的大三棱尖状器很有特色，可能是挖掘用具；小型尖状器可能是刮割兽皮的工具。此外还制作一些小石器。许家窑文化中的石片一般比较小，刮削器数量最多，占总数的55％，有7　种不同形状：如直刃、凹刃、凸刃、两侧刃、复刃和短身圆头刮削器等。另外还有石球、尖状器、雕刻器等等。1976年发掘出土的石球有1059　件，最大的1500　克以上，最小的不足100　克。小石球可作狩猎工具"飞石索"上的弹丸。这一时期骨器的制作也有所发展。用火的经验比较丰富了，已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技术。大荔人距今10　余万年，许家窑遗址距今10　万年左右。

大约在距今5　万年至4　万年间，人类从旧石器时代中期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在体质形态上，由早期智人发展到晚期智人（新人），与现代人已十分接近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延续的时间虽然只有四、五万年，但因生产力水平较前有明显提高，人口数量也有增长，所以分布范围也比较广泛。这时的制石技术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如修理台面的技术、第二步加工的"指垫法"等均广为流行。间接打击法在这时已广泛用于制作细石器，并经修理后制成工具和武器。这时还出现了投矛器、弓箭和鱼镖等复合工具。此外还出现了磨制与钻孔技术，因而出现了经过打磨的石珠、石块等。旧石器时代晚期制作骨、角器的技术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切、割、锯、削、磨、钻等方法均已使用，制作有针、锥、刀、铲等工具和用具。人们还应用钻孔技术将兽牙、贝壳、石块钻上孔，与骨管等串起来制成装饰品，有的还涂上赤铁矿粉末，染成红色，说明这一时期的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精神生活的内容也开始丰富起来。

尽管人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打制石器是那样粗糙和笨重，但是打制石器的出现，对人类的进化与发展具有莫大的意义。人类制造石器既然是一种有目的的创造活动，那么自第一把手斧诞生之日起，就在人与动物界之间划了一道分界。因此古人类学家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从制造石器开始的。自从人类开始制作石器，人的上肢首先从爬行的功能中解放出来，最终导致直立人的出现。人们在打制石器中为使它的功能符合人的需要，不断思索与琢磨，这使人的大脑更加发达了。原始人在改进制作石器的方法时，虽然并不完全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为了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逐步摆脱无能与被动的状态，但从长过程看，在这300　万年间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使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抗衡中不断地取得了改造自然的主动。因此，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时，人的脑容量为1200-1500　毫升，比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的脑容量（平均为1059　毫升）明显增大，已达到现代人的脑容量变化的范围；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的身高，男性为1.74　米，女性为1.59　米，与现代华北人的体高相近。这时人的智能达到了新的境界，因而出现了弓箭、投矛器等远射程的复合工具。它使人们在狩猎过程中避免与野兽直接接触，有效地保护自己。同时他们还编织网罟等工具来捕捉飞禽、走兽、鱼虫。男女之间出现了分工，男性从事渔猎，女性进行采集。人们开始用骨针缝制皮衣以抵御寒冷的侵袭。他们还懂得了将死者掩埋，把一些装饰物品作为随葬品放入墓中，还将墓葬与居住地分开，以避免腐尸的污染与疾病的传播。正是由于生产手段的改进，才使人们开始走出山间洞穴，向平原迁徙。湖北江陵鸡公山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距今约四、五万年，在发掘的425　平方米面积内揭露出有打制石器的加工场、屠宰野兽的场所等等。这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居民在平原地区建立的居民聚落，说明人类在四、五万年前就开始了向平原地区发展，并在这一广阔领域中开创新的天地。

（二）火的利用及其作用火的利用对人类的生活和生产都有巨大的意义。尤其是在旧石器时代，它对人类的生存和生理上的进化、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类从发现火到利用火，这中间是有个过程的。最初，原始人对自然界因雷电或其他原因引发的熊熊燃烧的火是无知的，甚至是恐惧的。但当原始人从野火燃烧过的地方拣到了被火烧过的野兽和野果、野菜等物品，食用以后发现不仅不生病，还容易咀嚼，口味也比生食更好的时候，就朦胧地意识到了火的好处。于是人们渐渐地敢于接近它了。在夜间，人们借助火发出的光亮可以寻觅食物，同时人们发现火发出的热能使他们感到温暖。这洋就使人们萌发出保存和利用野火的动机。因为对于原始人来说，在巨大的山洞中居住，有一堆篝火，对他们抵御严寒或防范野兽的侵袭都实在是太重要了。火的利用，使人们逐渐改变了生食的习惯。熟食能缩短消化过程，更多的养料容易被人体吸收，并使血液中的化学成分有所改变，促使人的体力增加，脑髓更加发达。所以，火的利用，对人体的进化也是极有意义的。

火本身是发光的。从人们学会利用火的时候起，也就摆脱了夜间黑暗世界的威胁，减轻了人们对黑暗的恐惧，并且利用篝火或燃烧着的树木等照明，可以做许多在黑暗状态下无法做的事情。

1965年5月，在中国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发现的猿人化石，被称为"元谋人"。在出猿人化石的地层中还发现了大量炭屑。炭屑大致分为3　层，每层间距30-50　厘米，分布很不均匀。炭屑常常与哺乳动物化石伴生。最大的炭屑直径可达15　毫米，小的在1　毫米左右。在一处面积为12　平方厘米的平面上，1　毫米以上的炭屑达16　粒之多。1975年冬的发掘中，还发现了两小块烧骨。研究者认为，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遗存。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用古地磁方法测定，元谋猿人的年代距今170　万年左右。在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附近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据古地磁断代测定，它的年代为距今180　万年。出土的化石中发现有颜色呈黑、灰或灰绿色的大哺乳动物的肋骨、马牙、鹿角，化验结果证明是被火烧过的。上述发现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这两处遗址中都发现了原始人类用火的遗存，说明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原始人类，早在180　万年前就已认识了火，并将其用来御寒或烧烤食物。不过，当时利用的只是自然界的野火。

火是一种自然现象。在碳、氢或碳氢化合物和空气中的氧相遇，再受热使它达到一定温度时，就要发生急剧的化学变化，随之发热发光燃烧起来。这就是火的成因。在自然界，当天空中带正电与带负电的云相遇时就会发生闪电。在空中的电和地下的电，经过树木发生落雷时，就可能引起树木着火。在原始森林中，有些地方树木生长浓密，树枝交错，若遇大风，干枯的树枝因摩擦生热也可引起树枝起火，殃及森林。原始人将这种自然火用火把点燃后带回居住的洞穴之中，居住在周围的人们再到这里借火。这样的火叫火种。人们取回火种后要精心照管。即使外出狩猎或采集，也要留人守候在火种旁边，以防熄灭或造成火灾。北京人时期大概已经有了管理火的能力。当时人们对火的利用还处于被动状态，一旦发生火种熄灭的事，人们就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借火或找火，否则就要等到再次出现野火时去引火。但这种机会不可能经常出现。于是人们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来试验造火。由于当时的石器是用石块与石块互相敲击制成的，在石块急剧碰撞时，会产生火星。如果火星落在旁边易燃物质上，例如落在柔软的干草或干树技、树叶上，有时也会燃着。在加工木材、长时间钻木时也会发热产生火星，如果火星落在木屑上也能引起燃烧。虽然这是人们在劳动中不自觉地引起的火，但正是这种实践引导人们创造了敲击、摩擦取火的方法。

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原始人究竟在什么时候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这个问题还难以详考。但是，迄今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几乎都发现了用火的遗迹，包括灰烬、烧骨等等，说明火与原始人类的生活已经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用火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原始人经常打制石器，所以击石取火的方法出现的时间不会很晚，很可能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期或稍早一些时候就已出现。这种方法一旦被人们发现，就会给原始人取火、用火带来很多方便。人工取火方法的出现是原始人在与自然界作斗争中取得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胜利。

钻木取火的方法比起两石打击取火的方法又进了一步。这种方法与钻孔技术的出现有关。这种方法出现的时间也很早，因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已经出现了钻孔的石珠、钻孔的砾石、钻孔的兽牙及钻孔的骨针等等，说明这一时期钻孔技术的使用已相当普及。钻孔方法最先使用的对象是木材，后来才移植到石、骨、牙等原料上。不过，今天已难以搞清原始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木材上钻孔以及如何钻孔的了。但是，一旦在木材上以较快的速度钻孔时，因钻孔生热引发出火花的现象出现，人们也就比较容易地发现这种方法取火的实用意义而加以利用。传说燧人氏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其实燧人氏未必确有其人，只是由于这种方法的发明，给人类取火、用火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人们为纪念这一伟大创举，于是创造了"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从这一传说中也可以看出，钻木取火方法的出现也是很早的，很可能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被发明了。

总之，火的使用，第一次使人类支配了一种自然力。它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有着重大的意义与影响。弓的制作、"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的出现，以至烧制陶器、冶铸铜器的发明等等均离不开火的应用。因此，火的利用，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化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原始人打制石器的技术石器的出现与原始人砍伐树木、制作木器有一定关系。不少学者提出在旧石器时代之前应有一个木器时代。但因木器的保存十分困难，至今已无法找到这类遗物。包括旧石器时代人类如何加工木材、制作工具的情况都已无法搞清楚了。不过，石器作为制作木器的工具，对它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反映原始人的技术水平的。

不少人曾对考古学家手中的石器提出疑问：这些从外形上看与普通石片并无多大差别的东西，你们根据什么去断定它是人工加工过的而不是因自然力碰撞所引起破裂的普通石片呢？

所谓石器，一般是从石料上打下石片，再经过加工而成的。它是原始人依其需要而制作的，制作的过程是一种有计划、有目的的行为。所以从出土的石片和石核上可以看出，凡是经过人工打制的，它们都有台面、打击点和在石片上出现凸起的半锥体等特征。这些特征只有在人工打击时才能出现。因自然力碰击而破裂的石片上是不可能出现这些特征的。

据研究并经模拟实验证明，若选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砾石为原料，打制人们需要的石片，第一步是在砾石上打出一个平面。这个平面被考古学家称作台面。第二步是沿着台面的边缘打下石皮。然后再选择合适的部位，用石捶打击，即可打下石片。它的劈裂面出现微凸的半锥体，且有许多波浪样的弧形纹理。被打击而产生石片的那块石料这时称为石核。石核可以不断地被打击，打击出一块块的石片。这些石片依人们的需要作些必要的加工，就成了一件件石片石器。

石器虽然是由岩石打制而成的，但并不是所有岩石都可以制作石器。据研究，旧石器时代的先民在选择石料时，已经注意到选择那些硬度大，又有一定韧性和脆性的岩石。地质学家根据岩石的软硬程度不同，分为10　个级度。旧石器时代的先民往往选择6°至7°的岩石作为石器的原料，使所作的工具具备必要的硬度。对韧性的要求，是为了避免太脆的岩石在使用时容易断裂，不能较长时间地使用它们。原始人选用这种硬度较高，又有一定韧性与脆性的岩石为原料，说明他们对石材的鉴别与选择已有了一定的知识。燧石和火石是打击石器最理想的原料。因为它们的硬度达到7°至8°，性韧而脆，打下的石片常常具有刀口那样的利刃。不过，燧石和火石在我国分布的范围很小，各地遗址中很少见到用这两种石料制作的石器。经鉴定，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所用的原料有数十种之多，但以石英、硅质灰岩、角页岩的数量为多。原始人制作石器都是就地取材。由于石英和石英岩在我国分布很广，量也很多，因此各地先民多选择它们作原料。石英的硬度较大，达到7°，可分为结晶（水晶）和块体（脉石英）两种。石英岩是由砂岩变质而成的。北京房山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遗址出土的石器中，88.8％是用石英作原料制作的。山西芮城匼\河村一带出土的石制品，除少数为脉石英外，其余都是石英岩制成的。兰田人遗址中发现的石器，大部分也是用石英岩和脉石英打制的。

硅质灰岩和角页岩也是制作石器较好的石材，但这两种岩石在我国分布的范围不大，所以只在个别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大量发现。例如贵州黔西县观音洞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3000　余件石制品，其中约有65％的石器是用硅质灰岩制作的。其他有脉岩、燧石等等。山西丁村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中95％是用角页岩制成的。其他有燧石、石英、石英岩、玄武岩等，但数量都很少。

打制石器的原料一般都采自河滩上的砾石（或称鹅卵石），它是山区的石块在自然力的作用下被搬运到较低的地方沉积下来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岩石。它包含各种各样的岩石，所以河滩地成了选择和制作石器的理想场所。丁村遗址1954年发掘出土的石制品达2000　余件，1976-1977年间又发现了石制品1000　余件，以石片和石核为多，具有加工痕迹的石器只有6.6％，说明这里可能是当时的石器制造场所。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对石器的需求增加了，于是又出现了从原生岩层中开采石料来增加原料的作法。广东南海县西樵山和山西怀仁鹅毛口等地，都发现了从原生岩层采掘石材制作石器的场所。

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制作一般都是用石块或砾石，直接打击石核，从石核上打下石片，再经过人为加工制成的。这叫直接打击法。据研究，我国旧石器时代的打制方法有锤击法、砸击法、锐棱砸击法、碰砧法、投击法等等。所谓锤击法是用椭圆形砾石作石锤，直接敲击石核边缘产生石片的方法。砸击法和锐棱砸击法都是先在地上放一块扁平的砾石为砧，再将石核置于石砧上用手握住，另一手握住石锤，砸击石核上端，产生石片。不同的是砸击法将石核（一般是脉石英）垂直置于石砧上。锐棱砸击法是将石核稍稍倾斜地与石砧接触，然后用石锤较扁的一侧砸击石核的另一端。用上述方法打击出石片，再经加工即是原始人使用的各种石器。加工修理工作，最主要的也是用锤击法，具体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石锤直接敲击石片和石核的边缘使之形成刃口；另一种是将需要修理的石片或石核放在手上，用食指垫在需要加工部位的背面，然后用石锤轻轻敲击。用后一种方法修理，能使石器的器形变得比较规整，刃缘匀称。原始人主要用上述方法制成各种实用的工具。如用于挖掘块根和掬掘鼠洞的大尖状器；切割、刮削用的刮削器；用作砍劈、敲砸、挖掘等多种用途的砍砸器；作投兽捕猎用的石球等等。原始人用这些方法制作不同的石器，表明他们能依不同用途制作出不同形制的工具。这是10　万年前原始人萌发的智慧的火花。

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制作石器的方法有较大的进步，出现了间接打击法。这种方法是在石锤与石核之间以木棒、骨棒或鹿角为中介，即将这些中介物置于石核的边缘，用石锤打击中介物，间接受力于石核，从石核上剥离下石片。用这种方法打制的石片，一般都较细小，多数石片薄而长，两侧边沿接近平行，背面有一条或两条纵脊，横断面呈三角形或梯形，刃口十分锋利。同时还出现了较先进的压制修理技术。它是将需要修理的石片握在手上或置于石砧上，用一根带尖的硬木棒或骨棒抵住石片边缘，靠手腕的力量挤压，使之形成非常规整的石器。用这种技术修理的石器，加工痕迹精细、小石片疤（修理过程中剥落小石屑的痕迹）排列有序。

用间接打击法打下的断面呈三角形的石片，经过加工可以制成箭镞。山西朔县的峙峪、阳原的虎头梁、沁水下川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都发现了打制的石镞。峙峪遗址距今约3　万年。它出土的石镞是迄今所知我国年代最早的打制石镞。石镞的出现，表明了人类已经掌握了弓箭这种复合工具。弓箭的发明对原始人具有重大意义。它是原始人在制作工具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掌握了较高技能的产物。它已具有了动力、传动和工具三个要素。所谓动力是指使用者借拉弦的动作将功转化为势能（拉开了弦），起到动力的作用。瞄准目标后，使用者将手松开，拉开的弦向前弹射，势能就转化为动能，把箭射向一定距离的目标，这时的弓弦起到了传动的作用。箭镞射中目标，达到了使用者的目的，这就起到了工具的作用。将这三种要素集于一身，使得狩猎者能在较远的地方向捕猎对象发动进攻。这种狩猎方法，既避免了人与兽之间的直接接触，又可在捕猎对象处于静止或不设防的状态下瞄准射击，命中率更高。因此，弓箭是原始人与自然界的抗争中一个有效的手段。在火器发明之前，人们一直将它作为重要的武器之一，正说明它的发明对人类具有重大的价值。

打制石器技术的改进，使石器的数量与品种都增多了，而且由粗笨趋向精巧。例如刮削用的石器，为适应不同需要而制作出端刮、凹刮、凸刮、边刮等等不同形状的刮削工具。

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钻孔和磨光技术，也是原始人制作技术的一个进步。山顶洞遗址中出土的钻孔小砾石，中间的一孔是用尖状器从砾石的两面对钻而成的。它的钻孔不圆，两面的圆孔直径也不同，一面为8.8　毫米，一面为8.4　毫米。这一发现说明原始人对较厚的对象，已经掌握了从两面对钻的方法，以达到制作工具和装饰品的目的。山顶洞遗址中出土的七件穿孔石珠，制作相当精致。它是先将小石片的边缘打击成方形或多角形，再将一面或两面磨光，最后再用尖状器从背面钻孔制成装饰品。钻孔技术移植到骨器上，于是出现了骨针等用具，从而使缝制衣服成为可能。磨制技术的出现，为制作有棱有角具有特定形状的工具创造了条件。旧石器时代的磨制技术只见于小型装饰品。当磨制技术被用于生产工具的制作时，社会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三、新石器时代的科学技术大约在距今1　万年前，我国的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大约与此同时，原始农业出现了，并开始饲养家畜。人们聚族而居，在平原地区开始了一种与旧石器时代很不相同的生活。考古学家将新石器时代分为早、中、晚三期，这三个阶段被认为与农业发展中的火耕（刀耕火种）、耜耕和犁耕这三个阶段大体是一致的。

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来到平原地区后，因没有洞穴可供栖身，于是开始了建造房屋；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他们发明陶器，挖窑烧造各种器皿；为了穿衣保暖，开始了纺纱织布。。。人们在各种活动中对技术进行的一系列创新，使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并为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作了很好的积累和准备。

（一）新石器时代制石技术的改进新石器时代制作的石质工具以磨制加工为其特点。它适应农业与其他手工生产的需要，在石器制作技术方面是个很大的进步。

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对石料的选择、切断、磨制、钻孔、雕刻等工序都有一定的要求。人们初步认识到因材施用，根据工具的功用不同，对材质的要求也不一样。如制作斧、铲、锛、凿类的石料都选用硬度较高的岩石；而刀、镰类收割用的工具，其硬度有不少并不很高。仰韶文化的先民所用的石料包括玄武岩、片麻岩、石英岩、辉长岩、花岗岩等。各地居民都是就地取材，以其硬度与节理而选择合用石料。他们认识到按需要选择大小、形状、长短、厚薄适中的石材，可以减少切割等工序，节省工时。如果有的石材形体较大，而所制工具较小，则还要切割。石材选定以后，一般先打出工具的雏形（毛坯），然后把它放在砺石上加水和沙子磨光。新石器时代先民对工具刃部的加工尤其重视。如锛、凿类工具，均为单面出刃，而斧、铲类器具则是双面出刃。刃的弦度有平刃、弧刃等。在磨砺成形后需要钻孔的，则在工具或饰品上再钻出圆孔。

磨制石器的制作，目的性很强。它们的形状、大小、厚薄等等都与不同用途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每一件石器的形体及各部分的比例都较合理。一件石器哪一部分需要厚些，哪一部分需要开刃，以及在什么地方钻孔，需要钻几个孔，甚至工具本身的光洁度等等，都有一定的要求。每件石器的形制由它的用途来决定。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工具的刃部都因磨砺而增强了锋利度，可以减少使用时的阻力。同时，因用途不同而制作的各种工具，其形制也更趋规范化了。特别是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用于农耕的铲、斧、锄、耘田器以及刀、镰等；用于木工生产的凿、锛、斫等；用作兵器的矛、镞，它们的形制都已相当规范了。其中许多工具与兵器同后来金属铸造的工具与兵器已非常一致了。

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的进步，还表现在穿孔技术的提高。当时大致有钻穿、管穿和琢穿3　种方法。钻穿是用一端削尖的硬木棒，或木棒一端装上石质钻头，在要穿孔的地方加放潮湿的沙子，再用手掌或弓子的弦转动木棒进行钻孔。管穿则是用削尖了边缘的细竹管来钻孔，方法跟钻穿相同。琢穿是用敲砸器在大件石器上直接琢出孔，有的则是先琢后钻。薄的工具为单面钻孔，较厚的工具从两面对钻。穿孔的目的是便于系绳，使石器能牢固地捆缚在木柄上，制成复合工具。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所制作的石质工具，磨成见棱见角、方正规矩的特定形状，所钻的孔又选在适当的位置并与木柄很好地结合起来。它与打制石器相比，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

为适应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当时制作的石质工具的种类比以前增加了。除了上面提到的农业用具、木工加工工具和兵器外，还有谷物加工用的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石臼等；有纺织用的石纺轮；捕鱼用的石网坠；制陶用的拍子等。此外，还有建筑房屋用的石础及切割用的石刀、石俎等等。除了石质工具外，当时还有用木、骨、角、蚌、陶等制作的工具。木质工具因不易保存，仅知有耒耜、弓箭等，其他的已不可详知。但是斧、锛、凿等木工工具的出现，说明当时是有木工手工业的。例如木构建筑及车、船等交通工具的制作，非用这些工具不可。至于骨制的刀、锥、镞、针、匕、鱼钩、簪；角制的锥、勾；蚌制的铲、刀、镰、镞；陶制的纺轮、网坠、陶拍等等，也涉及农耕、渔猎、纺织、制陶、缝纫等方面。其中骨、角、蚌、木器，都是用磨制的石器加工制作的。它们用于生活的许多方面，使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有了改善。

总之，新石器时代制作工具的技术不断改进，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增强了人们向自然界斗争的能力，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的天地相对地变得宽广起来。不过，从总体来说，当时的技术改进是缓慢的。人们只是利用天然物质进行加工制作，这就限制了工具的创造与发展。只有当金属被发现并用于铸造工具以后，人们的生产才能出现新的变革。新石器时代晚期虽然也有铜金属，但大多为红铜制品，而且数量很少。所制的刀、削之类，在社会生产中还不能起到很大作用。只有到了文明时期，大量出现了青铜器，特别是铁器被广泛使用以后，人们的社会生产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史前时期这些进步为后来文明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二）原始农业与家畜饲养农业的出现，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一次革命。农业的出现，表明人类开始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从此将通过从事农业生产去获取食物，开辟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过相对安定的定居生活。

在农业出现以前，人类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渔猎和采集。哪里有可供渔猎和采集的对象，人们就到哪里去捕猎和采摘，所以人们还不能在一个地点长期定居下来。农业出现以后，虽然最初收获的食物还不足以完全满足人们自身生活的需要，不得不从渔猎与采集中补充相当部分食物，但是播下的种子总能有所收获，每年都能使他们获得一定数量的谷物，使他们的食物来源相对有了保证。这是极为重要的。它使人们选择适当的地点定居下来成为可能，并在一个地点的附近不断扩大耕地，改进耕作技术，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去满足人们对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

农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原始人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逐渐掌握了一些野生植物的生长规律。他们看到了果实与落地的种子跟禾苗生长、发育的关系，于是进行人工栽培的尝试。其间，他们还创造了一些适合于农业耕作的工具。《易·系辞》中说"有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把农业的出现与神农氏联系起来。

农业种植的对象是禾本科植物。农业的出现是和原始人对野生植物的驯化与改造联系在一起的。禾本科植物的野生种与栽培种的差别很大。如野生的禾本植物，其同穗各粒分期成熟，随时脱落；而栽培种同穗各粒一起成熟，不易脱落。两者谷粒的形态也有差别。因此，栽培种对野生种的原有习性，在培育过程中有很大改变。这是需要很长一个过程的。把农业的出现与"神农氏"联在一起，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它反映了古代先民对农业的出现在改变人们生活方面的巨大作用给予充分肯定，所以创造出一个神农氏来进行祭奠与膜拜。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已经证明：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首要的问题是要解决食粮的供应。这就要求农业生产提供足够的农产品去满足因人口增长等因素对食物不断增长的需求。当农业为社会提供的产品数量超过人们自身的消费所需部分而有剩余的时候，才有可能使一部分人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去，从事其他活动，包括手工业生产活动。社会提供的剩余农产品数量越多，手工业的专业化程度发展也越快。所以，农业生产的发展直接影响社会分工的出现，影响全社会的发展进程。

有关我国农业起源的问题，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课题。中国考古学界几十年来一直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进行探索，在江淮河汉诸流域及广大地域内进行调查、发掘，发现了一批遗址，如广西桂林甑皮岩、江西万年仙人洞、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徐水南庄头、湖南澧县彭头山等地点。前两处遗址的年代距今约八、九千年。武安磁山遗址和新郑裴李岗遗址的年代，也比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年代要早，距今已有七、八千年之久。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1986年在河北省徐水县发现的南庄头遗址。在发掘的60　余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一条小灰沟和草木灰层，出土了兽骨、禽骨、鹿角、蚌、螺壳、木炭、石料，以及石器、骨角器、木板、木棒、夹沙红陶片等与居民生活有关的遗物。特别是作为谷物加工工具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在遗址中出土，说明当时已有农作物栽培业出现。据碳14　测定，它的年代为距今10510±110-9690±95年（未作校正）。它比磁山文化还早，甚至比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还早千年之久。它是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年代最早的一处，因此，它把我国农业起源的时间上推至万年以前。南庄头遗址位于太行山东麓前沿，华北冲积大平原的西部边缘。周围的地形西北较高，东南低缓，与白洋淀接近。遗址座落在萍河和鸡爪河之间，面积两万平方米，海拔21.4　米。据孢粉分析证明：在度过了晚更新世冰期之后，当时的气候虽然较凉偏干，但针叶树和阔叶树乔木花粉形成小的峰值，生活环境比全新世之初要好。因此人们已从丘陵下到离山较远的平原地区活动，并开始了种植业。当时种植的农作物应是粟类谷物①。

粟，俗称小米，是黄河流域古代居民主要的农作物。目前在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内蒙、辽宁、山东等省的数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由于这一地域气候干燥，雨量变率大，又缺乏灌溉设施，使古代居民选择了耐旱的粟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它宜于在黄土地带生长，耕作简单，成熟期短，又易于保存，所以是我国北方地区古代居民首选的栽培作物。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清理的300　多个窖穴中，有三分之一的窖穴内都发现了粟类作物的遗存，说明8000年前生活在磁山遗址的居民已将粟作为种植的主要作物。

①　保定地区文管所等：《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　期。在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加工粟类作物的工具。因此，徐水南庄头遗址中虽然尚未发现粟类谷物的遗存，但从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工具来看，有理由认为古代中国北方地区种植粟类谷物的年代很可能上推至万年以前。

南庄头遗址中发现的灰沟、灰层、陶片及猪、狗等家畜，反映了居民们已经过着相对安定的定居生活。但遗址中出土不少鸡、鹤、狼、麝、马鹿、麋鹿、狍、斑鹿及水生的鳖、中华原田螺、蛛蚌、萝卜螺、扁卷螺、微细螺等动物，反映了渔猎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在长江以南地区，由于雨量充足，气温较高，古代先民选择水稻作为栽培的农作物。1973年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丰富的稻作遗存。在第4　层居住区内，稻谷、稻杆、稻叶和谷壳的堆积一般厚20-50　厘米，最厚的地方超过1　米。出土时稻谷已经炭化，但许多谷壳和杆叶保持原来的外形，有的颖壳上稃毛尚清晰可辨，有的叶脉和根须还很清楚。经鉴定，这些稻作属栽培稻的籼亚种晚稻型水稻。从文化层中发现水生草本植物■粉以及有关动物的习性等方面考察，这个遗址的周围，当时为大片沼泽。这为种植水稻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据碳14　测定，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的年代大约距今7000年。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木器等多种，其中以骨耜的数量最多，仅第四层中出土的骨耜就有170　余件。它是主要的农业工具。这种工具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成，长20　厘米左右，肩臼处一般横凿方孔，骨板正面中部琢磨出浅平的竖槽，浅槽两侧各凿一孔。木柄则竖向紧贴骨板的浅槽安装，方孔中穿缠藤条与木柄绑紧。此外还有石耜和木耜。这些工具的出土，反映了河姆渡遗址的居民们所用的耕作方法，已超越了刀耕火种的阶段，进入了耜耕农业的时期。

1988年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中发现的稻谷与稻壳，把我国出现稻作农业的时间又向前推了1000余年。考古工作者发现，这里出土的陶器碎片中夹有大量稻壳和稻谷，唯因全部炭化，已无法从陶片中将它们完整地剥离出来。但经体视显微镜观察，属稻谷和稻壳无疑。通过显微放大，稻壳的内部层理及中间网络结构均较清晰，经碳14　测定，彭头山遗址的年代为距今8200-7800年（未作校正）间①，比河姆渡遗址还要早。因此，这里发现的稻作遗存是我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一处，也是世界上已知年代最早的稻作农业标本。

彭头山遗址地处澧水北岸的澧阳平原，是湖南境内最大的平原之一。它介于武陵山余脉与洞庭湖盆地之间，东连湖区、西北邻近山地，海拔36-40米，属河湖平原。对遗址文化层的孢粉分析表明，该地属暖性针叶林为主的森林--草原环境，气候暖湿，气温较现代略低，但正处于全新世早期的升温期。森林--草原环境既可保证狩猎与采集，获得主要的生活来源，又可在水系边缘开荒种植水稻。因此，森林--草原环境很可能是最有利于农业起源的地方。不过，居住在彭头山遗址的先民能够建造地面建筑，制作釜、缽、盆、碗、盘等多种陶器，生活条件较旧石器时代明显改善。这里发现的水稻可能还不是我国最早的稻作遗存。

过去，人们对亚洲水稻的起源，一般认为印度最早，然后传入我国。现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　期。在河姆渡、彭头山等古遗址出土的稻谷、稻壳及有关遗物，证明最早的栽培稻是我们的祖先培育出来的。

我国的栽培籼稻被认为是从普通的野生稻演变而来。以后，在籼稻的传播与栽培过程中，为适应气温较低的生态环境，产生变异分化，又出现了粳稻。据鉴定：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下层出土的稻谷和米均为粳稻。桐乡罗家角和吴县草鞋山遗址第10　层出土的稻谷，大部分是籼稻，一部分是粳稻。在长江中游地区的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武昌放鹰台等遗址中出土的稻作遗存全是粳稻。其中屈家岭出土的粳稻是我国稻作中颗粒较大的粳稻品种，和现在长江流域普遍栽培的粳稻品种比较接近。

据碳13　测定提供的古代居民食谱讯息，证实我国古代居民的食谱存在南稻北粟的格局。同时证实北方地区居民食谱中粟的比重在增加。例如居住在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的仰韶文化的居民食谱中，粟的成分占了将近一半；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山西襄汾陶寺的居民食谱中粟的成分占了70％。而且猪的食谱中也有较多粟的成分，说明家猪的饲料中粟或谷糠的数量也增多了①。农业出现以后，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摸索，积累经验，使耕作技术逐渐得到改进。但是，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最初的耕作方式都是很粗放的。他们大概都经历过火耕阶段。所谓火耕，是用石斧等工具把树木砍倒，晒干后用火焚烧。这样既开辟了荒地，烧后的草木灰也成了肥料。经火焚烧后的土地也较疏松，人们就用一端砍尖的木棒掘洞，在洞内点播种子。此后，人们就等待谷物成熟，届时再去收获。那时，人们还不懂得施肥与中耕。一块地种了几年，等肥力减少时，就弃置不用而另开耕地。这种耕作方法在近代的一些落后民族中仍能看到。

大约在距今六、七千年前后，我国古代先民已掌握了锄耕或耜耕方法。

在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现了石铲、石耜、骨耜等掘土工具，表明人们已经懂得播种前要先翻土地。用工具翻土，能使土质疏松，改良土壤的结构，延长土地的使用年限，并扩大耕地面积。这对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有重要意义。石锄、蚌锄的出现，可用于中耕锄草；石镰、蚌镰、带孔的石刀、陶刀等则是收割谷物的工具。原始农业发展到这个阶段，农作物的收获相对有了保证。人们可以较长时间定居在一个地点，在几块土地上轮流倒换种植农作物，不必经常为开垦新荒地而迁徙流动。

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们大多选择在河流的二级台地或河网地区居住。那里离水源较近，居民的饮用水就近汲取，比较方便。当掘井技术被人们掌握以后，井水除了供人们饮用外，有的还可用于灌溉。崧泽遗址中发现的属马家浜文化的直筒形水井，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直筒形水井，距今约6000年左右。此外，吴县澄湖、昆山太史淀、嘉兴雀幕桥、余姚河姆渡（上层）等地距今5500年-4000年间的古遗址中也都发现了水井。这些水井是否都已用于灌溉，似还不能一概而论，但据水稻生长的特点推测，河姆渡遗址的居民在耕种水稻时，已初步掌握了依地势高低开沟引水和做田埂等排灌技术。随着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改进，农作物产量增加，人们居住在一个地点的时间也就越来越长。因此，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居民聚落。例如秦安大地湾、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地点。考古研究证明，一个聚落中的人群世代相传，在劳动、生息、繁衍中，

①　蔡莲珍、仇士华：《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　期。前后经历的时间可达一、二百年至数百年之久。

由于耕作技术的进步，人们培育的品种也越来越多。郑州大河村遗址一座仰韶文化的房屋基址中出土一件陶瓮，瓮内储藏的粮食已经炭化，经过鉴定，被认为是高粱。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在马家窑文化的一个袋形窑穴中，整齐地放置着当时割下的捆成小把的稷穗，其储量达1.3　立方米。50年代在安徽亳县钓鱼台的一个陶鬲中发现了小麦。因有人怀疑陶鬲并非龙山文化遗物，故不被引用。后来在甘肃民乐县东灰山遗址中发现了炭化粮食，经鉴定，有小麦、大麦、粟、高粱、稷等品种。碳14　测定的年代为距今5000±159年。其中炭化小麦大多为短圆形，形态完整，胚部清楚。大粒型被认为是普通小麦种，小粒型可能属密穗小麦。这些发现表明，虽然粟是北方地区先民们耕种的主要作物，但人们还培育了其他谷物品种，人们对谷物的需求已逐渐多样化。

同时，生长在长江以南的水稻，也逐渐向黄河流域落户。本世纪20年代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曾发现过稻壳；50年代在陕西华县泉护村的仰韶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类似稻谷的痕迹，不过数量很少。近年在发掘陕西扶风的案板遗址时，发现了水稻遗存，经灰像法鉴定得以确认。在河南临汝李楼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炭化稻谷。这说明黄河流域的居民至少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种植水稻了。水稻虽然起源于热带与亚热带地区，但它的适应性较强。只要满足它对水与日照的要求，气温较冷的地带也是可以种植的。在新石器时代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植物果实，如裴李岗遗址中有梅、酸枣、核桃；河姆渡遗址中出土有葫芦、橡子、菱、酸枣、薏米、桃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的居民所采集的野生果实。但到仰韶文化时期或其前后，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初级园艺，种植了蔬菜。如西安半坡遗址的38　号房基内一个小罐中貯存的芥菜或白菜的菜籽；秦安大地湾遗址中出土的油菜籽；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西瓜籽和甜瓜籽等。长期以来，西瓜被认为来自西域，但上述发现说明西瓜早在新石器时代即被长江下游的居民所培育。经过鉴定，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遗址中还出土了花生、芝麻、蚕豆、菱角、毛桃、酸枣、葫芦等植物种籽。其中花生已经炭化，形状近似小粒种；芝麻的内部已空，所剩种皮比较新鲜，颗粒比现代的栽培品种略大；蚕豆呈半炭化状态，与现代的栽培品种不很相似；菱角已炭化，形状与现在嘉兴南湖所产的双角菱相似，但个体略小。有人认为上述品种中有相当一部分种籽是良渚文化先民种植的农作物。它们的形状与现代品种的差异，是5000年来在长期栽培过程中因人工选种等因素造成的。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耕作技术又有进步。一些地方已进入犁耕农业的阶段，还出现了原始灌溉工程，这使农作物的产量进一步提高。农业提供的农产品除了满足农业生产者自身的消费外已经有了剩余，因此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已脱离农业生产，去从事其他生产活动，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继专业陶工之后，琢玉、牙雕与金属冶铸业等陆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私有制迅速得到发展。一些地方出现了早期城市。所有这些，预示着社会正朝文明时代过渡。

畜牧业与农业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它只有在人们的生产技术与经验积累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家畜的饲养才能产生。原始人类最初的食物来源主要靠狩猎和采集，动物的驯养则是狩猎经济发展的结果。弓箭出现以后，提高了狩猎的效果。网罟、陷阱、栏栅等在狩猎中的使用，使人们能够捉到活的动物。人们捕获的动物时多时少。当捕获的动物数量较多的时候，人们没有立即将它们全部屠宰，而用绳索捆绑或用圈栏圈养起来，待食用时再去屠宰。特别是捕获的幼仔，食用又嫌肉少，它本身又不伤人，圈养以后还日见长大，这或许是引发人类去驯养动物的始因。其中，狗经过驯养以后，还成为狩猎时的帮手，因此，狗被认为是最先驯养的动物。

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经过鉴定，认为狗与猪可能均已被驯养成家畜。南庄头遗址是迄今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年代最早的一处。因此，这一发现为我国的家畜饲养业起源于万年前后的推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家畜饲养业一经出现，驯养动物的品种也不断扩大。例如武安磁山遗址中，发现除了猪、狗在当时已被驯养为家畜外，出土的鸡骨经过鉴定，证明鸡在当时也已成为家畜。其中，家猪遗骸中，未成年猪占了将近30％，新郑裴李岗遗址中也发现了这三种家畜。余姚河姆渡遗址中，除家猪外，还有羊和水牛，特别是水牛的数量很多，在出土的动物遗骸中占有相当比例。猪与羊还被做成陶塑品，在遗址内也有出土。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猪的国家之一。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小陶猪体态肥胖，腹部下垂，四肢较短，前后躯体的比例为1∶1，介于野猪（7∶3）和现代家猪（3∶7）之间，整个形态和野猪相去甚远。在考古发掘中，几乎每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内都发现有猪的遗骸。许多实例表明：凡是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氏族部落，都以猪作为主要家畜来饲养，并成为人们食用肉类的主要来源。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水牛遗骸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家畜标本。作为家畜，它供人们役使，肉供食用，牛肩胛骨还被制成骨耜来使用。所以，长江下游地区可能是饲养水牛的发源地。在黄河流域，大约在仰韶文化时期已饲养黄牛。在龙山文化时期，又增加了马和猫。这样，到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马、牛、羊、猪、狗、鸡这"六畜"，均已成为家畜而被人们饲养了。

反映这种饲养情况的，还有圈栏遗迹。河姆渡遗址中已发现木栅圈栏。

在临潼姜寨遗址内也发现了两处圈栏，呈圆形，直径约4　米，周围有木栅，栏内有20～30　公分厚的畜粪堆积。此外还有两个牲畜夜宿场，面积达100多平方米。这说明当时饲养的牲畜已有一定的数量。

动物驯养成家畜以后，它们繁殖的后代也陆续传播到各地。例如水牛虽然最初在长江下游被驯养，但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在年代较晚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也已被发现。其中，河北邯郸涧沟与陕西长安客省庄都距长江下游甚远，但在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水牛的遗骸。

家畜饲养业与农业是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在这之前，由狩猎与采集而得到的野生动植物，是人们食物与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自然界的恩赐。自从农业与家畜饲养业出现以后，虽然仍有狩猎与采集活动作为获取食物与生活资料的来源之一，但已基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开始从耕地上获得粮食，从家畜饲养业中得到肉食，这是人类靠自己的劳动来增殖天然产品，为自己找到了比较稳定、可靠的衣食来源。同时，家畜饲养业为制作骨质工具与用具、武器及装饰品等提供了部分原料。例如，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农业用工具骨耜，有一部分来自饲养的水牛。用骨料制作的骨匕是人们的食具；骨簪、骨珠、骨管是人们常用的装饰品；骨镞则是当时重要的武器。因此，家畜饲养业的出现与农业的出现一样，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当家畜的价值被人们逐渐认识之后，人们饲养家畜的数量也逐渐增多，并被视为财富，成了人类最早的私有财产之一。这种情形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少数人将家畜与其他随葬品一起放入死者的墓穴，以显示死者生前的富有。随葬家畜的数量与墓穴的大小成正比，墓穴越大数量也越多。山东泰安大汶口墓地的133　座墓葬中，有43　座放有猪头、猪下颌骨，一共放有96　个，最多的一墓放有14　个。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的大墓中随葬的猪下颌骨，少的有几个，多的达几十个。这种情况正说明当时的家畜饲养业有了较快发展。它的发展，为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的分工创造了条件。而农牧业的发展，是使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中分离出来的物质基础。

（三）陶器的发明与制陶技术早在1　万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人们就发明了制陶术。从徐水南庄头遗址中出土的两片夹砂红陶片可知，它已不是最原始的陶器。它的发现，说明我国古代先民至少在1　万年以前就已掌握了制作陶器的技术，并已懂得了在做炊器用的陶器中要加进砂粒，以防烧裂。

陶器的发明，在制造技术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用泥土烧制的陶器，既改变了物体的性质，又塑造出便于使用的形状。它使人们在处理食物时，除了烧烤之外，又增加了蒸煮的方法。陶制的食器为人们进食提供了方便，陶制的容器可用于储存谷物、饮用水和各种食物；陶制的纺轮、陶刀、陶拍子，又是纺织与制陶的工具，在生产中发挥着特定的作用。因此制陶技术出现以后，陶制品成为社会生活与生产的必需品而被人们所接受。特别是对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更成为不可缺少的物品。他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因而在制作技术、器物造型和装饰方面，都在不断改进，创造和制作了一批批精美的生活用品与艺术品。陶器是新石器时代先民制造的物品中数量最多的一种，也是这一时期工艺技术水平的代表性器物。

世界上很多地方的陶器，是人们在竹木编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想使它能够耐火烧烤而偶然被发明的。经过一段时间，人们发现成型的粘土只要里面有个孔腔，也可以烧制成陶器，这才促使陶器真正出现。当然，这是经历了很长的过程的。

制作陶器的陶土一般都就地掘取。最初只取泥土中比较纯者，故包含较多杂质。后来人们学会了淘洗，并按实用要求加入各种羼和料。因此，考古学家将它们分为"细泥陶"、"泥质陶"和"夹沙陶"等等。前两种用作容器、食器的制作。制作炊器时，为使它受热时不致裂开，就必须在泥料中加进适量的砂粒。此外，也有羼入其他原料的。如河姆渡遗址、彭头山遗址中均发现有羼入稻壳的陶器，而北方一些地方的陶器有的加入一些蚌壳的碎末。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有的地方还选用高岭土为原料，烧制出白陶制品。

陶器的制作，最初是用手捏成泥坯，一般都是小型物品。另一种是搓成泥条，盘筑成形，再从里外两面加工（主要是通过挤压使之结合，外表也变得光滑）。这可以制作器形较大的陶器。这些方法都称为手制。这两种方法是新石器时代陶工们最常用的方法，延续的时间很长。大约在仰韶文化中期又出现了慢轮修整的方法，即将成形的泥坯放在可以转动的圆盘--陶轮上，在转动中整修泥坯的口沿等部位，使之更加规整。后来，陶工们发明了快轮制陶法，即将陶土坯料放到快速转动的陶轮上，用双手直接拉出陶器的坯型。采用快轮制陶能够一次拉坯成型，使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都有很大提高。这种方法大概在仰韶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晚期即已出现了，盛行于龙山文化时期。不过，制陶技术的发展也不平衡，如齐家文化中甚至不见轮制法。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般都有花纹作装饰。即使是素面陶器，有的也在陶坯尚未干透时，用工具在陶坯表面打磨光滑。这样烧出的陶器器表光亮，称为磨光陶器。在陶坯表面还有压印绳纹及各种刻划花纹的。有的用细的骨、木工具在陶坯上划出弦纹、几何形纹或戳印成点状纹等。有的在器物表面堆塑泥条或泥饼，有的则在器柄上镂出圆形、方形、三角形等各种孔作为装饰。在陶坯表面施一层薄薄的特殊泥浆后，再烧制的陶器，在施以泥浆的部位，其颜色与陶器的本色形成反差。这叫施加"陶衣"。在陶坯上绘以黑色、红色或其他彩色花纹后再烧制的，被称为"彩陶"。它与烧成后再绘制彩色纹样的彩绘陶不同，这种彩陶的图案是不易脱落的。

烧制陶器的工作，最初是在露天进行的。人们把凉干的陶坯放在柴草堆上，点火燃烧柴草，烧制陶器。用这种方法烧陶，由于温度较低，陶坯受热不均匀，烧成的陶器表面往往出现红褐、灰褐等不同颜色，陶胎的断面上可以看出未烧透的夹心。后来出现了陶窑，因温度较高，陶器在窑内受热均匀，质量明显提高，颜色也较一致。以后在烧陶过程中采用渗炭的方法，烧出的陶器呈黑色，被叫作"黑陶"。

从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看到，我国古代的先民虽在1　万年前即已掌握了制陶技术，但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时期，制陶技术仍较原始。当时制作陶器均为手制，火候也不够。据测定，磁山文化的陶器的烧成温度在700C°～930°C，质地比较粗糙。但已有夹砂陶与泥质陶之分。陶器多素面，约有1／3　有纹饰，主要是浅细绳纹、划纹、剔刺纹等。还发现了一片简单的彩陶。制作的器形有椭圆陶盂、敞口浅腹罐、小口双耳壶、圈足碗、圆底缽、锥足缽形鼎、长方浅盘、四足鼎、小陶杯等。

到了仰韶文化时期，无论从陶器的质地、造型、装饰，还是从焙烧技术看，制陶技术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仰韶文化的陶器生产，虽然以手制为主，原料也就地取材，但都经过一定选择，即选择那些适合制陶工艺要求的陶土。如半坡附近浐河河谷的沉积土，它的可塑性和操作性能都较好。细泥陶的陶土，一般经过淘洗。制作炊器和大型容器的夹砂陶，都掺入了颗粒均匀的砂粒，以改善陶土的成形性和适应炊具所需要的耐热急变性能。用泥条盘筑的方法制作大件陶器时，先要把底、腹、颈分别做好，然后结合成形。成形的陶坯先放在席子上阴干，所以器底常常留有席纹的印痕。有些器物的口部和上腹部留有轮修的纹样，说明使用了慢轮修整技术。在华县泉护村、磁县下潘汪、郑州大河村等地的中晚期遗存里，还发现了周身有旋纹、底部有割痕的器物，有人认为仰韶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快轮制陶术。

仰韶文化的陶器多为红色。除一部分陶器表面为磨光素面外，不少陶器表面施以弦纹和粗、细绳纹或篮纹。绳纹与篮纹，系用陶拍拍印而成。仰韶文化中的彩陶是新石器时代制陶业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之一。彩陶是在制成陶坯后由陶工绘上去的。前期以红陶黑彩为主，多施于盆、缽类的口沿与上腹部。中期以后，在一些地域，如洛阳、郑州一带，盛行在陶器表面饰加白色、黄色或红色陶衣为衬，再绘以黑、棕、红色的单彩或双彩。其中白衣彩陶，因在白色陶衣上绘以黑、红色双彩，利用色泽的反差，产生良好的艺术效果。彩料经光谱分析，认为赭红彩中的主要着色剂是铁，黑彩中的主要着色剂是铁和锰，白彩中除少量铁外，基本上没有着色剂。这些彩绘用的原料都取自天然的矿物质。赭红色彩料可能是赭石；黑色彩料可能是含铁很高的一种红土；白色彩料则可能是配入熔剂的瓷土。彩绘的工具很可能是原始毛笔或钝头工具。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地的墓葬中，发现过盛有颜料的小罐和带有红色颜料的研磨用锤、磨石、石砚等物，可能都是陶工生前所用的遗物。

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窑已有近百座。它们在居民聚落中往往三五成群地出现。陶窑的结构比较简单，大致分为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它们都由火门、火膛、火道、窑室等组成。横穴窑可举半坡3　号窑为例。火膛长约2米，底部平整，上部略呈穹形的筒状通道，火膛后部为3　条火道，向上汇成1　个圆形通道，经窑箄上的火眼与窑室相通。窑室近圆形，直径80　厘米，窑箄四周有火眼，但靠近火道处的火眼稍小，远离火道处的火眼稍大，似为调节火力而有意设计的。竖穴窑的特点是火膛与窑室基本垂直。为支撑窑箄，火膛中有时留一竖柱。偃师汤泉沟发现一座完整的竖穴窑，窑箄中间有一个圆形火眼，四周为6　个弧形火眼。发现时，窑室中还有三件小口尖底瓶、一件双耳平底壶，但均已变形。

根据仰韶文化陶片的高温涨缩率来看，一般陶器的烧成温度可达950℃～1050℃。

反映仰韶文化时期制陶水平的另一方面是制作的陶器种类明显增多，且造型规整、装饰纹样华美。就器形而论，常见的有盆、缽、罐、瓶等，大者有瓮、缸；小者有陶杯。此外还有陶制的釜、灶、镂空器座等等。它们的造型为用途与功能所规定，已相当规范化；它们的彩绘花纹主要是条纹、涡纹、三角涡纹、圆点纹、方格纹等组成的花纹带，以及人面鱼纹、蛙纹、鸟纹、植物花纹图案等等。特别可贵的是：不少陶器本身就是艺术珍品，如华县太平庄出土的鹰鼎、宝鸡北首岭的船形壶、北首岭与临潼姜寨出土的细颈壶及壶上所绘鹰鱼画面、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等，其造型别致，形象生动，殊为难得。此外，一些陶器上还有陶塑附件，如西安半坡的陶塑人面、华县泉护村的隼形饰、陕县庙底沟的壁虎、临潼姜寨的羊头陶塑器钮等等，都是难得的装饰艺术品，具有较好的观赏性。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中也有这类艺术品，如泰安大汶口的猪形器、大通上孙家的舞蹈纹盆、乐都柳湾出土的雕塑裸体人像彩陶壶等。这些艺术品的出现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创造物质生活的同时，对精神生活方面的追求也是很迫切的。尽管他们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但是他们创造的这些艺术品本身，反映了人类对美的渴望与追求始终是很强烈的。这种追求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制陶业又有很大发展。在龙山文化中，快轮制陶术已被普遍使用。陶器生产可能由氏族的共同事业变为由少数掌握制陶技术的人所专管，成为专业化生产的产品。他们制出了一批漆黑光亮的泥质黑陶器，其中山东两城镇发现的磨光黑陶上还刻有纤细的云雷纹、兽面纹纹样。当时制作的造型复杂却并无实用价值的高柄杯，薄如蛋壳，厚仅1　毫米左右，轻若纸杯，但较坚硬。制作这种陶器，在泥坯和制作技术方面都有特殊的要求，非一般工匠所能胜任，是专业化生产的产品。这种陶杯只在少数大型墓中出土，如山东胶县三里河2124　号墓中出土4　件。它们在当时也是弥足珍贵之物，故为少数权贵所占有和享用。

这一时期，陶窑的结构又有改进，烧制温度可达1000℃，并掌握了在高温时密封窑顶，再从窑顶渗水入窑，使窑室内氧化不足，让陶器在还原焰中焙烧，从而使其中的铁质多转化为氧化亚铁，以获得黑色或灰黑色陶器的效果。

白陶是新石器时代发展制作的另一种物品，它在仰韶文化晚期已经出现，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中发现较多。长江流域也有发现。它是用高岭土或瓷土为原料烧制而成。由于瓷土中氧化铁的含量比陶土低得多，所以烧成后呈白色。白陶烧造温度较高，可达1000℃以上。由于尚未发现陶窑等遗迹，其烧制技术还有待研究。高岭土是制造瓷器的原料。我国原始瓷的出现约在商代中期，但白陶的烧造，为后来瓷器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四）原始社会的建筑技术建筑业的出现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一个重要成就。人类最初的居住形式，可能是巢居与穴居，所以古代文献中有巢居和穴居的记述。如"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韩非子·五蠹》）。"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墨子·辞过》）。也有的说"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礼记·礼运》）。所谓巢居，主要是指那些借树木构筑的窝棚，如同鸟巢那样，它既可避免猛兽侵害，又可脱离潮湿的地面。这种建筑形式，到后来发展为干栏式建筑。所谓穴居，是将山洞作为居室，这就是今天在一些山洞中找到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缘由。不过，洞穴不是人类最理想的棲身之处，因为它们的位置多在山腰以上的高处，距水源较远。一旦被雨水浇灌、淹没、或被鬣狗等凶猛的野兽侵占，他们就不得不转移它处，另觅栖身之所。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们从丘陵地区进入平原，已无洞穴可以棲身，于是仿照旧石器时代的洞穴而用石器、木器等工具，人为地在黄土地带的台地断崖制作横穴，以满足遮阴蔽雨防风御寒的要求。这种横穴制作简易，黄土高原的地质也适于制作这种居室，所以它一直延续了数千年之久，成为近代民居之一的窑洞。在没有山梁断崖的地方，人们则向地面挖掘，出现了穴居、半穴居的居室：即将居室的全部或一部分置于当时的地面之下，再在坑穴的上部架设固定的顶盖。它的缺点是潮湿。一旦被水浸淹，只得搬家。于是后来又出现了地面建筑。这是用墙体与屋顶组成的空间。人们在这种空间中居住与活动，比上述两种居室要优越得多。地面建筑的出现，在建筑史上是个进步。

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居址，有窑洞式居址、地穴、半地穴式居址、地面建筑居址和干栏式居址等。在距今8000年前构筑的居址，其结构已比较合理。如河南密县莪沟发现的五座裴李岗文化居址，平面为圆形，直径2　米多，门向西南，门前有一条斜坡阶梯门道，与外界相通。室内沿周壁有6个立柱朽后留下的柱洞。居室的周壁及居住面光滑平整。室内未见灶坑，但偏东北处有圆形烧火面，可能是炊煮食物时留下的遗迹。年代最早的地面建筑是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的。它的平面呈方形，东西长约6　米，南北宽约5.6　米，门设在西南角。地面为黄色粘土掺入数量较多的粗砂粒加工而成，厚5-10　厘米。居室四周均发现了立柱时留下的圆形柱穴。这座房舍的面积较大，梁架的跨度有6　米，结构已比较复杂。显然，从最初出现的极为简陋的居室发展到这种地面木构建筑之间，已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

人类生存离不开水源。因此，人们选择聚居地点时，大多选在距河流较近的地方，一般都在河岸的二级台地或与支流交汇处的滩地。这样，人们构筑居室时，不能不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例如在没有断崖的地方，就难以建造窑洞式的居室；而竖穴式居室，因排水性能太差，久住使人体感到不适，出入又不方便。所以，目前见到的原始居址中，以半地穴和地面建筑最多。窑洞式建筑居址，在宁夏同心县的菜园遗址等地发现较多。它在黄土的断崖上向里掏出一个空间。周壁为墙，窑顶多作穹窿形。墙面与地面经过修整，比较平整，面积较小，一般只有数平方米。

在黄河流域，约当仰韶文化时期，先民们建造的半地穴式和地面居室，已经考虑到生活的方便而趋于规范化。例如一般的居址，平面多为3-5　米方圆。在这些居址的内部设有炊煮、取暖及照明用的火塘或火台，灶旁边往往有保留火种的陶罐。粮食大多储放室外。门内右侧多为卧寝的地方，左侧则是放置炊具杂物之处。南向房舍的东北隅，是先民进食与活动的地方。有的居室中筑有一道坎墙，以防火焰烧灼人体。这些居址，有的在室内中间立柱，有的在周边或四角立柱。可以推测，立柱的上部架有横梁和椽子，再铺柴草，并抹草泥土以防雨水渗漏。室内没有立柱的房子，它的房顶直接搭在墙上。门前设一条坡状或阶梯状门道，在门道上部也搭有遮雨的门棚，以防雨水倒灌。这种房舍是为适应对偶家庭而建造的。这些房舍发掘时只剩基座，其形体已不可确知，但从陕西长安县五楼、武功县游凤等地采集的多件陶屋模型或陶器上的屋形装饰图案可知，有的建筑形体呈圆囤状，有的已采用密排版椽。这种结构能合理承受屋面的荷载，檐部能起到防雨的功用。

当时，人们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所以在聚居地内都造有大房子。

这种大房子在陕西西安的半坡、临潼的姜寨、华县的泉护村、西乡的李家村遗址以及河南洛阳的王湾、甘肃秦安的大地湾等地均有发现。半坡发现的大房子，它的内部分隔成4　个空间：前面是一个大的空间，应是公社成员议事用的地方；后面3　个空间则为卧室。这种一堂三屋的结构，是前堂后室的雏形①。姜寨发现的大房子，面积百余平方米，中间没有分隔，只在中部偏东处有两根直径25　厘米的立柱。在中部近门处设一个圆形的深火塘。它也是公共议事厅一类的场所。这种房舍比较高，跨度也较大，所用的木材也很粗。它的建筑技术比小房子要复杂得多。

这些房舍的发现，说明人们已经掌握了用树木枝干作骨架架设空间结构的技术，出现了柱与椽（斜梁）。其中的立柱起到承重的作用。而地面建筑中墙体的出现，除有防火的作用外，还在外围结构上出现了人工构筑的承重直立部件。这样，就有可能建造形体更高大的房舍。因此，这种承重墙的出现，在建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半坡与姜寨遗址都出现了厚重的垛泥墙，在应力集中部位内加支柱。在柱基处理上，也出现了掺有红烧土块、碎骨片、碎陶片等物质，以增加柱脚的固定性。在庙底沟遗址301、302　号房基的中心柱下，垫有扁砾石作为柱础。这说明先民们已经懂得，为防止立柱下沉，应该增强柱基部的硬度。这在客观上是符合了加大地基承压面、减小压应力的

①　杨鸿勋：《仰韶文化居住建筑发展问题的探讨》，《考古学报》1975年第1　期。科学原理。与此相应的是，先民们为使居室干燥，想出了许多防潮的办法，如半坡遗址中的居室地面，有的涂上5-10　厘米厚的细泥涂层；有的经过烧烤，使地面呈坚硬、光滑的红褐色或青灰色的硬面。这是制陶术发明以后，人们认识到泥土烤烘后可以隔水的道理而在建筑上的运用。有的则是平铺一层厚30　厘米的红烧土块；有的用木板铺满居室，上面涂一层防火层，烧成红色硬面。在豫西地区，开始出现了涂一层"白灰面"的做法。安阳鲍家堂的一座房基在黄土底层上垫有黑色木炭防潮层，上面涂有一层白色光滑而坚硬的石灰质面料。秦安大地湾发现的房子居住面是一层用粘土掺和沙子和石灰质的材料，近似近代的三合土，十分坚固。

随着农业的发展，居民的生活更趋稳定，于是聚落也逐渐形成规模。例如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遗址，占地都在2　万平方米以上，西安半坡则有5万平方米。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聚落所占的面积也更大了，人们对聚落所在地的使用也比较合理。他们把居住区、墓葬区和制陶作业区安排在不同的地块。例如，半坡遗址中居住区占地3　万平方米，周围有壕堑防护。壕堑的北边是墓葬区，东边是制陶区。姜寨遗址中，墓地与制陶区也在堑外。这样划分，虽与当时人们的意识有关，但将死者与生者分列在不同地块，是符合卫生条件的。将制陶区放在居住区外边，也可避免或减少泥水、烟尘对居住区的污染，这是有利于人们的生活的。半坡、姜寨遗址中，在居住区周围环绕的宽度和深度各5-6　米的壕堑，既是防御设施，又是雨水的排放沟，这对确保居住区内免遭雨水浸淹或野兽的侵袭也是有益的。

为适应人们生活的需要，居住区内房舍的布局也颇有规律。半坡遗址中，居住区的中心是面积160　平方米的大房子。它设在广场中部偏西处，门朝东面向广场。45　座中小型房舍环绕广场作环形布置。房舍建筑的间距，较近者为3-4.5　米。姜寨遗址的中心是广场。广场四周有五组建筑群，东、南、西三个方向各一组，北边有两组。每组都以一个面积80　平方米的大房子为主体，在它的附近分布有十几座至20　几座中、小型房舍，总共有100　余座。所有房舍的门都向中心广场。宝鸡北首岭遗址的墓葬区在北，居住区在南，相距30　米。居住区内房舍分南北两组，相距100　米。两组房舍的入口作相向布置。中部也是个广场。

在大溪文化中发现了外形为一座房舍，内部则分隔为若干居室，有的居室相通，有的则门向各不相同，而且还出现了推拉式门的大房子。

仰韶文化晚期及与它的年代相近的大汶口文化或其他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一次建造几间房子连间排列的房舍。如郑州大河村发现的3　组连间建筑；蒙城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现有7　间以上连间建筑。大河村遗址中有一组建筑为4　间相连，每间都是南北长方形，作东西向并列相连。最西端的一间门向朝南，内有3　个土台，上放日用什物和粮食。余3　间均朝北开门。中间偏西一间面积最大，有火塘与小套间。套间内也有火塘及土台，应为居室。东二室内也有一土台。东端的一间面积最小，只有2　平方米，似非居室。这些连间式居址保存较好，墙壁的残存高度有1　米。当时是先造地基，铺垫一、二层厚约10　厘米的沙质草泥土，再铺沙质基面，然后沿房基四周栽立木柱。立柱之间加竖芦苇束或绑附横木，并在两侧涂抹厚10-15　厘米的草泥土。筑好墙壁及室内土台以后，再铺垫数层沙质地面。最后是一层白灰粗沙硬面。这层硬面还拐抹到墙壁和土台之上，然后用火烘烤，使之陶化，以增强硬度。在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居住址，是一种栽桩架板的干栏式建筑。它以桩木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龙骨）以承托楼板，构成架空的建筑基座。上边再立柱、架梁、盖项。

河姆渡遗址中的桩木有圆桩、方桩、板桩3　种。圆桩的直径一般为8-10　厘米，最大的直径20　厘米。最大的方桩截面为15×18　厘米，板桩的厚度为3-5　厘米，最宽的有55　厘米。一般木桩打入地下40-50　厘米，主要的承重用木桩深入地下达1　米。楼板距地表80-100　厘米，厚度为5-10　厘米，长约80-10O　厘米，都浮摆在小梁上。位于第4　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作西北--东南走向，有相互平行的4　排桩木。长屋的长度在23　米以上，进深约7　米。面向东北的一边，还有宽约1　米的前廊过道。这里发现的建筑木构件中，粗大圆木直径23　厘米、长6　米余。榫卯构件上的榫头和卯眼近似方形，都是垂直相交，常见于承托干栏式建筑的木梁、屋梁和柱头、柱脚上。其中较进步的燕尾榫和带梢孔的榫，可以防止构件受拉脱榫。此外还有两侧向里刳出了规整的企口的木板，是密接拼板的一种较高工艺。这说明距今7000年前，我国木作手工工艺和建筑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龙山文化时期建筑技术的一大进步是夯筑技术的出现。已经发现了多座用夯筑技术建造的城墙，而且出现了土台式建筑居址。目前在山东寿光的边线王、章丘县城子崖、邹平丁公、河南的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安阳后冈、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用夯筑技术建造的古城。此外，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城址。从王城岗、城子崖龙山城址看到，城墙夯筑前，先挖基础槽，然后填土逐层夯筑。城墙宽度一般为10　米左右。丁公古城墙基宽20　米。这些城墙，多在四边开门。城外一般都有壕沟。城的平面均为方形或长方形。城的规模以城子崖古城最大，长450　米，宽约390　米。王城岗古城最小，长宽均不足百米。由于这些古城的发掘工作做得不多，古城内的建筑情况还不很清楚。但是这些城垣建筑本身就是大型土木工程，它们的出现是生产和技术进步的表现。

日照东海峪发现的九座房基，均为长方形土台式建筑。土台的四周呈漫坡状，以利散水，台面分层筑成。四周的墙壁由台基起筑，用黄粘土夹杂石块垛成，拐角处所夹石块增多。有的墙段在台基上挖槽，然后起墙。室内地面也分层筑成。有圆形灶坑及柱洞，柱子洞的底部垫有陶片。这九座房屋基址的方向均朝西南，并列成排，结构大体相同，似有一定布局。

安阳后冈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建筑基址与日照东海峪的有所不同，但也有代表性。已清理的38　座房基，都是圆形地面建筑。最大的直径为5.7术。它的建造过程是先在地面垫土，筑成一个台形基址，随后在台基面上挖出建墙的槽，在槽内建墙。这里的墙有土墙、木骨泥墙和土坯墙3　种，其中尤以土坯墙的出现最值得注意。这种土坯用深褐色土制成，它的大小尚无统一规格。每块土坯的长度为20-45　厘米不等，宽约15-20　厘米，厚度在4-9　厘米之间。墙体系土坯错缝垒砌，以细黄泥做粘合料。墙建成以后，再在房内填土并经夯打，故夯窝清晰，直径为3　厘米左右。然后铺抹一层草拌泥，在草拌泥上再抹一层白灰面，或者再铺一层黄土，夯打成硬面。墙的外面也垫黄土并拍打成斜面，以便散水。有的房舍地面上平铺一层木条，作放射状，排列很紧密。每座房子都开有一至两个房门，有的房门安有门槛。房屋基址的周围还发现了浸泡石灰的坑，坑中还有尚未用完的石灰及石灰渣。经鉴定，这是人工烧制的石灰遗存。遗址内还发现了涂抹石灰用的抹子。龙山时期出现的夯筑技术，并用于建造城墙和台形基址以及使用土坯垒墙的方法，在我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版筑的发明不仅开辟了筑城的历史，版筑与土坯的出现，还为宫殿建筑向高大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出现的错缝砌墙、以细黄泥为粘合料的做法；为防潮而在居室地面下设置隔水层或平铺木板（条）的措施；用石灰石烧制石灰作为建筑材料等等，对我国后来建筑业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五）木、竹、漆器与船、车的制作前面曾经提到，人类在远古时期就用木材制作成工具。只因木质器具不易保存，多已朽没，故在许多地方已不可能找到它的遗物。目前只有在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保存了一小部分木质器具。它们的出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史前居民利用木材制作建筑构件、各种工具、用具的情况。

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木器数量较多，包括渔猎用的木矛、与织造有关的木刀（纬刀）、木卷布棍以及木铲、木浆、木杵、木锤、齿状器、作为部件装配在多构件复合工具上使用的尖头圆木棒、带榫小木棒、蝶形器、凹形器等等。此外还有用木材制成的碗、盆一类生活用具以及圆雕木鱼等工艺品。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数千件建筑木构件，大者如直径23　厘米、长6　米多的圆木，小者如厚2.4-4　厘米、宽10-50　厘米的木板等，显示了距今7000年前木作手工业的发达。这些木构件上有榫，有卯。大致有柱头和柱脚榫卯、平身柱与梁枋交换榫卯、转角柱榫卯、受拉杆件（联系梁）带梢钉孔的榫卯、栏干榫卯、企口板等6　种。特别是为防止构件受力脱位而制作的燕尾榫和带梢钉孔的榫，以及刳出了规整企口的木板用于密接拼板的工艺，都具有较高的水准。在当时只使用石制工具的情况下，加工制作如此多样规整的榫卯构件，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当时除了使用有榫卯木构件营造干栏式建筑外，还用木构件制作水井的井圈。河姆渡遗址第2　层发现的一口方形水井，边长2　米。每边竖靠井壁向下打进几十根排桩。为防排桩倾倒，在排桩内侧支顶一个由榫卯套接而成的方形木框。排桩之上平卧16　根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从出土物可知，这座水井的上部还盖有简单的井亭。它用28　根木栅栏呈圆形分布于水井的外围，上面用细圆木构件作放射形搭接，并铺以苇席。

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遗址中出土的木器具数量也较丰富。除了出土木构件建筑遗存外，还有不少工具、用具。出土的木桨有宽翼、窄翼两种。窄翼的木桨其桨身、桨柄都用独木削制而成；宽翼的木桨则是另安把柄。有一件木盆，系用整块木料剜成，口径34　厘米，腹深12.3　厘米。此外还有长方形木槽、似小畚箕形的有柄千篰以及木杵、木榔头等。在江苏昆山太史淀发现的良渚文化水井中，有用大树干剖开后刳成四、五块弧形木板，长约2米，两端凿孔，围接而成的井圈。这些遗迹遗物的出土，说明新石器时代先民的木加工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为商周时期大型宫殿建筑与车、船的制作奠定了基础。

竹器的制作也有悠久的历史。因其易于腐朽而留传下来的数量很少。钱山漾遗址中出土的整、残竹编器物有200　余件。这些遗物十分珍贵，有竹篓、竹篮、箅子、谷箩、刀篰、簸箕、捕鱼用的倒梢、竹席、篷盖、门扉、竹绳等等。这些编制品所用的竹料，多经刮刀加工过，均匀细薄。编制的方法多种多样，随器物的形状和用途而有所差别。它们用经纬篾条交织，采用一经一纬、二经二纬、多经多纬的方法，编成人字纹；还用密纬疏经的方法编成十字纹、梅花眼、菱形花格等等。这些竹器具编扎紧密、花色复杂、做工精细。有些器口用较细密的篾丝编结成"辫子口"，使器物牢固耐用。

这些手工制品可能不是专业人员所做，而是妇女们的业余劳动产品。但从篾片的细薄均匀、纹样繁杂，器物做工精巧等方面看，说明她们在用竹篾造形时的巧妙构思与编织才能都是很突出的。

我国古代制作漆器的时间，可上推到7000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第3文化层出土的一件瓜棱形带圈足的木碗，造型美观，内外有朱红涂料，出土时色泽相当鲜艳。经用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结果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皮相似，鉴定为生漆。这是我国已知年代最早的一件漆器。

漆是一种粘液状涂料，天然漆来自自然界的漆树。它最早可能用于复合工具的粘接，起到加固与防腐的功能。当在天然漆中添加上不同颜色的颜料时，就能调制出各不相同的颜色。如调入硫化汞时，可得鲜红的颜色；调入氧化铁时，可得暗红的颜色等。木质日用品或工艺品的表面涂上这种涂料，就成了漆器。漆器不仅美观，还很耐用。因此，这一发明是古代居民智慧与创造才能的又一表现。

当漆的功能被人们发现以后，它就成为人们的装饰用涂料。它除在木器上使用外，还被移作它用。如吴江梅埝、吴县澄湖等地出土的陶器上都发现了用彩漆所绘的装饰纹样。它们均为马家浜文化遗物，距今有6000年左右。在年代稍晚的良渚文化中，漆器也不断被发现，如余姚反山、瑶山墓地中都发现有漆器，其中瑶山9　号墓出土的一件朱漆嵌玉高柄杯，是我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嵌玉漆器。

北方发现的漆器数量较少。但是北方居民掌握漆的功能的时间也相当早。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出土的彩绘龙盘，是用彩漆在陶器上绘出花纹，就是一个实例。陶寺文化距今4000余年。所绘的龙纹除了作装饰外，可能还另有寓意。

这时期制作的漆器尚处于初级阶段，其工艺自然不能与后世相比，它们都是木胎，像河姆渡所出漆器，木胎较厚，髹漆工艺比较简单，主要有打底、上漆、装饰等步骤。若胎体本身比较光滑，也有不经打底，直接上漆的。装饰则是绘画纹样。当时主要使用红、黑两种颜色。黑色深沉，红色鲜明，由于这两种颜色之间对比较为强烈，原料也容易获得，所以成了古代漆器的主要色调。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换与往来增多了。于是人们产生了对运输工具的需求，并开始从事对交通工具的制作。

古书上有"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易·系辞》）的传说。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与独木舟残片，说明我们的祖先至少在距今7000年前已经制作出了独木舟。独木舟是先民们使用石斧、石■等工具将圆木的一面刳成凹形制成的，这样做的结果既增加了船体的稳定性，也提高了运载能力。当时人们从树干在河水中漂浮得到启示，把若干根树干捆绑成木排，成为一种有效的运载工具。在产竹的地方，则出现了竹排。由于这类木排、竹排的材质不易保存，至今已难以发现其实物。不过，制作这类工具远比制作木船要简便得多，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制作这类运输工具是完全可能的。河姆渡遗址和稍晚的钱山漾遗址中出土的木桨，与后世木桨的形制十分相似。这是最早的人工制作的船舶推进工具。船只的出现促使人们水上交通与运输的发展，也扩大了人们从事捕捞活动的范围。

作为陆上交通的车辆，它的发明可能也很久远。因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一些产于沿海的物品常常在内陆腹地出现，正说明当时沿海与内陆之间存在交换与往来，虽然至今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没有发现车的实物。目前见到的最早的车的实物是商代的兵车，这种车的结构比较合理，制作技术已相当进步，这说明在这种车之前应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最原始的车辆的木轮是没有轮辐的一块圆木，古人称之为"辁"。从辁变为有辐条的车轮，是车的行走部件发生的一大变革。这个变革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完成的。

（六）原始纺织技术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制作骨针以后，人们就懂得了用针缝制衣服。但当时也还"未有麻丝，衣其羽皮"（《礼记·礼运》）。人们用针缝制皮毛衣服时，所用的原料可能是野生的植物或其纤维。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发现用几股纤维合成绳索可以加强抗拉力和耐磨性能，所以在捕捉飞禽、走兽时已经使用了编织的网罟。这种捕猎用具可能是最早的编织物。大概从中得到启发，人们后来又发明了利用植物纤维纺织成布，从而为人类抵御寒冷找到了一种新的材料。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纺织用具是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中出土的陶纺轮。

由于还没有发现同时期的纺织品，所以当时的纺织技术处于何种状态还难以了解。但是纺轮作为纺织工具，说明距今8000年前的磁山文化先民在探索纺织技术方面已经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以麻、丝为原料织成布帛的技术，并把这些纺织品用来制作衣服。

人们最初使用的织物原料是野生的麻纤维。他们可能从枯败的野生麻杆中发现其纤维很有韧性，于是用它来纺纱和编织。经过若干代人的摸索，最终发明了织布技术。仰韶文化时期，各地的遗址中经常发现布纹和为数甚多的骨针、骨锥、纺轮等用具，这是一些纺织与缝纫时使用的工具。它们的出土，表明原始纺织技术已为许多人所掌握，布已成为人们衣着的重要原料。纺轮有石质与陶质两种，多为圆形，中间有一圆孔。这是将纤维捻成细线的工具。近代有些地方还用类似的纺轮，在孔中插一根15-20　厘米长的圆棒，利用圆饼状物体转动时产生的力偶使纤维抱合和续接。

当时使用的织机是水平式的。一端固定在立桩上，另一端系在腰间，将麻线来回穿梭编织。织布采用密经纬的织法，成品比较稀疏，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10　根左右，大多为平纹麻布。陕县庙底沟、华县泉护村等许多遗址都发现过这种平纹麻布的印痕。

不过，各地的纺织水平并不一致。吴县草鞋山遗址的马家浜文化层中出土3　小块炭化纺织物残片，是我们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纺织品实物，经鉴定其原料可能是野生葛。它们都是纬线起花的罗纹织物，织物的密度为：经线每厘米10　根，罗纹纬线每厘米26-28　根，地部纬线每厘米13-14　根。花纹为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织物组织结构是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还有罗纹边组织。马家浜文化比仰韶文化的年代要早，因此这一发现显示了这一地区居民相当进步的织造工艺技术。

织造这种织物的技术比平纹布要复杂一些。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管状骨针、骨刀、木质纬刀、木卷布棍等遗物（它们的年代比草鞋山遗址出土的织物年代更早），经鉴定可能是原始腰机的部件和引纬工具。这些发现，说明这一地区居民使用的织机比上面提到的要进步。河姆渡出土的纺织工具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纺织工具。

良渚文化时期，纺织技术又有改进。钱山漾出土的苧麻织品有麻布残片和细麻绳。其中平纹麻布的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16-24　根。有的每平方厘米经线31　根，纬线20　根，其密度与现在的细麻布相近。苧麻性喜高温、湿润。长江下游的气温较高，雨量充沛，是适合苧麻生长的地域。不少地方有野生的苧麻，为人工栽培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国是苧麻的原产地，所以苧麻被称为"中国草"。

良渚文化的居民又开辟了饲养家蚕和生产丝织品的新领域，这是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一大贡献。吴江梅埝遗址出土的黑陶器上有浅刻蚕纹的图案。钱山漾遗址中出土的丝织品有绢片、丝带和丝线。经鉴定，原料都属家蚕丝。细丝带宽约0.5　厘米，是由30　根单丝分10　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绢片的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48　根，可能是缫而后织的。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丝织品实物。这些实物说明早在42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我国的丝织业已达到一定水平。

家蚕丝又叫桑蚕丝，与柞蚕丝、蓖麻丝不同（它们不属于家蚕丝范畴），是桑蚕化蛹前吐的丝，颜色洁白，有光泽，手感柔软。一只桑蚕能吐出800-1500　米的天然纤维。它由丝朊（也叫丝素，是一种蛋白质）和丝胶（对丝朊起保护作用的蛋白质）组成。现代家蚕比汉代以前的家蚕形体大得多，吐的丝也粗。平均纤度为2.4-3.2　旦尼尔，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单根蚕丝纤度为0.78-0.96　旦尼尔。良渚文化时期家蚕的形体更小，所以钱山漾出土的蚕丝纤度偏细，通过增加经纬纱数以达到绢织物的密度，每平方厘米经纬密度为48　根。在吴江梅堰袁家棣的良渚文化遗址内，发现一件带柄灰陶壶的腹下部，刻有5　条头向一致的蚕纹，其形态与现代家养桑蚕酷似，也可证明良渚文化时期已有桑蚕。这一发现说明早在5000年前我国就已饲养桑蚕，并用蚕丝织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丝织物。

原始织机的出现，使麻、葛与蚕丝等纤维被织成布、绢等织品。人们制做衣着的原料在毛皮之外又添了新的品种。人们衣着的式样、品种也多样化了，因而出现了以玉、石、骨、蚌为原料制作的坠、环、串等各种装饰品。用麻线织的网，使捕鱼的效率大为提高。各地遗址中大量出土网坠也证明了这一点。总之，纺织技术的发明，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

（七）雕琢技术与原始冶炼术新石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的改进，出现了不少专用工具，这使手工业内部进一步出现分工，出现了雕琢玉器的专业工匠，创造了一批具有相当水平的礼仪制品和工艺品。这些物品在今天看来虽貌不惊人，但在缺乏金属加工工具、又无专业设计人员的情况下能够制造成功，当可看做人类智慧的一种结晶。

玉器是新石器时代许多地区的居民都很喜爱的物品，所以各地出土的玉器数量很多。目前发现最早的玉器是辽宁省阜新市查海出土的玉龙等制品，距今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但在史前时期出土的玉器中以北方的红山文化和南方的良渚文化的居民制作的玉器数量最多，雕琢技术的水平也比其他地点要高。

玉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是指一切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说文解字》中，许慎给玉字下的定义是"石之美者"。因此，广义的玉，泛指许多美石，包括汉白玉（细粒大理石）、玉髓（石髓）、密县玉（石英岩）、岫岩玉（蛇纹石，包括鲍文石）等。狭义的玉，则专指软玉和硬玉。软玉的硬度为6-6.5　度（莫氏计），比重为2.55-2.65。硬玉的硬度为6.75-7　度，比重为3.2-3.3。据鉴定，我国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出土的玉器主要是软玉。来源主要有新疆和阗、河南南阳、陕西蓝田（独山玉）、辽宁岫岩等。玉之色泽与其含有微量元素有关。如含微量的铬，使其呈翠绿色；含亚铬酸盐（铬和铁的氧化物），则使其呈黑色或灰色；含氧化亚铁，使其呈淡绿色至黑绿色；而氧化铁使其呈黄色、黄褐至黑褐色；钛使玉呈淡黄色；硅酸锰使玉呈紫色或紫红色；氧化锰则使玉呈黑色或灰色。不过，不同元素或化合物的同时存在，也会在呈色方面互相影响。

古人对玉的喜爱，可能与它的色泽、质地等有关，这是古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对美的追求所进行的一种新的创造。这种创造是对具体形象的创造，它藉玉的各种色泽与细腻的质地制作出各种装饰品与艺术品来丰富和美化生活。他们基于对美的事物的想象所进行的创造是存在于想象中的美的蓝图的再现，所以是对美的追求的一种体现。至于他们所做的玉器中有些形制奇特，所刻的纹样神秘，则与他们的意识、信仰等有密切的联系。例如阜新查海及红山文化中出土的玉龙和良渚文化中出土的玉琮上雕有"神徽"图案，可能与古代的图腾崇拜或人们信仰的某种神灵有关的。

制作玉器的工序与制作石器的工序大致相同，即也有选材、切割、琢磨、钻孔等步骤。但因多有纹样装饰，所以雕刻花纹并作抛光处理就成为制玉工艺中很重要的环节。同时，有些玉器要求显示其色泽的晶莹，或求其玲珑透剔，所以技术的难度也就更大一些。如良渚玉器中的几十厘米长的方形玉琮，琮体中空，既要其壁薄，又要雕刻出具有特定寓意的纹样，这就要求先选用合适的玉料，切割成合用的琮体，钻孔时上下直径一致，并雕出粗细、深浅不同的线条构成装饰纹样，最后进行抛光。这期间，每道工序都有特定的要求，制作时相当细致，其技术要求是很高的。制作这些玉器，若非专业工匠不能胜任。当时制作的玉器，除了上面提到的琮以外，还有礼仪用的斧、钺、刀、铲、璧、冠形器；装饰用的玦、璜、管、珠、镯、坠以及串饰等等。岩石作为制作工具的原料，人们最初只求其硬度达到一定要求，并不在乎它的色泽。但在选材时一旦发现这样一些美石，便引发出制作装饰用品，或礼仪性物品。这是社会生产力获得发展，人们的需求趋于多样化的反映。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工匠们还选择了水晶、玛瑙、绿松石、孔雀石等不同原料，制作各种装饰用品。有的还用于玉或象牙雕刻制品上，于是出现了镶嵌术。

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牙雕制品，如大汶口文化中出土的象牙雕筒、透雕象牙梳，是镂雕工艺发展的明证。此外还有模拟花朵的单环、双连环、四连环的花纹牙串等。大汶口文化晚期还出现了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象牙琮等比较高级的工艺品。红山文化中出现的女神像与孕妇塑像，是雕塑工艺用于宗教信仰而创造的另一种工艺品。女神头像的双目用玉石镶嵌，更能达到传神的效果。所有这些，都是雕琢技术不断得到改进的产物。在缺乏金属工具的情况下，能制作出这样一些工艺品，更体现了工匠们的智慧与创造才能。冶金方面的知识，也是在生产活动中逐渐被认识的。最初发现铜金属，可能是自然界存在的自然铜。自然铜的含铜品位可以高达90％以上，人们拣拾到自然铜块以后，只要冷锻即能制成铜刀一类小工具。以后，在烧制陶器时，偶然放进陶窑的铜矿石，在烧陶过程中，在高温条件下被熔炼成铜液（如陶器的烧成温度在950℃～1050℃，已接近铜的熔点），冷却时又凝成一定的形状。久而久之，当人们认识到铜金属的这些特性时，炼铜术就被发明了。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遗址中已经出土了不少铜金属制品。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铜制品是陕西临潼姜寨出土的圆铜片和铜管状物，经鉴定为黄铜。鉴于它所含的杂质较多，研究者指出这类早期黄铜是用含有铅、锌的铜矿石在炼炉中熔炼获得的。这两件铜制品的年代距今约6400年。甘肃东乡林家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刀，距今约5000年。据鉴定它含锡6-10％，为锡青铜制品。距铜刀的刀口一、二毫米宽处有树枝状晶向排列，说明它是铸造的工具。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青铜铸件。

迄今发现的早期铜器，以甘青地区为最多，此外，中原、山东地区均有出土。甘肃永登蒋家坪的马厂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两件青铜刀，距今4300年左右。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铜器有45　件，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装饰品三类。其中12　件经过分析，确定为红铜7　件、锡青铜4　件、铅青铜1　件。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

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在一件骨凿上发现有附着的铜绿，含铜为9.9％。这一发现或可说明，距今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的先民对铜金属也有了初步认识。山东胶县三里河、诸城呈子、栖霞相家圈、长岛的店子及日照城安尧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铜锥、铜片、铜炼渣等遗物。其中铜炼渣一再出土，说明采冶业已经出现。山东地区出土的铜制品中，成形者仅铜锥一种，是冶铜业处于原始阶段的反映。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中还出土有小件铜器，详情在夏代科技成就中介绍。

上述这些地点出土的铜制品都是工具、武器与装饰品等小件器物。它们的加工方法有锻造和铸造两种。其中红铜制品比青铜器要多。青铜器中锡铅的含量较低，每件铜器中锡、铅的含量也不一致。从这几个地区的出土物看，山东地区采用的锻造与铸造技术比较落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中，锻造技术要比同时期的铸造技术略高。如武威皇娘娘台出土的30　件铜器中，锻造的四面体铜锥、铜凿和铜刀等，制作都很精致，而铸造的同类物品则显得厚重和粗糙。出现这种情况，说明锻造工艺较易适应各种铜金属材质，故发展较快；但铸造工艺因受到当时的铜金属杂质较多、铸造技术也较复杂等条件的制约，在人们还没有完全懂得青铜优于红铜的特性等情况下，铸造技术的发展比较缓慢。上述发现说明当时的青铜业还处于低级阶段。一旦铸造技术有所突破，青铜业就发展起来了。

（八）自然科学知识的萌芽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它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气象学等基础科学和农业科学、生物学、医学、材料科学等实用科学，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经验即生产斗争经验的总结。它的发展取决于生产的发展。

原始社会中，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因生产工具简单、粗笨，还受到原始宗教及其他意识的影响，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缓慢的。不过，人类取得的每一个科技进步，都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同时又促进自然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预示着科技的新突破。因此，尽管当时的人们尚处于蒙昧与野蛮状态，但他们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以辛勤的劳动与聪明和智慧，不断地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国古代居民对天文学知识的认识与探索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注意到暑往寒来的变化，月亮的盈亏圆缺，各种动物的活动规律，植物的生长与成熟的周期等等，并且逐渐摸索到它们的规律性。因此，差不多与进入新石器时代同时，农业与家畜饲养业便出现了。以后，人们为使农作物的生长不误农时，迫切需要掌握季节变化的规律。这就促使天文与历法知识的产生。从考古学提供的材料表明，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已经有意识地观测天象了，并用以确定方位、时间与季节。

方位的确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人们很早就掌握了方位的辨别知识。他们从日出、日落及日落后北斗等星体出现的规律中探索出东、南、西、北的不同方位。他们在营造房舍、埋葬死者时，都注意到朝向。例如住房的朝向大多选择南向；同一个墓地，甚至同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墓地中，绝大多数死者的头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虽然其中有些朝向与正方向（正南、正北等）略有偏差，但基本方向都是不变的（少数不同方向的墓葬，应与死因有关）。如西安半坡墓地中墓葬的排列十分整齐，它们的方向基本一致，略有偏差者也与正西方向相差不超过20°。在年代更早的新郑裴李岗墓地清理的114　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墓，排列密集，很有规律，所有头向均朝南或稍偏西。这些事例说明，距今8000年前的人们就已基本掌握了定向的方法。

季节的确定，大概是根据物候现象掌握农时而引发的。因为我国大部分地域地处温带，四季的变化比较明显：春暖花开之时，随着布谷鸟的啼鸣，人们开始播种；到了深秋，大地一片金黄，许多谷物都成熟了，人们进行收割；动物中的候鸟，如燕子春来秋去与大雁有规律的回归。自然界中如此年复一年的周期变化，使人们将寒往暑来、春华秋实与候鸟的有规律活动联系起来，寻找其间的变化规律，从而推定出农牧的时节。史前时期先民大概还缺乏春夏秋冬四季的明确概念，但是对农牧业的时节，则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人们对天象的观测与探究，推进了天文知识的积累和天文学的出现。古代先民最早注意的星，大概是北斗七星。也有人说最早观测的星是红色亮星"大火"（心宿二）。传说在颛顼时代就有"火正"官，负责观测"大火"，以它的出没来指导农业生产。据推算，公元前2400年左右，黄昏时在地平线上见到"大火"时，正是春分前后，时值春播时节。像这样以观测天象来确定四时节令的方法，叫做"观象授时"。

相传黄帝时代已有了历法。帝尧时派天文官到东、南、西、北方去观测天象等等，都反映了古代先民对天象观测的重视。这些传说虽然还缺乏实物证明，但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原始的历法是完全有可能的。

远古时代的先民，在生活中已经注意到事物的数量与形状，但对数的概念是不清楚的。在分配与交换过程中，人们还不能确切地去判别多与少的差别。人们还不掌握1、2、3、4。。这些自然数的概念。交换是按照需要与意愿进行的，这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可能出于记事或交换的需要，开始出现了刻划符号。距今7000年前的舞阳贾湖出土的龟甲上和七孔骨笛上都有刻划符号。骨笛上所刻的符号在孔的旁边。经过测试，这支骨笛的7　个音孔各发一音，组成一个完整的音阶结构。而孔旁的符号作为等分的记号，反映了设计和制作这支骨笛的过程中的计算过程。因此有人认为它反映了7000年前的先民对数的认识。仰韶文化和年代稍晚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缽口沿上也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据统计，总数有50　多种。在龙山时期及稍后的考古学文化中也多有发现。传说古代有"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的时期，可能这些符号就已含有一定内容的记录刻符。所以，这些符号既有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起源，也可能是数的起源。如果和商周时期的甲骨文或金文相比较，其中不少刻符与金文、甲骨文中的数字是一致或相似的，如一、二、三、五、十等等。有人提出仰韶文化的先民已具备了一、二、三。。八的数的概念。

人们对形的认识也很早。当他们制作不同用途的工具时，无论是背厚刃薄的刀、斧，尖锐锋利的针、锥，还是滚圆的石球，或弯弯的木弓等等，都说明人们对各种几何图形有了认识，并加以应用。仰韶文化中，陶器的器形及其纹样，清楚地反映了人们对圆形、椭圆形、方形、菱形、弧形、三角形（包括等边三角形、直角三角形）、五边形、八角形等几何图形已具有明确的概念。同时，在几何图形的对称、圆弧的等分等方面都有许多实例。大溪文化中出土的空心陶球，球面上用三组一股的篦纹划出彼此相交的6　个"米"字纹。在一个圆球表面进行刻划与分割，放置6　个"米"字纹，若无一定的数学知识和计算能力是很难想象的。这些实例都说明仰韶文化与大溪文化的先民对数与几何图形的认识已达到一定水平。

正是人们对这些几何图形有了认识，因此，在当时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大到建造房舍，小到制作工具、饰品，或者装饰图样的设计与记事符号的刻划，都能很好地体现方、圆、平、直的要求。如有些平面为方形的房屋，它的四边相等，木柱的对称和平行的排列。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木构件，其梁柱与榫卯的受拉、受压都符合力学要求。彩绘花纹中所绘的直角三角形、菱形图案与人面比例的合理、匀称等等，都说明当时很可能已经掌握了绘划方、圆、平、直的方法与简单的工具。这种工具可能就是最早的规矩。

随着编织物与纺织品的出现，特别是有关花纹的编织，使人们对形与数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因为织出的花纹与经纬线数目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居民，对数的认识与运用可能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除了要防御自然力的侵袭与野兽的伤害，以保护自己外，还要克服自身在生长发育与繁衍过程中遇到的许多病痛，这就要求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摸索出一些治病与防病的办法。

前面已经讲到，火的利用使人类懂得了熟食，改善了摄食的条件，使身体得到较好的发育。同时，火能防寒、驱潮，为人体的健康提供必要的条件。或许正由于此，人们把烧热的石块用兽皮包裹后放在人体病痛的部位，发现能消除或减轻某些因受风寒而引起的疼痛（诸如腹病、关节病等），从而发明了"热熨（敷）法"。经过反复实践与改进，人们又掌握了用点燃的干草对人体病痛部位作温热刺激熏疗，这就出现了灸法。砭石是最早的医疗器具。《说文》谓"砭，以石刺病也"。这是用于挑破脓疮，刺破皮肉，排除脓血或刺激人体的某些部位，以达到治疗病患的目的所采用的一种治疗方法。砭石种类较多，有刀形、镞形、针形等等。这种方法实为针术的开端。因此，针灸疗法的渊源是很早的。

从人体的骨骼上看到，新石器时代居民中有少数人曾患有各种慢性疾病。如有因长期患风湿而使腰椎变形者；有骨折后重新愈合者；有的在战斗中被矢镞射中，射入肢骨的箭镞，长期留在体内，并与肢骨粘连与结合在一起的，等等。这些病例说明史前先民在与疾病的斗争中作了很多探索。看到这些风湿患者的病例，使我们对当时的居住地为防潮所作的种种努力的缘由有更深的理解。而后两种外伤，并未使受伤者致死，都出现了病灶愈合的情况，说明当时曾为治疗这类外伤找到了某种手段。这是当时已有了医术的明证。

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某些植物的果实、根、茎对人体有益，能治某种疾病；某些物品吃了对人体有害，会引起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传说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务修训》），正反映了古代先民在长期采集过程中不断探索各种植物的药用价值的情况。随着生产活动的扩大，人们还积累了不少动物药性和矿物药性的知识。

不过，原始社会中的居民，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还无法做出正确的解释，致使迷信活动盛行。进行原始宗教活动的巫师往往用鬼神作祟等来解释病因，祈祷、祭祀等活动也被用于治病。其中也有一些巫师兼用药物，因而出现了医、巫不分的情形。医学的发展，是对巫术的否定。但在社会的发展尚处于蒙昧、野蛮时期，巫术占着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医学的发展也是缓慢的。从总体上说，当时的医学水平还很低下。因此，从新石器时代墓地的死者年龄可以看到，老年人的比例不高，中青年和儿童的比例却是很突出的。

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进，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农产品的数量增多了，这就为酿酒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酒的发现可能是很偶然的。因为当淀粉在一定温度下受微生物的作用而发酵，引起糖化和产生酒精时，就成了天然的酒。当我们的祖先发现吃剩的食物（粮食、果实等）因搁置一段时间而发酵，并飘出阵阵酒香的时候，他们品而尝之，酒就被人们发现了。于是引发他们有意识地用粮食或果品通过发酵去获取酒浆。这样酿酒技术就出现了。

古代先民发现酒的时间可能是很早的。但有意识地用粮食发酵制酒的时间，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传说我国最先发明酿酒的是杜康，或黄帝之女仪狄。从考古发现的材料表明，至少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酒，因为出土的高足杯、斝盉、觚等一些特制的专用酒器，反映出当时饮酒已有着区别于日常饮食的特殊地位，说明酿酒工艺在当时已被人们充分掌握。有人认为仰韶文化中出土的小陶杯、小陶壶都是酒器，因此，认为我国的酿酒业起始于仰韶文化。也有人提出酒的出现可上溯到磁山文化时期。

古代先民极为迷信，祭祀天地山川、鬼神图腾的活动相当频繁。在祭祀活动中，酒是重要物品之一。它既是供鬼神享用的祭品，又是巫师饮用的物品，所以酒的出现有它深刻的社会背景。

利用曲来酿酒是我国特有的酿酒方法。所谓"若作酒醴，尔惟曲蘖"（《尚书·商书》）。这是多少年经验总结出来的结论。用谷物制酒，谷物里的淀粉质需要经过糖化和酒化两个步骤才能酿成酒。曲蘖中的毛霉和酵母菌都是很敏感的微生物，它能把糖化和酒化结合起来同时进行。古代先民总结出用曲蘖酿酒，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发明。欧洲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从我国的酒曲中得到一种毛霉，在酒精工业中建立起著名的淀粉发酵法。

力学知识的出现也是从生产与生活实践中积累的。石器的制造和利用本身就是力学知识的运用，只是最初是不自觉的。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把石斧、石凿、石铲、石锛等工具制成背厚刃薄、表面磨制光滑、平整的形体，就符合尖劈越尖，效率越大、越省力的道理。人们从中逐渐增加了对物品的物理和机械性能的知识。如打猎用的长矛类、投掷武器的弓箭和流星索等，必须使其在空间运动时，暗合颇为复杂的动力学和空气力学的原理才能奏效。仰韶文化的居民制作的一种小口尖底瓶，腹部有两个环耳，是专用的汲水器。这种陶瓶的制作者，巧妙地利用了力的平衡原理，把器形制成小口、鼓腹、尖底，平时放置难以直立。但当在两耳系绳入水面汲水时，空瓶在水面上会自动倾倒，入于水中，装满水后又会恢复平衡状态。使用者利用它的重心变化，能省力地从小口汲进水，解决了用平底器汲水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阻力。说明5000年前的先民已经知道利用重心和定顷中心的相对位置同浮体稳定性的关系。

乐器出现的时间也相当早。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乐器有土鼓、石磬、陶钟、铜铃等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则有骨笛、苇籥、陶埙等等。弦乐器是受弓弦震动发声原理的启示而制作的，在新石器时代可能也已出现了，所以有"舜作五弦之琴"（《世本》）的传说。只是弦乐器不易保存，至今尚未发现。河南舞阳贾湖发现的一批七孔骨笛，7　个音孔排列整齐、合理，距今已有7000余年，是竖吹管乐器的祖制。经过测音：骨笛的音阶结构是七声音阶齐备的、古老的下徵调音阶，可以吹奏旋律，而且发音较准，音质也较好。有的骨笛的音孔旁还有调音的小孔，以调正音差，说明这种骨笛的制作者对乐理的了解已达到很深的程度。反映了7000余年前的先民，在声乐方面已达到相当水准。

化学知识的萌芽应上溯到火的利用。燃烧使燃料所具有的化学能以热能的形式释放出来，人类一旦掌握了火，不仅用它来蒸煮食物，同时还促使烧制陶器、冶炼金属以及酿酒、缫丝、染色等技术的出现，这说明人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物质变化的知识。例如，当时制作的陶器中，食器都用较细的粘土，而制造炊器时，都有意识地掺进一定数量的砂粒，以改变陶土的成型性能和成品的耐热急变性能，使烧成的炊器不至于在冷热剧变时破裂。龙山文化时期制作的黑陶，是利用窑中不完全燃烧而产生的炭黑渗入陶器制成的，反映了当时已经掌握了在适当控制窑温的情况下使炭还原这一过程。这种原理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掌握了通过氧化矿的还原熔炼以获得铜金属、利用陶土的上述特性制作模具以铸造青铜器的技术。这一时期人们还将石灰石烧成石灰，加水后调成灰浆作为建筑材料使用。酒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已经掌握了利用酵母菌，在一定温度下促使谷物实现糖化与酒化两个过程，以获得酒精的方法。

四、青铜业--三代科技进步的重要标志随着文字的出现，历史进入文明时代。

关于中国古代在什么时候告别野蛮时代而跨进文明门槛的问题，学术界正在展开讨论。虽然目前的看法还不尽一致，但多数学者认为夏商时期已经进入文明社会。其标志之一，是青铜业已经出现。

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的划分，并不是史学家主观想象的产物。人类告别野蛮时代和跨入文明门槛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科技发展的结果。众所周知，人类的经验与知识是从零起步的，但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促使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具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工匠。同时，社会的发展又需要新技术的出现，因而不断产生新的行业。

科学的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火的使用、工具的改进、农牧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当社会从原始社会向文明时代前进时，它需要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因生产的需要、经验的积累而获得发展时，又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前进的步伐。

人类从原始社会跨入文明时代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这一飞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青铜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类从单纯以岩石为原料制成石器去改造自然，发展到从岩石中提取金属，再制成工具，用于改造自然，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也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青铜器的发展，促使"百工"的出现并带动各个行业一起兴盛起来，使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比新石器时代有了明显的改进，奴隶制度也不断趋于完备。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生产工具的发展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我国与古代东方的一些国家一样，青铜时代是实行奴隶制的时代。所以，在这一章中专门就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的青铜业作一介绍。

（一）青铜业发展的三个阶段用铜金属制作的器物，以其所含的成分不同，可以分为红铜、青铜、黄铜、白铜等几种，但白铜出现的时间很晚。

红铜又称纯铜，其含铜量在90％以上，呈红色。由于铜矿石与其他有色金属常常是伴生的，所以铅、锡等金属也易于混入，故一般称锡含量少于2％、铅含量少于3％的铜金属为红铜。红铜的熔点为1083℃。虽然它也可以铸成各种器物，但硬度较差。在铸造过程中，流动性也较差，还易吸收气体，冷却时收缩性也较大，可导致缺陷和疏松。因此，它多被作为礼仪性的明器或装饰品。

青铜是铜金属与锡、铅元素的合金。与红铜相比，青铜的熔点较低，硬度增高，而且具有较好的铸造性能与机械性能。例如，铜合金中若含10％的铅，其熔点可比红铜降低43℃；若含10％的锡，则使熔点降低73℃，含有20％的铅，熔点可降低83℃；含同量的锡，则可降低熔点193℃，就硬度来说，红铜的布氏硬度为35，加入5-7％的锡，其硬度就增高到50-65；如果加锡9-10％，硬度可达到70-100。加入铅和锡以后，还可使铸液的流动性能增加，从而使青铜器表面的装饰花纹及其细部都能获得清晰的效果。青铜器又因其主要成分有别而分为锡青铜、铅青铜和锡铅青铜三种。

以铜、锡为主的金属器皿，如偃师二里头的青铜器，含铜91％、锡8％、其他金属1％。洛阳出土的西周"丰伯"戈、剑等，分别含铜84.31％和85.22％，含锡11.65％和11.76％，它们均不含铅。不过，多数铜器中还是含有少量铅元素，故锡含量大于3％、铅含量少于2％的一般也称为锡青铜。与红铜相比，锡青铜不仅具有色泽光亮的外观，而且具有硬度大、韧性强、熔点低、流动性好、气孔疏松少等良好的铸造性能。

以铜、铅为主，不含或只含少量锡（少于2％）的称为铅青铜。如安阳殷墟出土的铜镞，有的含铜83.46％、铅9.8％、铁1.4％，不含锡。铅青铜的硬度较低。由于铅和铜在液态互不溶解，凝固后铅成了细小颗粒，所以对铜基体没有固溶强化作用。铅青铜的抗腐蚀性能较差，当它遇到含碳酸的水时，铅首先被腐蚀。

锡铅青铜是以铜、锡、铅为主的三元合金，其含锡量大于2％、含铅量大于3％。在铜锡合金中加入铅，可以降低熔点，并可增加铜液的流动性。这种青铜也能铸成质地坚硬、有光泽表面的器物。与锡相比，铅较易得，成本也较低。对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至少在商代晚期已经出现了这种锡铅青铜。大约在商王武丁前后，古代工匠们即已掌握了这种三元合金的工艺。这比西方要早好几个世纪。

黄铜是铜与锌的合金。锌的获得必须在密封的容器中进行。因为铜的还原温度大约在1000℃以上，而锌的沸点只有907℃。一旦锌从氧化物中被还原出来，就立即挥发成气体，或又被氧化成氧化锌的粉尘。前面提到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遗址中出土的两件锥形铜器，经鉴定为黄铜。有人认为黄铜出现的时间较晚，在年代上不予肯定。也有人认为三里河遗址所在的地区，铜锌矿或铜锌铅共生的矿物资源十分丰富，龙山文化的烧陶技术为冶炼黄铜创造了必要的技术和高温条件，并据此进行了模拟实验，证明用这类矿石进行冶炼锌是通过蒸气由表层向金属铜的中心扩散得到黄铜的。而锌的含量的增多，还降低了铜的熔点，如含锌量为15％时，熔点为1030℃，达到33％时，熔点降至940℃。说明这种冶炼过程可以在较低温度通过气--固相反应进行。所以，早期出现黄铜是可能的。这为我国远古时代就已经有了黄铜的观点提供了依据。

青铜的冶铸技术有一个从初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就生产的规模和产品的种类、数量而论，则随冶铸技术的提高而不断扩大。

从前面介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铜金属制品可以看出，当时尚处于初创阶段。铜金属的原料主要是自然界赋予的自然铜，但已有部分是冶炼而得。人们用冷锻法制器，或用石质和泥质的单面范、双面范铸造形制简单的小件物品，如刀、锥、铜镜等等。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铜刀，经金相观察，估计其含锡量大约在6-10％，铸造方法是用两块范闭合浇注而成。一块范上刻出刀型，另一块范是平板，用它铸出的铜刀，背部的棱一边高一边低，呈斜坡状。刀的刃部曾经轻微的戗磨或锻打。该遗址出土的铜渣，经鉴定是一种冶炼的产物，是一块冶炼出来的含铜和铁的金属长期锈蚀的遗物。这说明，距今5000年前后我国就已有了原始冶炼术。冶炼的方法是用铜矿石加锡矿石或含多种元素的铜矿石来冶炼。陶寺遗址出土的铃形铜器和王城岗出土的容器（鬶？）残片，说明当时已有用几块范、芯装配铸器的尝试。由于至今未见一件完整的成品，尚不能对其技术水平作出评估。但这些遗物的出土，反映了当时在使用陶范、装配铸器的探索中，可能已经取得成功。

从二里头时期至二里冈时期，是青铜业趋于成熟的阶段。偃师二里头遗址已发现铸铜作坊址，出土了不少熔铜的坩埚片、陶范、铜渣、木炭与铸铜有关的工具及与铸造有关的其他遗迹。这里出土的铜器除了刀、锥、锛、凿、鱼钩、镞、戈、戚等工具和兵器外，还有圆鼎、斝、爵、盉等容器和铃，后者是一种乐器。这些铜器是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器的一部分。铜容器壁较薄，表面粗糙，多无花纹，也无铭文；作兵器用的戈、戚则又显得厚重，也表现了早期青铜器的特点。除了工具、兵器用单范、双范铸造外，其他容器都是用复合范铸造。这些铜容器的形制比较规整，器壁厚薄也较均匀，说明工匠们使用复合范铸造的工艺已相当熟练。也反映了在这之前，我国使用复合范铸器已经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人曾用电子探针对一件铜爵作过定量分析，测知铜、锡的合金成份为铜92％，锡7％，与郑州二里冈时期铜尊的成份一致。

二里头出土的兽面纹铜牌，是用200　多粒绿松石镶嵌而成。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铜镶玉制品。它先铸出镂空铜牌，再镶嵌松石，具有较高工艺水平，说明当时在设计、铸造与镶嵌技术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到了郑州的二里冈时期，青铜铸造技术有了新进展，浇铸的客器有方鼎、圆鼎、鬲、盘、罍、尊、卣、斝、爵、觚、斧、斨、钁、刀、钻、矛、戈、镞，以及铜釭（建筑材料）等等。这时期的青铜器品种增多了，铜器表面增加了装饰花纹，而且还出现了大件铜器。如1974年在杜岭发现的两件大方鼎，一件高1　米，另一件高0.87　米，形制为平底方腹，上有双耳，下有四个圆柱形空足（上部一段是空的，下部为实心），器表用兽面纹和乳丁纹装饰。这两件王室使用的贵重礼器，是当时的工匠们铸造的代表作。它与其他器物构成组合，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陶范熔铸技术已经形成，并有锡青铜与铅青铜之分。

郑州出土的商中期铜器，大部分可能是在当地铸造的。郑州商代城垣南、北两侧的南关外和紫荆山均发现了同时期的铸铜作坊遗址。那里都发现了居址、坩埚、铜渣、木炭、小件铜器及大量陶范碎块。这些陶范中，既有工具范和兵器范，又有铸造礼器的陶范。陶范上皆有子母榫口，便于装配扣合。郑州出土的商代铜器，大部分应是由这两处铸铜作坊址所铸。杜岭出土的方鼎形体高大，形制规整，花纹清晰，说明当时的工匠们已经掌握了较高的铸造技术，生产已有一定规模。该鼎含铜75.09％、铅17％、锡3.48％。熔铜的坩埚发现有两种：一种是用草拌泥制成，厚6　厘米；另一种是用陶大口尊或夹砂陶缸作胎，外涂草拌泥。所用的大口尊高30　厘米，口径25　厘米，每器可容铜液12.5　公斤。这些坩埚出土时内壁都残留有一层铜渣。这两个作坊都生产青铜礼器，但据报道，南关外的铸铜作坊还生产青铜钁等工具，而紫荆山北的作坊则生产青铜刀和镞，似有一定分工。

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是我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这一期间铸造的青铜器，不仅器形大，数量多，而且纹饰华丽，铸工精良。很多重器，如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带耳通高137　厘米，鼎身长110　厘米，宽77　厘米，鼎身以雷纹为地，上有龙纹盘绕，四足为兽面纹。它的造型浑厚庄重，重875　公斤，是世上仅见的一件重器。若无细致的分工与优秀的铸造技术是不可能制成这样的大鼎的。同时，青铜器的种类与数量也更多了。它们的装饰纹样华丽，且多有铭文。如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的妇好墓中出土青铜器468件，其中青铜礼器就有200　余件，包括方鼎、圆鼎、偶方彝、三联甗、簋、尊、方罍、壶、瓿、缶、觥、斝、盉、爵、觚、盘等等。不少礼器还成双成套地出土，如司母辛大方鼎两件，长方扁足鼎两件，中型圆鼎两套，每套六件。此外，还出有钺、戈、锛、凿、刀、铲、铜铙、铜境及其他用器和装饰部件。其中铸有"妇好"铭文的109　件。殷墟出土的铜礼器，表面的纹饰繁褥细致，包括立体与平面两类。立体的铸纹有龙、夔龙、双头盘龙等等；平面铸纹则以兽面纹最普遍，且一般多有地纹。同时期的四羊尊、龙虎尊等是这一时期富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也是工匠们的智慧与创造才能的突出表现。

西周时期冶铸的规模与分布的地域继续扩大，出土的青铜器品种与数量也更多了。贵族墓葬中的随葬品以成套成组的形式出现的更为普遍，还出土了列鼎、编钟等等。所谓列鼎、编钟，是用形制相同、大小成序的鼎、钟编列组成。身份、等级愈高，使用的数量也愈多。不少铜器上还铸有长篇铭文，记录了当时发生的重要史迹。如清代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县出土的"盂鼎"，通高102.1　厘米，腹径83　厘米，重153　公斤，内壁铸有铭文291　字；著名的毛公鼎，腹内壁铸铭32　行499　字，每篇刻铭都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晚商至西周时期的铸铜作坊在安阳殷墟、洛阳北窑、陕西周原等地均有发现，面积在数万平方米至十余万平方米不等。在这些地点发现了居址、水井、道路、祭坛、熔铜炉、工作面等各种遗迹及数以千万计的陶范和木炭、铜渣、工具及半成品等等。这些发现为了解当时的铸铜技术提供了重要依据。（二）青铜时代的采矿与冶炼技术青铜采冶业是从石器加工和烧制陶器的生产实践中渐渐被认识而产生的。人们在寻找石料和加工的过程中，逐步识别了自然铜与铜矿石。例如有一种铜矿石，颜色碧绿，其断面的纹理与孔雀的羽毛相似，很是艳丽，所以人们称它为孔雀石。它在岩石堆中极易被人发现。这种孔雀石含铜量高，其含铜品位可达10-20％或更高。这是一种氧化矿，只要同木炭放在炼炉中进行冶炼，加热到1000℃稍高一些，就可以炼出铜来。它又常常与自然铜一起出现，并与铜锈有类似的颜色，因此孔雀石很可能是人们最早用于冶炼的铜矿石。在烧制陶器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为青铜的冶铸业提供了必要的高温知识、耐火材料、造型材料与造型技术等条件。例如龙山文化中黑陶和白陶的烧陶温度均与铜的熔点接近。当时使用陶模具制作泥坯和印制花纹等技术与铸铜的模具功能有相似之处；冶铸用的熔炉、水色、型范等都是陶质的用具。炼铜用的木炭也与烧陶所用的燃料是一致的。

考古工作提供的资料说明，凡是发现古代采矿、冶炼遗址的附近，几乎都有同时期居民聚落遗址。因此，人们在制作石器时，为寻找原料而出没于这些山丘时，如果一旦认识了自然铜与孔雀石等铜矿石，那么采掘这些金属原料就成了他们的新工作。

最早的采矿业是从地表挖掘开始找矿的。当他们发现矿脉或矿带向深部延伸的规律时，人们创造了从地面向地下挖掘竖井，并由竖井底部向四周开拓巷道以寻找矿石和采掘矿石的方法。今天，人们依据巷道的形状，分为平巷、斜巷等等。有时人们在巷道中发现深部还有矿石，于是又从巷道中向下挖竖井，这种井并不直接通向地面，所以人们称之为盲井。用这种方法采掘，一般在井巷中用木质的框架作支护，以防止周围岩石坍塌。他们用榫接或搭接法制作的框架，有效地承受了巷道的顶压、侧压和底压，可以确保坑下采掘人员的生命安全和采掘工作的顺利进行。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从地面下较深的地段掘取矿石。这比起露天采矿省工省时，是一个进步。从湖北大冶铜录山、江西瑞昌铜岭等地发现的商周采矿遗迹看到，露天采矿与坑采这两种方法均已采用。当然，从矿区河流中夹带的沙石中淘洗出铜矿也是一个途径，此时大概也已被掌握。

目前发现的商周古铜矿遗址，大多分布在火成岩与大理岩的接触带上。

因为接触带内的岩石破碎，比较容易采掘。又因大气降水和淋滤作用，地表面的铜元素在接触带中相对集中，出现了铜品位自上而下逐渐富集的现象，形成氧化矿富集带。这种条件使它成为古代先民理想的采铜场所。这里的矿石，主要是孔雀石、硅孔雀石、赤铜矿等，都属氧化矿。深部往往有自然铜。大冶的铜录山，顾名思意，是铜绿色的山丘之意。那里每当大雨过后，表面就暴露出许多绿色的孔雀石的碎块，俯拾皆是。因此，它的铜资源在很早以前就被人们开发利用，目前在11　号矿体和7　号矿体的2　号点出现的采矿遗迹，被认为是西周时期或更早的遗存。

江西瑞昌的铜岭古矿址内，发现了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采矿遗迹，出土了与采矿有关的许多遗物。铜岭古矿遗址和铜录山古矿址一样，矿井中都有当时工匠们所做的木质的方形框架。他们每隔1　米左右就在井巷中设置一付，嵌入坑壁。框架的外侧有的衬以壁板或席子（靠木棍将席子别住）。据发掘现场观察，井巷中的支护设施虽有变形者，但未见一处坍落或损坏，说明它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当时，有的靠竖井垂直地向深部挖掘，也有的从竖井底部向四周开拓巷道去寻找矿石。用这种方法采矿，可从离地表一二十米深的地方掘取矿石，并从井巷中提升到地面。工匠们使用的工具还很原始，主要是石斧、石凿及木铲、木鍬、木锤等等，装载用具有竹筐、竹簸箕等。当时已初步解决了采矿中的通风、排水、提升等技术。人们利用井口高低所产生的气压差来调节下部的空气，确保采矿人员在坑下作业时对氧气的需求。人们用绳索和木辘轳将矿石与地下水从竖井中提升到地面，同时将支护用的方形木框等材料运至坑下，使巷道的开拓随矿脉不断延伸。为确保雨水不流到井中，井口还搭有棚盖。凡此等等，反映了当时的采矿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

当时冶炼铜矿石的方法，是将矿石与木炭放在冶炼炉中进行冶炼。由于这些矿石是氧化矿，因此这种冶炼被称作氧化矿还原熔炼。虽然目前只发现春秋时期的炼铜竖炉，商与西周时的炼炉尚未见到。但是，经过模拟实验证明，春秋时期的冶铜竖炉冶炼性能很好，能持续加料，持续排渣，间断放铜。春秋时期的冶铜技术是在商代与西周时期的冶铜技术的基础上发展来的，从出土的商代与西周铜器数量之多，用铜量之大，或许说明当时的冶铜业还是比较发达的，因此有理由认为，商代与西周的冶炼水平也是不低的，衡量冶炼水平高低很重要的一点是炼渣中的含铜量的多少。因为矿石中所含的二氧化硅（SiO2）的含量越高，炉渣粘度就越大，渣的流动性也差，渣中所含的铜也越多。但若加上熔剂，或进行配矿，则可使炉渣的粘度降低，排渣时的流动性能也好，冷凝时呈薄片状。由于这些地点的矿体是铜铁金属伴生矿，所以炉中的铁矿石在高温下生成的氧化亚铁与二氧化硅结合，减低了炉渣内二氧化硅的含量、粘度降低，炉渣的流动性能好，冷凝后成了薄片状，渣中含的铜也就减少了。春秋时期，冶炼过程中已经掌握了配矿技术，使渣中的含铜率降至0.7％，这是冶炼水平较高的一个表现。可能这种配矿技术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

据统计，已出土的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铸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上万件之多，没有铭文的铜器更数倍于此数。商代与西周时期，若无发达的采矿与冶炼业是不可能提供如此大量的铜金属原料的。

（三）青铜时代的铸造技术1928年开始发掘殷墟时，由于遗址中曾出土过孔雀石和坩埚片等遗物，有人认为遗址区内有冶铜遗存。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掘，诸如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安阳殷墟、陕西周原、洛阳北窑等地商周都城遗址中发现的青铜业作坊址，都是铸造作坊。因为这些地点都没有见到冶铜的炉渣和其他遗物，而采矿场附近却发现了炼铜炉、木炭及炉渣等遗物，说明冶炼铜金属的工作大多是在采矿遗址附近进行的。人们在考察中发现，冶铜所需的原料（矿石与木炭）及筑炉用的耐火材料，在古矿址及其附近都能找到。当时的工匠们在采掘矿石以后，就地取材进行冶炼，可以省去运输矿石、木炭等原料，这是省工、省时的合理安排，也反映了当时在采矿、冶炼与铸造之间已有了更细的分工。这种专业化手工，使专业技术的发展获得了良好的条件。工匠们在冶炼成铜金属以后，只将铜金属及其配料运至各个都邑。各都邑中都划出专门的地点作为铸铜的作坊，在那里专门铸造王公贵族们所需要的青铜器具。在安阳殷墟的铸铜作坊遗址中出土的一块红铜，其含铜品位高达97.2％，这是已经炼成的铜金属，被作为铸造青铜器的原料而从冶炼场所运来的。青铜作为铜与锡或铅的合金，最初是将铜矿石和锡矿石或铅矿石与木炭合在一起在炼炉中冶炼而获得的。这是一种很原始的方法。上面提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金属制品，可能就是使用这种方法冶炼的。以后则发展为先炼出红铜，再加锡矿石或铅矿石一起冶炼，使之合成青铜。随着冶炼工艺的提高，最后发展到分别炼出铜、铅、锡，或铅锡合金，然后再按一定比例放在一起熔炼。用这种方法得到的金属，其合金成份比较稳定，熔炼时较易控制，工匠们可按不同器物的要求来掌握合金中铜与铅、锡的合理配比，进行铸造。商代与西周时期的冶炼工艺均已相当发达，工匠们已经掌握了后两种比较高级的方法。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遗址中出土的铅锭，墓葬中出土的铅器和镀锡的铜盔等等，也证明当时已能冶炼纯铅与纯锡了。

经过发掘的铸铜遗址中，以偃师二里头发现的铸铜作坊年代最早，发现了用草拌泥制成的坩埚残片、铜渣、陶范和小件铜器等遗物。这个遗址中出土的鼎、斝、爵、盉等容器及各种工具、兵器等等大概都是这个作坊中铸造的。这是一处商代早期的手工作坊。

商代中期的铸铜作坊，在郑州的南关外和紫荆山分别被发现，它们位于郑州商城的南、北两侧。已发现了与铸铜有关的房基，表面布满了绿色铜锈的场地和各种陶范与范芯、铜渣及坩埚。这时的坩埚有的用草拌泥制成，有的则是红陶缸、灰陶大口尊。它们都是夹砂厚胎陶器，外壁抹有耐火材料，用以增加其强度和耐热保温性能。安阳殷墟苗圃北地和洛阳北窑两处铸铜遗址规模最大，前者为商代晚期的铸铜作坊，后者是西周时期的铸造作坊。位于小屯村宫殿区南边的苗圃北地，面积至少有2　万平米。在1959-1960年间的发掘中，发现了与铸铜有关的单间和双间的居住址，工棚遗迹和坩埚、熔铜炉等，同时出土了几千块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和范芯残片。从这些陶范和范芯可以知道当时在这个遗址中铸造了鼎、簋、罍、盘、卣、觚、爵、觯、镞、矛和铜泡等铜器和兵器。其中最大的一块鼎范长达1.2　米，是铸造大型礼器的铸范。这里首次发现了直径0.83　米至1　米的大型熔铜炉，说明这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作坊址，具有铸造大型青铜器的能力。洛阳北瑶发现的铸铜作坊面积更大，有10　余万平方米。这里也发现了数以千计的陶范与范芯碎块和坩埚、大小熔铜炉及与铸铜有关的其他遗迹、遗物。这些发现，说明当时的通都大邑都设有铸造铜器的作坊址，其产品主要供城内的居民使用。这些作坊应是王室派人直接管辖的行业。从这些遗址的出土物还使我们了解到当时的铸造工艺。

我国青铜时代制作的青铜器，几乎都是用陶范铸造的。这种铸造技术在商代晚期已臻成熟。当时铸造一件铜器，要经过以下工艺过程：（1）制模，需要装饰花纹的还雕刻出花纹；（2）翻制泥范；（3）用原模刮制成泥芯；（4）泥芯与泥范阴干后进行高温烘烤，并予修整；（5）将陶范与范芯组装起来，并予固定；（6）浇注铜液；（7）拆去范、芯，进行清理；（8）加工、修整、加磨毛刺后得到成品。这一工艺过程，已形成作业流程，且环环相扣。每一个铸件能否铸造成功，都与上述工艺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是否达到预期要求是密不可分的①。

当时用于制作模、范和范芯的材料主要是粘土和砂。对安阳殷墟出土的陶范所作的岩相分析，主要成份是石英。其中又有正长岩、斜长岩、角闪石、辉石和云母等等。由于各地所用的造型材料都是就地取材，所以各个地点的铸铜作坊出土的范、芯中粘土和砂的配比并不一致。对殷墟出土的陶范与范芯的粒度、化学成份进行的分析和工艺性能所作的测定，鼎、斝、尊类礼器和锛类工具的造型材料中，粘土与砂的配比也不尽一致。一般地说，模与范的含泥量要多些，使之具有良好的可塑性，雕刻纹样的效果也较好。范芯的含泥量要少些，砂粒有时稍粗，以利于通气。有时还羼有多量的植物质。由于铸造铜器时，造型原材料的需要量很大，一般都是取自天然资源，如地下的黄土、河床的冲积土、淤土等等。这些天然黄土中的砂粒也有呈棱角状的。种种迹象表明，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在几千年间制陶过程中积累的对陶土的选择与加工的经验，已在青铜时代被制模的工匠们充分继承并予以发扬。制模是铸造工艺的第一道关键工序。工匠们只有将模子做得规整，花纹雕镂清晰，所翻的外范才能得到预期的几何形状和清晰的纹样。许多器物都是用陶土塑制成模的。它的形制、大小与铸后的成品一致，所以塑模的工作也是铸件的设计工作。

花纹的制作有几种：先在模上绘出纹样而后雕出、鼓凸于器表的纹样则用泥料堆塑成形再雕镂花纹。至于地纹、弦纹、乳丁等，则可能在范面上加工制成。商代与西周时期的许多铜器上都铸有铭文，这些铭文是在泥模上阴刻成文，再用泥片复印成阳文，修整后嵌到芯的特定位置上，模子作成后，按照惯例，要经审定获准后才能翻制泥范。

①　华觉明等：《妇好墓青铜器群铸造技术的研究》，《考古学集刊》第一集，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泥模上翻制外范，其目的在于要制造一个器物的形腔，以便浇注铜液后，冷凝成人们需要的铜器，简单的片状器物不用范芯，如戈、镞、刀等，它们的范块为长条状和平板状的单面范或双面范，一范只铸一器。但铜刀有一范铸两件的，而箭镞类一范可铸5-7　件。凡礼器及带銎的兵器、工具则都要范芯。特别是圆形、椭圆形、方形、长方形、不规则形器物，需3　块以上陶范组合成型。如1　件铜锛或铜凿，需2　块合范，1　块范芯。如果铸造1　件方鼎，它的铸型则由芯、底范、4　块腹范和顶范组成，有的还要足范。如郑州杜岭出土的大方鼎，从铸缝可以看到，需范芯5　块（鼎身和四足的范芯各1　块）；外范17　块（四隅4　块、四壁4　块，底范1　块，每足外范各2　块）。但早期的圆鼎、觚等，常不设底范，可将腹范延长，使之直接抱住泥芯。器形复杂、装饰附件多的铜器，则所需的范块也越多。如斝、爵的鋬、柱帽及四羊尊的羊头等等，都需分别翻出外范。其中腹范的数量也有多有少，如妇好墓中斝的腹范就有6　块，所需陶范和范芯共22　块。

范的厚度则与铸件的大小、器壁的厚度有关。铸件越大，器壁越厚，则范的厚度也越大。如安阳小屯出土的小圆鼎范（所铸之鼎，高8.5　厘米，腹径7.5　厘米），厚度为2.6　厘米；洛阳出土的较大的鼎范（鼎高23　厘米），厚度为3-5　厘米；安阳苗圃铸铜遗址中出土的一块大陶范，长1.2　米，厚度为11　厘米。因此，有人推算，像妇好墓中出土的司母辛方鼎的范厚约为12厘米。该鼎长94　厘米，高84　厘米。若范厚按12　厘米计算，则该鼎陶范的重量可达150　公斤。

为了使铸件在装配时能正确定位，在陶范的分型面上一般都设有榫卯。

小型铸件多为三角形，大型的铸件多为长方形。有时范的各面分别用三角形、长方形、圆形榫卯，以便安装时容易识别，避免差错。迄今发现的铜礼器上从未见到过将花纹铸错的现象，正说明当时这一道工序是很认真的。

泥范脱模以后，先置于背阴处使其自然干燥，让水份缓慢而均匀地蒸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泥范、芯变形，确保范块之间的严密性。等到阴干以后，还要用火烘烤，一般在烘范窑中进行，窑中温度可达650℃以上。经过长时间保温，将范烘透、定型，就可使用。

浇注前，工匠们要把烘透的陶范与范芯装配好，并在型外糊上厚厚的一层草拌泥，以使范块结合牢固，避免在浇入铜液后从缝隙中外流。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看，大多数铜器的形状规整，说明铸范装配相当严密。但也有少数铜器的铸缝有0.3-0.5　厘米，这是因铸范配合不够严密而引起的飞边。对这些铸工们称之为飞边和毛刺的东西，在脱范以后，工匠们还要进行锤击、錾凿和磨砺等清理工作。

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是我国青铜时代的工匠们铸造的第一重器。铸造这样一件重达875　公斤的大鼎，而且铸得那么完好，即使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它集中显示了商代晚期的铸造技术与生产能力。自它出土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它的铸造工艺进行了研究与讨论，但一直未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如不少人认为它是用遗址中出土的"将军盔"形状的陶器熔铜浇铸的。这种陶器口径25　厘米、壁厚3　厘米、高35　厘米。出土时它的内壁往往有铜渣等物，被确定是熔铜的工具。但是用这种"将军盔"去熔铜浇铸，其容积只有数公斤，是无法满足铸造这样大型铸件的要求的。它无法保证铜液的温度不变，这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因此，它的铸造工艺成了一个谜，吸引人们去思索。后来，安阳殷墟的铸铜作坊中发现了直径约80　厘米的大型熔铜炉，炉底与炉壁相交处还有直径约5　厘米的孔洞，并有铜液外流的痕迹，是个出铜口。在炉子的周围，有许多炼炉壁的残块和木炭。硬土面上，还遗留有几道有一定流向的凹槽，表南粘有铜渣，应是铜液流动时遗留的痕迹。这一发现，为人们解开司母戊鼎的铸造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据推算，铸造1　件司母戊大鼎，有3　座这样的大熔铜炉即可满足对铜液的要求。因此，有人认为当时很可能是将这件大方鼎的铸件固定在熔炉附近，熔化的铜液是用槽注的方式流入大鼎的浇口进行浇铸的。浇铸时，大方鼎的模具是倒置的，即鼎的四足朝上，其中二足作浇口，另二足是出气孔。这种熔铜炉在洛阳北瑶的西周铸铜遗址上也发现了多座。它们有大有小，可知当时有几种规格不同的熔铜炉用于铸造铜器。

商中期以后，工匠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与应用分铸法，因而能够铸造出各种形制、工艺比较复杂的器形。所谓分铸法，是将器物的一些部位先予铸造，然后再嵌到陶范中与器身铸接在一起；也有的是先铸器身，尔后再在器身上安铸附件。工匠们将这种分铸法应用在形体较大和比较复杂的铸件上。如四羊尊的装饰，集平面雕、立体雕、圆雕之大成，工艺要求极高。因此，分铸法的应用开创了一条与古代欧洲不同的、具有我国特色的范铸技术。这是一项杰出的创造。

人们在长期从事冶铸生产的实践中，还渐渐能够按照不同用途的器物的不同性能，人为控制铜金属与铅、锡的合理配比，以制作性能不同，适于不同用途的礼器、乐器、工具与兵器等等。安阳出土的司毋戊大方鼎，经定量分析，含铜84.77％、锡11.64％、铅2.79％，已合于后世所谓"钟鼎之齐（剂）、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的记载。

古代工匠在青铜时代制作的青铜制品，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广，都是世上少见的。它们的成品有工具类的刀、锛、斧、凿、铲、钁等等；兵器类的戈、矛、戟、镞、钺、剑、砍刀、甲胄等等；礼器类的鼎、鬲、甗、簋、斝、尊、盘、壶、罍、盉、觚、爵、觯、角、方彝、觥、瓿、鸟兽形的尊等等；乐器类的有钟、钲、铃等，其中钟又有甬钟、钮钟、镈钟等，西周、东周时期多成编出土。此外，还有车马器和各种生活用具及装饰品等等。郑州小双桥出土的青铜构件，说明早在商代中期已将青铜铸件用于大型木构建筑之上了，它既是木质构件的装饰，又能起到加固的作用。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当时制作的青铜器具，已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青铜业的发展对夏、商、西周时期各个行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它对三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深刻的。特别是工匠们按不同用途而制作的不同形状，不同规格的青铜工具，使人们在对各种原料进行加工时，获得远比石器更为锋利、精巧、有效、便捷的工具，因而促使了各行各业的技术得到改进与提高。例如青铜农具或用铜工具加工的其他农具的出现，对农田开垦、耕作技术的改进和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青铜兵器的出现，不仅使人们更有效地攻击敌人，保护自己，也使畜群的卫护得到改进。青铜刀的广泛应用，使牲畜去势术的普及成为可能。这些对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青铜工具的制作还直接促进了其他手工技术的改进，例如它使榫卯的结合更加紧密，结构更加合理，因而使高大的宫殿建筑在这时能够出现；它使车、船的制作技术得以改进，制作的车、船的结构与各部位的结合更合理、紧密。如商代车辆已出现轮辐、栏杆等需要比较复杂的技术才能制作的部件。青铜工具的出现，使漆木器的制作更为精致、美观；使雕琢技术也得以改进，出现了一些工艺水平很高的艺术品。它使纺织机械的性能进一步改善，使织造高级的纺织品成为可能。它也使青铜业的发展得到助益，如古矿井中木质支护框架的制作、铸造过程中模具的制作更趋精细，使它们在组装时扣合得更加紧密，因而能够制成像四羊尊、龙虎尊那样一些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准的铜器。

各种青铜兵器的出现使攻防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当时制作的兵器中有防护用的甲、胄与盾（盾多为藤、木制品，但有青铜附件）。短兵器有刀、剑、匕首等等。长兵器有戈、矛、戟、钺等。此外还有远射的弓箭。这些兵器由于都用模铸，它们设计合理、厚薄均匀、形制规范，其锋利的程度远非石器所能比。因此，它们的刺、砍、勾、射等功能都大大提高了。以箭镞为例，无论制成柳叶形、三棱形或两侧带翼的形状，由于箭镞的锋与铤在同一基线上，它的两翼和三棱的设计合理，使箭镞射出以后，在空气中所受的阻力保持均衡，因而在飞行中能够按抛物线飞向目标。它与石制箭镞相比，大大提高了命中率。这些要求在手工制作石镞、骨镞时虽然也能达到，但那是一个个磨制出来的，效率是很低的。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一个标准件通过模具就能铸出许多合适的铜箭镞，这就数倍或数十倍地提高了工效。这些兵器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与规模。人们为了克敌制胜，在兵器制作中，为使其更合乎实战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系列改变，都包含了许多科学的道理。这在客观上促使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青铜工具的制作，还使制作一些原始的测量器械、计量器具和原始的机械成为可能。例如这一时期发明的木制辘轳，使人们第一次从笨重的提拉劳动中解脱出来。实验证明，用辘轳提升重物比直接用手提拉要省力得多，如果在辘轳轴上加辐条式的木棍和车辆式的一圈木条，只要它比原来的辘轳轴的直径增大一倍，操作时就可以省去一半时间。这种既省力又能提高功效的器械，是石器时代不可能出现的。当然它的制作还包含很多力学原理。

青铜工具的出现，对书写工具如毛笔的制作、甲骨文、铜器铭文的锲刻和文字的规范化等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三代青铜业的发展，无论对三代社会的发展，还是对三代科技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五、夏王朝时期的科学技术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相传从禹开始至履癸（桀）灭亡，共传十四世十七王，有400余年历史。据推算，夏王朝约当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过去疑古派学者对夏王朝和商王朝的存在，均持否定态度。但自《史记·殷本纪》所记的商代世系被甲骨文证实以后，多数史学家认为《史记·夏本纪》所记的夏代世系也是可信的。从本世纪50年代末开始，我国考古学界在传说夏人活动的地域内展开了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以便从确认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着手，恢复夏代的历史。这项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果。

史书记载夏人活动的地域有两个：一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一是河南西部的洛阳平原及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一带。经过30余年的调查、发掘与研究，人们对哪些遗存是夏代遗存提出了看法，但分歧很大，难求统一。因此，我们在撰写这一部分内容时，只能撇开讨论中有关文化属性的争论，按这套丛书的统一体例，就传说夏人活动的地域内的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中与科技有关的内容，进行介绍。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内容并不完全反映我们对夏文化问题的看法，不能理解为我们过去在讨论中提出的看法有了变化。夏王朝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在这以前，社会上没有君臣之分，没有偷盗与欺诈，也没有军队与法律。氏族成员之间平等相处，一切纠纷按氏族与部落的约定协调解决。那时"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生产品为公共所有）。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各尽所能）"。夏王朝建立以后，按《礼记·礼运篇》所说："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财产私有），大人世及以为礼（子孙继位被认为是当然的事），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人们以拥有财产的多少划分等级，用制度来确认尊卑的秩序，实际上是以强凌弱，智者诈愚。社会分裂为阶级，出现了军队、法律、监狱等国家机器。这一切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期的一种产物。与此相伴随的是，科学与技术获得了相应的发展。

（一）筑城与治水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人们不分阶级，没有剥削，这是个财产公有的大同社会。人群之间也不会为利害关系而发生激烈的冲突，因而也不需要构筑高耸的城墙来保护各自的财产。但当阶级出现，人们为贪欲所驱使，把掠夺他人的财产当成自己富裕的手段时，激烈的争斗出现了，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被掠走，构筑城池的大工程就出现了。这就是"城池沟洫以为固"的真实内容。所以城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相传鲧或禹开始筑城。考古工作者在今河南境内已发现多处古城。如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内，都发现了用黄土夯筑的城址。这几座古城的平面均为方形或长方形，以登封王城岗古城的面积最小，长宽均不足百米，保存也最差，仅存城墙的墙基。辉县孟庄发现的古城规模最大，长宽各有400　米。城墙底部宽8.5　米，城外有壕沟。淮阳平粮台古城的长宽各185　米，保存较好，有的地方残存地面高度尚有3　米多，在南城墙和北城墙的中段各开一个城门。郾城郝家台古城的面积与平粮台古城相近，城内还发现了排房等建筑。这些古城的年代都属龙山文化的中晚期，因而被认为在夏纪年之内。目前学术界对这些城址的族属存在分歧意见：有的被认为是夏代古城；有的被认为是夏时期商的先公先王所筑的古城或其他方国的古城。这些看法是否正确，这里不予讨论。重要的是这些古城被发现，反映了夏王朝时期已经具备了建造城池的能力。

这些古城的规模比起商周时期的都城要小得多，但是它们的夯筑技术却是一致的。如筑城前先在地面挖出基槽，并从基槽开始起夯，构筑城基。地面以上部分的城墙的夯筑，是沿城垣的方向设立模板，模板的外侧用土支撑，内侧即为城垣的主体部分。施工时模板内外同时夯筑，模板内的夯土为水平夯层，外侧两边的夯层呈斜坡状。每筑一板，即提高模板再填土增筑，模板不另取出时则废弃在夯土之中，再立新的模板。所用的填土，都是选择极少杂质的纯净黄土。夯具是一种小的夯杵。筑城时逐层填土，随即夯筑，每层厚度多在5-10　厘米之间。城垣筑成后，两侧的坡度较缓如土岭状，届时再削减外坡，使之成为陡壁。商周古城的夯筑方法与此基本相同，反映了夏王朝时出现的筑城技术被后世所沿用。这些古城的夯土，质地相当坚硬，虽历时三、四千年之久，仍有高出地面两、三米者，足见夏王朝时的筑城技术已趋于成熟。

由于战事的频繁和弓箭射程的改进，使得原始壕堑的防御功能不相适应，于是人们运用夯筑技术构筑起高于地面的障碍。这是城垣出现的直接原因。但夏王朝时期出现的古城，并不是仅在地面上堆土，筑起一道道土岭用作防御之用。它们城外都有城壕，说明这些古城的设计与施工，在如何有效地提高其防御功能方面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壕的形成与筑城时取土有关。就地取土，在工程上就地实现土方平衡，是一种经济而方便的做法。人们选择在城外一侧取土，则在筑城的同时，自然形成与城墙平行的一道壕堑。这一构思是科学而合理的。它对进攻者来说，由于墙顶至壕底的高差比城垣的高度要大，想要逾越城墙，其难度将增加许多。这样就使城垣进一步加强了防御性能。这种城外有壕的构思为后世的城垣建筑所沿用。只是随军事知识的积累，人们把城壕的排水作用改为蓄水，形成壕池或护城河，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城的防御功能。

城垣的出现是古代社会从氏族制向奴隶制国家转变的标志之一。早期国家的规模一般都不大，所以有"夏有万国"的记载。城市出现以后，它就成了一国的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作为广大乡野的对立物，还具有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职能。统治者居于城市之中，营造了高大的宫殿，过着舒适享乐的生活，并从那里发号施令，去统治民众。目前，上述古城均未作大规模发掘，有关宫殿类建筑的情况尚不清楚。但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中，除了发现早商时期的大型宫殿基址外，还发现了夏王朝时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它们规模宏大，最宽数十米，应属宫殿类建筑。虽然发掘工作正在进行，它的形制及上部木构建筑的情形还有待进一步搞清，但它的年代属夏王朝时期是可以肯定的。这种夯土台基的夯筑技术与城垣的夯筑技术基本上是一致的。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很著名的故事。据说禹用了10年功夫治理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他用疏导的方法治好了水患，赢得了民众的拥戴。同时，他还带领民众开垦土地、整理沟洫、兴修水利，促使夏代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目前，因发掘面积有限，夏王朝时期整理沟洫、兴修水利的遗迹在考古工作中尚未被发现。但从当时能动用大量民众去建造城垣，说明当时兴建一定规模的水利设施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建造城垣既要挖土成壕，又要夯筑成墙；其难度比单纯挖掘沟洫要大得多。从大禹治水与整理沟洫的传说中可以看出，人们从水患中也逐渐知道了利用水利，已有了原始的灌溉技术。这使人们在农业生产中掌握了更大的主动。加上生产经验的不断积累，将奴隶用于农业生产，土地利用率也相对地提高，因此尽管在考古发掘中看到的农业工具仍然以石器、木器为主，但夏王朝时期的农产品的社会总量却不断增长。这就为从事建筑与冶金等行业的工匠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粮。

（二）禹铸九鼎的传说与青铜铸造业的出现夏王朝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之一，是铜金属的冶铸行业的出现。

《墨子·耕柱》中曾有"昔夏后开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的记载，此外还有禹作铜兵和禹铸九鼎等传说。虽然禹是否铸过九鼎，因考古工作中未见到实物其可信程度难以辨别，但这些传说所反映的夏王朝时期出现铜金属的采冶与铸造业，则已被考古工作所证实。

前面我们介绍了甘青地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现的铜金属制品及其冶铸工艺的情况。这里就中原地区夏王朝时期发现的铜金属制品及其冶铸业再作些探讨。

中原地区有色金属的储量不大，但矿点较多。经勘探了解，仅河南境内发现的铜矿就有29　处，锡矿和金矿各8　处，铅锌矿27　处，铁矿52　处。这些矿点中有的还发现有古代采矿的遗迹，但未见有早到夏时期的。不过中原地区已经发现的夏时期金属制品，说明这一地区铜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时间是很早的。

目前，在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陆续出土了一些铜金属制品和熔炼铜金属的坩埚等遗物。例如1975年河南临汝的煤山遗址中出土了坩埚残片。长5.3厘米，宽4.1　厘米，壁厚1.4　厘米。这块坩埚出土时，它的内壁粘附有六层熔炼时遗留下的痕迹，说明它曾被多次使用。据分析，它的铜含量达95％，当属红铜。此外，在淮阳平粮台龙山遗址和郑州牛砦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铜金属或铜渣。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夏代晚期地层中也出土了与铸铜有关的坩埚、陶范、铜渣及铜制品等遗物。由于这些遗物中均未见到矿石、木炭等原料，说明当时采矿、冶炼与铸造是异地进行的。采冶与铸造都是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它们异地进行加工意味着它们之间已经有了分工。

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铜金属制品，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形器。这是一件红铜制品。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一块铜器残片，长5.7厘米，宽6.5　厘米，壁厚0.2　厘米。这是一件铜容器的残片，被认为是铜鬶类器的腹足连接部的残片。据鉴定，这是一件锡铅青铜铸件，其中锡的含量大于百分之七。这块铜器残片体积不大，但它的出土说明当时已能铸造青铜容器。容器的铸造比起工具和兵器的铸造工艺要复杂得多，需要复合范与范芯等多块铸件组装后浇铸。所以这一发现反映了龙山文化中晚期的铸造技术已经从最初铸造简单的工具和兵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襄汾陶寺出土的铜铃形器的年代比王城岗铜容器残片要早。这件铜铃形器的铸造需用两块外范和一块范芯，但这件铃形器的铸造技术上有不少缺点。如器壁厚薄不匀，有的地方还有空洞，说明当时的铸造技术尚处于低级阶段。王城岗出土的青铜容器的铸造，其技术难度比前者要大得多，反映了后者比前者的铸造技术又有改进。与同时期的甘青地区或山东地区相比，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出土的铜制品数量较少，但它的铸造技术要比它们进步。处于夏代晚期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铸铜遗存及青铜制品，反映了当时的铸铜业已初步形成规模。龙山文化中晚期的铸铜技术在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这一时期的兽面形铜牌，在铸件上镶嵌着由上百颗绿松石块组成的兽面形图案，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它集铸造与镶嵌工艺于一器，反映了当时的铸造工艺和镶嵌技术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青铜器的制作，要经过采掘铜矿石、冶炼铜金属、铸造青铜器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组织众多人员进行分工与协作。这种具有大生产性质的行业，它的发展要求有相应的生产关系，在当时只有奴隶制才能适应和完成这一使命。所以夏王朝时期出现的奴隶制度，为青铜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铸铜作坊遗址，应是王室直接控制生产铜器的场所。在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规模性生产比起几个人作业生产，无疑具有更多的优越性。这应是夏代后期青铜业比其他地区发展更快的重要原因。

（三）夏王朝时期的其他科技成就夏王朝时期的农业较前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人们从农业生产的实践中，对一年内的季节变化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为粮豆菜蔬的播种与收获都与日照的长短和寒暑的季节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什么时候播种最合时宜，什么时候收获农作物最合适，哪些先种、哪些后种最为合理，人们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与知识也更丰富了。人们把春华秋实的变化与寒暑往来的季节变化联系了起来。以后人们又把昼夜的更替、季节的变化与日影的长短变化联系起来。他们发现立木在阳光照射下，它的影子的长短变化是有规律的。以后又发现不同季节内影子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一旦这种变化的规律被人们所认识，日、月、年和季节的概念就逐渐出现了。这种方法叫做立杆测影法。

昼夜的变化与更替使人们产生了"日"的概念；"月"的概念来自月亮的出没与圆缺的变化；"年"的概念则是从暑往寒来的规律性变化中总结出来的。所谓历法，就是计量年、月、日的方法。用天象变化来计量时间并为农牧业生产服务，这是历法产生的历史。夏代可能已用立杆测影法来计量时间，因而夏王朝时已有了明确的日、月、年的概念。它把1年分为12　个月，以冬至后两个月的孟春之月作为1年的开始。同时还出现了六十甲子（干支）记日法，即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组成的天干、地支用于计算年、月、日。它们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等60　个组，用它记日，60　天为一循环。这60　天计为两个月。夏代后期的几个王--胤甲（厪）、孔甲、履癸（桀）都用甲、癸等天干为名。

夏代先民在生产实践中还积累了许多天文知识，《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记录了当时发生于房宿位置上的一次日食时的情景。由于人们不了解日食的原因，所以日食时人们击鼓奔走。这是见于记载的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另外，《竹书纪年》中记有"夏帝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的内容。这是世界上关于流星雨的最早的记录。

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丰富的物候知识的农书是《夏小正》。它虽然不是夏代人所写，但书中包含许多夏王朝时期积累的天象和物候方面的科学知识。例如，书中记载："五月，时有养日；十月，时有养夜"。所谓时有养日和时有养夜，已包含有夏至、冬至的含意。书中还将物候与气象、天象、农事活动等方面按月记载下来。以正月为例：这时的天气"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和风徐徐吹来，寒意消退，冻土消融）；"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天空中可看到鞠星，黄昏时参星在南，北斗七星的斗柄朝下）；"启蛰，雁北乡，雉震峋；鱼陟负冰；囿有见韭；田鼠出；獭祭鱼；鹰则为鸠，柳稊，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鸡桴粥"（冬眠的动物苏醒，大雁北归，野鸡鸣叫求偶，水温上升，鱼在薄冰下浮游，园圃中韭菜长出嫩叶，田鼠出来活动，水獭捕捉鱼类；鹰去鸠来，柳树长出花序，梅杏山桃开花，莎草结实，鸡开始产卵）；这时"农纬厥来；农率均田，采芸"（修理农具，整理田界，为土田的耕作分配劳力，采摘祭祀用的芸菜）。书中对物候的观察十分仔细，并与气候、天象及农事活动联系起来，反映了夏王朝时期人们在这些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传说有任姓的奚仲，精工巧思，善于造车，作了夏朝的车正，被封于薛，车的制作需要比较复杂的手工技术。夏代的木车至今尚未发现，有关它的制作技术无从谈起。但商代的车辆已发现不少，它们结构合理，车轮有18　根辐条，制作技术也相当进步。因此，在商代木车出现之前，车的制作已经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夏王朝时出现木制车辆是完全可能的。

制作漆器的技术在夏王朝时期又有改进，工艺更细致了，种类也增多了。既有食器，也有祭器，大概与铜金属器具的使用有关，漆器的胎骨也逐渐变薄。随着人们对漆的耐热、耐磨、抗腐蚀的性能和成膜的特性有更深的认识，漆器表面的涂层增厚，光泽也更好。今天见到的漆器虽然木骨已朽，但因漆层较厚，故仍能看到它的原形。《韩非子·十过》记载"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红其内"。二里头等地出土的漆制品中，能看出器形的有缽、觚、鼓等多种，此外，夏代先民可能已出于防腐的考虑，还将漆涂于棺椁之上。漆作为一种涂料，既有实用价值，又富有装饰性，它被人们喜爱是很自然的。漆制品制作范围不断扩大，反映了漆器生产的发展。当时的漆器制作可能已趋专业化了。

六、商代的科技成就夏代末年，夏桀无道，成汤起兵攻灭了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代（约自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商代的农牧业相当发达，手工业进一步分工，出现了许多独立的生产部门。如铜矿采、冶业，青铜铸造业，建筑业，制陶业，玉、石、骨、牙器制作，纺织、皮革、竹、木器、漆器及舟、车的制造等行业。所以卜辞中出现了"百工"的记录。这些行业大多由王室直接掌管，作坊已具一定规模。也有一些民间经营的，如制陶、制骨等业。生产的品种增多了，分工也越来越细。这种情况为手工工匠们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青铜业的发展，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促使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也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有关商代青铜冶铸业的情况已在前面作了阐述。这里就商代在其他科技领域中的成就分别作扼要的介绍。

（一）农业技术与畜牧业的发展商王朝时期我国的青铜业发展很快。特别是商代后期，青铜业发展进入繁盛阶段，青铜工具的出现，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发展。

青铜器的制作首先是从制作工具开始的。虽然制作的工具中多为刀、锛、斧、凿一类木工工具，青铜农具的制作相对较少，但因这些木工工具的出现，使木质的耒耜类农具的加工制作得以改良，数量增多，这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是有推动作用的。到了商代中晚期，工匠们已能铸造青铜的铲、钁、锛、锄等多种农具。只是由于铜金属的来源远不如石器的来源充裕，制作也比较复杂，青铜农具在农业生产中还不可能广泛使用。同时，铜金属比较贵重，报废的农具可以投入熔炉熔化后重新铸造，所以留传至今的农具数量也相对较少。这些农具主要由主管农业的官员们所掌握，平民与奴隶不可能拥有这样一些铜农具，而只能使用笨重的石质铲、斧等农具。因此商代遗址中出土的农具仍以石、骨、蚌制的铲、斧、刀、镰等为主。但因当时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灌溉的兴起，管理职能的加强，使农业的产量比新石器时代有了较大提高。农业作为商代经济中主要的生产部门，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粮食，供应大批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所需。这些脱离了农业生产的人数量很大，包括商王为首的贵族、官吏、宗教人员、军队及专业手工业者等等。

商代的甲骨文中有不少与农业有关的卜辞。所刻的田字作田■■囲形，呈棋盘格状，因此不少研究者认为当时已经实行了井田制。每个小方块代表一定的亩积，也是奴隶们的耕作单位。当时的农田已有规整的沟洫，构成了原始的灌溉系统。甲骨文中的"耤"字像人手持耒柄而用足踏耒端之形，说明耒耜在农业生产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卜辞中常见的"犁"字像牛牵引犁头启土之形，因此有人认为商代已经有了牛耕。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并有专人监督管理，进行超经济剥削。安阳殷墟的宫殿附近曾出土300O多件收割用的石镰，或许即是供奴隶们使用的工具。当时商王对农业生产也十分关心，经常卜问与农业有关的事项。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就有四、五千条之多，包括举行农业方面的宗教活动等。特别是以卜问雨量是否充足、年成丰欠的数量为最多，诸如"受年"、"我受黍年"、"我受秬年"、"年有足雨"、"禾有及雨"等等，这里的年、禾指的是谷子，"黍年"、"秬年"之年是泛称谷类。禾、谷子、小米三个名称实为一物。卜辞中禾字像完整的一棵禾，杆、茎之上有穗。从禾穗上打出来的颗粒是粟，所以《说文》："粟，嘉谷实也"，颗粒去了皮而现出实，即是米，故《说文》说"米，粟实也"。从商代卜辞可知当时主要的农产品仍是粟。除粟外，当时还有黍、稷、麦、稻等作物，同时还种植桑、麻等等。有人根据卜辞的内容进行研究，认为商代已在农田里施用农肥，并已有贮存人粪、畜粪以及造厩肥的方法。加之能清除杂草，使农作物的产量得以提高。收获的粮食被贮藏起来，所以卜辞中出现了廩字。考古发掘中也见到一些贮粮的窑穴。这种窑穴的底与壁多用草拌泥涂抹，底部还残留绿灰色的谷物的遗骸。有理由认为：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在商王朝时期已经形成。

农业的发展，农产品数量的增多，还反映在商代的酿酒业又有发展。商人的饮酒之风盛行。在发掘的商人墓中，凡有随葬品的几乎都有觚、爵等酒器，正说明酒在商代的贵族、平民的生活中占了十分重要的位置。酒的品种也较多，其中以黑黍与香草作的酒称为鬯，最为上层贵族所喜爱。到了商代末年，这种饮酒之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致周人灭商后，发布了严厉的禁酒令。

有商一代，五次迁都，每次迁都都要大兴土木，建造起规模很大的宫殿以及墙垣等。目前在偃师、郑州、安阳等地发现的大型宫殿和占地面积数平方公里的城池等等，都是动用大量人力，经过很长时间的营建才完成的。当然，这一批批劳动力的粮食是农业生产提供的。虽然当时每年能生产多少粮食，今天已无法确知，但商王朝时期，商王室为大兴土木和常年维持一支用于征战的武装而支付的大批粮食，都是由农业生产提供的。这也说明当时的农业已有较大的发展，因而有足够的贮备来供应和支付这样庞大的开支。商代农业的发展，使一部分人从体力劳动中彻底分离出来，专门从事脑力劳动。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部分人专心致力于他们从事的工作，在各自的行业中不断地进行琢磨与钻研，使经验与技能得以继承、总结与发扬。观测天文的人们从天体的运行中找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进而导致历法的出现与不断完善。主管农业的官吏们从气候变化与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中找到某些一致，提出了节令的划分。从事文字记录的史官们为详细记录发生的事件，在文字的运用与创造方面潜心探索，使商代的文字总数达到3500　个，已形成产密的文字系统。后人所谓"六书"，从文字结构中所看出的六条构成文字的原则，即所谓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在甲骨文中都可以找出不少例证。文法也与后代的相同。《周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正说明商人已将文字用于记录。武丁以后，商代的文字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极有意义的。

畜牧业作为商代社会经济的一个部门，较前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早在商汤立国以前（即商的先公先王时期），商人就有了比较发达的畜牧业。所以，传说中有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的说法。商人立国之后，大批奴隶被投入畜牧业，在农业发展的同时，畜牧业也越来越兴旺了。在已经驯养的六畜（马、牛、羊、猪、狗、鸡）中，马、牛、羊的数量有了惊人的增长。

马是商王室及其贵族、官吏在战争与狩猎时使用的重要工具，因而受到特别重视。它有专职的小臣管理，驱使成批的奴隶饲养。从商代甲骨文中看到，武丁以后至帝辛（纣王）时期，商代的战争是非常频繁的，规模也是很大的，最大的一次可动用1　万余名士卒。马是作战与运输的工具，每次动用的数量也是很大的。此外，王室大贵族死后，还常常用马陪葬。如安阳殷墟、益都苏埠屯、西安老牛坡等地商代墓葬中都发现了用车马陪葬的遗迹。有时还将马作为祭祀的物品，安阳的王陵祭祀场中就有不少马的尸骨，所以当时饲养马的数量是很可观的。

当时还用奴隶饲养成群的牛羊，主要供食用和祭祀。商王和大贵族每次祭祀，用牲的数目都相当惊人，少则几头，多则几十、几百，甚至达到上千头。此外，还大量饲养猪、狗、鸡等动物。它们既是当时人们获取肉食的主要来源，也是祭祀用的供品。狗还用于狩猎与守卫，所以商人的大小墓葬中，在死者入棺下葬前，要在墓底中部（相当于死者的腰部）挖一个坑，考古工作者称之为"腰坑"。一般坑内都放一只狗，颈部还挂一个铜铃。有些墓中，在填土和二层台上也用狗殉葬，一座墓中往往有几条殉狗。此外，在营造宫殿时，从奠基、置础，到安门、落成，都要用人或畜作牺牲进行祭祀，其中用狗最多。

商人是很迷信的，凡事都要进行占卜。占卜者根据卜兆判断凶吉，许多内容还要记录下来，这就是今天看到的甲骨文，又叫甲骨卜辞。这一活动中所用的原料除了有龟甲外，大量的是动物的肩胛骨。考古工作提供的大量实物表明，占卜用的动物肩胛骨多取自马、牛、羊、猪和鹿等动物。刻辞的则绝大多数是马和牛的肩胛骨。这一实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畜牧业之繁盛。

商人除了饲养上述六畜之外，还饲养其他动物，如鹿、象等等，商代遗址中已发现象的遗骸。据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①，说明在征伐东夷的战争中，商人一度还使用象队。

商代畜牧业的发展，为商代的制骨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料。目前在商代的几个都城中都发现了制骨作坊。郑州紫荆山发现的一处制骨作坊中，除了有牛、鹿等动物肢骨外，还有人骨，在出土的骨料中约占总数的一半。这种现象在安阳殷墟等地的制骨作坊中不再见到，大概与商代晚期畜牧业的发展有一定关系。

（二）商代的建筑技术青铜铸造的斧、锛、刀、凿的广泛应用，为商代工匠们提供了远比石器更实用、更锋利的工具。这为商代大兴土木工程创造了条件。现已发现的商代都城遗址中，都发现了大型宫殿的遗迹。这些大型木构建筑的营建，反映了商代建筑技术得到很大发展。

偃师二里头发现的1　号宫殿基址，是一个东西长108　米，南北宽1O0　米的大型夯土台基。除东北角内凹一块外，平面近似正方形。发掘时台基表面已经损坏，但成排成行的柱穴大多得以保存。因而可以参照文献材料推测上部的木构建筑。

在这座夯土台基中部偏北的地方，还有一块略高的长方形台面。它东西长36　米，南北宽25　米，是殿堂的基座。基座上排列有一圈柱穴：南北两边

①　《吕氏春秋·古乐》。

各9　个，东西两边各4　个。柱穴的排列整齐规则，间距均为3.8　米。柱穴直径0.4　米，底部均垫有一块卵石，作为柱础。在这圈柱穴的外侧60-70　厘米外，每穴各附衬两个较小的柱穴，直径约为18-20　厘米，推测这是支撑殿堂出檐部分的挑檐柱的柱穴。出土物中未见用瓦的迹象，只有少量木柱的灰烬与草拌泥块。根据这些情况，结合文献资料，推断这是一座面阔8　间，进深3　间，木骨为架，草泥为皮，四坡出檐的大型木构建筑。作为主体建筑的殿堂，中间没有发现柱穴，前后檐之间的跨度达11　米，说明当时的建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推测在各柱之间已用拉梁拉住，整体构成框架。在殿堂正南约70　米处，即在夯土台基南部边沿的中段是一个大门。大门的东西两侧，沿着夯土台的周边还发现一圈廊庑。这圈廊庑也采用木骨泥墙的作法。它的设置将宫殿与外界隔绝，并突出了中间的殿堂这一主体建筑，使这座由堂、庑、庭、门等单体建筑合成一组，形成主次分明，布局严谨、颇为壮观的宫殿建筑。这是目前所知我国发现的保存最好的早期宫殿基址之一。它的发现为了解当时的建筑技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用夯筑技术提高土壤的密实程度，并使其强度增大，这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已经发明。在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遗址中均已见到台形建筑。但它的规模都很小。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型宫殿基址占地1　万平方米，并将一组建筑都置于这个台基之上，这是一大进步。这座台基的现在台面比当时的路土高出0.8　米，是后世高台建筑的雏形。它与周围低矮的民居相比显示了它的雄伟高大，也反映了居住者高踞于百姓之上的思想意识。同时，人类从穴居开始就不断地同危害健康的潮湿进行斗争。在仰韶文化及其他文化中都可看到人们因潮湿而患风湿引起脊椎变形的实例，反映了这种疾病曾肆虐一时。为此，人们想了各种办法。采用夯筑技术建成台形建筑，所谓"■高，可以辟润湿"①，对居住者的身体是有好处的。二里头宫殿中出现的封闭性广场--庭，是举行朝拜等仪式的场地。庑则是防御性的外围，这是社会出现阶级以后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它与以后的宫墙相比，是一种初级形态，但它正是宫殿建筑的一个突出特征，它反映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处于对立状态的政治现实。这组建筑中的主体殿堂，从立柱的外侧各有2　个小柱的现象，可以推断与《考工记》所载的殷人"四阿重屋"是一致的。所谓"四阿重屋"，是四坡顶、两重檐，即在四坡屋盖的檐下，再设一周保护夯土台基的防雨坡檐。这种重叠巍峨的造型，能产生一种崇高庄重的效果。这与统治者借宫殿以显示其高贵至尊的意识是一致的。

商代中叶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黄陂盘龙城、山西夏县、垣曲等地都发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址。它们的平面形状均作长方形，用黄土夯筑而成。夯窝圆形，小而密集，夯窝直径在2　厘米至4　厘米之间。夯层较薄，一般厚度为8-10　厘米。与二里头宫殿一样，夯土的质地相当坚硬。城墙的夯筑是先挖2　米多宽、深半米左右的基槽，基槽的走向与城墙的走向一致，然后回填黄土，层层夯筑。墙体采用分段夯筑法逐段延伸而筑成，截面呈梯形，上窄下宽，一般宽度在10　米左右。筑城的方法与夏人筑城的方法一样，沿城垣纵向立模，模板外侧用土支撑，内外同时夯筑，城外均有壕沟，说明城的作用就是为了防御外来者的侵扰。郑州商城的城墙，周长为6960　米，有1l　个缺口。这些缺口中有的可能与城门有关。偃师商城的面积略小于郑州商城。

①　《墨子·辞过》。

已发现城门7　个。黄陂盘龙城规模较小，南北长290　米，东西宽260　米，四周各有一门，是个方国的都邑。从甲骨文中■字的形象来看，商代城墙的城门上部都有门楼一类建筑。郑州商城与黄陂盘龙城的东北部，都发现了宫殿建筑群。其中黄陂盘龙城发现的3　座宫殿基址，与南城门都在一条中轴线上。这些宫殿基址，都是用夯土筑成的高出地面的台基。以盘龙城1　号宫殿基址为例，它东西长39.8　米，南北宽12.3　米。台基中央有东西并列的四室，四壁为木骨泥墙。中间两间稍宽，南北各有一门，两侧的两间略小，只在南面开门。台基的周围有一圈檐柱。根据这些遗迹，可以复原成一座四周有回廊、中央为四室的四阿重屋的高台寝殿建筑。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两件铜质构件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金属构件。它的出土表明当时的宫殿建筑上已使用了金属构件。它既有加固木构节点的作用，又是装饰品，所以它的表面都有精致的兽面纹样。

偃师商城出现了大城中又建小城的做法。目前发掘的1　号宫殿区，由多座宫殿建筑组成，它的外围又筑有夯土城墙，应属宫城。这比二里头1　号宫殿所见用庑来分隔宫殿内外的做法进了一步。在这座宫城中还发现了石砌两壁、上用粗木铺顶的大型排水通道。已经探出的有700　余米，直通城外。在郑州商城的中部还发现了长约百米、宽20　米的长方形大型蓄水池。这种给水、排水设施在城中出现，对改善城市的供水与卫生状况都是有益的。

安阳殷墟的小屯村附近是晚商都城的宫殿区，已发现50　多座建筑基址，可分为三组。基址平面有矩形、条形、近正方形、凸形、凹形等。大者如乙八基址，长约85　米，宽14.5　米。中等的长约46.7　米，宽约10.7　米。它们的布局有东西成排、排列颇为对称的特点。立柱的下部，除用卵石为础外，还出现了铜础。安阳殷墟至今尚未发现城垣，但是宫殿区的东、北两边是洹水，西、南两侧则有宽7-21　米、深5-10　米的大沟，推测是人工挖成的用于防御的设施。夯土台基的附近，多次出土陶质的排水管。这种陶水管在偃师二里头、黄陂盘龙城均有发现。但安阳殷墟出土的陶水管出现了三通，表明当时铺设地下排水管时已形成分支。如安阳殷墟的白家坟于1972年发现三段陶水管，其中有两段作T　字形排列，南北向的一段管道残存9.7　米，有17个陶水管；东西向的管道残长4.62　米，有11　个陶水管，两者交接处有一个三通水管连接。水管之间是平口对接，水管的排列高低有序，发现时水管中还淤有细泥。这种陶水管主要是配合夯土基址而设的地下排水设施，它在商代出现，是我国古代先民在卫生工程中的一个创举。随着高台建筑的形成和筑城技术的提高，这种排水设施后世有进一步发展。

商代的大型木构建筑上可能出现了多种装饰品，除了上面提到的兽面纹铜构件外，还有木雕、石雕饰品。这些东西在宫殿废弃时已被毁坏，但从商代王陵区大墓中出土的汉白玉制成的门砧石和椁板上的施彩木雕看，这些物品应是其生前的宫殿装饰移植至地下世界的反映。石雕的猛兽、猛禽形象和木雕上用红、白、黑色彩突出的虎、兽面等图像，则是统治者为显示其威严、权势的意识的体现。

（三）商代的制陶与纺织业商代的广大居民仍以陶器作为他们主要的生活用具，因此制陶业在商代仍然获得发展。人们的生活内容比以前更丰富，陶器的品种自然也就更多。如酒器的制作更趋普及，斝、尊、爵、觚、盉等出土的数量也很多，一般平民墓中均有出土。随着粮食收获量的增加，储器也多起来，当然还有炊器、食器等生活必须品。它们的形制相当规范，不少器物上出现装饰纹带，成了它们的一个特点。装饰花纹有兽面纹、云雷纹、夔纹等等。

当时制陶的方法仍有手制、模制、轮制等几种。商人的陶器中多用带足器，如鬲、斝、甗、盉等等。这些陶器的三足都是空的。从遗址中出土的内模可知，这些空足都是用模制作，尔后将3　个空足结合一体，上接腹、颈而成。作食器用的盆、盘之类，多用轮制，而瓮、缸等大型陶器，多用泥条盘筑的方法。至于一些小件物品及明器（或冥器）之类，仍用双手捏制。或许人们已经认识到将实用之物放入墓中随葬并不经济，所以使用明器之风大盛。许多陶器（如觚、爵等）都捏成形体很小的器形。

商代的制陶业已有专门的作坊，内部有固定的分工。商代的陶窑发现很多，多属竖窑，郑州商城的西城墙外1300　米处的铭功路西侧发掘的制陶遗址中，在l400　米的面积内清理出陶窑14　座，另有小型房基、工作台面、窖穴、水井、壕沟等遗迹。出土物中有制陶用的陶拍、陶杵、陶印模和烧坏变形的陶器、尚未烧制的陶盆泥坯等。印模上刻有兽面纹、夔纹、斜方格纹等。这里发现的陶窑平面为圆形，直径1.2　米，窑膛下部中间筑有长方形支柱。柱上架箄，箄有圆孔，孔径12　厘米。在不大的范围内密布14　个陶窑，反映了这个作坊中陶器的生产已形成一定规模。

商代陶工除生产一般常见的灰陶、红陶和黑陶外，还有专供奴隶主贵族使用的白陶和原始瓷。白陶是用高岭土作胎，烧成温度1000℃以上，陶质坚硬。与以前的白陶器不同，商代的白陶器皿制作规整，刻有精致的装饰纹样，工艺更精，是当时制陶技术的代表作，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商代青铜铸造业的发达，对制陶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因为铸铜的型腔即是用粘土和砂制成的，它要求有较大的强度和较高的透气性、耐热性。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人们就得在制范的原料和烧成温度上进行改进。当这两个方面出现突破和飞跃时，因瓷土的发现与利用，高温窑的创造成功，再加上釉的出现与还原焰的运用，原始青瓷就应运而生了。

原始青瓷器使用瓷土作胎，其胎质较一般陶器细腻、坚硬，经1200℃左右的高温烧制，使胎质烧结，器表有釉，无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胎色以灰白居多，也有近似纯白略呈淡黄色的，少数为灰绿色或浅褐色。这些特征与瓷器所应具备的条件相近。但它们所用的制胎原料还不够细洁，烧成温度偏低，还有一定的吸水性，胎色的白度不高，没有透光性，器表的釉层较薄；胎与釉结合较差，容易剥落，说明当时对成品烧结温度的认识和对窑温控制的技术还不成熟。这表现出它的原始性与过渡性，是我国成熟的瓷器出现以前的产品。但是，它的发明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原始瓷属商代中期，郑州商代遗址与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的商中期墓葬中均出有原始瓷器。郑州铭功路的一座墓葬中出土的一件尊，器形为敞口、折肩、深腹、凹底，肩部饰席纹，腹部饰条纹。胎色为黄灰色，器表及器里的上部印有黄绿色釉。黄陂盘龙城商中期墓葬中除发现上述凹底尊之外，还有圈足尊和瓮等。从郑州商城出土的原始瓷尊残片上看到，纹饰有方格纹、雷纹、条纹、S　形纹等等。此外，还有烧坏的残器。商代晚期的原始青瓷发现更多，在河南安阳殷墟、河北藁城台西、山东济南大辛荘、益都苏埠屯、江西清江吴城等地的遗址与墓葬中均有出土。如安阳出有双耳罐、益都苏埠屯出有矮圈足豆等。其中尤以清江吴城发现最多，有小口折肩罐、尊、双耳罐、盆、豆、器盖。它们的胎质有的灰白色，有的黄白色，釉色则有青黄色、灰黄色、黑色等。清江出土的一件敞口、长颈、折肩罐，年代约当商中期偏晚，该罐的肩部一周还刻有12　个字。此外，清江出土的工具中也有用原始瓷制造的，如双孔马鞍形刀，胎色灰白，施黄褐色釉；原始瓷纺轮的胎色灰白，施酱褐色釉。这种用原始瓷制作的工具还是第一次发现。

商代的纺织品，主要是麻纺与丝绸两大类。其中丝绸的织造技术是最具代表性的。

前面曾经提到：早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中已经发现了绢片、丝带和丝线等实物。经鉴定，原料是桑蚕，绢片是平纹组织。

蚕丝作为织物的原料，它的优点是纤维长、韧性大（即拉张强度高），而且弹性好。但桑蚕丝的质量，包括韧性、弹性和纤维细度，主要取决于养蚕技术的改进，诸如饲料的精选和加工，看护工作的细致等等。我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步掌握了桑蚕的生活规律，不断改进养殖条件，使蚕丝生产的数量与质量都有提高。至迟在商代，即已发明了缫丝技术。缫丝技术是我们祖先的一个创造性发明，在上古时期，我国是唯一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

商代的甲骨文中已有象形的"蚕"字、"丝"字和以"纟"字为偏旁的好几个形声字，另外还有"桑"字。特别是在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到青铜器的花纹中有"蚕"纹，作成屈曲蠕动之形。此外，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还发现了玉雕的蚕，形态逼肖，正是当时饲养的桑蚕的形象。特别是找到了一些当时包裹铜器粘附的铜锈而保存下来的丝织品残片，是今天了解商代丝绸工艺及其水平的宝贵实物。在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件觚上残留的丝织物痕迹，能辨认的有5　个类别，可能是纨、绡、纱、罗、绉。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远东古物馆收藏的一件青铜钺，上面粘附的丝织物痕迹，是在平纹地上起菱形花纹的提花织物。这是采用高级纺织技术织成的菱形花纹的暗花绸，有人称为绮或文绮。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铜戈和玉戈上，也有粘附丝织物品的。有一件标本是在平纹地上起斜纹花，所织的回纹图案，每个回纹由25　根经线和28　根纬线组成，比远东古物馆的那件还精美。回纹外围线条较粗，自然地成为一组几何纹的骨架。图案对称、协调，层次分明，做工精巧，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此外，还有绚丽的刺绣。

经过研究，可知商代的丝绸织造技术已相当进步。当时主要有3　种织法：第一种是普通的平纹组织。这种织物的经线与纬线大致相等，每平方厘米各30-50　根。第二种是畦纹的平纹组织，经线比纬线约多一倍，每平方厘米，细者经72　根，纬35　根，粗者经40　根，纬17　根，由经线显出畦纹。第三种是文绮。它的地纹是平纹组织，花纹则是3　上1　下的斜纹组织，由经线显花。花纹虽是简单的复方格纹，但已需要十几个不同的梭口和十几片综，这便需要有简单的提花装置的织机。这3　种织物的丝线都是未加绞拈的或拈度极轻的，这表明当时已经知道缫丝。利用蚕丝的长纤维和丝胶本身的粘附力，不加绞拈便可制成丝线，以供织造丝绸之用。这种不加绞拈的丝线特别适合于刺绣之用，因为绣花后浮出的丝纤维稍为散开，使花纹更为丰满，花纹的轮廓更为柔和。商代的刺绣实物也有发现，花纹作菱形纹和折角波浪纹，仅花纹线条的边缘使用曾加绞拈的丝线①。

蚕丝因光泽新鲜，手感柔软，又容易染色，所以至今仍是织造高级织物的好原料。上述发现说明，商代的织工们以他们的创造才能，多方设法改进织法和织机，发明了提花装置，使这种高级织物更为华丽美观，并且已经知道利用丝线的坚韧而有弹性的长纤维这一优点，使织物的经线较纬线为密。这在织物面上，纬线很少显露，平纹组织用经线显示畦纹。由于蚕丝有丝胶使之粘附，一般不用纺拈，所以织成后的斜纹或提花的浮线都易于散开的织物，花纹柔和而又丰满。

提花技术是中国古代织工在织造技术上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它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内容，并对世界纺织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西方的提花技术是在汉代以后从中国传过去的。

当时的纺织品还染有颜色，如妇好墓的椁木上粘有红黑相间的色彩，应是原先覆盖的幔帐一类东西腐朽后遗留下来的。虽然原来印染的花纹已不得而知，但它说明当时确有印染行业，并且为了满足王室贵族对服装的色彩和花纹图案的要求，工匠们在织物染色上下了功夫，使印染技术得以提高。当时已掌握了用多种矿物颜料给服装着色，可能还利用了植物染料染色的技术，染出有黑、红、黄、紫、绿等多种色彩。利用矿物原料着色的方法称为"石染"。染红色的有赤铁矿（赭石）和朱砂；染黄色的有石黄；染绿色的有空青（石绿），石青可作蓝色染料。染的方法有浸染和画缋两种。浸染是将原料用杵、臼及其他工具捣杵和研磨成粉末，将粉末再用水调和，把纱、丝或织物侵入其中，颜色即为纤维所吸附。画缋是将调和的颜料画、涂在织物上，或一种颜色，或几种颜色组成图案。这类实物在考古发掘中均有出土，如妇好墓中出土的臼、杵、色盘，都留有朱砂痕迹。同墓出土的大、中型礼器上粘附的用朱砂涂染的平纹丝织物（绢）就有9　例，这为朱染工艺应用史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麻纺织品也有发现。妇好墓中发现的麻织物，结构比较清楚的有10　例。

它们都是平纹组织，粗者每平方厘米中有经线12　根，纬线10　根。较细的麻布，每平方厘米中有经线22　根，纬线12　根。这些用于包裹器物的麻织物，可能是普通麻布，不是商代最具代表性的麻织品。

（四）商代的天文与历法历法是根据天象以一定的单位对年、月、日的计量方法。

商王朝时期，商王任命了专司天文的官员。他们把过去掌握的分散零星的天文、历法知识进行整理，从事比较系统的天气观测和计算，使早期天文学及其历法得到较大的发展。

世界的历法，大致有3　种基本形式：一为太阴历，如回历，1年为12　个太阴月，每月29日或30日，故1年之长为354-355日；二为太阳历，如埃及历，1年之长为365-366日；三为阴阳历，如犹太历，1年为12　个月或13　个月，1年之长，平年为353-355日，闰年为383-385日。商代的历法也是阴阳历。

夏代先民使用的干支记日法被商人所继承。安阳殷墟出土的一块牛肩胛

①　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　期。骨上就完整地刻有60　个干支：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直至癸亥。用它来记日，60　天为一个循环。商代铜器铭文和卜辞中普遍用这种方法记录日期。60　天计为两个月。但也有59　天的，说明当时已有大、小月之分。农历年以月为单位，月亮凡29日或30日一满，为一太阴月。积12　个太阴月约为36　旬，较一个太阳年的长度要短，故若干时间后要加闰月以补足之。商代一般以十二月为一年，但卜辞中也多次出现"十三月"的刻辞，说明这时已用连大月和大小月来调整朔望，用置闰来调整朔望月与回归年的长度。这是阴阳合历的最大特点。商代的置闰法，一般都置于年终，即称十三月。但在商代晚期商王祖甲以后已出现了年中置闰的办法。到了商朝末年，在卜辞、兽骨刻辞和铜器铭文上有了较整齐的记时法，出现了近乎"年"的时间单位，名曰"祀"。另有一种"祀季"，介于祀与月之间。人们记事时使用"干支记日--在某月--隹王某祀--祀季"的形式，卜辞中则多用"干支记日--才某月--隹王某祀"的格式。

商人还把一天分为几段，日指白天，夕指夜晚，中午称中日，即日中。

此外，日出地面称旦，日落称昏或各（落）日；天明以后称朝，正午之后，日已偏斜称昃；在昃与昏之间还有郭兮。商人朝夕两餐称为大食、小食，大食之前卜辞中又称明、日明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商人对每天所划分的阶段用于记录史实，能相当准确地反映其时间属性。

天时观念的发展与农业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农业需要寻求天时周期的规律以便及时播种和收获。商王朝时期，人们将天象的变化与相应的物候揉合在一起，并在观测天象、确定季节的探索中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尚书·尧典》中有关于"四仲中星"的记载："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是用四组恒星黄昏时在正南方天空的出现来定季节的方法。当黄昏时见到鸟星（心宿一）升到中天，就是仲春，这时昼夜长度相等；当大火（心宿二）升到正南方天空，就是仲夏，这时白昼时间最长；当虚宿一出现于中天时，就是仲秋，此时昼夜长度又相等；而当昴星团出现在中天时，就是仲冬，白昼时间最短。这里的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即今天所说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令。据研究，最晚在商末周初时，我国就已经取得了这一观象授时的重要成果。卜辞中有"今春"、"今秋"之语，虽不一定为后世的四季，但因农事而分的"季期"当可无疑。

商人对气象和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都十分关心，因为它与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关系密切，当时有专人观察，记录相当仔细，甚至有连续10　天的气象记录，可视为世上最早的气象记录之一。如卜辞中对风、雨、阴、晴、霾、雪、虹、霞等天气变化都有记载，其中风有大风、小风、大骤风、大狂风等，这可以说是对风力分级的开始。对东、南、西、北四方的风还有不同的名称。雨也有大雨、小雨、多雨等等名称。此外，还记有霾（《尔雅·释天》曰"风而雨土为霾"）、云、霁（雨止）等。商人十分迷信，遇事必卜。所以，今天看到的卜辞中有不少卜问天气阴不阴（"易日"？"不易日"？）；是大晴天还是稍晴（"大啟"？"啟少"？）；是否雨停止了（"雨其隹霁"？）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天象与气象的认识，说明他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已比较深刻了。

商代卜辞中还有不少日食、月食的记载。如商王武丁时期卜辞中记有"日有食"（林1、10、5），至于月食，仅武丁时期就记有好几次：六日［甲］午夕，月有食。（乙3317，卜人宾）。

七日己未■，庚申月有食。（库1595，全594，卜人争）。

月有食，闻（即昏），八月。（甲1289）。

旬壬申夕，月有食。（簠天2）。

三日囗酉夕，［月有］食，闻（昏）。（燕632，卜人古）。

上述五次月食中有两次说"月有食，闻"，古文"闻"、"昏"一字，指月全食而天昏地黑。

天体中有些星的亮度原来很弱，很暗。但在某个时候它的亮度突然会增强几千倍甚至几百万倍。这种星叫新星。亮度增强到一亿倍至几亿倍的叫超新星。这种新星或超新星的亮度，以后又会慢慢减弱。卜辞中有一条天象内容说"七日己巳夕■，有新大星并火"（《殷墟书契后编》下9·1）。这也是商王武丁时期的卜辞，说的是七日这一天晚上，天空中有一颗新星接近大火（心宿二）。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新星记录。

（五）商代的数学与医药学随着历史的进步，人们在生产、生活以及交换过程中，如在城垣建筑、地亩测量、编制历法等工作中，都需要数学知识和计算技能。因此数学随着社会的前进而获得了发展。

商代的甲骨文和陶文中都有不少记数文字。甲骨文中的一、二、三、四等数字多是横划记写；陶文中则多为竖写。商代先民与后世的人们一样，已经能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这13　个单字记录10　万以内的任何自然数了。十、百、千、万的倍数在甲骨文中用合文书写。这种记数法既简洁又明了。

目前在甲骨文中出现的最大数字是3　万。复位数已记到4　位，如2656。

当时，人们在记数时，常常在十位数和个位数之间加上一个"又"字，如"五十又六"。他们正是用这种方法记下了许多令今日的研究者们感兴趣的内容。商代先民使用的从一至十的数码，按实用需要进行排列和逢十进一的计数方法，对今天的使用者来说已习以为常，人们并不深究其价值和在数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但若将其与古罗马、古埃及的计数方法相比较，这一方法比他们的要更先进、更科学。印度到了6世纪才开始使用十进制。所以商代使用的数学系统，是我国古代先民对人类科学的发展作出的一大贡献。

先进的记数方法，为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进行计数和运算提供了方便。

历法的出现虽与农业、畜牧业生产的需要有密切关系，但对年、月、日的计算则是离不开数学的。商代历法中对年、月、日的计算和用置闰来调整朔望月与回归年的长度，正说明了数学的运用在历法的编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计数的方法也用于生产的各个方面，如偃师二里头发掘的1　号宫殿，殿堂的柱距和正面大门的柱距均为3.8　米，说明当时对数的运用已相当准确。安阳殷墟发现的木制车辆，其形制和各个部件的规格都相对一致。它们的车轮都是18　根辐条。另外，为织出各种纹样的布、帛而在织造过程中对经线和纬线数量的配置等等，都是运用数学计数的实例。从甲骨文所记的内容看，当时已有了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这在考古发掘中也有实证。安阳妇好墓中出土的随葬物品，有的是单个的，有的是成双的，如两件为对的妇好铭鸮尊、方彝、司母辛铭大方鼎等等。有的则是成套的配置；有的是偶数，有的是奇数。如妇好铭分体甗两套4　件；妇好铭镂孔觚6　件一套；最早的早期编钟则是5　件一套等等。商代先民在数学方面积累的丰富知识，为后代数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商人在前人积累的经验与知识的基础上，对疾病的认识前进了许多，甲骨卜辞中关于疾病的资料就有数百条之多。据研究，这些卜辞涉及的疾病有头、眼、耳、口、牙、喉、腹、鼻、足、趾等人体的十余个部位，称作"疾首"、"疾目"、"疾耳"、"疾口"、"疾齿"、"疾身"、"疾足"等。至于病的名称，出现在卜辞中的"风疾"，指受风头痛病，"喑疾"是咽喉病。商王武丁就得过这种病。此外，还知道有传染性的疟疾等。商人治病的方法除由"巫"进行祭祀、祈祷等活动外，还使用药物。

当时，中药汤剂是重要的治病剂型之一。晋代皇甫谧《甲乙经》序文中说到"伊尹。。为汤液"。传说商王成汤有病，伊尹为之煎煮药液服用。把汤药的开始应用，归之某一个人是错误的，但由食物的选择中认识到某些动、植物经过煎熬后，它的溶液具有医疗效用，这是很科学的。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发掘的一处商代遗址中，曾经发现植物种子30　余枚，经过鉴定，被认为是有药用的桃仁和郁李仁。据后世的《神农本草经》说，桃仁"主治瘀血、血闭、症瘕、邪气、杀小虫"；郁李仁性"酸平无毒，治大腹水肿，面目四肢浮肿，利小便水道"。这两种果仁，都含有苦杏仁甙，有润燥、通便和破淤血之功效。上述发现说明3000年前我国先民已经发现了它们的药用功能，并用于治疗疾病。

另外，还有一些医疗工具。如藁城台西村的一座商代墓葬中有一个漆盒内放有一件石质的镰形工具，医史专家认为是医疗器具砭镰。砭镰是砭石中形似镰刀的一种，是利用其锋利的刃口切割肿瘤和放血用的。商代青铜器已很发达，出土的小件铜器中，针、锥不少，有的可能就是用于针灸术的工具。砭镰由石器变为金属制成的镰状医疗用具，可能也已出现。

反映商代医疗水平的另一个方面是卫生保健知识有了显著提高，如郑州商城中发现了大型蓄水池。商代早、中、晚期的几个都城遗址中，发现的陶质排水管多在宫殿区的台形建筑附近，说明当时大贵族已注意到污水的排放。偃师商城1　号宫殿区发现了大的排水沟，从宫城内通到城外。安阳殷墟出土的陶水管中出现了"三通"，这使在宫殿下埋放的排水管道形成系统成为可能。所有这些，表明了当时对污水的排放，在建造宫殿的同时已被优先考虑，并在总体设计中予以安排，甚至形成网络。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与前人相比，商人的房舍在建筑中更注意了防潮，因而地面建筑（特别是夯土台建筑）更多了。都城中宫殿区、不同的作坊址、王陵区、平民聚落都有一定的规划。例如郑州商城的两个铸铜作坊及烧陶作坊址都在城外，安阳的铸铜作坊址和烧陶作坊都在距离宫殿区较远的地方，王陵区与祭祀场在宫殿区的西北，并有洹水相隔。这种布局自有其合理的因素。虽然这种布局是围绕商王为首的奴隶主大贵族而设置和规划的，但是把作坊址放在城外，或离城中心较远的地方，可以防止烟尘的污染；将陵区和祭祀场置于远离居住的地方，无疑也是合于卫生要求的。此外，甲骨文中已有"沐"、"浴"等字，说明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澡等习惯。商代遗址与墓葬中曾有壶、盂、勺、盘等盥洗用器，殷墟还有带把的簸箕等，都说明在个人和环境卫生方面已有所注意。

特别要提到的是商代遗址中水井的发现很多，有的深达数米。井内有的还有木质井圈。这些水井的使用，对改善民众饮用水是有益的。

（六）商代雕琢技术的新突破商代工匠制作玉石器的技术，虽然就程序而言与新石器时代晚期无多大差别，但因商代王室和大贵族组织了一批工匠为他们制作以玉和宝石为原料的礼仪用品、装饰品和工艺品，进行专业化生产，客观上促进了雕琢技术的进步。这些物品在造型、纹样装饰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在雕琢技术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有不少创新。

从考古发掘提供的资料看到：河南的偃师、郑州、安阳，湖北的黄陂，河北的藁城，北京的平谷等地的商代遗址与墓葬中都出土了一批玉器。偃师二里头出土的玉器有戈、圭、刀、琮、铲、板、柄形饰等等。它们的造型设计合理，雕琢的纹饰清晰流畅，说明工匠们的雕琢技术相当精巧。例如在一件长17.1　厘米，宽1.8　厘米的柄形玉器的四周，工匠雕琢的兽面纹样精细和谐，光洁度高，可视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出土商代中期的璋、戈、璜、柄形饰、小件玉质装饰品等，数量不算很多。集中反映商代制玉水平的是1976年安阳发掘的妇好墓出土的玉器。此墓出土700　余件玉器，其数量之多、制作之精，属前所未见。这些玉器中有琮、璧、瑗、璜、圭等礼器以及在祭祀时使用的斧、钺、戈、矛、戚、锛、凿、铲、镰、各种小刀等，它们无实用价值，可能也属与礼制有关的器具。有些则是实用器，如臼、杵、杯、调色盘、簋、勺、匕、■、■等。它们大多有使用痕迹，如调色盘中往往还有朱砂等颜料。磬是商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安阳出土的玉磬或石磬，有的雕琢出装饰纹样，有的绘有彩色图案。另外，还有装饰、艺术品，如环、玦、笄、钏、珠以及玉与宝石组成的坠饰、串饰等。这些玉器的形制规矩，厚薄匀称，装饰花纹的线条流畅。如一柄一尺多长的玉戈，厚仅O。5　厘米，脊线笔直，刃线自然，毫无缺损的痕迹。这是难度很大、具有很高水平的作品。

妇好墓出土的10　多件玉雕人像和人头像，或戴冠或盘发，工匠们运用写实手法把不同性别的人物及其服饰、发饰都作了比较细腻的刻划。有的交领窄袖，腰束宽带，跪坐时衣缘及踝，腹前还有"蔽体"；有的则无衣无褐、赤身裸体。人像的面部都是粗眉大眼，高颧骨，蒙古人种的特征十分明显。妇好墓和小屯村北的居址中还出土了一批玉雕的动物制品。它们有虎、熊、象、鹿、马、牛、羊、狗、猴、兔、鹤、鹰、鸱鸮、鹦鹉、鸽、鸬鹚、雁、鸭、燕、鹅、鱼、蛙、鳖、蝉、螳螂、螺蛳等20　多种，造型生动、形象。此外还有龙、凤、怪兽、怪鸟等制品。这些玉雕作品的形象，主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但也很有特色。如玉龙的形象为昂首张口，身躯踡曲，有欲起腾升之势。这类作品中注入了做器者的思想，采用夸张手法，集中表现它的性格特点，着力于传神。

安阳出土的玉器中以浅雕、浮雕等平面雕居多。这些玉雕制品的制作规矩、匀称，器表的纹饰，曲线与直线结合得流畅舒展；深浅的雕线，琢磨得柔润细腻，表明琢玉者掌握了相当成熟的技法。

安阳出土的玉、石器中，圆雕制品占有一定比重。这种制品要求雕琢者具有立体造型的能力，对雕琢的对象、玉材的选择、线条的运用等都要有很多的知识，因而比平面雕的难度要大。在这批作品中，无论是前肢交叉的蹲猴、直立扬鼻的大象，还是缓缓蠕动的龟、蚕、腾升欲飞的盘龙，由于比例恰当，技法比较成熟，它们不仅形似，而且传神，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特别令人惊叹的是：工匠们能巧妙地利用玉料的自然色泽，把它们合理地配置于雕琢对象的特定位置而制作成"俏色"玉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1975年在安阳小屯北发现的两件玉鳖，雕琢者充分利用了玉料中黑白两种颜色的反差特点，琢成的鳖背甲是黑褐色的，头和颈及腹部是灰白色的，加上黑色的四爪和圆鼓的黑眼珠，给人以栩栩如生的感觉，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早在3000余年前的工匠们便能制作出这样的作品，充分反映了他们在选材、切割与加工过程中为表现立体造型的生动、真实所作的巧妙设计与熟练的雕琢技能。当今世人看到这样的作品，也不能不为之叹服。

把青铜与白玉这样两种不同质地、不同色泽的原料镶嵌在一起，能使作品产生特殊的效果。妇好墓中出土的两件玉援铜内戈，除了把玉援镶入铜内，还在内部嵌入细小的绿松石粒，用这些碎粒拼组成兽面的装饰图案。同出的铜虎形饰件，用青铜铸出张口、竖耳的老虎形象，虎的双耳包有金箔，身躯、头和尾则普遍镶嵌小绿松石块，表现出斑烂猛虎的形象。这些作品构思巧妙，技法娴熟，集金、铜、玉、石等多种工艺技术于一体，并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这是商代工匠的聪明才智与卓越技能的突出例证。

商代晚期还有不少石雕制品，如妇好墓填土中放的石豆、石蝉、石熊、石磬、石牛等等。以前在安阳还出过大理石制作的鼎、簋、觯等。此外还有用绿晶、绿松石、孔雀石、玛瑙制作的装饰品，其雕琢技术都达到一定水平。商代玉器的玉料有青玉、白玉、青白玉、墨玉、黄玉等多种，而以青玉为主。经过鉴定，都属软玉。它们的产地有的是新疆和阗，有的是辽宁岫岩，有些可能采自河南南阳。小屯村北与"俏色"玉器伴出的还有600　多件玉石料和半成品及200　多块砺石，它们都出自两间半地穴式房基面上。成品中除玉鳖外还有玉龟、石鳖、石虎、石鸭等圆雕制品。这座作坊究竟有多大，目前尚不清楚，但它在晚商宫殿区内，似说明当时有一部分玉器作坊是为王室贵族服务，并由他们掌管的。商代王室对玉器、宝石器及其来源相当重视，甲骨文中就有取玉、征玉的记载。晚商工匠制作的玉、石制品的数量增多、体积较大、花纹细腻繁褥，还出现了不少圆雕制品，说明当时的雕琢工艺和抛光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推测当时已经出现了比较进步的琢玉工具。

商代的手工业中，骨器与象牙器的制作也是一个专门行业，在偃师、郑州、安阳等地的都城遗址中都发现了制骨作坊遗址。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时，清理的灰坑中曾经出土大量有锯痕的骨料、骨器的半成品、成品和砺石等遗物，应是个制骨作坊遗址。这里出土的骨制品有骨凿、骨锥、骨笄、骨镞、骨贝等等。从出土的骨料、半成品及成品可知，当时制作骨器主要是选用大动物的肢骨作原料，一般经过锯割、刮削成形，再予磨砺而成，其制作技术还较简单。郑州商城的制骨作坊在北城墙外的紫荆山，那里出土了不少骨料、骨制品和砺石等遗物。骨料上都有锯割过的痕迹，骨制品主要是镞和笄的成品和半成品。附近有房基。引人注目的是在出土的骨料中，除牛、鹿等动物的肢骨外，人的肢骨占了总数的一半。

安阳殷墟的骨、牙器生产获得很大发展。出土的骨制品有铲、刀、锥、针、鱼钩等生产工具；镞、矛等兵器；笄、梳、勺、匕、叉等生活用具；珠、管、环等装饰用品以及骨雕的人物和各种动物形象的艺术品。这些物品是人们生前所用，死后被作为随葬品而放入墓穴的。成束的骨镞置于箭囊之中；若干骨笄置于木盒之内，放在死者的周围；也有用若干骨珠与骨管和玉、石、玛瑙制品组成串饰而放在死者身上的。妇好墓中一个木盒内装的骨笄就有400　余枚。

商人无论是男是女，都用骨笄束发，其中贵族妇女使用的骨笄制作相当精致、美丽。除有实用意义外，还有装饰意义。许多骨笄的笄帽雕刻出多种图案，有的雕成夔形、凤鸟形、圆盖形等。妇好墓出土的骨笄，其笄帽就有7　种不同的形状，有的还用绿松石镶嵌。

骨雕的人物与动物形象是骨制品中水平较高的作品。有些人物和鹿、虎、龟、蛙等圆雕制品的眼、耳、鼻、身等各部位还用加工过的绿松石镶嵌，使这些骨雕制品的形象更加生动、传神。

商代的牙器中除了用一般的兽牙稍作加工（如钻孔）而使用外，还出现了不少精雕细刻的工艺品，如有用象牙雕成的梳、筒、杯等等。其中以妇好墓中出土的3　件象牙杯的工艺水平最高，也最具代表性。这3　件象牙杯都是用象牙根段雕制而成。杯体呈筒形，两件是夔形鋬，高30　厘米，口径10.5-12.5　厘米，壁厚0.9　厘米。一件是带流的按有虎形鋬的象牙杯，通高42厘米，流长13　厘米，流宽7.6-7.8　厘米，壁厚0.9　厘米。这3　件象牙杯都有鋬，它们也以象牙为原料，外形雕成夔形或虎形，并用榫接法将鋬插进杯体。这3　件象牙杯通体雕刻精细的花纹。它们以云雷纹为地纹，浮于地纹之上的是兽面、夔龙、凤鸟和老虎图案，在两件夔鋬杯体上还用小绿松石镶嵌出兽面、夔龙等图案。这3　件象牙杯造型美观别致，装饰的花纹纤细工整，镶嵌的图案规范匀称。它们的出土，使人们看到了3000年前的工匠制作的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它们使国内外许多观众赞叹不已。

安阳殷墟北辛庄南地发现的制骨作坊址，曾经清理了一个长方形半地穴式居址，东西长2.8　米，宽1.95　米，西南角设有七级阶梯形通道，东北角有灶，并有不少骨器。在它的附近还清理了一个窖穴，里面堆放了很多骨料、骨器的半成品、成品和青铜刀、锯、钻以及粗细不等的砺石等。在不足250平方米的面积内，出土的骨料和半成品有5110　块。这里出土的骨制品大量为骨笄（包括笄帽）和骨锥，表明这时的骨器生产，内部已有了分工。

每一件骨牙器的制作，大致要经过选材、锯割、加工成形、磨砺成器以及雕花、镶嵌和抛光等工序。由于青铜业的发达，这时制作的工具主要有各种大小青铜刀和锯、钻及粗细砺石等等。各地出土的一般骨牙器，诸如三棱形或圆柱形骨镞等等，都是当地的作坊生产的。但像妇好墓出土的象牙杯这样精美的艺术品，应是王室掌管的作坊制作的。

（七）商代的车、船制作与地学远古先民最初并不知道用舟车代步，更没有将车用于运输或战斗。我国古代什么时候开始制造并利用舟车，这是考古工作者一直在探索的问题。目前提供的考古资料说明，商代晚期的车、船制作技术已具有相当水平了。目前发现的商代的车已有数十辆。它们的形制比较进步，结构也相当复杂，说明我国古代制作车辆的历史，在商代以前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只是由于这些车辆是木质的，数千年间使它们朽蚀已尽，很难被人们发现。商代车的发现为继续寻找更早的车辆提供了经验。

已经腐朽的木车怎么会被发现呢？原来，迄今发现的远古车辆，大多是王室、大贵族享用的。商王和大贵族死后，除了挖掘一个墓穴来埋放尸体外，还在墓道内或墓穴的一侧挖一个坑，专门埋放车、马。考古学家们称之为"陪葬坑"或"车马坑"。这种葬俗反映了死者生前的富贵，可能也包含了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享用的意识。考古学家认识到这种情况后，便在发掘这些车马坑时仔细辨认木车朽蚀后的痕迹。凭借这种朽痕与埋放时回填土的硬度、颜色的差异，将车辆的各个部件仔细地剔剥出来，从而使今天的人们能看到完整的商代车辆的遗迹。

商代的车马坑中，一般埋放一车二马。这种车由辕、衡、舆、轮、轴等几部分组成，形状和甲骨文与金文中的车字一样：后有双轮，独辕前伸。辕前端有衡，与辕十字形相交。衡的两侧有轭，是架马的用具。马匹置于车辕的两侧，就像日常生活中使用车辆时二马架辕的情形一样。辕通长为2.56-2.92　米，两轮间的轨距为2.23-2.4　米，车轴长3.09　米，轮径1.4-1.5　米。在两轮之间，车轴之上设有车箱，这是载人的地方。车箱平面为长方形，长1.3-1.5　米，宽0.7-1　米，四周有栏杆，在车箱后部中央有缺口，供乘车者上、下之用。车轮是用粗细均匀、排列有序的18　根辐条制作的，已脱离了用整块木板制作的原始阶段。车轮的制作，从整块木板到用轮辐制成，是制车技术的一大进步。它使车辆趋于轻便，速度加快。制作这种结构合理的车轮要求工匠们对木料的选择及各部件的连结技术有更高的水平。迄今发现的商代马车都很完整，形制也相似，说明当时车辆制作的技术已很熟练，车子规格比较统一，似有一定的车制。

从车马埋放的情况看，有些车箱的底部曾经出过矢箙。箙作圆筒形，内装铜镞10　枚，镞锋朝下。不少车马坑中，在车箱的后边都埋放一具成人的骨架和铜戈等兵器。因此，这种车的用途可能主要用于战事，是一种兵车。它是贵族们在战争、田猎或出行时的工具。

商代晚期使用的马车，除了河南安阳殷墟以外，在山东益都苏埠屯、陕西西安的老牛坡等地均有发现，其形制与结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可见这种兵车的制作已相当规范。发掘时，很多车和马头上还有青铜铸造的饰件，表明这种车在使用时，可能相当威武。同时，在不同地点都发现这种车的史实，表明车的使用，虽然限于身份较高的贵族，但是作为交通工具，它的使用已经有了较广的地域。

商代先民使用的车并非仅此一种。1987年在安阳殷墟小屯村南花园庄的发掘中，发现当时的路土面上留下有10　余条车辙。所谓车辙，是车辆在泥土地上行走时，车轮在路面上留下的轨迹。其中有两条长19.3　米，宽1.5　米（即两轮间距1.5　米左右）。这与上面介绍的商代马车两轮间的轮距为2.23-2.4米不合，应是比上述马车的规格稍小的另一种车在此多次走动时遗留下的轨迹。在这里发现的十几条车辙中，除了这两条是平行的以外，其余的车辙的走向并无规律，显得杂乱，发掘者提出很可能是另一种独轮车的车辙。可惜这两种车辆尚未被发掘出土，因此，对它的形制、结构还无法知道。但这一发现还是很有意义的，它反映了商代工匠制作的车辆至少有两、三种之多。前一种马车应是官吏、贵族所用，后两种则是民间用于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工具。因为从车辙旁边堆放的大量兽骨看，可能与运输这些废料有关。

商代水上交通工具"舟"的实物尚未见到，但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中已有"舟"字，也有舟字旁的字，如有的字写成人肩荷货贝立于舟中的形状。从舟字的形状可以看出，它比独木舟要进步。这说明人们已将舟这种水上交通工具用于扩大与外界往来联系的活动当中了。

我国发现最早的地图虽是周秦之际，但地学知识的出现则有很久远的历史。民族学材料证明，一些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已经能画出一定地域范围内的路线一类的图形，所以商代是否已有地图而未被发现或不易保存而已失传，今天已很难说清。但商人的地学知识相当丰富，并在战争、田猎或出巡等活动中充分运用地学知识是确凿无疑的。

从出土的甲骨卜辞看到，当时记录的地名就有500　余处。《尚书·序》曰："自契至於成汤八迁，汤始居毫，从先王居"；《尚书·盘庚》上有"不常厥邑，於今五邦"的记录，这是说，商王成汤之前曾迁徙8　次，成汤至盘庚时期又迁了5　次，前后共迁都13　次。关于这些迁徙的具体地点及其原因等等，这里不想讨论，但是商人"不常厥邑"，一再迁徙是不假的。这些地方，商人在其活动中不仅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迁徙以前必然对所迁地点有许多了解，才会采取行动。这里包含有地学方面的知识。

卜辞中所记，既有商人活动的地域及其名称，也有商的数十个方国分布在商的不同方向。其中许多方国，自商王武丁至帝辛时期，征伐不断。从卜辞内容可知，它们所在的方位，邻近哪些方国，从什么方向入侵，甚至征伐的来回路线，都记得很清楚。因此，有的学者根据卜辞所记的事由、内容、方位或方向及涉及的地点与时间等进行编排，推算出来回的路线。这说明商王对他直接控制的地区及四方、四土和各方国的地理方位等都有很明确的概念。另外，卜辞中还有不少山水之名、泉名及"丘"、"阜"等不同的名称，说明当时商人对地形、地貌也有相当的知识。

地学知识对频繁从事战争的商王室来说是很重要的。据卜辞记载，商人在征伐邛方时曾一次动用5000人；另外的一次动用了3000人。在征伐土方时，一次动用5000人。妇好在征伐羌方时，有一次用兵13000人。商王室在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征战行动时，如果对有关路线及战场的地形、地貌缺乏必要的知识，那是很难想象的。因此，尽管我们今天难以说清楚当时在地学知识方面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但商人对地学知识的认识可能是相当深刻的。例如《殷墟书契菁华》中有这样一片卜辞："癸已卜，■贞，旬亡囚（祸）。王■（占）曰：有■（祟）其有来嬉（■）。乞（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嬉（■）自西。沚■告曰：土方正（征）我东鄙，■二邑，邛方亦侵我西鄙田。"说的是癸巳这一天，贞人■进行占卜，卜问一旬（十天）内是否有灾祸。商王说有灾祸。到了第五天，果然从西方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一个名叫沚■的报告说，土方征伐我的东鄙，有二个邑受到灾祸、损失，邛方也攻我西鄙田。从这篇卜辞所记的内容可知，商王室中虽然十分迷信，但所记土方、邛方侵扰商王国领土的事，有时间、有地点，且方位明确，足见当时在地学方面具有丰富的知识。

七、西周王朝的科技成就西周王朝（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是我国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物质财富得到进一步增长，促使社会分工更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数也更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冶铁技术，并在东周时代实现了向铁器时代的过渡。

（一）农、牧业的发展与养殖业的出现周人发源于中国西部的黄土高原。早在史前时期，他们即以粟、稷为主要种植作物，对农业的发展十分重视，周人灭商以后，入主中原。西周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虽然仍以木器、石器、骨器、蚌器为主，但金属农具的使用也逐渐增多。《诗经·周颂·臣工》中有"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的记载，所述钱镈为铲类、锄类工具，铚艾是收割工具。有人认为它们都是青铜工具。《诗经》是西周时期传下来的诗歌集，其中描写农业生产的诗篇就有十余篇。当时耕作的规模很大，所谓"千耦其耘"、"十千维耦"，反映了有成千上万的人同时从事农田劳动的情景。收获的粮食也很多，贮粮的仓廪如同山丘一样。

全国的土地名义上都属国王所有，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王又把土田和生产者一起赏赐给诸侯、贵族和官吏，他门得到土田后再分给自由民和奴隶们耕种。当时实行井田制，即把土田划分为一块块方田，每一方块都有一定的亩积。这种方块田，对诸侯、百官来说是计算俸禄的等级单位；对直接耕种者来说是作为课验勤惰的计算单位。据研究，当时一田约为100亩，合今31.2亩。

西周时期种植的农作物仍以粟、稷为主，这在西周遗址中时有发现。此外，还有麦、稻等谷类作物和大豆、大麻、苎麻等等。近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长武县碾子坡遗址的发掘工作中，在一座房舍基址的窖穴中发现了大量炭化的粮食，经鉴定为去皮的炭化高梁。这个遗址是灭商以前周人居住和活动的一个聚落。在这个聚落中发现炭化高梁遗存，说明周人当时已经种植高梁，并作为食粮之一而加以贮藏。

西周时期，在耕作技术、土地整治、农田水利、农作物选种和田间管理等方面都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将土地整治成规整的一块农田，道路与沟洫纵横其间，形成原始的道路与灌溉系统，这对提高农作物产量是很重要的措施。同时，在总结几千年耕作技术的基础上，人们已经懂得了选择种子对作物生长的关系，开始重视留下好的种子的工作。在除草和施肥等方面积累了知识与经验。《诗经·周颂·良耜》中就记有用工具"以薅荼蓼"的除草方法，而且知道了田间杂草腐烂以后可以变成肥料的道理。所谓"荼蓼朽止，黍稷茂之"，正是从长期实践中得到的经验，于是就出现了不必让土地休闲来恢复地力，而可以持续进行耕种的"不易之田"这是农业耕作史上的一大进步。周人在重视对"公田"进行耕作的同时，也鼓励农人去开垦荒地，被称为"私田"。公田有一定的规格，不能买卖，且要给公家交税；私田的大小形状无一定规格，它是开垦者真正的私有财产，最初还完全无税。因此这种私田的数量越多，向社会提供的产品也越多。

园艺业在西周时期也有发展，《诗经》中记述的蔬菜、果树的种类不少，只是还难以区分哪些是采集的野菜、野果，哪些是栽培在园圃里的。但瓜、瓠、葵、韭以及桃、梅、李等等应属引入栽培的种类。桑树的种植与桑蚕的饲养规模比商王朝时有所扩大。《诗经·七月》中有"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的记载，讲的是用斧斨对桑树进行整枝的事，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桑树的栽培、管理积累了一定的知识。

西周时朗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西周王朝社会发展的基础。由于农业提供了丰富的粮食，使西周社会的分工更加细致，各种行业的专业化生产比商王朝时期都进了一步。作为西周社会的缩影，出现了周原、丰镐和洛阳王城这样具有很大规模的都城。城里建有巨大的宫殿和各种作坊。这种情况，为早期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因此，西周时期的科学技术又获得了新的进展。

西周时期的畜牧业生产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当时六畜的饲养已相当普遍，其中饲养大牲口的数量有很大增长，所以在墓葬和遗址中能经常发现它们的骨骸。特别是墓葬中出土的牛头、牛腿及猪、鸡的骨胳比较常见，许多是作为祭食而被盛放在器物之内或棺椁之中的。狗则被整只杀埋，以便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起到警戒与护卫主人的作用。牛的饲养相当普遍，以民间散养为主，也有成群放牧的。牛的种类包括黄牛和水牛两种。马是狩猎和战争中的重要工具，受到王室贵族的特殊重视。马的饲养已形成规模。

大牲畜的饲养情况是衡量社会中畜牧业发达与否的标志之一。当时饲养大牲畜的规模究竟有多大，今天已难知晓。但考古工作者提供的一些情况，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例如陕西扶风云塘发掘的一处制骨作坊遗址中，发现了一个直径9.5　米、深4.2　米的圆形窖穴。这个坑中堆放了许多制骨后割锯下来的废料。仅半个坑（按：考古工作为从剖面了解坑中堆积的情况，发掘时常常分两半清理）中出土的废骨料就有4000　多公斤。经鉴定，这些废骨料中有牛的左距骨948　块、右距骨621　块、左跟骨1222　块、右跟骨1306块；马的左距骨21　块、右距骨27　块。上述数字说明，这个坑中堆放的废骨料，至少包含了1306　头牛和21　匹马的个体。这个坑的另一半堆放废骨料的情况未见报导，坑中实际埋放的牛马个体究竟有多少，虽不确知，但有可能倍于此数。这种堆放废料的垃圾坑，使用的时间一般都比较短。它的发现反映了在一个特定条件下，使用大量牛、马等大牲畜的情形。为了制作骨器而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用上千头牛、马的个体，从这个实例中可以看出当时饲养大牲畜的规模是不小的。

六畜是我国古代居民获取动物脂肪与蛋白质的主要来源。若这种来源越充足，对提高人体体质、促使大脑的发育都会有很重要的作用。同时，牛可耕地，马可架车，是当时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战车又是重要的武器装备，在战争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马的数量又是与国力强盛联系在一起的。当时，诸侯国的实力往往以战车的数量来衡量就是很好的证明。奴隶主贵族死后还要用车、马来陪葬，以显示其身份与地位。目前，在陕西长安圭镐遗址和河南洛阳、浚县、陕县及北京房山琉璃河等地的西周遗址中，都发现了为大贵族墓陪葬的车马坑，少者一车二马，多者十数辆车，数十匹马。此外，牛、马骨骼又是骨器生产的原材料。无论是骨铲、骨锥、或骨刀、骨笄、骨珠等等，无不取自这些动物。甚至占卜和记录卜辞的原料之一--肩胛骨，也是取自这些大牲畜。所以畜牧业在西周社会中仍居于重要的位置。

有关当时饲养马匹的情况，《周礼》中有较多记载。如春季发情交配的时候，要把未成年的牡驹管束起来，不得混于母马之中；母马受孕以后，要分群放牧，以保护母畜；马群中要选育良种，并把劣质马匹适时淘汰掉等等。另外，阉割术已经发明。大牲畜做过去势术后，可使牲畜的性情温顺，且膘肥肉壮，既便于役使，又可提高经济价值。

我国的养殖业起于何时，这是科技史上的一个问题。鱼作为食物被人类捕食，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发生了，所以遗址内常常发现鱼的化石。新石器时代捕捞龟类时，可用鱼叉叉鱼、鱼钩钓鱼、鱼网捕鱼。故在考古发掘中经常出土骨制的鱼叉、鱼钩，石质和陶质的网坠等捕捞工具。由于大自然赋予的鱼类资源十分丰富，人们选择的棲息地和聚落，大多在离水源较近的地方，所以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只要向江河湖海去索取，就足以供他们食用，不需要通过饲养的方法来提供鱼类资源。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又逐渐认识到鱼类的繁殖与生长的情况。当他们一旦发现在聚落附近的水塘中放养的鱼类能自然繁殖更多的鱼时，就引发出有目的养殖鱼类的动机。考古发现的材料证明，至少在西周时期，我国已经有了养殖业。在河南省信阳市孙砦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处西周时期养殖鱼苗的遗迹①，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一处水生动物养殖业遗址。已发掘出大方坑一个，长42米，宽16　米，深4　米。在这个大坑内深约2　米的部位出现了纵横的隔梁，把这个长方坑的下部隔成两两成对的两排小坑，即每排5　个，每个小型长方坑长约8　米，宽为4.6-6.6　米，坑底距地表4　米（即小长方坑的实际深度为2米左右）。其中北端的8　号坑中又有一个隔梁，将它分为南、北两个小坑。小坑的长度为4　米多，宽不足2　米，坑的深度只有30　公分。这个大型长方坑及其小坑都是人工挖成的。大坑的坑壁平整光滑，所有小坑的布局也很有规律。坑内堆积的除了西周时期的陶器、石器等遗物外，还有木棍和豆、匕、钩、槌、桨、橹等木器，鱼罩、鱼篓、竹筐等竹器，草鞋、草绳等编织物和水草等遗物。各坑底部普遍有一层厚20-60　厘米的青灰色淤泥，还发现不少完整的鱼骨架、小鱼和虾的遗骸以及菱角等水生物。据研究，这是一处养殖鱼苗的坑池遗址。在大坑中又套挖11　个小坑，主要是为育种过程中分池饲养和鱼类越冬时防寒的需要。坑中池水的深度经常保持在1.66　米以上，可以保持鱼池水温。若在小坑上面覆盖草席之类植物，冬天可以防止水面结冰，盛夏时可避免水温过高而影响鱼卵孵化，也可防止鸟类衔食幼鱼。至于坑中出土的许多水草、草绳、带杈的木棍、竹杆等物品，可能是为鱼类产卵而放置的。因为，像鲤鱼类在产卵时必须找到鱼卵的附着物方肯产卵。坑中出土的鱼罩、鱼篓、竹筐等用具也与渔捞作业有关。这些用具的网眼形状与大小都和捕捞对象的形体大小有关，这些情况反映了当时这个养鱼池中的养殖情况。

信阳孙砦遗址地处大别山北麓，今天的年平均气温为14.6℃。1月份的平均气温为1.7℃，绝对最低气温为零下10.3℃；7月份平均气温为25.2℃，绝对最高气温35.3℃。年降水量平均为1005　毫米，多集中在6、7　两月。全年无霜期为212　天，渔业相当发达，盛产鲤鱼、草鱼、鲢鱼、鳊鱼、鲫鱼等等。西周时期这里的气温与雨量同今天相近，因此，鱼类养殖业在这里出现，应与其合适的自然条件有关。从坑中出土的木桨、木橹等工具看，当时有小型的渔舟，穿梭在这个淮河上游江河湖沼密布的多水区域，从事捕捞与运输。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孙砦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第2　期。信阳孙砦遗址中出现这样大型的鱼类养殖池，还说明当时对鱼类的养殖已掌握了比较成熟的技能，并有一定的规模。因此，我国古代养殖业的年代或许比这个遗址的年代还要早。

养殖业的出现，是人类从依赖自然资源，在捕捞中获取鱼资源，转向有目的地养殖鱼类，人为地发展鱼类资源的一个创举。在距今3000年前后出现的这一创举，表明古代先民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二）西周建筑技术的新进展反映西周时期的建筑技术及其水平的，仍然是当时的宫殿与宗庙建筑。

1976年在陕西岐山县京当公社凤雏村发现的一组大型建筑基址和扶风县法门公社召陈村发现的建筑基址群，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这些基址都在周原遗址的范围之内。

周原遗址是周人的发祥地和灭商以前的都城遗址。它包括岐山和扶风两县的一部分，面积约15　平方公里。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自邠迁至此地，开始营建城郭，成为周人的早期都邑。公元前11世纪后半叶，周文王迁都于丰，武王建镐京后，这里仍是周人重要的政治中心。

凤雏的大型木构建筑座落在一个夯土台基上，台基南北长45.2　米，东西宽32.5　米，面积约1500　平方米。由于原来的地面北高南低，所以建造时南端曾经垫高，使台基的表面处于同一水平面上。台基高约1.3　米。整座建筑坐北朝南，方向北偏西10　度。当时建造用的木构件早已不存在了，但它的基座与柱洞保存相当完好，所以仍可看出这座建筑物的布局是以门道、前堂、过廊、后室为中轴的。在东、西两侧则配置厢房，形成一个前后两进、东西对称的封闭性院落。

这座建筑的门道在南面正中，正对门道的是影壁，即所谓屏。门道的两侧有东、西两塾（门房），门内堂前有中庭。中庭的两侧各有两个台阶通向东、西厢房，北边则有3　个斜坡状台阶直通前堂。前堂是这组建筑的主体，其台基比周围高出0.3-0.4　米。地面的柱洞排列有序，计东西7　排，南北4排，可知原建筑物面阔为6　间，进深3　间。前堂的后面与后室之间又有两个8　米见方的小院，为东、西天井。它们的北侧各有一个台阶通往后室。后室在台基的最北部，东西一排有5　间房舍。台基东西两侧的厢房各有8　间，大小不等，但东西对称。东、西厢房和后室有走廊相通。

这座建筑的规模较小，它很可能是奉祀祖先的宗庙建筑，但因宗庙建筑的布局与当时起居的宫室基本相同，所以它究竟是宫殿，还是宗庙，目前还难以推定。尽管它建成前、后两进的四合院形式，仍可看出与偃师二里头宫殿建筑有继承关系。它的发展途径是：环绕中庭的庑向庭内紧缩，庑与门、堂、室等联接在一起，从而形成前后两个庭院。后世四合院的基本特点，如四面用建筑封闭，中为庭院，在中轴线左右的两厢对称等等，在这座建筑中都已出现。这说明我国建筑布局采用四合院形式至少已有3000年的历史了。在这座建筑中，院内外都有斜坡散水装置，还发现了两处排水管道。一处从中庭经由东塾的台基下流向院外；另一处由后庭西天井通过过廊、东天井、东厢房的台基下流向院外。排水管道用陶水管套接，或用卵石砌筑。建筑物的地面和墙壁都用泥浆掺合细砂和石灰涂抹，表面光洁，质地坚硬，具有较好的防湿性能。另外，在房屋堆积中发现少量的瓦，说明房顶的某些部位已用瓦覆盖。这座建筑为防潮而设置的散水和排水系统，比商代的完备和复杂，有较大的进步。

扶风召陈发现的一处西周建筑基址群，已发现夯土台基15　座。其中3座保存较完整，面积也较大，都超过2000　平方米。如8　号基址东西长22.5米，南北宽10.4　米，台基残高为0.76　米，系用黄土夯筑而成。台基周围有宽0.5-0.55　米的一周散水，全用卵石铺筑而成。台基面上由南到北排列4排柱础，间距为3　米。自东到西，有8　排柱础，间距大多为3　米，只有第2个柱础与第3　个柱础之间，第6　个柱础与第7　个柱础之间的距离稍小，只有2.5　米，而且各有一道南北向的、宽约0.8　米的夯土墙，将基址分隔为3　部分。这两垛夯土墙的中央，各增加一个柱础。台基中部的4　个柱础减为两个，它们的位置也移至中线。这些柱础穴的直径达90-100　厘米。另一座3　号基址，东西长24　米，南北宽15　米，残高0.73　米，也由黄土夯筑而成。这个台基面上，自东到西有7　排柱础。中间3　排柱础的间距为5.5　米，两则的两排柱础间距为3　米。在第2、3　柱和第5、6　柱之间也有一道南北向的宽0.8　米的夯土墙，这两堵墙的中部各增加1　个柱础。中间3　排由南至北各有5　个柱础，两侧两排则各有6　个柱础。这些柱础直径为65　厘米左右。这两个建筑基址的形制基本相同，但它们的开间不同，一座的开间为偶数（6　间），另一座的开间为奇数（7　间）。

召陈发现的建筑基址群不像凤雏发现的建筑基址那样自成院落。这15座台基中，有两座建筑为西周中期所造，到西周晚期才被废弃。其余13　座的年代比它们略早，约当西周早期。由于它们中多数保存不好，关于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组合关系，已不易确定。不过，从每座台基面上存留的排列有序的柱础可以知道原来都有木构建筑，而且柱距较大，如3　号基址的最大柱距达5.6　米。立柱的直径一般为50-70　厘米。立柱粗，跨度大，无论从总体现模还是从建筑物的体量上看，都比凤雏发现的建筑基址要大。它的结构可能已相当复杂。

木构建筑越高大，越需要有一个坚实的地基。如果地基过浅，对节点不牢的早期栽柱构架来说就不能稳定，柱基在春天解冻翻浆时，柱脚要大幅度及不均匀地沉陷，这势必会影响建筑物的安全使用。因此，经验告诉人们，在荷载较大的情况下，栽柱暗础的基底必须座落在冻不透的土壤上才能确保无虞。但对高大的建筑来说，立柱埋得越深，要求粗大柱料的长度也越长，在缺乏机械的情况下立柱的难度是很大的。为此，只有改善柱基的做法，即在安放柱子的位置，着重加夯，筑成一个坚固、防潮、可以不受冰冻影响的地基。召陈发现的3　号、5　号、8　号基址的柱础不仅大而深，且加入砾石夯筑。3　号基址的柱础直径最大，柱础石下铺垫的大砾石有7、8　层之多、与黄土一起夯实成为立柱的柱基。这在结构上可以加大柱脚承压面，减少压应力，在构造上还可起防潮的作用。这是一个进步。同时，召陈发现的柱础，虽然仍在地表面以下，但立柱埋下的深度已减至10　厘米左右，实际上已不是栽柱，近乎在台面上立柱。这也反映了当时营造的木构建筑，其梁、柱构架的整体性又有所提高。这一技术在东周时期的建筑中被因袭使用。

西周时期建筑技术的另一个进步是瓦的使用。屋瓦最早发现于丰镐遗址，当时在窖穴中出土还难以推断其用法。后来凤雏、召陈都发现了屋瓦，特别是召陈建筑基址发现较多，有板瓦、筒瓦及半瓦当等，可知当时的建筑屋顶已经用陶瓦覆盖。

西周遗址出土的瓦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年代最早的陶瓦，它用泥条盘筑法制作，经过烧制而成。少量瓦上有环或钉，这是为把瓦固定在屋面上防止滑动而制作的。瓦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帽钉形，可以系绳，也可压入屋顶的泥背中；另一种是锥形，是插入苫背泥中的。由于发现的数量不多，可能当时只有在脊、檐口等部位使用，不是覆盖全部屋顶。即使如此，陶瓦的发明在建筑技术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周兴之初，文王作丰，武王作镐。丰镐两京是西周时期的都邑，位于陕西长安县的沣河两岸，面积达十余平方公里。在丰镐遗址也曾发现了十余处大型建筑基址，附近也出土过陶瓦等建筑材料。这种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为了解这类都城遗址的布局及居民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提供了极好的素材。湖北蕲春发现的干栏式建筑基址，在发掘时还可以看到保留的大量木柱、木板、方木及木制楼梯的残迹。一些木构件上也有榫卯。在一座房屋的西部发现一块长方形的木条，可能是作榫接板柱用的。有一处木板，由3　块长方形木板和一条木棍组成，木板平行排列，东部有榫槽穿以木棍将木板连接在一起，可能作地板之用。可惜这处木构建筑保存不好，很多构件已经朽坏，已难以深入研究。但以当时的建筑水平而言，这类建筑比起以前的（诸如河姆渡发现的干栏式建筑）有较大的进步。

（三）天文历法与地学西周时期对年、月、日的记录已十分明确，有时还记有月相，这在青铜器铭文中记载很多，如牧簋铭文即用"七年十三月既生霸甲寅"等文字来记录当时的事件。当时记录的月相有4　个不同名称，即"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这4　种月相是概括月亮绕地球运转时，从地球上看到的月球盈亏的变化所作的四分法。它的出现表明人们对月亮的盈亏变化的规律性有了一定的认识。

西周时期的天象观测有了不少新发现。二十八宿是春秋时确定下来的。

所谓二十八宿，是把天球黄赤道带附近的恒星分为28　组，其名称为：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一组即是一宿，每一宿中都取一颗星作这个宿的量度标志，称为该宿的距星。这样就建立起一个便于描述某一天象发生位置的较准确的参考系统。但这个系统的确立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过程的。从《诗经》中可以看到，二十八宿中的一些名字已经出现了，例如火（心）、箕、斗、定（室、壁）、昴、毕、参、牛、女等等；甚至还出现了银河（天汉），说明当时对恒星已有了较多的认识。同时《诗经》中还有将恒星的出没所反映的季节变化与社会生产、人民生活的关系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定之方中，作于楚宫"等等。此外，人们对于行星也已有所认识，如《诗经》中提到的"启明"、"明星"、"长庚"，指的都是金星。

周代已经使用十二地支来记时了，把一天分为十二时辰，使记时更加定量化了。有关测时的仪器，大概在周以前就已发明了漏壶这种计时工具了，因为在《周礼·夏官》中记有"挈壶氏掌挈壶。。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这种仪器不论阴雨、夜晚都可以使用。周人继续使用这种计时工具是没问题的。周人还发明了用圭表测影的方法，确定冬至（1年正午日影最长之日）和夏至（正午日影最短之日）等节气。这样再配合以一定的计算，就可使回归年长度的测量达到一定的准确度。周代历法的另一个进步是能定出朔日。《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记有"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这是我国古籍中最早出现的"朔日"的记载，也是我国有明确日期记载日食的最早记录，据推算应是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这说明西周时期我国的历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周人在继承商代文化的基础上，对地学知识的认识也前进了一步。他们对不同地形的观察更加细致了，所以在《诗经》里，不同的地形有不同的名称，如山、岗、丘、陵、原、隰、洲、渚等等。此外，还根据其他特点而出现了许多名称。如丘是与平原相对而言，但单独的一个丘称作"顿丘"，四周高而中央低的称作"宛丘"；对于山，则把山上有草木的称为"屺"，没有草木的称为"岵"等等。

周代可能已有地图。据文献记载，周武王灭商回到京城以后，深感丰镐离商殷故地距离太远，难以实行有效的统治，于是决定在伊、洛河流域建一个新邑。他未完成此愿就去世了。成王即位以后，为实现武王的遗愿，先派召公去今洛阳一带进行考察，以后又派周公去卜问选址。周公选好地点以后，把占卜的情形和图献给了成王。成王时建造的这个"新邑"在金文中多次有记载，特别是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有铭文122　字，记录的就是武王克商之后决定"宅兹中国"和新邑建成以后成王"迁宅于成周"的事，这与文献中记载的是一致的。因此，《尚书·洛诰》中提到的周公把占卜的结果连同图献给成王的事，很可能是存在的。此外，《诗经·周颂》中说周武王得天下以后，巡视四方是依据绘有山川的图，依次对高山大川进行祭祀的。从这些情况看，当时不仅已有了绘制的地图，大概这种地图已有一定的规格和要求。

由于至今未发现西周时期的地图，所以上述说法只是一种推论。不过岐山凤雏发现的建筑基址，以门道、前堂、过廊、后室为中轴，东西配置厢房，形成一个前后两进、东西对称的封闭式院落。其格局严密、对称、规范，或可说明当时建造这座大型建筑时是先有设计蓝图，然后由工匠们按图施工营造的。

地学知识的积累是与对地形、地貌的观察分不开的，而地形，地貌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很早以前，人们就注意到这种变化了，所以《周易·谦卦彖辞》中有"地道变盈而流谦"之说，即地表的起伏形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地方高山会逐渐降低，而低地也会逐渐升高。特别是黄土高原地区，这种变化是经常的，暴雨的侵袭，河流的冲蚀，都会不断地改变地形，地貌。我国又是多地震的国家，自古以来，地震给人们带来了灾难与恐惧，更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地震的记载，很早就出现于古籍之中了。如《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就有"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等等，记的就是地震引起的地动山摇，使人不得安宁。出现山崩地裂之时，有的地方塌陷，有的地方隆起，地形地貌出现了新的变化。至于《史记·周本纪》所记的周幽王二年时，"周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应是一次大地震的记述。

（四）螺钿漆器的制作与纺织技术漆的发现与使用虽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了，但是漆器制作从木器加工业中分离出来可能是在商周时期。考古工作者在偃师二里头、安阳殷墟和藁城台西等遗址中都发现了红地黑彩的残漆片。台西发现的漆片上还镶嵌绿松石作为装饰。安阳出土的漆器上有的使用石片、蚌片、龟甲等组成图案花纹镶嵌，可惜尚未发现完整的漆器，所以对它的工艺尚难作分析。

西周时期的漆器，在河南浚县辛村、洛阳厐家沟、湖北蕲春毛家咀、陕西长安张家坡、扶风云塘和北京房山琉璃河等地均有发现，其中以琉璃河发现的数量为最多，计有觚、罍、豆、簋、盘、方彝等器类。它们大多绘有装饰图案，有的还镶嵌加工过的蚌泡、蚌片。如一件漆豆的豆盘外表用蚌泡和蚌片镶嵌，与上下的朱色弦纹组成装饰纹带；豆柄则用蚌片嵌出眉、目、鼻等部位，与朱漆纹样组成兽面图案。在一件漆罍上，除在朱漆地上绘出褐色云雷纹、弦纹外，还在器盖上用细小的蚌片嵌出圆涡纹图案；在颈、肩、腹部用加工成各种形状的蚌片嵌出凤鸟、圆涡和兽面的图形；在附加的牛头形、鸟头形器把上也用蚌片镶嵌，使牛头和凤鸟的形象更加突出和醒目。这些漆器的制作，集漆、绘、雕、嵌等技术于一身，巧妙地将几何图形与动物形象和谐地统一了起来，庄重而华丽，是罕见的艺术珍品。这种以蚌泡、蚌片镶嵌的漆器即是螺钿。

《髹漆录》云螺钿"即螺填也。百般文图，点、抹、钩、条，总以精细密致如画为妙。又分截壳色，随彩饰缀者，光华可赏。又有片嵌者，界郭理皴皆以划分。又有加沙者，沙有细粗"。这是专指用蚌壳截切成各种形状的小块，嵌拼成图案装饰的漆器。过去有人认为螺钿起源于日本，或从印度传到中国。这些发现证明，这一技术最晚在3000年前的西周初期，就已被中国的古代工匠所创造了。

当时除用蚌片、蚌泡等镶嵌外，还用其他原料镶嵌。如北京琉璃河出土的一件朱地褐彩的漆觚，除在腰部浅雕三条变形夔龙（内髹褐漆）组成花纹带外，上下还贴有3　圈金箔，并用绿松石镶嵌在夔龙的眼部。这件漆器将朱、褐、黄、绿4　种颜色很好地协调起来，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上乘之作。当时的工匠们能制作这样精美的漆器，反映了西周时期漆器生产已相当发达了。

西周时期的漆器仍是木胎，大多用整块或整段木料雕凿成形，造型别致。如琉璃河出土的漆器，鸟、兽形把手附件是用榫卯连接或用粘接的方法和器体接合在一起的。随着各种青铜工具的出现，促使细木工艺有所提高，所以漆器的制作也得以改进。漆器的胎骨变薄，器类逐渐增多。木胎成形后，要经打磨光滑，然后再髹漆。如有彩绘、雕花、镶嵌的，还需加上这几道工序。最后还要抛光，以使漆器表面更有光泽，与其他对比色彩相衬托，使之获得更好的效果。从出土的西周漆器看到，它们的造型庄重，装饰纹样的绘制，雕刻、镶嵌技术之精细，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把蚌片磨成厚度为0.2　厘米的薄片，嵌成各种鸟、兽图案，开创了我国螺钿漆器工艺，使漆器生产的实用性与观赏性结合起来，成为人们十分喜爱的一种实用工艺品。西周的纺织业仍以麻纺和丝纺为主，也有少量毛纺织品。麻布是当时多数人制作衣服的原料。麻的种植已较普遍，但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麻布实物较少，多为麻布的痕迹。如在墓葬中死者身旁紧贴衣服的随葬品上常能找到麻布的印痕。有的随葬器物下葬前曾用麻布包裹，发掘时还能看到多层麻布的印痕。只是这种印痕多印在泥土上，很不容易保存。宝鸡茹家庄发掘的一座贵族墓中，在一柄青铜短剑的柄部有细线缠绕。在显微镜下观察，其单纤维横切面呈多边形，有明显空腔，纱线纵向呈纤维束之排列，被确认为是麻类植物（可能是苎麻）。

据报道，1990年在河南陕县上村岭发掘的西周晚期墓中，还出有麻布和整件毛织衣物，这是很难得的发现，详细情况尚待进一步报导。

当时使用的纺织原料，除了麻以外，还有苎、葛、。。（苘麻）、禇、菅、蒯等植物。人们已认识到麻纤维的长度和韧性比菅、蒯等野生植物要好。在这些植物中，麻和葛的纤维必须经过脱胶才能利用，所以麻在收割以后要浸沤，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使麻皮腐蚀柔软。从《诗经》中有"可以沤麻"、"可以沤苧"的记载看，说明两周时期人们已经掌握了这种技术。葛纤维的胶质不易脱解，非使用高温不可，需要用沸水烹煮。《诗经》中的"是刈是濩"，"濩"就是煮。

西周时期的麻纺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麻织品的质量有所改进。据研究，这时已有了统一的纱支标准，计算纱支的主要单位叫"升"，每升为80　根经线。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用途，按照纱支标准织造粗细不同的麻布。据《仪礼》等书记载，周代的麻布一般幅宽为周尺二尺二寸，约合今天的一尺五寸。最粗的布用三升，专供丧服之用；较粗的布用七升，专供奴隶穿着之用；最细的则用十五升和三十升，是供贵族、官吏们朝会宴享和制冕时使用的。用1200　根或2400　根经线织成宽2.2　尺的麻布，每厘米的经密约24　根或48　根。这种布的密度就很大了。这后一种布的经密已和近代较细的棉布相当接近了。

西周时期的丝织物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不多，见于文献记载的有绢、帛、纨、缯、绮、罗、绵、纱、縠等等。在西周初的金文中就已经出现有"帛"了，它常用来作为王赏赐给官吏、贵族的赏赐物。从东周时期出土的大量精美丝织品可知，西周时期的丝织技术应比商代有所提高，当时出现较多的丝织物品种是有可能的。

宝鸡茹家庄西周墓中出土过一些丝织品的印痕，它门都是包裹青铜器而附着于铜器表面的，这些印痕仍清晰可辨。它们多为平纹的绢。此外，在棺内墓主尸体之下的淤泥中还发现了刺绣制品的痕迹。这件制品可能是衾被之类。它的地帛为平纹丝绢，经密30／厘米，纬密25／厘米，刺绣方法为锁线绣，绣圈每厘米有10　个，绣道宽每毫米为1.5。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刺绣织品的标本。河南信阳张砦遗址中发现的两块丝织物，鉴定者曾对纤维进行切片，观察到截面有明显的纯三角形状，被确定为家蚕丝纤维。但三角形截面间无明显的对应关系，推知在织造前已经精练，所以茧丝中的单丝自由松散。这两块织物都是平纹组织。据研究，织物的经纬线都是将丝纤维拈制而成，因而被称作""，即今人称作绵绸者。推测这是选用下脚茧，如鹅口茧、蛹衬之类，对它们进行精练后脱胶，然后将松散的茧丝拉出加拈成丝线（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S　拈）再进行织造。不过，这块织物较残，已经无法对它的织造技术进行深入的研究，但从当时的技术水平推测，这种平纹组织的织物是在原始的腰机上织成的。

（五）人工冶铁技术的出现铁器的使用虽然比青铜器要晚，但它质地坚硬，适合于制作工具，武器等物品。铁金属在地球上的储量远比铜金属要大，分布也相当普遍，所以铁制品的成本比铜金属要低廉得多。在世界各民族的古代文化中，铁器出现以后，很快在工农业生产领域普及，在人类历史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有关中国发明冶铁及使用铁器的问题历来为人们所关心。

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人类认识铁金属的时间是很早的。我国先民早在商代就已认识了铁。1972年在河北藁城的台西遗址出土了一件铜钺，它的刃部嵌有铁质的金属。经鉴定，铜钺的铁刃中没有人工冶铁所含的大量夹杂物，含镍量在6％以上，含钴量在0.4％以上，并且保留了高低镍、钴层状分布，因此确定铁刃不是人工冶炼的铁，而是陨铁加热后锻成嵌入钺的刃部的。1977年在北京平谷县刘家河的一座商代墓葬中也出土了一柄铜钺，残长8.4　厘米。它的刃部也是嵌铸在一起的铁金属，据鉴定也是陨铁。1931年在河南浚县发现的周初铁刃铜钺和铁援戈，据鉴定，其铁质部分也是陨铁锻成的。这些发现说明早在公元前14世纪，先民们就已认识到铁，并能识别出铁与青铜在性质上差异。同时还懂得了铁的热加工性能，用简单的工具锻打陨铁，使之成为厚仅2　毫米的薄刃与青铜铸接成器。这说明商代的工匠在金属加工技术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由于铁金属的熔点比铜金属要高，所以人工冶铁的出现比冶铜业的出现相对要晚。但是随着冶铜技术的不断改进，冶炼炉的温度也随之提高。当炉内温度达到铁金属的熔点时，铁矿石也被熔化而离析出铁金属。因此，冶铜过程中铜金属内往往含有微量的铁元素。1976年在山西灵石的一座商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铜钺，通体有铁绣。经化验，刃部的含铁量达到8.02％。这样高的含铁量是比较少见的。它不可能是铸造铜钺时有意掺进去的，应是冶铜过程中冶炼炉的温度达到了将伴生的铜铁矿石中的铁也部分地冶炼出来，在铸造铜钺时这些铁金属也一起铸进了铜钺之中。这种情况说明距离人工冶铁的出现已为时不远了。

我国何时出现人工冶炼的铁制品，这一直是考古工作者思考的问题，并在田野工作中到处寻觅答案。在本世纪60-80年代发现的冶铁制品，其年代上限只能推至春秋，所以一般认为在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先民们才开始掌握这种技术。不过，1990年在河南陕县上村岭发掘的四周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玉茎铜芯铁剑，长约33　厘米。剑身为铁质，先以铜芯与之相接，尔后将铜芯部嵌玉茎之内，剑首及茎身接合部分均镶嵌绿松石片。剑身外包裹有丝织物，剑装在用皮革制作的剑鞘内。此外，2009　号墓内还出有铁刃铜戈及其他铁器。这是我国中原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这一发现，把我国中原地区人工冶铁的时间上推到了西周晚期，据研究，这柄玉茎铜芯铁剑的铁金属，是用低温固体还原法冶炼获得的块炼铁制作而成的。它不含陨铁中所含的镍、钴等金属。

纯铁的熔点为1540℃，这在商周时期的熔炉中很难达到。所谓"块炼铁"，是铁矿石与木炭在炼炉中冶炼时，在较低温度下以固体状态被木炭还原的产物。这种铁的质地疏松，里面还夹杂有许多来自矿石中的各种氧化物，如氧化亚铁、硅酸盐以及未烧完的木炭屑等。这种块炼铁若在一定温度下反复锻打，可将夹杂其中的氧化物挤出去，使其机械性能得到改善。用块炼铁加工制作工具，则需采用热锻。如果铁块较小，而需要制作的对象体积较大，则可以放在锻炉内加热，经过热锻，将数块小铁块锻接成大块。如果铁块太大，则可切成小块，再经锻打而制造所需的工具或武器等物品。这种冶铁方法虽然比较原始，但因早在商代已有了热锻加工陨铁的技术，所以当块炼铁被人们发明以后，铁器就登上了历史舞台。上村岭发现的玉茎铜芯铁剑，正说明用这种方法冶炼的铁金属，已被制成工具而为人们所使用了。

这种块炼铁的冶炼方法在东周时期仍被工匠门延续使用。但东周时期又出现了生铁冶铸技术。由于生铁冶铸术的发明与发展，改变了块炼铁冶炼与加工比较费工费时的状况，提高了生产力，降低了成本，使较大数量地进行冶炼和铸造较复杂的铁器成为可能。这就为铁器生产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为我国古代冶铁业的发展开拓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八、三代时期周边地区的科技成就按照传统史学的说法，中国的文明历史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的。由于夏、商、周三个王朝都在中原地区立国，所以，在介绍三代的科技成就时，必然以夏、商、周三代直接控制的地域内发现的材料作为重点。就总体而论，三代时期中原地区青铜文明的发展程度，确实比其他地区要高。它们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成果比周边地区要先进一些。因此，介绍三代科技及其文明发展的情况，大体上可以涵盖同时期我国古代先民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

然而，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的各种事物都是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的。从历史发展的长过程看，先进与后进只是相比较而言，而且也并非一成不变。在特定的条件下，后进的也可能转化为先进。考古调查的材料表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分布，与今日中国人口的分布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今日中国人口稠密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相对密集。这说明史前时期居住在中国各地的先民，在各自的地域内劳动、繁衍、生息，创造自己的生活，也创造了历史。他们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先祖。中国各族人民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其中很多成果是在他们之间的长期交往与交流中互相学习、不断创新而被发明的。

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与交流活动，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出现。考古工作中提供的许多文物可以说明这种交往已相当密切。例如，货贝（一名子安贝）是只产于台湾海峡以南的南海海域的一种水生动物、我国的东海、黄海均不产这种贝类。但是这种货贝在距今50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即有出土，说明它是从南方地区辗转而流入西北地区的。同时，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极有特色的陶鬶，在广东马埧的石峡文化遗址中也能找到，两者的特征十分接近，显然是源于前者。岭南地区有些石斧的形制也与中原地区所见一致。这些情况都是人们交换或交往的结果。

到了三代时期，这种交换与交往有了进一步加强。当时在夏、商、周王国的周围存在着许多方国。这些方国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和夏、商、周王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有关科学与技术方面的知识与经验，也在互相交往中得到交流，促进了各国的发展。例如，山西灵石旌介村出土的一批"丙"国铜器、河南息县■张的"息"国铜器，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的"亚醜"铜器，是3　个不同方国的遗存。这3　个地点的商时期墓葬中都出土了一批青铜礼器、兵器，上面铸有"丙"、"息"、"亚醜"铭文，表明它们是方国自铸的器物。但这些礼器、兵器中，绝大部分与商王室所用的铜礼器、铜兵器是相同或极为一致的。这些形制相同的礼器一批批出土，反映了这些方国的上层贵族在社会生活中实行某种礼制，很可能是仿效商王室的礼制制定的。这些青铜器的制作，受到了商王室铸造工艺的强烈影响。这些方国制作的青铜器形制端庄，花纹瑰丽，铸工精良，分铸法已被方国工匠们熟练地掌握。由于这些方国跟商王室的关系比较密切。它们的青铜业很可能是在商王国工匠的直接帮助下发展起来的。

距离中原地区稍远一些的地域，情况则有所不同，从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大批晚商时期的青铜器中可以看到，它的文化因素包含三个部分：一部分青铜礼器是典型的中原形式，如罍、尊、盘、鼎、鬲、卣等等，它们的器形和装饰纹样等方面都和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一致；另一部分是具有当地青铜文化特色的青铜制品，例如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各种规格的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等；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双面人头形神器、伏鸟双尾虎及青铜工具、农具等等，都是中原地区出土的成千上万件青铜器中没有见过的青铜制品，具有浓厚的土著特色。三星堆出土的一批人头像，铸造者对人的面部器官采取了夸张的手法，也与中原同类器的风格不同。三星堆出土的立人像，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着左袵长袍，佩带脚镯，这是蜀国古代先民的装束。第三部分是既有中原文化的风格又有地方性文化特征的青铜制品。例如，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铜甗和大方鼎，它们的形制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一致，但前者的双耳各立一只雄性幼鹿，后者的双耳各卧一虎，这是中原地区出土的同一时期同类器上所没有的。这种将中原文化因素与地方文化因素结合于一体的做法，反映了两种文化的融合。在湖南发现的商时期遗存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这些青铜器中大部分是当地工匠们制作的。尽管在长江以南地区还没有发现或发掘同时期的铸铜作坊，但从这些青铜制品中仍可了解到当时的铸造工序与中原制铜作坊中铸造铜器的工序是一样的。

分铸法也已被熟练地掌握，并运用于铸造装饰附件上。这些青铜制品形体规整、花纹华丽，说明它们的铸造工艺是不低的。江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还以形体硕大、造型别致、花纹细腻为其特点。例如，大洋洲出土的立鹿铜甗，通高105　厘米，口径61.2　厘米，重78.5　公斤，在中原出土的同类器中尚未见过这样的重器；卧虎大方鼎通高也有97　厘米。三星堆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　米，造型别致，这在各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也是罕见的。青铜器的器形越是高大，铸造技术的难度也越大。江南地区的工匠们能铸造这样一批形体硕大、具有特色的青铜制品，正说明那里的铸造技术已处于相当成熟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受到中原地区铸铜业的强烈影响。因为在没有设计蓝图或其他手段的情况下，制作具有中原风格的铜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很可能有人去中原学习或请中原的工匠帮助。当然，大部分的青铜器还是当地工匠们所铸造的。

早期乐钟的制作，是反映长江流域古代先民的青铜业发展情况的另一个方面。晚商至西周早期，我国出土青铜乐钟的地域有3　个。它们制作的乐钟都为合瓦形，上窄下宽，于微弧，有甬，基本特征是一致的。但以河南安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铸造的乐钟形体较小，最大的一件高21　厘米，重1.32　公斤，一般都在10-20　厘米之间，重1　公斤上下。表面的兽面纹装饰由耳、鼻、口、目等组成，与青铜器上所饰的图案一致。另两个地域则在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周围和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其中洞庭湖周围出土的早期乐钟形体硕大，最大的通高109.5　厘米，最重的达154　公斤。平均高度为68.75　厘米，平均重量为76　公斤。表面的兽面纹由钟体两侧对称的粗壮凸起的勾连云纹和两个枚组成。江浙地区的乐钟，平均高度为40.42　厘米，重量在16　公斤左右。表面的兽面纹则由粗、细卷云纹与两个对称的乳丁枚组成。这三种乐钟中以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5　件编钟的年代最早。但三者在商周之际的一个时期内是同时并存于各自的地域的，这说明长江流域制作青铜乐钟的时间也是很早的。

乐钟的铸造与礼器不同，它要求每件乐钟都能发出特定的乐音，才能编列成组进行演奏。而乐钟的结构越合理，它的音频、音响效果也越好，演奏时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对乐钟的钟体进行激光全息干涉振型检测，说明每件乐钟都有两类主要的振动方式：一是正对称振动；一是反对称振动。这一结果揭示了这些双音钟的发音原理。不过，节线的走向不仅和钟体的结构有关，也受到质量分布的影响。这就与铸造时铸件型腔的规范化程度及合范过程中的准确性有密切关系。商代晚期，乐钟的音程以大二度居多，表明它的铸造工艺、测音、调音技术都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这3　种乐钟中，中原出土的形小体轻，音质较差；湖南出土的形大体重，声音过于宏亮。这两种乐钟在西周早期都从历史舞台上突然消失了。只有江浙一带的乐钟的结构最为合理，被中原地区的周人所接受，成为青铜乐钟中最重要的一种打击乐器。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长江流域的青铜业的发展，在商周时期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中原地区虽然也有铜矿资源，但远不如长江流域丰富。现已查明，长江沿岸的丘陵地带是我国有色金属矿藏储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江西瑞昌县铜岭、湖北大冶等地发现的商周时期采矿遗址和冶炼遗址，说明生活在这里的古代先民对铜金属的利用，至少有3000多年的历史。冶炼的铜金属中有一部分被输往中原地区，但大部分为当地工匠制作青铜器具所用。所以长江流域出土的青铜器中，除了礼器、乐器、兵器外，还铸造了一定数量的农具（如犁头、臿、耒、耜、铲、镰等）和手工工具。可能由于这里的铜资源十分充裕，所以当地的工匠们铸造了许多大件铜器。在中国三代青铜文明中，这一地区的工匠们运用他们的智慧与创造力，丰富了光辉灿烂的中国青铜文明。除了青铜业外，长江流域的先民在其他工艺技术方面也有相当高的技能，例如四川成都的十二桥发现的大型木构建筑，是商王朝时期的干栏式建筑。出土的梁柱、檩、椽等构件大多有榫卯结构，反映了建造这座大型建筑的木工技术也是很高的。其中地梁上的卯口都作对称排列，与中原地区的木构建筑上常用的左右对称的特点十分接近。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玉器中有锛、锄、斧、琮、璋、戈、矛等工具及礼仪用器具。大洋洲出土的玉器也有琮、壁、瑗、璜、玦、环、戈、矛等礼仪用器以及项链、羽人、镯、坠等装饰品。其中一件枣红色羽人，作侧身蹲坐的姿势，粗眉、大眼、大耳、高勾鼻，戴高羽冠，形态相当生动。头顶上还有雕镂的3　个套接的链环，可自由活动。这件玉器身高8.7　厘米，背厚1.4　厘米，包括链环在内，通长11.5　厘米。在这么一块不大的玉料上雕琢出羽人形象和3　节链环，可见3000余年前当地工匠的雕琢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准，其工艺也不比中原的玉雕工艺逊色。

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中还出有金杖和金面罩等遗物。它的工艺较高，反映了当地工匠们的金器加工技术也是不低的。

原始瓷器的烧造是商代中期开始出现的一个新行业。在南方和中原地区的晚商与西周遗址中都有发现，但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器类方面，江南地区都比中原地区要多。中原地区西周遗址中最常见的是矮圈足豆，另外还有罐、盉、盂、碗等等。但这些原始瓷器表面所饰的条纹、方格纹、云雷纹等与中原地区陶器上常见的绳纹明显不同。它们使用双纽或双系的风格也与中原陶器的同类器风格不类。据分析，丰镐遗址中出土的原始瓷器的化学成分与江西吴城地区的青瓷器接近，却与北方青瓷差异较大。它的二氧化硅含量相当高，三氧化二铝的含量为中量，这与安徽屯溪出土的原始瓷一样。上述特征都属南方青瓷系统。因此，中原地区出土的原始瓷器中有相当一部分当来自江南地区。这或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原始青瓷的烧造技术比中原地区更高一些。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但与中原和江南地区的交往也由来已久。河南安阳的妇好墓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中出土的玉器，均有一些用新疆和阗所产的玉料加工制作的。在新疆进行的考古发掘，也揭示了古代先民在很早以前就已开发了当地的各种资源，创造了很有特色的古代文化。在本世纪80年代的考古发掘中，新疆哈密等地还发现了一些早期铁器，包括刀和装饰品等等。它们也是以块炼铁为原料制成的铁金属制品。其中哈密市焉不拉克墓地31　号墓出土的弧背直刃刀保存较好。经碳14　测定并经树轮校正，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3-前11世纪。如果这个数据无误，则它比河南陕县上村岭发现的玉茎铜芯铁剑的年代更早。鉴于这两个地点相距很远，它们出土的冶铁制品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尚不能推定。但它至少可以说明新疆古代先民在开发利用铁矿资源并用于制作工具方面与中原地区三代先民一样也在探索中前进。

考古工作中提供的有关三代时期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存在交往的实例还有许多。例如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玉琮、陶质鸭形尊等物品，是长江下游地区的良诸文化及其稍晚时期的遗址中富有特征的东西；而在湖南、四川的夏商时期遗址中又能见到偃师二里头遗址中一些很有特色的陶鬶、陶豆等器物。在内蒙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出土的陶鬶、陶爵也与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陶鬶、陶爵的形制一致；而大甸子墓地所出的彩绘陶器的装饰花纹中，有的与商代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相近。安阳殷墟出土的弓形器、兽首刀等铜器，也非本地所铸造，而是来自北方草原地区。产自南海的货贝，在中原大量出土，大批平民墓中大多用货贝随葬，贵族墓中放置货贝的数量更多，如妇好墓中就出土6000　枚。该墓出土的玉戈上有的刻有"卢方入戈五"、"妊冉入石"等字样，有的铜器上铸有"亚弜"、"亚启"等铭文，这些物品都是一些方国的贡品。安阳出土的玉器经过鉴定，其原料除来自新疆和阗外，还有辽宁岫岩及河南南阳等地。对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玉器的鉴定，也包括新疆和阗玉、辽宁岫岩玉、陕西蓝田洛翡玉、河南密玉、南阳独山玉和浙江青田玉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三代时期，中原与周边及各个地区间的交往比史前时期更加频繁。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古代科学技术知识才得到交流。中原地区的一些先进的科技成果随着人员的交往被传播到各地。这种传播有的是直接的，也有的是间接的。如云贵高原出土的一些青铜器受到早期巴蜀文化的影响，但追根溯源，它的祖形则是在中原（如铜矛就是一例）。另一方面，生活在各地的先民们在各自特定的环境中创造了许多成果。例如在西藏拉萨的曲贡遗址发现的铜金属，经碳14　测定，是3000年前的人工冶炼制品，说明这一地点的冶铜业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各地先民创造的许多成果中有不少也传到了中原地区，并被中原的居民所接受。以上所述的实例说明，夏、商、周三代的青铜文明是我国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我国三代先民创造的科技成果，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九、结语我国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下埋藏的远古至三代的遗存极为丰富。但在我国的考古学出现以前，因缺乏文字记载，人们对远古至三代这一大段历史的认识是很不清楚的。自从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考古工作者把远古至三代遗址的发掘列为重点，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使人们对这一段历史的发展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一卷《中国远古暨三代科技史》正是以这些考古材料为基础撰写的。

本卷以介绍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夏、商、西周的技术进步入手，阐述了我们的祖先从渔猎、采集到农业出现，因农业发展而促使农业与手工业分工，由于科技进步，使先民们从单纯利用岩石打制石器发展到从岩石中提取金属制作工具，并促使其他手工行业进一步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历时约300　万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先祖从穴居到平原定居，从分野聚落到城市兴起。所有这一切，是先民们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通过艰苦卓绝的创造性劳动获得的。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个过程也是人们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不断改善自身与自然界关系的过程。

我国辽阔的国土，以她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客观上为古代居民的创造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为自然界赋予人们的惠泽越多，人们用于为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付出的劳动时间就越少，那么人们用于创造其他财富的时间也就越多。但是，勤劳、智慧的先民们为创造美好生活而对生产技术的改进与创新，始终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这种创新，使他们在距今4000余年前，终于告别了漫长的蒙昧与野蛮时期，跨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中华大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发明弓箭与陶器、栽培农作物与观测天文的地区之一。在远古至三代期间，我们的祖先栽培出世界上最早的稻谷，织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丝绸，在3000多年前就发明了原始瓷器，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他们在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作出了令世人惊叹不已的杰出成就。这些成就成为世界文化宝库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使我国各族人民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特定的地位。

尽管考古学提供的材料使人们对远古至三代的历史有了许多新认识，但要回答这一大段历史中的全部问题，还有很大的距离。例如当涉及这一时期科技发展中一些关键问题或涉及不同学科的方方面面时，现有的材料就显得不够了，因此，书中对许多问题的阐述还是很不充分的，不少问题只能等到将来有更多新发现问世以后再去补充。

考古学与科技史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各个学科在追溯其历史时，几乎都离不开考古学提供的材料。但考古学与科技史毕竟是不同的学科。我们虽然从事考古工作多年，对古代科技也有兴趣，但研究不深。所以，撰写本卷科技史的过程也是我们学习的过程。许多科技史工作者的研究成果都是我们的教材。例如杜石然等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就是很好的一本。它给我们很多启示，不少观点为我们所采用。但限于水平，书中一定会有认识不清或谬误之处，欢迎科技史专家与读者批评指正。

科技史与其他学科一样，很多问题都在探索之中。有些结论往往因某项新发现而被修正。所以，本书中的许多论点在未来的岁月中将被改写，这是意料之中的。本卷行文中用了一些考古术语，这是我们希望普及一些考古知识的一种尝试，希望读者能够接受。如果读者能够多掌握一些考古知识，就可以从考古书刊中直接获得有关科技史方面的新发现，这对推动科技史的研究是有帮助的。

研究和了解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揭示它的发展规律，这对我们从事现代化建设的人们能起到温故而知新的作用。探讨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道路，对于建设未来中国科技发展的道路更有其积极的意义。这正是我们承担此卷撰写任务的目的所在。我们相信：古代先民的求实、进取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将激发人们去迎接21世纪的科技挑战，一定能在中华大地上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远古暨三代 第008卷 远古暨三代教育史

【本卷提要】

本书介绍中国远古及夏、商、西周三代的教育史，也即公元前771年以远的中国教育。内容叙述的重点，一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氏族公社教育，二为青铜时代的私有制国家的教育。在远古时代，本书着重探讨了原始教育的起源及其内容和形态，包括汉字的起源、原始学校的萌芽等等，同时对文献中有关远古教育的种种传说，结合考古文物的成果给予分析和说明。夏代是中国私有制社会及青铜时代的开端，本书着重叙述夏代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主要变化及其职能的转变，对于夏代教育的主要内容及特征，也给予尽可能具体的说明。商代是中国古代奴隶制发展的鼎盛时期，奴隶制文化十分繁荣，教育的发展也达到相当的成熟程度。商代已有十分成熟系统的文字，已有图书和典册，开始出现了初步成型的学校。商代的百工、小臣与巫职的教育，则构成了中国古代工艺、专业知识教育的基本模式，并且反映了原始氏族文化传统与家族教育传统之间的深刻联系。西周教育对后世的影响尤为深远，其内容也更为丰富充实。本书着重介绍宗法等级制度下的西周教育制度与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思想和观念。西周已建立了较完备的学校教育系统，形成了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体制，并且在继承夏商教育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了养老、视学制度，同时还形成了以乡遂及诸侯贡士为主体的选士制度，这些均为以后历朝所继承和发展，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尤其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一、远古暨三代教育概述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大体都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氏族文化向文明社会演变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人类的知识与智慧在不断地增长，并且同自我创造的文明成就的增长保持着大致的同步关系。无论从远古的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的演变，还是新石器文化向青铜文化的升华，都意味着人类智慧的一次新的质变。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渗透到人类文明与智慧活动的每一个方面，发挥着积累、传播知识并使人类智慧再生的伟大作用。

从新石器文化时代，到夏商周三代社会，漫长的数千年间，在一个横跨长江、黄河，东至大海，西至青藏高原的广袤土地上，华夏民族以惊人的智慧和能力缔造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诸夏文化。这个文化的容量是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难以媲美的。

在这个文化体系中，教育所占有的地位是十分显著的。在遥远的原始氏族公社时代，人们就开始从丰富多彩的氏族群体活动中领略教育的感化作用，并且以此来调剂氏族内部的人际关系和伦常秩序，进而向文明的领域靠近。

夏代是中国青铜文化时代的开端，这时虽然还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但人们重视生产工艺技术的研究和传授。为了谋求生存，人们还尽量地保持和发展本族文化的优势或特长，花费心血，谋求将本族先祖赖以谋生的技艺或窍门世代传承下去，从而大大强化了氏族文化教育的传统。在夏王室的统治中心，教育仍然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责任，但这种责任同政治、宗教、军事等各种现象揉合在一起，始终没有分化成型，同时，也始终没有摆脱氏族血缘关系的局限，未形成超越地域及氏族文化水平的国家职能的完整机制。商代是中国奴隶制高度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青铜文化臻于鼎盛的时代。商代已经有了高度发达成熟的汉字系统，有了高度发达的手工业技术，这使得商代文化的内涵大大丰富起来，商代的教育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生产的发展和剥削的加剧，使得统治者能够拥有大量的剩余财富，从而有可能去追求具有文化意味的精神及物质的享受，进而促使社会文化产品日益精致，其功能也日益扩大。同时一大批主要为统治者服务的人，逐步脱离笨重的体力劳动，专门从事文化方面的职业，从而形成了一批有闲的文化阶层。他（她）们的智力活动使得商代文化更为丰富多彩，并且最终导致具有初步学校形态的瞽宗、学、庠等文化机构的形成。这些机构在培养巫职人员，推动乐舞、宗教、礼仪教育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西周是我国古代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西周教育不仅继承了夏商教育的许多优良传统，而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模式。西周的敬德保民的思想，引导西周的教育朝着更健康有益的方向发展，并且为春秋时代儒家教育思想的创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根据文献和文物的证实，西周已经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学校教育机构，并有了从王室到诸侯列国大体连贯的学校教育网络。在此基础上，西周还形成了以礼乐为核心的教育内容。这种内容逐步扩展深化，最终形成了较完整的六艺教育的课程体制，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底蕴，其后又经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派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周政权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分封制度之上，因而宗法等级观念的教育占有中心的位置。但西周的王权并不是个十分稳固的政权象征，也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来维持宗法教育的权威性和常久性，以至在成康之后不久，就出现了衰微的迹象，到了西周厉王之时，已是"暴虐多傲"，全无文武成康的遗风了。其后虽经宣王中兴，也无能挽回颓势，最终导致王室东迁、天子失官、礼崩乐坏、学在四夷、政在诸侯的分裂局面。但是，西周教育的衰败，又为春秋时代文化教育的飞跃奠定了基础。官学解体，学在四夷，便意味着文化教育的扩散和流布；王权衰败，礼崩乐坏，堵塞了士人的仕进之途，迫使大批士人流落列国与民间，不仅促使列国文化的进步和民间私学的滋长，并且最终促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因此，西周教育的解体既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完结，又意味着揭开了一个新时代的教育序幕。二、教育的起源及其原始形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教育既是推动社会进步并维系人类生存繁衍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人类生存活动本身的直接后果。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创造人类的定论，正是说明：人类社会的文明及其传播的方式，是在人类谋求生存的创造性的劳动中滋生出来。远古时代的教育，也正是这种创造性劳动手段的再生和生存手段的延续。同时，也是人类生存状态及其需求的直接反映。能够说明教育的起源及其原始形态的依据，只能在原始社会的内部去寻找，并且不能脱离马克思的上述定论。

毫无疑问，教育作为人类传播知识文化及生产、生活技能的主要手段，在原始人类开始制作出第一件劳动工具、并将这种工具的制作操作技术传授给他人，或对于他人的劳动过程的观察目击而有所感悟，教育的现象便自然产生了，这既包括意念的因素，又属于本能的行为。因为，任何一种意念作用或最简单浅陋的操作制造技术，都反映了人类最初的智力活动和知识传播过程。在一般意义上，教育与人类共生，属于人类最古老的文化范畴。同样，人类早期具有"模仿"或"学习"意义的某种本能的行为，也与动物的本能活动有着质的区别。因为，人类在谋求生存或劳动过程中的大多数"本能性"的活动，均已带有智力的痕迹。从这种意义看，教育也产生于原始人类的一般性模仿活动本身。

当然，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行为和现象，无疑还不局限于纯个体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人类社会各个群体的共性。在原始氏族公社中，每一个氏族成员在成人阶段到来之前，除了必须学会并掌握生产、生活所必需的个人技能外，还必须要了解维系氏族社会群体生活的广泛规则和共同观念，这就决定了原始氏族社会的教育贯穿于政治、经济、宗教、婚姻及伦理的各个领域，并且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也是我们了解并研究中国原始氏族社会教育及其特征所必须掌握的一把钥匙。

由于文献的不足，我们至今对于中国史前氏族社会教育的了解，还主要借助于古代文献所提供的传说性素材和现代人类学、民族学所提供的某些间接性成果，而考古发掘的器物，仍不能为"教育"这样一个较抽象的文化行为提供多少直接的文物凭证，这就使得对原始氏族社会教育的研究十分困难，并主要限于描绘性和分析性的水平。

（一）文献中有关远古教育传说的记载有关中国远古社会教育的种种传说，包含了古代贤哲对于教育起源及其形态的种种判断与思考。这些传说所包含的最古老的观念，是相信华夏民族最早出现教育是得自上帝的意愿，并经由一两个超凡的圣人之手，将此意愿转变为现实。到了秦汉以后，随着人们抽象思维水平的提高，又将这种上天的意愿与现实人类的客观需求结合起来，并进一步深入到人性内部来阐明教育起源的意义。在这方面，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见解最具有代表性，他在《大学章句序》中称：在远古时代，上天降生人民，赋之以完善的人性，但由于人民后天气质所偏，造成了人性的缺陷，于是上天便命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聪明睿智的圣人担任"亿兆之君师"，教育人民，帮助人民回复本性，进而设立司徒、典乐这类教官，承担起具体的教化责任，由此便产生了教育。

这种对于远古传说的解释，肯定了教育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是属于人类自我完善的需求，而这种需求也并不限于特定的原始氏族社会或广义的社会教育的萌芽时期，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讲，其存在都是客观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上述解释还意在说明，人性自我完善的需求，不仅是促使教育产生的一般性前提，而且也是促使国家或某种教育的社会职能产生的直接原因之一。在这种意义上，像黄帝、神农、伏羲、尧、舜这样的社会领袖或部落首领便被赋予了主持社会教化的责任，像司徒、典乐这样具有特定教育职能的官职，便出现在早期原始氏族社会的分工之中。这种责任和分工的演变，便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政教合一"和"君师一体"传统的渊薮，而早期的国家机构，也同样被赋予广泛的教育职能。同样，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教育也不仅仅是一般性的行为或被动的后果，它还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体制成熟完备的重要动力。

有关远古社会教育的传说，最早见于《尚书·尧典》。相传尧是一位贤明的部落领袖，其所属部落生活在现在的河北与山西南部一带。他在位时，命羲、和观测日月星辰之象，制定历法，教导人民依时令季节稼穑耕种。继尧之后的舜，任命周祖的始祖弃（又名后稷）担任农师，教给人民种植庄稼的技术；任命商的始祖契担任司徒，专门掌管道德伦理的教化；同时任命夔为典乐之官，负责乐舞教育。《史记·五帝本纪》则记黄帝的孙子颛顼理四时五行之气，教化万民，尧的父亲帝喾教导万民取财节用，迎日推策，敬奉鬼神。这些记载虽无实物可证，但其中有关上古先民发明和传播农业生产技术的事迹，以及在宗教、祭祀、天文、历法、乐舞等方面的活动记载，符合原始氏族社会阶段的一般特征。这类知识技术的传播，当然包含了社会教化的过程。而且，无论上述有关传说的记载，是否能够归属于某个特定的真实人物和部落，它的内容都足以反映原始氏族社会的真实状况。

远古社会教育的产生，与人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直接相关，它直接发源于上古先民最切近的谋生方式之中，故其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尸子·君治篇》有一段关于原始氏族社会生活实况的记载：燧人氏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宓羲之世，天下多兽，故教以猎。渔猎是人类最古老的谋生方式之一，在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中，保留了这方面的大量痕迹。将传说中的远古教育与谋生技术的传播与应用结合在一起，有助于说明远古教育的特征。同时，传说中的远古教育也反映了当时区域性氏族文化的主要特征，以及氏族部落之间、氏族内部知识文化传播交流的主要形式。一个生活在山林茂盛地带的部落，会较早发明和掌握狩猎的技术；一个生活在平原地带的部落，会较早发明和掌握农业生产技术；而生活在洪水容易泛滥成灾地带的部落，则会被迫去摸索治理水害的办法。传说中被任命为农师、负责向各部落人民传授种植黍稷等农作物技术的后稷，其所属部落便居住于土地肥沃、适于黍稷生长的黄土高原；而治水的大禹，其所属族人又生活在常年洪水泛滥成灾的黄河流域。其他如契、羲、和、夔等负责某类教化的远古人物，实际上都是代表了具有某种文化专长的氏族部落。这种区域性文化的显著特征，反映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而不同区域之间以物易物的贸易接触、氏族部落的迁移、族外婚姻的出现与发展等各种交往，成为氏族部落间技术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这种交流的方式衍生出上古时代的所谓"教化"，其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最早的教化观念，不仅包括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文化向四夷的扩散与传播，而且包括周边少数民族部落团体对华夏族类的臣服与归化。因此，战争与征服也被赋予了推广教化的功能。《吕氏春秋·召类》便称舜征伐苗民，是为了移风易俗；禹攻伐曹、魏、屈骜、有扈等部落，是为了推行其政教，这种带有浓厚美化色彩的说法，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中教育所具有的广泛含义和功能。《史记·夏本纪》载称尧时所谓"五服"中的绥服、要服、荒服，一是揆文教，兴武威；二是束以文教；三是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这种"五服"之制虽无切实的凭据，但将教化与军事征服结合在一起，并将教化看作是推行政令的一种特定的形式，无疑反映了教化的原始含义，同时也说明，远古社会的教育，尚没有从一般的社会行为中分离出来。

在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成均"，被认为是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大学"。相传先王在"成均"用酒款待地位低贱的"郊人"，并宣讲教令，举行一些集体性的祭祀活动。按照古代字书的解释，"成均"的本义是指平坦宽阔的场地，并且是经过人工作用的，很可能是指原始氏族部落居住区内的广场。这类广场在适于耕稼的农居部落地区较为普遍，在夏秋收获季节用于打场或堆积收获物，当即《诗·豳风·七月》所谓"九月肃霜，十月涤场"之所在，同时，也是全体氏族成员聚会、娱乐、举行某种规模较大的宗教祭祀活动，或向氏族成员宣告氏族首领教令及决定的场所。这类场所通常位于氏族居住区的中央，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的母系氏族部落居住区中央，便有一个面积阔达1400　多平方米的广场。同样的遗迹在云南纳西族母系亲族居住区内，也有发现。中国古代政教不分，因而将上古先民的一系列有助于文明开化的社会活动，看作是社会教化的形式，并将举行这类活动的场合称为"大学"。由此进一步推断：远古之圣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发布政令、养老、恤孤、审讯俘虏、出征前誓师、集合众人共议狱讼、祭祀天地山川日月鬼神与祖先，均在所谓"学校"举行。这种远古时代的所谓"学校"，既不是汉儒所褒扬的那种完美无缺的"大学"，也不是专门意义上的学校，但它确是引导上古先民步入文明开化时代的重要途径，其中形成的某些传统，也被文明开化时代的中国古典教育所继承，并成为后世追述三代教育的理想化身。（二）养老慈幼与原始学校的萌芽中国远古时代的许多教育现象，根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盛行的某些观念或生活习俗。其中有关先秦时代的"养老"和"慈幼"问题，便可以上溯到史前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并成为探求中国史前教育形态的重要线索。养老慈幼是史前氏族部落内部尊老爱幼传统的自然延伸。《尚书·尧典》记载贤明的部落首领舜，遇事要请教于年长的"四岳"。《吕氏春秋·尊师》则记载神农以悉诸为师，黄帝以大挠为师，颛顼以伯夷父为师，帝喾以伯招为师，帝尧以子州父为师，云云。这些记载虽不可尽信，但氏族部落首领遇事要请教经验丰富的老者，却是氏族落部中普遍的事实，而这种事实又是引发出上述历史传说的根源。同样，在原始氏族部落内部，氏族老人凭借自己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对晚辈进行指点和说教，无疑也是氏族社会最古朴的教育现象。

氏族公社内部对生儿育女的重视，以及对于儿童的保护和慈爱，不仅是人类保护自身生物种系延传的一种本能，也有别于在动物身上同样可以表现出来的纯血亲行为，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人类对于保护和发展自我文化价值的高度重视。当上古先民们意识到死亡之神将无可避免地来临时，除了乞求灵魂常住之外，将祖先留传下来的知识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便成为全体氏族成员的一致愿望，这种愿望的实施便构成了原始教育的雏形。《礼记·礼运篇》曾描绘过一幅三代盛世的美好图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这幅原始共产制的蓝图，虽不乏理想的成份，但也绝非凭空臆想。从中不难看出，在远古时代，人们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劳动成果，共同赡养老人，而对于年幼儿童的厚爱，更是氏族成员普遍的情感。在我国新石器文化遗址中，曾多次发现对于儿童厚葬的习俗，便是这种情感的有力证据。如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就有一种特殊的儿童葬式--瓮葬。这种葬式将未成年的儿童尸体装入陶瓮棺，安放在居室之旁，在瓮棺的底部中央留下一个小孔，以便儿童死后的灵魂能够自由出入，以期其灵魂不要远游，并且仍然能与他们的长者亲近相处。类似的习俗，在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青海乐都柳湾马厂文化遗址均有发现。还需要说明的是，在仰韶文化遗址的葬式中，一般均为男女分葬的合葬墓，由二人至四十余人不等，在一个墓坑或一片地方埋葬，这说明当时还未出现稳定的家庭或私有制，儿童也被视为氏族群体的共有财产，被氏族部落共同抚养。

在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虞舜时期的学校--"庠"，就是这种氏族部落共同抚养儿童，赡养老人的场所，也就是文献中所谓"养老慈幼"的所在。《礼记·明堂位》认为这种"庠"，又称"米廪"，是贮藏谷物的地方。按照汉代学者的解释：米廪"藏养人之物"，庠则"以善养人，期于充实"。从字形看，"庠"本来就是房宇之内畜羊之象。传说中虞舜时代的所谓学校--"庠"，具有双重职能：一是先民集体贮存粮食、畜养动物和剩余猎物的地方；二是集体赡养失去劳动力的老人和没有劳动力的儿童的场所。老人与儿童朝夕相处，进而在他们之间衍生出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由老人将有关生产生活的经验及有关部落内部的规则或祖先的传说讲授给儿童，这种氏族内部的自然分工，使得"庠"成为一种对于氏族晚辈进行保育和教育的集体场所。这种教育功能的获得，可被视为氏族公社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然后果。

作为积蓄剩余劳动产品的场所，"庠"也自然成了氏族成员在农闲和狩猎之余共同消费劳动产品、聚会的场所。《诗·豳风·七月》记载了周族在公刘时代，于冬闲之时聚于"公堂"，饮酒宰羊，互相祝福的情景："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这里的"公堂"与"庠"的性质相似，所以《毛传》谓此"公堂"为"学校"。清代考据家陈奂在《诗毛氏传疏》卷十五中进一步指出："公堂"为早周之小学，沿用的是"有虞氏之庠制"。

"有虞氏之庠制"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呢？汉代学者郑玄注《礼记·文王世子》称引董仲舒之说："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则虞庠近是也"。这种推测显然根据不足。"庠"做为养老慈幼的场所，显然与"成均"不是相似的概念，这一点已被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及民族学研究的成果所证实。

以座落在陕西临潼的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为例，一个比较完整的母系亲族村落的格局，即由一个广场和广场四周分布的若干大小房子组成，每个大房子周围环集着若干小房子，构成一个亲族单位的居住群。这种大房子即是母氏亲族单位中老人与孩子的集体居所，周围的小房子则是对偶婚形式下男女双方宿夜的地方。由于老人与孩子常居一所，朝夕相处，因而保育教育儿童的责任便由老人具体承担，一般的成年人则主要从事生产及狩猎的劳动。这样的大房子在西安半坡、洛阳王湾和甘肃大地湾均有发现。有趣的是，在郑州大河村遗址发现的大房屋遗迹中，长达6.64　米，宽约5.2-5.39　米的大房子主体建筑东北角，还连结了两个面积分别不足八平方米和二平方米的储藏室。这一点正好为文献中有关"庠"和"米廪"的记载提供了实证。"庠"作为氏族群体聚会的场所，也是氏族举行某种集体仪式或祭祀的地方，这种功能符合文献记载对于远古学校性质的描述，并且在新石器文化的考古发掘中获得了实证。比如：前述的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中建筑面积达131平方米的"大房屋"，其出土文物中有许多是特殊用途的礼器，大房的对面便是近千平方米的广场，而在编号为F411　号的小房址内，又发现了用黑色颜料绘成的男女两性人物地画，人物下方又绘有两种奇异的动物图象，被认为是部落图腾崇拜遗迹或与上方人物祖神相关联的某种象征。这些遗迹的发现，使我们更有理由推断出文献中的"庠"、"米廪"及"公堂"与氏族部落的"大房屋"，文献中的"成均"与氏族聚落的广场，一定存在着大体对应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也正是我们描绘原始学校雏形的主要线索。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原始氏族社会的一定阶段，氏族中老人与孩子集体共居一所，是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解放前尚处于原始氏族公社阶段的某些少数民族的公房制度，即是上述历史现象的活"化石"。像云南纳西族氏族村落实行的男女公房制，本族老人与孩子便共同居住在称为"若依德"的"大公房"内。此外如傈僳族、景颇族、黎族民俗中也残留着类似的"公房"制度。种种迹象表明：这种习俗盛行于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并且是实行族外对偶婚制的一种特定的形式，如前述大地湾F411　号房屋遗址中的男女地画图像，就可能是有关对偶式男女组合的形象再现，而其图以男居中，以女居左的构式，也正好说明了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期间，男女社会地位出现转换的现象。由此进一步推测，古代文献中有关"庠"、"米廪"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距今约四五千年之前的情况。

（三）汉字的起源与教育汉字是中国古老文明的生动见证与象征，它的产生和演变记录了上古先民创造历史财富的基本进程，并包含了他们的智慧与灵性，同时也是探寻原始氏族社会末期教育状况的重要线索。

汉字的产生与文明及教育的进步有着直接的关联。在中国古代，有黄帝为人文初祖的种种传说。《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为首，而传说中创造文字的仓颉，也被认为是黄帝的史官。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治，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初学记》卷二十一引《帝王世纪》佚文，也称"黄帝垂裳，仓颉造文字，然后书契始作"。这些记载虽不尽确切，汉字的创造也未必是某一个特定人物的专利，但有三点是可以肯定的。首先，有关汉字的构思和雏形，采自上古先民生存的自然环境之中，是上古先民创造性地形象再现自然物及某些具体物象的简明图式或符号，这些符号或图式已将人类的思维活动同自然物的特定形象和性状勾连起来，固定化，已具有某种恒定的意义。因而，这种图式或符号的出现，已经可以超越时间或地域的局限，标明某种抽象的含义，这与上古的所谓"结绳记事"或某些提示性的简单绘画式的个别刻划符号，有着本质的区别。

其次，汉字大约产生于距今约四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这个时代与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体吻合。有关汉字起源的问题，学术界一向争议较多。本世纪初发现并开始有计划发掘的殷墟，已证实商代甲骨文是我们目前所见的最古老的汉字，它所记录的商代文明的内涵，也非常丰富广大。但甲骨文字已是相当进步的文字，单字已有四五千个，其语法和句法也已系统化和定型化。作为一种信息的载体，甲骨文的功能也很完备，在目前所发现的总数达15　万片的甲骨文中，记录了商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阶级或阶层的组成情况，官制、军事、法律、战争、方域、贡纳、农畜牧渔业和商业、手工业、交通、建筑、天文、历法、气象、医疗疾病、宗教祭祀、卜占等各个领域的状况，这样一个庞大的文字系统显然不是汉字草创时所能够具有的规模。在商代甲骨文之前，一定还有一种或数种彼此关连并逐步深化的汉字形式。近年来，学术界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各种陶器上的刻划记事符号视为汉字的原始形态。如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遗址的仰韶文化陶器符号，其后又如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青海乐都柳湾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遗址中，均有此类陶器符号的出现。其中数量最多的为青海乐都柳湾墓葬中的陶器符号，多达50　余种，其余地方如半坡为27　种，姜寨为38　种。这些符号构式简单，通常一器只出现一个符号，极少有两个以上符号连在一起的，而且多出现在陶器的口沿内外或腹部、底部等处。这些符号的出现，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认为它们与中国汉字的起源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的辩证发展》中指出："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著名的古文字学者于省吾先生也在稍后的《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西安半坡彩陶上的划刻符号，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于省吾并将西安半坡陶器刻划符号与后世甲骨文字形做了一些简单的比较。

但更多的学者对于上述说法持怀疑态度。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认为：目前还不能贸然断定半坡陶器的简单刻画究竟是符号还是文字，因为"看不到它与后世文字的联系"。也有的学者认为半坡陶器上的刻画，只是一种原始记事的方法，这种方法与西双版纳傣族制陶时偶尔在胎胚上刻划一些标记的现象是一样的。这同传说中的"结绳记事"或少数民族中的某些刻符记号一样，只具有个别的提示记忆作用，而不具有共相的广泛性。

考古界和文字学界较多认同的观点，是将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陶器刻符视为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文字，本世纪50年代发现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是距今约6300年至4400年之间的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在属于此种文化类型的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的灰陶尊口沿下，分别发现了形状各异的文字刻符。这些字符分别被释为"戉"、"斤"、"旦"和"■"。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共发现的九种文字符号，已不同于仰韶文化的陶器刻符，其笔画工整，结构有规则并趋于定型。有的字符已反复出现于不同地点，且其写法也大体一致，这种字符显然已不是偶然的随意性记忆符号，它在一个广泛的地域中被人们共同使用，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时空的恒定意义，获得了文字的功能。还需要指出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发现陶文的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遗址所处的年代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正好相吻合。虽然二者所处的地域不同，但也正好说明，距今四五千年之前，汉字已可能在黄河中下游的一个广泛的地域中出现。汉字的发生无疑将大大促进文明的步伐和教育功能的扩大，对从事某种教育活动的人类来讲，文字不仅是手段，而且也是目标。一种在广泛地域中共同使用的思想交流及记录工具，其中最重要的是让这个地域中的人都能熟记并理解其构形和含义，而这一过程的完成便需要教育的作用。同样，文字的出现，也使得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广泛。

不仅如此，汉字的产生也促进了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而且二者互为因果，共同发展。从前述《说文解字·序》所称书契初造而"百工以治，万品以察"，便足以表明这种关联。《史记·五帝本纪》所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已定有"官名"，并设有监国之制，说明黄帝时代已处于氏族社会晚期，已进入具有私有制初步特征的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同样，发现陶文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的早期墓葬多有同性合葬，中期则杂有同性或异性合葬，晚期墓葬则多为男女合葬，男左女右一次入葬，且男性有较多殉葬品和农业工具，这说明父权确立之后，男子已占据了家庭及社会主导地位，并出现了妻妾殉葬的现象。由此推断，汉字产生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是时家庭、私有制已经萌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新石器文化向青铜文化过渡的文化飞跃时代。汉字的产生，不仅促进了教育的专门化功能，并且使得知识的大量积累成为可能。虽然我们对于新石器文化的认识主要借助于考古发掘的实物，对于一种草创的原始文字的载体作用也不宜做夸大性的推想。但从产生汉字的那个时代丰富的文化内涵来看，它是同汉字所具有的文化意义相对称的。像大汶口文化遗址发掘实物所显示的精湛的制陶、制玉工艺和具有明显宗教色彩的葬式制度，其中包含的知识与观念，当然需要一种严格的工艺传授过程和原始思维活动，其中不能排除具有文字功能的符号记录和精确性的信息载体功能。

（四）原始教育的主要内容及特征原始氏族社会的教育究竟是什么模样？它的方式及作用究竟如何？这是教育史学者一向关注的问题。在前述篇章中，我们已初步阐述了有关文献记载中的教育传说、原始学校的雏型、养老慈幼及汉字起源等问题，而对于原始氏族社会教育内容及其形式的综合性说明，则须从当时人们最切近的生存环境和需求出发加以探求。

在原始氏族社会，任何一项生产技术或生存技能的发明或发现，都需要借助教育活动去加以传播和扩大。比如人工取火，便被认为是一项意义十分远大的重要发明。《韩非子·五蠹》称上古之世，"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这个记载便反映了钻燧取火技术的发明及其向某个氏族乃至广大周边区域推广这项技术的一般过程。燧人氏就如同有巢氏、神农氏、豢龙氏等一样，均是标明某种技术专长的氏族称谓。这种现象说明：在原始氏族社会，氏族部落之间根据各自生存环境特征和谋生手段的不同，而在生产、生存技术方面形成不同的专长或特色，任何个人的生产成果或发明都被看作是氏族共有的财富。氏族中个人在生产技术或谋生技巧方面的任何一项偶然的、有助于提高劳动效益的发明，都必须尽快地传授给氏族部落全体有关成员，将个人的专长转化为氏族部落共同的专长。生产技术方面的专业性教育首先在氏族内部进行，并很少向氏族以外的人传授。这样既形成了氏族间的自然分工，显现出丰富多彩的氏族部落文化特色，又促进了整个氏族部落的生产发展，提高了整个氏族部落的生存能力。大量的考古学、文献学及民族学的资料，均表明了这种氏族文化专长形成的历史现象。比如人工取火的方法，不同的氏族部落其取火的技术就有很大的差别：佤族摩擦取火、苦聪族锯竹取火、黎族钻木取火、景颇族压击取火，取火方法的微妙差别，反映了不同氏族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及其相沿久远的技术传授过程，这种传授过程在氏族内是无保留的、公正无私的，并且是一成不变的，这使我们相信某个氏族的一项生产技术专长一旦发明了，就可能保留数百年或数千年，直到这个氏族本身灭亡为止。但对氏族外部来讲，这种教育的传授则是保守的、狭隘的、封闭的，它受到氏族血缘关系的严格制约，而这一点，显然也是说明中国古代家族文化教育传统的深远的历史依据之一。

渔猎是人类最古老的谋生方式之一。在属于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丁村遗址、许家窑遗址就已分别发现直接用于狩猎的工具--石球，且数量已达数百、千枚。这种用于抛射猎物的石球，与解放前我国藏族、羌族、纳西族及普米等民族普遍使用的飞石索大体相似。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弓箭的应用也日益增多，近年来，在山西朔县峙峪、沁水县下川遗址中均发现数量不等的石镞。弓箭与飞石索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狩猎能力。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狩猎的技术和工具又得到大幅度的改进。以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箭头为例，其骨镞形状已有三角形、圆柱形和柳叶形多种，杀伤力也大大增强。而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除了样式各异的骨镞针，其中晚期还发现了大型的狩猎工具矛头、枪头。此外，还有骨制或石制的匕首。从民族学的资料来看，原始氏族公社的狩猎方式，不仅限于使用上述工具，像苦聪人与活动压板配置的猎熊竹刀，鄂伦春人近似木弩的地箭，以及苗族的鸟网、傣族的鸟套、彝族的鸟媒、苗族的粘鸟等狩猎技术，有的十分复杂，操作技巧要求十分熟练精确，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是很难操作自如的。这就要求氏族部落必须将狩猎技术的教育，当作是日常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内容。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有教民狩猎的记载。《尸子·君治篇》："宓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现代民族学的资料也证明：狩猎技术教育从儿童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解放前尚处于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的鄂温克族儿童，在七八岁时就开始接受狩猎教育，培养兴趣，掌握有关经验技能，并进行相关的体能训练，如跳高、跳远，还经常组织射箭打靶比赛。这种现象，在其他少数民族以及非洲、美洲、印第安等氏族部落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山西丁村、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中，均曾发现过鱼骨化石，这说明捕鱼活动很早就成为原始人类的生存手段。原始人类大多依山傍水而居，拥有丰富的鱼类资源。在我国新石器文化遗址中，有大量渔具和鱼骨出土，如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山东北辛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上海松江广富林良渚文化遗址及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等等。在黑龙江新开流遗址还发现了贮鱼的鱼窖，上海马桥遗址第五层中还清理出两个蚌窖。而在半坡遗址中出土的彩陶鱼纹，则说明人类不仅以鱼类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而且已经能够领受到鱼类天然的美学价值。

原始氏族社会渔猎经济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渔猎技术教育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原始人类维系自身生存过程中的每个环节之中。显然，在任何时候，离开了教育就等于失去了再生的活力。这一点，对于原始氏族公社本身或个别成员，都具有同样的意义。

农业生产技术教育，是原始氏族社会教育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对此也有大量记载，这些记载大多数是有关发明农耕技术的神农氏传说。《易·系辞下》："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管子·轻重篇》"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淮南子·脩物训》："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本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其所就。"《庄子·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新语·道基》也称："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食，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

这些记载不尽相同，但大体均以神农为农耕技术的发明者和农耕技术教育的首倡者。神农作为中国农神的地位，在古老的传说中早已确定。晋人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及汉代学者王符《潜夫论·五德志》将神农与炎帝视作一人，并称他"人身牛首，生于姜水"。《史记·封禅书》及《吕氏春秋》则把二者区分开来。这种"人身牛首"究竟是氏族图腾的象征，还是头戴兽首面具的形象，尚难确定，但上述文献记载有两点线索可供参考。一是神农之世"民知母不知其父"，说明其时尚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二是其时人民靠"采树本之实，食蠃蚌之肉"谋生，且知"行虫走兽难以养民"，说明当时社会尚处于原始的采集和渔猎经济的阶段。这两种现象，正符合母系氏族公社的实际状况。这一点，也被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物所证实。

中国是世界农业的主要起源地之一，在距今1.8　万年前的山西沁水下川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就已出现研磨谷物用的石磨盘。在新石器文化早期的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上下文化层，则先后出土总数达100　多枚的双孔"蚌耜"和单孔"蚌刀"。距今大致8000年至5000年以前，中国从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到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包括仰韶文化中期以前的诸文化遗址，在一个广大地域中，均已摆脱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进入了锄耕农业的阶段，出现了包括翻土工具在内的成套农具。农耕技术的提高，导致农耕面积和农作物品种的扩大，农作物产量也有大幅度的提高。黄河、长江流域大多数地区及华南许多地区，农业生产逐步占据了整个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以种植业为主的综合经济。在磁山遗址中出土的88　个贮藏粮食的窑穴，其总储量可达13.82　万斤。由此推测，其粮食种植面积可达几百亩乃至上千亩之多。这足以证明：农业生产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农业生产的进步必然要导致农业生产技术知识教育的发展。前述文献中有关神农教民耕稼的传说，无疑就是这一历史现象的真实写照。同样，上述传说称神农世"民知母不知其父"，也正是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

农业生产技术的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农耕工具的制作和操作方面，由此引发的有关气候、季节及植物知识，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内容。如上述所称的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正是原始氏族公社成员积累和增长有关植物及农作物知识的重要手段，而这种知识一旦获得，就很快转化为氏族全体成员的共同财富。这一转化的过程就是氏族群体内部知识传播和教育的过程，其结果是使得氏族群体的成员都具备同样的智能。20世纪初，一位西方的生物学家考察菲律宾群岛时，曾发现这里的俾格米矮人拥有惊人的有关动植物的丰富知识，而他们获得这类知识的办法就是：品尝其果实，嗅其叶子，折断并察验其枝茎，捉摸它的产地。这里几乎所有的尼格利托人都可以不费力地列举出至少450　种植物，75　种鸟类，大多数蛇、鱼、昆虫和兽类的种名或摹状名。而在非洲一些氏族部落，几乎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儿童都能认识数百种植物，并且通过品尝草茎的性味而将其用于医治疾病。这一点，与中国文献中神农尝百草的记载完全相符，说明在原始氏族公社阶段，人们获得有关农作物及植物的知识，主要通过在成人经验导向下的亲身体验，这种经验的导向和亲身体验的活动，是氏族公社内部自发教育的重要形式。

乐舞教育也是原始氏族公社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这方面的大量记载。诸如《尚书·尧典》记舜命夔典乐，教导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于是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是文称帝舜命夔主持乐教，通过乐教，使年轻一代正直、温和，宽容而谨慎，刚正而不凌人，简约而不傲慢。歌诗与音乐可以陶冶人的心性与情趣，抒发人的志向。不同的乐律与节拍可以演奏出和谐的乐曲，使人不相乱伦，神人听到都会感到愉快和融。在夔的带领下氏族部众击石拊石，带着各种兽形的面具，跳起愉快的群舞。这段文字表明，在原始氏族公社，人们已经认识到乐舞对于心性情趣的陶冶作用，通过乐舞可以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或升华，道德水准得到提高，更有利于维持氏族群体内部的秩序和规则，并能进一步沟通氏族成员之间的感情及思想交流。

在原始氏族社会，人们往往借助口头传说、神话故事及歌谣，记载并传播以往的知识或经验。因此，乐舞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知识教育的组成部分，其内容丰富多彩，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吕氏春秋·古乐》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掺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

这样的乐舞篇章，仅从其主题来看，就已涉及到农业、畜牧、图腾、祭祀、伦理及自然万物的各方面知识。文献中有关"阳伯之乐舞株离"，"仪伯之乐舞鼚哉"，"夏伯之乐舞漫彧"，"羲伯之乐舞将阳"，"秋伯之乐舞菜俶"，"和伯之乐舞■鹤"，"冬伯之乐舞齐落"之类的记载，则被认为是原始氏族时代农业劳动舞的遗韵，它模仿了农作物萌蘖、出芽、滋蔓、莠穗、枯衰、成熟的全过程。这类乐舞显然包含了原始人类对于自然物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认识和理解，并且形象地记录了生产操作的技能。《周礼·春官·大司乐》曾追述黄帝、尧、舜及禹的乐章，郑玄注称乐章的内容：黄帝之乐《云门》、《大卷》，表彰黄帝能"成名万物以明民共财"；《大咸》《咸池》赞美尧能"殚均刑法以仪民"；《大罄》之乐歌颂舜德能绍尧之道；而《大夏》之乐则颂扬了禹"治水傅土"的功德。由此而论，上古乐舞还具有记录历史上英雄伟绩的作用。这类的乐舞教育无疑能给人以全面的知识启迪和薰陶，并且像古希腊的英雄史诗一样，读后使人精神振作，豪气大增。乐舞教育也是健康体质的训练和原始军事教育的重要内容。《吕氏春秋·古乐》："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而宣导之。"

《史记·五帝本纪》记称黄帝"教熊、罴、貔、貅、￥　、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前者称舞蹈可以使人血气舒通，筋骨强壮，后者则称黄帝训练熊、罴等图腾部落的武士，与炎帝决战。这种近似武术训练的舞蹈，或称为"干舞"、"大舞"，《山海经》中所谓"刑天舞干戚"的传说，《韩非子·五蠹》、《淮南子·谬称训》中有关禹执干舞，征服三苗的记载，均属此类。这类执干舞戚的现象，在中国新石器文化的遗迹中有大量的发现。其中最典型的是发现于广西宁明花山岩画中的征战舞图及云南沧源岩画中的盾舞图。这些岩画的图象，显示了原始氏族部落人群生动的狩猎、战争场面，其中的舞者或手执盾牌、短匕、长刀、弓箭，或手执羽毛及牛尾形状的东西，或头顶饰羽、面具，舞姿刚劲强健，或佩挂圆心太阳纹的铜鼓，显示出浓重庄严的原始宗教意味。说明原始氏族时代的武舞，不仅具有强身健体，军事训练的作用，同时也是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

伦理道德是原始氏族社会的另外一项重要教育内容。伦理道德教育在原始氏族公社内部具有广泛意义，它不仅在于传播氏族公社共同认定的行为规则和社会规范，维系氏族内部的秩序和传统，同时也涉及到氏族的宗教信仰、祭典活动以及婚姻、图腾崇拜与禁忌的各个方面。在《尚书·尧典》中，记载舜命契作司徒，"敬敷五教"。所谓"五教"，就是教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理顺社会关系，这里所讲的当属于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事情，其内容已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这里，所谓的君臣，实际就是部落首领与一般成员的关系，而所谓父子、夫妇，则特指早期家庭形态内部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至于长幼、朋友则是指全体氏族成员和睦相处，友善互助、敬老慈幼的共同规则。

氏族公社中有关男女和婚姻关系的规则及禁忌，是后世礼教的本源，又是原始氏族社会伦理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原始的群婚、族内婚形态下，近血亲的男女关系导致的人种退化和大量残疾现象，在原始人类心目中被视为神的惩罚，并逐步形成对于乱伦行为的恐惧心态。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有大量记载。《国语·晋语四》追述炎黄二帝异姓异德时称："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畏黩敬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礼记·坊记》也记周族"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其别"。杜佑《通典·同姓婚议》引《易》"同人于宗，吝。"认为上述爻辞辞义是讲："同姓相娶，吝道也。即犯诛绝之罪，言五属之内禽兽行，乃当绝"。这些言论均反映了原始的乱伦行为的禁忌和畏惧心理，并把近亲婚媾造成的生理退化现象，视作上天降临的灾难。在这里，生理性的后果是有目共睹的，但生理性的原理却无法渗透，因而只能将其渗入宗教与伦理的概念之中加以说明，对于乱伦行为的禁制，便转换成神秘的宗教戒律和伦理规则。

在原始氏族公社中，有关这种乱伦禁忌的教育十分普遍。这不仅是中国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各民族人民在一定历史阶段中都同样经历过的。人类学家对于当代尚处于原始氏族公社阶段的民族调查之后，注意到了下列种种事实：在里皮斯岛的新海布里地区，男孩到达某一年龄后，便不可再居于家中，须迁于"营舍"吃住，兄妹在野外不期而遇时，必须跑开或躲开。在东非的一些部族中，女孩在青春期后与成婚前必须回避其父亲。这种回避反映了原始民族对于乱伦的极度恐惧和禁制。在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中，往往分为若干个以不同图腾为标志的亲族单位，任何时候，同一图腾的氏族成员互相间不能有任何性关系，也就是说同族不能通婚。这种与图腾息息相关的族外婚，既扩大了部落的联系，又保证了本族图腾的神圣不可侵犯。因为任何一个图腾，都被认为是本族的祖先和守护神，它可以发布神谕，启迪和教化氏族成员，而维护和敬仰图腾，也成为全体氏族成员的社会义务。这种义务及信条显然成为原始人类普遍遵从的伦理规则，违反了这一规则，便会受到严厉惩罚。随着文化形态的改变，禁忌形成为一种有它自己基础力量，同时也慢慢远离了魔鬼迷信而独立，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习惯、传统而最后则变成了法律。中国古代实行"同姓不婚"的法律及《礼记·昏义》对婚礼所下的界义，也正说明传统的礼教与制度发源于原始人类的乱伦禁忌律之中。

原始公社时期的禁忌包含在人们生产、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之中，甚至人们日常的食物也被引入图腾禁忌的概念之中，并且通过一种被人类学家称之为"转换系统"的过程，使之转化成为人们普遍遵守的规则和义务，有关这种禁律的解释和说明便成为氏族内部进行教育的重要形式。比如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奥罗拉人便相信某些自然物与胎儿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联系，他们遵守食物禁律，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一种动物或水果的化身，伤害了这类动植物，就等于伤害了自身。当妇女怀孕时，她便取来一些植物、水果或动物带回村落，经过巫师认定后，其中某一个动物或植物便成了体内孩子的化身。这样，人与自然物的关系就更亲切了，以至于使这个孩子具有了他所同化的那个自然物的特性。如果找到的是鳝鱼或海蛇，孩子将和它们一样柔软和惰怠；如果是一只寄居蟹，孩子就是暴性子；如果是一条蜥蜴，孩子就是温柔可爱；如果找到一只老鼠，孩子就是漫不经心，毛毛躁躁，毫无节制。总之，原始人并没有把儿童的性格气质看作是生物遗传的特性，而是将此同某种巧合的自然物相互比附，并且可能会按照这种自然物的特征，对儿童抱定期望或进行可塑性的教育。这一点正反映了与图腾禁忌相关的对儿童性格类型进行塑造的教育倾向。例如：一个与蜥蜴同化的孩子，其父母就力图使其性格变得温柔，而不会认同一个寄居蟹的暴性子。如果孩子与一只老鼠同化，父母便不再对孩子身上表现出的毛躁或毫无节制感到惊讶。这就是说，氏族公社内部对于儿童个性气质的塑造，不是按照某种抽象的普遍的美学观念和伦理标准为依据的，而是依据某种纯属巧合的图腾化的自然物性为标准。

对于这种与人同化的自然物性的理解，往往通过禁律来表达或扩大自然与人类的关联，这种关联也被转换为某种图腾化的自然物性的常识性教育。比如：非洲加蓬的苦族人，其孕妇禁吃松鼠肉，因为松鼠躲在树穴不肯离开，如果胎儿变成松鼠模样，同样会不肯离开母体，造成难产。也有的部族选取并认同了松鼠善于打洞追逐的另一个习性，因而主张孕妇多吃松鼠肉，以便胎儿像松鼠那样灵捷地脱出母体。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文献的传说和民间习俗中也有大量的痕迹。诸如孕妇不能吃兔肉，否则胎儿会长出一个兔样的嘴唇；王充《论衡·命义篇》称胎儿在母体时遭得恶物，便会出现"喑聋跛盲，气遭胎伤"和"受性狂悖"的结果。张华《博物志》则称妇人妊身，不欲令见丑恶物，异类鸟兽；食当避异常味，不欲令见熊罴虎豹、射雉，食牛心、白犬肉、鲤鱼头。不可啖生姜，令儿多指。这种外象内感观念显然源于更古老的民间习俗。这种习俗在原始氏族时代，反映了原始人类对于图腾化的象征所包含的自然物与人同化意义的深信不疑，因而多方面强化自然表象与人类本质行为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可用于加深有关自然物性的认识，从而使氏族的年轻一代受到常识教育，又可以干扰人类智能与行为的职能程序，而排除这种干扰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图腾化的禁律来割绝二者的联系。比如：非洲恩登布族的男巫，其主要职能是占卜，因此他不能吃羚羊肉、斑马肉等。因为羚羊、斑马身上凌乱的斑纹会使他占卜时迷离要点，这种自然性的症状逐步移植于原始人类的社会观念、习俗和行为之中，最终转化为一种文化性的社会诊断，成为氏族社会普遍信条和进行教育的重要依托。

综上所述，原始氏族公社的教育既不是一种专业化的施教程序，又不是一种职能配置齐备的分工部门，即使在"成丁礼"举行之前或为儿童专设的营地之中，教育的实施也是溶入到日常的行为和广泛的生产生存活动之中的。在这种活动之中体验或熟识那种普遍认同的规则与禁律，而严格遵守这些禁律本身便是教育的既定含义。比如阿拉斯加海岸的特林吉特人的儿童，从小便要接受并信守下列禁律：狼族禁止养狼，乌鸦族禁止养乌鸦，蛙族禁止养青蛙，每个图腾部族的儿童或成人无一例外地遵守这一禁律。弗克思人的禁律更是五花八门：雷族人不许倚靠树干的西侧画画，不许裸身沐浴；鱼族人不许建堤；熊族人不许爬树；野牛族人不许剥任何有分趾蹄的野兽的皮；狼族人不能掩埋属于该族的动物，也不能打狗；鸟族人不能伤害任何鸟类；鹰族人不许头戴羽饰。这些禁律成为氏族成员普遍的义务，既是维护氏族图腾尊严神圣的方式，同时也包含了原始人类对于自然界万物属性的初步理解。比如：前述的雷族人禁止倚靠树干西侧或裸身沐浴，可能仅仅是由于他们已认识这两种情况容易遭受雷击或引发我们现在所说的触电现象的发生；鱼族人禁止筑堤，显然是因为他们认识到鱼类逆流而上去产卵繁殖的自然现象，而筑堤则会断了鱼类的生路，使之断子绝孙，同样的厄运也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由此而论，原始的图腾禁律包含了早期的自然知识教育，人们在遵守图腾禁律的同时，便会强化与此相关的某种自然现象的印象。

在中国新石器文化的遗址及古代文献和民族学研究之中，也同样保存着类似的资料，证明原始氏族时代的图腾崇拜及禁律，包含着原始人类对自然现象的多方面理解和认识，从而使得某种常见的膜拜自然物象及图腾的原始宗教礼仪，具有了综合性知识教育的职能。比如：在山东大汶口文化类型的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尊，其中刻有的■形符号，被认定是原始人日月崇拜的遗迹或具有某种图腾意义的象征，这种符号经研究测量后，被认定是依据了当时人们对于确定春分日的理解。天文学家从陶尊出土地的一块石头，向东边那座山的中央山峰峰顶望去，当早晨太阳正在这个山顶顶峰出现的时候，恰是春分日。原始人类正是根据这种确定春分日的现象，选取并提炼出上述祭日的符号。由此可见，陵阳河原始村落的居民进行祭日活动的过程，就同时包括了有关确定春分日的知识教育。这一点，与《史记·五帝本纪》有关帝喾教民"迎日推策，敬事鬼神"的记载，也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中国远古居民的图腾崇拜，既包括了对于日月山川天地鬼神的自然崇拜，也包括了对于图腾化的动植物的崇拜和禁忌。这种现象与美洲、非洲及澳洲一些原始部落的图腾崇拜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其中衍生出的文化含义也是十分广泛和类同的。比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人鱼组合图腾，内蒙古三星他拉村出土的龙形玉，辽西东山嘴出土的双龙首玉璜，辽西中河梁出土的猪龙形玉饰以及辽宁建平出土的玉龙和河南濮阳西水坡原始墓葬出土的龙虎图案，均反映了龙形图腾在中国原始氏族部落中所具有的广泛含义，联想到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太昊氏以龙纪"的传说（《左传·昭公十七年》），汉代画像石及文献描述的伏羲女娲人首蛇形或龙形的形象，均可以据此追溯华夏民族起源的图腾意义。其他图腾氏族，如象图腾演变为有虞氏妫姓、羊图腾变为炎帝之后的姜姓，蛇图腾演变为夏后氏的姒姓，说明图腾文化起源于母系氏族时代，这些以象、羊、蛇等动物为图腾的母系氏族部落显然与华夏民族的起源有着深刻联系。至于《山海经》所描述的有关龙、虎、豹、马、鸟、蛇、羊、猪、狼、鹰、犬、蜂等动物图腾的种种名称、活动及《史记·五帝本纪》中有关黄帝时代熊、罴、貔、貅、￥　、虎等部族联合征伐炎帝的记载，均说明图腾崇拜及与此相关的禁忌文化，曾经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土地上广泛存在过，并且至今在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中还保留着大量的遗迹。因此，我们对于图腾禁律及其相关教育现象的任何推断，都同样适应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

三、夏代的教育及其特征夏是文献记载中中国最古老的朝代，夏王朝存在的年代约处于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之间，距今约4000年左右。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已告别原始蒙昧的时代，跨入了文明开化的境界，其时私有制与国家基本确立，文化教育事业也初步摆脱原始蒙昧的羁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较高的层次演变和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传统的基本模式或特征，中国先秦时代的教育正是以夏代教育为底蕴，孕育、生长及扩充而来的。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讲，夏代教育代表着一个世纪之交的重要文化现象：一方面它较多地保留了原始氏族文化教育的痕迹，另一方面又揭开了一个新时期教育的序幕。

（一）文献记载中有关夏代教育的传说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着大量关于夏代历史的传说，但由于年代遥远，又无足够精确的文物史料为依据，这些文献中的传说大多数不能被断然认定为信史。因此，有关夏文化的概念，也通常是语焉不详，以至于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就已经有了"文献不足证"的感叹。但在春秋时代，有关夏代社会情况的《夏书》及《夏令》等文献尚存于世，作为夏族后裔的杞、鄫等旧族，这时也完整地生存于世，并受到周王室的赐封。这对于研究夏代社会的历史，无疑是极好的参据。因此，尽管春秋时代的学者并不认为像杞、鄫这样的夏族后裔便是完整的夏文化的原型，但他们仍然能够据此对夏代社会的历史性状，做出基本正确的估价。所以，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一方面感叹有关夏殷的文献不足，另一方面也承认"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论语·八佾》）。同时，他承认夏商周三代文化制度及其观念，具有前后因革重叠的关系，并着重提倡能够折衷夏商文化制度，兼采其精华的"周礼"。《论语·为政》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便表明了孔子的时代，尚能对夏商周三代历史文化沿革的进程，做出具体的解释。因此，当孔子的学生颜渊提出有关治理邦国的问题时，孔子便明确地解答："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论语·卫灵公》）。这里的韶舞，相传为舜时的乐舞，曾被孔子赞为尽善尽美的音乐，认为这种乐舞所表彰和颂扬的品德也是最完美的，对于人们思想情操的感化作用，也是十分深刻的。所谓的"行夏之时"，也绝非仅仅是采用夏代历法，因时耕稼而已。夏代文化作为一种农居文化，人们对于农业及与之相关的物象、历法的认识，也十分深刻，并且根据这种物象历法所蕴含的自然现象及自然物象变迁所显示出的一些规则秩序，来安排自身的活动如有关的宗教祭祀、施教布政等等，这个古老的传统在《礼记·月令》中便有一定的反映。说明"行夏之时"是包含政教活动在内的广泛的社会行为。从这一点来看，有关夏代社会的情况在春秋时代还是一个具体可知的概念，而不仅仅是一种虚幻的神话传说。

夏代教育究竟是什么模样呢？根据目前所见的史料，我们可对夏代教育的下列几方面做初步的探讨，其中有些问题还只限于传说性的记载，有些问题则正被考古发掘的有关文物所证实。

首先，有关夏代的文字。文字是教育的重要手段和内容，一个拥有文字的时代，就必然有高度的文明，因而也必然有传播和扩展文明的有效手段--教育。尽管我们从广义的概念出发，肯定人类社会一切有助于知识传播延续的活动媒介都包含有教育的因素，并肯定这种因素蕴含在人类最古老的文化范畴之中，但真正成型并具有特定程序及辅助手段的教育概念，则只能在脱离野蛮状态的文明时代才能产生。在这种意义上，文字的产生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其与教育之相互关联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现有的史料来看，殷商时代已被公认为是汉字已趋成熟的时代。《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是十分明确的记载，安阳小屯殷墟甲骨卜辞的大规模发掘，更使人们深信：像殷墟甲骨卜辞这样系统成熟的文字，绝不是汉字草创时期的规模，在殷墟甲骨文之前一定还有某种更近于汉字草创阶段的汉字类型，也就是说夏代很可能已经有了文字。从先秦古籍的记载来看，曾多次出现引用《夏书》《夏令》等夏代文献的情况。《礼记·礼运》称孔子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虽然我们现在已无法对先秦时代流传的所谓《夏时》或《夏令》之类历书的真伪做出准确的判断，但对于这样广泛传播并被先秦时人普遍认同的夏代历法的真实性，却不能妄做否定的猜测。《国语·楚语上》记楚庄王欲使士亹傅太子箴，士亹说出了一大段推辞的理由，其中便引用了尧舜夏启的典故，称夏启虽是贤明的圣王，但却调教不好像五观这样的顽劣子弟，以至导致太康失国这样的严重后果。此后，楚国的大夫申叔时向庄王提出教导太子箴的建议，其中谈到："教之故志，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韦昭注称：训典为五帝之书，也即记录尧舜夏启商汤文王训辞的典籍，所谓"族类"谓惇序九族，"比义"谓义之与比。其实际内容应该是指部族的伦理教化及有关氏族分类赐姓的说明。这种训典的保存，相信是借助了文字的功能，而不仅仅依靠口耳相传这种不确切的传说。

在大体相当于夏文化晚期的早商文化传世礼器中，目前已发现了笔画规整、字形美观的铭文。在郑州二里冈发现的骨臼刻字和肋骨习刻卜辞，也被认为是殷墟甲骨卜辞的前身。虽然目前还没有较完整的夏代文字的发掘问世，但在夏文化二里头型的陶器上，经常出现各种形式的刻划符号，有的已被认定为汉字的原型。同样，在河北省的滹沱河与漳河之间发掘的与夏文化年代重叠的先商文化漳河型下七垣三层的陶器上，也发现了与偃师二里头陶器刻符相似的文字符号。值得注意的是：将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发掘出的陶壶同商周甲骨文、金文及小篆的"壶"字字形对比，发现这种壶字的造型实际就以夏文化的陶壶为祖型。所以，《说文解字》释"壶"："壶，昆吾圜器也，象形。"《吕氏春秋·君守篇》及《尸子》《世本》诸文献也均有"昆吾作陶"的记载。这个昆吾，史称之为祝融氏之孙，名樊，为己姓，因封于昆吾（今河南省濮阳一带）而得名，其后夏道衰落，赐封为夏伯，迁于旧许（今河南许昌），是夏商时代一个著名的部族，他们的活动区域也大体与夏代统治中心相吻合。对于昆吾部族在夏代主掌制陶业的文献记载，似可给予肯定的确认。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同"壶"字以夏文化的昆吾陶壶为祖型而造字一样，今后当能找到更多模仿夏代文化现象的汉字造型。

随着夏商考古文化的发展，中国考古界和文字学界对于夏代已有文字的看法，已日趋于肯定。陈梦家先生认为："汉字和甲骨文作比较，尽管经过了三千年的演变，然而基本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汉字在武丁时代已经大致定型了。我们假设是从武丁以前500年开始的。。可能在成汤或较前乃汉字发生的时期。"①唐兰先生则认为："过去有些人把甲骨文当作我国最早的文字是十分错误的。甲骨文已是形声文字，属于近古期，很多古代的象形字已经变得象符号了，并且有了很多错别字。现在见到的大汶口陶器文字，是属于远古期的意符文字，我国文字的历史更完整了。。在古代，这种意符文字大概用了一两千年。最后，生产发展了，人事复杂了，才出现形声文字。"②从大汶口文化陶文经过一二千年发展成为殷墟卜辞那样成熟的文字，其中显然主要是在夏代历史的覆盖时期进行的。

夏代已进入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对此，文字学家还提出了新的证据。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一书中，曾对甲骨文祀典中上甲六示庙号进行考释，进而提出：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开始于商人先公的二示--夏代末期。理由是：甲骨文祀典中的庙号，二示以前均无可考，而自二示和二示以后的先王和先妣的庙号则尚为完备，这是由于有典可稽的缘故。从现代考古文化成果来看：夏商周三代文化不仅有前后因革承袭的关系，并且有年代及文化重叠的关系。比如夏代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漳河型的关系，夏文化东下冯型与先商文化漳河型，湖北黄陂盘龙城早商文化遗址与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均存在着十分相似的痕迹，有些在地域上也十分相近，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对流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在文献记载传说中，也能得到充分的证据。至少可以肯定一个事实：商族在夏代是夏王朝的属国，其对夏王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依从关系是公认为曾经存在的。因此，人们在考察夏代文化遗迹的时候，往往发现它与商周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三者之间前后承接的联系十分明显。比如：偃师二里头夏文化宫殿基址与盘龙城早商文化的二号房址不仅面积大致相等，就连结构也大体相似，与《周礼·考工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广四脩一"的记载也大体吻合，说明商周文化中确实保留了大量夏文化的因素，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古籍中有关夏代历史的记载，大多是有所凭据，而非凭空臆测，这无疑可以提醒人们注意到夏代已进入成文历史和开始使用汉字的事实。尽管夏代开始使用汉字的年代和范围目前还无法确定，但我们相信，随着汉字的产生和使用，夏代教育也一定进入了一个与原始氏族社会的教育有着本质区别的新时代。标明这个新时代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文字这个文化载体的出现，使得夏代社会的人们能够获得超越一定时间与地域的知识文化，这就要求教育的实施也需要某种形式的专门过程；这种专门过程的出现，便意味着作为独立社会部门的教育职能开始出现分化，从此便揭开了文明时代中国古典教育的序幕。

从夏文化考古情况来看，夏代已进入青铜文化时代，但仍然保留着新石器文化的大量痕迹。以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而论，在所有的发掘文物中，青铜礼器所占的比例极少，这说明夏文化仅仅是青铜文化的初始阶段，其社会性状与新石器时期的原始氏族文化存在深厚的联系，或者说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同一性。以夏代的教育为例，我们发现：原始氏族公社时代的那种氏族间的自然分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形式就基本保留在夏代社会，并通过赐封的形式加以强化，使这种氏族间的自然分工职能化、制度化。也就是说：

①　《殷墟卜辞综述》。

②　《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文字》，《光明日报》1978年2月23日。那些臣属于夏代的部族及方国，利用自身文化及技艺的专长贡职于夏王室，这种部族文化的专长作为一种职能，要在这个部族世袭下去，有关这种职能的培训教育便只能在这个部族内部进行，这种职业性的技能是部族世袭的专利，任何其他部族甚至王室也无权掠夺，一旦这个部族消亡了，这种知识或技能也会消失，并成为绝学。因此，夏代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溶入浓厚的氏族血缘关系的特殊组合体，这种组合体是国家政权与原始的氏族团体文化结合的产物，它长期存世并最终演变为商周时代的官族。

对于这种"官族"，宋代学者郑樵有过一个较全面的分析，他称之为"以官为氏"一类，如所谓太史、太师、司马、司空之类和钱氏、庾氏、籍氏之类。郑樵还列出一类"以技为氏"者，如巫者之后为巫氏、屠者之后为屠氏，卜人之后为卜氏、匠人之后为匠氏，以至以豢龙为氏、御龙为氏、干将为氏等等①。上列诸氏，有的便是夏代的官族，那种"以技为氏"者，有的似可列入百工之列，有的则间于百工与官族之间，但无论如何，他们均以某种知识或技能服务于王室，这种专门的知识或技能的教育只能严格地局限在本族内部进行。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夏代豢龙氏部族世代以豢龙的技术服事夏王室的事迹："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昔有■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这段记载表明：■族的人因为掌握了畜龙的技术，并以此服事帝舜而得赐封，并以豢龙这种职能标明氏族的称号，其后直到夏世孔甲时代，这种畜龙的技术仍然掌握在这个部族手里。这个部族则世代传授这种技术，并以此世袭豢龙之职，直到夏代中期，才传授给刘累这个人，刘累则因掌握了这种技术而获得御龙的职务，并以此标明其家族称号。诚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言："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这里的"失官不食"，显然是指官族失职或丧失了自身的技能优势，便无法获得王室的赐封甚至遭到灭族的灾难。因此，夏代部族文化的职能性教育实在是关系到本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无怪乎这些官族直到春秋战国时代，都念念不忘本族的祖业。比如：商族不忘其始祖在虞夏时代曾执司徒之职，周族不忘其始祖在虞夏时代执司农之职，晋国的范氏不忘自己的祖先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战国时代的薛国国君则自称其祖先曾世袭夏王卜正之职，并因此感到自豪。余如羲氏、和氏绍重、黎之业，典天地之官，直至夏商周三代仍能祖述世业，所谓程伯休父便是重、黎后裔。周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以司马之职命其族氏，并"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①这类官族以专门知识技能服事王室，在夏代已是普遍事实，说明当时的专门性知识技能教育主要还是一种氏族化的教育形态。这个教育形式产生于氏族之间的自然分工，并延伸到夏商周三代教育之中，直到先秦之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仍不同程度地以家族垄断文化或门阀家学的形式发挥着作用，这种古老的文化教育传统是阐明我国古代教育特征的重

①　参见《通志·氏族略序》。

①　《国语·楚语下》。

要依据之一。像前述的司马家族，《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便自称其家族"世典周史"，这种世袭职责便可远溯于颛顼时代分司火正、水正之职的重氏、黎氏两族，而晋国范氏之族显然也可追溯到虞舜时期，这无疑是处于新石器时代原始氏族公社末期。这种源于古老的原始氏族文化传统，并借助亲族血缘的纽带而连接生殖下来的教育形态，无疑是夏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夏商周三代文化得以因革相承的重要依托。因此，尽管这种按照氏族血缘关系组合的教育形式存在着诸如封闭、狭隘及保守的弊病，并且由于血亲观念的严格封闭而难以发展成为社会性的大文化，但毕竟是保留和传播了古老文化传统的重要手段，假如没有这种血族世袭传承的官族教育，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先秦时代人们对于夏代文化的种种介绍和评述。这种经过改造的氏族化的教育，无疑也是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进而有效地积累和保存文化知识的较好形式，也是促成知识专业化、密集化的重要方式。当然，这种与血缘氏族难以剥离的教育形态，不仅受到氏族血缘关系的严格限制，而且伴随着氏族的存亡而存亡，这就使得抽象的知识技能，成为氏族的附属品，并且只能依托某一个部族的生命体才能存世。知识技能被氏族化、血缘化，它成为氏族生命的一部分，一旦某一个部族死亡了，那么属于这个部族专有的那部分知识或技能也失去了生命。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原始低级的文化形态。我们可以找到大量伴随着某个部族灭亡而同时葬入坟墓的文化证据。作为夏王朝卜人的秃姓氏族被周族灭掉了，卜人所世守的有关夏代卜文化方面的知识便失传了。作为夏朝王族后裔的杞、鄫灭亡了，那么有关夏文化的重要礼制及传统就会大量的失传。所以古人十分重视氏族的生死存亡，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氏族本身的生存问题，而且还意味着某种文化的生存与灭亡。《国语·周语上》记载周族先祖不窋在夏代太康之世弃稷失官后的战战兢兢，最能反映当时人们重视氏族内部教育的心态："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只要氏族还存在，无论逃到哪里，都要守住本族的祖业，这是最终使本族获得再生的唯一希望，也是说明不窋在失官之后仍不敢怠业、勤修绪典的根本缘由。

社会教化是夏代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形式，这种教育也是王朝政治活动的组成部份之一。《吕氏春秋·先己》有夏后启以德教民的记载："夏侯伯启，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元卿请复之，夏侯伯启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瑟琴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饰，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在这里，夏侯伯启征服有扈氏部落，凭借的是道德的感化，而夏侯伯启作为以德感化有扈氏的首先一步是在夏族内部敦明教化，并通过自身的表率，创造出一种夏族部众和谐而亲善的社会环境。这种氛围的出现，与孟子所称赞的三代学校皆所以"明人伦"的说法是一致的。联想前述的周族先王不窋在太康之世竄于戎狄之间，时序其德，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以致于能够昭前世光明而加以慈和，也正反映了夏世贤明君臣的正当作为。这种作为就是君王及部族、方国首领首先严于修己，克勤克俭，勤修明德，然后以此来感化和影响所属部众，使得社会风气日臻于善美。在《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曾将包括夏代在内的三代盛世美化为"大同"世界，并认为大同之世的人民品德高尚，社会秩序良好，人们讲信脩睦："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种描述虽然美化了三代社会，但夏代民风淳朴敦厚，又近于原始氏族时代的公有制传统，也是可以肯定的事实。当然，夏代作为中国最早的私有制王朝，社会阶级及财富的分化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形成，必然导致暴力和刑法的统治手段。《庄子·天地篇》引伯成子对禹讲的一句话："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勤，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重，后世之乱自此始矣。"这说明在禹的时代，私有制及阶级的分化就已经出现了，仅仅凭借道德的感化已不足以有效地支配部众。因此，尽管史称大禹品德高尚，事功伟烈，且能"揆文教"、"奋武威"，"声教迄于四海"①，但他已经设置了具有政权性质的官职，对此，《史记·夏本纪》均有详细的记述。与禹同时被任命为主管刑罚的皋陶，就有过一段言论："慎其身，脩思长，敦序九族。。行有九德。"他奉舜之命，命民皆则禹德，"不如言，刑从之"②，实际上就是通过刑罚的驱使，强迫部众接受禹的政令，而这种政令实际就是所谓的"禹德"。所以《尚书·尧典》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这种刑法说明舜禹时代已经将刑律作为推行德治的手段，其中的"朴作教刑"，正是适应于社会教化最通常的方式。这种方式也被商周两代所沿用，成为先秦时代推广教化的主要手段之一。

（二）夏代的校、序及其教育职能在先秦文献中，有关夏代学校的记载较少，且大多概略不详，也无足够的旁证或文物依据。因此，至今学术界依然不能贸然确认夏代学校的真实性，对于这类学校的性质及其职能，也只能概略评述，很难做出具体的判断。有关夏代序、校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种：《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礼记·王制》："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有虞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汉书·儒林传序》："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说文解字》释"庠"："礼官养老。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上述文献记载中有关夏学的名称互有出入，或曰校，或曰序，但都肯定夏学已有教育的职能，这种"学校"的设置及其职能，与商周两代的学校具有前后因革损益的历史关联。从上述文献记载也可以看出：夏学的职能大体

①　《史记·夏本纪》。

②　《史记·夏本纪》。

类同于商周二代，具有养老、习射之功能，兼行视学、合乐、释奠、择士、讲武、讯馘诸典，并有"望气治历"之职。

《礼记·王制》所记夏学的东西二序，其建制即为《尔雅·释宫》的"无室之榭"，序与榭通，是一种有堂无室的建筑。《国语·楚语》："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台榭对举连文，是因其相邻共处于明堂泽官之内。所以，清代学者金锷《求古录礼说·明堂考》认为明堂为"洵大教之宫"，并考远古之灵台辟雍俱在明堂范围之内，夏学之东序居世室东门之外。世室即为明堂，夏代或称大室，殷人称重室。惠栋《明堂大道录·明堂灵台》也谓夏学东序与辟雍、灵台、灵囿同处明堂四门之外，故蒙明堂之名。

夏代的世室、大室，即为明堂之名，不仅是政治、军事、宗教祭典活动的中心，也是文化教育的中心。这类场所已有考古发掘的遗迹。本世纪60年代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经研究后即被认定为属于夏文化晚期的明堂性质的宗庙建筑。这是一组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夯土台基，与文献中的台榭之说大体相符。基址整体略呈方形，东西长约108　米，南北宽约100　米，总面积约10000　平方米。方向偏西8　度，基本上是坐北朝南。现存台面平整，高出地面约0.8　米。根据大量的地层证明，这座巨型夯土台基的时代属于夏文化晚期的三、四段之间，或属三段。台基上面是一个廊庑形式的建筑群，由堂、庑、门、庭等单体建筑所组成，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基本上具备了宫殿建筑的特点和规模。宫殿的殿堂作为主体建筑，位于台基中部偏北，其基础略高出周围的台基面，呈长方形，东西约36　米，南北约25　米，夯土厚约3.1　米。殿堂位于基座之上，也呈长方形，东西约长30.4　米，南北宽11.4　米。四周有一圈大柱子洞或柱础石，南北排列各9　个，东西排列各4　个，间距约3.8　米。这些大柱子洞，为殿堂的檐柱洞，直径长约0.40　米左右。从檐柱的排列情况看，可以确定这是面阔8　间、进深3　间双开间的建筑，屋顶为四坡出檐式，与《考工记》所说的"四阿重屋"，大体相符。其地上发现有少量木柱灰烬和草拌泥的土块，没有墙，估计是以木架为骨，草泥为皮。说明当时还没有发明瓦，正符合《墨子·三辩篇》"昔者尧舜有茅茨"及《韩非子·五蠹》"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缘不斫"的记载。《吕氏春秋·召类》称禹夏之世"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以见节俭"①。看来也是见到过什么实物，或有所凭据。这种宫殿有檐而无墙，或与上述"有堂无室"的序制，也大体相类。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殿堂前侧的堂前，是一个面积约四、五千平方米，足可容纳万人的平整广场。这大概就是《尚书·盘庚》"王命众，悉至于庭"的"庭"，亦即《小盂鼎》所见的"大庭"或《尚书·顾命》"出缀衣于庭"之"庭"，先秦文献中屡见之"中庭"当也属于此类广场。这种庭与半坡遗址及姜寨遗址中氏族部落居住区中心的广场虽然不可断然等同，但其布局位置、活动内容却大体类同。以姜寨部落广场为代表的那种原始氏族公社时代群体活动的中心场所，我们曾经认定它就属于传说中五帝时代"大学"的"成均"，因为这类广场既是全体氏族成员聚会、祭祀、公布政令、举行乐舞活

①　《艺文类聚》卷三十八《礼记上·明堂》引《汉书》："上欲治明堂，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屋，屋通水，水圜宫垣"。与二里头夏代明堂建筑遗址情况基本相符，说明汉代仍保留着虞夏时代有关明堂建制的史料。

动及出征前誓言、出征后告馘的场所，同时也是全体氏族成员感受教化、相互交流、沟通思想情感的主要场所，称之为"大人之学"，也并非过分。作为夏代明堂中庭的广场，同样具有上述职能。《艺文类聚·礼部上·明堂》引《三辅黄图》轶文："明堂者，明天地之堂也，所以顺四时，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孝经援神契》轶文："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宫"。蔡邕《月令论》也称明堂为天子之庙，"所以宗祀而配上帝，明天气，统万物也。"汉代轶书《礼含文嘉》："明堂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崇有德，章有道也。"《管子》佚文："黄帝立明堂之仪，舜有告差之旌，汤有总街之匡，武王有灵台之候。"这些记载说明：明堂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它很可能就是氏族成员聚会的"公堂"，进入夏商周三代，其职能更加广泛。仅从上述文献记载归纳，便至少有六个职能：一是布政，传播政令，朝会诸侯；二是祭祀先祖神祉；三是望候治历，顺四时，行月令；四是崇有德，出教化，赏善罚恶；五是战前习射告誓，战后告馘，欢庆聚宴；六是养老示孝。总之，明堂作为国家政治、宗教、文化教育的中心，其功能是综合全面的，而教育的职能，恰恰也是以政教合一的形式出现的，并且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而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教育过程。所以，清代学者称之为"洵大教之宫"。我们推测：作为原始形式的明堂，夏代大室、世室、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宫殿，一定与原始氏族公社时代的公堂或大房，有着某种祖承的关系；而作为宫殿的"中庭"、"大庭"，也一定与原始氏族部落居聚区的中心广场，有着某种对应的关系。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勾划出下列粗糙的线条：仰韶文化姜寨村落的大房子及中心广场--→《诗·豳风·七月》中周族公刘时代的"公堂"及广场-→二里头夏文化宫殿及大庭基址--→西周明堂。从这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来看，我们似可以认定：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氏族村落的大房子及其活动广场，很可能就是后世明堂的雏型。二者之间由二里头宫殿基址作为原始氏族部落活动中心向国家政教文化活动中心过渡的中间形式。这种宫殿不仅是国家政治、宗教、军事、教育、文化活动的中心，而且在地域上也大体处于国家的中心地带。我们所知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就恰好处于夏文化区域的中心，而二里头宫殿基址也正好处于二里头遗址的中心，相信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那么，文献记载中的夏代校序与二里头宫殿遗址的关系究竟如何呢？从二里头宫殿的格局来看，其东西厢房的建置，与甲骨卜辞中的"东室"、"西室"，"东寝"及"西寝"相似，与《尚书·顾命》中的"东堂"、"西堂"之称也大体为同一所指。其大门即是《礼记·明堂位》之"天子应门"，门的左右建筑与《尚书·顾命》之"左塾"、"右塾"相类。整个布局与戴震《考工记图》的复原图式大体吻合。说明它确实是古代明堂的原始形态，这种形态最终演变为像西周凤雏宗庙宫殿那样完整的模式。在这种建筑格局中，二里头宫殿殿堂东西侧的厢房，很可能就是夏人养老之所在，而其大门左右的房舍，则最终演化为西周门塾之堂的所在。

对于夏代的校、序，我们仍然认为它是宗庙建置的组成部分之一，其职能也是依附性的。夏代还没有专门意义的学校，但作为养老之所在，我们一方面看到原始氏族公社尊老敬长传统的继续存在，另一方面也从这种现象中看到与教育相关的礼仪和内容。孔颖达疏《王制》虞夏商周四代"养老"之文，称引熊氏佚文："天子视学之年养老，一岁有七：谓四时皆养老，。。凡饮养阳气，凡食养阴气，阳用春夏，阴用秋冬，是四时，凡四也。按《文天世子》云：凡大合乐，遂养老。注云：大合乐谓春入学舍，菜合舞，秋颁学合声。通前为六。又季春大合乐，天子视学，亦养老，总为七也。"

后代养老用鄉礼，则属春夏之时，其礼为"体荐不食，爵盈而不饮，依尊卑而为献，取数毕而尚礼"。这反映夏代养老是一种标榜尊卑等级，崇尚礼节的象征性活动。届时天子视学，则属于一种礼节性的聚会，这种聚会也会象征性地举行乞言合语这种讲明天道孝道的仪式，作为导引社会风化的示范性举措。

至于夏代的乡校，显然是一种以道德教化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教育场所，这种场所并无严格的规范性设置，它可能也是地方政权管理民众的一种形式。朱熹注解孟子三代之学"明人伦"的时候，曾强调这种学校主要的职责是讲明人伦五常，但我们估计这类乡校更多地施用"朴作教刑"那样强制性手段，推行教令，管理民众。

（三）夏代教育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夏代教育主要有哪些内容呢？这个问题是教育史界长期讨论而无法准确定论的难题。一般来讲，夏代社会生活、生产所需求的任何知识技能及经验，都应该是夏代教育的内容。比如：夏代已有先进的历法和丰富的天文学、物候学的知识，传世的《夏小历》便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书。夏人不仅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天象、物候及历法知识，从事生产、生活，举行宗教祭祀活动，夏代帝王的世系也常用孔甲、胤甲、履癸等日干为名号。为此，夏人专设司天之职，有关天象、物候的知识，自当是夏代教育的重要内容。此外，夏代已有百工之职，传世的百工技艺与官族文化的世袭延伸密切相关。通过对夏文化遗址的发掘，证实夏代制陶业已经相当发达，因此象昆吾这样世代掌握制陶技术的部族，就需要高度重视制陶工艺的教育。其它具有一技之长的部族，也同样需要保证本部族的技艺教育不会中断，以维系氏族的生存。但这种一般性的情况，只能说明夏代教育的一个侧面。

综合而论，我们认为夏代教育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军事、乐舞、祭祀、卜筮及氏族观念的内容占有突出的地位。

夏代是一个动荡战乱、征伐不断的社会，氏族间的仇杀、夏王室与周边部族、方国间的战争连续不断。《史记·夏本纪》记夏启征服有虞氏之战、胤国征伐羲、和之战以及夏伐三苗的战争，均有相当的规模。因此夏人重视武威，很早就建立了军队。《左传·哀公元年》称夏少康失国逃亡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说明夏代的军队已有一定的编制。《越绝书》卷十一称夏代"以铜为兵"，是肯定夏代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兵器。这一点，已被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中发掘出的青铜钺、戈所证实。《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古逸书《帝王纪》，追述帝羿有穷氏，在帝喾以上，其部族世掌射正之职，因而其族人精通射技，并因此被封于鉏，为帝习射，世代奉职于夏王室。但在太康之世，羿凭借武力，驱逐太康夺取政权，他率领部族自鉏迁于穷石，主持夏政后又恃射而不修人事，终被其子寒浞所杀。这件事情足以证明军事在夏代的重要性。所以史料中有许多虞夏时代重视武术军事教育的记载。《山海经·海外西经》记：夏后启在大乐之野舞九伐。便是说夏后启曾在大乐之野，教授人们操练"九伐"之舞。这种九伐之舞，一击一刺为一伐，九伐即九个回合，可见这种九伐之舞，实际上就是一种武术操练。夏代的学校或被称为"序"，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断定这个名称的真实性，但它肯定有习射的内容则属无疑。

乐舞教育也是夏代教育的重要内容。夏民族肯定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吕氏春秋·大乐篇》称皋陶作《夏籥》九成，这个《夏籥》是歌颂禹德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的《大夏》就是这个《夏籥》，当时的吴国公子季札赞叹这种乐舞："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可见这种乐舞具有浓厚的说教意味，它所颂扬的大禹治水的功能，无疑可使人们的思想感情受到深刻的感染。《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了一个有关启的神话，说他将三名美女献给天神，从天上得到《九辩》和《九歌》两部乐舞作品，从而制成了《九韶》，然后沉浸于音乐歌舞之中。《离骚》中"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的辞句，便是反映夏启以后历世帝王纵情享受歌舞之乐的情况。《吕氏春秋·先己篇》记夏启讨伐有扈氏而不胜，于是勤修明德，"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夏启把停止乐舞享受作为修德励政的重要措施，可见夏代乐舞在王室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古代文献称夏桀"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①。又称夏桀"作为侈乐、大鼓、钟罄、管箫，以钜为美，以众为观"②。虽有夸张之处，但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夏代乐舞文化的繁盛局面，也可证明夏代的乐舞教育也当有一定的规模。

夏代是一个崇尚鬼神、重视宗教祀典的国度，因此，祭祀礼典也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国语·鲁语上》记载古代圣王制祀："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扜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右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鮌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鮌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鮌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武王而宗文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商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从上述记载可见，夏商周三代的宗法祀典具有一定的连贯性，确定宗法祭祀规格的依据也具有相通的准则。通过祭祀，夏人不仅可以寄托对祖先和神灵的敬慕之情，同时也是对后世臣民的道德示范仪式。通过祭祀，人们可以回顾那些在历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伟人的英雄事迹，通过这些事迹教育并激励部众。因此，宗教祭典活动，决不仅仅是一种反映人们畏惧或迷信鬼神心态的现象，更多的是人们追思前辈英烈征服大自然、为人类创造幸福、推动文明进步的历程。比如夏人"禘黄帝而祖颛顼"，是因为黄帝为人文之祖，"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夏人报杼，是因为季杼能兴夏道，使衰微的夏世能出现中兴的局面。所谓"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扞大患"，只有出色地完成其中一项使命，才有可能得到后世的尊祀。可见，祭祀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具有道德教育

①　《管子·轻重甲》。

②　《吕氏春秋·侈乐》。

的作用，并且是人们强化并弘扬征服自然信念的重要手段。

占卜巫筮是夏人的一项重要活动。夏人迷信神相信命运，故史称"夏人尚命"，对巫筮占卜可以沟通神灵与现实生活行为的作用，深信不疑。在夏文化遗址中已有较多卜骨的发现，便是一个重要的实物佐证。夏代的占卜活动是由巫筮这样的人主持的，《世本》称"巫咸作筮"。这个巫咸，有人说他是"古神巫"，或称之为神农时人、黄帝时人，或称为"尧臣"。巫咸可能并非指某一个具体的人名，而是指一类神职人员。象这类主持占卜的巫者，有大量的实据表明，他们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就已经出现，因而夏代已有巫者，似应成为肯定的结论。那么，在世人的眼中，巫筮是个什么角色呢？《国语·楚语下》楚昭王曾向观射父了解有关重、黎司天属民的问题，观射父解答这个问题时，追述了上古时代有关巫觋的认识："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离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德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由是可见，觋巫之人是一般民众中脱颖而出的杰出人物，他（她）们具有良好的品德、聪慧的气质和智能，因而受到神灵的赏识而降附于其身。于是他（她）们便可以预测未来福祸，主持占卜活动。这种巫觋的职能，在原始氏族公社的末期既已接近于职业化，相信在夏代这样一个社会分工已日益广泛的私有制国家中，巫觋的职能已经职业化，并且已达到成熟的程度。围绕着巫觋的职业训练当是夏代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总之，夏代的教育已有一定的专业化的分工，这种分工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原始氏族文化的传统，反映了原始氏族部落之间自然分工的特征，并且在私有制的国家政权建立之后，被纳入到国家的政体之中，成为组成国家政权职能的有机成分。夏代的教育还不是独立的社会部门，其主要的活动过程也依附在国家的政治宗教军事文化活动过程之中，这是夏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夏代重视军事教育，崇尚武力，则反映了奴隶制国家维持政权，镇压人民反抗的特殊需求。

四、商代的教育及其内容商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私有制的国家政权，是奴隶制社会趋于鼎盛的时期。种种迹象表明，商代是一个文化繁荣、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但在殷墟卜辞大规模发掘之前，人们对于文献中有关商代历史的记载，还抱着怀疑的态度，甚至不能肯定《史记·殷本纪》有关商王世系的记载是否为信史。自本世纪初开始对殷墟甲骨卜辞的全面研究，不仅揭开了商代社会历史的神秘面纱，使得人们对于商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礼仪等各个领域的状况，有了具体直接的了解，同时也证实了《史记》等历史文献对于商代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同样也为我们研究商代的教育，提供了多方面的依据。

一般来讲，商代的教育既有本族文化的传统，又保留并吸收了夏代文化多方面的成就，是夏代文化教育传统的革新和深化。但商代文化教育的起点远高于夏代，商代已有了成熟系统的文字，已有了成文的典册和历史，因此商代教育的内容比夏代更为丰富深刻，教育的过程也更趋于分化、独立，并出现了新的学校称谓。我们对于商代教育的估价，也更加全面和具体，并能联系更为实在的史料和文物证据。

（一）商代学校的构成及性质见于文献记载的殷商学校除有庠、序、学外，又有"瞽宗"这一新型的教育机构。

商代的"庠"在文献和卜辞中均有记载，同夏代一样以养老为主要职能。按照《礼记·王制》的记载，"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郑玄注此"左学"即为下庠、小学，位在国中王宫之中。孔颖达疏以养老在学，是为了宣扬孝悌之道。殷人举行养老之礼，先要进行隆重的祭典，届时参祭者服素白缟衣，其后一为礼食，以饭肴款待老人而不设酒；二为燕食，即在养老宴会结束后，文武百官与宾客彻夜共饮以合欢。这种养老之礼，一方面是显示尊师敬老之意，另一方面也在显示王室的恩泽。庠的教学内容如何，文献记载很少。商代的"序"也是讲武习礼的场所，目前也没有具体的史料说明"序"的教学情况，但从《孟子·膝文公上》、《礼记·王制》等文献记载来看，商的"序"与夏学之"序"没有多少区别，均兼有养老、习射等职能。

瞽宗是新见于商代的一种学校名称，对于这种学校的性质，《国语·周语下》有过一个较详细的说明。在周景王二十三年时，周王欲铸无射之钟，向伶州鸠请教乐律的问题，伶州鸠回答说："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古纪声合乐以舞天神、地祇、人鬼），平之以六（六律），成于十二（律品），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赞阳出滞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洁百物，考神纳宾也。四曰蕤宾，所以安靖神人，献酬交酢也。五曰夷则，所以泳歌九则，平民无贰也。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韦昭注"神瞽"：古乐正，知天道者也，死以为乐祖，祭于瞽宗，谓之"神瞽"。这说明瞽宗是祭祀乐祖的神庙。乐祖主掌的乐教，不仅可以宣养六气九德，而且可以修洁百物，安靖神人，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同时，乐祖所制乐律，也不仅只是直朴情感的宣泄，而且可使"百官轨仪"。可见乐祖之职能十分广泛，乐教所包含的内容也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具有浓厚的宗法、宗教意味，具有协调人际情感和天人关系的作用，所以"神瞽"被称为知天道的能人。

所谓"殷学瞽宗"，作为乐师的宗庙，用作祭祀的场所。祭祀中礼乐相附，瞽宗便逐步变为对贵族子弟进行礼乐教育的机构。商代颇重礼乐教育，故有"殷人以乐造士，其学为瞽宗"的说法。按照先秦文献的记载，商学瞽宗位于国都南郊明堂西门之外，故也称为"西学"。《礼记·文王世子》谓周承殷制，世子求学，"礼在瞽宗，书在上庠"。《周礼·夏官·大司乐》："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为乐祖祭于瞽宗。"郑玄注："祭于瞽宗，祭于庙中。"根据周人祖述商制而立四学的历史，可以窥见商学瞽宗大体有三个特征：其一，以礼乐教育为宗。礼的教育传授有关宗教祭典方面的礼仪知识，礼乐一体，而非分科设教。其二，瞽宗依附于商代宗庙重屋阳馆之侧，也是宗庙群落的组成部分。因此，文献中"乐祖祭于瞽宗"也即"祭于庙中"。乐祖配食于庙中，则是因为典乐为宗祀、告朔、朝觐等宗庙大礼必备的设置，故而不仅作为宗庙祭典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尊祀先祖神灵的象征。商代之乐教实为宗教教育的组成部分，这种乐教是以宗教敬祖观念为主旨的。其三，商代崇尚天命，教育之中虽也包含道德因素，但未分解出纯粹意义上的伦理道德教育。殷商置瞽宗，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这种"德"也只在于强化顺从天命和先祖意旨的观念行为。在《尚书·盘庚》、《高宗肜日》、《微子》等有关商代历史文献中虽屡有"德"及"厥德"，但其旨意也基本限于上述范围。

卜辞的发现，证实商代学校已有某种意义上的教学活动。但目前还不能证实卜辞中的殷"学"及其教学活动与文献中的序庠瞽宗等教育机构是否属于同一范畴。唯卜辞中的"■"，经考证即《说文》之"■"，假借为养或庠，是习射的场所①，这与文献记载基本相同。按照清代学者的考证，先秦文献中之"学"、"大学"为殷代学校的总名，分而言之，则有"庠"、"序"、"瞽宗"，等称②。但无论名称如何，文献所记殷商学校的教学活动内容与卜辞所记殷学教学活动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在卜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丙子卜，多子其■学，版不■大雨？"③说的是丙于日卜问上天：子弟们上学回来，会不会碰上大雨？还有一片记载商王命■伊负责教育王族成员的文字："乎多■伊自于教王族。"④另有"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⑤其意在讲殷时学校已有"多方"子弟来学"戒"。"戒"字在卜辞中像人手持戈之形。"教戒"是教授持戈警戒、舞蹈的技能技巧，属于军事技术和武术训练方面的教育。"多方"一辞在卜辞中屡有出现，经学术界多年研究证明即《易·既济》爻辞"高宗伐鬼方"之"鬼方"，也就是后世之昆夷、獯鬻、ǎ狁、匈奴，在商代卜辞中有■方、土方、羌方、鬼方、危方诸称，通

①　参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12-513　页。②　参见焦循《孟子正义》卷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3-347　页。

③　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卷2，第25　页第9　片。

④　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卷5，第8　页第1　片。

⑤　郭沫若：《殷契粹编》，第14　页第1162　片。

指殷商西北相邻的游牧部落民族①。商代同西北边陲的游牧民族频繁征战，军事技术也相应发达起来。这些"多方小子"既称"小臣"，当属于已臣服于商朝的那些游牧部族，商王朝对这些已臣服的方国子弟（或战俘）进行军事技术教育，参加对外征伐战争，成为殷商重要的军事力量②。

殷人已有典册可作教材，《尚书·多士》："唯殷先人，有典有册。"

笔册工具的出现，标明商代学校已有读书习字的教学条件。商代教育活动充满神秘的宗教色彩，几乎无事不占不卜。由此，与宗教有密切关系的数术，就成为殷人教育的重要内容。从卜辞中看，商代最大的数字已达3　万，数术的发达及其一般运算形式的出现，与商代盛行占筮活动直接相关。商代之数术教育实际是宗教占筮活动的附产品。

从卜辞中还可看到商代已有事教的老师："学多□父师于教。"清代学者王引之考证：父师即《周官》之"师氏之属，掌以美教国子以三德三行。父与大通，父师即大师"。也即《礼记·文王世子》之"父师司成"，主持大学教学事宜。是说虽为周初之制，但正如《尚书·洛诰》屡言"王肇称殷礼"，"大惇典殷献民"。西周初期，大量使用了"殷遗多士"，周公制礼也大体沿用殷礼而略有损益。故西周之父师与卜辞中殷商父师竟名称职责完全相同。陈祥道《礼书》卷四十九也引《尚书大传》谓大师主大学之事，论学在东序。东序为夏商周三代学校之共称。就《史记·周本纪》记商末太师、少师主掌礼器而言，商代"父师"身兼双职：或赞掌国家宗法祭典大礼，或以礼乐执教于学校。这反映了商代教育具有官师合一的特征。

卜辞中所见殷商"大学"，是用于献俘祭祖的场所，并且与宗庙之神坛并列连举，这说明商代大学也是宗庙聚落的组成部分，兼有祭祖、献俘、讯馘、养老等职能，以教授有关宗教祭典等方面的礼仪知识为主要内容，这与夏代学校的性质基本相同，与郑玄考证《礼记·王制》所言殷人"右学"为"虞殷大学"的结论，也完全相符。所以，商代"大学"绝非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与叙利亚境内发掘的埃伯拉大学相比，也非同类文化遗存。正如清代学者金锷所言："所谓大学在郊者，即郊学，对小学而言大矣。"①不能因卜辞中片断零散的"大学"字佯，贸然推断商代已有完整意义上的大学教育机构。

（二）商代小臣、百工与巫职的教育商代是一个政权体制较为完备的国家，手工业技术也很发达，这一点从考古发掘的青铜礼器所显示出的高超工艺，就可见一斑。在卜辞中，经常可以看到在商王室贡职者或称"臣"、"王臣"及"小臣"。他们大多数具有一技专长，或司主国家政权某一方面的要职，或具体分管某一方面的业务。这些人或称"多臣"，组成国家的军队；或称"某臣"，是从事劳役的奴隶，如"甸臣"从事甸地的农业劳动，"牛臣"专门牧牛，"舞臣"从事于祈雨

①　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鬼方昆夷ǎ狁考》，第二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罗琨《高宗伐鬼方史迹考辨》，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3-120　页。②　郭沫若认为这个卜辞说明"殷时邻国，多遣子弟游学于殷也"。参见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1937年版，第149　页。

①　参见金锷《求古录礼说·学制考》，《皇清经解续编》卷六六七。

祭礼的宗教舞蹈，"辟臣"则为后室的女仆。商代的"小臣"分司王室各项事务，有的管理农业，有的驾驭车马，有的从事征战，有的参预祭祀，有的参加王室的学射，有的则以王者使者的身分传达王命。商王室的甲骨卜辞从记录贡入到检视、归档等一套完整的工作程序，每一个环节均由"小臣"分工负责。可见"小臣"是一种经过一定专业训练的国家公职人员。

那么，"小臣"来自何处呢？研究甲骨卜辞的学者认为：一般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臣"多为奴隶或战俘，而"小臣"则是商王所属的部族、方国贡职而来。卜辞有"小臣其有邑"，有"小臣入二"的刻辞，前者是指小臣有自己的封地采邑，后者则称小臣向商王贡入两块卜辞，说明这两个"小臣"与商王室均属贡职的关系，他们有自己的封邑，当属于臣服商族的部族。这同殷墟妇好墓"妊竹入石"（出土文物石罄刻辞）、"庐方皆入戈五"（出土玉戈上刻）及侯家庄商墓出土骨笄上的"■入二"是性质相类的。这"■"族，在卜辞中或称"■侯"，说明这个部族的首领接受了商王的封号，而"庐方"、"妊竹"则显然也是归属于商朝的方国部族。

卜辞或金文中的小臣，有许多是标明其氏族称号的。比如，"小臣■"，接受王命主管监狱的督造，其氏族大墓已在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小臣妥"、"子妥"可能属于同一氏族，这个氏族被商王封为子爵。类似的情况很多。说明小臣是商王所属部族、方国向王室贡职的工作人员。这种贡职形式当是我国贡士制度的初级形态，"小臣"便可能是西周"贡士"之"士"的前身。因此，商代"小臣"的培训就可能与西周养士的程序有着前后因果的关联。同时，商代诸侯向王室贡职的形式也与夏世诸族贡职夏王室的情况大体相同。从某种意义来讲，商代的诸侯部族向商王供入的是熟练的国家公职人员和技术人员，对这些"小臣"的专业知识技术培训，应当是在贡入王室之前完成，并且是在本族内部进行的。由此来看，商代的职能性教育大体继承了夏代教育的传统，并且仍然保留了氏族部落之间的自然分工及其氏族文化的本色。

商代培养国家公职人员的教育显然还带有浓厚的氏族文化色彩，其工艺技术方面的培训也与此大体相同，主要也是以氏族为单位进行的。像前述妇好墓出土的石罄、玉戈，就标明是由妊竹、庐方这样的部族贡献来的。那么，这些部族很可能是擅长或精通此种工艺技术的。卜辞还常见"虎入百"、"奠（鄭）入二十"、"竹入十"的内容。意思是虎、郑、竹等部族向商王室贡奉卜龟。周族接受商王的赐封，因而也有向商王纳贡的责任，卜辞便有许多周人向商王室贡奉各类物品、畜牲甚至女巫的内容。

就卜辞龟甲来讲，其版面很薄，一般都要经过铸冶加工之后，才能使用，这种龟甲的加工制作也是一种专门的工艺，因此，商王室使用龟甲有许多是从精通这种加工工艺的部族进贡来的。这种工艺传授的过程，肯定也是在部族内部进行的。

当然，在殷墟遗址中，已发现了许多的兵器作坊、铜器作坊、骨制作坊、冶炼工场和制陶作坊等遗址。在郑州商城遗址所见的手工业作坊的分布也很集中，说明商王室已有百工和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制作业，但诚如《考工记》所言：百工是以其巧而世守其业，百工技术的传授是在氏族内部世代相传的。因此，《考工记》所列的大多数工艺或匠技均标明"氏"的称谓，说明夏商周三代工艺技术的传播与应用同氏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现象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一直保留在我国古代社会之中，是古代家族化的父传子袭的工匠技艺教育的根由。

商代重视占卜筮术，因此占卜已成为一种职业，不仅商王室的卜辞龟甲需要分类归档和专职管理，占卜活动本身也完全职业化了。在甲骨卜辞中，便已发现了大量卜史贞巫之类的人的名称。如武丁时代有■、亘、永、宾、■、■、■、韦、■、■、箙、史等十余人；祖庚、祖甲时代有大、旅、即、行、兄、出等人；禀辛、康丁时代有逆、宁、■、彭、冘、■、PP、旅等人。能够残留在甲骨卜辞中的这些人名，当然只是很小的部分，实际的卜史巫贞之人，数量肯定很大。商代的卜史巫贞显然已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职业阶层，并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活动中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其势力自然不可低估。现代学者吕振羽称这类人为"僧侣贵族"，指出："从事占卜书契等文化工作，具有较高而复杂的思维力与构想力和从事宗教活动的僧侣们，其知识、其作品，已表现为一种专业。"①巫者是掌握商代文化、文字、宗教占卜事宜的主要集团，他们所从事的每一项职业，都需要有严格的专业训练。比如在龟甲上刻字，便是一个技术水平要求很高的工作。就目前所见的甲骨文字而言，其刻画均工整而遒劲，其笔致有小似发纹者，且甲骨为至坚之物，在表层刻画字痕，决非易事，须经大量的加工程序才能完成。这一点，没有专业的严格训练是很难达到要求的。

巫人作为一种职业，更重要的是要沟通神人之间的联系，知天道而代神立言。这又需要接受严格的宗教训练和礼仪教育，同时要识字，能够写读卜辞，还要知道一些天文物象历法及初步的算术知识。巫者显然是一批文化素质较高的有闲阶级。他们凭借自己的知识智力服仕商王，因而拥有较大的权威。殷人敬信鬼神，凡事皆要问卜，上自军国大事、祭祀典礼、祖先神灵、生老病死、天气、年岁、征伐、狩猎等等，无事不卜，这就使得主持占卜的巫史贞人有可能全面地参预王室的事务，并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史记·殷本纪》记载帝太戊时，"巫咸治王家有成"，"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均表明巫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当然，巫者在非常时刻也被用作人牲，或在久旱时刻焚身求雨。先秦文献和卜辞中便多有"焚巫尫"的记载，卜辞字形作■或■等等，卜辞中屡见"■■、"■■、"■■"、"■■"、"■■"等字眼，据裘锡圭先生考证是焚烧才、■、凡、■、■这些氏族或地方的女子以祈求降雨，这些女子应该说为女巫较合理①。联想卜辞中记载周族向商王室贡纳"巫"、"嫀"这样的女巫，可以想知，商代的巫人也很可能是在其所属部族、方国的内部培养成的。像才、凡、■这类的族名，在文献或卜辞中很少见到，很可能是一些较小的氏族，这些氏族是否以培养和贡奉巫人为世职呢？目前还不能肯定，但我们可以确认巫史占卜之人是各部族培养教育成后再输入商王室贡职的。商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她（他）们的劳动繁荣发展起来的。起码我们承认：目前所见有关商代社会历史的文字记载（卜辞、爻辞、铭文），基本出自巫人之手。

商代巫人教育的内容，从甲骨文的"学"字字形可见一端。甲骨文学者王贵民先生把"学"字的甲骨文写法列为四式②：爻（1　式），■、■（2　式），■、■（3　式），■、■、■（4　式）。

①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9　页。

①　《甲骨文与殷商史》第30　页，《说卜辞的焚巫尫与作土龙》。

②　参见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5　页。从这四式的字形和含义，我们可以推测出商代巫人教育的内容及其演变的大致过程。其一式可着重表明商代巫人教育的内容主要是有关占卜筮蓍的常识。其二式可表明商代已经有了专门培养巫职的教育场所，这意味着中国在商代已经出现了专门意义上的学校，而这种学校是从巫人的活动中派生出来的。其三式既表明巫职教育的内容和场所，又表明这种教育已有教师参预指导和训练，这类教师很可能是氏族中年长的老巫或在职的神职人员。其四式则可着重表明巫职的教育从儿童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并且是在教师的严格要求和监督之下进行的。那种手执木棍的"父"形，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朴作教刑"的禹刑，相信一个从年幼的小孩成长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巫史卜贞之人，其间一定要经历数不尽的艰难和痛苦，巫职的教育肯定是一个严酷的磨难过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经得住这种严厉的训练而成才的。

五、西周社会的教育制度（一）宗法制度下的西周社会教育及其特征1。宗法制度下的西周社会西周（公元前11世纪到前771年）是继商代之后的奴隶制国家，它经历了中国奴隶制政治经济发展的全盛时期和衰落时期。其重要特征是在分封制、井田制的基础上实行宗法世袭世禄制。

西周采用分封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土地与臣民都属周王朝所有。周王把土地与人民分封给诸侯，建立大小不一的诸侯国，计71　国。诸侯又在自己的领地里，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又分封给家臣，一层层分封下来，由他们代管。实行这种分封制，周建立了一个严密的从天子到诸侯以至卿大夫的金字塔式的统治秩序。

西周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实行井田制。西周统治者把土地按照一定的亩制和灌溉及道路系统规划成井田形状，奴隶主支配奴隶们耕种方块土地，以贡税的形式剥取劳动成果。据《周礼·地官·遂人》载："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菜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菜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菜二百亩，余夫亦如之。"

这里所说的"上地"、"中地"、"下地"是指不同土质的可耕地，"菜地"则是指草地。"夫"与"余夫"是指一家中的男性劳动力及其他成员。实行井田制的土地还要进行定期的重新分配，称之"换土易居"或"爰田易居"。一般来说每三年重新分配一次。如《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曰："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能独乐，。。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主易居，财均力平。"

西周强调宗法，用血缘宗族关系把奴隶主贵族联系起来，但又区分出不等的亲疏等级。周王在宗族上是天下的大宗，在政治上便是全国的共主，诸侯对周王来说是小宗，但在所封国内居于大宗的地位，因而享有统治所封国内的疆土和臣民的权力。卿大夫的情形亦复如此。这样就把宗族上大宗小宗的层层隶属关系和政治上从天子到诸侯以至卿大夫的层层隶属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维系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使之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核心，是嫡长子世袭制。

西周尊重礼制。"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①所谓礼制，是关于贵族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上下尊卑关系的规定，关于贵族的衣食住行、婚嫁丧葬等一切行为规则，以及政治、军事、法律制度的总称。相传周礼是由姬旦（史称周公）将远古到殷商的原始礼仪加以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和规格化，以适应于西周奴隶主贵族的阶级统治。为了加强对分封诸侯的控制，周公从政治到文化教育方面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典章、制度、规矩、礼仪，这套东西称之为"周礼"。西周统治者认为"周礼"源于天命，遵守礼制，也即是"敬德"，只有"敬德"才能"保民"，

①　《诗·小雅·北山》。

①　《礼记·表记》。

亦才能巩固奴隶主贵族专政。如《礼记·曲礼上》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2。西周社会的教育及其特征根据"周礼"，周人把教育、道德从属于政治，同时又使政治带有教育、道德的色彩，这种合政治、教育、道德于一体的思想特征，是受宗法奴隶制政治结构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因为西周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世袭制。嫡长子世袭制包括确立父权、兄权两个方面。所谓"孝道"是为确立父权服务的，所谓"悌道"是为确立兄权服务的。由于父子兄弟之间有着血缘亲疏的关系，所以除了强调子对父要孝、弟对兄要恭之外，还要提倡父对子要慈，兄对弟要友。这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宗法道德从亲亲出发，达到尊尊的目的，造成一种父尊子卑、嫡长子的身分高于余子之上的政治格局，使得财产和权力的继承保持稳定性，为等级森严而组织严密的统治体系服务。这就是周代采用"德治"的手段的根本原因，所谓"德不失民"。因此西周的教育始终强调道德教育，标榜种种德，树立种种德。如在国学中师氏"以三德、三行教国子"，在乡学中大司徒"教万民以六德"，西周铭文中出现了大量的"德"字，正说明了这一特征。

西周教育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学在官府"。"学在官府"也与政治上奴隶主贵族的专政有关。奴隶主贵族建立国家机构，设官分职，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等方面都有专设机构和专设人员来从事管理。为了管理的需要，制定法纪规章，有文字记录，汇集成专书，由当官者来掌握，这种现象，历史上称之为"学术官守"，并由此而造成"学在官府"。章学诚对"学术官守"，有精要的论述："理大物博，不可殚（dān，音单，用尽、竭尽之意）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①由于只有官府有学，民间私家无学术，所以要学习专门知识只有到官府之中才有可能。"学在官府"这种历史现象，有其客观原因。

"古代惟官有学，而民无学。其原：一则惟官有书，而民无书也。典、谟、训、诰、礼制、乐章，皆朝廷之制作，本非专为教民之用。故金滕玉册，藏之秘府，悉以官司典之。士之欲学者，不知本朝之家法及历代之典制，则就典书之官而读之。。。二则官有其器，而民无其器也。古代学术如礼、乐、舞、射诸科，皆有器具，以资实习，如今之学校试验格致器具，非一人一家所能毕备。。。学术既专为官有，故教育亦非官莫属。"①西周时代仍用刀作笔，用竹简、木简作纸，进行书写。教学所用之"书"称之谓"典"、"籍"、"策"、"简"、"牍"等，都十分笨重且昂贵。这些古书记载的皆为历代天子及命官们著述的典、谟、诰、训，所制作的礼制以及创作或搜集的乐章等，并且皆为官府所存，民间无力复制，因而只能是"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教学所用之教具，古人称之为"器"，民间同

①　《校雠通义》卷一，《原道第一》，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3　页。

①　黄绍箕：《中国教育史》，卷四，1902年版，第2-4页。

样无力购置，即使官府也不是各级都能具备国学所用之器物。此即所谓"官有其器，而民无其器"。而这些器具都是学习礼、乐、舞、射诸科所需要的教具。这种状况，决定学术必然为官守。只有为官的人掌握学术，以官府为传授学术的基地，教其子弟。只有官学，没有私学，只有贵族子弟享受教育的权利，他们在国学中从小学升到大学，学后可以被任命为朝廷官吏。平民只能享受有限度的教育，即使能读完小学，也只是充当乡遂的小吏，能选入大学的是极少数人。奴隶们（即遂人）是没有享受教育权的，他们都是奴隶主的生产工具而已。西周奴隶主贵族垄断教育权，并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因此，西周学校教育中所设置的科目，也完全是为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制订的。由于西周对教育的重视，学校教育管理也逐渐严格起来。据《礼记·王制》载："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

国学中如果有的学生不受管教，便要层层上报，经过教育感化无效的，周王亲自视学，以示警告，要是再不改变，便要流放远方"终身不齿"（即终身不录用）。乡学中对不服管教者，先由司徒命乡大夫检查上报，经教育感化之后仍不改悔，则要调动就学地区，如再不改，就要放逐远方"终身不齿"。这种严格要求，促使国子必须刻苦学习。这说明西周学校教育措施已逐渐完备起来，已建立了一套管理学生的办法，西周学校对学生的管教是相当严格的。这是西周教育的又一特征。

（二）西周教育制度的形成1。关于西周教育制度的文献关于西周的学校教育制度有许多记载和传说。如《大戴礼记·保傅篇》："及太子少长知妃（配）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

《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礼记·文王世子》："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賛之；籥师学戈，籥师丞賛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大乐正学舞干戚。语说、命乞言，皆大乐正授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

古籍文献上所说的西周教育制度，并非出于虚构，金文中有明证。如《大盂鼎（291　字）》中有一段话："女（汝）妹（昧）辰有大服，余佳（惟）即朕小学。"

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上有眉批说："今案妹与昧通，昧辰谓童蒙知识未开之时也，孟父殆早世，故盂幼年即承继显职，康王曾命其入贵胄小学，有所深造。"

由此可见，西周贵族确有小学，为蒙昧的儿童学习之处，金文与礼书上说的幼年入小学上学之说正合。

西周的大学叫做辟雍，在金文中也有明证。如《麦尊》（166　字）中有一段话："雲若翌日，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

《静簋》又说："佳六月初吉，王在莽京（即丰京）。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八月初吉，庚寅，王。。射于大池，静学无■（厌）。"

这段铭文具体记下周王在学宫（即辟雍）亲自要求静（太子宣）学射，以后还教给静学射。静在周王的督促下，勤学不倦。由此可见，西周贵族确有大学，或称学宫，或称辟雍，金文与礼书上说的正合。

《诗》、《书》、《春秋》、《周礼》、《礼记》等书中有许多关于西周的教育制度的记载和传说，上面我们仅举几例，并结合金文说明西周确有教育制度。

2。国学与乡学根据古籍文献与金文资料，说明西周确有比较完备的教育制度。西周的学校教育，可分为国学和乡学，而国学又分为大学和小学；乡学又分为"庠"、"序"、"校"、"塾"等。

（1）关于小学在上述各种记载中说明西周已有小学和大学两级，并且是由小学升入大学的。关于小学的存在，康王时的《大盂鼎》已得到证实，无庸怀疑。宣王时的《师■■》铭文，进一步证实了西周小学的存在："才（在）昔先王小学，女（汝）敏可事，既命女（汝）■乃且（祖）考经■小辅。"这段铭文不但证明了王家设有贵胄小学，并且也证明了古籍文献中关于少傅和乐官的记载的真实性。据专家考证，"小辅当读为少傅"。再结合上述《大戴礼记·保傅篇》，这类小学属宫廷的贵胄小学，其学生是王太子，公卿太子、大夫元士的嫡子等。《礼记·王制》说"小学设在公宫南之左"，即把这类小学设在王宫的附近，当然是为了贵胄子弟上学的方便。从上述记载与传说看来，天子的贵胄小学只有一个，只有设在王宫以南的左边的那一个。王宫守卫长官师氏和保氏，兼任小学师长。

各诸侯似乎也有自己的贵胄小学。《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云："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

西周的国学中，除设在公宫南之左的那所贵胄小学而外，似乎还有一所小学，设在西郊。据《礼记·王制》，周人设有"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文献通考·学校考》注云："虞庠在国之西郊，小学也。"这类小学可能是宫廷的贵胄小学，入学学生的层次可能要低一些，或属中小奴隶主贵族的子弟。《公羊》宣公十五年的注曰："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岁者学大学，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学于小学。"从全文的语气看来，在里中的"校室"学习优秀的学生可由"乡学"升到"庠"，再升到国学，而这个国学不会是宫廷的贵胄小学，而可能是设在西郊的"虞庠"。这样经过几次选拔和挑选才升到国学的小学中去的学生，当然年龄也就不小了，所以有的传说："十五岁才入小学"。《大戴礼记·保傅》的注释说："又曰十五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者，谓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学，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学。"这种解释较为合理。古来的小学生并不严格限于儿童，入学年龄从八岁至十五岁均可。或许这与贵族的等级有关，高级贵族子弟入学较早，中低级的贵族入学较迟，所以才产生关于入学年龄的各种不同的说法。

据《大戴礼记·保傅》注曰，王侯太子入国学之小学的年龄是八岁。《公羊》注：礼，诸侯之子八岁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学，业小道焉，履小节焉。《白虎通·辟雍》说："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提出了八岁入小学的根据。据《尚书大传》，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入国学之小学的年龄是十岁或十三岁左右，至于其他众子，包括大夫元士妾所生之子及少数平民子弟入学的年龄，可能是十五岁左右。又据《文献通考·学校考》认为，公卿以下的子弟，未必一开始就能入国学之小学，而是先学于家塾，长至十三岁左右，才能入国学之小学就读。而国之太子年八岁即可入国学之小学。由此可见，西周小学入学年龄，与宗法等级制度有关。

据《周礼·地官司徒》，西周小学强调的是德行教育，重视以道德来教养贵族子弟。《礼记·内则》说："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学射御。"有礼仪、乐舞、射御、书计等等，比较全面。这说明西周小学教育强调的是奴隶主贵族道德行为准则的培养和社会生活知识技能的训练。

（2）关于大学从古籍文献上看，西周大学有"东胶"、"东序"、"辟雍"、"泮宫"、"成均"、"瞽宗"、"上庠"和"太学"等名，从金文材料上看，西周大学有"辟雍"、"学宫"、"大池"、"射庐"等名：在学宫里，周王要举行礼仪大典、祭祀活动、习射乐舞等，庄子所说"文王有辟雍之乐"①。如杨宽先生所说："西周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①此说很有道理。杨宽先生在同一篇文章里详细分析了西周时代大学--辟雍的特点，认为辟雍建设在郊区，四周有水池环绕，中间高地建有厅堂式的草屋，附近有广大的园林，园林中有鸟兽集居，水池中鱼鸟集居。

《诗·大雅·灵台》毛传说："水旋丘如璧曰辟雍。"辟雍之所以称"辟"，就是表明其形状如圆璧。"雍"和"邕"音同通用，《说文》说，"邕，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就是指环于水中的高地及其建筑。《诗·大雅·灵台》谈到辟雍时，所说灵台是指高地上的建筑，灵囿是指鸟兽集居的园林，灵沼是指四周环绕的水池。辟雍中高地上的建筑也叫"明堂"。《大戴礼·盛德》说："明堂者，。。以茅盖屋，上圆下方，。。外水曰辟雍。"《韩诗外传》也说：辟雍"圆如璧，壅之以水"，"立明堂于中"，"盖以茅"。《吕氏春秋·召类》："明堂茅茨蒿柱，士阶三等。"《吕氏春秋·慎大》："周明堂外户不闭。"《淮南子·主术》："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史记·封禅书》记述汉武帝时济南人公玉带所献"明堂图"："明堂图中

①　《庄子·天下》

①　《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学术月刊》1962年第8　期。

有一殿，四周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这基本上和上述古籍文献所记载的"明堂"相合。辟雍四周环绕的水，是开凿出来的，也叫做"池"。"池"本来指逶迤曲折的小河，也有"穿地通水"的意思，所以环城的河也叫"池"。如《陈风·东门之池》毛传："池，城池也"。辟雍因为四周环绕有池，也称为辟池。《史记·封禅书》说："澧滈有昭明，天子辟池。"《索隐》说："天子辟池即用天子辟雍之地。"②除辟雍之外，西周还有其他的大学。《礼记·王制》所说："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这并不排斥其他大学存在的可能性。《王制》所说养国老的"东胶"，《文王世子》所说的"东序"、"瞽宗"、"上庠"，都是大学。"东胶"即"东序"。《大戴礼记·保傅》："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这里所说的东、南、西、北学，似乎给我们绘出了西周的大学组成图案。东学便是东序，为习舞、学干戈羽籥之所，由乐师主持；西学即瞽宗，为演习礼仪、祭祀先王先贤之地，由礼官主持；北学即上庠，为学书之所，由诏书者主持；至于南学，有的说是成均，为学乐之所，由大司乐主持。太学有的说是中央之学，可能就是辟雍或明堂。这样把中央与周围四学合在一起，实际上已有五学了。《文献通考·学校考》说这些学校都"并建于一邱之上"。又据《礼记·明堂位》载，鲁国亦得立四代之学，即虞氏的庠，夏后氏的序，殷的瞽宗与当代的周学--泮宫，这里似乎也是把四代之学建立在一起的，并且把这些学校放在"明堂位"来讲，这又把四学与明堂结合在一起了。东西南北学以明堂为中心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大学，并非有好几个独立的大学①。

（3）关于乡学设在王都的小学、大学，总称之为国学。设在王都郊外六乡行政区中的地方学校，总称之为乡学。

据《礼记·学记》，西周的乡学是："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周礼》又说："乡有庠，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孟子》只说"周曰庠"。

按《周礼·大司徒》："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又按《周礼·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前者是指国的近郊而言，后者是指乡以外的远郊而言。乡的学校主要是"庠"，遂的学校主要是"序"。《学记》所说的"党有庠"，《周礼》所说的"乡有序"，皆就近郊的乡组织而言，乡和党的学校都称做"庠"。所以《王制》说，乡里面如果有不帅教者就要报告司徒，然后在乡庠习礼来感化他们。《乡饮酒义》也说："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屡教不悛的人便"移之遂"，由遂学即"序"去感化。如果还不变，最后才"屏之远方，终身不齿"。这也说明乡以庠为主，遂以序为主。

西周时的塾、校，可能不是真正的学校。"塾"可能是门侧之堂，在农村，早晚由父老及里正坐在那里监督检查，是否按时出工，是否遵守秩序，是否敬老尊长等等。《尔雅·释宫》说："宫中之门谓之闱。。门侧之堂谓②　参见《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学术月刊》1962年第8　期。

①　参见毛礼锐《虞夏商周学校传说初释》，《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61年第4　期。之塾"。注云："塾"--"夹门堂也"。可见"塾"的初义只是门侧之堂。据《尚书大传》卷五《略说》所云："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傅农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余子毕出，然后皆归。夕亦如之。余子皆入，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轻任并，重任分，颁白者不提携。出入皆如之。"上老、庶老坐在那里对出入的人进行检查和教诫，要按年龄大小排列次序，不能相踰，年轻人要代年老人挑负东西。"塾"虽然也起着管理和教喻的作用，但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学校。"校"也是一样，按《公羊传》的注释说，这种"校"是选择有高德的父老，在秋收之后到这里来进行教化，这似乎是一种"冬学"的性质，只在农闲时进行。另，"校"与"学"的名称也常互为应用，如乡学亦可称之为乡校。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记郑子产不毁乡校的事，郑国的乡学即称之为乡校。疏云："校为学的别名。"还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这还表明乡校有一种"议政"的作用。郑子产不毁乡校的目的，也是为了保存"议政"这一好的传统。西周乡校中的所谓养老乞言、语说之类，也是保持这一好的传统。

综上所述，可知西周学制系统如下图表示：3。视学制度与养老制度西周对养老制度特别重视，而且把养老与视学结合起来。凡每年天子亲自视学，同时即举行养老的典礼。据《礼记·王制》载，凡有德有位者曰国老，有德无位者曰庶老。

养老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夏商两代继承之，但西周才在制度上臻于完善。《礼记·王制》："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饗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这说明西周规定按年龄大小由地方或国家分别承担养老责任，在政策上，不仅中央要负责养老，地方也要负责养老。凡年满五十的则养于乡遂之学，年满六十的则养于国学中的小学，年满七十的则养于国学中的大学。这种养老制度，自天子以达诸侯，都是相同的。不过一国的长老，由诸侯致养，若是天下的长老，则由天子致养。西周养老不仅鉴于老年人积累有丰富的知识经验，更出于宗法的等级社会的需要：按长幼之序，定尊卑之礼。正如《王制》所说："养耆老以致孝。"《礼记·乡饮酒义》也说："民知尊长养老而后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这就是西周重视养老制度的根本原因。

西周养老制度又与天子视察大学制度紧密联系起来。西周天子的视学制度是很严密的。在视学之前，必举行隆重的典礼。凡一年之中，天子必亲往学校视察达四次之多。《玉海·学校篇》引《三礼义宗》曰："凡一年之中，养国老有四，皆用天子视学之时。"所以说："一年之内，视学有四，故养老之法亦有四，皆用视学之明日。"每次视学，有庄严的仪式，《礼记·文王世子》说："天子视学，大昕鼓徵，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适馔省醴，养老之珍具，遂发咏焉。退，修之以孝养也。反，登歌清庙，既歌而语，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

天子视学那天的清晨，先击鼓以集合大众，众至然后天子至，先行设奠祭先圣先师之礼。视察时天子在旁观礼，意在检阅。祭祀完毕，由学官向天子复命。视学中，要进行比射，考查教练者的教学成绩。金文中也记载有周天子亲自同学官中的"小子"等射于辟雍大池，教练如很称职，周天子赏给礼物（如刀鞘等物）。西周时诸侯每年都要选送武士给周天子，周天子即命令在学官中考试射艺，考试合格者才有资格参加祭祀活动，不合格的则不准参加祭祀活动，因为祭祀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周天子对选送合格的诸侯，增赐封地，表示赞赏。对多次选送不合格的诸侯，则削减封地，表示惩罚。大学生临毕业时，学官把不听教诲的学生报告给周天子，周天子即命令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等各级官员都到辟雍，对这些学生进行训诫。如无效果，周天子再亲自去学宫视察，再不改变，周天子即命令这些学生停止"食乐"三天（即进餐时的音乐），以表示其问题严重，然后把他们遣逐到远方，终身不齿，即终身不再录用他们。

在视学的第二天，照例要举行隆重的养老礼：先设下三老、五更及群老的席位，周天子还要亲自省视所备的酒醴、肴馔和用具，然后奏乐，迎接老人们入席，并歌唱"清庙"之诗。席间，恭敬地请求老人们讲述"父子、君臣、长幼之道"，这即是"乞言"、"合语"之礼。还表演"大武"乐舞，以教育全体学生尊老敬德，使他们懂得上下等级关系和礼节。这种视学与养老制度相结合，一方面表示西周社会有"尊年敬德"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又为借"乞言修治"来推行孝悌之道以维系社会秩序，并使青年学生在无形之中得到潜移默化。这些耆老，既是齿德俱尊，社会生活和文化经验又极丰富，把他们养在学校里，对于启迪后进和传播文化，都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周天子把视学与养老仪式搞得如此隆重庄严、雍容肃穆，其目的旨在教育贵族子弟。《礼记·乐记》讲周天子在大学宴请"三老五更"的耆老时说："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酿，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郑玄在《礼记·文王世子》注文中说："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子之孝悌也。"这都说明西周的视学与养老制度是对贵族子弟进行教育并树立社会风尚、巩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一种重要形式，这对后代有重要影响。如汉代为尊老敬长，还由朝廷赐给"王杖"，即一种顶端刻有斑鸠形状的特殊手杖。持"王杖"的老人享受特殊的尊敬和优待。如有人敢于侮辱，视为蔑视皇上而治罪。从此尊老敬长成为中国的良好风俗传统。

4。家庭教育与女子教育《礼记·内则》记载了西周贵族家庭教育的逐步要求："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西周对家庭教育甚为重视。在家庭中，从小就进行基本的生活技能和习惯的教育，凡幼儿生出后至能够自己饮食时，先教以使用右手，能够讲话时，必教以应诺的迟速，而男孩所用的大带必为皮革所制，女孩则必为丝所制。到了六岁的时候，则教他们以简单数字与东南西北方位的各称。到七岁时就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以示区别。八岁则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于长者，开始教以进退辞让的礼节。九岁时则教以一月中的日数和朔望（初一、十五）。总之，家庭教育旨在给幼儿教以初步的礼仪规则，如尊敬长辈的礼节，以及确立初级的数的观念、方位观念和时间观念等等。

西周社会在男尊女卑思想支配下，女子没有什么地位，更没有受学校教育的机会。西周社会女子与男子界限极严，所谓"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男女不相授受，男治外事，女理内事，从七岁开始进行男女有别的教育，男女儿童的教育开始分途。女子受女德的教育，为将来成为贤妻良母作准备，其教育局限在家庭之内，相对地被轻视。《礼记·内则》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

西周时女子十岁以后，以不出闺门为原则，不得已而出门时，必须以头巾蒙蔽其面。教育和培养女子的德性，以顺从男子为主，故在受姆教的时候，就要教以"婉娩听从"。他们所学习的是"女事"：烹饪、缝纫、编结、丝麻以及家庭中日常琐事。女子受这种教育，既不送入学校，又不出就外傅，只是由她们的长辈或贵族家庭中保姆日常训导她们以"妇德"、"妇容"、"妇言"、"妇功"四项。所谓礼、乐、书、数之教，女子无分，至"治学"、"从政"，更非女子所能有的权利。至"十五岁而笄，二十而嫁"。出嫁之后又专以服侍公婆及做家中琐事。到了祭祀大典，女子只能以佐理的姿态出现，而不能直接参与，如准备祭祀用的供品：酒浆、醃菜、肉酱等等。重男轻女的思想使女子终身束缚于旧礼教中，从事家庭琐屑工作，而不能参加生产劳动和政治活动。"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封建思想的流传，影响了中国社会达三千多年之久，实自西周开其端。总之，西周的女子教育，可说毫不重视，仅在家庭里受些封建道德和家事的训练，使她们成为"贤母良妻"。这是西周时代重男轻女的恶习造成的。

（三）西周学校的教师与教学内容1。西周学校的教师西周的教育制度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学校的教师都由官吏兼任，官即是师，师即是官。师者必为官或退仕。这种教育制度是从原始社会长老制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刚刚产生不久的学校教育尚未彻底从社会生活的"母体"中独立出来的表现。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酋长与氏族联盟的领袖除负责宗教与本氏族内部事务外，还有训导保护本氏族成员的责任，故有师长或师保之称。

西周学校教育中的官师不分，首先表现为国之重臣太师、太保、太傅，同时也是帝王之师。吕思勉先生把他们称做太学中之三老①。西周宫廷之中的太师、太保、太傅，既是国君的辅宰，又是国君的老师。如《大戴礼记·保傅》说：

①　《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86　页。

"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燕者也。"

太师，导之教训；太傅，傅其德义；太保，保其身体。三公既有分工，又紧密合作。三少是三公的助手，同太子居处出入在一起，三少协助三公共同辅佐天子，教喻太子。后来西周官制逐渐分化，师保便成为太子导师的专称，执政的辅宰之臣则别以卿士名之。从职官的分化，也可说明最初的师保是官师合一的职事。

西周的国学、乡学和宫廷教育的情况基本相同，也是亦官亦师。国学由大司乐（大乐正）主持，他是国家的礼官，负责宗教祭祀与国家典礼之事。大司乐下面还有许多官员分掌其职。据《礼记·文王世子》载，除大乐正外，还有小乐正、大胥、小胥、大司成、龠师、龠师丞、太傅、少傅、师氏、保氏等等，《周礼·春官》也有类似记载。他们既是国家的正式官员，又是国学的教师，承担国家的教育与教学工作。他们大都为国家礼官之属，只是师氏、保氏为国家司徒之属兼主王室的武备。"师"最初是军官的称号，"师氏"指的是高级军官，"大师"是比"师氏"更高级的军官。西周时担任国君警卫队长的师氏、保氏，除了负责警卫、随从、军旅等大事之外，还兼管贵族子弟的教育工作。后来"师"就转为教育者的称呼，所以"教师"的名称，实起源于军官。

至于乡学的教师，也都由国家及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兼任，由大司徒主持。据《周礼·地官》载，除大司徒外，还有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等等，他们都是地方乡学的主持者和教师。还有致仕（退休）的大夫与士，也直接担任乡学的教师，称之为"父师"、"少师"。如《尚书大传》卷五《略说》所载："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

综上所述，国学与乡学绝大部分学官都是国家现任的职官，只有一小部分是退休的官员担任，总体的情况是"官师合一"。现将西周国学与乡学官师合一的情况列表如下①：

①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4　页。类别教官教职官职爵位等级大司乐治建国之学政，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

国之礼官，掌邦礼典、事神。

中大夫乐师掌教国子小舞礼官之属下大夫师氏以三德、三行教国子大司徒之属兼主王室武备中大夫保氏养国子以道，教六艺、六仪大司徒之属兼主王室武备下大夫大胥"掌学士之版"，教国子小舞礼官之属中士国学小胥"掌学士之徵令"　礼官之属下士大司徒掌施十二教，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民政官员之首卿乡大夫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乡官之首卿乡师各掌其所治乡之教，而听其治民政官员之属下大夫州长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州之首长中大夫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党之首长下大夫父师专职乡师大夫七十致仕老于乡里原为大夫乡学少师专职乡师士七十致仕老于乡里原为士2。西周学校的教学内容西周国学的教育对象为贵族子弟，所以把诗、书、礼、乐列为四教，作为教育内容的重心。《礼记·王制》所谓："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但由于西周社会政治、经济日益发展，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因此教育的内容与范围也日趋扩大，并逐渐涉及多方面。据《周礼》所载，除大司乐教国子以"乐德"、"乐语"、"乐舞"之外，还有"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又"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①综上所述，可见西周国学的教学内容，包括德、行、艺、仪等四个方面，而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基本内容。在大学以诗、书、礼、乐为重点，在小学以书、数为重点。而射、御的学习，除了传授和培养有关的知识、技能外，还着重与礼、乐之教相配合。乡学的教育内容，没有国学所记的详密。据《礼记·王制》："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所谓六礼，即"冠、婚、丧、祭、飨、相见"；所谓七教，即"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所谓八政，即"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等。又据《周礼·地

①　《周礼·地官》。

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一曰六德，谓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谓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谓礼、乐、射、御、书、数。"在六艺之中，侧重礼乐，故特别提出要"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乡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为"乡三物"，即德、行、艺三事。较之国学则缺"六仪"一大类。从以上这些资料来看，足以证明西周学校的教育内容重视政治道德和明人伦方面②。

（1）"礼"是政治伦理课"礼"包括了整个宗法等级世袭制度、道德规范和仪节。《左传·隐公十一年》："礼者，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礼记·曲礼》："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左传·昭公五年》："礼所以守其国，勿失政令，无失民者也。"这反映了"礼"的重要性，是立国的准绳，具有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包含了从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到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反映了西周宗法等级世袭制度的需要。

"礼"是大学中最重要的课程。贵族子弟学会了"礼"，在政治活动、外交活动及道德生活中，行动才会合乎规范，站稳贵族的立场，显示贵族的尊严，有利于任官和治民。大学中所教的"礼"，则是贵族生活中所常见的"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吉礼讲祭祀，以敬事邦国鬼神；凶礼讲丧葬凶荒，以救患分灾，哀悼死亡；宾礼讲朝会过从，使诸侯亲附；军礼讲兴师动众，以征讨不服；嘉礼讲宴饮婚冠等喜庆活动，以亲万民①。"五礼"共三十六目，皆邦国之重大典礼，贵族子弟要从政必须习知熟悉。不仅要知礼、行礼，在仪容方面还要遵照一定的要求和规定。保氏还负责教"六仪"：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旅之容、车马之容。习礼仪不仅只讲礼典。而是要实学实习，反复练习。"礼"既是贵胄子弟修身之要，也是他们用世之具。所以说"礼"是政治伦理道德教育课。

②"乐"是综合艺术课郭沫若先生曾说过："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①《诗经·郑风·子矜》郑玄注："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表明其形式的多样化。西周大学由大司乐主持乐教，以乐德、乐语、乐舞教育贵族子弟。所谓乐德，包括中和（言出自心、不刚不柔）、祗庸（见神示敬、接事以礼）、孝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所谓乐语，包括兴道（以物喻事、引古刺今）、讽诵（背熟文词、吟诵有韻）、言语（直叙己意、答人论难）。所谓乐舞，包括云门、大卷（黄帝乐）、大咸（尧乐）、大磬（舜乐）、大夏（禹乐）、大濩（汤乐）、大武（武王乐）等六代乐舞，也称为②　参见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2　页。

①　《周礼·大宗伯》。

①　《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87　页。

六乐②。六代乐舞是"大舞"）乐师还教贵族子弟学习小舞：帗舞（手持五彩缯而舞，也有说是持彩色鸟羽而舞）、羽舞（手持鸟羽而舞，用以祭四方）、皇舞（持五彩羽以舞，用以祈雨）、旄舞（持牦牛尾以舞，用以祀辟雍，也用于燕乐）、干舞（持盾牌以舞，用以祭山川）、人舞（徒手挥袖而舞，用以祀星辰）。还有一种"象舞"，持竿而舞。舞又分文舞、武舞两类。手持籥（乐器）翟（鸟羽）而舞为文舞；手持干（盾牌）戚（斧钺）而舞为武舞。"云门"、"大章"、"大韶"、"大夏"属于文舞；"大濩"、"大武"属于武舞。这些乐舞用于不同的场合。其中"大武"是周代国乐，实际上是以周武王克殷为题材的大型歌舞剧。其曲调早已失传，而乐词基本上保存在《诗经·周颂》里，传说可能为周公所作。据《礼》记·乐记》记载，"大武"分为六部，每一部分称为一成。王国维有《周大武乐章考》一文①，阐述详细。现据这些记载和考证，综为一表，可以了解大武乐舞的概貌②。

大武乐舞主要情节内容《周颂》之乐词一成始而北出（周人由汜水渡河，向纣都进军）　《昊天有成命》二成再成而灭商（灭商时奋勇杀敌的情景）　《武》三成三成而南（南下用兵，征伐未服的各族）　《酌》四成四成而南国是疆（南方小国服从，划新疆界）　《桓》五成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自陕而东，周公治之；自狭而西，召公治之）

《赉》六成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全体演员复位，志气昂扬，显示国力强盛，对武王高度尊崇）

《般》大武乐舞是西周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贵族子弟都要学习。《礼记·内则》提到贵族子弟十三岁学乐，诵诗，舞"勺"；十五岁成童，舞"象"。《周礼·大司乐》提到"帅国子而舞"。西周王室对乐舞十分重视，据《周礼·春官》载，王室的乐舞机构中自大司乐以下，共有奏乐、唱歌、舞蹈及其他工作人员近一千五百人，可见其重视程度。

西周大学教育中强调"礼"与"乐"的密切配合。《礼记·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音yì异），恭敬而温文。"礼的作用在于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乐则重在陶冶人们内心的情感，使本来具有一定强制性的礼变为能获得自我满足的内在精神需要。所以《礼记·乐记》说："乐者，通伦理者也。"乐是通过美育、艺术教育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礼记·乐记》还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教的主旨就在于增进贵族内部的团结，进而调和各阶级、各等级之间的矛盾。这种礼乐教育在西周社会处于向上发展的时期，确实对于改变社会习俗、稳定社会秩序、加强各诸侯国与王室之间的联系，起了巨大的作用。所以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乐②　《周礼·大司乐》。

①　《观堂集林》卷二。

②　转引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第42　页。教育成为西周六艺教育的中心。

（3）"射"与"御"是军事训练课"射"指射箭，"御"指驾车。当时的战车是重兵器，一般来说每辆战车有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驾车，车马步卒72人跟着。武王伐殷，革车300　辆，虎贲（勇士）3000人，由于做了一些政治工作，很快就取得了灭殷的决定性胜利。可见战车在战争中地位的重要。但是要掌握战车的战术必须学好"射"、"御"这两种武艺。

"射者，男子之事"，从出生之日开始就强调这件事。西周贵族生下男孩，门左就要挂弓，第三天就背着婴孩举行射的仪式，表示男子的责任是御四方、捍卫国家，出生后就要学射。到了入小学年龄，就要接受正规的训练，不能射的人，就不称男子之职。"射"在国学，乡学中都是重要的学科，都有一定的教练场所。教练有五种方式，相应有五项标准。据郑玄解释说：一曰"白矢"--穿透箭靶，露出箭头。重在训练开弓的臂力。

二曰"参连"--第一箭射出之后，后三箭连发两中。重在训练发射的速度。

三曰"剡（音yǎn　眼）注"--矢入箭靶，羽颈高，箭头低。重在训练力猛锐，使箭能贯物而过。

四曰"襄尺"--"襄"是谦让的意思。君臣同射，臣不得与君并立，须后退一尺，重在训练谦让之品德。

五曰"井仪"--连射四箭皆中靶并成"井"字形状。重在训练箭法之准确。

《礼记·射义》说："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如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说明"射"有一定的技术标准，若达不到应有水平，不能参加王族的祭祀大典。所谓"行同而能耦，别之以射，然后爵之"①。贤能在德行和其他技能相同的情况下，则以射箭技术高低来区别，授予优胜者一定爵禄。所以说西周对射箭的教练十分重视，射箭的训练也十分严格，国学、乡学都要为贵族青年参与大射与乡射准备条件。每年大祭之前要举行射箭比赛，选拔武士，仪式隆重，并饰之以礼乐。

"御"的教练也有五项，简称为五御：一曰"鸣和鸾"--"和"在轼，"鸾"在衡，"和"与"鸾"都是车上装饰的铃，车行时，铃声共鸣而有节奏。

二曰"逐水曲"--沿着曲折的水沟边驾车前进而不使车落于水中。

三曰"过君表"--"君表"为插着族旗的辕门，辕门在险阻处，辕门中间放置石磴为障碍物。车驰入辕门，车头两边与石磴的间隙只有五寸，车要准确不偏，不发生碰击。

四曰"舞交衢"--车在交叉道上，往来驰驱，旋转适度，合舞蹈节奏。五曰"逐禽左"--驱车追赶禽兽，要善于把禽兽阻拦在左边，以便君主射猎，因为礼规定君主田猎自左方射。

驾车要沉着、敏捷、熟练，并能随时配合射手，创造有利的射击机会，所以说学习驾车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达到上述五项标准要求。《礼记·曲礼下》说："问大夫之子，长，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可见贵族子

①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宣公十五年。

弟达到一定年龄就要进行驾驭战车技术的训练，并以能御、未能御来区别长幼。

周天子出征前，要到祖庙祭祀请命，这叫"告祖"；然后到大学召开出征前军事会议，制定作战方案。班师凯旋，也回到大学举行"释奠"礼，祭奠"先圣先师"，献俘告功。大学是周天子重要活动的场所，也是比射御选士的场所。这些都说明西周重视射御的训练，并注意射御的教学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

（4）"书"与"数"是基础文化课"书"指书写文字。"数"指计算、算法。西周书写的工具是刀笔、竹木，字体为大篆。西周已有供小学文字教学的字书。《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注曰："周宣王时（公元前827-前782年）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又注："《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这是中国教育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今已失传。儿童教育从识字、书写开始。《礼记·内则》提出"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学书计"，"数日"即认识、背诵由天干地支组成的六十甲子，"学书"即学习书写六十甲子，认识与书写方名--东、南、西、北四方之名。在远古和殷周辨别方向主要依据天象。当时人们多用日出日入的日影、日中时的日影和晚上的北极星等方法来确定方向。

《周礼》提出了"六书"的总名，后世学者对六书的名称、顺序解析不一，但都认为汉字构成有六种方法。《汉书·艺文志》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提出了文字的构成有上述六个方面，同时也指出了西周识字教学是按字的构成方法分类进行的。郑玄在《周礼·保氏注》中提出六书的内容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出了最有代表性的"六书"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所谓"指事"，即用符号指示意义，如木下加上"一"为本（树根），木上加上"一"为未（树梢）。所谓"象形"，即把客观事物描绘出来，如"日"像一轮红日，"月"像一弯新月，"山"像一峰高耸，群山环抱。所谓"形声"，即意符与声符并用，如"鱼"字偏旁表示鱼的总类，再用其它的字搭配起来，成为"鲤"、"鲫"、"鳝"、"鳗"等，表示鱼的不同种类，这是形与声相结合。所谓"会意"，即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新的意思，如上小下大为"尖"，左日右月为"明"。所谓"转注"，即同一个部首的同义字相互解释，如"老，考也"，"考，老也"。所谓"假借"，即当新事物出现之后，口语中已有了这个词，但还没有这个字，于是借用同音字来表示，如"汝"本义为水名，借为第二人称代词，意思是"你"。总之，西周的文字教学，是按汉字构成的方法，以"六书"分类施教的，使学生掌握每个汉字的字音、字形、字义。"数"的教学，西周有很大发展。据考释，西周时六岁儿童开始学数数，从一至十的数目。九岁儿童学"数日"，指学习记日法，先学甲子记日，然后再逐渐加深。十岁儿童开始学"书计"，所谓"计"，指一般计算能力的培养。首先要学习十进制的文字记数方法①。

这种记数方法在数学发展史上曾居先进行列。其次还要学习计算的方法。中国古代重要的计算方法--筹算完成于春秋战国，但"并不否认在春秋战国以前就有简单的算筹记数和简单的四则运算。"②《周礼·地官·保氏》提出西周六艺之数为"九数"。至东汉，郑玄又在注中提出了"九数"之目："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所谓"方田"，讲的是田亩面积计算等问题。所谓"粟米"，讲的是按比例交换问题。所谓"差分"又叫"衰分"，讲的是等级--按比例分配问题。所谓"少广"--"少"为"多少"，"广"为"宽广"，讲的是在体积计算中运用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问题。所谓"商功"--"商"是"商贾"，"功"是"工程"，讲的是工程的计算尤其是体积的计算问题。所谓"均输"，讲的是按人口、路途等条件，合理安排运输赋粟和分配徭役等问题。所谓"方程"，讲的是联立一次方程以及正负数问题。所谓"赢不足"又叫"盈不足"，讲的是运用假设的方法解决难题。所谓"旁要"，讲的是"勾股定理"。学习以上九项计算方法，是较高的教学要求。"九数"流传下来，经后人不断补充、加工、整理，约到汉末三国的时候，才编成《九章算术》。西周的"九数"奠定了后来的《九章算术》的基础，这表明西周的数学教学内容是比较丰富的。

总之，"六艺"之中"书数"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诚如元代学者舒天民在《六艺纲目》中所说："六书之中，天文、地理、人、事、物则悉皆备矣。。。文之妙用，其大矣乎。"如有一类字被称为"天地类之纯形"，教这类字，便要向儿童介绍日、月、云、雨等天文知识，以及山、水、川、泉等地理知识。又如甲骨文、金文表述动植物名称的字，其形象酷似原物，儿童习读这些文字时，自然而然就粗知了有关动植物形状或构造方面的知识。这些字，有的就像教学使用的挂图，形象直观①。

3。考核与奖惩西周小学的考核制度，未见史籍记载。大学的考核制度，《礼记·学记》有所记载，认为西周大学已建立起一套分年考试的制度。学生到了规定的年龄入大学，每隔一年考核学生学业及操行一次。"一年视离经辨志"，即入学第一年考核学生阅读、分析经书的能力，看能否分章析句，能否辨明学习的兴趣。"三年视敬业乐群"，即入学第三年考核学生对学业是否专心，与学友相处是否和睦。"五年视博习亲师"，即入学第五年考核学生学识是否广博，对教师是否亲敬。"七年视论学取友"，即入学第七年考核学生在学问上的见解和对交友的选择是否得当。七年结束，考核合格者，谓之"小成"，即达到"小有成就"的标准。"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即入学第九年考核学生在学识上能否触类旁通，在志趣上能否坚定不移。九年结束，考核合格者，谓之"大成"，即达到"大有成就"的标准。

西周大学这个分年考试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明确了大学学习的要求和顺序，并逐年加深、提高；强调入学之初，即对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志趣进行考核了解，以便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强调德育和智育的密切结合，在德

①　李俨、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简史》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　页。②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44　页。

①　梅汝莉、李生荣：《中国科技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2　页。育上考核"辨志"、"乐群"、"亲师"、"取友"、强立而不反"，即注重意志和信念的培养，在智育上考核"离经"、"敬业"、"博习"、"论学"、"知类通达"，即注重读书、推理与判断能力的进步；重视群体的教育影响，把建立亲密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这个九年制的西周大学考试制度并未真正实行，只是一种设想，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有学年教学制度、班级授课制度以及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教学计划。不过，这种设想是十分可贵的，它作为一种大学教学指导思想对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又据《礼记·王制》记载，在大学学业将要结束的时候，小胥、大胥、小乐正等教官检查学生中不听教导的人，开列名单，报告给大乐正，大乐正报告于王，王就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为他们习礼说教以感化之。如果他们不肯改变，王亲自视学以示警告；如他们再不悔改，王停止宴乐三天，把他们流放远方，永远不再使用。这是"国学"的惩戒方法。

对于优秀的学生，最直接的奖励就是给以适当的官职、爵位、俸禄。《礼记·王制》："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村，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至于"乡学"中的考核奖励方法，是由乡大夫就乡学中有德行道艺的，提名报告于司徒，称为选士。司徒从选士之中再选择优秀者升入"国学"中的大学，称为俊士。凡已提名于司徒的选士，可免一乡的劳役，凡升入大学的俊士，可免一国的劳役。这种选士与俊士，皆称之为造士。造士入大学九年学成后，大乐正再可就造士中的优秀者报告于王而提名于司马，称之为进士。司马就进士中选择其贤能者报告于王，视其才能的高下而任之以官职，与之以爵禄。这是"乡学"的考核奖励办法①。

至于"乡学"中的惩罚方法，先由司徒命乡大夫检查乡学中有不遵教者报告于上级，司徒就令乡中耆老集合于乡学中行习射和乡饮酒等礼节以感化他们。如果他们仍不改变，就要调动他们就学的地区，右乡移到左乡，左乡移到右乡，仍然举行乡射礼、乡饮酒礼来感化他们。如果再不改变，就由乡移至遂，仍旧举行乡射礼、乡饮酒礼来感化他。如果他们还不改变，就流放到远方，永远不再使用。这就是"乡学"先教后罚的惩戒办法②。

①　《礼记·王制》。

②　《礼记·王制》。

六、西周的宫廷教育与百工技艺教育（一）西周的宫廷教育1。宫廷教育的重要地位从广义而言，西周教育是"学在官府"，所有的"国学"，都设在宫廷、官府之中，其对象除宫中的王子之外，还有王亲国戚、贵族官僚的子弟，前章已有详论。我们这里讲的宫廷教育，主要对象是君主本人以及作为未来君主（储君）的太子。太子的小学、大学阶段的教育前章也已涉及，本章着重探讨的是太子小学以前的教育。

在西周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君主是唯一的主宰者。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和臣民都为天子所有，君主的意志即是最高的命令，是臣民必须依从的。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本人的素质如何，对国家的命运关系极大。自古以来，中国重视以德教治国，尤其重视君主教育--太子教育。西汉的贾谊曾说过："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①太子对国家的命运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太子的素质是否善良，关键在于能否及早施教并选择好左右心腹。心灵尚未受到外界不好的影响之前及早进行教育，容易取得效果，这就是重视"早谕教"的原因。太子生活和思想习惯的形成，受身旁的人影响最大，这就是重视"选左右"的原因。所以说，只有"左右正"，才能"太子正"。只有"太子正"，国家才能安定。这就是西周以来重视宫廷教育，尤其重视太子教育的根本原因。

2。西周的胎教中国古代胎教始于西周。据刘向《列女传》记载，周文王之母太任在妊娠期间，"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意思是说，太任怀孕时，眼不看邪恶的东西，耳不听淫乱的声音，口不说狂傲的话，这就是行的胎教。"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君子谓太任为能胎教。"文王生下来非常聪明，"教之以一而识百"，这是太任施行胎教的结果。贾谊《新书·胎教》篇中也记载："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意思是说，周成王的母亲怀孕时，站有站的样子，站时不将重心倚在一边，坐有坐的样子，坐时也不歪斜，笑时不放声喧哗，独居一处时也不懈怠放任，发怒时也不骂人，如此等等，用礼教的规范来约束自己的一举一动，从而保持对胎儿的良好影响。

据《新书·胎教》记载："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蒌室，太师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比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抚乐而称不习，所求滋味非正味，则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调，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意思是说，王后怀胎七个月时要搬到分娩前的宫室中去住。由太师持奏乐用的律管守于右窗下，太宰持烹炊用的斗器守于左窗下，太卜持占卜用的蓍草和龟甲守于前

①　《汉书·贾谊传》。

门外。在至分娩前的这几个月里，如果王后要听的乐曲不合礼制，太师则以"未习"而婉言谢绝；如果王后想吃的东西不合正味，太宰则说不敢拿这样的食品侍奉王后腹内的王太子。这是西周王宫的具体的胎教措施，加强外部管束，以促使王后按照礼仪去养胎、保胎。

总之，西周宫廷重视胎教，其目的是为了培养"生而明圣"的贤圣君主。为此，王后要深居其处，保持安静的环境，行坐端庄，举止文雅，以便胎儿从王后母体中禀受正气，生而端正。认为只有母亲"正"，生下的儿子才端正，母亲不正，生下的儿子必然不正。强调王后在孕期注意端正自己的视听言动，严格遵守礼仪法度，所以文王"生而明圣"。从太任妊文王，不难看出，西周宫廷教育不是直接对胎儿进行道德说教，对胎儿的道德教育是通过母亲的良好道德修养去影响胎儿。此外，西周的胎教强调孕妇的精神愉快与否对胎儿的影响，注意避免感伤和忧虑，保持愉快的心情，"调心神，和情性"，这是很有道理的。贾谊、刘向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涉及到西周的胎教问题。

贾谊认为古代胎教的目的在于"正礼"，即孕妇生活中的一切内容都应该符合"礼"的规范，因此凡孕妇"所求声音者非礼乐"、"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均不能迁就这类非礼之求。贾谊强调所谓"慎始敬终"，指出："《易》曰：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必慎始。""慎始"，即把胎教看成人生教育的基础，是很有道理的。

刘向认为古代胎教的目的是"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这一追求更为切合实际。刘向指出实施胎教的宗旨在于"慎所感"，即重视胎儿通过母体对外界事物的感应。他说："故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人生肖万物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音肖之。"①这种观点是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贾谊、刘向等人总结的是前人胎教的经验，主要指西周宫廷胎教的经验，但对后世是有重要影响的。西周宫廷重视胎教等于在教育方面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将促进对此后各个年龄阶段的教育。

3。西周的保傅制度前章已述，古代设有专门辅导和教谕君主及太子的官员，这就是师、傅、保。早在西周以前就曾设置有太师、太傅、太保等官职，合称"三公"，他们的副职分别是少师、少傅和少保，合称"三少"。这类官员统称为师傅、师保或保傅。贾谊在《新书·保傅》一文中说："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举以礼。。。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燕也。"

这就是说，继胎教之后，太子一出生即受礼的熏陶。各种保傅之官在太子还在襁褓之时就任命了，且有明确的分工。保，负责太子身体保育方面；傅，负责太子道德培养方面；师，负责太子知识教育方面。这三个方面分工合作，全面负责太子的教育和培养，可见西周宫廷对于太子的教育是颇有计划的。保傅之官因承担教育培养太子的重任，所以选拔和任命极为慎重。周成王的"三公"--"太公"、"周公"、"召公"，都是历史上卓著盛名的贤臣。后代选拔保傅之官，也都注重在"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术者"

①　《列女传·周室三母》。

中选拔。保傅既受以重托，就要对太子的行为全面负责。贾谊认为西周之所以国运长久，正是因为君主有良好的保傅之官进行辅佐。如周成王，前有周公"导之道"，左有太公"辅之善"，右有召公"拂之过"，后有史佚"承之遗忘"，在这些正人君子的教育培养之下，因而"虚无失什，而举无过事"，即思虑和行为均可以避免失误和过错。所以贾谊在《新书·保傅》中说："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

贾谊用生长于齐国的人不可能不说齐国话，生长于楚国的人不可能不说楚国话作比喻，说明与什么样的人相处在一起，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这种注重创造良好的环境的观点，所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是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发展的，对后世亦有重要影响。

保傅之官的职责并不仅限于太子幼年阶段，更主要的任务在于青少年、成人阶段，甚至于即位之后仍有扶持、劝诫、教诲的重要任务。西周时代保傅之官既辅佐君主，又兼教喻太子。秦汉以后，则专为太子另设师、傅、保的正副官职，而与君主的"三公"、"三少"分开。保傅之官地位显贵，尤其是"三公"，官居极品，位在丞相之上。由此可见保傅制度的传统对整个古代的君主教育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为太子选师保傅，选左右，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太子通过师保傅的教育、影响而潜移默化，成为言行端正、道德高尚、有统治法术的人。所以《魏书·李彪传》说："训导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皇家庆则人幸甚矣。"

4。西周的"备三母"制保傅之官为宫廷大官，其职责是培养君主或太子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品德、知识和才干。而在后宫内，则挑选适宜的女子来承担保育和教导太子的生活事宜，也有专设之职，这就是"备三母"制。

据《礼记·内则》载，西周国君世子（太子）出生之后，就要从后宫妃妾之中挑选"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姆，皆居子室。他人无事不往。"这就是说，担任世子（太子）的子师、慈母、保姆居于"后宫"，分担母后的部分职责，统称为"三母"，与出入宫廷的师、傅、保正相对应。据郑玄解释，"三母"的职责范围分工是这样的："子师，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姆，安其居处者。"这就是说，子师负责世子行为规范的教育，慈母负责世子衣食及其他生活需要的供给，保姆负责世子居室的安置料理。"三母"均陪同世子居住在专门的宫室中，承担全部培育世子的生活管理书务，他人无事不往。郑玄认为，《礼记·内则》中已表明，世子九岁之前的教育，皆由子师、慈母、保姆担任。

除"三母"之外，还要从大夫之妾或士之妻中选择乳母以哺育世子。被选中的乳母，一般都得离开自己的丈夫，不能与丈夫同居，因为同居会使乳量减少，不能满足世子乳儿吃奶的需要。乳母哺育世子至三岁断奶，然后出宫，国君要给予厚赏、封赠，有的被封为君、夫人，其待遇十分优厚。

宫廷中择"三母"教养世子的作法也影响到士大夫家庭，只是规格逐次下降。据郑玄注曰，大夫家"但以庶母为慈母，而兼子师、保姆之事"。庶母即父之诸妾，兼"三母"之职而不再分工。士以下的家庭，则"妻自养其子"。如同胎教一样，中国古代也重视"乳母之教"的重要性。清代张伯行辑《小学集解》说："凡生男女，自赤子以至长大，皆当随时教训。而教从母始，乳母之教，所系尤切。"张伯行认为乳母是否贤德，关系甚大，因此古代对选择乳母十分谨慎，他提出古人选择乳母的原则是：宽、裕、慈、惠、温、良、恭、敬等，这实际上是《礼记·内则》所述的择"三母"的标准，即将"备三母"的目的和要求集于乳母之身。这也是西周宫廷教育的深远影响。

（二）畴人之学与百工技艺教育1。畴人之学所谓"畴人之学"，是世袭制度下的职官性科技教育，这是西周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形式。畴人，又称世官或畴官，即世承官职的人。如《史记·历书》和《汉书·律历志》都将周朝深通天文历法知识的人，称做畴人，即科技教育的传人。畴人之学与前章讲的国学、乡学不同，畴人之学是职官性的，结合官职来进行教育活动，其对象是已仕的官生。而国学、乡学受教育的对象则是贵胄子弟，是未仕而将仕的学生。

西周社会国家机构的职能逐渐复杂多样，需要承担管理生产、组织领导社会公共工程等事务的职能日益突出。《管子·立政》篇提出了人君临政必须重视与解决的重大问题。如备举各类官吏的职责，以为检查的标准，看官吏是否尽职。它说：制定防火的法令，戒止山泽林薮之处堆积枯草，对自然资源的出产，要按时封禁和开放，以使人民有充足的房屋建筑用材和柴草贮备，这是"虞师"的职责。排泄积水，疏通沟渠，修整堤坝，以保持蓄水池的安全，做到雨水过多时无害于五谷，年景干旱时，也有收成，这是"司空"的职责。观测地势高下，分析土质肥瘠，查明土地宜于何种作物的生长；明定农民应召服役的日期，对农民生产、服役的先后，按时作全面安排，使五谷桑麻的种植，各得其适，这是"司田"的职责。巡行乡里，察看房屋，观察树木、庄稼的生长，视察六畜的状况，并按时作全面安排，做到劝勉百姓，使他们努力耕作而不偷闲，留恋家室而不轻离乡里，这是"乡师"的职责。考核各种工匠，审定各个时节的作业项目，分辨产品质量的优劣，提倡产品完全和精致，统一管理五乡，按时作全面安排，使那种刻木、镂金、文采之类的奢侈品工艺，不敢在各乡作业，这是"工师"的职责。

这里所说的虞师、司空、司田、乡师、工师等等，都是周朝廷的职官，他们分别负有管理组织某种专业生产的职能。为了完成本职任务，这些职官必须学习和掌握有关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同时对世袭他们官职的子弟，也须施予这方面的教育，这便是畴人之学在西周时代产生的社会原因。

（1）关于天文历法《史记·天官书》记载了远古以来传授天文历法之学的人士："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这表明天官世袭家传，天文历法之学源远流长。

在西周，由太史总管天文、历法，负责修正岁年，制定日历，按照自然历安排百姓四时的农活与生活，并将此颁行至官府和都鄙。还负责向诸侯颁

①　本节参考并采纳了梅汝莉、李生荣《中国科技教育史》第一章四、五节部分内容（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第23-43　页），并向梅、李二先生致意。

布来年的朔正。确定闰月后要禀报王者在闰月中如何处理政务等。太史掌管天文观测、研究，保存大量占候天时的资料，一方面为管理生产之用，另一方面则为敬天和征战之用。太史下设冯相氏和保章氏。《周礼·春官宗伯》详细记载了冯相氏和保章氏的职责。注曰："冯，乘也；相，视也。世登高台，以视天文之次序。""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他们都是西周掌天文观测、记录天象变异的官，都是世袭的，其天文历法知识，便是家学，代代相传。地方官员中也有从事这类职事的人。如在夏官司马之属，设有"土方氏"，掌握土圭的官法（即土圭测望法）测量日影，用以度量土地、测定方位，配合军旅征战的需要。甚至冬官之属为了建造国城，也设"匠人"学习运用测日的方法以正四方。这都说明天文历法教育在西周是很发达的。这是畴人之学的重要内容。

（2）关于农业技术西周的农业生产由朝廷设官管理，甚至连农副业也由地方官管理，如养蚕，曾列为西周朝廷的要政之一。官员们为管理农业生产需要掌握有关的农业技术知识。上自大司徒，下至遂人，都须深通"辨土任地"之法。所谓"辨土"，是分辨土壤的质地，以此均平土地的贡赋和安排种植；所谓"任地"，是指按土质实施耕作制度，以便颁行井田制、封建制。世袭的官员经长期积累，总结了丰富的农业耕作技术经验，《周礼》中的《地官·遂人》和《冬官·匠人》就记载了世传的土地整治和农田水利技术经验。此外，关于选种、除草、灭虫、施肥等项耕作技术，也是司徒官员进行职官教育的内容。

西周的畜牧业在农业生产中占重要位置。《周礼》中保留了许多世代相传的牲畜饲养、管理、繁殖等技术的记载①。如西周掌军政与军赋的夏官所属的"马质"世传相马术，"服不氏"世传驯养猛兽的技术，"罗氏"世传捕鸟术，"掌畜"世传养鸟术，"校人"和"趣马"世传养马术，"巫马"世传医马术等等。此外，在传授养马技术方面还设有专门机构。如"庾人掌十有二闲之政"，即负责十二项驯养马匹的事务，包括使马长得壮实，而不过分辛劳。教练马驾车，阉割雄马，祭马祖，祭最先养马的人，拘好未长成的马，使马习惯不惊骇，教圉人养马等，庾人传授以上技术不仅靠世袭家传，还要挑选圉师，圉人等后备的属员先进行专门的训练，然后再由他们传授。又如"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即需懂得根据四季变化来更换使用取火用的木材，使百姓和士卒避免因时气所感的疾病等等，用当代时髦的话说，需懂"环卫知识。"总之，这些知识和技术都是职官世传，反映了西周畴人之学的丰富内容和实际水平，很多是属于专业性的知识技术教育。

（3）关于地学知识所谓地学知识，即指与"土"有关的知识。金文有"司土"的职官，《周礼》有"地官司徒"的记载，这种负责管理土地的职官，需要学习、传授和运用地学知识。如大司徒的职责是"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大司徒需熟知如何划分各诸侯国的疆域和制定王畿千里之地。他负责将天下分为若干地域，掌理各地域中的名物、名号，引导人民趋利避害以发展农业生产，这即是管理"土"事和传授"土"学的内容。此外，他还要负责"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蓺"，负责辨别十二种

①　《周礼·夏官》。

土壤的土质情况，以便安排生产，确定贡赋税，这即是管理"壤"事和传授"壤"学的内容。从现代人观点来看，大司徒官府世袭上述知识，多属疆域地理学的范围。

大司徒的职官教育就有"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列举了五种--山林、川泽、丘陵、墳衍、原隰等不同地理环境中的物产资源及其居民的不同状况，以此来计算贡税的不同。也就是说，计算贡税的法则是根据不同土地所生不同的人与物来确定，因此就必须会辨别不同土地所生长的动植物与居民之间的区别。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这属于自然经济地理知识的传授范围。这也反映了西周经济地理的发展水平。

西周已广泛采用了土圭测望法，比前代仅用规矩准绳有了长足的进步。

测量技术的进步为地图的绘制创造了条件。地图是表达地理知识，进行地理教学的重要手段，其实用价值大大超过了文字记载。据《周礼·地官·司徒》所载，西周有大司徒所掌的"天下之图"，也有"土训"掌管的"地事图"（地形、地势及各地生态宜施之事），还有"■人"掌管的矿产图，以及夏官"司险"掌管的军用地图等等。地图的绘制技术一般为世袭家传，识读这些地图的教育活动则要广泛得多，常与生产管理过程或军事征战的组织过程相结合。例如"■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人"负责勘测金玉锡石的产地，绘制成图，还要将地图讲授给开采的人听，让他们按时、按地进行开采。这是畴人之学中关于地形测量知识和地图知识的传授内容。

（4）关于医学知识西周建立了较完备的医事制度，负责医疗和传授医学知识。西周最大的医疗机构设在天官冢宰门下，由医师一总其责。医师是医事的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医政和剧毒药物的管理。医师官府设有府、史、徒等职官，皆为世袭，医师治下所传，多为医事管理、药物管理等知识。医师管辖四科：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各有专攻。"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馐（xiū音羞）、百酱、八珍之齐"，食医传授了食用医学知识。"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即负责治疗疾病，据《周礼·天官·冢宰下》所载，所传医术有四季的常见病治疗方法，有"以五味、五谷、五药"来治病与养病的方法，有"以五气、五声、五色"来诊断疾病的方法等。"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疗、折疡之祝药"，即主治外科疾病、并负责传授用药、刮除脓血、养伤等医治方法。"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主治与传授兽医内外科的知识与技术等。由此可见，西周职官性的医学教育内容的丰富和水平的高超。

西周的医学教育注重考核，医师根据邦国内疾病流行情况分派任务，"使医分而治之"，"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医病治疗时如有死亡，要及时上报医师。年终，医师负责考核医事，对于治病情况分为四等考核："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兽医治疗时，遇牲畜死亡，"则计其数，以进退之"，即根据治愈率、死亡率论功行赏。医事考核均与俸禄挂钩，按绩进退。这表明西周的医事制度及医学教育是很有基础的。

总之，从以上列举畴人之学的几项主要内容来看，说明西周的科技人才大都接受了世袭职官性的科技教育。畴人之学设于官府，据《周礼》载，官府之中多设史官，其中太史位居六卿，研究并传授天文历法知识，其他史官，为书记官，负责记载有关官职的事物、档案资料。设在生产专业部门的史官，则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实际生产的技术经验。这些文书档案资料，可说是西周畴人之学的重要教材。畴人之学，以此为教本，世代相传。畴人的畴，最初的含义即是表示世袭为官的意思，所谓"世官"，又称为"畴官"。秦汉以后封建官僚体制取代了世卿世禄体制之后，畴人之学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畴人之子弟随着春秋战国的变化而散于四方以后，畴人之学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到秦汉，便逐渐转化为宦学中的科技教育，到唐代之后，又升格为科技专科学校。这便是西周畴人之学的延续和影响。

2。劝课农桑与百工技艺教育（1）劝课农桑《周礼·地官·司徒》曰："颁职事十有二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

一曰稼穑，二曰树蓺，三曰作材，四曰阜藩，五曰饬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敛材，九曰生材，十曰学艺，十一曰世事，十二曰服事。"

这里记载了十二项教民生产的职事，涉及大田农作、果树、蔬菜的耕种技术，采伐山林材物（即"作材"）、采集野生果物（即"敛材"）的生产技术，豢养鸟兽的养殖技术（即"阜藩"），以及化治丝麻（即"化材"）等副业操作技术。几乎囊括了西周的农、林、牧、副各业。上述各项，均由大司徒的属员分工执掌。

西周朝廷设立的民政官员，在组织管理井田生产时皆负有教化之责。如西周的耕作制度，这是劝课农桑必须授之于民的内容。当时实行过的"二田制"或"三田制"的轮耕方法和合耦于锄的制度，皆由大司徒的属官"遂人"宣教于六遂之民。《周礼·地官·遂人》所说的"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即为"三田制"的轮作。实行这种轮耕制度，必须先辨土质，根据不同土质分门别类，因此百姓也就随之受到了有关"辨土"的知识教育，还涉及到地亩面积、劳动力、产量等一系列的计算问题，这也是劝课农桑授之于民的内容。

遂的行政长官有遂人与遂大夫。遂人的职掌是管理王邦的田野，他有责任指导当地百姓耕好田，即所谓"教之稼穑"、"教甿（氓）稼穑以兴锄"。遂大夫的职掌是弄清"六畜田野"情况，"以教稼穑"。遂下有里、酂。里宰的任务是"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酂长除督导人民勤于农事外，还重视家庭手工业，所谓"趋其耕耨，稽其女功"。至于草人（管施肥）、稻人（管农田水利）、山虞（管森林）、场人（管果树）、司稼（管谷物耕作）等官吏，各有分工，分别指导民间各种生产活动。

如"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种：骍刚（土地赤色而坚硬）用牛，赤缇（土色同骍刚，但土质不如骍刚坚硬）用羊，墳壤（土质肥沃而柔细）用麋，。。"意思是说，草人依据不同的土质，指导百姓使用不同动物的粪便当肥料。

又如"稻人掌稼下地，以潴（蓄水池）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泻，排泄）水，以涉扬其芟，作田。"这是说稻人是如何采取种种措施，指导百姓防旱防涝。

"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这是说场人--管果树的园艺师，如何指导百姓生产瓜果蔬菜和保藏瓜果蔬菜。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这是说司稼--管谷物耕作的官巡视百姓的耕作，指导百姓先种后熟的谷类，后种先熟的谷类，并将生产方案和农业操作方法，用文字或绘图的形式挂在邑中大门口，使百姓有所遵循。"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仲冬斩（砍伐）阳木，仲夏斩阴木。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之。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这是说山虞--管山林的官如何指导护林人员在何时砍伐何地的森林，如仲冬时砍伐山的南面的森林，仲夏时砍伐山的北面的森林。其目的如《孟子·梁惠王上》所说的意思--"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可见西周时砍伐树木有一定的时候。正如孟子后来说的，如果砍伐树木有一定的时间，木材也会用不尽了。

"闾师"负责掌管任民、任农、任圃、任工、任商（所谓"通材"）、任牧等事。为了鼓励人民生产，闾师还教导人民"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祭祀时无家畜），不耕者祭无盛（祭祀时置于容器中的黍稷等祭品为盛），不树者无椁（古时棺木有两重，外曰椁，内曰棺），不蚕者不帛（丝织物），不绩（缉麻）者不衰（指某种规格的丧服）"。不养家畜、不耕种黍稷、祭祀时就无供品；不植树则无棺椁；不养蚕则无丝织品；不缉麻也无丧服。教育百姓不劳动就会剥夺其某种生活权利。

《礼记·祭义》多处记载有关养蚕的活动，在养蚕过程中教化百姓，如对蚕房的设置，有严格的规定："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筑宫仞有三尺，棘墙而外闭之。"还提出"奉种浴于川"，这是指养蚕前必须浴种，把反映了一定科学的生产经验，定为民俗礼仪，可做到家喻户晓，既生动形象，又普及了先进的生产经验。

训俗的形式很多，例如届时发布训民文告。据《周礼·大司徒》记载："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即一年之始朝廷便责成民政官员发布训民文告。其内容除了道德教化之外，也有生产技术的内容。据说"告朔之政"，即一年历法，也属于年初训民的重要内容。发布农家月令，是生动实用的训俗形式，《夏小政》、《礼记·月令》等都反映了从夏代到西周有关农事的教化内容。总之，劝课农桑的社会教化活动，贯穿于西周社会的始终。井田制废除后，朝廷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仍然委官训民，只是在实施的形式内容上有所变更而已。

（2）百工技艺教育西周的手工业种类繁多，号称"百工"。周代的彝器铭文中已有关于百工的记载，如"师■敦"说，把从民间征调来的有技术专长的百工安置在"东偏西偏"一类的官营作坊内，使之服无偿的劳役。有的工匠还被称为"臣妾"，即没有人身自由，是贵族老爷们私有的"工巧奴"。从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玉鹿和精美的刺绣印痕，从泾阳早周墓发现的平纹麻布等，都显示了西周百工的高超技艺。

"百工"被西周朝廷列为"六职"之一。《周礼·考工记》曰："国之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西周各种具有专业技艺的工匠，几乎全被网罗到官府之中，成为"在官之工"。"在官之工"一般都有专门的技能，甚至掌握世代相传的秘方绝技。有些身怀绝技的"工巧奴"，还被擢升为"工师"，负责组织管理生产，传授技艺。官营作坊将"百工"聚集在一起，起着互相观摩、互相激励的作用。于是，官营手工作坊，便成为培养有技术的手工业工人的场所，在其中产生了中国最早的艺徒训练。

《周礼·考工记》是根据官方考工档案写成的。相传是西汉河间献王刘德用以代替《周礼》中散佚的《冬官》。它原本是春秋末齐国人整理的关于手工业技术的官书，是长期积累的手工业生产劳动经验，其中很多是西周时期的手工业"百工"把这些知识经验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保存着西周官营作坊的生产及其艺徒训练的宝贵史料。

《考工记》中记载攻木、攻金、攻皮、设色（着色）、刮摩（器物磨光）、搏埴（以黏土制成陶器之坯）等六个工种、三十个专门的生产部门和车舆等的制作规范，这说明官营作坊在西周已具规模。

世袭家传的艺徒训练，专业分工只按器物区分，如分为治剑的匠人、造车的匠人等。官营手工作坊生产规模较大，往往进行小批量生产，有可能在制作同一器物时，将生产工艺分解得更细，按专业安排生产和训练艺徒。如制造车舆的可分为制轮之工与制舆之工。其他器物的制造也可有此分化，致使官营手工作坊逐渐形成了三十个工种，大大提高了艺徒训练的专业化程度。这是家庭手工业父传子继所难以做到的。

在官营作坊中都设有"工师"，他是各种工业制造的主管人，也是艺徒训练的师傅。《礼记·月令》讲"季春之月。。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幹、脂胶、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工师"是司空的属官，是工官的总名，具体到不同工种，还有不同的"工师"。孙詒让在《周礼正义》卷七十四中指出："工师，工官之长也。"具体的工官有匠师、梓师等。"工师"依据总体设计的要求对每道工序都制定一定的操作程序和规程，以此为依据对艺徒进行生产管理和训练。

官营作坊的生产，在细密分工的基础上，要求进行协作，以致出现了"一器而工聚焉者"的情景，即制作一个器物需要聚集数个工种的匠人始能完成。当时制作一辆车，至少有六道工序，如《考工记》所说"车有六等之数"，如果再加上装饰、油漆、彩画、马具、绳带等，工序就更多了。分工协作的生产，要求专业生产规范化，工师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和积累了各门专业的宝贵经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范，他们据此管理生产和训练艺徒。

《考工记》有一段专门记载了金工冶铸技术的生产规范："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锡多的合金），冶氏执上齐（锡少的合金），凫氏为声（钟罄之类），■氏为量（容量之类），段氏为镈器（田器钱镈之类），桃氏为刃（刀剑之类）。金有六齐（齐即铜与锡合金多少的成分）：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一生产规范表明，铸造不同的青铜器，应有不同的合金比例--称之为"齐"。例如筑氏使用的是含锡少的"上齐"，冶氏使用的是含锡多的"下齐"。凫氏制作乐器，■氏制作量器，段氏制作镈器，桃氏制作剑刃。他们使用的合金比例不同。对不同的比例，产生了不同的性能。"六齐"是世界上最早对合金的认识，这与我国的青铜冶炼技术的成熟很有关系，也与我国西周社会重视手工业生产规范训练与教育有关系。

据科技史专家考察，在冶铜技术上，西周还有一项重大的突破，就是能准确地掌握冶炼的火候，即金属的熔点。当时并无科学的仪器设备来观察和控制熔点，全靠工匠的经验。《考工记》对此留下了宝贵的记录："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

铸冶铜器的火状是：最初铜和锡冒出的是黑浊气；黑浊气没有了，接着冒出黄白的气；黄白的气没有了，才冒出青白的气；等青白气冒完了，最后才冒的是青气。到这时才可以铸造器具。这一技术经验是数代工匠血汗的结晶，如此传授，形象直观，一目了然，易为艺徒掌握。

拿造车技术来说，《考工记》讲"舆人为车，轮崇、车广、衡长叁如一"，意思是说，造车工匠的造车技术：车轮的高度、本身的广度、车前横木的长度三者如一--都要有相应的准确的比例。又说："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车轴的一端，崇指高度）三尺有三寸也，加轸（车的后部横木）与轐（车下部的方木）焉，四尺也。人长八尺，登下以为节。"即按此规格造车，身高八尺的人，上下车时的高度恰到好处。

其他如制作乐器、弓矢等，也都有精密的科学设计，说明西周时期的木工、金工、车工等工匠师傅都具有一定的机械学、力学、几何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技巧。《考工记》对这些百工技师的技术、贡献评价很高："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他们开创了我国古代官营作坊的艺徒训练等教育活动，对于提高手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起过积极作用。他们留存至今的许多工艺精品，被视为国宝，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也反映了西周开创的与之密切相关的艺徒训练事业确有成效。

再就《礼记·学记》所载："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有经验的冶铁工人给儿子传授冶铁手艺，总是先教他学会用皮革制成鼓风裘；有经验的造弓工人给儿子传授造弓手艺，总是先教他学会用柳条编成箭袋子；训练小马驾车，总是先用大马来带，小马跟在车的后头跑，将来驾车的时候，才不会惊恐。从这段话中，可以说明当时手工业工人对于自己子弟如何进行技术训练的。他们在训练中所采取的步骤，是先易后难，反复练习，逐步加深，以达到纯熟的地步。这也可说是西周工匠徒弟制中的一种教育方法。

七、西周的选士制度与教育（一）西周选士制度的产生1。关于远古时代选士的传说"选贤与能"是西周以前就已出现的用人观念。《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所谓"选贤与能"，就是酋长公选。传说远古时代，尧的哥哥挚曾是部落联盟首领，由于他为人"不善"而被罢免，由尧接替了挚的职位。尧晚年询问"四岳"（即四个部落酋长），有谁可以继承自己的职位，"四岳"表示他们的德行还不够，推荐舜，尧表示要对舜先考查一番。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①。这表明当时的部落联盟最高首领在选择继承人时，必须征求联盟议事会的意见，而不能自己单独决定。被推举为最高首领继承人的人，也不能马上获得首领的职位，还必须经过多年的考核、试用。所以尧以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观其内"，又派九位男子与舜相处共事"以观其外"，再以"五典"、"百官"来考核舜。所谓"五典"，又称"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试以"五典"，即试其对五典的认识，看其能否以五种伦理道德教育大众。所谓"百官"，泛指众多的官职。试百官，即考试为官之道。经长期考核、试用，舜"皆治"，即对"五典"、"百官"之事皆精通。后来舜在征求自己的继承人时，"四岳"提出禹。禹做舜的继承人时，由于曾经治理水患，取得了巨大成就，所以舜死后他便成为正式首领。《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史记·夏本纪》说："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这里的尧"摄政"、禹"为嗣"，就是尧、舜对其继承人的考核、试用的时期。这说明在远古时代，被推举者由继承人到成为正式的首领，要经过长期的考核与试用，取得了一定的政绩，并经过选举后，才能得到正式的确认。继承人能否治理好部落联盟的事务，能否取得广大公社成员的信任和拥护，这是关系到部落联盟能否巩固与兴旺发达的大事。经考核，尧的哥哥挚"不善"，被罢免了；而尧、舜、禹对"五典百官"之事"皆治"，先后被推举为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这就是远古时代有关选士的传说。由此可见中国，"选贤与能"的历史源远流长。

2。西周选士制度的产生据《尚书·立政》记载：商汤以夏"三宅"法为基础，"克用三宅三俊"，"三宅"是指从政务、理民、执法三个方面考核官吏，即所谓"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所谓"宅"，即度量之意，验诸行事，对治事的官吏加以考查，要看其是否善理政务。牧民之官，看其能否使民安乐；执法之官，看其施法是否公正。"俊"，进用、选拔的意思。"三俊"是指从政务、理民、执法三方面选拔人材。"三宅三俊"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考核官吏选拔人才的标准。

周灭了商，提出了"德"和"以德配天命"的思想，《尚书·召诰》说，"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意思是说，做国王的要认真崇尚德政，用德行事，才可以求得永保天命。西周初年所提倡的"德"，具体

①　《史记·五帝本纪》。

内容仍是"从天命，劝人事"。这样他们就说明了，商王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商的后代不能修明其德以从天命。西周先祖因为能修明其德配天命，所以上天就改变了他的大儿子，授命于周。

《说苑·君道》："武王问太公曰："举贤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不得真贤之实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贤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听誊而不恶谗也，以非贤为贤，以非善为善，以非忠为忠，以非信为信。其君以誉为功，以毁为罪，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贤，百吏群党而多奸，忠臣以诽死于无罪，邪臣以誉赏于无功，其国见于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闻诽誉之情矣。""国君如何得贤，得贤之后是否万事皆毕呢？太公姜尚在回答周武王提问时，总结了前代的经验，提出了自己中肯的见解。他认为，已得贤才而失国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君乐于听信美誉谗言，而不喜欢良臣的忠告，其结果必然混淆视听，使奸臣群党，黑白不辨，政治上的危机自然会随之而来。由此可见，对于治政举贤，有两点不可不察。首先，用人政策必须有连贯性，因为尊重人才是建立在用其所长的基础之上的，若举而不用，就如同不举。第二，要有正确的用人态度，真知灼见虽然有时逆耳，但却是良药。因此国君要冷静思考，明辨曲直，虚己以听，对待一切言行应有客观的态度，在实际中考察人才。周武王对姜尚的举贤用人观极为欣赏。

周武王的弟弟姬旦（周公）也提出了举贤用人的主张。他说："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①认为历史上的先王是因为"勤用明德"，才得到贤臣的辅佐和诸侯方国的朝贡臣服。周公旦还提出："天不可信"、"唯人"的观点，并告诫召公奭（shì，音式）"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后人于丕时。"②忠告君王要敬修文德，选拔重用人才，使之作为传统留给后人。正如崔述在《丰镐考信录》卷四中所说："周公何以作《立政》也？善治国以用人为要，而用人以知人为先。"周公是中国古代选贤与能思想的奠基人，他轻天命，重人事，提出应"知忱恂（审其心）于九德之行"③。即审视人的内心之德，又考察体现其德的道艺行为。他所提的"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④。意谓宽宏而庄肃，温和而有主见，谦逊而有原则，善排乱而谨敬，和顺而能果断，正直而能温存，放得开而收得住，刚正而不鲁莽，强劲而又合道义。认为这些是统治者必须恭行的。《逸周书·常训》提出的"九德"是："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等。总之，周公的德行与道艺相互兼顾的识才之方，成为中国古代选士思想理论的渊源。周公旦在前代"三宅三俊"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有宅心"，"三有俊心"的主张，即后世所称"三宅考吏法"，以此考选官吏，"立民长伯"。也就是说，要进一步考核、了解官员们的心地，以便使选拔出来的人是真正有德的贤人。因为只有有德的贤人，才能"率惟谋从容德"。所谓"容德"即宽容的政治。而这种宽容的政治，则是周公旦所提出的施政原则。这项原则便是"敬德保

①　《尚书·梓材》。

②　《尚书·君奭》。

③　《尚书·立政》。

④　《尚书·皋陶谟》。

民"的主要内容。这就是西周在建立官吏选拔制度方面的初步探索与尝试。采用这种人才选拔办法，比较侧重思想品德的考核，提高了人才选拔的标准，适应了西周政治的需要，构成了西周选士制度的雏形。

（二）西周选士制度的构成及其内容根据《周礼》、《礼记》及先秦其他文献资料记载，西周庞大的贵族官僚机构需要进行政权建设，于是建立起一套选士制度，包括乡里选举、诸侯贡士以及学校升选等一系列体系，它构成了中国古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人才选拔制度。

1。乡里选士乡里选士从地方教化开始。由西周掌土地和教化的大司徒官颁政教禁令，"以乡三物教化万民而宾兴之"②。所谓"乡三物"："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③地方官吏乡大夫于每年正月初一秉承大司徒的"教法"（政教禁令），令乡吏施教于乡民，"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①。把乡中驯从教化、德行道艺兼优者层层推举到上级领导部门，并以"书"的形式记录被推荐者的事迹材料，供遴选录用时参考。

相传西周地方有乡、遂编制，即有所谓"六乡、六遂"。清人段玉裁说："《周礼》之制，王城方九里，谓之"国"；城中谓之"国中"。城外五十里为近郊，至五百里为远郊。。。郊之内为六乡，至二百里为野，野之内为遂。"②六乡建制是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六遂建制是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各级地方组织都相应地配备行政官员，规定其职务。《周礼·地官·司徒》对六乡之属规定：乡师--"各掌其治乡之教而听其治"；乡大夫--"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州长--"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族师--"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

此外还有"父师"、"士师"即退休官员加入乡教师的行列。《尚书大传·略论》说"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即指此。

西周地方选士一年举行一次，讫至三年则举行大考，即所谓"三年大比"。由乡大夫总其下属官吏的推荐，再进行一次总的考核，从中选拔德行道艺优异之士，向更上一级推荐。如《周礼·地官·司徒》所云："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

①　本节参考并采纳了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第一章第一节部分内容（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4-9页），并向刘先生致意。

②　《周礼·大司徒》。

①　《周礼·地官·乡大夫》。

②　《经韵楼集》卷十二，《与顾千里论学制备忘之记》。

贰之。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

大比之时，要在庠学举行敬贤仪式；次日向周王呈献贤能之书。周王受拜后，即造册登记，复退而行乡射之礼，并询之众庶，选中者得拜为地方官吏。

"乡射之礼"是大比的关键环节。据凌廷堪《乡射五物考》所云：乡射分为三次，"和"、"容"为第一次射，"但取其容体比于乐"；"和"为掌六乐声音之节奏的乐器，第一次射的仪节体态要和从于乐。"主皮"为第二次射，即《司射命》之"不鼓不释"，"盖取其中"之射，皮为兽皮制成的箭靶。主皮之射是西周射礼中的最低等级，郑玄注《周礼》说："主皮者，张皮射之无侯也。"按《周礼·天官·司裘》："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射其鹄。"王之射以"三侯"即虎、熊、豹，诸侯射以"二侯"即熊、豹，卿大夫射以"一侯"即麋，士射以犴为侯。所谓"侯"者，虽是射鹄，但实为贵族等级的标志。而乡射之礼主皮无侯，可见乡射礼的参加者是士以下的庶民，这说明乡属地方的选士是以庶民为对象的。"和容"、"兴舞"为第三次射，即《司射命》之"不鼓不释"、"取其容体比于节，其节比于乐"。这即是说，乡射礼对于众庶的考核，以礼乐的节制为主，而主皮之射则为其技艺的考核。由此，乡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选拔具有一技之长者，更主要的是重视被选者的思想和道德行为规范，并以此强调社会教化的方向，这反映了西周政治制度的总要求。

除上述所选"出使长之"、"入使治之"之外，乡选中还有些人以德行超众而被选入国学受教。《礼记·王制》载："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即为乡大夫考察荐举乡里有德行道艺的优秀之士，申报至司徒，这就称之为"选士"。又经司徒考定其中俊秀者，荐举入学，使之学有所成，即所谓"造士"。"选士"可免去本人在乡中的赋役，"造士"可免去本人对国家的赋役。

上述乡里选举之制或称之"宾兴"之制，是在王畿之内施行的。据《周礼·地官》所载，乡属于天子"邦畿千里"之内，而乡里选举也自然属于王畿内的选贤贡士之制。

2。诸侯贡士王畿之外的诸侯国也有贡士之制。《礼记·射义》云："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郑玄注曰："岁献，献国事之书及什偕物也。三岁而贡士。旧说云：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天子对诸侯贡士的时间和人数都有规定，并且天子对诸侯能否及时贡献及贡士的质量如何，还相应有奖惩之制。"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赐以衣服弓矢。再赐以秬鬯（祭祀时灌地所用的以郁金草合黍酿造的酒）。三赐以虎贲百人，号曰命诸侯。。。贡士一不适谓之过，注曰，谓三年时也。再不适谓之敖，注曰，谓六年时也。三不适谓之诬，注曰，谓九年时也。一绌以爵，再绌以地，三绌而地毕。"这里所说的"适"，即及时贡士。凡及时者，有奖；屡有及时者，论功行赏。反之，则要受绌罚。由此可见天子对诸侯贡士的重视。

另外，天子还要亲自考核诸侯所贡之士：先令其试射于泽宫，然后在大射典礼上再行比试，大射典礼在射宫举行。《礼记·射义》记载："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

试射时，要合乎一定的礼乐标准。不论是乡里选士还是诸侯贡士，都十分重视射试，在其它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则以射试的成绩来作最后的裁决，即"行同而能耦，别之以射"。对于合乎射礼、射乐标准又中靶多者，有资格参加祭祀大典，否则不准参加祭祀活动。对考核成绩好坏，各有赏罚之制，这反映了西周王朝对贡士的重视，对贡士射试的重视。所谓射试，不仅仅是试技艺的高低，而是为德行寓于道艺之中的考试方式。试射"进退周还必中礼"，而射礼，直接体现了道德伦理上的要求。

"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①此外，贡士试射，"其节比于乐"，而当时射礼所用之乐，严格标明了等级差别："天子以驺虞为节"，驺虞，乐名，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命名驺虞，借以体现"天子以备官"的道德要求。"诸侯以貍首为节"，貍首，乐名，借以体现"诸侯以时会天子"的道德要求。"卿大夫以采苹为节"，采苹，乐名，借以体现"卿大夫以循法"的道德标准。"士以采繁为节"，采繁，乐名，借以体现"士以不失职"的道德要求。射礼与射乐含有多方面的人伦道德内容。就连射箭的技能之中，也包含了人应具备的道德修养的要求，如所谓"射者，所以观盛德也"，"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①这就是西周重视试射的原因，坚持德行与道艺相结合的选士原则，并由此而推广其社会教化，促进社会安定，庶民百姓安分守纪，遵守君臣上下之道，不"僭越犯上"，以加强王室对各诸侯国乃至广大庶民的控制。

3。学校选士西周选士，尚有学校升选之制。第四章已详述，这里不再重复。学生在国学大学九年"大成"阶段结束后，即可由主管国学大学之教的乐正官选其优秀者，称之为"进士"，向上报告并推荐，如《礼记·王制》载："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大乐正为乐官之长，也负责国学大学的教务，由他评定推选在大学考试成绩优秀者，即所谓"造士"，向周王申报，并再选出其中佼佼者，升送司马。最后由司马负责审选、试用、任命、颁发官禄。这是国学选士的一套程序。

（三）西周选士制度的特点及其影响1。"周礼"--严格的等级观念作指导西周选士制度是在世卿世禄的政治体制中滋生的，所以其首要的特点，即以"周礼"--严格的等级观念作指导。西周选士制度的宗旨是根据西周

①　《礼记·射义》。

①　《礼记·射义》。

贵族统治的政治需要确定的。在成康之前，周文王、武王、周公面临草创大业的政局，亟需大量的人才。《诗经·大雅·文王》诗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祯。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意思是说，生于周文王时代的英武智能之士，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栋梁，仰仗众多美好的周士，才开辟了西周"文王以宁"的政治局面。诗中表露了人才的可贵及西周统治者对人才的渴求。所以西周选官制除世袭制之外，尚能不拘一格地"选贤与能"，如《诗经·大雅·文王》所说："凡周之士，不显亦世。"虽非显族，有功的贤能之士亦可以世袭爵禄。

成康以后，西周政权进入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西周统治者的主要任务是逐步转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藉以维护等级森严的宗法礼仪制度--"周礼"。所以在选士制度方面，无论是乡举里选，还是诸侯贡士，或是学校升选，都严格地按照"周礼"的规定考核士子。周礼是一切行为的准绳，是分辨尊卑贵贱等级的主要依据。《礼记·曲礼》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周礼在于约束人的外在行为，使人懂得"君臣之义"、"长幼之序"，借以维护西周严格的宗法制度与等级秩序，所以西周的选士制度是以周礼的"尊尊"、"亲亲"的原则，取代了"选贤与能"的精神。

宗法制度本来起源于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时期，它的基本精神在于确定家长的父权，用血统继承关系来维护家长对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的奴役。每一个经历了父系家长制的民族都曾实行过宗法制度，只是殷商时期的宗法制度还没有发展成为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基本体制，而停留于低级状态。西周取代殷商之后，为了有效的统治广大的被征服的东方地区，以姬姓为主体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建立属国，才把这种宗法制度广泛地应用于国家政治生活，创建了一套完备的为巩固西周统治制度服务的上层建筑--周礼。周礼的特点是，把这种本来只是根据血缘关系确立父权的宗法制度改造成为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基本体制。

《尚书·康诰》中有这样一段话："王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这一段话集中表述了周礼中的道德思想。意思是说，封啊，有大恶的人是人民所最痛恨的，何况不孝顺不友爱的人。当儿子的不能尽心给他父亲做事情，却大大地伤了他父亲的心；当父亲的不爱他的儿子，却仇恨他的儿子；当弟弟的不讲做人的道理，不能尊敬他的哥哥；当哥哥的也不体念父母养育儿子的劳苦，很不友爱他的弟弟。像这一类的坏人，当君长的如果不处罚他们的罪行，那上天给人民所规定的做人的道理就会完全叫他们破坏了。你要赶紧用文王所规定的刑罚去惩罚他们，万不能饶恕他们！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周礼"的道德主要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是从宗法制度派生出来的行为规范，是一种宗法道德思想，这种道德是天神赐予的"民彝"，因而道德具有神学的性质，违反了道德，就等于是违反了天意。道德败坏要用法律的手段来制裁，说明"周礼"是从巩固政权的角度强迫人们遵循道德，道德带有政治强制的性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行为规范既然是"民彝"（即民众的法则），它的适用范围就是相当广泛的，既包括统治阶级，也包括被统治阶级。"周礼"的这种道德思想反映了宗法奴隶制的根本利益，又反过来起了维护宗法奴隶制的作用①。"周礼"这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宗法道德从亲亲出发，达到尊尊的目的，造成一种父尊子卑、嫡长子的身分高于余子之上的政治格局，使得财产和权力的继承保持稳定性，为等级森严而组织严密的统治体系服务。所以说"周礼"把道德从属于政治，同时又使政治带上道德的色彩，这种合政治道德于一体的思想特征，是受宗法奴隶制政治结构的根本性质所规定的。

西周的选士制度就突出体现了"周礼"的精神，按照"周礼"的道德标准选拔人才，为维护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服务，这也深刻地影响了西周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的方向。

2。育才与选士衔接，选士与选官一致育才与选士相衔接，选士与选官为一途，这是西周选士制度的又一显明特点。

西周的学校教育颇为发达，中央有国学，地方有乡学，学校内还有一套比较系统、比较严密的教学、考核、奖惩、视学制度。学生业成以后是否被推举，与其在学校的学习成绩、考试成绩及奖惩情况密切相关，这便能激励学生，尤其是庶民学生勤奋读书，努力上进。尽管西周学校主要是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只有极少数庶民中的上层分子经过严格选拔才有机会跟贵族子弟一道学习。但西周的选士制度毕竟给这些庶民学生以希望和鼓舞，这也是历史事实。

选士与选官为一途，选士即为选官，士有所举则必有所官，《文献通考·选举九》说："古人之取士，盖将以官之，然则举士与举官非二途也。三代之时，法制虽简，而考核本明；毁誉既公，而贤愚自判。往往当时之士被举，未有不入官者也。"这里说的"三代之时"，主要指的西周时代，西周时代选士制度"举士"与"举官"为一途，必然大大刺激了士人读书的积极性，给广大士人指出了读书进学的方向。这也就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大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士的培养规模的扩大。

西周的选士制度对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大的影响，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学术下移，士人流离。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士阶层，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起着推动学术文化和教育发展的作用。而这个士阶层，主要来源于西周学校教育制度培育的"士"和西周选士制度选拔的"士"。

西周的选士制度不但促进了西周时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促进了西周社会的政治稳定，也奠定了中国古代选士制度的基础。纵观中国古代选士制度的发展，无论是两汉的察举制，还是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还是隋唐以后的科举制，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侧面继承和发展了西周选士制度的特点。选士制度是中国独具特色的选官制度、人才选拔制度。所谓"士"是创造、解释与传承文化知识的阶层，即今日所称的知识分子。选士制度是联结人才、知识分子与官僚机构的桥梁，它使人才、知识分子与官僚两种社会角色合而为一，形成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政治阶层--士大夫。中国选士制度产生于西周，并呈现出育才与选才相衔接、选士与选官为一途的特征。我们要考察

①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83-115　页。中国古代的选士制度的历史，不能不首先对西周的选士制度作一番考察。八、箕子、周公的教育思想（一）箕子的教育思想1。箕子与《洪范》箕子，生卒年不详，是商王纣之叔，官至太师，受封于箕（今山东省太谷县东北），有较高的政治才干和丰富的文化知识。商纣王另一叔比干，官至少师，因见纣王淫虐无度，国势危殆，以死力谏，劝以修善行仁，但纣王不但不听，反而恼羞成怒，将比干杀死，剖腹验心。纣王杀比干后，箕子惧而佯狂为奴，被纣囚禁，周武王灭商诛纣，把箕子释放，并尊重箕子，谘以国事，其事载《尚书·洪范》篇。

《洪范》原是商代贵族政权总结出来的统治经验。"洪"的意思是"大"，"范"的意思是"法"。"洪范"即统治大法。相传为周灭商后二年，箕子向周武王陈述"天地之大法"的记录，提出了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九种根本大法，即"洪范九畴"。它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其中第五畴"皇极"（君主统治准则）是全部统治大法的中心，其它各畴大都是为了建立好这一"皇极"所施的各种统治手段与方法。它的中心思想是，倡导一种基于上帝意志的神权政治论，强调按照神的旨意建立最高统治准则--"皇极"，以保障"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在这种神意政治前提下，君主要注意自己的貌、言、视、听、思等"五事"（第二畴），以引起"休徵"，而避免"咎徵"（第八畴）；并遵循岁、月、日、星辰、历数的"五纪"常理，以处理政纪（第四畴）；君主向上请示神意的手段是"卜、筮"（第七畴），向下统治臣民的手段是"刚克"、"柔克"、"作威"、"作福"（第六畴），也就是利用"六极"作威，利用"五福"作福（第九畴）。这样一篇反复向君主提出行动规范的统治经验，其用意在于以此来神化君权，并提高君主自身的警惕性。这一"大法"受到周王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并加以奉行。对后人影响极大。

箕子在观察和分析社会矛盾中，多少看到一点人民的力量，多少认识到统治者所谓"有命在天"最终是靠不住的，残暴的商纣王结果是赴火而死。所以箕子从殷纣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一条经验："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维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

"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这两段话讲的是君民关系，认为君主树立了一个至大公正的标准，然后把"五福"（一是寿，二是富，三是康宁，四是亲近有德，五是长命善终）普遍地降之于人民。由于人民努力符合这个标准，才使它得以保持下去。所有的人民，尽量说出好的意见，作为教训，作为行动，就能逐步地获得天子的光荣。所以说，天子作了人民的父母，为的是使天下有一致的归向。

箕子认为人君不能只集福于上，也得要给下民一点照顾，只有君福民，才能民保君。他把君民比喻为父子，说只有像父母恩育子女，才能得到子女的报答。这种用民心向背来解释国家兴亡的观点，后来就为西周统治者所吸取。

箕子在总结殷亡的教训中，提出了一个严整的宗教神权统治体系，但也透露出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同时也开创了中国古代以研究复杂的社会矛盾运动来发展辩证思维的传统，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2。箕子的教育思想（1）神道设教箕子在《洪范》篇中所表达的思想是神权至上主义，反映了殷商时期"率民以事神"的社会现实。他总结了商代神道设教的经验，他认为统治者必须按照天生万物的法则办事，违背了这个法则，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

"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听说从前鲧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搅乱了五行，上帝于是发怒，不把九类大法传给他，因而他不懂得治国安民的常道。鲧被诛以后，禹继承了他，上天就赐给他九类大法，因此得到了治国安民的常道，做了这样的安排。

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居九畴之首，各有其性，必须顺其性而用之。这个思想虽然笼罩着神秘主义的外衣，但仍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合理性。如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放在"相互关系"中加以考察比较，形象地看出了事物在性质上有"润"与"燥"的差别，在方位上有"上"与"下"的差别，在形体上有"曲"与"直"的差别，这里注意观察事物的特性和功能，试图从联系和差别中去认识事物，包含有差异思想的萌芽，从而为研究事物的矛盾打开了思路。又如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客观关系，鲧由于不掌握水、土之性，采取以土堙水的办法而失败了；禹总结了这个教训，通过实测来掌握山川形势，同时按"水曰润下"的客观性能，采取疏导法，取得了治水平土的功绩。这种对"五行"各种物质性能关系的认识，包含有内在联系思想的萌芽，给后人带来了有益的启示。禹经过治水平土的斗争，在初步认识"五行"各种性能的基础上，触类旁通，促进其能动性的发挥。如认识到"水曰润下"的特性，就令发展水稻生产；认识到"火曰炎上"的特性，就推行刀耕火种；认识到"木曰曲直"的特性，就促进各种交通工具的制造；认识到"金曰从革"的特性，就发展冶炼铸造，变革自然，为人所用。

箕子认为天子必须立一标准，使人民遵从。"皇建其有极。"做到"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顺从教化，不敢违法乱纪。而人民必须绝对服从天子，"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不要有偏私，要遵守先王的正义；不可夹杂私心的偏好，遵守着先王的大道；不要做坏事，遵守着先王的正路。君子有绝对权威，"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君主可以给人恩赐，可以给人惩罚，可以吃美好的玉食，臣民不能给人恩赐，不能给人惩罚，不能吃美好的玉食，所以臣民不能僭夺。

箕子认为筮是探测上帝意志的方式，因之必须重视，"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选择能够用龟壳卜卦和用蓍草占卦的人，命令他们根据不同的兆形卜卦。君主有疑问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首先君主自己要多加考虑，然后再和卿士们商量，再和人民大众商量，最后再问及卜筮。不过卜筮以龟或筮表示，有决定权。卿士、庶人只是陪衬而已。因此"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君子同意，龟卜同意，筮占同意，但卿士不同意，人民大众不同意，这也吉利。这即是说，对于君主要做的事，纵使卿士、庶民不赞成，但只要符合君主本人的意愿而又有卜筮同意，也是吉利的。由此可见卜筮在帝王神道设教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箕子认为如君主不从天意，天必警以灾异，天人相应。因而有"休徵"、"咎徵"之说。所谓"休徵"，即美好的徵兆，顺乎天意，则风调雨顺，万事吉利。所谓"咎徵"，即不好的徵兆，逆乎天意，则降灾降祸，万事不顺。（2）补偏就正箕子指出各种不同类型的个性特征和品格，都应采取补偏救弊的办法，使之合于正道。他说，"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不要反复，不要偏心，王道是正直的，凡不合乎正直之道，偏刚偏柔之人，都要加以裁抑。他说："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他主张对那些公平正直的人，就用正直去对付他；对那些强硬不可亲近的人，就采取刚强的方式去制服他；对那些平和可亲之人，就用柔缓的方式去教育他。纠正沉静之人的缺点，要用刚强来补救；纠正高傲之人的缺点，要用柔和来补救。箕子认为正直是德行的最高标准，不要过刚，也不要过柔，这才合乎正直之道。君民各安其位，各守其本份，才不违背正直之道。违背正道，就会有过失。"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者有了过失，影响一年，卿士影响一月，师尹影响一日。一年一月乃至一日都没有变化，百谷就能成长，政治就会光明，优秀之士就能得到任用，国家也就安宁了。王道即正道，补偏就正，平康正直，万事大吉，国家平安。这是箕子设计的治国方案。

（3）重视"五事"

箕子在总结殷亡的教训中，还提出对君主及太子要在"貌、言、视、听、思"这"五事"上进行教育："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又，明作晢，聪作谋，睿作圣。"

箕子说所谓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语，三是视察，四是听受，五是思虑。容貌要恭敬，言语要有条理，视察要清楚，听受要聪敏，思虑要通达。容貌恭敬，表现就严肃；言语有条理，办事就顺利；视察清楚，就能明辨一切；听受聪敏，谋事就能成功；思虑通达，就能成为圣人。箕子作为太师，提出重视"五事"，显然是针对君主及太子的。他认为君主与太子不能只作孤家寡人，还要对外界多所接触，要"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要在"五事"上多加注意，要谦逊待人，要广见多闻，才能使自己聪明通达、多谋善断。这样，才能成为理想的圣君。

（4）选用平民平民是商周社会中低于士卿、师尹，高于奴隶的一个阶层。箕子主张在平民中选择合乎贵族统治所需要的人任用之。他说："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他的意思是说，在平民中，凡是有计谋、有作为、有操守的，你就应该看重他，重用他；凡是没有能够上你所建的标准，但是也没有什么大错误的，你也应该宽容他。有猷、有为、有守者是上才，可以重用。就是达不到上才标准的人，也要诱抚之，使之为我所用。这是箕子在人才的任用与选拔方面，突破神权政治局限的例证。

此外，箕子在"八政"中提出国家重要的政府要员八位："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即一是管理民食，二是管理财物，三是管理祭祀，四是管理住行，五是管理教育，六是管理司法，七是接待宾客，八是治理军务。箕子把管理教育的司徒官，位在第五，可见他对教育的地位是重视的。

（二）周公的教育思想1。生平与影响周公，生卒年不详，是西周初年著名政治思想家、教育家，西周开国君主周文王的第4　子、周武王之弟，姓姬名旦，又称叔旦，谥文公。因其采邑在周地（今陕西凤翔），故称"周"。又因其为太傅，系三公之一，故尊称为周公。曾先后辅助周武王灭商、周成王治国。其政绩，《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在武装镇压商纣王子武庚、周武王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及东方各国武装反叛以后，"制礼作乐"，制定和完善宗法、分封等各种制度，使西周奴隶制获得进一步的巩固。

周公以商代灭亡和"三叔"等武装反叛活动为鉴，特别重视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的政治道德教育、治术教育和勤政教育，要求"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农无逸"等，主张充分发挥"颂""诰"对奴隶主及平民的教育影响作用，并提出分别以治绩考察、选任官吏的原则。一生注重礼贤下士，尊重贤能之士，善待来者。周公的言论散见于《尚书》中的《大诰》、《多士》、《无逸》、《立政》等篇。

自春秋以来，周公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视为圣人。孔子推崇周公，向往周公的事业，盛赞周公之才，赞叹"周公之才之美"①，"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②孟子首称周公为"古圣人"，将周公与孔子并论，足见尊崇之甚。荀子以周公为大儒，在《儒效》篇中赞颂了周公的德才。汉代刘歆、王莽将《周官》改名《周礼》，认为是周公所作，是其致西周于太平盛世之业绩，将周公的地位驾于孔子之上。唐代韩愈为辟佛老之说，大力宣扬儒家道统，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统序。自此以后，人们常以周孔并称，在教育上则有"周孔之教"的概念。总之，言孔子必及周公，这是古代尊崇周公的情况。这种尊崇除了政治上的某种需要之外，其主要方面则反映了古人对西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珍视，以及对周公这位伟人的真诚敬仰。这在历史上曾经为弘扬、继承、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教育起过积极作用。

周公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中国古代教育开创时期的杰出代表。孔子和周公在教育思想上存在着渊源关系，在教育实践上也存在着继承关系。周公生活于三千多年前，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曾经起过巨大作用。如果说孔子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伟大奠基人，那么周公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伟大开创者。

2。周公的教育思想（1）制礼作乐，敬德保民周公制礼作乐的内容十分广泛，并不限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一类的礼节。从《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太史克对鲁宣公说："先君周公

①　《论语·泰伯》。

②　《论语·述而》。

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周公制订周礼说，礼仪用来观察德行，德行用来处置事情，事情用来衡量功劳，功劳用来取食于民。可见"周礼"包括"观德"、"处事"、"度功"、"食民"等方面的内容。《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韩宣子至鲁，在太史那里观看册书，看到易、象和鲁春秋，说："周礼都在鲁国了，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西周之礼所以能成就王业的缘故了。"这说明周公制礼作乐的内容十分广泛。简单地说，周公所作之礼，是西周时期的一系列典章制度，其中以政治制度、宗教礼仪以及道德伦理规范为主，同时还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而周公作乐，则不仅包括乐曲，而且还包括诗歌、舞蹈等项内容。

周公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维护"亲亲"与"尊尊"的宗法制及等级制。同时，周公制礼作乐也是对夏商两代礼乐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他是承上启下的人物，既是集大成者，又是创新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思是周族虽是一古老的邦国，但承受了天命就换上了一番新气象。周公开创的灿烂大备的西周一代文化教育，同时也为后世文化教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敬天保民是商代统治者的神道设教思想，周公改为敬德保民，强调"明德"这一点，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周公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他看到商代统治者，如纣王，口口声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①，但仍挽救不了他的灭亡。于是提出必须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才能永保天命，维护其统治。所以他说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②意思是说，文王能够修明自己的德行，对于刑罚做到小心谨慎，他不敢轻看和虐待那些鳏夫寡妇，他任用该任用的人，尊敬该尊敬的人，惩罚该惩罚的人，他的德行在人民中间非常显著，这样，他就开始把我们的国家和我们几个友邦建立在中夏地区，把我们的西方治理得很好。他的德行叫上帝知道了，上帝很喜欢他，就命令他把殷灭掉，他从此就承受了殷人原先所受的天命和殷人的疆土和人民。周公向统治集团提出了"小民难保"的警告，认为小民是最难安抚的，你们要事事留心，要加强自身的德行修养。"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③要效法古人修明德行的作风，来安定自己的意志，检查自己的德行，放远自己的规划，只有这样做，才能把这里的人民安定下来，我也不至于加罪于你，教你的国家灭绝。认为只有言行符合明德，才能保住小民，即"乃以民宁"，不会灭亡。周公在"敬天保民"的思想中掺入了"明德"这一内容，是对商代奴隶主一切听命于天的思想的修正和补充，为后来孔子与儒家的德治主义开了先河。

周公的"敬德"思想包括了丰富的内容，其一是要求统治者明察情况，用贤去奸，不可一味使用暴力，用刑要谨慎，这属于政治的范畴；其二是要求统治者勤于国事，检点自己的言行，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这属于道德教育的范畴；其三所论之德是人自身的一种属性，这属于古代人性论的范畴。以上三点可以分别称之为"德治"、"德行"与"德性"，讲的都是修己治人或修己安人之道，是十分现实的政治、伦理、教育问题。周公的敬德思想

①　《尚书·西伯戡黎》。

②　《尚书·康诰》。

③　同上。

着重于人事的努力与个人的行为表现，包含唯物主义的因素，要求加强对人的后天教育。因此他既言德又言教。他在《尚书·酒诰》中反复言"教"："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意思是说文王常教育训诫勉励年轻一代做好本职工作，无常饮酒，嘱咐他们常"听我教诲"勿违犯。这表明周公强调"以教育德"，他从敬德思想出发，重视教育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六艺"教育的兴起①。

周公从制礼作乐及敬德保民思想出发，把教育视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武器，这对周以后的教育思想影响很大。孔子"为政以德"的主张，《学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思想，以及历代统治者关于"以教化为大务"的见解，都可以说是对周公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2）孝友为德，力戒贪逸周公说："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②他深知周室受命于天，虽取代了殷人，但仍有"大艰"，不可轻忽。他又说："无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③他恳切地告诫周室统治者，只有加强修己敬德，孝友为德，才能使文王开创的国祚永年。他把道德教育视为关乎国家千秋大业的事情。

如前所述，周代为了加强统治，建立了宗法制度，政统与血统相结合，特别重视孝、友的教育，使父子、兄弟都遵守孝悌之道。周公把不孝、不友看做是最大的罪恶。他在《尚书·康诰》中说："子弗祇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茲无赦！"

他的意思是说，当儿子的不能尽心给他父亲做事情，却大大地伤了他父亲的心；当父亲的不爱他的儿子，却仇恨他的儿子；当弟弟的不讲做人的道理，不能尊敬他的哥哥；当哥哥的也不体念父母养育儿子的劳苦，很不友爱他的弟弟。像这一类坏人，当君长的如果不处罚他们的罪行，那上天给人民所规定的做人的道理就会完全叫他们破坏了。所以说要赶紧用文王所规定的刑罚去惩罚他们，万不能饶恕他们！周公对孝悌之道特别重视，这是和周代的亲亲、尊尊的宗法制度相联系的，它也为后代封建统治者所继承，形成了以孝悌治天下的封建教条。

据《尚书·君奭》记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周公自担任周成王太师后，一方面辅佐成王，施政于朝，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前代师保之教的优秀传统，力尽师保之责，对成王的教诲十分成功。在《尚书·无逸》篇记载了的"体恤下民，力戒贪逸"的教育主张。他说："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他的意思是说，在上位的君子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不要贪图安逸！先要去体验小民种庄稼的艰难，然后再过安逸的生活，就会了解小民的痛苦。你要看看那些小户人家，他们的爹娘辛辛苦苦地种庄稼，到了他儿子这一代却不知道种庄稼的艰难，只是贪图安逸，放荡不恭，等到放荡久了以后，倒反侮辱他的爹娘说："上一代的人什么都不懂。"

①　参阅《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124　页。②　《尚书·君奭》。

③　《尚书·君奭》。

周公善于运用历史告诫教导成王，他以商代的"明王"祖甲为例："其在祖甲，不义惟王，归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①他说祖甲认为代兄称王是不义，因而逃往民间；后来即了王位，他就知道小民的痛苦，能够保护和喜爱小民，连鳏夫寡妇都不敢轻慢；所以他的寿命也长久，他在王位一共是三十三年。从此以后，殷朝的国王，一生下来就过着安逸的生活，既然生下来就安逸，也就不知道小民种庄稼的艰难，更听不到小民的痛苦，只是沉醉于玩乐。所以从此以后的国王没有一个人的寿命是长久的，他们在位的时间，有的是十来年、七八年、五六年，还有的只三四年。周公以此教育成王及周室子弟：后世国君是否能不忘先王创业和守成的艰难，是否能悉心体察民情并具备不图安逸的品德，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朝代的兴衰。

此外，在道德修养的方法上，周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教育王室成员应了解古今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扩充自己的见闻，即所谓"高乃听"，在《尚书·康诰》中说："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汝丕远惟商耇（gǒu，音狗，老，高年）成人，宅心知训"。意思是说，在这里我们应效法殷代先世圣王的德行，去安抚和治理殷民，要和殷商的年老有德的人多接近，诚心接受他们的教训。这就是说，要借鉴前人以往的经验来充实完善自己，使自己的修养不断提高。二是教育王室成员从自身方面，严格要求，即所谓"永观省，作稽中德"①。他说："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②"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③意思是说，年轻的封啊，你要把人民的苦痛当做自己的苦痛一样，你应时时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啊！如果有小民在恨你骂你，你会更加严格地修养自己的德行，"宽绰厥心"，开阔自己的心胸。通过这样一些方法不断的修养，实现"作稽中德"、"作汝民极"的道德要求。

（3）勤勉从政，谨言慎行周公反复强调君臣上下必须戒骄戒逸，勤勉从政，谨言慎行。他列举殷王中宗、高宗、祖甲，赞扬他们皆能"治民祇惧，不敢荒宁"，因此都成为颇有政绩的"明王"。他又举周文王为例："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身，厥享国五十年。"④他说太王、王季都是谦虚谨慎的，文王更亲身做卑贱的事情，他很留心于修筑道路和教导小民种田这些事情，他的为人是又柔和又谨慎，他很爱小民，特别体恤那些鳏夫和寡妇，他每天从早晨忙到太阳偏西的时候，连饭都顾不得吃，因此，他就使得万民同他一条心。文王不敢贪恋游览和打猎，他

①　《尚书·无逸》。

①　《尚书·酒诰》。

②　《尚书·康诰》。

③　《尚书·无逸》。

④　《尚书·无逸》。

总是忙着和各国的君长去处理政事。因此文王的寿命也很长久，他虽然已到了中年，才受天命做王，但在位竟达五十年。

周公称颂文王勤奋精神，用以激励成王。同时，他既重言教，又重身教，以身作则，堪称表率。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这就是著名典故"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由来。"吐哺"，吐出口中的食物。说明周公勤奋、热情，善待来客，甚至"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停下来招呼客人，如此为国事勤劳、求才殷切。周公以此教育他的长子伯禽，告诫伯禽受封于鲁，小心谨慎，戒骄戒躁，勤勉谦逊。

周公还反复告诫成王要谨言慎行、克己自谦，他反复宣扬"先哲王"的德行："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归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①他对成王说：我听说从前殷国王中宗，为人庄重谨慎，做事完全依照天命，治理小民十分小心，一点也不敢懈怠；因此他得到了很高的寿命，在王位一共是七十五年。殷另一个国王高宗，长时期在民间吃苦，和小民在一起生活，后来就了王位，忽然得了一种喑哑病，一连三年不能说话，他原先不能说话，后来一说话就得到了臣民的喜悦；他做事是一点也不敢懈怠，因而把殷代治理得很好很安定，以至于大大小小的臣民都很服从他，没有一个人对他有怨言；因此他的寿命也很长久，在王位一共是五十九年。

周公教育成王：圣明的君主，必须克己自谦。对民众的怨恨责骂，应当反躬自责。在《尚书·无逸》篇，他说："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听，人乃或诪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则若时，不永念厥辟，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

周公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从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到我们的周文王，这四人是最圣明的。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说："小民在恨你骂你啦！"他们就会更加小心地修明自己的德行。他们听到臣民有了过错，就说："这是我的过错呀！"他们是这样的诚恳，不仅仅是不敢对臣民发怒而已。你如果不听这些正经话，人家就会造谣欺骗你，人家说："小民在恨你骂你啦！"你就会信以为真。果真是这样，不去思考自己的过失，不开阔自己的心胸，却对于无罪的人随便惩罚，随便杀戮，那么小民就一致怨恨，怨气就会聚在你身上！周公对成王进行谨言慎行的教育时，郑重指出对待刑狱之事，必须慎之又慎，"勿误于庶狱"①。这是他"明德慎罚"思想的体现。他常警告成王："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①万不可像殷王纣那样整天胡里胡涂地只管吃酒发脾气呵！他既以此教育成王，也同样身体力行，他还政于成王后，"北面就臣位"，不以功臣自居，态度格外谦逊恭谨，所谓"匔匔（qiong

①　《尚书·无逸》。

①　《尚书·立政》。

①　《尚书·无逸》。

音穷）如畏然"②，就是这种克己自谦品德的具体表现。

正是由于周公坚持对成王这般的教诲、倡导和身体力行，造成了周初为政无逸的"王风"--孝友为德、力戒贪逸、勤勉从政、谨言慎行。周公死后，成王不忘其教诲，不敢贪求安逸。成王死后，太师召公、太保毕公，仍坚持周公的遗教，"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③成王、康王坚持周公之遗教，勤奋为政，力戒逸乐，造成西周初年的统一稳定的局面，即形成所谓"成康之治"。

周公对成王师保之教的重大影响不仅见于西周，而且波及于后世。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就受周公师保之教的影响，十分重视对太子的教育，特意任命魏征为太子师，令其辑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赐给诸王，以加强对唐代王室子弟的品德教育。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指出，魏征的思想与《尚书·无逸》是一脉相承的："《无逸》见人君当知艰难，毋以太平渐耽乐逸之义，观此知忧盛危明，当念魏征所云"十渐不克终"矣。"④历史已经过去了三千年，但是周公对成王的教育，今天仍发人深省，给人以启示⑤。

（4）识人有方，任人唯贤周公还教诫成王，为政必以用人为要。诚如崔述在《丰镐考信录》所说："周公何以作《立政》也？盖治国以用人为要，而用人以知人为先。"

"立政"的"政"训"长"，即"官"。"立政"就是用人立长、任贤官人的意思。周公在《尚书·立政》篇告诫成王，用人乃是从政之根本。他总结了夏商两代用人之得失的经验教训，指出善用人就会出现像夏禹、商汤垂拱而治那样的盛世；不善用人就会像夏桀、商纣一样亡国丧邦。周公悉心向成王教授"官人之法"，认为"官人之法"乃国之大法，是光大德政之根本。他还指出，君主如果深通官人之法，用之都邑，可以和协其民，用于四方，"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①可以因"大法"而愈显见为政之德。为了使成王掌握官人之法，周公不仅个人竭诚劝教，还在朝廷之上与"群臣陈官人之大法"。所谓"官人之法"主要是识别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三个方面。

关于识别人才。周公总结了夏、殷两代识才的经验。夏代提出了"三宅"，殷代提出了"三俊"。周公说成汤用这种方法考核官吏、选拔人才，结果做到了官不旷其职，德不浮其名。"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周公认为，夏、殷之所以兴起者，是由于实行了这个原则；而其所以败亡，是因为违背了这个原则。而周代的成功也就是因为继承了这个人才识别的原则。周公坚持识人应"知忱恂（审其心）于九德之行"②，即既审视人的内心之德，又考察体现其德的道艺作为。这种兼顾德行与道艺的识人之方，开中国古代人才研究之先声，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是有意义的。周公主张识人要做到才与②　《史记·鲁周公世家》。

③　《史记·周本纪》。

④　《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6　页。

⑤　参阅《中国教育家评传》第一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2　页。

①　《尚书·立政》。

②　《尚书·立政》。

职、德与官相结合，而反对"谋面，用丕训德"的办法。"谋面"是以面取人，既不考其德，又不察其行，只是听言观色，凭个人印象与感情取人。"丕"读作"不"，只重表面现象而不重德行，是识人之大忌。周公主张对担负不同官职的人，要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要求，去考察他们的德与能。属于政务之官，要考察其是否善于理事；属于理民之官，要考察其是否能使民安乐；属于司法之官，则要考察其施法是否公正。周公认为坚持这种方法才能识别与选拔到有德有能的人才。

关于选拔人才。周公在《尚书·立政》篇中提到了夏用"九德官人"，即选拔任用具有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九种品德的人。这每一种品德，都相反相成，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也包含着丰富的心理气质的内容。周公将这九种品德提出来，作为任人唯贤的成功经验，这是很有意义的。他还教诫成王，任人唯贤，即选拔"吉士"（有德之士），"远。。（xian，音先）人"即远离邪佞之人。他说："继自今立政，其勿以。。人。其唯吉士，用劢相我国家。"①这即是说，任用"吉士"，可使国家有贤人辅政；如果用了"。。人"，虽然建立了官制，"国则罔有立政"，就同没有建立一样。更为严重的后果将是国祚绝灭，"是罔显在厥世"，国其无后矣！可见周公对任用贤人是何等的重视。

关于使用人才。周公主张逸于使贤，即要放手使用贤人，不可多加干涉。他说周文王治国是这样的，凡属"有司"所管的"庶狱"之事和"牧夫"所管的"庶慎"之事，一概"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②。即或用或不用，都由有司和牧夫所训执行。"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意思是说，周文王从不轻易干预下级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因为这样做，被擢进的贤人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而逸于使贤，又必须以勤于求贤为前提。周公告诫成王，文王其所以能逸于使贤，正是由于他求贤如渴，不惜劳心、劳力之故。周公认为要像文王那样"克厥宅心"、"克俊有德"，即经过审慎考察，擢进有德之士。一旦任用之后，就要放手使用，君主只需把握国之大体，不过多干预下级行使职权。他的这种勤于求贤、逸于使贤的思想，不失为人才使用上的卓见。

周公倡导的"官人之法"，包括识别人才、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三方面的内容。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系统阐述人才问题的思想。它直接影响到西周的选贤贡士制度。当时负责任官的司马，其"论辨官材"的原则和方法，正是周公"官人之法"的具体施用。远在三千年前，中国古代就产生了如此系统的人才思想，这在中国乃至世界人才学说发展史和文化教育发展史上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5）提倡彝教，化民成俗周公重视彝教，认为这是治国平天下不可缺少的政教活动。所谓彝教，就是对庶民经常进行的德行规范教育，即古人所说的化民成俗的教化活动。由周公创制，见于《尚书》的各种"诰"，有不少就是训俗的文件，后世多作宣传教化的"谕俗文"。周公训俗，尤为重视行为规范的教育。他认为庶民若能经常按规范行事，即"民之秉彝"，没有越轨行为，天下就太平了，

①　《尚书·立政》。

②　《尚书·立政》。

这即是所谓"好是懿德"①。

周公十分重视化民成俗的教化活动，他制礼作乐的主要目的也在于此。

如前所述，周公制礼作乐的基本精神在于"明君臣之义"、"明长幼之序"，向整个社会宣扬"贵贱不愆"的宗法等级观念。《礼记·乐记》说："礼也者，报也。""报"是古代祭祀有功祖先的礼仪活动，施行"报"礼，其用意在于"报本反始也"①，不忘其所由生，不忘其根，从而提倡孝道。西周重视"报礼"，强调"孝道"，是与周公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

据《孝经·圣治》载："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自周公改制之后的孝，"莫大于严父"，突出了父权思想，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严父莫大于配天"，所谓配天之祖即为天子，周天子便成为与国共敬之祖先。君权与孝道结合，即所谓"亲亲父母为首"、"尊尊君为首"②。所以说周公提倡的孝道，已能窥见"三纲"思想的萌芽，孝道已成为教化的重要内容，"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③，也就是说，孝道具有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使百姓有序、使后代有利的重要作用。所以周公把孝道教育视为彝教的中心，他在《尚书·康诰》中告诫康叔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茲无赦！"他认为人之罪恶莫大于"不孝不友"，凡民众出现了"不孝不友"的人，就是民彝破坏之时，必须立即用文王所作之刑罚规定，严加处置，不得姑息饶恕。

"义"也是民彝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与周公直接有关，周公主张对殷人要根据"殷彝"定罪，"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①就是说，应依照殷代的常法来判决犯人的罪，该判刑的就要判刑，该杀掉的就要杀掉，切不可凭你个人的意志断案。在这里"义"是"宜"的意思，适宜、合理的事称"义"，指统治者必须"明德慎罚"。这里把"义"作为对庶民的"训俗"活动，则是"尊尊"的意思。《礼记·丧服》说："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意思是说，仁是爱人，但最重要的是亲爱自己的亲人；义是适宜，但最重要的是尊重贤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其中还要有差别；尊重贤人，其中也要有等级。所谓礼就是由这里产生出来的。由此可见，"义"表示的是"尊尊"、"贵贵"、"尊贤"，是与"亲亲"相区别的道德范畴，"义"，反映的是阶级关系与等级关系，是礼的重要内容。周公制礼，强化了"义"，后世所推崇的"门外之治义断恩"②，门外谓朝廷之间，既仕公朝当以公义断绝私恩，还有所谓"大义灭亲"云云，都是"尊尊"高于"亲亲"，亦即阶级关系、等级关系高于血缘关系的体现。总之，"义"的教育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教化的重要内容，是和周公的倡导分不开的。据史籍记载，周公曾倡导籍田礼，即始耕典礼。每年春耕时，周天子到国都南郊的公田举行隆重的始耕典礼，旨在提倡勤劳耕作之风。据说《诗经》

①　《诗经·大雅·烝民》。

①　《礼记·郊特牲》。

②　《礼记·大传》郑玄注。

③　《左传·隐公十一年》。

①　《尚书·康诰》。

②　《礼记·丧服》。

中的《周颂》为周公所作或为周公所订定。《周颂》中的《载芟》和《噫嘻》篇，就是举行籍田礼时所演唱的诗歌，这是周公曾经进行劝农教化活动的明证。周公提倡始耕典礼，对于巩固新田制，重视农业生产和形成勤于公田耕作的风气，从而推动社会进步有一定作用。《周礼·大司徒》中关于教化的职责规定，有"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一项。西周以后各朝代，也常设司农司、力田吏以提倡和指导农业生产，"劝课农桑"，这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勤劳风尚的形成，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追溯其源，与周公有关。

周公推行社会教化，用了很大力量，创制了一套方法，大部分为后代统治者所继承。周公的主要做法如下①。

第一，采风易俗。周公很重视民俗的教育作用，他提倡并亲自进行采风问俗的教化活动。据传，周公为制礼作乐曾采集文王时周地以南的民歌，昭示天下，教人们懂得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毛诗序》说《诗经·豳风·七月》是周公采集的。这与班固关于周太师负有采风之责的说法，正好互相印证。从有关史料分析看，周公采风问俗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调查施政的得失利弊，以为讽谏之用。如《豳风·七月》以诗的形式记述了农人一年四季劳作生活之苦，周公献于成王，就是劝教成王力戒贪逸，使之"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二是为了化民易俗，实施社会教化。其做法诚如清末维新派人士黄遵宪在《论礼仪》一文中所说："于习之善者导之，其可者固之，有弊者严禁以防之，败坏者设法以救之。"周公大力禁止酗酒之风，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周人曾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反映了骄奢之风在滋长。周公为杜绝这种危害，严肃警告人们，酗酒风起，必定会造成"大乱丧德"的后果②。

周公还改革过婚俗。西周初年婚姻状况混乱，老妇与少子亦可成婚。后周公进行了婚制改革。据王国维考释"同姓不婚"是周人"大异于商者"的。周公提倡"同姓不婚"的新礼俗，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男女同姓，其生不蕃"①，异姓结婚有利于加强种族的生命力；二是使非姬姓服从姬姓，既严男女之别，又可抬高周族姬姓的地位，达到进一步巩固宗法制度的目的。周公的这些活动，在施行教化、整饬世风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第二，颁布诰训。周公运用文字或口述的形式，有目的地宣扬教化，创制了诰训一类的文告。现存的《尚书·周书》中保留了一部分，内容都是用孝亲、守法教导民众，要求人们互相劝勉，形成有利于周室统治的民习民风。这是进行社会教化颇有影响的一项措施，常常能收到家喻户晓的效果。周以后的各代统治者，很多继承了这种"训俗"之法，曾颁布箴规、诰训以及"圣谕"、"谕俗"等文告，有的还亲自讲述，或让乡里中"老成贤德之士"进行解说，以扩大影响。

第三，制定礼乐。礼乐渊源很久，但也是来自民俗，故《周礼》云："礼俗从取其民。"周公制礼作乐旨在"一民心，齐民俗"。"礼，履也。国人所践履。"它有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作用。"乐也者，动于内者也"。它有培养人们道德感情与情操的作用。周公把握了礼乐特点，精心制作，所以周人的冠、婚、丧、祭和视、听、言、动，都由礼乐的节文加以规范。由于"上

①　参阅《中国教育家评传》第一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7　页。②　《尚书·酒诰》。

①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行下效，风过草偃"，所以礼乐行之于上，必化而为"风"；民习行之于下，定变而为俗。周公这种制礼作乐以正风俗的做法，既收效于西周，又影响于后世，成为中国古代施行社会教化的传统。

周公在观民风、化民俗的社会教化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主张因势利导，提倡"平易近民"。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长子伯禽与太公望（姜尚）初封鲁与齐，伯禽三年而政成，太公五月而政成。为什么两人会一迟一疾呢？伯禽是"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而太公则是"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周公根据两人对礼俗的不同处置，而造成为政效果的不同，提出为政化民必须"平易近民"，他说："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说明周公既重视化民易俗，又懂得民俗的特点，难于更易而又可以更易。"平易近民"的主张就是他根据这种特点提出的，是很有见地的。周公在治理殷民及被征服的东方各族时，就遵循这一原则，注意尽量保留这些民族有益的风俗习惯不变。他还提出"各安其宅，各田其田"①，这对减少敌对情绪，接受周公的社会教化，稳定政局，发展生产，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深得民心。荀子在《王制》篇中盛赞周公说："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孰能有与是斗者与！安以其国为是者王。"

意思是说，当周公向南面去征伐的时候，北方国家的百姓就埋怨着说："为什么单单不到我们这里来呀！"向东面去征伐的时候，西方国家的百姓就埋怨着说："为什么单单把我们放在后面呀！"试想还有谁能和这样的人抗争呢？因此凡有能够把他的国家照这样做的，就能称王于天下了。

总之，周公特别突出"德治"思想，强调民心归向，处处炫耀祖宗德业。"任德教"是他教育思想的主旋律，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终于使中华民族在古代就以"教化有方"、"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界。

①　《尚书大传·大战》。

九、结语本书介绍的是中国史前新石器时代及夏商西周三代的教育。这一时期教育历史的跨度和广度，都十分广大，其文化内涵也极为丰富，但由于年代遥远，文献不足，因此对这个时期教育的研究也受到种种的限制。以新石器时代的史前教育为例，涉及到华夏民族及其文化的起源、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区系文化、史前原始氏族部落文化，等等；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历史的了解，主要借助考古发掘的文物实证，辅之以现代人类学、民族学及文献传说，加以互证，因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主要是一种较为直观的片断和器物性的文化特征，像教育这种较为抽象的文化行为和现象，就难以进行系统的实质性评价。从史前时代到夏商西周三代，经历了新石器文化向青铜文化的过渡，经历了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经历了原始氏族部落文化向奴隶制国家文化的过渡，这不仅仅是一种广义的历史景观，更主要的，是直接影响或制约着教育的形式及其内容，并且是确定教育性质的主要依据。对于这些问题，本书都尽可能地予以说明。再如：商代除甲骨卜辞之外，基本上没有多少成文的历史，史前及夏代更是无文可稽，而西周虽有较多的历史文献可资参考，但其史料较为零散，且真伪难辨，多出自先秦或两汉时人之手，这就使得本书在选择文献方面，遇到了很多的难题。

不过，对于上古及三代教育的初步研究，仍然使我们获得了下列的认识：首先，上古及夏商西周三代教育虽然各具特色，但其前后因革，承接损益，相互之间具有深厚的历史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个整体，即华夏文明的组合体，保留了共同的教育传统和文化心态。其次，这一时期的教育具有鲜明的氏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特征。从史前新石器时代开始，散居在中国广阔土地上的各个氏族部落，保持着各自不同的传统及习俗；进入夏代，分散在各地的氏族文化，又像涓涓细流汇注长江大河一样，集中到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原始的氏族文化传统与新的国家政权形式的融合，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家族文化教育传统。这种传统以氏族、进而是以家族为单位，占有并世袭某种专门的知识或技术。再次，夏商西周三代教育的内容，也具有大量对应的成份。它们同样都注重宗教祭祀占卜的教育，重视习武习射、天文数术、乐舞及道德伦理教育。这一点，实际构成了春秋时代儒家确定六艺教育内容的历史依据。

此外，上古及夏商西周的学校不仅名称相似，其设置及职能也大体相通，如所谓的养老、视学、释奠、讯馘等等，反映了中国古代深厚的政教合一传统，也从一个侧面再现了中国古代学校职能分化、独立的基本过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直到西周时代，中国才出现了较为正式的学校教育机构，但我们丝毫不能低估这一时期教育的历史意义。比如：夏商西周三代氏族部族向王室贡职、贡士的制度，开创了中国历代选士制度的先河。西周官府之学及官学之士，正是春秋战国时代私学及士阶层滋生的温床，而西周的教育观念及周公等先贤的教育思想，也正是先秦儒家教育学说的历史本源。因此，上古及夏商西周的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从无到有，从原始到文明，从依附到独立的发展过程，其间所经历的历史飞跃和跨度之大，是以后历朝都无法比拟的。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教育，既包含了中国原始社会新石器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又包括了青铜时代中国教育的全部过程，并且揭示了中国古典教育的序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史学界、考古界及教育史界的许多成果，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标出，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本书成书时间短、任务急，因而难免粗糙或纰漏之处，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远古暨三代 第009卷 远古暨三代文学史

【本卷提要】

中国远古暨三代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的首卷，起自远古，经夏、商、西周三代止于东周前，即自远古百万年前到公元前770年。经历了中国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两个社会形态。

这一时期虽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然而已出现了诗歌、散文和小说的萌芽，与后世诗歌、散文和小说的演进与发展，都有历史联系。

劳动创造了远古的文化，也创造了文学。流传至今的少数远古歌谣和神话，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珍贵遗产。神话作为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是民族性的原型。特别是文字的发明创造，甲骨卜辞的发现、铜器铭文的产生，不仅使我们认识了那个时代，也知晓了萌芽状态的散文。显示散文的发展及形成标志的《尚书》以及《周易》中的卦爻辞，已具有文学特色，有些就是文学作品，对后世中国文学理论及创作技巧、语言风格、体裁形式等诸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诗经》中反映西周初年的史诗及雅、颂中的一些作品，不仅表现了那一时代的风云变幻，而且其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及比兴手法也给后世文学以极大的影响。

简而言之，远古暨三代文学为我国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换句话说，三代及其以后春秋战国文学，奠定了中国各种文学样式的基础，后世的各种文体，大多被认为导源于此时，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所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一、远古暨三代文学概述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华夏文化源远流长。大约从一百多万年以前开始，中国猿人已经在我国的土地上活动着。他们用石器作劳动工具，依靠集体的力量，过着采集、狩猎生活，共同取得的食物共同消费。这种原始群，是最早的人类社会。这些原始人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劳动、生息、繁衍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开创着生活的未来，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的精神文明，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人类发展到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随着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提高，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艺术品及绘画等都表现了极高的工艺水平。按照实用和美的原则制造的石器工具和陶器用品，本身就是颇为精美的造型艺术品，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代表了当时艺术的成就。

人类最初的审美意识和中华民族最初的文化创造充分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存物中。如：西安半坡发现的彩陶盆上的人面鱼纹图，河南临汝发现的瓮罐上的鹳鱼石斧图和青海孙家寨出土的彩陶盆上的舞蹈图，其姿态之生动，线条之流畅，已令后人拍案叫绝。而此期青铜制品的发现更是为今人所倾倒。近年在临潼出土的两件铜器，据考证为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遗物，比巴比伦出现冶铜技术要早800年。这些考古学上发现的文化遗存，使我们看到了远古人类创造、发展文化的概貌。

劳动创造了远古文化，同样劳动也创造了远古文学。

我国原始社会的文学，由于当时没有文字记录，很多都已亡佚，难以窥见其全貌，流传至今的少数远古歌谣和神话，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珍贵遗产。远古歌谣产生于原始人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反映了原始社会人类的现实生活，也表明了他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和愿望。如《弹歌》反映了原始社会的狩猎生活；《蜡辞》则是当时农业劳动的产物。此外，周初的《易经》爻辞中真实地记载了早期诗歌原来的面貌。远古歌谣是原始社会人类的集体口头创作，并在人们口头代代相传，它最初是与音乐、舞蹈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可以说是劳动过程的动作和调节劳动步调的声音的再现，起着减轻劳动强度和组织集体劳动的作用。原始歌谣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从谣谚到诗歌。谣谚为诗与歌的滥觞，诗为记事之韵语，歌为抒情之曲声。歌是"谣"的发展，诗是"谚"的演进。原始的诗，当是以记物、记事为功能，以帮助记忆为宗旨的一种有韵、有节奏感的艺术语言。原始歌谣标志着我国诗歌的起源，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同样的道理，上古神话也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原始社会，因生产力低下，人们对周围的自然现象缺乏足够的科学认识和理解，便以具有艺术意味的幻想来解释自然和表现他们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愿望。换句话说，神话是远古先民在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它是泛神论的产物，即自然界最初的人化。神话的起源正如诗歌的起源，是文学最早的源头，确切地说，神话是故事的最早源头。

原始社会由于没有细致的社会分工和文字记录，因而这时的文学具有集体性、口头性、综合性等特色。其诗歌、音乐、舞蹈密切结合的表演特点对后来的乐府诗、词、曲等文艺形式也有深远的影响。

到了奴隶社会，夏商周三代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特别是商周时期，生产工具有了较大改进，开始使用铜器、铁器，手工业已成为单独的生产部门，各方面都有新的创造，如陶器中出现的釉陶和白陶，制作精工，艺术价值很高。尤其是青铜器铸造，更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和高度工艺水平。因此，商、周又被称为我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有炊器、盛器、酒器、兵器等，种类繁多，造型精美，花纹清晰美观。商代后期的"司母戊"大方鼎，重八百七十五公斤，通体饰有各种花纹，这在世界青铜文化中也极为罕见。更令人瞩目的是，当时许多铜器上都铸有铭文。此外，出现了大量卜骨刻有卜辞，又称甲骨文。

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是人类社会过渡到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由图画演变为符号，再逐步进化为文字的。考古发掘证明，在距今8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甲骨上所显示的契刻符号，其个别形体与安阳殷墟甲骨卜辞的字形已相近似，很可能这便是中国最原始的文字。又距今约五、六千年以前的西安半坡文化遗址中，仰韶文化陶钵口沿上有几十种刻划记号，这些即是类似文字的符号；在距今约五千年的大汶口文化中，已出现了会意文字。近年在商县紫荆遗址中，又发现二里头文化陶文，距今约四千年左右，而且有些文字也曾见于甲骨文中。不过这些文字都很零散，但可证明这些是中国最原始的文字。这些文字还看不出其与语言的关系，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记录语言的文字是甲骨文和金文。这是殷商中期（约公元前14世纪）出现的。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殷都的废墟--河南安阳的西北曾陆续发现过许多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就是"甲骨文"。商朝统治者专设巫史卜祝，凡属朝廷重大事件都要由他们来预卜吉凶，并将预卜的结果用文字刻划在龟甲和兽骨上，史学家称其为甲骨卜辞。

我国文字的特点在甲骨文里已经形成，每个字具有独立的形体，特定的读音和独特的意义，这三个特点对我国过去文学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诗歌的对偶，散文讲求的句式整齐，骈文讲求的对偶声律，这些都与我国文字本身所具备的特点不无关联。商代后期，中国文字已基本成熟，显示文字演变阶段中的象形、会意与形声三类字都已出现。尤其是形声字是文字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而甲骨文中具有丰富的形声字，这表明甲骨文已有长期演进的历史了。

有了文字，就有了书面文学的原始材料，我们便可据以了解书面文学的最初形态，从而揭开了中国文学"信史"的第一页。

奴隶社会的文学，是在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和奴隶社会的政治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的本质和面貌。其中有关夏代歌谣、散文的记载，可靠的不多，比较可信的是"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尚书·汤誓》），传说是因人民痛恨和反抗夏代最后一个暴君夏桀而唱出来的。商、西周有了可靠的文字记载，其诗文部分得以流传，反映在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尚书》、《周易》和《诗经》中的部分作品中。严格说来，这些虽然都还称不上文学作品，但其中显然已含有某些文学的因素，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学意义。这初期形态的作品尽管十分幼稚，但却标志着我国书面文学的萌芽，包孕着后代韵文和散文的胚胎，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以殷商卜辞为例，卜辞内容反映了商代的社会生活、社会制度，如从卜辞中出现的"禾"、"黍"、"麦"等字，表明当时已有很多种类的农作物产品，而卜辞中见到的"马"、"牛"、"羊"、"鸡"、"犬"、"豕"等字以及对这类牲畜大量宰杀的记载，则反映出当时的畜牧业已经相当发达；此外，从卜辞中还可见到大量的"奴"、"仆"、"臣"、"妾"等字，从中不难看出当时奴隶制度的存在以及奴隶们所处的悲惨地位。倘从文学角度观察，我们又会有新的发现，一般说来以甲骨文记事的文字句子很短，多为片断的文辞。尽管如此，卜辞却记事清楚、准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散文萌芽时期的面貌，特别是其中卜辞形式整齐，偶有用韵，具有一定的旋律美，有的语句中含有某种感情，显示出一定的文学意味。

商周时期出现的铜器铭文，也属萌芽状态的散文。殷商青铜器是奴隶主贵族的用品，有青铜礼器、青铜农具与工具、青铜乐器、青铜兵器、青铜车马器等。这些青铜器上大多刻有各种独特风格的纹饰，其中大量青铜礼器还铸有文字不等的铭文，多用散文写成。商代的铜器铭文，几乎都作于盘庚迁殷以后，大都很简单，一般只有一至五六个字。商代晚期铭文也没有超过50个字的。西周铭文篇幅加长，百字以上的颇为多见。比较特殊的有497　个字的"毛公鼎"铭文。铜器铭文属贵族文学，不像卜辞文学的神秘，是一种纯政治的记述，多记述天子或家族之功德，所以堂皇典雅，崇闳隽伟，其叙事大都直陈其事，很少装饰，风格古拙浑朴。但铭文自有值得珍视之处，如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发现的"利簋"（古代盛食器）铭文虽短，却概括了有关武王伐纣的史事，不仅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前人称"古文之精严雅洁者，莫如金石文字"，便体现了对其文学价值的充分认定。

现存最早的《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件汇编，古代"尚"与"上"同，尚书即上古之书，上起尧舜，下止周穆公，它是夏、商、周三代政治文献的总集，大部分属于西周人的手笔。《尚书》中的文章都是以帝王为中心而进行记述的，主要记载夏、商、周历代统治者的谈话记录、讲演词、命令和宣言。因为是记言的文告，文字古雅，辞句质朴，不加文饰。其中不乏较有文采的记述，如《盘庚》三篇，关于对臣民威之以天命刑罚，喻之以利害道理的句子，很有说服力。语言表达上能传达出盘庚的训示口吻，并善用比喻，代表了早期散文的成就。又如周代文献中的《无逸》，中心突出，脉络清晰，字里行间充满感情，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卜辞之后，作为上古文学史料的是《周易》中的卦爻辞，其与卜辞性质相似而时期也相去不远。在这些卦爻辞中，可以找出一些具有文学意义的作品。它是从卜辞到《诗经》的桥梁。《周易》就是专为巫卜所用的系统卜筮著作，其中记载了巫史们卜筮所积累的经验，反映了比甲骨卜辞更为丰富、宽广的社会内容。《周易》中的卦爻辞大多一卦说一类事，语言较之卜辞显得更为流畅，文句精练，有的韵散相兼，反映了中国文学从占卜记事向记叙文章的演进。《周易》中不仅已有早期诗歌的记载，而且《周易》已具有古代文学的要素。在卦爻辞中，颇有一些富于文学意义的作品。《易传》的哲学思想包含了某些文学观念，或者为某种文学观念提供了解释的依据。《易传》文学思想中十分重要的是"象"这一观念，它将一切抽象的观念都包含在代表着具体事物的卦象之中，并且借助物象来加以说明。这与文学"象征"的艺术功用互相吻合，创造了初具典型性的象征形象，并伴随着富有哲理色彩的暗示性，使其象征意义鲜明化、深刻化、含蓄化。卦爻辞的象征艺术，对先秦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象征手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易传》文学思想中另一个重要观念是"变"，这个"变"的观点为文学形象的复杂性、生动性提供了解释的基础，为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提供了哲学的说明。

此外，《周易》已孕育了中国文学的美学思想；出现了中国文学的多种表现手法及丰富的语言；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体裁。《周易》在中国文学史上显示了开创性的意义，它的诞生与中国古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离不开《周易》。

从《周易》进一步发展，便到了《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选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作品305　首，其中有相当多的作品是民歌。《诗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诸如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劳动人民的觉醒和反抗，徭役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人民的劳动生活等等，尤其是民歌中出现了很多描写爱情和婚姻等内容的作品。产生于西周时期的雅颂诗，多为文人之作。《大雅》中的古老的民族史诗，叙写了周民族创业的传说、周族的移民、劳动的歌唱、克商的胜利等，反映了那一时代的风云变幻。《诗经》在艺术表现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艺术手法的创新、多样，作品感情的真挚，语言的生动优美等都达到了那一时代的最高水平。《诗经》的巨大成就，使它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为中国后世文学的光荣传统。《诗经》的民歌的表现手法，为我国两千年来诗歌的创作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中国文学的起源（一）劳动创造了诗歌在中国文学起源的推测上，学界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远古无文字记载，凡所流传之诗歌，皆出自后人伪作，不可代表中国文学的创始。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诗歌的发生先于文字的发明。远古文学起源于未有文字之前，诗歌是最早的文学形式。西方学者麦更西在其《诗的起源》一书中指出诗歌的发生要早于清晰的语言，而文字的创立则远在语言形成之后。应该说远古诗歌大部分在文字产生之前即已存在，只是在文字产生之后被记录下来，流传后世。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作品在漫长的历史流传过程中遗失了。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原始诗歌大都是无名氏的作品。学者黄公伟曾对此做过研究，从下面的表格中，可以窥见其基本面貌：△远古文学年表△（姓名）　（朝代）　（作品）　（性质）　（年代）　备考伏羲氏三皇八卦（文字）　文字创始不可考易经伏羲氏三皇驾辩曲诗歌不可考楚辞注伏羲氏三皇蹁罟歌诗歌不可考隋书·乐志神农氏三皇扶持歌诗歌不可考孝经·钩命诀伊耆氏三皇蜡辞诗歌不可考礼记·郊特牲黄帝五帝断竹歌诗歌公元前二六九八-二五九七吴越春秋伶伦五帝渡漳歌诗歌公元前二六九八-二五九七水经注歧伯五帝短箫饶歌诗歌公元前二六九八-二五九七汉书·礼乐志黄帝五帝趓鼓十曲诗歌公元前二六九八-二五九七伪归藏黄帝五帝金人铭铭公元前二六九八-二五九七刘向·说苑黄帝五帝舆几箴箴公元前二六九八-二五九七刘勰·文心雕龙黄帝五帝祝邪文祝文公元前二六九八-二五九七刘勰·文心雕龙无名氏唐尧戒戒文公元前二三五七-二二五七淮南子无名氏唐击壤歌诗歌公元前二三五七-二二六七帝王世纪无名氏唐康衢谣歌谣公元前二三五七-二二五七列子虞舜虞股肱歌诗歌公元前二二五五-二二○七书经虞舜虞载歌诗歌公元前二二五五-二二○七书经虞舜虞南风歌诗歌公元前二二五五-二二○七孔子家语虞舜虞卿云歌诗歌公元前二二五五-二二○七书经皋陶虞元首歌诗歌公元前二二五五-二二○七书经无名氏夏夏谚谚语公元前二二○五-一七六七孟子无名氏夏夏箴箴公元前二二○五-一七六七逸周书无名氏夏涂山歌歌公元前二二○五-一七六七吴越春秋太康夏五子之歌歌公元前二一八八-二一五九古文尚书·夏书无名氏夏刺桀歌歌公元前一八一八-一七六七刘向·新序无名氏夏桀代有唐歌歌公元前一八一八-一七六七伪归藏商汤商桑林祷雨辞辞公元前一七六六-一七五二荀子无名氏商汤誓誓公元前一七六六-一七五二尚书无名氏商盤铭铭公元前一七六六-一七五二尚书箕子商麦秀歌诗歌公元前一一一九史记伯夷商采薇歌诗歌公元前一一二二史记文学的产生与远古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换言之，文学与生俱来。"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如果从那些在劳动中发出的有节奏的"哼唷"呼声算起，可以说，从人类为了生存而开始从事繁重的劳动那一天起，就诞生了文学。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与人类同样古老。

远在文字产生以前，人类就有语言，有了语言就有文学，文学是最原始的也是最普通的一种艺术。在原始民族中，人们喜欢歌唱，喜欢说故事，喜欢戏拟人物的动作和姿态，这便是诗歌、小说和戏剧的起源。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最远古的歌谣、神话乃至《诗经》，最早都是口头传诵。文学大半是民众的集体创作，一首歌或是一篇故事先由一部分人唱始，一部分人随和，后来一传十，十传百，辗转相传，传播的人又发挥自己的才能把原文加以润色或增强，因此最早的文学作品是流动的，生生不息的，它的传播期就是它的生长和发展期，它的欣赏者也是它的创作者。这种文学作品最能表现一个社会的人生观感，因此，原始社会的文学就几乎等于它的文化，当时的历史、原始宗教等，都反映在它的诗歌、神话和传说里面。

原始的诗歌与人类的劳动生活紧密相连。对此，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曾作过如下的论述："在原始部落那里，每种劳动有自己的歌，歌的拍子总是十分精确地适应于这种劳动所特有的生产动作的节奏。。在所有这些场合下，歌的节奏总是严格地由生产过程的节奏决定的。不仅如此，生产过程的技术操作性质，对于伴随工作的歌的内容，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研究劳动、音乐和诗歌的相互关系，使毕歇尔得出这个结论："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上，劳动、音乐和诗歌是极其紧密地互相连系着的，然而这三位一体的基本的组成部分是劳动，其余的组成部分只具有从属的意义。""

原始人的最初的歌唱，正是后来有内容、有节奏、有韵律的诗歌赖以产生的基础。原始人在集体劳动中，为了整体动作的协调配合，必须按照一定的节奏调整各自的动作和发力，这就自然地发出一种呼声，以此作为整齐动作的信号。据《淮南子·道应训》记载：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对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岂无郑、卫激楚之音哉？然而不同者，不若此其宜也。""邪许"，意即今天所说的劳动号子，人们在从事必须集体协作的举重劳动时，彼此互相喝和，借以调整动作，这样既可同时发力，又可减轻疲劳，以提高劳动效率。最早的有节奏的诗歌，正是伴随着劳动中的这种呼声，因袭着这种呼声的旋律产生出来的。所以说："举重劝力之歌"就是我国最初诗歌的雏形。不言而喻，这样的歌吟并非有意识地创作，而是作为劳动的附属物在劳动中不自觉地产生的，但却由此发端产生了诗歌。这正如毕歇尔所说："劳动中身体动作如果做得有节奏，就会最有效而且最不易产生疲倦。。并且，人们在集体用手劳动时，须得有节奏地配合他们的动作，以便把这些动作有效地联系起来。有节奏的工作到了高度筋肉紧张时，他们就发出了哼哈哎哟的声音。原始人在这些声音上附加一些字，随后又在声音与声音的空隙中填些别的字，结果就有了诗歌。"

鲁迅在谈文学起源时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先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那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①。

鲁迅先生的论述明确、具体、通俗而又科学地说明了最初的文学样式--诗歌是由于劳动的需要而产生的。

（二）诗歌起源于宗教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诗歌不仅起于劳动，同时也起于宗教。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曾谈到："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接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

原始时代生产力与知识水平低下，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人们感到无能为力，对其产生了神秘感，从而形成对自然神的信仰。进入氏族公社后，远古先民又产生了祖先神的观念，神的信仰在人们的意识中占着支配地位。基于对神的崇拜，出现了原始宗教，而对神的赞美、祈祷所唱的韵语，便是原始歌谣的一种形态。把自然力神话，并借助想象企图解说它，就产生了神话；以歌舞等仪式来"沟通"人与神的联系的巫祝，也便是原始的文艺家。由此可见，原始文学与生产劳动和对神的崇拜观念以及宗教活动是密切相关的。

我国宗教意识的产生可以上溯到二万年以前的山顶洞人时期，但是对于艺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则是在图腾崇拜出现以后的事情。它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比较高级的仪式，兼有动植物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特点。图腾崇拜部族的成员自认为他们来自于图腾崇拜对象，并把它奉为祖先神兼保护神。他们认为有了图腾神的保佑，就会万事顺利，因此把部族的兴盛与图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便成为他们的宗教活动的重要内容。用诗歌来歌颂和赞美图腾崇拜对象是初民表达他们对于图腾祖先神的强烈感情的方式之一。然而仅用诗歌或舞蹈这一种形式当然不足以尽兴，不足以表现他们的狂热和虔诚，也不足以取悦于图腾神。于是，使诗歌舞三位一体成为现实。在这里，原始宗教以其巨大的力量不但影响了诗、歌、舞的内容，而且促进了它们的结合。"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乐记·乐象》）。如此，才能感动愉悦图腾神灵，达到愉神祈祷的目的。

（三）文学原始形态的性质--抒情从纯粹实际的功利目的出发，直接服务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是人类童年时代文学艺术的一个基本特征。正是"从有用的观点对待事物（当然也对待行为）的态度，是先于从审美快感的观点对待事物的态度的"①。因此，上古歌谣明显表现出是基于劳动生活的需要而产生，是原始人组织、协调劳动，鼓舞和激发劳动热情的一种手段，有着显明的直接的功利目的。正因为这样，上古歌谣往往表现为模仿和再现劳动生活的情景，其内容同原始人的劳动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也决定了文学的原始形态就其性质而言，多属于抒情。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其性质就是作者主观情绪与客观现实撞击而放出的火花，是主体的自主性反映，是求得心态平衡的方式，其本质是思想的，实体则是感情的。"文学的作用不外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就是文学"（胡适之语）。

关于文学起源的抒情作用，有关古籍论述极为精当：

①　普列汉诺夫：《艺术论》。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礼记·乐记》）。

"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礼记·乐记》）。"诗者，志之所言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

"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四）诗、歌、舞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原始文学的活动表现形式是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但这种重要的表现形式的形成是有过程的。"举重劝力之歌"是最初阶段的诗歌，它的调子有高低强弱的变化，所以音乐是必要的因素，因而诗与歌在劳动中同时出现，从起源上就是必然地结合着的，但它与舞蹈的结合却是在劳动以后的其他场合，并需要有其他的条件。因此，我们说最早的文学样式--原始歌谣是劳动、音乐和诗歌的结合，而后才逐步出现诗、歌、舞三位一体的形式。原始的音乐实际是劳动音响的再现，最初的乐器也可能都是原始的劳动工具。《尚书·舜典》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上述记载清楚地表明原始文学活动中诗歌、音乐与舞蹈的密切相联，同时，也反映了初民劳动、祭祀、生活的一体化。所谓"击石拊石"，是原始先民敲击石制的劳动工具来为舞蹈伴奏，"百兽"则是指戴着各种野兽面具或模拟某些野兽的动作而舞蹈的人们。

远古时代，祀神、祭天、大战前后、狩猎、耕种、大丰收之际必有歌舞，这是一种鼓舞人心、激励感情的艺术手段。三皇时葛天氏之乐的表演，最能说明"跳舞、音乐、诗是原始艺术的三位一体"：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吕氏春秋·古乐》）。

《载民》可能是歌咏祖先的由来，《玄鸟》可能是歌咏一种古老的传说；以下几阕则是歌咏草木五谷的生长，并涉及到天气、土壤等等。原始先民所歌的八阕，从内容上看是反映原始宗教，特别是有关原始农业生产过程的。从形式上看，则完全可看作是一种诗歌、音乐和舞蹈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演出。（五）举重劝力之歌--劳动歌--一般诗歌举重劝力之歌是我国最初的诗歌，在此基础上，在有节奏的劳动呼声中加上一些简单的语言而成的诗歌，就是所谓劳动歌的雏形，所加上的歌词一般只有几个字，内容是劳动临时所见顺口咏唱，起着组织和指挥劳动的作用。这种歌的内容随着劳动种类的不同而有相应的变化，后世的夯歌、舂歌、渔歌、樵歌、拉网歌、肯牵歌都是它的发展。

劳动歌的进一步发展，即是我国早期的一般诗歌。这种诗歌采取了劳动歌的形式，即在有一定节奏的感叹声中加上一定的语言而成。这种有节奏的感叹字词在我国古代诗文中尚留存很多，例如：兮、猗、吁、哦、譆、唉、呜乎、噫嘻等等。原始人正是用它们来表现喜、怒、哀、乐、惊、惧等各种情绪的。这类感叹是一定情绪的不自觉的发泄，而所加上的实字则是对这种情绪的明确的形容或表达。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中曾说："只有带这类感叹虚字的句子以及由同样句子组成的篇章，才合乎最原始的歌的性质。因为按句法发展的程序说，带有感叹字的句子应当是由那感叹字滋长而来的。。最初是一个"兮"字，然后才在前面加上实字。"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带有感叹虚字的句子以及由此类句子组成的篇章，从而才达到借以抒发感情的目的。

在早期的一般诗歌的题材中，"自然美"在这些诗中很少见，更不要说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这是因为在人们的自我意识和审美观念都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时候，客观世界尽管丰富多彩，但为人们所注意的东西却很少，原始诗歌的内容因而也就被局限于人们的直接生活范围之内，往往是模仿和再现劳动生活的情景，传播劳动生活的经验，抒发劳动生活的感受。内容不仅有表现劳动生活的，而且增加了祭祀、祈祷、祝颂的诗歌。这是因为，原始宗教自产生的那一天起，便作为最具有权威性的精神统治力量而主宰着人们的灵魂，原始诗歌也一直处于它的强大影响之下，其内容多少总与宗教观念有关。这种情况，直到原始社会末期才发生变化，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诗歌也渐渐地突破了宗教的藩篱，注意力从"神"转移到人身上，从而为诗歌增添了与宗教无关的全新的内容。其中，尤以表现个体家庭为基础的两性之间的爱情和婚姻的内容最为突出，使诗歌从原始宗教的神殿和祭坛开始走向世俗和人间。

三、原始歌谣--中国文学最早的源头（一）从谣谚到诗歌如所周知，中国诗歌的产生及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曾这样论述过谣谚与诗歌的关系："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谣、谚二体，皆为韵语。"谣"训"徒歌"，歌者永言之谓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也。"早在语言产生之前的"杭育杭育"声，就已是诗歌的萌芽了，它是"孕而未化的语言"①。这种含浑不清的声音，为语言所代替之后，一种新的艺术语言便产生了，这就是谣谚。

"谣"就是原始的"歌"，它不需要伴奏，只是随意唱出的韵语，《尔雅·释乐》："徒歌谓之谣。"

"谚"与"谣"不同，它是一种口耳相传的语言，是生活经验的结晶，《说文》："谚，传言也"。既然是"传言"，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而"谣"是一时所唱的，有时间的局限，所咏的事情，所表达的感情都有具体的内容。"谣或谚"大都是有韵的短语，"谣"中含情，"谚"中隐理。

"有谣谚，然后有诗歌"，歌是谣的发展，诗是谚的演进。最初的"诗"、"歌"是有区别的，歌的特点在声调上，《说文》："歌，咏也"，这是人类抒发感情最直接的手段。诗是继承了"谚"语记诵的传统发展起来的，因此，古人说诗就是"志"，《尚书·舜典》便云："诗言志"。

所谓"志"就是"记"的意思，《晋语》注："志，记也。"记事于心就是"志"，发之于言就是"诗"。《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由此推之，原始的诗，当是以记物、记事为功能，以帮助记忆为宗旨的一种有韵、有节奏感的艺术语言。歌的职能在抒情，诗的职能在记事；歌重在表现主观，诗重在再现客观。但诗与歌有时也不是截然可分的，所以有时也混言之曰："诗歌"。

（二）古歌溯源追溯了诗的原始发端之后，我们再去探求原始的诗苑。

原始氏族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歌声一直伴随着原始先民的劳动和奋斗。这些原始歌谣标志着我国诗歌的起源，它们是原始社会人类的集体口头创作，并在人们口头代代相传。原始诗歌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最早的"举重劝力之歌"，到以表现劳动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劳动歌，再到由劳动歌而发展的一般的诗歌。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古老的歌谣大部分湮没无闻了，我们现在已难看到它们的原貌。在一些古籍中，记载有神农、黄帝、尧、舜时代的歌谣，这些作品多经后人改窜，真伪难辨，不可尽信。但在某些古籍中也有较为质朴的歌谣，从其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上看，比较接近原始的形态。传说的先民之歌，对于我们认识文学的最早形式，都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1。黄帝时代歌谣

①　闻一多：《神话与诗、歌与诗》。

（1）有明显功利目的的劳动歌这是传说最古的先民之歌，远古文学在传说中，如传伏羲氏有《驾辩曲》（《楚辞·王逸注》），《纲罟歌》（见《隋唐乐志》，《夏侯玄·辨乐论》，《元结·补乐》）以上是传说中最古的诗歌。

次为葛天氏的《八阕歌》，神农氏的《扶持歌》（见《孝经·钩命诀》），《丰年歌》（《夏侯玄·辨乐论》），这些古歌仅传曲名而文已佚。内容表现远古人民渔猎农牧生活的创立状况。

（2）原始宗教统治下的祭祀歌原始宗教出现以后，对于诗歌内容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诗中除了表现图腾崇拜观念以外，那种以征服自然力的热情和幻想为基础的巫术观念也给原始诗歌带来了新的内容，如《礼记·郊特牲》载，伊耆氏作《蜡辞》，用于祈祷祭祀。唐孔颖达疏：伊耆氏即神农氏。陆德民释文又谓伊耆氏即尧帝。刘勰说："昔伊耆氏始蜡，以祭八神"（《文心雕龙》）。蜡，是年终祭神的祝祷词，表示农人心理与希望，在文体上又为祝文之始。

蜡辞　伊耆氏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这首歌谣可能是产生在农业和畜牧业分工以后，即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过渡时期，是农耕时代祈求丰年的宗教礼仪的唱词。当时，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水灾、虫灾给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威胁，人们渴望支配大自然，战胜这些自然灾害，在原始宗教意识的支配下，他们想以这种咒语来使土、水、昆虫和草木等按照人的意志行事，使希望变为现实。这首具有"感应巫术"特点的诗歌反映了人们控制大自然的愿望，在当时这虽然只是一种幻想，但在客观上却增强了原始人改造客观世界的信心。

（3）各类短歌在传说中，到黄帝之时诗歌渐多。如《水经注》载有《渡漳歌》，据说是黄帝大战蚩尤时，大军追击到了漳河畔，士兵无法渡河，黄帝便命伶伦制作此歌，由于其节奏雄壮，振奋了士气，大军很快渡过漳河，击败了蚩尤。这首歌当作为军歌的最古者。

《汉书·礼乐志》载有黄帝使岐伯作短篇《饶歌》，用以扬德建武，劝士讽敌。

《归藏·启筮》载有黄帝所作《棢鼓之曲》十章：一曰雷震驚，二曰猛虎骇，三曰鸷鸟击，四曰龙媒蹀，五曰灵夔吼，六曰雕鹗争，七曰壮士夺志，八曰熊羆哮峪，九曰石荡崖，十曰波■壑。这首歌传为黄帝所作，属军歌战歌之类。

此外，尚有传说黄帝时代的《金人铭》（见《说苑·敬慎》篇）、《祝邪文》（见《文心雕龙》）后世多指为伪讬。

《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说上古时代之孝子，为了不忍看到他死去父母的尸体被禽兽所吃，于是断竹作弹弓来守护，免为禽兽所食。这是最古之乐曲，也是最早的挽歌。名为《弹歌》，又名《断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①。

这虽是古之传说，但从其内容和形式看，应为一首原始猎歌。它反映的

①　"宍"，古"肉"字，指禽兽。

是渔猎时代原始人的劳动生活，描写了他们制造狩猎工具和追捕猎物的整个劳动过程。这首诗两字一句，每句写一个动作，虽然简短，但质朴而又自然。2。唐尧时代歌谣唐尧时代的文学作品，传说是尧所作，有《尧戒》一篇，《淮南子·人间训》记为：战战慄慄，日僅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

除了《尧戒》之外，唐尧时代还有两支最著名的民歌，一支是《击壤歌》，一支是《康衢童谣》。

《击壤歌》见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载，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①！

《康衢童谣》是据列子仲尼篇所记，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与不治，与百姓愿戴与否，乃微服遊于康衢，闻儿童谣说：玄我蒸民，莫匪尔极。不知不识，顺帝之则②。

这些古歌都反映的是帝尧德治无为，顺天化民的自足乐化生活，以及其宽仁博大的情怀，不用心智，即有一片升平自由景象。

3。虞舜时代歌谣唐尧以后的诗歌，较有信史可凭。已有君臣相唱和之作。据《虞书》所载，舜曾作《股肱歌》、《载歌》、《卿云歌》，皋陶作《元首歌》。

又据《孔子家语》、《尸子》所称，舜又作《南风歌》，谱于五弦琴而歌唱。舜、皋陶作诗歌未必属实，但我们可以从这些古歌中看到上世淳朴之风。如：卿云歌卿云爛兮，■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载歌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顺经，万性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贤善，莫不咸听。鼚乎鼓之，轩乎舞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

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元首歌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4。《周易》中的古老歌谣除了以上介绍的之外，在《周易》中也保存了一些古老的歌谣，从思想内容和形式上看，有的可能传自上古，我们从中还能够看见一些早期诗歌原来的面貌。如：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中孚·六三》）

这是战争中的歌。意思是战胜了敌人，有的击鼓乘胜追击，有的力竭疲倦，有的悲而流泪，有的欢快而歌唱。

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明夷·初九》）

①　《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

②　《列子·仲尼篇》。

这表现的是处于黑暗之世，明德之人被伤，不得不逃避远走，又怕暴露自己的行迹，不敢展翅翱翔，只能收敛其翅膀低飞，急于逃难没有时间顾及饮食的情景。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糜之。（《中孚·九二》）

意思是鸣叫的鹤儿在树荫，它的对偶以应声和之。我有美酒在杯中，与你共饮之。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欢聚共饮。

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困》·六三）

意思是一个犯罪的人被绑在嘉石上，以后又把他关在有蒺藜的监狱里，让他坐在蒺藜上，刑满后被释放，回到家里，他的妻子却不见了。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艮》卦卦辞）

艮卦讲的是注意保护身体，这卦辞意思是有人只注意背部而不保护全身，即只顾局部而不顾整体，这样造成的恶果是被迫离家，走进他的庭院，见不到人。

《周易》中采用的诗句，往往是远在爻辞之前就流传下来的，如（《旅卦·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

这是殷王子亥仆牛的故事，当是周人克商以前早就流传的了。意思是殷王子亥曾在狄族旅居，畜牧过牛羊，但王亥行淫享乐，狄族的国君绵臣把王亥杀了，而且取了他的牛。鸟焚其巢，比喻王亥先行淫享乐，后遭杀身之祸。《周易》爻辞里所见的诗歌形式，一般还多用单纯的二字节奏，如（《屯卦·六二》），（《屯卦·上六》）：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意思是讲男女婚姻的困难，女子常遭抢夺被迫成婚，她们心情悲痛，泪流不止。

再如（《贲卦·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意思是结婚那天新郎及陪同人员一起骑上各种颜色的马到女方家去迎亲。

以上《周易》中的爻辞都还保持了两字节奏的原始形式。

5。走向世俗和人间的原始情歌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私有制的萌芽，我国社会出现了第一次重大转折--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伴随社会制度的变革，诗歌艺术也经历了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由原始诗歌转向阶级社会诗歌。这个时期诗歌的明显特点是在悄悄摆脱原始宗教的影响，努力面向现实，内容有所扩大，主要是两性间的社会关系和有关的思想感情，使诗歌逐渐走向"人间"，当然，这种表现不是通过普通人，而是附着在传说中的历史人物身上。

如《吕氏春秋·音初》：禹行动，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候人兮猗！"是一首完整的表现夫妻相思之情的地道的情歌，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是最古老的一首情歌。禹与涂山氏女有一段爱情婚姻关系，二人成婚之后，禹便离家治水，一去数年，引起了涂山氏女的无限思念。"候人"即等待和盼望丈夫之意。《候人歌》是涂山氏女内心的直接表白，通过这自白的反复咏唱表现出涂山氏女候禹不至而引起的缠绵的思绪和焦灼的心情。"兮"、"猗"，两个感叹词连用所造成的强烈感叹语气增强了它的表现力量，一唱三叹，余音袅袅，使人感动至深。

《候人歌》的内容与大禹时代的社会生活性质完全合拍，其作为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一首诗歌，以情人间的相思鲜明地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在诗歌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上，《候人歌》第一个触及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文艺的最重要的对象，预示了文学中反映人与人关系的来临。

（三）原始歌谣的思想内容、表现方式及其特点从上述史前短歌的介绍中，特别是从比较可信的然而是不多的上古歌谣中，我们可以知道上古歌谣内容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对劳动生活的描绘和歌颂；一种是带有原始宗教意识的类似咒语的短歌；第三种是原始情歌。原始诗歌的表现方式主要为：其一、主观世界的表白，"直言其情"，或叫"直抒胸臆"，即将情态、怀抱、心理、愿望等内心活动和内心状态用陈述性的语言直接说出。具体可分为二：一种是对既成事实所引起的感情的直言，《候人歌》即属此类。另一种是对希望出现的某种事实的内心愿望的直言，如《蜡辞》。其二、客观世界的表述，即"直言其事"，这是原始诗歌的另一种重要表现方式。葛天氏《八阕》乐歌即是。它以原始诗歌的形式记叙和歌颂了秦民创业开国的历史；咏唱秦民的图腾祖先神；咏唱秦民开创业绩的艰苦奋斗过程；反映秦民的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所以，有人说这是一首秦民族的"史诗"。前面已谈到的《弹歌》即是当时先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原始诗歌的歌词十分简单，篇幅短小，语音短促，一般只有几句，有的甚至只有一句；多为二言或以二言为主，概括力较强，风格质朴自然。

尽管如此，原始诗歌毕竟是人类幼稚期的产物，它在诗中的意义和作用是有限的，与后代诗歌的歌词的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原始诗歌的诗、歌、舞密切结合，三位一体地表情达意方式，三者结合，"言志，咏声，动容"，充分表达了当时人们的情感。使它仍具有很强的鼓动力量，并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这一点与它通常是通过歌词和感叹词语的音调变化来抒发主观情怀，以无限的反复来增加其表现力量不无关系。

由于上古歌谣产生于文字出现之前，是集体创作的产物，又是通过口耳相传、世代传播而保存下来。因此，上古歌谣除了它的集体属性之外，还有口头性特点。同时，其音乐、舞蹈、诗歌几方面的结合又使其具有综合性的特征，这就使我们透过原始歌谣不仅看到了原始先民的整个劳动和生活，同时也看到了其精神面貌。可以说，上古歌谣是远古先民情感最早的最真实的宣泄。

阅读研究上古歌谣，我们可以发现原始先民的可贵的艺术创造力，他们的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上古歌谣的口头性、集体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大多保留在后世的民间文学之中，而诗歌、音乐、舞蹈密切结合的表演特点对后来的乐府诗、词、曲等文艺形式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四、中国古代神话--一个梦幻的世界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也是上古人民最重要的作品，是人类知识百科特别是文学的源头。神话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人们的钟爱，并产生着深广的影响。

神话是"神们的故事"，是童年的人类运用神的观念对客观世界思考、想象的结果。或者说是对于幻想的描述，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被想象形象化、人格化的神话内容绝不是远古先民纯意识的心理活动，而是客观现实和生存实践的反映，反映出原始人类希冀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因而，任何神话总是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换句话说，神话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态本身。

（一）中国古代神话的产生、起源与发展1。中国古代神话的产生神话产生在生产力和人们的认识能力都十分低下的原始时代，那时人类的意识开始发展，但思维能力极为简单，原始人对自然界和自然现象以及人类自身无法进行科学的理解和解释，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狭隘的生活体验加以想象和幻想，因而认为自然界也像人一样有意志、有性格、有感情，日、月、风、雨、雷、电，都有神在主宰着。这样，就在原始人头脑中形成了自然神的观念。如人们要解释宇宙万物的起源，就幻想出一位开辟大神女娲，女娲不仅是世界的创造者，而且是人类万物的始祖。人们要解释日月西行、江河东去的现象，就幻想出"共工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故事，以此说明日月西行、江河东去的现象。从这些神话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原始人对周围世界及其自身的幼稚的认识和虚妄的想象，当然，也可以理解这正是原始人对其周围世界和他们自身的奥秘的某些探索。不言而喻，原始人所创造的这些神以及各种神的威力，只不过是还没有被人们认识的各种自然威力在人们头脑中所引起的幼稚的幻想而已，是原始人通过幻想把各种各样的自然力加以形象化、人格化的产物。上古神话中还有一些描写英雄神的故事，这些英雄神的产生同样也是原始人幻想的产物。当时，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无法战胜强大的自然力给人们带来的各种灾害，于是人们就幻想创造出具有超人能力的英雄神，这些英雄神既是率领他们去战胜自然和征服自然的领袖，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和朋友。事实上，这些在人们想象和幻想中产生的英雄神往往就是本部族中出现过的某些智慧和才能出众的曾率领本部族人创造过英雄业绩的一些人物。对此，高尔基有过如下的论述："完全可以这样认定，古代"著名"的人物乃是创造神的原料。。在原始人的观念中，神并非一种抽象的概念，一种幻想的东西，而是持有某种劳动工具的十分现实的人物。神是某种手艺的能手，是人们的师傅和同行。神是劳动成绩的艺术概括，劳动群众的"宗教的"思想也应该加上引号，因为这是一种纯粹艺术的创作。神话的创造把人们的能力加以理想化，同时好象预先感到强大的发展，因而它是有现实基础的。"①由此可见，这类神话故事的产生一方面是人类某些劳动经验和智慧的概括与集中，表现了原始人对自己所积累的劳动经验和智慧的歌颂；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们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和信心。

此外，上古神话中还有一类关于异人异物的故事，反映了原始人对克服某些自然障碍、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向往。如羽民国的人生而有翅膀，能在天上自由飞翔；奇肱国的人手臂极长而又灵巧，他们会造一种飞车，能够驾风运行，没有奔走的劳苦；龙伯国的人都是巨人，他们一步就能跨山越海。这类神话中的异人异物，是原始人通过对某些自然物的观察，在突破自然障碍、谋求较高的生存条件的渴望下创造出来的。

在原始社会，人们凭借自身狭隘的生活体验，通过想象和幻想，创造出人格化的神的形象，并且按照他们幼稚的思考，创作出神们的故事，以解释自然现象，征服和支配自然力。这些故事在古代人民的口头广泛流传，后世称之为神话。一般讲来，神话乃是自然现象、原始人与自然的斗争的反映，以及社会生活在广泛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因之，高尔基在谈到神话的本质时又说："我很希望大家更深刻地了解它们的基本意思。这个意思归结起来是：古代劳动者渴望减轻自己的劳动，提高劳动效率，防御四脚和两脚的敌人，以及用语言的力量，即用"咒文"和"咒语"的手段来影响自发的人的自然现象。"①2。中国古代神话的起源（1）中国古代神话出现的客观根源中国古代神话出现的客观根源是上古人民的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上古人民的现实生活首先是生产劳动，因为生产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也是上古神话出现的第一个根源。其次是生育繁殖，生育繁殖是整个人类生活的又一个基本条件，也是上古神话出现的又一个根源。再次是社会斗争，人类社会充满了各种斗争，包括人类与大自然的斗争。所有这些都共同维系着人类的生存，促进着人类的发展与繁衍。如前所述，上古人民生活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远古蒙昧时期，面对天地万物和变化多端的自然现象，他们感到神奇莫测，不能理解，于是通过想象和幻想，创造出人格化的神的形象，以解释自然现象。面对艰难困苦的生活、劳动，他们渴望战胜自然，需要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要求。

这一时期，人类本身的意识和语言的发展也为上古神话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生产劳动使人们有了发达的大脑与发音器官，于是有了语言，有了神话这种语言艺术。上古神话产生的时代，人类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语言发展高潮，这个高潮同时带来了上古神话。古代神话是全民口头传承的原始文化，随着人类语言的发展，神话也在不断地发展。与此同时，那些与上古人民的生产劳动有直接关系的自然事物，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成为上古神话描述的对象。

上古人民所处时代及其生活现实产生了上古神话，也决定了上古神话的性质具有不自觉的艺术性；决定了上古神话的内容是当时人们的全部社会生

①　高尔基：《论文学·苏联的文学》。

①　高尔基：《论文学·苏联的文学》。

活；上古人民在与自然斗争中所表现的伟大精神，决定了上古神话的繁富多采及上古神话的崇高美。

（2）中国古代神话出现的主观根源上古神话是上古人民特定的生理、心理活动。

哲学家休谟说："人类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认为所有存在物都像他们自己一样，于是他们就把自己意识到的亲密而又熟悉的特质转嫁到所有的对象上。"①由于上古人民相信其他万物跟人一样，于是出现了"人化物论"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世界似乎是有灵性的，万物似乎是那些与他们本身一样的生物。基于这种思想，通过想象和联想，创造了最早的神话--"人化物神话"。如最初的图腾神话，图腾是能生人的自然物，即人化物，如玄鸟生商。

在上古神话中有许多异人异物神话，这种神话产生的心理基础是上古人民的喜欢探奇和爱好故事的心理。初民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极为有限，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探讨奇妙的世界，这种探讨包括讲述自己的、别人的事迹。在讲与听中，人们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生理上的快感。

上古神话产生的另一种主观根源是人的生理、心理活动现象--做梦。

当时，人们不明白梦的根由，在梦中自己往往进行着种种稀奇古怪的活动，而躯体却躺着未动。因此，他们认为自身的思维与感觉并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东西--灵魂在活动。在他们的意识中，灵魂是主司着人的生命，操纵着人的活动，行动自由、变化不定、见不到摸不着的东西，然而却又实际地活生生地存在着。

原始人确信人有灵魂，而且深信灵魂不灭。这时的人类对于自己的身体构造还一无所知，由于梦境的刺激产生了一种表象，于是便认为他们的思维和感觉并不是他们身体的一种活动，而是人生时居于体内，死后离开身体的一个独特的灵魂的活动，进而产生了"灵魂不灭"、"人死曰鬼"的观念。他们认为除了人的世界，还有一个鬼的世界，即阴间冥界。人的灵魂既然不死，所以人的肉体死亡了，灵魂还可以化为其他生物。这就是幻化神话产生的认识根源。由此出发，揣度万物，他们同样认为万物有其灵魂主宰，于是，他们把自然现象看成一些有主宰、有意识的行为。这就是万物有灵论的起源。万物有灵观念是最原始的宗教观念之一，也是原始宗教的精神支柱。

在"万物有灵论"的基础上，上古人民创作出了"灵化万物神话"，即鬼话和神。他们坚信"彼世的人也像现世的人一样直接出现。"在原始人心目中，神与鬼相比，神比鬼更加神通广大，而且还能治鬼。因此，他们更加崇拜神，创作了"神化万物神话"。

综上所述，可以说上古人民的现实生活与生理、心理活动蕴育了上古神话--人类的第一份精神财富。

（3）中国古代神话起源的时期关于上古神话起源的时期，至今学术界尚未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一般说来上古神话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主要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但它的发展演变，却贯穿在见诸文字之前的整个历史时期。

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由于人类的生产水平十分低下，生活十分简单、贫困，人们的思维相对来说还很不发达，还缺乏正确认识自己与客观世界的

①　泰勒：《原始文化》第一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4　页。

能力，尽管他们在行动上时刻与大自然斗争着，却想不到要借助于某种有力的意识形态，来帮助自己克敌制胜。因此，这一时期不会也不可能创作出神话。

人类进入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即"新人"时期，原始人使用的生产工具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他们学会了人工取火，劳动技能大大增强，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母系氏族公社，有了明确的分工，人们的思维意识得到迅速发展，语言也开始发达起来了。他们开始关注自身生存的社会和自然界，并以想象和幻想解释对他们来说难以理喻的一切现象。

新石器时代，是神话发生、发展的重要时期。8000年前的神州大地上，新石器文化就已出现，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新石器文化已经成熟。新石器时代产生了新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也逐步形成了一套新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能力。新石器文化的集体性质十分明显，集体意识的增强，体现了社会组织的发展，这是新石器文化的重要特征。而各种神话的产生正是某种集体意识的表现。上古神话大抵是整个新石器时代里集体生活不断强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和人类语言的发展，不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基石，同时，也保证了知识积累的连续性，为知识（包括神话）的累代继承、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性。

3。中国古代神话的发展上古神话是有史以来寿命最长的文学作品，从其产生直到阶级社会前期，前后经历了数万年，始终不断地发展。

上古神话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①（1）自然性神话阶段这是上古神话的幼年时代或称发韧期，即自然性神话阶段，这些神话以描述自然现象为主，也可称为认识自然的神话。这时的神话一般是简单的，略带夸张，稍有怪异性。思想内容单一，人物形象平板，描写的人物主要是自然神。

原始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最早创作的神话是以自然现象为主要描述内容的，创造了原始的自然神形象，从而开始了自然崇拜。

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曾说过："自然界的变化，尤其是那些最能激起人的依赖感的现象中的变化，乃是使人觉得自然是一个有人性的、有意志的实体而虔诚地加以崇拜的原因。如果太阳老是待在天上不动，它就不会在人们心中燃起宗教热情的火焰。只有太阳从人眼中消失，把黑夜的恐怖带到人的头上，然后又再度在天上出现，人这才会向太阳跪下，对于它的出乎意料的归来感到喜悦，为这喜悦所征服。所以佛罗里达的古代阿巴拉文人当太阳出山落山的时候，唱着颂歌向太阳致敬，同时祈求它准时回来，使他们能够享受它的光明。。唯有自然的变易才使人变得不安定，变得谦卑，变得虔敬。"②自然崇拜是人类在自然面前无能的表现，也是人类欲望的反映，人类一方面恐惧自然，一方面求生的欲望又使他们做着控制自然的幻想，进行着宗教活动，并由此产生了自然性神话。

旧石器时代晚期，母系氏族公社不大，社会生活很简单，人们互相往来很少，无力对大自然实行重大的加工、改造，人们最关心的是决定他们命运

①　刘城淮：《中国上古神话通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版。

的自然现象，他们极想凭借神话探究自然现象的来龙去脉。因此，当时人们所创作的神话，主要是自然性神话。

上古人民认为自己是某种自然物的子孙，他们给某种自然物以神秘性、神圣性，从而产生了图腾崇拜，图腾成了一种不可侵犯的维系氏族成员的威力。在氏族成员的心中，图腾神能给本氏族以力量和兴旺，能够保佑本氏族成员的安全，成为本氏族的监护神。这一时期，充当图腾的全是自然物，主要是动物或植物。由此不难想见，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最注重、最关切的是自然现象，因此，当时神话中反映的也多是自然现象，自然性神话自然也就成了当时神话的主体。

（2）自然社会性神话阶段这是上古神话发展的壮年期，或称为鼎盛期，即为自然社会性神话阶段。这是以描述人类与大自然的斗争为主的神话，或称之为征服自然的神话。这些神话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代替了自然性神话，成了神话的骨干。

这是神话发展的最充实时期，这时的神话相当夸张、神异，作品思想内容浑厚，故事情节复杂，人物形象丰满，特别是英雄神的描写极为突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至中期，生产水平相对提高，人们学会了种植耕作，过着农业定居生活，原始手工业形成了，制陶业也发达起来，人们不再仅仅消极地仰赖天然产物，开始积极地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大自然对人类的统治已不是绝对的了。同时，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复杂，社会分工更加深化、扩大。这时，个人在生活、斗争中的作用愈来愈突出，同时，随着人口的增多，人们之间交往日益频繁，关系日益密切，人们征服自然的信心增强了，眼光不再只重视大自然本身，而更重视人与大自然的斗争，人们更敬仰那些勇于和善于向大自然斗争的人。因此，产生了征服自然神话。

在征服自然神话中，人们力图反映自己与大自然的激烈斗争，表达自己战胜大自然的决心和愿望。这些神话表现了人们在改造自然中的悲壮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最终会取得胜利的无穷力量和信心，从而显示出人类本身的伟大和崇高。虽然这些征服自然的神话故事许多常是悲剧性的或带有悲剧色彩的，但其向人们展示的绝不只是苦难、恐怖和死亡，而是通过"悲"反射出美，通过"苦难"显示出崇高，通过"毁灭"展示出希望，从而歌颂光明，鞭挞黑暗，扫除污秽，预见未来。这些征服自然的神话，庄严而不恐怖，悲壮而不悲哀，它展示给我们的是最终会取得胜利的信心，是通过死亡来换取光明未来的极为可贵的乐观主义精神。

征服自然神话接替自然性神话，表现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人们从图腾崇拜转向祖先崇拜。图腾崇拜走向衰微，代之而起的是祖先崇拜，这种变化，反映出人们心目中，大自然的权威下降，人类自身的权威上升；感到了自身的强大力量，看重人的崇高价值。这时人们往往把集体的美德集中在某位英雄身上，尊崇他为本族的祖先，祈求他们保佑。

（3）社会性神话阶段这是神话发展的老年期，或称为成熟期，即社会性神话阶段，这时的神话以描述社会的生活、斗争为主。作品思想内容深广，故事情节丰富、夸张、神异，人物形象立体化，英雄之神更多，自然神地位进一步削弱，塑造的英雄形象神性有所减弱，人性有所增强，且已出现了系列之作。这些神话主要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阶级社会早期（夏、商时期）。

这一时期的生产力有了新的提高，农业大大发展，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开来，特别是铜器的炼制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飞跃，社会由史前时期迈进了文明时期，人类驾驭大自然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增强。

这时的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社会斗争日渐剧烈，社会关系发生变革，私有制的出现，使社会转入了奴隶制，出现了两个对立的阶级，团结友爱的共同生活被尖锐的阶级斗争所代替，各部落联盟为了争夺土地、奴隶和财富，经常地进行战争。人们已不仅只是关心从事生产劳动，文化生活也丰富起来。社会的生活和斗争成了人们活动的中心。因此，社会性神话就被人们当作主要的内容来创作了。人们企盼利用社会性神话，达到支配社会的目的。

在社会性神话阶段，图腾崇拜已渐消失，祖先崇拜兴盛起来。在人们的思想中，祖先神享有了最大的权威。在奴隶社会、最高奴隶主的祖先神，升为了至高无上的上帝，他们是人们祭祀的主要对象。因此，当时神话创作的主要对象是人神，最重要的题材是社会的生活和斗争。

上古时代的末期，即是社会性神话发展的末期，上古神话开始衰微。这时人类的意识已趋于成熟，人们的生产、斗争、生活与思维都前进了一步，神话开始脱去神秘的粉脂，逐渐历史化，因而上古神话的创作日益减少，并随着上古时期的结束而消亡。

综观上古神话发展的概貌，我们可以看到，当上古人民缺乏力量去深入认识与有力制服大自然的时候，他们是大自然的奴隶，这时，神话主要表现的是自然现象。当上古人民的力量增强，开始初步地了解与战胜大自然的时候，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大自然的主人，于是，神话主要表现的是人与大自然的斗争；而当上古时代主要矛盾表现为人与社会的联系与斗争时，则神话主要体现的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斗争了。需要指出的是上古神话在人们的代代相传之中，不断发生变化，今天我们已很难见到它的原型了。

（二）中国古代神话的主要内容1。创世神话在上古神话中，人们对于世界的产生和人类起源的探索和解释，构成了创世神话的基本主题。天地是如何开辟的？万物是怎样生成的？人类是从哪里来的？总之，世界是怎样产生的？这个最原始、最基本也最重大的问题，是人类意识发展处于开始阶段的原始人思考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因之，创世神话也就成为了所有神话中最普遍的主题。

整个创世神话，其形成的时间十分长久，囊括的范围也十分广泛，正因为如此，它包含的意蕴也十分丰厚。创世神话是自然性神话的一个总结，上古人民对种种自然现象的探求认识，大都概括于其中了。无论是天地浑沌、盘古首生、宇宙开辟的神话，还是女娲造人、炼石补天的神话，都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对宇宙的开端及人类的诞生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探索和解释。这些神话特色鲜明，动人心魄。

创世神话中最著名的是"开天辟地"和"人类起源"的神话。

上古人民在创作了若干个别自然物、自然现象的推原神话以后，进一步对综合性问题发生了兴趣，大胆地、幻想式地对自然给予总体性的解释，诸如宇宙开创、人类发端这样一些重大课题的探寻，这种努力的结果，便是"开辟神话"和"人类起源神话"的产生。

在我国五岭南北的瑶、苗、侗、黎等少数民族中，一直流传着"槃瓠"

的传说，奉"槃瓠"为他们的祖先，以后"槃瓠"二字音转为"盘古"。"盘古"在南方神话中，是担负着开天辟地的重任角色。三国时期，流传于南方的神话开始为长江流域的文人所知，吴人徐整吸取南方"盘古"传说，写作了"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

《太平御览》卷二所引徐整《三五历纪》有关"盘古开天地"的故事如下：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

这则神话大意为：上古时候，天和地混混沌沌结成一团，像个大鸡蛋，盘古就生长在这当中。经过一万八千年，天地分割，属于"阳"的清而轻的物事上升成为天，属于"阴"的重而浊的物事下降成为地。盘古在天和地当中，一天变化多次，智慧超过天，能力超过地。天每天增高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的身子也每天伸长一丈。这样又经过了一万八千年，天的高度极高了，地的深度极深了，盘古的身量也极长了。。所以天和地的距离是九万里。

以后，明人周游在所著《开辟衍绎》第一回"盘古氏开天辟地"中，进一步完成开天辟地的故事：盘古将身一伸，天即渐高，地便坠下。而天地更有相连者，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分，二气升降，清者上为天，浊者下为地，自此而混茫开矣。这个故事所表现的"劳动创造世界"的壮丽情景，丰富了徐整所记载加工的开辟神话。除《三五历纪》外，徐整还写了《五运历年记》，其中颇有价值的一段，由清人马骕撰写的《绎史》引用如下：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肤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这则神话大意为：天地开辟时诞生的盘古，临到他将死的时候，周身突然发生了大的变化。他呼出的气成了风和雨，发出的声音成了轰轰的雷霆，他的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月亮，四肢五体变成大地四极和五岳名山，他的血液变成江河，他的筋脉变成山川道路，他的肌肤变成田土，他的头发和髭须变成天上的星星，他的皮肤上的汗毛变成了草和树木，牙齿和骨头变成了矿物和岩石，流的汗变成了能润泽万物的雨，就是寄生在他身上的各种小虫豸，受到了风的吹拂，也都纷纷变成了生活在大地上的黎民百姓。

这就在"盘古开天辟地"的基础上，进而引伸出山川田土、日月星辰、雨露甘霖、金石珠玉的成因--他们都是盘古身体的某一部分转化而成，连人类也是盘古身上的虫子演变的。

盘古开天辟地，造化万物的神话，虽然流传较晚，并经过文人多次加工，但它毕竟依托于南部上古神话，具有较为质朴的风格，而且，其气魄之宏伟，想象之纵横，使之当之无愧地登上了中国开辟神话的宝座，在整个中国神话系统中占据崇高的地位。

与"开辟神话"紧密相连的是人类起源神话。在中国古代，关于人类起源，有多种神话传说。诸如《五运历年记》中说，人类的起源是由盘古身上的虫子所变：《述异记》说，"盘古夫妻，阴阳之始也"，把天地开辟者盘古及其妻子，说成是人类的始祖。此外，还有"诸神共创"说，等等。

但是在人类起源神话中，真正影响深远的却不是上述诸说，而是"女娲造人"的故事。

"女娲"见于《楚辞·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关于女娲的形象，东汉人王逸在《楚辞·天问》注中是这样描写的："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据传女娲完成了两项伟业--"造人"和"补天"。

《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汉代人应劭所著《风俗通义》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凡庸者，引絙人也。

这则神话告诉我们，当天地初开的时候，大地上还没有人类，大神女娲用手抟了黄色泥土来创造人类。她工作忙碌极了，以致力量远远不能供应需要。于是她便去拿了一条绳子来，伸引在泥浆当中，举起绳来这么一挥洒，泥点溅落的地方，也都变成了一个个的活人。后来人们说，富贵的人，就是女娲抟黄土造的人；贫贱的人，就是女娲引绳在泥浆中泥点溅落变的人。综观"女娲造人"的神话，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人类的创造者是一位女性，这是史前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女娲作为造人之神，声望崇高，她是中国神话系统中一位智能高强的神性女英雄，她不仅是人类创造之神，而且据史料《风俗通义》、《山海经》、《世本》等记，女娲又是婚姻之神，创神之神和音乐之神，是人类的始祖。从女娲的事迹看来，她很可能是中国最古老的开天辟地之神，是世界万物的化育者。从"女娲造人"的神话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这则神话，经后世文人整理已明显地加入了阶级社会的思想意识，掺入了封建等级观念和宿命论的成分。

在中国神话系统里，女娲不仅是人类的始祖神，而且是修整天地的大神，她创造了人类，又努力给人类提供一个尽可能美好的生活环境，为此，在"造人"之外，女娲还建立了另一项勋业--"补天"。

女娲补天的故事，记载最详的是《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同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这则神话讲的是，上古时候，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天穹的四边忽然毁坏了，九州大地也忽然裂开了；使得天不能遍盖万物，地也不能普载万物。这时熊熊的大火燃烧不灭，浩浩的洪水奔流不息；猛兽从山林里奔跑出来，吞噬善良的人民；鸷鸟翱翔在天空中，攫食老者和弱者。于是女娲熔炼了五色石子去补苍天；斩断大龟的四只足来代替天柱，树立在大地的四方，将天空支撑起来；又杀死兴波作浪的黑龙，以拯救中原的人民；然后把芦苇烧成灰，堆积起来，用以堙塞洪水。苍天补好了，天的四极端正稳固了，洪水干涸了，中原一带的灾祸平息了，恶禽猛兽被诛灭了，善良的人民渐渐从灾难中获得了新生。

女娲补天是原始人借助想象构思出来的一个使大自然回归正常秩序的神话。在这里，人类的创造神女娲，又成为人类的拯救神，她的功勋卓著，名声远扬。她是原始人群力量和智慧的化身。在艺术上，"女娲补天"把想象和实际生活比较直接地联系起来，如幻想天幕有四极，这显然是从人类建造房子使用屋柱得到的启示。"积芦灰以止淫水"，则又是从日常生活中用灰铺垫积水得到的启发。女娲造人与女娲补天两则神话可以说相辅相成，女娲创造了人类，同时又为人类修整了赖以生存的环境，从而使人类得以世代繁衍。

2。英雄神话英雄神话的出现意味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反映了原始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与反思，他们在与自然或社会斗争的长期实践中，不断加深着对自然、社会及自我的认识，解释探索着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创造英雄业绩的故事，便构成了英雄神话的主题。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英雄神话是数量较多且极富魅力的一部分。如治水、抗旱的神话，颂扬了与自然作斗争的英雄；黄帝战蚩尤、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则是社会斗争的反映，描述了氏族社会部落之战的英雄；还有刑天与帝争神的神话，赞美了敢于斗争、不怕失败的英雄。他们组成了一系列神奇灵异的英雄群像，在我国古代神话的宝库中熠熠闪光。

（1）征服自然的英雄我们以治水神话为例。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平洪神话。

洪水对于农业社会，特别是对于上古农业社会危害最大。与洪水奋战，是农业社会特别是上古农业社会最重大、最艰危的除害斗争之一，展现了上古人民无畏的斗争精神，是一幅壮丽优美的画卷，也是世界性的伟大之作。传说上古时西北高原火山爆发与地震，引起了洪水泛滥，下游部落归咎于上游共工氏，并联合北伐共工族，于是出现了治水传奇神话。事实上这种神话出现是由于在漫长的上古农业时期，原始人民经常遭受到水灾的侵害，不少氏族、部落与村寨被洪水夷为平地，为了生存，人民奋起抗击洪水，在与洪水的斗争中，由于对洪水产生泛滥的原因缺乏正确认识，以及治理洪水过程中的失败与成功，从而创造了与此相关的神话。其中，最典型、流传最广的当数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

相传，上帝降洪水于凡世，给人类带来万般苦难，黄帝的后代鲧曾向黄帝恳求收回洪水，让下界百姓恢复正常的生活，但遭到拒绝。救民心切的鲧只得去偷取密藏的神土"息壤"--一种能无限生长的土地，以堙塞洪水。鲧从黄帝那里窃取息壤之后，使用这种神土填塞洪水，人民的苦难开始有所减轻。然而黄帝却勃然大怒，命令火神祝融前往惩办违反天条的鲧，将鲧杀于羽山之郊，这即是《山海经·海内经》所载的"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的传说。

为民除害的鲧，遭到天帝的惩罚，心中怀着无比的愤怒和冤屈，这种情绪支持着鲧，使他在被杀之后，躺在羽山，竟然三年不肯瞑目。黄帝于是又命祝融用兵器，将鲧的腹部剖开，不料从鲧腹中跳出一个人来，这就是以后名传千古的"禹"。后来，天帝任命禹继承父业，让他到下界治水，以安定四方，亦即所谓"鲧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海内经》）。

禹治洪水，遇到的第一个大敌，便是水神共工。共工本是奉天帝之命兴动洪水惩罚下民的，禹平治洪水，自然遭到共工的对抗，故《淮南子·本经训》说："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涯通流，四流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

为了击败共工，禹在会稽山会集群神，率领他们打败并驱逐了共工，抑制住下界的洪水。

禹赶走了共工，便着手排除各地的洪水，他吸取父亲鲧对洪水一味堵塞，结果事倍功半的教训，采取了新的治水方法--疏导为主，堙塞为辅。首先，禹大力开掘沟渠，疏导渍水，在这方面得到了应龙的帮助，它用尾巴划地，成为江河，洪水便滔滔流去。同时，禹又让乌龟背负着天帝给的息壤，平垫洼地，加高人们居住的处所。双管齐下，取得了显著成效。于此，《拾遗记》和《淮南子·地形训》分别有如下记载："禹尽力沟洫，导以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

又据《尸子》卷下记载，大禹治水之所以取得成功，还因为他得到河精贡献的"河图"。一次，禹在黄河边观察水情，忽然看到河上出现一个长人，生着白色的脸孔，鱼的身子。这长人自称是"河精"，授给禹一张河图，这河图指导禹利用地理及水文知识同洪水斗争。

大禹治水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治水的同时又要不断同各种作恶多端的怪物进行斗争。如大禹杀相柳、擒无支祁的故事，即反映了初民在治水时同危害人类、破坏治水工程的水族斗争的情形。

相传，大禹因一心忙于治水，直到30　岁还没有成亲。于是祷告道："如果我要婚娶，一定会有什么神物应验吧。"果然，有一匹九尾白狐前来造访。禹想："白色是我的服装颜色，九条尾巴，是王者的象征。涂山的民歌说：那寻觅配偶的白狐，生着九条肥大的尾巴。谁见了就可以做王；谁娶了涂山的女儿，谁就昌盛兴旺。看来，我的婚事清楚了！"于是，禹便娶涂山的女儿--一个名叫女娇的姑娘为妻。禹与女娇结婚的事见《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三十未娶，恐时之暮，失其制度。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耒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禹与女娇结婚，夫妻十分恩爱，但禹惦记着治水，在家只住了四天，又匆忙外出。这一去，就辗转奔走13年，其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疏导江河，使洪水流往大海，百姓得以田耕安居。据《庄子·天下篇》载：大禹治水身先士卒"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历尽辛劳。

传说在大禹治水过程中，其妻女娇随丈夫照料饮食。禹出工前对女娇说："我饿了就打鼓，你听到鼓声便送饭来。禹为宣泄洪水，变成一头大熊，以打通轘辕山。凿石时不慎将石头踏翻，石头打中了鼓，女娇听到轰鸣的鼓声便去送饭，走到山边，看见禹竟是一头熊，于是觉得无脸见人，跑到山下，变成一块大石头。禹发现怀孕多日即将生产的妻子变成石头，便急切高呼："把儿子还给我！"石头的北面应声破裂，从中出来一个孩子，这就是"启"。《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渐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就是讲的这一段故事。

禹平治洪水以后，注意发展农业。上苍为了表彰大禹治水的功劳，"天雨金三日，雨稻三日三夜"（《史记·禹本纪》）。

据《尚书·吕刑》载："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另据《尚书·禹贡》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可见禹除治水之外，还做了命名山川、划分九州的工作。

大禹治水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卓异的治水神话。千百年来，这一故事流传十分广泛，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因此禹实际上是同洪水搏斗的初民的代称。透过禹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远古先民许多闪光的品格：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刻苦耐劳，公而忘私的优秀品质等，神话中的禹实际上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

"鲧、禹治水"神话之所以高出许多外国洪水神话，是因为鲧、禹父子并不屈从于命运，而是领导民众奋起与洪水斗争，终于取得胜利。与此相反，外国洪水神话强调的是上帝的神威和幸运者的侥幸。

另一方面，上古洪水神话又表现为制溺神话。上古人民在与水打交道中，认识到水的作用，同时也领略了水对人生命的直接威胁。他们希望永远消除溺人之祸，表现了顽强的驾驭水害的斗争精神。这方面最典型的神话是"精卫填海"，见于《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这则神话讲的是北方的发鸠山上，生长着许多柘桑树。那里生产一种鸟，形状像乌鸦，花脑袋、白嘴壳、红足爪，名叫精卫，它鸣叫的声音就和它自己的名子一样。它是炎帝的女儿名叫女娃。相传女娃到东海去游玩，不幸淹死在东海里，永远不能回来了。她的冤恨不解，所以变化做了精卫这种鸟，常常去西山衔了小树枝小石子投在东海里，想把大海填平--这种小鸟至今一直还在做着这种工作。

这则悲壮的神话，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无数次失败的历史。然而他们并不沮丧、绝望，而是斗争、进取。小鸟对大海所进行的斗争在神话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理智上来说，小鸟的工作是那么徒劳无益；但从感情上来讲，小鸟坚韧不拔的气概却比沧海还要浩大。女娃虽然死了，她的精神却变成了鸟，为填平大海而不歇地奋斗，这是多么顽强的精神！多么英勇的气概！倘将这一神话与希腊神话中一个类似的故事做一比较，我们就不难看出两者有着怎样的本质不同。特剌喀国王落海淹死，他的妻子痛不欲生，天神使他们变成一双飞鸟，无忧无虑地双双飞翔在天空。与精卫相比，这个故事显得那么卑弱。精卫并不因为自己可自由地飞翔而停止战斗，而是决心要填平给人类以灾难的大海；她没有乞求天帝的可怜，而是自我奋斗，这也正是我们民族那种艰苦卓绝、锐意进取精神的象征。

征服自然的英雄神话，除了治水神话外，抗旱神话也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上古社会，旱灾同水灾一样，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因之，人们战胜天旱的欲望表现得尤为强烈，抗旱神话的出现也就势在必然了。

上古神话抗旱斗争主要表现为对太阳作战。人们认识到骄阳为虐是酿成大旱的根源，于是便有了制日除旱的神话。制日神话包括射日型与捉日型。相传，上古之时，后羿是个著名的弓箭手。当时天上有十个太阳，他用箭将天上■太阳的九个乌鸦射下来，这样天上只剩下一个太阳，后羿也因此威名远扬。

关于十个太阳的来历，《山海经》这样解释说：在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个女子羲和，是东方天帝帝俊的妻子，她生了十个孩子，也就是十个太阳。这十个太阳住在大海中央的一棵名叫"扶桑"的大桑树上，其中九个居于下边的树枝，一个居于上边的树枝。在正常的情形下，这十个太阳轮流值班：一个出去照耀大地，其他九个在"扶桑"上休息。"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正当人们面对这无法忍耐的酷热、干旱一筹莫展之际，羿来到人间，"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淮南子·本经训》）。羿射去了九个太阳，只留下一个，同时又射死许多毒蛇猛兽，从此以后，才减轻了旱灾对人们的威胁，使大家能安心生产。

这位射日的后羿，无疑是先民征服自然的理想化身。这则优美的神话，体现了神话创作的突出特点：它通过浪漫的幻象、联想，将社会材料改制为自然材料。同时，又在自然变化的启示下，将自然力无限渲染、夸大，表现出宏大浩然的气势，在此基础上，塑造了一位跨寰宇的射日英雄形象。

这则神话奇妙构思的第一步是关于日神的形象及家庭的安排。它一开始便巧妙地将太阳的家庭安排在一棵高大无比的扶桑树上，反映了初民的宗教意识，也表现了原始人类的艺术天才。商人的祖先有两大崇拜物，一是太阳，一是玄鸟。神话中所谓的日中有三足鸟，显然就是"日"、"鸟"结合崇拜物的折光反映。日神形象的创造，自然使人联想到高树巢鸦的现象。太阳既然是金鸟，岂不也应当住在树上吗？于是神话一开始便描写出一幅"扶桑栖日"的奇景。

神话奇妙构思的第二步是关于"十日并出"及"射十日"的形成。

"十日并出"可能来自远古大旱传说。旱灾威胁着远古人类，但人们无法理解大旱的原因，只能凭借直觉的感受，他们认为大旱是烈日造成的。而古神话说，天上的太阳一共有十个，十个太阳都是帝俊的妻子羲和所生，它们都住在东方海外的扶桑树上，于是很自然地把大旱与十日并出联系到了一起。

射十日的神话，也是由自然的壮景得到的启示而产生的奇想。天空出现壮丽的彩虹是一种自然现象。彩虹两头低垂，中间弯曲，浑似一张巨大的彩弓。彩虹的弧背总是向着太阳，当太阳出现在东方的时候，虹便出现在西方，形成对阵之势，跃跃然如射日之状。有时天上还会出现白晕贯日而过的现象。古书上称作"白虹贯日"。神话中帝俊赐予后羿彤弓素矰，无疑就是彩虹白晕。

我们从后羿射日的传说，可以看出上古神话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之高妙。

与后羿射日神话不同的还有一则捉日型神话。据《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这则神话讲了当太阳肆意逞凶，旱热害人时，夸父飞奔追赶太阳，一心想把太阳抓住。尽管由于缺水，最终他干渴而死，但仍用手杖化成"弥广数千里"的森林（《列子·汤问》），消除了旱热。在这个短短的神话故事中，夸父--这个富有斗争精神的英雄，被塑造得栩栩如生。

从对上述神话的介绍与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神话充分反映了上古人民与大自然斗争的顽强精神，组合成了一部歌唱上古人民同大自然斗争的壮丽史诗。

一切神话，都是在想象中并通过想象去征服、支配和形成自然。通过这些神话，我们可以看到上古人民对自然的认识、解释以及他们支配、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正是这种精神推动着人们向自然作斗争，在斗争中积累着对自然斗争的经验，提高着同自然斗争的能力，从而在利用、支配、征服自然中，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2）部落之战的英雄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开始萌芽，人类的社会关系也日益复杂化，部族之间为争夺财物、扩大土地占领，不断发生冲突，这时的神话开始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上古神话中共工与颛顼争为帝；黄帝与炎帝交战；黄帝与蚩尤火并；刑天与天帝争神等等，便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

让我们先看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在中国各个地域的上古神话里，曾出现过许多被称为"帝"的天神，如帝俊、帝喾、炎帝、黄帝、帝尧、帝舜等等。这些天帝之间开始发生冲突，互相厮杀。"黄帝与炎帝之战"就描述了这种情形。黄帝和炎帝都是大有功于人民的天帝。据说，黄帝是文物制度的创造者，天地的安排，度量衡的确立，农牧业的开端，车辆舟辑的制造，无一不是黄帝的功劳。至于炎帝，是火的发明者，初民长久地对其顶礼膜拜。

然而，由于他们各自的崇尚不同，发生分歧，终于酿成一场大战。战争十分激烈，黄帝动员了熊、罴、狼、豹、貙、虎等猛兽为前锋，以雕、鹖、鹰、鸢等凶禽作旗帜，炎帝以火为进攻武器，同黄帝在阪泉附近涿鹿之野展开了一场恶战。其结果是黄帝战胜炎帝。

但是斗争并没有到此止息，炎帝的后裔和臣子，都先后起来为炎帝复仇，前仆后继，斗争不已。炎帝之后的战争，最著名的一次是黄帝与蚩尤之战。传说黄帝打败了炎帝，成为中央天帝。黄帝生着四张脸，无所不见，将世界管理得井然有序。不久，神国的安宁被蚩尤打破。蚩尤是古代黎族的首领。他因武功强盛，威名震动天下，渐渐不安于人臣之位。为了夺占黄帝的宝座，蚩尤发动南方的苗族，北伐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于是，黄帝与蚩尤在"涿鹿之野"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会战之初，蚩尤因其强悍的武功，取得了优势。为了制服蚩尤，黄帝又调来能畜水行雨的应龙，而蚩尤方面则有风伯雨师，"纵大风雨"，使应龙不能施展法力，败下阵去。黄帝便派自己的女儿"魃"前来助战。"魃"能散发大量热能，即刻止住了风雨。黄帝在魃、应龙等天神的协助下，终于击败蚩尤，并将其杀死。

关于蚩尤之死也有许多传说。《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桎梏，是谓枫木。"郭璞注："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皇览·冢墓记》："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

"黄帝战蚩尤"是我国现存反映部落间冲突的比较完备的上古神话。黄帝与蚩尤之战，战况激烈，久久不能分出胜负，最后黄帝终于以"智"取胜，表现了部落间的战争已有相当规模：这场战争描写得十分惊心动魄，富于艺术想象。

3。传奇神话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还有不少关于异域奇国怪人神物的传奇。他们大都记载于《山海经》中，出自所谓山、海、大荒之四裔。它们反映了原始人类企图突破种种自然条件的限制，改造自身生活环境的愿望和理想，表现出惊人的超现实、超自然的想象力。传奇神话数量较多，涉及面广，形象奇特，别有意趣。下面摘引几段《山海经》关于这方面的神话，以窥见一斑。

《海外南经》载："羽民国在其东，其为人长头，身生羽。一曰：其为人长颊。有神二八连臂为帝司夜于此野，在羽民东，其为人小颊赤肩。。厌火国在其（国）南，兽身黑色，生火口中。。贯匈国在其东，其为人匈有窍。。长臂国在其东，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

《海外西经》载：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奇肱之国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乘文马。有鸟焉，两头，赤黄色；在其旁。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郭璞注曰："其人善为机巧，以取百禽；能作飞车，从风远行。"

并封在巫咸东，其状如彘，前后皆有首，黑。

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诸夭之野，沃民是处，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在四蛇北。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貍，一曰毈。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白民之国，在龙鱼北，白身被发，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海外北经》载："深目国在其东，为人举一手。。无肠之国在深目东，其为人长而无肠。

聂耳之国，在无肠国东，使两文虎，为人两手聂其耳。县居海水中，及水所出入奇物。两虎在其东。。欧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三桑无枝，在欧丝东，其木长百仞，无枝。"

《海外东经》载："奢比之尸在其北，兽身、人面、大耳，珥两青蛇。。朝阳之谷，神曰天昊，是为水伯。在■■北两水间。其为兽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背青黄。。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齿），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

又如《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维宜苞苣。驩杨是食，有驩头之国。"

从以上介绍的这些神话中，我们见到了许多怪人，有的是人面鸟喙，有的是形如猿猴，有的兽身人面，有的珥蛇，有的吃蛇，这无疑是上古时人兽杂处的野蛮风俗图。至于厌火国，当是对口涂鲜血的黑人形象的描写，所谓黑齿国，大概是东南吃槟榔而使牙齿变黑的部落，或即是越民族，大耳、奢比之类可能是对原始图腾的解释。

从灌头、羽民、长臂、欧丝等神话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与上述情形不同的现象，它的主要内容不是上古人民生活的反映，而是人类理想的表达。初民看到水鸟在水里自由地捕鱼，联想到人类捕鱼方法的笨拙。于是想到人有水鸟一样的尖嘴，或有长长的胳膊时，捞取鱼类的方便；看到鸟儿在天上飞翔，幻想到人生双翼而飞，由此生发出奇肱国"能为飞车，从风远行"的具体的"飞车"概念，于是奇妙的神话便在幻想中产生了。这一类神话故事中的神奇想象主要是出于原始人对克服某些自然防碍、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向往，它成为鼓舞人们战胜自然的精神力量，突出地表现了上古人民对开拓新生活的憧憬。

上古神话表现的我们祖先的伟大理想和伟大精神力量，体现了远古先民的伟大崇高之美。正是这种可贵的素质和精神力量，不断驱动着我们的先民同自然和社会斗争，努力以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新的未来，新的生活。在那个时代，虽然人类战胜自然的"力量"还很微弱，神话中表现的精神力量还不是当时的先民所能真正具备的，但其刚毅不屈、执著进取、一往无前压倒自然力的精神，却向人们展示着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个未来对原始人来说，虽然是那么遥远，但他们的强烈愿望、崇高壮美的精神力量，却是促使人类走向进步的最早的伟大精神遗产。自然的力量一旦为人们认识，知晓了它的作用、方向及影响，就会更多地服从于人们的意志，并且利用它来达到人类自身的目的，使其从恶魔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上古神话雄辩地透视了一个历史的真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我们在分析了那么多的中国古代神话之后，不难发现其中相当多的神话常常是悲剧性的或带悲剧色彩的。也就是说，在那些表现人与强大的自然力相冲突、相搏斗的故事中，其故事的主人公，即那些体现着人类善良品德，表现着人类意志和愿望的英雄人物和英雄神，经常是悲剧性的形象。他们或者为创造美好的世界而牺牲，或者在与强大的自然力的斗争中而死亡，或者为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所吞没，或者遭到某些邪恶势力的残害等等，然而，正是这些悲剧神话故事，鲜明地反映了初民们坚定、乐观的美德。这些神话一方面反映了自然的强大与恐怖，另一方面又借助悲剧的结局，写出了人们在改造自然中的无穷力量和悲壮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最终取得胜利的信心，从而显示出人类本身的伟大与崇高。综观中国上古神话，无论是鲧禹治水的故事，精卫填海的故事，夸父逐日的故事，还是女娲补天的故事，刑天舞干戚的故事等等，都描写了人们在与大自然斗争中的悲剧性的冲突，同时又强烈而鲜明地表现出一个伟大的主题，即生命的结束远不是斗争的结束。鲧腹生禹，人死化鸟，弃杖为林，断首舞干戚，都表现出上古人民对自然对社会斗争的宁死不屈精神和必胜信念。从而，使上古神话中的先民在斗争中的不幸与死亡，升华成了激动人心的悲剧美。

这里，我们之所以给这些悲剧神话以崇高的评价，是因为"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死亡"，"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①，上古悲剧神话绝不只是向我们展示苦难、恐怖和死亡，而是要通过悲剧揭示人生最赋价值的东西；通过苦难显示出崇高；通过毁灭展示出希望，从而歌颂光明，鞭挞黑暗，扫除污秽，预见未来，这正是上古神话中的悲剧美的所在。

中国上古悲剧神话庄严而不恐怖，悲壮而不悲哀，它描写了英雄的毁灭和死亡，但带给我们的不是恐惧、消极和悲观，而恰恰相反，它展示给我们的是最终将取得胜利的信心，是通过死亡来换取光明未来的极为可贵的乐观主义精神。

（三）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和全人类神话一样，中国古代神话也经历了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由于神话是原始意识形态的统一体，含有哲学、宗教、历史、地理、科学、文艺等等信息，其本身具有"多学科"性质，所以它的演变往往趋向于某一方面。中国上古神话演变的结果是它的历史化、文学化、宗教化、理性化、精工化。商周之际，神话渐渐衰落，并开始发生变化。西周时中国已有了金属的农具，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自己的力量更多了自信，自然界的神秘性逐步退减。《礼记·表记》云："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就是说人们重人力而不重视鬼神。因此，也随之结束了神话的全盛时期。1。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化商周之际，随着人类意识的进步，神权统治的衰落，神话走完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开始走向衰退。这时，神话的神秘的脂粉逐渐剥落，历史的价值渐趋增高，历史化成了中国古代神话演变的最突出的表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中国古代史学发达较早；其次，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有意识地对神话妄加窜改；再次，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轻视、贬斥神话，对其加以改造。把神加以人化，给以理性的诠释，其结果使之化为了历史。如《六韬》说：文王将田，史编布卜，曰：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彲，非虎非罴，兆得公候，天遣汝师。文王乃乘田车，驾田马，田于渭阳，卒见太公，坐茅以渔。

①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这些记载已不是神话，变成了史话。又如"纣王暴虐"、"武王伐纣"

等只是在史实的基础上，略着神采而已。

最典型的是对黄帝神话和"夔一足"神话的历史化改造。如史载：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大戴礼记》卷七《五帝德》）。

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尸子》）。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山海经·大荒东经》）。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对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恶心，人多不说喜也。虽然，其所以得免于人害者，此其信也。人皆曰："独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审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薦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

鲁迅对神话的历史化演进作过精辟的概括："从神话演进，故事渐近于人性，出现的大抵是"半神"，如说古来建大功的英雄，其才能在凡人以上，由于天授的就是。例如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之的话，都是和凡人不同的。这些口传，今人谓之"传说"。由此再演进，则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了。"①2。中国古代神话的文学化由于神话本身是拟人化的，即自然力量的人格化，就此而言，说神话是一种"寓言"也未尝不可，因为古代动物寓言的创作特征，也正是"拟人化"的广泛运用。但神话与寓言有本质区别。支配神话的是万物有灵观念，造就寓言的却是文学上的修辞手段。前者是一种无意识的集体信仰，后者则是有意识的文学创作。

神话的后期演变为寓言，这时的神话已文学化了。因为神话的本身即寓含有一定的哲理，后世的某些思想家为了宣扬自己的哲学观点，从神话的武库中选取自己需要的部分，进行某些艺术加工，改变为寄寓作者某些哲学思想的寓言，这便是神话的文学化。因此，也可说神话是寓言的摇篮。随着生产水平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继承了神话这种艺术方式，有意识地自觉地通过联想与想象来反映人们自社会实践中生发出来的思想和认识，经验和智慧，正是在这样的传统中，在这样的条件下，神话的文学化的形式--寓言产生了。因此，很自然的，在先秦诸子史籍中，便往往采录古代神话，略加剪裁，作为寓言。这种现象在《列子》与《庄子》中更为突出。比如《列子·汤问》篇中的《愚公移山》便是最显著的例子。《愚公移山》末尾叙述说：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这段记载不是鲜明的神话传说吗？

庄子堪称将神话改造为寓言的高手。如：在《庄子》一书中，"浑沌"

的神话被改造为"倏、忽与浑沌"的寓言，"姑媱之山"的神话被修饰为"藐姑射神人"的寓言，河神与海神的神话被加工为"望洋兴叹"的寓言，等等。如：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黄帝生禺■，禺■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处东海，是为海神。（《山海经·大荒东经》）。朝阳之谷，神曰天昊，是为水伯。在■■北两水间。其为兽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背青黄。（《山海经·海外东经》）。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西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庄子·秋水》）

又东二百里，曰"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上海经·中山经》）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庄子·逍遥游》）藐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心如渊泉，形如处女，不偎不爱，仙圣为之臣；不畏不怒，愿慤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敛，而己无愆。阴阳常调，日月常明，四时常若，风雨常均，字育常时，年谷常丰；而土无札伤，人无夭恶，物无疵疠，鬼无灵响焉。（《列子·黄帝篇》）

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庄子将神话改造为寓言，不只表现在他有时直接采取古代神话材料，更重要的是他往往使用神话式的虚妄反映的浪漫主义手法--极度夸张和拟人化，以此来塑造理想人物，赋予其理性观念的性格形象。显然，庄子笔下的寓言已不是神话，而是从生活现实中概括出来的形象认识。不过，其形象塑造使用的极度夸张和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却明显是对神话浪漫主义传统的继承，或者说是神话文学化的结果。

3。中国古代神话的理性化先秦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进入第一个理性主义的新时期，诸子百家在采集少许神话时，又往往淘汰掉"怪诞不经"的部分，加以理性地改造，使之合理化，使不少神话故事面目全非。此外，儒家奉行经世致用的原则，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实用经验，因而鄙薄神话为荒唐怪诞的谬悠之说，并且煞费苦心地对其加以改造。茅盾就曾说过，"中国神话之大部，恐怕是被"兼笔"的"太史公"消灭了去了。"①事实正是如此，由于史官的删改和先秦理性精神的觉醒，促使我国古代神话不断理性化。

4。中国古代神话的宗教化神话与原始宗教都是原始思维的产物，一些原始神话也就是原始宗教故

①　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

事。神话中的"神"本来就是原始先民信仰与崇拜的对象，而神话借助想象以征服、支配自然力，也与原始宗教借助巫术以图控制自然同出一源。但是神话与原始宗教有本质的不同。原始宗教是拜倒在神的脚下，向神祈求，而神话对大自然化身的神则取斗争姿态，属于积极浪漫主义范畴。尽管两者有本质的区别，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互相联系，互相渗透，有时很难分开。正因为神话中含有宗教的因素，所以容易为宗教所利用，这主要表现在神话流为仙话。

随着时代思潮的变化和意识的发展，战国秦汉之后，求仙之风盛行，神话一跃而变为仙话，出现了蓬莱、方壶之类的仙境，也产生了《列女传》、《神异经》、《十洲记》之类的谈仙之书。如《列女传》云：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萧，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

这里所说的萧史、弄玉双双羽化登仙之事，是神话中所未有的。这是神话变为仙话的证明。

此外，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中，还有西王母神话和月亮神话演为仙话。

《山海经·西山经》载：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乃五残。

《海内西经》载：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大荒西经》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穆天子传》载：西王母之山，还归丌□世民作忧以吟曰：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於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称，顾世民之恩，流涕芔陨，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此西王母已演化为能歌之妇。

《汉武帝内传》云："西王母与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

又张华《博物志·史补》卷八载：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耒，乃供帐九华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南面车向，头上戴七种青气郁郁如云。有三青鸟，如乌大，使侍母旁。这里，西王母神话遂又演化为仙话。关于月亮的神话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此始浴之。

《淮南子·览冥训》则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

《独异志》记载又有发展：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兔蛤焉。阴之类，其数偶，其后有冯焉者。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羿烧仙药，药成，其妻姮娥窃而食之，遂奔入月中。

《酉阳杂俎·天咫》又载：君知月乃七宝合成乎？月势如丸，其影，日烁其凸处也。常有八万二千户修之。。从西王母神话和月亮神话到仙话的演变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主角由女神化为仙女；形象由粗野变为美丽；情节由荒谬走向"合理"。这种变化，显然是掺进了方术之士的仙道观念。

魏晋以后，随着佛教的传播，妖魔鬼怪故事传入中土，神话再变而为妖话、鬼话，出现了《搜神记》等志怪小说。这些小说，其怪异之点与神话尚有类似，其精神则全不相同。

5。中国古代神话的精工化神话演变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神话演变的结局是艺术上的求精求工。

正如茅盾在《神话研究》中所说：""文雅"的后代人不能满意于祖先的原始思想而又热爱此等流行于民间的故事，因而依着他们当时的流行信仰，剥落了原始的犷野的面目，给披上了绮丽的衣裳。"

我们还以上述月亮神话为例，其演变的过程大致是：在最早的神话中，月亮是一个有生命体，是从母体中生出来的。约到战国之后，月亮变成了可容身的地方，但似乎月亮并不甚大，只有缩身为不方不长的蟾蜍方可容纳。西汉时月中增加了白兔，随后月中又增加了桂树、出现了宫殿，成为仙境。中国上古神话的演变轨迹告诉了我们一个艺术发展的规律：粗犷之气渐少，绮丽之风渐增。

（四）中国古代神话的艺术特色1。积极浪漫主义的特征中国上古神话在奇伟瑰丽的想象和幻想中融汇着崇高的理想，浪漫主义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鲁迅说："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地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可嘲之则大惑也。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当若何惊异瑰大之。"①上古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用幻想创造神灵。神话的淑诡可观之处，首先表现在对神灵的创造上。这种创造的基本方法是幻想，即幻想赋予神灵以奇妙的神性和怪异的形体。

上古神话是以虚幻的理想--幻想去再现现实生活的。上古人民渴望认识和驾驭世界，创造美好的生活，然而，限于条件，力不从心，因此，他们在创造神话时，不能如实地描述现实，只是运用幻想把现实折射出来。于是，展现在上古神话中的世界万物，基本上是上古人民在主观的想象里所幻化出来的样子。盘古可以开天辟地，一日长一丈；女娲可以造人、补天；共工可以撞折天柱；羿可以射落太阳；夸父可以追日；夸娥氏二子可以背山，把它们移走；祝融可以乘龙而飞，天帝可以缘建木上天下地。。总之，神具有非常人所有的本领和才能。

上古神话的积极幻想是宏伟的，通过幻想而形成的神灵的奇谲形貌和被神化了的人性或兽性成了智慧和力量的象征。

①　鲁迅：《集外集拾遗·破恶声论》。

这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各种神灵的神性就会发现，神灵的神性，有些是无限扩大了的人的才能的幻化，如造人、射日、登天、开天辟地；有些则是动物特征的借用和放大，如能飞，善走等等，神话采用拟人化方法赋予它们人类的某些特征，这样就使兽性转化为神性，应龙能蓄水行雨，杀死蚩尤和夸父，精卫鸟能填海报仇，都是动物的神性化。

上古人民通过幻想产生的神灵，其形体奇形怪状，炎帝"人身牛首"；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伏羲、女娲"人头蛇身"等，此外，其他神灵一般多为半人半兽，光怪陆离。这种神灵形象体现着上古人民的审美观念，同时受着上古图腾崇拜的影响。因为图腾中的形象主要是动植物，于是上古人民便用动植物来美化自己。

其二，关于变化的丰富幻想。神话中的变化总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引起人们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这种变化观念的形成，是受自然的启示，如：风雨雷电的消长，日月星辰的出没，人的生老病死，动植物的生态变化，等等。这种变化是一物变成另一物，而反映在上古神话中则有神体自身的变化和神体转化为他物的变化，如盘古的"一日九变"以及女娲的"一日七十化"，炎黄女儿女娃死后化为精卫，鲧死化为黄熊，涂山氏变成石头等。

其三，大胆而神奇的夸张。上古人民的斗争，给神话的巨大的夸张提供了雄厚的基础。这种夸张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开天辟地之类的神话中。如形容物长，有如灵山之蛇，长九万里；描绘旱灾之烈，是"十日并出"；描绘水灾之大，是"洪水滔天"等，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上古人民夸张的大胆，同时，也会发现，上古神话的夸张多是侧重于一个方面，如说大就尽量使之大，说高就尽量使之高，一般没有几个方面的夸张，由此可以看出上古神话的夸张有其简约的一面。

其四，宏伟而纯真的英雄气魄。上古神话的基本情调是宏伟、磅礴，因为决定这种基调的主人公是上古神话中的人物，这些人物多为正面形象，集中了上古人民的才能、品德，以及愿望、理想。他们是气贯天地的英雄。他们要战天、斗地、赶日、奔月，。。世界上存在的事物，英雄们要控制；世界上没有的东西，英雄们要创造。英雄的气概是磅礴宇宙的，同时，又是纯真的，社会的存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上古人民只想到了创造万物，征服万物，至于达到目的的条件、手段他们较少想到，因此，他们贯注在英雄形象里的气概有纯真而简单的一面。

2。拟人化的创作技巧上古神话的拟人化，即自然力量的人格化，是上古神话突出的技巧。在上古神话中，不论是神灵还是动植物，不论是江河湖海还是日月星辰，都是有人性的，他们都是有生命的，太阳每天要洗澡、饮酒和乘车，月亮具有死而复生的能力。这是由初民思维方式所决定的，他们以为万物同人类一样，皆具有生命、思想和情感，从而把一切都心灵化了。

3。叙述与说明的手法迄今我们见到的上古神话都是朴实地叙述一事，一物，一神的始末，如"女娲造人"叙述了人类的创造经过，"鲧禹治水"叙述了上古人民治理水患的经验。通观神话我们可以感到神话除叙述人、事外，一般都不发议论，也没有抒情。

神话的产生就是初民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解释，这种解释即是说明自然现象形成的原因，以及这些自然现象的具体情状，如女娲抟黄土造人，是说明人类起源的神话，盘古开天地，是说明宇宙生成的神话。所以，神话是说明性的。神话没有理论上的分析和阐述。

（五）中国古代神话的价值1。神话是认识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神话作为原始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最初记录，作为人类历史文明的第一页，它对于我们认识人类幼年时期的状况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都是不可缺少的资料。神话代表着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时代，它不仅反映了那一时代人的思想、情感、心理、性格、意识、精神，而且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类生活及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此，神话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上古社会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我们说神话是认识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因为"原始人的神话包括了他们全部文化"①。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反映上古人民社会生活的几乎全部内容，其中涉及动物学、植物学、地理学、海洋学、矿物学、气象学、物候学、天文学、宇宙学、热学、力学、机械学、纺生学、水产学、畜牧学、农学、林学、水利学、育种学、食品学、服装学、建筑学、制陶学、冶金学、化学、商业学、数学、医药学、经济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伦理学、婚姻学、文艺学、语言文字学、宗教学、心理学、逻辑学、政治学、军事学、系统学、美学、哲学等等，这些资料对我们认识上古时代的历史文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让我们具体看看上古神话中所记载的自然科学资料。

以神话中所反映的地理学上的材料为例，仅《山海经·海内东经》叙述了遍及辽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五大流域的二十五条著名的江河，为后来撰写《水经》等地理名著奠定了基础。

又如神话中反映的气象学方面的材料，《山海经》中记载了人们经过长期的观察体验，发现每当灾害来临时，常出现某种不常见的动物，便认为这种动物是灾害的象征，如《西山经》太华山的肥■蛇，"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全书象征大旱的动物约有13　种，象征大水的9　种。即使到了科学昌明的今天，观察动物的反常状态，仍不失为预测气象、地震等的手段之一，足见神话所反映的先民的这一科学活动。

再如神话中反映的医学和医药学方面的材料。《山海经》中所记载的这方面知识都有一定实用价值。在医药材料方面记载的动物药最多，占全部药物129　种的55.8％，有72　种。植物药占38.8％，计50　种；矿物药只有7种，占5.4％。植物药较多是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的结果；矿物药最少，说明手工业中的采矿业开始的时间还不长。在疾病治疗方面，《山海经》中共记载有疾病48　种，其中，现在看来可属于内科者32，外科7，眼耳科各1，预防7。

再如，神话中反映的生物学方面的材料。《山海经》中记有动物277　种，植物158　种，除描述其形状、颜色、器官、特性等基本状态外，着重其对于人类的功用，计有能供食用和药用的材料52　种，能供药用和占验的动物128

①　［罗马尼亚］：亚·秦纳谢：《文化与宗教》，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3　页。种。动物的占验，包括预测气象、战争、亡国、火灾、劳役以及年岁的丰欠、瘟疫的流行等等。

最后，神话中反映的矿产方面的材料，也足以反映出神话是认识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载于《山海经》中的矿产甚为丰富，计十二类92　种，产地652　处，分布于我国各地。这些记载，实际上是对我国的矿产资源进行了一次普查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玉和石的记载，分类详尽，其中仅玉分为20种，石有42　种之多，这说明从石器时代以来，人们积累了有关玉和石的丰富知识。从中还可看出，关于矿山的地质结构说明，金属共生现象较为普遍，例如：155　处产金之地，仅18　处为单质金，其余与铁共生者20　处，与汞共生者3　处，与银共生者4　处，与锡共生者1　处，与各种非金属矿共生者109处。虽然，各处共生的矿山究竟是属于垂直矿带抑或是多金属矿体的共生，记载尚不够具体，难以区别，但其共生现象之普遍，与解放后经过地质勘探所总结出的我国的地质特点是相符合的。

仅以上述《山海经》中所记载的自然科学资料而言，既可看出上古人们的科学实践活动以及所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因此，我们说，神话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上古社会有重要的认识价值，神话是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

2。神话对后世文学与艺术的巨大影响中国古代神话是我国文学史上积极浪漫主义的源头，新颖、奇特甚至不可思议的幻想是其浪漫主义手法的一个基本特征，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巨大的影响。

首先，古代神话为后世作家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中国文人特别是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家，他们丰富多彩的作品多来自上古神话。如中国第一位著名文学家屈原采撷上古神话的一些情节，创作了千古奇文《天问》、《九歌》、《招魂》等充满奇特幻想的诗篇。我们从屈原的作品中重温了上古神话的许多故事，可以说没有上古神话，就不会有屈原那些瑰丽警拔的诗篇。陶渊明的《读·〈山海经〉》组诗，表现了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以及诗人与统治者不同流合污的高贵品质，曲折地暴露了社会政治的黑暗。唐代诗人取材于古代神话的创造，更是蔚为大观。柳宗元、刘禹锡等都曾用神话题材写诗，尤为著名的是唐代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李白诗风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继承了上古神话的传统。他的诗中有大量神话典故，如：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女娲，射九日的后羿，撞折天柱的共工，以及嫦娥、修蛇、烛龙等等，其名作《梦游天姥吟留别》更是描绘了一个活生生的神话天地，构成一种奇幻神妙的图景。诗人引用一系列神话故事，旨在发其神思，畅舒现实，发挥神话的积极战斗作用，从而也形成了其汪洋恣肆的风格。李贺的名句"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无题》），正是引神话入诗，情景交融，美不胜收，成为千古绝唱。

唐代，不仅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离不开神话，现实主义诗人也把神话作为作品的不可或缺的素材，如大诗人杜甫出入四川的若干诗作，便把大禹的事迹当成吟唱的对象。

鲁迅先生曾指出：小说发端于街谈巷语，"探其本根。。在于神话与传说。"①又说："至于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②我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国最早的一部神话小说是《穆天子传》，该书的重要情节就是利用上古神话传说写出的。当神话演变为仙话之后，出现了魏晋志怪小说。究其本源，志怪小说仍脱颖于中国古代神话，并由此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成为中国小说史前列的篇章。可以说神话开创了小说的神怪题材，没有神话便不会有后来的志怪小说。神话关于神灵变化的观念和表现形式，为志怪奠定了幻想基础，对志怪不仅起着启示作用，而且直接为志怪所吸收。志怪小说中的神仙妖怪等都同神话中的各种神人神兽在表现上有渊源关系，只是它们的人格化程度提高了，体现着新的审美观念。神怪的变化愈来愈成为情节构成的重要因素，这些变化仍以神话的变化为基础。

明清的狐鬼变化一类的小说，最典型的如《西游记》，从内容到表现手法都与古代神话有血肉联系。其中的二郎神，西王母，巨灵神等，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神话角色。此外，《封神演义》、《镜花缘》、《聊斋志异》等神话小说，也都沿袭着古代神话的传统。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剪裁、铺排了许多上古神话，如唐敖、林之洋游历海外，遍览种种奇人奇俗，珍禽异兽，这些内容大多来自《山海经》中的"远人异国"内容，都是上古神话的遗存。

中国上古神话在文学上的影响绝不止于古代，以"五四"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也利用了古代神话这个"武库"。如我国新文学的奠基者--鲁迅，熔炼上古神话，创作的小说《补天》、《理水》、《奔月》，就分别取材于上古神话"女娲补天"、"女娲造人"、"嫦娥奔月"、"鲧禹治水"等等。鲁迅写作这些作品的目的，意在针砭现实，上古神话的引用，使作品尖锐、辛辣、生动、鲜明。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奠基者，一代诗宗郭沫若同样是继承运用上古神话的高手。他的诗集《女神》，主要部分都取材于神话，作者把补天的女娲比喻为理想的新中国的开创者，并热情的讴歌"创造些新的文明"，"创造些新的温热"，"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中的长诗《凤凰涅槃》，采用了中国和印度关于凤凰的传说，写出凤和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壮景，通过神话题材，表现了诗人朦胧的革命理想。

上古神话不仅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长久的艺术影响，而且对历代的种种艺术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中对于戏剧影响尤大。历代戏剧中的不少人物、情节都是取材于神话，如宋代的傀儡戏，有描述巨灵神的；近代的川剧，有演出大禹治水的。。绘画上，历代画家颇重视神话题材，早在先秦之时，就盛行画上古神话故事，那时留存至今的一幅帛画，画着凤凰与龙保卫妇女的情景；魏晋时有《山海经图》，内容是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等。近世的三门峡大禹庙内，画有大禹治水的壁画。历代人民利用上古神话故事编成歌舞的尤多，楚人祭祀湘君、湘夫人时的歌舞内容，就是有关其神话故事；两汉魏晋时，"冀州有乐名《蚩尤戏》（《述异记》），就是演的蚩尤争战之事。九州大地上悠久的龙舞，当然是表演的龙的故事。此外，各种民间工艺品，多取神话中的故事或人物为素材，如有雕刻大禹治水的，有刺绣后羿射日的，有烧制女娲造人的，有编织百鸟朝凤的，不一而足。

其次，上古神话所开创的积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给后世文学家、艺术家开辟了一条大道，从此，浪漫主义就成了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方法。中国民间文学的成长，诸如历代的歌谣、神话、史诗、传说、寓言、故事，莫不继承发扬了上古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及其创作技巧，如白描，人物性格主体化，故事化等，都成为中国文人在塑造人物形象及构造故事情节时认真吸取的经验，形成了中国文学积极浪漫主义的洪流。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用浓郁的奇异色彩绘出了自己的作品；唐代大诗人李白以雄壮豪放的艺术风格构成了他的传世之作；清代吴承恩的《西游记》光怪离奇、璀璨瑰丽；现代的鲁迅、郭沫若异峰突起，他们的作品都以奔腾澎湃的气势，大胆新奇的想象，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再其次，上古神话表现的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精神，强烈要求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对后世作家进步的世界观的形成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我们的祖先，没有像希腊人那样为爱情、享乐、嫉妒、复仇而消耗生命，而是在生存竞争中与强大的自然力做英勇的、不妥协的斗争，他们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和信心，"射日"、"补天"、"平地"、"填海"、"追日"等神话表现的向天体宇宙、自然宣战的精神惊心动魄，可歌可泣！这种昂扬的情绪深刻影响着后世作家的创作态度，没有上古神话所表现出的那种为人类命运呐喊抗争、乐观进取的精神的感染和激励，便不会出现以后那么多优秀的文学家，不会产生那么多不朽的作品。

3。上古神话启迪我们认识今天的民族性研究中国古代神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神话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没有丝毫削减其价值，相反，现代世界又掀起了广泛的"神话热"。这似乎使人不易理解：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造诣深厚的文人学者和科学家们，怎会再度迷恋于原始社会的精神遗存？究其原因，这除了神话本身具有的认识价值外，还因为其充满超现实的荒诞色彩和超自然的神秘性质。正是这些弥补、满足了现代人生活与现代文化所缺乏但又为人性所渴望的精神要素。现代人从神话获得审美的凭藉。从神话反射出我们民族的性格--不仅看到民族精神的最初记录，同时认识了我们的民族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今天。

"文艺最能反映民族性"（朱维之语）我们民族的伟大崇高精神充分反映在上古神话之中。其所歌颂的人物，正是人类自己的化身。中国神话中的神一般都是造福人类、功德无量，被后人所颂扬之神，其实这些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已不是英雄，而是人们企盼的圣人，他们尽善尽美，他们不仅有令人赞羡的外表，而且有诚实、正直、大公无私的美好心灵。中国神话的显著特点是歌颂多于揭露，或者说主要是歌颂，那些征服自然的神话的英雄如精卫、夸父、刑天表现的顽强斗争，虽九死犹未悔的精神气概，正是我们的民族性的原型。同样，正是这种传统，造就了我们民族的创造精神，斗争精神，牺牲精神，集体精神，乐观精神。

然而，正是由于我们的祖先，没有像希腊人那样为爱情、享乐、嫉妒、复仇而消耗生命，正是由于我们的祖先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境遇下忍辱负重，多以正面颂扬我们的理想，面对现实缺乏揭露与批判，这就使我们民族过于顽固地保持了"绝少批判"的善良性，而产生了保守、落后的一面，这些又是上古神话给予我们今天认识自己民族的性格的启迪。

现代社会的人们掀起广泛的神话热，除了上面分析的神话所起的以史鉴今的作用外，还和现代人与祖先的某些相同之处不无关联，正是在这些共鸣之中，使人们满足了现代社会中无法求得的需求。

由于现代人和古代人在心理、生理上的相同，因此人们在这方面的需求取得了同一。比如，关于梦是神话思维的育儿所，神话思维即是想象，神话是想象的产物，神话都是有具体形象的，神话中的形象和事件都是虚幻的，但在具有神话思维的原始人中，这种虚幻的神界故事却是绝对真实的。因此，即使是现代，最富理性的心灵，其内心深处也会与神话的某些方面产生共鸣。古今人类的这种沟通，决定了神话的根本"魅力"并不在于其本身的内容的原始，而在于原始的幻想借以传播的形式，具有某些象征意味，酝酿了丰富的神秘感，激起了现代人的潜在的共鸣。神话的形式，生于人类的原始心理，而这种原始心理较之文明时代的社会心理更切近人的本性，更为现代人的直观所赏识。因此，现代人越来越重视神话，试图在神话中发掘本民族的灵魂与传统文化的精粹。因为任何民族的神话，总与这民族内在的精神气质相贯通，与民族精神互为表里，在民族精神生活的转变中具有巨大的潜能。（六）中国古代神话与西方神话的比较民族色彩，是每一个民族的优秀文艺作品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越富于个性的艺术，就越能体现、充实共性，越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就越有价值，中国上古神话正是以自己的特质显示出了自身的无限的生命力。

茅盾说："神话是信仰的产物，而信仰又是经验的产物，人类的经验不能到处一律，他们所处的地形与气候，也不能到处一律。有些民族，早进于农业文化时代，于是他们的神话就呈现了农业社会的色彩。。但是同时的山居而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却因经验不同，故而有了极不同的神话。"①事实正是这样，处于神话时代的先民由于各自所处地域的不同，自然环境的各异，在生产斗争和生存斗争中所积累的认识与经验也不尽一致，社会发展的速度更不尽相同，因此，其神话也表现出不同的面貌。

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将中国古代神话与西方神话作一比较。

1。神话的保存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神话巨制，现存的神话都是支离破碎的，散见于各种古代典籍之中，在经、史、子、集四部里都有，并且不成系统。对于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历代学者多有论及。中国上古神话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原因之一是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上古神话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应被载入史册之际，中国刚刚进入文明社会的初期--商周时期，当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发达，处于奴隶社会形态，这就大大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无暇去顾及神话这片土地的耕耘。

原因之二，中国社会的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后，给神话带来厄运，中国封建制建立后，重人事而轻鬼神的思想日益浓厚，古代先哲认为："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荀子则云"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荀子·天论》）。古之先贤不了解神话，将神话与一般的神鬼迷信等同视之，尤其是中国封建文化的正宗--儒家，历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学说为唯一学问，非但不重视对神话的采录、收集、整理，反而对其备加反对、贬斥和删改，由此导致了中国神话的大量湮

①　《中国神话研究初探》，见《茅盾评论文集》。

灭。

原因之三，"重实际而黜玄想"的中原文明，占据了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周人长期统治着华夏，大大削弱了神话。周族基本上生活于内陆平原、丘陵地带，比较讲求现实，对于幻想世界的追求不很强烈，因而其自身创作的神话已不多，又竭力摈弃乃至摧折受其统治的他族神话，像殷族的许多神话，就被夷灭，见于卜辞的四方神、四方风神等，在周人的典籍中毫无踪影。在周族八百年的统治下，上古神话损失严重。

原因之四是中国社会长期分裂，民族统一较晚，长期的战乱使各民族分散的神话无法系统化。

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直到秦汉时期才基本形成，在此之前，各部族不断地融合着，斗争着，民族的纷争、分裂使各部族的神话，只在本部族的范围内结成小系统，无法汇集成庞大的、完整的系统，致使神话无法很好地保全，更难以充实和完善。

原因之五是前此所述的神话过早地演变为历史化、文学化、宗教化、理性化，这就不同程度地损害了神话。尤其中国史学发达较早，把神话传说加以理性的诠释，神话便成为了历史。神话被改造为历史，载入史册，为统治者所用，从而失去了其本来面目。人们相信历史，神话渐至消亡。

原因之六是中国上古神话的流传主要靠口耳相传，这又使神话永远处于不断地增删变化和流失之中。

大约是上述几方面的原因，我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完整系统的神话巨制。

然而，古希腊神话却不同。

希腊有一部长达48　卷，近两万八千行的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记载、加工了古希腊丰富的神话传说，并形成了一个完整、庞大的神话传说体系。这是由于希腊神话产生之时，曾出现若干城邦奴隶制国家，与此同时出现了相应的城邦文化，出现了史诗形式及悲剧，这些史诗和悲剧都以古神话为武库和素材，因而使得希腊上古时代的神话得到记录、整理、加工和流传。此外，古希腊直至公元前4世纪为马其顿所吞并时，还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越长，对上古神话的保存发展才越有好处。再有，早在荷马时代（公元前11世纪--前8世纪），希腊人便已基本上作为一个整体在活动了，他们的城邦以斯巴达、雅典为首，经常联合行动，于是他们中间出现了像荷马那样的人物，把分散、零碎的神话综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以后希腊神话一直被保存下来。

2。神话表现的善恶对象中国上古神话以"善"为美学思想的核心，神话中的神是人类的保护者，是利人者，是真、善、美的化身。如黄帝惩恶助善，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夸父追日，这些神话歌颂的是正义、善良、勤劳、勇敢、乐观、毫迈的精神，只有善的歌颂，没有恶的批判。神话中反映的是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情调与自我献身的精神。中国神话越发展越强调人的力量。越重视人的社会性，越被人的理性所掌握。

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则多与嫉妒、仇恨、惩戒、复仇、灾难相关，存有罪恶因素，这些神灵往往捉弄人类，追求个人物质、肉体的享受。如宇宙的统治者宙斯，经常不让人类幸福，并时常偷情享乐。

又如古希腊女神之首天后赫拉，就是一个充满了妒忌、仇恨的女神。她特别仇恨宙斯的情妇们，常以极残酷的手段加害于她们。她百般折磨人间女子伊娥，让牛虻不断叮咬她，使伊娥发狂地到处奔跑。

此外，如目光可怖的女妖美杜萨，"复仇之女神"潘多拉等无不如此。

就连希腊神话中颇有美名的雅典娜，也有极残酷之时：在特洛亚战争中，雅典娜就派出两条巨蛇上岸活活缠死了拉奥孔父子三人。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一落千丈，希腊神话中的女神们就与灾难、万恶有缘了。由此，不难看出希腊神话存有罪恶的因素，并主张命运主宰一切，注重情感的支配，强调人的自然性。

3。神话的演变中国上古神话演变的主要走向是历史化，这在前面已经谈及。被历史化的中国上古神话便发生了许多变化，增饰颇多，如盘古和女娲的故事，明明都是中国神话关于开天辟地的一部分，然而中国文人则将其视作历史，女娲氏竟被视为伏羲之后的皇帝。

中国上古神话的历史化，源于中国是个史学颇发达的国家，中国的官家记史开端特别早，然而上古之时史料缺乏，唯一可借重的只有神话，于是将部分神话当作历史增删修改，这就使中国上古神话过早地历史化。

与此相反，产生于神的时代与英雄时代交接期的荷马史诗，则是其神话色彩掩盖了史实。人们普遍认为史诗所写纯属神话，于是，一些史实被罩上奇异的神话色彩。与中国上古神话的演变大相径庭，古希腊神话演变的轨迹则是历史神话化。

4。神话塑造的形象及人格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形象多为"半人半兽"，人多是"人面兽身"，将人神化，不具有多少人性。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伏羲、女娲之形为"伏羲鳞身，女娲蛇躯"（《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殷赋》）。传说中的蚩尤则"铜头铁额，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而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山海经·西次三经》），以上诸神皆为人首或人面兽身。

中国古代神话中神的形象之所以多为"半人半兽"，主要与原始时代的"图腾崇拜"有关。如上古长江流域人民以蛇为图腾，所以古代长江流域普遍崇拜的始祖神即"人类蛇身"的女娲。而北方人民以熊为图腾，所以黄帝"国于有熊，故号有熊氏。"其次是由于创造神话的上古人民的心理特征决定的。上古人民认为万物皆有生命，动物与人一样，且上古人以为人可变兽，兽可变人，于是在神话中出现了"半人半兽"的形象。

古希腊神话中的神与人没有多少区别，神与人同形，神与人同性，他们以自己为模式创造了神。如万神之父的宙斯，住在黄金宫殿里，设宴作乐，沉溺女色，过着氏族首领生活。

古希腊神话中的神为何被塑造得与人同形同性？原因之一是希腊人没有"图腾崇拜"的观念意识，他们认为物本身没有神性，对于自然抱着否定的态度，认为动物是由人沦落而成，自然物的形象被看作人所遭受到的变形。因此他们在神话中塑造的形象是人的形象。其次，由于古希腊人认为世界上没有比人更美的形式，于是将人之美集中表现在神的形象上，使神不仅具有人的外形美，而且有人的情感、意志、欲望，他们把人的一切赋予给神，将神人化。他们赞美人的肉体，强调人的个性，崇尚人的个人意志、情感，集中表现了西方人性的充分发展，所以希腊神话中的神即是人的完美的表现，外表俊秀，内心丰富，如光彩照人的太阳神阿波罗，美丽明智的雅典娜，绝世美女海伦等等。

5。神话的内容中国上古神话极为丰富，许多神话与古希腊神话内容相同，但也有些神话唯有中国才存在，如关于人类诞生神话。中国上古神话中有所谓"感生受孕"，可称为感生神话，如《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史记·周本纪》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这两则神话分别讲了商族及周族的起源，共同特点是女子感外物而孕。

另有关于少昊、夏禹、颛顼诞生的感生神话。如《玉函山房辑佚书》载：黄帝时，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竟感而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朱宣，少昊氏。"）

这则神话说的是女节感流星而生少昊。《平御览·卷四》载：女狄暮汲石纽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鸡子，爱而含之，不觉而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禹。

这则神话是说女狄吞水中月精而生夏禹。清马骕《绎史》卷七载：瑶光如蜺，贯月正白，感女枢，生颛顼。

这则神话说的是女枢感虹光而生颛顼。

中国上古神话之所以有很多感生神话，原因之一是社会时代的产物，是"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制社会的产物，这些神话的主人公都是"处女母亲"。原因之二是上古人民由于生理知识的缺乏，不了解夫妻生活与妇女生育的必然联系，而认为生育是由于图腾入居妇女体内。原因之三是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以后，"感生神话"继续发展，这是由于父权制时代需要一位男性来作为氏族的祖先，然而此时的妇女在竭力维护自己的权益，遏制男权的攻势，于是神话中就出现了只知有母，感天而生的男性神，他们是某一民族的祖先。

古希腊神话中没有类似的"感生神话"，其神话中的神、英雄多为神与神、神与人交媾而生，如绝世美女海伦是宙斯与斯巴达王后勒达所生；普罗米修斯是提坦神阿珀托斯和女神忒弥斯所生。此外，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阿玛宗"部落，这是一个身体强壮、英勇善战的女人部落，她们靠和其他部落的男子相会生儿育女。

古希腊没有感生神话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由于神话产生的时代决定的，如宙斯神产生于父权制社会，此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两性生活对繁衍后代的意义，当时已有了明确的家庭，宙斯成了名副其实的"万神之父"。原因之二是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希腊的初民强调人的个性的发展，充分满足人的欲望，他们歌颂冒险，追求物质与肉体的欲望的满足，因此，在希腊神话中充分展示了人的自然性，展示了人的追求，如神话中关于宙斯对天上人间美女们的追随，就充分表现了宙斯的神威。

（七）中国古代神话的传播与保存上古神话的传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口头传播，另一种是书面传播。口头传播起于文字产生之前，即使文字产生之后，口头传播也依旧是传播神话的一种重要方式。神话的书面记载当起于殷代。由此看来，口头传播的历史要大大长于书面传播。口头传播的神话，在不断地变化，而书面传播的神话则较稳定；口头传播的范围较小，书面传播的范围较大。

在上古神话的传播中，大约有下面一些人起了较大作用：一般群众神话产生之后，便在一般群众中广泛流传，特别是一些年长者，他们经历多，记忆好，富于口才，活灵活现地讲述自己知道的故事，通过他们的口，不少神话传播开来。

巫祝巫祝是最早的文化人，他们从事祭神活动，讲述神话便成了他们的工作。某些神话只有他们有权利讲述、吟唱，他们是神话的主要传播者。他们把神话与原始宗教糅合在一起，在宗教活动中，便使神话得以流布。屈原的《九歌》，便源于楚地民间的祀神歌舞，巫祝的活动使其中关于太阳、云雨、河水之神的神话被保存下来，可见上古宗教与神话相联，只是那些记载神话的巫书多已亡佚。

说唱艺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出现了说唱艺术，他们以说唱为职业，说唱的重要内容包括神话，因此，很多神话是由他们传播的。建筑工匠在中国古代的许多建筑物上、出土文物上，可以见到有关神祗的事迹，大量的兽形纹饰，足见神话中各类角色的情态。如汉代石刻、砖画上就有月中蟾蜍的形象。因此，古代的建筑工匠及绘画师也便成了上古神话的传播者和形象塑造者。

史官中国史官设立后，虽然史家记载使神话过早地历史化，但其中也保存了一些神话内容。

文学家这是上古神话得以传播的主要承担者。文学家采录神话，借以抒情言志，中国第一位伟大文学家屈原的诗作中就引用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可以说神话养育了中国文学，中国的许多文学家又为神话的传播和保存起了重要的作用。

野史作家野史作者及民间艺人，注重采录民间流传的神话，通过整理、加工，丰富了神话内容，使神话得以发展和流传。

酋长原始社会，酋长身兼三职，既为氏族的领袖，又是巫祝和歌手，这种特殊身分，使他们成了神话的重要传播者。

以上人物是传播上古神话的主要角色。其神话传播的场合主要在宗教性活动中。人们祭神时，往往要由巫祝讲唱神话。此外，在政治性的活动中，在逢年过节、婚丧喜事、日常生活中也常伴有神话讲唱。

总之，上古神话通过众多传播者在多种场合用多种方式加以传播，逐渐流向四面八方，并得到保存和发展。

今存上古神话除口头保存者外，先秦古籍记载的也很多。保留神话最多的是《山海经》。这是一部从东周到秦统一的几百年间，由多位无名氏集体创作的"奇书"，原本配有图画，图文并茂，但以后图画佚失了。《山海经》里的神话涉及面相当宽泛。中国神话的许多重要角色，都出现在这部古籍之中，尤以自然性神话特别是动物神话为最。但《山海经》的文字简约、散漫，情节未展开，内容不成系统，这是它的缺陷。

除了《山海经》之外，《归藏》、《琐语》、《神异经》、《十洲记》、《洞冥记》、《列仙传》等书也存有若干上古神话。

另一部收存神话较多的书是《穆天子传》。

这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有意识创作的神话小说，其内容多取材于古神话传说。

此外，还有下列书籍收存中国古代神话：《淮南子》：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宾客所撰，属道家著述，其中包含着一些重要的神话材料。如"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共工怒触不周山"、"羿射十日"，等等。《列子》：相传是东晋人所撰的哲学著作，其中保存了大量神话，像著名的"愚公移山"。除上述书籍外，还有大量的文学书籍中收存了许多神话，其中最多的当属屈原的作品，《天问》173　个问题的大部分是有关上古神话的。可以说，屈赋是一个神话宝库。此后的《诗经》、诸子寓言、志怪小说等都有上古神话收存。另外，历朝的野史及各种笔记小说，如《搜神记》、《神仙传》一类书籍以及《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二书，在记载、改造神话方面也有特殊贡献。

五、夏商文化的产生（一）夏代诗歌夏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第一个朝代。夏代始于禹，姒姓，为颛顼之孙，伯鲧之子，继虞舜而王天下，最初建都安邑，从此，夏朝建立，传十四世十七帝至桀而亡，共四百多年。

夏代以农业为主，疆土不断扩大。文化上亦有不少发展，岁时建寅，确立纪历为"夏历"，从此农耕稼穑都以其为本。

夏代是否已有文字，还不得而知。也有人认为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距今四千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陶文可视为文字起源之一。据现有文献所载有关夏代的历史多属传说性质，夏代的文学，史料记载甚少。据仅有文献分析，夏代文学仍以诗歌为主，如：夏　谚吾王不遊，吾何以休？

吾王不豫，吾何以助？

一游一豫，为诸侯度。

桀伐有唐歌不利出征，惟利安处。

彼为猫，我为鼠，勿用作事，恐伤其父。

剌桀歌江水沛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归趣薄兮，薄亦大兮。

乐兮乐兮，四牡蹻兮，六辔决兮，去不善而从善兮，何不乐兮。

《剌桀歌》出现的背景是夏桀无道，作瑶台，设酒池肉林，民怨因而沸腾，群起表态心声。汉代刘向作"剌奢篇"载这首歌。

另据史料记载，禹之孙太康因打猎失国，兄弟五人困于洛汭，哀宗社之不保，痛故都之沦亡，乃作五子之歌。

其一：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其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

其四：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

其五：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到了夏朝极盛之时，民歌尤为流传，《墨子》上载有一支：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

夏桀无道，激起民之愤怒，于是出现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①这样的诗句，反映了尖锐的阶级斗争。相传这是夏桀时人民大众的呼声。

夏代除民谚、诗歌外，碑铭文、箴铭文等应用文体，继虞舜时而有作。

（二）商代--文学的"信史"时代在继夏而起的商代，奴隶制社会有很大的发展。商人畜牧业很早就比较发达，成汤以前就迁徙过八次，成汤至盘庚，又迁都五次。中叶以后由畜牧业进入农业生产，出现了很多种类的农产品。

商代的主要生产者都是奴隶。为防止奴隶的怠工，镇压奴隶的反抗，统治者制定了极为严酷的刑法，这固然表现统治者的残酷，同时也反映了那时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同时，商代又是历史上神权统治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切文化艺术活动，俱受着神权思想的支配。商人的一举一动，都要占卜，求得神的同意和福祐。铜器文饰的内容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与恐怖感。歌舞则是商人娱神的重要形式。据甲骨文载，商王为了娱神，有时还亲自把羽而舞。由此可见，商代是一个宗教狂热的时代。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商代的文化有很大的发展。文献所载汤时的乐歌乐舞，早已普遍流行，直至商末纣王之时，还使乐师作新歌，可见在当时情况下，必有不少诗歌配合演唱，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商代是奴隶制社会，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社会分工的结果，使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必然反映到文学之中，于是出现了文学中的多样的人物形象，矛盾的生活事件，从而也就提高了文学的表现能力。特别是甲骨卜辞的发现，证实了文字的产生，为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因之也出现了中国文学的"信史"时代。这一时代的文学以它独特的风格形式反映着东方古老的历史，不仅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而且以它的文学实践为后人研究文学理论提供了宝贵材料。这一时代的文学是世界上极少数的古代文明结果之一，是未受其他文化影响的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伟大遗产。这一遗产是我国三千多年以来未间断的文学历程的伟大开端，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宏伟的中国文学，丰富了全人类的文学宝库。

19世纪末以来，在殷都的废墟--河南安阳西北，陆续发现了许多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就是"甲骨文"。商朝统治者专设巫史卜祝，凡属朝廷重大事情都要由他们来预卜吉凶，预卜的结果用文字刻划在龟甲和兽骨上，这就是甲骨卜辞。甲骨卜辞的发现，说明至迟在殷商社会中期就已经产生了初步定型的文字。文字的产生，为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商代文学无论是神话、诗歌，还是散文等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收获。

1。商代神话殷商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神权统治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切文化艺术活动，俱受着神权思想的支配。与这种精神、意识相应，在文学史上形成了一

①　《尚书·汤誓》、《孟子·梁惠王上》。

个神话的时代。

由殷商所祭祀的神祗看来，当时的神话应是很丰富的，这一时期是中国神话发展的鼎盛期，但由于当时的精神生产受到较低的物质生产形态的制约，殷商神话并没有得到大力开发和高度的艺术加工。同时，随着殷商奴隶制国家的灭亡，殷商神话也有很多失传，没有完整地传流下来。今天我们只能从商代颂歌及后代的记载中找到某些片段，其中较著名的便是"玄鸟生商"及"王亥死于有易"的神话传说。

玄鸟生商神话较早的记载见于《商颂》、《离骚》、《天问》、《吕氏春秋》。此外，汉时的《史记》等书中皆有记载，这一时期，与殷商有关系的东北各族的古代神话中，也有和玄鸟生商及相类似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作玄鸟生商的补充。

《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屈原的《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又《天问》："简狄在台礐何宜，玄鸟致诒女何嘉"；《思美人》："高辛之灵晟兮，遭玄鸟而致诒"。

《吕氏春秋·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嗌嗌。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返。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又《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上述有关材料都是与玄鸟生商有关的记载。

关于玄鸟生商的神话，由于长时期的不同地域的口语流传结果，渐至出现了"异文"：其一是说，天帝降下太子（天王郎或后羿）到下界。太子遇见了河伯的女儿（雒嫔、柳花），便私自结婚。河伯与太子争论，失利（一是斗法失败，一是脸颊挨了一箭）。后太子升天，河伯驱逐其女出境。河伯女为扶余（橐离）王所得，被囚禁于别宫（瑶台，九重之台，幽室），需饮食时，击鼓相闻。天帝命日神玄鸟往视。玄鸟生一卵，河伯女吞之，有娠，（异文：女幽闲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遂而照之，因而有娠）。至期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以为不祥，"弃之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王欲剖之，不能剖，遂还其母。"河伯女"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子，破壳而出，生未经月，言语并实，是为朱蒙（邹牟、东明）。"

其二是说：有娀氏之女简狄（古伦）姐妹三人，浴于玄丘之水（布尔湖里）见一玄鸟（神鹊）飞过，坠一卵（朱果）。简狄（古伦）得而吞之，有娠生一子，"生而能言，倏而长成。"这就是商契（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①这两则玄鸟生人的故事，最初应是一个神话的衍变。两者的故事梗概是一致的：即日神和河神的女儿结婚，于是产生了商--一个"人"，也是全族。这说明在当时人的观念中，认为太阳和河水是人类的父亲和母亲。到殷商时，殷人所赞颂的玄鸟，不仅是商的图腾祖先，而且也是商奴隶国家的标帜。在玄鸟生商的名义下，殷商将本族扮饰成神的后裔和天的宠子，以此作

①　杨公骥：《中国文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

为奴役其他部落的借口和理由。

这个神话还告诉我们正因为简狄是商的母亲，因此，在商代她是管理人间的婚姻和生育的。近代的娘娘庙中所供奉的三位娘娘，便是简狄三姐妹，她们虽然还骑着她们的玄鸟丈夫，但却不再保祐少女寻爱人，只福荫已婚的太太拴娃娃了。

关于王亥的神话传说，在周秦汉时的文献中有些零星的记载。

据载，殷王子亥是牲畜神，曾司理四方游牧。因此，天帝（一说禹）命他丈量大地。亥右手把筭以计数，左手指青丘山以辨向，自东极走到西极，得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自南极走至北极，得二亿三万二千五百七十五步；东到极远的地方，西到邠地。王亥寄居在有易，放牧外亲河伯赠给他的驯牛。有易之君緜臣为了取得驯牛便杀死王亥。记载中又说王亥在有易时，行为放荡，爱和有易的女人跳舞。他和弟弟都和有易的女人相好。有一次，他和一个丰满的女人相会时，被有易的牧羊人撞见，他想跑而未能跑脱，便在当场被杀死了。有易的首领緜臣，趁机抢去商族的牛羊，并将商族驱逐出境。王亥的儿子上甲微想报仇，但兵力不足，于是向河伯借兵，借到兵后，埋伏窥伺在有易左近，如同群鸟隐藏在棘木丛里似的，侍机进攻。这时，有易的人毫无提防，还在背着孩子玩耍，于是上甲微一举杀死緜臣，灭掉有易。河伯可怜有易的不幸，便偷偷地放走少数有易人。这些人逃到兽方，被称作摇民①。这个神话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景；社会已出现了部落间的掠夺战争，由此表现了复仇的尚武的精神。从神话中可以看出，王亥不仅是牧畜神，是放牧牛羊的能手，而且是牛羊的私有者。河伯神不仅赋予王亥以私有权，而且是私有权的积极保护者，因此，当有易侵犯了王亥私有权时，河伯便借给上甲微神兵，用以夺回牛羊。

由此可知，在阶级逐渐形成时，人在幻想中为自然暴力神分配了新的任务。河神不仅是黄河的主宰，而且是私有制度的拥护者，是掠夺战争的参与者。同时，在王亥的身上，也反映着在奴隶制形成期的人的行为。

2。商代诗歌商代诗歌多反映在《尚书》及《诗经》之中。

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商代颂歌是被收在《诗经》中的《商颂》五篇，即《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

据《毛序》称，《那》是祭祀成汤的祭歌。在《那》诗中，描述了商时祭祀成汤的场面。开始是以歌舞娱祖先神：敲鞉鼓、击磬、吹管、扣钟，商族子弟唱歌跳万舞，最后才献上祭品牺牲，《那》诗反映了商族的礼俗和祭祀的情形。

商颂《长发》是具有史诗因素的颂歌，其人与神的糅合，神话与历史的错综，体现着各民族古代文学的共同特征。诗中叙述了商奴隶制国家建立的史实。成汤是商族的开国英雄和第一世国王。他在谋臣伊尹的协助下，打了九次大仗，于公元前1744年前后，取得完全胜利。诗中对成汤的描写是具有形象性的。它所描写的成汤，对敌人是虎似的勇猛威严；对聪明的"同伙"却是极其谦虚恭敬；既是蔑视敌人无所畏惧的智勇双全的英雄，又是尊贤下士不耻下问的虚心谦恭的首领。诗中歌颂了成汤的军事才能和战果；他对韦、顾、昆吾的包围以及他的战略步骤，"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①　杨公骥：《中国文学》。

商颂中的另一首具有史诗性质的颂歌是《玄鸟》，全诗皆用赋法，从玄鸟生商的神话落笔，概括地追叙商族之由来，以及商王之始祖契诞生的传说。接着描述商之第一代国王，成汤之受天命而立国，征服其他部族，占有九州领土。进而再写高宗武丁，继承并发扬商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商先王的丰功伟业，征服四夷，复兴殷道。玄鸟诗的内容特点是历史与神话杂糅，真实与虚幻交织。

在这三篇颂歌中，表现了对祖先的崇拜。在这里，作为祖先的神和作为神的祖先已被统一起来，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已结合为一。祖先，不仅是团结种族的标帜，而且是暴力的化身，是后人的学习榜样。

在这三篇颂歌中，充满着对暴力的歌颂。在这里，对自然暴力的歌颂已与对社会暴力的歌颂结合为一。这种对暴力和掠夺的赞美，正是奴隶主思想的反映，也正是商颂的主题思想。这三篇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矛盾和奴隶主的精神面貌，它叙述了真实的历史事件，描写了殷商奴隶主的统治措施和其他部落被征服的情景，反映了当时的习俗和祭典，表现了爱土地、尚武勇、重才智的"当代英雄"。

当然，这种"英雄"就其实质说，是奴隶制的产物。但从历史的发展看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奴隶制又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由此看来，商颂所表现的暴力思想，无疑会帮助奴隶制国家的发展，有利于集中财富并利用奴隶劳动以发展生产，这也是商颂主题思想和形象的历史客观的进步性。

除了上述介绍的《诗经》中的几篇商代诗歌外，在其他文献中还有些商代诗歌的记载。如《史记·宋微子世家》载有"麦秀歌"，其产生背景是"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浴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诗中所谓狡童者，系商纣王。据说殷民听了这首歌，无不为之流涕。

《史记·伯夷列传》还载有伯夷叔齐两兄弟所作之"采薇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然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以上两支诗歌，委婉曲折，充分表现了亡国之哀思。

汤王在革命成功之后，颇知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大学》一书，曾引述汤之盤铭，盤铭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据传说，商汤即位19年，其大旱七年之久。有一年，天大旱，汤王于是在桑林祈祷上苍，且以六事自责，作《桑林祷雨辞》：政不节歟？民失职歟？"宫室崇舆？

女蔼盛舆？苞苴行舆？谗夫昌舆？

《桑林祷雨辞》最后说："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以示其关心人民之疾苦。

3。商代散文从诗歌到散文。这是一个由歌人向哲人时代的演进。从诗歌的咏唱，到散文的思想，这是人类思维进展的必然，也是文学本身发展的必然。

散文是一种运用文字的艺术。从文字到文章，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其一，商代萌芽状态的散文。商代萌芽状态的散文主要反映在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上。甲骨文和金文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记录语言的文字。

甲骨卜辞：所谓卜，是古时以灼骨法卜问神意的巫术。当时人遇有疑难问题而需要请神灵予以指示时，便在祭神之后向神陈述所要卜问的事情，然后用燃烧着的荆木枝点兽骨或龟甲的骨版，经火灼后，骨版便爆破出裂纹，称为"兆"。这种裂纹被当时人看作是神灵的暗示。于是人们根据卜骨上裂纹的上下、左右、长短、纵横、窄阔等各种不同的形状，耒参悟神意，观察吉凶，解决疑难。卜辞所刻记的只是当时的一定范围内的"国之大事"，而且是作为疑问提出。如：卜问祭时和祭品种类数量；卜问风雨阴晴水患；卜问农事年成及各地收成；卜问征伐胜败及有俘无俘；卜问商王起居、疾病、游猎、梦的吉凶；卜问有无祸尤等，卜占的内容只是生活中所发生的疑难，并非所有的生活事件。同时，在所占问的疑难问题中，只有那些对国家或对商王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才被刻记在卜甲卜骨上。

卜甲卜骨上刻辞目的是为了事后检验"其占之中否"。为了便于检验，卜辞在行文上有着一定程式，使用最简明的语言将卜问事由摘要地记下来。因此，卜辞是一种有着一定特殊格式的"记事"体，所使用的是概括语言，是语言的简化，不是语言的润色和加工。在曲折往复中，孕育着文章照应法的原始形态，同时，也蕴藏着一种奥秘，以后这种神秘性在《周易》中得到了阐发。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出土的甲骨卜辞约有十万多片。

现举数例如下：1）甲辰卜，■贞："来辛亥，■于王亥，卅牛？"十二月。（殷墟书契后编上·二三）

甲辰日卜、卜人■问："将来七日后的辛亥日，燎祭于高祖王亥，用三十牛，可以吗？"在十二月。（译文）

2）丁酉卜，贞："王宾文武丁，伐十人，卯六宰，■六卣，亡尤？"

（殷墟书契前编一·一八·四）

丁酉日卜，问："王宾祭文武丁，杀十人，宰六头牛，香酒六壶，没有祸尤吗？"3）乙已卜，宾贞："三羌用于祖乙？"（前编一·九）

乙已日卜，卜人宾问："是否杀三个羌人用祭于祖乙？"

4）癸丑卜，贞："小示，■（有）羌？"贞："勿■（有）羌？"二月。（二九年出土大龟三版首甲）

癸丑日卜，问："祭小宗时，要侑祭以羌人吗？"问："不要侑祭以羌人吗？"在二月。

5）辛未，贞："受禾？"（后编下·七）

辛未日，问："今年庄稼是否丰收？"

6）戊辰卜，出贞："商受年？"（殷墟书契续编二·二八·二）

戊辰日卜，卜人出问："商地今年是否有很好的收成？"

7）庚子卜，□贞："翌辛丑，雨？"贞："翌辛丑，不其雨？"（前编五·二六）庚子日卜，卜人□问："明天辛丑日，天要下雨罢？"问："明天辛丑日，天不下雨吗？"

8）贞："戊获羌？不其获羌？"贞："戊不其获羌？"（铁云藏龟二四四·一）问："戊能擒获羌人罢？不能擒获羌人吗？"问："戊不能擒获羌人吗？"9）戊申卜，贞："□（王？）田■，不遘大雨？"（殷墟卜辞二）

戊申日卜问："王要由猎于■地，不会遇上大雨罢？"

10）戊戍卜，贞："今日旦王疾目，不丧明？其丧明？"（殷墟文字乙编六四）戊戍日卜，问："今日早晨王患眼病，不会瞎吧？要瞎吗？

11）丁未卜，王贞："多鬼梦，亡未■（艰）？"（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二一三）丁未日卜，王问："梦到很多鬼，不会有祸难罢？"

12）□丑卜，贞："王梦□（有）死大虎，唯祸？"（铁云藏龟拾遗一0·七）□丑日卜，问："王梦见有很大的死老虎，会有祸害吗？"

上引的卜辞，大多是"贞辞"。所谓"贞"，据说文："贞，贞问也。"由引辞中可以看出，其体例往往是先记卜日，再记贞人名字，后记卜问事件。此外，在少数的卜辞中，除记有"贞辞"外，尚记有"占辞"，有的并追记着"验辞"。所谓"占"，据说文："占，视兆问也。""占辞"就是观察兆纹后所得的结论；"验辞"就是事后所记的卜兆的征验。

殷商卜辞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极其珍贵可靠的资料，我们通过对殷商卜辞的研究，发现了许多为史书所不载的史实，为探讨商代的社会情况提供了新的可靠资料。从中，我们不仅进一步了解了商王世系、生活、社会经济性质、部落间的关系、战争的性质及规模，商的疆域及地理状况，宗教祭祀及习惯禁忌等多方面内容，而且也了解了商代的语言文字和语法特点。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数总共达五千以上，甲骨文中象形字很多，象形字是最早出现的。造字的法则，战国时人们归结为六种，即所谓"六书"，除象形外，还有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甲骨文的字形变化很大，由此可以看见文字的雏形，就象形字来讲，一字的笔画多少不拘，反正不拘。到秦统一文字以后，方为一字一形，很少变化。

我国现在通用的汉字，是甲骨文几经演变而成的。其文字的特点在甲骨文里已经形成，每个字具有独立的形体、读音，还有它独特的意义。这三个特点对我国过去文学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如诗歌里的对偶，散文讲求的句式整齐，讲求对偶声律的骈文，这些后代文学体载特点的形成均源自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因此，甲骨文及甲骨卜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引导文学向前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

铜器铭文：与甲骨文同时并存而延续时间更长的是金文。它由铸于青铜之上而得名，故又名铜器铭文。

商周铜器的出土，自汉至唐，数量并不多，至宋代才大量出土，当时各书著录有铭文的铜器就有六百多件。清朝至现在，出土更多。商代的铜器铭文，文字较少，多为一字至三五字，最多不过五十字。文意深奥，不容易懂。周代特别是西周，铭文文字增多，有的长至近五百字。

从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上看，当时的冶铜铸器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铜器样式的复杂，造型的优美，纹饰的秀丽，都显示出当时审美观念的发达和古典艺术的成就。

商代出土的青铜器具约有五类：酒器的尊、罍、壶、卣、觯、爵、斝、觚、角、盉等；食器有鼎、盘等；兵器兵具有凿刀、小刀、锥等；装饰品有马具、车饰、服饰小件等物。在出土的酒器和食器中，有的是实用器，有的是祭器，有的是殉葬品。在出土的兵器中，有的是实用的武器，有的是舞具，有的是仪仗用品。其中，一些器物上往往刻有铭文或图徽，一般用以标明所有者的名字或父祖名字、官名或部族徽号。

商代铜器铸辞，大多是由纪日、纪事、"显"父母三部分组成。所谓记事，又多是简略的记述铸器者所受到的恩赏宠遇；有的是由于武功或劳绩而受到奖赏，有的是参与商王的祭祀大典，从而得到恩赐。在当时人看来，个人的幸运是祖先亡灵庇佑的结果，因此便以一部分赏金铸器，用以祭祀亡父、亡母或祖先。商代的金文大多有着一定程式，往往使用习惯套语，铸辞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纪事文。

现将商代末期的铜器铭文列举如下，以见一斑。

1）癸巳，王易小臣邑贝十朋，用作母癸■彝。惟王六祀，三日，在三月。（小臣邑斝。续殷文存下）

【释】：癸巳日，王赐给小臣邑贝币十串，邑用来制作了纪念母亲癸的彝器。王即位后之六年，■祭日，在三月。

2）庚申，王在东闲。王格，宰椃从。易贝五朋，用作父乙宝■。在六月，惟五廿祀，羽又五（宰椃角。殿文存下）

【释】：庚申日，王在东闲。王大祭祀，宰官椃侍从，王赐给椃贝币五串，椃用来制作了纪念父乙的宝器。在六月，王即位后的廿年，羽祭后又五日。

3）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征夷方，惟王十祀有五，■日。（丁巳尊。殷文存上）

【释】：丁巳日，王省视夔京，王赐给小臣俞夔贝币，是王来征讨东夷时，在王即位后的十又五年，■祭日。

4）王徂夷方，无敖咸（？），王商作册般贝，用作父巳■。来册。（般作父巳。■。殷文存上）

【释】：王去征伐东夷，（不解）王赏给作史册的般贝币，般用来制作了纪念父亲巳的彝器。史官来记。

由以上记述的部分铜器铭文及前已介绍的卜辞，我们可以看到商代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程度。在卜辞和铭文中共使用了四千多词汇，这说明当时人们认识事物的能力已经相当高，词汇也相当丰富。从卜辞和铭文中多种多样的语法构造，可以见到当时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现能力。卜辞与铭文中的文字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发展，而且也有相当广泛的用处。其作为萌芽状态的散文，在文学史上占有着独特的地位。所以，古人曾经盛赞铭文的文学价值："古文之精严雅洁者，莫如金石文字"（黄公渚：《周秦金石文选评注》），这确有道理，如在陕西发现的西周中期的史墙盘，其铭文长达284　字，既概括地叙述了文、武、成、康、昭、穆、恭几代的业绩，又简要地叙述了微氏家族传家的事迹，其文潇洒，其气壮美，格调浑重。

此外，作为史料的卜辞、铭文为我们研究历史及文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商、周两代社会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它们既是史料，又是最古的有关文学的作品，将之与《尚书》及《周易》等史料参考比证，加以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商周文学的深入了解。

其二，商代书诰散文《盘庚》篇除上述的卜辞和铭文外，今天所能看到的商代散文还有流传下来的商代书诰散文。

所谓书诰，是商统治者的誓辞、祝辞、诰言、法令、政事语录的总称。

在商代，书诰是记在竹简木版上，并作为"法典"档案保存的。因此，殷商灭亡后，某些商代书诰仍能流传下来。商代书诰究竟有多少篇，今已不可考知。有些书诰在魏晋时多已亡佚。其中可靠的有《盘庚》（上中下三篇）、《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等篇，这些篇章都在《今文尚书》中（关于《尚书》，后面将予介绍）。

《盘庚》（三篇）是殷王盘庚迁都前后对世族百官、百姓和庶民的讲话。文中关于对臣民威之以天命刑罚、喻之以利害道理的句子，很有说服力。《高宗彤日》是高宗死后，他的儿子祖庚继承帝位，在彤祭高宗时，祖庚的贤臣祖乙训导祖庚的记录。《西伯戡黎》记载了纣王的诤臣祖伊进谏的过程，祖伊直言敢谏，正告纣王荒淫无度而怙恶不悛已遭致天怒人怨，直言不讳地指出殷命将终的危急情势，规劝纣王勤勉政事，努力为国家命运着想。

上述文章，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文学的角度看，都以《盘庚》篇最具代表性。

下面，我们重点对《盘庚》篇的部分章节作一介绍。

盘庚是成汤的九世孙，是帝辛（纣）的上九祖，是商代三十一王的第二十王，其生活年代约为公元前14世纪。

在盘庚之前，商曾五次迁都。成汤居毫（河南商邱一代），到第十一王仲丁时，自毫西迁至嚣（河南广武西北敖山）；到第十三王河亶甲时，自嚣渡河迁至黄河北的相（河南内黄东南商宗陵）；到第十四王祖乙时，自相迁至西南方的耿（河南温县平臯镇），耿南临黄河，黄河泛，耿圮，于是东渡古黄河东迁于庇（山东东平与郓城间）；到第十八王南庚时，又自庇东迁至奄（山东曲阜东）。

自成汤五世孙仲丁到成汤六世孙祖乙，二世之间迁都四次。前三次的迁移方向是不断地向西方和黄河北岸推进。由此可见商都的迁移是有着军事的需要和政治经济上的目的。

祖乙迁于耿后，不久遭到水患，城市被黄河水淹没，于是不得不东渡黄河退回到商族故地的中心地带。

祖乙的曾孙盘庚即位以后，认为商都设在东方的故地，对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发挥都是不利的，于是决定西渡黄河，迁都于黄河北的殷地（今河南安阳），这样既可以扩张国土开发更多的耕地，又便于向西方和北方游牧部落进行掠夺。

关于迁都的原因，汉代学者多有推测，认为是当时贵族生活的奢侈，侵略压迫平民，迁都为了去奢行俭，缓和矛盾，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盘庚迁都是以"命令"的方式进行的。这次迁都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因为迁移对东方的大奴隶主和苟安的大官吏不利，所以这些奴隶主官吏便以祖乙两次失败为口实，同时假托天命，利用一部分人的怀乡恋土保守苟安思想，制造流言，企图煽动民众反对迁都，于是产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为此，盘庚召集了各方面的会议，多次告喻臣民，极言迁都的好处，不迁的坏处，发表了三篇诰语。

《盘庚》上：【原文】：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慼出，矢言。曰："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

盘庚敩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众，悉至于廷。

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今汝聒聒，起信险肤，予弗知乃所讼。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憸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易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以下原文略）

【释文】：盘庚把都城迁到殷邑。臣民都不喜欢居住在这里，因此，盘庚呼吁一些亲近的贵族大臣，请他们陈述意见。贵族大臣说："我们的君王迁来，居住在这里，是看重我们，使我们不致受到伤害，如果我们不能互相救助，只是稽考占卜，将会怎样呢？先王有事，都恭敬谨慎地遵从天命，这样，尚且不能长久安宁，不能长久住在一个地方，到现在已经迁徙了五个国都了！如果现在不继承先王恪谨天命的传统，就不知道老天所断定的命运，更何况说能继承先王的事业呢？好像倒伏的枯树又长出了新枝、被砍伐的残余又发出嫩芽一样，老天将使我们的国运在这个新国都延续下去，继续复兴先王的大业，安定天下。"盘庚开导臣民，又教导在位的大臣遵守旧制，正视法度。说："不要有人敢于凭借小民的规劝，反对迁都！"于是，王命令众人，都到朝廷来。

王这样说："来吧，你们各位，我要告诉你们，教训你们，并打算去掉你们的私心，不要傲慢、放纵和追求安逸。从前我们的先王，也只是打算任用长期在位的旧人共同管理政事，先王发布政令，在位的旧人都不隐瞒布告的旨意，因此，先王很敬重他们。旧人没有错误的言论，因此，百姓们都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你们拒绝别人的好意而自以为是，又申说邪恶肤浅的言论，我不知道你们在争辩些什么。

"并不是我自己废弃了任用旧人的美德，而是你们接受了我的好处却不肯报施给我。我对你们的行为像看火一样清楚，只是我的谋略拙劣，则是过错。就好像把网结在纲上，才能有条理而不紊乱；就好像农民从事田间劳动，只有努力耕种，才可望有好收成。你们要能去掉私心，把实实在在的好处给予百姓，以至于亲戚朋友，于是才敢大言不惭地说你们有积德。如果你们不怕将来或眼前会有大灾害，像懒惰的农人一样自己寻求安逸，不努力操劳，不从事田间劳动，于是就会没有黍稷收获。

"你们不向老百姓宣布吉祥的言论，是自己造成的祸害，即将发生败祸奸宄，是自己害自己。你们已经引导人们做坏事，才遭受痛苦，你们自己后悔又怎么来得及？看看这些小人吧，他们尚且顾及规劝的话，顾及错误言论出自他们的口中，何况我掌握着你们的生死寿命呢？你们为什么不亲自告诉我，却用些无稽之谈互相鼓惑，恐吓煽动民众呢？好像大火在原野上燃烧一样，不能直面接近，还能够扑灭吗？这都是你们众人自己做的不好，不是我的过错。"

《盘庚》中：盘庚作了君主之后，考虑渡过黄河带领臣民迁移。于是，集合了那些不服从迁移的臣民，以诚恳的态度对他们作了如下的劝告：【原文】："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呜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闻？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予若吁怀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

"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汝不忧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钦念以忱动予一人。乃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尔忱不属，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汝不谋长以思乃灾，汝诞劝忧。今其有今罔后，汝何生在上？

"今予命汝一，无起秽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以下原文略）

"呜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无胥绝远！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释文】：盘庚说："你们要听清楚我讲的话，不要忽视我的命令！啊！从前我们的先王，没有谁不使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做君王的清楚这一点，做大臣的也明白这一点。因此没有受到老天的惩罚。从前痛降大灾，先王不安居自己所作的都邑，考虑臣民的利益而迁徙。你们为什么不想想我们先王的这些传闻呢？我是顺从你们喜欢安乐和稳定的想法，并不是你们有什么过错而对你们依罪惩治。我呼吁你们安乐地居住在新国都，也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并且尽量遵从先王的意愿。

"现在我打算率领你们迁移，使国家安定。你们不体谅我内心的痛苦，你们的心竟然很不和顺，很想用些不正确的话来动摇我。你们自己搞得走投无路，自寻烦恼，就像坐在船上，你们又不渡过河去，这将会把事情搞坏。你们成心不合作，那就只有一起沉下去。不能协同一致，只是自己怨怒，又有什么好处呢？你们不作长久打算，不想想灾害，对于忧患已经很习惯了。这样下去，将会是有今天没有明天了，你们怎么生活在这个地面上呢？"现在我命令你们同心同德，不要传播谣言来搞臭自己，恐怕有人会使你们的身子不正，使你们的心地歪邪。我要使老天让你们的生命延续下去，我哪里是要威胁你们啊，我是帮助你们，养育你们众人。

"啊！现在我告诉你们：不要轻举妄动！要永远重视大的忧患，不要互相疏远！你们应当考虑互相依从，各人心里都要想到和衷共济。假如有人不善良、不走正道，违法不恭、欺诈奸邪、胡作非为，我就要灭绝他们，不留他们的后代，不让他们的种族在这个新国都里延续下去。

《盘庚》下：盘庚迁都以后，教喻大臣向百姓再次传达迁都的原因，并要求他们严格自律，体恤民众。他说：【原文】："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释文】："从前我们的先王想创建比前人更多的功劳，就迁往山地去。用这个办法减少洪水对我们造成的灾祸，为我们的国家立了大功。现在我们的臣民由于洪水动荡奔腾而流离失所，没有固定的住处，你们问我为什么惊动众人迁居？是因为现在上帝要复兴我们高祖的美德，治理好我们的国家。我急切地、恭谨地顺从老天的意志，让你们的生命延续下去，因此要永远居住在新国都。所以我这个年轻人，不敢废弃迁徙的打算，善于运用上帝的谋划，不敢违背卜兆，是为了发扬光大这美好的事业。

"啊！各位诸侯，各位官长以及全体官员，希望你们考虑考虑！我将要努力视察你们照顾怜恤我的民众的情况。我不会任用贪财的人，只任用帮助民众谋生的人。对于那些能养育民众并能使他们安居的人，我都要依次敬重他们。现在，我已经把同意或不同意的意见告诉你们了，不要有不顺从的！不要聚敛财宝，要谋生立功。要把恩惠施给民众，永远能够与民众同心。"

《盘庚》上篇写盘庚让亲近的大臣向众人陈述迁都的必要性，严厉责备贵戚大臣贪图安逸，傲慢无礼，最后对大臣申明赏罚。

《盘庚》中篇继续申明迁都的必要性，指出迁都既是考虑臣民的利益，也是继承先王的遗志。迁徙又是为了安定国家，拯救臣民。最后警告臣民，胁迫他们迁都。

《盘庚》下篇，记载迁都后，盘庚要大臣向民众进一步传达迁都的原因，并告诫他们不要贪暴，而要帮助民众谋生。

从《盘庚》这篇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尚书》中的商代书诰散文结构渐趋完整，议论已有中心，叙事也有层次，部分篇章还有一定的文采，其中尤以《盘庚》篇为代表，可以看作是我国最早的、较完整的议论文。

从诰语中，我们可看出当时的严酷的斗争。一方面是在位的奴隶主，企图维护自己的苟安生活，而不顾全族的长远利益，造谣惑众，与盘庚进行了公开的政治斗争。另方面，盘庚也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反击，揭露了散布谣言的动机，反对了贪污和欺骗老幼的行为，恩威并用，软硬兼施，并以政治力量保证自己主张的行施。其作品的成功之处也正在于：在其反映的现实斗争中表现盘庚的思想和性格，通过盘庚的思想、感情、语言表现了一个具有远大眼光和开辟精神的有毅力、有智谋的古代帝王，其思想性格又紧紧和古代东方的专制主义相结合。应该说，在我国遥远的上古时期能在作品中反映如此成功的人物形象是难能可贵的。

《盘庚》一作之所以成功地塑造了盘庚形象，也是和它的精妙的表现手法分不开的。作品中使用了相当多的具有形象性的语言和格言警句，如"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人维求旧，器非求旧，维新。""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这些譬喻，不是以抽象概念组成，而是首先用具体的现实事物引起人的感性印象，进而推移出理性经验。它的思想不仅是从自然事物中得出，而且是通过对现实事物的感受而表达出来，这正是其文学特色之所在。

六、西周文学的兴起公元前11世纪，武王灭商，建立了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周王朝。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时人们对自己的力量更多了自信，自然界的神秘性逐渐退减。周王朝强调人力，重视民事，有周一代成了由神权中心转而为礼教统治的时代，同时，也是由幻想走向务实的时代。周统治者也敬天事神，但比商更重人事。西周初年，周王分封同姓宗室与功臣为诸侯，形成以血缘关系为联系的宗法制度。周统治者继承了商代高度的奴隶制文化，并对其原有的民族文化，进行了综合改造，在神权之上，又加了一层宗法礼教的统治。周公"制礼作乐"，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典章制度，加强了王室的统治。所谓"制礼作乐"，"乐"只是"礼"的附庸，"礼"才是周代社会的核心。"礼"，就是人之所遵循的行动规范和礼俗。《周礼》、《仪礼》、《礼记》，便是对周代社会礼俗的叙述。

周代的文化艺术在吸取前代经验和长期积累的基础上获得空前发展。在"礼"的控制下，文化艺术有了新的特点。音乐舞蹈由娱神转而为人神兼娱，不仅用于祭祀、求雨，而且用于宴请宾客。周代还出现了专门的音乐学校，周人根据"礼"的要求，规定了用乐上的等级，这种等级，象征着国家的秩序。与此同时，文化教育也有很大发展，成立了各级各类学校，学校考试时"礼"是重要的内容。

周代的文学随着周代社会的务实，开始走向抒情，这一方面是由于上古神话的佚亡加深了中国诗歌抒情的传统，另一方面也由于神话全盛时期，文字的简约还不适宜于作故事性的记述，致使周人的史诗偏重于抒情。

西周文学留给我们的是诗歌和散文。

（一）西周社会的映射--《诗经》西周初为了维护领主分封制这一等级制度的尊严和统治，周公制礼作乐，为此收集各地民歌，同时建立了献诗制度，由此发端，自西周至春秋中叶逐渐形成了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保存了这一历史阶段前后五百多年的三百零五篇诗歌。

《诗经》中的诗，最初都是配乐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三者结合的形式，只是后来乐谱和舞姿失传，只剩下歌词，于是就成为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一部诗集了。

《诗经》的编排，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大部分是民歌，小部分是贵族作品。国风是《诗经》的精华所在，最富于文学价值。"雅"是朝廷的正声雅乐。又按音乐的不同，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用于诸侯朝会，"小雅"用于贵族宴享。雅诗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连歌带舞用以娱神。"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诗经》的创作年代大体为："周颂"全部和"大雅"的大部分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是西周末年到东周的作品；"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的全部则是东迁以后至春秋中叶的作品。《诗经》产生的地域相当辽阔，大致在黄河中下游及汉水流域一带。

关于《诗经》的详细内容将在《中国春秋战国文学史》中介绍。本书将重点介绍产生于西周时期的作品。

1。西周的史诗诗歌发展到周初，已经成熟地产生了中国诗歌中最早的四言诗，这即是后来《诗经》的主要语言形式。最早的四言诗是周初的史诗，这些诗被保存在《大雅》的乐章里。

现存《大雅》共三十一篇，其中较早的有《生民》、《公刘》、《緜》、《皇矣》、《荡》、《大明》等，所叙述的是周民族从部落时代直到战胜殷商的事迹。

史诗是历史的第一页，产生于神话还在流行的时期，因此，史诗中的内容总与天神有关。从结构看，中国史诗由于语言文字所走的是更近于诗的洗炼的道路，在叙事上采取了最简洁的手法。周代史诗的内容主要叙述自周始祖后稷至武王灭商这一时期的历史。史诗注意对社会生活的描写，特别是对统治阶级生活的描写。作为史诗其包括的信息量决定了它的篇幅较之以往的一般诗歌篇幅有显著增长，并且开始分章，从诗的内容结构和篇幅来看，与后代的叙事诗颇为接近。不同的是，最初的史诗尚不可能像后世的叙事诗那样情节动人曲折，形象鲜明感人，但是其诗文结构的严谨，文字的洗练却是值得称道的。其中，也不乏动人的章节，如较有影响的作品《生民》。

《生民》一章首先叙述周人的祖先后稷的诞生。后稷是天神的儿子，他的母亲名叫姜嫄，一天在路上看见有巨大的脚印，那其实是天神的足迹，她不觉愉快地踏了上去，而有所感生后稷。等到生下来，这没来由的孩子使人觉得不祥，因而被弃，屡遭艰难而不死。其文写得生动感人：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讦，厥声载路。

诗文大意说，后稷最初生下便被投到一条狭路上，好让牛羊把他踏死，可是牛羊遇见这神异的孩子，从那里走过时，偏都躲开来，他因而得以不死。于是又被投到一个森林里要饿死他，可巧那天许多人去伐树，这孩子便又遇了救。之后又投到冰上去，想把他冻死，这时就有许多鸟飞到他身上，用翅膀去盖着这孩子，使他得到温暖。故事写得一波三折，充满神奇。历经苦难终于长大起来的后稷生得形体峻茂，长于种麻麦瓜菽，并创造了稼穑之法，于是定居于邰。诗里形容他耕种的收获：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

这时天又降嘉种，于是田亩更为繁茂，后稷乃始行郊祀之礼，这就是周民族创业的故事。

这是我国早期的叙事诗，以叙事为主，兼有抒情成分，其内容又是神话与历史杂糅，真实与虚幻交织。

《公刘》描写的是英雄祖先公刘率领族人由邰迁豳的伟大功绩及其过程。作品一开始就说他如何领导着周人作移民的准备：笃公刘，匪居匪康。迺场迺疆，迺积迺仓。迺裹■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方启行。

作品写了移民的周密、慎重的准备情形：整治田疆，积贮粮食，带好干粮，箭矢上弦，弯弓满张，戈矛盾牌斧钺齐高扬。周人顺利地到达豳地后，作品接着描写英雄公刘如何考虑地形的情况，用一种类如雕像的形象，把人民的感情表现了出来。

陟则在■，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这时人们背了行囊到了这个新地方，交头接耳地忙在一起，或者集中在一处，或者分散在田野。诗中写道：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简明的四句话，把移民集体活动的情况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使人犹如听到了欢声笑语。公刘于是领导国人定居在这里，经营宫室，分配田亩，建立了军旅。

周民族曾经过多次的反复迁徒，《緜》描写的是周人由豳至岐的迁徙，诗中写道：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爱及姜女，聿来胥宇。

这乃是追叙自"民之初生"的原始移民过程，包括其间与姜姓的通婚这一里程碑，最后则落实到了文王之生。其中，最生动的文字是描写在岐下立国时兴工的一段：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迺立皋门，皋门有伉。迺立应门，应门将将。迺立■土，戎丑攸行。

这可以说是最早描写集体劳动的诗歌，一联串的描绘渲染，真是使人如见其景，如闻其声，其中充满了新兴的光明的气象。

《生民》、《公刘》、《緜》这三首歌颂祖先的乐歌，是周初王朝的史官和乐工利用人民口头的传说材料创造的，其内容反映了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以及劳动热情，这也正是它的动人之处。

周部族的史诗继上述介绍的《生民》、《公刘》、《緜》之后便是更接近于历史现实记叙的《皇矣》、《荡》和《大明》。《皇矣》中所叙述的是文王伐密伐崇的战争；《荡》与《大明》两章是写与殷商的战争，《荡》可以看作是最早的一篇宣言文字，是一篇对殷商的宣战书，如作品骂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大明》是从文王之生，到文王举行婚礼，生了武王开始，全篇以武王伐商为中心，写得有声有色，如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弍尔心！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除了上面介绍的周人的史诗外，《大雅》里的《江汉》、《常武》，《小雅》里的《出车》、《采芑》、《六月》也都是历史性的诗歌。

此后，特别是到了周宣王时代的诗歌只是简单的歌颂，没有很多故事的叙述，神话的成分不足了。此时的史诗已进入尾声，后来便成为宫廷的颂歌了。

通过这些史诗的介绍，不难看出在西周初期，我国文学苑地上便已开出了一部周人史诗的艳丽花朵，它详尽而生动地展现了周部族从诞生到发展的历史，周民族创业的传说，周民族的移民、劳动的歌唱，克商的胜利。周人史诗的风格特点是既有叙事，也有抒情。

2。周颂诗歌从周初到成康之际，是一个比较安定的时期。贵族统治阶级为了求福祐，敬祖宗，经常举行大规模的祭祀，创作很多颂歌，配合音乐舞蹈，在各种祭祀仪式中进行演奏，这样就产生了《诗经》中的"周颂"。

"周颂"是西周王朝的祭歌，在祭祀宗庙时，籍以歌颂周朝祖先的功德。"周颂"和部分"雅"诗一样，产生于西周的镐京。大约创作于西周初期七、八十年间。

周代初期社会进入稳定有序状态，农业生产是当时人民从事的主要劳动。因此，在《周颂》中也有一部分作品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如《载芟》、《良耜》、《噫嘻》、《丰年》、《臣工》等。作品虽是春夏祈谷、秋冬报赛（答谢神佑）的祭歌，但作为农事诗也是"周颂"中的优秀诗篇，对于了解西周时期的农业生产状况及人民的生活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载芟》主要写春耕，《良耜》主要写秋收。但两篇作品都描写了农业劳作的全过程。如《载芟》："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诗从耕作说到播种，说到禾苗条畅，说到收成良好，说到祭祀祖宗，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劳动生活的风俗画面。又如《良耜》："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伊黍。其笠伊纠，其镈斯赵，以薅荼蓼。"

作品所描写的这段文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深耕的犁头多么锋利，开始播种向阳的土地。家里有人来田里看望，手提圆箩，胳膊挎方筐，里边散发出黄饭香，饭后又干活系好草帽，手把锄头铲除野草，毒荼苦蓼全都要拔掉。"

作品写饷田与种田人的形象，以及农夫使用着锐利的耕具的情形是极为生动的。

除了上面介绍的农事诗外，《小雅》里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情景。

应该指出的是，"周颂"中的诗歌多数称道的是西周盛世之德，因此，无论从用途、内容，或者形式方面，都决定了"颂"诗比较单调呆板，枯燥无味，语言古奥，庄重典则，大多质朴而无文饰，古庄而少情感。形式上大多为公式的套用。如《周颂》中的大武乐章《武》、《酌》、《般》、《赉》、《桓》这五篇结合起来，就是一篇武王伐纣的纪事本末提纲。《酌》写出师，《武》写伐商，《般》写凯旋，《赉》写勤南国，《桓》写天下太平。

3。《国风》中的农事诗--《豳风·七月》《诗经》中的《国风》保存了不少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表达了他们对剥削、压迫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篇。《国风》中的诗内容包括反映徭役、兵役的，如《式微》、《东山》、《伯兮》、《君子于役》等；反映恋爱婚姻的，如《关睢》、《静女》、《氓》等；反映农事的如《七月》等。

《国风》诗的最大特点是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以朴素的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以及赋、比、兴的表现手法的成功运用。

最典型的反映周初农事的诗篇是《豳风·七月》。据史料考证，七月诗应当产生于西周初年，或是周灭殷之前的作品。

下面，我们对全诗作一分析：七月（豳风）

【原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献豜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菽苴，采荼新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释文】：七月里火星向西流动，九月里冬衣已经做成。

冬月里北风呼呼直刮，腊月里冰冷天寒地冻。

没一件粗衣短褐遮身，俺们怎能够度过严冬？

正月里准备好犁杖，二月里下田去春耕。

老婆孩子一起出动，送饭送水到南田埂，田官来监工很高兴。

七月里火星向西流动，九月里冬衣已经做成。

阳春三月暖洋洋，黄莺婉啭声声唱。

采桑的姑娘持篮筐，走在田野的小路上，去采喂蚕柔嫩的桑。

春天的日头缓缓地坠，采得白蒿子已经成堆。

姑娘们心里为何伤悲，怕少爷强迫跟他同归。

七月里火星向西流动，八月里收割芦苇备用。

三月里修剪桑条忙，砍柴斧子要带在身上；砍去桑树远扬的枝桠，摘掉枝桠上面的嫩桑。

七月里鹈■在歌唱，八月里纺织忙得慌。

染成的织品分黑黄，朱红的料子最漂亮，得送给少爷做衣裳。

四月里远志秀穗了，五月里知了吱吱叫。

八月里开镰把庄稼割，十月里霜打树叶儿落。

十一月里去捕野貉，还要去猎取野狐狸，得送给少爷做皮衣。

十二月里大伙来集合，继续打猎练武比骑射。

打住小野兽可自己留，大野兽上交归公爷有。

五月里蚂炸儿腿弹动，六月里纺织娘振翅鸣。

七月里蟋蟀在野外，八月里蟋蟀檐前来；九月里从门口爬进屋，十月里钻入我床下住。

收拾穷屋用烟熏老鼠，堵住北窗柴门用泥涂。

可叹我老婆孩子，快到新年改旧岁，猫冬住进这贫窟。

六月里吃李子和葡萄，七月里煮葵菜和豆角。

八月里打甜枣，十月里割香稻。

甜枣香稻酿春酒，喝了保佑人长寿。

七月里瓜成熟，八月里摘葫芦。

九月里收麻子，采来苦菜砍来臭椿树，权当吃烧养活俺农夫。

九月里修好打谷场，十月里庄稼场内装。

黄米高粱早晚作物，谷麻豆麦各种各样。

可叹呵我们庄稼汉，田里的农活刚忙完，还得到公家把活干。

白日里割茅草，黑夜里搓绳条。

急忙上房修盖好，开春播种要趁早。

腊月里刨冰冲冲响，正月里冰块窖里藏。

二月里开冰来祭祖，供献上韭菜和羔羊。

九月里天高气爽，十月里浇净谷场。

携带上两壶酒，杀一只小羔羊。

大家宴饮齐上公堂，举起牛角杯同祝颂，高呼一声万寿无疆！

《七月》属于十五国风中的《豳风》，豳在今陕西省彬县一带地方。这首诗篇幅较长，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奴隶生活的状况，可以看作是西周奴隶社会的缩影。主要内容是描写"农夫"也就是农业奴隶一家一年到头的牛马般的劳动。它的每一章叙事部分可分为两个部分，前部分是时序性事物，后部分才是劳务内容。

全诗可分八章。第一章从岁寒写到春耕开始，写奴隶们无衣无褐，艰难地渡过寒冬，一入春就要在奴隶主爪牙的监督下开始春耕生产。

第二章写女奴在春天忙碌地采桑养蚕。她们在从事繁重劳动的同时，还要时刻担心遭受公子的人身侮辱。

第三章写女奴割苇制箔，修剪桑枝以及绩麻染色，为奴隶主制作华美衣裳。

第四章写秋收后男奴隶猎取野兽，珍贵兽皮要献给奴隶主制作温暖的皮裘。

第五章写一年将尽，奴隶们为自己收拾房屋过冬，居住条件极为简陋，发出悲苦的叹息。

第六章写奴隶们还要为奴隶主采摘蔬菜水果、煮豆打枣、酿制春酒，而自己只能吃苦菜，烧劣柴，食用极坏的食物。

第七章写粮食归仓以后，奴隶们还要为奴隶主修宫室，从事杂役，然后才能修补自己的茅舍，昼夜劳碌，不得喘息。第八章写奴隶主年终祭祀宴饮，而奴隶们却要从事凿冰、扫场、杀羊等工作，并为奴隶主祝寿。这首诗有如画幅中的长卷，比较完整地展现出奴隶制社会的全景。"七月（豳风）"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深刻表现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和爱憎，揭示了奴隶们沉重的劳动负担，受凌辱的地位，贫困的生活和悲惨的命运。男奴隶从年初便整治农具下田，一年农事完了，还要为奴隶主做家内劳务，奴隶主生活所需的一切，都由奴隶劳动承担。女奴隶呢？春天采桑养蚕，秋天纺绩织作，还随时有被强迫去糟蹋的危险。而奴隶主坐享其成，奢华异常，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主要是用朴实的语言叙写实际情事，靠事物本身的素朴的真实性打动读者。在此基础上能注意到描写的生动性、趣味性，并注意细节描写，如第四章中写斯螽的鸣叫，言"动股"，写莎鸡的鸣叫，言"振羽"，都是用其发声时的肢体特征加以表现，形象生动而不雷同。又如写蟋蟀随着气候趋冷而内移，由野而宇，由宇而户，由户而床，读来津津有味。为了更好地突出主题，作者较好地使用了对比的手法，可以说整首诗都处于奴隶主和奴隶生活的对比中，有时也运用于具体章节里。如第六章前半部分叙述收获果品稻谷，酿成美酒，供奴隶主祈求长寿；后半部分说奴隶自己的生活是拾麻籽、吃苦菜、烧臭椿。两相对照，给人的感受更加鲜明强烈。"七月（豳风）"以简朴的语言描写事物，以质朴的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仅贯穿在《国风》的作品中，构成了其鲜明的艺术特点，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创作。

（二）《尚书》--散文的发展及形成的标志萌芽状态的散文与史诗、周颂诗歌相伴发展，而其走向成熟却是在诗歌之后，成熟的标志便是《尚书》的产生。

1。《尚书》的基本情况《尚书》最早只称《书》，自西汉始称《尚书》，因为《尚书》各篇，最早的是《尧典》，最迟的是《秦誓》，西汉初世，去春秋秦穆公时已远，故名此书为《尚书》。孔颖达《尚书正义》说："尚者上也，言此为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也说："以其上古之书，故曰《尚书》。"多数学者认为所谓《尚书》，就是"上古之书"。《尚书》成为儒家经典之后，又叫做《书经》。

《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荀子·劝学篇》："《书》者，政事之纪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由此可知，《尚书》的内容多和政事相关。其所记之事，上起尧舜，下止秦穆公。它是三代政治文献的总集，记录了君王和大臣门的言论和政令。

《尚书》的作者是上古的历代史官。

今存《尚书》共有五十八篇，分四部分，依次称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

《虞书》五篇，篇目为：《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漠》、《益稷》。

《虞书》的"虞"，相传是上古国名，国君为舜，舜生活的时代大约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末期。《虞书》中的《尧典》记叙唐尧的历史传说，其余记载虞舜和大臣禹、皋陶等人的对话。

《夏书》四篇，篇目为《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夏书》是夏代的政史资料。夏代（约公元前21-16世纪）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开国君王为启。

《商书》十七篇，篇目为《汤誓》、《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中、下三篇）、《咸有一德》、《盘庚》（上、中、下三篇）、《说命》（上、中、下三篇）、《高宗彤日》、《西伯勘黎》、《微子》。

《商书》是商代（约公元前16-11世纪）的政史资料。

《周书》三十二篇，篇目为《泰誓》（上、中、下三篇）、《牧誓》、《武成》、《洪范》、《旅獒》、《金縢》、《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陈》、《顾命》、《康王之诰》、《毕命》、《君牙》、《冏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

《周书》是周代（约公元前11世纪-476年）的政史资料。全书连同序言原为七十一篇，今存仅六十篇。其记事上起周初的文王、武王，下至春秋后期的灵王、景王。

《尚书》篇目名称有的取自篇目论述的中心内容；有的取自物名；有的取自人名；有的取自重大的历史事件。

《尚书》的体例历来其说不一，汉代孔安国分为六体，唐代孔颖达分为十体。元代董鼎说："古之为书者，随时书事，因事成言，取辞之达意而已。岂如后之作文者，必求合乎体例。孔氏以六体言，大概以举，虽不以六体之名名篇，合其类，亦是正也，何用称摄？"此后，历代学者多以孔安国所定六体为宗。这六体是：典。典字取义，本为常法。典的字形像简册端放在几案上。可见典是重要的政治文件。《尚书》中隶属"典"这一类体式的篇目主要记载上古的典章制度，可为后代常法，所以称为"典"。如《尧典》为虞史，追记唐尧之事。尚有《舜典》、《禹贡》、《洪范》、《吕刑》、《周官》等。

谟。谟义同谋，虞舜之世，君臣每交相勋勉。如记大禹、皋陶陈于帝舜之嘉言，称之为"谟"。

训。训为教诲之义。《尚书》中属于训体的有两类。一类为贤臣以恳挚之辞，教诲其君。如《伊训》、《太甲》。《无逸》为周公告诫成王之辞。另一类是忧国之士，追述祖训，以促人君反省。如《五子之歌》，因太康失国，其弟五人，悲愤作歌，而追述大禹之训，以资告诫。

诰。《说文》："诰，告也。"蔡邕《独断》："告，教也。"这一类篇目较多，是《尚书》的主体部分。《尚书》中的诰体，大体有下列几种：晓谕百官民众之辞。即告众皆知，类似近世公文中的布告。如《盘庚》篇，为盘庚迁都告百官庶民之辞。

祭告宗庙神祇之辞。古人于宗庙神祇前有所祈祷或告白，必陈之以辞，如后世祝辞之类。如《武成》为武王伐殷告祭天地山川之辞。

人臣劝告君王之辞。一般为贤臣所进忠告之辞，而有关于国计民生者。

如《召诏》为召公劝告武王之辞。

君王垂诫臣下之辞。似后世公文中的训令，如《康诏》等。

同官彼此相告之辞。同官之间相告之语仍不外乎国家大计。如《君奭》是召公告老时周公告谕之辞。

誓。誓为出师时告诫将士之辞。类似后世的誓师。《尚书》中属于"誓"这一种体式的有九篇，其中八篇是战争誓词，如《夏书》的《甘誓》、《胤征》，《商书》的《汤誓》，《周书》的《泰誓》、《牧誓》、《费誓》等。《尚书》的末篇《秦誓》是秦穆公的悔过作誓。

命。命即命令。主要是君王任命官员或者赏赐诸侯的册命。《尚书》中的命体，大致可分三种情况：有所畀予之命。即畀予官职爵位之命。如《说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陈》、《君牙》、《周命》等，其内容都含有奖许激劝之辞。

有所遣使之命：如《毕命》、《吕刑》。

有所托付之命：如《顾命》一篇，为成王将崩时，以康王托付于群臣之辞。

《尚书》的流传：《尚书》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中心的经学史中重要的一经，被历代学者所重视。为了疏通经文，历代学者们下了很大功夫，深入钻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蜂起，学术史上异常活跃，为了宣扬各自的学术观点，诸子纷纷研究《尚书》的思想内容，其著作也竞相称引《尚书》，先秦书籍引《书》具体提到篇名的约有四十多篇，为《尚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丞相李斯奏请"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尚书》经过秦始皇焚书和秦末的战火，散失不少。

西汉初年，先后出现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两个版本。

今文《尚书》由伏生传授。《史记·儒林传》说伏生曾经担任秦的博士，秦始皇焚书时，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里，到了汉惠帝时，取消禁书令，伏生搜寻藏书，失掉了几十篇，只剩下二十五篇。伏生以其在齐、鲁间讲授，他的学生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下来，所以叫做今文《尚书》。

《汉书·艺文志》载，汉武帝末年，在孔子故居的墙壁中得到一部《尚书》，计四十五篇，后来孔子的后裔孔安国献给朝廷。这部《尚书》不是用隶书而用古文字写成，因此，叫做古文《尚书》。

今文和古文《尚书》，除篇数多少和字体的差异，并无多大分别。

西汉研究《尚书》，主要是围绕《尚书》今古文之争而进行的章句训诂。魏晋至隋唐，《尚书》的研究已不限于训释文字，兴起"义疏"之学，开始阐释经文内涵。唐代贞观年间，孔颖达主持编撰的《尚书正义》可视为"义疏"之学的总结性著作。这部书以《孔传古文尚书》为底本，把《孔传》作为正注，博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书》说作"疏"，是唐代以前《尚书》研究的总成果。

宋代是《尚书》研究的发展时代。其原因一是由于当时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各种观点层出不穷，二是由于印刷术已相当成熟，为学术发展提供了基础。《尚书》的研究著作有二百多部。南宋蔡沈著《书集传》，废除前代烦琐考据，力求简明易读，有独到之见。《书集传》是宋代《尚书》注释的代表作。蔡沈是朱熹的得意门生，他的研究是在理学指导下进行的，因此提高了《尚书》研究的思想性，建立了《尚书》研究的"义理"之学。

元、明、清三代将《尚书》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清代，是我国学术史上的鼎盛时代，今天能见到清代《尚书》研究著述多达190　种，清代学者开始多角度研究《尚书》，从章句训诂，字文音义，到考证辨伪、校勘辑佚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学术成就。各派学者均有重要著作。此外，在研究方法、研究理论上也有突破性进展。

近代，学者们除继承前代研究成果外，注意采用西方的新方法研究《尚书》，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于省吾的《双剑誃尚书新证》都运用金文、甲文、地下考古资料和文献材料互证，多有创见。现代学者郭沫若、竺可桢、顾颉刚等人从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等各个领域多层次多角度地探索研究《尚书》，也新见颇多。

2。《尚书》的要旨《尚书》相传为孔子整理、选编成一百篇，后经秦代焚书，损失很大。

该书要旨：其一，在明仁君治民之道。

春秋之世，圣王不作，暴君迭起，人民困于虐政，备受痛苦。为救危世，感化当世人君，史官作《书经》一书，希人主得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使天下享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因此，阐明仁君治民之道是《尚书》的第一要旨。

其二，在明贤臣事君之道。

周室东迁之后，人臣之事君，远不如往古，乱臣杀君之事屡见不鲜。史官作《周书》，记古贤臣事君之道，以使后世取法。

3。《尚书》的内容《尚书》上自原始社会末期，下至封建社会初期，横跨整个奴隶社会，记载了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传说和历史事件，比如尧舜禅让、鲧禹治水、太康失国、盘庚迁殷、周公摄政、成康之治，等等，涉及到政治、军事、天文、地理、官制、礼仪、刑法等广泛领域，反映了原始社会的解体，奴隶社会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宗法思想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

《尚书》中的虞、夏之书，是后世儒家的政治理想，不能看作真正的虞，夏史料；其中的《商书》是殷商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散文，多数为西周初期的文献。属于西周的作品可靠的有十多篇，主要是周武王至穆王时王朝史官所记的文告和策书，即所谓"诰"、"命"等，重要的如《牧誓》，是武王伐纣至牧野誓师之辞；《大诰》是周公将讨武庚，大告庶邦之辞；《洛诰》是周公营成周，遣使告卜及与成王答问之辞；《多士》是周公以王命告殷遗民之辞；《无逸》是周公诫成王之辞。下面，我们以《牧誓》和《无逸》两篇为例，看一下《周书》的具体内容及特色。

《周书·牧誓》原文：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释文】在甲子日的黎明时刻，周武王率领军队来到商国都城郊外的牧野，举行誓师。武王左手拿着黄色大斧，右手拿着旄牛尾指挥军队说："真远啊！从西方来的人们！"武王说："哦！我们友邦的国君和办事的大臣，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的人们，举起你们的戈，排列好你们的盾，把你们的矛竖起来，我要宣布打仗的纪律了。"

武王说："古人有话说："母鸡没有早晨啼叫的；如果母鸡在早晨啼叫，这个人家就会倾家荡产。"现在商纣王听信妇人的话，轻蔑地废弃了对祖宗的祭祀，不闻不问；舍弃了先王的后裔、同姓的长辈和兄弟，不管不用，反而只对从四方诸侯国逃亡到商国的罪人备加推崇、备加尊敬、备加信任、备加使用，让他们做大夫、卿士一类的官，使他们残暴地对待老百姓，在商国内外作乱。现在，我姬发执行老天的惩罚。今天的战事，行军时，不超过六七步，就要等待队伍整齐。将士们，要努力啊！刺击时，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就要等待队伍整齐。努力吧，将士们！希望你们威武雄壮，像虎、貔、熊、羆一样，前往商都的郊外。不要禁止商国军队中能够前来投降、帮助我们周国的人。努力吧，将士们！你们如果不努力，那就会对你们本身施行杀戮！"

《牧誓》记叙了商、周两军在牧野决战前，周武王部署军队，庄严宣誓，宣布纣王的罪行和作战时的纪律的情景。此文不仅是记录牧野之战的重要史料，同时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鲜明的文学色彩。

商、周《牧野之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战使统治黄河流域六百多年的商王朝彻底覆灭，建立了西周王朝。

牧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率领三千名精锐的王室御林军，四万五千名甲士，动用三百辆战车，联合一些部落联盟，兵发牧野，商纣王也调集了大量军队仓皇应战，但因其暴虐无道，不得人心，商军与纣王离心离德，纷纷起义，周武王乘胜追击，商王连连败退，直至孤家寡人，无奈放火自焚。

《牧誓》是"牧野之战"最早的文献记载。誓词篇幅短小，内容却十分丰富。全文以誓诰为主体，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记叙誓师前的军队部署，场面宏大，战争气势庄严、昂扬，明确交待了誓师的时间、地点。特别成功的是描绘了誓师的主角周武王的英武形象--威风凛凛，指挥若定。"称尔戈，比尔干，张尔矛"，使人们仿佛目睹了一个威武雄壮、气势磅礴的誓师场面。

第二部分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写周武王宣布商纣王的罪行和战时纪律。

商纣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宠信妲己，废弃祭祀，任用坏人。他还建造酒池肉林，剜比干的心，刮孕妇的腹，残害忠良，涂炭百姓。作品中周武王引用了古谣"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形象地揭示了殷商即将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振奋了周军的士气。"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多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多焉，勖哉夫子！"这里运用反复的修辞手法，强调了行军和战斗时必须步调一致，保持整齐的阵容。

《牧誓》从写作手法到文采都体现了《尚书》中"誓"的风格。"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词断。"（刘勰《文心雕龙·檄移》）。誓词首先阐明原因，其次揭露罪行，再次宣布纪律；原因说得明确，罪行揭露得透彻，纪律讲得严明。文势如高山悬瀑，读来令人赞美不绝，其文体风格同牧野之誓所要达到的作用十分相称。

《周书·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的篇章。无，不要；逸，逸乐。

周公还政成王之后，害怕成王贪图享乐，荒废政事，经常告诫成王不要逸乐，作品记录了周公的诰词。

【《周书·无逸》原文】：（节选）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

"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年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

【释文】：周公说："唉！君子做官不可贪图安逸享乐。首先了解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再逸乐，就会知道老百姓的痛苦。看那些百姓，他们的父母勤劳地耕种收获，他们的儿子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贪图安逸享乐。时间已经久了，于是就轻视侮慢他们的父母说："老人没有知识""。周公说："唉，我听说过去殷王中宗神态庄正，心怀敬畏，自己谋求天命，治理百姓，恭敬谨慎，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所以中宗在位长达七十五年。"高宗在做太子时，长期在外劳役，于是他爱护百姓，等到他即位，有时沉默，三年不轻易说话。或许因为他不轻易说话，话一说出来就和顺合理。他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致使殷国美好和睦，从老百姓到群臣，没有怨恨他的，所以高宗在位五十九年。"在祖甲时，他以为代替兄长称王不合理，逃亡民间，做了很久的平民百姓。于是等到他即位后，就知道百姓的痛苦，能够安定爱护人民，对于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人也不敢轻慢，所以祖甲在位三十三年。"

《无逸》这篇作品告诉我们一条非常重要的历史经验，那就是"无逸"，周公提出"君子所，真无逸。"即君子做官不可贪图安逸享乐。作品引用了大量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诫人们强调"无逸"必须先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和老百姓的痛苦。历史上凡是勤政爱民的君主，其政必兴；凡贪图逸乐的帝王，其政必败。从理论和实践上强调了"无逸"的重要性。告诉人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

《无逸》叙述颇有条理，富于层次，从记叙文的结构上看有显著进步。

4。《尚书》的文学成就及其语言特点《尚书》作为最早的历史文献，经历了多灾多难复杂曲折的流传过程，才侥幸得以保存下来。然而，不论发生什么变故，《尚书》始终随着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发展，以其丰富的史料、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文学技巧，雄踞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宝座上，作为儒家之经典、历代帝王和封建士大夫必读必遵的政治与道德教科书，倍受尊崇。它不仅给汉以后全部封建时代的政治和思想以巨大影响，而且，其诗书并称，对后代学术、文学影响也颇为深广。

《尚书》的崇高地位，与其表现手法不无关系，虽然《尚书》的作者未必有意为文，但其文章的艺术成就是不可忽视的。

综观《尚书》中的文章，其结构渐趋完整，议论已有中心，叙事也有层次，部分篇章颇具文采。例如其中的《盘庚》三篇，中心突出，夹叙夹议，用了许多生动、贴切的比喻，可视为早期较完整的论说文。"又如《周书》中的《顾命》写周成王之死和周康王继位的经过，记叙具体而有层次，可视为早期较完整的记叙文的代表。再如《尧典》，记述尧舜布政繁而不乱，以致曾被西方学者称作"古代散文的光辉典范。"

《尚书》中的《禹贡》讲的是禹治洪水，叙写山水田土贡赋草木金茶物产，虽说内容繁杂，然而叙写十分简洁。宋罗璧《识遗》于此云："《尚书·禹贡》叙九州地理之分，画山川之离合，物产之参差，贡赋之高下，功力之作止，铺叙随之而异，更不淆杂。"《伯子论文》亦云："凝叔论《禹贡》谓通篇皆记治水，而治水本为敷土，故首句曰："禹敷土"，言治水之本意；次句"随山刊术"，言治水之功用；三句"奠高山大川"，言治水之成效。一节只三句，包终通篇，而语简意明，又并不出一水字。"应当说，古人的评价是公允的。

《尚书》不仅是文诰、会议记录等应用文体的源头，而且开辟了古代散文创作的先河。清杨绳武云："《尚书》千古文字之祖也。典谟，纪传之祖；《禹贡》，志乘之祖；誓诰，诏令之祖；《伊训》、《说命》，章疏之祖。他类可推"（《钟山书院规约·论古文源流》）。《尚书》特别是《周书》各篇大多讲究章法结构，写作条理非常清晰，表现生动，形象，历代散文家十分重视，为后世散文创作奠定了基础。

《尚书》的语言也有其独特性，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材料。其文章以记言为主，虽是书面语，却是口语化的书面语。语言特点首先表现为文辞生僻、语词古奥。其中保存了很多商、周时代的古老词汇和古老词义，颇为难读。唐代的著名文学家韩愈曾经指出："周诰、殷盘，诘屈聱牙"（《进学解》）。《尚书》文辞之所以古奥，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些文章是照当时的口语直记下来的。《汉志》曰："《书》者，古之号令；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立具"，就是立刻写成，不加文饰。随着历史的变迁，口语会发生变化，而已成文字的书面语却不会改变，后代人看古代人依口语写成的"古代白话文"便觉得很难懂了，加之整理《尚书》的人，以为文章越古越好，于是竭力模仿其文章语句，也是造成其古奥难读的原因。以其代词而言，代词在词汇系统本是比较稳定的语辞，但《尚书》中的有些代词在秦代以后的用法就与其有很大不同，或消失了，或词义语法作用发生了变化。如"朕"，《尚书》中的"朕"共出现81　次，有的表示天子自称，有的表示大臣自称，但秦以后的文献典籍中基本只作帝王的自称。又如台（，yí移）可译作"我"，"我的"，卯（áng，昂）可译作"我"，这些代词即使在《尚书》中也是使用极少的，可见其古奥。此外，厥，可译为"他的"、他们的"；畴（chóu，筹）可译为"谁"；咨，可译为"喂"；俞，可译为"嗯"；"猷"，可译作"喂"，这些语同都很古僻。许多语词在现代汉语中是常用词，但在《尚书》中却是最古老最生僻的词义，如《召诰》："其惟王位在德元"，在，意为"慰问"；《周书·康诰》："不废在王命"，在，意为"完成"；《尧典》："平在朔易"，在，意为"观察"，这些词义只是在《尚书》中有所出现。

其次，《尚书》文字歧异现象严重，如"七""来""采"、"在"四字因形近音近而误；"治"、"始"、"政"因音近义近而误；"忽"、"滑"、"华"、"训"、"咏"因音近而误。这些文字歧异现象产生可能是由于上古的传授方法和历代传抄传刻所致，如《尚书》最初口耳相传，当然容易出现差错，传抄的手抄本笔误当然难免。《尚书》流传至今天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无数人讲授、传抄，文字歧异现象也会日益增多。

再次，《尚书》中的通假字数量多，容易产生歧异和误解。通假是古书上音同义近字的互相通用和假借现象。例如"反"可以写成"返"，"逝"借来代替"誓"。现代汉语中不允许有通假字，而隋唐之前的文献典籍中通假字比较普通，通假字造成了形同义异的矛盾，容易产生误解。

最后，《尚书》中的词序倒置和句子成分省略比较特殊。

《尚书》中有规律的词序倒置主要是提宾句，即宾语前置。如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叙述句中名同或代词作宾语，用"是"、"之"成为宾语前置等等。《尚书》中的词序倒置特别多，而且比较特殊，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尚书》以记言为主，反映了商周时代的口语，口语词序容易颠倒。

此外，《尚书》中语言的省略现象，比较特殊。省略方式多数是古汉语常见的承前省略、蒙后省略、对话省略。还有一些连接成分，修饰成分的省略，如省略连词、语气词等。《尚书》中句子的省略部分，可以通过我们的阅读，即上下文意所提供的语境信息补充出来。

（三）《周易》--卜辞至《诗经》的桥梁1。关于《周易》（1）《周易》的产生《周易》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历代学者多推崇它为"群经之首"、"万道之源"；致以无上的敬意。相反，也有人认为《周易》仅是古代一部卜筮之书，只是经过孔子的传述之后，又加上历代许多学者穿凿附会，才有了后世的盲从和崇敬。

无可否认，《周易》原是上古卜筮的学术著述，但到了商、周之际，经过文王的整理和注述，使它由纯卜筮的范围进入"天人之际"的学术领域，由此《周易》一书便成为中国人文文化的基础，而自东周以来，《周易》经过孔子的研究和传述，同时又散为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源泉。

《周易》这部神秘的占筮记录，运用了"卦"的基本图式，取象譬喻，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万物之情，蕴藏着丰富深奥的哲理。它是儒、道、墨、法、兵、名、阴阳等诸子百家思想的重要渊源和中华民族医学及中医气功理论的发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其内容之博大精深，甚至来自古印度的佛教文化，以及西方的近现代科学也无不与之相融相通。正因为这样，《周易》被称为一部神圣的、内容无所不包的万世经典，是藏往知来的卜筮书，又是一部哲学、历史著作。其内容包括了上古社会的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商旅、管理、军事、法律、天文、医学、文化艺术、教育等等，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的"自觉象征"，反映了上古人类抽象思维的水平。

下面，我们对《周易》的产生做一些具体探讨。

大家知道，在遥远的洪荒时代，依赖自然生存的远古先民每当太阳从东方升起，走出穴居的窟洞，首先考虑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填饱饥肠。今天的日子该怎么过？会不会遇到什么灾祸？到什么地方去打猎或采集果实才能得到较多的收益？这些考虑，尽管可能有种种不同的具体内容，却已包含着对未来的探求和推测，人们迫切希望在事先就预知自己所为的某种事情的后果，由此来决定自己的行动。然而，怎样才能在事先顶知后果呢？经过漫长的实践，古人总结出一系列预测未来的法术，有些法术，甚或包含着一定的科学因素。如出门先看天象，由太阳和云气的变化预测阴晴风雨，由此产生了最早的天文学、气象学。有些法术则相当神秘，如占卜龟甲兽骨，按照的炙甲骨而产生的裂纹特征来预测行事的吉凶。到春秋战国时代，各种预测术已初步形成独特的方式和理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占筮术，占龟术，占梦术，占星术，占云气术，相地术，相人术等等。这种种占卜相术，原先都是由部落中负责沟通人神关系的巫师主持的，到战国秦汉时代，已成为一些氏族世家的专职，甚至一些儒生也涉足其间，以其作为谋生的手段。他们总结了占相经验，上升为理论，纷纷著书立说，到西汉末年，皇家图书馆已收藏了大量这方面的著作。当时，编写的图书目录把这类作品独列为一类，名"数术部"，此后，这些预测术连同有关的理论被总称为"数术"。

科学与迷信原本是一对双胞胎，同时降生于原始社会的母体之中。在上古时代，科学的发展往往伴生着迷信。反之，迷信的发展也往往孕育着科学。以数术而言，不仅原始的天文学孕育出不断精密的古代历法，就连纯粹以预测人事为目的的星占术，事实上也大大加速了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并为现代天文学收集保存了大量极为珍贵的自然科学史料。同样的道理，占云气术孕育出气象学；相地术发展了地理学；相人术则分化出脉诊、舌诊、望诊等中国独特的疾病诊断术以及对现代警探破案都有帮助的指纹鉴定等等。至于占梦术和占筮术，不仅涉及了古代数学、心理学，而且与古代哲学思想有着交互影响的错综关系。记录在占卜用的龟甲上的卜辞，不仅为后人留下了最古老的语言文字资料，而且保存了最丰富的殷商史料。

在各种数术中，占筮术最为神秘玄奥。占筮术古代只单独称为"筮"，近人俗称为"算卦"、"问卦"。其法是通过演算蓄草茎或小竹片而产生的八卦排列来预测吉凶祸福。为着获知被认为是寄寓在八卦变化中的种种象征意义，周人创作了《周易》一书，作为解卦占筮的重要依据。据史书载，孔子晚年很喜欢《周易》，由于经常翻阅而致"韦编三绝"，孔子说自己"五十而学《易》"，因此"五十而知天命"。

以某些方法询问神意，这是所有原始民族的共通现象。不懂科学的原始人只能以顺从神意来获得行动的勇气和自信，以此统一部族成员的意志，而能将神的意志传达给人，或将人的意志转达给神的人，则是拥有特殊使命的灵媒。在人民中间，这些人具有绝大的权威，古代的巫祝，便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们主要是以龟卜和蓍筮为媒介传达神意。

龟卜是盛行于公元前13世纪、支配黄河中游流域的殷商占法。商朝是神政色彩极为浓厚的国家，不仅国家大事，就连商王的日常生活均以龟卜讬问神意。对当时人而言，龟与水牛为圣兽，所以认为神意会寄存在龟甲与牛骨上。因此，他们常将占卜的结果刻在龟甲或牛骨上保存下来，即为卜辞。卜字本身是甲骨兆裂的象形文字，卜的发音是仿龟裂时的声音，而占字是以口表示卜意的会意文字。

一般认为蓍筮的起源相当古老，占法是使用蓍的草茎，蓍为多年生草，据说至一千年时，一株根可生三百株茎，含长寿及神圣之意，因取其作占具，有如在决定重大事件时，先仰赖经验丰富的长老作判断一样。后因草茎使用不便，方以竹策取而代之，即筮竹。依其组合判断吉凶，将判断结果用文字记录下来即为筮辞，这就是《周易》的素材。

虽然龟卜和蓍筮，都产生于原始的咒术信仰，但两者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龟卜大幅度地依存巫祝的灵性，有浓厚的神秘性，蓍筮则是以数理为基础，有向理性、知性、理论性方向发展的倾向。由蓍筮转而使用筮竹，已明显反映出占术已脱离依存圣草灵性的观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技术的进步，人类更确信自身的力量，不再完全屈服于大自然的暴威。与农耕生活有重大关系的季节、气候、天文、历数等知识飞跃进步的结果，使人们逐渐了解自然现象中有一定的法则，只要顺应这些法则，就能开拓命运，因而自信心也逐渐增强。以此为契机，《周易》在咒术信仰的基础上，形成了包含自然哲学与实践道德的独特性格。

当然，这种独特性格的形成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根据推测，原始形态的八卦是由龟卜演变而来，不久扩大为六十四卦，并加上占断的言词（系辞），最后完成包含有《十翼》解经内容在内的现在的《周易》，这中间无疑要经过漫长的发展岁月。

由于八卦和占筮的神秘玄奥，自汉代以来两千多年，有关《周易》和八卦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课题。历代人们研究《周易》的现存著述，仅见于《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就多达近九百种。近十几年来，随着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随着考古领域的新发现，关于《周易》的种种疑难问题开始得到答案。

（2）《周易》与三《易》《周易》又称《易经》，不过《易经》也可指《周易》的卦爻辞，不包括《易传》即《十翼》。因此，称《周易》就可把经和传都包括进去。《周易》的名称来源较早，历来有关《周易》的著作也大都称《周易》。中国文化，自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之后，再加上《春秋》、《周易》二书，统称六经。经是天地的大准则、人生的大通道，称《周易》等书为经，说明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天人之际"所有学问的大原理，大法则。

自秦、汉以后，研究易学者对于《周易》一书命名的内涵问题，又有"三易"之说："三易"，据《周礼·春官·大卜篇》记载，易有三种，即：夏代之易，曰《连山》。据传，夏易以艮卦为首卦，象征"山之出云，连绵不绝"，故称作《连山》。商代之易曰《归藏》。据传，商易的首卦是坤卦，象征"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即万物都以大地为根源，始发端于大地，终又归藏于大地，故称作《归藏》。周代之易曰《周易》，周代人文文化的开始，首先以乾、坤两卦开始，表示天地之间，以及"天人之际"的学问。

由此得知三易即是夏易（《连山》）、商易（《归藏》）、周易（《周易》）的总称。三易之中夏易和商易早已失传，惟周易传承至今。

（3）《周易》释名《周易》一名，有几种不同解释。

"周"字的含义，有两种说法：其一周普，即周全、完备。郑玄说："《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

其二周代。（周易正义·序》曰：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既《连山》、《归藏》并是代（之）号，则《周易》称"周"取歧阳地名，题周以别其他朝代。朱熹《周易本义·周易上经》注："周，代名也。"学界一般多采后说。

"易"的含义：关于"易"的含义，综合起来有五说：其一，易从动物蜥蜴得名，此说始于许慎。蜥蜴是爬行动物，身体表面有细小鳞片，有四肢，尾细长，容易断，肤色能随十二时的变化而变化，故假借为变易之易。《易经》是说明天地间事物的必然变化之理，所以便取蜥蜴作为象征，犹如经书中的龙、象等一样。但总不能叫它是"蜴经"，故而取名为"易"。

其二，变易，即变化。唐代孔颖达曰："《易》者变易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相续，莫非姿变化之力，换代之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

其三，认为从《易经》内容所举例的动物，如龙、马、象、鹿来看，原始的"易"字，便是取其象形飞鸟的观念。

其四，日月为易说。道家易学者的传统，经东汉魏伯阳著《参同契》所示，认为"日月之谓易"。"易"字，便是上日下月的象形。《易经》学术思想的内涵，也便是说明这个天地之间，日月系统以内人生与事物变化的大法则。近世甲骨文的研究有象形上日下月的"易"字，足以证明道家传统和魏伯阳之说"日月之谓易"定义之准确。

其五，一字三义，即：简易、变易、不易。郑康成曰："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上述诸家释"易"虽有不同，但一般说来多以为易有变化的含义。易字之为书名，本义就是变易即变化。这个名称符合"易"的内容。

西方人研究《易经》，多将其视为一部预测学著作，书名多取意译，曰《变化的书》，从中也可看出西方学者对易的理解（《易经》一书西方译为《TheBookofChanges》）。

（4）《周易》的作者和时代关于《周易》的作者与编纂时代历来众说纷纭，也是比较难于确定的问题。

李镜池在《周易》的作者问题上说："传统的说法，《周易》的作者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这个观点，两千多年来未变，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指的是远古的伏羲氏（传说中的部落酋长）画八卦，周文王又将八卦演变为六十四卦。目前存世的将近两千多种研究易经的著作，基本上都是以三圣所著的《易经》为底本。

今人周振甫先生认为："关于作者，我们以为《系辞传》所说的比司马迁的肯定较为合理，所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只就它的时代背景说，至作者姓名则不能确指。这是根据卦爻辞得出来的论断，而所谓伏羲，也并非实指其人。。他们的名字只代表时代。"此外，卦爻辞中所载的某些故事，是出于文王之后的，文王不可能见到这些事迹，这就有力地反证传统说法的错误。

总括上述意见，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易经》卦爻辞系编纂而成，虽有编者，但姓名失传，编纂者可能是周王室的太卜或筮人，编纂时间约在西周中后期。

（5）《周易》的基本符号系统《周易》具有自己的独创的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其中最基本的图形是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并从中衍生出六十四卦，构成《周易》图解宇宙的基本模式。

太极：这是《易经系辞传》首先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又称太一、大一。大即太，太，至高至上的意思。"极"引伸为至高的东西。

《易经·系辞上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段话就是说明宇宙万物生成原理。从宇宙万物生成论的意义上说，太极指天地万物的本原，这就是说天地万物都是从太极产生出来的。太极生两仪，生四象，生八卦。太极是一种阴阳未分的原始的混沌状态，这里所说的"太极"就是整体，指世界的本原，宇宙的整体。这个宇宙整体，是世界的开始，万物的根基，物质世界的一切生成变化都以此为源头。

太极的符号：两仪：太极生两仪，关于两仪，有七种说法：1。阴阳，2。天地，3。奇偶，4。刚柔，5。玄黄，6。乾坤，7。春秋这几种说法的实质都是指具有两种对立性质并能化生出其他东西的事物或事物的品格。即阴阳变化转换，这个基本概念是理解《周易》的关键。太极是一团浑然之气，在不断地运动，生成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继续运动的结果产生万事万物，这是古代人解释宇宙天地万物生成原理的一个基本说法。阴阳是万事万物内部同时存在的相反相成的两种属性，它们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阴阳对立与统一贯穿于事物发生与发展过程的始终。阴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两仪的符号为爻：阳爻--阴爻--关于这两个符号的象形意义有各种说法。如：A：--象征男根--象征女阴这是古代生殖器崇拜观念的遗存。

B：--象征一节之竹--象征两节之竹爻分阳爻（--），阴爻（--）。阳爻，根据所处的环境不同，可以意味着是加、上或坚定、积极、进取，是天和男性的象征。阳爻用奇数一、三、五、七、九中最大的九代表，又称作"九"。阴爻则可表示减、下或温和、消极、退守，是地和女性的象征。阴爻用偶数二、四、六、八、十的中间数六代表，又称作"六"。

四象：两仪生四象，在卦形上的体现，就是两仪的一极阳爻上分别再生一阳或一阴，这样就形成"　"即老阳，"　"即少阴，两仪的另一极阴爻上再分别生出一阳一阴，从而形成"　"即少阳，"　"即老阴。

按照同样的道理，四象生八卦，也就是四象的进一步再生阴阳，发生变化，从而生成八卦。

所谓"四象"，或说象征着春夏秋冬，或金木水火，或东西南北，或阴阳刚柔，实际上是在阴阳基础上生出的新的阴阳，象征阴阳的进一步变化。八卦：八卦由阳爻、阴爻配合而成，是《易经》中象征宇宙中八种最基本现象的符号。关于"八卦"的来由，《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大意是说在远古时代伏羲氏作各部落联盟领袖的时候，通过观察天地万物的自然景象，近的参照人体自身，远的参照自然万物，创造了八卦，用来通达天地的德性，模拟万物的情状。

朱熹说，伏羲氏通过对天地万物的观察，发现在阴阳对立的诸事物中，有奇数同偶数的对立，即为两仪。伏羲氏还发现万物不仅分阴阳，而且已分属阴或阳的事物内部自然还包含着阴阳，具有多层次的变化，即两仪生四象。于是，由下而上，重迭三次代表阴阳的符号，成为八种卦画符号。

阳的性质刚而健，在成形的阳性事物中，天最大，所以用三条单划模拟天的性质，把它叫做乾。（古人认为天有刚健的性质，而乾和健古音相近，音相近的词意义上也往往相通。）

同样的道理，三条双划模拟地的性质，把它叫做坤。（古人认为大地有柔顺的性质，而坤和顺古音相近。）

卦画为什么取"三"呢？

朱熹说，如果万物只分阴阳，那么只要用阴爻阳爻两种符号就可以概括万物的性质了。但阴阳之中又分阴阳，这样，事物的性质就有阳阳、阳阴、阴阳、阴阴四种，于是阴爻和阳爻相重迭，就有　四种符号。

但实际上阴阳的分化对立是多层次的，古人以三为多，所以阴交阳交重迭三次，就有了八种符号。八卦，每一卦由三个爻构成。

八卦的外形、卦名和象征：卦字的本义，《周易正义》说："卦者，挂也。言悬物象以示于人，故谓之卦。"许慎说："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大意是老天通过悬垂在天上的日月星辰的变化来显示吉凶，好让人类预知事物发展的结果。可见，卦是一种古代占筮用的最原始的表义符号。

八卦是占筮者演算蓍草之后为了记录演算结果而画出来的符号。

八卦都有一定的卦形、卦名、象征物和特定的象征意义。如下表：八卦方位：古人为了通过八卦显示结果的属性，不仅爻分阴阳，卦也分阴阳，并根据阴爻与阳爻的互相反对的现象，把八卦分为两两相对的四对：乾　艮　坎　震坤　兑　离　巽八卦是包罗无穷的整体，八卦的排列是不能首尾中断的，它不是数轴上的一段，而必须是首尾相接的代表了全部的一个圆圈。（下图据宋代人依据《说卦传》第三章绘出。）

优羲八卦图与文王八卦图是一个对立统一体，本质上是一致的，并不矛盾。两者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着不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是：都使用了八个各不相同的符号，以显示出八种不同的卦象。

不同的地方是：伏羲八卦图立足于自然，着眼于阴阳变化，在于认识宇宙这一本体。文王八卦图立足于人事，着眼于提供阴阳变化的消息，带有某些直观的性质。

伏羲八卦图是文王八卦图赖以建立的基础，文王八卦图是伏羲八卦图的具体应用。

为了便于记忆，宋代人编了八卦取象歌：乾三连（乾卦的三个爻画是连接的）

坤六断（坤卦的三个爻画断裂成六部分）

震仰盂（震卦的形状似口朝上的盂）

巽下断（巽卦的下边是爻画断开）

坎中满（坎卦的中爻是实线）

离中虚（离卦的中爻是虚线）

艮复碗（艮卦似倒放的碗）

兑上缺（兑卦上面的爻画有断缺）

六十四卦：八卦只有八个符号，变化比较简单，难以适应《周易》解释天下万物的需要，因此，又将八卦两两相重，重新组合演化成了64　种卦形符号，并由此产生了64　卦。64　卦卦形由两个八卦符号组成，下三爻称"下卦"，上三爻称"上卦"，"下卦"象征事物发展的开始阶段，"上卦"象征事物发展的完成阶段。每卦由卦象（卦画）、卦名、卦辞、爻题、爻辞组成。

卦象指卦的图象，由阳爻"--"和阴爻"--"两种爻象，按每卦六画排列组合而成。卦中六画的顺序从上到下，用"初"、"二"、"三"、"四"、"五"、"上"标明爻的位次；用"九"、"六"标明爻的性质，"九"为阳爻，"六"为阴爻。标明爻位的一个字与标明爻性的一个字相结合，作为每一爻的爻题。如"初九"、"初六"、"九二"、"六二"、"九三"、"六三"、"九四"、"六四"、"九五"、"六五"、"上九"、"上六"都是爻题。

每卦有卦名和卦辞，每爻存爻题和爻辞，卦辞、爻辞即是经文，卦辞系于卦象之下，是解说卦象的辞句，爻辞是解说爻象的辞句，卦辞共64　条，爻辞共384　条。

卦辞、爻辞总称为筮辞，分为记事、取象、说事、断占四类。记事：是记载古代故事以指示吉凶、祸福的文辞。取象：采取一种事物作为人事象征，而指示吉凶祸福；说事：直说人的所作所为以指示吉凶祸福；断占：论断吉凶、祸福的文辞。多用吉、利、凶、厉、咎、悔、吝等字。

卦的内含有三重意义：一是卦象；二是卦意；三是卦爻辞，即通过语言文字说明卦象，卦意。在象、意、言三者关系中，意是主要的，象与言是表意的手段。可以说，《易经》的理性思维，都是由卦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它的思维方式是以具体事物表达抽象的概念。通过观察客观现象，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概括出用以分析事物的一个概念，每一卦象一经产生，即不再是具体物象，而是用以象征各种思维，进行抽象思维的象征。

64　卦象又呈现出三十二对立形态，从卦名的义理上说明前卦和后卦具有因果的联系。

六爻位置的象征意义：每一卦分为上下两个三爻卦，共六爻，其位自下而上，应事物发展的顺序，象征事物由低到高，由微至著的发展变化趋势。

由于六爻在卦中分别处于不同的等次，所以其象征意蕴亦各不相同：初位之爻：象征事物发端萌芽，主潜藏勿用。

二位之爻：象征事物崭露头角，主适当进取。

三位之爻：象征事物功业小成，主慎行防凶。

四位之爻：象征事物新进高层，主警惧审时。

五位之爻：象征事物圆满成功，主处盛诫盈。

上位之爻：象征事物发展终尽，主穷极必反。

除此而外，在《周易》中尚有两爻只有交辞而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卦象或爻位，古代易学家称之为有象无位之爻。这两爻是乾卦的六个阳爻之后，另有"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中的"用九"；坤卦的六个阴爻之后，另有"用六，永利贞"中的"用六"。

（6）《周易》的基本结构《周易》分两大部分，本体部分称为经，内容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分上下两篇，自乾卦至离卦三十卦，称"上经"；咸卦至未济卦三十四卦，称"下经"。

《周易》中的解释部分称为《易传》，或《易大传》。相传是春秋时孔子为易所作的注释。《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系、彖、说卦、文言。"其中《彖传》、《象传》、《系辞传》各上下二篇，连同《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十篇，又叫《十翼》，翼，助也，辅助阐明"经"意。

《彖》是卦辞解释，根据六爻的全体形象，说明卦的意义。

《象传》分大象、小象。大象着眼卦的全体，以八卦象征事物来说明全卦。小象与彖近似，根据爻位的变化说明爻辞的意义。

《系辞传》为《周易》经文之外的全书原理通论，是《周易》的高度哲学理论概括和发挥，因其辞系属于卦辞、爻辞之下，称为系辞。

《文言传》专门阐述乾、坤两卦。所谓"文言"，就是刻意修饰的文词。《说卦传》前部分概论《易》的全体，后部分说明八卦象征的现象。

《序卦传》说明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与意义。

《杂卦传》杂糅众卦，根据六十四卦每一卦的性格特色，将性格相反的两卦组成一对，用一句话扼要说明其卦义和相互关系。

（7）《周易》的基本思想及学术价值《周易》的思想，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到秦汉逐一完成的，因此，颇具该时代的浓厚色彩。

千百年来，有关《周易》的研究纷繁复杂，对《周易》思想的阐述也见仁见智。唐宋以后的易学研究，建立了"三易"之说，大致包括有"理、象、数"三个要点。"理"是类似于哲学思想的范围，它是探讨宇宙人生变与不变之理。"象"是从现实世界万有现象中，寻求其变化的原则。"数"是由现象界中的数理，演绎推详它的变化过程，由此而知人事与万物的前因与后果。概言之，"易理"之学，是属于哲学性的；"象数"之学是属于科学性的。完整的易学，必须由"象数"科学的基础而到达哲学的最高境界。

易学"理、象、数"为内涵，无非教人知变与适变，知变是"理"智的结晶，适变是"象数"的明辨。正如前人提到易学的宗旨时说："絜静精微，《易》之教也。""絜静"的意义，是指高度的理智修养，即易学的精神。所谓"精微"，是指"絜静"的内涵，具有科学性明辨的作用。

然而，探讨《周易》的具体思想还需分别从"卦爻辞"和"易传"两部分谈起。

卦爻辞的思想：任继愈先生在其《易经和洪范的思想》中，曾把《易经》的哲学思想分为三个方面：其一：观物取象的唯物主义观念。

《周易》从人们生活经常接触的自然界中选取了八种东西作为说明世界上其他更多东西的根源，即八卦。可见八卦的取像是由于仰观天，俯察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实践上观察种种自然现象所得来的东西，所谓"拟诸形容，象其物宜"，也就是说取象的过程先从其形态得其感性上的认识，再进到理性上的认识，深入其本质（物宜）得来实象。《系辞上》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见乃谓之象"。《系辞下》说："象也者像此者也。"《易疏》说："言象此物之形状也。"由此可见，象属可以见的东西，是客观实在的自然现象，而非什么超乎现象的存在。八卦取象由实践上观察具体的自然现象得来，其具体的象又属天地水火山泽风雷等八种自然现象。在这八种自然物中，天地又是总根源，天地为父母，产生雷、火、风、泽、水、山六个子女。这是一种十分朴素的万物生成的唯物主义观念。

分析上述八种自然现象，我们会发现，它们全是对立的存在，如天上地下，山高泽低，水火不容，雷风相搏。这种对立，渐使初民感到自然现象间有两种不同的因素支配其间，于是在这种直观上渐孕育着阴阳二因素的见解。《周易》认为自然界也与人和动物一样是由两性（阴阳）产生的，因而从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抽象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它对后来的哲学、科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阳代表积极、进取、刚强等特征和事物。阴代表消极、退守、柔弱等特征和事物。阴阳组合决定事物的变化，阴盛阳（阴上阳下）则动，则吉，则有发展；阳盛阴（阳上阴下）则静，则凶，则无前途。"阴上阳下"则属于最佳配合。

其二：万物交感的观念，亦即"动"的观念。

《周易》认为万物在阴阳两势力的推动、矛盾中产生变化，变化的过程是通过交感。就是说万物的运动变化，不是由于外力，而是由于阴阳自身的内在的相推相摩，这种相推相摩永久继续，永不停止，即所谓"为道屡迁，变动不居，上下无常，刚柔相易。"

这一观念的生成，可能是从男女交感产生子女的现象得来。《周易》所谓"吉"的一些卦，一般是上下两卦具有交感的性质；所谓"凶"的一些卦，一般是上下两卦不具交感的性质，这里包含了当时人们对世界一般事物最原始的哲学见解。因此，《周易》善于从交感的观点观察万物的动静变化，并认为凡有动象，有交感之象的卦是吉的，有前途的，因为它符合了事物发展的原则。

如《泰》（　）卦的象是地在上，天在下，而实际上是天在上，地在下。

天气属阳，地气属阴，阴气上升，阳气下降，就象征着天和地的交感变化。与此相反，如《否》（　）卦的象，是天在上地在下，天本来就在上，地本来就在下，这种情况不会引起上下交感易位的变化。不交感，没有变动，事物就没有发展前途，所以《否》卦就不如《泰》卦吉。《泰》卦和《否》卦是一个对立面，一吉一凶。吉和凶的根据是变和不变，交感和不交感。

其三：发展变化的观念。

《周易》的根本思想是以阴阳的运动与变化作为它宇宙观的基础，而且这种运动与变化永不停止。所以，变化发展的观念是贯穿在《周易》中的一个基本思想。

如《系辞下》八："《易》之为书也不可远（远离），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系辞上》九："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又"以动者尚其变。"又"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自然造化）之所为乎。"

《系辞上》十："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系辞上》十一："是故阖（闭）户谓之坤，辟（开）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综上所引，可见《周易》的宇宙观的根本看法，是抓住变与动的两个要点，来说明宇宙间一切现象没有永久固定不变的，都是处在流转变化新陈代谢的状态之中，也就是说一切现象，没有常固不变的可能，上也可变为下，刚也可变为柔，总是不断变化不断革新，决没有固定不变的典则。同时这种变动没有穷尽，人只有观察体会这种客观存在的阴阳变化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特征，才可以正确地认识世界。

《周易》认为，变化着的事物有它发展的阶段，即由细小不显著的变化，进到显露的根本的变化。《周易》每一卦分上下两个三爻卦，共六爻，其位自下而上，应事物发展的顺序，象征事物由低到高，由微至著的发展变化轨迹：刚开始时变化的迹象还不显著，只是发端萌芽，继续发展便崭露头角，继而功业小成，直到圆满成功。但发展到最后，超过了它最适宜发展的阶段，就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叫做发展终尽，穷极必反。如《泰卦·九三》的爻辞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这就是说："平的东西总要转化为不平的东西，已经去掉的东西，总还要转回来。所以遇见困难的事情，只要能坚持下去，就可以得到胜利。"

再如《坤卦·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象辞》释为"履霜坚冰至，阴始凝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所谓顺系指由微而显，由来已渐的顺序。也即是说霜之变由露，露之变由水，由水而露，由露而霜以至坚冰。原由渐变以至实变，也即是量变以至质变，结果遂至由液体变为固体，推之人事，也无不然。

易传的思想：关于易传的思想，张岱年先生在《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中，从其包含的辩证思想和人生理想与政治观点等方面作过详尽的分析和阐述。

其一，《易大传》中的辩证法思想：《易传》对于辩证思想发展的贡献，在于它比较明确地认识到辩证法的普遍性和一般性，提出了一些比较精湛的辩证观点。《易传》的辩证思想在先秦哲学中可以说是最丰富深刻的，对于后来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易传》的辩证法思想的首要观点，是它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动之中的。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等，（《系辞上》），所有这些命题肯定了变化的普遍性和永恒性，肯定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是最根本的规律，并深刻地说明了变化的根源就在于对立面的相互作用。

"一阴一阳之谓道"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中关于对立统一原理的最早的表述。

《易传》的辩证法思想表现在其对事物自身包含有矛盾着的对立面的认识。一个事物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在事物发展变化中，相反的东西总是在一起，而且互相需要。所以《系辞》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照此看法，卑高、贵贱、动静、刚柔都是相反的东西，可是必需在一起。又说："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寒暑是相反的，但是必须"一寒一暑"才能成岁。《易传》中包含的矛盾的东西"相反相成"缺一不可的思想，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的自发的认识。

同时，《易传》也初步揭示了在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中，有一个是居于主要的地位，起决定作用的；一个是居于次要的地位，不起决定作用的，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前者是刚的，健的，后者是柔的，顺的。

此外，《易传》还揭示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规律。

《易传》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这就是说事物发展到一定极限，就要变为它的反面，变了以后就通了，通也是穷的反面。这就是所谓"物极则反"。《易传》认为这是事物变化所遵循的一个一般规律。

《易传》的深刻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正是当时社会矛盾激化的反映，因为社会不平的存在，所以要求改变当时的现状，于是重视变化、重视对立的转化。

《易传》运用对立转化的观点说明了一些实际问题。如《系辞下》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安危、存亡、治乱，都是相互转化的，必须提高警惕，才能保持其安、其存、其治。

其二，《易大传》中的人生理想与政治观点。

《易传》宣传刚健有为的人生观，以天人协调为最高理想，把扩充知识（"精义"）改进物质生活（"利用安身"）与提高品德（"崇德"）三个方面结合起来，这是很有道理的。《易传》认为天的本性是健，人应该效法天的健。健是刚强不屈的意思，人应该自强不息，永远努力前进。

《易传》提出"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命题，就是对自然加以适当的调整，使自然更符合人类的要求。

《文言》说："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所谓先天指引导自然，所谓后天指适应自然。在自然变化尚未发生之前先加以引导、开发，在自然变化发生之后又注意适应，这是一种天人协调论。一方面要适应自然，一方面又要加强开发引导，使人类与自然界互相协调起来，这种学说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易传》中的政治思想：一是强调上下分别，主张"损上益下"，二是重视"变通"，赞扬"汤武革命"。

《易传》肯定汤武革命，顺乎天时，合乎人心。所谓"损上益下"不过是在上者将对于在下者的剥削压迫略加节制而已。不伤财，不害民，即是损上益下了。而其强调"变通"，则是指出在变动中求发展。

《易传》对于后来哲学思想的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后世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与唯心主义思想家都从《易传》中吸取思想营养。因此，《易传》对于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易》的学术价值：《周易》曾经被称为一部神圣的、内容无所不包的万世经典，是藏往知来的卜筮书，又是一部哲学、历史著作，历代学者都很重视。在科学倡明的今天，人们同样重视对《周易》的研究，将其视为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史料。《周易》不仅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发展，而且与现代的医学、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等自然科学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周易》又被称为我国古代一部科学著作。就其科学内涵而言，西方的近现代科学也无不与之相融相通，足见《周易》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周易》在整个中国文化演进的过程中，起了一种规范和导向的作用，在中华文化的众多领域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原因可能与《周易》的符号系统和逻辑构造有关。这种系统和构造的整体性与灵活转换性及其与这种灵活转换性相关的可操作性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因而能够给中国各门古典学术以具体的指导，并能够继续给当代各门科学理论和操作化系统的新建构以莫大的启示。这套符号系统对研究现代科学有重大价值，它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的"自觉象征"。

《周易》的逻辑构造的文化价值就在于它是中国最早的逻辑推演之书，卦爻符号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一种对象语言，它的语法语言的特征也十分明显。《周易》的每一卦体都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推论式，而卦爻辞则可以看作是对各个推论式的具体例说。卦爻辞对例说的筛选按照"比类"的方法得出，因而具有典型性。《周易》的卦爻符号蕴含着各类事物情况的一般道理，卦爻辞则是处理各类事物情况的典型例说，人们根据这些一般性的道理和具有示范性的典型例说，类推所遇到的疑难问题或所研究、处理的新问题，便可以得到一个解疑释难的最优化方案。换言之，人们从《周易》了解卦象所象征的意义与卦爻辞所包含思想的内在联系，可以启示自己认识自己眼前的事物，找到解决处理问题的最佳方案，这即是《周易》的基本学术价值。至于《周易》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后面将会专章论及。

（8）《周易》的传承及研究成果《周易》被儒家尊为六经之首，作为卜筮书又幸免于秦始皇的焚书之劫。从先秦至近代的不少学者均尊崇《周易》，并撰写了三千多部注释《周易》的著作，浩瀚的易林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易学史。两千多年来，易学大致可分为象数和义理两大流派，象数派主要以八卦所象征的各种物象去解释卦、爻辞。义理派则多从卦意去解释卦、爻辞，旨在阐述《周易》的哲学意义。《周易》早在春秋时期就被看作经典，人们不仅从占筮角度利用《易经》，而且开始从哲理角度来解释《易经》了。战国时代，人们力图从哲学的高度对《周易》加以概括，从而形成了以《易传》为代表的释易著作。

汉代是《周易》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汉代易学多以象数解《易》，重本源，以注释为主，不多发挥，开创了象数派的先河。在我国易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主要著作有孟喜的《周易章句》；焦赣的《焦氏易林》；京房的《京氏易传》；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以及东汉郑玄所注的《易纬》八种等。

魏晋注重义理研究，形成义理学派，以王弼《周易注》最受推崇。《周易注》是一部义理派的成名之作。相传王弼之注独冠古今，晋韩康伯有系辞注三卷，均重义理。

唐代比较重要的易学著作是孔颖达作疏的《周易正义》，采用了王弼的注。此外还有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将汉以来35　家象数派的学说汇于一书，保存了珍贵的资料。唐易在学术上表现为易学与儒释道三教相融合的特点。宋代是易学研究的第二个高峰。宋易特点是以理说易，又袭汉易义。这期间出现了大批重要的易学著作，如朱熹《周易本义》，程颐《易传》，司马光《温公易说》，苏轼《东坡易传》等等。其中，朱熹《周易本义》融象数派与义理派于一书，是易学的集大成之作，影响很大。程颐的《易传》是宋代义理派的代表作，内有很多精辟的见解。

此外，邵雍的《皇极经世》，以献"先天图"（即"六十四卦方位图"）而出名，此图对海外影响很大，著名的《河图》、《洛书》图也源于邵雍。邵雍之后，形成图解《易》之流派。

元明之际易学研究继续发展，出现了研究著作，如吴澄《易纂言》、胡震《周易衍义》、胡广《周易大全》、蔡清《易经蒙引》等。明中叶以后，出现了以禅解《易》之风，如智旭所著的《周易禅解》等，以佛家思想解《易》，成为明代《周易》研究的一个特点。

清代是《周易》研究的第三个高峰。特点是对汉、宋易学兼采并取，使易学集大成。这期间象数派、义理派的研究都取得了新的成果，著述颇丰，且不乏独到之见，其代表作有惠栋《易汉学》、朱骏声的《六十四卦经解》、王夫之的《周易内传》、吴汝纶的《易说》等。

近代学者多学科、多方面、多角度研究《周易》，使《周易》的象数之学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如尚秉和的《焦氏易诂》、《焦氏易林注》、《周易尚氏学》等，同时对《周易》的作者、起源、创作年代诸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比较突出的有杭辛斋的《易数偶得》、《学易笔谈初集》、《学易笔谈二集》等著作。

易学研究直至当代绵延不绝，并且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出现了易学研究的新高潮。这一方面得力于近年来考古学上的一系列新发现，一方面也因研究者解放思想、自觉地运用当代科学的新视角和思维方式，对《易经》及历代易著的阐发，不受既成概念和原理的限制，突破经文既成的框架和"经学"狭隘的视界，非唯经典是从，因而其研究也多有创新。

当今易学研究的新特点是将《周易》这部古老的经典直接与当代人类的精神创造活动联系起来，相互沟通，互为发展，从而使易学研究在当代世界的学术之林中占踞着一个独特的位置。其表现为举凡相对论、信息论、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宇宙学、符号学、人类学、民俗学诸多现代学科，乃至音乐、美术、诗歌创作，无不援而入易，恢宏其学；或引易为援，盛大其业。

除此而外，当代易学研究的范围比传统易学要宽广得多，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易学的演变、文化思想内涵、性质，及其与当代哲学和科学发展的关系等等，概括起来大致包括如下四个方面：易学史研究（如易学的发生学研究；易学与中国文化史关系的研究；易学演变的通史、断代史以及历史上易学专人和专著的研究。）；《易经》的哲学体系及其各种相关的哲学问题（如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等）的研究；《易经》的科学内涵及其与古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相关性研究；易学的应用性研究。目前这种研究主要在人体科学（气功、养生、卫生保健、医学等方面）和管理、决策等领域展开。

（9）《周易》与世界《周易》从17世纪20年代传入西方，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早在17世纪末，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在他的二进制算术论文中就发现数学的二进制可以用《周易》的六十四卦来表示。

近些年来，国外的心相学家和未来学家们又掀起一股《周易》热。科学家们发现他们的许多科学成果与《周易》的八卦奇妙地吻合。今天，易学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在生物学、电子学、心理学、计算机学、地质学、天文学、物理学、管理学、数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美国高能物理学家F·卡普拉认为太阳图的运动变化原理与动力学模型一致，而且八卦也同强子的八重态对应。刘子华先生于1939年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用天文学观点从八卦图中推论出太阳系存在第十颗行星；蔡福商先生于1956年写成《八卦与原子》一书，对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全面改造之后，发现宇宙间存在着大量新元素的线索。

"易学热"在西方由来已久。西方人不仅把这部古老的经书当作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个具体的范例，同时更将其作为具有新的思想活力和文化潜能的经典来研究，从中得到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启示。

当前国际上的"易学热"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在西方，哲学家对《周易》热诚关注，新一代思想家几乎对《周易》都有所染指。越来越多的人力图将现代科学领域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用"易理"来加以说明。由此可以看出，整部易学史，不仅包括了易学在中国文化系统内连续的发展过程，还包括了它在东亚"中国文化圈"（朝鲜、日本、越南）和欧美各国的传播史。从中西文明史演进的背景上看，《周易》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中国文化和思想世界化、现代化最早的一些具体而又意味深长的实例来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传播和影响并非是单向的，世界其他民族对《周易》的理解方式和诠释方法，同样也影响着我们自己对《周易》的研究。

2。《周易》的内容《周易》虽然是一部筮书，但它的卦爻辞里包含了上古社会的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商旅、管理、军事、法律、天文、医学、文学艺术、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郭沫若曾将《周易》这部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分为三大类：其一是生活的基础，包括渔猎、牧畜、商旅（交通）、耕种、工艺（器用）等。其二是社会的结构，包括家族关系、政治组织、行政事项、阶级等。其三是精神的生产，包括宗教、艺术、思想等①。

下面，我们以文学色彩较为鲜明的卦爻辞为例对其做一些具体阐述。

（1）《周易》反映生活基础方面的卦爻辞《周易》反映这方面内容的卦爻辞最多。比如《坤》卦主要叙述子商人做生意的情况，商人做买卖就是为了赚钱，到哪里去能达到目的呢？古人对此问题回答不了，只有占问上帝、鬼神。又如《大有》卦具体叙述了农业生产及农业获得丰收以后的情况。卦辞说，农业丰收以后，举行了大的祭祀。爻辞叙述了农业生产的过程及喜获丰收后的景象，天子设宴招待公侯，以示慰劳。可是亲自种田的农民，却不能享受这种宴请招待。爻辞还讲了在丰收之年也有坏人破坏，只有与坏人作斗争，才能保住丰收成果。再如《解》卦

①　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

叙述了两方面的事情，一是商旅，二是狩猎。关于商旅，卦辞说，做生意往西南方向走可以赚钱。关于狩猎，爻辞说打猎获得了三只狐狸，获得了一只鹰。以上两方面，打猎有获无失，经商凶多吉少，尤其小人更为遭殃。这体现了经商过程中的两个阶级的对立，透露了一点产生《易经》时的时代情况。诸如此类反映生活基础方面内容的卦爻辞还有很多，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几卦，以见一斑。

贲卦贲：亨。小利有攸往。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六二：贲其须。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六五：贲子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

上九：白贲，无咎。

《贲》卦叙述的是一个对偶婚迎亲的故事。写的结婚送礼和迎亲情况。

六五爻辞是写在纳征这天，男方向女方送了礼物一束帛。上九爻辞是写男方又向女方送了白质带花的礼物。初九、九三爻辞是写男方的家庭公社向女方居住附近地方迁徙。六四爻辞是写结婚那天新郎及陪同人员一起到女方家去迎亲。这里讲了订婚后的送礼，结婚前的迁徙，以及结婚时迎亲的情形，从中我们看到了原始社会结婚的概貌，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卦象所象征和爻辞所谈的装饰中，体会到古人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

《贲》卦卦象是下离（　）上艮（　），离为火，艮为山。这样《贲》卦卦象是山下有火。山间草木花叶被火光映照有文饰之象。它象征迎亲喜庆之日，人们对仪表、环境的装饰。初九爻辞"贲其趾"，就是说的新郎去迎新娘时，对鞋进行了装饰。六五爻辞"贲于丘园"，说的是女家把住的地方装饰起来。上九爻辞"白贲"，说的是对白色的素质加以装饰。这些装饰，在古人看来是美的事物。在这些美的事物中，凝聚着古人的劳动和创造，体现了古人的智慧、灵巧和力量，因此它能在纳征和结婚的大喜日子里唤起人们的喜悦、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这表明在殷商时期，人们不但能以有意识的实用观点来看待事物，而且还能以审美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六四爻辞表现了古人对语言的修饰。此爻辞是韵文，很有诗意，用诗的格式可写成：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它既抒情又叙事，以恰当的词汇，简短洗练的语句，描绘了花马、白马昂头飞驰的姿势及人群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同时又以诗的节奏、韵律抒发了在新婚之际人们欢乐、喜悦的情感。这不能不说是诗的艺术。而这种艺术，在本卦里不是用来装饰迷信的符箓，因为本爻辞没有吉凶之类的断占辞，它主要是新婚现实生活的写照。

震卦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九四：震遂泥。六五：震往来，厉，意"无丧、有事。"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震》卦卦象是下震（　）上震（　）。震为雷。这样《震》卦卦象是二雷相重，即一雷将尽而一雷又至，雷声相继，震动不止。本卦卦爻辞以艺术的手法，绘声绘影地刻画了人在震雷之下各种不同情态及其对雷电的认识，卦辞是说，在举行祭祀时，一声巨雷，有人被吓得哆哆嗦嗦，有的却笑声咯咯，有的对神仍然肃然起敬，对雷声毫不在乎。这种对雷过于害怕或过于麻痹，都表现了古人对雷还无所认识。初九爻辞，说明了古人对雷电有一定认识，认识到雷声是一种自然现象，因此开始害怕，后来就镇静地笑了。六二爻辞是说，人们对雷电的到来由镇静又走向麻痹，商人为了赚钱，对雷劈电闪不予理睬。六三爻辞是说，人们根据雷声来判断它的高低，徐徐作响的雷打得高，对人不会有伤害。这是古人对雷更深入的认识，也是经验的积累。九四爻辞是说，电光是竖的，即从天上好似直坠到了地面，这种闪电往往很低，经常击伤人畜树木，危险很大。但爻辞只说了这种雷击现象，没有谈吉凶，这说明古人对它的危险性还没有明确认识。尽管对"震遂泥"危害之大认识不明确，但已认识到了雷电能伤害人和物，故一出现雷电天气，总是忧虑重重，这就是六五爻辞所谈的"无丧、有事"。人们所忧虑的事还确实发生了，这就是上六爻辞所说的雷电击伤了邻近的亲戚，这是人们非常注意观察的记录。古人把雷击伤人的现象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认为近邻亲戚有罪，故挨了雷劈。这是天能降祸福于人的迷信。

上述卦爻辞，是编者对雷电自然现象及人在这一自然现象面前的思想、感情、行动表现以及社会意识所作的观察、分析和描绘。其对自然现象及雷电的描写，是由高到低，即由"苏苏"到"遂泥"；由慢到快，即由"苏苏"到"索索"；有来有往，即"往来"。由于有了这些描写，使我们读起来仿佛时而听到高空雷声轰隆，时而听到"嘎巴"一声霹雳在耳边炸响；时而看到电光在云中闪烁；时而看到万道银蛇在空中飞舞；时而又看到一团火光好似掉到了眼前。这种变幻多端、绘声绘色地摹状描写，使人如临其境、置身于雷电交作的氛围之中。对人的描写，首先运用了对比和象征的手法。卦辞以对比的方式，写出了三种对雷电的心理情绪和行动表现。"虩虩"和"笑声哑哑"，是直接描写了惊慌恐怖和谈笑自如的两种人的情态。"不丧匕■"是以象征的手法描写了第三种神态。它是说，人正在用勺子舀酒时，忽然一声震惊百里的巨雷到来，可他勺里的酒却一点也没有洒出来，以此象征人对雷电到来镇定安然的态度。此外，并用细节描写了人对雷电态度的变化。初九爻辞的"后"字，说明了有人开始对雷很害怕，后来一点也不怕了。这标志着人对雷的认识有了发展变化。开始不知雷是何物，因此惊恐不堪，后来知道了雷是一种自然现象，也就泰然处之了。爻辞还不自觉地通过对自然景物描绘衬托人物形象，用心理刻画，突出人物性格。六二爻辞"震来厉"，"九陵"，是写雷电狂作，山高路险。在此情况下，商人考虑的却是如何不亏本，如何赚钱，即使已精疲力尽，也想不出七日一定能把钱赚到手的办法，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一个不顾雷电的危害，不顾路途的艰险，拼命追求财富的商人的内心世界。六五爻辞"意"无丧、有事""，也是心理描写，它描写了人在雷电到来后忧心忡忡的心理状态。上六爻辞"婚媾有言"，是说亲戚被雷击后，社会上认为亲戚是犯了天打雷劈的大罪，这是写的社会心理。由此表明了人们怕雷，不仅是怕死，还怕死后被人认为有罪，这比死还可怕。总之，对人物的刻画是由表及里、由言及行、由个人心理到社会心理，与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在语言上，词汇丰富，语句简短而洗练。

从上可以看出，《易经》编者通过对自然与人和物的描写，创造出了一种艺术的境界。这种艺术境界，使读者通过联想、想象，深有置身其中之感，从而在思想上与卦爻辞中所描写的人物发生共鸣，在感情上受到感染，具有使读者思索吟味的意蕴。这种意境的塑造，凝炼、集中，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和时代特征。同时卦辞告诉人们对雷电害怕是愚蠢的；毫不在乎也是狂妄无知的；正确的态度应是增加知识，对它深入了解，以镇静的态度对待它。这表明编者不仅有艺术才能，还有科学分析的头脑。

归妹卦归妹：征凶，无攸利。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归妹》卦卦象是下兑（　）上震（　）。兑为悦，为少女；震为动，为长男。这样《归妹》卦象是悦以动，也就是男女相悦而结婚。据此卦象所象征的意义，本卦卦爻辞主要叙述了贵族女子出嫁的情况，反映了先秦婚俗。初九爻辞"归妹以娣"，就是说一夫同时娶姐与妹为妻，姐姐居正室，妹妹为偏房，处于妾的地位。六三爻辞说让姐姐陪嫁不吉利，这说明先秦婚俗只能以嫁者的妹妹陪嫁，不能以嫁者的姐姐陪嫁。九四爻辞"归妹愆期"，反映了先秦婚俗可以延期。六五爻辞："帝乙归妹"，写的是殷周联婚。六五爻辞还说陪嫁妹妹的嫁妆比姐姐的还漂亮。这似乎也是先秦婚俗。上六爻辞也反映了先秦婚俗，即结婚以后三个月要祭宗庙。

上述的陪嫁、延期，陪嫁妹的嫁妆要好于姐的嫁妆及婚后祭宗庙之礼这些婚俗，都是贵族婚俗，它是研究古代婚姻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2）《周易》反映社会的结构方面的卦爻辞《周易》反映这方面内容的卦爻辞也比较多。如《姤》卦，卦爻辞主要叙述了婚姻及家庭生活情况。卦辞是讲娶女不利。爻辞反映了庶民家庭生活状况。《易经》编者对于勤奋治家的人有所赞扬；对于玩乐游荡的人有所谴责，又如《师》卦主要叙述了军事管理及战争情况，师就是意味着兴师动众去出征。而帅要带好兵，必须搞好军队的管理，即掌握军情，作到知己。再如《比》卦主要论述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比关系。卦辞是讲诸侯与国王之间，诸侯应亲比臣服国王，否则"凶"。爻辞叙述了对从敌方获得的俘虏作到亲比，就能得到好处。又说对内对外都做到亲比，就能丰衣足食、友好往来。《易经》编者反对好人对坏人亲比。《易经》的作者强调亲比，也是为了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问题。这种为解决人间问题所主张的政治、伦理思想，反映了殷周之际的社会现实。据经史所记，成康之时战争确是少见。下面，我们再来具体分析几卦《周易》反映社会结构方面的卦爻辞：离　卦离：利贞。亨。畜牝牛吉。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六二：黄离，元吉。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离》卦叙述了在军事上防御敌人，敌人入侵和反击敌人的情况。卦辞讲到了"畜牝牛"，因为牛除供给军队食品之外，牛皮是重要的战备物资。初九爻辞是讲对敌人的警戒。六二爻辞是讲在当时劫夺庄稼的事不断发生，所以在田地里设上防劫设备，因为这样做可以防止敌人掠夺，故说"元吉"。九三爻辞是讲太阳已偏西，组织并耕的农人守御田园，可负责防御的年轻人不击缶防御，反而游戏唱歌。老年人看到他们麻痹大意的情况而叹息。如此防御，必会给敌人以入侵之机，给人民带来凶患。以上是写防御情况。接下来是写敌人的入侵及对敌人的反击。九四爻辞是讲在人们忽于防御的情况下，劫夺庄稼的敌人突然来了，庄稼、房屋被敌人烧毁，防御的人被敌人杀死，一切东西都被敌人抛弃了。六五爻辞是讲在敌人烧杀破坏之后，人们哭泣而流泪，忧悲而叹息。但人们从这次灾难中吸取了教训，加强了防范，而且积累力量准备对敌人进行反击，一定还能转祸为福，逢凶化吉。上九爻辞就是写王带兵讨伐了这些入侵之敌，并取得了胜利，从此以后，可以安定无咎了。

本卦所叙述的侵略反侵略的战争情况，是奴隶社会大小国家互相掠夺的反映，正如九四爻所写："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这种互相掠夺已"成为经常的职业了"。九三爻辞谈到了组织并耕农人防御，由此还似乎看到了这种农兵之制的一点影子。

明夷卦明夷：利艰贞。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明夷》卦卦象是内离（　）外坤（　）。离为日，坤为地。这样《明夷》卦卦象是日入地中。太阳落入地中，日光被遮蔽变为黑暗，所以卦名叫明夷。它象征贤明之人蒙受大难。据此卦义，本卦主要叙述了贤明之人被昏君所伤及其逃遁的情况。初九爻辞写贤明之人无暇顾及饮食而急逃。六二爻辞是写贤明之人被昏君伤害后得到了所到之处主人的拯救。九三爻辞是写被伤的贤明之人想报仇擒捉祸首。六四爻辞是写生活在昏君身边的贤明之臣，了解到昏君拒谏残暴到底的心意后，也避祸远逃。六五爻辞点明昏君就是殷纣王。上六爻辞"后入于地"，象征殷纣王昏庸无道，终于被民众所推翻。"初登于天"，象征新君主开始登上天子之位，其德照临四方。这就由黑暗转向了光明。此卦所反映的历史，根据《易传》所解都是殷周之事。《易传》认为，初九爻辞是说的伯夷出逃；六二爻辞是说的周文王被拘于羑里；九三爻辞是说的周文王隐忍得以脱险，将讨伐殷纣王；六四爻辞是说的殷纣王的兄长微子，看到纣王残暴拒谏，并知其心意，已不可救药，就离开宫廷，逃往周国避难；六五爻辞是说的箕子为守正义，将自己的明德伤害，披头散发，假装疯狂，沦为奴隶；上六爻辞是说的殷纣王暴虐，开始威震四方，最后走向灭亡。

爻辞虽主要叙述的是贤明之人隐遁情况，但它也给人以启迪，那就是当坏人挡道，邪恶猖狂，残害正义，光明被伤害的时候，德才兼备，主持正义的人们，就应当认清形势，隐忍逃离险地，先求自保，避免伤害，同时迅速谋求挽救时局的方略，集结力量，待机而动。要坚信黑暗终将过去，光明即在前头。

（3）《周易》反映精神生产方面的卦爻辞《周易》反映这方面内容的卦爻辞也占相当比例。如《履》卦的中心内容是讲人的举止行动不可逾越于礼，是讲行为修养并用的，说明执礼以行谦卑和顺的重要。爻辞指出了人的行为应该纯洁坦白，胸怀坦荡，谨慎从事，这是《易经》编者从正面所提倡的。又如《谦》卦，"谦"就是谦退不自满，卦爻辞主要论述了"谦"这种道德的作用，认为贵族能"谦"则亨通，行事有好结果，又说谦虚是可以防止骄盈的恶果。同时强调在敌人侵略的情况下，就不能无原则地谦让了，进行抵抗是合乎道义的。最后指出不论抵抗侵略者还是出征讨伐敌国，官兵在荣誉面前能够作到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才能取胜。本卦总的倾向是认为具备了"谦"这种品德，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此外，《无妄》卦卦爻辞也强调了要加强修养，思想行为要端正，做事才能成功。其卦从三个层次阐述道理，首先从道理上劝诫，这就是初九爻辞所说的不随意乱行，不走邪道，遵循客观规律去行动，只有如此才能把事情作好。其次是从具体事实上，说明不加强思想行为修养对农业生产、财产及自身带来的害处。再次，根据上述不注意思想行为修养所带来的危害，进一步提出警告，即上九爻辞所说的不要妄行，否则，总会产生灾患。

下面我们再对《周易》反映精神生产方面的卦爻辞作几例具体分析：屯卦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屯》卦卦象是下震（　）上坎（　）。震为雷，坎为雨。《屯》卦卦象是雷雨并作。古人认为雷雨并作是阴阳气始交，发生斗争，出现困难，故本卦卦义是难。它象征人事的困难，卦爻辞就叙述了不同人在不同事情上所遇到的困难。卦辞"勿用有攸往"，是说一般人所居住的环境有危险，离家外出打猎，经商或旅行，家里可能要遭灾患。只用有石头做院墙才能使居处安全，即初九爻所说的"磐桓，利居贞。"卦辞及初九爻辞"利建侯"，是说国王的政权不巩固，需要国王封侯授国，依靠诸侯王朝。六三爻辞"君子"打猎时没有虞官帮助，遇到了困难不能解决，只能望鹿而去，不敢再追。由于狩猎艰难，打不到猎物就会挨饿。要保证天天有食吃，必须把有时吃剩下的禽兽储存起来。仅存的这点肉只能解决日常生活问题，要依靠它去打仗或祭祀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九五爻辞所说："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六二、六四、上六爻辞都是讲的男女婚姻的困难。六四爻辞说男子骑马徘徊不前，很怕求婚不成。六二、上六爻辞说女子更为不幸，常遭抢夺被迫成婚。她们心情悲痛，泪流不止。就是已婚的妇女，又有不能孕育之难。长期不孕，就有被休弃的危险。《易经》编者在叙述妇女这些遭遇时，流露了同情之感。卦爻辞虽然写了种种困难与悲泣，但读后并不感到沉闷压抑，其原因之一是爻辞中有韵文，很有诗意。如六二爻辞，邅，班为韵，寇、媾为韵，再加上三个"如"字作助词，充分表达了迂回不进的情趣。上六爻辞不仅班、涟为韵，句末用助词"如"，而且上下两句结构相同，音节相等，意义相近，故这两句是对偶句。由于采用了对偶这种修辞手法，使此爻辞在形式上匀称整齐，在音节上琅琅上口，具有诗歌的艺术魅力。这些爻辞除具有文学色彩之外，还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婚俗，是研究上古婚俗的重要史料。

六二爻辞反映的就是原始社会中期的对偶婚。这种婚俗在结婚迎亲时全族都去。抢劫婚是一群男子去抢劫女性。这两种情况很易引起误会，所以六二爻辞说："匪寇、婚媾"。《易经》记载的是奴隶社会情况，在较早阶段，当有野蛮婚俗的遗留。但在《易传》编著时，这种婚俗早就过去了，文献上很少见，这是从早期筮辞中选录的。对偶婚是一种族外婚。族外婚在当时相当困难，故选入《屯》卦。上六爻辞写的是与对偶婚同时的掠夺婚。女子被掠夺，她不愿意，哭得很悲惨。

中孚卦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初九：虞，吉。有它不燕。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九五：有孚挛如，无咎。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中孚》卦叙述的主要是礼仪。卦辞用"豚鱼"泛指礼仪。初九爻辞是讲丧礼、宾礼。九二爻辞是讲婚礼。六三爻辞是从记述打胜仗来说军礼。六四爻辞是写打猎很顺利，这也属于军礼。九五爻辞是讲用人作祭品，这是讲的祭礼。古人认为军事和祭祀是国家大事，所以六三、六四、九五、上九等四爻集中讲了这两种礼仪。此卦的九二、六三爻辞，又很富有文学色彩。九二爻辞是一首比兴诗。上句是雄鹤唱，雌鹤和，以此兴起下句，"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欢聚共饮。这是触景生情，"托物起兴"的恋诗。郭沫若认为"靡"应当读为"波"，与"和"字为韵。这样看来，上句和下句是一个完整的声调，节奏鲜明而和谐。因这是一首类似《诗经·关睢》的恋歌，所以《易经》编者以此来指代婚礼。六三爻辞是采用赋的手法的诗歌。所谓赋，就是铺陈事物，它也是"古诗之流"。此爻辞就铺陈了战胜敌人以后士兵活动的具体事实，它与《诗经》里的"直言其事"的赋相同。3。《周易》与中国古代文学鲁迅曾指出："倘要弄中国上古文学史，不是还得看《易经》和《书经》吗？"①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也曾主张"揭去后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呼吁"从《易经》中寻出当时的艺术。"显然，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周易》与中国古代文学早已结下的不解之缘。事实正是如此，研究中国上古文学史，不能不认真研究《周易》，《周易》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1）《周易》的文学思想是后世文学批评理论的滥觞《周易》作为一部特殊的哲学著作，是通过"形象"来说明哲理的，这类"形象"以两种方式体现：一是依赖于卦形符号的暗示，二是借助于卦爻辞文字的描述，二者体现了早期的文学象征意义。

由于卦爻辞摄取了各种人所熟知的象征物，创造了生动而具典型性的象征形象，兼之卦爻辞富于哲理色彩的暗示性，使其象征意义鲜明化、深刻化、含蓄化--这就是卦爻辞象征艺术的三大特点。

卦爻辞摄取了人们所熟知的象征物，使幽隐的象征意义鲜明化。

在四百四十八则卦爻辞中，作者摄取了人们生活环境中的种种事物或现象作为象征的客体，这些象征物包括十一类，一、人物：加王、公、夫、妇，二、人体：如耳、鼻、股、趾，三、飞禽：如隼、鸿、鹤、雉，四、走兽：如虎、豹、马、鹿，五、水族：如龙、鱼、龟、鲋，六、植物：如杨、杞、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第23　页。

葛，七、器物：如车、舆、瓶、瓮，八、食物：如酒、肉、膏、■，九、建筑物：如宫、庙、屋、庐，十、山川原野：如陵、陆、渊、谷，十一、气候现象：如履霜、日中、不明晦、密云不雨。。等等。

《周易》作者之所以取用如此广泛而且为人们所熟知的象征物，目的当然是力图使卦形所寓含的幽隐的象征意义得以鲜明地体现。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乾》卦以龙的运动变化来象征事物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潜龙、见龙、跃龙、飞龙、亢龙既说明了龙在不同环境下的各种运动变化状态，又表示了事物在发展中不同阶段的不同情况，从而比喻了人事。初九爻辞说，龙处在潜伏阶段，还没有发挥作用，表示事物处于隐微状态，比喻人隐居不出。九二爻辞说龙已经显露头角，表示事物发展变化已显现可见，比喻有才德之人能出来活动，可以大有作为。九三爻辞说有才德的人要真正能做出成就，必须兢兢业业；九四爻辞说龙在渊中自由活动，为龙腾飞准备了条件，比喻人处于有利环境，发展事业会顺利。九五爻辞说龙跃起而飞升到了天上，表示事物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比喻有才德之人到了登上高位大有作为的好时机。上九爻辞说龙已飞到了天空极高处，脱离云层，必有过悔，表示事物发展到顶点，就要走下坡路，进入衰落阶段，比喻人居极高之位后，骄傲自满，脱离臣民，必被臣民推翻，用九爻辞说，六爻的龙象征万事万物生生不已，事物无终止地生成。

《乾》卦通篇使用象征手法，通过人们熟知的象征物龙的潜、见、跃、飞、亢这些运动变化形态，表达了事物由隐到显，由低到高，由小到大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及其规律，更主要的是说明人事。试想此卦如果不用人们熟知的象征物，而是以抽象的语言析抽象的寓意，那么这一爻隐而未显的象征意义就很难被人们所知晓了。

卦爻辞创造了象征形象，使鲜明的象征意义深刻化。

我们仍以《乾》卦为例。《乾》卦中六爻都取用同一种象征物--龙，其象征物在各爻中已是具有不同生动而初具典型性的象征形象。同样是"龙"，在各条系辞中却各有不同的个性气质，"潜龙"，隐伏水底，待时而动；"见龙"，初露头角，跃跃欲试；"跃龙"，条件具备，有待成功；飞龙，大功告成，前景辉煌；"亢龙"，冒进取咎，悔之莫及。

《乾》卦爻辞分别塑造了不同环境中各具特性的"龙"的形象，使爻辞的象征意义显著地深化，从而使读者更深切地了解、体会作者的用意，这便是文学的功能。读者阅至"潜龙"一爻，便会产生人隐居不出，静处不动，修身蓄德的感受，甚至可能产生洁身归隐的想法；阅至"跃龙"，便会感到条件已备，要大干一场，可望成功；阅至"飞龙"，会振奋精神，大有作为；阅至"亢龙"，会产生戒骄勿躁，谨防冒进的体会。我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感受，正是卦爻辞的象征意义因象征形象而深刻化的原因。

卦爻辞的暗示性，使其象征意义含蓄化。

《周易》的最初功用是占筮，为了使这种推测有较宽余的回旋余地，卦爻辞往往建立在富有哲理性的暗示的基础上，这就造成其象征意义的含蓄性。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所说"象征在本质上是双关的或是模棱两可的。"前人说"《易》难看，不比他书，。。如说龙非真龙"（《朱子语类·读易》），正因为"龙"是用作暗示的象征物。

我们仍以《乾》卦为例。

《乾》卦的象征物是"龙"，而作者的本意"说龙非真龙"，是以龙的运动变化来象征事物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其终极目的，是以"龙"来说人，以事物的发展过程暗示人的行为，二者事实上又内在地融合为一体，象征着奋发向上有所作为的精神，这种精神同时依存于不断变化发展的各种环境中。其六爻分别暗示了这种变化的复杂过程，旨在告诫君子如何审时度势，奋发有为。显然，卦爻辞的这种暗示性，使其内寓的哲理颇为丰富，使象征意义耐人寻味，启人深思。所以朱熹说："盖《易》不比《诗》、《书》，它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事理，只一两字便是一个道理。又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密端正"。①对于这个特点，《系辞传》说："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所谓"其旨远"，即《周易》的哲理意味深远；"其辞文"，即卦爻辞富有文彩；"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正是说卦爻辞的暗示性导致其象征意义的含蓄化。

《周易》卦爻辞的象征艺术，对后世文学表现手法产生了极大影响。

这里，我们就卦爻辞的"象征"同《诗经》的"比"、"兴"作一比较分析。

比：象征艺术本来就含有浓厚的比喻因素，因此，卦爻辞创造的所有的象征形象，也可以说都是通过特殊的"比喻"来显示一定的哲理意义。卦爻辞象征的"比喻"性，类似"暗喻"，即所喻指的对象在爻辞中一般不出现，其义复杂含蓄，而《诗经》的"比"，大部分是明喻，如《诗经·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士，爰得我所。

作品以硕鼠贪婪无厌的丑恶形象，来比喻靠剥削为生的贵族，表现人民的反抗。

无论暗喻，或是明喻，就其实质而言，《诗经》的比喻手法与卦爻辞象征的"比喻"性，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兴：《周易》的取象，是拟取人所熟知的各种物象来象征其哲理意义；《诗经》的"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两者在借助外物以创造形象，寓托内情这一基本方式上是颇为相似的，故清章学诚言："《易》之象也，《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①如《周易·大过卦·九二》爻辞"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其意是枯老的杨树重新发芽长叶，反枯为荣，老头子娶得少女为妻，转向年轻，所以无不利。

爻辞中"枯杨生稊"是起兴，引起下文，并比喻老头子娶了年轻女子为妻。作品的鲜明的形象，铿锵的韵调，触景生情的比、兴手法，写出了老人寻得青年配偶，呈现着枯木逢春的生机。

再如《诗经·周南·关睢》："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

①　《朱子语类·易纲领》。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

好逑。"

作品以洲中嘻戏的关睢鸟起兴，引起男女相爱的正文。

通过对《周易》及《诗经》作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周易》卦爻辞的象征艺术与《诗经》比兴手法的联系。《周易》卦爻辞取"象"以寓"意"的象征艺术，对其后的文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诸如先秦诸子文中突出显示的运用寓言阐理的特色，如《孟子》的"揠苗助长"，"奕秋诲奕"；《庄子》的"疱丁解牛"，《韩非子》的"滥竽充数"，"郑人买履"；《吕氏春秋》的"刻舟求剑"；《列子》的"杞人忧天"；《战国策》的"南辕北辙"等等，以及屈原作品高度发挥的"兴寄"手法，都显示着《周易》象征艺术的深远影响。

此外，《易传》的哲学思想也包含了某些文学观念，或者为某种文学观念提供了解释的依据，对此，过去的一些文学批评都曾有所提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易传》的文学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易传》文学思想中十分重要的观点之一是"象"这一观念。《系辞》说："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这是以事物的形象解释易。于是，便"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产生八卦，又以八种卦体和阴阳二爻的变化，比附万事万物。

《易传》中象的观念的形成、阐释和提倡，推动了从具体事物出发的思维方式，因此，易象便与文学形象具有某些共同之处，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说："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指出"易"与文学的关系。他同时认为"象"包括"人心营构之象"，这即是通过想象创造构成的形象，他用比兴解释易象，又强调创造的形象与自然之象的关系，认为易学能起到传情达意的作用，这就把《易传》的"象"及其对文学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易象模拟自然，《易传》将"易"解释为对客观事物的模拟，这一思想反映在文学上即是要求文章也源于自然。文源于自然说给予后世文论的影响，包括两种理论，一种是强调师法自然，反对人工雕琢，以苏洵、苏轼为代表；另一种则认为文章应象自然界那样变化多姿，以皇甫湜、田锡为代表。《易传》文学思想中的另一个观念是"变"。《系辞》说："生生之谓易"，生生即是不绝之辞，指变化不绝，万物恒生。因此，《周易》的每一爻都反映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卦爻辞则是带有主观感情的对种种变化的描述。《易传》的"变"的观念，为文学形象的复杂性、生动性提供了解释的基础，为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提供了哲学的说明。

《易传》"变"的观念，影响后世文论极大。刘勰《文心雕龙》便有"通变"一篇，专讲文学的继承与革新，指出"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意思是说文学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创造。显然，这种理论的基础是受《易传》"变"的观念的影响。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凡主张文学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者，无不称引《易传》而加以发挥。如袁枚认为"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穷则变，变则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清代叶燮论诗，强调发展变化，认为"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又说"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古云天道十年一变。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均见《原诗内篇》）认为万事万物皆变，这正是《易传》的主导思想。

《易传》的"穷、变、通、久"的有关"变"的说法是后世文学变化创新学说的基础。受这种"变"的影响在文学上便出现了"变"的理论，"变"的现实，一种文体或一种风格，发展到了末流，写到了穷尽处，不变是不可能的，只有变才能拓展局面，扩大范围，文学才能更真实地反映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及人生，才能保持其永久的生命力。这当然要归功于《易传》"变"的观念的影响。

《周易》中的"变"的观念还包括阴阳组合及物极必反的思想。这两个基本思想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也极大，仅以小说为例，《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张飞，《水浒传》中的宋江、李逵，《西游记》中的唐僧、孙悟空，都是阴阳两极性格的最佳组合，而这些作品的情节发展，又无不是遵循着"物极必反"的原则进行的。

（2）《周易》文学现象中的美学意蕴其一，"观物取象"与"立象尽意"--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滥觞。

文艺的流派主要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二者都扎根于现实生活，都具有现实性，但又有区别，前者偏重现实本身，后者偏重生活理想；前者强调写实，后者强调写意；前者所创作的审美形象往往是现实中存在的，后者所创作的审美形象多带有假想的特点。究其实，这后世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早在《周易》中的"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中见端倪。

所谓"观物取象"，正如《易经·系辞》所言，观夫自然、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再模拟这些具体事物，使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易象"。正因为这样，《周易》中出现的具体形象，即"易象"并非凭空杜撰，而是作者"观物取象"的产物，因此，它们与大自然、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事物相象。当然这种相象是经过作者的选择、加工，概括和重新组织的。

《周易》的"观物取象"始终是以客观存在的现实为中心的，强调现实本身，它所创作出的审美形象，是描摹现实的"写境"。尽管《周易》作者不会意识到他在用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但"观物取象"的实质已构成现实主义的主要因素。

与此相反，所谓"立象尽意"，则是与"观物取象"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创作精神和表现手法。《易传·系辞》言："圣人立象以尽意"，亦即王弼《易·略例·明象》所言"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

《周易》的作者正是要通过立象以尽意，所谓尽意即是要对天下之道上下求索。《易传·系辞》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揭开事物的真相）成务（明确成就事业的方法），冒天下之道（总括天下事物不断变化的规律），如斯而已者也。"

《周易》作者为了"尽意"，为了实现宏伟理想，使《周易》中不少卦爻辞的含义往往超越了它简短的语句所能概括的范围，由有限转入无限，转向大千世界、浩渺宇宙、茫茫人海。为了尽意，作者有时通过想象、幻想，虚构了一些带有假设性的奇象。如前所述《泰》卦（　）的地（　）在上，天（　）在下的奇象，以此显示阳气上升，阴气下降，二气相交，象征着天地交感，意味着变化发展。从而万物生生不息。所以，《泰》卦象征吉利，因为它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周易》作者通过想象、幻想、虚构的这一奇象，便将《泰》卦的深意尽情表述出来。

为了"尽意"，《周易》的作者有时驰骋想象，到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去取象，比如《乾》卦，摄取古代传说中龙的各种不同形象，表现事物发展的过程，同时尽量表现多方面的人生哲理，龙的形象当然是假想的形象。

《周易》的立象尽意偏重于生活理想，其所立之象，主要是写意，其中呈现的审美境界，是寄托理想的"造境"。这些又无意中构成浪漫主义的主要因素。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道洪流的源头是《周易》中的"观物取象"与"立象尽意"。

其二，"以象喻理"--文学形象思维的第一步。

在《周易》的创作过程中，"观物取象"或"立象尽意"，都坚持了"以象喻理"的表现方法，《周易》的大部分内容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以象喻理"。通过比喻，以具体生动、可感的形象去表现一定的生活哲理，这一点使《周易》这部哲学著作同时兼有文学特征。这种表现方法，可以说贯穿在《周易》全部内容之中。《周易》中一些卦爻辞既是喻理之象，也是形象鲜明的文学作品：如"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些卦爻辞，实际上已与民歌区别不大。

《周易》的"以象喻理"，正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以象喻理"的过程正是形象思维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具体的形象。《周易》的作者虽然不会自觉地认识文艺的这一规律，但是他们已经用形象和图景来思考，坚持了"以象喻理"的表现方法，表明上古人们已不自觉地迈出了艺术思维的第一步，掌握了文艺的特征。

《周易》"以象喻理"的表现方法，启示历代文艺家充分重视文艺的特征--形象性，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陆机的《文赋》进一步从理论上谈到这个问题，所谓"期穷形而尽相"正是文艺的形象性的要求。刘勰的《文心雕龙》强调文艺作者要"神与物游"，"物以貌求"，都是强调文艺作者要进行形象思维，要以形象说话。

其三，意在言外--诗词寄托说的先声。

为了"以象喻理"，《周易》常用一些生动的比喻，这些比喻往往不让特定的被比喻的主体事物直接出现于文中，仅仅描述取作比喻的客体事物，这一特点，使《周易》具有寄微于显，意内言外的特点。

《周易》中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以《坤》卦为例：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初六：履霜，坚冰至。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六四：括囊，无咎无誉。六五：黄裳，元吉。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用六：利永贞。

此卦中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外在的字面意思是二龙在野地搏斗，流血染泥土，成黑红黄混合的颜色。其隐微之意是用以比喻人间之战，双方不免俱有牺牲。因此，要谨慎从事。此爻所象征的这种意义，在爻辞字面上并没有任何表现。

这种意在言外的表现方法，是要求读者通过表面浅显的事物，领会其中寄托的深刻含义。这内在的含义，往往还要读者凭着各自的生活体验去作补充，去再创造，才能心领神会。

由《周易》始创的这种表现方法，在我国诗歌发展的漫长过程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并被广泛采用。

"意在言外"的表现方法在诗歌中使用相当多。历代诗论家都主张"人贵直，诗贵曲"，多强调"语不欲犯（语言不能直接说出题旨），思不欲痴（思维不能像伦理思辨那样痴滞呆板）。"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说："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模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这段论述强调了诗的寄托说。

词较之诗，则偏重于抒情，它不着重再现外在的客观世界，而是着重表现人的内心活动，即人的思想、感情、心灵、意念的流动，因此，词比诗更要求"以少总多"，"语不欲犯，思不欲痴"。清代张惠言，将《易》学的论点运用到词论上，提出了"意内言外谓之词"的寄托说，强调词贵寄托，要词外求词。

《周易》所开创的"意在言外"的表现方法，成为我国文学的重要表现手法，被历代文人重视，因为这种写作方法将间接性（虚、隐的方面）寓于直接性（实、显的方面）之中，使直接性与间接性矛盾双方达到和谐统一。这种方法所创作的作品往往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十分耐人寻味。其四，"杂"与"一"的统一--《周易》中的艺术辨证法。

《易传》："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意思是说君子的文章须如虎豹的斑文，灿烂而多变化，富于文采。对实现这个标准，《周易》提出了独到之见。

《易传·系辞》："物相杂，故曰文。"意为必须让一些对立因素相杂相错，相反相成，才能斐然成章。并云："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意为《周易》反映天下之事内容非常复杂，但却不离其主旨--事物变易之道，全文是统一体。

由此我们得出《周易》所谓的"君子之文"是"物相杂"与"贞夫一"

的统一。如果只有杂，势必使文章杂乱无章；反之如果只有一，势必使文章单调乏味。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处理得当，达到矛盾的对立统一，多样而和谐，才能言之有文。因此，《周易》较之同时代及以前的散文更富文采。《周易》中蕴含的艺术辩证法思想，对后代艺术家颇有启示。他们能意识到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多样中求和谐的重要性，他们能将诸多矛盾方面辩证地统一起来，如取舍、详略、虚实、浓淡、平奇、抑扬、擒纵、巧拙等等。正因为历代文学艺术家能在艺术的矛盾对立中求得和谐的统一，才产生了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说，没有矛盾的统一，就不会有中国古老而精彩的文学艺术。这当然要得力于《周易》中"杂"与"一"的启示。

（3）《周易》与中国古代文学表现手法《周易》卦爻辞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较之甲骨卜辞、钟鼎铭文在散文方面跨进了一大步。甲骨卜辞、钟鼎铭文只是一种简单的散文的雏型，只是把占卜之辞，祭祀之事粗略地记下来，毫无雕饰，这类文字单调乏味，表现力相当幼稚。

《周易》卦爻辞的进步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散文与韵文相结合。

《周易》是一部散文，句式基本上是散行的，一些爻辞又穿插一些韵文，如"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坤》卦），这类句式都是散行的。爻辞中的韵文很多，有些用得相当精采，如："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大过》卦），"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大过》卦）。这两爻辞音节和谐，有韵律，"稊"、"妻"、"利"、"誉"都是同韵字，而且"利"与"誉"都在句的末尾上，构成了"压脚韵"，读来琅琅上口。由于《周易》散文之中又杂有韵文，使人读来于平淡无奇中有新颖之感，大大增强了卦爻辞的表现力、感染力。

其二，长短句和对偶句相结合。

《周易》卦爻辞主要是长短句组成，如"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离》卦）；又如"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卦）这种长短句式，使人感到有一种参差错落之美。

在《周易》卦爻辞中也有不少对偶句，如"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屯》卦），此爻辞班、涟押韵，句末用助词如，而且上下两句结构相同，音节相等，意义相近，这是成功的对偶句。又如《大过》卦，不自觉地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方法，爻辞除断占辞外，文句整齐，隔句或不隔句两两相对。初六爻辞与上六爻辞的"藉用白茅，无咎"；"过涉灭顶，凶，无咎"相对，九二爻辞与九五爻辞的"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相对，都是先说天道，再说人事。九三爻辞与九四爻辞的"栋桡，凶"；"栋隆，吉"相对，这种两两为偶的句式，是《易经》编者的艺术加工。

《周易》卦爻辞中的这种对偶句及对偶修辞方法，使爻辞出现一种平衡对称之美，大大增强了爻辞的表现能力和效果。

其三，叙述与描写相结合。

《周易》爻辞将静态的叙述与动态的描写相结合，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作为散文，《周易》主要是叙述，如《小蓄卦》是叙述先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形，其九五爻辞"有孚挛如，富以及邻"，意思是因为有邻居的帮助，才把抢粮食的人俘虏并捆了起来，保住了粮食，过上了富裕生活，这显然是使用了叙述的笔调。

《周易》在叙述的同时，还使用生动的描写的手法，从而，使其所表现的内容形象更生动感人。如《中孚》卦六三爻辞："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这段描写生动表现了作战胜利后战士们的各自情态，有的击鼓乘胜追击，有的力已竭而疲倦，在休息；有的激动得流泪，有的欢快的歌唱，把胜利后参战者的表情、心态、行为描述得非常形象具体，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战后的鲜活动人场面。

《周易》叙述描写事物词汇相当丰富，语句简短、洗练、生动、形象。

如描写震雷之下人的各种不同情态："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七■"（《震》卦）；描写敌人入侵，家园遭破坏后，人们的悲苦"出涕沱若，戚嗟若"（《离》卦）；述说对家庭成员的行为规范要求，不能任凭"家人嗃嗃"、"妇子嘻嘻"（《家人》卦）等。

再如描写动物：写猛虎扑食曰"虎视眈眈，其欲逐逐"（《颐》卦）；描写马的形色是"贲如皤如，白马翰如"（《贲》卦）；讲龙在野地搏斗则"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坤》卦）。

《周易》中的这类描写尚有很多，正因为《周易》使用了相当丰富的词汇，以完整而又洗练的语句，描绘出生动的事物形象，因之也取得了相当的文学价值。

其四，《周易》卦爻辞中的短歌采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周易》中有不少短歌，少者只有两句，多者不过六句，大都韵律和谐，句法整齐，可以咏唱。如：《屯》卦："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归妹》卦："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等，这些短歌言简而洗练，理玄而旨深，隽永、含蓄，前人陈骙《文则》曾云"易文似诗"。张蔚然《西园诗塵》则进一步指出"易象幽微，法邻比兴"。《周易》卦爻辞中采用赋的手法的短歌也很多，如：《中孚》卦："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采用比的手法的短歌如：《否》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内容是说如果人们常常保持警惕，想着"我要灭亡！我要灭亡！"那么，这个人以及这个国家就不会灭亡，而且还会像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桑树那样巩固。这里以苞桑来比喻国家的安固。《周易》卦爻辞采用兴的手法的短歌如："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此歌以明夷鸟垂翅而飞起兴，写君子饿着肚皮走路，表现了行役人的艰苦。又如：《中孚》卦"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里，上句说的是雄鹤唱，雌鹤和，鸣叫的鹤儿在树荫，它的对偶和之，以此兴起下句："我有美酒在杯中，与你共饮之。"表达了彼此之间的愉快感情。

《周易》中出现不少生动的短歌，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①受民歌影响，这部占筮书"观物取象"，所观之物都与人们生活、存在密切相关，这中间自然难免有普遍存在于民间的歌谣。②《周易》作为筮书，筮人需要背诵卦爻辞，只有短歌形式比较容易成诵。因此，其短歌之出现也就势在必然了。

（4）《周易》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体裁《周易》与《诗经》：《周易》与《诗经》不仅在表现手法上有相似之处，而且在体例上也有共同之点，反映出两者的相关联系。

《周易》的每一条爻辞一般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称为"设象辞"，第二部分称为"纪事辞"，第三部分称为"占断辞"。如以《大过》卦九二爻为例："枯杨生稊"是设象辞；"老夫得其女妻"是记事辞；"无不利"是占断辞。倘将其与《诗经》中的《关睢》作一对比分析，便不难发现其中的关联。《关睢》一诗的"关关睢鸠，在河之洲"，这两句是比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两句则是叙述。与《大过》卦九二爻两相对照，就会看出《周易》的设象辞相当于《诗经》的比喻部分；其记事辞相当于《诗经》的叙述部分。《周易》是据设象辞而推演人事，《诗经》是用比喻引起下面的叙述，两者极其相似。

《周易》与古代散文中的记事体：作为散文，《周易》的"记事辞"和"占断辞"部分对中国古代散文体例影响很大。可以说，《周易》的记事辞是古代记事体的滥觞。

《周易》首先影响的是《春秋》。《周易》与《春秋》的内容都是以记"戎"和"祀"为主；前者的记事辞相当于后者的记叙内容；如《春秋》僖公十六年的一条记载："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其记叙次序先说月日，表明时间，接着根据人对事物的认识顺序而记叙事情。先看到物体自天"陨落"，落地后方知为"石"，所落之地是"宋"，细数之有"五"。先见天空有"六"物，细视之方辨明是"鹢"，仔细一察，原来是"退飞"，极目视之，看到它们飞过了"宋都"。

《春秋》的记事古人评为字字谨严，句句谨严，全篇谨严。《春秋》之谨严笔法，可以说受到了《周易》的简约、洗练之风的影响。

此外，《春秋》的褒贬与《周易》的占断也不无关系。

《周易》中的"吉"、"凶"、"悔"、"吝"，一方面是占卜的结论，另一方面也是记载者自己的意见。《春秋》的褒贬虽多出于后人的解释，但其中肯定也有古代史官的意见。事实上，《周易》的占断与《春秋》的褒贬同样的谨严，即可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周易》的占断不仅影响《春秋》，后世散文如《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都是占断的演变。当然这时的占断已不仅是个人简短的主观意见，已发展到对历史事件及其人物的评判，这一点在《史记》中表现尤为明显，也是司马迁写《史记》的突出特点--不是简单记述历史，而是在人物、事件的记述中流露作者强烈的爱惜。这时的中国历史已经向主观的历史发展，这不能不说得力于《周易》的占断。

《周易》与中国古代寓言：西周初年的《周易》，已经有了类似寓言的短歌。如《睽》卦：睽：小事吉。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九二：遇主于巷，无咎。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剿，无初有终。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作品大意是，旅人将外出旅游，出行前进行占问，得吉兆，有困厄但可以消除，旅行不会出大问题。出门后马跑了，旅人想，困厄既然可以消除，马不必追寻，它自己还会回来的。旅人没有去找马，仍然往前走，又遇上一个面貌丑陋的人，这可能是不祥之兆，不过"恶人"没有带来灾祸。旅人平安地走到一个村庄，想找个住处，正好在小巷遇上接待的主人，食宿有处，一切如意，得到充分休息后继续前行，突然看见一个人赶着一辆牛车，他想要牛向后退几步，当然只有握着缰绳，晃着鞭子，叫牛向后退才行。可是他不这样做，竟用双手把车向后拉，而牛却向前挣，这个人如此蛮干，结果闯了祸，遭到了刺头额、割鼻子的酷刑。在奴隶又推又赶之下，车终于拉走了。旅人孤单地还往前走，遇上一个跛子，并与之同行，没料想跛子是受刑被断足的逃亡犯人，结果和跛子一起被缉拿逃犯的人抓了起来。旅人虽一时遇难，但经过解释，最终又被释放，平安无事。困厄消除后，他由此提高了警惕，一次，他看到自己宗族的人吃肉，没敢贸然前去与之交往。后来考虑，既然是同宗族的人，前去与之交往能有什么灾难呢？思索片刻，夜幕降临，旅人在夜间低头孤行，见小猪伏卧在道旁，抬起头，朦胧中只见众鬼乘车而至，先张弓欲射，再仔细一看，既不是鬼，也不是寇，而是迎婚的一群人，便脱弓不射。旅人遇婚逢喜，如旱苗逢霖，一切吉利。

卦爻辞以旅人的旅途为线索，把他在旅途中所遇见到的人物、事件串连起来，在描写人物、事件时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如肖像描写："其人天且劓"；动作描写："其牛掣"；心理描写："往，何咎？"卦爻辞中的"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便是一个寓言故事。有人物有情节，有主题思想，有心理活动，说明了一个道理--人们做事，如果违反客观规律，就必然招致灾祸。

《周易》用寓言故事说理，表现了其高超的文学功能，这在《尚书》、《左传》、《国语》、《论语》、《老子》、《墨子》等书中都没有过，直到战国中期，《孟子》、《庄子》、《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散文中才开始出现大量寓言。此后，寓言成为小说的前身，更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体。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周易》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周易》以其深奥、广博的思想内容、形象深邃的文学理论、灵活多变的表现技巧、优美生动的语言风格、丰富多样的文学体裁，显示了其在文学史上的不可忽视的地位。

七、结语中国远古暨三代是一个距我们十分久远的年代。在这一十分漫长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先人每前进一步都创造出自身的文明，其中远古暨三代的文学就是这文明中的一页辉煌篇章。文学与历史一样的古老，人类历史的开始就是文学的开始。这是中国文学产生和孕育的时期，远古神话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端绪；此后的夏商文学是中国远古文学承前启后的开创时代，不仅诗歌流传后世，散文如颂、箴铭、誓诰、训戒等文体，亦开后世应用文，史传文之先河。在此基础上，西周文学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除诗歌、散文的成就外，《周易》中的文学思想及表现手法又为后世中国文学理论的产生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历史是过去的事迹，却也意味着未来的方向。当我们回溯我们祖先悠久而光辉的历史时，不应忘记祖先所开创的这一份灿烂的珍贵文学遗产。中国古典文学正是从远古暨三代文学这一最初的文学宝藏中不断汲取着丰富的营养，充实自身，从而创造出了巨大的成就。

远古暨三代 第010卷 远古暨三代艺术史

【本卷提要】

本书以考古发现的事实为基础，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远古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至夏、商、西周三代的绘画、雕塑、书法、音乐、舞蹈、建筑和工艺等艺术形式发展的历史，及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叙述的时间范围包括了从距今约180　万年至公元前771年止的一段历史时期。书中利用和吸收了大量考古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文字通俗，适合于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读者从中既可以了解中国远古的艺术传统，又可以认识令人惊叹的三代艺术瑰宝，从而进一步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一、远古暨三代艺术概述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之一。在延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不但创造了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而且也创造出辉煌灿烂、蔚为壮观的民族艺术。为中华民族增添了光彩，也为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从远古到夏、商、西周三代，是中国民族艺术起源、发展和形成的初创时期。各种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建筑、工艺等，像奇葩异卉，斗艳争辉，从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大海。产生了许多令人惊叹的艺术瑰宝，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远古时代是中国原始艺术萌芽的时代。早在距今17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初期，中华大地就已经有人类在生活。年代最早的元谋人，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先。他们用砾石打制粗糙的石器，过着狩猎采集、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在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顽强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正是在这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他们逐渐掌握了加工石器的技术，能够打制出有一定形状而又适用的生产工具。也正是在长期打制石器的实践中，原始造型艺术萌芽了。原始造型艺术萌芽之日，也就是具有朦胧美的原始艺术产生之时。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打制石器，西侯度出土的距今180　万年的石器，就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原始艺术品。

到了距今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产生了最初的原始审美意识。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已经懂得用粗糙的打制石器来制作石、骨、牙、蚌的人体装饰品。并且，随着打制石器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利用硬度较高、颜色光泽的石料制作体积更小的细石器。细石器是一种形式更加规整固定、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原始艺术品。细石器的出现标志着原始打制石器技术的成熟。

随着全新世的到来，我们远古祖先也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

这时，他们发明了农业，驯养着家畜，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还发明了制陶术，修建起半地穴式房屋建筑，从远古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跃进到原始耕种的定居生活。中国广大地区都已有了原始先民在劳动与生活。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活习惯，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各种原始艺术。可以说，新石器时代是中国原始艺术空前发展与繁荣的时代。

新石器时代早期，由于磨制石器的发展，使石器具有了美观实用的原始石雕艺术品的性质，黄河中游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先民，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由于制陶术的发明，裴李岗先民已制作出初具轮廓的人头和猪、羊等家畜的陶塑艺术品。原始绘画艺术被关中地区老官台文化的先民首先用于陶器装饰，创造出彩陶艺术。在积累了制作骨器经验的基础上，裴李岗文化的先民又创造出原始的骨乐器，发展了原始音乐和舞蹈艺术。长江中游南岸彭头山文化的半地穴式建筑，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原始建筑。东北地区南部辽河上游的兴隆洼文化先民，使半地穴式的原始建筑艺术有了许多新发展。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原始艺术已经发展成多种形式。

新石器时代中期，原始造型艺术从石器首先转移到陶器上，黄河中下游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先民创造出许多造型生动的象形陶器，使原始陶器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同时，陶塑、骨雕、象牙雕、石雕和玉雕等原始雕塑艺术也发展起来，出现了丰富的人体装饰品，原始先民的审美意识大大加强。这时，以陶埙、陶响球和骨哨为代表的原始音乐和舞蹈艺术也发展起来。最突出的成就是仰韶先民继承了先前老官台文化的彩陶艺术传统，使之呈现出艳丽多姿的面貌，并走完了发展、繁荣和衰落的全过程。在仰韶文化的影响下，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都发展起丰富的彩陶艺术，形成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彩陶艺术繁荣的三个中心，对周围的原始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通过彩陶艺术的联系，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以及黄河和长江流域之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交流与大融合。仰韶文化大型村落建筑艺术的发现，是黄河中游人口稠密的必然产物。村落加强了人与人的联系，使社会关系的作用第一次超过了血缘关系，同时，也把原始先民永远束缚在了黄土地上。

与仰韶文化几乎同时产生的河姆渡文化，代表了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下游原始文化发展的杰出成就。河姆渡先民种植水稻，发明了干栏式建筑艺术，创造出许多精美的原始雕塑艺术品，还发明了中国最早的原始髹漆艺术。这一切都说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此外，辽河流域的先民也创造出许多发达的原始艺术，为中华文明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时代，原始氏族社会行将解体。这时，由于陶轮的普遍运用，促进了制陶术的进一步发展，龙山文化的灰黑陶代替了早先仰韶文化的彩陶。在黄河下游，继承大汶口文化传统发展起来的山东龙山文化先民，创造出无与伦比的蛋壳黑陶艺术。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使作为原始绘画艺术的彩陶艺术进一步繁荣起来，甘青地区成为这时我国彩陶艺术发展的一大中心。在黄河中游，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文化范围内，到处耸立着一座座高大的由夯土城墙围起的城堡建筑，显示了原始建筑艺术的杰出成就。汾河流域陶寺龙山文化的原始艺术，反映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的特征。在充分吸收周围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相互交融的基础上，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

在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继承大溪文化的彩陶艺术，又创造出精美的蛋壳彩陶，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彩陶艺术发展的又一中心。其后的青龙泉三期文化，又发展了陶塑艺术，以擅长捏塑各种动物而闻名于世。从原始艺术的发展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同黄河上游一样，当黄河中下游的原始氏族社会发生严重分化，即将解体之际，它们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氏族社会传统。而在长江下游地区却是另一种情景。继马家浜文化之后而起的良渚文化，发展起了高度发达的原始玉雕艺术、大型祭祀建筑及原始髹漆工艺，特别是它的玉雕礼器，表现了精湛的雕刻技艺和浓厚的宗教色彩，不仅给这一地区带来了文明，同时也为后来商周时代的玉质礼器提供了先例。

在中原地区立国的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国。夏代的建立，使中国的原始艺术发展到奴隶制艺术的新阶段。从此，原始艺术发展成文明时代的艺术。由于夏文化还是中国考古学上正在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所以，有关夏代的艺术也是一个正在探索的课题，目前还不能确指哪些就是夏代的艺术。不过，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二里头文化来看，夏代已进入青铜时代。夏代的艺术应是一种早期青铜艺术，各种艺术形式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同时，也为商周时代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商代的建立，把中国古代奴隶制艺术的发展推向了顶峰。建筑在青铜基础上的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建筑和工艺，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杰出成就。绘画艺术作为装饰工艺被广泛用于奴隶主贵族生活的各个领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可能出现了装饰性的丝画或绢画。雕塑艺术向着高、精、尖发展，尤其是骨雕、牙雕、石雕和玉雕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被奴隶主贵族所垄断。青铜乐器大量涌现，促进了音乐和舞蹈艺术的发展。豪华的宫殿建筑和商代王室的大型陵墓，都充分显示了商代建筑艺术的成就。特别是集雕塑、装饰和工艺于一身的青铜器艺术，代表了商代艺术的辉煌杰作。瑰丽奇伟的青铜礼器，造型之丰富精巧，装饰之华丽繁缛，工艺之精湛细腻，都是举世罕见。它们表现出的威严和神秘的艺术氛围，只有在商代艺术中才能见到。甲骨刻辞的大量流行，使商代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书法艺术。同时，釉陶或原始瓷器工艺的产生，髹漆工艺的发展，贴金和锻铁工艺的出现，都汇集到洋洋大观的商代艺术宝库中，昭示着后人，震惊着来者。

周武王灭商，开创了西周奴隶制艺术。西周艺术也是一种建筑在文明基础之上的青铜艺术。它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商代艺术的传统，特别是青铜礼乐器，带有浓厚的商文化特征；周原的甲骨文，也是商代流行占卜刻辞的遗风。然而，西周艺术与商代艺术又有其不同之处。周人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制定了一整套严格区分等级名份的周礼，西周艺术也就被纳入了周礼的范畴，形成一种严密的等级。以周天子为中心，诸侯、卿、士大夫分别享用不同等级的艺术，丝毫不能僭越。这一特点，在西周晚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多少代表西周艺术最高水平的周王室的艺术品，但从各地发现的一些中小奴隶主贵族所用的实物资料上，仍能反映出西周时代各种艺术取得的一些成就。像商代一样，绘画和雕塑艺术作为装饰工艺被广泛用于奴隶主贵族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玉雕礼器，更是显示奴隶主贵族身分等级的一种标志。具有庄重造型和精练装饰的青铜礼器仍然是西周青铜艺术中不可多得的珍宝。其铸铭之风的流行，促进了西周金文艺术的发展，成为我国三代书法艺术的瑰宝。大量青铜编钟的出现，反映了西周乐舞的发展。周原发现的宫室（宗庙）建筑，展示了西周早期建筑艺术的成就。而原始瓷器、髹漆和贴金工艺，都是商代艺术的进一步发展。玻璃料器的出现则是西周艺术的一个新成就。所有这些，都为春秋战国时代艺术的发展准备了必要条件，以至被后来儒家推崇为典范，影响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的艺术，形成了独具风格、蔚为壮观的中华民族传统艺术。

二、原始艺术的萌芽（一）旧石器时代的原始艺术1。艺术从打制石器中诞生艺术是人类智慧的创造，只有人类才有艺术。

人类创造的最古老的艺术是原始艺术。原始艺术也称史前艺术，它一般指人类在远古的原始社会中所创造的艺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也有人借用黑格尔的话，把它称之为"艺术前的艺术"①。

艺术是何时起源的和怎样起源的？长期以来是艺术家、艺术史家、美学家、哲学家和史前考古学家十分关注的问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探索，发表了不计其数的长篇论著，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诸如艺术起源于劳动说，起源于模仿说，起源于情感和思想的交流说，起源于游戏说、巫术说、宗教说、心理说、幻觉说等等②。然而，不管他们的分歧有多大，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研究艺术的起源问题，首先需要追寻人类起源的足迹，将视角伸向遥远的远古时代。

人类的起源是从人类学会打制第一把石刀开始。因为，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最粗笨的石刀。古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发展经过了五个阶段，即腊玛古猿、南方古猿、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阶段。从直立人告别南方古猿以来，距今至少也有300　多万年的历史。可见，人类的起源是非常久远的。在考古学上，人类的远古时代是石器时代，它又被考古学家划分成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三个阶段。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制造和使用旧的（或最古老的）打制石器的时代，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制造和使用新的磨制石器的时代，中石器时代是二者中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最遥远的远古时代，它相当于地质时代中的更新世。探索人类的起源和艺术的起源应该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多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在探索人类的起源和远古时代的物质文化史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硕成果。目前，中国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十分丰富。从人类化石来说，最初发现的北京人、河套人和山顶洞人化石已经为中国早期人类进化史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新中国成立以来，人类化石的材料又大大增加。先后发现了属于早期直立人的陕西蓝田人，云南元谋人；属于晚期直立人的安徽和县人，辽宁金牛山人；属于早期智人的陕西大荔人，山西许家窑人、丁村人，广西马坝人，湖北长阳人；属于晚期智人的山西峙峪人，广西柳江人，四川资阳人等化石材料，总计发现人类化石的地点近30　处。这些材料逐渐充实了中国人类进化的各个环节。特别是比北京人时代还早的蓝田人和元谋人的发现，把中国人类起源的时间又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现在，中国已拥有代表着人类进化各主要阶段的标本，其中直立人等阶段的材料在世界上占有主要的地位，完全可以绘制出一幅从猿到人的真实画卷。

从文化遗物来看，发现有远古打制石器的地点比人类化石地点更多，分布范围也更广。其总数已达三四百处，包括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黑

①　邓福星：《艺术前的艺术》，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3月第2　版。

②　朱狄：《艺术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5-172　页。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贵州、云南、西藏二十五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约近百个县市。从这些地方采集到数以千计不同时期的各种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其中包括打制的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手斧、雕刻器、石球、石锥、石锯、石镞等各种石器以及磨制的骨针、骨锥、骨刀、骨鱼叉和角铲等劳动工具，还有许多用兽牙、鸟类肢骨、贝壳、小砾石等原料制作的小装饰品。特别重要的是，在北京人、山顶洞人和元谋人遗址，还发现有用火的遗迹，在山西芮城县西侯度和匼\河遗址及蓝田人遗址，也都发现过烧骨、灰烬和炭屑，证明我们远古祖先已经掌握了火，懂得制造和使用火。所有这些发现都为探索艺术的起源提供了宝贵资料。

当我们看到远古人类最早制作的那些粗糙的打制石器的时候，没有几个人会把它们同艺术联系在一起。然而，人类第一次艺术创作，正是从人类打制第一把粗糙的石刀开始。人类第一次用砾石打制的石器，不论它多么简陋、多么不美观，它都是造型艺术的开端。它蕴含着人类创作的思维和想象，同时也体现着创造的技巧和能力。它是人类以后所有创造的起点和最初形式。因此，最早工具的制造和最原始的艺术的萌芽是不可分割的。正如有的艺术史学家所说，人类打制的第一把石刀同时也是人类创作的第一件艺术品；艺术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是同步发展的，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艺术①。

在原始艺术的起源中，火的发明和使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火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驱走黑暗，延长了劳动和创造的时间；火带来熟食，促进了人类智慧的发展；火还带来防御猛兽，与自然界作斗争的有力手段；火的使用给了人类全新的生活方式，促进人类产生了许多新的发明和创造。可以说，原始艺术正是在远古时代跳动的篝火旁产生的。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人类究竟是何时打制出第一把石刀的，但从已经发现的目前已知人类最早的打制石器来看，那一定是相当古老的。

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石器，在非洲是坦桑尼亚奥杜韦文化中的砍斫器，比较明确的年代，约距今180　万年；在欧洲是法国阿布维利文化中的打制手斧，约距今95　至90　万年；在西亚是约旦河流域欧拜迪遗址中发现的类似奥杜韦文化的砍斫器；在美洲和大洋洲，目前发现的最早工具距今不过几万年，但人类在那里出现可追溯至更早的年代。世界上不同地方人类出现的时间不同，开始制作石器的年代不同，因而，原始艺术起源的时期也不相同。在中国，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最早阶段的石器地点，目前共发现了4　处，即山西南部的西侯度遗址，云南北部的元谋人遗址，以及河北北部的小长梁和东谷坨遗址。其中，西侯度的年代较早，经用古地磁方法测定，距今约180万年；元谋人遗址略晚，距今约170　万年，小长梁和东谷坨距今约100　万年左右。在这些遗址里，都发现了目前中国已知最早的打制石器。

年代较早的西侯度文化的石器，主要是砍斫器和刮削器，还有体积较小的漏斗状石核和利用台面上的脊棱为打击点的石片石器。它们是用锤击法、砸击法和碰钻法三种不同的方法打制出来的。表明当时已有了一定水平的打制技术。元谋人的石器发现不多，仅几件用石英岩打制的刮削器，另外还采集到几件三角形尖状器和砍斫器。东谷坨和小长梁的石器包括了多种类型的刮削器、尖状器和钻具等，也采用了锤击和砸击两种方法，有的还有第二次

①　邓福星：《艺术前的艺术》，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3月第2　版，第1-25　页。打击和进一步加工痕迹，特别是有些锤击的石片又长又薄，而且体积都很小，表现了较熟练的打片技术。

从这些年代最早的打制石器上可以看出，我们远古的祖先很早就学会了选择不同的石料，来制作适用的工具，并且还创造出不同的打制方法和技巧，知道怎样打出具有一定形式的石器，"形"的概念已经形成，所以才有了砍斫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不同的形式。

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旧石器文化进入空前繁荣的发展阶段。一方面石器制作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如出现了修理台面的技术，指垫法的加工技术，典型细石器的制作技术等。另一方面石器本身的类型也多样化起来，出现了许多不同形式的石器，而且形式更加固定和规整，并向着小型化方向发展。旧石器文化的发展，反映了远古人类对原始造型艺术认识的发展。打制石器由不固定的形式进步为固定的，由不整齐的进步为整齐的，由非对称的进步为对称的，由随意拾来的石料进步为特别选择的石料。这些都是我们远古祖先在长期打制石器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都是原始的狩猎采集生产劳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同人类的起源一样，艺术的起源也是一个悠久的漫长过程。在原始艺术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劳动始终是它的源泉。可以想见，当我们远古祖先拿着亲手打制好的尖状器或砍斫器去追捕野兽，猎获到一只野鹿或羚羊的时候，当他们围坐在篝火旁，一起烤食着刚刚猎获来的野味的时候，他们该是多么高兴！正是这种原始的狩猎生产方式，逐步地启迪了他们的智慧，刺激了他们的灵感，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从而产生出最原始的艺术。而我们也就从他们遗留下来的打制石器上，看到了原始艺术的萌芽。

2。原始的人体装饰品在大约距今四五万年左右，也就是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远古人类从最古老的直立人进化到晚期智人的新阶段。这时的人类已走近了现代人的行列，其长相和身材都同现代人没有多大的差别。考古学家认为：假如有这么一种人还活在世界上的话，给他们穿上现今我们穿的衣服，和我们并肩走在大街上，没有人会惊异地多看他一眼。那么，他们是如何打扮自己的呢？1963年，在山西朔县峙峪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一件有钻孔的石墨饰物。

碳14　测定的年代距今约28000年左右，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人体装饰品。但它的形状不完整，看不出是一件什么东西，而且仅此一件，也无法了解当时远古人类的装扮。然而，在北京山顶洞人遗址发现的一些原始装饰品，却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的依据。

山顶洞人遗址位于世界闻名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的龙骨山顶上。这是一个洞中有洞的洞穴，被分成上下二室。上室在洞内东部一个垂直的陡崖上，在这里发现有刚刚出生的婴儿头骨、骨针、装饰品和少量石器等遗物。钟乳石的地面中部还有一堆灰烬，让人想起山顶洞人围坐在这堆篝火旁烤食兽肉和制作装饰品的情景。下室在洞内西半部，发现有三具完整的人头骨和一些体骨，人头骨周围撒有赤铁矿粉，这里可能是山顶洞人埋葬死者的地方。在山顶洞发现的人类化石，有完整的头骨及残片、上下颚骨及体骨等至少包括7　个人类个体。其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既有超过60　岁的老人，也有成年男女，还有少年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似乎是一个原始氏族家庭的成员。他们都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的原始蒙古人种，是我们黄种人的远古祖先。

山顶洞人以狩猎采集和捕鱼为生。他们狩猎的对象，既有森林动物，也有山地草原动物。而捕鱼则扩大了他们生活的来源，使食物有了较稳定的保证。根据发现的一件鲩鱼眼上骨的大小推断，他们已能捕捞长达80　厘米的大鱼，反映了渔猎水平的提高。从发现的动物化石判断，他们生活在更新世晚期的末期。碳14　测定距今约18000年。

山顶洞人重要的文化遗物有骨针和装饰品。骨针保存较好，除了针眼稍有残破外，整个骨针完整无缺。长约8.2　厘米，只有火柴棍粗细，通体磨制光滑。从残留的针眼可以看出，它是用尖利的石器挖成的。这件骨针的发现，说明山顶洞人已经懂得了缝制衣服，尽管他们缝制的可能是兽皮。自从发明了骨针，才算真正有了缝纫能力，在人类文化史上又迈进了一大步。

最为重要的就是装饰品的发现，山顶洞人的装饰品包括钻孔石珠、钻孔小砾石、穿孔兽牙、穿孔海蚶子贝壳、钻孔鲩鱼骨和刻沟骨管六种。

钻孔的石珠最精巧，为白色石灰岩制成，近似扁平四方形或多角形。一面被磨平，中间琢出一小孔，另一面呈漏斗状孔，孔边缘由于长期佩戴被磨得很光滑。石珠表面染有赤铁矿的红色。均发现于102　号女性头骨附近，是一种头部佩戴的装饰品。

钻孔小砾石，为黄绿色火成岩制作，椭圆形，两面扁平，一面被磨光，形状较规整。中部从两面对钻一孔，孔边缘染成红色，对钻得相当准确，这只有人类智慧发展到相当水平时才能办到。正像考古学家所说：无论谁看到它，都会喜爱的。因为它非常像现代妇女项下的那颗"鸡心"①。

穿孔兽牙以貛的犬齿最多，其次是狐犬齿，鹿犬齿和门齿，虎门齿，鼬犬齿等。这些兽牙形状各异，有像弯角状的、笔尖状的，还有钻头形的、扁平葫芦形的，等等。孔都是用锐利的尖状器从牙根处两面对挖而成，许多孔由于长期佩带已磨出亮光。穿孔兽牙也是一种佩戴在头上的装饰品。可以想见，串在一起的时候，垂坠着的是一排黄色光亮的齿冠，走动起来，齿冠相互碰撞磨擦，还会发出诱人的声响；如果再与白色或红色的石珠串在一起，那情景一定非常动人、非常美观。

穿孔海蚶子贝壳的扇形壳面，凸起一道道平行的圆棱，因而也呈现出一道道沟槽。孔穿在尖嘴处，是在石头上磨出来的，有的因佩带使用，孔已被磨光，有的还保留着原来磨出的粗糙边缘。这种贝壳的装饰品，在我国及世界各地许多史前遗址中都常有发现，表明远古人类都有以它作装饰品的习俗。

一件在边缘上有钻孔的鲩鱼眼上骨，像一朵茎杆肥壮的蘑菇。鱼骨表面还用赤铁矿染上了红色。这种用鱼眼骨做成的装饰品在世界上尚不多见。刻沟骨管是用禽类腿骨制成。其中最大者有3.8　厘米长，最短的有2　厘米长。它们的外表面磨得很光滑，上刻一至三个不等的椭圆形短沟槽。

山顶洞人上述装饰品的发现，表明他们已经知道将同一类型的东西加以贯串，把不同的形象变成相同形象，具有了最初的形式美。这些质料不同、形状各异的装饰品色彩也比较丰富，很大一部分装饰品的穿孔都发红色，这可能是由于系装饰品的带子被赤铁矿染过的缘故。如果我们把山顶洞人的装饰品全部串在一起，该是怎样的情景呢？一根红带子上，穿着白色的或红色的石珠，黄色和白色的兽牙与骨管，还有黄绿色的小砾石以及白色的贝壳，

①　贾兰坡：《山顶洞人》，龙门联合书局1951年版，第65　页。

难道不是一串美丽的项链吗？

可以认为，山顶洞人对色彩已经有了认识，而且最先认识的应该是红色。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装饰品上染的红色，以及他们埋葬死者时在人头附近撒下的赤铁矿粉，而且从遗址中发现的赤铁矿碎块也可以看出来。这些赤铁矿碎块最大的可达20　厘米长，分别在不同地点发现的两块竟能对接在一起，并能看出人工打制的痕迹。有的赤铁矿碎块边角很光圆，似是经磨擦后形成的。在遗址中还发现有一件扁圆形的石灰岩砾石，其表面也有红色的痕迹，可能是磨制赤铁矿粉的磨石。过去人们认为，山顶洞人的赤铁矿块是来自北京以北近180　公里的宣化市。但考古学家在龙骨山以东约1　公里的周口店村南头的土石中，也曾发现同山顶洞遗址相同的颗粒状赤铁矿碎块，因此认为，远在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已在此开土采矿作染料了①。

俄国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曾说过：红色是一切野蛮人非常喜爱的颜色②。我们从山顶洞人的装饰品上看到的正是如此。而且，红色很可能是史前人类最先认识的颜色。这如火似血的颜色早就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和刺激，当猎获到第一只猎物的时候，当第一堆篝火燃起的时候，当共同生活的亲人死去的时候，他们对这种颜色是多么熟悉。正是从红色开始，我们的远古祖先开始有了最初的美感。

也许山顶洞人佩带装饰品的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审美的需要。有人认为，那些用兽牙、蚌壳和石头制成的原始装饰品，是力量和勇敢的象征；也有人认为，原始人佩带装饰品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然而不管怎样，这些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并非是一种审美的动机，也许在山顶洞人的眼中正是一种美的标志。因为不同时代、甚至不同人对美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即使是现代人之间审美的内容和形式也各不相同，更何况远古的原始人类呢。

山顶洞人装饰品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与山顶洞人同时期的其它一些遗址中也发现有类似的人体装饰品。如在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就发现有一件穿孔的小石珠和两件穿孔贝饰，甚至还有一件用鸵鸟蛋皮做成的穿孔小珠。类似的鸵鸟蛋皮小珠，在宁夏灵武县水洞沟遗址也有发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远古人类普遍有了装饰自己的意识，原始艺术已经产生。

但是，除了上述原始的人体装饰品外，中国至今还没有发现过旧石器时代其它更令人激动的原始艺术品。在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发现的刻划骨片，有的考古学家认为是峙峪人有意识刻划的，是表现他们猎取羚羊的狩猎图。但从刻划骨片本身所提供的证据看，把它作为原始艺术品的理由似不够充分。另外，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许多地区不断发现岩画艺术，这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艺术中的岩画。如有的考古学家认为内蒙阴山地带某些岩画中出现了只有当地旧石器时代才有的鸵鸟形象，因而推测其年代可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然而，中国已知岩画的年代都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从岩画题材的广泛来看，不仅有各种奔跑的动物和射猎、围猎等场面，还有骑马放牧、驾车出行、鬼怪神灵、日月星辰等内容，推测它们大部分都是古代少数民族游牧人的作品，而不像是远古时代的原始艺术。中国尚未发现如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那样丰富的原始艺术品，是否就意味着中国晚期智

①　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7　页。②　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三联书店1973年2月版，第145　页。人同欧洲晚期智人的智力水平有差距呢？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打制石器比欧洲最早的阿布维利手斧的年代还要早。而且，从山顶洞人装饰品上的钻孔、刻沟和造型等现象看，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应有原始的雕刻技艺是非常可能的。中国之所以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艺术品，特别是岩画艺术，可能是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所造成的不同审美形式的原因。欧洲的旧石器时代岩画，主要发现于法国的比利牛斯山区和多尔多涅山区，以及西班牙的北部山区等地，那些地方多高大险峻的山脉和发育良好的天然山洞，而中国广大内陆地区，尤其是黄河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多是平原、沟壑和河流、湖泊，这些不同的地理条件培养了原始人类不同的审美需求。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原始艺术可能更多的不是以岩画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也并不否认会有旧石器时代的岩画艺术。人们期待着中国的考古学家去发现更多更好的远古时代的原始艺术品。

（二）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艺术在远古时代原始艺术的发展中，盛行于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是比旧石器时代粗糙的打制石器要艺术得多的原始艺术品。

中石器时代是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它开始于距今大约10000多年前的地质学上一个新时代--全新世。全新世的地质地貌已形成了今天的模样；各种动植物也都进化成现代的种群。到处覆盖着茂密的植被，奔跑着成群的动物。就是在这种自然环境中，我们的远古祖先走出了山林和洞穴，向着新石器时代大踏步地迈进。

这时，还没有农业和畜牧业，人们依然过着原始的渔猎采集生活。打制石器虽然仍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但已抛弃了先前那种粗糙简陋的形式，流行着一种考古学家称之为的细石器。

细石器是一种细小的打制石器。一般长宽不过几厘米，有的甚至不到一厘米，厚仅二三毫米。均采用硬度较高、有光泽、有色彩、半透明的特殊石料制成，如黑色的黑曜石，白色的石英，酱色的玛瑙，红色或黄色的玉石髓等，很少用制作旧石器那样的青灰色砾石或燧石。它的制作方法除沿用旧石器时代的直接打击法以外，还使用了较进步的间接打击法和压制剥片的技术，并且都经过精细的加工。因此，细石器代表了一种不同于旧石器的新的石器制作工艺。与旧石器直接拿在手上使用不同，这种石器主要是作复合工具用，最常见的有制作弓箭用的箭头（即细石镞），镶嵌在骨木把柄上作石刃刀的细石叶，以及雕刻器、尖状器、刮削器和各种扁体细石核等。

正是这种细石器，我们把它称作细石器艺术，它表现出的是形式美和色彩美的统一。在形式上，经过精细加工剥制的雕刻器、尖状器、刮削器和船底形、楔形、锥形等各种形状的扁体细石核，都具有完全对称的形式。而典型细石器又多是形状固定的薄石片，特别是三角形的细石镞和长方形的细石叶，完全是一种规整的几何形，以至于考古学家把它们称之为"几何形细石器"。在色彩上，经过精心选择的各种硬石料，都是质地细腻、外表美观、具有光泽半透明的物质。再加上精雕细琢的加工，一件黑曜石制成的小小的三角形细石镞，或者一件用白石英制成的小小的细石叶，除了它们本身最符合力学原理外，不论在形式上或是颜色上，都能给人以美感。正如一位著名的美术史学家所说，这种精细的加工、完整的对称形式和美丽的色泽等特点，都使细石器具有了审美的价值①。

目前，中国中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基本上还处在探索阶段。已经发现的一些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大都仅限于地面调查，有的在考古学界还存在不同看法。得到考古学界基本认可的，主要是陕西大荔沙苑遗址、山西浦县薛关遗址、河南许昌灵井遗址、山东临沂凤凰岭遗址以及在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和青海等地发现的一些细石器遗存。沙苑的细石器，由于它比较典型，发现的地点和数量也较多，还被命名为中石器时代的"沙苑文化"。

细石器艺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就存在着逐渐小型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地点，如内蒙古萨拉乌苏，山西朔县峙峪等遗址，已经出现具有细石器雏型的石叶和石核。在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末叶的山西沁水下川遗址和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还发现了典型细石器。这表明，黄河流域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艺术，继承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传统。因而考古学家认为，华北地区是中国细石器艺术的起源中心①。不仅如此，中石器时代以后，细石器艺术在中国北方和西南一些地区，还一直流行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晚的历史时期。显示了细石器艺术在中国原始文化和原始艺术的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影响。

①　王逊：《中国美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7　页。

①　贾兰坡：《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16　卷2　期。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年3　期。三、原始艺术的发展新石器时代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在新石器时代以前，人类经历了数百万年茹毛饮血的蒙昧或野蛮时代。那时，人类主要是适应自然，学会生存的本领。只有到了新石器时代，才进入所谓半开化半文明状态，并向着文明时代迈进。

新石器时代始于距今大约10000年前后，它的出现是以农业的种植；家畜的驯养；磨制石器的应用和制陶术的发明为其首要条件。农业的种植和家畜的驯养，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使人类社会的生活有了基本保证；磨制石器的应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和技术的进步；制陶术的发明，使人类第一次掌握了除石头以外的另一种新材料，从而为物质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正是这四项重大的创造，使人类从适应自然、依靠自然跃进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人类社会的状态也从原始人群进入原始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成为人类远古时代社会经济、文化和艺术发展的新起点。从1921年在中国大陆发现第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揭开中国远古时代神秘的面纱以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现在，中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达7000　余处，从黑龙江畔到西藏高原，从内蒙古草原到华南沿海，到处都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文化遗存。在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几乎同现代村落一样密集。在如此众多的遗址中，经过科学发掘的就有400　多处，其中有的发掘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有的发掘出多达千余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至于发现的各种陶、石、玉、骨、角、蚌等人工制品，更是多得难以计数。所有这些，对了解当时人类生活和社会形态，都提供了生动具体的实物证据。使我们对中国远古时代再也不感到那么陌生，那么神秘了。

以原始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存，内涵丰富，面貌各异。考古学家根据它们不同的鲜明特征，已经划分出近30　个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些文化各有自己独特的原始艺术形式，分别代表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氏族先民的杰出创造，它们大体可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距今7000-8000年以前的原始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文化大约包括了距今7000-5000年的一段时间；距今5000-4000年左右的原始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一）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原始艺术1。陶器的发明和早期陶器艺术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之一，新石器时代就是从陶器的发明开始的，它是人类自学会打制石器以后的第一个杰出创造，给远古时代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首先，陶器的发明是在人类对粘土的可塑性和烧结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对火的利用和掌握能使之达到一定高的温度以后才出现的，它是远古人类智慧发展的产物。其次，它是从生产工具的发明转变到生活用具的发明的开始，它的发明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再次，陶器的发明，使人类第一次掌握了一种可塑性很强的新材料，从而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为原始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那么，陶器是如何发明的呢？传统的看法一般都认为是由于把粘土涂在编制或木制的容器上，使其耐火而由此发明的。其实，陶器的发明远没有这么简单。它首先需要人类对粘土的可塑性和烧结性有一定的认识，同时对火的利用和掌握能使之达到一定温度以后才能出现。人类学会使用火，在陶器发明之前就已有了上百万年的历史，对火的利用和掌握，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要发明陶器，关键是对粘土的认识。

人类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认识粘土的特性的呢？在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陶器就是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村10000年左右的陶片，它们是一些夹砂深灰陶和夹砂红褐陶①。从它们身上还看不出我们远古祖先是怎样认识粘土的，但却能证明中国陶器的发明至少有10000年的历史。拿国外的例子来看，在欧洲，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就已经用粘土制作原始艺术品了。如法国比利牛斯山区"三兄弟洞"壁上，就有用粘土塑成半米多长的两个野牛像，它表明人类对粘土的认识也是很久远的事情。更有意义的是，在原捷克斯洛伐克摩拉维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布吕恩遗址，还发现用火烧过的掺有骨粉的粘土塑像。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陶器的萌芽。

人类对粘土的认识，应当是在人类第一次发现早先生过篝火的地方，被火烧红烧硬以后开始的，这样才逐渐懂得了粘土的烧结性和可塑性。然后在其它东西，例如石质或木质容器，也许还有编织品的影响下，才逐渐学会制造陶器。第一次制造的陶器肯定是考古学家所谓的夹砂陶，因为自然界的粘土，最一般最常见的都是混有沙石的泥土。而懂得使用纯净的粘土，学会淘洗泥土，应当是在陶器发明以后才出现的。从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现的陶器来看，最早的都是夹砂陶而没有泥质陶，如南庄头的陶片。直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后一阶段，才出现泥质陶，就证实了这一点。

有了陶器就有了陶器艺术。所谓陶器艺术，主要是指陶器的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陶器艺术的出现标志着原始艺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彭头山文化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距今八九千年前中国早期陶器艺术的真实情况。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了近百件早期陶器①，它们都是夹砂夹炭陶，未见有泥质陶。陶胎呈黑色，器表红褐相间，陶色不匀，说明当时烧陶技术还不够完善。陶器皆手制，体积较小的多直接捏塑，较大的多采用泥片贴塑法成型。器形也不太规整，种类简单，主要是圜底敝口器，如缽、罐、盘等，表现了较幼稚的造型艺术。圜底器是早期陶器的一种特征，应是陶器的原始形式。这种半球状的圆形，是原始人类对圆的形式的认识和创造。在装饰艺术上，陶器外表大多都拍印有绳纹，有的还饰有戳印纹、刻划纹和镂孔等。很多陶器外表还通体涂上了一层较厚的红色陶衣。早期陶器的这些装饰，具有实用和审美的双重功能。器表的那些绳纹，是在制陶过程中为使器壁更加牢固，不至于被烧裂，而拍打上去的。同时，绳纹、戳印纹、刻划纹和镂孔装饰，有一些在形式上布置的相当整齐，已具有了审美的意义，如一件空心陶支座上装饰的戳印纹和三角形镂孔，看起来像人面一样。还有红色陶衣等，都可以看作陶器装饰艺术的萌芽。但这时人们在制造陶器的过程中，更多注意的是它的实用功能，而非审美作用。

①　保定地区文管所、徐水县文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大学历史系：《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11　期，第961-970　页。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　期，第17-29　页。

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陶器艺术进一步发展起来。七十年代后期在黄河中游先后发现以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而命名的磁山文化、以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而命名的裴李岗文化和以陕西省华县老官台遗址而命名的老官台文化①（它们的碳14　测定年代约公元前5500-前5000年），把中国当时已知最早的仰韶文化陶器艺术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几乎整整一千年。这三个文化的陶器是用泥条盘筑法成型的手制陶。大多夹砂，陶土中掺有石英粒、砂粒、云母粉或蚌壳末。同时已出现了部分泥质陶，表明当时对陶土已有了选择和加工。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陶色不匀，火候不高，陶质疏松。据科学测定，磁山文化的陶器烧成温度为700-930℃，裴李岗文化是900-960℃②，老官台文化最高也不过900℃③。但在造型艺术上比早先有了进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器形变得较复杂，器类较多，出现如杯、碗、缽、盘、盂、罐、壶、鼎、豆、勺、器盖、支座等。除有圜底器外，还有了平底器，三足器和圈足器，许多陶器还附加有器耳。平底、三足和圈足，可使陶器更加稳固地放置在地上，不像圜底器那样左右晃动，这是陶器造型艺术的一个发展。器耳也是从实用功能出发在造型上的一个变化，它可以使陶器用绳索穿挂起来，便于携带和悬挂。陶器形式的变化，表现出一种内容丰富的形式美。在装饰艺术上，以拍印的绳纹最多，其它还有编织纹、篦纹、弧线篦纹、篦点纹、附加堆纹、刻划纹、指甲纹、乳钉纹等，其中很多虽然还不具有装饰的性质，但有一些显然已是装饰性的花纹了。特别是在老官台文化中，还萌芽了最早的彩陶艺术，代表了陶器装饰艺术的一个重大进步。

年代与前三者相当的以内蒙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命名的兴隆洼文化，它的陶器也都是夹砂陶。陶色不纯，火候不高。造型上也流行直筒平底的罐，器类器形都较简单。平底器是比圜底器更适用的一种器物，而且在工艺上也比三足或圈足制作简单。在装饰上，以刻划的连续之字形纹和平行线纹最有特色，一排排，一行行，很整齐地布满器物整个外表，有些就连我们今天看来也会产生出装饰美的感觉。可以说从这时开始，原始人和陶器之间产生了审美关系，人们在制造陶器时更多地注重了它的审美功能，从而陶器开始具有美的属性①。

2。彩陶艺术的萌芽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足迹，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彩陶是新石器时代所特有的一种文化因素。同时，它也是新石器时代的原始艺术，特别是陶器装饰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所谓彩陶，简单来说就是一种烧前绘彩的原始陶器。它是在陶器烧制前先把各种颜色的纹饰绘在陶坯上，经过晾晒、压磨，然后入窑烧制，这样，彩绘纹饰可牢固地附着在烧成的陶器上，变得永不褪色、磨损。正因为如此，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彩陶，虽历经数千年风雨，仍然保持着浓郁的色彩，十分引人注目。尤其是彩陶纹饰，以其丰富的内容，独特的风格，熟练的装饰技巧，生动而形象地展示了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劳动和生活情景。

①　老官台文化的名称考古界尚未取得统一意见，或称为大地湾文化，或称为白家文化等。②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47　页。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化验室测定陕西临潼白家出土的陶片数据。

①　章建刚：《陶器的肩腹分化和人的审美活动--从原始陶器看日用器具方面审美关系的发生》，《文物》1987年第8　期，第65-72　页。

中国的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都是以其独特的彩陶艺术为显著特征之一。

因此，考古学家和艺术家都十分关注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的起源和发展问题。过去，由于历史的局限，关于中国彩陶的起源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直到70年代，黄河流域三个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现，分别向人们展示了它们独特的文化成就，特别是在老官台文化中发现了最早的彩陶艺术以后，这个问题才有了释疑的眉目。

老官台文化彩陶，最先发现在陕西华县元君庙遗址，后来临潼白家，渭南北刘和甘肃大地湾等许多遗址都有出土。它主要是一种在红色陶器口沿上绘以紫红色宽带纹的彩陶，像在陶器口上镶嵌着一个红箍，有色泽强烈的装饰美的效果。同时，还在红色三足缽的三个足上也涂满了红彩，像三个红色支柱支撑着陶缽。凡是涂红彩的地方，都是陶器的光面，因为陶器外表拍印满了交错绳纹。此外，在少数红色圜底缽的内表面还用红彩画有三个或四个对称布置的圆点、圆圈、短直线、波浪线等以及不同符号形的简单花纹，这些就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彩陶。在同时期的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及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几乎都没有发现过。因此，老官台文化的彩陶就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的萌芽。

老官台文化的彩陶表现了两个主要特点。一个是使用红彩作为装饰，这是早期彩陶普遍流行的特征。因为红色是远古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最先认识的色彩，在他们眼中也许红色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色彩，他们首先用红色来装饰陶器，表现了他们对生活的信心和追求。另一个特点，彩绘纹饰非常简单，主要是红宽带纹，而且都装饰在陶器口沿上。从侧面看是一条红色宽带，从上面俯视，又是一个红圆圈。表明中国原始彩陶艺术从萌芽时起，就有了最简单的双关法或多效装饰法的表现手法。同时少量圆点、圆圈、线条等十分简单的纹样，对称性地分布在圜底缽内表，表明当时也已有了简单的对称原理。陶器口沿外面的一圈红宽带纹，虽然仅仅是简单的一道红色弦线，但它却凝结着氏族先民巨大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力。黄河流域早期彩陶的这些特征，给中国新石器时代后来的彩陶装饰艺术以极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装饰艺术。

老官台文化彩陶的产生和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虽然彩陶作为一种原始艺术，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艺术"发展而来，但它的产生和出现却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首先，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耕文化基础上，如果不是有了比较成熟的粟作农业、保障了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人们不可能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创造和美化自己的生活。其次，制陶技术发明并逐渐成熟，使人们第一次掌握了一种人工创造的新的物质材料，为彩陶的发明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再次，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刻划装饰艺术的发展，也为彩陶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装饰艺术技巧。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彩陶才应运而生。因此可以说，彩陶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定居农耕文化发展的产物，是制陶工艺和原始装饰艺术发展的标志，同时也是陶器产生审美价值的确证。至于彩陶首先出现在渭水流域的老官台文化中，而不是其它地方，可能是因为老官台文化首先具备了产生彩陶的条件的原因。而彩陶产生以后又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一方面为原始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成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先例。另一方面，又以原始绘画装饰艺术的形式，反映了氏族先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彩陶产生的早晚，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某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快慢和成熟程度，或者说，代表了某个原始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据考古学的研究，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彩陶产生的历史，并不晚于世界上其它几个文明中心彩陶产生的历史。老官台文化的彩陶同它们一样，都是在距今约8000年左右而问世，同样也站在了世界上最早产生彩陶的几大文明中心之列①。这一事实就充分反映出了黄河远古儿女的伟大创造力。

老官台文化彩陶产生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的发展找到了渊源。在70年代以前，一方面因为还没有发现过比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别是含有早期彩陶的文化，另一方面由于仰韶文化中距今五六千年的某些彩陶花纹看起来似乎与中亚、西亚的一些彩陶花纹相似，于是在国内外曾广泛流行着"仰韶文化西来说"的主张。老官台文化彩陶的发现，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西来说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因为，早在以彩陶著称的仰韶文化之前一千年左右，渭水流域的老官台文化就已经创造出并使用着彩陶了。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彩陶不是来自遥远的西方，它确确实实是在黄土高原上土生土长出来的。这是我们中华远古儿女的骄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3。原始雕塑艺术原始雕塑艺术的产生是原始造型艺术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的原始雕塑艺术是何时产生的，目前尚不清楚，但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有了初具轮廓的原始雕塑艺术品。它包括陶塑艺术和以精美的磨光石器为代表的石雕艺术。前者已是独立的雕塑艺术品；后者则是对实用工具的艺术加工，具有美而实用的性质。

陶　塑陶塑艺术与陶器艺术不同，因为它不是"器"，所以不具有使用价值，而是独立的原始艺术品。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塑艺术品，目前仅发现在黄河中游的裴李岗文化中。1978年，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发现了几件很小的陶塑猪头和羊头像。猪头塑像有两件，均是猪头的正面像。一件略呈三角形，表现出肥胖的猪头，有雕空的椭圆形双眼，突出的短圆猪鼻，活生生地塑造出猪头的特征。另一件已残，但也能看出用线条刻划的两个圆眼和有两个鼻孔的小而圆的猪鼻羊头塑像一件，呈长三角形，一面平齐，一面隆起，在三角形的尖部塑有两个长而高翘的羊角，头部戳印三个圆点分别表示双眼和嘴，造型简单幼稚。1977年，在河南密县莪沟遗址，还发现一件泥质浅灰陶陶塑人头像。为一方形正面塑像，双眼雕空，两眼眉突出并左右相连成一条线，高耸的宽鼻，前突的下颚，都较准确地表现了人的面部特征。这些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目前已知最早的陶塑艺术品。

陶塑艺术既是原始造型艺术发展的产物，也是陶器艺术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并非偶然。陶塑猪羊应与当时家畜饲养的出现有密切联系，猪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氏族先民早已驯养的家畜，陶猪正是这种新的经济形态的艺术反映。陶塑人头像则是氏族先民对人本身认识的一种艺术表现，它的出现，说明中国氏族先民首先是从人的面部特征开始对人认识的。美术史家认为，这正是中国传统艺术重视刻划人物的面部表情，以求传神的优良传统之源①。但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这些原始陶塑，尽管已是独立的雕塑艺术品，它们

①　吴耀利：《我国最早的彩陶在世界早期彩陶中的位置》，《史前研究》1988年《辑刊》。

①　王伯敏主编：《中国美术通史》第1　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8　页。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平面浮雕，在表现手法上还比较原始。

石　雕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石雕艺术，集中地体现在精美的磨光石器上。经过打制、雕琢、磨光的石器，不仅代表了石器制作工艺的一个新成就，而且也是原始雕塑艺术发展的新成就。

磨制石器的应用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首要标志之一。考古学家把石器时代分成新旧两大阶段，最早就是以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为标准，因为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已普遍使用了磨制石器。

虽然我们还没有发现最早的第一件磨制石器，但磨制技术的产生却是相当早的。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就常见到磨制的装饰品，磨光的骨器，以及石磨盘、磨棒等工具。年代最早的是在峙峪遗址发现过一件钻孔被磨光的石墨饰物；然后是山顶洞人的钻孔小石珠和小砾石饰品，它们的一面都被磨平；在山顶洞遗址和下川遗址都还发现有简陋的石磨盘；在山顶洞和辽宁营口金牛山C　地点都发现过磨光骨器，前者是一枚骨针，后者是两件器物，一件是亚腰形穿孔骨器，另一件是打琢粗磨的骨锥；最后是在山西怀仁县鹅毛口石器制造场发现的一种粗磨的残石斧，它的边缘和两侧还保留着打制剥片的痕迹。据考古学家推测，磨制石器的制作过程是，先打制出毛坯，然后用盘状小石锤一点一点敲打掉毛坯上的凸棱，最后再加以磨光①。

随着磨制技术的产生，磨制石器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的一些磨光石器，就表现出了很高的磨制工艺水平。最早的彭头山遗址已有了形式规整，通体磨光的石斧，以及小石管、小石棒形坠饰等。然而最有代表性的，却是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磨光石磨盘和磨光锯齿石镰。

当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被发现以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当时的氏族先民已经在制造和使用着众多精美的磨光石器了。尤其是其中的石磨盘和锯齿石镰，使人们很难相信它们就是七八千年前黄河流域远古儿女所使用的劳动工具。然而，考古学家在这两种文化的墓葬里发现，它们常常被当作随葬品与死者埋葬在一起，石镰一般放在死者的手部附近，石磨盘多放在脚下，毫无疑问，这两样东西就是死者生前所用的工具。

令人惊叹的首先是石磨盘。它既不同于我们今天在农村常见的两扇重叠的圆形石磨或滚筒式石磨，也不同于在旧石器时代遗物中见到的自然石块似的磨盘，而是一种有固定形式，经过仔细加工处理，被打磨得非常光滑的扁平石板。它的平面呈舌形，后端直平，前端是圆弧或尖弧形。最短的石磨盘有四五十厘米，最长的竟达九十余厘米，一般宽三四十厘米左右，厚四五厘米。它的底部大多都有四个短圆柱形足，前后各两个，有的则是两个横条形足，使磨盘能平稳牢固地支放在地面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整个磨盘都经过认真仔细的磨制加工，被琢磨得十分平整光滑，找不出一丝粗糙的痕迹。可以想见，在当时还没有金属工具的条件下，要把一块近一米长的石料加工成如此精细的石磨盘，该是多么不容易！

与石磨盘配套使用的还有石磨棒，二者是缺一不可的一套组合工具。石磨棒是一根断面呈椭圆形的石棒，也是通体被磨光。使用时，双手握住石磨棒的两端，在磨盘上来回磨动。由于长期使用，很多石磨盘和磨棒的接触面，

①　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9　页。已经被磨成凹面。

裴李岗文化的锯齿石镰，如果不看石质，简直可以同今天的锯齿铁镰相媲美。这种石镰呈弯月形，直刃，刃部有密集的锯齿。尾端背部略上翘，刃部或者是一缺口，或是钻有一圆孔，显然是为了便于捆绑木柄而设计的。锯齿石镰一般长七八厘米至十七八厘米，个别较长的约二十厘米，宽不过三四厘米，厚也仅半厘米多，磨制精细，通体光洁，每一个锯齿都磨出了斜刃，齿尖也很锐利，似乎它们不是一种生产工具，而是一件精湛的石质工艺品。磨光石镰是裴李岗文化先民的独特创造，在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未有见到，因而成了这一文化有代表性的生产工具。而磨光石磨盘和石磨棒，在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中都很常见，但在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里也没有发现过，它们是这两种文化所特有的磨制石器。这两种精美的磨光石器，不论从造型上还是磨制工艺上，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石磨盘的造型非常适合于加工粮食作物，它的低矮的支撑点，平整光滑而又宽大的磨面，给先民们的劳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而造型小巧的弯月形锯齿石镰，对于提高劳动效率，充分发挥石器工具的作用，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形式。至今我们所用的铁镰，依然保持着类似造型。裴李岗文化的氏族先民在七八千年前就已经创造出锯齿镰刀这种形式，其中又该凝聚着他们多少聪明才智！石磨盘和锯齿石镰是当时的劳动工具，但它们又不是普通的劳动工具，而是氏族先民精心制作的艺术品式的劳动工具，充分表现出了氏族先民逐渐发展起来的审美意识。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后的各考古文化，磨制石器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迅速增加，磨制技术的水平也全面提高。后来的磨制石器形式也更加准确和适用，出现了像石斧、石铲、石刀、石锛、石凿、石锥、石锄，甚至石犁等不同种类的固定工具。它们大多都开创了今天所用工具的造型，并以其极整齐对称的形式，和精细的磨制技巧将石器发展推向最高阶段。

新石器时代早期也有独立的石雕艺术品。河北武安县曾出土一件磁山文化的小型石雕人头像，人头呈不规则椭圆形，眼作圆窝形凸起，口部很大，阴刻倒八字形双眉，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了人面特征。额部有一穿孔，可能是系佩的装饰品①。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石雕人像。

4。远古笛声音乐是如何起源的？最原始的音乐是一种什么声音？这恐怕是任何人都不容易回答出来的。因为音乐有随着时间的消失而消失的特性。难怪美学家说，音乐的起源问题甚至比诗的起源还更加难以说明。因为许多民族都拥有古老的诗（包括一切文学样式），却很难有古代的音乐作品被保存下来②。尽管原始音乐随着远古时代的消逝而消逝了，但原始乐器又在考古学家的小铲下重见天日。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骨笛的发现，就使我们听到了来自远古的笛声。

80年代中叶，考古学家在河南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了一处裴李岗文化的墓地。当他们把300　多座墓葬的填土清理干净以后，惊异的发现，在一些墓葬的人骨架旁边随葬着骨笛。有的是一支，有的还是两支。在这个墓地一共发现了16　支骨笛。这些骨笛都是用猛禽腿骨截去两端关节后再钻圆

①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1　原始社会至战国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图版二。

②　朱狄：《艺术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9　页。孔制成的，它们大多有7　个孔，有的在钻孔前还先刻好等分记号，然后按记号再钻孔。其中第2823　号墓出土的一支骨笛保存最完整，全长22　厘米，表面打磨得非常光滑，上面钻有7　个孔，与现在常见的竹笛十分相似。经碳14测定年代，贾湖骨笛距今约8000年左右，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古老的乐器①。

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考古界和音乐界的重视。198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室的专家们对贾湖骨笛进行了测音鉴定。通过测试，专家们发现它已经具备了某种音阶结构，可以用来吹奏旋律，而且发音较准，音色较好。用它吹奏的一曲《小白菜》乐曲，声调哀婉动人。这使专家们相信，早在七八千年前我们黄河流域的远古祖先就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乐理知识，能够制作出吹奏"至少是六声音阶，也可能是七声齐备的、古老的下徵音阶"②。笛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族乐器之一。关于笛的起源，过去一直众说纷坛。在先秦古籍中称笛为"篴"（与笛同音、同义）。据《周礼》记载，周代的雅乐中就使用了"篴"，但当时篴是竖吹而非横吹之器。于是又有了中国横吹之笛是来自西域的传说。《旧唐书》载，横吹竹笛来自羌人，汉武帝时丘仲等人改羌笛，制成7　孔横笛，这一说法在很长时间里成了中国笛起源的传统观点。但是考古发现的事实却与此相反，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的曾侯乙墓中曾出土过两支保存完好的横吹竹篴，开有6　孔，形制与今天的竹笛相同，只是一端是封闭的。如果说这两支春秋战国时期的横笛还不能证明笛的起源的话，那么远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贾湖骨笛则无疑证实，中国民族乐器之一的横笛就是起源于黄河流域。近年来，在河南汝州市中山寨等遗址的发掘中，也是在裴李岗文化遗存里，发现了与贾湖骨笛年代和形式相同的骨笛，只不过中山寨的骨笛上面是两排共9　个孔。这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证据，证明发明了笛的就是黄河远古儿女中的裴李岗文化的先民。

值得注意的是，在裴李岗文化中除骨笛以外，还有另一种音响器具--骨哨。在河南长葛县石固遗址的裴李岗文化墓葬里，就曾发现过两件用禽类肢骨制成的骨哨。哨长约七八厘米，有一个椭圆形扁孔。其中之一经实验，用手指堵住两端，吹气入孔可发出音响①。这种东西与贾湖和中山寨的骨笛形式不同，不会是同一种类东西，作为声信号器比较恰当。因为哨子不能吹出乐曲，只能发出声音。这从另一方面表明，裴李岗文化的骨笛确实是不同于骨哨的一种最原始的乐器。

不过，贾湖的骨笛有可能是从骨哨发展而来，因为它们都是用鸟禽类的肢骨制成，说明当时人们对空气在空骨管中的震动原理早就有所认识；而且两者的形式也有相似之处，都是一根磨光的空骨管，只不过长短有别，孔的多少和排列不同。我们的远古祖先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制作骨器的丰富经验，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的刻沟骨管与石固的骨哨极为相似，如果把山顶洞人骨管上的沟槽钻穿成孔，简直跟石固的骨哨一模一样。山顶洞人具有高超的钻孔技术，很可能他们已能制作骨哨，只不过考古尚未发现而已。最初，骨哨也许被作为诱捕野兽的狩猎工具使用，后来又成为一种游乐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1　期，第1-14　页。

②　黄翔鹏：《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文物》1989年1　期，第17　页。

①　陈嘉祥：《对石固遗址出土的管形骨器的探讨》，《史前研究》1987年3　期。玩耍的音响器具，最后才发展成裴李岗文化的骨笛。

一位西方音乐史家曾提出过，史前音乐的发展有一种固定的连续性，它可以用鼓→笛→琴的公式来表示①。按照这一发展公式，鼓应当是人类最古老的乐器。在原始社会中，人类能够用来制造鼓的材料，除了兽皮、木头以外，就是陶器了。前二者不易保存下来，因此很难发现；后者只有在陶器发明以后才能实现。然而在考古学上，不论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在中国，都没有发现过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鼓。相反，最先出现的倒是骨笛。据说，在乌克兰境内发现过6　支用长毛象骨制成的骨笛，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乐器②。类似的骨笛，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和原苏联境内已发现了近20　支，大部分都是用鸟骨做成。伦敦考古研究所的一位专家曾复制出一把法国山洞中发现的史前笛子，吹出了六个乐音。如此，史前音乐发展的公式应该改写成笛→鼓→琴，也许更符合考古事实。而有的西方音乐史家也认为，最早的乐器很可能是用动物所提供的材料做成的③。欧洲的史前骨笛和中国裴李岗文化的骨笛都证实了这一点。

5。半地穴式建筑艺术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富于创造性的伟大民族。我们的祖先从很早的时候起，就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多种形式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建筑，使中国古代建筑无论在技术上或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成为世界建筑史上体系最完整，最富有民族特征的建筑之一。

遗憾的是中国至今还没有发现过一座旧石器时代的建筑，甚至一处肯定的临时宿营地，所以，我们还不了解最原始的建筑形式。在考古学上所见到的，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一些能真正称得上建筑的房屋遗迹。其中最早的就是半地穴式建筑。所谓半地穴式建筑，就是先在地面上挖一个圆形或方形浅坑，然后在坑上修建一个窝棚式的房屋。这种建筑形式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八九千年的彭头山文化中就已经出现。

彭头山遗址发现了两座建筑，其中一座是半地穴式建筑。它的面积较小，呈不规则圆形，地穴仅剩15　厘米深，底部较平整，在北部残存一半圆形锅底状的灶坑，虽然地面上的面貌荡然无存，但它确系当时人们居住和生活的场所。从这座最早的半地穴式建筑上，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实用功能，似乎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可言。不过，对于原始艺术来说，审美价值和实用功能是不可分割的，实用即是美。当原始的半地穴式建筑提供给人们挡风遮雨的场所，满足了人们坐卧休息的需要时，就会使人们产生一种"满足美"。所以半地穴式建筑的审美性不是体现在它简陋的建筑形式上，而是体现在它的实用性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种简陋建筑的"满足美"逐渐变成一种"形式美"，人们对半地穴式建筑的审美性才有了更多的追求。这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的一些半地穴式建筑上，体现的最明显。在河南密县莪沟遗址发现6　座属于裴李岗文化的半地穴式建筑。形式上它们已有圆形和方形两种不同形状，面积最大的有10　余平方米左右；穴底地面上还铺垫着一层2-6　厘米厚的灰白色垫土，加工成光滑平整的硬土居住面；在靠穴壁处还均匀地分布着几个柱子洞，以支撑草棚屋顶；在地穴南部

①　见朱狄《艺术的起源》第252　页。

②　见朱狄《艺术的起源》第259　页。

③　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中译本第97　页，转引自朱狄《艺术的起源》第251　页。或西南部开设了斜坡形或台阶式的门道，以方便出入。显然它们要比彭头山的半地穴式建筑进步，类似的半地穴式建筑，在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里均有发现。

此外，在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中，发现了数十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的半地穴式建筑。形式上它们都是圆角长方形或方形，面积有大有小，最小的20　平方米左右，最大的长宽约12　米，面积达140　余平方米。穴底的居住面也经过人工砸实，有的还用火烧烤过，加工成光滑平整的一层硬土面。屋内还挖有储存东西的圆形窖。灶坑是圆形土坑，有的底部还铺有一层石块。支撑屋顶的柱洞也是在居住面靠近穴壁处。特别是这些房屋已有了一定秩序的安排和分布，大体上一排排整齐的修建在坡岗上，清楚地表现了当时人们在修建房屋时已有了美的追求①。

中国这些目前所知最早的半地穴式建筑，向我们展示了原始建筑最基本的形式。远看，它们都是座落在河旁台地或坡岗上的一座座圆形或方形窝棚。近瞧，窝棚开口处有一个斜坡或台阶式的小门道通向室内，室内是一个半地穴。居住面比室外地面要低，平整光滑，是一层人工仔细加工的硬土面，比室外地面要干净整齐得多；为了防潮，有的还经过火烧烤；居住面的中心还有一个圆形或方形的灶坑，似乎让人看到这里曾熊熊燃烧过的灶火。室内光线较暗，但也能看清木棍搭成的屋顶上铺垫着树枝或野草，外面还抹有草拌泥。

半地穴式建筑的出现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它们是中国氏族先民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一个伟大创造。大自然是人类生活最广阔的空间；建筑则是人类自己为自己创造的空间，是原始人类劳动和智慧的产物。

中国民族建筑的发展过程是从穴居到半地穴再到地面建筑①。穴居，应该是指旧石器时代的天然洞穴。而半地穴式建筑，只是到新石器时代才开始出现。在建造半地穴式房屋时，氏族先民对其整个形体、功能、结构以及排列分布，都有一定的考虑。这些都体现出他们的"匠心"。当生产力水平提高到能修造有坚实基础、跨度较大的空间时，半地穴式建筑则被地面建筑所取替。

黑格尔曾把建筑看作是最早的艺术。不管建筑是不是最早的艺术，然而最早的建筑却是人类最早的创造之一，它也应该是原始艺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如美学家所说，只要洞穴一旦换上茅屋或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的小屋，建筑作为一种艺术也就开始了，与此同时，美的观念也就被牵涉于其中②。当然原始人首先考虑到的是它的实用功能，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迫使他们只能采取适合于当时生产力的审美形式。如果不适当地用其它一些艺术形式的审美标准去看待原始建筑，例如把建筑的美甚至整个建筑艺术理解为一种外部装饰，不仅对建筑而且也会对其间居住的人构成误解。从窗户中去眺望自然，它就是被征服了的自然。从半地穴式建筑上去观察原始艺术，它就是被创造的原始艺术。

①　《兴隆洼聚落遗址发掘获硕果》，《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13日。

①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2　页。②　见朱狄《艺术的起源》，第199　页。

（二）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艺术1。多姿的陶器艺术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和制陶术的进步，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器在数量上空前增多，以至于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到处都能见到成堆的破碎陶片，表明陶器已成为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主体。更为显著的是，这一时期的陶器，无论造型艺术还是装饰艺术，都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

陶器的造型艺术这一时期的陶器形式开始变得多种多样。各地氏族先民根据他们不同的生活习惯，因地制宜，制造各种不同的器物。相继出现了各种形状的缽、碗、盆、罐、瓶、壶、杯、盘、盂、釜、鼎、豆、瓮等，其中许多陶器还开创了我们今天所用器皿的常见形式。不同形式的陶器一般还具有不同的用途，如用于烹煮食物的有罐、灶、釜、鼎；用于饮食的是缽、碗、盒、盘；用于盛水的又是瓶、壶、杯；用于储存食物的还有罐、盆、瓮等等。陶器已成为氏族先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物。

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两类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不曾见到的特殊的陶器造型，给陶器艺术增添了新内容。一类是常用器的特殊造型，另一类就是非常用器的特殊造型。常用器的特殊造型是从器物本身的实际用途出发，赋予它既符合科学原理，又具有审美价值的最实用最别致的形式。

这类陶器最著名的就是以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命名的仰韶文化的尖底瓶。尖底瓶有两种，一种是仰韶早期的尖底瓶：小直口、大肚子、尖圆底、肚子两侧各有一个环耳；另一种是仰韶中期的尖底瓶：双重小口、细长肚、长尖底。它们都是用细泥红陶做成的盛水器。这两种造型奇特的尖底瓶最适宜在河边打水。如果把它们的双耳或小口分别拴上绳子，吊到河面上，首先接触河水的尖底很容易进入水面；同时，由于水的浮力使瓶口倾倒在水面上，水就自然灌进了瓶里。这两种尖底瓶不仅符合力学原理，它们所具有的曲线造型也非常优美。如此巧妙的造型，正是仰韶人聪明和智慧的创造。这种尖底瓶作为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在其所有遗址里都有发现。基于此，西安半坡博物馆门口的现代雕塑，塑造的便是一位用尖底瓶在河边打水的氏族少女。

在仰韶文化的盛水器中，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所出的船形壶最为别致，壶体被塑成圆鼓两头尖翘的船形，小壶口直立在上部中央，两侧还各有一个环耳可以穿绳系挂。尤其是壶身还用黑彩画着渔网装饰，显示出它是条渔舟。作为盛水器，山东泰安以大汶口遗址而命名的大汶口文化的陶鬶，也是非常别致的。它有一个较长的脖子，口沿上斜伸出一个长长的鸭嘴式流，椭圆形大肚子下面支撑着三个肥大的空心尖足，不仅扩大了肚子的容量，还稳固地支撑着器身；环耳把手连接肚子和脖子，使整个器物显得平衡而又稳固，只要拿着把手，不用提起陶鬶就可以把水倒出来。设计得如此奇巧，充分体现了大汶口人制陶时的匠心。这种陶鬶不仅在大汶口文化中十分流行，而且在其后的山东龙山文化中，仍然是主要的盛水器。

另外，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所出仰韶文化的陶釜、灶，也是这一时期陶器造型艺术上的一个创造。它们是一套夹砂红陶做成的炊具。灶为盆形，一面开有落底的方形火门，火门向外突出，底部宽大，灶口内壁有三个作支点的凸丁，可放置陶釜。釜是小口折肩圆底的形式，圆底较深，既增加了釜的容量，也增加了受火面积。这套炊具很适合在潮湿的地面使用。

灶的发明是一个进步。以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命名的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中，也有造型别致的陶灶。灶用夹砂红陶制成，平面呈箕形，有半米多长，箕口火门敞开，宽大而略微上翘；内壁有3　个支丁，用以架釜炊煮；外壁有一对环耳，以便提携搬动；底椭圆形，圈足，上有镂孔。其形式稳重，造型美观，尤其是宽大的火口，比灶身长宽大近一半，很好地起到了防止炭火热灰掉落的作用，这对于习惯居住在以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中的河姆渡人非常适用。河姆渡的主要炊具陶釜也与庙底沟的不同。它有宽大的多角形折沿，上面还刻划有连叶纹装饰，脖子较长，圜底较深，不论是造型还是装饰都具有审美价值。

另一类非常用器的特殊造型，主要是模仿动物造型，因此也可以叫动物形陶器，或象形陶器，最著名的就是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的一件仰韶中期的鹰鼎。它用泥质灰陶制成，外表磨光，体形也较大。整个鼎被塑造成一只体态肥硕的雄鹰，并巧妙地利用鹰的双足和短尾作鼎的三足支点；鹰头塑在鼎的口沿上。那尖尖的嘴，突出的双眼，生动而形象地表现出一只威严俯视的雄鹰特征，使它成为这一类造型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作。这件器物很可能是某种庆典或祭祀时使用的重器。它具有一种神威的力量，试图以此来唤起氏族成员对某种神明的崇敬和信仰。

大汶口文化中也有动物形陶器。大汶口遗址就出土过一件夹砂红陶兽形壶。它昂头翘尾、张口竖耳的形象极为传神。其尾部有一竖直口可注水，水从张开的嘴里流出，背部还有一环耳提手，利用四条腿作壶的支柱，设计得非常科学。胶县三里河遗址也出土过两件大汶口文化的动物形陶器，一件类似于上述的兽形壶，另一件为猪形鬶。猪形鬶体态丰满肥胖，形象逼真，尾部有直立的鬶口，一环耳把鬶口与猪背相连，既实用又美观，是一件难得的陶器艺术珍品。在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还出土过一件大汶口文化的螺蛳形陶壶，壶嘴是螺蛳伸长的脖子，壶背塑成一圈圈螺旋纹，造型像一只正在缓慢爬动的螺蛳，也非常别致。大汶口文化上述动物形陶器与仰韶文化的鹰鼎不同，它们在艺术上充满了生活气息，似乎是大汶口人实际生活的再现。猪形鬶的出现又与大汶口人普遍饲养猪，并大量用猪头作随葬品的习俗相吻合，表明猪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在其它原始文化中也有动物形陶器。如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的鸟形壶，就属于以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而得名的马家浜文化（约公元前4300-前3300年）的早期遗物。它也是把动物形象的塑造和陶器的造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杰出实例。所有这些动物形陶器，都既是生动的原始艺术品，也是实用器皿。它们同上述常用器的特殊造型一起，代表了新石器时代中期陶器造型艺术的重大进步。

陶器的装饰艺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器装饰艺术已经完全成熟起来，不仅各种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陶器有不同的装饰特征，而且各种装饰形式，如压印、拍印、戳印、剔刺、刻划、镂孔、附加堆纹、彩绘，甚至雕塑都广泛得到应用，有的还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尤其是彩绘装饰已成为这一时期陶器装饰艺术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之一，下面将对此专门介绍。这里主要介绍其它形式的装饰。

仰韶文化的陶器是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它的装饰以压印的粗细绳纹和刻划的弦纹为主，也有少量拍印的蓝纹和附加堆纹；粗细绳纹往往在器表上面积不大地交错或重叠出现，弦纹一般在肩腹部突出部位刻划几圈。在仰韶早期还常见一种排列整齐的剔刺纹。最有特征的是彩陶装饰。同时雕塑也是其常见的装饰手法，多采用动物头像塑成器盖或器钮。

大汶口文化陶器的一大特点是陶色多样化，有红、灰、黑、黄、白几种。其中黑陶的胎质多呈红色或灰色，实为一种黑皮陶。少数高柄杯颜色乌黑，器表发亮，器壁较薄，开创了后来山东龙山文化蛋壳黑陶的先河。白陶以纯净的坩子土制坯，经高温烧制而成，质地细腻，陶质坚硬，器壁较薄，代表了一种新的制陶工艺。陶器装饰也有压印的点纹、刻划的弦纹、附加堆纹和镂孔等，而不见绳纹。红、黑、白多色的彩绘装饰也是其鲜明的特征。但最流行的是镂孔装饰，多施在豆和高柄杯的器把上。镂孔有圆形、三角形和菱形几种，装饰在豆把上的是各种形状的镂孔混合运用，排列整齐有序。高柄杯上多用圆形镂孔，并同刻划纹组合在一起。

以四川巫山大溪遗址命名的大溪文化的陶器也是以红陶为主，此外还有灰陶、黑陶和少量白陶。泥质红陶常见施有红色陶衣。装饰也有刻划纹、戳印纹、附加堆纹、镂孔和彩绘等，但缺少绳纹。最有特征的是戳印纹，有圆形、半圆、新月形、三角形等不同样式，通常成组地饰于圈足部位，而且印痕较深，有的已类似于浅浮雕形式，有复杂精细的构图，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

河姆渡文化的陶器以夹炭黑陶为显著特征，同时也有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陶器的装饰有刻划、压印、拍印和戳印等方式，其中拍印的绳纹较多，但最丰富的还是刻划纹。刻划纹常见有几何纹、弦纹、贝齿纹、斜线纹、波浪纹、锯齿纹、圆圈纹、篦点纹等十几种形式，其中以前三种最流行。不少刻划装饰以两种纹样组合而成，有的还是3　种或4　种组合在一起。它们多装饰在陶器口沿突出部位上，构成或简或繁的图案，排列整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件黑陶盆外表用细密的线条刻划着一捆稻穗，从沉甸甸的稻穗上可以看出作画者对丰收的喜悦；另一件灰陶片上还刻划着有五片肥壮叶子的一株花草；还有一个方形陶缽外表两侧各刻划着一只逼真的猪纹，长长的嘴和高耸的鬃毛，活灵活现地表现了一头野猪的形象，这些都说明河姆渡人已掌握了高超的刻划技巧。

以内蒙敖汉旗赵宝沟遗址为代表的赵宝沟文化（年代约公元前4900年左右），也是一种以压印纹和刻划纹为主的装饰艺术。它的陶器以夹砂灰褐陶和黑灰陶为主，也有少量泥质灰陶。陶器上压印的"之"字形线纹是其一大特征。它继承了先前兴隆洼文化的传统，并成为这一地区各种原始文化最普遍流行的一种纹饰。刻划的几何形线纹，往往以双线刻划成双勾纹、菱形纹或交错曲线纹，双线之间还填以斜线或篦点，构图极有规律。特别是在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一件尊形器上，发现刻划有猪首蛇身和鸟首蛇身的"龙"纹与勾连云纹交错装饰的复杂图案，被称为"灵物纹样"①。这个纹样不仅表现了娴熟的刻划技巧，还体现出一种神秘的气息，可能是小山人对原始宗教信仰的反映。这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龙纹装饰图案，它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作为龙的传人的历史渊源。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87年6　期，第495页。

总之，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器装饰已表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各种纹饰已应用了连续、反复、对称、平衡等装饰原理组成有审美意义的图案。陶器装饰已不单是为了实用，而具有了形式美的价值，表现出人们的思想情趣和爱好。同时，装饰与器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同的器形有不同的装饰，就是同一种器形，由于用途不同也有了不同的纹样。多数装饰都位于陶器最突出的部位，与当时人们或站立行走，或席地而坐的日常生活习惯相一致，充分地适应了人们的审美要求①。这一时期，许多装饰精美的陶器已成为不可多得的原始艺术珍品。无论是从陶器装饰艺术还是造型艺术上来看，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氏族先民已具有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为原始艺术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2。彩陶艺术的灿烂新石器时代中期是中国彩陶艺术灿烂的时期。这时，在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中都相继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彩陶，成为中国原始艺术中一朵朵盛开的奇葩。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彩陶艺术主要是在三个地区发展起来的，即仰韶文化所分布的黄河中游地区，大汶口文化占据的黄河下游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中游两岸大溪文化散布的地区。虽然其它地区也有零星、微弱的彩陶艺术，但这三个地区却是这一时期中国彩陶艺术发展的三个中心。下面，让我们分别来看着它们的发展情况。

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彩陶艺术在西起渭水上游的甘肃东部地区，东到华北平原，北邻长城沿线，南抵长江北岸这一广大的地区内，仰韶文化发展了长达2000年之久，包括大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左右的一段时间。如此悠久的历史，如此广大的地域，使仰韶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形成了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许多文化类型。关于文化类型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目前在考古学上还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从彩陶艺术上来看，仰韶文化主要可以分成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大河村类型、后岗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这些不同文化类型彩陶的特征，区别尤为明显。

半坡类型以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的这一类型是仰韶文化的早期遗存（约公元前5000-前4500年）。它主要分布在渭水流域的关中地区，东可到豫、晋、陕三省交界处，西达渭水上游进入甘肃地区，北上黄土高原直抵河套一带，南越秦岭依傍汉水上游。半坡类型的彩陶是继承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在渭水流域萌芽的老官台文化彩陶而发展起来的。虽然彩陶在半坡类型整个陶器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无论器形还是纹饰，都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在器形上它以泥质磨光红陶的卷唇圜底盆，折腹平底缽、小口细颈壶和敛口束腰的葫芦瓶为主要彩陶器，而没有了老官台文化彩陶的红三足缽。在纹饰色彩上，早期还流行着老官台文化彩陶盛行的红彩纹饰，但中后期却以黑彩为主，形成一种红地黑花的强烈反差。从花纹来看，它有人面纹，包括象生性鱼纹、蛙纹和鹿纹等在内的动物纹、植物纹、宽带纹和以三角形为基本元素组成的几何形图案，以及其它花纹等不同样式。一般说来，在半坡类型早期流行黑彩的人面纹、象生性动物纹和简单的三角纹、红彩或黑彩的波浪线纹、网纹、宽带纹等，它们多装饰在器物内表及口沿上。晚期则盛行以三角形组成的几

①　吴山编著：《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27-31　页。何形图案，而且往往是呈带状地装饰在器物外表最突出的部位，清楚地表现出具有审美价值的装饰艺术效果。

半坡类型的彩陶在装饰艺术上已有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人面纹多是发髻高挽的人头和鱼纹的组合，两条象生性的鱼纹，或是在人面的双耳旁相对，或是在人的双腮处相对，利用相对的两条鱼巧妙地构成人的双耳或口，表现出很高的装饰技巧。这种纹样当是半坡人在祭祀或庆祝活动中头部装饰或所戴假面具的写照，也许还反映出一些原始的图腾信息。人面纹还同鱼纹或网纹两两相对的呈对称性分布在器物内表，也有的单独画在外表上已具有了完整的形式美。在陶盆内表等距离画着的四只奔跑的小鹿，造型简洁，形态如生，尤其当从上往下俯视的时候，口沿上的黑彩装饰恰如一个圆形的围栏，把奔跑的鹿关在了里边，最清楚地表现了双关法的装饰艺术。鱼，是半坡彩陶装饰最引人注目的题材。它不仅数量最多，描绘得生动传神，而且还极尽变化。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象生性的鱼纹是经过怎样变化而达到抽象的几何形图案。在一件菱形鱼纹折腹圜底缽上，用鱼形变化的菱形图案，巧妙地组织了两条相对游动的鱼形图画，在两个鱼头中的小方块里，可以看到鱼张开了的嘴，炯炯有神的双眼，使人感到这两条鱼正在扑面游来。正如美术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结构所获得的艺术效果，实际正是欧洲进入20世纪以后艺术家们所追求而望尘莫及的意趣"①。

庙底沟类型以河南陕县（今三门峡市）庙底沟遗址为代表。它属于仰韶文化中期遗存（约公元前4000-前3600年）。分布范围基本与半坡类型相同，但要比它略大，东南西北四面都向外有了扩展。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在数量上有了增加，器型也增多，但主要是敛口曲腹的缽、碗、罐和翻沿曲腹的盆，都是泥质磨光红陶或橙黄陶。同时，在色彩、纹样和装饰手法上也都进一步成熟起来。色彩上，虽然仍以黑彩纹饰为主，但部分已采用了白色陶衣衬底，使黑彩纹饰更显醒目，装饰艺术效果更为强烈。后来又发展出在白色陶衣上兼用红、黑两种色彩的纹饰，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的面貌。在花纹上，主要有三种，一种以象生性鸟纹为主的动物纹，另一种以连续的钩叶、圆点组成的带状图案，再一种以凹边三角或者加圆点与细线组成的几何形图案。此外，也有个别的象生性蛙纹和圆点纹、平行线纹、网纹等简单纹样。它们都装饰在器物外表最突出的部位，而未见有内彩。

三种主要的花纹中，后两种都不好给它们取一个简化而形象的名字。有称之为旋花纹和叶状纹的，也有称为蔷薇花或玫瑰花纹的。其实，同半坡类型的几何形图案一样，它们也是一种更复杂更富于变化的装饰图案。初看起来似无规律，仔细辨识，它们都是极工整极有规律的带状装饰图案。用钩叶和圆点组成的图案，一般都是以二方连续的形式，个别也有三方连续的，呈带状地环绕器壁一周。有的在二方或三方的连接处，由于器物的大小有差别，而出现了多余的部分，又以钩叶、圆点或凹边三角巧妙地加以填补连接，充分显示出娴熟的装饰技巧。用凹边三角或者加圆点与细线组成的图案，一般都是以一方或单元连续的形式呈带状地环绕器壁一周。由于三角形、圆点这些形状都是几何形的基本元素，元素简单，所以容易结合安排，组织起来的图案比钩叶圆点的图案也更规整，更富有几何形，变化也极多。尤其是还采用了原地露形的表现方式，从原地露形看，它们像叶状的蔷薇花或玫瑰花，

①　郑为：《中国彩陶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　页。

但如从彩纹本身看，它们又是极工整的连续带状几何图案。这种装饰艺术上的双关法或多效装饰法把图案的对称性、平衡性和生动性等艺术效果都完美地表达了出来，再衬以醒目的白陶衣，虚实相间，黑白互衬，确实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从庙底沟类型的这两种装饰图案上，可以看出，庙底沟人已经掌握了多种不同的装饰艺术手法，使中国原始装饰艺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大河村类型以郑州大河村遗址为代表的这一类型，属于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约公元前3600-前3000年）。有些人称之为"秦王寨类型"。大河村类型分布范围很小，主要在洛阳至郑州间，位于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往西过不了豫西，往北几乎未能超越豫北地区，往东止于豫东一带，往南也不出豫西南，与半坡和庙底沟类型比较起来，它显然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性类型。但它的彩陶一开始却非常繁荣，不仅数量多，而且色彩更加丰富，流行在白陶衣上用红黑两色相间绘彩的装饰，图案也更加复杂，以至于很难给它们取一个适当名字。像三角形、钩叶形、圆点、太阳形、六角星形、篦梳形、植物形，甚至X　和S　形都是它最常见的纹饰组合母题。不过，彩陶图案仍然是带状式的分布在器表最突出的部位，而且在带状内一般分为上下两层，有的还是三层，已有了增加层次，突出主体的装饰效果。同时，由于敛口鼓肩曲腹罐的大量使用，使它的图案正视是一种装饰，俯视时又是一个完整的图案，这种多效装饰艺术是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彩陶所不曾有的。而红黑彩相间的纹饰，在白陶衣衬托下，更富于装饰效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它的晚期，以单独的红彩所绘的图案中网状带纹居于上层，下面配以X、S　形等符号，纹样形式简单而草率，色彩也恢复到彩陶萌芽时的红彩上，不仅形成一种固定的图案，也显示出彩陶装饰趋于僵化，走向衰退没落的特色。考古发现的事实证明，黄河中游的彩陶艺术在经历了产生、发展、繁荣和衰落的全过程以后，在大河村类型结束时，也同样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这里告别了历史舞台。

除上述三个主要类型外，在关中地区还有一种介于半坡和庙底沟两类型之间的"史家类型"。它是以陕西渭南史家遗址为代表（约公元前4500-前4000年）。这一类型的彩陶数量不多，主要是彩绘葫芦瓶，用黑彩绘着鱼纹和鸟纹组成的较复杂的图案，图案装饰艺术似乎也没有一定的规律。一般认为是表现了半坡和庙底沟两类型彩陶装饰的过渡形态。

另外，还有一种属于仰韶晚期的"西王村类型"，以山西芮城县西王村遗址仰韶遗存为代表，主要分布在关中和晋南地区。这种类型彩陶极少，而且装饰十分简单，用红彩画一些草率的线条，也显示出彩陶艺术衰落的特征。目前考古界一般认为，在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通过史家类型发展到庙底沟类型，然后再发展到西王村类型而走向结束。在中原地区，类似于庙底沟类型的大河村一、二期发展到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的发展亦告结束。然而不管怎样，半坡、庙底沟和大河村三个类型，代表了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彩陶艺术发展的早、中、晚三个阶段，是不容置疑的。从仰韶文化的彩陶艺术在黄河中游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最初继承了老官台文化以红彩为装饰的彩陶艺术，在仰韶早期逐渐被黑彩所代替，到仰韶中晚期又一起组成红黑相间的复彩装饰，最后又回到原来的红彩上，从而结束了彩陶装饰艺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老官台文化具有双关装饰艺术的红宽带纹也被仰韶早期的彩陶装饰完全继承，并广泛流行起来，变成黑宽带纹，另外又产生了许多新的装饰花纹。仰韶文化彩陶的装饰花纹在一条弦线式的宽带纹的影响下，都呈带状地分布在陶器表面最突出部位的一周。在人与物的关系上，最充分地体现了原始人的审美情趣。并且，各种花纹变化成复杂的图案，既有了平衡对称的装饰艺术原理，又表现出变化统一的熟练技巧。我国传统装饰艺术常见的手法，如对比法、分割法、开光法、双关法、多效装饰法等都已形成①，从而使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达到了审美与实用，装饰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这种渊源于距今7000年前的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各个时期。诚如一位著名的英国史前考古学家在研究了仰韶文化彩陶艺术以后指出："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不仅是中国的陶器装饰艺术，而且是书法和绘画艺术的一个悠久传统。"②事实正是如此。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彩陶中的那些鱼、鸟、蛙纹，以及似花的几何形图案，不正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花鸟画的源头吗？绘画史家曾认为中国的花鸟画是从工艺装饰和配景发展成为独立的画科的③。然而在中国的彩陶艺术中，也有独立的绘画作品。1958年在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一件半坡类型的细颈壶上，用黑色线条生动地描绘着一只正在啄鱼的鸟，已经表现出绘画者的某种意图了。它同史家类型小口瓶上鱼、鸟纹组合的图案还不一样，后者可能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或图腾的表现，而它完全是一幅写实的形象绘画。类似的绘画在仰韶文化晚期的大河村类型中也有发现。如1979年在河南临汝阎村遗址发现的一件绘有鹳鱼石斧图的彩陶缸上面用白彩画着一只白鹳正衔着一条鱼，旁边还竖立着一把安柄的石斧，鱼和石斧还用黑线勾边，这也是一幅有某种意义的图画。这些都是从彩陶艺术衍生而来的中国原始绘画艺术的早期作品。

仰韶文化还有后岗和大司空村两个类型。它们的彩陶艺术具有与上述类型不同的特征。

后岗类型以安阳后岗仰韶文化为代表。考古界一般认为它属于仰韶文化早期遗存。其分布主要在豫北和冀南地区，位于华北平原南部。这个类型的彩陶不多，装饰艺术也很简单，流行红色彩绘，花纹多是红宽带纹和成组的红短线条纹，多装饰在器物口沿处，没有形成什么图案。和半坡类型比较起来，要显得原始、幼稚得多。

大司空村类型以安阳大司空村仰韶文化为代表。其分布范围与后岗类型相同，晚于后岗类型，属于仰韶晚期遗存。大司空村类型的彩陶比后岗类型要多，同时与后岗类型一样流行红彩装饰，但纹饰更整齐，流行以凹边长角的三角形与平行细线相间组成的连续带状图案，有的还分上下两层组合，极有规律。既不见有早期彩陶的特征，也没有彩陶衰落的迹象，显然比后岗类型的彩陶艺术要发达。

华北平原南部这两个有彩陶的文化类型，分布偏离黄河中游的关中和中原地区，用彩不同于前述类型，纹饰上也有区别，表明它们是有地方性特色的文化类型。很可能，它们的彩陶是在关中和中原地区的影响下产生的。彩陶艺术在这里出现的时间较晚，发展的时间也不太长，说明这里不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发展的中心。考古学家曾主张把它们从仰韶文化中划分出去，单独作为一种原始文化，看来这并非没有道理。

①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3　页。②　格拉汉姆·克拉克：《世界史前史》（英文版），伦敦剑桥出版社1977年，第295　页。③　童教英：《中国古代绘画简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2　页。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的彩陶艺术在黄河和长江之间的黄淮平原上，新石器时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是以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它在中国东部沿海这块土地上发展了一二千年之久（包括大约公元前4300-前2500年之间的一段时间）。大汶口文化也是一个含有彩陶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但它的彩陶与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彩陶大不相同。彩陶在整个陶器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有彩绘的器类却不少，不仅缽、盆、罐上绘彩，而且在鼎、豆、壶、盉，甚至觚形器上都绘彩。彩绘的色彩也呈多样化，有红彩纹饰、黑彩纹饰、红黑和黑白纹饰，甚至红黑白三色纹饰等。彩陶仍都是泥质磨光红陶，大多都先涂有陶衣，以红色陶衣为主，也有白色陶衣。最引人注目的是白彩不仅作为陶衣，而且还作为纹饰本身的色彩来应用，象黑白彩纹饰和红黑白三色彩纹饰都是中国其它地方彩陶所未见的。花纹一般来说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线条组成的平行线纹、波折线纹、波浪线纹、连续三角网纹、旋涡纹等图案，以及三角纹、菱形纹，圆圈纹、圆点纹、六角或八角星纹等。它们一般也呈带状装饰在器表最突出部位，有的也分为上下两层。这是大汶口文化彩陶数量最多、最流行的一类纹饰，有很强的地方特色，代表了大汶口文化彩陶的主要特征。另一类是类同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所谓花瓣纹和钩叶圆点纹的图案，但它们的色彩更丰富。这一类仅在少数遗址发现，而且数量不多，不应作为大汶口文化彩陶的主流，可能是受仰韶文化影响的产物。

大汶口文化彩陶艺术的发展也经过了三个阶段。早期，有单色红彩或黑彩所绘的简单带状纹，稍后流行起了白衣多色彩陶，同时出现了类似庙底沟类型的花纹图案。中期彩陶增多，白衣或红衣的多色彩陶占了主流，其中以黑色波折线间以斜方格纹组成的带状花纹为主，也有类似庙底沟类型的花瓣纹，稍后流行一种简朴的红色圆点纹。晚期彩陶锐减，以黑白线兼施的旋涡纹为代表。这三个阶段基本勾画出了大汶口彩陶艺术的发展趋势。大汶口文化是在继承当地北辛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在以山东滕县北辛遗址而得名的北辛文化中仅有零星的红色或黑色宽带纹彩陶。而在继承了大汶口文化发展起来的山东龙山文化中彩陶也绝迹了。因此，在黄河下游东部沿海地区彩陶艺术的发展是同大汶口文化相始终的。它以多色彩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彩陶艺术发展的又一中心。

长江中游大溪文化的彩陶艺术年代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期的大溪文化，是以长江中上游的四川巫山大溪遗址而得名。这里是它分布范围的西部边缘，它的中心区应在鄂东的江汉平原及长江两岸。其北顺汉水达鄂北、鄂西北，而进入陕南地区，其南已到洞庭湖周围，往东已到黄石市。大溪文化在这一区域从大约公元前4400年发展到公元前3300年，达1000余年以上，也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彩陶艺术。它的彩陶数量不多，一般是在泥质红陶外表先涂红陶衣再画黑彩，有的是橙黄陶绘黑彩或红彩，个别也有白陶衣上画黑彩或红彩。彩陶花纹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常见以线条组成绞索纹、平行线中夹横人字纹，以及菱形网络纹、短条变形绞索纹、旋涡纹、谷穗纹、变形回纹、齿状纹等。这是大溪文化彩陶中数量最多，最流行的一类，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它们的构图有的是布满整个外表，且分成上中下三部分，整齐对称，富有图案性。大多数呈带状装饰在器物突出部位，但图案性不强，偶然也见画在内表的内彩。这一类花纹应是大溪文化本身固有的装饰特征。另一类也类似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花瓣纹和钩叶圆点纹的图案，但仅发现于长江北岸的个别地点，并不是大溪文化彩陶的主流，一般认为这类彩陶装饰是受庙底沟类型影响而出现的。大溪文化的彩陶器以筒形瓶最常见，此外还有圆唇浅腹盆、小口或直口罐、器座、类似蛋壳的单耳杯和圈足碗等。筒形瓶常常周身印满分上中下三层装饰的整齐图案，有的上下两层图案相同，中间配以其它纹饰，有的三层花纹都相同，各具有连续带状特点，它流传到了大溪文化的每一个角落。最有特色的还是蛋壳圈足碗和单耳杯，圈足碗体形较小，实为圈足杯，胎厚仅1　毫米左右，薄似蛋壳，制作相当精美，代表了大溪文化较高的工艺水平。蛋壳彩陶的整个外表，一般用棕红彩上下画两圈粗线条，中间夹以菱形细线网格纹，有双排连续网格，也有单排或单个网格排列的，还有的在内表也用红黑彩绘着复杂的图案，其基本构图与其它新石器文化中的彩陶判然有别。大溪文化的彩陶艺术也经过长期的发展。它的早期彩陶较少，中期才鼎盛起来，并产生了蛋壳彩陶艺术，而且一直持续到它的晚期。同时，在江北和江南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特点。江北的江汉平原彩陶明显带着仰韶文化彩陶的影响，江南洞庭湖沿岸却以漩涡纹和变体卷云纹彩陶而富有当地特征，同时也没见庙底沟彩陶的影子，说明仰韶文化彩陶的影响在长江中游没有跨越过长江（但洞庭湖周围所见庙底沟类型的小口尖底瓶残片，表明仰韶文化的影响已达江南）。大溪文化的彩陶虽然产生的时间比仰韶文化晚，大约是在仰韶文化早期后半期才与大汶口文化几乎同时出现了彩陶，但它却创造了自己富有特征的彩陶艺术，尤其是蛋壳彩陶艺术，表现了很高的创造力。而且在它整个发展过程中彩陶持续不断，并被它的后继者屈家岭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继承了下来，一直保持着繁荣的局面。因此不可否认，长江中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也是中国彩陶艺术发展的一个中心。

除上述彩陶艺术发展中心以外，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几个文化中，也偶然见有零星的彩陶。如河姆渡文化的两次发掘仅发现5　片彩陶片，上面绘有黑褚色或咖啡色的复杂图案。在其后的马家浜文化中也只见个别彩陶，如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中层的彩陶圈足杯和上海青浦崧泽中层的彩陶豆，绘的是简单的红色条纹。在这两个遗址还发现了几片白衣黑彩的凹边三角加圆点的彩陶片，类似于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反映出马家浜文化与仰韶文化的联系。在西边的南京北阴阳营遗址中个别陶器上也绘有彩色，如敞口浅腹圜底盆内表绘有红色三角网纹，红陶鼎上先涂以红陶衣再用黑彩绘两圈线纹。这些数量稀少、装饰简单的彩陶的发现，表明长江下游地区不是中国彩陶艺术发展的中心。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那里水网密布，土壤潮湿，不具备发展彩陶艺术的客观条件，或许是由于那里氏族先民的审美观念并不喜欢表现在彩陶艺术上，而主要表现在如陶器的刻划和镂孔装饰上。长江下游地区有公认为发达的陶器刻划和镂孔装饰，也许正说明了这一点。

另外，东北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也有一些彩陶。以内蒙赤峰市红山后遗址而得名的这一文化（约公元前3500-前3000年），主要分布在内蒙东南部及辽西地区。这里的彩陶也是在泥质磨光红陶上绘以黑色和紫色彩，其中，以平行线组成连续垂幛纹和以三角或菱形组成鱼鳞式图案最富有地方特色。前者多装饰在深腹罐上，后者多装饰在平底碗上，除了整齐连续的装饰艺术以外，未见有其它装饰手法。红山文化的年代大约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它的彩陶也不无仰韶文化影响的踪迹。但红山文化的彩陶在辽西地区有自己长期的发展历史，从年代略晚的小河沿文化中明显带有大汶口文化彩陶的影响来看，辽西地区很可能也是中国北方地区彩陶艺术发展的又一中心。

从以上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彩陶艺术的发展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三个地区。特别是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彩陶艺术，经历了发展、繁荣和衰退的全过程，产生了多种不同风格的装饰技巧，达到了相当高的发展水平，给其它地区彩陶艺术的发展以有力的影响。通过黄河下游地区，仰韶文化的影响已扩大到长江下游南部地区；在长江中游地区，通过大溪文化，仰韶文化的影响也已越过了长江，由此沟通了中国南北的文化交流。在庙底沟类型时期，各地出现的与之相似的彩陶花纹，正表明这时中国东西南北的原始文化开始了一个大交流、大融合的过程。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最终成为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早形成过程。由于黄河中下游的彩陶艺术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因而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彩陶艺术发展的中心又转移到了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继续保持着繁荣兴旺的局面。

3。原始雕塑艺术原始雕塑艺术的兴起，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原始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时的原始雕塑艺术已经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单纯陶塑艺术和对实用工具的艺术加工，发展成包括陶塑、蚌壳摆塑、木雕、骨雕、象牙雕、石雕和玉雕在内的各种艺术。不仅雕塑的质料大大增多，而且雕塑的内容也更加丰富，题材更为广泛，表现手法更加成熟。除线雕和浅浮雕以外，还出现了立雕和圆雕；除单面雕外，也有了双面雕，甚至多面雕。

陶　塑陶塑是一种材料易取加工方便的原始艺术，也是原始雕塑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塑艺术已有了人像、动物、房屋和舟船模型等各种内容，其中，有些已成为独立的雕塑品，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它已广泛流行于几乎所有原始文化中。

人像陶塑是最流行的一种，包括人面和人形两种。人面陶塑多用于陶器装饰，以仰韶文化出土最多。年代最早的一件，就是宝鸡北首岭遗址半坡类型遗存中发现的彩绘人头塑像。它用泥质红陶塑成椭圆形的人头，双眼和嘴雕空，塑有眉、鼻、耳，五官俱全，位置适当。尤其是面部施红彩，头发用绳纹表示，须眉涂抹上黑彩，形象地表现出当时男性的特征。这也是把彩绘和雕塑相结合的最早作品。类似人头塑像，在陕西的许多遗址和河南陕县等地都有发现，但它们都没用彩绘。1964年在甘肃礼县高寺头遗址也出土一件半坡类型的陶塑人头，整个面部圆而丰满，双眼雕空，隆起的三角形鼻子上还有两个小鼻孔，头上塑有一条装饰带，人面雕塑的比例匀称，已具有较熟练的技巧。在天水柴家坪发现的一件人头像，把人的面部特征刻划的最为细腻，除五官外，连眼皮、面颊、人中和嘴唇都很逼真，成为半坡类型人头塑像水平最高的一件。1974年在甘肃秦安大地湾还发现一件彩陶瓶口上雕塑人头像，面部五官形象生动，头上有披发，前额还有一排整齐的短发。它作为彩陶瓶的小口，以瓶身装饰的彩绘花纹相衬托，恰似一件优美完整的艺术品。此外，在该地一件仰韶文化晚期的陶器上，还发现多件人面塑像组合在一起的实例。它是在陶器的器口分别塑着两个成年和一个小孩的三具人面像，呈三位一体的组合式，也是一件多面雕塑的最早作品。实属别致而又新鲜。1977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在陕西洛南县征集到一件仰韶文化泥质红陶人头壶，是把葫芦瓶的器口塑成一人头形，形象比大地湾小口瓶上的人头像更加逼真。以上雕塑都是作为陶器的附属装饰而作。独立的人像陶塑，最早发现在北首岭遗址仰韶早期遗存中，为一件半身人像，圆肩束腰，头已残，双臂叠放于身前，手上刻划有5　指。较完整的一件，是陕西临潼邓家庄遗址出土的半身人像，属于庙底沟类型，头戴高冠，五官端正，挺起的胸脯上还有两个乳头，已具有立雕的风格。

除仰韶文化外，在全国许多原始文化中均发现有陶塑人像。如河姆渡文化的陶塑人头像，用夹炭黑陶捏塑而成，其中一件为长脸尖下巴、光头，前额和颧骨突出，已具有圆雕的风格。属于大溪文化的湖南安乡汤家岗遗址下层，出土一件泥质红陶圆雕人头像，呈椭圆形，刻有眼、鼻孔和嘴，吻部和眉骨明显突出，人的面部特征表现准确。辽西地区赵宝沟文化的陶塑人头像，系用夹砂褐陶捏塑而成，除口、耳、鼻、眼外，双眉突出，左右连成一条线，还雕有两个鼻孔。近年来在辽宁东沟县后洼文化（约公元前4000-前3000年）中，还发现一些夹砂红陶人头和人半身塑像①。其中一件最完整的人头像，头呈圆形，有长颈，面部有两个内凹的大而圆的眼睛，周围还刻划有圆形眼框，下面一道弧线表示嘴，已具有了写实和写意两种表现方法。有的人头面部仅用三道短线分别表示双眼和嘴，还有的在一个人头上捏塑两个人面，显示出富于变化的雕塑技巧。

最著名的陶塑人像，当属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的孕妇裸像和在建平县牛河梁发现的同一文化的彩绘女神头像。前者把孕妇的曲线和肥硕躯体表现得非常逼真，后者生动的面部造形，尤其是镶嵌绿松石的眼睛，把女神的智慧和安详表现得淋漓尽致。牛河梁的女神头像，最大的竟如同真人般大小，而且除头像外，还发现有形像逼真的手、肩、臂、乳房等残块，显示出当时的雕塑技巧已达到很高水平。这些塑像发现在大型原始宗教建筑中，可能用于祭祀。

从上可知，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塑人像已相当普及。人已作为当时原始雕塑的主要题材之一，反映出氏族先民对人的特征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

动物陶塑也是这时最流行的一种，其数量和种类甚至比人像还多。它包括猪、牛、羊、狗、鱼、鸟、蚕、壁虎等多种，大多系独立的雕塑品。

陶猪　在许多原始文化中均有发现。河姆渡文化的一件，堪称上乘之作。

它系用红褐陶捏塑而成，体态丰满，肌肉突出，长鼻、方短腿、低头拱嘴，腹部下垂，像一头驯养的家猪形象。北京平谷上宅文化（第五层，碳14　测定年代约公元前5000年左右）也出土一件泥质红褐陶塑猪头像，长鼻子上塑有猪唇，形象逼真，雕塑手法熟练简洁，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①。大汶口文化中，除前述猪形陶鬶外，在曲阜民山和江苏邳县刘村遗址，也发现过立雕的陶猪。此外，四川巫山大溪遗址和辽宁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中层都曾发现此类雕塑。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还出土过仰韶文化的陶塑猪头盖钮。反映出这一时期猪作为家畜已相当普及。

陶牛　安徽望江汪洋庙遗址出土过一件薛家岗文化的陶塑牛头，虽残，但也能看清楚嘴、眼和牛角，像是水牛头。此类题材的作品，在中国新石器

①　许玉林等：《辽宁东沟县后洼遗址发掘概要》，《文物》1989年12　期，第1-22　页。

①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8　期第4　页，图版壹。

时代原始艺术中还十分罕见。

陶羊　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一件，有头、耳、四肢，虽然表现方法还显幼拙，但是一件独立的陶塑艺术品。北京上宅文化中也出土过一件陶羊头饰品。临潼姜寨遗址中曾发现仰韶文化的羊头器钮，有嘴、鼻、眼、眼睛圆突，嘴半开闭，造型较生动。这些陶羊同陶猪一样，也是这一时期人们饲养的家畜的艺术表现。

陶狗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一件夹砂红陶盖钮是捏塑成狗的形像，作昂首竖耳的趴卧状。另一件陶块上也浮雕着形像逼真的奔跑状小狗。西安半坡的兽形盖钮和大汶口的兽形陶壶，也都像狗的陶塑。湖南汤家岗遗址也出土过大溪文化的陶塑狗头。

陶鱼　仅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一件完整的立雕品，鱼身浑圆，腹下塑两鳍，张嘴圆眼，通体饰象征鳞片的戳印圆圈纹。在另一件敛口缽上发现有堆塑的鲵鱼纹。

陶鸟　前述华县太平庄所出的鹰鼎是最著名的作品。类似的形像还有华县柳子镇出土的枭头器盖和陕县庙底沟遗址的鸟头形器耳，前者还饰满了戳印的点纹，以象征羽毛，既增加了真实感，又显示出浓厚的装饰趣味。半坡遗址的鸟头形盖钮也是如此。姜寨遗址的陶鸟是一件独立的陶塑品，可惜头和尾已残。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过一件半坡类型的陶鸟。庙底沟遗址出土了一件长脖子鸟头形盖钮，脖子上饰有弦纹。这些都是仰韶文化中的鸟形陶塑。河姆渡文化中发现过双飞燕浮雕盖钮。湖南松滋桂花树遗址出土过一件大溪文化的红陶鸟形盖钮，恰似一只飞落于树干的鸟，颇有寓意。总之，这一时期的鸟形陶塑多作为陶器装饰附件，独立的作品还比较少见。

陶蚕蛹　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过一件半坡类型的陶蚕蛹，蚕身略扁平，头尖，通体雕刻八道沟槽分为9　节，侧视非常逼真。上宅遗址中也出土过一件陶蚕形饰。这些可能是当时已开始养蚕的反映。

陶壁虎　在庙底沟遗址仰韶文化陶器上发现了几件，均是塑在陶器口沿处，有的尾长且直，有的尾弯曲，有的背部刻划着线纹，有的背部戳印圆点，形象真实而生动。如果不是对壁虎的形态和生活习性有细致入微的观察与认识，不会雕塑出如此绝妙的作品。

房屋模型也是新石器时代中期陶塑艺术的一个重要内容。仰韶文化中已发现了多件陶屋模型，陕西长安五楼遗址发现一件方形攒尖顶式地面建筑模型。武功游风遗址发现的一件器盖钮，作圆形攒尖顶的地面建筑，其上开有圆形窗口，顶上有采光和散烟的天窗。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发现三件大汶口文化中期的房屋模型。两件是方形攒尖顶建筑，有房檐，前开门，三面设窗，门口及周围墙上刻有狗的形象。另一件物圆形攒尖顶建筑，有房檐。这些都是当时房屋建筑的形象表现。

舟船模型　前述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船形壶最著名。另外，1983年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过一件仰韶晚期的舟形陶器。河姆渡文化的舟形陶器，其中一件侧视如半月形，俯视呈菱形，两头尖翘，一头还有穿绳系缆的设施，显然模拟自当时所用的独木舟。

蚌壳摆塑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仰韶文化早期墓葬里，发现以未经加工的自然蚌壳摆塑而成的动物图案，是一种罕见的原始艺术①。蚌壳摆塑图案一共有三组。北边第一组有龙、虎两种造型，分别摆塑在第45　号墓男性墓主的左右两侧。龙、虎头朝下，背对人。龙与人骨架大约等长，昂首曲颈，弓躯伸尾，状如腾飞之势。虎略短，低头垂尾，状似行走。中间第二组也有龙、虎、鹿等动物，均摆塑在一起，不易分辨。南边第三组，龙、虎形象较清楚，二兽背相对，头相反，龙作回首观望状，背上似骑有一人，在它们周围还有一些散乱的蚌壳。这三组图案均用白色蚌壳密集平铺而成，造型富有立体感。其中龙形图案较真实，与常见古代的龙形相似。龙是中国传统的权力崇拜物，虎是兽中之王，二者一起象征着权威的力量。男性成人死后以龙虎为伴，似乎表示死者所具有的权威。目前学术界对这三组龙虎图案性质的解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也有人认为它们是当地仰韶人的一种原始宗教或图腾崇拜。但不管怎样，龙的蚌壳摆塑图案表明，早在仰韶文化早期，黄河流域的氏族先民就已经创造出龙的形象。

木　雕木雕艺术以河姆渡文化最发达。这是河姆渡人擅长于木工技术的产物。

在他们的干栏式房屋木构件上就常见有阴刻的几何形图案和植物茎叶花纹。他们制作的许多木器，如木桨柄部也刻有几何形花纹。但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圆雕木鱼和鱼形柄木匕。

圆雕木鱼是用一整块木头雕刻的一条完整的鱼。鱼的体态浑圆肥胖，有嘴、眼、鳃、尾，鱼身雕有大小不等的圆圈，以表示鱼鳞，把鱼的特征刻划得淋漓尽致，是一件典型的圆雕艺术品。

鱼形柄木匕是一件实用品，木匕顶端系圆雕的小鱼，小嘴、张口、圆眼，有宽大的鳃和尾，鱼的形象逼真。木匕上还阴刻着平行直线和斜线相间的几何形图案，雕刻精细。

同时，在河姆渡遗址还发现木雕漆碗一件，口呈瓜棱椭圆形，有圈足，外表涂有一层薄薄的红色涂料，微有光泽。经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用红外光谱仪进行科学测定，发现朱红涂料的光谱与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漆器的光谱极为相似，这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漆器。

此外，在沈阳新乐遗址也发现有雕刻精美的鸟形柄木杖，用镂刻的线条雕出抽象的鸟形，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骨　雕骨雕艺术是一种最古老的艺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骨雕艺术品是新石器时代中期较早的遗物。在陕西西乡县何家湾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骨雕人头像，是一件圆雕品，虽有眼、鼻、嘴等，人面特征雕刻还较粗糙。最擅长骨雕艺术的，是河姆渡人和大汶口人。河姆渡的骨雕艺术多系以平面线雕的方式对实用品进行艺术加工，主要是在常用的骨匕上雕刻。如连体双鸟纹骨匕，在宽约3　厘米的骨片上雕刻着两组相同的连体双鸟纹图案。每组鸟身以一圆圈相连，两鸟头相背，鸟头上雕有冠羽、圆眼和长长的钩喙，形象栩栩如生。其它如编织纹骨匕等也很精美。大汶口的骨雕主要是各种形状的骨雕筒，雕刻颇为精细。其中一件镶嵌着10　颗绿松石珠，十分精美。此外，黑龙江密山县新开流出土的骨雕鹰首，也表现了很高的雕塑技巧，既是一件难得的骨雕艺术品，也是一件精美的实用骨匕。

①　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3　期，第1-6页。象牙雕象牙雕刻艺术也是这一时期原始艺术的一个新成就。在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大溪文化中均有发现，尤以前二者最为突出。其手法已有平面线雕、浅浮雕、圆雕和透雕等几种，均是在实用品上雕刻。

河姆渡文化的象牙雕刻，以平面线雕为主，兼及浅浮雕和圆雕。制作考究，雕刻精细。有代表性的是线雕蝶形器，立雕鸟形匕和圆雕小杯几种。线雕蝶形器最精美。一件双鸟朝阳纹蝶形器，中间是一个由5　个同心圆组成的太阳纹，上端刻有短线，似乎表示太阳的光芒；两边各有一个长脖钩喙的凤鸟，绕太阳引颈相对，与太阳纹相连的弧线，似乎表示鸟的长尾。这幅图案雕刻的线条熟练简洁，形象生动，堪称艺术珍品。另一件太阳纹蝶形器，正面下端中部也是一个由5　个同心圆组成的太阳纹，上面刻有象征光芒的短线，太阳中心是一个圆点；上端两侧用弧线刻着云彩，云彩中心有心形镂孔；边缘用平行线构成边框，组成一幅完整的图案。蝶形器的用途，考古界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是原始狩猎工具，有人认为是某种偶像崇拜的冠冕。但像这两种用贵重材料精雕细刻的蝶形器，不会是生产工具，它们可能是与原始宗教有关的祭祀礼仪用品。

立雕鸟形匕　整体被雕成富有立体感的鸟形，柄端为鸟头，中间为鸟身，下面是扁长的鸟尾，其上还有阴刻线纹组成的图案，整个作品美观、实用，具有立雕的风格。

圆雕小杯　外表打磨光滑，口沿下阴刻交错平行线纹组成的带状图案，其下雕刻着少见的蚕形纹。

大汶口文化的象牙雕刻以透雕为主，兼有线雕和浅浮雕。主要是对梳、筒、琮等实用品进行艺术加工。其中，以前二者最能代表这一文化的牙雕水平。

象牙梳　保存最完整的一件呈长方形，比人的手掌略大，下端有16　根细密的梳齿，梳身以透雕镂刻着8　字形图案，系用一组组平行的三道条孔组成，周围也有同样条孔组成的长方形边框，顶端刻有3　个圆孔和4　道小缺口，雕刻十分精湛。

象牙筒　最大一件直径约11　厘米，高近10　厘米，周身透雕规整连续的花瓣纹图案。另一件筒形圆整，周身被雕成竹节状，制作颇细腻。有的还镶嵌有绿松石。

石　雕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石雕艺术已发展成独立的雕塑艺术，为原始艺术增添了新内容。其中，以北京平谷上宅文化和辽宁东沟后洼文化的石雕艺术最有代表性。

上宅的石雕多采用黑色滑石，立雕成小件装饰品，发现有形象毕肖的猴头形饰、象征性的鸮形饰、生动的小石龟和羊头等，雕刻都很细腻。

后洼的石雕均以黄色滑石圆雕而成，色彩明快，雕刻粗放，其数量和种类，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为少见。包括有人像、人头像、猪、鸟头、虎形饰、鸟形饰、鹰形饰、鱼形饰、蝉形饰、虫形饰等，已发现近30　件。有代表性的如：人鸟双面雕（标本ⅠT1④：59）正面为人头像，背面雕一回首鸟头，利用人头作鸟身，人头顶刻划交叉细线，既表示人的头发，也表示鸟的羽毛，又利用人的耳部雕成鸟腿。这件把两种不同的形象巧妙地组合成一件完整的雕塑品，表现出独特的构思技巧。

半身人像（标本ⅤT1④：8）为背面平齐的长条形，尖头顶，头上用6道向后的凹槽表示披发，浮雕双眼，突出的鼻子，鼻下的方形凹坑表示嘴，显出脸颊和下颚的丰满圆润，身上的交叉斜线似表示服饰，整个作品的雕刻简练而传神。

石雕猪（标本ⅡT14④：1）系在一个底面平齐的半椭圆形的一端，雕出略微突出的猪鼻和两个凹的圆眼，以表示猪头，而省略了猪身其它部分，为后洼石雕中手法最洗练的一件作品。

鸟头形坠饰（标本ⅡT1④：14）整体呈楔形，楔头磨光表示鸟的尖嘴，其上阴刻圆圈表示鸟的眼睛，后部穿一孔以便系挂。手法简洁，具有强烈的象征性。这也是后洼石雕的一大特点。

另外，在四川巫山大溪遗址出土过一件双面石雕人面饰，它是在扁平的石片上以浮雕形式雕刻出两个人面形象，在这一时期的石雕品中较为罕见。玉　雕玉雕艺术也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原始雕塑艺术的重要内容。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玉器，出自以辽宁沈阳新乐遗址为代表的新乐文化中，据碳14　测定的年代约公元前5000年左右。但玉器的大量流行，是在这一时期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南京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中。它们多是用作装饰品，同时也有玉铲、玉斧、玉刀等工具。最典型的是红山文化的玉雕艺术。

红山文化的玉器系选用优质岫岩石制成，多数呈黄绿色，半透明状，因这种石材产于辽宁岫岩县，故名为岫岩玉。它的硬度适中，质地细密，色泽光鲜。其制品种类多，造形复杂，其中玉龙、玉螭、玉龟、玉鸟等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玉龙　1971年出自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黑绿色，龙为圆柱细长身，卷曲呈C　形，头部雕刻较细，长嘴、猪鼻、鼻上有双鼻孔，双眼呈菱形凸起，头顶向后卷起一高耸的长鬃，额顶和颚下阴刻细密的网纹，龙身中部穿有一孔，通体晶莹光润，为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龙形玉雕。

玉螭　也称猪龙。1983年在辽宁建平县牛河梁出土两件。其中一件黄绿色，卷曲呈环形，猪头大竖耳，线刻双圆眼，粗圆身，与嘴相接，无足，颈部有穿孔。雕琢光洁。另一件白色，较小，形式相同。赤峰市巴林右旗，敖汉旗等地都有出土。

玉龟　1973年在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发现两件。淡绿色。

一件头微缩，背部鼓起，雕有眼、口、爪、尾等细部，另一件作伸头状。玉鸟　胡头沟遗址出土三件，淡绿色，均作展翅状。类似玉鸟在东山嘴遗址也有发现。

通观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雕塑艺术，其中陶塑最为普及，多以人像和动物题材为主，表现手法多为写实。其次是石雕，艺术风格有从写实到抽象的发展趋势。而象牙雕和骨、木雕，则是以审美和实用并重，多在实用品上进行艺术加工。到了这一时期的末期，红山文化的雕塑艺术具有原始宗教的色彩，但其陶塑仍以写实为主，玉雕则多用抽象而神秘的表现方法。不论哪种雕塑，都已采用圆雕、浮雕和线刻等不同表现手法，并能准确、生动地表现出不同对象的神态，开始形成中国雕塑艺术传统的一些基本特征。尤其是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具备创作大型雕塑的经验，他们已跨出蛮荒时代，不是只会搏泥巴的孩提了"①。

4。神秘的原始乐舞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氏族先民已经有他们的原始乐舞。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中发现的骨笛，我们似乎听到来自远古的笛声。那么，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乐舞是什么样？在古代文献中有相当多关于原始乐舞的记载，它们大多是古代流传的神话传说，不仅文字记录简略，而且还都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了解新石器时代中期神秘的原始舞蹈最可靠的资料，仍然是考古发现的原始乐器及有关原始舞蹈的图画资料。

这一时期的原始乐器发现较多，多系陶土烧制而成，发现的种类有陶埙、陶响球和响器、陶铃、陶角号等几种。早先出现的骨哨这时仍在流行。

陶埙是这一时期最流行的一种古老的原始乐器。它们大多呈椭圆形、平底、中心空，表面有一至数个小孔，可以吹奏出不同高低的乐音。这种简单的原始乐器在许多遗址中都曾发现过。最早的当属仰韶文化的陶埙。西安半坡遗址就发现过两件仰韶早期的陶埙，为橄榄形，一端有一个较大的吹孔，尖缘上有一个凸钮，可以使气流进入埙中发出较大响声，另一端也有一个小孔，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音。这是最原始的一音孔陶埙。据音乐史家研究，它是从模仿动物鸣叫的哨子发展而来①。类似的陶埙在临潼姜寨遗址也有发现，其中两件呈橄榄形，一端埙壁上有一个小孔，是与半坡所出相同的一音孔陶埙；但另一件为圆锥状，尖端有一个吹孔，中腹有两个小音孔。这种二音孔陶埙的出现是陶埙制作上的一个飞跃。它所吹出的三个音，可以构成包含一个小三度音在内的某种形态的音阶。音乐史家据此认为，中国古代的五声音阶此时已开始形成，成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个重要事件。除仰韶文化外，在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和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的大汶口文化中，均发现过陶埙。但从目前资料来看，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埙主要流行在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中。一般来说，早期的陶埙都是橄榄形，体积较小，除一个吹孔外，仅有一至二个音孔；晚期的陶埙才呈蛋形，体积增大，音孔增多。陶埙中隐藏着古老的原始音乐的奥秘，已有许多音乐史家对此进行过研究。今天，音乐家已经复制出陶埙这一古老的原始乐器，使之登上了演奏现代音乐的大雅之堂。

陶响球和响器也是这一时期最流行的原始乐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过两件仰韶文化早期的陶响器，一件橄榄形，另一件馒头形，内有泥丸，摇之作响。由于它们不是球体，与陶响球形状不同，故称作陶响器。最早的陶响球也属仰韶文化早期。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曾发现三件，直径仅2-3　厘米，内有小泥丸，轻摇作响，外表饰有指甲纹。如此小的陶响球，可能不会单个使用，集合数个一起摇动，响声则会更大。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中也发现有许多陶响球，四川巫山大溪、湖北宜昌清水滩、江陵毛家山、松滋桂花树等地均有出土，其中宜昌清水滩出土的四件，内装石子，外表有镂孔和各种纹饰，显而易见，陶响球在大溪文化中极盛行。此外，北京平谷上宅遗址中也出有陶响球。

陶铃发现不多，仰韶文化时就已出现。在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两件

①　李松：《中国雕塑艺术的灿烂开端》，载《中国美术史全集·雕塑编·l　原始社会至战国雕塑》第18　页。

①　吕骥：《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种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文物》1978年10　期，第56　页。

半坡类型的陶铃，口大顶小，横断面均为椭圆形。一件为凹口，顶端平齐，上面有两个小孔，为系绳悬挂之用，铃壁两侧各有2　孔。另一件顶端圆凸，只在铃壁开有小孔。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有仰韶文化的陶铃（原称陶钟），口大顶小，但顶上有柄，肩两侧各有一小孔。

陶角号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和陕西华县井家堡仰韶文化的墓葬中均发现过，呈牛角形。经吹奏，能发出宏亮的声音。但有人认为它们是原始巫术活动中使用的法器。

骨哨在河姆渡遗址中发现较多，共出土约150　件左右。均系鸟禽类肢骨制成，表面开有两个音孔，个别的有3-4　个音孔。类似的骨哨在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和江苏吴江梅堰遗址也曾发现。骨哨，一般认为是原始人类狩猎时用于诱捕猎物的一种拟声工具。但河姆渡遗址的骨哨，在平时可作狩猎工具用，在欢庆活动时也是一种吹奏乐器。特别是其中还有一种内有拉杆的骨哨，表明河姆渡先民已懂得利用机械的原理来改变气流，以发出不同声音。时至今日，在我国南方还能普遍看到这种供小孩玩的拉杆竹哨，而在广西、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中仍使用类似的竹笛或骨笛作为乐器，演奏时用手指按住管的两端，吹孔就能模拟出各种维妙维肖的声音。1986年浙江歌舞团的一位笛子演奏家用鸡骨仿制了一件河姆渡出土的骨哨，创作演奏了"远古狩猎舞曲"，受到艺术界的高度赞赏①。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氏族先民已经创造出多种原始乐器，对繁荣和推动这一时期原始乐舞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众多陶制乐器的出现，一方面是当时制陶术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原始音乐艺术发展的成就，满足了氏族先民劳动和生活的需要。正是这些原始乐器向我们展示了先民们的精神生活。

音乐史家指出，原始音乐是以"乐"这一概念表示的。它与原始舞蹈密不可分，是一种歌、舞、乐相结合三位一体的原始乐舞②。在原始社会里，氏族先民从长期劳动生产实践中，逐渐对劳动的呼号、动作、节奏与音调等有了深入体会与认识，从而产生了一种再现劳动与生活场景的冲动，为了满足这种精神需求，于是创造出了原始乐舞这种原始艺术形式。原始乐舞一旦产生，就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表达他们思想感情喜怒哀乐的一种方式。当他们祈祷和庆祝丰收的时候，要跳舞唱歌；当他们发动氏族部落间的争斗和欢庆胜利时，也要跳舞唱歌；当他们埋葬死者，祈祷和祭祀亡灵和祖先，甚至鬼神的时候，还要跳舞唱歌；即使是举行成丁礼等活动，仍然要跳舞唱歌，原始乐舞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1982年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一座仰韶文化晚期大房子中发现一幅地画，就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氏族先民原始舞蹈的艺术表现。这座大房子的居住面是用白石灰抹上的白灰地面，在室内靠后壁中部居住面上，用黑彩绘着一幅面积达1　平方米的原始舞蹈图。画面上方是两个舞蹈者，右手抚头，左手按住腰间的武器，双脚分叉在跳舞。他们的面前是两具摆放在墓坑里的尸骨，似乎表示他们跳的是祈祷亡灵的祭祀舞。这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幅舞蹈图，碳14　测定年代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尽管它的画面还比较神秘，但却是中国有关原始舞蹈最早的实物资料。对新石器时代中期神秘的

①　《浙江日报》1986年8月1日。

②　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年版。

原始乐舞，可以由此窥见一斑。

5。丰富的人体装饰品新石器中期原始艺术的发展，还充分地体现在丰富的人体装饰品上。在考古发掘的这时期每一处遗址里，都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体装饰品，表明氏族先民的审美需求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各地发掘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墓葬所显示的情况看，这时不仅女性佩带装饰品，男性也佩带，不仅小孩佩带，成人也佩带。从装饰品的形状分，已有环饰、璜饰、各种珠饰、坠饰、方形饰、圆形饰、片状饰、管状饰等等。从功用说，大致已有了头饰、耳饰、颈饰、手饰、腰饰、体饰等。从质料看，不仅有传统的石制、骨制、蚌制和兽牙制品，更多的是陶制装饰品，而且还新出现了象牙和玉石装饰品。它们有单独出土的，也有成组成串出土的，发现时，许多装饰品还佩带在尸骨原来的部位上。不仅如此，不同地区不同原始文化的装饰品也有所区别，反映出不同地区氏族先民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不同的爱美之心。

仰韶先民的装饰品以陶环、陶笄和骨笄、骨珠串饰等为主，也有牙饰、蚌饰、骨坠饰、绿松石坠饰等，但发现最多、最流行的却是前者。陶环，较小的可作耳坠，较大的是手镯或臂环；陶笄和骨笄是束发器；骨珠串既可带在头上，也可挂在颈上、身上。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了很多环饰，总数达1100余件，占装饰品总数的60％，其中除12　件石环，6　件蚌环外，其余均为陶环。半坡的陶环，大多为素面，表面光洁，断面有圆形、半圆形、椭圆形、三角形、方形、梯形、菱形、月牙形等等，平面则有圆形、齿轮形、多边形等，一部分表面雕刻有几何形图案花纹，仅陶环一种就如此丰富多彩。骨笄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的半坡类型遗存中发现较多，共出土178　件，皆通体磨光，制作较细，一般两头有尖，最长一件近20　厘米。陶笄呈丁字形，圆柱笄身上有扁平笄帽。在姜寨遗址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小骨珠串饰。这种用禽类肢骨切割而成的小骨管，约半厘米大小，共发现14047　颗，仅第7、29、53、54　号四座墓中就出土1　万余颗，其中第7　号墓出的小骨珠全部串起来竟达数米之长。可见，这样的小骨珠串饰是仰韶人最喜欢佩带的装饰品。华县元君庙遗址发现的429　号墓中，埋葬着两个小女孩，其中一个佩带有785　颗小骨珠，另一个头骨前额还涂有红色；而420　号墓的一位成年女性竟佩带着1147　颗骨珠串饰。在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半坡类型墓葬中也发现有很多小骨珠，其中426　号墓有382　颗；此外，在这里还发现有23　件绿松石小耳坠。

山东泰安大汶口墓地的发掘，展示了黄河下游东部沿海地区氏族先民人体装饰情况。大汶口先民盛行骨制、石制，特别是象牙和玉制的装饰品，而较少用陶制装饰品。其品种有骨雕筒、管，石笄、石璜、石珠、象牙梳、象牙筒、象牙琮、象牙珠、管、片饰，玉石制臂环和指环，还有猪獠牙制的束发器等。以47　号墓为例，人头骨上一对猪獠牙制成新月形束发器，两只石笄散落在头骨前面，大约是从头发上脱落下来的，耳部均有璧形石环一组，大概是悬饰，一组长方形白色小石片散落在面部及头两侧，上面都有穿孔，无疑也是头饰。颈部前后发现了6　颗小石管，可能是颈上的串饰。两臂各戴一圆形臂环。仅该墓就出土白色大理石长方形小石片组成的头饰4　串，颈饰一串。10　号墓也出土有头饰两串，颈饰一串，其中一串头饰由25　件长条形和两件月牙形大理石片组成，另一串头饰由31　件大理石管状石珠组成，颈饰则由19　件形状不太规整的绿松石片组成，十分美观。

河姆渡文化的装饰品代表了这一时期前段长江下游地区氏族先民的人体装饰。在河姆渡遗址第三和第四文化层出土了一些笄、璜、玦、管、珠等装饰品。骨制的笄是头上束发用品，有的还雕刻有精美的几何形图案。圆形的小骨珠是串饰。玉石制的玦、璜、珠，呈晶莹半透明状，有的有谈绿色光泽，有的发暗红或灰白色，玉玦应是典型的耳饰，玉璜和玉珠可组成串饰，佩带在胸前或挂在脖子上。此外，还发现一些以兽类的獠牙或犬齿，鹿角和鱼脊椎骨制成的小装饰品。

长江下游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中，也发现玉石制的璜、玦、环、珠等装饰品。

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发现有玉、石、蚌和象牙制的装饰品，种类有玦、环、珠、璜、镯、璧等，如有的臂带象牙手镯或石镯，有的颈部发现由数百颗小蚌珠组成的成串蚌饰。

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发现有许多玉雕装饰品，如双龙首玉璜、玉勾云形器、筒形玉箍等，都是其它原始文化中所未见的。

如上所述，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先民已经普遍有佩带人体装饰品的习俗。不仅装饰品的数量在逐渐增多，品种和形式也不断丰富。这时的装饰品早已脱离了旧石器时代以实用功利为目的的人体装饰，而达到了以审美为主，审美和实用相结合的目的，爱美之心早已产生。从仰韶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装饰品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纯朴自然的装饰美，是氏族先民表达他们对劳动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充满着美的享受。这里没有高低贵贱等级之分，没有歧视与对立，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人平等，一切为了共同生存。以河姆渡人的玉制装饰品而言，它是氏族先民长期与自然界作斗争，对美玉有了深入认识的结果。它是记录劳动的人类对自然占有的欲望和登记复杂的生产物种类及数量的一种方式。河姆渡玉饰，不仅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玉饰品之一，同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崇尚玉器的传统之源。

然而，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以及红山文化等的象牙和玉制装饰品却表现了另一种情景。由于这两种物质都是自然界里难得的贵重物品，因而它们制成的装饰品，也不是当时人人都可佩带的。考古发现的事实表明，它们往往出自一些有丰富随葬品的墓中。显然，它们只是一小部分社会成员的装饰品。这是当时氏族社会发生贫富分化的反映。富有的成员，可以佩带象牙和玉制装饰品，而大多数社会成员仍然只是佩带石制、骨制和陶制的装饰品。先前人人平等的装饰开始变得不平等了。氏族社会的分化和对立，首先在人体装饰品上表现了出来。

6。村落建筑艺术中国原始建筑艺术的发展，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已形成规模较大、布局有序、房屋密集的村落建筑。同时，不同地区以土木结构为主的各种建筑形式，特别是与原始宗教有关的大型坛、庙、冢建筑和干栏式建筑形式的出现，都成为这一时期原始建筑艺术的显著特点。

村落建筑遗址最典型的就是仰韶文化著名的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

1954-1957年发掘的半坡遗址，是中国田野考古学上首次大规模揭露的一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聚落遗址，为复原当时的原始村落建筑提供了宝贵资料。半坡遗址座落在西安东郊铲河岸边。它东西最宽处近200　米，南北最长为300　余米，总面积约5　万平方米，其中居住区约占3　万平方米。北部1／3的面积已被发掘出来，发现较完整的房屋基址40　余座，多为圆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也有少部分方形或长方形的地面建筑。根据当时的墓葬和民族学材料推测，它们可能是母系氏族成年妇女过对偶生活的住房。住房之间散置着许多贮藏东西的窖穴，还有两座畜圈。住房建筑群环绕着一个广场，是人们举行各种祭祀、庆祝活动、跳舞唱歌的地方。东部面向广场有一座大房子，可能是氏族首领住所兼聚会之处。村落外环绕着一条壕沟，沟上可能架有木桥，以便居住区内外交通。半坡遗址的发掘，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原始氏族社会的村落情景。现在的半坡博物馆按原样保存了当时的房屋建筑遗迹。

70年代发掘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为我们提供了原始村落建筑更全面的景观。姜寨遗址位于临河东岸第二级台地上，总面积约5　万余平方米，居住区近2　万平方米。居住区的中心是一个广场，周围环绕着5　组建筑群，每组都由十几、二十几座较小的房屋围绕着一座地面建筑的大型方形房屋组成，共100　多座房屋包围着中心广场，而且门都朝向广场。房屋附近分布着许多储藏东西的窖穴和儿童瓮棺葬，广场上也有两座家畜圈栏。村落西南以河流为天然屏障，东、南、北三面也有壕沟环绕。据推测，村落内可能居住着由若干氏族组成的一个胞族或一个较小的部落。

此外，面积约6　万多平方米的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也有近2　万平方米的居住区，它的中心也设有广场。在这里发现了两座大型方形地面建筑房屋。由此使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村落建筑布局，住房围绕着中心广场布置，大房子面临广场或由成组小房子环绕，这几乎成为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氏族社会村落的一种典型布局。

目前仰韶文化的遗址已经发现了五六千处，它们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一带。这些遗址表明，当时的居住点一般都选择在河谷台地上靠坡面水的地方或交通便利的河流交汇处，以便于接近水源和相互沟通。这样，河谷就成了各村落之间交往的通道。它们大多数为现代村镇甚至城市所叠压，或在其附近，表明当时的居民点选址是相当合适的，以至于被沿用至今。不仅仰韶文化的遗址分布是这样，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也是如此。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村落，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布局和结构，精心选择的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居住点。所有这些都表明，村落建筑是原始建筑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它的出现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的发展和成熟。有了村落就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使社会关系的作用逐渐超过血缘关系，从而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社会凝聚力。从此，人类社会加快了发展的步伐。

村落建筑艺术的发展，还表现在房屋建筑形式和建筑技术的提高与发展上。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房屋建筑，是在长期定居的条件下，积累了修建半地穴式房屋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

早期窝棚式半穴居建筑的日益成熟，到这时出现了穹庐顶式房屋。而方形半地穴式房屋的发展，变成了有较高墙体支撑两面坡式屋顶，入口开在墙上的方形建筑，如半坡遗址的24　号方形房子，它的木骨泥墙的骨架已具备三间两阔，两进深的木构建筑的雏形。半坡村落的住房，早期多半地穴式，晚期以地面建筑为主，明显地反映出从半穴居发展到地面建筑的过程。

早期半地穴式房屋以及初期地面建筑，大约都是母系氏族的对偶家庭的住房，所以一般面积都不太大。当母系氏族的对偶家庭发展成父系氏族家庭的时候，与这种变化相适应，单间的方形地面建筑也发展成长方形的连间式房屋。出现了一栋双室或一栋多室的形式。如郑州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晚期的连间式房屋，湖北宜昌红花套遗址大溪文化的连间式套房，以及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仰韶晚期的连间式房屋等。它们有的是出入一个大门的里外套间式房子，有的是长方形双间或多间，各间分别开门的房子。特别是下王岗的一座长屋形式建筑，长达80　米，宽约10　多米，总面积800　余平方米，共分为29　间，有双内间、单内间和单室等不同形式房屋20　个单元连接成一个长排，这种形式的建筑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非常少见。

同时，早期简陋的木骨泥墙，也发展成挖槽垫基筑墙的方法。还有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发展适合当地条件的房屋建筑。如在湖北宜昌红花套和关庙山两个遗址发现的大溪文化房址，已普遍用当地盛产的竹材代替了木骨泥墙中的木材，由于当地湿热多雨，地面潮湿，所有的房屋建筑不论墙体或居住面，普遍都经过火烧烤，形成了"红烧土建筑"。居住地面以下还常用大量红烧土块铺垫起厚实的垫层，以防潮防雨；有的还建有房檐式檐廊，并在墙外铺垫一段红烧土地面，起了原始的散水作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住房上已见有简单的建筑装饰，例如半坡村落中就发现防水泥棱上有锥刺纹之类的点缀，在姜寨和北首岭村落的墙壁上也发现有二方连续图案的几何形泥塑装饰和由刻划的平行线与压印的圆点组成的装饰图案。仅在姜寨遗址就已发现8　种之多，说明原始建筑装饰艺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出现。

红山文化大型坛、庙、冢建筑遗存的发现，是80年代的一个重大考古新发现，显示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原始建筑艺术的一个新成就。

1982年发掘的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祭坛址，位于俯视大凌河河谷的一座山梁前，这里地势开阔，居高临下，背山面水，地里条件十分优越。祭坛是以经过加工的石材砌筑而成，占地面积约2400　平方米，建筑按中轴和两翼分布。在中轴线的北部是一座石砌方形祭台，其内树立着密集的尖锥形长条石，以数块成组的方式排列。两翼6　米之外还各有石砌墙基。中轴线南部为一直径约2.5　米的石砌圆形祭台，台内原置有约真人二分之一大小的陶塑人坐像，当是祭祀的偶像。像这种南北对应的方圆形祭坛，尚属首次发现，它开创了中国封建时代天圆地方式的宗教祭坛建筑的先例。

1983-1985年发掘的牛河梁神庙址①，位于辽宁凌源和建平两县交界处的一座山梁上，其东南距喀左祭坛约50　公里。神庙建筑结构比较复杂，由大致位于同一中轴线的一个多室建筑和一个单室建筑组成。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包括一个主室和几个侧室。主室位于中部，平面略呈圆形，室内地面平整坚实。南北侧室略呈长方形，东侧室为椭圆形，均有过道与主室相通。主体建筑以南还有一半地穴式附属建筑。在主室中除发现有猪龙、禽爪等泥塑残件外，还发现了分属6　个个体的人像泥塑残件，有头、肩、背、乳房、手等。人像大小不一，位于主室中心最大的一个约有真人的三倍大，其侧的一个中型人头像也与真人相当，两眼还用绿松石片镶嵌，均属女性塑像，可能是当时供奉的丰产女神像。因此，这组建筑就是一座女神庙。引人注意的是，在这组建筑的墙壁上还发现有彩绘图案和泥塑装饰。彩绘图案以黑红间黄白色交错绘成，有三角形几何纹、勾莲纹等。泥塑装饰有戳印的圆点和堆塑的乳钉、条带等，排列密集整齐。

积石冢位于女神庙西边和南边的山丘上，分别距神庙约0.75　至1　公里左

①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8期，第1-17　页。

右，共发现了6　处。1983年在神庙南部发掘了一处东西向排列的四座积石冢。其中保存最好的两座，一为方形，另一为圆形。方形积石冢四周有加工规整的大石垒砌的外墙，中央为一积石堆砌的方台，台中心有一以石板构筑的石室墓。圆形积石冢位于方形积石冢以东2　米，由内外三圈淡红色花岗岩石桩围成，呈内高外低的三层圆坛，逐层递收迭起，外圈直径约22　米，内圈直径约11　米，仅中圈石桩就用了234　根。这一圆坛可能具有奠祭的性质。积石冢中的墓葬一般都随葬有精美的玉器，墓外还排列有彩陶筒形器。牛河梁的积石冢结构复杂，规模宏大，冢与冢相连，积石冢群又与女神庙相互联系，构成有宗教色彩的统一建筑群体。

红山文化大型坛、庙、冢建筑的出现是与村落建筑的发展相适应的。只有当人口不断增多，氏族社会的组织形式发展成人口密集的村落的时候，大型宗教建筑才有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较长的相对稳定、相对繁荣的社会环境，是不可能形成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这类宏构巨制的建筑的。虽然在这些原始宗教建筑的范围内，目前还未有发现红山文化的村落遗址，但在这些坛、庙、冢建筑附近都有现代村落或村镇。正如上所说，原始村落的选址是相当科学的，它们大多数部位于现代村镇甚至城市附近，有许多选址甚至被沿用至今。因此，可以想见，在红山文化坛、庙、冢附近，当时一定也有许多原始村落。

村落建筑艺术的发展，使中国南方的沼泽地区或水网密布地带产生了一种干栏式建筑，为中国传统的民族建筑增添了新的形式。所谓干栏式建筑，即用竖立的木桩构成建筑底架，以抬高居住面的一种原始木构建筑房屋。这种建筑形式，目前发现最早的就是河姆渡文化的大片木构建筑遗迹。

河姆渡遗址的两次发掘在第二、三、四文化层都发现了大面积木构建筑遗迹，有圆柱、方柱、圆木、桩木、排桩、板柱、地龙骨、横梁、木构件榫卯之类，星罗棋布，纵横交错。仅第一次发掘中的18　个探方内，编号木构件就达818　件之多。第二次发现的，更是多得难以统计。特别重要的，是在第四文化层发现排列有序的桩木13　排，残存桩木366　根。最长的第10　排有桩木78　根，长达23　米。第3、8、12　排的桩木也多至52、58、54　根。其中最长的一根桩木有6　米多长，直径23　厘米粗。据研究，这是一处至少由三栋干栏式房屋组成的长屋式建筑，其面宽达23　米以上，进深约7　米左右，离地面高约0.8-1.0　米。复原起来在长屋四周可能还有宽1.3　米的走廊道，似乎还设有直棂木栏杆。显然，它是一处干栏式的小型村落建筑。

河姆渡干栏式建筑的发现，在中国建筑艺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开创了与我国北方地区的半地穴式建筑不同的另一种新的建筑形式。这种建筑形式，由于它高出于地面，既可防虫蛇猛兽之害，又可避潮湿或瘴气，因此最适合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湿热地区。所以，至今它仍然是中国南方诸多少数民族最喜爱的建筑形式。

更引人注目的是河姆渡遗址所出各种形式的榫卯木构件。经古建筑专家鉴定研究，它们已有诸如柱头和柱脚榫、梁头榫、燕尾榫、双凸榫、双叉榫、透孔卯、梢钉孔、企口等较成熟先进的木构件。尤其是截面长宽比例为4：1的榫头，曾对中国古代木构榫卯建筑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之为合理的经验截面，一直延用至今。在距今约7000年左右尚没有金属工具的条件下，河姆渡先民仅以原始的磨制石器和骨器，就创造出如此众多不同形式、又高度科学合理的榫卯构件，无疑是了不起的成就。同时，在某些有榫头的木构件上，还发现有刻划整齐的几何形图案，表明当时的干栏式建筑上也有简单的建筑装饰艺术。

综上所述，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村落建筑艺术，不论在建筑形式、结构和装饰上都有了相当程度的进步，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建筑艺术的更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艺术1。无与伦比的蛋壳黑陶艺术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陶轮的应用和普及，出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蛋壳黑陶艺术。这种蛋壳黑陶是被誉为"黑如漆、亮如镜、薄如壳"的一种磨光黑陶，它是山东龙山文化氏族先民的杰出创造。

山东龙山文化，以1928年发现的山东历城县（今济南附近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而得名。它是一个以灰黑陶为主的原始文化，但为数众多的磨光黑陶却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特征。因此，最初它曾被称为"黑陶文化"。从山东龙山文化发现的第一天起，磨光黑陶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最初的发现者，由于看到它表面发亮的光泽，曾私下里把它叫西瓜皮陶；但仔细一想，西瓜皮的色泽不尽相同，而这种陶片全都象墨一样黑，表面好像上了一层油光，于是又把它称为油光陶①。事实上，这种黑陶的黑色是由于陶土中包含的碳素在烧制时的还原作用中产生的，其表面的光泽是在烧制前先把器坯仔细打磨光亮后形成的。因此，现在考古学上习惯称之为磨光黑陶。

在磨光黑陶中，又以蛋壳黑陶最引人注目。这种蛋壳黑陶，质地细腻，器壁极薄，最薄的接近蛋壳，因此，又有蛋壳黑陶的称谓。遗憾的是，最初很长一段时期人们都不知道这种薄如蛋壳的蘑光黑陶究竟是什么样，只能从考古发掘报告的图版中看到几块模糊不清的碎小陶片。到了50年代末，考古学家还只能凭想象去体会它的轻巧和精致。直到1960年山东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才真正解开了这个谜。这里出土的一批器物中几件完整的磨光黑陶高柄杯，使人们第一次得以窥见蛋壳黑陶神秘的真面目。

磨光黑陶高柄杯是一种真正的蛋壳黑陶。它的造型优美而典雅，与今天的高脚玻璃酒杯相似。说它薄如蛋壳，绝非夸大之词。据实测，最薄的器壁仅0.1-0.2　毫米，最厚也不到半毫米。有的通高约20　厘米，而重量却不过40　克。不仅如此，它的形式规整、器壁厚薄匀称、陶质坚硬、色泽光亮如漆；杯柄往往还雕刻有镂孔和纤细的刻划纹等装饰；有的杯身还被包在杯柄之内，形成如热水瓶胆式的内外两层结构，其轻薄与精巧昭然可见。

自60年代起，这样的蛋壳黑陶在山东龙山文化的许多遗址中接二连三被发现。除高柄杯以外，高脚圈足双耳杯和单耳杯也都是蛋壳黑陶奇巧的造型。它们的壁虽不及高柄杯薄，但厚也不过一、二毫米，而且人们还发现，蛋壳黑陶始终没有走出过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的圈子。显然，它所代表的是远古东方的一支独立的原始文化，而山东龙山文化的先民正是蛋壳黑陶的主人。

蛋壳黑陶具有黑、薄、光、精四大特点，代表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陶

①　吴金鼎：《平陵访古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　本第4　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本，第471-486　页。

器艺术的最高成就。同时它本身也经过了由磨光黑陶到薄胎黑陶再到蛋壳黑陶的发展过程。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开始由于陶土经过反复洗练，才有了细腻滑润的粘土，为做成极薄的陶器提供了先决条件；又由于轮制技术的应用，可以使器壁达到厚薄均匀，做出形式挺拔秀丽又精密细致的陶坯，并为成型后打磨光亮提供了方便；更由于陶窑的改进，烧制技术的提高，这时已能掌握封窑技术，使之产生还原气氛，烧出渗碳的光亮黑陶，并提高了器物的烧成硬度。所有这些因素，才最终形成了蛋壳黑陶的特殊艺术风格，并使其精巧的造型达到无与伦比的地步。因此可以说，假如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彩陶艺术是以彩绘装饰见长的话，那么这时的蛋壳黑陶艺术则是以工艺造型而取胜。正如美术家所指出的那样，彩陶和蛋壳黑陶代表中国古代美术创造上的第一个高峰，在技术和造型上均为青铜艺术准备了条件①。

如此精美绝伦的蛋壳黑陶，并非当时人人都能烧制出来，它无疑只有具备了高度熟练的专业技术的人才能制作。考古发现的事实显示出，在从胶东到苏北的广大地域内出土的蛋壳黑陶，无论在质量上、造型上或风格上都表现出了很大的一致性，许多器物竟如出一人之手。这说明，蛋壳黑陶确实是一种专业化定性生产的产品，当时已经存在着专门烧制蛋壳黑陶的手工匠人。他们是蛋壳黑陶真正的创造者。然而，他们所生产的蛋壳黑陶，并非是他们个人所使用的器物。考古发现的事实还显示出，蛋壳黑陶往往出自一些有包括玉器在内的大量随葬品的大墓，而在众多随葬品较少或根本没有随葬品的中小型墓里，绝对看不到蛋壳黑陶的影子。显然，那些大墓的主人才是蛋壳黑陶的所有者，只有他们才配使用这种高贵的器物。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的先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社会分工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使原来平等的民族社会成员变得不平等了。少数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的氏族首领，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奴隶主贵族阶级，而大多数贫困的氏族成员则沦落为被统治的奴隶。原始共产主义的氏族社会即将被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所代替，蛋壳黑陶的出现就是这一重大社会变革无言的诉说。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由于青铜器具有比蛋壳黑陶更坚固耐用的优点，奴隶主贵族就以青铜这种贵重金属来制作礼器，蛋壳黑陶由此而衰落、消失。

2。彩陶艺术的繁荣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彩陶艺术再次繁荣起来。不过，发展的中心已大大缩小，主要集中在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中。它们是中国这一时期彩陶艺术发展的两个中心地区。此外，除华南沿海个别遗址还有零星的简单彩陶外，其它大部分地区已没有了彩陶。

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艺术黄河上游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地区之一，这里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古文化遗存。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就逆渭水而上达到了甘肃东部地区。著名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天水师赵村、西山坪遗址等就展示了老官台文化萌芽的彩陶艺术。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这里仍然是仰韶文化的势力范围，在许多遗址中都不断发现有半坡型和庙底沟型的彩陶。而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又发展起了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马家窑文化彩陶艺术。以甘肃兰州附近的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而得名的马家窑文化，是与仰韶文

①　王逊：《中国美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4　页。

化几乎同时发现的，当时被称为甘肃仰韶文化。到本世纪40年代，由于认识到了它与仰韶文化不同的特征，才正式单独命名为马家窑文化。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工作，已经了解到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以陇西平原为中心，东起陇东山地，西至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北达甘肃北部和宁夏南部，南抵甘南和川北山地。在这一地域内，马家窑文化大约从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050年，持续发展了约1300年之久。目前已发现该文化的遗址400　余处，经过科学发掘的重点遗址也有数十处，发现了它的陶、石、玉、骨、角、蚌等各种文化遗物6　万件左右，其中仅彩陶就达数万件，在青海乐都县柳湾墓地一个遗址就出土上万件，为研究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艺术，提供了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所不能比拟的宝贵而丰富的资料。根据地层关系和碳14　测定的年代，考古界目前一般把马家窑文化分成石岭下、马家窑、半山和马厂四个不同的文化类型，分别代表了这一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①。

石岭下类型代表了马家窑文化彩陶艺术发展的早期，以甘肃武山县石岭下遗址而命名。它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的渭水上游及其支流葫芦河、洮河与西汉水等流域，其中心区域应在天水武山一带。石岭下类型的彩陶，如卷唇浅腹盆、敛口缽、侈口细颈瓶、双耳平底瓶、小口尖底瓶、小口深腹罐、大口罐及壶等，都是常见的泥质磨光红陶。在彩绘上主要流行黑彩，装饰在器物外表最突出的部位，内彩很少。纹饰大致可分几何形和动物形两种。几何形纹有单线或多线组成的平行条纹、波浪纹、网纹、垂弦纹、连弧纹、同心圆圈纹、圆圈间网纹、锯齿纹、叶形纹，以及凹边三角和钩叶、圆点组成的图案等十余种。动物形纹也是以线条和凹边三角构成的，有鲵鱼纹和各种不同姿态的鸟形纹，主要以旋涡形式表现鸟的头部和颈部。上述花纹除以凹边三角和钩叶、圆点组成的图案呈整齐的带状分布外，其余构图较复杂，有的甚至占据器物整个外表。

石岭下类型的彩陶艺术既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因素，也含有马家窑类型的主要成份。特别是那些装饰着以凹边三角和钩叶、圆点组成图案的彩陶，纹样完全是庙底沟类型的特征，而装饰艺术也完全继承了庙底沟类型那种原地露形的双关表现手法。其大量流行的旋涡式鸟形纹，也使人想到庙底沟类型的鸟纹。所以，没有多少人怀疑马家窑文化就是从庙底沟类型发展而来，石岭下类型正处在其中的过渡阶段。

马家窑类型以马家窑遗址为代表，属马家窑文化中期。其分布地区比石岭下类型大大扩展，它的分布范围代表了马家窑文化的分布范围。它的彩陶一般是橙黄陶，主要有碗、盆、瓶、罐等，但数量大大增加，显示出以彩陶为主要文化内容的特征。流行使用黑彩装饰，但花纹繁缛，多用同样粗细的线条构图，均匀对称，浑然一体。其中动物花纹有鸟纹、鱼纹、蛙纹和蝌蚪纹；几何花纹则有垂幛纹、旋涡纹、水波纹、圆圈纹、多层三角纹、桃形纹和草叶纹等。这些纹饰一部分呈带状装饰在器物外表最突出部位，大多数装饰在距器物2／3　的大部分外表面，有的甚至占据整个外表，同时也流行装饰在内表的内彩。

马家窑文化的主要纹饰富于变化，并且充分体现了傍水而居的生活气息。仅一种蛙纹就很少有重复的制作，而且各种形态都十分生动，富有生命

①　马家窑文化的石岭下和马家窑两个类型的年代已跨进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范围。为了介绍的方便，一起在此叙述。

力。那些密集的线条，虽只有一种黑色，但带着强烈的波动性，给人以繁缛和灵活的感觉。一种器物上，各种纹饰综合运用，既有动物纹，也有几何形纹，非常协调地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体，这是马家窑彩陶艺术最大的特点，反映出它的进一步成熟和发展。如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所出的一件彩陶缽，外表口沿上用黑彩画着一条带状的水波纹，波峰和波谷点缀着黑圆点，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条流动的河流；而且在它的内表，还用黑线画着两条对称的写意鱼纹，并分别用两个黑点强调鱼的眼睛和身体，在两条鱼的空隙处填满了细线网纹，看起来就像在河中网住两条大鱼的情景。它的艺术处理不仅简洁而传神，而且使点和线这样简单的几何形元素，都被赋予了生命和动律，这是中国任何其它彩陶艺术都难以媲美的。马家窑类型晚期的彩陶花纹已多用粗线条构图，特别是小口高颈罐上的大旋涡纹和大锯齿纹，已表现出向半山类型过渡的倾向。

半山类型　以甘肃和政县半山遗址得名。属马家窑文化晚期前段的彩陶艺术。其分布主要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洮河、庄浪河流域，也就是在甘青之间的地区，在陇东和宁夏南部也有少量遗存，西北仅限于河西走廊东部地区。它的彩陶很繁盛。彩陶器有瓶、缽、盆、罐、壶、瓮几大类，其中长颈壶、双耳罐、小口双耳瓮为过去少见或未见的器形，它们不仅造型美观，而且彩绘装饰也堂皇富丽。彩绘花纹既施于器外表，也绘于器内壁。最常见和最有特点的是常用黑红两色相间勾画的锯齿形花纹为母题，组成各种形式多变的复杂图案，主要有葫芦形内填网格纹、旋涡纹、水波纹、菱形纹、连续三角纹、宽带纹、平行条纹、圆圈纹、多线连弧纹等，其中以旋涡形纹又最为流行。图案设计严谨规整，不论正视或俯视，都呈现出完整而美观的画面。

半山彩陶的装饰艺术已经有了很高的发展水平。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产生的双关表现手法，这时得到了更加熟练的应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还仅仅是一种色彩双关，半山类型的彩陶又发展出了形体双关，而且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它的葫芦形纹饰，就是一种典型的双关装饰艺术，它正看是一个葫芦形，两个葫芦形相连的空间，倒看也是一个葫芦形。而且那黑红相间的线条，光看黑线是一个葫芦形，再看有锯齿的红线也是一个葫芦形。这种手法在其它的纹饰上也经常运用，最流行的旋涡纹也是如此，红黑两色的线条把色彩双关最清楚的表现了出来。这种利用色彩和构图产生的视幻觉，达到一种变幻多端的艺术效果，就是近代欧美流行的欧普美术或色效应美术①，然而它早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中就已经熟练地应用了。不仅如此，像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上的开光法、多效装饰法等手段，在半山类型的彩陶艺术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旋涡纹就是一种开光艺术。旋涡纹最先的核心较小，以后核心部位变得越来越大，减少了旋涡纹重叠的层次，突出了核心的圆圈，就可以在圆圈中填以各种几何纹，使圆圈纹成为纹饰的主体。正是这种开光艺术为马厂类型的彩陶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从而在马厂类型中达到了鼎盛时期。

马厂类型以青海民和县马厂塬遗址命名。属马家窑文化晚期的后段，分布范围与半山类型相同，但要向外扩大一些，西北已达河西走廊西部。同半山类型一样，它的彩陶也很繁盛，不仅数量增加，器类增多，而且还新出现

①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2　页。

了彩陶纺轮，使彩陶装饰艺术从日常生活器皿扩大到劳动工具。这是马厂先民的一大创造。它的彩陶以黑彩为主，也兼用黑红二色。彩陶的上半身普遍涂有一层红色或紫红色的陶衣。主要花纹是几何形图案、人形纹或人面纹、蛙纹等。其中几何形纹形式多样，常见有四圈纹、三圈纹、折线三角纹、菱形纹、迴形纹、平行线纹、网纹等，在圈纹内往往还填以十字、井字、网格等花纹。它们常常装饰在距离器底2／3　以上的大部分外表面，也有个别占据整个外表，同时也有内彩。部分彩陶下腹空白处绘有黑色符号花纹，常见有十、一、X、O、等符号十余种，仅青海柳湾一地就发现数百件，百余种不同符号，它们可能是代表制陶者的记号，或是某氏族或某家族的徽号。

马厂类型的彩陶是在半山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半山的各种装饰艺术在马厂类型中得到了更加成熟的发展。表现了开光艺术的大圆圈纹是旋涡纹圆心扩大后的重点装饰部位，其中填充的各种几何形纹饰竟多达两百余种，使这一装饰手法最高，内容最丰富的主体纹饰代替了半山类型的旋涡纹，而在马厂类型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尤其是小口鼓腹壶（或罐）或小口瓮的大量流行，为多效装饰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装饰场所。使马厂类型的彩陶装饰艺术获得了正视和俯视等多角度的艺术效果。可以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装饰艺术在马厂类型时期达到了顶峰。特别是柳湾发现的一件人塑像彩陶壶，还把雕塑和彩绘结合在一起，堪称中国原始艺术中罕见的珍品。而彩陶纺轮的出现也为彩陶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天地。

正像任何事物发展到顶点必然要衰落一样，在马厂类型晚期的彩陶上已能看出一些图案有愈来愈简化的趋势，而许多纹饰的构图和线条也逐渐失去了马家窑类型和半山类型的活力，特别是迴纹的出现及其发展演变，更预示着商周时代装饰艺术的先例。总之，半山和马厂类型彩陶艺术的发展，使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彩陶艺术繁荣的一大中心。

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彩陶艺术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取代先前的大溪文化，使彩陶艺术在这一地区繁荣起来。

以湖北京山县屈家岭遗址而得名的屈家岭文化，分布在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东起大别山南麓，西至三峡，北到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北岸的长江中游两岸广大地区，从大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600年间，发展了近500年之久。屈家岭文化的彩陶数量不多，彩陶器以宽沿盆、缽、碗、筒形杯、直脖鼓腹圈足壶等泥质磨光红陶为主。主要流行黑彩，用线条构图，常见以平行线组成旋涡式绞索纹、方格纹、菱形网纹等，也有迴形纹。有的装饰在距器底2／3　的外表面，有的装饰在整个外表面，并多见内彩。

最值得注意的是近乎蛋壳的彩陶碗、杯和圈足壶等，更是其继承大溪文化而来的有代表性的特征。在屈家岭遗址发掘的800　余平方米面积中，发现的蛋壳彩陶，除复原完整器外，还剩余8000　多蛋壳彩陶片。因此可见，蛋壳彩陶在屈家岭文化中的盛行。它们一般为细泥黄陶，器壁仅厚0.5-2　毫米，最薄的比大溪文化的蛋壳彩陶还薄，最厚的也仅稍厚一点。它们均饰有橙红、灰色或黑色陶衣，彩纹多用黑色，少数为橙黄色和红色。通体饰彩，不仅在陶器外表，而且也包括内壁都施彩，这也是蛋壳彩陶的一个特点。彩纹组合比较复杂，主要纹饰有：弦纹与菱形相交的格纹、平行方格内加小方框、横排方格内加卵点、成组的菱形方格纹、宽窄的带纹、条纹内外排列圆点、横条纹下挂垂幛纹等。富有特色的是，蛋壳彩陶上的陶衣很少用单色，更多用两三色陶衣衬底，还有的是两层陶衣重叠，彩纹颜色也往往浓淡相间，笔道不齐，整个色衣和彩纹都具有晕染的作风，所以也称为薄胎晕染彩陶。这是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未曾见过的装饰风格。

较多的彩陶纺轮和少量彩绘空心陶球与彩绘陶环，也是屈家岭文化典型特征之一。彩陶纺轮多施橙黄色陶衣，在单面或周边绘红褐色线纹。其式样主要有：三至四组等分圆面的平行直线纹或平行弧线纹、卵点纹、同心圆纹、连续旋涡纹等。均以纺轮圆孔为中心，均匀对称的布置。在小小的纺轮上仅仅以简单的点和线，应用对比、虚实的手法，表现了完整的形式美。有的纺轮上还应用原地露形的表现手法，画着对称的涡形八卦图案。少量的彩绘陶球和陶环上，也是装饰着红褐色或红色的点、线纹。它们与彩陶纺轮一起，都是彩绘装饰从日用器皿扩大到生产工具和玩具上的表现，体现了屈家岭先民的创造力。

在屈家岭文化以后发展起来的青龙泉三期文化中，彩陶艺术，包括蛋壳彩陶艺术都消失了。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彩陶艺术在长江中游地区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作用，而让位于新的艺术形式。

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就是彩绘陶。彩绘陶与彩陶不同，这是一种烧后绘彩的陶器。由于它的彩绘没有经过高温化学变化，所以色彩显得清新浓郁。但缺点是容易脱落，不可能长久保存。而其优点也正是可以在陶器烧成后随心所欲地绘画，制作更加方便。彩绘陶是由彩陶发展而来的一种原始绘画装饰艺术，产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当黄河中游的彩陶艺术结束以后才出现。最早的彩绘陶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末期首先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中出现。在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发现的彩绘陶，主要绘在黑灰陶和极个别的白陶上，一般都饰于罐、壶、豆、杯等器表肩腹部的显著部位，也有的饰于口沿和圈足边沿。彩绘花纹都比较简单，最普遍的是弦纹、带纹和大圆点。流行红色或红黄二彩，以红色彩绘最常见。这样的彩绘陶在大汶口文化中主要发现在它的晚期。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继大汶口文化而起的山东龙山文化的氏族先民更喜欢蛋壳黑陶艺术，彩绘陶艺术在黄河下游地区却不那么流行。然而在黄河中游及其它地区，彩绘陶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黄河中游的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中（年代约公元前2500-前1900年），发现过许多精美的彩绘陶。凡是泥质盆、罐、壶、瓶、盘、豆等陶器上，均有色彩斑斓艳丽的彩绘，一般以黑色陶衣为底，上施红、白、黄色彩，或用红色衬地，施黄、白色彩。纹样有圆点纹、条带纹、几何形纹、涡纹、迴纹、云纹、龙纹、变体动物纹等。绚丽的彩绘陶构成了陶寺龙山文化一大特色。其中彩绘蟠龙纹陶盘是最有代表性的器物，该盘为泥质黑陶，饰黑色陶衣，内壁磨光，内壁黑色陶衣上用红色绘着一条卷曲的蟠龙图案，龙身以原地露形法表现有一片片黑色的鳞片，长嘴中吐出长长的信子，尖利的牙齿清晰可见，给人一种华丽而恐怖的感觉。陶盘口沿上绘有一圈红彩，从上往下俯视时，恰似一条蟠龙被圈起来。这件龙盘可能是祭祀时用的礼器，龙纹很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此外，一些彩绘陶壶上的云纹或迴纹，也与商周青铜器上的花纹非常接近，为探讨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黄河中游的其它地区，如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某些遗址，河南龙山文化的临汝煤山遗址，以及山西石楼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过一些以红彩或白彩所绘纹饰简单的彩绘陶，但它们都不能与陶寺的彩绘陶相媲美。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原始文化中，如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其后的青龙泉三期文化，下游的良渚文化，曾发现过一种朱绘陶，多是在黑皮陶上或泥质磨光陶的黑色陶衣上，用朱红色绘着各具特征的或简或繁的花纹，最常见的是涡纹、旋纹、云纹和迴纹等。其纹饰比早期彩绘陶要复杂得多。同陶寺的彩绘陶一样，它们突出的是黑底红花的强烈反差，具有一种神秘而庄严的艺术效果。这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彩绘陶的一大特征。虽然彩绘陶没有彩陶那种以红底黑花表现出的生动活泼的艺术效果，但它同样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艺术增添了新的内容。

3。原始雕塑艺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雕塑艺术，目前考古发现的有陶塑、象牙雕、石雕和玉雕几种。除象牙雕和石雕仅在个别地点发现外，陶塑和玉雕是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主要内容。但前者又以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和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最流行，后者则主要盛行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原始文化中。

陶　塑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塑艺术也有人像和动物陶塑两类。前者在甘青地区的原始文化中发现较多，后者则主要流行于长江中游地区，当然在其它地区的原始文化中也有零星发现。

人像陶塑主要发现在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中。年代最早的一件是1975年在甘肃秦安寺嘴遗址出土的石岭下类型人头形器口红陶瓶，它与在秦安大地湾出土的仰韶文化人头形器口彩陶瓶较为相似。人面五官俱全，排列位置恰当，最明显的是在圆眼外突起一周泥条，以强调眼睛来突出人面的特征。此外，解放前在甘肃东乡和宁定出土的3　件半山类型彩绘人头器盖，也是把陶塑人头作为陶器的装饰附件，并与彩绘相结合的实例。东乡出土的两件，一件人头形象逼真，面部丰满圆润，还用黑彩绘着头发和胡须。另一件，头上有角，脸上似带着假面具，面具上有凸塑的鼻子、雕空的双眼和嘴，并用彩绘画着猫虎之类的兽面花纹。这也许是半山类型时期东乡先民举行祭祀活动时所带假面具的写照，也许是表示纹身黥面的习俗，总之是与当时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有关。这种以陶塑人头做陶器装饰附件的传统，源自于仰韶文化之中，被马家窑文化继承并一直保持到马厂类型时期。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就出土过马厂类型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罐。特别是80年代末在甘肃天水师赵村发现的一件双耳彩陶罐上所塑的人头像，从双眉以下用凹切面表示人的面部，已具有很高的雕塑技巧，并且还有意识地同彩绘结合在一起，人头下用黑彩画着身体和四肢，成为一件罕见的艺术品①。不仅陶塑人头，陶塑人像也用于陶器的装饰。在青海大通后子河出土的陶瓮，肩部贴塑一少女塑像。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马厂类型贴塑人像彩陶壶，其性别是男是女之争，曾在考古界引起很大反响，有人还提出不男不女的中性说主张。其实，只要联系马厂类型整个文化内涵来看，这具人像陶塑无疑是父权制氏族社会男性崇拜的反映。此外，在湖北天门邓家湾遗址还出土过独立的人抱鱼陶塑像，人像面部不清，有的头上似戴有冠饰，双手一前一后横抱一鱼置于腹前，可能是当时祭祀用的一种神像。天门还出有两件完整的陶塑人像，一为袖手端坐，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甘肃天水师赵村史前文化遗址发掘》，《考古》1990年7　期，第582　页。

另一件交手于腹前跪坐，均系捏塑而成。据说，山东栖霞杨家圈也出土过龙山文化的陶塑人头像①，但采用了仰韶文化常见的镂空人面五官的手法。动物陶塑是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龙泉三期文化（也称湖北龙山文化，碳14　测定年代约公元前2400年）的主要特色。尤其是湖北天门邓家湾遗址所出的泥质红陶动物小陶塑，其数量之多，种类之广，更是前所未见，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塑艺术的内容，也充分显示了青龙泉三期文化的重要特征。邓家湾遗址早在50年代和70年代就出土过许多动物陶塑。1987年在这里发掘的69　号和67　号两个直径不到2　米或2　米左右的锅底形灰坑里，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动物小陶塑，仅67　号一个灰坑就出土数千个。其题材主要有猪、羊、狗、鸡、象、虎、熊、猴、鼠、鸟、鱼、龟及许多叫不出名称的陶兽，还有前述的人抱鱼陶塑共十几种②。集中大量出土如此多的陶塑，尤其是动物陶塑，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十分罕见。这不仅与当时当地的家畜饲养业的发达和狩猎生活有密切关系，也表明附近有一个陶塑制造场。现择其要介绍如下：陶猪（标本H69：101）　体丰满肥硕，拱鼻后蹬腿，形像生动。四肢雕塑简略，头、耳、鼻、身、尾均刻划较细腻，家猪形像表现的很真实。

陶羊（标本H4：51）　体丰满肥硕，翘首后蹬腿，头上有一双盘耳大角，显然是一只家山羊。雕塑手法也是简化四肢，突出头和身。另一件（标本H67：36）又是表现一只小山羊形像，小嘴，小头、小尾，突出的是一对大卷角。陶狗　有昂头翘尾作吠状（标本H67：31），有夹尾竖耳作回首状（标本H67：34），把小狗的形像表现得活泼生动。

陶鸡（标本H7：3）　高冠、尖嘴、凸眼，伸脖翘尾，显然是一只小公鸡，但多一条腿，呈三足鼎立之态。

陶鸟（标本H67：32）　尖嘴、长脖、有长而翘的大尾，利用两个小腿和尾部作支撑，设计颇为巧妙。另一件（标本H67：103），突出的是大而长的燕形剪尾。此外，还有造型别致的双头双身连尾鸟。

陶龟（标本H67：33）　伸头缩脖，作爬行状，背部塑有一凸棱。

陶象（标本H69：24）　小头大耳，长鼻外卷，有两个大象牙，作后蹬腿之势。标本H7：31，有长尖鼻，小竖耳，高大的身躯，四个小腿，也作后蹬腿状。

邓家湾的动物陶塑以写实为主，突出了动物的头部特征而简略了四肢，尤其是多作后蹬腿状，给人以一种动感，这些都是它突出的艺术特征，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动物陶塑相比，其表现方法显然要进步。其中燕尾形的陶鸟，在河南汝州煤山、李楼、泌阳三所楼等遗址均有发现，说明它的影响已扩展到中原地区。

象牙雕发现不多。有代表性的是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存中发现的一件象牙梳。灰白色，表面光洁，雕刻精细，长方形呈凹状，在齿和柄之间雕有一凸棱，下面有23　个细密的梳齿，系一件实用品。另外，在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浙江余杭瑶山遗址良渚文化墓葬中，也曾发现有象牙雕刻品及嵌玉象牙雕品，但详细材料未见报道。此外，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及甘肃永昌鸳鸯池马厂类型墓葬中，都发现有类似象牙梳的

①　何德亮：《山东史前雕塑浅谈》，《美术史论》1984年第4　期。

②　石河考古队：《湖北省石河遗址群1987年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8　期，第1-16　页。骨梳。

石雕艺术品发现不多，在永昌鸳鸯池马厂类型墓葬中发现的石雕人面像是一件装饰品，浮雕的椭圆形人面上，用白色骨珠粘黑色胶质物镶嵌着两个圆眼和圆嘴，这种石镶骨的艺术品十分少见。

玉　雕玉雕艺术可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雕塑艺术的代表。这时，在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中都普遍发现有玉雕品。其中大多数为装饰品，同时也有一部分礼仪用品。如属于客省庄二期文化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就出土有制作极精致的玉刀、玉铲、玉璇玑和人面形玉雕等。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存中也发现有玉铲、玉琮、玉瑗等礼器和装饰品，尤其是一把玉梳，与大汶口和青龙泉等地出土的象牙梳极为相似，雕刻颇精。马家窑文化的许多遗址中发现有绿松石的装饰品。屈家岭文化也出有一些玉制装饰品。安徽含山凌家滩墓地还出土过几件形象生动的玉人①。但出土玉器最多的却是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②，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玉雕艺术最发达的地区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

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以质地细腻，不透明、光泽温润的长石为原料。除装饰品外，主要有玉铲、玉刀、玉圭、玉璇玑、玉璧等礼仪用品。在日照两城镇发现的墨绿色刻花玉锛，纹饰雕刻细密精美，类似于商周时代青铜器的兽面纹。故宫所藏山东龙山文化的墨玉圭，表面刻有5　组不同的纹饰，其中两组是阴刻阳雕的兽面纹，中间隔以弦纹或绳索纹，堪称玉雕精品①。

以浙江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得名的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200年）

的玉器，更以其使用量之大，雕刻之精而闻名于世。良渚的玉器多呈浅绿色，属透明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硬度不高，宜于雕刻。在江苏武进县寺墩、吴县张陵山，上海青浦福泉山②，浙江余杭县反山、瑶山等良渚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过大量玉器。除装饰品外，多为贵重礼器。主要的礼器有琮、钺、璧、牌饰、杖饰、三叉形器等，以及鸟、鱼、龟、蝉等雕饰。最引人注目的是琮、钺、璧，其数量之多是同时代其它文化少见的，仅余杭反山一座墓就出土大件玉器54　件③。这些玉制礼器系采用阴纹线刻，减地浅浮雕、半圆雕、通体透雕等多种技法精雕细琢而成。有的还有结构严谨的复杂图案，有的花纹在仅一毫米的宽度内，竟刻有四、五根细线，线条流畅，细如毫发，其雕刻之精细，堪称杰作。现把几件有代表性的礼器介绍如下：玉琮外方内圆，中间是一个大圆孔的方柱体。系当时最高礼仪用品，加工也最为精致。琮有大小之别，外表分为数节。每一节都以四个琮角为对称中线，雕着四个或繁或简的兽面纹，简单的仅有象征性的眼、嘴；复杂的则以眼为中心进行多层次刻画。最大的一件玉琮，宽17.6　厘米，高8.8　厘米，重达6.5　公斤，是迄今所见良渚玉琮之首，被誉为"琮王"。除四角外，四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4　期，第8-9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①　张广文：《玉器史话》，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22　页。

②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文物》1986年10　期，第1-25　页。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　期，第7页。

面也雕有神兽面纹，其细微之处只有用放大镜方能看清。

玉壁圆形，中间有一孔，表面琢磨光洁，往往数十件迭放一起，最大者直径达20　余厘米。

玉钺薄斧形，有刃，系当时最高礼仪用品--权杖的标志。一般捆绑有木柄，柄两端各有玉制冠饰和端饰。木柄上镶嵌有小玉粒，十分精美而庄重。最大一件钺长7.9　厘米，刃宽16.8　厘米，厚0.8　厘米，通体光洁闪亮，刃上角两面均有浅浮雕的神兽纹，刃下角两面也有浮雕神鸟像，被称为"钺玉"。值得注意的是，在良渚文化的许多玉器上屡见一种神秘的兽面纹装饰。

这种纹饰有单独线雕或浅浮雕，也有与同样神秘的人形组合在一起形成神人兽面的线雕或浅浮雕，而且它们总是饰在玉琮、玉钺这些礼器上。礼器是一种祭祀鬼神、天地和祖先的高级礼仪用品，其中再装饰着威严的神人兽面纹，更显出神圣与庄严，充满了良渚先民对鬼神的崇拜和信仰。这样的纹饰可以说是良渚文化的"神徽"。它是一部分有权势的氏族成员，利用"神"的力量来维护自己地位和权力的一种象征。正是在这种看起来狞厉可畏的神威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因此，可以说良渚文化的玉雕艺术也是一种原始宗教艺术。它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发生的深刻变化。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雕塑艺术的发展，已表现出不平衡的状态。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流行的陶塑艺术，是氏族社会纯朴自然的原始艺术的表现。而东南沿海一带盛行的玉雕艺术，则是新生的氏族贵族显示其身分、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我国后来奴隶社会中区别等级、表现奴隶主贵族权威的"礼制"，已在原始社会末期玉雕艺术上萌芽。同时各地流行的不同艺术形式，一方面反映了各自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不同的氏族生活习俗，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自古就有着各自独立发展形成的不同的文化区，有着许多文化发源地。由于它们之间逐渐发生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艺术。

4。原始乐舞的再现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乐器和反映原始舞蹈的绘画，再现了原始乐舞的生动情景。

这时的原始乐器已经比新石器时代中期大大增加了，不仅有小件的陶埙、陶响球、陶铃，而且还有了大型的陶鼓、木鼓和石磐，甚至出现了铜铃。陶埙仍是这一时期流行的原始乐器。在郑州大河村遗址发现的一件泥质灰陶埙，属于龙山文化早期的遗物。它还保留着仰韶文化陶埙的特征，有2个音孔。另外在山东潍坊姚官庄发现有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埙。

陶响球是屈家岭文化的主要原始乐器，并一直流行到其后的青龙泉三期文化中。不仅在许多遗址里都有发现，而且数量较多。1953年，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出土过许多表面饰有篦点纹的空心陶响球，有的还饰有彩绘。在湖北松滋桂花树遗址发现的屈家岭文化陶响球，表面的篦点纹交叉处并有小镂孔。京山朱家嘴遗址一次发掘就出土20　件陶响球，内装有至少15　粒以上的泥丸，有的响球直径已达8.5　厘米之大。在湖北圻春易家山遗址发现的19件青龙泉三期文化的陶响球，表面饰有圆圈、旋涡、圆点、三角及叶片等各种纹饰。这一时期，在我国其它原始文化中也发现有陶响球。1986年，山东日照东海峪遗址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陶响器（原称陶铃），泥质黑陶，器形中凸边薄，平面呈椭圆形，中空，内装7　粒泥丸，壁上镂有四个小圆孔。解放前在甘肃临洮马家窑和寺洼两个遗址均曾发现过马家窑文化的陶响器（原称陶铃），其中有一件泥质红陶馒头形，顶部有5　孔，底有4　孔，内装泥丸，与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所出仰韶文化陶响器形式相同。

陶铃发现不多。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陶铃，平面呈菱形，长约10　厘米左右，底部有2　孔，系穿孔悬挂用，表面饰有锥刺纹。类似陶铃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也有出土。

陶鼓是何时出现的，尚不清楚，目前考古发现的实物多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乐器。1978年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几件"异型陶器"。它们是用泥质褐陶或灰陶制成，形似长颈葫芦，上有筒状长颈，下为圆鼓腹。这种陶器往往器形较大，一般七八十厘米长，最大者竟等同人身高。它们往往出土于大中型墓中，与石磬、鼍鼓成组地同出。据考证，这就是古文献记载以土为匡，冒以生革的土鼓①。这样的陶鼓在陶寺遗址发现了6　件，其中4　件保存完好，其年代大多属于早期龙山文化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碳14　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前2400年。解放前在河南渑池不召寨遗址也出土过年代相当的类似陶鼓；解放后在陕西武功浒西庄和商县紫荆遗址都发现过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鼓。特别是在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的多处遗址，如甘肃宁县阳坬、永登乐山坪、青海民和阳山等地还发现过半山类型或马厂类型的陶鼓，其中许多是彩陶鼓，这大概受当时当地彩陶盛行的影响。它们的形式与陶寺的稍有不同，其一头是喇叭形大敝口，另一头为小圆鼓口，中间是长直筒形。

木鼓，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木鼓系树干挖空制成，长约1　米余，一头大，直径过半米，一头小，直径不到半米，外壁绘彩，多以红色为底，再以白、黄、黑、蓝、绿等色绘图案。出土时木胎已朽，彩皮剥落卷起，与漆皮相似，但从彩皮可辨出器形。鼓腔内常见散落的鳄鱼骨板。据考证，当系古文献中记载的蒙有鳄鱼皮的鼍鼓。这个发现为中国商周时期重要礼器鼍鼓提供了最早先例。

石磬是中国传统的古老乐器之一。最早的石磬在龙山文化早期即有发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与陶鼓和鼍鼓同出的就有石磬，系青灰色石灰岩打制而成，表面布满打制的石片疤，上端两面对钻一孔，可以悬挂，长近1　米。类似石磬在山西闻喜也有发现。

铜铃是这时新兴的原始乐器。1983年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座规模不大的墓中，出土过一件菱形小铜铃。经测定为红铜铸造器，含铜量97.8％。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红铜器，不仅为早期铜器的冶铸，也为铜乐器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物证。

考古发现的这些原始乐器，提供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乐舞的真实情景。大型乐器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新成就，以陶鼓、木鼓（鼍鼓）和石磬为代表的大型乐器是原始乐舞发展的实物证据。很可能，当时的原始音乐和原始舞蹈正开始形成独立的艺术门类。由于原始音乐中的节奏性加强了，所以出现了这些大型的打击乐器。铜铃的出现，更增加了音乐的表现力。这些都说明，当时原始乐舞的内容更加丰富，表演水平更加提高。据古文献记载，当时已有了九段《箫韶》的著名乐舞，同时产生了具备音乐专长而在古代享有盛名的历史人物--夔，被音乐史家誉之为中国最早的音乐家①。

①　高天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鼓辨析》，《考古学报》1991年2　期。

①　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4　页。夔的音乐活动最早见于《尚书》记载：舜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粟，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尧典》）夔又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皋陶谟》）。

这两段文字的大意是：舜帝叫夔掌管乐舞之事，去教导那些年轻人，要他们为人正直而温和，气量宏大而庄重，刚强而不暴虐，简朴而不傲慢。诗可以表达志向，歌可以吐露心声。但曲调要根据咏唱的需要，音律要配合声调的高低。乐曲应追求和谐，不要相互冲突、乱了次序。这样才能沟通神与人的关系，使之融洽。夔说：好啊，让我敲起石磬，大家装扮成各种野兽的样子率相起舞吧！夔还说：摇响鸣球、敲起石磬、弹奏琴瑟吧，放开喉咙歌唱吧。祖先的灵魂来了，贵宾各就其位，诸侯国君互相谦让着坐下了。吹起管，敲起鼓，开始打柷，最后敲敔，中间用笙和钟来伴奏。化妆的野兽跳得多么欢畅，《箫韶》九段奏毕，凤凰展翅而来。这两段话不仅反映了原始乐舞在教化和祭祀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描绘出一幅原始歌舞的生动画面。结合以上考古发现的原始乐器，不正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远古时代颇具特色的人类精神文化生活吗？

在这时的彩陶图案上也有更真实的原始舞蹈画面。1978年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一座马家窑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绘有舞蹈图案的彩陶盆，盆的口沿及内外壁都绘有黑彩花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陶盆内壁上部画有三组相同的五人舞蹈图，每组五人面向一致，排列整齐地牵手而舞，每个舞蹈者两腿略呈踏舞状，头上系着像发辫一样的带子，身后还有一条尾饰，都随之在整齐地摆动。每组舞蹈图之间以平行曲线花纹相隔，整个图案下面画有四道平行线纹。不管这件舞蹈图案反映的是欢庆舞、丰收舞或祭祀舞，它都真实地表现了马家窑先民生动活泼的群舞形象，仿佛再现了古文献记载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场面。

5。华丽的人体装饰品高贵华丽的人体装饰品，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艺术发展的重要特点和内容。这时，虽然陶、石、骨、蚌类的原始装饰品仍在使用，但考古发现最多最常见的却是以美玉和象牙等贵重质料制作的装饰品，做工之精细，使用量之大，都是前所未见。这些装饰品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原始艺术的发展水平，而且还反映出氏族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最能代表这一时期人体装饰艺术的是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发现的精美玉饰。

山东龙山文化的玉饰，主要有玉环、玉簪、玉珠、玉鸟形、鸟头形饰等。在胶县三里河遗址就出土过以鸟形、鸟头形和玉珠等配合组成的成组玉饰。1989年，在临朐朱封山东龙山文化大墓（第202　号墓）又发现玉冠饰和玉簪①。

玉冠饰，系由两件组合而成。上面一件是乳白色扇形玉雕饰，整体镂孔透雕，再饰以阴纹线刻，玲珑剔透，两面还各镶嵌有两颗绿松石小圆珠；下面一件为墨绿色玉，形似圆柱体玉笄，通体有减地凸雕的竹节状旋纹，一端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7　期，第587-594页。

尖，另一端与白玉饰镶接在一起，通长23　厘米。

玉簪，为乳白色玉立雕而成，呈半透明状，一端为尖，另一端有卷钩柱顶的笄帽，其上共浮雕三个人面像，通体打磨光洁，长约10　多厘米。

这两件玉饰看起来异常华丽高贵。与之同出的，还有绿松石坠饰、串饰等，尤其是在头骨左侧发现了980　多件绿松石薄片，大小仅几毫米，也应是一种头饰，非常引人注目。

良渚文化的玉饰，数量之多已达惊人的地步。1986年在浙江余杭县反山遗址发现了11　座良渚大墓，出土玉器以单件计算多达3200　余件，占全部随葬品的90％以上，最多的一座墓出有170　件（组），共计511　件玉器①。属于装饰品的，除前述玉雕艺术已介绍过的外，还有玉环、玉璜、玉佩、玉冠饰、玉带钩、玉锥形饰及各种玉珠、玉管等组成的串饰。玉环有臂环和腕镯之分。玉璜和玉佩也有大小之别。玉锥形饰大多呈集束状放置在头骨上方，看来是一种类似于发笄的头饰，少则3　件一束，多则6、7　件，甚至9　件一束。玉珠大如铜钱，小如豆粒，有鼓形、束腰形、球形、半圆形等不同形状。玉管也有喇叭形、竹节形、束腰形、琮形等。由各种珠、管、坠等组成的串饰都是成组成串地出土，每一串都由数十颗、上百颗珠、管组成。其中16　号墓第97　件串饰由35　颗青色玉管串连组成，每个管长2　厘米、直径0.8　厘米；12　号墓第132　件串饰又是由68　颗白玉管并列串连组成。1987年在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又发现46　串玉管组成的串饰，其中最多的一串有玉管201件，还有13　串玉珠组成的串饰①。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中也出土许多玉饰品。以T27M2　为例，在人头右侧有玉珠9　粒；左肩附近有菱形玉饰1件，玉珠19　粒；右肩有玉珠3　粒；胸部有玉项饰1　串，包括玉珠47　粒，玉锥形饰6　件和玉管2　件，另有玉环、玉坠、玉锥形饰、玉靴形器各1　件；腰腹部及两侧有玉斧4　件，玉杖首、玉佩、玉纺轮各2　件，玉锥形饰3　件，玉璜1　件，玉管6　件，玉珠26　粒；下肢左侧及足下有玉锥形饰、玉坠、玉管各1　件，玉珠4　粒，总计有玉器144　件。

如此丰富而高贵的玉饰品，简直要把人从头到脚包裹起来，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它们却实实在在地反映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贫富分化的加剧，使原来平等的氏族成员逐渐形成奴隶主贵族和奴隶两大对立的阶级。少数奴隶主贵族掌握着大量社会财富，高居于氏族社会之上。他们把那些名贵又华丽的玉制装饰品，变成了显示其身份和地位的专用品。不仅生前挂满了全身，死后还作为随葬品继续占为己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氏族普通成员，不仅生前没有佩带玉饰或象牙雕装饰品的权利，死后也是一无所有。考古发现的大量成年死者墓中，没有任何随葬品的现象，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华丽的人体装饰品，只是氏族社会末期少数奴隶主贵族的装饰品。这时，人体装饰艺术的变化正是氏族社会分裂为阶级，即将解体的标志之一。6。城堡建筑艺术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氏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也给原始建筑艺术带来了新的巨大成就，这就是耸立在新的建筑材料和技术基础之上的城堡建筑艺术的出现。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　期。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　期，第49　页。石灰和土坯是龙山文化时代广泛应用的两种新型建筑材料。在龙山文化以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修建房屋，除了自然木棍和茅草之外，还谈不上有什么建筑材料。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发明了日晒土坯，认识并烧制出石灰，从而才有了两种最早的建筑材料。可以说，从这时开始才有了真正的建筑。龙山时期的房屋建筑，在考古学上称作"白灰面建筑"。它是在房屋内的居住面，以及内墙根处，都普遍地抹上一层白石灰面，使屋内显得洁白、干净、美观，而且还有防潮、防虫等作用。与仰韶时期的硬土面或红烧土面建筑相比，白灰面的应用，显然是原始建筑艺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这样的房子，在黄河中上游龙山文化中十分流行，河南龙山文化、陶寺龙山文化和客省庄二期文化的许多遗址里都发现有白灰面房子。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现了30　余座龙山文化的房子，地面一般都涂有白灰面，其中的6　号长方形连间房子，居住面上的白灰面多达5　层，表明经过多次修整和使用。在汤阴白营遗址晚期发掘的46　座房子，地面也普遍抹有白灰面。永城黑堌堆发现的一座残存4　间相连的方形房址，室内居住面也都是白灰面。后岗遗址同样也发现了许多圆形白灰面房屋。除白灰面房子以外，考古发现还有烧制石灰的窑、生石灰料和大量剩余的熟石灰，表明龙山时期的人们已经掌握了烧制石灰的技术。

白灰面房屋的出现，也为房屋内部装饰开辟了新开地。在陶寺遗址的白灰面上，发现有刻划的几何形图案。在山西石楼、陕西武功赵家来和浒西庄、宁夏固原等地的白灰面上，还发现有用红彩画的墙裙壁饰，表明建筑美已开始被人们认识了。

土坯，这种日晒干砖，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作用。考古发现表明，土坯的应用也是中国原始建筑艺术上的一个重要成就。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中已较多地使用土坯来建筑墙壁，在河南龙山文化的许多遗址里，都曾发现过土坯墙的房子。那时的土坯大小无一定规格，一般都比现在的土坯要大要厚。土坯墙比木骨泥墙具有更大的强度和耐久性。土坯的应用，不仅增加了墙体的载重力，同时，由于墙体厚度增加，房屋的保暖性也随之增强。

夯土建筑也是龙山文化时代普遍出现的新型建筑。把细腻的黄土经过层层夯筑捶打，使之变得更加坚固结实，这是黄河流域氏族先民首先发明创造的一种新的建筑方法。考古发现最早的夯筑建筑，是陕西蓝田泄湖遗址中仰韶晚期的一座房基的夯筑地面。这一发现表明，夯筑技术的发明至少已有5000年历史。龙山文化中，夯筑技术不但用来建筑地面，还用来建筑房基和墙壁。河南龙山文化的安阳后岗遗址里，就发现许多夯筑的圆形房屋，它们都建筑在一个比周围地面稍高的夯土台基上，有的台基夯筑多至五六层，然后在台基上挖槽或不挖槽筑墙，墙也是选用纯净的细土层层夯筑而成，室内地面都垫土后经过夯打。山东龙山文化的日照东海峪遗址中也有建筑在长方形夯土台基上的房屋。龙山文化的夯土建筑，为中国古代传统高台基建筑提供了先例。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宫殿都是建筑在高大的夯土台基之上，以显示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一传统正开源于龙山时代的夯土台基建筑。

夯筑技术的创造是氏族先民长期在黄土地上定居生活的必然产物，是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土建营造经验，在充分认识了黄土特性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它的创造是中国传统建筑工艺的一个重大进步，而它的普遍应用使得修建大型建筑，特别是城堡建筑成为可能。

新的建筑技术和新的建筑材料的出现，也促进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村落建筑的发展。这时的村落，面积一般都较大，居住时间较长。村落内房屋密集，纵横排列整齐，不见有中心广场，也没有处于突出地位的大型房子。村落里还有道路、水井、窖穴和窑场。村落外围一般都修筑有土围墙或石砌围墙，作为村落的防卫设施。在黄河中游各地还出现了窑洞建筑，陕西武功赵家来遗址的窑洞外修建有一圈夯土围墙，已具有今天仍广泛流行于黄土高原的窑洞形式。在南方许多地方仍然流行着干栏式建筑村落。村落附近还修建有大型土筑祭坛。1987年在浙江余杭县瑶山遗址发掘的良渚文化祭坛，就是一座用多色土堆筑的大型宗教建筑。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堡建筑。

1977年，在河南省登封县告成镇西约一公里的一个叫"王城岗"的台地上，发现了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夯筑城址。城址为东西并连两座，平面呈方形，周长约300　余米。城墙用夯土筑成，墙基非常坚固，仅墙基槽口就宽达4　米多。南墙基发现一处作城门用的缺口。城内中部和西南部较高地带发现大片夯土建筑遗迹，并有填埋人牲的夯土奠基坑。城内发现有青铜器残片和带刻划符号的陶片。反映出当时已有较高的文明水平。同年，在河南淮阳县发现一处龙山文化晚期城址。该城位于淮阳县城东南4　公里大朱庄西南一个叫"平粮台"的土台上，土台高出附近地面3-5米以上。城址平面为正方形，长宽各185　米，周长740　米，城墙残高约3　米多。采用小版夯筑法修建。在南北城墙上各发现城门一座，南城门两侧有对应的门卫房，系土坯砌墙。城内发现十几座土坯墙的高台建筑，并出有铜渣等冶铜遗物，还有多处榫口套接的陶排水管道，表明已有了城市排水系统。近年来，在河南郾城郝家台又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古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20　米，东西宽164　米，4　个城角保存较好。城内发掘出成排的房基，有的还铺有木地板。1992年在河南辉县盂庄发现一座面积达16万平方米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古城址。城址平面呈正方形，边长400　米。为中原地区发现的最大一座龙山文化城址①。

在黄河下游也有龙山晚期的城址。70年代，在山东寿光边线王村北发现一座有内外城的龙山文化城址，外城为圆角方形，边长约240　米，四面城墙中间各开一道城门。城墙夯筑而成，有的夯面上还铺有一层细沙，夯印有椭圆形和长条形两种，估计夯具多为河卵石或木棍。内城在外城中部稍偏东南，呈圆角方形，边长约100　余米，四面城墙中间也开有门道。城墙下还有奠基的人牲和牺牲。

近年，在济南附近的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又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城址。

城平面近方形，东、南、西三面城垣比较规整，北面城垣弯曲并向外凸，城垣拐角呈弧形。城内东西宽约430　余米，南北最长处530　米，面积约20　万平方米。城墙系挖基槽分层夯筑而成，四面墙基还完整地保留在地下。城子崖城址是迄今发现的这一时期最大的城址。新近，在山东邹平丁公村也发现一座面积为10　万平方米的方形城址，四周城垣比较规整，保存较好。

1992年，在长江中游南岸的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一座圆形城址。

城外有护城河。城的东南西北四面各有一座城门，把夯土城墙分为四段。城

①　《辉县盂庄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6日一版。内中央有数座巨大的夯土台基，至今保存基本完整。它的建筑年代上限为屈家岭文化中期，下限为屈家岭文化晚期，即距今4700-4000年之间①。这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座城址，它对研究中国城市和文明的起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龙山文化时代的这些城堡具有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有高耸的夯土城墙环绕，形成一道坚固严密的屏障；城内是面积巨大的建筑群，既有高大的夯土台基建筑，也有小型建筑，还有先进的建筑设施，城内建筑有统一的布局，构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群体；城外围绕着一条护城河，既可为城内提供水源，又起着城堡的防卫作用。不论从总体、结构和布局等方面看，这些城堡建筑都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村落建筑。在总体上，城堡表现出的是有一定规模的宏大气势。尤其是高大的夯土城墙，具有一种雄壮威严的建筑美，它既是城堡不可缺少的屏障，也是城堡的象征。如果说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结晶，那么城堡建筑的出现则是建筑艺术上的一个飞跃。它集中了当时全部建筑成就，是龙山文化时代最高水平的建筑艺术。然而城堡的出现却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城堡是氏族社会解体、国家产生的象征。

7。原始髹漆工艺髹漆工艺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文献中就有许多关于原始漆器的记载。《韩非子·十过篇》说，尧舜时曾用木头作食器，已"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大禹时代，又把漆器作为祭器，"黑漆其外而朱画其内"，这表明中国早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就已经使用了漆器。然而考古发现的事实却比文献记载的要早。新石器时代中期河姆渡文化中的漆木碗，就把中国使用漆器的时间提早到约公元前5000年左右。属于比河姆渡文化稍晚的马家浜文化的江苏常州圩墩遗址里也发现过喇叭形的漆木器。这些发现说明，中国漆器的起源是相当早的。继新石器时代中期原始髹漆工艺在南方萌芽以后，漆器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逐渐在中国普及并发展起来。

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中，许多遗址发现过彩绘漆器。如50年代在江苏吴江县团结村就曾发现过1　件良渚文化的漆绘彩陶杯。该县梅堰遗址也发现两件用金黄、棕红二色漆绘的彩陶器。在杭州水田畈遗址发现有两片良渚文化的漆绘陶片，一件在黄色底上绘4　条线的红色弦纹，另一件在黑陶上绘黄色弦纹，同时，在3　号墓的棺板上还发现有红色漆皮。在余杭县良渚遗址出土的黑陶片上也绘有朱色几何形花纹。这些发现表明，良渚文化时期，漆绘不仅广泛使用在木器上，而且还常常用在陶器上，成为一种漆绘彩陶。1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杭州余杭县反山遗址发掘的良渚文化墓地，有些墓中的棺木板灰上，有大片朱红色漆皮。随葬品中还发现数件涂朱嵌玉的漆器，许多制作较精致的泥质黑皮陶或石钺上常见涂有朱红色彩。1987年该县瑶山遗址良渚文化墓葬也出土为数不少的朱红色漆木器，许多还镶嵌有玉粒，仅用于镶嵌的玉粒就发现200　余颗。其中一件厚仅2-3　毫米的朱漆嵌玉高柄杯，虽木胎已朽，但通体内外所涂朱红色漆皮仍保持原状，表面还有光泽，能清楚地看出高柄杯美观的造型。引人注目的是，在杯身下还镶嵌一周椭圆形绿玉粒，红绿相间，富有锦上添花之妙，如此精美的漆器，在中国新石器考古中实属罕见。这些发现表明，早在四五千年前，中国南方

①　《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被确认》，《文物报》1992年3月15日一版。的原始髹漆工艺已经达到相当熟练的水平。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基础，才使中国南方，在经过商周时期以后，到战国至秦汉时期，终于在髹漆工艺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的髹漆工艺也发展起来。七八十年代考古学家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葬中，曾发现过数十件彩绘漆木器。尽管它们的木胎早已腐朽，但外表的彩绘漆皮尚清晰地保存着实物原形，可以看出的器型有：案、俎、匣等家俱；各种盘、豆、斗、勺、觚、杯等饮食器；以及木鼓、各种武器和工具类的木柄。这些木器一般都有彩绘漆皮，有的仅用红色，如俎、豆、觚、杯等；有的先以红色为底，再涂黄、白、蓝、黑、绿等色。图案花纹有条带纹、几何形纹、云纹、迴纹等。一件高约1　米左右、直径四五十厘米的木鼓，通体绘以红彩花纹。这就是中国古文献中所载祭祀时用的"鼍鼓"。长方形箱式木案上，往往在案面绘以红漆，再用白漆绘出边框。一件口径达六七十厘米，高二十余厘米的圈足木盘，也是通体施红彩，口沿面上绘有白色图案。有的木豆还在豆盘内用红、黄、白三色描绘出整齐对称的图案，显示出庄重豪华的特色。

陶寺龙山文化漆器的发现，表明黄河流域也有悠久的髹漆历史，证实了有关专家的论断，即最早产生的木胎漆器始于商代以前。漆树在中国古代北方地区也曾大量种植。陕西武功县境内的漆水河，就得名于古代两岸漆树林立。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条件，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出现漆器就不足为奇了。因此，考古学家在研究了陶寺龙山文化和商周与春秋战国的漆木器后指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存在一个与江淮流域漆器工艺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古代北方漆工系统①。而陶寺龙山文化的彩绘漆木器就开创了商、周漆器的先河，为中原地区商、周时期漆器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①　高炜：《陶寺龙山文化木器的初步研究--兼论北方漆器起源问题》，载《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6　页。

四、夏代艺术（一）夏文化的探索夏代（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的王朝。在原始社会末期，也就是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由于大禹治水有功，被推举为联盟的首领，于是大禹继天子位，立国称夏后氏。所以"夏者，帝禹封国号也"（《史记》正义注）。据《史记·夏本记》载，从夏禹至最后一个夏王桀共经历14　代、17　帝。整个夏代历时约472年（《竹书记年》）。但是，有关夏代的历史和文化，目前还是考古学上正在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自从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和殷墟考古的一些重大新发现证实了《史记·殷本记》所记述的商代历史以后，绝大多数史学家都肯定了夏代的存在，认为《史记·夏本记》所载的夏代历史并非妄说。然而，什么是夏文化，它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却需要考古学家进一步发现和证实。由于夏代正处在中国历史上从原始氏族社会解体到奴隶制确立，这样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所以，夏文化的探索，对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和文明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文献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在黄河中游一带。传说中的夏代都邑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大多都集中在以伊、洛河下游和颖、汝河上游为中心的豫西地区和山西南部的汾河下游地区。所以探索夏文化的工作也主要以这两个地区为重点。

目前，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是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而得名的二里头文化。从1959年开始调查发掘的二里头遗址，至今已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出土的大量陶、石、骨、蚌、玉等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以及居址和墓葬遗迹，都不断增加了人们对二里头文化的认识。特别是早期青铜器和大型宫殿基址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二里头文化的面貌，证实它已是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马、牛、羊等，农业生产已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社会内部有了分工，制铜、制陶、制石、制骨及木工等都已形成专业生产。同时，社会各阶级的等级差别，奴隶主和奴隶，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分化部十分明显，社会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

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的郑州附近和伊、洛、颖、汝诸水流域以及山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在这一范围内，目前已发现同类型的遗址近百处，文化面貌既不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河南龙山文化，也与郑州商代文化有别。从碳14　测定的数据来看，它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因此，不论在年代上还是分布地域上，它都同传说中夏人的时间和活动区域基本吻合。

二里头文化目前被分为早晚连续发展的4　期。值得注意的是，在它的晚期（即三、四期）出现了一些同商文化相近的器物。因此考古界对二里头文化性质的认识还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认为二里头一期是夏文化，二期以后属商代早期文化。

（2）认为二里头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代早期文化。

（3）认为二里头一至三期是夏文化，四期以后属商代早期文化。

（4）认为二里头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郑州商城才是商汤所都的西毫。

在这4　种意见中，第（2）和（4）两种代表了对二里头文化性质的两种主要不同认识。不管夏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全部或部分，学术界都主张把它作为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此外，以山西南部夏县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遗存，从年代和分布区域来看，也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它虽与二里头遗址属同一种文化范畴，但在文化面貌上有差异，考古界把它与二里头作为同一种文化--二里头文化的不同文化类型，前者被称为东下冯类型，后者称二里头类型。东下冯类型的发现为探索夏文化增加了新的内容。

由于夏文化还是一个正在探索的课题，所以有关夏代的艺术，也需要进行探索。

（二）夏代艺术的探索1。绘画与雕塑夏代的绘画艺术，目前在考古学上还没有发现直接的实物证据。书画，夏代肯定没有，因为当时尚未发明造纸术，夏代不可能有用于书画的纸张。帛画是否产生，也没有实物证据。中国真正的帛画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才出现，但帛画的起源应当还有更早的历史。壁画，在夏代应该有，因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了简单的壁画。夏代的绘画艺术可能主要是用于工艺装饰，从二里头和东下冯两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刻划花纹似乎说明了这一点。二里头晚期发现的陶器和陶片上的刻划花纹有龙纹、蛇纹、鱼纹、蝌蚪纹和人像等。龙纹有的周身有鳞，头上有眼睛，身下有利爪；有的又是一头二身的形式，龙头下饰有云雷纹，龙身下画着一只小兔，线条内还涂有硃砂，龙眼内填有绿色颜料。蛇纹有蜷曲的，也有两头一身的形式。刻划的线条流畅，手法熟练，表现了较成熟的装饰技巧。东下冯遗址中发现的陶器上所刻划的圆圈、圆点、涡纹等图案装饰也是如此。另外，在与夏代年代相当的一些边远地区考古文化遗存中，还常见彩陶和彩绘陶装饰艺术。如西北地区碳14　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中，就流行彩陶装饰艺术；东北地区碳14　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16　或17世纪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器上，也常见有红、黑、白几色描绘的云雷纹彩绘装饰。由此可见，夏代也会有用于工艺装饰的绘画艺术。夏代的绘画艺术，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规范礼教，"使民知神奸"（《左传》宣公三年），与原始氏族社会中的装饰艺术应有本质的区别。夏代的雕塑同绘画一样，目前也没有确定的实物证据。传说夏禹时代"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左传》宣公三年），似乎表现了夏代雕塑艺术的成就。二里头文化晚期确实发现了一些青铜铸器，虽然尚未见有鼎，但其中一些铸造精美的青铜器也具有较高的雕塑艺术水平。另外，二里头遗址也发现有一些陶塑、石雕和玉雕制品，也许多少可以反映出夏代的雕塑艺术成就。二里头的陶塑仍以作陶器盖钮或把手的装饰为主，用立雕或半立雕方式表现羊头、狗、鸟、鱼、龟、蛤蟆等动物形象。如一件环耳把手上塑出一个独立的羊头，突出表现了羊的嘴和角，造型小巧，生动有趣；鱼是小型立雕作品，龟和蛤蟆又是半立雕，蛤蟆塑造的形态肥胖，背部还戳印着密集的小圆圈，给人一种真实感。

石雕发现不多，主要是用于小件装饰品。如一件羊头石杵形饰，在上端用浅浮雕形式雕出一个羊头，突出表现了羊的弯角，省略了眼、耳、鼻等细部，造型简练。

玉雕主要是一些玉质礼器，有琮、钺、圭、璋、戈、柄形饰、斧、七孔刀及绿松石饰等，形式规整，制作精细。玉戈的边刃和尖刃锋利。玉钺中间雕出一个规整的大圆孔，顶端是圆弧形，刃端略宽，呈五角边形，两侧边缘还雕有冠状齿花。最精的是一件柄形饰和牙璋。柄形饰被雕成四方柱的竹节鞭形，带柄共分6　节，上面雕有人面纹、花瓣纹和弦纹装饰。人面纹共5　组，以玉柄的四楞为中心线，两侧面各雕出半面人面，组合成完整的一个人面，表现了较高的雕塑技巧；柄头一节浮雕兽面纹，雕刻技法采用了较先进的勾撤技术。牙璋长40　厘米，立刀形，有孔，柄与身连接处两侧雕有细小的齿牙。《周礼》中有"牙璋以起军旅"之说，也有人把牙璋解释为合符，认为两符之牙能对合。

二里头的这些玉器，玉刀和玉圭同龙山文化的玉器有直接联系，玉牙璋带有山东龙山文化铲形器的影响，玉琮则受良渚文化的影响。其玉器以出齿的方式为典型特征，开创了商代玉器出齿的先例。

2。早期青铜艺术青铜器的出现和使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像石器和陶器的出现一样，青铜器的出现也是划时代的重要标志。在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上，继石器时代之后就是青铜时代。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所以，青铜器的使用是文明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之一。

青铜的优越性首先在于它的硬度大。红铜的硬度为布林氏硬度计的35度，加锡5％以后，其硬度就提高到68　度；加锡10％，再经过锤锻，硬度可增至228　度①。其次，青铜熔液流动性能好，凝固时收缩率很小，因此能够铸造出刃部锋利，轮廓分明，花纹纤细的器物。第三，青铜的化学性能稳定，可以长期使用保存，用坏后还可以回炉重铸。正是由于青铜具有这些优点，才被广泛用来制造各种生产工具、武器和生活用品等。而青铜器一旦在生产和生活中被广泛应用，就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也进入到一个新时代--青铜时代。

中国进入早期青铜时代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的许多遗址中都曾发现过冶铸的铜器、铜渣或炼铜用的坩埚。属龙山文化的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就曾发现铜锌合金锥；栖霞杨家圈遗址也出土过一件残铜锥和不少炼铜渣及孔雀石一类的炼铜原料。在河南龙山文化中，50年代在郑州牛砦和董砦遗址出土过炼铜用的坩埚；70年代在临汝煤山遗址发现了铜渣和坩埚残片，坩埚上还保留着六层铜液痕迹；淮阳平粮台遗址中发现过炼铜留下的铜渣；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了一件据说是铜鬶的残片，上面有合范缝的痕迹，经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冶金史研究室进行金相及电子扫描显微分析，是含锡7％的青铜制品。在马家窑文化中，甘肃东乡县林家马家窑类型遗址和永登蒋家坪马厂类型遗址都发现过青铜小刀。在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多次发现了青铜或红铜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包括刀、斧、凿、匕、锥、钻头、指环及镜等物品，制造方法有冷锻的，也有冶铸的。这些发现表明，龙山时期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与夏代的时间相衔接。从考古发现的事实来看，豫西晋南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是典型的青铜文化。在二里头和东下冯遗址均发现有冶铜作坊遗迹，其中有铜渣、铸铜用的

①　李先登：《商周青铜文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陶坩埚和石范等。虽然发现的青铜器数量不是很多，又都出自二里头文化的晚期，在时间上处于夏商的临界点，但它们的出土，正是夏代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重要标志。当时已有生产工具、武器、容器和乐器等不同种类的青铜器。生产工具是一些小型的锛、凿、刀、锥和鱼钩；武器包括戈、戚、镞；酒器有爵；乐器有铃等。这些早期青铜器，制作规整，器壁厚薄匀称，爵和铃并采用了较先进的复合范铸造。曾用电子探针方法对青铜爵作过定量分析，测知铜锡的合金成份为铜92％，锡7％①，已属典型的青铜器。

作为酒器的青铜爵，实际上也是一种青铜礼器。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表面粗糙，既无铭文，也无纹饰，具有早期青铜礼器的特点。从艺术造型的角度看，它的器形也很优美。其基本形式是敞口、偏体、束腰、平底，阔叶形的敞口上有窄而长的流和短平尾，无柱或仅有柱的雏形，平底下的三足有长短两种，长足为三角尖锥形，短足是三角段状，整体具有舒展大方的形式美和曲线美。从铸造简单的工具和武器，到铸造容器和礼器，不仅是铸造技术上的一个进步，也是青铜造型艺术的一个重大发展。中国古代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体，青铜礼器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主要特征。二里头文化中青铜礼器的发现，表明中国历史已进入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

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牌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一件直径17　厘米的圆形铜牌饰，厚仅0.5　厘米，正面用61　块长方形小绿松石片镶嵌一周，中间用绿松石块镶嵌两圈，每圈13　个十字形图案，十分精美。另一件盾形兽面纹铜牌饰，中间略有束腰，正面用大小形状不一的绿松石片镶嵌成浮雕式的兽面纹，图案组合十分精巧，共用绿松石片200　余片。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镶玉"艺术品，也是夏代青铜器装饰和镶嵌工艺的杰作。

总之，从夏代开始中国有了早期青铜器艺术，成为艺术史上最重要的新成就。中国的青铜器艺术之所以能在商周时代达到顶峰，就是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夏代的早期青铜器为商周时代青铜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音乐与舞蹈关于夏代的音乐和舞蹈，在古籍中曾记载着许多传说。《吕氏春秋·古乐篇》就有大禹治水成功以后，命皋陶创造《夏龠》这一著名乐舞，以此来歌颂自己治水之功的记载："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夏龠》九成，以昭其功。"龠是一种吹管乐器，《夏龠》乐舞是一边吹龠一边跳舞。后来，这一乐舞一直流传到周代，在周代表演时，舞蹈者要头戴皮帽，光脊梁，下穿洁白裙子，还带有原始社会质朴无华的装束。它显然是一种由原始的庆功舞演化而来的乐舞。

到启继位以后，原始乐舞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专门供人欣赏娱乐的音乐和舞蹈。据《竹书记年》载："益干启位，启杀之。九年，舞《九韶》。"《山海经》也记载："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与九歌以下。"（《大荒西径》）"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海外西径》）这些文字是说启继位后不久到天上去作客，天帝用天宫乐舞来招待他。夏启于是学会了九辨和九歌，就把它们带回人间，在大乐之野举行了演出，启乘坐着两条龙驾驶的车子，车上张着三层云盖，左手拿着羽仪，右手握着玉环，打扮得整整齐齐，兴高采烈地欣赏着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24　页。这一精采的表演。实际上，《九韶》传说是尧舜时代的著名乐舞，到夏启时代，它的舞蹈部分发展成"九辨"和"九代"，而音乐部分发展成"九歌"。这里暗示着原始乐舞开始分家，有了各自独立的音乐和舞蹈艺术。并且，随着奴隶制的建立，音乐和舞蹈艺术逐渐变成供新生的奴隶主阶级享乐的一种艺术。

正是由于有了专供娱乐的音乐和舞蹈艺术，传说中的启才是一个爱好声色，耽于享乐的统治者。墨子说他淫溢康乐，狂饮奢食，过度地作乐兴舞，只知道自己享乐，老天爷不保祐他，地上万民也不满意（《墨子·非乐篇》）。夏启之后，其子太康也是一个酒色之徒，后终破后羿所逐。太康的5　个兄弟把这一事件的教训编成歌子，说他嗜好音乐，酗酒淫乐，是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尚书》五子之歌）。夏代最后一个国王桀，享乐腐化程度更加严重。传说他的宫中专门为他唱歌跳舞的乐女就有3　万人，淫乐之声震响全城（《管子·轻重甲》）。所以，我国历史上称夏代的音乐为"侈乐"。夏桀的荒淫无度，劳民伤财，最终激起了百姓的怨恨。《尚书·汤誓》记载，当时人民用歌谣咒骂他："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意思是，你几时灭亡，我情愿跟你一起灭亡。这种发自人民内心的诅咒也就是宣告夏王朝行将覆灭的送葬曲。

当然，统治阶级对音乐、舞蹈艺术的追求，在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音乐和舞蹈艺术本身的发展。随着宫廷乐舞的逐步扩大，新的音乐和舞蹈，新的乐器不断出现，使夏代的音乐舞蹈艺术不论在质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大大超越了原始乐舞。《吕氏春秋·侈乐》载，夏桀时的乐器已有大鼓、钟、磬、管、箫等。同时，宫廷乐舞和民间歌舞开始分野，民间歌舞逐步发展起来。而且，随着夏王朝与周边原始部落的交往不断扩大，各地不同的音乐舞蹈艺术的交流也开始发生，东夷到中原来献舞祝贺（《竹书记年》），就是这种交流的证明。所有这些都对音乐舞蹈艺术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根据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来研究夏代的音乐舞蹈艺术，因夏文化还处在探索阶段，目前还是一个薄弱环节，不过从二里头文化晚期发现的一些乐器中，仍能窥见夏代音乐艺术的一斑。二里头文化晚期发现的乐器有铜铃、石磬、陶铃和陶埙几种。

铜铃二里头遗址发现一件单翼铃，体形较小，器壁薄，椭圆形大口，小平顶，顶部有半环形钮。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乐器。

石磬在二里头和东下冯遗址均有发现。以东下冯一件最完整，由细砂岩打制而成，表面布满大石片疤，扁体，略呈三角形，上部对钻一悬孔，敲击声音清脆。

陶铃二里头出土两件，形状大小如铜铃，但无扉，也可能是玩具。

陶埙在二里头曾发现过，橄榄形，中空，一端有一吹孔，壁上有音孔，吹之有声，具有较原始的形态。

这些乐器，既有古老的原始陶埙，也有较先进的青铜铃，与夏代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国家的过渡时期相一致。青铜铃和石磬是两种礼器，它们是祭祀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乐器，也具有夏代的时代特征。虽然还不能肯定它们就是夏代的乐器，但是随着今后田野考古的发展，对夏代音乐和舞蹈艺术的认识一定会越来越清晰。

4。宫殿建筑艺术二里头晚期发现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1　号和2　号宫殿基址，是探索夏代建筑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1　号宫殿基址位于遗址中部的一个略呈方形的大型夯土台基之上。这个台基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夯层薄而均匀，每层厚约4-5　厘米，夯筑得相当坚硬。台基东西长108　米，南北宽约100　米，总面积10000　多平方米，高出周围地面近1　米。台基边缘还发现了用料薑石铺垫的硬面和路土。

宫殿基址在台基之上北部正中间，是一座坐北朝南的长方形高台建筑。

高台基系夯土筑成，东西长36　米，南北宽25　米，其上成长方形排列有22个大柱洞，构成一座面积达300　余平方米的雄伟宫殿。每个柱洞直径约0.4米，底部垫有柱础石一块。出土物中未见用瓦的迹象，只有少量木柱的灰烬和草拌泥块。结合文献推测，这是一座面阔8　间、进深3　间，木骨为架、草泥为皮，四坡出檐的大型木构殿堂。

宫殿正南约70　米，在夯土台基南部边沿中间，还有一座大门。门基宽34　米，上面整齐排列9　个大柱洞。推测这是一座有8　个门洞的牌坊式大门，或是有东西塾的穿堂门，门外有2　米长的斜坡式台阶。

大门的东西两侧，沿着夯土台基的四周，有一圈廊庑式建筑遗迹。从遗留的柱洞和墙基来看，廊庑的形式四面不完全一样，西侧的廊庑作一面坡式建筑，其余三面都是中间起墙，两面坡的形式。这圈廊庑的设置，构成了一个以中间的殿堂为主体建筑的大型庭院，使这座由殿、庑、庭、门组成的宫殿建筑结构合理、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形成一个颇为壮观的建筑群。

2　号宫殿基址位于1　号基址东北约150　米处的一个夯土高台基上，形制与前者近似，但面积较小。同样是由大门、廊庑和中心殿堂组成的一组建筑群。不过中心殿堂稍大一点，面阔为9　间，进深仍为3　间。庭院里地下铺有陶排水管道，可以把积水排出去。中心殿堂后面是一座大墓，与庭院大门南北对应，该墓早年被盗空。1、2　号宫殿建筑之间还有石板或卵石甬路相通。二里头遗址的这两座宫殿建筑有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是正方向的方形庭院，其中又以坐北朝南方形高台殿堂为主体，周围围绕着一些附属建筑。在形式上具有宏大规整的风格，在结构上，主附搭配，相互对应，形成一个布局严密的统一整体。其柱础石、卵石路面、陶水管道等都体现了先进的建筑工艺。夯土高台建筑继承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夯土台基建筑的传统；而院落式的布局结构又为此后中国传统建筑所长期采用。它所具有的早期宫殿建筑特征，开创了中国后来历代统治者宫殿建筑的先河。

宫殿建筑作为为统治阶段服务的建筑艺术，除了要求最大限度地满足统治者的物质生活要求外，还要反映出他们的高贵、尊严，显示统治者的权威。仅以1　号宫殿的台基建筑为例，据统计所用夯土的总土方量即达20000　立方米以上，至少需要十余万个劳动日①。若加上挖基、垫石、盖房等工序，其所需劳动日当以数十百万计。这样巨大的建筑工程，在原始氏族社会中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在阶级奴役制度下，通过国家这个强制机构征集劳力，实行强制劳动才有可能办到。虽然目前还不能肯定二里头的这两座宫殿建筑就是夏代的宫殿建筑，但它们都为探索夏代的宫殿建筑提供了重要的物证。据古文献记载，"夏桀作琼宫瑶台，殚百姓之财"（《竹书记年》），二里头这两座宫殿建筑，似乎反映了这一残酷的事实。

①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　页。五、商代艺术商代（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也是中国古代奴隶制艺术大发展的时期。

相传，商原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部落。始祖名契，其母简狄吞吃玄鸟蛋而生。《诗经·商颂·玄鸟》篇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说法，可能商本来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原始部落。发展到第十四代汤时，定居在亳①，商人才逐渐强盛起来，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有很大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尤为发达，"商人"的名称也由此而来，成为东方一个强大的部落。此时正值夏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夏朝最后一个国王桀更加凶残暴虐、荒淫腐朽，促使奴隶和平民奋起反抗，各方国部落也众叛亲离。这给了商汤以可乘之机，终于一举推翻了夏王朝，继夏之后统治中国。商汤建国以后，曾多次迁都，从汤传至第十代第二十王盘庚之时，把国都迁到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史载，自盘庚至纣，凡273年更不徙都。自汤至纣，商代共传了17　世31　王，约600余年，终于被西周代替。

商代在中国青铜时代初期步入历史舞台，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促进了奴隶制度的大发展。在空前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各种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建筑、及各种工艺等，都发展起来，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成就。

商人崇尚鬼神，商王更是事无巨细都要求神占卜，借助神权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因此商代艺术充满狂热的宗教意识，不论哪种艺术形式，大多表现出神秘可怖的形象，具有一种神圣的威严和狞厉的美①。商代的艺术，既是奴隶制大发展的产物，也是维护奴隶制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它所取得的成就也给后来西周艺术以巨大影响。尤其是商代青铜器艺术，不仅被西周青铜器艺术所完全继承，而且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不可再得的瑰宝，在世界古代青铜艺术中独树一帜。

（一）绘画与雕塑商代，绘画艺术有了更大发展。这时，黑色和朱砂颜料的普遍使用，为绘画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考古发现甲骨文上已有填朱砂的卜辞，有的直接用朱砂书写，安阳小屯苗圃北地出土的陶片内壁上已有朱书，妇好墓并出土有专门研磨和调制颜料的玉臼、玉杵及玉调色盘，表明已有了专用的调色工具。

但是，商代的绘画艺术仍不可能有书画。绢画和壁画可能是其主要形式。绢画是纺织品发展的产物。商代的纺织品已有多种多样。妇好墓出土的大约50　余件青铜礼器表面，都粘附有纺织品残片，有的是单层，有的则为多层。虽然面积不过几平方厘米，但据鉴定，已有麻织物和丝织物等不同种类。它们以平纹组织者为多。丝织品最密的每平方厘米有经丝72、纬丝26　根，已是相当细密的纺织物，完全可以用于绘画。五六十年代，安阳大司空村南

①　关于亳的具体位置，自古以来有许多不同说法。大致有如下四种意见：南亳，即今河南商丘县；北亳，即山东曹县；西亳，今河南偃师县；杜亳，在陕西长安。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2-40　页。

地301　号墓出土过一件粗麻布残片，长约33　厘米，宽19　厘米，上面有用黑色线条勾画的类似饕餮纹图案。在殷墟西区和小屯附近发掘的有木质棺椁的中小型墓，常见在棺椁上覆盖有彩绘的画幔一类织物。妇好墓也发现有用朱砂涂染的平纹丝（绢）织物。在洛阳发掘的商墓中，发现有布质的画幔，还能看出上面有用黑、白、红、黄诸色绘成的几何形纹饰。这些发现表明商代晚期不论是殷王室还是中小奴隶主贵族的墓葬可能都已用了绢画。虽然绘制的还主要是装饰图案，但已开创了帛画艺术的先例。

商代的壁画考古学上也有少量发现。1975年，在殷墟发掘了两座建筑遗迹，在白灰面墙皮的残块上，发现有用红色粗线条和黑色圆点组成的图案，证明商代建筑物上也用壁画装饰。

此外，在上述建筑遗迹中还发现有漆绘黑皮陶，有的是在肩部绘以红色细线的云雷纹，有的是在腹部绘以红色粗线的三角形图案，内填以钩连云雷纹和饕餮纹的一只眼，这说明商代的绘画艺术也用于工艺装饰。商代，不论是绢画、壁画，还是漆绘黑皮陶，都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艺术。

商代的雕塑艺术十分发达。尤其是青铜礼器的雕塑，表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其它雕塑艺术形式有陶塑、骨雕、象牙雕、石雕和玉雕。

陶　塑商代的陶塑没有多少引人注意的独立作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时的陶塑主要用之于制作铸造青铜器的范模，从而转化成了青铜器艺术。从考古发现的大量陶范内壁上都有精美的雕刻，就可以证明商代的陶塑艺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1958年，在安阳西郊王裕口村出土了一件人面陶范，把人的面部特征雕塑的非常清楚，上额有稀疏的头发，颧骨突出，下颌尖，眼、口、鼻形象逼真。尤其是青铜器的陶范都经过严密的造形设计，往往一件器物要用两块、三块、四块、五块，甚至八块、十块范模才能成形。表明商人已能根据器形特点来分范铸造，很好地掌握了对形体的分割技巧。

商代也有独立的陶塑艺术品。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出土过一些陶塑，有跪坐人像、人头像、虎、龟等题材，但都残破不完整。跪坐人像是手扶膝的跪坐式，手上阴刻6　道线表示手指。人头捏塑在陶器的盖钮上，眼和嘴雕空。虎作匍伏状，眼、鼻、口、牙均用线刻。龟的背甲造型毕肖，边缘用阴线划一周，其上划有方格纹；类似泥质龟，在郑州商代遗址中发现不少，也有背甲刻六角形的。泥龟的发现，与商人迷信，多用龟甲占卜的风俗有关。此外，还发现有陶羊头、鱼、猪等陶塑品。

在安阳小屯的窖穴中发现的三件陶男女奴隶俑，是商代晚期最重要的独立陶塑人像。这三件奴隶俑，虽然雕塑技术还嫌粗糙朴拙，但已能形象地反映当时奴隶受压迫的内心情感。一件男奴隶俑双臂被反缚，脖子带着枷锁，但却表现出昂首愤怒的反抗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奴隶社会的阶级关系。同时，男女特征区别明显，说明已能很好地掌握人的外形特征。

此外，在一些中小奴隶主墓葬中发现的陶器上，也雕塑有人头和牛、兽、鸮等动物头像，如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一件商代晚期的器盖上，对称浮雕出4　个人头，人的双眼和嘴用阴线雕刻，是一件难得的陶塑艺术品①。骨　雕

①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1　原始社会至战国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图版四七。

商代的骨雕艺术仍主要用于工艺装饰。除装饰品外，也常见于骨制工具上。以妇好墓所出为例，骨雕的主要题材有人、虎、穿山甲、凤鸟、龟、蛙和雕花等，均是小型作品，但大多数集线刻，立雕和透雕于一身。

人像　系一件圆雕品，雕刻简单草率，眼用小绿松石圆片镶嵌，鼻作圆柱形凸起，手臂内屈，头顶有一孔可悬挂。

虎　似青铜纹饰中的虎，方头、大耳、长卷尾，背部有齿状脊。形象有神秘感，可能系骨器的柄。

穿山甲　系刻刀柄，雕刻精细，体似穿山甲，身上浮雕出整齐的甲片，有齿状背脊，头似猪，以小圆孔作眼睛，巧妙地利用刻刀器身作穿山甲尾。凤鸟　系刻刀柄，雕刻精细，凤鸟为高冠鸡喙，以小圆孔为眼，宽尾下垂，短足四爪，站立于刻刀上，从冠至尾边缘刻有锯齿，通体线刻鸟羽。龟　为刻刀柄，作爬行状，圆形龟背，上刻蟠龙纹，头较大，尾与刀柄相连，设计巧妙。

蛙　系立雕装饰品，作爬行状，屈肢鼓腹，眼镶嵌绿松石小圆片，雕刻细腻。

雕花骨片　骨片上刻满兽面纹，以圆形镂孔为眼，浮雕有眼、嘴，配线刻云雷纹。

此外，妇好墓所出的骨梳、骨匕和骨笄柄的雕刻都十分精美。

象牙雕妇好墓所出的3　件象牙杯及雕花残片，代表了商代象牙雕艺术的精湛技艺。象牙杯有夔鋬杯和带流虎鋬杯两种。前者成对出土；后者仅一件，均堪称商代牙雕的杰作。

夔鋬杯　杯身为整段象牙制成，呈喇叭口筒状，高约30　余厘米，口径10　厘米左右。齐口至近底处安有片状夔形鋬作把手，由小圆榫卯结合。夔鋬上立雕有兽头，杯身通体雕刻繁缛精细的花纹，从上至下分别为带状饕餮纹、大饕餮纹、大三角纹、对称的倒夔纹和带状变形夔纹。线条密集纤细，凡粗线和饕餮的眼、鼻、口之处均镶嵌着绿松石，制作十分精美华丽。

带流虎鋬杯　系用整段象牙制成圆筒形杯身，杯口有宽大的长直流，大小与夔鋬杯相近。齐口至底安有片状鋬，鋬下部浮雕有虎，杯身通体雕刻多层饕餮纹，纹饰细密繁缛，虽未镶嵌绿松石，但也精美异常。

石　雕石雕艺术是商代雕塑艺术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时，石雕已广泛应用于奴隶主贵族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在日常生活祭祀、丧葬和建筑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一些精美的石雕艺术品。其中，作为礼器的石质器皿的出现，是商代石雕艺术的一个新成就。此外，主要的石雕题材，仍是人像和各种动物。

殷墟妇好墓出土了多件用作礼器的石质器皿，包括豆、盂、瓿、觯、罍、罐等。其中除罍和罐形体较小，不宜作实用器外，器形较大的豆、觯、瓿等都具有实用性，雕刻也十分精湛，均系白色大理石雕成。造型与青铜礼器相似，器表装饰有线刻或浮雕的饕餮纹、云雷纹、虎纹和三角纹等图案。这样的石质礼器只发现在商代王族墓葬中。

石雕人像发现不多，且大多残破。但也能看出已有熟练的表现技巧，对人物的各种形态特征刻划得生动传神，有的还对衣饰做了详细描绘。目前所见主要有如下五件。

跪坐人像　妇好墓出土，为商代石雕人像中最完整一件，双手扶膝作跪坐状，头部雕刻最细，发向后梳，头顶戴圆箍形束发器，眼用线刻，眉、鼻、口均浮雕。

仰首箕坐人像　传出安阳四盘磨，双手后撑作仰首跪坐式，人物轮廓清晰，形象别致，身上刻满云雷纹。

跽坐人像　安阳侯家庄西北岗第1004　号或1217　号墓随葬品。头残，双手扶膝作跪坐状，身着华丽右衽服饰，衣长盖膝，腰束宽带，足穿翘尖鞋。蹲坐人像　安阳侯家庄第1004　号墓出土，残，双手抱膝蹲坐。

抱膝人像　安阳小屯出土，残，其上雕有衣饰花纹。

动物石雕是数量最多的作品。有大型和小型之别。前者多用于建筑装饰或祭祀与随葬品，后者多用于装饰品。大型石雕，如安阳侯家庄出土的石鸮，作直立状，大圆眼、短勾喙，尾下垂与双足鼎立，以支撑全身，设计巧妙，通体刻云雷纹，象征羽毛，既有一种神秘莫测的真实感，又显出浓厚的装饰趣味。妇好墓出土的石鸬鹚，作匍伏状，勾喙长而下弯，紧贴前胸成弧形，长尾下垂内卷，通体饰线刻花纹，十分精美。小型石雕有牛、熊、虎、鸟、蝉、龟等，它们轮廓清晰，通体磨光，造型生动。

另外，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所出的礼器石边璋上阴刻线纹的图案，不仅是商代晚期石雕艺术的杰作，也是一幅含义深刻的精美图画艺术品①。石边璋长约55　厘米，宽仅7-8　厘米，呈上宽下窄的薄片形，在射部（即上部）和柄部（即下部）两面均阴刻着两组相对的线雕图案。每一组又包括五幅图画，每幅之间由两条平行线相隔：第一幅由两个身材、姿势、衣着相同的人物组成，人头戴平顶冠，双耳戴有铃形挂饰，双手相握于腹前，身着长衣，脚上似穿尖头高翘鞋。

第二幅在第一幅之下，刻划着两座大山，大山两边各有一只握拳的大手，拇指按在大山上，两山之间刻划着一个符号。

第三幅在第二幅之下，由勾连云雷纹组成，把一、二和四、五幅图案分隔开。

第四幅与第一幅相似，由3人组成，但人头戴山形高帽，双膝跪地，此外与第一幅相同。

第五幅也与第二幅相似，由两座大山组成，不同的是，山两侧各立一枚牙璋，而山之间有一钩状物。

五幅图案似构成了上下两幅内容相近的图画，或者五幅图案组成一组完整的图画。这件石边璋上，两面上下共有这样四组相同的图画。虽然我们还不了解这些图画的意义，但它们都是商代晚期绘画艺术和雕塑艺术成熟的作品。

玉　雕玉雕是商代雕塑艺术的主要代表之一。其数量之多，流行之广，个体之大，制作之精，堪与青铜器媲美。1963年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发掘出土的商代前期的大玉戈长达92.5　厘米，是目前所见商代最大的玉器。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后仅在殷墟发掘出土的玉器就有1200　件以上①，1976年发掘的妇好墓竟随葬玉器达750　件之多。此外，在殷墟周围的一些中小型墓和其它各地的商代墓葬中均发现有不少玉器。但以殷墟，特别是妇好墓所出玉器最有代表性。

①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5　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商代玉器的色泽瑰丽。所用玉料有青玉、白玉、青白玉、墨玉、黄玉等多种，青玉自墨绿色到淡绿色又分成多种颜色层次，均属软玉。经鉴定，多数为新疆玉，此外还有南阳玉、岫岩玉等。琢玉工艺也达到空前水平，不仅有传统的雕刻，钻孔和抛光技术，还使用了先进的分割，勾撤和俏色工艺。玉器种类齐全，有礼器、仪仗用器、工具、用具、装饰品、杂器等类，每一类又有众多品种。礼器有大琮、组琮、圭、璧、环、瑗、玦和簋、盘等；仪仗器有戈、矛、戚、钺、大刀；工具有斧、凿、锛、锯、刀；用具有调色盘、梳、耳勺、匕等，还有玉琏、玉琀等佩饰，杂器共二三十种。其中，作为礼器的玉簋、玉盘等玉质器皿也是商代玉雕艺术的新成就，而大量人像、动物和神兽题材，更体现出商代玉雕的精湛技艺。

玉礼器，如琮、璧、圭、环、璜、玦等，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中就已经出现，它们具有前后相继的艺术传统。但妇好墓所出仿自青铜礼器的玉簋、玉盘一类的玉质器皿，则是玉雕艺术中前所未见的新品种。

簋　一件白色，有黄斑，半透明，圆口直腹圈足，腹部上中下饰三组线刻花纹，上下为连续带状三角形纹和菱形纹，中间一组较宽，饰饕餮纹。造型美观，刻纹精细。另一件为绿色，腹部有四条扉棱并饰线刻波形雷纹，圈足上饰云纹。

盘　白色，圆角长方形，圈足，其上雕刻十字形镂孔。

玉雕人像较多，仅妇好墓就出土13　件（包括人头像），传世商代玉器中还有大量雕像。这些玉雕人像仅出在殷王室或贵族墓中。因此，有人认为玉石人雕像在殷代只能是殷王室或奴隶主贵族才配享有，这可说是殷王室玉器的特点之一①。在雕塑手法上有圆雕和片状平面立雕两种，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物的形像、服饰和行为方式特征。

跪坐人像　妇好墓出土（标本371），黄褐色，圆雕品，双手扶膝跪坐，头戴圆箍形束发器，前连卷筒状饰，眼线刻，眉、鼻、嘴用浮雕，神态端详，身着线刻华丽服饰，腰左侧佩宽柄形器。有人认为此像可能为妇好本人。妇好是殷王武丁的三个法定配偶之一，在武丁时的卜辞中，至少有170　条关于妇好的记载。她生前地位显赫，握有重权，曾参与国家大事，从事征伐，主持祭祀，死于武丁在世之时。

跪坐人像　妇好墓出土（标本372），黄褐色，圆雕品，双手扶膝跪坐，头顶梳理整齐成辫状向后垂下，眼线刻，眉、鼻、嘴用浮雕，身着线刻衣饰（标本377），绿色孔雀石，圆雕品，无衣纹发饰，似一老妪。

双面人像　妇好墓出土（标本373），淡绿色，立雕，作站立形。一面为男性，双手下垂；另一面为女性，双手放于腹上。头上梳有两个角状发髻，两面人面造型相同，身饰浅浮雕衣着，具有平面立雕的风格。

人头像　妇好墓出土（标本374），棕褐色，圆雕品，尖头，尖鼻，眉以下雕成凹面，似盲人。此种雕塑技巧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塑人像中早已出现。

侧面人像　妇好墓出土（标本518），黄绿色薄片，人体呈侧面蹲踞形，头戴高冠，通饰线刻纹饰，下有三角形榫和圆孔，似为一装饰品。此种人像具有平面剪影式风格，为殷墟装饰品玉器上常见的雕塑手法。

动物雕塑也是商代玉器最流行的题材，数量极多，有象、虎、熊、鹿、

①　陈志达：《殷代王室玉器与玉石人物雕像》，《文物》1982年12　期，第84-86　页。猴、马、牛、狗、兔、鸟、鹰、鹤、鹅、鸽、燕、鹦鹉、鸬鹚、鱼、蛙、龟、蝉、蚕、螳螂、螺蛳及龙、凤、怪兽、怪鸟等二三十种。其中，鹤、鹰、鸽、鸬鹚、雁、鸭、燕、螳螂等动物造型，在商代是第一次发现。多数作品造型生动优美，雕琢细腻，除少数独立的圆雕品外，绝大多数为片状立雕装饰品，反映出商代贵族佩玉之风的盛行。片状立雕动物饰件具有平面剪影式的风格，说明殷人已能熟练地把握不同动物的外形轮廓，并用艺术的手法给以夸张或变形，既准确地体现各种动物的形态特征，又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特别是象龙、凤、怪兽、怪鸟一类的题材，或有足或无足，或有角或无角，或蛇身或兽身，或单体或合体，表面再配以形象的线刻，鲜明地体现了殷商时代的时代特征。现以妇好墓为例，略举有代表性的作品介绍如下：龙　（标本408），墨绿色，圆雕品，作蟠曲状，大方头，张嘴，有角，背上有脊，卷尾，身饰线刻菱形纹。另一件（标本422），卷曲成圆形，背无脊，尾部有一圆孔，与龙口圆孔相对应，可悬挂。更多的是龙形玉玦或玉璜，具有剪影式作风。

凤　（标本350），黄褐色，半透明，作弧形侧身回首状，短翅长尾，头有凤冠。

怪鸟　（标本990），黄褐色，圆雕，虎头鸟身，作站立状，尾下垂与双足作支柱，造型神秘奇特。（标本507），深褐色，圆雕品，作鸮鸟站立状，以尾和双足支承，大勾喙弯曲成方形，背有扉棱，造型古怪。（标本354），黄褐色，片状立雕，中间为一立鸟，身大头小。背上立一卷龙，足下有卷云纹饰，此件造型雕刻均很别致。

象　为圆雕品，长卷鼻、张嘴、大耳、四足短粗，造型生动。

虎　（标本405），深绿色、圆雕，作匍伏状，虎身龙角，大方头，长卷尾，身饰线刻云纹，造型上具有写实和写意两种表现方法。一些片状立雕的虎饰品也具有虎的凶猛之态。

熊　4　件，3　件圆雕，一件片状立雕，均作蹲坐式，形象地表现了熊的笨拙和憨态。

马　两件，片状立雕，作行走状，写实，为雕塑艺术中首见马的题材。

可能是把一件雕成的作品，纵向分割而成。

牛　4　件，圆雕和片状立雕各两件，形状各异，有行走状、回首卧姿状、伸展四肢成方形的匍伏状。

鹰　（标本390），深绿色，片状立雕，作展翅飞翔状，头歪向一侧，一面用双线雕出脊背，另一面以单线雕出胸腹，富有装饰性。

鹦鹉　（标本467），浅绿色，半透明，片状立雕，作站立状，钩喙高冠，长尾，粗短足，通体有线刻云雷纹。

燕雏　（标本380），乳白色，圆雕，作抬头待哺状，头小身大，圆眼尖喙，头饰羽毛纹，翅饰云雷纹。

蛙　黄褐色，片状立雕。一种作匍伏状（标本356），平面略呈椭圆形，头、四肢、尾俱全，身饰线刻云雷纹。另一种作游水状（标本1291），平面略呈长方形，尖形头，四肢向后伸直，圆鼓腹。形象较生动。

鳖　（标本994），绿色，圆雕品，作爬行状，大头圆眼，前足略伸，后足卷曲，背部浮雕鳖甲。1975年在安阳小屯村北发现两件玉雕鳖，运用了现代玉雕中的"俏色"技法，巧妙地利用玉料的自然色泽，使背甲形成黑色，头与腹部又呈灰白色，加上黑色的四爪和圆鼓的黑眼珠，给人以栩栩如生的感觉，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不言而喻，商代的雕塑艺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首先，各种质料的雕塑艺术都有很大的发展，能熟练地表现人物和各种动物的特征。不论是总体设计还是纹饰的刻划，都很生动传神。其次，许多作品构成了把立雕、浮雕、线刻，甚至透雕集于一身的综合艺术。象牙雕一类的作品，还把雕塑和镶嵌结合在一起，更增添了牙雕的表现力。最后，商代的雕塑既有传统的继承，也有创新。不仅有新的题材，新的作品，还有新的技巧。特别是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神兽和怪鸟的创作，都是商人迷信鬼神的反映。商代雕塑艺术中浓厚的鬼神色彩，清楚地体现了商代的时代特征。同时，许多达到当时最高峰的雕塑品，也是艺术史上不可企及的典范，奠定了具有深厚根基的中国民族艺术传统的基础。

（二）青铜艺术的瑰宝（之一）

商代是中国青铜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从商汤建国到殷纣亡国的600年左右时间内，青铜器的使用越来越普及，数量越来越多，制作也越来越精细。使青铜器艺术不断发展进步，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颗璀灿夺目的明珠。

商代的青铜器广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但有青铜制的农业生产工具，也出现了青铜手工业工具。农业生产工具已有刨地挖土的，铲地翻土的铲；手工业工具包括斧、锛、凿、锯、刀、锥、钻等各种。这些劳动工具比石器经久耐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商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青铜武器在这时也已广泛使用。考古发现的商代青铜武器已有戈、矛、刀、钺、胄、镞和弓形器等。1976年在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一件大型钺，通长近40　厘米，刃宽约37　厘米，重达9　公斤，钺身两面雕刻精美的花纹，主纹是二虎扑人头，周围衬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商代青铜器中少见的大型武器。安阳殷墟一座王陵曾出土成捆的铜矛730　余件，铜戈72　件以及不少于140　余件的铜胄①，说明商代已用青铜武器武装了大量的军队，用来加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除生产工具和武器外，青铜还大量用来制造奴隶主贵族使用的日常器皿、装饰品和乐器等，甚至连建筑和车马上也装饰着青铜饰件。可以说，商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青铜器。

在商代青铜器中，奴隶主贵族用于宴飨、祭祀和丧葬等礼仪活动的青铜礼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们的用量之大，制作之精，都是前所未见的。数十年来，仅在安阳殷墟一个地点就发现各种青铜礼器七八百件。仅妇好墓一座墓葬就出土青铜器468　件（未计109　个小铜泡），其中礼器就达210　余件②。殷墟出土最大也是最著名的司母戊巨鼎，高达133　厘米，重875　公斤，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古代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充分显示了商代青铜工艺的杰出成就。青铜礼器既是盛物的容器，也是商王和奴隶主贵族表示身份等级的标志，是他们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因此，绝大多数青铜礼器都经过精心地设计和制作，其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堪称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的瑰宝。商代的青铜礼器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河南郑州二里岗及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7　页。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14　页。同时代的遗存为代表，后期以安阳殷墟和同时代的遗存为代表。除以王都为中心的这两个地区外，在其它地方，特别是一些商代方国遗址里，都发现有分别属于前后两个阶段的青铜礼器。

商代前期的青铜礼器是在二里头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仅种类增多，而且已有较复杂的装饰花纹。在种类上，作为食器的有鼎、鬲、■、簋；酒器有爵、觚、斝、罍、尊、卣；水器有盉、盘等。其中，以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说明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在商代前期就已形成。前期的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的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或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全封闭浇铸技巧。爵和觚与二里头所出的陶爵、陶觚形状极为相似，都是扁体和平底，流窄而长。尊和罍等圈足上流行十字形镂孔。二里岗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已相当厚重。在造型上，许多礼器都还具有早期青铜器的特点。同时，前期的青铜器，人们已能根据器物的不同用途，熟练地掌握它的造形。如觚，是一种饮酒器，口呈喇叭形，细腰，体形修长，便于用手把握；罍和卣是两种盛酒器，为了便于盛取，一般做成深腹小口，有的罍是喇叭口，而且腹部圆鼓，增加了容量，底部有圈足，可以保持稳定，有的卣还有盖和活动的提梁；较大型的鼎铸成四足，比三足更稳定，为了移动抬举之便，口上还铸有厚实的耳。这些都说明青铜礼器的造型已经相当纯熟。

前期青铜器纹饰的主体以饕餮纹为代表，多为单层装饰，无底纹。饕餮纹多以粗犷的曲线构成，突出眼和嘴，而不具体表现细部，通常是两个夔纹组合成一个饕餮纹。纹饰多平雕，个别主体花纹浮雕，甚至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此外，也有一些简单的几何纹，粗率的雷纹，整齐的乳钉纹等。饕餮和夔是古代想象中的两种神秘怪物，这两种纹饰一般以鼻为中心线，取左右对称之式，或合体或分解地凸雕出眼和嘴，形象抽象而富有变化。

1974年在郑州杜岭发现的两件大方鼎是这时的典型器物。一件高100　厘米，重86.4　公斤；另一件高87　厘米，重64.25　公斤。均为正方形深斗式鼎腹，口上立两圆耳，下承四圆柱空足。鼎壁上每面左右和下边饰以一周整齐的乳钉纹，上部饰有连续的饕餮纹，花纹质朴，无凸出的雕刻，从其铸造之大来看，可能是商代王室使用的重器。

1974年，湖北黄陂县盘龙城遗址出土一批青铜器，除兵器和工具外，有鼎、■、觚、爵、斝、盉、罍、尊、盘、卣等礼器，它们的制形和花纹都与郑州二里岗所出的相似，但个别器物及花纹在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少见。盘龙城的青铜礼器，代表了商代前期南方方国的青铜器艺术。

商代后期的青铜礼器是商代青铜器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以河南安阳殷墟为中心的青铜器制作中心，使青铜礼器无论在种类、装饰及铸造技术上都达到了高峰。殷墟发现的铸铜作坊，面积达10000　余平方米，出土上万件陶范和坩埚碎片，足见其规模已相当宏大。殷墟出土的重要青铜器为研究商代后期青铜器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除殷墟王都外，各地的一些方国都邑也都各自铸造青铜器，如山东益都苏阜屯，安徽阜南月儿河，江西大洋州新干，湖南醴陵、宁乡，山西石楼，陕北及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都发现有商代后期的青铜器。

这时，爵、觚、斝仍是主要的酒器组合。除了前期的青铜器类外，新出现的有方■、高颈椭圆形壶、敞口束颈扁体觯、觥等。器形高大厚重，造型精巧富于变化，装饰繁缛华美，是商代后期青铜礼器的重要特点。

从造型上来看，方形器在这时大为发展。除前述司母戊大方鼎外，还出现了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壶、方缶等，传世品中还有方觚、方觯，几乎凡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器。虽然它们总体数量不是很多，但却是极富特征的器物。如妇好偶方■，整体造型恰似一座长方形的双间四阿式屋顶建筑；■盖是四阿式屋顶，顶上有两个四阿式的短桂钮；盖口两侧有7　个突出的方形槽和7　个尖形槽，好像7　根屋椽，与■口两侧7　个突出的方形和尖形盖帽可对应盖合；腹下承以长方形圈足，似房屋的高台基一般；肩部有浮雕的象头凸饰，器壁饰饕餮纹、夔纹、鸟纹等瑰丽的复层花纹。这件器物设计得非常别致。可能是仿自当时的宫殿建筑。它高60　厘米，口长近70　厘米、宽17.5厘米，重71　公斤。

连体器的出现是此时造型艺术上的另一个新成就。如妇好墓所出的三联■，由长方形的■架和三件大甑组成。■架上有3　个高出的圈口，用以放置甑，以蒸煮食物用。■体中空，下有6　足，饰有蟠龙纹、夔纹、圆涡纹、牛头纹、云纹等装饰。三件大甑形状大小相同、底有3　个扇面形孔，口沿下有一圈带状大夔纹或圆涡纹装饰，还有一对环耳。三联■通高68　厘米，总重量达138.2　公斤，为殷墟少见的重型器，具有一器多用的优点。

鸟兽形器的流行，是这时造型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常见的有以象、虎、犀、牛、羊、豖、鸟及叫不出名字的兽形雕塑的尊、卣、觥。有单体造型，也有合体造型。它们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新石器时代的动物形陶器，有的显然具有相同的造型技巧，表现了一脉相承的悠久传统。

象尊　湖南醴陵狮形山出土一件，整体如象，象鼻高举，鼻端有一小动物，象的四条腿作尊的支足，饰有繁缛的动物纹。传世品中也有类似的象尊一件，其盖钮也塑成一只象。

虎卣　又名虎食人卣，日本泉屋博古馆藏品，传出于湖南宁乡，整体如踞虎形，后爪与尾成为器的三足，前爪攫一人送入口中，项脊上有兽形钮小盖，两侧置一提梁。造型实用而又狰狞可怖。

犀尊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帝辛时期一件，长头，头上有二角，竖耳，圆腹下垂，足粗状，素面。

牛觥　美国福格博物馆收藏，整体作水牛形，自颈至后背为器盖，盖顶有兽形钮，颈为器流，素面。

羊觥日本藤田美术馆藏品，整体作卷角羊形，自颈至背为器盖，盖顶有鸟兽形钮、纹饰繁缛。

羊尊　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收藏一件为双羊连体造型，器口在两羊头间立于背上，下有四羊蹄作支足，通体饰兽面纹。日本根津美术馆亦有一造型相似的双羊尊。

豖尊　湖南湘潭桂花村出土一件，整体作立豖形，獠牙突出，双耳高翘，形象毕肖，背部有鸟形钮盖。

豖卣　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圆形器，两侧各塑一豖头，下有矮小豖蹄状足，背有器的高圆口，两侧有器耳，通体纹饰繁缛。

鸮尊　殷墟妇好墓所出一件，整体如鸮鸟形，宽尾下垂与双足成器的支足，足上塑有利爪，喙宽大卷曲，头上有竖耳和半圆形器口，器盖上也有鸟兽形钮，口下有一兽头鋬，纹饰繁缛。高46　厘米，口径约16　厘米，重16.7公斤。

鸷尊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形似鹰，宽尾下垂与双足成器的支足，鹰颈为器口，鹰头为器盖，纹饰和造型均栩栩如生。传世品中有类似的一件，但非直体，而是横体，器口开于鹰背上，头上有双角，纹饰繁缛，类似鸟形尊在湖南醴陵也有出土。

枭尊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A666　图》，形似枭鸟，宽尾下垂与双足成器的支足，枭头为器盖，有圆而大的双目，短尖喙，爪锋利，身饰羽纹，雕有双翅。

鸮卣　安阳小屯南地539　号墓出土，形似猫头鹰，盖为鹰头，两侧各有一鸟的短钩喙，盖顶有四阿式钮，器身为鸟身，雕有双翅，纹饰繁缛，并有器耳提梁，下承四条鹰足，整体正视为一鹰，侧视是两只鹰，造型别致。50年代在山西石楼二郎坡出土过类似鸮卣。

兽形觥　妇好墓出土一件又称"司母辛四足觥"，整体形似站立的兽，从嘴至尾为器盖，两前足是奇蹄兽足。两后足如鸟足，有兽头鋬，通饰繁缛纹饰。同墓所出另一件叫"妇好圈足觥"，盖前端为一虎头，后端为一鸮头，前正视如一蹲坐状虎，后正视如一立鸟，造型设计极其巧妙。山西石楼桃花遗址所出的圈足兽形觥是单体造型，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从装饰上看，商代后期的青铜纹饰种类繁多，除以勾曲线组成的三角形或菱形的迴纹、云雷纹等装饰外，以动物和神兽为主题的兽面纹空前发展，其中饕餮纹和夔纹是最流行的两种兽面纹，并且还有许多不同的变化形式，成为商代最富时代特征的青铜纹饰；此外，还出现龙纹、象纹、虎纹、鸟纹和蝉纹等各种动物纹。一般以迴纹为底，配以饕餮纹或夔纹，形成二层甚至三层的多层次复合花纹，呈集群式的分布。兽面纹多位于器表主要部位或转角及中线处，以此为主纹再配以其它各种纹饰，布满器身，甚至视线所不及之处，如器底等部位也都有纹饰。有的一件器上有十几种纹饰，显得异常精美繁缛。并多用扉棱作为装饰，在平面上表现出立体的形式。在表现手法上，主纹常用粗线条或浮雕，底纹多用线刻，区分明显。线条均匀流畅，构图严谨。既有反复连续的排列，也有对称组合。兽面纹的形象比较具体，有的还具有写实感，而且已形成程式化，具有固定的骨架形式①。总之，商代后期青铜装饰中的线与面达到了有机的结合，平面的纹饰与立体的造型高度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此略举数例：司母辛大方鼎妇好墓出土，高约80　厘米，重128　公斤。该器造型稳重大方，所以装饰也显得整齐舒展，密而不繁。口沿下鼎壁上边饰带状饕餮纹，其余三边饰整齐的乳钉纹，足上部外侧也饰有饕餮纹。装饰效果强烈。

妇好盘妇好墓出土，口径约36　厘米，重5.9　公斤。浅腹、圈足。腹外壁饰连续带状夔纹，足外壁饰连续带状饕餮纹，盘内壁以蟠龙为主纹，龙头位于盘心，头下配一夔纹，头两侧分别铸"妇好"铭文，蟠龙外围饰一圈兽形纹，装饰非常华丽。

司■母大方壶殷墟出土，此器造型高大厚重，装饰也多层次多纹样。从上至下大致分四部分：盖上饰饕餮纹；颈部四棱上各塑一怪鸟头，颈上部饰蝉纹，下部饰迴纹，并以两鸟的长尾作主纹；腹上部饰一头二身的龙纹，下部以扉棱为中心饰饕餮纹；高圈足上饰夔纹，形成繁缛瑰丽的装饰。

此外，如前已介绍的"妇好鸮尊"和"鸮卣"均是装饰与造型完美结合

①　张孝光：《殷墟青铜器的装饰艺术》，载《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5-117　页。的典范。山东益都苏阜屯出土的两件大铜钺，其上部用浮雕和透雕出兽面纹，形象具体生动，有眼、眉、嘴、牙，似人似兽，具有很高的装饰艺术性。传出湖南宁乡黄村的人面纹鼎，以写实的手法，浮雕出整个人的面部特征，其眼形、眼皮、眉、鼻、颧骨、嘴唇，甚至人中等部位都非常形象逼真。安阳殷墟也曾出土过一件类似造型的人面具，均为商代青铜器中少见的杰作。此外，商代后期的青铜器装饰上，还常把雕塑与镶嵌结合在一起。妇好墓出土的两件玉瑗铜内戈，除了把玉质戈身镶入铜内外，还在铜内上镶嵌着绿松石小细粒，组成饕餮纹的装饰图案。还有同出的铜虎形饰件，用青铜铸成老虎形象，虎的双眼包有金箔，头、身和尾遍饰绿松石片镶嵌的纹饰，这种集铜、金、玉、石于一体的装饰技艺，充分体现了商代青铜艺术的卓越成就。

在商代后期的青铜器艺术中，近年来新发现的大洋洲商墓和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代表了南方方国青铜艺术的杰出成就。

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发掘一座随葬大批青铜器的商代大墓①，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大，品种之多，造型之奇特，装饰之精美，为商代方国所罕见。这批青铜器共480　件，其中青铜礼器60　余件，包括鼎、■、鬲、罍、卣、簋、瓿、壶、豆、带把觚等。铜乐器铙和鎛。铜兵器250　余件，有戈、矛、刀、钺、镞、短剑、胄等。铜农具和手工工具有犁、铧、臿、铲、镰、斧、锛、凿、锥、钻、刻刀等120　余件。其中带把觚、短剑、单翼镞、犁、铧等，都是商代后期墓葬中第一次见到的珍品。尤其是青铜犁铧的出土，把中国犁耕的历史提早到了商代。体积大的青铜礼器，如■通高110　厘米，重85　公斤；方鼎高97　厘米，重约49　公斤。体积最小的双耳鬲和扁兽足方鼎等，高仅10厘米左右。特别是造型奇特的双面人面形神器、立鸟双尾虎、羊角兽面器等，均有很高艺术价值。值得注意的是，铜器组合中没有中原常见的爵、觚、斝等酒器，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点。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掘的两个祭祀坑，也出土了大批国内首见的珍贵青铜器①。仅二号坑就出有439　件，其中众多的人像、人头像和神兽面具等颇引人注目。高约2.5　米以上的大型立人像，把人的神态、动作和衣饰都塑造得生动逼真。小型人像，仅13　厘米高，造型精巧别致。神兽面具形像怪异，眼球突出如圆柱，鹰钩大鼻，长尖耳，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其最大者通高65　厘米，齐耳宽138　厘米，十分罕见。还有高3.5　米的神树，树枝上雕有人像、花、叶、果，及飞禽走兽等。都充分地展示了商代后期早期蜀国青铜艺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商代青铜艺术所取得的成就，正如一位美术考古学家所说，如果说以彩陶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艺术，与世界其他社会发展阶段相同的一些地区的文化艺术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么中国的青铜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可说是独具特色。特别是殷墟青铜器，器类的多样，造型的奇巧，纹饰的繁丽，装饰气氛的神秘，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②。

①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新干县博物馆：《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第1-24　页。

①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0　期；《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5　期。

②　张孝光：《殷墟青铜器的装饰艺术》，载《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03　页。（三）甲骨文书法艺术书法艺术来源于文字的应用。中国文字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书体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书法史家一般都认为，从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就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书法艺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因此，中国最早的书法艺术就是甲骨文书法艺术。

甲骨文是一种刻划在龟甲和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它是商代王室占卜问事的记录。商代统治者十分迷信，事无大小，都要求神以断吉凶。从祭祀、征伐、收成、疾病、生育等大事，到出行、田猎、天气等小事，都要进行占卜，把占卜的结果记录在甲骨上，这就是甲骨文。甲骨文是商代统治阶级所使用的一种文字。随着商朝的灭亡，甲骨文遂不为世人所知，就连中国后世史书中也不曾记载。直至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在中药"龙骨"上首先发现了带字的甲骨以后，商代甲骨文才又重新被世人认识。

继王懿荣之后不久，古文字学家王襄、刘鹗、罗振玉、孙詒让、王国维等也都开始搜集整理和研究甲骨。1903年刘鹗整理所藏部分甲骨，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著录甲骨的专著《铁云藏龟》，指出甲骨文为"殷人刀笔文字"。第二年，孙詒让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考释出180　多个甲骨文字。从此，甲骨文的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科。

经过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研究，甲骨文被确定为河南安阳殷墟所出。

自1928年起，开始了对殷墟有计划的科学发掘，发现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大量商代晚期遗物。特别是宫殿建筑遗址和商王陵的发现，证实甲骨文确系盘庚迁殷以后的晚商遗物，它包括了自盘庚至纣共273年的历史记录。至今，已发现甲骨（包括散落在国外的）达15　万片左右，甲骨文单字4500　多个，已辨识出2000　来字，为研究商代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书法艺术提供了宝贵资料。

甲骨文是中国年代最早的有系统的成熟文字，具有一定的形式和结构，能完整表达人的思想观念，它已具有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在它数百年的流行中，经过许多不同的刻辞贞人之手，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因此，说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书法艺术毫不夸张。

甲骨学家都很重视对甲骨文的书法艺术的研究。1933年董作宾在他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一书中，就把甲骨文的书法艺术作为分期断代的标准之一。他把甲骨文按10　个标准分为五期。10　个标准是：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其中的贞人、字形和书体，就是书法艺术的主要内容。贞人，即书家；字形，系指文字点画结构；书体，当为书法体势与风格。他指出各期甲骨文书法特征是：第一期雄伟；第二期严整；第三期散乱、颓废；第四期峻峭、粗放；第五期谨饬。表明每一时期的甲骨文都有其独特的书法风格。此外，同一个字在不同时期字形变化也较明显，如前期的字大，中期的字小，晚期的更小。

郭沫若也曾对甲骨文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1937年所著的《殷契粹编》一书自序中指出："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细者于方寸之片，刻文数十，壮者其一字之大，径可运寸。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迴环照应，井井有条。固亦间有草率急就者，多见于禀辛、康丁之世，然虽潦倒而多姿，且亦自成其一格。凡此均非精于其技者绝不能办。技欲其精，则练之须熟，今世用笔墨者犹然，何况用刀骨耶？。。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书法，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有的学者更认为，甲骨文的"书体"在甲骨断代和碎片的缀合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书法形体取决于书写人的技术与手法。它的流行受习惯的崇尚而具有时间性。用书体来测量某一时期文化和艺术的风尚，可以大体上窥见一斑。并指出：武丁时期的书法，气魄雄伟，峻敖瑰丽。即使中小字体也是工整秀丽，但无论大中小字体，无一处不表现出这一时期书法方面的熟练，深邃的造诣；祖庚祖甲时期，主要在严饬工整方面下工夫，与后世书家比拟，颇有欧阳率更的风趣；禀辛康丁时代，一部分沿袭了祖庚祖甲时工整的作风，但大多逐渐衰退，趋向潦草苟且；武乙时期的大字，粗疏古拙，劲削而带有暴戾的气氛；文丁武丁的作品，又是五花八门，百体杂陈，在书法上颇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景，有的骨骼开张，有放逸之趣，有的细小娟秀，有簪花之格。可见，甲骨文的书法艺术是为学者们所公认的。

此外，甲骨文还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它一般是用刀直接刻字，有的刻好后还填以朱砂，也有个别不是刀刻而是用朱砂直接写成的。所以，甲骨文的刀法就体现了它的笔意。从刻划的线条犀利苍劲来看，刀法也很熟练。线条起止有度、转折恰当，且有粗有细，有长有短，说明有用单刀，也有用双刀的。字形结构一般呈瘦长形，有大小、长短、方圆之别；各种长短线条的排列疏密有序，各种横竖斜直线的组合也恰如其分，既保持了平衡对称的结构，又表现出丰富而有变化的笔意。同时，甲骨文还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六书"的汉字构造法则，既是成熟的文字，也是高水平的书法艺术。

甲骨文有完整的内容和形式。它一般包括叙辞（为贞卜日期和贞人名）、命辞（所问之事）、占辞（为商王亲自视兆占问吉凶）、验辞（刻记占卜结果）等项，故又称甲骨文为卜辞。刻辞的排列也很有规律，或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或从右至左，或从左至右，但一般是先横后竖。一片甲骨上少则数字，多则上百字。其章法布置毫无做作气，错落自然，浑然一体，变化无穷，一片天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体现了殷代贞人高度的艺术技巧和艺术匠心，不愧为中国最早的书法艺术。

（四）音乐与舞蹈商代的音乐和舞蹈艺术，从考古发现的乐器来看，青铜乐器已大大增多，出现了铙、钲、鼓、铃等不同种类，并有了大小相次的系列性青铜编铙；石磬的制作更加精细，并向着系列性的编磬方向发展；传统的陶埙也有了改进，体积增大，形制规整，音孔增多，这些实物资料反映出商代的乐舞取得了重大进展。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考古发掘出土的商代乐器。

铜铙系中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又称为钲或执钟。体形似铃，有管状短柄与体相连，也可按木柄使用。铙是用于祭祀或宴舞的礼乐器。单

①　懿恭：《漫谈甲骨文字的书法》，《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　期。

个使用可敲击节奏，系列性的使用便是很正规的打击乐器。系列性的饶称为编饶，这是商代青铜乐器的一个重大新成就。殷墟墓葬中出土过数例三个一组的铙，大小相继。据实测音频，最小的一个是962H

，最大的一个已达1179H

。妇好墓出土的编饶是一套5　件，出土时柄管内还有朽木。最大的一件两面饰有回字形凸弦纹，口内壁还铸有"亚弜"铭文，其余4　件大小和重量基本依次递减。

铜钲　形似铙，但比铙高大厚重，俗称大铙。1983年湖南宁乡县月山铺出土的商代后期大铜铙，高103.5　厘米，重达221.5　公斤，是目前发现最大的青铜乐器。1978年，宁乡县老粮仓北峰滩出土一件大钲，重109　公斤，通高89　厘米，体内腔近口沿处两侧各饰卧虎一只。

铜鼓　1977年湖北崇阳出土一件商代晚期横置式铜鼓，鼓面铸有类似鳄鱼皮的纹饰，高75.5　厘米，鼓面直径39.2　厘米。《商周■器通考》中也著录一件类似的双鸟神兽纹大铜鼓。

此外，在安阳侯家庄大墓中，还发现过有蟒皮面的大木鼓痕迹。

铜铃　妇好墓出土18　件，多为椭圆形平口，少数是凹口，平顶，顶上有环形钮，有的有扉，有的无扉，有的有铃舌，凹口铃壁上有十字形镂孔，一般高约5-6　厘米。

石磬　妇好墓曾出土5　件，三大二小，有长方形和略呈半圆形两种。长方形石磬（标本316　号），系青灰色碳酸岩磨制而成，形状规整，上窄下宽，似磨制石铲。其上刻有"妊冉入石"四字。据考证，"妊冉"（或释竹）是族名或人名，"入"有纳贡之意，常见于武丁时期的纪事刻辞。"石"字作"V"形，郭沫若认为"殸字作■，左旁的■形古磬之象形也。↓乃磬之悬，即石制之磬身①。"因此，这四个字记述的是妊冉入贡的石磬。黑色石灰岩石磬（标本2　号），通体磨光，表面线刻鸮纹，十分精美。白色泥灰岩石磬（标本332　号），呈不规则半圆形，表面不平整，制作粗糙，具有早期石磬的特征，它与另两件同样石质，但体形较小的残破石磬，可能为一套编磬。此外，1950年在安阳武官村大墓中出土一件制作精致的虎纹石磬，长84　厘米，高42　厘米，也是商代石磬的珍品。据测定它的振动数为280.7，发音稍高于＃C1，音色浑厚类于铜乐。故宫博物院收藏传世的一套三件编磬，已包含着大二度、小三度和纯四度的音程关系，说明商代已有了旋律乐器。

陶埙妇好墓出土的三件，两大一小，皆泥质灰陶，表面磨光，呈尖顶腰鼓形，形制规整，尖顶上有一吹孔，近底处一面有呈三角形排列的3　个小音孔，另一面有两个小音孔，是有5　个音孔的陶埙。据对殷墟出土的陶埙测音结果证明，五音孔陶埙已是相当成熟的吹奏乐器了，它比二音孔或三音孔陶埙更加完善，能吹出整个七声音阶，而且还可吹出其中一部分半音。除陶埙外，商代还发现有石、骨（象牙）制的埙，它们无疑也是商代的常用乐器。据文献记载，商汤在灭夏以后，为欢庆胜利，命令伊尹创作了著名的《大濩》乐和《晨露》歌（《吕氏春秋·仲夏记·古乐》）。《大濩》和《晨露》在商代就演变成祭祀先王的乐舞。如《殷虚书契前编》一、三有"乙丑卜，贞：王宾大乙，濩，亡尤。""濩"就是"濩"，"大乙"是商汤庙号，"王宾大乙"也就是商王以《大濩》之乐祭汤。《诗经·商颂》中有一篇《那》：旧注为祭汤的乐歌。这首歌详细地描绘了祭汤时的盛典：多么隆重盛大的祭

①　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第523　片，1933年。

典啊！乐队已经排列好了，鼓、钟、磬、管，金石齐鸣，歌队唱起歌来，肃穆威严，舞队神采飞扬，合着节奏跳了起来①。这是汤王的子孙在祭祀成汤。最后，献上祭品。这同《礼纪·郊特牲》所载殷人祭祀时先作乐三阕，后迎牺牲的情形是相吻合的。

商代的音乐主要有"巫乐"和"淫乐"两种①。巫乐是祭祀祖先和鬼神的音乐，由巫师在祭祀时演唱，用以娱神，作为沟通神人的一种手段。淫乐是商王室的宫廷音乐，是商王享乐的靡靡之音。《史记·殷本记》就记载了商纣王制"淫乐"的情况，说他"好酒淫乐。。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糜糜之乐。。。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可见淫乐是奴隶主统治者的"迷魂淫魄之曲"（《拾遗记》），是他们腐朽生活的写照。

商代的舞蹈在甲骨卜辞中多有记载。甲骨文的"舞"字写作"■"或"■"，像一个人双手拿着牛尾跳舞的样子。甲骨文中记载的舞蹈主要有如下几种：《隶舞》，又叫《槃隶》或《代舞》。这是一种祭祀或求雨祈年时跳的舞蹈。有人解释，跳这种舞蹈的时候，舞蹈者要手持牛尾，作盘旋动作，并且牛尾要在舞蹈者之间轮流传递。

《皇舞》，是一种求雨的舞蹈。舞者头上要戴着鸟羽。另有一种《無舞》也是求雨的舞蹈。

《羽舞》，一种祭神舞。舞者手持五色羽毛。卜辞中记载，商王也亲自跳《羽舞》，如《殷虚书契前编》60·20·4："戊子贞：王其羽舞，吉。"此外，还有《奏舞》、《多老舞》及许多叫不出名字的舞蹈。所有这些舞蹈都是一种祭祀的巫舞，同商代的巫乐一样，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艺术。巫舞要由巫师来跳或由巫师带领着跳，因为巫是掌管占卜祭祀的人，以乐舞娱神是巫的专职。所以在商代巫即是舞。卜辞中出现的巫一般都是男性，只有在求雨时才用女巫，《皇舞》和《無舞》就是女巫舞。但是求雨无效时，就要举行"暴巫"和"焚巫"之祭。"暴巫"是把巫人暴晒在烈日下，"焚巫"则是把巫人活活烧死。实际上也就是把巫人作牺牲来达到求雨的目的。卜辞中有"赤祭"的记载，"赤"字像人立于火上，大汗淋漓，就是一种"焚巫"之祭。由此可见商代奴隶制度的残酷与野蛮。

除巫外，商代还出现了乐舞奴隶，他们是以乐舞来供奴隶主享乐消遣的专业歌舞者。由于他们的身份是奴隶，所以他们的命运也和其他奴隶一样悲惨。常常被奴隶主作为殉葬的工具。在安阳武官村王陵槨室西侧发现的24位殉葬女性，她们的身边还随葬着精美的乐器和舞具，这24　位女性生前就是以歌舞为业的乐舞奴隶。乐舞奴隶是商代舞蹈艺术的创造者，虽然今天已看不到她们所创造的舞蹈形象，但她们在舞蹈发展史上的作用是完全应该肯定的。

（五）建筑艺术商代的建筑有两大类，一类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如城市、宫殿、宗庙和陵寝等；另一类则是广大奴隶和平民赖以栖身的简陋窝棚和地穴。代表

①　孙景琛：《中国舞蹈史》先秦部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67　页。

①　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年版，第36-40　页。商代建筑艺术最高成就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因为城市是文明时代的标志，一切文明成就都集中在统治阶级居住的城市中，所以城市也是建筑艺术的巨大进步。而后者除了具有原始建筑艺术以外，还谈不上有什么严格意义的建筑艺术。商代的城市，特别是都城，早已脱离了原始建筑的特征，成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发展的新起点。

考古发现的商代都城，属于前期的有偃师商城和郑州二里岗商城及一些方国都邑的城址；属于后期的则是安阳殷墟都城。

1983年，在河南偃师县城西的尸乡沟一带，发现了一座商代早期的城址。该城北倚邙山，南临洛河，地处河洛之间的冲积平原上。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700　米左右，东西宽1200　余米，总面积近200　万平方米。城墙用夯土筑成，宽约17-20　米。目前已经找到7　座城门和若干条纵横交错的大道，在城内中部偏南发现3　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正中的一处面积较大，长宽各200　余米，四周环绕2　米厚的夯土围墙，可能是"宫城"性质的小城。宫城内中间是一座长宽数十米的大型宫殿基址，左右各有两处与之面积相仿的独立宫殿，组成一个规模壮观的建筑群。经发掘东侧的一处建筑基址得知，这是一处由正殿，东、西、南庑及庭院组成的封闭式宫殿建筑。正殿建于庭院北部夯土高台基上，座北朝南，东西长36.5　米，南北宽11.8　米，南部边缘有4　个长方形台阶。殿址东北有一口水井，院内还有石砌排水沟。整个院落宽敞巨大。虽然目前考古发掘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但已能看出偃师商城规模宏大，有主次分明、布局清楚的宫殿建筑群，应该属于商代的王都。据碳14　测定的年代经校正后为公元前16世纪左右。因此，有人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推测其为商汤所都的"西毫"，对此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商代前期的另一座都城，就是1955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的城址。该城平面近似长方形，因为东北和西北两角是斜角，所以四面城墙长度不一，其中东墙与南墙相等，长约1700　米，西墙长约1870　米，北墙仅有1690　米。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上窄下宽，墙基宽约10　米左右，大部分城墙已埋入地下1-2　米深，仅个别地段在地表暴露1-3　米高。城周共发现11　个缺口，有的可能是城门，城内分为宫殿区和一般居住区。城周围有手工业作坊和墓葬区，制陶作坊在城外西部；制骨作坊在北部；冶铜作坊南北都有。目前了解最多的是宫殿区。宫殿区在城内北部和东北一带，已发现夯土基址20　余处，但发掘的几处保存都不完整。其中第15　号夯土基址保存较好，上面遗留有两排27　个长方形大柱础槽，大致可复原为一座九室重檐顶并带回廊的大型宫殿①。16　号基址面积最大，大体为长方形，东西长约31　米，南北宽约38　米，在保存较好的西部和南部共发现50　个大柱础槽，其中26　个还保留有木柱痕和石柱础。近年来在新发现的一座夯土基址中，出土了大型青铜建筑构件，构件正面为方形，平面呈凹形，上面有阴刻线纹的兽面和龙虎争斗图案，为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青铜建筑构件②。二里岗商城的年代约与偃师商城相当。有人认为它是仲丁所迁之隞都，也有认为是商汤所居之毫都。

湖北黄陂盘龙城是商代前期的南方方国都邑建筑。它营建于公元前15世纪。该城座落在一个三面环湖的小山丘上，平面基本呈方形，南北较宽，东西略窄，周长约1100　米。城内仅有宫殿基址，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等都在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城内宫殿遗址区第一次发掘报告》，《文物》1983年4　期。②　《光明日报》1990年11月26日，一版。

城外。宫殿基址发现3　座。1　号基址为一长方形的夯土台基，长近40　米，宽为12　米，台基上有东西并列的4　室，四壁为木骨泥墙，中间的两室较大，各有前后两门，两端2　室较窄，各仅有南面一门，留有43　个大柱洞，柱底垫有大础石，经复原研究，为一四周有回廊的四阿重屋式高台建筑。在1　号建筑基址的南北中线上，还有2　号、3　号基址，组成一组宫殿建筑群。盘龙城及其宫殿建筑的特征，与郑州商城相似，它应是商王朝在长江南岸的重要方国之一。

著名的安阳殷墟遗址是商代后期的都城建筑。虽然至今尚未发现城墙遗迹，但这里是自盘庚迁殷以后273年"更不徙都"的王城遗址，却是被1928年以来的一系列考古事实所反复证实了的。殷墟的范围约有24　平方公里以上，在东起郭家湾，西至北辛庄，长约6　公里，南起苗圃北地，东北至三家庄，宽约4　公里的范围内，到处都发现有商代后期的遗迹。这里不仅有宫殿宗庙区，还有王陵区，也有中小奴隶主和平民的居住区，以及制骨、制玉和冶铜等手工作坊。它们的布局都有严密的规划。宫殿区主要在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东北地，周围有人工挖成的壕沟作防御系统，洹河北岸3-4　公里处是王陵区，小屯村东南、南和西边围绕着中小奴隶主的居住区，各种手工作坊分布在整个殷墟四周。

迄今为止，在小屯村东北共发现53　座宫殿遗址，分布在南北长约280米，东西宽约150　米的范围内。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区。北区有大小夯土基址15　处，它们的平面有长方形、方形和凹字形几种，可能是王室的居住区。中区发现大小基址21　处，布局较北区整齐，北端是作为主体建筑的最大一座夯土基址（乙八），其南北长约85　米，东西宽约14.5　米。往南有门址3　处，每一道门址内都有数座夯土基址，基址和门址下都埋有奠基的人和牲畜，推测中区是商王的宗庙和处理政务的地区，也是王宫的核心。南区规模较小，但有基址17　处，北端一座较大的方形基址为主体建筑，其南是东西对列的两排小型基址，再南有一道门址。南区是商王的宗庙祭祀区，这里所埋的牺牲有严格的分别，牲人一律在西侧的基址下，而牲畜都埋在东侧，表明有不同的祭祀对象。同时它的宫殿建造年代大多比中区和北区晚，说明殷墟的宫殿是先后不断建造的。在总体上，殷墟的宫殿建筑是以单体建筑沿着中轴线有主有从地组合成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形成前殿后寝，左右对称的布局方式，开创了中国后来历代统治者宫殿建筑布局的先例。

殷墟宫殿的建筑普遍座落在高大的夯土台基之上，用填基或挖基两种方法筑成，然后再挖槽埋置柱础石，有的还使用铜柱础，如北区一座基址东西残存的一排25　个柱洞中，有11　个都有铜础。铜柱础的运用不仅是青铜文化的一个进步，而且也是商代后期建筑艺术上的一大进步。房架都用木柱支撑，墙用夯土版筑，没有发现瓦，大概是用茅草盖顶。在殷墟某些建筑遗址中的白灰墙皮上，发现有红黑彩绘的壁画，以及一些可能用于建筑的精美石雕品，如圆雕的石饕餮、石鸬鹚等，都表明当时宫室的装饰是富丽堂皇的，出现了真正的建筑艺术，开始形成中国古代建筑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

殷墟的王陵也是商代后期建筑艺术的新成就。在侯家庄和武官村的王陵区，先后发现了13　座王陵大墓。这些墓的形制、结构和规模都空前宏大，包括墓道、墓室和椁室几部分。从墓道来看，有朝南一条墓道，呈甲字形的墓；也有南北两条墓道，呈中字形的墓；更多的是东西南北四条墓道的大墓。其中主墓道宽7-8　米，最长达32　米，最短的墓道也宽3　米多，长7　米以上。墓穴又深又大，一般深8　米以上，最深的达13　米。面积最小的约40-50　平方米，最大的竟有七八百平方米。墓穴中用巨大的长方形木料重迭构成椁室，有的在椁壁上雕刻精美的花纹，有的涂朱，有的还镶嵌着野猪牙片。修建如此巨大豪华的陵墓，在商代以前还不曾有过。这时的陵墓上还没有封土坟丘，而是在墓顶地面上修建奠祭用的享堂。如殷墟妇好墓地面上就发现有夯土建筑遗迹，经复原研究为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周围有廊的四阿重屋式建筑①。此外在侯家庄及大司空村发现的墓葬，也有类似遗迹。最近在山东滕县前掌大遗址发现的商代晚期方国贵族墓上，也发现有类似妇好墓的享堂建筑遗迹。这里不仅有夯土台基，还残存着20　余个柱洞和散水沟遗迹，特别是发现包括赭、朱、黄、黑、白等多种色彩的厚2　厘米的彩绘遗痕。复原起来也是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三间，装饰豪华，坐北朝南的建筑。并且还配有前后廊道，整体呈中字形，将墓室墓道全部覆盖住。②这证明商代后期的奴隶主贵族墓上确有奠祭的享堂建筑，成为商代建筑艺术的一个新成就。

（六）工艺商代的釉陶或原始瓷器工艺、髹漆工艺及贴金和锻铁工艺等，反映了商代青铜文化的杰出成就，同时也为商代艺术增添了光辉。

釉陶或原始瓷器釉陶或原始瓷器是商代艺术的一个新成就。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制陶工艺就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不论是仰韶文化的彩陶，还是大汶口文化的白陶，亦或是山东龙山文化的磨光蛋壳黑陶，都是一种素烧无釉的陶器。只有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由于长期冶炼青铜的实践，工匠们才逐渐认识到，在高岭土做成的陶坯上，涂上一层釉色后，可以烧制出光泽晶亮的釉陶器。这种釉陶器，由于系瓷土制胎，经高温烧成，所以胎质细密坚硬，烧结度高，无吸水性，有的学者又称之为原始瓷器或青釉器。现代的釉陶和瓷器是两个不同的品种，从胎骨、釉料和烧成火候都有较大的区别。但在早期陶瓷发展史上，二者有密切的关系，不好断然分别。不管称之为什么名称，它们都是陶瓷发展史上的重大成就，对研究瓷器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商代的釉陶器，早在解放前发掘安阳殷墟和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时，就已发现。解放后在河南郑州、安阳、辉县，河北藁城，山东济南、益都、滕县，江西清江吴城，湖北黄陂盘龙城等地又有出土。年代最早的是郑州二里岗商城中发现的一些釉陶器，胎呈黄灰色，器表有一层淡绿色或黄绿色的釉层。它们均以釉色见长，大多数在挂釉前于胎上刻印方格纹、弦纹、直线纹、划纹等几何图案。1960年经郑州地质局化验分析，胎骨瓷釉的化学成份，已同现代一般粗瓷器相近似。因此，可以称原始青瓷。特别是1965年郑州铭功路所出的一件完整釉陶尊，敞口、高颈、宽肩、凹底，造型规整，釉质细润明亮，青绿中有淡黄，通体饰细密整齐的回纹，堪称商代原始瓷器的代表作。

出土最多的还是江西清江吴城遗址，造型有小口折肩罐、尊、筒形双耳

①　杨鸿勋：《妇好墓上"母辛宗"建筑复原》，《文物》1988年6　期。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滕县前掌大商代墓葬》，《考古学报》1992年3　期，第365-392页。

罐、盆、圈足豆和器盖等，大多胎呈灰白色，部分呈黄白色，通体挂一层青黄色釉，釉下装饰有方格纹、圆点纹等花纹，有的还刻有文字。特别是双孔马鞍形的釉陶刀，为罕见的釉陶生产工具，可能是作礼器之用。考古界认为它们有原始瓷器和釉陶器两种，胎质较白的可能属原始瓷器，烧成温度在1000　度以上，吸水率仅0.5％以下。

在其它地区，即使是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发现的釉陶或原始瓷器都很少。殷墟出土的双耳罐和高圈足豆有一些是釉陶，但还有许多是无釉的白陶。说明釉陶还是一种新兴的手工艺，不及青铜工艺发达。商代的釉陶同青铜器一样珍贵，一般都出自奴隶主贵族的墓葬或当时的大都市遗址中，可能全部为奴隶主贵族占有，有的甚至还具有礼器的作用，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用具仍然是粗糙的陶器。

髹漆工艺商代的髹漆工艺比釉陶工艺要发达，因为髹漆工艺早在商代之前就有了数千年的发展史。特别是青铜工具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商代漆木器制作的发展。根据考古发现的事实，商代已普遍出现了雕花漆器。但由于这时的漆器还是以木胎制作，木质易朽，不容易保存，所以完整器发现很少，大多仅存漆皮的痕迹。

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前期遗址奴隶主贵族的墓葬里就发现有雕花漆木椁板遗迹，椁板外壁上阴刻有饕餮纹和云雷纹，纹饰用朱色漆绘，整个椁板涂成黑色。1973年在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中，发现几十件商代前期的厚木胎漆器残片，器形有盒、盘等，均为朱红地，黑漆花，构成饕餮纹、蕉叶纹、云雷纹和夔纹等，花纹比例均匀，清晰明朗，漆层较厚，近似木雕，有的还镶嵌着磨制成圆形、三角形的绿松石片，更有的贴着不到0.1　厘米厚的金箔，装饰颇为富丽堂皇。

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中，发现的雕花朱红木器遗迹更多。1950年，在安阳武官村大墓中发现有朱红"雕花木器印痕"。南京博物馆保存有解放前安阳西北岗商墓出土的一批雕花朱红漆痕标本，当时共有240　多小块，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寇炸毁一部分，又劫走一部分（解放前日本人发表了14　幅彩色图片），现存仅24　块。这些花纹印痕深约0.4　厘米，清晰可辨，多为云雷纹、饕餮纹、龙虎纹和夔纹等几种，虎纹与武官村大墓所出虎纹石磬上的纹饰大体相同，其余则与青铜器上的图案无异。部分花纹中镶嵌有刻旋涡纹的圆形蚌泡和长方形小石块，使纹样的构图和色彩更加丰富。从印痕形状观察，可分辨出簋、豆、敦、■等器①。殷墟妇好墓的木椁上也有红、黑相间的漆皮，并有明显的层次，像是多次髹漆形成，椁内有放装饰品的红漆木匣遗迹。殷墟1001　号王陵也发现有雕花红漆木椁板，并镶有野猪牙片。此外，殷墟并发现有漆绘木鼓和木盾牌。

商代漆器的使用已很广泛，不仅商王，连中小奴隶主贵族也都使用。漆器上不仅雕花，还镶嵌蚌饰、玉片，甚至金箔，使漆器更显高贵豪华，表现出商代髹漆工艺已达到很高水平。

贴金与锻铁工艺商代已有贴金工艺。早在50年代，河南辉县琉璃阁商墓中就发现有小金叶；70年代，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商墓中也出土有用于镶嵌漆器的金箔。北京

①　龙宗鑫：《中国工艺美术简史》，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72　页。平谷刘家河发掘的一座商墓还发现有金臂钏两个、金耳环和笄各1　个，以及金箔1　片。金臂钏是用直径0.3　厘米的金丝制成。安阳殷墟也出土过金箔，妇好墓所出的一件铜虎形饰件就用金箔包镶虎的双眼。经对殷墟出土的金箔进行科学检验，测定厚度仅0.01　毫米左右。用金相组织观察，其颗粒度大小不均匀，晶粒界呈平直状态，说明是经冷加工锤锻而成。锤锻如此薄的金箔，工艺相当精湛。四川广汉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中也出过一些商代晚期的金箔制品，其中1　号坑出土的主要有如下三件：金杖用金箔包卷而成。为一件金皮木芯铜龙头杖，全长142　厘米，直径2.3　厘米。上端有近半米长一段阴刻平雕图案。图案分三组：最下一组为两个相同的人头，五官清楚，人头戴冠，耳饰三角形耳坠，人周围刻线纹，两个人头间用勾云纹相隔；中间一组为两个背相对的鸟，上面一组为两条背相对的鱼，鸟和鱼头部下压一穗形叶柄，鱼身刻满鳞片，雕刻极为精美。

金面罩金箔模压而成。似人面形，眉、眼缕空，鼻凸起，嘴宽大。

虎形饰金箔模压而成。昂头张嘴，大耳细身，粗尾上卷，身屈似U　形，作扑击状，通身压印有目形斑纹。

这些金箔和金饰品的发现，无疑是商代已有贴金工艺的实物证据。同时也说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黄金的认识相当早。在3000多年前他们就已经认识了黄金的延展性，知道怎样锤锻出很薄的金箔，还能在其上雕刻出精美的花纹。

铁是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上一种重要的金属。商代在青铜冶炼技术的基础上，也开始认识了铁，出现中国最早的锻铁工艺。1972年，在河北藁城台西遗址第112　号商墓中出土了一把铁刃铜钺，与许多青铜礼器随葬在一起。经科学鉴定，铁刃部分是用天然陨铁加热后锤锻而成，这表明中国早在公元前14世纪时就已经开始认识铁，并具备了锻铁技术。台西的标本并不是孤例，其后，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也发现一件大约同时间的铁刃铜钺。这件铁刃铜钺残长8.4　厘米，钺身呈长方形，有上下阑，铁刃嵌入钺身内约1　厘米。经鉴定铁刃也系陨铁锻成，这是继藁城台西的铁刃铜钺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尽管它们是陨铁，而非人工冶铸的铁，但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六、西周艺术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王朝，也是中国古代奴隶制发展的极盛时期。

西周是由周人建立的国家。周人原是中国西北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生活在今陕西关中平原西部。传说始祖姓姬，名弃。因其母姜原外出时，脚踏巨人足印而得孕。无夫生子，姜原感到羞耻，就把他弃之隘巷，可是牛马走过而不踏；又弃之森林，适逢伐木人众，最后弃于渠中冰上，飞鸟都飞来展翅保护他。姜原以为他是神，遂收养长大。因初弃之，故起名为"弃"。弃长大后发明了农业，教民种植稷和麦。夏禹之时，曾做过农官。他死后被尊为农神，号为后稷。传至13　代古公亶父时，周人迁到岐山脚下的周原定居。周原地区优良的地理环境，使周人的农业生产十分发达。商末奴隶主贵族极端腐化之时，正是周民族兴旺发达之世。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在商郊牧野举行誓师大会，列数商纣王的罪状，得到天下诸侯的支持，再加上商纣王的士兵纷纷倒戈，武王一举灭商。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南），还建立了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分封王族和贵族到各地建立若干诸侯国。周的疆域西至甘肃，东北达辽宁，东至山东，南过长江，超过了商代。周人的统治经历了12　代13　王，约300余年。由于阶级矛盾的发展，国内的变乱和戎族的侵扰，周平王元年（公元前前770年）曾迁都到洛邑。史称此前的周为西周，以后为东周。

周灭商后，为了巩固统治，除了采取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措施以外，特别重视上层建筑领域意识形态方面的治理，极力宣扬他们受天之命而代商。同时，借鉴夏商礼制，在周人传统礼制的基础上，重新制礼作乐，规定了一整套严密的礼乐制度，使西周的礼制在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都达到完善的地步。因此，西周的艺术，不论哪种形式，都深深地打上了周礼的烙印，成为一种奴隶制的等级艺术。周代的乐舞艺术本身就是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周代的青铜器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和建筑艺术等，都鲜明地体现了等级观念。正是由此，周代艺术才被后世儒家作为最高典范而推崇备至。它不仅影响了中国整个春秋战国时代，乃至影响了中国后世长达两千多年的整个封建社会。可以说，在中国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艺术中，西周艺术起了承前启后，不可低估的巨大作用。

（一）绘画与雕塑西周初年，由于周礼的制定，统治阶级对于绘画也比较重视，设有职官专掌其事，因此，西周的绘画艺术较之商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周礼·考工记》说："画绘之事，杂五色，素与白相次，赤与黑相次，玄与黄相次。"说明周人对色彩的运用和掌握已有了一定知识，懂得用不同色彩的搭配来绘画。在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出土的陶器上，就有黑白二色相间描绘的花纹。岐山贺家村出土的铜调色器，为一圆形盒与四个筒形杯相连，从其形式看已能调制几种色彩，显然比殷墟妇好墓所出的调色盘要进步得多。

周代是尚文之国，为适应礼制的需要，绘画艺术被作为装饰工艺到处应用。当然最多的还是用于纺织品和壁画。西周时代已有比较发达的丝麻纺织品，在铜器铭文中就常见用丝麻织物作为赏赐的记载。70年代初，在岐山贺家村的西周墓中就出土有染色的丝织品残迹。经北京纺织研究所鉴定后认为，"岐山标本是现知周代最早着色织物"①。宝鸡茹家庄西周墓中也发现有"红黄条纹相间的麻布衣"。长安沣东长甶墓的骨架上也见有"黄色和淡红色小方块花纹"的纤维织品。文献中记载，西周的冕服九章中的前五章"皆以画为缋"（《尚书·益稷》）。《图画见闻志》中有："旧称周穆王八骏，日驰三万里。晋武帝所得古本，乃穆王时画，黄素上为之，腐败昏聩，而骨气宛在，逸状奇形，亦龙之类也。"后世以为周穆王与晋武帝非同一时代人，此说不足为信。然现代考古尚能发现西周的着色丝织品残迹，晋武帝得周穆王八骏图，似也不无可能。至于周代明堂大庙中"以山藻以为华饰"（《礼记·明堂》），更是西周时代以绘画作为建筑装饰的例子。西周的壁画也常见之于文献记载。如周公的像曾绘于"明堂之墉"（《孔子家语》）；郑玄注《周记》云：宫庭的虎门"画虎"，"以明勇猛于守宜也。"虽然考古发现尚没有西周壁画的实物证据，但中国壁画有悠久的历史，目前已发现有西周以前的壁画残迹，西周有壁画是毫无疑问的。西周的绘画艺术用之于纺织品和壁画的目的，如一位著名美术家所说："原非为绘画美感之鉴赏，实处处欲藉形象色彩之力，与吾人以具体之观感，而达礼教之意旨耳。"②同商代一样，西周雕塑艺术成就最高的仍是青铜器雕塑。此外，在各地的一些中小奴隶主墓中还发现有泥塑、骨雕、蚌雕、象牙雕、石雕和玉雕等种类的雕塑品。其中，除玉雕外，其它种类发现不多，有的仅是零星出土。它们虽不能代表西周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但也展示了某些时代特征和艺术成就。现把骨雕、蚌雕、象牙雕和玉雕介绍如下：骨雕发现不多。在长安张家坡发现有初真轮廓的骨雕马头，可能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出土几件刻花骨片，骨片上阴刻有复杂的线纹图案，可能是一种装饰品。宝鸡竹圆沟4　号墓出土西周早期骨梳两把，残甚，但也能看出梳齿极细，具有较高的骨雕工艺水平。

反映西周骨雕艺术水平的还有周原出土的西周甲骨文。1977　和1979年，先后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了两处甲骨窖藏，出土卜甲和卜骨17000　余片，其中有字甲骨共292　片，计有单字903　个，每片甲骨上或一字或数字不等，最多的达30　余字①。1979年以后，又陆续在凤雏村和齐家村发现一些甲骨②。目前已知西周带字甲骨达298　片，单字1009　个。这是继殷墟甲骨文以后的一次重大发现，它不仅对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而且对艺术史来说，还提供了中国微雕艺术的最早实物证据。与殷墟甲骨文不同，周原的甲骨文大部分字体细小如粟，笔细如发，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其字体有圆笔、直笔、粗笔、细笔之分。圆笔运用自如，直笔刚劲有力，结构严谨，一丝不苟。例如，H11：1　卜甲的面积不到3　平方厘米，像指甲盖那么大，其上刻有细如蚊足的甲骨文字30　多个，仅占1　平方厘米左右。其中的"子"字，长宽竟不足1　毫米，其微小由此可见。一般的字多在1-2　毫米或4-5　毫米之间。其行款间隔相当、肥瘦相同，钩画无不恰到好处。充分体现了雕刻者

①　赵承泽、李也贞等：《关于西周丝织品（歧山和朝阳出土）的初步探讨》，载《北京纺织》1979年第2期。

②　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①　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10　期。②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齐家村西周甲骨文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9　期。运刀的娴熟，脑力腕力心手相应，刚劲流利的特点。此外，还有不少象形字，寥寥数笔，不但形象酷肖，而且神情活现，如象形的"凤"字，似字似画，维妙维肖，观后令人赞赏不绝。周原甲骨的出土，说明中国微雕艺术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3000年前的甲骨文微雕就已具有精湛技艺。

蚌　雕陕西扶风召陈村建筑遗址出土两件半立雕蚌雕人头像，高不过二三厘米，均戴平顶高冠，高鼻深目大嘴，形象真实，其中一头顶上刻有"巫"字，可能就是当时的巫人。宝鸡竹圆沟和茹家庄西周墓中发现有蚌鱼和蚌雕牛头饰件，形象准确，雕刻技法熟练。

象牙雕长安张家坡出土一件刻花牙匕，长29　厘米，宽1.8　厘米，扁平细长，刃端弯曲成弓形，顶端正面刻有夔龙纹上下两组，每组有两条夔龙，龙身上下相叠，首尾相接，顶端第一夔龙用穿孔作龙眼，装饰效果突出。宝鸡竹园沟20　号墓出土象牙发笄一件，乳白色，通体磨光，制作精细。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出土象牙梳和牙觽各一件，牙梳梳齿极细，梳把上阴刻有饕餮纹。这些象牙雕品的发现，说明西周牙雕艺术已广为流行。

玉　雕发现较多，是西周雕塑艺术中除青铜器外最发达的一种。在几乎所有奴隶主贵族墓中都能见到或多或少的玉制品。玉器是奴隶主贵族行礼的必需品，佩玉多少，使用何种玉器，都是显示其身份地位的一种标志。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西周王室所用玉器，但已见的一些玉制品已能反映出西周玉雕艺术所取得的成就。如玉人，洛阳东郊西周早期墓出土一件，双手相握于腹前，头上梳双髻。甘肃灵台白草坡1　号墓出土一件，系双手抱腹站立状裸身，头上有螺旋盘状发髻，呈长条形造型。富于起伏变化。据认为，可能是被俘的西南少数民族奴隶形象。白草坡2　号墓也出土一件人头玉雕饰品，人头上戴有高冠，宽鼻、大眼，可能是被俘的少数民族首领。

特别是宝鸡茹家庄和竹圆沟■伯墓地所出的玉器，数量之多，雕刻之精，是目前所见西周玉器之冠①。除大量璜、玦、环、戈、仪仗等玉质礼器外，各种动物形玉雕尤为引人注目。它们大多是薄片状立雕的装饰品，少数为圆雕品。这些动物各具情态，造型生动优美，充分显示了西周玉雕的艺术价值。玉鹿　茹家庄1　号墓出土9　件，分有角和无角两种，大多呈站立回首观望状，形象生动，整体轮廓清晰，具有很高艺术表现力。

玉虎　茹家庄1　号墓出土3　件，作伏卧状，口穿一圆孔，眼、耳用阴刻线纹表示。

玉牛　茹家庄1　号墓出土6　件，一件是片状立雕，作站立状，余均为圆雕品，素面。

玉免　茹家庄1　号墓出土两件，大长耳，圆眼，作伏卧状。

玉夔龙　茹家庄2　号墓出土，卷曲呈圆形，方头，尖尾，其上用阴刻线纹表示龙头、嘴、眼和鼻，身上线刻有翅膀，具有商代玉雕夔龙的风格。另一件为夔龙玉璜，饰两个交错兽面纹。

玉鱼　茹家庄1　号墓出土多件，形式多样，璜形玉鱼最为形象。

玉鸟　茹家庄1　号墓出土多件，一件小头，长尾，整体造型呈三角形，

①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身上线刻羽毛纹。

其它如玉蚕、玉龟、玉蝉等，都形象逼真，充满了生活气息。

总之，西周雕塑艺术中的骨雕、象牙雕和玉雕的技艺都很高。甲骨文微雕更是堪称一绝。尤其是玉雕，人物造型神态各异，特征显著，动物造型，形象优美，能生动地表现各种动物的特征。其雕刻手法熟练，富于装饰技巧，以实用艺术为主，表现了强烈的理性因素，这也是西周的时代特征在雕塑艺术上的反映。

（二）青铜艺术的瑰宝（之二）

西周是中国三代青铜文化继续发展的时代。青铜器艺术同样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许多造型和装饰都十分精湛的青铜器，成为三代青铜文化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西周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在商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武王灭商以后，商王朝铸造青铜器的工匠和奴隶相继归周，促进了西周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在洛阳北窑发掘的西周早中期铸铜遗址，面积已达10　余万平方米，其中有用土坯砌成的直径达1　米5　以上的大型熔铜炉，还有陶质鼓风嘴，可能已使用皮制的橐来鼓风。经对炉壁燃烧进行温度测定表明，当时炉温可达1200-1250℃，已大大超过青铜的熔点。同时，青铜冶铸技术已传遍各诸侯国。从考古发现西周青铜器的地点来看，北起内蒙古、辽宁，南到江西、湖南、四川，东从山东半岛，西至甘肃、宁夏，已包括今天全国十几个省区，出土最多的是王畿所在的陕西和河南。边远地区的青铜器大多带有一定的地方特点，表明它们是在当地铸造的。

西周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礼器进一步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铸铭之器增多，长篇铭文大量出现。这与周人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力加强礼制建设有关。作器铸铭实际上是礼的体现。在商代，青铜礼器是奴隶主贵族用于宗庙祭祀或丧葬等礼仪活动的宝器，西周完全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以铭文的形式，使青铜礼器获得一种法定的正统地位。同时，长篇铭文的流行，不仅开创了风格独特的金文书法艺术，而且还保留了许多重大史实，使西周青铜礼器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如武王时期的利簋，记载了武王克商的重大历史事件；成王时期的何尊，记述了成王营建落邑，迁都成周的史实；恭王时期的史墙盘，系统地叙述了从文王到恭王时期的许多重要史实。又如江苏丹徒出土的康王时期的《宜侯矢簋》和北京琉璃河出土的周初的某些青铜器，都分别记述了西周初期封邦建国的大事。其它青铜器还铸有关于奴隶赏赐与买卖、土地交易、周王的册命、征伐，甚至诉讼判决书等内容的铭文。它们都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不仅印证而且补充了古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

西周青铜器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青铜礼器本身形式和装饰的变化上。尽管周初的青铜器明显因袭商代遗风，有许多很难区别是商器还是周器，但周初的青铜礼器仍然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最明显的就是青铜酒器大为减少，这是周人鉴于商人酗酒亡国的教训，周初曾严厉禁酒的反映。商代青铜器中以爵、觚、斝、觯为组合的饮酒器此时被代之以鼎、簋为组合的饮食器，从而使鼎、簋成为西周时期最重要的青铜礼器。长安兴旺村窖藏中的一件鼎重82.5　公斤，应为王室所用的重器。扶风齐家村出土的《■簋》，通高59　厘米，耳际宽75　厘米，重60　公斤，是目前所见西周最大的簋。西周早期的鼎，流行兽蹄足和分裆的形式。簋又以加方座的形式来抬高器体，因此出现了方座簋，成为周初的特有形式。在装饰上，周初具有时代特征的纹饰是有触角的蜗体或卷体兽面纹，特别是一种长垂角的兽面纹为晚商所未见。同时，凤鸟纹也更为流行，数量增多，体积变大，风格更显华丽。下面介绍几种在造型和装饰上都具有艺术价值的青铜器：■伯双耳方座簋宝鸡纸坊头一号墓出土。圆腹，圈足，四方座，簋腹两侧有环状耳，耳下有垂珥，垂至圈足处。下承方座内有悬铃一个，举簋时铃声响动，轻脆悦耳。腹身饰两组大饕餮兽面纹，以两侧与耳对称的扉棱为中轴，两耳各塑一牛头，牛头上再塑一虎头，居于两牛角之间，作口衔牛首状，耳两侧线刻虎身，两前肢抱住牛头，表现了一幅虎食牛的情景；圈足上饰四组夔龙纹，方座上，以四棱为中轴，各雕牛头兽面一个，牛角翘立器壁之外，新颖而别致。整器装饰协调，浑然一体，布置别具匠心，风格华丽精美，堪称周初青铜器的杰作。

四耳簋宝鸡纸坊头一号墓出土。造型基本同前，无方座，四耳，耳以榫卯与器身相接，可单独取下，为西周青铜器中少见之设计。纹饰装饰独具特征，器身上下饰两组带状乳钉纹，中间配以带状直棱纹，显得整齐但不繁缛。器耳上以24　个大小牛头巧作装点，使该器显得壮观传神，可谓西周铜器的珍品。

伯矩鬲北京琉璃河出土。双耳，有盖，盖顶浮雕牛头兽面纹，牛头上又塑一小牛头；器身也饰牛头兽面纹，牛角高翘，突出于器表外，兽口对柱足，恰似兽口中吐出的长舌。装饰和造型极其精美。

伯各尊宝鸡竹园沟7　号墓出土。尊体作深圆筒状，喇叭口。通体饰四道对称的高扉棱，有上中下三段装饰，上段口颈处饰四组蕉叶纹，每组由两只倒立的夔纹组成，蕉叶纹下饰一周四组夔龙纹，中段以两道扉棱为中轴，饰两组大饕餮兽面纹，有高翘的卷角突出器表外，下段饰四组夔凤纹。通体有云雷纹衬底，纹饰繁缛精美，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伯各卣宝鸡竹园沟7　号墓出土，造型如同商代提梁卣。装饰独特，提梁与卣体相接处雕塑有卷角羊头，提梁中部塑有对称的牛头两个，形象生动。卣盖上饰大饕餮兽面纹两组，各以扉棱为中轴，卷角突出于盖表外，盖顶突立由四牺首围成的圆形把手，盖口和卣口各饰夔龙纹一周；腹部饰大饕餮兽面纹两组，有扉棱作中轴，大卷角也突出于器表外；圈足上饰四夔龙纹。通体以细密的云雷纹衬底，也是西周青铜器的艺术精品。同形有大小两件。西周早期也有一些鸟兽形器。如：象尊　《商周■器通考·图698》。作昂首状，象鼻短，尾卷似鋬，背部开口，有盖，体饰鳞纹鸭尊　辽宁喀左出土。鸭形，扁宽嘴，长颈，双脚铸有鸭蹼，尾部下有一立柱，与双腿作器的三支足，器口开于背部，形象写实。江苏丹徒县母子墩也出一类似鸭尊，唯器口更大更高。

鸮卣　又名太保卣，日本白鹤美术馆藏品。作立鸟状，有提梁，鸟首似鸡，上喙可开合以注酒，尾下垂与双足作支点，造形生动奇巧。

另外，琉璃河出土的青铜人面罩，也是西周早期罕见的青铜艺术珍品。

人面呈椭圆形，五官清楚，口中雕有两排牙齿，特别是双眼圆睁，嘴角上翘，明显具有笑貌状①。如此生动传神的作品，不仅在西周青铜艺术中，就是在整个三代青铜艺术中，都极为少见。

西周中期的青铜器是西周青铜器艺术发展的极盛期。中期青铜礼器在早期的基础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论造型或装饰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在造型上，器体宽大而浅的垂腹附耳鼎，是这时出现的新器形；双层器或组合器，也是西周中期青铜器造型的新特点；鸟兽形器比早期大为增多，显示了西周中期造型艺术的精湛技艺；簋类器和酒器等都有了许多变化；像盨、簠和有耳可执的方■一类，都是这时出现的新形式。在装饰上也有几个突出特点：首先是删繁就简，陆续淘汰了不少早期的纹饰；其次是传统纹饰向多样化变形，如兽面纹多向变形兽面纹发展，凤鸟纹更加流行，通常呈对称回顾形排列，尾加长，冠加大；最后是产生了一些新的纹饰，如波曲纹，∽形和■形结构的动物纹和鳞带纹等。这些变化使西周青铜器发展到它的顶峰，创造出许多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青铜器。

带盘夔足鼎宝鸡茹家庄1　号墓出土。为双层造型结构，上层是一带耳的圆鼎，下层为一锅状圆盘，以三条仰首卷尾的夔龙形足支盘承接圆鼎。鼎腹饰小饕餮兽面纹，以云雷纹衬底。盘腹饰十字形镂孔三组，与小龙足相间。造型极为精巧。这种带盘鼎是一种温器，盘内可置炭火，温热鼎内食物。井姬独柱带盘■鼎　宝鸡茹家庄2　号墓出土，双层结构，上为圆鼎，下为有矮三足的圆盘，盘心用一柱支承圆鼎。虽素面无纹饰，造型也极为别致。白■簋　陕西扶风庄白西周墓出土。有圈足碗形盖，盖及腹身饰长尾大凤鸟纹，双耳也雕塑成凤鸟形，具有西周中期青铜器造型和装饰的典型特征。微氏方鬲陕西扶风庄白窖藏出土。通体呈方形，分上下两层；上层为一腹部微鼓的方鼎，口沿下有附耳，四角各铸回首屈身卷尾龙一条，龙头有双角，鼎口沿下饰一周兽面纹；下层为一长方形炉膛，四角下部各铸鸟首兽一尊，兽腿形成4　个支足，炉壁左右两侧和后壁饰有镂孔状方格窗，炉底有3个小孔，用以通气排灰，炉壁正面开有门两扇，有可开闭的镶板式门扉，右扇门上以一裸体、束发、跪坐的奴隶为门栓，左扇门上铸一兽头为门栓，有一活动自如的铜条插销，直插奴隶和兽头之间，炉壁门开关灵活。该器设计独特，结构合理，显示了极高的艺术价值。类似器仅有2　件，另一件无耳无足，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鬲门合扇处铸以跪坐奴隶作门栓，正是《尚书·吕刑》篇所载"刖者使守门"的真实写照。

■伯鬲■　宝鸡茹家庄1　号墓出土。为分裆柱足鬲，腹部以单线雕刻三组象头纹，有大耳，圆眼，象头朝下，巧妙地利用柱状足作为象鼻，把造型和装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具有洗练传神的艺术效果。

盠方■　陕西眉县李村出土。造型和装饰均很繁缛且特征显著，有方形四阿顶盖，盖上有四阿式钮，腹壁两侧各有一象鼻形上卷耳，下有方形圈足。独特之处是内部分隔为两室。通体纹饰瑰丽。

折觥　陕西扶风庄白出土。器体长方，上接兽形盖流，前端雕塑为大垂角兽，后端饰大兽面纹，尾卷成鋬，造型与装饰给人神圣与威严之感。

日已觥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器形长方而高，流短而厚，盖前塑一龙头，后端为一立耳兽面，宽尾下垂，形式奇异。器流浮雕夔龙纹，器身浮雕兽面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　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　期，第38　页。

纹。

西周中期的鸟鲁形器更多。如：象尊宝鸡茹家庄1　号墓出土。整体造型为象，体肥硕丰满，象鼻高举，獠牙和眼突出，竖圆耳，小尾扁平下垂，四肢粗短，背部开口，有盖，造型生动传神。体饰凤鸟纹，卷体成圆涡状，与四肢相配，称得上一件艺术珍品。驹尊陕西眉县李村出土。形似骡，作站立状，竖耳短尾，鬃毛整齐，双目炯炯有神。器口开于背部，器盖似鞍。驹身光素无纹，仅腹部两侧饰有圆形变体夔纹，装饰朴素，突出了骡驹的造型艺术特点，不失为一件富有生气的佳作，为西周时代少见的青铜器。

牛尊陕西岐山出土。作牛抬首站立状，前吻平且有一小流，背有盖，盖顶塑一立虎，腹饰变形兽纹。

羊尊又名井姬盂鏙，宝鸡茹家庄2　号墓出土。通体作站立羊形，吻部较长呈方形，头顶部连羊角可开合为流盖，器口开于背部，器盖上有一立虎，尾卷成銴，腹饰卷体圆涡形夔凤纹，与四肢相配，造型和装饰均具艺术性。鸟尊宝鸡茹家庄1　号墓出土。作立鸟形，长钩喙，大圆眼，三足肥壮，背部开口，体饰鸟羽纹，造型和装饰均十分生动。同形有大小两件。

凤尊《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A672　图》。作立鸟形，头似鸡，有柱状冠，尾宽，下垂与双爪作支点，器口开在背上，两侧雕塑双翅，造型和纹饰均十分形象。

西周早中期青铜器艺术的发展，在青铜武器和车马器上也有反映。

西周时期的青铜武器在殷代的基础上有许多新的改进。主要武器戈，在援的后端普遍出现了胡，胡上并有用以穿绳捆缚的孔（称为穿），常见有短胡一穿戈和中胡二穿戈等。胡与穿的普遍出现，使铜戈能更牢固地捆缚于木柄之上，可大大提高杀伤力。同时，出现了新形式的十字形戟。北京房山琉璃河燕侯大墓就出土了"燕侯舞戈"铭文的十字形戟，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也出土有十字形戟。另外，宝鸡竹园沟13　号墓所出的仪仗兵器，旄和人头銎内钺是西周青铜武器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①：旄由旄首、柲、鐏三部分组成，除木质柲腐朽仅存痕迹外，青铜铸的旄首和鐏保存完好。旄首雕铸成鸭头形，鸭嘴微微开启，鸭头上雕饰着虎面纹，其造型和装饰都堪称一件艺术品。

人头銎内钺钺身长方形，舌形刃较宽，有銎和直内。钺身后部雕有双角兽头，本部有浮雕蛇纹。本两侧各塑立虎一只，虎回首与钺两肩相接，卷尾与舌刃两端相连。銎头雕塑成人头，眉、眼、鼻、嘴、耳俱全，额前有刘海，脑后有发辫，形象生动。为一件少见的雕塑精湛的铜钺。

旄和钺是重要的仪仗兵器。史载武王伐商时在牧野誓师，"左杖黄钺，右秉白旄"（《尚书·牧誓》）。纣王兵败自焚后，武王又以黄钺斩纣首，以玄钺斩纣二妾头。因此，钺和旄是具有最高权力象征的兵器。竹园沟13号墓出土的这两件钺和旄，就是主人有较高地位的象征。

西周时期的青铜车马器也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铜构件，如车辖、毂饰及鸾铃等。铜车辖代替了商代的木辖，与铜车軎配用，可使车轴更加稳定牢固。按装在车轮上的铜毂，延长了车轮的寿命。鸾铃是一种响器，所谓"鸾在衡，升车则马动，马动则鸾鸣"（《■诗内传》）。不仅如此，这些

①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伯墓地》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71-73　页。铜构件往往都有精湛的雕塑和装饰，甚至许多铜马饰上也有精美的雕饰，其中有兽面形、动物形、人形等，使西周时期的车子比商代更加坚固美观，奴隶主乘坐出行，更显得华丽而高贵。如宝鸡竹园沟1　号车马坑出土的人兽面辕饰，呈戴帽封顶的筒形，帽一侧浮雕兽面纹，另一侧雕塑一蹲伏搂抱状的人像，人头高出于帽顶，有后披发，腰系宽带，下身穿短裤，人后肩处还各饰一鹿纹。把它装饰在车辕头上，十分新颖别致。同地13　号墓出土的牛首泡马面饰（标本229），在牛头上还塑有两只高冠鸟，分别利用牛角作鸟尾，两鸟昂首相望，爬伏于牛头之上，设计十分独特巧妙。

西周晚期的青铜器继续延续中期的特征，没有多少新的变化。可以说，在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上处于停滞状态，这是由于西周礼制的发展所造成的。

西周最重要的青铜礼器鼎，从中晚期开始形成了列鼎制度。所谓列鼎，就是造型和装饰相同而尺寸大小依次递减，组成一组奇数的鼎。它是奴隶主贵族在祭祀、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用以表示身份等级，"明尊卑，别上下"的标准器，其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据《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不同等级的人使用不同数的列鼎。出九鼎的西周墓目前还未发现，传世的西周中期克鼎为七具列鼎。考古发现河南上村岭虢太子墓的鼎也是以七具成列；宝鸡茹家庄1号墓的列鼎为五具；长安普渡村西周中期墓以三具成列，等等，都与文献所载相符。其时，各鼎所盛的肉食也有严格规定，如《仪礼·聘礼》等所记，天子所用九鼎，第一鼎盛牛，称为太牢，以下各鼎依次为羊、豖、鱼、腊（干肉）、肠胃、肤、鲜鱼和鲜腊。诸侯的七鼎也称太牢，要减去最后的鲜鱼和鲜腊二味。卿大夫的五鼎，第一鼎盛羊，称为少牢，以下依次为豖、鱼、腊、肠胃（或肤）。士用三鼎，所盛为豖、鱼、腊或羊、豖、鱼；也有用一鼎的，所盛为豖。

同时奇数的鼎要以偶数的簋配合使用。即九鼎以八簋相配，七鼎以六簋配，五鼎用四簋，三鼎配二簋。考古发掘出土的簋也是以偶数为多。如1960年陕西扶风齐家窖藏出土一套形制大小、花纹、铭文相同的中友父簋，共二器；宝鸡茹家庄■伯墓出土的儿簋，有四器；扶风庄白1　号窖藏出土的儿簋，共八器。中友父的身份是士，■伯是大夫，簋数正相合；微伯■的身份也是大夫，■簋八器应是两套。西周晚期墓中，随葬的簋最多有六器，为诸侯所用的七鼎六簋。

不仅鼎和簋如此，其它一些青铜礼器，如鬲、卣，青铜乐器等，在西周中晚期以后也很流行成组出土，一组器的形制、大小、纹饰、甚至铭文都相同。如陕西蓝田县寺坡村出土的弭叔鬲一组三件；周原一号窖藏出土微伯鬲一组5　件；长安张家坡出土的伯庸父鬲一组8　件；周原一号窖藏出土的伯先父鬲一组10　件。但此时用鬲还没有鼎、簋那样严格的限制，到春秋战国时代，鬲才多以偶数组合与列鼎同墓随葬，起陪鼎的作用。

这种列鼎制度是西周礼制的充分体现，也是三代奴隶社会礼制最突出的代表，它对维护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被一直沿用至春秋战国时期。同时，它也使西周的青铜器艺术变成了一种奴隶制的等级艺术。在西周晚期，由于列鼎制度要使用同样形制的青铜礼器，这就限制了青铜器艺术的发展，使其从辉煌的顶峰逐渐走向衰落。

（三）金文书法艺术金文，即青铜器上的铭文，在古代曾称之为钟鼎文。它是一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古老文字，流行于商至春秋战国时期，其鼎盛是在西周时代。书法史家认为，金文是秦统一文字之前书法艺术的主干，是中国现存书法艺术之祖①。

金文的产生与文字的发展和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商代，由于青铜铸造技术有了较大发展，甲骨卜辞的书契也流行起来，因而出现了在青铜器上铸铭的金文。但商代的金文每器所铸字数不多，一般仅一二字，多者四五字，为商代奴隶主贵族的族徽或人名等符号。而且一般都铸在器物的不明显部位，如鋬阴，外底等较隐蔽之处。到殷末，个别金文增至数十字，但也未有超过50　字者。所以，商代金文在书法艺术史上不占显著地位。

西周时期是金文大发展的时期，不论是其数量或字数，还是内容和形式，都较前有了很大发展。这时铸铭之器骤然增多，两周青铜器中有铭文传世的约3000　余件，其中一半以上属西周。金文字数也加长，数十字、上百字，甚至数百字的铭文都屡见不鲜。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属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其铭文长达497　字，称得上是金文的长篇巨制。这时的铭文格式多样，内容丰富，不仅有准确的干支月日及"月相"、地名和地理位置、当时的官职名称、人名，而且还记载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王室的祭祀、征伐、盟誓契约，周王的册命、赏赐、宴飨，甚至奴隶买卖、刑事诉讼等各种内容，反映出当时政治、军事、礼制、经济等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可用以补充和纠正很多古代文献资料的不足或缺失，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极为珍贵的史料，所以学者们称誉青铜器铭文具有书史的性质。

西周金文的流行，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周人灭商以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大力加强礼制建设，利用大量青铜礼器，铸以长篇铭文，颂扬祖德，刻记功烈，记述周王锡命，遗传子孙后代，以此宣扬西周奴隶主贵族的权威，达到维护和加强其宗法统治的目的。

金文的发展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西周时期的金文是一种很成熟的书法艺术，向为书法史家所重视。它改写了长期以来认为的，谈书法只能从隶、楷书始和魏晋南北朝以后才有真正书法艺术的传统认识，并把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推溯至3000多年前。

金文的书体，一般称为大篆或籀书，也有称为古籀的。籀是周宣王时的史官，籀书即为他所写的字书。青铜器铭文是按照墨书的原本先刻出铭文模型的陶范，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商周时期已有很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所以翻铸的金文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因此，商周的金文实际上是一种墨书的书法艺术。

商代的金文书法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字数不多，字体瘦长，笔道遒劲雄美，行气疏密有致，结构严谨，情势凝重，各有风韵。有人曾归纳为两种风格，一种是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起止多露锋芒，间有肥笔，另一种则是运笔有力，形体瘦筋，笔划多挺直，不露或少露锋芒①。

①　古铭、徐谷甫選编：《两周金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

①　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77　页。周灭商以后，商王朝铸造青铜器的工匠相继归周。周人继承了商人的金文书法，使之发展成具有独特风格的金文书法艺术。

西周早期的金文从书体和书法风格来看，总的情势是清秀隽美，笔道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结构严谨，行款章法自如。其前期的作品风格质朴平实，多挺拔的悬针笔法，仍带有甲骨文的影响。如武王时的利簋和天亡簋（或称大丰簋），字体平易古朴，笔划方圆兼备，具有凝练平直之气。利簋仅用短短32　字就记述了武王代商的重大历史事件，因而被称为武王克商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一件铸铭铜器，开创了西周金文书法的先例。后期的风格凝重雄放，已显出金文的独特艺术。如成王时的令■、保卣，康王时的大盂鼎、大方鼎等，书法凝练奇古，雄伟挺拔，遒劲华丽，从人形或以人为偏旁的字及王字等，多用肥笔，用笔轻重明显，被书法家称之为"波磔体"。尤其是大盂鼎的金文，共19　行，291　字，记载了康王追述文武受命，克殷建邦的伟绩，其文字端庄典雅，大小得体，形态生动，为成康之世金文书法造诣最高一品，其拓本摹本至今尚被书法大家所珍视。

西周中期的金文形成了金文大篆的典型风貌，笔划加粗，多用肥笔，并出现一些"墨团"笔画，形体丰腴肥厚，瑰异凝重，被书法家称之为"玉箸体"。如昭王时的宗周钟，穆王时的■鼎、■伯簋，■王时的史墙盘、永盂、卫盉，懿王时的狮虎簋，孝王时的大克鼎等，都是这类的卓越者。宗周钟有铭文122　字，字体舒展，圆润，已开秦玉箸篆之风。史墙盘铭文古奥典雅，字体朴实遒美，行款疏朗整齐，笔势圆泽厚实；书体工整秀丽，文字精练简要，许多语句用韵，即是学术价值较高的史料，又可视作古典文学的佳作。卫盉铭文运笔刚柔得宜，行款错落有致。狮虎簋的铭文丰茂俊伟，秀媚多姿。大克鼎铭文字形长方，纵横有格界，每字一格，共28　行，290　字，笔法雄浑，是西周中期铭文的皇皇巨作。

西周晚期的金文形成了各种风格。有字体规范、结构和谐、壮实厚美的作品，如厉王时的■簋，宣王时的毛公鼎等；有笔势匀衡、刻意求工、书体俊逸的作品，如厉王时的散氏盘、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同时，也有结构松散，书与草率之作。总之，已有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尤其是虢季子白盘的铭文，高雅恬淡，颇具崭新的艺术风格，开了籀文体的先例。而有近500　字的毛公鼎的铭文，雄阔浑厚，洋洋洒洒，大气磅礴，不愧为西周金文之冠。

总之，西周金文书法艺术，上承商代甲骨文之先例，后开中国古代篆、隶、楷书之源，在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所具有的高度艺术价值，终于形成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的习俗，被美学家誉为一种"线的艺术"①。这是一种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力量的美。它所追求的是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兼并，方圆适度的效果。它的每一个字、每一篇作品都可以有创造、有变革甚至有个性，而不作机械的重复和僵硬的规范。它既状物又抒情，既有造型又有表现。它像音乐从声音世界里提炼抽取出乐音来，依据自身的规律，独立地展开为旋律和和声一样，净化了的线条--书法美，以其挣脱和超越形体模拟的笔划的自由展开，构造出一个个一篇篇错综交织、丰富各样的纸上音乐和舞蹈。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40-44　页。

（四）音乐与舞蹈西周的乐舞是中国奴隶社会音乐舞蹈艺术发展的顶峰。相传周公因袭夏商礼仪，制定周礼，规定了一整套法定的礼乐制度，用来维护西周社会奴隶制的等级制度。乐舞就是周礼的主要内容之一。经过周公的整理，西周的乐舞在形式上更加规范，内容上有严格的要求，使用上也有严密的等级分别，宫廷并设置了庞大的乐舞机构，统一由大司乐掌管。同时，还设立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向奴隶主贵族子弟传授乐舞知识。

周代奴隶主贵族的音乐称为雅乐。所谓雅乐，就是奴隶主贵族祭祀天地、神灵、祖先等典礼中所演奏的音乐，包括用于郊社、宗庙、宫廷仪礼、乡射和军事大典等各个方面的音乐。其名称的由来，当取其歌辞"典雅纯正"之意。有人曾根据前代遗留下来的宗庙祭祀音乐，把雅乐归纳为齐奏为主，曲调简单，节拍缓慢几个特点①，似有一定道理。

西周雅乐的歌辞在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保存了一部分。

传说这部不朽的古代歌辞汇编是由中国古代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整理删定，它包括西周初期到春秋末期的各类音乐作品。《诗经》原称《诗》，也就是配乐的歌辞。战国时代一位思想家墨子曾说过："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篇》），精练地概括了《诗经》可诵、可奏、可歌、可舞的音乐性质。只是到了后来，一般认为是秦亡之后，《诗经》的曲调部分逐渐亡佚，才成为纯粹的诗歌形式。《诗经》有305　篇，分风、雅、颂三部分，实际上也是音乐的分类。宋代郑樵（1103-1162年）说过："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通志·点序》）。明确地指出《诗经》包括民间歌曲、宫廷歌曲和祭祀乐舞三类不同内容和形式的音乐作品。如《周颂·武》篇就是周代统治阶级为赞美武王克商的大功而演奏的舞曲颂歌，即所谓《大武》乐章之一：（原文）　（译文）

於，皇武王！　啊，英明伟大的武王！

无竟维烈。坚强奋发，是为荣光。

允文文王！　真有文德，显考文王！

克开厥后。能够廓开后世大业，嗣武受之，　武王继承文王遗烈，胜殷遏刘。战胜殷商，灭杀纣王。

耆定尔功。奠定其功，天下共仰①。

这首歌用短短20　余字颂扬了武王继承文王遗志，杀纣灭商，创立西周大业的功绩，是当时最著名的一首雅乐。有人考证，《诗经》的31　篇"周颂"中保存了《大武》的六篇乐章，是唯一保存西周雅乐内容较多的作品。孔子曾评价这一乐章是"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诗经》中除歌辞外，还提到大量的乐器，如琴、瑟、箫、管、龠、埙、箎、笙、鼓、鼛、贲鼓、应鼓、田鼓、悬鼓、鼍鼓、鞉、钟、镛、南、钲、磬、缶、雅、柷、圉、和、鸾、铃、簧等，达29　种之多。种类繁多的乐器，说明当时音乐的表现力已经非常丰富。《周礼·春官·大师》中还把周代的

①　见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年版，第42　页。

①　袁梅：《诗经泽注》（雅·颂部分），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577　页。乐器按不同质料分为8　类，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谓之"八音"。八音齐备，后来就成为中国古老的传统音乐的同义语。

考古发掘所见西周的乐器，目前主要是青铜打击乐器钟。钟的形式是由铙演化而来。它的各部分已有固定的名称，如钟体的平顶称为"舞"，平顶上的柄称为"甬"，甬的顶端称"衡"，中段突出部分称"旋"，旋上用以悬挂钟钩的孔称"干"，钟面上中间的直条称为"征"，两边突出的几排乳钉称为"枚"，枚的上下间隔称为"篆"，钟口的光面称为"鼓"，弯曲的下口称为"于"，尖角称为"铣"。西周的钟大多悬挂着使用，悬挂的方式有直悬和斜挂两种。直悬的钟称为钮钟，从西周中期开始出现。斜挂的钟称为甬钟，在西周后期广为流行。其时，钟作为乐器不仅各部分有不同名称，它的大小、长短、厚薄也都有一定的规格。《考工记》"凫氏为钟"一节就有详细记载。

西周的钟绝大多数是双音钟，特别是甬钟都能产生两个音，一个音在鼓的中心部位，另一个音在鼓侧。这表现了西周钟的进步。从物理学的振动原理来看，钟的敲击点不同，其振动方式也不同。所以敲击鼓的不同部位能发出不同的音。双音钟的音频有小二度、大二度、小三度、大三度和纯四度几种，其音程关系要比商代的铙优越得多。其优点在于用数量不多的钟就能构成较完整的音阶，可以演奏旋律。据实测，现存西周钟都没有商音，这是当时音律的特点①。

西周钟的另一个特点，是组合使用，构成系列性的"编钟"。编钟的数目不等，最常见的是三个一套。如扶风竹园沟西周早期墓出土的三枚甬钟成编，是至今发现最早的西周编钟。长安普渡村长甶墓和宝鸡茹家庄■伯墓都出土过西周中期的三个一组的编钟。而西周晚期的仲义钟和柞钟都以八枚成编，是目前为止发现西周编钟数目最多的两组。完整的一组编钟称为一肆。《周礼·春官·小胥》："凡悬钟磬，半为堵，全为肆。"编钟用以合乐，是周代宗庙祭祀和宴享奏乐时不可缺少的东西，也就是说是西周礼制的产物。从钟铭看，应歌的钟称为歌钟，应乐的钟称为龠钟，随从出行乐队使用的称为行钟、从钟或走钟。这些都反映出西周青铜打击乐器发展的成就，也是西周雅乐发展的成就。

周代的舞蹈艺术是与雅乐相配合的宫廷雅舞。它主要有大舞和小舞两种。大舞即《六代舞》，也称为《六舞》或《六部乐舞》。大舞的主要内容有《云门》、《大咸》、《九韶》、《大夏》、《大濩》和《大武》六种。前五种是由西周以前的传统舞蹈整理改编而成，后一种是周公在武王灭商以后新创作的。这六种舞蹈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应用。据《周礼·春官》记载：舞《云门》时，要"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舞《大咸》时，要"奏太簇、歌应钟"，"以祀地神"；舞《九韶》时，要"奏姑洗、歌南吕"，"以祀四望"；舞《大夏》时，要"奏蕤宾、歌函钟"，"以祭山川"；舞《大濩》时，要"奏夷则、歌小吕"，"以享先妣"；舞《大武》时，要"奏无射、歌夹钟"，"以享先祖"。说明六代舞都是祭祀乐舞，它们分别有不同的祭祀对象。

据孔子后来描述，《大武》的表演情形是这样的：开始的时侯，先是一段长长的鼓声，舞队手执兵器，准备上场。接着又

①　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32　页。是一段徐缓、绵长的歌声，表现出决战前的紧张气氛。然后，舞者从北面入场，迅速展开战头场面。旁边有人摇铃，表示传送军令。舞队随即分为两行，作激烈的刺杀动作，边舞边进。在第三段时，进入高潮，表示消灭了商纣王。继而又转向南，表示平定了南方疆域。接着分左右变化出各种队形，表示左周公、右召公的英明领导。最后舞队集合成整齐的队形，以蹲坐的静止姿势表示对武王的崇敬（《乐记·宾牟贾》）。

小舞是西周贵族子弟跳的六种祭祀舞，它包括《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和《人舞》。《帗舞》是手持全羽或五彩丝绸而舞，用于祭祀社稷；《羽舞》是持白色鸟羽而舞，用以祭四方；《皇舞》，舞者头插鸟羽，手执五彩鸟羽而舞，用以祈雨；《旄舞》是手持牛尾而舞，用于祀辟雍和宴乐；《干舞》是持盾牌而舞，以祭山川；《人舞》，徒手不持舞具而舞，用于祭祀星辰和宗庙。

除了大舞和小舞外，西周还有其它一些用于祭祀或宴乐的舞蹈，如《象舞》、《天弓舞》等，还有从民间乐舞改编的《散乐》，从周边少数民族舞蹈改编的《四裔乐》等，表现了西周雅舞的丰富内容。

70年代中，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发掘了两座西周中期的贵族、■伯及其夫人的墓，分别出土了两件舞蹈铜人，是目前有关西周舞蹈艺术唯一的实物资料。1　号墓所出系一男像，光头、圆脸，身着对襟袍服，腰束宽带，双手高举于左肩之上，五指呈圆环状；2　号墓所出是一半身女像，头戴高耸的三叉形发饰，有披肩，身着对襟袍服，两手左右分开，左高又低呈舞蹈状，手上还拿着圆形舞具①。虽然不知道他们跳的是什么舞，但却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西周舞蹈的形象资料。从这两座墓中殉葬着9　名奴隶，及1　号墓中还出土有三枚一套的铜编钟来看，这两具舞蹈铜人应当是■伯家舞蹈奴隶的形象。说明当时连中小奴隶主家也有了乐舞奴隶。通过这两座墓葬，可以想见当时奴隶主贵族那种钟鸣鼎食、纵情歌舞的豪华生活。

西周的宗法制度是以周天子为中心，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李氏》），周天子以下依次还有诸侯、卿、大夫、士这样一种阶梯式的等级制度。周礼明确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人享受不同规格的乐舞。如乐队的排列，《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即天子可以享用四面排列之乐（"宫悬"），诸侯则为三面之乐（"轩悬"），卿和大夫享用两面的乐队（"判悬"），士只允许排列一面（"特悬"）。又如观赏舞乐的规格，天子用八佾，六十四人；诸侯用六佾，三十六人；卿和大夫四佾，十六人；士只能用二佾，四人（《左传·鲁隐公五年》）①。乐舞的使用也有严格限制，如大舞只有周天子才能用，诸侯以下不能僭越，这些都是为了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

（五）建筑艺术西周的建筑艺术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灭商以前的周原建筑，它是周人传统建筑艺术的发展；另一部分是灭商以后的丰镐建筑，它是

①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上册，文物出版社，第315　和375　页。

①　关于"佾"，古代曾有不同解释。此为班固《白虎通义·礼乐》中"八人为行列"的解释。另一种认为，一佾为8人，八佾则为64人，六佾为48人，四佾是32人二佾16人（见陈旸《乐书·书舞》）。西周时期在继承商代建筑成就的基础上，结合周人的传统发展起来的建筑艺术。

周原建筑据文献记载，周人的首领古公亶父约于公元前12世纪末或前11世纪初，带领族人自邠迁自岐山下的周原后，在此立国；并在周原营建了巨大的都城，周人称之为"京"（即大的意思）或"京邑"。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京城一词的由来①。但是，关于周原的具体位置，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过数十年的考古钻探和发掘，现在已经基本确定周原遗址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京当乡和扶风县法门乡一带。其范围东西宽约3　公里，南北长约5　公里，总面积为15　平方公里。在这个范围内分布着异常密集的周代遗址。虽然周原的城墙及城内布局情况目前还不详悉，但1976年以来在岐山县京当乡凤雏村发掘的一座宫室（宗庙）建筑基址和在扶风县法门乡召陈村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不同程度增加了我们对周原建筑艺术的认识。

凤雏村的宫室（宗庙）建筑是一座由门道、前堂、后室和厢房组成的完整院落。整组建筑座落在一个高1　米多的大型夯土台基上，台基南北长约45米，东西宽32.5　米，总面积1469　平方米。其形制是以门道、前堂、过廊和后室为中轴，东西两边配置厢房各8　间，并有回廊相连，形成左右对称、布局整齐的两进四合院式布局。前堂是这组建筑的主体，其东西长约17　米，南北宽约6　米，面积约百余平方米。这是一座面阔6　间、进深3　间的大型建筑。它的地面和墙壁都用细泥掺合砂子、石灰涂抹，表面光洁坚硬。院内还发现两条用陶水管或卵石砌成的排水道。另外，大门前4　米远处还有一座近5　米宽、1　米多厚的影壁，为前代建筑中少见的新设施。

召陈村的夯土建筑基址发现15　处，分两个时期建造的。早期仅有7　号和9　号两座基址，在7　号基址的一间室内发现有地下火坑，当是取暖用的地炉。晚期有13　座基址，布局独特，不取中轴对称的形式。其中3　号、5　号和8　号三座长方形基址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略呈品字形排列。3　号夯土台基东西长24　米，南北宽15　米，上面东西有7　排柱础，南北6　排，内有两道隔墙，将台基分隔为3　间，复原起来是一座四阿式建筑。8　号基址略小，台基周围有半米左右宽的卵石散水。这类大型建筑可能是当时贵族的宅院，也有人认为是周人的宗庙或宫殿建筑。其时代比凤雏村宫室建筑要晚，属西周中晚期遗存。

周原遗址这两处建筑物大都使用了瓦盖顶，遗址中发现很多泥条盘筑法做成的板瓦、筒瓦和半瓦当。板瓦较大，瓦面有绳纹，很多还有圆柱状的瓦钉或瓦环；筒瓦除饰绳纹外，有的还有刻划符号；半瓦当则是在瓦头上饰重环纹。从瓦的形制看，已有仰覆两种结瓦方式，环耳瓦是结扎使用，钉瓦直接与泥顶粘结。瓦的使用是建筑技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也是西周建筑艺术的新成就。周原遗址发现的瓦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瓦，它们的使用突破了"秦砖汉瓦"的传统认识，把中国用瓦的历史提早到3000年前的西周时代。有人因此推测，屋瓦是周人发明的，文献中"夏时昆吾氏作瓦"之说有误①。

这两处建筑物的墙壁有夯土墙和土坯墙两种。夯土墙系版筑而成，从夯

①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　页。

①　杨鸿勋：《西周岐邑建筑遗址初步考察》，《文物》1981年3　期第29　页。窝来看已使用了5　个夯锤绑扎在一起的夯具，比单夯锤在技术上又提高了一步。同时普遍使用擎檐柱，也是这时建筑的一个特点。

周原的建筑已有一定的装饰。召陈的9　号基址周围用卵石铺的散水，系用黑、白、绿三种不同颜色的卵石，整齐地铺排，给人一种美感。另外，在召陈还采集到一件汉白玉的菱形建筑饰品，四侧面磨光，正面雕刻精致的雷纹，据说是镶嵌在墙壁上的。特别是在这两处基址都发现蚌雕的建筑装饰，除了圆形蚌泡以外，凤雏还发现有饕餮纹和几何纹雕饰，召陈发现的仅有后一种。它们是用大小形状不一的蚌片镶嵌而成，蚌片磨制的平整光滑，镶嵌的图案非常精美。

周原发现的两处建筑基址对了解西周宫室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尤其是凤雏村的宫室建筑，是中国目前发现的三代建筑中最完整的由单座建筑组成的群体建筑。从它的形制、结构和布局看，已具有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传统风格，门前的影壁和瓦的使用，更给人一种别致而新鲜之感。

丰镐建筑周文王所建丰邑与武王所建镐京两座城址，是西周王朝300余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尽管周公在洛阳又建了成周城，自成王起都洛直到西周末年，但丰镐二京始终是西周的统治核心，王都所在，直到公元前771年平王东迁洛阳以后，丰镐二京才逐渐废弃。

丰镐遣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12　公里的沣河两岸，丰在河西，镐在河东。今天，沣河西岸的客省庄、马王村、张家坡、大原村、冯村、曹家寨、西王村一带是一处面积约6　平方公里的内涵丰富的西周遗址；沣河东岸昆明池故址以北的洛水村、泉北村、普渡村、花园村、白家庄、斗门镇一带，也是一处遗迹丰富的西周遗址，面积约4　平方公里。推测丰、镐二京很可能就在上述的范围内。目前，虽然已能基本确定丰镐的范围，但它们的城墙及宫殿基址至今尚未发现。因此，对丰镐的建筑艺术只能从有关文献记载中去了解。

在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人所撰的《考工记》一书中，记载了周朝的都城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园中九经九纬，经涂九■，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左传》与汉初所传《礼记》曾记述周朝宫室的外部建有为防御与揭示政令的阙；有五层门（皋门、应门、路门、库门、雉门）和处理政务的三朝（大朝、外朝、内朝）等。自从周公制定礼乐后，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在建筑艺术上体现了出来，如周礼规定，只有天子和诸侯可使用在台基上建屋的"台门"；迎门所设的影壁称"树"，也只有天子和诸侯才可设"树"，《礼记》所载的建筑装饰色彩是天子用丹，诸侯用黝，大夫用苍，士用黄等。究竟如何，还需要实物资料来加以证实。

但是，目前在丰镐遗址也发现了一些大型建筑基址，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遗迹。1983-1985年在沣西马王村和客省庄发现十几处夯土建筑基址，大多破坏严重。其中4　号基址平面呈T　字形，东西长61.5　米，南北宽27-35　米，总面积达1827　平方米左右，是目前已发现最大的一座西周建筑基址。在这里还发现完整的大板瓦，长约45　厘米，宽30　厘米。完整的陶水管也有1　米多长。这些应该是宫殿建筑的遗物。

在丰镐遗址发现的小型居址反映了周人"陶覆陶穴"的传统生活习俗。

如土窑式建筑，系先在地面挖一个5-9　米大，深约5　米的椭圆形深坑，再从坑壁一面掏出窑洞，坑底常有1-3　个灶坑，并有一条供出入的土坡道将住室分为两半。这种建筑至今还是关中和豫西一些地方农村常见的住房形式。它的结构简单，造价低，同时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建于地下，也具有安全和便于防御的作用。这种建筑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个杰出创造。

琉璃河城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北1.5　公里的琉璃河城址，是西周时期燕国的早期都城。城址坐落在遗址中部的董家林村一带。经发掘，北城墙全长800余米，东西城墙已探出300　余米，南墙及东西两面南段城墙因破坏严重，长度不明。墙体用黄土夯筑，宽10　米左右。主城墙下部两侧有护坡，城外有壕沟。城内已发现夯土房基多处。城东南不远处发现有西周墓葬、车马坑等，出土不少精美青铜器，许多铜器上都有"匽侯"（即燕侯）的铭文。这些发现，有力地证明琉璃河城址即燕国早期都城，把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提前到3000年前的西周初年。

西周时期除了都城和重要封国的建筑以外，在南方民间仍然流行干栏式建筑，如湖北蕲春县毛家嘴遗址的木构建筑遗迹，就是典型代表。毛家嘴木构建筑遗迹面积约5000　平方米。发掘了两处地点，一处发现直径约20　厘米左右的木柱109　根，周围残存一些排列整齐的木板墙，板宽约20-30　厘米，厚2-3　厘米。木桩和木板墙呈弧形排列，由3　个毗邻的房间组成，每间屋长8　米，宽4.7　米，显然是一座建筑群。其北还有45　根桩木，一段4　米长的木板墙，并发现有木阶梯残迹；其东南有大块平铺木板。另一处有桩木171　根，也有木板墙和平铺木板。类似木构遗迹，在毛家嘴附近和荆门县车桥也有发现，表明当时各地的居民已在因地制宜地发展各自不同的建筑艺术。

（六）工艺西周时代，原始瓷器、髹漆和贴金等工艺，不但继承了商代的传统，而且在其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玻璃料器则是西周工艺的新成就。

原始瓷器西周的原始瓷器出土的地点更加普遍，发现的数量更多，制作也更加精细。

50年代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发现的原始青瓷器都是残片，但可看出器形有豆和罐，胎色青灰，表面有青色或黄绿色釉。而长安普渡村出土的青瓷豆较为完整，敛口、浅盘、矮圈足，通体施一层青色釉。这种形式的原始瓷豆是西周时期最常见的器形。经对张家坡出土瓷片的化学成份进行科学分析，证明它们与早期的吴越瓷很接近，可称之为原始青瓷。

在周原的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中也出土了几件青釉瓷器，其中的矮圈足豆与长安普渡村所出的相同，此外，还有一件青灰色的原始瓷罐。经有关专家鉴定，认为它们已具有瓷器的特点与要求。类似的瓷豆在岐山贺家村西周墓和宝鸡茹家庄1　号墓中也有出土。

洛阳地区西周墓中发现的原始瓷器比较多。1953年发现的一座西周早期墓葬曾出土两件瓷豆，器形与普渡村发现的相同，胎色灰白，表面施一层青绿色釉。庞家沟西周墓发现的数量较多，器形也比较丰富，除豆外，还有簋、罍、瓮等，尤其是在矮圈足豆盘内粘连小罐，造型别致新颖，十分少见。它们的胎色灰白，施灰绿色釉，有的釉层薄而不匀，釉下装饰有方格纹和云雷纹等纹饰。

除王畿地区以外，在全国其它各地也都发现有不少西周原始瓷器。

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瓷豆和罍各一件，胎为灰色，器内外施青灰色釉，釉层薄而不匀，且多剥落。

北京琉璃河发现4　件，其中3　件豆的形式相同，均为浅盘矮圈足，另一件为侈口、短颈、折肩、圈足罐，折肩上还有一对系耳。这几件原始瓷胎色灰白，表面有青色薄釉。

江苏丹徒烟墩山附近出土有原始瓷豆和碗。句容浮山果园、金坛鳖墩、溧水乌山等地也普遍发现，且器形和数量较多。句容浮山果园仅在20　多座墓葬中就出土140　多件，器形以豆、碗、罐为最多。它们的胎色一般呈青灰或灰白色，施青灰、青绿或浅黄色釉。其中一件瓷罐，有双身龙形器耳，釉色青黄，非常美观。金坛出土的一件罐，有盖，盖顶塑有鸟形钮，通体施青黄色釉，都是西周原始瓷器的珍品。

此外，安徽屯溪发现的两座西周墓都随葬有原始瓷器，其中1　号墓出土68　件，器形也很丰富，有碗、盂、豆、尊、盉、罐等。除西周常见器外，新出现的盉还有提梁和流。但它们大部分火候较低，釉层易剥落，少部分胎质细密，呈灰白色，火候较高，击之有清脆声。那些釉色为青灰色，釉层薄而均匀的确为原始青瓷，其化学成份和烧成温度都与长安张家坡的大致相同，与吴越青瓷相当接近。

西周时期，中国南方的原始瓷器远比北方发达。出土原始瓷器的地点，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可能是由于当地气候土壤潮湿，原始瓷器更适于那里的生活条件。大量西周原始青瓷的发现，不仅把中国瓷器的发展史，上溯到了3000年前，同时也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

髹漆工艺西周的髹漆工艺比商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有关的文献记载来看，西周时代很重视漆树和桐树的种植，不仅已大量用漆涂饰日用几案、盘、盒、乐器、车辆和棺椁，而且还把漆器纳入礼制的范畴，使髹漆工艺具有等级制度。如《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有："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周礼·春官》中还有天子的车辆该用哪种色彩的漆涂饰什么部位的记载。《周礼·考工记》中更详细地记录了车辆的不同规格和髹漆用的色彩及花纹制度。因此，在考古发掘中，常常能见到许多西周漆器及大量腐朽的漆皮。

解放初期发掘的宝鸡斗鸡台西周墓中就出土有朱红和黑色的车饰漆皮。

1956年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发掘中，发现一些漆皮遗迹，可看出有盘和豆的器形，复原后的4　件漆豆，通体漆黑，无雕刻花纹，仅器口周围均匀地镶嵌着打磨光亮的6　枚圆形蚌泡。类似的蚌泡在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中也有发现，有的蚌泡上还粘有红色漆皮。

70年代，在岐山贺家村和齐家村等地发掘的百余座西周墓和车马坑里，发现大量漆片残迹。从残存的红、黑花纹痕迹和形状来看，有木器上的漆皮、车马饰上的漆皮和棺椁上的漆皮等。岐山贺家村的墓中似有筒状和盘一类的器物，还有兽面纹等图案；扶风云塘西周墓中有盒、豆等漆器，其腹壁镶嵌蚌泡，并绘彩色饕餮纹。周原出土的西周漆器色彩丰富，包括有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据说，这时的漆器不仅有木胎，还有皮胎和夹纻胎（麻布）①，为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①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8　页。

80年代在北京琉璃河西周墓中发现的漆器已复原的器形有觚、豆、罍等，红漆涂底的觚把上用白色蚌片镶嵌成3　条平行宽带，下面两条蚌带上又镶嵌着小绿松石片，其间的觚把上又用黑漆描绘出夔龙纹，装饰简洁精美。豆一般先用黑漆打底，然后在豆盘外表镶嵌圆形白色蚌泡，豆把上用各种形状的白色蚌片镶嵌出兽面纹，其间配以红色图案，显得庄重而豪华。罍用红色漆作底，镶嵌白色蚌片组成繁缛的兽面纹，与青铜礼器的装饰相同。此外，还发现有长方形的漆盾牌，有的上部呈山脊形，牌面上嵌有圆形、菱形或人面形铜泡饰。琉璃河出土的漆器，显示了西周髹漆工艺的高超水平，同时也表明，西周漆器仍然是奴隶主贵族所享用的礼器。

贴金工艺西周时代也有贴金工艺。在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宫室（宗庙）建筑基址中曾发现过3　片金箔，薄如纸，上有纹饰，显然是作贴金之用。其它各地的周墓中也曾零星出有包在铜矛、车衡上的条形、圆形、人字形、三角形金片，以及贴金铜兽面、贴金圆泡等。但是由于黄金在自然界中极为稀少，作为贵重金属，黄金的使用不像青铜器那么普遍，贴金工艺的发展也因之受到一定局限。

玻璃料器玻璃是以二氧化硅为主要原料，经高温熔融后形成的透明结晶体。料器的制作原料大体与玻璃相同，熔融后成为有玻璃质光泽的半透明体，并有多种颜色。西周时期许多遗址和墓葬都曾发现料器。洛阳中州路西周墓中最先发现过淡绿色的玻璃珠。后来洛阳庞家沟西周早期墓中发现了穿孔的白色料珠。长安沣西、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也都有料珠出土。料珠发现较多的是宝鸡竹园沟和茹家庄的西周墓，出土球形、菱形和管状料珠上千件，颜色有灰蓝和灰绿两种，与玛瑙和玉饰等串连在一起作为装饰品。岐山贺家村西周墓也有淡绿色的料管，但无光泽。扶风云塘西周墓出有白色和绿色的扁珠和管珠串饰。这些料器，质地纯净，色泽光亮，有一定透明度，形似近代玻璃制品。茹家庄出土的料珠，经有关单位化验证实，其成份有硅、钙、镁、铅、钡、锡、钠等18　种元素，其中以硅的含量最大，一件料珠含硅达40％，许多料珠都仍保留着玻璃体，显然属低温熔融的铅钡玻璃系统①。这就证明中国早在3000年前的西周时代，就已经开始制作玻璃料器了。这是中国古代陶工们，在烧制成功陶瓷釉的基础上的一大创造。只不过当时出现的具有玻璃质的料器，还不能与现代纯粹的玻璃制品相比较罢了。它们的外貌特征、化学成份均与西方古代钠钙玻璃差别较大，因此，有理由怀疑长期以来流传的中国古代玻璃制造技术是由国外传入的传统说法。西周时代玻璃料器的发现，就是当时出现的一项重大工艺成就。

①　杨伯达：《关于我国古玻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5　期，第76　页。七、结语通观中国远古至三代的艺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脉络，远古及三代的艺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多元到一统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艺术，是在我们远古祖先长期打制石器的实践中诞生的。原始的狩猎采集生产劳动发展了人的智慧与才能，培养了人的审美意识和能力，从而创造了具有朦胧美的原始艺术。经过上百万年缓慢地发展，到新石器时代，原始农耕生产的出现促进了原始艺术的迅速发展与繁荣，各地先后涌现出反映不同社会经济条件和不同氏族生活习俗的多种原始艺术形式。这些各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在相互交流、影响和融合的过程中，逐渐从各自独立发展走向统一的道路。同时，也为文明时代艺术的到来打下了宽广、深厚而又坚实的基础。

夏、商和西周三代，是中国民族艺术开始形成的时期。建立在青铜文明基础上的三代艺术，从一开始就具有与世界其它各国艺术不同的特征。它是从众多源头经过长期发展走向统一的一种民族艺术。经过商代崇尚鬼神的艺术和西周区别严格的等级艺术的发展，使中国古代奴隶制艺术发展到顶峰。各种艺术形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至今都不失其令人惊叹的审美价值。无论是三代的青铜礼器，还是玉雕礼器，无论是三代的建筑还是工艺，都有无与伦比的独特风格和面貌，在世界各民族艺术之林，独树一帜，成为一颗枝繁叶茂，根深树壮的参天大树。

中国远古至三代的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无不深刻地带着不同时代的社会烙印。而作为精神文化的产品，又是不同时代物质文化的形象结晶。它们对繁荣三代的文化传统，促进社会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对中国后来春秋战国时代，以至整个封建社会的艺术，也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古代民族艺术之所以能一代代流传，不断发展壮大，不断繁荣兴旺，就是因为它有源远流长、从未中断的悠久传统。在世界古代各国中，不论是古巴比伦的艺术传统，还是古代埃及、印度的艺术传统，都不可同中国古代艺术传统相比，这充分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今天，处在20世纪90年代的我们，在回顾中国最古老的民族艺术的时候，我们从中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伟大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必将促进我们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而奋斗，把我们祖先创造的辉煌业绩，更加发扬光大。

春秋战国 第011卷 春秋战国政治史

【本卷提要】

本卷是论述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史的著作。书中所涉及的时间是从公元前770年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灭亡六国统一中国，历时550年。这一时期又分为春秋、战国两个时代，春秋时期我国奴隶社会瓦解，战国时期我国封建社会形成，这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变革最为活跃的时代。书中对这一变革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像周王室的衰落，五霸的迭兴，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战国七雄的兴衰，合纵、连横的外交斗争，各国的变法图强运动，各种政治制度的兴革等，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入论述。本卷兼具学术性、知识性，有助于读者对我国奴隶社会是如何消亡，封建社会是如何从奴隶社会母体中形成、发展，以至最后取胜的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的了解，从而增强读者对历史脚步的感知。

一、春秋战国政治概述（一）春秋战国名称的由来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传统上称为"东周"。这不仅因为春秋战国时期还存在东周王室的国王，是西周国王的直系子孙，而且直到战国前期，各诸侯国还把它作为天下共主，借它的名号来提高地位。像韩、赵、魏三家，早已瓜分了晋国，但它们要成为正式诸侯，还需要周王的一纸"命书"。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赐赵、魏、韩皆命为诸侯。"①直到此时，三家分晋才算"合法"。齐国的田氏在国内早已取代了姜氏的地位，但它不但不被承认为诸侯，就连同周王直接打交道的权利也没有。田氏被列为诸侯，是它通过魏国向周王请求，在魏国的帮助下才实现的。齐康公十八年（公元前387年）田和与"魏文侯会■泽（今河南禹县），求为诸侯。"魏文侯派人向周王说情，次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②田氏这才名正言顺地取代姜姓的齐国，受到诸侯国的认可。

周天子的权威，直到战国中期也还有一定的作用。周显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44年），魏惠王会诸侯于逢泽，接着"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①魏惠王此举的目的是借周王的旗号来号令诸侯，演着春秋霸主们的戏。这一年距战国开始的年代已有132年了。

周天子权威的彻底丧失，是在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

这一年，魏惠王与齐威王相会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互相承认对方称王，这是中原诸侯国称"王"的开始。在此之前虽有楚、吴、越等国君称"王"，但那是被认为"失礼"的蛮夷君长，中原诸侯没有称王的。"王"的称号，在中原王朝的礼制中，是周天子的专利。现在诸侯国都相继称"王"，没有任何经济、军事力量的东周小朝廷，就不再被人借用它的名号来号令诸侯了。而各国国君，都想着做天下的"王"，已不需要借用他人的名义。这种政局的出现，已是战国中期的历史。所以，史书上所称的夏、商、周"三代"中的周，实包括西周和东周，亦即包括西周、春秋、战国这三个时代。因而王孙满对楚庄王说，周天下的历数是"卜世三十，卜年七百"②。西周历时250余年，春秋、战国历时约550年，大致为近800年。

"东周"这一名称的来历，是由于周平王把王都迁到成周，即今河南省的洛阳市之故。在这以前，周朝的王都在镐京，即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12　公里处的沣河东岸。成周地理位置在镐京的东边，故称为"东周"，而王都在镐京的一段时期，就被后人称为"西周"。

"春秋"和"战国"这两个时代名称的由来，却比较特殊。它是由《春秋》和《战国策》这两本书而得名的。《春秋》这一名称，本来是

①　《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

②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①　《战国策·秦策五》"谓秦王"章。

②　《左传》宣公三年。

各国史书的名称。在古代各个国家都设有史官，"君举必书"，史官有左、右二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①史官记事，本是编年体性质，一年四季所作之事都书于简牍，但不能全举春、夏、秋、冬四字来作为书名，于是概举"春"

"秋"，以包括"夏"和"冬"。各国的史书都已亡佚不存了，今天所见到、被收入《十三经》中的《春秋》，是鲁国的史记。鲁国的《春秋》，因经孔子整理而入于"六经"，即孔子作为教授弟子的"六艺"之一，因而被保存了下来。后来又有左丘明和公羊、谷梁等几家作传注，这三家注在两汉时期，都先后被列为官府学校中的教本，因而得以流传至今。《春秋》所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左氏至十六年），中经鲁国十二位国君，历时242年。

"战国"这一名称，在当时就已经有人使用，但是只用来指当时参加连年战争的强国，如《尉缭子·兵教下篇》说："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战国策·秦策四》载顿弱说："山东战国有六。"《楚策二》载昭常对楚顷襄王说："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赵策三》载赵奢说："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燕策一》载苏代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到西汉初年，"战国"这个名词的含义还是没有变化，如《史记·平准书》说："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把战国作为一个时代名称，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一书以后，才开始使用②。但使用者还不普遍，像东汉班固作《汉书》时，涉及到战国时的人和事时，还常常用"六国"这一名称③。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年代春秋战国时期的起始年代，是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迁都成周时开始，止于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亡东方六国，统一全国。共历时550年。

春秋战国之交在哪一年，从来就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史书所载大致有四种①：1。在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公羊、谷梁氏的鲁史《春秋》终于此年，是为了上接《春秋》书中的记载。

2。在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这是以周王室为标准的划分。

周敬王死，其子元王即位，一个新的王年开始。司马迁的《史记·六国年表》就从这一年开始，现代史学家郭沫若的古史分期也采用这一年代。3。在周贞定王元年，即公元前468年。这也是以周王的某一王即位为依据划分的。

4。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周王承认魏、赵、韩三家为诸侯。周王承认晋国三大贵族为诸侯，就打破了西周以来诸侯国的格局，是一种新现象。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采用的这一年代。

①　《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715　页。

②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　页注①。

③　见《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731、1733、1734、1742　页。

①　参见杨宽《战国史》，第4　页。

春秋战国之交，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这个转变的进程，在各诸侯国间是不一致的。各国发展不平衡，变革有先后，不好用一个具体的绝对年代来作为分界，以表示两个不同的时代。像鲁国早在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就开始了封建化的进程，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鲁国的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三分公室"，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四分公室"，"皆尽征之"，就是已经封建化了。晋国"六卿"在"三家分晋"前，从新出土的《孙子兵法》中的《吴问篇》看，就实行了封建化的经济政策。

他们对田制和税制都进行了封建化的改革，采用征收租税的地主制剥削方式①。但是，秦国的封建化完成，却要到商鞅变法时。商鞅第一次在秦国实施变法是在秦孝公十三年（公元前356年），第二次变法是在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可见，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各国的社会制度都在转变当中，而有早晚的不同，选用哪一个具体年代都有它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在里面。而春秋、战国两个时代，又是以《春秋》和《战国策》这两本书得名，则以两书所记史实的起迄为相交年，是较恰当的。《战国策》是游士的说辞，不是编年史，无具体纪年。《春秋》是鲁国编年史，所记史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左氏到鲁哀十六年，前483年），以这一年作为本书的分期年代，我们以为是合理的。

（三）春秋战国政治史的主要内容春秋时期，从周王朝的角度讲，仍然是姬姓的天下，周平王是西周最后一位国王幽王的太子，所不同的，只是国都迁到成周。而成周在西周时代本就有陪都的性质，号称东都洛邑。在形式上，好像是西周王朝的继续。实质上却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史称平王以后为"东周"。

西周时期政治上的一大特点是周王的地位高、权力大，他是凌驾于诸侯国之上的，诸侯只是周朝中央政权下的地方政权。

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与西周大变。东迁后周王室经济、军事实力大减，王室微弱，逐渐形成了齐、秦、晋、楚争霸的局面。司马迁说：齐、秦、晋、楚在西周时甚微弱，封地或百里或五十里。到春秋时"四海迭兴，更为霸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①。春秋时代，就成了霸主的天下，周王室只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共主。

霸主，本是由夏商周的方伯演变来的。《白虎通·号篇》说："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职。"西周时期，周天子为了对分封的诸侯国进行统治，任命某一诸侯国为一方的方伯，代周王对此一方较小的国家进行统治。春秋时期的"伯长"，已不是天子任命（虽然形式上还要周王承认），而是靠实力争夺，用武力迫使弱小的国家承认他的领导地位，是一种强权政治。春秋200多年间的政治，就是各大国争夺霸权的政治。

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以及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霸主政治。而这时的国家，从周王室来讲，是从西周的统一

①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①　《史记·十二诸年表序》。

走向分裂。

战国时期晋国一分为三，姜姓齐国被田姓所替代。春秋时不大参与中原政治事务的北方燕国，也强大起来。再加上原来的秦、楚两国，形成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强国，称为"战国七雄"。

战国时期的各国政治，就是"富国强兵"和"吃掉对方"，以达到中国的重新统一的政治。春秋时的政治是"争霸"，战国时的政治则是"兼并"。

为了争夺霸权和兼并他国或者不被别国兼并，春秋战国时期，各大国都进行了图强的改革运动，以适应新的形势。这些改革运动，成为各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它既使该国富强，又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前进，像对赋税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封建地主经济的成长；用人制度上的改革，促进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成文法的公布，促进了"明法审令"的封建法律制度的确立；郡县制的设置，奠定了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等等。春秋时大国的"争霸"，战国时七雄的"兼并"，以及围绕着"争霸"、"兼并"而进行的各国内部改革运动，国外的"盟会"和"合纵"、"连横"的外交手段，并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就是本书所要向读者呈献的内容。

（四）春秋战国政治史的主要特征春秋战国政治史上最显明的特征是"变"，这一时期是我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从社会制度上讲，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从国家形式讲，是从统一到分裂，再从分裂割据到新的基础上的重新统一；从各种政治制度上讲，是新兴的、封建的制度逐渐代替旧的奴隶制度。

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进行着大分化、大改组。司马迁说，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①。一颗颗旧贵族人头落地，像晋国，"八郤、五大夫、三卿"、"一朝而灭"②。"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③。一个个旧时的权势豪门之家凋蔽，"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①。"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②。一股股新势力勃起，"筚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③，竟至陪臣--贵族家臣--执掌国政。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政治上风雷激荡的大变革时代，这一变革，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近百年来的民主革命时代才能与之相媲美。这两次变革，都对中国社会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推动了历史的飞速发展。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②　《国语·晋语八》。八郤指郤氏一家五人为大夫，三人为卿，因势力大，被晋厉公诛杀。③　《左传》昭公三年。所指都是晋国旧贵族。

①　《左传》昭公三年。所指都是晋国旧贵族。

②　《国语·晋语九》。

③　《左传》襄公十年。

二、周平王东迁和东迁后的政局周定王四年（公元前603年），楚庄王把军队开到东周王室的边界上，向前来慰问的周室大夫问起"周鼎"的轻重，大有取而代之之意。

王孙满说周成王定都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现在天命未改，周鼎的轻重还不可问。因为作为姬姓的周王朝子孙，要到战国后期的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才最后被灭，所以历史上把春秋战国统称为"东周"。实际上，东迁后的周王室，它本身已降为一个诸侯国，春秋的政治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在政治上已不是周天子的一统天下了。因此，春秋时代的政治不是西周的继续，而是跨入另一个时代。平王东迁，是这一时代的开始。

（一）西周灭亡，平王东迁西周最后一位国王--周幽王的第十一年（公元前770年），由于他荒淫残暴，宠幸褒姒，废掉王后申后和太子宜臼，引起诸侯的不满。

申后的娘家申国国君联合缯国和犬戎，进攻周王都镐京。周幽王的军队大败，幽王被犬戎兵杀死，褒姒被犬戎掳去。建国250余年的西周王朝①就此灭亡。被周幽王废掉的太子宜臼，在申国国君申侯及鲁国国君、许国国君文公拥戴下立为"王"，这就是周平王。

犬戎在攻破王都镐京时，不但大肆掠夺财物，还捣毁宫室。犬戎的势力，已逼近西周王都，而周平王手下已没有什么力量能同戎人抗衡。

鉴于他父亲被杀的教训，镐京是不能再作为王都了，他于是将成周（今洛阳市）作为王都。把镐京旧都中被犬戎劫余的器物，连同一些王室贵族，迁移到成周，史称"平王东迁"。东周时代，亦即春秋时代就此开始。

周平王东迁后，西边的土地并没有完全丧失，也还有一些贵族没有随着迁移。在西边的虢公翰于是拥立王子余臣在携地即位为王，称为"携王"。携地今不可考，当在关中。携王的拥立，是西都旧臣对平王的抵制②。这时的周朝出现了两个王，成为二王并立的政局。

西边的携王，虽有留在西部的贵族支持，但力量不大。在西部被犬戎攻占后，经济已残破，而大片土地又被戎人占去。周平王原本是幽王的太子，后幽王废掉他另立褒姒所生的伯服为太子。而在犬戎的进攻中，伯服同幽王一道被杀死，宜臼也就成了当然的继承人。所以就是地处西陲的秦国，也不支持携王而拥戴平王。《史记·秦本纪》中载"周避犬戎之难，东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东方国家除申、鲁、许直接拥立平王外，还有晋、郑等国，《左传》隐公六年周桓公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西部的一些贵族，也支持平王，周王室大臣伯舆的家臣说："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具备，

①　古本《竹书纪本》载"自武王灭商，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自序》中说，从武王灭商至幽王灭国，积年二百七十五年。②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84　页。

王赖之。"①携王的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周平王二十一年（公元前750年。或说晋文侯二十一年，即公元前760年），晋国国君文侯攻杀携王，结束了二王并立的局面。周平王对晋文侯大加褒奖。《尚书》中有一篇《文侯之命》，就是周平王对晋文侯的策命书。

携王被杀，周王室重归于统一，但东迁后的周王室已元气大伤，再无力控制诸侯了。

（二）东迁后的周王室西周时期的周王室，无论土地、人口、军事、经济力量都是最强大的。而东迁后的周王室，已是昔日黄花，没有了往日的辉煌。这主要表现在：1。版图缩小周平王东迁初期，周王室尚拥有东方以成周为中心的方六百土地。

在关中岐山以东，秦国赶走戎人后，献给了周王室，名义上还属王室的产业，还可堪称"小康"。然而，这种境况，周平王的子孙却不能维持下去。

周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借道于虞国灭掉虢国②。

这件事是周王室盛衰一大变局。虢国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地区，是通往关中的咽喉要地，古时的桃林塞、函谷关、潼关就都在这一地区。晋国占领虢地，关中的大片土地即不能为周王室所有，就只能局促在东部的数百里间，从而降为二等诸侯国①。

东部的土地，周王室也不能固守而逐渐缩小。周庄王九年（公元前688年），楚文王灭申国，在申设县②。申国被灭，周在南方的屏障失掉，楚国的边境就直接同周相邻，所以才有楚庄王陈兵周王国边界上"问鼎"的举动。周惠王四年将虎牢以东地赐给郑国，将酒泉地赐给虢国③。虎牢在今河南省荥阳县汜水镇，又称虎牢关、北制。虎牢以东赐郑，使周室的东境已不过虎牢关。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秦国和晋国把陆浑之戎迁往伊川④，伊川地域在今河南省嵩县、伊川县间，本王室领有，现又被戎人占去。周襄王十七年，晋文公因平定王室内乱，支持周襄王有功，周襄王于是把黄河以北的"阳樊、温、原、欑茅"等邑赐给晋国，"晋于是始启南阳"⑤。这样，周王室所拥有的土地，东西已不足二百里，地位更加下降。

2。财力穷困东周王室土地大为缩小，收入锐减，财力穷困就是自然之理。

①　《左传》襄公十年。

②　《左传》僖公五年。

①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167　页。

②　《左传》庄公六年。

③　《左传》庄公二十一年。

④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⑤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国语·晋语四》。

王室财政困难的程度，在春秋初年就显露了出来。周平王在即位后五十一年（公元前720年）死去，继位的桓王无力置办丧葬用品，于是派人向鲁国索求。周襄王时（公元前651-前619年在位）没有乘车，也派人到鲁国去讨。周襄王死后，为置办丧具开销，又派人向鲁国要钱。

因现存古籍《春秋》一书，是鲁国的史记，故所记天子与鲁国关系留于后世。周天子向他国求财的事，因不见于记载而缺如。不过周景王（公元前544-前520年在位）当面向晋国使臣索要贡品，却见于史籍。周景王十八年，景王设宴招待晋国的使臣荀跞，席上使用鲁国献给王室的酒壶，景王指着酒壶说："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①质问晋国不送财礼给王室。可见，周王已顾不得"天子不求私财"的祖训了。

王室地盘小，财力弱，诸侯国与王室的地位颠倒了过来。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郑国大臣子大叔对晋国执政大臣范献子说，要晋国照顾周王室，他引用《诗经·小雅·蓼我》篇中的"缾之罄矣，惟罍之耻"来比喻王室和晋的关系。缾字即瓶，瓶和罍都是盛酒器，瓶小、罍大。以罍比喻晋国，以瓶比喻周王室。这是十分形象而恰当的对比。

3。天子权威迭落西周时期，天子要定期到全国各地视察，以考核诸侯的政绩，称为"巡狩"。诸侯定期要到王都朝见周天子，称为"述职"。东迁以后，周王"巡狩"礼就再没有进行过，诸侯也不朝见天子了。像"周礼尽在鲁"的鲁国，在鲁隐公执政的十一年中，周天子曾三次派使臣到鲁"聘问"，而鲁国却一次也未去成周朝见过周王。

按照旧礼制，诸侯死后，儿子继位时，办完丧事，必须穿上低等贵族士的服装，到王都去朝见天子。周天子再按他父亲的爵位赐给衣冠及礼器车马，称为"受命"，这样才算合法。东迁以后，这一礼制也没有了，但受天子的"命"为合法的诸侯，还是要的。然而已不是新君到王都去"受命"，而是打发一位使者到王都去"请"，实即是要"命"。

周王也只好派人把册命送去，取一个好听的名称叫做天子"锡（赐）命"。来"请命"还算是对周天子的尊重，大都是干脆不"请"，径自顾自当上诸侯。如鲁桓公，到他死时，也没有派人去"请命"。直到他的儿子鲁庄公上台，才派人向周王为他的父亲"请命"，而这时的鲁桓公已是冢中枯骨了。

在诸侯的争霸斗争中，周天子被用作霸主号令诸侯的旗号，他们打着"尊王"的旗帜，实际是为了"尊"他们自己。晋文公在城濮打败楚国后，于践土（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武涉县东南）会盟诸侯。晋文公要想提高盟会的规格，把周襄王召来与会，周襄王只得前去。天子跌份到如此程度，以至鲁国的史官不便直接记下天子被召而往的事，从为"尊者隐"出发，绞尽脑汁，想出"天王狩于河阳（今河南孟县西）"这几个字来掩饰①。

更有甚者，如郑庄公，他公然开着军队同周王对攻。郑庄公（公元

①　《左传》昭公十五年。

①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前743-前701年在位）是郑武公的儿子。郑武公在周平王东迁时，拥戴有功，继承他父亲桓公在王朝为卿士的职位。郑庄公是一位狡诈而又跋扈的人，他在王朝作卿将大权独揽，周平王想任命虢公为右卿士以抵消他的影响。这事被郑庄公探听到，他立即去质问周平王。作为天子的周平王却矢口否认，平王怕得罪郑庄公，于是提出交换儿子作为"人质"

以取信。周平王死后，他的孙子林继位为周桓王。桓王对郑庄公的专横，采取强硬态度，准备让虢公为王朝卿士，以分郑庄公的大权。这事又被郑庄公知道，郑庄公于是在周平王死后的次月就去抢割周人温地（今河南温县）的麦子，同年秋天又去抢劫成周的谷子①，以给新即位的周桓王一个下马威。周桓王不为所动，郑庄公从此不到王朝理政，也不朝见周王。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就率领王室军队和卫国、陈国、蔡国的军队，去讨伐郑庄公。郑庄公也开着军队与王师对阵，周、郑军队在繻葛（今河南长葛）相战。结果周王的军队大败，郑国大夫祝聃瞄准周桓王射出一箭，射中他的肩头②。作为地处中原诸侯，且又是与王室十分亲近的郑国，公然以军队对抗王师，并射伤周天子，应被称为"大逆不道"的行为。但当时并未有一位诸侯国站出来对这一行为表示谴责，并支持周天子。郑国的这一箭，实是将天子的权威射落在地。

4。诸侯僭越礼制，觊觎神器西周社会中，等级制度是严格的，所谓的"礼经三百，曲礼三千"③，以防范超过等级的越礼行为。到春秋时期，诸侯想要打破这些规定，讨厌这些条款妨碍自己的行动，都把它毁掉了④。我国古时毁书烧书的传统大致从此时就开始了，并不是商鞅、秦始皇的首创。

进入春秋，诸侯越礼的行为就不断出现。被孔子称为"正"的齐桓公，有"庭燎之百"的越制行为。"庭燎"是夜间朝堂上点燃的火炬数。按礼制，朝堂设庭燎数是：天子百燎，主公五十，侯百子男三十⑤。齐桓公庭燎设百，显然是僭用天子礼制。

晋文公在平定王室内乱后，受到周襄王的礼遇，并设宴招待。在宴席上，晋文公却公然向周襄王"请隧"，即死后用天子的礼制下葬，遭到拒绝。周襄王说，这是天子的制度，周室的天下还存在，就有两个王出现，叔父你也是会不高兴的。周襄王于是把黄河以北的八个邑赏赐给他，作为补偿①。

其实，在丧葬制度上，一些诸侯国早已越礼，不仅是"二王"，不知有多少"王"了。1956-1957年在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发掘虢国墓地，在1052　号墓内出土七件铜鼎六件铜簋，是一套大牢七鼎的礼数②。按礼制，天子用大牢九鼎，诸侯国君用七鼎。但在此墓中出铜戈一把，上有"虢太子元徒戈"六字，知此墓是虢国君太子的墓。按礼制，太子葬礼

①　《左传》隐公三年。

②　《左传》桓公五年。

③　《礼记·礼器》。

④　《汉书·艺文志》云："及周之衰，诸侯将踰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⑤　《礼记·大传》及孔颖达疏。

①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国语·晋语四》。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8-30　页。应比国君低一等。虢太子用大牢七鼎，虢国君一定是大牢九鼎，用天子的葬礼。晋文公向周王"请"不准，虢国君却不请而擅自僭用。

虢国一个小国，周平王、桓王都有意任用虢国君为王室卿士，并由此惹恼了郑庄公。受周天子重用有加而在王朝任职的一个小国，在国内都僭用天子的礼制，其他国家就可想而知了。因此进入春秋时期以后，由于周王地位衰微，僭用天子礼制，当是已十分普遍的事情了。

到战国时期，周王的权威更微弱。各诸侯国内的贵族纷纷起而打倒国君。像晋国由赵、魏、韩三家瓜分，齐国被贵族田氏取代。诸侯倒霉，新的贵族起而为诸侯。新贵族上升为诸侯，已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在周显王三十五年，首先由晋国贵族升为诸侯的魏国与替代姜姓齐国的贵族田齐，在徐州相互称王，接着在周显王四十五年，韩、赵、魏、燕、中山五国国君互相承认王号。这其中除燕国是西周旧封国外，其它四国都是从贵族爬上诸侯国君的地位或者是由异姓建立的国家。这些新贵族先在国内夺取了政权，后又称"王"，向天子的目标进军。此后，其他大小诸侯国君，也纷纷仿效称王。从此，周天子独专的"王"号丧失，就成为一个小诸侯国君，而诸侯却都成了名符其实的大国"天子"了。

5。周王室的灭亡周王室在东迁后土地一天天缩小，内部又多次发生争夺王位的斗争（见下"宗法制度崩溃"），王室更加衰弱。到战国时期，小小的周王室发生分裂，分成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

周考王（公元前440-前426年在位）封他的弟弟揭于河南，即王城，号为西周桓公。桓公的孙子惠公继位后，封他的小儿班于巩（今河南巩县），以侍奉周王，号为东周惠公。这本是在周王室下的两个贵族称号。东周公虽封地在巩，因他侍奉周王，而周王居于成周，实际拥有成周地区。王城在西，成周在王城东。王城和成周都有王宫，故称为东、西周。周赧王即位（公元前314年）后，东周和西周实行分别治理，各自为政并互不相统属。毫无力量的周赧王又从成周徙都西周王城，只是寄居于西周君下。西周和东周这两个小政权，后竟至互相攻伐，兵戎相见。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秦国攻取韩国的阳城、负黍（今河南登封县境），西周君恐惧，于是打着周王的旗号，想联合东方诸侯"合纵"攻秦。秦昭王大怒，特派将军摎讨伐西周。西周君忙赶到秦国叩头谢罪，把所辖的36　个城邑和人口3　万全部献给秦国。

秦国接受了西周君献上的土地、人口，放西周君回到国内。在周赧王五十九年，西周君和赧王相继死去，秦国把周王室传国的九鼎取去，又把西周君文公迁徙到意狐（即■狐聚，在今河南临汝县西北），西周灭亡。西周灭亡后七年（公元前249年），秦庄王灭东周。至此，东、西周两个小政权皆被秦灭①。历史上存在了800多年的姬姓周王朝②，就此灭亡了。东周灭亡28年后，秦始皇便灭掉了东方六国。从此以后，分裂的中国，又重归统一。

（三）王纲解纽，宗法制度崩坏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皇甫谧说："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西周时期的王权，是和宗法制度紧密相结合的。《诗经·大雅·公刘》："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汉人毛苌传注说："为之君，为之大宗也。"是大宗即是国君。

宗法制度上的"大宗"即是"嫡长子"系统。与大宗相对的是"小宗"。"小宗"即是嫡长子以外的其他诸子的系统。所谓"嫡长子"是国王（或贵族）法定正妻所生的长子，其余的为庶子。按照宗法制度"立嫡以长不以贤"，嫡长子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因为国王、贵族都是多妻多子制，有这一宗法制度，就避免了王位的争夺。

嫡长子继承父位为国王，其余诸子则被分封为诸侯，为小宗。国王在宗庙中主持祭祖时，小宗要参加。从国家政权上讲，嫡长子是国王、国君；从宗法制上讲，嫡长子是大宗，是宗庙中的主祭者。诸侯、贵族在自己的国内、家族内，也实行相同的宗法制。也有大小宗的区别。诸侯的嫡长子继位为诸侯，是大宗。诸侯的其他儿子被封为卿大夫，为小宗。诸侯在国内是大宗，但在王国内，对天子而言，又是小宗。这样就把政权和族权结合起来，成为王位继承上的纲领，被称为"王纲"。西周时的国家政权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进入春秋以后，这种情况发生大变。东迁后的周王朝力量削弱，而诸侯国力量强大起来，诸侯与周天子间大宗、小宗的关系就动摇了。像郑庄公以军队抗击王师，就充分说明了这种现象。

不仅如此，解决权力继承问题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已大遭破坏。由此而引起内部纷争，又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力量，也打乱了旧秩序的平衡。西周王朝的灭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亡于继承制的破坏。周幽王宠幸褒姒而废掉宜臼的太子位，而改立褒姒所生的伯服为太子，引起王室内部混乱，就是周天子开了破坏嫡长制度的先例，影响是很大的。进入春秋以后，王室内部庶出子弟间争夺王位的斗争事例一再上演：周庄王三年（公元前694年），王室大臣周公黑肩欲杀庄王而立庄王弟王子克，事败露，周公被杀，王子克逃到燕国①。

周惠王二年（公元前675年），周惠王的叔父王子颓在大夫■国、边伯等5人的支持下，将惠王赶下台，立王子颓为王。此事使王室内乱历时两年，后在郑厉公和虢公林父的帮助下，才将王子颓一伙杀掉②。

周襄王三年（公元前649年），周襄王的异母弟王子带联络戒狄人，欲攻杀襄王自立。襄王得知后打算先下手，王子带逃到齐国。周襄王十六年，王子带在周王室大夫和狄人的支持下，卷土重来，把周襄王赶下台，襄王逃到郑国的汜（在今河南襄城县南）避难。后来在晋文公的帮助下，杀掉了王子带，襄王回国，这场斗争才平息①。

周景王死（公元前520年）后，景王的庶子王子朝与王子猛争位，杀王子猛。在晋国的支持下，立王子猛弟王子匄为周敬王。王子朝的党羽在周敬王十六年（公元前504年），把敬王赶出王都②。

①　《左传》桓公十八年。

②　《左传》庄公十九年，二十一年。《国语·周语上》。

①　《左传》僖公十一年、二十五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定公六年、七年。

周定王二十八年（公元前441年）死，长子去疾立为哀王。哀王即位仅3　个月，就被他的弟弟叔杀死，叔自立为思王。思王上台只5　个月，又被他的小弟弟嵬杀死。嵬自立为考王③。这三兄弟互相残杀，周王室的地位也就更加微弱。

而各诸侯国内，为争夺国君权位的斗争，更是层出不穷。

像春秋时"犹秉周礼"的鲁国，鲁桓公杀隐公而即国君位④。鲁庄公死后，他的三位弟弟争立自己的代理人。小弟季友立公子般，不到3　个月就被长弟庆父杀死。季友又立公子启方，为闵公。闵公立不到两年，又被庆父杀死。季友再立闵公的异母兄公子申，是为僖公。庆父失败逃往国外，后被迫自杀⑤。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当然，庆父死后，鲁难仍未能"已"。鲁文公十八年（公元前609年）死去，他的正夫人无子，其二妃却都生有儿子。长妃齐女哀姜，生子恶及视。次妃敬嬴，生子俀。按照嫔妃排行和"立子以贵"的原则，哀姜所生的儿子当立。

但敬嬴与大臣襄仲私下串通，杀了公子恶及其弟视而立公子俀，即是鲁宣公。哀姜被逼回到娘家齐国，临行时她哭着在鲁国都大街上喊叫道："天呀！襄仲无道，杀死嫡子而立庶出为国君！"凡听到的人都为之流泪①。鲁昭公更是被大臣季孙氏赶出国门，在外居住了8年。鲁国无君，政权却照样运转，可见国君已成为可有可无的了②。

其他诸侯国这类争夺的事例也常见。像齐桓公同公子纠争位。齐桓公死后，5　个儿子争位，尸体3　个月无人收殓，致使蛆虫爬出屋外③。晋国的曲沃一支与国君争位，前后达67年④。晋献公杀太子申生，立宠姬骊姬所生的奚齐为太子，致使晋国处于长期内乱之中⑤。晋国为防止国君诸子争权，把除太子外的其他诸子全部打发到国外，而任用异姓贵族。

但晋国政权最后还是被三家异姓贵族瓜分了。楚成王的太子商臣，听到其父打算废掉他另立他子时，派兵包围王宫，逼其自杀。成王要求吃熊掌后再死，因熊掌一时难熟，以拖延时间待变。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逼他立即自杀。商臣逼杀其父后，即位为楚穆王⑥。据清人顾栋高统计，春秋一代，国君被杀的有33　位，周天子被赶出国都的有3人，诸侯国君被赶下台的有12　君，卿大夫据封地叛国有6人，以武力从外面打进国都夺权有3　起⑦。这种弑君、逐君的风气，是由于宗法制规定的继统制度遭到破坏，固有的社会秩序因此而崩溃所致。

宗法制度的破坏，固有社会秩序的崩溃，奴隶主贵族的高压统治松③　《史记》卷四《周本纪》。

④　《左传》隐公十一年。

⑤　《左传》左传庄公三十二年、闵公元年、二年。

①　《左传》文公十八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三十二年。

③　《韩非子·十过》桓公"身死三月不收，虫出于户。"《史记·齐世家》："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

④　《史记·晋世家》。

⑤　《左传》僖公九年、十年、二十三年。

⑥　《左传》文公元年。

⑦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乱贼表》。

动，下层国人活跃起来，并逐渐在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人议论国事，大臣们在朝堂公开讨论国事，在重大紧急关头国君召集国人征询意见等等，一股重民、民主的政治空气出现了。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一批批旧贵族从历史舞台消失，一批批"筚门圭窦"之人的地位上升，成为新兴的封建阶级。从此，中国社会就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封建社会时代。

（四）春秋时期的列国疆域春秋时期的争霸斗争，与当时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像郑国地近东周王室，可利用同王室关系的有利条件，从而郑庄公、厉公首先在诸侯中称雄，而秦国地处关中，有利向西发展，但东有崤函险关被晋国控制，使它不能东进中原。晋、齐、楚地处边裔，有利发展，故很快成为强大的国家。所以，地理位置与政局往往关系甚大。

春秋时期，据统计可考的国家有120　个①，其大国有15　个②。这15个大国的地理位置可约略指出。

1。东周王室东周王室以今洛阳为王都，东迁初年，东部拥有"方六百里"的地盘，西部关中岐山以东地区还为王室所有。王室疆域北达太行山南，南到河南汝州、南阳盆地，东过虎牢关。周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晋献公灭掉虢国，关中地方丧失。后黄河以北赐给晋，虎牢以东赐给郑，申地（南阳）被楚侵占。到了春秋晚期，周王室只拥有洛阳周围的几个县。

2。秦国秦国在西周初年是一附庸小国，地在犬丘（今甘肃天水附近），后渐次东进。秦襄公因以兵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周平王封为诸侯。秦文公时（公元前765-前716年在位）占有岐山以西的地方，建都在"■渭之会"（今陕西眉县境）。秦宁公（铜器铭作宪公）二年（公元前714年），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县东阳平村）。秦德公时（公元前677-前676年在位），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县南）。秦都雍城遗址，今已发现。

秦国地域西到甘肃东部，南到秦岭北，东到陕西东部，同晋国相邻。

3。虢国虢国虽不在大国之列，但其地理位置对周王室却很重要。虢国大致在今河南三门峡市地区，即王都的西北边，辖有控扼出入关中的崤函关隘。所以周平王、桓王都一心要立虢国君为王室卿士，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一通道。周王室"跨河南北有虢国桃林之隘，以呼吸西京"。"晋灭虢而镐京之消息中断。"①晋献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灭虢，目的也在控制出入关中的这一要地。

4。晋国晋国是周武王子唐叔所封的国家，初封于今太原，称为唐国。唐叔

①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疆域表序》。

②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表列十二诸侯，加上周及吴、越，共十五国。

①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疆域表》周表后按语。

之子燮父迁都于晋水旁而改国名为晋。燮父的孙成侯迁于曲沃（今山西闻喜县），穆侯（公元前811-前785年在位）迁到绛，即今山西省翼城县，故又称为翼侯。199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翼城县与曲沃县间的天马--曲村进行发掘，发现一处面积约8.75　平方公里，时代为西周至春秋初年的晋国遗址。发掘的7　座大墓中，出有带"晋侯"铭文的铜器①，应是西周以来的晋国都城。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85年）迁都新田，即今山西省侯马市②。晋国疆域初年在今山西中部地区，晋献公灭虢、虞二国，控制崤函通道，阻隔秦人东出。晋文公受周襄王赏温、原、赞茅等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土地，晋国南境就越过太行山，达于黄河北岸了。这一地区在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古以山南水北为阳，故称为"南阳之田"。晋国的西境越过黄河，称为"河西地"。东境至河北西部与燕国相接境。

5。燕国燕国是周召公封国。其国都在今北京市西南的房山县琉璃河。这里已发现一处大型古代遗址，有城址、墓群、车马坑等。铜器铭文中有"匽侯"这一名字，匽即燕字③。不过燕国在春秋时期没有涉足中原的争霸政治事务。它只是在战国时期，才南下与中原诸雄争长短。

6。郑国郑国立国日短，到周宣王时才封他的弟弟王子友于郑（今陕西华县），是为郑桓公，这已是西周的晚期了。周幽王即位，郑桓公在王朝任司徒的职务，主管民政事务。他见周幽王荒淫昏庸，感到周王朝江山不稳，便向史伯请教后退的路。史伯劝他到东边的虢、桧两国间建立领地，郑桓公听从了这一建议。待幽王被杀，郑桓公的儿子武公护送平王东迁，随即灭掉桧国，在今河南新郑建国。称为"新郑"，是对陕西华县故地"旧郑"而言。郑国西与东周王室相邻。

7。陈国、蔡国陈国在郑国东方，今河南省淮阳县。陈国妫姓，相传是舜的后代，周初舜后代胡公就封。

蔡国在今河南省东南的上蔡县。蔡国是周文王子叔度所封，至蔡平侯时（公元前530-前522年在位）迁于今新蔡县。陈、蔡二国位于晋楚之间，后均被楚国所灭。

8。楚国楚国地在今湖北西部的荆山一带，故楚又被称为"荆"。周文王时封熊绎于楚，居丹阳，在今河南省淅川县境的丹水和淅水交汇地。楚人■姓，相传是祝融之后。楚国在周初与周人友好，至昭王、穆王以后，就逐渐与周王朝为敌。周宣王时封申侯于申（今河南南阳地区），就是为防备楚人。

到春秋初年，楚国势力强大，北到河南南部，东到湖北东境，南已到湖南境内。楚初封为子男爵位，自认国力强，要周桓王为他"提级"。但桓王不准，楚人一气之下自己称王。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

①　《曲沃曲村发掘晋国墓地》，《中国文物报》1993年第2　期。

②　《左传》成公六年。

③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第　42-49　页。迁都于郢，在今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这里还有当时的城墙、护城河等遗迹，城内外已发现大量的遗迹和遗物。到春秋后期，楚国已东至今安徽省境内，同地处江苏的吴国频繁地进行着战争。

9。齐国与鲁国齐国在今山东省的东部和北部，有靠海的优越自然条件。初封君是著名的姜太公，国都在营丘（今山东乐昌县东南），后迁到临淄（今淄博市）。齐的东境是纪国，再向东的胶东半岛上是莱夷，北境与燕国相邻，西南的泰山山脉是同鲁国的天然分界。

鲁国在齐国的西南，据有今山东省的西南部，国都在曲阜。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周公旦在王朝任要职，由他的长子伯禽主持国政。鲁国初封地可能在今河南鲁山地区，管蔡之乱平定后才迁到今山东曲阜。《诗经·鲁颂·閟宫》先说："王曰叔父，嘉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其后又说："乃命鲁公，俾侯于东，赐之山川，土田附庸。"此乃是初封于鲁，续封于东①。鲁地在成周南，"东"即指今新地曲阜。鲁国在周初是头等大国，它谨守着西周的礼制。到春秋时由于东受制于齐，西受阻于宋，国内由"三桓"专政，国君无所作为，于是降到二等国家。

10。宋国鲁国的西边是宋国。宋国是商朝人的后代，始封君是殷纣王的长兄微子启。国都在今河南商丘。宋国在春秋时一度活跃，宋襄公（公元前650-前637年在位）以仁义之师图霸未成功，自己也丧了命。宋国夹在晋楚两大国间，同郑国一样，备尝战争之苦，所以到春秋中期晋楚两个集团结盟休兵，都是由宋人出面撮合的。

11。卫国卫国是周文王子康叔所封，国都在今河南淇县，古称朝歌，是纣王的别都。康叔的后代却没有什么作为，特别是卫懿公（公元前668-前661年在位），把一门心思放在养鹤上，不关心臣民的生计。当北方狄人来侵时，无人出战。卫懿公只得自己上前线，结果战死，国都朝歌被攻破。偌大一个国都，逃出来的只有男女730人①。在齐桓公的帮助下，戴公才得以暂居于曹（今河南滑县），卫文公迁都于帝丘（今濮阳市），国家才算保存下来。

12。吴国和越国吴国和越国是春秋后期崛起于我国东南地区的两个强国。吴国在江苏太湖流域，国都在姑苏（今江苏苏州市）。越国在今浙江省，国都在会稽（今绍兴）。

吴国相传是周文王长兄太伯的后代。但是吴国的事迹直到春秋中期，鲁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年）才见于记载。是年楚灭舒蓼，在滑水旁与吴越结盟。此时吴国还很弱小。吴国的强大与楚国逃亡国外的臣僚相关。楚国巫臣的族人被令尹子重及司马子反迫害，他为报仇，向晋景公请求联吴抗楚（巫臣从楚到晋已做官）。晋景公同意，巫臣到吴后，

①　傅斯年：《大东小东说》，载《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

①　《左传》闵公二年。

"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吴"是以始大"②，成为楚国心腹之患。后来伍子胥也从楚国逃到吴国，帮助吴王阖庐夺得政权，又协助夫差治国，使吴国能攻破楚国都郢，而北上中原争霸。

越国相传是夏朝国王少康的儿子所建的国家，见于记载也较晚。楚国为了对付吴国，所以在吴国的后方扶持越国，楚越联盟对付吴国。越国终于灭掉吴国，迫使吴王夫差自杀。越国灭吴后，把都城迁到吴国都姑苏，后又北迁到琅玡（今山东胶南县南），以便北上中原争霸。到战国后期，大约在楚怀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年），被楚国灭掉。

在这些大国间，错杂着许多小国，它们既是大国间的缓冲地，又是大国蚕食的对象。如齐国在春秋时兼并10　个国家，晋灭国18　个，秦灭国12　个，楚灭国42　个。就是二等的鲁国也灭国9　个，宋灭国6　个①。被灭亡的国家，大多成为大国的一个县或邑，清人顾栋高说："终春秋之世，而国之灭为县邑者强半天下。"②②　《左传》成公七年。

①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疆域表》。

三、春秋前期的霸政霸政是春秋时期政治史上的特点。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诸侯中的边区大国，在吞并周围小国和落后民族中，强大起来。从而在春秋时出现"秦晋齐楚代兴"的局面①。春秋时在争霸斗争中，虽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却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喊着"存亡继绝"的口号，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称霸目的。

（一）春秋初期的列国争雄春秋时期争霸斗争的序幕，是由郑国拉开的。

郑国虽然是一个二等国家，在春秋初年它却有着便利的政治经济条件。郑国地处河南中部偏北的华北平原，土地肥沃，农业生产发达。在地理位置上，居天下之中，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所以商业特别活跃。

郑国建国初就同商人订立了相互支援的盟约②，这在当时列国中，是仅有的事例。国家准许商人自由贸易，不干涉商人的活动。像弦高这类大商人往来于各国间。这对郑国的经济，无疑是有利的。

在政治上，郑庄公凭着他的祖及父在王室任卿士的王臣地位，继续任周王朝卿士，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在地理位置上又与周王朝疆土相邻，就更便利郑国利用王室的旗号。

春秋初期，列国的形势对郑国也十分有利。西边的秦国正与戎人酣战，无暇东顾；晋国困于内部大小宗间的争夺；楚国专事向南发展，扫荡汉阳诸姬小国；齐国虽是东方一大国，国君齐襄公昏庸，内部矛盾重重，国力不强，它受到西边鲁国的阻挡。鲁国在西周初年本是以大国就封，到春秋初年国力也不算弱，有"公车千乘"，"公徒三万"①的军事力量，曾4　次打败宋国，两次打败齐国。齐鲁间互相斗争，力量抵消。

郑国所遇到的对手，只有东边的宋国，北边的卫国。郑庄公采取联合齐、鲁，夹击宋、卫的"远交近攻"战略，成功地战胜了宋、卫。

郑国首先同卫国发生战争，起因是卫国人支持郑庄公的政敌。

郑庄公有位同母弟名段，称为叔段，因后来逃到共地（今河南辉县）

而称为"共叔段"。叔段受到其母姜氏的宠爱，还在郑庄公父亲武公在世时，姜氏就曾建议废庄公而立叔段为继承人，武公未同意。武公死后，姜氏替叔段请求大的封地，叔段也招募军队，储备粮草准备起事。这一切都没有瞒过郑庄公的眼睛，当他得知叔段与姜氏约定日期起事的消息后，派大军提前行动。叔段顷刻瓦解，只身逃到国外。

叔段有个儿子叫公孙滑，在他父亲作乱失败后逃到卫国，卫桓公收留了他，并派兵夺取了郑国的廪延（今河南延津县东北），以此同郑国抗衡。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郑庄公以王臣的身份率领周王室及虢国的军队，打到卫国的南郊，并以周王的名义，要求邾国出兵相助。邾与鲁国友好，就去联络鲁国一道出兵。鲁国国君隐公虽然不同意，他

①　《国语·郑语》。

②　《左传》昭公十六年。

①　《诗经·鲁颂·閟宫》。

的大臣公子豫却径自带着军队助郑攻卫，并在翼（今山东费县西南）与郑、邾结盟。由此可见鲁国国君权力的微弱。鲁隐公三年，郑国与齐国在石门（今山东长清县西）结盟，这样就使郑国处于有利的政治地位。

就在郑国与齐鲁结盟时，宋、卫也联合起来对付郑国。

鲁隐公三年宋穆公去世，他将君位传给其兄子与夷，就是宋殇公。

穆公的儿子公子冯出走到郑国以避殇公，宋殇公对公子冯当然不放心。

就在此时，卫国也发生内乱。卫庄公宠妾生子州吁，很受卫庄公宠爱，并让他掌握兵权。卫庄公死后，太子完立为君，即卫桓公。鲁隐公四年州吁杀死卫桓公自立为君。他为了稳定国内人心，求得诸侯的承认--当时诸侯新君即位，要得到诸侯承认地位才算稳固，于是向宋殇公表示，愿帮助除掉政敌公子冯。宋殇公当然赞同。当时陈、蔡两国同卫相好，于是在这年夏天，宋、卫、陈、蔡四国联合进攻郑国，四国联军把郑国都东门围困了5　天，被称为"东门之役"。秋天，宋国向鲁国请兵，鲁隐公还是不同意。公子翚同公子豫一样，不顾国君反对，带领鲁国一支军队参加伐郑。这次宋、卫五国联军把郑国的徒兵（步兵）打败，并抢割了郑国的稻子。

卫国州吁帮助宋国打了两次胜仗，但国内人心还是不服。不久就被大臣石碏用计杀掉。卫国人从邢国把公子晋接回，立为国君，就是卫宣公。

卫国虽然换了国君，与郑为敌的国策未变。郑国两次失败，也不甘心罢手。鲁隐公五年，郑军攻卫，打到牧地。卫国则联合南燕国（姞姓，周初封黄帝之后，地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加以抗击。郑国设下伏兵，很快将南燕军打得大败。接着调动周王室军队攻打宋国都城。

宋国吃不住郑国联军进攻，于是派人向鲁国求援。鲁隐公已知郑军的进展，也准备相救，他却故意问宋国使者郑军到了宋国什么地方，宋使者见他明知故问，就用讥讽的口吻答道："还没有攻进国都去哩！"

兽隐公一听也生气，便对宋使者说："既然你们国中没有危险，我就不便过问了。"于是叫声送客，也不派兵援宋。

宋国使者的愚蠢给郑国提供了良机，郑庄公立即派人同鲁国拉关系，并提出用郑国在泰山脚下的一块祭田与鲁国在许地的田相交换。这笔交易做成，鲁隐公亲自同郑庄公相会，两国反而日益友好起来。

在郑、宋两国互相攻战中，东方的齐国想出来发挥它的作用，出面调解郑、宋关系。郑国碍于齐国的面子，同意讲和。鲁隐公八年，齐、郑、宋、卫在瓦屋（今河南温县西北）结盟修好。

瓦屋之盟后，宋国人因内部混乱，没有按期朝见周王，郑庄公以此为口实，以王臣的身份讨伐宋不朝王（其实当时一般诸侯多不去朝见周王），正式打出"尊王"的旗号，齐、鲁等大国也派兵响应。鲁隐公十年，郑、齐、鲁三国国君在老桃商讨伐宋。战事一开始，鲁军在菅（今山东单县北）打败宋国军队，接着郑国军队攻下郜（今山东武成东南）

和防（今山东金乡县西南）两邑，并把这两邑送给鲁国。三国军队向宋国腹地推进，打到宋国国都郊区。

这次战争本邀请了郕国（今山东范县东南）和许国（今河南许昌），但两国却不出兵。郑军很快把郕国灭掉，接着三国军队进攻许国。许是小国，不能抵敌，很快攻下，国君许成公逃到卫国避难。郑国把许国一分为二，东部属郑，派大夫公孙获治理。西部立许庄公弟许叔为国君，由郑国大夫百里辅佐，仍为许国，实为郑所有①。

郑国在对宋、卫征战的同时，还两次打败北方的戎人。鲁隐公九年北戎伐郑，被郑国设埋伏打败。鲁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北戎侵犯齐国，齐不能抵敌，求救于郑。郑派太子忽率军相救，抓获北戎大良、少良两位大将，斩首300　余，北戎人失败逃归。

郑国经过几次胜利，声威大振，齐、鲁这样的大国皆听从指挥。宋国归服，卫国也来讲和，所以后世史家称"郑庄小霸"。

正当各国畏服郑国时，郑庄公却在鲁桓公十一年五月死去。他有8个儿子，有4　位参与对国君君位的争夺。其中3　位被杀，只有郑厉公得到善终。

郑厉公名突，是宋国雍氏女所生。雍氏胁迫郑国大臣祭仲，在鲁桓公十二年立为国君。宋国人因拥立有功，不断索贿，不久厉公就同宋国翻了脸。祭仲也因拥立有功，在国内专权，郑厉公不堪忍受，决计除掉他。但因用人不当，计谋泄露，祭仲先下手，厉公被迫逃往蔡国②。后来他潜回郑国栎邑（今河南禹县），并以此为根据地，在大夫付瑕的帮助下，于鲁庄公十四年（公元前680年）夺回君位。

郑厉公本是个有雄心、有作为的人。但他在外流亡18年，再次夺得君位，政局己发生变化，东方的齐桓公上台已6年，形势对郑是不利的。但郑厉公还是抓住"勤王"这面旗帜，风光了一阵子。

鲁庄公十九年，周庄王的儿子王子颓在■伯、边伯、詹父、子禽、祝跪（称为五大夫）和苏氏的支持下作乱。又因周惠王收留了卫惠公的政敌公子黔牟，卫国也联合南燕国协助王子颓，将周惠王赶出王都，立王子颓为王。郑厉公出面调解未成，于是逮捕了南燕国君仲父，并把周惠王安置在栎邑。次年，正当王子颓一伙聚集喝庆功酒时，郑厉公与虢公联合进攻王都，王子颓和伙同作乱的一批人被杀。郑厉公把周惠王接回王都。周惠王为感谢郑厉公，把虎牢关以东的王室土地赐给郑国。

但是，郑厉公的业绩却功亏一篑。即在他"勤王"获成功，受虎牢赐土的当年五月死去了。若郑厉公不早死去，齐桓公的霸业将不会那样顺利到手，"尊王"的旗帜说不定郑厉公还要举一阵子。郑厉公失策之处是想除掉权臣，却用人不当，终至下野在外18年，自己消磨了时光。

因政局变化，机遇错过。不然，他是会有一番作为的。

（二）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郑国庄公、厉公虽然在春秋初年，利用他们在王室为臣的政治地位和近于王室的地理位置，打着周王的旗号，活跃了一阵子。但由于郑国的国家小，当时附从它的国家也不多，所以郑国的国君们，还没有能称得上"霸主"的政治地位。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应是齐桓公。

1。齐桓公上台与任用管仲齐桓公名小白，是齐僖公（公元前730～前698　在位）之子。齐僖公

①　《左传》隐公十一年。

②　《左传》桓公十五年。

死后，由长子襄公继位。齐襄公是一位昏庸之徒，好酒色，忌妬心重，诛杀无度，他的兄弟和大臣们都纷纷逃到国外避难。公子纠在管仲、召忽保护下逃到了鲁国。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保护下逃到了莒国。鲁庄公八年（公元前686年）齐襄公被无知杀死，接着无知又被雍廪杀掉，齐国国君位空缺。公子纠和小白都回国争夺君位。小白与齐国正卿高傒关系好，高傒先派人到莒迎接小白。管仲见公子纠不能先到齐国，就自动要求带一队人马，强行军赶到小白所经的路上埋伏，打算先杀死他。当小白一行人到来时，管仲一箭射中，小白大叫一声倒在车中。公子纠一行知小白已除，缓缓来到齐国，但当他们到达国都城下时，却听到小白已当上国君好几天了。

原来管仲一箭正好射在小白的带钩上，小白当时也吓了一跳，虽未受伤却机智地装死倒下，麻痹了管仲。管仲以为得手，赶路也就不急了。小白却催动队伍，急速入城，在高氏等的拥戴下，当上了国君。

公子纠是鲁国的外甥，没能当上国君，鲁国当然不肯甘休，就把军队开到齐都临淄以东的乾时（今山东桓台县南），向齐国进攻。结果鲁国军队大败，国君鲁庄公的坐车也被齐军缴获，他只得弃车改乘驿传车返国①。

齐桓公趁乾时的胜利，命鲍叔牙带着军队逼迫鲁国杀死公子纠，交出管仲，并一再声称要活的管仲回齐，受齐桓公处罚。原来鲍叔牙与管仲私交很好，他了解管仲的治国才能，已向齐桓公作了推荐，所以一定要活着的管仲回齐。鲁国也知道齐国要重用管仲，有人建议将管仲杀掉，但鲁庄公害怕齐国大军，加以乾时战败的畏惧心理，所以只得按照齐人的要求办：杀死公子纠，囚禁管仲交给齐人。召忽不愿返齐，公子纠被杀，他也自杀了②。

管仲回到齐国后，受到齐桓公的隆重接待，破格任命为国相，主持国政。鲍叔牙自甘居管仲之下。鲍叔牙和管仲交谊深厚，世称"管鲍之交"。管仲后来在哀悼鲍叔牙时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表达两人纯真的情谊。齐桓的霸业是五霸中最受称道的，孟子说："五霸，齐桓为盛。"①齐桓的霸业全赖管仲的扶持，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②2。管仲的改革措施齐桓公上台后，急着向外发展，灭掉东边的纪国，西边的谭国、遂国。但是齐国由于齐襄公的荒淫，内部斗争不断，虽为东方大国，却国力不强。在政治上跟着郑国走，北戎来侵还要求助于郑国的帮助。鲁庄公十年，齐桓公要降服鲁国，派大军攻鲁，在长勺（今山东曲阜县北）

被鲁军打败。于是接受管仲建议，改革内政，加强国力。管仲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相地而衰征"

这项措施有两个内容：

①　《左传》庄公九年。

②　《左传》庄公九年。《国语·齐语》

①　《孟子·告子下》。

②　《论语·宪问》。

一是承认土地的现实占有状况，二是改劳役助耕制为收取实物地租。从西周晚期以来，在农村公社中实行的一夫百亩的定期土地分配制，就逐渐行不通了。恢复往日的井田制已不可能，管仲于是承认现实，以实际占有土地的多少和土质的美恶，征收实物赋税，使负担合理一些，这一变革，是对传统井田制的否定，但却收到很好的效果。达到了"民不移"③，不再逃亡躲避沉重的负担了。

（2）设"轻重九府"，通鱼盐之利齐国靠海，鱼盐资源丰富。管仲实行鱼盐出口免去关税的优惠政策，调动国内外商人的积极性。管仲又根据丰歉年和各地物产的不同，设"轻重九府"，即设立国家仓库，谷贱时买进，贵时卖出，以平抑物价，调节货物。

（3）实行"叁国伍鄙"制，以整顿行政组织在春秋以前，我国的行政组织结构是实行的国野制度。这一格局，到春秋时还大体保持着。管仲的"鄙"，即是野。管仲"三国伍鄙"制是，把国中划分为21　个乡，其中士乡15　个，工商业者乡6　个。使士（武士）、工、商三种人各自聚居在一起，不相混杂。并以五家为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的轨、里、连、乡制编制起来，各设长官治理。一乡两千家。将野鄙中划分为五属，其建制形式是：三十家划分为一个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构成一属。每属有户数9　万家。各级设长官治理，规定每年对官吏考核一次，对政绩佳者奖励提拔，对政绩劣者，给以惩罚。还规定各级官吏要向上一级报告本辖区内的优秀分子和不良之徒。隐而不报，也要受罚①。这样就强化了国内治安，加强对百姓的控制。

（4）军事上，"作内政以寄军令"，实行兵民合一具体作法是：国中15　个士乡，每家出一人为士兵，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对应结合起来。平时的行政长官，战时则为军事长官，其对应关系如下表：行政建制轨里连乡五乡家　数5　家50　家200　家2000　家万家军事建制伍小戎卒旅军人　数5人50人200人2000人10000人五乡为一军，15　个士乡出3　万人，组成三个军。由齐桓公和两位"命卿"（周天子册命的卿）国氏、高氏各率领一军。同住一轨的人，编为一伍，他们从小生长在一起，互相了解，关系密切，患难与共，军队战斗力大为提高。

为了充实军备，管仲还采取用兵器和铜块赎罪的办法。死罪可用一副上等犀甲和一支戟赎免。轻一些的用一副皮甲和一支戟赎免，小罪用铜赎免。对诬告别人的罚12　支箭。国家得到不少金属，用来制造兵器和生产工具，"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试③　《国语·齐语》。

①　《国语·齐语》。

诸壤土。"①为了加强国君的权力，管仲要齐桓公"慎用其六柄"。六柄就是指生、杀、贫、富、贵、贱的权柄。这些权柄皆由国君桓公掌握，但要"慎用"。他还建议齐桓公实行"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的政策，带有初期法家的作风。

经过管仲的改革，齐国经济发展，军队强大，社会安定，成为崛起于东方的大国。

3。齐桓公"尊王攘夷"的霸业齐桓公执政初期，郑厉公曾一度"勤王"，但很快就病死。周王室微弱，华夏文化有被丧失的危险。

当时北方的戎人势力大涨，虽经郑庄公两次打击，但威胁仍未解除。

不久北戎大规模南下，灭邢国、卫国，横行于黄河以北。南方的楚国也兴起，灭申、息、邓，降服蔡国，侵凌郑国，锋芒直指中原。当时中原的政治局势紧急，"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①。正是在此种情况下，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崛起，担负起保卫华夏传统文化的重任。

齐桓公"攘夷"的功绩，主要是对付北方的山戎。山戎族是分布在今河北境内的一支后进民族，又称为北戎。它处于原始游牧阶段，也兼营初级的农业。在春秋时期不断向南侵扰，带有很大的破坏性。鲁庄公三十年，山戎侵犯燕国，燕国向齐求救。齐桓公率领齐国大军，深入到今河北昌黎一带，大败山戎。在归途中，齐军迷路，管仲让把老马放在队伍前面，大队人马跟随，才走出误区。"老马识途"就此成为我国的一句成语。

救燕回国的第三年，"狄人伐邢"。次年，"齐人救邢"。邢国在今河北邢台县境，齐桓公联合宋、曹等国相救，把狄人赶走。但邢国的国都被狄人破坏，在鲁僖公元年把邢国迁到夷仪（今山东聊城西）。由于齐桓公的关怀，邢国人乐于新迁地，就像回家一样，所以有"邢迁如归"的说法。

鲁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狄入卫"。喜欢养鹤的卫懿公，不关心政事，不爱护官民，临战时百姓让他派宠物鹤去同狄人打仗。卫懿公只得亲自披挂出阵，结果战死。狄人攻破卫国都朝歌城，大肆杀掠。

齐桓公把卫国逃出的700　余人和共、滕两邑人集中在曹邑（今河南滑县西南），共有5000　余人。给他们搭上临时草棚，立昭伯子申为戴公，并派公子无亏率领300　辆兵车，甲士3000人帮助卫国防御狄人。鲁僖公二年，齐桓公带领诸侯替卫国在楚丘（今河南滑县东）建立国都。由于齐桓公的妥善安排，卫国人忘掉了灭国的痛苦。这就叫做"卫国忘亡"①。齐桓公救邢存卫，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

齐桓公的另一被称道的功绩是阻止楚国的北上。楚国的社会发展并不低，华夏文化在楚的浸润也是很深的。但由于楚国地处中原之外，对周王室不恭顺，到春秋时竟自称王，故被中原诸侯视为"南蛮"，作为共同打击的对象。鲁僖公四年，齐桓公率领宋、鲁、郑、卫、陈、许、

①　《国语·齐语》。

①　《公羊传》僖公四年。

①　《左传》闵公二年。

曹等八国联军进攻蔡国，接着攻击楚国，大军驻于陉地。齐国责备楚国对周王室不贡"苞茅"，使周王不能顺利举行祭祀。楚国承认了不向周王纳贡的错误，双方在召陵（今河南偃城县东）结盟退兵。暂时阻住了楚国北上的势头。

葵丘之会是齐桓公霸政业绩的高峰。鲁僖公九年，齐桓公与鲁、宋、卫、郑、许、曹七国国君在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结盟。齐桓公由于支持周惠王的太子，当惠王死后，太子继位，是为周襄王。周襄王特别感谢齐桓公，于是就派王臣宰周公出席会议，并宣布说"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还特加优惠，在接受胙（祭肉）时免于下拜。这是周王承认齐桓公霸主地位的表示。葵丘之会的盟约《左传》中只有"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②这样几句。而《孟子·告子下》对这次盟会的盟词有较详的记载，其文云：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太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兹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无告"。

最后是上引《左传》那几句总括的话。春秋时期盟会很多，保留至今比较详细的材料，仅这五条而已，所以十分珍贵。盟辞一方面要求儿子要孝顺父母，父母要慈爱，不得随意以宠妾为妻，更换太子。一方面要选贤任能，改变世官制，不得随意诛杀大臣。还要求社会互相救助，经济上互通有无。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状况，政治制度新旧交替的过渡性①。

在齐桓公当政的43年中，逐渐把黄河流域的诸侯联合起来，援助小国抵御戎狄侵扰，保卫华夏先进文明起了一定作用。由于各国间结盟修好，相互间战争减少，人民生活得到安定。注意社会救济，互通有无，同救灾患，加强了各国间的交往，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4。宋襄公图霸的失败齐桓公死后，他的6　个儿子参加争夺君位，太子昭是桓公在世时就托付给宋襄公的，因此在诸兄弟争位中，他逃到宋国。宋襄公于是联合卫、曹、邾等国，送太子昭回国继位，就是齐孝公。

宋襄公安定了齐国国君以后，也想接替齐桓公的霸业，并摆出霸主的架式。滕国（今山东滕县）不服，他就把滕国君宣公囚禁起来。鲁僖公十九年春，他邀集曹、邾、鄫几国在曹都会盟，鄫国国君迟到，宋襄公在邾国惩罚了他。曹国没有尽地主之谊送羊给他，于是派兵包围了曹国。宋襄公的凶暴，引起诸侯不满，在陈国的倡议下，这一年的冬天，鲁、陈、蔡、楚、郑、齐等国在齐国开会，以示对齐桓公的怀念，实际上是与宋襄公对抗。

宋襄公见中原诸侯不服他，于是就想求得楚国的支持，以此压服诸国。鲁僖公二十一年，宋襄公把齐孝公拉来一道同楚国在鹿上（今安徽阜阳市南）相会，约定秋天在盂地（今河南睢县）结盟。楚国人满口答应。宋襄公的弟弟公子夷目劝他说，宋是小国，小国要争当霸主会招来灾祸的，但襄公不听。在到盂地前，公子夷目又劝他要带上军队，以防②　《左传》僖公九年。

①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96　页。

有变，楚国人是不讲信用的。宋襄公说："是我自己提出来不带军队的，与楚人已约好，怎能不守信用呢？"于是就不带军队赴会。到了会上，楚人却早埋伏好了军队，把宋襄公囚禁起来，以要挟宋国。公子夷目从会上逃回，团结宋人抵抗楚军，拒不投降。楚见只捉到一个国君没有用，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人才放回本想当霸主却成了囚徒的宋襄公。

郑国在春秋时代是一个骑墙的国家，摇摆于楚和中原国家之间。这时又与楚亲近。宋襄公就联合卫、许、滕几个小国去进攻郑国，楚国自然起兵救援郑国。宋襄公正想报上次被囚的仇，就准备同楚国交战。

宋、楚力量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公子夷目劝阻他，襄公不听。鲁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宋、楚两军在泓水（今河南柘城北）相遇。宋襄公首先把不大的一支军队摆在泓水岸边，楚军正在渡河，担任司马的公子夷目要他趁楚军渡河之机发起攻击，就会获胜。宋襄公不同意。楚军渡过河，正在乱着布阵时，公子夷目又劝他趁楚军立足未稳的混乱时发起进攻，宋襄公还是不同意。当楚军排好阵势，宋襄公才下令出击。

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的亲兵全部战死，他本人的脚也受了伤。

宋军吃了败仗，损失惨重，都埋怨宋襄公不听公子夷目的意见，他却教训道："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①宋襄公遵循的战争原则，可能是古代原始社会村社间械斗的公共规则②。但时代变了，战争性质不同，仍固守老的法则，必然要失败。宋襄公因泓战伤发，不久死去，他的图霸也就成为历史上的笑柄。

（三）晋文公、襄公的霸业孟子说《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③。晋文公的霸业，是齐桓公以后最负盛名的。且晋文公的霸业，被晋国君臣一直保持到终春秋之世。不似齐国，桓公一死，霸业就成落花流水。

1。晋国的兴起和改革图存晋国进入春秋时期以后，以其军事力量而言，还是一个小国。鲁庄公十五年（公元前679年），曲沃桓叔一支的武公灭了正宗晋，以宝器行赂周僖王。周僖王承认曲沃一支的合法地位，"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④按照西周时规制的军事力量，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⑤。

晋武公在被周王承认为合法诸侯后的第二年就死去，他的儿子诡诸即位，这就是晋献公。晋献公在位26年（公元前676～前651），晋国在这一时期得到大发展。

春秋之世晋国吞并周围小国，有记载的18　个。像耿、霍、魏、虢、虞等国，都是晋献公时所灭。清人顾栋高说，晋国"自武、献之世灭国

①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②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第201　页。

③　《孟子·离娄下》。

④　《左传》庄公十六年。

⑤　《周礼·夏官司马·序官》。

多矣，以不赴告故经不书，不复可考见。"①晋献公时还对戎人大加用兵，如对东山皋落氏、骊戎、狄人等。封公子重耳于蒲的蒲，封夷吾于屈的屈地，原都是狄人的地区而归于晋。献公时晋国的领土大为扩充，因而经济实力增强。

与经济实力相应，晋献公还把军队扩大一倍，由一军增加到两军。

献公自将上军，太子申生统帅下军②。

晋国在献公时已成北方一大国，但由于国内乱子不断，故无力外顾。

晋献公时的乱子是由于他宠爱骊姬引起的。骊姬是献公伐骊戎时，骊戎君献来的，受到宠幸。她为人忌刻狠毒，为要将亲生子奚齐立作太子，设计陷害死原太子申生，并把献公的两个儿子公子重耳和夷吾逼得出国逃难。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献公死，大臣荀息保护着奚齐立为国君。支持重耳的里克杀死奚齐，荀息又立奚齐弟卓子。但里克又杀卓子，荀息自杀殉主。鲁僖公十年，周襄王召集齐桓公、秦穆公拥立逃亡在梁国的夷吾为君，这就是晋惠公。

晋惠公是个不讲信义的实用主义者。当他逃亡在外，想回国当国君时，向秦国和国内的大臣许愿，若当上国君后要给秦国河外列城5　座，给里克田100　万，丕郑田70　万作为报答。而回国当上国君后，全部食言，并逼里克自杀。不但不给秦国城邑，当秦国发生灾荒，向晋国提出购买粮食时，晋惠公却拒绝。这大为惹恼了秦国人，秦穆公于是在鲁僖公十五年起兵伐晋。两军在韩原（今山西芮城县境）相战，晋惠公被秦军活捉，晋军大败。

秦穆公把晋惠公捉回秦国，在他夫人（晋惠公姐姐）的要求下，打算放惠公回国。惠公得知这一信息，就派郤乞回国通报，并让吕甥去秦迎接他。吕甥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教郤乞假传惠公的命令，"朝国人而以君命赏"①，在晋国实行"作爰田"、"作州兵"的土地制度和军事制度的改革。

"作爰田"是把土地赏给贵族、国人和奴隶。"爰田"是古代农村公社的一种土地制度。农村公社将耕地按人平均分配，好地100亩，次一等的每人200亩，再次的300亩。好地连年可种，次等、再次等的则需休耕，轮换种。3年后，再次打散重新分配。这就称作"爰田"。从西周末年，这种制度在各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定期重分不能兑现，乃出现土地占有量和美恶的差异，而负担却不变。晋国这次"作爰田"有两重意思：一是给土地不足数额的贫困户补足土地；二是土地补足后，不再收回，永作己耕，即长期不变更地占有，所以称为"赏"。晋国"作爰田"的措施，比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在解决耕者有其田上为彻底。这为晋国的霸业奠定了基础。

"作州兵"，是扩充兵源的措施。州、县是野人，即奴隶所居的地方，"作州兵"是征调野人当兵。以往的当兵权只有国人。进入春秋，战事频繁，仅国人当兵已不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野人于是获得从军的资格。野人获得当兵权，与国人同执干戈、同在战场上并肩作战，生死

①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五，《列国疆域表》。

②　《左传》闵公元年。《国语·晋语一》。

①　《左传》僖公十五年。

与共。于是国野的界线，国人与野人社会地位的差别，就逐渐泯灭。这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晋国"作州兵"的措施，比管仲的"叁国伍鄙"制也来得彻底，因此晋国的兵源十分充足。

2。晋文公创霸业晋文公名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鲁僖公四年被后母骊姬迫害，逃亡国外飘泊19年，辗转8　个国家。到鲁僖公二十四年，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回国夺得君位，即位为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的这一年，周王室恰巧发生内乱。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联合狄人进攻周王室，周军大败，襄王被迫逃到郑国的汜地（今河南襄城县南）避难，并派人向秦国、晋国求救。晋文公君臣认识到这是"勤王"以"求诸侯"的绝好时机，于是辞退秦人，晋国独自出面安定王室。晋国先以全力击退狄人，然后派一个军包围王子带所在的温地（今河南温县），一个军前往汜地，迎接周襄王回王都。晋军活捉了王子带，把他交给周襄王，襄王将他杀掉了。于是"尊王"的大旗就转到晋文公的手里。

周襄王设宴款待晋文公。为了报答他安定王室的功劳，襄王虽然拒绝晋文公请"隧"的要求（即以天子礼下葬），却赏赐他阳樊（今河南济源县东南）、温、原（今河南济源县北）和欑茅等几个邑。晋国的土地向南就越过太行山，到达黄河的北岸。晋国国土就成为"表里河山"

的易守难攻形势。

为了适应争霸的形势，晋文公进行了军制和政治变革。鲁僖公二十七年，在被庐举行"大蒐礼"，即进行军事演习。主要目的是"作三军，谋元帅"。晋国在献公时为二军，这次演习中，再扩充一军，组建成上、中、下三军。"谋元帅"是一项军政改革。晋国的三军各有将和佐，即主将和副将2人统领。而全军又由中军的主将统一指挥。中军主将称为"元帅"，我国"元帅"一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三军将帅的等级是：中军将、佐，上军将、佐，下军将、佐。中军元帅不仅是全军的总指挥，在平时就是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他国的相职，权力极大。这是晋国政治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可称为军国主义的国家体制。

晋国政治上的另一特点是尚贤尚法。晋文公手下人才济济，跟随出亡的功臣也不少。在决定中军元帅人选时，跟随出亡的功臣赵衰却推荐未与文公流亡的郤縠，而以郤縠族人郤溱为佐。晋文公让跟随出亡的狐偃为上军将，狐偃让给狐毛，自己为佐。赵衰本应作下军将，他让给栾枝，又使先轸为副将。在不久进行的城濮之战时，元帅郤縠死去，晋文公把在战争初期显露才华的先轸从下军佐的地位，超升六级任命为中军元帅。三军将、佐皆无异议，接受节制指挥。晋国君臣中这种"尚贤使能"的风气，使晋国国力长期保持强盛。

尚法的精神，是晋国的传统。晋文公因周襄王赐给的原邑不服晋，于是出兵讨伐。他下令带3　天口粮，攻不下就罢兵。攻了3　天未攻下，晋文公下令撤退。潜入城中的谍报报告说，原邑已坚持不住，要投降了，再等一等就可以了。文公说：我已宣布了3　天为期，不能再改。更改就没有信用了。晋军撤退不到30　里，原邑就派人赶到晋军中请降①。这与

①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吴起治魏西河令人推倒木表②，商鞅移木③，以取信的作法相似。晋文公执法严厉，城濮之战，魏犨、颠颉违令烧了曹国大臣僖负羁的房屋，尽管这两个曾跟随文公流亡，还是将魏犨免职，颠颉杀头。城濮之战返回时，文公的车右舟之侨违反军纪先返晋国，将他杀头示众。这些都表现出一种尚法的精神，因而使晋国军威严整。

当北方的晋国在文公治理下强盛起来时，楚国也大力向中原推进。

鲁僖公二十六年，是晋文公上台的第三年，楚国攻宋国缗邑（今山东金乡县东北），被宋人击败。次年楚纠合陈、蔡、郑、许四国，包围了宋国都。

宋国倾向于晋国，于是派大司马公孙固亲到晋国求救。晋文公担心晋不敌楚军，且顾虑楚国在他流亡中给予的接待，是否与楚开战，犹豫不定。大臣们都主张抓住时机，进入中原，夺取霸主地位。下军副将先轸说："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①经商议决定出兵救宋。楚国的主将是令尹子玉。晋中军元帅是郤穀，开战后不久就死去，晋文公提升先轸为元帅。中原国家曹国、卫国都倒向楚，晋军于是先攻曹、卫以解宋围。晋人在攻曹、卫时，用计破坏了两国与楚的关系，又同齐国、秦国结盟，得到这两大国的支持，晋文公于是决心与楚军交战。两军会战于城濮（今山东范县临濮集）。楚子玉为主将骄横轻视晋军，楚成王让子玉不要同晋交战，子玉不听，成王生气，也没有给他派足够的兵力相助。晋军却上下团结一致，先攻击楚左右军，楚左右军中晋军计被打垮，正当三军集中准备攻子玉中军时，子玉见势不妙，立即收军，中军才未受损失。晋军占领楚军阵地，吃着楚军丢弃的粮食，休整3　天才班师回国。楚子玉由于军败，自杀。

城濮之战，严重打击了楚国北上的势头，晋国威望大增，中原诸侯与楚友好的，都纷纷改换门庭，与晋结盟。

城濮之战刚结束，就在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与诸侯结盟，参加的有齐、鲁、宋、蔡、郑、卫、莒等国君。周襄王派王子虎参加盟会，并亲自前往践土慰劳晋文公，晋文公为襄王在践土特赶建一行宫。接着晋文公向周王献战利品，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即诸侯之长。

这样，晋文公霸主地位既得到诸侯的认可，又得到周王的正式承认。

3。晋襄公对秦人东进企图的打击晋献公灭掉虢国，据有崤函之地，卡住了秦国东进的通道，使秦国不能出关到中原称雄。挺进中原，是秦人的长期打算。鲁僖公三十年，秦晋联军围攻郑国。郑国烛之武夜见秦穆公，离间了秦与晋国的关系，秦与郑结盟友好而退兵，并留下杞子、逢生、杨孙帮助郑国防守。晋文公见秦撤退，也就退兵回国。

鲁僖公三十二年，帮助郑国戍守的杞子派人向秦穆公报告说：郑国人让他掌管北门的钥匙，若秦悄悄地派军前来偷袭，郑国就可以夺取。

秦穆公很感兴趣，就同有名望的蹇叔、百里奚商议。蹇叔坚决反对，认为长途行军，不能保密，劳师远征，不会获胜。且在过崤山谷地时，将②　《吕氏春秋·慎小》。

③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①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会遭到晋人的攻击。秦穆公不听，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将率军偷袭郑国。

秦国军队走到滑国（今河南巩县境），遇到前往周王国做牛生意的郑国商人弦高。在这紧急中，他一面假装是郑国派来慰劳秦军的使者，向主将孟明视献上4　张牛皮和12　头牛，一面派人快速回国报告。孟明视等真以为弦高是郑国派来的使臣，认为郑人已知秦军将到，偷袭不成，攻不下郑国，又没有后援，是不能攻打郑国了，于是灭掉滑国就回军。

秦军东进，正是晋文公死，他的儿子襄公新即位之时。中军元帅先轸主张趁秦军回军途中袭击他们。于是联合姜戎，在崤山谷中设下埋伏。当秦军到达晋军伏击圈后，遭到突然攻击，致使全军覆没，孟明视等三员大将被活捉。晋文公的夫人文嬴是秦穆公女儿，晋襄公的嫡母，她出面要求晋襄公将三位秦将释放，让他们回秦受罚，以免影响两国关系。

三位秦将才得脱身回秦。

秦穆公穿着白衣白服到郊外迎接三将，向他们作了自我检讨，把失败的责任承担下来，仍然任用孟明视主持军政事务。孟明视尽心尽力治政养民，准备向晋报仇，多次打进晋国，晋军坚守不同秦军正面作战。

鲁文公三年（公元前624年），秦军"过河焚舟"，上下一心要报仇。

晋军仍不出，秦穆公率大军攻下晋国的郊（今山西运城）和王官（今山西闻喜）两地，然后从茅津（今山西平陆县茅津渡）渡过黄河，进入崤山谷中，掩埋了当年战死将士的尸骨，穆公发表了一篇深表自责的讲话。这篇讲话就是《尚书》中的《秦誓》篇。穆公于是率军返国。

秦国由于东进的道路被晋国阻塞，终春秋之世，不能越崤函东进一步。

（四）秦国的西进和楚国的北上晋国在北方兴起，文公创立霸业的前后，西方的秦国和南方的楚国也出现了两位能干的国君，向晋国的霸业挑战，这就是秦穆公和楚庄王。1。秦穆公称霸西戎秦国在西方经过长期的发展，不断扩大地盘。特别是进入春秋以后，西周在陕西境内的土地，大都归秦人所有。从今天考古发现的秦国文物看，无论国都雍城的建筑，国君的陵墓，规模都相当宏大。像雍城中，曾多次发现青铜建筑构件，是用来装饰宫殿用的，可见其豪华气派。《诗经·驷驖》是歌颂秦襄公狩猎的诗，诗中有"驷驖孔阜，六辔在手"的句子。"驷驖"是指铁青色的4　匹驾车的马。秦人用铁的颜色来形容其它物的颜色，可见秦人对铁已不生疏。在雍城一座春秋时秦国大墓中，就出土有铁铲。1978年在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早期秦墓中，出土一把铜柄铁剑，都证明秦人使用铁较早。因此秦国在秦穆公时，经济力量就已相当雄厚。

秦穆公名任好，是秦德公的小儿子。德公死后，长子宣公即位，宣公死传位于弟成公，成公死传位于小弟穆公。穆公在位39年（公元前659-前621年），他在位期间相当于晋国的献公、惠公、文公、襄公4　君。秦穆公即位后，就力图东进，向晋国献公求婚，献公将女儿嫁给他为夫人。他又跨过黄河灭掉茅戎（今山西平陆县境）。晋献公也在扫灭周围小国，扩大领土。他对这位东床跨黄河东进不放心，于是派军队灭掉虞、虢两国，控制了关中通向中原的咽喉要道崤函地区，卡住了秦国东进的道路。

为了使国家强盛，秦穆公四处搜求人才，重用他国来的客卿，"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①这些谋臣武士，辅佐穆分，使秦国兵强马壮。

秦穆公本欲东进，到中原获得霸业。但在崤山战中，三将被俘，秦军覆没。晋控扼住东进路，穆公于是向西发展。他用计将从晋国投奔到戎人中的由余招来作谋士。由余长期生活在戎人中，对他们的情况熟悉，他的建议穆公很重视。秦国根据由余的计划，逐渐灭掉西方戎人所建立的国家12　个（有说20　个），开辟国土千余里。秦穆公对戎人的胜利，周王特加祝贺，并赐金鼓，希望他擂鼓继续向戎人进攻，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秦穆公"称霸西戎"。

鲁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去，用了177人为他殉葬，这是自西周以来用人殉葬最多的一次，反映了秦国社会的落后、野蛮一面。秦国很有才干的子车氏"三良"：奄息、仲行、鍼虎也在殉葬人群之列。这样大量毁灭人才，秦人非常哀伤，作诗《黄鸟》三章来哀悼他们，也是对用人殉葬制度的愤怒。

秦穆公死后，人才被用来殉葬毁灭，他的继承者们也都平平无大作为。终春秋之世，秦国再没有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有过上乘的表演。

2。楚庄王问鼎中原楚国是南方一大国，经济、军事力量都很强。楚在周初以子男爵位受封，楚武王三十五年（公元前706年）要求隋国向周王请求，提升他的爵位。隋国君向周桓王转达楚人的要求，周桓王不准。楚王熊通生气说：我的先祖鬻熊还是你文王的老师哩，成王封我子男土地，现在蛮夷都归服了我，你不提升，我自己提升。于是在他即位的第37年（公元前704年）自立为王，死后后人加一谥为武王①。这是除周王外，诸侯国称王之始。表示楚要与周王抗衡。

楚国的北上先后受到齐桓公和晋文公两位霸主的打击，一直未能如愿。鲁文公十四年，楚武王的四世孙庄王侣继父穆王即位，楚国在中原才得以一显身手。

楚庄王上台时，晋文公、秦穆公均已死去。晋国执政者和国君皆非治世之才，政绩平平。齐国也没有什么作为。楚庄王虽是少年即位，却是有心计、有作为的一位能人。他即位之初，不大讲话，以观政治动向，有"三年不言"之说。他的老师斗克和公子燮专政，与令尹子孔、将军潘崇争权。庄王利用庐大夫戢黎杀掉斗克、公子燮，内乱才稍平定。

庄王即位初年还遇着两大问题：一是天灾，百姓缺粮；二是西北部的戎人不断进逼。庄王决定先解除戎族的威胁。在楚庄王三年（前611年）秋，起兵伐戎族人中为害最大的庸人。庸人居住于今湖北竹山县境。楚军缺粮，官兵同吃一样的饭食，急行军到达战场。楚军根据庸人轻敌的弱点，先伪装失败，以麻痹敌人。庸人认为楚军不堪一击，不设防。

①　李斯：《谏逐客书》，《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①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

楚大军突袭，一举灭掉庸人。庸人被灭，其他跟着叛楚的部族，又纷纷归顺楚人。

楚国内部安定，戎族归服，庄王于是北上争夺霸主。楚庄王六年（公元前608年）进攻陈国、宋国。晋赵盾率军相救，在北林（今郑州市西南）与楚军相遇，楚人活捉了晋大夫解杨，晋被迫迅速退兵。次年春，楚国指使郑国进攻宋国，大败宋军。晋国在这年夏天纠合宋、卫、陈三国军队准备攻郑，以为宋报仇。楚人闻讯后，将大军开到郑国都城下等待晋国联军，赵盾率领的四国联军竟不敢前来就退了回去。

楚军两次对晋国占上风，庄王也就掌握了晋国的虚实，大胆北上。

楚庄王八年，楚庄王率领楚军进攻地处伊洛地区的陆浑之戎，顺势将大军开进周王室的国土上，列好阵势。周定王忙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却向他打听周王九鼎的大小轻重。九鼎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问鼎的大小轻重，用意甚明，是企图取周而代之。王孙满知庄王的用心，于是就用话去折服他，说："在德不在鼎"。并批驳他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①楚庄王听到王孙满的话来得硬，楚当时也无力取周而代之，就退兵回国。

3。楚庄王胜晋服宋郑国在春秋时期，由于它地处晋、楚两大国之间，而春秋时期争夺霸业的斗争，又以晋、楚两国历时最长，斗争最激烈。而郑国的倒向，是晋、楚两国霸业消长的标志，所以郑国夹在中间，受战祸最重，如在公元前608-前596年的11年中，晋国5　次伐郑，楚国7　次来讨，几乎年年有战祸，有时甚至一年两三次。郑向楚，晋国来问罪；向晋，楚国来加兵。郑国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作顺风倒的墙头草，准备着礼物，谁来就同谁讲和友好。

楚庄王十六年，郑国同楚国在辰陵（今河南淮阳县西60　里）结盟友好，但"郑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晋"②，向晋国送秋波。楚国对郑国这种两面派的做法不能容忍，次年春天，楚庄王就派大军包围了郑国国都。郑人坚守了3　个月，晋国援军迟迟不到，最后城被攻破，郑国君襄公"肉袒牵羊"向楚国投降。楚国和郑国结盟，交换人质，郑国就一心归顺楚国。

到郑国降了楚，签订了盟约，晋国援郑的大军才出动。他们走到黄河岸边，听到郑与楚国讲和的消息后，中军元帅荀林父和士会等人打算回军。但是以中军副将先縠为首的一批人，坚决不同意，要同楚军决战。先縠并带领所属部队，不听中军元帅的节制，率军迳自渡过黄河。荀林父是新当上中军元帅不久，没有威望，也没有多少主见，在韩厥的建议下，晋大军仓促渡过黄河。

晋军渡河后驻于敖、镐一带（今河南荥阳县北），荀林父派人去与楚讲和休战。所派去的人却都是一些在国内求官不得的"不逞之徒"，他们违抗军令，竟去与楚军挑战，而晋军却没有作交战准备。当两军相遇时，主将荀林父慌了手脚，指挥撤退，擂响战鼓下令："先渡河者有

①　《左传》宣公三年。

②　《左传》宣公十一年。

赏！"晋军乱作一团，奔向河边抢渡船。先上船的用刀砍抓住船舷争上船的手，砍断的手指掉在船中，可以用手捧。上军主将士会先作了准备，设下伏兵七处，故上军保持不败。这就是晋楚在城濮大战后，第二次大的邲之战。

邲战晋虽然失败，郑国也倒向了楚国，宋国却仍不与楚友好而倾向晋国。楚庄王于是在鲁宣公十四年（公元前595年）秋天，包围了宋国都。楚国包围宋国达9　个月之久。宋国城中断粮，竟至"易子而食，折骸以爨"。宋人派使者向晋求救，晋满朝文武都反对出兵相救，惧怕与楚国交战。但却派使者欺骗宋人，说晋国救兵随即就到。宋国人在政治斗争中从来是刻板不灵活，不知随时变化，所以后来有人说"郑昭宋聋"，是较恰当的评价。宋人死等晋国援军，不顾城中百姓死活，后来实在坚持不下去，楚国围城士兵却准备在城外建屋作长久打算。宋人这才害怕，派华元在夜里摸到楚国主将子反的床前，请求退兵结盟。楚退军30　里，与宋结盟①。宋国于是也就服了楚国。

郑国、宋国服了楚国，楚庄王称霸中原的目的达到了。

（五）晋国霸业的复兴晋国的灵公（公元前620-前607年在位）幼小即位，长大后昏庸荒淫，利用亲信，诛杀大臣，最后被赵穿所杀。继位的成公，也无多大作为，所以楚庄王能顺利地称霸中原。楚庄王死后（庄王即位的23年死去，为公元前591年），楚国霸业也就中落，晋国又乘机起而复霸。

1。晋国对狄人的讨伐和东服齐楚庄工称霸中原，晋国南进受挫，转而集中力量对付狄人，以巩固后方，扩大地盘。

狄人主要有三支：白狄、赤狄和长狄。白狄因喜穿白衣而得名，原在今陕西延安、山西介休一带，后东迁河北境内。晋文公死时白狄趁机打进晋国，到达箕地（今山西太谷、或说在蒲县）。鲁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9年），晋襄公亲率大军抵抗，主帅先轸战死，郤缺俘虏了白狄君长。白狄由此衰落下去。

长狄因身材高大而得名。活动于今山西、河北、山东诸省山谷间，曾多次侵齐、宋、鲁、晋等国。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晋人擒杀了长狄首领焚如，长狄灭亡。

赤狄是因喜穿红色衣而得名。主要分布在今山西东南的长治地区，是狄人中最强的一支。赤狄中又分为潞氏（今山西潞城县东北）、甲氏、留吁（在今山西屯留县境）和铎辰（今山西潞城、屯留间）四支，其中以潞氏最强。晋景公的姐姐还嫁给潞氏首领婴儿为夫人，以结友好。在晋景公六年（公元前594年）潞氏执政大臣潞鄷舒专权，杀死晋景公姐，与晋为敌。晋景公于是派荀林父率军征讨，在曲梁（今山西潞城县北的石梁）大败潞鄷舒的军队。他逃到卫国，被卫人抓获送给晋人，晋人将他杀掉，并趁势灭掉潞氏一支。晋景公把潞氏的人一部分献给周王室，同时赏给这次作战有功的荀林父1000　家，作为仆从。

①　《左传》宣公十四、十五年。

晋人灭潞氏后，次年又派士会率军灭掉甲氏、留吁、铎辰三部。赤狄由此大部被灭掉。晋景公十二年，晋联合卫国攻灭赤狄余部■咎如，到此赤狄全被灭，晋后顾之忧解除。

晋人在处理狄人事宜时，齐国乘机脱离晋国，并多次向鲁国进攻，想恢复齐桓公的业绩。鲁国为了对付齐人，在国内实行"初税亩"和"作丘甲"的税制和军制改革①，以备齐难。"初税亩"是无论占地多少，只按亩征收租税。是废藉田制的力役地租为实物地租。"作丘甲"是征集野人当兵，扩大兵源。这两项改革近似于晋国的"作州兵"、齐国的"相地衰征"制。是在新形势下，适应社会的发展采取的措施。

齐国军队不断向鲁、卫进攻，鲁、卫两国都派人向晋国求救。这时晋国执政的中军元帅是郤克。郤克是一位跛足的残疾人，他早年到齐国出使时，齐顷公的母亲萧同叔子躲在帐幕后看他跛足走路的样子，发出讥笑声，被郤克听见。郤克大为恼怒，发誓要报仇。所以当鲁国、卫国使者求救时，郤克力主相救，并向景公要求多派军队。晋景公同意郤克的请求，派战车800　乘（约6　万人），出发进攻齐国。

晋国和鲁、卫联军在齐国鞌（今山东济南市西南）相峙。齐顷公轻狂，战前夸口说："让我先消灭了晋军再吃早饭"，没有披上马甲就冲到阵前叫战。战争一开始，晋主将郤克的指挥车直冲齐阵，晋军紧跟压上，齐军顷刻大败。晋军绕着华不注山追赶齐顷公三圈，后来齐顷公驾车的马挂在树干上，被晋将韩厥追上。这时齐顷公车右逢丑父与齐顷公换了位置，韩厥不识顷公，逢丑父让顷公下去取水，顷公才乘机逃脱。

韩厥把逢丑父当齐顷公抓了回来。

齐国战败，派正卿国佐带着宝物和地图到晋军中讲和。郤克不同意，提出讲和的条件是要齐顷公的母亲、取笑过他的萧同叔子为人质，还要齐国耕地都东西向打垅埂，以便晋国兵车随时进入齐国。这两个无理要求都被齐使国佐驳回。国佐声称，若不同意和，那就只有再背城一战了。齐国态度强硬起来，鲁、卫两国以为达到报仇的目的，对齐国不要过分苛求，要求晋人同意讲和。晋国于是与齐国讲和，然后退兵①。齐国也就又服了晋国。

2。晋厉公对秦楚的胜利晋国东边打服齐国，西边的秦国又想与晋国争高下。晋厉公元年（公元前580年），秦桓公与晋厉公约定在令狐（今山西临猗县西）相会。

晋厉公先到，秦桓公却住■于王城（今陕西大荔东，在黄河西岸）不肯渡河。两国只好派使者往返于令狐和王城间订盟约。这样的和约当然不可靠，"秦伯归而背晋成"②。令狐会盟后，秦人又支持戎狄人向晋进攻。晋厉公二年秋天，晋军在交刚（地不详，或说在今山西■县）打败狄人。晋厉公三年，晋国联合齐、鲁、宋、卫、郑、曹、邾、滕等国西伐秦。

联军经过成周时，朝见周简王，简王派大臣刘康公、成肃公作监军伐秦。在秦晋交战前，晋国派吕相出使秦国，宣布同秦断交。吕相罗织了秦国对晋背信弃义的一大堆罪状，他的这篇辞令有声有色，脍炙人口，

①　《左传》宣公十五年，成公元年。

①　《左传》成公二年。

②　《左传》成公十一年。

今天仍保存下来，就是《吕相绝秦》。

晋国这次以栾书为中军元帅，与秦军战于麻隧（今陕西泾阳西南）。

秦军大败，秦将秦成差和女父成为俘虏。联军渡过泾水，到达侯丽（泾水南，或说在今礼泉境），然后退兵。

楚国同晋国在晋厉公二年由宋国华元出面斡旋，曾在宋国的西门外结盟休战，盟词说："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晋则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信誓旦旦。楚却并不遵守，仅隔3年，即在晋厉公五年，楚国就出兵进攻晋的盟国郑、卫。

楚主将子反说："敌利则进，何盟之有？"①反映了楚执政者的不讲信义。楚国首先背弃盟约，晋国于是召集齐、鲁、宋、卫、郑、邾等国大夫在钟离（国名，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同吴人相会②，以发动吴人从后方攻击楚人，牵制楚北上。

晋厉公六年春，楚国用汝阴地与郑讲和，郑倒向楚。晋同盟宋、卫于是进攻郑。这年夏天，晋国出动大军讨伐郑国。楚也出动大军相救，于是晋楚两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相遇，展开了晋楚两国争霸的第三次大战--鄢陵之战。

晋军由栾书为中军元帅，楚军由子反为主帅，晋厉公和楚共王皆亲临战场督战。战争从早上打到星光出现，未分胜负，休战次日再战。在战争中晋魏锜射伤楚共王的眼睛，共王命射手养由基把魏锜射死。入夜两军清点人马，补充战备。楚共王派人召主将子反计议军事，子反却因喝了小臣谷阳竖献的酒，烂醉如泥，不能下床。楚共王认为这是上天要使楚国失败，于是乘夜率领军队撤出战场。晋军不战而胜。子反与令尹子重有矛盾，子重逼子反自杀，以承担失败的责任。当楚王赦免令到来时，子反已自杀了。

3。晋悼公制胜郑国与和戌晋厉公时晋国贵族势力抬头，各贵族间斗争加剧。厉公想加强国君的权力，在鄢陵之战后，诛杀了"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的郤氏三卿：郤犨、郤、锜、郤至。厉公的亲信胥童又趁机把中军元帅栾书和中行偃囚禁起来，要求厉公下令杀掉。厉公没有同意。栾书、中行偃知厉公对他们不放心，于是派程滑把厉公杀死。

厉公被杀后，栾书派荀■到周王都，接回旅居于周的公子周为晋君，这就是晋悼公。此时悼公才14　岁，但很有政治头脑。晋国众官到清原（今山西稷县东南）相迎，他对前来迎接他的官员说："我原本没有想到会当国君，现在既然要我做君主，那就要听从我，否则就不要立我。听我与不听我，都在今天表明态度。"众官表示遵从命令，于是在武公庙里举行即位典礼。

晋悼公一上台，就放逐不法之徒夷羊五等7人，任命有才能的人为官，颁布整顿内政的纲领。减轻赋税，赦免罪人，节省开支等，使晋国政治走上正轨①。

鄢陵之战后，楚虽失败，但郑国仍未归服晋国而是亲楚。晋悼公要

①　《左传》成公十二年。

②　《左传》成公十五年。

①　《左传》成公十八年。

保持晋国的霸业，必须使郑国归服。晋悼公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571年）秋，就召集鲁、宋、卫、曹、邾在戚地（今河南濮阳北）相会，商议对付郑国的策略。鲁国的仲孙蔑建议"城虎牢以逼郑"。被晋国人采纳。是年冬季，晋召集齐、鲁、宋、卫、曹、邾、滕、薛、小邾等国，在虎牢筑城②。虎牢这个地方，在郑国的西北境，是一险要地。南下即很快到达郑国都。诸侯在虎牢建城驻军防守，随时威胁着郑国，郑国于是向晋国请和。

晋悼公服了郑国，陈国后来也归顺，晋国声威大振。北方戎族的无终部落，此时也派人向晋纳贡求和。晋悼公本不想与戎人和好，他说："戎狄不讲信义，不如讨伐为好。"魏绛提出和戎对晋国有五大好处来劝悼公，悼公采纳了他的意见①。

晋人和戎人讲和，无后顾忧，可专力对付楚国。悼公又采纳荀■的建议，把晋的军队和诸侯国的精锐军队分成三队，轮番同楚周旋，使楚军疲惫不堪，晋军却轮流得到休整②。因此晋国能在8年中，9　次会合诸侯。史称悼公"复霸"，要以成就来说，晋悼公确是名符其实的一位霸主。

4。晋平公再胜齐国齐国顺从晋国是多半迫于晋国的威势，一有机会，它就要同晋国相抗争，以获得大国的独立地位。鲁襄公十五年（公元前558年）晋悼公死，其子平公即位。次年三月，晋平公召集鲁、宋、卫、郑、曹、莒、邾　、薛、杞、小邾等国国君，在湨梁（今河南济源县西）相会。其他国家都是国君与会，齐国却只派大夫高厚来参加。接着晋平公在温（今河南温县境）宴请诸侯，让各国陪同国君的大夫唱着歌和着节拍跳舞，并要求"歌诗必类"，即要表达本人的心意。齐高厚唱的歌与舞不相配合，晋中军元帅荀偃生气，说"诸侯有二心了！"让高厚同诸侯大夫结盟，高厚却逃离会场，回到齐国。诸侯大夫于是结盟，声言"同讨不庭"。

晋国本想把齐国包括在内，将中原诸侯团结起来。但因出现分裂，却成为讨齐的一次聚会。

齐国在高厚逃会后，又向鲁国进攻。鲁国请求晋国相救。鲁襄公十八年，晋、鲁联军伐齐，深入齐境。齐灵公率领齐军在平阴（今山东省平阴东北）迎击。晋鲁联军攻击齐军阵地防门，大量杀伤齐军。齐灵公胆小，晋范匄就对齐大夫析文子说：我们认识，不能向你保密。鲁、莒两国请各以一千辆兵车，从本国出发攻齐。这样，齐就要灭亡了，你先替自己打算一下。析文子将这个"秘密"报告了齐灵公，灵公十分害怕。晋军又在各处插上旗，充作阵地。还在战车上作假人，充当武士。并在车后拖上柴树枝，使扬起满天尘上，造成晋军人数众多的假象。齐灵公登上巫山（一名孝堂山，今山东肥城县西北），观看晋军是如此众多，十分惧怕，就悄悄地带领齐军逃走了。

晋军分别攻下齐鲁边界上的险要关塞后，直追齐军到齐国都临淄城下。齐灵公驾上车准备再逃到邮棠（疑在今山东平度东南），被太子光②　《左传》襄公二年。

①　《左传》襄公四年。

②　《左传》襄公九年。

和大夫郭荣阻拦住。晋军在临淄城外烧抢了一阵，并未攻进城去，又向东攻到潍水北，向南到达沂水①。

平阴之战齐虽败，但仍未服晋。次年晋国士匄再次伐齐，到达谷地（今山东东阿县南东阿镇），听到齐灵公去世的消息，就退兵回国。这年八月齐国诛杀了高厚。晋平公六年（公元前552年）齐国君庄公到澶渊（今河南濮阳西北）同晋国君平公及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结盟，承认了晋国的盟主地位。晋国的霸业又得到恢复。

①　《左传》襄公十八年。

四、"弭兵"盟会和春秋后期的政局春秋的争霸斗争，主要是晋、楚两国。它们各有自己的属国，形成两大政治势力集团。为争夺霸权，它们长期进行着政治的和军事的斗争，都企图压倒对方，占据有利的政治地位。但是，到了春秋中期，晋、楚两国国内都出现麻烦：楚国要对付新兴起的吴国，晋国各卿族间的矛盾加剧，故晋、楚两国间的矛盾相对变得缓和。处在中间地带的中小国，饱受战祸苦难，像郑国在晋楚近百年的争霸斗争中，参与大小战争70　余次，宋国也有40　多次，有时甚至几乎亡国①。在这种情况下，由宋国华元和向戌先后出来撮合两大集团"弭兵"。

晋楚"弭兵"后，各国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争霸的战场也随之转到我国东南地区的吴、楚、越之间进行。

（一）宋国华元、向戌的"弭兵"活动"弭兵"即是消除战争。"弭兵"事件是春秋政治史上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晋、楚两国争霸的结束，各国内部新旧势力间斗争的加剧。

1。宋华元"弭兵"及其失败华元是宋戴公（前799-前766年在位）的儿子华父督的曾孙，曾担任宋右师职，主持国政。华元因所处的政治地位，与楚国令尹子重和晋国中军元帅栾书都友好，故由他斡旋，促成一次晋、楚两国休兵的盟会，也称为第一次"弭兵"盟会。

晋、楚两国能坐下来谈休兵停战，是有各自缘由的。

晋国卿族间的矛盾，影响了内部的团结一致对外方针。晋国三军的将佐，都是卿爵，为世家大贵族，各自拥有相当的经济、军事实力。像前面曾提到的郤氏，"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而韩氏，有封地7个邑，每邑可出100　辆兵车。羊舌氏有3　个县级邑，每邑也可出100　辆兵车①。祁氏和羊舌氏被灭后，在他们私家的土地上，设立10　个县②。这些有势力的强家，互相明争暗斗，削弱了晋国的力量。如赵氏和栾氏、郤氏的矛盾就很深，鲁成公五年（公元前586年）赵氏内部发生矛盾，赵氏要赶走赵婴齐，赵婴齐对赵同、赵括说："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他已看到栾氏要害赵氏。鲁成公八年，与赵婴齐私通的赵朔妻（晋景公之姐）赵庄姬诬告驱逐赵婴齐的赵同、赵括造反作乱，栾氏和郤氏出面为赵庄姬的诬告作证。晋景公于是诛杀赵同、赵括，并灭赵氏家族。赵庄姬带着儿子赵武住于景公的宫中才免于被杀。

后世戏剧《赵氏孤儿》就是从这里演绎出来的故事。

晋国不但有国内矛盾，它所领导的中原诸侯国集团中的秦国和齐国，也有起来同它争位的意向。所以晋国想从楚国的对抗中脱身出来。

楚国的日子也不好过。楚国的申公巫臣用计把楚庄王和司马子反都想娶为妾的夏姬弄到手，并带着夏姬出走到晋国。令尹子重和巫臣有旧

①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第213　页。

①　《左传》昭公五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怨，司马子反因夏姬事又同巫臣结上新恨。因此子重、子反合谋把巫臣在楚国的族人统统杀掉，将财产瓜分。巫臣从晋国去信警告他们说，你们诛杀无罪之人，我要使你们"疲于奔命"。因此巫臣就向晋景公献上联吴制楚的策略，得到晋景公赞同。

巫臣自荐为使者往吴，得到吴国国王寿梦的赏识。他带去一队晋国军队，以训练吴国军射箭、驾车、演练军阵的军事技术，使只知水战的吴军，掌握了车战的正规战术。巫臣怂恿吴国反对楚国，并把自己的儿子狐庸留下，作为吴国的行人（外交官）。这样，从鲁成公七年，吴国就开始伐楚、伐巢、伐徐（均楚国的属国），又攻入楚国的州来邑（今安徽凤台县），闹得楚国上下不得安宁，子重、子反一年中在战场上奔波7　次，所谓"一岁七奔命"①。一些属于楚国的小国，被吴国夺去，从此吴国逐渐强大，成为楚国心腹大患。

晋国把吴国扶起后，趁楚国分出力量对付吴人，也在楚国北境扫荡楚的同盟国。鲁成公八年攻蔡，并伐楚，俘虏楚将申骊。接着攻楚的与国沈（今安徽临泉），俘虏了沈国君。为开辟通往吴的道路，同年又会合诸侯伐郯国（在今山东郯城县）。

晋、楚两国都出现了麻烦，停止两国长期的敌对成了共同的愿望。

晋、楚和平的氢气球是由晋国放出的。晋景公十一年（公元前588年），晋主动释放了在邲之战俘虏的楚国公子縠臣，并归还了连尹襄老的尸体。接着楚国也放回了晋国被俘的知■。晋景公十八年，晋景公亲自出面释放了楚国俘虏钟仪。晋大臣范文子士燮说，让他归楚"使合晋、楚之成。"①钟仪返楚，向楚共王转达了晋国的意愿，楚共王立即派大宰公子辰到晋国，"报钟仪之使，请修好，结成。"②次年春，晋国派大夫籴伐到楚，"报大宰子商之使"③，子商即公子辰。晋、楚两国使者的交往，媾和的谈判已差不多了，这时宋国的华元，看到时机成熟，以他与晋国中军元帅栾书和楚国令尹子重都相友好的私人关系，于是在晋厉公元年（公元前580年）的冬季，奔走于晋、楚两国间，以"合晋、楚之成"④。

晋厉公二年五月，在华元的奔走下，晋国的大夫范文子士燮同楚国公子罢、许偃，在宋国的西门外结盟"弭兵"。盟约有三个内容：晋、楚两国休战，并帮助对方攻打来犯的敌人；开通两集团间的道路交通；共同讨伐背叛晋或楚的国家。接着晋国的郤至到楚国签约，楚国的公子罢到晋国签约⑤。

晋、楚虽然签了休战的盟约，楚国却并不想恪守。才过了3年，楚国就又出兵攻晋国的盟国郑、卫。楚国令尹子襄对力主攻郑的司马子反说：刚与晋结盟就背叛它，是不可以的吧。子反却回答说："只要有利于我就进攻，管它什么盟约！"这时晋国是厉公当政，晋厉公也是一位

①　《左传》成公七年。

①　《左传》成公九年。

②　《左传》成公九年。

③　《左传》成公十年。

④　《左传》成公十一年。

⑤　《左传》成公十二年。

厉害的能干人物，岂肯让楚国得手。于是就发生我们在前面已指出过的鄢陵之战。两国再无和平可言，华元撮和的这次"弭兵"盟会的成果，也就随之付诸流水。

2。宋向戌再次活动"弭兵"

华元斡旋的第一次"弭兵"结盟，因条件还未十分成熟，很快破裂。

但促使晋、楚两国息兵的因素，却在继续发展：晋国内部斗争加剧；吴国势力强大，对楚构成强大威胁；各中小国厌战情绪增长等。所以，在华元"弭兵"后的第三十三年，还是由宋国人向戌出面活动"弭兵"，并获得成功。

华元"弭兵"后，晋国虽在鄢陵打败楚国，但厉公眼看晋国大贵族势力抬头，有压倒国君的可能，于是打击贵族势力。他诛杀了势力最大的郤氏，对栾氏亦不放心，结果他被栾氏和中行氏联合杀掉。栾氏杀掉厉公后，势力强大，成为众矢之的。范氏利用栾氏家族内的矛盾，赶走了栾氏家族长栾盈，诛杀栾氏的同党箕遗、黄渊、羊舌虎，囚禁伯华、叔向、籍偃三大夫。栾盈逃到楚国，后又到齐国，在齐国的支持下，偷偷潜回他的封地曲沃。在国内有魏氏支持他，栾盈率领曲沃的丁壮，打到国都。栾盈后来失败被杀，全族被诛灭①。但晋国内部斗争却更加剧。晋国加紧扶持和支援吴国，以牵制楚国。晋厉公五年，晋范文子与中原诸侯国在钟离同吴人相会。吴国正式开始了同中原诸侯国的交往。

晋悼公三年（公元前570年），晋召集诸侯在鸡泽（今河北邯郸市北）

相会"欲修吴好"，晋悼公派荀会专程到淮上去迎接吴王寿梦。此时吴正与楚开战，故未到场。晋悼公五年，晋又召集诸侯在戚地（今河南濮阳北）相会，吴国正式参加了这次盟会，与中原诸侯结盟。晋悼公十年，吴王寿梦到柤（今江苏邳县西北加口）与晋悼公率领的中原诸侯相会。

吴国势力逐渐强大，能与楚抗衡。楚共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70年），楚国令尹子重挑选精兵伐吴，让邓廖率领"组甲三百，被练三千"，被吴军拦击，邓廖被俘，逃回的组甲士只有80人，被练士兵只有300人。

楚康王元年（公元前559年），楚令尹子囊伐吴，被吴军打败，楚公子宜縠被俘。子囊伐吴回国后自杀①，临死前对即将继他令尹位的子庚说："必城郢！"②要把国都城墙修好，以防备吴人。

楚国内部也不安定。楚共王有5　个儿子，他自己不立继位的太子，而谁继承王位，却由"神"来决定。他与巴姬商议，把一只璧埋在宗庙殿堂内，让5　个儿子入庙拜祖，谁压到璧就是继承人。结果康王、灵王、平王都各压一部分。子干、子皙不沾边。所以，楚共王死后，康王继位，他的几个弟弟都觊觎着王权③。楚国王子势强逼主，令尹难当。楚康王八年，令尹子庚死，康王让■子冯接替。■子冯去同申叔豫商量，申叔豫说"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也。"■子冯就装病不到任，楚王只得另任他人④。

①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二十三年。

①　《吕氏春秋·高义》。

②　《左传》襄公十四年。

③　《左传》昭公十三年。

④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在这种内外都有困难的情势下，晋、楚休兵的条件成熟了。晋平公十年（公元前548年），晋国赵武执政为中军元帅。他下令减轻诸侯对晋国的贡赋（霸主国要收取与国缴纳的贡赋。西周时这种贡赋是给周王的，春秋时霸主代替周王的地位，霸主国控制的中小国就把这种贡赋缴纳给霸主）。鲁国叔孙穆叔去见赵武时，赵武对他说："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⑤赵武的话很快传到各国，宋国的向戌与蔡国的声子就出来活动。向戌和声子先后到楚国与晋国斡旋。

向戌是宋国的左师，地位高，他与华元一样，与晋、楚两国的执政大臣都相好，所以他最终促成此事。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

夏，晋国的中军元帅赵武、楚国令尹屈建和鲁、蔡、卫、陈、郑、许、曹等国的执政大臣，在宋国的西门外结盟休战。这次盟约中，除休战内容外，楚国提出"晋、楚之从交相见"一款，排除齐、秦外，此条得到通过①。这一条款的含义是晋国和楚国的从属国，要定期朝见对方的盟主。朝见对方，意味着要向对方盟主缴纳贡物。这样诸侯国的负担就比此前增加一倍。

3。向戌"弭兵"盟会的意义向戌活动的这次"弭兵"盟会，获得了成功。

"弭兵"盟会召开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大为减少，此后的十几年未有战事发生，而晋、楚两大国之间，在其后的40年内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介于两大国间的中原各国，有了一个暂时和平的环境。国际间的斗争，就转入各国内部斗争。各国内部贵族之间为斗争需要，在政治、经济上都采取一些适应历史潮流的新措施，这样，就使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逐渐被新的制度所取代。所以说，"弭兵"盟会是春秋时期由诸侯国间的争霸转向国内大夫间兼并的一年，也是春秋时代由前期转入后期的一年。

争霸斗争的战场，则由中原转向东南地区的楚、吴、越间进行了。

（二）"弭兵"盟会后的中原各国"弭兵"盟会后，虽晋楚两集团间战争暂时缓和，但各国内部矛盾就上升了。贵族崛起，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为"自大夫出"，甚而"陪臣执国命"的时代①。权柄的下移标志着各国政权逐渐向封建社会转化。

1。晋国在政治经济上的改制晋顷公十二年（公元前514年），晋国大夫祁盈家发生内乱。祁盈的家臣祁胜与邬臧交换妻子，祁盈将二人囚禁起来。祁胜就行赂荀跞，替他在晋顷公面前说情。晋顷公不问曲直，就把祁盈逮捕起来。祁盈手下人见国君处事不公，就把祁胜、邬臧杀死。晋国于是就把祁盈和他的同党杨食我杀掉，并灭掉祁氏和杨氏两家贵族。

⑤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①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①　《论语·季氏》。

执政的魏舒在处理祁氏和羊舌氏（杨食我族）的财产时，把他们的采邑地收归国有，设县由中央派人直接治理。在祁氏的采邑地上设7　个县，在羊舌氏采邑地上设3　个县。这一措施，为战国时的郡县制开了头。就在魏舒改采邑为县的次年，晋国人在法制上也学着郑国子产，进行改制，把成文法铸在鼎上。晋顷公十二年，赵鞅（赵武的孙子）和荀寅带着军队在汝水边筑城，同时征收"一鼓铁"（200　斤），铸造一件鼎，把范匄当政时制定的刑书铸在鼎上，公诸于众。这一行动，遭到孔子和当时名人蔡墨的反对。孔子指责说"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孔子认为，百姓看鼎上的条文就知道应定罪的轻重，当权贵族就不能从中上下其手，以恐吓百姓。

法律的公布，把晋国法制推到一个新阶段。人们知道法律所禁，就可以避免误触刑律，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贵族也因法律条文公布，不便任意为非，对他们却是一种限制。以前的法律不公布，由执政者掌握，他们说了算，法律条文公布后，这一神迷被打破，是历史的一个进步。

赵鞅在铸刑鼎后的第二十一年，即晋定公十九年（公元前493年），他在与范氏、中行氏的斗争中，在铁地与支持范氏、中行氏的郑国军队交战。临战前他宣布了一项更大胆的改革措施："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①其中"人臣隶圉"是奴隶。"免"即是在战争中立功者，可以免除奴隶身份。这是一条为奴隶解放开辟道路的新法令。

为了争取人心，晋国贵族们还在各自的采地内进行了土地亩制和税收变革。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中的《孙子·吴问篇》，晋六卿都扩大了田的亩制：范、中行氏以一百六十步为一亩；知氏以一百八十步为一亩；韩、魏氏以二百步为一亩；赵氏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正规的亩是一百步，可见各家都扩大了亩积。在征收地税上，赵氏是"公无税焉"外，其余五家都是"伍税之"，即采用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实物地租。这已经是一种封建地主性质的剥削方式了。

2。齐国内政的变迁"弭兵"盟会前，齐国的景公即位为君，齐景公在位共58年（公元前547-前490）。景公在位时间虽长，却是一位平庸的国君，只顾享乐，一味加重剥削。齐景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22年），景公有疾，归罪于祝、史没有给他在神前好好祈祷，要杀他们。晏婴说这是不解决问题的，因为你把川泽山林自然资源都控制起来，不准百姓利用；官吏胡作非为；国家政令没有准则；对百姓"征敛无度"；国君"宫室日更，淫乐不违。"民众痛苦不堪，"夫妇皆诅"①。可见齐国政治的败坏。

齐国的大权，在景公上台时，就被崔杼、庆封两人把持着。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崔杼杀齐庄公，立景公，自任为相。齐国史官把崔杼杀君的事实记载在简册上，竟被他杀死。后一来庆氏乘崔氏家族内乱，吞并了崔氏，庆封又自任为相"当国"②。庆封专权，但他好打

①　《左传》哀公二年。

①　《左传》昭公二十年。

②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猎、嗜酒，数日不上朝理政，有事到他家去请示，出现"国迁朝"局面，他家成了国家的朝堂。庆封"当国"仅一年左右，就被他的下属卢蒲癸、王何赶下台，逃到吴国。齐景公十六年，齐国正卿栾施、高强专权，杀大臣，将国君子弟驱逐出国，遭到国人的反对。陈氏联合鲍氏把栾氏、高氏灭掉，这样陈氏就掌握政权。姜姓齐国的政权危机，也就日益临近。3。子产在郑国的改革郑国在春秋时是战祸最剧的国家，而内部大族多，斗争激烈，所谓"国小而逼，族大多宠。"①像子产初当政时，派贵族伯石去为国家办一件事，竟要求先许愿给他土地作报偿才去，子产同意，说这是要先安定大族的办法。

子产是郑穆公的孙子，公子发之子，名公孙侨。在郑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执政的子皮见他能干，就让子产代替自己，并从旁大力支持子产。子产执政21年，在他执政期间对内政进行改革。子产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项：其一是作封洫。"封"就是田界，"洫"就是水沟。作封洫的目的，是清查田亩。郑国的一夫百亩的井田制度，已遭破坏。在子驷当政时，就"为田洫"作过一次整顿，使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等四家贵族"丧田"②，即他们多侵占的土地被迫交出来，子产"作封洫"是这一措施的继续。"作封洫"就是清查全国土地，划定田界，多占者没收，不足者补足一夫百亩的基本数字。子产在使耕者有其田的同时，实行"庐井有伍"的制度，即将居民用什伍的制度编制起来，以便于管理调动。

其二是作丘赋。郑简公二十八年，子产"作丘赋"。"作丘赋"的性质与晋国"作州兵"，鲁国"作丘甲"的性质相同，是对野鄙中的奴隶征收军赋。野鄙中的人缴军赋，说明他们已有当兵权。郑国的这一变革，也使旧时的国野制度泯除，有利于奴隶的解放。

其三是铸刑书。郑简公三十年郑子产铸刑书，将法律铸在鼎上，公布于众。子产铸刑书比晋国赵鞅铸刑鼎要早23年。他是我国第一位将刑律公布于众的人。当时晋国的大臣叔向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子产去了一封信，对他的这一行动给以严厉的指责，说：原先我把你看作学习的榜样，现在令我失望了。过去的君主按照习惯审理案子，没有什么刑法条文，怕民众据条文争论不休。若是民众知道了法律条文，就对在高位的人无所顾忌，而只以法律条文作根据，敢于同在上位的人争论，那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子产回信说：像你所说的那样长久之计，我没有能力做到。我是要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反映了子产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进行社会改革的决心。

子产的改革，得到郑国百姓的拥护，百姓编着歌唱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①郑国在子产执政时期，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成功，他多次顶住了晋、楚的强权外交，保卫了郑国利益和独立的尊严。

4。积弱不振的宋国

①　《左传》襄公三十年。

②　《左传》襄公十年。

①　《左传》襄公三十年。

宋国在诸侯国中是一个不小的国家，宋襄公还一度企图争霸。但宋国一直积弱不振，其原因是强宗大族擅权，政治因循守旧。宋国当政的大贵族都是国君的子孙：戴公之后有4　家，庄公后1　家，桓公后4　家，文公之后1　家，武公、穆公之后各1　家。其中最强的是戴公、桓公后的8家。宋国的卿官多出自这两公之后。这些贵族依恃政治上的特权，互相内讧争夺，甚至同国君对抗。宋平公二十年（公元前556年），右师华阅死，他的弟弟司徒华臣要吞并他家家财，杀死华阅的家臣华吴。宋平公要加以问罪，被向戌和了稀泥，就不了了之。可见宋国君说话没人听从。

宋元公（公元前531-前517年在位）即位后，打算去掉专权的华亥、华定和向宁。这3人却先下手，将公族的几位子孙杀死，劫持元公。结果元公只得用3　个儿子与他们的儿子相交换作人质，宋元公才被获释。

后元公杀了华、向的人质，华、向二氏逃奔陈国。接着大司马华费遂的儿子华貙又作难，召回逃往陈国的华、向二氏，占领宋南里进行反抗。

华费遂的另一子华登联络吴国，带领吴军支援华貙。宋元公在晋、齐、曹、卫等国的支持下，才打败华氏，收回南里，华氏余党逃出国。这场乱子前后经历数年才被平定①。

宋景公继宋元公即位。景公特别宠幸大臣桓魋，致使景公的两亲弟公子弟和公子辰被迫逃到陈国。后来这批人同原先被逐出国的右师乐大心一起，占领宋国的萧地（今安徽萧县北），大为宋患。其后宋景公却与桓魋发生矛盾，起因是卫国大叔疾投奔宋时，向桓魋献一颗美珠，宋景公想要这颗珠，桓魋不给。景公于是想设计除掉他，不料桓魋却先下手，也想用计劫持景公。宋景公于是派兵攻击桓魋，桓魋逃到曹地反抗，遭到曹地人的反对，再逃到卫国，后又逃到齐国。桓魋的乱子，在宋国也闹了20年的时间②。

宋景公晚年，怠于政事，不上朝听政，各官署向他报告政事由近臣大尹转达。景公的指示也由大尹传达，于是大尹从中上下其手，专断国政，国人对他很痛恨。鲁哀公二十六年（公元前469年），当了48年国君的宋景公到空泽（今河南虞城县南）时死去。大尹调动1000　名甲士将景公尸体运回国都，他秘而不宣国君死讯，却召集六卿以商议国事为名，用甲士胁迫他们参加盟誓，诡称景公有病，先立景公子启为太子。3　天后国人得知景公已死的消息，司城乐茷揭露大尹的阴谋，调动武装攻击大尹。大尹欲发动国人相对抗，但国人不响应，他就带着公子启投奔了楚国。六卿立公子得为国君，是为昭公。六卿相盟说："三族共政，无相害也。"①三族指戴公之后的皇氏、乐氏，文公之后的灵氏。提出"三族共政"的原则，国君显然是没有权可言了。

5。鲁国三家的强横鲁国国君政权弱，三家专权，是鲁国政治史上的特点。

鲁国的三家，即"三桓"，是指鲁桓公3　个儿子的后裔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鲁国君的失权从鲁宣公开始。鲁文公死后，东门遂杀死

①　《左传》昭公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

②　《左传》定公十年，哀公十一年、十四年。

①　《左传》哀公二十六年。

鲁文公正夫人哀姜所生的儿子公子恶及公子视，而立敬嬴所生的公子俀，是为鲁宣公。鲁国"由此公室卑，三桓强"②，"政在季氏"③。国政主要把持在季孙氏家族手中。鲁宣公刚上台，季孙氏就给他一次教训。莒国纪公的太子仆，杀死他的父亲，带着传国的宝玉投奔鲁国，将宝玉献给鲁宣公。鲁宣公高兴，下令赏给莒太子田邑，并说"今日必授"！

季孙氏的季文子为执政大臣，他却下令司寇立即将莒太子仆驱逐出境，并说："今日必达！"今天一定要到达国境外④。结果季孙氏的命令执行了，宣公的命令却作了废。

鲁国的三家，通过作三军、作四军的方式，把国君的军权和财权瓜分掉。鲁襄公十一年，季孙氏的季武子执政而"作三军"，即将鲁国的原两军，改成三军。作三军的目的是"三分公室"，把鲁国国君的土地、人民分成三份，三家"各有其一"。季氏贪婪，全归己。孟孙氏取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仍归公室。叔孙氏以一半归己，一半仍归国君①。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舍中军，四分公室。季氏独得两份，孟氏、叔氏各得一份。这次瓜分公室彻底，三家都把国君的土地、人民归于自己，而"贡于公"②，国君只是享受从三家分给他的一杯羹，吃三家的贡物。季氏的专权，引起一些贵族的不满，鲁昭公在他们的支持下，发动对季孙氏的讨伐。季孙氏在叔孙氏和孟孙氏的支援下，把鲁昭公的军队打败，昭公被迫逃出国，在外流落8年之久，最后死在外地。季孙氏的行为，百姓没有怨言，诸侯赞同。鲁国的"民不知君"③，而只知有季氏。鲁国国君失权，三家专权，国力贫弱。

6。动荡不安的卫国卫国本是一个强国，但进入春秋后，国君多荒淫，内部矛盾重重，致使被狄人灭国。在齐桓公的帮助下，多次迁都，最后迁到帝丘（今河南濮阳）。卫国统治阶级内部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的矛盾斗争都异常激烈，致使它的政局动荡不定。

卫国的强族主要有宁氏、孙氏、孔氏等，他们都是国君的后世子孙。

卫献公（公元前576-前559年、前546-前544年在位）上台时，就表露出要除去大臣并对其父定公的夫人姜氏有野心的征兆，在为父举丧时不悲哀，不素食。姜氏叹道："是夫也，将不唯卫国之败，其必始于未亡人。呜乎，天祸卫国也夫！"大臣们听后，无不恐惧，孙林父于是把宝器搬到他的封邑戚地（今河南濮阳北）①。卫献公多行不义，将其父的夫人定姜作了自己的后房，又想除掉孙林父。孙林父逃到封邑戚，不上朝听政，让儿子孙蒯相代。献公宴请孙蒯，故意让乐师领班演唱《诗经·巧言》的末一章助兴。这一章词是"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暗指孙林父跋扈不臣又无能耐。乐师领班知道献公点这首歌②　《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

③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④　《左传》文公十八年。

①　《左传》襄公十一年。徐中舒：《左传选》，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38-339　页。②　《左传》昭公五年。徐中舒：《左传选》，第339　页。

③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①　《左传》成公十四年。

的用意，就不愿演唱，有位名叫曹的乐师因被献公罚打过300　鞭，记恨在心，想借机挑拨他与孙氏的关系，就主动要求演唱。乐师曹不但演唱一遍，还担心孙蒯未听懂，唱完又把这首诗朗诵一遍。孙蒯听后，就回戚地告诉了父亲孙林父，孙林父于是准备先发难。卫献公这时也自知失策，就派他的儿子去向孙氏讲和，孙林父将他们都杀死，献公自知难于抵敌孙氏，于是就带着定姜逃往齐国。孙林父率族众追击，在河泽（今山东阳縠县东北）把献公的亲兵打败。卫国人立卫穆公孙剽为君，是为殇公，由孙林父和宁殖为相，二人实专国政。

在卫献公被逐出国的事件中，宁殖也是参与的，但他觉得这事是他的恶迹，在临死前要求他的儿子宁喜把卫献公接回，以洗刷他的恶名。

卫献公也在国外积极活动复辟，宁喜遵循父志，决计迎接献公回国。卫殇公十二年（公元前547年），卫献公派母弟子鲜与宁喜谈判，子鲜转达献公的话说："苟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②政权由宁人掌握，献公只要求主持祭祀之权。宁喜于是杀死卫殇公，迎回卫献公，并派兵攻击在戚的孙林父。孙林父投靠晋国，晋国率领诸侯在澶渊（今河南濮阳西）相会，支持孙氏，并拘捕了卫献公和宁喜。由于齐国等向晋说情，卫献公并把女儿嫁给晋平公，君臣才被放归。

献公复位后，宁喜执政，献公终究容不得"政由宁氏"这一条款，于是在他复位后的第二年就把宁喜杀死，并追查宁氏的余党。

卫灵公十二年（公元前522年），卫灵公的长兄公孟絷专权，把司寇齐豹的官职罢免，又夺去他的封地，还打算夺去大夫北宫喜和褚师圃的封地。公子朝因与卫襄公的夫人私通，畏忌公孟絷，这批人于是纠合起来反对他。当公孟絷到郭门外祭祀时，齐豹先埋好伏兵，把公孟絷杀死。齐豹接着进攻国君灵公，灵公带着国家宝器逃到死鸟。原同齐豹纠合攻击公孟絷的北宫喜与齐豹分道，并反过来攻杀了齐豹，使灵公得以返回国都。齐豹发动的内乱才算平息。

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是一位风流女人，淫荡之事在列国出了名，在未嫁时就与娘家的宋国公子朝私通。卫灵公的太子蒯聩到宋国时，因此事受到嘲讽，回国后就要杀南子。事未成，蒯聩逃走，先到宋，后又到了晋国。卫灵公死后，卫国人立了蒯聩的儿子辄为君，就是出公。于是在卫国又演出一幕父子争位的闹剧。

蒯聩逃到晋国，晋人把他安置在戚邑住下，以示与卫出公对峙。因为当时卫国出公与齐悼公、郑声公都是支持晋国的范氏、中行氏而反对赵氏。而赵氏是执掌晋国政权的，所以赵鞅利用蒯聩以牵制卫国。鲁哀公十五年蒯聩通过他的姐姐孔伯姬的情人浑良夫，潜入卫国，住在孔文子家。当时卫国是孔伯姬之子孔悝当政，孔伯姬和蒯聩就在夜里胁迫孔悝立蒯聩。孔悝只得赞同，于是立蒯聩为君，是为庄公。蒯聩的儿子出公逃到鲁国避难。

蒯聩为人心地狭窄，上台后对在国内的大臣打算全部清除。他对司徒瞒成说：我在外流落受苦很久了，现在请你也尝尝流落的味道吧。瞒成和褚师比被迫逃往宋国。扶他上台的孔伯姬和受压即改变主意的孔悝，也没有吃到好果子，蒯聩上台的第二年六月，在平阳（今河南滑县②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东）设宴请孔悝，并重加赏赐。待孔悝酒醉后，蒯聩派人将孔悝母子遣送出国。孔悝于是逃到宋国避难。

蒯聩倒行逆施，卫国人民很恨他。鲁哀公十七年，晋人攻卫，到达城外，卫国人起来赶走蒯聩，立蒯聩的从兄般师为君。蒯聩不久又打回来，般师逃走。卫国都城外有一个异族入聚居的戎州，蒯聩发现后，就派人将它摧毁。蒯聩为增加财富，无限期使用工匠，使他们长期不得休息，工匠十分不满。蒯聩还要撤掉石圃的卿官。这些人就密谋起来反抗，在石圃的鼓动下，进攻蒯聩。蒯聩把宫门关起来请求饶恕，不准。他跑到北门，打算跳墙逃走，当他跳下时，摔断了腿。恰巧戎州人赶到，杀死跟随他的太子疾、公子青。蒯聩逃到戎州己氏家中，这家人的妻子有一头美发，被蒯聩发现后，剪去作了他夫人的假发，己氏很痛恨他。蒯聩逃到他家，正是报仇的时机。蒯聩想活命，拿出随身带的玉璧说："不要杀我，我给你玉璧。"己氏却说："杀了你，玉璧能跑到哪里去？"

就将他杀死①。

蒯聩被杀后，出公辄又回国复了位。他也同其父蒯聩一样，清除旧臣，役使工匠，鲁哀公二十五年，卫国工匠起义进攻出公，出公逃到宋国，最后逃到越国，终死于越。

卫国不断发生父子争位，内亲相欺，骨肉相残，君臣上下尔虞我诈，反目成仇。两次工匠起义，一君被杀，一君逃亡在外，旧贵族走向崩溃，国人、工商业者起而反抗，这一切都表明社会在发生着质的变化。

（三）吴楚在东南的争霸"弭兵"盟会后，晋、楚的对抗暂时缓和，楚国于是主要对吴开展斗争和处理内部出现的矛盾。

1。春秋后期的楚国政局春秋后期，中原各国政权下移，"礼乐征伐"从春秋前期"自诸侯出"转到"自大夫出"，甚而至于"陪臣执国命"的局面。楚国却仍是王权较强的一个国家。但楚国的王权，时时受来自令尹和县公的威胁，因而引发一系列的内部纷争，致使国力削弱，而不能抵敌吴国的进攻。

楚国的令尹，多是王族成员担任，往往对王权构成威胁。如楚康王令尹子南的手下人观起，车马过制，康王认为将对王权构成威胁，于是将子南杀死，将观起车裂①。接替子南任令尹的■子冯，有亲信8人，没有官爵却拥有众多的马匹。楚康王心中不安，■子冯将这8人辞退后，康王才放心。

楚康王的弟弟王子围后为郏敖的令尹，十分专权，杀死曾在楚进行"书土田"和"量入修赋"改革的大司马■掩。他的乘车、用器都仿照王的规格。楚郏敖四年（公元前541年）冬，与伍举前往郑国聘问，走到半道，听说楚王郏敖生病，于是让伍举到郑，自己赶回国都，借问病为名，将郏敖勒死，自立为王，是为楚灵王。

楚灵王即位后，灭掉陈、蔡两国，杀蔡灵侯，用隐太子作人祭的牺

①　《左传》哀公十七年。

①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牲，杀大夫成虎，凌辱越国大夫常寿过，夺取其他贵族的封地，引起国内的普遍痛恨。楚灵王十二年（公元前529年），到州来打猎时，国内痛恨他的人联合起来反对他。因观从的父亲被灵王杀死，在反对灵王的活动中，他首先发难。他召回被灵王逼到晋国的弟弟子干、子皙，联合灵王的小弟、担任蔡公的弃疾，打进国都，杀死灵王的两个儿子，拥立子干为王、子皙为令尹，公子弃疾为司马。正在乾谿（今安徽亳县南）

的灵王，闻两子被杀后，从车上摔下来。跟随他的军队听到国内有新主，也溃散了。灵王自知走头无路，在申无宇家自缢而死。

新当上楚王的子干，不听观从杀死公子弃疾的主张，弃疾就利用国都人心不安，灵王死讯未知的形势，在城内宣言"灵王打回来了"的消息，恐吓胆小的子干、子皙。他们真以为灵王即将回都，就双双自杀。

弃疾以王子的身份即位为王，是为楚平王。

楚平王宠信两面三刀的小人费无极，致使将楚国政治搞得一团糟。

费无极首先排挤掉拥立平王的功臣蔡太子朝吴，接着让平王将太子建的未婚妻子占为己有，挑拨父子关系。又设计把太子建调出王都安置在城父（今河南平顶山北）。过了一年，他又捏造太子建与老师伍奢要谋反。平王因夺了太子的妻，本对他有戒心，于是拘捕了伍奢，并派奋扬去杀太子建。奋扬却放走了太子建，太子建先奔宋国，后到了郑国①。

伍奢被捕后，费无极要平王将伍奢连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除掉。伍奢的长子伍尚应召回到国都，次子伍员逃往吴国，寻机报仇②。

楚左尹郤宛是伯州犁的儿子，很有才能，为人正直，深受国人爱戴。

费无极却十分妒忌他，勾结鄢将师对郤宛进行陷害。这时的令尹囊瓦也是一个爱财而信谗言的人，费无极设计使令尹相信了郤宛要谋害他的假象，囊瓦于是带兵郤氏，郤宛自杀，囊瓦焚烧了郤氏的住宅。郤宛的儿子伯嚭逃到吴国，后为吴太宰，也寻机报仇。郤宛无辜被杀，国人不服。囊瓦听从沈尹戌的建议，杀死费无极、鄢将师，才将民愤平息。

楚国国王如灵王、平王皆专横残暴，令尹如囊瓦爱财贪婪，听信谗言，妒忌贤能。国内有能力的人不是被杀，就是被排挤出国；对外却欺凌、侮辱邻国，致使不能与吴相抗衡。

2。吴国的兴起在春秋前期，吴国势力微弱，是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小国。楚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01年），楚灭舒、蓼，才和吴国有交往。吴国的强大和同楚敌对情绪的增加，主要是从楚国逃出去的人才所为。

首先教吴国军事技术和叛楚的是巫臣。他原是楚国申县的长官，称为申公巫臣。受令尹子重、司马子反迫害，决心报仇。以晋国使者的身份到吴国，"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吴国始伐楚及楚的与国巢、徐等国，攻入州来。"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①吴王寿梦十七年（公元前569年，鲁襄公四年），寿梦以巫臣子狐庸为相，任以国政②。吴王寿梦二十四年，号称中原霸主

①　《左传》昭公十九年、二十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年。

①　《左传》成公七年。

②　《吴越春秋》卷二《吴王寿梦传》。

的晋悼公率领十二诸侯在柤地（今江苏邳县西北）同寿梦相会结盟，会议期间灭了小国阳（地在今江苏邳县西北），以打通与彭城平行的通吴第二条道路。

吴初本在今江苏无锡，寿梦子诸樊即位（公元前560年）后，把都城迁到姑苏（今江苏苏州市）。即位当年趁楚共王卒，伐楚，无功而还。次年秋再次伐楚，大败楚师。

楚国遭受更大的失败，是由从楚国逃往吴国的伍员和伯嚭策划的柏举之战，楚几乎亡国。楚于是不能与吴相争，吴国就北上与晋在黄池争夺霸主地位去了。

3。吴楚在东南的争霸战争楚国在楚平王即位后，费无极和令尹子囊弄权，楚国内部矛盾重重。

吴国加紧了对楚国的进攻，多次打败楚国。吴王僚八年（公元前519年），吴进攻楚国的州来，楚国令尹阳匄率军相救，而死于军中，由司马■越会同顿、胡、沈、蔡、陈、许等7　国军队，同吴军战于鸡父（今河南固始县南），但"七国同役而不同心"，故楚军大败，司马■越自杀。囊瓦新任令尹，增修郢城，以防备吴人来攻。

在鸡父之战后，吴国内部发生了一起王位争夺的斗争。吴王僚是馀昧子，馀昧是寿梦第三子。寿梦有4　个儿子：长诸樊、次馀祭、次馀昧、少子季札。寿梦见季札有才有德，想传国于季札，季札不受，于是使长子诸樊即位，行兄终弟及制，以图依次传到季札。待馀昧死后，传国季札，季札仍不受。馀昧子州于继父位为王，即是吴王僚①。公子光是寿梦长子诸樊的儿子，他认为季札不愿做国王，国王就应由他继承，于是准备夺取王位。

这时伍员从楚国逃到吴国，披发赤足吹箫于吴市上，被吴王僚召进宫中，问明情况，准备起用他。吴王僚与伍子胥（伍员）论时政，伍子胥劝他伐楚。当时公子光正欲篡夺王位，怕王僚伐楚有功而不易除掉他，就对王僚说："伍胥之谋伐楚也，非为吴也，但欲自复私仇耳，王无用之。"伍子胥知道公子光的用意，于是也劝王僚不要伐楚，一面退耕于野，一面暗中为公子光物色刺客，以待时机帮助公子光行事，作为自己进身的阶梯。

吴王僚十二年时，他乘楚平王死，派公子掩余、烛庸率师围楚潜地，又派季札往鲁，以观察中原诸侯动向。楚派大军在潜地夹攻吴军，使吴军进退不得，国内军力空虚。这时公子光认为是好时机，假意宴请王僚，由伍子胥物色好的武士专诸，将匕首藏在烧好的鱼腹中，进献到宴席上。这时公子光借故离席，专诸从鱼腹中抽出匕首，刺入王僚的心脏，王僚当场毙命，专诸也被卫士杀死。公子光预先埋伏的武士把王僚的卫士杀死，于是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任命专诸子为卿，重赏伍子胥，命他为"行人"（外交官），并参与"谋国政"①。

阖庐虽有篡逆之恶名，却也是一位能干的国君，他即位的当年，即"任贤使能，施恩行惠，以仁义闻于诸侯"②。阖庐即位这年，伯嚭也从

①　《吴越春秋》卷二《吴王寿梦传》。

①　《吴越春秋》卷三《王僚使公子光传》、卷四《阖闾内传》。阖闾又作阖庐，下同。②　《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

楚逃到吴，阖庐听从伍子胥的意见，任为大夫，与谋国事。伍子胥又推荐军事家孙武，阖庐任以为将，统率吴国军队。

吴和楚相比，吴国力量不及楚。伍子胥于是建议将吴军队分作三部分，轮番攻楚。楚人见吴军至，必全力出动相救，这样使楚军疲劳不堪，然后以三军一齐伐楚。阖庐采纳这一策略，"楚于是乎始病"①。

阖庐八年（公元前507年），因楚国令尹子常曾向蔡侯索取佩玉与裘不成，将蔡侯扣留在楚3年。向唐侯索取良马不成，也将唐侯扣留达3年。他们深恨楚国，蔡昭侯先与晋结盟伐楚，晋人向蔡侯求贿不得，借口不能与楚争而作罢②。蔡国接着与吴结盟伐楚，这正合吴国要同楚决战的方针，于是在阖庐九年的冬季，吴、蔡、唐三国联军伐楚。

在蔡、唐两国的带领下，吴国军队乘船沿淮水而上，过蔡国，在淮河弯曲处舍船登岸，与楚军夹着汉水对峙。楚国左司马沈尹戌见吴军远道深入楚国来攻，就向令尹子常提议：令尹所率军队原地不动，迎住吴军；他自己率军控制方城之外，摧毁吴军的船只，封锁吴军背后的关口，然后令尹子常军渡汉进击吴军，他再从背后夹击，必大败吴军。而令尹子常想独占功劳，武城大夫黑想速战，楚大夫史皇挑拨子常说：楚国人恨你而喜欢沈尹戌，若沈尹戌的计策成功，就是他一人独得胜吴之功。

这样，你的地位就保不住了。子常于是不顾沈尹戌的建议，率军先渡过汉水出击，从小别打到大别（均在今湖北汉阳县北），和吴军打了三仗都失败。子常自知不敌吴军，想逃跑，被史皇阻止。这时两军陈于柏举（今湖北麻城）进行决战。阖庐的弟夫概王了解到楚军没有士气，向阖庐建议先用轻卒攻子常的军队，楚国士兵将会逃跑，接着用主力猛攻，就一定能得胜。阖庐不同意，夫概王不顾王命，以所属5000　兵士出击，果然大败楚军，子常逃到郑国。吴军跟踪追击楚军，在清发（今湖北安陆县南）追上，待楚军半渡河时发动突袭，又打败楚军。在雍澨（今湖北京山县西南）又突袭正在做饭的楚军，吴军吃了楚军做好的饭后，继续追赶，一连打了五个胜仗，就到达了楚国都郢城下。

楚昭王见吴大军突然到达国都城下，只带了一个妹妹仓皇出逃。中途遇见箴尹固一同乘船，昭王让他用"火象"冲击吴军，以掩护脱险。

昭王逃进云梦泽中，遭到被迫为"盗"的人民袭击，又逃到郧邑（今湖北安饨），然后转入随国。吴军追到随国，和昭王只隔着一座宫室，吴人要求随国交出昭王。但随人同楚一直友好，不愿交出，吴军不得已退回。

在吴军追击楚军时，沈尹戌从息地（今河南息县）回来，在雍澨与吴军交战，获得胜利。但他身受重伤，因他曾在阖庐手下做过事，耻于被吴擒，叫手下人将他的头割下。

吴王阖庐得不到昭王，回师郢城，按等级住进楚国宫中，相传他们曾强以楚国君臣妻妾为己妻妾，以侮辱楚国。伍子胥因为得不到昭王，就把楚平王的墓挖开，鞭尸三百，用脚踏着平王尸的腹部，将平王的眼珠挖出，以报杀父之仇①。

①　《左传》昭公三十年。

②　《左传》定公三年、四年。

①　《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

伍子胥逃往吴国决心复仇，但他的朋友申包胥却决心要卫楚。当吴军攻下楚都后，申包胥到秦国请求救兵。秦人不想出兵救楚，申包胥就靠在秦宫墙上啼哭，七日七夜不断。终于感动秦哀公，于是决定救楚。

秦哀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05年），秦派500　辆兵车救楚，秦楚联军在沂地（今河南正阳县境）打败夫概王，接着在军祥（今湖北随县）再败吴军。秦楚联军又灭了唐国，这年秋天在公壻之谿和麇地（今湖北京山县西南），再次打败吴军。九月，因夫概王回国夺取王位，阖庐只得回军。这年越国也抄后路攻吴。吴军在楚不能坚持，于是全部撤回。

阖庐回师后，打败夫概王，稳定了国内政局。夫概王逃到楚国，楚封为堂谿氏。

阖庐十一年，即吴从楚回师的次年，吴太子终曼又打败楚国的舟师，俘虏了两个水军将领和七个大夫。接着又在繁扬（今河南新蔡县北）打败楚国的陆军。"楚国大惕，惧亡。"楚国元气大伤，国内人心惶惶，于是把国都迁到鄀（今湖北宜城县东南）①。

吴王阖庐攻破楚国，占领国都郢城，楚不能与之对抗。其后阖庐子夫差破越，北上争盟，把吴国的霸业推向顶峰。有一种说法，即春秋五霸中，阖庐是其一，不是没有道理的。

（四）吴越争雄和越灭吴吴越的争雄，是春秋晚期继吴楚之后的又一次较大的政治军事斗争。越国在吴国的南边，当吴楚争霸斗争激烈进行时，越国逐渐发展、强大起来，取代楚国成了同吴国争雄的劲敌。

1。越国的发展和勾践臣吴越国地在今浙江绍兴地区，初本一小酋邦国家，到允常为首领时，强大起来，于是同吴国相攻伐。

越国的世系，允常以上不可考知。允常始见于春秋记载，允常之后就是春秋晚期的吴越争雄及灭吴称霸的时期。越灭吴在鲁哀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473年，按本书时代的划分已进入战国时期了。

越国社会的发展，是与南方的印纹陶器为代表的文化相关的。1982年春在浙江绍兴坡塘发掘一座带阶梯墓道的贵族墓，墓中出土两件拍印有方格纹的泥质灰黑陶小口罐。这类"米"字纹、方格纹的印纹硬陶片，在同时期的遗址中有大量发现。这座墓中出有一座铜质的房子，屋内有伎乐场面，伴出有铜鼎、罍、鐎、盉、甗、盉、盝顶式方座及小豆、小壶等青铜器。这批铜器的特征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显然是本地铸造的①。越国的剑很精良，解放以后在长沙、江陵、淮阳等地都出有越王剑。如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中所出越王勾践剑，制作相当精良，上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字铭文，反映出越国发达的金属冶铸业。

1960年在绍兴北的西施山，发现越国时期的大批铜、铁制的刀、削、斧、凿、带齿镰和三角形犁铧器②，是越国手工业和农业发达的物证。相

①　《左传》定公六年。

①　《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　页。

②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221　页。

传越国一岁偿还所借吴国的万石粮食被用作种子，说明越国粮食品种优良。

从出土陶器和青铜器形制、特点上看，多具地方特色，说明越国是土生土长的一支当地民族发展起来的。但越国的文化和中原有统一性的成分也不少。从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为一种被称为"鸟虫书"的字体，这是从中原甲骨文、金文发展形成的，它们是一个系统，只是更加艺术化了。越地出有一种敲击乐器钲，是军中的用器，即钲钺，它可能是继承商周青铜铙传统。类似的铙，在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中已有发现。

越国的生产发展，实力增强，于是与吴国发生对抗。

越国见于春秋历史上，是在鲁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年），此年楚灭群舒，与吴、越结盟。以后数十年，越国消声敛迹，至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吴人进攻越国。此时吴国是寿梦次子馀祭为王。

吴人将越俘用来守舟，馀祭视察舟船时，被越俘杀死。楚灵王四年（公元前537年），楚王会合诸侯进攻吴国，越大夫常寿过率领越与楚灵王在琐地（今安徽霍丘县东）相会，以支持楚攻吴。楚人轻吴而不设备，在鹊岸（今安徽无为县南）被吴军打败。越人又消沉了20年，到楚平王十一年（公元前518年）楚出动水军攻吴，越国又派大夫胥犴在豫章犒劳楚师。楚国这次又遭到失败，越国也就缩了回去。吴王阖庐四年（公元前511年）夏，吴国正式兴兵伐越，方把越国当作一个敌手对待。阖庐十年，越国趁吴军在楚时，向吴正式发起进攻，深入吴地。越军攻入吴地，是迫使阖庐从楚退兵的因素之一。

阖庐十九年，越王允常死，勾践继位。阖庐趁越新君初登位，起兵攻越，以报越人趁他在楚袭击吴后方的仇。越与吴军战于槜李（今浙江嘉兴），勾践用计大败吴军，吴王阖庐被越将用戈击伤，一个脚趾被砍掉。由于伤势重，在回军的途中就死了。

阖庐死后，由其子夫差继位。夫差发誓要报杀父之仇，让一个臣子站在宫门前，每当他出入时，那人就喊道："夫差，你忘了越王杀死你父亲吗？"夫差则回答说："啊！不敢忘记，三年一定报仇！"

吴王夫差二年（公元前494年），槜李之战后刚刚3　个年头，夫差就兴兵伐越。吴军在夫椒（今浙江绍兴县北）大败越军，乘胜攻入越境内地。勾践只剩下5000　甲兵，退保会稽山。勾践见已无力同吴较量，为免于亡国，于是派大夫文种通过吴国的太宰伯嚭讲和。伯嚭受了越的礼物，故坚决主张同意越国的请和。伍子胥知道这是越人的缓兵计，力劝夫差乘势灭越，以除后患。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忠告，同意与越讲和，条件是越王勾践夫妇到吴国为人质。于是勾践向吴称臣，夫妇到吴国替夫差养马，并将越国的宝器送给吴国。

2。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越王勾践夫妇在吴国，对夫差恭恭敬敬，相传他在吴3年，为吴王夫差驾车养马，夫人打扫宫室，住在潮湿的囚室，极尽屈辱。伍子胥多次建议吴王夫差将勾践杀掉，靠着伯嚭的保护，才免于被杀，终于得到赦免归国。

勾践归国后，决心报仇，于是"目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渍之以水，冬常抱冰，夏还握火"，又"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①这就是历史上相传著名的"卧薪尝胆"的故事。勾践身自俭朴，"出不敢奢，入不敢侈"，"食不重味，衣不重彩"，日勤于政，"未尝一日登玩"。他自己耕田而食，夫人织布而衣，节省开支，以增强国力。

勾践返越后，大力发展生产，繁息人口。他下令10年不收租税，让百姓"居有三年之食"。奖励生育，以繁衍人口。禁止壮男娶老妇为妻，老男娶壮女为妻。女子17　岁不嫁，男子20　岁不娶，父母有罪。妇女将分娩时，报告官府，官府派医生守护接生。生男孩，送给两壶酒、一只犬；生女孩，送给两壶酒，一只小猪。若一胎生两个，官府供给衣食，若一胎生3　个，官府给请媬姆喂养。对鳏寡孤独都有相应的照顾②。缓刑薄罚，以安定民心。

整饬内政，招贤纳士。重用文种、范蠡、计然等人。选国内"达士"，给以上等住宅，供给上等的衣食，使他们为国效忠出力。招募贤才，有从诸侯国来越的游士，勾践一定在宗庙中举行隆重的接待礼，并根据各自的特长任用。如勾践以文种治内政，范蠡治军事、外交，计然管理财政等。

加强军事训练。按里闾的行政组织征集、编制兵员。制造利剑强弓，训练"习流"水军。用重赏严刑教育士卒勇于听命，乐于立功，"进则思赏，退则避刑"①，建筑城郭，加固边防。

这就是勾践实行的"十年生聚，十年教养"的策略。

与此同时，勾践听从大夫扶同"亲于齐，深结于晋，阴固于楚，而厚事于吴"的外交策略②。在"厚事于吴"的方针里，主要实行文种的"九术"中有关的计策，即"重财币以遗其君，多货贿以喜其臣"，经常送些玉帛珍玩给吴国君臣，使他们高兴；"贵籴粟稾以虚其国"，勾践回国后假报国中受灾，向吴国借粮1　万石。次年越国选上好的粮食，经过蒸熟后还给吴国。吴国见越粮种优，于是用来作种子，致使吴国无收；"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越国向吴献上西施、郑旦二美女，夫差由是荒于政事；"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勾践派3000　木工到山中伐大树，并将所伐木材雕刻上花纹，然后献给吴国。夫差用这些木材，大兴工程，修造宫殿，耗费民力；"遗之谀臣，使之易伐"，"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加深夫差、伯嚭与伍子胥之间的矛盾，使夫差逼伍子胥自杀，除掉了阻挠同越亲善的忧患③。

越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夫差北上同齐、晋争霸的方针，一面暗中同齐、晋、楚等国联络通好。为了麻痹吴人，越国还对楚佯攻一次，楚国也派兵追击越军。吴、楚是世仇，吴人见越攻楚，对越更加放心。

越国经过多年的准备，兵强马壮，只等有利时机，向吴发起攻击，以雪国耻。

3。勾践灭吴，北上称霸

①　《吴越春秋》卷八《勾践归国外传》。

②　《国语·越语上》。

①　《吴越春秋》卷十《勾践伐吴外传》。

②　《吴越春秋》卷八《勾践归国外传》。

③　《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

夫差在打败越国后，自以为不可战胜，就骄傲轻狂起来。听不进伍子胥的忠言，并逼他自杀，还把尸体装在皮囊中抛进大江。对谗佞的小人伯嚭，则言听计从，使他掌握国家大政，因此越国的计谋得逞。夫差"志广"、"轻战"，伯嚭就百般迎合他，于是自败越后就不断向北用兵。在夫差二年八月侵陈国，四年再次伐陈国。五年同鲁国在鄫地（今山东枣庄市东）相会，想通过鲁国北上争霸。在会上夫差越礼向鲁要求献一百牢的礼品。鲁人害怕，只得供给。夫差九年，吴国人再次北上进攻鲁国。这年的六月，齐悼公派人到吴国请吴军共同进攻鲁国。吴国当然同意。但秋天，鲁国同齐国又和好了，齐悼公于是派人到吴国辞谢，不再伐鲁。夫差不干，于是率领大军北上，反而联合鲁国进攻齐国。为使吴国水军能北上，在邗地（今扬州市北）建城，作水路码头，开凿邗沟，贯通长江到淮水的一条运河。夫差十一年，吴军会同鲁、邾、郯国军攻打齐国南郊，驻军于鄎。恰在此时，齐国人杀死齐悼公，夫差在军门外哭祭三天。吴将徐承从海上进攻的一支水军在攻打齐国时，又被齐人打败，夫差于是退兵回国。

夫差十二年，吴国会同鲁国再次北上伐齐。在北上之前勾践率领群臣朝见夫差，并对夫差及各级将领馈赠礼品，让吴放心北上。吴在艾陵（在今山东莱芜县东）大败齐军，俘虏了齐国大夫国书等，及兵车800辆，甲士3000人。齐国、鲁国都归服了吴国。次年，吴国同卫、宋两国结盟。于是在夫差十四年，北进连连得手的吴国，就在黄池与晋国结盟争夺霸主地位。

晋国是中原霸主，夫差这次对霸主地位势在必争到手，于是倾全国精兵北上，只留下太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等守卫国都姑苏。在临行前太子友劝阻其父不要北上，要防止越人乘机偷袭。他还讲了一个螳螂捕蝉而黄雀在后的寓言故事。夫差始终轻视越国的力量，并相信勾践的"忠诚"，一心想尝尝当中原霸主的滋味，听不进任何相反的话，率大军北上。

夫差率大军北上的消息传到越国后，勾践君臣认为报仇的良机来到。等到吴军全部到达黄池（今河南封丘南），同晋国谈判盟约时，就向吴国大举进攻。越国出动水军2000，精兵4　万，近卫军士6000，军官1000人，分三路向吴进发：一路由范蠡、后庸领兵取海道入淮，以截断吴军的归路；一路由畴无余、讴阳率领，从吴国南境直逼吴都姑苏；一路勾践率领中军主力。越军到姑苏城下时，吴国太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余姚率军在泓水（今苏州近郊）观望越军。王孙弥庸一眼望见被越军俘获去他父亲的"姑蔑旗"，不顾太子坚守疲敌的战术，擅自率五千人出击。这时勾践的中军赶到，向吴做起强攻，吴军不能抵敌大败，太子友等三将被俘，越军焚烧了姑苏，夺取吴军大批船只。

正在黄池同晋国争霸主、相持不下的夫差，听到这一消息，面如土色。在王孙■的建议下，封锁消息。夫差当场把听到这一消息的七个官吏杀掉，继续同晋争夺盟主。夫差连夜"秣马厉兵"，整顿队伍，摆开阵势，向晋挑战，作霸主非到手不可的最后一搏。晋人见夫差脸色不对，推测国内一定发生了大事，认为不能同这种亡命之徒式的军队交战，在夫差同意不称王而称公的条件下，让吴在晋前先歃血。夫差争了先后，急速回军，同越讲和。越国知不能一举灭吴，就同意了讲和，以待时机灭吴。

越败吴后4年，即夫差十八年，越国了解到吴国天灾粮缺，百姓就食于东海，而军队在北上伐齐鲁、与晋争霸的斗争中又消耗了精锐。吴国已是经济崩溃，军民疲惫。越君臣一致认为灭吴的条件已成熟，于是起大军再次进攻吴国。两军在笠泽（苏州南，与淞江平行的一条河）相对峙。勾践将军队分为三队，在夜晚分三处呐喊渡江，吴军大骇败退，越军三战三捷，直抵姑苏城下。此时吴国军事力量已不是越国的对手了。夫差二十一年，越以大军包围吴都姑苏城达3年之久，在夫差二十三年冬，攻破姑苏城。夫差请降，他希望勾践也像夫差对待他一样，允许吴称臣。勾践有些不忍心灭掉吴，打算接受夫差的请求。范蠡阻止说"君王早朝晏罢，非为吴邪？谋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勾践于是回绝了夫差的要求，范蠡擂鼓攻击吴残兵。勾践不忍心杀掉夫差，就对夫差说："我把你安置在甬东（今浙江定海东之翁山），用一百家人侍奉你。"夫差认为这是勾践给他的羞辱，就谢绝说："我老了，不能侍候你了"。就自杀了①。

勾践不仅是想灭吴报仇，他也想作中原霸主。鲁哀公二十一年，灭吴的前一年，越派使者到鲁国通好。次年邾国君隐公从齐国投奔到越国，越人将他护送返国。邾隐公在国外时，由邾太子执政。隐公返国后，邾太子又投奔越，越国又接纳了他，以便控制邾国君，以作为北上的桥头堡。

勾践灭吴后，率越军北渡江、淮，同齐国、晋国等诸侯在徐州（又作舒州邑，在今山东滕县东南）相会，致贡于周元王。周元王派人赐勾践祭肉，命为侯伯。勾践率军返回江南，将淮上地给楚国，归还吴国从宋国侵夺的土地给宋，给鲁国泗水上的土地"方百里"。越国的军队横行于长江、淮河之间，诸侯都来朝贺，俨然又是一位霸主①。

越国由于占有整个吴国土地，经过长时期的开发，吴越地区的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因此越国在灭吴后，实力大为增加，直到勾践的六世孙王无疆时，还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②楚威王起兵反击越的进攻，才将越打败。楚国全部夺去被越国占领的吴国土地，越君王无疆被杀。越国自此诸子争立，内部互相斗争，都向楚国臣服。这已是进入战国时期的历史了。

①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

①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

②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

五、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构成一个时期政治史的重要内容。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走向消亡的时期，它的各项政治制度也具有新旧社会交替时代的一些特色。认识这些特色，对了解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演变，是很重要的。

（一）春秋时期的君主专制制度春秋时期诸侯林立，作为一个国家最高政治象征的国君名号，有种种不同。按照西周时制度，周天子称"王"，受封的诸侯国君有侯、伯、子、男的不同称号，是周时的"五等爵制"。当然，就是西周时，除周天子称王外，边裔地区一些小国君长在国内也自称王。进入春秋以后，除周天子仍称王外，楚国国君在春秋早期楚武王时开始称王，晚期的吴国、越国国君也称王，但是在中原的诸侯国家还是恪守着周时旧制，按封爵爵位高低以公、侯、伯、子、男相称，如齐、晋、秦、鲁、宋、卫等国君称"公"或称"侯"，郑国国君称"伯"，邾国君称"子"，许国君称"男"等等。在中原国家的意识中，周天子地位虽然微弱，"礼乐征伐"已"自诸侯出"了，但"王"号还是由周天子独享。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在黄池同晋国争当盟主，晋国向吴国提出"诸侯无二君，周无二王"。夫差于是取消"王"号，不称"吴王"

而称"吴伯"，参加盟会①。可见，即使到春秋晚期，中原诸侯还是不能随便称"王"，也反对他人称"王"，把径自称王的国家视作"蛮荆"、"淫名"的化外之人。

国君名号虽有王、公、侯、伯、子、男的区别，但在国内，它们都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国君是拥有相当权力的，这主要表现在：1。国家大政方针的决断权春秋时期，各国政策的决策方式是，先由大臣议论，最后裁断于国君。如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85年）晋国打算迁都。大臣们在讨论中，都主张迁到郇瑕地（今山西解县）去。晋景公听了大臣们的讨论后，未表态就回后宫去了。当时任仆大夫的韩厥跟随在后，景公就问他的意见，韩厥主张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这正合景公意，晋国于是迁都新田。大臣的建议采纳与否，也在国君。像宋襄公自不量力，想接替齐桓公作霸主，他的弟弟任大司马的公子目夷劝他说：宋国是小国，去争夺盟主，只会带来灾祸。宋襄公不听，结果遭到惨败②。齐景公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刑罚苛严，晏子趁景公生疾之机，要他不要崇信鬼神，要为人民做好事，就会得到鬼神的保祐。齐景公高兴，于是下令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免除债务）"③。这样重大的国政，国君一高兴就可作出。直到春秋晚期，宋国的国君景公不上朝同大臣议政，他的决断由宠臣大尹传达给主事的六卿去执行。大尹从中上下其手，六卿的议政不上传宋景公。景公的决定大尹私自篡改，从中弄权。六卿明知大

①　《国语·吴语》。

②　《左传》僖公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

③　《左传》昭公二十年。

尹从中搞鬼，也拿他无方①。大尹之所以能有此法力，是假国君的权力。可见春秋时期，国君对国家的大政一般是拥有最后决断权的。

2。对官吏的任免权国内官吏的任命、罢免，甚至逐杀权，皆握于国君的手中。管仲在齐国改革时，就要求齐桓公"慎用其六柄"②，这"六柄"就是国君对臣民拥有生、杀、贫、富、贵、贱这6　种权力。所谓"贵"就是擢拔为高官，给以厚禄，也就"富"了。"贱"就是罢免其官或降格使用，收回或削减其俸禄，也就使他"贱"而至于"贫"了。晋悼公即位时（鲁襄公元年、公元前572年）只有14　岁，当他被晋国大臣从周王都接回晋国，准备立为国君时，也知道要求这一权力。关于此，我们在前面已做过叙述。他进入国都还未举行即位仪式，就"逐不臣者七人"。他正式登位后，"始命百官"，革除弊政。任命魏相、士鲂、赵武为卿，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士渥濁为大傅，右行辛为司空等。从而使晋国"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得到百姓的称赞和拥护③。晋悼公虽然少年即位为国君，其官吏的任免权还是握于他之手。

春秋晚期曹国君伯阳，喜欢打猎游玩。曹国有位乡下人名公孙疆，也喜欢打猎。他抓到一只白雁献给曹伯阳，曹伯于是同他谈论打猎的乐趣，大受赏识。因而谈论到治国，很中曹伯心意，曹伯于是当即封他为国相，"使为司城以听政"①。这位乡下猎人，一下飞黄腾达起来，是出于曹君的任命，使他"贵"和"富"起来。

国君对大臣的罢免、诛杀之事，在春秋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

像晋国的大贵族郤氏，"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既富且强，而政治地位也显赫，郤氏一族就出有3　个卿，所称的"三郤"，都被晋厉公诛杀。郤氏先知厉公要攻杀他们，郤锜提出用族武装进攻国君，郤至坚决反对，说："君实有臣而杀之，其谓君何？"并提出"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的为臣原则②。

春秋晚期，鲁国的国君大权旁落是有名的，权柄落在"三桓"手中，特别是季氏长期执国政。鲁国君的失权，主要是国君本人长期无作为，自甘处于休闲状态。晋国的史墨就说这是由于"鲁君世从其失"③，即鲁国君代代纵其淫乐安逸的结果。像鲁昭公这样的国君，当他在一些贵族支持下，想对季氏加以惩罚时，季氏也不敢公然相抗。如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的士兵攻打季氏，季平子逃到台上，并向昭公请求说："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讨臣以干戈，臣请待于沂上以察罪。"昭公不同意。又请求将他囚禁在费邑，以察清罪行，昭公也不同意。最后请求带着5　辆车，流亡到他国去，昭公还是不答应，鲁昭公一定要把季平子杀掉灭族。由于孟孙氏和叔孙氏认识到，若没有季氏，这两家的处境也会危险。兔

①　《左传》哀公二十六年。

②　《国语·齐语》。

③　《左传》成公十八年。

①　《左传》哀公七年。

②　《左传》成公十七年。

③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从读为纵，失读为佚。谓鲁君世代纵其安逸。死狐悲，于是孟孙、叔孙两家率领族军支援季氏。而鲁昭公的士兵却都拿着箭筒盖蹲在地上饮水，孟孙、叔孙两家援军一攻，昭公的士兵就被打败了。鲁昭公在兵败后，子家子还劝昭公不要出走，他说："意如（即季平子）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是昭公自己执意要跑到国外去①。所以昭公的失权，大部分责任在他自己处置不当。

即使是一些被赶下台流亡国外，后来在国内大臣支持下复位的国君，对支持他的大臣，也可任意诛杀。我们在前章中已指出，卫献公被孙林父逼出国流亡，他在外流落12年后，在大臣宁喜的支持下返国。在卫献公回国的第二年，就把宁喜杀死，并全面追杀宁氏的余党，宁氏一族被灭②。卫庄公蒯聩在姐孔伯姬的支持下，胁迫他的外甥孔悝，把自己的儿子卫出公赶跑，登上国君位。他上台后不久就把扶他上台的姐孔伯姬和孔悝流放出国，把在国内的大臣赶出国外，要他们也尝尝流亡的滋味③。像吴王夫差诛杀大臣伍子胥，越王勾践诛杀大臣文种等等，都说明春秋时期，国君对官吏任免所拥有的权力。

3。对军队的控制权国君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军权在国君之手。春秋时的军队有国家军队和贵族的族军两种。贵族的族军力量不小，像晋国郤氏"其家半三军"，就是说郤氏的族军，有国家军队人数的一半。楚国的■启疆说晋国韩氏、羊舌氏两族有"十家九县，长毂九百"乘④，即拥有900　辆兵车。春秋最大的战争晋楚城濮之战，晋国出动兵车才700　辆，齐晋鞌之战，晋国出动兵车也只有800　辆，可见私家军事力量的规模。当然，凡军队，在对外战争中都由国君统帅。晋景公八年，晋国的郤克请求国君晋景公出兵进攻齐国，晋景公不准。郤克又"请以其私属"①，即请求用他郤氏家族的私人武装去进攻齐国，晋景公还是不准。郤克立即报仇的打算没能实现。可见，无论国家的军队还是私人的军队，都掌握在国君的手中，将领带军出征，要得到国君的批准，才有兵权。

4。对后嗣的废立权春秋时期国君的继承制度，仍然是遵循商、西周以来的嫡长子继承制，即国君正夫人（法定配偶）所生的长子。这种继承制度，被当时人们称为"常法"，人们认为只有这样的继承制才是"顺"。但是国君却有权打破这一"常法"，选择自己中意的人为继承人。像晋献公，本立有申生为太子作为他的继承人，但献公后来宠幸骊姬，于是就诛杀了申生而立骊姬所生的奚齐为太子②。宋国的宣公把国君位传给他的弟弟公子和，即宋穆公，而不传其子与夷。穆公死时，不把国君位传给儿子公子冯而传给宣公子与夷③。这种传位法，全凭国君自己的主张。吴王寿梦有4　个儿子，他想把国君位传给小儿子季札，季札的三位兄长皆不反对，只

①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②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③　《左传》哀公十五、十六年。

④　《左传》昭公五年。

①　《左传》宣公十七年。

②　《左传》僖公四年；《国语·晋语一》。

③　《左传》隐公三年。

是季札不愿接受，才由长子诸樊继了位。诸樊为了能使季札当上国君，以完成父志，兄弟们于是决定实行兄终弟及制，兄弟相传，最后就该轮到季札。像齐国君灵公在选立继承人上，就更自主。齐灵公（公元前581-前554年在位）本已立公子光为太子作为国君的继承人。灵公十分宠爱庶妾戎子，戎子未生子，而戎子与灵公的另一妾仲子要好，仲子生有子名牙，托付给戎子照顾。戎子在齐灵公面前要求立牙为太子，灵公满口答应。牙的生母仲子倒还识大体，她认为"废常不祥"，就对灵公说：公子光已立为太子，又无过失，并"列于诸侯"，已经通报了各国，若废光另立，就是"以难犯不祥"，这样你一定要后悔的。齐灵公却对仲子说，立谁为太子"在我而已"，哪管国内大臣、国外诸侯国的舆论。

于是将太子光外放出国都到齐国的东部地区，立牙为太子，并让正卿高厚作他的傅，辅佐牙①。"在我而已"，确实道出了此时代国君对后嗣废立拥有的权力。

当然，国君的权力也不是无限制的。特别是春秋中期以后，贵族强宗势力膨胀，国人势力抬头，国君的权力就受到来自贵族和国人两种势力的制约。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在互相争夺霸权，兼并弱小国家的同时，国内贵族也走着同样的道路，在兼并弱小家族和掠夺民众的过程中强大起来。春秋时贵族都在国家政权中担任一定的官职，所谓"官有世功则有官族"②，"弃官则族无所庇"③，就是当时贵族形成和存在的条件。这些贵族是从两个途径形成的：一是国君的子弟。周代实行"亲亲"制，即多任命国君的亲戚子弟担任要职。像鲁国的"三桓"，是鲁桓公的3个儿子之后。郑国的"七穆"，是郑穆公7　个儿子之后。宋国的"六族"，是宋戴公、庄公、桓公、文公、武公、穆公之后，华氏、乐氏是戴公的后代，鱼氏、向氏是宋桓公的后代。卫国的宁氏"七世卿族"，是卫武公的后代。齐国的高氏是齐文公子公子高的后代，国氏也是公族之后；贵族的另一来源是功臣之后。如齐国的管氏是管仲之后，鲍氏是鲍叔之后。晋国的赵氏、魏氏、范氏、狐氏等，皆出自功臣之后①。这些贵族们，不但他们自己身居要职，他们的亲戚子弟也担任重要官职。担任官职就有俸禄，春秋前的官俸是土地，即所谓的"大夫食邑、士食田"。食邑称为采邑或封邑。封邑名义上是属于国家的，国君可以收回，封邑主只有食租税权，而无治民权。但在实际上，封邑主与封邑的关系已是一种不可分的主从关系，贵族往往依凭封邑的力量同国家政权对抗。像晋国的栾盈封邑曲沃，在栾盈被赶出国多年后，还偷偷潜入曲沃，召集曲沃的民众打到国都②。卫国的孙氏封地在戚，孙林父在被卫君攻击时，他竟以戚邑投奔晋国③。

这些世家大族世代为官，把持国政，在各国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政

①　《左传》襄公十九年。

②　《左传》隐公八年。

③　《左传》文公十六年。

①　陈厚耀：《春秋世族谱》，光绪丙戌徐干刊本。

②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③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局。致使春秋后期政权下移"自大夫出"，像齐国的庆封，郑国的伯有当政时，出现"国迁朝"，即他们的家成了国家的朝堂。但是这种贵族专权，并不是贵族"共政"的一种"民主"形式。所谓"共政"是有一定的议政形式，以多数决的方式。而春秋时专断国政的贵族，都是处于执政、卿相的地位，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今日的国务总理。他们的专断，与国君的专断只是形式上的下移，而不是性质的差异。当然，由于贵族抬头，也对国君权力起到限制和削弱的作用。

春秋政治史上另一特色是国人阶层活跃。国君或贵族权力的得失，与国人的向背关系甚大。所谓"得民心"，即是指要得到国人的支持。

鲁昭公和三桓斗争的失败，就是国君失民的结果。当时子家子就说鲁国君"舍民数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①。楚国的令尹子常听信费无极、鄢将师的谗言，杀了得民望的郤宛，国人不满，"进胙者莫不谤令尹"。在沈尹戌的劝戒下，子常将费无极和鄢将师二人杀掉，灭掉他们的家族，"以说于国，谤言乃止。"②宋国的国人在城中追赶■狗（狂犬），■狗跑进贵族华臣家中，国人跟着进去追打。华臣以为国人来攻打他，十分害怕，急忙逃到陈国避难③。当时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国人的力量，从而引导到有利于统治方面去。如郑国的子产，在他执政时，国人就常聚集到"乡校"中议论国政。贵族然明建议子产将"乡校"拆毁。子产不同意，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人们早晚休闲时来到这里，以议论执政的好坏。议论有可取的，我从而实行。有说不好的，我就改正。他们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呢④？因此子产在执掌郑国政权期间，他的施政措施受到国人支持。

国人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下层，成份复杂，有贵族子弟下降者，有退职旧官吏，有工商业者。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具有参政意识。国人也是军队中的骨干力量，像齐国管仲整顿国野中行政组织时，分国人为21　乡，工商业者6　乡。15　个士乡中，每家一人组成齐国的三军。他们平时为民，定期参加训练，战时执干戈上战场。"无民孰战"⑤，这是当时贵族们都深刻认识到的事实。所以在贵族内部争权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注意要获得国人的同情及支持。

（二）朝议制和政策的决策方式朝议制是春秋时期各国讨论国家大事、决定政策、发布政令的一种制度。东汉郑玄注《礼记·玉藻》说"天子诸侯皆三朝"。唐孔颖达疏说，天子三朝是燕朝，朝于路寝，称为内朝；王每日朝于路寝门之外，是为治朝；库门之外，臬门之内朝国人，是为外朝。诸侯的三朝是公族朝于路寝内，是内朝；路寝门外的朝见为每日朝，与天子同；外朝在库门内，雉门外。天子王宫规制，从最外一道门算起，直到天子居住的路

①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③　《左传》襄公十七年。

④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⑤　《左传》成公十五年。

寝门的路门是五道门。诸侯只有三门：从内外而为路门、雉门、库门。

天子诸侯平常起居室都称路寝。在路寝内朝见国君的称为内朝。内朝的参加者，孔颖达说是"公族"，天子当称"王族"，即是国君的骨肉至亲。外朝在第一道门内，第二道门外的庭院中。路门外的朝见，天子诸侯都是每日朝，是朝见臣僚，治理国家的议事场所，故被称为"治朝"。"治朝"是每天必举行的，子产说，"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①此"朝"是指早上，与昼、夕、夜相对。早上朝会，称为"早朝"，古时就是这样，参加"早朝"的人，很早就要做好上朝的准备。晋灵公荒淫，大臣赵盾多次劝阻，灵公不高兴，就派武士鉏麑去刺杀他。鉏麑"晨往，寝门闢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②赵盾起来准备好上朝，天未明，就坐着等待天明。

参加朝会的人都是官吏。上朝时以官次高低站立，有专门的职官称为"宰夫"的掌管，《周礼·宰夫》职文说"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士司"也参与其事，《周礼·士司》文说："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等。"

国家重大决策，多在治朝上讨论、决定、公布。处于相位的执政大臣，在朝会上称为"听政"。其下群僚称为"听命"，即听从国家的命令以去执行。

治朝上讨论的国事，最后决断权在国君。如前面提到的晋国讨论迁都城之事，治朝上议而未决，国君景公最后听从韩厥的意见。又如在晋景公六年（公元前594年），晋景公的姐姐潞子婴儿的夫人，被潞氏大臣潞鄷舒杀死，晋景公要出兵讨伐，此事在治朝上议论。参加朝会的"诸大夫"都认为不宜出兵，只有伯宗支持景公的意见。景公采纳伯宗的意见，出兵伐潞氏、灭掉潞氏、擒杀了潞鄷舒。

在朝会上讲话发言的，多是一些地位高的掌实权人物，一般人只是听别人议论，需要时遵命执行。年轻或地位不高的官吏，随便出言会被认为是越礼，将对前途不利。晋国的老臣士会退休后，由他的儿子士燮顶替上朝。一天士燮归家很晚，并得意地对他父亲说，今天在朝会上有位秦国人说隐语（谜语），没有人能猜出，只有他说准了3　个。士会听后非常生气，说：不是别人不知道，而是他们谦让长者。你小子刚进入仕途，就在这样的朝会上3　次抢先，我不知道何时要遭灭族之祸了。举起手杖就打，将士燮的帽子打掉，头上的簪子也打断。

外朝的地方是在国君宫殿外门即库门以内，第二道门即雉门以外进行。外朝是朝国人，有如今日的群众大会。从《左传》一书中记载，朝国人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向国人宣布政令，二是征求国人对某一事件的态度，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宣布政令的朝国人，如在晋惠公六年（公元前645年），晋国"朝国人而以君命赏。"朝见国人宣布赏赐。征求国人意见的朝会，如卫灵公三十三年（公元前502年），卫灵公在晋国受到晋人的凌辱，想反叛晋国又怕晋国来攻打得不到国人的支持，于是朝国人，把国君在晋受辱的情况公布，国人皆愤怒，王孙贾于是向国人问道："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国人齐声回答说："五伐

①　《左传》昭公元年。

②　《左传》宣公二年。

我，犹可以能战！"卫国于是反叛了晋国，晋国派人来请求讲和，遭到拒绝。另一次有名的朝国人集会是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发生在陈国。吴国与蔡、唐联军进攻楚国的柏举战中，吴国派人召陈怀公，让陈国出兵共同伐楚。陈国是楚国的盟国，而吴国这时却又大败楚军。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对吴国的要求，陈怀公拿不定主意，于是"朝国人而问焉"。在朝见国人时，陈怀公讲明情况后，宣布说：赞成亲楚者站在右边，亲吴者站在左边。有一位叫逢滑的人，不左不右，从中间走到陈怀公面前，劝陈怀公不要去楚从吴，可借口晋国之事推辞。因为楚国不一定会灭亡，吴国用兵不断，不一定能保住胜利。陈怀公听从了逢滑的建议①。

朝国人且要国人对政事表态的举动，发生在卫、陈这样的小国为多。

这是由于他们的国力不强、人口不多，而国人是军队的骨干，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更要获得他们的支持。因此，春秋时期的政治史上，中小国家中国人最为活跃，往往左右政局。像卫国，"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②一些贵族往往借助国人达到政治目的。但是"朝国人"之举是不常有的，它只是在国君或执政大臣需要时才临时举行，不是一种常制。实质上是召集者利用"朝国人"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这是一种古代部落民主制被变了质而在阶级社会中的遗留形式。

古人迷信，常用占卜决定一些国事，即"国之守龟，其何事不卜"①。

如郑襄公八年（公元前597年），郑国被楚军包围，郑人本想同楚讲和，占卜时却不吉利，要郑人死守。郑国人又坚守了3　个月。人民苦不堪言，结果还是城被攻破，郑襄公只得袒着肩背，牵着羊向楚国投降。

宠幸姬妾也常有干预国政，左右国家大政的。晋献公的宠妾骊姬促使献公废太子，赶杀群公子，并在晋国立下一种制度：无畜群公子②。即国君的儿子，除太子外，他子不得留在国内。所以晋国由国君子弟构成的"公族"势力弱，贵族多是异姓，就与骊姬干政有关。鲁昭公被逐后，齐景公本信心十足地要帮助他打回国去，鲁国季孙氏向齐景公的宠臣梁丘据行贿后，也就不了了之③。

总之，春秋时期，一般来讲国君是国策的最后决定者，通过治朝和朝国人的形式，可以听取臣僚、国人的意见，而最后决断、取舍权还是在国君手里。晋悼公上台先就宣布，国君是"出命"④者，若臣下不赞同他这一要求，他宁可不当国君。晋文公责备寺人披执行献公、惠公追杀他的命令超前行为时，寺人披理直气壮地向文公说："君命无二，古之制也。"⑤执行国君的命令不能有二心，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信不叛君"⑥，是当时人们信守的做人、为官准则。因此，议政是以加强国君地

①　《左传》哀公元年。

②　《左传》定公八年。

①　《左传》昭公五年。

②　《左传》僖公四年、宣公二年；《国语·晋语二》。

③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④　《左传》成公十八年。

⑤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⑥　《左传》成公十七年。

位为原则的，外朝、治朝，实质上的最后决断权在国君手中。

（三）春秋时期的职官制度春秋时期各国是一个个独立的国家，各有自己的一套官制体系，因而使这一时期的职官变得纷繁复杂。大体说来，中原国家与西周王室关系密切，基本上是承袭西周设置而有所取舍。南方的楚国，官名多与中原各国不同，但所掌管的事类则相一致。西方的秦国，东南方的吴、越官职的设置、官职名称也大体上同于中原国家。

春秋时各国职官大致有三个系统：治事类职官；事务类职官和地方政权职官。

1。治事类职官治事类职官即行政官，主要有四个部门：司徒、司马、司空和司寇。

司徒、司马、司空在西周金文中称为"三司"，地位不甚显耀，到春秋时"三司"的地位突出，司寇地位也重要起来，这是与西周时王宫大臣及臣仆式的官吏，向治事职官转变，即职官成为国家官吏而不是王的仆从。

司徒的官是治理民事的。"司"是掌管，"徒"指徒役，即民众服劳役及军役，百姓的户口簿等由司徒掌管。在郑成公元年（公元前548年），郑国打败陈国时，"司徒致民"。"致民"即致送户口簿，是司徒主民政。"司徒"一职当是行政首脑，《周礼》中司徒下辖的官78人。这78人中，除大小司徒为首长外，所辖官的性质有两大类：一是各级行政长官，二是各种经济部门长官①。鲁国的司徒一官长期由季孙氏担任，而季孙氏又是三卿中的总领全国大政。可见司徒一职的重要。

司马是掌军事的职官。古代重车战，兵车用马牵引，所以掌军队的职官称为"司马"。军赋的征收由司马负责，所以司马还兼掌土地，以保证军赋的供给。如楚康王十二年（公元前548年）楚国的■掩为司马，令尹子木（屈建）让他整顿军赋，清点甲兵，■掩于是"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清查全国土地，然后实行"量入修赋"，根据收入定出缴纳军赋的数额。楚国这一重大赋税制度的改革，是由司马进行的。《周礼》书中大司马下也讲到"令赋，以地与民制之"的内容，与《左传》载楚国司马■掩"书土田"之举相吻合。

司空是掌管工程建筑和百工的。西周金文中称"司空"为"司工"。

宋国改"司空"为"司城"，虽是为避宋武公的名讳而改。但改司空为司城，也反映司空与土木工程的关系。晋国士■担任献公时的司空，主持修建国都绛城和重耳的蒲城、夷吾的屈城。在修筑屈城时，筑城者在墙中参杂进柴草，以偷工减料，夷吾（后为晋惠公）不满，状告到献公处，献公责备士■。士■辩解说，公子城若太坚固，一旦发生变故就难于铲除。士■对献公的责备不满，但他已看出重耳、夷吾的势力强大，将威胁到国君，于是作一诗道："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①

①　《周礼》一书时代虽有争论，但其内容应是先秦制度的汇集。

①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僖公五年。

《周礼》一书中"司空"一官亡佚，汉人用《考工记》一书补上代替。

汉郑玄注说："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又说："百工，司空事官之属。"

司寇是掌理刑罚狱讼案及纠察之责的。孔子在鲁国曾担任过司寇。

莒太子仆杀父窃国宝来献给鲁宣公，宣公要马上赏给他土地，季孙却要司寇立即将他驱逐出境①。因司寇管社会治安，不容杀父窃宝之人于国，故由它执行。司寇一名在当时还有不同的名称，晋国称为士、理、大士，周王室称为尉氏，楚国称为司败等。

司徒、司马、司空、司寇是中央的四大部门，在这四部门职官之上，有一人总领全国大政，当时有的国家称相，有的称执政，有的称当国，名称不同，实质一样。楚国称令尹，宋国多是右师充任此职，但也有他官，如司城担此任者。晋国由中军元帅任此职。东周王室初由卿士担任，后由太宰居此位。但是太宰这一职在西周地位很高，是王室总管，也是国事的总管。到春秋后期，各国太宰职权下降，有的仅为名誉职而无多大实权。它的地位不仅比相位低，甚至在"四司"之下。太宰地位的下降，反映了政事职官地位的上升和家臣仆役性职官地位的下降，是国家体制走向成熟的一种进步。

晋国和楚国职官在此时显得特殊。楚国职官的特殊处是名称上的差异，明显的特点是多以"尹"名官，这与商代的官名相近，而职官体制却与中原他国大致相同。晋国职官名称上不如楚国那样突出不同，但职官体制却很不一致。

晋国在晋文公时建立三军，以上、中、下为名。各军有将、佐各1人，中军将称为"元帅"，其余上下二军称"将"和"佐"。中军元帅地位最高，统率三军。三军将佐都是卿担任，所以晋文公时就有6　卿，晋国曾一度扩大到6　个军，有12　位卿，大大超过礼制的规定。三军将佐的地位依次是中军元帅、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下军佐。

中军元帅战时统率三军，为最高军事首脑，平时则治民，总领全国大政，是最高的行政首脑。这是一种军国主义式的官制体制。在各军中设有军大夫、军尉、军司马、军司空、舆尉、侯庵等官，分别掌管军政、军纪、后勤、侦察等事，爵为大夫。司马、司空的地位比他国低。

2。事务性职官事务性职官，实指宫廷官吏，专为国君私人服役。太师、太傅、太保本是教育太子的老师和照顾生活的师傅、保，太子即位后它们就被尊为太师、太傅、太保。这三"太"在西周时被称为"三公"，执掌国政，像周初，周公、太公就处在师保的地位。春秋时太保一职已不见，太师、太傅多属美称，像晋国阳处父和士会都曾授太傅衔，阳处父位在中军元帅赵盾下，士会则全是美称性质。楚穆王的太师潘崇，因拥立穆王有功，穆王另授他"掌环列之尹"①，职责是警卫王宫，太师却没有什么职权。宗伯是主管王或国君宗族事务的。西周时天子地位尊贵，所谓"宗之君之"，天子既是宗族长，又是人君，故宗伯地位重要。春秋时只鲁国还有宗伯职官名，其他国家则称"宗人"，职权是主管祭祀，向神祷

①　《左传》文公十八年。

①　《左传》文公元年。

告，所以又称为"祝宗"，地位不高。

掌占卜的称为卜，如鲁国有"卜楚丘"、"卜■"，秦国有"卜徒父"，梁国有"卜招父"，晋国有"卜偃"等②。"卜"是职名，即掌占卜和卜筮事务。一般称为"卜人"，楚国则称为"卜尹"。观从在楚平王夺取王位时，功劳卓著。楚平王上台后对他说："唯尔所欲"。观从说："臣之先佐开卜"，平王"乃使为卜尹"①，即是掌占卜的卜师，爵为大夫。占卜系统的职事之人当不少，如有整治龟壳备用的，有在龟骨上钻凿孔隙的，有在上面刻字的，占卜时有记录的，如"开卜"、"卜史"之类，皆属卜师下从役人员。

史官是在国君的身边，记录国君言行，《礼记·玉藻》称"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左右史的分工与《玉藻》相反。古时国君言行有专门史官记载，这是我国的传统。我国古代史料丰富，是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君举必书"

的制度②，对国君行为也起一定的监督作用。如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周定王接待晋国使臣巩朔，为了讨好大国使者，定王破格招待他。事后定王派人对史官说，此举不合礼制，不要记录下来③。我国古代史官具有追求真实的优良史德，如晋国赵穿杀了国君灵公，当时为中军元帅执晋国政的赵盾，听到赵穿发难就往国外逃，还没有走出国境，晋灵公就被杀死，赵盾于是回到国都。这件事，晋国史官却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说："你记得不对。"史官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国境，回来后又不讨伐杀死国君的凶手，杀死国君的罪责不是你是谁呢？孔子读到这一段史实后说：董狐，是从前的优良史官，记事不隐瞒实情④。董狐就是记下此事的晋国大史。董狐不畏权势，记下历史真实，所以后世称为"董狐直笔"。为记下真实史事，有时史官要遭杀身之祸。齐国的权臣崔杼杀死齐庄公，齐国的大史记载道："崔杼弑其君。"崔杼害怕留下杀君的恶名，就将大史杀死。大史的两个弟弟接替哥哥的职事，同样记下"崔杼弑其君"的事实，崔杼又把两个弟弟先后杀掉。大史的第三个弟弟接替前三位兄长的职事，同样一字不改地记下"崔杼弑其君"的字样。崔杼只得让他写下，没有再杀。南史氏听说大史氏兄弟全被杀死，就在竹简上写下"崔杼弑其君"的事实，拿着竹简前往大史官署。走到半道听说已记下来了，才返回①。我国史官这种不阿世，不畏强权，敢于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往往使一些昏君和权臣畏惧。他们害怕恶名遗留后世，被后人千古责骂，对其行为有所收敛。

史官在西周时有大史和内史之分，唐孔颖达说，大史为左史，内史为右史。《左传》一书中记载有"大史"，"内史"只见于周王室，"左史"见于楚国。楚国有左史倚相，楚灵王称赞他能读《三坟》、《五典》、②　分别见《左传》闵公二年，文公十七年，僖公十五年，僖公十七年，僖公二十五年。

①　《左传》昭公十三年。

②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③　《左传》成公二年。

④　《左传》宣公二年。

①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新序·节士篇》。

《八索》、《九丘》等古书②。我国著名哲学家老子，是东周王室的柱下守藏史，也是一种史官。可见史官不仅具有优秀的品德，还有很深的文化造诣，方能成为好的史官。

乐官也是国君宫中的一种职官。乐官称为师、大师或舞师，晋国著名的乐官师旷，是一位盲人。楚国称从事宫中演奏的乐人为"泠人"，乐工主管官称为"乐尹"③。乐器有钟、磐、琴、竽、笛等，以钟、磬为贵。钟为青铜作，磬为玉石作成，故称为"金石之声。

我国从商周以来，音乐水平就不低，春秋时到达一高峰。大凡祭祀、朝会、宴飨时都要有音乐相伴以助兴。此制大致在商代就已兴起实行，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祭祀用乐的卜辞。收入《诗经》中的300　篇诗，原本都有乐谱可供演唱，相当于今日歌曲的"词"部分，曲谱早已失传，只留下歌词。在何种场合，演奏何种歌曲，要相协调，所谓"必称《诗》以谕其志"者①。因此演唱什么歌曲，由主人或客人点，犹如今日的"点歌"。如我们在前章"动荡不安的卫国"一小节中已指出过，卫国孙林父与卫献公发生矛盾，孙林父害怕献公惩罚他，就回到封邑戚，派他的儿子孙蒯入朝听政。卫献公设宴款待孙蒯，在宴席上，献公特别点了一首《巧言》的最后一章歌曲，让乐师演奏。以暗示孙蒯的父亲居于戚要作乱。《巧言》一诗，是《诗经·小雅·小旻之什》中的一篇，今犹存。替国君掌管财物的有廪人、府人。鲁昭公流亡在外，临死时向跟随他的人赏赐衣帛玉饰等宝物。待昭公死后，受赏者都把所得的物品退给"府人"②，是府人掌玩好细软等物，在国君身边。宫的守卫者称为司铎。铎是一种铃，手执敲击以守夜。国君的后宫由司宫主管，名称各国有异，或称巷伯、寺人、竖等，多由阉人充任，后世称为"太监"的。古时有"刖者使守门，宫者使守内"的制度，"宫"就是宫刑，男子去势刑，汉代称为"腐刑"。

宫中总管称为仆大夫。晋国韩厥在景公时统帅新中军，位列第七，而兼为仆大夫。在讨论迁都的朝会上，因不能决断，景公退朝后回到起居的路寝，"献子从"③，韩厥跟随景公进入内寝。顾炎武说："仆大夫者，君之亲臣，故独令之从公而入寝庭。"杨伯峻以为"亲臣"不确，朝会时，群臣退后，仆大夫要引导国君退朝，这是此官的职责，不是亲不亲的问题①。杨伯峻说当为合理。

3。地方政权职官春秋时期国家体制仍然是国野制。国是指国都，野是指农村，犹如今日的城乡之别，只是乡中居民的社会地位不似今日都是国家的公民，野人地位比国人低。因为春秋时期军队的成员来自国人，故国中的居民都按什伍的军事编制起来，层级建制，一直到乡。记载翔实的是管仲在齐国的"参国五鄙"制，从此制可以了解当时各国地方级政权的组织情②　《左传》昭公十二年。

③　《左传》成公九年，定公五年。

①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②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③　《左传》成公六年。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26　页。

况和职官的设置。管仲将国分为21　乡，每乡2000　家，设乡长治理。乡下是连，每连200　家，设连长治理。连下是里，每里50　家，设里有司治理。里下是轨，每轨5　家，设轨长。

野中即农村中的建置和设官情况是：全国分为五属，设属正，爵为大夫，每属9　万家。属下是县，每县9000　家，设县帅。县以下设乡，每乡3000　家，设乡帅。乡以下设卒，每卒300　家，设卒帅。卒以下是邑，每邑30　家，设邑有司。

管子说，他是"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②，不是创新，即这样的建置是沿西周时旧制，管子只是把它加以重新整顿，使它健全起来。

春秋时期各国大致还是继续这一行政组织。

春秋时期由于贵族的势力恶性膨胀，在野中的不少地方成为贵族的采邑。像鲁国的费邑就成为三桓之一季孙氏的封地。晋国的大贵族往往拥有几个县的地盘，每个县能出100　辆兵车。贵族的封地内有类似于国都的城，称为"都"。所以国君对野中控制的地区在逐渐减少，相应的是中央政权的实力随着贵族封地的扩大而削弱。于是各国在进入春秋中期以后，一种新型的地方组织"县"就产生了。

这种县最初设在一国的边境地区，多是在灭亡小国或从别国夺来的土地上设置。这是它与过去设在野中以9000　家为一县的旧县区别之一。

同旧制县的另一个区别是，县的长官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县的事务直接由中央管理。春秋后期，县也开始设在一国的内地，如晋国灭祁氏、羊舌氏后，以其封地设10　县，由中央选派县的长官①。

县的职官除主一县事务的县大夫外，以下有县师、司马、司寇等，以掌管一县的教育、民政、军事、治安。

战国时期大量盛行的郡，在春秋时也已出现。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晋赵鞅在铁之战前宣布赏格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是此时的县大于郡。这与战国时县在郡下不同。

（四）人事管理制度人事管理主要是指官吏的选拔、爵位、俸禄、考核和退休等制度。

1。职官的选拔制度春秋时期职官的来源主要是世官、举荐和学校培养这样三种途径。

（1）世　官世官是指一家族中的人世代当官。春秋时期各国官吏的来源，特别是国家的高级职官，主要来自世官。像卫国的宁氏，子孙"七世卿族"。齐国的国氏、高氏世代为卿。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宋国的华氏、乐氏、向氏等，晋国的韩、赵、魏、荀、范、知等卿族，皆是世代为官。像晋国的赵氏，赵衰跟随晋文公出亡，文公即位后赵衰先为大夫，晋文公让他为下军将，他推让给别人。后为新上军将，升为中军佐，位列第二。其子赵盾为卿，赵盾子赵朔为下军佐，亦是卿。赵朔死后，赵氏发生变乱，族被灭，赵朔子赵武年幼，因其母是晋成公的女儿，②　《国语·齐语》。

①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随母躲藏在舅晋景公的宫中得以幸免。后韩厥劝说晋景公，还给了赵氏家产，赵武又在国家中担任职务，后来升到中军元帅地位。赵武的子孙都是担任重要官职，后竟至成为三家瓜分晋国的一家。

大贵族的族长，都是在国家担任要职，他们死或退休，就由他们的儿子补官。如士会退休后，由其子士燮代替他上朝"听命"①。韩厥告老退休，长子韩无忌因有病，由次子韩起替补其父，韩厥"使宣子（韩起谥）朝，遂老。"②晋国在悼公时本有4　军，8　位卿官。晋悼公十三年（公元前560年）中军元帅荀■、下军佐士鲂死去，荀■的儿子知朔先于其父6年死，其孙知盈只有6　岁，不能接替祖职上朝。士鲂的儿子彘裘也年幼，"皆未可立"，两卿的接班人都不能替补，于是晋国将新军撤销③。可见晋国的卿是世袭的。贵族年轻的子弟接替父亲任官的，当不在少数。当赵武年轻补官时，晋国的苦成叔子感叹地说："抑年少而执官者众"①，就道出了这种状况。

晋国的范宣子（士匄）向鲁国的穆叔炫耀他的光辉家族史，说范氏的祖先在舜时为陶唐氏，在夏代为御龙氏，在商代为豕韦氏，在西周为唐杜氏，在春秋晋国为范氏，可以称得上"死而不朽"了。穆叔反驳说，这只能称为"世禄"，不是不朽。那些"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②类似的"世禄"，在当时是"无国无之"的，有"世官"才有"世禄"，可见"世官"制的普遍性。"世官"的基础是"世族"。有累世的大族，故有累世的官爵。这正如宋国的公孙寿所说："弃官则族无所庇"③。大族之子为官，官又反过来保护贵族，成为连环套式的纠结在一起。

（2）举　荐举荐是非贵族出身的士人进入仕途的一条道路，所谓"选贤举能"

就是这种任官途径。

举荐有两种方式：一是在位的人知某人有才能，直接向国君推荐，国君采纳即被任为要职。像齐国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齐桓公任管仲为相治国。百里奚向秦穆公推荐蹇叔，穆公任蹇叔为卿参与国政，都是著名的例证。晋国的胥臣出使经过冀（今山西河津县东北冀亭）时，见到郤缺在田中除草，其妻送饭到田间，夫妻相敬如宾。胥臣回到国都后就对晋文公说：恭敬，是德行的集中表现。能够恭敬的人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一定能治理好百姓。请您任用郤缺吧。晋文公于是任命郤缺为下军大夫。在晋襄公三年（公元前627年），晋国讨伐狄人，郤缺功大，俘虏了白狄的首领。此时已是文公子襄公为晋国君，他特别奖赏胥臣一个县的土地，并对他说："推举郤缺，是你的功劳"，还提升郤缺为卿①。

①　《左传》宣公十七年。

②　《左传》襄公七年。

③　《左传》襄公十三年、十四年。

①　《国语·晋语六》。

②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③　《左传》文公十六年。

①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举荐的另一种方式是地方政权向上级推荐所辖区内的贤才。这种方式可以管仲在齐国推行的"三选"制为代表。

这种"三选"制的程序是：各乡官将本乡好学、有才德和有武功的人，推荐出上报给国家，是为一选，称为乡选。乡选出的人才经过国家的有关部门一段时间的考核试用，将优秀者选出推荐给国君，这是二选。国君亲自对二选出的人才审核、面试，交给一定的事做，合格者由国君任命为上卿的助手，这是第三选②。这样选出的人才，其出身地位低微、或虽富而无政治地位。他们进入政权中，就扩大了统治基础。

管仲在齐国推行的"三选"制，在其它国家当也是实行的。

（3）学校培养学校培养是国人阶层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所谓"庶人之在官者"

的"庶人"③，此地即指普通的国人。春秋时期学校有"国学"和"乡学"之分。国学在国都，是国君和贵族子弟所进的学校。乡学是国人子弟所进的学校。在学校学习认字以外，主要是各种礼节和射箭、驾车的技术。学校每年要定期进行射箭比赛，既是娱乐，也是考核。其中优秀者即补为相应的官职，"古者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④。这国学和乡学，都是官府办的，称为官学，所谓"学在官府"，春秋以前所有的学校都是官学。

私学出现是在春秋晚期。第一个以办私学显名后世的是鲁国孔丘。

春秋晚期各国政治动乱不定，官学实际已垮了。而此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一批新兴的富人出现，且一般人家由于生产力提高，耕食已有余，学习文化知识便提到他们的日程上来。孔丘适应形势的要求，创办了私学。相传到孔子门下就读的先后有3000人，"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①孔子的办学方针很明确，就是做官，即"学而优则仕"。他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②所谓"谷"就是做官吃谷物俸禄。他的一批高才生都到各国做了官。

2。爵位制度爵位是官吏等级的标志。春秋时官吏的爵位，是沿袭西周时的制度。

孟子说周时颁爵的情况是："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③此"君"指诸侯国君。对周天子讲，诸侯国君是臣，故孟子列为官爵的一个等级。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皆独立成国，"君"这一位就不计在爵位中，应从卿算起。

大体来讲，春秋时爵分为三大等第，即卿、大夫、士。卿爵是高等，国家的高级官吏如相、"四司"的长官，各军的军将，一定由卿担任。

大夫是中级爵位，国家的中层官吏，由它们充任。士是低等爵位，充任基层官吏。

孟子讲士爵有上、中、下三个级别，实际在卿和大夫等中，也有级②　《国语·齐语》。

③　《礼记·王制》。

④　《礼记·射仪》。

①　《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

②　《论语·泰伯》。

③　《孟子·万章下》。

别之差。卿有上、中、下三级。鲁成公三年（公元前588年），晋国的荀庚（中行伯）与卫国的孙良夫同到鲁国签订盟约。鲁成公问臧宣叔：荀庚在晋国位次第三，孙良夫在卫国为上卿，位第一，签盟时，谁在先？臧宣叔回答说："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①是卿有上、中、下三个级别，大夫有上下两个级别。大夫没有中大夫级，只有上大夫、下大夫之分。晋定公十九年赵鞅宣布赏赐时说："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也没有中大夫。中大夫的设置在战国，班固说是"秦官"②。

爵位还要"受命"。"受命"就是表示国君选择任命此人可以担任官职。"命"有两种，一是周天子"命"，一是国君命。周天子"命"

的人，是得到王室承认的，在名义上就为周王的臣。这是西周时，周王控制诸侯国的手段，所以他们称为"天子之守"。而受国君"命"的人，与天子没有直接关系，周王未予承认。各爵等受命的情况与国家的大小相关。《礼记·王制》载，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郑玄注说："小国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郑玄说是正确的。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则一卿命于国君。

"命"还有数的差等。《礼记·王制》又说："大国之卿不过三命，下卿再命。小国之卿与下大夫一命。"据孔颖达说，大国的上卿三命，中卿二命，下卿一命。次国上卿二命，中卿一命，下卿不受天子命。小国上卿一命，中、下卿天子不命，由国君命。大小国大夫皆一命。

无论是天子或国君对卿大夫授命时，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把加命的事写在简册上，同时赐给相应的车服器用。因命数不同，地位也不一样。命数越多，地位就越高，所穿的服饰，乘的车马就不相同，命数多的尊贵，车服也随之华丽。鲁成公二年晋援救鲁，在鞌大败齐军，齐人退还侵占鲁国的"汶阳之田"。鲁成公为了感谢晋国军将，"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司马、司空、舆帅、侯正、亚旅皆受一命之服。"郑简公十九年（公元前547年）"郑伯赏入陈之功，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晋襄公元年，晋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以一命命郤缺为卿。"可见命数多少与地位的高低相应，车服作为贵贱差等的标志，随命数不同而有别。爵位的授予是与官职相应的。《王制》说："凡官民材，必先论之。

论辨，然后使之。任事，然后爵之。"论辨，即辨别出优劣。辨别优劣由司马主其事。《王制》在另一处说："司马辨论官材。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是先做官而后爵随之。

3。官吏的俸禄做官就有俸禄，以维持生计，养家糊口，故是"位定，然后禄之"①，位指爵位。春秋时的官禄是根据爵位定的。

官吏的俸禄，在西周及以前是以土地作为职官的禄。所谓"大夫食

①　《左传》成公三年。

②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

①　《礼记·王制》。

邑，士食田"。邑指"采邑"，即收取邑中人民的租税。春秋时仍是以土地为俸禄。

据孟子讲，大国"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小国"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庶人在官者其禄是以为差"①。"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②，上农夫一年的耕种可养活9　个人。就是说一个下士的俸禄可以养活9　个人。接着这个比例，大夫的禄可养活57人，大国卿相当于三个大夫，则可供171人生活。但是事实上还远不止此，宋国的免馀说卿可以有100　个邑，宋平公赐给他60　邑，免馀不接受，说他已经有60　个邑了。平公坚决要给他，他接受了一半，30　个邑，是免馀有90　个邑。免馀是大夫爵，宋平公想任命他为卿，免馀也不接受③。可见大夫可以拥有60　个邑。邑最小的有10　家，若按井田制的四井为邑，则一邑有32　家。百邑则拥有1000　家或3200　家。

春秋晚期出现了以谷物为俸禄。孔子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④。又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⑤这里的"谷"是指做官。做官称"谷"，是做官可以得到谷为俸禄。在孔子时代，实物俸禄已较普遍出现。这些拿谷物俸禄的，是出身寒微的"士"。

4。考核制度官吏政绩的优劣，要加以考核。齐国从齐桓公时就建立了考核制度，每年的正月，国中21　乡的乡长和野中五属的属大夫，都要到朝堂"复事"，即回报工作。乡长所回报的工作是有关人才的推荐和社会治安的管理问题。国君责成乡长不要压制有才德的人不上报，不要包庇坏人不惩处。

对五属大夫回报政绩时，则要考察赋税的收入情况，人才的推荐及对坏人的惩处。在朝会时，齐桓公看了各属的赋税完成数额后，要选一个最差的加以批评，并对他说：你属的土地和人口都与别的属一样，为何只有你属的收入少？这是由于你教导不好，治理不善。一次两次可以宽恕，若三年连续如此，就要治你罪，不得赦免。这样乡长和属大夫就各自回去努力工作，从而达到国家大治①。

5。职官的退休制度春秋时的职官，年老就自动退休。据古书记载年七十为退休的年限，所谓"七十致仕"②，"致仕"就是退休。到了年龄一般是自动请求退休，称"请老"、"告老"或"老"。如晋国的士会、祁奚、韩厥都是自动"请老"。晋国祁奚请老，晋悼公问他谁合适接替他的职务，祁奚推荐

①　《孟子·万章下》。

②　《礼记·王制》。

③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④　《论语·泰伯》。

⑤　《论语·宪问》。

①　《国语·齐语》。

②　《礼记·王制》。

与他有仇怨的解狐。解狐还没有上任就死了，晋悼公又问他，祁奚于是推荐他的儿子祁午③。祁奚这种"远举不避仇，近举不避亲"的行为，很受人们称赞。

古时人的寿命比今日短，生活艰难，贵族做官虽是"肉食者"，也是老得快的。到70　岁已是高龄了，当时的官，除国君外，无论地位高低都得退休，像士会、韩厥都是晋国的中军元帅，位居宰相位，也主动"请老"，没有在位上老死而后已，把着权柄不放的现象。

（五）春秋时期的法律制度春秋时期各国都有自己的法律，当时人常称国有"常刑"，即是指法律。此时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沿袭西周旧制，而为适应时势的需要而有所变化。

1。春秋时期所行的法典春秋前期，各国所使用的法典，大都是沿袭西周时的并根据形势略有变化。鲁文公十八年（公元前609年），季文子向刚即位的鲁宣公呈述必须立即驱逐杀父窃宝来投奔鲁国的莒太子仆时，就是引用周公所作的《誓命》原文为依据的。季文子在引用周典后说，莒仆之罪"在九刑不忘"。忘即妄。是莒仆的罪在九刑之中。所谓《九刑》，是指西周时的刑法。晋国叔向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①。是西周的《九刑》在鲁国仍据以为法典。鲁庄公十四年（公元前680年），郑国的付瑕杀国君子仪而迎立逃亡在外的厉公返回，郑厉公上台后，就把付瑕杀掉，并对人说"付瑕贰，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是郑厉公杀付瑕，仍用西周时的"常刑"定罪。

法律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春秋时各国一方面依据西周的旧法典，一方面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制定新法典。《晋书·刑法志》说，战国初年李悝师魏文侯，著《法经》。他的《法经》是"撰次诸国法"

而成。严格来说，李悝不是创制，而是编纂。李悝依据各国法典撰写《法经》，是战国初年各国都已有自己的法典。这些法典，其中主要是春秋时期的旧法。而这些春秋时的法典，则多是在春秋这一时期制定的。

晋国尚法精神突出，常制定、修订法律。晋献公时士■为司空，制定有"士■之法"①。晋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鲁僖公二　十七年），"蒐于被庐"，制定"被庐之法"②。晋襄公七年（公元前621年），晋"蒐于夷"，有"夷蒐之法"。夷蒐因阳处父改易元帅，提升赵盾为中军元帅。赵盾执政即"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捕逃、由执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推行晋国，"以为常法"③。士■的孙士会，在晋景公七年（公元前593年）为中军元帅兼太傅，执晋国政，③　《左传》襄公三年。

①　《左传》昭公六年。

①　《左传》成公十八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③　《左传》文公六年。

他死后谥号为武子。在执政时制定新法，称为"范武子之法"④。士会的孙子范宣子，在晋平公四年（公元前554年），任中军元帅执晋政，制定有"刑书"。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是依据夷地蒐礼时的旧本，在晋顷公十三年（公元前513年），赵鞅、荀寅把范宣子的刑书铸在一只铁鼎上，加以公布⑤，其目的是推行范宣子时制定的法典，正如蔡史墨所说，他们"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春秋晚期晋国搬出范宣子的法典加以公布，当是宣子的法典切合时用，故被称为"晋国的乱制"。所谓"乱制"，实为适合于新形势下的新法典。

楚国在楚文王时（公元前689-前677年在位），制定"仆区之法"

⑥。楚庄王时（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有"茅门之法"①。郑国子产"制参辟"，并把它铸在鼎上加以公布②。"参辟"即三种法律。《晋书·刑法志》"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薄刑用鞭扑"，子产所制三种刑法，当是这三类③。齐国管仲相桓公，"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④。韦昭注说"业，犹创也"。是管仲采择前代的法典，加以改造，以适用于春秋时期的齐国政治。

2。春秋时期刑罚的种类春秋时期的刑罚种类，鲁国臧文仲说："五刑而已"。即"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⑤但对五刑的说法，《尚书·吕刑》载五刑的刑名是：墨、劓、剕、宫、大辟。

作为鞭扑的"薄刑"不在五刑之列。鞭扑被列为刑罚，是把非伤及肢体和生命的处罚包括在内，这些处罚有流放、赎金和鞭、扑。鞭扑虽要触及肌肤，但不留下永久的残疾。一般将墨、劓、刖（剕）、宫、大辟等五刑称为正刑，加流、赎、鞭、扑四种，合称为"九刑"，鲁国季文子所谓的"在九刑不忘"的"九刑"即指此九种刑罚⑥。春秋时对罪犯所使用的刑罚也离不开这些种类。

用甲兵征讨，韦昭注《国语》引贾侍中说"谓诸夏不式王命，以六师移之"。韦昭则说"臣有大逆，则被甲聚兵而诛之，若今陈军也"。

是天子讨伐诸侯，诸侯国君讨伐本国内的臣下，凡用军队的，都是这种刑罚的运用。春秋时期周天子实际上降为一诸侯国，各霸主实际上代行天子政，它们常打着"尊王"和"共奖王室"　的旗号，以征讨不服的中小国家，这在某些方面，类似这种刑罚。作为周天子，春秋时周桓王曾有过一次失败的经验。郑庄公本为周王室的卿士，执掌王室事务，他贪权专政，周平王想起用虢国君为卿士，以削弱庄公权力。此事未办成周平王就死去，继位的周桓王不顾庄公反对任用了虢公。郑庄公大为不④　《左传》成公十八年。

⑤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⑥　《左传》昭公七年。

①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②　《左传》昭公六年。

③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276　页。

④　《国语·齐语》。

⑤　《国语·鲁语上》。

⑥　《左传》文公十八年。

满，不但不朝见周王，还派兵侵夺周王土地，抢割农作物，周桓王于是派军队加以征讨。郑庄公却公然以军相抗，两军在繻葛一战，桓王的军队大败，桓王本人肩上也中了一箭①。这是春秋时周王唯一的一次对诸侯国施用甲兵的"大刑"，但没能达到目的。

作为春秋初年"小霸主"的郑庄公，却借王臣的名义，对宋国、郕国、许国加以征伐。庄公讨伐它们的口实是"不朝王"、"不会王命"，这种征伐虽"自诸侯出"，却有执行"王命"惩处的特色。

大辟的刑罚即砍头，是结束生命的一种极刑。这种刑罚除砍头外，还伴以其它相应的更为残酷的惩罚，如车裂，暴尸示众等。

车裂被称为"轘"。在齐襄公四年（公元前694年）"齐人杀子亹而轘高渠弥"。杜预注说："车裂曰轘"。车裂俗称"五马分尸"，即将人的头和四肢分别拴在五辆车上，同时驱赶各驾车的马向不同方向奔驰，撕裂肢体。陈国的夏征舒，楚国的观起也都受这种酷刑而死②。

杀后暴尸，是春秋时常对罪恶大的犯人用的惩处方式。《礼记·王制》说："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臧文仲说："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隐也。"晋昭公四年（公元前528年），晋国"施邢侯而尸雍子与叔鱼于市"，是将邢侯与雍子、叔鱼的尸首陈于市场示众。郑国公孙黑打算作乱，后被迫自杀，郑人"尸诸周市之衢，加木焉"①。加木即将罪行写于木板，放在尸上。齐国权臣崔抒死后多日，将他的棺材打开暴尸于市，齐国人还认识，说"这就是崔杼"②。

宫刑是肉刑。是死刑外的最重刑。《周礼·司刑》郑玄注说："宫者，丈夫则割其势，女子闭于宫中，若今官男女也。"《尚书·吕刑》孔传亦说："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楚灵王四年（公元前537年），楚灵王想将到楚国送女的权向施以宫刑，以作为楚国的"司宫"，即主内宫的官。春秋时各国都有在国君后宫服役的男子，这些男子都是受宫刑或被迫去势的人。晋献公时有寺人披，自称为"刑臣"③，即受宫刑的人。

刖刑是砍掉一只足。郑国厉公二年（公元前678年），郑厉公"杀公子阏，刖强鉏"。楚文王十五年，楚鬻拳"自刖"，楚王任他为"大阍"以守城门。晋文公五年，晋国在审断卫国君臣的诉讼案中，卫侯不胜，晋国"杀士荣，刖鍼庄子。"齐灵公八年（公元前574年），齐国"刖鲍牵"。齐国在景公时受刖刑的人特别多，以至市场上"踊贵屦贱"④，即鞋子没人买，假肢则价贵。受刖刑的人需要安假肢，故出现这种现象。劓刑即割掉鼻子。《易·睽》六三"其人天且劓"。天是墨刑，劓即割去鼻子。《左传》昭公十三年楚国观起到乾溪楚灵王的军队中宣言说："先归复所，后者劓。"楚军士兵害怕受劓刑，灵王的军队开到訾

①　《左传》桓公五年。

②　《左传》宣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二年。

①　《左传》昭公二年。

②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③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④　《左传》昭公三年。

梁（今河南信阳）就溃散了。

墨刑是在面上刻划而填以墨。上引《易·睽》卦中的"天"，即指受墨刑的人，后世称为"刺面"。甲骨文中有辛、妾、童等字，就是施用墨刑的工具和受这种刑的人①。西周、春秋时这种刑罚当也存在。劓刑和墨刑在肉刑中是最轻的，从战国云梦秦简中看，受这类刑的人多是下层百姓，所以在春秋的有关典籍中，记载甚少。

流放刑在春秋时常用，称为"放"或"逐"。卫惠公十二年（公元前688年），"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宁跪于齐"。晋灵公十三年（公元前608年）晋国"放胥甲父于卫"。齐景公四年（公元前544年），"齐公孙蠆公孙灶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郑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1年）"郑放游于吴"。楚灵王七年楚师灭陈，"执陈公子招，放之于越"。

蔡昭侯二十七年（公元前492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孙猎于吴"。《谷梁传》"放，犹屏也。"②屏，即屏弃之。

贵族官吏被"逐"的，屡见于记载。如晋悼公初即位，"逐不臣者七人。"③齐国"刖鲍牵而逐高无咎"④，鲁国"逐东门氏"⑤等，是将有罪者或敌手放逐出国。

赎刑是用财货抵罪的一种方式。《尚书·吕刑》中就规定有赎罪的纳币标准。管子在齐国为解决武器材料问题，也广泛采用赎刑，以增加金属和财货。管子制定的赎罪价码，"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军无所计而讼者，成以束矢"⑥。"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鉏夷锯欘，试诸　木土。"①金指铜，古时称铜为"金"。百支箭为束。这种以物代罚的受益者，当然是有相当财产的人家，而死罪也可用金钱赎买，这完全是为有钱有势的人家开的方便之门。法律的神圣性、严肃性就这样受到铜臭的污染，法就不成其为法了。鞭和扑两种惩罚对象不同，《尚书·尧典》"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鞭是对官吏的惩罚，扑是对学子的处罚。鞭字从革，用皮条制成。扑是用小的木条。郑玄说扑用"榎\楚"。楚即荆条。孔颖达疏《尧典》说"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属扑于教，其实官刑亦当用扑，盖重者鞭之，轻者挞之。"西周青铜器中，如《曶鼎》、《■匜》中都有鞭刑。春秋时鞭刑是沿西周旧制。齐襄公十二年，襄公鞭徒人费，"见血"。

可见鞭打不轻。鲁庄公三十二年，鲁国公子般鞭圉人荦。楚成王三十九年，子玉检阅军队，"鞭七人"。卫献公鞭乐师曹三百下。齐庄公"鞭侍人贾举"②。可见鞭刑是上司对下属小过的常用处罚。

春秋时在对罪人的处罚上，有一种连座法制，被连座的有两种人：一是亲人，一是邻里。

①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

②　《谷梁传》宣公元年。

③　《左传》成公十八年。

④　《左传》成公十七年。

⑤　《左传》宣公十八年。

⑥　《管子·中匡》。

①　《管子·小匡》。

②　《左传》襄公十四年、二十五年。

亲人包括父母、兄弟、妻子。《论语·颜渊》"樊迟问辨惑，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亲指父母、兄弟、妻子。晋景公四年，"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縠而杀之，尽灭其族。"晋平公六年，叔向的弟弟羊舌虎党于栾氏被杀，他的两位兄长伯华、叔向都被囚禁。叔向在祁奚的说情下，才免于难。叔向的儿子伯石出生时，因啼哭声奇怪，叔向的母亲说："其声，豺狼之声，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③晋顷公十二年，伯石与祁盈结党，晋杀祁盈与伯石，遂灭祁氏和羊舌氏。两族的土地田产全被没收，晋国在这两家土地上设10　个县，由中央派人治理。楚昭王元年（公元前515年），楚"子常杀费无极与鄢将师，尽灭其族"。皆是连座法使一族人尽遭殃的事例。

受连座的人不一定都被杀掉，《尚书·费誓》"汝则有无馀刑，非杀"。《疏》引郑玄说："无馀刑非杀者，谓尽奴其妻子，不遗其种类，在军使给廝役，反则入于罪隶舂橐，不杀之。"是妻为奴。晋国郤芮设计谋害刚上台的晋文公不成，被秦穆公诱杀于河上。其子郤缺到农村种田，自耕自食。后被胥臣推荐给晋悼公，在伐狄人的战斗中，郤缺立功，被提升为下卿。这样的事例也不少。可见族诛、灭族不一定全被杀死。

这与后世诛三族的用刑不全同。

邻里相保相受，比伍相及的原则，也已行于春秋。《周礼·族师》职说："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罪庆赏，相及相共。"《春秋繁露·王道》说"梁内役民无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为伍，一家亡五家杀刑。"《公羊解诂》也说"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梁国地在今陕西韩城县南，秦穆公十九年（公元前641年）被秦灭。管子在齐国实行"参国伍鄙"制时，使"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①"共祸灾"就是比伍相及，是战国时商鞅连坐法的先河。

3。从悬象魏到铸刑鼎--公布成文法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鲁国司铎火。"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杜预注说："《周礼》，正月悬教令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之，故谓其书为《象魏》。"

魏，又称作观、阙。天子诸侯宫门皆筑台，台上起屋，称为台门。台门两旁特起重屋高出于门屋之上，称为双阙（因为中间低，两旁高，故称为阙），又称为两观（因可以在上观望远处），犹如今之城楼。天子，诸侯将法典悬挂于上，故又称为"象魏"①。象即象刑，《尚书·尧典》"象以典刑"，早期所悬当是"画刑人之状，以怖　其民"，后来文字应用广泛，就变成悬法律条文②。

据《周礼》，《天官》有"治象"，《地官》有"教象"，《夏官》有"政象"，《秋官》有"刑象"。悬挂象在正月初一日，悬10　天即收藏起来。《周礼·天官·太宰》职文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悬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吉日"③　《国语·晋语八》。

①　吕思勉：《读史札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5　页。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17、1528　页。

②　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5　页。

即初一。"挟日"即十天。西周时各种典章是要公布的。只是公布的时间短，10　天就收起来。公布的地点只在天子王宫的门阙上。高悬于门阙上，也难于看清楚。且只王都悬象，能看的人十分有限。而在"邦国都鄙"，即王都以外的地区，只是"布"，即宣读了事。所以这时的法典，虽悬在象魏上10　天，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布。

进入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也仿照天子，将各种法典悬挂于象魏上，供国人观看。春秋前朝当也可能是"挟日而敛之"的习惯，不长期悬挂，庶民百姓，谁能记得住？所以审理案子，任凭官吏高　下随心。悬象的制度，大致在春秋中晚期以后就有了变化，不是"挟日而敛之"，而是长期悬挂。前举鲁国哀公三年司铎宫火灾，时间是在"五月辛卯"。辛卯是二十八日，即五月二十八日。到五月二十八日，鲁国的《象魏》还悬挂着，可见已是长年挂上不取下的。这是春秋晚期成文法公布的一种形式。

成文法公布的另一种形式是将法律条文铸在金属鼎上。郑简公三十年，郑国子产"铸刑书"，23年后晋国的"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杜预注郑国注刑书说："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由晋国铸刑鼎而知郑也是铸刑书于鼎上。

郑国、晋国铸刑书，都是把刑律文铸在鼎上，遭到叔向、孔子的强烈批评，认为是亡国的乱制。叔向批评子产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孔子批评晋赵鞅说："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鼎是陈放在宗庙中的祭器，民众随时可去看，它既不是高悬于象魏上，也不是"挟日而敛"，而是长期陈放于宗庙中。所以"民"可以去"征"。这样就使"法"可知，奴隶主的"刑"也就不可滥施。

成文法的公布，是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反映，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新兴地主阶级和广大民众，可利用公布的法律来保护自己并向奴隶主阶级斗争。成文法的公布也是我国法律制度的一大变革。

●　　六、战国七雄并立局势的形成战国时期的列国形势，是七个强大的国家并立而互相攻战。这七个大国，如秦、楚、燕是自西周以来就出现的古国，齐国则是名虽旧而实质上却发生了改朝换代的变化。魏、赵、韩三国乃是新生的国家。这七国政权，特别是齐国的改姓，晋国的三分，战国政局就确立了起来。

（一）从六卿到三家分晋春秋时期，晋国的卿族共有十一家，即狐氏、先氏、胥氏、郤氏、栾氏、范氏、中行氏、知氏、韩氏、赵氏、魏氏。晋国卿族与其他各国不同的是，国君之子不为卿，卿族多异姓。

十一族中，最先亡的是狐氏。晋襄公七年（公元前621年），晋国在夷地举行蒐礼。晋襄公本已任命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助。阳处父从温地回到国都后，认为应该让赵盾为中军元帅，于是又在董地演习军队，把狐射姑的中军元帅撤掉，换上赵盾。狐射姑怨恨阳处父，于是派续简伯杀死阳处父。晋国以无故杀大臣罪诛杀续简伯，狐射姑知自己在晋国孤立，就逃到狄人中去了。赵盾让人把狐射姑的家眷、财产送到边境。

这样狐氏一族就从晋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接着被灭的是先氏。先氏的先轸在晋文公时任中军元帅，至先縠时任中军佐。在晋、楚邲之战中（公元前597年），他违背主将令，擅自率军渡河与楚交战，致使晋军大败。次年又召赤狄侵晋，赤狄军队一直打到清（即清原，在今山西稷山县东南20　里）。晋人追究邲战失败的原由与清地赤狄内侵之争，归罪于先縠，"尽灭其族"，先氏于是灭亡。

晋厉公七年（公元前574年），晋厉公欲加强中央的权力，杀掉"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的三郤，郤氏被灭。在杀三郤的事件中，胥童为主谋。三郤被杀后，晋国贵族恐慌。栾书、中行偃于是囚禁了厉公，诛杀了胥童，胥氏一族被灭。

三郤被杀后，接着晋厉公也被栾书派人杀死，栾氏一族强横。晋平公六年（公元前551年），范宣子利用栾氏家族内乱之机，驱逐了栾盈。栾盈先逃到楚国，后又逃到齐国。在齐国的支持下，于晋平公八年又潜回封地曲沃，率领曲沃地方武装，进攻国都。旋即被打败，栾盈被杀，族被灭。到此，晋十一卿族，五族被灭，只剩下范、中行、知、及韩、赵、魏六卿。这时已到春秋中期，再过4年就是向戌发动的"弭兵之盟"了。

晋国六卿并存的政局，保持了半个多世纪。历史已进入春秋晚期，六卿都在扩大自己的地盘，巩固阵地，不同程度地在封地内进行封建性的经济改革。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所出竹简《孙子兵法·吴问篇》载，六卿都废弃了"步百为亩"的旧田制，扩大面积，征收实物税，以拉拢民众①，准备战胜其他强家。

六卿暂时的力量平衡，到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被打破。

晋定公十二年，晋赵鞅围攻卫国，卫国人惧怕，贡献给晋500　家人，赵

①　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鞅把他们安置在邯郸。邯郸是赵鞅从兄弟赵午的封邑。晋定公十五年，赵鞅要把卫国送来的500　家移到他的封地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去。赵午开始同意，回邯郸与族中长老商议时，都以为不妥。认为卫国支持邯郸，是由于有这500　家卫人之故，若迁到晋阳，卫国与邯郸的关系就不会那样紧密。他们打算先攻齐国，齐国攻邯郸，这样就可借口邯郸危险，将卫人移于晋阳，就不致使卫国与邯郸的关系断绝。赵鞅以不能立即实现迁卫贡500　家的计划而生气，将赵午召来并囚禁于晋阳，不久就将赵午杀死。赵午的儿子赵稷与家臣涉滨于是反叛了赵鞅。赵鞅乃派上军司马籍秦围攻邯郸。赵午是荀寅的外甥。荀寅与范吉射又是儿女亲家，他们声气相通，故不参加围攻邯郸，且攻击赵鞅。赵鞅逃回封地晋阳，晋国军队于是包围晋阳。

韩氏与范氏不和，魏氏也与范氏不睦，知氏想提拔亲信梁婴父为卿，欲驱逐荀寅以梁婴父取代。知氏于是向晋定公提出，赵、荀、范三家为乱，皆尽驱逐。这样知、韩、魏三家借着晋定公名义讨伐荀、范二家。

但却未取胜。荀、范二氏见晋君同知、韩、魏三家进攻自己，于是攻击晋定公。晋国的国人站在晋君一边，荀、范二氏失败，逃到朝歌（今河南淇县）。韩、魏二氏向晋君为赵氏说情，赵鞅又从晋阳回到国都。知氏逼杀了赵氏谋臣董安于，赵氏的地位方被恢复，赵鞅乃率军围攻朝歌。范氏、中行氏得到齐国、卫国、郑国等的支持，齐、卫多次谋伐晋援助范氏、中行氏。晋定公十九年，齐国送粮给范氏、中行氏，由郑国子姚、子般护送。赵鞅在戚邑的铁地与郑国送粮的军队相战，结果赵鞅大获全胜，"获齐粟千车"。次年，范氏、中行氏（荀氏）被迫逃到邯郸。晋定公二十一年，赵鞅伐邯郸，中行氏逃到鲜虞（中山）。次年，晋军围攻范氏、中行氏所在的柏人（今河北隆尧县隆尧镇），荀寅、士吉射最后逃到齐国①，范氏、中行氏于是灭亡。晋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8年），知氏与韩、赵、魏三家，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私自瓜分，而不给晋国公室。这也是晋国史上政局的一大变化。以前贵族被灭后，他们的土地收归国家，私家不得侵占。如晋平公十二年，晋灭祁氏、羊舌氏后，将他们两家的土地收归国家所有，晋国在两家土地上设立10　个县，由中央派县大夫治理。现在四卿公然瓜分被灭贵族的土地为私产，可见四卿已不把晋国君放在眼中了。

晋国君对四卿的这一举动十分恼怒，但自己又无力惩罚他们，于是向齐国和鲁国求援，想借这两国的军队讨伐四卿。四卿害怕，于是联合起来先对晋君出公发动攻击。晋出公逃往齐国，在半道上死去。知伯于是立晋昭公（公元前531-前526年在位）曾孙骄为国君，是为晋懿公。

四卿中，知氏势力大，执晋国政，欲削弱三家，独据晋国。他强行向三家索取土地，韩、魏两家力弱，畏惧知氏，只得各向他"献"一个"万家邑"。赵氏此时已是赵鞅的儿子赵襄子毋■为家族长。赵襄子在此前曾杀了他的姐夫代王而拥有代地，实力雄厚，拒不给知氏土地。知伯见赵氏不给土地，就联合韩、魏二家共同攻击赵氏，约定灭赵氏后三分赵氏地②。

①　《左传》哀公五年。

②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知、韩、魏三家围攻赵氏晋阳城，因晋阳城在赵氏多年的经营下，百姓亲附，粮草、兵器充足，三家围攻一年都未攻下。三家于是引晋水淹晋阳。晋阳城被水困，只有三版高的城墙出于水面。据说三家围晋阳前后3年，百姓架高床睡觉，把锅吊起做饭，城中断粮，"易子而食"。赵氏内部已发生动摇，赵襄子接受谋士张孟谈的建议，联合韩、魏二家，反攻知氏。

韩、魏两家从知氏伐赵，也是被迫的。在知氏用水灌晋阳城，赵氏危在旦夕时，知伯曾高兴地说：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灭人国。魏氏的封邑安邑在汾水旁，韩氏的封邑平阳在绛水旁，皆可用水攻。韩、魏二氏听了这话，理会到知氏的用心和自己的处境。当赵氏来联络反攻知氏时，立即达成协议。赵、魏、韩三家反而联合攻知氏，将知氏的首领知伯瑶活捉而杀死。韩、赵、魏三家灭掉知氏，三分其地①。这样，晋国就由四卿变而为三家。这一年是晋出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53年）。

三家灭知氏后，晋国君地盘已不多，只保有国都绛及曲沃两地，其余土地都归了三家。晋国君幽公畏惧三家，反而要去朝拜三家②。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原来的晋国实际已不存在。

韩、赵、魏三家升格为诸侯，战国时期七雄强国的局面就正式形成。

不过晋国公室还残喘了一段时间，到周显王元年（公元前368年），三家把晋君领有的一小块土地瓜分掉，晋国君静公降为普通平民，从西周初年唐叔虞受封的晋国，才最后从历史上消失掉。此时已进入战国中期了。

（二）田氏取代姜姓的齐国田氏是春秋时期陈国厉公（公元前706-前700年在位）的儿子陈完的后代。相传陈完出生时，周王的太史经过陈国，陈厉公请他为陈完占卜未来前程。周太史占卜后看了卦象说：这小子前程远大，不在陈国就会在异国取代国君。若在异国，那一定在姜姓的国家。任何事物都没有两个同时大的，当陈国衰落的时候，这小子的后代就会昌盛起来。

陈厉公是陈文公的小儿子，其母是蔡国女，与文公太子鲍异母。陈文公死、太子鲍立是为陈桓公。陈桓公在位38年（公元前744-前707年），在陈桓公生病时，蔡人杀死桓公及他的太子而立陈厉公。桓公的小儿子公子林怨恨厉公，与蔡人合谋杀死陈厉公，自立为国君，即陈庄公。陈庄公只活了7年就死去，陈庄公的庶弟杵臼立为陈宣公。陈宣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72年），杀太子御寇。陈完与御寇关系密切，害怕受牵连，就投奔到齐国。

陈完到齐国时，齐国君是桓公。桓公在管仲、鲍叔的帮助下，正雄心勃勃地争夺霸主，需用人才，齐桓公就打算任命陈完为卿。陈完推辞不就，齐桓公就任命他为工正，主管工匠事务。陈完到齐后"以字为田

①　《战国策·赵策一》。

②　《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

氏"①。所以陈氏又称为田氏。

陈完还在陈国的时候，陈大夫懿氏打算把女儿嫁给他，懿氏的妻子看了卦象后说："吉利。这就叫做"凤凰飞翔，相和的鸣叫声清脆嘹亮。妫氏的后代，将养育在齐姜。第五代就要昌盛，官位和正卿相当。第八代以后，无人能同他争强"。"②《左传》一书中好预言来事，且往往言中。因为《左传》成书于战国初年，事已经过，是作者故弄这一套玄虚来欺骗后人，以表示占卜的灵验。事已经过，当然能言中。不过，作者对陈完后代在齐国发展历史的概括，还是合乎史实的。

据《史记》，陈完在齐，生陈稺孟夷，稺孟夷生湣孟庄，湣孟庄生陈文子须无，须无生陈无宇。陈无宇在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送齐景公女入晋，与晋平公成婚。此时他已是上大夫爵了。上大夫虽不是卿，却是地位与卿相当，正所谓"五世其昌，并于正卿"的预言相符。

齐国的国君，在霸主桓公之后多是一些平庸之辈，只知享乐，搜刮民财，剥削量达三分之二。官府搜刮的财粮腐烂生虫，像"三老"这样的地方官却都遭冻饿之苦。民众不满，社会秩序混乱。齐国国君抛弃了百姓，陈氏却趁机收买人心。齐国旧时的量制是四级：豆、区（oū欧）、釜、钟。四升为豆，四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钟。陈氏家中的量器则增大，用五进制，钟虽仍是十釜，则钟就几乎比公家增大一倍。现将齐国公量制和陈氏私量制列表比较于下：量制单位豆区釜钟齐国公量4　升16　升64　升640　升陈氏家量5　升25　升125　升1250　升陈氏为收买人心，用家量借出，而以公家的量制收回，借贷者都大获好处①。

齐国君专利，晏子说，齐国的"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②。守之者，即不让百姓使用。百姓所需，要从市上购买，齐国官府则抬高价格，从中获丰利。陈氏却反其道而行，"山木入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①。木材运到市上，与在山上卖的价格同，不加运费；鱼、盐等海产在市上的卖价，与到海边去买相同。自然百姓就趋向陈氏。

不仅如此，百姓有困难，或遇天灾人祸，陈氏还"燠休之"，即送给丰厚的财物相慰问。齐国百姓对陈氏"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晏子见到陈氏争取民心的活动，很有成效，多次告诫齐国君景公。平庸的齐景公无力改变这种趋势，具有学者文人气质的晏婴，也只有空发几通议论，为姜齐空叹息而不能有所作为。

①　陈完后改为田氏，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陈完食采邑于田；一说陈、田古音相同。见《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的《集解》及《索隐》。

②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①　《左传》昭公三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年。

①　《左传》昭公三年。

齐国的栾施、高强是齐惠公（公元前608-前599年在位）之孙。此二人在齐国专政，他们听信妇人的话，在国中遭怨。这二家强于陈氏、鲍氏而忌恨陈、鲍两家。齐国人就利用他们的仇恨，来除掉栾、高二人。齐景公十六年（公元前532年）的夏天，有一人告诉陈无宇说："栾施、高强要来攻打陈、鲍两家。"这人也到鲍氏家去同样对鲍国讲了这样的话。陈无宇立即召集族军，发放甲胄兵器、准备作战。陈无宇先到鲍家，路上遇见高强醉酒驾车奔驰过去。到鲍国家，鲍国也已集合族军，准备应敌。派人去侦察栾、高两家情况。栾施、高强二人正准备喝酒，一点发难的迹象也没有。陈无宇说："传话的事虽不可信，但栾、高知道我们召集军队发放兵器，一定会驱逐我们。不如趁他们饮酒之机，先攻他们。"这时，陈、鲍两家正相友好，于是合军攻栾施、高强。栾施、高强因无准备，很快被打败，二人逃到鲁国。陈、鲍二室瓜分了栾、高两家财产。在晏子的劝说下，陈无宇把所得的全部交给国君。齐景公将莒地的一些邑赐给陈氏，陈氏推辞不受。齐景公的母亲穆孟姬请景公将高唐（今山东高唐县东35　里）赐给陈氏。陈氏由是更强大。

陈无宇又拉拢被栾氏、高氏赶出国的齐国诸公子。把他们从流亡的国外召回来，把原有的封邑还给他们。没有封地的，分给私邑土地。陈氏不仅私自送给他们礼物，还增加他们的俸禄，"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①。

陈无宇子田僖子乞又称田乞、陈乞。有宠于齐景公，他为了在诸侯中树立党羽，劝齐景公支持晋国的范氏、中行氏。齐国派田乞救范氏、中行氏，给他们送去大批粮食②。

齐景公是一位寿星老，他当国君就达58年（公元前547-前490年）。

他的太子比他先死去，景公有宠妾芮子（或称粥子）生子名荼。在景公临死前让国相国惠子与高昭子立荼为太子，将其他公子放到莱地居住。

景公死后国惠子、高昭子立荼为国君，是为齐晏孺子。齐景公子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逃往卫国，公子鉏、公子阳生逃到鲁国。陈氏与公子阳生相亲，打算杀死晏孺子立阳生。

陈乞假装对国惠子、高昭子亲近，每次上朝时，都作为车右武士与国、高同车，在车上挑拨群臣与国、高的关系，说众官将与国、高过不去，让他们有所准备，最好先下手除掉他们。待到朝堂上，国、高是卿，所站位置与其他人不同，陈乞对国、高说：这些大夫都似虎狼一样凶狠，见我在你们旁边，他们会见我与你们亲近而先杀我，我还是站在大夫的行列中去吧。到大夫行列后，又对大夫们说国、高已定下计策，要将大夫们都赶走。若不先下手，就来不及了。大夫们都相信了他的这些话。

陈乞将大夫们鼓动起后，就联合鲍氏及诸大夫攻击晏孺子的宫，国、高救晏孺子战败后，国氏逃到莒，高氏逃到鲁国。晏孺子孤立无人相助。

陈乞派人到鲁国召回公子阳生，先住在陈乞岳母家，后让阳生随同向晏孺子送饭食的人一同进入国君宫中，陈乞于是立阳生为国君。在与齐国大夫立誓结盟时，鲍牧（鲍氏族长）因酒醉神志不清就前往，为鲍牧主管车的鲍点问陈乞，这是谁的主张。陈乞说："是鲍牧的主张"。

①　《左传》昭公十年。

②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并对鲍牧说："是你的命令呐！"鲍牧酒也醒了一大半，就对陈乞说："你忘了先君为荼这孺子当牛骑，把牙齿都碰断了的事吗，怎么又背叛先君了呢？"齐景公宠爱芮子及所生的荼，景公为逗荼玩，自己当牛在地上爬，口中含一绳让荼牵着。年事已高的景公在与荼玩这种游戏时跌倒，把牙齿碰掉了。阳生向鲍牧行礼说：你是奉义行事的人。若我可以为国君，一定不会怨恨你的；若我不行，也不必杀我。合于道义就做，不合于道义就不做，敢有不听从你的？废和立都不要残杀，这是我的愿望。鲍牧听阳生这一席话，就说你们都是先君的儿子，谁当都行。于是结盟，立阳生为齐悼公。将晏孺子先迁到赖（今山东章丘县西），并诛杀荼的党羽。接着在送荼到骀（今山东临朐）的途中将他杀死①。"悼公立，田乞为相，专齐政。"②陈乞死后，其子陈常（又称田常，田成子）继父位。齐悼公四年（公元前485年）三月，齐悼公被陈常杀死，立悼公子壬为君，是为齐简公。陈常与简公亲信监止同为左右相。陈常对此不满，想排挤掉监止。齐简公四年，陈氏族军攻杀监止，简公出逃到舒州，被陈常追捕到，就地将他杀死。陈常立简公弟骜为君，是为齐平公。陈常为相，专断国政，实际上已夺取了姜齐的政权。

陈常杀死齐简公后，惧怕诸侯讨伐，于是就把齐国以前侵占卫国、鲁国的土地归还它们。又西与晋国的韩、赵、魏通好，南与吴、越国亲善。在国内整顿内政，奖赏有功及治绩优异的官员，施惠于百姓。同时诛杀鲍氏、晏氏、监止及强横的大族，齐国内外安定。陈常把齐国安平（今山东益都西北）以东至琅邪的大片地区，划为自己的封邑。陈氏的私邑于是超过齐平公的食邑。陈常又在国内大选美女，充作他的妻妾。

据说他死时有子70　余人。俨然是齐国国君的派头。

陈常的曾孙田和，为齐宣公相。齐宣公死后，田和立宣公子贷为齐康公。齐康公十四年（公元前391年），田和把齐康公迁到海上，以一城作为他的衣食地，主持对姜齐先祖的祭礼。齐康公十八年，田和与魏文侯在浊泽相会，请求魏文侯帮助他立为诸侯。魏文侯派人向周安王说情，周安王同意。齐康公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田氏取代姜姓齐国，在形式上也取得合法地位。齐康公在田和立为诸侯后，还存在了几年。直到公元前379年康公死去，奉邑入于田氏，姜齐最后退出历史舞台。

田氏在齐国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反复斗争，最终取代了姜姓的齐国。

这一斗争过程，从表面看好像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之争，实际上是新的封建势力向旧贵族势力的斗争。田氏的一些拉拢民众、收买人心的活动，在客观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在这场斗争中，田氏不但取代了姜姓国君，而且消灭了一大批旧贵族，把他们的土地收归国家所有。田常还提拔一批新人为国家官吏，他"上请爵禄而行之群臣。"①田常子田襄子又"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②对齐国旧的官吏进行了一次大改造。这些新任命的官吏，都是同田氏亦即田氏族长田常、襄子等个人发生主从关系。这种主从关系就与春秋时的贵族政治不同，从而形成了封

①　《左传》哀公六年。

②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①　《韩非子·二柄》。

②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建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所以，田氏代齐，不能仅视作内部争权斗争，而实质上是新兴封建势力在齐国夺取政权的历史演进。

（三）战国时期的列国形势战国时期政治史的进程是从分裂到统一。

战国继春秋之后，在中国大地上还是大小国家错杂林立。西周、春秋时期以来的一批古国，有的仍然活跃着，有的衰落，为生存而挣扎，而一些新的国家，在母国的躯体上建立起来。

战国时期的强国，当然是被称作"七雄"的齐、楚、燕、赵、韩、魏、秦，但战国前期的越、宋、中山等国，其地盘、国力都不弱，它们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相当一段时期。一些中小国家，如郑、鲁、卫、莒、邹、杞、滕、薛、任、郯、蔡等，以及四川的巴、蜀，北方的林胡、东胡，南方的百越等等，这些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后被七国所灭。七国最后又被其中的秦国并吞，中国大地重归统一。

就地理形势看，战国"七雄"的具体位置大致如下：齐国在东边。国都仍然是在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它东临大海，南以泰山与鲁、宋两国为邻，齐湣王十五年（公元前286年），齐灭宋并拥有其地。西有今河北省清河县地，与赵国为邻。北边与燕国为邻。

拥有今山东偏北的大部分地区和河北省的东南部。

楚国在南方。战国前期国都在郢（湖北江陵纪南城）。后受秦国逼迫，楚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攻破郢，楚走保陈，将都迁于陈（今河南淮阳）。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再迁都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仍称为郢。楚国最强时，西有巴、黔，西北有汉中地，与秦为邻。北有河南南部与韩、魏、宋、齐接界。向东本与越国为邻，楚怀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年）灭越，楚国地东就临东海。在战国中期，楚国的地域最大，拥有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全部地区及河南南部，四川及贵州东部，陕西汉中地区。势力所及，差不多遍于整个中国南部。

秦国在西边。战国前期国都仍在雍（今陕西凤翔县南）。秦灵公迁于泾阳（今陕西泾阳县西北），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迁于栎阳（今陕西富平县东南），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再东迁于咸阳（今陕西咸阳市）。秦国的国土以陕西中西部、甘肃东部为中心，以及四川、青海、宁夏等地。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逐渐兼并他国土地，最后灭六国统一中国。

燕国在北方，国都蓟（今北京市西南）。燕昭王时，为了南向齐国用兵，在今河北易县建立别都，称为"燕下都"。燕国的国土主要是今河北北部、山西东北部和辽宁等。它北与东胡、胡林、楼烦等少数部族为邻，西与赵国为邻，南与齐国接壤。

七雄中的韩、赵、魏是从原晋国分裂出的三个新国家。在战国初期，赵国在原晋国的北部、韩国在中部、魏国在南部。但随着兼并战争的发展，失地得地的变化，这一格局也在变化。

赵国的都城初在晋阳（今太原市西南）。赵襄子于公元前425年迁于中牟（今河南鹤壁市西），赵敬侯即位时，将国都迁于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东境在今河北东南与齐国为邻，南境在河南北部与魏国为邻，西隔黄河与秦国相接，东北同燕国以易水为界，北边与匈奴相邻。主要地域在今山西中部、北部、内蒙古南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

韩国初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韩武子九年（公元前416年）

长途迁徙，将国都迁到宜阳（今河南宜阳市西），韩景侯时迁于阳翟（今河南禹县），韩哀侯二年（公元前375年）灭郑，迁都于新郑（今河南新郑）。韩国的领土主要在今山西东南部、河南西部及中部，西边与秦、魏相接，南与楚为邻，东北与赵接壤。韩国在七国中，地域最小，力量也最弱。

魏国初都安邑（今山西夏县），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迁都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国家的重心于是东移。魏国在黄河西与秦国为邻，南与韩国相邻，北与赵国接壤。东部地区东北与齐相邻，东南与宋为邻，南与楚国相接。战国中期（公元前350年左右），魏国领土跨有山西西南部及河南北部、西部地区，呈一倒凹字形状。

战国时除大国"七雄"外，地位重要的一些国家，如越国，勾践灭吴后，曾迁都琅邪（今山东胶南县西南），公元前379年越国力量衰落，又迁回吴（今江苏吴县）。越国在战国初年领土北曾到山东胶南、日照、莒南等县，以及江苏沿海及东部地区，南拥有浙江大部，到公元前306年被楚国所灭。

在河南的东部，以商丘为国都的宋国，在战国时也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宋国东部、北部同齐相邻，西部同魏相邻，南部与楚相交，夹在三大国之间。土地不断被魏、楚、齐三国蚕食。公元前286年终被齐国灭亡。

中山国是春秋后期新兴起的一个国家。它是狄人中白狄的一支，属鲜虞种，诸侯亦称为鲜虞。中山一名最早见于《左传》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这年《春秋》经文称中山为"鲜虞"，而《左传》文却称"中山"，当是已建国改名为中山，而诸侯仍以旧名相称。中山国都初在顾（今河北定县），后迁灵寿。1974-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平山县三级公社发现中山国的王陵和都城的城墙，即是中山国都地。中山国的地域在山西东南部和河北西部的太行山地区，其中心地区在今河北高邑、石家庄、灵寿、定县、平山、完县等县市。它的南、西、北被赵国包围，东边与燕国接界。战国初期，在魏文侯十七年（公元前429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赵仓唐傅之"①。战国初年已亡于魏②。

魏国要越过赵国才能到达中山国地，所以魏国不能紧密控制它，等到魏国和周围国家战事紧张时，中山国又复国了。据推算，中山国大约在公元前380年左右复国③。复国后的中山国势力大增，曾是战国时五个"千乘之国"中的一个，魏国公孙衍发动的"五国相王"运动，中山也是其一。说明它的力量不小。

到战国时周王室的领土已变得很小了。只领有王都洛邑及附近的一小块地方。公元前367年，在韩、赵两国的参与下，又将它分为西周和

①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330　页。

③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4　页。

东周两个小国，力量就更弱了。但周王室在战国的政治上还起过一些作用，像韩、赵、魏和田齐，要列为诸侯，在形式上还需要周王的批准。

魏国的惠王也曾在逢泽（一名逢池、百尺陂。今开封市东南）会韩、宋、卫、鲁国君及秦公子，以朝见周天子，作着当霸主的美梦④。说明列国有需要时，还想起它来。

为便于明晰起见，现将战国时列国灭亡作一表，列于下，以供参考（以公元前481年为界，凡在此年后被灭国者，均列于表内）⑤：国　名灭于何年被何国灭国名灭于何年被何国灭陈前479年楚吴前473年越蔡前447年楚杞前445年楚莒前431年楚许前400年楚郑前375年韩越前306年楚滕前300年宋中山前296年赵宋前286年齐鲁前256年楚西周前256年秦东周前249年秦韩前230年秦魏前225年秦齐前221年秦卫前209年秦（四）战国时期政局的演进战国时代从公元前481年始，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历时261年。在这261年的历史演进中，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各国封建制度确立和巩固期时间从进入战国的年代到秦国商鞅变法的完成。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实行第二次变法，应是这一阶段的下限。

在这一阶段中的政治史上，主要有两件大事：一是韩、赵、魏瓜分晋国并被列为诸侯，以及齐国由田氏代替姜氏。这标志着在晋、齐两国的新兴封建势力夺得了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从而为封建经济及封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保护。另一件事是各国先后展开了改革活动，或称之为"变法"运动。这些变法运动，都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旧的政权和经济加以改造，以适应日益频繁的战争需要。

2。列国的相持时期这一时期从秦国商秧变法的完成到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五国军攻齐，大破齐国。

在这一时期，由于各大国封建改革的完成，从而得到巩固和发展，力量都强大起来。在七大国中，还没有一个国家处于绝对的优势并吞他国，于是处于一种相持的状况。在战争手段的同时，辅之以外交斗争，结成一些集团以对付另一些集团。这段时期，在政治史上有两件大事：一是各诸侯国公开把周天子抛开，自己称王，所谓"徐州相王"，"五国相王"，至秦齐称东、西帝，反映出它们已不再作为名义上的周朝诸④　《战国策·秦策四》、《秦策五》、《齐策五》。

⑤　此表参照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附《周代诸侯兴亡表》制成。

侯，而是要自己称王、坐天下、当天子。另一件事是"合纵"、"连横"的外交活动和抗秦战事。战国时期的互相攻战最激烈、频繁，也是在这一时期。

3。从齐国被燕国战败到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掉齐国，中国重归统一，是战国政治史的后期在第二阶段强大一时的魏国，被齐国在桂陵（今河南长垣县西）和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大败，元气大伤。东方的齐国崛起，所以秦国为拉拢齐国，建议两国皆称"帝"。在秦国人的眼中，东方只有齐能同它相抗。燕将乐毅破齐后，齐国一蹶不振，东方国家实际上没有能同秦抗衡的能力了。加之六国不能同心"合纵"，被秦国威胁利诱所慑，只顾自己一时的苟安，竟致被各个击破。这一时期，是秦国胜利进行统一战争的时期。秦王政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将东方六国扫除，最后完成统一功业。秦王政于是自称"皇帝"，并称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万世，传之无穷。"①以期传至万世不变。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大帝国，开创中国政治史的一个新时代。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七、战国前期各国的改革图强战国前期，刚刚取得政权的各国地主阶级政权，都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以完善封建统治政权，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著名的有李悝在魏文侯时的变法，公仲连在赵国的改革，吴起在楚国的变法，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齐威王任用邹忌的改革以及商鞅在秦国的两次变法等等。这些改革运动，在各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变法较彻底的一些国家，取得成果十分显著，像魏国，在李悝变法后，成为战国前期最强的一个国家。商鞅在秦国的两次变法，奠定了秦国统一中国的基础。

（一）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李悝的身世史无记载，他在魏国主持变法是被魏文侯任命为相的时期。在此之前，他曾做过魏国的上地郡守。上地郡为魏文侯设置，辖地为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延安一带。上地郡西与秦为邻，是魏国的边防要地，常与秦国发生军事冲突。为使上地郡军民提高射箭技术，他下令以射箭来决断诉讼案的曲直，"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下后，人们都争相练习射技，日夜不停。后与秦国人作战，由于魏军射技精良，因而大败秦军①。射技高低与是非的曲直是不能等同的，李悝用以决曲直的诉案，可能是一些久拖不决或无关紧要的一般讼案。在战国时与强秦接境的地区，军事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李悝用此法来鼓励人们习军事技术，并取得很好的效果，不能不是一个创造。大概因他在上地郡的政绩不错，魏文侯才任用他为相，支持他的改革。

李悝在魏文侯时，任相10年，主持变法，是战国法家的始祖。《汉书·艺文志》有《李子》32　篇，列为"法家"之首。班固自注说"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李悝的改革措施由于著作的不存，已不可全知，见于他书记载的只有关于经济和刑法两方面的措施。这些措施是：1。尽地力之教李悝向魏文侯提出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以巩固地主阶级政权。他指出，在一百里见方的范围内，有土地9　万顷，除山林川泽村落所占三分之一外，还有耕地6　万顷。如果农民"治田勤谨"，则每亩可多收3斗粟（小米），如不"勤谨"就会每亩减产粟3　斗。增收和减收都是18O万石②。因此他提出"治田勤谨"的三项具体措施：一是"必杂五种，以备灾害"③。就是说要同时播种粟、黍（黄米）、麦、大豆、麻五种作物，以防止某种作物因不敌天旱水涝的天灾而至全无收成的危险。多种作物也可间种、套种，还可充分利用地力。

二是勤奋耕作。他要求农民要"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①，耕地要深，除草要勤，收割要抢农时。

三是住宅旁种桑树、瓜果、蔬菜，以补充不足。李悝要求农民"还

①　《韩非子·内储说上》。

②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③　《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史记》，《通典·食货二》。

①　《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史记》，《通典·食货二》。

（环）庐树桑，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②即充分利用空闲地，以扩大副业收入。

李悝"尽地力之教"的三项措施，是适合魏国具体情况的。魏国的领土内，人口较稠密，地少人多，只有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充分利用空闲地，才能增加收入。封建社会的政权基础是农民，农民富裕了，国家政权才能巩固，国家的租税才有保障。

2。平籴法是李悝平抑粮价的一项措施，目的是使城里人和乡里农民都不受损害。他认为粮价若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民（城市居民）。因太贵太贱，都不利于统治，于是他实施"平籴法"。其做法是：把好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为上中下三等。丰收年按年成的丰收情况，国家收购多余的粮食。歉收年则按歉收的程度，国家拿出收购的粮食平价卖出。上等歉收年卖上等丰收年收购的粮食，中等歉收年卖出中等丰收年收购的粮食，下等歉收年卖下等丰收年收购的粮食。这样"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只有"民不散"，政权才能巩固，这就是"平籴法"的目的。

李悝的"平籴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③3。制定《法经》李悝在法律方面"撰次诸国法"，编成一部《法经》。这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封建地主阶级法典。

《法经》的内容有六篇，即《盗法》、《贼法》、《网（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李悝的《法经》以《盗法》、《贼法》为首，是他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是指窃取财货，"贼"是指对人身的侵犯，也包括犯上作乱。有财货怕被人窃取，当然是地主阶级为多。侵犯人身，甚至犯上作乱，是对社会秩序的扰乱。这都是统治阶级所大防的。由此两篇法律可以看出，李悝的《法经》是为地主阶级的利益，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为出发点的。《网法》即囚法，是为了囚捕盗贼而设的，即"盗贼需刻捕，故著《网》、《捕》二篇。"据《唐律疏议》说，《囚法》讲的"断狱"，即审断罪案的法律，《捕法》是有关"捕亡"，即追捕逃亡的法律。

《杂法》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是包括对"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七种违法行为的惩罚。"轻狡"是指对轻狂狡诈行为的处罚，"越城"是对不从城门进入而翻越城墙出入城。《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梁车为邺令，其姐前去看他，至邺天晚城门闭，"因逾郭而入，车遂别其足。"梁车姐"逾郭"即翻郭城墙而入，她的弟弟以为犯禁而被刑。"博戏"即是聚众赌博。假即豭，指公猪。"借假"指男子寄宿于女子家，或称为"妻有外夫"。"不廉"指贪财受贿。"淫侈"指荒淫奢侈的行为。"逾制"指器用超过了规定的封建等级制度。这些规定，是为维护封建秩序而设立的。

《具法》是"以其律具为加减"，即是根据犯罪情节和年龄情况，对判罪定刑加重或减轻的规定。

②　《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史记》，《通典·食货二·水利田》。

李悝的《法经》是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保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后来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以及汉代的法律，都受到它的极大影响，它为历代封建法典所宗。

李悝在魏文侯时任相主持全国大政10年，他的著作有32　篇，其变法措施当不止以上三项，惜书已亡佚，无由得知其详。他在魏国的改革，当是全面的，魏国在战国前期成为最强的国家，这与他在魏文侯支持下，所实施的变法改革是分不开的。

（二）吴起在楚国的改革吴起是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①，儒家曾子的学生。他虽学儒术，却"好用兵"，在鲁国作过将，率军进攻齐国，大败齐军。鲁国君打算任用他，但为谗言所伤，鲁君就解除了他的官职。

吴起听说魏文侯招贤纳士，于是投奔到魏国。魏文侯任用他为将，进攻秦国，一举夺得5　座城池。吴起用兵与士卒同吃同住，深得士兵的爱戴，打仗时都奋力向前。魏文侯因他善于用兵，廉洁公平，于是任命他为西河郡的郡守，以对抗秦国和韩国。西河郡在黄河以西，今陕西省东部临黄河地区。吴起在西河郡守任上，"甚有声名。"他曾对田文讲："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②《吴子·图国》篇中记其功说："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魏文侯死后，其子武侯即位，一次魏武侯与诸大夫乘船在黄河中游玩，看到河山险阻，以为江山由此会牢固，魏武侯的随从王错在一旁也随声附和。吴起针对魏武侯的骄傲情绪和王错的奉承说道：我们国君的话，是危亡的道路，你王错又相附和，就更加危险了。魏武侯不高兴，吴起就用历代兴亡在德不在地形险要相劝谏，要魏武侯注意修明政治，不能因有河山险要而高枕无忧。魏武侯听了高兴，称吴起的讲话是"圣人之言"①，但却得罪了王错。王错于是在魏武侯面前说吴起的坏话，魏武侯听信谗言，解除了吴起的西河郡守的职务。吴起挥泪惜别经营多年的西河郡，离开魏国投奔到楚国。

楚悼王"素闻起贤"。吴起到楚后，即任命他为"宛守"②。宛是南阳郡的治所，此地西北与秦国相接，也是一边防要地。

楚国在战国时期，吞灭国家多，地域在七国中最大。国力却不强，且中原诸侯国家都把它归于蛮族加以贱视，一有机会就对楚国加以挞伐。如楚悼王上台的第二年（公元前400年），"三晋来伐楚"。三年，被迫将榆关归还郑国。十一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秦国也与楚国发生战争，楚国失败，只得"厚赂秦，与之平"③。楚国国内人心也不安定，楚悼王的父亲声王就是被"盗杀"而死的。在楚悼王上台时，

①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②　《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

①　《战国策·魏策一》。

②　《说苑·指武篇》。

③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

国内矛盾尖锐，国外又连连失败，日子很不好过。吴起正是在楚国内外交困的时刻从魏国来到楚国的。

吴起到楚国大约在楚悼王十年（公元前392年）④。次年楚被三晋及秦打败，正是吴起在"宛守"的任上。楚国有此外辱，悼王才将素闻有贤名的吴起提拔为令尹，接受吴起的改革主张。

吴起在楚国改革的主要内容是：1。"明法审令"

《史记·吴起列传》说吴起"相楚，明法审令"。明法，就是制定法律并将它公诸于众，使官民皆明白知晓。"审令"是审核以往法令，不合用者去之，保留其适用的部分。这是吴起在楚国实施改革的总措施。但具体情况，因记载缺乏，不得而知。

2。"封君之子三世而收其爵禄"

封君是指贵族受封一定面积的土地，子孙世代相传享其爵受其禄。

这种世禄制度，不但阻塞人才晋升之路，而且他们根深势大，因而造成"上逼主而下虐民"的政局。他们占据大量肥沃的土地，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①。吴起看到楚国"封君太众"是使国家贫弱的症结，于是提出革除封君的世官世禄制，取消旧贵族在政治上的特权。

吴起为了打散旧贵族的势力，还实行"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的徙豪民政策。吴起对楚悼王说，楚国地多民少，现在楚国却是把人集中在地少人多的地区，这是"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这种现象应纠正。解决的办法是将贵族迁到边地人少地多的地区去，充实边地②。这既可以开发边地，又打散贵族势力。

3。限制大臣的权力吴起认为楚国的大臣权太重，是楚国国力弱的原因之一。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吴起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要求楚国官吏"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①都能公而忘私，一心为国家效力，就不致使大臣的权太重而左右国政。

二是"塞私门之请"②。吴起杜塞私门请托，使官场中不能用此手段结私党，不能形成一股与国家政权对抗的势力集团。

4。裁汰冗官，抚养"选练之士"

吴起在改革中实行"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③。"枝官"即是无用的官，只吃俸禄而无事可办的官吏。"选练之士"即是战斗力强的武士。《史记·吴起列传》说他"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上，要在强兵。"将精简机构省下的财物，供养军队，增强楚国的军事力量。

④　此说参见杨宽：《战国史》，第179　页注①。陈其猷：《韩非子集释》，第241 242　页注（19）说吴起入楚在悼王十六年，不如杨说义长。：《韩非子集释》，第

①　《韩非子·和氏》。

②　《吕氏春秋·贵卒》。

①　《战国策·秦策三》范睢语。

②　《战国策·秦策三》蔡泽语。

③　《韩非子·和氏》。

5。统一舆论，以保证改革的顺利实行《战国策·秦策三》记蔡泽语说吴起在楚国"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史记·吴起列传》也说，吴起"破驰说之言从（纵）横者。"战国时的纵横家，并不从事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起来的政治经济措施，而是一种策略上的同谁联合攻击谁的一种权宜之计。

它们与战国初年的改革家们的行为不同，且纵横家策略上的投机和飘移不定性，会动摇改革措施的实行，所以，吴起及其他改革家一样，都要禁止纵横家的活动，不准他们对改革说三道四，动摇国君和官民对改革的信心。吴起改革在楚国"行之期年"，即10年①。效果十分显著，楚／TITLE＞"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②《后汉书·南蛮传》载，"吴起相楚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洞庭即洞庭湖，在今湖南省。苍梧，即苍梧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史记·五帝本纪》"舜崩于苍梧"，即指此。宁远县在今湖南省南部的郴州地区，与广西、广东两省接近。从此楚国的领土南边就扩展到湖南与广东、广西间。在北方对三晋的战争也取得胜利。楚悼王十九年（公元前383年）赵国进攻卫国，卫国求救于魏。次年魏求卫攻赵，夺取赵河东地，赵于是向楚国求援。楚悼王二十一年，楚国救赵攻魏，"战于州西，出梁门，舍军林中，饮马于大河。"③一直打到黄河边上，报了楚悼王初年多次败于三晋的耻辱。这也是吴起在楚国实行改革后，在军事上的又一重大胜利。

就在对魏国战争取得胜利的这一年，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死了。

吴起在变法中，打击了旧贵族，被迁往边地的贵族"皆甚苦之"。楚悼王死后，他们借送葬的机会，都回到国都，准备惩治吴起。当吴起来到停放悼王尸体的堂上时，楚"宗室大臣"射杀吴起。吴起急忙伏在悼王尸体上，这样射向吴起的箭就射中了王尸。当时贵族的箭上都刻有本族的名号，当继位的楚肃王在埋葬悼王后，于是下令清查射杀吴起而射中王尸的人。按楚国的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④，由此而被灭族的达70　余家①。有的贵族便逃出楚国，而吴起也被车裂肢解其尸体②。

吴起被杀，他在楚国推行的改革也就夭折了。由于吴起改革推行的时间短，被打击的旧贵族，在吴起死后又很快恢复了元气，政权掌握在他们手中，所以终战国之世，楚国的政治一直很腐败。在军事上它北不竞于魏，东不竞于齐，西不竞于秦，最后终被秦国灭亡。秦国由于商鞅变法比较彻底，使秦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终致统一全国。相反，楚国由于改革的中折，国家则由强变弱，国土由大变小，终致亡国。可见改革的成败，对一个国家是有着生死存亡的重大干系的。

①　杨宽：《战国史》第179　页注①。

②　《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

③　《战国策·齐策五》。《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④　《吕氏春秋·贵卒》。

①　《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

②　《韩非子·和氏》、《难言》、《问田》。

（三）公仲连在赵国的改革在三家分晋的过程中，赵国是最强的，而在进行封建化的变革中，赵国也是较快的。但是在战国初期，赵国在对外战争中，却无什么作为。相反经过改革的魏国，国力却超过了赵国，竟致越过赵国灭亡了中山国。这对赵国君臣不能不有所启示。所以在赵烈侯时（公元前408年-前387年在位），在相国公仲连的推动下进行改革。

赵烈侯初年是一位喜好音乐而不过问政治的人，赵国有两位善于唱"郑歌"（一种轻柔的民歌）的，名枪和石。赵烈侯打算使这两人的社会地位显耀，于是就问相国公仲连：我有喜欢的人，可以让他尊贵吗？

公仲连回答说：你可以使他富，但不能使他尊贵。烈侯说：既是这样，我有两位善于演唱郑国歌曲的人名呌枪和石，我赏赐给他们土地，每人1万亩。公仲连答应下来。过了1　个月，赵烈侯从代地巡察回来，查问给唱歌的赏田兑现没有。公仲连回答说：正在物色合适的人去办，还没有物色到。过了一段时间，赵烈侯又追问这件事，公仲连本不打算给，就装病不上朝加以回避。

就在公仲连"称病不朝"的时候，有位叫番吾君的人从代地来到国都，对公仲连说：我们的国君其实是一位"好善"的人，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做。现在你当了四年的国相，向国君推荐过人才没有？公仲连回答说：没有。番吾君就向他推荐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公仲连把这三人推荐给赵烈侯。

牛畜等三人，就是当时学有所长的"士"。牛畜是学习儒家学说的，他劝说赵烈侯行"以仁义，约以王道。"荀欣和徐越是具有法家思想的人，荀欣向赵烈侯建议整顿官制，"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徐越建议"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整顿财政和考核官吏。赵烈侯听了这三人的建议，十分高兴，立即对公仲连说：停止赏赐给唱歌人的田地。于是任命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并赏赐给相国公仲连"衣二袭"①。

"师"是负责教化的官，"中尉"是负责指挥作战的长官。"内史"

是负责征收田租和考核官吏的长官。赵烈侯任用这三个人负责上述事务，推行他们的主张，对赵国在政治、经济上实施改革。

经过改革，赵国的国力增强。赵烈侯死，其子公子章继位，是为赵敬侯。赵敬侯二年（公元前385年），在灵丘（今山东高唐县南的南镇）打败齐国。三年，赵出军救援魏国，在廪丘（今山东郓城西北）又大败齐军。四年，修筑刚平（今河南清丰县西南），进攻卫国获胜。六年，借楚国兵进攻魏国，夺取魏国棘蒲邑（今河北魏县南）。八年，夺取魏国黄城（今河南内黄县西南）。九年，再次向齐国发起进攻，齐国进攻燕国，赵国又派兵相救。十年与中山国在房子邑（今河北高邑县西南）

相战。十一年又与中山国战于中人邑（今河北唐县西南）。在赵敬侯11年中，只在第五年败于齐、魏、卫三国联军①，可见赵国在公仲连改革后，国力的强盛程度。

①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①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四）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在三家分晋的瓜分中，韩国所得的土地较小，又处于山间贫瘠地区。

张仪说："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即麦，民之食大抵饭菽藿羹。一岁不收，民不餍糟糠。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②韩国的政局也很混乱，韩列侯三年（公元前397年），他的国相侠累因与严仲子政见不和，严仲子逃到齐国，收买刺客聂政将侠累刺杀③。到韩哀侯六年（公元前371年），国君哀侯又被韩严杀死④。由政局的动荡，致使政策法令前后矛盾。韩非子在《定法篇》中说："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

统治阶层内部矛盾尖锐，政策法令无定准，国力本不强的韩国，就更加弱了，在对外战争中连遭失败。如韩懿侯二年（公元前369年）在马陵（在今河南长葛东北）被魏军战败。九年在浍邑再次被魏国打败。

韩昭侯元年（公元前353年）被秦国在西山打败。二年，宋国占领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西），魏国又攻取朱邑①。在这内忧外患交加的形势下，韩昭侯的第八年任命法家申不害为相，实施改革。

申不害是原郑国京邑（今河南荥阳）人，是"故郑之贱臣"，因"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以为相。"②申不害在韩国相位上实行"内修政教"的改革措施③，主要有：1。明法察令申不害认为，国君治国的主要方法就是"明法察令"。他说："尧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变，使民安乐其法也。"④"智"是指以个人的政治素养、品德施政。"数"即是"法度"、"法律"。他曾说，人君"失之数而求之信，则疑矣。"⑤这里的"数"与上引文中的"数"所指是相同的，即是国家的法律。"信"与上文的"智"、"说"义同，是指凭个人的行为。

申不害认为君主只有用法才能使群臣的行为统一起来，只有用法的标准来衡量群臣的行为，才能使国家的义正。他把法比作称量物体的权衡，用来考察群臣的行为："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一群臣也。"⑥用"法"来治理国家，用"法"的标准来检验官吏的行为，国家才②　《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③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战国策·韩策二》。

④　《史记》卷四十五《韩世家》。

①　《史记》卷四十五《韩世家》。

②　《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③　《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④　《艺文类聚》五十四，《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

⑤　《韩非子·难三》。

⑥　《艺文类聚》五十四，《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

能够得到治理，官吏的行为才有一个正确的检验标准，封建统治秩序才能巩固。

2。实行法治申不害建议韩昭侯实行法治，而法治在用人上就要"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如果国家己建立了法度，却不遵守，在用人上只"听左右之请"，任用亲信，托人情，走门路，这样要推行法制就很困难了。

韩昭侯听从申不害的建议，他说："吾自今以来知行法矣，寡人奚听矣！"①申不害的建议，在韩昭侯时期是确实推行了的。《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一个故事说韩昭侯让人把他穿过的衣服收藏起来。侍奉他的人认为国君不行仁义，连穿过的衣服都不分赐给身边的人。韩昭侯却说，我一定要等待有功劳的人，才赏赐给他们。所以现在将它收藏起来，不随便赏给一般人。

申不害劝韩昭侯在用人上要"因能而授官"，不要听"左右之请"，即裙带关系。这一条韩昭侯也是认真做到的。一次，申不害向韩昭侯请求给他从兄一个官职，韩昭侯不许。申不害为此不高兴。韩昭侯对他说：你这种做法不符合我从你那里学来的道理。我是同意你的请求，从而抛弃你的主张呢？还是实行你的主张而拒绝你的请求呢？你曾经要我在用人上"循功劳，视次第"，现在你有所请求，这样我将听从你什么呢？

申不害自知做得不对，向韩昭侯"辟舍请罪"②。并称赞韩昭侯说："国君真是一个执法的人啊！"

3。不准官吏侵权申不害要求各官职责分明，做到"治不踰官。"①"治不踰官"的目的有二：一是专心做好本职工作；二是防止因干预他官事务，造成行政混乱。

"治不踰官"的主张，韩昭侯也是加以实行的。他对那些"踰官"

的行为，无论出于什么用意，都要加以责罚。古书上记载韩昭侯处罚侵官的两则故事：一次韩昭侯出去打猎，驾车的马缰绳长短不齐。韩昭侯在车上对驾车的人说，拉车的绳子不齐吧？赶车的人说：是的。到达打猎地，随从都同韩昭侯去射鸟，他的武士车右却将长的一根绳收结使两缰绳长短相齐。打猎结束，韩昭侯乘车而返，上车不久，见缰绳已齐，就问为何现在长短一致了。车右从后面回答说，是他把缰绳弄齐了。韩昭侯回到国都宫中，批评了负责准备车马的车令的失职和车右的侵官。

认为这是"擅为妄意之道，虽当，贤主不由"②。

还有一件事是韩昭侯酒醉后顺便躺在床上睡着了。负责国君帽子的"典冠"看见，担心他受凉，于是就给韩昭侯身上加一件衣服。韩昭侯醒来后很高兴，就问身边的人是谁给他加盖的衣服，回答说是"典冠"。韩昭侯于是惩罚"典衣"并将"典冠"杀死。因为"典衣"官失，"典

①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②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①　《韩非子·定法》。

②　《吕氏春秋·处方》。

冠"官越职侵权。韩昭侯"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③失职和越权都不准许，而对越权的处罚更严厉，以此整顿官场风纪，以防止造成"一妇擅夫"、"一臣专君"的破坏国家局势的形成①。

4。主张建立集权制的君权至上的国家，集权于国君一身他要求国君要"独视"、"独听"、"独断"，他说"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②他把国君比作人的身子，臣下比作手脚，又把国君比作车毂，臣下比作聚于车毂上的辐条，他说"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③，臣下要像辐条绕着毂转动一样，围着国君的意志行动。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君操其柄"，这个"柄"就是"生杀之柄"，即能够制臣民于生死境地的"独断"权力。国君具有这样"独断"的权力，就能达到"君若号，臣若响"的上下协调一致。

5。对官吏实行考核制申不害说："为人臣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

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④"契"就是权柄，"名"就是法度。此即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治国的法度。"责其名"就是考查众官的行为是否合于法度，此即所谓的"循名而责实"。

6。提倡用"术"驾御臣下申不害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一切权力集国君之手。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就是要讲究统治的"术"。这个统治"术"，申不害认为要靠机密手段，即"倚于愚"，"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①。就是说，做国君的要装傻，遇见什么事都装作无事一样，这样才能了解臣下的真实情况。他说："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②申不害的用意是要人君不暴露自己的想法、智慧和观察力，知道的要装作不知道，不知道的要装作知道，要搞得别人莫测你的高深。使臣下无从猜测到你的意图，无从讨好，无从隐藏自己的错误、缺点。

申不害的"术"是用来考验臣下、驾御臣下的一种统治手段，是"帝王南面"的统治术，是一种玩弄权术的阴谋。

申不害在韩昭侯时期任相达15年，他的改革取得一定的成就。司马迁说"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③当时人对韩昭侯、申不害的评价也颇高，《战国策》中载"昭■侯（即韩昭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贤士也"（《孔丛子》卷中《论势》"贤士"作"贤相"）④。后人或以为申不害只用"术"，没有把法放在首要③　《韩非子·二柄》。

①　《申子·大体》，《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引。

②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③　《申子·大体》，《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引。

④　《申子·大体》，《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引。

①　《申子·大体》，《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引。

②　《吕氏春秋·任数》。

③　《史记》卷四十五《韩世家》。

④　《战国策·韩策三》"谓郑王章"。

的地位，更有说申不害只是一位讲权术的"术家"，皆非确论。

（五）邹忌在齐国的改革邹忌在齐国的改革，是在齐威王时期（公元前356-前320年），与韩国申不害的改革和秦国商鞅变法大致同时。

进入战国时期，田氏代姜氏拥有齐国后，标志着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在齐国掌握政权。以田氏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不会是风浪平静的。政权内部在齐威王执政前后，一些官吏拉帮结伙，把本职权范围内的事搞得很糟，但又欺骗国君。像阿邑大夫所治的阿邑，"田野不辟，人民苦"，却用财货买通国君近臣，替他说好话，以骗得信任。而治绩卓著的即墨大夫，因不给国君近臣送礼，故"毁言日至"。如此是非颠倒，政权还能没有危险？

齐威王即位后，国内政治情况混乱，外敌也不断来侵。齐威王元年（公元前356年），韩、赵、魏三国因齐威王父桓公死，趁机进攻齐国的灵丘（今山东高唐县南南镇）。威王六年，鲁国侵入齐国的阳关邑（今山东费县西南阳关镇），三晋又攻齐，到达博陵（今山东茬平县西北）。七年，卫国攻齐，夺去薛陵邑（今山东阳谷东北）。九年，赵国攻齐，夺去甄邑（今山东甄城县北旧城镇）。像鲁国、卫国在战国时已是很弱小的国家了，都敢于进攻齐国，可见当时齐国虽为东方大国，但国力已十分衰弱了。

齐威王即位初年，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但他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委政于卿大夫"，因而更造成"国人不治"的政局。

齐国是东方文化荟萃之地，从齐威王的父亲田桓公开始，就在都城临淄的西边稷门设立稷下学宫，招徕各地不同学派的学者前来讨论学术，谈论政治，著书立说，称为"稷下先生"，也称为"博士"。稷下先生中有一位叫淳于髡的人，是一位曾受刑剃光头发的赘婿。他性情恢谐，知道齐威王"委政卿大夫"而寄情于酒色中的用意。淳于髡就用谐语去激发他，说："国中有一大鸟，棲息在大王的朝庭上，三年不飞也不叫，大王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鸟？"齐威王回答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齐威王于是振作起来，召见全国72县县令，当场表扬即墨大夫说：自从你到即墨任上，攻击你的言论天天传到国都。我派人去了解，你即墨却是田地垦辟，人民丰衣足食，官府办事认真迅速，没有拖延事情不办的现象，东方因此安宁。你屡遭攻讦，是因你不买通我身边人的缘故！于是封他一万家的邑作采地。威王又将阿邑大夫召到面前，谴责他买通王身边的侍从，对其加以吹捧。经调查，阿邑田地荒芜，百姓穷困，外敌来攻或不知，或不能相救。于是把阿邑大夫及其替阿邑大夫吹捧的人，一齐下油锅处死。齐国上下大为震动，于是"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①邹忌是战国前期的一位法家人物。他"以鼓琴见威王"，用弹琴的节奏来说明"治国家而弭（安定）人民"的道理，齐威王很赏识他，同齐威王相见只3　个月，就"受相印"。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滑稽列传》。

邹忌当上齐国国相后，接受淳于髡的建议，采取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革新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1。修法律而督奸吏邹忌接受相印后，淳于髡前去会见他，向他提出五点建议。其中一条是"大车不经过校正，就不能托载规定的重量；琴瑟不经过校正，就不能成就五音"。意即一个国家的政治，就像大车运转、琴瑟弹奏和弦一样，要有一定的制度约束，使百官协调一致。邹忌回答说："谨受令，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即颁布法律，督责不法官吏，不使为非。这样就树立起正气，打击官场中阿邑大夫之徒的歪风邪气。

2。举贤才邹忌很重视人才的推荐。齐威王也很重视人才，他把人才称为"国宝"。在齐威王二十四年，齐威王与魏惠王一起在齐国都郊外打猎。魏惠王问齐威王有宝物没有，威王回答说没有。魏惠王就夸耀说：像我们这样的小国，也还有"径寸之珠"十枚，可以"照车前后各十二乘"，为何作为万乘之国的齐国，却没有宝物？齐威王说：我们的"宝"与你的"宝"不相同。我的几位得力大臣，如防守南城的檀子、防守高唐的盼子、防守徐州的黔夫、在国中"备盗贼"，使"道不拾遗"的种首，都是我的"宝"，他们这些人才"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

在齐威王之世，人才很多，像将军田忌、军事家孙膑，都成为国家的重要大臣。这是齐威王重视人才，把他们当作"国宝"的结果，也是作为相国的邹忌，实行"谨择君子"，推荐人才的结果。

3。广开言路在邹忌的建议下，齐国在威王时，把倾听臣下意见作为一项法令，颁行全国。据《战国策·齐策一》记载，邹忌在家中穿上漂亮的衣服，梳洗打扮一番，然后问妻子：他与城北的徐公谁漂亮。妻子说，你多漂亮，徐公哪能比得上你。城北徐公是齐国最漂亮的美男子，邹忌不敢自信，又问他的妾。妾回答说，徐公哪能比得上你。次日，有一位客人来相谈，邹忌又向他询问自己与徐公谁漂亮，客人也说，徐公不如你漂亮。又一日，徐公到了邹忌家，邹忌仔细观察，自以为不如徐公漂亮。对着镜子自己比较，比徐公差得远。他就反复想，自己不比徐公漂亮，为何所问的人都夸他比徐公漂亮？后他找到其中的答案是：妻子说他漂亮是因为爱他，妾说他漂亮是因为怕他，客人说他漂亮是因为有求于他。于是邹忌上朝见到齐威王，就把这事向威王述说了一番，并说：现在齐国地方千里，城邑一百二十。宫中的左右近臣妻妾，没有不爱你的；朝廷的臣子没有不畏惧你的；四境之内，没有不有求于你的。这样看来，你受蒙蔽就更厉害了。齐威王听后说，"好！"于是下令全国：无论官民百姓，凡是有人能"面刺寡人之过"的，受上等赏赐；上书写信指出过失的，受中等赏赐；能在大庭广众中讥刺朝政过失而被我听到的，受下等赏赐。

据说，这一道命令下达后，众官进言规过的人，门庭若市。几个月以后，因为有失误都纠正了，只是间或有人进言规过。一年过后，国家治理得很好，想要找点过失进言，也找不到了。这当然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不能据以为史事。

邹忌在齐威王时的改革，使齐国由弱变强，"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①。

（六）商鞅在秦国的两次变法运动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是战国时期各国进行的社会改革中最彻底的一次，由此奠定了秦国对东方六国胜利的基础。但在商鞅前，秦国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这就是在秦简公、献公时进行的改革。

秦国在战国时期，是西方一大国。但是由于地处西部，直到春秋时期还与中原国家交往较少，社会中奴隶制残余保留较多。像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死时还用177人殉葬。进入战国时代以后，秦在各国变法图强的浪潮下，也开始实行了一些废除奴隶制的改革措施，如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初租禾"①。这一措施的重大意义，与东方齐国的"相地而衰征"、鲁国的"初税亩"、楚国的"量入修赋"的变革性质相同。是承认土地的私人占有合法化，用实物地租代替力役地租。这是一项带有封建因素的改革。

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宣布了"止从死"的法令②，从此在秦国废除了奴隶社会野蛮的人殉制度。秦献公十年，实行"为户籍相伍"的措施，打散了国野制的区分，把个体小农按五家为一伍的编制，编入国家的户籍，使所有的人都成了国家的"民"，即所称的"编户齐民"。编入国家的户籍，加强了封建国家对劳动人民的控制。"齐民"即所有的百姓，在法律面前都是地位平等的（即"齐"）。

同时，在春秋时期已开始实行的县制，秦献公继续推行，如把栎阳（今陕西临潼县北）、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蒲、善明氏等邑建为县，中央派专人治理，以加强控制和巩固边防。

经过秦简公、献公的改革，秦国已建立起封建政权，这为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秦孝公是献公的儿子，名渠梁。他继父为国君时，只有21　岁，正是年轻气盛。

秦孝公即位时，虽有其祖简公、父献公的改革，但秦国在诸侯国中，仍然受到歧视。秦孝公在求贤令中说："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为了完成"先君之意"，雪去耻辱，于是在他即位的当年就下令求贤，招选"有能出奇计强秦"的人才，愿与他"尊官"，并与他"分土"①。商鞅听到秦孝公下令求贤后，就来到了秦国。

商鞅本是卫国国君的远房宗族，称为公孙鞅。因是卫国人，又称为卫鞅。商鞅在秦国变法成功，被封在商於十五邑，而被称为商鞅、商君的。他从小就喜爱"刑名之学"，受到前期法家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曾在魏国国相公叔痤家当过家臣。公叔痤在临死前要求魏惠王任用商鞅为相，委以国政，不然就把他杀死，不要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没有听

①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本节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此文。

①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

②　《史记》卷五《秦本纪》。

①　《史记》卷五《秦本纪》。

从公叔痤的建议。商鞅在公叔痤死后，就西入秦国。

商鞅到秦国后，投到秦孝公亲信景监门下，并通过景监的门路，得以求见秦孝公。第一、二次见到秦孝公时，以帝业和王业的思想游说，都未被采纳。第三次以霸道说孝公，很投合心意，两人"数日语不厌"，于是任用商鞅实行变法。

正当秦孝公准备变法时，旧贵族的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

他们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对阻碍变法的言论给予坚决的反驳，他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汤和周武王是不遵循古法而取得天下，而夏桀、殷纣是由于循礼守旧制不变而灭亡。秦孝公听了双方的辩论，支持商鞅的变法主张，任命他为"左庶长"，主持变法②。

2。商鞅在秦国的第一次变法商鞅第一次变法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①，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1）颁布法津，制定连坐法商鞅把李悝制定的《法经》带到秦国，加以公布实行。并把"法"

改为"律"②，增加了连坐法，从而把秦献公时实行的什伍制变成相互监督纠发的连坐制。商鞅的法律规定什伍间要"相牧司连坐"，即一家有罪而九家相揭发。若不揭发，则十家连坐。

受到连坐的罪十分重。商鞅制定的法律规定：不揭发检举的"腰斩"，检举揭发的同斩敌人首级一样受到赏赐，窝藏有罪的人与投降敌人同罪。降敌罪的惩罚是本人斩首，全家罚为刑徒作苦役。

（2）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行按军功受赏的二十等爵制为鼓励秦人作战勇猛，商鞅规定国家的爵位按将士在战场上斩获敌人首级的多少来计算。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给爵一级。愿做官的，任以年俸50　石的官职。官爵的提升与斩首级数相称。爵位从一级到二十级，愈高享受的待遇、特权愈优厚。如升到第十级"五大夫"时，赏赐给300　户人家的税地。爵位在五大夫以上，除享有600　户人家的租税供他食用外，还有权收养宾客③。有爵位的人，犯了法，还可以减免，"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④贬是指降低爵位，"已"是取消爵位。

官职和待遇的获得一律取决于军功，使过去的旧贵族，虽是国君的宗室族人，没有军功也不能获得爵位。"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①，即不能靠出身就获得爵位，享受特权。这就严重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3）重农抑末，发展农业生产商鞅把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措施带到秦国，在社会生产中，特别重视农业生产领域。商鞅根据秦国地广人稀、荒地多的特点，把重点放②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①　商鞅在秦变法的时间，参见杨宽《战国史》第185　页注①的考证。

②　《唐律疏义》。

③　《商君书·境内》。

④　《商君书·境内》。

①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在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来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他在变法中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②。"本业"就是男耕女织的农桑业。"末利"是指制造和经营奢侈品的奇技■巧、刻镂纹绣的一类手工业和商业。商鞅并不一般地反对工商业，在《商君书》的《去强》和《弱民》篇中，都称"农、商、官"为"国之常官"。"常官"是指国家固有的正常职业分工。他所反对的是商业中的"虱官"，即贩卖华丽、好玩的物品，即被他称为"美"、"好"的这两种"虱官"，也就是"末利"。"末利"并不是指一般的商业和手工业。

商鞅为了发展农业生产，除制定"复其身"的奖励措施外，还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否则就要出加倍的赋税和劳役，以巩固和发展封建生产关系。把大家庭分割成小家庭，成为户头的成年男子就不能再在大家庭的掩护下，游手好闲。户主为了不被"举以为收孥"，就只有努力耕织。

商鞅发展秦国农业生产的另一个措施是招徕地少人多的"三晋"之民，来秦国垦荒，为此他制定"徕民"政策。他用法令规定：三晋（韩、赵、魏三国）民众来秦国定居，就有地有房，三代免除徭役，不用参加战争。垦荒的特别优待，10年不交纳赋税。"令故秦兵，新民给刍食"①，让秦国人当兵打仗，新来的人种田解决粮食问题，从而使秦国的兵源和粮食问题都得到解决。

农业是古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是人们衣食之源，立国之本。

商鞅在变法中，制定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法令和措施，使秦国的农业得到大发展，秦国也由此更加强盛起来。

商鞅初次在秦国变法，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国都中"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但是在秦孝公的有力支持下，新法得到推行。由于变法的成功，秦国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秦孝公十年，商鞅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相当于中原国家中的相兼将军的官职。3。商鞅在秦国的第二次变法秦孝公十二年，商鞅把秦国的国都从栎阳（今陕西临潼县东北武屯镇古城村南）迁到咸阳（今咸阳市东北），进行第二次变法，其内容主要有：（1）"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旧的井田制"阡陌"是指1000亩和100亩田头上田界。"封疆"是指田界上的封土堆。在商周时实行井田制，宽1　步（1　步周尺长6　尺，战国时1　尺合今23.1　厘米）长100　步为1亩。百亩的面积是长宽各100　步，为一家的授田数，所受的田要定期交换。商鞅"开阡陌封疆"的"开"字，有两层意思，一是破除旧时的田界，二是设立新的田界。杜佑说："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亩百给一夫。"①秦亩比周时扩大一倍多，故要重新设立"封疆"。商鞅变小亩为大亩，重新设立田界，而且此次授田就不再收回，而作为耕者长期固定使用。这样土地就打上私有的烙印，由此封②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①　《商君书·徕民》。

①　杜佑：《通典·州郡典·雍州风俗》。

建土地关系就在秦国确立起来。

（2）普遍推行县制商鞅"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②，还设有县尉③。县令是一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和治安。县一级的令、丞、尉直接由中央任免。我国县一级的地方政权，于是正式确立。

县级职官直接由中央任免，县级的行政权、兵权就集中于朝廷，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体制，就建立了起来。

（3）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权衡丈尺"

统一度量衡器的目的是便于征收赋税和给官吏发俸禄，同时也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这一措施是在秦孝公十八年进行的，这一年，商鞅向全国颁发了一升的标准量器，即传世的"商鞅铜方升"。此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根据器上铭文"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的记载，测得秦时一升的容积为202.15　立方厘米，秦一寸长为2.32　厘米，一尺合23.2　厘米④。

（4）按户征收丁口军赋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⑤。《史记·集解》说"制贡赋之法也。"

《索隐》引谯周说"初为军赋也。"赋是指军赋，按户及丁口征收。湖北云梦秦简中《法律答问》有"令出户赋"①，即按户出赋。这是一种"舍地而税人"的措施，目的是限制游食之民。虽不种地的游民，也要缴纳军赋。同时也有限制官宦之家豢养食客，防止它们造成国家的对抗力量。（5）革除落后的风俗，"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秦国居于我国西部，长期与戎狄后进部族杂居，故保留了不少的落后习俗。商鞅是卫国公族之后，认识到这些落后的习俗，对统一中原极为不利，于是按照中原的风俗，将落后的习俗，如全家人不分男女老幼同居一室等革掉。

（6）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说之士《韩非子·和氏》篇说，商鞅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是商鞅时秦已实行焚书，不自秦始皇帝始。商鞅主张法治，与儒家"法先王"的复古思想不相容，故将儒家的典籍加以禁止，采取焚烧的非常手段。

游说之士们以自己的主张动摇法治，故也被商鞅禁止。韩非子说他"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是禁止只凭一张嘴而获得禄位的行为。《商君书·壹言》篇说要"贱游学之人"，即要把人们的思想用封建的法制统一起来，以达到"国俗可化而民从制"的目的。

4。商鞅变法的成功及其被杀商鞅的两次变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推行新法达18年，取得巨大成功，使秦国由一个落后的、被东方各国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七雄中最强的国家。司马迁说，商鞅变法后，"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②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据《史记》卷六《秦本纪》载，为四十一县。③　《商君书·境内》。

④　《中国古代度量衡图录》，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4　页。

⑤　《史记》卷五《秦本纪》。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22　页。

侯毕贺。"②秦孝公因商鞅的变法有功于秦，乃"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①。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把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尽迁之于边城"，甚至连太子触犯新法也不宽饶，先黥了太子的老师公孙贾和付公子虔，后又将公子虔割去鼻子，由此引起秦孝公太子的不满。秦孝公二十四年死去，太子驷即位，是为秦惠文君。一批反对变法的旧贵族乘机攻击商鞅，诬陷他谋反。商鞅逃跑未成，遭车裂而死，并"遂灭商君之家"，妻子亦不得幸免。

商鞅虽被车裂而死，其改革的成果并未丧失。韩非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②秦昭王时，荀子到秦国后，对范睢说，秦"四世（指秦孝公、惠王、武王、昭王）有胜，非幸也，数也"③。这个"数"就是商鞅变法时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法制制度。

②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①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於、商为两地名。

②　《韩非子·定法》。

③　《荀子·疆国》。

八、魏、齐在战国前期的争霸战国前期的政局，仍是继春秋时期的争霸局势。周天子的旗帜还在被利用。像魏惠王就曾"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还是一心打算坐霸主的交椅。

战国初年虽然七雄并立，但其中秦受阻于三晋不能东进。南方的楚国地盘最大，却因改革不彻底而国力不强。北方的燕国刚开始发展，中山国不久又被魏国灭掉。三晋中只有魏国改革较彻底，国力强大。东方的齐国在齐威王实施改革后，也强大了起来。因此，在战国前期，魏、齐两国的争霸斗争，就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事件。

（一）魏文侯、武侯创霸业晋国在春秋时期是最强大的一个国家。但战国以后，晋国一分为三，当然三国的国力都不如前。三国如能联合起来，仍然是最强的一股势力。魏文侯、武侯正是奉行的这一政策，联合韩、赵，成为事实上的霸主。

《战国策·魏策一》"韩赵相难"篇记载，韩、赵两国互相为敌，韩国向魏国借兵攻赵，魏文侯说："寡人与赵兄弟，不敢从。"赵国也向魏国借兵攻韩国，魏文侯对赵国使者也说："寡人与韩兄弟，不敢从。"

两国都未能得到魏国的军事支持。事后两国都意识到这是魏文侯在调解他们间的矛盾，"皆朝魏"①，同魏国和好。

在战国初年的三晋中，魏国发展最快，国力最强。

魏国在三家分晋的过程中，得到今晋南原晋国的基本部分领土。国君魏文侯（公元前445-前396年在位），又广泛招揽人才，依靠新兴的"士"阶层进行统治。他尊崇当时的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一时间人才纷纷趋向魏国，如李悝、翟璜、翟角、吴起、西门豹、乐羊、屈侯鲋、赵苍唐等当时第一流的人才，都先后在魏国做事。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吴起为西河郡守，西门豹为邺令，都很有治绩。李悝在魏国的改革，前面已指出。而西门豹为邺令，凿十二渠，引漳水灌溉邺地，使魏国的河内郡成为富饶的粮仓②。魏文侯在当时率先在魏国进行一系列的封建化改革，重用士出身的一批人才，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使魏国富强起来，成为头等强国。

魏国西与秦国以黄河为界。秦国从春秋时期以来，无日不打算向东扩展势力。秦国向东进，第一个对手就是魏国。魏国初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距西方的秦国不远。所以魏国首先要制服秦国。魏文侯三十三年（公元前413年）在郑（今陕西华县）地打败秦国。次年，"令公子击攻秦，围繁庞（今陕西韩城），出其民。"③文侯三十六年"伐秦，筑临晋、元里"（临晋在今陕西大荔县东南、朝邑镇西南，元里在今陕西澄城县南）。次年，魏再次西攻秦，"筑■阳，合阳"④。■阳在今陕西

①　《战国策·魏策一》，《韩非子·说林下》。

②　《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

③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

④　《史记》卷十四《魏世家》。

大荔县西，合阳在今陕西合阳县西。是魏经过多年与秦的战争，攻占了秦的河西地，设置西河郡，派吴起为西河郡守，致使"秦兵不敢东向"①。秦国以此为莫大的耻辱，后来秦孝公在求贤令中对此还耿耿于怀，说："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②所称"三晋"，实只指魏国。

西部对秦的战事取得胜利后，又向北攻占中山国。魏文侯三十八年，命乐羊为将攻中山国，3年才攻下。魏派太子击镇守，赵苍唐为傅，协助太子击。中山与魏之间，有赵国相隔，魏伐中山，必须得到赵国的同意，才能借道往攻伐，可见赵、魏当时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攻中山的胜利，不但显示了魏国的军事力量，同时表示出了魏、赵的联合关系。

魏文侯时期，魏国对东方的齐国和南方的楚国也取得了胜利。魏文侯四十一年、四十二年间，以翟角为将，联合韩、赵攻击齐国。在龙泽（齐国地名，地望不详）打败齐军，攻破齐国的长城③。这场战争《■羌钟》铭文中记载说"廿有再祀"，"率征秦迮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廿有再祀"指周烈王二十二年，晋烈公十二年，即公元前404年，当魏文侯四十二年④。

在东边胜齐国后，三晋又向南攻击楚国。魏文侯四十六年，魏国率领韩、赵军伐楚，打到乘丘（楚地，在今山东巨野县西南）⑤。魏武侯三年（公元前393年），楚国伐韩国，夺取韩的负黍（今河南登封县西南）。五年，三晋伐楚，大败楚军于大梁（今河南开封）、榆关（《史记·索隐》称"当在大梁之西"）。其后，魏国又夺取楚国的鲁阳（今河南鲁山县）①。是魏国领土西已跨过黄河，南部占有鲁阳，直扣楚国申息地区的大门。东边占有大梁，发展到中原地区的中心地带，为以后政治中心的东移打下基础。

魏文侯、武侯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巨大胜利，已成为事实上的霸主，像东方的齐国，也还要依赖魏国的帮助，才成为合法的诸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田氏迁齐康公于海上后，田和与魏武侯在浊泽（在今河南禹县东北）相会，"求为诸侯"。魏武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公元前386年），田和立为齐侯。"可见周天子和诸侯皆听从魏国的意见。

（二）魏惠王"逢泽"会诸侯及朝天子魏惠王是魏武侯的太子，名■。魏武侯在位26年，于公元前370年死去，魏惠王即位时年已30　岁。魏惠王在其父死时，与其弟公仲绶争位。这时韩、赵两国在公孙颀的策划下，联合进攻魏国，在浊泽大败魏军，并将魏惠王围困在军中。但在如何处置魏国上，韩、赵两国发生了分歧：

①　《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

②　《史记》卷五《秦本纪》。

③　古本《竹书纪年》（《水经注·汶水》注引）。

④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5　页。⑤　《史记》卷四十《秦世家》。

①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

赵国要除掉惠王立公仲绶，让魏国割地给两国；韩国主张将魏国分为两个国家，不主张杀掉惠王。魏分为二，国力就大为削弱，不会再对韩、赵构成威胁。赵国不同意韩国的主张，韩国不高兴，就连夜带着军队撤出战场。结果惠王得以保住君位，魏国没有被分为两个小国。由这一件事可见，三晋的联合，以魏为盟主的关系已开始破裂。

浊泽之败并未损伤魏国的元气，次年（公元前368年）魏对韩、赵两国发起反攻，"败韩于马陵（今山东范县西），败赵于怀（今河南武陟西南）"①。魏国打败了韩、赵，保住了独立，但自此因三晋联盟破裂而陷于孤立的境地。

在三晋联盟破裂的前后，西方的秦国和东方的齐国强大起来，对魏国构成了威胁。秦国在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止从死"，七年"初行为市"，十年"为户籍相伍"等一系列改革后，国力增强。由此开始向魏国进攻。秦献公十九年在洛阴打败韩、魏军队。二十一年，与魏战于石门，大败魏军，"斩首六万，天子贺以■■"。二十三年与魏再战于少梁（今陕西韩城县南），魏将公孙痤被俘②。

东方的齐国虽靠了魏文侯的帮助列为诸侯，但齐国毕竟是一传统大国，不甘附庸于魏国。在魏惠王时期，就同魏发生军事冲突。惠王三年（公元前367年），"齐败我观（今河南清丰县西南）"③。魏惠王即位后，曾与齐国国君桓公午相约会盟，而"田侯牟背之"④。齐国在东方以大国的身份，拉拢、胁制周围的一些中小国家，结成自己的势力集团。

十四年陈侯午錞铭中说"佳十又四年，陈侯午台（以）群诸侯献金，作皇妣孝大妃祭器"⑤，陈侯午即田齐桓公午，十四年即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九年。这是齐国对淮泗间的小诸侯国，开始收取一些贡物，表明齐国对魏国的霸业发起了竞争⑥。

在秦、齐东西两方的进逼下，魏惠王采取了三项措施来应付时局：一是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二是重新与韩、赵和好结成联盟；三是施惠于国内人民。

三家分晋时，魏国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魏国的领土东已据有今河南北部、中部的河内、河南一带，且东部已成为魏国领土的主要部分。由于秦国人的不断进逼，加之东方齐国的兴起也向魏国的霸业挑战，所以在魏惠王六年四月，就把国都从安邑东迁到梁①，又称为大梁。魏惠王迁都大梁后，便于对东部广大地区的统治，同时也加强了对东方诸侯的控制，以抵消齐国在淮、泗诸侯中的影响。

在魏惠王时期，魏国是把齐国当作主要的对手的，于是采取团结赵、

①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

②　《史记》卷五《秦本纪》。

③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卷六《秦始皇本纪》。

④　《庄子·则阳》。

⑤　《三代吉金文存》卷七第四十二页上。

⑥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第235　页。

①　魏徙都说法有三：魏惠王六年、九年、三十一年，分别见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以六年说较合理，故采其说。

韩，缓和与秦国对立的策略。魏惠王五年，与韩懿侯在宅阳（今郑州市北）相会，九年与韩厘侯（即韩昭侯）会于巫沙（今河南荥阳县北），十三年与韩昭侯在巫沙结盟。为联络赵国，魏惠王九年把榆次（今山西榆次）和阳邑（今山西榆次县南太谷东阳邑村）两地送给赵国，赵国给魏国泫氏（今山西高平）以相交换。十四年与赵成侯相会于鄗（赵地，今河北柏乡县北）。魏惠王十六年与秦孝公在杜平（今陕西澄城县境）

相会，以调整同秦国的关系。二十年与赵君盟于漳水上，二十一年再次与秦孝公在彤地相会。魏惠王与韩、赵结盟，与秦孝公相会，恢复了三晋的暂时联盟关系，缓和了同秦国的矛盾，但是却没有同齐国国君相会结盟之事②，可见魏的这一系列活动是针对齐的。

在迁都后的当年，"梁惠王废逢忌之薮以赐民"③。"废"字又作"发"，"薮"即川泽地。逢忌又称作蓬忌、逢池、逢泽，地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泽薮在以往由国家控制，作为国库的一项收入，百姓不得染指。魏惠王废弃国家控制的逢忌泽，让百姓利用，以施惠于民。接着又兴修水利。《水经·济水注》引《竹书纪年》说，魏惠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为大沟而引甫水"。河指黄河，甫田是一泽名，在今河南中牟县西。是魏国把黄河水引到甫田泽，再开挖一条灌溉渠（大沟），引甫田中水灌溉农田。这样，使魏国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

由于魏惠王采取以上政策，魏国的威望逐渐提高。惠王十四年，鲁、宋、卫、韩四国国君都到大梁来朝见惠王。古本《竹书纪年》载："（魏惠王）十四年，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韩）厘侯来朝"，即指此事。这样魏惠王又恢复了魏文侯、武侯时的霸主地位，因此有逢泽会诸侯朝天子的举动。《战国策，秦策五》载："梁君伐楚胜齐，制韩、赵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此事又见于《秦策四》、《齐策五》）

魏惠王带领的十二诸侯，多是泗上小国，苏秦说魏惠王："大王所从十二诸侯，非宋、卫也，则邹、鲁、陈、蔡。"①鲍彪注《秦策》说十二诸侯中有"鲁、卫、曹、宋、郑、陈、许之君。"郑即韩，公元前375年韩灭郑国，后迁国都于郑都新郑，故韩也称为郑。逢泽之会，不仅12个中小国家，战国七雄中秦、赵、韩国都在其中。《史记·秦本纪》载"孝公二十年，秦使公于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史记·赵世家》"肃侯四年，朝天子。"四年当是六年之误，魏惠王率诸侯朝周天子在惠王二十七年（即公元前343年）②。魏惠王率领战国七雄中的四个大国及一些中小国会盟朝天子，使魏国的霸业到达顶峰。这也反映出，到战国初年，政治斗争的格局，还是照抄着春秋时期的争霸方式在进行着，企图利用周天子这块牌子来达到号令诸侯的政治目的。

（三）齐国的强大和"徐州相王"

②　以上引见古本《竹书纪年》及《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

③　古本《竹书纪年》。

①　《战国策·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章。

②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八三，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齐国在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时，任用邹忌为相，实施改革，使齐国"最强于诸侯"①。强大起来的齐国，不甘心受制于魏国，于是与魏国不断发生冲突。

三晋中的赵国，有时是迫不得已地跟随魏国。魏国在赵国的南边，魏国的强大阻止了赵国向中原发展。魏国越过赵国攻占中山国，赵国也想得到中山国土地，魏文侯借道攻中山时，赵国就有着自己的打算。《战国策·赵策一》载，魏文侯借道于赵攻中山国，赵国君不愿意。赵利劝赵君借道说："过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则魏必罢（疲），罢（疲）

则赵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赵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赵也。"魏国攻下中山后，果然不能直接治理，只得派子击驻守，使赵苍唐为中山相，名属魏，实为一独立国。赵国在赵敬侯时（公元前386-前375年在位），曾对中山发起进攻，先战于房子（今河北临城北〕，后又战于中人（今河北唐县西）②。当魏武侯死时，赵国又想拥立惠王兄弟公中绶，以图削弱魏国。可见赵国是极力反对魏国的霸业的。

齐国和赵国都对魏国的霸业不满，因此就出现齐、赵联合对付魏国的局面。赵成侯十八年（公元前357年），赵国派赵孟往齐国与齐联络，次年赵成侯与齐威王在平陸相会。魏国对齐、赵的接近首先是打算给赵以武力打击。魏惠王十七年（公元前354年），魏以大军围攻赵国邯郸，十八年攻下邯郸。在魏围邯郸时，赵向齐国求救。齐国想坐收渔人之利，迟迟不出兵。当魏攻下邯郸后，齐国才出兵相救。魏虽攻下邯郸，因长期的战争，兵民已疲困，因此齐军在桂陵（今河南长垣北）大败魏军。

但赵国都邯郸却仍然在魏人手中，赵国的危急还是未解除。魏惠王十九年，"诸侯之师围我襄陵（今河南雎县）"。围攻魏襄陵的国家有齐、楚、宋、卫等国。魏国和韩国联军"败诸侯之师于襄陵"①。可见魏国当时的力量也还是"最强于诸侯"的。

齐国对魏国的严重打击是在魏惠王二十八年马陵之战。魏惠王二十年为与赵国和解，把邯郸归还给赵国，赵成侯与魏惠王在漳水上相会，结盟和好，赵国于是参加了魏国发起的"逢泽之会"。

逢泽之会后，魏、赵又联合攻韩国，韩国就向齐国求救。齐国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攻魏救韩。魏惠王以太子申为将，庞涓为军师相救，两军在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相遇。庞涓轻敌中孙膑计而大败。庞涓战死，太子申被俘，魏十万大军被歼灭②。这次战争对魏国是一次十分沉重的打击，魏国的国力从此走下坡路。

马陵之战后，齐、秦、赵乘机从东、西、北三方向魏发动围攻。《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载："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二十九年指魏惠王二十九年。邯郸指赵国。魏军与秦商鞅的战争，是魏将公子卬轻信商鞅被骗，致使被俘①。在魏惠王的

①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②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①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八七《魏围邯郸考》。

②　《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

①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后元十二年（公元前323年）楚国也北上伐魏。楚将昭阳在襄陵打败魏军，夺去魏国的八个邑②。对这一系列的失败，魏惠王以为是他在位的奇耻大辱，后来孟子游学到魏国，魏惠王对他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③。

魏国受到一系列严重打击，国力大损。相反，齐国在齐威王时，任用邹忌为相，实施改革，国力强盛，已取代了魏国的政治地位。齐威王败魏于马陵后，也令诸侯，朝天子，作霸主。《战国策·赵策三》载："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齐国虽然国力强大，却不能使诸侯听从它的指挥去朝周天子。这一方面反映齐国的霸业已不及魏国的声势；同时也是时代变迁，"周贫且微"，世人皆知周天子已无利用价值。

齐、秦在东西方对魏国夹击，逼使魏惠王采纳相国惠施"折节事齐"

的建议，于是在魏惠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4年）前往徐州（今山东滕县南）朝见齐威王，并正式尊齐威王为王④。齐国也尊魏惠王为王，这就是战国政治史上著名的魏、齐"徐州相王"事件。

魏、齐徐州相王是中原诸侯国中第一次称王及互相承认为王。在此以前只有不尊从周朝礼制的楚、吴、越这些国家才自称为王。它们的自称为王，却不被中原诸侯承认。像吴王夫差在黄池会诸侯，与晋国争霸主，晋国提出吴不得以称王为条件，夫差也只得去掉王号而以"公"的名号签盟。且这些称王的国家，中原诸侯都把它们当蛮夷加以排斥。因此，虽然楚、吴、越这些国家在春秋时就开始称王，但它们对社会的影响不大。而齐、魏的称王却不同，它们都是接受周王加封的诸侯，直到战国时，这两国还在率诸侯朝周天子，作着在周天子的旗号下，当诸侯霸主的打算。齐、魏国君称王，就否定了周天子的独尊共主地位，周天子不但在实力上，而且在名号上从此也就与诸侯相一致了。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从春秋以来，建立在"挟天子以令诸侯"基础上的霸政，也就随之消失。所以齐、魏相王是战国时代政治史上一件惊人之举①。

②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

③　《孟子·梁惠王上》。

④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襄王元年，应为惠王后元元年，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九二。

①　魏、齐国君称王的具体时间，说者歧异。魏惠王的称王多主逢泽之会后。齐威王称王更在桂陵之战后，徐州相王只是互相承认。以情理推之，逢泽之会后魏惠王率十二诸候朝周天子于孟津，马陵之战后齐威王也有朝周天子的举动，他们都在承认周天子为王，而私下却又自称王，何以号令诸候？钱穆说"徐州一会，实当时诸候称王之初步，战国惊人一大事（《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九二）"。战国诸候正式打出王号，实应在徐州相王之时。

九、大国争雄与合纵、连横运动魏、齐徐州相王，标志着自春秋以来霸主政治的终结，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变成一种封建性的兼并战争。魏、齐称王后，中原各国都先后称王，成为名符其实的独立国家，它们或企图自保割据，或企图兼并他国，成为中国的主宰。为此，这一时期在外交上就出现了合纵、连横运动。政治的和军事的斗争交互使用，成为战国中期政治史上的特色。

（一）五国相王运动徐州相王以后，齐国对魏国停止了进攻，但西边的秦国却并不由此而停止攻魏。商鞅变法后，秦国国力大增，魏国则是阻挡它进一步向东发展的一道屏障，所以秦视魏为"腹心疾"①，因而不停地攻魏。

秦惠王五年（公元前333年），任用魏国人公孙衍为大良造。魏国为了与秦结好，把阴晋（今陕西华县东）献给秦，秦把它改名为宁秦。

次年，公孙衍在雕阴（今陕西甘泉县南）打败魏军，将军龙贾被俘，消灭魏军8　万。秦惠王九年，秦军渡过黄河，攻占了魏国的皮氏（今山西河津县西）、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焦（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曲沃（今山西闻喜县西）等地①。秦惠王十年以张仪为相，是年张仪同公子华攻占魏蒲阳（今山西■县）。接着张仪又劝说秦惠王将蒲阳与焦、曲沃归还给魏国，并让秦公子繇为"质"到魏国，以与魏修好。张仪与魏的和好措施，是放长线钓大鱼。不久张仪就往魏国劝说魏惠王对秦"不可以无礼"。于是"魏因入上郡、少梁，谢秦惠王"②。魏上郡辖15　县，地在今陕北洛川、延安一带。少梁即今陕西韩城县，为河西重镇。秦国夺得魏河西、上郡700　里地，并攻占河东魏国一些地区，这就使秦、魏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魏国所依凭的河山之险也大部丧失。

秦国对魏国战争的节节胜利，声威大增，于是秦惠王在魏、齐徐州相王后的第十年（公元前324年）改元称王③。

在齐、秦夹缝中的魏国，以自身的力量显然不能抗击秦国的进攻。

为了抵抗秦国（也为了防备齐国），魏国必须争取与国。魏惠王后元十年（公元前325年）五月，魏惠王在巫沙（韩地，在今河南荥阳北）尊韩君威侯为王，韩威侯于是更名为韩宣王。十月"郑（韩）宣王朝梁"④，韩王前往魏朝见惠王。同年，赵武灵王即位，魏惠王带着太子嗣，韩宣王也带着太子仓到赵国，在信宫朝见新王⑤，目的是结三晋之好。赵国原本与齐国相好，但是在赵肃侯二十三年（公元前327年）齐伐燕国，三晋联合救燕，赵将韩举与齐军战于桑丘，赵将战死，故魏、韩往朝武灵王，以破坏齐、赵的联合关系。

①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①　《史记》卷五《秦本记》。

②　《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③　《史记》卷五《秦本记》。

④　古本《竹书纪年》。

⑤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韩国的国力在七雄中是较弱的，魏国虽然拉拢了韩国，并未能在对抗齐、秦、楚的势力中使自己地位增强。在秦国作大良造的公孙衍，因秦惠王任用张仪为大良造，就回到魏国，惠王任为将，号为犀首。张仪为秦相后倡导连横策略，在秦惠王十二年（公元前323年）与齐、楚的大臣在齧桑（今江苏省沛县东南）相会，目的是联络齐、楚，以便向魏国进攻。公孙衍在这种形势下，建议魏王广结与国。魏惠王采纳这一建议，于是在魏惠王后元十二年约集韩、赵、燕、中山5　国称王，这就是战国中期的"五国相王"事件。5　国中，魏、韩已先称王，在这次集会中只是对赵、燕、中山3　国新尊为王，且5　国相互承认为王。

"五国相王"以前，楚早在春秋时已自己称王，齐、秦也先称王，因此，战国七大国到此时已全部称王。"五国相王"后5年（公元前318年），宋国也自称王。

"五国相王"是魏国的一大胜利，齐国担心魏国凭借这一联盟势力对本国不利，于是加以破坏。它借口中山国小，不承认有称王的资格，提出联合赵、魏废中山王号。赵、魏没有上齐人的当，仍支持中山称王。齐国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关闭同中山国往来的通道，并提出割平邑给燕、赵，让它们一同出兵攻中山。燕、赵也未听从齐国的计谋。齐国破坏"五国相王"结成的联盟终未得逞①。

中山国在当时是个中等国家，齐国反对中山称王的理由就是"我万乘之国也，中山千乘之国也，何侔名于我？"②其后称王的宋国，亦是个二等国家。像这样的二等国家都称了王，周天子在诸侯国中的影响已完全消失。

（二）公孙衍、张仪的合纵、连横合纵、连横运动是战国中期产生的一种外交策略。战国中期，诸侯都先后称了王，但这些称王的国家，除宋和中山两国外，都是万乘的大国，其国力与西周时的周王室相当。这些大国原本是西周王室的诸侯，有的甚至是诸侯国中的卿大夫（如三晋的韩、赵、魏）。它们发展成为"万乘"的大国，是在不断吞并周围小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小国的消失，大国间的斗争，已不是争夺对小国的领导权，而是关系到大国本身的存亡。较强大的国家力图削弱并逐步吞并较弱一些的国家，较弱一些的国家为自身的生存计，就互相联合起来抵抗强大的国家来侵。

抵抗一经失败，又纷纷转向强国以图自保，于是，"合众弱以攻一强"

的"合纵"策略及"事一强以攻众弱"的"连横"策略就应时而提出①，合纵、连横政策的实施，就取代了大国的争霸斗争②。

合纵、连横的名称出现较晚，但这一政策的实施始于魏国马陵战败之后。马陵之战魏军大败，实力已不敌齐国。魏惠王为避免遭齐、秦夹

①　《战国策·中山策》。

②　《战国策·中山策》。

①　《韩非子·五蠹》。

②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第253-254　页。

击的危险，于是接受相国惠施"以魏合于齐、楚以案兵"的策略③，于是有徐州相王之举。

魏国与齐国的关系由徐州相王而得到缓和，但秦国在西边却连续向魏国发起进攻，西边的西河、上郡相继落入秦国之手。魏国感到只靠本国的力量是不能抗拒秦国进攻的，于是有公孙衍发动的"五国相王"之举，企图联合三晋与燕、中山国，来抵御大国的进攻。就在"五国相王"的当年（公元前323年），楚国就向魏国发起进攻，楚将昭阳在襄陵打败魏军，夺去8　个邑①。"五国相王"可称为公孙衍的一次"合纵"运动，但仍敌不过楚国，因此魏惠王对"合纵"政策动摇，接受了张仪"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的政策，任命张仪为相。主张联合齐、楚以抗秦的惠施被摘相印，到了楚国，后又到宋国。惠施的去魏相，是张仪"连横"政策的胜利。

魏惠王相张仪，是想利用秦国的力量对抗齐、楚的压力。张仪却是"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②，是要魏国投靠秦国。魏惠王当然不能就范，秦惠王于是生气，出兵攻打魏国的曲沃（今山西闻喜）、平周（今山西介休西，或说今山西灵石境）。这样，张仪的"连横"政策又受到挫折。

公孙衍是张仪的政敌，张仪在魏国推销"连横"政策，公孙衍就出来加以阻拦，要赶走张仪。于是派人到韩国去把张仪合秦、魏是"魏攻南阳，秦攻三川"，魏王重用张仪，是"欲得韩地"的目的告诉了韩国大臣公叔。公孙衍称，如果韩重用他公孙衍，秦、魏的交易就可以被阻止，并且可以达到"魏必图秦而弃仪，收韩而相衍"的目的。公叔认为此计很好，"因委之犀首以为功"③，把国事委于公孙衍。

秦国咄咄逼人的东进政策，令东方各国生畏，纷纷支持公孙衍的"合纵"。齐国于是"以事属犀首，犀首受齐事"，燕、赵两国"亦以事属犀首"，接着楚国也"以事因犀首"。魏惠王见4　国属公孙衍以事，"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事，复相魏。"①此即所谓犀首"佩五国相印，合纵连横"②的一次"合纵"运动。

公孙衍在魏惠王后元十六年代替张仪为魏相国，乃于次年合东方六国攻秦，推楚怀王为纵长。联军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③这次参加的国家有魏、赵、韩、燕、齐、楚④。由于联军组织不严密，故被秦军击败。次年，秦派庶长樗里疾在修鱼（今河南原阳县西），把参加联军的韩、赵、魏3　国军队打得大败，斩杀8　万人，这次"合纵"攻秦的战争就失败了。

③　《战国策·魏策-》。

①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

②　《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③　《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附犀首传。

①　《战国策·魏策一》。

②　《吕氏春秋·开春》高诱注。

③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

④　参加这次联军的据《史记》的《秦本纪》、《楚世家》皆有齐国，《六国年表》无齐参战、故一般认为只有五国，实应有齐参加，应为六国。

公孙衍为了牵制秦国的兵力，还联合少数民族义渠同秦对抗。在秦军与三晋军队交战时，义渠军发兵向秦进攻，在李帛打败秦军⑤。

这次六国"合纵"攻秦，虽以失败告终，它的声势却是十分显赫的。

时人景春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⑥说明他们发动的合纵、连横运动，对当时政局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张仪、公孙衍是战国时期合纵、连横运动的倡导者。自此以后，由于兼并战争的激烈，各大国间纷纷拉拢与国以对付敌国，这种合纵、连横的外交斗争及军事结盟就不断出现，我们在后面还要进一步进行分析。

（三）秦并巴、蜀和制服韩、魏秦国击败东方六国的"合纵"联军，并在修鱼大败三晋军队后，东方联合对付秦国的势力失败，且齐国还乘秦在修鱼与三晋交战之机，偷袭赵、魏两国后方，在观泽打败两国军队。秦国见东方的威胁解除，于是就向南方扩张领土，把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巴、蜀。

1。秦灭巴、蜀巴、蜀地在秦国西南，是地处今四川境内的两个小国。巴国又称巴子国，都城在今重庆市北，地域领有今四川东部及南部一带，北到剑阁，西沿嘉陵江流域的阆中、南充与蜀交界，东到万县、云阳、巫山与楚交界。蜀国在今四川中部的岷江、沱江、涪江流域地区，东与巴国为邻，北到今甘肃的文县境与秦为界，西达今四川邛崃一带。蜀国在周武王伐纣时，曾参加联军，可见它的历史很长。巴蜀地区自古号称"天府"，气候温暖，物产丰富。

巴、蜀两国地界相接，但关系不好，互相仇视，"世战争"①。蜀王分封弟葭萌于汉中，号为苴侯。葭萌的都城在今四川广元县的昭化（解放前的昭化县），封地从广元到汉中②。苴侯与巴国通好，蜀王对此生气，于是出兵讨伐苴侯。苴侯逃到巴国，并向秦国求救。秦惠王正打算开辟疆土，巴国来求救，便打算伐蜀，得到大将司马错的支持。这时韩国又向秦国进攻，从魏国回来的张仪，就主张先伐韩国。他认为伐韩可以下兵三川，耀兵中原，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而一举成就王业，在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司马错则从扩大领土、增强国力出发，主张先伐蜀国，并认为蜀是"戎翟之长"，现在国内又有"桀纣之乱"，出兵讨伐名正言顺。蜀是小国，又易取胜，"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国广、民富则兵强，如此则王业随之到来。若伐韩则会遭到齐、楚、赵、魏诸国的干预，刧周天子会背恶名，故不如伐蜀有利①。

司马错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考虑伐韩与伐蜀的利弊，秦惠王采纳⑤　《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附犀首传。

⑥　《孟子·滕文公下》。

①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②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50　页。

①　《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了司马错的意见，于惠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率兵伐蜀。伐蜀的秦军从石牛道进军，蜀王率军到葭萌相拒。

蜀军大败，蜀王逃到武阳（今四川彭山东北），后被秦军所杀。蜀王的国相及傅保护着太子退走逢乡（今四川彭县），后来死在白鹿山（今四川彭县东北60　里）②。

秦军灭掉蜀国后，就顺便将苴和巴两个国家灭掉。今日四川境内经济富庶的地方，在当时就全归了秦国。

2。秦对巴、蜀的治理秦灭巴蜀后，因"戎伯尚强"③，当地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还有相当的号召力，于是采用羁縻政策。在巴国地设巴郡，同时改封巴统治者为"君长"，让他们"世尚秦女"，与秦保持通婚关系④。蜀王虽被杀，初时却仍保留蜀为属国，只是贬王号为侯。《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称"定蜀，贬蜀王号为侯，而使陈壮相蜀。"在灭蜀的当年，秦惠王封蜀公子通为蜀侯，命张若为蜀守。蜀侯和蜀守是两种性质的行政建制：侯是封国，守是郡守。蜀侯的体制是为羁縻蜀地原统治者而设的变通措施。第一任蜀侯通以及其后的蜀侯煇、煇子绾，都是原来蜀王的子或弟而非秦王的子弟①。"蜀侯"的设置直到秦昭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85年），秦"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②此时才废弃"蜀侯"的封号，全行郡县制。秦灭蜀后，蜀侯的地位一直保留了32年之久。

秦国在取得巴蜀后，大力发展经济，修筑栈道，迁徙秦民万家入蜀。

兴修水利，如著名的都江堰就是战国时秦国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的。张若为郡守时，修筑成都城，"周回十二里"。建立居民住宅区，设立市场，广开贸易，"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设市官管理。

蜀地以丝织、冶铁、煮盐闻名于世，秦在蜀设盐、铁官主其事③，又设锦官掌丝绸织造。所以秦灭巴、蜀后，"益强，富厚"④。

巴、蜀地处长江上游，东界与楚国相接，在对楚国的战争中，秦占有了优越的战略地势。后来张仪威胁楚怀王说，秦国西有巴蜀，用大船载粮，舫船载兵，一舫50人带3月粮。起于汶山，浮江而下，一日行300余里，不到10　天秦国大军轻易就到达扞关（今四川奉节东）。扞关失守，黔中（今湖南常德市）、巫郡（治所在今四川巫山县北）就"非王之有"了⑤。秦昭王二十七年，秦派司马错率10　万之众，用大船1　万艘，载米600　万斛，从长江顺流而下，攻取楚商於之地，就是利用这一有利地势。3。秦对义渠的战争秦在灭巴、蜀的同时，还积极向义渠发起攻击，以解除腹背的威胁。

义渠是西戎的一支，游牧于今甘肃东部庆阳一带，向东有时到达晋、陕②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③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④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巴郡南郡蛮》。

①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5-326　页。

②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③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④　《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⑤　《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北境。它与秦国常发生冲击，如秦惠王三年（公元前335年），在洛水流域打败秦师。惠王后元七年在公孙衍的鼓动下，趁六国"合纵"联军攻秦函谷关时，义渠军又在李帛打败秦军。所以秦国只要能腾出手来，就对义渠加以反击。秦惠王五年，义渠内部有乱，秦派庶长操带兵平定，后义渠向秦称臣。秦惠王后元五年再伐义渠，攻取郁致（今甘肃庆阳东）。秦灭巴、蜀后的第三年，大举向义渠进攻，占领了徒径（今山西境）25城①。这样，秦国不但在西北扩大了领土，还解除了后顾之忧。

4。秦国制服韩、魏秦国在灭了巴、蜀，打败了义渠后，接着就挥戈向东，朝函谷关以外发展。此时东方大国齐正忙于燕国的事务。因此，秦国就发动对三晋的进攻。秦惠王后元十一年，秦出兵攻占魏国曲沃和焦两地。"走犀首岸门。"次年，秦迫使魏国立被秦国选中的公子政为太子，魏襄王与秦惠王在临晋相会，接受了秦国的要求②。于是魏国向秦屈服。

接着向韩国进攻，韩宣王十六年（公元前317年），秦国曾在修鱼打败韩军，俘虏韩将■及申差，韩国元气大伤，无力同秦对抗。韩国相国公仲见"合纵"之势瓦解，建议通过张仪向秦讲和，韩愿送秦一名都，整顿军队与秦同南向伐楚。楚王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恐惧，急召陈轸谋划对策。陈轸建议楚兴师救韩，以动摇韩倒向秦的决心，同时可以激怒秦加紧向韩进攻。楚怀王采纳这一意见，大肆喧染救韩的声势。"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韩果然不再向秦求和。秦因韩的动摇，就加紧进攻，楚国却并不相救。在韩宣王十九年，秦军在岸门（今河南许昌县西北）大败韩军，韩国只得把太子仓送到秦国作人质，与秦讲和①。赵武灵王十三年（公元前313年）秦又向赵国进攻，攻下蔺地（今山西离石县西），大败赵军，俘虏赵将赵庄②。赵国虽没有正式屈服于秦，却对秦国的军威有几分惧怕。

秦国在制服了韩、魏，打败了赵国后，韩、魏加入秦国阵营，这又是秦国用武力实现的一次"连横"。秦国下一步就是向楚国开刀了。

（四）楚国的一再受挫楚国进入战国时，是领土最大的一个国家，直到战国中期，它与齐、秦三国，是处在国力相当的大国。但是，楚国由于进入封建社会时改革不彻底，旧贵族势力强，国内政治上用人不当，致使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1。从六百里到六里的骗局在公孙衍发动的六国"合纵"攻秦战争中，齐、楚两国都参加了，因此齐、楚两国是同盟的国家。所以秦国不敢贸然向楚国发动进攻，秦要攻楚，必须设法拆散齐、楚的联盟，于是张仪就到楚国进行活动。

张仪是秦国的相，楚国自不敢轻慢，楚怀王听说张仪要来，于是"虚

①　参见《史记》卷五《秦本纪》，卷七十《张仪列传》，《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②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

①　《史记》卷四十五《韩世家》。

②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上舍而自馆之"。张仪到达楚国后对楚怀王说，我们的国王最憎恨的是齐国，最尊敬的是你大王，我张仪也是这样。大王你若能够闭关绝齐，秦愿以商於之地方六百相赠，还把秦妇嫁给你为妾。这样秦、楚就是兄弟之国，以后永远不再打仗了。楚怀王很高兴，群臣都向怀王祝贺，只有陈轸不高兴。怀王很生气，质问陈轸。陈轸向怀王指出，我看商於之地得不到，却会使齐、秦联合起来。这样，楚国的灾难就来了。怀王问他这是为什么？陈轸进一步阐明说，秦国之所以重视楚国，是因为有齐楚联合的关系，今闭关绝齐，则楚国孤立。秦国岂能再重视你这孤立的国家而给你商於之地六百里？张仪回到秦国后，一定会食言，这样楚国北绝齐交，西生患于秦，两国之兵必定来相攻。现在不如暗中与齐相好而表面上绝交，同时派人跟随张仪入秦。若给了土地再同齐断交不晚，若不给土地，就与齐国联合对付秦国。

楚怀王被张仪的花言巧语蒙蔽，只是贪图秦国的六百里土地，对陈轸的正确建议根本听不进，并以相印授给张仪，又送了很丰厚的财礼。

同时关闭同齐国的交通，断绝关系，然后派一位将军随同张仪往秦国接受土地。

果然，张仪回到秦国后就变卦。他假装从车上摔下来受伤，3　个月不出面。楚怀王听到此事，认为这是张仪以为他同齐国断交的态度不够坚决，于是派人去辱骂齐王。齐王大怒，与楚断交而卑辞与秦国结好。秦国破坏齐、楚联盟目的达到，张仪就出来接见楚国使臣，他对楚国使臣说，我有奉邑六里，愿献给你们大王。楚国使臣说，我受命于王，是接受商於之地六百里，没有听见说是六里。

楚国使臣回报怀王，怀王知上当而大怒，要立即出兵进攻秦国。陈轸向怀王建议，不如割一块地送给秦国，与秦国一道进攻齐国。这样，我虽失地于秦，可以从齐国夺取土地得到补偿，国家也还是可以保存住的。怀王不听，在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以屈匄为将，起兵攻秦。秦将魏章率军与屈匄战于丹阳（今河南丹水之北），楚军大败，秦斩杀楚军达8　万人，主将屈匄及裨将逢侯丑等70　多人被俘，这次战争秦国夺取了楚国的汉中地。

汉中失守后，楚怀王更气恼，决心倾全国军力，孤注一掷，要与秦国决一死战，于是派兵再次进攻秦国。楚军北上深入秦地到达蓝田（今陕西蓝田县），秦军在蓝田阻击楚军。两军大战，结果楚军又大败，楚只得再割两座城同秦讲和。在秦、楚大战蓝田时，秦的盟国韩、魏趁机派军攻楚后方，两国军队一直打到邓（今河南邓县）。

秦国得了汉中，又想取得楚黔中地，不久就派使者对楚国说，愿用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南）外的地区相交换。楚怀王憎恨张仪，说不愿换地，愿得张仪头而献黔中地给秦。

张仪听说，欣然愿往。楚怀王得张仪后准备将他杀死，张仪通过楚怀王的宠臣大夫靳尚，向怀王夫人郑袖说情。靳尚对郑袖说：秦王甚爱张仪，打算用上庸（今湖北房县、均县等地）地区的6　个县和美女换回张仪。楚王爱土地必尊重秦国，秦女必然得到宠幸而夫人你就会被疏远了，你惟有劝王将张仪放掉。郑袖怕失宠，就日夜哭哭啼啼劝怀王放走张仪同秦国和好。楚怀王果然听了郑袖的话，放出张仪，并"厚礼之如故"。

张仪被放后，又用威胁利诱的口气劝楚怀王与秦和好，于是两国太子互相入质于对方，与秦结婚姻之好。楚怀王放掉张仪，又将黔中地给秦，然后两国结好。屈原认为不可，怀王不听，终于放走张仪，以企求两国从此"长为昆弟之国，终身无相攻伐"的美好前程。

秦国得到了汉中地方，面积达600　平方里。汉中地处汉水上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楚国曾在这里设郡。归秦后，秦也设汉中郡。这样，秦国本土就与巴、蜀连成一片，从此排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的威胁。秦国由此变得更加强盛起来。

2。楚怀王客死秦国楚怀王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在中原齐、秦两大国的斗争中，首鼠两端，所以遭到齐、秦两国的攻击。楚怀王二十年，齐宣王写信劝楚背秦与齐和好，当时秦国已是秦武王的第二年，张仪已死，怀王于是听从令尹昭睢的建议背秦亲齐。怀王二十四年，秦昭王即位。秦昭王的母亲是楚人，力主与楚和好，秦以厚礼送给楚王，怀王又背离齐国与秦和好，并到秦国迎女，从而结成婚姻之好。怀王二十五年，楚怀王与秦昭王相会于黄棘（今河南新野县东北），秦国退还侵占的上庸地给楚。

楚、秦联合对齐构成威胁，于是齐国就联合韩、魏进攻楚国。韩、魏本与秦"连横"对付齐、楚，但秦国在同韩、魏和好的同时，照样对它们进攻，如秦武王三年（公元前308年）出兵攻占了韩国时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斩杀韩卒6　万。秦昭王四年攻取韩国武遂（今山西垣曲县东南）。秦昭王元年攻魏皮氏（今山西河津县西），未被攻下。

秦昭王四年，秦攻占魏国的蒲坂（今山西永济县东南蒲州镇）、晋阳（今山西芮城县西）、封陵（今山西芮城县西南）三地。于是韩、魏两国投向齐国。

大致在齐宣王十年（公元前310年）以前，齐国的田文继其父田婴袭了薛的封号，号称为孟尝君或薛公，并当上国相，掌握齐国大权。韩、魏的倒向齐国，除秦国的进逼外，还与孟尝君的合纵策略有关。孟尝君在韩、魏投向齐国后，就发动向秦国的盟国楚国进攻。齐宣王十九年，齐、魏、韩三国联军进攻楚国方城，在垂沙大败楚军，杀死楚将唐蔑（或作唐昧），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叶（今河南叶县）以北的土地全部丧失，被韩、魏两国分得。宛地是一个富庶的地方，是楚国北进中原的门户和长期经营的重要战略重地，它的丧失就堵死了楚国北进的道咯。

楚不敌三国的进攻，于是把太子横送到齐国作人质，向齐国屈服。

楚国向齐屈服是秦国最担心的，秦国于是在楚怀王二十九年出兵攻楚，斩杀楚军2　万，楚将景缺被杀。次年，秦再攻楚，占领八城。同时秦昭王给楚怀王去信，约怀王在武关相会，以结两国友好。怀王接到信后感到难办，想前去相会，怕再被欺骗；不去，又怕秦国发怒，遭到更严重的打击。令尹昭睢主张不去，认为秦国不可信，它有兼并诸侯的野心，我们只要增加兵力防守就是了。怀王的儿子子兰却极力劝他前往，认为不应断绝了秦人的欢心，楚怀王于是决定前往。

秦昭王根本没有到武关，只派一将军在武关埋伏，假称秦王。楚怀王一进武关，秦军遮闭关门，把怀王劫持到咸阳，在章台朝见秦昭王，不以国君礼接待他，而把他当作一蕃臣。怀王大怒，失悔未听昭睢的话。秦国把怀王软禁起来，要挟他割让巫、黔中郡给秦，以结两国之好。楚怀王也准备同意与秦结盟，秦昭王却坚持要先割地后结盟。怀王十分生气地说，秦国欺骗我又强迫要我给他土地，就坚决不给，秦国就把他关在秦不让回国。

楚怀王被囚在秦，国内大臣于是从齐国接回太子横立为王，就是楚顷襄王，并通知秦国，楚国内已有新国王了。

楚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秦昭王见怀王不给他土地，楚国内又立了新王，就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杀楚军5　万人，夺取析（今河南浙川）地15　座城而去。次年，怀王从秦逃走，被秦国发现，堵塞通往楚的道路。怀王恐惧，从他道逃到赵国。赵惠王年幼即位，他的父亲赵武灵王在代地未归，惠王不敢让怀王进国。怀王打算逃到魏国，被秦人追上，又把他劫持到秦国。楚怀王受这样折磨，到秦就病倒，顷襄王三年他就死在秦国。当秦国把怀王的尸体送回楚国时，楚国人人都感到悲痛，秦、楚关系也就彻底破裂了。

3。白起攻占郢都，楚国迁都陈楚襄王六年，秦国以白起为将攻韩伊阙（又名龙门，在今河南洛阳市南），斩杀韩军24　万。秦昭王并写信给楚王，要率领诸侯与楚"争一旦之命"。楚襄王只得同秦讲和，并从秦国娶秦女为妇。以后的十四年、十五年襄王都与秦昭王相会，表示服于秦。楚襄王十八年，楚国有一位善用弱弓射雁的人，楚王听说后觉得稀奇，就召来询问。此人却是一位主张合纵的纵横家，他用楚国过去的光荣历史和今天的耻辱激励楚王。

楚襄王也有向秦报仇之志，经他这一激，于是派使臣往诸侯国，进行合纵伐秦的活动。秦国听到这一消息，当然是不满的，于是决心给楚国更大的打击。楚襄王十九年，秦起兵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水以北土地给秦讲和。二十年，秦将白起攻占楚鄢（今湖北宜城东南）、西陵（今湖北宜昌县西北）。二十一年，白起攻占楚国都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焚烧了楚王的坟墓夷陵（今湖北宜昌县西南）。楚军溃不成军，于是退到陈（今河南淮阳），将陈作为都城，仍称作郢。襄王二十一年，秦攻占楚国巫、黔中郡。

楚王迁都到陈后，聚集楚东地的武装，仅得10　余万人，向西虽然夺回了被秦占去的江旁15　个邑设郡①，但已不能同秦抗衡。

经过秦国一连串的打击后，楚国一蹶不振，直到最后被秦灭亡。

（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赵国在"三晋"中国土不小，但国力一直不强，它一心想得到的中山国土地，却被魏国越境攻灭。到战国中期，赵武灵王实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才使赵国强盛起来，成为东方六国中继魏、齐后最强的国家。赵武灵王的这一改革，还促进了我国古代军制上由车战到骑兵步卒为主的转变。

1。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赵国在地理位置上，东北同东胡相接，北边与匈奴为邻，西北与林胡、楼烦为界。这些部落都是以游牧为生，长于骑马射箭，他们常以骑

①　以上参见《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卷七十《张仪列传》。

兵进犯赵国边境。胸有大志使赵国强盛的武灵王，对胡人骑兵的优越性，认识真切。他认为以骑射改装军队是强兵的道路，就对将军楼缓说：我国处在强敌包围之中，怎么办？"吾欲胡服"。实行胡服，便于骑射。

胡服就是采用胡人的服装，即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这同中原华夏族人的宽衣博带长袖大不相同。赵武灵王的胡服改制很彻底，他不仅要使军队将士改穿，还要全国上下臣民都改穿，所以这一改变穿着的革新触及的层面就很广。

赵武灵王预知反对者必强、阻力大。于是先找大臣肥义和将军楼缓商议。肥义和楼缓都十分赞同。武灵王乃下定决心，下令全国实行胡服。他自己首先穿了起来，又派专人去告诉他的叔父公子成，请他穿胡服。

使臣回报公子成持不赞成的态度，武灵王便亲自去说服公子成，这样公子成也穿胡服上朝。

贵族赵文、赵造、周袑、赵俊等劝阻不要实行胡服。赵武灵王反驳他们说："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并指出，"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对于衣服，他说"衣服之制，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赵武灵王得到大臣们的支持，反驳了一些贵族的责难，特别是像公子成这样很有影响的贵族，也穿上胡服，于是胡服就在赵国上下推行开来。

后来赵国攻下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后，把它改作"骑邑"，以训练骑兵。有位叫牛赞的又出来反对，说"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武灵王驳斥他说："古今异利，远近易用"。"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今子以官府之籍，乱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赞忙下拜说"臣敢不听令乎！"

由于实行胡服，赵国建立起以骑兵为主体的一支军队，它在战争中的作用即刻显示出威力来。就在行胡服的次年，赵国就向觊觎已久的中山国发动进攻，一直打到宁葭（今河北获鹿县北）。又西攻胡地，到达榆中（今内蒙古河套东北岸地区），"辟地千里"①，林胡王向赵贡献良马以求和。赵武灵王让代地的相赵固专主管所夺取的胡地，向内地提供骑兵。

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05年），分三路大军进攻中山国，夺取了中山国的丹丘、华阳、鸱之塞、鄗、石邑、封龙、东垣等地。中山王献4　邑请和，赵军才停止攻击。赵武灵王决心要灭掉中山，于二十三年、二十六年相继再攻中山，到赵惠王三年（公元前296年），终于最后灭掉中山，把中山王迁到肤施（今陕西绥德县东南）。

赵国在加紧进攻中山的同时，还向北方的匈奴出击，"攘地北至燕、代"。向西边林胡、楼烦用兵，到达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

在赵武灵王二十七年时，他把王位传给王子何，是为赵惠王，自号主父。他打算让儿子治国，自己腾出手来，身穿胡服，率领将士专事征讨西北的胡地。并且打算从云中，九原出发，向南攻击秦国。他还装扮成赵国的使臣到秦国去见秦昭王。秦昭王未发现，只觉得这位使臣气度

①　参见《战国策·赵策二》，《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非凡，不像一般人臣。于是派人追赶，而主父已逃出边关。经查问知是主父，秦昭王大为惊讶。赵主父亲自入秦，是要观察秦国地形，以及秦昭王的为人，以便作出对策。可见赵武灵王是打算直接同强秦对抗的。

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国，成为当时除秦国、齐国外，国力最强的国家。

2。赵武灵王饿死沙丘宫英武一时的赵武灵王，由于传国于王子何而引起争位斗争，致使他被饿死在沙丘异宫中，为天下所惋惜。

武灵王本娶韩女为夫人，生子名章，已立为太子成为法定的继承人。

在武灵王十六年时，又以吴娃为夫人，十分宠幸。吴娃所生的儿子就是王子何。赵武灵王因宠幸其母，于是废太子章而立王子何为王是为赵惠王。王子何继位时最多只有10　岁。

赵惠王三年，赵国最终灭掉中山国。赵武灵王多年的心愿实现了，于是在全国上下"■五日"，庆祝5　天。赵国的代地（今河北蔚县）因中山相隔于其间，往来不便，现中山国灭，代地就直接与本土相连。于是武灵王封长子章于代，号安阳君。又派田不礼为相，辅佐公子章。

公子章本是太子，应为赵王，现在被幼小的异母弟取代，心中不满。

田不礼是一位"忍杀而骄"的小人，他与公子章两人很合拍，于是图谋夺回王位。

赵惠王四年，赵国大朝群臣，公子章也来朝见。赵武灵王让惠王坐在王位上听朝，自己却从旁观察群臣和宗室贵族对幼王行礼时的态度。

见长子公子章身材魁梧却反而北面向幼小的弟称臣，心中生出怜悯之心，就打算把代从赵国分出去，让公子章在代建国称王。这事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公子章、田不礼就发动了叛乱。

在朝群臣后不久，武灵王及惠王游沙丘（今河北广宗县西北大平台）

异宫时，公子章、田不礼发动叛乱。他们以武灵王的名义召见惠王。大臣肥义先进入他们的宫中，即刻被杀死。高信保护着惠王与公子章一伙相战。早对公子章及田不礼的活动有准备的公子成、李兑闻讯，即从国都带领"四邑之兵"赶到，打败了公子章一伙的叛乱，将其党徒全部杀死。公子章兵败，忙逃到武灵王所居住的宫中躲藏，公子成、李兑以兵包围了武灵王的行宫，终于杀死公子章。赵国法律规定，以兵围王宫者灭族。公子章死后，公子成和李兑商量说："因为公子章的原因，包围了武灵王，现在即使撤围解兵，我们也会被灭族。"于是继续包围不解，并下令宫中的人说，后出来的杀头。武灵王所居宫中的人全部出来了。

武灵王想出去，却被士兵拦住不让出。他被包围达3　个月，在宫中得不到饮食，饥饿难耐，就掏雀窝捉幼雀生食充饥，终于饿死在沙丘宫中①。公子成、李兑诛杀了公子章、田不礼，饿死赵武灵王后，惠王年幼不能治国，于是公子成为相国，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赵国虽安定下来，但国力在这次内乱中已一度受到损失。

（六）秦、齐称帝与苏秦合五国攻秦

①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战国中期，各国先后称王，而当时的诸侯国，以秦国和齐国为最强。

秦国为拉拢齐国，以显示它们两国高于他国之上，乃联齐称"帝"。这一活动，引起各诸侯国的不满，苏秦趁机出来发动"合纵"，联合东方五国攻秦，致使秦国被迫去掉帝号。

1。秦、齐称帝秦国吞并了巴、蜀，打败了义渠，并使楚怀王客死于秦，与此同时，不断向三晋进攻。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攻占韩的宜阳。秦昭王十三年（公元前294年），夺取韩国的武始、新城（今河南伊川县西南）。十四年，在伊阙大破韩、魏联军，斩首24　万，秦将白起因功由左更升为国尉。十五年，白起率兵攻取魏国的垣（今山西垣曲县东西）。十六年，白起攻取了韩国从楚国夺得的宛（今河南南阳），司马错攻取魏国的轵（今河南济源县东南）和邓（今河南孟县西南）。韩国和魏国不断遭到秦国的攻击，土地被侵占，无力抵抗秦国。在秦昭王十七年，韩国割让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黄河以北地区）地二百里给秦，魏国被迫献出河东四百里给秦。秦国就成了诸侯国中最为强大的国家。

东方国家中，韩、魏已削弱，燕国内乱不断，已没有多少实力。只有赵国经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成为了强国。虽然在武灵王晚年曾发生内乱，但赵国还是在三晋中最为强大的一个国家。

齐国是东方一大国，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它和秦国没有直接发生过冲突。但是鉴于自身长远的目标，若联合东方一些国家实行"合纵"对付秦国，对秦国却是威胁。如秦昭王九年，齐相孟尝君发动联合齐、韩、魏三国攻秦的一次"合纵"运动，三国联军一直攻到函谷关，经过3年的战争，终于攻入关内。秦国被迫献地求和，归还了以前侵占魏国的河外、封陵地，韩国的河外、武遂地，三国才收兵。

秦国在秦昭王初年，攻击目标主要对准三晋。韩、魏已被秦国多次打败，只有赵国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后，强大了起来，与秦、齐成为鼎足而三的强国。秦国要东进，必须削弱赵国。齐国对赵国的崛起也不高兴。但是当时秦、齐两国都不能单独对赵国取胜，当时赵人教子欬就说："齐、魏虽劲，无秦不能伤赵"，"秦、魏虽劲，无齐不能得赵"①。这样，在对付赵国这一目标上，两国一致起来。于是秦相魏冉就实行"连横"政策，拉拢齐国。在秦昭王十九年十月，魏冉到齐国，向齐湣王致帝号，相约秦称"西帝"，齐称"东帝"。齐湣王接受了这一名号，以表示他们的地位高于他国之上。这就是战国时期秦、齐称帝的著名历史事件。

2。苏秦合五国之兵攻秦秦联合齐国称帝的目的，是迫使一些国家跟随它们伐赵国。苏秦到齐国后，鼓动齐伐宋而放弃伐赵。他问齐湣王："两帝立，约伐赵，孰与伐宋之利？"可见，在魏冉到齐相约称帝时，就约好共同伐赵的行动，并订好了行动日期，签有盟约，要三分赵国，盟约已"著之盘盂"①。

但是，齐国主要是想灭宋，所以从燕国到齐国专为燕国作反间工作

①　《战国策·赵策三》"魏因富丁且合于秦"。

①　《战国策·赵策一》。《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载苏厉为齐王遗赵王书中亦云："燕秦之约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国三分王之地。"

的苏秦，就极力劝齐湣王去帝号，抛弃伐赵的打算而攻宋。因为赵国在齐的北边，宋国在齐的南边，齐攻宋就把军力集中到南方，对燕的威胁就减小。且宋国夹在齐、楚、魏之间，楚、魏对宋都有野心，齐灭宋必引起楚、魏的干涉。秦国在当时也是保护宋国的，齐攻宋必致引起秦的反对，使秦、齐关系破裂。这样，苏秦极力鼓动齐湣王放弃攻赵而去伐宋。齐湣王这时十分相信苏秦，所以听信了他的建议，决定取消帝号，转而攻宋。齐湣王大约称帝1　个月左右就宣布取消帝号仍称王。而秦昭王见齐湣王取消帝号，也在当年的十二月宣布取消帝号。这样，秦、齐称帝前后两个月左右就都取消了。

苏秦这个人，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他的时代搞错了，说他的活动时期比张仪早。这一说法以前已有一些史学家提出怀疑，1973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有关战国纵横家的文字。帛书整理小组将其集为《战国纵横家书》出版，共二十七章，1.1　万多字。其中有不少是久已失传的佚书。这批帛书中有苏秦写给燕昭王、齐湣王的信，从而确定了苏秦活动的时代为燕昭王、齐湣王时代。从信的内容看（前十四章），苏秦始终是燕昭王的亲信，为燕出谋划策，奔走于齐、赵、魏之间，孤立齐国，防止齐国攻燕，组织反齐联盟。

苏秦为了破坏齐、秦关系，策动了一次五国攻秦的"合纵"运动。

齐国是这次"合纵"攻秦的后台，它的目的是打击秦国以便于灭宋。为联合攻秦，齐湣王在称帝后曾与赵惠王在阿地相会，约攻秦事。苏秦也参加了这次相会，他在写给燕昭王的信中说："齐赵遇于阿。。臣与于遇，约攻秦去帝。"①相会时间大致在称帝那一年（公元前288年）的十一月左右。

赵国在三晋中力量最强，当权的是奉阳君李兑，齐国想趁机攻宋，所以就推李兑出来当这次合纵的纵长。当时从齐国出走到魏国为相的孟尝君田文，曾在秦国当了一年的相被罢免，他借助了食客中的鸡鸣狗盗之徒的帮助，才脱险逃出，对秦很痛恨，故也参加这次"合纵"活动。

孟尝君在三晋中很有影响，苏秦劝齐湣王与孟尝君和好，因为"非薛公（即孟尝君田文）之信，莫能合三晋以攻秦"②，可见，这次五国"合纵"攻秦的组织，孟尝君是很出力的。

参加伐秦的有韩、赵、魏、燕、齐五国，联军在齐湣王十四年（公元前287年）组成，各国共推赵国的李兑为主帅。燕国派2　万军队参加，同时韩、魏、齐也派兵参加，赵国调发上党军队攻秦，这样五国就开始联合攻秦了。

这次五国"合纵"攻秦，表面上看行动一致，为攻秦而集结军队，但暗地却各有各的打算。军队停留在荥阳（今河南荥阳县东北）、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间不前进，结果无功而散。齐国却趁机伐宋，夺得一部分土地。而苏秦破坏秦、齐关系，结成反齐联盟的目的却是达到了。（七）燕将乐毅破齐

①　《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9　页。

②　《战国纵横家书》，第46　页。

燕将乐毅攻占齐国70　余城，齐国几乎亡国，这是战国中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齐国后来虽然复了国，却从此国力大损，不能与秦国相抗衡，由此改变了秦、齐势力的平衡。

1。燕王哙让国和燕齐矛盾的产生燕、齐间的矛盾，主要是由燕王哙让国子之引起内乱，齐国乘机攻燕而引起来的。

燕王哙（公元前320-前312年在位）崇信儒家的禅让学说，他的相国子之"贵重主断"，是一位贪权的角色。在苏代、鹿毛寿的鼓动下，搞了一次下合时宜的禅让活动。在燕王哙五年（公元前316年），他学着古代传说中尧、舜禅让的样子，把王位让给相国子之，自己却北面称臣。他还把国内官吏中俸禄在300　石以上的官印收回，交给子之，以便让子之执行国王的权力。

子之当国3年，把政治搞得很乱，百姓恐惧，燕太子平和燕将市商议攻杀子之，结果被子之打败，太子平、市被杀①。这次燕国内乱达数月之久，"死者数万，百姓离志"。趁燕国内乱之机，齐国和中山国发动向燕进攻。齐宣王五年（公元前315年），令匡章率"五都之兵"及"北地之众"，向燕进攻②。由于燕国人民痛恨子之，对齐的进攻反而表示欢迎，所以齐军很快攻下燕国的国都，燕王哙身死，子之被擒后处以醢（剁成肉酱）刑而死。后来齐军在燕国大肆屠杀抢掠，十分残暴。燕国人民于是又纷纷起来反对齐军，齐军不得不被迫退出燕国。

在燕国内乱的时候，中山国也夺得燕国的大片土地，据新出土的中山王■鼎铭文载，在燕王哙让国子之的时候，中山国的相邦司马赒"率三军之众，以征不宜（义）之邦"为中山国"辟启疆土，方数百里，列城数十，破敌大邦"。中山国在齐军攻燕时，也乘机捞了一把。

燕国王哙死，子之被杀，国土被齐、中山攻破，几乎亡国。赵国想吞并中山，不愿燕国就此破灭，赵武灵王见燕国无王，于是把流亡在韩国的公子职请到赵，立为燕王，派将军乐池送回燕国，这就是燕昭王①。2。燕昭王图强和乐毅破齐燕昭王在国家危难之时即位，决心奋发图强，以报国破父死的仇恨。

赵惠文王三年（公元前296年）中山被灭，燕国的仇恨就集中于齐国。

燕昭王为了复仇，"卑身厚币以招贤者"，给郭隗改筑宫室，并以师事之。各国学士听到昭王礼贤下士，纷纷来到燕国施展自己的才干，"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燕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②苏秦也大致是这时前往燕国。燕昭王经过28年的奋发图强，终使"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③。

到燕国的士人中，以乐毅和苏秦两人所起的作用最为关键。

苏秦是燕昭王的心腹，被燕昭王派到齐国作反间工作，我们已在前面谈到。他又活动于三晋及秦，组织反齐联盟。他还使齐湣王相信了燕

①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120　附。

②　齐攻燕的时间或说在宣王六年，钱穆考证在宣王五年。见注①。

①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②　《史记》卷三十四《燕昭公世家》。

③　《史记》卷三十四《燕昭公世家》。

国真诚对齐顺服，齐国因此"不谋燕"，竟至"虚北地"①，　在齐燕边境下设防。后来因乐毅伐齐，苏秦阴谋败露，被齐人车裂而死。

乐毅是中山国人，本是魏国名将乐羊的后裔。后来到赵国做官，到赵武灵王被饿死时，他从赵国到了魏国。当燕昭王在燕国招贤时，他利用魏国使者的身份到燕国，立即受到重用，被任为"亚卿"。

乐毅不但是一位军事家，对政治也很在行，他帮助燕昭王整顿吏制，实行改革，提出"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受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之者处之"，提倡"察能而受官"。提出"约楚、魏、宋尽力，四国攻齐"的合纵主张，并亲自"南使于赵"，使赵"起兵随而攻齐。"②乐毅伐齐的联军是由燕、韩、赵、魏、秦五国军队组成的，这是战国晚期一次大的"合纵"攻齐战争。

齐国之所以招致五国进攻，主要是由于灭宋的关系。齐湣王十五年（公元前286年），齐湣王任用韩珉为相，发动攻宋。齐曾多次攻宋，所谓"三覆宋"，"宋遂举"③，前后三次伐宋，这年终于灭掉宋国。宋国是当时拥有五千乘的大国，齐灭宋后，领土扩大不少，特别是有陶这样的经济十分富庶的地区。齐国兼并了宋国后，就改变了地区间力量的平衡，这便引起秦、魏、楚的不满。秦国是保护宋国的，而秦相魏冉也正垂涎于陶，希望获得它作为自己的封邑，所以齐攻宋时秦昭王大怒。

魏、楚与宋相邻，它们也想得到宋的部分土地，现被齐独吞，当然不满。韩、赵对齐国的强大，也不乐意。这样反齐的联盟就怀着各自的打算而形成了。

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燕国以乐毅为上将，统率燕、秦、韩、赵、魏五国之兵伐齐，齐国也急忙征发全国的兵众相拒。齐国由于长期被苏秦麻痹，防地本不坚固，抵不住五国联军的攻击。乐毅率联军与齐将触子战于济水以西，两军一接触，触子就下令撤退，他自己单身逃离战场，齐军大败。齐将达子收集余兵继续作战，驻兵在秦周（临淄雍门以西），齐军又战败，达子战死①。乐毅率大军攻入齐国都临淄，齐湣王逃到莒（今山东莒县）避难。乐毅又分兵五路向齐国各地进攻，占领了齐国70　余城，置为燕国的郡县。当时齐国只剩下即墨、莒这两座孤城没有攻下。燕国终于报了仇，乐毅因功封为昌国君。

燕昭王时期，燕将秦开被派到胡人中，深得胡人信任。他熟悉东胡内部的情况，回国后就寻找机会向东胡进攻，"东胡却千里。"燕国因此向东北一直扩展到了辽东，还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5　个郡②。

在五国攻齐的战争中，楚国派淖齿援助齐国，齐湣王任他为相。在燕军破齐后，淖齿跟随湣王到莒避难。楚国想同燕平分齐国，于是淖齿在莒把湣王杀死。齐湣王的太子化装成平民，躲到太史家里作佣工，才免遭杀害。

①　《战国策·燕策二》"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章。苏代从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书》知应为苏秦之误。②　《战国策·燕策二》"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章。

③　《战国策·燕策二》"客谓燕王"章。

①　《吕氏春秋·权勋》，《战国策·齐策六》，触子《齐策》作向子。

②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3。田单复国和燕国的继续衰落燕国破齐后，形势对燕本十分好。燕昭王北破东胡，开地千里；南败齐，攻占齐国大部领土。齐国军民死守着即墨、莒两城，燕军久攻不下，而燕国却发生大变故。在攻齐后的第五年，燕昭王病死，由太子即位，是为燕惠王。燕惠王的父亲艰辛创业，振兴了燕国，而惠王却是对国事一窍不通，是位良莠不分的公子哥儿。他在当太子时，就与乐毅有矛盾。到即位当了国王，不以国事为重，而是泄个人私愤，轻易听信齐人的反间计，认为乐毅有反燕的打算，就派骑刧代替乐毅为将。乐毅惧怕回燕被诛，逃到赵国避难。骑刧改变乐毅的作战方针，被即墨守将田单用火牛阵攻破燕军阵营，骑刧战死。燕军主将战死，混乱溃退。田单乘胜追击，陆续收复丧失的70　余城。田单因此被封为安平君①。燕昭王辛苦创下的业绩，就被他的继承人因个人的私怨而丧失。燕国从此也就没有什么作为，只是被动挨打。当然，齐国虽然收复了失地，但国力也从此大损，从东方强国的地位降为二等国家，再也不是秦国的对手了。

乐毅破齐，是战国政治史上一大转折，它使秦、齐并强的局势一变而为秦国独强的局面。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秦国的统一战争。

①　《史记》卷八十二《田单列传》。

十、秦国独强，扫灭六国燕将乐毅破齐后，齐国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再不是秦国的对手了。

东方国家中，只有赵国经武灵王的改革，军事力量强，能同秦对峙。因此，秦国就把打击的矛头指向赵国。在长平之战，大败赵军后，赵国也从此衰落。秦国于是顺利地进行统一战争，最后灭掉六国，完成重新统一中国的大业。

（一）秦对赵国的战争齐国被燕战败，不复成为一个强国。在燕破齐后不久，秦昭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派白起攻楚国，攻占西陵。次年白起攻下楚都郢，焚烧了楚国先王的坟墓，楚国迁都陈以避秦锋。这样，东方的齐国，南方的楚国都无力再同秦对抗，秦国于是转向对三晋用兵。

1。战国后期的赵国战国后期，东方国家以赵国为强。赵惠文王虽年幼即位，经公子章的内乱却学到一些东西，故他在赵国历史上，还是一位有作为的国君。

在赵惠文王时代，赵国人才济济，如廉颇、蔺相如、赵奢以及从燕国来归的乐毅父子，都得到重用。像蔺相如原为宦官缪贤的门客，经缪贤推荐即被任用，后根据他的才能，晋升为上卿，担任相国①。乐毅本先在赵为官，后到魏做事，然后到燕国，在攻齐后遭燕惠王猜疑惧诛，逃到赵国避难，赵惠王任为客卿，封于观津，号为望诸君，加以信任尊宠②。他任用赵奢，从田部吏这样的收税官，提拔为"治国赋"主管全国赋税的大臣，使赵国"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③。

赵国在赵惠王时，由于用人得当，国富兵强，不断向魏、齐发起进攻。从赵惠王十二年到十六年（公元前287-前283年）的5年中，赵军连年攻齐，后经苏代写信劝说赵应警惕秦人的用心而齐愿意厚事赵，赵国才暂停攻齐④。攻魏的军事也接连取胜，赵惠王十七年，乐毅率赵军攻取魏国伯阳（今河南安阳市西北）。二十三年，廉颇率赵军攻取魏国的几（今河北大名县东南）。次年，攻取魏国的房子（又作鲂子，在今河北高邑西南）、安阳（今河南安阳市西南），魏只得向赵国屈服。赵国东制齐、南服魏，使"秦不能得所欲"⑤，在乐毅破齐后，赵国就成了秦国在兼并东方六国战争中的主要障碍。

2。秦赵渑池之会秦昭王二十五年，秦国借口赵国不与它一起进攻齐国，向赵进攻，取得赵兹氏（今山西汾阳）等两城。次年，攻取赵的离石（今山西离石县）⑥。再次年，白起取赵代（今河北蔚县）、光狼城（今山西高平县西）

①　《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②　《史记》卷八十《乐毅列传》。

③　《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④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⑤　《战国策·赵策三》"说张相国"章。

⑥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睡虎地梦云秦简·编年纪》。

①。这时秦国大军正欲南攻楚，为安定东方的局势，在秦昭王二十八年，与赵惠王相约在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相会修好。赵惠王不想前去，廉颇、蔺相如认为，如不去则是向秦示弱，于是赵惠王就带着蔺相如前往。廉颇送他们到国境线上，对赵惠文王说，根据路程，去来不过30日，超过30日大王还不回来，就请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的要挟。并派大军驻守边境，防止秦国趁机袭击。

秦昭王在渑池与赵惠王相会间，饮酒正高兴时，要求赵惠王为他鼓瑟助兴。赵惠王怕秦，只得弹瑟。秦国的御史马上前来记下此事。但蔺相如也端上一个瓦盆（缶）到秦昭王面前说，赵王听说秦王善奏秦音，请秦王奏盆缶，以相娱乐。昭王生气，不奏。蔺相如则以兵刃相威胁说，如不击缶，"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秦昭王的侍卫想对相如动手，相如大声怒目申斥，秦昭王侍卫吓得后退，昭王只好敲一下瓦盆。相如回头召赵国御史也记下此事，为赵王争回了面子。会上秦臣要求赵送给秦15　城为秦昭王祝寿，蔺相如针锋相对，对秦臣说，请将秦国的咸阳送给赵国，为赵王祝寿②。这次会上，秦国始终没能占什么便宜，秦国目的是为同赵修好，以便腾出手来攻楚国，不愿同赵决裂。赵国也有力量同秦对抗，所以秦只得容忍下去。

秦昭王在渑池与赵国结盟后，当年白起的军队就进攻楚国的鄢。楚军死守鄢城，白起用水灌，被水淹死的人达数十万。次年攻下楚都郢，焚烧楚王坟墓，楚怀王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

3。秦对魏国的打击和攻赵阏与的失败对楚国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秦又把矛头指向三晋。韩国已屈服了秦国，同赵国因有渑池盟会也不便马上就破坏，于是就集中力量攻魏国。秦昭王三十一年攻魏夺取两城。次年，相国魏冉攻魏，直逼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斩首4　万，魏献三县请和。再次年，秦客卿胡伤攻取魏卷（今河南原阳县原武故城西北）、蔡阳（今河南上蔡县东北）、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北）。白起击败魏将芒卬于华阳（今河南郑州市西南），斩首15　万。接着秦、韩两国联军再次围攻魏都大梁。由于燕、赵两国来救，秦才接受魏献南阳地以退兵的条件①。秦国大举攻魏的目的是企图首先灭掉魏国，把秦国本土和陶邑连接起来，以便断绝"山东从（纵）亲之腰"，把燕、赵和楚、韩隔开，使其不能合纵抗秦②。东方各国也怕出现这样的局面，所以积极援救魏国。秦国担心东方国家因此而实行"合纵"对付自己。在当时的秦国，还没有力量对付六国的联合军事力量，所以在魏国献地求和时就退了兵。

东方六国中，秦国最担心的是赵国。秦昭王三十八年，秦攻赵的险要地阏与（今山西和顺县）。赵派将军赵奢前往相救。赵奢率军在离邯郸30　里处筑壁修垒屯住28　天，秦军侦察到赵军坚壁增垒，以为是惧怕秦军不敢相救，于是麻痹起来。赵奢得知这一情况，以两日一夜急行军赶到阏与前线，采纳军士许历建议，立即以1　万兵力占领北山要地，居

①　《史记》卷五《秦本纪》。

②　《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①　《史记》卷五《秦本纪》。

②　《战国策·魏策三》。

高临下，大败秦军。赵奢因功被封为马服君③。这是战国后期，秦国东进中受到的一次重大挫折。

4。范睢的"远交近攻"

就在秦、赵阏与之战的这一年，秦的相国魏冉听从客卿灶（一作造）

的建议，攻取了齐国刚（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寿（今山东东平县西南），以扩大他在陶邑封地的面积。魏冉为扩大自己的封地，从私利出发，放弃对三晋的打击，而远道攻齐国，阻碍了秦国兼并战争的进程。齐地与秦相隔有韩、魏，战争费用大，所获却很少。魏冉长期在相位，依仗拥立昭王有功，又有其姐宣太后的支持，把持国政，秦昭王实际上成了傀儡。正是在这种时候，魏人范睢来到秦国。秦昭王三十九年，他通过谒者王稽见到了昭王。抨击魏冉在国内专权，激怒秦昭王说，在秦国只"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有王。"穰侯即魏冉，华阳君是魏冉的异母弟，高陵、泾阳是昭王的同母弟。他们与宣太后、魏冉互相唱合专权。并指出魏冉越韩、魏攻齐的策略是"借贼兵而■盗粮"，对秦无分毫之利。他向昭王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先攻取处于"天下之枢"的韩、魏，以威楚、赵，惧齐，秦昭王立即采纳范睢的计策，在昭王四十一年下令废黜宣太后，把魏冉、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逐出关外，以范睢为相，封于应（今河南宝应县西南），称为"应侯"①。5。秦、赵长平之战秦昭王听从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首先向韩国发起连续进攻。

秦昭王四十二年，伐韩，取少曲（今河南济源县东北少水弯曲处）、高平（今河南孟县西）。四十三年攻取韩的陉（今山西曲沃东北）。四十四年攻取韩太行山以南的南阳地，企图截断韩的上党与本土的联系。四十五年攻取韩国野王（今河南沁阳）等10　城，把韩国的上党与本土联系完全截断了。韩王让上党郡守冯亭把上党献给秦国以求秦息兵。冯亭不听，却决定把上党郡17　县献给赵国。此时赵国的惠文王已死，由其子孝成王继位。孝成王想得到这片土地，征求臣下的意见，平阳君赵豹主张不受，因为会引起秦国来攻，平原君赵胜与赵禹主张接受。结果赵国接受冯亭献地，赵封冯亭为华阳君，食万户城3　座，封县令3　个千户城，官民赐爵三级。赵国于是派军队取上党，派廉颇率军驻守长平①，以防备秦军来攻。这样战国时期最大最残忍的一次战争的导火线就点燃了起来。

秦国截断上党与韩本土的联系，目的是要夺取上党，恰如赵臣赵豹指出"秦蚕食韩地，中绝不令相通，固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之地"。现在上党地入了赵，秦当然不甘心，于是立即派左庶长王龁攻赵长平。赵将廉颇知秦远道来攻，欲速战，就采用坚壁高垒以待秦军疲困，然后再反击的策略。廉颇坚守3　个月不出击，秦军不能进。赵孝成王多次派人责让廉颇出战，范睢又派人用重金到赵国行反间计，称秦军只怕马服子赵括，廉颇容易对付，他将要降秦了。赵王中秦计，于是派赵括代替廉颇为将。

③　《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①　《史记》卷七十九《范睢蔡泽列传》。

①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赵括是赵奢的儿子，兵书是读了一些，但无实战经验，是位只会纸上谈兵之徒。赵王要任他为将时，赵括的母亲不同意，赵王不听。赵括母亲要赵王保证其子失败后，不牵连她。赵王也同意了。

赵括取代廉颇后，全部改变了廉颇的作战方针。秦国听到赵括已代替廉颇，于是暗中任命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副将，下令军中绝对保密。赵括到后，求胜心切，立即派兵出击，秦军佯装败走。赵军追赶，陷入白起设置的包围圈中。秦军把赵军包围后，将其粮道断绝。赵军只得在包围圈中筑工事坚守，以待援军。秦昭王听到后，赶到河内，赐民爵一级，把15　岁以上的壮丁全部征发到长平助战，用来堵塞赵国的援军及粮道。赵军被围困46　天，草粮断绝，赵士卒"阴相杀食"。赵军分为4　队，轮番向外冲击，都不能突围。赵括亲自出战，被秦军射死，赵军于是大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白起认为赵士卒反复无信，于是将降卒全部活埋，只放走240人归赵报信。这次战争，秦军前后斩杀赵国士卒达45　万，仅被活埋的就达40　万人①。赵国这次壮者尽死长平，国力大损。它继齐国之后，也从此衰落下去，再不能同秦国一争高低了。6。秦国邯郸的失利秦国在长平之战后，乘胜追击，在次年（公元前259年）攻破赵国的太原郡。同年十月，派五大夫王陵攻赵都邯郸。白起因与范睢有矛盾，托病不肯出征。赵国军民奋力保卫首都，使秦军死伤很多。次年秦昭王派王龁代替王陵，后范睢又让他的亲信郑安平为攻邯郸主将。秦从昭王四十六年到四十八年，围攻邯郸不下。昭王四十八年，赵向魏、楚两国求救，魏将晋鄙率10　万大军驻扎在汤阴不前。魏国公子信陵君无忌为了救赵，在大梁夷门监侯嬴的指点下，设计窃出魏王的兵符，带了武士朱亥，椎杀了晋鄙，假造了魏王命令，挑选8　万精兵前往救赵。楚国春申君黄歇也派大军救赵。在邯郸城下，赵军和魏、楚军内外夹击秦军，秦军失败，主将郑安平在赵军包围下，带二万人投降。这是东方"合纵"

对秦国的一次大胜利。

秦军失败，多次让白起出来带兵，他都托病不出，秦昭王就削去了他的官爵并迫其自杀。郑安平是范睢举荐的，后范睢举荐的河东守王稽，因与"诸侯通"而被杀。昭王大怒，欲按秦国"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的法律，诛杀范睢。此时蔡泽入秦，范睢就托病推荐蔡泽代自己相位，不久他就死去。

秦国在邯郸的失败，力量损失不大，而东方各国却在此战役后，自己又互相攻打起来。如赵孝成王十五年（公元前251年）燕相栗腹伐赵，被赵军打败，接着赵国又多次攻燕。赵与魏、齐间都互有攻伐。再加上赵国内部斗争，老将廉颇一罢官于长平，后起用，再罢官于攻取魏繁阳战后。最后出逃到魏，又投奔楚，终老死异国。名将李牧多次败秦军，受敌反间计而被诛杀。所以，赵国在长平战败后42年，就被秦国灭掉了。（二）吕不韦和秦王政正当秦国大举向东方各国用兵，进行统一战争时，秦国内部却发生

①　《史记》卷七十三《白起列传》，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了一次王位的争夺。这场争夺的结果，使一位阳翟大贾成了政治的中心人物，也使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能顺利地接替王位，从而成就了他统一中国的大业。这个人就是吕不韦。

1。从商人到丞相的吕不韦吕不韦本是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县西南）人，后到韩国的阳翟（今河南禹县）经商，致"家累千金"，成为有名的"阳翟大贾"。他经商到邯郸，了解到秦昭王孙异人在赵国作人质，处境很不好。他从商人的角度出发，认为是"奇货可居"，能够得到一本万利的生意，于是决定进行一次政治投资。

异人是昭王太子柱的儿子。昭王当国君长达56年，他的长子本立为太子，却先他而死，于是次子柱为太子，称为安国君。安国君有20　多个儿子，异人是众兄弟中排行居中，其母夏姬又不受宠幸，故他被派到赵国作人质时，因国内不重视他，没有地位，又由于秦国多次进攻赵国，赵国对他也不当客人对待，因此处境十分困难，"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他的政治前途十分渺茫，归国都无望，更不要说有继承王位的奢想了。吕不韦于是去见异人，向他分析了秦国王位继承中的形势，并愿意帮助异人回国继承王位。异人十分感激，说"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①。

当时秦国的情况是：由于秦昭王当国王达56年之久，他的长子比他先死，就立次子柱为太子，是为安国君。安国君已是年纪不小，即位时已53　岁。太子柱有20　多个儿子，他的正夫人华阳夫人却未生有子，于是立子傒为太子，但不受华阳夫人的宠爱。因此，王位最后由谁来继承，还在不断的明争暗斗中。吕不韦于是趁机活动立异人为太子而废子傒的太子位。

吕不韦先送给异人五百金，让他在邯郸广为结交。又以五百金购买珍稀玩物，自己携带到咸阳去活动。他到咸阳，见到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①，对他说：你们的死罪快要临头了，你知道吗？你们一家人现在都居高位，而太子门下却没有贵者。你们的仓库中藏着珍珠宝玉，马厩中畜着骏马，美女充满后宫，还不是靠了华阳夫人。现在王的年事高，一旦死去，太子傒立为王，你们的一切都会完结，"王后之门，必生蓬蒿。"阳泉君听后很害怕，忙让他想办法。吕不韦告诉他，现在王子中有一位叫异人的，此人贤且有才，在赵作人质。他国内无援，很想回国，王后若收他为子，立为太子，"是子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②。阳泉君于是对华阳夫人说：我听说以姿色侍奉人者，色衰爱就结束。现在你侍奉太子，很得宠爱却没有儿子，若能趁此时及早在诸子中物色一位贤且有孝心的人，立他为嫡子而认作亲子。这样丈夫在则尊贵，丈夫死后所认亲子为王，始终不会失势，这就是称作一言而万世利。若不趁宠荣时树本，到色衰爱驰后，你要想说一句话，也是不可能的了。现在子楚（即异人）为人贤慧，自知不是老大，按顺次不能立为嫡子。他的母亲又不得宠爱，愿意为夫人子，你若在此时提拔他为嫡子，你就会一

①　《史记》卷八十四《吕不韦列传》。

①　《史记》卷八十四《吕不韦列传》称是见其姊。

②　《战国策·秦策五》。

直在秦国受到尊贵③。

华阳夫人深以为是，就多次向安国君说异人的好处。于是立异人为太子，让吕不韦辅助他。

异人由赵国回到秦国，因华阳夫人是楚国人，于是穿上楚国的服装去见她。华阳夫人见他身穿娘家的楚服，更是喜欢，于是将异人的名字改为子楚。

秦昭王当了56年国王，终于死去，由次子太子柱即位，是为秦孝文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子楚就当上了太子。

秦孝文王登上王位时，正53　岁，应该说是壮年时期，但是他在即位3　天后就死了。秦孝文王死后，子楚登上王位，就是秦庄襄王。庄襄王为报答吕不韦，就任他为相，封为文信侯，初食蓝田12　县，后改食洛阳10万户。

2。吕不韦为相时秦国的政治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吕不韦任为相。庄襄王只当了3年的国王就死去，由其子政即位，他即是秦王政。全国统一后，自称为秦始皇。秦王政即位时只有13　岁，吕不韦继续任相，并尊为"仲父"主政。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他22　岁亲政。加冕亲政前的8年中，秦国大政一直握在吕不韦手中。

秦庄襄王任吕不韦为相，继续进行兼并战争。秦国在范睢为相时，任用郑安平围攻赵邯郸虽失败，但并不能削弱秦国力量和阻止秦对东方各国的兼并。秦国经短期整顿后，又向外发动进攻了。就在邯郸撤围的当年，秦将张唐即攻下魏国的宁新中，并改名为安阳（今河南安阳）。

次年，派将军摎攻取韩国的阳城（今河南登封）、负黍（今河南登封西南），斩杀韩军4　万人。又攻赵，夺取20　多县，俘虏赵军9　万多人。这时西周君惧秦进攻，出面联合诸侯准备攻秦，想截断秦通往阳城的道路。秦昭王派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弹丸之地，不能敌秦，西周君出城向秦"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于是"九鼎入秦"①，周"天子"从此就不复存在了，秦国的统一战争也就名正言顺。

秦庄襄王元年，东周君又想合诸侯攻秦，秦相吕不韦率军灭之，地并入秦，将东周君迁往阳人（今河南临安西）。又派蒙骜率兵伐韩，取得通往东方的要道地区成皋、荥阳，并连同原先西、东周土地，建立三川郡。秦庄襄王三年，秦将蒙骜攻取魏国的高都（今山西晋城县）、汲（今河南浚县），又攻取了赵国的榆次（今山西太原市东南榆次）、新城（今山西朔县南）、狼孟（今山西阳曲）等37　城。次年，派将军王龁攻取韩国的上党郡。蒙骜率军攻赵晋阳，并以榆次、新城、狼孟等37　城及晋阳地，重新建立太原郡①。

秦国不断向三晋用兵，使东方各国都感到莫大的威胁，在秦庄襄王三年，由魏国的信陵君发起"合纵"，联合韩、赵、魏、燕、楚五国攻秦。五国联军与秦军战于河外，打败秦将蒙骜，联军追至函谷关而还。

秦庄襄王在位三年死去，只13　岁的太子政继位。在秦王政元年到八③　《战国策·秦策五》。

①　《史记》卷五《秦本纪》。

①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四十三《赵世家》。

年的8年（公元前246-前238年）中，国家大政仍由吕不韦决定。在这8年中，秦国更加紧向三晋进攻。秦王政二年攻取魏国的卷（今河南原武北）②，并开始修筑郑国渠，以发展本土的生产③。秦王政三年，蒙骜攻取韩的13　城，以及魏国的■、有诡两地。秦王政五年，攻取魏国的酸枣（今河南延津县南）、燕（今延津县北）、虚（今延津县东）、桃人（今河南长垣县西北）、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东南）、雍丘（今河南杞县）

和长平（今河南西华县东北）等20　城。秦于是把成皋以东的土地，连同卫国旧都濮阳建立东郡。这样秦国的国土东境就直接同齐国相接壤，从而把燕、赵与韩、魏、楚隔开，达到了斩断"山东从亲之腰"的目的。

次年，秦国攻取魏国的朝歌（今河南淇县），迁卫君于野王（今河南沁阳县），作为秦的附庸。因卫国过去同秦国连横被魏国灭掉，故吕不韦不忘旧恩，把卫君连同他的族人迁到野王，以示优待。

秦国的东进，使在互相攻伐的东方国家又恐慌起来，于是出现"合纵"形势。在秦王政六年，由赵将庞煖率领赵、燕、韩、魏、楚五国之军攻秦，联军一直攻到蕞（今陕西临潼县东北）。但是，这时各国军队在秦军不断打击下，战斗力已不强，且对秦军产生惧怕心理，所以当秦军一反击，五国联军就急忙后撤。赵国军队因齐未参加联军，反过来向齐国进攻，夺取齐国的饶安（今河北盐山县西南）而归。楚国害怕秦的报复，把国都从陈（今河南淮阳），再南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仍称为郢。秦国趁五国合纵军散去，继续向三晋进攻。秦王政七年，攻取赵国的龙（今河北曲阳县西南）、孤（今河北唐县北）和庆都（今河北唐县东北）以及魏国的汲①。秦王政八年，秦派将军杨端和攻占了魏国的首垣、蒲和衍氏（均在今河南长垣附近）②。

吕不韦为相后，继续了秦昭王的政策，仍不断向三晋进攻，取得大片土地。在秦军的不断打击下，东方国家已无力对付秦国了。

3。秦王政和吕不韦的斗争秦王政可说是在吕不韦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但两人的思想却并不一致。秦王政继承的是自秦孝公、商鞅以来的法家思想和作风。他对战国晚期法家韩非十分推崇，当他在秦国读到韩非的著作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①法家讲究法、术、势，主张用"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努力耕战，使国家富强，以达到统一的目的。

吕不韦的思想，从他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一书看，是选取儒、法、道家的部分学说，加以综合。名为"杂家"，实是以儒、道为主。

《吕氏春秋》书中所反映出的政治主张，可以看出他是反对家天下（《贵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尊重民意（《顺民》："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先王先顺民心"）；赞成哲人政治（《先己》："圣人成其身而天下平，治其身而天下治"）；歌颂禅让；主张君主无为（《分职》："君也者处虚"，"能执无为，故②　《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纪》。

③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

①　《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能使众为也"）等②。这些主张带有浓厚的儒家及道家色彩。吕不韦把《吕氏春秋》选在秦王政亲政的这一年公布，把它挂在咸阳门上，悬重金让人指出其错，以招市人。目的也在于想让新亲政的秦王接受他的政治主张。

秦王政与吕不韦的政治主张是如此的不一致，而担任秦相达12年之久的吕不韦，有门客三千，他的门生故吏不少，是一个很有势力的政治集团。所以，秦王政要对他加以严厉打击。在平定嫪毐集团叛乱以后，就借故解除吕不韦的相印，命他迁出国都咸阳，移居食邑河南。吕不韦罢相居河南时，六国的使者和宾客还是不断地去看望他，秦王政怕发生变故，就命令他迁徒到蜀中去居住。吕不韦见秦王政不放过对他的打击，就自杀了。自此，阻碍秦王政任意发号施令行事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被排除了。

（三）秦王扫灭六国，中国重归于一秦王政在即位的第九年（公元前238年）"冠、带剑"，即加冕亲政。这年他22　岁，要亲自过问政治。亲政的当年，就平定了嫪毐集团的叛乱。次年，又解除了吕不韦的相权，不久又迫其自杀。这样，就清除了他亲自过问大政的障碍。

秦王政亲政后，加紧从事扫灭六国的斗争。他采纳尉缭的建议，用金钱收买诸侯国的权臣，"以乱其谋"。这一手段，确实有用，像齐国的相国后胜，因"多受秦间金"，而不修战备，也不助五国攻秦，所以秦得以从容灭他国①。赵国的郭开为赵王迁宠臣，受秦贿赂，诬陷大将李牧、司马尚，此二人在对秦战争中，虽胜还被加以谋反罪被杀或免职②，结果秦国轻易把赵灭掉。

秦王政所用的另一手，也是最主要的一种手段，还是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东方这批苟延残喘的国家，进行扫灭。秦王政依靠先辈（也包括吕不韦在内）培植起来的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在他亲政后的短短17年中，就把东方六国扫灭，完成了统一的大业。

1。秦灭韩国在东方六国中，韩国最先被秦灭掉。

韩国在战国"七雄"中，国力本不强，加上它地近秦国，所以多次遭受秦国的打击，国土丧失最快最多。秦国连年攻韩，韩国派水利专家郑国前往秦国，劝秦凿泾水修渠至洛水，长300　多里，以灌农田。目的是使秦国民疲而不能向东征伐。这条渠还没有修完，韩国的阴谋被发觉①。秦国的旧贵族就纷纷向秦王政进言，说：凡从诸侯国来秦的都是奸细，要求驱逐全部从外国来秦做事的人。秦王政于是下了"逐客令"。当时颇受秦王政重用的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他向秦王上书指出"一切逐客"

的错误，这就是有名的《谏逐客书》。秦王政读了李斯信后，忙收回"逐②　郭沫若：《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①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②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①　《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

客令"，且在李斯的建议下，采取"先取韩以恐他国"的方针②。

秦王政十三年，秦大举进攻韩国，韩王安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政本十分称赞韩非的理论，韩非到了秦国他很高兴，于是留他在秦国。李斯妒忌韩非的学识，怕秦王用韩非后自己失宠，于是同姚贾联合陷害韩非。秦王政就把他这位崇拜者投进了大牢，李斯趁机将他毒死③。韩非死，韩王自知不保，于是向秦国"请为臣"。秦王政十六年，韩国被迫把残存的南部土地献给秦国。秦国派内史腾做南阳的"假守"（即兼治）。

次年，内史腾率军攻韩，俘虏了韩王安。韩国的土地全部被秦国占领。

秦国把韩国的土地建置为颖川郡。韩国于是灭亡④。

2。秦灭魏国继韩国灭亡后，魏国不久也被秦灭掉。

魏国的地理位置处在"天下之中身"。还在秦昭王时，秦军就多次进攻到魏都大梁城下，想先灭掉魏国，以"示天下要（腰）断山东之脊。"①在吕不韦为相的秦王政五年，攻取魏酸枣等20　城后，建立东郡，就把燕、赵与魏、楚、韩隔开了。魏国土地大部被秦国夺去，像邺、安阳等地，被赵国占领，所以到秦王政亲政后，魏国已是奄奄一息。秦王政十六年，魏国被迫献土地给秦。

秦国并未因魏国的妥协而放弃对它的进攻，秦军在对赵国和燕国取得一连串的胜利后，于秦王政二十二年，派将军王贲攻魏。秦军包围了魏都大梁城，从大沟引来黄河水灌大梁城。3　个月后，大梁城被水冲坏，魏王假出城投降，魏国于是灭亡了②，秦国就在魏国的东部设立砀郡。

3。秦灭赵国赵国虽然在长平之战中，损失惨重，国力大伤，但赵国军队毕竟是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后建立起来的一支新式骑兵力量。且赵国是"四战之国"，"其民习兵"③。长平之战失败后，燕国想趁机讨便宜，召集60　万大军伐赵，结果燕军大败，丞相栗腹被杀死，将军卿秦、乐间被俘。所以，赵国在东方六国中仍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因而秦王政亲政后，主要军力对付赵国，并对赵实施反间计。

秦王政十一年，赵国以李牧为大将攻燕，秦国乘机派王翦、桓■和杨端和分两路大军攻赵。王翦一军出上党攻取赵的阏与、橑阳（今山西左权县），桓■、杨端和的一军攻取邺、安阳等9　城。秦王政十三年派桓■攻取赵平阳（今河北磁县东南）、武城（今河北磁县西南），赵将扈辄率师往救，兵败被杀，斩杀赵军10　万。次年，桓■攻占赵宜安（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南）、赤丽，赵派李牧率军攻秦军于宜安，大败秦军，秦将桓■因兵败逃亡①。李牧因功封为武安君。秦王政十五年，秦因宜安之败，而更大兴兵伐赵。秦军分两路，一路攻到邺，一路军向赵的太原②　《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③　《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④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卷四十五《韩世家》。

①　《战国策·魏策四》"献书秦王"章。

②　《史记》卷六《秦本纪》，卷四十四《魏世家》。

③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①　桓■据杨宽先生考证即樊於期。樊即桓，於期即■字的缓读。见《战国史》　第368　页注①。地番吾（今河北灵寿县西南）进攻。秦军夺取赵狼孟，赵派李牧与秦军交战，再败秦军。

秦军攻赵屡被李牧打败，于是用重金收买赵王迁的宠臣郭开，进行反间活动。秦王政十八年，秦派王翦攻赵，赵国让李牧、司马尚率军抵御。郭开就对赵王说，李牧、司马尚打算谋反。昏庸的赵王迁听信谗言，就派赵葱和齐将颜聚代替他们两人。李牧不服从命令，赵王就派人乘其不备将他捕杀掉，司马尚被免职。次年，王翦大破赵军，杀死赵葱、颜聚，俘虏了赵王迁，邯郸落入秦国之手，赵国实际上被灭亡了②，秦在邯郸建立邯郸郡。

秦攻破邯郸时，赵公子嘉率领宗族数百人逃到代郡，自立为代王。

在灭赵后，秦主要用兵攻燕，秦王政二十五年攻灭燕国后，回军攻代，秦将王贲俘虏了代王嘉，赵最后灭亡。

4。荆轲刺秦王的失败和燕国的灭亡燕国地处今河北东北部及辽宁地区，与秦相隔有三晋，故同秦国一直未发生过军事冲突。相反，秦国还拉拢燕国，以便共同对付其他国家，如在燕昭王时乐毅率五国之师攻齐，秦国就是其中之一。燕王喜十九年（公元前236年），赵将庞煖攻燕时，秦军以援燕的名义攻赵的后方。

燕王喜还派太子丹到秦国为人质，以结两国之好。

燕国执政者眼光短浅，自以为与秦为援就可保国长久，因而在秦攻赵国时，燕国也趁火打劫。赵国虽抗不过秦国，对付燕国还是轻而易举的事，故燕屡被赵打败。直到赵国邯郸陷落，赵王迁被俘，"燕见秦且灭六国，秦兵临易水，祸且至燕"的关头，燕国人这才着了慌。

燕国无力抵抗秦军的威胁，燕太子丹就派刺客荆轲，带着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佯装献地请和，乘机劫持或刺杀秦王政。刺杀没有成功，荆轲被杀①，秦王政立即对燕加紧进攻。秦王政二十年派大将王翦攻燕，次年，攻下燕都蓟，燕王喜迁都到辽东郡。秦又派李信率大军追至辽东。燕王喜听从代王嘉之计，杀太子丹，向秦请和。太子丹自杀，燕王喜将其头献给秦，秦才暂缓攻燕。

秦国虽然暂停对燕的打击，但在灭了魏国和楚国后，在秦王政二十五年，派王贲率军往攻躲在辽东苟安的燕王喜，秦军很快占领燕辽东郡，燕王喜被俘，燕国灭亡②。秦国灭燕后，先后在燕地建立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上谷郡、广阳郡。

5。秦灭楚楚国在白起攻破郢都后，损失巨大。此后秦国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三晋，楚国得到喘息的时机。它曾在乐毅攻齐时，站在齐国一边，派兵支援齐国。苏秦发动五国攻秦的联军中，楚国也出兵参加，还在楚考烈王十四年（公元前249年）北上灭掉鲁国，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力量的。

秦王政在灭了三晋，攻下燕国蓟城，得了太子丹的头后，就再把矛头指向楚国。秦王政二十一年，秦军在顺利攻击魏、燕时，就决定对楚加以攻击。秦王政问李信：我打算灭亡楚国，你看需要多少兵力？李信②　《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传。

①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

②　《史记》卷三十三《燕召公世家》。

年轻气盛，又新近对燕用兵取得胜利，于是就夸口说："不过用二十万人"。秦王政又问王翦，王翦说要60　万人才行。秦王政认为王翦年纪大，胆子小了，李信勇敢。于是派李信及蒙武伐楚。王翦因自己的话不被采用，就称病归老于故乡频阳（今陕西富平县美原镇西南）。李信率军攻楚平与（今河南平与县北），蒙武攻楚寝地（今河南沈丘县东南），大破楚军，攻占楚10　余城。李信又攻鄢郢，取得胜利，于是两军在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会师。李信年轻轻敌，楚军乘机进行反击，急行军三日三夜攻击秦军，攻入秦两军营垒，斩杀秦七都尉，秦军大败而归。

秦王政听到秦军失败的消息，十分生气，亲自到频阳去请王剪出来领兵攻楚。王翦初不肯出，在秦王政的强使下，提出若用他，必须要60万军队伐楚。秦王政同意了他的要求。

王翦率领60　万秦军出发，秦王政亲自送到灞上。王翦在临行时，向秦王政请求赏赐给他大量的好田好房。秦王政说：将军出发吧，你还愁贫穷吗？王翦说，作为你大王的将军，有功也不得封侯，所以趁大王爱臣时，就要赶紧请园池为子孙着想。秦王政大笑。王翦率军走到半路上，还前后5　次派人向秦王政请求给他田地房屋。有人向他说：将军你讨赏，也有些太过分了吧。王翦说：不然，秦王是一位粗俗而不相信他人的人，现在倾全国军队让我统领，我不多请求赏赐，秦王就会怀疑我不忠于秦国。可见王翦请田宅是假，用此方法向秦王政表示他不会拥军叛变的，以求得秦王政的信任，使不致干预他的作战计划。

楚国听到秦军到来，也以全国军队来抵抗。王翦到前线后，筑营坚守，任楚军在营外挑战。他让士卒休息，改善伙食，与士卒同吃。秦军吃得好，休息得好，身体恢复，无事成群作投石游戏，王翦知道士卒可以作战了。楚国军队多次挑战，秦军都不出去应战，就向东撤兵，王翦就率军追击。秦军追至蕲（今安徽宿县东南）南，大败楚军，楚国名将项燕被杀。秦军乘胜攻下楚都寿春，俘虏了楚王负刍。楚国灭亡。

在灭楚后，秦军接着平定了楚江南地，降服了越君，并在楚越旧地设置南郡、九江郡、会稽郡。

6。齐国的灭亡战国时期田氏代姜齐后，国君在位年数最长的就是末代国君齐王建，他当了44年国君，若不是当了秦军阶下囚，还会有几年的当头。

齐王建是一个昏庸无能，目光短浅的自私之徒。他之所以安然当了44年国君，是全赖地理位置给予的恩惠："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当秦攻赵军于长平之时，赵国曾经向齐借粮。齐国有位叫周子的人劝他助赵，并对他讲明赵于齐，犹如唇齿的关系，但这个自私鬼却"爱粟"不支援。秦在攻三晋、燕、楚时，实施尉缭收买权臣的计策，用重金收买了齐相后胜。后胜劝齐王建去咸阳朝拜秦王，不必加强国防上　的准备。因此齐国在西边邻国战争吃紧时，它却是一片歌舞升平。齐王建四十四年（公元前221年），当秦国灭掉韩、赵、魏、燕、楚五国，大军开到齐都临淄城下时，齐国"民莫敢格者"，齐国不战而降。秦国把齐王建发落到共（今河南辉县），去当一位编户齐民中的一员。齐国人十分怨恨王建昏庸无能，不与诸侯合纵抗秦，而听一些说客亲秦的主张，于是作歌唱道："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①谴责是齐国宾客使王建迁居于共地，实是对齐王建的怨恨。

秦国从秦王政十七年灭韩国开始，逐个吞并东方国家。到秦王政二十六年，前后正好10年，灭掉了赵、魏、韩、燕、楚、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从春秋以来，天下无主，诸侯力政的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结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政在灭齐的当年，就下了"议帝号令"，要给他取一个新名号。在群臣上的名号中，他自己选择了"皇帝"二字，并自称"始皇帝"，以显示自己至尊的地位和"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愿望。

秦始皇称帝后，对南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继续进行开拓。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派蒙恬北击匈奴，夺回河南和九原一带地区，设置九原郡，并在秦始皇三十六年，迁内地民3　万余户到河北、榆中耕垦②。

秦灭楚后，进一步进军东南闽越地，首先在今福建境内建立了闽中郡（治所在今福建福州市）③。随后，秦始皇派尉屠睢率50　万大军南下，经过3年的战争，统一了南越和西瓯地区。秦始皇三十三年，建立南海郡（郡治在番禺，今广州市）及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西南古城）、象郡（治所在临尘县，今广西崇左县）④。

秦国统一中原后，并对北方、东南及西南的开拓，创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①　《史记》卷四十六《四敬仲完世家》。

②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③　《史记》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

④　《史记》卷一百十三《南越列传》。

十一、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始时期。在战国初年，各国新兴地主阶级在国内都进行了改革，建立起适应新社会的各种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对封建社会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特点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权力集中于国君（秦统一后又称为"皇帝"）的手中。战国时期各国最高统治者的名号都改称为"王"，秦、齐两国后来连"王"也觉得不够气派，要联合称"帝"。虽然在各国诸侯的反对下，很快就取消了"帝"号，由此也反映出当时的大国国君，想凌驾一切人之上的心态。

对于王的权力，战国末年范睢在游说秦昭王时，对"王"字下了一个恰当的定义，他说："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生杀之威之谓王。"①所谓"擅国"就是个人专断国政。后来的秦始皇"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的极端个人专断国政①，就是这种制度所发展的必然结果。

战国时期，各国最高统治者为了强化王权，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1。将相分职，以削弱相权春秋时期，国君之下地位最尊的是相（或称执政、当国、令尹等），它兼掌文武，既是全国的行政首脑，又是军事首脑，权力很大，被称为国君的"副贰"。由此出现国君时时大权旁落，最典型的如鲁的季孙氏，专断鲁国政，致使鲁君"世失其权"。晋国六卿轮流执政，最后国家被三家瓜分。齐国的田氏久居相位，姜姓的齐国被田氏所取代。战国时期，以这种手段而登上国王宝座的统治者，就十分提防他的部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危险，于是普遍出现将、相分职的制度。相专管行政，主内事；将主军事，对外作战。像赵国著名的廉颇和蔺相如，蔺相如辅助赵王治国，廉颇主军对外作战。

文武分职，不仅削弱了相的地位，而且将、相还可互相牵制，以便国王对他们进行控制，所以，尉缭子说："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②。战国时这种文武分职，不但是军事、政治事务复杂，各需要专门人才方能就其事，更主是国王要分散相的权力，以便把大权集中在国君手中的一项重要措施。

2。实行玺印制、考核制以控制官吏的任免权战国时期的任官制是实行"劳有禄而食有功"的原则，与春秋时的世官制不同。像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实行"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吴起在楚国推行"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其爵禄"，目的是去无能之官，而"使有能"的人才任职。这样，就出现"布衣卿相"的任官制度。像战国时一些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张仪、苏秦、孙膑、白起、王翦等，

①　《史记》卷七十九《范睢蔡泽列传》。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②　《尉缭子·原官》。

都不是名门世家出身。身背六国相印的苏秦是洛阳城中一耕织人家子弟，他在游说成功后说："使我有■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背六国相印乎！"①他是为求生计，经苦读成才而被统治者录用。像苏秦这类的人，有文化，称为"文士"。而像赵国的廉颇、李牧，秦国的白起、王剪这些名将，皆因"善用兵"、"少而好兵"逐渐被提拔重用。这类武将也不是出身世家大族，他们因擅长武事，故被称为"武士"。这些文士与武士就是战国时各国文武百官的来源。他们与国君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即用所谓的"忠"和"信"来确定，臣对君忠，君对臣信。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②，就是这个意思。

表示君臣关系的"信"物就是玺。玺的授夺权在国王，授玺就是授以官职的凭信，夺玺就是夺去官职，就是罢官。燕王哙在让国于相子之时，"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③。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三百石的年俸，是万户以下县令及县丞、尉级的职官。可见，直到县一级政权的官吏，都是由国王亲自授给玺印的。

为了掌握官吏的政绩，建立了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国王根据政绩的考核结果，按其优劣或升或降或受惩处。

这样，各级官吏只对国王负责，官吏的升降、去留皆操在国王的手中。

3。实行符节制以控制军权统率军队、指挥军队有"节"作为凭信，不始于战国，在春秋时就已出现。《左传》文公八年（公元前619年）宋国内乱，国君昭公被杀，大司马公子卬为昭公党羽，同时被杀，被杀时"司马握节以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郑国在攻下陈国后，又让陈国复国，郑国的"司徒致民，司马致节，司空致地"于陈国，郑军退回国。

司马所致的"节"，和宋国司马死时握的"节"都是一种军节。

进入战国时期这种军节得到普遍推广，符节制度更加完善。从现存留下来的秦国军节，就可知这种制度的概况。秦国军节称为"虎符"，其状为伏虎形，上有铭文，分为两半，底有合榫，右半保存在国王处，左半发给带兵的将领。军队的调动，据秦虎符铭文中载，50人以上的军事行动必须有存在国王处的右半来相会合，作为凭信验证后，才能调发，否则便不准调发。如秦国杜虎符铭文云："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也。"①符中称君，是指秦国君。秦惠文君十四年（公元前324年）改元称王，故杜虎符当铸于此前。稍晚的新郪虎符铭文与此同，铭中"君"字都改作王。"燔燧之事"是指有烽火报警的紧急军情，只有这种情况，才不合符。历史上有名的信陵君窃符救赵所窃的"符"，就是调军的符节。魏王把符节白日带在身上，夜晚置于枕下，可见国王对军权控制的牢固。信陵君通过魏王的宠姬夜晚窃出军符，然后凭着军符

①　《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

②　《论语·八佾篇》。

③　《史记》卷三十四《燕昭公世家》。

①　《文物》1979年第9　期，图版捌。

和假造魏王的命令，方从魏将晋鄙手中夺得军权②。

国王把兵符的左半给予将领，以作为授给他兵权的凭信，这种国王与军将间的授受关系，是建立在国王与将军个人间的信任上的。荀子说："合符节、别契卷者，所以为信也"①。国王通过"合符节"这种严密的制度，就把军权集中到手中了。

战国时期各国的"王"们，通过这些措施，把军政大权集中在手中。

这样，在我国刚进入封建社会的时候，伴随着它的政治体制，就是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

我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政体出现的时代很早，夏、商、周的国王们，就是这样的君主。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体制，却是开始产生于战国，完成于秦的统一。之所以在这时产生，在经济上是由于贵族经济、农村公社瓦解，个体农民的普遍出现。对分散的个体农民，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治理。在政治上，也是为斗争的需要。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国王，在反对旧贵族的斗争中，将过去把持在贵族手中的权力夺回，而为了应付复杂多变的政治、军事斗争，不得不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在战国时这种制度就表现为"王权"，当时的诸侯国中，谁的"王权"强，谁就会在军事斗争中取得主动。

（二）封建官僚的职官制度战国时期，伴随着各国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建立，一套不同于春秋及以前的职官体制也产生了。战国职官是一种封建的官僚体制，这套官僚体制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并辅之以封君制作为地主政权的补充物。

1。战国职官制的特点战国时期的政治体制，是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所以与它相适应的职官制度是一种官僚政治体制。"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①。

战国时期的国王们，把军政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国王之下的百官只是执行国王的命令，即"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在这种情势下，大小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只要把对国王的关系搞好了，或者就下级官吏来讲，只要把他们对上级官吏的关系搞好了，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地图谋私利了②。他们只对国王个人负责，只对上司负责，讨好上司。像燕国的乐毅，可谓功盖燕国，但因与国王燕惠王有矛盾，兵权被解，逼得逃离燕国。这是他没有同国君搞好关系而丢了乌纱帽。秦国的白起，也是与秦昭王的关系没有弄好，被逼掉了脑袋。而赵国的郭开、齐国的后胜，因得到国王的宠信，不顾国家的危亡，而充当了秦国的奸细，致使亡国。②　《史记》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

①　《荀子·君道篇》。

①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　页。②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22　页。

这就是这种只图个人私利的官僚政治所产生的恶果。

2。中央行政职官中央行政一级职官的首脑，文官称相，武官称将。相这一名称，在各国不尽相同。一般为相，通称为相国。秦国孝公以商鞅为左庶长居相的位置而不称相，后又升为大良造也未称相。秦惠文王十年（公元前328年）以张仪为相，是秦的辅政大臣始称相。但在铜兵器铭中，秦相皆称"相邦"。有相邦樛斿、义、冉、吕不韦等，义即张仪、冉即魏冉。赵国、两周铜器铭文中也有"相邦"之称，是此两国相也称相邦。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初设丞相，以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丞相名称由此始。后燕国燕王喜的相栗腹也称为丞相，是燕也有此官名。《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注引应劭说，"丞者，丞也。相者，助也。"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之意。楚国自春秋至战国亡国，皆称令尹不称相。司马迁说吴起到楚为相，实名令尹，是司马迁以中原国家名称概楚名，非楚称为相。宰相之名，首见于《庄子·盗跖篇》，它与"相国"一名相同，都是通称，而不是官名①。

相是"百官之长"，荀子说："相国上得专主，下得专国。"②是它上辅国王，下总百官。相所领下的中央级职官，有以下几类：（1）主管民事的官。从西周以来，有"司徒"一官职主管民事。这一官名在战国时一些国家中还保留，见于文献的有魏、赵两国③，燕国玺印中有司徒、右司徒、大司徒等称④，都是沿袭前代官名。

（2）主管财政的职官。赵国有田部吏，赵名将赵奢初为"田部吏"

主收土地租税，后升任为"治国赋"，使赵"国赋大平"⑤。赵国和秦国有"内史"，云梦秦简中有"内史杂"律一篇，秦玺印中有"少内"玺。赵烈侯因徐越教他"节财俭用"，而任为"内史"，可见内史是掌财政的。云梦秦简中《内史杂》律11　条，内容大都与库房、钱粮、苑囿相关。正是内史主财政的明证。

储存钱财的地方称为府，储存粮的地方称仓。府和仓的主管者，属内史下官吏。在铜器铭文及玺印中，秦国有"左府"，燕国有"右府尹"，楚国有"大府"。鄂君启铜节铭文说，如载马牛羊出关则由大府征税①。秦国有太仓，云梦秦简《仓律》中有一条规定：各县领取口粮及其它费用的名册，每年要向"太仓"上报，可见太仓是一个行政机构名称。

（3）主管刑罚、治安的职官。这类职官一般称为司寇，是沿用西周、春秋以来的名称。或称为执法、士师、理等。在铜器铭文中，"司寇"

这一名称常见，魏国铜器上则称"大梁司寇"、"邦司寇"，标明是主管全国刑罚首脑职官。

（4）主管手工业的职官。手工业在各国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

①　齐思和：《战国制度考》，《燕京导报》第二十四期（1938年12月）。②　《荀子·强国》。

③　《战国策·魏策一》，《越策四》，《吕氏春秋·应言篇》。

④　罗福颐等：《古玺■编》0010-0018，0021，《古玺文字徵》0022。

⑤　《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①　《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　期。

故在中央就设有专职管理。它的行政首脑，在西周、春秋时称为司空。

进入战国时，在韩国有"司空"这一名称②。云梦秦简中有《司空律》13条。司空成为一刑徒名称，是由于司空掌管工程。因当时工程多用刑徒，后逐渐成为主管刑徒的官名③。而其辖下的刑徒也被称作司空。司空在西周铜器铭文中称为"司工"，在燕国和西周的玺印中有"司工"这一名称。楚国、燕国有"工尹"，鄂君启节铭文及随县曾侯乙墓简文中都有"大攻（工）尹"名。鄂君启节铭文说"大攻（工）尹睢以王命"命集尹等为鄂君铸造金节，可见大工尹是直接承受王命的，是全国手工业的总管。燕下都出土战国时兵器铭中有"右攻（工）尹"和"左攻（工）

尹"官名④。左、右之上或当有"大工尹"总领。

主管工程的职官，是一个系统，像楚的大工尹可以命令集尹、■尹去具体完成铸节任务，此二官当为它的下属。秦国有工官、盐官、铁官、铜官、锦官、服官等①。齐玺印文有工师、漆师等官名。燕国陶文有左、右陶尹，秦国玺印中有工师②，皆是具体主管某一部的下级职官。

战国时手工业发达，因而市场活跃。主管市场管理的称为市长、市令、市官等，附于此。

（5）主管外交的职官。此类职官称为行人，又称为主客、典客。战国时期外交事务很重要，重要的外交任务往往由相亲自出使③，像在合纵、连横中，张仪、公孙衍、李兑、孟尝君等，都曾自出使他国，完成外交任务。

3。中央军事职官中央一级的军事首脑一般称为将军，有的称大将军。但各国名称不尽相同，像楚国称为柱国或上柱国，《史记·楚世家》昭阳说：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其官为上柱国，封上爵执珪"。秦国称为大良造，像著名将领白起被封为武安君，其官却为大良造。不过司马一名仍与将军混用，齐国玺印有"司马"，燕国玺印有左司马、右司马，楚国玺印有"司马之府"。楚国的昭阳官为"柱国"，鄂君节文称他"大司马昭阳"。司马一名从西周铜器铭中就常见，至战国时与"将军"一名混用，这正表现出新旧制度交替时的现象。

将军下有副将，称为裨将。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秦败楚军，斩首8　万，虏楚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70　余人①。战国时期各国还设立了尉，如秦将白起，先为左庶长，后升为右庶长，再升为国尉，最后到大良造。是左庶长、右庶长、国尉，皆大良造下的各级军将。赵国的中尉地位也不低，赵烈侯以荀欣能"选练举贤"故官为中尉②。以②　《吕氏春秋·开春》。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78　页注⑧。

④　《三代吉金文存》，19·52·3，20·58·1；20·57·6。

①　董说：《七国考·秦职官·主铁官》引杨升庵《外集》卷十文。

②　齐国玺印文见《古玺■编》0147-0150，0157。燕国"右陶尹"文见《季木藏陶》61.7，"左陶尹"见《考古》1962年第1　期第18　页。秦玺印见《古玺■编》0151。

③　齐思和：《战国制度考》。

①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

②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尉名官的还有军尉、廷尉、都尉、持■尉等。

4。地方行政职官地方一级政权组织有两个系统，一是郡、县系统，这是主要■；二是封君，它是作为地方政权的一个补充形式。

（1）郡、县组织职官郡的名称，在春秋晚期就已出现，见于《左传》哀公二年的晋国，当时是郡比县小。到战国时则郡大于县，甘茂对秦武王说："宜阳，大县也"，"名为县，其实郡也。"③如韩国的上党郡有24　县，赵国的代郡有36　县，燕国的上谷郡有36　县。

郡的长官称守，或称太守。如吴起为魏河西守，韩冯亭为上党守。

守即太守。秦取韩河内，隔断上党与韩本土联系，上党守冯亭将上党17城归赵，赵以3　万户之都封太守，此太守即冯亭。守有守卫之意，故郡守多由武官充任。郡守是一郡之长，既治军又治民，有征发本郡兵役权。县的长官称令，主县中全面事务。其下有丞，主民事及诉讼案的审理；尉主军事和治安。其下有一批技术性小吏，如县司马、县令史、治狱等。

县以下的行政组织有乡、亭、里，里的居民按什、伍编制起来，云梦秦简中常见"某里士伍某"，伍即五人为伍的编制。乡，秦简称有"乡主"，有"徼"，后称游徼，掌捕盗、治安。有啬夫。里有里典。亭在汉代在里上、乡下，秦简《封诊式》贼死条爰书称"某亭求盗"，是战国时已有"亭"的组织。

同县平级的有"道"，道是设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行政机构①。

（2）封君封君是国王把县或邑赏赐给有功的文武功臣或王室亲贵，受封者即以受封地名称为"某君"或"某侯"（也有不以地名而另为名号者）。

商鞅封于商、於，称为"商君"。白起封于武安，称为武安君。樗里疾封于蜀郡严道县，称为"严君"。齐田单封于安平称为"安平君"。燕昭王封乐毅于昌国，称为"昌国君"。秦国的魏冉食邑于穰，称"穰侯"。吕不韦称为"文信侯"，还有常见的"关内侯"等。侯和某某君的地位相等。

封君在各国都有，他们在封邑内只收租税，没有行政、司法权，一般也不世袭。因此它和春秋时期及以前世袭封邑制不同，它只是一些高官显贵俸禄的一种形式。当然这种形式带有奴隶社会中封邑的尾巴，具有奴隶社会残余的性质。封君作为一种政权形式，是地方政权的一个补充。

5。国王近身的事务性职官这类职官主要在国王身边服务，从事一些技术性的事务工作。如卜、史之类，卜是主占卜问神，史是记录国君言行。大祝、宗祝是祭神的职官。师是教育国王及太子的，傅则多从生活上关照国王或太子。赵国有"宦者令"，是主宦官的职官。

③　《战国策·秦策二》"秦武王谓甘茂"章。

①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有蛮夷曰道"。

（三）战国时期的司法制度战国时期司法制度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成文法的善遍制定和公布。

在战国初年，各诸侯为了在战争中取胜，都在谋求富国强兵的道路，于是一批主张改革的法家人物，先后在各国执政，以推行改革。在改革中，他们首要的是用法律的手段来打击旧贵族。因此，在各国都制定了适合于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法律。其中最著名的是战国初年魏国李悝的《法经》，共有6　篇。商鞅到秦国就是带着这部《法经》去的，并在秦国推行。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有关法律内容的竹简，基本上就是李悝、商鞅所制定施行的法律体系。

从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法律内容，我们可以了解战国时期法律制度的一些情况。

1。法律种类繁多战国初年李悝的《法经》仅只6　篇，到战国晚期的云梦睡虎地秦墓简中，有关秦国的法律种类，就大大增加。在《秦律十八种》中包括有《田律》、《■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工人程》律、《均工》律、《徭律》、《司空》律、《军爵律》、《置吏律》、《效》律、《传食律》、《行书》律、《内史杂》律、《尉杂》律、《属邦》律等。在《秦律杂抄》部分，抄摘存留的律名有：《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劳律》、《藏津》、《公车司马獵律》、《牛　羊课》律、《傅律》、《敦表律》、《捕盗律》、《戍律》等11　种。这11　种法律与上举《秦律十八种》法律的律名，皆不重复。另外在《工律》的律文中还提到《■律》，总计律名达30　种。睡虎地秦墓墓主人的地位并不高，所以他能涉及的秦国法律也仅只是一部分。

2。法律所涉及的内容广泛，法网严密云梦秦简律文内容相当广泛，上至军国大事，下至人民日常生活，都有法律限制。如在《法律答问》中，有穿"锦履"的法律条文，有夫妻打架的条文，有抓人头发的条文。在抓人头发的法律中有对"提"发的律文，《答问》中设问：抓他人头发，什么程度才称作"提"？解释说：被拔者有所感觉以上就称为"提"。对于"锦履"，《答问》解释说：律文中规定，用不同颜色的丝织鞋，鞋上有花纹，才算"锦履"，用锦做鞋帮，不算锦履。这些事常见于日常生活间，也有律文规定。可见律文的苛细，法网的严密。

3。诉讼制度和审判原则按照云梦睡虎地秦简律文的记载，凡起诉要到郡守处才能立案受理。秦律中有关于"辞者辞廷"的规定，"辞"就是诉讼。对什么是"廷"，《法律答问》说："今郡守为廷不为？为也。"是郡守得称"廷"。诉讼要到郡的长官处去才能受理，而不得先到县、都官处控告。县一级行政官，没有受理诉讼案的立案权。

受理的案件只受理"公室告"的案件，"非公室告"的案件不予受理。"公室告"的案件是指"贼杀伤、盗他人"财物这类事件；"非公室告"就是"子盗父母，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即是说在家庭中，父母对子及奴妄的惩罚，就是杀死他们，子或奴妾向官府控告，官府"勿听"，不受理。秦法还规定：如果首次控告家长被拒绝受理后还继续控告，控告者有罪。控告者已定罪服刑，别人又接替他控告家长，也不得受理。这一"非公室告"是为了维护家长在一家中的统治地位。

凡家庭中以外发生的触犯法律案件，都称作"公室告"。"公室告"

的内容是"贼"和"盗"，这和李悝的《法经》中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而以"盗"、"贼"二律为首的主旨是相同的。所以云梦秦简律文所反映的秦国法律，是李悝《法经》的继承和发展及完善。不过秦律把"贼"放在"盗"的前面，强调了对"贼"这种行为的打击。荀子说："害良曰贼"，"窃货曰盗"①。贼是危害他人的生命，这种行为对社会的安定破坏性大，故要严禁。"盗"是偷窃财物，这是为保护私有财产。在战国时期不但地主阶级的财产是私有的，作为劳动者的农民、手工业者也是小私有者。"盗"这种行为不严禁，不但统治者阶级的财产受损，小私有者的财产也遭受威胁；如此社会也不会安定。

对于控告不实，秦律称为"州告"。控告不实，就是诬告，要受到惩罚。《法律答问》说："州告"的意思是，控告他人的罪已不属实，又以别的罪状控告此人，官府不予受理，还要以所控告别人不属实的那种罪给控告者定罪。《法律答问》中举了一个同伍人诬告的案例说：同一伍中的人相告发，且被告的人已经被判定罪名，后知为"不审"，不确实，对控告者则"以所辟罪罪之"，应以所加于被告者的罪名惩罚诬告者。《答问》说，如果甲控告同伍的乙杀了人，因而将乙拘捕，经审讯乙并未杀人，甲所告不实，对控告人甲的处分应以告不实论处，还是以所加的罪名论处？回答说，应以所加的罪名论处合于法律。诬告别人杀了人，诬告者要处以"杀人"罪。秦律规定杀人者死，是诬告者要处以死刑。诬告者不但扰乱法律秩序，其本人是怀有十分险恶的目的和别有用心，所以战国时期地主阶级的法律就对这种恶劣行为严加打击。它对维护法律秩序，巩固社会安定，申张正义都有着重要意义。

在案件的审判原则方面，秦律规定能按照供词进行审理，从供词中找出矛盾，不用拷掠而得到实情，算是"上"等；用拷打的方法取得案情为"下"；用恐吓的办法审案，就是失败，会搞不清案情。秦简《封诊式》的"讯狱"条下说：凡审讯案件，必须先听完口供并加以记录，使受讯者各自陈述。明知说的是假话，也不要马上诘问。供辞已记录完毕而问题没有交代清楚，才对应加以讯问的问题进行诘问。诘问时，又把其辩解的话记录下来，再看还有无其他不清楚的问题，继续追问。追问到犯人辞穷，多次欺骗，改变口供，拒不服罪，依法应当拷打的才拷打。拷打犯人必须记录在案，执行拷打的人签字。一方面不主张拷打，另一方面又主张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拷打。事实上审讯时是常以拷打为主要手段，像官高如李斯，都因拷打成招，更何况一般的细民百姓！

案件的审理在县，秦简《封诊式》中常有"敢告某县主"的用语，县主即县令，具体主办案子的是县丞，《封诊式》"封守"条下记载云："乡某爱书：以某县丞某书，封有鞫者某里士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某县丞某"的县上"某"字为县名之省，丞下"某"

字为县丞名字之省。"书"就是指令、文书，是由县丞下令到乡，具体

①　《荀子·修身篇》。

执行法律任务。是立案在郡守，郡守把所立案移到案发县具体审理。县中设有"治狱"这一职官，有"狱史"，是办案官吏，案子当主要由他们经办。有疑难不能判决的，则要上报郡，以至中央朝廷，由上面批复。审讯的内容包括当事人的姓名、住址、籍贯、身份、有无前科，是否经过赦免，有无其他问题。《封诊式》"有鞫"条下，对审讯问罪的内容记载是："士伍，居某里"，"可定名事里，所坐论云何，何罪赦，或覆问毋有。遣识者以律封守，当腾，腾皆以报。""识者"即了解情况的人，"腾"是记录下来，"报"是上报县政府。在接到报案后，要派专人到现场进行勘察、核实，并将情况作详细记录。办案还是慎重的。秦律规定，对案件的审理不公正要受到惩罚。《法律答问》中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士伍甲盗窃被抓获，所盗财物在窃时只值110　钱，官吏却不估价。到审讯时才估价，赃物估价超过660　钱。被判为刺面，罚作城旦（5年期刑）。实际盗窃赃物数额，以当时估价只宜判为处以隶臣（3年）徒刑。这样，官吏就犯了"失刑罪"。相反，重罪轻判的官吏也是"失刑罪"。这样的官吏称为"不直"，对治狱"不直"官吏的惩处，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四年"适（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在战国时期，官吏对犯人判处不公，则要受到所判罪的处罚。《法律答问》中有一条说："赀盾不直，何论？赀一盾。"秦简中，"赀"是有罪被罚而令缴拿财物的一种专用语。此条意即官吏判处犯人罚一张盾不公正，对官吏应如何处理？解释说，应罚官吏一张盾。这样规定，是为了使官吏在审判案子时，要罚当其罪，否则要受反坐之罚。

战国时秦律文中体现出，对官吏要求量刑定罪要得当。但是这个"当"是秦律的"当"，而秦律本身对犯人的惩罚，采用的却是"轻罪重判"的原则。如秦律中规定，窃采他人桑叶，价值仅1　文钱，要罚作苦役30　天。秦律还规定，5人合伙盗窃，盗窃赃物在1　文钱的，也要受到"斩左止"的重刑。还有一条法律规定，甲盗窃1　文钱，乙见到后没有将甲捕获，乙也"赀一盾"，罚缴一张盾牌。轻罪重判的原则，是先秦法家人物的主张，而落实于各国的立法中。他们认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①应该说这种作法在治理乱世时，还是有可取的一方面。

秦律中还有加罪的规定，这也是来自李悝《法经》中的《具律》篇。

加罪的对象是集团作案和守官自犯。《法律答问》列举了两个加罪例，一是"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又黥以为城旦。"盗仅一钱，但因是5人团伙盗窃，故加重治罪，不但砍掉左脚趾，还要刺面罚作苦役5年。一是搜捕盗贼的"害盗"和"求盗"这两种人盗窃，秦律规定对他们要加罪重罚。

4。战国时期刑罚的种类战国时期刑罚分为四种：（1）经济性惩罚经济性惩罚多用于官吏的无意失职，或治绩不佳，以及民众较轻的犯罪行为，但是不包括盗、贼这两种性质的犯罪行为。如《效律》有一

①　《商君书·说民》。

条规定："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官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到八两，赀一盾。桶不正，二升以上，赀一甲；不盈二升到一升，赀一盾"。官啬夫是指主管的长官。《法律答问》中有一条解释：有小牲畜进入他人家中，这家人用棍棒将牲畜打死，所打死的牲畜值220　钱，问如何论处？解释说，应罚两副甲。经济处罚都是以缴拿盾和甲的多少计。盾和甲都是战争使用的军事装备，这与战国时处于频繁的战争中有关，借以筹措军用物资。缴拿盾、甲的处罚实行二进制，即罚盾、甲各以2　张为一个等级。超过2　张盾的罪行，不是罚3　张盾，而是罚1　副甲。超过2　副甲的罪行，就要受到徒刑的处罚。

（2）徒　刑徒刑就是罚作苦役，被罚作苦役的人称为"刑徒"。从云梦秦简律文所记载的内容看，战国秦国的徒刑种类有五：侯：1年期刑；司寇：2年期刑；隶臣妾：3年期刑；男子，鬼薪（打柴）、女子，白餐（择米）：4年期刑；男子，城旦（筑城役）、女子，舂（舂米）：5年期刑。

（3）肉　刑肉刑是要伤残罪犯的部分肢体的惩罚，其种类主要有五种：笞：即鞭打，后世称为打板子、杖责等。此刑虽不留下永久性痕迹，但往往被鞭致残、致死的；黥刑：在脸上刺刻符号或字而填以墨，作为永久的标记；劓：割掉鼻子。割耳也属此等处罚。

刖刑：刖字文献中作剕，即砍断足或割掉足趾；宫刑：割去男子生殖器，汉代称为"腐刑"。

（4）死　刑死刑即结束人的生命。其处死人的方式很多，很残酷，有砍头、腰斩、剖腹、弃市（陈尸示众））、车裂（五马分尸）、烹（下油锅）等。战国法律还有族诛，即所谓灭族、夷三族及满门抄斩。"族诛"一般是对造反的民众和统治阶级内部中的政敌，所谓的"大逆"罪。

（四）战国时期的人事管理制度战国时期，为适应新建立的封建政权的需要，逐渐形成了一套与政权相适应的人事管理制度。这套制度的内容主要有：1。官吏的任免制度战国时期，选拔官吏的原则是"食有劳而禄有功"，即对国家有贡献、有功劳的人，任以官职，不同于春秋及以前注重门第、出身的世官制。韩非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率伍"①，概括了战国一代各国统治者任官的原则。注意从下级中选拔有才能、有实际经验的人才，以充实官吏队伍，像商鞅在秦国制定二十等军功爵制，士兵在作战中斩获敌人一个甲士的首级就授给一级爵位。凭这份功劳，若要做官，可以

①　《韩非子·显学篇》。

授给年俸50　石的小官。做官有治绩，再擢升提拔。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都是先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地方官职，然后才被提拔到相位上的。

春秋战国间私学大兴，各学派聚徒讲学，出身寒微的士大批涌出。

他们有文化，或有武功，各国统治者就多从这些士中选用人才。

士的选举方式有两途：一是自己向国王游说。战国时游士很多，他们奔走于各国间向国王推销自己的主张。游说在当时甚至成为一种专门学问，韩非子曾加以总结，写成《说难》一文。像商鞅、张仪、邹忌、苏秦、范睢、蔡泽等人，都是通过游说而至卿相地位的。

士的选举的另一方式是推荐。当时身居相位或高官的人，有责任向国君推荐优秀人才。赵国的番吾君就质问相国公仲连："今公仲相赵，于今四年，亦有进士乎？"公仲连只得惭愧地回答说"还没有"。番吾君向他推荐牛畜、荀欣、徐越。公仲连于是将这三人推荐给国君赵烈侯，三人同烈侯交谈，得到烈侯的重用，任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①。魏国的翟璜在同魏成子比功时说，他向魏文侯推荐了吴起、西门豹、乐羊、李克、屈侯鲋等一批人才，李克却说，翟璜推荐的人都是国君的官，魏成子进的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都是魏文侯的师，所以翟璜的功不及魏成子②。其他如赵国的蔺相如是宦者令缪贤推荐的，秦白起是魏冉所推荐，李斯是吕不韦推荐的。秦国有一条法律："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③被推荐的人行为不端或犯罪，推荐者要受到同样惩罚。像范睢推荐郑安平、王稽，后两人有罪，范睢也受牵连。

国君们以此防止借推荐而结成宗派小团体。

在特殊情况下，有的国君实行公开招贤。如燕昭王就公开招揽天下贤才，像乐毅、剧辛、邹衍等皆"争趋燕"④。燕昭王依靠他们向齐国报了仇。

2。官吏的爵禄制度战国时官有职与爵的区分。职是所任行政职务，爵则表示一种等级。

战国时虽破了旧等级制，却建立起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商鞅在秦国实行"明尊卑、爵秩等级"⑤，尊卑就是爵秩等级。用等级来划分官吏的身份，是对官吏管理的一法。战国时东方各国大抵仍是沿用春秋时的卿、大夫、士三等，这样划分如同现今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普通干部的区别一样。卿有上卿、亚卿、客卿之分。卿有封地的也给予荣誉性的侯名。大夫有上大夫、中大夫，还有以其他一些名目相称的，如国大夫、长大夫、五大夫等，其爵皆为大夫级。

秦国的爵秩与东方国家不同，在商鞅变法时制定了二十等爵制。这二十等爵是：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其中庶长、不更这些名称已见于《左传》，早于商鞅前，非他新创。又商鞅到秦，初为左庶长，后为大良造。白起

①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②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

③　《史记》卷七十九《范睢蔡泽列传》。

④　《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

⑤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先为左庶长，后升为左更，再升为大良造，王龁为左庶长等，此等皆是官名①。所以秦爵二十等，有的名称在商鞅以前就是秦国一官名，有的在商鞅以后也仍是官名。商鞅把秦原来的一些官名，再加上他新设置的一些名称，编排出二十等的爵秩，故有的名称既是爵名又是官名。秦二十等爵中四级以下相当于士等级，从五到九级为大夫等级，第十到十八级相当于卿，十九、二十级为侯。只有爵位高的人，才能担任重要的官职。3。对官吏的教育战国时期对官吏的教育情况，以前文献不见记载，只有秦国提出"以吏为师"的学习方式，这也不一定是对官吏的教育，一般认为是指对入仕前的青年所进行的教育方式。自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为吏之道》一种佚书被发现后，方使我们对在战国时对官吏的教育有所认识。

《为吏之道》是该墓10　种佚书之一，共由八段文字组成。前六段是对官吏提出的要求和所应具备的素质，后两段是抄录的魏国两段法律。

此佚书第一段开头就是"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正直、无私，是做官的品德，"慎谨坚固"是做人的素质。本段末提出了为吏的"五善"，一是"忠信敬上"；二是"清廉毋谤"；三是"举事审当"；四是"喜为善行"；五是"恭敬多让"。如能做到这"五善"，就"必有大赏"。第二段中列举了吏的"五失"，由三组"五失"构成，共15　种不当行为，如果吏有这些"失"，就"身及必死"。

第三段是要求为吏的要行为谨慎，不可冒失。第四段是要求为吏的要兴利除害，慈爱万民。这一段是以四字为句的韵文，便于记诵。第五段是对官吏平时居处说话的要求，此段开首即说要"处如资（斋），言如盟，出则敬，毋施当（弛常），昭如有光"。意思是说日常生活要同斋戒一样严谨，说话要像盟誓一样慎重，出门要对人恭敬，不要废弛经常应遵守的原则，这样你就像发光的太阳一样光明显耀。第六段是列举为官吏的行为8　种，从正反两个方面比较其不同的结果，以警戒官吏们要行为端正，不要作恶①。

这篇《为吏之道》从个人的品德、素质、到做官的行为，都提出了全面的要求。这样内容的文书，又出于曾做过小吏的墓主墓中，它应该就是国家对官吏的一种要求。它与同墓中的法律文书不同，不是强迫人遵守执行，而是具有官吏修养的性质，所以它应是当时中央发给官吏的职业道德教育性质的教材。这份教材的出土，可窥见战国时秦国对官吏教育的重视。其中对官吏提出的要求，虽然在2300多年前，在今天还是很值得为官者们一读的绝好文件。

4。官吏的俸禄制度战国时期官吏的俸禄一般实行实物的谷禄制。谷物的量度单位，各国不尽相同。大致有石、担、钟、盆等名称。秦国用石，也兼用钟。《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商君书·境内篇》说"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百之令，短兵七

①　齐思和：《战国制度考》。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80-293　页。

十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千石就是年俸一千石粟，每月得俸粟八十三石三斗多。《韩非子·定法》篇中讲到商鞅之法，斩敌一首级赐爵一级，欲为官者授以五十石之官。齐国欲使孟子为官，给禄"万钟"①。魏文侯时魏成子"食禄千钟"②，燕王哙让位相子时，收官印"自三百石吏以上效之子之"③。

在实行实物俸禄制的同时，对少数高级职官还有赐邑。商鞅在秦制二十等爵时，五大夫就有"税邑三百家"④。像秦国的商鞅、魏冉、范睢、白起，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等，皆有封地。孟尝君封地在薛，故又称为薛公。楚国春申君封地在淮北，拥有12　个县的封地，后因淮北边齐，请求退出淮北地设郡而改封于江东，被允许⑤。这些封君只收取邑中租税，没有治民权，封地一般不能世袭。以谷禄制为主，虽封君却无治封邑民事权，不能世袭，官吏就不可能形成像春秋时那样与国君对抗的世家大族。国君对官吏的任免容易，官吏与国君间合则留，不合则去。国君对官吏认为可即授玺命职，不可即收玺免官。官吏的任免权在国君手中。

5。对官吏的考核制度战国时期国王为对官吏加以控制，掌握他们的治绩，还普遍建立了考核和监察制度，以作为官吏升迁的依据。荀子说："岁终奉其成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①，就是指这种制度。

考核称为"计"、"上计"或"课"、"大课"。"计"即是责任目标，将官吏一年的责任目标写在券契上，称"计书"。《商君书·禁使》篇说："十二月而计书已定事，以一岁别计，而主以一听见所疑。"讲的就是上计情况。魏文侯时解扁为东封令（县官），他年终"上计而入三倍"②，这个"三倍"，就是指比年初给他的责任目标数字多三倍。这与今天的年初计划是相似的。每年中央的各部门官吏和地方官吏首长，都要把一年的各种预算数字写在"券"上，送到国君那里。国君把"券"分为二，右半留国君处，左半由官吏们拿着，年终带着左券到中央向国君汇报，听汇报也可由国相主持。齐田婴为相时，请齐王"听计"，齐王因"听计"劳顿，饭也顾不上吃，在臣下汇报时，他竟睡着了。汇报的官吏趁机用刀削去"券"上的数字，使考核无法进行③。

考核的内容很广泛，包括农地的垦辟、收获量、仓中粮食的数字、手工业制品的优劣、牲畜的繁殖数、肥瘦情况，户口数以及治安等，无不在考核之列。商鞅说："强国知十三数：竟（境）内仓口（仓库）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学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游士）之数，利民（工商业者）之数，马、牛、刍（饲料）、稾（禾杆）

①　《孟子·公孙丑下》。

②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

③　《史记》卷三十四《燕世家》。

④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⑤　《史记》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

①　《荀子·王霸》。

②　《淮南子·人间》。

③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之数。"①这"十三数"就是考核的内容。

考核成绩优者奖励升迁，劣者受罚或收玺免官。云梦秦简律文《■苑律》规定，耕牛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评比一次。满一年后，正月进行"大课"，优胜者赐给主管的"官啬夫"酒肉，劣者要"谇官啬夫"。"谇"即申斥②。《秦律杂抄》中有关漆园、采铁的考核规定，漆园若考核成绩为"殿"（下等），罚主管的官吏一副甲，令、丞及佐各一盾。若3年评比皆都是下等，罚主管的官吏甲两副，并撤职永不叙用，令、丞各一副甲③。可见，对官吏的考核，在秦国的执行是较为严格的，这也是秦国逐渐强大，终于灭掉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6。监察制度的形成监察制度是为监督官吏而设。战国时期为保障国家法令的执行，中央对官吏情况的掌握，初步形成了监察制度。秦国有国监及御史任监察之职，《商君书·境内篇》载，在军队攻城时，国监和御史登上特设的高台瞭望，以了解将士的作战情况，战争结束后据以进行奖惩。

御史本是国王身边负责记录、保管文书、档案等的近侍官，相当于现今的秘书。它对全国文武官吏的情况比较了解，自然就成了国王的耳目而带有监察的性质。齐国淳于髡在齐威王的宴会上说："执法在旁，御史在后"①，因此他不敢多饮酒。说明御史是在国王身边监视臣下行动的。《汉书·百官公卿表》有"御史大夫"，为中央一级监察官，"监御史"职责是"掌监郡"，皆为秦官，自是由战国时制度的沿袭。

为对百官的监察，御史要派员到地方了解情况，云梦秦简中有《传食律》，其中有御史的部属出使各地时的伙食供给标准规定。齐威王上台之初，听到身边的人不断向他吹捧阿邑大夫（县令）如何好，攻击即墨大夫如何不好。他派人前往了解，情况正好相反②。齐威王派出了解两县情况的，当也是司监察部门的官员。

战国时期一系列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确保了封建的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像秦国，推行这套制度比较彻底，而促进生产发展，国力强盛，因此能最后消灭东方六国，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所以制度健全，社会就安定，国家就富强，反之就必然走向灾亡。战国时期的政治史上，东方六国的最后被灭，秦国终能战胜六国，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①　《商君书·去强》。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30　页。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38　页。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

②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十二、结语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军在灭掉韩、赵、魏、楚、燕国后，再从燕国南下，进攻齐国。当秦军到达齐都临淄城下时，并国国王建出城投降，东方六国中剩下的最后一个国家被灭。秦灭齐后，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从此建立起来。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由西周的奴隶制统一王国，到诸侯割据纷争的时期。在霸主们的纷争中，奴隶制的旧政治秩序被打乱，一批批旧贵族被消灭，代之而起的是采用新的剥削方式的封建贵族。随着时代的推移，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将旧的奴隶制度抛弃，到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成功，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就进入了封建的社会。

战国时期，实力最强的有七国，称为战国"七雄"。七雄间的战争，连年不断，攻城夺地，杀人盈野。据有明文记载，秦国军队在与东方六国的战争中，所斩杀对方人数达130　万人以上。可知当时战争的激烈残酷。秦国由于改革彻底，秦孝公、秦昭王、秦王政都是一代雄主，商鞅、张仪、魏冉、范睢、吕不韦都是一时英才，致使秦国能完成消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大业。荀子说：秦国"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改革彻底，国家富强，终成帝业，此就是秦国"四世有胜"的"数"之所在①。此情此理，古今皆然。

战国时期，经过法家的变法改革，在各国都建立起封建专制的君主集权政治体制，确立了封建官僚的职官制，将相分职的文武分权制，人事管理方面的实物俸禄制、考核制、监察制，政权建置上的郡、县制等各项政治制度。秦王朝的建立，把这一系列政治制度加以充实和完善，而成为秦代的政治。战国时期确立的政治，直接为秦朝承袭。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政治，又是承秦政而来。所以战国时期的各项政治制度，实影响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就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

①　《荀子·强国》。

春秋战国 第012卷 春秋战国经济史

【本卷提要】

本卷为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549年的经济史。中间以公元前476年划线，以前为春秋时期，以后为战国时期。

本卷主要阐述了以下内容：一、从冶铁技术进步和铁器普遍使用、水利工程兴修和农田灌溉进步、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及制度的变化、农耕技术进步与亩产量诸方面说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二、从奴隶制经济关系崩溃原因、土地和赋税制度的变化、阶级结构和社会性质的变化诸方面说明生产关系的变化。三、从商业和商人、经商理论、商业利润、关税与市税制度、交通发展、城市兴起、货币问题、借贷与农贷诸方面说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四、从青铜制造、冶铁、煮盐等手工业和官府手工业与私营手工业的有关问题说明手工业及其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五、经济管理思想的演变。

本卷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在冶铁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等方面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并为以后中国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春秋战国经济概述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社会经济形态急剧变化。不了解这一时期的变化，无法了解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及其发展特点。本书的任务就是向读者介绍这一时期生产力、生产关系诸方面发展变化的状况及其特点，等等。

所谓奴隶制，在生产关系方面就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主要生产者--奴隶。奴隶是主人的财产或物件。奴隶主可以任意买卖、杀死奴隶。在生产力方面，根据现在的研究成果，一般来说，东方各国在前铁器时代已进入奴隶社会，希腊、罗马则是在铁器出现和使用后才发展为奴隶社会的。中国奴隶社会与希腊、罗马比较，有其自身特点：如在生产力方面，中国的奴隶社会基本上与铜器时代相适应，这与希腊、罗马是在铁器时代进入奴隶社会迥然不同；中国奴隶社会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占据着统治、支配地位，而希腊、罗马奴隶社会则有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商品生产；中国奴隶社会中；宗法血缘关系居于支配地位，而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在这方面却相对较弱。在生产关系方面，中国奴隶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和直接生产者--奴隶归奴隶主阶级的国家所有；而希腊、罗马奴隶主私人占有土地和奴隶的制度却比较发达。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春秋中期后，铁器逐渐普遍使用。当时中国的冶铁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公元前7世纪中叶至公元前6世纪，中国使用了铸铁，比欧洲使用铸铁早了约19个世纪。战国中期以后，中国使用了生铁柔化技术，比欧洲早了20　个世纪。战国后期还出现铸造铁器使用的铁范，比使用陶范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冶铁技术的进步，为铁器的普遍使用创造了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农业生产发生了飞跃，这表现在犁耕出现、施肥进步、灌溉和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荒地的垦辟诸方面。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城乡分工、商品流通进一步扩大，货币经济发展，同时出现了以工商业发达而闻名的城市。沟通全国交通的网络的出现，又使各地的土特产品和统治阶级所需的奢侈品得以在全国流通。

与上述状况相适应，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奴隶主阶级控制、支配全国的土地、劳力进行分封的土地国有制遭到了破坏。

这种土地国有制的主干是井田制，井田是因把田地划为井字形方块田而得名。井田制下，国有土地划分为归各级奴隶主占有的公田和归奴隶使用的私田（份地）。在公田上，奴隶主直接榨取奴隶的剩余劳动。私田（份地）的收获归劳动者。由于受村社土地公有的影响，份地要定期轮换耕种。因此，井田制被破坏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各级奴隶主在公田上直接榨取奴隶剩余劳动的制度遭到破坏；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定期轮换耕种份地的制度遭到破坏。随着井田制被破坏，出现了按亩征收实物税（租）的制度，这标志着剥削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上述变化之后，虽然国家对全国土地仍有最高所有权，但程度不同的土地私有制逐渐产生、发展，由此又出现了地主、农民。随着农民的分化又产生了佃农、雇工、奴婢。其次，工商业方面的经济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工贾食官"的格局被打破，出现了民营的广大小工商业者和大工商业者。而这些工商业者中的一部分人又投资土地，成为地主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这些变化，导致了奴隶社会经济形态的崩溃和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确立。

如果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中国与西欧加以比较，中国明显具有下述特点：①这时期中国生产力迅速发展，水平提高；西欧生产力没有什么发展。②中国商品经济、商品生产向前发展；西欧商品经济、商品生产衰落，自然经济增强。③中国农村公社土地公有的习俗遭到了破坏，而欧洲农村公社土地公有的残余则长期残留在封建社会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的巨大变化，为秦统一后中国长期居于世界的前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这个时期的变化是不应被忽视的。

（一）冶铁技术的进步与铁器的使用铁的使用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重要的一种原料，比木、石、骨、蚌、青铜都要坚硬，能够冶炼成钢，原料多且易于取得，能够大量制造铁制农具，使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建和用畜力耕田等等成为可能。铁还为手工业工人提供了坚固和锐利的各种工具，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和建筑业的发展。

铁的使用使人类社会分工扩大，新行业、新产业出现，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大变革。然而，人们用铁器代替使用石器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还软，所以石器是逐渐地、慢慢地消失的。欧洲不仅在8世纪德意志叙事诗《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而且在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的军队侵入英国的海斯丁斯会战中都还使用石斧。

在中国历史上，从铁器出现到普遍使用，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1。春秋时铸铁的出现与铁器的使用人类历史上最早发现和使用的铁是陨铁，陨铁是天上掉下的陨石（铁、铬、镍的混合物），经锻打而制成的。中国在殷代和西周初年，处于使用陨铁的阶段①。人类使用铁的第二个阶段是用"块炼法"炼铁。就是把铁矿石放在炉中加热，温度达摄氏800-1000　度时，用木炭还原得到铁，铁在出炉时呈海绵状的固体块，含大量杂质。所以，这些铁块需经反复锻打才能制作铁器。用这种方法得到的铁数量少、质量差。中国最迟在西周晚期，已使用这种方法炼铁。《诗经·秦风·驷铁》载"驷驖孔阜"一语，注家解释说马色如铁故名驖，驖与铁的繁体字"■"同。"驷驖孔阜"即四匹铁颜色的肥大的马。用铁的颜色来形容别的东西，说明铁已成为常见的物品。另外，考古工作还在河南三门峡虢国贵族墓中出土了西周晚期的铜柄铁剑。人类使用铁的第三个阶段是用"生铁冶铸法"冶炼铸铁（生铁）。这种方法是把铁矿石放在炉内熔炼，温度达摄氏1150-1300　度时，铁矿石熔化成液体，可浇铸成器物。用这种方法炼出的铁数量多、杂质少，质量较好。中国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和使用了铸铁。

据文献记载，中国在春秋中、后期即公元前7　至6世纪已出现和使

①　参见杨宽《战国史》，第4　页。

用了铸铁。《国语·齐语》载管仲向齐桓公提出以甲兵赎罪的建议时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试诸壤土。"

《管子·小匡》载管仲说："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鉏、夷、锯、■，试诸木土。"郭沫若认为："美金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也是毫无疑问的。铁在未能锻成钢之前，品质赶不上青铜，故有美恶之分。"①这说明，齐桓公时期，"美金"--青铜被用于铸造剑、戟等兵器；"恶金"--铁则被用于铸造生产工具。

鉏，即锄；夷，锄类工具，用于除草平地；斤，称镢，是掘土农具；锯，是锯木工具；■，是斧类斫木工具。这些用铁铸造的器物均属农具和手工业工具。到春秋晚期，已能铸造大型刑鼎。《左传》昭公29年（公元前513年）载："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能把有不少法律条文的刑书铸在铁鼎上，说明当时已能铸造有铭文的大型铁器，铸造铁器的技术已较高。考古发现了春秋晚期铸造的铁鼎。如：1976年4月湖南长沙杨家山65　号墓出土了春秋晚期的铁鼎，1977年7月长沙窑岭15　号墓又出土春秋战国之际的铁鼎。经金相学鉴定，上述两个铁鼎均系铸造。

上述事实已经说明，齐桓公时（公元前685-前643年）已经出现了铸铁，在公元前513年中国已能铸造铸有法律条文的大型刑鼎。欧洲是在13　至14世纪才使用铸铁的，晚于中国19　个世纪。

中国在春秋中、后期所以能出现铸铁，是因为冶铁鼓风设备有了进步。中国古代的冶铁炉很早就有鼓风设备。据杨宽先生研究，鼓风器是一个特制的大皮囊，大皮囊两端紧括，中间鼓起好似驼峰，旁边有个洞口接着竹管或泥管（考古已发现了这种泥管）通到炼炉旁可以通风。大皮囊上有个陶制把手，用手拿把手鼓动，即可把空气中的氧压送到炉中，以促木炭燃烧，提高炉温。鼓风的大皮囊因形似一种盛物的"橐"，所以也叫橐。橐上吹出空气的竹管因和管乐器上吹的竹管相似，故称籥。

这种鼓风器称为"橐籥"。"橐"上鼓风的把手叫"■"①。《墨子·备穴篇》说"灶用四橐"，可见，当时冶铁炉用的鼓风器可多至4　个，甚而更多。用的鼓风器越多，风力也越大，有助于提高冶铁炉温度，还可使冶铁炉的容量增大，熔化冶炼铸造的铁器也就增多。由于鼓风设备有了进步，中国在公元前7　至6世纪发明了冶铸生铁的技术，使中国在春秋中叶后就较普遍地使用了铸铁。欧洲由于迟迟解决不了鼓风问题，铸铁的发明和使用就大大落后于中国。

鼓风设备的进步，能生产大量铸铁铸造器物，促进了铁器的普遍使用。考古已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铁农器和铁兵器。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侯马市北西庄春秋遗址中出土铁残犁铧13　件，"说明早在春秋时期铁已被应用于生产工具方面"②。1977年又在陕西凤翔秦都雍城秦贵族墓葬发现了春秋早期的铁镈③。这些考古发现的实物也说明春秋时期铁器已用

①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①　《史记·十二诸年表序》。

②　《侯马北西庄东周遗址的清理》，《文物》1959年第6　期第43　页。

③　《建国以来陕西省文物考古的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30年》第130　页；《碳14年代测定报告》（三），《文物》1979年第12　期第79　页。

做生产工具。铁兵器也出现了，甘肃灵台县景家坪春秋时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把铜柄铁剑。

春秋时期，冶铁技术上的另一大进步就是出现了钢。《越绝书》卷11《越绝外传·记宝剑》载："欧冶子、干将凿茨山，泄其溪，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奏之楚王。"《吴越春秋》卷4《阖闾内传》载："阖闾。。请干将铸作名剑二枚。干将者，吴人也，与欧冶子同师，俱能为剑。。。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于是干将不知其由。。。于是干将妻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男童女300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这两个故事记载的是春秋末年的事情，而且带有神话色彩，但所反映的冶铁技术的状况却值得重视。从使童男童女300人鼓橐装炭来看，使用的炼炉是相当高大的，并有好的鼓风设备。铸出的宝剑质量也是很好的，《战国策·赵策》载赵奢的话说："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这种剑锋利异常，说明当时有的工匠已初步掌握了炼钢和热处理技术。1976年在长沙杨家山65　号墓出土了春秋晚期的一把钢剑，经取样分析，金相组织为含0.5　左右的中碳钢①。这把钢剑的出土为《越绝书》、《吴越春秋》记载的铸宝剑的故事提供了证据，说明春秋晚期确实出现了钢。

2。战国时铁的普遍使用与冶铸技术战国，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铁器已成为农业、手工业中的主要生产工具。战国晚期，铁兵器已成为重要作战武器，钢也日益广泛使用。

从战国开始，中国已进入了铁器时代。

战国时铁矿的开发已在广阔范围内进行。《山海经·五藏山经·中山经》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管子·地数篇》的记载与此完全相同。《五藏山经》中具体指出产铁的山有36　处，地点分布于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这几省在战国时代是秦、赵、韩、楚、魏等国的地盘。战国时已积累了一套开矿的经验。《管子·地数篇》载："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赭"是一种赤铁矿性质的碎块和细粒，是和赤铁矿共生的。

铁器的使用已很普遍，有的学者据1927年至1980年171　篇考古发掘的报道、简报、报告指出，发现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出土铁器的有辽宁、吉林、内蒙、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云南、广东、广西、新疆等21　个省（自治区）的100　个县（市），约192　个以上的地点①。冶铁遗址的发现和出土铁器不仅遍及韩、赵、魏、齐、楚、燕、秦七国统治区，而且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有铁器出土，说明边疆兄弟民族也使用了铁器。出土铁器的种类已超出《管子》中《少匡》、《海王》、《轻重乙》等篇所述的范围和种类。出土的农具有：镰、臿、锄、铲、耙、犁等；出土的手工业工具有：斧、锛、凿、钻、锤、削、锥、针及铁范等；出土的兵器有剑、戟、矛、匕首、刀、杖、镞、弩机、鐏、胄等；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①　《左传》昭公三年。所指都是晋国旧贵族。

其他用具有：鼎、釜、盘、权、颈锁、脚镣、车具、带钩、环、管、钉，等等。这些用具涉及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战国铁器已逐渐普遍使用。《管子·海王》载管仲的话说："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钺、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管子·轻重乙》载齐桓公的话说："衡谓寡人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椎、一箴、一鉥，然后成为女。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以毋籍而用足。"只要把这两段记载的前后文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农具和手工业工具是用铁制造的。《海王》、《轻重乙》等篇均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的著作，所以上述引文反映了当时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普遍使用铁器的情况。考古中发现的大量铁农具和手工业工具也有助于说明此种情况。1950年、1951年、1952年于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葬中出土的"铁器有犁4、镢4、锄36、铲10、镰1、斧12、凿1、削5、刀类9、钉1、铁带钩1、匕首1、其他铁器8。此外，还有铁铤铜镞86，共179　件"①。1955年石家庄市庄村赵国遗址发现的铁农具，占这个遗址出土全部铁、石、骨、蚌质工具的65％②。

1964-1975年间于河南新郑县郑、韩故城东城内西南部（仓城村南）

发现战国铸铁作坊，面积达四万平米。出土残炉一座、烘范窑一座和一批陶范及铁器。陶范能看出器形的有镢、锄、镰、铲、锛、凿、削、刀、剑、戟、箭杆和带钩10　余种，以镢、锄范数量最多。出土铁器以镢、锄的数量最多，此外还有铲、锛、刀、削、凿、镰、锥等③。1977年于河南登封县告城镇古阳城遗址发现战国时冶铁遗址，出土大量陶范，其中能看出器形的有镢、锄、镰、斧、刀、削、戈、箭杆、环等。还出土了残铁锄、残铁镢等铁器④。1964年于河北易县燕下都22　号遗址出土铁器65件，其中有50　件是生产工具，计有刀12　件、刮刀2　件、凿1　件、镢6件、锤1　件、锥17　件、斧7　件、锄1　件、镰2　件、铲1　件①。1953年于河北兴隆县寿王坟战国冶铁遗址中出土铁范87　件，其中锄范3、镰范2、镢范47、斧范30、凿范2、车具范2，绝大多数均为生产工具用范②。1957年于抚顺市莲花堡燕国遗址中出土铁器近80　件，均为生产工具，其中镢60　多件、锄2　件、镰2　件等③。1974年于广西平乐县银山岭战国墓出土的181　件铁器中，170　余件为生产工具，其中有锄89、斧10、锛6、凿6、刮刀59、削9④。这些考古发掘出的材料，充分说明战国时铁器在农业、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辉县发掘报告》。

②　《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遗址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版第1　期。③　河南省博物馆新郑工作站：《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见《文物资料丛刊》第3　期第63　页。④　《河南登封阳城遗址的调查与铸铁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版第12　期。

①　古本《竹书纪本》载"自武王灭商，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自序》中说，从武王灭商至幽王灭国，积年二百七十五年。②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84　页。

③　王增新：《辽宁抚顺市莲花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版第6　期。④　《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版第2　期。

手工业中普遍使用，已经取代了石器、木器、蚌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所以，战国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

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铁的质量提高，春秋晚期铁已经开始被用做兵器。到了战国，战争频繁、规模扩大，铁兵器也日益普遍使用。战国晚期铁兵器已成为大量使用的重要兵器。文献记载的战国时的铁兵器有"铁剑"、"铁椎"、"铁釶（矛）"、"铁甲"、"铁杖"、"铁钩钜"、"铁殳"、"铁铦"等。宛（今河南南阳），战国先后为韩、楚占有，这里冶铁业发达，以出产铁兵器而闻名。《商君书·弱民》载："楚国之民，。。宛钜（钢）铁釶（矛），利若蜂虿（蝎类毒虫）。"

《荀子·议兵》载："楚人。。宛钜铁釶，惨如蜂虿。"楚国以产钢铁制作的矛而闻名，引起别国的恐惧不安。如秦昭王曾说："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⑤韩国也以出产铁兵器而闻名，《战国策·韩策一》说："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阳。。。"《史记·苏秦列传》载："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阳、合伯、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革抉（射箭时用的皮制臂套）■芮（楯），无不毕具。"从苏秦的话中，可知战国时韩国是个重要的钢铁工业区，并有一些地区以制兵器而闻名，如棠谿、墨阳、宛、邓、龙渊、太阿。这些地区所铸造的剑戟能"陆断牛马，水截鹄雁"，能"斩坚甲铁幕"，说明已能把生铁锻造成钢，而且炼钢的技术水平已达一定高度，并能较普遍地使用。《淮南子·修务》以"墨阳、莫邪"并称。由于楚、韩两国以产钢、铁兵器闻名，所以有"强楚劲韩"之称①。从考古发掘来看也是铁兵器日渐增多。如1964年至1965年于河南新郑县郑、韩故城东城内西南部（仓城村南）发现战国铸铁作坊，从发现的陶范器形看有刀、剑、戟、箭杆等兵器器形②。1952-1956年于湖南长沙东南郊月亮山等战国晚朗楚墓中出土铁器有剑7、戟1③。在湖南"衡阳市公行山18　座墓出土铁器20　件，其中有剑7　件，矛4　件，戟1　件"④。1965年在河北易县燕下都44　号墓中出土的铁器79件中有胄1、剑15、矛19、戟12、鐏（戈柄下端圆锥形金属套）11、刀1、匕首4，这几样兵器共63　件。此外，还出上铁廓底生铜弩机1　件，铁铤铜镞19　件⑤。这些考古出土的材料都说明，战国时期铁器已较普遍地用作兵器。然而，这时铁兵器还不能代替和完全代替青铜兵器。所以，战国晚期考古出土的铜兵器数量仍然颇大，尤其是贵族墓葬出土铜兵器较多。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战国晚期时的青铜兵器多为贵族侍卫使用，带有仪仗性质。贵族死后，多以其侍卫所用青铜兵器附葬。。。至于士兵作战实际使用的大量为铁兵器。"①由于铁兵器日益普遍使用，统⑤　《史记》卷79，《范睢蔡泽列传》。

①　《左传》襄公十年。

②　《左传》僖公五年。

③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楚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1　期，第53　页。④　高至喜等：《楚人在湖南的活动遗迹概述》，《文物》1980年版第10　期，第55　页。⑤　河北省文管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　号墓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版，第4　期。

①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167　页。

治者就把青铜兵器改铸他用。如公元前235年楚幽王熊悍就把在战争中缴获的青铜兵器改铸为鼎、盘之类的器物。秦王政26年统一六国后，又"收天下兵"，铸为金人十二。大量铜兵器被销毁，遂使铁兵器在兵器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战国时期是我国冶铁技术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冶铁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生铁柔化技术的推广、铁范的使用、钢制品及其热处理淬火工艺的广泛应用等方面。

生铁柔化技术是战国时我国冶铁技术史上的又一大突破。这种技术是把生铁铸件经过热处理或将铸件加热后反复锻打，使其内部含碳量和内部组织结构发生变化。经柔化处理的铸件，提高了韧性，减少了脆性，扩大了铸铁的使用范围，提高了铸铁的质量。考古发掘实物说明生铁柔化技术早在春秋战国之交就出现了。洛阳博物馆于洛阳市水泥制品厂古遗址中出土的铁锛，经鉴定是公元前5世纪的铸铁件，经柔化处理，铁锛表面产生了一毫米左右的珠光体层，使易脆的铸件具有一定韧性，改善了工具性能。战国中、晚期的铁器遗物中，经柔化处理的更多。1951年河南固围村出土的铁带钩、1957年湖南长沙出土的铁铲、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44　号墓出土的铁镢等，都是经过柔化处理的展性铸铁。在欧洲，经柔化处理的展性铸铁是18世纪出现的，比中国晚20　个世纪多。

战国时铸造铁器使用的范也出现了先进技术。铸造铁器最初使用陶范，陶范只能使用一次，反复制作陶范费工费时，使生产效率受到限制。1953年，在河北兴隆古洞沟战国晚期燕国遗址中发现了40　副87　件铁范，有钁范、锄范、镰范、斧范、凿范、车具范等。其中"有比较复杂的复合范和双型腔。范的外型的设计，保证了铸造时各部份温度均匀。同时还采用了防止铸件变形的加强结构，"等等。这种范能连续使用，铸成的器物质量好，不必再作太多加工，可提高劳动效率和降低成本①。欧洲一些国家16世纪开始用金属范，比我国晚约19世纪。

战国时，炼钢技术和热处理技术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和应用。这时的钢是用铁块加热反复锤打渗碳而制成的，称为"百炼钢"。考古发现的战国时的钢制品屡见不鲜。如江西新干县袁家村战国粮仓遗址出土两把铁斧，据上海冶金研究所测定，刃部有钢。西安半坡村第98　号秦墓出土的一件铁凿，经检验，是用含碳量较高的钢，经多次加热锻打而制成的。河北易县燕下都44　号墓出土的5　种51　件铁兵器中，选送6　件给北京钢铁学院作金相考察，发现其中5　件是钢制的。这说明战国后期的主要兵器中，已较普遍地使用钢制品。

春秋战国时期，生铁冶铸技术、生铁柔化技术、制钢技术的出现和冶铁业的兴起，使铁制生产工具逐渐普遍地使用于农业、手工业方面，促成了农业、手工业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这种状况正反映了科技进步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水利工程的兴修与农田灌溉的进步

①　《左传》昭公十五年。

1。水利工程的兴修中国在春秋以前没有大型水利工程。春秋时期由于铁器的逐渐普遍使用，人们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从春秋末开始出现了大型水利工程，至战国出现了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的高潮。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有：（1）芍陂的兴建芍陂在今安徽寿县，是蓄水塘，相传是春秋楚庄王时（公元前613-前591年）孙叔敖修建的。《淮南子·人间训》载"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云娄之野。"这是我国文献上记载的最早的一项较大的水利工程。

（2）邗沟的开凿邗沟是吴王夫差开凿的。《左传》哀公9年（公元前486年）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这一工程，"于邗（在今江苏扬州市境）

筑城穿沟"，东北通江苏淮安县境的射阳湖，西北入淮河。这是一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为称霸中原2年后（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又把这一条运河向北修，接通了沂水和济水。《国语·吴语》载："吴王夫差。。起师北征，阙（穿）为深沟，通于商（宋）、鲁之间，北属于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吴王夫差开凿这条运河的目的是为了北上争霸，运送军队与军粮，但后来却使运河两岸收到了灌溉之利。

（3）鸿沟的开通战国时魏国在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1年），于魏国境内天然湖泊圃田（今河南中牟县境内）与黄河之间，开凿了一条渠道，引黄河水入圃田泽。又修"大沟（水渠），而引圃水"①。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40年）又从圃田开了一条渠道，引圃田水通淮河。②这样便修成鸿沟。鸿沟就是后来汉代的蒗荡渠（汴河前身）。鸿沟的凿通，在当时有灌溉之利。邗沟沟通了江淮，鸿沟又沟通了黄河与淮河，这便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联系了起来。所以，鸿沟的修成对中国后来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4）引漳水溉邺魏引漳水溉邺的工程，一说是魏襄王时史起首创其事，一般则认为魏文侯时西门豹首创其事，魏文侯曾孙魏襄王时史起又继其后完成。魏文侯时，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尽地力之教"，西门豹为邺令，发展凿12　渠，引漳河水溉邺，民得其利。《史记·河渠书》说："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魏襄王时（公元前318-前296年），史起为邺令，又重修西门豹开凿的12　渠，人民深受其利，所以歌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斥卤兮生稻粱。"

（5）黄河堤防的修筑战国时期在大河两岸修筑堤防，以防洪水泛滥，日益普遍。当时修筑堤防已积累了许多经验。魏国魏惠王时的大臣白圭，不仅是个大商人，也是位善筑堤防的专家。据说，他主持修筑堤防，能"塞其（蝼蚁）穴"。《韩非子·喻老篇》说："千丈之隄，以蝼蚁之穴溃。"战国时，最著

①　《左传》隐公三年。

②　《左传》桓公五年。

名的堤防是齐和赵、魏在黄河两岸修建的堤防。由于当时齐与赵魏两国以黄河为界，齐国地势低下，黄河泛滥时齐遭灾严重，所以齐国首先在离开黄河25　里的地方修了一条堤防，自此"河水东抵齐隄，则西迄赵魏"，使泛滥的河水冲向赵魏两国。于是赵魏两国也在离河25　里的地方修了一条长堤防，从此河水在两岸堤防间来回流来流去。这两道堤防的建筑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黄河泛滥为灾。

（6）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这项工程是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后期蜀守李冰主持修建的。这一工程位于四川成都平原。原来，四川成都平原经常发生旱、涝灾害，主要原因是岷江上游从地势陡峻的岷山丛岭中穿过，水流湍急，进入成都平原流速突减，江水夹带的泥沙石子沉积淤塞了河道。这样，雨季洪水泛滥造成水灾，雨季过后又造成旱灾。都江堰就是为了解决成都平原的水旱灾害修建的。都江堰工程主要分作三部分：①分水堰。分水堰是在岷江中的天然滩脊上，修建一个形似鱼嘴的卵石沉积建筑物作堰。分水堰前端尖，从远处看像个大鱼嘴，所以又叫"分水鱼嘴"或"都江鱼嘴"。分水堰的作用是把岷江水一分为二：东边的水称内江（也称郫江）；西边的水称外江（也称检江），外江沿岷江故道流入长江。②宝瓶口。内江流一段，为原有玉垒山的一块大岩石堵住水的去路，李冰在大岩石上开凿了一个人工道口，叫宝瓶口。内江水通过宝瓶口后分为走马河、柏条河、蒲阳河等支流灌溉着农田。被凿开岩石孤立于内、外江之间的称"离堆"。③飞沙堰。从分水鱼嘴到"离堆"之间又用竹笼装石筑堤修成溢洪道，叫飞沙堰。飞沙堰比较低，当洪水太大时内江的水就可溢出飞沙堰流到外江。

这个办法既保证了内江灌溉区有水，又不会因水大泛滥成灾。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说"蜀守冰凿离碓（堆），。。穿二江"，就是这项工程。这项工程建成后把水患变成了水利。《水经注》卷33　引《风俗通》说李冰"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华阳国志》卷3　说李冰在四川兴修水利，除了能"以行舟船外"，又"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古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天下谓之"天府"。都江堰的修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技术水平高。都江堰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一项著名的水利工程。

（7）郑国渠约在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秦修建了郑国渠。这项工程原是韩国倡议的，目的是想借此消耗秦国国力，使秦无力伐韩。结果，工程成功，大大增强了秦国的国力。关于此事，《史记·河渠书》载："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从上述记载可知，郑国渠是一条从泾水至洛水的灌溉工程。修成后可溉田4　万顷，皆亩收一钟（6　石4　斗）。因此，关中成为沃野，秦国赖以富强，最后终于灭东方6　国。

除上述著名的水利工程外，某些边地也有运河的开凿。周显王八年（公元前361年）魏国瑕阳（今河南省陕县）人"自秦导岷山青衣水来归"①，东与沫水（今大渡河）合流，至今四川夹江县注入岷江。

兴修运河和灌溉用的大型水利工程时，所运用的3　项技术值得注意②：①利用原有湖泊作水库。如春秋末吴国开凿邗沟，利用射阳湖作水库。魏国开凿鸿沟，利用圃田湖作水库。秦国开凿郑国渠，利用焦获泽作水库。这种利用自然湖泊作水库的方法可以省工、省力，又能调节水量，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方法。②兴建调节水量的"水门"。《华阳国志》说都江堰工程修建了水门调节水量，所以说"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后汉书·王景传》说■渠决口后，"其水门故处皆在河中"，说明魏国在开凿鸿沟时是建有水门的。水门的设置，对调节水量有重大作用，也是当时兴建水利工程的一大创造。③中流作"堰"。李冰建都江堰时，采取了中流作堰的方法，一种是横堰，在今四川灌县市西的岷江中筑大堰，堰上开左右两口，使水向左右分流入内外江，调节了水量。另一种是纵堰，都江堰工程所建飞沙堰就是顺着岷江水流方向建的纵堰。水大则内江水溢出飞沙堰流到外江，其目的也是调节水量。

2。农田灌溉的进步根据文献记载，西周时人们已知利用泉水、池水灌溉。《诗经·大雅·公刘》载西周建国前公刘选耕耕地时要"相其阴阳，观其流泉"。

前者指要选择向阳的耕地，后者是要看有无泉水可资灌溉。《诗经·小雅·白华》也说"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说明人们已知利用池水灌溉稻田。

春秋以后农田灌溉进步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灌溉渠道网络的出现春秋战国随着水利工程的兴修，农田灌区已有由支、斗、毛渠构成的灌溉设置。《论语·泰伯》载孔子的话说禹"尽力乎沟洫（灌溉用的田间水道）"，可见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田间用的灌溉渠道已为习见事物。《周礼·冬官·考工记》载，每个农夫百亩耕田之间有约合今尺宽1　尺4寸、深1　尺4　寸的渠道叫遂；每井耕地之间有约合今尺宽2　尺8、深2尺8　寸的渠道叫沟；方10　里的耕地之间有约合今尺宽5　尺6　寸、深5　尺6　寸的渠道叫洫；方百里的耕地之间有约合今尺宽1.28　丈、深0.98　丈的渠道叫浍①。《周礼·地官·遂人》载：凡治野，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这都说明在农业灌区有称之为遂、沟、洫、浍的大大小小的渠道构成的灌溉网络浇灌着农田。与遂、沟、洫、浍相应，渠上则有叫径、畛、涂、道的交通道路。一般认为《周礼》一书成书于战国时期，反映了春秋末与战国时期的情况。《周礼》上述记载反映了春秋至战国时，农田灌区已出现了由大小渠道构成的系统灌溉工程。由于水利灌溉系统出现并对农业生产有重大作用，所以设立了专门负责水利工程的官员管理其事。《荀子·王制》说："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不使水漏溢），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皇甫谧说："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①　《左传》桓公十八年。

司空之事也。"

春秋末到战国时，农田灌区出现了由大、小渠道构成的灌溉系统工程，是中国农田水利事业的巨大进步，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2）桔槔灌田春秋时用桔槔灌田已日益普遍。桔槔灌田是利用杠杆原理灌田的一种方法。桔槔称桥，把一根直木固定在河边或井边，另一根直木横系在这根直木上，横木一端系结着大石头，一端用绳系挂着水桶。汲水时把绳一拉，则水桶入河或井中打水，把绳一放则水桶上升倒水。《庄子·天运篇》说桔槔"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庄子·天地篇》载孔子的弟子子贡"南游于楚"，在返回晋国的道路上，见一老丈"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其名为槔。"这是中国用桔槔灌溉的最早记载。西汉人刘向在《说苑·反质篇》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说卫国有5　个农夫一同"负缶（瓦罐）入井灌"，一天只能灌一区，郑国大夫邓析叫他们用桔槔灌田，"一日灌韭百区不倦"。这两个故事说明了以下3　个问题：一是桔槔灌田已逐渐代替了"抱甕"、"负缶"

灌田；二是这两个故事提到的子贡、邓析均为春秋晚期人，说明春秋时用桔槔灌田已逐渐普及；三是用桔槔灌田大大提高了效率。用"抱甕"、"负缶"的办法灌田，仅能日灌一畦或一区，而用桔槔灌田能日灌"百畦"或"百区"。桔槔灌田主要用在园圃业方面，大田作物的灌溉自然还须渠道。

（三）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制度的变化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耕作制度发生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次变革为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是很值得注意的。

1。生产工具的演变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生产工具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方面以耒耜为代表的西周时传统生产工具还在广泛使用，另一方面以铁犁为代表的铁制生产工具已经出现并日益普遍使用。

耒耜　最初人们耕种田地时在尖头木棒的下部加上脚踏横木而作成的直尖耒，形状应为"十"，后来为应用方便又出现斜尖耒，形状为"■"。甲骨文中力字作"■"或"■"，即古耒的形状。这说明商代已用耒耕田。耒的斜尖下部斜尖接插上木制锹头，即成为耜，其形状为"■"。

《诗经》没有提耒，但有多处讲到耜，说明周代人们多使用耜，耒渐渐被淘汰了。耜，说文作"■"，说明早期的耜是木制的，后来用石耜头和金属刃。所以，耜是由耒发展演变而来的比较先进的耕田工具。《诗经·周颂》中的《载芟》、《良耜》和《小雅》中的《大田》都讲用耜在"南亩"上耕作。

《诗经·周颂·臣工》云："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

这里的钱、镈、铚都是周代的农具，用"金"旁，当为金属工具，用青铜制造的已被发现，是否用铁制造，不得而知。其中，铚是收割用的短镰刀。《说文》曰："铚，获禾之短镰也。"艾，收获用的镰刀，同刈。钱，与"剗"相通。唐玄应《一切经音义》云："剗，古文铲"。

故知钱即铲子，有人认为即青铜铲子。1952年洛阳下瑶村商遗址中出土了一把铜铲，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商遗址中又出土了一把铜铲，这说明钱是商代就已使用的一种农具。

镈，一作鑮。后汉刘熙所撰《释名》曰："鑮，亦锄类也；鑮，迫也，迫地去草也。"《周颂·良耜》："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赵"指刺土，薅即除草，荼、蓼即杂草。所以，镈为锄类工具，应无疑。

斧　斧子平时是生产工具，战时为武器。在开荒、砍伐林木时，斧子是重要生产工具。

春秋战国时除使用西周时就使用的上述生产工具之外，也出现和使用了一批铁制新式农具。根据考古发掘和《管子·轻重工》等文献记载，这些铁制新式农具有：犁铧　1956年于山西侯马市北西庄东周遗址中出土春秋时期铁残犁铧13　件。1950年后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魏国墓葬发现的铁农具中，有犁4　件。犁的斜边长17.9　厘米，中央尖部宽6　厘米，两侧宽4　厘米，犁刃顶端上下两面均有起脊线。这种犁铧形制小，一牛即可拉动，适于一家一户个体农民使用。可用于开沟下种，不能用于深耕。犁在战国时期使用已很普遍，考古发现的犁遍及河北、山东、陕西等地。1958年于河北易县燕下都城址高陌村遗址中发现了犁。1956年河北省邢台市西南申家庄村北遗址中也出土犁铧1　件。1957年于山东滕县古薛城战国冶铁遗址中发现了犁、铲等铁器20　余件。1958年于山东临淄故城遗址中发现的铁器中有犁1　件。此外，在陕西西安南郊赵家堡等地和蓝田鹿塬发现的铁器中均有犁①。

铫　大锄，除草工具。

鎒　同耨，除草工具，小锄。

此外，尚有至今仍习用的铁制工具铲、锄、镰、镢（掘土的工具）、耙（有铁齿，碎土和平整土地的工具）、锸（即锹），等等。

春秋战国农具的制作也较前进步。如耒耜由官府手工业者制造，对尺寸等都有规定。《周礼·考工记》载："车人为耒，庇长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勾者（上端人手执之处）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缘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内，六尺有六寸，与步相中也。（缘外六尺有六寸，内弦六尺，应一步之尺数，耕者以田器为度宜；耜异材，不在数中。）坚地欲直庇，柔地欲勾庇，直庇则利推，勾庇则利发。"这段话有几点内容值得注意：一是耒长6　尺，与步长度相同，所以去掉耜头，可用以丈量土地。二是庇同刺，耒下前端与耜相接部分，耒有直庇与勾庇（斜曲形）两种。三是"直庇则利推（刺土），勾庇则利发（起土）"，对硬土用直庇方便，对疏松土壤则用勾庇方便。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代替了木石工具，所以农具的柄和器的结合工艺上也完善了起来。石锛是用绳缠缚在木柄上的，斤、镈已改为接插，也就是把木柄安插在器首的銎部。后来，銎部又逐渐演变为直内、横内、斜内三种形式。直銎农具如铲、锹，用法是向外发土；斜銎如锄，用法

①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疆域表序》。

是向内掘土；横銎则如镰等。这些技术上的进步，是逐渐出现和普及的。殷周时在制造青铜兵器矛、钺、斧、戟等时，这类技术有的已经出现，只是那时兵器的制造为官工垄断，未能普及到民间。春秋战国时铁器的逐渐普遍使用，加上民营手工业兴起，这些技术才逐渐完善和普及了起来。这些技术的出现普及，为当时也为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铁农具的制造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耕作方式的演变春秋战国时期是耕作方式发生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旧的耕作方式还广泛存在，另一方面新的耕作方式出现并日益普及。所以，这时的耕作方式是旧、新并存，忽视某一方面，就会失之偏颇，脱离实际。

（1）耦耕与犁耕从用人力进行耦耕的耕作方式，到出现和普遍使用畜力进行犁耕，是春秋战国耕作方式上的重大变化之一。二人协力用耜耕作称耦耕。耦耕在西周初就存在，春秋战国时期仍然广泛存在。如："长沮、桀溺耦而耕。"（《论语·微子》）

"昔吾先王体德明圣，达于上帝，譬如农夫作耦，以刈四方之蓬蒿。"（《国语·吴语》）

"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周礼·地官·司徒下》）

"命司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吕氏春秋·十二月纪》）

上述记载都说明春秋战国"耦耕"仍是习见的耕作方式。

至于耦耕怎样进行耕作？后世学者则有不同意见，大体上有以下4种：①耦耕是两人并肩，各执一耜，同时插入土中，同时用力把土掀起。②有人认为古代耒耜就是犁，耦耕是一人扶犁，一人在前拉犁。③有人认为耦耕是在耜的柄上系绳，2人面对面，一人把耜插入土中，另一人用力拉绳以发土。④耦耕是一个人用耜耕地，另一人用耰碎土的协力合作的耕作方法。4　种意见中，最后一种意见较有说服力。首先应肯定耜是一个人使用的工具。《淮南子·主术》云："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亩。"耦耕是一人耕，一人耰的根据是《论语·微子》。《论语·微子》云："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问渡口在哪里，子路问了长沮，再问桀溺，桀溺"耰而不辍（止）"。这表明耰是耦耕一部分。耰是碎土和平整土地的农具，此处所说的"耰"是碎土和平整土地的劳作。长沮、桀溺两个人，一人耕地，一人耰，二人合作就是耦耕。《国语·齐语》说"深耕而疾耰之"，也是耕与耰相连。

犁耕产生于何时，历史上有不同记载。《山海经·海内经》载："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这里把始用牛耕归之于周人的始祖叔均。周人的始祖后稷在传说中是与大禹同时的人，后稷之孙叔均当为夏初人。那时用什么犁，如何牛耕？所以，《山海经》中的上述传说自然无法令人确信。从事实考察，犁耕应始于春秋。《论语·雍也》载"犁牛之子，骍（赤色牛）且角。"此处"犁牛"二字连用，说明牛已用于拖曳犁耕地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司马耕字子牛"，晋国有力士名牛子耕。牛与耕相连，说明牛耕已是习见的事物。春秋时期已出现了铁犁，上述考古发掘在山西侯马东周遗址中出土了春秋时期的铁犁铧就是明证。另外，从山西省浑源县出土的牛尊看，春秋后期晋国的牛已穿有鼻环，说明牛已被牵引从事劳动①。所以，犁耕农业开始于春秋应无疑问。犁耕到战国时期已相当普遍。这时马耕也出现了。《盐铁论·散不足篇》载："古者，庶人之乘者，马足以代其劳而已。故行则服轭，止则就犁。"这里讲古代用马拉车、拉犁，所说的"古"当在春秋战国时期。从用人力耕田到用牛耕、马耕，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淮南子·主术训》说"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亩"，用牛耕、马耕则可提高工作效率2　至3　倍。春秋战国时期，犁耕出现并逐渐普及，这在农业发展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人力用耜进行耦耕的耕作方式还不同程度上广泛存在，另一方面犁耕出现并日益普及。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耜作为农耕工具逐渐为犁所取代，而作为起土、发土的工具又逐渐为铲、锸（锹）、镢等起土、发土、掘土的工具所取代，所以耜渐被淘汰。随着耜的被淘汰，"耦耕"作为一种耕作方式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2）火耕与水耨春秋战国存在着火耕，《周礼》就有"火耕"的记载。汉代江南一些地区还存在着火耕。《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或火耕而水耨。"《盐铁论·通有篇》也说："荆、扬。。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所谓火耕，就是用火烧掉田间的杂草、灌木，草木灰可作肥料，火耕还可消灭一部分田间害虫。所谓水耨，就是用水除草，耨作耘讲即除草。火耕后放水浸泡土地，由于田中放满水，水中的小草见不到阳光和空气而死去。而所谓"燔莱而播粟"就是用火烧草后再播种谷物。汉代江南一些地区还存在火耕。春秋战国时各国均不免要开荒"闢草莱"。所以，一些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存在火耕当是事实。

3。耕作制度的演变（1）　休耕制农业耕作制的一般发展规律是：原始生荒耕作--熟荒耕作--休闲耕作（如二圃制、三圃制）--年年耕作--一年两熟。所谓原始生荒耕作，指开荒后种一次后即放弃。所谓熟荒耕作，也称撩荒，是已耕之田过了二三年，因地力已尽而废弃。西周时期被放弃的田地，地势低一点的叫"汙"，地势高一点的叫莱。而莱代表一般名称，因此就把熟荒耕作制称为田莱制。休耕制分几种：一种是把耕地分为三块轮耕，每年耕种一块，三年轮耕一遍；一种是把耕地分为两块，每年耕种一块，两年轮耕一次，这叫二圃制；一种是把耕地分为三块，每年两块耕种，一块休耕，每块耕地都是连续耕种两年休耕一年，这叫三圃制。再进一步就发展为连续的年年耕作和一年两熟，等等。

西周时周族和先进农业区除少数上等地可年年耕作外，一般实行休耕制，有的是二年轮耕一次的二圃制，有的三年轮耕一次①。边远地区和落后地区有的还处于熟荒耕作阶段（田莱制）②。

①　1923年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晋墓出土牛尊，高33.7　厘米，牛鼻穿有鼻环。见浑源彝器图，中国古青铜选著录，现藏上海博物馆。

①　《左传》闵公二年。

②　《左传》成公七年。

春秋时期根据文献记载，休耕制仍然是主要的耕作制度。《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前594年）何休注云："司空谨别田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能独乐，■埆不得独苦。。财均力平。"这里记载的休耕制有两种，一种是土地分为两块，每年一块耕种，一块休耕；另一种是土地分作三块，每年一块耕种，两块休耕。最好的"上田"是年年耕种，但这部分土地在耕地总数中是少数。所以，春秋时期仍然以休耕制为主要耕作制度。而且，这种休耕制下，好坏土地要在各户之间搭配轮流耕种，目的为使各户"财均力平"。春秋时期，一些国家实行"爰田制"。所谓"爰田制"就是废止了好坏耕地在各户之间轮流搭配耕种，而是把耕地固定到户，然后各户在自己分到的耕地上实行休耕。关于这一点，《汉书·食货志》载："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所谓"自爰（易）其处"，是说自己在自己固定使用的土地上轮换着耕种土地。所谓"三岁更耕之"，是指所有的耕地三年轮流耕种一次。春秋时期是土地占有形式急剧变化的时期，然而无论耕地在各户之间轮换耕种还是把耕地固定到户，都以休耕制为主要耕作制度。这正说明，休耕制是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一种耕作制度。由于当时施肥、灌溉、劳动效率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由休耕制普遍地向多年耕种、年年耕种转变的条件尚不具备。

（2）多年耕作制与一年两熟制战国时是我国耕作制度由休耕制向多年耕作、年年耕作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从上引材料中可以看出，西周和春秋时期最好的耕地"上田"为"不易之田"即可多年耕作、年年耕作的田地。但这种田地为数不多，可能主要集中在邻近居民点的施肥、灌溉等条件好的地区。战国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施肥、灌溉条件的改善等，多年耕作、年年耕作制向大面积的农田上扩展。占据着中原一部分肥沃耕地的魏国就出现了这种状况。《汉书·食货志》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时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居邑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十分明显，这一段记载，在计算方百里的耕地，收获粮食的增减是按年年耕作计算的；计算一个男劳力耕田百亩每年收获量时也按年年耕作计算的。这正说明魏国在大面积的耕地上，推行了多年耕作、年年耕作的制度。《吕氏春秋·乐成篇》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这就说明魏国在大面积耕田上一般是每户农民耕田百亩，年年耕作；只有在贫瘠"田恶"的地区如邺，每户农民给二百亩农田，以便实行轮作休耕。在大面积耕田上，从实行休耕制转变为多年耕作、年年耕作的制度，是耕作制度上的一大变革，可以大大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如果把两年耕种一次、三年耕种一次的休耕地，改为多年或年年耕作，产量将会成倍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出现了一年两熟的耕作制。所谓一年两熟的耕作制，是指在一块土地上一年可以收获两次，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如果一年在这块土地夏收，在那块土地上秋收，虽然一年收获两次，但对每块土地来说仍是一年收获一次，这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没有什么意义。如《左传》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夏，郑国掠取了周王室温（河南温县西南）地的麦，同年秋天又掠取了成周（洛阳东郊白马寺以东）的禾。这一材料虽然能说明春秋初年周王室所辖区一年可以收获两次，但并不能说明同一块耕地一年可以收获两次。然而，战国时期同一块耕地上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确实已经出现。关于这一点，《荀子·富国篇》云："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量名），一岁而再获之。"这里说的一年"再获"的地区是种五谷的地区，并不一定专指种水稻的地区。当时小麦是种植很广的粮食作物，小麦越冬夏初而收，接着还可种植大秋收获的作物。一年两收的耕作制又可进一步提高产量，是耕作制度演变过程中值得注意的大事情。

从春秋时以休耕制为主的耕作制发展为战国时的年年耕作、一年两熟，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如果与西欧相比，则大大领先。

西欧法兰克王国在8-9世纪时"土地的主要耕作制度是三圃制"①，编造于9世纪初的伊尔米农修道院长册据"证明三圃制的。。盛行"②。西欧8-9世纪的这种三圃制的休耕制与春秋时的休耕制约略相似。如与战国的多年、年年耕作制相比，则大为落后。这并不奇怪，因为公元四、五世纪进入罗马帝国的日耳曼民族并不比公元前11世纪灭殷时的周族进步多少。

这里说战国时先进农业区的大面积农田已转向年年耕作甚而一年两熟，绝不是说战国时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已实行这种耕作制度。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落后地区和土壤贫瘠地方实行休耕制和比休耕制更为落后的耕作制度，也是不可避免的。

（四）农耕技术的进步与农业生产的成就1。农耕技术的进步春秋战国时期施肥等一系列的耕作技术都比以前更突飞猛进。商后期和西周时人们已知施肥，甲骨文中有"■田"一词，即粪田之意。《诗经·周颂·良耜》有"荼蓼朽止，黍稷茂止"一语，说明西周时人们已知利用腐草作绿肥。《论语·公冶长》载孔子说："粪土之墙不可杇（抹平、粉刷）也。"这里用"粪土"来形容别的事物，正说明用"粪土"

施肥已成为习惯。战国时代关于施肥的记载大量出现，如《孟子·滕文公上》载："凶年粪其田而不足。"意思是灾荒歉收的年景民众没有施肥的费用，正反映了当时农民种地一般都是要施肥的。《荀子·富国篇》说"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说明农民种地普遍要施肥。对施肥的重要性的认识也日益深刻。《孟子·万章下》说："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其他的食六人、五人。这说明施肥对于增产效果十分显著。《荀子·富国篇》

①　《诗经·鲁颂·閟宫》。

②　波梁斯著：《外国经济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9　页。

说："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从荀子的话中看出施了肥的田地产量可以成倍增加，反之收获就会减少，上面的官员虽然喜好侵夺农民的劳动果实，但是由于农民收获得少，官员也得不到多少。韩非对施肥的重要性也有阐述。

"上不事马于战斗逐北，而民不以马远淫通物，所积力唯田畴；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也。"①由于施肥有关农业的产量，一般说来，肥多、粮多则国富、国强，反之则国穷、国弱。所以韩非主张：有道明君，对外很少用兵，对内禁止淫奢，从国君到民众均"积力唯田畴；积力于田畴必且粪"。因此，天下有道，就用马去从事粪田了。这说明施肥已引起了社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战国时施肥的方法，文献上记载的有以下两项值得注意：一种是烧草取灰或沤草使腐以作肥料。关于此点，《吕氏春秋·季夏纪》中说："是月也。。烧薙（除草）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这种施肥的方法，是利用除掉的草作绿肥肥田，近现代仍在使用。另一种比较精细的施肥方法，是《周礼·草人》所载的，把土壤分为9　类，用8　种动物骨等物煮汁拌谷物种子，分别种在9　种不同的土壤上，称之为"粪种"①。直到近现代，我国还有一些地区仍存在着煮动物骨为汁作肥料的习惯。战国时期人工施肥的普遍实行，是我国古代农耕技术的一个巨大进步。由于这一进步，轮耕休闲的耕作制度才让位于多年或年年耕作制，使每年休耕的大片土地转为年年耕种，这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产量。

春秋战国时，人们对深耕和除草是很注重的，《国语·齐语》说："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管子·度地篇》云："大暑至以疾耨杀草。"耨，就是除草，在大暑快快把草除掉，好让太阳把草晒死。《孟子·梁惠王上》云："深耕而易耨。"《庄子·则阳篇》云："深其耕而熟耰之。"《吕氏春秋·任地篇》对耕的深度和好处有个具体说明，内云："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今兹美禾，耒兹美麦。"

《吕氏春秋·辩土篇》还谈到农作物的种植要疏、密得当，要有行，庄稼才能顺利成长。还讲到修苗，要留好苗。

《吕氏春秋·审时篇》还讲述了禾、黍、麻、稻、菽、麦等6　种农作物，如"适时"种植就会收获好。"先时"（早种）和"后时"（迟种）种植就会生长不良，产量少，质量次。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总结古代农业耕作经验的农书出现了。《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代农书有《神农》、《野老》。此外，还有《后稷农书》。这些农书均已失传。《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是留传下来的先秦时期我国农业生产经验的

①　《韩非子·解老》。

①　《周礼·草人》："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种，骍刚（赤刚土）用牛，赤，缇（赤黄色土）用羊，■壤（肥美的土）用麋，渴泽（塗泥）用鹿，鹹潟（盐鹹土）用貆，勃壤（粉状土）用狐，埴垆（黑色坚硬的土）用豕，强■（坚硬的土）用蕡，轻■（浮鬆的土）用犬。"郑玄注说："凡所以粪种首，皆谓煮取汁也。。。郑司农云：用牛，以牛骨汁渍其种也。谓之粪种。"总结。

2。亩产量春秋时期亩产量缺乏记载，战国时期的亩产量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均有记载。

《汉书·食货志》载李悝的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上熟其收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倍。。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据李悝的估计，战国初年魏国的农民在一般年成下，每亩可收粟一石半，最好的年成收获为此数的四倍即亩收六石，次好的年成收获为一石半的三倍即亩收四石半，再次为亩收三石。小的饥荒年亩收一石，中等的饥荒年亩收七斗，大的饥荒年亩收三斗。

考古发现的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田法》说："岁收：中田小亩亩廿斗，。。上田亩廿七斗，下田亩十三斗。"这是按上、中、下三等田地计算亩产量的。《田法》反映的是战国时齐国地区的情况。从《田法》上述记载可知，齐地，中等田地亩收二十斗即亩收二石。上田亩收二十七斗，即亩收二石七斗。下田亩收十三斗。

3。园圃业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园圃业已出现。《论语·子路》载樊迟"请学为圃"，孔子说："吾不如老圃。"《史记·田单列传》载战国时齐湣王被杀，其太子法章逃匿太史嬓家，为人灌园，可见园圃业已从一般的谷物种植业中分离了出来。

战国时，一般个体农民，家中有"五亩之宅"或"七亩之宅"、"九亩之宅"。这块宅基地上除住宅外，还有一个小园子，园子中种菜、种桑养蚕、养鸡猪和种水果，等等。地主家的园圃面积更大一些。

园圃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蔬菜、水果等，园圃地的水利、施肥条件较好，耕作方法也要精细得多。园圃比一般耕地的经济效益好得多。园圃业的出现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值得注意的事情。

（五）土壤与农作物的分布1。全国土壤的分布状况一般学者都认为《尚书·禹贡》是战国的著作。《禹贡》把全国九州的土壤分为九个等级，兹列表介绍如下：九州土壤与田地分布等级表类目相当于今地土壤类别田地等级其他雍州黄河西陕西中、北部、甘宁两省区、内蒙南黄壤上上壤是柔土①徐州泰山与淮水间，江苏、安徽北部、山东南部赤埴■　上中埴：黄粘土■：　膏肥土②青州泰山东，今山东东北部白■　上下豫州黄河南荆山北地，河南黄河南，山东西部，湖北北部壤、■、垆中上垆，黑色坚硬的土冀州黄河北，　山西、河南黄河北，河北省西北，内蒙东南白壤中中兖州济水、黄河间地，山东西北，河北东、南部黑■　中下梁州华山西长江北地，四川、湖北西部，陕、甘南部青黎下上黎，黑色粗疏土荆州荆山南到衡山南地，湖南、湖北、四川南，贵州东塗泥下中塗泥，湿润的土扬州淮河南长江下游地，浙江、江西、福建、江苏、安徽南部塗泥下下从上表可以看出：雍州，土质为黄壤，田地为上上等。徐州，土质为赤埴■，即红黄色的粘土和膏肥的土，田地为上中等。青州，土质为白■即膏肥的土，田地为上下等。豫州，土质为白壤（柔土）、■（膏肥的土）、垆（黑色坚硬的土）三种，田地为中上等。冀州，土质为壤（柔土），田地为中中等。兖州，土质为黑壤（柔土），田地为中下等。梁州，土质为青黎（黑色粗疏的土），田地为下上等。荆州，土质为塗泥（湿润的土），田地为下中等。扬州，土质为塗泥（湿润的土），田地为下下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黄土高原的雍州（今黄河以西地区，包括陕西中部和北部和甘肃、宁夏两省及内蒙南部），田为上上等，是当时全国田地最肥沃的地区。这在现代人看来似乎难以理解，在春秋战国时代恐怕属于常识。这是由于：这一地区是周、秦两代的发祥地，周族原来就以从事农业著称，所以这一地区有从事农耕的传统，相对全国其他地区来说，农业较发达。另外，这一地区在春秋战国时雨量较为充沛，河流中水量也大。如《左传》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晋国饥荒，晋惠公求助于秦穆公，秦国的运粮船自秦都雍至晋都绛，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①。按这一水上运粮通道，运粮船当从渭河至黄河，再由黄河溯汾河向东北才能至绛。这说明黄河及其支流渭、汾等河流的水量充足。

河流水量大也是当时这一地区雨量较大的一个证据。由于以上两个条

①　《左传》庄公九年。

件，所以这一地区的田地在当时列为上上等，是全国最肥沃的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能逐步发展起来，不断扩大，最后统一六国，和所处上述条件当然不无关系。

齐国地处青州，土质白■（膏肥的土），田为上下等，自然条件优越，是春秋战国齐国富强的因素之一。

长江流域的梁州、荆州、扬州的田地都被列入下等，这与当时长江流域地广人稀，田地没有很好开垦，水利也没很好治理有关。

魏国地跨冀、豫二州，田分别处于中中和中上等，自然条件并不算优越，但由于改革图强，战国初年一度成为七大强国中最强的国家。这充分说明，在一定条件下，政治改革的走向，对国家的兴衰有重大作用。徐州田属于上中等，这一地区战国时一部分属楚国，大部分属宋国。

宋国在中小国家中是较强的国家，经济上比较繁荣，所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应是一个重要因素。

2。粮食作物的种类及分布西周时，主要的粮食作物已见于记载。《诗经·小雅·甫田》云："黍稷稻粱，农夫之庆。"《诗经·豳风·七月》："九月叔（拾）苴（麻子），。。食我农夫"，"禾麻菽麦"。《诗经·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上述三处记载涉及的粮食作物有黍、稷、稻、粱、苴、禾、菽、麦、稌等。这些粮食作物的名称主要指后世以下几种：（1）禾、稷、粱：禾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广义泛指粮食作物，狭义则指谷子。诗《七月》说"禾麻菽麦"表明禾是与麻菽麦并列的一种作物，应是指谷子。稷的解释不同，一种解释认为稷也是谷子。谷子，古代也称粟，脱皮为小米，是长期以来我国北方人民食用的主要粮食作物。在我国古代记载中麦黍稷等相连称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因此把稷解释为谷子是有道理的。此外，粱也是谷子的一种①。（2）黍：黍性粘味美，是一种重要的食品，也是祭祀神与祖先时用的一种祭品。黍还是古代酿酒的重要原料。黍有不同的品种，《诗经·生民》一诗说"诞降嘉种，维■维秠，维糜维芑"。《毛传》解释说："■，音巨，黑黍也；秠，亦黑黍也。糜，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3）菽：《毛传》和《尔雅》称为"荏菽"或"戎菽"，就是大豆。（4）稻、稌：稻也是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尤其是南方人民的主要粮食。稻有不同品种，稻脱皮为大米。稌是稻的一种品种，注家解释说稌是"粘稻"，也就是现在的糯米。（5）麦：麦有大麦、小麦之分，西周时大麦、小麦都是普遍种植的作物，这从《诗经》的有关诗句中可以看出。小麦是越冬作物，至夏初而熟，不影响大秋作物的种植。收麦之后再种大秋作物可以一年两收，能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且，小麦又是细粮，所以是深受欢迎的粮食作物。

大麦可以制饴（甜食），周族建国前，太王迁岐，发现那里"堇荼如饴"，可知周人在迁岐前已知用大麦制饴了。此外还有麻，麻子称苴，可食用。总之，西周时期被人们称为"五谷"的粮食作物大体上都已出现了。

春秋战国时，主要的粮食作物有所谓"五谷"②、"六谷"③、"九

①　《国语·齐语》。

②　《论语·微子篇》有"五谷"之说。此外《孟子·滕文公篇》也有"五谷"的提法。③　《吕氏春秋·审时篇》把粮食作物分为六种。《周礼·膳夫》则有"六谷"之说。谷"④的说法。《礼记·月令篇》说："春食麦，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可知战国时所说五谷为麦、菽、稷、麻、黍。《吕氏春秋·审时篇》讲种农作物要适时，提到要种植"得时之禾"、"得时之黍"、"得时之稻"、"得时之麻"、"得时之菽"、"得时之麦"，可知该书是把粮食作物分为禾、黍、稻、麻、菽、麦6　种。此外《吕氏春秋·任地篇》说"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孟子·告子篇》称大麦为"■"，夏至时大麦就熟了。在文献记载上把大麦从麦中分出来，可能始于战国。另外，《吕氏春秋·审时篇》又把菽分为大菽、小菽。大菽就是大豆，小菽当为小豆。

由于全国各地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的不同，所以上述粮食作物在全国各地的种植和分布也不同。今据《周礼·职方氏》所述列表如下：粮食作物分布表地区谷　物田地等级其　他雍州黍、稷上上青州稻、麦上下豫州黍、稷、菽、麦、稻中上冀州黍、稷中中兖州黍、稷、稻、麦中下幽州黍、稷、稻今辽宁、河北两省并州黍、稷、菽、麦、稻河北、山西两省北部荆州稻下中扬州稻下下上表中粮食作物的分布是据《周礼·职方氏》的记载和注释。田地等级则据《尚书·禹贡》。两书中的九州名称不同。《周礼·职方氏》所说的九州没有徐州、梁州，却增加了幽州、并州。九州中有六个州宜种黍、稷，有四个州宜种麦，有七个州宜种稻，有二个州宜种菽。

九个州中七个州宜种稻，说明稻不仅在南方而且在北方的种植也很普遍。北方有水的地方即可种稻，战国时魏国"引漳水灌邺"后，邺地即种植了"稻、粱"①。《战国策·东周策》说："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北方当时种稻较普遍的一个原因，是春秋、战国时，北方雨量、水量较充足。后来由于自然生态被破坏，雨量、水量减少，北方水稻的种植反而不如古代普遍了。

九个州中有六个州宜种黍、稷，说明黍稷种植比较普遍，主要集中在北方。七个州中有四个州宜种麦，说明北方麦的种植也很普遍。

长江流域的两个州荆州、扬州宜种稻，其他还宜种什么则不谈了。

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长江流域开发不够，另一方面可能是《周礼》的作者是北方人，对长江流域缺乏了解。

3。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分布春秋战国不仅粮食作物在全国得到了大发展，经济作物也得到了大④　"九谷"之说见《周礼·大宰》、《仓人》。

①　《公羊传》僖公四年。

发展。经济作物种类很多，主要的是蚕桑、漆林、果园。

蚕桑在我国有古老的传统，从《诗经》看，在春秋中期以前分布已经很广，下列地区都已有蚕桑的种植：陕西省中部有蚕桑的种植。如《诗经·秦风·车鄰》载："阪有桑"。

《诗经·秦风·黄鸟》载："交交黄鸟，止于桑。"《黄鸟》一诗反映的是秦穆公死后令三良殉葬，引起国人哀伤怨愤。这首诗说的正是春秋中期的情况。《诗经·豳风·七月》载"爰术柔桑"，"蚕月条桑"，"猗彼女桑"。《诗经·豳风·东山》载"丞在桑野"。《七月》与《东山》是西周时的诗，说明西周时这一带就有种桑的传统。

山西西南部也有蚕桑，《诗经·唐风·鸨羽》载"集于苞桑"。唐，本是帝尧首都，西周初年，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为唐侯，后改国号为晋。

从这首诗所述的王事征役繁重"不能蓻稷黍"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是春秋早期的诗。《诗经·魏风·汾沮》载"言采其桑"。《诗经·唐风·十亩之间》载："桑者闲闲兮"，"桑者泄泄兮"。魏是国名，春秋初期为晋献公所灭。这两首诗，应为春秋中期以前原魏国统治地区的民风。

河南省的卫、邶、鄘、郑等地均有桑的种植。邶、鄘原为国名，后二地皆入于卫。卫、邶、鄘三地皆在河南北部，郑则在河南中部。《诗经·邶风·绿云》载："绿兮丝兮，女所治兮。"《诗经·鄘风·桑中》载："期我乎桑中，要我手上宫。"《诗经·鄘风·于旄》载："素丝祝之"。这首诗为春秋中期卫文公时诗。《诗经·卫风·氓》载："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无食桑葚"。《诗经·郑风·将仲子》载："将仲子兮，无踰我墙，无折我树桑。"这些诗说明春秋中期以前河南的北部、中部蚕桑都是比较发达的。

今山东西南部的曹、鲁都有蚕桑的种植。《诗经·曹风·鸤\鸠》载："鸤\鸠在桑"，"其带伊丝"。

《尚书·禹贡》反映了战国时的情况，内载兖州"桑土既蚕"，豫州、徐州贡品中有丝织品，青州贡品中有■丝（柞蚕丝）。《孟子·梁惠王上》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讲的是地处豫州的魏国的情况。

《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燕代田富而束蚕"。另外，齐、鲁两国也是著名的丝织品的产地。这说明当时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蚕桑业是发达的。

江淮流域的蚕桑业在春秋战国时也发展了起来。公元前518年在楚国边邑（今安徽省天长县西北），以吴、楚两国女子争桑为导火线引发战争，吴占了楚的钟离（安徽凤阳县东北），说明淮河以南蚕桑业已较发达。《尚书·禹贡》载荆州的贡品中有丝织品，说明长江流域蚕桑也发展了起来。

春秋战国时漆的生产也渐普及。《诗经·鄘风·定之方中》载"椅、桐、梓、漆"，注家认为这首诗反映了卫文公在齐桓公等的支持下迁卫于楚丘时的状况，说明春秋中期卫国有漆林。《诗经·秦风·车邻》载"陂有漆"。《诗经·唐风》载："山有漆"。这说明春秋中期以前已有了漆的种植。战国时漆的种植进一步发展。《尚书·禹贡》说兖州"贡漆丝"，豫州"贡漆枲絺纻"。《周礼·地官·载师》说，一般"园廛"只征收"二十而一"的税，"唯有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对漆要征收1／4　的税，说明漆林税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庄周"尝为蒙漆园吏。"蒙（河南商丘市东北）的漆园当为宋国政府经营，庄周曾任管理漆园的官吏。战国中期的大商人白圭就采用"岁熟取谷，予之丝、漆"

的办法来经商致富，说明那时漆已成为一种重要商品。战国时期，楚国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漆器，质量相当高，说明长江流域那时已栽种了大量漆树。

战国时果园也成了一种重要的生产事业。《诗经》中已有北方种栗、桃、枣的记载。如《秦风·车邻》载："隰有栗"。《鄘风·定之方中》载："树之榛栗"。《唐风·山有枢》载："隰有栗"。《魏风·园有桃》载："园有桃"。《周南·桃夭》载："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枣在西周初年的诗中就有反映，如《豳风·七月》载："八月剥枣"。

战国时，北方枣、栗更为发展和重要。《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与燕君对话说："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这说明燕国枣、栗的生产量多，十分重要。南方则种植橘、柚。《尚书·禹贡》载扬州"厥包橘、柚"。《史记·苏秦列传》载："楚必致橘、柚之园"。《周礼·考工记》载："橘逾淮而北为枳"，说明当时淮水以南产橘，淮水以北产枳。《吕氏春秋·本味篇》则说："江浦之橘，云梦之柚"。南方产的这些水果味美，受到各地的喜爱，所以得到发展，成为南方的名产。

二、春秋战国土地、赋税制度与阶级关系的变化春秋战国，王室衰微，各诸侯国经济发展迅速，日渐强大。一些诸侯国国君、卿大夫，争取民众，改革图强。各诸侯国之间、各诸侯国内国君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之间斗争激烈，臣、妾等奴隶和实际处于奴隶地位的庶民和国人也参与其中。其结果不仅使周天子和一些诸侯国国君控制、支配全国土地的土地国有制遭到破坏，也使庶民助耕公田和农村公社定期轮换耕地的制度崩溃。与此同时，维护奴隶主贵族的旧的分封制、世官制度遭破坏，奴隶主贵族也由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兴地主阶级和反映他们利益的封建官僚制度、食封制度兴起；个体农民广泛出现并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等等。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赋税制度和剥削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变化的特点是从榨取直接生产者剩余劳动（徭役经济）向征收实物税（租）的实物经济过渡。这些变化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巨大变化。

（一）奴隶制经济关系崩溃的原因1。统治阶级对土地的争夺西周的以井田制为主干的土地国有制是奴隶主阶级的集体所有制。

然而，奴隶主阶级中的人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常常通过种种方式扩大私人占有的份额。因此，当国家不能进行有效控制时，土地国有制就渐渐向奴隶主贵族的个人私有制转化。西周时期的《曶鼎》、《格伯敦》的铭文中就有奴隶主贵族之间转让土地的记载。1975年2月在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的铜器中，发现了西周中叶恭王时关于租田、诉讼、赏赐的铜器铭文。其中有一种叫《卫盉》的铜器铭文记载了贵族裘卫两次共用贝一百朋（一百串贝）和一些服饰品从贵族矩伯那里租到转让的土地十三田（1300亩）。这件事得到了伯邑父、荣伯、定伯、■（凉）伯、单伯等贵族的同意，而后由司徒、司马、司空监督交割，订立田契，铭于彝器，以昭信守。这种出租转让土地实际上是一种买卖。周厉王时的《矢人盘》铭文说，矢国侵扰了散国城邑，给散国造成了损失，结果使用两块田去赔偿，两块田一块叫眉田，一块叫井邑田，铭文中叙述了两块田的疆界四至、参加验收的官吏、两处田官也发誓没有隐瞒，等等。

经过详细地划疆树界之后，田地由矢王交割给散氏，散氏自然对土地取得了长期占有权。厉王时期有两件■攸从的铜器，一件是■从盨，一件是■攸从鼎。盨的铭文叙述章氏用八邑、良氏用五邑去向■攸从换田，都顺当成交。鼎的铭文载■攸从分田给攸卫牧，攸卫牧未给报酬，成讼事。结果攸卫牧发誓要付给■攸从田租，谢其"分田邑"的好处。这些铭文说明，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土地私有的倾向在发展之中。

东周时，由于王权衰落，用种种手段争夺土地的记载不绝于史。如《左传》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强取郑国"■、刘、■、邘之田，。。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郕、欑茅、向、盟、州、陉、怀"。此后，力争夺苏忿生分封到的这十一邑的土地，许多诸侯和卿大夫兴师动众，斗争了130多年，连周王与北狄也卷了进去①，说明了争夺土地斗争的激烈。《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载，"（鲁闵）公傅夺卜■田，公不禁"。为此，这年秋8月卜■在人唆使下杀死了鲁闵公。《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五年，晋军破曹，执曹共公，"分曹、卫之田以畀（给）宋人"。《左传》文公八年（公元前619年）春，"晋侯使解扬归匡、戚之田于卫"。《左传》宣公元年（公元前608年）"六月，齐人取济西之田，为立公故（为立鲁宣公为鲁国国君），以赂齐也"。《左传》成公四年（公元前587年）冬十一月，"郑伯伐许，取鉏任泠敦之田"。《左传》成公十一年（公元前580年），"晋郤至与周争鄇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诉诸晋。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

春秋时期，不仅各国之间争夺土地的斗争十分激烈，各国内部争夺土地的斗争也十分激烈。郑国就因争夺土地的斗争发生了一次内乱。《左传》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3年）载"初，子驷为田恤，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王族聚辞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于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帅贼以入，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杀子驷、子国、子耳，劫郑伯以如北宫"。这次事件虽很快被平息，但杀掉执政，劫持国君，说明为争夺土地而进行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晋国国内争夺土地的斗争也很激烈。《左传》成公十七年（公元前574年）"郤锜夺夷阳王田"，"郤犨与长鱼矫争田"，他们在晋厉公的支持下杀掉了三郤。不久，晋厉公也因"大其私昵而益妇人田，不夺诸大夫田，将焉取以益此？"结果，被卿大夫联合杀死。《左传》昭公十四年（公元前528年），"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朝"。《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这些事实说明，晋国内部争夺土地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各诸侯国内部土地兼并的结果导致了公室衰落，卿大夫强大，齐国最后由田氏取齐，晋国是魏、赵、韩三家分晋，鲁国是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瓜分公室。这样便可清楚看出，随着上述斗争的进行，土地所有权逐级下移。首先是以周天子为代表的国有制实际上转变为各诸侯国的国有制，再进而转变为实际上的卿大夫所有制，后来又导致了地主土地私有制的产生。

春秋时期不仅各国内部争夺土地的斗争十分激烈。国与国之间争夺土地的斗争也十分激烈，其结果是大国兼并小国。春秋初国名见于春秋经传者，尚有209　国，到春秋末年国之存者不过二十余，大国仅十余。

据清人顾栋高所作春秋列国疆域表记，大国兼并小国之数为：齐国兼并十国，和邑二。《韩非子·有度篇》则说齐桓公并国三十。晋兼并二十国和狄部落数处及其他国邑数处。楚兼并十三国，《韩非子·有度篇》则说楚庄王并国二十有六。宋兼并六国，郑兼并三国，等等。各国之间互相兼并的结果最后导致了秦统一六国。

2。改革是一场革命

①　《左传》僖公十五年。

西周灭亡后，社会急剧变化。为适应新的形势，从周王室、各诸侯国到卿大夫都在不断改革。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和世官世禄制度就是通过改革被逐渐废除的。分封制与世官世禄制度是中国奴隶社会的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通过分封制，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在封邑中又建立自己基层政权组织。这样，各级奴隶主贵族都取消得了相应的土地、奴隶，并建立了他们的世袭统治。因此，分封制和世官世禄制是各级奴隶主贵族阶级得以存在的前提。然而，从春秋开始，由于各国之间不断兼并，诸侯国国君出于防御和对外用兵的需要，就在边地设置郡县，直属国君管辖，由国君派官治理。同时由于分封制下卿大夫在国内俨然似独立的小王国，彼此之间及与国君之间不断斗争，也使国君和一些取得胜利的卿大夫不得不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另外，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一些国家在兼并别国后，也常常在兼并土地上直接设郡县治理。春秋初期鲁庄公时，楚文王灭申、息两国后就设置了郡县，后来晋设了40　个县。终春秋之世，天下已有一半以上的地方设置了郡县。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晋襄公"以。。先茅之县赏胥臣"。《左传》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入陈，杀夏徵舒，以陈为县，后又复陈。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晋侯"赏士伯以瓜衍之县"。《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载蔡声子曰："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左传》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载："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乘）"。所谓"韩赋七邑，皆成县也"。注云：韩氏收七邑之赋，七邑皆大县。所谓"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注云：韩氏七县，杨氏二县。杨氏即叔向子杨石。长毂为兵车，每县百乘，九县九百乘。所谓："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则是说其余四十个县，留下守国的兵车尚有四千乘。上述记载说明，晋国的一些卿大夫下属已经是县了。而且，晋国军赋的征发已经按县征发了。《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灭祁氏、羊舌氏之后，"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左传》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赵鞅在前线誓师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这说明赵鞅封邑和晋国设县已很普遍，赏赐军功已用县、郡而不用邑，就说明了这一点。分封制为郡县制所取代，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充满着斗争。公元前390年左右，吴起变法，下令封君"三世而收爵禄"①，随着当然要收回封邑，并要把旧贵族迁到荒凉地区"往实广虚之地"②。这激起了旧贵族的强烈反对，旧贵族借楚悼王去世之机，杀害了吴起。战国中期，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第二次下达变法令，并全国小乡邑为大县，在秦全国设立41　县。在秦统一六国过程中，郡县制逐步确立，奴隶主贵族的世官世禄制才为封建官僚制所取代。

所谓世官世禄制，世官是指官位可以世袭继承，如封为诸侯、卿大夫后，其官职可以父死子继，代代相传。另一种情况是，虽然官职可以变动，但世代作官这一点确是共同的。世官制下的选官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标准的，异姓有功者、姻亲和来投靠的他国贵族亦可作官，并有世

①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②　《吕氏春秋·贵卒篇》。

袭的占有、剥削、统治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并不是由国家每年给予实物、货币俸禄。世官世禄制下对被统治者的统治带有宗族的血缘宗法关系的偏见，压榨非常残酷。春秋时期随着分封制的逐渐被废弃，世官世禄制也逐渐被封建官僚制取代。众所周知，春秋后期，新兴的士阶层在社会上崛起。孔子就是新兴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的学生如孔路、子贡、冉求等人都作过官。这类人是通过"学而优"的途径进入仕途的，而不是通过宗法血缘关系进入的。他们也不占有土地作为世禄，而是领受实物俸禄。孔子到卫国，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孔子说："奉粟六万"③。《论语·雍也》载："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说明这些官僚领受的是实物俸禄。而且，这种官不是世官，不是终身制、世袭制，孔子本人就作过官，不作后就去周游各国。这种新的官僚制度，逐渐发展、壮大，取代了旧的世官世禄制度。

分封制与世官世禄制被逐渐废弃，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贵族阶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靠，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分封制与世官世禄制是通过改革逐渐被废弃的，所以说改革就是一场革命。开始时，这种改革是统治者为了眼前利益、需要不自觉地进行，但通过积累、发展，最后却导致了伟大的预料不到的结果。

3。新旧势力的斗争春秋时期，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各诸侯国彼此之间、各诸侯国内部国君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彼此之间，都为各自的利益进行激烈的斗争。斗争中发展的总趋势是：周天子衰弱了，诸侯发展起来；诸侯衰弱了，卿大夫发展起来。在这种上下相克的斗争中，有的削弱和失败，无法维护旧的制度和秩序，有的为保存、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就采取种种措施争取民众，在财产和权力的分配上进行了有利于新兴势力和民众的改革。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强大，逐渐转变为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并战胜旧势力，最后取得胜利。这是中国古代基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所导致的一次巨大变革。伴随这一变革曲折反复进行，新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封建依附民由隐而显地在历史舞台上占据了统治地位，旧的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贵族奴役奴隶的阶级关系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齐国的田氏、鲁之三桓和晋的韩、赵、魏就是新兴势力的典型代表人物。

齐国的田齐夺取姜齐政权是春秋时期到战国初年新旧势力斗争一个突出事例。田氏（陈氏）原是陈国的贵族。鲁庄公22年（公元前672年）陈国公子完在陈国斗争中失败，逃往齐国。齐桓公要他作卿官，公子完谢绝，继而被任命为工正，在齐国有了立足点。陈完下传五代，至田厘子乞时，正值齐景公当政时（公元前547-前490年），田氏开始与齐国公室争夺民众。关于此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田厘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阴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疆，民思田氏。"

这一记载表明，田氏为争取民众而采取的办法是，田氏对民众用小斗征收赋税，减轻对民众的剥削，并用大斗贷粮食给民众，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因此，深得民心。

③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

《左传》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载晏子与齐景公对话说，齐国公室对"山林之木"、"泽之萑蒲"、"薮之薪蒸"、"海之盐蜃"

都设官着守，禁止使用，关卡又"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又"强易其贿"，结果造成"征敛无度"。又"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病苦，夫妇皆诅"。这都说明旧的奴隶制的制度、观念、合法的不合法的征敛，给民众造成极大的苦难。面对这种情况，齐景公问晏子"然则若之何？"晏子却回答说："不可为也。"在上述状况下，田氏是如何争取民众的呢？《左传》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载晏婴使晋对叔向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为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所以钟大）。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上）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叁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载有齐景公与晏子的一段对话："齐侯与晏子■于路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子曰：敢问何谓也？公曰：吾以为在德。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钟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出田氏和姜齐公室的根本不同表现在：一是姜齐公室对民盘剥非常苛重，所谓"征敛无度"，"民叁其力，二入于公"等等，就说明了这一点。相反，田氏却"厚施"于民，用小斗收税，大斗贷出。二是齐国公室刑罚苛暴，以致"国之诸市，屦贱踊贵"，田氏却在一定程度上废除了这些刑罚，所谓田乞的儿子田常（田成子）"修功行赏，亲于百姓"①就说明了这一点。三是民众无法忍受齐国公室的压迫，纷纷投奔田氏，田乞时民众对田氏"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晏婴说"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②田乞之子田常，《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田常"复修厘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归乎田成子。""甚而有的记载说"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归之矣"①。在上述情况下，田氏经过几代的斗争，打垮了以姜齐国君为代表的旧势力，取得了政权。从齐国新旧势力的斗争过程中可以看出，新兴势力的代表田氏之所以能取得民众的支持，是因为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民众的身份地位向封建劳动者转变。

鲁国的情况和齐国大体相似。鲁国的新兴势力是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所谓三桓是指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因这三家都是鲁桓公的后裔，所以被称为三桓。三桓在鲁国立足，与田氏立足于齐约同时。季氏在鲁经季友、文子、武子、平子四代努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就掌握了鲁国。季氏扩大自己势力采用的主要是下列办法：一是实行征税制，即征收实物租。公元前562年鲁国作三军、三分公室时，"季氏尽征之，

①　李斯：《谏逐客书》，《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②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①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

叔孙氏臣其子弟，孟孙氏取其半焉"②。这就是说季氏采取了征税制，叔孙氏还沿用旧的剥削方法，孟孙氏旧的剥削方法和征税制各用一半。季孙氏由于采用了征税制，势力发展很快。过了25年，公元前537年三家四分公室时，季氏独取四分之二，其他两家各得一份，此后三家都采用了征税制③。二是减轻剥削，招收隐民。《左传》襄公十一年载鲁作三军，"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的办法扩大自己的封建依附人口。《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季氏和南蒯斗争时，对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共其困之，费来如归"。这样，逃归季氏的人愈来愈多。《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鲁昭公要攻季氏时，子家子说："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这里的"隐民"和"徒"就是季氏招徕的封建依附民。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季氏招收的封建依附者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三是建立和扩大私家武装，季氏有私家武装"甲七千"，比鲁国公室的力量还要强。由于这些原因，季氏长期把持鲁国政权。鲁昭公企图消除三家势力，结果反被三家赶出国外，想依靠齐、晋两国势力回国执政，两国不愿帮忙，鲁昭公不得不客死他乡。季氏在发展过程中是很能艰苦奋斗的。《国语·鲁语》载："季文子相宣（公）、成（公），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仲孙它谏曰：子为鲁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人其以子为爱，且不华国（国家的光荣）乎？文子曰：吾亦愿之，然吾观国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恶者犹多矣，吾是以不敢。。。且吾闻以德荣为国华（国之光荣），不闻以妾与马。"鲁昭公为消灭三桓向齐求援失败，又向晋求援，晋国执政者赵鞅（赵简子）说："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有十年之备，有齐、楚之援；有天之赞，有民之助；。。故鞅以为难。"①鲁昭公为归国执政所做的努力失败之后，继任的鲁定公在这方面的活动也未成功。

其后继者鲁哀公又想借外国势力■除三桓也归于失败。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季康子"用田赋"，进一步按田地面积征收赋税，承认土地私有，按封建方式剥削民众。《史记·鲁周公世家》说："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这说明以季氏为代表的新兴势力在鲁国取得了胜利。

春秋时期，晋国新旧势力的斗争也激烈，不过新旧势力互相交错，很难分清。一般认为晋君、奕氏、羊舌氏、祁氏为旧势力的代表，韩、赵、魏三家属新兴势力。春秋末，晋国叔向和齐国晏婴对话时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空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滋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①"叔向这一段话道出了晋国旧势力的衰败，晋国国君腐化奢侈，要兵无兵，要人无人，即所谓"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栾、郤等八家贵族在政治斗争中②　《左传》昭公五年。《左传》襄公十一年载此事说："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其一。。。孟氏使半为臣，苦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

③　《左传》昭公五年载："四分公室，季氏译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

①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①　《左传》宣公三年。

失败"降在皂隶"。那么民众到哪里去了呢？"政在家门"一语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就是民众都逃到私家那里去了。有些大族灭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由于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如《国语·晋语》载"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恃其富宠以泰于国"，那么，为何会灭亡呢？《史记·晋世家》说："三郤谗伯宗，杀之。伯宗以好直谏得此祸，国人以是不附。"所以，郤氏之亡在于失去了民心，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而栾氏也是由于"汰侈已甚"，"骄泰奢侈，贪欲无艺"，失去了民众支持。

晋国在新、旧势力斗争的过程中，一些家族为取得胜利常常争取下层民众的支持。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50年），栾盈由齐人掩护，潜入曲沃，并得魏舒之助入绛，范宣子奉晋平公之命抵御，双方交战时，栾氏有大力士督戎，国人皆惧。范宣子就用解放奴隶的办法，让罪隶斐豹杀死督戎。关於此事，《左传》载："初，斐豹隶也，著於丹书。。。斐豹谓宣子曰：苟焚丹书，我杀督戎。宣子喜曰：而（汝）

杀之，所不请於君焚丹书者，有如日。"所谓丹书是用红色书写的罪隶的名籍，罪隶斐豹对范宣子说：如果焚掉丹书，我杀督戎。范宣子大喜说：你如杀掉督戎，一定设法要焚掉丹书云云。后来斐豹果杀督戎，并从罪隶中解脱了出来。公元前493年，晋国赵氏与范、中行氏的斗争导致了铁地（河北濮阳西北）会战，战前赵鞅誓师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①这个命令有几层意思：一是"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这里的所谓"受"并不是分封制下接受封邑土地，也不是受赏把一个县和郡作为自己的私有土地，那么过里的"受"是什么意思呢？作者认为这里的"受"应是把一个县和郡的租税赏赐给克敌致胜的上大夫和下大夫。后来的许多事实都可说明这一点。如《战国策·魏策》载魏王赏赐有功的将领公叔痤"田百万禄之"，后又增加了40　万亩，又赏赐给吴起后人田20　万亩等等。

赏赐的这些田是作为"禄"田，也就是把这些田的租税作为俸禄赏赐的。后来楚春申君食"淮北十二县"，秦文信侯吕不韦食河南■阳10　万户，也都是衣食租税。所以，春秋末年赵鞅的"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

实是后来封建时代衣食租税食封制度的先河。二是"士田十万"，按照张政烺先生的解释这里的田是以步为单位的②。周代1亩为100　方步，所以，"田十万"应为田1000亩，即10　田。三是"庶人工商遂"是说庶人和工商立了军功，也可升迁。四是"人臣隶圉免"就是释放奴隶，成为一般民众。在这些措施的鼓励下，赵氏不仅赢得了民众支持，在这次战争中获得胜利，而且这一命令开创了战国时封建地主制下一些制度的先河，所以其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在晋国侯马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盟书，共计5000　余片，能辨别字迹认读的有600　余片。盟书是古代个人或集团之间为互相约束而订的公约，及对天地鬼神保证的条文。侯马盟书反映了春秋后期晋国各政治集团间斗争的状况，其中有赵鞅（赵简子）与范、中行氏斗争过程中的盟书。盟书分几类，一是每个与盟人都要诚心效忠

①　《左传》宣公十四、十五年。

②　张政烺：《"士田十万"新解》，《文史》1988年总29　期。

盟主，一致讨诛被驱逐在外的敌对势力，不许他们回到"晋邦之地"，参加盟誓的人均为同姓同宗。第二类有人认为是一些背离敌对势力投靠于主盟方面的誓约，内容是把自己"自质"（抵押）给新的主君，和旧的主君断绝关系等等。第三类是禁止"纳室"的盟约，不能将别人的"室"（财物）据为己有，扩充自己的土地、财产、民众。盟书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由宗法血缘关系掩盖下的绝对服从的奴隶制关系向新的封建扈从关系的转变。

楚国也发生了新旧势力的斗争，其表现是白公胜企图争取民众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白公胜原是楚太子建的儿子，太子建因受谗流亡在外而死，楚令尹子西把白公胜召回国。白公胜回国后就争取民众支持，密谋夺取楚国政权。《淮南子·人间训》载有白公胜的故事："屈建告石乞曰：白公胜将为乱。石乞曰：不然。白公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其家无筦籥之信，关楗之固，大斗解以出，轻斤两以内（纳），而（尔）乃论之，以（似）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胜果为乱，杀令尹子西、司马子期。"这段材料提到石乞是白公胜的谋士，参加了白公胜的活动。白公胜造反后一度控制了楚国都城，石乞劝他"焚库弑王"，白公胜不听，下不了手，结果反被叶公子高击败。白公胜入山自缢。叶公要石乞供出白公胜死所，石乞不屈，被烹死。白公胜的造反就这样失败了。从白公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大斗解以出，轻斤两以内（纳）"等等来看，其作为与齐国的田氏十分相似。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新旧势力的斗争中齐、鲁、晋诸国新势力都取得了胜利。而在楚国却遭到了失败。春秋时期各国内部新旧势力斗争谁胜谁负，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决定着奴隶制和封建制谁胜谁负。这是因为在奴隶制崩溃过程中，奴隶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只能打击奴隶主势力并削弱它，而不能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制度。而新兴的封建势力则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是新的生产方式和新制度的代表者，是当时社会大变革过程中的领导力量。因此，这些新兴势力所进行的改革、斗争能预示历史前进的方向，决定旧制度能否灭亡和新制度能否胜利。

4。奴隶反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春秋时期，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表现为处于奴隶地位的庶民、工匠反对各国统治者的斗争。

春秋时期作为被统治族的庶民，地位仍很低下，还未完全从奴隶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奴隶主贵族对庶民的压榨非常残酷，迫使他们进行反抗。"民溃"就是庶民反抗的一种形式。公元前644年冬，鄫国为淮夷所困，齐桓公为保护鄫国，击退淮夷，以霸主身分会合诸侯于淮水旁，让齐、鲁、宋、陈、卫、郑等十国被征发服役的庶人修筑鄫城，冬天的苦役使很多人病倒。有人在夜间登上土丘高喊："齐有乱"，服役的庶人骚动，逃亡了。关于此事《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十二月，会于淮，谋鄫且东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齐有乱"。不果城而还。"看来，这次齐桓公"不果城而还"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服役庶人逃亡了。这使齐桓公筑城计划被迫停止，东征淮夷的打算也落了空。

有的国家，就是因民溃而导致亡国的。公元前641年，梁国（陕西韩城南）国君修筑城墙壕沟，强迫庶民服苦役，民不堪命，不愿服役，国君以强寇来袭为借口强迫民众挖宫殿四周壕沟。庶民无法忍受，一齐逃亡，秦穆公趁机灭了梁国。《左传》僖公19年载此事说："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这里说得很清楚，梁国是民溃在前，而后才被秦国灭掉的。《公羊传》说："梁亡。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鱼烂而亡也。"《谷梁传》也说："梁亡，自亡也。"有的国家甚至发生庶民起义，前550年陈国国君与贵族庆氏发生矛盾。

庆氏为抵抗国君讨伐，所以征发属下庶民筑城。筑城时夯土打实要用夹板，因夹板脱落，庆氏以杀人惩罚。这使庶人无比愤怒，他们杀死了监工的大小头目，庆虎、庆寅也被杀死。《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此事说："陈人城，板坠而杀人。役人相命，各杀其长，遂杀庆虎、庆寅。楚人纳公子黄。君子谓庆氏不义，不可肆也。故书曰：惟命不于常。"这个事情起因是，陈国大族庆氏想依靠楚国的力量除掉陈侯之弟公子黄，就造谣说公子黄要叛楚从晋。陈侯和公子黄为此入楚说明，为楚理解，庆氏阴谋因此破产，遂据陈抵抗，并强迫庶人筑城迎战，最后就发生庶人起义，杀死庆虎、庆寅事件。这三次民溃是较突出的。其他民溃事件也为史籍所载，如公元前660年，狄人攻邢，"邢人溃"①。公元前657年，齐桓公率各国诸侯军攻蔡，蔡溃。《左传》僖公四年载"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公羊传》则说，鲁僖"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溃者何？下叛上也。国曰溃，邑曰叛"。

《谷梁传》则说："溃之为言，上下不相得也。"在这里对"民溃"的理解出现了差异，《公羊传》认为民溃是"下叛上也"，《谷梁传》则认为是"上下不相得也"。总之，是由于内部矛盾而导致的。再如公元前583年，楚伐莒，"莒溃"①。公元前594年，楚令尹子木率兵"围舒鸠，舒鸠溃。八月，楚灭舒鸠。"②公元前597年，楚伐宋围萧，"萧溃"③。公元前518年，周敬王与王子朝斗争时，"王子朝之师攻瑕及杏，皆溃"④。公元前513年，三桓攻鲁昭公于郓，"郓溃"⑤。战国后期，宋国这个大国就是因为民溃而亡国的，《战国策》载："宋康王。。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鞭打）地，斩社稷而焚灭之，曰：威服天下鬼神。骂国老谏臣，。。国人大骇。齐闻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馆，遂得而死。"这里说的"民散城不守"，就是说发生了"民溃"，无人守城，宋康王虽设法躲藏，仍被齐国抓往处死，宋国也由此灭亡。春秋战国时期与"民溃"相联系的一种社会现象是逃亡的民众数量不少。《诗经·魏风·硕鼠》反映的大约是春秋中叶的情况，内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逝将去女（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左传》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郑国发生内乱，"子西闻盗，不儆而出，尸而追盗。盗入于北宫。乃归

①　《左传》成公二年。

①　《左传》成公十二年。

②　《左传》成公十五年。

③　《左传》宣公十二年。

④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

⑤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丧"。这些逃亡的奴隶，为新兴封建势力招致，同他们结成了封建依附关系，提供了人力资源。

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除"民溃"外"，还有工匠暴动。如公元前520年，周王室内部发生了"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秩职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的事件①，曾一度赶跑周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周景王已立王子猛为太子，死前又私许王子朝为太子。景王死，国人立王子猛，王子朝遂攻王子猛，贵族之间也分为两派。由于晋国支持王子猛。所以王子朝没有成功，后流亡到楚国。这次斗争前后延续近20年。支持王子朝的主要一部分人是"旧官百工之丧秩职者"，这里所说"百工"虽指工官，但参加者是包括不少手工业奴隶在内的。因此，周王室内部这一次斗争曲折地反映了手工业奴隶反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春秋末卫国曾发生过两次工匠暴动，明显属于奴隶反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一次是公元前478年手工业奴隶反对卫庄公的斗争。这次暴动的原因是"公使匠久"。暴动的工匠进攻卫庄公，庄公在宫门外求饶，"弗许"②。卫庄公带着太子疾和公子青从宫墙北边跳墙逃跑摔断了腿。附近的"戎州人"

也乘机攻打庄公，并杀太子疾、公子青。最后，庄公也被曾受他残害的戎州己氏杀死。公元前469年，卫国又发生了手工业奴隶起义，爆发的原因也是"公使匠久"。此外，卫侯辄侵犯了贵族褚师比、公孙弥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等的利益，这些人也利用工匠起义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起义的手工业奴隶"皆执利兵，无者执斤"，向卫侯辄发动进攻，并联络卫侯辄的亲信拳弥到宫里作内应。卫大夫鄄子士要求镇压工匠起义，拳弥对他说："当今不可，众怒难犯。"③卫侯辄只得狼狈逃跑。"民溃"和工匠起义，发生的原因一般都是繁重的徭役激起的，其目的则是改善牛马似的处境，争取一定的人身自由。

春秋时期与"民溃"和工匠起义并存的另一社会现象就是"多盗"。

逃亡的民众有一部分转为"盗贼"，所以，当时各国都出现了盗贼问题。如"鲁多盗"①，季孙因此责备司寇臧武仲无能。季康子曾因"患盗"②向孔子请教治理的办法。晋国则是"盗贼充斥"、"盗贼公行"③。公元前506年，吴国攻入楚都城郢，楚昭王逃入云梦泽，盗贼曾"以戈击王"。公元前522年，郑国子产死，大叔执政"郑国多盗"，大叔"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④。《韩非子·内储说上》载："子产死。。郑少年相率为盗，处于萑泽，将遂以为郑祸。游吉（即大叔）率车骑与战，一日一夜仅能克之。"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黄河下游出现了一支盗跖领导的民众的起义大军。《庄子·盗跖》说："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荀子·不苟》说盗跖"名声若

①　《左传》成公十八年。

②　《左传》襄公二年。

③　《左传》哀公二十五年。

①　《左传》襄公四年。

②　《左传》襄公九年。

③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④　《左传》昭公二十年。

日月，与尧舜俱传而不息"。由于《庄子·盗跖》是寓言而非信史，所以盗跖起义的事多不被重视。然而，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盗跖领导的起义军很可能是存在的，况且后来《荀子》等也提及此事，所以对盗跖起义军持否定态度也不足为信。与盗跖起义齐名的还有战国时的庄蹻起义。《商君书·弱民》："庄蹻发于内，楚分为五。"《荀子·议兵》："庄蹻起，楚分为三四"。《韩非子·喻老》载，庄子对楚王说："庄蹻之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史记·西南夷传》载庄蹻为"楚庄王苗裔"故姓庄。又说庄蹻"初为盗，后为将军，略巴、蜀、黔中"，为秦阻，据滇称王。盗跖与庄蹻领导的起义军，可能是由奴隶、贫苦民众，破产自由民、没落贵族组成的起义军，给当时社会以很大的震动。

总之，"民溃"、逃亡、"多盗"和盗跖、庄蹻领导的起义，都是被统治者反对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斗争形式，这些斗争给了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这些斗争说明被统治者无法接受原有的统治，奴隶主贵族也无法照旧统治。这种斗争促进了新兴封建势力的发展、壮大、促进一些奴隶主贵族向新兴封建势力转化。同时也促进了奴隶向封建依附者转变。春秋战国时期的"隐民"、"私徒属"、"宾萌"、"甿隶"等等就是由奴隶转化来的封建依附者。

5。平民反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所谓平民反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在春秋时期主要是国人暴动。国人指住在国都及其近郊的居民、包括贵族、平民和部分工商业者。国人中平民人数最多，构成了国人的主体。平民原是本部落、氏族和联盟部落、氏族的成员，与贵族处于平等地位。后来由于阶级分化，氏族、部落贵族变为奴隶主贵族，大多数氏族、部落成员却沦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平民。随着奴隶社会的发展，奴隶主贵族与平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斗争越来越激烈。所以，国人暴动，从性质上说，是平民反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西周末年就发生过大规模的国人暴动，春秋时期的国人暴动次数就更多了。国人暴动一般是由于统治者昏庸腐朽和对国人的政治压迫、经济盘剥引起的。而国人的向背，常常决定着政权的更替和国君的存废。

春秋时期卫国是个国君与国人矛盾尖锐的国度。公元前660年，狄人攻卫，国君卫懿公昏庸无道，对国人困苦不闻不问，但爱养鹤，有的鹤享受大夫的俸禄，坐大夫才能坐的轩车。狄人攻卫时，卫懿公让国人去抵抗，国人说：让鹤去打仗吧！鹤拿的俸禄跟大夫一样。卫懿公只得带着亲兵与狄人打仗，结果全军覆没，卫懿公也被杀死，卫国亡国。关于此事，《左传》闵公二年载："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公与。。狄人战于荥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前夕，卫、晋不和，卫侯请与晋结盟，晋不许。因此，卫国国君想背晋从楚，国人反对，赶走了卫成公。《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悦）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公元前503年，卫侯受不了晋国欺侮，想叛晋，又怕诸大夫与工商业者反对，于是就召集国人问，如果晋国连续5　次伐卫，如何办好？国人回答说：还可以继续打下去①。在得到国人支持后，卫国叛晋，最后未出问题。《左传》定公八年载此事说："卫侯欲叛晋，而患诸大夫。。。王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行有日，公朝国人，使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王伐我，病何如矣？

皆曰：王伐我，犹可以能战。"卫国的事实说明，在面临外来侵犯时，国人的态度非常重要。如果国人反对国君，国君就会败亡和被赶走。如果国君得到国人支持，团结御侮，就能成功。从上述材料中还可看出，国人中是包括工商业者的，因为工商业者一部分是工官和管理商业的官吏，这些人自然是国人的一部分，另外一些人身自由的个体工商业者可能也属于国人。因此，国君怕自己主张为工商业者反对，就要去找国人商量。

春秋时期，郑国的国人也不断同当政者进行斗争，对郑国的政治发生了重大影响。如公元前555年，郑国执政子孔因太专横，"国人患之"，于是发生了"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①。公元前544年，郑国执政伯有汰侈而嗜酒，为国人愤恨，又因"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宫，盟国人于师之梁之外。伯有闻郑人之盟已也怒，。。以伐旧北门。

驷带率国人以伐之。。。伯有死于羊肆"。正是由于国人在郑国政治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抑制了国君和执政者的胡作非为，才使郑国能长期存在于晋楚两大国之间而不亡。宋国的国人在政治生活中也起着重大作用。如宋公子鲍在饥荒年贷粟给国人，公元前612年，国人就拥立公子鲍为国君。再如公元前469年，宋大尹专政，欺上压下，"国人恶之"。宋六卿三族"使国人施于大尹"，大尹奔楚。宋国这一正一反的事例正说明国人的重要作用。

有的国家因国君无道，被国人杀死也屡见不鲜。如公元前609年，莒纪公被国人杀死。《左传》文公十八年载："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生季陀，爱季陀而黜仆；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这就是说莒纪公死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是"黜太子仆"，引起太子不满；二是"多行无礼于国"，为国人厌恶。在这种情况下，太子仆依靠国人杀死了莒纪公。公元前555年，莒黎比公又被国人杀死。《左传》襄公十九年载："莒黎比公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黎比公虐，国人患之。十一月，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莒黎比公的死因与莒纪公死因相似，都是因为对太子态度不当和国人厌恶，最后太子依靠国人而杀死的。太子用种种办法取得了国人的支持，所以国人杀死莒黎比公后，太子被立为国君。公元前520年，莒国君庚舆又被国人驱逐，《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此事说："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国人患之，又将叛齐。乌存帅国人以逐之。。。齐人纳郊公。"莒君庚舆是因暴虐，铸成剑后，用人试剑的好坏。这恰是奴隶制下把人视为牛马，不把人当人看，统治者任意残害民众的写照。因此，"国人患之"。所以，最后国人把他驱逐出国。这正是国人反奴隶制旧习俗的一种表现。有时统治者经济上超过规定的限度进行盘剥，也会引起国人的强烈反抗。如《左传》哀公十一年载："陈辕颇出奔郑。初，辕颇为

①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第213　页。

①　《左传》昭公五年。

司徒，赋封田以嫁公女，有余以为己大器。国人逐之，故出。"这里说的陈国司徒辕颇以嫁国君之女而"赋封田"，这明显是一种临时附加的田赋，所以激起国人的愤怒，被国人驱逐出国。

由于国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各国统治者为维护统治都要稳定国人。春秋时期，像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执政后也都采取措施取得国人的支持。如齐桓公为"定民之居，成民之事"①，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晋文公执政后，据说"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②。齐桓公、晋文公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稳定了国人等各阶层，所以才能成为霸主。各国国内贵族之间斗争时，一般也是国人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会获胜。如"宋华阅卒，华臣。。使贼杀其宰华吴"，宋君和左师想驱逐华臣而又无力。然而，有一天"国人逐瘈（疯）狗。瘈狗入于华臣氏，国人从之。华臣惧，遂奔陈"①。国人是在追逐一条疯狗，华臣以为国人来攻打他，吓得逃奔陈国。再如在郑国贵族之间的斗争中，"子肆帅国人盟于大宫，遂从而尽焚之，杀子如、子■、孙叔、孙知"②　正因为国人地位重要，有的贵族就意识到，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增强自己的势力，就得争取国人支持。为此采取了种种措施。如《左传》文公十四年载："子叔姬妃齐昭公，生舍。叔姬无宠，舍无威。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齐商人弑舍而让元。元曰：尔求之久矣，。。尔为之。"这一记载是说叔姬配齐昭公，生子舍。叔姬不受宠爱，舍也无权威。公子商多次施恩于国人而聚集士人归附自己，家产用尽后，又从有关国家机构贷钱继续施舍。昭公死后，舍即位。公子商杀舍让位于公子元。元说：你追求君位很久了，你当国君吧。《左传》文公十六年载："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以贷之；年自七十以上无不馈饴也，。。亲自桓（桓公）以下无不恤也。公子鲍美而艳，襄夫人（襄公姊）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无道，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宋昭公将田孟诸，夫人。。使帅甸攻而杀之。"这里记载的宋国公子鲍夺取政权的事迹。在宋国饥荒时，公子鲍以其家的粟尽数贷给国人，受他恩惠的人很多，而且他还得到了襄公姊（襄夫人）的支持，最后终于杀了无道的昭公。《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为郑上卿。。。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此处记载了郑国罕氏和宋国乐氏两个家族施惠政和救济国人的情况。郑国罕氏在子皮当政时，郑国发生饥荒，民人困苦。子皮救济国人，户粟一钟，因此深得郑国民众的爱戴。所以，罕氏家族常执掌郑国国政，为郑国的上卿。宋国发生饥荒后，请示了宋

①　《左传》成公七年。

②　《国语》卷十《晋语四》。

①　《左传》成公九年。

②　《左传》成公九年。

平公，出宋国国家的仓库中的粟贷赈，并使各大夫家都贷赈。司城氏贷赈而不记契据，替无粟的大夫家赈贷。因此，宋国没有饥民。叔向听到了郑、宋这两家救济国人的情况后说，两家都掌握着国家的政权，民众都归顺了他们。贵族为取得国人支持而救助国人，国人为解除生活困难接受救助，二者争取的都是眼前利益，时间长了二者就结成了不同程度的封建依附关系，这种结果是人们最初所未能预见到的。齐国的田氏就是通过赈贷、救济贫民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最后夺取了齐国政权。封建制通过这种方式走向胜利，正说明封建制的出现和胜利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仅如此，国人有时在客观上充当了新兴封建势力战胜守旧势力的助产士。如公元前532年齐国田、鲍与守旧的贵族栾、高交战时，双方"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国人追之，又败诸鹿门"①，后栾、高投奔鲁国。公元前489年田、鲍又与齐国守旧的贵族高张、国夏打仗，双方"战于荘"，高、国败，"国人追之，国夏奔莒"②。在上述这两次斗争中，田氏明显地是在国人支持下取得胜利的。国人支持田氏是因为他们从田氏用小斗收税以大斗贷出的活动中得到了好处。但这种支持在客观上却为田氏战胜齐国旧势力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人的支持客观上充当了新兴势力田氏战胜旧势力的助士。

总之，上述奴隶制度自身的矛盾和斗争，决定旧制度必然要为新制度所取代。由于那时新的生产力已经出现，旧的制度、旧的社会关系已明显不适合需要而必须让位于新制度、新社会关系。所以，这种新、旧制度的更替就是通过不断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和围绕改革而进行的新、旧势力的斗争而进行的。这种改革和围绕这种改革所进行的新旧势力的斗争就是一场革命。而下层群众庶民、工匠、国人的斗争，则为新旧制度的更替开辟了道路，客观上充当了助产士。然而，如果与秦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相比，春秋战国这次社会大变革明显带有自身的特点：秦以后的封建社会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或武装斗争，但是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并没有崩溃和被取代。相反，春秋战国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席卷全国的奴隶大起义，而奴隶制却被封建制所取代。这个差异明显地说明，生产力发展才是根本的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而阶级斗争则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直接动力推动社会发展前进的幅度则受着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制约。

（二）土地、赋税制度的变化1。春秋时期的土地国有制春秋时期土地占有关系变化的特点是：一方面旧的土地占有关系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这些现存的土地占有关系又在迅速破坏之中，这明显地表现在以下方面：周王朝实行土地国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周灭亡后，周天子失去了对全国土地的控制权，周王朝对全国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

①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二十三年。

②　《左传》哀公六年。

无法行施。周天子倒楣了，诸侯起来。春秋时，诸侯国的国君对各国内部的土地有实际所有权。各国国君可以把国内土地分赐给臣下。如《齐子仲姜镈》铭文载，鲍叔事齐有功，齐侯赏赐给他299　邑①。《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宋左师（向戌）请赏，曰请免死之邑，公（宋平公）

与之邑六十。"又载："公（卫平公）与免余邑六十。辞曰：唯卿备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禄，乱也。"国君把邑赏赐卿大夫，自然连邑中的劳动者和土地也就一齐给了。这样，便可看出，春秋时国君支配着全国土地，国君又把土地、劳动力封赏给卿大夫，卿大夫又支配着自己封邑内的土地与劳动力，俨然又似个独立王国。这都说明春秋时期西周分封制下的社会结构仍然沿续了下来。

按照周代的传统，从周天子以下接受分封的各级奴隶主，在自己控制的土地上，把耕地分为公田和私田（直接生产者的份地）。公田归各级奴隶主直接管理、经营。公田主要靠榨取被征服族庶民的剩余劳动耕种。私田是直接生产者庶民的份地，由于这时农村公社土地公有的制度还保存着，所以份地要定期轮换耕种，一般是三年轮换一次。所以，周代土地国有制的破坏，不仅表现在周天子和一些诸侯国国君对全国土地控制权、支配权丧失方面，也表现在征发庶民助耕公田制度的破坏和村社定期轮换耕地的土地公有制的破坏方面。这三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2。从共耕公田到"均地分力"的转变春秋时期奴隶制下直接榨取奴隶的剩余劳动的共耕公田的制度一度还保留着。这种制度就是借民力助耕公田的制度。这种制度由于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所以在春秋战国逐渐瓦解。这一点在典籍中有明确反映。《管子·乘马篇》载："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及雪释，始耕焉。。。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早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尽，民力不可惮；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这一记载生动地描述了从共耕公田制到"均地分力"的转变。共耕公田时，劳动者没有生产积极性。所以出现了"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并导致了"地利不可尽，民力不可惮"的结果。因此，实行共耕是不合时宜的。怎样才合时宜呢？"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均地分力"可以大大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所以他们"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因此，只要详审"均地分力"的好处，认真把这件事办好，劳动者积极性就会发挥出来。此类记载，不只一处，《吕氏春秋·审分篇》也说："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作则速，无所匿迟也。"《荀子·王霸篇》也说"传曰：农分田而耕"云云。这些记载都说明春秋战国时确实经历过从共耕制到个体耕作的转变。

3。农村公社定期轮换耕地制度的破坏春秋时期农村公社还是存在的。这种农村公社就称为社，国家为加

①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强对村社的控制，要把社登记在国家的册籍上，称为"书社"。《管子·小称》注，书社"谓以社数书于策"。《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鲁昭公被季氏驱逐至齐，"齐侯（景公）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鲁昭公逃到齐国后，齐景公要把这千社送给他，千社的贡赋就归他享用了。

《左传》哀公十五年载："齐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管子·小称》载："公子开方以书社七百下卫矣。"《荀子·仲尼》载："齐桓见管仲。。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吕氏春秋·高义》载墨子到越国后，"越王请以故吴之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夫子。"当时农村公社存在还是很广泛的。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残留在井田上是有表现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劳动者使用的私田（份地）要定期轮换耕种，一般是三年轮换一次。《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司空谨别田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能独乐，■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换土易居"在《说文解字》上叫"■田易居"。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田法》说："三岁而壹更赋（授）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①意思是说一般三年更换一次受田，十年大调整"民毕易田"，让受田者土地美恶之数得以均平。这种有关"三年一换土易居"定期轮换耕地的记载，说明中国古代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是确实存在过的。春秋战国时这种各家之间定期轮换耕地的作法不适合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所以才被个体农民长期固定占有土地的制度和私有土地的制度所代替。

总之，春秋时期土地关系的变化，一方面是周代的土地国有制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这种土地国有制在迅速遭到破坏。这种破坏又突出地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直接榨取奴隶剩余劳动的共耕公田的制度遭到了破坏；二是农村公社"三年一换土易居"的定期轮换耕地的制度遭到了破坏。土地国有制在上述方面的破坏就导致了个体农民长期固定占有土地制度的出现，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值得注意的是土地制度的上述变化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在春秋战国的条件下，不仅共耕公田的制度大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铁器、牛耕普遍使用的情况下，定期轮换耕地的制度也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在当时条件下，农民的个体生产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的。《管子·乘马》鼓吹"均地分力"，《荀子·王霸》鼓吹"农分田而耕"，就是因为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经济能够发挥直接生产者的积极性，提高农业产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4。各国土地与赋税制度的变化西周时期周代的土地与赋税制度已开始发生变化。有的史学家认为周宣王的"不籍千亩"就是放弃了直接榨取奴隶剩余劳动的共耕公田与制度。这一变化开始了中国从徭役经济向实物经济的过渡，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东周建立后，各国土地、赋税制度也相继发生了变化。

（1）齐国的"相地而衰征"

齐国在齐襄公当政时（公元前697-前686年），由于庶民的怠工、逃亡，靠庶民共耕公田榨取其剩余劳动的办法已无法维持。《诗经·齐

①　《左传》哀公二年。

风·甫田》说"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正反映了这一点。这两句诗意思是相同的，甫田即公田、大田，公田上无人耕种，草长的非常茂盛。为摆脱这种困境，齐桓公执政后任用管仲于公元前686年开始改革，实行"相地而衰征"①，即按土地美恶分等差征收实物税（租）。改革时，《国语·齐语》载管仲采取了"井田均畴"

的措施，也就是把井田大体平均分给生产者。井田制虽未完全遭到破坏，但废除了共耕公田的制度。这次改革总的看来是在废除共耕公田制的同时，实行了按土地美恶分等差征收实物（租）的制度。这一改革是剥削方式的大变化，导致了分散的个体农民经济出现。这个变化当然具有重大意义。不过这次改革的作用还不限于此。据《国语·齐语》说："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意思是说按土地美恶分等差收税就会使直接生产者的负担公平，而可以使其不移徙他处。此外还提出了"无夺民时"等等主张，不过这类主张贯彻执行得怎么样就很难说了，因为旧制度的弊端并不是一次改革可以解决的。

（2）晋国"作爰田"。

公元前645年晋国"作爰田"。《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此事发生的背景是：秦晋韩之战，晋惠公战败被俘，在知道秦穆公将要放他回国时，晋惠公让臣下郤乞回国告诉了吕甥。吕甥让"朝国人而以君命赏"，并假讬君命说：我虽然要回国去，但有辱社稷，让立公子圉为君。众人却感动得哭了，"晋于是乎作爰田"。吕甥又说，国君给了大家的恩惠到家了，应怎么报答国君呢？回答说：征用车马，整治甲兵，以辅助孺子（公子圉），这样晋国丧失了国君又有了新君，群臣和睦团结，甲兵增加了很多，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大家都很高兴。"晋于是手作州兵"。《国语·晋语》的记载与此基本相同，但把"作爰田"写成了"作辕田"。对晋国的这一改革历来解释不一，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什么是"作爰田"？有人认为是"以田出车赋"，杜预认为是"分公田之税应入公者，爰之于所赏之众"等等。笔者认为"爰田"

是在井田制瓦解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田制。对"作爰田"前人已有不少注解。《国语·晋语三》注引贾逵云："辕，易也，为易田之法，赏众以田。易，易疆界也。"《左传》僖公十五年服虔、孔晁往云："爰，易也，赏众以田，易其疆畔。"贾、孔、晁上述对"作爰田"的解释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是"爰，易也"，"为易田之法"，作何解释呢？《汉书·食货志》说："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因此，所谓"爰，易也"，"为易田之法"，就是在分给自己使用的田地上轮换耕种的"自爰其处"的田制。这种田制就叫做"爰田"。第二层，为什么实行这种田制是"赏众以田"呢？

因为"作爰田"之前实行的是井田制下"三年一换土易居"各家定期轮换耕地的田制。"作爰田"则是把田地变为各家长期固定占有的耕地，所以叫做"赏众以田"。第三层，为什么实行这种田制时要"易其疆畔"呢？因为实行"爰田"制是一定要改变原来各家使用耕地的田界的。原来在井田制下各家分的份地无论上、中、下田，都是一家百亩，而后各

①　《左传》襄公三十年。

家轮流耕种。实行"爰田"制后，分上、中、下田时，每家分别分一百、二百、三百亩。各家分的耕地面积不同，所以原来每家百亩的田界就要被打破，田界要另划。这就是所谓"易其疆畔"。战国初，魏国还存在实行爰田制的痕迹。《吕氏春秋·乐成篇》载，"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就反映了这一点。

其二是"作爰田"的对象包括些什么人？《左传》所说"朝国人而以君命赏"，所以"作爰田"首先应在国人中实行，这是毫无问题的。

然而，"作爰田"又不局限于国人，因为"作爰田"与"作州兵"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周礼·地官·大司徒》说"五党为州"，每州2500家。蒙文通先生在《孔子和今文学》一文中指出：据《周礼》遂（管理庶人的组织）不出兵。"诸侯三郊三遂，《管子》谓统州者谓之遂，作州兵就是取消三郊服兵役的限制，扩大出于三遂"①。这就是说庶人也要服兵役，与此相联系，"作爰田"的对象是包括庶人在内的。

总之，"作爰田"就是实行"自爰其处"的固定长期使用耕地的田制。实行这种田制有利于提高直接生产者的积极性。"作爰田"的对象包括国人、庶人。

（3）鲁国赋税制度的改革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开始按亩收税。这是鲁国土地、赋税制度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左传》宣公十五年载："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这就是说按西周的传统是用"藉法"即借民力助耕公田直接榨取剩余劳动的，开始实行的按亩收税制不合周礼。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初税亩"是对公田以外原不征税的农民私田和可供农民垦辟的国有土地也交农民耕垦，而后计亩征税。《左传》宣公十五年杜预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余亩（指公田以外的私田），复十收其一"。这就是说实行"初税亩"后，劳动者除了助耕公田时交纳十分之一的劳役地租外，在私田上又要按亩纳十分之一的实物税（租）。《谷梁传》也说"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也是申明"初税亩"并不是取消公田按亩收税，原来在公田上的劳役盘剥并未废除，而是在公田之外劳动者的私田上按亩而税。因此，可以说"初税亩"的实行是统治者的加重剥削和扩大剥削。所谓加重剥削，是指直接生产者除了在公田接受十分之一的劳役之外，现在又要在私田上交纳十分之一的实物税（租），他们受的盘剥增加了一倍，由原来的十分之一增加到了十分之二。所谓扩大剥削，是指统治者的税源扩大了，增多了。原来统治者只在公田上盘剥劳动者，此外在直接生产者的份地和井邑所属的大片草地、森林、荒地等等都无税收，这就是所谓"公田而收其入"，"而不税民之私也"。这样，统治者剥削收入的来源仅仅限于领地的一小部分公田上，对其余绝大部分土地都不能课税，没有剥削收入。实行"初税亩"后不同了，劳动者的份地要交税，不为农民使用的草地、荒地等公用土地也可以借贷、租赁方式归农民使用而由统治者收税。当统治者发现向农民征收实物税（租）是一种省力、省事、收入更多的剥削方式时，他们就会放弃公田上对徭役劳动的榨取，也改而采用实物税（租）制。这样就使整个社会剥削方式和制度发生了大变化，旧的制度

①　《左传》昭公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

衰亡了，新的封建的剥削方式和制度出现了。因此，"初税亩"出现的意义是重大的。

"初税亩"之后，《左传》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鲁作三军三分公室时，季氏对分到的公室土地民户采征税制，叔孙氏还沿着旧剥削方法，孟孙氏旧的剥削方法和征税制各用一半。左传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三家四分公室时，三桓才都采用了征税制。即使这时，鲁国也还未完全放弃公田上的旧剥削方式。《论语·颜渊》载，鲁哀公问孔子弟子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注家们认为所谓"彻"就是周代通行的十分之一的税率。哀公说"二吾犹不足"，即抽十分之二的税率还不够用。一般解释为鲁哀公在公田上榨劳动者十分之一的剩余劳动，又在劳动者耕种的私田（份地）上征收十分之一的实物税（租），二者加起来对直接生产者的盘剥为十分之二的税率。这一解释是据《左传》宣公15年杜预注和《谷梁传》对"初税亩"的解释作出的。这说明春秋末鲁哀公在其控制的鲁国一些土地上仍然在公田上保持着旧的剥削方式。这些事实都说明"初税亩"这样的新生事物在鲁国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逐步推行开的，在其他一些国家可能也是如此。

"初税亩"后的4年，鲁成公元年（公元前590年）鲁国"作丘甲"

①。《春秋》："三月，作丘甲"。《谷梁传》称："作，为也；丘为甲也。丘甲，国之事也。作丘甲，非正也。作丘甲之为非正何也？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所能为也，作丘甲，非正也。"②按注家解释：周制，9　夫为井，4　井为邑，4　邑为丘，4　丘为甸。丘16　井，出戎马1　匹，牛3　头。甸64　井，出长毂1　乘，戎马4　匹，牛12　头，甲士3人，步卒72人。范文澜先生认为，作丘甲"就是一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丘中人各按所耕田数分摊，不同於公田制农夫出同等的军赋"③。"作丘甲"是继"初税亩"之后鲁国赋税制度的又一变化。

《左传》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季孙在鲁国"用田赋"。

这里继"作丘甲"之后，鲁国军赋制度的又一变化。关于"用田赋"诸家解释虽多，然无确解，按其意思，应是按田亩数征收军赋的一种新的收赋方法。《汉书·刑法志》师古注云："田赋者，别计田亩及家财，各为一赋。言不依古制，役烦敛重也"①。这一解释可作参考。这一改革值得注意的是除按田地征收军赋之外，用田赋后剥削加重了。《左传》哀公11年载："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而何访焉？"弗听。"所以次年就有"用田赋"之事发生。从孔子私下与冉有的谈话中，可知"用田赋"不是西周传统的征赋方法，加重了对民众的盘剥。

①　《左传》襄公十一年。徐中舒：《左传选》，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38-339　页。②　《左传》昭公五年。徐中舒：《左传选》，第339　页。

③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①　《左传》成公十四年。

《汉书·刑法志》说周代"税以足食，赋以足兵"。税就是田税（租），赋就是军赋。春秋时鲁国的赋税制度就是从这两方面进行改革的。"初税亩"是在田税方面实行按亩收税（租），"作丘甲"、"用田赋"则是在军赋方面实行按劳动者实际占有的田地数而收军赋的办法。这种赋税制度的变化是与当时土地制度的变化相适应的。

（4）楚国"量入修赋"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载："楚■掩为司马，子木使庀（治）赋，数甲兵。甲午，■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聚也）

薮泽，辨京（高地）陵（丘），表淳鹵（盐■地），数疆潦（水淹地），规偃豬（蓄水陂池），町原防（堤防间的可耕的小块地），牧隰皋（可为牧地的低湿地和近水高地），井衍沃（把平坦肥沃土地区划为井田），量入脩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

这是记载了楚康王十二年，子木（屈建）为令尹，■掩为司马。令尹子木让整治赋收，计算甲兵，也就是整理田制，军制。司马■掩书写、登记、测量了各种如平原、山地、低洼、沼泽、山林等各类土田，然后计量各种收入数量，而后修定赋税，这就是"量入修赋"，并据此征收"车兵、徒兵、甲楯之数"。这样作的作用是打破了旧的田制、军制的框框，使占土地多收入多的富人多纳军赋，并提高其社会地位。

（5）郑国的"田有封洫"与"作丘赋"

公元前563年，郑国执政子驷"为田恤"①，清理整顿田界，侵犯了一些贵族的利益。这些贵族发动叛乱，杀死了子驷等人。不久，平定叛乱有功的子产执政。公元前543年，子产又进行改革，"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主要是"田有封洫"，清理田界，承认个体农民合法，稳定其个体经济，在全国建立与此相应的制度，按什伍加以编制，并限制旧贵族势力，因此有些旧贵族曾试图发动叛乱。

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这说明子产改革时，确曾侵犯一些人的田地交给直接生产者去使用，所以他们咒骂子产，甚至说"孰杀子产，吾其与之"。过三年以后，这些人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说明子产的改革确实见到了成效，这些人的田畴按子产的办法交给直接生产者使用后，垦殖得很好，他们的收入也因此增加，所以又怕子产死后，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因此发出"子产而死，谁其嗣之"的感叹②。

公元前538年，子产又"作丘赋"。国人骂子产："其父死於路，已为■尾（蠍子尾巴）"。有人把这事告诉子产，子产回答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法制），故能有济也。"①子产的"作丘赋"与鲁国的"作丘甲"相同，其办法应是以丘为单位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丘中人各按所耕田数分摊，与共耕公田时直接生产者出相同军赋有别。这样作一些耕地多的国人出军赋多了，所以咒骂子产。

另外，"作丘赋"也承认了一些个体生产者有作甲士的资格，提高了其

①　《左传》襄公十年。

②　《左传》襄公三十年。

①　《左传》哀公十七年。

社会地位。这都促使阶级关系发生变化。

（6）秦国的"初租禾"与"制辕田"

秦国是个后进的国家，春秋时东方各国进行的改革，秦国则到战国时才开始进行。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初租禾"，这是与鲁国"初税亩"相似的改革，是秦国开始对耕地收实物税（租），但在时间上却比鲁国"初税亩"迟了180余年。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4年）"为户籍相伍"，也是在承认个体农民合法性的同时，按什伍组织把他们初步编制起来。这与子产在郑国改革时使"庐井有伍"是相似的，但在时间上比子产改革晚了160余年。

公元前350年，商鞅才废井田，开阡陌。《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旧井田制的田界打破，并按新的24O　步为1亩的亩制把田地交给个体农民耕种②，这样就需要重新设阡陌和封疆。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就有关于商鞅变法后田间仍有阡陌封疆的内容。如："盗徙封，赎耐。可（何）如为封？封即田千（阡）佰（陌）。顷半（田半）封殹（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①这段话译成语体文为："私自徙封，应赎耐刑。什么叫封，封就是田地的阡陌。一顷田的田界算不算是封？如私自移动，便判处赎耐，是否太重？算封，判刑不重。"这就说明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之后，实行新的田制，田与田之间也需要标明田界，也有阡陌封疆。

那么商鞅废井田后在秦国推行的是什么田制呢？《汉书·地理志下》说："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什么是"制辕田"

呢？张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商鞅割列田地，开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这里"开立阡陌"一语讲得非常好，就是商鞅在废井田开其阡陌时，还要"立"新的阡陌，只有如此，才能使"民各有常制"。孟康曰："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食货志曰"自爰其处而已"，是也。辕、爰同。"这就是说商鞅废井田后实行的是"爰（辕）田"制，即让劳动者长期固定地占有使用耕地（自己在这块土地轮换耕种）的"自爰其处"的田制。这是与稳定个体农民经济相适应的一种土地制度。然而，商鞅变法在土地关系上的变革绝不限于此，他还奖励耕战，实行名田制，发展土地私有制。这后一方面的内容下面还要谈及，此不赘述。

上述六个国家土地和赋税制度变化，可代表春秋战国时期变化的总的趋势。这一变化的结果，导致了旧的奴隶制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新的封建制社会结构的产生。

5。个体农民广泛出现上述土地、赋税制度的变化所导致的第一个后果是个体农民广泛出现。一般说来，到春秋末年，除了像秦国那样的后进国家，个体农民已广泛出现了。

②　《说文解字》说："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通典·州郡典·雍州风俗》说："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

①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从齐国的情况来看，《管子·大匡篇》说齐桓公即位十九年，"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这就是说管仲在齐国实行"相地而衰征"之后，按土地的美恶收税，两年收一次税，上等年景征收十分之三的税，中等年景征十分之二的税，下等年景征十分之一，平均收十分之一的税。齐国公室的剥削对象，在农业上就是向国家缴纳实物税的个体农民。此后还发生过什么变化不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子乞（田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阴德于民而景公弗禁。"这一记载反映了齐国国君和田氏的主要剥削对象都是缴纳实物税（租）的个体农民。二者的区别在于：田氏以小斗收税，减轻了剥削；用大斗贷出粮食，解决一些民众的生活困难。

春秋末，晋国六卿专权时，剥削的主要对象也是个体农民。《左传》哀公二年载"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龙税焉"，说明范氏在周人给的土地上征收实物税（租）。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吴问》为了解当时的个体农民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范、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吻（亩），而伍税之。其□田陕（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智氏制田，以九十步为畹，以百八十步为亩，而伍税之。其□田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臣奢，冀功数战，故为范、中行是次。韩、巍（魏）制田，以百步为■，以二百步为吻，而伍税（之），其□田陕，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臣奢，冀功数战，是故，故为智氏次。赵是制田，以百廿步为■，以二百■（四十）步为■，公元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主佥（敛）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①上述引文所说的"■"（畹）是什么呢？一般认为畹是土地面积单位。

《说文解字》说："畹，田三十亩"，另一说畹12亩也。用这些说法解释《吴问》，均不通。《说文解字段注》载有一种意见说"田之长为畹"。笔者认为把畹理解为田之长或宽有道理，以之解释《吴问》可以贯通。

周代1亩宽1　步，晋国6　卿范、中行、智、韩、魏、赵分别以80　步、90步、100　步、120　步为畹（宽）。周代1亩长100　步，晋国6　卿分别以160步、180　步、200　步、240　步为亩的长度。所以1　畹分别为80亩、90亩、100亩、120亩。1　畹就是1　夫或1　户小农的耕田面积。可以看出，各家的亩制均比周代井田制下百步为亩的亩制为大，各家一户个体农民耕田面积分别为周代一夫百亩制的1.28　倍、1.62　倍、2　倍和2.88　倍。这说明旧的井田制已遭破坏。除赵氏外，范、中行、智、韩、魏都按"伍税之"的办法征税。所谓"伍税之"就是征收五分之一的税。赵氏的"公无税焉"，是说赵氏没有新增税而是按原来的低税率收税的。这些事实说明，随着各国的改革，耕种国家土地并缴纳实物（租）的个体农民广泛出现了。

战国初期，李悝曾详细讲述了魏国个体小农的情况，内容如下："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日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

①　《左传》成公七年。

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①"

从李悝上述话中，可以看出：当时魏国一个5　口之家的小农，种田100亩，每年亩收一石半，共收粟150　石。每年缴什一之税15　石，5人共食90　石，还余有45　石。一石粮值30　钱，45　石值钱1350，每年社闾之祠用钱300，余下钱1050，每人每年穿衣用钱300，五人用钱1500，不足450。

此外，疾病死丧之费及国家其他的赋敛，还未包括在这个数目之内。这就是农民所以常常困苦而不安心耕田的原因。李悝这一段话表明，战国初期东方各国的主要生产者已经是个体小农了。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的主要生产者也是个体农民。整个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和赋税的承担者是个体农民，这对于认识战国社会无疑是重要的。

农民的个体生产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所以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和赋税承担者是个体农民，就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出现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三）战国的阶级结构与社会性质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以什么为标准来区分呢？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考察就是要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阶级结构区分为不同的形态。战国社会是个建立在以个体农民为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社会。个体农民与不同的土地占有关系相结合就产生了不同的封建依附农，这些封建依附农就是当时的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和被剥削者，这就决定了当时的社会性质。

1。受田制下的土地关系与个体农民战国时，周天子更加衰微，对全国的最高土地所有权无法行施。各诸侯国国君对国内土地拥有实际所有权。这表现在各国之间可以互相兼并、割让和授受土地，在国内也可封赏和接受土地。国家利用土地的一种最广泛的方式，就是把土地授给直接生产者，以供盘剥。《汉书·食货志》载周代实行"受田制"，一夫百亩，"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管子·乘马篇》强调"均地分力"，就是要把井田平均地分授给民户。《孙子兵法·吴问》所载晋国六卿制田的目的也是要把田地分授给服兵役的民户。直到战国末期魏国还保留着受田制，《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抄录魏安■王25年（公元前252年）的魏户律规定："自今以来，叚（假）门逆吕（旅），赘壻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这段律文译为今文是：从现在起，商贾（叚门）和开客店的（逆吕），以及"赘壻"这些身分下贱的人，都不准立户，不分给田地房屋。这说明对平民是让立户和授给田宅的。秦国也实行受田制，《秦律十八种·田律》载："入顷芻槀，以其受田之数，。。顷入芻三石、槀二石。"①这一律文说每顷地应缴芻槀按所受田地数量缴纳，每顷缴纳芻3　石、槀2石。这条律文是秦曾实行过受田制的明证。银雀山汉墓竹简《田法》说500　家为1　州，10　州为1　乡，"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这些

①　《吴越春秋》卷二《吴王寿梦传》。

①　《吴越春秋》卷三《王僚使公子光传》、卷四《阖闾内传》。阖闾又作阖庐，下同。材料都说明战国时受田制是确实存在的。在受田制下，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农民对土地有占有权与使用权。

这里需要说明受田制与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发展并不绝对矛盾。这从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受田制是早已存在的制度，受田制下的个体农民在春秋时已经产生，上引《孙子兵法·吴问》所载晋国六卿制田下的农民就是受田制下的个体农民。个体农民产生后，就不免发生贫富两极分化，随着某种程度的土地转让或某种程度的买卖就可能发生。而那些贫困、破产的农民从土地上游离出去后，遇到适当时机又会从国家控制的土地得到一份受田。究竟中国的土地私有制是何时产生的，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有材料说明春秋末已出现了买卖土地的事例。《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载范蠡经商理论时说："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这里所谓"阳且尽。。阴且至"，是范蠡预测市场供求关系和商品价格的理论，这里无法评论，重要的是范蠡主张时机到来之时，要迅速粜出粮食，收买田宅、牛马，到一定时机又卖出田宅、牛马，就可获利10　倍。这说明春秋末年范蠡经商时土地已可买卖。这条材料可能因为《越绝书》成书晚不为人所重视，不过从春秋末年商品经济发展到出现了范蠡这样的大商人，买卖土地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另一方面，从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看，国家对土地是有最高所有权的，但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控制权，并不妨碍在这种权力下土地私有制的不同程度的发展①。这个问题有许多事实可以说明。因此，不能因为战国时受田制材料的发现，否定土地私有制一定程度的产生、发展。

受田制下，1　户农民一般耕田100亩。《管子·轻重甲》说："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管子·臣乘马》："一农之量，壤百亩也。"

《管子·山权数》："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汉书·食货志》载战国时魏国"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孟子·梁惠王上》说战国时的个体农民是"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荀子·王制》则说"百亩一守"。这种农民一般为数口之家。银雀山汉墓竹简《田法》说："食口七人，上家之数也。食口六人，中家之数也。食口五人，下家之数也。"《孟子·万章》："耕者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孟子·尽心》说："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这样的农户，经常下地干活的应有一个劳动力和一个乃至两个半劳力。据《田法》记载可知，一个男劳力的年龄在16　岁到60　岁之间。年60　以上和14　至16　岁被算作半劳力。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国家赋役不太繁重，年景不太坏，这样的农民可以得到温饱。《孟子·梁惠王上》说："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荀子·大略》说："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

这种耕田百亩的个体小农，每年向国家缴纳的田赋，约为收获的十分之一。《汉书·食货志》引李悝说魏国的农民每年缴"什一之税"。

前引《管子·幼官篇》也载齐国平均每年收十分之一的田赋。《管子·大匡图篇》说："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五取

①　《左传》昭公三十年。

一。"联系上下文看是讲齐桓公九合诸侯时，每次都实行一些惠政，三会诸侯时令"田租百取五"云云，显然是临时措施，并非经常如此。《管子·治国篇》说："府库之征，粟什一"，说明一般征收十分之一为田赋。农民所负担的力役十分繁重，《管子·臣乘马篇》说："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管子·山国轨篇》主张"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芸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荀子·富国篇》说："罕兴力役，无夺民时"。这都说明当时的力役征发十分繁重，常常侵夺农时。为征发力役，据《管子·度地篇》说，国家常在每年秋天登记户口，未成年人、老人可以免役，成年服役，废疾者可免除，轻度的残疾人半役①。除田赋、力役的负担之外，还有"布缕之征"。《孟子·尽心下》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这说明"布缕之征"与"粟米"、"力役"的负担并列，是农民三大负担之一。这些负担，再加战国时战争频繁，临时性的征发繁多，所以农民的生活是很困苦的。这些农民人身受着国家的控制，不许逃亡。《管子·治国篇》说"逃徙者刑"，说明对逃亡农民的惩处是很严的。对不耕田的游惰者，也要严加处罚。《管子·揆度篇》说："力足荡游不作，老者谯（谇）之，当壮者遣之戍边。"这就是说对于能耕作而又不耕作的人，老的要受责难，青壮年要遣送戍边。商鞅变法的法令中规定："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即没入官府作刑徒，为官府服役。《吕氏春秋·上农篇》说："民不力田，墨（没）及家畜（蓄）"，即不力耕者及家中积蓄均没于官。银雀山汉墓出土《田法》说："卒岁少入百斗者，罚为公人一岁。卒岁少入二百斗者，罚为公人二岁。出之之岁□□□□□者，以为公人终身。卒岁少入三百斗者，鲸刑以为公人。"《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说的耕田百亩的农民，每年生产粟150　石即1500　斗，每年缴纳田赋15　石即150　斗。《田法》中说："中田小亩，亩二十斗"，则百亩共收2000　斗，每年缴纳什一之税为200　斗。每年如少纳税100　斗，就罚"为公人一岁"；少纳200　斗，罚为"公人二岁"。每年少纳300　斗，受鲸刑后为"公人"。所谓"公人"就是在公家服役之人，服役年限分别为一、二年和终身等。

上述这些农民耕种着国家的土地，赋役负担繁重，人身受着国家的超经济强制。所以，他们是封建国家的封建依附农。

除上述封建依附农之外，国家还有一种叫做"新甿"（新民）或"宾萌"（客民）的封建依附农。这种人是外来人，所使用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也是国家授给的。《周礼·地官·旅师》说"凡新甿之治（所求）皆听之，使无征役，以地之美恶为之等"。郑玄注："新甿，新徙来者也。治，谓有所乞求也。使无征役，复之也。。。以地美恶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与旧民同。"这就是说对新民要像对旧民一样授与土地。此外，新民在一定时期内还可以复免徭役。《管子·问篇》载："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说明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外来人都是会得到田宅的。《孟子·滕文公上》载："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

①　《左传》定公六年。

行仁政，愿受一廛（住所）而为氓（田民）"。"这里虽只说授与住宅，但宅与田地是连在一起的。《周礼·地官·遂人》说周代授田时"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

云云，表明授与住宅、田地是同时进行的。如果只授给住宅，不授给田地，这些外来人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在"受一廛（住宅）"的同时，也就得到了相应的田地。战国时，有的国家招诱了大量的新民或客民，秦国就是这样一个很典型的国家。《商君书·徕民篇》说：秦国地广人稀，"田数不满百万"。这里的一田应是一户农民耕种的100亩之田。

"田数不满百万"，表明农户也不满一百万。而邻近的三晋地区地少人多，有"寡萌（宾萌）贾息民（租房住的人），上无通名（在官府无户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这就是说三晋地区有大量"宾萌"（客民）无户籍又无田宅而靠"奸务末作"维持生活。针对此情况，《商君书·徕民篇》提出从三晋招诱百万民夫来秦的计划（"足以造作百万夫"），其办法是"利其田宅"，"复之三世，无知军事"，即给与田宅，复免兵役，令其专门从事农业生产。这些人被秦招徕之后，就成了一种基于"对土地的依附"而产生的秦国家的封建依附农。《文献通考·兵考一》说秦"诱三晋之人，优利其田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这说明战国时一些国家招诱的客民曾在政治、经济生活中起过重大作用，因此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此外，战国时有的国家还保留着公田，农民还要到公田上"公作"，在个人土地上"私作"。《商君书·垦令篇》载："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这就是说，在《垦令篇》的作者看来，农民不受饥，不作表面的应酬，对农田上的"公作"会努力，对私作也不荒废，因此农事必然取胜。实际上，按当时的实际情况，"公作"必然被"私作"所代替。《吕氏春秋·审分篇》所说："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这反映了农业方面当时变化的总趋势。

战国时国家控制下的农民，在重重盘剥下生活是很苦的。《管子·治国篇》说："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关市之租，府库之证，粟什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故以上之征，而倍取於民者四。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官府急征暴■无时，耕种时为趁墒情好适时播种，官府秋收时以"五"籴糧，春天缺糧时又以加倍价钱粜出，再加上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等等农民又要加倍出钱对付。所以，以上的征取，"倍取於民者四"。这就等于"以一民养四主"，因此，民众逃亡而被判刑者很多，而官府不能阻止，原因就在于粟少而民无积蓄。《韩非子·六反篇》也说："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

2。食封制下的土地关系与封建依附农战国时在国君之外，最有势力的封建主是封君。与此相适应的制度是食封制度。封君不像西周的奴隶主贵族、西欧的封建领主在封邑和领地上握有军事、行政、司法、经济等大权，也不像地主那样有土地私有权。封君分享着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对封邑有不同程度的土地占有权。

封君对封邑享有衣食租税的收入，并让封户承担其他相应的封建义务和服徭役等等，对封户进行着超经济强制。战国时封建主的食封制度在各国很盛行。如：孟尝君"封万户于薛"。赵国平原君封于"东武城"。

魏国信陵君封于"信陵"。春申君封淮北"十二县"。商鞅变法后，秦国设二十等爵制，到第九等爵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即有300　家封邑的租税。十六等爵大上造到二十等爵彻侯食邑更多，如商鞅爵大上造，因军功封"於、商（二县名，在弘农）十五邑"。文信侯吕不韦食河南洛阳10　万户，《国策·秦策五》则说食蓝田十二县。从封君与封邑内封户之间的关系来看，他们彼此之间无疑是一种封建关系。

封君除剥削封邑中的封户分享国家的赋役外，有的封君在封邑内招收了大量客、客民一类人供其盘剥。齐国的孟尝君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大封君。《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太史公在这里指出的孟尝君在其封邑"薛"中招致的这"六万余家"是些什么人呢？从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出：第一，这"六万余家"不可能是脱离生产的宾客、食客。《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时相齐，封万户于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封邑内的收入要养活脱离生产的"食客三千"还有困难，要养活这"六万余家"自然更非可能，所以这"六万余家"不可能脱离生产。第二，这"六万余家"与奴婢也不同。孟尝君家有奴婢，这些奴婢不仅不生产，生活还很奢侈。孟尝君曾对其父田婴说他们家"富累万金"，"后宫蹈绮縠而士不得短褐，仆妾余粱肉而士不厌糟糠"，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三，这"六万余家"

是属于客民、客一类的人。太史公所说"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就说明了这一点。这"六万余家"客民被招诱到封邑后，占有、使用的土地是孟尝君给的。在孟尝君庇护下，他们逃避了国家赋役。孟尝君招这些人是为了壮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所以这些人应对孟尝君承担一定的义务。因此，这些人当然是孟尝君隐庇下的一种封建依附人口。《韩非子·诡使篇》说："悉租税，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孟尝君正是这样一个隐蔽大量客民、客的典型封建主的代表人物。

此外，封君还养了数量可观的脱离生产的宾客、食客。这类客春秋时已出现，晏子以越石父为"上客"，就是明证。战国时养客之风日盛，尤以封君养客最令人注目。客是由贫苦平民、市民和"士"阶层转化而来的。封君则是以封建特权的享有者和对封邑内土地占有者的身分而养客的。养客的数量动辄数千。《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顷天下士。食客数千人"，又载孟尝君有"食客三千人"。这说明"食客三千"是食客很多之意，并非确数。其他，如平原君"宾客盖至者数千人"，信陵君、吕不韦各有"食客三千人"，春申君则有"客三千人"①。称谓上虽有"宾客"、"食客"、"客"之分，实际上均指同一身分的人。《说文解字》："宾，所敬也"，所以称"宾客"是从主人对客的态度方面讲的。而称"食客"则是从主

①　以上引文均见《史记》各封君本传。

人需供给"客"衣食等生活费用方面讲的。因此，称谓的差别并不表示"客"的身分性质有什么差异。客有等级之分，孟尝君的客分上、中、下三等。分别住在"传舍"、"幸舍"、"代舍"三种房间之中，衣食器用均有差别。其他封君也皆如此，如春申君其"上客皆蹑珠履"，毛遂被平原君奉为"上客"等等。"客"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充当封君剥削压迫民众的工具：《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其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入（租税）"。"舍人"就是宾客或从宾客中选任的小吏。再如孟尝君曾让宾客冯驩去封邑为其收高利贷等等。"宾客"日常的另一作用就是充当封君的武装侍从：如孟尝君过赵，赵人说他"乃眇小丈夫耳"，其客"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②。封君能在封邑内收租税并进行有效的统治与这种武装侍从是有关系的。在封君进行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中，宾客常常出谋划策、参与执行、奔走效命，在其中起重大作用。如，孟尝君使秦就是靠宾客中的鸡鸣狗盗之徒而逃离秦国的，平原君与楚合纵、信陵君夺晋鄙兵权救赵等等都是靠"客"的力量取得成功的。此外，"客"还有种种其他作用。这些事实说明，"客"

是为封建政治、经济服务的力量。"客"投靠主人后一般在法律上保留着平民身分，人身较为自由，可以离开其主人，如平原君的客与其美妾发生冲突，客以其爱妾贱士，去者过半，后杀美妾，宾客复归，再如孟尝君为齐相被废，宾客皆去，唯冯驩一人留，等等。然而，决不能由此类事实得出结论说，客的人身是完全自由的，和主人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事实上只要"客"投靠主人，接受其供养、馈赠，就必然要不同程度地丧失其人身自由，为主人尽种种的封建义务。客投靠主人后虽然在法律地位上还保留着平民身分，但和有种种封建特权的封君谈不上什么平等，在实际生活中，"客"的内部都有贵贱尊卑的等级之分，客与主人讲平等自然更非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客为主人而死节，如智伯的客豫让、信陵君的客侯嬴、田横的客五百壮士等等都是如此。这正说明客与主人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是强烈的。因此，战国时封君的"宾客"、"食客"是一种封建依附人口。

总之，封君与封户、客民和宾客、食客的关系均属封建性的关系。

这点应无疑问。

3。土地私有制的产生与相应的封建依附关系战国时，一方面封建国家实行受田制，一方面土地占有的不平均和土地私有制又在发展。不承认这种矛盾的现象，许多史实无法解释。如银雀山汉墓出土《田法》在说明土地耕垦与国家盛衰的关系时说："什八人作者王，什七人作者■（霸），什伍人作者存，什四人作者亡。一人而田大亩廿（亩者王，一人而）田十九亩者■（霸），［一人而田十］四亩者存，一人而田九亩者亡。"

这里把劳动力数与从事农耕的人数比例与国家兴亡的关系分为四种情况：十人中有八人从事耕作的国家称王；十人中有七人从事耕作的国家称霸，十人中有五人耕作的国家还可以存在；十人中有四人从事耕作的国家灭亡。同时又把每个劳力垦田的亩数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也分作四种情况：一人耕田20　大亩的国家称王；一人耕田19亩的国家称霸；一人②　《史记》卷75，《孟尝君列传》。

耕田14亩的国家可以存在；一人而耕田9亩的国家亡国。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有的国家从事耕田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达到了十分之七、八，而有的国家才达到十分之四、五。有的国家每个垦田的劳动力耕田20　大亩，而有的国家才耕田9亩。这种状况的出现当然是和土地占有的不平均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战国时，各国都用田宅奖励战士，用田宅奖励有功之士，这对私有制的发展无疑起了重大作用。《管子·侈靡篇》："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八观篇》："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荀子·议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头盔）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这就是说魏国被选中当武卒可以得到上好田宅，并复免赋役。战国时魏国在几次战争中动用的兵力都在十万人左右，所以魏国的武卒是不会少于十多万人的。这十多万到二十万的武卒就成了魏国农民中条件好的富裕农民，如果条件具备，很容易上升为地主。《韩非子·诡使篇》也说"陈善田利宅，所以厉战士也"。

这里说的应是战国时各国的一般情况，韩非是韩国人，韩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应无疑问。这里说"善田利宅，所以厉战士"应是指战士在战争中立功要用好的田宅来奖赏。这方面其他东方各国是如何作的不甚了解，秦国可以说是这方面一个有代表性的国家了。

秦在商鞅变法后奖励耕战。《商君书·境内篇》载商鞅变法后规定士兵作战时"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宅九亩。"《史记·商君列传》说："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此外，商鞅变法后又奖励耕织，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①，而"致粟帛多"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扩大耕地面积。在上述情况下，秦国内立有军功的战士和军官，及耕织有成绩的人，都可以多占有土地变为地主。所以杜佑说秦在商鞅变法后"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②。此外，秦国还通过对高级官僚和将领的赏赐造就了一批大地主。《史记·王翦列传》载王翦灭楚前"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这一记载说明至少在战国末年，秦国一般不封功臣为列侯，衣食封邑中的租税，所以王翦要及时"请美田宅园池甚众。。为子孙业"，也就是向秦王要土地作私有财产以传给子孙。这自然大大促进了地主阶级的发展。《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正说明商鞅变法在土地私有制发展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战国时，除秦国之外，赵国的土地私有制也比较发展。春秋末，赵鞅在前线誓师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③，开了军功赏田的先例。赵鞅（赵简子）曾赐名医扁鹊"田四万亩"④。按照

①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

②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

③　《左传》哀公二年。

④　《史记》卷一○五，《扁鹊仓公列传》。

张政烺先生的解释这里的田是步为单位的，即一方步为一田⑤。周代一亩为一百方步。所以"田十万"应为一千亩。赐扁鹊"田四万亩"，应为四百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战国初，赵襄子任中牟二贤士中章、胥已为中大夫，随"予之田宅"。此事在当地引起轰动，导致"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现在，有的研究者认为"弃其田耘，卖宅圃"，说明当时耕地尚不能买卖，只能"卖宅圃"。

此论难以服人。因为，"弃其田耘"一语，并不能说明当时耕地不可以买卖。耕地可以买卖，但不一定什么时候都可以卖出去。由于当时中牟之人随文学者"邑之半"，丢弃耕地的人很多，人们无法耕种，自然不必去买。况且，按照周代的惯例，授田宅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时赵国"宅圃"可以买卖了，而耕地不能买卖，又没有其他史实作根据，怎么能让人相信。战国后期，赵国是"田宅"连在一齐都是可以买卖的。如秦赵长平之战前夕，"（赵）括将行，其母上书言於王曰：。。今括一旦为将，。。王所赐金帛，归藏於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①，就说明田宅连在一齐可以买卖已成一种习惯。

大约从战国中期后，北方经济发达地区，土地私有制日渐发展，并出现了中小地主，应无疑问。战国中期人苏秦曾说："且使我有■阳负部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②这一记载所反映的时间是苏秦佩六国相印前的青少年时期，正是战国中期以后；所说的地区是东周王室的所在地洛阳郊区。这里土地肥沃、交通方便，有"二顷"土地可能就是个令人羡慕的小地主了，所以苏秦说他家如果有二顷地过安定富裕的生活，他就不会去从事政治活动"佩六国相印"了。这正反映了战国中期后经济发达地区土地私有制与中小地主的发展情况。

随着土地私有制的产生与其相适应的封建依附关系也出现了。《商君书·境内篇》载："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爵者可以得无爵者作庶子，每一级爵可得到一个；有爵者没特殊役事时，庶子每月给大夫服役六天；有爵者有特殊役事时，要供给服役的庶子粮食等生活用品。《商君书·境内篇》又载：战争中能斩敌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这说明秦代因军功得到爵位的人，不仅可以得到赐田，而且还赐给服役的劳动者庶子。这种庶子就其性质来讲应属农奴。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上出现了"无立锥之地"的"至贫"者①。这些"至贫"者，有的就转化为"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的佃农。韩非曾说："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②这说明当时有"权势"的"贵人"，利用他们可以使隐蔽的人口"复除"徭役，招诱大量苦于"徭役多"的民众逃归他们门下，成为他们奴役剥削的对象。这些封建依附者中自然不排除佃农的存在。此外，有的"至贫"者⑤　张政烺：《"士田十万"新解》，《文史》1988　总第29　期。

①　《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②　《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

①　《国语·吴语》。

②　《左传》僖公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

则转化为雇工一类的"庸夫"、"庸客"。如齐湣王被杀，太子法章变姓名逃到太史家做"灌园的庸夫"③。《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卖庸而播耕"的"庸客"，主人给他"美羹"、"钱布"（铜钱）是为了让他耕得深、耘得快。《韩非子·五蠹》载，"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渎）"。《管子·轻重甲》载，齐国有"聚庸而煮盐"的现象。《商君书·垦令》载："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这说明当时秦国雇工修缮房屋是比较普遍的。此外，还有充当"市佣"①和"庸保"②的。这都说明雇工的使用还是较普遍的。雇工虽然人身较自由，但为了生存，不得不受人役使，所以他们与主人是有一定的封建依附性的。另外，雇工受着封建国家的控制。所以，战国时的雇工从总的方面来考察仍然是一种封建依属人口。

4。战国时的官、私奴婢战国时期，与上述土地占有关系和封建依附农并存的还有官私奴婢。

战国时的奴婢的来源有以下几种：一是俘虏，当时的战争已不以掠取俘虏当奴隶为其目的，这从战争中大量斩杀敌人而俘虏很少可以看出，然而战争有时也有把对方的民众虏掠为奴的现象。《墨子·天志下》说，大国进攻他国时，攻入国境后割农作物，砍树木，毁城廓，焚祖庙，掠牲畜，对顽强不顺从的民众就杀，顺从的就绑着牵回来，男为"仆、圉、肯靡"，女为"舂、酋"。这里，仆是家内服役管车马的奴隶，圉是养马奴隶，胥靡是用绳索牵连着被强迫做筑城等土木工程的奴隶③。舂是舂米的奴婢，酋是制酒的奴婢。二是罪犯，这是战国时奴隶的主要来源，胥靡就是一般罪犯的通称。《韩非子·六反篇》说："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其意思是说，对偷盗用刑，是针对其罪，不针对其人；如针对偷盗的人，就等于对胥靡这样一般罪犯用刑。三是官府把罪犯的妻子、子女一起没收为奴。商鞅变法就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把没为官奴婢作为一种处罚办法。四是债务奴婢，《韩非子·六反篇》说农民在"天饥岁荒"和官府盘剥下，有的"嫁妻卖子"。五是奴婢的子女仍为奴婢，如《左传》僖公17年载："梁嬴。。将生一男一女。。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再如战国时秦国有"奴产子"。

春秋时，任意杀害奴婢还是常见的。《左传》僖公23年载，重耳至齐，齐桓公以齐女姜氏为其妻，重耳的侍从在桑树下密谋让重耳离齐他去，婢女在桑树上听见，"以告姜氏，姜氏杀之"。秦穆公死时，有一百多人殉葬。《墨子·节葬下》："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

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一般说来，战国时用奴隶殉葬比春秋时是大大减少了。春秋末期魏颗和孔子都反对殉葬。不过，到战国时期杀人殉葬的习俗仍然存在，如在考古发掘中，在三晋和两周地区就发现了战国的殉人墓葬。山西侯马乔村战国中晚期墓地，十六座墓周③　《左传》昭公二十年。

①　《左传》哀公二十六年。

②　《国语·齐语》。

③　《左传》成公十八年。

围都有殉人沟，沟内殉葬的人少者四人，多者十八人。在河北邯郸和河南辉县、汲县、洛阳都发现有殉人墓，殉葬的有一人至四人，多为服侍或近幸的奴婢。

有的国家有一定数量的官奴婢。秦国的"隶臣妾"主要是秦的官奴婢。"隶臣妾"与称为"鬼薪"、"白粲"、"司寇"、"城旦"、"舂"的刑徒不同，刑徒有刑期，期满可获自由。"隶臣妾"是终身服役的官奴，必待赎取方能恢复自由。从秦律看，隶臣、隶妾可以买卖、赏赐，也可借给人使用，也可作礼品送人。如秦王曾以"文绣千匹，好女百人"送义渠君①。隶臣妾为官府服役，隶臣每月发粮二石，隶妾一石半；如不服役，不发给。隶臣作农业劳动的，从二月起每月发粮二石半，到九月底停发其中加发的半石①。总之，隶臣妾为官府服役，按劳役种类、年龄、性别发给不同标准口粮；如隶臣妾使用的器物和照管的牲畜丢失，要"以其日月减其衣食"三分之一偿还。秦国的官奴隶可以赎身，但条件苛刻，按规定：两名壮年男子赎替一名隶臣，一名壮年男子赎替一名年老而失去劳动能力或年幼的隶臣，不允许赎替做针线活的隶妾。壮男戍边5年，可免除母亲或姊、妹一人隶妾身分。士兵归还两级爵位可免除父母的隶臣妾身分。隶臣从军，可按"斩首"这种军功来免除奴隶身分。"大隶臣"因本人和别人的军功免除隶臣身分后，还要以平民身分从事"工"。隶臣妾从事农、工、筑城、畜牧等官府差役。

值得注意的是秦官府的"隶臣妾"有其私有经济。秦律规定："禀衣者，隶臣、府隶之毋（无）妻者及城旦，冬人百一十钱，夏五十五钱。"②这里规定：领取衣服的隶臣、府隶（在官计服役的隶）无妻者要缴钱，冬天每人110　钱，夏天每人55　钱。这说明其尚有私人钱财。"隶臣有妻，隶更及有外妻责，责衣"③。这里又规定：有妻的隶臣，其妻是更隶妾及有外妻（身分自由），要收取衣服。这说明隶臣、隶妾是有家室和私有经济能向政府缴纳衣服的劳动者。此外，秦律中还规定，隶臣妾不能任意屠杀。秦律中规定："主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家罪"者，父杀伤人及奴妾，父死而告之，勿治"。法律称杀死"奴妾"、"臣妾"为擅杀，和称之为"家罪"，说明是不许任意杀害的。

战国时封君、大官僚、大商人及至一般地主、商人私家也有奴婢。

《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对其父田婴说他们家"富累万金"，"仆妾余粱肉而士不厌糟糠"，就说明他家有奴婢。战国末年，秦文信侯吕不韦有家僮万人，长信侯嫪毐有家僮数千人。《史记·货殖列传》载大商人白圭"与用事僮仆共苦乐"。辛垣衍对鲁仲连说："先生独未见夫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力不胜、智不若耶？畏之也。"①奴婢有被用于农业生产的现象，《韩非子·喻老篇》说："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美也；丰年大禾，臧获不能恶也。以一人之力，则后稷

①　《左传》哀公七年。

①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②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③　《左传》哀公十五、十六年。

①　《左传》宣公十七年。

不足；随自然，则臧获有余。"这里讲到在大丰年，臧获（奴隶）种田也能丰收，表明臧获种田是效益最差的。所以，奴隶从事农业生产的剥削方式在当时是发展不起来的。

当时有一部分奴婢专门用于服侍主人、宾客，供娱乐、享乐用。《国语·齐语》载齐襄公"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吕氏春秋·分职篇》载："今有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乐己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再如吕不韦把他的美妾送给秦公子异人，平原君为收买宾客杀死自己宠爱的美妾，这类奴婢都是供统治阶级享乐用的。另外，有些奴婢则服家庭杂役，如赶车、养马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奴婢的价格很不一致，晋献公灭虞国时，虞大夫百里奚被俘为奴。晋献公把女儿嫁给秦穆公时，晋又把百里奚作为陪嫁奴隶送给秦国，半路上百里奚逃亡，又沦落为楚国的奴隶。秦穆公用了5　张羊皮把百里奚赎回。这说明当时一名奴隶值5　张羊皮。春秋末齐晏婴到晋国，见齐人越石父为奴，用一匹拉车的马赎回他。这说明一个奴隶值一匹马①。战国时，卫嗣君有个胥靡逃到魏国替魏襄王治病，卫嗣君先用100　金要赎回他，魏王不答应。后来用了一个叫左氏的邑才把他换回来②。战国时还有一种和奴婢很接近的贱民叫"赘婿"。云楚秦简中载魏户律和魏奔命律载，赘婿是不能立户、受田的受歧视社会地位低下的贱民。《汉书·严助传》载："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食。"如淳曰："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这种解释说明，"赘婿"和奴婢尚有不同，他处在向奴婢过渡的地位，如果到期赎回来就是平民，到期不能赎回就沦为奴婢。

从上述土地占有和阶级状况来看，战国应为封建社会，而且是属于封建地主制社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一，战国时庶民地主发展虽不充分，但各国统治者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地主阶级发展，整个社会在发展方向上是向着地主制轨道前进的。其二，国家是最大的地主，受田制下的广大农民就是国家的封建依附农。其三，战国时的各级封君、官僚衣食封邑中的租税和俸禄，是封建地主制范畴中的特权者与官僚。

封君与既掌握着领地上的土地占有权又掌握着领地上的行政、军事、司法等大权的封建领主是有区别的。因此战国属于封建地主制社会。战国时社会上虽有役使奴婢的奴隶制经济成份存在，但不占统治地位，决定不了社会性质。

①　《左传》襄公十九年。

②　《左传》隐公八年。

●　　三、春秋战国的商业、城市与货币（一）商业与商人1。春秋时的商业与商人中国在商、西周时期，已有专门的商业与商人。《尚书·酒诰》载："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诗经·大雅·瞻澂》载"如贾三倍，君子是识"，意思是说经商获利大。上述两处记载说明商周已有专门的商业活动。中国古代称"通物曰商，居卖货曰贾"，也有说"行曰商，处曰贾"的。实际上二者很难分清，所以后来称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为商人，也可称贾。

春秋时期，商业较前发展。齐国是商业发展很早的一个国家。《史记·齐太公世家》载，西周初年姜太公封齐后，"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①。齐国商业发达，商人的地位也较高，至齐桓公时，辅佐齐桓公称霸的管仲、鲍叔牙都经营过商业。《史记·管晏列传》载管仲的话说："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齐桓公当政后任用管仲，重视商业的发展。《国语·齐语》载齐桓公问："成民之事若何？""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夫令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价），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从管仲的对话中可知商人之处境有二点值得注意：其一，商人已专业化，专门经商，早晚经商，一生经商。而且还通过"父兄之教"，传之子弟，使"商之子恒为商"；其二，商人受着官府的控制，控制的办法不让士、农、工、商四民杂处，因为四民杂处了言论就混乱，事情就容易发生变化。所以要"处商就市井"，使他们不见异思迁等等。上述两点反映了商人还未能从"工贾食官"的格局下解放出来。春秋时期，郑国也是个商业较发达的国家，春秋初年郑桓公与商人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①由于春秋初郑国刚建立不久，需要商人的合作，所以郑桓公与商人订立了上述盟誓。从盟誓的内容看，商人不能背叛郑国国君，郑国国君不能"强贾"，也不能乞求夺取；商人有在市场走销宝物，郑国国君也不要求知道。这说明郑国商人的处境有所改善。但这一盟誓是郑国国君为求得商人支持的产物，总的看来商人仍处在郑国国君控制之下。春秋后期，晋国商人地位依然低下。《国语·晋语八》载，晋国都城"绛"的富商虽然富有，但乘的车子只能用皮做的车帷、木做的车檐遮挡起来，才能经过朝市，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功劳。虽然他们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衣服上绣着花纹）"，

①　陈厚耀：《春秋世族谱》，光绪丙戌徐干刊本。

①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交通诸侯，但是由于他们无一丁点俸禄，对民众无大功，所以只能如此①。从上述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春秋后期，商人虽富，但其地位依然卑下。春秋时郑国商人是很活跃的。这与郑国所处地理位置有关。郑国北接晋，南邻楚，西通周、秦，东边则有齐、鲁、宋等国。春秋中叶郑国一个最著名的商人是弦高。《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郑商人弦高去周经商，在滑遇秦师，遂以郑国使者名义，送4　张熟牛皮、12　头牛犒秦师②。春秋中期，另一位郑国的大商人，曾企图把在囚的邲之战楚国俘虏的晋大夫荀罃密置在货车中，从楚国营救出去。这需要用金钱买通楚国的有关看守人员方能实现，可见其财力的雄厚。关于此事，《左传》成公三年（公元前588年）载："荀罃之在楚也，郑贾人有将置诸褚（绵）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这位商人后来到了晋国，受荀罃的"善视"，后又去齐国经商。春秋末还有一位郑国贩玉器的珠宝商，晋国的韩宣子至郑，想得到这位商人的玉环，"买诸贾人，。。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韩子请诸子产。。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③在这种情况下，韩宣子买玉环的企图只好作罢。以上三位郑国商人都从事政治活动，尤其是晋国韩宣子买玉环的那位商人，遇事还要向郑国执政者报告，说明他们还不是独立自由经商的商人，而是受郑国执政者控制的商人。

春秋时期的商人"服牛轺马，以周四方"，跨国经商。齐国出产的盐要运销至梁（魏）、赵、宋、卫等国。郑国商人去周经商，携带熟牛皮、牛等物资，说明东周王室统治区用的这些物资是从别国贩运来的。

晋国所用的木材皮革有的是从楚国输入的。《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楚国两个大臣对话时谈到晋国，说"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中原华夏诸国与少数民族也有商业往来，晋国就用贵重的货物交换戎狄的土地。《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说晋与戎狄可通过"贵货易土"的办法得到土地。当时大商人，在进行大宗交易时往往采用以货易货的办法，上引《国语·晋语》所说商人"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就说明了这点。但是，春秋时期货币在商业来往中已经使用。《国语·齐语》载管仲的话："而重为之皮币，以骤聘眺于诸侯，以安四邻。。皮币玩好，使民鬻之四方。"这说明"皮币"

一类作货币用的通货，已经出现。

秦秋后期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出现两位私人经商的大富豪。最初的富商是从官僚士大夫转来的。一位是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史记》载子贡"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发，卖出）著（贮，买进）

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①。又载："子贡好废（发，

①　《左传》昭公元年。

②　《左传》宣公二年。

③　《左传》昭公十六年。

①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卖出）举（贮，买进），与时转货运。。。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②从上述记载来看，子贡原是孔子弟子，其后曾在鲁、卫两国作官。他喜爱买进和卖出货物，一般在曹、鲁之间经商。他可能经营为各国统治者所需的生活消费品、侈奢品，而且是大宗生意，所以"结驷连骑。。聘享诸侯"。各国诸侯为买进或卖出自己的物品，就要与子贡谈生意，所以双方"分庭抗礼"。子贡富至"家累千金"，成了全国著名的大富豪。子贡经商的艺术在于能"与时转货运"，也就是掌握贱买贵卖的时机而经商致富。春秋末年另一位富豪大商就是越国大夫范蠡，即后世奉为商人祖师的陶朱公。范蠡原是越王勾践的大臣，帮助勾践振兴越国。

范蠡曾著《计然》一篇①，专门探讨国家富强的道理。《计然》中提出使国家强盛的七策，勾践采用了五策，就振兴了越国。《计然》中提到经商的艺术主要三项：一是出售货物要把握时机，要从预测年景的丰歉来预测市场物价的贵贱，要从市场货物的"有余、不足"来判断物价的贵贱，贵时抛出，贱时收购，要作到"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二是收购货物后要贮藏好，不使腐败，这叫"务完物"。三是资金流转要迅速，叫做"无息币"。范蠡在越国灭吴后"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后定居于陶。陶即定陶（今山东曹县西南）。这个地方原是曹国国都，交通发达，范蠡定居于此的原因是因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范蠡在这个地方"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

后年衰老而听其子孙，子孙修业（学习、研究商业）而息之，遂至巨万（万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②。范蠡是个对中国以后的商业活动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对范蠡经商的事迹有一段详细的记述："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从上述记载中，范蠡的经商活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越国至齐，"父子治产。。数十万"，齐国任之为相。又"归相印，尽散其财"。第二个时期至陶定居经商，"致赀累巨万"。范蠡不仅有治国和经商致富的理论，而且实践也获得成功，同时他能"尽散其财"周济贫人，博得美名。所以被后世商人奉为祖师，对以后中国的商业活动有重大影响。

2。战国时的商业与商人战国时期由于农业、工矿业的发展，人口增加，城市扩大，私人工商业者广泛出现等原因，商业出现了大发展的景象。从商业发展的角度②　《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

①　《左传》哀公元年。

②　《左传》定公八年。

来考察，春秋近似西周，而战国则近似秦汉。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1）经商理论的普及与发展春秋时期子贡、范蠡经商的基本理论是"因时取舍"，贱买贵卖。

这一点在战国时大为普及，为更多的人所掌握和实践。《管子·治国篇》载："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束，十匹也），是又倍贷也。"这就是说秋收时粮价贱，用布帛五匹，籴入若干石粮食；至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春天粮价贵时把这些粮食祟出，便可换回布帛十匹，即获得加倍的赢利。

《国策》载希写对建信君说："夫良商不与争买卖之贾，而谨司时。时贱而买，虽贵已贱矣；时贵而卖，虽贱已贵矣。"①这说明商人"因时取舍"的经商理论，已为社会上的人们所了解。战国时商人的经商理论有所发展，这从《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白圭的经商理论和实践中可以看出：一是"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祀出取帛絮，予之食。"二是用天文学的知识预测年景的丰歉，太阴在卯，那年丰收，次年歉；太阴在午，那年干旱，次年收成好；太阴在酉，那年又丰收，次年歉收；太阴在子，那年大干旱，次年收成好，有水涝。后又回到太阴在卯之年②。在预测年景丰歉的基础上，为其经商活动寻求物价贵贱的规律，以作为经商致富的根据。三是白圭经商时能吃苦耐劳，即所谓"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四是经商时看准时机，要有勇有谋，有决断、迅速，即所谓"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由于经商有理论、有实践，也被后世奉为"治生祖"。白圭的经商理论中第一条"乐观时变"是子贡、范蠡"因时取舍"贱买贵卖的继承。第二条用天文学知识预测年景的丰歉以作经商致富的根据，虽然不一定符合实际，但说明战国时由于商业发达，人们从各个方面寻找经商的理论，从这个角度看，白圭从天文学角度预测年景丰歉的经商理论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三条经商时要有勇有谋、有决断，甚至把经商与伊尹、吕尚治国、孙吴用兵，商鞅行法相提并论，正说明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说明战国时，人们对商业重要性的认识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2）商业中货币的使用战国时金属货币日渐确立，物价之计算，开始以金为标准，便利了商业活动，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孟子·公孙丑下》载陈臻问孟子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说明贵金属已作为一般等价物而出现，作为货币而使用。黄金已作为衡量财富标准而出现。《管子·轻重甲》载："粟价平，［釜］四十，则金价四千。粟贾釜四十，则钟四百也，十钟四千也，二十钟为八千也。金贾四千，则二金中八千也。然则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

①　《周礼》一书时代虽有争论，但其内容应是先秦制度的汇集。

②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载其原文，为："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

十钟，一农之事乃中二金之财耳。故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贾，釜四百，则钟四千也，十钟四万，二十钟者八万。金贾四千，则十金四万也，二十金者为八万。"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粟价一般平价是，1　釜（量器名）粟值钱40，这时金价则1　金值钱4000，按齐国的量制10　釜为钟，所以钟粟则值钱400，10　钟粟则值钱4000，20　钟粟值钱8000。而1　金值钱4000，2　金则值钱8000。一户农民耕田百亩，百亩之收最好时1年收20　钟粟，这与2　金的钱财是相等的。由于粟的价格和黄金的价格二者不平衡，粟贵重时黄金轻，反之亦然。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提高粟的价格，如粟价提高10　倍，釜粟值钱400，则钟粟值钱4000，10　钟粟值钱40000，20　钟粟值80000。

金价是1　金4000，则10　金40000，20　金为80000。这样，一户农民每年耕田百亩收20　钟粟就值20　金或80000　钱了。这里要说明的是：按价值规律粟和其他货币的比价是由其内部所含的价值量而决定的。黄金、铜铸币在完成其向符号货币转化之前，二者与粟的比价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内部所含的价值量所决定的。所以粟价是不能任意提高的。《管子·轻重篇》的作者以为可以任意提高粟价，如果粟价提高10　倍，则一户农民的收入就可以提高10　倍的主张是不科学的。这是《管子·轻重篇》的作者不懂价值规律，造成难免的错误。

不过，《管子·轻重甲篇》的作者在这里记载了金、钱与粟的比价，还载有盐的价格。据《孟子·公孙丑下》赵注云："古者以一镒为一金。镒，二十两也。"知道了上述这些数字就可以算出粟、金、钱之间的比例关系，一釜粟、一钟粟值金多少金、多少钱；一户农民耕田百亩产多少粮食值多少金、多少钱也都可以算出。这说明战国时黄金和金属货币去计量粟、盐的价格已成为一种惯例。如果与春秋时期商业中还多用以物易物的办法，则战国使用黄金与金属货币不能不说是商业交换中的巨大进步。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生产品销售，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同时，它也有利于商人积累财富和对直接生产者的中间盘剥。《战国策》载弱顿说秦王曰："天下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商人是也，无耙铫推耨之势，而有积粟之实，此有其实而无其名也。有无其实而有其名者，农夫是也，解冻而耕，暴背而耨，无积粟之实，此无其实而有其名也。"这一记载就说明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农民卷入商品流通，粮食等产品有销路，农民家中的粮食被商人买走，这自然能刺激生产发展。另一方面商人富了，有"积粟之实"；农民穷了"无积粟"，则说明商人对农民进行着中间盘剥。

（3）战国时的商业利润战国时商人经商的利润率如何呢？文献有不同记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春秋末、战国初范蠡定居于陶后，其父子"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①。这说明当时商人经商的利润率为十分之一。《史记·苏秦列传》载："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这说明苏秦生活的时代周王室统治区洛阳一带商人经商的利润率为十分之二，即百分之二十。前引《管子·治国篇》所说秋收粮价贱时用5　匹布帛籴

①　《左传》文公元年。

的粮食，则第二年春天把这些粮食粜出可换回10　匹布帛。这个事例说明商业利润率达到百分之百，但这只是毛利润，去掉籴入粮食后的储存费、运输费、向政府交纳的关市税等等之后，纯利润率是达不到百分之百的。那么商业的最低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应该是多少呢？似乎战国时的商业利润率最低应是百分之二十。《史记·货殖列传》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云云，这是说农工商贾各业的平均利润率为百分之二十，商业利润是不会比这个平均利润率低的。

《史记·货殖列传》又说"贪贾三之，廉贾五之"②，即贪贾的利润率应为十分之三，即百分之三十；廉贾为十分之五，即百分之五十。据此，可以说商人的平均利润率应在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之间。为了简单了解战国时的商业利润率特作一表，列述如下战国时的商业利润率简表时间利润率材料来源其他春秋末战国初10　％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逐什一之利"。

战国后期20　％　《史记·苏秦列传》："逐什二以为务"。

战国后期100　％　《管子·治国篇》。毛利率战国西汉20　％　《史记·货殖列传》。农工商的平均利润率战国西汉30　-　50　％　《史记·货殖列传》："贪贾三之，廉贾五之"。

／从上表可以看出，战国时的商业利润率极不一致，从春秋末战国初的百分之十，直到战国中期以后的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百。这说明了要确定一个固定的商业利润率是不容易的。因为经营商品的品种不同，时机把握的不同，商业的利润率就可能大不相同。因此，记载中所表明的商业利润率的不确定性，正反映了实际生活中商业利润率的不确定性。而利润率的高低有时并不能反映商人实际上获利的多少。百分之十的利润率并不算高，但如果经销的商品数量大、资金周转快，获利可能是很大的。百分之百的利润率应该说是很高的，但如果经销的商品数量少，资金周转慢，最后获利可能并不大。如果商品滞销损坏，还有可能赔钱。

不过应看到，商人经商是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商业又是个机遇性很强的部门，如果投机得当，利润率可以成倍、几倍或几十倍增长，所以商业的最高利润率是无法确切算出的。而商人为获得最大利润而想尽一切方法去投机。《战国策》载："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①吕不韦果然下大本钱活动让异人立为秦国的太子，从中取得了无法计算的利润。

②　分别见《左传》闵公二年，文公十七年，僖公十五年，僖公十七年，僖公二十五年。

①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新序·节士篇》。

（4）从事商品生产大富豪的出现战国出现了一批经营商品生产的大富豪。此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把战国的富豪列述如下表：战国富豪一览表姓名出生地从事事业成就白圭周人经商，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治生祖。

猗顿鲁人盬盐。与王者埒富。

郭纵赵人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倮秦国畜牧，用山谷量牛马。

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

巴寡妇清秦国开采丹砂数世。礼抗万乘。

卓氏之先赵国用铁冶富。

宛孔氏先梁（魏）人铁冶为业。

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

从上表可以看出，战国时八个私人大富豪中，只有白圭一人以经商起家，其他七个业主均以从事商品生产起家，四个从事冶铁业，一个从事煑盐业，一个从事畜牧业，一个开采丹砂矿。而春秋时期的私人大富豪中只有子贡、范蠡，且都是以经商起家的，两者相较，说明战国时期工矿业、畜牧业等方面的商品生产是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这些进行商品生产的业主，既是冶铁业主、开采丹砂业主、畜牧业主，同时又是大商人。因此，战国时期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富豪出现，是商业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时期，上了一个新台阶的表现。十分明显，如果商业的发展，只是建立在小农和小手工业者进行的简单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商品的货源就得不到保障，商业也因此得不到持续发展。战国时期，出现了一批大工矿业主、畜牧业主，可以定期提供大量货源，这就有助于商业持续、稳定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批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富豪出现，标志着商业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5）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春秋战国时期全国各地区和各经济部门间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从春秋时起，齐、郑、周、晋都是商业较发达的国家。商业对于国家的盛衰有重要作用。如《左传》僖公元年载卫文公"训农、通商、惠工"，复兴卫国。《孟子·公孙丑上》列举王天下之路五条，其中招商为一条，使"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通商一条，使"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关于商业的就占了两条。如果统治阶级阻碍通商，会造成严重的政治问题，甚而无法维护其统治。《荀子·富国》说："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

这说明阻碍通商是遭到人民反对而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春秋战国商业的发展，使全国各地和各经济部门的物资都能交流。

《管子·小匡》说商人"服牛轺车，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这说明在一个国家中就能够买到各地的"珍异"物品。《荀子·王制》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

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按照荀子的上述论断，国中泽人、山人、农夫、工贾彼此的物产可以交换，周边四海所产的物品也都可以交流。

由于四海之内"通流财物粟，无有滞留，使相归移（转移输送）"，无不丰足，所以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①。司马迁也说："夫山西饶材、竹、縠（木名）、纑（山中纻，可为布）、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锡、连（铅之未炼者）、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②司马迁所说中国四周出产的这些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是不可缺少的"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自然这些东西都是通过商品交换而得到的。这生动地说明了当时全国各地之经济联系已经非常密切。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战国时期全国出现了一些物产不同的经济区，各区内都有一些著名城市作为政治与经济中心。各区之间在经济上都可通过商业来往而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些经济区和城市主要有下列一些：秦文公、德公、缪（穆）"居雍（今陕西凤翔南）"，雍地处陇、蜀通商孔道，因此充斥着"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秦献公把国都迁到"栎邑（今陕西临潼北），栎邑北郤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巵（紫赤色植物，可制胭脂）、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可控制滇、僰，僰出奴隶。西接邛、笮两地，笮出产马及旄牛。巴蜀四面山岭阻塞，然而有千里棧道，与北方交通无所不通，只是褒（秦岭南麓）、斜（秦岭北麓）两个山口是通外孔道，输出多的货物，换回缺少的东西。

杨（山西洪洞东南）、平阳（山西临汾西南）二邑，向西与秦、翟通商，向北与种（河北省蔚县）、代（山西代县）通商。种、代在石邑北，靠近东胡，数被寇掠，。。因靠近北夷狄，师旅往来，中国内地对这里的输出，时时有赢余。

温（河南温县西南）、轵（河南济源县南）两地，向西通商于上党，北与赵、中山通商。

邯郸是漳河、黄河之间的一大都会。北通燕国、涿鹿，南有郑国、卫国。

燕的都城蓟（今北京）是渤海和碣石山之间的一大都会，南通齐国、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26　页。

②　《国语·齐语》。

赵国，东北与东胡为邻。其地出产鱼、盐、枣、粟。

洛阳，东边与齐国、鲁国通商，南方与梁（魏）国、楚国通商。

齐国依山靠海，肥沃土地方千里，宜于种植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菑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都会。

邹、鲁靠着洙水、泗水，人民爱好经商，追求财利，比周（洛阳）

人还要厉害。

从鸿沟以东（河南荥阳），芒、砀以北（安徽凤阳县东）至巨野（山东省西南），是梁（魏）、宋之地①。陶（山东曹县）、睢阳（河南商丘县南），是这里的都会。

江陵原是楚国的郢都，西边通巫、巴，东有云梦泽的富饶。陈（河南淮阳县）在楚（楚都寿春）与夏（阳城）的交会之处，是鱼、盐的交易地，居民多是商人。

吴（江苏苏州）之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和三江、五湖之利，也是江东的一大都会。

楚国的都城原在郢，后来迁至寿春（安徽寿县西南）②，寿春也是一大都会。合肥是长江、淮河流经的地方，是皮革、腌鱼、木材的集散地。江南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铅、锡。番禺（广州）也是一大都会，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的聚散地。

宛（南阳）西边通武关、郧关，东南汇集汉水、长江、淮河，也是一个都会，居民多商贾。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战国时各地区的特产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可以交换，而且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城市，成了工商业的中心。这些城市有的是在没有工商业的情况下建立起来，后来由于经济的发展，交通的发达，成了著名的政治、经济中心，成了著名的商业都会。有的城市则是由于经济发达而成为工商业城市。这些中心城市的出现，促进当时全国的商品流通。经春秋时期的发展，到了战国全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所以范文澜先生说"中国国内大小市场的形成，开始战国"①。这为以后中国统一国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上的条件。

3。关税、市税制度春秋时期已有向商贾征收关税和市税的制度。关税是商人的货物过关时征的税，市税是在市上卖货物时征的营业税。《逸周书·大聚解》说："关夷市平，财无郁废，商不乏资。。。则无穷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商人的货物征收的关税、市税不高，商人的财物不腐臭作废，就可使商人不缺乏资金，国家也不会穷困。又说"关市平，商贾归之"。这都说明春秋时已有关税、市税的征收，同时也说明关税、市税征收的轻重，对商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关税、市税征收的不重，商贾就会来经商，国家也就会增收入。

春秋时期关税、市税一般由国家设官征收，国家也可以赏给臣下，由臣下去征收。《左传》文公十一年载，"宋公于是以门赏耏班，使食其征，谓之耏门"。注家谓："门，关门；征，以门赏耏班，故以班姓

①　《左传》宣公十七年。

②　《左传》襄公七年。

①　《国语·晋语六》。

名门"。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宋国国君以关门赏给臣下耏班，关门的税收归他所有，因此这个关门就被称为耏门。春秋时，关卡常常向民众乱收税，《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对齐侯说，"偪介之关，暴征其私"。意即逼近国都关卡的民众，既要被征服役，又为临近的关卡纳税，他们的私有财物横遭掠夺。

战国时，随着商业的发展，关、市税的收入，成了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国策·魏策三》载，朱巳说魏王勿与秦共伐韩曰："通韩之上党于共莫（地名），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共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在魏国通韩上党之间设关卡收税，就可以"富国"，说明关税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

春秋战国时关税、市税的征收量是多少呢？《管子·幼官》载，齐桓公"三会诸侯，今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按这一记载市税征收量为商品货物的百分之二，关税为百分之一。两种税的总征收量不能超过百分之三。这个法令不仅是针对齐国的，而且也针对会盟的各诸侯国的。这说明那时的诸侯国市税的征收已超过百分之二，关税的征收已超过百分之一。《管子·大匡》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这就是说按这一年的法令关、市税的征收都不能超过五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二。关、市两种税总征收量不能过百分之四。这说明这条法令规定的关、市的总征收量比"三会诸侯"

时下达的法令还多了百分之一。

到了战国关税、市税的征收总量比前引《管子》两处记载又成倍地增加了。这一点可从《孟子》的有关记载中看出。《孟子·滕文公下》：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己，何如？"这是宋国大夫戴盈子与孟子的一段对话，戴盈子问孟子说：税率十分抽一，免除关税和市税，今年还办不到，预备先减轻一些，等到明年，然后完全实行，怎么样？这说明孟子生活的时代关税、市税的征收量已经超过了十分之一，而宋国大夫则企图用抽商品十分之一税的办法，去掉关、市税。这说明十分之一的税率在当时就算比较轻了。这说明从春秋到战国商品税是逐渐递增的，而且所增幅度甚大。

为了简单明确地了解春秋战国时商业税和关税、市税征收状况及其发展变化，特根据以上所述，列表如下：春秋战国商业税征收变化表时间征税率％　材料来源百分之三75　《管子·幼官》：市赋百取二，关赋百春秋取一。

百分之四100　《管子·大匡》："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

战国百分之十250　《孟子·滕文公下》："什一，去关市之征。"

从上表可看出：春秋时关、市税按规定征收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战国按戴盈之的主张抽十分之一的商品税而去掉关、市税，这个税率反比春秋时的关、市税增加了十分之七到十分之六。商业税增加之多是惊人的。

在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种种的限制。1957年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发现的鄂君户节就说明了这一点。这里发现的节是楚怀王颁发的陆路、水路的通行证。节的行期限一年，通行范围也有一定限制。节上规定，水路运输的船数不得超过150　条。节的铭文上说"屯三舟为一舿（舸），五十舿（舸）"，也就是说3　舟为1　舸，50　舸即150舟为限。又限定陆路运输的车数一次不能超过50　辆，如用牛马等牲畜驮运货物则10　匹当1　车，如用人力运输则20　担当1　车。节上还规定不许运载马、牛、羊一类商品。在节的规定内，凭节可免税。这说明，当时战国时各国国内，关卡林立，征税严，限制多，商人进行贸易要受到种种限制。所以，孟子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①（二）交通的发展1。交通发展的历史原因春秋战国时期交通较前大为发展，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一时期政治联系加强、战争频繁和全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时期铁器逐渐广泛使用，生产力的发展，也为道路的修治和开拓水路交通大量制造车船提供了可能。

春秋时政治联系的增强和频繁进行的争霸的状况，可从齐桓公的活动中看出。《国语·晋语》载齐桓公称霸事（译文）：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服三十一国。于是又南征伐楚，渡汝水，越过方城，望见了楚国汶山，让楚国向周天子贡丝而后回兵，荆州诸侯没有敢不服从的。又向北讨伐山戎（鲜卑），击退令支，打败孤竹而南归。海滨的诸侯没有敢不服从的。与诸侯会盟陈列牲畜，其上载着盟书，向天地众神发誓，与诸侯合力同心。又向西打退了白狄而达西河，大小船只渡过黄河，到达晋国石枕。悬着战车、约束战马，越过太行山和辟耳山的溪谷拘夏，又在西方征服了雍州的流沙、西吴。在南方为保卫东周修了城墙，又至晋国绛邑恢复了夷吾的君位。北岳之滨的诸侯没有敢不服从的，进而在阳谷大会诸侯。总计，兵车之会六次，乘车之会三次。诸侯的盔甲放起来不用，武器也保存起来，弓袋里无弓，箭袋里无箭。武事隐没了，实行文道，帅领诸侯去朝见周天子①。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齐桓公称霸时的活动状况，其他的霸主或会盟诸侯、或进行战争讨伐、或率诸侯朝见周天子，与此多有类似之处。为适应这种政治、军事需要，各国都要修治道路、桥梁、设关卡驿传。及至战国，战争更为频繁，各国之间经济的联系更为密切，政治上统一的形势日渐成熟，这些因素推动着交通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2。陆路交通的发展和驿传制度（1）陆路交通的发展春秋时期已有修治道路、桥梁、传驿等有关制度。《周礼·秋官》载有野庐氏一职，"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

①　《左传》成公三年。

①　《礼记·王制》。

井树"。这就是说野庐氏掌治的是国至畿内四方道路的通达，察较国郊及野中之道路，和夜间住宿休息的地方是否有井有树可供饮食乘凉等等②。证之其他文献，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确设有管理道路、桥梁等等的专官，如果一个诸侯国道路不修，桥梁不设就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国语·周语中》载春秋中期周定王派周王室卿士单襄公为使臣去宋国、楚国访问修好，从宋国到楚国要经过陈国，从陈国经过时，看见"道茀（草秽塞路）不可行"，"司空（掌治道路的官）不视涂（道路）"，"泽不陂（圩岸）"，"川不梁（堰和桥梁）"，"道无树列"等等。单襄子回到周朝后，就对周定王说，陈侯虽无大错，然而国必亡。周定王问为什么？回答说：先王的教导说："雨毕而除（整治）道，水涸（干涸）而成梁"。。。所以《夏令》中说："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而现在的陈国却是"道路若塞，野场若弃（广大田野、场地无人管理），泽不陂障，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这就是说，按周代的传统，道路、水泽堤岸、河中堰梁舟船、道两旁的树木都有专门官员负责及时治理，现在陈国这些方面都无人治理、异常混乱，所以就成了政事荒废的一个重要标志。《左传》襄公31年载，郑国执政者子产至晋国后也说"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并指责当时晋国道路不修等种种弊端。

由于各国不断的修治道路，所以战国时中原地区各国之间交通四通八达。《战国策·魏策一》载张仪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

这里讲的仅是魏国的情况，其实战国时期韩、赵、魏、齐、楚、燕、秦之间，彼此之间陆路交通都可相通。

（2）驿传制度春秋战国时建立的传遽和邮驿是为后世所奉行的交通制度。

传，又叫遽，是官府在道路上设立的交通站，由官府设置车、马之类的交通工具，有的设专职人员管理。从交通站通过，要验"契"的真伪。所谓"契"，又称节，即通行证。每30　里置传舍，行■■，验契后，可更换车马前进，也可在传舍休息。这种制度，主要供有公事在身的行旅用。《管子·大匡》载："三十里置遽（驿车）委（委谓当有储），有司职之。从诸侯欲通，吏从行者，令一人为负以车（令一人以车为负载其行装）。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客与有司别契（分别契的真伪），至国八契。"《周礼·地官·掌节》之所谓"掌节"一职，就是管诏行旅符节之官："掌节，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则不达。"

《周礼》上述记载与《管子·大匡》的记载是相似的。

春秋时期的文献记载表明驿传制度已普遍实行，信息的传送，紧急重要事件处理，都常常使用驿传制度。如《左传》僖公33年载，秦袭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且使遽告于②　《周礼·秋官》野庐氏条下注云："掌达国道路"的"达"，"谓巡行通之，使不隔绝者"。"比国郊及野之道路"的"比"，为"犹校也"，即比较之意。

郑。"杜预注云："遽，传车。"《国语·晋语五》载：晋梁山崩塌，用传车召晋大夫孙伯纠之子伯宗，载伯宗的传车碰到大牛车挡住道路而翻了车，将传车立起后就叫大车下道避传车。驾大车的主人说：传车要快速，如等我回避就更慢了，不如从旁边走更迅速①。《左传》昭公二年载："秋，郑公孙黑将作乱，。。驷氏及诸大夫欲杀之。子产在鄙闻之，惧弗及，乘遽而至。"

战国年间，驿传制度进一步完善，紧急公务常常乘传驰报。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齐景公游少海（渤海），传骑从中来谒曰："婴疾甚，且死，恐公后之。"景公遽起，传骑又至。"另外，战国时期行旅往来，皆按时验证放行。关于这一点，《史记·孟尝君列传》关于孟尝君出关故事载之甚明："昭王释孟尝君。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今之驿券也），变名姓以出关。夜半至函谷关。秦昭王后悔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传逐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从上述孟尝君出关的故事看，每日鸡鸣验证出关执行是很严的。其所以如此严，可能是和国家的治安、防盗等联系在一起的。

春秋战国的邮是传送公文书信的，传是运送行旅的，这是二者的区别。《孟子·公孙丑上》云："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的这段话说明春秋、战国时邮这种传送公文书信的办法一直沿用，同时也说明邮是驿传的职能之一。

总之，春秋战国时，设有驿传制度。驿传的职能有二：一是传送行旅，一是邮寄公文书信。驿传制度的实施办法，是30　里置1　传舍（交通站），有屋舍可供旅客住宿，有车、马可传送行旅和邮寄公文书信。

3。水路与海路交通的开辟（1）水路交通的开辟春秋战国时期，开辟水路交通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沟通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运河的开凿。这条运河开凿分为二段，从第一段修成，到最后一段修成，前后相距一百四十六年。第一段是吴王夫差修的邗沟，修于《左传》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从"邗（江苏扬州市境）筑城穿沟"，东北通江苏淮安县境内的射阳湖，西北至宋国入淮。这是一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过了2年（公元前484年）夫差又把这条运河向北修，接通沂水、济水，同时也接通了济水与泗水。夫差开凿这条运河的目的，是为了北上争霸，运送军队与军粮。由于泗水入淮，所以吴舟师能深入到今河南中部的黄池与晋争霸。第二段是开通鸿沟，鸿沟是战国时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1年）在魏国境内的天然湖泊圃田泽（河南中牟县境内）与黄河之间，开凿了一条渠道，引黄河水入圃田泽。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40年），又从圃田泽开了一条渠道，引圃田泽水通淮河。这样便修成了鸿沟。邗沟沟通了江淮，鸿沟又沟通了黄淮，这样便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联系了起来。

邗沟、鸿沟的修通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邗沟修通后在经济上可以说发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如陶，相传尧曾初居于此，周代为曹国都，秦在此置定陶县。这个地方位于济水之滨，运河修通后，就成了南

①　《国语·齐语》。

北水运交通的枢纽，成为连接长江、淮河和黄河流域河南地区的商业中心。所以，范蠡离开越国后，至陶，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经商致富之地，所以定居于此，所谓"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

①。鸿沟开通后也有巨大经济效益，这条运河把黄、淮沟通了。《史记》说："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②沟通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运河的开通，不仅在经济方面有巨大作用，在文化交流和促进政治上的统一方面也有巨大作用。

春秋时期利用天然河道运输也比以前有很大进步。如公元前647年，晋遇饥荒年，秦穆公让秦国的运粮船从渭水至黄河，再从黄河溯汾水到晋都绛，由于运粮船只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①。再如公元前506年吴楚柏举之战前，吴军进攻楚国时，军队乘船沿淮水西进，越过蔡地后，将船只停泊在淮河岸边，而后登陆攻楚。像这类大规模利用天然河道运粮、运送军队等等情况，以前不见于记载，从春秋时始方才出现于史籍，正说明春秋时人们利用天然河道、开拓水路交通较前迈出了一大步。

（2）海路交通的开拓春秋时期交通方面的另一大成就，就是开拓海路交通。这方面见于记载的有吴、越两国。据记载第一次在海中航行是吴国的舟师。《左传》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吴王夫差十一年，吴大夫"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第二次则是越国舟师。《国语·吴语》载："越王勾践乃命范蠡、后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这里记载了越国乘吴国北上与晋国争霸之时，派范蠡、后庸率越师由海路溯淮水而上，以断绝吴军归路，又在吴都郊外大败吴王夫差的太子王子友。第三次则是越王勾践灭吴后，"范蠡。。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②。这里透露范蠡离开越国时是乘舟自海路至齐的。春秋以前对海上交通的开拓缺乏记载，春秋时期上述三次记载都是吴、越两国在开拓海上交通，尤其是前两次，是吴越两国的舟师，规模大，人数多，说明当时已能造适于海上航行的船只和具有海上航行的知识技能，这表明了海上交通技术的进步。

总之，交通也是一种产业，交通的进步说明产业进步。春秋战国时期，陆路交通的发展，水路交通的开拓，运河的修建，海上交通的开拓，既是经济发展产物，又有力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对文化交流、统一国家的产生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前提。

（三）城市的扩大与兴起

①　《左传》成公十八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①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②　《左传》昭公六年。

1。人口的增加春秋中期以前，各国人口较为稀少，《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卫懿公九年，狄灭卫，卫遗民渡河者730人，加上共、滕两邑之民才5000人。卫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一个重要国家，春秋时期也是个中等国家，在狄灭卫后，人口竟如此之少，可见当时各国的人口都不多。

春秋中期之前，各国人口稀少的另一个表现是不少国家有许多荒地没有开发，国与国之间也有许多没有开发的荒地，地居中原的宋、郑两国之间就有"隙地"。

由于人口少，所以春秋时一些国家极力增殖人口，如越王勾践为复兴越国，曾规定："壮年人不能娶老妇，老年人不能娶年轻妻子。女子17　岁不出嫁，父母有罪；男子20　岁不娶妻，父母有罪。女子临产报告官府，官府让医生守护助产。生男孩，公家供给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公家给两壶酒，一头小猪。一胎生三个孩子，公家给乳母；一胎生两个孩子，公家供给粮食。"①《汉书·食货志》载，战国初期魏文侯时，魏相李悝曾创平籴法，其目的就是要解决"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这也就是说李悝创平籴法的目的之一是想增殖人口，至少也不要因民"离散"而使人口减少。《孟子·梁惠王上》载，梁（魏）惠王对孟子说，为治理好国家，他费尽了心力，"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减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这就是说魏惠王费尽心力地治国，目的之一就是想使人口增加。

战国人口比春秋大为增加。《庄子·胠箧篇》说，齐国的情况是"邻邑相望"。《孟子·公孙丑上》也说当时齐国土地广大，而且"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也就是齐国不仅土地广大，而且人口众多。

2。城市的扩大春秋时期一般都城不大，人口不多，一般国家的都城周围不过900丈，卿大夫的都邑一般为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或九分之一。《左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载郑庄公之弟叔段居京，称为京城太叔，因京城太大，郑大夫祭足恐叔段为患郑国，对郑庄公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

上文所说的"都城"指的是诸侯国内卿、大夫的封邑之城，不是指诸侯国的国都。按照周代的规定，卿大夫封邑的都城为诸侯国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或九分之一。卿大夫封邑之城最大不能超过"百雉"，则可知诸侯国之国都为三百雉。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这就是说"百雉"为300　丈，300　雉为900　丈。诸侯国的国城为900　丈，卿大夫封邑中的城不能"过百雉"，即不能超过300丈长。一直到春秋末年，诸侯国的统治者仍在人为地维护这一规定。《公羊传》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载孔子堕三都之事，就是为了维护上述规定：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叔孙

①　《左传》桓公五年。

氏食邑）、帅师堕费（季孙氏食邑）。

上述记载说明，由于叔孙氏的封邑■、季孙氏的封邑费，和孟孙氏的封邑，都超过了"百雉"，所以孔子要"堕三都"，即平毁三家的邑城。

在这一斗争中，孔子遭到了失败。

战国时期，城市的规模普遍扩大。《国策·赵策》载，战国时赵奢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时，"三丈之城，七里之郭"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已成为普遍现象。如墨子说："率万家而城方三里。"①孟子说："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必有得天时者也。"②《战国策·齐策六》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上述记载中的所谓"城"，指的是内城，所谓"郭"，指的是外城。内城3　里，外城（郭）5　里或7　里，则外城大于内城1.6倍多至2.3　倍多。这说明城是大为扩大了。战国时期的城，出现了一些万家之邑。如：知伯，"使人请地于韩。韩康子。。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一于知伯。知伯。。又使人请地于魏，魏桓子。。使人致万家之邑一于智伯"③。不仅如此，一些地区还出现了超级城市，如韩的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是战略重地，又是上党、南阳两郡间的贸易要道，商业也比较繁荣，所以宜阳发展成为一个"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④比一般县城都要大的都市。所以，秦国丞相甘茂说宜阳城"名为县，其实郡也"①。在各国国都中，齐国国都临淄最有名，苏秦说秦王曰："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袵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②像这样的城市不仅是政治、军事中心，在经济上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城市的布局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春秋时期，诸侯国首都称国，卿大夫所居的邑称都，国、都都有城。

战国时代各国逐渐普遍设置郡县，国有国都，郡县也各设城，小郡有十多个县，大郡有三十余县。这样，全国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城市。

各国国都中，都设有规模宏大的宫庭，国君的宗庙、国家各部门的官署和各级官吏的住宅。高级官僚住宅一般是高门大屋，如齐宣王招文学之士，命淳于髡、慎到、环渊等76人为上大夫，在临淄稷门附近的稷下"高门大屋尊宠之"③。此外，国都中还设有招待宾客的馆舍、传舍等等。

"百工居肆"，城市设手工业作坊集中区。如在东周的洛阳王城遗

①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

②　《谷梁传》宣公元年。

③　《左传》成公十八年。

④　《左传》成公十七年。

①　《管子·小匡》。

②　《左传》襄公十四年、二十五年。

③　《国语·晋语八》。

址的西北部发现有烧制日用陶器和随葬明器的窑场，制作骨质和石质饰品的场所，考古发现的曲阜鲁国故城，宫殿的东、西、北三面，环绕着铸铜、冶铁、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和一些居住遗址①。考古发现的春秋战国时齐临淄故城由大、小二城组成，大城周长14　公里，小城周长7公里，平面均作纵向的长方形。小城是齐国的宫殿区，附近并发现铸造"齐法化"钱币的遗址。大城主要是平民活动的地方，那里绝无大型建筑遗迹，曾发现冶铁和其他手工业遗址②。考古发现从商鞅变法到统一六国的秦都咸阳，地处渭河之滨，宫庭的附近，也发现直接为宫庭服务的铜器、铁器和陶器作坊的遗址③。从文献材料看来，当时各国国都中存在着个体手工业者，他们进行的是商品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卖。如春秋时宋国国都司城（司空）④子罕住所南隔壁，住着"恃为鞔（皮鞋）以食三世"的工人，因为他家的墙突出到子罕家的"宫"内，子罕让他搬家，这个工人说：现在我搬走，宋国的求鞔者不知我的住所，我的饭碗就被打碎了。为这个原因，他不搬家⑤。当时，城市的手工业区，有各种行业的手工业者、如铸钱、冶铁、制陶、木工、皮革工、漆工等等，此外还有杀狗的等等。

各类城市中有进行商业交换的市区。《周礼·考工记》说匠人建国都时"面朝后市"，即建设国都时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这说明市在城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市设专官管理。《周礼·地官》有"司市"一职，"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陈（陈列）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侈靡）而均市"等等。《周礼·地官》又载"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郑玄曰："质剂者为之券，。。大市人民、马牛之属用长券，小市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这就是说大市用的长券叫"质"，小市用的短券叫"剂"。当时城市中的借贷活动，也普遍用券。市上无论买卖用的券（质、剂）和借贷活动用的债券，一般均用竹木制成，先把买卖合同和借据写在券上，而后由买主或债权人执右券、卖主或债务人执左券。双方均需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如果双方发生纠纷，官府就根据券来判断是非。为判断是非，官府就要合券，这叫做"傅（符）别"。"傅"指合券，"别"指右券或左券。《周礼·大宰》说"听称责（债）以傅别"，就是这个意思。券的普遍使用，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为战国以前所未见。

这一时期城市中已是店铺林立。《吕氏春秋·去宥》载："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而操金，攫而夺之，吏搏而束缚之。"这说明当对城市中有"鬻金者之所"和维护市场秩序的官吏。苏代至齐见淳于髡说："人有卖骏马者，比（连）三旦立市，人莫之知"①，说明卖马在城市中是习见的事物。战国时有"积兔满市"的说

①　吕思勉：《读史札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5　页。

②　同上，第272　页。

③　同上，第277　页。

④　司城，官名。春秋时宋国为避宋武公之名，改司空为司城。

⑤　《吕氏春秋》卷二○，《召类》。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17、1528　页。

法，说明有卖兔的。有卖踊（假足）和卖履的，《左传》昭公三年"国之诸市，履贱踊贵"。《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有卖履的。有卖珠卖椟（櫃）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楚人有卖其珠於郑者，为木兰之櫃，。。郑人买其椟（櫃），而还其珠。"有卖酒的，《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宋人有酤酒者，为酒甚美，县（悬）帜甚高。"《晏子春秋·问上》也记载"宋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云云。有卖卜的，齐人公孙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②。当时的市上还有卖茅草的，《韩非子·内储说下》载："有烧仓。。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执贩茅者而问之，果烧也"。仓库等类的建筑是茅草等作原料盖成的，"贩茅者"烧了仓之类的建筑物，盖新仓就需茅草，茅草就有了市场，"贩茅者"才能赚钱。这说明当时的商品经济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市上卖的东西品种繁多，市的四周有"市门"，设专门官吏管理各方面的事情，这说明中国古代已有市场经济的发育。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说明大大小小的城市不仅是政治、军事的中心，同时也是经济的中心。城市的扩大和繁荣，说明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生产品交换的扩大。所以一个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不仅满足城市统治阶级和居民的需要，也满足了那一地区居民的需要，促进该地区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扩大和兴起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

4。全国的大城市与对工商业城市的争夺经春秋时期的发展，到战国各国都出现了大的商业性城市。据《盐铁论·通有篇》载，这些大的城市主要有："燕之涿（今河北省涿县）、蓟（北京市），赵之邯郸（河北省邯郸市）、魏之温（今河南省温县）、轵（今河南省济源县）、韩之荥阳（河南省荥阳县），楚之宛（今河南省南阳市）、陈（今河南省淮阳县），郑之阳翟（今河南省禹县）、三川之二周（东周、西周，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之冲，跨街衢之路边。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就是说这些"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不是靠"耕其野而田其地"即从事农业生产富起来的，而是靠居于交通要冲，"跨街衢（四通八达）之路"，所以，住宅近市的人"家富"。因此，能否致富在于运筹的术数，而不在于是否参加体力劳动。能否获利在于居住地势的位置，不在于是否努力耕作。这都说明这些"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是靠工商业致富的。

当时的封建官府向工商业除征收关税、市税之外，还征收"廛"（房基）税。工商业税成了封建官府重要的财政收入，因此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在战国中期以后就成了争夺的对象。如宋国的陶邑在"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这个地方就成了各国封建主争夺的对象。在齐国灭宋前，齐、秦、赵三国都想占领陶。秦穰侯魏冉和赵奉阳君李兑都想夺取陶作为自己的封邑。为争夺宋国的陶邑等地，公元前287年李兑曾发动五国合纵伐秦。在齐国灭宋后，公元前284年又有六国联合攻齐和燕将乐毅攻破齐都临淄的战争。在六国攻齐时，秦国首先攻占②　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5　页。

了陶，把陶作为魏冉的封地，魏冉被秦驱逐而死去后，秦又把陶改建为陶郡。公元前258年在秦攻赵都邯郸不克，魏信陵君无忌和楚春申君黄歇救赵获胜，魏安■王就乘机攻取了陶。从各国国君和贵戚大臣对陶的争夺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重视对工商业城市陶的财富的占有了。

对一些冶铁工业中心，各国都加以争夺，公元前301年齐、　韩、魏三国攻楚，杀楚将唐昧，韩、魏夺得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叶以北地。其原因之一，是因宛是著名的冶铁中心和商业城市。公元前291年秦白起攻韩取宛，司马错攻韩取邓（今河南郾城东南），邓也是韩国的一个重要的冶铁业的产地。就在这一年，秦把泾原君公子市改封于宛，高陵君公子悝改封于邓。这两人与魏冉封于陶、■戎封于新城相似，都以当时工商业中为封邑。所以这四家形成"私家富重于王室"。后来秦昭王听了范睢的话，驱逐了他们，也是因国家要掌这些工商业中心的财富。

《韩非子·爱臣篇》说"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城市（不得在城市抽税作俸禄）"。这说明当时封建国家对这些工商业中心财富的控制已经十分重视。

5。军市的出现战国时期，在军队驻地附近，出现了军市。军市上征收的市租可供军官与军队享用，士兵可以在军市上买到生活日用品，同时对军市也有管理的种种规定。

西汉人冯唐说："巨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①。冯唐为汉初文帝时人，祖父曾在赵国做官，与李牧交好。从冯唐的话中可知，李牧为赵将居边，说明当时军市的设置地点应在赵国的边境，李牧把军市收的租税，用于犒赏战士，赏赐都由他在外决定，不受朝廷的牵制。所以，李牧深得士卒的喜爱。

李牧这种作法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到汉初魏尚做云中太守还效法李牧的作法，把军市收来的租税全部犒赏战士。

当时不仅赵国有军市，其他国家也有军市。苏秦对齐闵（■）王说："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输饮食而待死士。"②这就是说士卒知战事要起，就把自己的私人财物输送到军市上而富了军市，又输送饮食以款待死士。这种现象是一种普遍现象，所以苏秦在和齐湣王谈话中才提到它。

《商君书·垦令》则主张加强对军市的管理，以便于农民安其本业，所以说：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藏）。。。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私，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

《商君书》是从重农的立场出发谈对军市的管理的，可能军市离战争的地方并不远，时常得准备作战，所以令军市"无有女子"，让"商人自给甲兵"；又使军市不得私运粮米，这样奸巧的计谋就无法隐藏在军市中了。又指出：要使偷军粮的人无法卖出粮食，送军粮的人不得私自谋利，懒惰的人不能游逛军市，这样农民不浮荡，国家的粮食不枉费，国

①　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②　《战国策》卷十二，《齐策五》。

家的荒地就必然会耕垦了。

战国以前没有关于军市的记载，所以军市是战国时出现的新事物。

军市是适应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在驻扎军队的地方，由军队出面设置军市，军市上的租税收入也就供军用了。这种办法，对解决军队的经济收入和当地居民的商品流通都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能够出现和存在。

（四）货　币1。货币种类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春秋时期，黄金已作为货币而出现，如子贡"家累千金"，越大夫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都说明黄金已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作为一般等价物而出现了。此外，春秋时出现了铜铸币，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

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王弗听，卒铸大钱"①。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周景王将要铸大钱时，单穆公争谏说：古时天灾，物价上涨，货币价值跌落的时候，就制造比现行货币重的货币，使它和现行货币大小并行。但是，重币的数量要比轻的多，让重币作本位货币流行使用，把轻币作辅助货币流行。这叫做"母权子而行"。相反，如货币价值高，物价太贱，就多铸造币值小的轻币，把轻币的数量增加到比重币还多，这时才能用重币购贵物，用轻币购贱物。这叫做"子权母而行"。这样，大钱、小钱，都加以利用。现在，王废轻币而铸重币，民众就会失去资财，陷于匮乏。民众陷于匮乏，王室的财政就有困难，因此就要增税搜刮民众，民众负担不起就会逃徙远方。周景王不听，最后还是铸了大钱。这段材料，不仅说明周景王时铸了大钱，而且从单穆公的谏中可知早在周景王以前就有铸币存在了。又春秋时期楚庄王"以为币轻，更小以为大"②云云，说明楚庄王也曾改轻币为重币（大币）。考古中也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铜铸币。在山西侯马的晋国城址附近，曾发现12　枚耸肩尖足大型空首布，发现于春秋晚期地层。这种空首布长13厘米左右，大多数无铭文，重约33　克多。其中一枚铸有"××策黄釿"

5　字的空首布、长约12　厘米，肩宽4.8　厘米左右，重约30　克多。又在河南省汲县山彪镇春秋晚期墓葬曾出土与山西侯马出土的形制相同的空首布600　多枚，其重量还不到侯马布币的重量之半③。这些发现说明春秋时期确已出现铜铸币。

春秋时期黄金与铜铸币虽已出现，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普遍使用的还不够。李剑农先生统计了《左传》中记载："赏赐、馈赠、献纳、犒

①　《左传》哀公五年。

②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③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317-318　页。

聘者二十九，或以器饰，或以车马牲畜，或以璧玉，或以帛锦，或以衣服，以生金者一，无以钱刀者"；"言掳掠盗窃夺者十四，或禾麦米粟，或木材，或璧玉，或实用之兵器，或马，或钟，夺币者一，不言为钱刀之币"①。因此，对春秋时期货币的使用情况不能估计过高。

战国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普遍使用，但当时处于金属铸币、贵金属货币和实物货币并用时期。《管子》一书对此有不少记载，《管子·国蓄》载："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又云："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管子·地数》云："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管子·乘马》则云："无金则用其绢，季绢三十三制当一镒。无绢则用其布，。。"《管子》上述记载反映的应是战国时齐国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齐国用的货币有贵金属黄金和铜铸币刀布，又有实物货币绢、布。各种货币之间，已有一定的比价。楚国也是多种货币并用，《尚书·禹贡》称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金、银、铜）"。春秋末，楚国有"三钱之府"，里面贮存着那三种钱，已无可察考，但说明楚国有三种不同的金属货币。能够肯定的是黄金在楚国是通用的重要货币，陶朱公曾因其"中男杀人，囚于楚"于是以"黄金千镒"在楚赂楚王臣下庄生，庄生又设法说服楚王而赦免陶朱公之子②。到战国时期，除了黄金是各国的通用货币外，铜铸币是各国民间的通用货币。

2。铜铸币（1）铜币的四种形式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存在着各种货币，然而铜铸币却日益普遍流行，成为民间商业来往中的主要货币。各国流行的铜铸币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铜贝：殷商、西周时长期使用天然贝作货币，春秋战国仍流通。由于天然贝来源不多，为适应流通的需要，所以西周晚期以后出现了骨制和铜制的贝。战国时，贝大都用铜制。这种铜贝，称之为蚁鼻钱。这种铜贝多为楚国制造，主要也流行于楚国。至秦废贝行钱。在考古发掘中，"骨制之贝，一部分在山东滕县出土，一部分在河南出土"①，另外，在磁州曾分别得骨制之贝和铜制之贝②。

刀币，形状似刀，最初可能以习用的工具--刀，作交换媒介。后来用铜仿制作货币用，西周时就有仿制的刀。春秋战国时又加改进成为通货流通。而后为携带方便，减轻其重量，缩小其体积，而又袭用其形制，就成为刀币。刀币主要流行在齐、燕、赵三国。齐国刀币形制较大，尖头。燕、赵形制较小，为方头或圆头。

布币，形似农具中的镈，即所谓铲币，由镈、铲一类农具逐渐演化

①　《战国策·赵策一》。

②　《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

①　陈完后改为田氏，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陈完食采邑于田；一说陈、田古音相同。见《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的《集解》及《索隐》。

②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而来。布币的主要流行区在三晋，即韩、赵、魏三国。此外，周王畿和燕也有流行。春秋战国时，布币逐渐广泛流行，重要性远在刀币之上。

布币的形制也在逐渐演变，最原始的空首布据说西周时就已产生，春秋末期晋国遗址中也曾发现。后来，由空首布变为首不空，再进而演变为方足布、尖足布、圆足布，又进而出现了圆肩圆足的，说明货币形式逐渐向圆的方向发展。

圆钱，即圆形钱，内有方孔、圆孔的出现较晚。这种货币始于周，流通范围最初也在周王畿内。《国语·周语下》所载的春秋后期周景王铸大钱，铸的就是这种圆钱。《汉书·食货志》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师古曰："圜，谓均而通也"。所以，钱为圆形，取圆转均通之义，如泉水畅流，所以又称钱为泉。圆钱是一种后起的货币，史载西周初年太公为周朝制定，甚不可信，春秋末年出现了圆钱是可能的。战国时，圆钱主要流行于东周、西周、秦和韩、魏两国沿黄河地区。后世铜贝、刀币、布币等皆废，惟圆周方孔之圆钱流行。

（2）铜币的流通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一国境内经常出土它国货币。如空首布是春秋末战国初晋、周、郑、宋等国的货币，但乾隆年间浙江"余杭山中人偶然掘地得数十枚。。空首布"①，北京和河北保定也发现过空首布②，四川江油也出土过晋空首布③。北京朝阳门外呼家楼出土的货币中有布币992　枚。其中方足布所记铸地有：平阳、安阳、宅阳、阳邑、大阴、壤阴、乘邑、邾、彘、邬、郎、王氏、兹氏、皮氏等等。尖足布所记铸地有：武平、武安、晋阳、中阳、阳人、大阴、平周、平州、兹氏、兹金化郛、邪山、商丘、西部。上述城邑均分布在战国韩、越、魏地区④。辽阳下麦窝村发现布币4000　枚，面文表明铸造地址为："壤平、匋阳、平阳、鄏氏、安阳、平阴、皮氏、■、■子、宅阳、襄垣、焛、郛、■、兹氏、兹氏半、大阴、晋阳、平周、武安、商丘、中都、武平、■、邯郸。"这些地名，分布在今山西、河南、河北、内蒙、辽宁等省区，为赵、魏、韩、燕等国所造①。在秦国咸阳市长陵车站发现魏安邑二釿布1枚。。齐法化刀3　枚，古刀1　枚，燕尖刀1　枚，楚蚁鼻钱124　枚②。四川泸县出土过燕明刀，安县出土过安阳、平阳布，青川出土有楚金③。这种一国内发现别国铸币的情况说明，战国时期的经济已不再是孤立的国别经济，而是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各区之间的经济也发生了联系，说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在现实生活中，铜币在民间逐渐广泛使用。战国初年，农民所生产的主要农产品粟的价格已用铜币计算。《汉书·食货志》载李悝语，1

①　《左传》昭公三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年。

③　张善熙：《四川历代铸币情况概论》。

④　《北京朝阳门外出土的战国货币》，《考古》1962年第5　期。

①　《左传》昭公三年。

②　《秦都咸阳遗址发现窑址和铜器》，《考古》1974年第1　期。

③　张善熙：《四川历代铸币情况概论》。

石粟价30　钱，农民每年的衣服费用为300　钱。根据秦律条文可知：禾（小米）价每石30　钱。枲（大麻雄株可作纤维用），每斤3　分2　三分之一钱，18　斤值60　钱。布1　幅，长8　尺，宽2　尺5　寸，值11　钱。官奴发放衣服费用，冬衣成年人110　钱，夏衣55　钱，总共165　钱。按秦律的规定，借官府的债未及时偿还，赎罪而无现钱的，可到官府服劳役抵债，服役一天折合8　钱。封建政府通缉罪犯的赏格也用钱计算，《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长信侯嫪毐作乱，秦王下令"有生得毐者，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上述事实说明了铜币的广泛流通，作为流通手段发挥了作用，已成为民间使用的主要货币。

战国时期，铜币已作为贮藏手段而出现，新中国建立后不断发现了战国晚期贮放货币的窖藏。1956年在山西芮城发现的窖藏出土了460　余枚布币，铸造地名有魏、韩、赵、燕等国的20　多处。1957年北京呼家楼窖藏出土的布币的铸地达50　多处，并有大量刀币①。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在晋北的阳高、原平和晋中的祁县、交城、太原等地发现了战国时赵国辖境内的窖藏货币。阳高县天桥村发现布币的数量最多，重量达102公斤，计一万二、三千枚。原平县武彦村发现的战国钱币，重量达64　公斤。七十年代发现了洛阳附近两处空首布的窖藏，一处是伊川县富留店村出土了753　枚空首布，整齐地放在一个陶瓮之中，以大型平肩的空首布为主，计604　枚，长9.3-10.1　厘米，足宽4.9-5.5　厘米，重30　克左右。发现的斜肩空首布149　枚，长8.5-8.8　厘　米，足宽4.8-5.1厘米，重一般为19.3　克。另一处在新安县牛丈村出土的401　枚空首布，除一枚外，其他都是小型平肩的"安臧布"，重量多为15.3　克左右，相当于大型平肩空首布重量的一半②。这类窖藏货币的发现，说明铜币已作为贮藏手段使用。

（3）各国所铸的铜币战国时各国都在一些工商业城市铸造铜币，通过铸币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铸币过程中，铜币的形体向小的方向发展，重量也日趋减轻。铜币标明了币值单位，这表明货币已从商品货币变为符号货币。在郑州岗杜战国晚期第139　号韩墓"出土一种形体更小的平首布。这种布币铸造和流通十分广泛，已知的铸造地名即达九十六处。铸币的不断减重。。说明统治者通过货币贬值来加强剥削"③。由于铸币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对统治阶级有利，所以各国都纷纷铸币。各国铸币的情况如下：魏国：魏国流行的布主要为圆肩、方足、圆跨。铸造这种铜币的主要城市有国都大梁、安邑、蒲阪、晋阳（山西省永济县西南）、共、山阳、虞等等。另外还方肩、方足、圆跨的布，铸造的城市有垣、平周、皮氏、高都、宅阳等。魏国在沿黄河地区还有无郭圆钱流通，铸造的城市有共、垣、长垣等。共所铸圆钱有"共"、"共半釿"、"共屯赤金"。垣所铸有"垣"。长垣所铸有"长垣一釿"、"长睘一釿"。此外，魏国还有无文铜贝流通。

魏国铸的布大小轻重不一。重量单位有的以釿计，有的以寽计。大

①　《左传》昭公十年。

②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③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67-68　页。

梁铸的布，有以下四种："梁正尚（当）百尚（当）寽"、"梁夸釿百尚（当）寽"，"梁半尚（当）二百尚（当）寽"、"梁夸釿五十尚（当）寽"。在重量上100　釿等于1　寽。所以，上述四种布，前两种百枚当一寽，三种是300　枚当1　寽，四种是50　枚当1　寽。1　寽约在1400　克至1600克之间。其他城市所铸的铜布也轻重不一，币上记有铸造地名和币值单位。

西周和东周：西周、东周都铸有郭圆钱，上有"西周"、"东周"

字样。另铸有方孔圆钱，上有"东周"、"大信"字样。东周还铸有空首布，上有东周字样。

赵国：赵国所铸布币，以方肩、尖足、圆跨为主。铸造的地点为：邯郸、晋阳（山西省太原市）、蔺、离石、武安、中阳、武平、安平、中都。所铸布也有圆肩圆足的，系晋阳、蔺、离石所铸。另有一种安阳方足布，为西安阳（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公庙沟口）所铸。赵国还铸造体形较小的刀币，从刀币上铸有地名看，可知为邯郸（甘丹）、蔺（焛）、柏人（白人或白）所铸，重量多在10　克以上。还有更小刀币，重量为7克左右，为晋阳铸造。赵国西部沿黄河地区也有有郭圆钱，当蔺、离石铸造。这一地区与秦为邻，秦也用圆钱，所以这一带铸造圆钱，显然是与秦国通商的需要。

韩国：韩国所铸造的布为方肩、方足、方跨，铸造地为平阳、高都、屯留、长子、涅、卢氏、邓。韩也铸空首布，铸地为卢氏。

齐国：齐国通行刀币。齐都临淄铸"齐夻化（货）"、"齐建邦造夻化（货）"两种币。即墨铸"节墨之夻化（货）"。安阳（山东曹县东）铸有"安阳之夻化（货）"。这几种刀币重量均在50　克左右。受燕国影响，齐国还有一种明刀钱。此外，战国晚期，齐国也铸有郭方孔圆钱，计有"賹六化"、"賹四化"、"賹二化"、"賹化"四种。

燕国：燕国流行的铜币为明刀，有弧背与折背两种。由于受三晋布币的影响，战国晚期燕国也铸有一种平肩方足半釿布。燕国后来也流行圆钱，有郭方孔的有"一化"一种。方孔无郭的有"匽四"、"匽化"

两种。

秦国：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秦国初行钱。秦国的无郭圆钱有"一铢重一两"、"半两"等，重量单位以两计。

楚国：楚国流行的铜币有贝与布。铜贝流通量大，出土多，是常用货币。铜贝的重量为2　克半到3　克半。宋以后人们称为"蚁鼻钱"。布有两种，一种为"殊布当釿"，背文有"十货"二字，重31-37　克。另一种叫"四布当釿"，重7　克。大约一个"殊布当釿"约合4　个"四布当釿"和10　个铜贝。①各国的铸币权都为统治者所把持。杨宽先生说，战国时"三晋和齐的钱币铸造权是属于中央政权和各大商业城市的地方政权的，秦楚等国是统一由中央政权铸造的。"②所以从铸造铜币中所获取的经济利益都归了有关的国家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

从上述各国流通的货币中可以看出：韩、赵、魏三国流通的主要是

①　《韩非子·二柄》。

②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布币；齐、燕两国流通的主要是刀币；西周、东周和秦国流通的主要是圆钱；楚国流通的主要是铜贝和布币。这种流通的主要货币的差异，说明全国客观上存在着几个经济区。但是，各国在流通的主要货币之外，也受邻国影响，流通与邻国货币相似的货币，正说明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

3。金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黄金成为一般等价物，成为贵重的货币。黄金与铜币相比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铜币流行一般有一定国界和地域的限制；黄金则是一种不受国家和地域限制的跨国货币，在各个国家和地域均可流通。二是铜币一般在民间流行，黄金则一般在统治阶级的各种活动中使用。

春秋战国时期使用黄金时，以镒或斤为重量单位。1　镒重20　两或24两①。1　斤，约合今250　克左右②。

春秋时期已有黄金的使用，当时常常在大宗价值转移时以黄金为支付手段，同时也以黄金的多少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志。如《国语·晋语二》载晋公子夷吾以"黄金四十镒，白玉之珩六双"送秦公子絷，就是以黄金作为支付手段的事例，至于子贡"家累千金"和陶朱公"三致千金"，则是以黄金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志的事例。

战国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交往的频繁，黄金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支付、贮藏手段，大量使用。如"孟尝君出行国，至楚，献象床。。直千金"①。"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入秦献之昭王"②。有一把宝剑值"千金"③的，有千里马值"千金"④的。有"璞玉"值黄金"千溢（镒）"⑤的。秦国买韩国的美人，价值"三千金"⑥等等。封建统治阶级的地租收入，有时也用黄金计算。如战国后期西周辖地温囿所收地租"岁利八十金"⑦。封建主的家产也常常以金计，有"千金之家"、"万金之家"。孟尝君说其父田婴曰："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⑧这都说明当时贵重东西的买卖和在封建统治阶级中，黄金的流通是广泛的。

在政治斗争中，各国也以重金收买，而达其政治目的，这方面事例很多。如齐威王八年（公元前349年）楚发兵攻齐，齐王使淳于髡去赵请救兵，威王先给"赍金百斤，车马十驷"，后又"益赍黄金千溢，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

①　《孟子·梁惠王下》赵岐注"二十两为镒"，《孟子·公孙丑下》赵岐注"一镒　为二十四两也。"②　安志敏：《金版与鉼金（楚汉金币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2　期；又见杨宽《战国史》第115　页注①。

①　《战国策》卷十，《齐策三》。

②　《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

③　《战国策》卷二，《西周策》。

④　《战国策》卷二十九，《燕策一》。

⑤　《韩非子·说林下》。

⑥　《战国策》卷二十八，《韩策三》。

⑦　《战国策》卷二，《西周策》。

⑧　《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

楚闻之，夜引兵而去"⑨。再如《史记·田单列传》载燕军围齐城即墨时，齐将田单为麻痹燕军，曾"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即墨即降，愿无虏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而后，田单在准备好后，突然反击，大败燕军。战国末年，秦国患信陵君在魏于秦不利，行反间计，"乃行金万斤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⑩，魏王果然中计，罢斥信陵君，使秦国的阴谋得逞。秦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接受李斯、尉缭的建议，常常以重金收买东方国家的权臣、幸臣，对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春秋战国时使用的金币，考古中有发现，如楚国甲的金币有两种，一种是鉼金，一种是以"爰"为单位的方形小金块。安徽阜南三塔公社楚墓曾出土鉼金的碎块。

由于黄金贵重，使用时重量要求精确，据杨宽先生研究，"当时已经有比较精密、专门用来称黄金的天平"①。按秦律规定，黄金的衡器一斤相差半铢要罚一件盾，一般衡器则一斤相差铢以上才罚主管官吏一件盾。

4。借贷与农贷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农业贷款和高利贷。

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赊贷业。《国语·晋语八》叔向论忧德不忧贫时说，栾书的儿子桓子"骄泰奢侈，贪欲无艺（极），。。假贷行贿"，就是说放债取利是其增殖财富的一种方法。赊贷业主要是农贷，所谓农贷就是在青黄不接之时贷给贫困农民衣食钱财以维持其生活，以使其能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及至夏收、秋收之后，农民再还本付息，国家从中增加了收入，同时也解决了贫困农民的困乏。这种农贷虽对农民有所盘剥，但其积极作用应给予肯定。《管子·问篇》载："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有契券者）几何家？"农贷的办法是春夏谷贵时，以货币、谷物，农具贷出，至秋收谷贱时，以市价收谷还其本息。《管子·巨乘马》载，对耕田百亩的农夫，在春耕时，国"资（贷）子之币"，等到大秋"子谷大登（熟）"，谷价大减之时，让农民以谷还币，国家把谷又储存起来，并使谷价上涨，国家从中就获了大利。《管子·国蓄》载："春赋（赋与）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亦即春天赋与贫困农民钱粮，在夏天可以收回农民所织的缯帛；夏天贷给农民钱物，秋天又会收回粮食。这样农民能维持其正常的生产，国家也没有损失。《管子·山国轨》云：桓公曰："何谓四务？"管子对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胜籝屑公衣。功已而归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

这就是说，齐国统治者要把春、夏、秋、冬四时劳动者所用的东西都储⑨　《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

⑩　《史记》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

①　杨宽：《战国史》，第116　页。

存在国家的仓库中，待劳动者需要时假贷给劳动者。这些东西中包括械器、衣服等等。到用完后，再还给官府，并把借贷时的契券销毁。国家机构所从事的这种借贷业，有利于劳动者正常生产的进行，对国家也有利，因此是应当肯定的。

借贷业的出现是当时的社会条件造成的。一方面存在着货币资本的拥有者，一方面又存在着需要借贷的劳动者。借贷并不一定就是高利贷。借贷是否高利贷要看两个因素，一方面要看借贷利率的高低，一方面还要看借贷者的偿还能力。有时利率虽高，但借贷者有偿还能力，这种借贷对借贷者并未造成不勘负担的社会后果，人们就容忍了这种借贷。如战国时"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及得富贵，以百金偿之"①。在这里，苏秦贷百钱，而以百金偿还，利率是够高了，苏秦似乎是以感激的心情偿还的，人们也并不指斥这种高利贷。

借贷不仅是货币资本的拥有者增殖货币资本的需要，也是小生产者为解决生活和生产困难的需要。《管子·治国》载："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贷一还二）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　这就是说，农民被逼不能不接受贷一还二。"借贷"之息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国家征收的徭役赋税"暴急无时"，逼农民借贷；二是耕耨有一定时间的要求，也迫使农民不得不"借贷取庸"。同时，货币资本的拥有者，也需要通过借贷增殖资本，如"孟尝君时相齐，封万户于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钱于薛，岁余不入，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客奉将不给。孟尝君忧之。问左右："何人可使收债于薛者？"。。冯驩。。至薛，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②。

货币资本的所有者常常利用借贷者所处的困境，迫使其接受高利贷，又因借贷者无偿还能力，所以造成了严重后果。《孟子·滕文公上》说："为民父母，使民■■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在这种情况下，高利贷促使农民的生活条件、生产条件进一步恶化，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破坏作用。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借贷业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有两重性。在借贷有利于生产者维持其生活和生产的条件下，借贷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在借贷促使生产者生活、生产条件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借贷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就起了阻碍作用。在这后一种情况下，借贷的显著作用是促进货币资本增殖，使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

①　《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

②　《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

四、春秋战国手工业的发展与官私工业（一）手工业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冶铜业、冶铁业、煮盐业、纺织业、木工与漆器制造等手工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青铜冶铸业商、西周时期青铜的冶铸已很进步，其生产规模之大、冶铸造诣之高，都是惊人的。春秋战国，铜的采炼、铸造又有进一步发展。这时的青铜器，一般以器形大、制作精、种类繁多为其特点。青铜器的用途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青铜工业在社会生活仍居于重要地位。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遗址和山西侯马铸铜遗址的发现，使人们对这时期从采矿、冶铜到青铜器的铸造有了新的认识。

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遗址位于大冶县西约3　公里处，"南北约二公里，东西宽约一公里。在柯锡太村，保存有大小不同的数座炼炉，在螺蛳塘边上，出土了十余个饼状铜锭，并发现古井支架，出土木料上千方。在上述范围内堆积大量古代矿渣，约有四十万吨左右，有的地方厚达数米，说明规模大，时间长"①。古代矿井有竖井、斜井、平巷、斜巷。考古发掘证明：古代工匠们用木材制成的方形框架作为井巷支护，已能承受井巷外的压力，保证竖井和平巷的通畅，使古代矿工从距离地表40-50　米深的矿体中掘取矿石②。在采掘过程中已经较好地解决了通风、排水、提升等技术。排水一般是用木制水槽将矿下水引入储水坑（井）内，再用木桶将水经由竖井提升到地面。"当水槽不可避免地穿过提升矿石用的竖井和巷道时，为了不影响采掘和运输，就在水槽的上部覆盖一层薄板，使水槽成为暗槽，。。此外还有专门用于排水的巷道"③。古矿井的提升工作主要依靠人力，但在后期（战国至西汉）的矿井中曾发现木辘轳轴一根，全长250　厘米。这一发现说明"后期的采掘工作中已将辘轳用于提升矿石和水。当时，从盲井至平巷，再由平巷经竖井而提至地面，采用分段提升的办法。"④同时，还利用井口高低不同产生的气压差所形成的自然风流，促使空气流向采掘方向。总之，从古矿井的竖井、斜井、平巷所采用的支护技术、排水、提升、通风等等措施看，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而且规模大，开凿的竖井、斜井多，没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众多的工匠，是无法办到的。古矿井附近发现的春秋时期的炼炉为炼铜竖炉，经实验证明这种竖炉可以用木炭还原法进行熔炼，而且可以连续加料、连续排渣、连续放铜。

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山西侯马的铸铜遗址，出土了三万多块陶范，能够配合成套，复原器形的约百件，可以辨认器形的有鼎、豆、壶、簋、匜、鉴、舟、敦、匕、匙、铲、钁、斧、锛、刀、剑、镞、鐏、钟、镜、

①　铜绿山考古发掘队：《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2　期。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335　页。③　同上。

④　同上。

带钩、空首布和车马饰等礼器、工具、兵器、乐器、货币、车马器和日用装饰品等各种器物。三万多块陶范中有三分之一刻有花纹，花纹有夔龙、夔凤、绹索、蟠螭、蟠虺、云纹、雷纹、饕餮、环带、垂叶、贝纹、涡纹等等。这说明铸造青铜器时注意用花纹装饰而使其美观。

春秋战国时期铸造青铜器的技术进一步发展，由于经验的积累，铸造各种青铜器时铜与锡的配合已有一个比例。《周礼·考工记》说：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这里的所谓金就是铜，铜锡合金即青铜。所谓"金之六齐"，就是区分青铜品种的六种配方之分量，以制造各种用器。所谓"钟、鼎之齐"铜、锡比例为六比一，即铜占85.71％，锡占14.29％。"斧斤之齐"的铜、锡比例为五比一，即铜占83.33％，锡占16.67％。"戈戟之齐"的铜、锡比例为四比一，即铜占80％，锡占20％。"大刃之齐"所需铜、锡比例为三比一，即铜占75％，锡占25％。"削杀矢之齐"铜、锡比例为五比二，即铜占71.43％，锡占28.57％。"鉴燧之齐"铜、锡比例为一比一，即各占50％。杨宽先生认为：《考工记》规定各类青铜器的"铜锡合金的比例是很合乎合金的原理的"①。青铜中锡的成分占17％到20％最为坚韧。《考工记》说"斧斤之齐"锡占16.67％，"戈戟之齐"锡占20％，是因为斧、斤、戈、戟都需坚韧。青铜中锡的成分占30-40％，硬度最高。《考工记》中规定"大刃之齐"锡占25％，"削杀矢之齐"

锡占28.75％，是因这类武器所需硬度高。青铜中锡占的分量增多，光泽就会从青铜色转为赤黄色、橙黄色、淡黄色。锡占到30-40％，青铜就会变为灰白色。《考工记》规定"钟鼎之齐"锡占14.29％，为了使它能呈现橙黄色较美观，同时也为了能敲出美妙的声音。《考工记》规定"鉴燧之齐"锡占50％，是因为铜镜需要白色光泽。

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墓编钟，有纽钟19　件，甬钟45　件，楚王赠送的镈一件①。经测音知道，"这套编钟系七声音阶，与现代音律相同，它的振动频率也与现代国际标准相近，总音域跨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的音域两端各少一个八度。这套编钟的音色优美，音域很宽，变化音比较完备，能奏各种曲调"②。这组编钟的发现，是春秋时期青铜铸造技术成就辉煌的一个生动例证。

《周礼·考工记》说："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濁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次之，然后可铸也。"这是符合冶金学道理的。在青铜混合熔铸中，首先是不纯物质挥发，所以产生"黑濁之气"。其次，锡熔化挥发，于是产生"黄白之气"。温度再上升，铜熔化挥发，又产生"青气"。到"青气"出现，铜、锡完全熔化，青铜合金冶炼完成，而后就可以铸成器物了。荀子说：青铜器的铸作在于"刑（型）范正，金（铜）锡美，工冶巧，火齐得"。③这说明

①　《韩非子·内储说上》。

①　《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史记》，《通典·食货二》。

②　《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史记》，《通典·食货二·水利田》。

③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铸范的制作、原料选择、冶铸技巧、火候的掌握等环节都要掌握好，才能铸造出好的器物。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工艺技术的进步，突出表现在以下两项技术的使用上：一项是金银错技术，所谓金银错技术就是在铜器表面上镶嵌金银丝，制成图案或文字。这项技术，春秋中期已出现，当时楚、宋等国的兵器上有错金的美术字。战国初，铜礼器上出现了大片金银错图案，战国中期这种技术不仅用在兵器、礼器上，而且也用在符节、玺印、车器、铜镜、带钩和漆器的铜扣上。二是战国中期以后刻镂画像工艺发展了起来，这种工艺是在比较薄的壶、柸、鉴、奁上制上细如发丝的刻镂画像图画，一般多是水陆攻战、狩猎、宴乐礼仪等方面的图画。这些图画是在铸成器形后，用钢刀刻镂加工制成的。

2。冶铁业中国的冶铁业西周时就出现了。西周时的《班■》铭文有"■人"

一词，可能是冶铁工人。春秋中叶齐叔夷钟铭文中有"余命汝司予莱，造■徒四千"，郭沫若认为"■"是铁字的初文或省文①。这一铭文记载了齐国在莱地有冶铁的官徒4000，说明齐官府冶铁业规模已经很大。考古学者认为：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井发现的竖炉冶铜技术，为冶铸铁器"提供了直接的基础"，春秋时期的冶铁业应"已使用鼓风竖炉"②。战国时冶铁遗址出土了鼓风管，燃料则为木炭。

从战国时的冶铁遗址看，规模相当大，铸造铁器时一般多使用陶范等等。如1960年于河南新郑县仓城村发现战国时郑、韩冶铁遗址，出土了大批铸造铁器的陶范、残鼓风管、炼渣、木炭屑。发现的陶范，有镢、铲、刀等器物的内外范。冶铁遗址面积约为2330　平方米①。l964年至1975年又于河南新城县郑韩故城东城内西南部发现战国时的铸铁作坊，面积40000　平方米，掘出残铸铁器炉一座、烘范窑一座和一批陶范及铁器②。1977年于河南登封县告成镇古阳城遗址发现战国时的冶铁遗址，出土的器物有：熔铁炉残块、陶鼓风管残片、泥制鼓风管、木炭屑和大量陶范③。1961年至1962年在易县燕下都故城遗址发现铸铁作坊遗址三处，其中23　号遗址是面积最大的一处，约170000　平方米，发现有两块炼铁锅残壁和铸铁遗物多件。1953年在河北兴隆寿王坟战国冶铸遗址出土铁质铸范87　件、大量木炭屑、红烧土，还在铸场西1.5　公里的古洞沟，发现两个古代矿井，当为铁矿产地④。考古发现的山东滕县古薛城冶铁遗址，面积约20亩左右⑤。山东临淄故城遗址发现冶铁遗址多处，其中城西部炼铁遗址，约为40000　至50000　平方米⑥。

①　郭沫若：《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奴隶制时代》，1973年版，第203　页。②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333　页。

①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②　《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

③　《河南登封阳城遗址的调查与铸铁遗址的试掘》，《文物》1977年第12　期。④　以上冶铁遗址材料分别见于：《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　期；《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考古通讯》1956年第1　期。

⑤　《滕县古薛城发现战国时代冶铁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　期。⑥　《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1972年第5　期。

上述大规模的铁器冶铸遗址，应是官府冶铁业遗址。从遗址的遗物来看，所用原料、燃料、鼓风管、炼铸炉等均有，可以看出当时冶铸铁器的景象。从遗留大量陶范、铁范和铸造的铁农具、铁兵器等等看，冶铁业在社会生活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3。煮盐业盐是生活必需品，人人要吃盐，不吃盐要生病。《管子·地数》说："恶食无盐则肿。"春秋战国时，人们已知淹咸菜吃。《礼记·内则》说："屑桂与薑，以洒诸上而盐之，干而食之。"《管子·海王》说："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地数》作婴儿）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数）也。"正由于盐是人人不可缺的生活必需品，本地无盐，就得依赖外地供给，所以《管子·轻重甲》说，管仲主张把齐国的盐"粜之梁（魏）、赵、宋、卫。。彼尽馈（仰赖外地供给）食之国也，无盐则肿"。

盐是民众的生活必需品，有盐不愁没有销路。所以，一些国家出产盐的地区，就成了该国的财源、宝地。如春秋时期，山西解县产池盐，成为晋国之宝。《左传》成公六年载：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之地，沃饶而近盬（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夫山、泽、林、盬，国之宝也。

春秋末、战国初的猗顿就是靠山西解县的池盐致富的。史籍载猗顿"用盬盐起。。与王者埒富"①。

春秋战国时，齐、燕两国是重要的海盐产地。《管子·轻重甲》说："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史记》也说："山东多鱼、盐"，"燕有鱼盐枣栗之饶"②。齐国滨邻渤海、东海，是春秋战国时的产盐大国。《管子·轻重甲》假借管仲之口，请齐君伐薪，煮海水为盐，并说"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钟，六斛四斗）"。又说："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这就是说在孟春三月春耕开始后，为不妨害农事，所以禁止雇用民众煮盐。值得注意的是，《管子·地数》也有与此相同的记载①。《轻重甲》、《地数》这些文字大同小异而内容相同的记载，可能是根据春秋战国时齐国官方的文件写成的。这正反映了齐国地区煮盐业已成为一种重要的产业。

4。木器制造业木工是古代社会中一种很重要的手工业，制造车、舟等交通工具、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建造房屋庐舍和生活用具等等都离不开木工。《周礼·考工记》说："凡攻木之工七，。。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轮即造车轮及有关部件；制作轮的木工称轮人，管作车轮之官也称为轮人。"轮人为轮，斩三材必以时"②。舆，即车箱、轿；舆人，泛指造车工人。弓，此指造弓的工人。庐，此指造兵器矛、戈、戟柄的工人。匠，此指主管营建宫室城郭沟洫的工人。车，此指造车及

①　《战国策·魏策一》。

②　《说苑·指武篇》。

①　《韩非子·和氏》。

②　《吕氏春秋·贵卒》。

农具的木工。梓，此指造钟罄等乐器的架子和造饮器、箭靶的木工。

春秋战国时由于铁器逐渐普遍使用，铁制木工具广泛用于生产，这些工具主要有：斤（斧类）、锯、锥、凿、钻、銶（凿或斧类）、锛等。此外还有规矩。所谓规就是画圆形的工具。所谓矩就是画方形或直角用的曲尺。《荀子·不苟》说："五寸之矩，画天下之方也。"绳，弹直线用的墨绳。悬，测量垂直线用的悬。水，测量水平线用的工具①。

这时还发明了一种叫"檃栝"或"榜檠"的矫正木料曲直的工具。

其办法是把木料经过蒸煮放在檃栝中，经一定时间把曲木压直或把直木压曲，以适合制作的需要，并防止以后变形。《荀子·性恶篇》说"故檃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者。"枸，同"钩"；枸木即曲木。《荀子·大略》说："乘舆之轮，太山之木也，示（置）诸檃栝，三月五月。。敝而不反其常。"

木工生产时，每一工序、每一部件，都使用专有工具，遵循一定的操作规程。《墨子·法仪篇》说："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度），。。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圜以规，直以绳，正以悬，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已，故百工从事，皆有法度。"《荀子·儒效篇》也说："设规矩，陈绳墨，便用，君子不如工人。

春秋战国木工的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著名的公输班就是其杰出的代表。《墨子·鲁问篇》载：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乃）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鉤拒之备。退者鉤之，进者拒之，量其鉤拒之长而制为之兵。。。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斵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於人谓之巧，不利於人谓之拙。"

这里所说的公输班，是鲁国人，所以也叫鲁班，是战国初期的著名的木工，手艺高超，他"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制成了世界上最早模拟飞行器或曰滑翔机。由于他的木工活技巧惊人，被后世尊为木匠的鼻祖。

5。纺织业春秋战国的纺织业，有丝织、麻织、葛织。

中国的蚕丝历史是很悠久的。《诗经》中有关桑的记载就很多，有些诗可能反映春秋初期和中期的情况。从《诗经》中可以看到，桑不仅在房前屋后种，而且有大片的桑林，如"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①。这首诗说明"十亩之间"和"十亩之外"都种着桑树，桑林的面积是很大的。战国时期随着个体农民的广泛出现，房前屋后种桑的个体种桑业大为发展。《孟子·梁惠王上》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孟子·尽心上》说："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从当时丝织业看有官府丝织业和民间个体丝织业。当时，齐国以丝织业发达著称。《史记·货殖列传》载："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尚书·禹贡》云，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注云：地

①　《战国策·秦策三》范睢语。

①　杨宽：《战国史》第179　页注①。

宜漆林，又宜桑蚕，织文锦之属。青州"厥篚■丝"，所谓■丝即榨蚕丝；徐州"厥篚玄纤缟"（玄，黑色丝织物；缟，白色丝织物；纤，细也），说明兖州（今山东西北和河北东南）、青州（今山东泰山以东地区，即齐国地区）、徐州（今山东南部和江苏安徽北部）都是丝织业发达的地区。《禹贡》一般认为系战国人所作，其记载反映着春秋战国时的丝织业发展的情况应无疑。《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9年）

吴公子季札"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纻（麻布）

衣焉"。这说明春秋时期吴、郑两国丝、麻织物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476年）卫国爆发了织、染、缝纫三种工匠起义，这说明春秋末卫国纺织、染色，缝纫手工业已有相当可观的规模。战国初期，吴起妻"织组而幅狭于度，吴子出之"①，说明那时我国已出现了控制布幅宽度的织筘。1957年，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出土了"对龙对凤纹锦"，表明战国时已出现了较复杂的动物纹提花技术②。《荀子·箴（针）赋》总结了战国末以前的刺绣、缝纫技术，当时用铁针代替竹针，可绣出复杂精致的花纹。

春秋战国丝织品主要供统治阶级享用，劳动人民衣着主要是麻、葛。

麻主要有两种：一种称枲，是生产纤维的主要原料，这种产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北部、西部；另一种叫纻，纻生长于南方。麻、纻收获后，必先在水中浸泡，叫做沤麻，而后才能剥取纤维，制作麻布。《诗经》中说："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东门之池，可以沤纻。"③麻之外的，另一种主要纤维作物叫葛，葛是一种野生植物，多生于潮湿的河边与沼泽之处。葛的纤维可织为絺、绤以作夏服。葛需用镬煮，方可剥取纤维。"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绤"④。《毛传》云："濩，煮之也。精曰絺，粗曰绤。"葛除织作衣料外，穷苦民众可用作制屦，所以《诗经》中云"纤纤葛屦，可以履霜。"⑤麻、葛的生产在春秋时期，已有规模性的生产。《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等记载，春秋末年越王勾践献"弱于罗兮轻霏霏"的高级葛布10　万给吴王夫差，说明那时越国的葛布织造已有较大规模，并有相当高的织造水平。

春秋战国时期染色业的水平已很高。《尚书·益稷》载："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注解云："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这说明春秋战国以前就会把织物染成五颜六色了。《周礼·考工记》载，周代设叫"染人"的官，"掌染丝帛"。要把丝绸染成五颜六色并不容易，因为要经过脱胶处理，丝纤维才能染上色。生丝脱胶主要是因草木灰等泡制的碱性液汁浸泡，计7　天7　夜，日晒夜露，直到把丝纤维上的丝胶和其他杂质去掉，使丝纤维柔软并易于染色。《周礼·考工记》载把楝木灰和蜃哈烧成的灰（含有氧化钙）等碱性更强的物质，和水成浓浆，用来浸渍绸坯，也是反复浸晒7　昼夜才完成，以便脱膠，利于染色。这说明春秋时已出现了化学脱胶练丝的方法。

①　《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

②　《韩非子·和氏》、《难言》、《问田》。

③　《诗经·陈风·东门之行》。

④　《诗经·周南·葛覃》。

⑤　《诗经·魏风·葛屦》。

染色时如用一种染料染色，织物浸染一次，色光就会加深一些，每染一次，色就变一次。另外，已能利用红、黄、蓝三原色，套染出五光十色来。在织染时，工匠已能掌握各种颜料的性能和配合比例，知道使"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据说三次入染成纁（浅绛色），五次入染成緅（赤黑色），七次入染成缁（黑色）①。《吕氏春秋·六月纪》说："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忒，黑、黄、苍、赤，莫不质良，勿敢伪诈，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级之度。"这说明当时的染色技术已相当高超。

春秋战国时，齐国及附近地区善于染色，与齐邻近的莱地出产用"茈"（紫草）染成的叫"练茈"的紫色丝织品，还出产一种叫"■（紫青色）绶"紫青色的丝带。莱地的这两种特产已成为行销于其他国家的商品。

春秋战国时统治阶级往往用衣服的颜色衣料区分贵贱等级，对着色十分讲究。《诗经》和《论语》中的记载反映他们穿衣服时，羔羊皮配黑色丝绸做皮衣，麂皮配白色丝绸，火狐皮配黄色丝绸。而罪犯则穿赤铁矿赭色石块染成的"赭衣"。

6。漆器制造业战国时，以漆漆物的工艺已很进步，漆器已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生活用器。以漆漆物的工艺当时叫"髹漆"。髹漆，当时多赤黑色，所以对《周礼·春官·巾车》"髤（髹）饰"一词，郑玄注曰："髤（髹），赤多黑少之色。"不过战国时，漆的颜色已有黑、朱、紫、黄、白、绿等十多种。漆器的器物有杯、盘、矮桌、奁（放梳妆用品的器物）、弓、盾、戈柄、戟柄、箭鞘、棺等等。漆器上往往有用色漆画成的各种图案。漆器工艺的进步突出表现在金铜扣漆器的出现方面，所谓金铜扣就是漆器的边缘有镶金边或铜边的。制造漆器木胎的技术也有进步。战国早期到中期木胎厚重，在这种精雕木器上加以彩漆。战国中期以后，木胎变轻巧，有时用薄木卷曲成胎，或外贴麻布，再加以彩漆。从考古发掘的实物看，漆器较多地出土于战国的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图案有龙凤云鸟纹，几何纹、狩猎图案等。战国时漆器制造业的进步，为汉代漆器的制造和使用奠定了基础。

除上述几种主要手工业外，其他手工业部门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如皮革工业，皮制品一般用牛皮、羊皮、狐皮，甲则用犀皮、兕皮、鲛鱼皮制。皮制品缝的线要藏在皮革里，使之结实。皮革在洗濯后要搽油脂，使之柔滑美观。战国时出现了人造琉璃（玻璃）制品，有琉璃璧、琉璃球。制陶业、酿酒业也有突出进步。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的进步是巨大的，为以后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官府工业1。官府工业的组织管理周代的官府工业是直接为统治阶级国家和统治阶级服务的手工业生

①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产，其中包括农具、武器和车辆、服装、皮革制品、奢侈品等等各种各样的产品。因此，有技能的各种工匠都罗致在官工业的有关各种部门中。《国语·齐语》载春秋时齐国"处工就官府"。《国语·晋语四》载"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礼记·王制》说："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不贰事，不移官。"各国及卿、大夫和郡守、县令都有一套官府手工业组织，负责各级官府工业组织的官吏，叫工师，其下有百工。据考古发现战国时官府工业品的铭文可知，工师也可称为右工师、右军工师。工师的助手有丞或佐。工师的任务是什么呢？《管子·立政》说："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一五乡，以时钧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荀子·王制》则说："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据战国时的文献载，这类官营手工业中设有材料库，称五库，储藏有铜、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等原料。据战国时器物铭文，这些管仓库的官吏称为大府、中府、少府。

官府工业中已建立了产品质量责任制，战国时期这种制度已相当完整严格。《吕氏春秋·三月纪》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这句话中，勒作"刻"讲，就是说要把工匠的名字刻在器物上，以考察工匠是否精诚做工，如果工匠失误，器物质量不好，就"必行其罪，以穷其情"。考古发现的战国时代手工业器物铭文，可知器物刻名的情况。如上郡戈铭文说："廿五年上郡守□造，高奴工师■，丞申，工鬼薪■。"吕不韦戟铭文说："五年相邦吕不韦，诏使图，丞□，工寅。"长沙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楚漆奁，铭文说："廿九年六月己丑，乍告，吏丞向，右工师象，工大人台。"从器物铭文中可以看出器物是三级负责制造，所以铭文中有这三级的有关人员的名字。一级是主管官府主要官员的名字，如中央一级有相邦（相国），郡一级有郡守；具体组织领导制造的工官工师、丞、佐；具体作工的"工"，工有鬼薪等刑徒和服役的更卒。如果制造时发生偷工减料、质量不好等毛病，追查出来后，就要依法治罪，追究其诈伪之真情。又如有的产品又刻上了有关的政府机构名称，如湖北出土的战国铁犁铸有"右廪"字样。"右廪"就是管理、贮藏，和制造农具的政府机构①。器物上刻了这些字，产品质量有问题也好察问，产品质量好也会成为名牌。

2。官府工匠身分地位的演变《吕氏春秋·上农》说："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所以周代国有制下，不仅生产资料属国有，劳动者也属国有。官府工业中的工匠就成了官府任意处置的奴隶。下述记载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斫、执针、织纴，皆百人。（晋悼公）十二年（鲁襄公11年）公伐郑，军于萧鱼。郑伯嘉来纳女工妾三十人，女乐二八。②上述两条材料，第一条材料是讲鲁成公2年（公元前589年），楚

①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①　《韩非子·定法》。

②　《吕氏春秋·处方》。

令尹子重与蔡、许两国兵攻鲁，至阳桥（鲁地，今泰安附近）。鲁国以执斫（匠人），执针（女工）、织衽（织工）各百人赂楚求和，楚人许之。第二条材料讲的是鲁襄公11年（公元前562年），晋悼公伐郑，军萧鱼（郑地），郑献"女工妾三十人，女乐二八"，与晋盟。鲁国赂楚的手工业工匠300人，郑国献晋女工30人，女乐16人。这些人如同牛马物件一样，可以由一国送给另一国，身份地位低下，显然属于奴隶。

战国时期官府工业虽仍有大量工奴、刑徒参加生产，然而由于个体手工业者已大量产生，所以有的官府则役使服役的工匠进行生产。关于这一点，《吕氏春秋》有明确的记载：是月（3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无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无悖于时，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③是月（九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④"是月（十月）也，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法也），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①。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每年从三月至八月是工匠在官府服劳役作工的时间，九月霜降后至次年三月春耕前，官役停止。每年十月，要"工师效功"，按一定法式检查产品质量，如有问题，必然要依法治罪，以追究其诈伪之情。这些在官府服役的工匠，每年有半年时间在官府服役。

如官府有其他需求，则服役时间更长。这说明这些服役工匠的身份地位是很低下的。官府手工业中服役工匠参加生产，考古材料中也有发现。

1975年内蒙勿尔图沟北上塔墓地出土铜戈铭文载："十二年上郡守寿造，。。工更长（张）■"。这里所说的"工更"，是说做工的工人是服役的更卒。

另外官府手工业中还有被官府雇用的客在从事生产。杨宽先生认为"楚国铜器铭文中常见有所谓铸客。。是这种被雇用的个体手工业者"

②，并举楚国铜器铭文，如："铸客为王后六室为之。"

铸客为王后七府为之。"

"铸客为大后脰官为之。"

"铸客为御臸为之。"

以上铭文中所说的"王后六室"、"七府"均为属王后的官府，"大后脰官"、"御臸"也应是官府称谓。杨宽先生的上述论断对我们了解战国时期官府手工业者的身份地位和工匠的种类无疑是重要的。

3。官府工业的种类与技术传授春秋战国时，官府工业种类繁多。《周礼·考工记》载："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制造陶器、瓦器）之工二。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攻金之工：筑、冶、凫、栗、段、桃。攻皮之工：函（甲）、鲍（鞣治生革）、■（造鼓）、韦（鞣治生革）、裘（主制皮裘）。设色之工：画、③　《韩非子·二柄》。

①　《申子·大体》，《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引。

②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缋（画文也）、钟（主染毛羽）、筐（主染丝枲布帛）、■（主治丝帛）。刮摩之工：玉、楖（制梳笄之工）、雕（刮摩骨甲）、矢、磬（刮摩石器）。搏埴之工：陶、旊（捏粘土为瓦器）。"

各种官府工业规模都较大、人数较多、分工较细。工匠之间实行协作、分工，有利于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周礼·考工记》说："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车有六等之数。"这就是说把车的制造分为6　种不同的部分，通过6　种不同的手工业工匠之手，制成6　种不同部件。最后成车后，还要有油漆工、彩画工、马具工等等。这样的分工、协作，对生产效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作用，所以《韩非子·解老》说："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日之功矣。万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万人之功矣。

然则数变业者，其人弥众，其亏弥大矣。"韩非子在这里讲了分工、协作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作用。

官府工匠专门技能的培养有三条途径，一条是官府工业多人在一起工作，对技术和产品质量有一定要求，大家彼此观摩、学习，促进了技术水平的提高。另一条途径是家庭父子兄弟相传而得到的。由于那时手工业工匠世代为工。各种工匠长期积累的经验、技巧都通过家庭来传授。《管子·小匡》说：夫工群萃而州处，相宾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功谓坚美，苦为滥恶），权节其用，。。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旦夕从事于此，以故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教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①。

上述引文讲到各种工匠业务、技术的传授和训练，就是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各种工匠"群萃（集）而州（聚）"，互相之间"辨其功（美）

苦（恶），权节其用"，互相观摩，提高水平。另一种就是"父兄之教，不肃而成"，通过父子相传而得到工匠的经验、技巧。《周礼·考工记》说："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荀子》中也说："工匠之子，莫不继事"②，这都是说技术的传授主要是通过家庭父子相传而流传下来的。

春秋战国时期已产生了学徒制度，通过师傅带徒弟也是传授经验和技术的一条途径。《庄子·人间世》讲了一个故事，说师傅和弟子，"见栎社树，其大蔽数个牛，絜（用绳量粗细）之百围，。。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停止）。。。弟子。。走及匠石（师），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也？""这一记载说明当时已存在师傅带徒弟的制度，弟子遇到疑难要请教师傅，通过跟随师傅作工和师傅的传授，手工业的经验、技能就可以传之后世。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是"师傅传授给学徒的只是一般的技术，而保留技术中的绝技或诀窍"③。至于师傅的绝技和诀窍，即师傅的"看家本事"那是只传子弟的，所以是通过"父兄之教"、"子弟之学"留传到后世的。

①　此处引文参照《国语·齐语》补正。

②　《荀子·儒效》。

③　傅筑天：《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卷，第242　页。

（三）私营手工业1。家庭手工业西周到春秋时期的庶人就有私有经济，并从事手工业生产。《诗经·豳风·七月》说："八月载绩，载玄载黄，。。为公子裳。"注家认为：八月之中，民始绩麻、染缯，或染为玄（黑），或染为黄，为公子之裳也。绩麻为布，民自衣之。《诗经·卫风·氓》载："氓之蚩蚩（笑嘻嘻），抱布（货币）贸丝。"这首诗中叙述的氓（民）显然从事着蚕丝的织造。及至战国，个体农民广泛出现，为衣食的需要，必然从事耕织。这样，一家一户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个体农民成了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这种农民所从事的手工业生产也就成了整个社会重要的手工业生产。有关文献记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细布■，此其分事也①。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②。

从上述两段记载可以看出，战国时的手工业已成为个体农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如果家庭手工业经营得不好，就会缺衣少穿，陷于贫困境地。如果经营好，不仅一家人可以衣食足，而且一部分手工业品还可以到市场上售出，换回别的用品，使家庭富裕起来。

有的农民经营的手工业，纯系一种简单商品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在市场上卖出，以换回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如"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卖屦席以供食饮也）"

①。十分明显，许行之徒"数十人"生产的目的，只是供自己消费。他们"捆屦织席"的目的是为进行交换，换回自己所必需的食物等消费品。

他们进行的是一种专业生产，说明这时社会分工扩大。从事这种生产，对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有好处的。这些人之所以能生存，就靠自己的手艺谋生，即所谓"技艺之士资在于手"。

另外，还有一种地方性的手工业品，人人都能制作。这类手工业品自然农民是制作的主要劳动者。如《周礼·考工记》载：粤无镈（锄类农具），燕无函（铠甲），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②。

粤之镈、燕之函、秦之庐、胡之弓车，都是当地人人都能制作的手工业制品。这些地方性的特产，是和当地出产的有关原料、自然条件、特殊的技术传统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这些地区农民生产这种本地特产，产量大、营销额大，生产这种产品就成了这个地区的农民一个重要的谋生手段。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滑稽列传》。

②　《孟子·梁惠王上》。

①　《孟子·滕文公上》。

②　《周礼·冬官·考工记》。

《禹贡》详记各州的贡品，也就是各州的土特产品。人们可以从各州贡品的名称，推知各州主要地方工业特产，从而推知各州农民所擅长的家庭手工业产品，和与这种家庭手工业有关的产品：兖州：厥（其）贡漆、丝、厥篚织文。注：地宜漆林，又宜桑蚕。织文锦绮之属，盛之筐篚（盛物竹器）而贡焉。

青州：厥（其）贡盐絺，海物惟错（絺，细葛；错，杂非一种）。岱畎丝、枲、铅、松、怪石（畎，谷也。岱山之谷，出此五物）。。。厥篚■丝（■丝即野蚕丝）。徐州：厥（其）篚玄纤缟。注：玄，黑缯。缟，白缯。纤，细也。

扬州：厥（其）贡惟金三品（金、银、铜也），厥篚织贝（织，细纻。贝，水物）。荆州：厥（其）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厥篚玄纁、玑、组（善染玄纁色，故贡之。玑，珠类。组，绶类。）

豫州：厥（其）贡漆、枲、絺、纻，厥篚纤纩（纩，细绵）。

梁州：厥（其）贡璆、铁、银、镂、砮、磬（璆，玉名。镂，钢铁）。

从《禹贡》所列上述各州的贡品中，可知：兖州（今山东西北和河北东、南部）农民的手工业产品出产漆、蚕丝织品。青州（今山东东北部）则出产丝、麻织物、野蚕丝。徐州（今山东南部和江苏、安徽北部），出产黑缯、白缯等丝织品。扬州（今江苏、安徽南部，浙江、江西、福建）出产苎麻织成的布等。荆州（今湖南、湖北和四川南部等地）出产玄纁色的丝织品羽、毛、革类制品等。豫州（今山东西部、河南、湖北北部）出产漆制品，麻织品和苎麻制品。梁州（今四川、湖北西部和陕、甘南部）出产玉制品、矿产品和钢铁制品。《禹贡》所述各州的贡品，可以帮助后人对春秋战国全国各地农民家庭手工业产品有个大体的了解。

2。独立小手工业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各国内部及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工贾食官"的格局被打破。战国时期，独立小手工业者已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广泛出现。随着这种状况的出现，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农民与手工业者产品的交换更为普遍、频繁。孟子与陈相谈话时问："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又指出当时农夫"以粟易械器"、手工业者"以其械器易粟"，都是正常的现象①。"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②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日益发展。孟子说，如"不通功易事，以羡（余）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又说："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③韩非子说："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④总之，手工业者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卖，进而换回自己生活必需品，否则自己就不能生存。

春秋战国时，城市中百工居住和作工的地方称为"肆"。所谓"肆"，即在城市市场设作坊店铺，一面生产，一面销售。《论语·子张》说：

①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

②　《史记》卷五《秦本纪》。

③　《孟子·滕文公下》。

④　《韩非子·亡徵篇》。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墨子·尚贤上》称这些独立手工业者为"工肆之人"。《墨子·节用中》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鞼、匏，攻皮之工），使各从事其所能，日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这就是说，这些称为"百工"的人，生产品是为"奉给民用"。

这些独立的小手工业者，如果经营得好，有特别技术，可以发财致富。如《庄子·逍遥游》载一个故事说：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

所谓"洴澼絖"，成玄英疏云："洴，浮；澼，漂也；絖，絮也。"龟，皮肤坼裂。所以，这一故事是讲宋国世世以漂洗丝絮为业的手工业工匠，善制造一种使皮肤不裂开的药，有的顾客愿出"百金"的高价买其药方，这个手工业工匠家因此发家。

这类独立小手工业者，人身已有一定自由，可以从一国迁往另一国。

《韩非子·说林上》中讲了一个故事说："鲁人身善织屦，妻善织缟，而欲徙越。或谓之曰："子必穷矣！"鲁人曰："何也？"曰："屦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缟为冠之也，而越人被发。以子之所长，游於不用之国，欲使不穷，其可得乎？""从这个故事看，欲徙往越地的鲁国人，迁徙不迁徙要看去后能否赚钱。这说明这种织屦、织缟的手工业者人身是自由的。然而，另外一些记载，则说明手工业者虽仍受当政者控制，但人身亦较自由。《吕氏春秋·召類》："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为鞔（鞔，履也，作履之工也；一曰鞔，靷也，作车靷之工也）

者也，吾将徙之。其父曰："吾恃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宋国之求鞔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为是故，吾弗徙也。""从这一条材料看，这类手工业者是否迁徙，要由当政者决定，但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总的看来，战国时期独立小手工业者作为一个广泛存在的社会阶层，人身较自由，可以迁徙他地，经营好可以发财，经营不好就会穷困。

另外，由于特殊的技术传统，有的地出产某种特殊的手工业产品，为其他地区所需要，如"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①。另外，一些地区出产某种特殊的手工业原料，为其他地区所需要，如"燕之角，荆之幹（柘也，可以为弓弩之幹），妢胡之笴（矢幹也），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②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遂使各地出现了不同的手工业特产，为其他地区需要，这就加强各地之间的商品流通。

3。豪民经营的大型工矿业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豪民经营的大型工矿业。这些大型工矿业主要集中在盐铁业、丹砂的开采等等方面。

这些民营大型工矿业，已采用由豪民经营而由官府收税的办法。由于当时铁器的广泛使用，农业生产工具、手工业生产工具已广泛使用铁器，如向冶铁家征税，即使不向农民征收田赋，国用也可充足。所以《管子·轻重乙篇》说："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以无籍（不向农民征

①　商鞅在秦变法的时间，参见杨宽《战国史》第185　页注①的考证。

②　《唐律疏义》。

收田赋）而用足。管子对曰："不可。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疾怨上。边境有兵则怀宿怨而下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

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若此，则民疾作而为上虏矣。"这些能使用众多劳力进行冶铸铁器的决不会是一般民户，而是豪民。《盐铁论·禁耕篇》说一直到汉初，冶铁、煮盐都在深山穷译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官府用抽十分之三税的办法，让豪民去经营冶铁等大型工矿业。

春秋末、战国初的猗顿是经营盐起家的大富豪。猗顿与陶朱公为同时人，原系鲁国穷人，闻陶朱公富，前去问求富之计，后到今山西临猗南猗氏去畜牧，此地临近盐池，于是"用盬盐起，。。与王者埒富"①。

战国时，郭纵以冶铁成为巨富。《史记·货殖列传》载："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1972年于河北省邯郸市区古赵王城附近战国遗址，发现战国炼铁遗址两处，遗址中有大量铁渣、炭渣、红烧土。另外，出土铁铤铜镞多捆，每捆150　枚②。从这一遗址来看当时不仅生产铁农具需要大量铁，而且铁兵器也需要大量铁，邯郸市西山区又有铁矿。在上述条件下，就出现了郭纵这样的以铁冶起家的大富豪。

秦国在秦王政时，出现了以开采丹砂而成巨富的巴寡妇清。《史记·货殖列传》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财富多，不可訾量）。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富邪？"《集解》引徐广曰："涪陵出丹。"《正义》引《括地志》云："寡妇清台，山俗名贞女山，在涪州永安县东北七十里"。这一记载说明，巴寡妇清祖上数世以开丹砂矿而致富，寡妇清能守其业，所以受到秦始皇的表彰。

这些豪民经营工矿业时使用的劳动者是些什么人呢？从文献记载来看，佣工是其重要的劳动者。《管子·侈靡篇》云："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这说明齐国地区开采丹砂矿的劳动者是贫民，如果这些贫民替蒙民劳动，其身份应为雇工。另外，《管子》一书中的《轻重甲》、《地数》均讲到秋收后从十月到第二年正月煮盐，可得盐三万多钟，从"孟春"3月和"阳春农事方作"时起，就规定"北海之众无得聚庸（佣）而煮盐"，正说明煮盐的劳动者不少人是"庸"工。另外，《商君书·垦令篇》载："无得取庸（佣），则大夫家长不建缮（建筑、修缮）。"这是说不让雇佣工，则有钱的大夫家长就无法雇人修建房屋。这反映了秦国地区建筑业中有使用雇工修建房屋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由于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制在迅速发展，贫苦民众为谋生就不得不充当佣工以养家糊口。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手工业大发展的时期，这种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和科技进步，使青铜业、冶铁业、木器制造、漆器、纺织和建筑业、陶瓷制造等等都出现了大的进步，另一方面这时期"工贾食官"的格局被破，出现了农民个体家庭手工业、独立小手工业、豪民经营的大工矿业等等。这两方面的进步都为

①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②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以后中国封建社会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春秋战国经济管理思想的演变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演变，经济管理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西周时期是农、工、商并重。关于这点，《史记·货殖列传》引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重视工商，郑国也重视工商业与商人订有盟约，卫文公"训农，通商，惠工"，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利器明德"，①隋武子说楚国"商农工贾，不败其业"②。在此情况下，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一般都是农工商并重的。及至战国随着个体农民广泛出现而成为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又由于兼并战争的激烈进行，所以各国都不能不重视耕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思想家转向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商鞅、韩非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以《管子·轻重篇》作者为代表的经济思想，作者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主张国家经营工商业以增加国家经济收入，同时减免赋税，安民保民，富国强兵。除此而外，经济管理思想其他方面也有明显的变化。

（一）管仲、孔丘、范蠡的经济管理思想1。管仲的重工商与四民分业论管仲，公元前685年至前645年在齐国当政，相齐，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的第一个霸主。管仲出身没落贵族，青少年时曾与其友鲍叔牙经商。齐国有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传统，《史记·齐太公世家》载西周分封姜太公后，"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这就是说齐国从西周初年立国时，就重视发展工商业。而在管仲相齐后，"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悦）"①。所谓"设轻重鱼盐之利"就是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增加国家收入，至于管仲曾为此采取过一些什么措施因记载疏漏已无法确知。由于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的经济收入，广开就业门路，所以能"以赡贫穷"，再加上在吏治上任用贤能，所以使"齐人皆说（悦）"。

管仲的经济思想最著名的就是四民分业分居论，关于这点，《国语·齐语》载：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杂乱），其事易（变）。"公曰："处士、农、工、商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②管仲的四民分业分居论，除有其政治、军事的目的外，在经济管理上企图达到以下目的：其一，使职业世袭化：四民分业分居可以使人的职业世袭化，让士、农、工、商都固定在原来的职业和地位上，以便让其"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

①　杜佑：《通典·州郡典·雍州风俗》。

②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据《史记》卷六《秦本纪》载，为四十一县。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22　页。

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如此，则"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这样使职业和地位都世袭化，就保证了劳动技能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替统治者提供世代被掠夺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使现实的生产关系不断的再生产。其二，同一行业的人"群萃（聚集）而州处"，聚集在一起，彼此易于交流生产经验，提高技术水平，即所谓"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这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其三，同一行业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互通信息，彼此间"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价）"，可以促进商品的流通。从以上几方面看，管仲的四民分业分居论，有其重视工商业，利于生产技术、技能、知识的传授，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一面。同时，它也受西周以来的传统影响，把人的职业分工世袭化，使一切都成为静止、不变的，把生产力水平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都僵化了，有利于统治阶级统治的保守方面。

管仲的四民分业分居论中，关于分居世袭的内容有明显的保守性，但关于四民分工、分业的内容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客观存在和人们关于分工、分业的观念，所以这一划分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管仲把一国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大集团的分类，为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沿用，正说明这一分业、分工论反映了当时和以后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

管仲在土地问题上，主张"井田均畴"，即把井田大体平均地分给直接生产者使用。在赋税问题上主张"相地而衰征"，即按生产者所耕种的土地的好坏分等差征收实物税。在税率上主张轻税，《管子·大匡篇》载："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这里除了饥荒年不收税外，两年征税一次，上年征十分之三的税，平均每年征百分之十五；中年征十分之二，平均每年征百分之十；下年征十分之一，平均每年征百分之五。如果平均计算，则每年征收十分之一的税。《管子·幼官图篇》载齐桓公三会诸侯时规定："田租百取三，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这时规定的田赋的征收量为百分之五，只是暂时的。从农业税的征收看，《管子·治国篇》说"府库之征，粟什一"，说明一般情况下征收什分之一的田赋。至于关税、市税，管仲也主张从轻征收。

管仲的经济思想是很光辉的，其重视工商业的思想、四民分业的思想、井田大体平均分给直接生产者使用的"井田均畴"的思想、轻税的思想都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有积极意义的思想。春秋时期的改革家管仲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是有代表性的，无人能超越他。

2。孔丘的利民、富民思想孔子，名丘，字仲尼（公元前551　至前479年）。孔子出身于没落贵族，少年贫且贱，是我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是中国历史上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不过经济管理思想并非孔子之所长，只是由于经济问题是孔子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他不可能不谈到这个问题。由于他的地位和影响，他谈到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主张，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因此，不能不对他的这些观点、主张加以介绍。

（1）利民、富民与农工商并重孔子虽然"罕言利"①，又说"君了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②，似乎孔子是不主张讲利的，实际不是这样，孔子是主张利民的。孔子曾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③。这句话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按照百姓的利益而使他们得到利益。孔子这里所说的"利"当然是不专指物质利益，然而却包含着物质利益，孔子主张减轻赋税不就是对百姓有物质利益吗？

孔子还主张富民，他和弟子对话时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④。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孔子到卫国，冉有给他赶车。孔子说：卫国人口众多啊！冉有说：人已多了，再给他们办什么事呢？孔子说：让人民富裕。冉有说：富裕了，再办什么事呢？孔子说：教育。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孔子是主张让人民"富"起来的。孔子主张让人民"富"起来，从他和弟子冉有、子路的对话中也可看出。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⑤。

读这一段话需要注意的是，孔子本人是个比较保守的思想家，对当时存在的等级制度持维护态度，所以不可能主张在不同等级之间"均贫富"。那末，孔子所说的"不患贫而患不均"、"均无贫"的思想究竟应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其一，孔子反对有的卿大夫"贪冒无厌"，过份向民众征取赋税，反对季氏乐舞越制；主张减轻对人民的盘剥，使人民生活的好一些。其二，主张在被剥削阶级内部各个成员之间财富分配彼此接近，不要过于两极分化，让劳动者有饭吃，日子过得不错，这样民众不起来反抗，统治阶级的统治就会稳定。所以，孔子所说的均贫富，既包含着限制统治阶级的过分盘剥和奢侈浪费，又包含着在被统治阶级内部财富的分配要平均。

上述言论说明孔子是主张利民、富民和"均无贫"的。

那么怎么才能利民、富民呢？在孔子看来这首先就要足食。《论语·尧曰》载："所重民，食、丧、祭。"《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足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孔子在这两处都把"足食"置于重要地位，所以要利民、富民必须首先"足食"，如果不能作到"足食"，连饭也吃不饱，怎么能算作利民、富民呢？而要"足食"就应当发展农业生产。《论语·子路》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似乎孔子对农业生产不予重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孔子那样回答只是认为参加农业生产是小人应作的事情，而你樊迟这样未来的统治者是不应过问的。从孔子的其他言论看，他对农业是很重视的。《论语·泰伯》云："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

①　《战国策·魏策一》，《韩非子·说林下》。

②　《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

③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

④　《史记》卷十四《魏世家》。

⑤　《论语·季氏》。

宫室，而尽力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禹，我找不出他的毛病。他自己吃的不好，对鬼神的祭品却很丰盛；平时穿着破旧衣服，祭祀时穿的衣冠却极美丽；居住宫室很简陋，却把力量完全用在修建沟渠水利上。禹，我对他挑不出毛病。孔子佩服大禹的三件事情中，其中的一件就是禹尽力修筑沟渠水利。这说明孔子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重视的。

为了富民，孔子及其弟子还主张正常地进行手工业生产。孔子的学生子夏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①意思是说：各种工匠在作坊完成自己的工作，君子通过学习来获得真理。这二者都是正常的，自然而然的事情。这说明孔子及其弟子是主张手工业生产应当正常进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对商业并不反对。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

是大商人，孔子对他却持肯定的评价，他说："回也其庶（差不多）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其意思是说：颜回的学问、道德差不多吧，可是常常贫困。端木赐不听天由命，去经商，猜测行情却常常猜中。这说明孔子并不反对经商。孔子有时也把自己比为商品，如子贡说："有一块美玉在此，是把它藏在匣子里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孔子回答说："卖掉！卖掉！我正在等待识货的人呢？"②这正说明孔子对经商持赞成的态度。

孔子主张正常地发展农、工、商业是富民的基础。然而，有这一点民并不一定能富起来，所以他还主张轻赋、去奢、从俭等等，这些以下将进行论述。

（2）轻赋、从俭、去奢孔子反对统治者过分盘剥人民，主张轻赋、从俭、去奢。

鲁国大夫季氏过分聚敛，激起孔子强烈反对。《论语·先进》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鲁大夫季氏比周公还富，孔子的学生冉求还替他搜刮，增加他的财富。孔子对他的学生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你们可以鸣鼓而攻击他。

《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冉求）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仲尼。。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周代征收军赋是以丘为单位征收的，一丘（十六井）的土地出戎马一匹，牛三头。随着土地私有的发展，人们占有、使用的土地越来越不平均，季氏针对这种情况想改为按田征收军赋，借机大大加重对人民的盘剥。孔子则以用田赋不是周代征收军赋的常法、不合周公之典为理由，指斥季氏"贪冒无厌"，加重盘剥。这个问题说明孔子主张轻赋，反对对人民加重盘剥。

在田税方面，孔子及其弟子们主张征收什分之一的税。《论语·颜

①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

②　《论语·子罕》载："子贡曰"有美玉於斯，韫椟而藏诸？术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渊》载："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鲁哀公时年成不好，国家财用不足，问孔子弟子有若怎么办？有若回答说：您何不采用征十分之一税率的彻法呢？哀公回答说：征收十分之二的税，还不够用，怎么能实行征收十分之一税的彻法呢？

总之，孔子及其弟子们反对过分聚敛，征收赋税过重。在军赋的征收上，主张按周代的常法征收"丘赋"，反对用田赋，加重剥削。在田税的征收，主张按周代的办法，采取彻法征十分之一的税，反对征税过重。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常常是穿着古人的服装来达到现实的目的。孔子想实行周代的"丘赋"和"彻法"，反对季氏用田赋、反对鲁哀公加重田税的盘剥。一方面说明他思想比较保守，一方面他主张减轻剥削又符合劳动者和新兴地主的需要，同时也符合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长远利益。

在主张轻税的同时，孔子主张从俭、节用、去奢。

孔子反对奢侈，主张节用。《论语·先进》载："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鲁国改建名叫长府的国库。闵子骞说：仍然用以前的国库，怎么样？何必改建？孔子说：闵子骞这个人不轻易说话，一说话就说到了点子上。

这说明孔子主张节用，反对不必要的改建，同意使用旧的库房。《论语·八佾》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讲到季氏说：他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64人，舞列，古代天子专用的舞乐）在庭院中奏乐舞蹈，这样的事他都能忍心做出来，还有什么事不能忍心做出来呢？这说明孔子反对超过礼制的规定去讲排场和奢侈的。

孔子主张节用、从俭。《论语·学而》载："子曰：道（治理）千乘之国，。。节用而爱人，使用以时。"孔子主张，治理有1000　辆兵车的国家，。。节约费用，爱护百姓，役使百姓要按一定的时间。《论语·述而》载："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简陋）。与其不逊也，宁固。"

意思是说，奢侈就显得骄傲，节俭就显得简陋，与其骄傲，还不如简陋。《论语·八佾》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即是说：礼，与其奢侈铺张，不如节俭朴素。然而，孔子所说的节俭是有限度的，这就是节、俭必需合于礼，与自己的身份地位相适合。如子贡曾想把每月初一祭祀祖庙的那只活羊节省下来不用，孔子就对子贡说：你爱惜那只羊，我爱那种祭礼①。这就是说，子贡这样节俭不合于礼，所以孔子不赞成。颜渊死后，他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渊买外椁。孔子对他说：我的儿子鲤死了，也是只有内棺而无外椁。我不能卖掉车子，徒步走路。因为我也曾做过大夫，是不可以徒步走路的①。这也就是说让孔子这样的人步行不坐车，和他的身份不相称，也不合周朝的礼。此外，孔子主张对衣食方面要讲究等等，也是他上述思想的表现。

（3）财富观与劳动观。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西周以来传统的社会关系迅速解体，新的社

①　魏徙都说法有三：魏惠王六年、九年、三十一年，分别见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以六年说较合理，故采其说。

①　《战国策·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章。

会关系正在发展、壮大。适应这种状况，孔子把原有的伦理道德规范扩充、发展，提出了适应社会贵贱尊卑等级秩序的新的伦理道德规范。孔子又把社会的人分成"君子"与"小人"两个层次。孔子所说财富观、劳动观都涂上了一层伦理道德的色彩，也可以说他的伦理道德思想渗透到他经济观点的各个方面。如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②在孔子看来，富与贵是人人盼望得到的，不用正当方法得到它，君子不接受。贫与贱，是人人所厌恶的，不以正当的方法摆脱它，君子不摆脱。孔子还说：财富如果可以求得，就是手里拿着鞭子做下等差役，我也愿干。如果财富不能求得，还是做我所爱好的事情③。又说：干不正当的事情而得来的富贵，对我就好像是转瞬即逝的浮云，不值得追求④。总之，孔子认为富与贵是可以追求的，不过应通过正当方法来得到它，否则就不应接受它。那么，什么是正当呢？当然符合他倡导的伦理道德规范的才是正常的。

孔子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要为他的理想而奋斗，而且即使统治阶级中的人也不可能都得到想得到的富与贵。所以，孔子及其弟子们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①。既然富与贵是天定的、命定的，所以是人们无法强求的。因此，就应听天由命、安贫乐道。所以，孔子说："士志于道，而恥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②这就是说，读书志士在追求真理，却以吃粗粮穿破衣为耻辱，这种人就不值得和他谈论了。孔子主张以贫为乐，他说：吃粗粮，吃冷水，弯着胳膊做枕头，乐趣也就在这里面了③。在孔子看来，他的学生中颜渊就是一个安贫乐道的典型。孔子在为理想而奋斗时，总是抱着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进取态度。

在体力劳动的问题上，孔子认为这不是君子的事，而是小人的事。

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应是统治阶级和为其服务的知识分子。他所说的小人主要是指劳动人民。孔子反对士人参加生产劳动，只要国家治理得好就有劳动人民来参加生产。《论语·子路》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背着自己的孩子）

而至矣，焉用稼。""在孔子看来，只要国家治理好，四方之民就会背着自己的孩子而来，那里用着自己去种庄稼呢？孔子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④孔子这段话讲了不赞成君子耕田的两条理由：一条是说君子的任务是谋求道，而不是谋求衣食；二是耕田的人常常挨饿，谋求学道则可以做官得到俸禄。因此，君子担心学不到道，不担心贫穷。孔子一再反对君子参②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八三，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③　《论语·述而》载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④　《论语·述而》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①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②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③　《论语·述而》载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④　《论语·卫灵公》。

加生产劳动，固然有社会分工和经济收入上的原因。另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孔子身分地位所决定的他带有的阶级偏见。

孔子在财富观方面把富与贵同伦理道德规范相联系，强调追求富贵应从正道得来、不从正道得来的富贵不可取等等，这一点有积极意义。

孔子这一主张的执行有利于廉政和国家局势的稳定。而这一形势的出现对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当然具有积极作用。另外，孔子反对君子参加生产劳动，认为生产劳动是小人的事，固然有其不正确的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一面。然而，从社会分工的观点来观察，没有分工就没有社会进步，这一点又有一定道理。因为君子的分工是学习各种道理、治理好国家，参加生产劳动便于了解下情有利于治理好国家，然而参加生产劳动不一定就能治理好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要求他的学生，学习好各种道理，以备将来治国之用，这不能说没有道理。

总之，孔子虽不是经济管理思想家，然而由于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使他不可能完全回避这个问题，上述孔子直接、间接涉及经济问题的主张，对后世影响都很大，而且至今仍然可资借鉴，不失其意义。

3。范蠡"农末俱利"的经济思想范蠡是春秋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大商人，关于他经商的事迹前已述。

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如农末两利的经济管理思想值得注意。《史记·货殖列传》载，范蠡认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上文的大意是说：谷物粜的价格太贱则损害农民利益，农民受损　害不努力生产，农田就会荒废。谷物的价格太高则会损害工商业者的利益，工商业受损害无人从事工商业，就会使经济发生困难。谷价如果低至20就会损害农民，谷价如高至90　就会损害工商业。如果把谷价限制在不低于30、不高于80　的幅度内，就会对农业和工商业都有利。如能这样"平粜齐物"，关卡、市场都不　匮乏，不就是治理国家的办法吗？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司马迁治史的求实精神来看，他的上述记载反映的无疑应是范蠡的思想。司马迁不把"农末俱利"的思想归于在管仲、孔子、子产等人名下，而单单记载在范蠡名下，说明他必有所根据。至于他据战国未以来的习惯用"末"来代替"工商"，则是他自己的改动。这点前人已经指出①。还要说明的是，把谷价限制在不低于30、不高于80　的幅度内，《越绝书·计倪内经》所载，"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这样的谷物每石的价格与战国时李悝所说的粟石价30　和汉代谷价大体相合。这可能也是汉代人用当时的习惯来表达范蠡思想的例证。虽然如此，这些小的改动并无损范蠡"农末俱利"思想的光辉。

春秋末年，范蠡提出的"农末俱利"的思想有重要意义。这表现在：首先，他提出了谷贱伤民、谷贵伤末的问题，通过把价格调整到一定范围内而作到"农末俱利"。这样既可以促进农业发展，又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协调发展。其次，他明确提出了商品价格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尤其是恰当地处理好谷价与其他商品价格的关系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范蠡试图通过调整价格促进生产和流通，这都

①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是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再次，怎样把物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呢？范蠡主张用"平粜"的办法，这就需要丰收年国家把粮收购储藏起来，在歉收年缺粮时国家再把粮食平价粜出，这样才能起到平定粮食和其他物价的作用，这就叫做"平粜齐物"。所以"平粜"是范蠡首先提出来的，战国时李悝推行平粜法和汉代设"常平仓"都是这一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因此，"平粜"思想的重要性也不可忽略。

范蠡有治国理财的实际经验，他提出的"农末俱利"的价格政策和"平粜齐物"的经济主张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范蠡不愧是我国古代治国理财的杰出人物。

管仲、孔子、范蠡是春秋时期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在经济管理一些问题上的主张，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特点。

（二）李悝、商鞅的经济管理思想战国时个体农民已经成为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在各国兼并战争日益激烈地进行的过程中，正是个体农民提供了粮饷和兵员，而商业的发展会破坏农民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然经济，促进农民的两极分化，侵蚀社会存在的基础。因此战国时农工商并重的思想急剧地向重农抑商的思想转变。而站在这种转变前列的是政治改革家。这一点从李悝到商鞅重农抑工商思想不断发展中可以看出。

1。李悝的重农抑商李悝，约生于公元前450年，卒于公元前390年。曾相魏文侯、武侯、使魏国富强。他是法家的始祖，曾著法经6　篇，对后世的刑律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悝还是重农抑商的最早提出者。李悝重农是毫无问题的。李悝在魏国治国有两项重农的措施：第一项是"尽地力之教"。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高度重视农业生产，设法增加农业产量。其办法是"地方百里，。。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①。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就是要让农民"勤谨"耕作，争取好的收成。为了提高农业产量，李悝主张播种时"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之至"②。这就是说种植要多种经营，有的作物受灾害，其他作物还可以收获；耕要用力深耕，除草要勤，要锄几次；收获时要像防备盗寇那样迅速有效以免遭受损失。第二项是，创"平籴"法。为防止"籴甚贵伤民（非农业居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李悝创"平籴"法。"平籴"采取的办法是把年景分为：上熟、中熟、下熟、正常、小饥、中饥、大饥7　种；计算出7　种年景下，一户耕田百亩的个体农民的收入，制定出在大熟、中熟、下熟3　种年景下向每户农民收购粮食的数量，而后在大饥、中饥、小饥年景时把这些粮食平价粜出。这样便收到"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的成

①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②　《太平御览》卷八二一，转引《史记》。

效。李悝由于把以上两项政策"行之魏国"所以魏国"国以富强"③。

值得注意的是李悝不仅重农，而且还是轻商、抑商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在李悝看来，农业几乎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源泉，所以他说："农伤则国贫"。接着他又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损害农业，会使民人饥寒，国家贫困。所以他说：雕文刻镂，害农之事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①。

十分明显，李悝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工商业危害农业会导致"国贫民侈（奢侈）"。虽然李悝这里要求"禁技巧"，似乎只是针对手工业而言的，并未提到商业，然而由于手工业一般都是商品生产，生产的目的为了卖。所以，李悝的"禁技巧"，势必包含着"禁技巧"产品的销售，包含着对商业的歧视和限制了。所以，李悝是重农、轻工商、贱工商的最早提出者，也可以说是重农抑商的最早提出者。不过，在历史记载中李悝重农实行"尽地力之教"、"平籴"两项政策是有卓著成效的，至于"禁技巧"具体采取了什么措施却无记载，也许这方面还停留在思想上，并未落实到实际的政策和措施上。

从春秋时期管仲等人的农、工、商并重的思想到李悝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我们可以看到重农抑商思想产生的轨迹。

2。商鞅的重农抑商和耕战思想商鞅，约生于公元前390年，卒于前338年，卫国国君后裔，称卫鞅或公孙鞅，曾在魏惠王相国公叔■门下作"御庶子"或"中庶子"①。卫鞅"少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门下作事时，可能受李悝、吴起等人改革思想的影响，后至秦受到秦孝公的信任，在秦变法，实行经济、政治改革，推行法家政治，使秦"兵革大强，诸侯畏惧"。他在秦因功封于"商於"，所以称为商鞅。商鞅在秦国通过变法建立了一个重耕战、重农抑商适合战争需要的封建国家。商鞅的经济思想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1）耕战思想与政策。

商鞅要建立一个能适于战争需要又能在战争中取胜的国家。这就是说商鞅的经济思想是为强国服务、为战争服务的经济思想，重农的目的就是重战。商鞅及其门人对这点讲得很清楚。《商君书·农战篇》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这是从战国时期各国不断的战争中观察到的经验。也是人们熟知的常识，用不着多作论证。为了战争，就要重农，因为农民才能提供人们和士兵食用的粮食，才能提供士兵的来源。所以又说："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

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恃也，则众力不足也。"这就是说只有让人们从事农业，在兼并战争中，才能"自恃"，才能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否则就不能"自恃"，就会"众力不足"。让人们从事农业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农民朴实诚信，便于统治者驱使。所以说"归心于民，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使战杀也"。

③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①　《史记》卷五《秦本记》。

①　《战国策·中山策》。

《商君书》的其他篇章也不时讲到商秧的农战思想，如《商君书·算地篇》说：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富强之功可生而致也。《商君书·慎法篇》又说：彼民不归其力于耕，即食屈于内。不归其节于战，则兵弱于外。入而食屈于内，出而兵弱于外，虽有地万里，带甲百万，与独立平原（一个人孤立地站在平原上不能自卫）一贯也。

《商君书》类似的记载尚多，此不一一引证。总之，商鞅重农战，目的是富国强兵。这是商鞅经济思想的总出发点。这是适应于战国中期以来兼并战争日趋激烈的形势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思想。

（2）重农思想与政策商鞅的重农不是一般的重农，而是从思想理论到具体的政策有一个完整的系统构筑。

在思想理论上，商鞅认为农业是财富的泉源。《商君书·农战篇》说："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又说："壹务则国富。"《商君书·壹言篇》说："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商君书·去强篇》说："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又说"粟爵粟任（用粮食捐爵捐官），则国富"。尽管《商君书·算地篇》曾说"其薮泽谿谷名山大川之材货宝，又不尽为用"，可是并不重视，可能是由于这些东西是自然生成容易得到的缘固。因此商鞅一再强调的是重农，由于粟是主要的粮食作物，所以由重农到强调重粟。这是商鞅非常重视农业的一个表现。

既然，农业是国家财富的泉源，那当然要重农。重农的一条重要的措施就是奖赏。《商君书·算地篇》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又说："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商鞅错误地认为这就是人的本性。然而，却以此为出发点，采取了一系列的奖励农业生产者的措施。如以官爵劝诱农民从事农战，《商君书·农战篇》说："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以壹空而得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再如以免徭役奖励耕织，《史记·商君列传》说："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再如，提高粮食价格，使农民获利，刺激其种田积极性，《商君书·外内篇》说："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商鞅还主张让农民以余粮捐官爵，《商君书·靳令篇》说："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进）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商鞅主张对非农业以外的工商业重税，唯独对农业主张收税轻，《商君书·垦令篇》说："征不烦（多），民不劳，则农多日（农民时间多）。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又主张向商人征重税，则农民厌弃商业，安心农业，则农业就会兴旺，所以说："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农恶商。。则草必垦矣。"总之，商鞅是想尽一切办法，用政治的、经济的种种措施，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甚至不惜采取愚民政策，让人民受其驱使。

商鞅重农还表现在力图解决秦国劳动力少、土地多所产生的矛盾上。《商君书·算地篇》说："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所以他认为，人民多土地少的国家应努力开辟土地；土地多人民少的国家，应设法招徕人民。《商君书·徕民篇》说秦国"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宝货，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相反邻近的三晋则是"土狭而民众，。。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这就是说秦国土地多、劳力少，很多土地未开垦，而邻近的三晋地区土地少人民多。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从三晋招诱"百万"人民来秦的计划，条件是"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无知军事"。这就是说用给与田宅、三世内免徭役和兵役的办法，招徕大量三晋的劳动力来秦专门从事农业生产。这是商鞅及其门人重农的一条重要措施。

（3）抑商思想与政策商鞅的抑商不仅是抑商问题，而且是限制、打击一切非农业行业的问题，这样作的目的也是为了重农。在这方面也有一系列的措施。如：从事工商业和怠于农业而贫穷的人没为官奴婢。《史记·商君列传》载"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对非农业性的经济活动征收重税。《商君书·外内篇》载："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垦令篇》载："重关市之赋。"加重征酒肉的租税，10　倍其成本。

不许大臣和大夫们追求见闻多、善辩论、有智慧、闲居游逛。这样，农民就听不到奇谈，看不到异能，农民就不会从农业中离去。这样，也会使"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①不许人民自由迁徙，使愚昧无知而又不安心农业的人没处吃饭，从而安心务农。农民愚昧而安静，荒地必然会得到耕垦。

不许音乐、杂技到各县去，农民劳动，休息时就看不到、听不到这些，意志就能专一。意志专一，荒地就必然得到耕垦。

不许开设旅店。没有旅店，奸巧、虚伪、狡猾、交结私人、迷惑农民的人就不能外出远行。这样，他们就得从事农业。这些人都务农，荒地就会得到耕垦。

不许商人卖粮、农民买粮。商人不能卖粮，丰年不能享乐，荒年也无利可图，商人就愿意去作农民。农民不能买粮，懒惰的农民就会去努力耕作。商人愿意去作农民，懒惰的农民愿意去耕，荒地就必然会得到耕垦。

官府按商人家庭人口的数目分配他们服徭役，叫商人的奴仆依名册服役。那末，农民就安逸，商人就劳苦。农民安逸，良田就不至荒芜，。。国家关心的农事就必然能取得成功。

各县的政治制度都是一个形态，则人人遵从。这样，邪僻的官吏就不敢玩花样，接任的官吏不敢变更制度，有错误的官吏也无法掩盖他们的错误行为。这样就会出现"官属少，而民不劳，。。民不劳，则农多日（时间多）"。在此情况下，农民所从事的事业就不会衰败①，荒地就会得到耕垦。

贵族俸禄厚、收税多，吃饭的人多，是有害于农事的。官府应按他

①　《战国策·魏策一》。

①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们吃饭的人口数，征收人口税，并加重其徭役负担。那末，邪僻、浮荡、游闲、懒惰的人就没处吃饭。这样，他们就必须务农。这些人都务农，荒地就必然会耕垦。

国家独占山泽之利，那末厌恶农作、懒惰、贪婪、靠山泽谋生的人就没处吃饭。这样，他们就必然务农。他们都务农，荒地就会被耕垦。

加重刑罚，一人有罪，亲属邻里连坐，那末，狭隘急躁的人就不敢打架；刚强的人不敢争讼；懒惰的人不敢游荡；浪费资财的人就不会出现；奸巧、阿谀、存心不良的人就不敢欺骗。这五种人不出现，荒地就必然会耕垦。

给官府送粮，不许雇别的车，返回来的路上不许揽载私人货物；服役时牛车所载的重量和官册上注明的重量要相当。那末，送粮车就会来往迅速，因此这种工作就不会妨害农事。这样，荒地就必然得到耕垦，等等。

总之，商鞅是要用种种办法让人民去务农，在这些办法中除了少数用提高价格和收重税的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外，一般都是通过法令、政治命令来进行的。商鞅建立的是战时体制，重农就是要使战时有粮吃、有兵员来源。除了农业之外，其他的工、商、山泽产品和文化事业都在他限制和打击的范围之中。因此，可以说商鞅是个极端的重农主义者。从强国的角度说，商鞅的实践可以说是成功的，通过他的变法，秦国不仅强大了，而且最后统一了六国。从发展经济的角度讲，商鞅的这些办法肯定是会阻碍经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从理论上讲，商鞅搞的是使用价值的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为养活民众、供应战争和封建国家的需要。

他反对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经济，这会使农产品和其他产品失去销路，从而阻碍经济和生产的发展。商鞅只要国强，通过重刑、重赏去培养勇敢的战士，而为达到这一点就必须使民愚、民朴，使人民成为"家不积粟"的贫民。而民愚、民贫，才能方便地供统治者驱使。所以，在商鞅上述政策的统治下，人民是富裕不了的。从后来汉代发展经济的经验看，是汉文帝"弛山泽之禁"，放手让人民去经营工商业之后，经济才迅速得到发展的。所以，商鞅的重农抑商有其阻碍经济发展、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这是应该指出的。不能因为商鞅变法成功了，使秦国强大了，就否认其消极的一面。总之，应对商鞅的经济思想和措施，一分为二地加以评价，这才是实事求是。

（三）孟子、荀子与韩非的经济管理思想1。孟子的"恒产论"与重工商的思想孟子，名轲，字子舆，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前289年。邹人，鲁国孟孙氏之后。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门下，或说他并非子思嫡传，而是私淑弟子。孟子极力排斥杨朱、墨翟等学派，捍卫儒家道统，自谓得孔门真传。孟子曾周游列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齐宣王时，孟子游学于齐，位列上大夫，食禄万钟，与稷下先生淳于髡等几十人为当时著名学者。孟轲在捍卫儒学方面有大功。唐代韩愈肯定他是儒家道统嫡传，此后地位日益提高，元文宗时尊他为"亚圣"，成了儒家仅次于孔子的大师。

孟子一生与孔子相似，在为他的政治理想而奋斗。孟子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实行"仁政"、"王道"。孟子的经济管理思想是他政治理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井田"制的主张是当时无法实行的乌托邦，然而"恒产论"和对小农经济的描述却是现实的，现在仅就他涉及农业、工商业管理一些主张、观点，论列如下：（1）"恒产论"与富民论孟子主张人民应有"恒产"。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拥护私有财产制度的理论，恒产的范围包括农工商业的财产，在当时条件下，最主要的财产却是土地"①。意即孟子所说的恒产，就是拥护土地私有制度。笔者认为，孟子所说的"恒产"是就直接生产者稳定地占有、使用、经营土地的权益而言的，而不是拥护土地私有制度。孟子主张实行井田制度，在井田制下土地国有，只是把土地分给直接生产者固定地占有和使用而已。所以孟子的"恒产"论不是拥护土地私有，而是维护农民稳定地占有、使用土地的权力，这从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是不会错的。结合孟子的言论和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就不难了解。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①。

如何理解这段文字呢？首先孟子这段"恒产"的议论后面就是关于"井田"制的言论，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孟子的"恒产"论是土地国有制的井田制下的"恒产"论。这样的"恒产"论只能是劳动者稳定地占有、使用、经营国有土地，而不是拥护土地私有制。其次，在孟子看来，有固定产业的人思想稳定，没有固定产业的人思想不稳定，这些思想不稳定的人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无疑是很有道理的。第三，在这段文字之后，孟子又讲了农家的许行及"其徒数十人"，从楚到滕，而对滕文公说："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许行和他的门徒听说膝文公要行仁政，就表示愿受一廛（住宅）而为氓（民），按周代的制度对外来的民众，受住宅（廛）和土地是同时进行的。这正说明所谓"恒产"就是对授给的国有土地有稳定的使用权。战国中期，由于广泛存在的个体农民在国家赋税、徭役的盘剥下和自然灾害的打击下，纷纷破产，无法进行再生产，这时孟子倡导"恒产"，对稳定个体农民经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

孟子认为个体农民有一定的"恒产"是可以致富的。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吾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①。

孟子在这一段话中对个体农民经济从事的生产事业分为三项：第一项是蚕桑纺织业，在五亩的宅园中种桑养蚕，经营得好，50　岁的人可以"衣帛"。第二项是"鸡豚狗彘"之类的家畜饲养业，如果适时地经营好这项事业，70　岁的老人"可以食肉"。第三项是农业耕作，如果国家的徭

①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5-326　页。

①　参见《史记》卷五《秦本纪》，卷七十《张仪列传》，《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①　《史记》卷四十五《韩世家》。

役不侵夺农时，百亩之田种好，可以使8　口之家"无饥"。这三项生产事业都经营好，一户农民就可过上较富裕的生活，国家也就会兴旺。在一般情况可能是达不到这一点的，所以孟子所说的这种状况是他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为了使个体农民富起来，国家应采取什么措施呢？孟子认为：国家应当征收十分之一和九分之一的农业税。孟子说古代的税收制度为：夏代每家50亩而按"贡"法纳税，殷人每家70亩而按"助"法纳税，周代每家100亩而按"彻"法纳税。三种税制虽然不同，但都是抽十分之一的税。孟子又说"国中什一使自赋"即城市自行缴纳十分之一的赋税。孟子的这些论述说明他主张征收较轻的农业税。从"国中什一使自赋"来分析，孟子只是说城市及近郊的收十分之一的农业税。他又说"请野九一而助"②，这就是说在"野"中按助法征收九分之一的税。在用何种办法征税的问题上，孟子则认为采用"贡"法收税最差，采用"助"法最好。"贡"纳制度有什么毛病呢？孟子认为贡纳的多少，要根据当地几年中的收获量的平均数额交纳，这就是所谓"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采用这种方式的毛病在于贡纳的数量（或税率）规定以后，缺少伸缩性。丰收年多征点人们能承受，但限于贡纳数额已定而无法多收；灾荒年收获锐减甚而连粪肥用钱都不够，却仍要按数缴纳，人们无力承受①。相比之下，"助"法就没有这些弊病，"助"法借民力助耕公田，以公田收获上缴，在孟子看来简便易行，是最好的制度。实际上当时实物税（租）已普遍推行，孟子要恢复"助"法，就是要恢复劳役地租，这正是一种大倒退。从徭役经济向实物经济的过渡，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力发展，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孟子对此不理解，却要恢复徭役经济，这正说明他思想保守和对历史实际缺乏了解。孟子主张收十分之一和九分之一的农业税，但却反对收比这更轻的农业税。白圭曾想收"二十而取一"的农业税，问孟子怎么样？孟子回答说：你的办法，是貉国的办法。貉国不生五谷，只生长黍。又无城郭、宫室、宗庙和祭祀的礼仪，所以"二十取一"就可足用。现在你住在中国，却要废弃社会伦常，不设各种官吏，那怎么能行呢②？因此，孟子反对征收"二十取一"的农业税。白圭是战国时著名的大商人、大理财家，他主张收二十分之一的农业税，必有其他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办法。后来汉代采取三十税一的田租制度，正说明白圭进一步减轻农业税有其客观需要。孟子死守十分之一和九分之一的农业税不放，担心再减轻会国用不足，正是他缺少实际理财经验的反映。

孟子主张农业征税形式要单一，在他生活的时代，农业税收有三种形式："有布缕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①这三种形式与后来唐代的租、庸、调类似，可以说是租、庸、调的前身。这说明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国家需要征收的赋税种类和农民所能提供的东西基本相②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①　《孟子·滕文公上》。

②　《孟子·告子下》："白圭曰："吾欲取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　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可乎？"曰："不可，器用不足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　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　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似。但孟子主张对这三种形式应"用其一，缓其二"，并说如同时采用两种形式，农民可能饿死；如三种同时采用，就要父子离散。孟子这一主张有减轻农民负担的作用，不过在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激烈进行的情况下，这不可能实现，而是一种空谈。

总之，孟子主张收十分之一、九分之一的农业税和采取单一税收形式，减轻农民负担，让他们富起来，这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其中也夹杂了不少保守、过时、迂阔和不切实际之处。

（2）重工商与工商免税论在商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之后，孟轲却极力主张应重工商，甚至提出工商免税的特别优惠工商业的主张。

孟子重视工商业充分表现在他的分工论方面。孟子在和陈相的对话中，淋漓尽致地阐明了他的分工论和对工商业的重视。孟子问陈相的老师徐行，"必种粟而后食乎？""必织布而后衣乎？""冠（戴帽子）

乎？""自织之与？""以釜甑爨（烧饭），以铁耕乎？"而后孟子说"以粟易器械者，不为厉（损害）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损害）农夫哉？"况且治理天下，一个人怎么能百工之事"必自为而后用之"呢①？为强调分工的必要性，孟子进一步说：子不通功易事（互通有无），以羡（有余）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②分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没有分工就没有社会进步。分工可以极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孟子强调了分工的必多性和重要性，这无疑是进步的。而且强调分工的合理性，也就是强调工商业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孟子所说的"以粟易器械"，"以其械器易粟"，就包括了农业、手工业产品商业交换活动。没有农业固然人们无法生活，没有手工业、商业也无法生存，所以孟子强调分工，也就同时强调了手工业、商业的重要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主张对工商免税。他说："市上，储藏货物的货栈（场所）不征货物税。如滞销，依法及时征购，不让长期积存，那么天下商人都会高兴而愿把货物储藏在那个市场上了。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那么天下旅客都会高兴而取道那个国家了。。。人们居住的地方，不征收额外的雇役钱和地税，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高兴而愿意到那里侨居了"③。不征工商业税自然会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但孟子这一主张实属无法实现的空论。他一方面主张农业税要轻到一定限度，同时又主张不收工商税、地税、雇役钱，那么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呢？

修建货栈、道路的开支从哪里来呢？所以，孟子上述主张纯属空谈。

孟子是一代大儒，但在经济上并无治国理财的切实办法，所以他奔走列国不受当政者的重用实非偶然。

2。荀子的富国、富民与重农抑商荀子，名况，赵人，约生于公元前298年，卒于前238年。曾游学于齐，齐襄王时在稷下各学士中有很高声望，三为祭酒（众学士之首领）

①　《孟子·滕文公上》。

②　《孟子·滕文公下》。

③　《孟子·公孙丑上》，译文据杨伯峻《孟子译注》而稍加改动。

①，后为楚兰陵令，并卒于此。韩非、李斯、毛亨、张苍均是其弟子，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荀子主张重农、富国、富民。

荀子重农轻商，完成了先秦儒家从重农工商，向重农轻商、抑商的转变，在先秦儒家中，荀子的经济思想最为光辉。今就荀子的经济管理思想择其要者，简略介绍于下。

（1）富国、富民思想。

荀子明确提出富国、富民的思想，通过裕民、富民来富国。《荀子·富国篇》就是专门研究如何裕民、富民，从而达到富国。

在讲国富和民富的关系时，荀子与韩非、商鞅主张"民贫"的观点不同。荀子主张通过富民来富国。他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②这是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发展，是"藏富于民"思想的发挥。

为使民富，荀子反对聚敛和搜刮民财。他说"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小箱子）、实府库。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③荀子反对聚敛，认为这是亡国之道，实际上就是反对过分搜刮、剥削民众。这对民众是有利的，是富民主张的重要一环。

荀子认为农业是财富的泉源，所以民众应通过农业而富。他说："不富无以养民情，。。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①这里提到从事农业致富的两个条件，一个是"务（致力）其业"，另一个是国家不要在农耕时，征发农民服役。在这两个条件下，耕百亩田的农民就会富起来。在荀子看来，财富积累越多，对生产发展越有利，越有利于人民致富；反之，则不利。他说："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有空虚穷乏之实矣。"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强调了劳动力对生产财富的作用。他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③在他看来，用人力从事五谷、菜果、六畜、水产等的生产都可以取得财富。他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益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车（载满一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④。

荀子认为对于生长五谷的土地，人如能种好管理好，可以亩收数盆，一年可收两季；又可以长瓜桃枣李，每株可收一石多到十余石；又可种菜

①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②　《荀子·富国篇》。

③　《荀子·王制篇》。

①　《荀子·大略篇》。

②　《荀子·富国篇》。

③　《荀子·王霸篇》。

④　《荀子·富国篇》。

蔬，收获以泽（低洼的大坑）量，多到难以计数；又可养六畜禽兽，每种可盛满一车。水里养的鱼鳖之类，每年均可成群；至于飞鸟、昆虫之类可供人食用而饲养的更不知有多少。荀子这一段话表明：他所说的农业包括谷物种植、蔬菜种植、果树栽培、六畜禽兽饲养、水产品的养殖、飞鸟昆虫等的利用。这种农业观是一种大农业观，是多种经营的农业，而决非单纯的谷物种植。荀子强调对上述各项事业如果"人善治子"，即人们用自己的智力、体力经营好、管理好，谷物会多收、水果和蔬菜会多到难以计数，六畜禽兽、水产品、飞鸟、昆虫更是多到人们利用不完。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富民来达到富国当然是不困难的。所以荀子对他的富民、富国主张充满了信心。

为了富民、富国，荀子还主张国家施行其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他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民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轻田野之税，就是农业税要轻；二是关税、市税征收要适当；三是要减省商贾的数量；四是少征发力役，不要侵夺农时。这四项措施是"以政裕民"的措施。采取了这些措施就会民富、国富。

荀子通过富民而富国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欲望论。荀子肯定"人生而有欲"①。他说：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②。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①。

荀子承认人们有欲望，那么如何满足这种欲望呢？荀子与"寡欲论"和"纵欲论"不同，荀子实际上继承了他以前儒家"节欲"的主张，认为"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②。所以荀子认为满足欲望的要求，应有"度量分界"，这实际上仍是一种"节欲"的主张。然而，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地位不同，人们欲望也不同。所以荀子说："分（名分）均则不偏，执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这就是说，名分一样则不能辨别尊卑，势位相等则不能互相统属，众人的名分都一样就无法使用。又说："执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满足）则必争"。那么应当怎么办呢？荀子主张"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这就叫做"维齐非齐"，齐就是不齐，不齐才能齐③。十分明显，荀子满足人们欲望的"度量分界"是按照人们"贫、富、贵、贱"的不同而加以不同的满足。这就是说荀子的富民思想是有阶级性的。

那么荀子的富民的内含是什么呢？怎样才叫富呢？在荀子看来"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和有余衣，这就是富了。荀子在这方面有充足的信心，他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其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汗池渊沼川

①　以上参见《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卷七十《张仪列传》。

②　《荀子·性恶篇》。

①　参见《战国策·赵策二》，《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②　《荀子·礼论篇》。

③　《荀子·王制篇》。

泽，谨其时禁，故渔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④。

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馀足以衣人矣⑤。

（2）重农抑商与贸易观荀子认为农业是主要生产财富的源泉。他说："士大夫众则国贫。

工商众则国贫。。。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①"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②从上述论述中，农业是财富的源泉。"工商众则国贫"，"省商贾之数"可使国富，所以工商不生产财富。既然如此，当然就要重农抑工商了。不过荀子并不否定工商业的社会职能，对工商业的作用还有较明确的认识，如说："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器械。"③"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④有时甚而认为手工业也创造财富，如说："百工忠信，。。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⑤从这些论断来看，荀子仍然认为工商业在社会上不可缺少。正因如此，荀子要求"省工商之数"，以免"工商众"，并不要求从根本上取消工商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能够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取决于农业劳动者在他们自身的消费数额之外，能提供多少剩余农产品，同时也取决于从事非农业的其他行业的人数多少。所以荀子反对"士大夫众"、"工商众"，要求"省工贾"、"众农夫"。因此，不难看出，荀子的重农抑商具体表现就是限制工商业者的人数，使工商业的发展适合于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虽主张抑工商，但对商业、贸易的职能却有正确的认识。他认为贸易的作用在于使财货"无有滞留"，使财货流通，利于消费者和生产者。他说：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①。

不仅如此，荀子还认为，商贾通财货，可以满足国家的需求，如说，"商旅安，货通财，（财货通），而国求给矣。"②为保证商业、贸易发展，荀子主张"易（治）道路，谨（禁）盗贼，平（整理）室（店铺）肆，以时顺修（修订整理），使宾旅安而货财通"③。又要求：关卡和市上检察而不征税，用以平市价的文书要禁格执行而不偏废④，则商业才能正常进行。

④　《荀子·王制篇》。

⑤　《荀子·富国篇》。

①　《荀子·富国篇》。

②　《荀子·大略篇》。

③　《荀子·荣辱篇》。

④　《荀子·王制篇》。

⑤　《荀子·王霸篇》。

①　《荀子·王制篇》。

②　《荀子·王霸篇》。

③　《荀子·王制篇》。

④　《荀子·王霸》："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遍"。

荀子主张等价交换，使买卖双方都无损失，《荀子·正名篇》说："易者以一易一，人曰：无得亦无丧也。以一易两，人曰：无丧而有得也。以两易一，人曰：无得而有丧也。"这就是说交换时要等价交换，才是人们所说的"无得亦无丧也"的公平交易，不吃亏也未讨便宜。如果"以两易一"，一方吃了亏，吃亏的一方当然不会有人去干。而"以一易两"，"犹以两易一也"，吃亏的一方也不干。荀子这里所说的"一易一"是价格相等的两件东西的交换。

荀子主张积极扩展对外贸易，可从外引进珍奇物产，供本国享用。

如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⑤荀子是很乐观的，认为开展对外贸易后，四方的珍奇物产都会源远而来。然而，用什么产品或是黄金去交换这些物品却未谈到，对外贸易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应采取什么对策等等也未谈及，所以荀子的上述主张只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对享用外来珍奇物品的一种憧憬与向往。

3。韩非的经济管理思想韩非，约生于公元前280年，卒于前233年，韩国公子。韩非口吃，不善言辞，而长于著述。韩非与李斯同为荀子学生，不过韩非从思想上明显地还接受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的影响。战国末年，韩国日见削弱，韩非曾屡次上书韩王，终不为所用。韩非愤而作《孤愤》、《五蠹》、《说难》诸篇，秦王政读了这些著作后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①。韩非是法家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经济思想是为其政治理论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韩非经济管理思想颇具自身特点和时代特点，今择其要者，介绍如下：重本抑末　韩非是重本抑末最早的提出者。这是他受商鞅耕战政策和荀子重农抑工商思想的影响，并加以发展的产物。他说：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②。上述主张说出了韩非经济管理的一个根本宗旨，就是要让从事末作的"商工游食之民少"，办法是让其名位卑下使从事于它的人日寡，而从事"本务"农耕的人日多。值得注意的是在韩非看来农耕为本务，其他"锦绣刻画"等手工产业均被视为末。不仅如此，他把非农业活动几乎都视为应取缔的对象。商鞅的耕战政策侧重反对商贾、技艺、言谈游士。韩非则把攻击的范围大大扩大，在《五蠹篇》中把讲仁义的学士、纵横家、带剑侠士、近侍之臣、工商之臣称为五蠹，即社会的害虫，列入被禁之列。在《六反篇》中又反对贵生之士、文学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磏勇之士、任誉之士。韩非认为这些人对耕战无益，这些人增加从事耕战的人就会减少，所以对这些人要严加禁止。

韩非对非农业人口如此严禁，有其思想根源。重农者一般都认为农是财富的主要源泉或唯一源泉。荀子认为农业就是财富的主要源泉。法家申不害认为："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曰：土贵，土食之⑤　《荀子·王制篇》。

①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②　《韩非子·五蠹》。

本也。"①这种思想是农本思想的另一种表述。韩非则认为"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②，"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③。韩非子又鼓吹耕战，说农战可以做到"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又鼓吹"富国以农"④。既然国家靠农业才能富，工商业等行业是危害社会和国家的，那当然就要重农抑商，重本抑末。这是这种理论在逻辑上的必然归宿。

韩非对非农业行业严加禁止有其时代特点。战国末年兼并战争剧烈进行，战争时有粮食有兵员国家才能存在，反之国家就要灭亡。在这种形势下，对一个国家来说耕战是最重要的，所以他鼓吹"富国以农，距敌恃卒"。在韩非看来，不能为耕战服务的行业都是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所以都要加以打击和禁止。

韩非的上述主张付诸实践，从长期来看是会阻碍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然而从他生活的战国末年这个时代看，这种思想出现则有其道理的。既然各国依赖耕战才能维持自身生存，那就可能把一切与耕战无关的行业都视为危害国家的行为。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数增加，从事耕战的人数就会减少。韩非对这些道理讲得最透彻，也最极端，所以就受到了秦王政的赏识。秦王政正是集中全国力量于耕战，所以最后终于统一了全国。因此，可以说韩非重本抑末的思想适合了战国末年形势的需要，并对以后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反民富论　在先秦诸子中，孔子主张"富而后教"，道家则以甘食、美服、安居、乐俗为其理想社会。商鞅提出国富民贫，韩非则在理论上反对民足、民富，认为足民、富民是有害的。

韩非认为民众"财货足用"会使他们出现奢侈与怠惰，反而于他们不利。他说：夫富家之爱子，财货足用，财货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侈泰则家贫，。。此虽财足用而爱厚，轻利之患也①。

按照韩非的上述逻辑，民富以后"财货足用"，则必然"侈泰"，而"侈泰则家贫"。那么，应当怎么办呢？韩非说"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而民众贫困就会加倍努力。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贫困比富足好。民众个个贫困，个个加倍努力，国家当然就会兴旺。这就是韩非主张的逻辑结论。

韩非还认为，人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大多数人贪得无厌，只有极少数人能"知足"、"知止"。在这种情况下，如把"民足"作为治国的方针，就是"不察当时之事实"的主观臆断。韩非说：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也。故桀贵为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足使为天子，而桀未必以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治也①。

①　《战国策·赵策三》"魏因富丁且合于秦"。

②　《韩非子·饰邪篇》。

③　《韩非子·六反篇》。

④　《韩非子·五蠹篇》。

①　《战国策·赵策一》。《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载苏厉为齐王遗赵王书中亦云："燕秦之约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国三分王之地。"

①　《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9　页。

按照韩非所说的逻辑，人们不可能"知足"、"知止"，夏桀贵为天子"不足于尊"，"不足于宝"。所以想以"足民"的方法治国，是不可能的。韩非虽然也承认像老聃那样的人是"知足"、"知止"的，但这只是少数人，多数人是不"知足"的，不"知止"的，国君不可能无限地满足他们的欲望，所以"足民"是不可采取的。韩非这些论断似是而非，并不正确。须知，在一定条件下，大多数人的需求基本上可以满足。像老聃那样"知足"、"知止"和夏桀那样不知足的人都是少数人，不能以个别代替一般。韩非的方法就是以个别代替一般，进而否定"足民"方针。

韩非反"足民论"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认为有的人贫穷是由于奢侈、懒惰，有的人富有是由于勤俭的结果。韩非说：今夫与人相善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善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②。韩非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侈而惰，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力而俭。在实际生活中，也确有一些人因侈而惰而贫穷，有的人因力而俭而富有，但如果把穷与富产生的原因完全归结为这一点就十分片面了。

因为这样作恰恰掩盖了统治阶级对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造成人民贫穷的主要根源。韩非说"侈而惰者贫，力而俭者富"，恰恰为他反"足民论"提供了根据，他说："今上征■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①这就是说他反对国君向富人征税而救济穷人。这样就会造成一个永久贫穷供统治阶级驱使的贫民阶层。

韩非还以人口自然增殖快而土地少造成的财货少为理由，论证人民不可能富足。韩非说：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②。韩非认为人口增殖快造成人多与财货寡是造成人民贫穷的重要原因。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把人民贫穷的原因仅仅归结于此，却又掩盖了造成人民贫困的社会根源。

总之，韩非的经济管理思想有其自身特点，这个特点表现在把法家的一些经济思想推向极端，为封建专制政治服务，力图通过经济管理造就出供统治阶级盘剥和驱使的劳动力。但韩非的经济管理思想适应了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具有现实的使用价值，所以能为秦始皇所采用，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大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但韩非的经济管理思想有很大的片面性，完全照其理论办理，会产生难以预料的社会后果，秦朝二世而亡就是明证。

（四）《管子·轻重篇》的经济管理思想《管子·轻重篇》诸篇原19　篇，今存16　篇，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瑰宝。《轻重篇》在重视农业、稳定个体农民经济基础上，主张通过②　《战国纵横家书》，第46　页。

①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120　附。

②　齐攻燕的时间或说在宣王六年，钱穆考证在宣王五年。见注①。

商品经济来富国、强国，提出了国家通过货币、商品的"轻重"关系来调控经济的理论，这在先秦经济思想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至今仍然可资借鉴。

1。《管子·轻重篇》的轻重理论在中国历史上"轻重"概念常常是与管仲联系在一起的。《史记·齐太公世家》说：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史记·管晏列传》中说："管仲既任政齐相，。。贵轻重，慎权衡。"

《史记·平准书》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管子。。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这些记载都是把"轻重"与管仲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管仲通轻重之变，使齐国富强，所以齐国人缅怀其遗教，不断地根据管仲的言行和有关档案及现实的需要探讨轻重理论，至战国时形成了《管子·轻重》各篇。《管子·轻重》诸篇虽非管仲所作，但它从轻重理论出发提出国家从宏观上管理和调节经济的主张却值得注意和重视。

那么《管子·轻重》诸篇阐发的轻重理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轻重"是一个矛盾的对立面，作为一种治国之术，主要用于经济方面，犹如孙子兵法中"正奇"这一概念主要用于军事方面一样。在经济领域中，轻重理论就是通过权衡货币、谷物、百物的供需、贵贱，采取措施使国家富强，并平抑物价安定民众生活。在对外方面，就是要权衡轻重，在经济上通过对外贸易和商战制服、搞垮别国。从以下方面可看出轻重的运用：其一，轻重理论用之于万物方面，则任何商品都如《管子·揆度篇》所说是"重则至，轻则去。。。物臧则重，发则轻"。《管子·轻重甲篇》则说："章（障）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这里所说的"重"主要表现在商品缺乏、供应不足，引起涨价和人们的重视。这里所说的"轻"，主要表现在物品供应充分和很多，价格下跌。物品"重"就会引起运地同类商品输入。"轻"则本地商品就会运销到他方。其二，轻重理论用在谷物方面，《管子·轻重篇》认为谷物与万物的轻重关系成反比。《管子·轻重乙篇》："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管子·乘马数》载："谷独贵独贱。桓公曰："何谓独贵独贱"？管子对曰："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这就是说，谷与万物的关系是，谷重万物相对轻，谷轻万物相对重。其三，轻重理论用之于货币方面，货币与万物成反比，《管子·山至数篇》说"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管子·山国轨篇》说："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万物而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管子·国蓄篇》则说，"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其四，货币与谷物的关系，又是所谓"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二者成反比。为了掌握轻重关系的规律，了解各种商品（万物）与谷物、货币与万物、谷物与货币彼此间轻重关系的比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各种商品形成的轻重之势，《管子·轻重》诸篇中都曾谈到。如《国蓄篇》：聚则重，散则轻。《轻重甲篇》：守则重，不守则轻；章（障）则重，不章则轻。《国蓄篇》：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轻重乙篇》和《地数篇》则云：令疾则重，令徐则轻等等。

了解各种物品之间的轻重比例关系，和各种情况下物品所出现的轻重之势，是为了采取相应的措施而达治国安民之目的。所以《管子·国蓄篇》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决定民众生死）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通货）也。故善者执（掌握）其通施以御（控制）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万物之价）可得而平也。

上面所引述的两段话，是国家通轻重之变所要达到的目的。第一段话是说国家掌握着货币以控制能决定民众生死的谷物的价格，因此就能使民众尽到自己的力量。第二段话的意思是说，民众有余的东西就"轻"，因此人君就在东西轻时加以收藏。民众缺乏的东西就"重"，所以人君就在东西"重"时加以卖出发散。这样一■一散，国君必然得到10　倍之利，而财物的价格又可得到平抑。

《管子·轻重篇》诸篇的作者认为轻重之术是治国的根本方法。《管子·揆度篇》说："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管子·轻重戍篇》载："桓公问于管子曰："轻重安施？"管子对曰："自理国虙戏（伏羲）以来，未有不以轻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在这位作者看来伏羲的"迎阴阳"，神农的"树五谷"，燧人的"钻燧取火"，直到夏代的"疏三江，凿五湖"等等都是以轻重之术治国的体现。这样，古代统治者所推行的一切经济措施和治国良法，都被概括在轻重理论的范围之中了。这样，轻重理论就被说成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广义的治国理论了。

2。轻重理论下的重农思想《管子·轻重篇》诸篇所阐发的轻重之术是建立在重农的基础上的。

所以，这种轻重之术不仅与重农不矛盾，相反它还以轻重之术来稳定农民生活、促进农业发展。《管子·轻重篇》诸篇不少地方都论述了农业的重要，如《管子·轻重甲篇》说："管子曰：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故事再其本，则无卖其子者。事三其本，则衣食足。事四其本，则正籍（征赋）给。事五其本，则远近通，死得藏（葬）。"《管子·揆度篇》有与上述相似的一段记载说："上农挟五（口），中农挟四，下农挟三。上女衣五（口），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农有常业，女有常事。一农不耕，民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为之寒者。。。故先王谨於其始。事再其本（民众从事的生产事业收入能倍于其资本），民（只有）无■者卖其子。三其本，若为食。四其本，则乡里给。五其本，则远近通，然后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无止，。。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国之数也。"上述两段集中地论述了农业的重要性。所以，《管子·轻重篇》的作者是决不轻视农业的。非但如此，《管子·轻重篇》还认为封建统治者应采取种种措施保证和促进农业生产的进行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不误农时《管子·山国轨篇》说："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谓时作。"《管子·巨乘马篇》载，在"春事二十五日之内"，国君不可兴徭役，如果国君兴徭役，则是"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夏天的繇役），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谷失於时，。。此盗暴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众也。随之以暴，谓之内战。"这里，痛切地陈述了国君起徭役、误农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其目的就是告诫统治者应不误农时，在农忙时要保证劳动者能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

《管子·轻重甲篇》则载："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大夫无得缮冢墓，理宫室，立台榭，筑墙垣。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这就是说在春耕农忙到来之时，大夫家要停止修缮冢墓、宫室、台榭、筑墙垣等活动，"北海"地区也要禁止民众雇工煮盐，这样便可以保证劳动力不流失他用，并使春耕生产得以正常进行。

（2）从事多种经营《管子·山权数篇》载："桓公问於管子曰："请问教数（教育的方法）。管子对曰："民之能明於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给黄金一斤或相当于黄金一斤的谷八石为奖金）。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衮（裕，同衍）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愈）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知时，。。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这里在谈教育民众的方法时，国家以奖励作为教育的方法，对善农事的蕃育六畜的、树艺的、种瓜果蔬菜的、会看病的、经验丰富能预知谷物丰歉的、善于种桑养蚕的，均以黄金一斤或相当于黄金一斤的八石谷物为奖金。从奖励的事项看，《管子·轻重篇》的作者倡导的是多种经营，对善农事种五谷、善畜牧育六畜的、树艺、种菜瓜果、善种桑养蚕都给同样的奖励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3）借贷国家蓄藏一定量的粮食和钱，农民困难时借贷给农民，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待农民收获再以实物还贷。关于这点，《管子·国蓄篇》载：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钱贯，即穿钱的丝线）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供给）耕，夏以奉芸。耒■械器钟（种，五谷之种）穰（■，与饷同）粮食毕取赡於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凡轻重的大利是以重射轻，以贱而转化为平价。万物的"满"（余）与"虚"（不足）随着国家财政的平准政策而不断变化，打破的平衡会重新再现。人君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坚持实行平准政策。国家使有万家的城镇储存万钟之粟和钱千万，让千家的城镇储存千钟之粟和钱百万。储存粮食和钱的目的是：春天供给耕田，夏天供给锄耘。耒■等械器和种籽及粮食当然是由国君供给的。因此大商贾储积家就无法大肆盘剥民众，为什么会如此呢？是因国君勤谨地扶持本业。春天借贷的钱粮收取丝织品缯帛，夏天贷出的钱粮在秋收后收取谷类。因此，民众不会无事干，国家也不会受损失。

《管子·山国轨篇》说每年"泰春"、"泰夏"、"泰秋"、"泰冬"的"物之高下"，民"相并兼之时"，国家都要贷给农民粮食。并说："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媵（縢）籝、屑（碎米）、■（■，乾粮）、公衣。功已而归公衣，折券（折毁借贷时所给之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

（4）调节物价抬高谷物价格，促进粮食生产。《管子·轻重篇》谈到抬高谷物价格屡见不鲜。如《巨乘马篇》载"国谷之重再什倍"。《山国轨篇》："三壤已抚，而国谷再十倍"。《山权数》："国谷之重十倍异日"。

《山至数》："国谷十倍"。《地数篇》谓"武王立重泉之戍"，使"国谷二十倍"。《管子·轻重甲篇》对这个问题讲的比较具体："粟贾（价）平（釜）四十则金贾（斤）四千。粟贾釜四十，则钟四百也，十钟四千也。二十钟者为八千也。金贾四千，则二金中八千也。然则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一农之事乃中二金之财耳。故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贾，釜四百，则是钟四千也，十钟四万，二十钟者八万。。。一农之事有二十金之■。"这里讲了粟价提高10　倍与农民货币收入的关系。粟价釜四十，则钟四百，十钟四千，二十钟为八千。而当时金价为一金四千，二金八千。一户耕田百亩的农民，百亩之收为二十钟。则一户农民一年收入八千，值二金。如果粟价提高十倍，则粟价釜四百，钟四千，十钟四万，二十钟八万。

而这时金价未涨，所以金一斤四千，十金四万，二十金八万。因此，一户农民每年收二十钟，值钱八万，值二十金。由于粟价提高了10　倍，农民种谷物可以增加收入，所以种谷物的积极性提高，导致谷物生产的增加。另一方，由于本国的粟价提高，别国的粟也会被贩来本国，也是促进本国粟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5）减免农业税在煮盐业方面增加收入，减免农业税收。《管子·地数篇》载桓公问管子曰："吾欲（内）守国财而毋税於天下，。。可乎？"管仲回答说：可以。其办法是：盐是人人都要食用的生活必须品，"十口之家，十人咶（食）盐。百口之家，百人咶盐"。齐国又是著名的盐产地，每年冬天从十月开始煮盐至第二年春天国家可征　收到3　万钟盐①。而第二年春天，由于"阳春农事方作，令民毋得筑垣墙，毋得缮家墓。大夫毋得治宫室、毋得立台谢。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贾（价）必四什倍"。这时，可把高价盐，运销至梁（魏）赵宋卫濮阳。由于无盐则腫，别国不能无盐，这实际上等于齐国煮海水为盐向天下征税了。由于卖高价盐赚到钱，因此可以"内守国财"，而减免国内的农业税了。

（6）以工代赈在水旱灾荒年景以工代赈。《管子·乘马数》载："若岁凶旱水泆（溢），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计）也。"此处所讲的办法就是后世以工代赈之法，让贫困无生计的贫民当庸工，挣钱糊口，渡过荒年。

①　《史记》卷五《秦本纪》。

3。轻重理论下的安民强国思想轻重理论的宗旨在于安民强国，因此《管子·轻重篇》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主张，这些主张值得注意的主要有下列一些：（1）轻税和免税《管子·轻重篇》认为强求征籍（征税）会破坏生产。《管子·轻重甲篇》云："籍於室屋，。。是毁成也。。。籍於万民，。。是隐情也。。。籍於六畜，。。是杀生也。籍於树木，。。是伐生也。"②征房屋税会使已有的房屋日渐毁坏，征人头税会使人心趋于造伪做假，征牲畜税会导致牲畜被宰杀，征树木税会导致树木被砍伐。总之，强求征税会破坏生产，《管子·国蓄篇》认为强求征税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如说："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价什去一。今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价什去二。今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价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价什去九。"这说明强制征取财物，民众为缴纳捐税，不惜廉价变卖财物而纳税，征税限令的期限越短纳税者被迫降价出售商品所受的损失就越大。而"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①。因此，向人民强求征籍（征税）就会引起人民的不满，产生"下怨上而令不行"的现象。所以，首先要轻税，减轻赋税也容易做到。《管子·大匡篇》载："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这里除了饥荒年不收税外，两年征税一次，上年征十分之三的税，平均每年征百分之十五；中年征十分之二的税，平均每年征百分之十；下年征十分之一，平均每年征收百分之五。如果上年、中年、下年平均算，则每年征收十分之一的税。《管子·幼官图篇》载，齐桓公第三次会合诸侯时规定："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这里规定的收税是很轻的，不过只是暂时的。从农业税的征收看，《管子·治国篇》说"府库之征，粟什一"，说明一般情况下征收什分之一的田赋。

轻税这一点只是初步。《管子·轻重篇》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不向民众征税而又能作到财利归於国家，即所谓"故万民无籍而利归於君也"②。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采取其他一系列措施。

（2）国家与贸易国家参与粮食等物品贸易，一箭三雕，既可以使国家获利，财政充裕；又能平抑物价，安定民众生活，同时还能阻止"大贾蓄家"操纵市场，"豪夺"农民。《管子·山国轨》讲了国家对经济的规划和干预办法，主张以乡、县和国家进行规划，以了解田数、人口为基础。先了解"田若干，人若干"，和田地中"高田、闲田、山田"的数量。这样，一乡一县之田生产的"谷重若干"也可以大体知道，而后又可以了解"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这就是所谓"泰轨"，即基本规划。据此，国家设立"环乘之币"（公币）作基金，由国家先贷放给农民，家口多者贷放多，少者贷放少。收获后，贷款按谷价折合，以谷物缴还国家，收获少的山田，如下够农家食用，可用国家②　《战国策·魏策三》。

①　《史记》卷七十九《范睢蔡泽列传》。

②　《管子·国蓄篇》。

的公币"振其不赡"。其结果，农民生产的大量谷物集中于国家手中，到谷价上涨时，国家又可从抛售谷物中获得巨大利润，以充裕国家的财政。

国家参与粮食贸易和调控是一项基本措施，所以《管子·轻重篇》一再谈到此问题。《国蓄篇》说如"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国家利用供求不平衡时的物价涨、落来收购、销售，在一买一卖之间就可以谋取大利。所谓"什倍之利"也只是说获利多之意的虚词，并非绝对的表示数量之意。

国家除了参与谷物贸易之外，在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条件下，也参与纺织品的贸易。国家对某乡"女胜事者若干"，其产品除供自身穿着外"余衣若干"也列入"泰轨"。对这些有余的纺织品，国家照市价折合为货币，支给预付款。这样封建国家又掌握纺织品，等这些东西价格上升时，国家又出售从中谋利。此外，国家对军队需用之牛马、器械、战车和山泽物品的加工品小农具等等也都进行预购储存，又及时预售和卖出，国家从中获取巨大利益。

总之，封建国家通过上述谷物、纺织品和其他种种物品交易，获取了巨大利润，充实了国家的财政。另一方面国家售出这些货物时又有平抑物价的作用，安定了民众的生活。这样作的同时，也就制止了商人的屯积聚奇、谋取暴利。

（3）调控物价利用价格波动，增加国家收入。通过价格变动反映商品的轻重关系是《管子》轻重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管子·轻重乙篇》载：桓公问於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

《管子》中所说的衡，就是商品价格围绕一个中心线而上下波动的运动。尽管《管子》不懂商品价值，不懂商品价格围绕价值而上下波动的道理，但《管子》却观察到客观存在的这一现象。因此，在《管子·轻重篇》的作者看来，把物价绝对地稳定在一点上没有必要，应在价格的上下波动中求其准平，不能使其"常固"。《管子·轻重篇》的作者主张利用这一点来调控经济生活，为国家谋利。所以，《管子·轻重乙篇》又说："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操事於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於君也"。

轻重理论还利用价格的相对关系间接刺激价格上涨来调控国家的经济生活。如《管子·轻重丁篇》说，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则不必征布税，而征麻税，于是麻因征税价涨10　倍，因麻价的上涨而影响布价也大大上涨。同样，如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纺织品帛，则征丝税，这样丝的价格上涨又可刺激帛的价格上涨①。国家可以利用价格上涨的机会，出售布、帛，增加国家的收入。

（4）垄断货币

①　《管子·轻重乙篇》说："君守布，则籍于麻，十倍其价，布五倍其价，此数也。君以织，籍于系（丝），籍系抚织，再十倍其价。"

国家以此增加经济收入。《管子·轻重篇》的货币思想是很光辉的，发人所未发，提出了一系列的货币金融方面的问题，其中一些是错误的。正是由于对货币功能、作用有独到的认识，所以主张国家垄断货币，利用货币与其他物品轻重关系的变化，来增加国家的收入。

货币是流通手段《管子·轻重篇》已有明确认识。《管子·国蓄篇》："黄金刀币，民之通施（货）也。"《轻重乙篇》："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揆度篇》："刀币者，沟渎也。"《管子》把货币看作流通手段，流通中的通货，并进而认为是流通中的沟道。商品在社会上流通的沟道就是货币，离开了商品流通的沟道（货币）商品就无法流通。另外，《管子·轻重篇》主张国家对货币实行垄断与严格控制。《管子·国蓄篇》载"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这就是说铸钱的权利是掌握在国君手里的，"民庶"只是使用货币。《管子·轻重篇》讲到的货币还有黄金、珠玉②，不过这两种货币不是一般民众可以随意得到的，二者均有出产于国外特定地方，易于为封建国家控制。

这种为国家所控制的又是商品流通沟道的货币与其他物品的轻重关系是怎样一种关系呢？《管子·山至数篇》："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管子·山国轨篇》："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万物而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这里指出了，在特定条件下，货币与万物的轻重关系可以成反比。此处的所谓"上"是指货币由封建国家收藏而退出流通的现象；所谓"下"是指货币在民间流通。如果货币由封建国家收回十分之九，在民间流通的只有十分之一，则币值上升而万物价格下跌。这时封建国家大量出笼货币收购万物。当着万物由国家收藏，货币大量在民间流通时，流通中的万物大为减少，由于供求关系的影响，这时万物价格上涨，货币价值下跌。这时，封建国家又大量抛售万物收回货币。轻重理论主张利用货币数量增减与物价涨落，国家适时抛出货币或万物来增加国家的经济收入。

《管子》上述理论错误在于不了解金属货币的币值是在货币进入流通之前就存在的。因此，它才能作为价值尺度，而决不是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的多寡。然而，从货物的供求关系可以引起物价的涨落来说，《管子》所说的上述现象仍然是有其适用性的。只要封建国家运用适当，是可以利用这种现象而达到增加经济收入的目的的。

（5）实行专卖主张实行盐铁的局部专买和专卖，增加国家收入。《管子·轻重篇》主张对盐、铁和其他山泽产品都以适当方式去经营。盐不是由国家全部经营，也不是由国家全部专卖，而是由国家局部专卖。据《地数篇》和《轻重甲篇》记载在冬十月至次年正月冬闲时国家让若干劳动力煮盐，积3　万多钟之后，至次年正月借口农忙不许民人"聚庸而煮盐"，在此情况下盐价大涨。封建国家在此时趁机向国内外销售盐即可取得厚利。

《管子·轻重篇》的作者是这样算账的。人人都必需食盐，10　口之家，10人食盐；100　口之家，100人食盐。万乘之国的大国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纳税者约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30　钱，则为3000万。若实行盐的局部专卖，适当提高盐价，每月就能得到6000　万。不仅②　《地数》、《轻重乙》、《揆度》诸篇均有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币为下币等有关论断。如此，国家还可以盐出口获重利，这就等于是煮海水为盐而向天下征税了。

对于铁矿，《管子·轻重乙篇》虽主张国有，但不主张国营，原因是国营"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境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因此主张民营"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这就是说国家用抽十分之三税的办法向冶铁业者征税。至于铁器的买卖则可能是由国家统一收购后而制定适当价格销售的，也就是说铁器是由国家专卖的。

《管子》大力宣传盐铁专卖的好处，《轻重甲篇》说："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在他们看来，盐铁的局部专买和专卖可以大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使利归国家；可以减免赋税，使农民负担减轻；可以抑制富商大贾谋取暴利，减少其对民人兼并之资。（6）对外贸易开展对外贸易，富国强国。《管子·轻重篇》主张以轻重之术开展对外贸易，富国强国。《山至数篇》说这是"以轻重御天下之道"。《轻重丁篇》则说"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为此，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其一，在商品价格上要采取合理对策，总的目的是使"天下之宝一为我用"。在一般情况下，国内价格应与别的诸侯国的价格相适应，《地数篇》说："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这样才能防止物资外■，做到"守国财，而毋税於天下"。相反，对别国所产的本国所需要的物资，则如《轻重乙篇》所说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这就是说要抬高价格，把这种物资储藏起来，鼓励输入。《山至数篇》载："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吾矣"，反之，"则吾国谷归于诸侯"。《揆度篇》说"物重则至，轻则去"。对本国需要出口的产品则采取"天下高而我下"，使这些商品的价格低于诸侯国，以对外倾销，在竞争中取胜，等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管子·轻重篇》还宣扬商战，施展谋略，出奇制胜，制服对方。

《管子·轻重戊篇》载，齐与鲁、梁两国常发生冲突，齐桓公请教对付两国的办法，管仲回答说："鲁、梁之民俗为绨，公服绨，令左右服之，民从而服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仰於鲁、梁，则是鲁、梁释其农事而作绨矣"。桓公应允，随即"为服于泰山之阳（南），十日而服之"，让鲁、梁两国迅速知道。桓公又告鲁、梁两国商人，"子为我致绨千匹，赐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金，。。"在厚利的引诱下，鲁、梁之君"教其民为绨"，而弃置农耕。13　个月后，齐国"率民去绨，闭关，毋与鲁、梁通使"，"鲁、梁之民，饿馁相及"，两国国君急忙令民"去绨修农"，然而，"谷不可三月而得"，粮价大涨，"籴十百（千钱）"。而这时"齐粜十钱"，只供国内，不许输出，"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不久，两国国君只好请服。

另一个事例是莱、莒之谋，莱、莒产茈（紫草，作染料）。管仲建议齐国提高"茈"价，输入"茈"，于是莱、莒"释其农耕而治茈"。

第二年齐国下令禁止输入"茈"。两国失去了输出"茈"的收入，又放弃了农业，缺粮，粮价涨至三百七十，而"齐粜十钱"，"莱、莒之民降齐者十分之七"，不久，"莱、莒之君请服"①。

此外，还有白鹿之谋。齐国以高价买楚国出产的鹿，使"楚人即释其耕农而田鹿"。而这时齐国却"闭关，不与楚通使"，楚缺粮"籴四百"，齐国令载粟於齐、楚边境，"楚人降齐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齐国还高价收购代国的"狐白之皮"，使其民"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离枝国闻之，而侵其北，代王无法，归服于齐，等等。这些都是施展谋略，通过经济手段，搞垮别国的设想。

《管子·轻重篇》所阐发的以轻重之术治国的方略，主张通过经济手段调控治理国家，这与商鞅、韩非主张通过封建专制国家法令治理国家显著不同。《管子·轻重篇》的主张在汉、唐、宋的经济生活曾发生过重要作用，在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其重要意义和可资借鉴之处，是不言而喻的。

①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四十三《赵世家》。

六、结语本书从以上五方面介绍了中国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史。从中人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为什么说不了解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就无法了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特点呢？为什么说这个时期的发展为以后中国长期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呢？以下四个问题将有助于理解和回答上述问题。

（一）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发展迅速，判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①。这里所说的劳动资料主要指生产工具而言。由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先进的生铁冶铸技术，即出现了铸铁，促进了铁器的普遍使用，并由此推动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就为以后中国强大、长期雄居于东方奠定了物质基础。如果与欧洲相比，欧洲在铁器的普遍使用和冶铁技术方面要远远落后于中国。如公元八世纪德意志人的英雄史诗《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还有使用石器的记载，1006年侵入英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的军队在海斯丁斯附近同英军的会战中英军也还有使用石斧的记载。中国先进的冶铁技术是春秋战国以后才逐渐传到西方的。《汉书·西域传》大宛条载："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师古曰："汉使至其国及有亡卒降其国者，皆教之也。"从这一记载可知，中国先进的铸铁技术是在汉代先传至西域而后才逐渐传至西方的。而欧洲"直到十四世纪才使用铸铁"①。此外，春秋战国时也为漆器、丝织品等手工业产品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汉代这些产品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这些产品不仅为东方国家所喜爱，而且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西方。这说明中国文明在后世享誉世界是有其物质技术基础的，而这种物质技术基础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

（二）中国春秋战国与同期希腊相比社会发展上存在着差异。这表现在中国奴隶社会崩溃后转变为建立在个体农民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地主制，而希腊则从不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发展为发达的奴隶制社会。社会发展的这种差别在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有明显的反映。如大约生于公元前390年到公元前305年的孟子虽然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②但在孟子的笔下劳力的人主要是"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个体小农和个体手工业者。而生于公元前384年到公元前322年的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亚里斯多德虽然也像孟子一样有一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的观点，但亚里斯多德笔下的劳力者却是奴隶。亚里斯多德说："凡是赋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远见的，往往成为统治的主人；凡是具有体力而能担任由他人凭远见所安排的劳务的，也就自然地成为被统治者，而处于奴隶从属的地位。"①"我们可以明白了奴隶的性质和他的本分了：（1）任何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①　《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②　郭沫若：《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①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人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的人格而从属于别人，则自然为奴隶；（2）任何人既然成为一笔财产（一件用品），就应当成为别人的所有物；（3）这笔财产就在生活行为上被当作一件工具。。。"②"凡是这种只有体力的卑下的这一级就自然地应该成为奴隶，而且按照上述原则，能够被统治于一位主人，对于他实际上较为合宜而且有益。所以，凡自己缺乏理智，仅能感应别的理智的，就可以成为而且确实成为别人的财产（用品），这种人就天然是奴隶。""希腊人谁都不乐意称优良的希腊种人为奴隶，他们宁愿将奴隶这个名称局限于野蛮人（外邦人）。。在他们看来，世上有些人（野蛮族）到处都应该是奴隶，本性上就是奴隶，另一些人（希腊人）到处都应该自由，本性上就是自由人。。。"③从孟子、亚里斯多德这两位同时期东西方哲学家、思想家看来，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受人统治，这一点上二位是相同的。然而孟子心目中的体力劳动者是个体农民，亚里斯多德心目中的体力劳动者却是主人的财产、工具奴隶。这种差别正是中国春秋战国与同期希腊社会发展不同的表现。

（三）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井田制破坏，农民个体经济广泛出现。这一点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吴问》和《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尽地力之教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另外，从《墨子》、《孟子》、《商君书》、《荀子》等著作中也可看出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个体农民。这时中国的个体农民对土地已有使用权和某种程度的占有权，并有相当独立的经营权。这种个体农民不像奴隶完全用主人提供的生产条件为主人生产，也不像农奴那样在份地进行劳动和为农奴主服徭役时二者在时间、空间上是分开的为农奴主劳动时没有积极性。这种个体农民由于为统治者所提供的剩余劳动和为自己所进行的必要劳动在时间上、空间上是一致的，劳动收益好对统治者和自己都有利，所以生产积极性高。而且个体农民之间存在着竞争，这也促使他们为自己的生存而拚搏。《墨子·非命下》说："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手耕稼树艺而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力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个体农民比奴隶、农奴生产积极性高。同时，还应看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个体农民经济从事的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的目的主要是满足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这种经济是封闭性的，对外部条件要求低，不像商品经济那样生产的目的为了卖，需要销路和原料来源，一旦销路和原料来源断绝，生产就无法进行。所以，这种农民个体经济有很高的稳定性。另外，这种经济所需要的固定资本少，科技投入少，在遭到破坏之后恢复起来容易。中国后来的长期封建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之上的。

（四）中国春秋战国与同期古希腊相比，在经济上还有一个重大差别，这就是希腊海外交通、海外贸易比中国发达。希腊的奴隶制度是一种"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赚钱，生产品的很大部分为了卖。这与中国春秋战国形成的生产使②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③　同上，章六，转引同上书，第140　页。

用价值的个体农民经济是个很大差别。二者相比，希腊的奴隶制经济由于奴隶主与奴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商品经济下断绝销路和原料来源无法进行生产的缺陷，所以希腊奴隶制经济有其脆弱性。相反，中国春秋战国形成的个体农民经济不仅自身稳定性强，而且由于封建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对它进行了有效的保护所以显得非常坚韧而能长期延续。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生产使用价值的个体农民经济有其发展的缓慢性和停滞性。由于这种经济生产的目的是为自己的消费，生产多了劳动价值得不到实现，所以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十分缓慢。相反，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的目的为了卖。

因此只要有销路和原料来源生产就可以迅速发展。而且，由于商品生产的开放性，它可以利用外地的市场、原料、劳动力来迅速发展本地经济。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这种优越性在欧洲后来得到了充分显示。14世纪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时欧洲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从15世纪末新大陆发现和新航路开通后，西欧国家把商品交换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商品交换，从掠夺殖民地和贩卖黑奴的罪恶行径中积累了资金，并为本国产品打开了市场，找到了原料来源。这大大促进了工厂手工业的发展。17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此后约一个世纪，英国又发生了工业革命。而15世纪后中国却在自然经济统治下缓慢爬行。及至1840年鸦片战争后就落了个人为刀俎，我为渔肉的悲剧。因此，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广泛的农民个体经济是和我们民族兴衰荣辱密切相连在一起的。

春秋战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对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能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给以科学的一分为二的总结，这对我们今天仍然不无教益。这就是作者写本书的目的。如果读者能从阅读本书中获得一点启发，那将会使作者感到欣慰。谢谢读者！

春秋战国 第013卷 春秋战国军事史

【本卷提要】

本文从军事形势、战争、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与军事著作等四个方面论述春秋战国军事史的分期、特点及前后演变的历史轨迹。春秋战争的主要特点是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争霸战争的主要方式是车、步兵联合作战，并出现了水军兵种。春秋时期的军事制度，不论兵源、兵役、军赋和军事编制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列国还出现了地方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在争霸战争中诞生了伟大的军事家孙武和《孙子兵法》、司马穰苴和《司马法》。它们是集我国古代兵家思想大成之作，尤其是《孙子兵法》，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

战国时期的战争已不再是单纯的争霸战争，而是兼地略土，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战争。战争规模大，历时久，大规模的野战和围城战突破了传统的战争模式。战国的军事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常备军出现，职业化军官产生，关塞要津普遍设防，经常性的军事训练取代了"蒐狩"式的训练方法，军功爵制确立，军事法律体系更加完备，而这标志着军事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战国时产生的吴起与《吴子兵法》、孙膑与《孙膑兵法》、尉缭与《尉缭子》、《六韬》等一批军事思想家和军事著作，以不同的特点和从不同的方面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军事学术思想宝库。

一、春秋战国军事概述（一）春秋时期的军事形势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它起于公元前770年，其标志是周平王东迁洛邑；终于公元前453年，其标志是韩、赵、魏三家灭知伯而分其地，　形成战国七强格局①＜／ZSBJ12000030＿0001＿0／ESPL＞。春秋时代的特点是周天子的一统天下瓦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春秋时期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阶级关系和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晋国太史蔡墨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　②＜／ZSBJ12000030＿0001＿1／ESPL＞，司马迁转述董仲舒概括《春秋》一书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③＜／ZSBJ12000030＿0001＿2／ESPL＞，都是对这一时期社会变化的深刻描述。

从军事史的角度说，春秋时期的变化也是很显著的。由于王权衰落，西周时以天子为最高统帅的军事领导体制宣告瓦解，军权下移于诸侯，列国普遍扩军备战。在激烈的兼并与争霸战争中，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勾践相继称霸①＜／ZSBJ12000030＿0002＿0／ESPL＞，执诸侯盟会之牛耳，成为春秋五霸。长期的争霸战争，使中原列国的卿大夫势力壮大。春秋中叶以后，军权又下移于卿大夫，形成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乃至于"陪臣执国命"的历史局面。

列国的兼并与争霸战争又导致了兵源的扩大，兵役制度的改革，新型军赋制度的出现。随着军队组织的发展，军事编制和军阵阵法也有了发展，都邑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普遍建立。在南方的吴、越、楚等国还出现了水军兵种。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产生了孙武和司马穰苴两位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家。他们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和《司马穰苴兵法》，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古代的思想文化宝库。

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所以军事形势总是与政治形势相联系而存在的。纵观春秋时代的军事形势，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1。列国普遍地扩军备战运动由于宗周覆灭，王权陵替，天子礼乐征伐大权落入诸侯手中。它引起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列国普遍地扩军备战。西周时期，在军事编制中，最大的建制单位是"师"，还没有出现"军"。王室辖有西六师和成周八师两支大军，　地方诸侯则"　方伯二师，　诸侯一师"　②＜／ZSBJ12000030＿0002＿1／ESPL＞。《周礼·夏官·司马》所说"王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制度，应是西周晚期"厉王革典"以后出现的①＜／ZSBJ12000030＿0003＿0／ESPL＞。所以，《左传》襄公十四年说："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春秋时期，由于激烈的兼并和争霸战争，诸侯国则不论领地大小、爵位高低，都开始建立"三军"，有些大国甚至建立了四军、五军、六军。

如春秋伊始，郑就建立了"三军"。据《左传》隐公五年载，郑在与卫、燕联军作战时，就曾出动三军，并赢得了胜利。

继郑之后，楚也建立了"三军"。楚文、武两王利用这支军队攻伐随国，灭掉申、息、濮、邓诸国。春秋中期以后，楚在三军之外，陆续在被它消灭国家的领地上建立了申、息、陈、蔡、不羹和许、叶之师，总兵力约达六七千乘车，四五十万人。

齐在桓公时代也建立了"三军"。《国语·齐语》说："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鼓是军中指挥号令系统，三鼓即说桓公与国子、高子各统帅一军。

《吴子兵法、图国》说："秦穆公置陷阵三万，以服邻敌。"秦穆公的这三万陷阵，据《文献通考》说，就是三军。《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晋在崤山大败秦师，获其"三帅"，也透露了秦有三军的信息。

晋文公在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年）"作三军"，次年又"作三行"，扩编为六军。其后，襄公恢复三军之制，而景公为赏鞌战有功人员又"作六军"。晋厉公改编"六军"为"上、中、下、新"四军。

晋悼公又撤"新军"，恢复三军之制，但晋军总兵力并未缩减。周景王十四年（公元前529年），在平丘大会上，晋置兵邾（zhū，音朱）南，一次竟出动兵车四千乘，兵力30　万。

宋在西周，是"王者后，于周为客"，有建三军的权力。其制至春秋时未改，公元前638年，在泓之战时，宋国就出动了"三军"。所以太宰子鱼说："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①＜／ZSBJ12000030＿0004＿0／ESPL＞鲁在春秋时是最保守的国家，迟至周灵王十年（公元前562年）始"作三军"。其后，一则考虑霸主征赋过重，二则由于权臣季氏为了私家利益，又于周景王八年（前537年）"舍中军"，恢复二军之制。

在春秋晚期崛起的吴、越二国也都建立了三军。据《左传》载，吴王僚曾统帅三军大败楚国与胡、沈、陈等诸侯联军②＜／ZSBJ12000030＿0004＿1／ESPL＞。至吴王夫差时，吴军又发展成上、中、下、右四军，总兵力达十多万人。

《国语·吴语》说："越王乃中分其师以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这说明越国也有左、中、右三军。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越的三军总兵力约五万余人③＜／ZSBJ12000030＿0004＿2／ESPL＞。

除上列国家外，甚至连微小的邾国，为在兼并战争中争取苟活，也扩充自己的军队。据《左传》哀公七年载，邾有兵车六百乘，兵力四五万余，甚至可以与春秋初年的大国兵力相匹敌。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铁农具和牛耕的出现，大规模农田水利的建设，为列国的扩军备战提供了必要的物资基础。当时列国普遍实行"令男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④＜／ZSBJ12000030＿0004＿3／ESPL＞的奖励人口政策，促进了人口的繁衍，这是列国扩军备战的基本条件。激烈的兼并与争霸战争，使列国的扩军成为生存的需要。反之，列国的普遍扩军，又加剧了兼并与争霸战争的历史进程。

2。诸侯兼并与大国争霸春秋时，天子失权，王纲解纽，周代的最高政治权力出现了真空，诸侯漫无统纪，起而互相兼并，进而发展为大国争霸，形成了取代王权的霸主政治，又称方伯政治。《史记·周本纪》说："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方伯政治是周代奴隶社会在衰落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历史局面。周初，"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即天子分封诸侯国，诸侯分封卿大夫之家。天子在所分封的诸侯国中，委任王室功臣、懿亲为诸侯之长，代表王室镇抚一方，称为"方伯"。春秋时，王权陵替，霸业代兴，可以说正是这种方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诸侯强并弱、大吞小的兼并战争中，许多国家都遭到了覆亡的厄运。《荀子·仲尼》载齐桓公"并国三十五"，《韩非子·难二》载"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有度》载"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十过》载秦穆公"兼国十二（《史记·李斯列传》作"二十"），开地千里"。而那些兼并了较多领地的国家，如秦、齐、晋、楚、吴、越等则成为实力雄厚的大国，彼此展开了激烈的大国争霸。

春秋时的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至公元前681年齐桓公北杏会盟，开始称霸，前后凡八十九年。

这一阶段是诸侯互相兼并的混乱时期，在兼并中形成了几个区域性的"小伯"，即郑、齐、秦、楚。

郑在武公时就吞灭了虢、郐（kuài，音快）等十邑。郑庄公以一代枭雄继承父业，任王朝卿士，依靠优越的政治地位和三军武力，在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首先削平了共叔段之乱，统一了内部。继之对外用兵，先后伐陈、伐宋、入许、败息、救齐，大败戎师。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又在繻葛战败周桓王。一时之间，中原诸侯罕有其匹，号为"小伯"。但郑为四战之地，壤地褊（biǎn，音扁）小，无法向外发展，所以未能成为与齐、晋、秦、楚相匹敌的大国。

齐为太公望吕尚的封国，西周时为东方大藩，有征讨"五侯九伯"

之权。春秋初，仍未丧失大国地位。《国语·郑语》说："及平王之末，。。齐庄、僖于是乎小伯。"襄公嗣位后，首先伐灭了阻碍齐向外扩张的纪国，又灭郕（chéng，音成）、伐卫、伐郑、杀鲁桓公，保持了东方诸侯之长的地位。

楚本祝融姓的一支，早在周初已经建国。春秋初，楚君熊仪（若敖）、熊眴（蚡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积极向外扩张。楚武王熊通伐随，败郧（yǚn，音云）与蒲骚。楚文王熊赀灭申、灭息、灭邓，屡犯蔡国，势力伸展到河南南部。至楚成王熊恽时，更加紧北进，兵锋常临陈、蔡、许、郑诸国，势力深入中原腹地，是南方大国。

秦本西陲附庸小国。西周末，秦襄公将兵救周，又护送平王东迁，始受封为诸侯，平王赐以陷落戎族手中的岐丰之地。襄公及其子文公，历时两代，　打败犬戎，　"　收周余民而有之，　地至岐。"　①＜／ZSBJ12000030＿0006＿0／ESPL＞其后秦宪公（宁公）、武公又攻取西戎大片土地，在邽（guī，音龟）邑、冀戎、杜、郢等地设县，发展成为西方大国。

晋在春秋初期，由于曲沃叛乱，内讧不止，国力削弱。至周僖王四年（公元前678年），僖王命曲沃武公为晋侯，允许组建一军，晋始起步发展。武公子献公积极对外扩张，先后灭耿、霍、魏、虢、虞，终成北方大国。

第二阶段，由公元前681年齐桓公称霸，至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前后凡四十九年。

这一阶段齐桓公称霸在前，晋文公建霸在后，是春秋霸业的高潮阶段。特点是齐楚、晋楚三国争霸。

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685年即君位后，即任命大政治家管仲为相，在国内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实行"参国伍鄙"①＜／ZSBJ12000030＿0007＿0／ESPL＞制度，"作内政而寄军令"，重农业、通工商、治鱼盐之利，为霸业奠定了基础。

齐桓公称霸的特点是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在"尊王"方面，公元前655年，他召开了诸侯"首止之会"，安定了周惠王太子郑的太子地位；公元前652年，他举行"洮之会"，安定了周襄王之位。公元前651年，在"葵丘之会"上，推重周天子，甘居臣下地位，以约束诸侯。公元前649年，王子带召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秦、晋伐戎救周。次年，晋为戎、周讲和，未获成功。齐派管仲"平戎于王"。"尊王"的旗帜使齐桓公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

齐桓公的"攘夷"功绩，有以下几个突出事例：即救邢、封卫、救燕、服莱夷和伐楚。

齐桓公称霸三十多年，团结了中原诸侯，打击了戎狄势力，抑制了楚国的北进。他多次召开诸侯大会，尤其"葵丘之会"，重申了周代的一些礼制，促进了中原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是他霸业的顶点。孔子曾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①＜／ZSBJ12000030＿0008＿0／ESPL＞，是对齐桓公霸业的中肯评价。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43年），桓公死，齐因内乱而霸业衰微。这时，中原诸国唯宋最大，宋襄公有贤名，遂奋起争霸。周襄王十年，宋襄公伐齐，立孝公。次年，又执滕子，杀鄫子，攻伐曹国，在诸侯中立威。随即转而向南对抗强楚。楚成王也想乘齐霸衰微，北上争霸。这就引发了宋、楚冲突。

公元前639年，在诸侯"盂之会"上，楚人逮捕了宋襄公并讨伐宋国，后来又放了他。宋襄公不能吸取教训，于公元前638年伐郑，楚救郑伐宋，双方战于泓水，宋军失败，襄公受伤。次年，宋襄公因伤病殁，称霸之梦遂化作泡影。

楚败宋以后，声势显赫，公元前637年伐陈，与卫联姻，结好鲁国、曹国。公元前634年，楚又伐宋、伐齐，占据齐国谷地。中原诸侯莫敢撄（yīng，音英）其锋。

公元前636年，晋文公回国即君位，整顿国政，通商宽农，启用人才。他像齐桓公一样打出"尊王攘夷"旗帜，于公元前635年出兵平定王子带之乱，安定襄王，获襄王所赐南阳之田，开辟了进出中原的捷径。数年之间，国势大振，遂扩编三军，进兵中原，与楚争霸。

公元前633年冬，楚军围宋。次年春，晋出兵救宋，一路侵曹伐卫，然后联合秦、齐在城濮与楚展开大战，击败楚军，一举获得中原霸权。

楚国北进势头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中原诸侯一时纷纷离楚从晋，中原又出现了安定局面。

第三阶段，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至公元前546年宋之盟，前后凡86年，是晋、楚两强争霸的历史阶段。

城濮之战后，晋借胜楚之余威，雄踞北方，长期称霸。公元前627年，秦派兵长途奔袭郑国，企图在东方找到立足点，以染指中原霸权。

但秦军在崤山中晋埋伏，全军覆没，三帅被俘。从此秦为晋所阻，终春秋之世，不能东进。楚虽在城濮之战中受到重创，但究属偏师折衂，并未影响国力，依然是南方大国，仍不断北进，与晋争夺中小国家，尤其是地处中原要冲的郑国。

公元前626年，楚太子商臣弑父而立，是为穆王。穆王在位十数年间，灭江、六、蓼，积极自强。其时，晋灵公年少昏庸，霸业不竟。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更积极向外发展，先后灭庸和舒蓼。公元前606年，进兵中原，借伐陆浑戎之机，"至于洛，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公元前609年，晋国内乱，灵公被弑，成公即位。但成公即位不过数年便死。景公嗣立，六卿不和。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晋、楚战于邲，楚胜晋败。楚庄王终于夺得中原霸权。

邲之战晋国虽败，但国力未衰，仍为北方强国。晋景公吸取邲战教训，奋力图强，于公元前594年、593年接连灭掉了身边的赤狄潞氏、甲氏、留吁、铎辰诸小国，国力有所壮大。

齐见晋败于邲，兴兵进犯鲁、卫等小国，又南联楚国，企图与晋分享北方霸权。晋、齐冲突再起。遂有公元前589年的鞍之战，晋大败齐军。邲战十年之后，即公元前587年，晋又在麻隧大败秦师。为了打破楚、秦联合的局面，晋采取联吴制楚的策略，派巫臣出使吴国，"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晋在灭狄、服齐、败秦、联吴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后，专力对付楚国。

周简王六年（公元前580年），晋、楚出于长期斗争，双方都无法征服对方的考虑，提出了"修好结成"的愿望，并一度结盟于宋西门之外。但不久即在争郑问题上发生冲突，导致了公元前576年的鄢陵之战。鄢陵之战，晋胜楚败，晋在双方争霸中又占了上风。

鄢陵之战后，晋厉公宠信外嬖胥童，诛杀三郤，栾氏、中行氏又杀胥童、弑厉公。晋国内乱，公室衰微，六卿擅权。公元前573年，晋悼公即位，修明政治，"节器用"，"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使国力恢复。公元前570　至562年的八年间，九合诸侯，诸侯纷纷倒向晋国一边。又在虎牢筑城，迫使郑国服晋，兵威大振，三驾而楚不能敌，恢复了晋国霸业。

但是，晋国公室衰微的趋势已难于挽回，悼公争霸的努力虽成功于外，对内也只能求得安定。他始终不敢纠弹栾氏、中行氏弑君的案件，就是例证。

楚国虽未发生政权下移的问题，但多年的争战造成重重内忧，而不竞于晋。其两届令尹子囊、子木先后说：　"当今吾不能与晋争"　①＜／ZSBJ12000030＿0010＿0／ESPL＞，"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②＜／ZSBJ12000030＿0010＿1／ESPL＞。他们都厌倦了与晋的争战。而那些夹在晋、楚两强中间的中小国家，晋来服晋，楚来服楚，饱受战祸蹂躏，更希望和平，所以弭兵就成了当时大小国家一致的要求。公元前546年，晋、楚两国达成了宋之盟，晋、楚两强暂时停止了争霸战争，转而忙于各自的内部事务。宋之盟是春秋历史的转折点，它表明中原诸侯争霸的历史进入了尾声。

第四阶段，由公元前546年宋之盟至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知伯而分其地，前后凡九十四年。

这一阶段是中原列国军权下移和东南吴、越争霸的历史时期。宋之盟后，中原诸侯的军权普遍下移于卿大夫，礼乐征伐大权已由前一时期的"自诸侯出"转变成为"自大夫出"。早在周灵王十五年（公元前557年），《公羊传》就说天下"信在大夫"，"君若赘旒然"。列国之君，有的被杀，有的被逐，不被杀逐者的权力也大为削弱。

晋在平公时，公室已卑微，"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①＜／ZSBJ12000030＿0011＿0／ESPL＞。六卿专权，政出多门，卿族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首先是范氏与栾氏斗争，栾氏失败，牵连被杀逐者数十家。至赵简子（名鞅）执政时，赵、魏、韩、知四家又掀起了同范氏、中行氏的斗争。这场斗争长达七年，牵涉五国，最后以范氏、中行氏失败告终。至春秋末，知氏最强，想兼并韩、赵、魏三家，反被三家消灭而分其地，历史也就进入了战国时期。

齐至景公时，政权下移，卿大夫的兼并斗争愈演愈烈。开始是崔氏、庆氏擅权，继而庆氏灭崔氏。栾氏、高氏又灭庆氏。不旋踵间，栾、高氏又为陈、鲍氏消灭。及景公死，陈无宇子陈乞联合鲍牧驱逐齐国守国命卿高张、国夏。齐简公时，陈乞又除掉简公近臣阚止，朝廷内外皆陈氏之党羽，姜氏之齐终为陈氏所取代。

其他国家，如鲁在文公时已失政权。《左传》昭公三十三年（公元前510年）说："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嫡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终春秋之世，鲁国政权始终在季孙、叔孙、孟孙三家手中；郑在穆公以后，权归七穆，即游氏、国氏、良氏、罕氏、驷氏、丰氏、印氏七家；卫国政权落入孙氏、宁氏手中；宋国政权落入华氏、向氏手中。

楚国的军权虽然没有下移，但楚灵王杀郏敖夺位，残暴不仁，引发内乱。平王得国后又诛杀大臣，宠信佞臣，国势削弱。昭王继位，令尹囊瓦专权，崇信费无极，杀大夫郤宛、阳令终，国家益乱。囊瓦又贪残索贿，囚唐侯、蔡侯。蔡侯遂于公元前506年导吴伐楚、在柏举大败楚军，五战五胜，攻入楚都郢。楚国遭受了这次打击，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参与争霸事业了。

秦僻处西陲，自崤战以后，虽屡求东进，但均未得手，转而向西发展，渐次消灭戎、狄小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景公以后，长期与中原隔绝，书简有阙，史事已不可详考。

在大国忙于内争时，一些中小国家重又互相攻伐，中原秩序紊乱，致使时人有"无伯"之叹①＜／ZSBJ12000030＿0012＿0／ESPL＞。

在华夏诸侯霸业衰微的时候，东南的吴、越两国迅速崛起，闯入中原，争夺霸权。

吴为太伯之后，地处东南，春秋初常附属于楚。周简王二年（公元前584年），晋采取联吴制楚方略，遣使通吴，吴由此强大。吴国发展的战略是先西后北，首先西进与楚争夺淮河中游两岸。公元前519年，吴在鸡父（今河南固始县东南）大败楚军，攻占州来（今安徽凤台县），此后又连克淮河中游重镇巢（今安徽巢县东北），钟离（今安徽凤台县东北）。为稳定后方，公元前512年灭徐，公元前510年侵越，断绝楚国在吴背后布置的后援。于是加紧西进，围弦，侵潜，侵六，逼进楚国本土。公元前506年借口救蔡，大举攻楚，在柏举破楚军，五战入郢，获胜楚大功。

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伐越，越王勾践在槜李大败吴师，吴王阖庐因伤而死，子夫差立。夫差二年，在夫椒大破越军，越王勾践被迫降吴。夫差稳定了南方之后，率军北上伐齐，争霸中原。公元前484年，在艾陵大败齐师。公元前482年，夫差又空国北上，与晋在黄池争霸，"欲霸中国以全周室"。越乘吴国内空虚之机，攻入吴都，俘吴太子友，焚姑苏台。吴被迫撤军向越求和。此后，越连续攻吴，不到十年，于公元前473年灭吴。

越为东南"断发文身"之族，至越王允常时始见记载。晋联吴制楚获得成功，楚以联越伐吴作为对策。《春秋》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记载，越从楚伐吴，是楚联越伐吴之始。

越至勾践时始强。公元前496年，越在槜李败吴师，阖庐因伤而死，夫差日夜思想报复。公元前494年，吴、越夫椒之战，勾践战败求和，向吴请降。夫差采纳太宰伯嚭建议没有灭越国。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国势渐强。公元前482年袭破吴都。公元前478年，越复攻吴，"吴士民罢弊，轻锐尽死于齐、晋"。越在笠泽大败吴军，并进围吴都。公元前476年，越又举兵攻吴，吴师败，退保姑苏山。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并有其地。

越灭吴后，"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当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①＜／ZSBJ12000030＿0013＿0／ESPL＞。越王勾践是春秋时代最后一名霸主。

3。华夏族与蛮夷戎狄的斗争平王东迁以后，西北的戎、狄族也尾随周室侵入中原。据史载，自公元前716年至公元前650年，华夏的郑、齐、鲁、卫、曹、虢诸国和周王室无不受戎族的犯扰。其中，如公元前716年北戎侵郑和公元前714年北戎伐齐。齐向郑乞求救兵，一时之间诸侯皆来戍齐。公元前670年戎侵曹，曹羁逃亡到陈国。公元前664年，山戎祸患燕国。公元前650年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等，都是十分严重的事件。

狄族内侵的势力较之戎族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狄人又号北狄，后来分为两支：一曰赤狄，一曰白狄。其中赤狄最为强大。晋大夫士燮曾说晋文公时"秦、狄、齐、楚皆强"①＜／ZSBJ12000030＿0014＿0／ESPL＞。狄人恃其强大武力，遍侵华夏邢、卫、齐、晋、郑、鲁诸国，确为一时之雄。仅据《左传》，从公元前661年至公元前596年，华夏诸国几乎无年不有狄祸。如：公元前661年狄人伐邢，邢国溃败。次年，攻灭卫国。公元前650年，又灭温。公元前644年，"狄侵晋，取狐、厨、受铎，涉汾，及昆都（今山西临汾县南）"②＜／ZSBJ12000030＿0014＿1／ESPL＞。

公元前623年，狄侵齐。公元前618年，狄又侵齐。次年，狄侵宋。次年，又侵齐。公元前614年，狄侵卫。公元前606年、605年连续侵齐，公元前603年、602年连续侵晋。甚至连晋国的中军元帅先轸都死于狄伐晋的"箕之役"中③＜／ZSBJ12000030＿0014＿2／ESPL＞。

楚在春秋已是文化发展水平很高的民族，应属华夏族之一部。但楚地处南方，受群蛮、百濮包围，衣服语言具有南方民族特色，不同于中原，所以自称"我，蛮夷也"④＜／ZSBJ12000030＿0014＿3／ESPL＞。当时，中原诸侯也把楚看成是"蛮夷"。齐桓、晋文所倡导的"攘夷"，其中就包括攘楚。《公羊传》僖公四年说："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指出春秋时华夏族与蛮夷戎狄诸族激烈斗争的严峻形势，其"南夷"指的就是楚国。

楚在春秋初年受到南方诸少数民族的包围，在发展道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公元前699年，楚武王时，罗国曾联合卢戎大败楚军。至楚文王时，"巴人叛楚而伐那处（今湖北荆门东南），取之"，并一直攻到楚都城之门①＜／ZSBJ12000030＿0015＿0／ESPL＞。公元前615年，群舒叛楚。公元前611年，楚庄王即位不到两年，楚国发生大饥荒，"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今湖北房县南），师于大林（今湖北荆门县西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在今湖北枝江县），庸人率群蛮以叛楚，麇（jūn，音军）人率百濮聚于选（今湖北枝江县境），将伐楚"②＜／ZSBJ12000030＿0015＿1／ESPL＞。楚国形势危急，一度考虑迁都到阪高（今湖北襄阳县西）以避其锋芒。后出动重兵击灭庸国，群蛮与楚盟而退兵。东南的淮夷，周初曾被周公战败，势力较小，春秋时常依附楚、鲁等国，但也于公元前647年祸患过杞国。

但是，随着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霸业的兴起，侵入中原的戎狄渐被晋、齐、宋、鲁诸国消灭。南方的群蛮、百濮、群舒渐次被楚国消灭。北部狄、西方的戎渐被晋、秦两国消灭。东方的莱夷渐被齐消灭。他们的族人都已融合到华夏族里。当然，那些被华夏族驱逐到边远地区去的蛮、夷、戎、狄，还在继续生存发展，并与华夏族进行着斗争。

4。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改革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改革，是春秋军事形势的一大特点。春秋军事制度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打破"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旧兵役制，扩大兵源。

周代实行国、野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是把国家的领地自内向外划分为邑、郊、牧、野、林、坰等几组不同的地域。如《尔雅·释地》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国语·周语》说："国有郊牧"，《周礼·地官·载师》说："牧田任远郊之地"，都说的是这种制度。

周代的国野制是与分封制有联系的。周代的分封制其实就是一种武装殖民制，它渊源于氏族社会的部落征服。国人由周族成员及其拥护者构成，他们是殖民者，自然居住在国郊以内。野人是被征服者，他们居住在鄙野。所以在周代，国人可以参加政治活动，接受学校教育，充当政府官吏。"执干戈以卫社稷"，更是国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野人作为被征服者，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居民，不能参政、从军和接受教育，只能安于鄙野，为国家"治田供税"①＜／ZSBJ12000030＿0016＿0／ESPL＞。因此，周代国与野、国人与野人的对立，事实上是奴隶社会"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

但是，春秋时期日益频繁的战争使兵员不断增加，"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制度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所以，打破国、野界限，开始向野人征兵，就被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上来。率先冲破旧制的是晋国。公元前645年，晋在韩原之战中败于秦，军队损失惨重。为重建军队对抗强秦，于是始"作州兵"②＜／ZSBJ12000030＿0016＿1／ESPL＞。据徐中舒与蒙文通两先生解释，作州兵就是取消国人当兵的限制，使野人也服兵役。这种解释是对的。清代学者惠栋也说过；作州兵是晋国兵制的改易，晋国由此走向强大③＜／ZSBJ12000030＿0016＿2／ESPL＞。

继晋国之后，公元前590年，鲁国"作丘甲"。公元前538年，郑国"作丘赋"。"丘"字，据《周礼·地官·小司徒》，它是与"甸、县、都"相联系的，都是鄙野居民组织的编制。所以，所谓"作丘甲"、"作丘赋"，无疑也都是向居住在鄙野的农民征收军赋。而依据周制，兵役和军赋是统一的。当兵者纳军赋，不当兵者不纳军赋而纳税。如今郑、鲁开始向野人征收军赋，自然也就开始向野人征兵了。所以，"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赋"，不仅意味着新的兵役制度的出现，而且也是新军赋制的出现。这个新的军赋制，据杜预注说就是"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晋、鲁、郑所创的新制，在春秋中期以后，似已为列国普遍接受。

故《孙子兵法·作战篇》就以"丘役"两字概括当时的军赋制度。由上述可知，"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赋"实是春秋时代兵役和军赋制度的重大改革，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国野界限，征召野人当兵，而且也促进了春秋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长期处于奴隶制社会底层的野人通过服兵役取得了自由民资格，最后，和国人融合为一，演变成为封建社会中最广大的被压迫阶级--农民。

但丘赋制度还不是春秋时期军赋制度演变的终结。公元前483年，鲁国又"用田赋"。这是一种按居民实际占有土地数量的多少来征收军赋的制度，故以"田"字命名。而"丘赋"则是按居民行政编制单位纳赋的制度。由"丘赋"到"田赋"的改革，是由于井田制瓦解，村社人口大量流失造成的。据银雀山汉墓简书《孙子兵法·吴问》篇，春秋末年，晋国的中行氏、知氏、范氏、韩氏、魏氏、赵氏等六卿也采取了按亩论赋的军赋制。这说明"田赋"制在春秋晚期已经很流行了。

春秋时代军事制度的改革，当然远不止于兵源、兵役和军赋制三项内容，还有军事编制、军阵阵法、都邑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的建立等等，但因为这些问题在后面有专章讨论，故此从略。

（二）战国时期的军事形势战国起于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分晋，止于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历时232年。战国是秦、齐、楚、魏、赵、韩、燕七雄割据并争取统一的时代。战争是这一历史时期最主要的社会内容。汉代刘向说战国时代的特点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①＜／ZSBJ12000030＿0018＿0／ESPL＞。

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不论从政治制度上说，还是从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生活上说，其变化的深度和广度，都比春秋时期更加剧烈。战国时期兴起的列国变法运动是战国社会大变革的标志及其总结。这一运动以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赵烈侯任用公仲连变法、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韩昭侯任用申不害变法、齐威王任邹忌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燕昭王任乐毅改革为代表，从本质上说，它是一场封建化运动。但从各国统治者变法的主观目的上说，无一不为的是"富国强兵"。列国变法与列国扩军备战是紧密相连的。事实证明，凡属变法获得成功的国家，其武力必然强大。七国中，以秦的商秧变法最为彻底，也就造成了秦国天下无敌的军事力量。

随着战国的社会大变革，尤其是随着战国变法运动的发生，战国时期的军事形势也发生了与春秋时期完全不同的变化。

从战争方面看，先就战国战争的目的与动机而言，春秋时期的战争当然含有兼并的内容。如齐、晋、秦、楚等大国无不兼并弱小国家，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不是春秋时战争的最高目的。春秋战争的最高目的在于争夺中原霸权，取得支配其它诸侯国家的权力。在早期的争霸战争中，齐、晋都还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这说明周天子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在政治上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列国还不具备取代周天子、统一天下的主客观条件。而战国则不然。战国时王室已经威信扫地，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小国，失去了号召诸侯的政治力量。这使得霸主政治也成了过时的东西。统一天下，消除割据局面已被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上。孟子所说的天下"定于一"，即指此而言，它集中代表了当时广大人民的愿望。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下，战国的战争不再是那种以战败国纳贡受盟为目的的争霸战争，而是争城夺邑，兼地略土，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战争。

战国战争的规模也远较春秋时为大。春秋时的战争大多在数日之内即决定胜负，战争的胜败往往取决于两军的一次性交锋。即使比较持久的围城战也只不过十天半月，最长的如楚庄王围宋，历时九个月，已属罕见。投入战争的兵力一般也不过数万，战车不过数百乘。如城濮大战晋出兵车700　乘、鞍之战晋出兵车800　乘等。而战国时期的战争则不相同。交战双方参战的兵力之众、历时之长，都是前所未闻的。如马陵之战，"魏惠王悉起境内之众"，结果"覆十万之师"。秦、韩、魏伊阙之战，秦杀魏、韩士卒"二十四万"。长平大战，秦前后斩杀赵卒"四十五万"。就战争时间来看，魏军围赵"邯郸三年而弗能取"，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这些旷日持久的战争都是春秋前的战争所无法比拟的。

与大规模的战争相适应，战国时期的战争方式和战争手段也大为改进了。杨宽先生曾说战国时期"大规模的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已代替了整齐的冲击战"①＜／ZSBJ12000030＿0020＿0／ESPL＞，是正确的。春秋时期的战争虽然已经复杂化，设伏、截击等战术原则也被经常采用，但仍保持着某种原始性，主要作战方式是车步兵结合作战。交战双方事先"结日定地"，约好决战的时间和地点，以战车为核心摆好"堂堂之阵"，然后击鼓冲击、厮杀。一些"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也"等古老的军事信条，还有一定的影响力。由车步兵组成的战阵，虽有"鱼丽"、"盂"、"鹳"（guàn，音贯）、"鹅"、"角"等名目，但究其实质，均不出殷周以来"三阵"或"五阵"的藩篱。

春秋晚期，战争的方式就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仅从《孙子兵法》看，兵不厌诈已成为兵家的共识，交战国家已普遍利用设伏、诱敌、包围、要击、避实击虚、避强击弱、以逸待劳等一切"诡道"来克敌制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更成了军事家信奉的至理名言。

战国时随着大规模野战和包围战的出现，战争方式变得更加复杂了。仅排兵布阵一项，据《孙膑兵法·十阵》，就有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等。这些军阵不但能适应截击、坚守、突破、弩战、惑敌、火攻、水攻等各种攻守形势，而且要求车兵、骑兵、步兵乃至水兵等各兵种协同作战。春秋时期，列国争霸的战场，主要是平原旷野或城郭都邑，如《左传》的门于某邑，即攻打某城城门。在国家的关隘要津之处，一般并不设防。

而战国时期，由于战争方式和战争手段的变化，不论平原、山地，都已开辟为战场，列国的关塞要津更成为攻守双方的必争之地。如秦据崤函之险，即被看作是"天下雄国"；而魏处中原，无险可守，反被视为"四分五裂之道"。因此，战争的结果往往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①＜／ZSBJ12000030＿0021＿0／ESPL＞，表现得相当残酷。

从兵器制作方面看，由于战国时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兵器制造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铁制以至于钢制兵器在战争中日益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威力。楚国的铁剑，韩国的"强弓劲弩"，吴、越的铁剑都技高一筹，闻名于当世。

从军事制度方面看，由于战争规模、战争方式和战争手段的变化，势必引起军事制度的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讨论，故此从略。战国七雄争霸和争取统一的战争大体可以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止于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年），历时百年，是魏国称霸中原时期。

周定王二十四年，魏文侯即位。他礼贤下士，师事卜子夏、田子方，重用李悝，实行变法，尽地力之教，奖励农耕，行平粜之法。用吴起为大将，取秦河西列城五座。任西门豹为邺令，引漳河灌田。命乐羊伐中山。十数年间，国富民强。文侯在外交上团结韩、赵两国，东摒齐，西拒秦，南抑楚。在周考王十年（公元前431年）时，楚侵入中原，灭莒国，势力伸展至鲁南境。周安王二年（公元前400年），魏联合韩、赵二国，在乘丘击败楚军。周安王十一年，魏再与韩、赵联合，在榆关击败楚军，魏国占据了大梁，并进一步攻占襄陵（今河南睢县），成为当时中原最强大的国家。

周安王十五年，魏文侯去世，其子击嗣立，是为魏武侯。武侯未能执行文侯团结韩、赵的外交方针，在周烈王元年（公元前375年）与韩争夺郑国；在周烈王四年，又与赵争夺卫国，在北蔺（今山西离石西）

打败赵军，因而与韩、赵结怨。此后，魏与赵、韩连年冲突。周烈王六年，韩、赵攻魏，夺取葵地。魏在平阳打败韩、赵军。次年，魏又在马陵（此马陵在今河南温县北，非马陵之战之马陵）打败韩，在怀打败赵。而后，赵则在浊泽打败魏①＜／ZSBJ12000030＿0022＿0／ESPL＞，一度围魏安邑。魏、韩、赵的联盟彻底破裂，走上了各自发展的道路。从此，魏国四面受敌。但因武侯直承文侯之业，武力强大，所以国家并未衰微。

周烈王五年，魏武侯死去，其子■嗣位，是为魏惠王。魏惠王时，魏不但与韩、赵冲突，而且与秦的矛盾冲突也日渐剧烈。周显王三年（公元前366年），秦在石门（今山西运城）击败魏军，斩首六万级。周显王七年，魏在泾水北岸大败韩、赵联军，夺取了赵国的皮牢（今山西翼城县东北）。但秦乘魏与韩、赵交战之机，攻打魏的少梁（今陕西韩城县西南），击败魏军，俘虏魏军主将公叔痤，夺取了庞城（陕西韩城县东南）。

周显王八年，魏迫于河东受赵、韩、秦三面包围的形势，将首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同时又在国内兴修水利，选拔武卒，与赵、韩调整交换土地，开通道路，使魏的国力达到了极盛。同时也就在魏惠王时期，受到了齐、秦的致命打击，并走上下坡路。其转折点是周显王十五年的桂陵之战，齐胜魏败。11年后，魏又在马陵败于齐。从此，魏国称雄中原的局面为东、西的齐、秦两强所取代。

第二阶段：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年）至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这一阶段，又以公元前284年乐毅破齐为界限，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齐、秦两强的势力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其中，秦孝公变法图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内容。秦国势力发展很快，出现了山东六国合纵御秦和秦国以"连横"蚕食六国的斗争。后一时期，因齐国破败，天下以秦为最强，是六国抗秦和秦国大发展时期。

周安王十一年，齐大夫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周安王十六年，田和立为齐侯，是为齐太公和。从此，田氏齐国取代了姜氏齐国。至齐威王（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在位）时，齐威王发奋图强，锐意改革，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开垦土地有功的即墨大夫，诛杀"田野不辟"的阿大夫，齐国大治，在诸侯中最为强大。

齐威王用军事家孙膑为军师，先后在桂陵、马陵两次大败魏军，奠定了在诸侯中的王霸地位。

威王死，子宣王立（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01年在位）。宣王喜好文学游说之士，一时各国学者聚集于齐国的稷门之下讲学，号稷下学派。宣王皆赐列大夫，不治而议论，推动了齐国学术的发展。当时，"齐之强，天下不能当"①＜／ZSBJ12000030＿0023＿0／ESPL＞。

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300年），齐湣王即位。湣王专恃武力，曾进攻楚国，侵伐三晋，灭掉宋国，迫使泗上诸侯邹鲁之君向齐称臣。但是湣王不修内政，杀戮大臣，使百姓不附，亲族离心。公元前284年，燕乐毅率燕、赵、魏、韩、秦五国联军讨伐齐国，齐国城邑大多沦丧，临淄被破，唯有即墨、莒二邑未下。湣王逃至莒，为淖齿所杀。后来，齐将田单虽战胜燕国，尽复齐国故地，但齐国从此走上了衰落道路。

秦在战国初年"僻在雍州，不与诸侯之会盟"，中原诸侯都把秦国看作"夷翟"。周显王八年，秦孝公即位，下令国中求贤，用魏国中庶子卫鞅为大良造，先后两次颁布变法令，奖励耕织，集小乡邑为大具，化大家族为小家庭，建立军功爵制，实行什伍连坐。卫鞅的变法最为成功。经变法后，秦国乡邑大治，国家富强。周显王二十九年，卫鞅大败魏军，虏魏将公子卬。卫鞅因功受封"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年-公元前311年在位）继孝公之后，重用客卿公孙衍在雕阴（今陕西省甘泉县南）俘虏了魏将龙贾，迫使魏国将河西土地献给秦国。同时，秦国势力深入魏国的河东与河南。

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又用张仪为相。张仪提出连横政策，蚕食三晋土地。所谓"连横"，是"事一强以攻众弱"，主要目的在于拉拢齐、楚等国而攻击魏、韩，亦称远交近攻之策。周显王四十七年在公孙衍（犀省）担任魏将时，提出合纵御秦主张。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319年），齐、楚、燕、韩、赵支持公孙衍做魏相，合纵局面形成。次年，韩、赵、魏、燕、楚五国推楚怀王为纵长，赵、魏、韩三国还出兵伐秦。次年，秦在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大败三国联军。

秦在战胜三晋以后，大规模向外扩张。周慎靓王五年，秦用司马错计，灭亡巴蜀。周赦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打败义渠，兼并义渠徒泾（在河西郡）等25　城。周赧王三年，秦在丹阳（今河南省峡县西丹水以北）大败楚军，俘虏楚将屈丐等七十多人，斩首八万，夺取汉中六百里土地，设汉中郡。楚发兵报复，又在兰田被秦军击败。秦国势力空前扩张，已造成了兼并中原的形势。

秦武王继惠文王之后，继续向中原扩展势力。周赧王八年，秦攻夺了韩国的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西）。秦国的领地伸展到了中原。

周赧王九年，秦昭襄王继立。昭襄王在位56年，这是秦国势力进一步大发展的时期。昭襄王在南路对楚，在中路对魏、韩，在北路对赵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屡次获胜，领地扩张到中原腹地，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先说南路：周赧王十四年，秦用计离间楚与齐、韩、魏的关系，并联合齐、韩、魏出兵攻楚，在重丘（今河南新野县东）大败楚军，杀楚将唐昧，夺取了楚国宛、叶以北的土地。次年，秦伐楚，大败楚军，杀楚将景缺，夺取了楚国的襄城（今河南省方城县北）。

周赧王十六年，秦再次出兵伐楚，夺取楚国八城，并用计骗楚怀王至秦而拘留了他。后来，楚立顷襄王。秦大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今河南桐柏山以北）十五城而去。

周赧王三十六年，秦用白起为将，率兵攻楚，先后攻夺楚国的鄢（今湖北宜城东南）、邓（今湖北襄樊市北），次年攻入楚国首都郢。接着又东攻到竟陵（今湖北潜江县西北），南攻到洞庭湖一带，建立了南郡。楚顷襄王被迫迁都到陈（今河南淮阳县）。从此，楚国势力大为削弱。

再说中路：周赧王十九年，楚怀王客死秦国，诸侯再创合纵抗秦之议，齐、韩、魏、赵、宋五国联军伐秦到达盐氏（今陕西安邑县），迫使秦国求和。

但是是年韩襄王、魏襄王连续死去。次年，赵发生沙丘之变，武灵王又死去。于是，在周赧王二十一年，秦乘诸侯内乱，发动了攻击韩、魏的伊阙之战。次年，秦将白起在伊阙山之狭隘地区歼灭韩、魏联军24　万。

韩、魏二国从此一蹶不振。前291年秦又乘势占据韩国的宛、楚的邓（在今河南省南阳及邓县）地区。秦昭襄王借势尊齐为东帝而自称西帝，以分霸中国东、西两区。

周赧王三十九年秦在破楚拔郢以后二年，又掉转矛头指向魏国，攻拔二城。次年，再大举攻魏，兵临魏都大梁。韩派暴鸢救魏，也被秦军击败，斩首四万。魏不得已割温地求和。周赧王四十二年，魏联合赵国攻韩，兵进华阳（今河南郑州市南）。秦将白起救韩，大败魏、赵之师，斩首15　万。秦、韩进攻大梁，魏被迫割南阳（今河南修武县）求和，秦始退兵。秦把所得魏南阳、楚上庸的两地合并，建立南阳郡。

秦胜魏以后，中原列国中韩处秦三面包围之中，已无力再抗秦兵。

魏国自伊阙战后，大梁三次受到秦国进攻，国力大损。楚国在迁都以后，顷襄王仅收东地十余万人，勉强自保。齐新遭燕败，国土虽复，但残破无力再图中原。燕在惠王时期为齐田单所破，国势中衰。在山东六国中，唯有赵国还保存一定实力。赵惠文王文用蔺相如为相、武用廉颇为将，国力雄厚，成为六国中抗秦的主力。因此，秦向北路发展，就不能不与赵国冲突。

周赧王四十五年，秦兵袭击赵国的阏与（今山西省和顺县），拉开了秦、赵之战的序幕。赵派将军赵奢带兵救援阏与。赵奢用屯兵不进之计麻痹秦军，在阏与战胜秦军。秦遭阏与之败，锐气受挫，于是改变策略，寻找新的进攻路线。

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昭襄王夺宣太后和穰侯魏冉之政，任客卿范雎为相。改用"远交近攻"策略，决定先取韩、魏，再攻齐、赵。在公元前265年到前262年间连续攻韩，先后夺得韩的少曲（今河南济源县东北）、高平（今河南孟县西）、陉城（今山西曲沃县东北）、野王（今河南沁阳县），割断了韩国上党郡和本土的联系。但韩上党守冯亭降了赵国。于是秦、赵为争夺上党展开了"长平之战"。

周赧王五十五年，秦在长平战胜赵军，坑杀赵降卒40　万，赵国受到巨大打击。次年，秦兵又攻赵，围邯郸，魏信陵君救赵，击败秦兵。

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俘周赧王。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又灭东周。秦庄襄王三年，秦乘魏、赵与燕混战之机进攻赵、魏。魏以信陵君为将，率五国联军在河外击败秦军，直追到函谷关，封塞而还。秦兵再次受挫。

五国诸侯虽败秦兵，但因各怀异心，不久合纵之盟宣告瓦解。而强大的秦国在惠王和昭襄王时经过不断扩张，已先后建立了巴、蜀、汉中、上郡、河东、陇西、南郡、黔中，南阳、北地诸新郡，领地开拓到西南、西北和中原腹地，奠定了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

在六国合纵抗秦期间，赵武灵王实行了胡服骑射，而齐、燕，燕、赵之间又发生了混战。

第三阶段，起于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止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1年），历时25年，是秦灭六国时期。

秦在惠文、昭襄两王时已奠定了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前246年秦王政继位，任吕不韦为相，秦王政继承先人遗志，开始了统一六国的战争。

由秦王政三年秦派蒙骜攻韩开始，至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灭齐止。

秦国在二十余年间陆续消灭了韩、赵、魏、燕、楚、齐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二、春秋时期的战争春秋时期因天子失权而引起的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是时代的特点，而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必然引起频繁与激烈的战争。据孔子《春秋》一书统计，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242年间，就发生过大小军事行动483　次。这些战争，若以战争的对象来划分，大致可分为五类，即：天子与诸侯的战争，诸侯与诸侯的战争，诸侯与卿大夫的战争，卿大夫之间的战争，华夏族与蛮夷戎狄诸族的战争。其中，天子为维护王权而进行的战争，秦、晋、齐、楚、吴、越等大国的争霸战争和华夏族与蛮夷戎狄诸族的战争反映了春秋时期历史发展的主线。所以，本章就从这几方面入手来写春秋时代的战争。（一）周桓王为维护王权而进行的战争周室东迁洛邑以后，王畿尚辖有方六百里领地。这块领地，据清代学者顾栋高说，在"太华外方之间方六百里"。太华即华山，外方即嵩山，两地之间处今河南嵩县至陕西华阴县。它"西有虢，据桃林之险，通西京之道；南有申、吕扼天下之膂，屏东南之固；而南阳背泽、潞，富甲天下；轘辕、伊阙披山带河"①＜／ZSBJ12000030＿0029＿0／ESPL＞。桃林之塞为陕西潼关，申、吕在今河南南阳，泽、潞是山西潞城、晋城二县，轘辕在河南偃师，伊阙在河南洛阳市南。这600　里王畿据有今河南洛阳市、沁阳地区及临汝县。周王室拥有这片土地，在春秋初仍不失为大国。但是，周平王庸碌无能，不思振作，在位51年，王室没有恢复气象。郑武、庄公以英主之姿，兼任王朝卿士，然而处心积虑图谋郑国自身发展，并不以复兴王室为意。平王晚年看到这种苗头，欲分政给虢公，结果因不能驾驭局势，落得个"周郑交质"的后果，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反而加深了王室与郑国的矛盾。

公元前719年，周桓王即位。桓王秉承祖父（平王）遗志，很想重振王室，也选择了郑庄公为第一个打击目标。因为郑庄公当时任王朝卿士，执掌王朝权柄，郑在春秋初又号为"小伯"，要能制服郑国，对于复兴王室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平王没有办到的事，桓王照样办不到。当桓王准备立虢公为王朝卿士时，遭到了郑庄公的强烈反对，周郑关系恶化，立虢公为卿士的事就被搁置了。

平王东迁时，主要依靠了晋国和郑国的支持。现在周、郑关系恶化，桓王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晋国。当时，晋国分裂为二：一为晋侯，居住在翼（今山西省翼城县东）；一为曲沃庄伯，居住在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周桓王二年（公元前718年），桓王派王室大夫尹氏、武氏帮助曲沃庄伯讨伐晋的都城翼，翼侯逃到随国。但事隔不久，曲沃庄伯背叛了桓王。这年秋天，桓王改变了支持曲沃的态度，转而命令虢公讨伐曲沃，在翼邑立了晋哀侯。

春秋初，王室虽然衰落，但天子在政治上仍为天下共主，还享有一定的权威，能支配一些中小国家。例如郑国，虽号为春秋初"小伯"，且与周的关系已经恶化，但在宋国不朝王室时，它还要打着王室的旗号去进行讨伐。

周桓王三年（公元前717年），郑庄公到成周朝见桓王。这本是改变周、郑关系的一个契机。但周桓王对郑庄公不加礼遇，致使周、郑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趋紧张。周桓王五年，桓王正式任命虢公忌父做王朝左卿士、迈出了他收回郑庄公王朝执政权的重要一步。

但是，郑庄公老谋深算，一方面以郑国的强大武力为后盾，另一方面利用他担任的王朝左卿士职务，借口"宋公不王"，于周桓王七年（公元前713年）联合齐、鲁两国伐宋，夺取了宋国的郜（在今山东省武成县）、防（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西），一并送给了鲁国。这就团结了齐、鲁两个较大的国家，为以后对抗王室而不至于招致大国的反对打下基础。蔡、卫、郕三国拒绝参加郑国的讨伐行动，这年秋，宋、卫、蔡又攻入郑国，郑在戴（在今河南民权县东）大败三国之师。之后，郑又以郕"违王命"为借口，联合齐师攻入了郕国。经过一系列讨伐战争，郑争取了盟国，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周桓王八年，桓王从郑国夺取了邬（在今河南偃师县西南）、刘（在今河南偃师县南）、■（wěi，音伟）（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邗（在今河南沁阳县西北）四邑的土田，而把叛王投狄的苏忿生之田十二邑交给郑国。用自己不能占有的土田来换郑国的土田，这种做法自然招致了郑庄公的怨恨。但郑庄公表面上泰然处之，反而拉拢虢公，用虢国军队伐宋，大败宋师。

周桓三十三年，桓王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和努力，终于撤消了郑庄公王朝卿士的职位，剥夺了他王朝执政的权力。郑庄公也就不再朝王。于是，桓王征召陈、蔡、卫三国军队，于这年秋一道讨伐郑国，爆发了周、郑繻（xū，音需）葛之战。

讨伐军共分三路，桓王亲自统帅中军，王朝左卿士虢公林父统帅右军，蔡、卫二国跟从。王朝右卿士周公黑肩统帅左军，陈国人跟从。

郑庄公亲自带兵抵御。他分兵摆下三个方阵，号为"鱼丽之阵"。

即以公子突为左矩（左翼方阵）统帅，抵御蔡人、卫人。以公子忽为右矩（右翼方阵）统帅，抵御陈国人。郑大夫原繁、高渠弥带领中军跟随庄公。在这个"鱼丽之阵"中，每25　辆战车组成一偏，冲锋在前。车下步卒每五人编为一伍，弥缝在战车的空隙间。

在战前，郑国"左拒"统帅公子突分析周军形势说："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固将先奔。

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当时，陈桓公死去，国内发生变乱，战士无心战斗，确是周军的薄弱环节。当周、郑两军在繻葛交战时，郑国抓住了周军的这个薄弱环节，中军首先用大旗指挥左右两个方阵击鼓攻击，陈国人溃败。周军一边战斗，一边照顾陈国的退兵，阵容发生变乱。蔡、卫两国支持不住，也溃败了。然后郑国集中三军兵力，进攻周军，周军大败。郑大夫祝聃射中桓王肩膀，桓王仍然指挥全军退出战场。

繻葛之战在春秋初期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它是桓王为维护和恢复王权而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东周王室的命运，也可以说是桓王为维护王室权威而进行的最后一搏。如果桓王侥幸能战胜郑国，那么王室的权威和声望则可以继续维持，并且可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为此，桓王自即位以来，就在王朝内外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在王朝内部，重用周公黑肩。在外部，依靠虢国，拉拢曲沃，后又扶植翼侯，逐步削夺郑庄公王朝卿士的权力，团结了陈、蔡、卫等一批小国，从而发动了繻葛之战。

但是，对于桓王来说，郑庄公是一位强大的对手。他号为"枭雄"，老谋深算。自即位以来，在内部削平了共叔段的叛乱，对外用兵，连战连胜，入许、胜陈、救齐、败戎，并拉拢和团结了齐、鲁两个大国。所以，桓王输掉这场战争是必然的。繻葛之战的失败，使桓王恢复王室权威的努力化为泡影，王室声威大为下降，从此以后沦落成为一般诸侯了。至周惠王四年（公元前673年），惠王将虎牢以东的土地赏赐给郑厉公，将酒泉的土地赏赐虢公。周襄王十五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今河南嵩县）。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5年），襄王将南阳的阳樊、温、原、欑茅的土田赏赐晋文公。此后，王畿领地日益缩小，王室除了空有天子名号以外，在春秋时期政治舞台上不再占有重要地位了。

（二）齐桓公"尊王攘夷"的争霸战争在春秋五霸中，史称齐桓公最盛。但桓公之盛，盛在政治方面，专就军事成就而论，齐则远逊于晋。关于这一点，史家早有定评。清人顾栋高说："齐桓攘楚之功，十分不及晋文之一。何也？城濮一战而天下翕然宗晋。齐桓盟召陵，未踰年而楚人灭弦，又踰年而楚人围许、灭黄、伐徐，楚之桀骜曾不稍减其分毫。"①＜／ZSBJ12000030＿0032＿0／ESPL＞当齐桓公之时，北方、西方戎狄势力强大，甚至直入中原腹地，如狄人灭卫、灭邢，伊洛之戎祸患王室。有的侵扰华夏周边国家，如山戎危害燕国，淮夷危害杞国等，楚则在南方大力北进。但当时的形势以北方最为紧要，所以齐桓公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北方，拯灾恤邻，救危扶倾，团结中原诸侯，共御强敌。戎、狄自然成了他讨伐的首要对象。《史记·齐世家》说："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63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孤竹而还。"孤竹在今河北卢龙至辽宁喀左一带。齐征山戎至孤竹，这在当时是一次远征。据《韩非子·说林上》，桓公这次远征春往冬返，打得很艰苦。在孤竹境内，曾迷惑失道于山中。"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受围于山中时，没有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寸而有水。"乃掘地，遂得水。"经过与敌军和恶劣自然条件的斗争，齐军获得胜利，完成了救燕的任务。《国语·齐语》记载这次军事行动的结果说："刜（fú，音扶）（击）令支（在河北迁安西），斩孤竹而南归。"归途中，燕庄公送齐桓公进入齐国国境。桓公根据"诸侯相送不出境"

的周代制度，将燕庄公所至之地划归燕国，显示了他的团结和大度。

《左传》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狄人伐邢（在今河北邢台市西南），桓公准备派兵援助，鲍叔建议待狄灭邢以后再行动，管仲却说：戎狄好比豺狼，贪婪无厌；中原诸国互相亲暱，不可丢弃。安逸等于毒药，　不可怀恋。《诗》说：　"　岂不怀归，　畏此简书"　①＜／ZSBJ12000030＿0033＿0／ESPL＞，简书的意义就在于列国诸侯要同恶相恤。请援救邢国遵照简书办事吧！齐桓公采纳管仲意见，出兵救邢。公元前659年，桓公帅齐、宋、卫三国联军驱逐狄人，治备各种用具，帮助邢国迁居到夷仪（今山东聊城西）。

狄人在击溃邢国后，又于周惠王十七年冬十二月，移师卫国。当时卫国国君懿公是位昏庸君主，他玩物丧志，喜欢养鹤，让鹤乘坐卿大夫的轩车。所以，当狄人大兵压境时，懿公向国人发授兵甲，准备出征。

国人不愿作战，说：鹤享有禄位，让鹤去作战吧！我们怎能作战？大部分溃散而去。懿公率勉强凑合起来的卫军去迎击狄人，在荧泽被狄人打得大败。卫军败后，懿公还不收藏自己的战旗，被狄人俘虏。"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①＜／ZSBJ12000030＿0034＿0／ESPL＞，卫国灭亡。卫国灭亡后，遗民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两邑居民总共五千人，在曹邑（今河南滑县西南之白马故城）立公子申为君，是为卫戴公。齐桓公特派公子无亏率战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去戍卫。并赠给戴公乘马三百匹，牛、羊、猪、鸡、狗各三百只，五套祭服和各种建筑门户的材料，赠送戴公夫人用鱼皮装饰的轩车和细锦三十匹。第二年，齐桓公又率诸侯修筑楚丘（在河南滑县东）作为卫都，把卫国迁到这里。卫戴公做国君仅半年就死去了，文公继立。卫文公勤俭治国，"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授方任能"，使卫国势力得到复苏。文公元年仅有战车三十乘，末年就发展到了三百乘。

齐桓公为惩戒狄人，曾率军西征白狄。《国语·齐语》说："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泭，乘桴济河，至于石枕。悬车束马，踰太行与辟耳之溪拘夏，西服流沙、西吴。"但是桓公的这次西征，由于史籍阙失，详情已不可知了。

周襄王百年（公元前647年）夏，淮夷危害杞国。齐桓公召集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国君在咸地（今河南濮阳县东南）聚会，商讨对付淮夷的办法。次年，九国诸侯修筑缘陵城（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时在齐境），把杞国迁到这里。桓公赠送杞国战车百乘，士卒千人帮助守卫杞国。

周襄王八年，淮夷侵凌鄫国。齐桓公在淮地（今江苏省盱眙县）会合鲁、宋、陈、卫、郑、许、邢、曹八国国君，策划救援鄫国。并帮助鄫国筑城以防御淮夷。

桓公北破戎狄，稳定中原形势之后，即转而南向，对付强楚。当时，楚成王依据强大武力，一意北进，陈、蔡、郑、许等国皆屈从楚国。桓公抗楚采取了政治、外交与军事斗争互相配合的方针。

周惠王十八年（公元前659年），楚人伐郑，齐桓公在荦（今河南省淮阳县北）会同鲁、宋、郑、曹、邾五国国君，商讨救援郑国。

次年，齐为与楚争夺江（在今河南息县西南），黄（今河南潢川县西北）二国，在贯地（今山东曹县南）与江、黄之君会盟，江、黄转而服齐。冬，楚成王讨伐郑国，俘虏了郑大夫聃伯，企图打击投靠齐的中小国家。

周惠王二十年（公元前657年），桓公为打击楚国，坚定江、黄两国服齐的决心，再与宋、江、黄三国之君会盟于阳谷（今山东阳谷县），策划伐楚。阳谷会后，桓公亲临鲁国重叙旧盟。冬，鲁大夫公子友赴齐结盟，加强了齐鲁的同盟关系。

经过一系列政治、外交准备，齐桓公在周惠王二十一年以中原鲁、宋、陈、卫、郑、曹、许八国之师讨伐楚的盟国蔡。伐蔡的导火线为蔡姬事件。蔡姬是桓公夫人，与公乘舟游池苑，荡舟戏桓公。桓公怒，归蔡姬，但并未断绝关系。蔡国则将蔡姬另嫁他国，桓公即兴兵伐蔡。蔡国溃败，联军遂侵入楚境，并到达楚国的陉邑（在今河南偃师县南）。

楚成王率军北进，并派遣使臣责问桓公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回答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服，寡人是问。"使者回答说："贡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供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①＜／ZSBJ12000030＿0036＿0／ESPL＞齐、楚两国势均力敌，楚为新兴大国，齐为中原盟主，统八国联军。但桓公忧虑劳师远征，楚"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难以深入取胜。反之，楚见齐为诸侯霸主，联军阵容强大，也担心齐"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不敢轻启战端。于是，齐、楚双方在召陵缔结了盟约。召陵之盟虽未在军事上给楚造成什么损失，但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对楚国起到了威慑作用，这是齐国在政治上取得的重大胜利。

此后二十余年间，楚国没有北进争郑，而是掉头东向，向淮河流域发展势力。

齐桓公作为春秋五霸之首，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历史形势下，创建霸权四十余年，团结了广大华夏国家，在军事上南征北讨，沉重地打击了北方、西方戎狄族的侵扰，有力地阻止了楚国势力的北进，维持了中原三十余年的稳定局面，是有很大的历史功绩的。

（三）晋、楚间近百年的争霸战争从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起，至公元前546年诸侯弭兵止，在近百年当中，晋、楚两国的争霸战争一直是这段历史的主要内容。其中较重要的军事活动有四次：一是城濮之战，二是邲之战，三是鄢陵之战，四是晋"三分四军"与楚争郑之战。

1。城濮之战城濮之战是继齐、楚召陵之盟和宋、楚泓之战以后，晋国与楚国之间的一场大战，在春秋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扼制了楚国的北进势头，稳定了中原形势，奠定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关于城濮战前的形势，我们在第一章中已作了交代。泓之战后，中原列国郑、许、陈、蔡、鲁、卫、曹、宋等都已拜倒在楚国的军威之下，楚成王又攻占齐国谷地（今山东省东阿县），拥立公子雍，造成对齐国的威胁。当时，楚国可以说是势力强盛、声威方张。晋国自文公即位以来，对内整顿内政，发展经济，壮大军旅，对外尊崇王室，联络齐、秦，以与楚国针锋相对，争夺中原霸权。晋、楚之战势在难免。这是城濮之战的根本原因。

城濮之战的直接原因是晋援宋拒楚。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年），宋成公因为其父襄公当年善待过晋文公，与文公有旧交，遂"叛楚即晋"。冬，楚成王命令尹子玉、司马子西率军伐宋，包围缗（mín，音民）邑（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北）。次年冬，楚率陈、蔡、郑、许五国军队包围宋国，宋国向晋告急。晋中军元帅先轸说："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晋文公采纳先轸建议，准备起兵救宋。他在被庐检阅军队，扩编三军，任命了将佐，从而拉开了城濮之战的序幕。

晋国君臣十分重视这次军事行动，确定了政治、外交与军事总体战的方针。在军事上，决定不直接救宋，而首先讨伐曹、卫。因为"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这一着制敌方案，既可引诱楚师北上，又可坐收以逸待劳之功。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春，晋国出动三军、战车七百乘伐曹，借道于卫，卫人不允许。晋军遂绕道南下，在南河（今河南省淇县南）渡过黄河。正月初九，攻取卫国的五鹿。并挥师东进，攻占敛盂（在今河南濮阳东南），遣使至齐国通好。二月，晋文公与齐孝公结盟，成功地把齐国拉到了自己一边。卫侯见晋大军压境，晋、齐又结为盟好，请求参加结盟，晋文公不答应。卫侯又想亲近楚国，国人不同意，就驱逐了卫侯。晋军不战而得卫国。

战前，鲁国追随楚国。在晋军攻卫时，鲁曾派公子买帮助戍守卫国。

现见晋军势大，卫侯逃亡，而楚国救卫没有成功，便召回公子买而杀了他。一面向晋国报告说他擅自兴兵，另一面又向楚国报告说他没有完成防守任务，玩弄两面手法，坐待投靠胜利者。三月，晋军南下攻曹。十二日，攻入曹都（今山东定陶）。

晋军攻击曹、卫，本欲引诱楚军北上。但楚军并不上钩，而猛攻宋国，宋再次向晋军告急。晋军若南下救宋，诱楚北上之战略意图则无法贯彻。若不南下救宋，必失掉宋国，陷于战略被动地位。面对这种形势，晋大夫先轸又建议：让宋国使者去贿赂齐、秦二国，使齐、秦劝楚退兵。晋则捉住曹共公，分曹、卫的田地给宋人，以激怒楚国人，逼其不听齐、秦的劝解。齐、秦劝楚不成，必然坚定了站在晋国一边的立场，决定出兵对楚作战。这是晋走出的第二着高棋。

楚成王见晋军破曹降卫，与齐、秦结成了联盟，中原形势已变，就退回申邑（在今河南南阳市），命令大夫申叔撤出攻占齐国的谷邑，命令令尹子玉撤回围宋的军队，并告诫子玉说："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又说："《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①＜／ZSBJ12000030＿0039＿0／ESPL＞但楚令尹子玉一向骄傲，不听楚成王劝告，指派伯棼赴申邑向楚成王请求出战，要求增援。楚成王首鼠两端，既不愿与晋交战，却又向子玉增派援军东广、西广与若敖氏之六卒。

子玉得到楚成王的增援，更加狂傲。他派宛春赴晋军说："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子玉虽然狂傲，但身为楚国令尹，也并非无谋之辈，他的这个计划就是一石三鸟之策。如果晋答应他的要求，则曹、卫、宋三国都会感戴楚国。如果晋不答应他的要求，那么曹、卫、宋三国将会怨恨晋国。晋大夫子犯即上了子玉的圈套，说："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主张拒绝子玉的建议。但晋中军帅先轸则识破了子玉的机关，说："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　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　何以战乎？　"　②＜／ZSBJ12000030＿0039＿1／ESPL＞于是，晋国私下答应恢复曹、卫，让他们断绝与楚国的关系，而扣留楚使宛春以激怒子玉。这是晋国走出的第三着高棋。一向狂傲自大的子玉不能忍受这种刺激，冒然率军北上攻击晋军，终于被晋军牵上了鼻子。

当初，晋文公以公子身份颠沛流离时，曾路过楚国，受到楚成王的款待。酒席宴上，成王问文公："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穀？"文公回答道："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一舍）。"这次，文公果然实践诺言，面对楚军的进攻，命令自曹国后撤三舍，与宋、齐、秦三国军队一同驻扎在城濮（今山东省范县南）。子玉率军急进，依托丘陵险阻扎营，两军对峙于城濮。晋文公退避三舍，表面上是报答以前楚成王给予的礼遇，实际上是运用"卑而骄之"、"怒而挠之"的诱敌之计，子玉再次上钩。

楚子玉派大将斗勃向晋文公请战说："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表现出一派骄横之气。晋栾枝答词却相当谦恭："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相见。"①＜／ZSBJ12000030＿0040＿0／ESPL＞城濮交战时双方的阵容是：晋三军，即先轸为元帅，统率中军，郤溱辅佐，狐毛统率上军，狐偃辅佐。栾枝统率下军，胥臣辅佐。楚国也是三军，即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统率中军。子西（斗宜申）统率右军。子上（斗勃）统率左军。楚的仆从国郑、许军附属楚左军，陈、蔡军附属楚右军。

四月六日，晋军在城濮严阵以待楚军。子玉狂傲声称："今日必无晋矣。"当两军接触之时，晋下军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马身上，首先冲击楚右翼的陈、蔡军，陈、蔡军惊骇逃散，楚右军溃败。楚子玉、子上见右军溃败，怒火中烧，加强对晋中军和上军的攻势。晋右翼上军狐毛设将、佐二面旗帜，令二旗后退，引诱楚军。晋下军栾枝所部也以车辆曳树枝奔驰而伪装后退。楚子玉以为晋右翼败退，令楚左军追击，所以对陈、蔡及右翼军溃败并未理会。楚左军追击晋上军时，侧翼暴露，晋先轸、郤溱率中军拦腰截击，狐毛、狐偃率上军夹攻楚左军，楚左军溃败。楚子玉见左、右军皆败，遂下令中军停止进攻，得以不败。子玉率残兵退出战场，晋军进占楚军营地，休整三日后，胜利班师。

城濮一战使晋文公建立了霸权，楚国北进锋芒受到挫折，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中原诸侯无不朝宗晋国。

在城濮之战中，宋、齐、秦的军队虽然到了城濮，但未参加实际战斗。晋国以战车七百乘、五万多兵力击败楚、陈、蔡、郑、许五国联军十余万众，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晋国的胜利在于，认　识到楚是强敌，君臣团结一心，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周密策划，牢牢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所以终于击败了楚国。楚国则不然。楚自战胜宋襄公以来，中原诸侯无一能敌，官兵上下已养成一片虚骄之气。子玉虽为一代枭将，不但不能革除积弊，反而更加骄狂。面对这样的大战，竟意气用事，掉以轻心，结果被人牵了鼻子，导致战争失败。楚成王得到楚军败报，派人指责子玉说："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玉羞愤自杀。

四月二十七日，晋军进入郑国衡雍（今河南原阳县西，当时在黄河南岸），并在践土（距衡雍较近，当时亦在黄河南岸，今在河南花园口黄河北岸）修筑王的行宫，向襄王献俘。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晋文公要求诸侯"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无克祚国"。晋文公在"尊王"的旗帜下，顺理成章地登上了霸主宝座。

2。邲之战城濮之战后，晋借城濮之威，长期称霸北方，中原诸侯望风景从。

楚虽受挫于城濮，一度无力与晋争雄，但城濮之败毕竟属于偏师折衂，井未影响国力，仍然为南方大国。南北两强，虎视中原，势均力敌，不断在争夺和控制中间地带诸中小国家上展开拉锯斗争。

晋文公以后，襄公继承父业，保持了霸权。但到灵公时，一则年幼，二则昏庸暴虐，晋国君臣不和；而楚成王也在公元前626年为太子商臣所杀，太子商臣即楚穆王。楚穆王乘晋国君臣不和，大力北进，先后灭江、六、蓼。楚大夫范山说："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正是当时晋、楚两国斗争形势的特点。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又继穆王而立，他重用孙叔敖、伍奢等贤臣，国势更加强大，于是加快了北进与晋争夺中小国家的步伐，并于周定王元年借伐陆浑戎之机，观兵于周疆，向周王室问鼎大小轻重，想取周天子而代之。

争郑是晋、楚两国斗争的焦点。在城濮之战时，楚西有秦国的威胁，中有宋国的叛楚，所以服宋是当时的主要目标，宋服则可控制中原，而邲战时，秦已与晋国反目，不必再顾虑西方，宋也诚心事楚。惟有郑国挡在晋南下路上，受晋的威胁，对楚叛服不常。楚若能降服郑国，则能封锁晋国南下之路，进而控制中原。所以邲之战前，晋、楚双方围绕郑国展开了长久的争夺。从周匡王五年（公元前608年）到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的三年中，晋四次伐郑，郑服于晋。而从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到周定王九年（公元前598年）的八年中，楚七次伐郑，郑又转而服于楚。郑国认为"　晋、楚无信，　我焉得有信？　"　①＜／ZSBJ12000030＿0042＿0／ESPL＞采取了"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的策略，楚强服楚，晋强服晋。这就引发了晋、楚为争郑而爆发的邲（bì，音币）之战。

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春，楚国准备对郑国进行一次更大的打击，出兵围困郑国。楚沈尹将中军，子重将右军，子反将左军。经过三个月，楚军攻入郑都，郑伯"肉袒牵羊"，至楚军前卑词请降。郑处中原，为晋、楚必争之地，楚国志在服郑，而不在灭郑，也无法灭郑，所以退军三十里，接受郑国的投降，两国结盟。郑派子良到楚国做人质。楚征服郑国后，即挥师北向，驻军于郔（yán，音延），即郑之廪延（在今河南省延津县北）。郔为城濮之战时晋军南渡之地，楚驻军于此，旨在封锁黄河渡口，一则阻止晋军南下，二则向郑、宋、陈、卫诸国宣示兵威，以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不仅是"饮马于河为名而去。"①＜／ZSBJ12000030＿0043＿0／ESPL＞夏六月，晋救郑大军开赴黄河边上。荀林父统率中军，先縠辅佐。士会统率上军，郤克辅佐，赵朔统率下军，栾书辅佐。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鞏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听说郑国已降楚，两国媾和，晋军将佐就进与退的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中军帅荀林父说：郑国降楚，救助已无济于事，不如等待楚军南归以后，再行伐郑。这也是楚、晋两国争郑的一贯方针。上军将士会赞同荀林父意见，他说：用兵之道，在于观衅而动。楚国没有违反德、刑、政、事、典、礼诸端，无衅可寻，不可以抵敌。晋军应见可而进，知难而退，选择弱而昏昧者攻击。但中军佐先縠却大唱反调，说："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命为军帅，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②＜／ZSBJ12000030＿0043＿1／ESPL＞他不听将令，率领所部之军渡过黄河南进。下军大夫荀首认为先縠的部队很危险，遇敌必败，违令之罪，责在先縠。但司马韩厥对荀林父说："彘子（先縠名）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

失属亡师，为罪已重，不如进也。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荀林父认为有道理，遂率领大军渡过黄河。

楚军听说晋军渡过黄河，在内部也就战与和的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楚庄王想要退兵，他的爱臣伍参主战，令尹孙叔敖主和。孙叔敖说："昔岁入陈，今兹入郑，不无事矣。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伍参反驳说：若战而胜利，孙叔敖就是没有谋略了。若战而不胜，我的肉将在晋军那里，您怎能吃到呢？孙叔敖下令"南辕、反旆"，即掉转车头，大旗反向，准备退兵。

伍参对庄王说："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庄王无言对答，命令尹调转车头北上，大军驻扎在管（今河南郑州市）地待命。

晋军驻扎在敖、鄗（二山俱在今河南省荥阳县北）。郑国为求生存，希望两强决战，以便择胜而从。特派皇戌为使者，劝晋军对楚作战，说：郑国所以屈服楚国，是为挽救国家的覆亡，不敢对晋国抱有二心。楚国因屡战屡胜而骄傲了，楚军在外数月，也已疲劳，又不设备，请晋军攻击，郑军愿做帮手，楚军一定失败。对郑国的态度，晋军将佐看法也不同。中军佐先縠主战，说：打败楚国、威服郑国，就在此举，一定答应郑。赵括、赵同支持先縠意见，说："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克敌得属又何俟？必从彘子！"而下军佐栾书则认为，楚自战胜庸国（在今湖北省枝江县东）以来，其君在国无日不教训国人，民生艰难，祸至无日，戒惧不可以懈怠。在军无日不告诫将士，胜利不可仗恃，纣王百战百胜终于灭亡。君臣不骄，军事有备。郑国劝我们交战，我们若胜，他们就会服从我们；我们若败，他们就会服从楚国。是拿我们来占卜啊！不能听郑国的话！赵朔说：栾书说得好，听他的话，能使晋国长久。但是，中军元帅荀林父犹豫不能决断。

楚军派少宰来试深晋国军情，说：我军的行动在于抚定郑国，岂敢得罪晋国，请贵军不必久留此地。晋上军将士会回答说："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今郑不率，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縠认为答词诌媚，派赵括重新更改为：寡君派我们把楚军赶出郑国，说：无辟敌！我们不敢违命。

楚军洞悉晋军将帅不和，又派使者向晋求和，晋国答应了。但在约定了会盟日期以后，楚军突遣许伯、乐伯、摄叔驾单车向晋军挑战，逼近晋军，车右摄叔跳进军垒，杀一人取其左耳，生俘一人而还。晋人分三路追击。楚乐伯射中一麋，奉献于晋追兵鲍癸，鲍癸下令停止追击。

楚军求和本为懈怠晋军，现在挑战仍在于试探晋军虚实。

晋将魏锜、赵旃，一个求做公族大夫，一个求做卿，都没有得到，所以心怀怨恨，想要使晋军失败。他们请求向楚军挑战，未得到允许；要求去请盟，被允许了。

二人走后，上军将、佐士会、郤克指出：大军一定要做好迎战准备，否则必然失败。但中军佐先縠说："郑人劝战，弗敢从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师无成命，多备何为？"拒绝做战斗准备。于是上军将士会命鞏朔、韩穿在敖山前设七道伏兵，进行警备。中军大夫赵婴齐派所部在河岸准备了船只。

魏锜先至楚营挑战，为楚将潘党所驱逐。夜间，赵旃又至楚营，在楚军门之外席地而坐，命部下袭入楚营。楚王指挥左广追逐赵旃，赵旃弃车逃入林中。晋军在魏、赵二人出发后，特派軘车随后迎接。楚将潘党在追击魏锜道上，望见軘车掀起的飞尘，回营报告说："晋军至矣！"楚令尹孙叔敖担心楚王有闪失，命令全军出动，布成三个方阵：工尹齐将右矩，唐侯将左矩，向晋军攻击。孙叔敖说："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楚军迅速进击，"车驰卒奔，乘晋军。"

在进击中，楚将潘党所率追击魏锜的四十乘战车也加入了唐侯的右翼方阵。

晋中军帅荀林父见楚军大举来攻，前有强敌，后有黄河，心中慌乱，竟在中军敲响战鼓说："先渡过河的有赏！"中、下军混乱中一道涌向河岸，争船抢渡。先上船者挥刀乱砍，船中断指之多，竟至可以捧起。

晋军向右翼溃败。楚右矩追逐晋下军，左矩追逐晋上军。晋上军因有战备，从容退去。此役晋仅上军未败。

在晋军的溃散中，晋下军大夫荀首之子知■被楚大夫熊负羁俘虏。

荀首立即率所部族兵，由魏锜驾车，向楚国反攻。下军士卒也多跟随，去寻找知■。在反击中，射杀楚大夫连尹襄老，俘虏楚大夫公子穀臣。

荀首的反击虽为救援其子，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掩护晋中、下军渡河的作用。

溃散的晋军，争舟渡河，喧嚣之声，彻夜不绝。有的战车陷入泥坑，无法前进，楚人教他们抽去车前横木。马仍盘旋不进，楚人又教他们拔去大旗，扔掉辕前横木，战车才冲出陷坑。晋军回头对楚人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次日，楚军进驻衡雍，辎重到达邲地。楚王在衡雍祭祀河神，并修筑楚先君的宗庙，向先君庙告捷而后凯旋。

这年秋，晋荀林父率残兵回到晋国，自请死罪，晋景公想答应，经士贞子谏止，晋景公仍用荀林父为中军元帅。

邲之战是晋、楚争霸中的一次重要战役。楚胜晋败，郑国自然屈从了楚国。楚庄王为控制整个中原，又进击宋国。周定王十二年（公元前595年）秋九月，楚庄王出师伐宋，经九个月围困，宋国陷入困境，达到了"易子而食，析骨以爨"的程度。而晋不能救，遂于次年三月力尽降楚。宋降楚后，鲁也转而依附楚国。楚又与齐通好。一时中原形势完全落入楚国的掌握之中，楚庄王如愿以偿地取得了中原霸权。

晋军之败，主要在于将帅不和，指挥不统一。晋为救郑而来，但直到晋、楚两军隔河相望时，晋军统帅还在争论打不打的问题。荀林父提出待楚军退后，再行攻郑，实不失为制郑上策。但此策既不能实行，而全军已渡过黄河。渡河后，中军帅荀林父还举棋不定，明知魏锜、赵旃去楚营挑战，也不做战争准备。楚军攻击，又张惶失计，不思退敌良策，终于导致全军溃败。

邲战的失败，虽使晋在与楚争霸中暂处下风，但并未损害晋国元气，所以晋国仍然有力量与楚对抗。两国的争霸战争在新的条件下重又展开。

3。鄢陵之战晋、楚鄢陵之战发生在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年），上距邲之战（公元前597年）二十二年。

晋在邲之战中失败，除了自身将帅不和造成失误以外，它的外部环境也有诸多不利因素。强大的赤狄在其背后；晋、秦因崤之战而交恶，秦转而联楚制晋；在齐、鲁矛盾冲突中，晋支持鲁国抗齐，晋、齐失和。这和在城濮之战中，晋因得秦、齐两大国的支持而战胜楚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邲战之后，晋国为全力对付楚国，复兴霸业，在改善外部条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周定王十三年（公元前594年），晋灭赤狄潞氏；次年，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翦除了身边的祸患。周定王十八年，晋在鞍之战中战胜齐国，然后与齐结成联盟。周简王二年（公元前584年），晋联吴制楚，使吴成为楚国肘腋大患。周简王八年（公元前578年），晋以诸侯之师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县北）大败秦师，俘虏秦将成差及不更女父，使秦从此无力东进。然后，晋即倾全力对付楚国。

春秋时期列国间的形势是变化无常的。邲战之后，郑曾服楚。但随着晋、楚两强势力的消长，郑又叛楚。所以，当时楚国在积极寻求措施治服郑国。周简王十年（公元前576年），楚共王伐郑，到达暴隧（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又侵入卫国，到达首止（在今河南省睢县东南）。

由于郑派大夫子罕从后路袭击楚，攻取新石（在今河南叶县境内），楚被迫退兵。楚见武的不行，便改为文的。次年，楚共王把汝阴之田（在今河南郏县与叶县之间）割让给郑，向郑国求和。这一着当即奏效，郑获得汝阴之田后，即背叛了晋国，派大夫子驷在武城（今河南南阳市北）与楚共王结盟。随后，郑国仰仗楚国势力，派子罕大举攻宋，宋大夫将鉏、乐惧在汋陂（今安徽寿县南）打败郑军。但将鉏、乐惧因胜而骄，在汋陵（今河南宁陵县南）中郑埋伏，双双被俘，全军覆没。晋国得知郑国叛离而附楚国，并兴兵伐宋以后，晋当政者就商讨伐郑救宋之计。

大夫士燮见晋厉公无道，晋多内忧，主张留楚为外患，以为警惕。但中军将栾书认为伐楚时机已经成熟，"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决定兴兵伐郑。楚军听说晋伐郑，亦举兵北上，双方再次以争郑为导火线爆发了鄢陵之战。

晋军阵容是，晋厉公亲统四军：中军将栾书，士燮辅佐；郤锜将上军，荀偃辅佐；韩厥将下军，军佐荀■留守国内；郤犨将新军，郤至辅佐。诸侯宋、齐、鲁、卫诸国都出了兵，但并未赶到战场。

楚军阵容是，楚共王亲统三军：司马子反将中军，令尹子重将左军，右尹子辛将右军。共王亲兵左广彭名驾驭战车，潘党为右；右广许偃驾驭战车，养由基为右。郑成公亲率郑军，石首驾驭战车，唐苟为右。

五月，晋军渡过黄河，听说楚军将来到，中军佐范文子（士燮）想退回去，说："我伪逃楚，可以纾忧。夫合诸侯，非吾所能也，以遗能者。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①＜／ZSBJ12000030＿0049＿0／ESPL＞栾书不同意。

六月，晋、楚两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县北）相遇。晋军内部就战与和问题，再次发生争论。范文子强调："不有外患，必有内忧，盍姑释荆与郑以为外患乎？"②＜／ZSBJ12000030＿0049＿1／ESPL＞认为不应与楚作战。新军佐郤至说：韩原之战，惠公没有凯旋；箕之战，先轸死亡；邲之战，荀林父失败，"皆晋之耻也，子亦见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范文子反驳说：我们先君所以屡次征战，是有原故的。秦、狄、齐、楚都强大，不努力作战，子孙将会削弱。现在狄、秦、齐三强都制服了，敌人只有楚国而已。惟有圣人能内外无患，假若不是圣人，外部安宁，内部必然发生忧患，何不放弃楚作为外部的戒惧呢？范文子的意见没有被元帅栾书采纳。

六月二十九日早晨，楚军压在晋军营前布阵，企图出敌不意，赶在晋国征集的齐、鲁、宋、卫诸国军到来之前，即与晋军决战。受到楚军压力，晋国军吏感到担忧。士燮之子范匄建议：填井平灶，就在营中布阵，放宽行列间的距离。栾书想坚守营垒，等待宋、齐、鲁、卫军队到来，再行攻击。郤至不同意，说：楚国有六点空隙，不能失掉机会：他们的二位大臣相互憎恶，王卒由旧家子弟中选拔，郑国的阵势不整齐，蛮人的军队无阵势，排列军阵不辟晦日，将士在阵中喧嚣，合成大阵后更加喧嚣。楚、郑、蛮各军互相观望，没有斗志。旧家子弟不一定精良，晦日用兵冒犯天忌。我们一定能战胜楚国。晋厉公采纳了郤至的建议，就地在营地内布阵。

当晋军在营内布阵时，楚共王登上巢车（楼车）观望晋军营垒。晋亡臣伯州犂在楚王左右，把晋军的"召军吏"、"合谋"、"虔卜于中军"、"将发命"、"将塞井夷灶而为行"、"听誓"、"战祷"等战前军事活动一一报告楚王，并向楚王指出晋国的精锐部队是公卒。与此同时，楚亡臣苗贲皇也在晋厉公旁边向厉公报告楚军情况，并向厉公建议："楚之良，在其中军王卒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①＜／ZSBJ12000030＿0050＿0／ESPL＞厉公听从他的意见，作如下部署：将晋中军精锐分为两部，由栾书、士燮统帅引诱楚中军王卒，由荀偃、郤锜、郤至率上、下、新三军攻击楚子重、子辛所率左、右军。击败楚左、右军后，晋四军集中围攻楚中军王卒。布置既定，开营接战。

晋军冲出营垒，步毅为晋厉公驾车，栾鍼做车右，栾、范两族兵在左右护卫厉公。厉公战车陷入泥沼，栾书想用己车载公。栾鍼阻止说：书退下！国家有大事，你怎能一个人包揽？而且，侵犯他人职权，这是冒犯；擅离自己的岗位，这是扰乱。有三种罪过，不可违犯。他自己掀起厉公战车，脱离泥沼。

在两军激战中，晋将魏锜射中楚共王眼睛。楚王受伤后退，唤来养由基，交给他二支箭，命他去射魏锜。养由基一箭射死魏锜，剩一支箭回来复命。

楚王受伤，楚右军中蛮夷之军乱，向西后退，影响全军，楚中军、左军也向后退。郤至率新军截击楚王卒，三次遇到楚王的士兵，看见楚王，表现十分礼貌。楚王派工尹襄赐送一张弓以问候，郤至不敢受，行三个肃拜之礼以后退去。

晋韩厥在率下军追击郑军中，虽然能够俘获郑伯，但以"不可以再辱国君"为由②＜／ZSBJ12000030＿0050＿1／ESPL＞，没有将他俘获。郤至赶来，一同追击郑伯，郑伯吓得连忙把战旗收藏起来，逃遁而去。

晋军把楚军赶到险阻之地，楚大夫叔山冉、养由基率部反击。养由基连续射杀晋军战士，叔山冉以晋俘当作武器投掷晋军，迫使晋军停止进攻。晋人俘虏了楚公子茷。

晋栾鍼在追击楚军中看到楚令尹子重的旗帜，为表示晋军"好整以暇"的气概，特派使者送上美酒，子重饮后，击鼓再战。这一仗，由早晨一直打到黄昏尚未停止。

是夜，楚中军元帅子反命令军吏检查战士受伤情况，补充车兵与步兵，修缮甲兵，陈列车马，准备鸡鸣而食，明晨再战。晋国人很担心。

苗贲皇建议通告全军："蒐乘补卒，秣马利兵，修陈固列，蓐食申祷，明日复战。"厉公同意。并有意放纵楚国俘虏，把消息泄露给楚军。楚共王得到消息，召子反谋划，准备再战，子反因喝醉酒不能见。楚王叹道："天败楚也。"命令全军连夜退走。

晋军在第二天进入楚营，吃上了楚国粮食，三天后凯旋。直到晋楚交战的第二天，齐军才到战场，卫、鲁军才从国内动身。

楚军退到瑕地，子反受到共王谴责，令尹子重又加逼迫，子反自杀而死。

鄢陵之战，晋胜楚败，表明晋在与楚的争霸斗争中军事实力又占据了上风。但是，鄢陵之战也暴露了晋国的内部矛盾，如：三郤骄纵，诸卿不和，君臣猜疑等。所以，军事胜利没有给它带来预期的政治利益。

在战前，齐、鲁、卫军队即观望不前；在战后，鲁大夫宣伯曾说："晋政多门，不可从也，宁事齐楚。有亡而已，蔑从晋矣！"宣伯的话代表了当时诸侯的一般心理。郑国也没能服晋。尽管晋在鄢陵战后的二年中先后四次伐郑，也未能改变郑国的态度。晋、楚的霸权之争仍在中原激烈地展开。

晋厉公年幼即位，诸卿擅权。鄢陵战后，厉公想借鄢陵战胜之威，削弱诸卿权力，而立其左右嬖臣胥童、长鱼矫、夷阳五等。于是，他们首先发难，率八百甲士杀了"富半公室、家半三军"、积怨最多的三郤（郤锜、郤犨、郤至）。但同年，栾书、中行偃便杀掉厉公嬖臣胥童。

次年，又杀厉公，晋国陷入混乱，霸业遭到严重挫折。

4。晋"三分四军"与楚争郑之战周简王十三年（公元前573年），晋大夫栾书、中行偃杀晋厉公，迎立周子，即晋悼公。

悼公是位贤君，即位后为恢复晋国霸权，在内政、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内政上，悼公注意修明政治。首先着力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命令百官施舍并免除人民对国家的债务，照顾鳏寡，起用贤德之人，救济贫困，援救灾患，禁止邪恶，减轻赋税，宽赦罪过，节约器用。在农闲时使用民力，有土木工程，不得侵犯农时。其次，他调整政府各部门的长官，任用魏相、士鲂（fáng，音房）、魏颉、赵武为卿，任用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命士渥浊为太傅，右行辛为司空，弁纠御戎，荀宾为右，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佐之，魏绛为司马，张老为候奄；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上军司马，程郑为乘马御。这些措施平衡了各卿族的利益，消弭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史家说悼公"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师不陵正，旅不偪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①＜／ZSBJ12000030＿0052＿0／ESPL＞。

在外交方面，悼公转变以前的霸主作风，增加与诸侯礼仪往来，团结广大华夏诸侯，并加强了与东南吴国的联系。他还采纳魏绛的建议，实行和戎政策，获得了和戎"五利"，即"戎狄聚居，贵货轻土，土可贾而得之，一也；边鄙安宁，民获稼穑，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咸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远至迩安，五也"①＜／ZSBJ12000030＿0053＿0／ESPL＞。这使晋国在同楚国的争霸斗争中毫无后顾之忧，得以全力对付楚国。

楚在鄢陵之战中虽遭到挫折，但仍然控制着郑国，并于鄢陵之战后二年（公元前573年）会同郑国侵伐宋国，攻取幽丘（今安徽萧县）、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把宋国的五位叛臣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安置在彭城，派兵车三百乘戍守，以威胁宋国。说明楚国在中原仍有很大势力，控制宋、郑两国仍然是晋、楚争霸中原的焦点。

周简王十三年夏六月，在楚攻取彭城、安置宋国五位叛臣、威胁宋国以后，宋大司马老佐与华喜起兵攻彭城。十一月，楚令尹子重救彭城而攻宋。老佐解围回军，中楚埋伏，老佐战死。宋国向晋告急。晋卿韩厥向悼公进谏："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悼公采纳韩厥建议，于次年春，会同宋、卫、鲁、曹、莒、邾、滕、薛九国联军救宋，在靡角遇到楚军，楚军不战而退。诸侯军攻克彭城，俘虏叛宋的鱼石、向为人等五大夫。悼公此役旗开得胜，解除了楚国对宋国的威胁，恢复了通吴的要道，使晋、楚争霸的战略形势得到初步改观。

同年五月，悼公又命晋卿韩厥、荀偃率诸侯军伐郑，攻入郑都外城。

在洧水岸边打败郑国徒兵，进驻在鄫地（今河南睢县东南），进而侵伐楚国的焦、夷两地，到达陈（今河南淮阳县）。悼公与卫侯帅兵驻在戚地（今河南濮阳县北）作为后援。楚兵不出，诸侯军遂撤退。是年秋，楚大夫子辛率军侵伐宋的吕、留二地（均在今徐州市附近），郑大夫子然率兵攻宋，攻取犬丘（今河南永城县）。这是一种骚扰战，企图疲劳诸侯军。

周灵王元年（公元前571年），晋率宋、卫之师侵郑，转而在戚地会合诸侯，共商服郑方略。鲁大夫孟献子献计："请城虎牢以逼郑。"

晋采纳孟献子建议，当年冬，大会诸侯，修筑虎牢城，以逼迫郑国。虎牢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县，南为嵩山高地，北临黄河，东为敖山，是军事上的天险要地。晋据其地，南下可直趋郑、许之都，继而进逼楚之方城。晋城虎牢，郑国被迫求和。次年，即公元前570年，晋悼公在鸡泽大会周王室卿士单子、齐、鲁、卫、郑、宋、陈、莒、邾九国诸侯，缔结盟约，奠定了霸业基础，中原形势转而有利于晋。当时，楚国发生公子申与子辛、子重争权相杀事件，无力顾及中原。是年冬，晋悼公以许国不参加鸡泽之会为名，命荀■伐许，图谋向南扩张势力。当时，陈国也叛楚服晋。楚国派公子何忌率师进驻繁阳，准备伐陈。

周灵王三年春，楚军尚在繁阳，听说陈成公去世，遂退兵，而陈人不听楚命。夏，楚彭名再次侵陈。冬，楚人又命顿子趁机伐陈。陈人反击，包围顿国。晋正思谋对策，无终子嘉父派孟乐来求和，晋悼公认为戎狄无亲，想出兵讨伐。魏绛说："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

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提出和戎策略。悼公从其计，派魏绛与戎结盟，解除了晋国的后顾之忧。公元前568年冬，晋率鲁、宋、陈、卫、郑、曹、莒、邾、滕、薛、齐、吴、鄫十四国军队戍卫陈国。楚国不得已，追究失去陈国的责任，责在令尹子辛向陈国索取重贿，所以共王杀子辛，而命公子贞（子囊）为令尹，使其率军伐陈。晋率鲁、齐、宋、卫、郑、曹诸国军进驻棣城（今河南原阳县北）以救陈，楚军无功而退。

周灵王六年，楚令尹子囊又率军围陈，晋悼公在■地（今河南省鲁山县境）会同鲁、宋、陈、卫、曹、莒、邾诸国军救陈。楚军又无功而退。次年夏，晋悼公在邢丘（在今河南温县东）与鲁、宋、郑、齐、卫、邾诸国大夫结盟，确立了晋国的霸权。

在邢丘会盟之后，郑国面对晋、楚两强的激烈争夺，内部分裂为从楚、从晋两派。邢丘会议前，郑曾出兵侵蔡，俘蔡司马公子燮献于邢丘大会，意欲挑起晋、楚战争，以便郑国选择胜利者来服事。这年冬，楚令尹子囊果然率军侵郑，讨伐它侵犯蔡国。郑大夫子驷、子国、子耳要从楚，而大夫子孔、子■、子展欲等待晋救援。子驷执政，断然决定从楚，说："敬供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遂与楚讲和，又派王子伯骈报告晋国从楚的苦衷。楚国此时与晋争郑的策略是：晋来则退，晋退则来。楚又连结秦国，共同对晋。周灵王八年冬十月，晋悼公率晋四军并鲁、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齐诸国军大举伐郑。十一日，鲁、齐、宋军跟随晋中军荀■、士匄攻击郑国■门（东门）；卫、曹、邾军跟随晋上军荀偃、韩起攻击郑国师之梁门（西门）；膝、薛军跟随晋下军栾黡、士鲂攻击郑国北门；杞与小邾跟随晋新军赵武、魏绛砍伐郑国道路两旁的树木。十五日，大军驻扎在汜水（今河南省中牟县西南），命令诸侯"修器备，　盛■　粮，　归老幼，　居疾于虎牢，　肆眚，　围郑"　①＜／ZSBJ12000030＿0055＿0／ESPL＞。郑国人见诸侯准备长围久困，即向晋国求和。晋中行献子（荀偃）想继续围郑，等待楚军前来，与之决战。中军帅荀■则定下疲劳楚军的计谋，说："许之盟而还，以敝楚人。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

就答应了郑国的求和。十一月十日，晋率诸侯在戏（今河南登封嵩山北）结盟。郑国服从了晋国。

晋师退去，楚军又伐郑，郑又与楚媾和。

晋悼公回国，计议让人民休息的办法。魏绛建议：向人民施舍，把国家积聚的财物借给人民。从晋侯以下，有积聚的，全拿出来。国家没有不流通的财物，也没有困乏的人民；政府不禁山林川泽之利，人民也不贪求。祈祷神灵用财币代替牲畜，招待宾客仅用一种牲畜，不再制作新的器物，车马服饰够用即可。这些措施实行一年，国家富足。于是，晋准备展开"三驾胜楚"之战。

晋为加强"三驾胜楚"的攻势，首先在周灵王九年率鲁、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诸国诸侯、齐世子光在柤地（今江苏邳县北）会见吴王寿梦，促使吴加强在楚侧翼的牵制活动。会后，诸侯军灭偪阳，分其地予宋，以确保晋通吴之路的畅通。

楚为打击晋国的计划，于是年六月联合郑国出兵伐宋，攻击宋之桐门。而此时晋为打破秦、楚联盟，解除西鄙之患，正集中力量攻秦，无暇顾及宋国，遂命卫出兵襄牛（在今山东省范县境）以救宋。楚则令郑出兵攻击卫国，郑派大夫皇耳伐卫。楚、郑军又转而侵入鲁国西鄙。楚军打击宋、鲁，旨在压迫两国脱离晋国。但郑侵卫之军被卫击败，主将皇耳在犬丘（今河南永城县西北）被俘。楚见军事计划难以实现，遂回军围萧，并侵入宋国北部。而晋在胜秦后则立即会合诸侯，展开了"三驾胜楚"之战。

公元前563年九月，晋悼公会合鲁、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齐等十二国军队讨伐郑国。当大军云集牛首（在今河南通县西北）时，郑国发生了内乱，执政大夫子驷、子国、子耳被杀。晋悼公没有趁乱对郑用兵，而令诸侯增筑虎牢，晋军则修筑梧、制二城（皆在虎牢附近），令士鲂、魏绛戍守。郑被迫再次与晋媾和。

当时，楚子囊率军北上救郑。十一月，晋中军帅荀■率上军及诸侯军绕过郑国南下，到达阳陵（在今河南许昌市西北）后，晋上军帅栾黡率军独进，与楚军夹颍水而阵。郑见诸侯有退兵之意，又叛晋从楚，与楚结盟。晋中军帅荀■见疲劳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下令诸侯退兵。回军路上听到郑又叛盟的消息，便侵入郑国北鄙，然后还。楚见晋撤军，也退了兵。史称晋此行为"三驾胜楚"的一驾。

次年，即公元前562年，四月，晋中军帅荀■又率新军及齐、宋、卫之军伐郑。齐、宋攻击郑之东门，卫侵郑之北鄙，荀■率新军到达郑国西郊，向东侵伐属郑的许国旧地。六月，晋、齐、宋、卫军在北林（今河南新郑县北）聚会，然后，兵进向地（在今河南尉氏县西南），又西北行，进驻琐地（河南新郑县北），包围郑国都城，在郑都南门外展示兵力。诸侯后续部队则从西渡过济隧河而到达郑都。郑国人害了怕，向晋求和。秋七月，诸侯在亳地（今郑州商城遗址之北）会盟。史称此举为晋国"三驾胜楚"的"二驾"。

晋国二驾服郑以后，楚为与晋再争郑国，就拉拢秦国，遣使向秦国乞兵。秦派右大夫詹率军助楚。公元前562年秋，楚共王会合秦军北上伐郑。郑见楚势强大，又叛晋从楚，并引导楚、秦联军伐宋。九月，晋悼公悉起诸侯之师伐郑，在郑东门展示兵力。郑在晋的强大压力下，又请和于晋，同时派使者向楚国报告不得已服晋的情况。至此，楚因连年兴师，疲惫不堪，无力再出兵与晋抗争，只好逮了郑国的使者以泄愤。

史称此即晋"三驾胜楚"之役。九月二十六日，晋赵武入盟郑伯；冬十月九日，郑子展出盟晋侯。十二月初一，诸侯会于萧鱼（今河南许昌市）。晋悼公宣布：赦免郑国俘虏，撤回诸侯侦察兵与巡逻兵，禁止士卒掠夺。郑经此役后服事晋国二十余年。萧鱼会后，秦曾派左右庶长率军救郑。

次年冬，楚令尹子囊与秦庶长无地又伐宋，但中原服晋大局已定，楚、秦二军皆无功而还。晋悼公经过内政、外交和军事上的不断努力，终于使晋国霸业得到复兴。

综观晋在悼公时，君臣上下齐心努力，发奋图强。首先，发展经济，革除弊端，奠定了霸业的基础。其次，在政治、外交方面，能团结中原广大华夏国家，实行和戎政策，壮大了国力。在军事上，采取"三分四军"的战略，疲劳楚军，与楚争郑，终于"三驾胜楚"，使郑国服晋，二十余年不再背叛。后来，晋、楚二国各因国内问题严重，不能再争，诸侯也普遍厌战，遂于公元前546年召开了诸侯"弭兵"大会，中原进入了相对和平时期，而晋、楚两强的百年争霸战争也就进入了尾声。

（四）晋秦、晋齐的争霸战争秦、晋、楚、齐是春秋时期的四个大国。在晋、楚百年争霸过程中，秦、齐也时刻觊觎中原霸权或谋求地方霸权，从而不断引发晋秦、晋齐的战争。其中，著名的有晋秦崤之战、晋秦麻隧之战和晋齐鞌之战。

1。晋、秦崤之战秦是春秋时的西方大国，穆公在位时又以贤名。他重用百里奚、蹇叔等一批贤臣，国势渐强，从此竭力图谋向东发展，参与中原争霸斗争。他先后支持晋惠公、晋文公二位国君归国，其目的也正在于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而在东方寻求盟国或立足点。晋在文公时，同秦国保持了一段良好的关系。在城濮之战中，秦又出兵助晋，帮助晋文公登上了霸主的宝座。

周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30年），晋文公会同秦穆公围攻郑国，讨伐郑国对晋怀有二心。晋军驻在函陵（今河南新郑县），从东、北方面围郑；秦军驻在氾南（今河南中牟县南），从西面围郑。郑文公为挽救国家危机，派特使烛之武劝说秦穆公：晋、秦围郑，郑国知道要灭亡了。但是郑国灭亡对于秦国来说并无好处，它只会增强晋国的力量。而晋国力量的增强则是秦国力量的削弱。如果不灭郑国，而留下它作为秦国的东道主，供奉秦国往来的使臣，这对于秦不是更好吗？何况，贵君曾有恩于晋君，晋君答应割给秦焦、瑕之地，但晋君早晨渡河归国，晚上就对秦国设防。晋如果向东并吞了郑国，那么向西不侵掠秦国，土地从哪里取得？所以灭郑其实是损害秦国以利于晋国的下策，请贵君考虑吧！

烛之武一席话使秦穆公如梦初醒，他不但不再助晋灭郑，反而与郑国单独结了盟，并留下杞子、逢孙、扬孙三位大夫助郑戍守，自己则率兵归国了。

秦军撤退后，晋大夫狐偃等对穆公的背信弃义行径大为不满，主张攻击秦军。晋文公则从大处着眼，认为秦有恩于晋，攻击秦军是不仁。

同时，晋为保持中原霸权，失去秦国这样一个盟友也是不智。所以，晋也与郑国媾和，然后退了兵。晋、秦伐郑事件虽然这样结束了，但它却为秦、晋交兵种下了远因。

周襄王二十四年，郑文公、晋文公先后谢世。戍郑的秦大夫杞子等向穆公密报，说他们掌握着郑国都城的城防，建议穆公派兵偷袭郑国，由他们作内应，则郑国可灭。秦穆公多年以来处心积虑谋求向东发展，这个建议正中下怀，如能袭取郑国，即可进入中原，分享晋国的霸权。

于是，穆公向大夫蹇叔征求意见。蹇叔说：辛劳大军远道奔袭，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跨越千里去袭击别人，人家怎么会不知道？我军长途跋涉，精疲力尽，人家有所准备，是不会成功的。但袭郑的诱惑力很大，穆公主意早已拿定，遂不听蹇叔意见，命令百里孟明、西乞术、白乙丙三帅率兵东进。

秦军袭郑，由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县）至郑都（今河南新郑县），历程一千五百余里，中经桃林、殽函、轘辕、虎牢等数道雄关险塞，是一次冒险性的军事行动。

周襄王二十五年，春二月，秦军经过王都洛邑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表现轻佻无礼。秦军行抵滑国（在今河南偃师县之缑氏镇），遇郑国到周做生意的商人弦高。弦高见状，一面以郑君名义先送四张牛皮，然后送牛十二头，犒劳秦军，说："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厚）敝邑，为从者之淹（久），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①＜／ZSBJ12000030＿0060＿0／ESPL＞一面派人乘传车急回国内报告。

郑穆公获得弦高报告，立即派人去探察秦将所居的馆舍，见秦兵已"束载、厉兵、秣马"，准备作战了。于是，郑穆公派大夫皇武子辞谢秦将说：君等久留在敝国，敝国已无法供应粮秣、牛羊。现在听说君等要离开，郑国有原圃，就像秦国有具囿一样，请你们自己去猎取麋鹿，让我们闲暇一下如何？秦将见机密已泄，杞子逃亡到齐，逢孙、扬孙逃亡到宋。

秦帅孟明见内应已逃遁，郑国有了准备，认为"攻之不克，围之不继"，不如退兵，就袭灭滑国，满载战利品而还。

晋在文公的国丧之中，得到秦国偷袭郑国的情报，中军帅先轸认为，秦穆公不听蹇叔忠告，而以贪婪兴师，这是上天赐给我们击敌的机会，力主攻击秦军。大夫栾枝则认为没有报答秦穆公赐给的恩惠，反而攻击他的军队，这不是为先君着想。先轸说："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又说："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①＜／ZSBJ12000030＿0061＿0／ESPL＞襄公采纳了先轸建议，发兵击秦，并联合姜戎一道行动。襄公穿着丧服亲自督军，梁弘为他驾车，莱驹做车右。晋与姜戎联军在殽函地区的东、西殽山之间设下埋伏。

公元前627年四月，秦军进入埋伏圈，在晋与姜戎夹击下，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等三帅被俘。

晋军全胜而归，文嬴（文公夫人，襄公嫡母）向襄公请求释放秦国三帅，说他们是构成秦、晋二君间隙的罪魁，请让他们回国去接受杀戮。襄公即释放了秦国三帅。先轸得知，责备襄公处置失当。襄公又命阳处父去追击，秦三帅已登舟渡河。孟明等三帅回到秦国，穆公不但没有加罪，反而更加信用，使专任军事。

周襄王二十七年，秦孟明率师伐晋，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县东北），秦师失败。同年冬，晋大夫先且居率宋、陈、郑联军伐秦，取汪及彭衙而还。

次年，秦穆公亲自率军伐晋，渡过黄河，焚烧船只，以示决心死战。

攻取晋国的王官（在今山西闻喜县南），兵锋直达绛都之郊。晋人不出，秦军掉头向南，由茅津再渡黄河，到达殽山，封殽中秦军尸骨而后还。

此二役则是殽战之余波。

殽之战是春秋史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它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而是秦、晋两国根本战略利益矛盾冲突的结果。秦在殽之战中轻启兵端，孤军深入，千里远袭，遭到前所未有的失败。从此秦国东进中原之路被晋国扼制，穆公不得不向西用兵，"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①＜／ZSBJ12000030＿0062＿0／ESPL＞，殽之战标志晋、秦关系由友好转为世仇。此后秦采取联楚制晋之策，成为晋在西方的心腹大患。而晋国为保持霸主地位，也不得不在西、南二方对付秦、楚两大国的挑战。所以，楚虽未参加郩之战，但却是殽之战的最大受益者。

2。晋、秦麻隧之战从殽之战（公元前627年）至麻隧之战（公元前578年）五十年间，晋、秦两国不断冲突，大小十余战，影响较大的有公元前620年的"令狐（今山西临猗县南）之战"、公元前615年的"河曲（在今山西风陵渡附近）之战"、公元前594年的"辅氏（今陕西省大荔东）之战"等。这些战役，多是晋胜秦败，表现了晋在晋、秦斗争中始终居于上风地位。晋、秦麻隧之战发生在周简王八年（公元前578年），是晋景公霸业的持续。晋自殽山战役以后，霸业受到秦、楚联盟的困扰，陷于对秦、楚两面作战的被动地位。所以，在灵、成二公时，霸业中衰，楚在中原占了支配地位。至晋景公时，采取了几项新的部署：其一，消灭赤狄，改善了晋国的战略地位；其二，在鞍之战（公元前589年）中战胜齐国，打破了齐楚联盟，逼迫齐国向晋靠拢；其三，派巫臣通吴，联吴制楚，在楚侧翼扶植它的心腹大患；其四，拆散秦、楚联盟，以便各个击破。

其中，前三项部署，景公已经完成。中原战略形势已向有利于晋国方向发展。

周简王四年（公元前582年）冬，晋景公主动释放楚国战俘钟仪，让他回国为晋通好。楚共王也派公子辰回报晋国，"请修好，结成"。

次年春，晋又派大夫籴茷至楚回报公子辰之聘。一时，晋、楚之间出现了媾和的局面。但这年五月，晋景公忽然病故。不过，厉公继立后仍奉行和楚政策。周简王六年，宋大夫华元利用晋、楚两国的愿望，促成晋、楚两国的和议。次年五月，晋大夫士燮会楚大夫公子罢、许偃，在宋国西门之外结盟，形成了晋、楚间第一次和局。晋大夫郤至至楚，楚大夫公子罢至晋，互相聘问。

晋、楚的和局，实质上是晋国拆散秦、楚联盟，实现各个击破战略的一部分。正当晋、楚两国间谋和的时候，晋厉公也对秦作出了和平试探。两君曾约定在令狐（今山西省临猗县西）相会。这年冬，晋厉公先至会所，而秦桓公不肯渡河，仅派大夫史颗到河东与晋侯结盟。晋也只好派大夫郤犨到河西同秦伯结盟。秦国对这次结盟并无诚意，归国后秦桓公即背叛了令狐之盟，并联络楚国和狄人共谋伐晋。楚共王拒绝了秦的要求，并向晋国通报了情况。晋见秦、楚联盟有了裂痕，立刻抓住时机，专力西向对付秦与白狄。晋、秦麻隧之战就在这个背景下爆发了。

周简王七年秋，秦人约白狄攻击晋国，晋在交刚击败白狄。次年，晋厉公即一面派使者征集诸侯军队，准备伐秦；一面在四月五日派吕相（即魏相）赴秦，宣布与秦断绝关系。其说辞是迄今所见春秋史上最长的一篇外交文告，也是一篇讨秦檄文。该文文笔犀利，语言生动，它历数晋、秦两国之间数十年的积怨，把责任全推到秦国一边，把秦国描绘成三心二意、背信弃德的国家。在政治上，它起到了动员诸侯参与伐秦的作用，也使楚国失去联秦、救秦的理由。这篇文告充分显示了晋国君臣在政治与外交斗争中的高超智慧。

五月，晋厉公率晋军并齐、鲁、宋、卫、郑、曹、邾、滕八国联军直压秦境，拉开了麻隧之战的序幕。

晋厉公亲统晋国四军：中军将栾书，中军佐荀庚。上军将士燮，上军佐郤锜。下军将韩厥，下军佐荀■。新军将赵旃，新军佐郤至。郤毅为厉公驾驭战车，栾鍼做车右。加上齐、鲁、宋、郑、卫等八国联军，组成强大兵团，直抵秦国。秦见诸侯大军压境，亦起兵进至泾水以东进行迎战。五月四日，双方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县北）展开激战，秦军大败，秦将成差及不更女父被俘。诸侯方面，曹宣公死于军中。秦军残部败退，晋及诸侯联军渡过泾河追击到侯丽（今陕西省礼泉县境），然后回师。秦经麻隧之败，数世不振，已不再构成晋西鄙的大患。

晋在麻隧胜秦以后，完成了"秦、狄、齐"三强服晋的部署，又转而全力制楚。晋厉公终于在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中战胜了楚国，实现了晋景公重建霸业的愿望。

3。晋、齐鞍之战晋、齐鞍之战发生在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上距晋、楚邲之战（公元前597年）仅八年。

邲战之后，楚国西联秦，东北联齐，东联吴越，灭江、六、舒、蓼，控制了中原，声威赫赫，较之城濮战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晋国势力则一落千丈，不仅受到来自西方秦、南方楚联盟的威胁，而且北有白狄之患，东有赤狄之祸，陷于秦、楚与赤狄、白狄四面包围之中。

齐在桓公以后，虽然失去霸权，但仍不失为东方大国，独立于晋、楚、秦三强之外，屡次兴兵侵卫、侵鲁，在东方扩张势力。晋、楚双方出于争霸战争的需要，都想结好齐国。在邲战之后，晋国势力削弱，这就助长了齐国称霸东方，欲与晋国一较高下的野心。

周定王十四年（公元前593年），晋在消灭赤狄以后，想在断道（今山西省沁县东北）召开诸侯大会。次年春，晋侯派大夫郤克出使齐国，征召齐国赴会。齐顷公侮慢郤克，郤克回国则时刻准备报复，而齐顷公又拒绝参加断道之会，这就为晋国伐齐找到了借口。晋、齐鞍之战由此爆发。

周定王十六年，晋侯、卫太子臧伐齐，兵进阳谷（在今山东阳谷县北）。齐顷公被迫在缯地（在阳谷附近）与晋景公结盟，并派公子强到晋国做人质。这时，晋国的主要意图还在于联合齐国。但是，周定王十七年（　公元前590年）　，　楚遣使通齐，　"　齐、楚结好"　①＜／ZSBJ12000030＿0065＿0／ESPL＞，齐顷公又背叛晋、齐缯之盟约。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春，齐顷公率军侵犯鲁国，攻克鲁北国境上的龙邑。卫派大夫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率军救援鲁国，在新筑（今河北魏县南）被齐军打败。鲁、卫二国向晋国乞师。晋中军帅郤克力主伐齐。晋景公见联齐不成，为阻断楚、齐联盟，各个击破，遂决定伐齐，由晋郤克统帅中军，士燮率上军之一部，栾书统帅下军，韩厥为司马，起兵车八百乘，以救鲁、卫。鲁大夫季孙行父也率军来会。

齐闻晋军出，即退却，晋军追至莘地（在今山东省莘县北）。六月十六日，晋军又迫至靡笄山下（今山东济南市之千佛山），与齐军形成对峙局面。齐顷公派人向晋军帅郤克请战说："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晋人回答说："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指齐）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久）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齐顷公说："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①＜／ZSBJ12000030＿0066＿0／ESPL＞齐将高固向晋军挑战，生俘晋人而乘其车归，向齐军宣示说：想勇敢的人，买我的余勇。

次日晨，晋、齐两军对阵于鞍（在今济南市西偏）。齐将邴夏为顷公驾驭战车，逢丑父做车右。晋将解张为郤克驾驭战车，郑丘缓做车右。齐顷公狂傲地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马不披甲即杀向晋军。在激战中，晋中军帅郤克中箭受伤，但仍击鼓督战。其御解张也为流矢射穿手肘，但仍努力驾车。车右郑丘缓见有险情即下去推车。解张见郤克伤重，左手把握缰绳，右手执鼓槌击鼓，率战车冲锋不止，晋大军跟进，齐军大败。晋军一路追击，绕行华不注山三圈。

晋军司马韩厥驾车追击齐侯，其车左、车右皆中箭身亡。晋大夫綦母张丧失战车，也乘上韩厥战车，等他们追上齐侯战车时，齐侯车右逢丑父趁韩厥俯身去扶车右的机会，机智地与齐顷公换了位置，并叫顷公下车去华泉取水。齐顷公副车载顷公逃脱。晋军追击齐师，从丘舆（在今山东省益都县西南）进入齐境，攻击马陉（在丘舆北）。

齐军失败，顷公派大夫国佐求和，献出灭纪所得的甗（yǎn，音演）

和玉磬，并愿割地。郤克不受，说："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国佐回答说：萧同叔子为寡君之母。晋、齐匹敌，也是晋君之母。以国母为质是不孝。晋怎能以不孝号令诸侯？又说：先王疆理天下，实行因地制宜。怎能"尽东其亩"，惟晋国兵车是利？如果晋再相逼迫，齐国只有背城借一，决死战斗。当时，鲁、卫二国也劝郤克与齐讲和，郤克听从了。秋七月，晋、齐在爰娄（今山东临淄县西）结盟。晋让齐国人归还侵占鲁国的汶阳之田。

鞍之战是构成晋景公争霸事业的一部分。经过鞍之战，晋国成功地打破了齐、楚联盟，而把齐拉到了自己一边。鞍之战次年（公元前588年），齐顷公亲自朝晋，建立晋、齐联盟。晋为加强这一联盟，不得不牺牲鲁国利益，在周简王三年（公元前583年），又命鲁国将汶阳之田划归齐国。晋、齐联盟的建立，是晋景公继消灭赤狄、联络吴国之后，又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晋景公所创建的霸业，经过厉公、悼公的努力，一直持续到顷公、定公时代。而鞍之战在晋景公的争霸事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五）吴、楚之战在晋、楚的争霸斗争中，晋以联吴策略制楚。周简王二年（公元前584年）派巫臣通吴，"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吴国始逐渐强大。由周简王二年到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21年）的六十余年间，吴向西发展势力，与楚国争夺淮河中游一带的州来（今安徽凤台县）、钟离（在州来北）、巢邑（在今安徽巢县东北）等重镇，展开了大小二十余战，成为楚国的肘腋大患。在公元前546年诸侯"弭兵"大会之后，中原进入了相对平静的休战状态。而吴、楚之间的斗争，则在淮河流域继续展开。其中，吴、楚的鸡父之战和吴破楚入郢之战最有代表性。

1。吴、楚鸡父之战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吴在长岸击败楚国舟师，迫使楚国改变战略，增修州来城，而采取守势。吴、楚之间出现了五年的短暂和平。

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吴、楚围绕争夺州来，拉开了鸡父之战的序幕。这一年，吴王僚与公子光率兵攻击州来。楚平王在鸡父会集顿（今河南商城县南）、胡（今安徽阜阳县西北）、沈（今河南沃邱县）、蔡（今河南新蔡县）、陈（今河南淮阳县）、许（今河南叶县）

六国大军，准备救援州来，讨伐吴国。吴军撤至钟离，等待楚军。楚令尹子瑕不幸病死军中，大军士气不振，退回鸡父。吴公子光分析楚军形势说：跟随楚国的诸侯都是小国，因畏惧楚国才出兵，他们七国同役不同心。更兼楚国令尹新死，代理元帅身份微贱，政令不能统一。因此，楚军是可以打败的。于是，吴军追至鸡父。

吴公子光献破楚之计说：楚军方面，胡、沈之君幼而狂，陈国大夫齧治国不通权变，若分兵先攻击这三国军队，他们一定溃败。他们一溃败，诸侯军必然军心动摇。诸侯军一乱，楚军一定败逃。吴王从其计。

次日，即七月二十九日，是兵家忌讳的晦日。吴王用三千囚徒打头阵攻击胡、沈、陈三国军，以为诱敌之计。三国军见吴囚徒兵散乱，争相追击俘获，陷入吴军重围。吴王僚率中军，公子光率右军，公子掩余率左军，大败三国军，俘虏胡、沈之君及陈国大夫。吴又放纵三国的败兵向许、蔡、顿三国军中溃逃，　大喊说："　吾君死矣！　"　①＜／ZSBJ12000030＿0068＿0／ESPL＞吴军随后鸣鼓攻击许、蔡、顿三国军，三国军惊骇败退，楚军也随之大败而退。

鸡父之战，是小国战胜大国、一国战胜七国、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春秋战争史上有重要意义。

楚作为春秋时期的大国，在鸡父之战中失败于吴，固然因为吴是新兴强国，但更主要的在于楚国的内部问题。楚自灵王即位以来，贪婪不仁，引起公子比等人叛乱，杀死灵王。公子弃疾又杀公子比，立为君，是楚平王。平王即位后，宠信谗臣费无极谋害太子建，惨杀大臣伍奢、伍尚。楚国的内争势必削弱了国力，使它大不如从前。

鸡父之战以后，吴占有州来，楚在淮河流域失去重要屏障。在与吴的斗争中，地位更加衰弱不振。而吴占州来以后，对楚进可攻，退可守。后来的破楚入郢之战，于此役已见端倪。

2。吴破楚入郢之战鸡父之战以后，楚平王于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去世，子昭王嗣立。昭王年幼，楚令尹囊瓦执政。囊瓦贪残庸暴，也宠信费无极，残杀大夫郤宛、阳令终、晋陈等，楚国内政愈发紊乱，诸侯离心。吴公子光于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年）杀王僚自立，即吴王阖庐。阖庐延揽人才，重用伍员、孙武等贤臣，励精图治，国家日益富强。

吴为大举讨伐楚国，于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灭巢、灭钟离，控制了淮河中游地区。以后，加速西进，于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灭徐。然后采纳伍员分全国军队为三部，轮番侵敌，"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之计，疲劳楚军。同时，于周敬王十年（公元前510年）讨伐越国，以扫除伐楚的后顾之忧。楚国则一面筑城防守，一面联越制吴，但收效不大。周敬王十二年（公元前508年），吴又利用舒鸠人引诱楚国伐吴。秋，楚令尹囊瓦率军至豫章，中吴埋伏，大败而归。吴趁势再攻巢邑，俘虏楚大夫公子繁，从此，楚在大别山以东的城邑及属国悉为吴有。至此，吴所采取的三分其师、轮番攻楚的策略已经奏效。楚国无岁不有吴师，楚军被吴兵的骚扰弄得精疲力竭。

周敬王十三年，楚令尹囊瓦释放了被他无理拘留在楚国三年的蔡侯。蔡侯归国，矢志报仇，向晋国求援。周敬王十四年，晋在召陵会集十八个国家商讨伐楚。晋大夫荀寅因为向蔡国索贿不成，就建议说：不能伐楚。因为，晋与楚国定有"弭兵之盟"。再者，晋西北边境又有中山之患。执政大夫范鞅从其议，辞谢了蔡侯。这年冬，蔡侯以公子乾与大夫之子为人质于吴，向吴求助。吴人遂发兵攻楚，蔡侯及长期受楚欺凌的唐国也发兵相助，吴、楚双方遂展开了柏举大战。

吴军乘船由淮河逆水而上，到达淮汭（在今安徽霍丘县附近），舍舟上岸，在豫章与楚军夹汉水而对峙。

楚左司马沈尹戌向令尹囊瓦献计：令尹率楚军主力沿汉水布防，阻止吴军渡河。沈尹戌率方城山以外的军队直扑淮汭，捣毁吴军的船只，然后扼守大隧（今豫、陕交界的九里关）、直辕（今名武胜关）、冥阨（今名平靖关）等险阻，切断吴军归路。令尹再率主力渡过汉水正面迎击吴军，沈尹戌从吴军背后攻击，一举打败吴军。囊瓦同意，沈尹戌依计行事。

但沈尹戌走后，楚大夫武城黑劝囊瓦速战求胜。大夫史皇也对囊瓦进言说：楚人平日厌恶令尹而喜欢司马，如果司马在淮汭毁掉吴国船只，阻塞城口（指大隧、直辕、冥阨）要道，从后攻吴，是司马独获破吴大功。令尹一定速战，不然免不了恶名。囊瓦以为很对，就率全军渡过汉水，沿小别山（在今河南光山县至湖北黄冈县之间）到大别山（今安徽霍县之安阳山）之间排成军阵，与吴军交战，三战三败。囊瓦见吴军精锐难胜，想要弃军逃跑，被史皇劝阻。囊瓦率军退至柏举（在今湖北省麻城县东北），吴军跟进。十一月十八日，两军摆开决战阵势。早晨，吴王阖庐之弟夫概王向阖庐建议："楚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阖庐不允许。夫概王认为臣义而行，不须待命，就率所部五千人冲击囊瓦的中军，囊瓦中军抵敌不住而逃奔，楚军陷于混乱。吴军全力进击，楚军大败。囊瓦逃亡郑国，史皇力战而死，大夫薳射被俘。楚军退至清发河（在今湖北安陆县）东岸，吴军乘其半渡，发起攻击，又大败楚军。渡过河的楚军退至雍澨（今湖北京山县），做好饭正待要吃，吴军又追至，楚军弃食逃奔。吴军吃罢楚军丢下的饭，继续追击楚军。

楚左司马沈尹戌发方城外之兵疾进淮汭，去捣毁吴军乘船，兵至息地（在今河南息县），听说楚军已败，遂迅速回救楚军，在雍澨打败吴军，但自己也受了重伤。沈尹戌带伤率师与吴军力战三阵，终于败亡。

吴军大举西进，五战五胜，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攻入楚国郢都。

楚昭王带着妹妹和鍼尹固乘船西逃，吴兵追至。楚军点火燧系于象尾，纵燧象群冲向吴军，昭王始摆脱吴军追击。

昭王渡过雎水（今湖北沮水）、长江，经云梦泽，进入郧邑（今湖北京山县），又转入随邑（今湖北随县），吴兵追至随。随人掩护楚昭王，吴兵不获楚王，只得退兵。

吴军进入郢都后，纪律松弛，君臣各分居于楚君臣之宫，各妻楚君臣之妻。夫概王与公子山为争夺囊瓦之宫几乎动武。吴君臣贪恋楚国财富与女色，数月不归。

周敬王十五年春，楚大夫申包胥赴秦国求救，秦派大夫子蒲、子虎率战车五百辆救楚。在沂邑（今河南正阳县境）大败吴夫概王。秦、楚联军灭掉唐国（在今湖北随县西北唐城镇）。吴在雍击败楚反攻的军队，而后秦又击败吴军。吴军退居麇（今湖北安陆）。楚薳射子薳延率柏举的散兵，会同楚大夫子西在军祥（今湖北随县西）打败吴军。是年夏，越乘吴军在楚，国内空虚，发兵侵入吴国。

吴夫概王在沂邑战败后率军回国，自立为王。吴王阖庐见国内有变，统帅大军向东退走，在公壻之谿被秦、楚联军击败。楚昭王回到郢都。

吴王阖庐率军回国，攻击夫概王，夫概王兵败，逃亡到楚国，后成为楚的堂谿氏。

周敬王十六年四月，楚国不甘心柏举、破郢之败，决心向吴报仇。

派舟师顺流而下，讨伐吴国，被吴太子终累打败。楚舟师统帅潘子臣、小惟子及七位大夫被俘。同时，楚大夫子期所率伐吴的陆军也在繁阳（今河南新蔡县北）被吴军打败。于是，楚国震动，君臣恐惧，乃迁都到鄀邑（在今湖北宣城县东南），以避吴军锋芒，并改革政纪，安定楚国。

这都是吴破楚入郢之役的余波。

楚是南方大国，土地数千里，兵车数千乘，号为春秋四强之一，竟然遭此大败，这不是偶然的。首先，楚长期称霸，恃强凌弱，造成附属国众叛亲离；其次，楚国内部矛盾重重，君臣不一，将帅不一，不能团结对敌；其三，吴为新兴国家，国力正在鼎盛时期，吴伐楚不仅得到蔡、唐等原楚附属国的支持，也得到东夷氏族的支持。

楚遭受破郢的打击之后，国力大为削弱，一时再也无力北上争霸。

晋在十八国召陵会盟之后，也陷入内部矛盾之中，卿族互相火并，势力削弱，诸侯离心，无力再图霸业。齐在东方趁机扩展势力，郑在中原乘王室内乱而侵吞王畿城邑，中原局势趋于分崩离析，又呈现出春秋初期的无统纪状态。

吴王阖庐虽有破楚入郢之大功，但他入郢之后，满足于微小成就，沉溺于声色，不听孙武劝谏，表现志虑短浅，终于功败垂成，被秦、楚联军赶出楚境。所以，后人论史，不把阖庐列入春秋"五伯"之中。

（六）吴、越之战周景王八年（公元前537年），楚采取联越制吴之策，率诸侯、东夷及越大夫常寿过伐吴，从此拉开了吴、越之战的序幕。当吴破楚入郢之时，越即乘吴国空虚之机，抄吴后路，兴兵伐吴。吴回军击越，越始退兵。

吴破楚入郢战役以后，中原无伯主，诸侯陷入自相混战状态。而此时，吴兴起于东南，越继吴而起。吴、越毗邻，两国互争三江五湖之利。于是，吴、越的战争就构成了春秋后期历史的主要内容。

吴在破楚入郢之后，开拓疆土，北接齐、鲁、宋，西达陈、蔡、驾邑（今安徽芜湖西）、宛邑（今安徽宜城县），与楚相邻，南抵杭州湾北，与越接境，都于吴（今江苏省苏州市）。吴王阖庐、夫差时，有贤臣孙武、伍员辅佐，国力空前强大。

越国疆土小于吴，南至句无（在今浙江省诸暨县南），北至御儿（在今浙江省崇德县东南），东至鄞地（今浙江鄞县），西至姑蔑（今浙江省龙游县南），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县）。

越在允常时期（公元前520年-前496年在位），因得贤臣文种、范蠡辅政，国势强大，始成为吴国大敌。吴、越领土接壤，同为"断发文身"之族，不是吴灭越，就是越灭吴，所以二国的争霸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1。吴、越槜李之战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五月，越王允常死去，吴王阖庐积多年的怨愤，乘丧起兵伐越。越嗣王勾践率兵抵御，双方在槜（zuì，音醉）李（今浙江嘉兴县西）摆开战场。勾践见吴军阵势严整，命令敢死队冲锋，为吴军擒获。再次组织敢死队冲锋，又为吴军所擒，而吴军阵势仍然岿然不动。勾践见二次冲锋不能成功，另派罪人排成三列，各持剑注于颈上，走到吴军阵前说，现在吴、越二君交兵，臣等违犯了军令，在君的队列前面行为不果敢，不敢逃避刑罚，谨敢自首而死，于是都自刎而死。吴军注目观看，惊骇不已。勾践抓住机会，突然进攻，大败吴军。越大夫灵姑浮挥戈攻击吴王阖庐，斩落他的脚趾。阖庐身受重伤，在败退途中，死在陉地，距槜李仅七华里。阖庐临终命其子夫差：一定不要忘记越国的仇恨。

槜李之战，虽然以吴败越胜告终，但当时吴国领土广大，兵强马壮，实力远超过越国，越并不是吴国的对手。然而，越却战胜了吴国，这就教育了吴国的执政者，要争霸中原，必先灭掉越国，以扫除后顾之忧。

由此又引发了吴、越夫椒之战。

2。夫椒之战自吴王阖庐战死，夫差即发誓为父报仇。他派人站在庭中，每逢他出入，那人就对他说："夫差！而忘越王之杀尔（你）父乎？"夫差回答说："唯。不敢忘。"①＜／ZSBJ12000030＿0074＿0／ESPL＞吴日夜练兵，准备报复越国。

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听说夫差日夜练兵，准备伐越，想先发制人，趁吴兵未出，抢先伐吴。大夫范蠡劝谏，勾践不听，说："吾已决之矣。"①＜／ZSBJ12000030＿0075＿0／ESPL＞遂兴兵伐吴。吴王夫差闻讯，征发全部水陆军迎战，双方在夫椒（今江苏苏州市西南太湖　中的椒山）展开激战，越军大败。吴乘胜直捣越都会稽，攻破会稽城。越王勾践率残兵五千人退保会稽山，吴军将勾践团团围住。

勾践在危难中问计于大夫范蠡。范蠡要勾践卑辞厚礼向吴请和；如吴人不许，即举国降吴，以身追随吴王。勾践从其计，派文种赴吴军乞和。

夫差想答应越国的请求，伍子胥进言说："天以越赐吴，勿许也。"

②＜／ZSBJ12000030＿0075＿1／ESPL＞就拒绝了越国的要求。

文种回报勾践，勾践想杀妻子、焚宝器，力战而死。文种知道吴国的太宰嚭素与伍子胥不和，就利用这个矛盾，劝阻勾践说，吴国的太宰嚭贪婪，可以利诱，请私下里求他，可以成功。勾践就命文种带上美女和宝器，私下献给太宰嚭。太宰嚭接受贿赂，就领文种去见夫差。太宰嚭劝吴王说：　"　越以服为臣，　若赦之，　此国之利也。"　③＜／ZSBJ12000030＿0075＿2／ESPL＞伍子胥再次反对媾和，说：现在不灭越国，以后必然后悔。勾践是贤君，范蠡、文种是良臣。他们若再回到越，将会叛乱啊。夫差不听，终于与越议和而后退了兵。

夫椒之战是吴灭越的最好时机，而翦灭越国则是阖庐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基本战略目标。但是，夫差目光短浅，听信谗言，轻率地放弃了这一根本战略目的，这就为后来越国灭吴埋下了祸根。

3。越灭吴之战越灭吴之战，由三个主要战役组成：其一，越袭吴都之战；其二，笠泽之战；其三，围攻吴都之战。

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越降吴后，勾践留文种守国，自与范蠡入吴，在吴执贱役三年，于周敬王二十九年正月始被吴遣放归国。

勾践归国后为报仇雪耻，与范蠡、文种共同策划复兴国家的大计。

在内政方面，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其一，奖励生产，充实国力，"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①＜／ZSBJ12000030＿0076＿0／ESPL＞；其二，奖励蕃衍人口，"令壮者无娶老妇，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有生多胎者，国家抚养；其三，照顾孤子、寡妇、疾病、贫困者家庭，国家发给廪食，教育其子弟；其四，尊贤礼士，延揽人才，对于"达士，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对于四方之来士，必告先君之庙，以礼招待。在外交方面：其一，遮掩越国的实力；其二，鼓励吴国北上伐齐、晋。吴已与楚国结下深仇大恨，再伐晋、齐，是结怨于三国。相反，越则"结齐、亲楚、附晋"，联合三国以制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治，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终于强大起来。

吴在降服越国以后，即开始向中原发展，自周敬王二十六年至周敬王三十六年十年间，先后六次出兵北上，伐陈、伐鲁、伐齐。其中尤以周敬王三十六年代齐的艾陵之战最为著名。是役吴国出动四军，夫差自将中军，大夫胥门巢将上军，王子姑曹将下军，大夫展如将右军。齐国出动三军：国书将中军，高无丕将上军，宗楼将下军。五月二十七日，双方展开大战。吴右军击败齐上军，齐中军击败吴上军。但吴上军得到吴中军与王卒的支援，扭转局势，大败齐军。吴俘获齐中军将国书及大夫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等，并获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

当吴国出兵伐齐时，越为施展疲吴之计，勾践亲率其众朝吴，向吴王及将士馈赠礼品，吴人皆喜。唯大夫伍子胥谏阻吴王出兵伐齐，吴王不听。吴王夫差胜齐归来，用太宰嚭谗言杀了伍子胥，专用太宰嚭。吴国从此也就走上灭亡之路。

周敬王三十八年，吴王夫差命王子地、王孙弥庸辅佐太子守国，亲率国内精兵北上，与晋在黄池争盟。越王勾践趁此机会，发习流（水军）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及诸御千人讨伐吴国。兵分两路：一路由范蠡、舌庸统帅，循海而逆入淮河，以断绝吴兵归路。另一路由勾践统帅，逆吴江而上，攻击吴都。

六月十一日，勾践先头部队由畴无余、讴阳率领，先攻至吴国郊区。

吴将王孙弥庸看见越军打着他父亲的"姑蔑之旗"，即要求出战，吴太子友不允许。但弥庸不听，于二十日率兵五千出击，王子地帮助他，双双得胜，弥庸俘获畴无余，公子地俘虏讴阳。勾践大军赶到，王子地则入城防守。二十一日，两国再次交战，越军大败吴师，俘虏吴太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二十二日，越军攻入吴都，焚毁姑苏台，尽获吴国大舟。吴派人向夫差报告国内败讯。夫差为防止此事泄露，在帐幕中连杀七个知情者灭口。

七月六日，夫差在黄池摆下赤、白、黑三个万人大方阵，以兵威胁晋国，争得先歃血主盟的角色，然后回师。吴军回国后，因都城已失，士卒疲惫，无力再战，就派太宰嚭向越求和。勾践见吴军主力尚存，胜负不可预料，遂于吴国媾和后班师。

吴、越虽然媾和，但吴国因长期争战，又经此打击，国力大为削弱。

吴、越力量的对比，吴国已由优势转化为劣势。夫差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佯作息民姿态，暗中作战争准备。

笠泽之战。

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年），吴国遭受旱灾，"大荒荐饥，市无赤米，而囷鹿空虚"，人民移往东海之滨，以就蒲蠃之食。越大夫文种乘机献伐吴之计。勾践接受文种之计，起兵伐吴。临行简选精兵，命一家兄弟四、五人在军中者返回一人，命将患疾病者、老弱者、智力不足以听命者遣返归家。同时斩杀畏缩不前者。号令军中：有"归而不归，处而不处，进而不进，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者，"身斩，妻子鬻"①＜／ZSBJ12000030＿0078＿0／ESPL＞，以统一号令，使全军皆有致死战斗之心。

勾践率越军大举攻吴，吴王夫差则率军到笠泽江（今江苏吴县松江）

抵御。吴在江北，越在江南，两军夹江水布阵，准备明日在江上水战。

入夜后，勾践抽出部分兵力组成左、右两队，令左队衔枚溯江而上五里，就地待命；令右队衔枚顺江而下五里，就地待命。夜半，令左、右两队鸣鼓渡江，在水中央待命。

吴军获讯越军分两队渡江，准备夹击吴军，不等到天明，也将军队分为二部，以抵御越军。

越王遂率三军，以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主力，偷渡过江，不鼓不噪，突袭吴中军，吴中军大乱，于是溃败。越左、右队趁势渡江追击。

吴军三战三败，退保吴都。吴国大片土地沦落入越。

越国攻吴都之战。

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越王勾践发兵侵楚，目的在于欺骗吴人，使他们不做战争准备。楚公子庆、公孙宽率军阻击越军，越军旨在欺吴，所以迅速撤回。

次年，十一月，越王勾践率大军包围吴国。当初，吴公子庆忌屡次劝谏夫差，要他改变穷兵黩武政策，以免吴国遭到灭亡惨　祸。但夫差不听，公子庆忌即迁到艾邑（今江西修水县西）居住，后来又到楚国避居。他听到越军围吴的消息，便回到国内，想除掉不忠于吴国的大臣，而与越国媾和。而夫差则把他杀了。

越军包围吴国三年，吴军不战自溃。吴王仅率亲近卫士与大臣，突围西上姑苏台，派王孙雒向勾践请和。勾践不忍心灭吴，准备答应媾和。范蠡谏阻勾践说："今君王不断，其忘会稽之事乎？"勾践醒悟，拒绝吴国的求和。夫差则轮番派使者前来，言辞越来越谦卑，礼节越来越恭敬。勾践又动了心，想答应媾和。范蠡进谏说："孰使我早朝而晏罢者，非吴乎？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夫十年谋之，一朝弃之，其可乎？"并左提鼓，右援枹，代替勾践回答吴国使者说："昔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而吴不受。今将反此义以报此祸，吾王敢无听天之命，而听君王之命乎？"①＜／ZSBJ12000030＿0079＿0／ESPL＞打发走吴国使者。

范蠡不报告越王，即率兵攻下姑苏之宫，俘获吴王。勾践要把吴王送到甬东（今浙江定海县东之翁山），赐给夫妇三百人，以奉养天年。夫差叹息说："孤老矣，焉能事君？"随即自杀，吴国灭亡。

勾践灭吴后，尽并吴国土地，乃率军北渡淮河，在铜山（今江苏省铜山县）会见晋、齐诸侯，并遣使致贡于周。周元王派人赐勾践祭肉，命他为侯伯。勾践把吴人侵占陈、宋二国的土地归还陈、宋，把吴属淮河上游的土地送给鲁国，把吴属泗水以东的五百里土地送给楚国。于是，诸侯毕贺，勾践遂号为霸王，成为春秋史上最后一位霸主。

三、春秋时期的军事制度（一）"兵农合一"的民兵制度"兵农合一"是周代兵役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一特点在春秋时代仍然表现得很鲜明。《周礼·地官·大司徒》在谈到周代居民组织时说："令民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小司徒》谈到周代军事组织时说："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比"、"闾"、"族"、"党"、"州"、"乡"与"伍"、"两"、"卒"、"旅"、"师"、"军"就是村社居民行政组织与军队的军事编制两两相应、互相统一的。而这种村社组织与军事组织的统一，正是"兵农合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春秋时齐国的军事制度就是这种典型的"兵农合一"制度。

《国语·齐语》记载齐国的军事制度时，首先讲村社居民组织，说："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它的军队组织则建筑在居民组织之上，是"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齐军的"三军"由国君和国、高二子统帅，所以"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管仲称这种制度是"作内政而寄军令"，特点是军政合一，兵农合一，叫做"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两者互相适应。《齐语》所述军制与《周礼》所述周代军制完全符合。汉代刘劭说春秋以前军制是"天子寄军政于六卿，居则以田，警则以战"①＜／ZSBJ12000030＿0082＿0／ESPL＞，宋代叶适说是"寓兵于农，寓将于卿"②＜／ZSBJ12000030＿0082＿1／ESPL＞。都是对"兵农合一"制度的精辟概括。

齐国的军制很有典型意义，其他国家的军制，从《周礼》一书的记载看，大体与齐相同。

南方的楚国虽然在军制与官制的设置和名称上往往与中原不同。但"兵农合一"这一点则是一致的。《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说楚王在国"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则"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说明楚国的国人也是具有亦军亦民双重身份，在国为民，故训之"民生之不易"；在军为士，故申儆之"胜之不可保"。这种制度无疑也是村社组织与军事组织的统一。

"兵农合一"制度的经济基础是以土地公有制为特征的井田制度。

《汉书·刑法志》所说周代"因井田而制军赋"，正道出了这一问题的因果关系。在井田制度下，每一具有士兵身份的村社社员都得到一块由村社代表国家分配的足以维持自己和家属生活的份地，并为国家负担兵役。份地是他为国家服兵役的基础，兵役则是他因份地而产生的义务，两者相辅相成。

"兵农合一"制度的基本特点，是服役人员平时散在村社为农，战时临时征集为兵。散在为民时，兵器收归国家统一保管，临事征兵时，同时发授武器，与终日兵不离手、手不离兵的常备军明显不同。这就形成临战集结和临时授兵制度。

《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说："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乃略狄土，立黎侯而还。"这种临时集结军队的作法，直到春秋晚期仍然存在。《左传》襄公三年（公元前570年）说："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襄公十三年说："晋侯蒐于绵上，以治兵。"襄公十八年说："楚将侵郑，子庚帅师治兵于汾。"这些事例足以证明终春秋之世列国都是在战前临时征集部队的。《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也说，齐景公任命司马穰苴为将军，率兵抵御晋、燕二国的侵袭，同时任命宠臣庄贾监军。穰苴与庄贾约定第二天"日中会于军门"。说明也是临战征召部队。既然临战前征召部队，当然也在战前发授兵器，这种临战授兵的事例也习见于古文献。如《左传》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记载，庄公准备讨伐许国，五月甲辰那天，在郑国的祖庙发授兵器，大夫公孙阏与颍考叔为争车发生矛盾，"颍考叔挟辀（zhōu，音舟）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说，楚武王排列成"荆尸"①＜／ZSBJ12000030＿0083＿0／ESPL＞之阵，向军队发授战戟，去讨伐随国。又，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说，狄人伐卫，卫将战，"国人受甲"。军队的武器，战时由国家发授，战后复缴还国家。因此，国家专门设有一套保管武器的官吏和机构。据《周礼·夏官》载其《司兵》职掌"五兵五盾"的授受。《司戈盾》职掌"乘车"、"贰车"及"旅贲及虎士"戈盾的授受。《司弓矢》职掌"六弓四驽八矢"的授受。《校人》职掌"五马之政"。据《周礼·春官》，《司常》职掌各种战旗，《鼓人》职掌各种战鼓与金器，《车仆》职掌各类战车等等。《左传》襄公九年则记载，宋国有工正掌管"出车"，校正掌管"出马"。

他们"备甲兵，庀武守"。官府收藏武器的专门场所叫做"库"。当时列国都有这种武库，如鲁国曲阜有"库"，高余也有库，郑国有"襄库"等。

在"兵农合一"制度下，平时管理村社和国家事务的各级官吏，战时就是军队中的各级军官。齐国的"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平时治民，战时统军，正是这种村社和军旅的双重官吏。晋国的六卿，平日为政府官吏，战时为三军将佐。鲁国的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平日是司徒、司马、司空，战时皆为军帅等。总之，列国的政事官也兼军官，都是文、武职责不分的。

"兵农合一"的兵役制度，决定了春秋时期军事训练必然要在农闲时进行的特点。这其实也是自夏、殷、周三代以来村社生活的一般规律。《国语·周语上》说周代"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务农的三时是春、夏、秋，讲武的一时是冬，属农闲季节。《国语·齐语》说："春以蒐振旅，秋以狝（xiǎn，音显）治兵。"《司马法·仁本》说："天子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这也说明了至少在春秋时期，列国诸侯不但在冬季，就是在春、夏、秋三季中的空闲时，也要组织军事训练。这种军事训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由国家组织进行。二是通过"蒐狝"，即狩猎的方式进行。关于这一点，春秋时鲁大夫臧僖伯讲得十分清楚："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　①＜／ZSBJ12000030＿0085＿0／ESPL＞讲事就是习武，蒐、苗、狝、狩是四时田猎之名。这是国家组织村社居民借田猎而习武的明证。从《左传》一书看，春秋时期的蒐狝活动，的确多是军事活动。如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说，晋"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僖公三十一年，"秋、晋蒐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昭公八年（公元前534年），鲁"秋，大蒐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

春秋时期"兵农合一"制度的特点取决于中国奴隶制社会形态的特点。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奴隶社会形态有两种形式：一是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一是东方的家庭奴隶制。东方家庭奴隶制的特点是：其一，公社或国家是土地所有者；其二，专制制度基于公有制。就我国奴隶制社会存在着土地公有（井田制）和君主专制政体这两点来看，无疑属于古代东方家庭奴隶制类型。这种类型的奴隶制在较大程度上保存了农村公社制度。所以它反映到军事制度上就是"兵农合一，军政合一"。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这种集军事、行政、生产三位一体的"兵农合一"制度，并不只存在于先秦时期，为华夏族所独有。在由原始的氏族制度向奴隶制转化过程中，宋代辽东生女真完颜部所建立的"猛安谋克"制度、明代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八旗"制度，都是这种集军民于一身，"出则为兵，入则为民"②＜／ZSBJ12000030＿0085＿1／ESPL＞的民兵制度。

（二）赋、役合一的兵役制度春秋时实行赋、役合一的兵役制度。依据这种制度，服兵役者纳军赋，不服兵役者不纳军赋。军赋的基础是井田制。所以《汉书·刑法志》说这种制度是"因井田而制军赋"。周灵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48年），楚国司马■掩治理军赋，就首先清丈全国各类土地，然后"量入修赋、赋甲兵、徒卒、甲楯之数"。从■掩治赋中，也可以看出军赋与兵役相统一的性质，因为其赋既包括车兵、徒兵、甲楯各种军械，也包括甲士、步卒等服役人员。《司马法》一书载有春秋以前的两种军赋制度。其一，"　成井三百家"　，　出"　革车一乘，　士十人，　徒二十人"　①＜／ZSBJ12000030＿0086＿0／ESPL＞；其二，"甸十六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备谓之乘马。"②＜／ZSBJ12000030＿0086＿1／ESPL＞从这两种军赋制度看，也都既有甲士、步卒，又有戈楯、车、马、牛，是赋役合一的。《孟子·滕文公》谈到春秋时的赋税制度说："使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助"，就是税。其时野人不服兵役，所以不纳军赋而纳税，税率是九分之一，即"野九一而助"。"赋"就是军赋，其时国人服兵役，所以交纳军赋，赋率为十分之一，即"国中什一使自赋"。国人既纳军赋，便不再纳税。赋与税是有区别的。《汉书·食货志》对春秋以前赋与税的区别讲得很明白："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之用。"即赋供军队需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即税供国家祭祀，政事需用。

但是，有些学者对于春秋时期的赋、税分制往往认识不清，误会为一，结果造成一些混乱。

春秋时这种军赋与兵役相统一的制度，其实正是"兵农合一"的民兵制度的一个内容。它与恩格斯所说马尔克公社中的服兵役者要"负责自己的装备，而且还要在六个月之内，自己维持军中的生活"，精神实质完全一致。正因为春秋时代的军赋与兵役是统一的，所以在春秋时代的文献中，"赋"字就常被用来泛指军队而言。如《左传》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卫州吁对宋国说：贵君要讨伐郑国，翦除贵君的祸害，"敝邑以赋与陈、蔡从"。"敝邑"是卫州吁对自己国家的谦称，"赋"，即卫国的军队。文公十七年（公元前610年），郑大夫子家对晋国说，如果我们得不到贵国的谅解，"将悉敝赋以待于儵（shù，音树），唯执事命之"。"敝赋"二字，就是敝国的军队。又《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晋、齐发生鞌之战，战前晋军统帅郤克请求晋侯出兵，"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请八百乘。许之。"这个"赋"字不但指的是军队，而且指出了这支军队所辖战车数量。又《国语·鲁语下》载，在诸侯平丘会上，晋国人捉了鲁大夫季平子。鲁子服惠伯对晋国说，过去齐乘晋乱攻晋，取朝歌，我们先君襄公不敢安居，"使叔孙豹悉率敝赋"，跟从晋国攻击齐的左军。《国语·楚语上》记载楚灵王说："今吾城三国，赋皆千乘。"这里的两个"赋"字，无疑指的也是军队。

在春秋早期许多诸侯国还实行两级兵役制：一级曰"正卒"　①＜／ZSBJ12000030＿0087＿0／ESPL＞；另一级曰"羡卒"。《周礼·地官·小司徒》说："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这就是说，一家兄弟虽多，但只有一人是准备服现役的正卒，正卒以外的男子都称为羡卒。一般的"徒役"，一家只出一人，而当军事训练，即田猎或追捕盗贼时，则是羡卒、正卒全部出动。春秋时期的兵役是民兵制度，"正卒"是从服兵役者的战士身份来说的。而从他们在村社的社员身份来说，则称为"正夫"。从他们服其它劳役的身份来说，则为"正徒"①＜／ZSBJ12000030＿0088＿0／ESPL＞。"羡卒"又称"余夫"。他们是不服现役的"卒"，但参加军事训练，准备国有大敌时动用，其实是预备役人员。

但是，春秋中期以后，由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列国兵源不足，晋、鲁、郑等国已经向野人征兵征赋。所以羡卒也就被征调到战场上来了。

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晋国在彭城之役前，"发命于军曰："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晋为大国，其时老幼孤疾都上了前线，一家之中往往有二人在军中服役，其他国家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当然也就突破了春秋时早期"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　②＜／ZSBJ12000030＿0088＿1／ESPL＞的旧制。《国语·吴语》载越王勾践起兵伐吴说："明日徇于军，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一家有四、五个兄弟在军中服役，这当然是全部羡卒都已走上战场了。而这说明，战国时期的普遍兵役制度早在春秋末年就已在酝酿当中了。

春秋时赋、役合一的兵役制度，作为"兵农合一"制度的一个内容，它决定于春秋时代存在着的井田制和村社组织相统一的制度。周代的军赋因井田而作，周代的兵役因村社而作。而井田制是村社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村社则是井田制的居民组织形式。二者是统一的，它的统一性就决定了兵役制度赋、役合一的统一性。春秋时期，井田制和村社制虽然遭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例如出现了"隶农"、"隐民"、"初税亩"、"作爰田"等情况。但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瓦解井田制和村社制。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楚国的"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襄公三十年郑子产实行的"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等等，就是统治阶级维护旧的井田制度和村社制度的证明。井田制和村社制的存在，就决定了军赋与兵役制度相统一制度的存在。

（三）车、步兵相结合的军队编制和作战方式以战车为核心的车、步兵结合编制，是春秋时军事编制的一大特色。

《周礼·夏官·司马》说，春秋时代列国的军事编制有六级：伍、两、卒、旅、师、军。"伍"由五名战士组成，是战车下的步卒，他们以战车为依托从事战斗。"两"由五伍二十五名战士和一乘战车组成，所以称"两"，说明战车是战斗核心。卒由四两，即战车四辆，卒100人组成。旅由五卒，即20　辆战车、卒500人组成，师由五旅，即100　辆战车、卒2500人组成。军有五师，即500　辆战车和卒12500人组成。《周礼》所讲的军制，与《司马法》记载的"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的军制，基本一致。《司马法》的这条记载，据杜预《左传》宣公十二年注说是旧编法。即由西周延续下来的春秋早期车、步兵编制法。据清代学者金鹗、孙诒让等人研究，《司马法》所说的"徒二十人"中包括役徒、厮养五人。专就战车而言，也是五伍二十五人。春秋时晋国的军事编制正与《周礼》所讲的军事编制相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鲁国向晋军将佐行贿时，讲到晋国有军、师、旅三级编制。《左传》成公七年载，巫臣通吴于晋说，"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说明晋军有两、卒二级编制。《国语·周语中》说晋国"四军之帅，旅力方刚，卒伍整治。"又证明晋军有卒、伍二级编制。这些材料证明，晋军编制恰为军、师、旅、卒、两、伍六级。

晋国的军队编制应能代表春秋时列国军队编制的一般状况。

齐国的军队组织在桓公时由管仲进行改革，所以与《周礼》的记载有所不同。它裁减了"师"级建制，形成了"军、旅、卒、小戎、伍"

五级。其战车一乘，即"小戎"较"两"的战斗人员增加一倍，为卒50人。

吴国的军队编制，也裁减了"师"级单位，为"军、旅、卒、什、伍"五级①＜／ZSBJ12000030＿0090＿0／ESPL＞。什由二伍组成，自什以上，卒、旅、军皆为十进制，即十什一卒，百人；十卒一旅，千人；十旅一军，万人。"卒"又称"彻行"，是战斗时排为一长队。旅又称"旌"，由十彻行组成。

春秋中期以后，车、步兵相结合的编制，即古人所谓之车乘士卒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春秋早期的每乘战车"三十人制"，发展成为"七十五人制"。

这个变化也由《司马法》反映出来，它说"四邑为丘"出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曰"匹马丘牛"；又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备，谓之乘马。"据蓝永蔚先生研究，"七十五人制"的车乘士卒编制是"春秋编制"②＜／ZSBJ12000030＿0090＿1／ESPL＞。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它是春秋中晚期的编制。其制用"匹马丘牛"和"乘马"来命名，所以孙武称其为"丘役"，清代学者称其为"丘甸法"，或"丘乘法"。而这也就表明了它是在"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赋"以后产生的制度，所以系一个"丘"字。

"三十人制"编制是春秋早期的制度，这在《左传》中还可以寻找出踪迹，如周惠王十七年（前660年），齐派遣"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每乘战车甲士十人。《诗·鲁颂·閟宫》说鲁国在僖公时代有"公车千乘，公徒三万。"也与每乘战车"甲士十人，徒二十人"的《司马法》车乘士卒编制相符。而在春秋中晚期，不断出现的车乘士卒编制就与"七十五人制"相联系了。如《左传》昭公十一年说："楚子伏甲而飨蔡侯于申，醉而执之。夏四月丁巳，杀之，刑其士七十人。"又，《左传》定公十年记晋大夫赵鞅率军伐卫，"（邯郸）

午以徒七十人门于卫西门，杀人于门中。"另一晋将涉佗"亦以徒七十人"在早晨去攻击卫国的城门。《左传》中不断出现的"徒七十人"这个数字，　蓝永蔚先生认为就是步卒"　七十二人"　的统称①＜／ZSBJ12000030＿0091＿0／ESPL＞，这应是正确的。

春秋时期车乘士卒编制的变化，主要是车下步卒的增加，这表明步兵在战斗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种趋势到战国时发展成为了步兵与车兵的分离，形成了以步兵为主力，以车兵和骑兵为羽翼的编制形式。

步兵本是最古老的兵种。《史记·周本纪》说，武王伐纣时出动"战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但据《尚书·牧誓》，武王要求周军在交战中"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显然指的是步兵。可见，步兵在牧野大战中担负着主力的作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手段的改进，春秋进入了车战的发达时期，春秋大国争霸的战争无一不是以战车为主力的车、步兵结合作战。如《左传》载：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晋、楚城濮大战，晋车七百乘。

僖公三十三年，秦、晋殽之战，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其后在殽山遇晋军伏击，全军覆没，"匹马只轮无还"。

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宋、郑大棘之战，郑俘宋战车四百三十乘，战士二百五十人。

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楚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

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齐、晋鞍之战，晋出动战车八百乘。

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双方皆"补卒乘、缮甲兵、展车马"、"秣马利兵，修陈固列"。

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秦子蒲、子虎帅战车五百乘以救楚。

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艾陵之战，吴俘获齐战车八百乘，甲首三千。

以战车为主力的车、步结合作战方式要求交战双方选择平原旷野作为战场。《周礼·夏官·司马》说："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人为主就是步兵为主，车为主就是战车为主。《六韬·犬韬·战车》也说："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贵知地形"，确是对车战特点的最好概括。山区、丘陵、洼地、河沼、浚泽、殷草、横亩等都被兵家看作是战车的"死地"。只有在平坦广阔的原野上，战车才能纵横驰骋，发挥出巨大的威力。而春秋时代战争所保持的某种原始形式--"结日定地"，即交战双方战前约好交战的具体时间、地点，届时列阵而战，也为车战提供了方便条件。韩原之战前，晋惠公派韩简向秦军请战，秦穆公说："君其整列，寡人将亲见。"城濮之战前，楚令尹子玉派大夫斗勃向晋军请战，说："请与君之士戏，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双方约定"诘朝将见。"鞍之战前，齐侯派人向晋大夫郤克请战说："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这三次战役都是事先约定时间、地点，即"结日定地"而后交战的典型战例。车、步兵结合作战，要求车兵和步兵按着一定的规则排列成战斗队形，这就是军阵。战争是敌对双方力量的角逐，其胜负不但取决于投入车、步兵数量的多寡，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军阵"所发挥出来的集体力量。拿破仑谈到马木留克兵时说，"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①＜／ZSBJ12000030＿0093＿0／ESPL＞。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法国兵是排列成军阵作战的。恰如恩格斯所说："关于保持战术协调和队形严整的一方，　必将大大优越于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另一方。"　②＜／ZSBJ12000030＿0093＿1／ESPL＞春秋时期的"军阵"，名目很多。仅见诸《左传》的，就有"鱼丽之阵"、"左右矩"、"荆尸"、"鹳"、"鹅"、"盂"、"角"等等。其基本阵形，大多为"三阵"或"五阵"。

《左传》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周、郑繻葛之战，郑摆下"鱼丽之阵"。"曼伯为右矩，祭仲足为左矩，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杜预注说："矩，方阵也。"特点是以左、右两军居前为"拒"，中军居中殿后，配合为"鱼丽"之型。这种阵式，其实就是一种"三阵"。

如图所示：在这种进攻型的阵势中，车、步兵的排列队形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偏"为战车编队，每二十五乘战车为一偏。"伍"是步兵编队，以五位战士为一小队。车兵冲锋在前，步兵填充在战车的空隙，联结成一个战斗阵式。

城濮之战时，楚将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子西率左、子上将右。晋先轸将中军，狐毛，狐偃将上军，栾枝、胥臣统率下军。阵势也都是"三阵"。

又，《左传》文公十年（公元前617年）记载楚子与宋公、郑伯在孟诸（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田猎，楚子居中，"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所谓"左、右盂"与"左、右拒"和"上、下军"一样，都是军阵中的两翼。《国语·吴语》记载，吴王夫差在诸侯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会上，排列士卒百人为一彻行，计彻行百行的白、赤、玄三个方阵，也是"三阵"式。

由"三阵"发展到"五阵"，在春秋时已屡见不鲜。《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讲楚国行军的"荆尸"阵法说："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楚国行军的"荆尸"阵法，创始于楚武王。其法盖"分其军为五部，而各有所任"①＜／ZSBJ12000030＿0094＿0／ESPL＞。即："前茅"，就是前锋部队，以茅为标帜。"中权"是中军，为全军的指挥部。"后劲"，是殿后的精兵。"右辕"，为右路军，"左追蓐"，为左路军。合此"前、中、后、右、左"五部分适成一个大军阵。"五阵"无论从纵向看还是从横向看，都比"三阵"更为先进。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50年）记载，齐庄公讨伐卫、晋二国，其行军阵法也是五阵：即"先驱"、"申驱"、"胠"、"启"

和"大殿"五支军队。依杜预说，"先驱"是先锋军，"左翼曰启"、"右翼曰胠"，"大殿为后军"。这都是对的。唯有杜说"申驱"为"次前军"不确。因为据《左传》齐庄公及其副车在"申驱"，说明它不是"次前军"，而是指挥中心所在的"中军"。所以它也是一个由"前、后、左、右、中"五支军队组成的"五阵"。《左传》昭公元年还记载，晋军与无终及群狄在太原发生了一场战争，无终及群狄是步兵，为对付无终及群狄的步兵，晋国也舍弃战车，把车战的五阵"两、伍、专、参、偏"改编成了步战的五阵"前、后、左角、右角、前拒"，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宋人阮逸所撰的《李卫公问对》讲古代五阵说："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字井形，开方九焉。五为阵法，四为闲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①＜／ZSBJ12000030＿0095＿0／ESPL＞其配置图如下：这种"五阵"，自然是"前、后、左、中、右"五阵。说它起于黄帝时代当然没有史料根据，但它对春秋以来阵法的说解则相当精辟。

战国时，阵法的名目和种类更加复杂，仅据《孙膑兵法》就有"方、圆、疏、数"等十阵。作战的五阵式也发展成为"八阵式"。"八阵"

的阵式，与《李卫公问对》的五阵大体相同，不过把它讲的闲地也填充上了军队。其配置如图：＃　＃　＃（阵地）

＃　○（大将居中）＃＃　＃　＃刘心健先生说："八阵为一方阵，大将居中，八方部署兵力。"散而成八，复而为一"。"①＜／ZSBJ12000030＿0096＿0／ESPL＞刘说是对的。

孙膑讲运用"八阵"作战说，八阵作为一个整体，要有先锋部队和后续部队。在作战时，要用三分之一的兵力攻击敌人，其余三分之二，做为预备部队，以为接敌部队的后盾。在春秋时的城濮之战中，晋下军佐胥臣以下军之一部用虎皮蒙马突击楚师。《吕氏春秋·简选》说晋文公有"锐卒千人"，吴王阖庐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其实这些部队就是先锋军。孙膑说，部队作战时"阵无锋，非孟贲之勇也。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至也"。"阵无后，非巧士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情也"。总之一句话，没有先锋和后续部队的军阵，在作战中是注定要失败的。

总之，春秋时期以战车为主力的车、步兵结合作战是战争的主要形式，战阵则以"三阵"和"五阵"为主，而到战国时则发展成为了"八阵"。

（四）都（县）邑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都（县）邑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的建立，是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在西周时期，由于实行"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制度，所以鄙野的都邑不能设立武装。统治者把与国都相匹敌的大都邑看成是国家祸乱的根源①＜／ZSBJ12000030＿0097＿0／ESPL＞，所以严厉取缔都邑武装。

但是春秋初期，在郑、晋、楚等国，有些势力很大的卿大夫已开始凭借都邑的力量，组建军队，严重威胁本国的政权。如《左传》隐公元年（前722年）载，郑庄公之弟共叔段在封邑京城组建军队，"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结果被郑庄公消灭。《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晋国的曲沃庄伯利用曲沃的地方兵讨伐晋都翼城（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杀了晋孝侯。《左传》庄公十八年，楚武王灭权，指派大夫斗缗为权尹，斗缗率权邑地方兵叛变，为楚武王镇压。

郑国京邑、晋国曲沃、楚国权邑建立的地方兵就是春秋时期最早的地方兵，但这些地方兵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卿大夫组建的，所以在当时是不"合法"的。

最早建立由国家管理的地方都邑兵的是郑国。郑国因为领土褊小，国人兵源不足，又屡受强敌侵犯，为避免国破家亡，捍卫边疆安全，所以，首先在一些较大都邑建立了地方兵。如"制"（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即虎牢关）是郑国的险要所在，"栎"（在河南禹县）是郑国的别都，因此，郑国首先在这两个都邑上建立了地方兵。周桓王二年（公元前718年），郑国的公子曼伯与子元率制邑军队在北制打败了南燕（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的军队。周桓王二十二年，偏安郑国栎邑的郑厉公，依靠栎邑军夺回了郑国的政权。

春秋中期以后，由于战争加剧，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特别是由于"作州兵""作丘甲"和"作丘赋"所开辟的兵源，使列国在地方都（县）邑普遍建立起都邑军队。

晋国。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晋赵胜率东阳之师追击齐军，俘虏了齐大夫晏■。周景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王子朝发动叛乱，王室大乱。晋大夫籍谈、荀跞率少数民族九州之戎和焦、瑕、温、原之师把周悼王迎接回王城。晋的东阳泛指属晋的太行山以东地区，即在今河北邢台、邯郸一带，焦、原、温在今河南陕县、济源、温县，瑕在今山西芮城县。这五邑建有强大的地方兵，说明晋国的都邑普遍建立了地方兵。"九州之戎"。就是"陆浑戎"。周景王二十年，晋灭陆浑，然后编陆浑为九州，并建立了九州戎人的地方兵。这是晋地方兵中的少数民族军队。

齐国。周灵王五年，齐大夫在东阳筑城，并率领东阳之兵围莱（在今山东省昌邑县东南）。周灵王十八年，齐阉臣夙沙卫叛齐，占据高唐（在今山东禹城县西南）。齐大夫庆封率军围高唐，不能攻克。齐襄公时，连称、管至父联合公孙无知叛乱，杀襄公。齐渠丘大夫雍禀率渠丘兵平息叛乱，杀了公孙无知①＜／ZSBJ12000030＿0098＿0／ESPL＞。齐国东阳、高唐、渠丘之邑的武装力量，应能代表各国地方都邑兵的一般状况。鲁国。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齐顷公攻击鲁国北境上的龙邑（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龙邑人俘虏了齐顷公的嬖臣卢蒲就魁。

顷公亲自上阵击鼓助战，经三日激战，始攻克龙邑。周敬王十八年（公元前502年），鲁国陪臣阳虎准备杀掉执政大夫季桓子，命令都邑的兵车在九月四日集中到蒲圃。这证明鲁国的都邑都有了地方武装。龙邑的武力甚至可以与大国相抗。鲁国的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的采邑费、郈、成也都有强大的都邑武装，三家的宰臣南蒯、阳虎、侯犯、公孙宿先后据三都叛乱，几乎倾覆鲁国。

宋国。周敬王二十四年，宋景公到空泽（在今河南禹城县南）去游玩，死在驿馆。大尹发空泽的甲士千人奉景公尸体，从空桐进入沃宫。

空泽是宋国的都邑，有甲士，有武装。又如宋国的公子鲍曾利用肖、蒙二都邑的武装力量杀掉宋昭公，　夺取了宋国政权①＜／ZSBJ12000030＿0099＿0／ESPL＞。

楚国。楚国的地方兵名为"县"兵。楚国的"县"，多是由被其灭掉的国家改设的。如楚文王"改县申、息"二国以后，申、息二县之师就成了楚国北进的主力。到春秋后期，楚灵王"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周景王十六年，楚公子比、公子弃疾等率陈、蔡、不羹、许、叶诸县地方兵杀掉楚灵王，公子比立为楚君。既而，公子弃疾又杀公子比，立为君，是为楚平王。周景王十七年，楚平王派然丹在宗丘（今湖北秭归）检阅楚西部地方兵，派屈罢在召陵（今河南偃师县东）检阅楚国东部地方兵。楚国东西两区地方县邑兵最高领导权都操在楚王手中，由楚王任命"县公"或"县尹"统帅。这就形成了以郢都为中心的网络状军事体系，内可以屏障郢都，外可以捍御强敌。所以楚在春秋是武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春秋晚期崛起的吴、越二国，同中原诸侯一样，也都建立有地方兵。

据《国语·吴语》，越大夫文种在向勾践谈伐吴策略时说，吴国自黄池退兵后，不戒备越国，越应利用这个机会攻吴。吴国边鄙的地方兵因过于疲罢而不能速至，吴王又将以不与越国交战为耻辱，所以必率国都的军队迎战，越可以战胜吴国而占有其地。如果吴的地方兵赶来援救，越国可以用"御儿"的地方兵抵御。这就清楚他说明了吴、越二国都有地方都邑兵。

但是应当指出，春秋时列国的地方都（县）邑兵还只是国家军队中的辅助力量，主要职责是防卫地方。周景王二十一年，郑国遭受火灾，执政大夫子产命令国人"伍列登城"，保卫国都。而"使野司寇各保其征"①＜／ZSBJ12000030＿0100＿0／ESPL＞，即保卫本地安全，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地方都邑兵虽以防卫本地为主。但在强敌入侵时，国家会责无旁贷地出兵支援地方。如《左传》襄公十二年（公元前561年）载，莒人伐鲁东鄙围台（在今山东省费县东南），鲁季武子率兵救台。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年），吴公子掩余、公子烛庸率兵包围楚国潜邑（在安徽霍山县东北），"楚莠尹然、工尹麇率师救潜，左司马沈尹戌率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等，即属这类例证。

地方兵还要配合国中之师作战或受命单独完成某些军事任务。如晋国曾以焦、瑕、温、原之师安定周悼王，楚国曾以戎狄及丰、折二地之师逼近晋国，鲁国曾以各卿大夫家室的兵车抵御齐国等，都属这类性质。至于楚国的申、息、许、叶和不羹、陈、蔡之师甚至已经成为了楚国家军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春秋时卿大夫的采邑家兵其实是都（县）兵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也就是在卿大夫自己所封的都（县）所建立的地方兵。这种都邑兵建立的较早，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

依照西周制度，　卿大夫都有采地或食邑①＜／ZSBJ12000030＿0101＿0／ESPL＞。据《周礼·地官·载师》，卿大夫的采地一般分别在国郊以外的鄙野之地。卿大夫的采邑武装由邑人充任，由国家设"家司马"管理，在"家司马"以下，于每一较大的采邑还设立"马正"②＜／ZSBJ12000030＿0101＿1／ESPL＞协助"家司马"管理采邑的军事事务。在春秋时代，卿大夫"有禄于国，有赋于军"。国家遇有军事行动，执政的卿大夫要准备百乘战车随同行动。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阶段，这些卿大夫的采邑武装，是国家军队的组成部分，仅由卿大夫统率而已。所以孔子说："　臣无藏甲，　大夫毋百锥之城。"　③＜／ZSBJ12000030＿0101＿2／ESPL＞但是，卿大夫作为一级封君，当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军权下移于卿大夫，采邑武装就化为他们的私家武装了。而采邑武装私有的第一个严重后果是危害公室，削弱国君的力量。如鲁国季孙氏的采邑费，始封于僖公元年，襄公七年筑城，其后就成了季氏私家的武装堡垒。孟孙氏的采邑成与叔孙氏的采邑郈，发展步骤也同"费"一样。三家的采邑武装成了他们专制鲁国政权的强大军事后盾。其后三家的家臣长期祸患鲁国，如周景王十六年季氏家臣南蒯以"费"叛，周敬王十八年季氏家臣阳虎再以"费"叛，周敬王二十年叔孙氏家臣侯犯以"郈"叛，也都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强大的采邑武装。春秋中期以后，宋国的萧、蒙，齐国的渠丘、高唐，晋国的朝歌、邯郸、晋阳、曲沃，卫国的蒲、戚等大采邑无一不有强大武装，成为公室的心腹大患。当时的有识之士就已指出"国有大城，未有利者"①＜／ZSBJ12000030＿0102＿0／ESPL＞。采邑武装危害公室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采邑武装私有化带来的第二个严重后果，是加强了列国卿大夫之间的火并。卿大夫之间一旦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失利，就到采邑去动员和组织力量。《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在与范氏的斗争中失利被驱逐的晋大夫栾盈，依靠齐国的帮助潜回采邑曲沃。"四月，栾盈率曲沃之甲，因魏献子以昼入绛。"与范氏、赵氏、韩氏、中行氏、智氏诸家展开了一场血战，失败后又退回曲沃。周敬王二十三年，晋大夫赵简子（名鞅）与范氏、中行氏发生火并，"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晋阳是赵氏的采邑，有雄厚的物资储备和武装力量，范氏、中行氏不能攻克，后被赵氏消灭。后来，在赵襄子（名无恤）与智氏的斗争中，赵氏再次退保晋阳，智氏率韩、魏三家联军久攻不下。赵氏反而串通韩、魏两家把智氏消灭在晋阳城下，形成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格局。这就充分说明了采邑武装是春秋中晚期卿大夫之间进行斗争的主要武装力量。

在卿大夫的家兵中，还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是"族兵"。

"族兵"是卿大夫的亲兵。西周在卿大夫之间实行宗法制度，所以每个卿大夫家族都有一套大小宗的宗法体系，有所谓宗主、宗邑和族人。族人负有保卫宗主、宗邑和宗族的义务，于是就形成了以族人为骨干的"族兵"。其制在春秋时仍然存在。在春秋时代的战场上，"族兵"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如在城濮之战中，楚军统帅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这个"若敖六卒"就是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宗人兵"，亦即族兵。在鄢陵之战中，晋的栾氏、范氏二大家"以其族夹公行"，即以其族兵做晋厉公的左右亲兵。在邲之战中，楚军俘虏了晋大夫知■，其父知庄子率领族兵反击楚军，射死楚连尹襄老，获其尸并俘楚将公子穀臣。

"族兵"在战场上是军中主力或亲兵，在平时则与卿大夫聚族居于国中，所以在与公室斗争中，或在其它突发事件中，调动起来极为迅速。周灵王九年，郑国的尉止等五族发动叛乱，攻杀执政大夫子驷、子国、子耳。子西听到消息后，"不儆而出""乃归授甲"。子产听到消息，立即"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召集族兵"成列而后出，　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　①＜／ZSBJ12000030＿0103＿0／ESPL＞。族兵如果不与卿大夫聚族而居，兵车十七乘是不可能马上集结起来的。周景王十三年，齐国陈、鲍、栾、高四氏的大火并也是这样。陈、鲍氏听信传言，说栾、高氏准备攻击陈、鲍氏，陈桓子、鲍文子马上在家中向族兵"授甲"，接着发起向栾、高二氏的进攻。栾、高二氏的宗族长子良、子旗正在饮酒，突遭攻击，也迅速集结族兵，与陈、鲍展开激战②＜／ZSBJ12000030＿0103＿1／ESPL＞。这种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情况也足以说明卿大夫的族兵无疑是与卿大夫聚族而居的。在春秋晚期，"族兵"与"采邑兵"一样，统称卿大夫的私属或家兵，是卿大夫之间互相兼并的工具。

依据周代"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分封制度，"家室"与"公室"

一样，原本是国家的组成部分，所以卿大夫家兵、包括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族兵和以地域团体为基础的采邑兵，最初都是构成奴隶制国家军队的组成部分。在君权强大时，它自然要为公室效力，甚至是国家军队中的骨干力量，但它由卿大夫族人或采邑居民组成，战时由卿大夫亲自统率，被称为"私属"或"私卒"，对于公室军队来说是相对独立的。所以一旦君权旁落，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卿大夫的私家军队。春秋时列国卿大夫的家兵史正是这样一部演化史。

春秋末年，列国卿大夫的家兵的数量已经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左传》哀公十一年（前484年）说："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即说鲁国各卿大夫之家的兵车总数比齐国派出攻鲁军队的兵车还多，仅季氏一家的兵车抵抗齐军已有余裕。而季氏一家还有甲士七千人。晋国卿大夫的私家军队又使鲁国望尘莫及。晋国的卿大夫多在采地设县，所以晋的采邑家兵又称县邑兵。在晋平公、昭公时代，公室的军队虽然"公乘无人，卒列无长"①＜／ZSBJ12000030＿0104＿0／ESPL＞，但其卿大夫家兵却得到了飞速发展，"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②＜／ZSBJ12000030＿0104＿1／ESPL＞。晋的一县可出兵车一百乘，四十九县可出兵车四千九百乘，其力量之强大是其它中原国家所无与伦比的。

春秋时期军权下移，卿大夫专权和互相兼并是促使卿大夫采邑兵普遍建立和家兵逐渐脱离国家控制转为私有化的前提条件，反之，卿大夫家兵的私有化又加剧了卿大夫的专权和他们之间的互相火并。

（五）具有常备性质的禁卫军周代天子的禁卫军名曰"虎贲"，诸侯的禁卫军名曰"旅贲"。据《周礼·夏官·虎贲氏》，王在出行时，虎贲在前后警卫；王休止时，虎贲宿卫王的行宫。王在国，虎贲守卫王宫。国家在遇到大敌、大丧等非常事变时，虎贲守卫王门。此外，虎贲还可以跟随士大夫出使四方，或在道路不通时奉征令之书向四方传达。据《旅贲氏》，王在出行时，旅贲氏执戈盾在王乘车两侧随行警卫。乘车停止时，扶持车轮。凡祭祀会同，穿着斋服随王乘车左右而行。王者丧，穿着斩衰葛经的丧服，执戈盾警卫嗣王。在军事行动中，披着铠甲随行。《尚书·顾命》记载，周成王驾崩，"二千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说明周礼的记载是有根据的。

《国语·鲁语下》记载鲁大夫叔孙豹说："天子有虎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证明了这个问题。说明周代的禁卫军制度在春秋时仍然存在。

但是，春秋时代列国诸侯的禁卫军并不称"旅贲"，而各有自己的名称。如楚国国君禁卫军叫"乘广"，分左、右两广，每广战车三十乘。右广鸡鸣时驾车值班，至日中卸车休息。左广接着值班，至日入时卸车休息。依春秋晚期每乘战车甲士三人，步卒72人计，60　乘战车计有战士4500人，这是一支不小的军事力量。晋文公回国继君位时，秦穆公特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这三千人其实也是晋文公的禁卫军，所以杜预注说"以兵卫文公诸门户仆隶之事"。《左传》宣公二年说：晋灵公残暴不仁，枉杀无辜。执政大夫赵盾屡次进谏，灵公不听。灵公怕赵盾再谏，假设酒宴招待赵盾，暗中埋伏甲士准备杀他。晋侯埋伏的甲士又叫"公介"、"公徒"，其实他们就是晋侯的宫廷禁卫军。越王勾践伐吴乃中分其师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勾践的私卒君子就是他的禁卫军。依此四例可以推知，春秋时列国诸侯的宫廷，是都有禁卫军的。不但诸侯有禁卫军，有些国家，如楚国，太子也有禁卫军。在城濮之战时楚军中有一支名曰"东宫"的部队，就是楚太子的"宫甲"。据《左传》鲁文公元年（公元前626年），楚国太子商臣就依靠这支"宫甲"发动宫廷政变，杀了楚成王而篡夺了王位。

春秋时期诸侯的禁卫军多由公族或卿大夫子弟组成。他们平时警卫王宫，战时在王左右，是军队中的主力。如晋的"中军公族"①＜／ZSBJ12000030＿0106＿0／ESPL＞　，　又称"　公卒"　②＜／ZSBJ12000030＿0106＿1／ESPL＞，显然是晋侯的禁卫军。"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③＜／ZSBJ12000030＿0106＿2／ESPL＞，显然也是由"乘广"为核心组成的精锐部队。晋国在献公时代有骊姬，"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到晋成公时，"乃宦卿之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可见晋国的公族是由卿大夫子弟构成的。余子又称公路。公路与公行是主管戎车的职官，所率戎士应是禁卫晋侯的车兵甲士。

公族与卿大夫子弟称为"国子"或"贵游子弟"，平日由公族大夫教育培训。如《左传》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年）说，晋悼公使"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据《周礼》国子还接受师氏，保氏的教育。师氏教国子以"三德"和"三行"，保氏教国子以"六艺"和"六仪"。其六艺是："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驾，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六仪是："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这在当时是完备的品德、文化和军事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实践形式，他们要在师、保统带下守卫宫廷。经过严格的培养训练之后，诸侯才从他们当中挑选出王宫卫士。这种挑选在春秋时虽缺无显证，但从战国时赵国左师触龙请太后先许其子"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可以得到证明。

以"旅贲"为代表的禁卫军虽然是列国军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又是一支特殊的力量，这就是它与一般的"师旅"不同。一般的"师旅"，兵员来自国人，平日为农，战时为军，是"兵农合一"的。以"旅贲"

为代表的禁卫军则不然，他们来源于国中的"贵游子弟"，是由卿大夫子弟组成的"国子"，平时脱离生产劳动，可以世袭父兄爵禄，一旦入选禁卫军的行列，就成了食禄的职官，位为士，可以继续升迁为大夫、卿，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所以以"旅贲"为代表的由"国子"组成的诸侯禁卫军，无疑是一支常设的部队。但这是一支纯粹的贵族军，类似沙俄时代的士官生，而且人数仅三四千余，所以它不是春秋时代列国军队的主体。因而它的存在并不能影响春秋时代列国军事制度"兵农合一"的性质。

（六）吴、楚、越三国的水军春秋中期以后，在水道纵横的南方，楚、吴、越等国出现了以"舟师"为名的水军。

最早建立水军的国家应是吴、越。吴、越地处中国东南，是水乡泽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①＜／ZSBJ12000030＿0108＿0／ESPL＞，乘船弄潮为二国健儿所专擅。据《左传》，吴在鲁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

以前尚无较强的陆军，水军是其传统的兵种，但春秋初年，吴国的水军也不强大，仅能自保而已，所以它臣服于楚国。后来，由于吴楚、吴越频繁发生战争，才使吴国的水军有了较大的发展。

吴国的"舟师"，即水军，由作战部队和运输部队两部分组成。

吴国的水军虽然是陆战部队的辅助力量，但有较强的实力。《左传》定公四年说："四月己丑，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败楚舟师"就是双方发生水战。水战的结果是吴胜楚败，吴军俘获楚国水军统帅潘子臣、小惟子及七位大夫。这说明吴国的水军是比较强大的。《国语·越语》记载伍子胥对吴王夫差说：越国，我要战胜它，能占据它的土地，能乘坐它的船只。又《吴语》记载越王勾践伐吴说："明日将舟战于江。"在江上舟战当然是水军交战。《左传》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吴大夫徐承曾率领"舟师将自海入齐"，被齐人打败，退回吴国。这些都证明吴国确有水军，并同楚、越等国进行过水战，其水军并曾沿海北上伐齐。

吴国水军的另一组成部分是运输部队。在春秋中叶，晋国采用巫臣通吴的建议。"　教吴乘车，　教之战阵，　教之叛楚"　②＜／ZSBJ12000030＿0108＿1／ESPL＞以后，就建立了强大的陆军，但吴国的陆军往往主要依靠舟师运送并保障后勤供给。从这一意义上说，吴国的舟师实际是吴国军队组织的命脉。清代学者顾栋高对吴国水军运输部队的这种功能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吴地利于水行，不利于陆行。诸侯平丘大会，晋征召吴来参加，吴人以水道不通谢绝了。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吴在黄池会晋，也先在商鲁之间开挖深沟。由此知吴国一日也不能废舟楫之用①＜／ZSBJ12000030＿0109＿0／ESPL＞。顾栋高的说法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左传》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载，吴楚在长岸交战，楚军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乘舟"就是吴国舟师运输陆战部队的船。《左传》昭公十三年说："秋、晋侯会吴子于良。

水道不可，吴人辞，乃还。"《左传》定公四年记吴楚柏举之战，吴、蔡、唐三国"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军隔汉水对峙。楚军渡过汉水，在小别山与大别山之间排成军阵与吴国交战，三战三胜，击败楚军的吴师，正是由水军运送的。《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艾陵之战，吴师北上也是沿着汶水行军，以便仰赖水军运输部队和粮草给养。《国语·吴语》说，吴王夫差北上黄池时，也"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沂，即沂水。济，即济水。沟通二水当然是为了保证水上交通线畅通，正因为水军是吴国军队的命脉所系，所以越王勾践偷袭吴国，"入其郛，焚其姑苏"，也要"徙其大舟"，破坏吴水军的运输能力。

越国的水军同吴一样，也分战斗部队与运输部队两部分。上面说过越曾与吴约定"明日舟战于江"。又，《墨子·鲁问》篇说："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利用这种有利特点，在水上屡败楚军。舟战是地道的水军交战。越楚两国因处江河有上下游之别，所以其水军攻守利害形势也不同。越国水军的规模颇为可观，　有"　戈船三百艘"　②＜／ZSBJ12000030＿0109＿1／ESPL＞，这在当时是一支庞大的舰队。

越水军的运输部队，见于《国语·吴语》。《吴语》载越王勾践趁夫差北上会盟之机，命令大夫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

亲自率领中军主力"泝江以袭吴"。越军或"沿海泝淮"，或"泝江以袭吴"，显然是利用水上通路，以舟师运输部队。《淮南子·齐俗》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也证明舟船是越人的主要交通工具。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勾践袭吴出动的兵力说："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司马贞《索隐》解释"习流"说是"流放之罪人，使之习战，任为卒伍。"但徐天佑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此所谓习流即是习水战之兵。若曰罪人习战，越一小国，流放者何至二千人哉"①＜／ZSBJ12000030＿0110＿0／ESPL＞。徐天佑的说法是正确的。习流二千人应是越国的水军。另据《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越有楼船之卒二千八百人。楼船就是越国的运输船队，其部水军几近三千人，也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楚国的水军主要是为对付吴国而建立的。自晋通吴以后，"吴始伐楚、伐徐、伐巢"。吴成为了楚国的肘腋大患，使"楚国一岁七奔命"。为对付擅长水战的吴国，楚特地组建了舟师。《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这是楚国的水军首次作战的记录。昭公十九年，楚国出动舟师伐濮。昭公二十四年，楚又动用舟师伐吴，侵入吴疆。定公六年，楚舟师大败于吴，统帅被俘，损失惨重。楚的"舟师"自然也是楚国的水军作战部队。

像吴、越一样，楚国也用水军运输陆战军队。《左传》昭公十七年，长岸之战，楚军沿江从"上流"而下，显然是用船运送军队。定公四年，柏举之战前，吴、蔡、唐伐楚，楚军与吴军夹汉水而处，楚军沿汉水而与吴军对峙。由此可知，楚军也由舟师运送而来。

从楚国的水军常败于吴国看，它的水军远不如陆军精锐，人数也不很多。定公六年，吴太子终累所俘楚水军统帅潘子臣、小　惟子，爵位并不尊贵，这与陆军动辄由令尹、莫敖、司马等高级官吏统帅形成了鲜明对照，说明楚国水军的确不如陆军重要。楚的关注重心在北方，在于争夺中原霸权，所以陆军强于水军，这也　是可以理解的。

春秋末至战国初，楚国的水军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墨子·鲁问》说："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钩是钩近敌船的工具。强为拒，是阻止敌船的工具。楚国水军制造钩强之器正是舟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证明。

四、春秋时期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思想（一）周代早期的军事著作周代早期的军事著作，可以考见的有《军志》、《军政》和《司马法》。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楚成王曾引《军志》三句话："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者不可敌"。这三条都是战术原则，言简意赅，富有深刻哲理。"允当则归"，是说两军力量相当，无必胜把握，就应当适可而止。"知难而退"，是说敌人力量强大，我方应当主动撤退。宣公十二年，晋大夫士会引作："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吴子兵法·料敌篇》同）"有德者不可敌"，是说政治清明，无懈可击的国家，不可与对敌。

《左传》文公七年晋大夫赵盾说："先人有夺人之心。"而宣公十二年楚令尹孙叔敖引这句话谓是《军志》所说。又昭公二十一年，宋国■邑大夫濮也引《军志》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这两条战术原则，无疑也是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先人有夺人之心"是说先发制人可以打乱敌人的部署，挫折敌人的战斗意志。"后人有待其衰"，是说后发制人要等待敌人士气衰弱时再行进攻。《左传》宣公十七年有晋赵盾"逐寇如追逃"一句话，据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说也出于《军志》。是要求部队驱逐敌人像追击逃兵一样果敢。

《左传》所引的《军志》，显然是春秋以前的军事著作。可惜它久已亡佚，除了这一鳞半爪外，人们无法窥看它的全貌。

《孙子兵法·军争》篇引《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军政》与《军志》一样，也是春秋以前的军事著作。两者的不同在于，《军志》重在讲战术原则，是指导军队作战的。《军政》重在讲军事条令，是指导军队建设的。

周代的《司马法》至战国初已经失传，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齐威王曾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汉书·艺文志》所载《军礼司马法》百五十篇，就是古《司马兵法》与《司马穰苴兵法》的合璧。

而流传至今仅剩五篇。

《汉书·艺文志》在"兵阴阳家"类中，有《黄帝》十篇，黄帝臣《封胡》五篇，《风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银雀山汉墓出土简书《孙子兵法》下篇保存有"黄帝伐赤帝"一篇等。这些著作多是后人伪托或附益传说而成，不仅不是黄帝时代的东西，而且也不可能早于春秋。今天，它们已经全部亡佚了。

（二）春秋时代的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战争实践的产物。从上古时代起，中原大地上就不断出现部落冲突和部落战争。进入夏、商、周三代这种冲突和战争更加激烈。周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ZSBJ12000030＿0113＿0／ESPL＞，干脆把战争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周代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著作正是这些战争实践的总结。

春秋时期，由于诸侯间的兼并和争霸战争日趋激烈，所以在周代早期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春秋时期的战略和战术思想。当然，在《孙子兵法》产生以前，这些战略和战术思想还没有上升到系统化理论的高度。

从战略思想方面看，春秋五霸所创建的霸业都有一套总体战略。例如齐桓公，他首先从政治上着眼考虑问题，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把华夏诸国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其次，他面对"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势，认识到戎狄之患急切但祸小，楚国之患舒缓但祸大。所以他先北后南，从戎狄之祸入手，伐狄、北伐山戎，解决北方后再掉头南下制楚，去解决南方问题。解决戎狄之祸主要靠军事手段，而制楚则采取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的总体战略，最后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目的。

再说晋文公，他首先也"勤王"，通过安定周襄王，取得"尊王"

大旗，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以团结华夏诸国。其次，在外交上联秦、联齐，拉拢宋、卫、曹等中小国家，壮大自己的力量，孤立和削弱楚国。第三，在军事上，则采取诱敌北上方针，坐收以逸待劳之利。完全可以说正是晋文公"侵曹伐卫"以救宋的策略方针，开启了战国孙膑"围魏救赵"的先河。晋文公的争霸战略是十分高明的。

楚庄王创建霸业，则首先西联秦国，如周匡王二年（公元前611年），秦、楚、巴连兵灭庸。东北联齐，如邲战前一年。即周定王九年（公元前598年），楚派大夫申叔时结好齐国。其次，东联吴越，如周定王六年，楚灭舒蓼，"盟吴、越而还"。北结鲁、卫，然后讨伐郑、宋，控制黄河，阻断晋军南下之路。

晋景公的争霸战略是审时度势，奋发图强。他面对秦、齐、楚、狄皆强的局面，首先采用士会之计，陆续消灭身边的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解除心腹之祸。其次，发动鞍之战，败齐后联齐，割断齐、楚联盟。其三，采取联吴制楚方略，在楚国侧翼培植反楚力量。其四，发动麻隧战役，击败秦国，打破秦、楚联盟。经过十年努力，秦、齐、狄三强皆服，而后专力对楚，经过厉公、悼公的继续努力，终于恢复了晋国的霸权。

吴王阖庐破楚入郢的战略，是北联晋、齐、鲁，西向灭钟离，徐国，南向征服越，　又采取"　为三师以肄之"　，　"　多方以误之"　①＜／ZSBJ12000030＿0115＿0／ESPL＞的策略，最后才取得栢举大捷和入郢的胜利。

越王勾践灭吴的战略则是"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怂恿吴国北上争霸，然后乘虚袭击吴国。

纵观春秋五霸的创业战略，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能从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的总体关系上考虑问题，都把政治、经济改革放在争霸事业的首位，使争霸的军事力量有可靠的经济保障和坚实的政治基础。

从战术思想方面看，当时列国创造出了一系列战术原则，其中较为突出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避强击弱。公元前707年，在周、郑繻葛之战中，郑大夫子元分析周军阵营的形势说：陈国发生内乱，人民没有斗志，首先攻击陈国军队，陈军必然败溃。郑庄公从其计，大败周军。公元前704年，在隨、楚速杞（在今湖北应山县）之战中，隨大夫季梁主张首先攻击楚国的右军，说："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主张攻击楚军的薄弱环节，隨君不从，结果遭到大败。公元前519年，在吴、楚鸡父之战中，吴军首先选择的打击对象，也是其"君幼而狂"和其"大夫齧壮而顽"

的胡、沈、陈三军，然后以此为突破口，大败楚方的七国联军。此类例证还有很多，不再列举。这些即足以说明，避强击弱已成为春秋时期列国战争中的一条重要战术原则。

其二、诱敌设伏。公元前714年，北戎侵犯郑国。郑庄公率军抵御，命令"勇而无刚者"率前队迎战戎人，随后设三道伏兵。前队与戎人接战后，即佯装败退，将戎人诱至伏击圈内，三道伏兵突然杀出，将戎兵截为数段，全歼伏击圈内戎兵，戎人大败。公元前703年，楚与巴联合侵伐邓国，楚将斗廉把军队横列在巴师中间，与邓师交战后，佯败退走。邓人追击，越过巴师埋伏线，楚师回军攻其前，巴师前进击其后，邓军大败。公元前700年，楚师伐绞，利用"绞小而轻"的弱点，不派兵保护上山采樵的役徒，以此引诱敌人。一支大军埋伏在山下，一支大军守在绞国北门。绞人争相出城到山中去，俘获楚国的采樵役徒，遇到伏兵，被杀得大败。公元前548年，楚伐舒鸠，吴军来救。楚国公子强率私卒先进攻吴师，大军列阵随后埋伏，吴军见楚私卒人少，进行追击，进入埋伏圈，楚伏兵、私卒合击吴军，吴军大败。公元前560年，吴、楚庸浦（今安徽无为县南）之战，楚将养由基率先锋军引诱吴军，楚令尹子庚设三道埋伏接迎。养由基把吴军引到庸浦，楚伏兵四起，大败吴军。

公元前541年，晋与无终和群狄在太原作战，大夫荀吴改变车兵阵法为步兵五阵，即：伍、两、专、参、偏，引诱狄人来攻。狄人未及列阵，晋军伏兵突起，将狄人围困在险阻地区，然后战胜了狄人。

从这几例可见，诱敌埋伏是春秋时期最常见的战术原则之一。

其三，设伏截击。这个原则又与诱敌设伏不同，诱敌设伏是先用少数主力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内，而设伏截击是在敌军的必经之路直接埋伏截击。公元前627年，秦、晋的殽之战就是春秋时代设伏截击的典型战例。晋襄公率晋与姜戎氏联军在伐郑秦军归国必经之路殽山（在今河南省济宁县西北）设伏，一举全歼秦军。公元前519年，修筑翼城（在今山东费县西南）的邾军归国，途经鲁国武城，武城人派兵挡其前，设伏其后，邾军自大夫徐鉏、丘弱、茅地以下全部被俘。鲁国打了一个漂亮的截击战。

其四，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春秋时流传的《军志》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讲的就是在战役中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问题。这是春秋继承前代的一种战术原则。公元前597年，在晋、楚邲之战中，楚王乘左广追击晋国的挑战者赵旃，楚令尹孙叔敖担心楚王陷落在晋军中，即决定先发制人，命令全军列阵，突击前进，"车驰卒奔，乘晋军"，获得胜利。公元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鲁庄公想抢先击鼓进兵，鲁将曹刿不允许。待齐军三通战鼓敲响过后，鲁国才敲响战鼓，大军随即冲杀过去，大败齐军。曹刿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说的就是一鼓作气，后发制人。

其五，示形作伪，巧布疑兵。公元前632年，在晋、楚城濮之战中，晋下军将栾枝命辎重车拖着柴禾伪装败逃。楚左军以为晋下军真的败逃，挥军追击，结果遭到晋中军，上军的两面夹击，落得大败。公元前555年，晋、齐平阴之战，晋人命令司马多派斥侯在平阳南部山泽间的险要所在，即使部队不到，也要建起旗帜，并布列成阵势。又命令战车左实右虚建起大旗在前，大车拖上柴禾随后驰驱，使尘土飞杨，疑作大军奔驰。齐灵公登上巫山（在平阴县东北），观望晋营，误以为晋军人多势众，遂离开军队只身逃归，齐军随他连夜遁逃。这是晋用疑兵之计惊走齐灵公。

其六、骄兵之计。公元前760年，楚武王伐随国，大夫斗伯比献骄兵之计说，我们在汉水东部不得志，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扬厉军威，用武力君临他们，他们恐惧而团结起来对付我们，所以难以离间。汉东诸国，隨国最大，如让隨国骄傲自大，它一定舍弃小国，小国同隨国离心，是楚国的大利，楚武王采纳斗伯比的建议，掩藏精兵，以老弱疲惫的士卒接待随国使臣。隨国果然产生轻慢之心，两年后楚国打败隨国。

公元前658年，晋、虞联军伐虢国，灭掉虢国宗庙社稷所在的下阳邑（在今河南平陆县东北）。但虢公不知畏惧，于当年秋在桑田（今河南省宝灵县之稠桑镇）打败戎人，因而骄傲。轻视晋国又不抚恤自己的人民，所以两年后被晋国灭之。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晋以"侵曹伐卫"之计，引诱楚军北上。以后，晋又退避三舍以骄敌。楚军统帅子玉狂傲地说："今日必无晋矣。"结果被晋军杀得大败。

其七，分兵惑敌。公元前564年，晋国将上、中、下、新四军分作三部，分别配合上诸侯的军队，轮番攻击郑国，借以疲劳救郑的楚军。

行之三年，楚不堪疲劳，晋获"三驾胜楚"之功。郑国服于晋，二十多年不再离叛。

公元前512年，在吴、楚之战中，伍子胥献"为三师以肄之"之计，即将吴军三军分作四部，轮番袭楚，"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以疲惫楚军，待楚军"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阖庐从其计，"楚于是乎始病"，吴则在两国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公元前478年，吴、越笠泽之战，两军隔江对峙，越王勾践分其军为左右两队，在笠泽江上、下游，夜半鸣鼓渡江，以迷惑吴军。吴军获悉匆忙分兵两路去阻击越军。越中军趁机渡江，突袭吴营，吴军大败。

当然，春秋时列国作战所采用的战术原则远不止这七点，但限于篇幅，兹不再叙。

（三）孙武和《孙子兵法》1。孙武生平家世孙武（　约公元前535年-　公元前480年）　①＜／ZSBJ12000030＿0119＿0／ESPL＞是我国春秋末世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家，是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的奠基人。孙武七世祖为陈国公子完。

周惠王五年（公元前672年），陈国内乱，公子完逃亡到齐国，齐桓公委以"工正"之职，主管齐手工业生产。陈完奔齐后改陈氏为田氏，故称田完。孙武曾祖父田桓子（字无宇），在齐已位为上大夫。他以大斗借、小斗收的办法，收买人心，并成功地讨伐了栾、高氏。齐景公封给高唐（今山东高唐县东）为采邑，田氏遂成为齐国大家。

孙武祖父田书（字子占）为田桓子次子，因在齐景公时伐莒（今山东省莒县）有功，受封乐安（在今山东惠民县）为采邑，赐姓孙氏，从此与田氏分离，另立家族。

孙武父孙凭也是齐国大夫，后位至于卿。孙武出身于贵族世家，从小即受到良好教育，其曾祖陈无宇、祖父孙书都是能征惯战的将军。他从先辈那里学到了许多军事斗争知识，这为他后来撰写举世闻名的兵学圣典《孙子兵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春秋晚期，齐国像其他国家一样，卿族间的相互火併，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如公元前548年，齐大夫崔杼、庆封弑庄公，立灵公，并掌齐国政权。两年以后，庆封利用崔氏的内部矛盾，灭了崔氏，独执齐国大权。次年，即公元前545年，齐栾、高、陈、鲍四氏又剿灭庆氏。

公元前532年，陈、鲍两氏联合又消灭了栾、高氏，并瓜分了他们的家产。此后，陈氏为独掌齐国大权，陆续消灭了鲍氏、国氏、高氏（齐高傒后）。作为陈氏一支的孙氏，自然会卷入这无休止的斗争漩涡。而孙武则厌倦了这种互相倾轧，于周敬王三年（公元前517年）前后，离开纷乱的齐国①＜／ZSBJ12000030＿0120＿0／ESPL＞，至吴罗浮山之东（今浙江吴兴县西北）隐居，潜心钻研兵法，待机施展抱负。当时，楚国亡臣伍员（伍子胥）也隐居在吴国乌程台，两人相识，结为挚友。

周敬王五年，吴公子光刺杀吴王僚，自立为王，即吴王阖庐。阖庐为振兴吴国，与楚争霸，"任贤使能，施恩行惠"，重用伍员等贤臣。

伍员深知孙武的军事才能，即向吴王推荐孙武。

孙武献上兵法十三篇，吴王看后十分赏识。为考验孙武是否有真才实学，吴王挑选宫女180　名，要孙武演练阵法。孙武把180　名宫女分作两队，令吴王的两名爱姬分别做左、右队长。孙武对她们讲清了向左、右、前、后动作的规定，然后设置斧钺刑罚，三令五申说不听从命令者诛杀。言毕命令击鼓向右，众宫女哈哈大笑，不听从命令。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②＜／ZSBJ12000030＿0120＿1／ESPL＞再把军令重复数遍，然后命令击鼓向左，众宫女还是大笑不止。孙武说，既已讲解明白而不执行命令，是队长的罪过。下令依军法斩两位队长。吴王见要斩宠姬，大惊失色，急忙下令说："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斩也。"孙子说："臣既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于是斩了二位队长，巡行示众。用他们下面的两个人做队长，继续演练。两队人前、后、左、右跪起等动作都符合规定，再无人敢出声。孙武请吴王下台来看。吴王说将军回客舍休息罢，我不想看了。孙武说："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吴王阖庐深受触动。

于是任命孙武为将军。

孙武做将军后，经常与吴王讨论国家大事。据临沂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吴问》篇记载，孙武曾同吴王谈论晋国范、中行、知、韩、魏、赵氏六卿实行的土地制度和税田政策的得失，从经济上分析六卿中范、中行、知三氏会先灭亡，而赵氏亩大税轻会最后统治晋国。吴王深表赞成。

在吴、楚栢举之战中，孙武运筹帷幄，指挥吴军作战，五战五胜，然后乘势追击，获破楚入郢之大功，将吴国疆域拓展到今安徽舒城、六安、潜山、巢县一带。

吴王夫差继位后，孙武又与伍员辅佐他南下伐越，公元前494年在夫椒大破越军，困越王勾践于会稽山。北上攻齐，公元前482年在艾陵大破齐军，俘获齐军主将及战车八百乘、甲盾三千，使吴国在公元前482年的诸侯黄池盟会上，争得霸主地位。《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明确记载孙武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作用，说，吴"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夫差在战胜越国以后，骄奢淫佚起来，不再听取不同意见，伍员反对夫差北上伐齐政策，君臣关系出现裂痕，吴谗巨太宰嚭又从中挑拨，所以夫差胜齐之后即杀了伍员。孙武与伍员为至交，伍员被杀，孙武遂告退隐，而从事著述去了。不久（约在前480年），一代著名军事谋略家孙武也就辞世了。孙武死后葬在吴都郊外。《越绝书·记吴地传》说："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

2。《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产生于春秋末期，是我国春秋时期军事斗争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一部继我国春秋以前兵学思想之大成的权威性著作。它着重阐述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问题。寓意精邃、论理精微，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被日本学者誉为东方兵学圣典，被美国学者誉为世界兵学之祖，被英国学者称为"世界史上研究战略战术原理的第一部著作"。

《孙子兵法》十三篇。《计》篇列为第一，主要论列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战略运筹学和用兵谋略等，可以看成是十三篇的总纲。

篇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开篇即从政治的角度来认识军事的重要性，指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不能不给予特殊的注意。

其次，从战略学的高度，指出敌我双方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是"五事"和"七计"。"五事"为道、天、地、将、法。"道"讲政治问题。"天"讲阴阳寒暑时制气候等自然条件。"地"讲地理条件。

"将"讲将领的素质。"法"讲军队建设。其中政治问题最为重要，所以列为第一。"七计"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孙武指出比较战争双方的"五事"

和"七计"，谁占优势谁就将获得战争的胜利。

在本篇，孙武还提出了"因利而制权"的战术原则，即善于利用客观条件采取灵活策略，造成战场上有利于我的态势。这些策略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即声东击西，以假乱真。要做到："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即善于分析对手的不同特点，而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最后提出了著名的战术原则："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第二为《作战》篇，论述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指出一切战争均以经济为后盾。他指出兴"十万之师"要"日费千金"。所以，战略进攻战的重要原则是"兵益胜，不益久"，主张速战速决，反对旷日持久，这也是本篇的主旨。

第三为《谋攻》篇，论述政治战、外交战和军事战略的计谋。

开篇即把政治战和外交战放在单纯军事进攻的前面，指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指的就是"伐谋"、"伐交"的政治战与外交战。在运用军事谋略时，孙武提出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他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如果兵力与敌人相等，则要"决一死战"。而如果兵力少于或弱于敌人，就要摆脱敌人，转为退却或防御。孙武提出了著名的战略战术原则："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第四为《形》篇，主要论述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在攻敌之前先要做好战略防御。

"形"字，指的是看得见的军事物质要素，诸如兵员、武器、装备、营垒、要害等。而对敌我双方的物资要素，必须利用"度、量、称"等手段进行评估，借以做出孰胜孰负的判断。

善战者首先要做到"先为不可胜"，再"以待敌之可胜"。"先为不可胜"，要求首先做好战略防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第二步才是"以待敌之可胜"，即等待机会攻击敌人的弱点，这样才能达到"能自保而全胜"。

"形"胜者的军队作战，好像开决八千尺高山河流中的积水，一泻千里，威不可当。

第五为《势》篇，论述在战略进攻中运用奇正相辅相成的策略，造成对敌的必胜之势。

《势》是《形》篇的姊妹篇。如果说《形》篇着重讲战略防御，指的是军事实力的内涵和静态；《势》篇则着重讲战略进攻，指的是军事实力的外在表现和动态。

《势》开篇提出四对范畴："分数"，指部队人数；"形名"，指阵形与指挥系统；"奇正"，指运用常规与非常规的战略战术；"虚实"，指避实就虚，选择攻击敌人的弱点。在以上四对范畴中，本篇着重阐述运用"奇正"的策略，提出了"以正合，以奇胜"的著名战术原则。"正"是正面交战，是常规战；"奇"是以非常手段，攻敌不备，出奇制胜。

孙子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意即正中有奇，奇中有正，奇正互变，变化无穷。

运用奇正的原则作战时，要善于捕捉战机，造成激水漂石的"势"

和"飞鸟之疾"的"节"。其"势险"有如张满的弓弩，蓄劲待发。其"节短"有如触发弩机，短促而猛烈。

第六为《虚实》篇，通过"致人而不致于人"，"形人而我无形"

的阐发，进一步论证"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

"致人而不致于人"，是说能调动敌人、牵着敌人鼻子走，而不被敌人所左右，这是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问题。

"形人而我无形"，是说能掌握和了解敌人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而使敌人不了解我方情况。

兵形如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无常形即是"无形"，达到"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而虚实运用到这种程度，也就随时能做到"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

第七为《军争》篇，论述在两军相争中的战略、战术原则和交兵中的禁戒。

本篇总的战略原则是后发先至、制敌先机。但这样做的难点在于：化迂回为直进，化祸患为有利。这就需要在迂回运动中，利诱迟滞敌人，以收到后发先至之效。

行军战斗要坚持以下战术原则：其一，以欺敌立足，以利益行动，分兵合兵依形势变化。其二，战机来临，动如狂风；战机未至，静如森林；攻敌时，如烈火燎原；防御时，如山岳不动；隐蔽起来，如阴云蔽日；动作起来，如雷霆万钧。其三，侵掠敌"乡"要分兵数路，开拓疆土，要分守要地。深入敌国要权衡形势，相机而动。其四，先知化迂回为直进之计，即可战无不胜。

用兵还有八戒，即："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这也是重要的"用兵之法"。

第八为《九变》篇，论述临机制敌，趋利避害之策略。

所谓"九变"，就是多变、善变。着重阐述要善于抓住战争的规律和特点，以变应变，去夺取战争的胜利。本篇教导将军们要精于变通，根据敌情变化，临机应变。"通于九变之利"，这样才说得上是"知兵"，才可以"屈诸侯以害，役诸侯以业，趋诸侯以利"。用兵的法则在于"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讨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不通权变的将军，是"用兵之灾"，会导致覆军杀将之祸。用将的君主，对此不可以不省察。

第九是《行军》篇，论述行军宿营的各种行动原则、迎敌措施和侦察判断之术。

首先指出大军处在山地、河川、沼泽、平陆等不同地形上的行军、迎敌措施。其次，指出宿营要领：不论何种地形条件下，选择营地都要贵"高"、贵"阳"、贵"养生"。本篇还论述了行军中侦察敌情的各种方法，即敌方的营垒，敌方行动征候，敌方使者，敌方布阵，敌方士兵的表现，敌方营地，敌方将领，敌全军的表现等方面判断敌方情况。

并指出，用兵不在于多，而在于士卒能并力，将领能料敌，这样即足以胜敌。切忌无深谋远虑而又轻举妄动。

第十为《地形》篇，分析各种地形的优劣利弊，论述怎样选择地形用兵。

本篇与《行军》篇所讲地形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行军的角度谈的，本篇则是从交战的角度谈的。

本篇首先将千态万状的地形划分为"通"、"挂"、"支"、"隘"、"险"、"远"六类："通"是敌我双方往来方便者；"挂"是易往难返者；"支"是敌我双方出入皆不利者；"隘"是两山相对的通谷；"险"是高山深谷急流险滩；"远"是两军营垒间较长的中间地带。作战方法依不同地形而有别：在"通"形上，要抢先占据高坡，控制交通要道；在"挂"形上，要乘敌不备，出奇兵制胜；在"支"形上，要诱敌来战；在"隘"形上，要抢先占据谷口，严阵以待。如敌已先占，重兵防守则不攻，兵力不多则迅速攻克；在"险"形上，要抢先占据高坡阳面以待敌，若敌已先占，我即主动撤退；在"远"形上，利于待敌来攻，不利于我方进攻。了解利用地形作战的各种战术原则，是将领的职责，不可不明察。

其次，归纳了六种常见的战败情况：曰"走"，即攻击十倍于我之敌；曰"弛"，即士兵强悍将吏懦弱；曰"陷"，即士兵懦弱，将吏强悍；曰"崩"，即将吏怨怒，不服从指挥，遇敌擅自出战，将军又不了解他们的才能；曰"乱"，即将领软弱无威，教令不明，士卒无常法可依，布阵混乱；曰"北"，即将军不能正确判断敌情，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军中又无精锐做中坚。指出导致战败的原因，不是天灾，不是客观条件不利，而是将帅的主观过失。

本篇又指出，地形在战争中虽然重要，但只是辅助条件，真正料敌制胜的，还是将军们的指挥艺术。所以，在战争中将军必须保持独立的决策权："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不战可也。"将军要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用兵之宝也。"这些提法在专制的奴隶制时代闪烁着民主精神的光辉，是难能可贵的。并在最后提出了："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的著名论断。

第十一为《九地》篇，论述九种交战地形的运用以及深入敌境后的用兵策略。

本篇从战略地形学的角度，指出在九种地形上作战的战略和战术。

是对《九变》、《行军》和《地形》诸篇的补充。

九种交战地形是：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在《九变》的"圮、衢、围、死"之外，又补充五种。即：散地，是说在本国作战，距家乡近，士卒易散；轻地是深入敌方国境不远；争地是敌我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交地是交通方便之地；重地是深入敌国之地。

作战原则是：在散地，宜固守或将战场引入敌境；在轻地，应迅速前进，乘锐破敌；在争地，宜抢先攻取。若敌已先占，则诱敌出战而相机夺取；在交地，要各军互相连接，防止被敌阻绝；在衢地，要交结邻国，争取盟友；在重地，要夺取并保障后勤补给；在圮地，不要稽留，防敌袭击；在围地，要巧用计谋，定而后战；在死地，要奋勇死战，摆脱危机。

不论在哪种地形条件下，都要争取主动，先发制人，"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

在九种地形上作战，不但有常规法则，也有变通法则，即九地之变的"屈伸之利、人情之理"。如：在散地，要统一将士意志；在轻地，要使各军连属相续；在争地，要善于后发先至，等等。

在本篇，孙子谈到最高的治军理想是建立一支王霸之兵，标志是："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因此，王霸之兵不争着与诸侯建交，也不在别国培植势力，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威力加于敌，攻拔其城邑，毁灭其国家。王霸之兵，士卒能"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将军能"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在巧妙中办成大事。

最后，本篇指出：要严守军事秘密。一旦战争发生，要封锁消息，禁止使者往来。军事行动要秘密决策。不与敌人约定战期，寻找敌人可乘之机。战争开始，要静如处女；一旦有机会，动作如脱兔，使敌人措手不及。

第十二为《火攻》篇，论述以火助攻的各种战术，但又主张慎用火攻。

本篇指出，火攻有五种形式："火人"，焚烧敌军的营寨、人马；"火积"，焚烧敌军的粮草积蓄；"火辎"，焚烧敌军辎重；"火库"，焚烧敌军的军需库房；"火队"，焚烧敌人的行军队伍。

采用火攻战术，要有人员、物资准备，要选好气候条件。施行火攻之后，要依据火发后的情况，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火发于敌营，要乘乱进攻。火发而敌未乱，则待机进攻。敌营设在荒草中，要从外部放火攻击。火势发自下风，不可逆风攻击。要利用白天风大、晚间停止的特点，施行白昼火攻。

本文还比较火攻、水攻的特点、作用，说："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即说水攻不如火攻，水攻仅可隔绝敌人，而火攻则产生强大的破坏力。

最后指出：战争是残酷的，"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以明主应慎战，要做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这才是"安国全军"之道。

第十三为《用间》篇，论述运用间谍的意义、间谍的种类和作用。

"用间"，用今日的话说，就是情报工作。知己知彼是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要做到"知彼"，就要用间。对间谍要优待，要不惜金钱和爵禄。如果吝惜爵禄和金钱，不肯用间，就是"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

间谍有五种类型：其一，因间，即利用和收买敌方境内的普通间谍；其二，内间，收买敌方高级贵族和官吏而形成的间谍；其三，反间，利用敌方间谍为我效力；其四，死间，是了解我方虚假情报后潜入敌境，又为敌人发现和捕获，供出假情报而被敌人斩杀的间谍；其五，生间，是我方派到敌国收集情报后可以回来报告的间谍。

间谍的任务是收集敌方的军队、城防、人员等各种情报。特别是要侦察敌人潜入我方的间谍，并利诱他们为我所用。在"五间"当中，反间最为重要，待遇也应最优厚。

《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理论基石是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

在天命论和鬼神观念尚占主导地位的春秋时代，孙子则提出天是"阴阳、寒暑、时制"，是自然的天，而非神明主宰的天。自然的天是客观的、发展运动的，"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天地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日者，宿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人们应善于认识和利用自然的规律。孙子把这一朴素的唯物论观点引入战争，就要求人们实事求是，从调查研究关系到战争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将帅指挥、军队情况等各个方面，来探讨战争的规律，从而提出临机制敌的各种战略战术原则，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而，他的军事思想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反对迷信、反对鬼神观念。力主军中"禁祥去疑"，一再申明判断敌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占卜）于事，不可验（主观推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孙子兵法》十三篇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原则，如虚实、强弱、胜败、利害、众寡、奇正、饥饱、劳佚、进退、远近、治乱、得失、安危等等。他认为这些互相对立、互相依存的矛盾双方，都是可依一定的条件转化的，"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所以要全面看问题，不但要看正面，还要看到反面。用兵要"以正合"而"以奇胜"，奇正是相生的。要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不但要看静态，还要看动态，看发展变化。"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不仅要看到变化，还要创造条件促进转化，使乱转化为治，怯转化为勇，弱转化为强。一部《孙子兵法》处处闪耀着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

当然，《孙子兵法》作为二千多年前的"兵学圣典"，不可能没有时代的局限性，没有缺点和不足，例如它不区别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把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一例看待。夸大将领在战争中的作用，而贬低士兵的作用。主张愚兵政策，说将军"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才是真正的将军等，就是这种时代和阶级局限性的表现。但瑕不掩瑜，《孙子》的这些局限性、缺点和不足，并不影响它作为我国古代民族文化瑰宝的崇高地位。

（四）司马穰苴和《司马法》1。司马穰苴的时代与身世司马穰苴，生卒年不详，春秋末期齐国人，是田完的苗裔，齐田氏家族的支庶。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大夫晏婴向景公推荐穰苴，景公即委任穰苴为将军，率兵去抵御燕、晋之师。

穰苴向齐景公说，自己平素卑贱，骤然间被提拔为将军，"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希望景公派一名贵臣做监军，景公即委派了宠臣庄贾。穰苴与庄贾约定：明日中午，在军门会面。

第二天，穰苴早到军中，立木表，设漏壶，专候庄贾。庄贾平日骄纵，现既任为监军，亲戚左右欢送，留他宴饮，迟至日暮，他才姗姗来到军中。穰苴责问他迟到原因，他说因为有大夫亲戚相送，所以来迟。

穰苴说："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依军法当斩。庄贾害怕，急派人驰报景公。使者未及返回，穰苴已斩了庄贾。三军为之震慄。景公使者持节来救庄贾，驾车驰入军中。穰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随后问军正：随便驰入军中犯什么罪？军正说："当斩！"使者听到害了怕。穰苴说：国君的使者不可以杀，遂斩了车夫，砍去车左边的立木，杀了最左边的那匹马，向三军宣示。并派人向景公报告处罚结果。

穰苴在军中亲自过问士卒的生活、饮食、住宿条件，照顾生病者，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受士卒欢迎。晋、燕之军闻风退走。穰苴指挥部队追击敌兵，顺利地收复了失地。回国后，受到景公重用，任大司马之职，故后人称他为"司马穰苴"。

田氏家族的势力在齐国日益发展，引起大夫鲍氏、国氏、高氏的不满。他们向景公诬陷穰苴，景公免了穰苴的官。穰苴被贬后，心情忧郁，不久病故。有兵法著作流传后世。

2。《司马法》《汉书·艺文志》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司马"作为职官之名，在殷墟的甲骨刻辞中还未出现，而起于周代。所以，《司马法》应是周代的兵法著作。宋陈师道说："所谓古者《司马兵法》，周之政典也。"①＜／ZSBJ12000030＿0132＿0／ESPL＞王应麟说："古者《司马法》，即周之政典也。"②＜／ZSBJ12000030＿0132＿1／ESPL＞都是对的。

说明它不是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而包括有军法、军礼、军事条例、条令等典章制度，具有军事教典的性质。因为它由"司马之法"而来，故称《司马法》。

《司马法》到战国初已经失传，所以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把司马穰苴的著作也附在其中，编成《司马穰苴兵法》。因此，《司马穰苴兵法》既包括有古代《司马法》的内容，又有司马穰苴对《司马法》的诠释和自己的著作。

《司马穰苴兵法》至汉代已简称为《司马兵法》。司马迁说："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刘歆著《七略》，把《司马兵法》归入《兵书略》，而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则把《司马兵法》归入《礼》书一类，作《军礼司马法》，内容有一百五十五篇之多。

但在唐代，《司马法》的篇章已亡佚很多，由百五十五篇减至数十篇。入宋以后，更减至五篇，即今传本《司马法》。

第一，《仁本》篇，主要论述以仁为本的战争观。

它把战争看成是政治的组成部分，是通过政治手段达不到目的时而采取的另一种权衡手段。所以它的战争观是："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这个战争观包括以下三个核心内容：其一，"杀人而安人，杀之可也"；其二，"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其三，"以战止战，战之可也"。它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战争的正义性问题，但强调以仁为战争之本，实质上就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从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出发，本篇提出的作战原则是：战争不能违背农时；战争不能在疫病流行时进行；战争不能强加给有国丧的国家；战争不能在敌国受灾时发动，也不能在夏、秋两季兴兵，以爱护敌对双方的人民。这些观点，直到春秋时期，列国还有遵行的。从仁本观念出发，本篇又提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著名论断。表现了它既反对战争，又不忘战争准备的进步态度。这种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实际上正是周代以王者之兵为正义之师的思想的反映。

本篇保存着一些古代的战术原则，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成列而鼓"，"争义不争利"等等。这些原则与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战中所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精神是一致的。它反映在西周及其以前的时代，交战双方采用大方阵作战，队形呆板笨重，转动不灵，只需一次攻击，胜负即已分清。保持队形严整的一方总能战胜队形不整的另一方，而战胜者也只要求对方屈服，不以争城争地为目的。到了春秋时，由于诸侯兼并和争霸战争的频频发生，这些战术原则就成为了过时的东西。宋襄公在泓之战中墨守成规，坚持"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等"古之为军"的原则，既不能依据变化了的形势，采取新的战术，又反对司马子鱼的正确建议，结果导致兵败身亡，遭到时人的批评。

最后，本篇指出：在先王"圣德之治"时代，没有战争。在贤王"亲制礼乐法度"的时代，战争用来征伐不义的国家。到了王霸时代，变乱纷起，才用战争来惩罚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暴内陵外"、"野荒民散"、"负固不服"、"贼杀其亲"、"放弑其君"、"犯令陵政"和"外内乱，禽兽行"等各种罪行的诸侯国家。能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战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一个进步。

第二，《天子之义》篇，综论军事教育的各种法则。

开篇即提出，凡贤明的君主，不使用未经军事教育的士卒作战。军事教育的内容主要有：贵贱等级观念；人伦道德规范；认识朝廷礼法与军中礼法的区别；树立不夸功、不争功的思想；以服从军令为核心的赏罚原则。

通过回顾历史，本篇论述了有虞氏与夏、殷、周三王时代战前动员、武力使用、军事赏罚、兵器的配备和战车、旌旗、徽章等制度的不同特点。

在治军原则上，《司马法》既反对治军过于严厉，又反对治军没有威严。主张恰当地使用民力、畜力、任用官吏和有技能的人。尤其在用人上，要善于选择、启用有德行、有道义、服从命令而又善良的人，要坚决排斥奸邪、残暴、武断专横以及恃勇逞强的人。

在作战原则上，主张舒缓地进攻，徒不趋，车不奔，保持严整的战斗队形，即使追逐逃敌，也不可逾越战斗行列。因为军队的稳固性，正在于行列的整齐性。使用人、马不得过力，进攻速度也不可以超出命令的规定。这些古朴的战争观念和战术原则，反映周代早期的战争还保存着较多的原始性质。本篇还指出，将士在朝廷和在军队要表现出不同的气度。在朝廷要温文尔雅，谦虚谨慎；在军中则要勇猛果决，体现出礼与法、文与武相辅相成的精神。

接着，论述军中赏罚的起源。认为有虞氏不赏不罚，是至德之世。

夏有赏无罚，是至教之世，殷罚而不赏，是至威之世。周代有赏有罚，是德衰之世。提出军中的赏罚，宜于快，以便迅速起到教育士卒的作用。大捷不赏，培养将士不夸功的美德；大败不罚，培养将士勇于承担责任的美德。

最后提出，要让服役的士卒得到充分休息。这也是以仁为本的战争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定爵》篇，统论为进行战争而作的政治、思想、物资、军事和利用自然条件等各种准备以及阵法运用的原则等。

从政治准备上说，有确定军中的爵位，制定赏罚措施，颁布治军原则与教令，征求各方意见，根据人心动向制定作战方略。

人才、法纪、宣传、技巧、火攻、水战、兵器是军中七政，要努力搞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荣誉、利禄、耻辱、刑罚是军中的四种法纪，要将士严格遵守。

仁爱、信用、正直、统一、道义、权变、专断是治理军中乱政的原则，要运用得当。凡军中的规章制度，都要依据广大士卒的要求来制定，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经反复执行形成"法规"。

凡军中法制，要使人能接受，要清楚严明，要雷厉风行执行，树立法制权威。要规定军中各等级服制，并用颜色区别，坚决禁绝百官服制混乱。在军中，执法要"专"，不服从法纪者要制裁，从将军到士卒，上下都要"畏法"。

从思想准备上说，是统一军中意志，使士卒的意志统一到将军的意志中去。军令不统一，军中有"不服、不信、不和"以及玩忽职守、猜疑厌战、分崩离析、推诿责任等现象，都是战争的祸患。而骄傲、畏惧、吵闹、犹豫、做事反复等则会破坏军威，要坚决制止。在军中，一切都要服从将帅指挥，将帅调动士卒应像以手调指那样自由。这样的军队才是具有战斗力的军队。

从物资准备上说，要"阜财"，即广集资财，特别是利用敌国的资财。达到"众有有，因生美"，即民众富足、国力充沛。

从军事准备上说，要"右兵"，即重视兵器的运用，了解"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的特点，充分发挥"长以卫短，短以救长"的作用。

要训练军队，熟练掌握"攻战守、进退止、前后序、车徒因"的各种战法，以便临机制敌。要演练阵法、布阵：行进时行列要疏，战斗时行列要密。兵器使用要多样配合，士卒要训练有素。上下遵守信义，军中指挥信号系统，即金鼓旌旗等要鲜明，号令不得随便改动。要对全军进行作战教育："作其气，发其政"，即鼓舞士气，颁布纪律。教育要和颜悦色，言辞恳切，利用士兵的畏惧谈戒律，利用士兵的愿望谈事功。教育他们进入敌境要控制有利地形，按分派的职份完成任务。

从利用自然条件上说，就是"顺天、利地"，即顺应天时，利用气候条件；利用地形，控制隘口、险要、阻绝等要地。

第四，《严位》篇，论述阵法的构成及如何利用各种阵式作战。

开篇提出对军阵作战的总要求：士卒在阵中的位置不可变更；阵中军政要森严，整体力量要轻锐敏捷，士气要深静，意志要统一。

接着阐述阵法的构成：阵中要依人的不同才智，授予一定职位，编制好卒伍，固定行列，调整纵横次序，做到名符其实。阵法有坐式、立式。立阵用于进攻，坐阵用于防守。坐阵有坐、跪、伏各种姿式。击鼓是要起立进攻，鸣铎则停止前进。以赏罚调动士卒士气。

利用军阵作战的要点是：兵力充实，阵营巩固，能持久；士气旺盛，处于危地能取胜；车兵采取密集队形，徒兵采取坐战姿式，战阵可以稳固。要用大部队攻击小部队，军阵屯驻时注意兵甲器具，行进时要注意队列严整，作战时要注意进退节奏。

利用军阵作战要懂得：布阵难，使士卒熟悉阵法更难，而灵活运用阵法又比士卒熟习阵法难。懂得阵法不难，实际运用阵法难。军阵战斗力强不要过于恃重。但即使实力雄厚，也不要全部投入战斗，一次把力量用尽。阵中三军团结如一人，才能战胜敌人。

凡是军中命令，下达给全军的，三天内要执行；下达给卒（百人）

的，半天内要执行；下达给个别人的，要马上执行。军中的指挥号令为金鼓旌旗。以鼓声点数命令旌旗开合、车马驰驱、步兵进退、军队交战、改变战斗队形等各种作战形式，要牢记执行。在军中要用仁、义、智、勇、信、利、功等各种方式鼓励士卒勇往直前、克敌制胜。

在军中，将吏要谦让和蔼，融洽团结，推功揽过，让士卒心悦诚服，奋勇效力。战胜要不骄不懈，战败要承担责任。用法令约束战士轻视死亡，用道义教育战士勇于为正义牺牲。军中教育要因地、因人而宜，重在道德教化。

最后，提出军阵作战的战术原则："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疲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

第五，《用众》篇，主要论述临阵待敌、用众用寡、避实击虚的战略、策略原则等。

开篇以兵力的众、寡作为一对矛盾概念，提出用众、用寡的策略原则：用众要求部队严整不乱，适于正规作战，适于进攻，适于包围敌人或者分批轮番攻击；用寡要求阵营巩固，适于能进能退，适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适于出奇制胜。如果敌人占了有利地形，则佯装卷旗败退以诱敌，寻机反击。如果敌众我寡，则察明情况，准备在被包围下作战。

如果敌兵也少，就先退让，然后乘隙消灭它。

作战应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大敌当前，可以先用或多或少的兵力去试探，观察敌人的变化；可以采用或进或退的行动，观察敌人阵势是否稳固；可以逼近敌人，观察它是否恐惧；可以按兵不动，观察敌人是否懈怠；可以佯动，观察敌人是否疑惑，可以突然袭击，观察敌人阵容是否严整。打击犹豫的敌人，进攻仓猝无备的敌人，迫使敌人兵力无法施展。掩袭敌阵，造成它的混乱，利用敌人的轻进，阻断它的企图，粉碎它的计划，乘它恐惧时予以消灭。

选择作战地点要"背风背高，右高左险"。在作战中，摆好阵势后不忙于交战，看敌人怎样行动，再相应进行动作。敌人设好圈套，我方不要顺敌意进攻，等待敌军主力的行动。如敌人进攻，则集中兵力乘隙打击它的弱点。

凡追击逃敌，不要停止。如敌人中途休息，则考虑它的企图。凡逼近敌人的都城，进攻必研究好道路，后退必考虑好计划。两军作战，行动不要过早或过迟，以免使军队疲惫或丧失斗志。在军中要禁止士兵与亲属通信，断绝他们的思家之情。在火攻时，要选拔优秀战士作前锋部队。舍弃笨重装备，少带粮食，以激励战士拼死战斗的决心。

从上可见，《司马法》在讲论古代军政事务和战略战术原则中，是教导人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的天、地等自然条件和人力、物力等物质条件出发来考虑问题。它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法则，如大小、多少、强弱、虚实、攻守、疏密、动静等，要求人们从发展变化中看问题。这些都是符合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精神的。

《司马法》不愧为我国古代的一部优秀兵书。它所提出的许多战略战术原则，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仍有借鉴意义。

当然，由于现存的《司马法》不是一部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而是一部军事教典，更兼它在流传中亡佚很多，所以它的军事思想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又由于战国时齐威王令大夫们将古者《司马法》与《司马穰苴兵法》合编在一起，所以它的军事思想又有前后互相矛盾之处。如：它一方面强调以"仁"治军，宣扬"攻其国，爱其民"；另一方面又提倡将军对士卒"小罪乃杀"，军中要"政栗"、"位严"，带有明显的以法治军的烙印。而以"仁"治军与以"法"治军则代表两种不同的军事思想。

同时，它在论述远古的历史时，也带有一代比一代"德衰"的退化论观念。这些都是它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

五、战国时期的战争（一）魏国的争霸战争魏文侯是战国时著名的英主，他重用李克、翟璜、吴起、李悝一批贤臣，较早地实行了变法，推行封建化运动，在战国初期国力发展很快，成为当时的霸国。魏国的争霸战争，还带有春秋争霸战争的性质。文侯争霸的战略是团结韩、赵，使三晋力量汇合为一。西击秦，东击齐，南击楚，以创建由魏国领导而由韩赵辅佐的中原霸权。周威烈王十三年（公元前413年），魏国开始向秦国进攻，在郑（今陕西省华县）大败秦军。次年，魏又派公子击攻取了秦的繁庞（今陕西省韩城东南）。周威烈王十七年，魏文侯又任吴起为将，率军攻秦，在两年当中先后夺取秦在河西的列城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县南）、洛阴（今陕西大荔县西南）、合阳（今陕西合阳县东南）等，并把各城寨连结起来，筑为魏西境之长城。在魏军的连续打击下，秦的河西领土全部落入了魏国手中。秦被迫退守洛水（今陕西北部）。

周威烈王十八年，魏文侯又派将军乐羊率军越过赵国进攻中山。经过三年战争，终于把中山灭掉。

魏国东向击齐，南向击楚的军事行动，是联合了韩、赵一道进行的。

三晋联合作战军事力量无疑较春秋时晋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连战皆捷，所向披靡。周威烈王二十一年，齐公孙会带廪丘（在今山东郓城县境）叛归赵，齐军伐赵。魏率韩、赵与齐大战，三晋获胜，"得车二千，得尸三万"①＜／ZSBJ12000030＿0141＿0／ESPL＞。第二年，魏、赵、韩联军又攻入齐国长城，齐国为之震动。

周威烈王二十四年，魏、韩、赵为抑制楚国势力北进，又联兵在乘丘打击楚国。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391年），文侯又与韩、赵联兵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大败楚军，乘胜追至榆关（今河南舞阳县），再败楚军，并进占了襄陵（今河南睢县），使楚国在中原受到严重挫折。大梁从此成为魏国领地。周烈王五年（公元前371年）魏又攻夺了楚的鲁阳（今河南鲁山县），扩大了魏在黄河以南的领地。

周安王十五年魏武侯即位。武侯的才智较之文侯相去甚远。在内政上，不善于任用贤人，致使吴起离魏去楚，痛失栋梁。在外交上一改文侯团结韩、赵的方针，经常与韩、赵磨擦，三晋关系出现裂痕。周安王十九年，魏为争夺卫国与赵国冲突，在兔台大败赵军。两年后，赵联合楚国战胜魏军，攻取了魏的棘蒲（今山东魏县南）、黄城（今河南内黄县西）。周烈王元年（公元前375年），魏、楚在榆关交战时，韩乘机灭了魏的与国郑。

周烈王六年魏武侯死，国内发生了公仲缓与公子■的争位之战，引起韩、赵两国干涉。赵企图杀公子■，韩要杀公仲缓并肢解魏国。韩国因与赵国意见不和退了兵。公子■得以打败公仲缓与赵国，夺得君位，即位为魏惠王。惠王在位时，也未能修复与韩、赵的关系。虽然他们有时为了共同的利益可以暂时采取联合行动，但由于他们自身根本利益的冲突，互相争夺、互相斗争迫使他们走上各自发展的道路。

三晋分裂以后，魏因隔着赵国无力控制中山，于是公元前380年左右，中山乘机复国①＜／ZSBJ12000030＿0142＿0／ESPL＞。

周显王三年（公元前366年），魏、韩联军在洛阴败于秦。两年以后，秦攻魏石门（今山西运城县西南），魏又战败，损失兵力达六万多人。

周显王七年，魏为扩展领土再与韩、赵冲突。魏相公叔痤在浍水北岸大败韩、赵联军，俘虏赵将乐祚，夺取了赵的皮牢（今山西翼城东北）。同年，秦庶长国率兵攻魏大梁（今陕西韩城县西南），大败魏军，俘获魏相公叔痤，攻占了庞城（即吴起夺取秦的繁庞）。

魏在秦、赵、韩的夹击下，于周易王八年迁都到大梁。

魏迁都到大梁后，与赵、韩交换了一些土地。魏把繁阳（今河南内黄县西北）、浮水一带交给赵，而赵把伸入魏国境内的中牟（今河南鹤壁市西）交给魏。魏把鹿地交给韩，而从韩取得了平丘（今河南封丘县东）、户牖（今河南兰考县北）、首垣（今河南长垣县东北）、轵首（今河南济源县西北）。这样魏在中原的土地连成一片，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地位。

但是，由于魏惠王不听相国公叔痤之计，未能信用卫鞅，又凭借祖父余威向秦、齐、韩、赵、楚四邻挑战，"致四邻洶洶自卫，环起与之为难"，终于导致桂陵之战，使魏在中原的霸业走上了下坡路。

（二）齐、魏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魏在惠王时，位于中原东、西、南三面的齐、秦、楚相继转强，惠王又不能团结韩、赵共同对敌，所以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在惠王继位的最初十几年，为与秦国争夺河西先后交战六次。周显王元年，齐、魏又在观津发生战争。周显王七年，魏再与韩、赵联军冲突。惠王为摆脱困境，继续发展文侯事业，恃其强大武力，采取先制服赵、韩，再图争霸中原的战略方针，发动了桂陵之战。

周显王十五年，魏惠王命将军庞涓率军八万，进攻赵国邯郸，攻势甚猛。赵国向齐求救。齐威王召集大臣商议。齐相邹忌主张不救，段干朋则主张救，说："不救不义，且不利"①＜／ZSBJ12000030＿0143＿0／ESPL＞，可以先派兵去攻魏国襄陵（今河南睢县），以疲惫魏国，待魏军攻下邯郸，再乘魏军精疲力尽时救赵攻魏。威王采纳段干朋主张，派兵联合宋、卫会攻魏国襄陵②＜／ZSBJ12000030＿0143＿1／ESPL＞。

秦乘魏国围攻邯郸之机，在元里（今陕西澄城县南）打败魏军，攻占了魏的少梁（今陕西韩城县西南），楚宣王也派景合为将率兵救赵，攻夺了魏国睢水、■水之间的地区。

魏国围攻邯郸近一年，于周显王十六年攻克邯郸。齐见疲魏目的已达到，遂派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八万精兵救赵。孙膑针对齐、魏两军的形势，提出"批亢■虚"之计，即大军不北上直接救赵，而直捣魏国，"据其街路，冲其方虚"，迫使侵赵魏军"释赵而自救"③＜／ZSBJ12000030＿0143＿2／ESPL＞。这个计谋后被人称为"围魏救赵"之计。齐国进入魏国后，孙膑又建议田忌首先派齐城、高唐两位都大夫去攻击魏国在东阳地区的重镇平陵（　郡安陵，　在今山东曹县西北）　①＜／ZSBJ12000030＿0144＿0／ESPL＞。平陵南有宋、北有卫、中途有魏国的币丘，攻城军粮道易被切断。而齐军偏偏选择这颗钉子来拔，目的是向魏军示疑，给魏军造成齐将"不知事"的假象，齐两位都大夫未到平陵即在中途被魏军打败，起到了疑敌的作用。田忌、孙膑为疑误魏军又派轻车锐卒直攻魏都大梁，以激怒魏君，让他逼迫庞涓回军来救。同时又分少量步兵随车兵而进，麻痹敌人，而主力大军则集结待命。庞涓果然中计，他凭借胜赵之余威，率军回救，见齐军的布署大不以为然，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令大军抛弃了辎重，昼夜不停地前进，并亲率轻兵奔袭齐军。田忌、孙膑则率齐军主力在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设伏截击，庞涓率追兵赶到，齐军突起一战而克，歼灭魏军，活捉庞涓。

桂陵之战是魏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尽管在桂陵之战后，魏惠王凭借文侯奠定的雄厚基业，一度在襄陵打败了齐、宋、卫联军，稍稍挽回一些颓势，但从此走上下坡路则是确定无疑了。齐国在桂陵之战后，声威大振，开始取代魏国，成为中原诸侯中最强大的国家。

桂陵之战以后，魏虽然走上下坡路，但仍保持着强国的声势，卫鞅仍认为"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对于魏国不敢掉以轻心。周显王十九年，魏国攻秦上郡的定阳（今陕西延安东），迫使秦孝公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与魏王相会讲和。周显王十八年，魏与赵成侯在漳水上结盟，同时将邯郸归还赵国。周显王二十一年，魏又与刚刚继位的赵肃侯在阴晋（今陕西华阴县东）相会，与赵修好。魏在采取了与秦、赵讲和的同时，则开始打击韩国，企图对四邻各个击破。周显王二十四年，魏在马陵（今河南温县西北）击败韩国。周显王二十五年，魏惠王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市南）召集宋、鲁、邹、卫等小国诸侯相会，秦也派公子少官参加，魏惠王在会上自称为"王"。

魏国称王的举动，引起了齐、楚、韩等大国诸侯的不满，以韩国的抵制为最力。

所以，周显王二十七年，魏再次任命庞涓为将，率兵伐韩国。韩遣使向齐求救。齐威王大会群臣，商议对策。齐相邹衍说："不如勿救"。将军田忌主张早救，说："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孙膑则认为："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

主张待韩、魏交兵、双方疲惫之后，再发兵救韩，是"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重利而得尊名"①＜／ZSBJ12000030＿0145＿0／ESPL＞。威王采纳孙膑意见，私下答应出兵救韩。韩仗恃齐国，与魏展开五场大战，接连败北，只好举国听命于齐。齐威王遂于次年（公元前341年）选派田忌、田婴为将，孙膑做军师，率兵救韩。

齐军的行动如桂陵之战一样，仍然直捣大梁。魏惠王闻齐军出动，命攻韩之军归国，为雪桂陵之耻，大兴十万之师，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军，迎击齐军，想与齐军决一死战。

齐军得到魏国起兵迎击的消息后，孙膑向田忌分析说："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云，百里而趣利者，　蹶上将军。五十里而趣利者，　军半至。"　②＜／ZSBJ12000030＿0145＿1／ESPL＞就利用魏军急躁冒进的特点，献诱敌轻进的减灶之计。命全军在后撤的第一天建供十万人吃饭的灶，第二天减为供五万人吃饭的灶，第三天又减为供三万人吃饭的灶。庞涓见齐军军灶锐减，认为齐军胆怯，士气低落，大喜过望，说："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于是抛开步兵，只率领轻车锐骑兼程进击齐军。

孙膑预计魏军行程，日落时当至马陵（在今山东郯城马陵山）①＜／ZSBJ12000030＿0146＿0／ESPL＞。马陵山系低山丘陵地带，沟壑纵横，马陵道状似葫芦，齐军主力在这里设下埋伏，专候魏军。待庞涓率军追至马陵道，天色已黑。齐军伏兵万箭齐发，魏军大乱，自相践踏，庞涓羞愤自杀。齐军乘胜进击，消灭魏军主力，俘虏主将太子申，使魏国遭受沉重打击。

齐在马陵之战后国势更强，后来宣王、湣王继承父祖之业保持了东方强国的地位。而魏自马陵战后，次年又败于秦，韩、赵也乘机侵掠魏国土地。魏国从此一蹶不振。

魏二败于齐，再加上与韩、赵斗争，国力大为削弱，这就为西方秦国的东进造成了有利的机会。秦自孝公用商鞅变法以来，二十余年间国力日强，周显王二十九年，秦趁齐败魏之机，一举夺取了魏在河西的大片领地。从此开始了秦东进中原，蚕食诸侯的局面。

（三）秦的崛起与秦魏战争秦的强大起自孝公用商鞅变法。孝公继位时天下形势是"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狄遇秦，屏斥之不得与中原之会盟。于是，　孝公发愤，　布德修政，　欲以强秦。"　①＜／ZSBJ12000030＿0147＿0／ESPL＞周显王十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实行变法。商鞅于当年和公元前350年两次公布新法，主要内容是：①编制户籍，居民实行什伍连坐。②奖励军功，依军功大小受爵，宗室无军功，不得入属籍。③奖励耕织，致粟帛多者，免除赋役；怠惰者收其妻子为奴隶。④招徕三晋农民垦田；⑤合併小乡、邑集为大县。⑥废井田，开阡陌封疆，承认土地私有。⑦统一度、量、衡。

商鞅变法是一场彻底的封建化运动，秦国随着这场运动的推进，国力逐渐强大起来。周显王十五年，秦攻占魏国少梁（今陕西韩城南），同时，夺取了韩国的上枳、安陵（今河南鄢陵县北）、山氏（今河南新郑县东北）三地。次年，秦派商鞅攻入魏的河东，一度占领了安邑。周显王十八年，商鞅又围攻魏的固阳（今陕西米脂县）。同年，又在武关（今陕西商县南）修筑要塞以对付楚国。次年，秦迁都咸阳，并东取函谷关。至此，秦已囊括了关中全部领地，控制着东进、南下的函谷关、武关两道雄关，成为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逐步展开了东进的战争。秦国东进的首要障碍是魏国。秦、魏两国的形势是"非魏并秦，秦即并魏。"②＜／ZSBJ12000030＿0147＿1／ESPL＞秦、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秦自孝公时起就确立了兼并魏国的战略。

周显王二十九年，秦乘魏马陵之战失败之机，派商鞅率兵攻魏。魏以公子卬为将军，率兵迎敌。在两军相持中，商鞅设计引诱公子卬相会并俘虏了他，然后大败魏军。魏惠王见魏军屡败于齐、秦，而国内空虚，无力再战，被迫割河西之地向秦国请和。魏国领土日削，国力更趋衰弱。周显王三十年，秦又进攻魏的岸门（今山西河津县南），大败魏兵，俘虏魏将魏错。魏又一次遭到惨败。

周显王三十一年，秦惠文王即位。惠文王虽然杀了商鞅，但仍用商鞅之法，继续推行东进攻魏的战略。周显王三十六年，秦惠文王任命犀首（公孙衍）为大良造，率兵伐魏，在雕阴（今陕西甘泉县南），大败魏军四万余人，俘获魏将龙贾。次年，魏献阴晋（今陕西华阴县）向秦求和，秦更其名为宁秦。周显王三十九年，秦再次出兵围攻魏国河南的焦（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曲沃（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等地，魏再次割河西土地向秦求和。

周显王四十一年，秦惠文王任张仪为相。张仪采取"连横"政策，派公子桑率兵攻占魏国的蒲阳（今山西隰县）。然后，张仪又劝惠文王把蒲阳归还魏，并亲自入魏，去游说惠王。经张仪游说，魏国把上郡15县包括少梁一并献于秦。次年，秦归还魏的焦与曲沃。周显王四十五年，秦相张仪派兵攻夺了魏国的陕城。至此，秦、魏两国之间的黄河天险已完全落入了秦国的掌握之中。两年后，秦又攻击魏的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北）、平周（今山西宁休县西）。

面对强大的秦国，入魏为相的公孙衍倡导"合纵"御秦，得到东方各国的支持。于是，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推楚怀王为纵长，发动一次攻秦战争。义渠乘秦与五国构兵之时，在李帛大败秦军。但五国实际上只有赵、魏、韩三国出了兵，而秦在修鱼（今河南原阳县西）将三国联军杀得大败。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利用齐宣王攻燕，三晋救燕的机会，攻夺了魏国的焦（今三门峡市西）和曲沃（今三门峡市西南）。又在岸门（今河南许昌县西北）

大败韩军，迫使韩国屈服。

周赧王七年，秦武王又进攻韩的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次年，破宜阳，斩首六万。韩国遭到惨重损失。秦兵还渡河取武遂（今山西临汾县境），修筑了城池。

周赧王九年，秦昭襄王即位（公元前306年-公元前251年在位）。

秦在昭襄王时代是对外大扩张时期，在对魏、韩的战争中，又取得了伊阙大捷和兵伐大梁的胜利。

秦昭襄王即位之初，因为国内发生诸公子争位，国势受到一定影响。

所以，齐国孟尝君于周赧王十七年联合魏、韩二国，发动了一次三国攻秦的战争，历时三年，一度攻到函谷关。秦国被迫返回了魏国的河外封陵和韩国的河外武遂，三国始退兵。

后来，秦昭襄王用魏冉为相。魏冉转而采取争取齐国，打击韩、魏的战略。主动拉拢齐国，齐国为灭宋，也愿对秦和解，任用秦的五大夫吕礼为相，齐、秦两国由对抗转为联合。秦见联齐战略奏效，即转而向韩、魏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

周赧王二十年，秦派司马错率兵出武关，由穰邑（今河南邓县北）

攻陷魏的襄城（今河南方城县东北）。次年，秦又派兵进攻魏国的解邑（今山西解县），威胁安邑。韩、魏两国即派重兵进军宜阳，企图伺机夺回宜阳，巩固西部疆界安全。

同年，秦将向寿率兵攻韩的武始（今河南洛阳市西），左更白起率兵攻韩新城（今河南洛阳市南）。次年，韩王僖命公孙喜率韩、魏联军24　万人救新城。秦相魏冉向昭襄王推荐白起代向寿为主将。白起为战国名将，他采取出奇制胜的策略，率秦军主力绕道韩、魏联军后方，把韩、魏联军压缩到伊阙山（今河南洛阳市东南龙门）的狭隘地段，一举歼灭，斩杀联军24　万人，俘虏韩将公孙喜。并乘势攻占韩在伊洛地区的五座城邑，又涉河攻取魏安邑以东的地区。经此一役，韩、魏两国精锐损失殆尽，无力再战，从此只有听凭秦、齐等大国的摆布。

秦乘伊阙胜利之余威，于周赧王二十三年攻克韩国的垣（今山西垣曲县东南），次年又夺取了韩国的宛（今河南南阳市）、邓（今河南孟县西）和魏国的轵（今河南济源东南）。公元前290年，韩被迫将武遂（今山西垣曲县东）200　里土地献给秦，魏也向秦献出河东400　里土地。秦国侵入中原的势力，至此一发不可收拾。

周赧王四十年，秦在破楚拔郢之后，又以魏冉为将大规模进攻魏国，兵锋直逼大梁。韩王僖见魏如果灭亡，韩亦不能独存，遂命暴鸢为将率兵救援。魏冉又大败韩暴鸢军，斩首四万。暴鸢败走开封。魏冉连克魏国三城，魏王又命芒卯率军迎敌，也被秦军击败。齐襄王见魏连败，担心魏亡齐亦不保，不得已起兵救魏。秦军乘势在大梁北击败齐、魏军，斩首四万。魏不得不再忍痛割温邑向秦求和。次年，魏、赵攻韩华阳（今河南郑州市南），秦派白起率兵救援。白起大败赵、魏联军，斩首15　万，魏将芒卯败走。魏被迫再把南阳（今河南修武县）献给秦国，秦兵始退。后来，魏在安■王时代，由于信陵君救赵成功，一度夺取秦的陶郡（即山东定陶）、灭卫和夺回河外部分土地。但随着信陵君被免职，河外的土地又得而复失。

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昭襄王改任客卿范雎为相。范雎曾向秦王献计说："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

①＜／ZSBJ12000030＿0150＿0／ESPL＞于是，自周赧王五十年始，秦大举攻韩，连续四年，先后攻占韩的少曲（今河南济源县东北少水湾）、高平（即向，今河南孟县西）、陉城（今山西曲沃县东北）、太行山以南的南阳、野王（今河南沁阳县），并割断了韩的上党与本土的联系。

韩在秦频频打击之下，领土日益缩小。至战国末期，领土只剩下阳翟附近十数邑，韩桓王虽有王名，实际上不过一小侯而已。魏国的状况与韩一样，在战国后期，领地只有大梁附近数十邑，不过秦的一郡。

（四）秦、楚之战楚在战国初期，为七强中领地最广大的国家，它"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颍泗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①＜／ZSBJ12000030＿0151＿0／ESPL＞。吞灭吴越以后，拓地东至海，掩有今湖北、湖南、安徽全部及四川、贵州、陕西、河南、山东、江苏等省之一部，号称富大。但楚国除悼王时用吴起变法，稍稍振作而外，长期走下坡路，直至灭于秦。

周安王元年（公元前401年），楚悼王即位。悼王时，楚连年与三晋交兵。公元前400年，赵、魏、韩伐楚，至乘丘。公元前391年，赵、魏、韩伐楚，在大梁、榆关大败楚军。大梁从此落入魏国版图。楚悼王为改变楚国的不利形势，下令求贤。公元前390年前后，吴起由于在魏国受到排斥，转而投奔楚国。悼王素闻吴起贤，先用为"苑守"。一年以后，任为令尹，主持变法大计。吴起针对楚国的"大臣太重，封君太重"等弊端，实行变法：①削减贵族的爵秩等级，平抑贵族的禄食费用，用节省的钱"砥砺甲兵"。②裁汰冗官冗员，减少百官禄秩，封君子孙传三世者，即收其爵禄，节省的钱也用来"奉选练之士"。③禁绝私门请托，　整顿楚国风俗等等。吴起的变法"　行之期年"　①＜／ZSBJ12000030＿0152＿0／ESPL＞，楚国开始强盛，于是南收扬越，北并陈蔡。但是，一则由于吴起变法时间短，二则由于反对变法的贵族势力强大。周安王二十一年楚悼王死，吴起即被杀，新法亦夭折，所以成效并不显著。此后，楚国"虽有富大之名，其实空虚，其卒虽众多，然而轻走易北，不敢坚战。"②＜／ZSBJ12000030＿0152＿1／ESPL＞因此，在秦、楚战争中，楚国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秦国大规模进攻楚国，始于秦惠文王时。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赵、魏、韩、燕、楚五国推楚怀王为纵长，并由三晋出兵伐秦。

但秦在修鱼（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大败三晋联军。随后，秦采取了先制服韩、赵、魏，然后再回头制服楚国的战略。秦在具体制楚时，又采取了外交欺骗与军事进攻互相配合的方针。周赧王二年，秦派张仪赴楚，离间楚、齐关系，说楚如能"闭关绝约于齐"，秦则献"商淤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得土地，答应了秦的要求，与齐断了交。待楚孤立以后，张仪竟说原答应给楚国的土地仅是商於之地六里。楚怀王受了欺骗，愤怒地派屈匄率兵攻秦。而秦国早有军事进攻的准备，即命庶长章率兵迎击。

周赧王三年，秦、楚两军在华阳（今河南省陕县西丹水以北地区）

展开大战，秦大败楚军，俘虏楚将屈匄以下列侯及执珪七十余人，斩首八万，并乘胜攻取了楚国的汉中。华阳之败，使楚怀王更加愤怒，再次征发大军反攻秦国。秦、楚两军在蓝田（今湖北钟祥县西北）③＜／ZSBJ12000030＿0152＿2／ESPL＞举行大规模会战，楚又败于秦军。韩、魏两国联军也乘楚军之败南下攻楚，直攻到邓（今湖北省襄樊市北）。秦攻占了楚国的汉中以后，造成了关中与巴蜀联成一片的形势，国势更加强大。

秦昭襄王为专力进攻楚国，转而对韩、魏采取和平策略。周赧王十三年，秦昭襄王在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会见韩、魏之君，并归还了所占魏国的蒲阪，结好韩、魏。次年，即派庶长奂会同韩、魏联军大举攻楚，在重丘（今河南新野县东）大败楚军，斩首二万，杀其将唐昧。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300年），秦派华阳君再次攻楚，杀楚将景缺，斩首三万。次年，秦又诱骗楚怀王入秦，并予以扣留。怀王被囚以后，客死秦国。楚国立太子横，是顷襄王。楚在秦的一再打击下，国力日益削弱。

周赧王三十五年，秦利用韩魏在伊阙战后国力尚未恢复，齐国正遭受燕国进攻，赵在秦将白起打击下，连失数城，仅能自保的大好时机，发动了大规模的破楚入郢战役。秦兵分三路大举进击楚国。

秦将司马错率陇西之兵由蜀地攻克楚的黔中郡，然后分兵由巴郡东下，出巫峡攻击楚郢都西部地区。

另派一路由武关东下，攻击楚国的汉北及上庸（今湖北竹山县），进入桐柏山。

次年，秦将白起统率汉北、上庸之军攻取了楚国的鄢（今湖北宜城县东南）、邓（今湖北襄樊市）、西陵（今湖北宜昌市西）。在攻鄢战役中，白起采用水攻战术，引鄢水（又称蛮水）灌城，楚军民死伤数十万，损失惨重。周赧王三十七年，白起率三路大军合围楚郢都，楚军被歼，楚顷襄王夺路东逃，都城随之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县）。楚国经此沉重打击，国势一蹶不振，再无力参与中原抗秦事业。秦国趁势兼并了楚西江、汉、湘、黔之地，在楚郢都设立南郡。

（五）秦、赵之战在秦国败韩、魏，破楚入郢以后，中原惟有北部的赵国保持着强大地位，成为秦东进中原的劲敌。秦、赵之战也就很难避免了。

赵国的强大始于武灵王（公元前326年-公元前295年在位）时，赵武灵王在周慎靓王三年曾参加韩、魏、燕、楚五国伐秦联军，被秦军击败。次年，赵、魏、韩三国攻秦，又被秦击败，赵损失八万人。同时，赵的北部、东北与西北部还常常受东胡、林胡和楼烦等游牧民族的侵扰。为对付三胡和强大的秦国，赵武灵王下决心学习秦国变法图强。周赧王八年，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准备，赵武灵王在大臣肥义等的支持下，说服叔父公子成，在国内变法易服，"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后来，又破原阳改为"骑邑"。新法实行仅短短几年，赵国人民就练成个个矫捷善射的骑手。

于是，自周赧王九年起，赵武灵王即统率精兵大举进攻中山，经过五年苦战，终于灭掉中山。

接着，赵国向北击败林胡、楼烦，拓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建立了云中郡、雁门郡，掩有今漠南之地。自武灵王变服骑射以后，赵遂称强于北方，成为列国中的一支劲旅。

周赧王十六年，赵武灵王自号主父，传位于太子何，是为赵惠文王。

惠文王时，赵武灵王曾亲自伪装成使者，入秦探察虚实，准备拟定对付秦国的计划。不幸的是，周赧王二十年，武灵王死于公子章之乱，使赵国抗秦的计划未能实施。

惠文王也是一位有为之君。他重用名相蔺相如，名将廉颇、赵奢，国富民强，保持了赵的强国地位。周赧王三十二年，廉颇率兵攻取齐的昔阳（今河北晋县西北）。三年后，赵奢又攻取了齐的麦丘（今山东商河县西北）。周赧王三十九年，廉颇攻占了魏国的几（今河北大名县东南），次年又攻克了魏的防陵、安阳（今河南安阳县西）。二年以后，赵将燕周攻占了齐的昌城（今山东淄博市东南）和高唐（今山东禹城县西南）。《战国策·赵策三》说："今赵万乘之国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间，北有代，带甲百万，尝抑强齐，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观之，赵于天下不轻。"《战国策》此言虽未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山东六国中，赵确实是秦东进所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

周赧王四十五年，秦派重兵奇袭邯郸西方门户阏与。赵惠文王派赵奢率兵前去援救。老将赵奢采用欺敌之计，伪装畏惧秦军，出邯郸30　里安营，但令士卒增筑营垒，准备固守，不准谈论进兵，麻痹秦军。当得知秦军果然中计，麻痹轻敌时，赵奢命令全军以两天一夜的功夫急行军赶到阏与前线，筑成军垒。秦军见赵军突至，仓猝出战。赵奢命赵军厚结阵势，并派一万人抢先攻占北山，居高临下，大败秦军，解除了阏与之围。

次年，秦派中更胡伤再攻阏与，仍未攻克，无功而还。阏与之败是秦东进以来首次遭到的大败，秦军锋芒受到挫折。

秦昭襄王见两次未能攻下阏与，就采纳范雎"远交近攻"的建议，改变了直攻赵国的战略，转而先略定韩、魏，做为攻赵的准备。

周赧王四十七年，秦派五大夫绾伐魏，夺取了魏的怀邑（今河南武陵县），略定了南阳地区。接着于周赧王五十年攻取韩的少曲、高平。

次年，秦将白起攻取了韩的陉城（今山西曲沃东北）。又次年，攻取了韩的南阳（今太行山以南地区）。到周赧王五十三年，白起再夺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县），把韩的上党与本土的联系切断了。

韩上党守冯亭率上党投降赵国。赵派大将廉颇去防守。廉颇未至，秦军已攻克上党。廉颇便依据险阻扼守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秦将王龁攻击长平。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拉开了序幕。

廉颇是员老将，战斗经验丰富，他率军扼守险要。王龁军猛攻赵军前垒，赵军损失一裨将与四尉，但主力军仍坚壁固守。尽管秦军一再挑战侵扰，并攻陷赵军几个前垒，杀了二尉，但赵军主力仍坚守不出，秦军无法进展。两军对峙三年，不分胜败。

秦见廉颇坚守不出，苦无破赵之计，遂派人至赵行反间计。扬言说："秦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廉颇易与，且将降秦矣。"赵孝成王也认为廉颇坚壁不出是畏敌，又责备他损失了一些兵力，准备改用赵括取代廉颇。蔺相如进谏说："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不可用为将。赵王不听。赵括母亲见赵王欲用赵括，连忙上书反对，也说赵括不可用。但赵王执意不从，把他派到了长平。

秦王听到赵任用赵括为将的消息，就暗地里委任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尉裨将，传令军中有敢泄露白起为将的机密者，斩首。

周赧王五十五年七月，赵括来到长平前线。他改变廉颇的部署，更换将吏，率兵出击秦军。秦将白起采取诱敌之计，佯装败走，而组成二支奇兵从后劫击赵兵。赵括见秦军退却以为败走，遂乘胜进击秦军壁垒，而秦垒坚固，赵军无法攻入。秦国奇兵25000人趁势切断了赵军后路，又一支奇兵5000　骑把赵军截为两部，阻绝了赵军粮道。白起派轻兵袭击赵军，赵军接战不利，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只好筑垒坚守，等待救援。秦昭襄王得到赵军被围的报告，亲自来到河内，下令赐民爵各一级，征发15　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到长平，参加堵截赵救兵和粮食的战斗。

到九月，赵军被围困已经46　天，疲乏饥饿，甚至出现了内部互相杀食的惨剧，就分兵为四队，轮番向秦兵冲击，仍然无法突围。赵括亲率锐卒搏击，被秦兵射杀。赵军大败，40　万士卒降秦。白起仅释放了240名年幼战俘，把其余40　余万赵国降卒全部用欺诈手段活埋。长平一战，赵国前后损失兵力达45　万余人，国力大大削弱。从此在东方六国中再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能够单独抗击秦兵的力量，这就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白起歼灭赵军后，十月，命司马梗北攻太原（今山西太原县），命王龁攻武安和皮牢（今山西和顺县），亲率主力略定上党地区，准备乘胜攻击赵都邯郸。赵国派人向秦相范雎游说，请求退兵。范雎也忌妒白起的功劳，向秦王进言说：秦兵已经疲劳，请允许韩、赵割地求和，休息士兵吧。秦王遂命秦兵从太原退守上党。白起因此未能获得灭赵大功，所以怨恨范雎，两人产生了隔阂。秦国没能乘长平之胜攻灭赵国，并造成将、相分裂，这是它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重大损失。而赵国则得到喘息的机会，一方面整顿战备，一方面建立了合纵御秦的阵线。

周赧王五十六年九月，秦再派五大夫王陵率兵伐赵，由上党进攻邯郸。因赵已有准备，所以王陵屡战失利，直至第二年正月，仍无进展。

秦派兵增援，又伤亡4000　多人。秦昭襄王想重新任用白起为将，白起托病坚辞不出。昭襄王就命王龁代替王陵。范雎又推荐知交郑平安为进攻邯郸主帅。但在赵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秦军进展仍不顺利。

邯郸被围之后，赵曾派人向楚、魏求救。公元前257年，楚、魏谋救赵国。楚王派春申君救赵，魏安■王也派将军晋鄙率兵十万救赵。但魏又害怕秦国势力，所以脚踩两只船，命晋鄙军驻扎在汤阴观望。魏相信陵君公子无忌为救赵国，设法盗窃了魏王虎符，假传君命，令勇士椎杀晋鄙，夺取了魏军指挥权。他挑选精兵八万，进击秦军。同时楚春申君也命景阳率军赶到。在赵、魏、楚三军的夹击下，秦军王龁部大败，引兵西退。其后军郑安平部二万人被赵军围住，郑安平被迫率部降赵。

赵乘胜夺回太原及上党附近诸地。这就是著名的"窃符救赵"的故事。

秦在邯郸之战中的失败，使其在中原的威望大为下降，赵、魏、楚诸国仰赖此役挽回了一些颓势。中原诸侯合纵呼声再起，遂有后来信陵君率赵、魏、韩、楚、燕五国联军伐秦之举。但因列国勾心斗角，互不信任，而且秦统一天下的大势已经形成，所以诸国的合纵御秦战略终成泡影，惟有苟且偷生，一任秦国宰割了。

（六）齐、燕之战齐、燕是接壤的两个大国，齐在今山东偏北的大部和河北东南部。

燕国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南部、山西东北角。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正当秦国势力向东发展，公孙衍在山东倡议六国合纵御秦的时候，齐、燕两国竟置合纵大计于不顾，在北方展开了一场争夺和拚杀。这就是齐宣王破燕和燕昭王破齐之战。

1。齐宣王破燕周显王四十八年（公元前321年），燕易王死，子哙立。燕王哙昏庸无能，燕相子之专权。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燕王哙在鹿毛寿和苏代的劝告下，主动让位于子之。子之当国三年，将军市被和太子平发动兵变谋攻子之。燕国大乱，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市被及太子平战死。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燕国内乱，命匡章率"五都之兵"

及"北地之众"攻进燕国，仅50　天就攻下燕国的都城，燕王哙被杀，子之被俘后，被剁为肉酱。燕国在七国中力量本就较弱，经此打击，势力更为削弱。齐军入燕后，残暴对待燕国人民，引起燕国人民反抗。二年后，齐军被迫撤退。

中山国也乘机攻击燕国，在中人（今河北唐县西南）打败燕军，杀死燕将。中山王■命司马■率三军攻进燕国，"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①＜／ZSBJ12000030＿0159＿0／ESPL＞。

赵武灵王听说燕国大乱，从韩国召来燕公子职，立为燕昭王，派乐池送回燕国。

2。燕昭王破齐周赧王三年，燕昭王即位。昭王发誓向齐国报仇雪恨，卑身厚币以招揽贤才。郭隗虽才能平庸，但他师事郭隗，为其筑宫室而居。一时，天下贤士争相赴燕。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苏秦自东周来归。

燕昭王尊重贤才，一一委以重任。命乐毅为亚卿，派苏秦为使者，奔走于齐、赵、魏国之间。昭王与苏秦密计复兴燕国的外交方略：联赵抗齐。苏秦衔命在齐、赵间游说，主要目的在于破坏齐、赵关系，防止齐国攻燕。苏秦又劝说齐攻宋国，让齐国四面树敌，以造成"弱燕敌强齐"的局势，为着洗雪国耻，昭王伪装屈从齐国，当齐攻宋时，燕派将军张■带兵二万，接受齐军指挥。张■被齐湣王杀死，燕昭王连忙向齐国谢罪。

周赧王二十九年，齐攻灭宋国，拓地至淮北。而这就危害了韩、魏、赵和秦国的利益。于是，以秦为首的赵、魏、韩四国形成了对付齐国的联盟。这正是燕国多年以来所追求的战略目标。

燕昭王继位后，即"吊死问生，与百姓同甘共苦"（《燕策一》）。

经过28年的努力，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国内条件已经成熟。

现在，四国倡议伐齐，燕国正求之不得。所以在赵的拉拢下，燕国参加了五国联军，并成为联军的主力。

周赧王三十一年，燕昭王征发全国军队，命乐毅为上将军，出兵伐齐。秦派尉斯离率兵和韩、赵、魏三师会合。赵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即统率五国联军攻齐。齐国任命触子为将军，统率所征发的全国士卒迎战。两军战于济西，齐军统帅触子临阵逃亡，齐军大败。齐将达子统率余部继续作战，在秦周（今山东临淄雍门以西）之战中，齐军大败，达子战死。于是，乐毅遣回秦、韩二国军队，分魏军进攻齐占宋国旧地，分赵军攻取河间，亲率燕军长驱直入，攻克齐国都城临淄。齐湣王逃经卫、邹、鲁，而后到莒（今山东莒县）。楚国派淖齿率兵救齐，湣王遂任淖齿为齐相。但淖齿杀了湣王，而自己又被齐将王孙贾所杀。

燕军获得大胜，燕昭王亲到济上劳军，封乐毅于昌国（今山东淄川县东），号昌国君。乐毅乘胜进兵，要求部下"修整燕军，禁止侵掠"，并将燕兵分为五路：左军略胶东、东莱；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琅邪；右军循河、济，屯阿、鄄连魏师；后军旁北海，以抚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中军据临淄而镇齐都。经过6　个月战斗，攻下齐城70　余座，皆划为燕国郡县。齐城所未攻下者，仅即墨和莒二城而已。

周赧王三十三年，乐毅合并右军、前军包围莒邑；左军、后军包围即墨。即墨大夫战死，邑人共推田单为将，率兵民抗击燕军。乐毅见包围两城经年不下，遂下令军队后退九里筑垒围困。乐毅为威服二城人心，下令不得俘获出城之人，赈济贫困者，让城内人民"各复旧县，以安其心"。又经三年，即墨、莒仍未攻克。周赧王三十七年，燕昭王死去，惠王即位，惠王做太子时不喜欢乐毅，齐国乘机进行反间说："齐城不下者两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连兵且留齐，南面而王齐。齐之所患，　唯恐他将之来。"　①＜／ZSBJ12000030＿0161＿0／ESPL＞燕惠王猜疑乐毅，遂令骑劫取代乐毅为统帅。乐毅逃亡到赵国。

骑劫远不是田单的对手。田单诈言齐士卒害怕割鼻子、掘祖宗坟墓。

骑劫即令燕军割齐俘之鼻和挖掘齐人坟墓。结果反而使齐人民愤怒，誓欲死战。田单又欺骗燕军，假意约期投降。骑劫信以为真，更加放松了战备。于是田单收城中牛千余头，披上缯衣，上画五彩龙文，在牛角上绑缚尖刀，在牛尾系上油脂苇束。反攻之夜，把城墙掘开数十穴，燃着牛尾，纵牛出城，选5000　士兵随其后冲入燕营。燕军见牛披龙文，尾燃烈焰，触人即死，以为神兵。更兼即墨城上战鼓、金铎，响声震天，燕军斗志全无，大败而走。骑劫被齐兵杀死，田单乘势追逐燕军至河上，将沦陷的70　余城皆尽收复。田单遂迎齐襄王（湣王子法章）回到临淄。

襄王以功封田单为安平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火牛阵"的故事。

齐在战胜魏国以后，俨然以东方大国自居，与秦并称东、西帝。但就实力而论，齐并不具备灭掉燕这样一个大国的条件。所以齐宣王伐燕虽然五旬而举，但欲并吞燕国领地则招致了失败。燕昭王发奋图强，谋划洗雪国耻，经过28年的努力，终于破齐。同样，燕也不具备吞掉齐这样一个大国的条件。所以，乐毅未获灭齐全功，而骑劫又终以失败而告终。燕国从此再没有辉煌的举动。齐虽然收复了失地，但从此也元气大伤，无力再与秦国争锋。

（七）秦北灭义渠、南并巴蜀之战义渠在今甘肃、宁夏一带，是西戎中较强大的一支，经常与秦发生冲突。周显王三十四年（公元前335年），义渠曾在洛水流域打败秦军。四年后，义渠因发生内乱，国力不振，秦庶长操率兵前去平定。周显王四十二年，义渠臣服了秦。秦对义渠的态度是："中国"无事于秦，秦就向义渠拓地烧荒，进行劫掠。"中国"有事于秦，秦就向义渠出使纳币进行抚慰。周慎靓王元年（公元前320年），秦大举进攻义渠，攻到郁郅（今陕西省庄阳东）。二年以后，韩、魏、赵等五国攻秦，秦就送给义渠君"文绣千匹，好女百人"，进行拉拢。但义渠君识破了秦国的手段，并不买账，乘势起兵袭秦，在李帛大败秦军，至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在击败韩、赵、魏、燕、齐以后，又回头大举攻击义渠，夺取了义渠25　城，向西北扩充了势力。

周赧王四十三年，秦昭襄王在甘泉宫诱杀了义渠王，接着起兵攻灭义渠，尽并其土地，设置陇西、北地、上郡三郡。

巴、蜀与秦接壤，在秦国西南部、物产丰富，是块富庶之地。秦惠文王时，为了向外开拓，张仪和司马错就秦军战略打击方向问题曾发生了一场争论。张仪主张攻伐韩国与周，司马错主张攻击巴蜀。他说："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　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　诸侯不以为贪。"　①＜／ZSBJ12000030＿0163＿0／ESPL＞如果得到巴、蜀，可以从水路通楚，是"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②＜／ZSBJ12000030＿0163＿1／ESPL＞。惠文王从其计。这时正逢蜀国与巴、苴二国交战，苴侯向秦求救。秦惠文王遂于周慎靓王五年派张仪、司马错和都尉墨率兵经石牛道入蜀，蜀王率兵到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迎击秦军。秦大败蜀军，杀死蜀王，灭掉蜀国。张仪、司马错乘胜进兵，又攻灭巴国和苴国，俘虏巴王。

秦并巴、蜀以后，没设郡县，而是实行羁縻政策。"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③＜／ZSBJ12000030＿0163＿2／ESPL＞周赧王元年，秦惠文王又封公子通为蜀侯。三年后，蜀相陈庄杀蜀侯。次年，秦武王派甘茂入蜀，杀陈庄。周赧王七年，秦武王又封子辉为蜀侯。七年后，蜀侯子辉反秦。秦昭襄王再派司马错入蜀，杀蜀臣郎中令婴等27人，子辉自杀。次年，秦昭襄王又封辉子绾为蜀侯。周赧王三十年，秦又杀死蜀侯绾。从此结束羁縻政策，在蜀地设蜀郡，任张若为蜀郡守，巩固了对蜀的统治。

秦北灭义渠，南灭巴蜀，有了一个既富庶又巩固的后方。不但秦兵东进不再有后顾之忧，而且雄踞汉水和长江上游，顺流而东，可以威胁楚国，造成了秦统一天下的又一有利条件。

（八）秦灭六国秦自孝公发奋图强，用商鞅变法以后，国力日益增强。孝公之世，商鞅即伐魏而取河西之地，又夺取楚的武关，掩有关中全域。"孝公既殁，惠文、武、昭襄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①＜／ZSBJ12000030＿0164＿0／ESPL＞已掩有大半个中国，奠定了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死，太子立，是为秦王政。秦王政初年，吕不韦执政。吕不韦继续执行孝公以来的政策："内立法度，务耕织，修战守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国势已达于极盛，时刻策划吞并六国。公元前237年，秦王政罢黜吕不韦，亲自执政，信用客卿李斯。李斯也继续执行孝公以来的政策，向秦王政进献灭六国的大计说："今诸侯服秦，譬如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纵，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②＜／ZSBJ12000030＿0164＿1／ESPL＞秦王政做为一代英主，接受了李斯建议，开始规划进行削平群雄，统一中国的大业。其总的战略方针是由近及远，先北取赵，中取魏，南取韩，然后再进取燕、楚、齐。

1。秦灭赵公元前236年，正当赵、燕发生战争，赵将庞煖带兵攻燕时，秦王政以救燕为名，派王翦、桓■（yǐ，音椅）率两路秦军攻赵。第一路由王翦统率，经由上党，攻克阙与和橑阳（今山西左权县）。第二路由桓■统率，攻取了赵国河间六城，接着又攻取了邺（今河北磁县南业镇）、安阳（今河南安阳西南）两城。赵军也分两路迎击：西路李牧抗击王翦，东路扈辄抗击桓■。两军形成僵持局面，旋即罢兵休战。次年，赵悼襄王死，子迁立，为幽缪王，是位昏愦的君主。

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秦桓■由南路迂回到扈辄侧翼，攻击邯郸东南的平阳（今河北磁县东南）、武城（今河北磁县西南），大败赵军，杀了赵将扈辄。赵王乃派李牧南下，进行反攻。李牧军在宜安（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南）和肥（今河北晋县西）两地展开激战，李牧大败秦军，桓■逃到燕国①＜／ZSBJ12000030＿0165＿0／ESPL＞。李牧因功受封武安君。公元前232年，秦王翦再次领兵伐赵，由太原进攻井陉关，并攻击番吾（今河北灵寿县西南）。李牧率军阻击，秦兵无法突破山隘，双方遂罢兵。

公元前229年，赵国发生旱灾，秦乘机大举攻赵。王翦率主力军由井陉关直攻邯郸北部地区，杨端和率河内军进围邯郸。赵将李牧、司马尚率军抵御。秦军受阻，无法突破赵军防线。于是，秦国展开外交活动，大搞离间计，派人贿赂赵国权臣郭开，诬陷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昏庸，不辨是非，杀掉李牧，用赵葱和颜聚取代李牧、司马尚为将。秦国取得了战场上未能取得的胜利。次年，秦将王翦大破赵军，杀赵葱，颜聚逃走。秦军攻陷邯郸，俘虏赵王迁，赵灭亡。秦在邯郸建立邯郸郡。

赵公子嘉率亲族数百人逃亡到代郡（今山西恒山以北地区），自立为代王。秦王政二十五年，秦将王贲领兵伐代，虏代王嘉，灭代。

2。秦灭韩秦王政十一年，正当秦倾全力伐赵时，仅有都城阳翟附近十数城的韩国慑于秦之声威，于秦王政十四年派韩非为使者纳地奉金向秦请降。

公元前231年，秦王政派内史腾到韩国受降，虏韩王安归秦，把韩地划为颍川郡，韩灭亡。公元前226年，韩国旧贵族在新郑发动叛乱。秦平叛后，将韩王安处死。

3。秦灭燕秦王政十九年，王翦灭赵后，准备率兵攻燕，大军屯中山（今河北定县）。燕国形势危急。燕太子丹募得壮士荆轲，委为使者，带上秦国追讨的逃亡将军樊于期（即桓■）的头颅和燕国督亢（今河北涿县、固安、新城等地）的地图，佯装请求"举国为内臣"。实则意欲劫持秦王政，逼他交还历年所侵诸侯土地，不然就杀死他，制造混乱。荆轲在秦廷借展开地图之机，把持秦王衣袖以匕首劫持秦王。秦王惊起，袖断走脱。荆轲掷匕首击秦王不中，被捕获肢解而死。秦王大怒，次年派王翦、辛胜率大军攻燕。燕、代两国出兵抵御，在易水西被秦兵击溃。是年冬，王翦大军继续北进，攻克燕国都城蓟。燕王喜与太子丹东逃到辽东。秦将李信率兵追击，燕王喜杀太子丹向秦军求和。秦军停止追击，转而向南击楚。公元前222年，秦灭楚后，又派王贲率兵攻辽东，虏燕王喜，燕国灭亡。

4。秦灭魏秦王政二十二年，秦将王贲伐魏，包围魏都大梁。大梁城垣坚固，屡攻不下。王贲乃引黄河、大沟之水灌大梁。经三个月，大梁城崩坏，魏王假出降。王贲杀魏王，灭魏。秦在魏国东地设砀郡。

5。秦灭楚秦破灭赵、韩、魏、燕四国以后，中原北部局势已定，于是掉转矛头南下攻楚。

公元前225年，秦王政欲灭楚，问青年将领李信伐楚需要多少兵力，李信答需20　万。秦王政又问老将王翦，王翦则说非60　万人不可。秦王政以为王翦已老，李信"果断壮勇"，遂命李信及蒙恬为将，率20　万大军伐楚。李信攻平舆（今河南平舆县北），蒙恬攻舆（今河南沈丘县南），大败楚军。李信又破鄢郢，在城父（今安徽省亳县东南）会合蒙恬军。

楚将项燕乘秦军战胜后放松戒备，跟踪反击，"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①＜／ZSBJ12000030＿0167＿0／ESPL＞秦军损失惨重，退出楚境。次年，项燕拥立昌文君为楚王，在淮南反秦。本来，楚国已同秦约定，献长沙以西土地求和，现在乘胜向秦南郡进攻。

秦王见李信大败，亲自到频阳（今陕西富平县）请已告老还乡的老将王翦复出，率60　万大军，以楚背约为借口，大举伐楚。公元前224年，王翦率军到达陈地以南的平舆一线，即停止前进，构筑堡垒，坚壁不战。楚将项燕也坚守不战，但楚王负刍数遣使令楚军出战，项燕被迫屡攻秦垒不破，乃引军东去。王翦下令追击，大败楚军，在蕲（今安徽宿县东南）南杀楚将项燕。接着，王翦令秦将蒙武率兵略定楚淮北，而自率大军直捣楚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公元前222年，王翦陆续平定了楚国江南地，降服了百越，在楚地设置九江、鄣、会稽三郡，楚国灭亡。

6。秦灭齐齐作为东方大国，其时是齐王建在位。他是位昏庸的君主，在秦"远交近攻"政策的影响下，坐视秦翦灭赵、韩、魏、燕、楚五国，既不救援各国，也不修战备自强。公元前222年，秦既灭楚，又转向北击灭燕代。次年，王贲率军由燕南下入齐，大举进攻临淄。齐王建听信齐相后胜计，不战而降，秦虏齐王建。王贲分兵略定齐地，齐灭亡。

秦自王政即位后，君臣即筹划统一天下大计。秦王政亲政以后，就发动了统一中国的战争。经20年的努力，终于吞并了六国，统一了天下。秦的统一中国，标志着中国旧的奴隶制度的解体和新的封建制度的诞生。从此，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在东方出现了。

六、战国时期的军事制度战国是个大变革的社会，随着列国大规模变法运动的进行，军事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列国变法运动的实质是一场封建化运动，所以战国军事制度变化的特点，也正反映了奴隶制军制的解体和封建制军制的诞生。这一变化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常备军的出现春秋军制的特点，一是"兵农合一"，二是"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这是由古老的村社制和井田制决定的。但战国时由于列国普遍实行的变法运动摧毁了井田制和村社制，瓦解了"兵农合一"的社会基础，因而导致了"兵农合一"为基础的兵役制度的改变。

这个变化首先是由秦国开始的。商鞅变法"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①＜／ZSBJ12000030＿0169＿0／ESPL＞破坏了传统的井田制度。商鞅又"集小乡、邑，聚为大县"②＜／ZSBJ12000030＿0169＿1／ESPL＞，以新的行政编制取代了旧的村庄体制。随着新的行政编制的出现，春秋时的国野界限完全泯灭了。于是，一种在新的国家授田制和行政编制上的军赋制度诞生了。《史记·秦本纪》说孝公十四年："初为赋。"《索隐》引谯周说："初为军赋也。"所谓"初为军赋"，与过去"因井田而制军赋"不同，是一种按户数按人口而征收的军赋。亦即秦墓竹简所说的"户赋"。以这种军赋为基础的兵役制度，是一种普遍兵役制。据《汉书·食货志》说是每一名到法定服兵役年龄的男子都要为国家服役二年，即一年为正卒，"给中都官"。一年当戍卒，戍守边疆，曰屯戍。又据《秦简·秦律杂抄》有罚服徭役，戍边四年的，可见服役期限可以超过一年。据《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载，29　岁的喜在秦王政"十三年，从军"。这就是依法服兵役。"屯戍"在《秦简·除吏律》中又曰"徭戍"。这种依法应征的"正卒"和"戍卒"已不再是民兵而是常备军。表明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在新的具有封建性的授田民的小农经济基础上，以新的行政编制为单位，实行了以普遍兵役制为基础的常备军制。这种制度是与以国野分制为基础的"兵农合一"的民兵制度根本不同的。

秦国的普遍兵役制是比较典型的。山东六国的情况虽因史料的缺失，没有秦国记载的这样典型，但它们在井田制和村社制瓦解的基础上，都实行了新的普遍兵役制，则是没有问题的。据《商君书·徕民篇》说，商鞅变法以后，在韩、魏、赵三国出现了大批上无户口、下无田宅的贫苦农民，这证明在三晋，井田制和村社制已均告瓦解。据《管子·问篇》，战国时期齐国也出现了一批"未有田宅者"、"债而食者"的农户，这是齐国井田制和村社制破坏的标志。孟子向齐宣王宣传的明君要"制民之产"，实即要恢复井田制①＜／ZSBJ12000030＿0170＿0／ESPL＞。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追述了一番井田制的优越性。这一切说明在战国中期以后，井田制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了。由于井田制的瓦解，兵役的负担就不能再与土地制联系在一起了，转而以户和人口为单位来计算。

凡是适龄的男子都在可征发之列。兵役不再是一部分人独占的权利，而成为全民应尽的义务。可见，由以国野分制为基础的"兵农合一"制度向以普遍兵役制为基础的常备军制的转变，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内容。它是构成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中国普遍兵役制的出现是与封建军制的诞生相联系的。

普遍兵役制的特点是全部适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如《战国策·齐策一》说："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齐临淄有七万户，每户有三名男子可供征发当兵，一役可以发兵21　万，这当然是普遍兵役制。

《战国策·魏策三》说："魏氏悉其百县胜兵，以止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众，守十仞之城，臣以为虽汤、武复生，弗易攻也。"魏国的"百县"，可以征发30　万胜兵，这当然也是普遍兵役制。

《战国策·东周策》说韩国："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楚策二》说楚国东地"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战国策·赵策二》说赵武灵王"变籍而弃经"，大胆"破原阳以为骑邑，"等，说的也都是普遍兵役制。

在普遍兵役制基础上所征发的军队已经是具有职业化性质的常备军，而不再是"兵农合一"的民兵。它征发的范围也突破了国人的小圈子而扩大到了全民。因此，这种兵役制度能组织成庞大的军队，以适应当时各种战争形势的需要。据《战国策》所说，七国兵力如下：秦：虎贲之士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楚：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齐：带甲数十万。

赵：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

魏：武力20　万，苍头20　万，奋击20　万，厮徒十万，车600　乘，骑5000　匹。

韩：卒30　万，除守徼、亭、鄣、塞，见卒20　万。

燕：带甲数10　万，车700　乘，骑6000　匹。

当然，《战国策》的记载为纵横家言，其中不免有夸张成分。但是，它可以说明列国当时无不实行普遍兵役制。而依这种制度，列国可以征发境内所有适龄男子当兵。

战国时征兵的年龄界限也较春秋时期相应扩大了。春秋时男子长到"七尺"，即20　岁左右，才开始服兵役。但战国时期，因战争频仍，军队人数激增，所以一些国家把服兵役的年龄提前到16、17　岁。《秦简·编年纪》载喜17　岁即"傅"。这个"傅"，就是服徭役。而当时服徭役与服兵役的年龄界限是一致的。当战争紧急时，列国甚至征发年14、15　岁的成童上阵。如长平之战时，秦曾"发年15　以上悉诣长平"。在燕、赵战争中，赵曾征召"未壮"的"孤儿"组成童子军，迎击燕军①＜／ZSBJ12000030＿0172＿0／ESPL＞。楚国东地大司马昭常曾发"悉五尺至六十，　三十余万"　抵御齐军。"　五尺"　就是15　岁左右的成童②＜／ZSBJ12000030＿0172＿1／ESPL＞。列国征召全部丁壮，甚至成童服兵役，以起倾国之师，体现了普遍兵役制的优越性。

在丁壮之外，由于战争需要，列国往往还征发妇女老弱。据《商君书·境内》篇说，秦国就曾将四境之内的男女都登记入军籍。又据同书《兵守》篇说，壮男编为一军，壮女编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编为一军。壮男之军主要从事战斗，壮女之军主要从事构筑工事，辅助作战。老弱之军负责放牧牛马，供给粮草。

齐、赵诸国甚至有妇女、老弱从事战斗的事例。公元前279年，齐将田单在防守即墨时，就曾把"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使老弱女子乘城"。当他纵火牛攻击燕将骑劫时，老弱又"击铜鼓"

①＜／ZSBJ12000030＿0173＿0／ESPL＞助战，声动天地，大破燕军。公元前259年，秦攻赵国邯郸，平原君赵胜亦"令夫人编入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以飨士"②＜／ZSBJ12000030＿0173＿1／ESPL＞。田单、赵胜是二位贵族，其妻、妾尚编入行伍，一般平民家庭的妇女，则可想而知了。

据《墨子·备城门》、《号令》、《旗帜》、《备穴》诸篇，战国时期列国用妇女老弱乘城防守，充当军中役徒，乃至直接参加战斗，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说明战国时期的列国的普遍兵役制能够动员各个阶层的广大群众参军、参战，从而保证了常备军组织所需要的兵员。

（二）将、相分离--职业军官的出现职业军官的出现是中国军制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在春秋以前，由于实行民兵制度，卿与将职责不分，卿是将，将也是卿，平日理政是为卿，战时统兵即为将。平日的各级乡官，战时也就是各级军官。如春秋时晋国的执政卿，战时也就是中军统帅。楚国的令尹平时是最高行政官，战时也统帅军队。齐国的国、高二子平日为上卿，战时即分别为一军统帅。童书业先生指出的"　春秋以上，　贵族文武不分职"　①＜／ZSBJ12000030＿0174＿0／ESPL＞，是很有见地的。

由于春秋以前将相不分，文武不分，所以春秋以前的教育也文、武并重。主要教育科目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乐、书、数是文化教育，而射、御则是军事教育。

到战国时，随着常备军的出现，要求有一批具有军事专长的人来担任各级将官，并要保持军官队伍的相对稳定性，"寓将于卿"的制度始渐趋瓦解，文、武官职从此渐次分离，产生出职业军官。《尉缭子·原官》说："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反映了战国时期列国官僚机构的特点。

以"将军"为代表职业军官队伍的产生，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将军"一名最早见于春秋晚期②＜／ZSBJ12000030＿0174＿1／ESPL＞，是由晋国的"将中军、将上军、将下军"的三位军将简化来的。后来，"将军"一名就成了统帅军队者的专业名称。"将军"有时单称"将"，是一军的将领。在春秋以前将军皆由命卿来担任。

在战国初期这种将、相分离的制度还不十分明显。但是在战国中期以后，确切地说，在列国变法以后，将相分离的趋势则加强了，而且列国普遍设立了"将军"一职。

秦国，魏冉、白起、王翦、王龁、李信、王贲曾先后为"将军"，白起还做过"上将军"。齐国，有将军田忌、田婴、田单。赵国，有大将军廉颇、李牧，将军赵奢、乐乘、司马尚。魏国，有上将军太子申、将军庞涓、晋鄙。韩国，有将军韩举、■、中差。燕国，有上将军乐毅、将军市被、骑劫、栗腹、秦卿等。

楚国官制别具一格，其统兵之将称"柱国"或"上柱国"，而不称将军。柱国的地位仅次于令尹。杨宽先生说："战国时代楚国柱国的职位相当于他国的将军。"①＜／ZSBJ12000030＿0175＿0／ESPL＞至于《史记·楚世家》所说楚"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是以他国制度比附而言的。

"将军"一词，实有两种涵义：其一指三军统帅，位高权重，所以又称"大将军"或"上将军"。其二指一般军事将领，如将军市被、将军司马尚等。在一国之中，大将军的地位仅次于相，是最高武职人员，是王的左右手。在军中，大将军地位最高，是三军统帅。在大将之下设副将，是大将的助手，亦曰"裨将"。在长平之战中，秦王即以"白起为上将军，而以王龁为尉裨将。"裨将以下又有"左右将"，是左右各军的将。《尉缭子·束伍令》说，"左右将得诛万人之将。"说明左右将之下还有"万人之将"，再以下是千人之将、佰长（即百夫长）、什长、伍长等。

由上至大将下至伍长所组成的一支庞大的军官队伍，与《周礼》所说春秋时代的"军将、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等旧军官已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是一批专门化的职业军官，而后者则是临时性的军官，他们本为政府和村社的各级行政长官，一身兼备文、武二职。

在战国时，"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②＜／ZSBJ12000030＿0175＿1／ESPL＞军、政基本上分家了。大将、裨将，由国君亲自任命，直接对国君负责。大将受命后，军中一切号令皆由大将指挥。新的军官系统是新的封建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军官多从立有军功的行伍中选拔，它与春秋以前军官多由乡官或贵胄子弟担任有了重要区别。所以职业军官的出现，是与新的军事制度相联系的，它标志着旧的"寓将于卿"制度的瓦解。

当然，战国时的将、相分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它不可能是完善的，而且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如秦国的庶长、大良造等爵秩，就既管理政务，也可以被任命为统军将领，率军作战。商鞅在任大良造时，就既主持变法大时，又统兵攻打过魏国。至于列国的地方长官，则大多数仍文、武不分。如魏吴起任西河守，就兼管军政、民事，使"秦兵不敢东乡"。

余如齐国的檀子、盼子、黔夫等地方官，也都兼管文、武二事。

（三）春秋战国间军事训练制度的变化春秋时代军事训练制度的特点是在农闲时进行，名为"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这种与田猎结合在一起的训练形式，又称为"教于田猎以习五戎"，是殷周时代传统的军事训练方式。在旧时的军事训练中，以"冬狩"最为隆重，时间也最长，因而这种制度又被称为是"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每隔三年，必有一次大的军事演习，叫做"三年而治兵"。这种训练方式是由军事制度所具有的"兵农合一"性质决定的，也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的。

战国时期，由于常备军的出现，经常化的军事训练已被列入军队建设中的首要问题，所以"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的古老训练方式宣告中止。

旧的军事训练由司马和各级村社组织实施，通过"蒐狩"活动，采用集团方式训练。而新的军事训练则是在各级军官的指挥下进行，抛弃了"蒐狩"活动的形式，直接按军事编制系统进行。"伍长教成，合之什长。什长教成，合之卒长。卒长教成，合之佰长。佰长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　合之裨将。裨将教成，　合之大将。"　①＜／ZSBJ12000030＿0177＿0／ESPL＞这是一种分级训练方式，即先由"什伍"

等基层单位开始，然后逐次提高，直到全军。分级训练在军营中进行，最后才"合之大将"，进行全军训练，陈三军于"中野"，从事实战演习，称为"教成试之以阅"②＜／ZSBJ12000030＿0177＿1／ESPL＞。

经常性的专门训练，使列国培养出的士兵各具特色，战斗力很强。

荀子说："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锱金。""技击"即武艺，齐国的士卒个人技艺很高。但齐国的技击之士，不如魏的"武卒"。魏国的武卒，能"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轴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而魏国的武卒还抵不住秦国的"锐士"。"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③＜／ZSBJ12000030＿0177＿2／ESPL＞秦国勇猛顽强、天下无双的锐士，是经过更加"酷烈"的方式训练出来的。

军事训练的经常化为选拔勇士作突击部队的作战方法，提供了有利条件。战国时列国在军中都要建立突击部队。《吴子兵法·料敌》称他们为军中的"虎贲之士"。《孙膑兵法·威王问》把他们称为"选卒之士"。《吕氏春秋·简选》称他们为"选练角材"。列国的突击部队无不是冲锋陷阵、赴汤蹈火的主力军，身系战争胜负之任，所以被称作"军命"④＜／ZSBJ12000030＿0177＿3／ESPL＞。他们自然都是由经常化的军事训练培养出来的。

战国军阵的复杂化也要求军事训练的经常化。战国时的军阵已相当复杂，有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形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等各种形式。并且每一处军阵又有"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①＜／ZSBJ12000030＿0178＿0／ESPL＞等多种变化。士卒只有熟练掌握军阵阵法，才能执戈上阵，从事战斗。如果士卒缺乏训练，不掌握军阵作战的技能，是注定会吃败仗的。

战国的军阵训练是相当严格的。首先，它要求士卒能够适应各种阵法的变化和高山、大川等各种复杂的地形条件。不论敌人布下方阵、圆阵、斜阵，都要勇于去争取胜利。不论敌人在山、在渊，都能敢上敢下去攻击，"求敌，若求亡子"②＜／ZSBJ12000030＿0178＿1／ESPL＞。其次，它要求战士熟悉军中的各种号令，掌握各种战斗动作。作到"出卒陈兵有常令，　行伍疏数有常法，　先后之次有适宜"　③＜／ZSBJ12000030＿0178＿2／ESPL＞。在战斗时"位欲严，政欲栗，力欲窕，气欲闲，心欲一"，全力以赴去争取胜利。

战国时期军事训练的经常化，还促进了一些军事体育活动的发展，如"技击"、"角力"、"蹴鞠"、"扛鼎"等，培养出了像乌获、孟贲、任鄙这样一批勇士，也训练出了新的骑兵、弩兵等技术兵种。而这一切，都是旧的、"农隙讲事"的训练方式所办不到的。

（四）城邑和关塞要津的设防春秋以前，列国除国都以外，一般城邑和关隘要津多不设防。这从军事上说，主要是由当时的民兵性质决定的。如秦穆公袭郑，从华阳（今陕西华阳县东南）出兵，一路经过函谷关（今河南宝灵县东北），二崤山（今河南济宁县西北。崤山有二：曰东崤、西崤）、环辕、伊阙，而后到河南偃师，行程二千余里，途中遇到郑商人弦高始被发觉，所有周、晋的关隘要道均无兵防守，就是很好的一例。

但是，战国时代由于战争频繁和常备军的出现，过去那种"津梁未发，城险未修，渠答未张"①＜／ZSBJ12000030＿0179＿0／ESPL＞的情况已成为历史了。

战国时的城邑一般都驻有重兵。据《商君书》、《战国纵横家书》、《尉缭子》等，一个万家之邑或百丈、千丈之城，即有一万战士防守。

如遇敌人来攻，还要动员全城男女老弱上城助守。

设防的城市，城墙要修得"厚以高，壕池深以广"。城上每隔一定距离设有一个候楼，既是守城的屏障，又便于监视敌人。各设防的城市应能独立作战，又应互相支援，做到内有坚守之兵，外有救援之军。

"关梁"，在春秋以前本是阻绝交通、雍塞道路的障碍，而战国时却忽然发现是"邦国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宝也。"《盐铁论·险固篇》说："诸侯之有关梁。。盖自战国始也。"明代董说所著《七国考》统计，七强的主要关梁达四十余处。如秦的商、洛、殽、函，楚的巫山、方城，齐、赵的常山、河、漳，韩的巩、洛、成皋、商阪之塞等。魏在七强中无"名山大川之限"，地势平坦，无险可守，被人看作是"四分五裂之道"。总之，战国时"备边境，充要塞，谨关梁，塞蹊径"已经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列国还纷纷在边境修筑长城，驻兵御敌。

楚国的长城号曰方城，以鲁关（今河南鲁山县鲁阳关）为中心向东经犨县（今鲁山县东南），到达瀙水，折向东南，到达沘阳（今河南泌阳县），由鲁关向西，东北连翼望山（今河南栾川县南），南向达穰县（今河南邓县）①＜／ZSBJ12000030＿0180＿0／ESPL＞。特点是东西两面有城，南北与山连接，故号曰"方城"。

齐国的长城规模也很大。《齐记》说："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　东至海，　西至济州，　千余里，　以备楚。"　②＜／ZSBJ12000030＿0180＿1／ESPL＞据杨宽先生考证，它起于平阴县的防门，东向经五道岭，绕泰山西北麓的长城岭，经历泰沂山区，一直到胶南县小朱山入海。

魏国的长城有二条。一条在西北，南起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经渭水、洛水，北到上郡（今陕西北）与秦接壤之地。另一条在魏国西南部，起于卷（今河南原阳县西），经阳武（今原阳县东南），折向西南，　到达密（　今河南密县西北）　，　全长六百余里③＜／ZSBJ12000030＿0180＿2／ESPL＞。

燕的长城有南北两条。南长城称易水长城，按易水走向，西起河北易县，东到文安，长达五百余里。北长城西起造阳（在上谷，今属内蒙赤峰市），东至辽宁襄平（今辽宁辽阳），蜿蜒2000　余里。

赵国也有南北两条长城。南长城在漳水以北，赵南界，大体在今河北武安县西南，经今磁县，到今肥乡县南。主要用于防御魏、秦。北长城东起于代（今河北宣化）经云中、雁门，西北折入阴，至高阙（今内蒙乌拉与狼山之间的缺口），全长1300　里，主要防御燕和三胡。

秦的长城在西北境，主要防御胡人。据杨宽先生说它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今渭源县北，又西北到古狄道（今甘肃临洮），又北到今皋兰，　经兰州市东北行，　入于今宁夏①＜／ZSBJ12000030＿0181＿0／ESPL＞。

除七强而外，位于今河北中部的中山国也筑有长城。罗哲文先生说："中山长城的位置在今河北、山西交界的地区，纵贯恒山，从太行山南下，经尤泉、倒马、井陉、娘子关、固关以至于邢台黄泽关以南的明水岭大岭口，全长五百余里"②＜／ZSBJ12000030＿0181＿1／ESPL＞。主要防御赵、齐。

与关塞要津设防相适应，战国时出现了"符节"制度。符，一般用于军事行动，称"甲兵之符"，是金属所制，上有铭文，分为两半，右半在君，左半在将，是调动军队的信物。如信陵君救赵，夺晋鄙军权，就是先盗得存在魏王处的半个虎符。又据秦新郪虎符铭文，在边境有突发事件时，虽无兵符，也可以便宜从事。"节"用金属或竹节制成，上有铭文，是往来使者和行旅通过关塞要津及城邑的通行证件，现存的鄂君启节是最好的实物证明。据桓谭《新论·离事》说，公孙龙"乘白马，无符传，欲出关，关吏不听"。战国时，不但城邑的四门设有专门检查行旅符节的官吏，而且在遇有战事时，在设防的城邑中"巷术周道、必为之门。门二人守之，　非有信符，　勿行。不从令者斩之"　③＜／ZSBJ12000030＿0181＿2／ESPL＞。

（五）军功爵制的确立军功爵制的出现和确立，在先秦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春秋以前列国普遍存在"世卿世禄"制度。国家在选拔人才，包括军事将领时，实行一条"亲亲尊尊"的路线，主要在奴隶主贵族中选取。平日村社的各级首领，战时也就是各级军官。战场上的军功一录于村社首领名下，普通士兵无论在战争中立下多大功劳都被看作是因村社土地关系而产生的义务，军功不会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

战国时列国推行的变法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旧贵族的特权。而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就为新的军功爵制的出台准备了社会条件。

魏国变法最早，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不再以"亲、故"而以"功劳"作为赏赐的标准，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军功爵制的性质。吴起在楚变法，"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绝减百吏之禄秩"，然后用所收减的爵禄"以奉选练之士"，也具有军功爵制的特点。

秦是推行军功爵制最彻底的国家。秦的军功爵制最典型，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也最大。

秦的军功爵制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其一，"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就是说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门第、阶级和阶层，都可以享受爵禄。军功是接受爵禄赏赐的最必要条件。其二，"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这是取消宗室贵族所享有的世袭特权，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凭血缘关系，即"属籍"，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和爵位封邑。

这项规定，造成了战国时"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时代特点。军功爵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示了勃勃生机。

在变法运动的推动下，赵、燕、韩、齐等国也实行了新的任官制度。

如：赵孝成王依据赵襄子时代"功大者身尊"的法规，下令对降赵的韩上党守冯亭等"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县令，皆世世为侯，吏民皆益爵三级，　吏民能相安，　皆赐之六金"　①＜／ZSBJ12000030＿0183＿0／ESPL＞。在燕国，实行了"公子无功不当封"。

乐毅破齐有功后，"燕昭王大悦，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昌国君"②＜／ZSBJ12000030＿0183＿1／ESPL＞。并以上功、中功、下功、无功来区别赏赐的等差。在韩国，申不害创立了一套"循功劳，视次第"　的任官制度，　规定"　见功而与赏，　因能而授官"　③＜／ZSBJ12000030＿0183＿2／ESPL＞。在齐国，齐威王也选贤任能，因功授官，封赏功效卓著的即墨大夫，烹杀逢迎取誉的阿大夫。赵、燕、韩、齐实行的这套新制度，也就是新的军功爵制的不同表现形式。

秦国施行的军功爵制，在赏赐爵秩的原则上还有较严格的限制。

其原则之一，是"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韩非子·定法》说，商鞅制定的秦法是：凡战士能斩得敌人一颗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及与之相应的田宅、庶子，也可以做官。斩杀的敌人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越高。如果能斩敌人首级五颗，还可以役使隶臣五家。总之，军功的大小决定着将士"尊卑爵秩等级"的高低。

其原则之二，是爵位高者赏赐重，爵位低者赏赐轻，对士兵的奖赏低于军官。依秦制，划分爵位为二十级，从一级公士到二十级彻侯。军队在攻城围邑时如能斩杀敌人八千以上，野战时如能斩杀敌人二千以上，就是全功。凡立全功的部队，就对全军进行赏赐，而赏格依五大夫（九级）为分界，划分为两类，对五大夫以上的高爵赏赐重，在正常的官爵升迁之外还有"赐邑"、"赐税"、"税邑"等。而对五大夫以下的低爵，则只赏赐官爵一级，或者最多加赐几千钱、几个奴隶而已，没有"赐税"、"赐邑"、"税邑"等重赏。

其原则之三，是赏罚并行，立功有赏，无功者罚，赏罚分明。秦国军队以伍为基本战斗单位，据《商君书·境内》篇，一伍之中如有一人战死，其余四人即获罪；如有二、三人战死，其他人的罪名更重。将功折罪的唯一方法是杀敌：一人战死，须杀敌一人。二人战死，须杀敌二人。所以秦军战士要想得到"斩一首爵一级"的奖赏，必须是在斩杀敌人的数量中扣除了己方死亡人数后，方能获得。这样一来，士兵要想获爵位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相差无几，又是近身肉搏战，想要在战斗中只斩杀敌人而自己不受损失，几乎是不可能的。

新的军功爵制是以国家授田及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它不同于旧的份地制。旧制度以"份地"的形式来酬答服兵役者；新制度以"爵禄"的形式来酬答服兵役者。因而"爵禄"制较之"份地"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能激起广大官兵对爵禄、田宅和税邑、隶臣等物质利益的巨大贪欲，从而起到增强军队战斗力的作用。事实上，由于军功爵制的实行，列国也都程度不同地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魏国实行军功爵制最早，所以战国初魏国以武力称雄一时，楚国自吴起变法，实行军功爵制以后，数年之间便"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

①＜／ZSBJ12000030＿0184＿0／ESPL＞，国势大张。秦国的军功爵制最完善、最合理，所以秦国的军队战斗力最强。据《荀子·议兵篇》，齐国的技击之士冒死战斗，所得赏金不过八两，再无赏赐，具有雇佣兵性质，所以战斗力有限。魏国的武卒"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享受免税免徭役的优待。一旦身衰力竭，优待条件并不改变，所以不但军队更新不易，而且优待众多士卒会造成国库空虚。受优待的士卒如果战死则会影响自身的利益，因此战斗力不强，是"危国之兵"。只有秦国将士有功既赏爵位，又益田宅、庶子，可以成为军功地主。如果不断立功，还可以不断受赏，直至获得高官厚禄，所以能"最为众强长久"，"四世有胜"。

军功爵制与旧的"爵禄"制度也有本质上的不同。据《孟子·万章下》说，周代的"班爵禄"制度分为两级：天子所班是"公、侯、伯、子、男"，诸侯所班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这种"爵禄"制度实质上是分封制的一个内容。虽然在诸侯和卿大夫有功时，天子和诸侯也有因功行赏的"分职、授政、任功"等赏赐形式，但在这种爵禄制度中始终贯彻一条"亲亲尊尊"的原则。这就使得军功不可能完全与爵禄统一起来，而且依军功班爵禄的范围也十分有限，只能在少数奴隶主贵族中进行，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所赐爵禄的世袭。换句话说，这种因军功或事功而获得的采邑爵禄最终仍表现为卿大夫的"世卿世禄"制度。

但是，在新的军功爵制中，"亲亲尊尊"的原则已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原则所取代。在量功录入时坚持以"功"为主要标准，是"见功而行赏，因能而授官"。在新的军功爵制下，即使贵如赵国的长安君，"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也要再立新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①＜／ZSBJ12000030＿0185＿0／ESPL＞。

由于军功爵在原则上排斥血缘宗法关系，所以赏赐的范围远较以前扩大了，不再局限于少数奴隶主贵族，所有参战的将吏、士卒，只要立有军功，都在赏功酬劳之列。军功爵制的爵秩也由原来的"卿、大夫、士"等少数级制扩大到自"公士、上造"直到"关内侯"、"彻侯"等二十余级。如果说春秋以前的爵禄制度是一种贵族制度，那么战国时的军功爵制则为庶民入仕提供了方便条件。《盐铁论·险固》篇说："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正道出了春秋、战国两个历史时期爵禄制度的根本不同。

新的军功爵制造就了一批爵禄及身而止，不再传给子孙的新官僚和一批军功地主，所以它不但是新的封建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又是新的封建官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战国时期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将、相，大多已不是出身于旧贵族，而是出身于微贱者了。如著名军事家孙膑是刑徒，吴起是游仕，名将白起、王翦是平民，赵奢是田部吏；名相蔺相如是宦者舍人，李斯是郡小吏。其他如苏秦、张仪、陈轸、范雎、蔡泽等，不是鄙人，就是贫人，从而开了秦汉以后的"布衣将相之局"。这在客观上，对于旧的"世卿世禄"

制度和宗法制的瓦解，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六）军事刑罚制度的发展军事刑罚制度是我国古代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刑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军事刑罚产生于夏殷时代，从古代文献上看夏代有《禹誓》，殷代有《汤誓》。所谓"誓"就是一种临战而设的简约军事刑罚条文。西周春秋时，军事刑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种类趋于复杂化，内容趋于多样化。

周代军事刑罚的复杂化主要表现是军"誓"的种类有所增加。夏、殷两代的"誓"，主要是临战设誓，周代保持了这个传统，如《尚书》所载的《牧誓》，《国语·晋语》所载的"韩原之誓"和《左传》所载的"铁之誓"①＜／ZSBJ12000030＿0187＿0／ESPL＞等。但是，周代增加了：（1）战前总动员的"誓"，如《尚书·费誓》。这是周初鲁公奉命征讨管、蔡等叛乱时所做的"誓"。是一篇总动员令，其中提出对违令者要处以"常刑"和"大刑"。（2）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中的"誓"。据《周礼·夏官·大司马》，西周和春秋时，在春、夏、秋、冬四时之田中，都用"誓"来约束民兵，对于违犯军令者，一律惩处，重者诛、斩。（3）出现了各种军事禁令。如春秋时郑国遭火灾，执政子产为预防敌国打劫，令"城下之人伍列登城"，"使野司寇各保其徵"、"使司寇出新客，禁旧客勿出于宫"②＜／ZSBJ12000030＿0187＿1／ESPL＞。据《周礼·士师》规定，凡有军事行动，士师要"帅其属而禁逆军旅者与犯师者"。《乡士》要"各掌其乡之禁令"。《布宪》要掌邦的"刑禁号令"。《掌戮》专掌"军旅田役"中的"斩杀刑戮"事宜。

军事刑罚种类的增加使军事犯罪的名目随之增多。

其一，战争失败，将领未能赴敌战死，即构成犯罪，这叫"军败，死之"③＜／ZSBJ12000030＿0187＿2／ESPL＞。春秋时列国因兵败被杀或自杀的将领，不胜枚举。如楚莫敖屈瑕因伐罗失败被杀；楚将子玉因城濮战败自杀，楚大夫阎敖因失守那处被杀，晋中军佐先穀因邲战之败而被杀等。

其二，在军事活动中，不服从或违背命令，构成"违命"罪。如春秋时，晋下军佐胥甲因拒绝追击秦兵，晋人处以"不用命"罪。越王勾践伐吴，对军中"不从其伍之令"与"不用王命者"皆"斩以殉"。晋将颠颉、魏犨违犯文公命令，火焚僖负羁氏，构成违命罪等。

其三，在军事活动中，将士不能克尽职守，构成渎职罪。如春秋时晋大夫祁瞒在城濮之战，"因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犯玩忽职守罪。鲁公子买戍卫，不能胜任，鲁以"不卒戍"，即不能克尽职守罪，杀了他。晋中军帅荀罃限令荀偃、士匄七日攻克偪阳，否则以渎职论罪等。

其四，在战场上，将士脱离战斗行列，构成"失次犯令"罪。将领被俘、部下面上无伤，构成"将止不面夷"罪。说假话贻误士众，构成"伪言误众"罪。同乘共伍的战士有战死者，其他人构成"不死伍乘"

罪。

其五，里通外国，构成通敌罪。如春秋时在鄢陵之战中，晋大夫郤至可俘而未俘郑君，又接受楚王聘问，即犯了"战而擅舍国君，而受其问"的通敌罪。晋中军佐先榖勾结赤狄伐晋，犯通敌罪而被灭了族。

春秋时的军事刑罚包括有死刑、肉刑、财产刑、自由刑和流刑等一整套刑罚体系。其死刑有戮、杀、斩、车辕、灭族等。

戮，即杀的一种。在春秋时，晋司马韩厥曾"戮"赵孟的御者，司马魏绛曾"戮"晋悼公弟杨干的御者。"杀"，是砍头。如春秋时楚武王曾杀败将阎敖，晋文公曾杀违令的颠颉、祁瞒、舟之侨等。"斩"，是斩腰，也可以是斩首、折首。春秋时军中斩杀犯人的事例很多。如靡笄之役，晋韩献子斩人。韩原之战后，晋惠公使司马说斩庆郑等。"灭族"，又云族诛。晋处分通敌的先穀，即"尽灭其族"。"车辕"，就是车裂，是分解肢体。春秋时虽有其刑名，但未见到军中有车裂犯人的实例。

其肉刑有鞭、抶、贯耳、墨等。

鞭，就是鞭打。城濮之战时，楚将子玉在■治兵，曾鞭打七人。抶，是杖击。春秋时，楚左司马文之无畏曾"抶"宋君的车夫。贯耳，是以矢穿耳，战国时改称为"射"。楚子玉在■治兵时，也曾"贯三人耳"。墨，即黥，是在人面颊上刺字后涂以墨。在周代《■匜》文中的"■■"字样，就是"墨"刑。据《周礼·条狼氏》说，这是制裁军中小吏违犯誓命的一种刑罚。

财产刑，古称"赎刑"，是以罚金抵罪。

据周金《师旅鼎》铭文，周初成周八师统帅白懋父曾判处不服从王命的师旅众仆交罚金"三百寽（lǜ，音虑）"。《国语·齐语》载，春秋时齐桓公曾下令：判重罪者可以犀甲一戟赎罪，轻罪者可以鞼盾一戟赎罪，小罪者以金赎罪，要求诉讼的交12　矢，才能立案。据《尚书·吕刑》，周代判定墨、劓、剕、宫、大辟五刑赎金的数目，分别是"百锾、二百锾、五百锾、六百锾、千锾"。

自由刑。周代军事刑罚中的自由刑，主要是剥夺犯罪将士家属的自由身份，罚作奴隶。据《国语·吴语》，越王勾践对犯罪的将士，就实行"斩"其身，"鬻"其妻子儿女的严厉惩罚。这与夏殷周三代的"孥戮"，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流刑，就是流放。周初，蔡叔因参加叛乱被"以车七乘，徒七十人"

流放到边地①＜／ZSBJ12000030＿0189＿0／ESPL＞。春秋时，晋曾流放军犯"胥甲父于卫"②＜／ZSBJ12000030＿0189＿1／ESPL＞。

周代实行的是奴隶制专制统治，君权大于军法。因为君是"礼乐法度"和"五刑"的制作者，又是最高执法人。所以军法的执行与否受君权的制约。这种情况必然造成执法上的"畸轻畸重"现象。如晋魏犨与颠颉同犯违命罪，但在量刑时，晋文公因爱魏犨之才，所以只杀颠颉了帐。又如晋赵穿与胥甲均不服从军令，但因赵穿是中军帅赵盾的"侧室"，晋君的女婿，所以胥甲被处以流刑，而赵穿却逍遥法外。这种君权超越于军法的现象，后来也成为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军事刑罚的特点。

战国时期军事刑罚发展的更为完善，而且在性质上也发生了转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战场上军事刑罚条令更加完善。

战斗编队条令是构成战场上军事刑罚的组成部分。这种条令，《尉缭子》称为"经卒令"。它规定："左军苍旗，卒戴苍羽；右军白旗，卒戴白羽；中军黄旗，卒戴黄羽。"各军具有不同的旗帜、羽志，主要是为保证部队的整齐划一，兵将相识，以利于指挥。《经卒令》又规定："卒有五章，前一行苍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黄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分别置章于前、项、胸、腹、腰。每军的战斗行列又用不同的徽章相区别，这就保证部队在战斗时行列不发生紊乱。如果有"亡章者"、"乱先后"者，都要受到军法制裁。

统一军中号令是战场上军事刑罚的又一重要内容。在军中，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有妨碍执行军令的，一律诛杀。"军无二令，二令者诛，留令者诛，失令者诛。"①＜／ZSBJ12000030＿0190＿0／ESPL＞金鼓旗铃是将军指挥全军的工具，各有各的用途，如"鼓之则进"，"金之则止"。

在战斗中，"鼓失次者有诛，喧哗者有诛，不听金鼓旗铃而动者有诛"

②＜／ZSBJ12000030＿0190＿1／ESPL＞。保证军中号令的统一，是克敌制胜的必要条件。

束伍令是战场上军事刑罚的核心内容。据《尉缭子·束伍令》说，在战场上同伍战士有阵亡的，其他人必须杀死如数的敌人来抵偿，否则即处以"身死家残"的重罪。伍长、什长等下级军吏阵亡，也必须杀死敌方的伍长、什长，否则全伍、全什都要论罪。若将领阵亡，则应杀死敌将。如未能杀死敌将，即处其部下以临阵脱逃罪。倘若大将战死，其部下将吏职在五伯长以上未战死者，"大将左右近卒在阵中者"，一律构成死罪。其余军卒"有军功者夺一级，无军功者戍三岁"。

对在战场上战败、逃亡或投敌的将领，"命曰国贼，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男女公于官"。吏卒在战场上战败、逃亡、投敌，"命曰军贼，身死家残，男女公于官"。"身死家残"就是杀头抄家。"男女公于官"，就是鬻卖家属为官奴隶。秦将樊于期（即桓■）战败逃到燕，秦国就抄杀籍没了他的"父母亲族"，并悬赏"金千斤、臣万家"

购求其头颅。对于临阵脱逃的士卒，后续部队一经发现可以就地诛杀。

"卒逃归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执及不言"，构成包庇罪，与逃兵同罪。对已上报死亡但又活着回来的士兵，要夺其军爵，惩罚其同伍之人，并罚他本人做奴隶。

在战场上的各级将吏，享有相当大的杀罚权力，称为"将诛之法"。

依此法，什长可诛杀什中之人，佰长可诛杀什长，千人之将可诛杀百人之长，万人之将可诛杀千人之将。左右将可诛杀万人之将。大将军可诛杀任何将领①＜／ZSBJ12000030＿0191＿0／ESPL＞。在春秋以前诛杀地位较高的将军，权力操在国君手中。至战国时，这种情况改变了。军中一切生杀大权悉由大将掌握。战诛之法是列国保证军队服从长官，全军服从大将的有力法规。

其二，出现了常备军营区刑罚条令。

春秋以前实行民兵制度，军队无常驻营区，自然也就谈不上常设营区刑罚条令。战国时，随着常备军的出现，常驻营区刑罚条令也应运而生。

据《尉缭子·将令》，大将颁布发兵命令后，在国门外"期日中设营"，将士必须按时报到，届时不到者受刑罚。将军入营后，即"闭门清道，有敢行者诛，有敢高言者诛，有敢不从令者诛"。

在军营中，前后左中右各军都有专门的营地，以行垣相别，不准逾越。在一军之中，将帅、佰也各有专门营地，以沟渠相别，禁止随便通行，违令者受罚。

在营区的纵横道路上，每120　步，设一标帜，派人分段把守。凡在营区通行须持有将吏颁发的符节，否则不准通行。军中采樵、放牧者出入军营要排成队列。军吏出入营区不持符节，士卒出入营区不排成队列，一经发现就地诛杀。这就有效地保持了营区的井然秩序。

在行军中所建的临时营地，也要"左右相禁，前后相待，垣车以为固"①＜／ZSBJ12000030＿0192＿0／ESPL＞。对有逾越界线、扰乱驻地者，一律诛杀。

常备军对于自己的防区，要划分地段委派专人誓死坚守。

其三，充实和发展了军事训练中的刑罚法规。

在春秋以蒐狩活动为特点的军事训练中有一套"诛后至者"，斩"不用命"者的刑罚条令。但这些条令很简要。

战国则不然，军事训练主要已转移到军营中进行。其方式是：先伍后什，先什后卒，先卒后伯，最后由大将总其成，形成了"兵教之法"

②＜／ZSBJ12000030＿0192＿1／ESPL＞。在训练中无论哪一环节出了毛病，都构成"犯教之罪"。"兵教之法"的特点是"明刑罚，正劝赏"，奖优罚劣。要求教练者做到"令民背国门之限，决死生之分，教之而不疑"。教练的成果要经受实践的考验。据《秦律杂抄·除吏律》说，发弩啬夫经训练后射不中靶，罚负责教练的尉二副甲，罚发弩射夫二副甲并免职，另行委任他人。驾驺（驭寺）已任用四年，但仍不能驾车，罚教练者一副盾，免驾驺职务，并补偿四年徭戍。战士在临阵时畏葸不前，不能"尽死于敌"，就要惩处平日教练士卒的各级军官。军官对于训练结果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其平日对训练要求之严，也就不言而喻了。

什伍的教练因陋就简进行，"以板为鼓，以瓦为金，以竿为旗"。

对违令者，加"犯教之罚"。卒、伯的训练是军事训练的中期阶段，其程序与什伍训练大致相同。大将的训练是军事训练的最高层次，在中野进行，摆成阵势，"去百步而决，百步而趋，百步而骛，习战以成其节"。违令者，以犯教之罪论处。

经过严格训练，要求部队成为"守者必固，战者必斗"的铁军。

其四，军中什伍连坐法更加系统化。

军中的连坐法起于夏殷。据《尚书·甘誓》、《汤誓》，凡违犯军令者除自身遭受杀戮外，家属也要被罚做奴隶。但连坐的对象都与罪人有血缘亲属关系。对于非血缘关系的什伍连坐滥觞于春秋，春秋时列国军中即有："不死伍乘，军之大刑也"①＜／ZSBJ12000030＿0193＿0／ESPL＞的规定。

战国时军中连坐法系统化的表现，一是军中士卒以伍、什、属（五十人）、闾（百人）为单位实行连坐。凡属同一伍、什、属、闾的战士，有一人"干令犯禁"，如未得到揭发，整个伍、什、属、闾成员全部连坐，与犯禁者同罪。

军官中的连坐，是过去闻所未闻的，而今也实行了。据《尉缭子·伍制令》，军中上至大将，下至什长，"上下皆相保"，形成一套连保体系。不论在哪一级出了问题，都要累及上下级。依据这套连保制度，军中做到了"父不得私其子，兄不得私其弟"。"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

军中连坐法的另一表现形式，是举荐人与被举荐人连坐。如奏昭王相范雎，曾举荐王稽为河东守，后王稽"与诸侯通，坐法诛"。依连坐法，范雎受到牵连，被免去相位。战国时，军中连坐法的系统化，说明随着奴隶制度的崩溃，宗法制度日益瓦解，过去那种过分依赖血缘关系来维持军队的团结、保证军队战斗力的作法已经失去了效力。新的连坐法要求军中将士不论有否血缘关系，一律在法律的基础上实行连保，以使互相监视，互相揭发。军中连坐法的实施大大加强了军队组织内部的政治关系和阶级关系，远比传统的血缘关系更加强而有力，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军经武的重要手段。

其五，出现了内容复杂的城防刑罚条令。

城防刑罚条令的出现是战国时大规模围城战的产物。其条令规定：一旦敌人围城，全城物质、粮食、人员即由国家统一调用。有敢于逃避守城责任者，处以族诛的酷刑。

军队按什佰编制在城上划分防区，称为"署"。每署吏卒都实行连坐，左右相保。吏卒出入署区必须佩戴标志。防区不准会客、传递信件、处理家事。有离署聚语、大声喧哗及处理家事者，杀。发出敌情警报后，要立即进入战斗岗位，行动迟缓或掉队者，斩。敌军来袭时，守城吏卒要肃静。有欢呼叫嚣、擅自行动者，杀。有相聚、并行、相视、相哭、举手相探、相指、相麾、相踵、相投、相击者，杀。

城受围攻时，全城即戒严。城中按街道划分戒严区，设将吏负责管理，纠查"往来不以时行"及"行而有异者"。通行者必有信符，四人以上要有大将信符。发现信符不合及号令不应者，立即拘留。有无信符而擅自通行者，斩。

城防期间，实行宵禁。"昏鼓鼓十，诸门亭皆闭"。入夜，大将派人巡守。夜间通行者，必有符节，否则处斩。

城防期间，士卒不得欺侮他人，横行霸道。后勤人员要保证物质供应，违令者罚。对于趁火打劫、偷盗、强奸妇女、扰闹滋事、做反宣传者，一律诛杀。

在城防中，乘城防守的将吏，必须把家属送到"葆宫"，名曰由国家保护，实际上是当作"人质"。

在城防战斗中，士卒失其令、丞尉，必须俘获敌方令、丞尉，否则论罪。而令、丞尉损失部下十人，"夺爵二级"。损失百人以上，革职遣戍边。只有杀获同样数目的敌人，才可以免罪。将士有临战后退或脱离战斗岗位者，杀。

凡城防期间有与敌人通信、通言、响应敌人友好表示的，杀。城中吏民有敢"以城为外谋"者，处以通敌罪，车裂其本人，斩其父母妻子同产，灭其三族。主管将吏或里正等未及时发现者，亦斩首。如能及时发现并报告者则免罪。

守城的士卒，有踰城投敌者，其同伍之人未能捕获，斩。有佰长投敌的，斩队吏。有队吏投敌的，斩队将。凡投敌者，其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守城的军吏、士卒、百姓有敢于"谋伤其将长者，与谋反同罪"。从战国充实和发展的军事刑罚中，可以看出，在死刑中，车裂和灭族的条款增多了，并出现了处分犯罪者"父母妻子同产"的条文。在肉刑中，出现了耐刑和劓刑。在赎刑中，罚甲、盾，罚戍边和罚服徭役的条文，已经很普遍了。

战国时军事刑罚的完备，一方面是它自身体系的不断系统化；另方面也是它向更高阶段发展演变的标志。

春秋以前的军事刑罚，主要以士卒为对象。依据"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奴隶主贵族在刑罚中享有"八辟"亦称"八议"特权。就是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八种人在量刑时可以减免刑罚。如晋中军将荀林父丧师，未受刑罚，是以贤免。晋悼公弟杨干扰乱军行，魏绛仅戮其仆，杨干是以亲免等。

但是在战国时，新兴阶级提出了"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虽贵重必杀之，　是刑上究也，　赏及牛童马圉，　是赏下流"　①＜／ZSBJ12000030＿0196＿0／ESPL＞的新型刑罚原则，取消了奴隶主贵族享有的"八辟"特权。显然"刑上究，赏下流"与奴隶主阶级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对立的。这说明战国时的军事刑罚象当时上层建筑领域的其它社会制度一样也发生了性质的变化。

（七）募兵和骑兵的出现1。募兵的出现募兵是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一种新型军队。募兵与传统的征兵不同，征兵是依法服兵役制度，这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募兵是国家用金钱和其它物质条件雇佣的军队，是"赁市佣而战"的雇佣兵。募兵与国家则是金钱与契约的关系，有钱则战，无钱则散。

据《秦律杂抄·敦表律》记载，有"冗募"，即募集的军队。他们为国家服役，国家根据他们服役期限的长短和任务的轻重，给予报酬。

双方签定契约，如果冗募背"致"，即契约规定的日期，提前返回，便要受到惩处。

据《荀子·议兵篇》，战国时也有"近招募选"，即以钱财而招募的募兵。荀子在评论齐、魏、秦三国军队的性质时指出"是数国者，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又说他们"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这说明战国时列国雇佣"市中佣作之人"当兵的现象是比较常见的。据《庄子·人间世》，有位叫支离疏的人，身体残疾，在"上征武士"时，可以"攘臂而游于其间"。这也可以说明战国时募兵的普遍存在。但是，战国时招募的军队规模很小，在当时的兵制中不占主导地位。2。战国时期的骑兵传统看法认为，中国古代骑术出现于战国，赵武灵王是介绍骑术入"中国"的第一人。但是这种说法并不确切。于省吾先生依据对甲骨文中的"先马"和"马射"等辞例的研究，认为中国的骑射早在殷代已经产生了①＜／ZSBJ12000030＿0197＿0／ESPL＞。

《诗经·大雅·绵》中的"走马"一辞，顾炎武释为"单骑之称"，说明西周时期仍保持着殷代单骑的传统。春秋时，晋大夫赵旃曾以良马二，供他的叔父与兄弟做单骑，救了他俩。郑大夫子产听说诸大夫想杀公孙黑，忙从外地乘单骑而归。鲁大夫左师展也想乘单骑从齐回国。可见，春秋时也有单骑的习惯。

骑术虽然在殷代已经出现，并经历宗周、春秋数百年，但却没有发展成为骑兵部队，这是有深刻社会根源的。

首先，古代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殷周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个集政治、经济和军事为一体的农村公社制度。农耕民族的保守性，农村公社的封闭性都没有为大规模的骑兵的出现提供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

其次，中国古代的战争还保存着"结日定地"的原始形式，在大平原上排好方阵进行决战，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一次性的冲击。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战争，骑兵的威力还不如车兵，"一车当十骑，十骑当一车"①＜／ZSBJ12000030＿0198＿0／ESPL＞。所以在车兵盛行的时代，骑兵派不上用场。

其三，骑兵是一支灵活机动的力量，擅长散兵作战，可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而春秋时的战争规模小，时间短，机动性差等特点处处限制着骑兵的发展。

其四，骑兵要求将士有高超的骑术和良好的个人技艺。这对于非游牧民族来说，是需要长期训练和培养的。春秋时那种"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的民兵制，也培养不出具有专门技艺的骑兵。所以尽管殷、周时代中国已有单骑出现，但它始终未能转化为大规模的骑兵。

战国时，由于农村公社瓦解，民兵制为常备军制所取代，由于战争规模和战争方式的转化，大规模野战和围城战的频繁发生，要求部队具有快速、灵活和突击性，这就促进单骑迅速发展成为骑兵。

最早建立骑兵部队的国家是赵国。史称赵为"四战之国"，周边强国林立：东南为齐、中山；南为韩、魏。西为秦、林胡，北为楼烦、东胡，东北为燕。林胡、楼烦、东胡号称三胡，是崛起于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勇猛骠悍，擅长骑射，对秦、赵、燕构成很大威胁，赵国受害尤烈。

由于中国北部多山地，特别利于三胡的轻骑，而不利于中原的车战。

赵武灵王为对付三胡的侵扰，毅然"变服骑射"，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吸取胡人长处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部队。

赵自建立骑兵以后，"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①＜／ZSBJ12000030＿0199＿0／ESPL＞。

又"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②＜／ZSBJ12000030＿0199＿1／ESPL＞。赵国的骑兵部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列国望风景从，也纷纷建立大规模的骑兵部队。骑兵作为新兴的技术兵种，对骑士的选拔十分严格。《六韬·犬韬·武骑士》的标准是：年纪在四十以下，身长在七尺五寸以上，体魄健壮，超过常人，善长骑射，矫捷灵便，进退周旋，敢于"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凡被选中为骑士的，都享有很高的待遇。《六韬·犬韬·均兵》说，战国骑兵的编制是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但在山地作战时，也有编为三十骑一屯，六十骑一辈的。这也与步兵的编制大体相同。战国时步兵编制基本上采取十进制，是："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万人而将。"在什、卒之间，经常还有"　属"　，　为五十人。"　卒"　也称为"　闾"　③＜／ZSBJ12000030＿0199＿2／ESPL＞。据秦始皇兵马俑的骑兵方阵，则四骑一组，三组一列，九列一百八骑为一阵。可见骑兵的编制因地形或国别不同，也有差异。战国时列国的骑兵兵种作为步兵的辅翼力量，配合车、步兵深入长驱，绝敌粮道，追敌败兵，或袭击敌人之两翼，或掩袭敌之前后，成为了当时一支最活跃的军事力量。

（八）军事后勤保障和武器装备的进步军事后勤保障系统是军队的生命线，是军事制度的重要内容。春秋时，军用物资和武器装备统由国家供给。国家专门设有收藏和发放武器装备的机构和官吏。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文"兵农合一"一节中已经谈过。战国时列国仍承春秋之制，由国家设立的少府、府库等机构负责武器装备的统一制造和统一管理，定期发给军队使用。如果府库对武器装备管理不善，还要受到处罚。发放武器时，往往还要在武器上刻记"某库授某某"字样。

军事物资被统称为"委积"，由国家统一以"军赋"的名义征收。

关于春秋时的军赋及春秋战国时军赋征收的变化情况，前文我们也谈过。国家将所征收的军事物资，设专门机构管理，战时统一供应部队。

据《周礼·地官·司徒》，其《委人》之职，掌管供应军旅所需的"委积薪刍"。《廩人》之职，掌管"有会同、师役之事，则治其粮与其食"。而各地收藏"九谷之物"的仓人，则负责供应大军在国内行军用的粮食。当大军深入敌境作战时，武器装备虽然要依赖国内供应，而粮食最好是就地征用，这叫"因粮于敌"。军用马匹，则由校人、廋人、圉师等喂养、管理。

春秋战国时，军中专门设有负责供应军需物资的部队，叫"辎重"。

辎重部队随大军一道行动。公元前597年，楚"荆尸而举"，讨伐郑国，"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其中所谓"左追蓐"，杜预释为"追求草蓐为宿备"，应是对的，就是"辎重部队"。辎重部队以大车运送给养，故《易》曰："大车以载"。大车一般用牛挽驾，所以孙子称它为"丘牛大车"。大车所运载的粮秣、物资、衣装，重可达三十石，所以又称重车。据郑玄《周礼·车人》注，大车是平地的运输车。此外，还有在山地使用的小型辎重车，曰"柏车"。挽马的辎重车叫"广车"，以人力驾挽的辎重车曰"辇车"。

春秋战国时，一乘战车要配一辆重车。所以，《司马法》说："轻车七十五人，重车二十五人。"①＜／ZSBJ12000030＿0201＿0／ESPL＞轻车就是战车，七十五人制是春秋中期以后和战国时的制度。重车就是辎重车，它有二十五位成员，即：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他们被称为军中的役徒，在春秋以前，多由野人充任。战国时国、野界限消失，统由征发的农民担任了。因此，一乘战车就是百人。如果出动革车千乘，就是十万之师，其中有辎重部队两万五千人。辎重部队是大军后勤供应的保障。

据《商君书·兵守》和《墨子·备城门》诸篇，在战国，设防的城邑受到进攻时，还要征发妇女充当军中役徒，而由老弱供应粮秣。又据《六韬·龙韬》，后勤部队分工很细：除有负责粮草，银饷和筑路、修桥的辎重部队外，还有专门负责医疗救护的人员。这应是战国时后勤保障体系的一个进步。

春秋时期，武器是由青铜制作的，分进攻性武器和防卫性武器两大类。据《周礼·司兵》记载，战车上的武器有戈、酋矛、夷矛、戟、殳五种长兵，还有刀、剑等防卫短兵。

戈是一种装有长柄的兵器。主要适于在战车上抡动作战，所以，战国时随着战车的衰落，戈也逐渐失去作用，为戟所取代。

矛是尖形的刺杀兵器。矛头分为身、骹两部分。身一锋两刃，锋、刃下端用来安柄的空筒叫骹。矛也是西周、春秋战车上最常见的兵器。

从殷周到春秋战国，矛的进步主要在于矛身逐渐加长，两翼逐渐缩小，以利于深中要害，加强杀伤力。《诗·鲁颂·閟宫》讲春秋鲁车兵兵器即有"二矛重弓"。二矛，就是酋矛和夷矛。酋矛长二丈（约为今4　米），矛头带有脊角。夷矛长二丈四尺（约为今4.8　米），矛头扁平无脊角。

矛柄的长短，可任人调整，以适应长距离刺杀。战国后期出现了铁矛，《荀子·议兵篇》说楚国的"铁釶（矛）惨如蜂虿"，是很厉害的武器。戟是由戈、矛联体发展来的复合兵器，兼有戈、矛二者的杀伤能力。

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墓出土的戈矛联体青铜兵器，就是"戟"的前身。

西周的戟，是戈、矛合铸在一起的，兼有啄、刺、勾三种功能。春秋中期以后，　出现了一种联装二至三个戈头的戟①＜／ZSBJ12000030＿0202＿0／ESPL＞。戈和柄的夹角加大，内和胡上加刃，以增加杀伤力。战国时，戟除了在上述方面有所改进以外，还出现了钢铁制造的戟。锋刺与援变得更为窄长尖锐，杀伤力也更大了。戟不仅适用于车战，也适用于步兵和骑兵作战，是军队最主要的攻击武器。

殳，是打击武器。由棱形的金属头和竹、木竿装配而成。湖南长沙浏阳桥楚墓出土的春秋时的殳，长3.1　米，有棱无刃。战国时，殳的金属头往往带刺或带棱，以加强打砸杀伤力。

除战车五兵以外，车上的甲士还配有弓矢、刀或短剑。弓矢是远距离杀伤兵器。一般来说，一辆战车甲士三人，中间是驭手，左边的主射，右边的执戈、矛。甲士佩带刀或剑，以便在近距离时肉搏。剑在商代已经出现，但无格、无首。西周后期，剑出现了圆柱形的茎和圆形的剑首。春秋以后，剑形日渐完备。战国时出现铁剑，杀伤力很大。《史记·范雎列传》说"楚之铁剑利"，韩的铁剑、戟能"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战国策·韩策一》）。剑也就成了各级军吏随身佩带的短兵和士兵的护身武器。

步兵使用的攻击型武器与车兵一样，也是弓矢、戈、矛、戟、刀、剑之类。只不过戈、矛、戟等长兵的柄比车兵的短而已。

在远射武器方面，弓箭是殷周以来使用的传统的武器。据《周礼·司弓矢》，弓有强弓二种：王弓、弧弓。中弓二种：唐弓、大弓。弱弓二种：夹弓、庾弓。共六类。战车配备的一般是王弓和弧弓，射程远，杀伤力大。所以，选拔武士任车左，主射。

战国时期在远射武器方面的最大进步是列国普遍采用了弩。弩由弓与柄两部分构成。柄又称为臂，有"矢道"，尾部装弩机。弩机由郭、牙、悬刀和望山组成。弩射程远，杀伤力大，是当时的重武器。弩出现在春秋末期的楚国，世有楚琴氏造弩之说。《孙子兵法·作战篇》、《势篇》等多次提到"弩"。《周礼·司弓矢》将弩分为唐弩、庾弩、夹弩、大弩四种。战国时又发明了"连弩"和"超足而发"的"蹶张弩"。魏国武卒携带的弩有十二石的拉力。而韩国的"强弓劲弩"，竟可以射六百步之外。战国末年还出现了"连弩之车"，如《六韬·虎韬·军用》载有"大黄参连弩大扶胥"，就是这种战车。车上的连弩，可发十尺长的箭，单是铜制机郭就有一石三十钧（合现在34　公斤）重。

箭，又称矢，是古老的武器。殷周时的矢，主要由青铜制作。据《周礼·司弓矢》载，矢有八种之多。最常用的是"兵矢"。春秋战国时代，矢的样式很多，有双翼、三棱、四棱、镂空翼等形。它的进步主要是两翼逐渐狭窄，以便能深入命中，增加杀伤力。

战国时，在过去的攻城工具如轒辒、临冲等器械之外，发展起了一批新式的攻城器械。据《墨子·备城门》讲，是临（新式临冲）、钩（飞构梯）、冲（新式冲车）、梯（云梯）、轩车等。据《六韬·虎韬·军用》则有"震骇"、"武翼大橹"、"大扶胥冲车"等各种重型战车。

使攻城的威力大大提高了。

防卫武器有盾、甲和胄。

据《周礼·司兵》，春秋时战车有盾。重型战车上的大盾叫"橹"，安装在战车两旁。战国时出现的能"陷坚阵，败强敌"的"武翼大橹"，就是由春秋时的架橹战车发展来的。一般的战车装备两张盾，作战时，车左、车右各持一盾。

甲、胄是车兵或步兵常用的防卫装备。甲披在身上，形如衣服。胄戴在头上，形如帽子。最早的甲胄是皮制的，用一片片长方形甲片编缀而成。《周礼·考工记》说有"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属即排，五、六、七属即甲由五、六、七排甲片组成。周代还出现了铜甲，如山东胶县西庵西周车马坑即出土过一件铜胸甲。

战国时，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出现了铁胄和铁甲。《战国策·韩策》载有"坚甲铁幕"，《史记·苏秦传》索隐即说是"以铁为臂胫之衣"。河北燕下都出土的燕国铁胄，共用八十九片铁甲编缀而成①＜／ZSBJ12000030＿0204＿0／ESPL＞。《吕氏春秋·贵卒篇》说："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鸠"，衣铁甲操杖以战"，也说明战国时出现了铁甲。金属甲胄的出现，加强了防卫功能，当是军事装备的一大进步。

七、战国时期的军事思想的军事著作战国时期，战争频仍。争城争地之战，往往历时久，用兵多，又有步、车、骑兵协同作战，采取奇袭、包围、伏击、强攻等各种灵活的战略战术。因此，在丰富的战争实践中，产生出了一批优秀的军事思想家和军事将领，如魏国的吴起、庞涓、尉缭，赵国的廉颇、赵奢、李牧，秦国的商鞅、白起、王翦、王贲，燕国的乐毅，齐国的孙膑、田忌、田单，楚国的庄蹻等。而在这些优秀的军事人才中，吴起、孙膑、尉缭等，则发出耀眼的光芒。因为他们善于总结战争经验，并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他们传世的军事著作，如《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和不知作者的《六韬》等，则是战国时期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的代表。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一）吴起和《吴子兵法》吴起是战国著名军事家，原为卫国左氏人，是孔子弟子曾参的学生。

后来弃儒学军事，在鲁国做过将军，并统兵大破齐军。魏文侯时，吴起入魏，文侯委任为将，率军击秦，夺得五座城邑。吴起做将军，与士卒同甘共苦，清廉公平，深得军心，又善用兵，文侯遂任命他为西河守，抗拒秦、韩。吴起治军任事很有名声，秦兵畏惧，不敢东侵。

魏武侯时，吴起与魏相公叔痤发生矛盾，公叔痤用计逼走吴起。

公元前390年前后，吴起由魏入楚，受到楚悼王赏识，一年以后，被任为令尹。他实行改革，打击旧贵族，培养战斗之士，使楚国国势振作，"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攻杀吴起。

《吴子兵法》是吴起留给后人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在战国末期，《吴起兵法》已经流行。《韩非子·五蠹》说："境内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说明在汉代《吴起兵法》与《孙子兵法》一样，流传也很普遍。《汉书·艺文志》说："《吴起》四十八篇"，可见它的内容很丰富。

但在《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吴起兵法》仅剩一卷，证明它在流传过程中，内容多有亡佚。在《宋史·艺文志》中，有《吴子》三卷，即今本《吴子兵法》三卷六篇。

至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以《吴子兵法》中有"笳笛"二字，认为这是魏晋以后才有的，从而断定《吴子兵法》为伪作。其后，章炳麟、梁启超等学者从之。郭老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一文中说：《吴子兵法》"辞义浅屑"，有多处袭用《孙子兵法》，还有的袭用《曲礼》和《淮南子·兵略训》。并以"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四兽为例，说四兽出现在战国末年，非吴起所宜用，"故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

但是，这些怀疑的说法，像当年有人判断《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为伪书一样，都没有确实的根据。近年，王式金、李硕之两同志著《吴子浅说》。在"吴子的作者和成书"一节中，分别从：史料著录《吴子》的沿革考察；考证《吴子》一书中所提到的器物；今本《吴子》中有些内容与吴起有关的史料记载相吻合；今本《吴子》中的有些内容，在汉以前的其它兵书中又有反映；今本《吴子》的内容基本上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与吴起的军事思想等五个方面论说今本《吴子兵法》不伪，是战国前期吴起所著，只不过在流传过程中有后人的润色加工而已。其说很公允，　符合历史实际①＜／ZSBJ12000030＿0207＿0／ESPL＞。

《吴子兵法》虽然保存六篇，但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军事思想。

首先，它提出了一套政治、军事并重，而以政治为先的战争观念。

《吴子兵法·图国》说，要富国强兵，必须"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文德，指政治教化而言。武备，指军事战争而言。它强调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并说历史的经验证明，承桑氏（古代部落）只修文德，不重武备，结果灭亡了。相反，有扈氏（夏代部落）恃众好战，不修文德，也灭亡了。这种战争观是正确的。

在政治、军事并重的前提下，《吴子》更重视政治教化。它说："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教化的结果要做到四和：国家和睦，军队团结，上阵统一，战斗协调，这样君才算有道之主，民才"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国家才能够出兵出战。教化百姓的内容，主要是"道、义、礼、仁"四德。这四德关系国家兴衰，"修之则兴，废之则衰"。

《吴子》还试图通过对战争起因的分析，来探索战争的实质。它说："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以今日的观点来看，这种对于战争起因的认识是肤浅的。但在战国初期，《吴子》能注意到战争因"争利"等经济原因而引起，也是难能可贵的。由战争的五种起因出发，《吴子》又探索了战争的性质，把它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五类，并指出"义兵"是"禁暴救乱"的，"暴兵"是"弃礼贪利"的。这表明《吴子》试图对战争的性质进行分类，以探求正义性的战争。虽然它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但这无疑较《孙子》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吴子》在战争观上的另一贡献是它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的问题。因为战争是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所以要取得胜利相对来说是容易的。而保守胜利成果，则不仅需要军事手段，还需要政治、经济、思想等各种手段，相对来说是困难的。何况胜利以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为代价，所以他认为：战争胜利的次数越多，消耗人力、物力越大，而保守胜利的希望也就越小。由此出发，提出国家应该慎战。这种观点无疑也是进步的。

其次，吴起提出了一套首先加强战备，然后依据敌情，"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施行"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的战略战术原则。

他在《料敌》篇对魏武侯说："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让武侯把加强战备放在第一位。他简要地分析了齐、秦、楚、燕、韩、赵、魏七国的地理条件、政治状况、人民习俗、经济实力、军队素质和军阵阵法等特点，要武侯依据这些特点，制定对付列国的不同军事策略。

《吴子》主张战前一定要察明敌情。依调查，如遇到以下情况，即：敌人不顾严寒酷暑，昼夜长途行军，不管士卒劳苦；或长期滞留在外，粮食、物资耗尽，薪草、饲料缺乏，气候不利，将士怨怒；或人数不多，水土不服，人马患疫病，救兵不到；或长途跋涉，疲劳饥困，解甲休息；或敌将吏德薄望轻，军心不稳，缺乏援助；或阵势没摆好，扎营没完毕等，都应立刻"击之勿疑"。

相反，在察明敌情后，遇到以下几种情况，即：敌地广人富；将领爱护士卒，施恩普遍；赏罚严明，处置适当，以战功论爵秩等列，任用贤才；兵力众多，武器装备精良；有四邻的帮助，大国的支援等，就应该避开敌人，不与接战。这就是著名的"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战术原则。

观察敌人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然后确定我方的作战方略。

《吴子》强调用兵之道在于"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也就是乘敌人的间隙，突然攻击它的薄弱之点。如敌人远来新到，战斗队形未排定；正在吃饭而不防备；正在奔走；疲劳困苦；没得地形之利；失掉天时；旌旗紊乱；长途跋涉，未得休息；涉水过河，刚渡过一半；道路险峻狭长；阵势频繁移动；将领脱离了士卒；军心恐惧动摇。就应选派精锐作先锋，勇敢攻击，大兵跟进，"急击勿疑"。这种建筑在对敌情详尽分析上的攻击策略，无疑是正确的，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在作战中，敌我形势是瞬息万变的。吴起提出要善于根据变化的情况而改变我方的作战方针。如：依据"敌众我寡"的形势，在平坦地形上，就避开敌人；在险要地形上，就截击敌人。依据敌"师甚众，既武且勇"的形势，就分为五军，各军占据一通衢大道，迷惑敌人。交战时佯装败退，一军在前，一军在后，两军在左、右击敌，五军结合起来，就可击败强敌。如果"敌近而薄我"，我"欲去无路"，则依据敌我情况：我众敌寡，就分兵包围敌人；如敌众我寡，就集中兵力袭击敌人。

不停地袭击，敌人虽多也可以制服。如在"丘陵、森林、谷地、深山、大泽"等复杂地形条件下遭遇敌军，就要动作迅速，首先发动攻击，乘势冲击敌人，并调动弓弩手到前敌。边战斗，边观察，一旦形势对我有利，即全面发起攻势。

他还总结了在狭谷、在水上、阴雨天以及围城战的战法，认为都要根据敌情，采取有力的应变措施。

其三，《吴子兵法》在论将方面也有新的思想。吴子指出，将领要文武全才、刚柔兼备，具有"理、备、果、戒、约"五种才能。"理"

是能"治众如治寡"；"备"是能"出门如见敌"；"果"是能"临敌不怀生"；"戒"是能"虽克如始战"；"约"是能"法令省而不烦"。将领还要掌握用兵的四机：①气机，能鼓舞士气；②地机，能运用各种地形；③事机，临事能运用计谋；④力机，善于保持和充实军事力量。

这样的将领才是合格的将领。而"良将"在此之外还要具备"威、德、仁、勇"四种品质。良将是国家的栋梁，国家得之则强盛，失去会衰亡。所以，选拔良将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吴子提出作战时还要察明敌将的才干。利用敌将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谋略，这是"不劳而功举"的便宜事。他把敌将分为"愚而信"、"贪而忽名"、"轻变无谋"、"富而骄"、"进退多疑"等各种类型，而分别制定了"诈而诱、货而赂、离而间、震而走、邀而取"的作战方针等。在"两军相望，不知其将"的情况下，可以选派轻兵挑战，务败不务胜，来探知敌将是"智将"还是"愚将"。如为"智将"，则"勿与战"；如为"愚将"，则虽众可俘获。这些作战原则都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提出过的。

其四，提出了"以教戒为先"的治军原则和"颁赐有功者"的励士原则。

《吴子·治兵篇》说：兵"以治为胜"。所谓"治"，就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这样的军队无往而不胜，"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如果部队无治，"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治"军是经严格地教练取得的。因此，"用兵之法，教戒为先"。

部队缺乏教练，就会"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只有经过严格教练的军队才能无往不胜。

教练的方法是："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

教练的内容之一是阵法，即适应方阵、圆阵的变化及掌握队列的前、后、左、右、坐、起、进、止等动作。

教练的内容之二，是熟悉金、鼓、旗、铃等指挥号令。"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论将》）号令严明，"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应变》）"一鼓整兵，二鼓习阵，三鼓趋食，四鼓严辨，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治兵》）有不服从军令者，诛。

教练的内容之三，是军中赏罚，"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军中实行"什伍相保"。如此，则"三军威服，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应变》）

在励士方面，吴起虽为法家，但不主张用"严刑明罚"来鼓励士气，因为这是被动的办法。吴起主张用主动的办法，即"赏"来激励士气。

他提出君主要在庙堂上"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对于有功者，依据功劳大小，赏赐不同待遇。同时，在庙门外边以功劳等次向立功者的父母妻子颁赏。这样会造成一人立功，全家荣耀的社会风尚。对于阵亡将士的家属，每年也要派使者进行慰问和赏赐。鼓励没有立功的士卒争取立功。这样，国家"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吴子》的这些主张，与后来的《尉缭子》主张用"杀"来解决士气问题有很大区别。反映它确是战国初期的观念，还承袭有《司马法》的"仁本"思想。

（二）孙膑和《孙膑兵法》孙膑，齐国人，是"孙武之后世子孙"。《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他生在"阿、鄄之间"，这个阿、鄄之间应在山东郓城县古廪丘（今称水堡镇）①＜／ZSBJ12000030＿0212＿0／ESPL＞。孙膑少年时曾与庞涓一起从师"学兵法"。庞涓出师后在魏国做了将军，自感才能不如孙膑，就把孙膑诱骗到魏国，设计处以膑刑（去膝盖骨），然后软禁起来。后来，有位齐国使者出使魏国，孙膑以刑徒身份私下去会见，说动了使者。使者认为他是一位奇人，就偷偷用车载他回国。齐国将军田忌以客礼接待了他。

田忌经常与齐国的诸公子赛马，用重金赌输赢。孙膑见状，说你尽管和他们赌，我能保证你获胜。田忌遂与齐王和公子们约好赛马场次，赌注为千金。临赛前，孙膑对田忌说：现在，用您的下等马同他们的上等马赛；用您的上等马同他们的中等马赛；用您的中等马同他们的下等马赛。三场赛后，田忌二胜一负，赢了王的千金。

田忌乘机把孙膑推荐给齐威王。威王询问孙膑用兵事宜，孙膑回顾历史，从军事理论到用兵方法，回答得头头是道。威王对他很佩服，赞叹他"言兵势不穷"，于是命他为军师。

孙膑辅佐田忌打过几场胜仗，最著名的就是公元前354年的桂陵之战和公元前343年的马陵之战。经过桂陵、马陵二次战役，魏国势力衰落，齐国成为中原最强大的国家。

马陵之战后，齐相田忌与成侯邹忌发生了争权斗争。孙膑支持田忌发动兵变，企图赶走邹忌，结果没有成功。便随田忌一道逃亡到了楚国，在楚过了很长一段流亡生活。所以，《吕氏春秋·不二篇》高诱注和王符《潜夫论》都说他是楚人。

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孟尝君列传》，齐宣王即位后，了解田忌被成侯邹忌所卖，又召回田忌、孙膑，复用田忌为将军。孙膑后来即终老于齐，有兵法留传于世。

《史记·太史公自序》明确说："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有"《齐孙子》八十九篇"。但这部书在东汉以后就亡佚了。所以，至宋代学界开始怀疑孙膑和《孙膑兵法》的存在，并一直持续到现代。有人说孙武、孙膑为一人；有人说孙武、孙膑虽为两人，但《孙子兵法》为孙膑所作。有人说孙武、孙膑为两人，《孙子兵法》则一部，是由孙武撰写、孙膑修订而成的，等等。直到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孙膑兵法》残简，这个历史的遗案才告终结。汉墓竹简《孙膑兵法》经发掘者整理，于1975年出版，分为上、下两编，共三十篇。但经过学术界十几年来的研究，文物出版社于1985年重编《孙膑兵法》时，将原上编十五篇补入《五教法》，更改为新编十六篇。原下编十五篇，因无法确认为《孙膑兵法》而未被编入。

纵观《孙膑兵法》十六篇，在继承孙、吴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首先，孙膑在《威王问》中阐述了战争是政治斗争工具的战争观。

他明确地说，战争不是什么别的，而是先王传布"道"，即政治的工具。先王不是不想要"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为社会创造和平的生活环境，但是，依靠空口说教办不到，所以才"举兵绳之"，用战争的手段禁止争夺。然而，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不是可以经常使用的。战胜固然可以"存亡国，继绝世"，而一旦战败，则会"削地而危社稷"。所以，对待战争"不可不察"，要慎之又慎。喜好战争的国家一定灭亡，贪图胜利的人一定受辱。孙膑的这种战争观显然比《司马法》所说的"以战止战"的思想更加深刻。

战争作为布"道"的手段，进行战争一定要合于"义"，"战而无义，天下无能固且强者"。经济是战争的基础，只要有充足的物质准备，小城照样能巩固坚守。在《强兵》篇，孙膑又进一步提出，要想强兵，当务之急在于"富国"，明确揭示了战争对于经济的依赖关系，在理论上发展了孙武所提出的"因粮于敌，取用于国"的论题。

其次，发展了孙武"任势"的军事理论，明确提出了"因势而利导之"①＜／ZSBJ12000030＿0214＿0／ESPL＞的作战原则。《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孙膑贵势"，这指明了孙膑兵法的特点。势是战争态势，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包括兵力、武器装备、军事物资等）的布局。孙武早在十三篇中就提出了"任势"，即驾驭战争态势的思想。孙膑则在"任势"的基础上，提出创造和争取有利作战态势的各种原则。他在《威王问》中说："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而士的斗都应当在创造优势的条件下进行。如齐威王问：敌我两军实力相当，两军将领相望，阵势都很坚固，谁也不敢先动，应该怎么办？孙膑回答：先派少量部队，由贱而勇敢的将吏率领去试探攻击，接战后只许败，不许胜，把主力部队隐蔽地布好阵势，待敌军分兵追击我小部队时，我军从侧翼攻击敌军主力，就可获得大胜。在应付"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时，孙膑提出要"让威"。即避开敌人锋芒，隐蔽好后续部队，以便使我军能随时转移。主力部队将持长兵器的战士排在前面，持短兵器的战士排在后面，选派弩机手援救危急。等待敌人攻击能力下降，再行反击。这也是充分利用敌我双方的条件，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以扭转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

战争是瞬息万变的，所以要及时抓住有利战机。孙膑把弓弩比喻为"势"，也正在于说明战争就是要争取发射弩矢的那一最有利的瞬间。

孙膑还注意利用各种地形创造有利的态势。他在《官一》篇说：在山险中作战，要放开谷口，把敌人引出山谷来交战。在杂草丛生的地方作战，要虚设旌旗，诱敌深入，进行消灭。"易（地形平坦）则多其车，险（地势险阻）则多其骑，厄（山陵狭谷地带）则多其弩。"自己要抢占有利地势，攻击处于不利地势上的敌人，这叫做"居生击死"　①＜／ZSBJ12000030＿0215＿0／ESPL＞。总之，孙膑主张把握有利战机，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以争取战争的胜利。

其三，孙膑指出了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月战》篇中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这是人文思想的重要表现。中国的人文思想导源于春秋，战国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在人不被当作人看待的专制时代，孙膑能指出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无疑是进步的。从人文主义的论题出发，孙膑与孟子一样，也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三要素是天时、地利、人和。他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所谓"人和"，就是得众、得人心。"得众者，胜"，"不得众者，不胜"。孙膑的这种以人为贵的军事思想，显然也是由继承《司马法》的"仁本"思想而来的，但提法又超越了《司马法》，是战国时代人文思想在军事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表现。

其四，孙膑在军事学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阵法。春秋时，由于盛行以车兵为主的方阵作战，阵法大多以"三阵"、"五阵"为主。战国时，由于形成以步兵为主，车、骑兵为羽翼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又出现了大规模的野战和围城战，所以军阵的阵法更加复杂化了。孙膑在《官一》篇中，指出了十几种阵法，如：索阵，用来进剿敌人；囚逆阵，用来疲惫敌人；危□阵，严兵以临敌；云阵，以弓弩与敌对射；羸阵，围困敌人；阖燧阵，用来消灭敌军前锋；皮傅阵，用来强攻救援；错行阵，声张军威；刲阵，攻击高陵之敌；雁行阵，适合摆在蜿蜒曲折而多荆棘的路上；锥行之阵，适于火烧敌人的辎重粮草及接应的战车，等。这就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军阵阵法。

孙膑还概括出一套使用八阵作战的理论，"用阵三分，每阵有锋，每锋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这就是说，用八阵作战，可以把兵力分为主力、先锋、后续部队三支。作战时只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接敌，而以其它三分之二作为机动兵力蓄劲待敌。如果敌人弱而乱，就用精锐的部队击溃它；如果敌人强而严整，就用老弱士卒去引诱它，待它兵力分散以后，再行进攻。孙膑对于运用八阵作战的说明，是经典式的说明，这可以使我们从中了解古代军阵作战的奥秘。

这是他多年统兵作战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其五，孙膑在一系列战略战术上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指导原则。

如：他提倡坚持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在《威王问》中说："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主张打击敌人没有设防或防守薄弱的要害之处。

这个说法显然继承了孙武"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的思想。但孙膑并没有简单地吸收，而是把它从一般策略原则升华为战略原则，使它变成整军经武的急务。

孙膑还发挥了孙武"攻其所必救"的军事原则，把这一原则与"批亢■虚"、"示之疑"、"示之不知事"等巧妙结合起来，取得了桂陵之战的胜利。

对于孙武"我专而敌分"、以寡敌众的战术原则，孙膑也有创造性的发展。他提出对强敌要避开锋芒，而引诱迷惑敌人，使敌人分散兵力，然后"我卒并而击之"。

孙膑在军队建设上提出选拔将帅的原则是"知道者"，即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在国内得民之心，在国外知敌之情，上阵知八阵之经；见胜利敢于战争，不见胜利敢于进谏。他还提出了一套军事教育法则，即五教法：处国之教，行行之教，处军之教，处阵之教，利战之教。并主张在军中选拔一批勇武的战士做选卒，以他们为冲锋陷阵的主力。他认为，具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国家才会"战胜而强兵，故天下服矣"。（《见威王》）

当然，《孙膑兵法》作为二千多年前的历史文化遗产，自然会有局限和不足。例如：它杂有阴阳五行的神秘成分，认为日月星辰可以影响战争的胜负。有时对于战争中的地形等物质条件看得过于片面和绝对。

但这些缺点和不足并不影响它的价值。它是战国时期战争实践的理论总结，继承了前辈军事家的优秀成果，又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发挥创造，在我国的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尉缭和《尉缭子》战国时有两个尉缭。一个是魏惠王时人。另一个是秦王政时人，曾做秦的国尉。而《尉缭子》一书的作者，则是魏惠王时的尉缭。其生平事迹，因为史简有阙，已不可详考①＜／ZSBJ12000030＿0218＿0／ESPL＞。

《尉缭子》一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已有记载。其杂家类说："尉缭二十九篇，六国时。"兵形势家说："尉缭三十一篇。"可见，《尉缭子》在汉代不但已经流行，而且还有两种传本。但是，唐代官修的《隋书·经籍志》只收录了杂家《尉缭子》。魏征所著《群书治要》收录的《尉缭子》四篇与今本相同。新、旧两《唐书》的《艺文志》、《经籍志》也把《尉缭子》列入杂家。但北宋王尧臣编《崇文总目》时，则把《尉缭子》列为兵家。后来北宋元丰年间编《武经七书》，也把《尉缭子》收入。由此，杂家《尉缭子》变成了兵家《尉缭子》，相沿至今，尚存二十四篇②＜／ZSBJ12000030＿0218＿1／ESPL＞。但明胡应麟认为亡佚的是杂家《尉缭》，清修《四库全书提要》肯定这一说法，范老从之，恐与史实不符。

南宋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怀疑《尉缭子》为伪书。此后，学术界即斥《尉缭子》为伪书。直到1972年在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简书《尉缭子》，这段历史疑案始告白于天下。

《尉缭子》作为战国时产生的兵书，它所谈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虽然不如孙、吴《兵法》深刻，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创见。

首先，《尉缭子》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他在《治本篇》中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

不废耕织二事，国家才有储备。而这一储备正是战争的基础。他说：土地是养民的，城邑是防守土地的，战争是守城的。所以，耕田、守城和战争三者都是王者本务。在这三者当中，虽然以战争为最急，但战争却仰赖农耕。即使万乘之国，也要实行农　战相结合的方针。基于这一点，《尉缭子》强调"王国富民"，强调王者进行的战争是"诛暴乱，禁不义"①＜／ZSBJ12000030＿0219＿0／ESPL＞，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农不离其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而仅诛杀首恶一人。《尉缭子》的这个思想显然由继承商鞅的农战思想而来，因而是进步的。当然，《尉缭子》也注重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说："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以饥易饱；　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　则可以死易生"　②＜／ZSBJ12000030＿0219＿1／ESPL＞，所以也重视政治教育。

其次，《尉缭子》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说："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兵令上》），"兵以静固，以专胜"（《兵权》）。主张先机而动，突然袭击，说："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主张在战争中运用权谋，说："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主张运用"有者无之，无者有之"（《战权》）的虚虚实实战法，迷惑敌人。他继承孙子的奇正思想，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以克敌致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结合战国围城战的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谋略。主张攻城要有必胜把握，"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③＜／ZSBJ12000030＿0219＿2／ESPL＞。最后深入敌境，出敌不意，切断敌粮道，孤立敌城邑，乘虚去攻克。攻城要选择这几种目标：（1）

"有城无守"的：津梁没有战备设施，要塞没有修理，城防没有构筑，蒺藜没有设置；（2）"有人无人"的：远方堡垒的防守者没有退回，防守的战士没有调动回来；（3）"虽有资而无资"的：牲畜没有集中到城里，粮食没有收获进来，财用物资也未征集到位；（4）城邑空虚而且资财穷尽的。对于这些城邑，　应乘虚攻击，　决不手软①＜／ZSBJ12000030＿0220＿0／ESPL＞。

守城谋略主要有三点：其一，反对"进不郭圉，退不亭障"　②＜／ZSBJ12000030＿0220＿1／ESPL＞，即不防守外城和城外据点的防守办法，主张防守城郊外围要地。其二，要修筑城郭，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准备好人力、粮食、薪材、劲弩强矢、锋利的矛戟。一丈之城，十人防守，千丈之城，守兵一万，还不计技工、任夫等后勤人员。其三，设防的城邑要有救兵。"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③＜／ZSBJ12000030＿0220＿2／ESPL＞救援之军要能打开重围，守军要敢于出击，抢占要塞。救援之军还要善于迷惑敌人，以配合守军击败围城敌军。《尉缭子》提出的攻、守城邑的谋略，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谈过的，很富有新意。

第三，《尉缭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尉缭子》作为古代兵书，不但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而且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军事条令，这是为其它兵书所少见的。

他在《战威》中说："审法制，明赏罚"是威胜之道。他在《制谈》中说："修号令，明赏罚"，是保证士卒冲锋陷阵的必要手段。《尉缭子》主张以法治军，他所提出的赏罚原则，是赏必厚、罚必重。他说："赏禄不厚，则民不劝"①＜／ZSBJ12000030＿0221＿0／ESPL＞，要以田禄、爵秩厚赏有功者，　使民"　非战无所得爵"　②＜／ZSBJ12000030＿0221＿1／ESPL＞，做到"赏功养劳"。

《尉缭子》主张重罚，他在《重刑令》中说：人民只有"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所以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军贼"，不仅处以"身戮家残"之刑，还要削户籍、发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对于不能按时报到和开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论处。他的《伍制令》所讲的军中什伍连坐法，他的《束伍令》所讲战场上的惩罚条令和"战诛之法"等，都体现了重罚的原则。他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认为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做到"　令如斧钺，　制如干将，　士卒不用命者，　未之有也"　③＜／ZSBJ12000030＿0221＿2／ESPL＞。《尉缭子》的重刑思想显然与商鞅的刑赏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比商鞅的更为严酷。它反映了古代军队组织中的官兵关系是严重的阶级对立关系。《尉缭子》的以法治军思想已与春秋以前大不相同。前文我们说过，由于《尉缭子》提出"杀之贵大，赏之贵小"这套赏罚原则，取消了旧贵族所享有的厚赏轻罚的特权，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因而极富时代精神，标明它与旧的"赏功酬劳"原则有了质的不同。

其四，《尉缭子》一书所保存的其它重要军事条令，有《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原则；有《经卒令》，是战斗编队条令，规定各军特有的军旗标志、士卒的行列单位及不同的行队单位佩戴不同徽章等；有《勒卒令》，是统一军中指挥号令金鼓旗铃的条令，规定了金、鼓、旗、铃等指挥工具的作用和用法；有《将令》，规定将军统兵受命于国君，只对国君负责，将军在军中具有无上权威，统一指挥全军；有《踵军令》，是后续部队行动条令。规定后续部队作为接应部队，与大军保持的距离、前进的方向、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安全、警戒、处置逃兵的原则；有《兵教》（上、下），是军事教练条令，规定了军中"分营居阵"的训练方式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在兵教方法上，明显地继承了《吴子兵法》的一些原则。《兵教》还提出十二条必胜之道，要人君掌握。对于将士则要求："为将忘家，踰限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希图把军队训练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尉缭子》所记载的这些军事条令是我们研究先秦军事制度的宝贵材料。

（四）《六韬》《六韬》是产生于战国中晚期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托名太公吕望撰，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形式，讲论治国平天下的军事问题。其真正的作者已不可考。

"《六韬》"一名，最早见于《庄子·徐无鬼》载女商说："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板》、《六弢》。"郭象注引司马崔说："《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或曰秘谶（chèn，音衬）也。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龙虎豹犬也。"《汉书·艺文志》将《六韬》收录在儒家类，说："《周史六韬》，六篇。"班固自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唐颜师古注："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同也。"至唐修《隋书·经籍志》，将《六韬》列入兵家类，以后各代相沿不改。

至宋代，辨伪学兴起，学者始怀疑《六韬》非周初吕望所撰。如北宋叶适在《习学记言》中就说，《六韬》为伪书。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武王、太公问答，其辞俚鄙，伪托何疑？"其后，明胡应麟撰《四部正■》、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也都从语言学的角度判断它为伪书。清修《四库全书总目》说的最为明白："今考其文，大抵辞意浅近，不类古书。中间如"避正■"乃战国以后之事，"将军"二字始见《左传》，周初亦无此名。其依托之迹，灼然可验。"这些说法都是对的。《六韬》绝对不是周初吕望所撰，甚至也不是春秋惠王、襄王时代的东西。

但是，宋代罗泌在《路史·发挥·论太公》中说：《六韬》为"楚汉之际好事者之所撰"；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说是"秦汉间人之所伪撰"；明代胡应麟《四部正■》说是"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等等，也都没有确切根据。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撰《武经七书注译》，依据《汉书·艺文志》载《六韬》"或曰周显王时（公元前368-前321年）"，又依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简书《六韬》，判定《六韬》成书年代："上限不早于周显王时，　下限不晚于秦末汉初。"　①＜／ZSBJ12000030＿0223＿0／ESPL＞这个结论应是可信的。虽然《六韬》文字"鄙陋"，"辞意浅近"，内容也多有与孙、吴兵法和《尉缭子》相重复之处，但在古代军事学领域仍有独到的贡献，宋代把它编入《武经七书》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应对它有足够的重视。

《六韬》一书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部分，总共六十篇。

《文韬》，计十二篇，主要讲夺取天下的战略准备。它继承了《司马法》的"仁本"思想，认为治国取天下，应先政治而后军事。在政治当中，国之大务在于"爱民而已"。要做到"爱民"，统治者必须以"仁、德、义、道"治理天下，使民不失务，农不失时。使国家经济的三大支柱大农、大工、大商三宝"各安其处"，奠定战争的雄厚经济基础。君主所举贤才能"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各依其才而授官位，同心辅国。建立"赏信罚必"的奖罚制度，"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统一全国全军的意志，使全军随人主和将军的意志任意行动，做到"用兵之道，莫过于一"。（《兵道》）治国、治军能达到这种程度，才称得上是"仁、德、义、道"，才能"同天下之利"，使"天下归之"，才能"守土"、"守国"，也才能夺取天下。

《武韬》计五篇，主要谈论夺取天下的政治战略，是"与天下共其生"。它指出政治战略是"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即通过不流血的手段而取胜的战略。这种战略，要求统治者要与人民"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所以能"无甲兵而胜"（《发启》）。这种胜利，就是政治上的胜利。它说："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顺启》）谁要想夺取天下，谁必须首先做"有道者"。

而有道者"行其道"，也要有策略：当敌国"天道无殃"时，不可以行启兵端；当敌国"人道无灾"时，不可以先策划兴师。而要"修德以下贤，惠民以观天道"，等待"必见天殃，又见人灾"的大好时机，才能相机而动，兴兵征伐。

它提出"文伐"十二策，要点是：（1）投敌所好，使之骄傲；（2）

拉拢敌人近臣，削弱敌人力量；（3）贿赂敌国近臣，了解敌人情况；（4）助长敌人荒淫享乐；（5）敬其忠臣，贿以薄礼，离间他与君主的关系；（6）收买敌国君主的左右大臣；（7）用重礼贿赂敌君，使其不了解我方意图；（8）用宝器贿赂敌君，与他同谋别国，使他为我所用；（9）

用尊名颂扬敌君，使他狂傲而懈怠国事；（10）对敌君佯装谦诚，取得他的信任，以便控制他；（11）闭塞敌君的视听；（12）扶植敌君乱臣，迷乱其君主心智；选送美女，惑乱其君意志，等等。这十二策是加速敌人"天殃、人灾"的策略原则，是贯彻"与天下共其生"的政治战略的组成部分。这些策略如能奏效，就可以兴兵讨伐敌人。"文伐"十二策以生动具体的内容，丰富了《孙子兵法》"伐谋"、"伐交"的政治外交战略原则。

在文、武两《韬》中，的确贯穿着儒家的"仁义德礼"、"爱民"

等思想原则，所以，《汉书·艺文志》把它归为"儒家类"是有道理的。但值得提出的是，它还积极吸收法家的"刑罚"思想，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墨家的"尚贤"思想和兵阴谋家的"权变诈谋"思想和兵阴阳家的五行思想等。这种杂揉战国百家之长的情况，使《六韬》在战国诸兵家学说中具有鲜明的个性。这也是它的特有的时代特色。

龙、虎、豹、犬四《韬》，着重阐述具体的军事战略、战术和治军原则。

《龙韬》十四篇，主要阐述选将、通讯和临机制敌的战术等三个问题。其一，选任将军，包括组织军中统帅部问题。《龙韬》认为，"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奇兵》），所以对将军要严格选拔，标准是具有"五材"，即勇、智、仁、信、忠。它把"勇"

放在"五材"之首，又列入"忠"字，显示了与其它军事著作所论将才不同的特色。它还指出将军要避免"勇而轻死"，"急而心速"，"贪而好利"，"仁而不忍人"，"智而心怯"，"喜而信人"，"廉洁而不爱人"，"智而心缓"，"刚毅而自用"，"懦而喜任人"等十种缺点。选拔将领不仅要看外表，还要看内在素质。考察将领要通过"八征"来观察他的言辞、应变力、忠诚、德行、廉洁、操守、勇气和仪态。八者都具备，才是贤将。国家任命将军要举行隆重仪式，国君亲将斧钺援予将军，"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将军在军中要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励军》）。在■中令行禁止，"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将威》），做到信赏必罚。

将军统帅军队，还要有"股肱羽翼"，计腹心、谋士、天文、地利、兵法、通粮、奋威、伐鼓旗、股肱、勇材、权士、耳目、爪牙、羽翼、游士、术士、方士、法算等各种专门人才七十二名，协助将军处理军中各种事务。用今日的话来说，就是组建军中统帅部。

其二，规定将军与君主的秘密通信方法。一为阴符，以符节的长短来规定各种暗号。二为阴书，将军与君主有机密大事，用阴书而不用符。书要"一合而再离"，即把一封书信分为三部分，而采用"三发而一知"的方法，即差遣三个人各送信的一部分，他们互相参差，谁也不知信的内容。敌人再聪明，也不会识破秘密。这种秘密通讯方法，仅见于《六韬》，而不见于其它先秦军事著作。它是我们研究古代军事通讯的宝贵资料。

其三，论述了"因于敌之动"而决定我军的行动方向，在"两阵之间"临机应变，随着形势的无穷变化而运用奇正谋略等一系列进攻战的作战原则。指出："善战者，居之不扰，见胜则起，不胜则止"（《军势》）。指出将军在战术上造成"神势"的二十六种战术原则（《奇兵》）。提出了运用五音和五行来判断敌情的各种办法，论述了运用敌军士气盛衰、阵势治乱、军纪严弛等预见胜负的各种征兆。最后，论述了战时的兵器装备应与平时的生产工具结合起来，可以农具为兵器。如：耒耜可为"行马蒺藜"，锄耰可为"矛戟"，蓑薛、簦笠可为"甲胄、干楯"

等。这在古代强调兵农相结合的兵家中，也别具一格。

《虎韬》十二篇，主要讲部队兵器装备、野战和围城战的各种战术等三个问题。

其一，它详尽论列了一万人的部队所配备的各种武器装备。这是其它兵书所没有的。据《军用》篇，一军可配各类战车九种：（1）武冲大扶胥，36　乘。这是一种大型战车，上面设有大盾为掩蔽；（2）武翼大橹矛戟扶胥，72　乘。这是一种装有大盾牌和矛戟的战车；（3）提翼小扶胥，144　乘。这是装备有小盾牌的小型战车；（4）大黄参连弩大扶胥，36　乘。这是装有"大黄参连弩"的大战车；（5）大扶胥冲车，36　乘。这是一种攻城的临冲战车；（6）辎车骑寇，是一种轻快的战车；（7）矛戟扶胥轻车，160　乘。这也是一种轻便的战车；（8）木螳螂剑刃扶胥，20　乘。这是一种装有剑刃像螳螂臂式的战车；（9）轴旋短冲矛戟扶胥，120　乘。这是一种装有矛戟而可以旋转的战车，计有兵车六、七百乘。

军中攻守之器：大头铁棒1200　枚，大柯斧1200　把，方头铁槌1200把，飞钩1200　枚，木蒺藜20　具，铁蒺藜1200　具，各种相连接的铁蒺藜12000　具，方胸鋋矛1200　具，矛戟小橹12　具，附有绞车连弩。渡沟堑的飞桥，宽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带转关轳辘，八具。渡江河的飞江，宽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八具。天浮（浮游器材）、铁螳螂（铁锚之类），圆形，外径四尺以上，用铁环连结，32　具。在天浮上架浮桥叫天船。各种铁链1200　条，四丈以上长绳600　条，带铁环的中等绳300　条，小号绳12000　条。天下雨时，辎重车还要盖上车顶板，再盖上用麻编织成的篷布。

各种军用工具：伐木大斧300　把，大锄300　把，铜杵300　把，铁耙300　把，铁叉300　把，方胸两枝铁叉300　把，大镰300　把，大橹刃300把，带环的铁橛子300　把，铁榔头120　把。

军中各类武器：强弩6000，戟楯2000，矛楯2000。据《军略》篇，军中还配备有飞楼（望楼）、云梯。在渡江、河时，还有浮囊、皮舡等。此外，军中还有各类能工巧匠300人，以备修治工具、磨砺武器。

这些详尽的记载是我们研究古代军事装备、军队的攻击能力、军事科技和军事生产水平的重要材料。

其二，它论述了野战中的伏击、迂回、防御、追击、突围等各种战术原则，也论述了攻城战中的包围、阻击援军、防止突围等各种战术原则。着重强调了攻城围邑要准备好轒辒（fén wēn，音坟温）、临冲、云梯、飞楼等器材。在行军时要准备武冲、大橹、强弩、天罗、武器行马等防卫器材。在江湖河沼作战时，要准备好飞桥、转关、浮海、绝江等渡河器材。一旦攻克城邑，要采取"无燔人积聚，无坏人宫室，冢社丛勿伐，降者勿杀"等各种"示之以仁义，施之以厚德"的政策。

其三，论述了斥候兵（侦察兵）在行军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及运用斥候兵的原则。斥候兵是军中耳目。在深入敌国作战时，"当先发远候，去敌二百里，审知敌人所在。"在深草及丛林中行军作战，要以云梯、飞楼观察敌情，尤其要防止敌人火攻。如敌人发动火攻，我军要在敌人火攻阵地前也放火烧出一块黑地，还要在我军后方也烧出一块黑地。一则可以迟滞敌人进攻，二则我军可以退到黑地上防守。对于敌人的营垒，将军要善于观察，以敌营中的各种征侯，判断敌人的动态，是空营，还是乱营。如为乱营，要坚决进攻。

《豹韬》八篇，主要讲三个问题。其一，论述在森林、山地、江河、险隘等地形条件下作战的战术原则。如林战之法是：战车居前，骑兵为辅，"见便则战，不见便则止"，利用林中地形，疾攻敌人。"更战更息，各按其部"。

在山地作战的原则是：组成乌云之阵，就是对山前山后山左山右都要进行戒备。要道、谷地，用战车防守；可攀登之地，派兵防守。构成坚固的防御阵地，曰"山城"。确定奇正方略，部队组成冲阵，当敌人来攻时，全军急速战斗。敌军虽众，也可打败。

在敌国的江河地段作战，我军又处于弱者地位，则寻找机会欺骗敌人，迅速转移，在后面设下伏兵。如敌人已知我有伏兵，大军不肯渡河，而以小部队渡河牵制我军，我军则在便于作战地形结成"四冲武阵"，待敌小部队渡河后，发动伏兵，击其侧后，用强弩射其两翼。车兵、骑兵结成乌云之阵，待敌大军渡河来援救小部队，我军车骑冲其左右，伏兵击其后翼，可获胜利。

在依山傍水的险隘地形作战时，原则也是抢占有利地形。用武冲大车掩护前、后军，配置强弩，结成四武冲阵。以冲车为前导，以大盾牌为防卫，材士强弩保护左右，步军三千人为一屯，左、右、中三军齐进，轮番作战，轮番休息，可以击败强敌。

其二，讲抗击敌军突袭的作战原则。敌军远来突袭，牛马必无饲料，士卒必无粮食。我以远方军队的精锐士卒约在暗夜，前后夹击敌军，可以获胜。如敌军攻城，我则事先在城外埋伏一军，在城上佯作守备。待敌大军攻至城下，我守、伏兵齐发，前后夹击敌军，敌军必败。

其三，论述抗击强敌夜间袭击的作战原则。如果敌人乘夜攻击我左右，则应挑选我方材士强弩，以车、骑兵为左、右翼，迅速攻击敌人的前、后，既攻敌人阵外，又要攻入敌人阵内。敌军将被打乱，敌将必然因惊惶而失败。如果敌军乘夜阻截我前方，又攻击我后方，造成我三军混乱时，我则明审号令，出动勇猛斗士，使每人携带一支火炬，二人同击一鼓，探明敌人位置。部署我军或攻其外，或攻其内，佩戴暗号，互相识别，然后灭掉火炬，按约定信号，猛攻敌人。敌人必败。

在虎、豹两《韬》所讲的作战原则中，始终贯穿一个"勇"字，即"勇斗为首"。可见，《六韬》讲选将标准，把"勇"放在首位，不是偶然的。

《犬韬》十篇，分别论述了各路大军约期集中、约期会战的原则，在战场上选择打击敌人的各种时机，挑选士卒、训练军队和编制特殊战斗队伍的方法等。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它论述了车、骑、步三个兵种的特点、战力、编制和选拔车、骑战士的标准等。这也是其它先秦军事著作所没有的。它谈到三兵种的特点说："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战车》）。战车适于在平原作战，而切忌在山地、丘陵、草泽、沟渠、毁塌积水、粘泥地带作战，那是战车的"死地"。

骑兵适于配合步、车兵攻击敌先头部队，夹击敌两翼，长途奔袭，截断敌人粮道，而切忌陷入"天井"、"地穴"、大涧深谷、林木茂盛、沼泽或低湿泥泞等各种险阻地形，也不要陷入敌车、骑兵的埋伏圈，这是骑兵的"死地"。步兵与车、骑兵作战，原则是"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后，更发更止"，可以战胜强敌。如无险阻可依，则用行马、蒺藜和牛马布成"四武冲阵"，在营垒外挖掘宽、深各五尺的环形壕沟，名曰"命笼"。步兵带行马前进，用车辆组成营垒，以材士强弩戒备左右。

车兵的战斗力很强，是军中的羽翼，善于攻陷坚阵，截击强敌，切断敌败兵退路。在平地作战，一辆战车可敌步卒八十人，骑兵十人。在险阻地形作战，一辆战车可敌步兵四十人，骑兵六人。

骑兵是军中的"伺候"①＜／ZSBJ12000030＿0231＿0／ESPL＞，机动性强，善于追击敌人败兵，切断敌人粮道，袭击敌人机动部队。在平地作战，一骑可以敌步卒八人；在险阻地形作战，一骑可以敌步卒四人。车、骑兵是军中的勇武之兵。十辆战车可以战胜千人，百辆战车可以战胜万人。十名骑兵可以击败百人，百名骑兵可以击败千人。

选拔车战之士的标准：年四十以下，身长七尺五寸以上，跑起来追得上战马，可以在奔驰中跳上战车，善于前、后、左、右周旋，能擎住战旗，拉满八石弩，向前、后、左、右射击，名曰"武车士"。

选拔骑兵的标准：年在四十以下，身长七尺五寸以上，健壮矫捷，超过常人，能在战马奔驰中射箭，善于前、后、左、右周旋，可以乘马跨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河，驰强敌，乱大众，名曰"武骑士"。车兵、骑兵属于当时的技术兵种，选拔较严格，待遇优厚，是当时列国军队中的强大打击力量。

当然，《六韬》与其它先秦兵书一样，也有把地形等自然物质条件理解得过于片面而看不到人的作用等缺欠，它所讲的利用"五音"、"六律"、"望气"来侦察敌情、判断打法及城邑可否攻取等，也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则是它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八、结语通过前面几章的讨论，现在我们再把本文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春秋和战国是中国奴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历史阶段。春秋是中国奴隶社会的衰落时期，战国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时期。因此，春秋战国军事史与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形态的衰落和瓦解是一致的。

春秋时期中国奴隶制度衰落的主要标志是天子失权，诸侯坐大，"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后又"自大夫出"。平王东迁以后，王室六军瓦解，失掉了统驭诸侯的权力。周代的军事领导体制，由一元变为多元。列国普遍扩军备战，走上了各自发展的道路，争相在兼并中扩充实力，并逐步形成了齐、楚、秦、郑等几个地方性的"小伯"。平王晚年力图振兴王室，但力不从心，未能实现这一目标。桓王继承祖父遗志，经过多年酝酿和准备，于公元前707年发动了繻葛之战，企图先从制服郑国入手来实现王室复兴计划。但因奴隶制度的衰落已如江河日下，不可挽回，所以桓王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王室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蛮、夷、戎、狄诸族也争相入侵中原，诸侯漫无统纪。一时之间，中原大地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表现得十分尖锐激烈。这一历史阶段可以看成是春秋霸业的序幕。

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奋起称霸。他北伐戎狄，南抑强楚，稳定了中原形势，春秋正式进入霸政时代。所谓霸政就是中国奴隶社会"方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齐霸衰微以后，晋、楚两强于公元前632年发生城濮大战。晋文公战胜楚成王，成为中原霸主。此后，晋、楚两强迭胜迭负，展开了近百年的争霸斗争。其间，楚庄王一度在邲之战中胜晋，成为春秋"五伯"之一。后来，晋景公与楚共王争霸，爆发晋、楚鄢陵之战。又后来，晋悼公"三驾胜楚"，重新为晋国赢得霸权。

在晋、楚争霸的斗争中，还夹杂着晋秦争霸、晋齐争霸，并爆发过著名的秦、晋崤之战和齐、晋鞍之战。

在长期的争霸斗争中，中原诸侯的军权普遍下移于卿大夫。列国内部国君与卿大夫以及各卿族之间矛盾日益发展，历史进入"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阶段。公元前546年，中原诸侯一致倡议"弭兵"。从此，中原列国的争霸斗争告一段落，列国普遍转入内部斗争。而地处东南的吴、越两国则乘势崛起，先后闯入中原。吴南下制越，西向击楚，获破楚入郢大功，北上伐齐，获艾陵大捷，终于在公元前482年诸侯的黄池大会上争得霸主地位。越王勾践曾被吴军打败，但经"十年教训，十年生聚"，开始强大，并趁吴北上之机，袭破吴都，于公元前472年消灭吴国。其后北上争霸，也争得了"伯主"地位。不过，吴、越二霸暴兴暴灭，已是春秋霸业的尾声。

在中原的大国争霸斗争中，侵入中原的蛮、夷、戎、狄诸族势力渐次被晋、齐、秦、楚等大国消灭，各族也与华夏族融合为一体了。而中原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则沿着历史的轨迹各自发展着。

春秋时的战争主要特点是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这表明当时的大国，不论是晋、楚，还是秦、齐，都不具备统一中国的主客观条件。争霸战争的主要方式也是沿续传统的车、步兵结合作战，不过战争的规模则较西周时大为扩大，列国动辄出动兵车六、七百乘。

随着春秋时兼并和争霸战争的发展，春秋时的军事制度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在兵役制度上，它打破了"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传统，开始征召野人当兵，扩大了兵源；其次，军赋和车乘士卒的军事编制也随之变化。还出现了地方都邑（县）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但是，由于井田制和村社组织的存在，所以，建筑在此基础上的周代"兵农合一"

的民兵制度却始终没有瓦解。

在春秋时代频繁战争的实践当中，产生了中国早期的战略思想和一系列战术原则，这使那些古老的军事原则逐渐变得不合时宜。孙武和司马穰苴又在吸收前人优秀军事思想成果和总结春秋战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撰著了《孙子兵法》和《司马穰苴兵法》。《孙子兵法》集我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大成，是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它所提出的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战略、战术原则，不仅在我国古代军事学术和战争实践中起过指导作用，在今天也仍有借鉴意义，是我们民族古代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司马法》虽产生于周代，但在战国初已亡佚很多，经齐国大夫整理，且合并了《司马穰苴兵法》而成。它保存着一些周代的军事思想和战术原则，也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军事著作。

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灭智伯而分其地，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历史迈进了战国时代的大门。

战国作为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各种新旧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最终都以暴力手段，即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战争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社会内容。

战国时期的战争最初虽然仍具有春秋大国争霸的性质，如战国初魏国的争霸战争。但在战国中期，尤其是秦国崛起以后，战争的目的已由争霸转化为争取统一了。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大，历时久，已从春秋时以"结日定地"为特点列阵而战转化为大规模的野战、围城战，军队作战的阵法与武器装备也较春秋时代大为进步。

战国时期军事形势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是魏国称霸时期，起于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止于公元前354年桂陵之战；其二，是齐、秦并霸阶段，起于公元前354年，止于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这一阶段又以公元前284年燕破齐为界限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齐国称霸中原，秦国开始崛起，并蚕食列国土地，中原出现了列国合纵御秦和秦国连横以斗诸侯的形势。后一时期，齐国破败，秦国势力大发展，在中原南、北、中三路败韩、魏，破楚入郢，北伐赵国，在长平大败赵军，已形成了统一天下之势；其三，秦王政统一全国时期，起于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止于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统一中国。主要历史内容是秦灭六国。

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列国的变法运动。列国的变法运动实质是一场封建化运动。在这场封建化运动中，列国的军事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首先，变法运动摧毁了传统的井田制与村社制，由此，以"兵农合一"为基础的民兵制度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普遍兵役制为基础的常备军制。随着常备军制的出现，职业化军官产生，中国的官制从此由文武不分走向将、相分职。由于战争的需要，列国在关塞要津普遍设防并修筑长城。变法运动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军权已集中于君主手中，卿大夫家兵遭到禁绝，地方兵已由国家掌握。新的军功爵制出现了。传统的以"礼"治军为以"法"治军所取代，出现了完备的军事刑罚体系，它是列国君主整军经武的重要手段。在传统的车、步、水军三兵种之外，出现了骑兵。常备军制、军功爵制和新的军事法律体系已不再以奴隶制的井田制和村社制为基础，而以新的封建制的授田民与小农经济为基础了。它们促使奴隶制的军事制度像其它社会制度一样逐步转化成为新的封建制的军事制度。

在战国的战争实践中，诞生了一批著名将领和军事思想家。这些军事思想家以吴起、孙膑、尉缭和《六韬》的作者为代表，汇集成了灿烂的星群。《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和《六韬》在继承前人优秀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战国战争的实践，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发展了《孙子》和《司马法》的战略、战术思想。其中，《吴子兵法》的"教戒"思想，《孙膑兵法》的阵法原则，《尉缭子》中的军事条令，《六韬》中的军事装备和车、步、骑兵种的特点、性质、战斗能力等都有各自的特点。这使它们在我国古代的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春秋战国 第014卷 春秋战国思想史

一、春秋战国思想概述春秋战国时期是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

到秦统一六国（秦王政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这段时期历史上又称"东周"，是相对"西周"而言的。春秋战国时期又可分为春秋时期（周平王元年至周敬王四十四年，即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

和战国时期（周元王元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即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①。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奴隶社会的逐步瓦解和封建社会的形成，是一个新旧社会交替的大变革时期。因为铁制农具的使用，在井田以外可以开垦出新的土地，从而产生了"私田"。这种"私田"越来越多，便使周王朝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度逐渐遭到破坏。因为私田数量的迅速增加，以至于私田的收入超过了井田的收入。诸侯、大夫因为占有大量私田，从而使其收入大大增加。而靠井田收入的周王室，越来越衰弱。在王室无法控制诸侯的情况下，一些经济发展快、军事实力强的诸侯便以武力兼并力量较弱的诸侯。这种兼并战争不断发展，从诸侯的兼并而至于大夫的兼并，进而形成"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周王室的地位就更加衰微了。频繁的兼并战争，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就迫使诸侯、大夫增加财政收入，于是便向新开垦的私田按亩征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的制度便应运而生了。私田得到承认，即地主土地私有制取得了合法存在的地位，标志着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已经开始了。

在政治上，则出现了几家大夫瓜分公室财产的事件。例如鲁国的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孔氏三家，在鲁襄公十二年（公元前561年）"三分公室"，到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又"四分公室"；周贞定三十六年（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大夫灭了智氏，把晋国公室也瓜分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周天子承认为诸侯。这就是"三家分晋"。而在齐国，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大夫田常实际控制了齐国的政权，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田和取代了姜氏，被周天子承认为诸侯，这就是"田氏代齐"。

这一系列事件，说明新兴地主阶级在这些诸侯国取得了政权，标志着封建社会的确立。

在思想战线上，周平王东迁以后，西周的"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了。原来属于"王官"的学者流落到民间，从而形成了诸子百家。作为周王室史官的老子，以其知识的渊博与思想的深邃，在思想界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在私人讲学中贡献巨大而创建儒家学派的孔子和从儒家脱胎出来而创建墨家学派的墨子，在春秋末与战国初，形成儒、墨显学对峙的局面。战国初中期，因杨朱学派的创立，其势力得到发展，从而形成了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儒家中的激进分子，在三晋中的魏国，开始了向法家的转化。早期法家李悝、吴起等完成了由儒家到法家的转化，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和推动生产

①　《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

力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魏文侯的支持下，以子夏为首的西河　之学在这一过程中有其特殊的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名实乖违的现象很多。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名家因此而产生了。

各家学派的出现，导致了互相间的争论与诘难。这种情况在齐国的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中，因其"兼容并包"的学术政策而得到顺利发展。老子的学说被改造为黄老之学，成为稷下学宫的主导思想。而田氏政权则对诸子百家都不歧视，一视同仁，因而吸引了各国学者云集于稷下。阴阳家、名家、齐法家、兵家等都发展很快，"百家争鸣"形成了高潮。另一方面，由于各家各派云集稷下，使其互相增进了解而致于相互影响、彼此取长补短，因而出现了百家融合的趋势。

到战国后期，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经过几世的经营，逐渐强大并具备了统一六国的良好条件。吕不韦与秦王政相继执行了广招人才的政策，致使包括稷下先生在内的学者纷纷跑到秦国，《吕氏春秋》的编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荀子、韩非、尉缭等人的入秦，对秦国的学术与政治、军事方面有重大的贡献，加速了秦统一六国的进程。

秦的统一，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基本结束。但诸子百家的思想，其中特别是儒（主要是孔子和思孟学派、荀子学派）、道、法、阴阳等家的思想，对秦王朝及其以后的各个朝代，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它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源头，无论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和宋元明的理学，还是清代的考据学，都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学在官府"与学术下到民间的转变以及诸子百家的形成在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文化战线上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局面，在我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春秋战国的阶级状况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与商业也发展起来，城市也随之大批兴起，出现了如临淄、安邑、邯郸、咸阳、定陶，等繁华的大都市。伴随着地主阶级的产生，大量的奴隶获得解放，而成为耕种私田的农民，或者成为小块土地私有者，即自耕农。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社会上对立的两大基本阶级。然而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奴隶也还大量存在着，官营手工业作坊私家的奴隶仍然没有获得解放。只是在农业生产中已经不使用奴隶了。个体工匠和商人在城市和乡镇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当时的社会阶级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在春秋战国社会，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士"阶层的大量涌现与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二）"学在官府"与学术下到民间"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说："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①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三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周礼》明确规定，那时的学校只允许"国之贵游子弟学焉"。②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论语》卷十八《微子》记载了王官流落民间的一些情况："太师挚适齐，五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鼓襄入于海。"这里所说的"太师"、"乐师、"鼓师"、"少师"等都是"王官"，是专门为王室服务的。在动乱中，他们分别逃到齐、楚、蔡、秦等国；有的人居于黄河或汉水之滨，有的则处于海边。这样他们就把本来属于官府的文化传播到民间。正如孔子向郯子学官之后对旁人说：""天

①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②　《周礼》卷十四《地官》。

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③还有另一种使王官散入民间的途径，如《吕氏春秋》卷二《当染》记载，鲁惠公使宰让请周平王派史角到鲁国传授"郊庙之礼"，史角被鲁惠公留在鲁国，"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即史角及其后代便定居于鲁国，成为墨子的老师。史角是西周末年周王室掌管"郊庙之礼"的史官，他被留在鲁国以后，经过数代相传，"郊庙之礼"并没失传，但他的后代已经不是周王室的史官了，于是"郊庙之礼"便流传于民间。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礼失而求诸野。"①这话是有道理的。

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私人办学兴起了。入学条件比西周时大为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②即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脩"（一串肉干）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就记载，中牟的地方官壬登（原文误为王登）在一天之内推荐两位学问渊博的人（即"士"）当上了中大夫，并赏赐了田宅。因此，中牟的人纷纷抛弃自己耕种的田地，出卖了房屋与园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即改学文学的人竟多达中牟人数的一半。由此可见，当时弃农为"士"的人数不少。当然"士"

的来源还有多种途径，而私人办学的发达，则是最主要的。

（三）"养士"之风的盛行与"士"的活跃"士"阶层的活跃，还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助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共长三丈六尺）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①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尊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招徕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大贵族"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还有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有"食客三千"。②这些食客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士"。

春秋战国诸侯、大夫、贵族的"养士"之风，使"士"受到重视，不仅生活有了保障，而且学术活动有了方便的条件。其中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取得卿相的地位，如吴起、商鞅等。这就鼓励了③　《左传》卷四十八《昭公十七年》。

①　《史记·十二诸年表序》。

②　《侯马北西庄东周遗址的清理》，《文物》1959年第6　期第43　页。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②　《国语·晋语八》。八郤指郤氏一家五人为大夫，三人为卿，因势力大，被晋厉公诛杀。"士"阶层的活跃和大大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

复杂的阶级关系与"士"阶层的活跃。这就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形成的社会与阶级基础。

（四）"百家争鸣"出现的特殊历史环境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

的盛况了。

（五）春秋战国时期宽容的学术政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形成，与各诸侯国宽容的学术政策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都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尤为突出。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稷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孟子问政，甚至像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于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①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屋和万钟的俸禄。

春秋战国各国诸侯的尊贤礼士，是因为他们要巩固其政权，力求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总结为政的得失，摸索统治经验，因而对各家各派都"兼而礼之"。韩非曾指出，当时的诸侯，以墨家薄葬短丧为节俭，从而礼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辉县发掘报告》。

之；又以儒家厚葬久丧为孝道，从而礼之。这是"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当时的诸侯，以漆雕轻视爵禄为廉洁，从而礼之；又以宋荣子（即宋■）"见侮不辱"为宽容，从而礼之。这是"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②《淮南子》卷十三《氾论训》说："百家殊业，兼务于治"。这句话正好反映了战国诸侯对待诸子百家总的态度。因为这些学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都可以进行选择而各取所需。

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者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栖"，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①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稷下学宫位于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湣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稷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特殊历史环境，对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稷下先生使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错综复杂、异常活跃的局面。

（六）"百家争鸣"与传统文化的继承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形成，与继承夏、商、周的传统文化也是分不开的。因为任何一种新学说或思想都不能凭空产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基础。众所周知，我国是文明古国，在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已经历夏、商、周三代，形成了以"六经"为主的传统文化。"六经"

就是丰富的思想资料。

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②古人虽然没有私人的著作，但古人并没有离开具体的事情而空谈道理，"六经"都是夏、商、西周先王的政治典籍。这是因为古代"学在官府"，而史官是官府里掌管文化知识的人。据《周礼·春官》记载，史官由大（太）史、小史、内史、大夫、士来充当，他们掌管"图书、记载、命令、法式之事"。①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认为，周代的"六官之属"，其中掌管文书的官员也称为"史"。可见"史"官的职务就是专门负责"藏书、读书、作书之为事"。

殷周的天子，一言一行都有史官作记录。据《玉藻》记载：天子的②　《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遗址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版第1　期。

①　古本《竹书纪本》载"自武王灭商，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自序》中说，从武王灭商至幽王灭国，积年二百七十五年。②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84　页。

①　《左传》襄公十年。

行动由左史记录，而言论由右史记录。《大戴礼·盛德》认为，内史居于左，即是左史；太史居于右，即是右史。因为殷周之时以左为尊，所以左史记录行动，右史记录言论。两汉时代，有所变化，因为以右为尊，所以《汉书·艺文志》认为，左史记录言论，而右史记录行动。

殷周之时史官的职权范围相当大，不仅记录天子的言论与行动，而且还主管教育与宗教仪式。《周礼》卷二《春官》明确记载，太史掌管"建邦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其中掌管"教典"的职能是"以教邦国，以教官府，以扰（驯）万民"。②教育也是由史官来负责进行的。

由于当时"学在官府"，因此那时便没有私人的著述。殷周的奴隶主贵族垄断了知识和学问。而知识和学问又和宗教神权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官府里太史、太祝、太卜等官吏，控制了社会的精神生产。这些人就是"王官"。而"王官"大都是史官，许多官都是以史命名。他们垄断学术文化是借神权统治来维持的，因而宗教迷信色彩很浓厚。他们还掌管着祭祀活动和占卜等等。这些活动，特别是祭祀，有严格的规定，反映出奴隶制等级制度的森严。

"王官"将保存在官府的资料分门别类整理汇编而成的典籍就是"六经"。其中宫廷的和民间搜集的诗歌，就是《诗》；国家的政令、国君的言论记录等档案材料，就是《书》；与卜筮有关的材料，就是《易》；典章制度与各种礼义的材料，就是《礼》；能歌唱的乐谱（已失传），就是《乐》；历史资料就是《春秋》。"六经"保存了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精华。

"六经"典籍原是"王官"藏于秘图（官府的图书馆）或太史之家的。随着"学在官府"格局的打破，不仅"王官"散入各诸侯国与民间，"六经"典籍也同时散入各诸侯国并流传于民间，从而成为诸子百家所据以创造新学说、新思想的主要和丰富的资料。

在古代，传统文化的保存，往往是以师徒、长幼之间的口耳相传为主要途径。许多民间传说与诗歌，甚至包括历史资料都是这样的。这些都是诸子百家形成其思想的丰富的宝藏。

（七）诸子百家的分类1。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分类的简况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即称为诸子百家。《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诸子百八十九家"。简而言之称"诸子百家"。按照其时间早晚为顺序，大致有老子、孔子、关尹、孙武、墨子、杨朱、子夏、吴起、商鞅、申不害、许行、宋钘、田骈、孙膑、孟子、庄子、惠施、慎到、尹文、荀子、邹衍、韩非、公孙龙、张仪、苏秦、吕不韦、尉缭等等。

在春秋战国诸子的著作中，对于诸子百家就有不少论述。战国中期的《孟子·滕文公》等篇论及儒、墨、杨朱以及农家许行，还有主张耕战的法家和兵家。《墨子·非儒》抨击儒家。《庄子》的《天下》、《骈②　《左传》僖公五年。

姆》等篇将诸子分为六类，提到姓名的思想家有十五六位。《荀子·非十二子》把十二位思想家也分为六类来评论。《韩非子·显学》主要评论儒、墨，也兼及杨朱等派别。《吕氏春秋·不二》论及老聃、孔子、墨子、关尹、列子、陈（田）骈、阳生（即杨朱）、孙膑、王廖、儿良等十一位思想家的特点。将"诸子百家"归纳为主要的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是西汉初期的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之父）

最先在《论六家要指》①中指出的。西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要略》中论述了先秦学术的发展，主要论孔子与儒者之学、墨子、管子、晏子以及"纵横修短"、"刑名之书"和"商鞅之法"。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②2。从诸子百家起源来分类的几种学说首先是《庄子·天下》倡导诸子百家出于"六经"之说：其次是班固根据刘歆的《七略》，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诸子出于王官之说；第三是《淮南子·要略》提出诸子出于"应世之急"说。从汉代以后到近代的胡适，基本上没有突破以上三种学说。

侯外庐认为，这三种学说，"其正误参半之处姑且不论，充其量只是对春秋战国之际诸子学说的"所以诞生"有所探究"。①而其中第一种与第二种，有相通之处。主张第二种即"王官"说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指出，诸子百家虽各有短长，但"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即是说，诸子百家的要指都是由"六经"演变出来的。而王官又是掌管"六经"的。章学诚《校讐通义》认为，《易》由太卜掌管，《书》藏于外史，《礼》保存在宗伯那里，《乐》隶属于司乐保管，《诗》收藏于太师之处，《春秋》储存于国史手中。可见，王官说与"六经"

说，就实质而论是一样的，只不过表述的形式不同而已。《庄子·天下》指出，《诗》是用来讲明事理的，《礼》是用来讲明行为规范的，《乐》是用来表达和气舒适的，《易》是用来表达阴阳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表达褒贬、定其名分的。"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而道之。"即"六经"的陈迹，散入各国，流布民间，诸子百家往往引用称道。这段话把诸子百家思想资料的来源说得很清楚。可见，王官说与"六经"说，就其思想资料来源而论，是相同的。而《汉书·艺文志》认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这里仅就思想资料的继承而言，与"六经"说是一致的。因为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没有私人讲学和著述之说。由此看来，"六经"说与"王官"说，"对春秋战国之际诸子学说的"所以诞生"有所探究"，仅仅是从思想资料的来源方面来进行的。当然这远远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因此，这两说仅从思想资料来源来对诸子百家进行分类，显然是不够的。

以上两说在历史上颇有影响，不少名家都如此主张。如章太炎《诸

①　《左传》昭公十五年。

②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①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子略说》主王官说，并详为之解。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有《诸子不出王官论》，赞同《淮南子·要略》的诸子出于"应世之急"说，并驳斥章太炎之说。应该说"应世之急"说所论学术之发生、发展，紧扣时代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比仅从思想资料的来源来分类要进步。当然它本身仍有不足之处。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诸子百家的形成，突破了上述诸说的旧框框。他认为，任何新学说，其根源都深藏于经济的事实之中，因此必须从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上来论述诸子百家的起源。在西周，因为"土地既然被氏族贵族公有制支配着，国民阶级既然没有在历史上登场，则思想意识的生产。。只有在氏族贵族的范围之内发展，不会走到民间"。而要打破这种格局，"唯一关键在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春秋发现了铁，则显然是此种改变的主要物质根据。

同时，也因为阶级的分化，出现了私学思想家，开始了严密语义的中国古代思想史"。①这种观点才开辟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研究的新阶段。

3。先秦诸子分为"六家"或"十家"的长处与不足司马谈把先秦诸子划分为"六家"，刘歆、班固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为"十家"或"九流"。应该说这对于春秋战国思想的研究是有贡献的。但是也应指出，这些划分并不全面。比如杨朱学派在当时思想界的影响颇大，孟子常把他们与墨家相提并论。而且杨朱与老子、庄子不同，其阶级立场更不一样，不宜列入道家，而应该是独立的一家。若是按"六家"或"十家"的框框来套，勉强将其归入道家，甚至说成是道家的始祖，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兵家在《吕氏春秋·不二》中就提到"孙膑贵势"，并与老子、孔子、墨子等并列。兵家的代表人物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对后世军事史和思想史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就是当时，因为战争的频繁，兵家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在"六家"

或"十家"中却没有兵家。《汉书·艺文志》把兵家的著作或者列入道家，或者列入杂家，这样归类当然是不科学的。不过，班固并未否认兵家的存在。《汉书·艺文志》指出："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看来他认为"诸子十家"出于王官，而把兵家作为王官之武备。然而既列纵横家而不列兵家，有点说不过去。纵横家朝秦暮楚，颇能兴风作浪。但是就其学术而言，实在谈不上，远不如兵家。因此，我们应该把兵家单独列为一家。

还应指出，一家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之中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相互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根据韩非所说，孔子死后，儒家分裂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①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②在儒家八派中，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属一派，即思孟学派；孙氏之儒，即荀子一派。在战国时期的儒家，影响较大的就是这两派。孟子和荀子都不是简单地继承孔子，而是各有发展。孟、荀之间在

①　《左传》隐公三年。

①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国语·晋语四》。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8-30　页。许多问题上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可见，同为儒家，差异却相当大。道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稷下学宫的宋钘、尹文的思想和老子、庄子的思想颇多不同。如果以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作标准来分析"诸子百家"，就会发现，两者虽然同属一家，但在哲学上却往往分属不同的哲学阵营；相反，分属两家的思想家，有的在哲学上却属于同一阵营。如孟子和荀子同是儒家，孟子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荀子哲学则是唯物主义的。又比如，老、庄与稷下学宫的宋钘、尹文，同属道家，但老、庄哲学偏于唯心主义、而宋钘、尹文的哲学则是唯物主义的。

虽然如此，司马谈、刘歆与班固从每一"家"的主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来分类，或"六家"或"十家"的做法，给先秦诸子的分类标准，还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为春秋战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方便，所以它被后世一直沿用下来。

三、孔子的思想与儒家的创立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与他所创立的儒家，在春秋战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它还对中国思想史有着巨大的影响。

（一）孔子思想与儒家产生于鲁国的历史根源孔子思想与儒家创立在鲁国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西周时，鲁国在诸侯国中居于特殊的地位。鲁国是周武王之弟周公（姬旦）的封国。因周公辅佐周成王有功，封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①但是，周公仍然留在朝中辅佐成王，而是派儿子伯禽到曲阜代他受封，即伯禽代就鲁公之位。周成王十分感激周公的恩德，使鲁国享有天子独有的祭祀天和祖庙的特权。这是其他诸侯国所没有的。因此，"鲁有天子礼乐"。②《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子鱼说，周成王"分鲁公（伯禽）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即周成王将上画交龙的大旗及插旗的铜质金路、夏后氏所用的珍器--半璧形的璜、封父所用的良弓，分赐给鲁公伯禽。又分赐给鲁国附庸小国与太祝、宗人、太卜、太史等官，还有服用的器物、典籍简册以及卿、大夫、士等百官和宗庙祭祀的彝器。这些就使得鲁国文化繁盛，远远超过了其他诸侯国。

而周王室的文物典籍、礼器等等，在犬戎入侵之时，周平王东迁洛邑的动乱过程中，几乎全都丧失了。但是鲁国未遭此劫难，仍然保存着王室赐予的典籍简册、各种礼器以及史官的设置。因此，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聘问，从太史氏那里看到所藏的《易》、《象》和《春秋》等典籍文献之后，发出了"周礼尽在鲁矣"，①即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的感叹！《左传·闵公元年》记载仲孙湫说：鲁"犹秉周礼。"又说："鲁不弃周礼。"《周礼·明堂位》也记载，鲁国的"礼、乐、刑、法、政、俗"并没有什么改变。各诸侯国都认为鲁长期保存周礼是"有道之国"，所以天下诸侯的礼乐制度都仰仗于到鲁国去学习。

正因为如此，鲁国的儒士相当多。在孔子创立儒家之前，"儒"早已有之。关于"儒"的含义，东汉郑玄注释《周礼》"儒以道德民"时指出："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②可见，儒是用《诗》、《书》、《易》、《礼》、《乐》、《春秋》（即"六艺"）来教育贵族子弟的王官。春秋时代，"官学"变而为私学，人们把从事教育的先生也称为儒。儒一般都穿着儒服。《庄子·田子方》记载："鲁多儒士"。又说，鲁"举国而儒服"。这都说明鲁国儒士之多。而穿着儒服的儒士，即《庄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皇甫谧说："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①　《左传》桓公十八年。

②　《左传》庄公十九年，二十一年。《国语·周语上》。

子》所说的"邹鲁之士，搢（缙）绅先生"。①而"邹鲁之士"的"邹"，是指孔子的故乡"陬"。"陬鲁"即是鲁国。《庄子》这里所说"搢绅先生"，是多能懂得《诗》、《书》、《礼》、《乐》等经典的，这说明郑玄上述的注释是有根据的。总之，这些都反映了鲁国是保留殷周文化传统最丰富的诸侯国。因此，孔子思想形成与儒家在鲁国产生，绝不是偶然的。

（二）孔子的生平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少年时代"贫且贱"，青年时代曾作过管理仓库和看管牛羊的小吏。因为孔子努力求学，又懂得周礼，所以鲁昭公曾派他到周王室史官老子那里去学礼。后来，因鲁国内乱，避乱到齐国。回国后，鲁政局动荡，他只好从事教育，整理文献典籍。鲁定公九至十三年（公元前501-前497年）先任中都宰，后任司空、大司寇；后因他与鲁国执政者季氏的矛盾不可调和而弃官，离开鲁国，率弟子"周游列国"

14年（公元前497-前484年）。他曾先后到了卫、陈、曹、宋、郑、蔡等国，但都没有实现他的政治主张。晚年回到鲁国，以"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从事教育和整理古籍的工作，为保存和传布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论语》一书是孔子的弟子对他的言行的记录，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依据。

（三）政治思想孔子处于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末期。他认为当时"礼乐征伐"由诸侯控制，就是"天下无道"的社会。他反对春秋末期政权下移，认为由诸侯掌权，大约十代很少有不灭亡的；由大夫掌权，五代很少有不垮台的；而卿大夫的家臣掌权，则三代很少不失掉政权的。①周敬王七年（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把刑书铸在鼎上公诸于众。孔子认为晋国抛弃了祖宗的法度，打破了"贵贱不衍"的秩序，因此表示反对。齐国的陈恒杀了齐简公（即"田氏代齐"），孔子听说后"沐浴而朝"，请求鲁哀公兴兵讨伐陈恒。②鲁大夫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的家臣势力强大，控制着三家的都城费、郈、成。三家打算拆毁都城以限制家臣的势力；孔子则想利用这个矛盾，以达到扩张公室的目的。所以他和鲁定公合谋，支持三家的行动。从以上几件事看来，孔子在政治上是倾向保守的。

这种倾向还明显反映在他对"礼"和"正名"的看法上。

"礼"的原意是人通过敬神以求享福。它反映了人与神的关系。因此，最初是与神权政治相结合的，后来发展为贵族等级制度的亲疏、尊卑、贵贱、上下的严格划分。"礼"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祭礼、丧礼、外交礼、作战礼、婚嫁礼等等，实际上包括社会关系与典章制度。它是

①　《左传》僖公十一年、二十五年。

①　《左传》文公十八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三十二年。

维护旧的社会秩序的礼节仪式和道德规范。

孔子对周礼持改良主义态度。他对礼很重视，无论在朝还是在家，一言一行都严格按照礼的规定办。而且他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周礼。比如《论语·八佾》说，子贡不遵守周礼的规定，认为每月初一告祭祖庙的活羊可以不用，孔子表示反对，认为你爱那只羊，而我爱周礼的规定。又如，《论语·先进》记载，孔子的弟子颜渊死了，没钱买棺之外的椁，弟子们建议把孔子的车子卖了买椁。他反对，认为他是大夫，按"礼"

的规定出门应该坐车而不能步行。弟子们又要厚葬颜渊，孔子认为不可。但弟子们没有听他的话。孔子急忙解释，厚葬颜渊不是他的意思，而是弟子们干的。孔子对他得意的弟子颜渊尚且如此，可见他是严格按照"礼"来办事的。

然而孔子对历代的礼，又主张改良。《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认为殷代的礼是根据夏代的礼有所"损益"而制订的，周代的礼又是根据殷代的礼有所"损益"而制订的。以后如果有继承周礼的，虽然经过一百世也可以知道它的来源。他对夏、商、周三代的礼作了比较以后，认为周礼比较完善，因为它参考了夏、商两代的礼。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①《论语·阳货》又记载，孔子说，如果有人要用我为政，我就要在东方复兴周道。

因此，孔子对诸侯大夫、家臣僭越礼制的活动持反对的态度。比如，《论语·八佾》记载，鲁三家在祭祀宗庙之后，不应该唱《诗经·周颂》的一篇叫做《雍》的诗。因为它只有天子祭祀宗庙后，在撤去祭品时才能唱。孔子对季氏"八佾舞于庭"十分反对。因为用8　行共64　个舞女所跳的舞，是天子所用的礼。而季氏是大夫，当然不能用。所以孔子说，连这都可以容忍，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的呢？！可见孔子对此是何等深恶痛绝。又比如，当时季氏祭祀泰山，而这是只有天子和诸侯才可以干的事，季氏只是个大夫，按礼是不可以干的。因此，孔子希望他在季氏手下办事的学生冉有来阻止这事。但是，冉有却不愿意。于是，他大发感慨，责备冉有。又比如，《论语·公冶长》记载，孔子反对鲁大夫臧文仲把一种叫蔡的大乌龟放在雕梁画栋的房屋里。因为这是天子所用的礼，所以孔子批评臧文仲这样做算什么"明智"呢？

但是，孔子并不主张完全恢复周礼，而是主张改良。他要在不触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题下，通过改良的途径来维护旧的制度。这种改良主要表现在他企图用"德"和"礼"来补充"政"和"刑"的不足。

他认为只用行政命令和刑罚来治理民众还不够，应该进一步用"德"来加强思想教育和用"礼"来进行约束，这样民众就知道羞耻而服从统治了。①这是一种调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矛盾的方法。孔子认为，只有统治者讲礼，民众也跟着讲礼，这样的社会才能够稳定。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②他把礼看成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规定。有了礼，就可以防止人民的反叛。《论语·雍也》记载孔子说，有道德的君子要学问渊博，用礼来约束自己，就不可能有反叛的事发生了。同时，他又在《论

①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疆域表序》。

①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疆域表》周表后按语。

②　《论语》卷十六《子路》。

语·子路》中，主张在不违背周礼"亲亲"原则的前题下"举贤才"，即挑选有才能的人参与管理国家。在《论语·为政》中，他认为这样做就能使"民服"。否则，"民不服。"而他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因民之利而利之。"

这些都是从缓和阶级矛盾出发的。对于"礼"，孔子主张在不改变礼的本质的前提下，可以在形式上作一些修改，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比如，《论语·子罕》记载，过去用麻布作礼帽虽符合周礼，但很费工；当时都改用丝绸来做，比较节俭。孔子便赞成当时的做法。又比如，《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认为礼节仪式与其奢侈，不如节俭；丧礼与其注重仪式的完备，不如内心的悲戚。因此，孔子对春秋末期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内容的礼乐，很有感慨。《论语·阳货》记载孔子说，"礼"难道只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难道只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孔子对"礼"的这种态度，正是他企图进行某些改良而不愿触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一种反映。

孔子的保守思想，更多的体现在他的"正名"主张上。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已是"礼坏乐崩"，臣子杀国君，儿子杀父亲之类的事经常发生。他为了挽救社会危机，提出了"正名"的主张。据《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在卫时，子路问他："如果卫君用你管理国家，你打算首先做什么事呢？"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所谓"正名"，就是用周礼的等级名分，把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变动而破坏了的"名"、"实"

关系匡正过来。孔子认为，在当时的社会里，只要把不符合周礼所规定的那些人和事物都统统匡正了，即建立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就能"名正言顺"，天下太平了。这就是要用"名"去规定"实"，而不是依据"实"赋予"名"。这种把"名"看成第一性，"实"看成第二性的"名实观"，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他认为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是由于"名"与"实"不符引起的。因此，他认为只要通过"正名"的办法就能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和"正名"。前者虽然主张维护旧秩序，但已经有所改良；后者则显得比较守旧。

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的统一思想。孔子企图用周天子为统一的象征，但那时的周天子势力已经大大削弱，难以控制各个诸侯。因此，孔子的统一思想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社会动乱，政权下移，已经是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孔子无法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孔子这一主张，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要求消灭混乱局面，形成有秩序的统一的社会思想；另一方面，他对事物发展的认识又违反了历史规律。孔子的统一思想不符合春秋末期历史上的客观实际。但是，一旦统一的政权出现以后，这种尊君的统一思想，就很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口胃。因此，从汉王朝统一局面形成以后，统治者就认识到孔子思想对统一政权的效用，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公羊学派直接继承孔子而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孔子的统一思想，对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都有积极的影响。因为一个统一的政权和国家是有利于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而分裂的局面则是不利的。从这点看，孔子统一的思想在历史上居于很重要的地位，对封建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四）经济思想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①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孔子认为："义以生利"。即先有了"义"，才能生出利。《易传·文言》说："利者，义之和也。"这是把对立的"义"和"利"两者统一了起来。这种思想很符合孔子的主张，《左传·昭公十年》记载晏婴说："义，利之本也。"义是利的根本。与孔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孔子反对片面追求功利。他认为在"利"的面前，必须时刻以"义"来衡量是否应该取。他说，符合道义然后才去取得，这样人们就不会厌恶他的取得。相反，"放于利而行，多怨"。①即片面追求个人私利，并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导思想，就会产生许多的怨恨。因此，孔子认为，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②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孔子还认为，种田的人就免不了饿肚子，而读书的人就能做官而享受俸禄。

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鲁国又"用田赋"，即按亩征收军赋，孔子也表示反对。①但是孔子却主张"富民"。他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认为对民众的剥削不应采取竭泽而渔的办法。他在《论语·阳货》中主张为政要宽，说："宽则得众"。他在卫国和弟子冉有论政，提出对民众要"富之"。②即富民的主张。在孔子看来，民众富足了，国君没有不富足的；而民众不富足，国君没有富足的。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

①　1923年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晋墓出土牛尊，高33.7　厘米，牛鼻穿有鼻环。见浑源彝器图，中国古青铜选著录，现藏上海博物馆。

①　傅斯年：《大东小东说》，载《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

②　《论语》卷八《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①　《左传》闵公二年。

②　《左传》成公七年。

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五）伦理思想孔子的伦理思想，即是他的"仁"的学说。据清人阮元统计，"仁"

在《论语》中有五十八章提到，而"仁"字出现共105　次。③"仁"的含义，主要是道德伦理学说，但也包括治国之道和学问之道。

"仁"字出现较早，但赋予其哲学意义是从孔子才开始的。据《说文解字·人部》说："仁，亲也，从人从二。"阮元解释"从人从二"

就是"人与人相偶"，④即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基本意思是"爱人"。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要相爱。

主张"仁"的学说，并把它付诸实行，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又把它概括为"忠恕"两个字。这是符合孔子原意的。"恕"就是自己所不希望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即《论语·卫灵公》记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就是忠诚，对人对君都要忠诚。也就是自己要站得住，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满足的要求，也要使别人得到满足，即《论语·雍也》记载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的"仁"还包括恭敬、宽大、守信用、勤快、恩惠。认为居住在家谦恭、办事认真严肃。而刚强、果断、朴实、说话慎重，这样就接近仁了。孔子还认为仁者不轻易说话，指出那些"巧言令色"的人是很少有仁的；而油嘴滑舌、常与别人争辩很令人讨厌。孔子还主张"志士仁人"没有因为求生而加害于人的，而"有杀身以成仁"。他还认为仁者也不贪财利。

孔子还常把"知"、"仁"、"勇"三者并提。他的弟子子贡认为这是孔子所具有的三种道德。孔子认为仁包含了勇敢。他说仁者必然勇敢，而勇敢的人未必是仁者。又认为仁者以仁为安宅，有知者以仁为有利。可见仁包含了知，仁者高于有知者。从修养来说，先达到"知"，然后才能达到"仁"。

孔子的"仁"还包括孝悌。孔门弟子有子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因此，宰我不实行三年之丧，孔子就说他"不仁"。他认为只要统治者厚待自己的亲族，则民众就可以实行仁了。孔子还认为仁是高于血缘关系的，他说："虽有周亲，不如仁人。"①这种认识是有积极意义的。

《论语·颜渊》记载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反映了"仁"

与"礼"的关系。克制自己，使之符合"礼"的要求，这就是"仁"。

具体的办法是凡不符合"礼"所规定的，就不看、不听、不说、不做。

孔子认为，一旦做到"仁"，则天下的人都会称许你的。

③　《揅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

④　《揅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

①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疆域表》。

可见，"仁"的标准是"礼"。只有按"礼"的规定办事，才称得上"仁"。不过，孔子又把"仁"看成是纯主观的内心修养，是别人不能代替的。因此，实行"仁"并不困难，只要我想实行，"仁"马上就达到了。这是要求大家都来进行"仁"的修养，从而达到维护"周礼"

的目的。在孔子看来，民众是需要"仁"的，而且也可以实行"仁"。

因此，"仁"不仅适用于统治者内部，也适用于被统治者。

总之，孔子"仁"的学说是为统治者着想，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的。一般地说，实行起来不算难，但是真正达到标准成为"仁人"，又很不容易。可见，其目的是给人指出如何做人的努力方向。

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臣子杀国君，儿子杀父亲之类的事经常发生，社会各方面的矛盾都很尖锐，人与人的关系非常紧张。"因此，孔子站在奴隶主改良派的立场，企图挽救社会的危机。他的办法是提倡"仁者爱人"来达到调和矛盾，即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调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对于前者很易理解；对于后者，孔子的弟子有若说得清楚，既然"仁"的根本是孝悌，而民众懂得这一点都实行"孝悌"

之道，这样，就不会犯上作乱了。①但是孔子的"仁"学具有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孔子说，民众可以实行"仁"，但实际生活中，民众又对他提倡的"仁"并不感兴趣。因此，他感叹说，"君子"里也有不仁的，但在"小人"里却没有-个仁者。①但是，孔子提出"爱人"的口号来修补过去的"克己复礼"，则是西周以来"重民"思想的一种反映，其中透露出劳动者在身份上的变化，这在思想上不失为一个进步。而孔子专门论述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重大贡献。孔子的"仁"的学说，被战国中期的孟子发展为"仁政"。到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孔子仁的学说为封建统治者利用并加以改造，成为封建统治的一套思想体系，起着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孔子"仁"的学说，也被历史上一些进步思想家所接受和改造，在历史上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

（六）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中，关于天命鬼神的思想比较复杂。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②可见，天有无比的权威，是世间万事万物、凶吉祸福的主宰者。这就赋予天以意志，成为有人格的神。因此，他有"畏天命"的主张，进而又有"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主张。③他还认为，"道"是否行得通，这是由命决定的，人们要想阻碍也办不到。由此可见，孔子基本上是维护传统的天命思想的。但孔子又不完全是天命论者，他也承认天是自然之天，天并不说话，春夏秋冬四季运转，百物自然生长。

这里的天，没有任何神秘的意味。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孔子思想中有发

①　《国语·郑语》。

①　《诗经·鲁颂·閟宫》。

②　波梁斯著：《外国经济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9　页。

③　《论语》卷十九《季氏》。

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因素。他主张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但是，他又说，"知我者其天乎！"①这里仍然有天命的影子。在他得意的弟子颜渊死后，他又发出了"天丧予！天丧予！"的感叹。总之，孔子在天命思想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矛盾是西周末年，天命思想已经动摇，在孔子思想上的反映。

对鬼神的态度，孔子也与对天命的态度相似。他一方面赞美禹对鬼神的孝顺，一方面又说，祭祀与自己没有关系的鬼，是谄媚。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还是主张祭祀鬼神。但是他又与传统的鬼神观不一样。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②认为还没有能够事奉人，怎么能够事奉鬼神呢？还没有知道生，怎么能够知道死呢？这里孔子首先强调的是事奉人和知道生。而且他还"不语怪、力、乱、神"。在一定的程度上，他是怀疑鬼神的，而把人事看得更重要。显然这是他继承了子产"天道远，人道迩"（近）的思想。

在认识论方面，孔子也具有调和的色彩。他认为，生下来就具有天赋知识的人是最上等；经过学习才具有知识的人要次一等；遇到困难才学习的人又次一等；而遇到困难仍不学习的人就是最下等的人。③孔子还说，只有"上知"与"下愚"，即最上等的聪明人与最下等的人（愚蠢人），是不能改变的。可见，他把人分为若干等级。而"上知"与"下愚"的区分，反映他有知识是天生就有，不必通过学习和实践的先验论。但是，孔子从来没有称许过任何人是"生而知之"的。也不承认他是先天就有知识的人，而且还多次承认他有过错，并主张要改正错误。因此，实际上他所说的"上知"这一等是虚设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他的先验论。而仅就孔子"学而知之"的主张，即知识是通过学习而来的，这在认识论上就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他认为，"学而知之"包括"多闻"，即多听各种各样的意见，并且择善而从，即选择其中好的意见去照办。也包括，"多见而识之"，①即多看并且把它记住。这里的"多闻"、择善、"多见"、"识之"，实际上讲述了求知的过程。孔子一身从事传授知识的教育工作，对这个过程是身体力行的。因此，对于孔子的认识论，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而不能一概以先验论而全面否定。

孔子的方法论是"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②所谓"中"，按照朱熹《四书集注》的解释，就是"无过无不及"。即既不过激，也不要不够。而"中庸"，正是《论语·尧曰》所说的"允执其中"的"中"，即恰到好处，最正确、最合理的意思。孔子认为，他的弟子子张太过激，而子夏又不够，太过激与不够都是不符合"中庸"

①　《韩非子·解老》。

②　《论语》卷七《雍也》。

③　《论语》卷十九《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学习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①　《周礼·草人》："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种，骍刚（赤刚土）用牛，赤，缇（赤黄色土）用羊，■壤（肥美的土）用麋，渴泽（塗泥）用鹿，鹹潟（盐鹹土）用貆，勃壤（粉状土）用狐，埴垆（黑色坚硬的土）用豕，强■（坚硬的土）用蕡，轻■（浮鬆的土）用犬。"郑玄注说："凡所以粪种首，皆谓煮取汁也。。。郑司农云：用牛，以牛骨汁渍其种也。谓之粪种。"②　《论语》卷七《雍也》。

的。"中庸"又可叫做"中行"。孔子认为，如果不能够与实行中庸之道的人交往，那么也要与积极进取的或有所不为的人（即"狂狷"）交往。因为这两种人要比没有是非标准，随波逐流的人（即"乡愿"）好得多。《论语·子路》记载，孔子是主张"和而不同"的。"和"是有原则性，对错误的言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从而使之达到恰到好处。而"同"则是盲目服从，随声附和，根本没有原则性。"和而不同"的和，正符合"中庸"之道。可见，孔子的"中庸"并不是不讲原则的折中调和，而与"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毫无共同之处。

《论语·子罕》记载孔子说他的"中庸"的方法是"叩其两端而竭焉"，即对事物进行调查研究，以便弄清楚事物的两个极端，这样就对事物有所认识了。比如说，要认识一个人，只要看他结交什么样的朋友，观察他为了达到目的而采用什么方法，了解他对什么事情心安理得，对什么事情于心不安。这样，就能得出结论了。①因此，孔子"中庸"的方法论是具有唯物辩证法因素的。但是这种方法论对矛盾双方的斗争性缺乏认识，对矛盾的转化也不够重视，因此容易被后世的封建统治者歪曲为折中、调和而加以提倡，使它长期在封建社会中起着消极的影响。

（七）教育思想孔子几十年从事教育实践，他的教育思想有许多符合人类认识发展过程的著名论断，具有积极的意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首先，孔子教育弟子要有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这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②其次，在治学方法上，孔子主张反复温习。他在《论语·学而》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又在《论语·为政》中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他还主张，学习要有恒心，要坚持不懈，努力前进，从不停止。孔子十分强调主观努力，把它譬喻为用土造山，要永远不休止地努力。同时，他还反对主观成见，即不猜测（"毋意"），不武断（"毋必"），不固执（"毋固"），不自以为是（"毋我"）。在学与思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学思相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③即只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惑，只思考而不学习则是危险的。孔子对前人的知识很重视，主张借鉴，认为要踏着前人的脚步前进，才能获得成功。可见，孔子在学习态度与治学方法上都强调客观事实而反对主观成见。

第三，"因才施教"是孔子的教育方法。他根据弟子中不同程度、不同特点而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教育。他还提出了启发式的教育法。即让学生独立思考，不到反复思考还是想不通的程度，就不去开导；不到反复思考已有了体会、想说又难以说得出来的程度，就不去启发；弟子要是不能"举一反三"，就暂时不答复。①第四，孔子教育不分贵贱等级的"有教无类"思想，使受教育的范

①　《左传》隐公十一年。

②　《左传》桓公十五年。

③　《论语》卷二《为政》。

①　见《说文解字》壤字解释。

围大大扩大了。他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有72人。②他们便是孔子所创建的儒家的基本队伍。可见，孔子在我国教育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总之，孔子思想虽然在春秋末期没有被统治者所重视，但到封建政权巩固以后，孔子的思想便被统治阶级按照他们的需要进行改造，使之形成一整套封建统治思想体系。孔子被抬到"至圣先师"的高度，而《论语》等儒家著作，被视为经典，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因而就传统文化而言，孔子以及儒家学说，又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对我国社会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

②　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引马融说。

四、邹鲁儒、墨显学之争孔子创建儒家之后，墨翟（约公元前480-前420年）也在鲁国创建墨家，两家形成"显学"，互相争鸣，从而揭开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第一幕--儒、墨显学之争。

（一）关于百家争鸣的发端我们知道，作为周王室史官的老子（聃），不仅早于墨子，而且年长于孔子（孔子曾到周室问礼于老子）。为什么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第一幕是邹鲁儒、墨显学之争，而不是儒老（或说儒道）之争呢？上面我们已经讲过关于学术由官府下到民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孔子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老子则远不如孔子。《史记·老子列传》记载，老子看到周王朝已衰落，便弃官离开洛邑，到了函谷关。守关的令尹喜请老子为他著书，于是老子才著了上、下篇论述道德的意义，约五千字，而出关西去。老子究竟去了什么地方，最后死于何处，这些都成了千古之谜。因此，老子在当时影响有限。然而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孔子，在打破"学在官府"的格局，开创私人讲学的历史潮流中，贡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至于他是否为第一个开办私学的人，无关紧要。据童书业研究指出，春秋时代，过去的"王室之学"逐渐消失，关于官办学校的史料几乎找不到，可能是"私人讲学之风"在这时逐渐兴起。《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的叔孙豹说，鲁国过去的臧文仲大夫，虽已去世，而"其言立"，即他的言论能成立，流传于后世。由此看来，臧文仲等人已有私人讲学的事。至于孔子，本是个求学没有固定老师的人。

他的弟子子贡曾说，周文王、武王之道没有失传，这是在于有人将它传播开去，贤德的人能懂得其中大的方面，不够贤德的人只懂德其中小的方面。但无论大的方面，还是小的方面，总还是有周文王、武王之道的。①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私人讲学的学者很多，而孔子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人物。②我们知道，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的有72人。这在世界古代教育史上是少有的。孔子的弟子遍布各诸侯国，在学术的许多领域里都有很深的造诣，影响颇大，确实称得上是"显学"。

与儒家对立的是墨翟创建的墨家。墨子的祖先虽是宋国人，但后来长期居住鲁国，应该是鲁国人。他最初投师儒者，学习儒家之业。但是他后来认为儒家的烦琐礼节很难施行，特别是"厚葬"、"久丧"（三年之丧）的主张，浪费财物，使民众贫困，办丧事还要花许多时间，既损伤活人的身体，又妨害从事生产。所以，他"背周道而用夏政"③，即背弃周代烦琐礼节和"厚葬"、"久丧"的习俗，而用夏代的"节财"、"薄葬"、"简服"（三月之丧）的简朴精神。因此，墨子背叛了儒家而另外创建墨家。墨家发展很快，人数众多。《墨子·公输》记载，墨子对楚王说，他的弟子有"禽滑■等三百人"。而《淮南子·泰族训》

①　《孟子·告子下》。

②　《论语·宪问》。

③　《国语·齐语》。

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吕氏春秋·上德》也记载，墨家的领袖孟胜为阳城君死难，他的弟子从他而死的有180人。由此还可看出，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组织和纪律的集团，有相当大的活动能力。关于儒、墨显学，据《吕氏春秋》说，在孔子、墨子死后，"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①可见当时两家的盛况。儒、墨相互诘难，《墨子》有《非儒》，专门抨击儒家，儒、墨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形成尖锐的对立。

因此，把儒、墨之争作为先秦"百家争鸣"的发端，或者说第一阶段，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儒、墨显学之争产生于邹鲁的历史根源和时代背景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儒家产生于邹鲁的历史根源，而墨子创建墨家也是在邹鲁，因而儒、墨显学之争也产生在邹鲁。我们知道，墨子最初是以儒者为师的。他创建墨家依据的思想资料也是《诗》、《书》等经典，继承的仍然是邹鲁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两家之争产生于邹鲁的历史根源。《吕氏春秋·有度》记载，儒墨之徒"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由此可见，两家虽然互相争鸣，但也有共同的地方。他们之所以相争，只是因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各不相同。墨子出身破落贵族家庭，曾作过宋大夫，但后来地位下降，接近劳动者。他当过工匠，在《墨子·贵义》中被称为"贱人"，在《吕氏春秋·爱类》中被称为"北方之鄙人"。

可见其社会地位低下。而墨家的成员很多是下层社会的劳动者，他们多半穿着粗衣、草鞋，勤劳工作，日夜不休，以自苦为理之妙极。②他们常常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说话。荀子认为墨家的学说是"役夫之道"，①也可反映墨家是生产者的代表。因此，儒墨显学之争，是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制诞生的初期，统治阶级与小生产者对立和斗争在思想领域内的反映。

儒、墨显学之争还有其鲁国的时代背景。《孟子·告子下》记载，淳于髠说，"鲁穆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公仪子即公仪休，贤者，为官清廉，拒收贿赂。在其为政期间，鲁国政治上还算比较好。子思是孔子之孙，也是贤者，《孟子》记载，鲁穆公尊礼子思，为了使子思安心在鲁从政，经常派人去安慰子思，保证按子思的建议办事。孟子还谈到在穆公朝中任职的泄柳、申详。泄柳即子柳，亦即《说苑·杂言》所说的子庚。《孟子·滕文公下》记载，鲁穆公礼贤，最初亲自见泄柳。而泄柳"闭门而不纳"，即不开门与他相见。可见鲁穆公尚贤之一斑。申详，据《礼记·檀弓上》郑玄注，为孔子学生子张的儿子、子游的女婿。当时儒家在鲁国势力颇大，鲁穆公时，孔子的弟子曾参已死，他的儿子曾申也是有名的儒者。那时年青的吴起从卫逃至鲁，便投到曾申门下。后来与曾申决裂，学兵法而成为鲁将。吴起之所以破格提拔为鲁将，与鲁穆公礼贤是分不开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谈

①　《国语·齐语》。

②　《论语·微子篇》有"五谷"之说。此外《孟子·滕文公篇》也有"五谷"的提法。

①　《国语·齐语》。

到鲁穆公礼贤诸人中有"南宫边"，列于墨子之后，②但墨子弟子中无此人，恐为南宫适之误。南宫适为鲁大夫，孔子的弟子。

墨子居鲁，为鲁人，其活动多从鲁出发而到其他地方。《墨子·鲁问》记载，越王派公尚过"迎子墨子于鲁"。《墨子·贵义》又记载"子墨子自鲁即齐"。与其他古籍相印证，正是如此。《吕氏春秋·爱类》说，墨子救宋，"自鲁往，。。见荆王"。《淮南子·修务训》记载此事则说，墨子听说"楚欲攻宋"，"自鲁趍（走）。。至于郢。"《墨子·公输》记载："子墨子归，过宋"。这是指墨子由楚而归鲁，经过宋国。可见墨子确是鲁人，常居住在鲁国。前面已经提到墨子学于史角的后人，也是在鲁国。当然，墨子的弟子禽滑■、耕柱子、高石子等，则不仅仅在鲁国，而是遍于各诸侯国了。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讲鲁穆公"礼贤"时，特别提出墨子，并说："在这里儒、墨两派特别活跃"。他还指出："鲁缪（穆）公把"孔子贵公"、"墨子贵兼"（《尸子》）的两派文化人兼礼。"①这一论断是正确的。《墨子·鲁问》记载，鲁君对墨子说，我怕齐国来攻打，可以相救吗？墨子说：可以。这里所说的鲁君，孙诒让怀疑就是鲁穆公。②从时间上来看，孙说是对的。鲁穆公时，齐国多次攻伐鲁国。《墨子·鲁问》记载，墨子派胜绰在项子牛部下任职，项子牛"三侵鲁地"。孙诒让注指出，项子牛是齐国人，但"三侵鲁地"，不知在什么时间。从《史记·六国年表》与《田齐世家》来看，鲁元公十九年，齐国征伐鲁国的葛和安陵，二十年取鲁一城。穆公二年齐又伐鲁取郕。十六年伐鲁，取最。这大概就是指的"三侵鲁地"的事吧？③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仕鲁考》不同意孙诒让的说法，他认为，齐伐鲁国之葛和安陵，应为穆公四年齐伐鲁莒及安阳。鲁穆公四年（公元前412年）为齐宣公四十四年，齐国派项子牛进攻鲁。这场战争，因鲁穆公起用吴起为将，战胜了齐国。

在这场战争中，墨子的弟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胜绰即在项子牛部下，参加了战争。墨子听说之后，派弟子高孙子去把胜绰从项子牛部下撤退出来，并严厉斥责他是"禄胜义"，①即过分贪图俸禄而不顾道义的人。

由此可见，鲁穆公的礼贤，在当时意义重大。它不仅使鲁国在这次战争中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且对儒、墨两家在鲁国并存，从而形成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第一阶段--儒、墨显学之争，也起了促进作用。（三）墨子思想与墨家的创建1。墨子的生平、《墨子》与墨家墨子为鲁人，也有人说他是齐国人。曾到过宋、卫、楚、齐等国，②　《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46　页。

①　《公羊传》僖公四年。

②　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③　孙诒让：《墨子闲诂》卷十三《鲁问》，第428　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①　《左传》闵公二年。

并打算到越国，但终未成行。其主要事迹有：阻止鲁阳文君攻郑，说服公输般而止楚攻宋。楚惠工打算以书社封墨子，越王也打算以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但墨子都没有接受。宋昭公时曾做过宋大夫。但以后地位下降，接近劳动者。②《墨子》一书，大部分是墨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记录的汇集。它是研究墨子思想的直接材料，其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　篇，是后期墨家的著作。也有人认为《经上》、《经下》两篇是墨子的著作。

在《墨子·鲁问》中，墨翟提出了墨家的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他认为，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主张中最适合的方案。如"国家昏乱"，就选用"尚贤"、"尚同"；国家贫弱，就选用"节用"、"节葬"；等等。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团体。他们的领袖称为"巨子"。第一任巨子是墨子，后来的"巨子"有孟胜、田襄子、腹■（tún，吞）等。由"巨子"执行"墨子之法"。墨者"巨子"腹■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人，本应依法处死。但秦惠王认为腹■年老，只有一个儿子，就命令不杀。

腹■却说，墨者之法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禁止杀人伤人的必要措施，它符合"天下之大义"，还是坚持把自己的儿子杀了。①这个故事生动的反映了墨家纪律的严明。正因为如此，墨者很能战斗，具有"赴火蹈刀，死不还踵"②的精神。但是，墨家是一个具有宗教性的集团，往往容易被人利用。据《吕氏春秋·上德》记载，在楚国旧贵族阳城君等杀害从事变法改革的吴起时，墨者"巨子"孟胜就站在阳城君一边。后来阳城君畏罪逃走，楚国要收回其封国。孟胜为阳城君守封国，忠于阳城君。他传"巨子"于田襄子，自己为阳城君死难，许多弟子也从其死。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墨者有"侠客"的精神。正如《史记·游侠列传》所说的游侠那样：如果行为并不符合正义，但是说话算话，讲信用，答应人家要办的事就必须办到。而且行动果断，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等等。

不仅如此。墨子还是一个科学家，墨家也是一个科学家集团。他们在数学、物理学、医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在我国古代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相里氏一派，相夫氏一派，邓陵氏一派。《庄子·天下》所说的相里勤的弟子、邓陵子的弟子苦获、己齿，即这三派中的两派。他们都传习《墨子》，但有所不同，互相都攻击对方是"别墨"。在今存的《墨子》中，每篇都有上、中、下三篇，大约就是墨家分裂为三派的证据。据郭沫若研究，墨者集团到秦惠王时，有集中于秦的趋势。因此，从第四代巨子时起，墨学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秦国。此后还有记载，东方的墨者谢子，不远千里入秦而见秦惠王。这时墨学还是兴盛的。但是到汉代，墨家已经消亡。为什么墨家消亡如此②　《左传》僖公九年。

①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96　页。

②　《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训》。

之快呢？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分歧很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墨家内部来分析其原因，在方法论上是可取的。墨家与儒、法、道等家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由墨者组成的带有宗教色彩的集团，有严格的纪律，能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这些，作为一般人是难以办到的。而墨子的十大主张，流于空想，而且自相矛盾，是比较肤浅的，没有像儒家那样的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墨者往往陷入难以适从的境地。因此，常常背叛墨家而逃入儒家、道家或者杨朱学派。在魏国，子夏于西河讲学，弟子中就有墨者禽滑■。《孟子·尽心下》记载："逃墨必归于杨"。可见，墨者背叛墨家而逃入其他学派确乎是事实。而墨者后来成为墨侠，虽然有自我牺牲精神，但是往往被人利用，站到反动势力一边，其破坏性也相当大。墨侠的历史作用如何？还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而这种极端的行为正是其不能长久的重要原因。当然，还应指出，后期墨家的名辩思想，在逻辑思想史上还是有相当地位的。

2。政治思想墨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兼相爱，交相利"。①他们认为社会动乱攻伐，相互残害，就是由人们"不相爱"而造成的，所以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也就是不只单方面的爱自己，而是还要爱别人；不是单方面的使自己有利，也要使别人有利。墨子认为，"兼相爱"就是大家都要树立把别人的国看成是自己的国，把别人的家看成是自己的家，把别人的身体看成是自己的身体。有了这种思想，就能把别人与自己同等看待了。而且他还认为，必须我先做那些爱和有利于别人的亲人的事，然后别人再报答我的爱和有利于我的亲人的事。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不会互相残害了。因此，他说，要想天下太平，而厌恶天下动乱，就应当贯彻"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

"兼相爱，交相利"，是从小生产者立场出发的，具有反抗剥削压迫的意义。但是，墨子把"王公大人"、"士君子"与"农与工肆之人"都认为是出"力"者。墨子并不主张废除等级制度，认为他们之间也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关系，这便使这一主张具有调和色彩。因为小生产者本身没有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革，只希望维持现状，使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同时使各方面的势力相安无事。事实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它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墨子"非攻"的主张，是"兼相爱，交相利"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墨子看来，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都是违背"兼爱"原则的。他揭露这种战争在春天进行就使农民不能耕种庄稼，在秋天进行就使农民不能在田间收获。因此，它是"夺民之用，废民之利"。①但是，墨子并不一概反对战争，他只是反对无故"攻伐无罪之国"的侵略战争。而对防御性的战争，墨子则是支持的，他曾帮助宋国抵御楚国的进攻。"非攻"的主张，是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立场，反对破坏生产，保全其生命财产的安全。"尚贤"、"尚同"的主张，则是墨子"兼爱"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富有高贵是"无故富贵"，因为这些人是依靠血缘关系而取得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的。所以，墨子主张政治地位的获

①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①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五，《列国疆域表》。

得必须要才能，没有才能不能做官，这就是墨子"尚贤"的主张。他反对世袭制度，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②做官的不能永久都保持高贵的地位，而民众不能永久都处于卑贱的地位。只要有才能就应该推举出来当官，而没有才能的官吏则应该降级或罢免。虽然是农民与工匠，只要有才能，都可以推举出来做官。这种主张，反映了小生产者要求取得政治地位的思想。

"尚同"则是"尚贤"思想的扩大，不仅一般官吏要"尚贤"，而且"天子"也要由贤者来担任。墨子认为，在国家出现之前，意见不能统一，各人有各人的是非标准，因而天下大乱。所以，他主张选举天下的贤德、善良、人格高尚而又有智慧、能言善辩的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③然后，天子又选择贤者来任"三公、诸侯、国君"与各级的"正长"，以帮助天子统一民众的思想。这样做就是尚同于天的意志，因为天的意志是"兼爱"。若是人人都做到"兼爱"，天下当然也就太平了。墨子"尚同"的主张，在当时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是这种学说倾向于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有其积极的意义。

3。经济思想墨子的经济思想反映了小生产者的经济利益。主要表现在"节用"、"节葬"的主张上。他提出为政要增加生产，使物质财富成倍增长。他说："圣人为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①用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他认为并不需要扩张领土，只要尽量开发本国的资源，而又厉行节约，去掉不必要的开支，物质财富就可以成倍增长了。同时，墨子还主张国家的财政开支要对人民有利。他说："诸加费不加利民者，圣王弗为。"②根据这个原则，墨子激烈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而主张"节葬"。他认为葬礼不分贵贱，一律"桐棺三寸"，也不需守丧。埋葬以后，马上就去参加生产劳动。③他指出，"厚葬"要把财富多埋在坟墓里，而"久丧"则影响劳动生产。这样干要想使国家富强，是根本办不到的。"节用"、"节葬"的经济思想，是墨子思想中的精华部分。

4。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在他的"尊天"（即"天志"）、"事鬼"

（即"明鬼"）的主张上，同时也表现在经验论的认识论与"三表法"。"尊天"、"事鬼"是为他的"兼爱"学说在哲学上寻找的理论根据，即要论证"兼爱"学说是天的意志，是鬼神的意志。墨子认为，天下无论是大国或是小国，都是天的城邑；人无论是年长、年幼、高贵、卑贱，都是天的臣民。因此，墨子思想中的"天"，对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因此，他说："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②　《左传》闵公元年。《国语·晋语一》。

③　《墨子》卷三《尚同中》。

①　《左传》僖公十五年。

②　《墨子》卷六《节用中》。

③　《墨子》卷六《节葬》。

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①同时，天还希望人们有力量要相互帮助，有好的道理要相互教诲，有了财富要相互均分。而且，墨子思想中的"天"，还有赏善罚恶的威力。如果是顺从天的意志，实行"兼相爱，交相利"原则的，就必然得到奖赏；而违反天的意志，即"别相恶，交相贼"的，就心然要遭到惩罚。因此，墨子认为："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②这就是墨子所谓的"天志"。

"天志"在墨子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它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无论是"王公大人"，还是"万民"的所作所为，都可以用它来量度。他说："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发言谈也。"

总之，墨子的"天"是小生产者的理想化了的神，它是反映小生产者利益的一种幻想。但是，它与传统的"天"又有不同。传统的"天"

是维护统治者统治民众的。而墨子的"天"，却反抗这种统治，维护小生产者的平等权利。虽然墨子利用传统的形式，以便于民众所接受，但却赋予了它以新的内容，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事鬼"即"明鬼"，也就是相信鬼神，是从"鬼神"可以帮助"天"

赏善罚恶而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使天下的人都相信鬼神能够"赏善罚恶"，则天下怎么会乱呢！①墨子主张"天志"，但是又主张"非命"。他认为强调"命"的思想危害性很大，王公大人如果相信天命的学说以指导他的行动，则必然懒于断案和治理政事；卿大夫必然懒于治理官府；农夫必然懒于耕种田地；妇女必然懒于纺纱织布。其结果必然造成天下大乱，社会财富必然不足。墨子认为，"命者，暴王所作"，"此皆疑众迟朴"，②即"命"是由古代暴王制造出来欺骗民众的。墨子揭露了"命"并非是"天"产生的，而是人制造出来的，这是对"天命"论的有力打击，这里包含了无神论思想的闪光。

墨子还提出"力"、"强"与"命"相对抗。他认为寿夭、贫富、安危、治乱是由"力"决定的。依赖于自己的力量的就能生存，不依赖于自己力量的不能生存，他反对不参加劳动就获取劳动的果实。"强"

即是强调个人的主观努力。他说，"强"必然就治理得好，不"强"必然就会乱。"强"必然就会富贵，不"强"必然就会贫贱。因为天喜欢努力图强的人，赏赐他们成功。这实际上是说，人只要努力就会成功。

虽然他并没有摆脱"天志"的束缚，但这种思想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善良愿望，希望通过主观上努力来摆脱被统治的地位。但是，由于小生产者的本身的软弱性，他们又寄希望于在"天"和"鬼神"上。因此，他们的目的不仅不可能达到，相反，这种具有宗教性的思想很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

但是也要指出，墨子并非片面的强调"天志"、"明鬼"，他还主

①　《墨子》卷七《天志中》。

②　《墨子》卷一《法仪》。

①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②　《吕氏春秋·慎小》。

张"非命"和提倡"力"与"强"的学说。后者是强调人事的重要作用，属于人本思想。墨子思想的二重性，表明他正由有神论向无神论的过渡。战国后期的荀子、韩非将老子的"自然为本"与孔子、墨子的人本思想相结合，所产生的无神论思想，是先秦无神论思想的高峰。其中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①包含了墨子"非命"的思想。韩非关于"明君务力"②的学说，显然是从墨子提倡"力"的学说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在评价墨子"天志"、"明鬼"的主张时，要充分看到"非命"和"力"的主张的积极性，并在春秋战国思想史上给予应有的地位。

墨子的认识论，因为他直接从事生产劳动，有实践的经验，所以成为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他认为，认识来源于客观感觉的经验，事物的存在必须以人们的眼耳等感觉器官的感知为标准。《墨子·明鬼下》说："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即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就有，否则就是无。这种认识论，肯定了人们的感觉经验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因此触及了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一真理。它是唯物主义的，但又有狭隘经验的局限性。

墨子关于"名"、"实"论的思想，主张"取实予名"，即"名"

是由"实"来决定的。没有"实"，就无所谓"名"。可见"实"是第一性的，而"名"是第二性的。这是属于唯物主义的名实观。同时，墨子还主张言行一致，"口言之，身必行之"，如果言行不一，即使掌握国家政权也会出乱子。③《墨子·非命上》的"三表法"是墨子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这是他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和判断是非的标准。所谓"表"，就是标准、法则。"三表"是指"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第一表"有本之者"，是根据古代圣王所经历的事情，即古人的历史经验。第二表"有原之者"，是考察人民大众耳闻目睹的实际经验，即民众现实的切身经验。第三表"有用之者"，是根据客观效果，看其是不是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墨子的"三表法"，注重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地位。这种认识论和思想方法，在当时是很进步的思想，它为批判传统的"命定"论提供了思想武器。但是，这种武器仍然有其局限性，因为它只把认识停留于感性阶段，而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即是感觉论。因此，它具有片面性和表面性，而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墨子"明鬼"的主张，就是根据有人曾经见过鬼的传说，来证明鬼神是确实存在的，从而违背了客观事实。

（四）儒、墨显学之争的主要内容及其实质1。儒、墨显学之争的主要内容前面我们论述了孔子与墨子的思想，因此对儒、墨显学之争的主要

①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②　《吕氏春秋·贵卒篇》。

③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

内容，就比较清楚了。现归纳如下：首先，是爱有差等与"兼爱"的对立。儒、墨两家虽然都提倡"仁"，但是两家"仁"的含义却是各不相同的。儒家的"仁"，虽然也主张"爱人"，从表面上看来是爱一切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所谓的"爱人"，对统治阶级来说，是要调和其内部矛盾；而对被统治者来说，表面上的爱，是为了劳动者为统治者卖力。而且儒家的"仁"，还受着宗法制的制约，强调"亲亲、尊尊、长长"①的区别。比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就明确说："亲亲，仁也。"这样便使爱有了亲疏厚薄。因此，儒家是主张爱有差等的。

墨家主张的"仁"，是"兼相爱"。这是一种普遍的爱，是理想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所以，孟子批评墨家的"兼爱"是"爱无差等"。②学术界多持儒家爱有差等与墨家"爱无差等"的对立的观点。但是孙诒让《墨子闲话·墨家诸子钩沉》据马总《意林》辑录《隨巢子》（墨子弟子隨巢子的著作）的材料认为，隨巢子在论述"兼爱"时说"有疏而无绝，有后而无遗"，即有亲疏的差别，但没有被拒绝的；有先后的差别，但没有被遗忘的。可见隨巢子保存了墨家"兼爱"说的原貌，是"纯笃无疵"的。因此认为，"爱无差等"的说法，大概是墨家"传述之末失"，加上后人的附会，才成为被攻击的把子，而它的本意并非如此。③孙诒让之说，仅录以备考。

其次，"罕言利"与"交相利"的对立。儒、墨两家都提倡"义"，然而两家"义"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儒家往往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而墨家则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而且还认为与"兼相爱"

是密不可分的。"兼相爱"的具体表现在"交相利"。这与儒家的"义利"观是显然对立的。孔子不仅"罕言利"，④而且还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把重视"利"的称为"小人"。第三，"天命"论与"非命"的对立。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或是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即《论语·颜渊》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天命论"，而主张"非命"，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奋发图强，"不敢怠倦"。①第四、不重鬼神与"明鬼"的对立。墨家虽然主张非命，却又不是无神论者。墨家相信鬼神，主张"明鬼"。这与不重鬼神的儒家也是对立的。孔子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鬼神，但是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并"不语怪、力、乱、神"。因此，他确实怀疑鬼神的存在，至少也是不重视鬼神的。

第五，"厚葬"与"节葬"的对立。儒家从贵贱有别出发而重视礼仪。特别是古代"厚葬"、"久丧"的礼仪，为儒家所维护和提倡。据

①　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②　韩厥在鲁成公二年（前589年）鞍之战曾俘齐顷公，故曰"不可以再辱国君"。③　孙诒让《墨子闲诂》下册，第699　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④　《论语》卷九《子罕》。

①　李斯：《谏逐客书》，《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庄子·天下》说，古代的葬礼，"天子棺槨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而丧礼据《礼记·曾子问》记载，是实行"三年之丧"；墨家则反对"厚葬"、"久丧"，而主张"节葬"、短丧。其出发点是节约社会财富，因为"厚葬"、"久丧"会造成"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的后果。墨子制定的埋葬的办法是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穿两件衣服就可以了。送葬时仅"哭往哭来"，不过分悲伤。埋葬之后，照常从事劳动。总之，墨家主张不因丧葬而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

第六，重乐与"非乐"的对立。儒家不仅重礼，而且重乐，孔子教授弟子的"六艺"之中就包括了"乐"。"乐"与"礼"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维护等级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音乐也是一种在精神上抒发感情的活动与享受，但也应该有所节制。不仅贵族享受，还要像孟子主张的那样"与民同乐"；①而墨家主张"非乐"，反对音乐享受。他认为享受音乐要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影响从事国家的管理和参与生产劳动。因此他得出结论：要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必须要禁止音乐。②第七、"正名"与"取实与名"的对立。在名实观上，儒、墨两家也是对立的。儒家主张"正名"，是要按照周礼的等级名分来匡正当时实际上已经变化了的"名"、"实"关系，其着重点是"名"，而不是"实"；墨家则相反，主张"取实为名"，其着重点是"实"，而不是"名"。

2。儒、墨显学之争的原因与实质儒、墨显学之争主要表现在以上七个方面。为什么两家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形成对立呢？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儒家是站在维护统治者的立场，显得保守，而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他们也主张改良。即使是改良，也还是从维护统治者利益出发的，这与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家显然是格格不入。"兼爱"反映的是小生产者的要求平等的美好愿望。而儒家的"爱人"则是为建立新的等级制度而服务的，因此明确爱有差等与亲疏厚薄。儒家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发，注重伦理道德。在"义"、"利"关系上，强调"义"，甚至把"义"、"利"相对立。而墨家则多注意切身的物质利益，把"利"作为"义"

的具体体现。儒家的"天命"论，显然是维护统治者统治地位，以欺骗民众。而墨家的"非命"与强调"力"与"强"的主张，则是揭露这种欺骗。而墨家"天志"，与儒家的"天命"，完全不同，它是墨家自身善良人格的理想化。同样，墨家"明鬼"的主张也是如此，它表现出小生产者的软弱性，他们一方面否定命运，但另一方面却把希望寄托于天与鬼神。这只能是自己欺骗自己。因此，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往往被统治者所利用，使这种主张起着麻痹人民斗志的消极作用。

而儒家不重鬼神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积极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不断改朝换代，但传统文化总是以儒家为主体。虽然道教、佛教、天主教等宗教也在流行，但是宗教在政治生活中未能完全居于主

①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

②　《左传》昭公五年。《左传》襄公十一年载此事说："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其一。。。孟氏使半为臣，苦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

导地位，形成与西欧中世纪政教合一迥然不同的特点。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而墨家的"节葬"、"节用"以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其实质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来反对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儒、墨两家在"名实"观上的对立，则是从"名"、"实"关系的角度，反映了两家的相反的政治态度。儒家重视音乐，虽然有维护等级制度的作用，但是音乐的作用并非如此而已，它还有反映民间疾苦和政治好坏以及鼓舞士气等作用。因此，音乐在传统文化中是不可缺少的。而墨家的"非乐"主张，则反映了小生产者的狭隘性。

当然，儒、墨对于所依据的思想资料的理解不同，也是造成两者对立的重要原因。《淮南子》记载："孔子、墨翟皆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可见，儒、墨两家都继承了古代的传统文化，对"六艺"即"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都能精通。但是，他们对"六经"的理解则各不相同，而他们所引用的着重点更是差别很大，从而形成各执一端，彼此争论不休的局面。

五、兵家始祖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一）齐文化的尚武精神与兵家始祖孙武前面我们论述了孔子思想产生于鲁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若是把诞生于鲁文化基础上的孔子称为古代"圣人"，是指"文圣"的话，那么诞生于齐文化基础上的孙武，就是古代的"武圣"了。现将兵家始祖孙武产生于齐国的历史根源叙述如下：1。齐文化的尚武精神齐文化与鲁文化相比，各具特色。鲁文化因为保存着大量的殷周典籍与礼乐文明，所以尚文，而齐文化则具有尚武精神的特点。齐文化与鲁文化虽然各有特点，但是两者并没有形成对立的文化，而是互为补充。齐国具有尚武的传统，可以说从姜太公开国以来就是如此。《史记》记载，姜太公辅佐周文王灭商，"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①而且今存《六韬》一书，虽然成书在战国后期，但仍托名姜尚所作。

到齐桓公时，管仲对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进行改革，为齐国在军事上的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不仅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诸侯的霸主，使齐国成了当时军事上的头等强国，而且形成了全国上上下下的尚武精神，直到战国时代仍然如此。

2。兵家始祖孙武孙武所处的时代在春秋后期。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又是武将世家，因而他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掌握军事文献和有关的档案材料。春秋中后期，战争十分频繁，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他总结春秋时代的丰富的战争经验和规律，使之上升为军事理论，写成《孙子兵法》这部伟大著作，成为兵家始祖。

我们说孙武是兵家始祖，这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兵家而言的。兵家的出现，适应了春秋战国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激烈斗争的需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即国家重要的事情是祭祀与带兵打仗。因此，一些有识之士，纷纷研究如何"擒敌立胜"的军事理论而著书立说，从而形成了一批军事理论家，这就是兵家。

为什么说兵家始祖是孙武呢？比孙武略早的司马穰苴也曾作兵法，司马穰苴是田完的后裔。因为他官为大司马，故称司马穰苴。后来在齐威王时，"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②现存的《司马法》多讲古代军法制度，其内容与《周礼》所记往往相符合。我们可以看出是由稷下先生依据《司马法》与穰苴所作兵法整理而成书的。由此可见，比孙武的《孙子兵法》早的古《司马法》，主要内容是军礼、军制。上面谈到《六韬》成书较晚，只是托名为姜太公所作。真正讲军事理论，总结战争规律的兵书，应以《孙子

①　《左传》宣公三年。

①　《左传》宣公十四、十五年。

②　张政烺：《"士田十万"新解》，《文史》1988年总29　期。

兵法》为最早。宋代元丰年间，选定历代七部兵书编成《武经七书》，作为官方的军事教科书，就把《孙子兵法》列在首位，称为"兵经"，可见它在兵书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不仅如此，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在世界军事思想史，特别是在战略思想上有突出的贡献，得到美国军事理论家柯林的高度赞誉。他在1973年出版的《大战略》一书中说："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二千二百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孙武是兵家始祖。

（二）孙武的生平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和《孙膑兵法》竹简之前，因为先秦文献对孙武记载不多，《左传》、《国语》、《战国策》均无直接的记载，所以竟有人怀疑孙武其人的存在，以为《孙子兵法》是孙膑所著。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才证实了孙武、孙膑分别有兵法传世。《孙子兵法》确为孙武所著。①其实，先秦诸子著作中，比如《尉缭子·制谈》、《荀子·议兵》、《韩非子·守道》、《吕氏春秋·上德》等都有对孙武的记载。秦汉时记载较先秦为多，见于《史记》的《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吴太伯世家》、《楚世家》及《新序》等书。另外，《吴越春秋·阖庐内传》、《越绝书》也有孙武的记载。虽没有直接提到孙武，但对吴王阖庐伐楚等与孙武有关的战争及其家族，也是有记载的。

孙武（约公元前547-前485年）①是齐国人，《吏记·孙子吴起列传》有明确记载。他出身贵族，其祖先是陈国公子完，后因陈国内乱，逃奔齐国，改称田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下》记载，田完的四世孙无宇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田常，一个叫田书。田书因为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食封采邑在乐安（今山东广饶县境内）。田书是孙武的祖父，孙武的父亲孙冯是齐卿，以田、鲍四族谋乱，"奔吴"。即因为齐国内乱，孙武随同父亲流亡到吴国。他结识了吴王阖庐的谋臣伍子胥，经伍推荐，孙武带着他著的《孙子兵法》13　篇进见吴王，得到吴王的赞赏，任他为将。他曾以三万军队打败了楚国20　万大军，攻入楚国都城鄂（今湖北江陵北）。从此，吴国强盛起来，"北威齐晋，显名诸侯"。②此后不久，孙武辞去将军之职而隐居乡间。在伍子胥被杀时，他已经去世了。

（三）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孙子兵法》充分体现了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

1。朴素唯物主义与阴阳说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孙子兵法》十分重视战争的各种客观条件。他的速胜思想，就是从战争对人

①　参见兰永蔚：《（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辩》，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　期。

①　《左传》宣公十五年，成公元年。

②　《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

力、财力和物力的依赖关系出发的。要打胜仗就必须先知道敌人的情况。而对于敌人情况的了解，他认为："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知敌之情也。"①即不能用迷信鬼神和占卜的方法，不能以过去相似的事物作类比，也不可凭主观臆测，而必须从知道敌情的人那儿去取得。在孙武看来，天不过是自然之天，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

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和利用的。他说，春夏秋冬四时没有固定的位置，一日的昼夜变化有长有短，月亮有圆有缺。自然界是运动变化的，人们可以利用它来服务于战争。水、火都可以用来进攻敌人，《孙子兵法》专门有《火攻》一篇。

《孙子兵法》的朴素唯物主义，还表现在有阴阳说的哲学思想。阴阳说和五行说是两种以理论思维来掌握世界的哲学学说，是在齐国产生和发育成长起来的哲学流派，是齐文化的特色之一。阴阳观念与观察星象来制定历法有直接的关系，在齐国以阴阳说为基础而制定了特殊的历法。又用来解释春夏秋冬四时变化和节气的更迭，以及日夜的往复。总之，阴阳说在齐国是十分流行的。孙武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②自然之天中，阴阳包括昼夜（昼为阳，夜为阴）、晴雨（晴为阳、雨为阴）等等。曹操注："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③。可见，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与阴阳四时的更替有密切关系。在行军作战时，要注意阴阳的利用。《孙子兵法·行军篇》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孙武认为，驻扎军队应该选择向阳干燥的地方，避免背阴潮湿的地方。因为营地在背靠阴湿之地，士兵容易生病。在丘陵和堤防这种地形上，要抢先占领向阳的一面，并把它作为军队的主力或主要翼侧的依托。这些对于用兵有利的措施，是利用地形作为辅助条件的。孙武把齐文化中的阴阳说推广到军事领域，是阴阳说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同时，也反映了《孙子兵法》深深的受齐文化的影响。2。朴素辩证法与五行说《孙子兵法》还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孙武认识到治乱、勇怯、强弱等等矛盾对立的现象，是可以变化的。因此，他在《势篇》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他认为将帅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各种问题。他在《九变篇》说："塗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这体现了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的辩证法思想。孙武还认为，将领考虑问题必须全面，不仅要看到有利的一面，还要看到有害的一面。他在《九变篇》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只有这样，才能在战争中取胜。这也反映了孙武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孙子兵法》中还有五行说，也表现了孙武朴素辩证法的思想。我们知道，五行说是在齐文化摇篮中发育成长起来的，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瑰宝。《史记·历书》说，黄帝时"建立五行"，原始五行说起源相当早。它与古代的农业生产活动，需要观察天象以制定历法有密切的关系。

①　《左传》成公二年。

②　《左传》成公十一年。

③　《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

孙武在齐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在《孙子兵法》中不仅运用了五行说，而且对五行说也有了重大的贡献。《孙子兵法》中以五行中的水来比喻用兵的地方很多。孙武说："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又说："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又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①《孙子兵法》中的五行，已经不是原始的五行说了，而是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由原始的金、木、水、火、土"五材"，即五种原始的物质，进而发展为五声、五色、五味等等，并且将五行说运用于军事辩证法。《孙子兵法》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②孙武认为，作战的奇正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就像音乐不过五个音阶，而五个音阶的变化则听不胜听；颜色不过五种色素，而五种色素的变化，则看不胜看；滋味不过五样味素，而五样味素的变化，则尝不胜尝。他继承前人的思想，把五行推广到五声、五色、五味等等，并把它们的变化运用来说明军事上的奇正变化。

这种军事辩证法的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关于五行相胜的思想萌芽，早在《逸周书·周祝解》中就说："陈彼五行，必有胜。"《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有"火胜金"，《哀公九年》有"水胜火"的记载。孙武对五行说的突出贡献在于发展了五行相胜说。他说："五行无常胜。"③他反对把"五行相胜"说绝对化，提出了符合辩证法的观点。

3。认识论《孙子兵法》所反映的认识论，是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他认为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是作战双方的政治（"道"）、天时（"天"）、地利（"地"）、将帅（"将"）、法制（"法"）等方面，以及其他战争的重要因素，如军事实力（"形"）、战争中的战斗力量（"势"）等等方面的客观实际的比较；在此基础上，"较之以计"，进行妙算：比较双方谁的君主政治清明？谁的将帅有才能？谁得天时、地利？谁的法令能贯彻执行？谁的兵卒强壮众多？谁的士卒训练有素？谁的赏罚严明？①经过这样的分析研究就能知道谁胜谁负了。从以上认识过程，我们清楚看出，孙武的认识论体现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哲学路线，是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

孙武认为，战争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并从前人的战争经验中揭示了一些重要的战争规律。比如《孙子兵法·谋攻篇》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即了解敌军又了解我军，就能每战必胜；不了解敌军，只了解我军，只能胜负各占一半；既不了解敌军，又不了解我军，这样每次都必然打败仗。这是对战争规律的科学认识。又比如，《孙子兵法·军争篇》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即避开敌人初来士气旺盛之时，攻击敌人于疲劳

①　《左传》成公十八年。

②　《左传》襄公二年。

③　《左传》哀公二十五年。

①　《左传》襄公四年。

怠惰的归途之中。这也是对战争规律的正确认识，为以后的军事家所经常运用。孙武认为，在运用战争规律来指导作战时，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使其"致人而不致于人"，②即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孙武把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统一于实践之中。这种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在解决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比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更为高出一筹。因此，他不仅是一个军事家，而且在思想史上也是有贡献的思想家。

4。伦理思想《孙子兵法》中的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齐文化伦理思想的特点。

齐文化的伦理思想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讲"仁"、"礼"，但又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另一方面是重功利。这些，在《管子》一书中体现得很明确。关于前者，是从齐文化与其他地方文化相比较而言的。

鲁文化把"仁"与"礼"放在首要地位，而三晋文化，特别是秦文化，是很不重视"仁"与"礼"的。

齐文化上述两个方面，在《孙子兵法》中也体现得十分清楚。孙武讲"仁"，但是并不把"仁"放在首要地位。他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①杜牧注说："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②杜牧是从军事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孙武生活于有尚武精神传统的齐文化环境中，他在讲将领的五德时，把"智"（智慧）放在首要地位，而把"仁"的要求放在次要地位，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他并不是不要"仁"，而是将"仁"用于对士卒的管理和教育方面。《孙子兵法·计篇》说，"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即体现了"仁"的思想。孙武的"仁"，还有更高的原则，即要符合战胜敌人、维护国家利益的要求。因此，他在《孙子兵法·用间篇》说："相宁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即两国交兵，以决胜负，应该想方设法，不惜以爵禄和金钱，从敌方搞到情报，以了解敌情。如果不能这样，而爱惜爵位和金钱，就是下仁到极点了。这就给了"仁"以新的解释，更具有齐文化的特色。

我们再来看《孙子兵法》重功利的特点。孙武强调用兵要趋利避害。

《孙子兵法·九地篇》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说："非利不动。"《军争篇》说："兵以诈立，以利动。"《计篇》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优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即筹划有利的作战方案，使之被采纳，然后造成有利的形势。而在表面上又进行伪装，不让敌人明白。所谓有利的形势，就是根据利害关系进行灵活的处置。《九变篇》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即有智谋的将军考虑问题，必然兼顾利与害两个方面。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条件，取胜的大事才可能得到进展。在顺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害的因素，才能消除可能发生的祸患。因此，制服敌国要使用计谋使之受到伤害；役使敌国就要以烦劳的事，使之穷于应付；②　《左传》襄公九年。

①　《左传》襄公十八年。

②　《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

要使敌国疲于奔走，就要用小利来进行引诱。《作战篇》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即不完全了解用兵有害的方面，也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有利的方面。也就是说，对用兵的利与害两方面都要全面了解，才是懂得了用兵之道。《虚实篇》说："能使敌人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即要调动敌人前来，就要用利来引诱；能做到使敌人不得前来，就要守其险要的道路。因为对敌不利，所以敌人就不能来了。总之，在军事上，孙武对利与害的认识与分析，水平是相当高的。而这方面思想的发展，与齐文化重功利的伦理学说是有密切关系的。

六、杨朱学派、农家的产生与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战国早期到中期，在邹鲁儒、墨显学之争以后，由于代表小土地私有者利益的杨朱及杨朱学派的产生，又形成了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许行与农家也是在战国中期出现的，但势力与影响不如墨家与杨朱学派，但他们与墨、杨两家一样，都是小生产者利益的代表。因此，我们把它附在墨家与杨朱学派之后来论述。

（一）杨朱与杨朱学派的思想1。杨朱与杨朱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杨朱（约公元前395-前335年）与商鞅、孟子、许行等人同时而稍早。他的生平我们知道得甚少。《说苑》记载，杨朱有"三亩之园"，①可见是一个小土地私有者。

杨朱生活的时代，正是封建社会刚刚开始，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奴隶制的井田制度已经遭到破坏，土地私有也得到正式承认。但是这种变化，春秋中期到战国初、中期，由于各诸侯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发展很不平衡。大致说来，到战国中期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井田制才彻底瓦解。但在个别诸侯国或地区，旧的生产方式仍然存在着。在这两个半世纪的变化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小土地私有者，即自耕农。他们的来源大体上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从井田制劳作中不堪忍受而逃亡到荒远地区，新开垦了小块土地而成为自耕农；其二是因立战功得到赏赐，拥有小块土地而成为自耕农。无论其中的那一种情况，其身份都不属于奴隶了。这种小土地私有者，随时代的发展数量有所增多。到战国中期，已形成一个相当大的势力。他们在政治上要求保障自己的权利，在经济上要求保住自己小块土地不受侵犯。

杨朱与杨朱学派正是适应这些小土地私有者的利益应运而生的。

2。"为我"、"贵己"而反对"侵物"、"纵欲"的主要学说杨朱的主要学说是"为我"、"贵己"而反对"侵物"、"纵欲"。

《列子·杨朱篇》虽然是魏晋时人的作品，但其中可以和先秦古籍相印证的部分还是有价值的。孟子说："杨氏为我。"①《吕氏春秋·不二》说："阳生（即杨朱。古时阳、杨通用。）贵己。"同书《贵生》认为杨朱"贵生"。"为我"、"贵己"，其实是一个意思。"为我"是什么含义呢？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②《列子·杨朱篇》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为也。"虽文字不尽相同，但其大旨与孟子所说一致。但是杨朱并非单纯的利己主义者。《韩非子·显学》记载，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即用天下的最大好处去换腿肚子上的一根汗毛，他也不干。《列子·杨朱篇》所说杨朱"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即把天下的一切都奉献给他，他也不会接受。这

①　《左传》昭公五年。

①　《左传》成公七年。

②　《国语》卷十《晋语四》。

两者意思大致相同，是说杨朱还有不损人的主张。

上述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列子·杨朱篇》有明确的概括："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存我"，即"为我"，这是杨朱认为可贵的，也就是他积极主张的；"侵物"，即侵掠别人的私有财产，这是杨朱认为下贱的事，也就是他所反对的。反对"侵物"，便是不损人的意思。过去对杨朱思想的研究，多只看到他"为我"、"贵己"、"贵生"这一方面，而把杨朱说成是享乐主义者或纵欲主义者，这是不恰当的。

杨朱论述"为我"、"贵己"是从"贵生"讲起的。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有贪有欲"。所谓"贵生"，即要使人的欲望得到适当的满足。他认为人的耳朵、眼睛、口等感觉器官对声音、颜色、味道都有自然的欲望，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得不到适当的满足，就和死没有什么差别。

即如他所说："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与死无择。"①但是，杨朱所贵的是"生"，而不是"欲"。"生"与"欲"虽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生"毕竟是主要的。因此，杨朱认为，耳朵、眼睛、鼻子等感觉器官，是"生之役也"，即为"生"所役使，也就是服务于"生"的。耳朵、眼睛、鼻子与口对声音、颜色、香气、味道虽然有所欲望，但是一定要有节制。"害于生则止"，即达到对"生"有妨害的情况下，就应该停止。②如果过分纵欲，就会危害"生"。为了长寿、久乐，就必须对欲望有所节制。因此，杨朱主张："修节以止欲。"①即欲望得到适当的满足就应停止。怎样才算适当呢？他认为标准即是否有利于"贵生"。如果欲望的满足有利于"贵生"，就是适当，相反就是不适当。

杨朱有时又把"生"说成"性"。他认为，圣人对于声音、颜色、味道等，"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即捨）之，此全性之道也。"即对"性"有利则是可取的，对"性"有害则应抛弃。这便是"全性"的道理。这里的"全性"即是"贵生"，两者是一个意思。也就是《淮南子·氾论训》所说的："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由此可见，杨朱并不是纵欲主义者。

杨朱以上的思想，反映了小土地私有者或富裕农民的利益与要求。

"为我"、"贵生"是反对奴隶制的残酷压迫和新的封建剥削制度，争取做人的平等权利，满足人应该满足的一切合理的欲望。因此，杨朱的"为我"、"贵己"、"贵生"的学说，是对那种欺骗民众而使统治者便于进行统治的寡欲宣传的否定。杨朱仅要求适当满足人的欲望而反对纵欲，正好说明他不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代表，而是劳动者思想的代表。

另一方面，杨朱的"为我"、"贵己"，也有别于侵掠别人财产致富，而是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保护自己用劳动创造的财富不被别人侵夺，提出的反对侵掠别人私有财产的主张。

3。政治思想杨朱的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的社

①　《左传》成公九年。

②　《左传》成公九年。

①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二十三年。

会。②《说苑·政理》记载，杨朱曾与梁王论"治天下如运诸掌然"。他把自己比成尧舜，自称是"得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的贤人。他不治家，而专门从事政治活动。韩非说杨朱与墨翟一样有治世之才。

杨朱反对法先王。他认为舍弃当今的人而去赞誉古代的先王，是赞誉枯槁的死人骨头。因此，他主张建立新的社会。这种政治主张是从"为我"而不"侵物"的学说衍生出来的。即一方面从"损一毫而为天下，不为也"，衍化出"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①另一方面，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还应衍化出：人人不以天下大利，人人不易其胫一毛，天下治矣。就是说，人人都不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贪天下大利而拔自己一毛；人人都各自为自己，而不侵犯别人；这样天下就太平无事了。

这种思想怎么会导致无君论呢？因为杨朱认为生命比一切都重要，而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而已。因此，他强调的只是个人的利益，而不重视国家的利益，从而导致了无君论。

杨朱理想的社会如何治理呢？他认为治理这个社会的人要"贤"，而且要有谦虚的美德，"行贤而去自贤之心"，②即行为贤德而不自以为贤德。杨朱认为，这个社会的成员都应该谨小慎微。《荀子·王霸》说杨朱哭"歧路"的故事，就反映了这种心理状态。这个故事说，杨朱走到十字路口，感慨地说："在这个地方要是方向走错半步，就会导致千里的差错呵！"因此，他伤心痛哭起来。杨朱哭"歧路"正是为了人生的道路。如果不慎而选错了道路，就会贻害无穷。杨朱理想社会里的成员，既要"为我"，又不"侵物"。但要做到这两方面并不容易，在生活中每一步都要认真考虑才行。这个故事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小土地私有者不稳定的经济地位和左右摇摆的政治态度。

杨朱主张建立人人为自己而又不侵犯别人的社会。但是，这种社会在阶级社会里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它只不过是小私有者的美好幻想而已。正如《韩非子·八说》批评杨朱时指出的那样：杨朱的主张虽然明察，但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根本行不通的。

4。哲学思想杨朱的哲学思想与儒家的哲学思想，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是对立的。

这表现在他不相信天命，这一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次是他不相信鬼神，承认事物有发展变化。

《说苑》说："杨子智而不知命。"①这是说杨朱虽有智慧，但不知道天命。所谓"不知命"，正与儒家的"畏天命"相对抗。《论语·季氏》说："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可见，杨朱的"不知命"，正是《论语》所说"小人不知天命"，因此就不"畏天命"。儒家的"畏天命"，是统治者所宣扬的要劳动者服从其统治。但是，杨朱"不知命"，也就不害怕"天命"，从而敢于反抗"天命"，当然就不会规规矩矩服②　《左传》哀公六年。

①　《吕氏春秋·高义》。

②　《左传》襄公十四年。

①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从于统治者的统治。因此，这种"不知天命"的思想，是继承了春秋时期反天命的思想传统。《列子·力命》说，杨朱与他的弟弟的对话有"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的话。但这条材料是不可靠的。因为此话出于《庄子·达生》。而杨朱略早于庄子，不当引庄子的话而称"古之人有言"。这显然是作者抄袭庄子而误，绝非杨朱的本意。

不相信鬼神，是杨朱哲学思想又一特点。他认为"死者无有所知"，①即死了的人是没有知觉的，当然就没有鬼的存在。杨朱对疾病产生的原因的认识，也反映了他的无神论思想。他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②即流动的水不会腐臭，门斗不会被蛀蚀，其原因在于经常运动。人的"形气"也是如此，身体不运动，体内的精气就不流通，精气不流通，就会郁结，人就会生病。因为对生病的原因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所以他反对用求神问卜的方法来治病。他认为当时人们崇尚"卜筮祷祠"，因此疾病更多。这种不相信天命鬼神的无神论思想，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

承认事物有发展变化，是杨朱哲学思想的重要方面。《韩非子·说林下》记载一个有趣的故事：杨朱的弟弟杨布出门时穿了一件白衣服。

因为下雨，杨布脱下白衣服而换上了黑衣服回家。家里的狗没有认出是主人回来了，汪汪直叫。杨布火了，要痛打这条狗。杨朱说：你不要打它，假如换一下地位，你也可能发生误会。若是你的狗出门的时候是白颜色，回来的时候却是黑颜色，你岂能不感到奇怪吗？这个故事说明杨朱承认事物有发展变化，观察事物要仔细认真，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这种注意发展变化的思想，表现在对待人的生死问题上。他认为，有生必然有死。他虽然主张"长寿"，但并不认为人可以长生不老。他说："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③就是说，人的寿命是有一定限度的。他所谓的"寿长"，是指人要活到足够的岁数。

当然，杨朱的发展变化观点还比较粗糙，限于史料缺乏记载，也显得不够完整。但是杨朱的思想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总之，哲学思想是杨朱思想的精华，是当时思想领域中的进步思想。

5。各家对杨朱思想的评论杨朱思想的实质，我们从战国时期各家对它的评论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庄子》外篇对杨朱思想有不少激烈的抨击。《庄子·人间世》批评杨朱倡导"坚白、同异"之说，是"敝跬誉无用之言"，即劳敝于有名誉而无实用的话。可见，杨朱追求名誉，与道家的消极无为是不同的。《庄子·天地》批评杨朱思想"■（音药，通铄）乱天下"，即消散搅乱天下，对社会危害很大。因此，主张要"钳杨、墨之口"，①即要用钳子来封住杨朱、墨子的口，不让他们说话。批评得如此严厉，因此说杨朱与庄子同是道家，是很难理解的。

杨朱思想与道家学说似乎有某些相同，其实并不相同。杨朱的"贵

①　《论语·季氏》。

②　《吕氏春秋》卷三《尽数》，蝼，《意林》作蠹。

③　《吕氏春秋》卷三《尽数》。

①　《左传》哀公二年。

己"、"贵生"、"贵身"与道家有类似之处。《老子》第十三章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第四十四章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可见，老子主张人的身体比天下的大权、名誉与物质享受还要宝贵。《庄子·养生主》也主张"保身"、"全生"；《人间世》又主张"养其身"。但是，道家的"贵身"与杨朱是有区别的。杨朱的"贵身"是"贵己"、"为我"。而道家的"贵身"则是由此达到"无身"、"忘我"、"坐忘"，进而达到"齐生死，同人我"的状态。就"贵身"的落脚点而言，杨朱与道家是背道而驰的。杨朱与道家不同还在于：道家主张消极无为，而杨朱则主张积极有为。两者迥然相反。因此，我们不能仅从"全性葆真"之说就把杨朱归入道家，当然更不能说他是道家的始祖。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对《庄子》激烈抨击杨朱就毫不奇怪了。

战国中期儒家大师孟子也激烈反对杨朱。《淮南子·氾论训》说："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子。"其　实这句话概括得并不准确。孟子反对杨朱，不是直接攻击其"全性葆真"，而是攻击杨朱的"为我"，所强调的不是生理上的肉体，而是着眼于政治。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及其历史意义"中去论述。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杨朱的"为我"、"贵生"的学说也进行了批评。他指出杨朱之徒"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这样的"轻物贵生之士"是不能使民众舍生忘死，为国家出力的。①这种人在韩非看来就是"畏死难，降北之民也"，②即贪生怕死，投降敌国的人。韩非这里所说的"国"，当然是指封建的诸侯国。他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来批判杨朱的。

6。杨、墨两家的异同杨、墨两家的学说，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别。《淮南子·氾论训》说："兼爱、上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这种论述，反映杨、墨两家确有不同。但是，这种论述并不是两家思想不同的准确概括。其实，杨、墨两家在"上贤"、"非命"方面是比较类似的。"兼爱"、"右鬼"，与杨朱的主张确为对立的思想。但是也要做具体的分析，才能揭示其本质。"右鬼"即"明鬼"，因为两汉时以右为尊，所以"右鬼"就是信鬼、尊鬼。在鬼神观上，杨朱是无神论者，不信鬼神。杨朱学派的巫马子针对墨家相信鬼神提出质问："鬼神孰与圣人明智？"①即鬼神与圣人哪个明智呢？在这个问题上，杨朱学派确比墨家要高明。而"为我"与"兼爱"，表面看来似乎是对立的，但"为我"的主张，并不是针对墨家的"兼爱"提出来的，而是另有其对立面，这就是针对奴隶制下奴隶没有人生自由而言；墨家"兼爱"则是针对奴隶制的"亲亲"、"尊尊"的血缘统治而言的。因此，杨、墨两家反对奴隶制是共同的，只是各自的着重点不同而已。

杨、墨两家都主张"贵身"，但两家又不完全相同。墨子对人说：

①　《左传》昭公二十年。

②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①　《左传》襄公三十年。

给你鞋帽而砍断你的手足，你会干吗？一定不会干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鞋帽不如你的手足贵重。又说：给你统治天下的权力，而把你杀死，你会干吗？一定不会干的。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不若身之贵也"，②即统治天下的权力不如你身体贵重。但是，墨子并不把"身之贵"作为最高的理想，认为还有比身体更贵重的。他说："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故曰：万世（事）莫贵于义。"③为一句话的争论而相互杀害，这是"义"比身体更为贵重。所以说：万事之中没有比"义"更为贵重的。这是说墨子最高理想是"贵义"，而不是"贵身"；而杨朱学派则是"贵身"而不"贵义"，对"贵义"是有异议的。《墨子·耕柱》记载了杨朱学派的巫马子与墨子的辩论，巫马子指责墨子说："子之为义也，人不见而耶（服），鬼不见而富（福），而（汝）子为之，有狂疾。"即你所主张的"义"，没有看见有谁信服你，也没有看见鬼使你得福。

而你还是这么主张，一定有疯病吧！可见，杨朱学派的"贵身"与墨家的"贵身"是有区别的，即在于两家对"贵身"所强调的程度是不同的。（二）许行与农家的思想1。许行的事迹与农家产生的社会背景许行（约公元前390-前315年），与孟子是同时代人，其事迹和主张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他依托远古神农氏之言来宣传其主张，是战国时代农家的代表人物。从孟子骂他是"南蛮■（jue　音抉）舌之人"和"自楚之滕"看来，①他应是楚国人。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许行考》中认为，许行即是墨家禽滑■的弟子许犯，而杨伯俊《孟子译注》则认为钱说并无确凿证据。

《汉书·艺文志》有《神农》二十篇，当是许行的著作，可惜早已失传。关于农家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和《爱类》等篇，以及《淮南子·齐俗训》。

农家在战国时出现不是偶然的。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使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以至于反映劳动者利益的思想学说，在当时也能有存在的条件，墨子、杨朱和许行正是劳动者的思想代表。但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与阶层各不一样，因此其思想又各有差异。墨家是小手工业者的思想代表，杨朱学派代表小土地私有者的利益，而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则是下层农民的代言人。

许行有弟子几十人，他们生活极为简朴，穿着普通的粗布衣服，靠打草鞋、编席子为生。他们没有土地，过着流浪的生活。他们从楚国来到滕国，不是追求高官厚禄，而是希望得到一块土地、一间房子，以便定居下来从事耕种。许行的主张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以至使儒家的门徒陈相及其弟陈辛也抛弃儒家而拜许行为师。从孟子对许行的大肆攻击也可以看出，许行代表着当时一股相当大的社会势力，所以引起孟子的如此重视。

②　《左传》襄公十年。

③　《墨子》卷十二《贵义》。

①　《左传》襄公三十年。

2。许行的思想许行的思想主要是君民并耕之说和"市贾不二"的价格论。

关于君民并耕之说，许行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①他认为，贤良的国君要老百姓一起参加耕种才能吃饭，自己做饭吃，还得为老百姓办事。《吕氏春秋·爱类》说："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

故男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清人焦循《孟子正义》就认为上述"神农之教"，即是"神农之言"，与孟子说"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相合，②其内容与许行君民并耕之说也是相符的。因此，可以认为《吕氏春秋·爱类》这条材料，应该就是许行的思想。

许行还认为，如果国君不与民并耕，而是像滕文公那样，拥有储藏粮食的仓廪和存放钱财的府库，那就是损害民众来供养自己，这样的国君就不配说得上贤。这是许行对当时统治者的尖锐批评和控诉。许行君民并耕之说的提出，是由于战国时代战争频繁，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因此他强调国君必须重视农业并亲自耕作，以救时弊。

尸子说，神农氏"并耕而王，以劝农也"。①尸子即尸佼，据说是商鞅的老师，鲁人（也说是晋人）。许行君民并耕之说与尸佼相同，很可能在学术渊源上有关系。前面所说《汉书·艺文志》的《神农》二十篇，颜师古注认为，"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说"。但此说恐不可信。李悝、商鞅是法家。他们主张耕战，其重视农业是同战争紧密相连的，与许行君民并耕之说有所区别。商鞅虽然以尸佼为师，但是他把尸佼的学说发展为耕战政策，而许行则忠实于尸佼的君民并耕之说。因此，我们认为，《神农》二十篇，很可能就是许行的著作。

"市贾不二"的价格论是许行提出的又一个重要主张。这是在他主张社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提出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可以用农产品直接去交换手工业品，如帽子、锅甑和铁制农具等等。这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换办法。交换时的价格是如何规定的呢？许行认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②即市场上布帛的长度相同，则出售的价格相等；麻缕与丝絮的重量相同，则出售的价格相等；粮食容量相同，则出售的价格相等；鞋的尺码相同，则出售的价格相等。总之，同种商品数量相同，则价格相等，市场上的各种物品的价格都有了统一的规定。这样，在市场上的同种商品只有一种价格，没有第二种价格。这就是"市贾不二"。许行认为，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弄虚作假的现象，即使小孩子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也不会受欺骗。

许行的主张反映了战国时期贫苦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君民并耕之说反映了当时贫苦农民的平均主义和共同劳动的思想，要求人人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这仲主张只能是一种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许行的这种主张与孟子所主张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

①　《左传》昭公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

②　《左传》定公十年，哀公十一年、十四年。

①　《左传》哀公二十六年。

②　《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

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是针锋相对的。①许行的价格论反映了当时贫苦农民对商人利用市场高利盘剥，要求调整物价的愿望。这种主张要比杨朱的"为我"、"贵己"而又不"纵欲"、"侵物"的观点更激进一些，因为杨朱是小土地私有者的代表，他们只要求保护其小私有者的财产；而许行则代表贫苦农民的利益，他们一无所有或者有也不多，仅靠双手劳动维持生活。

3。孟子对许行思想的批判许行的君民并耕说与"市贾不二"的价格论也有其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它表现在对社会分工与价值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孟子"劳心"、"劳力"的社会分工说，正是抓住了许行以上两个方面的弱点而进行批判的。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脑体劳动的分工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许行的君民并耕说的弱点在于忽视了"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孟子抓住了这一弱点，进行批判，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他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把"劳心"

者即脑力劳动者和剥削者等同起来，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必然性为剥削制度进行辩护，把它说成是"天下之通义"，②提高到普遍原则的高度，进而论证了剥削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许行的价格论只注意到了商品的数量（长短、多寡、大小等），而忽视了商品的质量，说明许行并不了解商品价格构成的原理。因此，他的价格论只能流于空想而根本不能实行。孟子强调了同种商品的质量相差悬殊，生产所需付出的劳动的多少也很悬殊。他抓住许行价格论的这个漏洞，认为许行把不同质量的商品规定相同的价格，就会造成天下大乱。生产质量不同的商品要付出不同的劳动，如果市场规定的价格是一样，那么质量高的商品就会没有人生产。因此，孟子认为："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①就是说，用许行的办法，结果会使人互相弄虚作假，这样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这里，孟子夸大了许行价格论的缺陷，在某种程度上也歪曲了他的原意。比如许行说："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即同样尺码的鞋，价格相同，被孟子歪曲为"巨屦小屦同贾"，即大鞋小鞋价格相同。但是孟子注意到了商品质量的问题，则要比许行的价格论更为进一步。此外，在战国时期，金属货币早已出现，如齐国有刀币，楚国有"印子金"等等。而许行却主张以物易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思想，只有在地主阶级政权尚未统一和巩固的战国时期，才可能有存在的条件。一旦地主阶级统一政权建立并巩固之后，贫苦农民很快就变成佃农或农奴而成为附庸，他们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和行动上的自由就丧失了。因此，农家到了秦统一六国之后很快就消声匿迹了，就连他们的思想资料也很少能够保存下来。

（三）战国中期儒家大师孟子的思想

①　《左传》襄公十一年。徐中舒：《左传选》，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38-339　页。②　《左传》昭公五年。徐中舒：《左传选》，第339　页。

①　《左传》成公十四年。

1。子思、思孟学派及其五行说孔子死后，儒家分裂为八派。据韩非说，他们是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为首的八派。①其中孟氏即孟子，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而乐正氏即孟子的弟子乐正子。如此说来，子思、孟氏与乐正氏三派儒者当是一派，即思孟学派。这一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荀子·非十二子》把子思与孟子合在一起来评论，已经把子思与孟子作为一个学派来对待。荀子离孟子的时代那么近，他的话当是可以相信的。西汉的史学家司马迁也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②与荀子之说是一致的。当然在历史上，孟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子思。

子思（约公元前492-前431年）姓孔名伋，他是孔子的孙子，一般认为他是曾子的弟子，也有人说子思出于子游氏之儒。《中庸》是子思思想的代表作。

子思提出的"诚"和与此紧密相连的五行说，是思孟学派思想的重要内容。"诚"是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也是道德准则。子思说，"诚者天之道"，③即"诚"就是"天道"，而"天道"即是"天命"。他还认为，天命就是"性"，遵循"性"就是"道"。也就是说，"诚"既是"天命"，也是"性"，也是"道"。子思在《中庸》二十五章还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又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就是说，"诚"是产生万物的本源。如果没有"诚"，也就没有万物。也就是说，主观上"诚"是第一性的，而客观上存在的"物"是第二性的。以"诚"这种主观精神来说明世界的产生和发展的学说，当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

子思的思想具有一大特色，那就是神秘性。《中庸》二十四章说："至诚如神"。达到"诚"便具有无比神奇的威力。甚至还认为，只要"至诚"，就可以预卜凶吉。国家将要兴旺，就一定有祯祥的预兆。而国家将灭亡，就一定有妖孽出现。可见"诚"与天、鬼神是一脉相通的，即是"天人合一"的。子思认为，达到"诚"的途径，是要"尽其性"，进而"尽人之性"，再进到"尽物之性"，这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达到"与天地参矣"。①这一过程，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这种思想对汉代的董仲舒和宋儒都有较大的影响。

子思提出的"诚"，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殷代灭亡之后，为了说明周为什么能够取代殷，周公提出"敬德"来修补天命思想；春秋后期，天命思想摇摇欲坠，孔子提出"仁"这种道德规范，企图用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仁"本身虽然没有上帝的成分，但孔子思想中仍保留了上帝的地位。"诚"的提出，则是为了取代上帝的地位，并把上帝泛神化。这种思想是将孔子伦理思想扩大化，从而成为更广泛、更唯心主义化，以至趋向宗教性的思想。这是思孟学派对儒家

①　《左传》襄公十年。

②　《左传》襄公三十年。

③　《中庸》二十七章。

①　《左传》哀公十七年。

思想的重大发展，从而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哲学的基础。

子思的"诚"与五行说有密切的关系。郑玄注《中庸》一章"天命之谓性"时，说："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智，土神则信"。即是说，"天命之谓性"，包含了五行的内容。章太炎的《章氏丛书·子思孟轲五行说》，认为这是子思的思想。这儿需要说明的是，《中庸》里的"诚"就是"信"。子思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①由此可见，"诚"就是"中道"，也就是"中庸之道"、五行的"土神则信"的土居中央。可见"信"也就是"中道"。因此，"诚"就是"信"。就《中庸》而言，用"诚"来代替"信"更说明问题，更易使人理解。子思的著作中虽然没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字样，但其中五行说的内容确是存在的。

《孟子》中的五行说，从表面上看难以发现，但事实上是存在的。

据庞朴研究，《孟子·尽心下》所说的"仁"、"义"、"礼"、"智"、"圣"就是五行。因为从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老子》甲本卷后的古佚书中，提到"聪"、"圣"、"义"、"明"、"智"、"仁"、"礼"、"乐"等几种道德规范，并用"五行"和"四行"加以概括：称"仁"、"义"、"礼"、"智"为"四行"，以"仁"、"义"、"礼"、"智"、"圣"为五行。上述八种道德规范，正是《庄子·在宥》所反对的。贾谊《新书·六术》说："人亦有仁、义、礼、智、圣之行。"这正好是五行，再加上乐即是六行。根据以上材料，则《孟子·尽心下》所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人"字衍）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段话就容易理解了。这里所说的"仁"、"义"、"礼"、"智"、"圣"，与前面《老子》甲本卷后的古佚书和《新书·六术》所说的"五行"是一样的。可见，《孟子》中的"仁"、"义"、"礼"、"智"、"圣"，正是孟子五行说的内容。②"圣"是什么呢？应该就是"诚"。孟子说，"圣人（"人"字衍）

之于天道也"，与孟子在另一个地方所说"诚者天之道也，"①联系起来看，"诚"就是"天道"，因"诚"与"圣"处于相同的地位。《中庸》说"从容中道，圣人也。"与《孟子·离娄上》所说"圣人之于天道也"，意思是相同的。可见，"圣"就是"诚"，就是中道。它在五行中所处的地位，相当于"土神则信"的中央。事实上，"诚"就是"信"。

从这里可以看到思孟学派五行说的发展变化：子思首先提出"诚"

的哲学概念，它是居于五行之中央位置的。孟子继承子思的思想，把"诚"发展为"圣"，并使思孟学派的五行说定型为"仁"、"义"、"礼"、"智"、"圣"，以至于为西汉以后的人所沿用。

思孟学派的五行为"仁"、"义"、"礼"、"智"、"圣"，这些概念本是儒家经常使用的。那么荀子为什么要批评它"甚僻违无类。

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呢？关键在于思孟把这五个概念不顾其"类"的不同，加以排列为"仁、义、礼、智、圣"的五行顺序，而成为闭约的体系，并将其纳入人心（即"仁、义、礼、智根于心"），归入人性

①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①　《左传》昭公十九年、二十年。

（人性的四端），委诸于命（形成"尽心"--"知性"--"知天"

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这就赋予了五行说以幽隐的内容，从而成了他们的"按往旧造说"。

思孟学派还认为，在"仁、义、礼、智、圣"这五行之中，"仁、义"是一组，而其中"仁"又是根本的。"智、圣"是一组，而其中"圣"更高明。这两组中，前者又是根本，后者是对前者的理解和力行。"礼"处于两者之间，正合于《礼记·仲尼燕居》所说的"礼所以制中"的原则，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仁、义、礼、智"四行，以人为对象，而"圣"独以天道为对象。这些确实是"幽隐"、"闭约"的。荀子有如此批评，就不奇怪了。①总之，思孟学派的五行说，把构成世界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赋予了伦理道德的内容，于是就把过去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五行说唯心主义化了。而这种思想对阴阳家邹衍有很大的影响。

2。孟子的生平孟子（约公元前390-前305年），名轲，邹（今山东省邹县）人，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代，是子思的再传弟子。②学成后在家乡广收门徒，从事教学。大约在齐威王七年（公元前350年），孟子约40　岁时来到齐国，当时稷下学宫刚建不久，孟子在那儿二十多年，取得了客卿的地位。齐威王晚年稷下学宫一度衰落，孟子离开齐国，到了宋国（公元前323年），向宋王偃推行他的"仁政"主张，但没有成功。孟子于此年（公元前322年）离开宋国，途经薛国而回到故乡邹国。同年孟子又来到鲁国，但鲁平公没有接见他，于是只好返回邹国。不久，因滕文公贤，他便到滕国，打算推行其"仁政"主张。孟子在滕两年多，但终因滕国太小，难于得志，他离滕到了魏国（公元前320年），但不久梁惠王去世，孟子以为新继位的梁襄王无所作为，次年离魏第二次到齐。此时正值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9年），稷下学宫复盛，但孟子因在齐伐燕战争问题上与齐宣王意见不合，便于齐宣王九年（公元前312年）离开齐国，归邹后到宋，与宋■相遇石丘。之后归邹，与公孙丑、万章等弟子一起著《孟子》一书。①终老于邹。

3。政治思想孟子处在战国中期，那时，除秦以外的各主要诸侯国，封建制度已经确立了一百多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取得了政权，并在不断巩固政权。由于古老的井田制的破坏而出现的小土地私有者，因土地兼并剧烈，已丧失了自己的小块土地，加上频繁的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不少痛苦；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激化起来。孟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企图缓和这种矛盾，而提出了"仁政"的主张。

这一主张是孟子继承孔子的学说，把孔子的"仁"用于政治上，发展为"仁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点是"仁政"的中

①　《左传》成公七年。

②　《吴越春秋》卷二《吴王寿梦传》。

①　《吴越春秋》卷二《吴王寿梦传》。

心，②孟子强调民众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得民众拥护才能当天子。因此，国君对民众必须施行"仁政"，"与民同乐"、"同忧"。孟子还认为对不行"仁政"的暴君，可以流放，甚至可以诛杀，如周武王讨伐残暴的殷纣王，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③他认为杀殷纣王是诛一独夫，并不是弑君。当然，这种思想是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但在历史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孟子"仁政"的具体措施，首先是为民制产。即由国家给予农民"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实行他提出的"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④这给予农民"私百亩"的土地是"恒产"，不许买卖，从而把农民世代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死徙无出乡"。这是承认个体农民的合法性和限制土地兼并的办法。其次是保护农业，减轻租税。孟子认为统治者征发兵役、力役要不误农时；在《孟子·梁惠王下》中，他主张"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即春耕春播时候，对有困难的要给予适当的帮助；秋后，对受灾地区要减少赋敛。他主张"什一之税"，即十分抽一的税制。而土地税则采用劳役地租。对商人提供存放货物的地方，而不收商品税，即《孟子·公孙丑上》所说的"市廛而不征"。这是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发的一种办法。第三是"省刑罚"，①着重教育。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即《孟子·滕文公上》所说：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样，人民就不致造反，从而巩固封建等级制度。

为了保证这些措施的实行，孟子提出了"尚贤"的主张。他认为必须用贤人来实行"仁政"，国君应当尊重"贤人"。尚贤的最高形式是禅让，即把君位让给"贤人"。但是，孟子尚贤主张是很不彻底的。他认为只有具备特殊才能的人，才可以不论亲疏贵贱破格任用。而一般情况，用人还是不能逾越等级。他还主张保留世袭贵族的特权，认为贵戚的权力应该比异姓大。《孟子·离娄上》还说：为政要"不得罪于巨室"。可见，孟子的"尚贤"主张，带有浓厚的调和妥协的色彩。

由于以上"仁政"主张，所以他激烈反对兼并战争，主张用"不嗜杀"人的"仁义之师"来使民心归向，②从而实现统一中国的目的。他把新兴地主阶级进行的兼并战争列入"争利"的战争而加以反对，主张用和平的方式来统一天下，反映了孟子害怕进行激烈斗争的改良观点。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主张客观上反映了人民长期遭受战争的苦难，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

孟子的"仁政"主张，是企图缓和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争取民心的一种政治手段。然而孟子"民贵君轻"的主张，继承了西周以来的重民轻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人民的作用。因为人民是封建统治者剥削的对象，如果用杀鸡取卵的办法对人民，就可能逼得人民"铤而走②　《孟子》卷十三《尽心上》。

③　《孟子》卷二《梁惠王下》。

④　《孟子》卷五《滕文公上》。

①　《吴越春秋》卷三《王僚使公子光传》、卷四《阖闾内传》。阖闾又作阖庐，下同。②　《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

险"。孟子的"仁政"主张，正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筹划的长远政策。但是，孟子的主张保留着浓重的旧框框，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①在当时是行不通的。

4。经济思想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但他更强调"义"

的重要性。认为："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②要是一个国家上上下下都争"利"，就会因为争利而导致国家危亡。但是孟子并不完全反对功利，这一点为学术界许多人所忽视。而郎擎霄《孟子学案》设专节讨论孟子的"非功利主义"。他说："孟子政治哲学中最大价值，在排斥功利主义"。③还引用了梁启超"赞美孟子非功利主义者"的一大段话。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先秦儒家，包括孟子在内，并不完全是"非功利主义者"。他所说的"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是把"利"与"仁义"相对而言的，并非完全不要"利"，而是避免"上下交征利"，使国家处于危亡的境地。他认为"后义而先利"就会造成不夺取上级的权利便不能满足的后果。因此，孟子认为应该首先提倡仁义，然后才谈得上有真正的利。

同样，《孟子·告子下》记载孟子与宋■（宋钘）的一段对话，也应作如此理解。孟子认为，如果"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相反，"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这里所指的"怀利"与"怀仁义"是相对而言的，所谓"去利"，也不是完全不要利。

而只是把"怀仁义"放在首要地位，从而使各方面都得到真正的利。

孟子所反对的"利"，是指私利，而非公利。所谓"仁义"，是指地主阶级的公利。它反映了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甚至孟子主观上要想反映当时整个社会的利益。他所反对的私利，指诸侯、大夫或士庶人的私利。作为思想家的孟子，当然比他本阶级的当权者只看到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要高明得多。

《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孟子与彭更辩论关于"食志"还是"食功"

时，他反对"食志"，而主张"食功"，批评了彭更"士无事而食，不可也"的错误观点。他认为，"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者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即工匠制造器物，对人有利，应该得到你的报酬，而士即知识分子讲究礼义，并且教育培养后代学者，却不能得到你的报酬，这样做是不公平的。怎么能够尊贵工匠而轻视知识分子呢？彭更认为工匠的动机是为了谋饭吃，因此给工匠饭吃。孟子批评了这种观点，认为该是论功利而给予报酬。如果有个公匠把房屋的瓦打碎了，又将新粉刷的墙壁画得乱七八糟，虽然他的动机是为了得到饭吃，但谁也不会给他饭吃的。可见，孟子重视效果（功利），而不重视动机（"志"）的。同时，我们在此也清楚地看到孟子不是不讲功利的。又《孟子·尽心下》记载孟子的话："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这里孟子对"利"

①　《左传》昭公三十年。

②　《左传》定公三年、四年。

③　《孟子学案》，第38　页，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的重要性看得很明白，认为财利富足的人，到荒年就不会因物资缺乏而窘困。总之，我们得不出孟子一概反对功利的结论。

孟子与孔子一样，重视"仁义"而轻视体力劳动。他进而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①为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制造理论根据。

孟子经济思想中，"制民恒产"的主张是很重要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在孟子的政治思想的"仁政"主张中论述了。

总起来说，孟子的经济思想是改造孔子的经济学说，以顺应时代的发展，但是仍然保存了不少旧的东西。

5。哲学思想性善论是孟子哲学思想的重要部分，是他"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础。

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善端"。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②其中"恻隐之心"也就是"不忍心之心"，这是四端中最主要的。他比喻说，一个人突然看见小孩掉入井里，自然会产生惊骇和同情心。在孟子看来，这时他在思想上并没有沽名钓誉的念头和其他打算，有的只能是人性本善的"恻隐之心"，也就是人天生来就具有的"良知"、"良能"。但为什么有的性恶呢？孟子认为，天生的资质是可以为善的，不善并非资质的罪过，而是因为不能充分发挥它而陷于物欲的缘故。他把人性本善比成茂盛的树木，如果白天老是用刀斧砍伐，树木就不会茂盛了。因此，他提出要存"夜气"，①即人虽然在白天"放其良心"，干了不少坏事，但夜静更深，平心静气的扪心自问，便觉惭愧，想改邪归正了。正如山上的树木被刀斧砍伐之后，经过雨露滋润，又长出一些新的枝叶来一样，这就是良心的发现。只有那种不能存"夜气"的人，才离禽兽不远。因此，孟子认为人只要不为物欲牵引而充分发挥其善端，就"人皆可以为尧舜"。②孟子的"仁政"主张就是这样推论出来的。他认为，人都有同情心，这就是"仁"的萌芽，把这种同情心扩而充之应用到政治上，就是"仁政"。人的本质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具体地说，它是指每个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孟子的"性善论"恰恰把人的社会性掩盖起来了。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孟子的"性善论"本身的阶级性是明显的。他虽然认为人人都具有善端，但是只有"君子"（统治者）才能"扩而充之"，而"庶民"（民众）则不能保存。③这就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划分和阶级压迫提供了理论根据。

孟子的天命思想比较复杂。他关于天的含义，大概有三种：一是说天就是上帝、造物主，是至高无上的。他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④可见，天具有超人的力量。他认为地上最高统治者国君，即天子，是上

①　《左传》定公六年。

②　见《周礼·地官·小司徒》。

①　《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　页。

②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221　页。

③　《孟子》卷八《离娄下》。

④　《孟子》卷九《万章上》。

帝的代表，而国君是由天选择的。天有不可抗拒的力量，顺从于天的人就能存活，不顺从于天的人就会灭亡。国君只能顺着天理（"乐天"），敬畏天理（"畏天"）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否则就要遭到天的惩罚。

二是说天是道德的天，与西周的传统的天命思想有所不同。在天与人的关系上注意到了人的作用的一方面。孟子一方面认为君权是天授的，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民意"认可。三是说天具有自然规律的意思。比如他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冬至），可坐而致也。"①不过，这在孟子思想中所处的地位是极其次要的。

孟子基本上是个宿命论的鼓吹者。他说："莫之致而至者命也"。②认为一个人短命或长寿，当官或不当官，都是由命决定的，人们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在《孟子·尽心上》中，他提出了"分定"说，认为人得于天的性分是有一定的，即天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有所差别。

因此应该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如果"犯上作乱"以至带上足镣手铐而死，就不是正命了。这显然是维护统治者利益的。

孟子在一定程度上也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比如他说："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③但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一定限度，能不能获得成功，最后还得取决于天命。因此，主观能动性最终还是被天命所束缚。孟子的天道观既有客观唯心主义，又有主观唯心主义，最后用"天人合一"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但其主要倾向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④这是说能够守住行善的本心，培养那种本性是善的性，这样的人就和天的道理相符合，所以就能事奉天了。这个过程是：从"尽心"、"知性"到"知天"；从"存心"、"养性"到"事天"。"尽心"、"知性"和"存心"、"养性"，都是属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知天"、"事天"则是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孟子调和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孟子所谓"知天"，是指领会天的意图，不要违抗天意，从而做到"安贫乐道"。可见，孟子的"知天"，不过是主观上幻想出来的一种精神解脱。因此，这套"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其实质还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孟子的认识论认为：耳朵眼睛这样的器官是不能思考的，因为受外物的蒙蔽，一与外物相接触就被引向了迷途。在孟子看来，获得感性认识的器官不仅不重要，而且它所获得的认识只能是错误的、靠不住的。

孟子说："心之官则思。"①这句话比较正确的反映了思维器官的功能，因为古人是把"心"作为思维器官的。但是，孟子进一步把"心之官"

说成是"大者"，把"耳目之官"说成是"小者"，他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②即要先树立起"心"这个器官来，那么耳

①　参见拙作《论吴国的军队组织》，《吉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　期。②　见蓝永蔚《春秋时代的步兵》，第99-100　页。

③　《孟子》卷三《公孙丑上》。

④　《孟子》卷十三《尽心上》。

①　《吴越春秋》卷八《勾践归国外传》。

②　《国语·越语上》。

目这样的器官就不能干扰"心"这个器官的作用了。这就夸大了"心"

的作用，认为理性认识不必要依赖于感性认识。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就是过分强调理性认识的存在，从而否定了经验的存在。它认为唯有理性认识是可靠的，而感性认识往往给人以假象。孟子的认识论就是属于这样性质的唯理论。孟子的唯理不是唯物论的唯理论，而是唯心论的唯理论；因为他所要认识的对象并不是客观物质世界，而是"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精神。同时，孟子的唯理论还带有先验主义的特色。他认为理性认识是"天之所与我者"，即是天所赋予的。因而他认为人具有天赋的"良知"、"良能"。这种天赋观念与近代西方唯心的"天赋"观念颇为类似。我们知道，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孟子否认感性认识，这就使他的理性认识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从而变成纯粹主观想象的虚无缥缈的东西了。

孟子的修养论，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从认识论上来看，由于孟子否认感性认识，因而他的认识途径是完全脱离实践的闭门修养、内心反省。孟子特别重视"养心"。他认为"养心"的最好办法是"寡欲"，①即减少人的物质欲望。同时，他在《孟子·告子上》又提出"存夜气"、"求放心"；在《孟子·公孙丑上》又主张"养浩然之气"、"不动心"，作为"养心"的具体途径。通过"内省"和"养心"的途径，可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最高精神境界。②这是孟子主观唯心主义的自我陶醉。在这方面，孟子大大发展了孔子、子思的唯心主义思想，成为先秦比较彻底的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大师。

孟子的这种唯心论的唯理论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孟子·告子上》把"心之官"视为是"大体"，把"耳目之官"视为"小体"，认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这就为他"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理论找到了哲学依据。

6。教育思想孟子的教育思想，继承了孔子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思想，在教育方式方法上注意发挥弟子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获取知识必须"专心致志"，循序渐进，不半途而废。

孟子认为在教育别人之前，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他说："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①即自己不正直的人，不可能使别人正直。而他又认为，自身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就该去教育那些不如自己的人。不管这些人出身怎样，也不管来自哪里。这正是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继承。他认为："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②即如果有道德、有才能的人不去教育那些道德差、没有才能的人，那么，所谓的好和不好，也就相差很小，以至于不能用寸来量。正因为孟子这种"有教无类"的思想，到邹来向他学习的人相当多。

孟子也用"因材施教"的办法，依据弟子不同的具体情况，而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在《孟子·尽心上》中，他将其归纳为：君子

①　《吴越春秋》卷十《勾践伐吴外传》。

②　《吴越春秋》卷八《勾践归国外传》。

①　以上引文均见《史记》各封君本传。

②　《史记》卷75，《孟尝君列传》。

进行教育的方式方法有五种：有如及时雨那样浇灌万物的；有成全其品德的；有培养才干的；有解答疑问的；有不直接来受教，而私自学习的。这样的归纳可能不够全面，而在当时就算是先进的教育理论了。

孟子在教学上，注意发挥弟子的主观能动性。正如《孟子·尽心下》所说，木匠和专门做车轮、车箱的人，能够把如何制作的规矩准则传授给学徒，但却不能保证学徒一定有高明的技巧。这关键在于学徒是否主观努力，是否不断追求。因此，孟子认为要获得高深的造诣，就要有自己的心得。他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③而另一方面，孟子认为要获得真正的知识，就要"专心致志"。④他用栾秋教人下棋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栾秋是有名的棋手，他同时教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一心一意地听讲，而另一个虽然也在听，而心里却在想着有只天鹅飞来，该如何射它呢？这个人虽然也在学，但成绩肯定不如人家。是因为他的才智不如人家吗？当然不是的！

孟子还认为教学要循序渐进，坚持不懈，不半途而废，就像有源的泉水一样，不断将低洼处灌满才继续向前，直到大海。孟子还以打井来比喻做事要坚持不懈。他说，做任何一件事，都好比像挖井一样，"掘井九轫不及泉，犹为弃井也"。①即挖井到六丈多深还不见泉水，若是停止不往下挖了，则仍然是一个废井。同时孟子也反对"一曝十寒"的办法。②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还用拔苗助长的故事来说明学习不可急躁冒进，不能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

孟子上述教育思想是科学的，直到今天依然还为教育家们所推崇。

（四）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及其历史意义1。儒、墨、杨三家鼎立的状况在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上，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应居于什么地位？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过去是比较少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首先，是孟子对儒、墨、杨三家鼎立的论述。关于儒、墨、杨三家鼎立的状况，在《孟子》中有比较集中的论述。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①这是说，春秋战国时期明君圣主不出现，各诸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不在朝的"士"又随意评议朝政，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天下，甚至形成这样的局面：在各种主张中，要不是杨朱学派的，就是墨翟学派的。孟子的这段话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是杨、墨的学说在战国初、中期势力之大，影响之广是可以想见的。墨子善于辩论，杨朱也是能言善辩之徒。《庄子·骈拇》说：杨朱"骈于辩者"。而且杨、墨两家言③　《孟子》卷八《离娄下》。

④　《孟子》卷十一《告子上》。

①　见竹添光鸿《左氏会笺》。

②　《孟子》卷十一《告子上》。

①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

论很多，搅得天下不得安宁，其影响巨大，非同一般。

春秋战国之交的儒、墨显学之争，大略说来，儒、墨两家的势力还能平分秋色，不相上下。到了战国中期孟子之时，杨朱学派如异军突起，打破了儒、墨显学对峙的局面，而成为鼎脚三分之势，而墨、杨两家的矛头都是指向儒家。儒家的势力已露出衰颓之势，因此孟子认为："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杨朱、墨翟的学说要是不停息，则儒家的学说不会发扬光大，这就会造成异端邪说蛊惑民心，而使儒家宣传仁义的道路被阻塞。

所以孟子认为必须出来捍卫儒家的"先圣之道"，尽力反对杨朱的学说，批判那些"荒谬"的言论，使这种主张的人站不住脚。

孟子清楚地认识到杨、墨的学说直接危害儒家思想的传播，而且还看到了杨、墨的学说对封建统治政权的巨大妨碍。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①孟子认为，杨朱的主要学说是"为我"。只重视自我，这种学说就是"无君"论，或者说叫做"无政府主义"。墨家主要学说是"兼爱"，爱天下一切人，而没有亲疏厚薄之分。这种学说就是目无父母。一个人如果心目中既无君主，又无父母，岂不是和禽兽一样了吗？孟子对杨、墨学说的斥责，显然有些过分。不过他这番话也是有所依据的，基本上抓住了杨、墨两家学说的要害，并且对其"危害性"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杨朱的"无君"与墨子"无父"的由来。杨朱主张"为我"

而不损人。按照杨朱这种逻辑，必然会导致"无君"论。《吕氏春秋·贵生》说："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这种"贵生"说，也就是杨朱的"贵己"和"为我"的主张。从"贵生"说，也可以导致"无君"论。杨朱说："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足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自不复得。"②在他看来，人的生命比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还重要；如果一旦失去生命，就不会再有了。因此，在处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上，杨朱认为："道之真，以持身；其余绪，以为国家。"③他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首先把个人的事办好之后，有余力才来办国家的事。这里所提的国家当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后期法家韩非也指出，要是相信杨朱的学说，则"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④即要民众为统治者卖命干事是不可能的。因此，孟子批评杨朱学派"无君"，不是没有道理的。至于墨子主张"兼爱"，如何会导致无父呢？此说实在有些牵强。

只能说"兼爱"，对一切人都爱，一视同仁，这样就没有儒家所说的爱有亲疏厚薄，爱自己的父母亲，要甚过爱其他的人。但是墨家的"兼爱"并不包含不爱自己的父母亲的意思。这里很明显可以看出，孟子对墨家的"兼爱"主张，进行了歪曲。这种歪曲，是因为墨家这一主张反对了

①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

②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

③　《左传》哀公二年。

④　《史记》卷一○五，《扁鹊仓公列传》。

儒家的"亲亲"为"仁"、爱有差等的主张。因此，孟子采用了攻其一点，不记其余的手段，把墨家的"兼爱"推上极端，这才得出了"兼爱"即是"无父"的结论。这种辩论的风气在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绝非孟子才是如此，可以说是一种通病。因此，墨家的"兼爱"学说，确乎反对了儒家的爱有等差、有亲疏厚薄论。孟子是深知墨家学说的严重"危害"性的，所以他极而言之，以便提醒统治者对这种学说"危害性"的重视。

第三，杨、墨学说的"危害"性与孟子大力提倡反对杨、墨。在孟子看来，墨家的"兼爱"学说会导致"无父"，杨朱的"为我"学说会导致"无君"，都会直接危害或动摇着新兴的封建政权所赖以巩固的基石--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封建的等级制度之上的封建君主制度。后来，封建社会的理论家董仲舒总结了战国中后期孟子、荀子、韩非的思想，正式提出"三纲"的学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墨子的学说违背了父为子纲。如果任其发展，其危害性当然是不可估量的。

既然杨、墨的学说危害如此之大，因此孟子要以封建的卫道士的身份出来对杨、墨之徒大加挞伐。他把杨、墨的学说比着洪水猛兽和乱臣贼子。他说："昔日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①孟子认为，像杨朱和墨翟这样无父无君的人，正是周公所要惩罚的。我也要使人心端正、邪说消灭，反对偏激的行动，批驳荒唐的言论，以此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传统。孟子认为这一事业无比重要，是不得已而为之，哪里是单纯喜好辩论呢？！因此，孟子号召人们起来反对杨墨："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即能够批驳杨朱、墨翟的学说的，就是圣人的门徒！

2。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实质战国中期的学说，除了儒、墨、杨三家之外，并非就没有其他学说了。我们知道，在春秋后期就有老聃，而庄子与孟子也大体上同时。但是老子学说，特别是庄子的学说，多偏重于研究自然观，而且他们不主张入世，而是主张出世。其学说在当时流传不甚广，影响也不很大，对当时统治者的威胁远不如杨、墨两家。因此，孟子并没有把老庄作为统治阶级的劲敌看待。战国初期魏文侯礼贤，在西河聚集了一大批学者，其主导方面还是儒家。其中已经萌发了儒家向法家转变的苗头，但儒法之间只是如何进行统治的方法不同而已。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儒法斗争，在此时并不明显。真正说得上法家对儒家从理论上比较系统的批判，那是到了战国后期的韩非才开始的，在当时法家并不构成对儒家的威胁。真正有大大发展趋势并对儒家造成巨大威胁的是杨、墨两家。因此，在战国初中期出现了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形势，造成了儒家势力的削弱，因而使孟子产生了危机感。

那么，这个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论述这个问题。

3。儒、墨、杨三家鼎立局面形成的原因及其短暂性为什么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儒、墨显学转变为战国初中期的

①　《国语·吴语》。

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只能从社会经济方面才能找到根本的原因。

第一，墨家产生的阶级基础和特殊的文化环境。

春秋末期，"工商食官"的格局已经残破。在官府手工业之外，出现了私营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其经营者，我们叫小手工业者。这批人原来是从官府手工业分化出来的，又居住在城镇，消息比较灵通，又有墨翟这样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领袖，因而比较快地形成代表小手工业者利益的学术集团墨家，并且能够写出《墨子》这样的著作来。当然这还与墨子生长在鲁国这样文化繁荣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杨朱学派产生的阶级基础和文化环境。

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杨朱与杨朱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在此不再重复。这里要着重指出，杨朱及其学派是小土地私有者利益的代表。小土地私有者要出现代表他们利益的思想家，不如小手工业者那么容易。

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忙于如何巩固他们的政权而实行变法改革。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占的地位并不重要，而且诸侯之间与贵族之间、诸侯与贵族之间，各种各样的战争连绵不断。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在那时还不剧烈，小土地私有者得到发展的良好时机，这就形成了杨朱学派的阶级基础。

从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学术已经从官府下到民间。最先形成私学并开始争鸣的，当然只可能出现在保存西周文化最为丰富的鲁国。"学在官府"的格局既已打破，学术得到了解放，士阶层的不断壮大并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而种种条件造成了新兴地主阶级对各学派的兼容并包的政策。在这些优越的条件下，小土地私有者甚至包括农村中最下层的贫苦农民（相当于贫雇农）都有可能产生代表他们利益的思想家。杨朱学派和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便应运而生了。

这就出现了儒、墨显学之争正方兴未艾，而杨朱学派又异军突起（此时农家虽也开始积极活动，不过未能发展成为较大的势力，因而有人认为许行属墨家），形成三家鼎立的局面。这一发展趋向说明了小生产者（包括小手工业者和小土地所有者）势力的发展壮大，形成了短暂的对儒家似乎有压倒优势的局面。因此，孟子把矛头指向杨、墨两家，同时也对农家许行有所批判。

第三，儒、墨、杨三家鼎立局面的短暂性。

随着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对危害其本阶级利益的各种思想、学说便采取了限制甚至压抑或消灭的政策。在这方面，法家比儒家更为彻底。另一方面，伴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土地买卖的现象就产生了。小土地私有者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定，他们或者上升为富裕农民和地主，或者丧失土地而下降为贫苦农民。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到战国后期就比较明显。而杨朱学派的"为我"、"贵生"而又不"侵物"的学说在实际生活中也很难实现，小土地私有制经过土地兼并而向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杨朱学派在战国后期便失去其阶级基础，因而销声匿迹了。因此，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在历史上的时间是短暂的。

4。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启示由儒、墨显学的对立而发展为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儒家学说大有不支之势。而杨、墨对儒家学说的冲击和批判，使新兴地主阶级在选择本阶级的统治思想时受到一定的启示。在已经取得政权的新兴地主阶级看来，仅用孔子、孟子的正统儒家的思想来进行统治，对于新兴地主阶级较快地完成封建化过程和巩固其政权并完成统一天下，其收效是缓慢的。他们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①不能适应战国中后期的形势。法家的兴起当与此很有关系。由儒家裂变出法家，可以说是顺乎历史发展潮流，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①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七、老子和《老子》以及早期道家思想（一）老子的生平、思想渊源和社会背景1。老子的生平关于老子的生平，已很难确考。司马迁著《史记·老子列传》时，已经搞不清楚。他说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人。据《史记集解》引《地理志》说："苦县属陈"。实际上老子与孔子虽为同时代人，但比孔子年长许多。据《史记·陈杞世家》说楚惠王杀陈湣公而灭陈，这一年正好是孔子死之年，即公元前479年。即便是老子长寿，其主要活动也当在此之前。因此，应该说老子是陈国（今河南东部即开封县以东和安徽一部分，即亳县以北一带）人，而不宜说是楚人。陈国始建于周武王时，第一位国君是胡公满。他是虞帝舜的后代，姓妫氏。周武王灭商之后，找到舜之后代妫满，封于陈，以奉舜之祀。这就是胡公满。①老子生活于春秋后期，他是东周王室的史官，《史记·老子列传》说他是"周守藏室之史"。《索隐》认为，即"周藏书室之史也"。又据《张苍传》说"老子为柱下史"，意思是"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又《庄子·天道》说老子是"周之征藏史"。可见"守藏室之史"与"柱下史"、"征藏史"，虽然名称小有不同，但其涵义实质是一样的。《礼记正义·曾子问》引《论语》郑玄注，说老子是"周之太史"。大约守藏室之史与太史所司的职责是相同的。《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韩宣子聘于鲁，到太史氏那儿去看书，见到《易》、《象》与《鲁春秋》。可见太史是管理藏书的，至少保管有《易》和鲁国历史书《鲁春秋》等。

据王国维考证，"周六官之属，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又说："史为掌书之官"。①而太史除了管理藏书外，还管理天文历法。据《周礼注疏》，贾公彦疏以为太史为"日官"，"以其掌历数，故云日官"。总之，作为史官的老子，具有丰富的知识，其地位也是相当高的。因此，老子当是贵族出身。据《史记·老子列传》记载，老子任史官时，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周礼。后来老子见周王朝衰败，遂弃官而走，"莫知其所终"。

关于老子弃官的原因，可能与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东周王朝内乱有关。王子朝（周王子）在周景王死后，与景王、敬王争夺王位而内战。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晋国的知跞、赵鞅领兵接纳周敬王，于10月16日在滑地起兵，11月11日晋国的军队攻下鞏。召伯盈（原王子朝之党羽）见势不妙，赶走了王子朝。于是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带着周王室的典册书籍而逃奔楚国。身为史官的老子是管理这些典册书籍的，既然典册书籍已被带到楚国，他已经无事可作，因此弃官而走，也在情理之中。有人据此而又证之《庄子·天道》子路的话中有老子"免而归居"，可说

①　《左传》襄公十九年。

明老子弃官之后曾回到陈国故乡隐居。此后，才在过函谷关为关令尹喜著上下篇而西去。此事已很难详考，存此一说以备查考。《庄子·寓言》记载："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

即阳子居（杨朱）往南游到沛（即彭城，今之徐州），而老子向西打算到秦国，两人相遇在梁国的郊野。金德建据《庄子·养生主》说，"老聃死，秦失吊之"，以为"失"为"史"之误，秦失即秦国史官。①由此推之，老聃可能死于秦国。但是否确实，也还是难以肯定。

《史记·老子列传》还记载了老莱子，并说"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的周太史儋，有人认为即是老子，又有人说不是，世人都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因此，后来对老子其人多有异说。一般人认为老子是春秋末期的老聃，也有人认为老子即是《左传》中所记的老阳子。②也有人认为老子"是杨朱、宋钘后的人，已到战国的中叶"。③2。思想渊源与社会背景老子既是周的史官，因此《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此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至于班固的诸子均出于王官说，又当别论。金德建《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认为："老聃学说的来历，大约是因为做周史的缘故"。他列举了《左传》、《国语》、《论语》、《大戴礼记》等书中史官属于格言形式的话，并将16　条有关材料与《老子》相对照。比如"《左传》成公二年："仲尼闻之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这些话，显然是《老子》的"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第三十六章）的语意所本。"。。从这些材料的对比中，说明《老子》的语句，是"史官们向来保存的知识"。可见，《老子》与史官的知识有其思想上的渊源。

老子为陈国人。陈国近楚国，后来被楚国灭亡，成为楚国的一部分。

春秋时陈国是个独立的国家。但陈文化也受楚文化的影响。有不少共同之处。因此，把老子看成楚文化的代表，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史记·楚世家》说，楚国是周成王时"封熊绎楚蛮"，在丹阳（今秭归县东）建立起来的国家。楚起初仅是一个小国，爵位为子，在五等爵中属于很次的地位。它地处江汉流域，当时南方是所谓"蛮夷"之地，受西周的宗法制度、礼乐制度的影响比较小，与邹鲁迥然不同，与三晋和齐也大不一样。楚国后来势力逐渐发展，不断开拓疆土，以江汉流域为中心，北面势力到达黄河，南面到南岭，西面有巴蜀，东面与吴越为邻，以至于可以和周王室对抗。

楚国的社会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发生巨烈的变化。白公胜曾在楚国进行改革，但遭到失败。后来楚悼王又用吴起为令尹，实行变法改革，打算完成封建化的过程。但是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时间仅一二年，因楚悼王死，吴起遭到旧贵族的杀害，变法完全失败。此后贵族势力又占了上风，因此楚国的封建化过程较缓慢，政治上没有多大的起色，最后被秦所灭亡。但是楚国在文化上却很有特色，与中原文化有较大的区别。

①　陈厚耀：《春秋世族谱》，光绪丙戌徐干刊本。

②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③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由于楚国自然环境复杂，有大江大河、云梦大泽，人们容易看出自然界变化多端，又无法解释，从中产生出神秘的思想。因此，楚国的迷信、巫术、神仙、鬼怪之类的思想和文学作品很多，极富于浪漫色彩。

如《庄子》记载："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①还有屈原《天问》中提到那么多关于自然界的问题。这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思想，在鲁国是很难产生的。

在《论语》中，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经过陈、蔡等地遇到一些隐士，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②陈、蔡一带都属于楚文化影响的范围，这些隐者即是道家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他们中有的很可能原来是贵族，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但是，在政治斗争中或其他种种原因，他们丧失了原有的政治地位，仅保有小块土地，类似自耕农的地位，以自食其力。他们对政治上的前途已经失去信心，而把思想的注意力集中到对自然天道方面的追求上去。他们与儒家着重研究人类社会伦理道德为主的学说相反，而是以研究自然界为主的学说--道家的学说，其中老子和庄子就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为宋人，也属于楚文化影响的地区。老子的学说中还有不少政治方面的内容，即所谓君人南面之术。道家发展到庄子，则几乎完全抛弃了政治的内容，而是要反归于自然界。

老子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与陈国受楚文化影响有一定关系，但是不能把这方面的作用说得那么绝对。其实老子的思想渊源，来自史官方面的知识，倒是相当主要的。这些知识是殷周的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因此，可以说老子思想的产生是殷周的传统文化与南方陈、楚文化结合的结果。

（二）《老子》的成书《老子》的成书与老子其人一样，也是学术界争议很大而至今未能解决的问题。过去多认为《老子》非春秋时老子所著，而是成书于战国。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认为，《老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即是"环渊所著的上下篇"。金德建《〈老子〉四论》认为韩非的《解老》、《喻老》是古本《老子》注释。因此，凡是《解老》、《喻老》所征引的，便是战国中期人老聃亲著。把其余的认为是"后增部分"出于战国中期以后，其写作者是道家学派中人在一段较长时期中，逐渐增加而成。①我们认为，既然春秋确有老子其人，而他在退隐之前曾为关令尹喜著有上下篇。他确有著作，因此《老子》当是老聃所著。不必拘泥于孔子之前无私人著述之说。蒋锡昌《老子校诂》书未附《古代引老经最早之人考》，说最早引用《老子》的是春秋末与孔子同时代的人叔向。其事见于刘向《说苑》卷十《敬慎》记载。叔向引用了老子的话："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这两句话分别出自《老子》四十

①　《左传》昭公元年。

②　《左传》宣公二年。

①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三章和七十六章。可见，"老子之书已为孔子同时及其近时人所见"。②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也认为，《论语》中的"无为而治"、"有若无，实若虚"等语本于《老子》③。

我们知道，古代的书籍，其成书与今天不同，它有一个过程。往往是有人草创，在流传过程中又不断有人补充而逐渐趋于完善。《老子》一书也如此。老聃所作的上下篇，已具有了《老子》一书的基本内容，在流传过程中掺进了一些战国时代的文句。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道篇》"万乘之王"等等。大致可以说，它最后定型于战国中期。

（三）老子的思想1。政治思想老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①即治理大国就好象烹小鱼一样，放在锅里不要多动它，否则小鱼就烂了。

《老子》第五十九章认为统治者"治人事天，莫若啬"。②即治理天下，要爱惜自己的精神，不要使用智慧，而要"无为而治"。《老子》第六十五章认为，"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若把政治搞得混乱不清，人民群众反而变得质朴。如果政治上搞得有条有理，十分清明，人民群众反而多生诈伪。因此，《老子》第五十七章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是他反对儒家、墨家的政治思想的结果。他对"周礼"十分熟悉，也深知其虚伪性，正如《老子》第三十八章说："夫礼者，忠信之簿而乱之首。"加上春秋以来"乐坏乐崩"的趋势已难挽回，所以老子反对儒家用"礼"来进行统治。同时，他对"法治"也是深恶痛绝的。《老子》第五十七章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令越明确，盗贼反而越多。（按：帛书《老子》作"法物滋彰"。）对墨家的尚贤，老子也是反对的。《老子》第三章说："不尚贤，使民不争。"老子既反对"礼治"，也反对"法治"，还反对"尚贤"。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无为而治"。老子所谓的"无为"，从反面来说也就是"无不为"。①老子这种主张，正是他没落阶级立场的反映。他提出的"无为而治"，毕竟是从剥削阶级立场出发的。因此，它仍然还是一种统治人民的办法。只是要求统治者采取温和的手段，好使人民自觉地老老实实地服从统治。老子的"无为"是建议统治者用一根无形的绳索捆住人民群众的手足，要他们无所作为，不能有丝毫反抗。

不仅如此，老子还进一步提出一套愚民政策。他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所以，他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②②　《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

③　《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①　《左传》哀公元年。

②　《左传》定公八年。

①　《左传》昭公五年。

②　《左传》僖公四年、宣公二年；《国语·晋语二》。

即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是要使人民聪明，而是要使人民愚昧，成为《老子》第三章所说的"无知无欲"的人。这样就便于统治了。

老子在"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方案。他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③就是要倒退到原始社会去。由此看来，老子的政治思想是十分保守的。

但是，老子的政治思想也有积极的一面。他所谓的"无为"，并非什么也不做。《老子》第六十四章说："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乱"。老子认为，要有所为，必须选择容易办到的时机去办。比如对于乱子，在未出乱子以前进行防治，就比较容易；已经出了乱子，再来治理就难办了。因此，他主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①老子以这种"有为"的思想作为"无为"思想的补充，其思想是深刻的，是符合朴素辩证法的。

老子还揭露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他指出当时的统治者"损不足以奉有余"。他同情下层人民，《老子》第七十五章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人民群众的饥饿是由于统治者加重对他们的税收造成的。老子甚至直接攻击当时的统治者是"盗夸"，②即强盗头子。《老子》第五十三章指责他们："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财货有余。"即朝堂上打扫得十分整洁，而田野里都是一片荒芜，仓库里非常空虚；穿着漂亮的衣服，佩带锋利的宝剑，饱食精美的饮食，占有多余的财富。老子还警告统治者采用镇压政策，他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③老子对当时社会的深刻揭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因为他所代表的没落阶级，在当时社会中往往处于劳动者的地位，如《论语》中所记的隐者长沮、桀溺等人，因而能够同情劳动人民。同时，他也是站在没落贵族的立场上，发泄对新的封建制度的不满。

2。经济思想关于老子的经济思想，学术界对它研究的还不够。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认为："在中国古代，首先发现商品概念的是老子"。①他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分析老子的经济思想，是很精辟的。

因此，我们采用其说，简要论述如下：我们在老子政治思想中已经讲到，他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即倒退回原始社会。这种社会是没有商品经济的。老子的经济思想不是要促进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而是使它向后倒退。

③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①　《周礼》一书时代虽有争论，但其内容应是先秦制度的汇集。

②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载其原文，为："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

③　《老子》第七十四章。

①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僖公五年。

老子是如何来认识商品与非商品的差别的呢？《老子》第十一章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问题。"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这是说车轮由三十根辐条插入车轴中而外接轮圈所构成。因为插轴之处（"毂"）有空的地方（"无"），所以才有车的作用。用泥土做成器皿，因为中间有空的地方，所以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凿窗户以建成房屋，因为中间有空的地方，所以才有房屋的作用。从以上三个例子归纳起来说是："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一般将这句话解释为，因为有，所以给人以便利；因为无，所以给人以用处。而侯外庐则将这里的"有之以为利"的"以为利"，释为"交换关系中的价值形态，或交换价值"。依此说，则"无之以为用"的"以为用"则是指人类劳动生产品的使用价值。这就是说，"有之"即是指商品，"无之"即是指非商品。这样解释，是将第一章的"有"与"无"的对立，不是理解为"物理的、自然的属性，而是解释为社会的属性"。由于有这样的理解，所以同样一件人类的劳动生产品，就具有了两种价值。当它是按"无之以为用"的方式存在，因为它是非私有生产品，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卖，即非商品，所以它只有使用价值；而当它是"有之以为利"的方式存在，因为它是私有生产品，即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出卖（商品交换），所以它除了使用价值之外，又具有交换价值。比如说车轮，不仅可以当车轮来使用，有其使用价值，而且在商品交换中，它还具有交换价值，可以与等量社会劳动的商品，比如器皿进行交换。

而老子是不主张由"无之以为用"向"有之以为利"转化；而是主张社会倒退为只有"无之以为用"的状态，即"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形态。在原始社会形态下，其生产方式是怎样的呢？老子说："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①这是说，在老子理想的社会里，管理国家的"圣人"只负责保管与民众签订的一式两份的契约（即合同）的左边一份（本来这种契约是可以向执右边一份契约的民众索取偿还的），但并不向民众索取偿还。在老子看来，有德的人就是只保管着契约而已，十分宽厚，并不向民众收税，只有无德的人才利用契约向民众索取税款。有德的圣人管理国家，这样的管理者与民众就不会结怨恨。因此，这种契约关系双方是"无对立的合一"，②即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合一，没有对立的关系。因为生产资料公有，人人都劳动，所以不必专以劳动要求于他人。这样是符合于"天道"，即自然规律的。因此，"天道"对于一切人都一样，没有亲疏厚薄，经常与善于人。

由于在无对立的社会里，人人都"为而不争"，①即从事生产劳动而不相争夺。因此，社会的管理很容易，就像《老子》第三章所说，"不尚贤"。

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劳动只是生产有使用价值的生产品。这种生产品的量虽然不太多，以至于人们感到缺乏，但是大家使用它时都能爱

①　《左传》文公十八年。

②　《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285　页。

①　《左传》文公元年。

护，不使其损坏。这就是《老子》第四十五章说的"大成若缺，其用不弊"。该章又说："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即社会的积蓄虽然不富裕，以至于人们感到不够用，但是人们劳动生产却能努力，而又不随便浪费积蓄，因而使用它还是不致于穷尽。

侯外庐认为，《老子》第五十七章说："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这里的"奇物"即是商品。②商品的出现，必须要在社会上人们具有智巧与欺诈才能有可能。这里实际上是说商品生产的必备条件需要有社会分工，需要一部分人有机诈的谋利心理。他们的生产品不仅具有"自然的价值形态"，即使用价值，而且要它具有"超自然的价值形态"，即交换价值。也就是说，要从前面所说的"无之以为用"的方式，转化成为"有之以为利"的方式。

老子说："既得其母，以得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③这里的"母"当是原始社会，而"子"当是由原始社会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阶级社会。由"母"发展为"子"才是完成这种转变。不过老子是主张"复守其母"，即要恢复到原始社会，也就是"无之以为用"的方式。可见，老子反对这种转变。

因为商品的出现，所以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一方面是原来的公有生产资料，转化为私有生产资料；这些私有资料的所有者掌握了国家机器。另一方面是原有的生产者，转化为被人奴役的劳动者。这两方面再也不是"无对立的合一"，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阶级。由于生产方式改变了，所以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了，但是大部分生产者则越来越贫困。社会上出现了"弃人"，即被抛弃的人；也出现了"弃物"，即被弃而不用的物品。①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人过分的享乐腐化，即老子所说："生生之厚。"②同时出现了前面政治思想部分老子揭露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的种种现象。因此，老子认为这只能是使社会产生"大怨"。他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③认为社会的"大怨"，即使去调和，也必然还会有"余怨"，怎么可以达到完善的地步呢？所以，老子采取了阻止社会向前发展的办法。即《老子》第十九章所说的"绝巧弃利"，要求回到"无之以为用"的方式去，把造成商品生产的那些条件通通消灭。商品不存在了，这就回到他所理想的社会--"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去了。反对商品生产，这就是老子最主要的经济思想。从社会经济发展史来看，这种思想不只是保守，简直是反动了。

3。哲学思想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是建筑在他的天道无为的基础上的。

老子的天道观抛开了传统的"天命"、"上帝"，而提出了"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老子》第三十五章认为，道是"视之而不见"，《老子》第四章又认为道是"搏之而不得"，即道看不见摸不着；又是"寂②　分别见《左传》闵公二年，文公十七年，僖公十五年，僖公十七年，僖公二十五年。③　《老子》第二十五章。

①　《左传》昭公十三年。

②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③　《左传》成公二年。

兮寥兮"①，即没有声音、没有形体；又是"平淡无味"，②最终归于静止的东西。《老子》第四章认为，"道"是"万物之宗"、"象帝之先"，即是世界万物的主宰，比上帝出现得更早。正如《老子》第二十章所说"先天地生"，即它在天地之前就有了。老子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道"产生出来的。《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世界万物生成的过程是"道"首先生出"一"，"一"再分为"二"，"二"就是阴阳。"负阴而抱阳"，即阴阳结合，以达到"冲气以为和"，即生万物。《老子》第四十章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的"有"生于"无"，就是"道"

生"一"。"有"就是"一"，"无"就是"道"。"天下万物生于"有""，就是"天下万物生于"一""。而"一"又是由"道"生出来的。这里，"道"是"无"，并非物质实体，然而它是第一性的，现实世界是第二性的。显然，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

但是，老子的"道"，又不完全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他的"道"，也有唯物主义的因素。老子认为，"道"是一种混混沌沌的原始的未分化的物质。他说："有物混成"。③它是恍恍惚惚的，但"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它是窈窈冥冥的，但"其中有精"、"其中有信"。④这是一种极微小、极精细、看不真切的东西。它有物、有象、有精，是现实的存在，而决不是无物、无象的虚无。而且它还有运动的属性，即循环往复地运动着。《老子》第二十五章说："周行而不殆"。"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老子如此解释"道"，显然又具有物质性。因此，老子关于"道"的思想是二元论的、自相矛盾的，但其主要方面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当然也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我们知道了老子哲学思想的这种特性，就明白为什么老子思想对战国以后的唯心主义思想家与唯物主义思想家都有影响的原因所在。

老子的认识论，其基本方面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①即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大事，不望窗外就能认识"天道"，走得越远，知道的越少。所以，"圣人"不用行动就有了知识，不用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不用做就能成功。很显然，老子认为认识是主观上先天就有的，它不依靠感觉的经验，也不依靠社会实践。

因此，《老子》第五十二章主张"塞其兑，闭其门"，即把认识和实践完全隔绝了。不仅如此，老子连理性思维对认识的作用也完全否认了。

他主张通过神秘的直观来获得认识。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②即排除杂念，使心虚寂，坚守静观，这样就能在万物往复中获得认识。因此，老子反对学习。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①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新序·节士篇》。

②　《左传》昭公十二年。

③　《左传》成公九年，定公五年。

④　《老子》第二十一章。

①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②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③学到的知识越多，对道的损害就越大。老子的这种认识论是他政治上的愚民政策的理论根据。

但是，在老子的认识论中，也还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如他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④即所谓先知，并不是"道"的本质，而只是"道"的虚华，也是愚昧的开端。这里显然和老子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相矛盾。但是，我们不必回避这一点，这正是老子认识论中的积极的因素。

老子的天道观和认识论，其主要方面都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唯心主义体系中，却含有丰富的辩证思想。老子从自己亲身经历中看到了社会是变化的，天地万物也是变化的。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正是社会和自然界的变化在他头脑中的反映。

老子看到了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比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美丑、前后、刚柔、强弱、荣辱、祸福、大小、生死、智愚、胜败等等。而且对立的双方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①表明老子看到了矛盾对立面的统一。

同时，老子还看到了矛盾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某些现象。《老子》第五十八章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指出事物朝相反的方面转化，祸变成福，福也可以变成祸。但是，老子认为这种转化是无条件的，这就为相对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庄子的相对主义就是发展了老子这方面的思想。

老子还看到了事物发展的量变方面。他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②但是，这种发展观点被他唯心主义的体系窒息了。他的发展观只停留在循环往复上面，即《老子》第四十章所说的"反者道之动"。他认为"物极必反"。但是，他并不积极地推动事物的发展，而是消极地防止事物的充分发展，使之适可而止，经常保持柔弱的地位，避免转化到反面去。他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③保持柔弱的地位，就能避免走向死亡，而且能够战胜刚强。这种回避斗争的思想，反映了老子所代表的没落阶级虚弱无力、害怕斗争的心理。

老子还把"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发展为"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阴谋权术和处世哲学。①法家韩非的"术"，就是接受了它的影响。兵家往往用它来对付敌人，历代的统治者也用它来对付人民。

③　《左传》成公六年。

④　《老子》第三十八章。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26　页。

②　《国语·齐语》。

③　《老子》第七十六章。

①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八、庄子与战国中期的道家思想道家在创始人老子之后，到战国时期大致分为两派，其左翼是齐国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其中宋钘、尹文是主要代表，他们积极活动，为齐国田氏政权进行辩护；其右翼，主要代表就是庄子，他们消极避世，潜心著述。这两派的形成是有其不同的客观社会环境的。关于稷下黄老之学，我们将在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的高潮中去论述。关于庄子思想的研究，过去在"左"的干扰下，存在否定过多的倾向。其实，庄子的思想除去消极厌世和唯心主义的一面，还有其哲理深邃，许多地方闪烁着智慧的火花的一面。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在道家的发展史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庄子思想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也有重大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一）庄子生平及其著作庄子名周（约公元前369-前286年），与梁惠王、齐宣王、孟子大约同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是"蒙人"。而蒙属于何国呢？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说庄子是"宋之蒙人"。［唐］成玄英《庄子序》也说庄子"生宋国睢阳蒙县"。可见蒙属宋国。而［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庄子是"梁国蒙县人"。《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引司马彪说，《庄子·人间世》的"商之丘"为"今梁国睢阳县是也"。可见，蒙属梁国。为什么会有属宋、属梁的分岐呢？杨向奎先生说："蒙本是宋地，但宋国后来在齐、楚、魏等国的包围中，局面是不稳定的，《史记·韩世家》说："文侯二年，。。伐宋到彭城，执宋君。"这是宋休公时代，在战国初年，已经迁过都了，当他们迁都以后，商丘一带地区，如蒙地附近，可能已经被梁侵占，庄子出生的时代已经不是宋国了，但在传说中他当然还可以说是宋国人。"①《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蒙县属梁国，睢阳也属梁国。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附《战国时宋都彭城考证》说："汉以睢阳为梁，盖承战国地理言之。宋亡已在战国晚年。窃疑睢阳为梁，犹在宋亡之前。"

可见，钱穆也倾向庄子生活的时代，蒙为梁国之地。因此，他又说："刘向谓宋之蒙人，特据初属宋而言。"

以上所说的蒙，无论是属宋还是属梁，其地都是指的今河南商丘附近。而另一种意见认为，"今之安徽蒙城才是真正的庄周故里"。②对这种意见又有人提出商榷，认为"说今天的安徽蒙城是庄周故里，是错误的"。"庄周故里是今之河南商丘东北。"③比较两说得失，我们认为庄周故里在河南商丘之说较为得当。

庄周故里在民间有各种传说。这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周尝为蒙漆园吏"有关。据今本《辞源》水部"漆园"条说："战国时庄

①　《国语·晋语六》。

②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③　《左传》文公十六年。

子（周）为吏之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在曹州冤句县北。冤句，今山东曹县地。今安徽定远县、河南商丘都有漆园，也有庄周为吏的传说。我们认为，庄周故里应在今河南商丘东北，则漆园也当在此。今山东曹县、安徽定远县之漆园，可以把它作为传说看待。

因为庄子的思想受老子的影响很深，而老子是陈国人，属楚文化圈，所以庄子与楚文化有相当深的关系。

庄子虽然曾当过漆园的小吏，但是他家里很穷，曾向监河侯借粮度日。①他见魏王时，身上穿的是破衣服，脚上穿的是用麻绳系着的破鞋。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他是惠施的好朋友，不过与惠施任魏相不同，他不愿当官，楚威王曾派人请他去任楚相，他坚决拒绝，"终身不仕"。庄子学问渊博，《史记》说他"著书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说，《庄子》一书52　篇。而现存的《庄子》只有内篇7　篇、外篇15　篇、杂篇11　篇，共33　篇。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的著作，外篇、杂篇是庄子后学的著作。不过，外、杂篇也可作为研究庄子思想的参考。一般认为《庄子》一书为晋人郭象整理编定。也有人认为《庄子》一书经过汉代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的编纂和整理，分为内篇、外篇、杂篇，即成于他们之手。因此，应打破内、外、杂篇的严格界限，认为内篇主要是庄子的早期著作，但其中《人间世》的前三章非庄子的作品。而外篇中的《达生》、杂篇中的《徐无鬼》、《庚桑楚》也是庄子早期的著作。③（二）社会政治思想庄子对战国社会的纷争十分不满。《庄子·山木》有个故事就反映了这一点。

庄子在游雕陵时发现一只异鹊，他举起弹弓想要打这只鸟。同时又看见一只蝉，得意忘形的在树荫里，而螳螂正要去捕这只蝉；异鹊又正要捕捉螳螂。庄子看见这般情景，大为吃惊，抛弃了弹弓就往回跑。庄子看到的情景，正是战国社会纷争的写照。庄子认为，战国社会是"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①《庄子·马蹄》说："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即理想的社会，人们和禽兽生活在一块，人与人之间没有"君子"、"小人"之分，大家都"无知"、"无欲"，具有素朴的性格。

这种社会不用人为地去管理，而是"在宥天下"，②让人们自然而然的生活。庄子称这样的人为"天放"之民。③庄子发展了老子的"无为"思想，竭力反对"有为"。他否定先王，抨击仁义；《庄子·天地》主张"不尚贤，不使能"。在《庄子·应帝王》中，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没有任何人为的创造，一切都要"顺物自然"。如果是人为去"治天下"，这

①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②　《国语·齐语》。

①　《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

②　《论语·泰伯》。

③　《孟子·万章下》。

就好比"穿牛鼻"那样人为地破坏自然的"道"。④这比老子主张治天下"若烹小鲜"还要进一步，是主张根本就不加以过问。这就是要回到最原始的"浑沌"世界，达到《庄子·齐物论》所说"万物与我为一"，即人与世界万物毫无区别。这比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更向后倒退，实际上是取消人的社会生活，即所谓"弃人间"。庄子认为人类应该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任何人为的微小成就，都会破坏自然的"道"。这就是他所谓的"道隐于小成"。①因此，庄子反对任何社会改革和进步。在《庄子·天地》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子贡由楚返回晋，在汉阴看见一个种菜的人，从井中用瓮取水灌园，又慢又费功，子贡劝他说："你怎么不用桔槔取水灌园呢？那办法又快又省劲。"这个种菜的人满不在乎，说他知道有这种办法，但是根本不愿意用这种"机械"。孔子认为他是修浑沌氏之术的人。在他看来，若用了这种"机械"，就会破坏"浑沌"。庄子和那种菜人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庄子主张"绝圣弃知"，"掊斗折衡"。②这些都反映了庄子不满现实，但又无力改变现实。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产生了倒退到野蛮蒙昧的原始社会的思想。

（三）天　道　观庄子倒退到原始社会的社会政治思想，其理论基础是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我们认为，老子的"道"是"无"，并非物质实体，但它是第一性的，现实世界是第二性的。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庄子的"道"在一定程度上有客观唯心主义的成分，比如《庄子·大宗师》说："道"是"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即是说，"道"在天地未生之前就有了，天地是由"道"神秘地产生出来的。它与老子的"道"有相同之处。但是庄子对老子的"道"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主观唯心主义的"道"。庄子认为，"道"是非物质的。他说："万物出乎无有。"①即产生万物的"道"是"无有"。他明确说："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②即产生物质的东西不是物，而是精神。他认为这种精神并非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精神，而是属于人的主观认识。《庄子·齐物论》说："古之人其知有圣矣！恶乎知？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即认为宇宙一开始就没有物，有的是人的主观精神。从老子的"道"--客观精神，怎样变成了庄子的"道"--主观精神呢？庄子是通过相对主义的途径来达到的。从相对主义看来，"道""未始有封"③，即是以主观精神将宇宙间各式各样④　《庄子集释》卷六下《秋水》。

①　《左传》成公三年。

②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

①　《礼记·王制》。

②　《周礼·秋官》野庐氏条下注云："掌达国道路"的"达"，"谓巡行通之，使不隔绝者"。"比国郊及野之道路"的"比"，为"犹校也"，即比较之意。

③　《庄子集释》卷一下《齐物论》。

的对立界限一概取消，从而达到"道通为一"，④即彼物与此物毫无分别，都是一。因此，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⑤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庄子是用相对主义来认识的，它与思孟学派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说是殊途同归。这就是说，庄子的天道观已经由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到了主观唯心主义来了。

庄子还从主观唯心主义进而发展为不可知论。他认为，世界有它的开始，而在这之前就有它的还没有开始的开始。还可以这样无止境往上推，但始终还是弄不清楚世界是何时开始的。因此，庄子说："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①即他对世界究竟有没有，也表示怀疑了。甚至他还认为，世界万物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此议之所止"，②即这个问题是不能讨论的。也就是说，世界是不可知的。

（四）认　识　论庄子的主观唯心论和不可知论，是他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的必然结果。老子在说明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时，忽略了矛盾转化的条件，这就为相对主义开了方便之门。庄子正是从消极方面把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引向了相对主义。《庄子·齐物论》集中地反映了庄子的相对主义思想。庄子认为，世界上没有是非、善恶、美丑的区分。他说："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③双方都自认为是，而说对方为非。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争论下去，是非永远没法搞清。不仅是非如此，善恶也是如此。儒家认为厚葬是善，而墨家则认为薄葬是善。美丑也是这样，他说："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④即毛嫱、丽姬是古代的美人，但是鱼儿见了她们，马上躲进深水里去，鸟儿见了她们马上高飞，麋鹿见了她们，马上就跑开了，并不认为她们美丽。这里庄子夸大了事物的相对性，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等值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完全否定了事物有质的差别。因此，他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①在他看来，大和小、短命和长寿，没有区别。这样实际上就否定了客观世界的存在。既然庄子认为客观世界本来没有，所以认识就完全是主观的。他认为："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②即如果从相同的观点去观察，则万物都相同。因此，他根本否认有判断是非的标准，否认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样，他也就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比如，他认为，居住问题就不存在客观标准，世上没有所谓"正处"：猴子在树上住，而人则认为危险；相反，人住在房④　《庄子集释》卷一下《齐物论》。

⑤　《庄子集释》卷一下《齐物论》。

①　《孟子·万章下》。

②　《礼记·王制》。

③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④　《论语·泰伯》。

①　《国语·齐语》。

②　《礼记·王制》。

子里舒适，但是把猴子放在房子里，就会感到不舒服。又如在味的问题上，根本没有什么"正味"。人吃蔬菜和肉羹，麋鹿吃草，而猫头鹰喜欢吃老鼠，谁知道什么是真正美好的味道呢？由于庄子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因此，他认为人的认识正确与否，是不能判断的。

庄子从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出发，自然发展为怀疑论，甚至他对自己的存在也发生怀疑了。《庄子·齐物论》记载："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③即庄子说他睡觉时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变成一只蝴蝶，他弄不清楚究竟是他做梦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子？庄子梦为蝴蝶的寓言，十分典型他说明庄子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

因此，庄子反对追求知识。他认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殆已。"④即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很危险的。这实际上是取消知识，使人类回到原始状态。

过去在批判庄子的相对主义时，完全忽略了他的辩证法思想因素。

其实，庄子也有辩证思想。比如他说："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①即虽然东西是相反的两个方向，但是，两者离开了对方都不能独立存在：假如东舍弃了西，就不能成东；而西要是舍弃了东，也不能成西。所以说，两者虽然"相反"，而又不能"相无"。庄子还说，师法"是"而不要"非"，师法"治"而不要"乱"。这是因为没有明白"天地之理、万物之情"。同样，师法"天"而不要"地"，师法"阴"而不要"阳"，也是显然行不通的。②这里，庄子将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表述得十分清楚。庄子还认为，万物的数量，在空间上是无穷的，在时间上的延续是没有止境的。而就具体的某物来说，其归属并不固定，其生死也不是永恒不变的。③这些都说明，庄子具有辩证法思想。不过，这是在他的相对主义思想体系中所伴生的辩证法。

（五）处世哲学庄子的处世哲学也是建立在相对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他认为，处世的关键在于不要树立对立面，从而消除矛盾，这叫做"道枢"。④它就好像门斗那样，可以自由转动，以应付各种各样的情况。这是一种企图回避现实生活的态度。庄子又把这种处世态度叫做"两行"。他说："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①即圣人对于是非不必认真辨别，因为无论是还是非，都是万物循环变化的自然均齐状态的一部分。

③　《左传》襄公三年。

④　《庄子集释》卷二上《养生主》。

①　《左传》昭公六年。

②　《庄子集释》卷六下《秋水》。

③　《庄子集释》卷六下《秋水》。

④　《庄子集释》卷一下《齐物论》。

①　《左传》成公十八年。

这里所说的"两行"，是对是非不置可否，而任其自然，也就是"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②庄子就是这样随波逐流。

《庄子·山木》有一个故事说，庄子在山里看见一棵大树，伐树的人因为它无用而不砍它。庄子说，这树因为不成材，所以能"终其天年"。庄子出山后住在朋友家里，主人杀雁招待他。有两只雁，一只能鸣，一只不能鸣。主人叫杀那只不能鸣的。庄子的弟子不能解释，说："昨天山上那棵树，因为不成材，得以"终其天年"，今天这只雁却因不成材而被杀。请问先生，将如何处事才对呢？"庄子笑着说，他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即使如此似是而非，也免不了遭到不幸，而应该依"道"行事，抛弃毁誉，"一龙一蛇，与时俱化"。③这是一种油滑的处世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混世哲学。它反映了庄子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企图全身免害的消极思想。

庄子的思想还不止于此，他还进而主张"无己"，即忘掉自己，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完全超脱一切。达到"无己"的办法是"坐忘"，④即对外界来的任何干扰和引诱都不受影响，变得毫无爱憎，麻木不仁，连自身的存在也忘掉了。这一点与杨朱的"贵生"、"贵己"的思想就大相径庭了⑤。达到"无己"的程度，就与大自然混为一体了，从而获得人生的最大自由，这就是《庄子·齐物论》说的"无待"，即不需要等待任何条件就可以自由自在地作"逍遥游"。达到"无待"的人叫"至人"、"神人"或"圣人"。这种人比大鹏鸟还要自由得多。大鹏鸟虽然能高飞远游，但并不完全自由，它要受到时间、地点和气候等条件的限制。

庄子这套处世哲学，只不过是一种企图逃避现实的自我催眠而已。

事实上，逃避现实是不可能的，他最后还是对现实妥协。比如，他在政治上本来主张倒退到原始的"混沌"状态，但是又不得不承认现实的君臣关系。他说："臣之事君，义也。"①不过庄子毕竟能洁身自好，虽然一生穷困潦倒，但是仍不为名利所动，始终也没有做官。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封建统治者任意杀戮，君臣关系紧张，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这些是造成庄子消极的处世哲学的社会根源。

总之，对于庄子的思想，我们应该认真分析，不能采取粗暴的全面否定的态度。他的唯心主义的思想，确也像儒家思想那样，长期以来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麻痹人民斗志的精神武器。它对魏晋时期的"玄学"影响很大。对于庄子的消极颓废思想，我们应该批判。但是，就思想发展史来说，庄子的思想应占有一席相当重要的地位。他非常重视理论思维，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要算思想十分丰富的一个。他涉及到思想史上的许多问题，虽然他往往从消极的方面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但是对后来的思想家却很有启发，对许多问题的提出和深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相当高的。他以文学形式来表达深刻②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③　《左传》文公六年。

④　《左传》成公十八年。

⑤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①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的哲理，使人读之爱不释手。他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与当权者不合作的思想，对于后世一些进步思想家也有一定的影响。

九、三晋文化与儒家向法家的转化前面我们在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启示中，谈到新兴地主阶级因儒家学说不能适应其较快的完成封建化过程和巩固其政权要求，因而促使儒家向法家转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儒家内部分化，在三晋表现最为突出。三晋因其历史的和自然条件，成为法家的摇篮。

（一）三晋儒家向法家转化的历史渊源1。三晋有共同的文化原来魏国是由春秋时期的晋国分裂出来的。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魏、赵、韩三家卿大夫，灭掉智氏，瓜分了晋国公室的土地。这就是史书上说的"三家分晋"。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魏、赵、韩被周天子和各国正式承认为诸侯，成为三个封建诸侯国。不过人们往往又把魏、赵、韩称为三晋。这是因为三晋有着共同的文化。

2。三晋受传统的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的影响甚少晋国的开国君主是唐叔虞，他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周公灭唐，封叔虞于唐，是个小国，与戎狄少数民族共处。唐叔虞的儿子燮，迁于晋（太原临晋水），为晋侯。①到春秋时期，晋献公用大夫士■之计，为防止"故晋之群公子"作乱，"乃使尽杀诸公子"而迁都于绛（今平阳绛邑县）。②这是对公室贵族的一次大屠杀。晋献公伐骊戎，以骊戎之女骊姬为爱妃，生奚齐，废太子申，逼其自杀，酿成晋国内乱，杀戮群公子，③这使晋国公室贵族势力在自相残杀中大力削弱。因此，晋国的卿大夫中异姓比例较多，从而逐渐形成了一批非姬姓的新贵族。他们又相互兼并，最后剩下了魏、赵、韩三家，并瓜分了晋国。由此可见，战国时的三晋，受传统的宗法制度、礼乐制度的影响甚少。这与鲁国的情况是绝然不同的。就三晋的地理环境而论，因地处平原，在黄河流域，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而且四面都是强敌。因此，三晋十分重视军事，军队数量之多，战斗力之强，在战国初期是首屈一指的。三晋重视军事，奖励军功。赵简子在作战前的誓师词中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④这是在号召将士勇敢作战，对传统的宗法制度和奴隶制度是强烈的冲击。

在奴隶社会里，如郑樵《通志·氏族序》所说："氏所以别贵贱"。

贵和富是不可分的，奴隶主贵族总是既富且贵。春秋中后期，三晋出现了剧烈的阶级变动，由于私田的大量出现，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渐形成。

他们的私有财产多了起来，在经济上很富裕。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往往处

①　《左传》昭公二年。

②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③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④　《左传》昭公三年。

于无权的地位。而在经济上富裕了的阶级，往往要设法得到政治上的特权。他们与军功贵族一样，和旧的宗法制度没有什么联系，而是依靠封建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或军功，要求重新对财产和权力进行再分配。

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不遭到奴隶主贵族的剥夺和他人的侵害，所以主张变法革新，制定法律，在政治上要求取奴隶主贵族地位而代之。他们的思想代表就是法家。这就是法家多出三晋的阶级基础。

3。三晋早有法治的萌芽在这样的环境里，容易滋生法治萌芽。早在晋文公之时，他就采用狐偃的建议，实行"信赏必罚"，而且不避亲贵，"法行所爱"，①即赏罚不分亲疏贵贱，即使是亲爱之人也一视同仁。他为了示信于民，杀了其亲爱者颠颉、祁瞒、舟之侨，"三罪而民服"。②此后取得了包括城濮之战，打败楚国等一系列重大胜利，从而奠定了霸业的基础。这与周礼所说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迥然不同的。

在奴隶社会，法律掌握在官府，是不公开的，因此奴隶主对奴隶有任意处罚的权力，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周景王六年（公元前536年）

"郑人铸刑书"，③将子产所著刑书铸于鼎上。其后于周敬王七年（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赵盾的后代）"铸刑鼎，著范宣子（即赵盾）

所为刑书"，遭到孔子的反对，认为把法律铸在鼎上，"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①这样做使贵族的尊贵与特权受到打击。而范宣子作刑书在周襄王三十二年（公元前621年）"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②这实际上比子产所著的刑书要早85年。

以上这些都说明三晋具有产生法家的良好的条件。魏文侯在战国初期礼贤，进行变法改革并非偶然，而是晋国新兴地主阶级不断发展，要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和巩固其政权的必然结果。

（二）魏文侯礼贤与子夏为首的西河之学1。魏文侯礼贤与子夏设教西河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7年在位）是战国初期魏国的君主。在当时各诸侯国中，魏国最为强大，称霸诸侯。他为了富国强兵，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尊贤礼士，广泛搜罗人才，为他在魏国变法改革服务。他在位的50年中，周围有一大批有学问有才干的人，如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翟璜、李克、魏成子、屈侯鲋、北门可等人，他们都分别在魏文侯朝中任职。《史记·魏世家》记载："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即魏文侯尊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为师。而《吕氏春秋·察贤》则说："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从其材料看来，《吕氏春秋》之说更是可靠。《史记·儒林列传》记载：

①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

②　《谷梁传》宣公元年。

③　《左传》成公十八年。

①　《管子·小匡》。

②　《左传》襄公十四年、二十五年。

"子夏居西河"，"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其实吴起并未直接受教于子夏。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说：子夏"为魏文侯师"。据朱彝尊《孔子门人考》说，《春秋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和《春秋穀梁传》的作者穀梁赤都是子夏的学生。《后汉书》李贤等《注》说："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②看来，子夏在魏最受尊敬。"西河之学"就是魏文侯礼贤，以子夏学派为主而形成的。

2。儒家向法家转化的过渡性的人物子夏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卫人（一说晋国温人），比孔子小44　岁。

家贫穷。但《论语·子张》说他"博学而笃志"，被孔子列入文学类的高足。但是，他颇尚武勇，孟子也称道其勇，更有不畏强暴，不受侮辱的精神。子夏喜欢与比自己贤能的人交朋友。他曾作过鲁国"莒父宰"，③即莒父（今山东高密县东南）的地方长官。老年时才在魏的西河讲学。他熟悉礼节仪式，善于讲解古代典籍。据东汉徐防说："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④这是说，用章句的形式注释《诗》、《书》、《礼》、《乐》等经典最早是从子夏开始的。他在继承和传授我国传统文化方面，是一位有功绩的人物。

子夏因为出身贫寒，又受到三晋文化的影响，并有尚武的气质，所以他与正统派的儒者（邹鲁之儒者）是有区别的。子夏的这种倾向，孔子早已看出了。《论语·雍也》记载孔子曾告诫他："女为君儒，无为小人儒。"《论语·子路》记载，子夏问政时，孔子特别嘱咐他注意："无欲速，无见小利。"可见，孔子对他的重功利的苗头是有所察觉的。子夏到西河讲学之后，已是战国初期，魏国正在魏文侯的主持下进行变法改革，这对子夏的思想从儒家开始向法家过渡有颇大的促进作用。

子夏的法治倾向，表现在他最早提出重"势"的学说，他从总结《春秋》所记载的"臣弑君，子弑父"的许多历史事实的经验教训中，指出："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①善于维护权势的君主，应该注意防患于未然，杜绝以下犯上的苗头。这种强调"势"的思想，早于活动于齐宣王时的慎到，显然对慎到贵"势"的学说有直接的影响。韩非总结法家学说为"法"、"术"、"势"三个方面，而关于强调"势"的学说，追溯其根源，则在于子夏的"善持势"之说。

子夏很重视"信"。他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②为政者只有取得民众的信任之后，才能使他们效劳。这种示民以信的思想被后来的法家、兵家常常运用。如吴起在西河立木为信。

子夏强调事功，注重实际，曾遭到子游的反对，说子夏的门徒"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③然而对于根本则并不重视。这种批评是不恰当

①　吕思勉：《读史札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5　页。

②　同上，第272　页。

③　同上，第277　页。

④　司城，官名。春秋时宋国为避宋武公之名，改司空为司城。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17、1528　页。

②　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5　页。

③　《论语》卷十九《子张》。

的，不过从反面倒说明了子夏是通过实际的社会生活体验来达到对道义的认识。他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④在《论语·学而》中又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他认为这样就是进行学习了。子夏这种思想和法家重视功利是十分相近的。

子夏在与魏文侯论礼乐中，提出了他政治上的主张。他说："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①又说，音乐是"所以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此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序也"。②这里虽然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但是也透露出子夏为魏文侯建议建立新的统治秩序的思想。不仅如此，他还要魏文侯在听到各种音乐时思念各类大臣："听钟声则思武臣"；"听磬声思封疆之巨"；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听竽笙筲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③这里所说"武臣"与"将帅之臣"。显然是指乐羊等人。"封疆之臣"，大约就是吴起等人。"志义之臣"，或许就是子夏自谓也。"畜聚之臣"，则是指李悝、西门豹等人。这即是说要从听音乐中联系到与为政的志向相符合。君主与朝中各方面的大臣协调一致了，达到"敬以和"的地步，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子夏这种思想对于魏文侯的变法改革，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是顺理成章的。他的建立"父子、君臣以为纲纪"之说，对荀子、韩非，乃至董仲舒而最后形成"三纲"之说，是有一定影响的。

以上这些说明子夏已经开始由儒家向法家转化。但是，他仅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并没有真正成为法家。他只是在新旧社会制度交替过程中并不保守旧制度，但对新制度、新事物还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思想中往往发生着矛盾和斗争。司马迁似乎对此也有所察觉。他说："周衰，礼废乐坏。。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①子夏对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即"纷华盛丽"，并不惊慌失措，而是喜悦，但是这又与"夫子之道"的传统观念有所矛盾，他一时还认识不清，难于下结论，因此在内心深处展开了斗争。关于子夏的这种内心的矛盾和斗争，《韩非子·喻老》、《淮南子·精神训》都有记载。《韩非子》记载所说的新事物即"富贵之乐"，旧观念即"先王之义"。在子夏那里这两者"战于胸中"，②时而是新的战胜旧的，时而又是旧的战胜了新的。当"富贵之乐"战胜"先王之义"时，子夏就变瘦了；而"先王之义"战胜了"富贵之乐"时，子夏就变胖了起来。

但是从《韩非子》记载看来，子夏在自身思想上新与旧的矛盾斗争中，最后归宿是旧的战胜了新的。这就是说，子夏并没有完成由儒家到法家的蜕变。他仅仅是一个由儒家到法家的过渡性的人物。

④　《论语》卷十九《子张》。

①　《史记》卷二十四《乐书》。

②　《史记》卷二十四《乐书》。

③　《史记》卷二十四《乐书》。

①　《史记》卷二十三《礼书》。

②　《韩非子》卷七《喻老》。

荀子对子夏的评价并不高，在《非十二子》中，荀子批评说："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子夏氏之贱儒也"。③由此怎么也说不上荀子把子夏看成是他的老师。韩非在《显学》篇未能将子夏看成儒，列入儒家八派之中。郭沫若指出这是"因为韩非把子夏氏之儒当成了法家，也就是自己承祧着的祖宗，而根本没有把他们当成儒家看待的"。④这里，郭沫若的看法是对的，子夏的思想确实是有法家的成分。郭沫若是主张法家由儒家蜕化而来这种观点的。

（三）早期法家李悝与《法经》李悝（约公元前445-前395年），魏国人，曾任魏文侯的北地守，后任魏相。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进行变法。其主要内容有：在政治上，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①即取消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建立新的封建官僚制度，按功劳大小授予爵位和奉禄；按才能大小授予职位；实行赏罚严明的制度。又主张"夺淫民之禄以来（徕）四方之士"。②即剥夺无功食禄的旧贵族子弟的世袭奉禄，用它来奖励外来的"士"。

在经济上，实行"尽地力"和"平籴法"。

在法治上，李悝为适应魏国封建经济日益发展的要求，确保新兴地主阶级已经取得的政治经济特权，他著《法经》6　篇，提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③把《盗法》、《贼法》放在《法经》的前面；其次是《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目的是为了保障新兴地主阶级的财产不受侵犯。《法经》的内容体现了地主阶级的意志，其打击的锋芒主要指向农民阶级。《法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长期失传，黄奭有辑佚本。《法经》最近已被重新发现。④《汉书·艺文志》说有《李子》三十二篇。班固自注说："名悝，相魏文侯。"显然《李子》是李悝的著作，但早已失传。

李悝以上这些改革措施，巩固和发展了新生的封建制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李悝的法治思想对商鞅有很大的影响。商鞅曾在魏国学习《法经》，后来他带着《法经》入秦，法治思想成为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秦国的强大与这种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四）早期法家、兵家吴起与《吴子》的军事哲学思想1。吴起的生平吴起（约公元前440-前381年）也是由儒家转化为法家、兵家的著③　《荀子》卷三《非十二子》。

④　郭沫若：《十批判书·前斯法家的批评》，第338-339　页。

①　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②　《战国策》卷十二，《齐策五》。

③　《晋书》卷三十《刑法志》。

④　见1988年3月1日《法制日报》。

名人物。由于他的出身和经历与子夏不同，其转化比子夏彻底得多。因此，我们说吴起才是由儒家转化为法家的典型代表。

吴起是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县西）人，出身于"家累千金"的富有家庭。青年时"散金求官"，但千金散尽仍未达到目的而遭人讥笑，因此杀人出逃到鲁，投师名儒曾申。但因"母死不奔丧"而被赶出师门。后学兵法为鲁将而打败齐国，却遭到贵族嫉妒而到魏国。魏文侯任他为将伐秦，开拓了疆土，即以后建立的西河郡。又参加灭中山之战，以后任西河守23年，推行李悝的变法改革，巩固了魏国西部边防。他创建强悍的军队魏"武卒"；著《吴起兵法》，今存《吴子》六篇不是伪书，基本上反映吴起的军事思想；又传授和整理编撰《左氏春秋》。因此，他也是史学家。后因受王错陷害，只好泣别西河，投奔楚国。楚悼王任命他为苑守，一年后为令尹，从事变法改革。但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突然去世，旧贵族叛乱，吴起壮烈牺牲。

2。在魏、楚的变法改革及其失败原因吴起是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在魏国任西河守从事变法改革。西河郡在今陕西大荔县以东地区，与子夏设教的西河并非一地。子夏所居的西河，在今河南汤阴县东，在魏国东面的河、济之间，只因它在齐、鲁、邹之西的缘故而称西河。吴起所守之西河在魏的西部，两者一东一西，相距较远。吴起并没有受教于子夏。但他受李悝的影响较大，他在西河郡的变法改革，就是按照李悝变法来进行的。因此说吴起是子夏学派的成员是可以的。

吴起在魏的变法改革，主要内容有：在政治的和伦常的上下级关系上建立起一套封建制的新秩序；改革奴隶社会遗留下来的旧风俗、旧习惯，教育人民建立封建社会的新风俗、新习惯；在经济上发展生产，使府库充实，为边防军提供充足的粮草；在军事上创建魏"武卒"，用征兵的办法建立起一支常备军。因此，吴起任西河守23年，不仅使"秦兵不敢东乡（向），韩、赵宾从"，①而且"辟地四面，拓（开辟）地千里"，②为魏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其主要内容有：在政治上提倡"法治"，主张"明法审令"，按"法"来治理国家。他加强中央集权，废除分封制；规定旧贵族只要传了三代的，一律收回封爵和俸禄，不再享受世袭特权。还废除了远房公族的宗室谱籍，取消其"世亲世禄"，为在魏国普遍建立郡县制开辟道路。又打击旧贵族，剥夺他们的爵位和俸禄，给予新兴地主阶级人士。下令严禁私门请托，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使政治开明、官吏廉洁，改革庞杂、臃肿的官僚机构。

在经济上，如《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所说，下令"禁游客之民，精（纯洁）耕战之士"，从而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法家的耕战政策就是吴起首先提出来的。

在军事上，用裁减政府冗员和减损官吏俸禄的费用来"抚养战斗之士"，①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依靠这支军队逐鹿中原。

①　《左传》哀公五年。

②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①　《战国策·赵策一》。

吴起的改革仅实行一年间，就收到显著效果，使楚国开始由弱变强。

可惜，楚悼王的死，使变法失去支持，吴起也为旧贵族杀害，变法夭折了，楚国从此一蹶不振。但是，吴起变法的经验教训却为商鞅变法提供了借鉴。

关于吴起在魏变法改革的失败原因，主要是魏武侯没有坚持改革的路线，最后用了旧贵族商文为相，又听信谗言，逼走了吴起，使他在西河的改革有始无终。因此，魏国不能保持其强大，以后逐渐被齐、秦所取代。这个历史的教训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吴起在楚的变法改革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变法的时间太短，对旧贵族打击不彻底，对旧贵族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没有准备，而更重要是变法改革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只把希望寄托在楚悼王身上，因此楚悼王一死，吴起就失去了依靠，他苦心经营的事业就付之东流。

3。《吴子》的军事哲学思想吴起是与孙武齐名的军事家，他在魏国西河"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的辉煌战绩令人惊叹，而这与他的军事哲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他有唯物主义的战争指导理论。战争中要取得胜利的关键，在能够正确制定对敌的策略。这就需要了解敌方的情况。《吴子·料敌》说，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只有清楚敌人的力量部署情况，才能选择其中薄弱环节狠狠打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利用间谍进行侦察等办法。而且吴起对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情风俗都了解得很清楚。《吴子·料敌》对六国军队状况的分析，能指出其优势与不足："齐陈（阵）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阵虚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陈治而不用。"可见，吴起继承了春秋后期军事家孙武"知己知彼，百战不怠"的思想。吴起使自己对战争的主观指导，力图符于客观实际的卓越见解，对引导战争取得胜利，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次，他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战争中情况千变万化，为了适应多变的环境，他提出"因形用权"的主张。他说："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①他认为带兵作战必须首先分析研究敌人的将领，根据不同情况，决定不同的对策，这样就能不费多大力气而获得成功。这是对孙武用"水无常形"来比喻"兵无常势"，依据敌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夺取胜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战争中辩证的生死观，也是吴起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突出表现。他认为在战场上"必死则生，幸生则死"，①这就是战场上生与死的辩证关系。吴起非常鄙视在战场上贪生怕死、当逃兵的可耻行为，而提倡不怕死的精神。《吴子·论将》说："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即从出兵打仗的第一天起，就要使战士抱定决心战死的光荣信念，而不要怀有苟且偷生的耻辱思想。《吴子·图国》说："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即以前进杀敌、血染沙场为荣，以后退逃命为羞耻。《战国策·齐策》谈到齐国军队被燕军连破七十余城，处境十分困难，军队没有粮食而人相食，没有柴烧而以人骨当柴的情况下，仍能困守孤城、坚持战斗，战

①　陈完后改为田氏，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陈完食采邑于田；一说陈、田古音相同。见《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的《集解》及《索隐》。

①　《左传》昭公三年。

士没有投降的心理，直至取得最后胜利。认为这样的军队就是"孙膑、吴起之兵也"。可见，当时吴起的军队顽强战斗、不畏死的精神是十分有名的。

战争中多与少的辩证关系，也体现了吴起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他认为，士兵多不一定能打胜仗，而士兵少却完全可能击败数倍于己的敌人。《吴子·料敌》认为，只要军队治理得好，善于选拔贤能，赏罚分明，优待家属，这样部队就可以打败数倍于我的敌人。又认为，敌人前来时散散漫漫，毫无纪律，队伍混乱，人马不安，东张西望，我军可以以一击十，使敌手足无措。②同时，吴起还认为，"愚将，虽众可获"。③即如果将领不善于指挥，虽然带兵多，也容易被人俘虏。吴起还认为，以少胜多在于利用有利的各种条件。其中利用有利的地形，在实战中显得格外重要。《吴子·应变》说，只要避开平坦开阔的地方，而利用险要的地形，就可以"以一击十"、"以十击百"、"以千击万"。吴起正是运用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才创造了以五万人加"车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的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①《吕氏春秋·用民》记载，人们称颂"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尉缭子·制谈》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据杨宽统计："战国时代，各大国的兵额就有三十万至一百万之多。"②吴起以五万或七万之数，可以说得上是精兵，而用之可以抵御强秦。这也反映了吴起把朴素辩证法思想运用于战争而取得的成就。

综上所述，可见吴起的军事哲学思想在战国初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五）三晋法家的发展：申不害和慎到1。申不害重"术"的思想申不害（？-公元前337年），郑之京（今河南荣阳）人。早先是郑国的贱臣，因长于"术"，韩昭侯用为相。在他执政的15年中，改革内政外交，使韩国"国治兵强，无侵韩者"。③申不害在"术"的方面，对法家的理论有所贡献。他的著作《申子》已失传，《群书治要》仅保留了《大体》一篇。《玉函山房辑佚书》有《申子》的辑本。在《韩非子》里保存了好些申不害与韩昭侯关于"术"的故事。"术"是什么呢？《韩非子·定法》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也就是国君驾御臣下的统治权术。它是用来加强国君的权力、巩固国君的地位和防止臣下篡权犯上的。

申子认为，对国君造成威协的是其左右近臣。他认为，国君往往高筑城郭，紧闭宫门，以防寇戎盗贼，然而这对防范真正弑君取国者并不②　《左传》昭公二十年。

③　张善熙：《四川历代铸币情况概论》。

①　《左传》昭公三年。

②　《秦都咸阳遗址发现窑址和铜器》，《考古》1974年第1　期。

③　张善熙：《四川历代铸币情况概论》。

一定有用。《申子·大体》指出："乱臣不难破国也"。因此，国君必须用"术"来驾御群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首先国君要"无为"，不轻易表明态度，这样臣下摸不透国君的心思，国君才便于窥察群臣。申不害所谓国君的"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为了加强君主独裁。他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①申子强调国君独断的重要。《太平御览》卷六二四引《申子》说："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因此，国君说话要非常慎重。申不害的"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循名责实。《申子·大体》说："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即国君用契约来检查为官者是否按规定办事。《韩非子·难三》记载，申不害还主张"治不踰官，虽知不言"。即分职任官，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当然，申不害也具有法家的基本特点，主张"明法察令"、"任法不任智"。②2。慎到重"势"与重"法"的思想慎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是赵人。生卒年很难考定。《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说他"先申韩，申韩称之"。但此说不大可信。

申不害早于孟子，若慎到先于申不害，则慎到亦早于孟子。因为孟子在齐宣王取燕以后，已经离开稷下归邹，所以不及齐湣王。而慎到在齐湣王末年（公元前284年）才离开稷下学宫。《盐铁论·论儒》说："及湣王。。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由此看来，慎到后于孟子，因而也不可能先于申不害。慎到在齐宣王时是稷下先生，齐宣王十八年（公元前325年）"赐第为上大夫"。①据《战国策·楚策二》记载，慎到曾为在齐作人质的楚太子（后为楚襄公）之傅。时间大约在齐湣王二年（公元前300年）。齐湣王末年，慎到离齐后到了韩国。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姓氏》（该书已佚，在《二酉堂丛书》有清人张澍辑本）说："慎到为韩大夫"。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说慎到约生于公元前350年，死于公元前275年，大体上是可信的。

慎到的思想比较复杂，在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的高潮中还要论述。

这里只说他受"西河之学"子夏"善持势"的影响，而发展了法家重"势"的理论，以及重视法治的思想。在这方面，慎到对法家的理论是有所贡献的。他强调"势"的重要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②他又用古代眼力很好的离朱（《孟子》又叫离娄）作比喻，说离朱可以看清百步之外的"秋毫之末"，而在水下却看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非目不明也，其势难睹者也。"③并不是离朱的眼力不好，而是所处的地位难以看清楚。可见，国君所处的君位十分重要。因此，他认为不必要求国君十分贤智，只要掌握了国君的权势，就"令则行，禁则止"。

慎到认为君主应该十分重视法治。《慎子·君臣》指出，作为一国的君主，不必多听，而要根据法的规定去观察臣下的得失。与法无关的

①　《左传》昭公十年。

②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①　《左传》哀公六年。

②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③　《慎子》佚文。

话不听，不合法的事，绝对不去干；没有功劳的亲人，不任用为官吏。

"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这就是说，法要高于一切，君主要以法为准绳。《慎子·君人》说："大君任说而弗根，则事断于法矣。"他认为，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法。所以《慎子·威德》说："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即法虽然不完善，但还是比没有法要好，因为它可以用来统一人的思想。慎到认为战国时代的动乱纷争，就是因为没有常法。国家有了法，就能治理好，因此他主张立法。《慎子·佚文》说："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这充分说明了立法的重要。

慎到认为，立法的原则应该合乎人心。《慎子·佚文》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这里所说的"合乎人心"，就是说，立法要因循天道、人情。要使各人能"自为"，即为了自己，使之满足一定的私欲。这就是立法者的"公"了。立法者的"公"，实际上就是按封建统治者的意愿，以法律的形式对社会的财富与权力进行再分配。也就是要"定分"。《吕氏春秋·慎势》记载慎到认为，野兔在山上，因为"分未定"，即所有权没有确定，因此人人都去追逐，而市场上摆着卖的兔子，因为"分已定"，即所有权已经确定，因此便没有人去争了。据此，他认为，只要用法律形式把社会财富和权力都规定明确，天下就自然会安定了。

慎到重视法，还表现在他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他说："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①又说："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②他认为如果君主抛弃法，而用自己的好恶来治理国家，就会造成诛杀、奖赏、给予和夺取都从君主的心愿出发，那么就会同样的功劳、奖赏却不同，同样的罪行，处罚却不一样。因此，怨恨就自然产生了。国家就会因此动乱。

慎到还主张"不尚贤"。他说："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①他认为立了国君，而又提倡尊贤，是贤臣与国君相争，这样比不立国君更乱。但是国君应该任用贤能，《慎子·知忠》主张"贤使任职"。国君要根据臣下的特长，扬长避短，任用各种人才，而"不设一方以求于人"。②因为慎到有以上主张，所以《荀子·解蔽》批评慎到"蔽于法而不知贤"。

慎到还主张君主独裁。《慎子·佚文》说："两贵不相事，两贱不相使。"又说："多贤不可以多君。"但是，慎到的君主独裁，不是为君主的个人利益，而是要以国家利益高于君主的私利。《慎子·威德》说："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可见，慎到有明确的公私观，即封建国家的利益是公，而奴隶制的家族利益是私。这就是《慎子·威德》所说的"立公所以弃私也"。

①　《韩非子·二柄》。

②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①　《孟子·梁惠王下》赵岐注"二十两为镒"，《孟子·公孙丑下》赵岐注"一镒　为二十四两也。"②　安志敏：《金版与鉼金（楚汉金币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2　期；又见杨宽《战国史》第115　页注①。

这种理论在当时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慎到虽然重视法，但是他并没有制定出一部封建的法典。正如《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评的："尚法而无法"。然而他提出的一套封建的法治理论，对于以后的法家思想是有相当大影响的。慎到这些理论，符合战国时代的需要。它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建立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政权。慎到的理论反映了早期法家的严肃性。

十、名家的产生与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的名辩思想（一）名家产生的渊源与流派三晋不仅是法家产生的基地，也是名家诞生的地方。名实问题的争论从孔子的"正名"就开始了，墨家也有名实的辩论。而名家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与晋国成文法的公布有一定关系。成文法公布之后，社会上出现了类似律师一类人，他们根据法律条文进行辩护，称"刑名之家"。①由于这些学者专门从事名词概念的探讨，因此称他们为"辩者"。汉代学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则他们称为"名家"。春秋后期郑国的邓析，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春秋末期以来的名辩思潮，发展到战国中期，由于激烈的社会变革，使旧有的概念不能反映新事物的内容，而新出现的概念还需要社会的公认。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上十分普遍，急需解决。适应这种社会需要，在三晋便出现专门研究"名实"问题的学派--名家。他们的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孙龙。惠施虽然是宋人，但其主要活动在魏国，任魏相十余年。公孙龙是赵人，主要活动在赵国，为平原君门客。三晋名家的产生，在政治上是要维护新兴地主阶级进行变法改革的成果，即为新的封建秩序正名。这从惠施与公孙龙的政治活动中都说明了这个问题。而公孙龙的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了稷下名家倪说的影响，我们将在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的高潮部分还要论及。而战国末的后期墨家的名辩思想，则是总结了从孔子、墨子、邓析到惠施、公孙龙的名辩思想，成为先秦名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们着重于名词概念的辨析，对我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同时，他们在自然科学上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特别是惠施和后期墨家。惠施和公孙龙代表了名家的"合同异"和"离坚白"两大派，而后期墨家则对这两大派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

（二）惠施的思想1。惠施的生平惠施（约公元前370-前318年），宋人。他与庄子是朋友，但思想各异，先庄子而死。惠施任魏相十余年，曾在魏国"定法"，"民人皆善之"。①在齐、魏马陵之战魏国失败以后，惠施使魏臣服于齐，并在徐州互相称王，史称"徐州相王"。又设计联合楚国，使其出兵"大败齐于徐州"。②惠施还是"合纵"抗秦的组织者之一，曾遭到"连横"政策的主张者张仪的诽谤，被逐出魏国而到了楚国，楚王又把他送到宋国。

以后，惠施又回到魏国，代表魏国出使楚、赵等国。①《吕氏春秋·爱类》还记载，惠施主张"去尊"。《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他主张"偃

①　《战国策》卷十，《齐策三》。

①　杨宽：《战国史》，第116　页。

②　《战国策》卷二十三《魏策二》。

①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

兵"。

2。惠施的思想《庄子·天下》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是说他知识渊博，书也很多。有个名叫黄缭的人问惠施"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他不假思索，随口回答，说得头头是道，可惜他的著作早已失传，否则当是最有价值的科学遗产。《庄子》保存了惠施的"历物十事"，②即分析物理的10　个命题。《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等书也保存了一些惠施著作的片断。我们分析惠施的思想，主要是根据《庄子·天下》的"历物十事"。

惠施的"历物十事"贯穿着"合同异"的思想，他是名家"合同异"

派的代表人物。他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这里是指事物本身的同一与差别的相对性。"大同"和"小同"有差异，这就叫"小同异"；万物都相同又都不同，这就叫"大同异"。什么是"大同"呢？比如马；凡是属于马这一类动物都包括在内，这就是"大同"。其中黑马、白马、大马、小马等等又有差别，这叫着"小同"。马这个大类概念与黑马、白马这些小类的概念有差别。如果从相同的方面看，这些都是马。由此可以推知，万物都有相同的一面。如果从不同的方面看，这些马又都有差异。由此可以推知，万物都有不同的一面。惠施对事物的统一和差别的相互关系，有一定的认识。他认为事物都有相同之处，同时又有差别。事物的相同和差别是相对的，它们同处于统一体之中。然而惠施特别强调事物的差别是相对的，相同才是绝对的，所以他得出万物"毕同"的结论。这样就把相同的事物和不同的事物都抽象地统一起来。他更进一步推论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结论。《吕氏春秋》说："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①这是对惠施"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解释，这已与庄子的"万物皆一也"②很接近了。但是，惠施的思想与庄子的相对主义还不能等同。庄子的相对主义否认事物之间有质的差别，实际上是否定了事物的客观存在。惠施并没有完全走入这样的主观主义。

惠施对"大同异"、"小同异"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分析，看到了其间的变异，只有这样分析，才能如实反映客观事物。而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又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缺一不可。因此，主张"合同异"的惠施，也不可能绝对不讲"离"。同样道理，主张"离坚白"的公孙龙，也不可能绝对不讲"合"。不过，惠施虽然讲"离"，但最终还是讲"合"，而公孙龙虽然讲"合"，但最终还是讲"离"。由此可见，惠施着重在概念外延的扩大，而公孙龙则着重在内涵的分离。这样看来，"合同异"、"离坚白"两派的名称还是符合惠施、公孙龙思想实际的。

惠施的"历物十事"研究的对象是物质世界。他善于对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作出哲学的概括。在"名"、"实"关系上，他是从现实存在出发的，承认"实"是第一性的，而"名"是"实"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他和公孙龙的诡辩是有所区别的。关于惠施的"历物十事"的其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330　页。

①　《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

②　《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

他命题，这里暂不涉及。

（三）公孙龙的思想1。公孙龙的生平公孙龙（约公元前320-前250年），战国末期赵国人。①但《吕氏春秋·应言》高诱注说，公孙龙是魏国人，不知何据。公孙龙晚于惠施，而与邹衍同时。他是平原君所厚待的门客，曾先后劝说赵惠文、燕昭王"偃兵"，②这很可能是他受了宋钘、尹文"禁攻寝兵"主张的影响。《史记·平原君列传》记载，魏信陵君救赵，有人要为平原君请封，公孙龙连夜驾车求见平原君，劝他不要接受。后来邹衍过赵国，驳斥了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公孙龙因此被黜，不久就死了。关于他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公孙龙子》14　篇，现仅存6　篇（有人认为，《公孙龙子》原仅6　篇，《汉志》14　篇之说有误）。其中《迹府》是后人辑录他的事迹，其余《坚白论》、《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和《名实论》等各篇是公孙龙的著作。

从公孙龙的生平看，他是为赵国封建政权服务的。《庄子·秋水》说公孙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说明他与儒家有渊源。

而他的"白马非马"论，很可能直接继承稷下学宫的辩者兒（倪）说（yuè）。2。公孙龙的思想公孙龙的哲学思想，《淮南子》说，公孙龙"别同异，离坚白"。

他与惠施的"合同异"说正相反，完全脱离感性认识，只强调概念的逻辑分析，具有十分浓厚的形而上学特色。但在逻辑学上，他的贡献是值得重视的。

公孙龙的"离坚白"学说是从对"坚白石"的分析出发的。《公孙龙子·坚白论》说："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即人们用眼睛看，不知道它是坚硬的，而知道石是白颜色的，这就是没有坚硬；用手摸不知道它是白颜色，而知道它是坚硬的，这就是没有白颜色。在前一种情况下，坚硬藏了起来。在后一种情况下，白色藏了起来。这叫作"自藏"。《坚白论》又说："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离。不见离一。一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看到它的白颜色，摸到它的坚硬，有"见与不见"的情况，这就叫离，因为石与坚、白不能互相包含，所以就分离了。分离了也就是藏起来了。他认为，"天下未有若坚，而坚藏"。又说："若白者必白，则不白石物而白焉。""石其无有，恶取坚白乎？故离也。"这是说，不使石与物变坚硬而独立的坚硬（即抽象的坚硬），天下是没有的。这就是说，坚硬藏起来了。若白颜色本身定是白颜色的话，它就不必通过使物体发白而表现自己是白。他把本身是白颜色看成一种抽象的白颜色。它看不见，即是藏起来了。石头假如没有独立成为石的本领，又怎么能够形成既坚又白的石呢？因此，他的结论是白色与坚硬并不是结合在石头里面，而是脱离石头独立存在的。这就是"离坚白"学说的主要

①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②　《吕氏春秋》卷十八《审应》、《应言》。《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斑固自注。论点。这一学说把事物的各种属性一方面与物质实体割裂开，另一方面又把它们一一孤立起来而否认其统一性。这在哲学上就意味着一般不是存在个别之中，而是可以脱离个别单独存在的。公孙龙"离坚白"学说的诡辩性质，在他的"白马非马"的命题中表现最为明显。

"白马非马"是古代思想史上的著名命题。公孙龙的论证是这样的："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①"马"一词是指马的形态，凡是具有马的形态的都命名为马。"白"一词是指白的颜色，凡是白颜色的都命名为白。"白马"是马的形态再加上白的颜色，亦即白颜色的马。可见，马与白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他说："白马非马"。这是从概念的内涵方面来论证的。其次，他又从"马"与"白马"的外延不同来论证。他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②马一词的外延包括一切马在内，所以黄马、黑马都在内。白马的外延仅限于白颜色的马，所以黄马、黑马不在内。马与白马两个概念既然有这样的差别，所以他说："白马非马"。第三，他又从个别（个性）与一般（共性）的关系来论证。他说："白马，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白与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③这是说，白是一切白色的共性，而不是马，马是一切马的共性，而不是白。白马指白色的共性加上马的共性。所以白马并不是马。

公孙龙的论证在逻辑上和概念分析上做出了独到的历史贡献，但是他把一些概念混淆而流入诡辩。他分析了马与白马这两个概念的差别、个别与一般的差别。但是，他夸大了这种差别，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并加以绝对化；最后达到否认个别，只承认一般，使一般脱离个别独立存在。这样，就把抽象的概念当成脱离具体事物的精神实体，从而导致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结论。

《庄子·天下》还记载了辩者"二十一事"，其中一些命题与公孙龙有关。如"鸡三足"，又见于《公孙龙子·通变论》："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也是属于公孙龙一派的命题。景即影。这个命题是说，飞鸟的影子并没有在运动。在每一瞬间，飞鸟的影子可以认为是不动的。

但是时间有连续性，空间有延展性；飞鸟之影在时空体内又是运动着的。这个命题对运动的性质具有片面的认识，但是最终是走上形而上学，否认运动的可能性。

名家是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的产物。他们的辩论，"不法先王，不是礼义"，①具有反传统的精神，是为新的政权服务的。但由于他们认识的角度不同，因此观点有所不同。惠施、公孙龙都是片面夸大了认识的某一方面，惠施强调事物的"同一"（即同）的一方面，公孙龙则强调事物的差别（即"异"）的一方面。他们在各自所强调的方面都有精辟的思想，但是这些认识却受到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限制。他们的错误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不可避免的，后期墨家的逻辑思想正是对他们的批判总结。

①　铜绿山考古发掘队：《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2　期。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335　页。③　同上。

①　《韩非子·内储说上》。

但是，名家在历史上是有贡献的，他们非常有似于古希腊的智者派，甚至于连某些命题都是相似的或者相同的（例如公元前五世纪伊里亚的芝诺就有过"飞矢不动"的命题）。名辩学派和智者派大约前后同时各自在东方和西方以几乎相同的诡辩式的理论活动，参与了当时历史性的社会大变动，并促使人类思想认识大为深化。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值得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四）后期墨家的名辩思想墨家在墨子死后大体分为三派，①其中在秦国墨家势力较大。后期墨家的著作有《墨子》里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6　篇。其中逻辑思想是主要的，还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后期墨家的著作，继承了墨子的思想，克服了墨子的一些弱点，抛弃了"天志"、"明鬼"，而提倡科学，在认识上由经验论发展为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特别是对名家惠施、公孙龙思想的批判和吸收，反映了后期墨家在逻辑学上有巨大贡献，成为和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印度因明学并称的世界三大古代逻辑学。

后期墨家认为："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②即辩者要明了客观的是非界限，寻求社会治乱的规律，明白同异的所在，考察名实的道理，以便判明利害，排除疑难。由此可见辩论的目的是为人们改造社会而服务的，逻辑学并非概念游戏，而是科学认识的工具，后期墨家还提出了辩论的原则："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③即要如实反映客观事物，探讨各种各样的言论的好坏，然后形成正确的意见。以概念反映事物，用判断来表示意见，用推论来说明原因，按照类同的原则进行归纳和演绎。不非难和自己持同样观点的人，不要求别人赞成自己不赞成的观点，这样才能保持逻辑思维的一贯性。后期墨家对概念（"名"）、判断（"辞"）、推理（"说"）都有相当深刻的论述。

对惠施、公孙龙的批判和吸收，是后期墨家对春秋末期至战国初、中期几种逻辑错误所进行的最有价值的总结。

后期墨家对惠施的相对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经上》说："辩，争彼（■，即反）也。辩胜，当也。"即辩论是一对矛盾命题的争论，争辩胜利的，是因为符合客观事实。争论的双方不能都真，其中必有一假。真和假、是与非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但后期墨家并不完全否定惠施的学说，而是吸取了其中某些合理的因素。比如惠施的"万物毕同毕异"说，在《墨经》中有与之相似的"二必异"。这是从普遍概念（"达"）来看，天下万物都是物，所以"毕同"。而从特殊概念（"类"）来看，事物仅在一定范围内有相对的同异（即"小同异"），若从个别概念（"私"）来看，天下万物都不同，所以"毕异"。惠施的"合同异"说，有一定

①　《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史记》，《通典·食货二》。

②　《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史记》，《通典·食货二·水利田》。

③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合理的因素，因为一事物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后期墨家正是吸收了这一合理的内核，提出了"同异交得于有无"，①即认为像有无这样的相反的属性，同时可以存在于一个事物之中。好比一富有人家，一方面可以很有钱，但另一方面却没有良知。这是从不同角度来说的。

后期墨家对公孙龙的"离坚白"诡辩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坚白相盈"说。《墨经》认为，"坚白不相外"。②在一块坚白石中，坚硬与白色两种属性同时存在，相互渗透。用眼看时能见到白色，而不用手摸，仅是两种属性中坚的属性没有被感知而已，这并不奇怪，坚的属性并没有离开这一块石头。因此，坚白两种属性始终"相盈"，并不"偏去"。这好比一物有3　尺长，2　尺宽，虽然长、宽这两种属性并不相同，但也不妨害其同在这一物中一样。

后期墨家还对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进行了批判。《墨子·小取》认为："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后期墨家从概念的普遍性上揭露了公孙龙的漏洞。《经下》说："惟吾谓，非名也，则不可，说在仮。"即仅承认专门称谓一件东西的名而否认概念，是不可以的。其原因就在于概念具有普遍性，既是彼，又是此。《经说下》说，称这个动物叫做鹤，则另一个是鹤的动物都可称鹤。而认为另一个是鹤的动物不能再称鹤了，怎么可以呢？除私名以外的称谓表达的概念，不能仅限于一个事物，否则就不能将同类事物使用一个称谓了。只有称谓不仅限于个别，才不至于发生困难。这是针对公孙龙而发的。公孙龙认为："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不行。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不行。"即任何称谓都是专门称谓一件东西的。他的"白马非马"论正是由此而来的。

"马"只能称谓马，既不称谓白马，也不称谓黄马。"白马"只称谓白马，不称谓马。公孙龙的学说，对于强调每个概念的确定性方面，在逻辑学上是有贡献的。但是它夸大了内涵，忽略了个别事物，把概念看成独立于个别事物的超越时间空间的实体。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后期墨家从唯名论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公孙龙的诡辩进行了批判。

后期墨家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前期墨家的逻辑思想，而且批判和总结了从邓析到惠施、公孙龙的名辩思想，因此它是我国先秦时期水平最高的逻辑思想。

①　郭沫若：《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奴隶制时代》，1973年版，第203　页。②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333　页。

十一、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的高潮（一）齐威王改革与稷下学宫的创建1。齐威王礼贤与改革的时代背景齐国是西周初年姜太公的封国，与东夷杂居。姜太公采用"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①"举贤而上功"的路线治理齐国。这就使齐国受周礼的传统束缚比较少，宗法制度的推行远不如鲁国那样彻底。然而齐国经济发达，国家富强，又比较开放而不保守，易于变革，正如《管子·正世》所说那样，"随时而变，因俗而动"，民间风俗"宽缓阔达"而多智谋，喜好议论。

在春秋中期（公元前七世纪中叶）齐桓公任用管仲为卿，实行改良政策，使齐国强大起来。管仲（约公元前730-前645年），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因家世破落，少年时曾与好友鲍叔牙一起经商，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丰富经验。后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重用。管仲在齐的改良，主要是士农工商分业定居和"相地而衰征"。②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中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成分增加了。"士"

阶层主要指武士，其任务为保卫统治者的利益。"士"阶层的稳定与否，对巩固统治者的地位有重大意义。管仲针对当时情况，首先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的理论，并付诸实行。他把士列为四民之首，主张让士"就闲燕"，即不从事生产劳动，成为专业战士；让农处于田野；让手工工匠"就官府"，即处于官府管辖的手工业工场；让商人"就市井"，即处于市集上。管仲把士、农、工、商的职业固定下来，并按职业划分居住区域。全国设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之乡六，士之乡十五"，设官吏加强管理，永远不许迁移、不许杂处，使他们从小就习惯于所从事的职业，安于本职，不至于见异思迁，从而保证"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的社会秩序。①管仲的四民分业定居论是根据西周礼制而加以改良而来的。《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西周"民不迁，农不移"。可见人民定居不迁移，也是西周旧制。但是，以二千家为一乡，二十一乡凡四万二千家，则是管仲制定的，并非西周旧法。

管仲在国都城郭之外，即"鄙"的范围以内，对农业实行"相地而衰征"，即按土地的好坏来征收赋税，好的多收，坏的少收。这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措施，它打破了井田的限制。又把"士"变成常备军。但是，我们还不能因此得出齐国此时已进入封建社会的结论。

同时，管仲还对商业贸易进行改良，取消了过去的禁令，使齐国的鱼盐可以运往东莱夷，对诸侯取鱼盐的不征税，对商业贸易大大放宽了限制，以方便诸侯。这些改良措施，虽然是以不触动宗法奴隶制根基为原则的，但是确使齐国富强起来，为齐桓公称霸诸侯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①　《战国策·魏策一》。

①　《韩非子·和氏》。

在政治军事上，管仲又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使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管仲的这些措施，已经包含了"礼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因素，它对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是有利的。

在齐桓公时，因为陈国发生内乱，陈国公族、大夫陈完（公子完）

率其家族迁到齐国定居，"以陈字为田氏"，即改姓田氏。到春秋后期，姜氏政权逐渐衰落，而田氏的势力逐渐强大。公元前481年田常杀齐简公控制了政权，到战国初即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田和取代姜氏正式称诸侯，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田氏代齐"。因为田氏政权不是出于齐的宗室贵族，受宗法制与其礼乐制度的影响就要比鲁国宗室少得多，比姜氏政权也要少，而比三晋则多一些。这一特点，决定了田氏政权及其文化政策与鲁和三晋都有较大的差别。它不如三晋的变法改革那样彻底、单纯，又不像鲁国那样倾向于保守，而是具有兼容性和开放性。从地理位置来说，齐国东面临大海，战国时代已有海外交通的记载，①这就自然容易引起人们对海外世界的遐想，从而使其思想文化具有丰富性和浪漫色彩。

田氏政权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要巩固这个政权，必须进行变法改革，以完成其封建化过程。但是"田氏代齐"最初一段时间，面临重重困难。田和称诸侯后两年去世，田侯剡也没有多大作为。田齐桓公时，齐国国力仍较弱，经常遭到魏、赵、韩等国的攻伐。在姜氏政权末期，齐宣公五十一年（公元前405年），魏、赵、韩联合伐齐，廪丘（今山东郓城西北）一战，齐军将军战死，赵得车二千辆，获尸体三万，将这些尸体埋葬，堆成两座土山。而且齐宣公也当了俘虏。①齐国如此惨败，反映了此时的实力远不如三晋。据杨宽《战国史·战国大事年表》载，齐康公元年（前404年），田侯剡四年（前380年）、六年（前378年），田齐桓公二年（前373年）、三年（前372年）、五年（前370年）、七年（前368年），都有三晋攻伐齐的战争。《史记·田齐世家》说："齐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这段记载有误。这是因为司马迁将齐威王的纪年弄错了，把上述战争中的好几次都误记为齐威王之时。其实，"诸侯并伐，国人不治"，是田侯剡和田齐桓公年间的事。由于田齐桓公时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是不可能创建稷下学宫这样浩大工程的。

2。齐威王的改革与稷下学宫的创建稷下学宫创建于齐威王初年，是齐威王变法改革的产物。齐威王是田齐桓公的儿子，据《竹书纪年》推算，他于公元前356-前321年在位，共36年。齐威王初即位时，喜好声色，饮酒作乐，常常通宵达旦而不理朝政。但很快在邹忌、淳于髠的劝谏下振作起来，决心改变齐国的现状，进行变法改革。

齐威王是个有雄心壮志的国君，他以"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精神，任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进行变法改革。他从考核官吏，赏罚分明，树立清廉的风气入手，烹了阿

①　《战国策·秦策三》范睢语。

①　杨宽：《战国史》第179　页注①。

大夫，封赏了即墨大夫，并"谨修法律"，实行法治。他还广开言路，奖励批评，从而揭露弊政，以便于改革；重视人才，选贤任能；加强边防，积极奋战。齐威王不以珠玉为宝，而以人才为宝。戍守边防的田忌、檀子、黔夫等都能独挡一面。而且用人不受宗室血缘关系的限制，往往破格提拔。邹忌出身为布衣之士，孙膑是从魏国逃来的"刑余之人"，淳于髠本是髠钳家奴，为赘婿，都被委以重任，位在上大夫之列。

稷下学宫的创建当是齐威王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徐干《中论·亡国篇》说："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

这里所说的"齐桓公"，很可能是齐威王之误。因此，郭沫若在1946年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曾主张徐干《中论·亡国篇》中的齐桓公即齐威王，不是没有道理的。徐干该篇不是专论稷下学宫起于何时，而是顺便提到此书而已，其有误是不足为怪的。

齐威王之所以创建稷下学宫，除了受魏文侯尊礼子夏建立西河之学的影响和广开言路之外，更有他为巩固田氏政权的统治的苦衷。据《史记》记载，田氏欲代姜氏有齐国，非一世也。其中田常（田成子）杀齐简公是最重要的一步。当田常已经杀了简公，害怕诸侯们群起而攻之，于是"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三晋、韩、赵、魏氏，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赏，亲于百姓，以故齐复定。"可见，田氏取代姜氏的过程中，在外交、内政上作了大量的工作。到太公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又在濁泽与魏文侯会盟，请魏文侯出面求立为诸侯，得到周天子与诸侯们的同意，才于"康公三十九年（公元前386年）田和立为齐侯"。①田齐政权的建立，也是来之不易，而且害怕落个篡弑的恶名，他们总不忘为"田氏代齐"的合理性制造舆论。因此，齐威王创建稷下学宫是下了很大本钱的。稷下学宫规模宏大，"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①稷下先生们也受到尊宠，到齐宣王时，"自如邹衍、淳于髠、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徙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②以致稷下先生多达千有余人，而稷下学士有"数百千人"③。由于稷下学宫集中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因此便出现了《管子》等一大批著名著作。

《管子》一书，冯友兰认为"就是稷下学术中心的一部论文总集"。

④这是符合实际的。

（二）稷下黄老之学1。黄老之学的产生关于黄老之学的形成和发展的问题，学术界还有争论。我们认为黄老之学形成于齐国的稷下学宫，时间在战国中期。黄老之学主要是由稷下先生们从老子学说进一步发展而来的。他们把老子学说从消极导向积

①　《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

①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②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完世家》。

③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完世家》。

④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1983年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二版，第197-198页。

极，把老子的唯心主义改造为唯物主义。虽然他们基本上站在道家的立场，但是又倾向法治，成为了道家的左翼。稷下黄老之学一开始就受到齐国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利用，它在稷下学宫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齐国的田氏政权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权，它需要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以巩固统治地位。那么，这种学说是怎样建立的呢？因为老子是陈国人，而田氏的祖先公子完正是在春秋中期齐桓公时由陈国避乱逃到齐国的。所以，田氏政权选择了来自南方陈国的老子学说，同时又抬出传说比尧、舜、禹、神农更早的黄帝来。一方面是要以此压倒儒、墨、农等家，更重要的是齐威王把黄帝作为田氏的始祖，确是下了一番苦心琢磨出来的。因为田氏是黄帝的后裔，而姜氏是炎帝的后裔。黄帝战胜炎帝而有天下的传说，就为"田氏代齐"的合法性找到了历史的根据。

同时又打着黄帝的旗号来建立霸业，甚至统一六国。古器物铭文《陈侯因■敦》记载："其唯因■，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大意是齐威王（因■即因齐）要发扬他父亲桓公午的光荣传统，远要以黄帝为祖宗，近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齐威王把黄帝作为田氏的始祖，此说是有历史根据的。齐威王在铭文中宣扬田氏的祖先是黄帝，又把黄帝与老子的学说结合起来形成黄老之学，以此作为稷下学宫的主体，为田氏建立的政权进行辩护，造成"田氏代齐"的合理观念。在这样政治背景下，黄老之学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形成了。因此，郭沫若说："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①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黄老之学是继儒、墨、杨、法之后兴起于齐国的学派，因其有田齐政权的支持，它在齐国的势力相当大。《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而且著作也很多，"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著焉"。稷下黄老之学按郭沫若的意见，分为三派：一派是宋钘、尹文；一派是田骈、慎到；一派是环渊。《老子》一书是环渊整理出来的，这一派较多的保留了老子的虚静无为思想；田骈、慎到一派，则提出"以道变法"，①比较接近法家。而刘尉华、苗润田《稷下学史》认为《黄老帛书》可能是环渊的著作。②这种意见比较谨慎，又照顾到《黄老帛书》多楚语，其作者应是楚人，而环渊正是楚人，同时又是稷下先生，属于稷下黄老之学的创始人之一。因此，说他著《黄老帛书》应当是有道理的。战国时期有名的黄老学者还有申不害、鹖冠子、文子等，而在思想史上地位更为重要的则是宋钘、尹文一派。

1973年长沙马王堆3　号汉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4　篇古佚书，共一万一千多字。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佚书的研究》一文中认为，这4　篇古佚书就是《汉书·艺文志》里所说的《黄帝四经》（《考古学报》1975年第一期），这4　篇古佚书与《老子》合在一起，应是黄老之学的主要经典之一。人们又把它叫做《黄老帛书》。据《史记·乐毅列传》介绍汉初治

①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①　《史记》卷四十五《韩世家》。

②　《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黄老之学的有名学者盖公的师承关系，一直上朔到战国中期赵国的河上丈人。因此，有人推测，《黄老帛书》的作者即是河上丈人。③又有人认为河上丈人是齐闵王后期稷下诸子各分散时，隐居在齐之高密一带的稷下黄老学者。④《黄老帛书》的发现，为研究黄老之学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意见分歧较大，这里不再详细介绍。

除《黄老帛书》之外，黄老之学的代表著作，主要是《管子》中的《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宙合》、《枢言》等篇。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过去认为是伪书的《尹文子》、《鹖冠子》，其实不伪，①也属于黄老之学的著作。另外，在《吕氏春秋》中也保留了不少黄老之学的篇章。

2。稷下黄老之学与黄老思想的先驱范蠡黄老之学的产生与稷下学者对道家思想，其中主要是老子思想的改造，是密不可分的。稷下黄老之学显然还受到比老子稍晚，生活于春秋末期的越国人范蠡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认为范蠡是黄老思想的先驱。关于范蠡，《汉书·艺文志》有《范蠡》2　篇，可惜已失传。我们可以从《国语·越语》、《史记·越世家》、《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中寻觅到有关他的思想资料。范蠡先在楚国，后来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从事商业活动。"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号称"陶朱公"。②据李学勤先生研究，《国语·越语下》所记范蠡多讲天道等思想，与道家有关。其成书年代为战国前期，当比《黄老帛书》要早。据唐兰说，《黄老帛书》作于战国早中期之际，即公元前四世纪前后。《黄老帛书》中因袭了《国语·越语下》有关范蠡思想的文句，《黄老帛书》"圣人不朽，时反是守"，即是因袭《越语下》："蠡闻之，上帝不考，时反是守。"③我们还可以说《十六经·前道》的"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本于《越语下》："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后乃可以成功。"《十六经》的《观》与《兵容》，均有"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本于《越语下》："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十六经·顺道》："单（战）朕（胜）不报，取地不反。单（战）朕（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名殸（声）章明"，是袭用《越语下》范蠡的话。说明范蠡的思想确曾影响了《黄老帛书》的作者。

3。稷下黄老之学对老子思想的改造稷下黄老之学对老子思想的改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把黄帝与老子的学说结合起来。《韩非子·大体》把这种结合概括为"因道全法"，即用道家的基本理论来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田齐政权服务。具体地说就是用天道无为，顺乎自然的思想解释法治的主张。《管子·心术》上强调"静因之道"，即排除主观成见，顺其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但是，它将老子思想中的轻视法治的倾向，进行了改造，把道与法结合在一起，这可以说是黄老之学的主要特征。长沙马③　《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④　《艺文类聚》五十四，《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

①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②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③　李学勤：《范蠡思想与帛书〈黄帝书〉》，载《浙江学刊》1990年第2　期。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的首篇《经法》一开始就说："道生法"。这就体现了道法的结合。《心术上》说："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这和"道生法"的意思是相通的。而《慎子·佚文》说"以道变法者君长也"，也是将道和法联系起来。由此可见，黄老之学是立足于"道"而服务于"法"的。

其次，是将道家"道"与"德"和儒家"礼"与"义"相结合。《心术》上说："虚而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①这里很明显地把道德与礼义结合，这就区别于三晋的法家与秦法家。

黄老之学这种以"因道全法"为主要特征，又调和道、法、儒等家的学说，很适合田齐统治者的需要。它既有较大的包容性，又能够缓和各个方面的矛盾，从而使田齐政权得到巩固，并且有利它进一步说明田氏取代姜氏有齐国是合理的。不仅如此，田氏政权以黄老之学为主，兼礼百家，其目的是要统一六国。像黄帝一样位居中央成为四方的共主，即统一天下。田氏不只是称霸诸侯而已，而是要取天子的地位而代之。

齐威王在取得了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的胜利以后，便取代了魏惠王的中原霸主地位。《史记》记载，齐威王曾倡导仁义，率领各国诸侯去朝见周天子。当时周又贫穷且微弱，诸侯都不去朝见，而齐国却去朝见。由此可见，他正如《陈侯因■敦》所说的"迩嗣桓文"，继承了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到齐威王死后，孟子看穿了齐宣王的"大欲"是"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①可见田齐政权雄心勃勃，不仅要称霸，而且还要"王天下"，即统一中国。到齐湣王时，齐国仍是诸侯中最强的国家。他灭宋之后，竟然打算要吞并周室当天子，泗水之上的诸侯国邹、鲁的国君都向他称臣。田齐政权的威、宣、湣三位国君的所作所为，都说明他们是要统一中国而为天子的。

（三）宋钘、尹文的思想1。宋钘、尹文的生平、著作与特点宋钘，又叫宋■、宋荣子、子宋子。尹文大约是宋钘的学生。他们的生平已很难确考。据说，宋钘是宋人。《孟子·告子下》记载，孟子曾会见过宋钘（■），并称他为"先生"，孟子自称"轲"，可能宋钘比孟子稍长，活动的时代在齐威王、宣王之时。尹文，齐人，《吕氏春秋·正名》记载有尹文与齐湣王的对话。燕伐齐之战，齐湣王死，尹文出逃，经穀（齐邑，今山东东阿）到了卫国（今河南濮阳一带）。很可能在齐襄王复国时，他又回到稷下学宫。可见，他比宋钘稍晚，当在齐宣王、湣王、襄王之时。宋钘、尹文在稷下学宫居住的时间较长。《汉书·艺文志》有《宋子》18　篇，列入小说家。但其书失传，隋唐时的史籍已不见著录。班固将《宋子》列入小说家，显然不适当。《荀子·政论》说宋钘"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说，成文典"。王先谦《荀子集解》认为，"成文典"，谓作《宋子》18　篇。由此可见，宋钘在当时

①　《韩非子·定法》。

①　《申子·大体》，《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引。

影响颇大，而"成文典"说明其著作并非"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说家之作可比的，实为对其著作的赞誉。因此，把宋钘收入小说家与其在稷下学宫的地位不相称。班固自注说："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这是班固以孙卿之说来说明《宋子》的内容之主旨，十分清楚是说孙（荀）卿称道宋钘所讲过的是"黄老之意"，应把宋钘作为黄老之学的学者。

仅从其文风上通俗易懂、比较大众化，而将《宋子》列入小说家是班固的失误。《汉书·艺文志》所列诸子著作，分类往往有不当之处，如把《孙子》16　篇（班固自注："六国时"，此当为《孙膑兵法》）列入道家，又把《吴子》、《尉缭子》列入杂家，这些显然都不妥当，而应列入兵家。把《宋子》列入小说家，也属归类不当，因此似不能以此为据，说宋钘是小说家。《庄子·天下》和《荀子·非十二子》都把宋钘与尹文看成同一学派并而论之，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尹文的著作，《汉书·艺文志》有《尹文子》1　篇，列在名家类。今本《尹文子》过去多认为是伪书。因为宋钘、尹文的著作大都失传，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宋钘、尹文的学说不被人们重视。

自从刘节、郭沫若发现《管子》一书的《心术》上、下，《内业》、《白心》等篇是宋钘、尹文的遗作，而且郭沫若还认为《吕氏春秋》的《去尤》、《去宥》两篇也是宋钘的作品后①，引起了学术界很大重视，从而对宋钘、尹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才有了比较公正的评价。近年来，有一些同志不同意刘节、郭沫若的这种意见。又有一些同志从不同角度进一步论证刘节、郭沫若的意见正确，学术界正就此问题开展争鸣。

从先秦诸子对宋钘、尹文的评论看，其基本倾向是道家，而又注重法治，确属黄老之学。宋钘、尹文学说的特点是具有明显的调和色彩。

比如，他们主张"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和"情欲寡浅"。《庄子·天下》所言很像墨家，《荀子·非十二子》就把宋钘与墨翟并提，列在一家。近人也有这样主张的。但是，宋钘、尹文并非墨家。宋钘、尹文又主张"仁义"，和儒家非常接近。《庄子·天下》说宋钘、尹文"以聏（ér　而调和）合欢，以调和海内"，大约就是指他们调道、儒、墨各家而言。因此，宋钘、尹文的学说具有过渡性，它是战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中间环节。他们不仅影响了儒家孟子、荀子，也影响了法家韩非。认真研究宋钘、尹文的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2。政治思想宋钘、尹文的著作中所反映的政治思想，抛弃了老子"小国寡民"

开倒车的社会政治主张，而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类似之处。

宋钘把老子的"无为而治"进一步发展为君道无为，臣道有为，从而在君臣关系上提出了新的主张。宋钘认为："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①即国君处事应本着虚静无为，顺乎自然，他把这种态度叫做"静因之道"。②宋钘形象地解释说："君，无代马走，

①　此处引文参照《国语·齐语》补正。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滑稽列传》。

②　《孟子·梁惠王上》。

无代鸟飞。此言不夺能，能不与下诚也。"③即是说，臣下有办具体事情的能力，国君不要代替臣下做具体事情。也就是说，要发挥臣下的能力，而国君的能力不要妨碍臣下对国君表示忠诚。这种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后来法家韩非就吸收了宋钘、尹文的这一思想，而成为他提出的国君驾御群臣的"术"的重要指导思想。

在君臣关系上，宋钘、尹文还反对旧贵族的君臣之间的旧秩序。《白心》说："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认为臣代其君并不都是篡位，如果都叫篡位，那么武王伐纣，怎么纣的军队反而前歌后舞欢迎武王呢？这种思想与孟子所主张的君臣关系有类似的地方，是一种有利于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理论，也可以说它是为"田氏代齐"寻找的又一历史根据。

尹文还主张建立封建社会的新的等级制度。他与齐湣王论贤，认为："有贤有不肖，故王尊于上，臣卑于下；进贤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④这里可以看出，尹文主张建立新的君臣上下的关系，按照"贤"与"不肖"来划分新的等级。尹文主张尚贤，与老子不同，也与法家不同，而与儒家接近。而他要建立新的等级制度的思想，却与法家一样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

宋钘、尹文既讲"道"与"德"，但又讲儒家的"义"和"礼"，同时还明确讲"法"。他们说："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①即要用"法"来作为判断事物的是非的标准。"法"是"道"派生出来的，这就把"法"和"道"联系在一起。《说苑·君道》记载，尹文明确主张"法省易因"，即法律简单明了才容易使人们遵守，与法家的法治主张很接近了。但是，宋钘、尹文对"刑、赏"不如法家那样重视。

他们认为"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惩过"，②即奖赏不完全能够劝人为善，刑罚不完全能够惩罚过错。

由以上可以看到，在老子之后，道家分化出具有调和色彩的宋钘、尹文学派，其政治思想逐渐转向法治。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从宋钘、尹文学说中吸取了不少营养。可以说宋钘、尹文学派是道家的一部分转化为法家的一个中间环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把他们看成是早期法家的一支。

3。天道观宋钘、尹文对老子客观唯心主义的"道"作了唯物主义的改造。

宋钘、尹文所说的"道"，虽然也是"虚无无形"、"动不见其形"、③"无根无叶无荣"，④但这只是说"道"是看不见、摸不着而已。宋钘、尹文明确提出"气"来说明"道"，认为"道"就是"气"，又提出"精"，认为"精"也是"气"，是比"气"更细小的东西。宋钘、尹文认为"精"、"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一切事物和精神现象都是由"精"、"气"

③　《管子》卷十三《心术上》。

④　《意林》见《艺文类聚》卷二○，又见《太平御览》卷四○二。

①　《孟子·滕文公上》。

②　《周礼·冬官·考工记》。

③　《管子》卷十三《心术上》。

④　《管子》卷十六《内业》。

变化而来的。他们说："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①这里，"精"是"气"，即"精气"；"形"也是"气"，即"形气"。"精气"和"形气"相结合，就产生人。又说"气"能"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②即是说，谷物、星辰都是由精气产生的，就是精神现象也是由"精气"流动而产生。他们还说，"化不易气"，③"遍流万物而不变"，④即事物千变万化，但总离不开"气"，它并不是抽象的精神实体，而是微小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质实体。

但是宋钘、尹文的精气说是有弱点的。在"形"、"神"关系上，他们虽然认为，"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⑤即精气产生生命，有生命便有形体，有形体才有思想，有了思想才有智慧。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他们又把人的精神现象与物质现象并列，并认为人的精神可以离开肉体而独立存在，这就陷入了二元论的泥坑。孟子正是利用宋钘、尹文还不十分成熟的唯物主义的精气说，而把它改造为唯心主义的"浩然之气"。荀子批判了孟子的主观唯心主义，克服了宋钘、尹文精气说的弱点，指出了"形"与"神"的正确关系是"形具而神生"，肯定了精神不能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

4。认识论宋钘、尹文在认识论方面是有贡献的。《心术》、《白心》、《内业》等篇，主要是讲认识论。也就是《庄子·天下》所说："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它对战国诸子认识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宋钘、尹文强调"心"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说："人皆欲知，而摸索其所以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①即人们都想获得正确的认识，而没有去考察正确认识是怎样获得的。"知"就是对被认识的对象的认识，获得这种认识就要靠心。宋钘、尹文所说的"心术"，就是讨论心如何获得对事物正确认识的办法。他们提出了以心知物的思想："心之在体，君之位也。""耳目者，视听之官也"。②即是说，"心"在人体处于统帅的地位，耳朵、眼睛这类感觉器官处于从属的地位。宋钘、尹文说："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③就是说，"心"如果为物欲所扰乱，则感觉器官耳朵、眼睛就会失去它们的功能。他们认为："不修之此，焉能知彼。"④即不修养心，怎么能获得正确认识呢？

因此，宋钘、尹文提出了"虚"、"静"的养"心"之道。他们说：

①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本节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此文。②　见《六韬·龙韬·立将》。

③　《管子》卷十六《内业》。

④　《管子》卷十三《心术上》。

⑤　《管子》卷十六《内业》。

①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

②　《史记》卷五《秦本纪》。

③　《孟子·滕文公下》。

④　《韩非子·亡徵篇》。

"修之此，莫能（如）虚矣"。⑤即修养"心"的办法最好是心"虚"。他们解释说，"虚"就是"无藏"。即是说，已被认识了的事物，不要藏在心里，要把它抛在一边，否则就会影响对新事物的认识。所谓"静"，就是使心安静。宋钘、尹文认为，"心"如君一样，应该"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⑥"心"本身动摇不定，就无法观察事物。只有心静才能"一意专心"，从而正确认识事物。"心"认识事物，宋钘、尹文认为应如"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也"。⑦即好像照镜子一样纯粹客观地反映事物。

基于这种认识，宋钘、尹文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名"、"实"论。

他们认为："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①就是说，事物的"名"要与"实"相称。他们说："正名自治，奇名自废。"②名副其实的叫正确的"名"，这种"名"就自然被人们采用。而"名"不符其"实"的叫不正确的"名"，这种"名"就自然被人们所淘汰。宋钘、尹文的唯物主义"名实"论，在战国时期是比较早的。

宋钘、尹文的认识论还提出了"别囿"（yòu　右）说。所谓"囿"，是指知识的狭隘性或局限性。他们主张"接万物以别囿为始"，③即认识事物要从克服人的主观片面性开始。《吕氏春秋·去宥》中保存了宋钘、尹文的"别囿"说。其中有个有趣的故事说：齐国有个人想得到金器，清早起来披上衣服就到卖金器的人那里去，把金器从主人手里夺了过来，当场被主人抓住，把他捆绑起来。主人问他："明明有人在这里，你竟敢抢走金器，这是为什么？"这人回答说："我没有看见这儿有人，只看见有金器。"这个故事对理解"囿"很有帮助。宋钘、尹文认为，这个齐人由于特别主观，才如此妄为。所以，他们说："人必别囿，然后知。"

宋钘、尹文的认识论，承认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这很明显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但是，他们认为人的认识只是对客观事物的消极反映，完全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它带有机械主义的性质。

不过，宋钘、尹文的认识论在先秦哲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墨子重视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形成了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但有忽视理性认识的片面性。宋钘、尹文克服了墨子经验论的片面性，强调了"心"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但过分强调纯客观地反映事物，无视于认识的主观性，从而走上另一个极端，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把宋钘、尹文的认识论引向了唯心主义。后来，荀子继承了宋钘、尹文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批判了孟子的唯心主义，同时又吸取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面，因而荀子的认识论就能最后达到先秦哲学史上的高水平。因此，宋钘、尹文⑤　《管子》卷十三《心术上》。

⑥　《管子》卷十三《心术上》。

⑦　《管子》卷十三《心术上》。

①　《史记》卷五《秦本纪》。

②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③　见《战国策·韩策一》。

的认识论，在先秦思想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四）慎到的黄老思想《慎子》及其佚文，反映了稷下黄老之学的主要特点，它站在道家的基本立场上论述法治的思想。在哲学思想上，慎到与老庄的思想是一致的。《慎子·佚文》说："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济。"这与"道法自然"的老子、庄子学说是相同的。沈约《游沈道士馆》诗注中引慎子说："夫德精微而不见、聪明而不发，是故外物不累其内。"这与《淮南子·汜论训》所记道家的"全性葆真、不与物累形"的思想是相通的。《庄子·天下》评论慎到，说他"弃知去已"、"不师知虑，不知前后"。。"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

豪桀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其实，慎到这些观点与庄子颇多类似。庄子学派也认为慎到的学说是"死人之理"。可见，慎到确实领悟了道家学说的精髓。其实庄子的学说，未尝不是讲的"死人之理。"

《四库全书总目》慎子条说："道德之为刑名，此（慎到）其转关"。

①即是说慎到是由道德向法家转化的一个关键人物。在这一点上，他和宋钘、尹文处相同的地位。《慎子·佚文》说："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这里明显看出慎到把道法结合在一起。慎到认为治理国家没有法就会乱，只是实行法而没有变化就会衰微。有法可依，然而又徇私舞弊，就叫做"不法"。他说："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②这里所说的"以道变法"，正是站在道家的立场为法家政治作论证。这正是黄老之学的最大特点。

慎到的思想不仅和法家，而且也和儒家相结合。《慎子·威德》说："明君动事分功必由慧，定赏分财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礼。"他落足到法，又吸收儒家的礼。这与三晋法家和秦法家是有明显区别的。

（五）田齐法家的特点田齐法家与三晋法家、秦法家商鞅等虽同属法家，但由于各自的文化传统，政治背景的不同，因而田齐法家又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其最显著之处就是道法融合，因此有人又称田齐法家为"道法家"。

在《管子》一书中，属于法家著作的有《法禁》、《法法》、《任法》、《明法》、《君臣上》、《霸言》、《禁藏》等篇，在这些篇中都清楚地体现出了道法融合这一特征。《法法》说："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①而《君臣上》说："明君重道法。"②《管子·任法》说：

①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②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①　《商君书·徕民》。

②　见《史记·楚世家》正义引。

"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大道而不任小物"。这些材料都充分地反映了齐法家道法并重的特点。

当然，田齐法家在重道的同时，也具有法家重刑罚、法令的基本特点。这一点，在《管子》的法家诸篇著作中也有所体现，如《管子·任法》说："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又说："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管子·明法》说："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而田齐法家在稷下学宫这一特殊环境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儒家的影响。有时也兼用儒家的"礼"、"义"，《任法》中就有"民不道（从）法则不祥"、"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详"的说法。《管子·牧民》还有"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的说法。而且主张孝悌之道，认为"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但这并没有背离法家的基本立场，可以说是吸收他人之长。对此，《管子·任法》说得明白，"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也"。田齐法家在一些方面又与黄老之学颇为接近，这是因为黄老之学与田齐法家都是服务于以田齐政权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派别。而两者的区别同样是泾渭分明的：黄老之学立足于道家，即基本立场是道家，而以《老子》作为理论基础的。而田齐法家则是立足于法家，其基本立场是法家，而以法治思想为理论基础。

田齐法家的这些特点正是由于其处于开放的齐文化的氛围之中所造成，虽然与比较单纯的三晋、秦法家有一定差异，但其法家的实质是不容置疑的。如果因为田法家有自身的特点，就否认田齐法家的存在的话，那就犯了与公孙龙"白马非马"论一样的错误。

不仅如此，在最近，杨向奎先生《论〈吕刑〉》一文中指出，《尚书》中《吕刑》篇是炎帝系统的文字，并非儒家旧典。姜太公最初封于吕，故称吕望，后封于齐。吕东迁到齐，《吕刑》得以传至齐国。"吕之文化为齐所吸收，《吕刑》讲刑，故齐为最先产生中国法家之地区"。①如此说来，齐法家之说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了。

（六）邹衍与阴阳家的思想1。生平事迹及其著作邹衍是齐国人，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在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中，他是一个重要角色，其思想与齐文化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但是学术界因为种种原因，对邹衍的研究比较薄弱。

邹衍的生平事迹，经过考证，大约生于齐威王晚年的公元前324年，死于燕王喜伐赵战争失败的公元前250年。他后于孟子，与公孙龙、鲁仲连是同时代人。齐宣王时就学于稷下学宫，先学儒，后以阴阳怪迂之学在齐宣王晚年和齐湣王时为稷下先生，是齐之上大夫。《史记》说邹衍与孟子、淳于髡等均见梁惠王，属误记。邹衍约在燕昭王二十四年（公元前288年）离齐仕燕，受到燕昭王礼遇，筑碣石宫，以师礼待之。燕惠王时邹衍被谗下狱，出狱后回到稷下学宫。齐王建八年（公元前257年）使赵，与公孙龙辩。公元前251年仕燕王喜，次年燕伐赵的战争失

①　杜佑：《通典·州郡典·雍州风俗》。

败，邹衍也于此年去世。①邹衍的著作，《史记》说"有《终始》、《大圣》之篇十万余言"。

《汉书·艺文志》说有《邹子》49　篇，又说有《邹子终始》56　篇。合起来105　篇，但都失传。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邹子》一卷。邹衍的主要思想学说包括天、地、人三个方面。现简述如下：2。天论与五行相生说《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说："邹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尽言天事，故曰"谈天"。"《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之术，迂大而宏辩。。故齐人颂曰："谈天衍"。"可见，善于谈天是邹衍的一大特点。他"称引天地剖判以来"，即谈开天辟地以来的自然界的历史，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②一直往上推到天地没有产生以前的不可考究的混沌状态。他的推理方法是从空间上"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从时间上"先序今，以上至黄帝"。③我们知道空间和时间就代表宇宙，邹衍的学说从空间和时间来类推，可见其有宇宙观了。

邹衍的学说与"术数"关系密切，可以说阴阳家是由战国时期以"术数"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个学派。汉代人把"术教"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6　种。可见，"术数"中包含了不少科学知识，当然也混杂着大量的巫术与迷信。《汉书·艺文志》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羲和是传说中尧管理观察天象以确定季节的官，即史官。阴阳家的产生，确与观星象与订历法有直接关系。《史记·历书》说："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史记正义》引皇侃说："乾者阳，生为息。坤者阴，死为消也。"即乾坤为阳与阴，消息为死和生。阴阳的生死与兴废的观念，是因考订星历而发生的。正如王梦鸥先生所说："黄帝造"历"而竟造出了"阴阳说"来了。这分明是指"阴阳家"是古代"历家"的支派，而阴阳的思想是从历象中演出来的。"①《史记·天官书》说，战国时期"察讥祥，候星气"的占星术特别流行。阴阳说的起源与占星说有密切关系。《史记·史书》说："战国并争。。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邹衍对天文、历法，占星术都很精通，而且把阴阳说与五行说相结合，使之为齐国统治者服务。这突出的表现在他以五行相生说来完善明堂制度，为齐宣王、齐湣王将为天子制订四时教令。

《史记集解》引如淳语，认为邹衍著作中有"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而服"，即是主张五行相生说，按五行的相生顺序（木火土金水）

而有春、夏、季夏、秋、冬，天子在明堂相应的方位东、南、中、西、北，穿上相应颜色青、赤、黄、白、黑的衣服，发布教令。这一套正是明堂制度的四时教令。证之以邹衍"钻燧改火"之说，也是相符合的。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22　页。

②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③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①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於、商为两地名。

《周礼》郑玄注引《邹子》："春取榆树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②即天子居明堂，按四时不同，所用以取火之木也不同。按《周礼》规定，由司爟执掌四时行火的政令，取火之木的顺序是按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的五行相生说来排列的。这种办法据贾公颜《周礼疏》说是为了除去"时气之疾"，它是用五行来比附自然现象。

上述邹衍的五行相生说，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诸子》所说"邹子养政于天文"的具体内容。邹衍能够在齐宣王晚年、齐湣王时位居上大夫，显然与他为齐宣王要"王天下"而齐湣王要为"东帝"，进而为天子制造舆论分不开的。邹衍继承《管子》的《四时》、《五行》、《幼官》等篇的思想，进而加以完善。《管子》中以阴阳五行来确定四时教令，用的是五行相生说，重点是要论证五行中土居中央的重要性。认为春为木，夏为火，秋为金，冬为水，而又在夏秋之间加上季夏为土，而且说："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又说："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①这显得十分生硬的编造，表面看来是为了凑数，实则体现了阴阳家为齐国当政者是黄帝的后裔，应当位居中央成为天子而制造舆论的用心。《管子·五行》四次提到黄帝，特别突出黄帝的作用、也是为上述目的服务的。邹衍继承这一思想，关于黄帝的论述也应是很多的。

司马迁说邹衍在推衍历史时由当今一直往上推到黄帝。保留在《吕氏春秋·应同》中的"黄帝之时。。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这段材料虽然出于五行相胜的材料中，但由此可以想见，在五行相生的材料中也会出现黄帝的。这些材料对于制造齐国田氏政权以黄帝的后裔自居而要统一天下为天子的舆论，是很有用处的。过去学术界多注意到邹衍学说与《管子》的《五行》等篇的不同之处，而忽视了两者的共同点，多以为邹衍主要学说是五行相胜的五德终始，我们认为这并不符合邹衍的思想实际。

3。五行相胜说与五德终始的历史观邹衍由五行相生说而转为五行相胜说，是有特殊的政治背景的。齐湣王后期，稷下先生纷纷离开齐国，邹衍也在此时离齐仕燕昭王。燕昭王欲报齐仇，采纳苏秦提出"秦为西帝、赵为中帝、燕为北帝"的战略计划。①于是邹衍一改在齐国所用的五行相生说，而以五行相胜说为"燕为北帝"制造舆论，其目的是要论证燕为水德。因为燕位处北方，水德将要代火德为帝。《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引《邹子》说："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这是用阴阳五行说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所谓五德，是指土、木、金、水、火五种德，按照五行相胜与朝代的盛衰更替相符合，即每一个朝代都有五德中的一种与之相配合，由这种德支配着这个朝代的命运。历史的发展是按五行相胜说顺序，一代一代循环往复。《吕氏春秋·应同》说："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②　《韩非子·定法》。

①　见《史记·楚世家》。

①　《战国策·魏策一》，《韩非子·说林下》。

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这段有名的材料，正是如此论说历史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引两材料，一说"虞土"，一说黄帝属土，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因为虞、舜本是黄帝一系的君主。②邹衍认为，黄帝"以土德王"，木胜土，故代之而兴的是"以木"

德王"的夏；金胜木，故代之而兴的是"以金德王"的殷；火胜金，故代之而兴的是"以火德王"的周。邹衍还说："代火者必将水。"代周而兴的必然是"以水德王"的朝代。燕在北方，当属水德，立为"北帝"将代周而统一天下。邹衍还说："水气至而不知数者，将徙于土。"意思是燕昭王若是犹豫不决，就会失去难得的机会，代周而兴的将是属于土德的君王。

邹衍时而用五行相生说，时而用五行相胜说，因此《后汉书·杨雄传》说："邹衍以颉亢而取世资。"意即上下不定，变化莫测，以此取得当时国君以为师的资格。其实他是把这两种矛盾的学说统一于自身，正是他比前人高明的地方。邹衍在五行说发展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从五行说发展看，先是如《洪范》的"水火木金土"的没有相生相胜的排列，后有《管子》的《四时》、《五行》篇的五行相生排列。而五行相胜，虽在《周书·周祝》："陈彼五行，必有胜"；《左传》："火胜金"、"水胜火"；《孙子兵法·虚实》、《墨子·经下》："五行毋常胜"等中有所萌芽，而系统的论述五行相胜说，可谓是邹衍的发明。

而将五行相生说与相胜说达到矛盾统一，则就是邹衍在五行说发展史上的贡献。它使其同时代以至秦汉时代的阴阳家与儒家，甚至道教都受到深刻的影响。

邹衍将五行说引进人类社会，形成五德终始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是变化的，不是停止不动的，但这个变化不是发展而是循环。他把历史变化的原因说成是"五行相胜"，这仍是历史唯心主义。但邹衍主张"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①这是政治上主张变革的进步的思想。他的学说论证了周王朝的必然灭亡，新王朝必然取而代之，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也是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建立新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需要的，因此他才受到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礼遇。他的学说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看来，成了自命"奉天承运"的理论根据的组成部分。

4。大九州的地理学说邹衍说："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①但仔细推敲，《史记》所说"中国。。于天下乃八十分居一分"

之说，可能有误。关于此问题，杨希枚先生认为，"中国外如赤县神州②　《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

①　《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

①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

者九"，其中"九"应为八之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中国为世界的"八十一分居其一分"的结论。如不改"九"为"八"，则赤县神州再加以外的九州就是十州，而不是九州。十州之内，按赤县神又分九州计算，则世界共九十州，中国当为世界的九十分之九，而非八十分之一。

不过，这里的问题不必深究，我们可以作如下解释："九"在古书中常常泛指多数，并非如今人所说的实数。而邹衍的大九州说，本来出于想象，大可不必认真计较其实有州数。

王梦鸥《邹衍遗说考》认为，邹衍大九州说是"以阴阳五行的原理来解释方舆"，"因此原本只是五州，经其后学之手，才成了九州"。

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推理，不一定符合实际。因为九州之说，在先秦早已有之，《禹贡》、《周礼·职方》都有九州之说，《逸周书·成开》也记载："地有九州，别处五行。"邹衍的大九州说是总结这些地理知识，加上他的想象而成的。

邹衍的大九州说在战国时代确是惊世骇俗的。而我们认为，邹衍对古代地理学有相当大的贡献。他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对中国和世界地理的知识和推测，认为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此说之形成，与齐国东临大海不无关系，因为当时已与朝鲜、日本等国有了往来。①这就自然容易引起人们对海外世界的遐想。

5。对燕、齐方士的影响邹衍活动于齐、燕两国，对燕、齐沿海一带方士有较大的影响。《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都说："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方仙道"虽然宣传鬼神、怪异，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是燕齐方士对科学也是有贡献的。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炼丹术正是由齐方士创造的。由此看来，对方士也不可因其有迷信的成分而给予全面否定。

（七）儒家孟子、荀子与稷下学宫的关系1。孟子与稷下学宫的关系在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中，儒家处于一种比较次要的地位。孟子是主张实行"仁政"，反对霸道的，他"言必称尧舜"，①这一点颇不适合田齐统治者的口味。孟子是齐威王创建稷下学宫以后最早的一批稷下先生，齐威王后期离开稷下学宫，到齐宣王二年又回到稷下，后因对伐燕战争的意见分歧，再离开稷下回故乡邹国。②他在稷下学宫的时间相当长，在频繁的学术交往中，他的思想不能不接受稷下诸家的影响。其中受黄老之学的影响更为明显。郭沫若早就在《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

①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

①　魏徙都说法有三：魏惠王六年、九年、三十一年，分别见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以六年说较合理，故采其说。

②　以上引见古本《竹书纪年》及《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

的批判》中指出，孟子主张的"浩然之气"是"袭取"了《管子·内业》的"浩然和平，以为气渊"，而"稍为改造了一下。"《孟子·尽心下》说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也是受了稷下黄老之学的影响。《管子·心术上》说："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这是从心多欲而使感觉器官失去作用，来论证养心必须寡欲。《心术上》又说："虚其欲，神将入舍。"《内业》也说："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这与"养心莫善于寡欲"，只是文字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

孟子的"心之官则思"，显然也是从《心术上》"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心而无与视听之事，则官得守其分矣"，演变而来的。还有孟子的"分定说"，③认为人得天的性分是有一定的，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地位有所差别。因此，人人都该安分守己，听天由命。这与《尹文子·大道上》的"定分"说，实质上是一样的。"定此名分，则万事不乱也"。同样都是为封建统治者稳定社会秩序服务的理论，而且用语也相似。孟子思想之所以比孔子的思想更为开放一些，这与他长期受稷下学风的影响很有关系，孔子虽然也周游列国，但是真正和人交流学术的机会并不多，他所到之处无非是"求仕"，希望各国诸侯用他为政，以便实现他的政治主张。

2。荀子与稷下学宫的关系荀子在稷下学宫时间比孟子晚，大约在15　岁就来稷下学宫学习，因齐湣王后期骄暴，不听稷下先生的意见，于是各分散，荀子也在此时离开稷下学宫到了楚国。齐襄王时又回到稷下。《史记》说："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①可见，荀子老年时在稷下学宫是最有威望和影响的稷下先生，这说明荀子比孟子更适应稷下学宫的气氛。

荀子在稷下学宫也受黄老之学的影响。《荀子》说："说不贵苟察"，②与《庄子·天下》所说宋钘、尹文主张"君子不为苟察"是相同的。这明显是荀子接受了宋钘、尹文的主张。对于某些古语的继承，荀子与尹文也采取了相同的态度，如《荀子·儒效》说："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尹文子·大道》上所引"古语曰"与之只有个别文字的出入，意思相同。《荀子·宥坐》关于孔子诛少正卯的记载，与《尹文子·大道下》连文字几乎一样，只不过荀子说是"始诛"，而尹文说是"先诛"而已。孔子诛少正卯一事，是不是信史，姑且不论，仅就这一记载而言，看来并非荀子首创，而是受了《尹文子》的影响。过去一般以为《尹文子》是伪书，不予重视，但是现在看来，《尹文子》并非伪书，因此，对此还需重新研究。

由于荀子长期受稷下学风的影响，他的思想在晚年趋于成熟，其天道观、认识论、逻辑学等都处于先秦思想的最高水平。荀子对孟子的思想进行猛烈抨击，并加以改造，这是儒法合流的先声，而且他也是最早总结战国"诸子百家"的第一人。他的《非十二子》、《解蔽》、《天③　古本《竹书纪年》。

①　《战国策·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章。

②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八三，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论》等篇，正是他总结"诸子百家"的著作。这对于韩非总结法家的理论而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以及吕不韦主持编纂《吕氏春秋》把"诸子百家"融合在一起，都起了积极的影响。关于荀子的思想，我们在荀子入秦与荀子的思想部分还要论述。

（八）稷下名家儿说、田巴稷下学宫中喜欢辩论的人很多，"百家争鸣"的气氛很浓。刘向说："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①这是说稷下先生们在稷下有定期的聚会，以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相互辩论。稷下学宫确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

在这儿名辩思潮得以充分发展，除名家外，其他各家也都参与了名辩活动。孟子人称"好辩"，邹衍人称"谈天衍"，田骈"号天口骈"，②从外号可见他们善辩。

稷下名家主要有儿说、田巴。《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儿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由此可见，儿说是宋国人，他很善于辩论，使稷下之辩者都为之折服。而且他是"白马非马"论的倡导者，但这种诡辩论不解决实际问题。同篇又记载："乘白马而过关，则顾白马之赋。故籍之虚辞，则能胜一国：按实考形，不能谩一人。"儿说虽然能辩白马不是马，并能说得众人口服，但是他骑白马过关，守关者仍然按骑马过关的规定，要他交纳税金，他也不得不交纳。诡辩在事实面前被揭穿了。

《吕氏春秋·君守》记载，儿说的弟子为宋元王解"闭"（解疙瘩）

的故事，《淮南子》高诱注还说，"儿说，宋大夫也"。①郭沫若认为宋元王即宋王偃。②由此推知，儿说当在齐威王、宣王时人，其时代早于公孙龙。因此，儿说当是白马非马论的创始者。公孙龙的学说是受到了稷下名家的影响，可见稷下名家在战国名家中的贡献。

稷下名家还有田巴。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鲁仲连子》说："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③由此可见，田巴是稷下先生，对名家的"离坚白、合同异"之说都颇通晓。他善辩论，能在一天之内使千人口服。而且他还敢于非议"五帝"、"三王"及春秋的"五霸"。但是他也有致命的弱点，就是空谈而无补于国家大事，因此遭到徐劫的质问。《鲁仲连子》记载："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鲁仲连，年十二，号"千里驹"，往请田巴，"臣闻堂上不奋，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缓也。

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唐，燕人十万，聊城不去，国亡在旦夕，先生奈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城而人恶之。愿先生勿复言"。田巴曰："谨闻命矣"。巴谓徐劫曰："先生乃飞兔也，岂直千里驹"！巴

①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②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①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八七《魏围邯郸考》。

②　《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

③　《史记》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注引《史记正义》。

终身不谈。"④这段记载，是徐劫说田巴，而非鲁仲连说田巴，观其田巴说"先生乃飞兔，岂直千里驹"，可见"千里驹"是徐劫之号，而非鲁仲连之号。至于徐劫是否稷下先生，则无明证，很难下此判断。

总之稷下学宫"百家争鸣"气氛很浓，它是先秦"百家争鸣"的高潮阶段，在稷下几乎诸子百家都有，也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的缩影。

（九）兵家孙膑及其军事哲学思想1。孙膑的生平与著作孙膑是孙武的后代，大约在田齐侯剡七年（公元前378年）出生于齐"阿、鄄之间"①（今山东阳谷东北），大约死于齐宣王末年（公元前302年）。据说他与庞涓从鬼谷子学兵法，庞涓提前下山成为魏惠王的将军。鬼谷子将《孙子兵法》传授孙膑。庞涓自知不如孙膑，邀孙膑至魏，阴谋陷害，将他施以刖刑（割去膝盖骨）和黥刑（在脸上刺字）。孙膑得到齐国使者的帮助逃到齐国，齐将田忌十分器重孙膑，把他推荐给齐威王，被任命为军师。在他辅佐下，齐国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其中最主要的是魏惠王十八年（公元前353年）的桂陵之战与魏惠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3年）的马陵之战。这两次战争，使魏国遭到惨败，齐国声威大振，出现了"诸侯东面朝齐"②的局面。此后因邹忌陷害田忌，孙膑只好随同田忌到了楚国，楚宣王封田忌于江南，但并不重用。孙膑利用此条件与弟子一起从事《孙膑兵法》的写作。到齐宣王继位之后的第二年（公元前319年）为田忌昭雪，迎回齐国，恢复了将军之职。孙膑回齐后，常被齐宣王召见去论兵，但终未能重用，也未列入稷下，仍与弟子著《孙膑兵法》以度晚年。孙膑虽然不是稷下先生，但其思想与稷下学宫是息息相通的。

《孙膑兵法》（即《齐孙子》）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89　篇，在《隋书·经籍志》中没有记载，可见已经失传，因此，宋以后不少有人怀疑孙武、孙膑是否各有兵法传世。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以及其他先秦兵书，这部失传了一千几百年的孙膑的军事著作重见光明。《孙膑兵法》经过整理，其中上编15　篇被专家们确认为孙膑及其弟子的著作，下编15　篇还有争论。总之，《孙膑兵法》继承和发展了先辈孙武等人的军事思想，总结了战国时期的战争经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在《管子》中保存有稷下兵家的著作，如《兵法》、《七法》、《参患》、《制分》、《地图》等篇，反映了稷下兵家的军事思想，在此从略。

2。强调"道"与"势"的军事哲学思想在战术上，孙膑提出了以"道"制胜的原则。这里所说的"道"，是指战争的规律。《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就有这样一句"先知胜不胜之谓知道"。就是说先知道了战争能取胜或是不能取胜的道理就是懂得④　《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传》。

①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②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

"道"了。这里就说明了"道"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取得胜利，在什么条件下不能取得胜利，这只有掌握了战争的客观规律的人才能够明白，而绝不是仅凭主观意识就能看出来的。在《威王问》中孙膑说："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意思是通过齐威王问的九个问题和田忌问的七个问题，可以看出他们几乎是知道了如何用兵了，但是还是没有真正掌握用兵的客观规律。孙膑在《纂卒》一篇中清楚地讲出："知道，胜"；"不知道，不胜"。就是说懂得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打仗才能取得胜利，而不懂战争的客观规律，打仗是绝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对于这一观点，孙膑在他的《兵法》中反复地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清楚的阐述。他在《兵情》说："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意思是说，懂得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军队才能主战功，君主才会扬名于天下。在《八阵》篇中，孙膑又说："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意思是说，要想使有万乘兵车这样的大国安定巩固，扩大其疆域，保全其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必须要懂得战争的规律。由此可见，孙膑对"道"的重视，也体现出了孙膑在对待战争这一社会现象中的唯物主义思想。

在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出军队的战斗力方面，孙膑非常地强调"势"

的作用。所谓"势"一词，是儒家学者子夏最先提出的，他说道："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就是说，善于把握势的人在不利因素还在萌芽状态时就把它铲除了。孙膑与慎到都继承并发扬了子夏这一理论。慎到将"势"用于政治上，而孙膑将"势"用于军事上。他指出："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就是造成险峻的态势，是为了让士卒勇猛战斗。"势"的主旨就是尽可能地排除不利因素，尽可能地创造有利因素。在历史上，孙膑对"势"的强调是很有名的。在吕不韦编撰的《吕氏春秋·不二》中对各家特点的概括中就指出"孙膑贵势"。在《孙膑兵法》中，孙膑以《势备》一整篇的篇幅来专门论述了关于"势"的问题。可见，他对"势"的格外重视。在这一篇中，孙膑说："羿作弓弩，以势象之"。

"何以知弓弩之为势也？发于肩庸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弩势也。"意思是说，后羿制造出了弓弩，用来象征势，因为箭是在肩与胸之间的地方发出去的，这就是一个有利因素，却能够在百步之外杀伤敌人，而敌却不知道是从哪里射出来的，这又是一有利因素。这样使敌人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丢了性命，正是"势"的威力，所以说弓弩象征着势。在战争中，军队战斗力发挥的好与坏与将领所制造的"势"有着很大的关系。比如骑兵机动灵活，进退迅速，但是如果将领把沼泽地选择为战场，那么骑兵的战斗力就不可能发挥出来。这说明同样的一支军队，在不同的"势"下，所发挥出的战斗力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一方面，孙膑所指挥的马陵之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马陵之战中，齐军在马陵道伏击远道追击的魏军，以逸待劳，靠"势"。齐军将魏军诱入山谷使其有劲使不出来，靠"势"。齐军在两面山坡居高临下，靠"势"。孙膑指挥着齐军形成最有利的"势"，庞涓就只得"死于此树之下"了。孙膑还认为军阵、机变能力、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这三个方面，也与军队战斗力的发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这三个方面也同样可以造成对敌不利的"势"，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军队的战斗力，从而达到"破强敌，取猛将"的目的。因此，孙膑在《纂卒》中说："其巧在于势"。就是讲用兵打仗的决窍就在于为自己制造有利的"势"。

十二、商鞅变法与秦法家的思想以及尉缭的军事哲学思想（一）秦孝公礼贤与商鞅变法1。秦孝公礼贤的历史背景秦国的祖先本是黄帝之孙颛顼的后代，舜赐其姓嬴氏。周孝王时非子因养马有功，""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①到秦襄公时，因用兵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②这是说，到秦襄公时秦开始建国，为诸侯。到秦穆公时，任用贤人百里傒、蹇叔为大夫，又用由余征伐戎王，"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③但是到秦惠公之子出生时，国力衰弱，三晋势力强大，"夺秦西河地"。④到秦孝公时，在秦国的东面有六大强国，他与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文公、韩昭侯、赵成侯并立。在淮水、泗水之间有十余个小国，而秦与楚、魏接界。当时周室衰弱，诸侯之间进行着激烈的兼并战争，而秦国处于偏僻的西方，不参与中原诸侯的盟会，因此都把秦国作为夷狄看待。秦孝公对秦国的现状十分不满，他要变法图强，要继承秦穆公的优良传统，恢复那时的疆域，因此下令招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①即凡是能出主意使秦国强大起来的人都将授予高官，并封赏给土地。秦孝公在国内广施恩惠，振恤孤寡，招收战士，奖赏功臣；对外"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音桓）王"。②商鞅听说秦孝公招贤，于是从魏国带着李悝的《法经》西行入秦，受到秦孝公的重用，在秦国推行变动改革。

2。商鞅在秦的变法与法治思想商鞅（？-公元前338年），卫国人，"少好刑名之学"。他曾在魏相公叔座手下任职，公叔座知其有奇才，在他死前建议魏惠王重用商鞅，否则就杀掉他。但魏惠王没有听公叔座的话，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进行变法。

商鞅变法前的秦国，旧贵族的势力相当大，奴隶制残余还严重存在，与山东诸侯国相比，显得十分落后。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先后两次进行变法。其内容主要是：废除世禄制，实行军功爵，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实行编户和"连坐法"；奖励耕织，鼓励个体小农经济；推行县制；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土地制度改革；统一度、量、衡；制定秦律；烧诗书、禁游学等等。商鞅变法前后经历了19年，而且比较彻底。虽然在秦孝公死后，旧贵族杀害了商鞅，但是由于商鞅变法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新法仍然在秦国继续推行，封建制在秦国得到发展和巩固，

①　《战国策·中山策》。

②　《战国策·中山策》。

③　《史记》卷五《秦本纪》。

④　《史记》卷五《秦本纪》。

①　《韩非子·五蠹》。

②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第253-254　页。

使贫穷落后的秦国一跃而为当时各诸侯国中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为以后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贵法"，主张国君以法为标准。他认为，一个国家只要用法来治理，就一定能治好。法令必须"明白易知而必行"，①主张立法要符合国家的实际情况，否则老百姓就不能遵守。他认为法令不统一，社会就会乱。法令统一就可以"治不听君，民不从官，"②即官吏依法办事，不必听命于君主，老百姓遵法办事，不必听从长官意志。商鞅主张把法令藏于禁室，置法官专门管理。老百姓通过问法官就可以知道法律。国君可以用法来集中权力；旧贵族则不能任意胡作非为。另一方面，法律又是镇压劳动人民的，使他们不敢侵犯新兴地主阶级的权力和财产。

前期法家积极推行变法，其理论根据是他们进化的历史观。商鞅认为："昊英之世，以伐木杀兽"，"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行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③昊英之世、神农之世大致相当于原始社会阶段，那时已有男性女性的劳动分工，但没有国家，因此没有军队和刑罚。到了黄帝之时，开始有国家，才有君臣、父子、夫妇的礼节，因而"内行刀锯，外用甲兵"，④对内进行镇压和对外进行战争。这种看法虽然不很正确，但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他用这种历史观，有力地驳斥了旧贵族"法古无过，循礼无邪"⑤的谬论。因为历史是发展　变化的，治理国家的"礼"、"法"也不能一成不变，所以他主张"不法其故"，"不循其礼"。①这正是法家"变法"的理论基础。

商鞅"贵法"的思想在法家中有特殊的贡献，后来韩非总结法家的"法"、"术"、"势"三方面的理论时，其中"法"的方面，则是以商鞅为主。

秦国由于位居偏僻的西方，与戎狄杂处，因此受周的宗法制度、礼乐制度影响很少，既与秉受周礼的鲁不同，与三晋和齐也不一样，其地位与楚接近。这就使得秦国的法家较之三晋，特别是齐要单纯，变法改革易于彻底。在变法改革上，楚远不如秦，楚在吴起变法失败后就一蹶不振，而秦国在商鞅死后变法继续推行。这一特点与秦国强盛关系重大。3。商鞅的经济思想在先秦的经济思想中，比较突出，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法家。

法家的经济思想是以耕战为中心。早在春秋时期的管子主张寓兵于农，已有耕战思想的萌芽。到战国初期的李悝用"尽地力之教"以奖励"耕"，用射箭中的与否来判定民事案件的是非，以奖励射，即奖励"战"。吴起在楚国变法时继承了李悝这种思想，把奖励"耕战"两者结合起来，明确提出"耕战"政策。

战国中期的商鞅及其后期的法家，对"耕战"思想有较大的发展。

①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

②　《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③　《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附犀首传。

④　《商君书锥指》卷四《画策》。

⑤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①　《战国策·魏策一》。

商鞅认为实行耕战政策，使民心向农，老百姓就会质朴"易使"，"可以守战"。他说："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又说："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②把"农战"看成国家兴亡的根本。从"耕战"出发，他提出"重农抑商"和"奖励军功"的政策。他确认农民的小块土地私有权，让他们安心于农战。同时规定除农战以外，别无获得官爵的途径。他又对非农业活动抽重税以限制其活动，从而保证耕战政策的施行。

（二）秦王政礼贤与韩非入秦1。秦王政礼贤的历史背景秦国经过商鞅变法，确实强盛了起来，在秦孝公死后，其子惠文君八年（公元前330年）"魏纳河西地"。①又《孟子》记载："梁惠王曰：。。及寡人之身。。西丧地于秦七百里。"②即在马陵之战以后，因秦国多次打败魏，迫使魏国献出河西之地。惠文君十年（公元前328年）"魏纳上郡十五县。"③从此，魏国日益削弱，而秦国的疆域在不断扩展。

到秦始皇时，秦国已经南并巴、蜀、汉中，越过宛而占有郢，设置了南郡。北面有上郡以东，河东、太原、上党郡。秦国实力雄厚，秦王政雄心勃勃，要统一六国。因此，他十分重视人才，山东六国的人才纷纷流向秦国。后来他一度要驱逐外地来的游士，但是李斯上谏逐客书，秦王政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停止逐客。大量人才聚集秦国，这对秦能统一六国是个重要的因素。

2。韩非的生平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生活在战国晚期，出身于韩国宗室，"喜刑名法术之学"。①他与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而李斯自知不如韩非。韩国与西方的秦国邻近。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力强盛，时时盘算着消灭山东六国，而韩国首当其冲。韩国在申不害为相期间，实行过改革，曾一度国治兵强。但申不害强调用术，而法治混乱。他一死，韩国数世无起色。韩非见韩之削弱曾多次上书韩王，希望变法图强，但他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于是他只好发愤著书，写成《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篇十余万言。后秦始皇看到韩非的著作，十分赞赏地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②秦始皇便加紧攻韩，韩不得已派韩非出使秦国。秦始皇很推崇韩非的法家思想，他以此为秦统一六国的主导思想。但是韩非被留在秦，并未受重用。当年即被李斯勾结姚贾所陷害，最后被逼迫而自杀于云阳狱中。③（三）后期法家韩非的思想②　《吕氏春秋·开春》高诱注。

①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②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50　页。

③　《史记》卷五《秦本纪》。

①　《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②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③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1。"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韩非在政治上虽然没有很大作为，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却在历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批判吸收了前期法家，其中包括田齐法家的"法"、"术"、"权"、"势"相结合的思想，形成了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可以说，他是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的思想家。①《韩非子·定法篇》认为"法"与"术"两者缺一不可，都是国君进行统治的手段。他认为商鞅注重法，使秦国"国富兵强"。但是不懂得国君使用"术"的重要，没有"术"来察知臣下的不轨行为，因此国家虽然富强，只是增加了大臣的财富和势力。韩非认为，申不害注重"术"，而"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即是说他不长于法，不注意统一法令，因而引起了社会混乱。所以，韩非批评商鞅、申不害说："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②韩非认为"法"、"术"必须结合。他不仅批判继承了商鞅和申不害的思想，而且还受了田齐法家的影响。《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里所说的"商、管之法"，即《商君书》和刘歆《七略》所说的"《管子》十八篇"的流传于战国后期的《管子》原本。可见，韩非是读过这两部书的。在他的思想中，也深深受了《管子》这部齐国稷下先生的论文集的影响。其中《任法》就有"法、术、权、势"相结合的思想，《韩非子·定法篇》显然是接受这种思想影响的一种表现。韩非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和教训，认为"法"、"术"、"势"三者必须结合在一起，而又以"法治"为中心。

韩非把"法"比做"隐括"，即使弯曲木料变直的工具，也就是要求以"法令"作为统一全国思想的标准。他说："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③因为法令是要求人人遵守的，所以《韩非子·难三》主张把法"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使国家的各个角落，无论男女老少，尊卑上下都知道。《韩非子·说疑》认为"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即法是官吏所师法的。而对人民群众必须"以法为教"，要学法律又必须"以吏为师"。①韩非的"法治"思想，继承了《管子》、李悝、商鞅的法治思想而更加系统化。

关于"术"，韩非认为，国君要靠"术"来察知臣下的作奸舞弊。

《韩非子·难三》说："术者藏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众臣者也。"就是说，"术"是国君用来驾御群臣的阴谋权术。它应深藏不露，绝对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国君所用的"术"，也叫"刑名之术"。《韩非子·二柄》说："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名"就是"言"，"刑"（即形）就是"事"。所谓"审合刑名"，就是国君根据臣下所说的话，叫他去办事，然后检查其所办的事功效如何。办得成功，和他所说的话相符合就"赏"，否则就"罚"。这就是《韩非子·杨权》所说的"君操其名，臣效其形"，

①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5-326　页。

②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③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①　参见《史记》卷五《秦本纪》，卷七十《张仪列传》，《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也就是"循名责实"。②韩非所说的"赏"、"罚"，就是"德"、"刑"。这两者是国君掌握的两种大权。《韩非子·二柄》叫做"二柄"，《韩非子·定法》又叫"杀生之柄"。国君能使用"刑名之术"，"操杀生之柄"，则群臣"惧乎下"，"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③这样，"法令"就能执行了。

韩非关于"术"的思想，主要是批判继承了申不害的思想，而又有很大发展。其中"循名责实"的部分，有其积极意义。而他的阴谋权术部分，则是封建统治阶级劣根性的表现。这种思想对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有影响，往往成为帝王大杀功臣和统治集团尔虞我诈、玩弄阴谋权术的理论依据。

韩非对"势"也很重视。他认为"法"和"术"之所以能实现，还要靠"势"。换句话说，"势"是执"法"用"术"的先决条件。韩非继承和发展了慎到关于"势"的学说。慎到是稷下先生，由此可以看出韩非的思想也受稷下之学的影响。慎到认为："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①韩非对慎到的势论是有批判的继承，他认为"势"就是国君的高位和"威势"。《韩非子·八经》说："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人主》又说："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可见，"势"是能够统治群臣和人民以及征伐别国的凭借，也就是权力。但是，韩非认为慎到过分强调"势治"是不行的。他说："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众，而以威势济乱世之不肖人，则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②因此，他主张"势"必须与"法治"相结合，并以"法治"为主。他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③总之，韩非的政治思想是"法"、"术"、"势"三者相结合，而以"法治"为主的。

2。封建专制主义思想韩非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韩非还继承了荀子关于封建专制的一些思想，并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倡导者。

虽然我们可以说儒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①和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②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有一定关系，但是都不如韩非讲的明确。《韩非子·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在这②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

③　《韩非子》卷四《和氏》。

①　《史记》卷四十五《韩世家》。

②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③　《韩非子》卷十七《难势》。

①　《孟子·滕文公上》。

②　《孟子·告子下》："白圭曰："吾欲取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　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可乎？"曰："不可，器用不足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　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　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里，韩非把臣、子、妻对君、父、夫的从属关系作了肯定，并把三者的顺逆看成是天下治乱的"常道"。这就有了三"纲"的基本内容。加上韩非的"法"、"术"、"势"的政治主张，便使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

韩非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形成，是时代需要的产物。战国时代，封建诸侯已经建立了政权，并进行了改革。处于战国中期的孟子虽有"定于一"的大一统思想，但那时诸侯割据，战争频繁，旗鼓相当，谁也吞并不了谁，还没有具备统一的条件，因此，不能提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来。只有到战国晚期，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国力强盛，统一六国的条件已经具备，在客观上有了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迫切需要，因此，才有韩非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产生。

韩非所说的君臣关系与孔、孟所讲的君臣关系有很大的区别。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③君臣关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孟子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④孟子还认为，国君若不行"仁政"就可以流放，甚至还认为杀昏暴之君不叫杀君，而叫"诛一夫"。⑤这里，不存在臣对君绝对服从的问题。《韩非子·备内》认为，君臣之间，国君与其家庭成员和左右亲近之间，都充满着尖锐的矛盾。他说，群臣服从国君，并不是有骨肉之亲，而是受到国君权威的束缚，不得不如此。事实上，朝廷里如《韩非子·杨权》所说：是"上下一日百战"。"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一旦臣下羽毛丰满，条件成熟，就可能对国君取而代之。因此，要巩固国君的地位，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韩非·杨权》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即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在国君一人手中，全国各地都对国君负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能独断者，故可以王天下。"韩非这种思想，在君臣关系上，是站在维护国君的绝对统治权的立场上说话的，它直接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秦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韩非还提出，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权的需要，必须统一人们的思想。他说："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①他主张独尊法家，禁止其他各家学说。甚至他反对知识文化，反对藏书，主张焚书。《韩非子·喻老》说："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这种实行思想统治的愚民政策，直接影响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采用了韩非的思想，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这可以说是韩非思想在历史上取得的胜利。然而他主张严刑峻罚、横征暴敛毕竟太残酷，秦王朝只传了二世就被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推翻了，也就宣告了韩非思想的破产。

虽然如此，我们对韩非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也不能一概否定。他主③　《论语》卷三《八佾》。

④　《孟子》卷八《离娄下》。

⑤　《孟子》卷二《梁惠王下》。

①　王式金、李硕之《吴子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张"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②是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否定，打击了旧贵族的特权。这种主张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在当时有其积极的作用。同时，韩非的思想在战国的末期适应了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加速了秦统一中国的步伐，也有其进步意义。但是他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权术思想，却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承袭，影响极为深远。韩非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的思想，也为封建统治者沿用。明清两代更盛，康、雍、乾时期达到极点，大兴文字狱，严重阻碍了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因此，批判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仍是我们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3。经济思想韩非的经济思想主要是耕战思想。他总结了前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的耕战思想，比商鞅更为彻底。他不仅把不事耕战的其他职业都视为社会的害虫，而且要取消不事耕战而取得爵位的旧贵族的特权。韩非提出："富国以农，距敌恃卒。"①认为只要坚持耕战政策，就可以国富兵强，具有"王资"，即具备统一六国的条件。他强调农业对国家的重要性，认为农是"本"业，而把商视为"末"业，提出了农本工商末的思想。《韩非子·亡征》把"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的现象，看成国家灭亡的重要征象。在这以后，以工商为"末"的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中一直有很大的影响。为了奖励农民积极耕种，韩非反对"重赋敛"、"徭役多"，而主张"论其税赋以均贫富"，②即通过国家赋税来缩小贫富差距。但《韩非子·显学》反对"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这说明他始终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的耕战思想，对新兴地主阶级建立和巩固政权以及促进全国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

4。进化的历史观韩非的历史观继承和发展了商鞅动的历史观，以此作为他政治思想的历史依据。他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今天几个阶段。每一阶段各有其不同的内容。上古之世禽兽虫蛇众多，为了避其伤害，于是出现了有巢氏"构木为巢"。又因为人们生吃腥臊而多生疾病，于是燧人氏发明"钻燧取火"，开始熟食，解决了当时的主要问题。到中古之世，洪水为患，于是出现了鲧和禹治水。到近古之世，有夏桀、商纣残暴乱政，因而有商汤、周武的征伐战争。①时代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相应的有所不同。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政治制度也随着发生变化。这就是韩非所说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②所以，他反对儒家"法先王"，反对复古。他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又说："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就像"守株待兔"一样可笑。③韩非关于历史阶段的划分并不科学，但是他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②　《韩非子》卷二《有度》。

①　《孟子·滕文公上》。

②　《孟子·滕文公下》。

①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②　《荀子·富国篇》。

③　《荀子·王制篇》。

的，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而且他企图探求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他认为古代"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国家容易治理。但是人口增长很快。他说："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祖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④这样就使人口众多而财物不足，因而造成了相互争夺，国家就难于治理了。他说："上古竟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①又说："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②因此，他主张法治以达到富国强兵。这种企图从物质方面来说明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的思想，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但是，由于韩非的阶级局限，他不可能认识到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

他丝毫看不见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他认为为政不必得民心，人民的智慧不可用，就像婴儿之心那样。他把人民群众看成无足轻重的废物，认为历史是由少数英雄人物所创造的。

5。性恶论韩非虽然没有专门讲人性论，但他实际上发挥了荀子的性恶论，作为他的社会观的理论基础。他认为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引田鲔教他的儿子田章的话："主卖官爵，臣卖智力。"认为君臣之间是一种买卖关系。臣尽力卖命，国君用封爵俸禄来作为交换条件。他说："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③这就是说，君对于民是一种使用关系。国君在战争当头的时候把老百姓推到前线，在和平环境则用他们尽力生产。韩非认为，国君的家庭成员后妃、兄弟、子女及亲近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尖锐的利害冲突，所以国君一定要用"术"防止他们弑君和篡位。就是一般人与人之间也都是利害关系。他说：做车子的工匠希望人们富贵，做棺材的工匠则希望人们早死。这不是说做车子的工匠心地仁慈，做棺材的工匠心地很坏；而是人们不富贵，车子就卖不出去，人要是不死，则棺材就没有人买。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①韩非把这种人性论广泛地用到政治上，诸如法治、严刑峻罚、"刑名之术"

等等，就是从这种人性论出发的。这种人性论暴露了地主阶级的本性，但它也揭露了奴隶社会的宗教思想和宗法外衣的虚伪性，公开承认统治者对人民是赤裸裸的压迫和剥削，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面对现实的精神。他的这些观点都是为建立和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服务的，因此必然激起人民的反抗。它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只能是短暂的、片面的。

6。天道观和认识论韩非的哲学思想是他变法思想的理论基础，其中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和认识论是先秦哲学中比较进步的思想。这些思想受荀子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他还批判吸收了道家、墨家和稷下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韩非的思想比较复杂，甚至可以说他是杂家的先驱人物。这是因为他所处的④　《韩非子》卷十九《五蠹》。

①　《荀子·大略篇》。

②　《荀子·富国篇》。

③　《荀子·王霸篇》。

①　以上参见《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卷七十《张仪列传》。

时代已是战国晚期，从荀子就开始对诸子百家进行总结。韩非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其批判性不如荀子，有走向杂家的趋势。当然，韩非的主要方面还是法家。

《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两篇，反映了韩非的天道观。荀子是稷下先生，深受稷下黄老之学的影响。韩非师事荀子，因此也受稷下黄老之学的影响。他和荀子一样认为天是自然之天，并继承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认为"聪明睿知，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讬于天智以思虑。"①韩非否认天主宰世界万物，而认为天地都是由"道"产生的。他说："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②这是说，天地从"剖判"开始，到"消散"告终，但产生天地的"道"，仍然存在着。可见"道"

是一种可以分割的物质微粒，也就是稷下黄老之学所说的"精气"。韩非对"道"作了新的解释，他说："道者万物之所成也。"即"道"是构成万物的本原。又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③即"道"是万物的总规律。这样就把老子唯心主义的道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构成了他的唯物主义的天道观。

韩非还说："理者，成物之文也。"④这里的"理"大致相当于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他又说："万物莫不规矩。"⑤"理"又大致相当于万物的规矩。掌握事物的规矩、规律，事物就容易理解了。他认为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韩非用"理"这个哲学范畴来表示事物有总规律，而且具体事物有特殊规律，这在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韩非说："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⑥是说"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永远变化的。把这种"定理无常"的思想应用于政治上，必然认为政治制度总是变化的。这就为他改制变法提供了哲学依据。

基于这种天道观，韩非反对天命鬼神。他比较正确地解释了鬼神观念的来源，认为它是人处于疾病或困境而产生的。如果人没有疾病、祸害的威胁，对鬼神的观念也就会淡漠了。他还针对战国末年的迷信之风而作了《饰邪篇》，宣传无神论，反对迷信。他认为："用时日、事鬼信、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①把迷信天命鬼神看成是国家要灭亡的一种征兆。这种无神论思想正是新兴地主阶级相信自己的力量的表现。

韩非提出了"参验"的认识论。他认为一个人所说的话是否可信，要多方面进行比较（"参"），还要用其行动来查验（"验"），看其是否言行一致，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这就是他说的"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②这种参验的认识论，已初步接触到了唯物主义认识

①　参见《战国策·赵策二》，《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②　《荀子·礼论篇》。

③　《荀子·王制篇》。

④　《荀子·王制篇》。

⑤　《荀子·富国篇》。

⑥　《韩非子》卷六《解老》。

①　《荀子·富国篇》。

②　《荀子·大略篇》。

论的一个基本要点，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韩非认为，人的认识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因此《韩非子·解老》反对"前识"，反对先验的知识，认为那只是毫无根据的猜想。韩非用了好些生动的事例来说明认识是否正确，必须通过事实才能证明的道理。一把剑是否锋利，只看金属的颜色，就是专门铸剑的工匠也很难作出判断，而用它来宰杀牲畜，则一般人都极易得出正确的结论。③韩非的认识论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他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传统。他认为，判断言行的是非要经过"参验"，而"参验"

的标准是"法、令"。符合"法、令"的就对，否则就不对。这样，韩非就把认识论庸俗化了，成为推行"法令"的根据。韩非是主张国君用法令来统一思想的，因此他的认识论实际上成了君主统一思想的工具。

这就使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被打上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烙印。

7。朴素辩证法思想韩非的思想中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是丰富的。关于矛盾的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韩非比老子更为深刻，他已经认识到这种转化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并注意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避免了相对主义。韩非还强调了矛盾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现在所说的"矛盾"一词就出自《韩非子·难势》①所讲的一个故事中。有一个人卖矛又卖盾，夸耀他的盾坚实得什么东西也不能刺进去；一会儿又夸耀他的矛说："我的矛之锋利，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刺进去。"有人问他："用你的矛刺你的盾，能否刺进去呢？"他无言答对。因为不可刺进去的盾和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刺进的矛，这两者是不能同时并存的。这个故事是用形式逻辑的矛盾律论证了政治上的"智术能法之士"与"贵重之臣"，是"不可两存"的。②总之，通过韩非的改造，老子消极无为的辩证法变成积极有为的辩证法了，使之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改革服务。

（四）尉缭入秦与秦王政对军事思想的重视秦始皇统一六国，其主导思想是用的商鞅、韩非的法家思想，这就是我们说的秦法家的思想。而在军事上则主要是用的尉缭的军事思想。

尉缭，战国中晚期魏国人，生卒年不可确考。青年时代尉缭曾学商君的学说，在魏惠王晚年招贤之时，曾在大梁（今开封）与魏惠王论政。①尉缭得知秦王政打算统一六国，对军事思想十分重视，因此在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建议秦始皇用重金"赂其豪臣，以乱其谋"，防止山东各诸侯合纵，从而统一六国。秦始皇接受尉缭的建议，给以优厚的待遇，以至秦始皇"衣服食饮与尉同"。但是，后来尉缭发现秦始皇"不可与久游"，想逃走，被秦始皇发觉，留他任最高军事长官"国③　《荀子·荣辱篇》。

①　《荀子·王制篇》。

②　《荀子·王霸篇》。

①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尉"。②尉缭及其弟子作《尉缭子》。《汉书·艺文志》杂志类有《尉缭（子）

29　篇。班固注："六国时"。兵形势类有《尉缭》31　篇。班固常有将一人著作分入两类的，而杂家类也有，班固自注："入兵法"。可见，杂家类与兵家类有相通之处，既可入杂家，也可入兵家。这两部《尉缭子》其实是同一部书，只是版本不同，分篇方法不一而已。汉以后《尉缭子》历代都有著录，到北宋元丰年间，又被删节为24　篇，编入《武经七书》，成为军事教科书。但是到南宋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首先怀疑其是伪书，此说影响颇大，长期以来不少学者都把《尉缭子》视为伪书。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幕出土了《尉缭子》6　篇残简，与今本《尉缭子》基本相同，说明《尉缭子》并非伪书。它在西汉初年已经广为流传，其成书年代当在战国时期，重新研究并给以应有的评价是学术界的重要任务。

（五）尉缭的军事哲学思想《尉缭子》反映了尉缭的军事思想。在战争观上，他提出通过战争"并肃广大，以一其制度"。①这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对待战争的积极态度，主张用战争来完成统一六国的任务。

尉缭的军事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朴素唯物主义。他认为，阴阳五行的方术是不可相信的。他说："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宫，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②即刑是讲讨伐敌人的，德是讲治理国家的，并非指用天文星象、占卜时日、阴阳向背来预测凶吉那些迷信的东西。黄帝所说的不过是人的作用而已。他还举了好些例子来说明天文星象、占卜时日，这些迷信的东西，不如人事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尉缭抛弃了军事学中的五行说的形式，并批判了阴阳五行说，这种思想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

尉缭还对政治与军事的辩证关系有相当的认识，可以说比吴起和孙膑还要透彻。他认为战争可以直接影响政治。他说："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③即战争是用来镇压暴乱、禁止不正义行为的政治目的的。政治的清明与否，又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这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尉缭子·兵令上》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理。"即战争是以武力为骨干，以文德为根基，武力是表面现象，文德才是实质。他还认为这两者就好比声响相互呼应，影子跟随人体移动一样，彼此是相辅相成的。

总之，尉缭的军事哲学思想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是起了一定促进作用的。

②　《韩非子·五蠹》。

①　《战国策·赵策三》"魏因富丁且合于秦"。

②　《韩非子·饰邪篇》。

③　《韩非子·六反篇》。

十三、荀子入秦与荀子的思想（一）荀子入秦及其意义1。荀子的生平荀子，名况，字卿，也叫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生卒年已不可确考。他从事学术活动的时代约是公元前290年至前238年。据刘向《别录》说，荀子曾师事虞卿。虞卿是位"游说之士"，因游说赵孝成王，受到赏识而为赵国的上卿。①荀子一生活动范围广泛，曾到过赵、燕、楚、秦、齐等国。他到燕国时，正值燕王哙时，但不受尊重。在齐国稷下学宫的时间相当长。在赵国，曾在赵孝成王面前与临武君辩论过军事。在秦国，曾考察过政治，谒见过秦昭王和相国范睢，讨论如何治理国家。

在楚国，当过春申君的兰陵（今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令。晚年在兰陵与其门徒从事著书，有《荀子》一书传世。

2。荀子入秦及其意义在荀子的生平中，他的入秦一段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从他的一生看，入秦的时间较短，远没有在稷下学宫的时间长。但是荀子与孔、孟相比较而言，虽然同属儒家，但其思想却有相当大的差别。孔子、孟子都是一生周游列国，以图当时的国君用他们为政，实现其政治主张。孔、孟均没有到过秦国，而荀子却入秦。可能在孔、孟看来，秦国地处西部边陲，文化落后，不值得一去。而荀子处于战国后期，对各国情况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看到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逐渐强大，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雄厚。这时齐国在湣王之后，实力大不如前。而楚国表面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政治上十分保守，实力也难以和新兴向上的秦国相比。在全国统一趋势已渐明显的情况下，他认为秦国颇具备完成大一统的条件，因此对秦国有浓厚的兴趣，故决心入秦。荀子入　秦，在《荀子》的《儒效》、《强国》两篇有所记载，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情况。

在《强国》中，荀子与秦昭王的相国应侯范睢有段对话，反映了他入秦之后的所见所闻。他认为秦国地势险要牢固，物产丰富，灌溉便利，实属"形胜"。而境内民情风俗朴实，音乐不邪淫而清雅，服饰不妖艳，民众对官吏敬畏和顺。官府秩序严谨，众吏均廉恭、节俭、敦厚、礼敬、忠实、讲信用而不恶劣。"士大夫"都奉公守法，不拉帮结派、营私舞弊。朝廷里办事效率相当高，议案不积压，而又显得很安闲平静。所以，他说秦国"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即秦国能够经过秦孝公、惠文公、武王、昭襄王四世而取胜，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同时荀子又指出秦国的一些不足之处，其原因他认为是"殆无儒邪"，即秦国缺乏儒家。在《儒效》中有荀子与秦昭王的对话，批评昭王"儒无益于人之国"的说法，大力宣传儒家的基本精神，而使得昭王称"善"。其中荀子提出了"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君）"，表现出荀子的大一统的思想主张和寄希望秦王统一六国。

这种思想反映了战国社会发展潮流，而荀子在学术思想上对百家争鸣进行总结，也是为这种大一统的发展趋势服务的。

①　《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9　页。

（二）政治思想1。"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荀子认为："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①他的大儒、小儒和众人三个等级是这样划分的："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②这就是说，以贤能与否作为新等级划分的标准。它既不靠天命，也不靠血缘关系，不是强调亲亲、贵贵。这是为巩固新的封建等级制度制造的舆论。但是，荀子并没有完全从亲亲的旧制度中摆脱出来，他仍想把"贤贤"和"贵贵"结合起来。荀子思想的这种不彻底性，是由他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

荀子主张"隆礼"、"重法"。他对儒家的"礼"进行了改造，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经荀子改造过的"礼"，与孔子所说的"礼"，具有不同的内容。他主张：王公士大夫的子弟，如不符合封建社会"礼"的标准，就要降为庶人，而庶人的子弟，符合封建社会"礼"的标准。

就可以上升为卿相、士大夫。这就与世卿世禄的旧世袭制度有了根本的区别。同时，他把"礼"与"法"相结合，对"礼"作了新的解释。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③又说："非礼，是无法也"。①这就给礼赋予了法的内容，以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荀子"隆礼"、"重法"的思想是由儒家的"礼治"向法家的"法治"过渡的表现。

还应指出，荀子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首倡者。他认为，"礼"是封建统治者统治的标准。君主掌握了"礼"，就有了无比的权威。《荀子·王制》说："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即符合统治标准的就是善，则应以礼相待，否则就是不善，应用刑罚来处置。

这就为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开了先河。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发展了这种专制主义思想，因而出现了秦代的封建专制主义，并一直为后世历代帝王所沿用。

2。关于"法后王"的主张春秋战国时代，各家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往往打出先王的旗子，而各家所"法"的"先王"又不相同。儒家孟子"言必称尧舜"，而道家抬出比尧舜更早的黄帝，甚至"浑沌"。荀子指责他们是"呼先王以欺愚者"，②从而提出"法后王"的主张。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荀子"法后王"，似乎荀子并不重视"法先王"。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有人作过统计，在《荀子》一书中，"先王"一共出现44　次，而"后王"一共出现14　次。可见，荀子并不是不重视"法先王"，就是荀子"法后王"的"后王"，也不是指当今的王。荀子说："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

①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②　《史记》卷三十四《燕昭公世家》。

③　《史记》卷三十四《燕昭公世家》。

①　《战国策·燕策二》"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章。苏代从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书》知应为苏秦之误。②　《战国策·燕策二》"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章。

③可见，荀子所"法"的"后王"是不超过夏、商、周三代以前。他又认为在三代中夏、商两代不如周，这倒不是说夏、商两代没有善政，而是它们的时代太久远的缘故。所以，他说："欲知上世，则审周道。"①可见，荀子所说的"后王"，是指"周道"，即指周文王、周武王。

荀子的"法后王"还含有"复古"的意思，他明确说过"复后王"，即复"周道"之古。《荀子·王制》还说："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也。"声音只要不是古代正规的雅声，颜色只要不是古代的正色，器物只要不是古代的正器，都要通通废除。这就是所谓"复古"。从这里，我们看到，荀子的"法后王"与孟子的"法先王"并没有多少区别。当然，孟子说的"法先王"有托古改制的意味，而荀子的"法后王"也不是简单的复"周道"之古，而是带有为新兴地主阶级建议和巩固封建制度而制造理论根据的成分。所以，荀子的"法后王"与法家韩非的"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②的进化论的历史观，不是一回事。荀子并没有完全摆脱儒家"法先王"的传统。然而"法后王"的口号，无疑对他的学生韩非和李斯等法家反对复古的思想有一定影响。就这一点说，他的"法后王"的口号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荀子的"法后王"是从儒家的"法先王"到法家的进化论历史观的过渡。

（三）天道观1。"天人之分"与人定胜天哲学思想是荀子思想的精华部分。而其中的天道观，更为突出。春秋战国时期，唯物主义思想有很大发展，荀子的天道观就是先秦唯物主义集大成的可贵思想，集中反映在《荀子·天论》一篇中。《天论》着重讲天人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荀子与孔子、孟子是对立的，他把儒家的唯心主义的天，改造为唯物主义的天。

荀子认为天是自然现象，即"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①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任何神秘的意味。同时，天并无目的，它自然地生长万物，"不为而成，不求而得"。②这是对奴隶主贵族的天命主宰一切的有神论思想的否定。

荀子认为，天是客观存在，它有自己运行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人之恶辽远也，辍广。"③即天的运行有自身的规律，不因为尧而存在，也不因为桀而消亡。天不因为人厌恶寒冷而停止冬季，地不因为人厌恶辽阔遥远而废止其广大。他明确提出了"明③　《战国策·燕策二》"客谓燕王"章。

①　《吕氏春秋·权勋》，《战国策·齐策六》，触子《齐策》作向子。

②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①　《史记》卷八十二《田单列传》。

②　《荀子集解》卷十一《天论》。

③　《荀子集解》卷十一《天论》。

于天人之分"的观点，④把天与人严格区分开来。这就批判了阴阳家的"天人感应"说，批判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荀子还进一步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⑤这是说，人可以利用自然规律，达到改造自然的目的。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有力地驳斥了宿命论。在处理天人关系问题上，荀子代表先秦思想的一个高峰。他比同时代的思想家站得都高。

荀子唯物主义天道观的产生，是战国时代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技术和科学水平的提高所促成的。当时人们在改造自然方面的进步，为荀子的天道观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他的天道观也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上升阶段的思想意识。

2。天道观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荀子的天道观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思想，但是，也有其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他的唯物论还只是直观的唯物论，他也没有从"天人合一"的儒家传统思想中完全摆脱出来。比如他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①即礼有三个本原：天地是礼产生的本原。。这是认为天是"礼"的三个本原之一。即天仍然是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制定者。可见，荀子的天并不是纯粹没有意志的，而且在某些地方还流露出神秘主义的残余。如"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②即上天生出民众，总是有可以取得的道理。荀子的唯物主义也是不彻底的。比如他虽然反对宗教迷信，但是又认为卜筮、祭祀等宗教迷信的仪式还应保留，以便用它来愚弄人民。

（四）认识论1。感觉经验与思维作用并重的认识论荀子的认识论具有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色彩。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①这就说，人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动力，客观事物是可知的。人依靠感觉器官获得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耳、目、口、鼻、形"，荀子称之为"天官"。他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荀子·天论》中叫做"天君"。通过心的作用，把由感觉器官所获得的彼此孤立的感觉上升为认识，比较正确地说明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关系。比如，用眼看到树，知道树的形状、高矮、颜色；通过心的辨别，得出正确的判断：这是树。这就是简单的语言和概念。人们把相同的东西叫同一个名称，这样互相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可以彼此了解。在此基础上，《荀子·正名》还建立了他"制名以指实"，即"名"、"实"相符的"名实论"和唯物主义的逻辑学。

荀子的认识论重视感觉经验，同时又注意思维（"心"）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他克服了墨子单纯强调感觉经验的片面性，也克服了孟子④　《荀子集解》卷十一《天论》。

⑤　《荀子集解》卷十一《天论》。

①　《荀子集解》卷十三《礼论》。

②　《荀子集解》卷二《荣辱》。

①　《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单纯强调"心"的作用的片面性。

2。"虚一而静"的直观反映论荀子认为，"心"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必须"虚壹而静"，即不要以已经获得的知识来妨碍获得新的知识，不要以已经见到的东西而分心，妨碍认识新的东西，而且"心"还必须安静，不能胡思乱想干扰正常的认识活动。这就是"虚一而静"。他认为"心"要如一盆清水那样，如实地反映事物。因此，荀子的认识论是唯物主义的直观的反映论。

3。强调"行"的"知"、"行"关系说同时，荀子对"知"与"行"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说明，他说："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①即是说，听说的不如看见的，看见的不如自己知道的，知道的不如已经实行的，学最后要达到实行。他强调"行"在认识中的地位，虽然他所谓的"行"只是个人的行动，还不就是社会实践，但仍属唯物主义的观点。（五）性恶论1。性恶论与性善论的实质荀子的性恶论是他的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它是为了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而提出的。其实，性恶论和性善论一样，都是抽象的人性论，只是他们论证的途径不同而已。其目的却是共同的，都在于论证对民众进行封建统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2。论证"礼义"必要性的性恶论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②即是说，人性先天生来是"恶"的，"善"是后天加工改造而来的。在荀子看来，人性即是自然性，是一种原始材料。"伪"即人为，是在原始材料上进行加工。没有"性"，则无法进行加工；没有"伪"，则"性"不可能自己变为善。荀子认为，人生下来具有生理上的各种欲望，"好利"、"疾恶"、好逸恶劳等等，并没有孟子所说的什么"善端"。根据性恶论，荀子论证了"礼义"的必要性。荀子认为"礼义"是古代圣王用来矫正性恶的，因为人性恶，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但是世上供人们消费的东西又是有限的，如果放任个人的欲望，就必然产生互相间的争斗，从而造成社会混乱。"先王"为了避免这种混乱，"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①就是说，礼义的产生是要满足人的欲望，使"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也就是要有等级差别。荀子说："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称之。"②即是说，使各种不同身份的人获得不同程度的满足。他认为这是"群居和一之道"。③这是荀子为新的封建等级制度制造的理论依据。

①　《史记》卷五《秦本纪》。

②　《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①　《史记》卷五《秦本纪》。

②　《战国策·魏策三》。

③　《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3。性恶论的局限性荀子的性恶论强调"性伪之分"，这是他的"天人之分"的思想在人性论方面的运用。荀子的天道观是唯物主义的，但他在人性论上却认为"化性起伪"需要"圣王"来作，"礼义"也是由"圣王"制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圣王。这就夸大了圣王对历史的作用，从而使他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六）历史地位与对后世的影响荀子处于战国末期，封建割据和长期战争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人民迫切要求统一。同时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又使统一成为大势所趋。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实力雄厚，在各方面具备了统一六国的条件。这种政治形势，反映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就表现为"百家争鸣"

逐渐走向总结的阶段。荀子的思想正是这一历史阶段开始的标志。荀子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他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批判改造了儒家孔子的唯心主义，特别是思孟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而成为先秦时期的唯物主义大师。他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把孔子的"礼"赋予法治的内容，作为中央集权主义的理论基础。荀子因长期活动在学术思想十分活跃的齐国的稷下学宫，他的思想受稷下先生们的影响很大，他对各家的思想也都有批判的吸收，所以他的思想已经开始了春秋战国思想的大融合。荀子在文学上也很有造诣，他创造性地用"赋"的形式来写文章，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他也像孔子、孟子那样是个教育家，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

十四、诸子百家的融合与《吕氏春秋》的思想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呈现出群星灿烂、盛况空前的局面，这是我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百家争鸣"过程中，各家之间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既有思想交锋，又有相互影响。这种情况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表现尤为突出。到战国末期，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诸子百家的融合更为明显，吕不韦组织其门客编撰《吕氏春秋》一书，则是诸子百家融合的重要标志。

（一）诸子百家的相互影响与趋向融合1。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与"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剧烈的社会变革，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就出现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的盛况。在"百家争鸣"中，有儒、墨之争，儒、法之争，儒、道之争等等；就是在一家之中，内部也有不同派别的争论。如在儒家内部有孟、荀之争；墨家在墨子死后分为三派，彼此攻击对方为"别墨"；在名家，则有惠施、公孙龙观点的对立。"诸子百家"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救世的主张。正如《淮南子·要略》说："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这样就形成了各家各派的特色。《尸子·广泽》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宋钘）贵别囿。"《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杨朱）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诸子虽各有特点，但他们往往各执一端，有其片面性。荀子曾批评当时各家自以为是，"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①这种情况，恐怕也是难免的。

齐国稷下学宫各家学术的争鸣，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高潮。我们可以把它看成百家争鸣的缩影，从中可以见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盛况。如前所说，其中黄老之学占了重要地位。除宋钘、尹文、田骈、慎到、环渊、捷子等人外，还有儒家孟子、荀子等，阴阳家邹衍、邹奭，名家儿说、貌辩。其中慎到、田骈、尹文子等又属田齐法家；淳于髠"学无所主"，属杂家。成书于稷下学宫的《管子》，内容庞杂，更是稷下"百家争鸣"的反映。那里有黄老之学的《心术》、《白心》、《内业》、《宙合》等篇；有阴阳家学说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侈靡》、《水地》、《地员》等篇；有属于兵家思想的《兵法》、《七法》、《参患》、《制分》、《地图》等篇；有属于儒家思想的《小称》等篇；有属于法家著作的《法禁》、《法法》、《霸言》、《禁藏》等篇。在《霸言》、《禁藏》两篇中有纵横家的纵横捭阖的权术思想；《立政·九败》有对包括墨家在内的诸家的评论，但不批评儒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或称《黄帝四经》），很可能是

①　《史记》卷七十三《白起列传》，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来自楚国的稷下先生的著作。

在稷下学宫，各家各派有着相当的学术自由，对政治也可以议论。

《新序·杂事》说："齐稷下先生善议政事。"他们的著书立说，往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稷下学宫为"百家争鸣"提供了活动场所。

2。诸子百家的相互影响和"百家争鸣"的总结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相互诘难，进行了激烈的论争，但这只是"百家争鸣"的一个方面。在争鸣的过程中，各家还有相互影响的一面。过去学术界对"百家争鸣"互相诘难的一面比较重视，而争鸣中相互影响的一面则往往被忽略了。

"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在稷下学宫表现得十分明显。

关于道、法相互影响：《管子》的《心术》、《内业》等4　篇，是宋钘、尹文的著作，它体现了稷下黄老之学的道、法相互影响的特点。

稷下黄老之学是以道家为主体而为法家的政治（法）进行论证的。《尹文子》中说："万事皆归于一（指道），百度皆准于法。"可见，"道"、"法"是紧密相联系的。不过尹文更强调"道"。他说"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①田齐法家的道、法融合思想尤为突出。《管子·君臣》上说："明君重道法。"《管子·任法》说："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因此，田齐法家又称道法家。后来法家韩非受田齐道、法融合思想的影响很大，因而主张"因道全法"。②关于儒、法相互影响：田齐法家具有法家强调"法"的特点，而同时兼用儒家的"礼"、"义"。《管子》不仅主张"礼、义、廉、耻"，而且还主张孝悌之道。这些显然是受了儒家的影响。

孟子在稷下学宫，也受法家影响。《孟子·尽心上》说："舜为天子，皋陶为士（法官），瞽瞍（舜的父亲）杀人"，该怎么办呢？孟子认为，法官应该把瞽瞍逮捕起来，舜不能去禁止，因为这是依法办事。

仅从这一点看，说明孟子也有法治思想。

在社会分工理论上，田齐法家著作《管子·法法》说："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孟子则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①两者主张大体相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儒、法两家的相互影响。

荀子受田齐法家的影响更深。他把儒家的"礼"进行了改造，加进了"法"的内容，常常"礼"、法并称。他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②关于儒、道相互影响：我们在孟子与稷下学宫的关系中已经论述，在此从略。

同时，儒家思想对宋钘、尹文也有影响。《管子·内业》说："止

①　《管子·轻重乙篇》说："君守布，则籍于麻，十倍其价，布五倍其价，此数也。君以织，籍于系（丝），籍系抚织，再十倍其价。"

②　《地数》、《轻重乙》、《揆度》诸篇均有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币为下币等有关论断。

①　《史记》卷八十四《吕不韦列传》。

②　《荀子集解》卷十一《强国》。

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这里，道家的主"静"的思想与儒家的"礼"、"乐"、"诗"融合在一起了。

还有，从宋钘、尹文调和于儒、墨、道、法、名诸家之间的思想特点，也可看出稷下学宫诸家的相互影响。关于宋钘、尹文的特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这里仅举一例：《管子·心术上》说："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名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道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这里既有儒家的"礼"、"义"，又有道家的"道"，又有法家的"法"，儒、法、道诸家思想都融合在一起了。从这里，我们对稷下各家相互影响和彼此渗透就看得十分清楚了。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这是说，各家主张虽然各不一致，相互与水火一样不相容，但是并非毫无关系，往往是相灭又相生，相反又相成。这不仅在稷下学宫，在战国诸子百家的学术发展过程中也往往互相补充，而使学术思想水平不断提高。比如老子首先提出"道"这个抽象概念，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这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片面的强调了抽象思维的作用。墨子在认识论上特别强调经验，即重视感性认识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这就克服了老子哲学强调抽象思维的片面性。荀子吸取了墨子重视感性认识的长处，建立了他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向时又吸取了宋钘、尹文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给理性认识以一定的地位。因而荀子的认识论就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老子强调天道无为，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儒家纠正了老子这一弱点，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孟子又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荀子批判了孟子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吸取了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合理部分，继承了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在"百家争鸣"中各家的相互影响，还表现在思想资料的继承关系上，并不局限于某家只继承某家，而是各家之间互相吸取营养。比如法家韩非批判地继承了老子的一些思想，他作《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唯心主义的"道"，改造为唯物主义的"道"，吸收到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去。

诸子百家的相互影响到战国后期更为明显。那时，由于政治上的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百家争鸣"渐渐转入了总结阶段。荀子不仅是儒、法合流的关键人物，也是总结诸子百家的第一人。他的《非十二子》、《解蔽》、《天论》等篇，正是他总结"诸子百家"的著作。他善于批判地吸收诸家的优秀成果，因此，他的天道观、认识论等都达到了先秦思想的最高水平。

战国末期，除荀子以外，韩非对儒家、墨家、杨朱学派和道家进行了批判吸收。他站在法家的立场上完成了法家理论的系统化，成为先秦法家集大成的人物。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庄子·天下篇》，则是站在道家的立场对诸子百家进行的批判性的总结。而《吕氏春秋》的出现，又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诸子百家"的融合。

（二）稷下之学对吕不韦的影响与《吕氏春秋》的编纂1。吕不韦的生平吕不韦，约生于公元前290-前280年之间，死于公元前235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他在阳翟（今河南禹县）经商，发财致富，"家累千金"。他把商业投机的本领用在政治上，把在赵国为质的秦国公子子楚（又叫"异人"，秦孝文王的庶子）看成"奇货可居"，以重金和美女与他结织。吕不韦又贿赂秦孝文王后华阳夫人，使她认子楚为子，以立为太子。秦孝文王死后，子楚继位，即秦襄王，吕不韦也因此当了相国，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①而《战国策·秦策》则说："食兰田十二县"，有"家僮万人"。秦襄王去世（公元前247年），年幼的太子赢政继位，即秦王政。吕不韦被任为相国，尊为"仲父"，掌握了国家大权。秦王政成年后，要夺回大权，因吕不韦与"舍人"（太监）嫪毐（音劳矮lào　ǎi）一案有牵连，秦王政杀了嫪毐，罢免了吕不韦相国之职，命令他回食封之地洛阳。后又把他流放四川，在途中自杀。

2。稷下之学对吕不韦的影响在各家对"百家争鸣"进行总结的时候，吕不韦主持编纂了《吕氏春秋》一书。他与荀子、韩非及《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在总结"诸子百家"时博取各家之长，成一家之言有所不同，而是"兼儒、墨，合名、法"。②《吕氏春秋》的编撰与吕不韦接受齐国稷下学宫《管子》一书的编撰经验颇有关系，可以说《吕氏春秋》是以《管子》为效法榜样的。

《吕氏春秋》的杂家思想，正是稷下之学"兼容并包"思想的发展。《吕氏春秋》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企图把百家学说融合在一起。这是因为战国后期，秦统一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需要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一制造舆论。当时秦国是以商鞅的法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吕不韦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为了加速秦的统一进程，在指导思想上应该有所变化。《吕氏春秋》的出现，是政治上由列国争雄，走上全国统一这一过程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3。《吕氏春秋》的编纂吕不韦在任秦相国期间，"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①《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聚集门客三千（其中有不少来自稷下学宫），要他们"人人著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编成了《吕氏春秋》一书。据陈其猷考证，《吕氏春秋》的《十二纪》部分，成书在公元前241年，即秦庄襄王灭周后八年、秦始皇六年。而《八览》、《六论》部分成于吕不韦迁蜀（公元前236年，即秦始皇11年）以后。②这部书在形式上很严格，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全书共140　篇，分为26　卷，二十余万言。其中《十二纪》编成以后，吕不韦将

①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四十三《赵世家》。

②　《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纪》。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

它公布于国都咸阳城门，声称有能增损一字者，赏给千金，以示此书之重。

（三）诸子百家融合的《吕氏春秋》1。《吕氏春秋》的杂家特色《吕氏春秋》一书，虽然形式上很有系统，但在内容上并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而是把诸子百家的学说拼凑在一起。从这一角度看，此书很像是一部先秦"诸子百家"的史料汇编。所以《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列在"杂家"，并说它"兼儒墨，合名法"。清代学者汪中也说："《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而有之。"③可见，《吕氏春秋》确实是杂家的代表作。

在《吕氏春秋》中，也反映出一些编辑者的指导思想。如《用众》篇说："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可见，编辑《吕氏春秋》是打算容纳百家思想取长补短，并以此统一天下舆论。但事实上，《吕氏春秋》并没有能在总结诸子百家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新思想体系，而是搞折衷调和，"兼畸儒道，略合名法"，把各家学说凑在一起。因此，这部书不可避免有以下缺点：一是重复。如吴起被王错陷害，由西河出走的故事，重复出现于《长见》、《观表》两篇，而且文字大体相同。又如《应同》与《召类》两篇，内容都是讲天人感应之说。

二是自相矛盾。如《大乐》篇反对墨子非乐，《振乱》篇反对墨子"非攻"、"救守"。而《当染》篇却又以墨子的观点立论。又如，《孟冬纪》中把反映儒家"孝子之重亲"而提倡厚葬的《节丧》篇和反映墨家反对厚葬的《安死》篇放在一起，以达到调和儒墨的目的。在《禁塞》篇一开头就说："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无道而救不义也，守无道而救不义，则祸莫大焉，为天下之害莫深。"即反对墨家的"救守"。同篇又说："取救不可，非救守不可，惟义兵为可。"即是说，赞成"救守"不行，反对"救守"也不行，只有赞成"义兵"才行。这是明显的前后矛盾。这种观点上的自相矛盾，还表现在《吕氏春秋》的作者在政治上一方面主张统一，认为"一则治，两则乱"。①另一方面，又主张"分封制"，认为"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②即分封诸侯越多越好。这显然又与历史发展趋势相违背，是企图保存旧的贵族制度。吕不韦为了调和有利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和有利于封建割据的分封制，提出了一种折衷调和的办法：分封在离京城越近的诸侯，国越大；离京城越远的诸侯，国越小。这样就便于"以大使小，以重使轻，以众使寡"。①《吕氏春秋》这部杂家的著作产生在战国末期并不是偶然的。经历了长期的分裂割据和兼并战争后，随着政治上统一趋势而来的是思想上也要求统一。杂家的折衷主义思想，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出现的。但在实际上，对统一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是因为这种理论本身有很大的局

①　《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②　郭沫若：《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①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限性。吕不韦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他之所以一方面主张统一，一方面又主张分封制，企图保存旧贵族的特权，从这里可以得到解释。这部分人虽然要求统一，但在中央集权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又对封建君主专制表示不满，甚至大声疾呼："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②这是他们的特权遭到集中统一的王权的限制的心态。

2。《吕氏春秋》对后世的影响《吕氏春秋》虽然有上述的缺点，但它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因而保存了各家的思想资料，成为先秦思想的资料汇编，许多古代的遗文佚事也靠它得以保存。春秋战国诸子如杨朱、宋钘、尹文、惠施、公孙龙等人的著作早已失传，但在《吕氏春秋》中却能找到有关他们的资料，而且因为它成书在战国末期，和这些思想家相隔的时间较近，所以史料价值较高。尤其珍贵的是《上农》、《任地》、《辨士》等篇，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此外，《吕氏春秋》一书包容各家，具有调和色彩，所以也反映了当时儒法合流的某些趋势。《吕氏春秋》中某些法家的观点，往往渗入了儒家的成分。《察今》篇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这本来是法家的观点。但同时说："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长见》篇又说："古今前后一也。"这就和法家不同了。商鞅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①韩非也主张"不期修古"。②《吕氏春秋》"古今一也"的主张，③显然是调和儒法两家的产物。值得提到的另一点是，《吕氏春秋》一书在编书的方法和体例方面，比以前有所创新，对于后世《太平御览》等类书的出现有很大的影响。

②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十五、结　语春秋战国思想史的主要内容是诸子百家的形成，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的融合的发展史。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将百家争鸣到融合的发展，与地区文化相结合，基本上以时间先后为主线，又照顾到地区关系，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春秋后期，以鲁国为中心的儒、墨显学之争。儒家以孔子为代表，墨家以墨子为代表。明显的反映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思想的对立和斗争。

第二阶段：战国早、中期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这是第一阶段儒、墨之争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反映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思想斗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燎原之势。它反映了儒家思想有其保守、落后的一面，已经不适合新的统治阶级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的封建政权的需要。

第三阶段：以魏为中心的西河之学，其主要特点是以子夏为代表的由儒家向法家思想的过渡。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成为早期法家。这是在儒家学说已暴露出不适应新形势的弱点后，新兴地主阶级对儒家学说进行改造，使之成为适应新兴地主阶级政治需要的法家学说。而早期法家主要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从事变法改革，但在思想领域内的地位并不很重要。

第四阶段：以属楚文化圈的陈、宋为中心，是道家老子、庄子一派活动的主要地区。在诸子百家争鸣中，道家老、庄一派处于比较特殊的地位。因为在春秋后期的老子，当比孔子要更早，但老子著上、下篇后即西去归隐，所以在百家争鸣中的影响不及儒、墨，而未能成为显学。

而到战国中期比孟子稍晚的庄子出现以后，发展了老子的学说，形成道家的右翼。他们在政治上与当时的统治者不合作，而成为隐士。然而，在自然哲学与文学上又使道家大有起色，在百家争鸣的气氛中独树一帜。因此，这里所谓的第四阶段，主要是指老、庄学派，即道家的右翼形成和发展的阶段。

第五阶段：春秋中后期以后，以齐为中心的稷下之学，并受到了魏国西河之学的影响。田齐政权不仅完成了封建化的变法改革，而且对思想文化也很重视。在学术上采用兼收并蓄的政策，其目的是要巩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田氏政权的统治。在稷下之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黄老之学。这是把黄帝与老子的学说结合起来，实质上是新兴地主阶级改造老子的思想，而成为道家的左翼。其主要特征是"因道全法"，即以道家的学说为田齐政权的法治主张进行论证。田齐法家接受三晋法家的影响，然而又具备田齐的特色：即既重道法，又吸收儒家的礼、义学说。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也是维护田齐政权政治利益的。兵家孙膑虽然没有列入稷下，但其思想与稷下之学息息相通。他是齐威王变法改革的策划者之一。由此可见，在百家争鸣的高潮阶段，稷下学宫的上述主要派别的学说，都是从不同角度为田齐政权的政治需要服务的。

第六阶段：战国后期，以秦为中心的秦法家、兵家和以吕不韦为首的《吕氏春秋》的杂家之学。它受魏国西河之学、三晋法家和齐国的稷下之学的影响。其中秦法家和兵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为统一六国起了重要作用。秦法家主要是从三晋法家引进人才而形成的，商鞅、韩非就是其最突出者。后期法家韩非总结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使法家的理论趋于完善而形成体系。儒、法之争，此时才有相当的规模。而《吕氏春秋》的杂家之学，则反映了诸子百家由争鸣而发展为相互影响和融合，与政治上由封建诸侯割据发展为秦统一天下的趋势相适应。

《吕氏春秋》主要反映了吕不韦的思想。而秦王政统一六国和秦帝国建立之后，秦始皇主要用的是法家思想。秦帝国"二世而亡"，这对法家思想是沉重的打击。封建统治者总结了秦帝国灭亡的经验教训，终于在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时，经过改造的儒家思想才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对于封建社会的巩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春秋战国 第015卷 春秋战国宗教史

【本卷提要】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重要的过渡时期，整个社会呈现出新旧交替的状态，宗教领域也是如此。一方面，夏、商、周三代形成的国家宗教仍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有重要地位。"敬天法祖"是人们正统的宗教信仰，以郊社、宗庙制度为核心，辅之以其他鬼神祭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教仪式。古代国家宗教在稳定社会秩序，维系宗族团结，慰藉国人心灵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传统宗教也受到严重冲击，"礼崩乐坏"，违礼事件频频发生，"疑天"、"怨天"情绪弥漫社会，无神论思想发生。古代宗教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垄断地位瓦解，学术下移，诸子百家群起争鸣。在儒、墨、道、法、阴阳诸家的批判改造下，传统宗教开始分化、转型。在孔子"敬而远之"宗教观的影响下，儒家学者大力发扬传统宗教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使之神秘性减少，世俗性增强，逐步演化为一种宗教礼俗；墨家宣扬"明鬼"、"天志"，使宗教向下层民众渗透；道家主张"清静无为"、"致虚"、"守一"，追求个人精神的绝对自由境界。这些倾向，不仅推动了战国时期神仙方术之学的流行，而且也为汉代道教创生、佛教传入准备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本书主要根据先秦古籍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宗教观念、礼仪及其活动，同时又注意收集近、现代有关的考古资料，作为文献的佐证和补充。

一、春秋战国宗教概述中国春秋战国宗教史，主要介绍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历史时期内，宗教文化发展变迁的情况。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动最剧烈的时期，同时也是思想文化发展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各领风骚，尽展时代风采，而且奠定了以后两千多年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基础。然而这场文化思想的大波澜，正是在夏、商、周三代传统宗教的母体中孕育成熟的，是在古代宗教瓦解的形势下诞生的，是在对古代宗教的批判继承中发育成长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不了解中国古代宗教的性质及其变化，便无法正确把握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实质，无法确切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底蕴。

（一）中国的传统宗教及其特点中国的传统宗教产生于原始社会之后，私有制和阶级、国家建立的初期，在夏、商、周三代作为国家宗教，并且是社会唯一的意识形态。

中国传统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他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郊社、宗庙及其他祭祀制度，成为维系古代社会秩序和宗法家族体制的根本力量。

传统宗教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并且被赋予了宗法等级性，由统治者培养的少数职业巫师把持，为巩固宗法奴隶制度服务。

与原始宗教相比，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宗教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从自然崇拜中发展出了天神崇拜，在众神之上出现了至上神，或称其为"帝"，或称其为"天"。在原始宗教中，"天"只是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诸神中的一员，并无超越其他神灵的特殊之处，反映了地上人际的平等关系。到了阶级社会，"天"因其包容性、涵盖性，渐升于诸神之上，成为众神之长。古代宗教家宣扬天是万物和人间的主宰，是君权的授予者、支持者和监督者，这是私有制和专制君权在宗教上的表现。从天神崇拜的观念出发，夏、商、周三代逐步完善了祭天的礼仪制度。祭天是天子垄断的特权，无论是南郊祭天，明堂报享，还是泰山封禅，都是某一姓君王得天命的表示，他人绝不可觊觎，否则便要冒杀身之祸。其次，从原始宗教的祖先崇拜中发展出相当完备的宗庙祭祀制度，并且有严格的等级界限，不同身分、不同阶层有不同规格，不得混淆超越。古代社会通过宗庙祭祖制度，将人们分成了嫡子与庶子，大宗和小宗，体现了父与兄的权威，直接为巩固宗法等级制服务。然而，祖先崇拜又强调了同宗同祖的亲密性，给上下等级差异罩上了家庭般的和谐气氛，具有稳定社会，凝聚血缘团体的作用。最后，古代国家宗教形成了职业巫师队伍，这也是原始宗教中所没有的。在原始时代，宗教信仰是全民的事情，完全出自心灵寄托的需要。原始的巫、觋仅仅是由于他们具有特殊的能力，所以得到氏族部落民众的信任，绝无以此谋求特权，或为某些特殊阶层服务的问题。然而阶级社会里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有关于"绝地天通"的记载，传说由于"九黎乱德"，导致"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故天下混乱，神不赐福。此后圣王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剥夺了平民百姓与天神直接交通的权力，由国家委任的职业巫师（"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垄断了宗教神权，标志着古代国家宗教的正式产生。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传统宗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和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一样，当时的中国也是全民信教的。宗教不仅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且是唯一的意识形态，垄断了社会精神文明的一切领域，周代的"明堂制度"是其典型。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明堂是宗教祭祀的场所，"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孝经》），"明堂报享"是周代祭天的一种重要方式，祭上帝以文王配，将祭天与祭祖仪式合一；明堂又是国家的政治中枢，"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堂也"（郑玄注《孝经》），诸侯每月朝天子于此，周王"布政"、"告朔"、"折狱"、"论国典"皆于此；明堂还是国家的教育机关，"明堂外水曰辟雍"（《大戴礼·盛德》），天子"养老、尊贤、教国子"皆于此，奴隶主统治者通过明堂体制垄断了教育机器，所谓"学在官府"也就是学在明堂，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在此受教育。统治阶级垄断教育，反过来又保障了宗教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延续。这种一体化的格局一直持续到春秋末年。

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传统宗教以及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和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等创生性宗教相比，有自己的特色，从而决定了日后中国文化发展异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方向。中国传统宗教有如下特点：第一，发展的连续性。世界上其他一些文明古国，如埃及、印度、巴比伦、希腊、波斯诸国，在其奴隶制国家的早期，也盛行着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但是进入中世纪以后，其古代宗教基本灭绝了。希腊古代宗教被基督教取代，埃及、波斯地区的民众转而信仰伊斯兰教，印度则产生了佛教，文化传统发生了较大断裂。唯有中国，传统宗教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发生了转型，但一直延续了下来。上自秦汉，下迄明清，祭天、祭祖的仪制载之于历代国家祀典，天坛、地坛香火不绝，"敬天法祖"成了构成中国人国民性格中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第二，观念的古老性。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世界性的创生型宗教相比，中国传统宗教没有明确的创教时间，没有确切固定的经典体系。传统宗教中的许多鬼神观念直接继承原始宗教而来，天神崇拜出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出于图腾崇拜和英雄崇拜，很难找到这些观念的创始人和提出的确切时间。同时，正由于教主和创教时间不明确，所以中国古代宗教中许多重要的神灵观念存在着模糊性，"上帝"、"天"、"帝"、"五帝"、"昊天王"究竟是一还是多，一直是古代宗教家争论的问题。宗教观念的含混性，使得后人有较大的发挥余地，也使得中国宗教较少排它性，较多兼容性。

第三，信仰的多神性。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都有明确的教主，耶稣基督、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是当然不争的尊神，尤其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还特别反对多神崇拜，认为除了自己的教主，没有其他神灵，别的宗教中的神灵都是魔鬼，统统列入排斥范围。而中国的传统宗教从古代起，就包含了众多的神仙，大致可以归结为天神、地祇、人鬼、物灵四大类。天神系统以昊天上帝为最高，其下包括五帝、五神、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共同组成了一个天上的朝廷；地上诸神包括后土、社稷、山川、岳镇、海渎、江河、城隍等等；人鬼包括圣王、先祖、先师、历代英雄魂灵，构成了一个人死后的彼岸世界；物灵包括旗纛、司户、司灶、八腊等等。在众多的神祇中，只有尊卑高下之分，没有此真彼假之别。传统宗教源头上的多神性，使后世中国人的宗教观上也没有其他民族宗教那种排他性，世界三大宗教陆续都传入我国，可以同传统宗教和平共处。

第四，组织的宗法性。中国传统宗教虽然有职业的巫、觋队伍，但却没有独立于社会生活的教团组织。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世界上其他一些重要的宗教，都有一支有特殊戒律规范、保持特殊生活方式的僧侣队伍。然而无论商朝的巫、觋还是东西周的宗、祝、卜、史，他们都生活在社会宗法组织之中，始终受君权和族权的支配。即使在祭祀活动之中，他们也只能扮演司仪和助手的角色，绝不能充当主祭。在祭天、祭社等大规模的宗教活动中，主角是天子或诸侯；在宗庙祭祀中，主角是大宗长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东方奴隶社会的早熟性。西方国家大多是在挣脱了氏族公社的血缘纽带的情况下进入文明社会的，因此宗法关系在后起的创生性宗教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而在东方的中国，黄河流域良好的自然环境，使华夏民族在青铜时代便跨入了文明的门槛，个体家庭生产能力相对低下使得任何人都不能脱离宗族而独立生存，引水灌溉的繁重任务更显出了血缘宗族的社会意义。所以，中国是在继承并改造原始氏族血缘组织的状态下进入文明时代的，这一点在传统宗教的组织结构和信仰内容方面都得到了反映。当代学者牟钟鉴先生把古代宗教称为"宗法性宗教"，也就是为了反映它这种特色①。

第五，祭祀内容的农业性。其他大型世界性宗教，虽然也在某些地方涉及一些生产方面的问题，但主要关心的是人生问题。

例如佛教，释迦牟尼就是通过对人生"四谛"，"五蕴"，"十二因"缘"的分析，建立了庞大的宗教哲学体系，指引人们通过转换观念，寻求精神上的涅槃境界。而中国传统宗教更关心的还是此岸世界的生存问题。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生产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民众的生命。

因而在殷墟甲骨卜辞中，贞问气象的内容将及一半。自商、周至春秋，社稷祭祀的地位不断提高，周人奉祖先弃为谷神"稷"，建宫室时"左宗庙而右社稷"，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正因为中国传统宗教有上述特点，它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对以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二）传统宗教的瓦解与学术文化的勃兴中国古代宗教在西周时期达到了它的鼎盛时代，其背后是以强大的王权和严格的宗法血缘制度为依据的。历史进入春秋战国阶段之后，随着铁器和牛耕的普遍使用，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西周宗法赖以存在的基础"井田制"和"宗法制"就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掌握了铁犁，

①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使用耕牛的人们不满足狭小的井田，开始大规模地开垦"私田"，以便获得更多的粮食。私田的出现，使在井田里从事集体劳动的奴隶丧失了工作兴趣，他们"公作则迟，分地则速"（《吕氏春秋·审分览》），说明井田制已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于是一些聪明的统治者便改变统治方式，公开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征收赋税。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的记载，成为井田开始瓦解的标志。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开阡陌封疆"，彻底扫荡了井田制的残余。从此，束缚在公地、王田里的奴隶变成了自由的农民。个体家庭生产能力的提高，人口的频繁流动，也使得宗法血缘家族难以维持。原先"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的情况不复存在了，一些大宗嫡子没落贫穷了，一些小宗庶子则发家致富，地位上升，周礼原来规定的"庶子不祭"制度便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了。这种嫡、庶之变，更主要地表现在王室与诸侯，诸侯与大夫的关系上，"公室将卑"，"大夫皆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的现象比比皆是，政权下移。

宗法奴隶制度的瓦解，必然使建筑于其上的意识形态--宗法性宗教开始趋于崩溃。按照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的意见，宗教现象可以归结为两类基本范畴，一类属于信仰，一类属于礼仪，而后者又是为表现前者服务的。春秋战国时期宗教的动摇，首先表现在宗教礼仪这些外在的物质层面。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祭天、封禅，可是"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因"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功，也"欲封泰山"，甚至鲁国的大夫季孙氏也"旅于泰山"。天子祭祖唱《雍》诗，用六十四人的歌舞，可孔夫子看到的却是"相维辟公。，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同上）。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宗教礼仪已破坏殆尽了。

对传统宗教更为严重的破坏则表现在信仰方面，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长期动乱，现实与宗教家们宣传的内容相距甚远，不能不引发人们对宗教理论的怀疑。产生于春秋初年的《诗经》记录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疑天、怨天、骂天的诗文。例如"昊天不慵，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威辟上帝，其命多辟"。"浩浩昊天，不俊其德"。在怨、骂的背后，还有理性的思考，骂者固然情绪激烈，但还是以承认天神存在为前提的，而思考者则开始将神道与人道加以区分。如郑国大夫子产所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自然界发生了怪异现象，宋国的内史叔兴指出："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宗教就其实质来说，不过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当人们能够按照自然本来的面目去认识自然的时候，宗教的神秘性便消失了，无神论思想随即发生。随国大夫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明确指出了人为神主，神为人服务。周太史史嚚则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表现了一种重人轻神的倾向。无神论思想家不仅自己不信鬼神，而且反对各种迷信活动。

鲁僖公十五年，秦晋大战，晋惠公战败被俘，他不从人事方面检讨失败的原因，反而认为是未听巫师的占卜之辞。大夫韩简指出："龟，策也；筮，数也。。。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左传·僖公十五年》）。

军事家孙武指明战胜之道："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孙子兵法·用间》）。传统宗教在内部信念动摇，外部礼仪紊乱的双重压力下，不可挽回地走向了没落。

古代宗教衰落的重要表现是宗教组织的瓦解，巫觋地位下降，学术下移。古代宗教是中国最初的文化形态，宗教巫师则是中国最早的知识阶层。"绝地天通"，"学在官府"的宗教意识形态一元化体制，使巫师们不仅垄断了信仰，也垄断了全部文化。春秋以后，公室衰微，天子、诸侯已经丧失了豢养大批卜、史、宗、祝等职业教团人员能力，致使他们中间许多人流入民间，凭借昔日掌握的宗教理论、社会礼节和文化知识谋生。有的人继续以"神道"为业，或者替贵族、平民操办丧葬、祭祀、婚嫁，司仪相礼；或者隐遁深山，修练呼吸吐纳，熊经鸟引，服食辟谷之术，寻找长生不死的仙方。春秋战国时期神仙方术的兴起，和古代宗教组织瓦解，巫师散落民间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有些昔日的巫师被新旧贵族收养，成了为之奔走效命的"士"；有的在家乡授徒讲学，以知识谋生，开创了私人办学之路。养士之风的兴起，私人办学事业的发达，成为诸子峰起、百家争鸣的直接社会基础。

古代国家宗教的瓦解，夏、商、周三代千余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束缚消失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迎来了空前繁荣的新时代。先秦诸子忧国忧民，纷纷提出自己的救国方案，其中也包括处理古代宗教的意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宗教观。先秦诸子之学，奠定了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所以他们当时对宗教的态度，便直接影响到传统宗教的存亡、演变。儒家宗教观的基石是孔子提出的"敬鬼神而远之"。他们对宗教采取一种"远而不失"，"敬而不迷"的立场，礼敬而不迷信，有神而不亲近，不向往彼岸的来世，而关注现实的今生。儒家本身与传统宗教有着很深的亲缘关系，"儒"本来就是专门为贵族举行各种社会活动主持宗教仪式的人，熟悉周礼。在政治上他们倾向恢复和保持宗法等级制度，因而他们需要传统宗教中的祭祀礼仪作为教化儿孙、团结宗族、辨别身分等级的工具。孔子反对宗教祭祀活动中各种违礼行为，著《春秋》记录在案，以警后人。他本人生活贫困而不忘祭祀，"虽蔬食菜羹，必祭，必斋如也"（《论语·乡党》），而且在祭祀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以防任何违礼苗头的产生。然而，孔子重视宗教活动中的礼仪规范，却不甚关心祭祀对象的有无，他拒绝回答关于鬼神有无和人死后世界情状的问题。为了防止陷入"执无鬼而学祭礼"的尴尬境界，他侧重从参与者心理的角度谈宗教的意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也就是说，神鬼信则有，不信则无，宗教能满足人们心灵的需求即可，不必刨根问底地追索神界的有无。儒学宗教观在孔子身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孟子使儒家对宗教的理解更加内向化了，让人们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内省思路，把宗教伦理内化为人心主观自生的法则。荀子则进一步强调了宗教的社会教化功能，他说："礼有三本，天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教之本也"（《荀子·礼论》），希望通过宗教礼仪达到巩固国家礼制的作用。他本人是个无神论者，但这并不妨害他提倡大搞祭祀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宗教巫术活动"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荀子·天论》），宗教不过是统治者治国的工具而已。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著作《易传》对其宗教观进行了一个概括："圣人以神道设教，天下服矣"，"神道"成了工具，"设教"才是目的。后世的儒家就是用这种态度来改造传统宗教，也用这种态度对待其他外来宗教。

墨子是春秋战国之际代表城市手工业者的思想家，他也是鲁国人，和儒家创始人孔子生活的文化环境大致相同，但由于立场的差异，"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韩非子·显学》）。孔子崇周公，因周礼有助于恢复等级宗法制度；而墨子则提出"背周道而用夏政"的口号，主张用原始宗教，鬼神巫术代替等级森严的宗法性宗教。墨子的宗教观以"明鬼"、"天志"为旗帜，以"兼爱"为实质内容。他认为当时社会的混乱就是由于传统宗教遭到破坏引起的，"国家淫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墨子·鲁问》）。统治者如果宣扬鬼神之明无所不察，鬼神之威无所不到，那么邪辟小人也就不敢为非作歹了。可以说墨子是先秦诸子中最积极地宣传有鬼论的思想家，然而他所说的"天志"和三代传统宗教中所宣扬的天神在内容上却有着天壤之别。他讲："顺天志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墨子的主张代表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且持论不高，生动具体，容易为广大民众接受。所以墨学一出，很快便形成了一个纪律严明，规模庞大的团体--"墨者"，既具有学术性质，又从事游侠活动，社会影响很大，当时社会上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之说。墨家的出现，对于推动宗教思想向社会下层发展作用不小。不过，墨学中宗教理论薄弱，缺少新意，难以重建新的宗教。

道家宗教观以"自然主义"为主要特征。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他们的共同倾向是抬高自然的、形而上的哲学本体"道"，压低社会化的、人格化的神"天"或"上帝"。老子讲："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四章》）。庄子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庄子·大宗师》）。自然之道是天地、鬼神的派生者。所以人只要掌握了道，"能无卜筮而知吉凶"（《庄子·庚桑楚》），"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老子·六十章》）。老庄把鬼神下降为第二位的存在，对当时的宗教势力无疑具有动摇作用。后世许多无神论者，也都借鉴老庄的思想，用抬高自然、压低鬼神的办法批判宗教。然而老庄本人却不是无神者，道家思想产生的荆楚本是南方神话与巫术发达的地区，而其追求的精神倾向与中原地区的宗法性宗教又有所不同。商、周的古代宗教重视人际之间宗法等级，而道家对儒家奉若神明的宗法体制却视为糟粕，认为人有礼教如同"落马首，穿牛鼻"一样有违"天道自然"。他们羡慕不受世俗约束的"真人"、"至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他们提倡追求个人精神的绝对自由，"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们又宣扬"清静无为"，有强烈的避世倾向，并辅之以"静观"、"玄览"、"守一"、"呼吸吐纳"等修养方法，颇接近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宗教内修术。其"谷神不死"，"长生久视之道"等说法，又与神仙方术思想相同。道家思想中的这些宗教因素，在汉代便很自然地发展出了道教。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激烈反对宗教，主张破除迷信的学术派别。他们一般是把天看成是自然之天，管仲讲："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管子·形势》），天有自己的运行规则；韩非则认为："天有天命，人有人命"《韩非子·扬权》），天并不是传统宗教中所说的那个主宰，可以干涉人世的治乱。因而法家坚决反对各种巫术迷信，韩非指出："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

尤其是一些掌握政权的法家人物，他们更是采用行政的甚至武力的手段打击腐朽没落，残害人民的宗教势力。西门豹治邺，把以"河伯娶妇"

为名，诈骗群众钱财的巫婆、三老投入河中淹死，从此再无人敢言为河伯娶妇了。法家的宗教观主张运用政治权力处理宗教活动中的违法事件，对于后代执政者有所启示，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不论何种宗教，都处于国家严密的监督、管理之下。不过，用简单、生硬的行政手段解决意识形态问题，也为日后历次"法难"开了恶例。

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也对古代传统宗教的转变有重要的影响。

齐人邹衍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理，推明历代帝王德行之变迁。阴阳家的理论本不属于宗教范畴，但是，这种"五德循环"的观念很快便和春秋战国年间兴起的"五帝崇拜"结合了起来，以五帝与五行、五色、五方、五德相匹配，变成了一种推算国运的神秘主义思想。战国后期各国诸侯都信这套推算方法，尤以秦国信之最虔。随着秦始皇军事上的胜利，"五帝崇拜"也成为华夏民族的正宗信仰。

（三）传统宗教的嬗变及其社会影响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宗教史对古代宗教的研究到战国时期便截止了，秦、汉以后，宗教学的视野完全转向了道教、佛教等方面，似乎从此中国已不再存在左右全民族意识的宗教形态了。由此，近代一些学者断言，汉族是一个宗教情感淡漠的民族。另一些学者则采纳外国学者的成说，以儒学为宗教，把儒学在中同封建社会中的"独尊"地位比拟于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然而这两种观点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事实都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佛教、道教和基督教尽管在民间影响巨大，但始终没能成为国家宗教，民众可信可不信。统治者自称"奉天承运"，这个"天"既不是佛祖释迦牟尼，也不是道教的"元始天尊"，更不是基督教的"天主"。其实，中国存在着一个正宗的宗教信仰，它为社会上下层普遍接受，绵延两千年不绝，既是皇权受命于天的保证，又是士大夫精神的寄托，更是普通民众行为的规范，它不是儒学，而是由古代宗教延续转化而成的宗法性宗教。在这方面，当代学者牟钟鉴先生的独到研究可以供我们借鉴。①古代传统宗教经过春秋战国社会激烈变革的洗礼，并没有立即消失，因为它植根于古代宗法社会，只要宗法社会不消亡，产生于其上的意识形态也就不会消亡。到了汉代，天下安定，儒术独尊，统治者起用大批儒生重新整理古代文献，特别是《周礼》、《仪礼》、《礼记》三书，系统阐述了儒家的宗教观，收集了古代祭祀礼仪规范，为统治者恢

①　《左传》昭公十五年。

复国家宗教提供了依据。《史记》的《封禅书》，《汉书》的《郊祀志》，《后汉书》的《祭祀志》，详细记载了汉朝帝王从事宗教活动的情况。

这些活动不是君主个人的私事，而是作为国家庆典被载之史册。汉代以降，历朝都注重对宗法性宗教仪规的修订，唐朝的《贞观礼》、《开元礼》，宋朝的《开宝通礼》、《太常新礼》，明朝的《大明集礼》，清朝《大清通礼》。。大量的的文献资料向我们说明，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对宗法性宗教的重视。历代君王，除遇特殊情况，郊祀、宗庙之礼是从不可缺的。因为只有如此，方能表现他的政权获得了天神的眷顾，在民众和政敌面前展现其合法性。而家庙、宗祠更是遍及城乡，深入家庭，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参与的宗教活动。

不过，经过百家争鸣的文化冲击，古代宗教的形态与功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将封建社会的宗法性宗教与古代国家宗教相比，其中最为突出变化是"教"与"学"的分离。无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三大世界性宗教，还是道教这种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宗教理论与仪规、戒律、教团组织都是紧密结合的，中国古代的宗法性宗教也是如此。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儒学的诞生，却使古代宗教丧失了它的学术灵魂。不可否认，儒学中包含着一定的宗教性，与宗法性宗教有互渗之处，如肯定天神的主宰作用，热衷于宗庙、郊社的祭祀活动，历代儒生参与了宗教礼制的修订，将丧、祭之礼包含在自己的"礼学"体系之中等等。但是，儒学毕竟属于学术，而不是宗教，孔子"敬鬼神而远之"

的宗教观，使儒家能够与宗教保持一定距离，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发展脉络。儒家学者积极参加对天、祖的祭祀活动，但并不以此作为精神的终极寄托。儒学重视内圣外王之道，以在现世为家、国、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为理想人格，这与向往彼岸世界，宣扬超自然神力的宗教是有原则区别的。春秋以后，儒学从宗教母体中挣脱出来，古代宗教开始从包含着哲学信念、道德伦理、行为规范、治国方略的意识形态统一体，转化成一种纯粹的宗教礼俗，走上了世俗化之路。此后人们更多地关注宗教活动的礼仪和形式方面，对宗教理论和信仰的探讨反倒被忽略了。宗法性宗教把论证宗法伦理的责任让给了儒学之后，便退出文化的核心地位，很多时候掩藏在儒学的庞大身影背后。这是长期以来学术界从未将汉代以降的国家郊社、宗庙祭祀，士人、平民的家庙祭祖活动视为宗教的主要原因。

经过春秋战国的嬗变，传统宗教虽然丧失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统地位，但它在社会上仍然发挥着稳定价值、维系家族、传播知识、规范生活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价值观是人类特有的社会范畴，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周围世界的一种评价。价值观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复杂体系，除了少数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知识分子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价值观都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自发形成的。宗法性宗教以其隆重的礼节，肃穆的气氛，浓郁的情感，神秘的超验世界，恰好成为传播价值观的工具。在封建社会里，一般民众没有能力受教育，即使有一点简单的文化知识，也未必能阅读四书五经，领略天道人心的奥妙。但是他们通过参加各种祭祀活动而知道"敬祖"、"畏天"，以"光宗耀祖"为荣，以"伤天害理"为戒。特别是在宗法性宗教世俗化以后，反而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不易受社会思潮变迁的影响。儒学内部曾经有过"天命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异端呼声，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儒学的正统地位也曾面临过佛、道二教的挑战，但是由于历代郊社宗庙祭祀的香火不绝，所以"敬天法祖"作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一直留传了下来。

春秋战国时代儒学的发扬，促使传统宗教向世俗化的方向转化，而道家和墨家的兴起，则推动传统宗教走向民间。对个人精神自由的追求，对长生不死的向往，对神异现象的惊奇，对各种巫术的迷信，致使神仙方术在战国时期颇为发达，统治者的贪婪与迷信，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神仙方术在当时还不是成熟的宗教，具有分散活动，个人信仰的性质，但它对后世宗教的发展影响却是巨大的。到了汉末，方仙道成了道教产生的主要来源和核心成份，也是佛教早期传播和中国人接受这种外来宗教的心理介质。

所以，春秋战国宗教在整个中国宗教史上，是一段非常关键的转折时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把握中国宗教演变的历史，把握国民的宗教心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古代的国家宗教及其瓦解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激烈动荡的社会过渡时期，社会生活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宗教方面也是如此，传统的国家宗教继续存在，各诸侯国仍然按照周公定制的礼仪举行各种祭祀活动。但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却又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虔诚程度大为降低，宗教活动流于形式，各种违礼行为时常发生，在西周时代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统一体的传统宗教开始瓦解、转型。

（一）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的生成1。"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远古社会存在着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为特色的原始宗教。大约在三代初期，中国开始进入阶级社会的时候，宗教史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宗教改革，史称"绝地天通"。此事最早记载于《尚书·吕刑》，传说由于蚩尤作乱，天下大战，宗教亵渎，民神杂糅，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上帝大怒，"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对于这场宗教变革的意义，唐人孔颖达解释说：三苗乱德，民神杂扰，帝尧既诛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绝天地相通，令民神不杂，于是天神无有下至地，地民无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杂也"。

在《国语·楚语》中，还有一段相似的记载：召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氏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主之。宗庙之事，昭穆之世，斋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神明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至，求用不匮。及少暤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丞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斋盟，无有威严。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灾祸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

观射父是楚国的史官，他认为：民神相通并不是民可登天，而是远古时代民神交通整齐有序，人民思想统一，宗教仪规庄严肃穆，社会稳定。

后来，由于九黎乱德，造成了宗教制度的紊乱，人人皆可为巫、觋，家家都能与天神交通，侵犯了神的权威，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人民生活因此痛苦不堪。于是圣王颛顼命令一个叫南正重的大臣司天，管理宗教；命令一个叫火正黎的大臣司地，管理人间事务，剥夺了凡人与神直接交往的权力。此后，国家任命专职祭司主持宗教活动，"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使人神"无相侵渎"，这也就叫作"绝地天通"。观射父的解释与《尚书》的说法略有出入，可能是由于历史记载的差错，也可能是由于在中原广泛的地域内，不止发生过一次剥夺民众祭祀天神权力的宗教整顿活动，不过，历史上确实存在"绝地天通"事件大约无可怀疑。观射父的看法明显地带有战国时期人物历史观上浓重的崇古非今色彩，他把宗教发展的秩序说反了。其实，"民神杂糅"，"家为巫史"

恰恰是原始宗教的特点，当代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由巫觋把持宗教活动的权力，正是建立国家宗教的重要步骤，从此，原始宗教变成了为统治集团服务的古代国家宗教。

2。传说中的夏代宗教生活关于夏王朝的宗教，目前的研究仍处于传说阶段，尚无足够的史料加以证明。《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考古发掘也没有见到夏朝的文字材料。尽管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有许多关于夏代宗教的说法，可儒家创始人孔子却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证之矣。《论语·八佾》由此可见，到春秋末年，夏朝的宗教便已找不到足够的文献和民俗作为证明了。一向谨言慎行的孔子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根据三代社会的延续性，再加之传说，可以对夏代宗教进行一些推测。

首先，夏代大约已经形成了至上神的观念。《墨子·兼爱下》引《尚书》中古轶文《禹誓》说：济济有众，或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

《禹誓》是殷周之际的作品，其文辞是当时人的，但内容却未必完全出于后人杜撰，还是有一定的可信性。其中提到的"天"，是天地万物及人类社会的主宰，所以征伐要以他的名字进行鼓动、宣传。夏代已经建立了地上统一的王权，在天上塑造一个至上神保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夏代的至上神是否称为"天"是值得推敲的。

其次，夏朝的宗教从原始宗教中继承了祖先崇拜和鬼魂崇拜的思想。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论语·泰伯》众所周知，孔子是对鬼神持存疑态度的，而且坚决反对在祭祀中铺张浪费，追求外在形式。但是他对大禹崇敬祖先的灵魂，自己恶衣恶食，却华冠美服，隆重丰盈地大搞祭祖活动大加赞赏。这事说明，夏代已存在鬼魂崇拜，而且这个鬼魂就是自己的祖灵。

最后，夏人在原始鬼魂崇拜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了灵魂不死以及彼岸世界的观念。有鬼魂便有鬼魂生活的世界，地上有人祭祀，天上必然有享受祭品的鬼灵。从代表夏文化的河南偃师县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墓葬中，我们可以看到夏人关于彼岸世界的某些观念。在这片墓葬遗址中，已明显存在着阶级差别。贵族的墓穴，墓主仰身直卧，随葬品有鼎、豆、觚、爵等陶器，有的还有五、贝等饰物。另一类则是乱葬坑，骨架叠压堆积，躯体残缺不全，有的无头，有的肢体与躯干分离，显系被砍杀肢解，有的俯身曲肢，可能是被缚手足活埋的。这类死者大多属于殉葬的奴隶或战俘。丧葬形式反映了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从夏人的遗址中可以看到鬼魂世界的等级性，彼岸世界无疑是此岸世界的假想延伸。同时，墓主陪葬品多是生活用品，是由于他们相信人的灵魂是不会死的，他们到了彼岸世界，仍然过着生前那种生活。

3。商人的上帝及其"帝廷"

本世纪以前，人们关于商代宗教的知识与夏代相似，除了产生于殷周之际的几本古籍外，也只能靠传说了。1898年河南省安阳县殷墟大批甲骨文出土，使中国的信史又向前推进了600年。当年孔夫子苦于"宋礼"不足证的殷朝宗教，终于露出了它的真面目。经过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及自然科学家几十年的研究，证明"甲骨"是殷代中后期巫师们为殷王占卜吉凶的工具。在甲骨上详细刻着每一次占卜的情况，几十万片甲骨，便把殷朝宗教生活的画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从殷墟甲骨卜辞中我们看到，殷人问卜的对象分为三大类，即天神、地祗，人鬼。而在一切神灵鬼魅之中，威信最高，权力最大的神便是"上帝"。"帝"字，据《说文解字》云："帝，禘也，王天下之号也"，古文"帝"字，顶上是个"上"字，下部像祭器。可见上帝是宇宙的主宰，万王之王，管自然及人间的一切事务，殷人对他崇拜已极。根据卜辞，上帝的能力包括如下几类：第一，支配自然，"令风"、"令雨"。如卜辞载："帝令足雨"，"今二月帝不令雨"，"羽，癸卯帝令其风"。商代已经进入了农业社会，风调雨顺才能五谷丰登，气象的变迁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死存亡，所以在殷墟卜辞中，贞问气象的条目所占比重最大。

第二，上帝主宰人类祸福，具有"降堇"，"降食"等能力。由于当时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水平还很低，支配自然的能力更低，因此人们便对庞大的自然异己力量产生出一种畏惧、无奈的心理，只能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付给上帝，靠虔诚地乞求来平衡心里的空虚。如果"不雨，帝佳堇我"，人也无可奈何。

第三，上帝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政权的兴衰。当时的社会部族繁多，部族之间战争频繁。商朝统治者每逢发生战争，便令巫师贞问上帝，看看"帝若"（上帝允许），或"帝不若"，然后才敢行动。许多卜辞上刻有："伐邛方，帝受（我又），帝不我其受（我又）"，"我伐马方，帝受我又"等文字。"又"即祐字，是祈求上帝保祐战争胜利。在日常生活中，商王也经常贞问上帝，卜辞中有："帝缶于王"，"帝弗其福王"等文字，其中缶、福等字，都是保护、支持的意思，用以说明商朝的政权得到了上帝的首肯。

第四，上帝也主管兴建土木，出行，买卖等日常事务。在卜辞中有"帝降邑"，"帝弗■兹邑"，"帝□贝"等字句，说明在商人的心目中，上帝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全能大总管，他们事无巨细都要向上帝"请示"，"汇报"。

在商人的宗教中，不仅有一个至上神"上帝"，而且还有个"帝廷"

供其驱使。上帝统帅着日、月、风、雨、云、雷等天空诸神和土、地、山、川等地下诸神。日月是天空中最引人注目的天体，卜辞中祭祀日月之神的条目也比较多。如"乙巳卜宾日"，"丁巳卜又■日"等等。另外还有"尞于东母三牛"，"■于东母、西母，若"，据考证，"东母"、"西母"分别是日、月的别名，尞与■是商人重要的祭祀方法，都属于火祭，将牺牲投于烈火之中，使焚化的青烟上达天空，以此表达人们对日月之神的敬意。对同属天空神灵的风、雨、云、雪也多用火祭之法，如"尞于帝云"，"其尞于雪，又大雨"等。相反，祭祀山川等地上的神灵多用沉埋之法。《尔雅·释天》曰："祭川曰浮沉"。《周礼·大宗伯》载："以貍沈祭山川林泽"。《礼记·祭法》说："瘗埋于泰圻，祭地也"。安阳殷墟出土的卜辞证明这些古文献的正确，在一片甲骨上刻着："■于河五十牛，。。五人卯五牛于二珏"，表示祭河所沉物品包括牛、玉璧及奴隶。在地上诸神中，对土地之神的祭祀最为隆重，因为土地是一个农业民族的命脉，与气象是同等重要的生存条件。商人每年要多次祭祀地神，感谢大地母亲的养育之恩。在卜辞中，祭地有时也写成祭土。甲骨文记作■或■，象土块之形。周代以后的社稷祭祀就是从商代的土地祭祀发展来的。上述诸神，各有不同的祭法，各具不同的职能，不过他们都是上帝的下属，听命于上帝。天空中神祇的地位高低不同，完全是创造他们的人自身社会地位差异的反映。

商代国家宗教除了重视对天地、日月等自然神灵崇拜、祭祀以外，还特别重视对祖先的祭祀。中国古代是在铁器尚未使用，氏族血缘关系还未瓦解的情况下进入文明社会的，黄河流域松软、丰饶的土壤，使中国先民可以藉石铲、木耒、蚌锄等简陋的生产工具，创造出发达的农业文明。但是，在黄河流域生产又需要经常进行灌溉、排涝等治水工程，必须发动众多社会成员参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氏族组织为基础建立的国家机器的社会作用便显得特别重要，人们只有紧紧依赖宗族群体才能生存，这一现实的关系就折射成商代宗教中对祖先祭祀的重视。

在商人的宗教观念中，活人是不能直接与上帝交通的，只有通过祖灵，才能把自己的意志转达给上帝。尤其是商王，他们认为宇宙之间的最高神只接纳王族的人，只有殷王死后"宾于帝"，所以他们把敬祖当成取悦于上帝的唯一方法。从殷墟出土的卜辞看，殷人祭祖虔诚、隆重、频繁。殷王都是以忌日的天干为庙号的，祭日与忌日相应。到商朝中后期，同一个干日去世的先公、先妣有好几位，于是就要轮开，每一旬的一天只能祭祀一位，下一代的先祖只好往下排。这样按祀统轮祭一周就要十二旬。商代祭仪，每位祖先又要用三种祭法祭祀，到了商末，56　位先公、先妣，周祭一次更是168　场。也就是说，殷王在一年中，平均每二天就要祭祖先一次，无疑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从物质方面看，商朝宗教活动的浪费也是非常惊人的。为了取悦于祖灵，他们采取了多多益善的方法。用作牺牲的家畜有牛、马、羊、豚、鸡等，数量多达百只。祭法包括尞（焚烧）、埋（埋入土中）、沉（沉入河中）、卯（削木贯穿）、俎（置于木制台上供奉）。这些祭法还不同于后代的祭祀，即鬼神领情，活人享用，而是毫不吝惜地将民众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糟蹋掉了。

对社会生产力破坏最大的还是杀人祭神和杀人殉葬。卜辞中有这样的文字："■（辜）十人又五，王受又、■，王受又"。"大吉，五牢，吉，卅人，大吉"。这便是杀15人，30人祭神的记录。在河南安阳西北冈殷王墓区发现了191　座葬坑，大约是贵族们的墓地，其中所埋无头尸体，显然皆系殉葬的奴隶和战俘。一般每坑有十余具尸骨，与上述卜辞所言内容可互为佐证。殷王本人的墓穴杀殉情况更是惊人，一次多达数百人。殉葬者除少数亲属、随从，多数自然是奴隶。此外，殷王建宫室要杀人奠基，出征打仗要砍头祭旗，为了保证提供如此多的"牺牲"，就需要不断对临近部落发动掠夺战争，又势必造成更大的伤亡。商代的国家宗教，充分表现了其落后、蒙昧、野蛮的一面。

在商朝统治者手中，宗教是重要的治国工具，发挥着维系宗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商朝的王族，通过祭祀活动，明确了宗法血缘关系，区别了等级亲疏，排定了尊卑次序。此外，殷王每遇战争、迁徙、婚姻、田猎等重大活动，都命令巫师贞问，为自己的行动披上一件神意的外衣。《尚书·盘庚》中记载着盘庚三迁的事迹，具体而又生动地告诉我们，统治阶级是怎样利用宗教来强迫民众服从自己的意志。盘庚想把都城迁往殷地，可有不少民众反对，于是他便用宗教来恐吓民众。他说先王都是依照上帝的意志办事的，他们已经迁徙过五次，所以国家才兴旺发达。这一次我也经过占卜，"卜稽曰："其如台""，可见迁都的计划得到了上帝的允许，并非我个人的意愿。你们必须服从上帝的意志，否则我要把你们的罪行报告给我在阴间的祖先：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汝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迪高后丕乃崇降弗详。

在盘庚的思想中，臣民的祖先死后仍然是他祖先的奴仆，他对臣民讲，我把你们不听号令的事告诉自己祖先的灵魂，殷王先考便会报告上帝，惩罚你们祖先的灵魂。你们的祖灵便会发怒，降祸来惩罚你们。盘庚的威慑起了作用，殷民们乖乖地在他指挥下迁往殷地。当然，维持统治最根本的手段还是政权和军队，宗教只能起辅助作用。盘庚又威胁说：乃有不吉迪，颠越不轨，暂遇奸宄，我乃劓灭之。

上帝并不会真派鬼神来杀戮降祸的，现实的惩罚只能来自统治者手中。

不过，有了宗教这层烟雾，现世的惩罚便涂上了天国的色彩，宗教理论可以放大统治者的威力，也可以减少被统治者的痛苦。当然，世上一切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就盘庚迁殷这件事而言，对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说古代宗教作为社会唯一的意识形态，在客观上也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二）周公的宗教改革武王伐纣，西周代商，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中国古代宗教的发展同样意义重大。周革殷命是一场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战争。

殷本是统治万邦的大国，文化发达，人口众多。而周则是殷的属国，居岐山之下，地仅数十里，人口不多，文化落后。因此如何巩固自己的军事胜利就成为摆在周人面前的迫切问题。武王在夺得天下后七年便去世了，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成王，辅国的重任便落到了武王之弟--周公姬旦的肩上。周公采取了"周因于殷礼"的策略，继承了商代的宗法制度和以上帝崇拜、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宗教。不过，周公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在全面吸收商代教训的基础上，对殷人的宗教又加以改革，使之更适合新王朝的需要。周公宗教改革的内容包括许多方面，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就有关国家传统宗教形态的情况介绍以下几点。

第一，至上神称号的变化，从上帝变成了天，从人格神变成了自然神。在《商书》、《周易》、《诗经》等几本最古老的历史籍典中，把三代的至上神称为天，似乎自古已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上述几书皆成于周初，是周人用自己的观点写成的，难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前代。夏人的情况不得而知，但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可以明确判断，商代并不把至上神称为天。在甲骨文中，天是一个象形字，写作偁，是覆盖在人们头上的苍穹，与"帝"或"上帝"并不混用。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书中列举了八条卜辞，证明"天"并没有神性，不是殷人崇拜、祭祀的对象。这并不难理解，原始人和早期文明人的头脑相对简单，缺乏抽象概括能力，只有具体有形的事物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能够直接作用于他们的生活，所以从原始社会起便成了人们的崇拜对象。而天空最早被看成是一片空无，并不对人们的生活发生什么影响，很难成为崇拜对象。从卜辞对上帝的描述看，他是相对于"下帝"的人格神，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他主宰一切的神力只是地上殷王权力在天空的投影与放大。由于当时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很低下，自然界是压抑人们的主要异己力量，所以殷人塑造的上帝的神性中，自然属性是主要的，社会属性是次要的。

到了周代，青铜铭文中帝、上帝、皇上帝、皇天上帝、皇天王、天等名称开始是混用的，以后天的称谓越来越多，周人把苍天就视为至上神，上帝。在称谓变化的同时，周人也逐渐改变着至上神的神性，反映了殷周两代人对宗教性质理解上的差异。首先，从上帝到天的转变，反映了人对宇宙统一性认识的提高。殷人尚不能从日、月、风、雨等具体天象中概括出一个抽象的天，而周人通过对天象的长期观察，发现各种具体天象都包括在一个统一体之中，他们推测，天不仅蕴涵自然，而且在暗中操纵、支配着自然及社会上的一切事物，所以他们把至上神视为天。由于天是茫茫太空的神化，保留了其原形的浩渺性和覆盖性，比之上帝，有更高的抽象性与概括性。其次，至上神身分从上帝变成了天，人格性减少了，理论增强了。殷人的上帝喜怒无常，活灵活现，但神如果太人格化就难以显扬他超人的神圣性，因此需要减少至上神的人性，增加他的抽象性。周人的天虽然还未完全放弃人格性，但毕竟向这个方向前进了一大步，更接近一个命运之神的形象。周公的宗教改革，为儒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第二，以祖配天，使天神崇拜宗教与宗法制度相结合。殷人的上帝与殷王并无血缘联系，在甲骨卜辞中，从未见殷王自称天子的，祭祀祖先，也不包括上帝，陈梦家指出："卜辞并无明显的祭祀上帝的记录"。①而到了周代，周王则直接把天作为自己的父母来看待和供奉。周王一开始便以天子，即"天之元子"自居。这一转变首先出于解释以周代殷合理性的必要。周本是殷的属国，他们不仅夺取了殷对全国的统治权，而且继承了殷人的宗教。那么，原来保祐殷王的神灵怎么会改而保祐周王了呢？周公解释说："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尚书·召公》）。天包容万物，派生万物，人都是天的儿子，而王则是天的嫡长子，因此他有替天行道，主宰万民的权力与义务。可是殷王作为皇天元子，却骄奢淫佚，暴虐万民。当周人势力已经兴起，商朝地位岌岌可危之时，纣王还骄横地说："我不有命在天乎"（《尚书·西伯戡

①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疆域表》。

黎》）。在殷人传统的宗教中，只有殷王的祖灵"宾于帝"，因此上帝便会永远保祐殷王。周公却在传统宗教中增加了革命的思想，指出上天赋予某一姓氏的天命，并不是永久不变的，天还有改立元子的能力。殷周之际，纣王无道，天便改小国周为元子。"有王虽小，元子哉，其丕能诚于小民，今休"（《尚书·召公》）。周王得了天命，所以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其次，天神与祖神的结合，也是宗法制度变革的需要。殷朝的继承法，兄终弟及，无弟传子，兄弟之间地位差异不大。这种继承法，较多地保留了原始氏族社会的痕迹。在父系氏族公社中，同辈男人对财产有平等的权力，推举年长的男人为首领对维护共同财产有好处。但是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家庭关系的明确，兄终弟及制显得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需要。《史记·殷本记》载："自中丁以来，废嫡而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为了制止兄弟相争，周公制定了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正是宗法等级制度成熟的标志。在这里周公本人起了一个表率作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按前朝惯例应由周公继承王位。但是周公只是为成王辅政，并在成王长大以后还政。世俗宗法的变革要求宗教也相应地发生变革，把天神当成祖神供奉，正是为了突出嫡长子的特殊地位。把周廷的宗子说成是天之元子，就为兄权披上了一件神圣的外衣，强迫其他诸子臣服。最后，天神与祖神的沟通还反映了周代宗教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勃兴。在商代人与神没有血缘关系，人只有通过祖灵向上帝转达自己的请求，鬼治重于人治。而周人以天为人之祖先，人可以直接祭天，向天祈祷，摆脱了鬼魂对人的主宰，提高了人的地位。

第三，"以德配天"的宗教伦理建设。周公对商代宗教最大的改革，是他为古代宗教增加了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使中国的古代国家宗教走上了伦理化的道路。

周公从商朝宗教中继承了"王权神授"的思想，借天的权威论证周王统治的合理性。他说："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尚书·康诰》）。所以周人才能夺取殷人的江山。面对时时骚乱不安的商朝遗族，周朝的新贵们大力宣扬"天命不僭"（《尚书·大诰》）的理论，迫使对手在思想上也接受"皇天既付中国越疆土于先王"的事实，安于臣民的地位。但是在周公等少数清醒的政治家头脑中，他们并不完全相信宣传中的"天命不僭"。殷鉴不远，如果真是"天命不僭"，殷便不会亡国，周也不会代兴了。从历史的经验中他们总结出："天命不易，天难谌"（《尚书·君》），单靠占卜是把握不了天命的。"天不可信"，"惟天命不于常"（《尚书·康诰》）。在面对周王子侄的内部场合，周公又表露出"天命靡常"的隐忧。于是，"天命不僭"和"天命靡常"便构成了周公内心最深层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

许多专家指出，在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中，未发现带有道德伦理意义的文字。可是到了周代，泛道德主义已经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侯外庐比较了商、周两代君主的名字，发现商王的名字都冠以甲、乙、丙、丁等干号，只是个忌日的标志，而周王的名字都加之文、武、恭、孝等充满道德色彩的字眼，是对先王事迹的称颂。祭祖是传统宗教的一项重要内容，对祖先的祭祀从简单的祈求保祐到颂扬祖先功德，已经包含了对后人教育的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周人把道德色彩也赋予了天神，认为道德是天的神性中最重要的成分。殷人的上帝主要是一位自然神，威严肃穆，喜怒无常，令风令雨，降堇降灾，使人恐怖畏惧。这说明殷人感到异己力量的压力主要来自自然界。而周人的天降福降祸，行赏行罚则是有规律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老天只辅助有德之君。当人们支配自然的能力有所增强以后，他们便会感到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陌生领域更需要神的帮助，所以周人塑造的天神更具有社会色彩，是伦理道德的最高依据。周公认为，只有道德之君才能得到天命的眷顾，"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尚书·吕刑》）。相反，暴民丧德则会失去天命，周公告诫他的子侄们："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

夏与商的亡国就是因为夏桀和商纣的无德，才被皇天革去了天命。周王朝要想江山永固，唯一办法就是"王其德之用，祈天承命"（同上）。

君主的德性是得天命的全部根据，这便是"以德配天"的确切含义。为了教育子侄作一个好的君主，周公提出了王德的一系列具体标准。

首先，统治者要"明德修身"，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水平。如"文王维克厥宅心，。。以克俊有德"（《尚书·立政》），"德浴乃身"，"聿修厥德"，"其德克明"等等。此外，周公还提出了一些行为上的伦理要求："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

以万民惟正之供"（《尚书·无逸》）。君主不能沉缅于安乐。优游田猎，而应该知稼穑之艰难，辛勤政务，为万民楷模。

其次，君主要"明德慎罚"，为政清明。对人民应教育为主，"其汝克敬厥德，明我俊民"（《尚书·君奭》），使人民自觉服从宗法等级制度，勿犯上作乱。另一方面，对违法者慎用刑罚，量刑要宽严适度。周公在《吕刑》一文中提出偶犯与累犯的区别，过失与故意犯罪的区别。对于累犯和故意犯罪，小罪也要从重惩处，而偶犯和过失则可以从轻发落，从而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再次，君主要"敬德保民"。《尚书·无逸》说："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要像对待子女一样对待人民，保护、教育他们，并使之安居乐业，子孙繁盛。同时要特别优恤残疾鳏寡之人，这是巩固江山的根本措施。周公从历史的变迁中体会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天命转移，皇天赏罚，都是通过民众来实现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本"思想在周公的宗教改革中已经开始萌芽。

最后，宗教道德与宗法道德相结合，为世俗的宗法道德披上了一件"天赐民彝"的神圣外衣，为巩固宗法分封制度服务。《尚书·康诰》讲："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不孝父，弟不服兄就是最大的罪恶，不仅会伤害父兄之心，而且也会破坏上天建立的秩序，激怒上天，天神就会降罚，"刑兹无赦"。周代创立嫡长子继承制，把宗教分成大宗和小宗。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诸子分封诸侯，拱卫天子。各诸侯国内也按照大宗、小宗的原则分配土地和人口。以孝道维持父权，以悌道维持兄权，宗法制度就稳固了。

周公宗教改革最主要的成果，就是把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引入的宗教道德体系。《礼记·表记》在总结夏、商、周三代宗教的特点时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夏代宗教不可详言，商代的宗教确实如作者所说，重鬼治而轻人治。而周代宗教则把人的问题放到了重要的地位上，正如《易传》所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古代宗教开始走上了一条伦理性化的道路。商代宗教没有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对人民只有一付威严狰狞的面孔。这反映了当时人的地位还十分低下，统治者可以完全无视人民的意志。周代统治者通过"武王伐纣"这场战争，已经认识到人心向背的意义和人民的力量，因此人的地位提高了，统治者不能光靠威吓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而需要对人民进行教育。同时，"以德配天"的思想，虽然还把王权的更替、世事的兴衰归结为天命，但天命变化的逻辑却转入了人间，一切以人的行为为根据，这样，就改变了商朝上帝喜怒无常，不可捉摸的面貌。在商代，人们唯有虔诚地向上帝祈祷，并通过奉献丰厚的祭品来取悦于上帝。周人则意识到，"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尚书·吕刑》）。取得上天支持不再是不可捉摸的事了，通过君主的德性，便可贞知王朝的未来。尽管这颗理性主义的种子还被禁锢在宗教神学的体系中，但却为日后国家宗教的礼俗化，为儒学的出现留下了契机。

（三）古代宗教的祭祀制度及其社会作用古代宗教不仅在观念上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仪式上也更加程式化、规范化了，这主要表现在祭天、祭祖、祭社的活动上。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详细记述了周代的仪礼制度。但是"三礼"成书较晚，大约是战国至汉初的儒生所作。他们自称所述各种礼乐制度皆出自周公之手，可能是圣贤崇拜思想影响的结果。从周代出土文物看，周初的宗教礼仪尚不完整，"周礼"是随着周代社会的发展不断完善的。儒生们在"三礼"中描述的各种宗教礼仪制度，实际上是以西周宗教鼎盛时代及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流行的宗教活动为基础，适当加以想象润色而成。其中许多礼仪，可以从先秦其它典籍中找到佐证，因此可以作为反映周代与春秋战国时期宗教的重要材料来使用。

1。祭天古代宗教最隆重的礼仪莫过于祭天。根据"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主"（《礼记·曾子问》）的原则，祭天是天子垄断的特权。《礼记·王制》规定：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如果谁僭越了祭祀的规格，就意味着他试图篡夺更大的权力。天子祭天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曰明堂报享，二曰南郊祭天，三曰泰山封禅。明堂报享亦称庙祭，周礼规定每月举行，规模较小。每年一次，较为隆重的祭天仪式是郊祭，因最初是在郊外野地里举行而得名。南郊祭天制度始于周代，《周书》载："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农星，先王皆与食"。郊祭本来春秋两季举行，即孟春祈谷之祭和冬至报天之祭，这两次大祭还保留着原始农业祭祀的遗风，一次为播种祭，一次为丰收祭。后孟春祈谷渐并入春社祭，所以冬至南郊祭天便成了一年中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在中国北方，冬至日是全年最短的一天，但也是阴极阳生，日影开始变长的一天，天为"老阳"，故在这一天纪念它。关于祭天之仪，《礼记·郊特牲》有详细的描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以向天地之牲也；于郊故谓之郊；牲用骍，尚赤也；用犊，贵诚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尊祖考之意也。周人将祭坛设在王城南郊，以就阳位，天地合祭并以祖先相配祭。祭之前要先在祖庙作一次占卜，以示对祖先的崇敬。祭祀之前要精心选择祭品，周人用作祭品的牲畜主要是牛、羊、猪三牲，其中牛最为贵重，西周时牛不用作劳力，以最好的饲料喂养。到了祭日，人们前呼后拥，载歌载舞地将披锦挂彩的祭牛牵上祭坛，君主必须亲自相迎。君主身穿黑色裘服参加祭祀大典，因为黑色代表北方，北方是天道的象征。君主祭完象征天的苍璧之后，便将祭牛置于火上焚烧，称为禋祀，这种祭法起源于商朝的火祭。随着烟雾冉冉上升，人们相信他们虔诚的愿望也随之上达天廷。此外还有一套祈祷、奏乐的仪式。祭天结束后，君主相信自己的统治已经得到了上天的承认。

还有一种更为隆重的祭天仪式--封禅。《礼记·祭法》载：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

《史记·封禅书》"正义"解释说：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之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

由于在泰山筑坛祭天并由天子率大队人马前往，劳民伤财，所以不能经常进行，必在天下易姓，或有大功大德的帝王才有资格封禅。在古代的中原地区，泰山是最高峰，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势，因此在神话传说中泰山是一座神山，在泰山祭天特别神圣。《尚书·尧典》载：舜在璇矶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遍群神。辑五端，吉月日，见四岳诸牧，还瑞。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这大约是最早的封禅记录了，所以司马迁将其列于《封禅书》之首。相传至春秋齐桓公时，已有72　位帝王封禅，管仲自称只记得12　家，不过皆微茫难考。春秋时礼崩乐坏，天下混战，周天子已无力封禅了。"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贤相管仲恐劳民伤财，但桓公不听劝谏。管仲只好告之：古之封禅需有祥瑞出现，"今凤凰麒麟不来，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齐桓公只得放弃了封禅的打算。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自以为立下了盖世丰功，一般常礼不足以炫耀，又想起了封禅礼。当时的儒生已不能定其仪节，秦始皇遂自定其制：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颠，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

史籍中有确切记载的帝王封禅，秦始皇是第一次。到了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又大规模地搞了一次，并为此改年号为"元封"，可见封禅在祭天仪中是最为隆重的。

2。祭祖与丧葬在古代国家宗教的祭祀仪典上，祭祖的重要性仅次于祭天。《史记·礼书》讲："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祭祀天地，报天地复载之德；祭祀先祖，报父母养育之恩。中国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祭祖的教育意义，《礼记·祭器》说：祀帝于郊，敬之至也；宗庙之祭，仁之至也；丧礼，忠之至也。

于此可见古人对祭祖活动的重视。

商人的祖先祭祀虽然发达，但只是规模巨大，次数频繁，浪费很大，而礼仪规则却相对简单。商人"周祭"、"选祭"是两种主要祭礼，但对象并不确定，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宗法制度尚未成熟。周代确立了以嫡长子继承和五世而斩为基础的宗法淘汰原则，这一原则在宗法祭祀制度上得到了明确的反映。《礼记·大传》如此规定：别子为祖，继别为（大）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指大宗），有五世则迁之宗（指小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旨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意也。

按照朱熹等人的解释，六世以上为始祖，其下历代嫡长子为大宗，陈陈相因，香火不绝，以纪念始祖的开创之功。而五世高祖以降的小宗们，五世以内视为宗亲，五世以上香火斩断，不再为之服丧，可以通婚。为了保证大宗在宗族之内的特权地位，宗教中规定了一条庶子不祭祖的制度，"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礼记·丧服小记》）。嫡长子世世代代处于主祭地位，以确立他的权威。另一条是庙制，《礼记·王制》制定：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朱熹以诸侯五庙为例，解释了庙制与宗法等级的关系："太祖之庙，百世不迁。自余四庙，则六世之后每易一世而一迁。""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也就是说，为一位新丧的祖先立庙，五世以上便去消一座祖庙，将其神主迁入太庙合祀。庙制起了区别宗法和身分等级的作用。

所谓"昭穆"，也是周代庙制的一大发明。以周王室为例，太祖为之始祖，其庙不迁，自文王为穆，武王为昭，成王为穆，以下皆依世系分别昭穆。太庙建筑坐西朝东，太祖东向，迁入之后王依辈分列于两旁，左为昭，右为穆。《礼记·祭统》说："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天子以下，庙数依次减等，普通人不能立庙，只能在家祭祀祖先。

周人祭祀祖先的礼仪分成吉礼和凶礼两大类。凶礼主要指丧葬礼仪，表现近祖崇拜，对象是新丧亲人，整个仪式在服丧期间举行。周代丧礼亦从商代继承而来，但进行了重大改革。殷人重鬼，不仅将大量生活用品随葬，而且大搞杀殉，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周代重人，杀殉逐步减少而代之以俑，随葬品也大为减少，更重视丧礼的仪式性和情感性。按照"三礼"的规定，一个士人的丧礼包括如下内容：初终第一日有属纩、复、饭含、哭丧等礼节。人一断气以新绢置于死者口鼻间，以测试是否还有呼吸称为"属纩"。若呼吸已止，家人登屋招魂称为"复礼"。《礼记·曲礼下》记载："复，曰天子复矣"。孔颖达注曰："复，招魂复魄也。。。使人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还复身中，故曰复也。"人有假死的情况，复礼有呼着他的名字等待将其唤醒的意思。确定人已死后，为死者沐浴更衣，并将数粒米放入死者口中，以示死者口不常虚。后世贵族们改为含珠、玉等贵重之物。下面便是"卒哭"，全家亲友"哭泣不秩声翁，拥缞绖垂涕"（《墨子·节葬》），使邻居知道。因《曲礼》还规定："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第二日行"小敛"礼，为死者穿好寿衣，携带随葬品，放置棺中。第三日行"大敛"礼，将棺木钉死。周礼对死者所穿衣服，随葬品的多少，棺、椁的层数都有严格的规定，《礼记·月令》讲："饰丧纪，辨衣裳，审棺椁之薄厚，茔丘垄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丧礼上的一切活动都贯穿着等级精神，不得僭越。

在丧葬期间，死者的家属要为其服丧，即穿上丧服。根据与死者血缘的亲疏，丧服的质地、剪裁样式的繁简，有所不同。丧服可分成五等，亦称"五服"之制。斩衰是以最粗的麻布做成，不缉边，断处外露，一般是孝子为父，妻为夫，诸侯为天子的丧服，服期三年。齐衰是用粗麻布做成，缉边，包括子为母，夫为妻，孙为祖父母，侄为叔伯父母等服丧，期限三年、一年、九月、五月、三月不等。大功是用熟麻布做成，为昆弟中殇者服，服期九月。小功是用较细的熟麻布做成，一般是兄弟之服，服期五月。缌服是用细麻布做成，一般是为高祖父母，岳父母等服，服期三月。外人可以从丧服判断亲属与死者的亲疏。

一般士人、大夫、诸侯、天子死后，都要在家里停灵一段时间，以示生者对死者的留恋之情，此时期称为"殡"，供亲友吊唁。停灵时间的长短，视死者的身分贵贱而定。《礼记·王制》说："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在停灵期间，还要举行哭灵、哭踊（哭着舞蹈）和供祭。停灵期满，选择吉日"出殡"，这一天，先设酒食为死者送行，称为"奠祭"。然后由亲属护送至墓地下葬，称为"窆礼"。葬礼结束后迎死者牌位而返，表示"送形而往，迎魂而归"，在家举行"虞礼"，是一种安魂仪式。葬礼后的壬日举行"卒哭礼"，表示大悲大哀的日子终止，改无时之哭为一日一哭。卒哭礼第二天，将死者之灵送入祖庙，安放牌位，移为"附祭礼"，丧礼告一段落，以后就属于三年之丧期间了。到了周年忌日行"小祥礼"，此后孝子衣食居处可稍放宽。人死后25　个月行"大祥礼"，27　个月行"禫礼"。丧家除丧服，三年之丧结束。

"三礼"所记述的周代的丧礼无疑具有理想化的成分，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未必能把丧礼办得那么复杂。不过从先秦其他典籍、出土文物以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看，"三礼"也绝非完全出自汉儒的杜撰。如《左传·襄公十七年》记载，晏婴为其父服孝，"粗斩衰，苴经，带仗，菅履，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与《仪礼》规定的丧仪基本相同。

"三礼"中提到的饭含、棺椁、列鼎等规定，也都可以从出土文物中得到证明。另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周人在丧葬期间穿粗衣，吃粗食，停沐浴，不修面等习俗，都是为了表示服丧者的心情与往日不同，世界上其他民族也有类似情况。不过，古人为这些活动涂上了浓重的宗教色彩。

周礼中对远祖的祭祀称为"吉礼"，以区别于对新丧亲人丧葬活动中悲痛的心情。周人认为："祖有功，宗有德"，祭祖是为了表达儿孙们对祖先开创之功的感激之情。周礼规定祭祖仪式分成"禘祫"与"时享"两种，禘祫是集合远近祖先于太庙合祭，一般三年举行一次，规模隆重。时享则是宗庙四时常礼，规模不大，按时进行。时享又称"馈食"，即向祖先奉献熟食。《礼记·王制》曰："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春祭曰礿，又曰饲，饲犹食也，春物始生，孝子思亲，继嗣而食之。夏祭曰禘，又曰烝，麦始熟曰禴，以新麦奉献祖先。秋曰尝，以秋食供祖先品尝。冬曰烝，冬季农闲，作物丰藏，能够较为隆重地祭祀祖先。祭品的规格也有明确的规定，天子用"太牢"

（牛、猪、羊），诸侯、大夫只能用"少牢"（猪、羊），"淫祀无福"，不得僭越。祭祖仪式由大宗嫡长子主持，其他成员在他率领下按辈分排班，向祖先牌位焚香、祈祷。

在祭祖活动中有一项极富特色的仪式，称为"立尸"，最能反映古代宗教中的灵魂观。《礼记·郊特牲》载：祭祀之相，主人致其敬，尽其嘉，而无与让也。举斝角，诏妥尸；古者尸无事则立，有事则后坐也。尸，神像也，祝将命也。

古人祭祖为什么要立尸呢？《白虎通》里有一段解释：祭所以有尸者，鬼神听之无声，视之无形，。。思慕哀伤，无所泻泄，故座尸以食之，毁损其馔，欣然若亲之饱，尸醉若神之醉矣。

子孙祭祀时希望祖先之灵降临，以宣泄哀伤、思念之情。但是祖灵无声无息，看不见，摸不着，未免使人遗憾，于是古代宗教家们便想出一个替代的方法。一般是在祭祀之前通过占卜　，从宗族的孙辈孩童中选出一人，担任尸的角色，代表祖灵接受子孙们的祝祭。古代宗教中的祭祖活动都是围绕着尸来进行的，《尚书·洛诰》记述了周武王的一次祭祖活动："王入太室"祼。疏曰："祼者，灌也。王以圭瓒酌■弁王酒以献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奠而不饮，故谓之祼"。尸代替祖灵受祭，但接受了祭酒却不能饮，而奠于地，表示献给了祖先，这是祭祖活动中的重要礼节。

古代宗教中的祭祖制度，在团结宗族，稳定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对近祖隆重的丧礼属于"慎终"，对远祖丰盈的祭祀属于"追远"。《礼记·祭统》云："禘，尝之大意也，治国之本也"。因为在战国时期完成封建制改革之前，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宗法血缘网络维系的社会，维持氏族的团结稳定，就是维持社会的团结稳定。《国语·楚语》中一段话说到祭祖的意义：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帅其子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和其嘉好，结其亲呢，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可见祭祖活动对于家、国、社会的重大意义，所以周代把祭祖列入国家正式祀典，而不是当成个人私事。

3。祭社周代的社祭是国家宗教中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关于社祭的原始意义，多数学者认为起源于古老的农业崇拜。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对农业祭祀一直给予高度重视。神话传说中最早的农神是神农氏，相传他教人们制作耒、耜，种植五谷。可是在日后的古神谱系中，神农氏被政治化了，成为象征王权的五帝之一，在农业祭祀中反而没有他的地位。社祭的崇拜对象是土地神和谷神，分别代表着农业的生产资料和成果。而且，夏、商、周三代私有制出现，国家建立，社神崇拜和谷神崇拜已不再是泛泛地崇拜自然神灵，而是与统治区域相联系。《孝经纬》说：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阔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稷，五谷之长也。谷众不可遍祀，故立稷神以祭之。

所以社祭渐与北郊设坛祭地分开，含有领土权力确认的意义。在古代宗教中，社稷之神是人格化的，不过各朝又有变化，人们总是把传说中的农业生产能手和自己的祖先联在一起，加以祭祀。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文：共公氏之子句龙为后土，烈山氏之子柱为稷，夏代以前祀之；周弃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到了周代，仍以后土为社神，又因大禹平治水土有功，亦视为社神，主治山川。周人的祖先原名弃，因善种五谷，受到尧帝嘉奖，封为稷。①稷本是古代的先民种植的五谷（稷、黍、稻、麦、菽）之一，《说文》曰："稷，五谷之长"，可能因其发现最早，在黄河流域种植最广，对人们生活影响最大，故从植物崇拜对象上升为农神。

社稷坛的位置，据《周礼·春官》记载，在宫廷的"中门之外，外门之内"，即所谓"左宗庙，右社稷"。《礼记·外传》说："社者，五土之神也"，依此说法，社稷坛用赤、青、黄、白、黑五色土筑成，中为黄色，南北东西分别为赤黑青白，以示天子居于中央，统帅四方之意。另外，古人也有用某种树木作为社神象征的情况，《论语》载："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根据周礼"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礼记·王制》）的规定，各国也都建有社稷坛。

周代定制，一年春、秋、冬祭社三次，"春籍而祈稷"（《诗·周颂·载芟》）；"秋报社稷"（《诗·周颂·良耜》）；孟冬之月，"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饲于公社及门闾"（《吕氏春秋》）。祭日为每季的第一个甲日，祭法为血祀，"赋之牺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享"（同上）。春天，人们在社稷坛举行隆重的仪式，祈求上帝保祐风调雨顺；秋天，人们又带着丰收的果实载歌载舞于社神面前，感谢大地的恩赐。《周礼·地官》有"舞师，。。教■舞，帅而舞社稷之祭祀"的记载。《诗·小雅·甫田》以文学笔触对春社的盛况进行了更为生动的描写：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

诗文将古代祭社时的热闹场面讲述得栩栩如生。

从古文献看，天子及诸侯之社可以分两种类型，《礼记·祭法》载：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候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礼记·外传》也有一段类似的记载：天子为天下之人立社，曰太社，坛方五丈；诸侯为境内之尺立社，曰国社。

①　见《左传》宣公十一年。

第一种属于天子或诸侯专有的社坛，由官方组织隆重的祭祀活动，以便使政权具有神权的形式。所以每逢出征、献俘、田猎、巡狩，都要在王社举行仪式。《尚书、甘誓》中有："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的战争誓辞。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社稷又成为国家、领土、江山的代名词。遇到荒年，天子或诸侯到王社祈神，恳求老天保祐，《诗·大雅·云汉》就是一首在社稷唱的祈雨歌：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於呼，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存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旱既大甚，■勉畏去，胡宁■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则不我虞。敬恭明神，宜不侮怒。

统治者通过祈社，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另外，周礼中还有天子每年春天到社稷坛"躬耕籍田"的规定，君主象征性地在此耕耘土地，以唤起整个统治阶级对农业的重视。

在太社或曰国社，祭社则是民间重要的节庆礼仪。祭社之时，千家万户共同参与，热闹非凡。《老子》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春台是春社的另一种说法。民众参加春社，除了祈祷和感恩外，还有一种重要的精神调剂功能。中国古代的春社有点像西方的狂欢节，先民的青年男女可以在此时自由恋爱和发生性关系。

《周官·地官》提到古代春社有一种高媒仪式，"媒氏。。以仲春之月，会合男女。于此时也，奔者不禁"。《墨子·明鬼》中也说："燕之有祖泽，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也。此男女之所乐而观也"。

古文献中的只言片语证明，春秋战国还处处存在着原始群婚的痕迹。不仅青年男女"乐而观"，一些统治者也乐于前往。《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有"庄公如齐观社"，观看"尸女"放纵表演的记载。孔子在《春秋》上注了一笔，"以其非礼也"。这也是古代祭社的一个侧面。

（四）政教合一的"明堂制度"

中国古代宗教在周代达到鼎盛的重要标志，就是形成了宗教、宗法、政治、教育紧密结合，意识形态一体化的"明堂制度"。东周末年，随着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宗法血缘体制的瓦解，建于其上的意识形态大厦--"明堂制度"也随之崩溃了。几百年的历史风雨剥蚀着这片古老的遗址，只是在《周礼》的《考工记》，《礼记》的《月令》、《明堂位》，《大戴礼》的《盛德》等一些古文献中记录了关于明堂的建筑格局，明堂制度的社会作用等方面的只言片语。后经历代学者艰苦的训诂考据，才使我们对周代的"明堂制度"能有一个较为合理的了解。不过，由于他们缺乏历史发展的观点，盲目崇古，迷信圣王体制，同时又不自觉地在考据中加入了作者自身时代的色彩，因此他们的见解难免有各执一端，纠缠不清之处，我们这里只能取其通达、公允的观点用之。

明堂从建筑到功能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关于明堂的起源，《大戴礼·盛德》说："明堂者，古已有之"。那么古为何时呢？《淮南子·主述训》认为起源于神农氏：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

神农氏为传说中的圣王，事迹不可祥考，但其生活的时代大约属于古代原始氏族社会。远古的明堂，就是一个有顶无墙，四面开放的大房子，是古人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这一点可以通过考古遗址的发掘得到证明。例如西安半坡村遗址，村落正中便有一个大房子的痕迹，大概就是先民们集会议事，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

随着时代的发展，明堂的名称是在不断变更的。《周礼·考工记》载：神农曰天府，黄帝曰合宫，陶唐曰衢室，有虞曰总章，夏曰世室，殷曰阳馆，周曰明堂。

显然，明堂只是周代的称谓，其他各代虽然称谓不同，但都强调它是一个四面通风的大房子，是国家的总祭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建筑技术的发达，明堂的建筑规模越来越大，建筑格局越来越复杂。《周礼·考工记》载：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西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其他著作还有一些记载，尺寸、格局有所出入，但都说明明堂越建越大。根据古籍中零星的描述，后世学者搞了一个周代明堂复原图。此时的明堂已是一座巍峨的宫殿了，雄伟壮观。明堂中央是一座大殿，上有圆顶，四面透风。周围四座配殿，彼此相连。每殿各有正厅一间，侧室两座，共为十二间。《礼记·明堂位》详细说明了明堂各室的用途。据说周天子平日居住在明堂的宫室之中，每月换一个地方，一年轮转一周。中央大殿则是天子祭祀天神、祖先，朝会诸侯，听政办公的殿堂。

周人在前人明堂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一种明堂制度，反映了周代文化的特质。清人阮元《明堂论》对此解释甚精，他说：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则于是；祭祖先则于是；朝诸侯则于是；养老尊贤教国子则于是；饗射献俘馘则于是；治天文告朔则于是；抑且天子寝食恒于是。是古之明堂也。

也就是说，以明堂为核心，形成了一套宗教、宗法、政治、教育合一的社会体制。反映出了古代社会政教合一的特点。以下，我们分别从宗教、政治、教育三个方面加以叙述。

名堂中央大殿是周人祭天、祭祖的宗教场所。明堂报享是周人祭天的三种形式之一。关于明堂祭和郊祭的区别，《孝经》说："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朱熹对此解释说："为坛而祭谓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祭之故谓上帝"（《文献通考》卷七十三《郊社六》）。周人的至上神既可称为天，亦可称为帝，由于他们心目中的至上神"天"具有模糊性，容纳了殷人的"上帝"，所以至上神便有了两种身分和称呼。在郊外野地里筑坛而祭，称上帝为天；在明堂里设位而祭，则视天为人格神上帝。可见明堂与郊祭的对象、性质相同，仅地点、规模、次数有所差异而已。其次是祭祖，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父系血缘是连接人际的主要纽带，因而祭祖仪式特别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同时，统治者又通过祖灵将天神垄断，以便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殷王宣布只有先王之灵可以"宾于帝"，周人则宣称只有他们的祖先能够"配天"。《史记·封禅书》载："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大戴礼·盛德》干脆称："明堂者，文王之庙也"。在明堂制度中，宗教和宗法合一，天神和祖神合一，宗法制度因宗教而获得了神圣的光辉。

明堂第二方面的重要作用表现在行政方面，明堂也是国家的政治中枢。郑玄注《孝经》云"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堂也"。在政教未分的年代，宗教圣所也是王朝执政的殿堂。《明堂月令》记述了周天子在明堂所处理的行政事务，包括："每月当行之政，施惠于百姓，养老存孤，尊贤折狱，整饬农事，论国典"等等。此外，明堂也是天子朝会诸侯的地方，"大会诸侯明堂之位。。明堂者，明诸侯之尊卑也"（《逸周书·明堂》）。周代实行分封制，诸侯分守四方，拱卫京城，平时并不居住在天子身边。诸侯朝觐天子，是当时加强中央与地方联系的重要活动，仪式隆重。大家都是文王的子孙，在兼作祖庙的明堂会见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最后，明堂还是颁行历法的地方。"古诸侯朝天子，受月令以归，出而行之"（《明堂月令》）。周代已经是农业社会，天文历法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中国古代历法属于阴阳合历，以太阴（月亮）记月，以太阳记年。为使阴阳合节，观朔望，置润月便成了一门重要的技术。而且，出于维持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也必须统一历法。于是，在明堂每月公布朔望便成了王朝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教育也是明堂的一项重要职能。周代教育与宗教、政治合一，《大戴礼·盛德》载："明堂外水曰辟雍"，辟雍就是古代的学校。蔡邕解释曰："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圜如壁；则曰辟雍"，学校因四面环水而得辟雍之名。清人惠栋讲解其功能说："明堂为天子太庙，禘祭、宗祀、朝觐、耕猎、养老、尊贤、饗射、献俘、治历、望气、告朔、行政，皆行于其中，故为大教宫。"天子将未成年的贵族子弟集中于此，通过明堂中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教育子侄们宗教知识和宗教伦理；通过明堂中进行的政治活动，教育子弟们掌握政权，驾驭臣下的谋略；通过耕种"籍田"使他们了解生产知识，知稼穑之艰难；通过狩猎学会骑马打仗，练武用兵。。。所以荀子总结明堂制度时下一断语："下以教诲子弟，上以事祖考"（《荀子·成相》）。明堂制度又将教育和养老尊贤结合起来，《礼记》中有养老于上痒、东序、西序、左学、右学等提法，这些都是太学的异名。古代没有多少文字资料，老人的经验就是青年最好的教材，养老于学，正好让他们把知识传给下一代。在周代，"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礼记·王制》），泮宫取辟雍半制之意。也就是说，不仅国家一级是政治、宗教和教育合一的，地方上也层层如此，即所谓"学在官府"，形成了一个从上而下的知识垄断系统。周制，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受教育，统治者层层包办教育的体制，又反过来保障了意识形态一体化的推行。

明堂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古代国家宗教发展的最高水平，宗教成为垄断社会意识形态一切领域的唯一存在，笼罩着人民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祭天、祭祖、祭社贯穿于社会的所有阶层，"敬天法祖"成了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天命不僭"是政治统治依此存在的根本理论；"以德配天"是社会伦理道德的终极依据；在官场上，卜、史、宗、祝等宗教祭司是国家主要官员；在学校里，祭祀占卜是教育青年的主要内容；国家的一切重要活动都必须祭告天地，乞求神灵保佑；人们在实践中取得的一切成果又都归功于祖灵的庇护，。。整个社会沉浸在一片虔诚的宗教气氛之中。《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宗教与军事，一文一武，是巩固国家政权的两项基本手段，宗教祭祀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五）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宗教的瓦解1。宗教自身的分化自西周末年周厉王时起，古代奴隶制国家开始进入了一个"百川沸腾，山冢崒崩"的动荡状态，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周厉王试图用国家宗教为工具，镇压民众的反抗，《国语·周语上》载：厉王虐，国人谤王。郜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郜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郜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

周厉王用卫巫监督民众，不仅不能挽救王室的衰微，而只能使宗教连同王室一起走向没落。公元前770年，在内乱和犬戎入侵交织的打击下，周平王被迫放弃镐京，东迁洛阳，史称东周，亦即春秋战国时代。此时期虽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政权下移，各国诸侯各自为政，天子已形同虚设。但是，由于诸侯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尚未强大到足以自立的水平，因此还没有谁敢废周天子而称王。即使是大国，也还要"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们表面上共尊周天子，在各国内亦实行周礼，使得周公在西周初年定制的宗教礼仪仍继续流行。如孔子所作《春秋》，大量记录了鲁国国家宗教的活动情况：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该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犹三望。

此类记载在《左传》、《国语》、《论语》等著作中还有不少，可见国家宗教作为统治者的一件大事，还是受到相当重视的。不过，孔子及其儒门弟子记录的这些宗教活动，都是作为违礼事件留警后人的。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国家宗教早已丧失了昔日的尊严和威仪，无可奈何地走向了没落。

古代国家宗教瓦解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春秋时代，铁器和牛耕的普遍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国语·齐语》载管仲讲："美金（铜）"以铸剑，"恶金（铁）"则铸造锄、斤、夷等生产工具。《国语·晋语》则记载："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劳动者生产能力的提高，使个体家庭获得了脱离血缘宗法家族的生存可能，他们开垦荒地，破坏井田，经商务工，甚至远走他乡。传统的井田制度无法维持了，奴隶们"公作则迟，分地则速"（《吕氏春秋·审分览》），以至暴动、逃亡。传统的政治体制以宗法血缘为组织网络，将人们束缚在"四井为邑"的宗族之内，而土地的开垦、人口的流动，出现了大量的自由民。对于他们，只能使用地缘政治的管理方式，各国相继进行了变法，改"礼治"为"法治"。政治、经济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身分，使建立在宗法关系上的传统宗教也难以维持下去了。一些大宗嫡子贫困没落了，而一些过去的小宗庶子却田连阡陌，富甲王侯，出现了"公室将卑"，"大夫皆富"的情况，这时周礼所规定的"庶子不祭"制度便很难维持了。这股从地下翻涌出来的动乱一直上达天廷，极大地动摇了作为宗法奴隶制意识形态的古代国家宗教。

古代国家宗教的动摇首先表现在礼仪制度的层面上，周公制定的教规教仪不断遭到破坏，"僭礼"事件频频发生。中国古代社会从来就是一个"人治"社会，任何法律和宗教规仪都可以因人而异，灵活变通。

周礼本为严格等级宗法制度而设，但对于它的制定者周公及其子孙却网开一面，给予了特殊照顾。周公的后代在其封地"鲁国"可以行天子之礼，祭天、祭泰山，所以有"周礼尽在鲁矣"之说。这种法外特权在王朝兴盛时期仅仅是个别现象，而且必须有天子的恩准。但是到了王朝的衰落时期，天子弱而诸侯强，谁去请示谁呢？春秋时期虽然各种祭祀照样举行，但规格、要求已被破坏殆尽。这便是当时人们痛心疾首的"礼崩乐坏"的局面。鲁国的诸侯可以祭天，齐国的诸侯为什么不可以呢？

"秦缪公即位九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史记·封禅书》此次活动因贤相管仲的劝谏而作罢。而到了春秋末年，连鲁国的大夫季氏都敢去泰山祭天。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

"旅"也是祭祀的一种方式，大夫祭泰山，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可如今孔子也无可奈何。祭祖仪式也被搞得不成样子。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乡党》），故他精通俎豆之事，可有一次他观看鲁侯的祭祖仪式，却感慨道：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论语·八佾》）

在禘祭仪式上，从第一次献酒以后，他便不愿意再看下去了。更有甚者，天子在庙堂之祭时，唱《雍》诗，用六十四人的歌舞仪仗，可是鲁国的大夫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家庙祭祀，也敢模仿：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同上）

层出不穷的违礼事件，把古代宗教的礼仪、规范等物质方面搞乱了。古代宗教次一方面的动摇表现在宗教组织的瓦解，巫觋社会地位下降和学术下移。古代宗教从"绝地天通"时起，便由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职业巫师所垄断。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支职业宗教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分工变细。在商代只有依性别而分的巫、觋，而周代则出现了卜、史、宗、祝等宗教内部分工。在古代社会，宗教巫师的地位非常高。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记录了130　多位巫师的名字，其中伊尹、巫咸、伊涉、巫贤、甘盘等人都是朝廷重臣。他们生前有"格于上帝"，保佑时王的能力，死后与殷王一样，灵魂"宾于帝"，成为后人祭祀的对象，具有"降堇"、"降福"的功能，一同于先公先祖。在周朝，宗教官员的地位普遍高于政务官员，《礼记·曲礼》考察了周代的职官表，"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太宰、太宗、太史、太卜、太祝、太士要高于司徒、司马、司空、司寇。但是春秋以后，随着王室和贵族势力的衰落，他们培养的教团势力也随之衰落了。有些流入民间，为士人操办红白喜事，唱诗赞礼，成为以"相礼"为业的"儒"；有些授徒讲学，以知识谋生，成为学问之"儒"；有些为新旧贵族收养，成为替他们出谋划策，奔走效命的"士"。古代宗教的另一大支柱--职业教团队伍也瓦解了。

古代宗教的根本动摇还在于信仰的动摇。宗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信仰是宗教的核心和灵魂，而宗教的其他要素都是从信仰中派生出来，并反映信仰的需要，为信仰服务的。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核心是"天神崇拜"和"祖神崇拜"，可现实与宗教理论的矛盾却使人感到天神的可疑。古代宗教宣扬天地为民父母，"降福穰穰"，养育万民，可现在为什么"天降丧乱，饥馑存臻"？天神本应耳聪目明，无所不知，扬善惩恶，可现在为什么"会彼无罪，既伏其辜；若此有罪，沦胥以■"（《诗·小雅·雨无正》），天怎么是非颠倒，专门降罪无辜呢？天子本为皇天元子，当统领万邦，可现在天下混乱，诸侯侵夺，"昊天不平。我王不宁"，为什么天不祐王呢？人们不仅怀疑天神，也怀疑祖神，"群公先王，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诗·大雅·云汉》）

祖先之灵为什么看着子孙受难而不拯救呢？

由怀疑转而诅咒，"昊天不慵，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诗·小雅·节南山》），老天真是不公平啊，降大灾来害人民；老天真是不恩惠，对人民如此怪戾。"威辟上帝，其命多辟"（《诗·大雅·荡》），上帝虽然很有威力，力量强大，但你的命令多是错误的。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诗·小雅·雨无正》），这就是说老天爷你真缺德，从而根本否定了天神的道德属性。

由诅咒转而思考，"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迈，则靡所臻"

（同上），为什么老天不听良言，专行暴虐呢？似你这般行动迟缓，又能有什么作为呢？"民今方始，视天梦之"（《诗·小雅·正月》），人民正在受难，老天昏昏如睡，天神的主宰能力何在？从思考中生出了一种对天命神权的否定，并导致无神论思想的发生。对天的疑怨、诅咒虽然言词激烈，但还是以有天神存在为前提的，还停留在感情的阶段。

而无神论则迈进了一步，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一切因果都置于自然。宗教的实质，不过是将自然的力量在想象中采取了超自然的形式，一旦人们摆脱了神学形态的束缚，重新从世界的本来面目看待世界时，宗教的神秘性、神圣性、权威性就再也没法维持了。

2。无神论思想的发生及其影响中国的无神论思潮从西周末年就发生了。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伯阳甫论地震"：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国语·周语》）

在古代，地震是一种可怕的自然现象，人们习惯地用违反神意，遭神惩罚来加以解释。可是伯阳甫却用阴阳二气的运行秩序来说明地震的原因，虽其结论缺乏科学的依据，但是他坚持用自然本身的原因解释自然现象，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正确的方向。另外，《左传·鲁僖公十六年》载：这一年宋国发生了两件怪事，有五颗陨石落在了宋国，有六只鹢鸟倒着飞过宋国的都城，因而引起了国人的好奇和恐惧。宋襄公问内史叔兴此事主何吉凶？叔兴并未占卜问神，而是运用已有的科学文化知识指出：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语虽不多，但明确地将自然和人事加以区别。怪异现象也属于自然，并非天神示警。这种"天人相分"的思想对后世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开始将天道和人道加以区分。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子产是又一位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有一年，神官裨灶观看星象，预言郑国将发生大火，请执政的大夫子产用国宝祭神禳灾，可是子产坚决不答应。他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左传》昭公十八年）

天道渺茫难稽，人本不可测。人事与自然属于不同领域，互不相干，并无感格之理。子产没有祭天，结果神也没有"降罪"。

从天人相分的理论出发，一些勇敢的思想家对宗教理论及其活动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夏，大旱。公欲焚巫、■。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何为？天欲杀之，则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从之。是岁也，饥而不害。

巫是古代的职业宗教人员，在天旱不雨之时负有乞求上天普降甘霖的义务，但如果祈神不灵，统治者便考虑是不是巫师得罪了上帝，或是其法力不灵，故有人想出了"曝巫"、"焚巫"的主意，将巫师们放在烈日下暴晒，或是放在火堆旁熏烤，让这些上帝的奴仆们在上帝面前受苦，以便感动上帝，降雨救灾。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便有这方面的记载，如：今日■，从雨。

■，■从雨。勿■，亡其从雨。

据陈梦家先生考据，■字是个象形字，像一个人站在火上之形。于此可见古代宗教之残酷，这时，巫觋们成了自己编造的神话的牺牲品。

至于■，据杨伯峻先生考据，是"突胸仰向"的残疾人，迷信传说他们鼻孔向天，天恐雨入其鼻，故旱而不雨。鲁僖公想用折磨他们的方法乞雨。臧文仲指出：天是否下雨与这两种人无关，如果焚烧他们天便会下雨，那天当初便不会生他们了。大旱之年，当务之急是组织抗灾，节省开支，减少损失。结果在他的领导下，这一年灾而无害。这类事件已经蕴含了某种人能胜天的思想。人支配自身的能力提高了，便不再事事乞灵于神，而是相信自己。《国语·鲁语上》载：长勺之战，曹■问所以战于庄公。庄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

神灵是否降福，完全取决于君主是否爱民，是否施惠于民。人的行为成了决定神意的因素。正如随国大夫季梁所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在这里，虽然神的影子还存在，但神的因素被放到了第二的地位上，人上升为首要的因素，甚至成为神之主，人本主义得到了空前的发扬。稍后的周太史史嚚则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他已经将重人还是重神当成了判断一个国家兴衰的依据。他直言不讳地告诫统治者，一味迷信鬼神，必将亡国，要想兴旺发达，则须"听于民"，依赖民。

齐国宰相晏婴也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据《史记》记载，他是齐景公的大臣。齐景公是当时有名的昏君，不仅政务荒疏，而且贪生怕死。他经常命令巫祝代他向上天祈祷，以图延年益寿。祝祷不能使他病愈，他便欲杀巫祝以取悦于上帝。晏子说：君以祝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为有益，则诅亦有损也。。。且夫祝直言情，则谤吾君也；隐匿过，则欺上帝也。上帝神，则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无益。（《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

在晏婴看来，如果祝祷可益寿，那么诅咒则会损寿，国君稍不如意便擅杀人，一人之祝，"岂能胜亿兆之诅？"上帝如有神灵，那么这类暴行瞒不过上帝，上帝定会降罚；上帝如无神灵，那么祝祷亦无作用。

从他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不信神的。对于因各种自然灾害而乞求神灵，晏子也持否定态度。一年齐国大旱，景公"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广水"。景公信之，"欲少赋敛以祠灵山"。晏婴认为祠亦无益也，他运用逻辑推理的力量来说服齐景公。他说：夫灵山固以石为身，以草木为发，天久不雨，发将焦，身将热，彼独不欲雨乎？（同上）

齐景公还不甘心，又想转而乞灵于河伯，晏子又说：不可，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天久不雨，泉将下，百川竭，国将亡，民将灭亦，彼独不欲雨乎？（同上）

可见灵山、河伯对大旱亦无可奈何，求之何用？晏子虽然没有公开宣布神灵并不存在，但他机智巧妙的论辩，却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头脑中有神论的信念，破坏了人们对宗教的虔诚。

中国著名军事家孙武，也是当时有名的无神论思想家。在兵法中他探讨了克敌制胜之道。他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而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用间》）孙子谈到如何做到先知时，首先便强调不可求之于鬼神，这是因为当时迷信势力还很强大，出征之前占卜问卦，求神祭天的情况普遍存在，上帝左右着君王、将帅的头脑，所以要建立真正的军事科学，必须破除迷信。孙武明令在军中禁止卜筮卦象等巫术活动，以防扰乱军心。他说："不约而亲，下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孙子兵法·九地》）。有时，他也谈到天，如他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孙子兵法·地形》）。不过这里所说之天是自然之天，而不是神秘的上帝。他又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孙子兵法·计篇》）。军事家面临的是血与火的考验，在将士们生死悠关的战场上来不得半点虚假，所以无神论思想在这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

春秋时期，宗教内部的疑天思潮和外部的无神论思潮，从两个方面发生作用，终于导致古代宗教至高无上地位的丧失，意识形态一体化格局的崩溃。思想的束缚一旦消失，中国思想领域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新时代。由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尤其是春秋时期产生的几大思想家，他们的生活大多与古代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的思想对其脱胎而来的母体--古代宗教，都有所批判和继承，因而形成了诸多具有鲜明个性的宗教观。

三、儒、法两家的宗教观及其无神论思想儒、法两家均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显学"，而且，这两家都比较关注社会政治问题，他们的见解往往直接影响政治家的行为。因而，法家的宗教观在战国变法时期对宗教活动产生了重大的作用；而儒家的宗教观则在秦汉国家统一、"独尊儒术"之后，对中国传统宗教的延续，中国人宗教心理的演变，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儒家和法家本身虽然不是宗教，但他们对于宗教问题的观点，我们在这里仍需加以探讨。

（一）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宗教观儒家学说由春秋末年的大思想家孔子开创，但"儒"之名却是在孔子之前就存在了。据《汉书·艺文志》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可见儒之源流在于周代官方。《周礼·天官·太宰》也有说明："四曰儒，以德得民"。东汉郑玄注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从这些文字看，儒者在春秋时期是从事官方教育职业的。近、现代学者认为，儒是从古代宗教巫、史、宗、祝等职业宗教家中分化出来，社会的大动荡使他们失去了昔日尊贵的地位，由于他们熟悉传统宗教中吉、凶、军、宾、嘉诸种礼仪，于是他们便流落民间，以"相礼"为生，或在官学中以向贵族子弟传授"礼乐"为业。墨子曾经嘲笑儒生说："富人有丧，乃大喜曰：衣食之端也"（《墨子·非儒》）。于此可见，儒家与传统宗教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

1。孔子奠定了儒学宗教理论的基础儒家创始人孔子出生在鲁国，鲁为周礼制作者周公的封地，世代具有使用天子礼仪的权力，所以"祝宗卜史，名物典策，官司彝器"，一应具全。周室东迁以后，原有的礼器丧失很多，礼仪反不如东方的鲁国，故有"周礼尽在鲁矣"之说。这种文化环境对儒学的产生有决定性影响。孔子自幼家贫，曾经以"儒"为业。《论语·子罕》记载他自己的话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这正是他青年时期以儒为业，替人相礼为生的真实写照。不过，孔子除了精通养生送死的各类仪礼外，还努力学习各种历史、文化知识，关心国家政治。孔子生活的时代正逢诸侯混战，民不聊生，他对社会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希望国家安定，人民富庶。为了实现自己的救国方略，他提出了以"仁"

和"礼"为核心的一整套治国方案，其中也包括他对传统宗教的看法。

春秋以来，宗教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焦点上：一个是天人关系问题，即是否承认天神主宰人类社会与自然；另一个问题是形神关系问题，即人死后是否有灵魂，是否成鬼的问题。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周公"以德配天"的思想给予孔子很大影响，他继承并发展了周公的人文主义思想，主张对宗教采取改良的态度，既不完全抛弃宗教，又要对传统宗教中的许多重要观念重新解释，使之改变发展方向。

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孔子承认主宰之神"天"的存在。他在这方面的言论是很多的。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

孔子的弟子子夏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

这里的"闻之"虽未说闻之于孔子，但此话收入反映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一向都被视为孔门的基本观点。显然，在孔子的心目中"天"具有赏善罚恶，决定人类命运的能力。因为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他还需要一个终极的依据，在当时各诸侯国传统宗教尚很流行的情况下，宗教中的上帝是很适合担负这个角色的。不过，比起传统的宗教理论，孔子所说的天人格性减少了，理论性增强了，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在这里，天被看成了一种自然之神，是人类尚无法认识、控制的各种异己力量的总和。孔子不强调天的意志性、情感性、神秘性，而是突出了"天命"的强制性、决定性色彩，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可以说孔子把宗教问题哲理化了，将商、周以来那个活灵活现的上帝变成了一条看不见，摸不着的规则，使传统的人格之天变成了义理之天、命运之天。同时，孔子又对"天"的作用范围加以限制，其主宰能力仅限于生死寿夭、富贵贫贱和事业成败的领域，而在修身、为政方面，自我努力则起决定性作用。如他在讲述自己的成长过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天命成了人通过学习可以把握的某种原则，"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尧曰》）。不仅圣贤可以把握，即使是凡俗之人，"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努力修仁行德，便可获得天命。因此尽管有天命的存在，亦须先尽人事而后方可见天命。

与高度理性化的天命观相联系，在形神关系上孔子拒绝从存在论的角度探讨鬼神有无和人死后的情状。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孔子对人死后的世界给予了不可知的回答。尽管孔子没有明说，但他对鬼神的怀疑心理还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国家宗教虽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但大多数统治者和民众还是信鬼神的，无神论思想家只是少数的几个人。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神论者也拿不出鬼神不存在的确切证明。孔子出于政治需要方面的考虑，对问题采取了避而不答的回避态度，就已证明他对鬼神的有怀疑而不是肯定的。因为如果是后者，他尽可以直言不讳，而不必转弯抹角了。《论语·述而》又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对此鲁迅先生曾有如下一段议论：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①

①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第213　页。

孔子避免回答鬼神是否存在的问题，他可能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绝不是非宗教论者。不论内心的看法如何，他以一种实用的立场对待宗教。从维护宗法血缘制度，恢复社会等级秩序的政治考虑出发，他从不公开否定鬼神及死后世界的存在。汉朝刘向所作《说苑·辨物篇》有这样一段话：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

这段话不能算是信史，但基本符合孔子的思想观念，即使是刘向编造的，也是按照孔子的思想逻辑编的。不言死后的世界，完全是为了维持孝道的学说，怕不孝子孙不为祖、父养老送终。

为了弘扬孝道，孔子对宗教祭祀仪式的重要性是毫不怀疑的。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丧葬活动和年节的各种宗教祭祀仪式，是培养子孙孝亲之情的最好机会，是否认真举行祭祀仪式，是看一个人孝亲与否的标志。所以孔子"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除了吃饭，丧祭便是最重要的事情。从巩固宗法等级制度的角度考虑，孔子认为搞祭祀活动必须严格礼仪规范，否则根本达不到目的。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在祭祀仪式上多只羊，少只羊似乎只是个形式问题，但孔子却把它上升到是否拥护周礼的高度来认识，在他看来，当时的社会所以会如此混乱，就是因为一部分人违反周礼，犯上作乱引起的，日常仪式上一点违礼的小事不纠正，日后就可能酿成"弑父弑君"的大祸。《论语·乡党篇》中记载了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拘执于宗教礼仪的样子，让人感到迂腐，其实他这样做是别有深意的，他要为弟子树立一个严守礼教的形象。孔子一方面讳言鬼神是否存在，另一方面又主张严格地按照周礼举行宗教仪式，因而难免陷入"执无鬼而学祭礼"（《墨子·公孟》）的尴尬境界。为了摆脱这种两难局面，孔子提出了"敬鬼神而远之"的命题，《论语·雍也》记：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他教导人们以虔诚的心情去进行祭祀活动，但不必刨根问底地思考鬼神是否存在的问题。《论语·八佾》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也就是说，"祭思敬，丧思哀"。孔子主要是强调宗教活动参加者的心理需求和满足。祭祀祖先不是为了向鬼神祈福消灾，而是为了表达子孙的报本思亲之情。子生三年方免于父母之怀，故须行三年丧礼方可心安，孔子用人的情感解释宗教的规则。只有祭祀求报者才希望鬼神必有，而儒学所提倡的祭祖则以活人为主，要求参与者有诚敬不欺的心情，是将人的思亲之情寄托于鬼神，所以不在乎鬼神之有无。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宗教观，对传统宗教的转化及中国民众对宗教的态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鬼神的"远之"态度，使儒学本身与传统宗教相区别。宗教立足于情感，而哲学立足于理智。儒家虽然也讲天，但它消除了人们对天神的亲近感、依赖感，这些情感恰恰是宗教赖以存在的基础。孔子要求人们与鬼神保持一定距离，用一种冷静、理智的态度思考宗教的社会作用，以便合理地加以利用。

其次，对鬼神敬而远之，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现实的社会与人生。

无论何种宗教，其本质都是相信并向往超现实的彼岸世界，儒学却疏远彼岸而重视现实的人生。孔子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哲学体系"约礼入仁"，把宗法礼教的依据，从对天神、祖神的迷信，转向了对人际亲情的反思。这样，西周以来笼罩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一体化格局瓦解了，在宗法等级制度的基础上，出现了宗教与哲学两大意识形态，宗法性宗教继续保持其国家宗教的地位，儒学则在学术文化领域里起主导作用。

汉代以后，儒学定为官学，其实际影响要超过宗法性宗教。

再次，对鬼神"敬"的态度，促使传统宗教向礼仪化、世俗化的方向发展。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疑天、怨天思潮遍及各地，骂天辱神者大有人在。但是中国的古代传统宗教并没有土崩瓦解，彻底消失，而是转换形态存在，这和儒门子弟的收集整理，坚持弘扬是分不开的。孔子本人"虽疏食菜羹，必祭，必斋如也"（《论语·乡党》），其身体力行，起了榜样作用。不过，经孔子及其弟子整理过的"三礼"，已充满了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人道胜过天道。所以近、现代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无神的宗教。

最后，孔子对鬼神存而不论的怀疑态度，使无神论成为儒学的传统之一。大多数学者的无神论立场虽不坚定，但是能够抵制各种迷信、巫术活动，使国家哲学在理性化的轨道上发展。佛、道、伊斯兰、基督教等宗教都无法取得"国教"的地位，从而确保了儒学的"独尊"地位。

另有少数思想家无神论见解比较彻底，激烈抨击各种有神论的观点，形成了中国人与世界上众多全民信教的民族心理上的重大差异。

孔子以后，儒家学者从两个方向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宗教观。一条是对天命神学内在化的解释，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信而不虔"的有神论。一条是对传统宗教的工具化解释，最终导致了无神论。孟子和荀子分别代表了这两大方向。

2。孟子"内在"型的宗教观孟子是儒家的"亚圣"，在儒学中地位仅次于孔子，孟子所以能有如此高的地位，是由于儒门后学认为，只有他的思想才是对孔学最好的发挥。在宗教观上，孟子也是比较接近孔子的，即在有神和无神、信神和反神之间走着一条"中庸"的路线，在传统宗教的大框架内，尽量发挥人道的作用，使鬼神成为统治者进行教化的有力工具。

孟子本人首先肯定天神的存在，天决定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衰，个人事业的成败。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以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在他看来，社会的战乱、安康，天早已定好了，其间有些英雄人物出现，也是天有目的安排的。如果天准备让谁担负平治天下的重任，必会给他安排锻炼的机会。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正因为天对人具有强大的决定作用，所以人不可违抗天意，"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同时，孟子对当时流行的宗教活动也是给予肯定的，他讲："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孟子·离娄下》）。齐宣王欲毁明堂，孟子劝谏曰："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孟子·梁惠王下》），把奉行宗教当做教化民众，维护王政的工具。

不过，孟子所说的天虽是从商、周宗教中继承来的，但他像孔子一样，把天解释成了"命运之天"，"义理之天"。他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

天代表着一种真实无妄的法则，一种永恒的必然性，而且可以为人所认识。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孟子·万章上》）

天命无形象，无作为，是一种人力所不能支配的客观力量。这种"命运之天"和传统宗教中活灵活现的上帝相比，已经没有多少宗教意味，基本变成了哲学。此外，孟子进一步限制了天命作用的范围，他说：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

天虽可以决定人的生死寿夭，富贵贫贱，但这只是就行为的最终结果而言。君子不能消极无为地等待天命的到来，而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兢兢业业，强力为善。由此，便演化成"尽人事以听天命"这样一种典型的生活态度，即注重人事的努力，又可以用某种超自然、超人力的因素自我解脱，对后世国民性格的形成影响极大。

孟子对儒家宗教观的更重要的发展，是他把宗教神学彻底"内化"

了。不论是商人的"疾威上帝"，还是周人"惟德是辅"的天神，宗教中的神灵总是从外部把各种政治、伦理原则强加给人。孔子所说的天命，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一种人之外的异己力量，还是外在的"义理之天"。孟子则通过人性论的研究，把天和人联系了起来，将天命变成内在的"义理之天"。孟子认为人人心中皆有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品行的萌芽，称为"四端"。扩而充之，则可成为一个符合封建礼教的圣人。他特别强调，"四端"不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而是上天在人出生之前便赋予人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四端"具于一心，心却是"天之所予我者"（同上）。所以他又说："仁义忠信，乐善不疲，此天爵也"（同上），天与人在心中实现了沟通。统治者过去通过宗教从外部强加给广大民众的伦理原则，现在完全被孟子解释成了人心中固有的东西，减少了人民的抵触情绪。

同时，人心即是天意，通过对人心的自我反省，便可把握天命。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

这样便实现了"天人合一"，通过"尽心"，"知性"，"养性"，"修身"等人的道德伦理实践，便可以达到"知天"，"勘天"，邀获天命的目的，几乎完全取消了天神的神秘性。所以，尽管后世儒家学者多是有神论者，但并未改变儒学道德理性主义的本质。由于他们对宗教诉之于理性而非情感，故能作到头脑冷静，"信而不虔"，基本坚持了孔子定下的"敬而远之"的基调，对鬼神敬而不慢，远而不失，使传统宗教进一步向仪礼化的方向演变。孟子理性化的宗教观，成为儒学中的主流。3。荀子"礼仪"型的宗教观形成于战国时期的《易传》，对于儒家宗教观的完善有重要贡献。

"观"卦的"彖辞"指出：观天神之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易经》本是传统宗教中一本重要的占卜之书，产生于周初，战国时期的儒生们却对古代天神进行了新的解释，《系辞》说："阴阳不测之谓神"，使神成为自然变化中人不能测度者，进而，"神道"便成了圣人"设教"的工具。它概括了儒家主要从社会教化看待宗教的基本态度。

荀子进一步发挥了这种重教化，轻鬼神的倾向。《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荀卿疾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荀子继承了儒家清淡鬼神，注重人道的传统，同时又吸收了道家"自然无为"的天道观，猛烈抨击宗教迷信活动，对传统宗教给予了彻底无神的解释。

为了将自己的无神论思想贯彻到底，荀子完全剔除了儒家天道观中的神秘主义成份，将天还原为自然界，他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荀子·天论》）

荀子把"神"解释成自然界运行的神妙之道，把"天"解释成化生万物，而又莫知上，物质世界运动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自然而然，也不需要什么主宰者。

由于把天定义为自然，所以荀子认为，"天人相分"，天不会干预人世的治乱。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同上）。圣贤之世，天并不会降"祥瑞"；暴君当道，天也不会降"灾异"。同时，人意也不能感格上天，"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同上），自然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荀子认为"天道"与"人道"不相关，他说：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同上）

小人不把事业的成功建立在个人努力的基点上，占卜圆梦，求神祭天，稍不如意，则又怨天尤人。这样不仅无助于事业的成功，而且会错过个人奋斗的大好时机。不信天命的君子，抓紧历史赋予的机遇努力竞争，就会取得凡人所不能取得的成就。在荀子看来，那些"营巫祝，信■祥"的诸侯、大夫皆为错己而失天的小人，是亡国乱君之人。

荀子不仅认为人不能畏惧天命，依赖天命，等待天命，甚至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命题。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同上）儒家一向有注重人事，积极有为的倾向，荀子把儒家这种优良传统发挥到了极至。既然天是自然，那么人就应该最大限度地去利用、改造自然，为人类造福。

在形神关系上，荀子的无神论立场表现的更为杰出。他认为人也是自然界中之一物，其构成并不神秘。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

人与万物同者，有气、有生、有知，人与万物异者，乃在于人有神知，知礼义。但就人之"神"而言，亦是有赖于形体的。他讲：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所接而不相能，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荀子·天论》）

人的精神、意识，既是物质形体的产物，又是物质器官与外部世界接触的结果，因此不是什么独立于人的存在物，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存在。

荀子本人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人死神灭"的命题，但他明确否定了鬼神的存在。他说：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见其影，以为伏鬼也；仰视其发，以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气而死，岂不哀哉。（同上）在他看来，信鬼神者，都是"以疑决疑"的"世之愚者"，他们平时胆小怕事，又受迷信传说的影响，满脑子错误观念。在黑夜、孤独之时，便会精神恍惚，神志错乱，把某些自然物质误认为鬼。"凡人之有鬼者，必以其感忽之间，疑玄之时证之。此人之所以无有而有之时也"（同上）。他利用当时所有的心理学常识，尽量客观地解释鬼神迷信产生的思想根源。

从无神论的立场出发，荀子对社会上流行的各种迷信思想及活动都给予了批判。如当时人们对日食、月食、流星、彗星、陨石等反常自然现象还不能做出科学的解释，于是宗教家便宣扬这是上天降灾示警。对此荀子批判说：星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此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同上）

自然界的怪异现象，往往成为滋生迷信观念的温床，人的智力所不及之处，就是神力大有作为之地。荀子根据已有的科学知识及历史的记载指出，这些怪异现象也是自然变化的一种，不过不常发生而已，"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至，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同上）自然灾害，怪异现象，在历史上也经常发生，但只要社会政治清明，统治有术，国家仍然平和安定；昏君当道，政治黑暗，虽风调雨顺，照样会亡国。所以他劝告君主们不要把精力放到求神祈灵这类无益的事情上去。

在中国思想史上，荀子是一位比较彻底的无神论思想家，但有趣的是，他反对鬼神迷信而不反对传统的宗法宗教。在社会政治理论方面，荀子是"性恶论"者，认为必须用反映社会等级的"礼"去规范，改造人的本性，使社会全体成员都安于自己的名份、地位，这叫作"化性起伪"。荀子继承了孔子重视礼教的立场，认为"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同上），礼义存亡关乎国之兴衰，而礼又是靠一系列宗教祭祀活动来维持的。他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教之本也。（《荀子·礼记》）

宗法性宗教祭祀活动中森严、繁琐的礼仪规定，正好起了区分尊卑，明确身分的作用，是巩固礼教的最好方法。他说：郊止乎天子，而社止乎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别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同上）由于荀子自己不相信鬼神，所以他对传统宗教活动的意义给予了新的解释。在谈到祭祖意义时他说：故先王按为之立文，尊尊亲亲之义至矣。故曰：祭者，志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荀子·礼论》）在荀子看来，祭祀是人道而非鬼事，子孙后代隆重地搞祭祖仪式，不过是报本返始，慎终追远，崇德扬孝而已。圣人明了其故，一般士人安行其规，统治者将其视为守国的手段，而百姓习以为常，便成了一种民俗。至于求天祈雨，占卜以决国事，则更是君主治民的手段。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荀子·天论》）

荀子在这里，直接道出了宗教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在古代宗教迷信思想还相当盛行的时代，敢于抽掉宗教的神学基础，把神道变成人道，极大地显示了儒家学说的人文精神。然而，宗教就其本质来说，还是建立在对某种超自然力量崇拜的基础上，断然否定鬼神的存在，将宗教视为哲学或是习俗，不能不给传统宗教的生存造成很大的危机。孔子所以煞费苦心，转弯抹角地回避正面回答鬼神有无及人死后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其深义也就在于此。荀子的见解在逻辑上虽然彻底，但直说出来却不能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亦不被大多数士人所认同，故荀子的宗教观在后世儒学体系中不能居于主流地位。但他重视宗教仪式作用，破除迷信的见解，却代有继承者，直至近代章炳麟、康有为辈鼓吹建立无神的新宗教，不能不视为荀子思想的余波，影响可谓深矣。

（二）法家的无神论思想及对传统宗教的批判在先秦诸子中，只有法家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传统宗教的。他们不仅否定宗教信仰，而且反对各种宗教活动。法家所以能够采取如此彻底的无神论立场，是由于他们在当时激烈的社会变革中持激进立场，坚决主张打破宗法血缘制度，这一点是儒家的无神论者所无法比拟的。儒家的各种社会改良主张，都是为巩固和延续宗法血缘制度服务的，因此即使像荀子这样的无神论者，一旦涉及到宗法礼仪问题，也不得不有所让步。而法家则不必有此顾虑。法家由管仲开其源，中经商鞅、慎到、申不害的发展，最后由韩非集其大成。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法后王"，把全国民众的思想都集中到君主个人意志上来。

因而除了政令和法律以外，他们排斥一切学术文化，宗教也不例外。由于法家过分注重对法、术、势的研究，其哲学理论并不发达，在宗教问题上的见解也比较零散，我们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否定天神权威，把天看成自然界。管仲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管子·形势》）显然在他眼中，天并不是神秘威严、主宰赏罚的神，而是我们生活其间，按一定规律运行的自然界。同时他又强调：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天也，莫之能损益也。（《管子·乘马》）

天地阴阳，是客观的物质世界，不受人世治乱的影响，天人之间亦无"感格"之理。商鞅说："天地设而民生"（《商君书·开塞》），天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韩非则说："天有大命，人有人命"（《韩非子·扬权》），自然界有其本身的规律，人类社会有人的规律，两者不可混淆。"非天之力，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韩非子·功名》），无论什么圣贤，都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为所欲为。不过，韩非又认为，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自然规律--天道，并用以改造自然。他说："循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韩非子·解老》），"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韩非子·用人》）。总之，法家所理解的天，与传统宗教所崇拜、祭祀的天神是根本不同的，不具有超自然的力量。

第二、法家坚决否定鬼神迷信。管仲讲：有地不务本事，君国不能一民，而求宗庙社稷之危，不可得也。上恃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骤至。（《管子·权修》）

一国之君不"务民"，"修本"，而热衷于"恃龟筮"，"用巫医"，其国内必然乌烟瘴气，邪蔽丛生，未有不亡之理。管子所说的鬼神，不过是国内各种邪恶势力的代名词而已。韩非是个彻底的物神论者，他讲了一个寓言故事，幽默地讽刺有鬼论者，他说：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者易？"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也，故难。鬼魅无形，不罄于前，故易之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他所以认为画鬼容易画马难，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鬼神根本就不存在，画成什么样子都无可对证。韩非还运用当时社会已具有的医学和社会学知识，分析了鬼神思想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墨子说世界上许多人都见过鬼的样子，听过鬼的声音，韩非指出：人处疾则贵医，有祸则畏鬼。（《韩非子·解老》）

鬼神观念是人在疾病中，由于痛苦和恐惧所产生的一种虚幻的想象而已。他又说：圣人在上则民少欲，民少欲则血气治而举动理，举动理则少祸害。夫内无痤疽瘤痔之害，而外无刑罚法诛之祸者，其轻恬鬼神也甚。（同上）

阶级的压迫，社会的动荡也是鬼神迷信产生的重要根源。"上不与民相害，而人不与鬼相伤"（同上）。消除了统治的腐败，人们对鬼神的迷信也会减轻。相反，如果统治者不能正确认识自然运行的规则，内则骄奢淫逸，外则装神弄鬼，"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

第三、反对方士的巫术活动。战国末年，神仙方术之学盛行。为了迎合腐朽统治者贪生怕死的心理，许多方士以献长生仙方或教长生不死之术来骗取君王、诸侯的钱财。韩非机智幽默地批驳了他们的谎言。据说有人要教燕王"不死之术"，燕王十分高兴，马上派人去学。可是使者还未到达，术士却先死了，其骗术暴露无遗。韩非因此而写道："不能自使其无死，安能使王长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他的著作里还记载：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是客欺王也。夫杀无罪之民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释臣。"王乃不杀。（《韩非子·说林上》）该故事对昏庸的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嘲弄，也表达了韩非本人对方术之士的轻蔑。此外，韩非还反对占卜龟筮之术。自古以来人们便相信这是了解神意的好方法，韩非却从历史记载的事例中发现其荒谬。他以赵、燕两国的一次战争为例，战前两国的巫师都算出"大吉"，结果却是赵胜燕败，这在神学理论中是无论如　何也说不通的。所以韩非总结道："故曰：龟策鬼神，不足取胜"（《韩非子·饰邪》）。

第四、战国时期，一批具有法家思想的政治家，以实际行动沉重打击了宗教势力，这是其他诸派理论家威力所不及的。魏国的西门豹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西门豹其人生卒年月不可详考，生平事迹也仅在《史记·魏文侯列传》中有一句："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三晋地区是法家思想活跃的地区，西门豹擅长政治统治，他讲："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史记·滑稽列传》），其治术与商鞅、韩非的法治思想一脉相承，所以我们把他放在法家中讲述。

西门豹为邺令期间，召集当地长老，"问民所疾苦。长老对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同上）可见宗教迷信活动已经成为影响当地人民生活安定、富裕的重要障碍。

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其钱得数百万，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当其时，巫行视小家好女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即娉取。洗沐之，为治新缯绮縠衣，闲居斋戒。为治斋宫河上，张缇绛帷，女居其中，浮之河上。为具牛酒饭食，行十余日，共粉饰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数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为河伯娶之，以故多持女远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无人，又困贫，所从来久远矣。（同上）

为河伯娶妇，就是用少女作牺牲沉河祭神，这是远古以活人祭河神的野蛮遗风。到了战国时代，人们思想相对开放了，缺少了蒙昧人的虔诚，传统宗教就堕落成了宗族长老、地方官吏、祝巫卜　史残害人民，盘剥钱财的工具。西门豹感到，不破除此项陋习，邺地便不得安宁。到了河伯娶妇的那一天，西门豹亲往河边，自称也来送女。老巫婆七十余岁，与众弟子盛妆赶赴河边，三老、官属、豪长、里父等与民众二、三千人亦到达观看。西门豹说："呼河伯妇来，视其好丑"，他故意装作不满意的样子对三老、祝巫说："是女子不好，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然后命令士卒将老巫婆扔进水中。一会儿，水中不见动静，他又命令："巫妪何久也？弟子趣之！"士卒将巫婆的一个女弟子投入水中。又过了一会，还不见动静，西门豹说："弟子何久也？

复使一人趣之"，又把巫婆一个弟子投入河中。凡三投弟子后，西门豹将打击的矛头对准了三老，他说："巫妪弟子是女人也，不能白事，烦三老为入白之，"于是把三老也投入河中。西门豹在河边等候良久，"长老、吏傍观者皆惊恐。西门豹顾曰："巫妪、三老不来还，奈之何？"欲复使廷掾与豪长者一人入趣之"。这一下把那些平日欺压百姓的恶霸们吓坏了，"皆叩头，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丑态百出。

"邺吏民大惊恐，从此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西门豹不是用说理的方法破除迷信，而是利用迷信制造者残害人民的方法惩办其自身，从而迫使其当众出丑，低头认罪，其迷信也就不攻自破了。这不失为反对迷信活动的一条灵巧策略。

在严惩以迷信害民的巫妪、贪官之后，"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民人以给富足。"他发动民众治理漳河，灌溉良田，变害为利。从根本上说，民众对河伯的迷信，是由于洪水的破坏力在人们头脑中作怪，彻底消除了水患，自然也就没有人相信河伯，为他奉献少女作牺牲了。西门豹此举为后人反迷信斗争提供了一条重要经验。此后，漳河两岸农业丰收，民众富足，"故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

战国末年，随着法家思想影响的扩大，各国统治者对包括宗教在内的旧思想、旧风俗进行了一次大扫荡。法家理论在促使旧事物灭亡，新事物诞生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法家对宗教等传统文化的批判过于简单，主要是借助行政手段强行禁止。秦汉以后的历史说明，意识形态仅靠行政命令是取消不了的。古代传统宗教与宗法血缘制度紧密相连，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度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并没有根本消失。在封建社会中，宗法等级制度仍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发挥着作用，因而古代宗教也只是转化形态而存在。

四、墨家和道家的宗教思想（一）墨家的宗教思想墨家是我国先秦时代的一个重要学派，因创始人墨子（墨翟，约公元前475-前395年）而得名。历史上有前后墨家之分。前期墨家指由墨子本人在世时所组成的学派；后期墨家指墨子死后由他的弟子所组成的学派。墨家的著作有《墨子》一书。墨子在世时，其影响很大，与孔子齐名，被称为"孔墨显学"。墨子能巧为车辖、兵器，其社会地位属于小私有者。后成为"载书甚多"、博通经典的"士"，自谓"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后引同书），所以有条件读书治学。相传他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鄙弃烦扰的"周礼"而抛弃儒学，创立了一个与儒家相对立的学派，即墨家。照墨子自己的说法，他虽不是直接参加生产的，但他是小生产者的代言人。他认为："民有三患"，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他认为要作出对劳动者有益的贡献，就必须进行社会活动，他说："翟尝计之矣，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农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为得一升粟，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既可睹矣。

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妇人之织，分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为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墨子已经看到必须从事社会活动才能改变小生产者的地位。

从宗教思想的角度看，墨子所创立的墨家学派具有明显的特点。

1。组织上浓厚的宗教色彩墨家，可以说在先秦诸子学派当中只有墨家才是一个有着严格纪律和宗教精神的学术性团体。《淮南子》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这不是虚语，因为墨家原来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有组织，有纪律，又有宗教信念，所以敢于拼命。墨子教弟子着短衣草鞋，昼夜工作不休息，以自愿吃苦为高尚。如果不能刻苦生活，那就算违反大禹的遗教，不配称为墨者。《吕氏春秋》上曾记载墨者孟胜为阳城君守城，孟胜和他的弟子183人一起殉难。据说当城池临危时，孟胜约其弟子同死，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

墨者的组织首领叫做巨子，他们尊自己的巨子为圣人。巨子有命，墨者一定要听从，即使统治者的严罚厚赏，也不能阻止墨者对巨子的听从。反过来，墨者的组织纪律，虽是巨子也必须遵守。《吕氏春秋》载墨者巨子腹■住在秦国，其子杀人，秦王对腹■说："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但是腹■还是力主"杀人者死"的墨者之法，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巨子腹■终不听秦王的劝说，亲自把儿子杀死。

墨家集团严行教义，他们派遣学生到各诸侯王国做官，派出去做官的弟子，如果背弃了墨家的基本精神（违反了"兼爱"、"非攻"的原则），墨家的首领可以随时把他召回。例如墨子弟子胜绰，被推荐到齐国做官，胜绰跟从主人作战很勇敢，墨子责备他违背"非攻"的教义，命他辞官回来。墨家崇"义"，认为"万事莫贵于义"。墨家派出去做官的弟子，有义务把做官薪俸的一部分供给墨家的团体。墨家又重"任侠"，这在后期墨家著作的《墨经》里有些记载。《经上》："任，士损已而益所为也。"《经说上》解释道："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人所急者财，则助之以财；人所急者力，则助之以力。不计较个人的功过得失，慷慨相助，这就是任侠的义气。墨侠就是从这里产生，在战国时很活跃，自从秦汉受了统治者严重打击和禁止以后，他们潜入民间匿迹销声了。墨侠重慷慨相助，这在初期墨家的言论里已见端倪。

墨子提出贤士的三个标准，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其中最受重视的是慷慨助人，用以助人的范围不拘于力、财、道，只要力能所及，就该勉力相助。

比如关于余财相分一项，墨者团体里就曾实行过。墨子使耕柱子仕于楚，"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耕柱子处楚无益矣。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曰："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知也。""从这个故事中可见，墨者团体里有人作官而富贵起来，对于师长同学，都有分财相助的义务。《墨子》中还载墨子批评曹公子在宋国作官有二不祥，其中之一是"多财而不以分贫"。这是因为曹公子积蓄多财而不分给穷人，违背了墨者"为贤之道"的标准，所以鬼神给他不祥的"报应"。墨子后学发挥余财相分的思想："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为友。"可见墨者团体里对于余财相分这一项是很重视的。特别值得注意的，墨子从民间手工业、小生产者角度出发所主张互助、互爱、互利的思想，以及反映劳动人民本性的自食其力的观点，都是墨家的优秀传统。它经过封建统治者严重打击之后消沉下去，黯淡地渡过一个相当悠长的时间，到后汉中晚期，又被我国原始道教经典（如《太平经》）吸收进去，成为民间道教思想精华的一部分。

2。思想上神秘的"天志"、"明鬼"主张墨家主张"尊天事鬼"，有《天志》、《明鬼》等篇论证天有意志，鬼能赏罚。但他们只是借用传统的天帝鬼神的崇拜形式，而偷换进去为劳动者利益服务的内容。他们把天志看成规矩一类的工具，目的是凭天志天意之威宣传兼爱交利、非攻节用的主张。"天必欲人之相受相利"，官府不廉洁，民间有寇盗，都要遭到天帝鬼神的惩罚。天有约束天子的权威："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天鬼百姓之利"总是连在一起的，这显然是与官方神学相对立的异端神学。他们还批判儒家生死富贫受天命支配之说，主张"强力从事"以为"强必贵"，"强必富"，人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墨家虽是有神论者，却始终受到上层宗教的批判，就是由于他们的神学中包含着人民性和进步性因素。

《墨子》中认为尊天事鬼是医治国家淫僻无礼的好办法，"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在这种宗教观的指导下，他们尽量将其社会主张神秘化，纳入天意、天志、天命的内容。但是墨家"非命"的主张却与上述宗教观是矛盾的。因此在《墨子》中就出现两种互相矛盾的观点，一方面批判命定论，另一方面又鼓吹天志的神圣和决定作用。在"非命"即批判命定论中，墨家认为命定论是富者和统治者为了骗人而制造的，人的处境、命运是由人的努力如何决定的；然而又宣扬迷信，说天帝是主宰人间赏罚的最高权威，顺天命者才能得到天帝的赐福，逆天命者天帝就要给以处罚，人在世间的地位都是由天意决定的。《墨子》中说："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虽强勤何益哉？上以悦王公大人，下以阻百姓之从事，故执有命者不仁。"命者"暴王作之，穷人述之，此皆疑众迟朴"。"执有命者，此为天下之厚害也。"墨家批判命定论相当尖锐，有不可两立之势，可是又利用上帝和天命的权威来宣扬其兼爱、兼利、尚贤、尚同等社会主张。

从《墨子》书中可知，墨家社会主张与天命迷信结合的主要表现是：第一，宣扬国家和君长是上帝设立的，天意使兼爱、兼利者为天子。"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政长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政长也。""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第二，宣扬天意是衡量人间一切言行的善恶标准。"故子墨子之有天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观其刑政，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墨家所宣扬的以顺天意与否来衡量言行刑政的善恶，实际上是宣扬以是否符合墨家的主张来衡量言行刑政的善恶，因为墨家的主张体现了天意。第三，墨家将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等社会主张说成是天意，利用天命迷信推行其主张。"今天下之君子，。。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顺也。。。然则天之意将何欲何憎？。。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又欲上之强听治也，下之强从事。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天欲义而恶不义。。。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根据墨家上述天命观，人们可以这样认为：墨家否定先天命定论，只是约束了天帝的一部分神性，目的是为了使人们更相信天帝的另一部分神性，即天帝是以人们是否顺从天意来进行赏罚并决定人的命运的。这种天命神学是为其推行社会主张服务的。

墨家还提出了一种积极利用鬼神迷信来治国治民的宗教观。在《墨子·明鬼》篇里，用一些事例论证了鬼神确实存在以后指出：因为人们相信鬼神无所不在，能在任何场合监视人的行为，使人感到"虽有深溪博林幽闲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谨，现有鬼神视之"，所以使民迷信鬼神就可以在治国治民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墨家宣传鬼神具有超越常人的能力，认为"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把鬼神说成这样高明超绝，世间的圣人简直不能跟他相比，这正是热情崇拜鬼神的宗教思想。然而墨家崇信鬼神的用意如同提倡天志一样，并不是为了欺压百姓和恫吓万民。相反，主观上还是为了百姓人民的利益。

墨家经常把所谓天和鬼的利益跟百姓的利益相提并论，甚至不加区别。如说："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尚贤》）。

又说天鬼能够赏善罚暴，"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天志》）。"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明鬼》）。大如夏王桀、商王纣、周朝幽王和厉王，只因他们暴虐百姓，鬼神就来惩罚他们。为善的人就要表扬、奖励，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非攻》）。由此可见所谓"天之利"、"鬼之利"，不外是加重"人之利"的说明，实际上就是企图说明人间百姓万民的利益与天鬼的利益相一致而得到保障。百姓万民的利益，剥削统治阶级时时覬觎它、剥夺它，天鬼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们就无可奈何、不敢侵犯了。墨子尊天明鬼，主观动机还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当时的统治阶级利用"天命"、"鬼神"迷信思想作为压迫人民的思想工具，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应该看到，墨家企图假借天志鬼神威吓剥削者当权派，实际上并不能达到他们的主观目的。宗教幻想不会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它只能使人民变成循规蹈矩的奴隶。为使民众热心于尊天事鬼，墨家还提出即使没有鬼神，用丰富的酒醴粢盛进行祭祀，也能起邻里相亲的作用，认为"内者宗族，外者乡里，皆得而俱饮食之。虽使鬼神诚亡，此犹可以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明鬼》）。很明显，墨家提出"天志"、"明鬼"，具有"神道设教"的性质，借以推行他的社会主张，但这毕竟是宗教观的体现。在理论上讲，主张"非命"理应否定"天志"与鬼神，而主张"天志"与鬼神又必然要排斥"非命"，两者不可共存。但是它们又恰恰共存于墨家的思想体系中，这是墨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内在矛盾。这个矛盾的出现，正反映了小生产者的软弱性。

（二）墨家宗教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墨学自秦汉以后如同墨侠一样消沉下去，而它的"天志"、"明鬼"

的宗教思想却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被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吸收了进去，成为民间道教思想精华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前后两者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比如，墨子的思想代表当时小生产者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后汉原始道教经典（如《太平经》）的作者在这方面是代表被压迫劳动群众的思想，所以后者能把前者的优良思想传统接受过来。

具有宗教色彩的墨家团体最主张"兼相受、交相利"。而《太平经》更以宗教的笔调写道："人积道无极，不肯教人开蒙求生，罪不除也。

人积德无极，不肯力教人守德养性为谨，其罪不除也。"这些话与墨子所反对的"隐匿良道，不以相教"的思想相符合。墨子认为天之意"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天志》）。《太平经》亦说："诸神相爱，有知相教，有奇文异策相与见，空缺相荐相保，有小有异言相谏正，有珍奇相遗。"这里表明上帝鬼神都能相爱相助，指望世间人与人也能够相爱相助。"有余力不能以相劳"，是墨子所反对的。《太平经》也说："或多智反欺不足者，或力强反欺弱者，或后生反欺老者，皆为逆。故天下不久祐之，何也？然智者当苞养愚者，反欺之，一逆也；力强当养力弱者，反欺之，二逆也；后生者当养老者，反欺之，三逆也。"所谓"力强当养力弱者"，相当于墨子所谓"有力相营"。如果有力者不肯相营助，力强者反而欺凌力弱者，《太平经》认为这是无可饶恕的罪逆。

墨子提倡"有余财以相分"，而且在墨家团体中反对"腐朽余财，不以相分"。这只是简单地说天之意如此，或者说这是士君子为贤之道。《太平经》主张积财亿万的富翁，应当"救穷周急"，认为积财亿万的富翁，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是罪不可逃的。理由在于"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就是说，这些财物是天地中和所共有，用以共养人活的，谁也不能独占私有。犹如仓中的老鼠只可足食，不能独占大仓的粮食为私有一样。这就接触到否定私有财产的一个重要问题了。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太平经》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强调财物不属于个人私有。如说："天地乃生凡财物可以养人者"；"中和有财，乐以养人"；"物者，中和之有"，"此乃中和之财物也"。"中和"是指中和之气，因为人禀中和之气而生，所以这里的中和乃借指或泛指所有的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区别于任何个体的私人。这种说法在客观上必然对私有财产起否定和冲击的作用。他甚至攻击皇帝私人的钱财，认为凡是无衣无食的人都可以到皇帝私财储藏的府库（"小内"）里去拿。"小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这在专制主义统治的王朝里，不能不说是大胆的言论。《太平经》依傍于宗教，代表被压迫人民说了这些异端性质的话。

上述所言与墨子所说的"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为友"，因此反对"腐朽余财，不以相分"的思想非常一致。墨子的社会思想从小生产者立场出发，主张劳动、互助、兼爱、交利。自从秦汉以后沉寂了三百多年，到了后汉时期又正式披着宗教的外衣复活起来。章太炎说"黄巾道士，其术远法巫师，近出墨翟"（《检论》），这是有一定根由的。

墨家思想在后来原始道教经典中逐渐变为攻击私有财产、主张自食其力和救穷周急的思想，这里承前启后有个共同的阶级基础，就是不同时代的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墨学演变为原始道教经典中的一部分社会政治思想，它的内容比较丰富和深刻起来。就思想的继承性说，它是墨学流变。当然，继承不是简单的重复和抄袭，它把已往人类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摄取过来，依照当时的思想认识高度和社会斗争需要，加以改造和发展了。

（三）道家的宗教思想道家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要流派之一，以"道"为世界的最后本质，故称之为道家，创始人为老子，其他主要代表人物有关尹、庄周、彭蒙、田骈等。道家的著作除《老子》、《庄子》之外，还有《管子》中的《心术》（上、下）、《白心》、《内业》诸篇、汉初的《淮南子》、晋人的《列子》以及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经法》、《道原》、《称》、《十六经》等。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评论道家时说："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这一学派在哲学上以虚空无形的"道"为世界的根本，以柔弱因循为"道"的作用；在政治上主张实行无为而治，认为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由于对"道"与无为思想的理解不同，道家内部又形成了老庄学与黄老学两大不同派别。道家哲学曾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的道教与佛教两大宗教思想的发展。道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奉《道德经》为道教的基本经典，奉《庄子》为《南华真经》，并且用老庄的哲学来论证道教的神仙学，建立了道教的宗教哲学体系。汉代与魏晋时期的佛教，也往往援用道家的思想来解释印度的佛经。两晋时期的佛教般若学，则更是佛玄结合的产物。道家不仅是先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派，而且影响到整个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

1。关于老子的宗教思想老子即老聃，生卒年不可详考，约生于公元前580年（周简王六年），约死于公元前500年（周敬王二十年）。据史书记载，他曾当过周王朝的史官，孔子34　岁时曾向他请教过有关古礼的问题。老子晚年，看到周王朝日趋没落，回到他的故乡楚国苦县历乡曲仁里过着隐居的生活。《老子》（后被称《道德经》）书共五千多字，是用韵文写成的一部哲理诗。它没有引用西周以来官方的典籍训诰，其中吸收了不少民间谣谚。这部书是研究老子思想的直接材料。关于老子的宗教思想，我们从三个方面介绍。

（1）以"道"为中心的天道观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其标志就是把"道"看成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和支配世界的普遍法则，建立了一个以"道"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道"从首，从走，其本义为人走的道路，经过引申而具有规律、法则的意思。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之"根"，"万物之母"，"道"是世界的本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对"道"派生万物的过程的表述。由下文"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可知，这里的"一"即阴阳之未分，宇宙混沌一体；"二"即宇宙剖分为阴阳；"三"即阴、阳、和（指统一体）。所谓"三生万物"，如《庄子》中所说：阴阳"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即通过阴阳的对立生成新的统一体。但是，老子认为阴阳未分的"一"还不是万物的本原，"道"比"一"更原始。

那末，老子的"道"究竟是什么呢？"道可道，非常道。"老子认为他的"道"是不可用言语表述的永恒的"道"，它无象、无声、无形，"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一句话，是"虚"、"无"。"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这里的"冲"可引作"盅"（《说文》），指"器虚也"。就是说，"道"是用之而永远不会盈满的绝对的"虚"。所以老子又称"道"为"谷神"，"谷"是山谷，普通山谷是旷虚而有形，但山谷成神即"谷神"，则是至虚而无形。"虚"也就是"无"，所以道生万物又表述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的"道"

是对"无"的抽象和夸大，使之脱离开"有"而成为独立的宇宙本体。

对于具体器物而言，老子认为它们都是"有"与"无"的统一体，"有"指器物的实体部分，"无"指器物的空隙或虚空部分。比如车轮之所以转动，就是因为车轮的辐条所集中的中心圆木是空虚的，可以穿过车轴。陶器、房屋之所以有用，也都是由于其中存有虚空。不仅具体器物是这样，而且老子认为"天地之间"也是"有"与"无"的统一。

他把天地之间比喻为风箱，天地似风箱的外壁，其间则为风箱中的虚空，它与具体器物中的"无"一样，也是与天地之实"有"相统一的客观存在，所不同的是，天地之间的"虚"或"无"是不会穷竭的。老子提出"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有"、"无"统一观点，无疑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认识。但是老子夸大了这一点，他不是把空间看成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而是把空间、"虚"或"无"说成是天地存在的根据，万物生存的根本。这样，就把"虚"、"无"神秘化了。老子提出"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正是把"虚"、"无"作为天地万物之"母"与"宗"来看待的，它"字之曰道"。可见老子的"道"就是排除物质性的绝对的"虚无"，因此这样的"虚无"只能是精神性的本体。

"道"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世界的普遍法则。老子说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莫之命而常自然"，"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以及"善利万物而不争"等等，就是对"道"作为普遍法则的揭示。在他看来，"道"的作用是自然而然的，然而没有一件事物不是它的所为：对万物的成长，它不强制、不干涉，顺其自然；"道"经常处于向相反的状态运动，它的作用柔弱，但独立长存，运行不息，无所不至；它虽然利于万物，却不与万物相争，不把万物据为己有，不以为是自己的功劳，也不以万物的主宰自居，老子称之为"玄德"，认为这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法则。因此他要求人们以"道"为法，像"道"那样"虚其心"，"不欲盈"。不但要"常使民无知无欲"，而且自己也要"知足"、"勿矜"，谦下不争，无为自然。这样，也就能达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为无为，则无不治"

的境界。老子认为"道"与物的关系，不是"道"在物中，而是离开物而独立自存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十分清楚，"道"作为支配天地万物的最高、最普遍的法则"一"，不是天地万物自身所固有的。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得"道"的结果。

当然，老子的"道"论也有自相矛盾之处。比如说："道之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其中的"恍惚"、"窈冥"，都是对"道"体无形无象的表述。老子在这里认为，"道"虽是"虚"，但其中有形象、有实物、有精气。这就是万物开始（"众甫"）的状态。这一说法显然与"道"是"先天地生"这一根本观点相矛盾，因为在绝对的精神虚无中，不可能有"象"、"物"、"精"的存在。还有一些地方，老子称"道"为"天之道"、"人之道"。在这当中，"道"又显得那样的不空和实有。特别是老子提出"道"无为而自然，是"象帝之先"的观点，不能不是对"上帝"主宰世界的地位的一种否定，它有助于人们从传统的宗教天道观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另外寻找世界的本原。

（2）"静观"、"玄览"、"无为"、"不争"的宗教神秘主张老子把"道"看作宇宙万物的本原，所以也把"道"看成是认识的对象。他认为，认识的根本任务是把握"道"、但"道"无形、无名，既是感官所不能感知，也是一般理性思维所不能认识，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只有用一种静观的方法才能直接把握"道"。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又说："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这里说的就是老子所提倡的认识方法。

要想认识"道"，应使内心清静、虚寂达于极点；各种事物尽管复杂纷纭，但循环往复总要回到老根，这就是事物变化的根本之"道"；而要认识这个"道"，却只有用内心直观的方法，即称之为"玄览"。

所谓"涤除玄览"，就是要人把内心打扫得干干净净，不受一点外来干扰，像一面镜子，不沾一点灰尘，这样万物自然就会呈现在面前。《老子河上公章句》解释"玄览"的涵义是"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这种用内心的"玄览"来认识"道"，然后再用"静观"来通观万物的神秘方法，试图通过追求一种理性直观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绝对同一，即所谓"玄同"的境界。老子提出一个最高客体的"道"作为万物的本原、本质和规律，强调认识"道"不同于认识具体事物。它不讲"生而知之"的先验认识，无视"耳目之实"的感觉经验，也否定学问思辨的理性知识，而认为保持内心高度的虚静，无欲无私，"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就能"涤除玄览"，把握常道。这里含有主张观察的客观性、深入性和整体性的合理内核。后来稷下道家提出"静因之道"，荀子、韩非子又发展为"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和"虚以静后，未尝用己"的认识方法，就是老子静观、玄览思想的继承和改造。直到后来道教的守一法术，也都跟老子静观、玄览思想有关。"守一"就是守"道"和守"心"，心、道合一以达玄览。《抱朴子》说："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太平经》说："一者，心也，意也，志也。念此一身中之神也。""守一者，真真合为一也。人生精神，悉皆俱足，而守之不散，乃至度世。"使老子静观、玄览的思想更加宗教化了。

在老子的宗教思想中，"无为"和"不争"的主张也是重要方面。

老子提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是构成万物的本原，因此"道"是"无不为"的；"道"并不是有意志有目的的构成世界万物，所以它又是"无为"的。"无不为"以"无为"为条件。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之所以重要，"德"对于万物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它让万物自己生长、发展，而不发号施令。因此老子不仅认为"天道自然无为"，而且主张社会要"无为而治"。他认为社会之所以"乱"而"难治"，根源在于人们有"智"有"欲"。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只要统治者自身"无欲"，人民自然也就淳补。为了达到"无智""无欲"，就必须"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取消一切可以引起欲望、争乱的事物。这就叫做"为无为"。"为无为，则无不治"。因此老子所设想的理想境界就是"弃物去智"、"小国寡民"。就是说，"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理想追求，应该说跟那种不受物累、淡泊人生、苦行修身的宗教追求很有相通之处。

在《老子》书中有大量关于"不争"的思想。如所谓"夫唯不争，故无尤"，只有与世无争，才能没有过失。"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只有你不争我不争，天下才太平无事。所以社会上"圣人"的作事原则是"为而不争"，甚至自然界也是遵循着不争的法则，所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这样，从人类社会到自然界，不争的思想都是适用的了。与"不争"思想紧密相联系的是老子那种"不敢为天下先"的主张，为此他让人们"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只有守雌守辱、含垢忍辱，才能有好的前景。他还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勇敢是一条死路，不勇敢才能活下来，这种"活命"思想跟他那"古之善为道者"的"不盈"思想是一脉相通的。"不盈"是力求不达到顶点，达到顶点就会向反面转化。比如曾经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再要高就反而会下降为被统治者，因此要保持在一定的位置上，"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反之，不知足，让个人的欲望不断扩张，那是很危险的。老子警告人们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罪过没有比贪欲更大的，灾祸没有比不知满足更大的，错误没有比贪得无厌更大的。

在"无为"和"不争"的基础上，老子还主张"绝学"，即不学习任何新知，一心只是维持现状，闭门潜修。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人们可以"不行而知"，只要闭门潜修，不需要耳闻目见就能知道一切。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绝学无忧"，追求的是神秘的虚无缥缈的本体--道。"道"和一切知识学问是不相容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是说，求得的学问知识一天天多起来，求得的"道"就会一天天减少下去。"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因此老子极力主张倒退到一个"无知无欲"、"小国寡民"的没有什么文明的境地中去。可以说，老子的这些主张都成为后来道教的经典理论。

（3）后来的道教梁刘勰著《灭惑论》云："案道家立法，厥有三品，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道教的成立，的确与这三方面紧密相联系。"老子"由史传中人变为神仙变为教祖，受战国秦汉时代的神仙思想影响很大，与东汉晚期三张（张陵、张衡、张角）的宗教活动有关。道家的宇宙学说在汉代影响很大，东汉时开始形成的道教继承了道家思想，并以其作为宗教创世神学的理论基础。但是道教更加突出了"道"的神秘性和超越性，把它神化为具有无限威力的宗教崇拜偶像，成为具有人格的最高神灵。道教认为："大道"不仅在先天浑沌时代化生了天地万物，而且还在后世，即有史以来的人类文明时代，不断变化其身形名号，降临人世，辅佐帝王，救助危难，传经布道，教化民众。"太上老君"（即老子本人）便是大道降世传教时的化身。他有许多名字，如老聃、李耳、李弘等等。据说东汉顺帝时，老君降临蜀郡鹤鸣山（在今四川省大邑县境内），以"正一盟威之道"传授天师张道陵，使之教化民众，从而创立了道教最初的一个道团即五斗米道。所以五斗米道最初便奉"大道"

为最高神，以太上老君为教祖。实际上，五斗米道是东汉巴蜀地区民间鬼神迷信和巫术活动与道家宇宙论相结合的产物。东汉魏晋时期，像这一类自称为"道"的宗教组织在民间还有许多。南北朝以后，道教崇拜的神有了变化，形成了以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即太上大道君）、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为首的神灵崇拜体系，合称为"三清"。但是道教徒对"道"及老子的信仰仍然一直不衰，道教经典中也不断编造有关老子降世显灵的神话故事。因此，道教作为一种宗教，虽然与先秦的道家学派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二者在历史上毕竟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道教之所以称为道教，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渊源于道家学说，是老子、庄子道家思想宗教化的产物。

2。关于庄子的宗教思想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即庄周，我国战国时期思想家。

《史记》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和道家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和独特的学风、文风。据说庄子住在贫民区，生活穷苦，靠打草鞋过活。有一次他向监河侯借粮，监河侯没有满足他的要求。还有一次，他穿着有补钉的布衣和破鞋去访问魏王，魏王问他何以如此潦倒，庄子说，我是穷，不是潦倒，是所谓生不逢时。他把自己比作落在荆棘丛里的猿猴，"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他曾在家乡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官，在职不久就归隐了。楚威王闻知庄子很有才能，派使者以厚币礼聘，请他作相。庄子说：千金、相位确是重利尊位，但这好比祭祀用的牛，喂养多年，便给它披上绣花衣裳送到太庙作祭品，我不愿如此，宁愿像条猪，在污泥浊水中自得其乐。由此反映出庄子的性格和人生观。庄子的著作，今存《庄子》一书，多数学者认为其中内篇为庄子本人著作，补、杂篇为庄子后学或道家其他派别的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反映了庄子的思想。在此我们仅谈庄子的宗教思想。

（1）"道"的天道观和"安"的人道观庄子和老子一样把"道"作为世界的最高原理，讲天道自然无为。

但在"道"和"物"的关系上，他具有与老子不同的泛神论色彩。他说："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他认为形体产生于精神，而个别精神产生于总体精神"道"。但他又说："通天下一气耳。"认为道即气，道作为世界统一原理，不是在天地万物之外的"造物者"，而是一切事物内在的原因，因此带有泛神论因素。他强调道"无所不在"，认为它"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并用"周、遍、咸"三个词来形容道的无所不在。这与老子用"夷、希、微"三者"混而为一"来形容道颇为不同。庄子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这段话说明"道"虽然无形无象，却最具有实在性，是比天地更为古老的原始存在，是化生万物的第一性的精神本体。庄子说："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

犹其有物也，无已。"有形的万物乃至"五行"之实，阴阳之气，都摆脱不了具体实物性，都不是"不得先物"而存在的有限之物。只有使万物成为万物（"物物者"）的那个"非物"的绝对，即"自本自根"、"生天生地"的"道"，才能先于物，而存在并成为万物的本根。庄子对宇宙的最终"究极原因"作了一番推论，他说："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这段话是说，世界在时间上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弄不清楚的。你说宇宙有它自己的开始，那么在有开始之前必然有没有开始的阶段。

再推而远之，那就是没有开始的没有开始阶段。宇宙究竟从何时开始呢？那是永远推不到头的。另外，宇宙是先有它的"有"呢，还是先有它的"无"呢？如果说有"有"，有"无"，那么在此之前就是没有"有"

和"无"。再往前推，连没有"有"和"无"也还没有；现在突然说"有无"了，但不知"有无"谁是真有，谁是真无。正如郭象在《庄子序》中所说，这样的文章叫人读后好像经昆仑山，入太虚境，游惚恍庭的样子了。不过庄周的意思还是清楚的，他作这种推论无非是想说明，关于宇宙的开始问题，永远是推论不完的，即使像老子"有生于无"的话也没有说明世界的起源问题。庄子以物为有限，以"道"为无限，认为二者的存在形式也是根本不同的。有形的万物在空间和时间上是相对存在的，而"道"则是超越空间和时间的绝对存在。"道"无所依存"自本自根"，它存在于天地剖判、时间出现之先；它存在于上下四方的空间之外。

庄子认为"道"衍生万物，而物不过是变易的形影，是"道"的表现。以"形"相生相易的万物都有成有毁，而"道"无成无毁，所以"道"是绝对的"全"。从"道"分出来的每一具体事物都是不全，即所谓的"偏"。某一事物的出现是"成"，但同时对另一事物来说就有所"亏"。庄子说："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声音是很多的，吹管操弦虽然表现出一些声音，但同时也遗漏了很多声音。演奏出来的声音是成，而漏掉的就是亏。音乐家一演奏就有成有亏，不演奏反倒无成无亏。彰声而声遗，不彰声而声全，所以不彰声倒是合乎"道"的了。在庄子看来，人的任何作为都是一偏，"偏"和作为"全"的"道"是违反的，只有"无成与毁"才符合"道"。而要达到"无成与毁"，就应该无所作为。作为"道"的主要内容的"全"，实际上是绝对的"无"。庄子关于"道"的虚无主义思想，是贯穿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的。

庄子在人道观上主张乐天安命的宿命论。他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又说："死生、存亡、穷达、富贵、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宣称，"命"是定数难逃的。他认为寒暑、死生、饥渴等这些自然现象和穷达、富贵、毁誉等这些社会现象都是人力无法改变的。"命"对于自然和社会现象成了人们无法驾驭甚至无法理解的神物。他的结论是"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在天人之辩中有关人的这一方面，庄子强调用自然的原则反对人为。他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他认为自然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人为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因此，不要以人的有目的活动去对抗自然命运，不要以得之自然的天性去殉功名。从这种自然原则出发，庄子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任其自然，具备了理想人格的人就是无条件地与自然为一的"至人"。《庄子》书中曾谈到大鹏、小鸠和列子等都有所待，所以都称不上绝对的自由，真正获得自由的"至人"是无所待的，这样的至人超脱于是非、名利、生死之外，进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神秘境界。庄子以自然为自由的观点有两重性：一方面要人完全顺从自然命运的安排，认为"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书所谓悬解也"，这是一种乐天安命的宿命论；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人只有遵循自然规律而活动才会感到自由的合理因素。

（2）齐物我、齐生死的宗教式追求为了超脱现实，庄子以类似宗教家的心态追求着齐物我、齐生死的"逍遥游"。在庄子看来，人之所以有痛苦、不"自由"，就是因为受到现实世界诸如是非之辩、贵贱升降、贫富变迁、生死祸福等等矛盾的困扰，受到各种物质条件的限制，人们都有所依赖、有所期待、有所追求而造成的。他把这种现象叫做"有所待"或者"有待"。大船在大江大河中航行，看起来似乎"自由"了，但它必须依赖于水。如果"水之积也无厚，则负大舟也无力"，还不能算是自由。又如列子可以"御风而行"，比一般人走路"自由"多了，但是，"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因为列子还做不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变），以游无穷者"。就是说，要乘着"道"（天地之正），驾着"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变化，以游于无穷的境域，才算获得了真正的绝对的自由。只要"有所待"，就不能绝对自由。那么，什么人才能得到这样的自由呢？

那就是"无己"的至人，"无名"的圣人，"无功"的神人。做到了这"三无"，就达到了"无所待"的境界，可以作逍遥游了。

为了实现"无所待"，就要"齐物我"即"万物与我为一"；为了实现"齐物我"，就要采取"无己"、"坐忘"的宗教措施。庄子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和，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也就是所谓"吾丧我"：其形如同槁木，其心犹如死灰。一句话，就是忘形去智，"无人之情"。这样，就不会有世俗的是非之情，好恶之欲，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和思想。因而，现实世界的是非、贵贱、贫富、生死、寿夭、大小、美丑等等一切矛盾、差别，也就随之而化为乌有，达到了"万物与我为一"。于是，就可以从"有待"的现实世界进入到"无待"的"无何有之乡"，获得了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在这个境界里独来独往，"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是非不得于身"，"死生无变于己"，"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也"不知利害"，甚至"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冻）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总之，不会受是非、死生、利害、贵贱等现实矛盾所制约，因而也就不会有任何的苦恼和危殆，岂非"自由"至极！

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庄子认为世间变化无常，是非莫定，生欤死欤，不足计较，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超拔世俗，悠悠然飘飘然，"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所谓　"外死生"，就是庄子的"死生无变于己"，死和生并无利害好坏的分别。庄子一则说生是劳苦的，死是安息的，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再则说，生像赘瘤一般，不值得高兴，死如痈疮溃散，不值得可惜。总之，"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生死既然看破，人生的哀乐情感也就与众不同了。《庄子》书中记载：庄子妻死，惠施往吊，看见庄子正在那里鼓盆而歌。惠施说：老婆死了你不哭已经够了，现在还鼓盆而歌，不亦太甚吗？庄子接着论人的生死是气变，由生而变死，犹如春秋冬夏四时循环运行一般，有何哀乐之可言？庄子已经从宗教哲学的高度把情感消融于理智之中了。

（3）后来的道教道教尊庄子为南华真人，称《庄子》书为《南华真经》。那么《庄子》书中有哪些思想跟道教主张密切相关呢？学术界一般认为，《庄子》内七篇并没有直接表述道教思想。篇中虽然有所谓"真人"，但不是后来道教经常说修道登仙的真人。道教说的真人，是长生不死的得道者。

而内篇中则明确说："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顺乎自然，不求长生，"不以人助天"，叫做真人。内篇中还有所谓"神人"，他们是近似于神仙的圣人。郭象注："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唐成玄英疏也说是"神圣之人"，因为这里的"神"，应作这样的理解："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测之谓神。"但是，后来的庄子学派的成员，其言论就有了很大变化和发展，这些言论汇集在《庄子》外篇和杂篇里，中间渗透了神仙思想，讲究养生炼形，企求长生不死，这和后来的道教主张比较一致了。

比如在《庄子》书里，同是几种方术，随着内外篇基本观点的不同而不同。对所以得到这些方术的原因，庄子本人在内篇里有他自己的解释，而庄子后学在外篇里却有另一种解释。如内篇中说古之真人，能够"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能登假於道者也若此"。庄子指出古时真人能够入火不热，入水不湿，登高不战慄，是由于得"道"

的缘故。这是合于他的"道"这个本体论的解释。但是在外篇里却有另一种说明，他托列子问曰："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慄。请问何以至此？"关尹答道："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对这些方术的获得，庄子后学说是由于练养纯和之气的缘故，这和后来道教思想很是相通。《庄子》外杂篇里还有许多修炼之说，如"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这是热心向往神仙的境界。"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这是讲以导引的方术来养形，而导引行气正是后来道教所讲究的炼养方术之一。还有："卫生之经，能抱一乎！"抱一即纯气守一。"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尝衰。"书中还说广成子给黄帝讲治身长生的大道理说："吾语汝至道。无视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至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这都是讲修炼求长生的方术，表达了庄子后学醉心神仙方术的心态。

我们知道，老子从东汉以后逐渐成为道教的教祖，但是在秦汉四百多年间，庄子的思想影响极小，几乎没有一个学者替《庄子》作注，这跟《老子》不断有人替它作解，形成了鲜明对照。到了后汉时才有人稍稍留意庄子。到魏晋时，出现深好老庄的新风，甚至从"老庄"并称倒过来变为"庄老"联称。到了唐代，由于当时皇帝与道教教祖李耳同姓，于是大力尊崇老子，兼褒庄子。据史书记载：玄宗开元二十年诏置崇玄学，令生徒诵习《道德经》和《庄子》等道书。至天宝元年，诏封庄周号南华真人，改名《庄子》为《南华真经》。这是以封建朝廷的诏令把庄周这个历史人物封为神仙，把《庄子》书尊为道教重要经典之一。

（四）神仙迷信与黄老之学道教最崇神仙迷信。道教成立以前，历史上很早就已有各种神仙的传说，比如战国时期有许多记述神仙得道的著作，其中最早的著作当推庄、列之书。《庄子》中有这样的描写："藐姑射之山有神仙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列子》中还记载："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心如渊泉，形如处女，不偎不爱，仙圣为之臣。"又载："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山海经》载："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蓬莱山在海中，大人之市在海中。"庄子把他描述的那些不食人间烟火，长生久视，逍遥自在，能乘云飞行的神奇人物称之为"真人"、"至人"、"神人"。屈原的《离骚》、《涉江》、《九歌》等都描述神仙式的人物，如："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这里的"吾"其实就是一个成仙得道者。虽然这里还提到儒家所崇奉的大舜皇帝，但那种因愤恨世俗的污浊而企图邀游于无穷的宇宙，与天地合一的思想，已经明显地呈现出庄子思想的影子。它使人立即联想到庄子及其后学的说法："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余将去汝，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吾与日月争光，吾与天地为常"（《庄子》）。

战国时的统治者为了追求长生久视，永享荣华富贵的成仙之道，纷纷派人求神求药，寻找神仙居住的地方。战国时"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史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求长生不死之药，曾派徐福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入海求神山，一去不返。同神仙迷信相适应，战国末期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专事鬼神之事的方士。所谓方士，即指那些自称可以与鬼神相通，或者说能烧炼不死丹药的人，也称"神仙家"。《汉书》中说："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这种方士是古代巫祝衍化而来的，又是后来的道士的前身。

与后来形成的道教联系比较紧密的，还有战国时期兴起的黄老之学。黄指黄帝，老指老子，黄帝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神杂糅"的人物。战国中、后期百家托古，多集于黄帝。黄帝被说成是上古的圣帝明王，是大发明家、大思想家，被尊为华夏民族的始祖。黄老之学改造了《老子》的道，把"道"看作是客观存在的天地万物的总规律，指出"道"的根本性质是"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强调"道"的客观必然性，认为"道之行也，繇不得已"。黄老之学兼容并包，认为"贵清静而民自定"。主张君主治国"无为而治"，掌握政治要领即可，不要作过多的干涉。战国至西汉的黄老之学本是经世之学。到东汉时，黄老之学蜕变为"自然长生之道"，一些方士把黄老之道与神仙长生、鬼神祭祷、谶纬符箓等方术杂糅一起，视黄帝、老子为神仙，形成了原始道教即黄老道，给黄老之学带来了消极影响。其实黄老之学也好，老庄之学也好，都是学术派别，即道家学派，其本身并非宗教。

但是道教在理论上却紧紧托于道家，利用双方思想主张的相通之处，与道家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就造成道教与道家非即非离的关系。一方面，道教对道家思想有着许多歪曲的解释和利用，比如老子和庄子都不讲炼丹和符箓科教，也不追求肉体长生不死、羽化成仙，但是道教却衍生出这种主张；另一方面，道家思想里也确实有一些与道教相通的因素，道教正是抓住这些因素，拼命加以膨胀，致使道家变形，扭曲成神学。

例如，道家崇尚的"道"是一种超乎形象的宇宙最高法则，有神秘化的倾向；道教则进一步夸大"道"的超越性、绝对性，把"道"变成具有无限威力的全知全能至上神的代名词。又如，道家宣扬清净无为，以尘世为粃糠，以富贵为物累，一心向往无何有之乡，有强烈的悲观厌世的情绪；道教则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衍生，遂形成出世的宗教人生论。再如，道家有时也讲养生，内中也有包含着长生的胚胎思想。《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故能长生"，"长生久视之道"。《庄子》说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等等。这些都是道教可以直接吸收的思想资料。我们知道，儒家是积极入世的，道家是冷眼旁观的，道教则是飘逸出世的。道教正可利用道家作为通向宗教世界的桥梁，所以道教始终抓住道家不放，而且把老子奉为本教的教主和尊神。同时尊《老子》书为《道德真经》、尊《庄子》书为《南华真经》、尊《列子》为《冲虚真经》、尊《文子》（大部分抄取《淮南子》）为《通玄真经》，而《老子》书始终居于首位。

五、"五德终始"说与"五帝"崇拜春秋以降，传统宗教的动摇与转型，不仅表现为原有观念的破坏，而且也表现为某些新观念的发生。其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天神崇拜"

分化为"五帝崇拜"，"以德配天"演进为"五德终始"。这种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也和学术思想的发展有关。

（一）阴阳家邹衍与"五德终始"说邹衍是战国中后期的著名思想家，齐国人，曾为稷下先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有一段关于他的记述：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致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由于邹衍在什么问题上都能由此及彼，由眼前推之天地未判之时，"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邹衍所以具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他掌握了自古以来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阴阳说起自《周易》，相传伏羲画-和--两种符号来表示阴阳，即以此代替宇宙间天地、昼夜、寒暑、男女等一切对立的力量和倾向。《易传》的作者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的相互作用、交感，推动了宇宙的生生不息，变化无穷。"五行"说发轫于《尚书·洪范》，据说是上帝将"洪范九畴"赐予了大禹，后箕子又将此九条治国大法讲给了周武王：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五行是构成宇宙的五种最基本的物质元素，它们相生相克便形成了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五行的相生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的相克次序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到了战国时代，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用阴阳、五行的观点解释自然界的变化，阴阳和五行观念成为哲学家们反对宗教的思想武器。然而，阴阳五行思想毕竟是从古代宗教中脱胎而来的，其观念自身不能不带有浓重的神学色彩，这就决定了它们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很容易被用来预言自然图景或社会变迁。邹衍就是将这一思想推及于社会领域，解释王朝的兴衰，政权的更替。

在商代的宗教中，便有王者受命于天的观念，后来周公又加上了"革命"的思想，即"天命转移"。《尚书·汤誓》载："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易经》则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当时的人们都知道，一个王朝如果失德，就会灭亡。从西周末年开始，社会一直处于混乱之中，周王朝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天下何时才会恢复太平？下一个即将代替周的王朝又是什么样子？这已成为战国时人们思考的问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探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邹衍看到当时每一次王朝的变迁，政策上都会有某些变化，统治者都是根据前朝的失误来制定本朝的国策。然而，每一次的否定又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再下一个王朝，其政策的修订就表现出向原出发点回归的迹像，使人们以为道德的变化只是终而复始的循环。如《礼记》的作者在总结三代宗教特点时指出：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作者发现周代宗教在许多方面是对商代宗教的背离，是向夏代宗教的回归。邹衍则把阴阳五行学说引入社会学的领域，用五行来解释历代王朝更替的原因及其特征，这样，就使得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更神秘，更复杂化了。

由于邹衍本人著作没有留传下来，所以他的"五德终始"说的本来面目已不可详考。然而，这样影响巨大的思想体系，自然会在社会各方面留下痕迹，今天，我们可以用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著作，来探索"五德终始"说的内容。汉代经学家刘歆讲：邹子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①。《吕氏春秋·有始览》虽然没有提邹衍的名字，但讲解得更为详细，而且无疑是邹子的思想。其文载：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邹衍将周以前数朝所代表的德行与五行特征一一对应，虽然水德是什么？火德是什么？他并没有说清楚，但他却把五德所对应的色彩、象征物说得确确似真。战国诸侯争霸天下，不求修其德，而专注于五德兴替的"祥瑞"、"表征"，以便粉饰自己的王朝，树立"奉天承运"、统一华夏的帝王形象。当此时，邹衍受到了各国君主的高度礼遇，被视为大预言家。"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慧先驱，请诸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迎之。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阴阳家的学说也因此而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之一。在"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下，传统的上帝崇拜逐渐为五帝崇拜所代替。

（二）"五帝"之由来及其演化在商朝古代宗教中，就有"四方"崇拜，这可视为"五帝"崇拜的前身。殷墟卜辞中有不少祭祀四方之神的甲骨，其祭法与先公先祖相同，非常隆重。四方之神的地位仅次于上帝。到了周代，规定："天子祭天地，祭四方"，"诸侯方祀，祭山川"（《礼记·曲礼》）。四方神也是只有天子才可以祭祀的，表现天子对天下四方的神圣主权，可见四方神地位之高。不过，在商、周时代，四方神并没有名字，其神性模糊，主要是土地的象征。春秋初年，原属夷狄的秦国迅速崛起，为了给自己

①　《左传》昭公五年。

称霸四方制造舆论，他们开始把四方神上升为"帝"，作为保护神贡奉。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奏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驹黄牛羝羊各一。其后十六年，秦文公冬猎■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以后，秦国胃口越来越大，不仅祭祀象征西方的白帝，而且连其他几方之帝也设坛祭祀了，《史记》又载：秦宣公作密畤于谓南，祭青帝。

其后百余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后四十八年，。。栎阳雨金，奏献公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在秦国，原来的四方之神有了各自的名称和专门的祭坛。到了战国时代，王权下移，诸侯争霸，在五行思想的流行中，原来统一的天神分化成东、南、西、北、中五帝。战国末年，吕不韦著《吕氏春秋》，进一步将五行、五德、五色、五方、五帝统一起来，制造了完整的"五帝崇拜"宗教，成为秦王朝的国家宗教。《吕氏春秋·十二记》把传说中的几位圣王神化，说他们死后都成了主宰一方的天帝，有自己的专职、辅臣、德行、色彩。东方天帝名太皞，辅臣为句芒，属木德，主春；由于木为青色，故东方天帝又称青帝。南方天帝号神农，辅臣是祝融，属火德，主夏；由于火为赤色，故南方天帝又称赤帝。西方天帝名少皞，辅臣是蓐收，属金德，主秋；由于金为白色，故西方天帝亦称白帝。北方天帝名颛顼，辅臣是玄冥，属水德，主冬；由于水为黑色，故北方天帝又称黑帝。四方天帝再加上居中央、主土德、尚黄色、辅臣为后土的黄帝，正好是五位。五帝按照阴阳家发现的"五德终始"规律循环替代，轮流主政。依照邹衍的推算，即将灭亡的周朝主火德，尚红色，那么未来新兴的王朝必然应该主水德，尚黑色。这种推算结论恰恰符合了不断扩张的秦王朝的需要，水德为何物不可致诘，但王朝以黑色为代表色却是可以人为规定的。"于是秦更命河为"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为六吕，事统上法。"（《史记·封禅书》）由于秦朝尚黑色，天下百姓皆戴黑色的帽子，故称为"黔首"。

战国时期五帝崇拜，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反映了东周以来王权崩溃，诸侯纷争的现实。由于强大的秦王朝的推崇，五帝崇拜在秦、汉年间风行一时。到了汉武帝时代，国家统一，中央集权加强，统治者便开始感到五帝崇拜有"政出多门"之嫌，于是有人献策，奉"太一"神为至上神，五帝则降为"太一"之佐，五帝崇拜之说影响逐渐减小。不过，伴随着五帝崇拜而流行的"五德终始"说却依然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每一朝的开国之君，都要请儒生帮助推算应主何德、何色，以为"奉天承运"的象征，可以视为古代宗教的遗迹。

六、社会巫术和迷信（一）方术和卜筮迷信在远古历史上，巫术的出现比原始宗教还要早。当人类产生灵魂观念以后，鬼、神观念也逐渐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了，巫术又同人们的鬼、神观念发生了关系，成了人间同虚幻的鬼、神世界进行交往的手段。巫术逐渐地成了专门职业，成为原始宗教的组成部分。从巫术中还分出了一支"方术"，专门讲求所谓"长生不老"之术。以后在我国所出现的原始道教，就是在巫术、方术、阴阳五行等基础上产生的。巫术包括的范围很广，卜筮就是巫术的一种，是巫师代表鬼神说话的主要方式，他们用这种方式替人决疑惑、断吉凶。关于我国古代的巫，《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巫，祝也，能齐肃事神明者，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古人以为巫能代表鬼神说话，从河南安阳殷墟一带出土的卜辞甲骨文来看，那时的军国大事和国王的行动，都要经过巫的占卜才能作出决定。

巫也称作"贞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

1。方术迷信古时的"方术"指关于治道的方法。《庄子》："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成玄英疏："方，道也。自轩顼已下，迄于尧舜，治道艺术方法甚多。"古代把治方术的人称作"方土"，他们是"神仙"的化身。

神仙的最大特点在于：一是形如常人而能长生不死，二是逍遥自在，神通广大。"方士"后来发展成"道士"即道教人士，他们以神仙崇拜为独有特点。神仙传说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一出自荆楚文化，一出自燕齐文化。《庄子》书中关于神人、至人、真人、圣人的文字，是对神仙形象最初的生动描述。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这种神人、圣人不食人间烟火，不怕水火侵害，腾云驾雾，来去自由。《楚辞》中也有生动浪漫的神游故事。《离骚》想象自己升天，"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凰飞腾兮，又继之以日夜。"《九章》吟道："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既有这种神仙幻境，必有认真的追求者，而关键是如何突破生死大限，实现个体永生，于是有"不死"之方出现。

古代关于方术的记载很多。《战国策》记载有人献不死之药于荆王。

《韩非子》也提到"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神仙传说流行较广，而神仙方术的热衷者主要是诸侯王，两者同时盛行的地方是北方燕齐一带。燕齐地临大海，海天的明灭变幻，海岛的迷茫隐约，航海的艰险神奇，都引发出人们丰富的联想遐思，因而出现三神山的传说。《史记》载，传说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能见而难至，有至者谓其上有仙人和不死之药。齐威王、齐宣王、燕照王都曾使人入海求此三神山。神仙方术为什么首先在燕齐一带地区产生呢？这里有其特定的地理原因。在胶东半岛的北部，辽东半岛的南端，有一个由许多岛屿组成的庙岛群岛。在山东省蓬莱县，经常可以望见庙岛群岛出现的"海市蜃楼"幻景。沈括在他写的《梦溪笔谈》中说："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这种自然现象，是由于光线经过不同密度的空气层，发生显著的　折射（有时会伴有全反射），当这种折射发生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和气象条件下，往往会把远处的景物显示在空中或地面上，出现"海市蜃楼"奇异幻景。在蓬莱县海边，由于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象条件，经常可以见到庙岛群岛的"蜃景"。当这种幻景世代相传，并为众多居民亲眼目睹所证实，而他们还无法理解产生"海市蜃楼"的物理原因的时候，这就正好拨动了他们渴求长生不老的心弦。的确，这不是做梦，海面上的亭台楼阁，完全都是"真实"的，而且还可以看见有许多人在那里活动。不过当人们走到它显现的地方时，却是虚无飘渺，空空如也。这种奇妙的现象使生活在这一带的古人思索起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祖祖辈辈都传说相同的内容？这大约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永恒"世界吧？那么，人怎么能实现"不死"呢？古人曾相信有一种"不死药"，吃了以后就能长生不死。于是原来作为鬼神和人之间"中介人"的巫，为适应人们这种渴求长生不死的虚幻希望，就自称他们能够通神仙，提炼不死的丹药，吃后能够飞升上天。这就是神仙方术得以传播的原因。

据《史记》载，神仙方术自秦汉以后发展更烈。秦始皇并有天下后，多次东巡沿海，冀有所得，派遣徐福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仙药。徐福又称徐市，秦时方士，为迎合始皇的迷信长生，上书说海上有三座神山，请得童男童女数千人，乘楼船入海，结果一去不返。秦始皇还派过韩终、侯公、石生等求仙人仙药，结果用费甚巨而一无所得。虽然"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史记》又说，这种方术"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有人还说"黄金可成，而河汉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方士们编造出黄帝铸鼎、骑龙升天的神话，引得帝王大发感慨说："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帝王一人好之，上下万人趋之，"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史记》说与邹衍同时，"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皆销化，依于鬼神之事"。神仙方术与贵族永享荣华的奢望相吻合，故多流行于权贵之中。春秋战国时期的神仙传说还是一种宗教神话，不是一种独立的宗教。

2。卜筮迷信卜筮就是占卜、算卦的意思。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占卜。据《史记》、《周易》、《尚书》等古籍记载，在伏羲、黄帝的传说时代，就有了占卜，原始的前兆迷信就更早了。被迷信为前兆的现象是自然界的一些偶然现象和人体生理现象，是被古人认为不平常的、奇异的现象；其被列为前兆的面很广泛，地上动植物的变态，天象的奇异现象，气候、季节的不时，人的梦和人体变态，等等。由此而产生的占卜形式有：虎卜、鸡卜、鸟卜、兽骨卜、竹卜、筮占、樗蒲卜、星占、相风、望气、相地、梦占、相面，等等。被当做前兆的上述现象中，动植物方面与古人的生产和生活最有密切的关系，最早为人们所注意，是我国早年前兆迷信最发达的一个方面。其次应是梦，因为怪梦不由自主，有时印象很深刻，经过好久也难忘，容易与一段时间所做之事的成败联系起来。天象方面，流星、彗星、日食、月食等奇异现象都被迷信为某种事情的前兆。

关于物象迷信。这里主要是动、植物的变态表现。动物的变态多被认为是凶兆。"商书曰，呜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祸之时，百兽贞虫，以及飞鸟，莫不比方，矧惟人面，何敢异心。"（《墨子》）一旦有祸殃将至，连被认为是四灵之一的龙的变态表现，都被迷信为凶兆。《墨子》中就记载着三苗大乱时，出现了"龙生于庙，犬哭乎市"的凶兆。

《左传·昭公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萗焉。"国人要求进行萗祭是因为迷信龙斗是更大灾害来临的前兆，想通过祭礼禳灾。《左传》中还记载着二件有关蛇的征兆迷信。一件是庄公十四年，"内外蛇斗，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这一变态现象被认为是妖兴之兆，因为"妖不自诈，人弃常则妖兴"。另一件是文公十六年，"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秋，声姜薨，毁泉台"。古人对蛇存在着强烈的恐惧心理。牛本来是最接近人的家畜，但稍有变态，人们也会顾虑将会有什么灾异。《列子》中载："宋人有好行人义者，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生白犊，以问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荐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复生白犊，其父复令其子问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复教以祭。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

其后楚攻宋，围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壮者皆乘城而战，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围解而疾俱复。"至于植物类在古代前兆迷信中，一般地说被列入吉兆者比较多。其中，流传比较广泛的是迷信"朱草"生，"嘉禾"出现，"二树连理"或"草木连理"为祥瑞之兆。朱草美丽，嘉禾是茎长多穗的嘉谷，这种事物本身就是人们所喜爱的现象，自然列为吉祥征兆。此外，兰、华萍、萐苹、樗蒲等，也常被人当做征兆观察的对象。

关于梦象迷信。做梦每人都会发生，对于古人来说却是难于理解的现象，梦的内容复杂，美梦、恶梦、不可理解的梦，不管什么梦都不能自由选择。梦的这种神秘性，使古人把做过梦以后发生的事联系起来，经过总结以后，就迷信何种梦是吉兆，何种梦是凶兆。我国古籍中有一套占梦理论，并规定要经占梦者的解释才能判明是吉兆或凶兆。《周礼》中说周代对于梦兆的分析已经相当细致，即："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季冬聘王梦，献吉梦于王，王拜而受之；乃命萌于四方，以赠恶梦。"这说明先秦梦兆理论已经不是单纯从梦的内容死板地判断吉凶，还要加入岁时、天象、阴阳等复杂因素，才能圆好一个梦。

《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楚王建成了章华之台，希望和诸侯们一起举行落成典礼。鲁昭公接到了邀请，但临行前梦见先君（襄公）为他出行祭祀路神（祖），即生疑去还是不去。梓慎主张不去。他的根据是，从前襄公去楚国的时候，梦见周公祭祀路神而后行。现在梦见的是襄公而不是周公，还是不去为好。子服惠伯则主张去。他的理由是，由于襄公没有去过楚国，所以周公祭祀路神给他开路；后来襄公去过楚国了，现在先君祭祀路神为君王开路，怎么能不去呢？君臣三人都是围绕一个梦扯来扯去。不管他们的看法有何分歧，都是把梦作为行动的根据。在他们的心目中，从前的襄公之梦，代表着周公之意；现在的昭公之梦，也代表着先君之意。《左传·昭公七年》还记载，卫卿孔成子梦见卫国的先祖康叔对他说：立元为国君。史朝也梦见康叔对他说：我将命令苟和圉来辅佐元。由于两人之梦相合，卫襄公死后，孔成子即把元立为国君，他就是卫灵公。《左传·昭公十七年》还记载，韩宣子曾梦见晋文公拉着荀吴，而把陆浑交付给他，所以他决定让荀吴领兵挂帅。荀吴灭了陆浑之后，他特地把俘虏奉献在晋文公的庙里。在这两个记载中，孔成子之立国君和韩宣子之命统帅，也都把梦作为他们的根据。他们同样认为，康叔在梦中说的话，也就是祖先的命令；晋文公在梦中的活动，也就是祖先的意旨。由此可见，他们对梦的迷信，何等之深。

当时对于梦象的分类大致有（据《左传》）：第一类梦象和通梦者是神灵，有天、天使和河神等。这类梦有吉也有凶。穆子之梦，据说"梦天压己，君临宠也"，似吉；但"天不可胜，胜天不详"。所以后来为牛助余所饿死。燕姞之梦明显属于吉梦，后来果然为郑文公生子曰兰。子玉的梦，由于他对河神的话没有理睬，最后没有结果。第二类梦象和通梦者是"厉鬼"。"厉鬼"即恶鬼，据说绝后之鬼常为"厉"。这类梦一般属于凶梦，而在梦中为"厉"者，多是梦者仇敌的鬼魂。晋侯梦中的"大厉"，直斥晋侯杀了他的孙子，当是死者祖先的鬼魂，所以他要求上帝报仇。第三类梦象和通梦者是先祖、先君之灵。这类梦在《左传》中最多。由于先祖先君向梦者所传达的都是善意，因而一般都是吉梦。成公二年，韩厥梦见其父子舆对他说："且辟左右"。让他第二天在战车上不要站在左右两侧。他便站在中间驾驶战车追赶齐侯。结果，站在车左的人死在车下，站在车右的人死在车里，他不但保全了性命，而且取得了胜利。第四类梦象是带有象征意义的日月、河流、城门、虫鸟之类，通梦者可以归为神灵。如成公十六年，"吕锜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据说"月"在梦中代表"异姓"，因而吕锜梦中"射月"必是射楚王；入泥属于"死象"，因而吕锜最后必死。值得注意的是，《左传》对于王侯将相之梦的记载，完全作为一种重要史实或史料来看待。凡是前文记梦，后文必述其验。比如成公十年所记晋侯梦"大厉"，先是晋侯召桑田巫占梦，巫说："看来，君王是尝不到新麦了。"晋侯由此病重，求救于秦国著名的医缓。医缓未到之前，晋侯又梦见两个小孩，一说："医缓是名医，恐怕要伤我们，我们往哪里逃？"一说："我们待在肓之上膏之下，看他把我们怎么办？"

医缓到后对晋侯说："病没有办法了。育之上膏之下，砭石不能用，针刺够不着，药物也达不到。"到了六月麦熟时节，晋侯认为早先桑田巫的占卜是胡说，他要当着她的面口尝新麦。可是，刚要进食，肚子胀，进了厕所便栽倒粪坑一命呜呼了。作者不厌其详地记述事件过程，他到底要说明什么呢？显然，他要通过这些所谓"史实"告诉人们，梦的吉凶应验是注定的、谁也无法抗拒的。据《论语》载，孔子虽称"不语怪、力、乱、神"，然而对梦同样很迷信，他晚年曾叹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即周公之灵不再给他托梦而提供新的启示了。孔子在行将就木之前还说过："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予殆将死矣！"殷人丧礼，把灵柩停放在两楹中间。孔子说："丘也，殷人也。"他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而见馈食，以为是凶象。这也证明，孔子虽非事事占梦，然确实受到占梦迷信的影响。

（二）敬天、畏鬼和事神《周礼》中记载："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祗之礼。。。以烟祀祀昊天上帝。以柴实祀日月星辰。以樵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书中还记有眂祲氏、冯相氏、保章氏等官，使观天象而判吉凶。大宗伯、小宗伯以及眂祲氏等都是掌管祭祀的官吏，担任此类官吏的人许多本人即是巫祝。据考古发掘和古书记载，当时人们祭祀的天神主要有：昊天上帝、日月星辰、风雷雨电之神；地祗有：山川、社稷、五岳、四渎等神，同时也祭祀称为"鬼"的已故祖先。古代把"鬼神"看成是主宰宇宙以及现实世界的超人力量，把人间的帝王的权威也看成是天帝意志的表现，乃至人间社会的道德规范以及政治、经济制度都看成天意。1。关于敬天《说文》解"天"字时云："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古文作"天"，人之顶谓颠，推而大之，人群之上至高者为天。古人敬天祭天，是因为把天看成主宰世界、权衡道德、决定人间命运的至高无上者。因此，第一要效法天道以定人事。"再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

（《周易》）"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论语》）第二要承天之佑，畏天之威。"利用祭祀，受福也。"（《周易》）"不畏敬天，其祸殃来至闇。"（《郊语》）第三要感天之德，报天之恩。"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礼记》）第四要奉天以固君道。"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汉书》）中国历史上祭天活动有四种主要方式：郊祭、封禅、告祭、明堂祭。

郊祭。郊祭是历代君王祭天的基本方式。周代把郊礼正式定为祭天之礼，祭坛设在王城南郊，故谓之郊祭，以就阳位，天地合祭并以祖先配祭，祭之前要在祖庙做一次占卜，用赤色的牛犊作为贡品。所谓"燔柴"，就是积薪于坛上，放置玉币及牺牲，点燃后使烟气上达于天庭。

此外还有一套祈祷、奏乐等仪式。据《春秋左传》记载，鲁君乃周公之后，可以行天子之礼，故而有郊祀之事。战国中后期阴阳五行思潮大盛，本来就模糊不清的天帝此时裂变为五，出现五帝说。五帝是：黄帝居中，具土德；太皞居东方，具木德，主春，亦称青帝；炎帝居南方，具火德，主夏，亦称赤帝；少皞居西方，具金德，主秋，亦称白帝；颛顼居北方，具水德，主冬，亦称黑帝。又有后土、句芒、祝融、蓐收、玄冥五神为五帝之辅佐。按《吕氏春秋》十二纪的说法，天子须依四季的顺序分次祭祀五帝和五神。祭黄帝则在夏季之末。五帝说的兴起，是受五行思想的影响，人们把若干远祖英雄祖先加以神化，抬高为天神，与五方五行五色相配，形成五天帝并立，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天帝的统一性和至上性，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反映了战国时期五权崩溃、诸侯纷争的社会局面。据《史记》载，秦文公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又作下畤，祭炎帝；秦献公作畦畤于栎阳，祭白帝。故秦有四畤四帝祀之制。秦始皇因之，三年一郊。

封禅。如果说郊祀是国家经常性的祭天方式，那么封禅就是特别隆重难得举行的祭祀天地的大典。封禅必须皇帝亲登东岳泰山，在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在山下小山（梁父山）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封禅之礼不能随便举行，亦无定制，必须出现两种情况才可以议行：一是改朝换代，一是世治国盛。最理想的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历来君王都视封禅为不世之殊荣，跃跃欲试者多有，但行之者少，原因是封禅大典耗费巨大，筹办不易，有些皇帝虽自视为治世之君，也常因财用不足和国情不允而不敢举行。《史记》载管仲之言，谓"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所记皆二皇五帝及夏商周之事，这些都难以确证，所以春秋时齐桓公欲封禅，为管仲谏止。历史上实行封禅凿凿有据者当首推秦始皇。

告祭。在新朝初建、新君初立、建都、迁都、封国以及其他国家大事进行之际，要举行告天之礼，以表示事情重大，需要特意报告上天，求得认可，取得合法的名义，用以稳定政局、安定民心，这就是告祭。

《论语》载，商汤灭夏之后举行告天之祭，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汤一方面表示灭夏是恭行天罚，另一方面表示自己要谨慎治国，愿意接受天帝的监督，这大概是一篇最早的告天文词。据说周平王迁都洛阳，也曾用牲于郊，告祭于天。

明堂祭。明堂始于周代，是天子颁布政令、月令和教会的地方，也举行宗教祭祀，具有多种功能。上古时代，政事、宗教、教育和生产本来就结合在一起，具有综合性质，后世的所谓明堂大约是从早期社会综合办公用房发展出来的，在建制上有殿无壁，有盖有室，上圆下方，四周环以水，以其能通达四方而无遮，故谓之明堂。《孟子》书中提到齐宣王欲毁明堂，都说明先秦明堂确实存在。明堂是"天子太庙，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明堂论》），但不限于此，赏功、敬老、显学、选士皆在其中。从后来明堂的实际功用看，虽然保留了多重性，但逐渐突出了祀五帝的功能，因而成为郊天的一种补充。

2。关于畏鬼古人崇拜鬼魂，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它具有超人的能力，活人畏惧它或想依赖它，并把人的生活和社会关系附加给幻想的鬼魂世界，依此而举行种种礼拜活动，如招魂、赶鬼、丧葬仪式、祭祖等等。就以丧葬来说，丧葬之礼就是建立在祖先崇拜和鬼魂崇拜基础上的。《礼记》说："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三年之丧，自天子达。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

不封不树，丧不贰事。"人死后先殡后葬，不同等级在时间和规模上有不同要求。地位越高的死者，由死到殡，由殡到葬之间的时间越长，丧仪也越繁缛隆重。一般他说，人死后到丧事毕要经过以下程序：①■敛，即停尸；②复魂，即招魂；③吊丧；④沐浴、饭含；⑤小敛，为死者正式穿好寿衣，丧主丧妇哭踊；⑥大敛，尸体入棺；⑦卜阴宅与葬日；⑧出殡下葬；⑨袝，将死者神主放置祖庙，与祖先一同受祭；⑩服丧；（11）小祥、大祥，小祥是袝后十三个月时对死者的祭祀，大祥是袝后二十五个月时对死者的祭祀，于是丧服除，守丧毕。就以上述的"哭踊"来说，即殡葬时哭着舞蹈，这种丧仪方式或许来源于两种情况：一是悲伤动作的美化，由哭泣时的捶胸、顿足等动作的舞蹈化而来。《礼记》："辟踊，哀之至也。"另一来源可能是出于慰藉鬼魂、取悦于鬼魂表示惜别之情，演出平时大家喜爱的歌舞。我国民间（如福建、台湾）现代仍残留有类似情况，道士在为死者鬼魂"超渡"的仪式中，要演出"目莲救母"或其他打诨的节目。《礼记》上说，国君和士都要参加这种丧舞，"士备入而后，朝夕踊。"出葬时的祭典，等于送别仪式，除了摆上供物敬祭之外，就是祷告。祷告的内容主要是歌颂死者生前的功德，嘱咐死者赴冥间的路上和在冥间生活时应注意的事项，祝愿死者过幸福生活，以祈求他在冥冥之中不忘保佑家人，等等。这些内容起先是通过家人或司祭来祷告，后来变成僧侣的专业。先秦把出葬时的这种祭典称为"祖"，一般是在室外庭中举行，所谓"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远也（送鬼魂离家远行）"（《礼记》）。对于人们祭祀时的感情态度也有明确要求，祭祀者应诚心竭力，敬以祀之。祭前必斋戒，以示庄重，又可进入人神交往状态，"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祭时祭神如神在，好像看到亡者坐在面前，听到了先魂的声音。祭在敬："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山祭之道也"；丧在哀："丧礼唯哀为主矣。"（《礼记》）

3。关于事神先秦有许多重要的神，如社神、稷神、先农神、日神、月神、山神、川神等，形成人们的各种崇拜。就以日神崇拜为例，《礼记》中关于祭日的记载不少，如"王宫（日坛）祭日也。""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外内，以端其位。"

"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古人祭日的仪式，最早是"出入日，岁三牛"，"出日入日，■"（殷虚卜辞），是说祭日时屠了三条牛或一只羊。但是如果每天都要杀牛宰羊来迎送日神，那就太过分了，所以"岁三牛"的祭祀可能属于日神节，而每天的朝夕祭祀日神可能只是像现代人烧香敬神那样简单礼拜一下就完事了。据古书记载，祭祀日神时"天子乘龙载大旗出，像日月升，龙降龙出，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礼日于南门外"。因为日神高高在上，为了便于人和神的接近，所以筑高坛献祭。《周礼》中说："以实柴祀日月星辰。"因此祭日的方式和祭祀天上其他神灵一样，用"实柴"、"燔燎"的办法把供奉的牺牲和祭品放在柴上烧。如果遇到日食，就是说日神受到侵害，那么救日祭礼就更隆重了。日食发生时，掌乐的官吏要鸣鼓，啬夫和庶民要为救日神的危难而到处呼号奔走，敲响锣鼓、盆器等以赶走食日的天狗。救日祭礼还有一些烦琐的规定。《春秋·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传·庄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阴气）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非常也。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灾）不鼓。"这里表明伐鼓是救日月祭礼中不可少的内容。《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昭公跟平子之间为救日祭礼发生过一场争论："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公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平子御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子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展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民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平子弗从。"从这场争论中可以看出，根据日食发生的月份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祭礼是依据阴阳学说而产生的，所谓百官降物（去官服，穿素衣）、君子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等，这种种烦琐规定都属于当时的救日祭礼。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古代宗教形态，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固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以及其他祭祀制度。从崇拜的偶像来说，神灵杂多而又有主脉体系，大致可以归结为天神、地祇、人鬼、物灵四大类。天神以昊天上帝为最高神，其次有五帝五神，再次有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司命司中司民司禄等，共同组成天界。地祇有后土、社稷、山川、岳镇、海渎、江河、城隍等，共同组成地界，以便与天界相配。人鬼有圣王、先祖、先师、历代帝王贤士等。物灵有旗■、司户、司灶、四灵（龙、凤、麟、龟）等。这四类神灵共同组成的鬼神世界，凌驾在人间之上。从祭祀的级别来说，依祭天、祭祖、祭社稷日月的次序，形成一套由高到低的宗教祭祀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

（三）盛行于世的巫风"巫风"即巫者、巫祝到处行使巫法、巫术，在社会上形成风气。

巫的历史可追溯到远古三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巫更显得活跃空前。

1。"巫"的概说"巫"，《说文》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巫能在神与人之间交流信息，调动鬼神之力为人消灾致福，能降神、解梦、预言、祈雨、医病、占星，是古代社会生活所不可缺少的职业。在殷商时代特别尚鬼重巫，巫咸、巫贤都能达到相位。《礼记》曾载鲁君以巫求雨。跟"巫"相连的是"祝"，《说文》说："祝，祭主赞词者。"即掌管宗教祭祀的具体仪规，起司仪的作用。如为主祭者诵祷辞，迎神而导行。祝需有好口才，以明语导祭，以美言悦神。"巫术"则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区和各历史阶段的宗教现象。它的通常形式是通过一定的仪式表演来利用和操纵某种超人的神秘力量影响人的生活或自然界的事件，以满足一定的目的。巫术的仪式表演常常采取象征性的歌舞形式，并使用某种据认为赋有魔力的实物和咒语。从我国古籍的记载看，巫者是从事通鬼接神活动的宗教职业者。《国语》观射父说："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注曰："觋，见鬼者也，周礼男亦曰巫。"巫者通鬼降神的方式是使用歌舞表演仪式。《尚书》说："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疏曰："巫以歌舞事鬼，故歌舞为巫觋之风俗也。"大体上可以断定，巫者的舞蹈是一种降神仪式，而歌的内容可能就是通鬼接神的"咒语"。这种降神仪式和咒语，构成巫术的主要内容。巫术行为的目的非常广泛，大凡一切非人力可以预期完成的目的和事务，人们就使用巫术通鬼接神。占卜吉凶、预言祸福、祈雨求福、赶鬼治病，左道邪术无奇不有，甚至医术都包含在广义的巫术范围之内。在古代典籍中，"巫"与"术"，"巫者"与"术士"，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别。

2。巫术迷信的历史批判对于先秦时代巫术迷信的状况，我们可以从反对巫术的历史资料中看出大概。《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子产论晋侯之疾。当时巫者说晋侯的疾病是由鬼神作祟所致，而子产则认为："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宜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这里也涉及病理学，并从人的生活活动探索病因，来否定巫术迷信，一方面说明春秋时代以后巫的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说明反巫的思想也开始萌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载："夏大旱，公欲焚巫■。"巫■是女巫，专祈祷求神，但是她长相很怪，鼻孔朝天，据说天神不雨是怕雨水灌其鼻孔。僖公认为焚烧巫■可以致雨，说明他既信天神，又信巫术。臧文仲反驳说："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力旱，焚之滋甚。"认为面对大旱，要采取切实的措施以防旱，天旱不雨跟巫■不相干。如果上天想杀死她，那还不如当初就不要她；如果她能制造旱灾，那么烧死她之后旱灾不更厉害吗？这里其实是讲巫■跟雨、旱无关。

战国时还有西门豹用巧计惩罚以河神娶亲为名来敲诈民财的巫祝和乡绅的故事。《史记》载："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豹往到邺，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当其时，巫行视小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即聘取。。。民人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民人云。""西门豹为阻止这一迷信弊端，去观察为河伯娶妇的祭礼时，借口所选河妇不美，叫大巫妪入河告诉河伯，往后再选更好的女子送来为由，连投大巫妪及其三个弟子入河，使"邺吏民大惊恐，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这个故事是否真有其事尚待研究，然而文中所提到的一些事，如当时巫祝诈怪，迷信河神发怒会发大水漂没民人，祭水神的经费来自赋敛百姓，祭河神带有群众性，祭时"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等情况，应当是可信的事实。河伯娶妇之祭，是战国时流行的一种迷信。据《史记》记载，河伯娶妇之祭，是上自国君，下至地方，均有所行。河伯娶妇的迷信是把河神人神化以后产生的，这种以人祭河的残酷作法，实际上是祭河神用人牲的古来遗风和变态。早在殷虚卜辞中就有关于用人牲祭河神的记载。

由于巫术的需要，许多植物还被夸大为神力无边。比如桃、茢、棘、荤（薑）、韭、葱等。就以桃树为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楚人使公亲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殡而襚，则布币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殡。楚人弗禁，既而悔之。"这里说的是：楚人要襄公亲自给死人送襚衣，襄公因觉失礼受辱而为难，这时穆叔告诉襄公：如果先使巫祝用桃茢祓，就等于君临臣丧，不为失礼受辱。襄公照办了。"桃茢"

是用芦花做的桃木柄扫帚，古来就迷信用它可以驱赶魔鬼邪气。《礼记》："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鬼）恶之也。"桃茢有驱赶魔鬼邪气的神力，不限于丧事时，在许多场合都可用。《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还记载着桃木发挥神力的事："其出（冰）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是说：每年四月要从冰窖拿出藏冰使用，先要用桃木作的弓和用棘作的矢进行消灾仪式。桃木为什么会有驱鬼消灾的神力？这可能是古人常用桃木作武器和工具，因桃木坚硬又有弹性，可作弓和棍棒使用。桃木之能驱鬼消灾的迷信，可以说从战国到现在一直流传着。如关于桃符的迷信，人们在过年时门上要挂桃人，有的要将七、八寸长的桃木剖半，上写祈福禳灾之辞，立于门的两边地上，这些都是战国到汉代期间就发生而流传到现代的迷信。

3。南国的巫觋风行战国时期的南方以楚国为主，虽然早已进入阶级社会，但"巫"这种在原始社会的精神文化的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仍然在活跃着，原始的巫术礼仪风习还弥漫在社会中。《汉书》说："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王逸的《九歌序》说得更具体："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逸在《天问序》中还提到"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这些壁画也同巫风之盛有关，它所画的显然是自古相传的种种巫术图腾神话。在收入《楚辞》的绝大部分作品中，特别是在《天问》、《招魂》中，保留着大量的古代神话传说。《九歌》原是民间祭神的乐歌，自然更是同巫术神话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楚国历代相传，至战国时代仍然和巫风结合在一起的丰富多采的古代神话，正是产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的土壤。

楚国与巫风。桓谭《新论》载："昔楚灵王骄逸轻下，信巫祝之道，躬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楚灵王笃信巫祝，亲自在祭坛前跳巫舞，甚至国家临危而"鼓舞自若"。后来的楚怀王跟灵王也一脉相承。《汉书》载："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神助，却秦师。"这里的"隆祭祀，事鬼神""信巫祝之道"者称为神保、灵修不是正合适吗？陆机《要览》也说："楚怀王于国东偏起沉马祠，岁沉白马，名飨楚邦河神，欲崇祭祀，拒秦师，卒破其国，无不佑之。"《国语》说："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

《吕氏春秋》说："楚之衷也，作为巫音。"楚之王族显贵兼理神职、交通鬼神是和南方残留较多的原始巫教习俗完全合拍的。现代学人王锡荣先生曾说："楚国统治阶级，迷信巫术是有传统性的。远在楚成王时，就曾以大神巫咸为质，与秦穆公"斋盟"；共王时甚至立太子之事都要卜之于神；灵王不仅信巫，他本人恐怕就是一名大巫；楚昭王还曾经跟他的大夫观射父讨论过巫祀之事。这都发生在战国以前。及至楚怀王信之更笃，简直成了迷信巫术的"专家"。"（《楚辞研究论文集》）清代学者顾炎武说："湘楚之俗尚鬼，自古为然。。。岁晚用巫者鸣锣击鼓，男作女妆，始则两人执手而舞，终则数人牵手而舞。。。亦随口唱歌，黎明时起，竟日通宵而散。"（《天下郡国利病书》）这说明，一方面社会性、群众性的风俗必然投射到、集中到统治集团的习尚里来；另一方面上有所好下有所效，上层的好恶也常常会得到人民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认同。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南国荆楚之地巫风越来越烈，那就不足为奇了。

巫术与巫舞。《说文》中指出："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象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在古代，巫、舞二字形似、义近而音通，起初可能同源乃至同字。巫师在祭神和降神的时候，要念唱祝词或咒语，要大跳大唱，这里就包含着诗、歌、舞蹈的某些要素或萌芽。

《周书》说："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伪孔传："常舞则荒淫。乐酒曰酣，酣歌则废德。事鬼神曰巫。言无政。"又说："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为巫觋之风俗也。"原始社会巫师祭神、求神、降神的歌舞带着一定的形象性，因而潜藏着审美的兴趣和艺术的价值，但是究竟粗野、简陋乃至猥亵、丑怪。随着文化的发展，巫歌和巫舞也逐渐分化和升华。一种是更加宗教化，"仪式"逐渐转变为"典礼"，或者堕落为迷信和狂乱，像楚灵王兵临城下，依然"鼓舞自若"，楚怀王的"隆祭礼，事鬼神"，为的是"却秦军"，实际的目的压倒了审美的愉悦，其艺术性自然也随之递减。但是，一方面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另一方面群众性的时代风气和习俗又必然集中地投射在统治者的礼仪与好尚之中，上下交织，官民同习，于是乎就有了南国荆楚的巫风。

七、考古发现的宗教遗迹与遗物（一）"天人合一"思想与图腾崇拜1。郊社与宗庙以天为至高无上神灵的宗教观，是世界范围内许多远古部落的统一思想认识。夏代以后中国宗法奴隶制的出现，使天地鬼神祖先的宗教信仰体系日趋完善，不过，夏、商和西周三代对天地、鬼神和祖先的信仰在发展过程中是有所区别的。据《礼记·表记》的记载，夏代尊命，事鬼神而远之，对鬼神亲而不尊，其民风"蠢而愚，齐而舒，朴而不文"，还保留着较多氏族社会的原始风俗；殷人尊崇鬼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民风变成了"荡而不静，胜而无耻"，以商王为首的统治集团尊天事鬼，但不大在乎信仰的"礼仪"形式，所以事鬼神"尊而不亲"；到了"郁郁乎文哉"的西周，由于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对自然界的客观理解，人们对"天"的认识有了一定改变，对天地鬼神的关系已不像商代所依附的那样紧密了。不过周人十分尚礼，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制，在"礼"中建立了人与天地、鬼神和祖先的关系，尤其对天和祖先的礼丝毫也不能懈怠。这样，郊祀天地，祭奠先祖，就成为周人最为隆重的宗教盛典。

《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和戎"，"祀，国之大事"。春秋战国时期的祭祀活动，主要是在郊社和宗庙举行的。古者建国必先立社。殷都亳，所以殷社又称亳社，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多有记录。西周灭殷后，为表示重神，迁殷庙神主，仿建亳社于周室宗庙之外，当做周宗庙的"庙屏"，其目的除了安置己国之神主外，还有告诫国人居安思危的意义。不过因为是亡国之神庙，这种亳社的建筑是很简陋的。据《周礼·春官·丧祝》说，亡国之社的作用有二，一是在春秋祭祀以祈福，二是男女之阴讼在这里祭祷卜筮以听断。这种亳社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仍普遍建立。

1981-1984年，在陕西凤翔马家庄曾发掘出春秋中期秦国的宗庙建筑遗址，其中包括许多亭台遗迹和回廊、围墙、祭祀坑等。出土文物表明，从春秋中期到晚期这里曾多次举行祭祀活动。大量祭祀坑内发掘出牛、羊、人、车等，其中有以人为牲的祭祀坑，这个宗庙遗址出土了不少陶器、铜器和玉石器。

1984-1986年，山西考古工作者在侯马遗址发掘出晋国的宗庙建筑。在布局严谨、庄严神秘的殿堂旁边，清理了130　个祭祀坑，祭祀用牲有马、牛、羊、狗等，布局有序，形制规整。从整个宗庙建筑群遗址的商积大、基址宏伟壮观的现象看，这处宗庙是晋国建都于新田（即今侯马市）时创建的。附近著名的盟誓遗址出土的盟书誓辞中，也指出盟誓活动是在晋公的宗庙附近举行的。

虽然迄今中国境内春秋战国时期的郊社和宗庙遗址还很少，但大量文献的记载是翔实确凿的。凤翔马家庄和侯马的宗庙遗址证明了当时这类宗教活动的实际情况。由于天地鬼神祖先的祭祀制度中有着严格的等级观念，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宗庙规格差别较大，祭祀之礼也是有所不同的。

2。图腾崇拜的演变宗教是对自然力和自然现象的崇拜，远古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是原始宗教的一种主要的、特定的形式。尽管图腾崇拜并不能概括和完全代表原始宗教，但在数万年的漫长岁月里，图腾始终是氏族本身对血缘纽带编织成的偶像和对人身自身繁衍的迷茫所产生的幻影的衷心寄托和虔诚信仰。这种图腾崇拜，经夏、商和西周奴隶制生产发展和思想观念变化的不断冲刷陶冶，逐渐集中到庄严神秘的龙、美丽多姿的凤和威武勇猛的虎等几种动物身上。龙、凤和虎，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最被人们推崇、传颂的灵禽神兽。虽然其具有的图腾式宗教意义已经淡化，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仍是崇高的。

龙，是中华民族原始图腾崇拜的主要象征，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虎与凤，大约是与龙共存的原始图腾。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贝壳摆成的龙与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和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都曾发现玉石雕刻的龙和绘有龙、凤的陶器等。凤是一种象征吉祥的瑞禽，《说文》释风云：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后，蛇颈鱼尾，鹤颡鸳思，龙文虎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

凤，在各地特别是华东和长江南北一带是人们长期崇拜的灵鸟，也是原始图腾崇拜的一种孑遗。

比起龙与凤，虎更趋于世俗化，人们对它的敬畏更多地体现在对其凶猛强悍的恐惧和驰聘于山林的威严。

一般来说，春秋战国时期对龙、凤、虎等图腾崇拜的宗教意识，已不像过去那样强烈了，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这些神物都被披上了"王权"的外衣，成为统治集团所利用的"君权神授"的标识。神秘莫测的龙，成为王权集中的黄河流域崇拜的图腾；美丽的凤鸟则在其发源地长江流域继续享有尊严与信仰；虎则从东北到西南到处都表现出"百兽之王"的威风。

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表现上述图腾崇拜的资料极为丰富，主要反映在器物造型、绘画和各种工艺品的制作等方面。

表现龙、凤、虎崇拜十分突出的地区，是长江中游巫风较盛的楚国。

20世纪发现的大批楚国墓葬出土文物，都集中说明了这种宗教意识的强烈。

1986年，湖北荆门市包山遗址发现了几座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大墓，其中2　号墓的棺椁保存很好。第四层棺为彩绘棺，内外均施黑漆，除底部外，棺外其他五面黑漆上都满绘图案。棺盖及两侧壁为六单元龙凤纹图案，每单元为四龙四凤，凤压于龙纹之上，龙凤纹之间填红彩，整体为四方连续结构。龙为一首双身，黄首黄足，黑身金鳞，盘旋呈圆角方形；凤则黄身黑羽，展翅卷尾，昂首作鸣叫状。漆棺头部和足部档板都绘画着变体龙凤纹。全棺绘画面积约3　平方米，彩色缤纷，绚丽异常，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的豪华和死后对冥间生活的追求。在随葬的生活用具中，还有凤鸟形双联漆杯1　件，全器做成凤鸟负双杯状，前端为头颈，后端出尾翼，中间并列两个桶形杯，双翼雕刻在两杯的前部，展开似飞翔模样，凤头微昂，喙衔一珠。两杯相联处有一贯通的圆孔，杯外壁中部用黑色绘画出相互盘绕的双龙，龙头伸向两杯相连处。龙、凤遍体彩绘，造型美丽，工艺十分精湛。

类似的发现在楚地很普遍。楚国南境的重镇湖南湘乡，1975年发掘了牛形山的两座楚国贵族夫妇墓，出土的许多随葬品充满了龙、凤和虎崇拜的气氛。首先是涂漆棺椁，在楚大夫二椁三棺的中棺上，头档板正中有朱色漆绘龙纹图案，龙作回首飞驰状，神态生动，似在显示死者的头向。其夫人的木棺外以黑漆为底，用朱、黄等色绘夔凤纹和云雷纹等装饰，亦十分精美。两墓的随葬器物中，有绘夔凤的漆几、绘龙凤图案的漆案、漆豆和顶端铸卧虎形的车辖等，工艺都很高超。

在楚墓中突出表现宗教信仰的，除了木俑、镇墓兽之外，还有在许多大墓中都曾发现的木雕彩绘虎座凤架鼓。牛形山出土的虎座凤架鼓，尚存双虎座和双凤架。凤的冠、首、身、翼、足均用套榫斗合或以梢钉连接。凤足用套裤嵌入卧虎背的两侧，凤身挺立于虎背，栩栩如生。座架以黑漆为底。凤用红、黄两种颜色绘画密集的羽毛，虎身则用红彩描绘云雷纹，整个鼓架高1.2　米。

湖北江陵的不少楚墓都出土了虎座凤架鼓。其中雨台山墓群中出土了15　件由双虎、双凤和一鼓组成的这种特殊器物。另外还出土了6　件虎座飞鸟，由单虎单鸟组成，虎昂首踞伏，飞鸟在虎背上仰首展翅而立，鸟背上还插着双鹿角。这些器物都有明显的宗教意义。

1970年3月，江陵遗址发现了一批窖藏的彩绘石编磬25　件。这些石磐彩绘图案的主要题材为凤鸟。其中有的彩凤昂首挺立，口微张，冠羽较长，尾部羽毛用细笔勾画，十分细腻；有的彩凤作回首展翅欲飞状；有的或翘尾垂翅，或翘尾合翅，或二只凤鸟长颈相交；有的展翅垂尾，伸足向前作探物的样子。这些绘画着彩凤的石编磬，是凤崇拜的生动例证。

反映龙、凤、虎崇拜的除了楚墓的随葬品外，在其他各地的墓葬中也都有较多发现，以青铜器的造型与纹饰最为集中。

四川峨眉符溪乡发掘的7　座战国墓中，出土了35　件青铜戈，其中一件饰人虎纹，虎头在上，虎嘴下跪着一人，双手反绑。从这件铜戈的纹饰上既可以看出虎的神力，也可以看出虎在发挥着世俗的作用。这些墓中同时出土了带有虎纹的铜剑、铜矛等。春秋战国时期，虎成为西南地区青铜器上的重要纹饰。

广东罗定出土的一批战国铜器中，有一件青铜盉的提梁作龙形。由蟠螭纹装饰的龙头上有双角，嘴上饰雷纹，面目似虎。龙身上有前后两脊翼。这件铜盉的提梁造型，是将龙与虎融为一体的。

山西浑源李峪村的战国墓，出土了一件青铜盘，盘内有两圈纹饰，外圈是三条鱼和三只鸟，内圈为三条结成一团的龙。龙首有角，龙身有鳞，足爪俱全，刻画得很仔细。

龙、凤、虎在青铜器上经常出现，不仅使一些有重大纪念意义的青铜礼器增加了神秘性，而且也突出了图腾崇拜发展进程中的艺术思想。

1982年2月，在江苏盱眙县南窑庄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错金银镶嵌铜壶，肩部由铜丝网络交错叠压卷曲成48　条龙。每条龙上下起伏蜷曲三次，相邻的两条头尾起伏相对，形成一组。每条龙皆以梅花钉缀连，玲珑剔透，华丽精巧，铜壶的肩腹之间有错金的流云缭绕。这件铜壶表现出杰出的铸造水平和镶嵌工艺，也说明了龙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龙、凤、虎的形象在其他器物上也多有表现。例如湖北随县刘家崖出土的玉虎佩饰，河北新乐中同村出土的虎形鎏金饰件，赵国都城邯郸发现的两面饰以双龙的陶纺轮等等。湖北江陵马山1　号墓出土了一批质量很高的丝织品，包括绣、锦、罗、纱、绢、绦等，衣被上用朱红、绛红、茄紫、深赭、浅绿、茶褐、金黄、桔黄等多种色彩的丝线绣出或织出对称的蟠龙、凤鸟、神兽、舞人图案，是宗教信仰的一种体现。

在"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龙、凤、虎的崇拜已失去了原始图腾崇拜的宗教观念，演变成天地鬼神崇拜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龙与凤已从西周的祭坛和庄严的礼器上逐渐退缩，战国时代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除了龙仍代表"天"以外，凤、虎则同龟、蛇、鹿之类一样成为百姓喜爱的动物了。

（二）"天命观"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1。卜筮活动的遗迹与遗物春秋战国时期，虽然诸子百家的思想激烈争鸣，但是绝大多数思想家和王侯将相、士农工商所共同信奉的一种宗教形式却无处不在，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占卜术。关于占卜，古典文献记载颇丰，考古资料的发现确切证实了这种古老宗教形式的存在及其发展演变。

卜与筮是两种不同的宗教活动。卜指龟卜和骨卜，筮则是用蓍草或小竹棍算卦。这是使用不同材料、通过不同方式以定吉凶、决疑难、测未来的宗教活动。不过，据文献的记载，卜和筮往往同时并用。《周礼·春官·宗伯》下有大卜，统管卜与筮，其下属有卜师，有筮人。筮人条下则云："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从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考古实物资料看，卜筮并用是符合各个时期实际情况的，也是世代因袭、逐渐发展演变的。卜与筮完成之后，都有认真记录，以便日后验证。占筮的数字符号和筮辞，与占卜的卜辞都可以刻在陶器、甲骨上，也可以刻铸在青铜器皿上。文献和考古发掘表明，占筮的起源要比占卜更早。

商代以来，遗留的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占卜文字，与宗教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与其后西周的甲骨上都经常出现一些类似八卦数字符号加"曰"、加"某某"，这种文例，说明占卜与占筮等宗教活动在黄河流域是一脉相承的。但占筮的八卦符号与卜辞本身也有明显的区别，它既不与卜兆相对应，文辞也与卜辞不符。

占筮是一种比占卜更为古老的宗教活动，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当时的氏族成员在讨论决定一件大事之前，都要进行占筮，并把这一活动记录刻划在一些陶器上。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遗址，龙山文化的大量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都经常出现这种占筮活动之后刻划下来的记录符号。据《易·系辞传下》云：古者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氏虽然不一定确有其人，但是作为远古氏族部落的一个代表是没有疑义的。到了商代，卜与筮不仅是王室贵族间崇尚的宗教活动，而且占筮更广泛地流行于民间，成为社会上普遍的宗教习俗。在远离殷都的山东平阴朱家桥，一个社会地位较低的商代平民墓葬中，随葬的陶罐上就刻划着八卦符号，由六个数字组成，这就是商代社会民间盛行占筮活动的生动例证。西周时期，卜筮并重，甚至男女相约，有时也要占筮卜是否顺利，如《诗经·卫风·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记录了卜筮在民间的流行。

春秋战国时期，占筮在民间愈演愈盛，占卜则逐渐衰落，只在上层社会有所保留，但卜与筮并未合为一体。《左传·僖公四年》记："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左传·哀公九年》记载晋国赵鞅卜救赵，先由史官卜之，后由"阳虎以《周易》筮之"，都是卜筮并用，但不混为一谈的。战国末年，占卜渐少，占卜与占筮在民间合流为盛行的卜卦。

由于埋葬在古墓中的竹木制品年深日久不易保存，所以至今考古发现的卜筮记录竹简主要在春秋战国的楚地有所发现。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是战国中期楚国上卿邸■君番■的墓葬。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放置在漆匣和竹简之中。这些竹简包括为番■治丧的遣策，上面记录了助丧者的名字、官职和所赠物品等；另一部竹简即为卜筮记录，约计2700余字，大多数是为墓主邸■君番■卜筮的记录，也有一些是关于祭祀的记载。

天星观楚墓的卜筮竹简，具体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为墓主贞问"侍王"是否顺利，反映出墓主人生前与楚王有较密切的关系；一类是贞问忧患和疾病的吉凶；一类是贞问迁居新室的前途如何等等。卜辞与筮辞的记录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先记年月日，再记卜人所用占卜工具、所问事项和占卜结果，如其中有记录秦王的重要使臣商鞅来拜访楚王，邸■君陪同接见商鞅，卜问是否顺利；另一种是不记年月日，只记占卜人名、占卜工具及验辞。有一年共记录了八个月内的占卜，除了祷告祖先外，也有祈祷鬼神的，包括楚地历来崇拜的司命、司祸、地宇、云君、大水、东城夫人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简文在句末和句中还记录了卜筮的卦象，在楚简中是仅见的。天星观1　号楚墓出土的卜筮记录，揭示了楚国贵族的宗教活动和楚人的宗教思想情况。

湖北荆门市包山楚墓中，出土竹简四百多枚，总字数约1　万5　千字，记载的文字内容可分为卜筮祭祷记录、司法文书、遣策等几类。其中卜筮记录内容都是为墓主人贞问吉凶祸福的，约分二十余组，每组记一事。各组少则一简，多则四、五简，按贞问时间顺序排列，简文格式大致相同，一般包括前辞、命辞、占辞、祷辞和第二次占辞等部分。

前辞是简文的起首部分，包括举行卜筮祭祷的时间、贞人名字、卜筮用具名称和请求贞问者的姓名。记时一般分作年、月、日，年份以不同的事件代表，即以事纪年，这种方法在江陵望山和天星观楚墓的竹简中都曾发现过。前辞中的月份采用楚地通行的代月名，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代墓葬出土竹简《日书》所载秦楚月名对照记录的楚地月名相吻合。记日则一律采用干支。贞人先后有十一人，有的贞人出现频繁，有的只出现一次。卜筮用具的名称有长灵、騬灵、长恻等。求贞人为名叫邵■的左尹。

命辞一般包括贞问事由。贞问之事多属求贞人出入宫廷侍王是否顺利，何时获得爵位，疾病吉凶这三个方面。

占辞是根据卜筮结果所作的判断，如用卜，则是从龟甲上的"兆"

来加以判断；如用筮，则是根据所得卦象来判断。占辞一般先指出长期之休咎，然后再指出近日的吉凶。

祷辞是进一步向鬼神和祖先祈祷，请求保佑、赐福及解脱忧患之辞，分成三类，一类祈祷的对象只限于墓主人本氏的近祖或直系先人；一类是墓主人的远祖；一类称为赛祷的对象是神祗和先祖，神祗有后土、司命、大水、宫、门、行等。《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秦襄王病，百姓为之祷，病愈，杀牛赛祷。"指的就是这种祈祷。

第二次占辞是祭祷鬼神之后得出的判断，如有的简文记录"嘉贞之曰吉"即此类。

简文中尚有部分贞卜的卦象，每个卦象由本卦和之卦两部分组成，左右并列。简文中没有卦象的名称，也没有具体的解说，对照相应的卜筮文辞大致可以了解卦象的含义。

并非每组卜筮祭祷记录都包括了以上五个部分，有的省去了记时，有的则无祷辞。此墓的一件竹筒中放有五块小木牌，分别写为室、门、户、行、灶，即为祭祀的五神。

江陵的望山1　号楚墓，也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不少是墓主在祭祀先王和先君时的卜筮记录，情况与天星观楚墓相似。

古人的占筮和占卜活动，其基本信念是卜筮之人相信借助某种道具（如蓍草、甲骨）可实现人与外物或神灵间的某种神秘性感应，通过一番具体卜筮，即可获得某种当下感应的信息，而作为占筮与占卜结果的卦爻画或卜兆，就是这种感应的表征之物。通过对这种表征物的认真分析，有关信息成为人们卜筮之事吉凶未来的证明，从而依此采取相应的对策来安排自己的言行。就占筮和卦爻之辞来说，虽然这种活动涉及到天文、气象、物候、地理和人类社会生活的诸方面知识，但是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预知未来，并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对天地鬼神的信仰上，所以卜筮活动完全属于宗教活动，阐述八卦的《周易》也不是哲学著作，而是中国古代宗教的经典。

春秋战国时期的宗教活动，除了上述的占筮与占卜外，还有占梦术、占星术等巫术类活动。传说春秋时期的梓慎、裨灶等占星术家，能通过对星象变化的观察来预占国家的兴亡、王公诸侯的生死以及大范围的自然灾害等，从而引起统治集团的震动。据史料记载，当时掌握占筮、占卜、占梦、占星之术的，主要是各国的史官。《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古人以木星为岁星，又以天象与邦国相配合，史墨观察到这一年岁星在越，其国有福，而吴先用兵伐越，所以日后必反受其凶。《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文公有一天梦见自己与楚王搏斗，被楚王压倒在下，并被楚王吮吸脑汁，醒来后大惧，大夫子犯占其梦曰："吉。我得天，楚服其罪，吾且柔之矣。"其意是说，这个梦是吉利的，晋侯仰面朝上而得天，楚王俯身向下而意味服罪，以脑汁之柔为缓兵之计，定可战而胜之。以上的占星术和占梦术，与占筮、占卜之术同源于远古社会的原始宗教。不过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及对人类自身的了解比远古及三代大有提高，对卜筮及占星、占梦的信仰也动摇了。《左传·僖公十六年》载：有五块陨石落于宋国，六只鹢鸟逆风退飞过宋都，宋襄公向在宋的周室内史叔兴问祸福吉凶，叔兴信口应对道："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过后叔向私下里对别人说："自然界这种事，是不能影响到人世间的吉凶的，吉凶祸福完全是人为的结果。宋君问这些不该问的事，我只好顺着他的意思说说罢了。"由此可见，在各种新思想纷至沓来的时代，社会上的占卜活动也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兴盛局面，失去了宗教意义的神圣，成为广大民众"迷信"的世俗活动。宗教的世俗化，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大趋势之一，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后来能成为"国教"，正是人们在宗教观方面追求功利而不专一的表现。春秋战国时期，"民"的地位迅速提高，"神"的地位便不那么重要了。士大夫阶层普遍认为："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在这种形势下，占卜与占筮的衰落是很自然的。

占梦术方面的考古资料很难发现，只是在文献中有所记载。占星术方面的考古资料，也仅仅是间接的证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大量随葬品中，有一件漆箱盖上绘画着一圈二十八宿的古代名称，盖面的两端画有青龙、白虎的图象。这二十八宿的名称字迹清楚，排列有序，证明了在《诗经》、《夏小正》和《尚书·尧典》等古籍中记载的星宿体系是正确的，并在《周礼》及《吕氏春秋》中早已有了具体的描述。相传战国中期的星占家甘公和石申的著作中曾有二十八宿的记载，甚至还有二十八宿等星的星表，但惜原著早已失传。传世的甘公、石申著《星经》为后人所辑录，很难作为考证的依据。曾侯乙墓漆箱盖上的二十八宿，使我们确知在公元前五世纪楚人已经掌握了二十八宿的天文知识，它的形成显然比这个时间更早。

另外，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四周有12　个神的图形，与《尔雅·释天》的12月名相合，所附文字乃记述12　个月的宜忌，与占星术可能有一定的联系。特别是其中提到一种称为"天棓"的彗星和月初现于东方的"侧匿"天象与灾异有关。从上述内容看，楚墓中出土的帛书与占星术的关系是密切的。

总之，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资料可以证明，文献记载的占卜、占筮、占星、占梦等各种宗教活动是普遍存在的，并逐渐走向衰落。

2。盟誓活动的考古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祖先信仰和鬼神崇拜还有一种宗教表现形式，这就是盟誓。

《礼记·曲礼》载："约信曰誓，涖牲曰盟"。孔颖达疏云："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杀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而读书。"这个记述，与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所见是大体相同的。

晋国是春秋五霸之一，是公元前五世纪前后活跃在黄河中游一带的军事强国。在春秋晚期的晋国都城侯马市，1956年至1972年经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墓葬、铸铜作坊、石器作坊、祭祀遗址和盟誓遗址。其中著名的"侯马盟书"，为我们提供了春秋晚期统治集团在宗教背景下进行政治、军事活动的宝贵资料。

盟誓遗址位于山西侯马市东郊浍河北岸的台地上，距侯马乡秦村约0.5　公里，面积大约3800　多平方米。在这个盟誓遗址上，先后发掘出埋有盟书的竖坑、埋有牛羊和马等牺牲的兽坑和埋有人殉人牲的排葬坑。

其中盟书坑多达400　余处，出土盟书五千多件，可以认读的六百多件。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春秋之时，"礼崩乐坏"，诸侯争霸，随着各国政治形势和军事力量的变化，许多贵族常常结成一些联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打击敌人的活动，正所谓"世道多丧，盟诅滋彰"，诸侯们频繁"盟于瓦屋"。侯马盟书的大量出土，便是这种宗教盟誓仪式的证明。当时周天子的话已经没有人认真去听了，礼乐征伐都在诸侯间进行，因此，诸侯之间和公卿大夫之间的各种盟誓活动日益繁多。从《春秋》和《左传》中可以找到很多关于盟誓的记载，仅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722-前468年）的250多年中，诸侯之间的各种盟誓就近二百次，其中尤以晋国的盟誓活动最多。"侯马盟书"的发现，当不是偶然的。

在侯马盟誓遗址中，当年所挖凿的坎穴，经清理长宽在60-8O　厘米左右，一般埋葬着羊并安放着盟书。有些大的长方形竖坑则主要埋葬作为牺牲的牛和马，不放盟书。不过大部分这样的葬坑在北壁临近坑底约5-10　厘米处有一个小壁龛，里面放置玉饰或玉器1-5　件。安放盟书的小坎穴集中在遗址的西北部，分布密集且有互相叠压打破现象，可见盟誓活动是在不同时间里多次在这一带进行的。埋葬牺牲的大竖坑在遗址分布较零散，所占面积很大，均不见盟书出土。

盟书亦称载书，或作载辞。《周礼·诅祝》篇云"作盟诅之载辞"；《周礼·司盟》篇有郑玄注曰："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载书埋于地下并杀牲以殉，献玉以祭，显然是祈望鬼神予以鉴察、监督执行的。遗址中发现的盟书，都是用红色颜料代替血书写在玉、石器物上面的。这些写有载辞的玉石有形制规整的灰黑色石圭，也有玉璜和玉圭，但很多都是将朱书直接写在制作玉器剩下的材料上面的，呈不规则形状的玉块或玉片，大小如拳掌。用作祭祀的玉器，有璧、环、瑗、玦、璜、圭、璋、铲、戈、刀等。

春秋战国时期，盟誓这种以宗教形式举行的政治活动，主要在诸侯公卿间进行，可以大致分成以下几种情况：①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盟约。如《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②各地诸侯之间的盟约。如《左传·襄公九年》记载："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戏，郑服也。。。晋士庄子为载书曰："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乃盟而还"；③诸侯与卿大夫之间的盟誓。《左传·定公三年》记载晋君与卿大夫的盟辞云："君命大臣，始祸者死，载书在河"；④诸侯与少数民族部落之间。《左传·襄公四年》载，山戎部落的一支无终氏派遣使臣孟乐到晋国"请和诸戎"，悼公初不允，后听从谋臣魏绛的建议乃同意，并"使魏绛盟诸戎"；⑤卿大夫之间的盟誓。这种盟誓在春秋战国时期更为普遍。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宋景公"游于空泽，卒己，卒于连中。。（大尹）使召六子，六子至，以甲刼之，曰"君有疾病，请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寝之庭。"山西侯马发现的大批盟书，主要是这种卿大夫之间的盟约记录。

诸侯在盟誓时，一般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向神灵表示虔诚和崇拜。

牺牲当然是献给天地诸神的；盟书埋于坎穴之内或置于河，也是为了让神灵得到证明，以便对违反誓约者予以严惩。前述晋国强迫郑国立下盟约，由晋国的士庄子写载书令郑国"唯晋命是听"，在郑国公卿中曾引起极大的惶恐与不满，有人提出了重改载书的建设，卿大夫公孙舍之阻止道："已经昭告了大神，立下了誓言，如果载书可改，就等于大国亦可叛了！"遂与晋盟。这个例子说明在鬼神崇拜的宗教观念束缚下，盟誓还是起着一定作用的。

实际上，在政治斗争风云变幻、战争胜败常有反复的形势下，盟誓这种以宗教形式出现的政治活动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甚至成为假借宗教行骗的手段。晋郑之盟，歃血于口犹未干，而强楚又来伐郑，弱小的郑国在得不到晋国的援助时，只能背弃与晋之盟而又与楚盟誓。《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秦晋伐鄀，楚国派公子仪、公子边助鄀，率师屯戍于鄀之商密。秦军包围了商密，夜里将伪造的盟书暗地里让鄀人知道，离间称公子仪、公子边已与秦盟，鄀人吓慌了手脚，向秦师投降，秦军乘胜俘获了公子仪和公子边。这种伪造盟书以达到目的的行径，显然已不把神灵的惩罚当成一回事了，说明盟誓只剩下了宗教的外衣。

据《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十三国军队在郑国盟誓时，向以下诸神立下誓言："司慎、司盟（二天神）；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如果谁违背了誓约，就要遭到丧命灭族、国家颠覆的灾难。侯马盟书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作宗盟、委质、纳室、诅咒、卜筮几类，这么多内容都要靠上述神明监督约束，说明祖先信仰和鬼神崇拜当时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的。出土的一些卜筮记录，严格地说不属于盟书，而是举行盟誓祭祀时使用龟卜和占筮的文辞记录。

1979年3月，河南温县武德镇西张计村也挖出了一批春秋末年晋国公卿之间的盟书。盟誓遗址为一土台，早在1930、1935　和1942年曾多次出土有盟辞的圭形石片。1979年发掘出土"坎"124　个，其中有16　坎出土书写盟辞的石片，8　坎单出石圭盟书，5　坎单出石简盟书，另外3　坎中石圭堆积在石简之上。有的坎中仅见玉璧、玉兽等，有35　坎出土羊骨架。这些坎绝大部分为长方形，个别为椭圆形，圭片总数达万余片。

1　号坎集中出土盟书4588　片，除少量石简、石璋外，绝大部分为石圭。原来都写有文字，因埋藏年深日久，许多字迹已模糊或脱落了。从发掘情况看，石圭在坎内的放置是有规律的，1　号坎内共分14　组，13　组是石圭，仅有1　组内包括石简和石璋。

盟辞文字都用毛笔墨书，字迹出自多人手笔，字体风格迥异。盟辞的行文方式一般是自上而下、由右及左，仅有个别的由左及右；凡在石圭、石简正面书写未尽的，则续写在背面。每圭为一名参加盟誓人所书写。

圭，是春秋战国时期祭祀祖先神祇的主要礼器。命圭是周天子分封臣下举行典礼的一种最重要的赏赐品。诸侯朝觐天子时，必须执命圭以为信验。春秋以后，礼乐征伐已不自天子出，但又往往打着天子旗号。

温县出土的盟书中，一些盟辞写道请晋国先公来鉴察，要求参盟人必须尽忠其主，是借着晋国君主的名义来行事的。

山西侯马和河南温县春秋时期盟誓遗址的发掘，揭示了当时统治集团通过宗教形式进行政治斗争的史实。这些盟誓活动，是在社会大动荡、大分化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也是在孔子的儒家学说盛行于世、传统的宗教观念动摇瓦解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尽管盟誓活动对天地鬼神信誓旦旦、言辞激烈，但参盟者歃血未干，背盟之举便已经频频出现了。

这种宗教形势，如同其他宗教礼仪一样，正在迅速地退出历史舞台。

（三）鬼魂崇拜在丧葬制度中的反映1。人殉与人牲原始宗教的思想基础，是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死。后来每一个时代的宗教各种表现形式，都是这种传统思想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反映，也就是这种灵魂崇拜思想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特殊表现形式。生老病死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现象，但是古代人们不能认识这些现象的本质，始终把这些现象以虚幻的形式来理解和阐述。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有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普遍出现时起，出于对祖先灵魂的崇拜，埋葬死者开始成为一种宗教习俗。随着社会组织的严密和制度化，丧葬习俗也形成了一些与生活习俗相适应的制度，因而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宗教信仰。氏族先民对于自身精神活动和生理机能活动的无知，造成了对死亡的无知，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并赋予灵魂以超自然的、超人的神秘力量。这种认识世代相传而形成宗教思想，直到当代仍不能完全消除。夏、商和西周时代，奴隶主的极权统治强化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王公贵族厚葬死者，一方面表示对祖先灵魂的敬仰和服侍，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祈祷亡灵保佑自己继续高居万人之上，享受富贵荣华。春秋战国时期，各种进步思想空前活跃，传统的礼制和观念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在一些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重人轻天的思想，主张神是"依人而行"的，但是对天地、祖先和鬼魂的崇拜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的认识。各种祭祀典礼仍然存在，只不过从周王室分散到了各地。

《国语·鲁语》云：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

这种思想虽然表达出一种明显的实用哲学，但是对神灵的祭拜则是不可动摇的。从葬礼上来说，大量考古发掘资料与古典文献相印证，表明尽管西周的传统礼制受到了中小贵族新兴力量的冲击，丧葬制度已不再严格遵循西周王室的规定，但其宗教仪式、规模和宗教色彩却有增无减。

丧葬制度是一种宗教制度和习俗。丧葬反映的是人类关于肉体死亡和灵魂不死的非常矛盾而又复杂的思想意识。新石器时代末期出现的以活人为死去的氏族首领殉葬的人殉和人牲现象，是这种宗教意识的集中体现，经商代形成一种残酷的制度后，直至春秋战国时期仍继续存在。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殉和人牲现象，考古发掘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一些实例：陕西户县春秋前期的秦国墓葬中，3　号墓殉葬奴隶4人，分别放置在死者左右的二层台上，装殓在黑漆木匣内。这4　个奴隶都在身上佩带一个铜铃，口中分别含有玉玦、石玦或蚌唅，身首分离，四肢散乱，皆为杀殉。另外，墓中还殉葬两只狗，也有铜铃。属于此墓的陪葬车马坑史还杀殉一名御者。

山东沂水刘家店子发现的两座春秋中期大墓，其中1　号墓内发现很多殉人，仅一个埋葬着随葬器物的坑穴内就有30　多个殉葬者。

山东临沂凤凰岭发现的春秋晚期贵族墓，墓室中有14　个殉人，墓室附近有一个陪葬的车马坑和一个陪葬器物坑。

山东莒南大店两座春秋晚期莒国大夫墓，各殉葬10人，这些殉葬者都有简单的木棺，有的人还有些随葬品。

山东临淄郎家庄齐国贵族大墓中，有9　名殉葬人都无葬具，其中个别人有少量装饰品和陶器随葬，他们有的被砍头，有的被肢解，显然是杀死的人牲。同墓陪葬的17　名侍妾等，不仅有棺椁，还有相当丰富的随葬品。

河南浙川和尚岭上发现的两座春秋中晚期楚墓，其中一位年轻贵夫人的墓中有两个殉葬者。附近徐家岭上有10　座大型楚墓，其中9　号墓也随葬2人，还有一座陪葬的车马坑。

山西太原南郊金胜村发现的春秋晋国大型贵族墓，有车马坑和4　个殉葬人，殉人都使用单棺和用少量玉佩随葬，是墓主人的亲近随从及内妾。

河北邯郸赵国都城遗址西部的百家村、齐村一带，是当时的墓葬区，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战国中晚期墓葬81　座，其中6　座有殉葬人，有的殉人身带贵重的装饰品和戈、矛等，亦应是墓主人的亲信侍从。有的墓中殉人被弃置于填土中，显然其地位是异常低下的。

1978年发掘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以其丰富的乐器、青铜礼器、容器、杂器、兵器、车马器、木竹用具、金玉服饰、金制器皿和竹简等令举世震惊。这座墓的殉葬者是21　名女性青少年，当是墓主人的近侍或乐舞人员，她们都被各自装殓在一具彩绘木棺内，均有少量随葬品，在殉葬楚墓中十分突出。

河南固始侯固堆一座战国早期吴国大墓中，椁室内外发现殉葬人骨17　具。

河南汲县山彪镇1　号墓，是一座魏国的王公大墓，墓室积炭积石，出土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工具及其他杂品二百多件，随葬的4　个殉人各有木官，紧靠墓主人，身旁还有小铜鼎和带钩，也许是甘愿随葬的幕僚门客。

河北怀来北辛堡的战国燕墓，都曾发现数量不等的殉葬人。

山西侯马乔村战国墓的殉人，被埋在墓地周围的沟中，有的被肢解，有的脖颈上还戴着铁钳之类的刑具，看来是一种做为祭品的人牲，有的墓人殉人牲多达18人。

陕西凤翔八旗屯发掘的近百座春秋至战国早中期秦人墓葬中，半数都有殉人随葬。南指挥村的1　号墓填土中曾发现6　名殉葬的奴隶。

上述现象举不胜举。20世纪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考古发掘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殉人牲制度在秦、晋、赵、魏、齐、鲁、楚、燕及莒、薛、邾、宋等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中普遍存在着，这是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丧葬制度上这种宗教思想的反映，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人殉和人牲现象上。王公贵族死后，后代自然把其视为有魔力的鬼神，对子孙的祸福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小心侍奉。在献上的祭品中，肉食品除牛羊鸡猪之外，还有自古相承的祭品人牲。商代王公贵族的墓葬中普遍发现人牲，主要是把捉到的俘虏杀掉当作宗教仪式上的牺牲，一一奉献到祖先神灵之前。至于人殉，与人牲有所区别。被迫送死的"殉人"身份比较复杂，有为王公贵族办事的官吏，有供淫乐的侍妾，有供护从的卫士，有供驱役的奴仆，也有甘愿从死的亲人。一般来说，诸侯权贵死去，从殉的主要是他生前的忠实卫士和受到宠爱的侍妾。战国时期随着"士"

的兴起和各种政治力量日益残酷地角斗，使殉葬者的身份更为复杂了。

春秋时期，秦穆公死去，从死者177人。子车氏的三个人奄息、仲行和鍼虎被选定为殉葬者。为了悼念这三个"良人"的百夫之勇，秦人唱出了追怀他们的挽歌《黄鸟》（《诗经·秦风·黄鸟》），歌中反复唱道："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表明了人们对殉葬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史记·赵世家》则记载了晋景公（公元前599-前580年）时期发生的一件广为传颂的事：大夫屠岸贾挟私怨杀将军赵朔，赵朔门客公孙杵臼与赵朔友人程婴为保护赵氏遗孤而冒死相救，公孙杵臼殉难。遗孤赵武后为晋景公复立为大夫，原与公孙杵臼盟约的程婴为践约而欲自尽，到冥间"下报赵宣孟（赵朔）与公孙杵臼"。当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时，程婴说："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并没有消除人们对鬼神的崇拜与信仰。《史记》、《左传》等典籍中，记载门客、部将、近侍、爱妾等为主人从死者，屡见不鲜。邾文公伐鄫，楚灭蔡，鲁季平子伐莒，都把俘虏和对方首领用于祭祀，是为人牲；诸侯王死后，都用人殉，明确记载的有秦武公、秦穆公、齐恒公、宋文公、楚灵王、邾庄公等一大批；考古发掘的安徽寿县蔡侯墓、湖北随县曾侯墓等都有殉人，可见人殉人牲现象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客观存在的，是宗教制度在丧葬方面的反映。

总的看来，人殉和人牲现象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越来越少了。秦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已宣布"止从死"，即不准再用人随葬，虽然遗风旧俗依然存在，但在战国中期以后大部分地区已很少出现，只在边远地区生产不十分发达或奴隶制的宗法之"礼"保存较多的诸侯国仍有流行。如陕西咸阳边家嘴的战国中期墓中，不但有殉人，而且有与杀死的牛牲并排放置的人牲。尤其在齐国，殉人的风气到战国中期以后仍然盛行，除了前述临淄郎家庄齐国大墓有26　名人殉人牲外，该市齐陵镇发掘的2　号墓椁室正北二层台上也挖有殉坑，内殉12人，一人一棺，三人一椁。虽然被盗严重，但殉人身边仍遗有青铜带钩、水晶珠、玉环、滑石璧、骨梳之类随葬品，殉葬者显然是墓主人的近侍爱妾之类。临淄区辛店大墓的二层台上挖有6　个陪葬坑，坑内各殉1人，并有较多随葬品，说明殉人也不是普通的奴隶。战国中期以后各地人殉现象迅速减少，是社会经济发展对生产者的需求直接有关的结果，同时也是无神论思想对传统宗教观念和礼制冲击的结果。个别地区的人殉和人牲现象，当属商周礼制的强弩之末了。以活人为殉的宗教观念在新的形势下，代之以木俑土俑随葬的宗教思想。这是人的解放，更是思想的解放。《左传·僖公五年》虞大夫宫之奇说："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神所凭依，将在德矣。"这种重道德而轻鬼神的思想，当时有广泛的代表性，所以残酷的人牲制度和习俗必然要遭到社会各阶层的反对和抵制，人牲与人殉现象越来越少的事实，客观地表明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宗教观念所发生的变化。

2。俑、镇墓兽与魂幡为死人随葬各种衣、食、住、行的物品，是宗教观念在丧葬制度和习俗中的一种表现。自远古氏族社会起，氏族成员就常常把死者生前习用的和喜欢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和武器放入死者的墓葬中，以便其亡灵在另一个世界中使用。这些物品，成为考古学者们判断墓主人所处历史时期的重要依据。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的俑和镇墓兽、魂幡等，在诸多随葬品中有更为明显的宗教意义。

（1）俑春秋至战国早中期，人殉和人牲的现象虽然仍普遍存在，但数量已越来越少了。战国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及各种新思想的出现，人殉人牲现象急剧减少，在这种形势下，鬼神崇拜和祖先信仰的"礼"

并没有削减，人殉和人牲以"俑"的形式出现在贵族墓葬中，成为继续为死者亡灵服役的人。在民间宗教不断世俗化的时期，大量平民死后也开始用俑来陪葬了。

中国大陆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俑，是在山东临淄郎家庄的春秋时期殉人墓中。这个齐国贵族的大墓随葬品极其丰厚，其中有6　个随葬坑，各出土一组随葬的陶俑。这些早期的陶俑每个仅高10　厘米左右，有男俑和女俑之分。女俑躬立或跪地呈舞蹈姿势，脸部削成斜面，用黑彩勾画出眉眼，胸部丰满，束腰，衣裙曳地，衣上施红、黄、黑、褐色条纹，造型简洁生动，身体各部分比例匀称；男俑披甲，手置于腹部作持物状；此外还有些骑士俑，骑士多残毁，仅存马身。这批陶俑和为墓主人随葬的人殉共存，说明以俑代替人殉的现象刚刚出现。

战国时期，用陶俑随葬的情况愈来愈多了。比如山东泰安康家河村挖掘的战国墓，出土了5　件陶俑，全系泥质褐陶手制，表面磨光后再刻划出衣纹皱褶，然后着陶衣彩绘，制作的质量比临淄郎家庄春秋墓所见陶俑明显提高。俑的服饰层次分明，衣纹流畅，也是长裙曳地，但面目都比郎家庄陶俑显得丰满生动。

早期的木俑在长江中游的楚国发现较多，湖南、湖北和河南南部的许多贵族大墓，由于有较好的防腐措施，所以木器漆器能比较完好地保存下来，木俑成为楚墓中的特色之一。这批木俑多为武士和婢仆形象，以木头刻成人的轮廓，然后认真描绘出眉目须发等细部，有的还画出衣裙甲胄，甚至有一些木俑穿着丝织衣物。木俑一般都形体扁平，也有的在躯体上另外安装手臂，手上还握持着小木剑、木戈等象征性的武器或一些演奏乐器。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俑，开后代以俑随葬之先，是用模拟的奴婢、卫士等代替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是人殉人牲制度在新形势下的演变。在社会长期动荡的年代里，传统的礼制不断受到冲击，发生变化，周王室的礼被分解成各地诸侯的礼，公卿大夫的礼分解成士农工商的礼，礼的世俗化与宗教的世俗化息息相关，人们对"天"的崇拜发生了动摇，但对祖先的敬仰却没有根本的触动。于是，俑也随着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成为平民百姓敬献给死去亲人的随葬品。考古工作者在楚都纪南城东的雨台山平民墓地，清理了5　百多座春秋中晚期和战国时期墓葬，其中有15　座战国平民墓中随葬木俑，最多的墓出土8　件。这些墓都没有人殉现象。由此可见，俑在鬼神崇拜之风极盛的楚地，是发展较快的。

不过总的看来，在原始宗教日趋没落，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还没有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俑虽然出现了，但是存在并不普遍，制作也是很简单粗糙的。山西长治分山岭战国墓中，第14　号墓中发现了18　个陶俑，这批以男女仆婢形象出现的陶俑身高仅5　厘米左右，造型仅具轮廓，身上涂朱还留有刀刻痕。这种比较草率的作法，比起墓葬中大量精美的陶器等随葬品来，显然是对宗教的淡漠，对此恐怕不能仅以制作技术水平不高来解释。

（2）镇墓兽镇墓兽是古代墓葬中的兽形随葬物，主要存在于中国，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墓葬中，而以楚墓的大型木制镇墓兽最为典型。镇墓兽的作用是辟邪，一方面为了使墓主人在冥冥之中的生活不受侵扰，另一方面是避免死者的邪气妨害生者的安宁，凡镇墓兽皆制成丑恶狰狞的模样，对鬼魂有镇慑作用。

楚人尚鬼，在古史传说中多有记述。《帝王世纪》载，"神农氏，。。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列山即烈山，在今湖北随县一带。汉代《孝经鉤命决》（《太平御览》卷135　引）云："任姒感龙，生帝嵬魁，"原注说"嵬魁，神农名"；王符《潜夫论·五德志》亦云："有神龙首出，常感妊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隶释》卷一，汉熹平四年《帝尧碑》载："帝尧者，盖昔世之圣王也，其先出自塊隗。"

帝尧是姬姓，其母为姜姓，是神农氏之后。嵬、魁、隗、塊诸字形体虽异，皆谐鬼音，读音相似，所以魁隗、嵬魁、塊隗当是一个词，皆指楚地的神农氏。由此可知新石器时代晚期湖北的氏族部落崇尚鬼魂的原始宗教，一直沿至商周时期而未衰。春秋战国的楚墓中出土较多的镇墓兽，以避鬼驱邪为目的，就是这种宗教习俗的表现。

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认为一个人死后只是灵魂离开了躯体。当灵魂在另一个世界返回躯体，还会像生前那样从事各种活动。自从棺椁发明之后，这种特殊的葬具就成为死者居住的殿堂房舍，必须留有供灵魂出入的洞穴或门窗。楚国著名的曾侯乙墓，其朱漆彩绘木棺的一端就绘有窗户，两侧画着门，门两旁还有守卫的神兽武士。这些门窗和卫士显然都是为墓主人出入而设置的。云南祥云的大波那奴隶主贵族墓葬，放置着木椁和铜棺，棺盖做成人字形屋脊状，棺身为7　块铜板组成的长方体，以插销扣合，可以拆卸，顶部及四壁铸出人字形条带编织纹，棺下有一圈支脚，整个铜棺俨然似一座干栏式建筑的竹楼。死者的棺椁如生者的居室，正是灵魂不死的具体反映，也是祖先崇拜的思想基础。镇墓兽就是看守门户的神兽，是这种宗教思想的又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同木俑一样，镇墓兽主要在湖南、湖北和豫南的楚墓中发现，只是时代略早些。尤其在湖北江陵一带的春秋战国楚墓中，镇墓兽的发现十分普遍，仅楚都纪南城东郊雨台山的558　座墓葬中，就有镇墓兽145　件，占总墓数的26％；相邻的拍马山墓群27　座墓葬，出土镇墓兽的就有10座，占37％。天星观的一座大型墓葬，随葬的镇墓兽高达1.7　米，方型座上立着身首背向的双头神兽，头上各插有双鹿角，通体深黑漆，并以红、黄、金三色细致描画兽面纹，显得非常威严而神秘莫测。太晖观的一座楚墓中，镇墓兽为彩绘双身双首的曲颈怪兽，兽头两眼鼓突，血口大张露出尖利的犬齿，吐长舌，头上凹槽中插着一副完整的鹿角，通高1.04　米。类似的镇墓兽，在江陵的望山、河南信阳长台关和湖北枝江、湖南长沙都有发现，造型大同小异。

战国中晚期，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宗教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楚墓中的镇墓兽迅速减少了。不仅湖北地区的战国晚期墓少见镇墓兽，湖南楚墓地很难见到这种宗教习俗了。湖南资兴旧市发掘的80　座战国墓，已不见镇墓兽；益阳新桥山和赫山庙战国中晚期墓47　座，均无镇墓兽。鬼神观念在淡化，祖先崇拜仍继续存在，不仅木俑、陶俑在各地逐渐增加，而且墓中的随葬品有增无减。这种宗教思想和宗教习俗的变化，表明人们的宗教观更加注重"人"，即对祖先的崇拜和死去亲人的思念、祝福；而弱化了"鬼"，即对虚幻的世界敬而远之。这些现象，与战国时期"天人合一"思想的盛行，与哲学从宗教中的裂变是完全一致的。

（3）魂幡春秋战国时期反映宗教思想观念的文物考古发现，除了墓葬中的俑和镇墓兽外，还有很难保存、极为罕见的帛画"魂幡"。

帛画一般指传统绢本画以前的以白色丝帛为材料的绘画。长沙楚墓中发现的两件战国时期帛画，表现墓主人在神话动物引导下飞翔升腾入云端，用以表示死者灵魂升天的思想，具有典型的宗教意义。

《周礼·春官·司常》云："大丧，共铭旌，建廞车之旌，及葬，亦如之。"西周以后，士大夫以上的贵族丧礼，有用旌之制，其中引导墓主人的亡魂及随葬的殉人、器物同赴黄泉，并随亡魂升入天府、游历八极的旌，称作"廞旌，即引魂的旌幡，亦称魂幡；表明死者身份地位的形制有别的旌，称为"铭旌"，有比较严格的等级制度；出殡时送葬车所建的旌旗，叫做"乘旌"，乘旌在送葬之后"载于柩车而还"，即"载之而还，不空以归。送形而往，迎精而返。"（《礼记·檀弓上》）。长沙楚墓中发现的即为魂幡，考古界称之为"楚帛画"。

楚墓中的两件帛画魂幡，第一件是1946年在长沙东郊陈家大山一座木椁墓中出土的。魂幡原在一竹笥上，长31　厘米，宽22.5　厘米，画上有一女子，立于新月之上。这个女子发髻后垂，双手合掌，身穿美丽宽大的长袍，袖裾之上以缭绕的祥云为装饰。女子的左上方有一龙一凤，无角的飞龙摇曳直上云霄；凤则有冠，作探爪擒拿状，意境深邃。第二件于1973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一座战国墓，时代属战国中晚期，墓主人为40　岁左右的男性。魂幡放置在椁盖板下、隔板之上，长37.5　厘米，宽28　厘米。画上乃一男子驭龙而行，龙作舟形，其下有鱼，尾端尚有一仙鹤。这名男子高冠长袍、手抚佩剑，顶有伞盖，显得雍容华贵而又十分威严。学者一般认为，这两件帛画描绘的都是墓主人生前的形象。画面结构虽有差别，但都集中表现出墓主人在龙、凤、仙鹤、鲤鱼的伴引下飞翔升腾的意境，反映出死者灵魂升天、灵魂不死的宗教思想。

上述俑、镇墓兽和帛画魂幡，都是宗教观念在丧葬制度中的表现形式。它们与其他丰富的随葬品一起构成了墓主人的另一个世界，也是现实生活中人们怀有恐惧、寄予期望的世界。

八、结语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逐渐形成的时代。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较大的变化，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都有更多的觉悟，宗教制度和宗教思想、习俗也因而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

在西周之末"礼崩乐坏"的形势下，原始的宗教制度和习俗在大部分地区已不复存在。万物有灵的观念受到新思想的强烈冲击，突出表现在对祖先神灵的崇拜上；自然崇拜集中到对日月星辰和山川土地的崇拜祭祀；古老的图腾崇拜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更多地反映在龙和凤两种神异动物上，少数地区仍有崇拜虎、熊等动物的风俗。对上述神灵和神物的顶礼膜拜，有的承袭了过去的制度，并加以完善和强化；有的则仍处于虚幻的意境中，只在日常生活里以一种宗教习俗有所体现。

崇拜在社会生活中以宗教形式反映出来，主要是通过各种祭祀活动和丧葬制度。古代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都证实了这个情况。

各种祭祀活动，主要是对"神"的祈祷和礼拜，列入神祇的有天神系统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等，也有地神系统的名山大川、山林和土地，此外是人神系统的三皇五帝、神农后稷直至周文王、武王。丧葬制度主要是对祖先之"鬼"的敬畏和奉献，也包括对死去不久的亲属亡魂的祭奠与哀思。对"神"的祭祀目的是为了祈求庇佑和造福；对"鬼"

的奉献则主要为了保护自己和子孙不受伤害和侵扰。这两种宗教活动有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与鬼在百姓中区分得并不十分严格，古典文献中常有鬼神并提的现象。春秋战国时期的宗教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对天的崇拜，是天命观、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也是中国古代宗教之源古人对日月星辰即天体的崇拜，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是农业氏族部落流行的一种原始宗教。商代和西周时期，成为帝王所首推的祭祀大典。

在都城之外祭天，亦称郊祭和郊天，主要是对太阳和月亮举行的祭典。

《礼记·祭仪》载："郊之祭也，。。大报天而主日"，即祭祀太阳之谓，又称"祭日于坛，祭月于坎"，"祭日于东，祭月于西"，可见这种祭天典礼是非常庄严隆重的，同时也表现出人们对日月星辰崇拜之虔诚。

对天的信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氏族成员对天的信仰就已经成为主要的宗教意识。山东泰山周围的大汶口文化，曾发掘出刻划着太阳升起图象的陶器；河南仰韶文化的大河村类型，许多陶片上彩绘着日月星辰。随着社会的进步，天的宗教观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哲学思想中开始有了不同的含意。商代的宗教观认为天是由"帝"或"上帝"来主宰的，日月星辰都按照上帝的意旨运行，各司其职；西周以后，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变成"天子"，帝王受命于天，这时天做为至高无上的神，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天命是不可违背的，因为帝王是代表天来管理臣民的，所以只有无条件地服从帝王才是顺从天意。这种"天"的宗教观念与奴隶社会要求奴隶主的地位不可动摇，奴隶对主人要绝对服从的社会关系相一致。

商周之际产生的宗教思想变革，是把古代对天与地的信仰和祖先崇拜互相结合起来，把它们集中改造成为一种比较完整的宗法奴隶制的意识形态。这时提出了"以德配天"的神权理论，"德"成为天神、地神、祖宗神和帝王共同的行为规范，谁违反了"德"，谁就必然要受到天地祖宗和帝王的惩罚。这种理论为西周取代商殷制造了根据。从商代出现的天人合一思想萌芽在西周得到了进一步滋生发展。周王称"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德"既是天子治理人民、教化百姓的道德标准，也是百姓和中下层官吏对统治集团评价的依据。

虽然西周时期产生了对天的新的理解，但总的看来人们心中"天"

的观念仍然是以天为至高无上之神的宗教观。春秋时，"天"开始从宗教观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哲学范畴。这时由于人的思想的解放，"天"不仅开始与人的行为、人的道德品质结合起来，而且"天命"也开始依人的行为来施行其权力，"天"的地位不像西周以前那样不可动摇了。

这种变化和春秋时期经济生产的发展、人们社会关系的改变有关，也是思想史上的进步。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由于人们对客观世界有了更明晰的观察和总结，对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不断有新的探索与思考，于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出现了，"天"的观念也有了更新的含意。不过，春秋时期的哲学尚不能完全摆脱神学的羁绊，春秋晚期孔子的天命观，正可以说明这一点。

海岱地区的齐鲁之乡，古代经济素称发达，传统文化的根基也很深厚。出生在这里的孔子是一个富于求实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历来主张"多闻厥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种善于学习、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样表现在他对天命鬼神的态度上。《论语》中记载孔子提到"天"的地方有三十多处，其中很大一部分如果用"客观规律"这个词来代替，同样可以讲得通，可以容易理解。"天"就是规律，就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注疏》卷十七），因其高远莫测所以不能认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注疏》卷三），即违反了客观规律，祈祷也没有用。这个规律"唯尧则之"，所以"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论语注疏》卷八）。孔子在社会的变革中，奔走各地做了大量社会调查，隐约感觉到了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在制约并支配着这个世界，他既不能认识这个规律，也不能摆脱天命神学的框框，所以他信"无可奈何"的命。对于鬼神，孔子的态度是信则有，不信则无，所以他轻易不言鬼神之事。孔子对天的解释是含混的，对鬼神的态度是暧昧的，他不能冲破对天地鬼神的信仰。儒家思想的根本是礼与仁，对天地鬼神的崇拜与祭祀是礼的基本内容，按照天地鬼神的旨意处事做人是仁的道德属性。但他对天的宗教观和祖先崇拜的宗教观又是　不坚定的，"仁者，人也"（《礼记·中庸》）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孔子表现在天命鬼神问题上的矛盾的宗教观，正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反映，也是哲学力图摆脱宗教，力求对客观规律做出解释的尝试。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孔子及其弟子不可能形成深刻的、完整的宗教观，因而也不可能产生完整的哲学体系。孔子的天命观、天人合一思想充满内在的矛盾，这是后代儒家出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同派别的原因，因此哲学中各个派别的斗争和成长，很大程度上是儒家内部围绕着天命鬼神的不同认识所展开的。中国古代的宗教思想，其根源也在于天命观和天人合一的思想。

第二，对鬼魂的崇拜，是万物有灵思想和祖先崇拜的发展，也是中国古代宗教观的支柱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总是走向文明与进步的。万物有灵的观念在原始氏族部落中是普遍的宗教信仰，到了商代，随着奴隶制文明的强大，对祖先亡灵即人鬼的崇拜已跃居万物灵魂之首，文献记载和商代王公贵族大墓中人牲人殉的累累白骨，证实了这一悲壮的史实和残酷的制度。西周时期，对先祖先公的祭祀制度成为宗教的盛典，几乎与祭天地之礼的规模和意义相同。在王室的宗庙中，受到祭祀的有传说中开天辟地为民创立基业的三皇五帝和古代部落的首领，如教民稼穑的神农、观天象造历的帝喾、行善政让天下的唐尧、勤劳躬耕的虞舜、治平水土的大禹，也有历代有德政的商汤和周文王、武王等等，这些人都曾对人民有大功，故在祀典之列。在民间，对祖先的祭祀当然更包括了列祖列宗，乃至死去不久的亲人。

春秋战国时代是诸侯争霸的英雄时代，各路诸侯的立国王公或开国元勋，无疑受到本国本族的拥戴，生前高居万人之上，死后便成为人们头脑中的圣灵。西周形成并确立的祭祀祖先的礼制，显然极具宗教的色彩，虽然到春秋战国时代周王室已不被人看在眼里，但祭祀祖先的典章制度仍然存在并继续实行，只不过分化演进，成为各诸侯国的宗庙祭祀之制了。所谓"礼崩"是分崩离析，一而为十为百，却没有烟消云散。

陕西凤翔马家庄的秦国宗庙遗址和山西侯马的晋国宗庙遗址，就是生动的证明。

对祖先鬼魂的崇拜，统治集团一方面通过宗庙祭祀典礼来体现，另一方面更多地表现在丧葬制度上，这就是文献和考古发掘中屡见不鲜的从死和人牲人殉现象。

商代和西周时期，中国完全处于奴隶制专政的社会。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把劳动者紧紧束缚在赖以生存的土地上。西周中期以后，井田制逐渐解体，社会的变化仍然未能根本改变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地位和统治思想，祖先崇拜是广泛流行的宗教观念。毫无人身自由的广大奴隶如同主人会说话的工具和牛马，任奴隶主驱使和宰割。在这种专制制度下，信天命鬼神的宗教思想和夏、商以来形成的殉葬制度。使成千上万的奴隶成为王公贵族祭坛下和墓葬中的牺牲，人牲人殉现象比比皆是。

春秋早期，井田制虽然不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宗教领主制仍然维系着社会的等级秩序，每个宗族成员都被相对固定在各自的位置上，不能有"非礼"的超越，贵族和宗主的意志仍是依附者行动的准绳，也就是社会不成文的法规，其中当然包括对天地和祖先祭祀时用人从殉。在社会发生变革的形势下，人殉现象比西周时期减少了，不过主要是墓中殉人数量有所减少，人牲现象仍在许多地区存在着。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各地发掘的春秋早期墓葬中，贵族大墓往往有人殉和人牲现象，说明人们的祖先崇拜观念和宗教仪式与商代和西周相比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代，整个社会不断发生巨大的动荡和变革，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都出现了除旧布新的局面。经济上变革的实质是宗法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转换，使社会的经济结构逐渐由宗族单位演变为家族单位，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家庭独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政治结构则由奴隶主专制转变为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君主制；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从西周时的"礼制"发展到战国时期的"法制"。

古老的原始宗教基本上土崩瓦解，代之以比较系统的天命观和富有哲理性的天道观。这一切变革，不但彻底地破坏了周王朝井田制的经济结构，使广大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者从井田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且也使他们冲出了落后的宗法制的桎梏。思想家的争鸣使人的社会价值被社会普遍承认，并越来越受到重视，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形成了。

适应社会这种动荡、分化和改革的大潮，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许多类型的"士"，构成一个成份复杂的社会阶层。他们或来自没落贵族的子弟，或来自经商求仕的失败者，有些是庶民中的杰出人物或立有战功获得自由的奴隶，也有些是流落市井的游民，其中不乏鸡鸣狗盗之徒和引车卖浆之流。"士"这个阶层的出现，成为王公贵族、地主豪强从死从葬的主要来源。

以门人食客、近侍护卫、管家御者等组成的"士"，大都是主于豢养的忠实奴仆。他们从死从葬，既是宗教观的具体体现，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春秋战国时期频繁发生的兼并战争，使各诸侯国统治集团内部不断进行着权力的再分配，一些诸侯的政治权力下降了，另一些新的贵族势力则不断崛起壮大，随之出现了许多不可忽视的社会集团和有一定影响的头面人物。不管是日趋没落的贵族还是愈益强大的政治集团，都需要千方百计地广罗人才，扩大自己的阵营，加强自己的实力。

"士"这个阶层在如此激烈的政治动荡中，具有很强的依附性。他们往往竭力投靠某种政治势力或某个集团，并忠实地为本集团和主子进行不懈的斗争，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在奴隶主贵族和新兴地主集团的殊死较量中，"招贤纳士"成为社会上每一个统治集团所追求的目标，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由于统治集团的成败与投靠者自身的荣辱密切相关，这种社会风气便导致了"士"为王公贵族从死殉葬的现象。《吕氏春秋·上德篇》记载楚国阳城君的门下，集中了一批墨家的信徒，其首领叫孟胜。当孟胜为阳城君而甘愿自杀时，从孟胜死者竟有185人，可见这种社会集团的宗教意识是极其强烈、影响十分巨大的。这种状况，是宗教观念和哲学思想矛盾的产物，也是古老的祖先崇拜在新形势下的蜕变，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发端，因此也便成为中国传统宗教的支柱。

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支配下，祖先崇拜和鬼魂崇拜的宗教观也出现了理论上的代表人物，这就是墨子。他对天地鬼神的信仰进行了改造，强化了对鬼神信仰的意识，并从组织上准备了一批更具宗教思想的信徒。

墨子是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劳动者，他对天的认识代表了当时中下层人民的宗教观。墨子初习儒业，但经反复思考而改变了对儒家的尊崇，"以为其礼烦而不悦，原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复政"（《淮南子·要略训》），他很欣赏夏商时代"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正义》卷五十四）的做法，继承了先代天地鬼神的宗教观，主张"尊天事鬼"（《墨子·尚贤》），实际上尊天为虚，事鬼为实，对"天"是不那么敬重的。他认为"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墨子·法仪》），强调"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墨子·天志》）。很显然，他是按照自己和中下层人民的认识及意图来解释天的，使天成为中下层人民利益的代表。基于这种认识，他更注重人，因而更看重鬼神，认为鬼魂和天地一样也能赏善罚恶、兴利除弊，"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墨子·明鬼下》）。这种思想，与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宣言显然是大相径庭的。墨子从"兼爱"的观点出发，诅咒人间的不平，幻想由公正的上帝和幽冥间的鬼神来惩恶扬善，全力提倡尊天信鬼，成为战国时期一种很有影响的、极具宗教色彩的派别。墨子和他的弟子们认为，官不廉洁，民为盗贼，都有鬼神在监视，困此能够规劝和限制他们，这样就可以做到为官清正，为民守法。墨家思想中的"天"和"鬼"的宗教观有突出的实用主义倾向，他们已经把天命和鬼神崇拜改造成为中下层人民服务的工具。墨子的主张在社会的中下层，尤其是士农工商中有着广泛的信徒，乃至于墨家的学说与孔孟儒学并称显学，"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尊师》）。墨家不但有与儒家相抗衡的实力，而且有比儒家约束力更强的宗派系统，有明显的宗教观念。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按照社会中下层人士的需要来改造和建立宗教的人，墨家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民间宗教。《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是有一定根据的。正是墨子这种宗教意义上的号召，才能吸引了这样一批坚定忠实的信徒。秦汉以后中国的农民战争，常常要以一种鬼神的力量和宗教的名义做为旗帜来号召，把鬼神和宗教的意识与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这种做法可以从墨家找到它的源头。对鬼魂和祖先的崇拜，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宗教思想的支柱。

第三，宗教巫术及道家、阴阳家相结合，在中国古代宗教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自远古氏族社会起，中国各地就盛行着许多宗教巫术，其中除代表性的龟卜骨卜和占筮之外，还有占梦术、占星术、瓦卜和五行占等。虽然这些宗教巫术都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息息相关，但也不同程度地包含着许多古人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知识，比如占星术中有天文历法和数学知识，占梦术中有人体生理健康和心理卫生方面的知识等等。　这些巫术因为和天地鬼神的宗教观念联系在一起，所以有时人们不惜违反和打破世俗观念，甚至冲越社会上严格的等级尊卑界限来探求和实践。据《史记·殷本纪》载，商王武丁曾利用占梦术起用过身为奴隶的付说为相，使走向没落的王朝得到中兴。奴隶主集团的最高统治者敢于不顾宗法制度的禁条，把一个尚不具有自由人格的奴隶提为对许多贵族发号施令的高官，如果不是占梦术所表达的天意，是不可想象的。

在各种宗教巫术中，占筮是流行最广、历时最久的方式。对天地鬼神的崇拜使氏族先民常常借助某种神秘的预兆来推定自己行事的可否与吉凶。许多古老的占筮方法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夏商以后，虽然"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但其原始的宗教意义及对未来的幻想与期待却是完全一致的。考古发现的大批商代和西周的甲骨文，为我们揭示了这种宗教仪式的深刻内容。产生于西周末年的《周易》，是古代卜筮之史官在夏、商、西周三代以来积累起来的非常丰富的卜筮记录基础上，整理编纂而成的一部预测吉凶、推算未来的法典。这部宗教与哲学二位一体的经典，也是天人合一观念综合概括的结晶。《周易》的作者们从自然界的昼夜交替、寒来暑往中认识到日中则昃、月盈则亏的变化规律，从人类社会的男女相济、殷衰周兴的历史中总结出世事多变、荣辱无常的道理。它把占卜之学推向了高峰，从而成为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的总代表。《周易》和其后出现的《易传》占卜体系，即肯定命运由冥冥之中的上帝和鬼魂所支配，又着眼于以人的意志趋福避祸、逢凶化吉。它是用天文、历法、医学和数学等科　学知识为材料，在天命观的基础上，在鬼神崇拜的框架中构造起来的一座宗教迷宫。

《周易》与道家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老子》中，关于大小、有无、长短、生死等矛盾的变易和转化，及以柔克刚、祸福相依的诸多观念，都可以在《周易》中找到根源。庄子论及"道无终始"时说过"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无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老子·秋水》）这个终始轮回的理论，正与《周易》的阴阳变化、周而复始的主题一脉相承。老子与庄子的哲学思想在于摒弃了《周易》所具有的宗教巫术特性，并打破了《周易》的固定框架，用富于哲理诗的形式公开表达了道家的世界观，从这种意义上说，老子庄子与孟子荀子等一样，共同实现了从宗教神学到哲学的飞跃，尽管这种哲学还是十分幼稚的。

《周易》与阴阳家也有着血肉联系。战国时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也是在儒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变体。他们以天地鬼神信仰的宗教传统为本，演变为阴阳灾变的宗教学说。阴阳灾变观念及其实施的古老方术，是战国时期动乱时代一种突出的思想意识，它一方面可以用为预测权势转移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规劝统治集团顺应天意，因势利导。司马迁对阴阳家有很高的评价，他在总结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要略时，把阴阳家放在第一位，主要就是因为阴阳家的思想方法直接与《周易》之博大精深有关。他说："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其意是说阴阳之术是预算吉凶祸福，使人有所顾虑和畏惧，但是阴阳家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推测，还是不应忽视的。这种推测有一定的道理，"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地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史纪·太史公自序》）。由此可知，阴阳家的思想观念正是发端于《周易》，并按《周易》来实践。

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具有无神论倾向的思想家对占筮中的盲目性和消极作用已有所察觉，荀子曾认为"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其意即谓善于学习《周易》者在于吸取其中的智慧，而不在迷信占筮的结果；《淮南子·泰族训》中也说："《易》之失也卦"，就是说《周易》中的一些失误在于卦象本身。如果将　其中某些卦的盲目性去除，《易》道就会更加完善。但是，当时的思想家们没有人能冲破时代的局限，因而终究无法将哲学从宗教中彻底解放出来。

总的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哲学的萌芽最初在宗教意识中形成。随着哲学的成长，它一方面排斥了宗教本身，另一方面自己也不可避免地仍在这个理想化的宗教领域内活动。《周易》正是哲学家继续用宗教的方法去把握世界，传统的宗教力量迫使哲学家采用向天地鬼神卜筮的方式和历史经验来阐述对周围世界和未来的思考。卜筮及道家、阴阳家的思想，虽然在战国时代没有像儒家学说那样占有统治地位，但其在民间的影响则更为深远，比起儒家的天命论，道家和阴阳家的宗教观念更具"宗教"色彩，从而成为后来道教的重要源头。

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春秋战国时期，建立并代表了完整宗法礼制的周天子已几乎名存实亡。诸侯争霸，群雄并起，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各种社会力量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不断在动荡中分化组合，从而使社会的发展十分活跃。一批思想家冲破了传统礼制的束缚，从不同的角度考虑着过去、现实与未来，哲学开始从宗教观念中萌生了。由于远古氏族社会的原始宗教经夏、商、西周三代的演变，"万物有灵"的观念已不复存在，而新的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在动荡的社会中难以产生、立足，更难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所以这一时期的宗教思想、宗教制度和宗教活动，都处于混沌的、纷乱的状态。宗教和礼制、民俗兼容并存。诸子百家的争鸣，从理论上为中国汉唐宗教的发展做了准备。古典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都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郊社祭祀之礼与宗庙制度等，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原始的图腾崇拜几经演变，龙、凤崇拜渐成为有普遍意义的宗教意识；天命观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有各地发现的卜筮记录和一些政治家的盟誓遗址做为证明；鬼神崇拜则主要通过丧葬制度与葬俗来体现，人殉与人牲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日趋衰亡，代之以木俑和陶俑，与之配套的有辟邪的镇墓兽、导引的魂幡及其他随葬品。日益丰富的考古发掘成果，为探讨这一时期宗教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

在这种动荡、变革和矛盾冲突中，历史迈向了封建王朝的一统天下。

春秋战国 第016卷 春秋战国习俗史

【本卷提要】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政治变革和"导民成俗"的人文育成，社会生活习俗相应发生着深层次的推陈出新，呈现出一幅异彩纷呈的历史场景。本书旨在把握文献及地下出土文字资料、田野考古发现，再构这一历史流程中的社会生活习俗运作系列，透视其多棱凸现的经穿纬插网络，归纳其嬗变之迹，获取其史识上的立体感、形象性和生动面，以深入了解这一时期社会生活形态的实貌。

一、春秋战国习俗概述（一）时代特征春秋战国时期一称"东周"，始于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又分为春秋和战国前后两时期。春秋时期得名于经传孔子编修鲁史《春秋》一书，是书记述史事，起自公元前722年，止于公元前479年，恰与一个客观历史发展时期约略相当。战国一名，乃取之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前时人语言中的所谓齐、楚、韩、魏、赵、燕、秦之"战国"七雄，史学界一般是把晋国的韩、魏、赵三家灭智伯而瓜分其地的公元前453　那年，作为战国时期之始。年代起始如下：春秋公元前-前年战国公元前-前年东周时代770 454453 221平王之前历代周王所统治中国的二百几十年中，立都主要在今陕西省长安县的宗周，史称西周王朝。当时的王权体制相当强大，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之说。周天子在直接治理的王畿区远近广大区域，建立分封殖民统治网络，封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同姓或异姓诸侯国，又有一批在不同程度上服属于周王朝的部族方国。不过，到西周王朝晚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王权体制式微。幽王时，内忧外患增剧，西方少数民族犬戎，在申、缯等小国支持下，联合入侵宗周，杀幽王于驪山下，导致西周灭亡。其后，周太子宜臼幸得诸侯国相助，继立为周平王，东都成周洛邑，也即东周时代的由来。

平王东迁，王权名存实亡，进入诸侯力政、霸权迭兴的东周前半段春秋时期。史称"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①。从此周王再无控制诸侯的力量，实际左右全国政局的，有所谓春秋五霸，具体确指，说法不一，最主要的当推鲁、齐、晋、秦、楚、宋、郑、吴、越等诸侯国，五霸即指其间代兴的一些国君②。这一时期，与周室衰微一样，不少诸侯国的公室也在走下坡路，政权下移少数强大的卿大夫甚或卿大夫家臣即"陪臣"手里。用孔子的话说，平王东迁以前，基本上属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时代，以后则进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以至于"陪臣执国命"时期③。

战国时期，全国的分裂割据政局继续发展，列国间兼併吞灭，逐渐形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均势并立局面。《战国策》叙录称当时"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五个千乘之国，别指鲁、卫、郑、宋、中山等五国，亦不过苟存于一时，终相继为强国吞并。这些国家，"谿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

①　《诗·小雅·北山》。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参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5　页。③　《论语·季氏》。

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①。后来七个万乘之国中的东方六雄，最终也灭于西北雄国秦。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建立，长达五百余年乱世的春秋战国时期，遂告结束。

春秋战国乱世，有"礼崩乐坏"的政治变革和"礼从宜，使从俗"②的人文育成，社会的大动荡带来的社会构成反复组合，使社会生活习俗相应发生着深层次的推陈出新。如浙江绍兴出土春秋晚期《徐尹鼎》铭云："敬盟祀，纠建涂俗，以知恤辱"，可能是淮水流域徐人一支南迁附越后，申述要以故俗自承自律自新，说明战乱的人口流动，越地习俗引入了外来调节机制，可见当时形成的观念形态和处理方式上的随机应变"因民成俗"与社会的广纳开放性状。当时的社会习俗，一方面是各地缘之间对固有旧貌的历史传承和发扬，同时则又每受社会变革与地缘间交往交流而融会交合，发生种种变异，从而展现出一幅异彩纷呈与凝塑内蕴的历史场景。

我们所要勾勒的，就是这一历史流程中带有宽泛内约意义的社会生活习俗运作系列，透视其多棱凸现的经穿纬插网络，归纳其嬗变之迹，进行宏、中、微观并具的探索，勾其外在表象而勒其内在规律，加强史识理解的立体感、形象性和生动面，以期在深度、广度、容量、层次、意境、视野上有个较全面系统、较客观如实的认识，获得一些察古鉴今的启迪。

（二）礼与习俗的分合习俗是礼的本源，礼则为习俗的升华，广义的习俗也可包括礼。习俗，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生活现象，文化属于生活的产物，习俗则为其最亲切自然的表现。中国古代本有"礼俗"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天官·大宰》："礼俗以驭其民"，被放到与祭祀、禄位、刑赏等"国之大事"、"国之利器"同等重要的位置。但至春秋战国社会生活中，礼又返本于俗，以其特有机制，来调节伦际关系和等级关系，和谐人际间伦理情感，稳定社会秩序，维系上层社会的运作和平民社会的凝聚不散。《礼记·大传》说："百志成故礼俗刑（型）"。礼见诸节文名物制度，化礼成俗，是为礼俗，复又受上层统治阶级倡导，下层民间渐惯成自然，如此演为一时代的习俗，这构成春秋战国时期固有的文化生活要征。

春秋战国的社会习俗，实包含着礼与俗两方面的分合内容。

礼指较固定的行为准则，包括行为外部表现的节仪及其中蕴含的思想，带有自觉与有意识的性质。时代的演进，礼也不断被赋予新的社会内涵。原初的礼，"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①，不过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环境中世代相继的本诸早先之俗而自然积成的行为观念模式和社会规范，其中敬鬼神节仪尤成为核心部分，故有云："礼者，傧鬼神，考制度也"②。但至春秋时，礼经人为理性化，上升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③的"国之大节"、"政之所成"④，

①　《淮南子·要略》。

②　《礼记·曲礼上》。

①　《礼记·礼运》。

②　《礼记·礼运》。

③　《左传》隐公十一年。

并据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⑤，从而被灌入了社会化的政治人文主义内容。到战国时，随着贵族世袭政治制度的全面瓦解，平民登庸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日益发挥重要角色作用，礼又有了新的调整，《荀子·富国》核定："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这种普及化、全民化、复杂化的内容焕然更新的礼，已具有规范大社会思想观念及崭新生活组成的性质功能，是充实社会结构新秩序、认同社会经济分配新形式及保障新兴统治集团权力运作的重要准则。

春秋战国时期，礼的外部表现节仪，有吉、凶、宾、军、嘉的所谓"五礼"①。又有冠、婚、丧、祭、相见、乡饮酒的"六礼"，荀子言"修六礼，明七教"，用六礼序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七大人伦关系②。《仪礼》一书将礼分为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等八纲，又以细篇叙其十七种具体节仪程式。另外还有所谓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等"九礼"之称③。礼，规约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祀神祭祖、社交待人、伦理公德乃至兵礼军训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这种泛礼主义，反映了春秋以来由社会变革所引起的人们立身处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转变。如果把当时社会视为"礼治社会"，虽不免有把复杂社会现象简单化，但至少能道出中国古代社会确与社会学的"法理社会"是有一定距离的。再来看俗，俗的性质内涵与礼有些区别。《说文》："俗，习也"。《释名》："俗，欲也，俗人所欲也。"《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俗教安则民不愉"，郑注："俗谓土地所生习也。"用今天的话说，俗指民间社会初无意识的便习事象，久行乃约定俗成，复又制约社会生活的实践形式。俗有相应的自然育成条件和平民性社会生活氛围，根源于民间习惯，故有称习俗。古人有时也以"民俗"相称，《礼记·缁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管子·正世》："料事务，察民俗"，这里讲的民俗，无非指俗必借于一定的种族或民群，与当今学界讲的以某国或某民族传承性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民俗学"之"民俗"，概念有所不同。

气候、地理、物产等所谓"风土"因素的自然条件相异，常形成不同的俗。《礼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俗的地域性是其一大特征，但因为民便习，若无对比，常不易觉察，盖"身在庐山"之故。春秋战国的战乱和列国兼并，各地区间的交往交流空前频繁，人们视野大大打开，有可能充分展开各地习俗间的比较。《管子·八观》说："入州里，观习俗"，《礼记·曲礼上》说："入国而问俗"，《韩非子·内储说上》说："入王之境内，闻王之国俗"，《吕氏春秋·责直论》说："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又说："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同书《异宝》说："荆人畏鬼而越人信■"，均是当时人对习俗地区性差异所见所闻的识别。俗的地区性差异，主要因"风土"因素造成，故俗常与"风"相系，《新论·风④　《国语·鲁语》。

⑤　《礼记·曲礼上》。

①　《周礼·春官·大宗伯》。

②　《荀子·大略》。又《礼记·王制》说同。

③　《大戴礼记·本命》。

俗篇》云："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此即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要知，古人说的俗、习俗、民俗、风俗，是讲在一定地区范围内传承、播及于其社会族体或集约人口团群的、在相对社会历史条件下自发约定、重复习行的生活实践形式。

由此看来，礼与俗，同属社会生活的传统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讲，礼是人为理性化的产物，经有意识提倡推广，成为中国文化的纵向线和大传统；俗是社会因地制宜的生活实践产物，构成民间的横断面和小传统。作为全社会生活运作准则的礼，是以"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①的政治内涵为要征；作为民间普通社会生活实践形式的俗，起有简化社会活动过程和调节人们行为观念的作用。礼与俗的关系，礼是俗的升格，俗是礼的底蕴；俗经理性归范，存其合理，汰其恶陋，有意模式化，可上升为维系上层社会运作和稳定下层社会的礼，同样，礼亦可对俗进行统整，随时加入俗的成分。俗是礼之源，礼是俗之流，《慎子》说："礼从俗"②，正有上述意义。显然，礼、俗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交叉纠葛、彼此交流、循环推进的关系。广容性、节仪化的礼，可与虽狭隘却实践性强的俗互为补苴，因势利导而返诸社会，发挥改造社会风气的功能，《礼记·曲礼上》说的"礼从宜，使从俗"，即有这层意思。俗经礼的统整，是为礼俗，"礼俗刑（型）然后乐"③，这种经人为倡导的礼俗，返诸社会，为世俗所习，是为更生的习俗，已合两者之长和补两者之短，其社会运操功能无疑大大增强，难怪会受到古代统治者的重视。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各国统治者对俗的统整均有不同程度的重视，统整的手段是靠政教、公德原则和因地因民制宜的"化"，在尊重俗的大前提下用理性的礼乃至法进行"导"。如《论语·为政》说："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墨子·节葬下》说："上以为政，下以为俗"，《左传》庄公十三年说："夫礼，所以整民"，《荀子·大略》说："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鹖冠子·天则》说："为化不因民，不能成俗"，《礼记·昏义》说："教顺成俗"，《曲礼上》说："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管子·法禁》说："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这些经验谈，反映了随着当时平民社会地位的上升和"民本"思想的明确，整合民俗已紧要地摆到统治者的议事日程之上，其成功与否成为考其政治得失和社会风气正邪的重要方面。换言之，这一时期的礼与俗，界限已难严格分开，"教民成礼"①，可理解为"化民成俗"②，无不是指习俗的时代移易及应变。礼的俗化和俗与礼交合，乃构成春秋战国习俗史上最生动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再构春秋战国习俗史，应充分把握这一时代特征的主线，充分把握文献与地下出土文字资料、田野考古发现，更有必要启动现代思维认识，用深沉的历史感知和认识尺度，去冷静审察中国社会早翻过的一章，调整情绪的点染，不致坠入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了解历史，设计未来，提高我们民族的

①　《左传》隐公五年。

②　《太平御览》卷五二三引。

③　《礼记·大传》。

①　《战国策·越策》。

②　《礼记·乐记》。

素质，造就新的史识与人格，这也是本书追求的宗旨。

二、人与社会（一）习俗的社会育成氛围周代分封同姓和异姓诸侯，在全国要冲进行武装拓殖，据说"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①，用来夹辅周室。"体国经野"，国城及郊地，居民为周的族众平民和胜国遗民，称做"国人"；郊外广野有邑，为"野人"所居，不外是一些古老部族的后裔、蛮夷戎狄或流裔之民。②列国大体皆然。在文化习俗上，国人与野人有一段间距，"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③至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启土安疆"的"领土国家"意识相继规立，定民之居，编户齐民，移风易俗，原先依文化差异和地缘种族划分国人、野人的界限逐渐消泯，"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④。如齐国管仲有"参其国而伍其鄙"的改制，"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遊"①，以至"邻邑相望"，"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②。晋卿赵简子家臣尹铎又有本之户籍编民的"损户数"之举③。楚国曾推行集中管理国土编制的"书土田"。④后吴起变法，有"一楚国之俗"，"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⑤。越国有类似中原国家的将村社户口土地登记成册的"书社"⑥之制。秦国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社会风气为之改观，"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汗，其服不佻"⑦。尽管列国的变革之势复杂多异，但启土安疆和编户齐民的制国环境，均各个为习俗深蕴提供了社会舞台。"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躶人，今被朝服"，"化不宾为齐民"⑧，也在当时的战乱和兼并等因素推动下，成为其民族混融潮流中的各个地域文化圈形成的一大表征。

与此同时，人口的增加，是列国以郡、县、乡、里、伍、什等行政编制取代国野制的基本社会原因。城市的大量出现和城市规模的发展，又是人口增加背景下各地域文化圈的运作聚焦。

《说文》云："城以盛民也"。《礼记·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

①　《荀子·儒效》。

②　参见杜正胜：《周代城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30　页。又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3、55　页。

③　《吕氏春秋·为欲》。

④　《孟子·万章下》。

①　《国语·齐语》。

②　《庄子·胠箧》、《孟子·公孙丑上》。

③　《国语·晋语二》。

④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⑤　《战国策·秦策》、《吕氏春秋·贵卒》。

⑥　《吕氏春秋·高义》。

⑦　《史记·商鞅列传》、《荀子·强国》。

⑧　《论衡·宣汉》。

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尉缭子·兵谈》云："量土地肥饶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当春秋之时，城邑之小者至于十家，大者亦不过千室，普通的仅百室而已⑨。列国之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①。卿大夫"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②。至战国时，"千丈之城，万家之邑"、"万家之县"、"万户之都"③、"三里之城，七里之郭"④，已普遍出现。银雀山竹简《守法》云："大县二万家，中县、小县以民户之数制之"。《市法》云："为市之广狭小大之度，令必称邑"。应该说，当时人们对于城的概念，已不再停留在早先的"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⑤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城内经济职能的明显加强，商业市场的设置在城的规划经营中成为必须重视的方面，所占城区总面积的相应比例，每每受到官方强调，城的性质终于由单纯政治军事城堡转位到兼具经济实力的"城市"体制上来。

周初的封建诸侯，营国殖民，立城实即立国，故一国的城数量有限。但至春秋时列国的启土安疆和人口大增，旧的行政管理组织不敷应用，于是乃有县、郡等城市建置的产生。是时建新城，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城市营建的规格等级，屡见不鲜，一反以往常制。如一向标榜"周礼尽在鲁"⑥的鲁国，就《左传》所记统计，即先后建有郿、费、平阳、郓等29　座城。迨至战国，列国持有的城市数量更多。如齐国，"地方千里，百二十城"⑦。韩国地方千里，仅上党郡就有"城市之邑七十"⑧。吕不韦相秦，食蓝田郡十二县；赵攻燕，得上谷郡三十六县⑨；知战国时县已受统于郡，规模亦略逊一筹。但未必尽然，如韩国宜阳县，"城方八里，材士十万"①，"名为县，其实郡也"②，发展规模几与郡同。

《盐铁论·通有》曾概举战国时的城市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另据考古调查，今河北易县燕下都，平山三汲中山国灵寿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邹县纪王城，滕县齐之薛城，河南洛阳东周城，新郑郑韩故城，固始春秋蓼国故城，山西侯马五城复合式晋国故城，曲沃故城，太原晋阳故城，襄汾赵康故城，夏县禹王城魏都安邑，湖北江陵纪南城楚郢都，陕西凤翔秦都雍城等等，城垣的最大边长均达2500-4500米上下，堪称春秋战国时的名城名都。至于城内因人口济济而用地紧张状况，《吕氏春秋·召类》有一段描绘，言宋都司城子罕的宫宅，"南家之墙，犨⑨　齐思和：《战国制度考》，《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①　《战国策·赵策》。

②　《左传》隐公元年。

③　《战国策·赵策》。

④　《孟子·公孙丑下》。

⑤　《世本》张澍注引《吴越春秋》。

⑥　《左传》昭公二年。

⑦　《战国策·齐策》。

⑧　《战国策·赵策》。

⑨　《战国策·秦策》。

①　《战国策·东周策》。

②　《战国策·秦策》。

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径其宫而不止"，南邻家的墙竟曲造到其堂前，西邻的生活污水，也不时漫淌到其宫内。由此可知当时城内住宅已相当拥挤。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城市规模的膨胀，产生了新的功能区分，用地比例引起了变动，或因人烟稠密，闾里及工商业用地迅速增长，作为王公大人的宫室，虽极壮观，占据着城内重要去处，然其用地则相对有所减少。特别是"市"的设置，已成为城市各阶层居民的公共交换场所，也是城区社会生活最活跃最生动的地方。"市"列铺肆叙，有一系列建筑设施和市场管理机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市"，见诸秦都雍城（公元前677-前383），该城东西长约3300　米，南北宽约3200　米，面积约10.5　平方公里，在中部偏南宫殿区的北部，有一封闭式的"市"，南北宽160　米，东西长180　米，呈长方形，面积近3　万平方米，用夯土墙围起，周开四门，与城区干道网络相通，市门建成四坡式屋顶，入口处铺有大型空心砖。另据推测，齐都临淄，"工贾近市"①，市可能位于大城东北部。楚郢都的市在大城东部。新郑郑韩故城，市在郭城中段偏西处。燕下都的市，在东西并列两城的东城南部②。当时有的大都会，可能还出现了一城多市制，如齐印文有"大市"、"中市"、"右市"等，文献谓齐有"国之诸市"（《左传》昭公三年）。燕国印文中也有"左市"、"中市"等③。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定民之居，成民之事"④，辟疆域，开发四野荒隙之地，列国为领土控制权争战不休，努力增强各自的政治经济实力，城市设置数量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耸现大地，城市规模剧然膨胀，人口用地密度指数相应下降，一方面不断调整着新的人地关系矛盾，同时也适应着城市经济职能的完善，自然而然为社会风气育成铺张了优裕的温床。

（二）城市民风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经济力量的增加和工商业活动的繁华，带动了城市人口构成比重的调整，平民阶层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主体。《国语·齐语》云："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士工商贾这批最活跃的社会人群，几乎都会聚于城市。人口大量集中的城市，以其活力而成为观当地民风的投影窗口。

当时城市居民成分相当复杂。中原文化圈的赵国都城邯郸，"杂民之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①。东南地区大都会的吴，楚春申君居此，曾广泛"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②。齐鲁文化圈的薛城，齐孟尝君居此，"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以致"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③。临淄齐都，也是内"具五民"，即游子乐其俗不复归的五方来民，"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④。宋国，也都有"邻

①　《管子·大匡》。

②　参见拙作：《中国古代"集中市制"及有关方面的考察》，《文物》1990年1　期。③　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年3　期。

④　《国语·齐语》。

①　《战国策·秦简》。

②　《史记·货殖列传》。

③　《史记·孟尝君列传》。

④　《史记·货殖列传》。

民之所处"⑤。

这批喜游子弟、任侠奸人、暴桀之徒或四方游士，基本属于城市平民阶层，占了城市总人口颇大的比重，来源很杂，良莠不齐，有的是没落贵族子弟，有的是武士出身，有的为布衣庶人，也有的是"智术能法"的知识分子。他们活动能量大，或强毅劲直，"积礼义而为君子"⑥；或亏法利私，游手好闲而为小人；或倚仗王公大人豢养作靠山，趾高气扬，专横跋扈。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左右着城市民风，对社会风气好坏有极大影响面。司马迁曾描绘他们中的一批"耗国便家"的所谓"闾巷少年"、"游闲公子"说：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弛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货殖列传》）

杂民麇集于城中，"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游子驰逐，藏龙卧虎，积垢纳污，隆技击，事玩巧，任侠使气，喜怒哀乐，构成一代城市民风之大观。

"具五民"的齐都临淄城内，据说居民一度达七万户，若约计下户三男子，即有二十一万男性居民。《战国策·齐策》称"临淄甚富而实，其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荀子·议兵》有云："齐人隆技击"。

流俗芸芸的城市生活繁华景观，不止为临淄一城。《新论》称楚国郢都，也是"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①。人流熙攘，车乘磕碰，早上穿新衣逛闹市，到傍晚差不多就挤破了，可见热闹程度毫不亚于临淄。

《史记·货殖列传》对列国城市的民风异同，有其概观。言楚国宛城，"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秦国雍城、栎邑，"多大贾，其民盖玩巧而事末"。赵国种、代、石北诸城，"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燕都，"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中山国都，"民俗怀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吕氏春秋·先识》也说："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此外，东周■阳"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②；山东莒国细民，"贪而好假，高勇而贱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①。凡此等等，史书也均有所述。

游侠盗逞，玩巧奸冶，是当时城市普遍风气。如晋都内盗氓横行，连官方客馆也只得"高其闬\闳，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②。据说"晋国苦盗，有⑤　《战国策·燕策》。

⑥　《荀子·儒效》。

①　《太平御览》卷七七六引。

②　《史记·苏秦列传》。

①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

②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郄雍者，能视盗之貌，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晋侯使视盗，千百无遗一"，结果招盗忌而被害。梁都城内一位豪富虞氏，"家充殷盛，钱帛无量，财货无訾。登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击博楼上。侠客相随而行。楼上博者射，明琼张中，反两■鱼而笑"。正当虞氏於高楼设乐陈酒击博赌胜之酣，适有飞鸢坠落口中所衔腐鼠肉，这下惹恼了一位侠客。他召集其徒众说："虞氏富乐之日久矣，而常有轻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报，无以立慬於天下"，"期日之夜，聚众积兵以攻虞氏，大灭其家"③。《史记·刺客列传》另记了燕都城内两则侠勇事，说战国末，卫人荆轲游居燕都后，结识了城内一位以屠狗和击筑营生的高渐离，两人常酣饮于燕市，击筑和歌，哭笑失态，旁若无人。又说有一位少年恶勇，年十三，杀人，颐指气使，人不敢忤视。是时城中的侠勇，各有其侮辱观，自以为是而横行好斗，蔚为风气。《荀子·荣辱》曾按他们的所作所为，析为四类人：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唯利饮食之见，是■彘之勇也。

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

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

义之所在，不倾於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

可谓是切中当时的鄙俗流风。不过，也应指出，在列国城市民风的共同表征的另一方面，毕竟有其若干差异存在，如有的城市以营商玩巧为盛，有的则以豪侠为奸而不事农商为特征，有的尚文化娱乐而一踰商业活动。

但从总体上说，商业活动终归是蕴育着这一时期城市生活新气象的主要动因，决定着城市经济的升沉和城市面貌的繁华或萧条。当时东方城市和中南地区楚国郢都，发达程度高于其他地区城市，不能不说有这方面原因。当时城市居民中除了游侠士子外，还有相当多的农工商贾。《荀子·儒效》说："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贩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春秋末孔子弟子颜回居鲁城陋巷，"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庄子·让王》）。是知其时的城市，未必尽是官宅民居和市肆，当有农田杂其中，此犹如清末民国间江南苏州城内仍有"南园"、"北园"的大片农田。颜回乃属之从中小地主中游离出来的城市平民知识阶层人士。"工匠之子莫不继事"，如宋国司城子罕官宅附近，住着一家"恃为鞔以食三世"（《吕氏春秋·召类》），连续三代皆以修理皮履为生的个体鞋匠家庭。《庄子·逍遥游》说："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靠家传药方，得以使世代以漂絮为业，而手不会龟裂或生冻疮，有人还出高价买下其方。是时又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①的经验谈。在城市工商业经济活动中，还有靠制陶、治玉石、冶铁、织造、木作、酿酒等营生者。《列子·说符》即提到一位宋人，"为其君以玉为楮叶者，三年而成，锋杀茎柯，毫芒繁泽"，这件玉雕作品如与真楮叶放在一起，竟难以识别，"此人遂以巧食宋国"。当然城中的手③　《列子·说符》。

①　《礼记·曲礼下》。

工业已不全是官营，亦有民营，其作坊不一定"就官府"，也有近置市肆者，《论语·子张》即云："百工居肆"。

居于城市中的商贾，有的是自开作坊或自制自销，而为常住留居者。《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即谈及："齐有北郭骚者，结罘罔，捆蒲苇，织履，以养其母"。但也有来之他方的，如齐临淄城内有一位外来的"鲁工"，因替景公制履，用黄金做鞋带，外饰金银珠玉，然不实用，被拘送出境②。《韩非子·说林上》说："鲁人身善织屦，妻善织缟，而欲徙於越"，有人劝他说，越人跣行被发，屦履缟冠在那边未必流行，你去了徒有其技，会受穷的。《庄子·逍遥游》也说："宋人资章甫（冠名）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在城市商人阶层中，除了本地或外来的靠自持手工业技能营生者外，又有许多靠长途贾贩，互通有无，赚取地区差价的商人。《墨子·贵义》即云："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管子·禁藏》亦云："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此外还有出卖技艺者、从事迷信活动者和男倡女妓、乞讨者等等，将于另节述之。

就当时城市商业活动类别看，有"用盬盐起"的盐商，有"以铁冶成业"的豪富（《史记·货殖列传》），有"舆人成舆"的车肆，有"匠人成棺"的凶肆（《韩非子·备内》），有织卖履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织卖缟冠者（《说林上》），有鬻金者（《吕氏春秋·去宥》），有酒楼（《列子·说符》）或酒家（《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有卖浆水家（《庄子·则阳》），有鬻牛马者（《荀子·儒效》），有屠羊之肆（《庄子·让王》），有屠狗者（《史记·荆轲列传》）、卖鸡豕者（《意林》引《尹文子》）、卖骏马者（《战国策·燕策》）、卖兔者（《吕氏春秋·慎势》）、卖■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贩茅者（《内储说下》）、收购美玉者（《论语·子罕》）、相鸡狗者（《荀子·儒效》）、卖卜者（《战国策·齐策》）、占梦者（《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行巫者（《列子·周穆王》）、倡优侏儒（《荀子·正论》），以及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史记·货殖列传》），等等。

是时城中商家颇能别出心裁，以招揽顾客。如有的屠铺"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前述有的酒楼设于城内干道的繁华去处，设乐陈酒，又搞博戏行当。这当然容易为游侠恶勇无赖之徒提供便利场所。"世之走利"，商业活动市场常是盗贼麇集出没之地，故有的商家每畜狗以防范，《荀子·王制》有云："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讲了一则商家畜狗趣事，"宋人有酤酒者庄氏，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但尽管他卖买公平，服务态度周到，酒质也甚佳，还在店铺门前悬挂招客引子，人们却"怀钱挈壶瓮"不敢前往，怕遭狗噬，只能往别家酤，造成酒售不出变酸了。顾此失彼，商业活动中的种种矛盾，在城市风气的大场景中总是不断游移着的，然这多少得以窥见当时中下层社会的商俗。

（三）乡里俗观②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春秋战国时期，"国之有封疆，犹家之有垣墙"①，都城、郡、县而外四境之内的鄙野之人，皆为其国臣民。故春秋时鲁国阳文君有直截了当说："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②。可注意者，是时的"四境臣民"中，已融进相当一批原列入"野人"的蛮夷戎狄，差不多各个改变了过去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转向农耕定居，"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絍，多治麻丝葛绪綑布■"③，在生活习俗上趋于华化。一些不知变通或未曾受到强烈冲击的后进部族，出于生存需要，不得不辗转迁徙更荒远的周边④。此即《大戴礼记·千乘》分辨华夷之别，谓"不火食"的"四辟之民"，"至于大远"而成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留居中土者，乃均成华夏诸民。

打破种族或姓族血缘关系，是时列国各有就地缘结合形式和互为比邻关系，进行编户齐民，规立四境内的地方基层行政系统。如《左传》襄公十五年有记宋国"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子罕置诸其里"，乡、里为其地方基层组织。《论语·雍也》有记孔子给总管原思小米九百，原思不肯受，孔子说，那么就"以与尔邻、里、乡、党"之人吧。《墨子·尚同上》有云："里长发政里之百姓，乡长发政乡之百姓"。《管子·立政》还提出一套理想中的基层组织系统："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当时列国的地方行政系统并不十分一致，名称也较混乱，统属关系今已难周知，但组织单位均已伸入四境社区的各个角落，而乡、里制几为各国基层组织的通例。

云梦秦简《语书》记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南郡守腾发往楚各地的文告，曾指出："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庄子·则阳》云："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当此之际，时人每乐于称道"入境观俗"。《孟子·梁惠王下》云："至于国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荀子·富国》云："观国之治乱臧否，至于疆埸而端已见矣"。《韩非子·内储说上》云："入王之境内，闻王之国俗"。这些津津乐道的经验谈，无非是指各国的风土民俗，所谓"观俗"，自然包括乡里的俗观。

乡、里是最基本的社区组织群体。就人群构成关系言，常常是"合十姓百名"，"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①，即女有夫家，男有妻室，居处原则从夫方居，强调父系世系，男子与同宗亲属间的认同感高于其他关系，但异姓家庭却又聚居同一乡里，彼此利害与共，过去的按族籍血缘关系划地而居已不能维持。"苟非同姓，农不出御，女不外嫁"②，一些特殊情况下犹同姓一地者，男子出赘和女子出嫁自当求之邻近乡里。重个体家庭组合而不讲究邻居间血缘联系，是乡里组织的一大俗观。

乡里通常按社区、家庭组成、户数、财产、职业、政治地位等运作要素划分人群，故人际关系是观其风俗的重要方面。《左传》襄公十四年云："士

①　《战国策·燕策》。

②　《墨子·鲁问》。

③　《墨子·非乐上》。

④　参见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第324-325　页。

①　《管子·大匡》。

②　《吕氏春秋·上农》。

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这种人以类聚的人群划分，有别于族籍血缘联系，带有社区群团的性质，是按社会身分地位及其从事的社会职业活动不同，结成不同的利益关系群，当同样适应于乡里。比如，《孟子·滕文公上》记农家许行自楚至滕，文公安排了一处居地，"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由此可见，乡里人际关系，绝非"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管子·小匡》云："卒伍政定于里。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上引《滕文公上》云："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尽管这多杂理想化成分，毕竟揭出乡里的地域性组织性质，及人际间的共同社会利益和义务所在。

不过，当时的战乱和社会动荡，毫无疑问深深影响到乡里风气。是时俚言俗语，有云："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吕氏春秋·谕大》）。有云："某氏多货，其室培湿，守狗也，其势可穴也"（《听言》）。有云："欲富乎，忍恥矣，倾绝矣，与义分背矣"（《荀子·大略》）。遭此长期的社会动乱，国无安日，民无宁日，世风大坏，偷盗横生，劂开人家后墙壁入室偷窃的"穿窬之盗"已不足为奇，养看家狗何用，还不如埋了好。世人逐利，为富不仁，无有廉耻，惯常的道德观念和是非标准尽数颠倒。所谓"乱国之俗，甚多流言"（《吕氏春秋·离谓》），也可以用来说明此等俚语的产生背景。乡里更难逃其劫，绝不是与世隔绝的安定社区。

乡里风气，并非如"居处相乐，行作相和"那么纯正。"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笃难於仁"者，大有人在；"嗜酤酒，好讴歌，巷游而乡居"①者，亦不鲜见。又有"鄙夫鄙妇相会於■阴"②，悦好私情者。云梦秦简《法律答问》①有记某里"同母异父相与奸"者，又有记"甲、乙交与女子丙奸，甲、乙以其故相刺伤"。包山楚简《疋狱》②有记州里田界纠纷或夺人土地而为墓地者。至于群盗小偷事象，更是到处泛起。《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晋国"寇盗充斥"，连国家宾馆也不得不"高其闬\闳（巷门），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墨子·号令》还提到一些城内"卒民相盗家室婴儿"的现象。城市如此，乡间尤甚。《列子·说符》言赵国、秦国乡间途中，群盗出没，路人遭杀，"尽取其衣装车马"。秦简记乡里的偷盗行为，有"盗采人桑叶"者，有"甲往盗丙，才到，乙亦往盗丙，与甲言，即各盗"，有"夫盗三百钱，告妻，妻与共饮食之"，等等，还有"父盗子，不为盗"的俚语。

是时，乡里的斗殴之风也十分酷烈。秦简中所记的家庭成员殴打和邻里纠纷械斗，相当令人发指。如言"妻悍，夫殴治之，决其耳，若折肢指、胅体（脱臼）"。"斗以针、鉥、锥"，什么家伙都使上。"或与人斗，缚而尽拔其须眉"；"拔人发"；"士伍甲斗，拔剑伐，斩人发结"；"或斗，啮断人鼻，若耳，若指，若唇"等等；还有"殴大父母"者。《墨子·天志》有云："窬于人之墙垣，抯格人之子女"。《列子·周穆王》记"宋阳里华

①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②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包山楚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附录一。

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途则忘行，在室则忘坐，今不识先，后不识今。阖室毒之，谒史而卜之，弗占。谒巫而祷之，弗禁。谒医而攻之，弗已。鲁有儒生自媒能治之，华子之妻子以居产之半请其方"。岂料，这位华子的健忘症治愈后，竟不知好歹，不谙是非，"大怒，黜妻罚子，操戈逐儒生"。乡风败坏，由此可见。

如果说，春秋时乡里尚是"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①，坏人坏事会受社会舆论谴责，那么战国时则大非昔比，世道争逐，使人人自危，人相见疑。《吕氏春秋·去尤》讲了一位丢鈇者，疑神疑鬼，老怀疑是邻居之子偷的，视其举止容貌言语均活像小偷，后丢的鈇在谷堆中找到，视一切又如常。《韩非子·说难下》记"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大疑邻人之父"。《列子·说符》记"人有枯梧树者，其邻父言枯梧之树不祥"，于是就将此树伐倒。那位邻居向他要些薪柴，他即怀疑是"邻人之父徒欲为薪，而教吾伐之"。所见的邻里人际关系，是以性恶相猜疑，所谓"家与家相爱，人与人相保"，只是一种人心向往之愿。

春秋时乡里风气，每见"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故"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我亲"②，强调宗亲家族集团间的团结，常是处世自卫自立的手段。《礼记·檀弓上》记子柳葬母，"兄弟不同居者皆吊"，自有这方面的原因。进入战国，旧有成俗全面动摇，"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③。寻常者，"有与悍者邻，欲卖宅而避之"④，邻里关系远疏对立；更甚者，"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屋后墙）"⑤。至于"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⑥，"忍亲戚兄弟知交以求利"⑦，"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①，家庭、同居、兄弟、亲戚关系的利益冲突，均已司空见惯。如在秦国，"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②。云梦秦简《法律答问》有记"父子同居，杀伤父臣妾，畜产及盗之"，"免老（六十岁以上老人）告人以为不孝"，"假父盗假子"，"夫、妻、子五人共盗"，等等。《管子》一书屡屡提到齐国"民有鬻子"、"民无■者卖其子"、"嫁妻卖子"。包山楚简《正狱》记楚国里人杀兄伤弟夺妻、不分田、强夺财产继承权等事甚多。在卫地，"卫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积聚，为人妇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③。家长公然教其女到婆家后要多藏私房，即使因之被休回家，也无关要紧，若安然，则更幸。"卫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骖马，谁马也？御曰：借之。新妇谓仆曰：拊骖，无笞服。车至门，扶教送母：灭

①　《墨子·天志下》。

②　《墨子·非乐上》、《耕柱》。

③　《荀子·强国》。

④　《韩非子·说林下》。

⑤　《庄子·庚桑楚》。

⑥　《战国策·魏策》。

⑦　《吕氏春秋·节丧》。

①　《荀子·性恶》。

②　《吕氏春秋·高义》。

③　《韩非子·说林上》。

灶，将失火"④，人未过门，先关心未来小家庭畜产家财安恙，可以鞭击借来的骖马，不能笞击自家的夹辕服马，又不分时辰场合关照灭灶火防灾。小私有者的心态刻画得真是妙极。

可见，战国时随着社会财产分配形式更多地从家长制大家庭向个体家庭移位，人情世故趋于实际化、表面化，直观上的无仁无义、无孝无信俗风也就到处充斥，唯财而争、唯利是图，在当时社会乃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孟子·离娄下》有云："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纵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这可说是有感于"世之走利"（《吕氏春秋·审为》）的流风鄙俗而发。

（四）畸形社会面影春秋战国时期，列国治民，差不多都先后有过容量、层次、操作系统不一的修其礼，纪其法，普遍留意到移风易俗，用以抑制城乡社会间淫风恶习的泛滥。但声色玩好，上层肆求，必流贯社会。况且，"喜、怒、哀、懼、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礼记·礼运》），见、闻、嗅、味、觉、意，六者常人亦具，只是限于社会条件和等次背景不同，七情六欲的要求内容和行为表现自异而已。时势造化，上行下衍，其甚之末端，偷抢行乞歪出，娼优狎徒招摇，形形色色，孽育一病态社会畸形角。

是时的社会风貌，恒见一种怪现象。《尸子·处道》云："勾践好勇而民轻死，灵王好细腰而民多饿"。《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说到，"齐王好衣紫，齐人皆好"；"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中山国"其君见好岩穴之士，所倾盖与车以见穷闾隘巷之士以十数，伉礼下布衣之士以百数矣"。《说苑·政理》还说，齐"景公好妇人，而丈夫饰首者，国人尽服之"。①趋炎附势、阿谀上好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病态，深深影响及世风时俗。《列子·说符》讲起有一社会无赖子，用边踩高跷边耍七剑的杂技讨宋元君欢心，"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并趋并驰，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元君大惊，立赐金帛"。引起另一位无赖子的羡慕，也用"燕戏"前往讨好取利。

世之趋利，至有利欲薰心者，时人或有鞭笞故事嘲讽，其云："昔齐人有欲金者，请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①。社会上正有一类人，贪恋钱财，偷抢什么都干，毫无耻辱感，这是针对此社会畸形角而发。当然，社会上还有另一类人，《列子·说符》云："齐有贪者，常乞于城市，城市患其亟也，众莫之与"。《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也谈及齐国"婴儿有乞于途者"。《管子·轻重甲》云："乡有丐食而盗"。这类人大都为生活所迫，行乞于巷头乡里，受侮受辱，但与上类不知耻辱者，当作别论。

④　《战国策·宋卫策》。

①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同说，"景公"则作"灵公"。

①　《列子·说符》。又见《吕氏春秋·去宥》。

男倡游荡，也成社会弊端。《史记·货殖列传》提到中山国淫风，有丈夫"作巧奸冶，多美（弄）物，为倡优"。《荀子·正论》称"今俳优侏儒狎徒，詈侮而不斗"。这些轻薄子，巧冶姿态，招引狎客，虽遭人詈骂，却不气不斗，一副柔媚恶心相。《荀子·非相》曾描述他们的行为举止说："今世俗之乱君（民），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并起"。可见他们扮相女性化，忸怩作态，举手投足摆弄嫋样，以荡引狎徒，逗挑女客，而为世人所作呕。《史记·佞幸列传》还提到，春秋战国时"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以色幸者多矣"，故谚有"善仕不如遇合"。如卫国嬖臣弥子瑕，以色相受宠于灵公，他能一度矫驾君车外出，又以自己半啖之桃■君，灵公以为"爱我"；只是后来色衰爱弛，才为此两事受到追黜②。

当时社会上还有许多靠出卖肉体色相为生的娼妓，又有私通奔淫妇人。

《史记·货殖列传》谈及中山国，"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又说："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这些女子，每集卖艺和卖身为一体，游媚贵富人家而老少男子不拘，从她们的活动从属关系看，大致有宫妓、家妓、声妓、艺妓、舞姬、侍姬、营妓等。其中以宫室、官宅或私家蓄养者居多，有的能歌善舞，专供贵族或富人冶游宴娱，又得荐枕席，效云雨之欢；有的则为内宠姬妾，供侍寝之需。这可视为一夫多妻制在社会经济发展形态下的变宜，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她们还算不上是以卖淫为业的娼妓。然而若论有的沉沦途径，《战国策·秦策》云："卖仆妾售乎闾巷者，良仆妾也"，她们人身无自由，一度作为商品出售，人口贩子可按其年龄色相技艺等因素定价；她们出身卑贱，或许还有因种种原因而失落身分地位者，一般都无姓氏，故买方不必困扰于诸如同姓不婚之类的社会礼规俗约，只要出价，支配享用，尽可随心所欲，从这些方面说，她们与娼妓实无根本性区别。

贵族阶层的崇淫蓄娼，耽于女乐，乃成贵显尊荣的象征。春秋时楚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日夜为乐"①。齐襄公"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百"②。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中期齐墓，在二层台上陪葬坑内，出26　件陶塑乐舞俑，有引吭讴歌俑，有长袖翩蹈的舞俑，有伴舞俑、击鼓俑、敲钟俑、击磐俑、抚琴俑、观赏俑等等③，再现了墓主生前纵情声色的生活。晋悼公淫，郑人有赂其女乐二八①。晋幽王"淫妇人，夜窃出邑中"②，为盗所杀死。赵惠文王"高台榭，美宫室，听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轩辕，后有长庭，美人巧笑"③。《齐策》谓孟尝君"后宫十妃，皆衣缟紵，食粱肉"。《秦策》有称秦华阳夫人弟阳泉君"美人充后庭"。至于他们的②　《韩非子·说难》。

①　《史记·楚世家》。

②　《国语·齐语》。

③　汤池：《齐讴女乐，曼舞轻歌》，《文物》1993年3　期。

①　《左传》襄公十一年。

②　《史记·晋世家》。

③　《战国策·赵策》。

纵欲淫荡生活，《庄子·则阳》记卫国"灵公有妻三人，同滥而浴"。《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了秦伯嫁女于晋公子，盛妆打扮的媵女有七十人，美色喧宾夺主，竟使晋公子把秦女冷落在一边，肆混于媵女之中。《楚策》有记春申君窥视国祚，把赵人李园所进女弟弄得怀孕后，再献给楚王。浙江绍兴狮子山出土战国早期铜屋，屋内男女跽坐六人，有抚琴、吹笙、击鼓者，反映的是贵族玩乐声色生活。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战国中晚期楼阙形铜饰件，上层有人中坐，侧有乐人，下二层浮雕人形作献禽、宰庖、备酒食情景④。湖南长沙出土楚漆画奁，画面十一位美妇，服饰艳丽，丰姿婀娜，或对舞，或静立，或跪坐作暂休状，⑤刻画题材是"美人充后庭"。居于西偏的戎王，也是"见其女乐而说之，设酒张饮，日以听乐"⑥。

在普通社会，闾巷土子和闲游公子哥的拥娼流污也是多见不鲜。《史记·滑稽列传》载齐威王时淳于髡的一段放荡生活自述云："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这种男女聚合，乱而不分的酒色沉洿场面，列国皆有。《墨子·明鬼下》即云："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楚辞·招魂》更有艳辞描述："华酌既陈，有琼浆些；归反故室，敬而无妨些；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娭光眇视，目层波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二八齐容，起郑舞些；衽若交竿，抚案下些；竽瑟狂会，搷鸣鼓些；宫庭震惊，发激楚些；吴歈蔡讴，奏大吕些；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放陈组缨，班其相纷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此情此景，与齐国的州闾之会，几无什么两样。如果说这里面尚保留着许多原初民间聚饮事象，则其中的罗女乐，郑卫妖玩，男女同席，堂上烛灭，宫庭震惊等内容，与上层富贵人家的盛妓乐和纳妾蓄娼之风，已每每是混杂穿插在一起的。

当时还有丈夫送妻为娼者。《列子·说符》说，晋国"有送其妻适私家者，道见桑妇，悦而与言，然顾视其妻，亦有招之者矣。"丈夫使妻为娼，自己又去勾引桑妇，妻子却又受轻薄子调戏，世风败坏可见。又有嫉妒构害现象，《韩非子·内储说下》曾讲起，楚王新得美女，引起另一位爱妾郑袖的妒忌，私下教这位美女说："楚王最欢喜看女人用手掩住口"，这位美女接近楚王时照着做了。郑袖又对楚王说："她掩口，是怕闻到王口臭。"楚王大怒，下令把美人的鼻子割了。赵国平原君居东武城，蓄养美人于家楼上，一天，美人在楼上见邻家一位跛脚者汲水时的拙态，不禁发笑，跛脚者告到平原君处，后平原君为表示自己敬士，就把美人斩了①。说明那些以色相奉侍别人的娼妓，有的虽能富厚一时，实际社会地位甚低，无人权可言，不过是富贵人家或男人们随时可支可杀的玩物而已。

是时通奸宣淫，朝野不乏。《左传》宣公九年有记陈灵公、孔宁、仪行父三人共奸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互换穿此女子内汗衣，公然④　李学勤主编：《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下）》，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图版91、113。⑤　郭沫若：《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文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⑥　《韩非子·十过》。

①　《史记·平原君列传》。

嬲于朝中。昭公四年有记鲁穆子在路上"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昭公二十五年有记鲁季公妻"与饔人檀通"。《说苑·正谏》说，楚文王"畋于云梦，三月不返，得舟之姬，淫。"男女通奸，有同辈兄弟姊妹或叔嫂间的，有异辈父媳、子母、叔侄间的，有非亲属间的，有路人、主仆间的，等等。在民间，有男女"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者②，有"鄙夫鄙妇相会放■阴"者③，有"乙、丙相与奸，自昼见某所"（秦简《封诊式》），有"同母异父相与奸"者，甚至还有"甲、乙交与女子丙奸，甲、乙以其故相刺伤"者（《法律答问》）。另又有奸夫、奸妇共谋，欲以药酒鸩杀妇之丈夫者④。

《韩非子·内储说下》有一则男女私通的故事，讲燕人某好远出，其妻与某士在室内乱搞，不料恰恰丈夫突然返回，奸妇十分害怕，惊慌中下妾出了个主意，说不如让某士赤身露体披头散发，大模大样走出房去，大家都佯作不见。某士照此做去，丈夫吃惊不小，忙问家里人，这是什么人。妻妾都答没看见。丈夫以为见鬼了，急急吩咐取牲屎人尿或兰汤魇胜祓除不祥。故事颇具戏谑性，但也揭露了社会的淫风病态。

当时也有不少执著追求个人爱情的青年男女。《诗·邶风·静女》云："静女其妹，俟我於城隅"，与自己倾心的男子幽会于城一隅。《陈风·东门之枌》有咏男女相互爱慕，"不绩其麻，市也婆娑"，放下手中活而到集市逛游，无有忧虑，兴奋快乐。这在追逐利欲、拥娼流污、淫风荡涤的畸形社会角外，自是一股未经污浊的清新氛象。

（五）私学与仕进春秋战国时期，"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贵族阶级垄断政治的礼制渐渐崩落，平民有了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惕）；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进）而尚德；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①。"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量才立身标准，一方面猛烈撞击着贵族垄断知识的旧有"学在官府"禁区，同时也开了私人讲学之风，以及庶民受学求仕进之途。以改造社会为内容的文化教育功利观，重心倾向普通社会，倡导的首功当推春秋时的孔子。孔子躬行"有教无类"②，广泛收纳来自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作为教育对象，"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其人苟可，其事无不可"，③不计较门第出身，也不看重贫富贵贱，只要有受教育价值者，概收不拒。据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④。《荀子·法行》说，有一位南郭惠子曾问子贡：为何孔子门下弟子既多且杂。子贡回答得很实在，说是孔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好比"良医之门多病人，■栝（指矫正木材弯曲之器械）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举例说，"子张，鲁之鄙家；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为②　《孟子·滕文公下》。

③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

④　《战国策·燕策》。

①　《墨子·尚贤上》。

②　《论语·卫灵公》。

③　《吕氏春秋·劝学》。

④　《史记·孔子世家》。

天下名士显人"①。"子路，卞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孔子教之，皆为显士"②。公冶长，曾是一位"在缧绁之中"③的罪徒。澹台灭明，"状貌甚恶"；"伯牛，有恶疾"，乃是残疾人；颜高，是位御车夫④。可见，孔子聚徒讲学，弟子五花八门皆有，因人施教，人尽其材，遂使庶民向学之风大盛。由于他"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⑤，后被奉为儒家鼻祖。《史记·儒林列传》称其弟子"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为教士大夫"，对于当时政治礼制的顺应历史潮流的变革，确曾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自孔子聚徒讲学起，各派私学继出，大抵皆为广集弟子，增厚势力，以传播其思想学说，评判时世得失，遊谈或身体力行社会改造之策。如墨子，治经典，修道术，务俭约，主张尚贤同兼爱，据说有弟子三百人，皆可使赴汤蹈火。时人形容说："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⑥。又说："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⑦。晚出墨家的杨朱之学，摈儒、墨而非之，相峙对垒，主张"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胚一毛"的"为我"主义很有吸引力，一度出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⑧的局面。战国中期的孟轲，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①，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据说他也弟子众多，"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②。农家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③。道家田骈，"訾养千钟，徒百人"④。

与此同时，列国贵显为巩固其权势地位，亦常汲汲搜求普通社会中受过教育有文化的才俊，优礼贤能。《吕氏春秋·察贤》说："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史记·魏世家》有记魏文侯太子在朝歌道中遇田子方，连忙"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还大发了一通议论，说"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至于自己这类贫贱者骄人，无非是"行不合，言不用"，来去自便而已。社会贤达的言行不逊，连魏国太子都得后让三分，足见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

在齐国，有变通"学在官府"以适应私学兴盛的稷下学宫之设，成为学者荟萃的中心。《中论·亡国》云："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遊于齐。"稷下学宫是由齐国政府出资，在国城西城门侧及稷山之下立馆建讲室，招徕各国不同学派，著书立说，展开学术研讨，传授知识，以服务于齐国的政治。云集于此的，有儒、

①　《吕氏春秋·尊师》。

②　《尸子·劝学》。

③　《论语·公冶长》。

④　《史论·仲尼弟子列传》。

⑤　《易·文言传》。

⑥　《吕氏春秋·尊师》。

⑦　《吕氏春秋·当染》。

⑧　《孟子·滕文公下》。

①　《孟子·尽心下》。

②　《孟子·滕文公下》。

③　《孟子·滕文公上》。

④　《战国策·齐策》。

道、阴阳、法、黄老、名辨、纵横、兵、农等各派学者，有名的有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尹文、儿说、田巴、驺衍、孟子、荀子等等，以威王、宣王时最为兴盛，学士总数一度达到三千人以上⑤。《史记·孟荀列传》称齐国官方对于稷下文学游说之士，"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可见稷下学宫的名流，各有其门第，直接取养于国家，在政治和生活上都享有优渥的待遇。

众家学派的争鸣，以及列国统治者为顺应历史改革潮流，广开搜求社会贤俊的进仕之阶，使庶民向学之风益盛，由此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士阶层，它已不再像早先那样，是由有功德或功臣之后的命士、不命之士，庶人之在官者或武士组成，士不再受国家、宗族、经济背景和政治地位限制，只要具有一定文化水准，善谈说，具备各自的才能，都可称士①。士主要来之于中下层社会，人数众多，品类复杂，有以才武智术而为将相者，有以口辩取卿相位的游说之士，有著书立说、广聚徒众而成家成派的学士，有"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②的高士，有地位卑下，重然诺，轻死生，义酬知己的义侠之士，还有鸡鸣狗盗之徒等。

是时，士竞事学问，纷纷在社会各种场合登场出没，大都是为利禄所诱惑，想摆脱卑贱困穷的处境。《吕氏春秋·博志》即讲到，中牟鄙人宁越，久受苦耕之劳，问友人如何可以免掉此苦，友人告诉他，"莫如学"。大学者墨子也曾直接用仕进鞭励弟子治学，《墨子·公孟》云："有游于墨子之门者，身体强良，思虑徇通，欲使随而学之。子墨子曰：姑学乎，吾将仕子"。游说之士苏秦，倡合纵，策动六国联合拒秦，他也得意表说："且使我有■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③。但应指出，在"世之走利"的社会大气候下，士的活动能量确实有其施展天地，有的"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①，不受国界限制，往往成为列国争雄政治风云场的重要人物，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的能为王公大人排难解纷，显闻天下。下至击柝椎埋、长啸吹竽之徒，也有以一技之长，效忠于主人。

正因为如此，不惟列国国君竟以收揽士客为乐事，钜卿大臣亦以养士纳客为风尚。《庄子·说剑》云："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史记·田完世家》云：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列子·说符》云："齐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齐国的孟尝君，"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②，据说他还将客舍分为代舍、幸舍、传舍三等；居于幸舍者食有鱼，故其客一称"鱼客"；居于代舍者出入有车，故有"车客"之谓③。赵国的平原君养士，客籍⑤　黄中业：《战国变法运动》，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130　页。又郭沫若：《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52-155　页。

①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3-371　页。②　《史记·鲁仲连列传》。

③　《史记·苏秦列传》。

①　《论衡·效力》。

②　《史记·孟尝君列传》。

③　《战国策·齐策》。

也有等级待遇的上下之别，他为解邯郸之围，一次竟"得敢死之士三千人"④。魏国的信陵君，"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⑤。楚国的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⑥。秦之文信侯，"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⑦。这里所举乃是养士纳客之最著者，权门之下蓄士食客可多达成百数千人。至于蓄数人、数十人的公卿大臣，则已成常例，更不足为怪。

不过，王公大人的养士风尚，搜求社会贤俊以为己用，固然是重要动因，但恐怕多数是出于装潢门面。魏信陵君即点穿赵平原君的养士的目的是"徒豪举耳，不求士也"，当然，这话同样也道出了他自己的养士心理。况且，当时社会的敬士风气甚盛，《韩非子·六反》云："行剑攻杀，暴激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顺世俗，以收取沽名钓誉的名声，也是养士之风大盛的社会原因。

士自投自荐于权门，每每能暖衣玉食，馆于贵家，无耕耨之劳，免赋税之征。难怪《韩非子·五蠹》大发其感慨说："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这就使得士阶层中难免掺杂进大量滥竽充数之徒及社会渣滓，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亦已发出种种正告。如《晏子春秋·内篇问下》指出，"士者持禄，遊者养交"，是国君之危。《荀子·臣道》直斥这些人为"国贼"。韩非子还把这批无益无利于国的不事耕战的游说之士、侍臣、学士、游侠及工商之民，称为社会上的"五蠹"，认为"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辞旨尽管过激偏执，倒也指摘出流风时弊。

荀悦《汉纪》有云："世有三游，德之贼也：立气势，作威福，结结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讹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以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这里所斥的游侠、游说、游行的三类人，自然不是耿介之士，而是士阶层中的为非作歹、混淆视听、趋炎附势和阿谀奉迎之徒，属于社会变革中的沉渣泛起，或"世之走利"氛围中新染起的恶习病相。虽然这深深影响及后世中国社会民风，但也必须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庶民向学和养士之风，毕竟造就了平民登庸的机会，其贵贱观念的更新，无疑意味着贵族垄断政治的传统制度中，已渗进了"民本"的时代要素，当是前所未有的。

（六）愤世嫉俗的"穷通"之士面对春秋战国以来的"世之走利"和趋炎附势之风，社会上颇有一批愤世嫉俗的知识阶层士人，他们鄙视功利性的世俗价值，不愿与之相沉浮，"无悒悒于贫，无勿勿于贱，无惮惮于不闻，布衣不完，疏食不饱，蓬户穴牖，日孜孜上仁。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①，躲避名利喧嚣的④　《史记·平原君列传》。

⑤　《史记·信陵君列传》。

⑥　《史记·春申君列传》。

⑦　《史记·吕不韦列传》。

①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

争逐场，散落于尘世的各个角落。当时流行着一个颇具戏谑性的时髦用词"穷通"，即是这批人的自我嘲解，或社会对其行为处境与信仰观念的认可和赞誉。

所谓"穷通"，《吕氏春秋·高义》有一段议论：君子之自行也，动必缘义，行必诚义，俗虽谓之穷，通也；行不诚义，动不缘义，俗虽谓之通，穷也。然则君子之穷通，有异乎俗者也。

在世乱之中，这批人本之自我调节，处世自好，躬身自洁，尽管生活条件低劣，且有每况愈下之势，但心理上却平衡于自我拔高，有固定而不变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是非标准，生活价值在于独善，伏匿而隐处，无意于削长补短，但自知无力矫拂世风，权宜听任自然而别立时俗之外，作隔世观。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②，小人一穷便无所不为，但君子穷，仍坚守其志。可见这批人穷则穷，苦中求乐，却绝不与世俗小人同流。故《庄子·让王》有云：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

他们处乱世之患，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调动乐观情致，犹如面对自然界气候变化，毫不怨艾失措。即孔子所谓："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是以知松柏之茂。"

不过，人都是社会构成的分子，要想与世俗外界完全隔开，其实是不可能的，这批称作得道的君子贤者，他们追求的"穷通"，只是乱世中的自我保护，是在维持基本生存权下力求保持精神上的自尊。他们通常能采取的方式，大都是十分消极的躲避世俗或隐居埋逸。《论语·宪问》即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最理想一点，是想能避开浊乱社会隐居。不成，则求能择地而处。再次，则求能避免见到趋炎附势者的脸色。再其次，则求能回避恶言诽语。可见他们并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他们能做到的，只是"隘穷而不失，劳倦而不苟"。他们大都有一个共同性的特征，即"贱为布衣，贫为匹夫，食则■粥不足，衣则■褐不完，然而非礼不进，非义不受"。如当时有人名"子夏，家贫，衣若悬鹑"。有人问他为何不做官，回答说："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①又如《庄子·让王》记"颜阖守陋闾，苴布之衣而自饭牛"。鲁君听说他是得道之人。遣使者送幣给他。他设法骗过使者，踰墙逸逃而去。《列子·说符》言"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官方送粟给他，也是坚辞不受。

显然，这批人不与世俗相沉浮的行为方式，已构成"世之走利"时代背景下知识阶层分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别致时尚风气，也可视为一种独特的社会习俗事象。当然，社会对于这批人的行为，理解和看待标准上各有所异。魏文侯见世之高士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返，见翟黄，踞于堂而与之言，翟黄不悦。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汝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既受吾实，又责吾礼，无乃难乎？"①这是明智统治者对这批不肯做官、不受利禄者的敬重。但也有简慢之者，如《战国策·齐策》记一位不愿居官场，唯求归返于朴，"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②　《论语·卫灵公》。

①　《荀子·大略》。

①　《吕氏春秋·下贤》。

静贞正以自虞"的颜斶，齐宣王见他时十分不恭，命他上前去见，他也玩世不羁说道："王前。"宣王十分不悦，王左右的人都指责他说："王是人君，你是人臣"，他婉言反击说："我如果走上前去见王，则是我在慕势，但要是王走近我面前，则是王趋士；与其使我慕势，还不如让王得到趋士的美誉。"宣王忿然作色说："王者贵乎？士贵乎？"他回答说："士贵耳，王者不贵。"这场对峙，最后以王默然不悦告一段落。由此可见，统治者对待这批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晏子春秋·内篇问下》有从统治者立场上对"穷通"加以阐说：正士处势临众不阿私，行于国足养而不忘故；通则事上，使卹其下，穷则教下，使顺其上；事君尽礼行忠，不正爵禄，不用则去而不议。其交友也，论身义行，不为苟戚，不同则疏而不悱。不毁进于君，不以刻民尊于国；故用于上则民安，行于下则君尊；故得众上不疑其身，用于君不悖于行；是以进不丧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这是说"正士"有通之时，也有穷之时，通时是为君上所用，却不乞于爵禄，要在尽礼行忠；穷时退处于野，不私下议论君上是非，堪作民间表率。交友中如遇道不同，则疏远可也，却不必为此悱詈其人。若"进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徒处，作穷于富利之门，毕志于畎亩之业，穷通行无常处之虑，佚于心，利通不能，穷业不成"，则不过是"处封之民"，"明上之所诛也"。这是从维护统治者政治利益的立场出发，对"穷通"之士的一番遴别。但《慎子·外篇》有从世俗视角领会"穷通"之士的行为观念，其云：环渊问曰：士之或穷或达，何欤？子慎子曰：士穷于穷，亦通于穷；达于达，亦病于达；故穷之者，所以达之也；而达之者，所以穷之也。士守穷而能达其志，即是通；若为达于利禄，是病态，才真正叫穷呢。这里可引《庄子·让王》中说的两位"穷通"之士，作一落实。

一则说，"曾子居卫，温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屦而踵决，曳縰而歌《商颂》，声满天地"。是讲曾子穷困潦倒至极，然犹乐守其志。另一则说，孔子弟子"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匡坐而弦"，居住在城市的陋巷之中，茅屋蓬户，破窗贯风，却弦歌乐志。学友子贡乘轩车去看望，竟开不进原宪住的窄小巷子，待见到他满脸菜色，问是否病了，原宪的回答很倔："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承认生活贫穷的现实，肯定自己学行的清高。这与慎子说的"穷之者，所以达之也"，是一致的。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有《穷通篇》，追述先秦这种独特士风说："君子厄穷而闵，劳辱而不苟，乐天知命，无怨尤焉，"这是合乎事实的，但他又说："先否后喜曰穷通"，则不免有违于这批人的行为处世观念，乃强为增饰之辞。《荀子·儒效》说："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其实这批人既已绝望于世俗社会，何还在乎"贵名"和"天下"。

当时"穷通"之士躲避利禄有种种方式。除有像曾子、原宪避居城中偏巷中者外，又有逃离闹市者，或"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①；或"错（置）在高山之上，深泽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

①　《庄子·则阳》。

室之邑"②；或藏之"于四海之内，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③。如《史记·鲁仲连列传》称其"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官任职，好持高节"，先后有功于赵、齐，拒受封爵，"逃隐於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列子·说符》讲到有一位柱厉叔，曾仕事莒国敖公，"自为不知己，去居海上，夏日则食菱芰，冬日则食橡栗。莒敖公有难，柱厉叔辞其友而往死之"。这大概也算得上是一位壮烈的"穷通"之士。

总的来说，这形形色色的愤世嫉俗的"穷通"知识阶层士人，不管是躲居在喧闹的城市中某个角落，还是隐埋到乡里僻壤，藏进深山峡谷，避入五湖四海幽蔽之所，一般都是嫌于结交官场，厌于沾染浊世气息，绝望于现实而寻求超脱，自命清高，但他们实难成为真正凌驾于世俗之上的局外人。《战国策·齐策》云："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野，监门闾里，士之贱也。"说明社会的动荡和世道的剧变，知识阶层的分化，平民虽可受学登庸，同样能使其中相当多的人下落作贱役农夫，"穷通"之士的处境，多数是为时代使然，而非由人为自己安排如此命运的。

当然，这批人中也有抛开初衷，力图巴结权贵而求升迁的。《战国策·齐策》记"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先为下客，"食以草具"，后再三弹剑作歌埋怨，被孟尝君升他为中客，食有鱼，又升为上客，出入有车，食无乏。《庄子·列御寇》讲到一位宋人曹商，自称其"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能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终被庄子耻之为"舐痔者"。《战国策·楚策》提到一位名叫汗明的人，为了上仰春申君的鼻息，也是曲意逢迎，并为自己曾"阨于州部，堀穴穷巷，沉洿鄙俗"，叫屈不已。这与那批愤世嫉俗而乐守其志不移的"穷通"之士相比，自是完全相反的两类人。

②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下》。

③　《吕氏春秋·谨听》。

三、移风易俗（一）习俗的移易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之中，贵族阶级垄断政治的传统典章制度，已不能范围人心，旧的弊礼流俗既羁绊历史发展步伐，又再难守成运作。上则公室衰卑，政出家门，国柄檀替，下至百姓庶民斗殴凶杀，兄弟相残，财物争夺，偷盗抢劫，男女私淫，诸如此类乱世风气，到处弥漫，皆所谓"礼崩乐坏"之征。天下大乱，处乱思治，习俗的推陈改新，以顺应社会变革，不啻为形形色色一批社会上的思想政治活动家所积虑关注，亦每成列国统治者的要务。在新制度的再议再构中，移风易俗常摆在重要位置，然其中无不显示有时代功利性要素，即大都贯穿着"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①的王权临民思想，以及重视修教与变宜的关系。

《说苑·政理》引孔子一段话说：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姓。《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云：古代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以）爱民为法，下（以）相亲为义。

《商君书·更法》云：法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荀子·正论》云：圣王以为法，士大夫以为道，官人以为守，百姓以为成俗。

《战国策·赵策》云：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云梦秦简《语书》云：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避，除其恶俗。

这些政治议论，通常都冠之以圣人、圣王、明王而为说，盖是时旧制度既坏，思想失却中心，行为规范无实际权威可言，只能凭借幻影人物或陈旧观念模式，虚实伸张，以收取社会崇信的时效。但真正内容却在于旧瓶盛新酒，主张对传统习俗进行认真分析了解，辨其良莠，以教化转移风气，以修法矫正恶俗，以深厉浅揭变宜陋习，因势利导，移风易俗，有所割除，有所发扬，要以范围民心，能为民接受为宜，即《礼记·曲礼上》说的"礼从宜，使从俗"，从而实现社会由乱至治。不过，这些政论，都主张将改造社会的重点，首先放在建立道、法、势的运作机制，以达到一民同俗。道者，导也，教也，即《韩非子·奸劫弑臣》说的"变法易俗而明公道"，《战国策·赵策》说的"教民成礼"，"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道应指统治者制定的有利于巩固其统治的修教原则，主要本之于社会约定俗成的生活准则，经规范而形成不成文公德。法是成文法律宪令，《韩非子·定法》云："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势，指人主制人之权势，《管子·七臣七主》云："权势者，人主所独守也。"可知，这些政论仍未摆脱时代的桎梏，把人治放在极突出位置，法治只是辅助和强化人治的具体实施手段，居从属地位，旨在通过君主

①　《韩非子·饰邪》。

专制权势的再建和推出的一系列宪令，引导那些重新被赋予法规效应的习俗，变为社会自觉的共同行为，并寄望通过君主指令性的变宜训教，消除恶俗，迫使异俗同化。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政治，是由贵族等级世袭制向君主专制演进时代，各国国君相机有压抑世族，以扩张君权之举，且纷纷加尊王号。先自蛮夷之君如吴、越、楚诸国称王，后中原诸侯国相继效仿，凡魏、齐、秦、韩、宋、燕、中山、赵等国，均先后自称为王①。《战国策·秦策》云："擅国之谓王，能专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谓王。"加尊王号，即是国君握权的专制政治体现。

当时的礼制变革和移风易俗以改革社会风气，也与君主专制政治的强化紧相呼应，根本目的在于确立人主治国的权威性。如吴起助魏文侯进行变法革新，即是"治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②，一方面重视王权政治的礼制规度，另一方面从变宜习俗入手，正社会风气，以深化这一礼制的社会运作基础。后吴起入楚辅助悼王变法，也是看到楚国之俗，"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③，于是"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①，变法措施接近前例，把那些对楚王权力运作有碍的无能无用贵戚世族大加罢免，限制乃至取消他们的种种特权，又大力整饬吏治，杜塞官场不正风气。与此同时，还致力于改革社会风气，教民成礼，在国家范围内进行异俗同化，从而达到扩张君权以统治国民的目的，消除"逼主"的政治危机。

秦国商鞅助秦孝公"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②，几乎近于吴起在楚国变法的翻版，唯进行得更为彻底、更为深入广泛，在王权政治礼制的建立和移风易俗改革社会风气两方面，收到的成效，为后来秦统一中国、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国家政体打下了坚实基础。《韩非子·和氏》云："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另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的理论思想出发点，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还是为了构建君主专制政治的礼制，即韩非说的"主以尊安，国以富强"。为此，在政治方面废除世袭贵族的特权，"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用军功作为赏罚升黜的标淮，贵贱之分，不复依据门第高低来定，使新起官员，徒成君主之雇员，政权遂集中于君主手中。在经济国策方面，则提倡耕织，抑制工商，"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在改造社会风气方面，实行"什伍而相收司连坐"的编户守闾之制，"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又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提倡小家庭分居，一改过去的"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据说"令行於国，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

①　齐思和：《战国制度考》，《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119　页。②　《吕氏春秋·执一》。

③　《韩非子·和氏》。

①　《战国策·秦策》。

②　《商君书·更法》。

怯於私斗，乡邑大治"。

赵国武灵王也曾在国中变宜习俗，移风易俗，推行胡服骑射以教化社会风气。此举遭到世族贵戚的反对，理由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志淫乱民，"非所以教民而成礼"，即有违于传统典章制度的贵族服饰等级礼制。但武灵王力排陈辞腐言，决不循守过时模式，认准改革开放的急所，指出"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乃是为了"家听于亲，国听于君"，"子不反亲，臣不逆主"，"世有顺我者，则胡服之功未可知也"①。可见这场胡服骑射的推行，已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中新旧两种思想此长彼消的重大政治割替，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一方面在于冲破传统观念，图强振兴，引进外来文化，彻底改变赵国那种积重难返的国情，即《战国策·赵策》说："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也，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尽其民力，彼国亡国之形也。"同时武灵王的深层次政治用意，还有坐观其能否贯彻新兴的君主专制礼制，达到"国听于君，臣不逆主"的"顺我"，系成败于一举。综览春秋战国时期习俗的推陈出新，实与君主专制的政治演进趋势相升沉，君本位的人治和废除等级制世袭贵族的特权，整饬吏制，辅以法令，乃是各国移风易俗、一正社会风气的普遍性举措。《申子·大体》②道出了其中的实质："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若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君操国柄，臣视君主的法令（纲）举动（符）而行，则一国习俗（万物之情）可正，犹《吕氏春秋·圜道》所言："令出于主口，官职受而行之，日夜不休，宣通下宪，瀸于民心，遂于四方。"而法对君并无约束力，"大君任法而弗躬"，仅以驭下，君主随时可视需要变其法，即所谓"以役力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①。故当时的变法，只是用君主专制的新政治礼制，取代旧的贵族世袭等级礼制。《吕氏春秋·用民》云："用民有纪有纲，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纪者，礼也；纲者，法令也；目者，君主专制政体下的职官行政系统。礼法并举，官人以为守，而国民以为成俗，即慎子所云："法制礼籍立公义。"然则礼与法，皆系之君主裁制，法不能高于君而超然存立，实际仍是人治高于法治，真正的法治在春秋战国实难见到，此固由一代习俗的变宜轨迹可以审知。（二）部民齐俗春秋战国时期，"家富则疏族聚，家贫则兄弟离"②，血缘组织聚居的传统形式已经打破，"疏族聚"的非单纯血缘杂居以及"兄弟离"的庶民家族形态解体，成为社会构成的主流，至有"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

①　《战国策·赵策》。

②　《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引。

①　《慎子·内篇》。

②　《慎子》。

③。故当时统治者的一民同俗，教民成礼，推行移风易俗，无不是顺应这种社会构成的变异而展开，即《荀子·荣辱》所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夏），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

调节社会的伦际关系和新的等级关系，理顺下层民间的习俗差异，实现一国的大治，按地域部民乃是当时的要务。如果说西周晚期周宣王"料民于太原"①，意图掌登民数，终因贵族世族世袭制过于强大，触动其根本利益而招致抵制，时机不成熟得以失败，那么到了这一时期则已势在必行。

《礼记·乐记》云："化民成俗。"《战国策·赵策》云："教民成礼。"习俗的教化，欲使下层民间习惯成自然，必得有其一定的社会构成根基。《鹖冠子·天则》说的"列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为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即是当时习俗教化的社会构成根基。其在《王鈇篇》中，更有周到的细拟："制邑理都，使《王矔习者五家为伍，伍为之长；十伍为里，里置有司；四里为扁，扁为之长；十扁为乡，乡置师；五乡为县，县有啬夫治焉；十县为郡，有大夫守焉。"以此部民教化，则"化立而世无邪，化立俗成，少则同侪，长则同友，遊敖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爱，祸灾同忧，居处同乐，行作同和，吊贺同杂，哭泣同哀，欢欣足以相助，■谍足以相止，安平相驯，军旅相保，夜战则足以相信，昼战则足以相配，入以禁暴，出正无道。"同样的内容，又见诸《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等，当是周秦诸家说法的杂纂，其中部民的行政区划过于齐整，自难足信。但按地域部民，一民同俗，应有事实依据，并非虚语。秦简《语书》有云："民各有乡俗"，《大戴礼记·保傅》云："无拂于乡俗"，可知部民教化，下层民间得以约守一方成俗。

当时列国的部民教化，范围习俗节仪机制最基本最通泛的地域单位，主要有"里"，城市和乡间皆然。《墨子·号令》有云，敌方围城时，"城下里中家人皆相葆"，"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有记华■居宋都卢门南里，华■居南门公里。昭公二十五年有记季氏居鲁城桐汝里。包山楚简有云："熹之子庚一夫，居郢里。"甘肃放马滩秦墓出土竹简《墓主记》有言"垣雍里中"，垣雍城在今河南原阳西，战国时属韩国①。《列子·仲尼》有言郑之"东里"。《左传》宣公三年又记有郑之"南里"。秦都咸阳城内出土陶文有"咸里"。齐都临淄大城内出土陶文甚多，有云："左里"、"南左里"、"西酷里"、"北里"、"关里"、"豆里"（《季木藏陶》），等等，大率皆为城中所部之"里"，又有"陶里"，知城中还有按职业分划其民之"里"。至于乡间之"里"，《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说，齐国遭霖雨十有七日之灾，景公命按乡调查"坏室"，按里统计"饥氓之家"，由政府赈之"金"、"薪橑"和"粟米财货"。包山楚简有"灵里"、"安昌里"，"郛里"、"郭公里"、"緐丘之南里"等等。放马滩秦墓出土木板绘制地图有地名"杨里"、"真里"②。此等大体均为乡间之"里"。

基于"里"的移风易俗，主要因人地结合关系牢固，容易收到治理成效。③　《庄子·则阳》。

①　《国语·周语上》。

①　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4　期。

②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2　期。《管子·小匡》云："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鹖冠子·王鈇》云："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是以为善者可得举，为恶者可得诛，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终身为期，素无失次。"用主观上的行政措施，将客观存在的地缘关系加以固定化，改变住民的流动性，使之控制在基本地域组织"里"中，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而存立，变成地域的简单附属物，这样就便于习俗宣化，随时案验，住民的行为，可长期受到官方里中的上下稽察和左邻右舍的直接感受，住民的伦际关系和社会关系，若其仅仅行"一旦之善"，则很难说是真善，难在终身皆有善验。如此，则"民人不能相为隐"，"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①。"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②，人也就真正成为地域之民和社会之人，一方的习俗自然就得到规范。因此，《荀子·王制》有云："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闻树艺，劝教化，趋孝弟，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曾强调说："礼，民之纪，纪乱则民失"，这种上层倡导而下层民间约成俗定的民纪之礼，即是本之"里"为基层部民单位实施的移风易俗，也即《管子·小匡》说的"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

春秋战国时期的部民，常合数家乃至数十家为一"里"，里中人家互为比邻。《周礼·地官·大司徒》云："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讲的就是这种里中生活习俗。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不安，里通常在四周界以围墙，"里域不可以横通"③。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有关于里的封闭性建制解释："越里中之与它里界者，垣为完（指周垣）。不为？巷相直为院，宇相直者不为院"，是说两巷相对，其间的墙可视为里与其他里之间的界墙，但若两屋相对，其间的墙则不能算是里的界墙，然这是就特殊状态而言，对多数"里"来讲，总是"垣为完"，有其齐整的界墙。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木板绘制地图，"里"都用方框标示，大概有这层含义。里有门，一称闾，《说文》："闾，里门也"，里门有专人守宿，"以时开闭"④。

由于是时住民的伦际关系和社会等级关系，常强调用成俗相维系，故里中社会生活随处可见这种成俗现象。《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云："景公饮酒，夜移于晏子（之家），前驱款门曰：君至"；《说苑·正谏》同文，作"前驱报闾"。知里中守闾，惯为成俗。《战国策·齐策》记齐人朝出晚归，其母"倚（家）门而望"；暮出而不还，其母"倚闾而望"。里门以时开闭，里人遵守，久之而变为人们自觉行动，一旦有违，反觉不安。如正常的朝出晚归，家人倚自家门而望，已为人之常情；如暮出不归，是谓违反守闾常俗，家人心焦，不免要跑到里门去候望了。至于一国之君，也得循于成俗，前驱款门报闾，才能在夜间破例开启里门进入。墨子"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因其外来，身分不明，被拒之里门之外①。《战国策·东周策》有记"温人之周，周不内（纳）"，守闾者问他是否是客，他谎报自己是里中住主，但细问他里巷情况，却又答不上来，"因囚之"。可见，"人无非

①　《商君书·禁使》。

②　《管子·禁藏》。

③　《管子·八观》。

④　《管子·立政》。

①　《墨子·公输》。

其里，里无非其家"②，已是当时里中社会生活习俗的构成特征。

《墨子·号令》曾提到，在战争状态下，"里中巷街皆无得行"，违禁者斩；又说，"里正与父老皆守宿里门，吏行其部，至里门，正与开门内吏，与行父老之守及穷巷间无人之处"。这是讲非常态情况下里中的戒严措施，但由此可以看到，里中实际生活的头面负责人物有里正和父老。他们大概是由"乡里兴贤"的民主推举产生。里正，秦简中称为"里典"，盖又为官方认可录于官典之故。又称"里长"。《墨子·尚同上》云："里长者，里之仁人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辩护伉健者为里正。"

里中正常情况下的社会生活成俗，《尚书大传》有云："上老平明坐于右塾（指里门之右门房），庶老坐于左塾，余子毕出，然后皆归；夕亦如之，余子皆入。父子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轻任并，重任分，颁白者不提携（指头发花白的老人不必负重物），出入皆如之。"上引《公羊传》何休注亦有点滴勾绘："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时，春，父老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里门），莫（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绩，男女同巷，相从夜绩，至于夜中。"同样的内容，也见诸《汉书·食货志》，其云："理民之道，地著为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挚。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此类里中社会生活成俗，语出汉代人之口，然被指为"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当本之周秦时的部民齐俗和导民成礼，固乃统治者汲求的移风易俗所臻境界。

（三）名事邑里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实施的"列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移风易俗，进行习俗宣化，其中固定住民同地域联系的人口统计登记，是重要的系统环节。人口统计登记，始起甚早，商周时已有专名，称之为"登"。《甲骨文合集》第795　片云："贞我登人，迄在黍不■，受□年"，知商王有在耕作前或收获季节召集族众进行人口登记，或者按人口造册核登人数，以便农事力役。《史记·周本纪》记武王灭商，对周公讲道："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名民三百六十夫，当指原商王朝有名的三百六十个族氏及其族尹，不显不灭而仍活动于周初，数目详核，应征自商的人口登记旧册。《周礼·秋官》称负责民数的官员为"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齿），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去）其死生。"《地官》有云："闾师，掌国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数，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时征其赋。"早期人口统计登记，常就自然政区或固有族组织体进行，是以人口数量、人口性别、人口年龄以及人的生死存亡为核登统计内容，重视纯人力的可任因素，统计对象主要为具有劳动能力和战斗力的人口，尚未形成以户②　《管子·禁藏》。

籍作为编制造册单位。①真正的编户部民，殆肇自春秋以降。齐桓公时（公元前685-前643）管仲在齐国首先实行以个体家户为编制单位征收赋税的户籍制。《管子·国蓄》云："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籍；以正户籍，谓之养赢。"这是说按宅落征税，会导致毁弃房屋；按家畜征税，会发生畜业衰落；按田亩征税，会出现农业停滞；按人口征税，会造成人情涣散；若按户籍征税，则家户大利。他主张这五者应兼而行之。鲁国成公元年（公元前590）有"作丘甲"②，大概是按丘里家户出军赋。楚国康王十二年（公元前548），"蒍掩书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①。郑国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子产使都鄙有章"，"田有封洫，庐井有伍"②。盖均有编户部民的改革内容。晋国顷公时（公元前525-前512）赵简子使尹铎治晋阳，"尹铎损其户数"③，既能免除部分家户的赋税，自当先已有户籍簿册作依据。战国魏文侯时（公元前445　一前396）李悝"作尽地力之数"，"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④；又集诸国刑典，著《李子》三十二篇⑤，是书今已亡佚，然《唐律疏议》有云："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三篇，谓《九章之律》"，原注："《户》者，《户婚律》。"是知魏国亦有编家户为籍之举，其法至唐代犹存，唯已有增损而已。秦国献公十年（公元前375），也"为户籍相伍"⑥，实行编户部民。编户部民，是将个体家庭直接置于国家户籍制度管辖之下，以家户为单位进行名籍、身分等内容的登记注册，作为国家征纳赋役的根据和民刑诉讼或习俗整合的依凭。登记名籍的簿册，各国的称法可能有所不一。齐国有"户籍"之称，见前引《管子》书，籍者，即《释名》说的"籍也，所以籍疏人民户口也"。包山楚简中称之为"典"；名籍册上有其名者称"有典"，反之，查无其人者，称"无典"；若故意不向政府申报名籍，或官员替他人隐匿名籍，此等行为称作"■（没）典"，要受到查处。"典"按行政隶属关系分级收藏，故有"契之玉■之典"、"漾陵之参鉨间御之典匮"等属名①。另外，《战国策·楚策》记吴国攻占楚郢都，人皆逃散，唯蒙谷入大宫，背负"鸡次之典"，浮江逃于云梦之中。及楚昭王返郢，"蒙谷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疑此"鸡次之典"，乃是楚国家级名籍簿册。《战国策·燕策》又有记汗明见楚春申君，春申君"召门吏为汗先生著客籍"。齐平原君养士，客籍也有上、下之别（《史记·平原君列传》）。知是时各国钜公大臣之门，亦藏有在籍士客的登记簿册。

①　别详拙作：《夏商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1年4　期。

②　《左传》成公元年。

①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②　《左传》襄公三十年。

③　《国语·晋语九》。

④　《汉书·食货志》。

⑤　《汉书·艺文志》。

⑥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　彭浩：《包山楚简反映的楚国法律与司法制度》，《包山楚墓》（上），附录二二，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548-550　页。下引不另注。

春秋战国之际，齐、楚、越等国还有"书社"②之称。旧说"古者二十五家为里，里则各立社，则书社者，书其社之人名于籍"③；一说"书社，谓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④。包山楚简138　有记"同社、同里、同官不可证"，疑社为里中的户籍编制小单位群，书社指社的户口名籍登记。

秦国的名籍登记，有"名事邑里"的专称。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云："书入禾增积者之名事邑里于■籍。"一称"名事里"，《封诊式》云："士五（伍）居某里，可定名事里。"此称后大体为汉代所习用，如居延汉简有云："鞫系书到，定名县爵里"，《汉书·宣帝纪》亦有"名县爵里"的习称，演成中国封建社会名籍登记的专名。"名事邑里"或"名事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记下在籍者的姓名、身分、籍贯，现履历表或例行表格等仍习用，可谓数千年不变之恒式。当时凡因某种原因除去名籍者或已故者除名，称为"削籍"，如秦简《游士律》云："有为故秦人出，削籍"；《商君书·境内》有云："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从包山楚简得知，楚国规定人生下来就要登入名籍，在籍之人有"少僮"，即未成年人，对"所幼未征"者，均须补充登记。登入名籍者有国君、大夫、士等所谓"君子"，以及"邦人"即国民，还有奴仆之类的"倌人"。在名籍中，同一家户者登在一起，并说明各人间的关系，如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主仆关系等等，故有"同室与不同室"之记，可见其名籍制实即户籍制。秦国也是以家户为单位登记名籍，秦简《法律答问》有云："可（何）谓"匿户"及教童弗傅？"匿户"弗徭使，弗令出户赋"，是其证。《傅律》有云："匿敖童（未成年儿童，即楚简之少僮）及占癃（残疾人）不审，典老赎耐；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诈伪者，赀二甲"，是知秦国对于隐匿孩童，及申报残废不确实的，或应否免老（年满60　岁者）而弄虚作假的，都有相应的处罚条例。明法令，申教化，家户在名籍，"生者著，死者削"，有变故者以时报请，官人以为守，而百姓遂约为成俗。

户籍登记本之地域进行，按照住民相对固定的居处编部。如包山楚简126、127　有记子左尹命漾陵的邑大夫核查州里人阳某是否与其父阳年同为一户，查对结果是阳某居郢，不与其父同室，而是与其季父阳必同室。又如秦简《封诊式》8-12　有记查封"某里士伍甲家室"，计有"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门桑十木；妻曰某，亡，不会封；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臣某，妾小女子某；牡犬一"，又查问里典及士伍甲的四邻公士，问甲是否还有"脱弗占书"，遗漏未加登记的，如果有，则"且有罪"，回答已无，"即以甲封付某等，与里人更守之待令"。由此可见，户籍登记和"名事邑里"，把人民相应束缚在一定地域，使之成为地域的简单附属物。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晏子对齐景公说："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淊。"同样，"名事邑里"的推行，反映在习俗的变宜上，民间出现了注籍自己居住地的风气，惯在人名前冠以籍贯。除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谓"士孙之里"和包山楚简谓"司马之州"等，州里名用人姓或官名为称外，《管子·问》有云："州之大夫也，何里②　见《左传》襄公十五年、《史记·孔子世家》、《吕氏春秋·高义》等。③　《史记索隐·孔子世家》。

④　《荀子·仲尼》，杨琼注。

之士也，"留意于其人的身分籍贯。至于居地、人名连称更是风行，如（东周）"雒阳乘轩里苏秦"①、（齐）"轵深井里聂政"②、"宋阳里华子"③、"大梁人王里□□曰丹□"（放马滩竹简《墓主记》）。云梦秦简中有云："某里公士甲"、"某里士伍甲、乙"、"某里士伍妻甲"、"士伍居某县某里"等。秦陶文中有"咸亭右里道"、"咸亭完里丹"、"咸完里夫"、"咸高里喜"、"咸广里高"、"咸卜里院"、"咸芮里喜"、"咸■里骄"等。齐陶文中有"绍迁蒦易南里叕"、"绍鄙去匋里郑"、"西酷里陈何"、"关里马柉"、"豆里賹"、"北里五"等。包山楚简中有云："陈午之里人蓝"、"坪阳之枸里人文"、"安陆之下隋里人屈犬"、"緐丘之南里人龚■、龚西"、"罗之壦里人湘■"、"■之己里人青辛"、"灵里子州加公文壬"等等。另外又有泛其地域称人者，如《战国策·赵策》记赵王称郑国人郑同为"南方之博士"，郑同也自称为"南方草鄙之人"。

不过，注籍风气的生成，虽与"名事邑里"诸户籍登记制度的推行，关系至密，但其中也自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和礼缘人情的观念形态在起作用。如出生于鲁国陬邑（山东曲阜）的孔子，"去齐，接浙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④，他离开齐国时，无所眷顾，不等米淘好，说走就走；但离开父母国鲁国时，却牵肠挂肚，别情依依，迟行恋恋。战国早期《哀成叔鼎》铭记郑国出生的嘉，亦不无家乡感情声称"余郑邦之产，少去母父"。因此，与其说注籍是住民同地域关系的紧箍，毋宁说是开放社会人心意蕴风气的产物。

由于这一时期以个体家户为本位的谋生能力大大加强，已使传统血缘家族形态遭到松懈和瓦解，"瘖、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①，战乱、灾荒或强者暴敛，均可能加剧匹夫匹妇襁负其子辗转四方的人口流动现象，而各国的徕民政策，出现了"自诸侯来徒家，期下从政"②，出现了"用贫求富，用饥求饱，虚腹强口来归我食，若是则必发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委之财货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③。故民间的注籍风气，大致正与这种社会的动荡、人口的流徙、家户与家户没有亲属关系的杂居、人心思安的家乡观念或地域意识等等相适应。再者，思国恋家的感情色彩，地缘民风的向背认同，人文素质的自我荐举，以及强调家户谋生能力和社会崇尚产地名产心理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④，错综交杂，在"名事邑里"的政治经纬中，各个为注籍风气的养蕴而推波助澜"。

（四）礼贤风气

①　《战国策·赵策》。

②　《战国策·韩策》。

③　《列子·周穆王》。

④　《孟子·万章下》。

①　《礼记·王制》。

②　《礼记·王制》。

③　《荀子·议兵》。

④　《礼记·月令》。

春秋以前，宗法家族制度严密，贵族世卿世禄，"官人以世"①，等级森然。"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畏），礼不逆矣"②，在上者终归是贵族君子，在下者始终为平民小人及奴仆，演成一时代的成俗。非贵族不得受封，平民小人不能为官，"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③，君之举同姓，必于亲近支系。举外姓，则必选于世臣旧族。

但随着家族制度的瓦解，这一成俗也发生动摇。如《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记郑国的游眅将到晋国去，还未出国境，途中遇到百姓娶亲队列，他顿起淫念，夺下此新妇"以馆于邑"，后新妇的丈夫打来，杀了游眅。执政子展听说后，认为"国卿，君之贰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以游氏品行不端，而废除了游眅之父游良的爵位，改由其叔父游吉继承，又使人找到新妇丈夫，告诉他不必躲逃，放心回乡里安居。可见，"贵有常尊"、"贱不妨贵"的习惯观念已不再维持。又如《左传》昭公三年说，晋国世卿栾、郤、胥、原、狐五氏，及大夫续、庆、伯三氏，"降在皂隶"。又说"晋之公族尽矣，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还说齐国公孙氏也都有无禄者。

其际，各国相继对贵族世袭特权加以限制，乃至否定废除，起而网罗天下才俊，用人唯贤新风渐有取代"远不间亲"、"小不加大"的陈规旧典④。《大戴礼记·主言》引孔子论习俗的大势说："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别地以州之，分属而治之，然后贤民无所隐，暴民无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时考之，岁诱贤焉，则贤者亲，不肖者惧，使之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悌，选贤举能，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民矣。"墨子明确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王公大人骨肉之亲"，不得"无故富贵"。主张平民可以登庸，"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①。孟子也说，国君在不得已时应选拔贤人，"将使卑踰尊，疏踰戚"，要把卑贱者和远来者提拔到尊贵者和亲近者之上。选贤的标准，不能以左右世卿大夫说了算，只有凭据"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②。荀子直截了当指出，那种"先祖当（傥）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从必尊"的世卿世禄下的所谓"以世举贤"，如再一味不改，必然乱世，应该"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③，做到"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④，若"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於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於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⑤。《尸子·分》说："择其贤者而举之，则民竞于行。"《韩非子·难四》还直斥世族贵显的"千金之家，其子不仁"。如果说春秋时出现了"贵贱无

①　《尚书·泰誓上》。

②　《左传》宣公十二年。

③　《左传》宣公十二年。

④　齐思和：《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5-107　页。

①　《墨子·尚贤》。

②　《孟子·梁惠王下》。

③　《荀子·君子》。

④　《荀子·君道》。

⑤　《荀子·王制》。

序"⑥的成俗变化，那么到战国时期，由于用人唯贤的大行，已使贵贱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有才智者虽在野而见举，庸碌者虽在权门，犹遭世俗非之，贵无常尊，贱者亦不见得常卑，以"羁旅起贵"的民间贤士，可以"陵故常者"⑦。"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⑧。立于朝的贤士，每都为"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能屈能伸，"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①，即"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②，保持了在官场可进可出的弹性立身原则，截然有别于旧典的"官人以世"。

破除世卿世禄制，不以贵贱论人才的优礼贤俊之风，盖始盛于东部滨海地区诸国，后渐扩大到中原及南方楚国，而西部秦国因长期贯彻，成效也最为显著。

春秋时齐国桓公，起用"鄙人之贾人、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③管仲，卒成霸业。晏婴相齐灵、庄、景公三朝，有"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骖赎之，载归"④。东南吴国纳贤，打破国界限制，寿梦时用楚亡大夫申公巫臣，教习射御，"于是吴始通中国，而与诸侯为敌"⑤。齐人孙武，楚罪臣伍子胥，分别以兵法、计谋见用于吴王阖闾，乃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越国勾践，用楚宛令文种和楚三户"佯狂倜傥"范蠡⑥，终报吴国灭国之仇。燕王哙好贤，有用隐士厝毛寿。燕昭王曾"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为谋士郭隗"筑宫而师之"，于是"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因而使"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大破齐国，"尽取齐宝"⑦。

中原地区在战国初期，以魏国最为人才济济。魏文侯礼贤田子方、段干木，师卜子夏，用魏成、翟璜为相，举屈侯鲋为太子傅，使西门豹治邺，吴起守西河，北门可守酸枣，乐羊攻中山，白圭理财，皆一时之彦。又用李克变革旧制，剥夺世族贵族子弟从老子那儿承袭来的"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瑟钟石之声"的特权，招揽四方贤士，"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①。中原北部的中山国，也曾一味模仿华夏的礼贤风气。七十年代中后期河北灵寿中山国故城西发现的一号大墓，出有《中山王■方壶》，铭中有云："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即（次）得民，故辞：礼敬则贤人至，博爱深则贤人亲，籍敛中则庶民附"②。解放前在故城西南出土的19　字河光石刻文，"监罟尤臣公乘得守丘，其齿将曼，敢谒后叔（俶）贤⑥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⑦　《韩非子·亡征》。

⑧　《孟子·公孙丑上》。

①　《孟子·万章下》。

②　《礼记·内则》。

③　《战国策·秦策》。

④　《史记·管婴列传》。

⑤　《吴越秦秋》卷二。

⑥　《史记正义·越勾践世家》。

⑦　《战国策·燕策》。

①　《说苑·政理》。

②　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文物》1979年1　期。者"③，记任监罟一职的罪臣公乘得，守陵墓已至老年，想告说给后来的俶贤之士。可见连其下层贱吏，也时把得贤使能念念口上。《战国策·中山策》有云："中山之君所倾盖与车，而朝穷闾隘巷之士者七十家"。可惜其目光主要局促在国中，"举士，则民务名不存本；朝贤，则耕者惰而战士懦"，名不副实，公元前296年即被赵惠文王灭之。

江汉地区的楚国，也曾一度起用卫人吴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④，并"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其爵禄"，"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楚国"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⑤。

西方秦国，春秋早期武公时的《秦公钟》铭文，即有"戾和胤（俊）士，咸畜左右"⑥。至景公时的《秦公簋》铭文，亦云："咸畜胤士"①。其间，穆公时有"虞之乞人"百里奚②，见执于楚鄙人，穆公用五张羊皮替他赎身，并用为相，秦遂霸西戎。战国时孝公用卫人商鞅变法，全面否定贵族世袭特权，"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日绳秦之贵公子"③。他"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④，开了利用他国人才的客卿制和布衣将相格局的先声。至惠文王时有用魏人张仪，为秦破东方合纵连横，使六国日蹙。下蔡人甘茂，以百家之术为武王相。昭王时，魏人范雎家贫，被秦谒者引入秦国，推行"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⑤，政坛风气进一步改观。游学之士燕人蔡泽、阳翟大贾吕不韦、上蔡乡小吏李斯，均曾做了秦国的名相。至如善用兵的郿人白起、频阳东乡人王翦，魏大梁布衣出身的尉缭等，递为秦将，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夷六国，声震天下。

礼贤风气的代兴，自上贯下，渐积为多层面全方位的社会量识录才机制。在上者有国家选贤，如《礼记·月令》说，天子逢每岁立秋之日，"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此为定时定季选贤。《大戴礼记·千乘》云："凡士执伎论功，修四卫，强股肱，质射御，才武聪慧，治众长卒，所以为仪缀于国，出可以为率，诱于军旅，四方诸侯之游士，国中贤余，秀兴阅焉。"此为不定时选贤。又有打破政治地缘界限，眼光流观他国，挖彼人才重用于己者。《国语·齐语》有云，齐国遣使者跳出国界，"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遊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如兵法家孙膑，早先曾为魏国徒刑，却被齐威王使者偷偷载回国中。齐宣王优礼稷下学士，人才亦都来之四面八方。"天子而友匹夫"（《孟子·万章下》）已十分常见。一国的体制、环境、学养、涵识、尚好、民风等等，总有种种拘执、局限和不足之处，未必能周备各类人才，取天下之所出，为己国之所用，不框死于③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77　页。

④　《史记·吴起列传》。

⑤　《韩非子·和氏》、《吕氏春秋·贵卒》、《战国策·秦策》、《史记·吴起列传》。⑥　《考古图》7·10。

①　《三代》9·34。

②　《战国策·秦策》。

③　《史记·商君列传》。

④　《史记·李斯列传》。

⑤　《战国策·秦策》。

政治模式，不沉泥于观念形态，不僵固于小家气感情，唯贤是求，唯才是用，岂论国别贵贱贫富短长，这乃是当时礼贤风气中能有所为者的成功所在。除国家级的高层次选贤外，在下者的社会基层闾里乡间兴贤，在当时也不绝于闻。《韩非子·内储说上》说，宋崇门之巷人服丧，以哀毁甚瘠，被举为官师小吏。《墨子·尚同上》说，乡的仁人可为乡长，里的仁人可为里长。《国语·齐语》说，乡长应在每年正月，把"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以及"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上告以备役官。秦国的"显耕战之士"①，燕国的"行赏飨士"②，殆亦行于社会不同层面。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说："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五者必至，必有大赏。"这段节文韵语，表明了礼贤风气中礼者一方的量识标准。而于贤者一方，《荀子·臣道》说："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孟子·公孙丑下》说："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道不同，不相为谋"，③是贤者自有其屈伸自如、能上能下、来去在己的弹性情操。这是礼贤风气中出现的两大要征。至于荀子说的"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讳）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已不是贤士的弹性情操，而是无良知无时代责任感的耍滑头，自是礼贤风气中产生的另一种弊端恶俗。

（五）导民以正恶俗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语书》，记战国末叶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南郡守腾颁发的一篇文告，其云："凡法律令者，以教道（导）民，去其淫避，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①。此种导民以善，矫端淫僻恶俗的政举，颇与后世所谓"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卹"②的民间社区规约，性质有接近之处。

移风易俗，规约民心，《吕氏春秋·论人》主张说："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六戚指"父母兄弟妻子"；四隐指"交友、故旧、邑里、门郭"；八观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声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六验指喜、乐、怒、惧、哀、苦。概言之，就是统治者用各种政教法规或整合新的成俗，再建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人们的行为观念标准，凡个人的立身世处和追求尚好，至家庭、亲戚、朋友、邻里等伦际或人际关系，由近而远，由此及彼，无不加以范围，以达到乱世风气的改变。

秦国民俗风物的整合成效，《荀子·强国》有记答秦相范雎之问，辞云："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汗，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

①　《韩非子·和氏》。

②　《史记·乐毅列传》。

③　《论语·卫灵公》。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3　页。

②　《宋史》卷三百四十，《吕大防传》。

"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楉"；"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於其门，入於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观其朝廷，其朝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这固然是讲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社会风气的改观，同时也在宣化当时普遍的世风，道出了移风易俗的必要性。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有识者对于如何改变乱世风气，差不多都有所留意。《墨子·杂守》即主张，"官府、民宅、室署，大小调处"，按主次大小编民居住，"有谗人，有利人，有恶人，有善人，有长人，有谋士，有勇士，有巧士，有内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门人者"，官方应"察其所以然者，应名乃纳之，民相恶，若议吏，吏所解，皆札书藏之"，建立相关的民事档案，以便必要时参验。

针对当时家庭伦际关系大量存在的"长少相杀，父子相忍，弟兄相诬"①，"不顾父母之养"②，"子有杀父"③等现象，荀子主张加强父权家长制在家庭的尊严性，提出："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④。秦简《法律答问》竟说："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官方可以不予追究，如果"子告父母，臣妾告主"，反而要案告者之罪。孟子反复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⑤。不过，《吕氏春秋·应同》有云："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说明理性的是非规教，在这种世风的矫端中，毕竟得到相应提倡。

男女之别，尤引起社会重视，并有种种细则。《礼记·坊记》说："夫礼，坊（防）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曲礼上》说："男女不杂坐。"《内则》说："男女不通衣裳。"《昏义》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云："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可见男女之防的观念，很早就列为社会意识形态和制约人们生活行为的要位。《礼记·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吕氏春秋·乐成》说，孔子用于鲁国，有令"男子行乎涂右，女子行乎涂左。"《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三月，男女行者别于涂。"另外，似出秦惠文王以来秦国墨者之手的《墨子·号令》①有云："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无并行。"男女别道，各国不尽一致，大概其男尊女卑观念与各自的尚左尚右观念及道路建制差异，有内在联系。成书于战国田齐稷下学士之手的《管子》一书，有云："要淫佚，别男女，则通乱隔"，"明男女之别，昭嫌疑之节，所以防其奸也"（《君臣下》），"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权修》）。还指出，"宫墙毁坏，门户不闭，外内交通，则男女之别毋自正矣"（《八观》）。可能齐国也有类似鲁国、秦国的男女别道之礼。《礼记·杂记》还郑重其事说："嫂不抚叔，叔不抚嫂。"不过，孟子虽认为"男女授受不亲"是礼，却又指出，"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并不拘于礼，

①　《吕氏春秋·明理》。

②　《孟子·离娄上》。

③　《庄子·庚桑楚》。

④　《荀子·致士》。

⑤　《孟子·离娄上》。

①　参见李学勤：《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还是注重实际权宜变通的。

面对当时的世人相伐、邻里交恶世风，早在《诗·小雅·正月》就有"洽比其邻"的民心向望，《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直说："邻于善，民之望也。"《吕氏春秋·察微》曾列举一事说："楚之边邑曰卑梁，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于境上，戏而伤卑梁之处女，卑梁人操其伤子以让吴人，吴人应之不恭，怒杀而去之。吴人往报之，尽屠其家。"卑梁公怒，又举兵反攻吴人，老弱尽杀之。吴王夷昧怒，复举兵侵楚边邑。对于这种由邻邑细民口角斗殴导致国家间构兵不息现象，书中斥之为持国不能"和其民人"。《尸子·广泽》也对那种"匹夫爱其宅，不爱其邻"的缺乏社会共济心的现象有所条析。《韩非子·解老》主张，"有道之君，外无怨仇于邻敌，而内有德泽于人民"，应重视大社会人际关系的处置。《说林上》讲了一事，"隰斯弥见田成子，田成子与登台四望，三面皆畅，南望，隰子家之树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归，使人伐之，斧离数创，隰子止之"。这种砍伐自家树以利邻家的做法，尽管中途停辍，然最初动机当出于与邻为善。

值得注意者，当时人们处理邻里关系，每多采取实用主义的短见行为。

《左传》襄公十七年记宋国华臣十分残暴，在左师的屋后杀了皋比家的总管，左师却甘充息事老，特备短马鞭，"苟过华臣之门，必骋"，快马而过，唯恐躲不及。《孟子·离娄下》云："同室之人斗者，虽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这种以不干涉别家内事为借口，实在回避要害，可弃正常价值观念和善恶是非正义于不顾，可谓是无人性的伪善与堕落。

"世之走利"加剧造成的贫富悬殊对立，另又出现了折衷调和社会矛盾的尚俭舆论导向。春秋时鲁国展庄叔批评齐国庆封"车甚泽，人必瘁"①。齐景公替晏子扩新住宅，晏子尚俭朴，"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重新修复被拆迁人家的房屋，使之返回①。鲁国季文子卒，家"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被誉为"无私积，可不谓忠乎！"②宋国向戌迸见孟献子，见他的房屋很华丽，就责备说："子有令闻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孟献子不得不作出解释，说是他在晋国时，其哥哥替他盖的，如要毁去，又觉得造起来已费大力，尚且也不能以哥哥的所为为非③。卫侯甚厌恶公叔戍，"以其富也"④。《孟子·滕文公上》的一句名言"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其中当也包含了社会对于尚俭风气的可肯。人际间的和敬礼问，亦不失为移风易俗的重要内容。《吕氏春秋·异用》有云："孔子之弟子从远方来者，孔子荷．杖．而问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问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问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倍．之．，问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一连串寒暄问候，问及对象的尊贱亲疏不同，礼节行为和口吻轻重当自有细微谕辨。

在当时的社交娱乐活动中，也常有以善恶与否或节仪进退进行宣导。《礼

①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①　《左传》昭公三年。

②　《左传》襄公五年。

③　《左传》襄公十五年。

④　《左传》定公十三年。

记·学记》说："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又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国有学。"大概邻里乡党之学始起甚早。《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有人主张"毁乡校"，但郑子产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之，若之何毁之？"借鉴人们在乡校社交游乐活动中议论时政得失，进行自我有节反省，而不是压抑民主，钳制民口，不能不说是执政者的大度大识。因势利导，在古代的射礼中亦常为之，是时有导射艺于揖让进退，使人既习射艺而又免於斗，故《吕氏春秋·异用》有云："古之人贵能射也，以长幼养老也。"《大戴礼记·投壶》有云："弓既平张，四侯（鍭）且良，决拾有常，既顺乃让，乃揖乃让，乃■其堂，乃节其行，既志乃张，""诸胜者之弟子，为不胜者酌。"

相反，娱乐中的斗恶行为，每遭社会藐视。《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特笔记下了鲁国季氏与郈氏的斗鸡，季氏用小铠安在鸡头，郈氏给鸡按上金属利爪，季氏的鸡被斗败，结果造成两氏相恶。《列子·黄帝》对养斗鸡作了绝妙的反喻，说鸡养至"虚骄而恃气"、"疾视而盛气"，不可以去斗，若养得"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才能使"异鸡无敢应者"。这其实是对斗鸡风气的否定。《说苑·反质》说："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为邪也。"李悝为魏文侯立法，著有《法经》六篇，据说内《杂律》一篇，专治"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之徒（《晋书·刑法志》）。《战国策·齐策》说，齐宣王有好马、好狗、好酒、好色的玩乐四好，唯独不好士，王斗对他作了规谏，"宣王谢曰：寡人有罪国家"。《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说，齐人驾车行驶中"甚好毂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用新车良马，出与人相犯，然后弃车而去，声称毂击的车不祥，于是此风乃敛。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的礼教宣化，变革世风，已构成社会的普遍愿望，不仅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观念更新和生活价值准则的完善与健全，而且包罗万象，深深介入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待人交友、喜怒哀乐、日常举止、崇尚追求乃至"六戚四隐"关系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上层的政教舆论导向及法度和"刑以辅教"（《尸子》）的相应配合，尤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必须看到，由于时代认识性的局限，这种移风易俗，带有许多实用主义的浅见短识，反人情、灭人性的糟粕亦随处可见，故其成效是难以过高评价的。

四、社交节仪俗尚（一）相见节仪春秋以来，血缘家族制度崩落，人口流动频繁，人们亟需扩大生活视野范围，故在种种社交活动中，很注意人际或伦际关系，看重相见相识，尤在乎初次见面，久之，乃有一系列约定俗成的相见节仪。

列为上古礼书首位的《仪礼》，有《士相见礼》的专篇，"篇内含卿大夫相见，以其新升为士；或士自相见，或士往见卿大夫，或卿大夫下见士，或见己国君，或士大夫见他国君来朝者。新出仕从微至著，以士为先后，更有功乃升为大夫以上，故以士为总号"①。就是说，名以《士相见礼》，实统括了各类贵族人物角色乃至部分庶民的相见节仪。下面，再结合其他文献记载，作一叙述。

古人初次相见，在多数情况下需要有人介绍或推荐，《士相见礼》说的"某也愿见，无由达，某子以命命某见"，某子即是某人欲见主人的中间介绍人。一称为介，介即介绍。《大戴礼记·朝事》云："介绍而相见。"《礼记·聘义》云："介绍而传命。"如春秋时管仲，是因鲍叔推荐而得见齐桓公，被任以为相。《战国策·东周策》有记"周相吕仓见（荐）客于周君"。《齐策》说："淳于髡一日而见（荐）七士于宣王。"《宋卫策》记一卫客入魏三年不得见魏王，乃许以百金求于梧下先生，梧下即为通报，言魏王"于事人者过缓"，于是"魏王趋见卫客"。是时，列国有称掌管宾客而作中介告请的官，名之"谒者"。齐国靖郭君想筑城于薛，怕宾客请见以谏，乃告"谒者""毋为客通"①。魏人范雎当初是因秦谒者王稽而得见秦昭王。周人颜率想见韩相公仲，公仲不见，他就对公仲的谒者发了一通抱怨，说公仲好妇人，啬于财，无义行；谒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见之"②。大凡外客见主人，身分地位低者见身分地位高者，总得有中介人介绍。

见面时还得备下见面礼物，称为"挚"，亦写作"贽"。身分不同，挚亦相异。如"士相见之礼，挚：冬用雉，夏用腒"，腒是干雉，是怕夏天易变质腐臭之故。"下大夫相见以雁，饰之以布，维之以索。""上大夫相见以羔，饰之以布，四维之结于面，左頭如麛执之。"另有说天子用■，诸侯用圭。《大戴礼记·朝事》有云："上公之礼，执桓圭九寸，缫藉九寸。诸侯之礼，执信圭七寸，缫藉七寸。诸伯执躬圭。诸子执谷璧五寸，缫藉五寸。诸男执蒲璧。凡大国之孤，执皮帛以继小国之君。"《周礼·春官·大宗伯》则说："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鸭），工商执鸡。"《礼记·曲礼下》还说："妇人之贽，梖榛脯脩枣栗。"据说这类见面礼物，除了表示宾客对主人的敬意外，还有特定的象征性意义，玉圭玉璧皮帛，是为重挚，取其贵重显尊；羔羊，取其随群不失其类；雁，取其候时而行，象征大夫之随君；雉，取其耿介不失节操；鹜，取其安土不飞迁；鸡，取其守时而动。当然，这不过是规范化的说法，挚可以多种多样，如韩国严遂见齐轵深井里聂政，是"具酒，觞聂政母前，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

①　《仪礼·士相见礼》，贾公彦疏。

①　《韩非子·说林下》。

②　《战国策·韩策》。

"备宾主之礼而去"①。看来，挚礼是量力量时量人而为，礼轻意重则更佳。宾客执挚面见，主人一般应辞让，凡一次辞让，称为"礼辞"，两次辞让称为"固辞"，三次以上辞让而终不接受的，称为"终辞"。相见毕，主人一般要将宾客来时所执的挚还给来宾，算是尽礼，但于国君，则不必还挚。相见的对象和时机不同，礼貌用语也是有所区别的。如始见君子者，客人可以说："某固愿闻名于将命者。"适相见者，可谦称"某固愿见於将命者。"罕相见者，可说："愿闻名于将命者。"数相见者，可说："某愿朝夕闻名于将命者。"遇瞽者，应说："愿闻名於将命者"，因其目盲，故不用"见"字。适有丧者，当说："某愿比于将命者"，此乃因丧事相见，故比方其年力以给丧事。若适公卿之丧，则说："听役於司徒。"童子有丧，可说："愿听事于将命者，"这是因所见者尚未成年，故措辞不失分寸，用"听事"而不用"听役"②。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记左师触龙见赵太后，"入而徐趋，至而自谢"，用了"愿望见太后"的见面辞。这是等次不同的老人间的相见敬语。苏秦见燕王，敬称"今日愿借于王前"，是说愿借此机会，请容许能与王叙叙。苏秦见楚国谋士陈轸，则另换了"愿有谒于公"的礼貌用语。

客人初见主人，通常要自报"名事里"，即名籍身分。如战国时郑同见赵惠文王，自报称"臣南方草鄙之人"③，郑在赵国之南，故报名时用了南方鄙野粗人的谦称。苏秦见燕王，报称"臣东周之鄙人"①。至如苏秦见赵臣李兑，又细报其为"■阳乘轩里苏秦"，且有"造外阙（至宫门），愿见于前，口道天下之事"云云②。可见，主方身分不同，报名亦可作礼敬用辞的宜变。后世见面通名有"名谒"、"名刺"、"名帖"、"名片"之类，与战国以前的自报"名事里"，形式虽不一样，但在内容上是有因循演化关系的。《士相见礼》对于客人的自称用语有所规范，其云："凡自称於君：士大夫则曰下臣。宅者（指致仕者）在邦，则曰市井之臣；在野，则曰草茅之臣。庶人则曰刺草之臣。他国之人则曰外臣。"另外又有自称"不腆"③的客套谦语。

对于谈吐容止，则说："凡言，非对也，妥而后传言"，是讲与君言事，应当等君安坐后再出言。若是泛泛寒暄时，"与君言，言使臣。与大人言，言事君。与老者言，言使弟子。与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与众言，言忠信慈祥。与居官者言，言忠信。"总之，即使是相见中的一般性套语，亦应每寓礼敬和人伦学养于其中。

这里，可例举出春秋时的孔子，据说他在本乡里，举止十分恭顺，见人时"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在宗庙朝廷，则"便便言，唯谨尔"，有话简洁明瞭，却不废话累牍；"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细言温语，不急不慢；"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④声音不高不低，态度和敬。

①　《战国策·韩策》。

②　《礼记·少仪》。

③　《战国策·赵策》。

①　《战国策·燕策》。

②　《战国策·赵策》。

③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昭公三年等。

④　《论语·乡党》。

《士相见礼》还谈到，"凡与大人言，始视面，中视抱（指胸前），卒视面，毋改。众皆若是。"是讲要注重对方对自己讲话的神色反应，但又不能因自己目光的停促而造成对方的窘迫走神，应做到敬而有度，视而有仪，讲话时眼神旁顾或乱瞧，则是不礼貌的。"若父，则遊目，毋上于面，毋下於带（腰下）。"对父辈讲话时，不能目光呆滞，可视父的胸前，眼神自然，神态则专。"若不言，立则视足，坐则视膝。"容止谦敬而有修养，不可有懒懒散散的立相和坐相，也不可漫不经心地左顾右盼，静听知礼而不抢言。孔子曾倡导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①，"言忠信，行笃敬"②，与人相见谈话要讲究诚信，举止谦恭，符合礼节，"非礼勿言"③，"言必有中"④，若是"其言不让"，好抢言人先，一点不谦虚，则会受到哂笑。更若是"巧言令色，鲜矣仁"⑤，这种花言巧语的人，孔子认为是不会有多少仁德的。要之，上古初相见礼节，正规者需有介绍人和"挚"的见面礼品，客方尚需自报"名事里"及面见事由。对于相见时的礼貌用语和容止谈吐，也颇讲究，每因场合、对象不同而异，总以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礼"关系为要征。其中积极的人文因素，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迎送节仪迎来送往，是宾主相见或宴饮会客等社交活动中的有机环节，古人早有种种相关节仪。至如诸侯朝觐天子，诸侯间的相互聘问，君臣会见，臣下私会，诸如此类，不外乎均有迎送节仪。《仪礼》中的《聘礼》、《觐礼》、《公食大夫礼》及《士冠礼》，《礼记》中的《聘义》，《周礼》中的《司仪》，等等，都不乏涉及迎送节仪。

迎送节仪，最隆重者大概要数诸侯朝见天子。据说周朝之制，有"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志业于好，讲礼于等，示威于众，昭明于神"①。即诸侯入见周天子，常例是每年一聘，三年一朝，六年一会，十二年一盟。凡诸侯本人亲往，"春见曰朝"，"秋见曰觐"；凡诸侯遣使者前往，则称为"聘"。

朝觐与聘，因来宾的地位、身分、背景不同，故迎送节仪亦有别。诸侯亲来朝觐，"君（天子）使大夫迎于境，卿劳於道，君亲郊劳致馆"，即派大夫前往边境迎接，派卿在道上迎候，国君还得亲临客舍致礼。及正式朝觐之日，国君得"拜迎于大门外而庙受"，来宾"三让而后升"，入门右，行献享礼，"君亲致饔饩（肉食、活牲、粮食、禾草），还圭，飨食，致赠"；归时要"郊送"②。

诸侯使者来聘，迎送礼次有降，"君使士迎于境，大夫郊劳，君亲拜迎于大门之内"，来客"三让而后传命，三让而后入庙门，三揖而后至阶，三

①　《论语·学而》。

②　《论语·卫灵公》。

③　《论语·颜渊》。

④　《论语·先进》。

⑤　《论语·学而》。

①　《左传》昭公十三年。

②　《大戴礼记·朝事》。

让而后升"，余则大体同如朝觐礼③。来宾还有随行人员，称为"介"，如《荀子·大略》说："诸侯相见，卿为介。"介的多少有定制，据来宾的爵位而定，"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而主国方面出接客方的人员，称为"摈"，也分三等，"卿为上摈，大夫为承摈，士为绍摈"。

但随着周室衰微，诸侯力政，霸权迭兴，社会酝酿着深刻的变革，这套朝聘的礼制实难贯彻。"昔文、襄（晋文公、襄公）之霸也，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足以昭礼、命事、谋阙而已"①，取代了早先诸侯见天子的每年一聘、三年一朝、六年一会，十二年一盟。与此相反，诸侯间的相互聘问、使者相往，中上层社会的社交交际，却呈有增无减之势，迎送节仪也形式多样，繁简有差，不拘一格，来宾的名望往往决定了所受迎送礼遇的等次，而不再纯以爵位或其国的强弱大小论高低，在野的贤士名流亦每每受到极高的礼遇。迎送节仪的形式，有郊劳迎送、过境假道接送礼、致馆视馆礼、用车迎送礼、往逆礼、造舍往见礼、门迎门送礼、拜庙庭迎礼、庭迎礼等等。

春秋时诸侯国间的相互聘问，亦常采用朝觐天子的迎送礼。如齐昭公的执事国庄子出聘鲁国，鲁君"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成而加之以敏"②，自郊迎直至赠礼送行，节仪审慎而容当。鲁昭公出聘晋国，③鲁国叔弓出聘晋国，均受到这类国宾级的礼遇。后者记郊迎、致馆答辞有颇详套式："晋侯使郊劳，（叔弓）辞曰：寡君使弓来继旧好，固曰女无敢为宾，彻命于执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请辞。致馆，辞曰：寡君命下臣来继旧好，好合使成，臣之禄也，敢辱大馆。"④受郊迎时，对前来迎接的使臣，来宾可自称名；对对方国君的视宾馆款待礼，来宾应称下臣；辞让中牢守国家使命，以礼敬为本。一般说来，这类出聘或使臣往还，始终有一种郑重其事的严肃气氛。如孔子出聘外国，"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十分恭谨地拿有圭，像不胜其此为父母郊迎飞黄腾达的儿子，亦可见"世之走利"的俗态。然则，郊迎郊送，大都是身分贵、地位尊或辈份高者的相见举措，受此礼遇者，自有其名望和功利背景。

迎送节仪之重者，还有车迎。战国时齐王曾以"鲁侯之车"迎陈轸，即被称为"重迎"①。魏国信陵君曾亲自备车骑，空出车上左边的尊位，前往迎接大梁东城门守吏侯嬴。此外，列国权贵会见社会贤达，又有庭迎之礼。魏人范雎入秦，秦昭王悦其才能见识，"使人持车召之"，"范雎至，秦王庭迎，敬执宾主之礼"②。燕王见苏秦，"王亲拜之于庙而礼之于廷"③；苏秦谓燕王，又称"足下迎臣于郊，显臣于庭"④。庭应是宫中正殿前的大庭。庭迎通与其他迎送节仪相配合，一则不致降低权贵的身分，二则又可补充和提③　《礼记·聘义》。

①　《左传》昭公三年。

②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③　《左传》昭公五年。

④　《左传》昭公二年。

①　《战国策·魏策》。

②　《战国策·秦策》。

③　《史记·苏秦列传》。

④　《战国策·燕策》。

高受见者的礼遇规格。当然，贵显的礼贤下士，还有其他种种方式。如魏文侯见段干木，虽"立倦而不敢息"。郑子产见壶丘子林，"与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相於门"，很谦虚地以弟子之年列次，坐倚于近门之处。齐桓公欲见小臣稷，亲往造舍，"一日三至弗得见"⑤。小臣稷不过是"布衣之士"，贵显的礼贤之情实非同寻常，由此可见。

是时又有私觌、私面之礼。凡私下去拜见主国之君，称为私觌，一称私见；凡私下面见主国之卿大夫，称为私面⑥。这种私人拜会，一般不太拘于礼节，言谈自由，气氛轻松，主客关系易收到亲近融洽的效果，故孔子有言："私觌，愉愉如也"⑦。另外，平民力的样子，上举似作揖，下持似授人，容色矜庄，一路碎步。又作为国君出接外宾的"摈"，孔子常常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快步）。揖所与立，左右手（拱手）；衣前后，躩如也（服装整齐）；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在这类场合，还得"立不中门（不站在门道中间），行不履阈（不踩门坎）"，"摄齐（衣裳下■提起）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①。

郊迎郊送的节仪，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只行于国与国间的聘问，亦已渐成为社会的俗尚。如春秋时宋国华御事，曾郊劳"逆（迎）楚子，劳且听命，遂道（导）以田（田猎）孟诸"②。战国时赵悼襄王有迎过境的魏公子牟。③魏人张仪将西遊秦国，过东周，"昭文君送而资之"。名学士淳于髡为齐使于楚，回途经过薛地，齐孟尝君"令人礼貌而亲郊送之"④。再如，魏国信陵君窃兵符矫夺军权，"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⑤。魏将公叔痤败韩、赵于浍，"魏王悦，迎郊，以赏田百万禄之"⑥。此为郊迎名相名将。"子贡东见越王，王闻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子贡去，越王送之金百镒、宝剑一、良马二"⑦。名家惠施受魏王令，赴楚国测度外交，"楚王闻之，因郊迎惠施"⑧。此为郊迎社会贤士名流。洛阳"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苏秦见用于赵，封为武安君，受相印，"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⑨。阶层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私会和交际。

私觌、私面、私会，一般是在私宅住所进行，但亦有会见于市肆酒家者，如荆轲与高渐离友善，两人常在燕市对饮和歌。私宅住所的会客，迎送节仪每以大门外接送为多。子贡、原宪同为孔子弟子，原宪居鲁国穷巷，有瓮牖⑤　《吕氏春秋·下贤》。

⑥　《礼记·聘义》，孔疏。《大戴礼记·朝事》。《荀子·大略》。

⑦　《论语·乡党》。

①　《论语·乡党》。

②　《左传》文公十年。

③　《战国策·赵策》。

④　《吕氏春秋·报更》。

⑤　《战国策·魏策》。

⑥　《战国策·魏策》。

⑦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

⑧　《战国策·魏策》。

⑨　《战国策·秦策》。

二室，子贡往见原宪，"原宪华冠縰履，杖藜而应门"①。这是主人扶杖应门迎客。

据《仪礼》中的《士冠礼》、《聘礼》、《公食大夫礼》等篇说，门迎门送节仪，对于所来宾客，凡名望、身分、地位、年龄均高于主人者，主人迎送时均应到大门之外。但通常情况下，则是主人迎于大门内门左，西面再拜，宾从右入答拜，宾主经多次对揖谦让后同时入内或让宾先入，升阶时又要三让。宾出，主人送于外门外，再拜而辞。这是较为规范化的主人到大门口迎送客人节仪。当然，地区不同，其间会有若干差异。如《国语·吴语》说到越国门户掩阳，大夫出迎越王时，"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即王站处的位置是在门外屋檐边北向，大夫南向，而不是大夫迎于大门内门左西向，王右入答拜；及送越王时，则是"大夫送王不出檐"，也与礼书说的不太一样。

另外，按古代的成俗，妇人迎送是不能出大门的。《吴语》记越王往见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到寝门内屏北向立，夫人是在屏前南向迎，及王出，"夫人送王，不出屏"。《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云："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阈（门坎）"，当时郑文公夫人芈氏虽本家为楚人，然与姜氏一起到柯泽慰劳楚成王，仍被视为"非礼"。《国语·鲁语下》有记季康子与其从祖叔母言，守礼不游阈。《礼记·丧大记》亦云："妇人迎客送客不下堂。"看来，出于男女之防等原因，妇人迎送不出门，乃是各国的通制。

（三）跪拜节仪跪拜是中国古代社会交际场合中向对方表示敬意的行为姿态，又实际展示着名分、等次、尊卑、功利的世俗肯同和社会心理。

古人称两膝着地为跪，跪而躬腰为拜，跪拜仪实是一套贯成一气的古拜式。《贾子·容经》云："拜以磬折之容。"《荀子·大略》云："平衡曰拜"，旧注："平衡如磬折，头与腰如衡之平。"讲的即是跪而躬身如磬折、如平衡的拜跪仪。但在具体行施时，因身分对象的不同，跪拜姿态自有相应的差异，其名称也是不一样的。《周礼·春官·大祝》云：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这九种古拜式，按唐贾公彦的解释，前三种是跪拜仪的基本类型，可视为"正拜"，其余的均是由"正拜"衍化而出。

所谓稽首，汉郑玄说是"拜头至地。"稽有稽留义，稽首就是拜时头抵地停留片刻。然周代铜器铭恒见"拜手稽首"语，盖跪而拱手，头俯至于手，与心平，谓之拜手，既拜手而拱手下至于地，头亦下至于地，手仍不分散，以全身论之，首低片刻，腰高，尻更高，谓之稽首，不言拜手，当是略语①。郑注未得其详，《荀子·大略》称"下衡曰稽首"，犹见其意。九种拜式中，稽首仪最重，一般用于郊祀天地、臣拜国君、子拜父等重要礼仪场合。如春秋时晋大夫士季进谏晋灵公时即行稽首仪①。诸侯国君间相见，通常不能行稽

①　《庄子·让王》。

①　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4　页。

①　《左传》宣公二年。

首仪。鲁哀公与齐侯盟于■。"齐侯稽首，公拜，齐人怒"，孟武伯就曾有一番"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的解释②。可见对天子应行稽首的重仪，诸侯国君间行躬腰拜手仪即可。但也有例外，鲁襄公到大国晋国，对晋君行稽首仪，晋卿知武子见了，以为不妥，说"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惧矣"，鲁君的随同孟献子却说："以敝邑介在东表，密迩仇雠，寡君将君是望，敢不稽首"③。这是鲁国因介于敌国之间，有求于晋国援助，出自实际功利目的，故降辱名次，向晋君行稽首的重仪。另外，据《荀子·大略》说："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避君也。"由于等次高低有分，碍于国君，卿大夫的家臣拜见主子时，通常也不必用稽首仪；但换言之，卿大夫见君得稽首。《礼记·曲礼下》有云："大夫士见于国君，君若劳之，则还避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则还避不敢答拜。"这已同如下述褒拜仪了。

顿首，郑玄说："拜头叩地。"顿有短顿义，顿首谓跪拜时，先拜手而又拱手下及地，头亦随之下俯，以额部叩地，叩而即起。若额部久叩抵于地，则称稽颡，属于另一层意义的跪拜仪，《荀子·大略》云："至地曰稽颡"，颡者，额也。顿首和稽颡，与稽首的主要不同处，是前两者用额部叩地，后者用整个面部抵地，停留时间也稍长。顿首节仪一般施于平辈或地位身分相同相近者间的社交场合，故贾疏有云："顿首者，平敌（指互相匹敌）自相拜之拜。"然诸侯国的大臣见别国君主，也有行顿首仪，如吴破楚郢都，楚臣申包胥奔秦国求救，"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得见秦哀公，"九顿首而坐"，秦乃同意出兵救楚①。可说是危难关头请求时的顿首仪之大变。在某些特殊事态的场合，贵妇或有舍常俗于不顾，以顿首仪求助于人，如晋襄公死，立储君有难，太子母穆嬴日夜抱太子号泣于朝，"出朝，则抱以适赵氏，顿首于宣子"，赵宣子遂出面，立太子为晋灵公②。这当然不能以寻常拜仪相视了。至于稽颡，大都用于居丧之间，男女皆然。《仪礼·士丧礼》云："主人哭拜稽颡。"郑玄亦说："（妇人）为丧主不手拜者，为夫与长子当稽颡也。"这种额部久叩于地的稽颡仪，表示了施礼者的悲痛情感。

空首，郑玄说："拜头至手，所谓拜手也。"空是指跪拜时头不叩到地上，仅拱手而头俯至于手。贾疏云："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是知是尊者对于卑者跪拜仪的答拜式。

振拜，振谓振动，孔颖达说："战栗变动之拜，谓有敬惧，故为振动。"礼书有称表示谦让礼敬的连连打恭作揖为"揖厌"，如《仪礼·乡饮酒礼》云："主人揖先入，宾厌介入门左，介厌众宾入，众宾皆入门左，北上，主人与宾三揖至于阶，三让，主人升，宾升。"郑氏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厌。""揖"是双手相抵，臂成拱形，略略前后推动；若作上下振动，则称作"厌"。疑此揖厌仪亦属振拜之类，殆从拜手稽首仪衍出。

吉拜和凶拜，郑玄说："吉拜，拜而后稽颡，谓齐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以其拜与顿首相通。"又说："凶拜，稽颡而后拜，谓三年服者。"是知两者均属丧次的拜式，唯前者乃施于遭丧之际，以头觞地无以自容，顺其②　《左传》哀公十七年。

③　《左传》襄公三年。

①　《左传》定公四年。

②　《左传》文公七年。

极度悲哀之情，盖吉有顺义；后者乃三年服丧期的拜式，见人先以头抢地，然后再从容拜，以见其至情至节，郑重其服丧凶礼。孔子有云："拜而后稽颡，颓乎其顺也；稽颡而后拜，颀乎其至也；三年之丧，吾从其至者"①，就是分指吉拜和凶拜两种丧拜的节仪。

奇拜，是从空首拜衍生的拜式。贾公彦云："奇拜附空首。"一说奇为奇偶之奇，谓空首拜时以两手相击，一拜而已。一说先屈一膝行空首拜式。但也有说是军中的拜式，奇读为倚，"持节持戟拜，身倚之以拜。"

褒拜，郑玄说："褒读为报，报拜，再拜是也。"又引郑司农说："褒拜，今时持节拜是也。"余按，当以前说为上。褒有对扬义，周代铜器铭恒见"某敢拜稽首，对扬王休"之辞，盖致礼时，先双手相抵胸前，躬身俯首，又再施拜手稽首仪。《盠尊》铭"拜稽首"两见，先言"拜稽首，敢对扬王休"云云，后又言"敢拜稽首"②。这足以说明褒扬、对扬王休的拜式的意义。褒拜应是从稽首仪深化而来，贾公彦即说过："褒拜亦附稽首，以享侑祭祀者。"此仪通常施之于臣对君上，故《礼记·玉藻》有云："凡献于君，皆再拜稽首送之。"然在春秋战国时，有将"再拜稽首"简化为拜而再拜，成为相当寻常的拜式。《论语·乡党》云："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战国时魏惠王赏公叔痤田百万禄之，公叔痤即"再拜辞"③。秦昭王向范雎请教大小事，"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④。可见简式褒拜仪既见诸臣对君，君亦可用来答拜，而民间社交也每采用。

肃拜，郑玄说："肃拜但俯下手。"贾疏云："肃拜者，拜中最轻，惟军中有此肃拜，妇人亦以肃拜为正。"孙诒让说，这种拜式"盖跪而微俯其首，下其手，则首虽俯，不至手，手虽下，不至地也。"看来，肃拜是从空首拜变化而来，拜时两膝跪地，低首微躬，主要是用双手向下作揖。但军中的肃拜则不必下跪，如春秋时晋楚鄢陵之战，晋军的郤至见楚使者工尹襄，脱下头盔，称自己"间蒙甲胄，不敢拜命"，只能"敢肃使者"，乃"三肃使者而退"①。《礼记·少仪》说："介胄不拜"，因甲胄在身，不便行跪拜仪，乃微蹲而俯，拢手下揖数次为仪。秦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送其子出征，"子揖，师而行"②，正用此肃拜仪。而跪拜式的肃拜，通常只是妇人的拜式，拜时手不必下至于地，若手至地，则是另一种场合的拜式。《礼记·少仪》云："妇人吉事，虽有君赐，肃拜。为丧主，则不手拜。"郑注："肃拜，拜低头也。手拜，手至地也。妇人以肃拜为正，凶事乃手拜耳。为丧主不手拜者，为夫与长子当稽颡也。"妇人无论在平常还是遇吉事时均是用九拜式中最轻卑的肃拜仪，唯在凶事时用手下至地的手拜仪，当为丧主时，则要用稽颡仪。

另外，男女拜时手摆式也是有区别的。《礼记·内则》说："凡男拜尚左手，女拜尚右手。"尚者，上也。后世通以两掌对合而拜为常，古代不同，是一手加抵另一手之上，男拜尚左手，指左手抵在右手上，女拜尚右手，指

①　《礼记·檀弓上》。

②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一），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　页。

③　《战国策·魏策》。

④　《战国策·秦策》。

①　《左传》成公十六年。

②　《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

右手抵在左手上，恰相反。但这是一般状况下的手摆式，若凶拜时，男则右手在上，女则左手在上，要反过来。如《礼记·檀弓上》有记："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是讲孔子有丧，拜时右手在左手上，门人弟子依样学去，经孔子点明原委后，他们才换成左手抵在右手上的常式。

与古代拜仪每相配合的，还有一种向对方表示敬意的"趋"仪。《礼记·曲礼上》云："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趋是快步迎上前去。如晋国郤至见楚共王，"必下，免胄而趋风"①。趋风即疾行如风迎上前去。孔子"见齐衰者（穿丧服者）、冕衣裳者（穿戴礼服礼帽者）与瞽者（盲人），见之，虽少（年轻），必作（站起），过之，必趋"②。君召孔子接待贵宾，他迎宾时也是"趋进，翼如也"③，像长翅一般快步上前。孔子的儿子孔鲤每见到孔子独立庭中时，也总是"趋而过庭"，以恭敬的快步上前言对，退而遵父教"学诗"、"学礼"④。若年老体弱，不能疾趋，则可采用徐趋节仪，即快小步而慢速行。如触龙"病足，曾不能疾走"，见赵太后时，"入而徐趋"⑤。

古代跪拜节仪中，还有一种向对方表示歉意的"长跪"式。古人坐对言事时好席地而坐，两膝着地，小腿与地面齐平，臀部落坐脚跟上，有所歉，常常是引体向前，就离开了小腿，身子似上长，故称长跪。如秦王蔑视魏安陵君，声称要以五百里地换安陵，安陵君派唐雎使秦；面对唐雎的义正严辞指斥，"秦王色挠（屈），长跪而谢之"⑥。讲的就是这种心虚意动而有愧有歉的仪态。

（四）言行举止节仪春秋战国时期，在传统观念和惯制遭到荡摇崩落的大裂变中，各国各地缘的习俗文化频频撞击，渐渐因革损易，融聚、协调、更新出种种能广为世俗所认同的社会规范，特别是私学之风的大开，对社会俗尚的整合运作，有着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当时，对于如何做一"社会人"的言行举止，包括立身、度知、处世、伦际、社交以及言、听、视、立、坐等等，亦均相机有了不少符合世俗要求的衡量标准。

由于人们活动视野的大大开拓，做为一个"社会人"，当时已要求其对社会大环境、大气候的变化升沉有所周察。先秦诸子书中屡屡提到"问禁观俗"。孟子有云："至于国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①。韩非子有云："入王之境内，闻王之国俗"②。其在《礼记·曲礼上》已成一格言："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还提出乘车"入国不驰"，以免伤人，"入

①　《左传》成公十六年。

②　《论语·子罕》。

③　《论语·乡党》。

④　《论语·季氏》。

⑤　《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74　页。

⑥　《战国策·魏策》。

①　《孟子·梁惠王下》。

②　《韩非子·内储说上》。

里必式"，以示礼敬。个人的言行举措，应对整个社会有所裨益，有所负责，需受礼义的约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③。做为"社会人"的立身处世标准，孟子归纳为"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④。孔子更早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⑤之说。

那么，衡量"社会人"的标准有什么具体内容呢？孔子曾提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⑥。"言忠信，行笃敬"⑦。《管子·弟子职》说："凡言与行，思中以为纪"。《曲礼上》又细细说到，做人应"毋侧听（不探人隐私），毋噭应（不歇斯底里噭呼号应），毋淫视，毋怠荒（不懒懒散散），游毋倨（行不倨慢），立毋跛（立有立相，不跛偏），坐毋箕（坐有坐相，不摊腿如箕张），寝毋伏（睡应侧卧仰卧而不伏卧），敛发毋■（束发不垂乱），冠毋免（冠不可轻脱），劳毋袒（不袒胸露乳），暑毋褰裳（暑天也应衣着整齐），侍坐于长者屦不上於堂，解屦不敢当阶"，等等。简言之，凡言、听、视、立、坐诸个人的言行举止，得合乎约定俗成的社会公益性节仪。乘车远行或外出交友，在当时的中上层社会已习见，出行者除了应问禁观俗，了解当地民风，尊重各地成俗，不触犯其地忌讳外，乘车节仪亦需时时留意。孔子说："升车，必立正执绥（扶手带）；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①。《曲礼上》也说："车上不广欬，不妄指，立视五■，式视马尾，顾不过毂。"因为高声大欬有骄矜惊众之嫌；内顾转头瞟车尾，有偷瞧后人隐私之嫌；指手画脚则有哗众取宠之味；应平视五■（规，车轮转一周为规，五规距离约16　步开外，古尺99　尺左右，意指平视前方）；凭轼最好不远瞩，可视驾车马匹之尾。另外，还讲到入国城后不用马鞭，改用竹扫搔摩马体，令车缓行，"尘不出轨"，不使尘埃飞扬。

当进入社交场合，与人谈吐的度知学养和风采，也会受到社会的称扬。

《荀子·非相》曾说起②"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欣欢芬薌（芳）以送之。"还说："多言而类（指合乎语法规则），圣人也；少言而法（言谈虽少而得体），君子也；多言无法而流湎然（夸夸其谈，语言噜■而不得要领），虽辩，小人也。"又说："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①。孟子还指出："言无实不祥"②，内容空泛的谈说不会取得好效果。个人谈吐的优劣，往往能反映其素质的高下，早在春秋时人们已注意到。如晋人宁嬴曾评论阳处父的言谈说："吾见其貌而欲之，闻其言而恶之。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认为人的容貌，是情操风华与否的外表，是天生的，而语③　《礼记·冠义》。

④　《孟子·离娄下》。

⑤　《论语·颜渊》。

⑥　《论语·季氏》。

⑦　《论语·卫灵公》。

①　《论语·乡党》。

②　这段议论又见《韩诗外传》卷五第二十二章，谓孔子之说。

①　《荀子·大略》。

②　《孟子·离娄下》。

言谈吐，却是人内在素质和学养的流露，是容貌的枢机，身体的文采，"今阳子之貌济，而言匮，非其实也"③，模样可肯，言谈甚乏味，实还是言不副貌。这带有从美学的角度认识人的谈吐之意味了。另外，孔子有云："与朋友交，言而有信"④。《曲礼上》有谓与人言谈时应注意："长者不及，毋儳言（不贸然打断抢言），正尔容，听必恭，毋勦说（袭人所讲以为己说），毋雷同（人云亦云相附和）。"这些言谈节仪的经验谈，即使放到今日的社会交际交往中，仍不失为良教。

古人于伦际或社交时，对立、坐节仪亦甚注意。"立毋跛"可说是最基本的规矩，《曲礼上》还主张应让孩童从小养成"立必方正"的好习惯。然与尊者长者在一起时，则应"立则磬折"⑤，微微躬身以示礼貌恭敬。不站立大门当道和不踩门坎的"立不中门，行不履阈"⑥，是孔子教诲弟子的内容之一，且时时身体力行。《曲礼上》也说："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这里另又添进了居止座次的俗尚内容，古人称室中西南隅为奥，是尊长所居地方，中席是座次的主位，小辈都不该去占、去坐。春秋时卫将军文子往见曾子，"曾子不起而延于坐席，正身于奥"，自居尊位，让来客旁坐，即曾被文子讥为侮而不敬①。

当时，常见的坐式有三种。一种是跪坐，两膝并而著地，小腿与地齐平，脚背朝下，姿势像跪，但臀部是垫坐在脚跟上，故称跪坐。第二种是蹲，也称居，《说文》："居，蹲也"，曲膝耸起，脚掌抵地，臀部自然落下而不着地。第三种是箕踞，也称踞，臀部坐地，曲膝前张或伸腿张开于前，像箕舌形。跪坐是正规场合的坐姿，贵贱无别。如秦王见范雎，"跪而请"②。犀首、张仪两人"参（三）坐于卫君之前，犀首跪行为（张）仪千秋之祝"③。可见交际场合的主人和客人，不管名次身分如何，都是采用跪坐式。在席面上，这种坐姿通常要脱鞋入座，《曲礼上》讲到，后入者应"毋践屦（不践踏先入者的鞋），毋踖席（不从上逆席走到自己的席位上），抠衣趋隅（提衣从下角趋位），必慎唯诺（口中应对诺诺）"。《礼记·少仪》亦有"排阖（推开门扇）说（释）屦于户内"之说。第二种蹲居，较为省力自如，是日常非正规场合的坐姿，待客或作客时不能采用，故孔子有云："居不客"④。第三种箕踞，是放肆不羁的倨慢坐姿，随便而不拘礼节，侍人时这样坐，被视为是不恭举止，故经书说："坐无踞"。如魏文侯见名士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礼貌甚周到，而返见其臣翟黄，"踞于堂而与之言"，翟黄以为是慢己，十分不悦⑤。荆轲刺秦王失败，"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⑥。更以此表示对秦王的极度仇恨和蔑视。不过，这种坐姿因久坐不太累人，私③　《国语·晋语五》。

④　《论语·学而》。

⑤　《礼记·曲礼下》。

⑥　《论语·乡党》。

①　《韩非子·说林下》。

②　《战国策·秦策》。

③　《战国策·齐策》。

④　《论语·乡党》。

⑤　《吕氏春秋·下贤》。

⑥　《史记·刺客列传》。

下可用无妨。如孟子妻独居时箕踞，被孟子入户瞧见，乃告其母说"妇无礼，请去之"，然其母说："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问有谁在么）；将入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应垂眼）。不掩人不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①。可知私下场合箕踞是没有必要见怪见责的，不属于非礼举止。

当时聚会、宴飨等席面上跪坐的座次，等级尊卑的区分相当讲究。《墨子·非儒》说"哀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孔子有"席不正，不坐"之言②。孟母教子，也说："席不正不坐"③。由于通常布席在屋内，故布席方式每据建筑的座向和面积大小而为。上规格的建筑一般都是坐北朝南，前堂后室，堂面积较大，南临庭院，东、西墙称"序"，北墙与室相隔，靠东面有户（室门）与室相通；室东西较长，呈长方形。《仪礼·士昏礼》有云："尊于室中北墉下。尊于房户之东。"乃是分指堂与室的两种布席礼。堂上座次一般以南向为尊，如《仪礼》之《大射》、《乡饮酒礼》等篇均说到，正宾南向而坐，主人在东序西向坐，随行之副宾（介）在西序东向坐，主方陪同诸公在南面下座北向坐。但室内座次则不同，一般带有私觌私面性质，让于靠内里的西面更显亲近，故大都以西座即右座东向为尊。前述"正身於奥"也有这层意思。又如楚叔孙婼聘于宋，宋公享之，到次日私觌时，宋公又设宴饮酒，改让叔孙婼"右坐"东向，自己在东面西向坐，"语相泣"④，十分亲近。《新序·杂事》记秦国使者至楚，楚昭奚恤说："君，客也，请就上位东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叶公子高次之，司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坛"①。秦使坐西东向为上位，令尹子西坐北南向，按官位高低由西而北而东座次，东座西向属于下位。燕昭王渴求人才，郭隗对他说："今王将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则厮役之村至矣；南面听朝，不失揖让之礼以求臣，则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礼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势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则师傅之材至矣"②。这里其实涉及两种座次礼，一是东向为尊，礼朋友，使厮役，有私的性质，出自室中布席礼；一是南向为尊，朝人臣，让师傅，有公的性质，出自堂上布席礼。

另外，据《礼记·曲礼》说，古代筵席宴会，席面上一般以四人为度，若出席者超过五人以上，可增设其席，推一长者主于异席。凡并坐时，人不可横肱，以免影响他人。若有丧者著凶服出席，则不能与人共席，应另置专席，免得旁人心中有嫌。残疾人一般不上席面，如郑子产与申徒嘉同师，后者是残一足的兀者，子产即曾羞与其"合堂同席而坐"③。

在各种交际场合，人与人的交流交往，目光视线也往往能反映其人的知礼素养。瞄眼乱扫邪瞟，在当时已被贬为"淫视"。孔子有"非礼勿视"的

①　《韩诗外传》卷九第十七章。

②　《论语·乡党》。

③　《韩诗外传》卷九第一章。

④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①　《新序·杂事一》。

②　《说苑·君道》。

③　《庄子·德充符》。

教诲。荀子说："坐视膝，立视足，应对言语视面，立视前六尺而六之"④。经书也有"坐则视膝"⑤之语。即与人对坐时可视对方膝部，相站一起时可视对方足部，言对时可留意对方面部表情变化，日常生活中应养成端正平视前方的良好习惯。当然这里说的平视前方36　尺开外距离，乃是约数，不是实指，与前述在车上位高而"立视五规"，大意是一样的。不过，在等级社会中，对他人的注视落点并非那么简单。俯首称臣，为屈服之姿，即断不能直视君上。孔子出郑国东门，下步，"姑步子卿迎而视之五十步，从而望之五十步"①，自是另一种不卑不亢的端详式。《曲礼下》称："天子视不上于袷，不下于带；国君绥视；大夫衡视；士视五步。"《左传》昭公十一年也说："视不过结■之中"，若"视不登带"，则属不整肃举动。总之视天子不能注视其面，只能仰视其矩领和腰带之间的胸下，视诸侯要视其面下袷上的肩颈部，视大夫平视其面，视士则能游目其五步周近。这是因为，"凡视，上于面则敖（简慢），下于带则忧（忧愁之态），倾（视点倾斜）则奸"。可见，眼光是情感、意识、态度的流织，在等次、名份、尊卑等观念的支配背景下，所视所注的俯仰抑扬点，诚难免不灌进相应内涵。

●　　五、饮食习俗（一）消费生活观念食其宜，习其居，与人们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和物质崇尚追求密切联系，毫无疑问，也就自然有其相应的各类消费生活观念和种种的价值运操范畴。春秋时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厚，一些明智的统治者，对于物欲过奢风气所潜伏的危机有所警觉，有把食用适度与政平人和相提并论。晏子相齐，"食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卯（卵）、苔菜"①，并自持一种饮食消费观："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具体说来，就是"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婼洩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②。即为政同如饮食口味之求，总以中和不过度为要。墨子还提出，圣王为政，"食不可不务，用不可不节"③，饮食之法，"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①。但是与这种强调节制的食政意识和消费生活观念相对立的，却另有一种讲究"五养"的尚奢消费观之标榜。《荀子·礼论》云：礼者，养也。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越席床第几筵，所以养体也。这是战国时的养欲标准，显然比之春秋④　《荀子·大略》。

⑤　《仪礼·士相见礼》。

①　《韩诗外传》卷九第十八章。

①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②　《左传》昭公二十年。

③　《墨子·七患》。

①　《墨子·节用中》。

时上层社会那种"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②，更有过之而无所不及，与节用尚俭也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不过，这一时期还有一种从"五养"而脱颖出的"养道"消费观，颇发人深省。《吕氏春秋·孝行》云：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第，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悦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这套节文礼单，纯然是把上述两种相左的消费观念作了调和整合，从人对物本的取舍，向如何发挥其内在的社会功能、道德进退标准和政治名实的高层次倾斜，故容蕴的品位、世态、感受、视听、调养、理智、虚实或造作，反映有较强的升化了的时代美学色彩，这与社会财富规模积累和器用名物加速进入大社会场，自不无关系。由于乱世中"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养道"观念，在恪守传统典章制度的同时，自难避免渗进一些社会变革的世俗内容。当时，统治者的消费生活，摆阔气，讲排场，尚奢靡，礼器加等，以炫耀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的风气，十分盛行；生前如此，死后亦要照然，故葬制中的"葬之加一等"①、"加二等"②的事象层出不穷。试举考古实例观之。

河南浙川下寺春秋中叶楚国令尹子庚墓，用6　车随葬，出青铜礼器就有52　件，内铜鼎至少有19　件，正鼎一套7　件，最大的一鼎，高68　厘米，重110.4公斤，又加等鼎2　套各5　件。一套甬钟26　枚，大小递减，大者重152.8　公斤，小者2.8　公斤。石磬一组13　件。有荐羞的铜俎；也有承酒器座铜禁，为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失蜡法铸器，长131　厘米，通高28.8　厘米，身宽46　厘米，重达94.2　公斤，通体饰多层透雕云纹，器侧攀附12　怪兽，下有12　个虎形足，极其瑰丽。③河南新郑春秋中期郑伯墓，出青铜礼器73　件，内鼎22　件，有大牢一套9　鼎，一套7　鼎，另配6　鼎。编钟一套18　枚，鎛4　件。④山西太原金胜村春秋晚期251　号晋卿墓，用16　车陪葬，墓中25　鼎，包括大牢9　鼎一套，大牢7　鼎一套。编钟2　套19　枚。⑤安徽寿县春秋晚期蔡侯墓，19　件鼎中有大牢9　鼎和大牢7　鼎各一套。乐器32　件，包括编钟、甬钟、编镈各一套，及钲、錞于各一件。⑥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战国之交的宋景公妹勾吴夫人墓，虽经盗掘，仍出20　多件青铜礼器，内9　鼎可分三套，还用编钟、编镈各一套，包括漆木瑟6件，漆木鼓2　个，另又有大量车马具，特别是三乘屋式和伞顶式漆木肩舆，尤属鲜见。①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青铜礼器117　件，20　件鼎中也是大牢9鼎和大牢7　鼎各一套，各配镬鼎1。一套尊盘的酒器，用失蜡法工艺铸造，装饰繁缛，玲珑剔透，盘侧附4　条圆雕双身龙，龙口咬盘沿，龙头上蟠两小②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①　《左传》隐公五年。

②　《左传》僖公四年。

③　《浙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④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上），《考古与文物》1981年2　期。⑤　《太原金胜村251　号春秋大墓及车马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9　期。

①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　期。

龙，双身又攀附3　小龙，其下又有3　小龙蟠连，蹄足为一对螭，计盘上共饰龙56　条，螭48　条，精美绝伦。还有联壶铜禁1　件，木禁1　件，案3　件，俎10　件，凭几1　件。乐器中有编钟一架65　枚，由特镈1、甬钟5　组45　枚和钮钟3　组19　枚合成；又有编磬一架32　枚，鼓4　通，排箫2　件，瑟12　件，琴2件，笙6　件，箎2　件。另又有用来薰发椒■芷蕙香气的熏盘和熏筒，等等。②河北平山战国中期中山王麇墓，用车10　辆左右，葬大小船5　艘。铜鼎15　件中，有大牢9　鼎一套，大牢5　鼎一套。纽钟一组14　枚，石磬一组13　枚。还有错金银四鹿四龙四凤座方案1，铜帐架1，用于照明的三虎六身夔龙纹圆座鸟兽攀枝十五连盏灯1，等等。③湖北荆门包山战国中晚之交2　号楚国左尹邵■墓，遣车5　辆。青铜礼器59　件，内有鼎19　件，包括大牢7　鼎一套配牛鑐鼎，少牢5　鼎一套配豕鑐鼎。乐器有铜铙、漆木瑟、漆木鼓。照明用具有立人擎盘方座铜灯、豆形铜灯。特别是一批楚式家具，构思巧妙，前所未见。如一张木质折叠床（收床），由床身、床栏、床屉三部分构成，可拢可架，通体髹黑漆，放开后长220.8厘米，宽135.6　厘米，高38.4　厘米，收折后长137　厘本，宽仅15　厘米，便于移动和存放。还有木身竹面的枕，坐靠的凭几，各种形式的承物木案、木禁、木俎，置食的酒具盒、食具盒，衣箱，竹笥，挂衣架，梳妆奁，铜镜，竹席，竹扇，扫帚等等。另据墓中"遣策"所知，各种器物都有功用分类，如"大兆"祭器，以煮牲、盛牲铜器领头，次为沃盥、酌漱、酒器、盛食器、澡手器、蒸食器，以及陈羹、陈酢、载牲、陈食等木器为殿后。"食室"之器类则有食器和食馔品类。"行器"则含服饰梳妆用器和宴居之器。①以上可见，礼器加等和正鼎繁化，是春秋战国时期上层社会普遍运操现象，原本周天子才能享用的大牢9　鼎，至此列国诸侯及上卿亦已加用之，然常礼用鼎数仍大致维持着贵族的身分等级差别，这反映了礼制的代变。但在另一方面，日常生活消费用品大量进入丧葬领域，可以看出各个层次贵族生前奢侈生活的程度，不过，这方面却更多地受制于墓主生前的权力高低和经济实力强弱，致有盛葬和贫葬上的种类数量多少之别。总的趋势是上层社会阔者愈来愈讲究"五养"的品位和档次，钟鸣鼎食，越席床第，其阔绰气派，时代越后越甚，说明了这批人的尚奢消费生活观念。这在文献中亦有记述，如战国中期齐宣王"鹅鹜有余食，下宫糅罗纨，曳绮縠"；战国晚期齐贵族孟尝君，也能富厚到"厩马百乘，无不被绣衣而食菽粟者"，"后宫十妃，皆衣缟紵，食粱肉"。②值得注意者，春秋战国时有许多社会的暴发户或富家子，也莫不排阔绰以炫耀其富厚。如秦景公的母弟后子，出奔晋国时，有车达千乘，仅一次宴请晋侯，即"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返"①，回国所取物品之巨可以想见。又如春秋末郑国一位名叫驷秦的人，不过是下大夫，却"富而侈"，把弄来的一套在当时只有卿才能享用的车马服饰，时常②　《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③　《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　期。

①　《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战国策·齐策》。

①　《左传》昭公元年。

陈列在自己宅院中卖弄②。长沙五里牌一座战国中期墓，只见3　鼎、3　敦、2壶、2　钫、2　豆、1■、1　勺的陶器组合，墓主身分更低，同出铜剑、戈、镜，知墓主大概属于士阶层，然墓中还放着十弦木琴和一件十分少见的漆虎子，后者通体绘云凤纹，器形如伏虎，昂首张口，栩栩如生③。这种虎子，不过是用于小便的亵器，如此精致，则墓主生前的消费生活之道亦不落凡俗。

说到便秽，自是生活必然现象，古代早有便泄设施之建。《周礼·天官·宫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郑司农注："匽，路厕也。"是指宫中厕所。《墨子·号令》："城下五十步一厕"，是指公共性民厕。春秋战国时的厕所主要有两式：一是与豕闲同溷，如《国语·晋语》："大任溲于豕牢"，指此。战国时范雎遭魏齐毒笞，佯死，被"卷以箦，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溺雎"，后为守者出弃于外，④当属这类溷厕。二是深坎式厕，《仪礼·既夕礼》："隶人涅厕"，郑注："涅，塞也，为人复往亵之"，是指坎式厕。春秋时晋景公病重体弱，"将食，张（胀），如厕，陷而卒"⑤，跌下厕中死去，可见也是深坎式厕所。大概民厕或宫厕一般都是深坎式厕。《墨子·旗帜》云："为民■，垣高十二尺以上"，是讲厕所有以高高垣墙作屏障，故时人或称厕所为"屏匽"①。云梦秦简《日书》甲种还讲到宇宅中厕所的适当位置："屏居宇后，吉；屏居宇前，不吉。"银雀山竹简《守法》又记有战国时在敌情之际，"下之屏必衔枚"，入厕所应口中衔枚，不出声响，以免暴露军情。当时考究的宫厕有涂墙体洁净之，如晋国知伯之臣豫让即曾"变姓名，为刑人，入（赵襄子）宫涂厕"②。除此之外，古代男子小便还有一种亵器，称为"虎子"，《周礼·天官·玉府》记王燕居有"亵器"，郑注："亵器，清器虎子之属。"上述战国墓亦有虎子实物出土，说明高级权贵净溺用器，降及普通社会中，不能不说是社会生活习俗的进步，当然就使用者而言，还是基于侈其用而已。

话又得说回来，尽管当时尚奢之风盛行，但消费忧患意识毕竟正引起社会各方的不同程度反响，尚俭、反淫佚、重社稷、知民忧、明廉耻等观念，多少在影响调节着统治者的自我约束行为。前述"五养"到"养道"，特提到"节饮食"、"敬进退"的养体、养志规言，就含有新的人文精神和新的消费价值伦理。如孔子说："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③。《大戴礼记·千乘》说："薄事贪食，於兹民忧"。春秋时晋卿赵简子直截了当说"车席泰美"是"美下而耗上，妨义之本"④。齐相晏子"布衣鹿裘以朝"，视齐侯之赠为"败政"而不受；请齐侯喝酒，原打算"令器必新"，困于财不足，家人请敛于民，他又以"上乐其乐，下伤其费"断然制止。一次齐侯想去他家及司马穰苴家夜饮，两人先后用"铺荐席、陈簠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拒齐侯②　《左传》哀公五年。

③　《长沙市五里牌战国木椁墓》，《湖南考古辑刊》第1　集，1982年。④　《史记·范雎列传》。

⑤　《左传》成公十年。

①　《战国策·燕策》。

②　《战国策·赵策》。

③　《论语·卫灵公》。

④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于门外，被誉为可治国者⑤。季孙相鲁国两君，"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人称其"忠"①。晋卿献伯，"堂下生藿藜，门外长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晋（进）无衣帛之妾，居不粟马，出不从车"，人称其"俭"。孙叔敖相楚，"栈车牝马，粝饼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饥色"，人称"良大夫"②。这些统治阶级人士的消费忧患意识和自我检点行为，均是有口皆碑的。

相反，权贵的生活不节制，常为社会非之。晋平公在国丧中喝酒奏乐，膳宰屠蒯有撤宴之规劝云："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③。孟尝君赠门客夏侯章"四马百人之食"，反遭到夏侯章一再诋斥④。可见消费忧患意识，已深深映入社会人心和世俗观念之中。

或又有从政治功利高度，指出"贪于味不让，妨于政"，"大纵耳目，妨于政"。"荒耽于酒，淫泆于乐，德昏政乱，作宫室高台，汗池土察，以为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几亡。"还敏锐提出，"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饮食哀乐平，无狱"⑤，若家家生活不愁，犯罪率自然降低。《吕氏春秋·听言》也说："世主多盛其欢乐，大其钟鼓，侈其台榭苑囿，以夺人财"，"而欲宗庙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难乎？"这些充满人文哲理精神的政治言论，确实难能可贵。

当时，道德名节意识也介入了消费生活场圈。如孔子困于陈蔡之间，七日不得食，藜羹不糁，弟子皆有饥色，但犹读诗书治礼不休。①。称为有道者的列子，虽穷得"容貌有饥色"，面对人的馈食，仍声称是"至其罪我也"②。《尸子》称孔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战国时社会上盛传着一则故事，讲东方有一位叫爱旌目的士子，饿昏在道，"狐父之盗曰丘，见而下壶餐以■之"，此子清醒后得知是受食於盗，耻辱万状，"两手据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③。《礼记·檀弓下》也有类似的故事，说齐国饥荒，一人名黔敖，在道上设食赈灾民，遇饥者，即左手奉食，右手执饮，高声吆喝："嗟，来食！"一饿者扬目而视，称"唯不食嗟来之食"，终不食而死。看来，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颇得到社会的共鸣，重名节、知廉耻，大受世俗称扬。

对于那些不知羞辱者，世人又每每嗤之。列子说："受人养而不能自养者，犬豕之类也"④。《孟子·离娄下》讲到齐国一浪荡子，每外出总是酒餍饭饱而归，并扬扬自得说是与富贵者共饮，其妻很疑惑，一次偷偷尾随盯梢，发现城中无人愿与他立谈，他竟是去东郊墓地向扫墓者乞讨残羹剩饭吃，吃了一处又一处，其妻感到恶心，想不到指望终身倚靠的丈夫如此下贱，急归⑤　《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①　《左传》成公十六年。

②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③　《左传》昭公九年。

④　《战国策·齐策》。

⑤　《大戴礼记·虞戴德》、《少闻》、《千乘》。

①　《说苑·杂言》。

②　《列子·说符》。

③　《吕氏春秋·介立》、《列子·说符》。

④　《列子·仲尼》。

告其夫之妾，两个女人家在中庭哭泣，并不断咒骂其夫。故事生动道出了当时世俗社会人们对于名声的自尊意识和对待日常生活行为所抱的廉耻观念。除此之外，饮食养身渐为人们注意。战国时赵国左师触龙年迈，"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⑤。《吕氏春秋》中有云："临饮食，必蠲洁"，"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脏之葆"。成书于战国之际的《黄帝内经》，有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时人或又有节食减肥的，当然，对于那种"楚灵王好士细腰"，故"楚士约食"，"皆以一饭为节，肱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①，不考虑后果，一味杀食自饥减细腰围，以讨好君上欢心，却又受世人讥嘲。其中，也自不免参带着道德、名节、耻辱、功利等多重人文精神因素的时代饮食伦理观念。

（二）食馔与烹饪春秋战国时期，以家户为生产从业单位和经济消费单位的现象大量涌现。在城市或交通道上，沽酒市脯，十家并卖浆者②，已很常见。在乡里，农夫通"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芸"，从而"多聚菽粟"③。粮食作物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主食的固定化，乃先后有了"五谷"、"六谷"的俗名规范。审天时以种禾（即粟，谷子，俗称小米）、黍（大黄米）、稻、麻（■，即穄；一说大麻）、菽（大豆）、麦六种谷物，已以"耕道"相视④。普遍家户出于"长虑顾后"，"知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⑤，达到有所私积。故习俗有"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⑥。偷盗者入人之家，往往是"攘人犬豕鸡豚"，"取人牛马"⑦，"入人之场圃，取人桃李瓜薑"⑧。种种事象说明，随着社会经济手段的多样化，提供和扩大了当时较为丰富多彩的食物来源。

以往权贵席上常摆的肉食，这一时期也已较多进入普通人家。孔子弟子子路野宿一隐居丈人家，即受到"杀鸡为黍"的招待①。相反，王公贵族有厌肉食，转而猎田泽菜蔬素物为奇味。鲁侯飨周公阅，"有昌歜（即昌本、昌蒲，取其根切而醃之，成昌蒲菹，有五味之和）、白黑（白者熬稻，黑者熬黍，均沃以膏）、形盐"，称为"荐五味，羞嘉谷，盐虎形，以献其功"②。齐仲子食鹅，厌而哇之③。曾晳偏偏嗜食羊枣（柿之小者，即牛奶柿）④。柱厉叔有取湖塘水生植物菱芰（即今江南水乡所产"鸡头"，壳有芒刺，内实⑤　《战国策·赵策》。

①　《墨子·兼爱中》，《战国策·楚策》。

②　《庄子·列御寇》。

③　《墨子·非命下》。

④　《吕氏春秋·审时》。

⑤　《荀子·荣辱》。

⑥　《礼记·曲礼下》。

⑦　《墨子·非攻上》。

⑧　《墨子·天志下》。

①　《论语·微子》。

②　《左传》僖公三十年。

③　《孟子·滕文公下》。

④　《孟子·尽心下》。

如豆米）为食⑤。楚卿屈到嗜芰，《韩非子·难四》称是"非正味"。

地区性的饮食结构和风味食性的差异，更趋明显。洛阳东周民惯种稻为食，居伊、洛、■三河上流的西周不下水，其民只能改种麦，一度引起外交纠纷⑥。齐鲁人好食薑，孔子有食"不撤薑"之说。吴越及山东地区有食鱼的习性。吴国专诸刺王僚，即因酒席间藏鱼肠剑于炙鱼中进之而得手。伍子胥自楚亡走吴途中，一渔父有"持麦饭、鲍鱼羹、盎浆"而与之食⑦。邹人孟子亦有"鱼，我所欲"之言。⑧就文献所记，代表北方食馔风味的，主要有：一、三羹大羹--不调入酸苦甘辛咸五味的肉汤。

和羹--用不同调味品调制成的羹汤。

铏羹--调入五味的菜汤，盛于铏器而得名。

二、　五■■为菜蔬肉类切碎经醋浸制品。指昌本、脾析（牛百叶）、蜃肉、豚拍（小猪肩肉）、深蒲（蒲芽）五物之■。

三、七菹菹为咸菜、酸菜之类。即韭菹、茆（茅的嫩苗）菹、葵（甜菜）菹、菁（蔓菁）菹、芹菹、笋菹、箈（疑水生植物莼菜）菹。

四、八珍淳熬--稻米肉酱盖浇饭。

淳母--黍米肉酱盖浇饭。

炮豚--烧烤炖乳猪或羊羔。

■珍--脍肉扒。

渍--酒香牛肉。

熬--烘肉脯。

糁--三鲜烙饵（牛羊豕三鲜）。

肝膋--烤网油包狗肝。

五、七醢　醢是肉酱。指酖（肉）、蠃（大蛤）、蠯（小蛤）、蚳（蛾子）、鱼、兔、雁七种肉酱制品。

六、三■为干肉连骨莝碎后杂以粱、麴、盐、酒制成的肉酱。指麋、鹿、麇三种制品。

此外还有牛、鹿、豕等干脯脩腊和黍酏粉饼之类。这些食馔，用料大都产自北方陆地或原泽，西起秦晋，东及齐鲁，属于黄河流域北食风味。

南方江淮流域列国权贵，则有品瓜果、啜花椒和偏爱水产禽类的食性。

齐国晏子使楚，楚王进桔置刀削，晏子不剥皮囫囵吞食，着实令南方人吃惊，晏子只好用"赐人主之前者，瓜桃不削，桔柚不剖"①的说辞来搪塞。这则故事可看出南北饮食文化的一些差异。河南光山县淮河支流潢河侧发现的春秋早期黄国夫人孟姬墓，棺底有许多花椒②。其东固始侯古堆发现的春秋战国之交勾吴夫人墓，出有一件制作精美的铜盒，内盛大半盒花椒，用盖紧扣③。花⑤　《列子·说符》。

⑥　《战国策·东周策》。

⑦　《吴越春秋》卷三。

⑧　《孟子·告子上》。

①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②　《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4　期。

③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　期。

椒属于香料调味品，味辛而香烈，能刺激味觉，减除腥腻，增加菜肴肉食的美味，还可酒浸制成椒酒，又可药用除病毒，《荀子·天论》云："君子啜菽饮水"，知古代早已用为调料，唯本地区墓葬出土多见，正是尤嗜本品的反映。

湖北随县战国前期曾侯乙墓，出有花椒50O　余粒，还有菱角、山茶果壳、苍耳、山茶籽、杏等④。河南信阳发现的战国中期楚墓，不仅出有500　粒以上花椒，另还出有大量果品遗存，有梅、杏、栗、柿、枣等等，又有黍⑤。湖北荆门包山发现的战国中期晚段二号楚墓，除出有花椒和姜的调味品外，果实有栗、柿、枣、梅、梨、菱、莲、荸荠等等，又有鲫鱼、家鸡、家猪、牛、山羊等水产禽类肉食品种；"遣策"所记则有猪、嚣鸡、■■、嚣鱼、■鱼、苽、椇、椹、桃、筍、姜、葱菹、藕菹、■苽菹、笞菹、糗、白■■等等⑥。凡此均可说明南方食物的特色。

《楚辞·招魂》列有一连串代表南方贵族食馔名肴风味的食单："食多方些：稻粢穱麦，挐黄粱些；大苦咸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胹■炮羔，有柘浆些；鹄酸■凫，煎鸿■些；露鸡臛蠵，厉而不爽些；粔籹蜜饵，有■■些；瑶浆蜜勺，实羽觞些；挫糟冻饮，酎清凉些；华酌既陈，有琼浆些。"《大招》也列出一张名食单："五谷六仞，设菰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内■鸽鹄，味豺羹只；。。鲜蠵甘鸡，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脍苴蒪只；吴酸蒿蒌，不沾薄只；。。炙鸹烝凫，煔鹑陈只；煎■■雀，遽爽存只；。。四酎并熟，不澀嗌只；清馨冻饮，不歠役只；吴醴白■，和楚沥只。"这两份通过浓艳文学手法和绚丽辞藻描述的食单，从选料看，以南方产禽鸟水产和粮食作物为本，有鸡、鹄、■、鸿（雁）、鸽、鹑、鸹、雀、凫、（野鸭）、甘鸡（青蛙）、■（鲋鱼）、■、蠵（大龟）、豺、豚、牛、狗、羊羔、稻、黄粱、菰粱、■（米赧）、粢（米粉）、嫩蒿等，食物配伍精致考究，如用豺肉细羹纳入鸽肚这道菜，可谓别出心裁，为当时质朴直率的北方食馔所难及。从调料看，有吴羹、吴酸、吴醴、楚酪、楚沥等土特复合调味品，又有上等蜜饴、蜜饵、柘浆（甘蔗汁）、大苦（甘草）、■■（麦芽饴）、苴蒪（蘘荷）、蒌（香草）、辛（椒、姜）、瑶浆（白酒）、琼浆（红酒）、酎（醇酒）等。从食物类型看，重鲜品而不见干脯陈脩，重实肴而不重酱羹，有菜肴，有点心，有热酌，有冷饮。注重食物的色香和刀工造型，口味酸甜苦辛咸五味俱全，又以甜辛居多。从烹饪技术看，有煎、炙、脍、炮（烧烤）、胹（煑）、臑（文火熟烂之）、臛（一煎而就）、露（慢煎）、煔（燻燻）、烝、熟、■、和、酸、苦等，并且常常是多种烹调术巧相合用。显而易见，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均表明，以楚地为中枢，东到吴越，西及巴蜀，代表长江流域的南食风味，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北食风味，其间的特色分野是相当明显的。

值得注意者，这一时期各地的烹饪技术已有一系列的经验谈产生。如《礼记·内则》有如何鉴别劣质食物原料之说："牛夜鸣则■，羊冷毛而毳烝羶，狗赤股而躁臊，鸟皫色而沙鸣郁，豕望视而交睫腥，马黑脊而般臂漏，雏尾不盈握弗食。"总结出夜里好吽叫的牛则肉臭，毛稀而打结的羊则肉有膻气，④　《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⑤　《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⑥　《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爱躁动而股毛脱落的狗则肉臊恶，毛色枯而鸣声嘶哑的鸟则肉老，好仰首望而睫毛相交的猪则有息肉，脊黑而前胫毛斑的马则肉有蝼蛄般的臭味，鸡太小则不可食。还说到原料应去粗存精："肉曰脱之，鱼曰作之，枣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胆之，柤梨曰攒之"，即肉应脱骨去筋以利切配烹调，鱼应去鳞和内脏洗净，枣要除秽，栗要选不虫蛀者，桃要刷去其绒毛，梨应察看其表皮有无虫孔。

至于季节与食物烹调配伍的关系，当时已有一则老话，叫做"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踞■膳膏臊，秋行犊麛膳膏腥，冬行鲜羽膳膏羶"①。意思说，春食羔羊乳猪，可配牛油烹饪；夏食腊鸡干鱼，可调以狗油；秋食犊牛幼鹿，可用猪油；冬食鲜鱼肥雁，可用羊油。《内则》有云："脍：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即脍鱼，春宜用葱，秋宜用芥；炒猪肉，春宜配韭菜，秋宜配蓼肴。葱韭味酸而芥蓼味辛，实应了所谓"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②的饮食经验总结。此外，人们还得出一系列何种菜肴宜与何种调料或饭食配伍的单子，如"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茱萸），和用醯，兽用梅。""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苽（茭白）。"

对于食物的保藏，人们先后发明了许多方法。《楚辞》说的"吴酸蒿蒌"和"楚沥"，不妨可视为酸藏和酒藏食品两种方法的变异。有一种脯腊藏法，称为腶脩，取牛羊豕鹿类牲肉之精者，搦去血水，加调料，浥浥时以木棒轻敲，令其坚实，制成各形肉干，可长期保存。列国权贵还普遍采用了冰藏或井藏宫廷食品法。《周礼》有称"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日，令斩冰，三其凌，春始治鉴，凡内外瓮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春秋时"郑伯有嗜酒，为窟室"①。窟室亦称"凌阴"，即冰窖。这类冷藏设施，在考古发掘中多有发现。如易县燕下都的宫殿区内，发现两座房基中有三眼井，同出牛、羊、鸡等食品②。楚都纪南城中部，有十八眼井密集一地③。韩都新郑宫殿区北一地下建筑物，室内贴壁砖和铺地砖，又挖出整齐一溜五眼井，有大量的猪、牛、羊、鸡骨等同出④。秦都雍城宫殿区发现的"凌阴"建筑遗存，是由窖穴、五道槽门、屋架、檐墙、屋顶、回廊及排泄冰融积水的水道等部分构成⑤。秦都咸阳宫殿区也发现七个窟室，均出有动物骨骼⑥。春秋时鲁人季武子有"北陆而藏冰"⑦之说。楚国申叔豫"方暑，阙地下冰而床焉，重茧衣裘，鲜食而寝"⑧。《楚辞》说"挫糟冻饮"、"清馨冻饮"。可见当时各级权贵都在利用此等技术冷藏其食品，以供暑天或需要时享用。

①　《周礼·天官·庖人》。

②　《周礼·天官·食医》。

①　《左传》襄公三十年。

②　《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1　期。

③　《一九七九年纪南城古井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10　期。

④　马世之：《略论韩都新郑的地下建筑及冷藏井》，《考古与文物》1983年1　期。《郑韩故城内战国时期地下冷藏室遗迹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1年2　期。

⑤　《陕西凤翔春秋秦国凌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3　期。

⑥　《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1976年11　期。

⑦　《左传》昭公四年。

⑧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粮食的保藏也多有其法。洛阳东周王城已发现战国地下粮窖达七十四座以上，挖筑在地势高畅处，口大底小，一般口径10　米、深10　米左右，窖壁光滑坚实，内铺多层木板，利于隔水防潮，粮食不致霉坏⑨。韩都新郑有可移式的战国小型贮粮陶窖发现，窖口内敛如瓮口，下由三节直径达87　厘米的陶圈叠垒起，底部是四个大小相同的扇形凹槽砖拼成圆形窖底，窖口的陶圈还设有两个对流通风小孔。陶窖结构合理，便于移动，可因需要任意加高或降低，又能防潮和鼠盗①。陕西宝鸡茹家庄和沣西等地秦墓，还先后出土了一批春秋至战国陶制贮粮"囷"的模型，顶呈锥尖，出檐，桶形。据其形制分析，实际建筑物可能分高台式、平地式和半地穴式三种，囷体一孔一门，封闭性能好，便于通风对流和调节温度湿度，于粮食入库、核验、称量、翻仓亦均便②。秦简《仓律》有云："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③，谷物入仓，以万石为一积而隔以荆篱，设置仓门，可见秦国的蓄粮规模。

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形成了南北两大系食馔风味差异，于食物的保藏、选料、加工、刀工、配伍、调制等方面均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而且在烹饪技术上也有相应的操作要领归范。如炙肉，《韩非子·内储说下》载晋国宰人的申述，称援砺砥刀，切肉风靡骨断为一法，援木贯脔，桑炭炙之，肉红白，为另一法，奉炽炉，炭火尽赤红，炙熟，为第三法，若三者有疏忽，则是宰人之罪。《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晏子侍齐侯于遄台，谈到食物烹调法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洩其过。"即烹饪要注意用水、火候和热中调味三大要素。《吕氏春秋·本味》则总结出一套烹饪理论，指出食物皆有本味，要去其腥臊羶臭使之美味可口，一要细察五味和水火木三材在烹饪中的九沸九变，二要掌握火候的徐疾文武，三要善调，把握调味品的投放次序、分量和时机。凡此种种，说明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流变，在春秋战国时期乃是发展升华的重要阶段。

（三）粮食定量和定时就餐饮食的定时定量，早在商代已约为成俗，那时的记时法，称上午7-9点为"大食"，下午15-17　点为"小食"，是知为一日两餐制，且食量亦有所分，大凡早餐吃得多些，午后一餐要少些。

此制到春秋战国时，犹为普通社会所习守。云梦秦简《日书》乙种记时法有云："食时辰（即7-9　点）"、"下市申（即15-17　点）"，"下■"，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记时法有云"夙食"（7-9　点）、"暮食"（19　点左右），后一餐推后，大概因当地日照长、习俗略异之故，可见也是本之一日两餐制。至于粮食的定量，《管子·国蓄》说，大男月食四石，大女月食三石，吾子（小男小女）月食二石。换■之，大男年粮约为48　石，日定量是斗；大女年粮1　石，日定量为斗；孩童年粮石，日定量1336 1 24⑨　《洛阳战国粮仓试掘纪略》，《文物》1981年11　期。

①　《郑韩故城发现战国大型贮粮陶窖》，《文物报》1986年9月19日。②　韩伟：《秦国的贮粮设施浅议》，《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1983年。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5　页。

为斗。另外，《管子·海王》还提到食盐之数，"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23半（　升），大女食盐三升少半（　5 3　升），吾子食盐二升少半（2　升）"。131313这里说的是东部地区齐国食政的管制数。

但粮食定量，每每是因地因时因人而异。如《墨子·杂守》云：斗食，终岁三十六石。参食，终岁二十四石。四食，终岁十八石。五食，终岁十四石四斗。六食，终岁十二石。

斗食，食五升。参食，食参升小半。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

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

救死之时，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约矣。

上文讲的是粮食定量管制及发生如敌方围城等紧急状态下的国民节食之法。在正常情况下，平均人食量，每日斗食，即一日一斗，"日再食"，一日两餐，每餐平均5　升，月定粮是3　石，年定量是36　石，相当齐国大女的定粮标准。然一旦遭遇非常情况，则要特殊处置，或三分斗而日食其二，每日节省斗，食斗，约为升，每餐升，年粮降到石；或四分斗而日食其二，即减少一半粮，每天食半斗，每餐升，年粮降到石；或五13232313126 3 242 18分斗而日食其二，每天食4　升，每餐2　升，年粮再降到14.4　石；或六分斗而日食其二，每天食3　升，每餐1　升，年粮仅为12石。若是大难之时，则1323要实行三个月的变动节粮法，以度其难关，前20　天内，每天食粮2　升，每餐1升；次30天内，每天3升，每餐1　升；后40天内，每天4升，每餐212升；计三个月内人均用粮2.9　石，定量前紧后松，直至缓解。这是战国秦国墨家者流的说法，相比之下，东方齐国国民的定粮标准显得要宽裕些。

秦国推行的刑徒定粮标准，比普通国民低得多，但亦因人而异。秦简《仓律》云：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

小城旦、隶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妾、春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婴儿之毋母者，各半石；虽有母而与其母冗居公者，亦禀之，禾月半石。

隶臣田者，以二月月禀二石半石，到九月尽而止其半石。舂，月一石半石。①可见，定粮标准是按身分、性别、成人与孩童、力作内容等区别对待。

从事农业劳动的隶臣，在二月至九月的农作月份，每月可加发半石，月粮为2.5　石。给官府服役者，男子最多的，月粮可达2　石，女子可达1.5　石，依身分高下逐次减等，最低者，月粮为1　石。孩童月粮是半石。如以日定量计，成人在8　升至3　升间，孩童是1　升。另外，《仓律》还规定了每餐的131323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2　页。

定量，其云：城旦之垣及它事而劳与垣等者，旦半夕参；其守署及为它事者，参食之；其病者，称议食之，令吏主。城旦舂、舂司寇、白粲操土攻（功），参食之；不操土攻（功），以律食之。

即按一日两餐制，凡城旦筑墙和从事劳动强度与此相当的人，早餐为5升，下午一餐为升；其他站岗、土作者，大致均为每餐"参食"（三分之一斗），即升。

331313以上史料表明，直至战国末，普通民间社会仍基本维持着一日两餐的常俗，并且一般实行早餐稍多而下午一餐稍减，以适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作强度。所谓官方颁行口粮定量，也未必会有保障，如春秋齐景公时，霖雨十有七日，里中穷民"饥饿不得糟糠"，晏子三请发粟于民，仍不见许②。《说苑》称饥民"常食藜藿之实"。又记晋献公谓东郭民说："食肉者已虑之矣，藿食者尚何与焉。"直以肉食者自许，而以藿食者代称平民，说明官方的定粮标准，有时只是空谈，平民常常只能靠食藜藿勉强维持温饱。

但在另一层面，中上层社会渐渐实行了一日三餐制，两餐之外，又增加一夜餐。如齐景公曾夜饮移入梁丘据家①。《庄子·逍遥遊》有云："三湌而返，腹犹果然。"《战国策·齐策》云："士三食不得餍。"是讲上至贵显阶级，下至士阶层，有为一日三餐制。《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云："婴儿相与戏也，以尘为饭，以塗为羹，以木为胾，然至晚必归■。"儿童白天弄土摆食玩耍，晚而归食，似普遍中层人家亦有增夜餐而为一日三餐者。《黄帝内经素问》记战国秦汉之际行一日十六时制，除有"早食"、"下■"之称外，又称19-21　点为"晏■"，相当居延汉简说的"夜食"。大概在战国末，一日三餐制与一日两餐制虽然并行，但前者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而得以推广开来。

为便于了解当时的作息时辰安排，现将两种相关的记时法附记于下。

一、云梦秦简《日书》乙种十二时辰之制：（鸡鸣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时辰，莫食巳，日中午，椇未，下市申［下市一云■时］，舂日酉，牛羊入［一云日入］戌，黄昏亥，人定子。（简1051）

二、《黄帝内经素问》十六时制：鸡鸣，大晨，平旦，日出，早食，晏食，日中，日昳，下■，日入，黄昏，晏■，人定，夜半，夜半后。

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十六时制：鸡鸣，晨，平旦，日出，夙食，日中，日西中，西日下，日未入，日入，昏，暮食，夜暮，夜未中，夜中，夜过中（见《文物》1989-2，P。30）。（四）宴以合好古代官方的粮食定量管制，仅用以制约普通国民，对于贵族阶层来说，根本无所谓定量，也无所谓一日几餐。那些统治者，倚仗其特权，"贵不与②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①　《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富期，而富至，富不与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①，他们可以"穷民财力，以羡馁食之具，繁钟鼓之乐，极宫室之观"，"崇玩好"，"以供嗜欲"②。比如，春秋时的齐景公，虽然还算得上是一位能闻过则改的诸侯国君，尚且常"饮酒日夜相继"③。可以说，饮食活动几乎充斥于这一时期贵族社会生活的各种场合。

当时，贵族阶层间每每是动必有饮，举必有宴。国君册封臣属、祝捷、庆功等，则举办朝宴或赐宴，甚至一般性见臣下，也要饮酒。如晏子入朝复事，齐景公"延坐，饮酒乐"④。卿大夫则有在官邸私宅举行带有社交性质的宴会。赵国平原君曾设宴款待高士鲁仲连，"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酬）"⑤。臣属亦有接待君上的酒宴，齐景公即曾"往燕晏子之家饮酒"⑥。使者出使他国，则有外交性宴请，如晏子使楚，"楚王赐晏子酒"⑦。君使到大臣家，亦有饮食，如"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⑧。此风亦波及民间，《战国策·中山策》说："秦民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劳者相飨，饮食■■，以靡其财。"凡宴饮飨食，大多因时因事因地因人因物而为，是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习惯思潮所驱动，与出于生理需要的日常饮食不纯为一回事。宴会食品通常较精，数量丰盛，质量讲究，且排场热烈，气氛隆重，重视进食环境，有主有宾，必有多人共享，以体现人与人之间"礼"关系为要征。

礼书中说到，古代王设宴所飨对象，大致有四类人，一是来朝诸侯，二是王亲戚及来聘诸侯之臣，三是戎狄之君使，四是宿卫及耆老孤子①。春秋以降的铜器铭文，特别是钟铭，常见一种官样文章，也往往叙及各类进入宴饮场次的角色人物，现分国举列于下。

春秋吴国《配儿钩■》："以宴宾客，以乐我诸父。"

战国越国《姑冯勾■》："以乐宾客，及我父兄。"

春秋徐国《王子钟》："以□盟祀，以乐嘉宾，及我诸百姓，兼以父兄庶士，以宴以喜。"《僕儿钟》："乐我父兄，饮食歌舞。"《沇儿钟》："用盘饮酒，和会百姓，淑于威仪，惠于明祀，吾以匽以喜，以乐嘉宾，及我父兄庶士。"

春秋许国《子璋钟》："用匽以喜，用乐父兄诸士。"《许子钟》："用匽以喜，用乐嘉宾大夫及我朋友。"

春秋曾国《仲宣鼎》："宣丧（尚）用饔其诸父诸兄。"

春秋邾国《邾公诰钟》："以乐其身，以宴大夫，以喜诸士。"《邾公华钟》："以卹其祭祀盟祀，以乐大夫，以宴士庶子。"《邾公釛钟》："用敬卹盟祀，祈年眉寿，用乐我嘉宾，及我正卿。"

①　《战国策·赵策》。

②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③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④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⑤　《战国策·赵策》。

⑥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⑦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⑧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①　《礼记·王制》，孔颖达疏。

春秋齐国《鲍氏钟》："用匽用喜，用乐嘉宾，及我朋友。"战国《十年陈侯午敦》："陈侯午朝群邦诸侯于齐。"

春秋楚国《王孙诰钟》："用匽以喜，以乐楚王、诸侯、嘉宾，及我父兄诸士。"《敢镈》："歌舞以喜，凡及君子父兄。"（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①）《王孙遗者钟》："用匽以喜，用乐嘉宾、父兄，及我朋友。"战国《■陵君豆》："攸立岁尝，以祀皇祖，以会父兄"。

这类器铭体例，用近乎公式化的文辞，交代了盛行当时的宴饮活动中实际出现的人际社交关系，与主宴者（器主）对言的，有：（1）王；（2）诸侯、群邦诸侯；（3）嘉宾、宾客；（4）父兄、诸父、诸父诸兄；（5）正卿；（6）大夫；（7）诸士、庶士、士庶子；（8）百姓；（9）朋友；（10）君子。其中（4）的人物角色组成，当指主人的伯父、叔父之类的父辈，及同辈亲属，包括同父兄弟、从父兄弟、从祖父兄弟等。（5）类正卿是指列国大夫中之执政要臣。（6）类大夫似指政治等级低于卿的公臣。《孟子·万章下》有云："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7）类人物较为复杂，可能包括命士、不命之士、私家武士、卿大夫家臣、低级贵族家族之庶子或国人中的士阶层之子弟。（8）类百姓，大概指有官爵的百官，但铭言"和会百姓"，则似同如《论语·宪问》："修己以安百姓"，且又与父兄庶士对文，殆泛指近亲或异姓家族成员。（9）类朋友，可能包括同辈或晚辈的同宗亲族成员。唯（3）类嘉宾、宾客和（10）类君子，未有确属，或序次于王、诸侯之下，或可与父兄、正卿、大夫、庶士、百姓、朋友等其他类对言，可知自有其指，当属主宴者设宴的主宾，而非陪客，设宴的目的、事因，对象不同，所邀主宾当然不同。《大戴礼记·朝事》云："古者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义，以亲诸侯。"若主宴者身分是王，则主宾自可有前述礼书中说到的四类角色或器铭叙及的诸类人物。若主宴者非王，则其嘉宾可以是王或诸侯，也可以是社交关系中的各类重要角色，应视具体场合而定。然则，当时的宴会，一般均有主人、主宾、陪客三部分人出席。

值得注意者，宴饮场合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体可见君臣、嘉宾、父子、兄弟、朋友等五伦，君臣关系属于泛泛的公的关系，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强调，倒是其余四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私的关系，却一再陈述于官样化的铭辞文体中，显然，这与当时社会的"君权下替"和旧礼制潜移的乱世之风是相应的；主宴者的用意，大都注重于培育各自的私的社交关系，即所谓"宴以合好"，笼络私人间的感情，或渲染家族间的和睦气氛。如鲁大夫公父文伯之母敬姜欲妻文伯，即曾"飨其宗老（家臣）"，私下计谋以成事①。晋国赵孟至郑国，想要使礼节性的受享尽量搞简短些，而让过后的宴席弄热烈些，乃私下把意见告诉了郑子产，于是郑国在设宴时虽备下了赵孟应受的"五献之笾豆"，举行时仅用一献，很快了事，"礼终乃宴"，举兕爵，饮酒乐，气氛随和，乐得赵孟不禁说："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无吠"，众宾亦随机说："小国赖子，知免於戾矣"②。可见宴饮常适应着私下功利目的的交易实现。

应看到，主宴者与宴飨对象间私的关系网络，通常是由亲及疏、由近而

①　《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图121、198。

①　《国语·鲁语下》。

②　《左传》昭公元年。

远、由内而外而社会，重于攀援权势者而轻于附常人。据说"王公立饫，则有房烝；亲戚宴飨，则有■烝"③，"爵卿也，则飧二牢，饔饩五牢；爵大夫也，则飧大牢，饔饩三牢；爵士也，则飧少牢，饔饩大牢"①。身分等次不同，宴飨礼遇规格是有区分的。

春秋时周定王曾与晋国范武子随会议论时世的"饫以显物，宴以合好"，即已觉察到宴饮的实际功效，可以"周旋序顺，容貌有崇，威仪有则，五味实气，五色精心，五声昭德，五义纪宜，饮食可飨，和同可观，财用（指酬幣宴货）可嘉"②。正因为如此，人们在社会生活交往中的许多节仪，如相见、迎送、坐立、容止谈吐，包括进食之礼等等，也相应溶入于宴饮活动。

然而，宴饮既然成为谋求功利目的的手段，故绝非是一派"饮酒宴语相悦"③的图景。事实上，宴饮席面的逢场作戏、邀宠求功、勾心斗角、玩心计、耍权术、弄阴谋，乃至以宴杀人，在春秋战国史上可谓是数不胜数。韩非子即曾针对人臣有"讬（人主）於燕处之虞，乘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直斥之为"奸"④。春秋时郑伯宴享晋国赵孟于垂陇，有七臣作陪，并各赋《诗》助宴，其中子展赋《召南·草虫》以喻赵孟为君子，伯有赋《鄘风·鹑之奔奔》隐诬其君，子西赋《小雅·黍苗》以召伯与赵孟相比，子产赋《小雅·隰桑》以表明其尽心于君，子大叔赋《郑风·野有蔓草》以比况其初次见赵孟的心情，印段赋《唐风·蟋蟀》以诉说其居臣位而戒惧之状，公孙段赋《小雅·桑扈》以述君子有礼文。宴享结束后，赵孟即预感到，"伯有将为戮"，即使侥幸躲过，也必然要逃亡，其余的几位，"皆数世之主"，子展也许是最后灭亡的一位，印氏大概是最后第二家灭亡⑤。可见，尽管是"周旋序顺"、"和同可观"的盛宴，在透过其表面之后，亦往往暗埋着祸象和杀机。

再如号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晚年追求吃喝玩乐，厨师易牙以善调味事公，桓公一日异想天开，声称"惟蒸婴儿之未尝"，易牙乃蒸其首子而献，因之得宠，后酿成祸乱，桓公被易牙等困在宫中，活活饿死，六十余天无人收尸，尸虫乱爬①。这叫以食得祸，自食其果。

又如以宴杀人的事件，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也是不绝于闻。晋国驪姬欲加害公子申生，乃预先"置鸩于酒，置堇（乌头）于肉"，让申生献给晋献公，"公祭之地，地■（隆起），申生恐而出；驪姬与犬肉，犬斃，饮小臣酒，亦斃"；申生无以为辩，只能悬梁自尽②。晋灵公欲杀赵孟，乃设宴相召，伏甲士于房中以待，致酒时被赵孟发觉其谋，"中饮而出"，好不容易才逃脱③。公子光刺吴王僚，也是具酒设宴相请，"酒酣，公子光佯为足疾，入窋室裹足，使专诸置鱼肠剑炙鱼中进之，既至王僚前，专诸乃擘炙鱼，因推匕首"，③　《国语·周语中》。

①　《周礼·秋官·掌客》，郑注。

②　《国语·周语中》。

③　《国语·周语中》。

④　《韩非子·八奸》。

⑤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①　《管子·小称》、《韩非子·十过》、《史记·齐世家》。

②　《国语·晋语》。

③　《吕氏春秋·报更》。

以刺王僚，贯甲达背而死。④赵襄子杀代王，也是在宴席酒酣乐之际，让厨人进热歠和斟羹，反铜斗猛击代王头，致使脑浆涂地而亡⑤。只此数例，已足见在乱世大潮中，佳饮美宴有时似乎能起到"合好"的作用，但凶机同样也隐现其中，一正一反，总随时被贵族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所利用。

《老子》有言："服文彩，带利剑，餍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不止）。"受名家公孙龙影响的魏公子牟也有句名言："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⑥。这种规讽，揭开了当时社会饮食习俗方面的一隅，即累世以来，富贵阶层崇尚骄奢，动辄"宴以合好"，看似和乐相悦，然其背后，种种形形式式的危象凶险，时或伏藏，时或公开，时或大暴发，明争暗斗的政治较量和情绪心理意识的对立匹敌，是欲静难止的。（五）进食节仪古人于饮食，不只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往往又不失时宜摆布其容仪，表示其合好，谐修其人伦教化，故十分重视"寓礼于食"。《礼记·礼运》开宗明义讲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周礼·大宗伯》说："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王公大人的筵席宴飨，乃至普通居家的日常饮食，均无不有其相关的进食节仪。

筵宴席飨最讲究人与人之间的礼关系。古人因席地坐食，筵席宴飨乃是以铺在地上的坐具为名。《礼记·乐记》云："铺筵席，陈尊俎。"旧注云："铺陈曰筵，籍之曰席者，设席之法，先设者皆言筵，后加者为席。筵席惟据铺之先后为名，其筵席止是一物。"筵铺在最底，质料可粗些，有用苇蒲编成，据说周长有一丈六尺。席敷在筵上，小些，周长八尺，质料较细，有用萑草编制，或直接用皮料。礼书说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考究的席以帛缀边，大凡得按等次名分而设。无席坐地是被视为有违常礼的，如齐景公坐地，陪同的二三子皆仿之，唯晏子独搴草而坐，景公问他为何如此，晏子答道："晏闻之，惟丧与狱坐于地，今不敢以丧狱之事侍于君矣"①。孔子称"席不正，不坐。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②。可见筵席宴飨场合的正席坐食，是示容仪的要礼。这类宴席，还十分注重进食环境，举行时，"择其柔嘉，选其馨香，洁其酒醴，品其百笾，修其簠簋，奉其牺象，出其樽彝，陈其鼎俎，净其巾幂，敬其祓除，体解节折而共饮食之"①，自有其一套进食节仪。

居家的日常进食节仪，每以伦际教化为度。古人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为五伦，除君臣为公的关系外，后四者均属私的关系，师生关系又通常与父子关系同位，孔子说："事父母，能竭其力。弟子，入则孝"②，④　《吴越春秋》卷三。

⑤　《战国策·燕策》。

⑥　《战国策·赵策》。

①　《说苑·杂言》。

②　《论语·乡党》。

①　《国语·周语中》。

②　《论语·学而》。

荀子说："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③，故此等私的进食节仪，大都融进了事亲敬师的协调伦际关系内容。《管子·弟子职》有云："先生将食，弟子馔馈，摄衽盥漱，跪坐而馈。置酱错食，陈膳毋悖，凡置彼食，鸟兽鱼■，必先菜羹，羹胾中别，胾在酱前，其设要方，饭是为卒，左酒右酱，告具而退，奉手而立。三饭二斗，左执虚豆，右执挟匕，周还而贰，唯嗛之视，同嗛以齿，周则有始，柄尺不跪，是谓贰纪。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趋走进漱，拼前敛祭。先生有命，弟子乃食。"这套弟子侍食彻食节仪，所敬事的先生，于父于师长均适。

然则，统观正规筵席抑或居家饮食，都有一些带普遍性的食前、食中、罢徹节仪或俗尚。

食前一般要"摄衽盥漱"。摄衽是■好衣襟，若是袒裘上席，则属于不敬举动，再若是带剑者，也应解去。如春秋时卫庄公请浑良夫食，良夫"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释剑而食"，太子"数之以三罪而杀之"④。盥漱是沃手漱口，尤以浄沃其手为常。除食前沃手外，在一些正规宴席的进行中，常要多次沃盥和捝手（拭手）。古人好用手抓取食物进食，《礼记·曲礼上》说："共饭不泽手"，郑注："为汗手不洁也"，孔疏："古之礼，饭不用箸，但用手，既与人共饭，手宜洁净"。米饭一般是弄成饭团而取食之，称作"搏饭"①，也称"搏米"②或"搏黍"③，因食粮品种而异名。这是饭前洗手习惯养成的一大原因。《礼记·丧大记》有云："食粥于盛不盥，食于篹者盥"，孔疏："食粥于盛不盥者，以其歠粥不用手，故不盥；食于篹者盥者，谓竹筥饭盛于篹，以手就篹取饭，故盥也。"喝粥不洗手而抓饭需洗手，应是出于饮食卫生的变宜考虑。

食中则有座次、摆食法、进食次序、劝进祝对、忌犯等一系列饮食俗定。座次习惯见前文，不赘述。摆食法据《曲礼上》说，通常是"左殽右殽，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醯酱处内，葱■处末，酒浆处右"。这是因为古人进食与今人相同，惯用右手，《内则》即说"子能食食，教以右手"，上引《管子》文亦云："右执挟匕"，所以就将习食的烧肉块（胾）、菜羹、酒浆醯酱等近置右手边，取其便用，而把带骨的肉（殽）、脍炙、葱、饭属等相次置于左手附近。由于古人的饮食，常凭俎案而食，人各一份，与后世的合桌共餐不同，故"其设要方"，摆置食品要方整，所谓左右内外只是相对于进食者而言的，常按各人的饮食嗜好和用餐时的方便摆之，未必那么绝对化。如何《礼记·内则》称子侍食于父母舅姑，"请沃盥，盥卒，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酏酒醴芼羹菽麦蕡稻黍粱秫，唯所欲"。不过，正规的宴席，陈膳得按爵秩年齿而摆，饮食器的多少有一定节仪规格。《礼记·礼器》有云："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据说当时贵族列鼎而食之礼，诸侯用大牢九鼎配八簋，卿和上大夫用大牢七鼎配六簋，下大夫用少牢五鼎配四簋，士用牲三鼎或特一鼎以配二簋，①并且随着时代推移，标新③　《荀子·大略》。

④　《左传》哀公十七年。

①　《吕氏春秋·慎大》："襄子方食搏饭。"

②　《吕氏春秋·审时》。

③　《吕氏春秋·异宝》。

①　参见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上、中、下），《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1、2　期，1979立异的鼎制繁化和食器加等更是层出不穷。如春秋时季孙宿如晋，晋侯享之，加笾豆之数多于常制，季孙宿"固请彻加"，晋人以为他"知礼"②。可见是时的摆食法犹能维持一定的礼制，但毕竟已处于变宜之中。另外，又有敬老，凡年六十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③年龄不同，陈膳亦异。

进食次序，一般得先象征性地荐祭先人，称为汜祭，也称遍祭或周祭。

孔子有言："虽疏食菜羹必祭"，"君赐食，必熟而荐之"，"食於君，君祭，先饭"④。前引《弟子职》亦云："拼前■祭。"后世食前有以酌酒饭洒，是其遗意。但祭有一定成规，不能反宾为主，如君赐食以客礼相待，须得君命，客才能祭，否则为非礼。春秋时叔孙穆子宴庆封，"庆封汜祭，穆子不悦"，⑤即是属于不合时宜的失节之祭。

进食的先后，一般是先食后饮，先菜后肉，先饭后果品。故《论语·述而》云："饭疏食饮水。"《仪礼·丧服》云："食疏食水饮。"《弟子职》云："鸟兽鱼■，必先菜羹。"《礼记·玉藻》云："先饭，辩尝羞，饮而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云："仲尼先饭黍而后啗桃。"另外，还应礼让君先，必顺近身处的食品始食之，主人不导，则不能贸然食之。"若有尝羞者，则俟君之食，然后食，饭饮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尝之，然后唯所欲。凡尝远食，必顺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

盛大的宴席，还有奏乐以强调气氛，激荡情绪，增进食欲。《礼记·王制》称"天子食，日举以乐。"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文侯曾指出"钟声不比乎，左高，"①竟辨知编钟之悬左高造成其声不协和。宋景公每食，左师击钟；其臣桓魋享景公，亦奏乐助食②。是知以乐侑食，不只国君，大臣亦有行之者。在此过程中的进食，还有上热羹汤者，如赵襄子与代王饮，"即酒酣乐，进热歠"③。在进食过程中，另又有劝进祝对之仪。如梁魏王觞诸侯于范台，酒酣，有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择善言祝酒致辞④。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有为群臣祝，许下群臣皆能得志的诺言，史起兴而对⑤。凡主人以酒敬客，称为"献"，献用醴（甜酒），客不能饮尽，仅品尝而已，敬一次称一献，据说上公可受九献，侯伯七献，大国之卿五献，公侯伯之卿三献，新妇见舅姑，受一献之礼，献用奇数，有严格的等级尊卑之分。劝客饮酒，称为"酬"。客以酒还敬主人，称为"酢"。饮而不相酬酢，称为"醮"。当时还有以酒为罚的习尚，称为"浮"，如晏子粗衣而驽马为驾，田桓子对齐景公说晏子是隐君赐，"请浮"，酌者奉觞进于晏子说："君命浮子"⑥。年1　期。

②　《左传》昭公六年。

③　《礼记·乡饮酒义》。

④　《论语·乡党》。

⑤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①　《战国策·魏策》。

②　《左传》哀公十四年。

③　《战国策·燕策》。

④　《战国策·魏策》。

⑤　《吕氏春秋·乐成》。

⑥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魏文侯觞诸大夫于阳曲，饮酒酣，自叹没有得良臣，遭到蹇车的不满，亦有"请浮君"之举。浮即是指进酒相罚。

当时大臣在朝办事，朝廷有提供伙食者，称为"公膳"。春秋时齐国大夫的"公膳日双鸡"，曾经有过饔人偷偷换成鸭子，御者又去其肉而以肉汁馈之，一度酿起内乱①。可见公膳标准是有定制的，且重于肉食，故达官贵人或以"肉食者"相称。另外还有一类饮而无肴的食礼，晋献公饮大夫酒，有令司正实爵与大夫史苏，饮而无肴，史苏卒爵，再拜稽首，饮酒出②。这比起菜肴丰盛的宴席，当然简单得多，带有一时赏罚的意味。

古人于饮食，有种种忌犯和礼貌性的进食讲究。孔子"食不厌（嫌）精，脍不厌细。食■而■（变质食品），鱼馁而肉败（腐烂鱼类），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烹调不当），不食。不时（不时之物或不当食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肉食不超过主食）。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不多食。祭肉出不三日，出三日，不食"③。《礼记·内则》有云："不食雏■，狼去肠，狗去肾，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脑，鱼去乙（腮），■去魂（竅）。"《曲礼上》说进食时，应该"毋搏饭（指不要过量抓取共器中的饭食，别显得毫不谦虚），毋放饭（不要取出饭后又把所余放回器中，否则有嫌于秽饭），毋流歠（不要大口喝汤，弄得流出嘴角），毋咤食（食时不要浅薄地发出难听声响），毋■骨（不要有声有滋地啃骨头），毋反鱼肉（不要把吃进的鱼肉再吐出来，以免引起旁人作呕），毋投与狗骨（不要把食余骨头扔给狗吃），毋固獲（不要独占其食），毋扬饭（不要扬饭使凉），饭黍毋以箸（饭黍要抓食，不用筷子去挟），毋嚃羹（菜汤要慢喝慢嚼），毋絮羹（主人调就的羹不要去重调），毋刺齿（不要当众剔牙），毋歠醢（不要喝肉酱）。"还说："干肉不齿决"，干肉脯不要用齿决断，要手擘而食。总之，凡是有损仪容、不知廉耻、违背社会习尚而遭人讨厌的饮食偏嗜，都是应该抛弃的。至于食毕罢彻，古有漱口清洁俗尚。《弟子职》称"先生已食，弟子乃彻，趋走进漱"。漱口又称"虚口"，一般须待主人食毕，客人才可漱口，如《曲礼上》云："主人未辩，客不虚口。"漱有两式，一是用酒■口，称为"酳"；二是用浆漱口，称为"漱"。《仪礼·公食大夫礼》云："宾卒食，会饭三饮"，郑注，已食，会饭三漱浆也。"古俗用酒或浆汤过口，大概是漱而下吞，视吐为不敬，异于今人漱而吐之。

罢彻亦有一些节仪，如先生已食，弟子乃上前彻器，"振衽扫席"，用下襟拂去席之污物。但食者本人通常也要作些表示食毕的礼貌性动作，一般是把酱属授与下人或放到案前的一端。《曲礼上》即说："卒食，客自前跪徹饭齐（浆属）以授相者，主人兴辞於客，然后客坐。"当客人长跪作出徹食的表示后，主人亦应相应起而辞客不必自徹，客人乃复坐，这是食于尊者前的客人罢徹仪。若是平等者之间的罢徹，则稍有不同，《玉藻》云："主人自置其酱（于序端），则客自彻之（授与从者）"，这也是客人对主人再示敬意的食毕动作。

（六）名物辨用

①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②　《国语·晋语一》。

③　《论语·乡党》。

古人世态务实，对待物质生活有名物辨用习尚。如视肉类食品的胜腯肥倅皆有名号物色，故案"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①。于饮食器具的制作和具体应用，乃有"六尊六彝之位，诏其酌，辨其用与其实"②。

借助餐具将食物或饮料送入口中的进食方式，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得到全面推广。相反，古老的抓食吃法，却越来越限于个别食馔范围。进食餐具主要有匕、柶、勺、斗、瓒、刀、削、叉、签、箸、柶等不同种类。

匕、柶是匙一类进食具，前端有浅凹槽和薄刃，有条形和曲体形等，质料有骨、角、木、铜、玉、金制等。匕可以把肉类食物从容器中擗取而食之，《仪礼·士昏礼》："匕俎从设"，郑注："匕所以别出牲体也，俎所以载也。"包山楚墓出有端头为铜质、柄为木质髹黑漆的匕，称作"金比"，通长达144　厘米，重0.37　公斤，即是这种别出牲体的大匕。同出一种窄面的小俎，称作"小房"，木质，长仅34　厘米，宽14　厘米，高19　厘米左右。大概组合使用时，以匕擗取牲肉置于小俎上，持俎而进献食之。匕之小者可用于挹取饭食，《说文》："匕，亦所以用比取饭。"柶形近匕，但通指曲柄之匕，《礼记·丧大记》："角柶"，孔疏："柶，以角为之，长六寸，两头曲屈。"《仪礼·聘礼》："宰夫实觯以醴，加柶於觯。"旧说："饮醴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清也。"是知柶主要用于饮酒场合，用来挹取酒糟，为便于从酒器中挹取，故制成曲体形。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有一种金漏匕，通长13　厘米。安徽长丰战国墓出有一种陶漏瓢，端比部有五小孔，可滤去食物水分③。大概类于礼书说的"疏匕"①。

勺、斗、瓒的功用，同属挹酒舀汤的餐具，三者都有柄联接前端小杯，区别在杯形及柄状。勺为直柄，可挹可饮，包山楚墓所出铜勺，定名"钓"，杯为弧球形，直柄而截面微凹，类似今之饭匙。斗一般为曲柄长尾。《战国策·燕策》有记赵王"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斗，杯为半球形，敛口，方唇，曲柄的銎内还残留着一段木把。斗或写作枓，示意木制品，古有用作挹水的，《礼记·丧大记》云："浴水用盆，使水用■。"瓒则专指以玉为柄的铜勺，十分名贵，主要用于挹取■酒祼酢宾客等重大宴飨场合。《礼记·明堂位》云："灌用玉瓒大圭。"礼书又有称玉柄作圭形者为"圭瓒"，作璋形者为"璋瓒"。

刀、削是指餐刀之类。《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即有"晏子使於楚，楚王进桔置削"。

叉指食叉，古称"毕"，《仪礼·特性馈食礼》云："宗人执毕先入"，郑注："毕形如叉"。战国中原地区进食用叉比较流行，有骨制、铜制等，分大小两式。《礼记·杂记上》云："毕用桑，长三尺，刊其柄与末"，孔疏："主人举肉之时，则以毕助主人举肉。"是指大毕。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出土一件铜质大毕，五齿，端部有銎，可安入长木柄②。河南陕县后川战

①　《周礼·天官·庖人》。

②　《周礼·天官·司尊彝》。

③　《安徽长丰杨公发掘九座战国墓》，《考古学集刊》第二集，1982年。

①　《仪礼·有司彻》。

②　《山西长治市分水岭古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1　期。

国墓也出一件，四齿③。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出的一件，为三齿④。再早些时的，则有江苏六合程桥出土春秋末铜器残片刻画，内一人双手执大毕，六齿⑤。至于小毕，一般都为双齿，通长在12～18　厘米，主要用来叉起食物送入口中。山西侯马牛村古城、西侯马村及河南洛阳西工区均出土过战国早期骨制餐叉。特别是洛阳中州路发现的一座战国早期墓内，在一件青铜食器中放着一个织物包裹，竟包着51　件骨制餐叉，同出还有八根可能用来掇戳小食肴的骨签或剔牙签，签长6　厘米左右，签端锐尖，另一端平钝①。这大批骨叉和骨签大概是贵族盛宴时要用的进食餐具。

箸即筷子。《礼记·曲礼上》云："饭黍毋以箸。"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箸主要用于夹菜，不像后世用得那么广泛。箸有竹、木、骨、铜、玉制品等。安徽贵池徽家冲出土过一双春秋晚期的铜箸，断面方形，长20.3　厘米②。云南祥云大波那出土过一双半铜箸，断面圆形，长24～28　厘米，据说属春秋中晚期物③。

筴，一作■，为夹取菜食的餐具，《曲礼上》云："羹之有菜者用■，其无菜者不用■。"《管子·弟子职》云："右执挟匕"，知古人惯用右手执筴夹菜。其质料有竹制、木制者，旧说以为即箸，如《广雅·释器》云："筴谓之箸"，实不确。湖北随县战国前期偏晚曾侯乙墓，出有一长方形黑漆酒具箱，内放漆耳杯16　个，木勺2　把，竹筴2　副，又放有一些食品，如鲫鱼两尾，鸡骨若干；另一长方形黑漆食具箱内，除有铜罐、铜勺各1　个，及一点果皮外，也有竹筴1　副。筴是用长竹片弯成，利用其弹性开合，使两片端能夹起食物，竹片宽1.8　厘米，长29　厘米或38.6　厘米不等④。从考古发现的实物可知，筴是夹子，与箸是两种不同的餐具。

除种种名实不同的进食餐具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各式各样的饮食器皿，有的沿袭前代旧式或经过改进式，有的则为新式器皿。普通人家习用陶制品，也有木制品，而富贵显尊者总是喜欢大靡其财，好用铜器、漆器、玉制品乃至金制品等。如曾侯乙墓内出有一套金质饮食器皿，共5　件，一件食器金盏带盖，重达2156　克，里面放着一把金漏匕，另附金杯1　个，一大一小两件金器盖，①食饮结合，奢华可见。

据当时饮食器具的用途，大体可分烹饪器、食器、盛食馔器、盛酒器、酌饮器、储容器、盥洗器、盛冰器、置物案几、厨具、炉灶、彻席清扫箕帚等类。如按物类造型言，今所见者有鼎、鬲、甗、盂、盆、豆、铺、缽、碗、■、簋、敦、鍪、■、盏、■、杯、尊、壶、罍、■、■、■、■、钫、慫盉、鍴、瓮、罐、缶、匜、盘、鉴、瓮、桶、盒、笾、笥、禁、案、俎、几、舟、压席镇、漏斗滤器、熏、炉盘、钩、漏铲、箕、扫帚等等。特别是许多所谓礼器的青铜容器，常强调着"辨其用与其实"的名物专用性质功能。③　王仁湘：《中国古代进食具匕箸叉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3　期。④　《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⑤　《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年3　期。

①　《洛阳中州路》，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②　《安徽贵池发现东周青铜器》，《文物》1980年8　期。

③　《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12　期。

④　《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59～360、387　页。

①　《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90　页。

孔子说："器以藏礼"②。当时列国铜器每每自铭其器的实用功能性"礼"的内容。如齐国《国差■》铭辞称："铸西墉（齐宫室之西墙处）宝■四秉，用实旨酒"。姒姓曾国《般殷鼎》铭辞云："父母嘉之，多用旨食。"姬姓曾国《曾伯簠》称其器"用盛稻粱"。陈国《陈公子甗》称其器"用蒸稻粱"。戴国《叔朕簠》铭辞云："自作荐簠，以孚（覆）稻粱。"徐国《庚儿鼎》称其器"用和用鬻"，即烹调煮烧之鼎。楚国《酓■盘》铭辞云："铸炒盘，以供岁尝。"楚王酓肯的一组铜器■鼎（高足鼎）、釶鼎（带流鼎）、簠、盘，或亦铭记是"以供岁尝"的"集脰"（厨官，脰即厨）礼器。吴国《王孙无壬鼎》亦自铭是"脰鼎"。宋国《亥鼎》自铭为"会鼎"，会同脍，指细切肉，即烹煮细肉之鼎。江淮间诸国有自铭其鼎为"脀鼎"者，①据《周礼·天官·笾饔》说："陈其鼎俎，以牲体实之"，郑注："取于钁以实鼎，取于鼎以实俎，实鼎曰脀，实俎曰脀"，知"脀鼎"是用来盛放已煮熟的肉食之鼎，与直接用作炊器的"脍鼎"不一样。

商周时好用"■彝"泛指各类青铜礼器，但至春秋以降，此风为之一敛，大凡器之造型与功能，名实是一致的，反映了务实的时代风气。当时称未食未饮曰荐，既食既饮曰羞，②故铜器自铭有"荐簋"、"荐簠"、"荐鬲"等，又有"羞壶"、"羞鬲"等，以"辨其实与其用"。用于食膳之器，则称如"膳铺"、"膳鼎"之类。用为饮器，则称如"饮盂"之类。用为饭器则称"■"，《说文》谓"■钮，脩饭也"，自铭这类用途的器，有鼎、簠、簋、敦、■、■（簠）等。用为熟食熟肉器者，或自铭"飤"，有鼎、鬲、壶、■、盆、■鼎等。此外又有沿习旧式，陪嫁器称"媵"；祭器称"祭"，如徐国《义楚鍴》自铭"祭耑"；陈于筵席之用器称"旅"，如自铭"旅鼎"（宋国）、"旅■"（陈国）、"旅盆"（曾国）、"旅簠"（宋、鄀、■国）、"旅■"（陈国）等等，旅有陈列意，《诗·小雅·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维旅"，毛传："旅，陈也。"然无论旧式或新式流行称法，实物与器名都是相符不乱的。

春秋时楚、徐、蔡、邓、苏等国有将"飤鼎"称为"飤緐"的，殆地区性方言。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的考古发现，有助于这方面的理解。在二号墓内有四种带自铭的鼎，一种是合乎正规礼制的王子午"脀升"鼎，有7　件，是重量在80-112　公斤之间的大型鼎，内实牛牲；一种自铭"漮鼎"，重14.8公斤，无实，据《说文》："漮，水虚也"，当属盛热水之鼎；一种自铭"飤■"，有6　件，重量在19-36　公斤之间，内实猪牲；一种自铭"飤緐"的鼎，有4　件，重量在14-35　公斤之间，内实羊牲。而在三号墓内，类似"飤■"者有2　件，重量在22-25　公斤间，内存牛骨；类于"飤緐"的鼎也有2　件，重量减半，在11-13　公斤左右，内亦存牛骨。其他一些墓中所出"飤緐"鼎，或存羊骨，或存牛骨，或存猪骨不一，均有所盛肉食。显然，称"飤緐"的，不在正鼎之列，是衍出于旧礼之外繁加的鼎，緐有繁义，《左传》哀公二十三年"可以称旌繁乎"，《春秋传》作"可以称旌緐乎"。大概不合正规礼制，故一些地区的权贵乃私以"飤緐"命名这种繁增的鼎，演成某方的礼俗。②　《左传》成公二年。

①　参见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附录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　页。

②　《周礼·天官·笾人》，郑氏注。

另外从"飤緐"都实肉食看，知《说文》："飤，粮也"，《字林》："飤，一曰饭也"，解释是不确切的，不如说，飤的广义是食，狭义是以肉食食人。战国时，鼎制更趋繁化，名实功能区分亦复杂化，不同形制的鼎，功用不一样，即或同形制的鼎，在不同的场合，功用也不尽相同。包山二号楚墓所出记录随葬器物清单的所谓"遣策"，有云："大兆（指兆域，即墓茔域）之金器：一牛鑐，一升鑐，二乔鼎，二□荐之鼎，二贵鼎，二登鼎，。。一汤鼎，一贯耳鼎"（简265）。结合出土实物看，牛鑐鼎重33.4　公斤，内存牛骨，底留烟炱，为烹煮牛牲之鼎，鑐读如《招魂》"肥牛之腱，臑若芳些"之臑，意为熟烂。升鑐稍小，重13.9　公斤，内存豕骨，为烹煮豕之鼎，升亦有煮义，《仪礼·士冠礼》郑注："煮于镬曰烹，在鼎曰升。"高足鼎有一对，即"二乔鼎"，乔读如■，《说文》"■似鼎而长足"，鼎重14　公斤左右，一鼎内残留牛骨，但均无烟炱，似盛肉食之鼎。荐鼎为备物荐献之鼎，贵鼎为馈献之鼎，《国语·楚语上》说："祭典有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是知荐、馈均用于祭献礼，其鼎或饰卧牛钮，大概为与其他鼎相区别，"所以交于神明者，不可以同于所安乐之义也"①。登鼎一称升鼎，所见者重8　公斤余，一鼎内有牛骨，知为盛肉食之鼎。有一鼎重5.3　公斤，盖上有一双方形平耳，可套住鼎的双耳，当即贯耳鼎。汤鼎重10.5　公斤，底有烟炱，为烧热水之鼎。②另外据"遣策"所记，又有"食室之金器"，也有鼎，似上述"大兆"12　鼎中的前10　鼎为战国楚丧礼的正鼎套属系列，此墓共出19　鼎，恐怕有的鼎形制虽同如正鼎，因场合不同，功用亦异，得归为一般食器之列。

不宁唯是，用于盥漱净身的水器亦有专属，如自铭"沫盘"、"盥盘"、"盥匜"、"盥壶"、"盥缶"、"浴缶"等等。古人于食前饭后一般要洗手漱口，如《管子·弟子职》云："既拼盥漱"，盥指沃手，漱指涤口，涤口一般用酒浆，而沃手是用净水。《礼记·内则》云："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沃盥时，通常是用匜盛水浇手，下以盘承污水，《国语·吴语》说的"奉盘匜以随诸御"，指此，匜都有流槽，即是为水注集中而设。

盥壶、浴缶是浴身的盛水器，常与大盆形的"鉴"配合使用，盖用水量多之故。《庄子·则阳》说，"（卫）灵公有妻三人，同滥（鉴）而浴"，鉴容积有限，人焉得入其内，是知古人浴身，并非将身浸泡水中，只是用水浇洒其身，故《说文》云："浴，洒身也。"唯浴身通常是用温水，温水之法，一是用烧烫的卵石投入鉴内凉水中，令水热之，然后用壶、缶汲而倾浇其身，添加新水盖亦用之，《韩非子·内储说下》云："（韩）僖侯浴，汤中有砾"，讲的即是此法。另一法是预先烧一大鼎烫水，用壶、缶分别汲凉、热水倒在鉴中调温，然后浴身，这种鼎，在下寺春秋楚墓所出，称为"漮鼎"，重达14.8　公斤，在包山战国楚墓所出，称为"汤鼎"，重达10.5　公斤，底有烟炱，可知一次能烧热水甚多。另外又有陶质的这类鼎，信阳楚墓有发现，遣策亦称作"一汤鼎"①。包山二号楚墓所出遣策，记一组浴器为"二监，二

①　《礼记·郊特牲》。

②　参见胡雅丽：《包山二号楚墓遣策初步研究》，《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又同上书，第97页。

①　《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卵缶，二迅缶，一汤鼎"，监即鉴；卵缶即浴缶，大概是汲热水，替代卵石温水的作用，遂以卵缶为称；迅缶可能指缶，也可能指盥壶，盖热水需迅速以凉水调之，否则损失热效能，故以迅缶称之。然则，由此亦可知古人"辨其用与其实"的名物辨用之俗尚。

（七）乡饮酒乡饮酒，是中国古代为官方特许的民间社会饮食习俗，顾名思义，指的应是乡里的会饮。

早在西周初，统治者有感于殷人"庶群自酒，腥闻在上"，以至亡国，故规定民间社会无故不得"群饮"，违者则"尽执拘"，以"其杀"论②。这种戒规到春秋战国时的执行情况，大体发生了两大转变，一是城市远比乡里宽松，二是西方秦国严于东方列国。如梁都城内的富商虞氏，"登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击博楼上"③。燕国都城内，荆轲与高渐离可以日酣饮于燕市④，酒的买卖之兴隆不难想见。宋都商丘，酒家邻比，有庄氏酤酒，以"悬帜甚高"招揽买者，不仅酒美，且"升概甚平，遇客甚谨"，唯因养了条猛犬，吓得买者转酤别家之酒①。而地处西偏的秦国，风气却有别于东方列国，百姓"甚畏有司而顺"②。秦律明确规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③。然而禁民间社会无故不得崇饮群饮，尽管有国别、城乡之别等执行上的差别，但对于乡里违情的惩处，各国大体还是比较一致的。即使是政治环境较为宽松的齐国，亦有戒饬，"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耞芟，及寒击藁除田，以待时耕，反耕，深耕而疾藁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於田野，脱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袯襫，沾体塗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敏，以从事於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④。"异物而迁"，当然也包括了聚饮惰农。唯于"乡饮酒"，不仅为各国所许可，还受到官方的大力倡导。

《仪礼·乡饮酒礼》和《礼记·乡饮酒义》等篇，对于其内容和繁琐节仪及行事意义有详细描述。据说乡饮酒礼的目的是为了使乡里百姓知"尊贤养老之义"，使民"尊让则不争，洁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辨矣，不斗辨则无暴乱之祸矣"，"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⑤对于统治者的政权稳固有好处，又利于人为制造祥和气氛，难怪会得到官方的利用和倡导。

举行乡饮酒，一般有四种情况：一是乡里三年大比，宾宴贤能，进行会饮；二是乡大夫饮国中贤者酒；三是州长每年春秋会民习射而饮之酒；四是②　《尚书·酒诰》。

③　《列子·说符》。

④　《史记·刺客列传》。

①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②　《荀子·强国》。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2　页。

④　《国语·齐语》、《管子·小匡》。

⑤　《礼记·乡饮酒义》。

党正年终蜡祭与民群饮。其中第三种会民习射，带有乡里习武选贤的训练性质，即《礼记·王制》说的"习射上（尚）功"，又称为"乡射礼"，通由射前饮宴、三番射、射后饮宴三部分节仪组成，三番射即三次竞射，参射者第一番射带试射性质，虽射中也不计成绩，后两番射都要计算成绩，特别是第三番射，要节乐歌舞而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铜杯、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铜壶、故宫博物院藏战国铜壶，均绘刻有反映射礼题材的图像，如百花潭铜壶上，在一射庐的前檐外，立着一位手执长旌的唱获者，一释获者跪于檐下执筹，射庐中有二人正在耦射，后檐下有一人，左手持弓，似为司射，另有五人，正等待着依次入庐竞射①。《国语·齐语》有云："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大体亦可归为第三种会民习射的乡礼。不过，乡饮酒礼所主旨的"尊长、养老、见孝悌之道"，主要还是体现于第一、二、四种场合。据《齐语》说，齐国在每年正月，乡长要向国君复事，"有居处好学、慈孝於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明，其罪五（罪在五刑）"，"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指阿党），其罪五"。这种复事，其实是官方对乡饮酒礼进行后导的继续，目的在于使"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仍旧贯彻了"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②。

那么，受官方导向的乡饮酒礼，何以要强调以"尊长、养老、见孝悌之道"为重要宗旨呢？这是因为当时乡里的居民组织已是属于"合十姓百名"①的家户杂居状态，彼此间并无多少血缘性亲属关系的联系，地域性质的组织系统是其主流，按年龄长幼确定乡里社交的尊卑关系，自然是一条能为习俗所认同的简明易操作原则，故《礼记·王制》云："习乡上（尚）齿"，《齐语》云："乡不越长"，韦注："乡里以齿，长幼不相踰也。"乡饮酒的礼俗待遇也正通常按这种据年龄长幼的"尚齿"原则进行的。《乡饮酒义》即说："少长以齿"，《论语·乡党》也说："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讲到乡饮酒时，要按年龄高低序位，结束后，要等扶杖的老人都出离后，才能轮到后辈出去。据说在进行中，"（年）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享用的饮食器具，"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②。可见，尚齿序位，是乡饮酒礼最理想化的形式。

在乡饮酒的四种类型中，尤数年终的蜡祭群饮最为盛大，是国中平民岁末庆丰收、迎神报功、祈来年和会饮的固定性传统行事。据《礼记·郊特牲》说："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是时要祭农神、百种、水神等，要"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要"黄衣黄冠（指草服）而祭，息田夫也"。另据《周礼·地官·党正》说，这种"国索鬼神而祭祀"的蜡祭群饮，官方要"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壹命齿于乡里，再命齿于父族，三命而不齿。"即先祭后饮，饮酒

①　参见刘雨：《西周金文中的射礼》，《考古》1986年12　期。

②　《礼记·射义》。

①　《庄子·则阳》。

②　《礼记·乡饮酒义》。

的序位要"习乡尚齿"，按年龄高低确定尊卑上下关系，擢选为"壹命"者，应是乡里的年高望重者，擢选出的"再命"者，才能是本门户的父系宗亲之长者，而后是"三命"，就不必限于非从年龄大的人中选，虽年轻后生，只要是"发闻于乡里者"、"秀出于众者"①，均可得举。

旧说以为周正十二月的蜡祭群饮，是因为官方看到"民三时务农，将阙于礼，至此农隙而教之尊长、养老、见孝悌之道"②。但这仅是统治阶级一厢情愿的舆论导向。民有民意，乡有乡俗，"习乡尚齿"是顺乎习俗的民约，若过分灌施进礼教内容，不虑场合意蕴而一味提倡教化之道，则难免滥了。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即说："鲁人有自喜者，见长年饮酒不能釂则唾之；亦效唾之"，"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见长者饮无余，亦堪饮而尽之"，这实是对所谓"教之尊长之道"的一种戏谑。《庄子·外物》还讲起，宋国"演门有亲死者，以善毁，爵为官师；其党人毁而死者半"，一位孝子因服丧，内心丧伤，形容外毁，被乡里上报而举为官师，结果乡党之人也想以孝悌得贵，纷纷强哭诈毁，矫性伪情效仿，病态致死者不少。故孔子有云："毁瘠为病，君子弗为也，毁而死，君子谓之无子"③。可见这种倡导因违背常情，往往适得其反，令人生厌，难怪会受到当时有识者的抨击。

事实是乡饮酒场面所见，并非"尊让而不争"。云梦秦简《封诊式》记有一则史事，讲某乡里人们怀疑某丙口舌有毒，"里节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杯器；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入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后闹到地方官那儿，经审理检明某丙口舌"不把（带）毒"才罢休④。因此，与其说乡饮酒礼在于"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莫如说是下层社会平民凑聚饮成俗之机自我陶醉和自我解脱，各种闹剧也就在所难免。特别是在岁末蜡祭群饮的大场面，农夫经过终年劳累，一方面趁此农隙借迎神报功，寄望来年日子好过一点，同时可尽量松脱，醉狂一番，就更难说能合乎礼规了。官方之所以许可，无非是出于"食节时事，民咸安其居"①的考虑。

倒是《礼记·杂记下》一则孔子与弟子子贡的言谈，比较切合实际地记下了春秋末鲁国的蜡祭群饮。当时孔子问子贡观蜡感觉快乐否，子贡回答说："一国之人皆狂"，"未知其乐也"。这里的"国"当指国郊在内，如《齐语》说的制国为乡制，"参其国而伍其鄙"，韦注："国，郊以内也"，统括有乡里。民无不醉者如狂，如实道出了这种乡饮酒的狂欢场面。孔子的解释是"百日之蜡，一日之泽"，"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憋了百日，才获得官方恩准的一日放松，犹弓弩亦须有张有弛，弦不能绷得太紧，否则要断。说明在统治者看来，乡饮酒不过是麻醉民心以释乱祸的因势利导处置。乡饮酒的醉乱狂欢而不拘礼节场面，至战国时东方列国仍不乏见。《史记·滑稽列传》记有淳于髡描叙齐国的"州闾之会"，言其"酒极则乱"，男女杂坐同席，合尊促坐，行酒稽留，握手无罚，罗襦襟解，杯盘狼藉。《楚辞·招魂》述楚国祭祀聚饮，也是"士女杂坐，乱而不分"，竽瑟狂会，吴

①　《国语·齐语》。

②　《周礼·地官·党正》，贾疏。

③　《礼记·杂记下》。

④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63　页。

①　《礼记·王制》。

歈蔡讴，妖玩杂纷。其中虽掺杂了许多上层社会生活内容，但毕竟保留了相当一些民间狂饮的素材，有助于加深对子贡观蜡所见"一国之人皆狂"的乡饮酒事象的了解。这是官方导向乡饮酒礼的所谓"尊长、养老、见孝悌之道"的另一侧真实面。

六、婚仪与婚俗（一）婚姻六礼婚姻指男女相匹，结为夫妻，从文化人类学意义言，婚姻的自然条件是男女两性结合，其前提基于人类自身生产，是实现人口世代更替的社会实践形式。婚礼即婚姻缔结过程的具体化，是婚姻开端的社会方法，以世俗社会认同的相关礼节仪式来确定男女当事者的婚姻关系。不同种族，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婚礼。春秋战国时期的婚礼，通常指包括议婚、订婚、迎亲、结婚前前后后一整套的礼仪程式。其在《荀子·富国》曾一言概之云："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婢、内、送、逆。"但婚礼的实际进行，可简可繁，其实是最具弹性的。

这一时期，男女的始婚年龄，相当普遍定为男20　岁和女15　岁，如《墨子·节用上》云："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云："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但也有男子"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①，这是概言始婚的上限年龄，过则谓之"失时"。统治者为提高本国人口增长速度，以加强国力，十分注重"男女以正，婚姻以时"①，常推出一些"正风俗"的硬性规定，如春秋时越王勾践，有"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②。战国时秦国有令"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家贫子壮则出赘"③，禁止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也就是说，男女进入俗定的成年年龄后，必须婚而成家，真正成为社会一分子，要想晚婚或留在父母家里，是为时俗和官方所不许可的。

是时一般性的婚礼，有聘、内、送、逆四个程序，不妨称为婚姻四礼。

但上层社会贵族阶层的婚姻，由于通常围绕父家长制下家族本位而展开，其婚仪就相当繁缛，大体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个主要步骤，也叫"婚姻六礼"，据说如此反反复复的程式，是出于"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④，从婚姻开端即将两姓家族间的联姻加以郑重其事化，在取得上层社会认可的公开化同时，又借助宗庙神灵的力量，以使这一婚姻关系神圣化，还求佑于家族的子孙昌衍。

据《仪礼·士昏礼》、《礼记·郊特牲》等说，婚姻六礼中的纳采，也称下达，是男方之父先遣媒人前往女家献纳采礼提亲。纳采的主要贽品是用雁，也叫"委禽"，取义于这种鸿雁候时而动，顺乎阴阳往来，飞行"渐进有序"的自然属性。作为婚姻当事者的男女双方，从一开始就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支配，并无婚姻恋爱自由可言。男方父母差用媒人乃必不可缺，《诗·齐风·南山》云："取妻为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礼记·曲礼上》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男方无媒，

①　《礼记·内则》。

①　《诗·周南·桃夭》，毛诗序。

②　《国语·越语上》。

③　《汉书·贾谊传》。

④　《礼记·昏义》。

婚姻无从缔结，女方不见媒来，亦只能自艾，故《卫风·氓》云："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这大致是春秋以前的婚俗一端。

进入战国，使媒人说亲之风更甚。《楚辞》中屡屡提到楚地盛行用媒，如言："思美人兮，临涕而■眙，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治"①。"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②。"路远处幽，又无行媒兮"③。在齐国，"妇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求夫家而不用媒，则丑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丑而不信"④。据说齐国还专设有"掌媒"的官员，"取鳏（无妻曰鳏）寡（无夫曰寡）而和合之，予田宅而家食之"⑤。在周地，人们虽明知媒人油嘴巧舌，不可尽信，仍坚持用之，故《战国策·燕策》有云："周地贱媒，为其两誉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周之俗，不自为取妻。且夫处女无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衔（自媒自卖），弊而不售；顺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这段话是■阳乘轩里苏秦之弟苏代对燕王的说辞，用"处女无媒，老且不嫁"的俗语归结，则燕地也不在例外。另外《越绝书》有言无媒而婚的"衔女不贞"，知东南地区亦早有行媒之俗。对于无媒而婚，在当时为世俗舆论所卑视，故《孟子·滕文公下》说："丈夫生而■为之有室，女子生而■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六礼中的问名，是女家接受男家的求婚意向后，男家之父乃具书，遣媒人问女之名，女氏出具其女所出及出生年月以告。盖古代男女自生下以后，皆要登入名籍，嫁子娶妻亦须向官方申报，以取得社会的承认和使婚姻行为合法化。问名当不专对女方，男方也要向女方出具其子的名籍所出，这实是双向性地各履行文件证明手续。

六礼的第三项纳吉，是男家得女子之名后，归卜告于家庙，问此门婚姻吉凶，求取祖先神灵的认可和保佑，得吉兆后再往告女家，婚事遂算敲定。第四项为纳征，也叫纳币，是男家向女家纳聘礼，一般是玄■束帛■皮，礼品寓象征意义，如■皮似出大昊制■皮为嫁娶礼的古老传说，仍着意于图个吉利。礼品通常不重，《周礼·地官·媒氏》说："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这对于贵族家族来说，实算不了什么，而就女家来说，也是所得有限。总之纳征以礼为重，尚保留着古老传统。

第五项为请期，由男家卜诹迎亲吉日，三请于女家，表示礼敬而不敢自专，选定双方皆满意的大喜日期。为贯彻这门婚事始终"渐进有序"，除纳征一项外，其余诸项，男方都得备贽礼前往女家。当时男女不同贽，又有贵贱之别，"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贽，不过棒、栗、枣、■，以告虔也"①，是知贽亦是身分贵贱标志。

第六项亲迎，是婚姻六礼的高潮，礼数也最为周全。亲迎指正式成婚礼仪，通常要男方逆迎而女方有送。在定好的吉日那天，新郎受父命，亲自於黄昏时到达女家迎新妇，"主人（丈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新

①　《九章·思美人》。

②　《离骚》。

③　《九章·抽思》。

④　《管子·形势解》。

⑤　《管子·入国》。

①　《左传》庄公二十四年。

郎）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①。新妇则已梳妆盛饰等待于房中。新郎献雁给女方家长，行礼而后出，新妇随行，主人不降送，另有■娣和姆相陪，姆是明妇道的年五十左右不再嫁的妇人，类似后世之保姆。《战国策·宋卫策》记卫人用四驾之马车迎新妇，有"送母"在侧，即是姆之属。新妇至车前，"■御妇车授绥，姆辞不受，妇乘以几，姆加景"，②新郎要将升车的绥索亲自授给新妇，新妇登几以上，姆给穿上披风挡尘。出发初，新郎先"御轮三周"③，亲自驾车前行三轮周距离，然后交由御夫驭车上路。

春秋战国时，女子出嫁已有陪嫁品。《诗·卫风·氓》提到，男方向女方纳吉后，女方有云："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贿即指陪嫁妆奁财物，吩咐男方届时来车一■把这些东西运去。是时铜器铭称媵器者甚多，大抵亦均为嫁女礼器。《战国策·燕策》云："太后嫁女诸侯，奉以千金，赍地百里，以为人之终也"，一次性送以大量财产，还包括土地不动产，陪嫁品的级次可说是相当高的。

及迎亲车队回到男家门前，新郎要"先俟于门外，妇至，■揖妇以入。

共牢而食，合■而■，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④。入门后的婚仪，有布席于奥、赞告具、皆坐皆祭、祭荐黍稷肺、释服等等，十分繁缛。其中"共牢而食"，是新郎新妇共食一块祭肉的仪节。"合■"是一瓠分为两瓢，两位新人各■其半，成双成对，示夫妇相敬相爱，合为一体之意。后世婚礼上的交杯酒，当源出于此。包山二号战国中期偏晚的楚国贵族墓，出有一件竹木精制髹漆彩绘凤■双连杯，杯间有管相通，凤昂首衔珠，双翼靠双杯展开，凤身嵌银，杯身杯底均绘双龙相蟠，图样皆成双成对，①看其造作意象，应是用于婚礼的别具一格的"合■而■"礼器。

另据《礼记·曾子问》云："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郊特牲》也有"昏礼不用乐"、"昏礼不贺"之说。嫁女出门，别情依绵，故战国时赵太后嫁女适燕王，情不自禁"攀其踵，为之泣，念其远也，亦哀矣"，送走后，却又"祭祀则祝之曰：必勿使返"②，怕女儿不合夫家意被遣返。复杂难过的心情可见。古人质朴，婚礼不贺不用乐，恐怕主要指嫁女之家。娶妇之家则未必，《曲礼上》即提到有"贺取妻者"，还说婚家"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国语·楚语下》也说："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用以"合其嘉好，结其亲■，亿（安）其上下，以申固其姓"。建立新的婚姻家庭，意味着将以新的社会角色介入社会，也将面临种种亲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通过一些设酒食相召或贺礼，自是为了取得各方的认可和关照。

新妇入男家门，常带羞涩之态，古人曾有细细形容："人有新取妇者，妇至，宜安矜烟视媚行。■子操蕉火而钜，新妇曰：蕉火太矩。入于门，门中有■陷，新妇曰：塞之，将伤人之足"③。安矜是指新妇拘束局促状，烟视

①　《礼记·昏义》。

②　《仪礼·士昏礼》。

③　《礼记·昏义》。

④　《礼记·昏义》。

①　《包山楚墓》，第137-14　页。

②　《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75　页。

③　《吕氏春秋·不屈》。

是指眼波垂敛，媚行是指体态柔媚羞答答，怕烛火旺塞焰，也还是恐露见娇赧之貌。

成婚后的第二天天明，新妇要行见新郎父母之礼。古代新妇称公父公婆为舅姑。"夙兴，妇沐浴以俟见，质明，赞见妇于舅姑，妇执笄、枣栗■■以见"①。由主持行礼的赞者司仪下，新妇入门拜见舅姑，把枣栗献给舅，■■献给姑。"舅姑共飨妇以一献之礼，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以著代也"②。西阶是宾位，阼阶指东阶，为主位，新妇从主位出，表示从此要以主妇身分代理日常细事。但若新郎父母已亡，"则妇入三月，乃奠菜"③，三个月后备祭食去奠拜，称为庙见，《礼记·曾子问》云："三月而庙见，称来归也，择日而祭于祢，成妇之义也。"大凡见舅姑或庙见礼，均是亲迎婚礼的后续，以察新妇娶进门后表现出的所谓"妇德、妇言、妇容、妇功"④，即成妇之道。

时又有新妇回娘家探望父母的"归宁"之俗。如《左传》宣公五年有记齐高固于秋九月亲迎鲁国叔姬，是年冬高固陪夫人双双"归宁"。《诗·周周·葛覃》云："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我衣，害■害否，归宁父母"，描绘一位新妇婚后回娘家"归宁"前的高兴忙乱劲，又是告师氏（姆），语言絮絮，又是洗涤私服，又怕弄脏礼服，拿起这放下那，不知如何是好，其天真稚气，跃然可见。新妇回门"归宁"，一般是在婚后三月左右。

由上所见，婚姻六礼主要行诸上层贵族社会，实属一种以父家长制下家族本位为要质的包办婚姻之礼仪程式，婚姻受制于男女双方父母的支配而把当事人的自主自由撇在一边，婚姻方式则表现为男娶女嫁的从夫方居，从而利于父系世系的延续。由于这种婚礼的运操公开于社会，又受官方倡导的礼制管束，故婚姻缔结程序始终处在"合法化"的光环之中，婚姻家庭关系一旦建立，如无特别原因，也就很难解除，其稳固性是很显然的。这种婚姻多半带有强制性，不属于个人本位婚，感情色彩淡薄，除可能会出现悲剧或喜剧性两个极端外，一般均压抑在平平庸庸相终始的淡化状态，逊奇艳，少波澜，重实际生活机制的运作，自婚姻六礼过程的冗长，仪式的机械板刻，礼节的繁琐庸碌，即已启开这种人文现象展向之必然。但因这种婚姻形态有相应的社会背景，又易于造就稳定的社会环境，故有关婚礼渐推而广之而向中下层社会延伸，逐渐以其普遍性而不断进行着增减和调正，久久呈现其活力。（二）择偶观念男女婚配的择偶心理和择偶标准，有因乎"有女怀春，吉士诱之"①的生理学选择意义的自然属性，但社会属性往往更起有决定性作用，生活习俗、社会崇尚、伦理道德等人文因素的制约绝难摆脱，故择偶观念总有其相应的时代特色。

周代家族本位婚姻，男女择偶并无多大自由可说，于女子尤有三畏，如《诗·郑风·将仲子》咏一女子虽与一男子相爱，却害怕该男子做出■我里

①　《礼记·昏义》。

②　《礼记·昏义》。

③　《仪礼·士昏礼》。

④　《礼记·昏义》。

①　《诗·召南·野有死■》。

折树杞、■我墙折树桑、■我园折树檀的私会偷情举动，原因是畏父母、畏诸兄、畏人们多言。社会舆论的天平每多侧向婚姻男女的父母之命及媒妁之言一方，而不待于理解择偶者之间如何情深意切，如何一种求偶心理。

家族本位的婚姻，选择目的在于整合宗亲和姻亲两大亲属集团的社会凝聚关系，即所谓"婚姻为兄弟"②，故常为古代贵族统治集团的政治纠葛所利用。《国语·鲁语上》就直截了当说："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诅楚文》也说："缪力同心，两邦若一，绊以婚姻，■以斋盟。"列国纷争，互相牵制援靠，这类家族本位婚姻，演为最高形式者，即是国与国执政者间的政治婚姻，起有"国之艰急是为"的后效。如战国中晚世，齐国乘燕文公丧，攻夺燕十城，然因新立燕易王是强秦惠王的少婿，只好归还十城，"卑辞以谢秦"，"弃强仇而立厚交"①。赵国于长平之役败给秦国后，更是"卑辞重币，四面出嫁，结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其国内实，其交外成"②。可见当时政坛上，这类政治婚姻乃是各国执政者习用的外交手段。贵族统治阶级间的相互嫁娶，实又开后世门第观念的先河。如春秋时齐国欲嫁文姜于郑，郑以"齐大，非吾耦也为辞"，③即有这层意义。

从道理上说，家族本位婚姻与男女择偶自由是一组相否相斥的矛盾，但两者同顾及社会的承认和婚姻行为的合法化，以一定的社会方法建立婚姻家庭关系，并求其稳定性，故两者间多少有其兼容性，特别是具体到不同社会层面的芸芸个本及高下尊卑的背景人物，其所要担起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并非划一，若非婚姻取向和情爱自由间矛盾激化到不可开交，乃至导致如殉情的悲剧发生，则通常表现为一者对另一者的让步，或宽松状态下的相对调和。战国时习传人口的"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④，顾颉刚先生以为，故时当有无数青年男女为情而死的真实性，盖欲突破婚姻不自由之罗网而不得①。这自是理想的一个方面，但另一事实是，在家族本位婚姻和个人本位婚姻并举的春秋战国时期，男女择偶的自主权毕竟没有全被压抑下去。

在民间社会，有承往古遗风，"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弃者不禁"②。如"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此男女之所属（指聚合）而观也"③。斯时"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④，"邂逅相遇，适我■兮"⑤，男女尽可各自选择中意的心上人。即使在贵族社会受家族本位支配的婚姻，女子有时也可于一定范围里选择自己看得上的男子为配偶。如春秋时郑大夫徐吾犯的妹妹长相标致，先已与公孙子南相聘订②　《尔雅·释亲》。

①　《战国策·燕策》。

②　《战国策·中山策》。

③　《左传》桓公六年。

④　《庄子·盗跖》、《战国策·燕策》。

①　顾颉刚：《尾生故事》，《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②　《周礼·地官·媒氏》。

③　《墨子·明鬼下》。

④　《诗·郑风·溱洧》。

⑤　《诗·郑风·野有蔓草》。

婚，后强族公孙子■也遣媒人"强委禽"纳采，这使徐吾犯很畏惧，对两人都得罪不起，求助于郑子产，子产出主意说，不如"请使女择焉"。于是"子■盛饰入，布■而生。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乃相中了那位穿军服能左右开弓一跃登车的有着壮武男子汉气概的公孙子南⑥。另外，据说孔子之父叔梁纥甚有勇力，求婚于颜氏，"颜父问三女，二女莫对，徵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遂以妻之"⑦。是知这种受之父命的家族本位婚姻，亦有征之当事女子本人的同意，未必一味强加于人。

然则从上举事看，当时女子择偶心理，在于"夫夫妇妇，所谓顺也"，即丈夫应有丈夫之行；其择偶标准，则有尚武者。虽长相丑些的男子，只要勇武，仍能赢得一些女子的欢心。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贾大夫恶（貌丑），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复次，女子择偶，总仰望夫妻相敬，白头偕老。如春秋世有人名冀缺，在田间耨草时，"其妻■之，敬，相待如宾"，被誉为"能敬必有德"①。《诗·郑风·鸡鸣》亦称女子择偶，"宜言饮酒，与子偕老"。孟子也说："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②，古代妇人称其夫为良人，《仪礼·士昏礼》："媵御良席在东"，郑注："妇人称夫曰良。"看来，出于实际生活考虑，娶位美男子尽管可心，但倘若无本事，不能终生为倚靠，还不如另择其次更理想，这是当时女子择偶讲求朴实的境界。

再者，女子择偶，有不计对方名利地位而唯据人品的。如春秋时有一妇人，先为施氏妻，适晋国■氏求妇，执政权贵乃夺以妻■氏，妇人问原夫施氏："鸟兽犹不失■，子将若何？"谁知施氏竟怕极答道："吾不能（为你）死亡。""妇人遂行。生二子於■氏。■氏亡，晋人归之施氏，施氏逆诸河，沉其二子。妇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而亡之，又不能字（慈爱）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就发誓不再做施氏的妻子③。对于屈服权势、毫无人品、禽兽不如的男子，女子有权拒为匹偶。而人品称道者，虽一度沦为罪人，女方家族仍有同意把女妻之的，如孔子曾将其女嫁给"虽在缧■之中"的学生公冶长，又曾为侄女嫁"免于刑戮"的南容主婚④。

另外，当时女子择偶，还有希望男方父母均健在。《国语·鲁语下》云："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谓之不幸。夫妇，学于舅姑也。"舅者，夫之父；姑者，夫之母，这些均是值得称颂的美德。此外，《大戴礼记·本命》有云："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乱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恶疾不取，丧妇长子不取，"大体均属意于男方家世的不缺失。

下面，再来看男子的择偶心理和标准。有同于女子择偶心理者，如指望婚后夫妇能相敬相爱，平安终老。云梦秦简《日书》甲种云："凡娶妻出女之日，冬三月奎、娄吉：以奎，夫爱妻；以娄：妻爱夫"（简6　背壹）；"奎，祠及行，吉，以取妻，女子爱而口臭"，臭为气香之谓；"娄，利祠及行，⑥　《左传》昭公元年。

⑦　《孔子家语》。

①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②　《孟子·离娄下》。

③　《左传》成公十一年。

④　《论语·公冶长》。

百事吉，以取妻，男子爱"；"胃，。。吉，以取妻，妻爱"（分见简82-84）。这里，同视几种星相诹日成婚，可以夫妻生活恩恩爱爱，夫爱妻和妻爱夫，均属于吉，反映了当时男女择偶有共同的对等因素。又如云："春三月季庚辛、夏三月季壬癸、秋三月季甲乙、冬三月季丙丁，此大败日，取妻不终"（简1　背），视四时四个月里的八个十干季日为婚姻忌日，否则娶妻将不能相守偕终，这也与前述女子仰望良人而终身是相同的。是时父母嫁女出门，有叮咛其"往之女（汝）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①，亦以相敬偕老为祝。唯男子的择偶寄望着点，却与女子有所异，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云："占男子望妻，女子吉，夫百事望"（简249），夫百事望，盖指望"寝门之内，妇人治其业焉"②，云梦秦简《日书》甲种也说："宇多于东南，富，女子为正（家政之谓）"（简20　背贰），即妻能善操理家内事，夫得以安心劳力外事。此当是中下层社会平民普遍追求。由于春秋战国世，男性的社会地位大大高于女性，故针对女性的选择挑剔实甚苛刻，择偶标准有生理性的、性行上的、伦理范畴的、占有性质的、宗法意识上的，等等。如符合生理意义的择偶，已确立了男大女小的年龄参数，《礼记·礼运》说："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但这里又伴生着成年男性对年龄娇巧、容姿端丽女子的偏好心态和爱美心理，甚至某种潜意识的占有欲望。《诗》言"有女如玉"、"彼美淑姬，可与晤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正反映了男子的这种择偶追求。孟子直说："好色，人之所欲"，"知好色，则慕少艾"①，《楚辞·少司命》云："怂长剑兮拥幼艾。"少艾即幼艾，是指豆蔻年华的美艳少妇。《招魂》有用"■容修志"、"蛾眉曼■"、"靡颜腻理"、"长发曼■"等辞咏"二八齐容"、"二八侍宿"，二八亦指少艾，这也是楚地美艳青春女子的标准。云梦《日书》甲种云："■衣，丁丑媚人，丁亥灵（福），丁巳安於身"（简26　正贰）；"内居西南，妇不媚於君"（简15　背伍）；所谓媚与不媚，说明男子择偶，有取女子能否具光彩姿色和柔情姣态　得悦于夫。

能择一楚楚动人的美少妇为佳偶，于男子固然理想，但艳福中有时亦内伏祸象，《日书》以媚、福、安身同诹，即有避忌就吉之意。春秋时宋国大司马孔父之妻"美而艳"，岂料在路上被国君戴公之孙华父督碰上，"目逆而送之"，生出邪念，致攻杀孔父而夺取此美妇②。贵族社会如此，则平民家庭择偶尚美更难有安日。以女色而误国误身的事在当时实不鲜见。如鲁国"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闻之，好内，女死之（女色致死），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恶其以好内闻也"，规定其妻要"无瘠色，无洵涕，无■膺，无忧容，有降服，无加服，从礼而静"，免得造成死于女色的外象。这位母亲还把哭亡儿的时间放在夜间，把哭已故丈夫的　时间放在早晨①。《礼记·坊记》中也说："寡妇不夜哭。"《战国策·韩策》记颜率见韩相公仲，公仲不见，后因听到斥他"好内"，乃遽起见之。凡此均表明了社会舆论对"好色"的有所排诋。齐国晏子之妻"老且恶（丑）"，景公"有女少且姣"，

①　《孟子·滕文公下》。

②　《国语·鲁语下》。

①　《孟子·万章上》。

②　《左传》桓公元、二年。

①　《国语·鲁语下》。

欲以嫁给晏子，遭到晏子婉言拒绝②，可见男子择偶美否，在当时并非是主要标准。

男子择偶而愿为之有室，恐怕主要基于生物学意义的子孙有后观念或伦理、宗法意识上的考虑。《礼记·昏义》即说婚姻目的在于"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这里亦包括了孝养父母，如孟子所说："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③，这于中上层社会通见的复合家庭甚要紧。而平民阶层因"子壮出分"，择偶大都直接属意女子的生育能力。云梦秦简《日书》言"取妻吉，以生子"、"取妻多子"、"宇多于西北之北，绝后"、"井居西北■，必绝后"、"内居西北，毋子"等等，均是这种心态的反映。《礼记·哀公问》云："大婚，万世之嗣也。"《管子·小匡》云："立无后，则民殖矣。"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④。春秋时卫庄公娶齐东宫得臣之妹庄姜，美而无子，就又娶了陈国的厉妫和其娣戴妫⑤。齐桓公有王姬、徐赢、蔡姬三人，皆无子，也再娶了长卫姬、少卫姬、郑姬、葛赢、密姬、宋华子六人，各生子一人⑥。可见关心有后嗣，乃是古代社会男子择偶的普遍心态。

不特唯是，男子择偶还有对女子性格行为上的种种苛求，因婚前难周察，大都徵之婚后生活，故有出妻逐妻之俗。如"齐侯（桓公）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绝之也，蔡人嫁之"①就为荡舟玩乐唬吓了桓公，被逐回娘家，娘家人又把这位蔡姬改嫁了出去。鲁人曾参出妻，理由只是黎蒸不熟②。卫人吴起出妻，仅因织布幅狭不中度③。《吕氏春秋·遇合》说起，一位女子婚后常藏私财于外，被舅姑知之，称"为我妇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另外又有不聘不媒结合而被夫家出逐的，鲁宣公之弟未经聘礼娶妇，宣公夫人穆姜即不承认其为妯娌，待其生下声伯后，就把她逐回了娘家④。男子弃旧爱新，也是常有之事，如有所谓"不思旧姻，求尔新特，成不以富，亦祗以异"⑤，有了新欢，就无所顾忌把结发妻子逐出家门。

对于男子出妻，古代曾归纳成七条："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⑥。但就列国之俗言，却未必都如此。比如，据云梦秦简《日书》甲乙两种，列为"凶"的取妻，有妻悍、妻多舌、妻不到（疑指无妻道，孟子有云："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⑦，如不顺舅姑不敬夫，均无道之谓）、妻善病、喜宫斗、绝后毋子六项，而"吉"的取妻，却有妻贫生子巧、妻不宁生子为吏、妻■生子必有爵三项。可见是②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③　《孟子·万章下》。

④　《孟子·离娄上》。

⑤　《左传》隐公三年。

⑥　《左传》僖公十七年。

①　《左传》僖公三年。

②　《孔子家语》。

③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④　《左传》成公十一年。

⑤　《诗·小雅·我行其野》。

⑥　《大戴礼记·本命》。

⑦　《孟子·滕文公下》。

没有把淫、妒、窃盗当成多大一回事。秦俗淫，在秦简中多有反映（参见本书第二章四节）。史书还载有秦宣太后大言不惭讲述自己的性生活："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她还与魏丑夫私通，公然出令要魏子以后为她殉葬①。可知秦社会不太以淫为耻。既然崇淫，妒就失却了社会根基。至于窃盗，在世之走利社会，更难成为出妻理由。

倒是东方地区的鲁、齐等国，比较注意对妇淫的抵制，已粗粗有了些贞节观念的萌生。《国语·鲁语下》有规戒"妇不淫"之言。《管子·五辅》云："为人妻者劝勉以贞。"卫国太子共伯死后，其妻共姜不顾父母之愿，誓不再嫁②。楚文王灭息国，掳息侯夫人息妫归，虽后为楚子生了二子，却始终沉默寡言，问她为什么，他说："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③赵襄子以其姊为代王妻，当她得知代王被襄子击杀于酒宴上后，用"摩笄以自刺"殉夫④。说明矢忠于爱情的贞节观念对淫风的否定。

不过，当时对于妇人的口舌多言、流长飞短而生造是非，各地区均较一致地作为男子择偶的否决因素。《诗·大雅·瞻■》即有云："妇有长舌，维厉之阶"，可见厌恶于此由来已久。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秦简《日书》亦有云："口舌者，□非为头。。。"其实，这岂止对妇，对男人也同样见斥。孔子说："■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⑤，"恶利口之复邦家"⑥。"巧言如簧，颜之厚矣"，不祗可耻，令人憎恶，且易"乱之又生"⑦，徒起无数事端。唯古代家庭，男子务外，妻子理内，若妻多舌而喜拨弄是非，则家内上下、亲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难有安稳，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样的个体家庭则很难周旋得过来，这恐怕就是男子择偶，要求其女不多舌的原因所在。

总之，开放社会的春秋战国世，男女择偶观念出现了若干共同性的对等因素，讲究现实主义的婚姻家庭观，使择偶心理和择偶标准紧紧适应着时代变革的大潮，其灵活的应变性和对男女择偶自由持一定程度的宽松，一方面撼摇着传统的家族本位包办婚，同时也以其一些合理成分呈现出人文主义的进步色彩。但由于在等级社会的当时，男性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故婚姻习俗中的男权意识，复又使开放意义的择偶观带进了大量针对女性的歧视取向，排斥着那些本就微弱的对等因素。就妇女的社会地位来说，尽管在那种开放社会，也仍处于压抑封闭的循环状态。

（三）婚姻禁忌在风云际变的春秋战国时期，传统婚制正处于以整易乱、由宽而严、自繁返约的阶段。一方面是择偶社会面的开放扩大，另又是近亲间通婚的排斥缩小，至确立起种种既重视人伦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且赋予功利价值观的婚姻禁忌。

①　《战国策·韩策》、《秦策》。

②　《诗·鄘风·柏舟》，毛诗序。

③　《左传》庄公十四年。

④　《战国策·燕策》。

⑤　《论语·公冶长》。

⑥　《论语·阳货》。

⑦　《诗·小雅·巧言》。

禁止亲属间的择偶通婚，在人类学上称做乱伦禁忌①。如《礼记·曲礼上》有把"父子聚■"违反常伦的母子通婚，斥为"禽兽无礼"。春秋时卫宣公卒，庶子公子顽与宣公夫人宣姜私通，卫人疾之，作诗谴责，有"言之丑"、"言之辱"之语②。可知，是时人们还把排斥血缘关系上的母子通婚，进而推约到凡为生母或庶母，子辈即不能与之通婚。

另外，同胞兄妹间婚配的禁止也更加严厉。据《礼记·内则》说，为了防范兄妹间发生不轨行为，七岁伊始，便应"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小女十岁便应轻易不出门，"执麻■，治丝茧，织■组■，学女事"，即所谓"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以正男女之别。甚至姊妹嫁后回门省亲，"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①。如春秋时齐襄公与同父异母妹文姜屡屡私通，史笔以"奸"谪责②，世人又讽为"雄狐绥绥"的兽行相刺③。

除母子不婚、兄妹不婚的禁忌外，还有一种姻亲间的姑舅表婚，即姑母的子女与舅父的子女间的近亲婚配，也因其种种弊病，而开始引起人们的反感，产生了一些心理障碍，乃出现不娶母党之说。如春秋时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叔向母却要他娶舅家女（母党），叔向回答说："吾母多而庶鲜，吾惩舅氏矣"，言自己庶母多而庶兄弟少，有■于舅家女不生育，故不欲娶母党④。可见姑舅表婚在当时已不是一种制度化的婚姻方式，多半出自家族或当事者的意愿而便宜为之，具有稳固联姻的明显特征，然在生理和心理因素方面，却开始遭到时俗的非议⑤。

当时婚姻禁忌范围最通泛的原则应数"同姓不婚"。如《礼记·坊记》云："取妻不取同姓"。《管子·君臣下》云："国君聘妻于异姓。"这里所谓同姓、异姓的姓，据杨希枚先生研究，系指姓族，是同出一祖的包括若干宗族及各宗若干家族的单系（父系或母系）外婚亲族集团①。换言之，姓或姓族，乃是一种实体性的有具体社会功能属性的血缘亲族组织标志，姓世代不变，具备一定社会身分的人均有姓。据说早先曾有过"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②，但姓实因生而得，并非经命赐手续取得，故"赐姓"只是天子对受赐贵族固有姓给予政治上的承认。与姓同属的"氏"，意义有别于姓，氏得自世功官邑，氏名来源多样，有以世官、世邑为氏，有以谥为氏，有以居地为氏，有以社会身分为氏，氏名可以改变，父子兄弟不必同氏，一人可兼有数个氏名。如晋国的士会，以其世官"士"为氏，又以采邑"范"、"随"为氏而称为范会、随会，其家族徙居秦地，则又改称刘氏。可知氏是指某一姓族所统治的同姓、异姓和与统治者无亲系的庶民所组成的

①　参见李衡眉：《中国古代婚姻史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　页。②　《诗·鄘风·墙有茨》。

①　《礼记·曲礼上》。

②　《左传》庄公二年。

③　《诗·齐风·南山》。

④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⑤　参见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3-71　页。

①　杨希枚：《再论先秦姓族和氏族》，《中国史研究》1993年1　期。

②　《左传》隐公八年。

大小政治区域性集团③。由此看来，氏的核心表现形式为家族标志，然组织形式却往往为非单纯血缘组织的政治地域性共同体，与所谓宗法制度有内在关系，按照宗法的分宗别族发展趋势，氏名也就有增无减。但至春秋战国之交，宗法制度面临崩塌，新兴贵族阶级不再凭借血缘关系，也毋需宗法制度，姓、氏合一便自然产生，形成新的姓氏制，其特征在于姓即氏，氏即姓，义皆指家族名号，凡同一家族成员皆用同一固定姓，世代不变④。孟子云："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⑤。礼制上的避讳，只避所讳者的名，不避其姓，这里说的姓，其实也包括了由过去的氏转化而成的姓。事实上，春秋时的姓数量甚有限，见于《左传》的，不过为姬、姜、姒、嬴、■、姚、■、子、■、偃、隗、曹、任、祁、己、风、归等二十余姓。氏的数量极多，难以备述。从社会学意义言，氏是姓的分支，在姓、氏两级制形态下，两者均以外婚制为正常属性。由于"同姓不婚"原则在于禁止父系宗亲间通婚，故当时姓氏制度的社会实际应用方式，通常是男子称氏不称姓，贵族女子称姓而不称氏，称氏为表明身分所出，称姓则意在确定婚姻禁忌范围。如对于有氏男子的称名，一般形式是氏加名或字，名者生而名之，字者冠礼成人时命名，名与字意义相系；也可氏加排行伯（孟）、仲、叔、季之类；也可氏加爵称或后再加名、字；也可氏加谥加爵称或排行；还有职官加氏加名或字、职官加氏加爵称再加名等等。贵族女子不论出嫁与否，称名均"系姓"，嫁后仍保留父家姓，但氏名则嫁前与父同氏，嫁后与夫同氏；如"宣姜"，是夫氏加女姓；"许叔姬可母"，为夫氏加排行加姓加字；"虢孟姬良母"，则为父氏加排行加姓加字，同姓女子共事一夫，或以大、小、长、少区别字加之，如"长卫姬"、"少卫姬"之类；另又有加美称"子"若"子仲姜"，或加谥若"文姜"、"懿恭孟姬"之类等等①。据《礼记·大传》云："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名著而男女有别"。男子称氏不称姓，盖因从宗合族，称氏即身分自明；女子系姓，是在确准父系宗亲基础上"治际会"，即正婚姻交接会合。显然，"姓"、"氏"两级制的操作系统，紧紧适应着父系宗亲间"同姓不婚"的禁约。

春秋以前，姓并非是全民性的，只有一定身分背景的人才有姓，若是"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①者，当然也就亡其姓。若要买身分卑贱的无姓女子为妾，又不致犯同姓婚的嫌疑，有时只能取决于占卜，故《礼记·曲礼上》云："取妻不取同姓，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不过，也应指出，同姓不婚虽是春秋时贵族婚姻择偶的重要原则，但在实际生活中并未得到完全恪守，同姓通婚时或有之，以姬姓集团例之，如吴诸樊娶晋女，蔡昭侯娶吴叔姬，鲁昭公娶吴孟姬，晋献公娶狐姬、骊姬，晋羊舌职娶羊舌姬等，均是。唯对此的非议亦时有之，如晋平公配偶有同姓四姬，郑子产即指责其违背了"内官（国君之配）不及同姓"，并引《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更况且"男女辨姓，礼之大司"，岂可不慎。这指责同时又得到了③　同见前引杨希枚文。

④　参见马雍：《中国姓氏制度的沿革》，《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⑤　《孟子·尽心下》。

①　李学勤：《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1年5　期。

①　《国语·周语下》。

晋大夫叔向的认肯②。然则，据《志》为说，表明"同姓不婚"在当时已有成文礼规，恐不能用例外现象否定此主流。

战国时，随着姓、氏的合一，非单纯血缘的地域性集团"氏"组织中的非亲系庶民，亦因氏向姓的转化而有了其姓，姓渐向全民性扩展。《吕氏春秋·上农》云："苟非同姓，农不出御"，高诱注："异姓之女不出闾邑而嫁也"。可见，到战国晚期，中下层平民持有其姓已相当普遍，而"同姓不婚"在民间也同样有了相当的常俗制约力。《战国策·秦策》说："卖仆妾售乎闾巷者，良仆妾也"，这似亦暗示，仆妾具姓，不必再如春秋时买妾不知其姓，只能听凭占卜决之。

"同姓不婚"禁忌的推行理由，那时有种种说法。如有优生说，"男女同姓，其生不繁"①，"同姓不婚，惧不殖也"②。有慎礼防淫说，前述晋平公娶四姬，郑子产即有"男女辨姓，礼之大司"，的说辞，秦良医和亦用"淫溺惑乱"之辞非之。有畏乱灾说，"取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③。有附远厚别说，"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④。彼时彼地，各有专注，就事论事，自执其端。诸说均有一定道理，唯强调重点不同而已。严格说来，同姓婚有属之血缘关系十分亲近者，如五服之内父系宗亲间的近亲通婚，针对此的"同姓不婚"禁忌，优生说和慎礼防淫说或笼统模糊的畏乱灾说，可说是合乎伦理观和生理学的经验谈。但若整约为同姓"百世婚姻不通"⑤，则血缘关系至疏，倘若再总括入由氏转化为姓的那批非亲系成分，也就更谈不上有何血统关系，如此的禁忌只能算做是囿于心理意识偏见的陋习，唯于重视人伦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附远厚别，以实际功利目的为导向，却是很有利的。正因为这种婚姻禁忌有精华和糟粕的两重性，故常招致执行中的软弱无力。

除上述四种带有伦常性质的婚姻禁忌外，又有一种"翁媳不婚"的禁忌，也可纳入其列。如春秋时卫宣公为庶子急子娶妻于齐，见齐女貌美就自己娶了她，⑥国人恶之，《诗·邶风》的《匏有苦叶》、《新台》等篇，都是讽刺这件翁媳婚的丑闻。楚平王为太子建娶秦女嬴氏，旋亦私好而自纳，遭到楚大夫伍奢"君一过多矣"的谏责⑦。可见，即使是名义上的翁媳婚，也为常俗所否定。

此外，还有一种重政治功利目的的"诸侯不内娶"禁忌，性质接近"同姓不婚"理由中的"附远厚别"联姻，大凡贵显阶层的政治婚姻，或列国抗衡中出现的婚姻外交，与此亦有内在的联系。如《春秋经》僖公二十五年披揭"宋杀其大夫"而不名，《公羊传》即从违忌犯禁角度解释说："何以不名？宋三世无大夫，三世内娶也。"何休直说其政治弊病云："宋以内娶故，公族以弱，妃党益强，威权下流，政分三门，卒生篡弑，亲亲出奔。"说明"诸侯不内娶"的婚姻禁忌，只为权衡顾全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维护上层②　《左传》昭公元年。

①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②　《国语·晋语》。

③　《国语·晋语》。

④　《礼记·郊特牲》。

⑤　《礼记·大传》。

⑥　《左传》桓公十六年。

⑦　《左传》昭公十九、二十年。

权贵的身分尊严，而就社会学意义言，则并无过大积极性的价值。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通婚择偶范围的母子不婚、兄妹不婚、不娶母党、同姓不婚、翁媳不婚、诸侯不内娶等种种禁忌，是以家族形态下的外婚制为正常属性，撇过其历史的糟粕成分，不难看出其整体要素，在于全面确立人伦关系的新机制，强调男女之防和父系宗亲间同行辈或不同行辈的不能相婚，对与姻亲的姑舅表近亲通婚也开始有所抵制，合乎礼规的乱伦禁忌被有意识提到时代高度，大大丰富了遗传优生的内容。在排斥近亲婚配而转使择偶取向朝大社会拓开，毫无疑问，这对人群组合和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克服地域、种族、阶层的差异，促进婚制的一致性，其积极意义应予充分评估。（四）婚制婚俗春秋战国时婚制，以一夫一妻制为主，而辅以妾制，即同时又存在着一夫一妻多妾制或一夫多妻制。居处原则为从夫方居，夫妻双方常与夫方长辈同居分室，至战国时因官方提倡立户分居，又出现了许多由夫妻双方单独组成的小型化个体家庭。

在从夫方居的家庭，长辈有相当高的权威，父被称为"至尊"，母被称为"私尊"①，"父者，家之隆也"②，父母对儿对媳均拥有很大的处置权和支配权，而母的地位又低于父。在夫妻单独组成的家庭，也通常是"男女之别，男尊女卑"③，男为家主，妻处于从属地位，"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④。总之，面对父权和夫权，妇人常处于屈从地位。《礼记·郊特牲》云："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可见其地位的低下。为了维持婚姻家庭的正常生活秩序，习俗相约而有"男不言内，女不言外"⑤，这意味着尽管妇女难直接参加社会活动，但有可能成为一家的主妇，掌握家政的相对独立处分权，地位又起变化。云梦秦简《日书》甲种说的"富，女子为正"，大概就指这类情况。

须指出，在古代实际生活中，人文意识未必一概要制造男尊女卑的冲突，若老是紧箍于对立状态，则生活的正常运作难以想象。春秋时晏子即是把夫妻的和谐视为理想的婚姻家庭，他说："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⑥，这里并没有单方面要求于妻，夫与妻，姑（公婆）与妇（儿媳），为对等的统一体，也就一定程度缓和了男尊女卑的社会习惯偏向。秦简《日书》甲种以"男子爱"、"妻爱"为"吉"，伉俪情笃，夫妻相爱，正是正常婚姻家庭的理想境界。战国时"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①这对夫妻，把家祉无事故，能有百束布的蓄积，作为共同的祈祷愿望，妻又巧相戏谑其夫：多积了，你会买个妾吧。可见夫妻家庭关系是很融洽的。不能认为上古婚姻家庭内，只有丈夫对妻子的支配或奴役，乃至体现男性对女性的独占性同居权，只有妻屈从于夫下的明暗对立关系，只有礼约而没有情爱，

①　《仪礼·丧服传》。

②　《荀子·致士》。

③　《晏子春秋·天瑞》。

④　《孟子·滕文公下》。

⑤　《礼记·内则》。

⑥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①　《韩非子·内储说下》。

如此则未免把个芸芸世界简单化、模式化了。

是时又有一种从妻方居的变异婚制，称为赘婚，大概起于女方家族为保证传宗接代的目的，也可视为是对正常男娶女嫁婚配方式的社会调节。如《战国策·齐策》言齐国有女子，"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这里讲的"不嫁"现象，实指女主招婿入门，尤强调了女主的子息祁祁，超过了男娶女嫁的正常婚配家庭。依妇家居的男婿通称之为赘■，其地位是很卑下的。在战国时，赘婚以齐国为最习见。齐稷下学士淳于髡，据说就曾是"齐之赘■"②。又据《汉书·地理志》说，齐地"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今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所谓长女不嫁，即是就赘婚而言。这说明齐地由来已久的长女赘夫之俗，可能本乎早先贵族社会生活惯性运作的一部分，经春秋稍早期的强制性推行，变为一种社会公开的调剂式婚姻形式。地处西偏的秦国似亦有类似的情况，汉代贾谊言战国秦商鞅变法，"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家贫子壮则出赘"③，持论虽有失公允，仍可窥见秦地赘婚的不乏见。然则出赘男子大都为家贫子，以身为质于女家，地位几同于奴仆，故遭世俗所鄙视。

其实，赘婚现象在各地并不乏见。云梦秦简《为吏之道》末尾附抄两条魏国法律，一条出自《魏户律》，言对于"赘■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三世之后，欲仕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虑（闾）赘■某叟之乃孙"。赘■与后父为同一类人，唯后父专指招赘于有子寡妇的男子，他们身分低贱，不能立为户主，不分给田地房屋，三代之后，子孙才准许做官，但户籍薄上仍须注明是某已故赘■的曾孙。另一条出自《魏奔命律》，言"赘■后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家屋"，对于他们"遣从军"，将军不必怜惜之，犒赏时，亦只须"赐之参饭而勿予■"，只给三分之一斗饭，不必给肉吃。可见赘■的社会待遇是十分菲薄的。这两条魏国法律被战国末秦国在楚地的官吏抄录参考，当然亦表明赘婚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

可注意者，春秋中期以前，贵族社会中曾有过一种父辈死后，其子侄可娶所遗妻妾的收继婚现象，称做"■"、"报"，以后则基本不见①。"■"载见《左传》者共五事：一、桓公十六年，"卫宣公■于夷姜，生急子。"宣公为卫庄公子；夷姜是庄公次妃，宣公庶母。

二、庄公二十八年，"晋献公娶于贾，无子，■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齐姜为晋献公父武公妾。

三、闵公二年，"初，（卫）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昭②　《史记·滑稽列传》。

③　《汉书·贾谊传》。

①　参见顾颉刚：《由"烝"、"报"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上、下），《文史》14、15　辑，1982年。又彭邦本：《论春秋时代的烝报》，《民族论丛·先秦民族史专集》，1982年。又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第72-75　页。

伯即卫宣公庶子公子顽，宣姜为宣公夫人。

四、僖公十五年，"晋侯（惠公）■于贾君。"贾君为惠公父晋献公夫人，惠公嫡母；一说晋献公次妃。

五、成公二年，楚连尹襄老死，其子黑要■襄老妾夏姬。

旧说"上淫曰■"，但从上举诸事看，■并无贬义，如昭伯本人员不欲与宣姜■，宣姜母家的齐人却仍"强之"使■，可见■不全是男子好色贪淫，在当时被视为合法而自在情理中事，成为某种公认的社会婚姻行为规范。■一般都限于子与庶母、后母或嫡母间，但均非子的生母，实是一种"妻后母"现象。■后大都有子女出生，凡不言生子者，通常有特殊原因，如贾君可能无生育能力，夏姬则■后不久即被楚庄王遣返郑国。是知■带有异辈婚的转房性质，目的一则在于立宗生子，再就是为了保持男女双方家族间的婚姻关系，但这毕竟表现出相当的原始落后性，于当事者本人亦每易生心理上的障碍，故渐渐被社会所淘汰。

"报"载见《左传》仅一事：宣公三年，"（郑）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妫，生子华、子臧。"郑子为文公的叔父。

旧说"淫季父之妻曰报"，亦失原初意。报乃是与旁系长辈宗亲的配偶通婚，属于"妻叔母"性质的异辈婚，其特点和意义是与"■"相类近的。总之，■、报的收继婚俗，贯穿有一条基本原则，即不能收继生母及其同胞姊妹以及嫡祖母。

除此之外，当时还有三种异辈婚：①一种为宗亲间的与■媳婚，如晋文公娶■（惠公之子）怀公子圉之妻怀嬴（即文公甥女）为妻②。第二种为姻亲间的与甥女的从表婚，如晋文公妻季隗与赵衰妻叔隗是姐妹，文公将女儿赵姬又嫁与赵衰①，此为与姨甥女婚；季平子之姑生宋元夫人，季平子又娶宋元夫人之女②，此为与表外甥女婚。第三种是与妻■婚，如齐灵公娶鲁颜懿姬，其妻的■女随嫁而生子为太子③。另外又有叔接嫂的平辈婚，即兄长死后，其弟可接娶兄长妻为配偶，如邾娄君颜公诛死，弟叔术立，遂以颜公妻为夫人④，这也是一种与宗亲配偶的婚姻。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贵族阶层中存在的与宗亲配偶的婚姻，如表现为异辈间的■、报收继婚，与■媳婚，以及与异辈姻亲的婚姻，如与甥女婚，与妻■婚，大致适应着传统宗法社会男子对妇女所拥有的处置权和支配权体制，但面临宗法社会瓦解土崩的尾声，这类婚姻内在的原始性和落后性，也就很难再为社会所接纳，其伦理上的障碍也是积重愈高，这类形形式式的婚制婚俗鲜见于战国时期而为社会所淘汰，实乃时代进步之使然。至如平辈间与宗亲配偶婚姻的叔接嫂婚，以及调节正常男娶女嫁婚配方式的赘婚，由于在伦理上具有"缘情因礼"的意义，在社会规范上能协调部分人群各安其位，取得某社会层面的和谐，在择偶心理上亦未与近亲婚配的禁忌相抵触，在社

①　参见前引谢维扬书，第75　页。

②　《国语·晋语》。

①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③　《左传》襄公十九年。

④　《公羊传》昭公三十一年。

会经济关系上能多少起到和寡合独的作用，故为世俗社会所常容。这两者自春秋至战国，无疑也起着补充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偶制的社会作用。

（五）多偶婚和生子观念春秋战国时期一夫多妻现象在社会各层面泛滥，配偶数目上下不一，无有限控，生子观念亦与此有内在呼应。

最高层次的天子配偶，据《礼记·曲礼下》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其具体数目，《昏义》有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合计则达百二十位。但《公羊传》成公十年何休注另有一说，谓"唯天子娶十二女"，两数相差悬殊，后者恰少九倍数。恐怕周天子的多偶，当初未必会有定数，然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配偶当分嫡庶，嫡妻称后，一位而已。降自春秋，天子地位式微，配偶数自似不会有多少，很可能连诸侯都及不上。

诸侯的配偶，《公羊传》庄公十九年云："诸侯壹聘九女"，又云："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娣从。"即娶一夫人，媵两位，又各陪嫁■、娣两人，合为九女。今考春秋时诸侯的配偶确有达九女者，然未必是作为夫人和媵的■（侄女）、娣（妹妹）而一次娶入的，如《左传》文公六年言晋文妻"辰嬴贱，班在九人"，即位次第九，其余八人，正妻文嬴，次■姑、季■、杜祁、齐姜，唯秦女三人为娶文嬴、媵辰嬴时同时纳入，合计九女。又如《左传》僖公十七年记齐桓公有妻九人，先娶王姬、徐嬴、蔡姬三人，皆无子，后再相继娶了长卫姬、少卫姬、郑姬、葛嬴、密姬、宋华子六人，皆有子。也有少于九位的，如晋献公有骊姬、贾姬、狐姬、卓子同姓四姬和齐姜、小戎子异姓二女。不过媵■娣从嫁是实有其制的，如宋共公娶鲁国伯姬，卫、晋、齐三国先后来媵①。凡诸侯娶嫁，有同姓媵，亦有异姓媵。如《孟姬簋》云："鲁伯大父作孟姬、姜媵簋"，姜姓女为孟姬之媵。《叔姬■》云："曾侯作叔姬、邛■媵器"，邛■为叔姬之媵。《许子妆■》：云"用媵孟姜、秦嬴"，也是异姓媵。从媵人数最多者恐怕要数秦穆公嫁其女于晋公子重耳（即晋文公），据说"从衣文之媵七十人"①诸侯配偶的名分，《曲礼下》有云："诸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夫人为正妻，或又称小君。其余为庶妻，统称为妾，又有诸子、嬖人、嫔嫱、御、孺子等分称②。至战国时，诸侯的配偶数更远逾前代。如齐威王除正夫人外，"中有十孺子皆贵於王"③。孟子曾形容有的诸侯，"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④。

诸侯如此众多的配偶，则难免不生宠恶构罪、争风妒斗、子嗣易树等种种造端。楚灵王得新美人，夫人郑袖妒之，设计陷害，私教美人"王甚喜人之掩口"，美人照此做去，郑袖又对灵王说是美人嫌王口臭，王怒而劓美人⑤。中山国阴姬与江姬争为后，阴姬利用赵王好色请她激怒中山王，得以立为后⑥。楚成王多宠妾而未立太子，令尹子上有"多爱，黜乃乱"之谏⑦。为防微

①　《左传》成公八年、九年、十年。

①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②　参见前引谢维扬书，第53　页。

③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④　《孟子·尽心下》。

⑤　《韩非子·内储说下》、《战国策·楚策》。

⑥　《战国策·中山策》。

杜渐不生祸乱，故《周记》有"无尊妾而卑妻，无■适子而尊小枝"⑧的成文礼制规定。《礼记·内则》还一本正经安排诸侯房事的"五日之御"，即每夜御二女，五日而遍，具体为■娣两两而御则三日，两媵则四日，次夫人专夜则五日。《仪礼·士昏礼》更煞有介事列出男御女媵交换卧席之礼，称"主人说（脱）服于房，媵受；妇说服于室，御受；御衽（卧席）于奥，媵衽良（■）席在东；媵■主人之余，御■妇余"，交接构精之义可见。至于是否真能实施，就难说了。

世卿或大夫的配偶数，如诸侯一样，也是基本无定制的。其婚姻无媵制而有■、娣从嫁现象。如鲁大夫穆伯娶莒国戴己，即有女娣声已从嫁①。配偶亦有正庶之分，正妻称妻、夫人、内子，庶妻称妾、妃、嬖妾、孺子、■。卿大夫一般为一妻二妾，如《内则》云："妻不在，妾御莫敢当夕"，疏谓"大夫一妻二妾，则三日御■"。但过数者不乏见，秦华阳夫人弟阳泉君"美人充后庭"②，是知不在小数；齐孟尝君有"后宫十妃"③。尽管礼文规定妻尊妾卑，然争宠谮谗仍时有发生。如楚庄王弟春申君，有爱妾名余，十分阴骘，为了谋害正妻甲及其子，故意自伤己身，自己撕裂内衣，再数度向春申君哭诉，声称是正妻和她的儿子所伤害，致使春申君怒杀正妻与子④。

为了避免家政不宁，诸侯及卿大夫阶层有把肃正妻妾地位之别作为重要节仪礼文内容。齐桓、郑文、陈哀都曾因拥有两个以上正妻，被舆论斥为淫乱。春秋中期鲁侯、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及宰周公的"葵丘之会"，特将"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列为盟约内容⑤。鲁哀公以嬖妾为正妻，又立所生庶子荆为大子，遭宗司责为"固无其礼"，国人亦恶之⑥。楚国司马子期"欲以妾为内子"，也遭到反对⑦。可知当时上层社会的一妻多妾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排除以妾为妻，以稳定家政，不生变乱。

在中下层社会，士和庶民的多妻现象并不少见，妻也分正庶，正妻称妻，庶妻称妾、仆妾、室妇，有时两者或统称妻、统称妾而不别。庶民的纳妾，尤以士阶层中那部分下降为庶民的人居多。士的配偶数，常见的是一妻一妾。《内则》有云："士一妻一妾，则二日御遍。"齐国学士邹忌，曾窥镜问其妻："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复又问其妾，两人皆言："徐公何能及君"①。杨朱过宋东郊遇逆旅之父，"有妾二人，其恶者贵，美者贱"②，妾分贵贱，似正妻庶妾之属而统称妾。雒阳乘轩里苏秦的邻家，丈夫在外为吏，妻与人私通，怕被丈夫知道，设药酒欲害归家的丈夫，其妾奉■进酒时故意跌跤弃⑦　《左传》文公元年。

⑧　《韩非子·说疑》。

①　《左传》文公七年。

②　《战国策·秦策》。

③　《战国策·齐策》。

④　《韩非子·奸劫弑臣》。

⑤　《谷梁传》僖公九年。《孟子·告子下》。

⑥　《左传》哀公二十四年。

⑦　《国语·楚语上》。

①　《战国策·齐策》。

②　《韩非子·说林上》。

酒，救主人而存主母③。凡此均反映了士阶层中拥有一妻一妾者的社会生活细貌。

至于庶民中的纳妾，前述卫人有夫妻俩因贫穷而祷祝能得百束布，妻又戏谑丈夫会否因之买妾，可知经济条件好者亦有娶妾之举。《战国策·秦策》云："卖仆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仆妾也。"说明庶民娶妾的一个途径是通过买，这也决定了妾的地位必然十分低下。云梦秦简《日书》有云："取妻必二人"，足反映庶民中的求妻妾心态。《孟子·离娄下》记"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当得知其夫向祭墓者乞余食，两人恨不能仰望丈夫而终身有倚靠，乃相泣于中庭。《战国策·燕策》言"匹夫徒步之士，不制于妻妾"。这类有妻有妾者，则大体均是士降为庶民者。

由于士或庶民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常起落无定，其婚姻家庭也是相当不稳定的。"天饥岁荒，嫁妻卖子"④者有之，"取妇及入畜生，唯利以分异"①者有之，"送其妻适私家"为娼妇者有之②，"妻私有通于士"而室妇（妾）作掩饰者有之③，强徒"取人妾"或"夺妻"、"伤其妾"④者有之，"女子甲为人妻去亡"或"女子甲去夫亡"⑤即妻妾抛开丈夫亡走者有之。另外，又有"家贫，无以妻之"⑥者。是时民间社会的夫妇不祗有"唯利以分异"，解除婚姻的离异原因尚有出于某种观念形态者，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门忌》就有云："聚易所室，妻不去必为寡。"但可注意者，当时社会对于离异或被休女子的改嫁和已寡妻妾的再嫁，并不怎么忌讳。《战国策·秦策》云："出妇嫁于乡里者，善妇也"，是言前者。《礼记·檀弓》云："伯鱼死，其妻嫁于卫"，是言后者。《秦策》谈及"楚人有两妻者，人挑其长者，长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许之"，后其丈夫死，这位曾调戏人家长妻少妾的男子却愿意娶长者，怕娶少者后，她再去许报别的男人。说明平民社会对于妻妾的娶入，不太在乎其是否已婚离异、被休或为寡妇，似更注重其言行的自尊自重，注重于新组成婚姻家庭能否安稳存立于社会。

如果说上层社会的一夫多偶制是始终泛滥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普遍现象，妻妾人数的多寡情形愈到后期愈趋严重，以至卿大夫有过奢于国君者，渐脱却早先按阶第品位高低拥有妻妾数，而唯据权势显赫、实力大小再无限控，那么若转就平民社会看，士与庶民中的多妻现象主要出现于战国以降，其妻妾数通常为一夫二三偶。贵族的多偶婚，妻妾虽众，婚姻的固定性仍明显难移，强调"自卑别于尊"，明于正妻庶妾之分，承于传统宗法上的原因，以尊妻卑妾和"毋易树子"为要素，淡化庶出子嗣的地位，礼防于宗室内乱，稳定于家政秩序，从而保证父系世系的延续。平民的一夫多偶，实不成其为制度，有妻妾者毕竟不普遍，包括一夫一妻家庭在内，婚姻的稳定性都往往会受到社会动荡的种种摆摇，像"娶妻不终"、"唯利分异"、"人夺其室"③　《战国策·燕策》。

④　《韩非子·六反》。

①　云梦秦简《日书》甲种。

②　《列子·说符》。

③　《韩非子·内储说下》。

④　包山楚简《疋狱》简89、97、83。

⑤　云梦秦简《法律答问》。

⑥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等内部外部不稳定因素，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再者，贵族家庭那种"毋易树子"礼规，对平民多偶婚家庭来说，也无多大影响，如云梦秦简《日书》乙种云："取妻必二，生子为正（官长）"，这里并没有强调子嗣的嫡出庶出，只是统寄望于子嗣有个好前程。

不过，平民社会的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与贵族的多偶制，也有若干共性，即重视有子的观念和"重男轻女"的生育心态。如《诗·小雅·斯干》记贵族社会的重生男、贱生女，待遇对比鲜明，其云：原诗　译文乃生男子，　若是生下男孩子，载寝之床，　给他安个小睡床，载衣之裳，　给他穿衣又配裳，载弄之璋，　给他玩弄玉礼璋，其泣■■，　听他哭声多洪亮，朱芾斯皇，　将来服饰定煌煌，室家君王。　有家有室又为王。

乃生女子，　倘若生个小女孩，载寝之地，　给她铺席地下睡，载衣之褐，　给她裹上小衣褓，载弄之瓦；　给她玩耍陶瓦锤；无非无仪，　柔顺慎修讲仪态，唯酒食是议，　料理妇事酒饭备，无父母诒罹。　别给父母添累赘。

可见，睡、衣、玩具等等，贵族家的男女小孩，自出世下来就不一样，后"弄璋"竟成生男的喜称，"弄瓦"成为生女的贱称。平民社会同样也重生男，而贱生女，云梦秦简《日书》即有云："生子男吉，女必出于邦"，"甲寅之旬不可取妻，毋子，虽有毋男"，正是这种观念形态的反映。

当然，平民家的生子观念，直以世俗的功利意识见重，与贵族阶层生子为"上以事家庙，下以继后世"①，有明显区别。前者在云梦秦简《日书》有较系统揭示，就简文内容看，平民家对生子的期望，大凡有以下几端：一是关心生育质量，指望孩子长大孔武有力。如云："壬辰生子，武而好衣剑"，"丙寅生子，武以圣"。对于"生子，腰不直"、"生子目■"、生子"兔唇"、生子"焦■居■（肚胀）"、"生子贫而疾"等先天或后天残疾现象，则是相当忌的。

二是希望孩子长大后能掌握生计技巧，孝养父母。如云："丁亥生子，攻巧，孝"、"乙丑生子，武以攻，孝"、"丁亥生，孝"等。而怕"生子去父母南"、"生子去其邦北"，远离父母及家园。

三是冀望孩子长大后能生活富裕，有个安乐的小家庭。如云："生子富"、"生子谷有商"、"生子谷而富"、"生子谷好乐"、"生子好家室"等。所患的是"生贫毋终"、"生子贫"。

四是望子贵而有爵，能为人上人。如云："生子必有爵"、"生子为邑桀（杰）"、"生子为吏"、"生子为大吏"、"生子为正（官长）"、"生子，女为贾，男好衣佩而贵"、"生子肉食（指进入肉食的贵族阶层）"。

①　《礼记·昏义》。

最怕的，是"生子少孤，衣污"、"生子丑，必为人臣妾"、"生子老为人笞，数诣风雨"，总盼望生子不至于"在足下者贱"，沦为人下人。

应注意者，这批《日书》兼记有秦楚月名、记时对照，故推知以上的平民社会生子观念，不限于秦人所特有，在战国晚期的中下层社会当有普遍意义。这与上层社会贵族阶级的"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的子嗣观，可谓截然不同。

七、服饰风俗（一）服以旌礼和服饰俗尚服饰者，指人体衣著包括头上发式、冠帽、身衣、足履兼及人体装饰品而言。

服饰的实用功能，概可归为避寒暑、蔽形体、增美饰、遮羞耻、表仪态等几个方面。服饰乃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不唯在直观上展示相应时代人们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能力，而且又涵蕴着群体或个性的心态、思想、情感和意识境界。

服饰因地因俗因时而异，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季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服饰款样。如春秋战国时期，衣式早有左衽、右衽的区分，孔子曾将"被发左衽"作为少数落后民族的标志，"衽谓衣衿，衣衿向左，谓之左衽"①，反之，交领右衽则为中原华夏族的固有服饰特征。《战国策·赵策》称："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蜀郡侥外的西南夷，亦以"椎结左衽"为传统服饰要征②。《礼制·王制》归总过"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周边民族，"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好用颜色刻涅头额，卧则足相交；"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北方曰狄，羽毛穴居"，喜用禽鸟羽毛做人体饰品。总之，因中国的幅员广袤，水土相殊，服饰呈现出的地区性、群体性、多样性的多元要素，自古已然，且通常各为人们所习守、传承、互补，乃至有所变异演衍。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地区间交流的频繁，服饰有开放性的一面。但从总体言，其中注入的意识和观念，却常常是自抑和内向的。如战国末秦华阳夫人为楚人，无子，秦异人特地穿楚服投其欢心，被纳为其嗣①。这即是利用了内向的服饰乡土观。《庄子·逍遥游》谈到"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章甫是一种有玉石饰品的高冠，是"殷道"即商代人的冠制。宋人为商裔，一直习用此种冠，但拿到越地去，却不适合当地民性。韩非子也说起，一对鲁人夫妇，夫善织屦，妻善织缟为冠，想徙居越则必穷蹙，因越人喜跣行而不穿履，好披发而不戴冠②。一地的服饰习俗不易在另一地推广，春秋战国时人常对此有感叹，子贡即举例说当初太伯至吴，"端委以治周礼，仲雍治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③。端指玄端之衣，委指委貌之冠，属于周人的衣冠之式；周尺布宽二尺二寸，为衣正幅制不裁剪称之端；委貌冠是以玄缟制之，一称玄冠。把这类黄河中游地区的服饰拿到长江流域东南地区去，不易为当地接受，最后只能因乎常俗，

①　《论语·宪问》，邢昺疏。

②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①　《战国策·秦策》。

②　《韩非子·说林上》。

③　《左传》哀公七年。

便宜由然。战国赵武灵王在国内推行"胡服"，一种衣式为小短袖而衣长齐膝、带钩束腰之服，一度被习惯势力责为"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不循俗，不顾世"①，只是因统治者坚持实行，在政治的促动下，才得以冲破自抑和内向意识，费了多年功夫，始收后效，成为古代服饰史上少有的变革开放之举。但总的说来，"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②，"禁异服"③，"同衣服"④，重共性而限个性发挥，求观念守常而轻款式繁化，是春秋战国时各国统治者安民导俗的通举。

当时，服饰已被纳入礼制和俗尚的重要系列，有所谓"服以旌礼，礼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⑤的制度化。"服"的狭义指服饰，广而泛之包括其他日常生活物品。"服以旌礼"主要有以下方面内容。

一是明贵贱，辨等级，非其人不得服其服。《管子·君臣下》云："旌之以衣服"，旧注："衣服所以表贵贱。"天子及诸侯以华衮博袍大裘鲜冠为服，此等服饰乃是最高权威的象征。《周礼·司裘》称大裘为王"祀天之服"。《司服》称"王之吉服，大裘而冕"。天津艺术博物馆藏一头施双笄而身著■黻大袖宽袍的玉人，⑥就是周代上层权贵的形象。《左传》闵公二年称："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墨子谓："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晋文公大布之衣，■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楚庄王鲜冠组缨，衮衣博袍，以治其国"⑦。《左传》定公三年记"蔡昭侯为两佩与两裘以如楚，献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两裘当也指华贵的大裘。

卿大夫一般以"端委"礼衣、礼帽为朝服。如周景王正卿刘定公曾对晋卿赵孟说："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①。齐相晏平仲也是"端委立于虎门之外（路寝南门外）"②，等待上朝。另如晋卿赵宣子盾"盛服将朝"③；韩厥在■之战中穿戎服，而在晋侯享齐侯时改着朝服为祝④；此等朝服当均指"端委"的礼仪场合服饰。此外，诸侯子在未受爵命前也是着端委，如周襄王使太宰文公为晋侯重耳加冕，"晋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赞之，三命而后即冕服"⑤。孔子有言食荤者"端衣玄裳"，啜粥者"斩衰菅屦杖"⑥。可见身分等次尊卑，据"旌之以衣服"而得其序。

至于士阶层以下，一般以低等裘皮或短衣紧身■为服。《吕氏春秋·观世》记齐人越石父反裘负刍息于途。在正常状态下，当时衣裘都是以毛为表，

①　《战国策·赵策》。

②　《礼记·缁衣》。

③　《礼记·王制》。

④　《周礼·地官·大司徒》。

⑤　《左传》昭公九年。

⑥　范汝森：《商周时代的几件玉雕》，《文物》1959年7　期。

⑦　《墨子·公孟》。

①　《左传》昭公元年。

②　《左传》昭公十年。

③　《左传》宣公二年。

④　《左传》成公四年。

⑤　《国语·周语上》。

⑥　《荀子·哀公》。

但此人负薪时怕损坏其毛，就以皮为表翻着穿。同书还说起，郑国之民有"大狱一衣，小狱襦■"而学讼者⑦，大凡是指短上衣和下身■为一袭。宋国平民之衣有"纺缁"（缁色纺帛）和"禅缁"（麻葛制缁色衣）之类⑧。当时楚国服制与中原有所不同，但大体亦以衣幅的宽紧为服饰等级区别的要素。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漆瑟上彩绘，有贵族、巫师、舞人、猎户几种人。贵族均裘衣博袖，或戴高平顶束腰冠，或戴前二角而后垂扁形鹊尾冠，或戴上据一鸟而后有披冠。巫师大衣博袖，冠前如双角，后曳一鹊尾长披；舞人长袖，猎户一律短衣紧身■，这两类人的帽均作尖锥式①。可知地域性的服饰差异尽管存在，"服以旌礼"的时尚款式却有相同点。

春秋以来服饰的违礼现象多有发生，然常会遭到制裁。如郑国的嬖大夫驷秦富而侈，弄得一套卿的车服，常摆陈在庭中炫耀，郑人恶其僭滥而杀之②。卫国孔文子的家奴浑良夫倚仗权势，一度服冕乘轩，与大夫同，后被太子数以"紫衣狐裘、袒裘、不释剑而食"三罪杀之③。楚子玉私自在冠上饰"琼弁玉缨"，人知其将得祸，后果被杀④。郑子华弟子臧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派人杀之⑤。是知当时的"服以旌礼"，是有一定的刑律作保证的。

二是正服色。《礼记·玉藻》云："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孔疏："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黄是也"，列采指有彩色而不贰之正服。是知古人以正色为贵，而视由正色相杂产生的间色为卑。《玉藻》又有云："玄冠朱组缨，天子之冠也。玄冠丹组缨，诸侯之齐冠也。玄冠綦（间色）组缨，士之齐冠也"。"士不衣织（染织品）。无君者（大夫去位者）不贰采。"《荀子·富国》亦云："诸侯玄■衣冕。"《列子·说符》有记杨朱之弟"衣素衣而出"，"衣缁（玄）衣而返"。说明在春秋战国时玄黑和赤两种正色，被尚为吉色，通用作贵族的礼服或朝服之色，至平民世俗社会亦多尚之，而间色则为人们所贱。唯这种"正服色"观念，尚未完全等级规范化，只是总体区分贵贱人群地位高下而已。另外，当时十分看重"衣之纯"，贵一色而贱贰采。晋献公太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偏衣为左右异色，半同献公自己的服色，这本出于勉励之心，却遭到了众臣的非议，认为异色之服，"■奇无常"，又佩金■，"金，寒；■）离"；（当时世俗有以■表诀绝离别，如《荀子·大略》云："绝人以■，反绝以环。"）这种服饰，连"狂夫"都难穿之①。可见，"衣不贰采"是当时"正服色"的重要内容。凡"衣之纯"的吉色服不能用于凶事，"羔裘玄冠不以吊"②，黑色羊裘和黑色礼冠均不可穿戴着去吊丧。

此外，正色中的白色以及有一些间色，颇遭人反感。如齐庄公时有士名⑦　《吕氏春秋·离谓》。

⑧　《吕氏春秋·淫辞》。

①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版，第20-21　页。②　《左传》哀公五年。

③　《左传》哀公十五、十七年。

④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⑤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①　《左传》闵公二年。

②　《论语·乡党》。

宾卑聚，"梦有壮子，白缟之冠，丹绩之■（衣领），东（■）布之衣，新素履"，令他醒寤后"终夜坐不自快"③。时俗又有"君子不以绀■饰，红紫不以为亵服"④，不用绀青色和■色（铁灰色）镶衣边，家常衣服不用浅红和紫色。《论语·阳货》云："恶紫之夺朱"。《孟子·尽心下》云："恶紫，恐其乱朱也"。在人们看来，眼花缭乱的间色，实乃扰乱了正色。不过，这种保守观念同时也在旧礼制的破坏中逐渐受到否定，《玉藻》即有云："玄冠紫■，自鲁桓公始也。朝服之以缟（白色）也，自季康子始也。"

三是"上以为政，下以为俗"⑤，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好而形成某种服饰时尚，即习俗范畴服饰的世态性。这在文献中有较多记述，如"齐王（桓公）好衣紫，齐人皆好也"；①"（齐）灵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②；"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③。"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羊之裘，韦以带剑，入以见于君，出以践于朝"④。"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赵武灵王贝带■■而朝（即胡服），赵国化之"⑤。"（楚）灵王好小腰，楚士约食"⑥。不过，个中紧伴的"谗生谀起"，亦常为识时者讥讽和厌恶。

四是"服以旌礼"，内具不拘执的变异性和务实调节机制。如礼书据实际出发，把天子之服定为九种，祭服六，常服三，王后之服降次定为六种，祭服三，少祭天地、山川、社稷三种祭服，常服三，即示意亲躬养蚕的黄色纬衣、宴礼穿的白色展衣、便闲穿的黑色缘衣。卿大夫则可"朝玄端，夕深衣"⑦。《论语·乡党》还细细数说，"当暑，■■■，必表而出之"，夏季可穿粗细葛布单衣，内衬衣当外露；"亵裘长，短右袂"，上衣下裳居家时，上裘可做得长些，右袖可短些便做事；"寝衣长一身有半"；"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不是朝服祭服，下裳（裙）不必用正幅布做，应适度裁剪；"齐必明衣，布"，斋戒沐浴当有布浴衣。甚至还数说了服饰的质地、款样和颜色搭配："缁衣--羔裘。素衣--■裘（幼鹿皮裘）。黄衣--狐裘"。总之，里外衣服要以正色为基调，间色裘的颜色亦应协调配套，接近而不跳突。另外，前引"衣正色，裳间色"，言上衣应正色，下裳应间色，与此是有内在的变异联系的。对于孩童，《玉藻》云："童子之节也，缁布衣，锦缘，锦绅并纽，锦束发，皆朱锦也"，《曲礼上》云："童子不衣裘裳"。概言之，以朱锦镶衣边，朱锦为纽带，不衣裘裳，乃为柔软宽松，利于孩童生长活动。再如齐景公的鞋履，"黄金之綦，饰以银，连以珠，良玉之■（履头），其长尺"，重得仅能举足，晏子认为："今金玉之③　《吕氏春秋·离俗》。

④　《论语·乡党》。

⑤　《墨子·节葬下》。

①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②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③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④　《墨子·兼爱中》。

⑤　《淮南子·主术训》。

⑥　《战国策·楚策》。

⑦　《礼记·玉藻》。

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①，涉及到服饰的应时性，已颇带有时装意识了。五是规范丧葬礼中的服制（述见下节）。

六是服饰名物典章的标准化和教条化。标准化在于服饰等级的有仪有则有法，是服饰的外部表现形态。教条化在于其表现形态的机械守成和蕴含的墨拘礼规思想内容。如冠，春秋时已有冠法，晋范献子向叔孙求取财货，"使请冠焉，取其冠法，而与之两冠"②。这说明卿大夫之冠是有其制式的。当时人们以带束腰，垂其余以为饰，称做"绅"，《礼记·玉藻》有云："绅长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云："凡侍于君，绅垂足，如履齐。"衣裳的缘饰称为"纯"，纯的颜色不能随意乱来，得视穿者父母在否而为。《曲礼上》有云："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言父母健在，子辈冠和衣的缘饰均不可用素色，若是无亲的孤子，冠衣之缘则均不得用彩色。《礼记·深衣》还进一步规定："具父母、大父母（祖父祖母），衣纯以缋。具父母，衣纯以青。如孤子，衣纯以素"。缋指缘饰上有画文。这种尊上所表现的衣缘色彩，已无声地注入于重视伦理关系的意识境界，然表现内容却被教条化。再如人们好在腰下腹前系一宽长的斧形垂带为饰，称为"■"，《玉藻》规定："■，下广二尺，上广一尺；长三尺，其颈五寸（去上腰下缘宽度各五寸）"，但其质地、颜色、形制则有等级的标准化，"君朱，大夫素，士爵韦（革制）"，形制为"天子直，公侯前后方，大夫前方后挫角，士前后正"，即斧形分方角或棱角形、下圆形、带身内收形等，身分不同，所系亦异，成为象征等级尊卑的特定服饰件，有了专注性的政治意义。这一时期服饰名物典章相当琐碎，由于距今年代较远，许多的已古奥难懂，上举仅点滴而已，而其表现形态的标准化和内蕴思想的教条化，已可得一窥。

七是"服以旌礼"的实践系统和运操约定，在当时社会生活中起有难以低估的作用。举例说，如贵族阶层服饰的降次常被赋予特殊意义。春秋时吴国败越国，"越王（勾践）服犊鼻，着樵头，夫人衣无缘之裳，施左关之襦"，入臣于吴，①是示请罪降服之意。战国时齐魏马陵之战，魏败，"（魏）惠王布冠而拘于鄄"②，亦用以向齐谢罪请求宽有。赵国廉颇袒衣露肉，负荆向蔺相如谢罪，两人卒成刎颈之交③。利用服饰降次的反常举动，开脱人物所处困境和表示特殊情感，在当时每能收到极大后效。

再如社会已视衣冠不整不齐备为耻，衣冠穿戴齐整为知礼。齐桓公饮酒醉，遗其冠，耻之，三日不朝"④。"齐景公纵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乐"，晏子责其仪态失度而"无礼"，使景公色惭，立即更衣改过⑤。其中实乃制衡于社会公认的服饰仪态准则。可注意者，衣冠齐整的耻辱观，古人并未停留于表象，如战国时有客见田骈，"被服中法，进退中度，趋翔闲雅"，然其

①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②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①　《吴越春秋》卷七。

②　《吕氏春秋·不屈》。

③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④　《韩非子·难二》。

⑤　《韩诗外传》卷九第八章。

"辞令逊敏"，徒有外表而中心不厉，仍遭到田骈的辞遣①。相反，齐人田赞"衣补衣（弊衣）"见楚王，衣着虽旧，却有去荣利之心的内在素质，着实令楚王不敢轻视②。说明这类知礼，于服装仪容之表和人的素养之里，两者是并重的。

又比如服饰节仪的运操行为，常能展示本分的生活俗尚或人际间敬与不敬的生活态度。古人燕居，有入室脱履跣足之习，贵族与平民无别。春秋时楚庄王怒闻宋国杀楚使者，"投袂而起"，跣足外跑，下人持其履直追到路寝（正寝）的前庭才给送上③。晋悼公读魏绛自陈书，急忙"跣而出"见魏绛，竟顾不上穿鞋④。战国时杨子至舍，"脱屦户外，膝行而前"⑤。楚贤士伯昏拜访列子，见其"户外之屦满"，知里面人多，乃拄杖倚立于外，宾者告列子，列子急急"提屦跣而走，暨乎门"，出见伯昏⑥。可见，入室脱鞋，连宾朋会见也得遵此俗，否则会被视为不恭不敬行为。故晋平公对师旷有言："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⑦。《仪礼·乡射礼》有云："主人以宾揖让，脱屦乃升。大夫见众宾，皆脱屦乃升"。《礼记·曲礼上》有云："待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特别是臣下见人主，若不遵守，有时还会遭受杀身之祸。如齐■王有病，医士文挚至，"不解屦登床，履王衣，问王之疾，王怒而不与言"，"以鼎生烹文挚"⑧。在燕饮场合，不仅要解鞋，还要脱■（袜）入席。如春秋时卫侯与诸大夫饮酒，声子"■而登席"，尽管他解释自己足有创疾，人见了会恶心呕吐，卫侯仍怒而破口大骂，要断其足①。由此可见，服饰节仪的运操系统，与当时社会政治生活是相合拍的。

总而言之，春秋战国时期"服以旌礼"，强烈显示着礼与俗的一体化，一方面是服饰形态的模式化、标准化、教条化而形成礼，另一方面则是人们有意无意将日常生活中的伦理思想和种种人际关系注入服饰等级关系内，并以这种礼相协调，经上层社会提倡推广，下层社会渐习而为成俗，如此交互推进，彼此影响，从而造就了一代服饰习俗的深化。

（二）丧葬习俗中的丧仪和服制丧葬习俗起自鬼魂观念，而备于人爱亲、思亲、孝亲以慎终追远的祖先崇拜信仰。春秋战国时期丧葬习俗的特色，在于强调伦理秩序的充实和道德架构的建立，由此规定出亲属团体的层级亲疏关系，以及比附于社会的政治等级制度，使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在这种丧葬习俗中获得有机的统一。

丧葬习俗中的丧仪和服制，容括对死者穷著殓殡处理和居丧者有关服饰穿戴这两方面内涵，由此导演出的节仪亦无不本之伦理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合一，变得十分繁复。

先看处理死者的丧仪，《墨子·节葬下》云："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

①　《吕氏春秋·士容》。

②　《吕氏春秋·顺说》。

③　《左传》宣公十四年。

④　《左传》襄公三年。

⑤　《庄子·寓言》。

⑥　《庄子·列御寇》。

⑦　《说苑·辨物》。

⑧　《吕氏春秋·至忠》。

①　《左传》哀公二十五年。

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必繁，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诸侯死者，虚车库，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如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死者口中有玉■，耳鼻口边有玉塞，双手有玉握，身上的纱、绢、绣、锦、麻等衣衾残片达234　团①。江陵马山1　号战国晚叶楚墓，死者绢巾覆面，双手各握一卷成长条形的绢团，手足拇指用黄色组带系联防止外坼，衣衾19　件，计绵衾3　件、夹衾1　件，棉袍8　件、禅衣3　件、夹衣1　件、禅裙两件，棉■1　件，还有冠帽和3　双大菱形纹棉面麻履等②。荀子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像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又云："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③，道出了古人衣衾盛殓亡故者的情感所在。

据礼书的说法，对亡故者"饰终"殓殡有前后一系列仪式。初终当天有属纩、复、楔齿、缀足、沐浴、饭含、设饰等仪式。属纩是用新棉絮置于弥留者口鼻间以测断气与否，即"属纩以俟绝气"，纩（新棉）轻易动，不动知气息绝。若呼吸已停，家人举丧，须持死者上衣登屋招魂，哭喊："皋！某复！（哟！某人回来呀！）"然后投衣屋下，再盖在死者身上，这套仪式变化颇多，有登车招魂、道上招魂等等，均称之为复，"凡复，男子称名，妇人称字，唯哭先复"④，死者身分贵贱不同，复的用衣亦异。楔齿是人死未僵前用角■楔其齿间，以便饭含。缀足是用燕几（小几）或灶砖夹正死者之足，以便著屦。沐浴是为死者净身，沐指洗头，浴指洗身，其器具称为肆器，如盘、■之类；高级权贵有用郁■浴尸取其香美者；亦有"不沐则濡栉三律（理发）而止，不浴则濡巾三式（拭）而止"①，即仅用梳蘸水梳理死者头发，用巾沾水揩拭死者身体；通常是贵人沐浴在正寝，贱者在■室，若死者为男，则用男性，反之，则用女侍者，亲属应暂退。饭含是在死者口中放入饭、贝、玉之类，包括耳内或塞入玉■，即荀子所说："充耳而设■，饭以生稻，■以■贝"；饭，"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②；"天子饭九贝，诸侯七，大夫五，士三"③；考古发现的贵族墓，常见的是玉■，蝉形为多，曾侯乙墓则有牛、羊、豕、犬、鸭、鱼六种玉■，形小如豆，圆雕而成。设饰是给死者穿衣著屦以安体，荀子云："设亵衣，袭三称，缙绅而无■带矣，设掩面儇目，■而不冠笄矣"④，内衣加三件外袍，绅带极而毕结，不再用带■绾结，因不必再像生时易于松解，然后用黄色或黑色■帛遮掩面目，称做"■目"，■发而不加冠笄。韩非子说的墨家之葬，"冬日冬服，夏日夏服"⑤，当亦指此。

丧亡的次日早晨举行小殓仪式，至第三天行大殓仪式。小殓是先在尸床

①　《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②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③　《荀子·礼论》。

④　《礼记·丧大记》。

①　《荀子·礼论》。

②　《周礼·地官·舍人》，郑注。

③　《礼记·杂记下》。

④　《荀子·礼论》。又《左传》闵公二年："祭服五称"，杜注："衣单复具曰称"。⑤　《韩非子·显学》。

上铺席，再置上用以捆扎的宽布带，称为"绞"，纵一道，横三道；绞上再铺被衾，"若锦衾，大夫缟衾，士缁衾"；衾上再铺衣，"衣十有九称"⑥，套数尊卑无别；然后举尸于衣上，先殓衣，皆左衽。《仪礼·士丧礼》还说要"屡綦结于跗，连■"，即用组带系足，带从鞋的"■"中穿过。再裹衾束绞。此后即将死者套上布袋，袋分两截，上截称"冒"，亦称"质"，长与手齐，下截称"杀"，取其口大下收之意，套时分别从头、足套入，接处有布带相结，其制："君锦冒碹（黑白相间花纹）杀，缀（结带）旁七；大夫玄冒黼杀，缀旁五；士缁冒■杀，缀旁三"①。而后盖上覆尸的"夷衾"，至此小殓仪式告成。大殓是殓尸入棺，亦如小殓有入殓衣服，君百称，大夫五十称，士三十称，但可以"不必尽用"，作衣衾包裹敛入棺内。大殓布绞，是纵三道，横五道，用布衾二层，君、大夫、士皆同。大殓到第三日举行的缘由，据说在于"礼缘人情"，"孝子之心，亦益■矣，家室之计，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亲戚之远者，亦可以至矣"②。此后即进入停殡待葬期，但《礼记·王制》有云："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则大殓在第三日举行，主要行于中下层社会，于上层社会有在第五、第七日举行，当然也可能是贵显的大殓仪式繁复，须费多日告成。至于停殡期限，七月、五月、三月之别亦只是举其大略言之。有学者统计，春秋时诸侯的殡期，停殡五月，在鲁、卫、曹、滕、陈诸国流行此俗，而齐、宋国君停殡或五月或三月无定准，晋国则流行停殡三月；大夫、士有停殡三月或二月者③。及下葬又有绋执牵柩车至墓地的礼节，④有下棺入墓穴的"■"礼，⑤有设酒食的奠祭礼，有迎尸主牌位返回的仪式，有初虞、再虞、三虞的安魂仪式，有卒哭及告于祖庙的■祭仪式，⑥等等。下面再来看居丧者的服制。

春秋战国时期丧礼中的服制，外部表现形式是居丧者在服丧期间各类特殊的服饰穿戴及所应循守的社会节仪，但其中蕴含的思想内容，却无不透露出伦理道德意识和政治等级观念的合一，内具四大特质及六方面原则。

四大特质即《礼记·丧服四制》说的"有恩、有理、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恩"指与已故者愈亲近的人，私恩愈厚，为其服丧也就愈重。如父母之丧，子"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忧"①，"哭泣辟踊，尽哀而止"②，有居陋室守孝的"倚庐"节仪③，有"哭无时"④的至哀节仪，包括初丧未殡前的哭不绝声，殡后除朝夕"哭有时"之外的庐中思忆则哭，葬后周年"小祥"祭而去首服、换练冠时的哀至之哭，二周年"大祥"祭而⑥　《礼记·丧大记》。

①　《礼记·丧大记》。

②　《礼记·问丧》。

③　参见胡新生：《周代殡礼考》，《中国史研究》1992年3　期。

④　《礼记·檀弓下》。

⑤　《礼记·檀弓上》。

⑥　《仪礼·既夕礼》。

①　《礼记·杂记》。

②　《礼记·问丧》。

③　《仪礼·丧大记》。

④　《礼记·檀弓上》。

除丧服、穿朝服、戴缟冠时的泣无声等等⑤。若在外闻父母丧，则有奔丧之仪，"始闻亲丧，以哭答使者尽哀，问故，又哭尽哀，遂行"，抵达家门，从门左入，面对尸柩，尽情哀哭，要去冠，用麻带束发，披麻带孝，"绞带反位"，"三日成服于五哭"，即初闻丧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⑥。"理"指公义，即社会普遍认同的公私之义，"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门内之治，以孝父母为贵，门外之治，以尊君为重，故当时除因于私恩的服丧外，又有本之公义的为贵显统治者服丧，荀子云："天子之丧动四海，属诸侯；诸侯之丧动通国，属大夫；大夫之丧动一国，属修士；"以至普通社会亦有出于公义的助丧或主丧节仪，"修士之丧动一乡，属朋友；庶人之丧，合族党，动州里"⑦；《礼记·问丧》有云，遭丧事之家人"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故邻里为之糜粥以饮之"；《礼记·杂记下》有云："姑姊妹其夫死，而夫党无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丧；夫若无族矣，则前后家、东西家；无有，则里尹主之"。这种邻里祸丧同忧、相助同侪的公义价值观，自有其积极而深远的社会学意义。不过，当时服丧习俗中所具有的公义之"理"，亦有时代的限度，譬如"刑余罪人之丧，不得合族党，独属妻子"，"不得饰棺，不得昼行，以昏■"，其妻衣常服而要在黄昏往埋之，"返无哭泣之节，无■麻之服，无亲疏月数之等"①。"节"指服丧行为既要有所节制，又不可逾礼，"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服丧第三日一定得吃些东西，不要饿坏，三个月后可洗洗头，不要脏得要命，丧期满后可换上练过的柔软白布做的冠和丧服，最重的丧也不能服过三年。孔子也说，在服丧时，"身有■则浴，首有创则沐，病则饮酒食肉；毁瘠为病，君子弗为也，毁而死，君子谓之无子"②。若父健在，为母服丧不能用最重的丧仪，以表示"家无二尊"。另如为继母服丧应与亲母同③。凡此等等，均应有节而不逾礼。"权"指服丧习俗中的权宜处置。如孝子丧亲，哀伤体羸，用杖扶持，乃宜变为执杖之仪，居父丧用竹杖，名之"苴杖"，居母丧用桐杖，名之"削杖"④。另又如"秃者不■（用麻束发），伛者不袒（脱开上衣露左臂表示哀痛），跛者不踊（悲极时的跺足捶胸），老病不止酒肉"⑤，亦均为服丧的权变。总之，从恩、理、节、权四大特质，可看出中国古代服丧习俗所固具的充满理性的人文主义和伦理道德色彩。换言之，其中一些重现实、讲人情、知人性成分，无疑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

六方面原则见诸《礼记·大传》，是有关亲属团体中为死者服丧的轻重，也包括若干基于政治关系或人际社会关系的服丧标准。这六种原则，一为"亲亲"，据血缘亲疏关系定服丧轻重；二为"尊尊"，据身分高下和社会关系定服丧轻重；三为"名分"，虽非血亲，但有名份而服丧，如依母道、妇道为世母、叔母服；四为"出入"，据宗族归属服丧，如为出嫁女儿服，为过⑤　《仪礼·士虞礼》。

⑥　《礼记·奔丧》。

⑦　《荀子·礼论》。

①　《荀子·礼论》。

②　《礼记·杂记下》。

③　《仪礼·丧服》。

④　《礼记·问丧》。

⑤　《礼记·丧服四制》。

继别宗服之类；五为"长幼"，未成年者之丧，据年龄大小定服丧标准；六为"从服"，依间接关系的服丧，如子从母为母党服，臣为君的家族服，贵妇为夫的外兄弟服，夫为妻的父母服，庶子妻为嫡母服等等。根据这六种人伦范畴的亲疏尊卑等级秩序，居丧者的服丧轻重，在穿戴丧服的质料、服饰组合以及居丧期限上，均有明显区别，由此分为斩■、齐■、大功、小功、缌麻五个重轻相次的丧服等级，通称为"五服制"。

斩■是最重的丧服，分上衣下裳，用最粗的麻布制成，裁剪简陋，断处外露，不缉边，称为"斩"，当胸处缀有长六寸、宽四寸的麻布，称为"三"①，二又泛指丧服上衣，其袖比常服要宽出三分之一，据说"侈则三尺三寸"②。凡诸侯为天子、臣为君、子为父、承重孙为祖父，母为长子，妻妾为夫，未嫁女子为父，均服斩■。唯臣下为君王服，得头戴"弁■"的丧冠，即在白布做的爵弁帽上环加两股麻布绞成的"■"。子为父服称孝子，穿菅屦（草鞋），持苴杖，有腰■、首■，免冠括发去笄■，用麻带自颈后前交于额上，再回绕于发髻。女性服斩■者，得"■"，即以榛为笄，以麻带韬发露髻。斩■服期称三年，如春秋时晋卿赵孟为其父赵鞅降於丧食，史称"三年之丧，亲昵之极也"①但实际为二年过一月，荀子即明确说过："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②。

齐■是次重的丧服，齐是平整，谓用粗麻布制成的上衣衣边和下裳之裙边是缉平的。服期有三年、一年、五月、三月之分。齐■三年者，是父故之子为母服。齐■一年又称"齐■杖期"，是父在之子为母、夫为妻服。齐■五月又称"齐■不杖期"，是为伯父母、叔父母、兄弟、众子（长子除外）、儿媳为舅姑、已嫁女子为父母、孙子孙女为祖父母、曾孙为曾祖父母所服期。齐■三月则是悬孙为高祖父母服。据《礼记·间传》云："齐对而不言"，居丧者可应别人之问，但不主动找话说，比"斩■唯而不对"（只唯唯应对）略为宽松。齐的居丧者"居垩室（无■饰之屋），■剪不纳（蒲席剪齐边而不纳边）"，也不同于斩■的居丧者"居倚庐（临时搭的草棚），寝苫枕块（编禾秆为席，以土块为枕），不脱■带"。另外，齐■期内应"疏食水饮，不食菜果"。

大功是次于齐的丧服，是用经过加工的白色细熟麻布制成。凡为堂兄弟、未嫁堂姊妹、已嫁姑姊妹、已嫁女为伯叔父母、妻为夫之祖父母、已嫁妇为本家兄弟、舅姑为嫡子之妻等，均服大功，服期九月。"大功言而不议"，"寝有席"，"不食醯酱"。

小功是轻于大功的丧服，用稍细于大功的熟麻布制成。凡为从祖父母、堂伯叔父母、未嫁祖姑和堂姑、已嫁堂姊妹、兄弟妻、从堂兄弟、未嫁从堂姊妹、外祖父母、母舅、母姨等，均服小功，服期五月。小功"议而不及乐"，可与人议谈过去的陈事，但不应以宴乐为话题，服丧者可睡床，可食菜果加酌料，却应"不饮醴酒"。

缌麻是最轻的丧服，用比小功更为精细的麻布制成。凡为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及未嫁族姊妹、表兄弟、岳父母，以及夫

①　《仪礼·丧服》。

②　《礼记·杂记》。

①　《左传》哀公二十年。

②　《荀子·礼论》。

为富贵家庭出身的贵妾，均服缌麻，服期三月。服丧者在服期的言谈限制和起居饮食，与服小功者同。

除上述"五服制"外，又有一种变异的丧服制，称为"税丧"，当事人因某种原因误了丧期，知悉后可追服，所追为最轻之服，名之"■"，是用一种稀疏细布制成①。另外又有专见于君王或诸侯吊丧臣属之服，王吊丧公卿及诸侯吊丧异国之臣的服称为"锡"，吊丧大夫、士的服称为"疑衰"，两者均用经加灰锻濯漂白的布制成，所不同之处，锡的布在缕织过程中曾经二次加灰锻濯漂白。吊丧大夫、士虽都是服"疑"，但却有礼节上的区别，"君于大夫"是"三临其丧"，吊丧士则是"一临"②。

总的来看，春秋战国时期丧葬习俗中对死者穷著殓殡处理的丧仪和居丧者的丧服制度，乃是当时"服以旌礼"在特殊形态下的表现形式。前者本之"以生饰死"的信仰观念而展开，再现了等级社会中尊卑贵贱事象和"礼缘人情"的伦理组架。后者的生者服丧的"五服制"，强调了现实社会中亲属层级体系的宗亲与姻亲、直系与旁系、长与幼、世代、嫡庶、性别等轻重区分原则，标示着这一体系中亲与疏、近与远、尊与卑的差异。这种"五服制"同时又注重于私与公的伦际或人际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前者相呼应，共同比附于社会的政治等级秩序。要之，当时的丧仪和丧服制度，其内在秩序，既是伦理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其提倡的恩、义、节、权，已使伦理秩序和政治秩序在道德架构中理性化。

（三）服饰的地区性特色迄今为止，各地相继有不少春秋战国时期人像造型艺术品或人物绘图出土，可资以考察当时服饰的形制大略及服饰的地区性特色，虽在方法论上不免有以偏概全的局限性，但由于是具体实物的观察，毕竟能弥补文献记载所难具的形象化和真实感，下面，姑按中原、齐鲁、北方、秦、吴越、楚、巴蜀滇七大文化区，举例一窥。

中原地区，地处黄河中游，为周和三晋所在，服饰虽有繁简不同，然西周以来质朴的曲裾交领式始终居于主流。周景王使单成公会韩宣子，晋卿叔向有"衣有■，带有结"之言，①讲的即是左右衿相交当胸，有一幅向身侧交掩的曲裾，再用宽带束腰的衣着款样。这种衣式，通为上衣下裳连属，衣长齐膝，曲领右衽，礼书中称为"深衣"，《礼记·深衣》谓其制式"曲■如矩以应方"，旧注："袷，曲领也。"《急就篇》云："曲领者，恐其上拥颈也，其状阔大而曲，因以名云。"这种衣式，从地下出土人像实物资料看，自春秋至战国一直是本地区居民的常服，男女贵贱皆然。

如传出洛阳金村东周时王室大墓而后流入日本的一件所谓"银胡人"，以及另一件流入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双女并舞玉佩雕，分别著录于梅原未治《洛阳金村古墓聚英》图版四五、一○六②。前者男性，韬髻脑后，额前、两鬓及耳后皆有成绺头发下垂，跣足，长衣齐膝，袖长而小，右衽曲裾而绕襟背后，似束织物腰带①。后者两舞女，均额发平齐，两鬓或后发卷曲如

①　《仪礼·丧服》。

②　《荀子·大略》。

①　《左传》桓公十一年。

②　又参见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插图10；图八。

①　参见孙机：《洛阳金村出土银着衣人像族属考辨》，《考古》1987年6　期。蝎子尾，发式前后都有一部分剪平，后作分段束缚下垂发辫，显其端壮貌姿，衣式同如上例，唯曲裾在腰下斜绕多层，下垂及足，呈宽长裙而不裳形，袖头又另增波状袖筒，腰带亦远较银人为宽。同书图版一一一·2　还著录一件舞女玉佩，亦为弗利尔美术馆所藏，服饰与上例同。这足可说明当时流行于本地区男女两类"深衣"的不同特点。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美术馆藏春秋晚期一足蹲一足跪地青铜人像，②脑后绾发，衣式同上述男性人像，交襟右衽，但领作方领，衣饰云纹及雷纹，腰间束带前结，背后插一左斜的佩剑，其身分当较上例为高。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一跪式铜人，衣式亦同"银人"，背后也插左斜佩剑③。可见"深衣"虽然有质地、做工、长度、后绕程式等差异，且据服者性别、身分高低而别，但却是一种通乎上下的服制。传出洛阳金村古墓还有一件双手弄雀的青铜女孩，梳双辫垂两耳旁，衣长及膝，腰间束带系■佩，衣下小裙作襞积，足著平底高帮软履④。1957年洛阳小屯出土两件战国时圆雕孩童骑兽玉佩，⑤均裸体，一件的孩童发梳双丫髻于头顶左右，脑后发丝分左右双双环而上盘，即所谓"总角"，《礼记·内则》有称男女未进入成年的孩童，"总角，则无以笄，直结其发，聚之为两角"，郑注："总角，收发结之"，《玉藻》有言童子以朱锦束发为总角，可相参照。另一件则为梳一向左后偏髻的发式。这再现了本地区三种不同的孩童装束。

山西侯马为春秋时晋都新田所在，出土的两块人形陶范，①衣式接近上述纳尔逊美术馆藏青铜人像，均作矩领交襟左衽（实为右衽，翻范之故），"续衽钩边"，曲裾掩于腰侧，衣饰菱格斜条纹或直条纹，绦带束腰两周，带结腹前作蝶形结，垂绅，显示出当地一些自有特色。然两人形的衣长并不一律，一种是齐膝中长衣，为一头带圆箍形"■"的长脸男性所服；另一种下垂至小腿以下，服者头戴双角上翘月牙形冠，脸形圆而丰满，不知是否为女性。侯马地区还出土过一块战国时赵国陶器刻画，②从其上人形看，当地女性传统的"深衣"，类同中原其他地区，下摆一般都比男性衣式见长。1965年在山西长治出土的一件战国时牺兽立人青铜盘，③立人为女性，束发垂肩，交领右衽，衣有华饰，下摆齐足，与侯马圆脸人形陶范上的衣式是接近的。长治分水岭还出土过一件男性形象的青铜武士，④佩短剑，穿云纹花衣，衣式与侯马男性人形陶范一致，唯衣长仅及臀部，似又露出内短裤一部。长治地区在战国时为韩国辖地，文献中有"韩昭侯使人藏弊裤"之说，⑤知当时人的穿著，应是有内衣内■再外套"深衣"。1972年长治分水岭又出有两件立人形铜器②　见林巳奈夫：《西周时代玉人像■衣服■头饰》，《史林》第55　卷2　号，1972年，图版六。原见梅原末治编：《洛阳金村古墓聚英》，图版五四，京都1937年初版，1944年增订版。③　见林巳奈夫：《春秋战国时代■金人■玉人》，《战国时代出土文物■研究》，1985年，插图17。④　梅原末治：《洛阳金村古墓聚英》增订版，京都1944年版，图版四六～四七。或说铜雀为古董商人伪加。⑤　《中国美术全集·玉器》，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图版一三二、一三三。

①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古代史参考图录·奴隶社会》，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　页。②　参见孙机：《深衣与楚服》，图二之2，《考古与文物》1982年1　期。③　《中国文物精华（1990）》，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图版65。

④　见前引沈从文书，图三下右。

⑤　《韩非子·内储说上》。

座，⑥衣长齐膝，窄长袖，饰有点纹，交领右衽，衣式同上例，唯未束腰带，似为男性普通下人形象。

中原地区自春秋以来又流行一种以带钩皮革带束腰的习俗，在出土人像上亦有反映。山西长子一座春秋时晋国贵族夫人墓内，出有4　件彩绘木俑，①身穿腰部内收长袍，大襟右衽，下摆垂及小腿部，有较宽的纯（缘饰），内衣为方格圆领衫，著履，用红色构画了带钩和腰带。传出洛阳金村战国墓有六件铜跪人，腰带的束法，一为用带钩钩住革带另一端小孔内，另一似用带钩钩住革带另一端所附环上②。1975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战国中晚期跪坐人形灯，③衣长齐膝，右衽，衣饰有漆绘，束着很宽的革带，也有带钩，其人头部以巾帻裹发如■头，有缨系颐下固之，近似秦始皇陵之武士俑的头饰。河南汲县山彪镇魏国墓、河北邯郸百家村赵国墓，有的墓主腰部也残留有带钩及环之类。另据学者统计，用带钩束腰不单限于三晋地区，凡齐、鲁、吴、蔡、宋、曾、楚、燕、秦等国均可见，带钩质料有金、玉、铜、铁、骨、木、陶等等，形制繁简不一，精者有错金雕镂嵌玉者，极讲究④。

齐鲁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带山海，"人民多文彩布帛"，"其俗宽缓阔达"，⑤这在人像服饰上有反映。本地区女性好绾偏左高髻，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春秋战国之际大墓出的一批女性陶俑作此发型；⑥其长裙收腰曳地，窄长袖，异于中原三晋地区女式"深衣"，而文彩分红黄黑褐条纹，以招摇裕如成一格。同出漆盘上几组人物图，有梳双高髻者，腰部佩剑，衣式曲裾向后斜掩垂地展开，亦有宽舒之感，似男性，这也不同于三晋地区男式"深衣"。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齐墓，①发现26　件乐舞陶俑，除5　件男性演奏俑外，余均为女性。男性皆头戴翘角盖耳帽，身着黑长袍衣，双肩披挂红彩带。女性仅一件发式为无髻短发，余20　件一律偏左高髻，先将长发理成两缕，右缕挽一小髻，在头后向左缠绕，与左缕合成一束，再绾成扁圆饼状偏高髻。有的双肩亦披红彩带，衣式分细瘦齐腕长袖和披肩短袖两种，也有超长袖几垂及地者，见于舞俑，乃出于长袖曼舒舞姿的特殊设计考虑，然衣装体片统作上衣下裳连属，似右衽曲裾而向身后交掩，下摆外侈曳地，后呈圭形尾，露出内长裙曳地一部，这是较标准的"深衣"形制。女性服饰色彩，外衣有浅红底加白点或红点、青灰底加白点或红点、黄色彩条纹等几种，内裙有黄底红点、浅红底红点、彩色条纹等几种，与男性服饰区分明显。山东长岛发现的战国齐国贵族墓②，所出女性陶俑发式则有高髻、双丫髻、后垂发三种；上衣为窄长袖，交领右衽，多为淡青色，亦有黄色、红色；下衣为长裙，似与上衣连属，多饰红、黑直条纹，沿直条加施白点，有束红、白腰带者。同出刻纹铜鉴上的人像服饰，狩猎者为上衣短裤，挑担者为齐膝长袍，乐舞者、御⑥　《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下）》，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图版六二--六四。

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子县东周墓》，《考古学报》1984年4　期。②　《洛阳金村古墓聚英》增订版，图版四八--五三。

③　《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下）》，图版一三一。

④　王仁湘：《古代带钩用途考实》，《文物》1982年10　期。

⑤　《史记·货殖列传》。

⑥　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1　期。

①　李曰训：《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出土乐舞陶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3年3　期。②　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长岛王沟东周墓群》，《考古学报》1993年1　期。者、烹人等均长衣曳地，亦有身后拖"燕尾"的，反映了服饰的务实性和世态性。

北方地区如中山国和燕国，服饰矜夸而有三晋冠带及齐鲁衣履的错综风格。河北平山战国中晚期中山国王墓出土银首人形铜灯，③人首双目嵌黑宝石，粗眉，唇上留齐整短髭，为男性形象，头发后梳，拢于脑后为大髻，以■韬为蝶结，头顶又戴一■玉，有缨沿左右耳前下结颐下，甚别致；衣着宽大袖口的交领右衽"深衣"，曲裾缠身多层，呈"燕尾"曳地，腰带用带钩和环配系，衣上花纹间填朱、黑色漆，有较宽的"纯"，既有齐衣晋带的特征，又固具北方格调，难免令人联想到古人称中山国男子"多美物，为倡优"①的服饰女性化。其陪葬坑内所出4　个小玉人，②女性发型梳理加工成牛角形双髻，颇似侯马晋国人形陶范上的月牙形冠饰；儿童则头顶结一圆形髻；衣式或矩领右衽，或上衣下裙齐足，下露内裙一部，有腰带，裙上均有大小相间方格纹。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战国跪坐铜人，③头戴一皮弁，身穿交襟右衽窄长袖衣袍，腰带甚宽，上有带钩，衣式与前述三门峡上村岭1975年出土跪坐人形很接近。

西北秦地服饰，厚实而便用，但逊华丽韵味。陕西铜川枣庙6　座春秋晚期秦墓，出有8　件泥塑彩俑，衣式均为紧袖右衽束腰长袍，有黑色而领边及衣襟饰红点的和黑红色的两种，衣长或齐膝，或垂至足面；鞋分黑色圆头履和方头履两种④。秦咸阳宫发现炭化丝绸衣服一包，有单衣、夹衣、绵衣，分锦、绮、绢几种，大多为平纹织物⑤。云梦秦简《封诊式·穴盗》有记秦人士伍乙在二月春寒时做了一件绸面绵衣，用帛做里，内敷棉絮五斤，"缪缯五尺"为衣缘饰，不幸被人挖墙盗去。凡此都可看出秦人"其服不挑"，⑥重实用风习。秦始皇陵兵马俑服饰亦大致可溯而观秦人传统的服饰取向心态，如畏于有司而肃顺，发型冠式据身分地位由低而高：发髻偏后-→发髻偏左-→发髻偏右；裸髻-→戴帻-→戴冠；单板长冠-→双板长冠-→■冠。又因地理环境及习战斗，衣服通有三重，依次为汗衣、袍茧、长襦，右衽交领，衣领上雍颈，以应气候寒冽之变，其长襦也仅短至膝以上，束腰带，利于行动便捷①。不过，从咸阳三号宫殿遗址出土壁画人物"深衣"看，②已较充分吸收了东方列国的服饰文化。另外，秦国与东方列国一样，也有男子佩剑之俗，《史记·秦本记》有记秦简公六年（公元前409），"令吏初带剑"。陕西雍城秦公一号大墓出有蓝赭色玉鞋底一对，③也颇使人联想起春秋时东方齐国齐景公亦有"金玉之履"（见本章一节）。

③　《中国文物精华（1992）》图版111。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中国美术全集·玉器》，图版一一九。

③　《中国古代史参考图录·战国时期》，125　页。

④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枣庙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2　期。⑤　《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1976年11　期。

⑥　《荀子·强国》。

①　参见王玉龙、程学华：《秦始皇帝陵发现的俑发冠初论》、陈春辉：《秦俑服饰二札》，均载《文博--秦文化·秦俑研究特刊》，1990年。

②　参见前引孙机：《深衣与楚服》，图二之4。

③　参见尚志儒、赵丛苍：《秦都雍城出土玉器研究》，《文博·玉器研究专刊》，1993年。吴越地处东南偏，位于长江下游，服饰拙而有式，守成而内具机变。文献有"吴发短"、"以椎髻为俗"、"越人■■"、"剪发文身"、"越人跣行"等说，④表明当地人适应独自的水土气候条件，长期保持着其因地制宜的服饰风格，单以发式言，不仅剪发，又善梳理，显示一种开发服饰变化的别致悟性。据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时吴国大墓出土鸠杖■部的跪坐铜人，⑤知所谓吴人"发短"，乃指其发式是将额顶及两鬓头发剪短，并非为一律髡成短冲式，其余当维持原状，但经梳理而盘束脑后为椎髻，唯要保持这种短发形，恐怕每隔一段时期得再加剪理，用心要常勤。浙江湖州埭溪、①绍兴■渚②也出土过类似的人形■，也是这种发式，"越人■■"应指此，实与"吴发短"同俗。但三者亦有一些区别，吴人的椎髻是脑后两侧各束一个，越人是脑后仅盘一髻，如绍兴的一具，剪短的额发又对分上冲如双突，脑后一髻横向插有双股发笄。绍兴狮子山306　号战国墓出土一件三开式四坡攒尖顶铜屋，屋内有裸体跪坐歌乐小铜人六具，③内两位乳房突起者，发髻均束头顶，似女性，另四位无乳突者为男性，发髻均在脑后。总之，吴越的断发习俗，是剪发、束髻、插笄的有机结合型，束髻部位和个数是有地方性及性别上等分异的。本地区也有戴冠之习，江苏六合程桥吴墓发现的针刻纹铜器残片，人形的冠式为一种山形冠，冠上有三个尖角④。上举绍兴狮子山战国墓内发现一件铜器座，四角垫脚有四个跪坐人形，头戴翘角冠状物，身上还穿带华饰的半袖、胸前开口、衣长至膝的紧身衫，束有腰带。这种衣服装束在上举三具人形■上也能见到，应是当地服饰的流行款样，但丹徒及湖州的两具未有腰带，绍兴的一具除有腰带外，腹前似加束一条形饰物，不知是否是"黻"。另外从这七例吴越人像看，衣长至膝的部位在胯裆处都是开衩的，但臀部又不见股沟，故这种衣式也有可能是上衫下裙分属类型，俟考。

楚国位于江汉地区，势力跨过长江中下游南方部分地区，楚服素有轻丽之誉，前节引述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漆瑟上各色人物彩绘，以及湖北江陵马砖一号楚墓中发现的一大批衣服冠履，可以为证。此外，抗战期间湖南长沙出土的楚漆奁乐舞女子彩绘，1949年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的人物夔凤帛画，①1973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的人物御龙帛画，②1986年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发现的漆奁人物车马出迎彩绘和右衽广袖深衣挽偏右高髻人擎铜灯，③以及1965年江陵楚墓出的骑骆驼人铜灯，各地楚墓相继发现的皮手套、皮鞋、麻鞋，④与大量彩绘木、陶、玉俑，⑤包括"遣策"所记种种衣衾，如④　分见《左传》定公十一年、《吴越春秋》卷二、《淮南子·齐俗训》、《说苑·奉使》、《韩非子·说林上》。

⑤　《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3、4　期。

①　《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下）》，图版八九、九○。

②　蔡晓黎：《浙江绍兴发现春秋时代青铜鸠杖》，《东南文化》1990年4　期。③　《绍兴306　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1　期。

④　《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年3　期。

①　见郭沫若：《文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图版1、2。

②　《长沙楚墓帛画》，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

③　《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④　《中国古代史参考图录·战国时期》，第38、51、60　页。

⑤　参见王从礼：《楚俑略说》，《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与《楚辞》中对服饰的描绘相参照，无不可领会到楚人衣服的轻盈细巧，冠式巾帽的奇丽，服饰款样的纷繁华艳。沈从文先生曾概括楚服特征云："男女衣著多趋于瘦长，领缘较宽，绕襟旋转而下，衣多特别华美，红绿缤纷，衣上有作满地云纹、散点云纹或小簇花的，边缘多较宽，作规矩图案，一望可知，衣著材料必出于印、绘、绣等不同加工，边缘则使用较厚重织锦"⑥。江淮之间一度小国林立，受南北大国的掣肘，其服饰时尚亦深受影响。如姬姓曾国，为南部楚国的附庸，服饰少中原风格而有浓厚楚服特色。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所出编钟架的六个擎托梁架铜人，⑦头戴平顶圆冠，身穿右衽长袖上衣，宽襟饰规准朱色花簇纹；下裙曳地，黑底上绘红直条纹及花簇纹；上衣的下缘呈曲折左高右低形，衣长至腿部，盖住下裙一部；细腰紧束宽带，垂绅腹前，左佩长剑。正俨然有楚士细腰的服饰打扮模样。又如地处淮水南的黄国，则与北部大国的服饰风格接近。河南光山春秋早期偏晚黄君夫妇墓，①所出两件玉雕男性人头佩饰，头顶绞发成短平上冲式，鬓后留长发加工成蝎子尾卷发，装扮有股豪爽气，这种发型早在商周时就曾流行于山东一带。黄夫人墓内出有两件紫色绣绢，而服紫也是齐人所尚。黄夫人脚穿麻鞋，身佩许多纹饰带有浓烈中原古朴风格的玉饰品；她的发型保存完好，乃是先将长发顺理为多股，每股梢部用丝线缠紧，又分作左右两缕，左缕上盘为竖髻，再把右缕顺方向牢牢绾绕左髻，发梢塞进髻里，做成偏左高髻，又自左下向右上插入木笄两枚。这种偏左高髻与山东齐国女子的流行发型也是类同的，全不同如包山楚墓所出人擎铜灯的偏右高髻楚女形象。不过，墓中又出一玉雕男子头，双耳佩环，戴一左右沿下垂的扁平条形冠，脑后束一髻，则可能是当地男性装束形象。

巴蜀滇位处西南地区，从地缘政治言，巴国为周朝南土封国，中心地在川东重庆一带；蜀国土著，中心地在川西成都一带；滇国都于云南晋宁附近，据说与楚威王将军庄■西略巴黔中而入滇为王有关；泛言之，是指分布在四川、云南包括邻近湖北、湖南、贵州某些地区在内的诸多西南夷。这广大地区曾不同程度受到中土诸侯国尤其是楚文化的影响，《淮南子·兵略训》称"昔者楚人南卷沅湘，西包巴蜀"，楚国拓地南疆西疆，势力虽频抵，但西南诸夷的生活习性基本未移，如庄■王滇，也只能"变服从其俗"②。西南夷乃至南方粤地大体均为编发或"■髻之民"。1974年湖南长沙树木岭出土战国中晚期立人柄短剑，③头顶盘束一高大髻，耳有垂■，上身赤裸，带腕圈，围一花短裙，与广东清远出土战国人形柄短剑类近，①是为南方民族一种装束形象。巴蜀地区的服饰，1965年成都百花潭出土战国嵌错图象铜壶，②上有采桑、竞射、乐舞、攻战、划船等各类人物，前三类人均曲裾深衣，束腰带，下露褶折长裙，男性或佩剑，头顶束发使两端翘起，女性束发头顶而有长辫拖于后；后两类人⑥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27　页。

⑦　《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又参见《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下）》，图版八○。

①　《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4　期。

②　《史记·西南夷列传》。

③　《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下）》，图版一四八。

①　徐恒彬：《广东出土青铜器特征探讨》，附图五：4～6，《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1989年。②　《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3　期。

或亦佩剑，上衣短裙，束腰带，发式同上类男性，其裙大概类于汉代司马相如在巴蜀临邛与保庸杂作所穿的无■犊鼻■；③也有不穿裙似着短裤的。值得注意者，图中的曲裾深衣，很接近河南辉县战国早期墓所出宴乐射猎纹铜鉴和陕西凤翔高王寺战国早期秦国窖藏射宴纹铜壶上人物服饰，④似受有中原和秦文化影响。

滇人及其他西南夷的服饰，在云南一带出土的许多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青铜人像或刻镌人物上有再现。如江川李家山几座春秋战国之际或稍后的墓葬出土品中，24　号墓的铜剑柄部和18　号墓的玉杖头上所饰跪坐女像，双耳均戴大环，腕部有镯四五个，皆服宽大对襟外衣，衣长及膝下，宽袖仅长至肘，领与缘边饰条纹，穿时不系不扣，露内衣，似不着裤，仅腹部系一宽裙片；长发总掠脑后，在垂发的中部叠鬟束之，或不挽鬟，只在后颈以下用带松松一扎，使秀发自然垂披后背。　17　号墓所出铜刷形器上的蹲坐男像，耳戴叠片式珥饰，双腕亦各套镯数个，头髻与女性不同，是总发上掠于头顶叠成长形，宽带从中束之，样式特别松大，带的两端自然飘于头顶周围以为装饰，穿短袖衣，领口呈倒三角形，腹胯前系一宽幅带作遮掩。男女大体皆跣足。①24　号墓主的胸前又发现一种青铜扣饰，表现的是五人缚牛祭祀场面；云南呈贡发现的战国时青铜扣饰，塑像题材全同，但为八人缚牛②。前者人形有的头顶束低平大髻，有的髻后拖长辫，衣着为对襟短衣，有的衣后有明显尾饰。后者人形皆挽髻头顶，有粗辫拖于背后，着对襟衣，衣长及膝，袖长至肘，衣后有尾饰，束腰带。两扣人物皆男性，其衣式与滇人女子所服大同小异。

上面据各地区考古出土遗物，对春秋战国时有关服饰形态作了观察。显而易见，尽管各地区间的服饰形制有交互影响、互有所取之处，但总有其固自的风格品位。从宏观上看，大概可以说，中原周地和三晋服饰的质朴，东方齐鲁服饰的舒裕，北方中山和燕地服饰的矜夸，西北秦地服饰的厚实，东南吴越服饰的拙而有式，南方楚地服饰的轻丽，西南巴蜀滇服饰的宽松，汇为一时代服饰的洋洋大观，不同的服饰俗尚，也正是中国古代服饰宝库的光彩所在。

（四）仪容修度爱美之性，古今皆有，仪容修度，理妆饰体，亦最能反映人物个性的时髦追求意识，但又最能揭示相应的强烈时代气息。

春秋时齐景公傲傲然"衣黼黻之衣，素绣之裳，一衣而五彩具"，"为巨冠长衣以听朝，疾视矜立，日晏不罢"，③自是一种表威仪的崇美心理使然。战国时楚国屈原好"奇服"，"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鬼"，"年既老而不衰"①。秦国姚贾南使荆吴，北使燕代，"衣以其衣，冠以其冠，带以③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④　《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图一三八。又韩伟、曹明檀：《陕西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文物》1981年1　期。

①　《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2　期。又参见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②　《中国文物精华（1990）》，图版67。

③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①　《楚辞·涉江》。

其剑"，②不失时机摆出一副强国使臣的张扬美仪。秦国尚黑，■阳苏秦乃服"黑貂之裘"说秦王而投其所好③。鲁国儒士子高，"曳长裾，振褒袖，方屐粗■"，见赵国平原君，称自己穿的是"布衣之服"，并说要是改穿儒服，就得更讲究。而儒服可分多种，"居位行道，则有衮冕之服；统御师旅，则有介胄之服；从容徒步，则有若穿之服"④。可见，容装整洁，仪态端庄，不只为个人之所尚，同时又发挥着一定的时代功利作用，在社会交际中也实难忽视。

当时人们爱美，已十分留意自己衣装的整齐和自身的清洁卫生。如季梁听说魏王想进攻赵国邯郸，十分着急，以至"中道而返，衣焦不申，头尘不去"⑤，可推想他在日常必不至于如此不修边幅，定然能仪容自律。为使衣服干净整洁，人们已发明了用草木灰洗污垢腻滑之法，《礼记·内则》即说："冠带垢，和灰清漱，衣裳垢，和灰清■"。人们勤换洗，就是为了保持自己有个整洁的外表。《楚辞·渔父》有云："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沐发后还得弹去冠上的尘埃，浴后还应穿上括挺干净的衣服。韩非子有称头发得经常沐洗，"虽有弃发，必为之，爱弃发之费而忘长发之利"，不去作沐洗，是"不知权者也"⑥。礼书称人应"日五盥"⑦，手操作多易脏，故每天要勤洗手。又说"三日具沐，其间面垢，■潘请■"①，■潘是指古人创造的一种用温热米汁沐发洗面之法，如春秋时齐国陈逆囚于公宫，族人即"遗之潘沐"②，送去的就是用作沐发去垢的淘米水。称做"潘"的米汁者有好些种，《内则》说的"沐稷而■粱"，讲了两种粮食作物的淘米水。人们沐发后还用膏油泽发，《诗·卫风·伯兮》云："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若不沐不膏，则头发将垢乱如飞蓬。这也是古代洗理护发的美容法之一。

当时社会或视能长得一头浓浓黑发为美，尤为女子秀色的标志之一。晋国叔向母列举往昔美人，即说："有仍氏生女，■黑而甚美，光可以■"③。■同■，指头发稠密如乌云。若是头发稀秃，总得设法掩饰，故产生了安假发的作法。《诗·■风·君子偕老》云："■发如云，不屑■也"，■指假发，形容乌发如云，就不必再安假发。卫庄公见戎人己氏之妻发美，竟然蛮横地把其头发剃削下，用来做其夫人的"■"④。礼书有云："主妇被裼"⑤，旧注："被裼读为■■，古者或剔贱者刑者之发，以被妇人之■为饰"，讲的也是在专制社会中那种损人利己的制假发。假发的安法，可能是集长发为多束，结发时编进自己的头发中。如今时浙江绍兴老太太，脑后盘大髻时，犹有将多股假发盘入髻内。不特女子用假发，古代男子也有安假发的，湖北②　《战国策·秦策》。

③　《战国策·秦策》。

④　《孔丛子·儒服》。

⑤　《战国策·魏策》。

⑥　《韩非子·六反》。

⑦　《礼记·玉藻》。

①　《礼记·内则》。

②　《左传》哀公十四年。

③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④　《左传》哀公十七年。

⑤　《礼记·少牢馈食礼》。

包山二号楚国左尹邵■墓，即出有假发一大札，共有长发15　束，每束25　至45　根不等，一端以丝线编织并以生漆粘接，发长约25　厘米⑥。这应是墓主生前使用假发的备用品。

当时又有视男子■长为美。楚灵王享鲁侯于新台，就曾"使长■者为相"①。《国语·楚语下》也说，楚灵王享鲁侯于章华之台，"使富都、那竖赞焉，而使长鬣之士相焉"。富都是富家美子弟，那竖是美绰少年，长鬣是有美■髯的壮年男子。子思适齐，"齐君之嬖臣美■眉立乎侧"，齐君竟耻笑子思胡■不茂，声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眉于先生"②，愿意割下嬖臣的长■移给子思。凡此，均说明了社会上重美■的风气。

妇女粉黛化妆以为美饰，也已流行。《诗·卫风·硕人》称女子姿色，应是"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颈长而洁白），齿如瓠犀（一口碎齿，白而齐整），螓首蛾眉（瓜子脸，细长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楚国宋玉《神女赋》有用"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形容女子貌美。当时视妇女之美，首先注意到的是脸部容貌，故女子施化妆，亦多重在脸上。《楚辞·大招》云："粉白黛黑，施芳泽只，长袂拂面，善留客只，。。青色直眉，美目■只。"魏人张仪称"郑周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闾，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③。可知当时的化妆美容术已相当成熟，通常是用粉搽傅脸上以增芳白，称为粉白，用青黑色画眉鬓以醒神彩，称为黛黑，用朱色脂膏涂唇，称为丹唇。如山东章丘女郎山齐墓出土乐舞陶俑，面部均施粉红彩，樱唇涂朱，④应是当时流行化妆术的泛用。甚至男子也有"美丽妖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者，①齐国即有拟妇人化妆的"丈夫饰者"②。韩非子明确声称："善毛嫱、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③，直截了当指出粉黛脂膏化妆，能使自己容光焕发。前引包山二号楚国左尹墓内，出土一件梳妆用漆奁，盒里放着方、圆形铜镜各一面，骨笄两枚，木片饰两件，蛤蜊壳一个，两半扣合（疑作盛放黛粉所用），还有一个搽粉饰，用绢折叠数层，两端内折，又横向卷一道，以线扎成④。说明这位贵族男子在生前也是爱美妆饰的。

用粉黛化妆可能有若干地区性差异。据《楚辞》所诵，似楚人好用兰椒之类花粉，拌以矿物质色粉为之，既增容貌鲜美，又有香气沁发。北方列国似好用凝脂类油性粉黛，既可使肤色光泽，又适合北方干燥气候，增加皮肤滑润。《礼记·王制》称南方蛮民喜"雕题"，则是刺额涂以丹青为饰。东南吴地有"黑齿、雕题"⑤之俗，知另又流行一种以草染齿为黑色的化妆法。是时人们还尚好留长指甲。如韩昭侯"握爪（指甲）而佯亡一爪，求之⑥　《包山楚墓》第261　页，又图版八七：1。

①　《左传》昭公七年。

②　《孔丛子·居卫》。

③　《战国策·楚策》。

④　李曰训：《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出土乐舞陶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3年3　期。

①　《荀子·非相》。

②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③　《韩非子·显学》。

④　《包山楚墓》第146、261、263　页。

⑤　《战国策·赵策》。

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诚不"⑥。可见众人都留长了指甲。孔子说："为天子之诸御，不爪剪，不穿耳"，⑦把不剪指甲与不穿耳作为宫中女御形体完美的两大外征。穿耳挂饰在当时中土各国的贵族阶层确实不多见，上节列举的中土人像艺术品也果真少见佩耳饰戴环的，倒是在西南地区滇人或诸夷中相当流行穿耳挂饰，但中土的普通社会中，这种人体装饰法不能说没有，唯没有得到统治阶级大力提倡而已，否则也不至于把"不穿耳"列为单独一项提出。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即有一位墓主的双耳部紧贴两个玉■，①或可视为穿耳之例证。另外，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净耳的习惯，山西长子七号春秋晚期晋墓，就出有骨质掏耳勺②。

除上述整洁服饰、米汁沐发、膏油泽发、安假发、重美■、粉黛丹唇化妆、留长指甲、穿耳挂饰、净耳等种种修度仪表容貌的俗尚行为外，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直观上的爱美表现，最流行的恐怕莫过于佩带各类各色的人体装饰品，质料有金、银、水晶、铜、玉、骨、角、陶、石、贝等等，但最主要的则要数玉饰品，通见于中上层社会。《礼记·玉藻》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之说。与商和西周有所不同，这一时期人们佩带饰品，要么贫而不佩，凡是人格够得上佩的，其数量合成则必繁。《楚辞·离骚》屡屡形容"佩缤纷其繁■"、"长余佩之陆离"，就是在描述其佩带饰品的繁多与华美。与此相应者，这一时期大量出现了玉组佩。如陕西陇县边家庄五号春秋早期墓，发现串饰两组，一组在死者颈部，用两件玉■■领，一件玉龟饰尾，中间串以玉牌7、玛瑙80　粒及若干绿松石珠，合成一组佩饰品；另一组置于死者腹前③。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春秋战国之际墓，在七个殉人坑中出20　组佩饰品，有项链，有胸饰，有挂手上的，有挂下身的，也有从颈部直垂挂至膝下的；其中有一组玉髓佩，共26　个玉环，上面是以两个大环为■领，下成三行，每行八环，大小递减；又如两组水晶佩饰，以水晶环和玉璜为挈领和饰尾，中间串入各种水晶、紫晶珠和别的珠子，成双行挂于人的左右胸前①。山东曲阜鲁城乙组58　号战国早期墓，墓主胸腹处有一组11　件玉饰品合成的组佩，用一大玉璧为■领，一龙形玉为饰尾，中以长短玉管串成两道组绶，十分规整②。河南辉县战国墓出土一组玉佩，领■的是一件琢工精美、两端兽头可以活动的大型白玉龙璜，与各种琉璃管珠和白玉环组合成套。③信阳楚墓出土的彩绘木俑上，还绘有玉组佩的具体佩带式样④。玉组佩挂身，能起到有色有声的美饰人体作用，诚如《玉藻》所说："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月（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但玉组佩的形制常据佩者身分等次的尊卑而异，"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⑥　《韩非子·内储说上》。

⑦　《庄子·德充符》。

①　《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②　《山西长子县东周墓》，《考古学报》1984年4　期。

③　《陕西陇县边家庄五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1　期。

①　《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1　期。

②　《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版。

③　《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参见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插图一一：1～3。

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玟而■组绶。"这是经规范化的说法，然组佩结构的繁简，质料制做的精粗，在当时大体还是有其人格象征意义的。值得注意者，战国时期又进而出现了一类联为一体而可活动折起的人体饰品。陕西安塞谢屯村出土的虎噬蜥蜴链式铜腰带，⑤结构别致生动，一改旧常直条式或平板式腰带模式，甚有创新意义。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虺龙怪兽玉佩饰，⑥用一块玉料透雕成两节，中间为一固定环，可活动折叠。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有四节龙凤玉佩饰，也是用一块整玉镂琢成，活环相套，折叠自如。另一件十六节龙凤玉挂饰，长近半米，用五块玉料琢成，集分雕连接、透雕、平雕、阴刻技艺于一体，可解可合，卷折自由①。这种节式玉饰品，很可能是从"玉组佩"演进而来，将通常靠绶带串联多种玉饰品，改成活动玉环套节节连合，若无上乘的琢玉工艺技术，断难成此佳品。

要之，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爱美的灵性，助成了仪容修度的人格自律表象，蕴育出种种理妆饰体的俗尚与名物，并无不渗透着时代的气息。

八、信仰习俗（一）吉祀敬鬼神春秋战国时期的信仰习俗，是早先宗教行事的性质渐变，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的操作系统和表现形式，在社会演进机制、政教导向与宗教内涵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原本基于宗教崇拜的祭祀行为，就已不再限于宗教领域，一则是上层社会祭祀的礼仪化，再者，普通社会亦相机形成了重实用功利的民间祭祀习俗，出现了信仰上"礼"、"俗"错综交合的两大传承脉络。

当时，上层社会有所谓吉、凶、宾、军、嘉的"五礼"，吉祀敬鬼神，凶祀哀邦国，宾祀亲宾客，军祀诛不虔，嘉祀合婚好。"礼有五经，莫重于祭"①，"吉礼事邦国之鬼、神、■"②，即祭祖宗、祀天神地■，位居五礼之首。对于统治阶层来说，要"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③。如战国早期郑器《哀成叔鼎》铭云："永用■祀，尸于下土"，尸主下土众神之祀。齐国《陈■簋》铭亦云："恭寅鬼神，翼恭畏忌。"《礼记·祭法》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犊；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及至乱世，神道泛滥，民间亦淫祀盛起，"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①。民间祭祀行事，所祀对象，则大致有人鬼、天神、地■、物魅四门。

是时的信仰习俗，虽极繁复，但以祭祖、祭天、社祭三者最具重要性。

三者本为部分统治者拥有的祭祀特权，然在这一时期逐渐普遍化、平民化。祭祖已由原先狭隘的祖宗神崇拜，发展为人文气息浓郁的伦理规范，于社会⑤　《中国文物精华（1992）》，图版112。

⑥　《洛阳金村古墓聚英》（增订版），图版一一三：2。

①　《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①　《礼记·祭统》。

②　《周礼·春官·大宗伯》。

③　《国语·周语中》。

①　《吕氏春秋·季冬》。

家族中发挥着"追养继孝"②、"志意思慕之情"③、"报本反始"④、"慎终追远，民德归厚"⑤的敬奉先人及凝聚家族的功能。祭天亦由君王专擅的特权，而渐与天道灾祥、阴阳五行观念相杂糅，发挥着"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⑥"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⑦的政治伦理功能。社祭也因张弛于民间，"可以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⑧，成为平民在世事阢■、神威不测情况下，找出一条慰藉心灵的途径，其娱乐性亦远远超出宗教性，从而发挥着安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⑨。下面就这三种祭祀作一分析。1。祭祖祭祖习俗，可分为丧祭和吉祀两类。丧祭所祭对象为新丧的亲人，是在服丧期间举行，属于五礼中的凶祀之一类，有关节仪见前文"丧葬习俗中的丧仪和服制"一节。除丧后平日岁时的祭祖行事则属于吉祀，被祭对象包括一般祖先在内，通常是在宗庙或家庙中举行。

庙是供奉先祖神主之处，据《礼记·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天子七庙的排列布局，是始祖以下，祖孙同列，父子异列，按昭穆为序，第一、三、五、七等奇数后代为昭，居左，第二、四、六、八等偶数后代为穆，居右，始祖庙则居中。诸侯五庙，分太祖庙、显考庙、皇考庙、王考庙、考庙，考庙亦称祢庙，为供奉父亲神主之庙，诸庙亦按昭穆辈次布列，但除始祖外，至多只能祀父、祖、曾、高四代祖先。大夫三庙，除始祖庙外，只有父、祖二庙。士一庙，祖先神主皆供奉其内。庶人无庙，只许在家中寝室内祭祖。总之，立庙有严格的等级礼制规定。陕西凤翔马家庄发现的春秋中晚期秦国宗庙建筑群，由门塾、中庭、寝庙（太祖庙）、亭台自南而北依次排列，寝庙前东西两侧配置厢房各一，左右对称，应是左昭庙和右穆庙，整个宗庙建筑群四周环以围墙，庭内密布祭祀坑181　个，有人坑8　个，牛坑86　个，羊坑55　个，车马坑2　个，人羊坑、牛羊坑各1　个，空坑28　个①。这可对礼书说的"诸侯五庙"加以补充，知秦国实行的是一昭一穆与太祖庙而三的立庙制，大概自王考（祖父）之上的先祖神主是置于北部居中的寝庙中的。说明当时各国的庙制未必一律，有其变通之处，但以昭穆为序的原则却是遵守的。

当时在庙中的祭祖，主要有间祀和时祀两大类，上述秦宗庙大庭内的祭祀坑当即这类祭祖仪式的遗存。间祀是不常举行的祭祀，有袷和■两种。袷是合先君之主于太祖庙而祭之，其余诸侯则"祝迎四庙之主（父、祖、曾、②　《礼记·祭统》。

③　《荀子·礼论》。

④　《礼记·郊特牲》。

⑤　《论语·学而》。

⑥　《墨子·鲁问》。

⑦　《墨子·法仪》。

⑧　《墨子·明鬼下》。

⑨　参见洪德先：《俎豆馨香--历代的祭祀》，《中国文化新论·宗教礼俗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①　《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又参见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均刊《文物》1985年2　期。

高四代祖先神主）"①，合祭于太祖庙。■是大祭，集合远近祖先神主，包括高祖之上已毁庙之主，陈于太祖庙而祭之②。据说天子或诸侯逢三年丧毕袷祭一次，次年■祭一次，以后则三年一袷，五年一■③。时祀是四时之祭，分春祠、夏■、秋尝、冬■④。祭祖之法，有荐熟（煮熟牲体）、荐血腥（杀而未煮牲体）、裸■、馈食（饭食）四种，■祭四者全用，袷祭不用裸弁，时祀用馈食。在民间还有不定期却得选吉日祭祖的祠祭，如云梦秦简《日书》云："祠亲，乙丑吉"、"祠父母，良日乙丑、乙亥、丁丑、丁亥、辛丑、癸亥"。古代用于祭祀的费用甚大，《王制》称："祭用数之仂，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丧用三年之仂"，郑注：仂指"一岁经用之数用其什一"。可知一年中每家用于祭祀的费用通常要达到年收入的■，若遇有丧事，竟将费去年收入■以上。

庙中的间祀或时祀，从筮日、荐供到祭者进退皆有一定程式，又以"坐尸"仪式最具特色。尸指祭时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无孙，则取于同姓可也"①。大凡尸均由孙充当，祭前用占卜选出众孙中一位担任，称做"筮尸"，代表祖父之恩受祭的尸，用孙子，称做"男尸"，代表祖母之恩受祭，用孙女，称做"女尸"。祭祖时，尸弁冕而"坐堂上不席"，坐在神主的左边，"皇尸载起，鼓钟送尸"②。祭祖用尸，乃因祖灵无形无息，故用活人扮演，听凭祭者祷告和劝请饮食，以节醉饱。"坐尸"仪式既是对先人的缅怀，同时又明扬了子事父的孝道和长幼之伦，起有凝聚家族的作用，反映了祭祖习俗中的质朴功利观。

是时又有哭墓祭墓之俗。人们通常封土起坟作为墓的标志，如孔子曾为父母的墓作坟，声称自己是"东西南北人也（四处漂泊人），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③。人们重墓，"适墓不登陇（■丘），为宫室不斩丘木"④。或在墓前哭而尽哀，孔子过泰山侧，即见到"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孔子凭车轼而听之，以表示同情之意。离开家乡，也要哭墓辞告，"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返其国不哭，展（瞻仰）墓而入"⑤。庙中祭祖"坐尸"的仪式，在祭墓时也间或采用，祀书有云："凡祭墓为尸"⑥，但尸不似庙中以孙辈充当，而是可用外人。如战国时有齐人常到"东郭■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必餍酒肉而后返"⑦，疑此人即充当了祭墓者的"尸"，大概也是一种民间二流子不务正业的行当，借人之哀情而求其醉饱，然则又固知当时祭墓得备酒肉致祭。

2。祭天

①　《礼记·曾子问》。

②　《春秋公羊传》文公二年。

③　《礼记·王制》郑注。

④　《春秋公羊传》桓公八年。

①　《礼记·曾子问》。

②　《诗·小雅·楚茨》。

③　《礼记·檀弓上》。

④　《礼记·曲礼上》。

⑤　《礼记·檀弓下》。

⑥　《周礼·春官·冢人》。

⑦　《孟子·离娄下》。

天作为人格的至上神，是周人天命观的产物，并非直接由天空自然神转化而来，其神性的社会属性多于自然属性。周人是在吸收殷人的上帝信仰同时，把社会道德、政治制度、王朝政权的兴替和社会关系准则天意化，人为造就出"皇天上帝"、"昊天上帝"、"皇天"、"天"、"上皇"、"天帝"、"上帝"等等称名的天的信仰，而天子又是人间与天帝联络的合法代表，唯有天子才能祭天①。

天子祭天，通常是在国之南郊择一地点，起土为坛，循时令而于冬季某个日子举行，因祀于郊外，故"郊"又成了祭天的专称。有时祭天还兼祀日神、月神等天上诸神，《祭义》云："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一般情况下，又常常是天地合祭，故《吕氏春秋》有言季冬之月，"天子乃与卿大夫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祭天属于吉祀，要穿吉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②。祭天时有歌乐，"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③。祭品有璧之类的礼玉，又有牛、羊、犬、猪等牲畜，尤以牛牲居多，但"■郊之事，则有全■"④，须用全牲升荐之。牲牛还得披上有绣的锦袍，庄子即说过，郊祭之牛，"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⑤。祭仪主要是用烧祭，《礼记·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孔疏："积薪于坛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气达于天也。"祭天本为天子所专擅，但至春秋时，诸侯国君亦有行之的。如鲁侯以周公之胤的缘故，即享有这一特权。鲁侯祭天，也十分重视牲牛的完美无缺。鲁宣公三年春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①，就因牛口有伤，即占卜而改换一牛，不料此牛又莫名其妙地死了，鲁人深感不吉，郊天就只得取消。鲁成公七年春正月的一次郊天，牲牛的角也因被鼷鼠啃蚀而将牛作了更换，"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犹三望"②，不但免牲不用，连祭天也放弃，仅作了三次望祀山川之祭。由此可见，诸侯国君的祭天，也是循时令而为，可与山川之祭合在一起举行，出于虔敬心理，特讲究用牲之洁，但若遇到变故，可以避而不祭，这与天子祭天是有所不同的。

春秋以降，天帝信仰渐已社会化，产生出种种天道灾祥之说，"天道赏善而罚淫"③，对统治者，对常人，都被视为有同样神效。孔子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④，得罪了天，祈祷也没用。墨子称："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⑤。天道灾祥观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了很深的介入，如云梦秦简《日书》甲种有云："壬申会癸酉，天以坏高山，不可取妇"。"天火燔人宫，不可御，以白沙救之，则止矣。"又

①　参见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265　页。②　《周礼·春官·司服》。

③　《周礼·春官·大司乐》。

④　《国语·周语中》。

⑤　《史记·老庄列传》。

①　《春秋》宣公三年。

②　《春秋公羊传》成公七年。

③　《国语·周语中》。

④　《论语·八佾》。

⑤　《墨子·天志上》。

说春三月甲乙，夏三月丙丁，秋三月庚辛，冬三月壬癸，是"天所以张生时，此皆不可杀（杀生），小杀小殃，大杀大殃"。还说"凡且有大行、远行、若饮食、歌乐、聚畜生及夫妻同衣（被子），毋以正月上旬午，二月上旬亥，三月上旬申，四月上旬丑，五月上旬戌，六月上旬卯，七月上旬子，八月上旬巳，九月上旬寅，十月上旬未，十一月上旬辰，十二月上旬酉，凡是日赤帝（天帝）恒以开临下民而降其英（殃），不可具为百事，皆毋所利"。诸如此类的日常生活禁忌，无不受到天的威力所左右，说明原本为统治者垄断的天帝崇拜之礼，已因平民社会的参与而俗化，人们可以借简单的迷信禁忌，表达对天的虔敬，其中惩恶扬善的人文精神也有所升华。

与此同时，社会政治组织机构的复杂化，又反馈于贵族阶层的郊天之祀，带来了天帝信仰的分衍。如秦国自春秋时襄公立国，至战国中期献公时，先后建有六处"郊上帝"的"■"，性状多有分属，在西垂作"西■"祠白帝，在■渭间作"■■"郊祭白帝，在渭南作"密■"祭青帝，在吴阳作"上■"祭黄帝和作"下■"祭炎帝，在栎阳作"畦■"祀白帝①。包山楚简213-214记有楚左尹大夫赛祷"二天子各一少（小）环"。似天帝渐由一位衍变为数位。这又给崭起的阴阳五行观念提供事象依据，按五行家之说，"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②，一套强烈渗透着阴阳五行观的天神祭祀体系的造说亦应运而出，乃有所谓立春祭青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黄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这套顺乎季节、色素又内蕴阴阳学说的祭天理论，是对原先至上神天帝信仰的逆反，恐与战国列国割据局面亦不无关系。直至汉代，敬拜太一为上帝，"五帝，太一之佐"③，才重新建起新的以太一为中心而五帝为辅佐神的祭天体系，其政治功能遂因混乱归齐整得以发挥，这是后话，从略。

3。社祭社祭是中国古代通乎上下层社会的重要祭祀行事。据《孝经》说："社，土地之主也，地广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①。《礼记·外传》说："社者，五土之神也。"古人又有将社神说成是人格神的转化，如《礼记·祭法》说，共工氏之子曰后土（一名勾龙），"能平九州，故祀之以为社"。《淮南子》又说："禹劳力天下，死而为社。"然则社神不外是农业社会土地崇拜的产物，故社祭，除主祭土地主的社神外，凡属地■之神，如百谷之主的稷神、山林川泽百物之神，通常亦兼于社地祭之。

人非土不立，故社神必不止一位，《史记·封禅书》有言"亳有三社主之祠"，云梦秦简有"三土皇"、"土神"、"地杓神"、"田大人"、"田亳主"等等。社祭场所之设也必然普遍，自天子至庶民都有"社"。《祭法》规定："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大社、王社、国社、侯社属于官方之社；大夫不特立社，与庶民共社，是为民间之社。民间之社主要有州社和里社，《周礼·地官·州长》云："以岁时祭祀州社，则属其民而读法。"州为地方组织体，其下有里，据说庶民二十五家为一里，里各立社

①　《史记·封禅书》。

②　《孔子家语·五帝》。

③　《史记·封禅书》。

①　《太平御览》卷五三二引。

称里社。包山楚简记楚国地方行政组织即是州下辖里，简138　有记"同社同里"，简210　有记"举祷社一全腊"，是知楚国有里社。各国亦多有里社，如秦国，"秦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公孙衍出见，有"奚自杀牛而祠社"之问②。列子记一燕人生于燕，长于楚，及老而还国，过晋国，同行诳指晋国里社，说是该人的"里之社"①。鲁庄公有如齐"观民于社"②。可见，秦、晋、燕、齐等国民间均有里社。

古代立社的位置，大体分国城中和郊外两类。如天子之社，乃置于国城中正寝即路寝的西面，与东面祖庙相对应，谓之"左祖右社"③。社封土为坛，据说用土分青、赤、白、黑、黄，各按东、南、西、北、中的方位相配④，但这恐是后制，于春秋战国则未必然。《左传》哀公七年云："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知国社是有围墙圈之。晏子说"社束木而涂之"⑤，则其围墙是束木为垣，外涂泥。民间的社大都置于郊外。社中一般植有松、柏、栗、梓、槐等社树，又有社主，或立石为主，或以木为主。

在正常年份，社祭一岁共举行四次。《礼记·月令》说，仲春之月，"择元日，命民社"，郑注："祀社日用甲"；季夏之月，"以祠宗庙社稷之灵，以为民祈福"；孟冬之月，"大割祠于公社"。另外《月令》佚文有"仲秋择元日，命人（民）社"⑥。《郊特牲》称社祭"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是知社祭分春、夏、秋、冬四季举行四次，祭日在相关月内的第一个十干甲日，这与后世社日在立春和立秋两节气后的第五日戊日举行不一样。但四次社祭的隆重程度有差别，春、夏、秋的三次只是例行公事，常祭而已，唯孟冬之月的社祭独称"大割"，要大杀群牲割而献功，可见非同一般，最为重要。《国语·鲁语下》称春季的社祭为"社而赋事"，称冬季的社祭"蒸而献功，男女效绩"，也说明冬日社祭的热闹隆重远超过其他几次。不妨说，孟冬之月甲日的社祭，与岁终十二月蜡祭乡饮酒（见本书"乡饮酒"节），是春秋战国社会仅有的两大带普遍意义的时令节日。

社祭，可分官方和民间两类。官方社祭，拘执于礼仪，肃穆有加而庄重太过。《礼记·郊特牲》渲染说："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君王在社祭中的一举一动都要纳入礼制程式，站位南向而背临社墙北垣，还要衣冠整齐，"端冕而祀之"①，摆威势，示虔敬，缺乏生气。往往在祭社神同时，又兼祭稷神、山川地■诸神。如上述季夏的"祠宗庙社稷之灵，以为民祈福"，就属于官方的社祭。"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②，祭祀用牲要序主祭者的身分等列。或云："牛曰大牢"、"羊曰少牢"③，但《公羊传》何休注则云："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凡二牲，②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①　《列子·周穆王》。

②　《国语·鲁语上》。

③　《周礼·冬官·匠人》。

④　《白虎通·社稷》。

⑤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

⑥　《太平御览》卷五三二引。

①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②　《礼记·王制》。

③　《大戴礼记·曾子天园》。

曰少牢"，两说不同，若从上文引秦国百姓杀牛祠社看，天子社祭用大牢仅指牛牲，未免显得寒碜，大概后说比较切近当时实际。

民间社祭，远比官方社祭来得生动活跃，人多场面热闹，形式也不拘一格。《郊特牲》形容说："唯为社事，单（殚）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可见，民间社祭，里中百姓人家尽数出动，祭社神时，还举行田猎活动，人们都积极跻身参与，不甘落后，丘闾庶民共同向社神献上上好粢食。《礼记·王制》还称庶民社祭的祭品，"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以卵（鸡蛋），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雁"，皆来之土地所长，家中所养，水中所获，以祭社神，确属报土地之功，更冀求未来顺当有福而生活裕如，特别是冬祭时荐稻米，伴以雁，雁可能即属社猎中所射获品，该品又内寓"雁取知时飞翔有行列"①，不失时序，则寄意尤深，大概指望社神能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以使农事有个好收成。当此之时，里人祭祀同福，忧虑抛过，治事暂停，娱乐沉醉。《淮南子》说的"穷乡之社，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②，应也适合春秋战国时的民间社祭。难怪鲁庄公会对齐国民间社祭的热闹无比场面，生出神往之情，俗心触动，竟不顾礼数约束，不听臣下劝阻，亲往观赏③。

除正常年份中的节令性社祭外，当时又有非常事态下的临时性社祭。例如，天候灾异可社祭，《左传》文公十五年夏六月辛丑朔，鲁人见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人君或大夫有病可社祭，上述秦人杀牛祠社为昭王祷即是；包山楚简248　有记大司马卓滑救■之岁（公元前316年）四月，左尹因患"腹心疾"，"举祷社一■"。天子出征，先告祭社及宗庙，可临时"立军社，奉主车"④，军社设于军营之右，载大社之主于车从行。征伐后献俘有社祭，鲁昭公十年秋七月，鲁平子伐莒取■，"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诸侯会盟有社祭，僖公十九年夏六月，■子会盟于邾，邾人执■子用于"次睢之社"⑤，还"叩其鼻以■社"⑥。另外，男女私结信约亦可盟于社，如春秋时泉丘二女私奔鲁国贵显孟僖子，男女三人"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无相弃也"⑦。

社祭在春秋战国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影响不小，官方借此信仰，在于巩固统治者的权位和布施其政教要略；当战争胜负未测，天候异常或人力难控灾象发生，可激励精神，安抚动荡的人心；民间社祭，庶民在乱世中能有个心灵信仰的支柱，暂求得居处同乐，行作同和，欢欣忘忧，其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亦是官方所期望的，故民间社祭能与官方社祭并行而不在禁止之列。大概当时规定的大夫不特立社，与庶民共社，是有因俗导民、教民成礼的官方政治用心的。

（二）神灵信仰上的忌讳春秋战国时期兵革不休，诈伪并起，社会动荡不定，人们对现实无力，

①　《仪礼·士相见礼》，郑注。

②　《太平御览》卷五三二引。

③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④　《周礼·春官·小宗伯》。

⑤　《左传》僖公十九年。

⑥　《春秋谷梁传》僖公十九年。

⑦　《左传》昭公十一年。

故常寄望于神灵信仰，以能趋吉避凶，在精神上有个安全感，生活上能顺顺当当。云梦秦简《日书》甲种说的"百事顺成，邦郡得年，小夫四成，以祭上下群神，飨之乃盈志"，就是这种信仰心理的说明。当时的神灵信仰虽仍有泛灵性质，但已与商和西周时的宗教崇拜体系在于"先鬼而后礼"，重在再构人神世界的生活秩序和神权与政体相对统一，有很大的不同，其泛灵信仰业已社会化、平民化、普及化、客观化、世俗化。人们心目中的种种亡灵、神灵、鬼灵、物灵、生灵，其神性善、恶、中性可变，大致基于自身生活的经验积累和社会行为利益相定夺，为避免受贻害，在信仰方式上并非一味采取回避接触和莫名畏惧等消极防范措施，而是通常用某些约定俗成的、多多少少经历过验证却又被迷信思想所歪曲认识的社会性忌讳，进行约束自律，于信仰系统上则采用了定期定时定对象定祭或临时致祭的处理方式，有的甚至已转化为规约社会行为规范的俗信，深深影响着当时的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当时人们祭神都重功利时效，故有称"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之"①，■指聚草束木于祭地，备祭品致祭，然大凡均于疫病流行、灾祸发生或气候失序之际行之。又有称"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②，登台望天象气色灾变，占其吉凶而书之，以早为之备。可见客观的功利性已在纠正宗教行事的盲目性。

试举当时最重鬼神的楚地民俗观之。《吕氏春秋·异宝》有云："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楚人有"桃弧棘矢"③以御不祥之俗，据《庄子》说，是"插桃枝於户，连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这类迷信行为又见于丧俗，鲁襄公入楚为楚王吊丧，就曾"使巫以桃、■先祓殡"④，即用桃棒、苕帚先在棺材上扫除凶邪。包山二号楚墓出有根雕动物避邪和苕帚，江陵望山一号楚墓也有这种根雕避邪发现。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东国之桃梗"与"土偶人"斗言的寓言⑤，大概也与桃木避不祥的俗信有关。《新论·言体》称楚灵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楚辞》对日御羲和、风伯飞廉、雨师■翳、雷公、云神丰隆等等，均有人格化描述。包山二号楚墓出土卜筮祭祷竹简，内容都关墓主生前患腹心疾，祷鬼神以求病愈之事，所祷对象有先祖先君、老僮、祝融、鬻熊、熊绎、新王父（亲祖父）、新父（生父）、新母（生母）、兄弟、继（绝）无后者、不辜鬼、人禹、二天子、岁星、司命、司■、蚀、南方、后土、宫后土、社、地主、宫地主、野地主、宫、坐山、五山、高丘、下丘、大水、行、门等，包括人鬼野鬼、天地山川星辰等神，通常同时兼祭几位神灵；祭仪分作三类，一类是杀牲盛馔的"举祷"，一类是晚辈对先辈的"■祷"，一类是继前祭后回报神灵赐福的"赛祷"①。这些，都足以表明楚人的崇信鬼神之风。

①　《左传》昭公元年。

②　《左传》僖公五年。

③　《左传》昭公十二年。

④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⑤　《战国策·齐策》。

①　《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369、561　页。

但楚人重鬼神，亦非类同早期的泛灵崇拜意识，其信仰已内寓机变和社会功利性。如楚昭王有疾，卜官占而以为是黄河之神作祟，大夫也请在郊野祭此神，都遭昭王拒绝，并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不越过本国地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声称自己虽无德，也不会得罪到黄河之神。这被孔子誉为"知大道"②。说明楚人的泛灵信仰，泛而不滥，注重功利取舍原则，不是盲目崇信。即就上举包山二号楚墓发现来说，祷神不可谓不众，然墓内西室出土竹笥，内放五块木主，上分书"户"、"灶"、"室"、"门"、"行"，所祀五大生活职能神，却与当时俗信化了的"降于五祀之谓制度"③、"大夫祭五祀"④是一致的，而墓主身分正属大夫。祀五大生活职能神，有礼制上的等级规范，据《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诸侯自立为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适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司命是司生命之神；中■是主堂室神，即包山楚墓木牌的"室"神；门神、户神主出入；行神主道路行作；灶神主炊事；泰厉、公厉、族厉分指帝王、诸侯、大夫之无后而成厉鬼者，主于杀罚。不过这种呈奇数递减的等级祭礼，据说是西周之制，值春秋战国之乱世，已经崩落。如包山二号墓主，生前只是左尹大夫，不仅能专注于本属天子诸侯才能祭的五位生活职能神，还曾祷祀司命及人禹、继无后者、不辜鬼等一些泰厉、公厉、族厉之鬼，然其特备户、灶、室、门、行的"五祀"木主，说明承旧礼的破坏，新起贵族阶层正努力规范一套新的信仰祭祀系统。但由于当时"国异政教，各自制断"①，"五祀"的五位神又贴切日常生活，故信仰上的礼、俗二分趋势在所必然，平民社会化的"俗"变比上层社会硬性的定"礼"，更具推而广之的普及力。云梦秦简《日书》乙种有："祠五祀日：丙丁灶，戊己内中土（即中■或室），乙户，壬癸行，庚辛门"，就是普通社会广祠五大生活职能神的说明。

"五祀"的体制可分官方与民间两类。官方之祭，据说是春祭户，先荐脾；夏祭灶，先荐肺；季夏祭室，先荐心；秋祭门，先荐肝；冬祭行，先荐肾②。如灶神，一称灶君，③古代或以为是颛顼氏之子祝融司火被祀为灶神，④又有说是火神回禄⑤，但《庄子·达生》云："灶有髻"，司马彪注："髻，灶神，著赤衣，状如美女"，总之，已被人格化。郑国专设有祀灶之官裨灶，兼负责府库火儆消防，一次曾向执政子产报告"宋卫陈郑将同日火"，未引起重视，后来各国果然发生火灾，郑国匆忙"除于国北，禳火于玄冥（水神）、回禄，祈于四■"，仍是损失惨重。说明官方的祭灶，固然视灶神主饮食炊事，亦留意于火警消灾祀平安。

②　《左传》哀公六年。

③　《礼记·礼运》。

④　《礼记·王制》。

①　《战国策》刘向叙录。

②　《礼记·月令》。

③　《战国策·赵策》。

④　《礼记·礼器》孔疏。

⑤　《左传》昭公十八年。

再如祭门神，也设专官，《国语·国语中》云："门尹除门"，谓门尹之官负责扫除门庭之祭。凡宫门、城门、家门均有门神，鲁庄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①，发生水灾，分别祭灶神、门神，后者乃属城门之神。《礼记·丧服大记》有云："巫止于门外，君释菜"，郑庄："巫主辟凶邪也，释菜礼门神也。"此门神当指宫门或家门之神。祭门神未必限于秋季，据礼书说，秋祭门，是为了除陈气，御疾疫；冬祭门是除阴气；季春之月，统治者要"命国难，九门磔禳，以毕春气"②，举国上下皆要祭门除疫，送走寒气，与祭室神一起进行，祭仪用"难"，"难"即傩，是门内索室殴疫之祭，属于一种戴面具驱鬼逐疫的祭祀方式，礼书所谓"方相氏掌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时傩，以索室殴疫"③，讲的就是傩祭，规模大者达上百人（百隶）之多；民间亦有，如《论语·乡党》记孔子有一次见到"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他穿着朝服，站在东面台阶恭敬地观看。

又如祭行神，冬祭只是例行常祀，平日出行前也或祭之。春秋时鲁侯适楚，"而祖以道君"④，杜注："祖，祭路神。"西周时早有，如《诗·大雅·韩奕》云："韩侯出祖"，祖亦指祭行神；因常用祖祭，故一称"祖神"，云梦秦简《日书》即有称行神为"祖"神，《礼传》有云："共工之子曰修，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览，故祀以为祖神"①，则行神已人格化，后世称饯行为祖道、祖饯，殆由此信仰而来。这种祭路神的祖祭，又称为■祭，《周礼·夏官·大驭》："玉路之祀，及犯■"，郑注："行山曰■，犯之者封土为山象，以菩刍棘柏为神主，既祭之，以车轹而去，喻无险难也"，即祭时，当路垒土象征山形，以草木为神主，祭后让车从土堆上压过去，表示一路平安无阻。

民间对于户、灶、室、门、行五大生活职能神，常有诸多崇信上的忌讳。如云梦秦简《日书》有"室忌"，称"春三月庚辛，夏三月壬癸，秋三月甲乙，冬三月丙丁，勿以筑室；以之，大主死，不死，■，弗居"。称"行忌"云："凡民将行，出其门，毋敢顾，毋止。直述（走道路中央），吉；从道右，吉；从左，吝。"天水放马滩出土秦简《日书》，有称"四时啻为室日"，"春子、夏卯、秋午、冬酉是（时），是人破日，不可筑室、为啬夫，娶妻嫁女，凶"。又有"门忌"，谓"祠门良日：甲申、庚申、壬午"②。这与云梦《日书》讲的"祠门日：甲申辰、乙亥丑酉，吉"，有所不一致。说明这类民间的崇神忌讳，存在着地区性差别，但又都注重于行事的日期和时辰，却是其共性。《管子·幼官》称"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时"，以视民间"五祀"，亦然。可见，重时空概念是当时信仰习俗的一大特征。

民间"五祀"的形式不拘一格，无定制。《礼记·礼运》说："燔柴于灶，夫灶者，老妇之祭也"，此乃家门之内，妇人治之之故。如室祭，云梦《日书》称"人无故一室皆垂涎"，可以"掘其室中三尺，燔豕矢焉，则止

①　《左传》庄公二十五年。

②　《礼记·月令》。

③　《周礼·夏官·方相氏》。

④　《左传》昭公七年。

①　《风俗通义》卷八引。

②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2　期。

矣"；如果"一室人皆痒体"，是"疠鬼居之，燔生桐其室中，则已矣"；若"一室井血而腥臭，地虫斗于下"，可"苞以白茅，裹以奔而远去之，则止矣"。《管子》有云："当春三月，■室■造"，即春季阳气转盛，易生瘟疫，可取楸树薰室，禳祓室内疠鬼。在今来看，这属于烟薰消毒，唯当时则作了迷信的歪曲理解，但毕竟内蕴生活经验的积累。再如言"行祠"，称"东行南，祠道左；西北行，祠道右"，祠时要高呼："大常行，合三土皇，乃为四席，席■其后，亦席三■"，还要致祝辞："毋王事，唯福是司，勉饮食，多投福。"行祠时，或有借右史传说人物禹为名，高呼："皋，敢告曰：某行，毋咎，先为禹除道。即五画地，椒其画中央土而怀之。"天水秦简《日书》也有类似云梦《日书》祠行的说法，其云："得择日出邑门，禹步，三向北斗，质画地视之日，禹有直五横，今利行。"总之，民间"五祀"不似官方"五祀"有那么些节仪上的限定，尽可作信仰上的种种发想，祭祀方式都贴近生活实际，功利要求十分明确，反映了人们在乱世中辗转求生之际，如何寻求安抚生活的精神寄托。

逢此世道纷纷攘攘之际，社会上的"淫祀"泛起，"星坠木鸣，国人皆恐"①，信仰心理和信仰忌讳无奇不有，有祷病用"刍狗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的，②有"浴狗矢"或"取五牲之矢浴之"避讳鬼魅的，③有"出■（雄）猪"、"出犬、鸡以诅射"求神加祸于仇人的④，等等。云梦秦简《日书》又记有因所忌所讳而将婚丧嫁娶、生男育女、病残老死、出行交往等人生日常生活细事交付所信仰的二十八宿星神安排措置的。还不厌其烦各各罗列祷祠马、牛、羊、猪、犬、鸡等六畜神灵以及蚕神、财神"金钱"、商贸神"市"的"良日"和不宜举行祷祠的"忌日"；就连裁衣穿衣、土功、耕种、造厕所等等，也都要图良日、忌日。如言"衣良日：乙丑巳、酉，辛巳丑、酉，吉。丁丑裁衣，媚人。""衣忌日：己、戊、壬、癸、丙申、丁亥，必予死者。"如言建造厕所的日子，"■忌日：己丑为■厕，长（者）死之；以癸丑，少者死之。其吉日：戊寅、戊辰、戊戌、戊申；凡癸为屏■，必富。"其中对时日忌讳的吉凶俗定，似乎还渗透着扑朔迷离的五行相胜思想。另外，人们爱疑神疑鬼，竟至见老鼠上房，也要算一吉利与否。又极迷信做梦，有人格化的梦神，《楚辞·招魂》称之为"掌梦"，云梦《日书》称梦神名"宛奇"或"■■"，做了恶梦，有用食品钱布茧絮之类祷而求赐大富的。

社会精神风气如上述，虽则揭示了信仰观念的时代转变，神道祭祀从统治阶层的专权转向深深介入全社会的物质生活、日常行事和经济生产各领域，变得更具客观化和人间主义色彩，但这套发自个人，普及社会的忌讳习俗系统，其主观认识上的浅显，非理性的局限，行为方式上的荒唐，竟也有溃不可抑的弊端。

值得注意者，春秋战国时期又出现了一股重人道而否定神道信仰的觉醒思潮，以其自然主义的理性而首先发轫于知识阶层。《左传》僖公十六年记陨石落宋国，宋襄公问吉凶何在，周内史叔兴认为这是"君失问"，指出"阴

①　《荀子·天论》。

②　《庄子·天道》。

③　《韩非子·内储说下》。

④　《左传》隐公十一年。

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僖公二十一年夏，鲁国大旱，打算焚巫■禳灾，臧文仲止之，指出应"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昭公十九年郑国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子产不许，说："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表现出一种人道与神道无涉的鲜明立场。《荀子·天论》主张"明天人之分"，以为"星之坠，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韩非子·解老》说："人处疾则贵医，有祸则畏鬼"，直掏鬼神迷信忌讳事象的社会思想症结，其提出的"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则将种种非理性的信仰上的忌讳习俗统统抛在一边，肯定了事在人为的积极生活态度。他主张的"礼者，所以饰貌情也，群义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显然代表着一种崭新的人文主义伦理精神。俗信的推陈出新，首先觉悟于时代变革进程中的知识阶层，这一历史现象也是发人深省的。

九、结语春秋战国时期的霸权迭兴和列国争雄，打破了西周以来传统王权体制，由此出现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解开了束缚人们思想的网罗，社会习俗的运作，相应注入了继往开来的活力，在古代文化史上，可谓导入了一个繁花纷呈的黄金时期。

从总体上看，春秋战国的社会习俗，地缘性差异和相互间的取纳融会十分明显，与当时的人文政治地理圈①分合是一致的，大体也分成七大习俗文化圈：以周为中心，北到晋国南部，南到郑国、卫国，即战国时的周和韩、魏、赵国南部，地处黄河中游，为中原文化圈。

在中原北面，包括赵国北部及中山、燕国等，为北方文化圈。

黄河下游山东地区，为齐鲁文化圈。

长江中游南北地区，为楚文化圈。

淮水及长江下游地区，为吴越文化圈。

西南川、云、贵地区，为巴蜀滇文化圈。

西北陕、甘广大地区，为秦文化圈。

这七大文化圈，因社会阶层、种族、地域的差异，社会生活习俗的形态有所不同。如周地三晋民性俭啬而刚武，尚功利，饮食多羹、菹、肉酱、干脯，食品配伍富具特色，代表了北系饮食文化的主流，服饰有质朴风格。北方文化圈燕和中山等国，民性重节文，有侠气，尚仁义，服饰颇矜夸。齐鲁则崇尚礼交，好儒备礼，民性豁达，服饰舒裕有文采，丧葬具节仪，重祭祖。楚地信鬼神遍泛，好辞善舞乐，饮食重鲜品实肴而不重酱羹，偏爱花椒及水产禽类，擅多种烹调术合用，口味尚甜辛，代表了南系饮食文化的主流，婚俗多姿多态，服饰轻丽。吴越民性脆野，生活方式善博采近域而具开放性，爱食鱼，以椎髻为俗，服饰拙而有式。巴蜀滇习俗奇特，好群聚娱乐行祭，服饰多显宽松。秦地尚武，信仰禁忌甚多，婚姻家庭关系重家政而轻宗法，女子喜持强，服饰厚实。诸如此类等等，各个构成了各地缘固自的习俗文化特色，对后来的秦汉社会生活影响至深，其余绪久久回荡于后世。

显然，春秋战国的社会习俗文化，其地缘性和发展上的不平衡性是存在的，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是地理、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不一，二是列

①　参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2　页。国割据各握权柄而擅其政令的政治因素，三是各地缘所固具的历史传承由来及时代变异流程并不处在一个层面。因此，唯有多层次、多视角、全方位认识春秋战国的社会生活习俗，兼察其渊源和流变，才能较充分较客观地把握其纵横观和面面观。

必须看到，在春秋战国各地的社会历史文化长期板块碰撞交合中，地缘之间又自有一股凝塑的力量，生活习俗也有许多的一致性，特别是以礼调节伦际关系，以礼再构社会伦理形态，以礼经纬等级贵贱和社会秩序，以礼强调个人的立身处世，并且逐渐俗化，成为习俗事象中带有自觉而有意识的运操中枢，这方面的共性是十分明显的。正是通过地缘间人群的交往交流，种族的混合，政教的推挽，使这种习俗文化的运作不断扩大着影响力，带动着具有普遍社会性和全民性的人文精神和行为观念标准的积成，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传统之一。

春秋战国 第017卷 春秋战国科技史

【本卷提要】

本书是春秋战国部分的科技史卷。所述时间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包括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两个重要历史时期。这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生铁冶铸技术的产生和铁器的普遍使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土木建筑工程的发展；"天命观"的衰落和"士"这个阶层的崛起，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的繁荣，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古代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出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本书将以古籍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为根据，广泛汇集近代科技史家的研究成果，对这一历史时期科技发展的概况和重要成就作出论述。力求系统全面，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并简要论及商周、秦汉前后两个时期科技的继承发展关系以及春秋战国科技成就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影响。根据这一时期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到天、算、农、医这个科技史界公认的中国古代科技体系，本书将按照冶金技术和铁器的推广、土木工程和手工业技术、天文学、数学、地学、农学和生物学、医学、物理学这个顺序进行论述。为避免和"思想卷"有过多重复，有关春秋战国时期自然观（包括自然哲学）的内容，只在本书第一部分的概述中作简要介绍。

一、春秋战国科技概述（一）铁器的普遍使用与社会大变革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

和主要以工商业与贸易为生存命脉的古希腊不同，中国的奴隶制是在大陆上发展起来的。我国黄河中下游的大片平原以及渭河、汾河谷地和长江、淮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带，几乎连成一片，比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平原要大得多。这里远古时代"草木畅茂，禽兽繁殖"，①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自然条件。在使用石制、骨制、木制工具的原始社会，发展农业主要靠火，用火烧掉树木野草，然后进行耕种。我国传说中的农业的始祖神农，被称为"炎帝"，也叫"烈山氏"，都与火有关，反映了这一历史状况。在石器加工和制陶技术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青铜冶铸技术，到了商代已发展到独步世界的高度。青铜器具的使用，不仅把我国农业生产技术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农业生产逐渐取代了采集狩猎活动和畜牧业，到周初已成为社会经济中最主要的部门，而且也为手工业技术的发展和生铁冶铸技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铜的熔点为1083℃，炼块状铁要求的温度为1000℃左右，生铁的溶点为1146℃。熟练地掌握炼铜技术和进一步改进鼓风技术，获得生铁熔铸的高温是不难达到的。所以不迟于公元前6世纪，我国已出现了生铁冶铸，很快又发明了利用柔化退火制造可锻铸铁和世界上最早的炼钢术与淬火技术。

铁器的应用，特别是铸铁农具的普遍推广，成为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引起了全社会整个技术基础的巨大变化。V　型铁铧犁和牛耕的使用，加快了农田开发和精耕细作传统的形成，大大增加了农业的产量。凿井技术的提高和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建，便于人们向远离河湖的地区移居，并在附近开辟农田进行耕植，使大量荒地得到开垦。私田数量的增加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以个体经营为特征的小农阶层（自耕农和佃农）和以私有土地为资本、通过佃耕制而暴富起来的封建剥削阶层的出现，使封建生产关系得到迅速发展。

"私门富于公室"的现象也诱使诸侯、卿大夫和贵族奴隶主们纷纷开始采用封建剥削形式。而新出现的封建制度，也更好地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使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时期的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也促成了奴隶社会无法比拟的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中国的奴隶制没有产生足以和希腊科学文化相媲美的精神文明；但是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封建社会的国家，不仅在进入封建社会的初期就创造了可以和古希腊媲美的科学文化，并且从此伊始，以自己辉煌的成就和鲜明的特色在世界上领先达1000多年之久。

春秋战国时期奖励耕战、重视农桑的政策，不仅促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提高和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而且也促进了天文历法的发展。春秋时期我国已开始采用十九年七闰的制历方法，至迟在公元前7世纪已开始用圭表测日影以定冬至和夏至；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了二十四节气的思想。在天文观测上，这一时期也有了关于日食、月食、流星、彗星的世界上最早的观测记录；楚人甘德、魏人石申编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①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在农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生产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形成了冶铁业、丝织业、车辆制造、玻璃漆器业等许多独立的生产部门，出现了分工越来越细、工艺技术逐步规范化的趋势。春秋末期齐国人撰写的《考工记》，记述了当时官府手工业的30　项专门部门的制造工艺和技术规范，反映了当时手工业技术发展的高水平。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水陆交通的发达和城市的发展。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军事征伐、文化交流和商业活动，扩大了各个地区的联系沟通。这不仅促使了华夏地区各民族的融合与科学技术的交流，而且开阔了人们的地理视野，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出现了《禹贡》、《管子·地员》和《五藏山经》等对地理资料进行综合论述的著作。

（二）"士"的出现与学术繁荣春秋时期，诸侯林立，各诸侯国之间的攻伐兼并十分激烈。各种势力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在夺权斗争中取得胜利，都需要舆论上的准备和思想上的支持，特别是需要笼络收买社会上的智能之士为他们出谋划策，承担处理大量的军政外交事务。在这种形势下，原来由奴隶主阶级垄断文化教育的"学在官府"的制度受到冲击，社会上私学兴起。特别是从孔丘（公元前551-前470年）开始的私人讲学活动，使原来被统治阶级垄断的文化知识普及到社会上并不当权的平民即"国人"之中，社会上由此产生了一批受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的"士"。这一大批来自"国人"的"士"，在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时期，代表各阶级、阶层利益的不同思想学说纷起。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各持见解，著书立说，奔走游说，互相争辩，出现了"■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①的现象，造成了思想上解放、学术上自由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儒家、墨家、道家、名家以及荀况（约公元前313-前238年）、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对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有较大的影响。他们为了发展自己的学派，论证自己的观点，实现自己的主张，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都程度不同地关心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从中汲取某些有利的论据。他们从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对一些自然现象和技术问题进行解释和概括，频繁交流，彼此辩诘，相互补充，为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气氛和条件。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促进了我国整个学术的繁荣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和正值奴隶制鼎盛时期的古希腊一起，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同时形成了两个交相辉映的科学文化高峰，全面奠定了我国后世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

（三）自然知识的进步春秋战国时期，在自然知识方面，除前面已述及的天文学、地理学之外，数学、农学、生物学、医学和物理学等均有了相当的发展。

在数学方面，我国商代已使用了十进位法，有了画圆和直角的工具"规"和"矩"。春秋时期已可利用筹算进行完整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并有了分数的概念。后期墨家提出了几何学中的点、线、面、方、圆乃至极限的概念。

公元前239年，由秦相吕不韦（约公元前290-前235年）的门客集体

①　《汉书·艺文志》。

编撰的《吕氏春秋》，融合了诸子百家的思想和学术成果。其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专讲"崇本抑末"的重农政策和深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技术水平。农业和地理学的成就，也促进了生物学知识的积累。这个时期在生物形态学和分类学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中国独特的医学体系，也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在医药、病因病理和诊断治疗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战国后期成书的《黄帝内经》，对我国古代的医疗实践经验作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提高，成为我国中医理论开始形成的标志。《内经》运用阴阳对立、五行生克的思想，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预防、治则和药性问题，成为2000年来中医辨证论治、临床实践的基础理论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手工业技术包含了丰富的物理学知识。《考工记》和后期墨家撰写的《墨经》等书中，记载了我国古人在力学、声学、热学、电和磁以及光学方面获得的理性认识。特别在力学、声学和光学的研究上，还出现了实验方法的萌芽。《墨经》中记载的光学实验，包括小孔成像以及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的成像实验，其方法和结论与近代光学实验十分相似，取得了比古希腊欧几里得《光学》更早的辉煌成就。

（四）诸子百家的自然观自然观作为古代科学思想的一种形态，在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多种学说，成为2000多年来影响我国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发展的传统力量。

1。"天命观"的衰落和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必然引起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变化。这首先体现在对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天命观"所提出的公开挑战。

这种状况在当时的诸子学说中普遍反映出来。即使在讲过"天命"的孔子那里，对"天命"问题也是极力回避的。"子不语怪、力、乱、神"。①他还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②这已把"天"看作是"自然"了。同样，宣扬"王道"的孟轲（公元前372-前289年）也指出："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③是说天和星辰虽然高远得很，但其规律也是可以获知的，千年间的冬至也可以被预知。这反映了对"天"的神秘感的消失以及对"天"可以认知的信心。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杰出思想家荀况，更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自然"，把原来被看作是人间至高无上的主宰一下子降为与人为伍的大自然，并把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以政裕民"的物质基础。在《荀子·天论》中，这个思想得到了完整的表述。"天"是什么呢？荀子指出："列星随旋，日月递■，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这是说"天"就是自然本身，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的功能就是"神"。他还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即天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是不为"人事"所改变的。他十分卓越地提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

①　《论语·述而》篇第七。

②　《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③　《孟子·离娄下》。

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在这里，荀子进一步抒发了"明于天人之分"的意义，指出在"人"与"天"的关系上，"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只要能掌握和善于利用自然规律，就可以使自然为人服务。"如是，则知其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如果对"天"只是敬畏、颂扬和等待其恩赐，那就是"错人而思天"了。荀子的这段论述，可以说是当时在处理"人"与"天"的关系上最具积极意义的认识。

2。阴阳-五行说在百家争鸣的形势下，各家学说都力求从总体上说明和理解自然，在自然的本质或宇宙万物本原的问题上，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说法。探讨、认识这一问题，是自然科学的根本任务，但在科学还没有进步到足以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只能先由哲学提出某些猜测和作出一定的解释。春秋战国时期宽松活跃的学术气氛，为这些学说的提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时的中国哲学家们对自然本质的各种看法，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内容大体上是类似的。关于宇宙论和时空观的内容，将分别在天文学和物理学部分介绍。

殷周时期已经产生的阴阳和五行学说，仍然是这一时期关于宇宙万物本原的重要学说。五行学说是从西周的"五材"演变而来的。汉初伏胜所著的《尚书大传》记载，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士卒欢乐歌舞以待旦，歌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把水、火、金、木、土看作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五种基本材料的看法，当是有古老渊源的。《国语·郑语》记载，周幽王九年（公元前773年）太史伯回答郑桓公之问时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个回答表明，当时还只是把土与金木水火看作是"以成百物"的基本材料，还没有把它们上升为宇宙万物的本原。《左传》中记载的关于柳下惠（展禽，生活于公元前7世纪后半期）的一段话中有："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这是最早出现的"五行"二字。《国语·周语下》记载公元前572年的一段话说："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天六"指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地五"即指五行，并把它们上升为正常的自然规律（"数之常也"），这就具有一定的哲学意义了。到公元前6世纪末，五行即被推广到各个方面（"五味"、"五色"、"五声"等），并被看作是"礼"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可能是战国时人伪作的《尚书·洪范》中则进一步概括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里把五行提升为构成宇宙万物的五种基本元素，并对它们的性质和作用作了规定。

西周末年，还产生了物质为"气"的说法，用对立的阳气和阴气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天地分离、四季变化、万物盛衰等各种自然现象。天气为阳，性质是上升的；地气为阴，性质是沉滞的。两种气的协调交感作用，生成万物和天地的秩序；二气不和，就会引起自然界的灾异变化。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西周三川（今陕西中部）皆震，周大夫伯阳父说这是因为"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①于是便发生地

①　《国语·周语上》。

震。

到了战国时期，几乎各家都把阴阳看作自然界两种对立的力量。《老子》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即阴阳蕴涵于万事万物之内，在看不见的气中得到统一。这里把阴阳看作是万物的基本属性。《荀子·天论》称："四时代御，阴阳大化"；并用"天地之变，阴阳之化"来解释星坠之类的自然现象。

在孔子及其弟子所编的《易经·系辞传》中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并称："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这是说一阴一阳，一刚一柔，相互推移，即生变化，在这种对立统一的作用之下，就发生了万物的演化。这可以看作是对先秦阴阳学说的总结与提高。

战国时期，从不同角度反映自然界面貌的阴阳说与五行说开始被结合起来，形成了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说和元气论的结合，又构成了我国古代元气一元论的自然观。

先秦学者也有将宇宙万物的本原归结于一种具体物质的。《管子·水地》篇称："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万物莫不以生。。。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这是水一行说。《庄子·在宥》篇假借黄帝时代的广成子之口说："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返于土。"这是土一行说。尽管我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水一行说、土一行说还比较粗糙，但都在试图把自然界无限多样的物质存在形态统一于几种或一种物质本原，用统一的观点去解释宇宙万物，其中包含着一些合理的见解和天才的猜测。

3。墨家的"原子论"思想以实验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原子论，渊源于古代朴素的原子论。中国的墨家也曾提出过类似古希腊原子论的观念。《墨经》第62　条①提出："端，体之无厚而最前者也"；"端，无间也。"这是说"端"是物体的起始，是把物体分割到"无厚"而留在最后的、最原始的质点；它是没有间隙、即无内部结构的。《墨经》第160　条又说："非半弗■则不动，说在端。"就是说，"端"是不能再分为两半的东西了，所以是不能毁坏、不能变化的了。这是关于原始的、物质最小单位的概念，实质上是十分朴素的、揭示了物质的不连续性和物质最小单位不可分割的思想，可以看作是我国古代原子论的萌芽思想。古代原子论者，往往统一地看待物质与空间，把物质原子与空间几何上的"点"联系起来。所以"端"也被墨家看作是几何原子，这是很自然的。有些学者只看到了《墨经》中所说的"端"的几何学意义，而否认中国古代有原子论思想，这显然是片面的。当然，与古希腊的原子论相比，墨家的论述过于简单粗糙，而且未见对原子运动的说明。关于"端"的几何"点"意义，我们将在数学部分论述。

4。元气说对自然界物质本原认识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以比较抽象的形态反映这个统一的"元气"学说。在战国时期已有一些学者认为自然界是气的世界。在《管子·内业》中，提出了一种"精气"学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

①　本书所引《墨经》的条号，均据高亨著《墨经校诠》，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故此气，杲（gǎo，音搞，光明之意）乎如登于天，杳（yǎo，音咬，昏暗之意）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萃乎如在于屺（作"山"）。"这是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得到了精气就存在。五谷、列星都是精气产生的。精气在天地间的流动就有了鬼神，深藏于胸中就成了圣人。精气光耀像在天上，幽微像在深渊，湿润似海，高峻如山。这里把精气看作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最根本的本原，它充塞天地之间，"其细无内，其大无外"，它的流行变化形成了一切事物（包括精神现象在内），而它自身却保持不变。稷下学派的宋■（约公元前360-前290年）和尹文（约公元前350-前285年）又以精气学说把《老子》中的"道"作了积极的发展，说："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①用这种精气代替"道"，就克服了对"道"的理解上的神秘性和不确定性。

"气"和"阴阳"的结合，构成了我国古代自然观的核心。包括自然界在内的客观世界，都是由阴阳两种对立的气组成的。中国古代提出的"气"的概念，既包含了最基本的对立--阴和阳的意义，还包含了宇宙万物本原的意义。在诸子的学说中，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如它可以是"道"、"太一"、"太虚"，究其实质，都不过是"气"的同义语，因为这些表述都包含了上述两种含义。所以，我们可以把和阴阳学说结合在一起的"气"生成万物的自然观，称为气的一元论自然观；这个自然观，一直深深影响着中国2000年来科学认识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属于全人类的。尽管近代自然科学主要是从欧洲发展起来的，但全人类都直接间接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同的贡献。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科学技术成就在内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在世界上长期居于领先的地位，对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当然也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在这本书中，我们将比较系统地向读者介绍春秋战国时期在金属冶炼、土木工程、手工业技术以及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生物学、医学和物理学等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同时揭示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从中得出一些历史的启示。

二、冶金技术与铁器的推广（一）青铜冶铸的继续发展我国的炼铜和铜器铸造技术，诞生于仰韶文化初期。在商、西周时期，青铜冶铸技术已有较大的发展，青铜器的使用达到鼎盛时期。青铜是铜与锡、铅的合金，与纯铜相比，熔点较低，①硬度较高。②青铜铸件的填充性较好，气孔少，所以铸造性能较好。青铜良好的机械性能和铸造性能，使它在使用上有更广泛的适应性。

战国时代开始，青铜的地位逐渐被铁所代替。但是，无论在青铜的冶炼、浇铸、加工工艺，还是在青铜器的用途方面，春秋战国时期还是有明显的发

①　《管子·内业》。

①　纯钢熔点为1083℃，若加15％的锡，熔点降到960℃；若加25％的锡，熔点为800℃。用铅代替锡，同样可以降低熔点。

②　纯铜的布氏硬度为35；若加5～7％的锡，硬度增高到50～65；若加7～9％的锡，硬度增高到65～70；若加9～10％的锡，硬度可达70～100。

展和提高。

1。青铜冶铸的"六齐"规律春秋时期，人们在青铜冶铸的实践中，直观地认识到青铜的性质因其所含铜、锡（或铅）比例的不同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从而总结出了"六齐"规律。"齐"就是剂、剂量；"六齐"就是青铜组成的六种不同配比。《考工记》中记载了世界冶金史上最早的合金配比工艺的总结："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金"指青铜合金或指纯铜。《吕氏春秋·别类》篇解释说："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燔之则为淖。"这是说适当掌握合金的成份，就会提高硬度而使青铜的熔点低于纯铜。

青铜中含锡达17～20％则非常坚硬，当时作为工具的斧斤，含锡量在此范围之内。作为兵器的戈戟既要求有很大的强度，又要比斧斤锐利，所以含锡量在20％以上。刀剑（大刃）和削（小刀、匕首）、矢等兵器要求有较高的硬度，所以含锡量增加到25～29％以上。作为乐器、礼器的钟鼎，要求声音悦耳，颜色美观，其含锡量控制在15％左右，这时合金呈橙黄色，外观很美，声音也很动听。而鉴燧（铜境）需要磨出光亮的表面和银白色的金属光泽，以增强反射光的能力，还要能铸造出细致的花纹，所以含锡量要达50％左右。我国在2000多年前，总结出的这一合金配比规律，大体上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关于当时冶炼青铜的具体方法，至今还了解得不多。1929年在安阳殷墟发现的炼铜遗址里，有大小二号的陶器坩锅。有一个重7　公斤，容量约3　升。坩锅内有残留铜渣，可能是用于熔合铜锡以制造青铜器的。近年在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古矿冶遗址，找到了战国时期炼铜炉多座，都是由炉基、炉缸和炉身三部分组成的竖炉；炉高据推测大约为1.2～1.5　米，并利用了鼓风方法。

关于青铜熔炼浇铸温度的掌握，《考工记·凫氏节》中记载了观察熔炼过程中火焰的光色以判断冶炼温度的方法："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韩非子》中也有"视锻锡而察青黄"的说法。在用铜（金）和锡熔炼青铜时要以木炭作燃料，木炭开始燃烧时产生的黑烟形成"黑浊之气"。随着温度升高，氧化物、硫化物和熔点较低的金属（如锡）依次挥发出来，形成黄白焰色；当温度进一步升高时，铜的气体所占比重增大，焰色转向青白；最后，青色（铜焰为绿，锡、铅焰色为蓝）占了绝对优势，达到"炉火纯青"，说明其他杂质大部分都跑掉了，铜锡已充分熔合，可以浇铸了。这种根据光焰来判断炉内冶炼状况，即观察"火候"的方法，是有科学根据的，在今天的某些冶炼工作中仍被采用。

2。青铜用途的推广《考工记》中说的"六齐"，已说明了古代青铜的六大用途，它可以做乐器、酒器和烹调器，农具和手工工具，戈戟兵器、刀剑和箭头，平面镜和球面镜等。

春秋以后，周天子统治权力衰落，封建诸侯势力增强。"臣弑君"、"子弑父"、"礼崩乐坏"、"犯上作乱"等现象层出不穷。这种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建立的政治形势，在青铜器应用上的反映，就是王室之器衰退，诸侯之器兴盛。西周时期青铜器物形制上的那种呆板、厚重、样式单一、规格雷同的特点，逐渐为形态新颖、种类繁多、精巧轻便、标新立异的风格所代替；表现奴隶主高贵尊严的各种礼器不再受到重视，而各种实用性器物越来越得到推广普及。在现代考古发掘中，日常使用的铜制品和装饰品，如铜镜和带钩等，不仅在贵族墓中发现，在庶民墓中也常有出土。这一方面反映了青铜冶铸的发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庶民社会地位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之间战争连绵不断，兵器制造业也进一步扩大。虽然铁兵器已经开始应用，但青铜兵器仍占很大比例。由于骑兵和步兵的发展，车战退居次要地位，致使兵器制造中除戈、矛、戟等长武器外，剑这种短兵器日渐增多。剑的重量减轻，外形也更为平直锋利。1965年在湖北省江陵望山一个楚墓中，出土了两把宝剑，一把上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个字，当是当年勾践（约公元前500年）所用之剑。虽然埋藏地下2000多年之久，剑身仍花纹清晰，光亮夺目，刃部非常锋利。1976年在湖北襄阳蔡坡和河南辉县各出土了吴王夫差（与勾践同时人）的青铜剑，也都完好锋利。此前1964年在山西原平县也出土一把吴王光青铜剑，纹饰细致清晰。这一时期的青铜剑已有多起出土。

青铜制品中应用时间最长的当属用青铜制造的乐器、钱币和镜子。河南信阳长关台楚墓出土的一套战国编钟，形体规则，声音清脆悦耳，音调准确。我国的金属货币，大约起始于周朝。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贸易的活跃，从而对货币的需要也迫切了，推动了铸币业的发展。用浇铸方法大量制造钱币，青铜比生铁更为适用。因为生铁易锈蚀，且质脆易断。这一时期的青铜钱币有不少形状：一是"布币"，古名"钱■（bó）"，形状像个铲子，主要流行于三晋（韩、赵、魏）地区；二是"刀币"，形似一把小刀，流行地区很广，以齐为主；三是"圆币"，形圆中有圆孔，出现最晚，流行地区很广。此外还有仅流通于楚地的"金版蚁鼻钱"，为黄金制品。

我国铜镜的制造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年代。从殷到西周，铜镜都是奴隶主贵族专用的。战国时代的铜镜，质量很好，为历代所珍视。战国的镜又以楚镜最好最多。楚镜多为黑色，光亮如漆。出土的一枚黑楚镜的化学成份为铜71.4％，锡19.6％，铅2.7％；一枚绿楚镜为铜66.3％，锡22％，铅3.4％。铜镜是用青铜铸造的，正面加工为光亮的平面，用以照人，背面常铸以文字和图案，作为装饰。汉初的《淮南子》上讲了铸好后镜面必须经过加工才能照人。加工方法是先撒上"玄锡"，再用毛毡磨擦（"抛光"），才能照见眉毛须发。"玄锡"可能是二氧化锡，即锡熔化氧化而成的"锡灰"，呈灰黑色，近代仍有用它作抛光剂的。镜面除平面形状的外，当时已出现凹凸面的。用凹面镜或凸面镜所照的像与实物的大小不相等，而且可用改变距离的方法得到正立的或倒立的像，这在《墨经》中已有论述，说明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我国古人已发明了球面镜。

3。青铜加工工艺的提高关于青铜器的铸造，西周之前已经广泛使用了陶范，并已熟练地利用了分铸法。

春秋中期到战国时期，单一的陶范铸造已发展到综合使用浑铸、分铸、失蜡、①锡焊、铜焊等方法。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壁薄形巧，纹饰纤细清晰，说明铸造技术和合金的铸造性能得到提高和改善。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总重量达10　吨左右，各个器物的造型、纹饰、加工工艺，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其中的一套编钟，都是用浑铸法铸成的，并且熟练地采用了分范合铸技术。最大的甬钟使用的范和芯多达七、八十块。整套编钟铸造精美，花纹细致，钟体内很少有铸造缺陷。建鼓的铜鼓座上的龙群，由22　个铸件和14　个接头用铸接和焊接方法联结在一起，焊接方法有铜焊和■焊（用铅、锡、铜、锌合金焊接）。精美的透空附饰铸件表明是用失蜡技术铸成的。青铜铸件的器壁也普遍变薄，一般在2　毫米左右。湖北江陵纪南城出土的楚国青铜剑，剑端由多层圆环构成，每层厚度不到1　毫米，这表明当时铸造工艺水平很高。春秋战国时期，铜的冷加工技术可以制造出薄而有刻制花纹的器物。河北怀来县北辛堡一座春秋末期北方游牧民族首领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红铜槌胎薄铜缶，是由上下两部分打制成后套接而成的，壁厚仅有1　毫米左右，厚薄十分均匀，身上有精细流畅的针刻纹。

在青铜器表面镶嵌入红铜薄片和嵌入金银丝的"金银错"工艺，在春秋后期就产生了。所谓金银错，就是用金银丝或金银片在铸的青铜器上镶嵌成纹饰，再用错石（磨石）把表面磨光打平，从而使色彩、线条对比鲜明，艺术形象更为生动。山西浑源县1923年出土的春秋镶嵌狩猎纹豆（形似高足盘的食器），用红铜镶嵌了两组表现狩猎景象的纹饰，图形生动。陕西咸阳1966年出土的战国错金银云纹鼎，鼎身用金银片错成几何云纹，盖顶饰莲瓣花纹，工艺十分精巧。此外还有在青铜器表面涂金和刻划花纹的"鎏金"和"刻纹"的新工艺。所谓"鎏金"就是把金泥（金与水银的合金）涂在器物表面，再经过烘烤使水银蒸发，金就留在器物表面上了。这种技艺的应用，使青铜器更加华丽精美。这种技术至今仍被采用。

（二）生铁冶铸技术的突出进展1。陨铁的使用和文献记载在人类能够从铁矿石冶炼出铁以前，人们最先看到和利用的铁应该是陨铁，即陨石中所含之铁。我国古人大约在3000多年前已经开始使用陨铁了。1972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出土了一件铁刃铜钺，铁刃已全部锈成氧化铁。据考证是公元前14世纪前后商代的兵器。经金相和电子探针分析，可以确定刃部的铁不是人工冶炼的；铁锈中存在的高镍层和高钻层表明，刃是用陨铁热锻加工而成的，厚仅2　毫米，宽达60　毫米，这是当时的工匠用简单工具制成的。1977年在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的商代中期的铁刃铜钺，刃部也是用陨铁制成的。这些发现表明，当时人们对铁已经有所认识，知道用铁制造刃口比青铜锐利，并且能够进行锻打加工，和青铜器铸接成器。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文献中，关于铁和铁器的记载已逐渐增多。《诗经·秦风》中有"驷■孔阜"的诗句，"■"可能就是最早的"■"字，这里表铁色之马。《国语·齐语》中记载管仲曾建议齐桓公"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夷斤■，试诸壤土"。这里的"美金"指青铜，"恶金"指块炼铁，用以铸造农具。在《管子》一书中说到农民需要铁制农具，还说到齐国设有"铁官"。这些记载说明，我国在春秋时期，即公元前700

①　失蜡法也即熔模铸造法，即用蜡做成铸件模型，经高温金属熔液浇铸将蜡模熔烧后，去除灰烬，即得到与蜡模造型相似的整体铸件。

多年，已经较盛行使用铁器了，这和铁的人工冶炼技术的诞生和推广当有密切关系。

2。块炼铁、生铁冶铸和块炼钢的出现中国人工铸铁技术是何时发明的，至今尚难断定。《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这是讲公元前513年，赵、荀在今河南省中南部的古汝水之滨筑城，铸造了一个铁质刑鼎，以颁布晋国法典，这是铸铁的最早记载。铸刑鼎的铁是作为军赋从民间征收来的，1　鼓为480　周斤，合现在的110　公斤，这说明当时已有了民间炼铁作坊。从目前的考古发掘结果来看，我国人工冶炼的铸铁器具约出现于春秋末期以前，即公元前6世纪左右。江苏六合县程桥的东周墓中出土的铁丸和弯曲的铁条，经鉴定前者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生铁，为白口铁铸件；后者是用早期的块炼铁锻成的。1977年在长沙窑岭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由麻口铁（含碳4.3％）铸成的铁鼎，是迄今最早的铸铁器，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冶铁技术已很成熟了。

冶铁的原理和冶铜的原理基本相同。所以我国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发展，已经为冶铁技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冶炼工艺来看，块炼铁和生铁的主要差别在于冶炼温度的高低不同。块炼铁的炉温大致为1000℃左右，这可能是在烧陶、冶铜过程中发现的。如在建造炼炉时偶然用铁矿石作材料，由于与木炭接触，经过长时间高温烧炼和木炭的还原作用，矿石就冶成了块炼铁，由此逐渐创造了块炼法，即将铁矿石在炉中直接与木炭接触烧炼，最后炼出固体铁块来。这种块炼铁结构疏松，呈海绵状，孔隙中夹杂有矿石本身存在的许多氧化物，含碳量很低，性质柔软，不适利用，被称为"恶金"。它不仅产量低，性能还不如青铜。块炼铁可在一定温度下锻造成型，或同时借反复锻打挤出夹杂的氧化物而变得更为坚实，改变其机械性能。对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锻造铁器进行的检验表明，所用的原料就是块炼铁。

为了增大铁的产量以适应社会对铁器的需求，几乎在块炼铁出现的同一历史时期，也诞生和发展起了生铁冶铸技术。生铁是由铁矿石和木炭在高大的炉内通过高温熔炼而产生的。在冶炼过程中，铁矿石（各种氧化铁）在一定温度下与高温还原剂（木炭及其燃烧产物一氧化碳）接触，就可以逐步地还原出金属铁。纯铁的熔点为1534℃，还原生成的固态铁吸收碳以后，熔点也随之降低。当含碳量达2％时，熔点降至1380℃；含碳量达4.3％时，熔点最低，为1146℃。利用鼓风技术使炉温升高到1100～1200℃以上，就可得到液态铁水流集于炉底；其上覆盖的一层炉渣保护着铁水不再被氧化。铁水从炉底流出冷却成块，就是生铁。

生铁的含碳量较高，在3％左右，质硬易碎，一般只能用来铸造一些粗笨的东西，锤锻则易坏。程桥东周墓出土的铁丸，就是用生铁铸成的，为白口铁。这表明我国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已经将生铁用于铸造了；而且从能炼出液态生铁达到顺利浇铸的温度这一事实来看，可能已采用了鼓风竖炉，在原料、燃料、耐火材料的利用上都有相应的发展。

生铁和块炼铁同时发展，是我国古代钢铁技术发展的独特途径。欧洲一些国家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已能生产块炼铁，但直到14世纪才使用铸铁，我国古代只用很短时间就实现了这一技术突破。生铁冶铸技术改变了块炼铁及其加工费时费力、生产量低的弊端，为铁器的推广和普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块炼铁在炼成后质柔不坚，需要经过加热锻打，挤出其中的夹杂物，才可锻成含碳量很低的"■铁"或"熟铁"，以制成器物。含碳量低于0.05％的为熟铁，含碳量在2～6.67％的为生铁，含碳量在0.05％～2％之间的为钢。在块炼铁的多次加热过程中，由于同炭火接触而增碳变硬，人们由此总结出了块炼铁渗碳成钢的经验，这就是"块炼钢"的冶炼技术。

1976年在长沙杨家山一座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一把钢剑，长38.4　厘米，宽2～2.6　厘米。从剑身断面上，可以看出反复锻打的层次，中部由7～9　层迭打而成。这是用块炼铁打成片后进行固体表面渗碳，使两面形成高碳层，中间夹着低碳层，经过对折锻合，并用若干片迭搭锻打成长剑。其中钢的含碳量为0.5～0.6％，金相组织均匀，说明可能还进行过热处理。这一发现，把我国炼钢技术出现的时间提前到春秋时期。

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记载，吴王阖闾请与欧冶子同师的干将铸剑二枚，"一曰干将，一曰莫邪。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干将妻乃断发翦爪投于炉内，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铁精（铁矿）所炼是钢剑，金英（铜矿）所炼是青铜剑。钢剑当是从矿石直接炼出的钢折迭锻炼而成的，这种技术欧洲直到19世纪才得以掌握。

战国时期的钢制武器已渐增多。《史记·范睢列传》有"楚之铁剑利"

的话。近代出土的锋利铁器，也多在楚地。如长沙、衡阳64　座楚墓中出土的70　件铁器中，铁兵器占33　件，其中有剑14　枚，长的达140　厘米。所以，这种炼钢技术当时主要在南方。

3。钢铁的热处理技术早期生产的生铁是白口铁，其中的碳都是以硬度很高的化合态的渗碳体形态存在的，使生铁性脆而硬，铸造性能好，但强度不够。为了克服它的脆性，战国早期就创造了白口铁柔化处理技术。所谓柔化，就是将生铁铸件进行"退火"处理，即将铸件加热到高温，保持较长的时间缓缓冷却，就会适当减低其硬度和脆性，增加其可塑性和冲击韧性，从而得到可锻铸件。按处理条件的不同，可分为白心韧性铸铁和黑心韧性铸铁两种。洛阳水泥制品厂战国早期周王室灰坑出土的铁铸和铁■，前者是在大约750℃左右的较低温度下进行退火脱碳处理而得到的白心韧性铸件，也叫脱碳可锻铸铁；后者是在900℃左右较高的退火温度和3～5　天的较长退火时间处理下，使渗碳体石墨化而生成的黑心韧性铸件，也叫石墨化可锻铸铁，石墨以团絮状存在。这种经退火而使铸件柔化的技术，既保持了生铁易于铸造的优点，又增强了铸件的强度和韧性，刚柔结合，大大增加了铁器使用的寿命，使生铁的广泛应用成为可能，加快了铁器代替青铜器的历史进程。在战国的中晚期，这种工艺已普遍用于制造农具和兵器。长沙出土的一把战国中期的楚国铁铲，大冶铜绿山出土的战国中晚期的楚国铁锤、铁斧、铁锄，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战国晚期的铁镢、铁锄、铁■等，都是用退火柔化处理的可锻铸铁。国外直到1722年才由法国人首先发明了白心韧性铸铁；1826年才由美国人首先发明了黑心韧性铸铁，比我国晚了2000年以上。

含碳量低的块炼铁经过渗碳处理可以炼出块炼钢；含碳量高的白口生铁铸件在氧化性气氛中脱碳退火，将含碳量降低到钢的范围，而不析出或很少析出石墨，也可以得到钢。铸铁脱碳钢技术可以追溯到战国初期，洛阳水泥制品厂出土的战国早期铁锛，就属于铸铁脱碳钢技术早期阶段的产品。块炼渗碳钢件或退火过分的铸铁脱碳钢件，其坚硬程度都可能不足，这就推动人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钢件的淬火处理工艺。钢的应用和淬火是分不开的。河北易县燕下都44　号墓出土的79　件铁器中，有锻件57　件，其中包括由89　片甲片组成的胄一件，以及剑、矛、戟、刀、匕首、带钩等。这些锻件大部分是由块炼钢锻制后经过淬火处理的。这一事实证明，至迟在战国晚期，淬火技术在生产上已得到广泛应用。所谓淬火，即将钢件加热到高温后使之急速冷却（如急速浸入冷水或冷油中）。经淬火处理后的钢件，质地就变得坚硬，刃部也更锋利。淬火所用的冷却物质，自古就受到重视。最早大概都是用水，后来又扩展到用动物的尿和脂肪。尿中含有盐分，冷却能力比水强；用脂肪淬火，高温时冷却快，低温时冷却慢。所以，用尿和脂肪淬火，可以得到性能良好的钢件制品。

块炼铁和生铁冶铸，块炼钢和铸铁脱碳钢，铸铁柔化和钢件淬火，这三项技术发明，是春秋战国时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们的发明，为生产工具的变革，为生产力的提高创造了物质条件，同时也为社会的进步带来了新的推动力。

（三）冶铁业的发展与铁器的普及如果说春秋末期是冶铸技术开始兴起的时期，那末到了战国中期以后，冶铁业则在十分广大的地区普遍建立起来，成为手工业的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出现了铁器生产和冶炼技术大发展的局面。

近几十年来在北起辽宁、南到湖南、东起山东半岛、西到陕西、四川的广大地区，都有战国时期的铁器出土，说明到了战国中后期，冶铁手工业已经突破了地区的限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巨大的推广。现有资料表明，当时的冶铁工业基地分布于南到楚国的湖南，北到燕国的辽东半岛和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境），西到秦国的武威，东到齐国的广大地区。

当时的生产规模也很壮观。如山东临淄齐国故都冶铁遗址就有四处，最大的一处面积达40　余万平方米，河北易县燕下都城址内有冶铁遗址三处，总面积也达30　万平方米。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冶铁手工业中心，如赵国的国都邯郸，楚国最著名的冶铁手工业基地是宛（今河南南阳）、邓（今河南孟县东南）。

当时从事冶铁手工业的人数也很多。齐灵公（公元前581-前548年在位）时的"叔夷钟"铭文里有"造■徒四千"的记载。"■"是"■"的初文，这是说有冶铁工匠4000　名之众。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富比王侯"的冶铁巨商。如《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郭纵，就是在邯郸从事冶铁业的大工商奴隶主。

铁器的使用，已经推广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各行各业必不可少的用具，包括农民的耕具、工匠的工具和女子的纫具，充分表明铁器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为适应战争的需要，铁和钢制造的兵器已开始使用。现已出土的有铁剑、戟、矛、匕首、镞、铤、铁甲、铁杖等各种各样的兵器。

铁制农具已逐渐取代了青铜和木、石农具。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当时齐、韩、赵、魏、燕、楚、秦等诸侯国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1955年在河北石家庄市庄村赵国遗址出土的铁农具，占全部农具的65％。河北兴隆县燕国冶铁遗址发现一批铸铁用的铁范共48　付（87　件），其中用于铸造农具的铁范有28　付（51　件），占60％。辽宁抚顺莲花堡燕国遗址出土的农具中，铁农具占85％。1950～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1　号魏墓出土的65　件铁器中，农具就有58　件，包括镢、锄、铲、镰、犁铧等一整套农用器具。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在战国中后期促进了农业耕作技术的发展。牛耕和铁犁铧的结合使用，用铁锄头耘苗除草、铁镰收割，开始形成了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铁器的使用为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创造了条件。西门豹漳水十二渠工程、秦昭王时的都江堰工程、秦国末年的郑国渠工程等大型灌溉工程，如果没有大量铁工具的使用，是很难完成的。

由于钢铁工具比青铜工具更锋利、耐用，所以铁制工具如铁削、铁锤、铁斧、刮刀、凿子、刻针等，在手工业制作中也得到普遍应用，并促使手工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当时有相当多的人口从事小手工业生产，他们自己制造器物，自己出卖制品，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贸易的发展。社会经济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建立和扩大。《战国策·齐策》和《史记·苏秦列传》中描写齐国都城临淄有7　万户人家，人群拥挤，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象。这些事实说明，铁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新兴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这个事实同时也证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真理。

（四）找矿经验与采矿技术1。找矿经验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找矿经验。吴王阖闾时制造的名剑干将、莫邪，就是"采五山之铁精"锻炼而成的。《管子·地数》篇说："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从中也可粗略看出当时发现的铜、铁矿点之多。《五藏山经》中记载了矿物89　种，其中有金属矿、非金属矿，各种玉、怪石和各色垩土等。分布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地点确切的产铁之山就有34　处；另记载有出金之山139　处，出银之山20　处，出铜之山30　处，出锡之山5　处。

《五藏山经》还根据矿石的硬度、颜色、光泽、透明度、粗糙或平滑程度、敲击声音、磁性、医用性能、集合体状态（土状、块状、卵状、米粒状）等性质，来区别矿物和岩石。《五藏山经》还有关于赤铜与砺石、铁与文石、银与砥砺、铁与美玉以及青垩、金银与铁、金玉与赭石等矿物的共生现象的记载。这些记载，比希腊学者乔菲司蒂斯（公元前371-前286年）只记有金、石、土三类16　种矿物的《石头志》早200年左右，而且内容要丰富得多。从大量的找矿实践中，人们总结出了矿苗和矿物之间的共生关系。《管子·地数》篇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所谓"山之见荣"，就是矿苗的露头。赭即赭石，多种铁矿石表层风化而成赭石；铅和银的共生是习见的；这里的"黄金"实指黄铜矿，呈铜黄色；"铜金"指黄铁矿，呈黄铜色，易误为铜。丹砂与黄铜矿都是金属硫化物，可能共生；慈石即磁铁矿，黄铁矿风化后会成为磁铁矿和褐铁矿。上述这段概括，大体上符合现代矿床学的理论，这对当时矿床的探寻是有指导作用的。

2。矿石采掘1974年，湖北大冶铜绿山比较完整地发掘出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古铜矿井，是当时矿井开掘技术的历史见证。这处古矿遗址南北长约2　公里，东西宽约1　公里；废弃的矿渣估计有40　万吨之多，表明其冶炼规模之大和采掘时间之长。发掘出的一座春秋时期的古矿井，深达40　米左右；一座战国中晚期的古矿井，深达50　余米。用简单的铜、铁工具开掘成这么深的矿井，在当时是十分不易的。

矿井合理地采用了竖井、斜井、斜巷、平巷相结合的开掘方式。竖井为交通孔道，用以提升矿石、地下水和把支护木运到井下；斜巷主要是为了探矿；平巷分布于斜巷两侧，用于开采矿石。

古矿井较好地解决了井下的通风、排水、提运、照明和支护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

在通风方面，很科学地利用井口高低不同所产生的气压差形成自然风流，并封闭废弃的巷道控制风流，引导风沿着采掘方向流动，并使之达到最深的采掘工作面。

在排水方面，用木制水槽组成井下排水系统，将水先引到井下积水坑，再用桶提出井外，初步解决了矿井积水问题。

在提运方面，采用分层提升方法，即掘一段竖井，挖一段平巷，每个平巷都装有辘轳等提升工具，将50　多米深处的积水和矿石分级接力提运到井口上。

在巷道支护方面，用直径5～20　厘米左右的圆木，采用榫接和搭接相结合的木支架形式，有效地承受了巷道的顶压、侧压和底压。直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有的巷道的支架还相当牢固。

在矿石开采方面，当时已经掌握了某些找矿方法。不仅懂得了通过观察自然铜、孔雀石的颜色、光泽来找矿，而且还能利用简单器具来测定矿石品位，决定采掘方向。井下发现的船形木盘，可能就是用于重力选矿这一目的的。从矿井中斜巷、平巷的分布可以看出，当时确实是沿着矿石富集、品位高的方向进行采掘的。在采矿方法上，当时采用的是分段上行采掘法，即从矿层底部自下而上逐层开拓平巷，对已采矿石在井下即行初选，把碎石、泥土和贫矿就地充填废井，以保证运出的大多是富矿，同时也减少了井下运输和提升的工作量。

铜绿山古矿井的发掘，生动地展示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金属采矿业的发展规模和技术水平所达到的高度。

三、土木工程和手工业技术（一）土木工程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农业的发展，战争和商业贸易的需要以及铁器的推广应用，兴起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型水利设施修建的高潮。这些水利设施包括灌溉工程、运河工程和堤防工程。这些工程对当时农业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城市和宫殿建设的规划设计，也有了一定的准则。1。灌溉工程西周时我国已有引水灌溉的记载。《诗经·小雅·白桦》有诗句："■池北流，浸彼稻田。"■池是渭水支流■水的上源，所灌稻田在今西安西南，周都丰镐附近。而大型灌溉工程的修建，始于春秋之末，盛于战国，是当时实施重农政策的一个重大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有芍陂（què　bēi，音鹊杯）、漳水十二渠、都江堰和郑国渠四大工程。（1）芍陂芍陂是古代淮河流域较早兴建的一座大型蓄水灌溉工程，位于今安徽寿县安丰城南，又叫安丰塘，是公元前6世纪末楚国令尹孙叔敖领导修筑的。水库巧妙地利用了当地东、南、西三面较高，北面低洼的地势状况，利用天然湖泊在四周筑堤，引■水经白芍亭东积而成湖。《水经注·肥水注》说陂堤长二、三百里，"陂有五门，吐纳川流"。说明可能已有闸门设施。东汉时可灌田万顷。由于芍陂及附近其他陂塘的兴建，水稻种植得到很大发展，使这一带富庶起来。

（2）引漳十二渠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变法图强，大力发展农业。魏国要地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四十里邺镇）位于太行山东部冲积平原上。漳水从此地流过，雨季时河水宣泄不畅，常泛滥成灾。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7年在位）时李悝等推行变法，在公元前422年任西门豹为邺令。西门豹沉重打击了当地劣绅和女巫勾结玩弄的借水灾向百姓勒索钱财、残杀少女的"河伯娶妇"迷信活动，领导百姓在漳河上修建了12　道低滚水坝，开凿了12　条大渠，引水灌溉漳河右岸土地。《水经注·浊漳水注》载："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以水闸调节水量，变水害为水利。经过大约100年，魏襄王时任史起为邺令，又大兴引漳灌邺工程，将大片盐碱地变成水稻田，使魏国河内地区更加富庶。（3）都江堰都江堰在四川灌县，是举世闻名的古老而宏伟的灌溉工程。堰古称"湔堋"、"湔堰"、"都安大堰"等，宋代才有人始称"都江堰"，取名于成都江（即"都江"），指过成都的府河及锦江。

都江堰是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时蜀郡守李冰领导人民修筑的。渠首堰工在今灌县旁的岷江上，渠道遍布成都平原各县。从1949年以前的工程布局可看出，它是由分水工程（分水鱼嘴）、开凿工程（宝瓶口）、闸坝工程（人字堤、百丈堤、内外金刚堤和飞沙堰）三部分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在灌县西北岷江江心洲筑成的分水鱼嘴，把岷江分为内外二江，西面的外江为岷江正流，沿江筑有堤坊；东面的内江是引水于渠，由宝瓶口控制引水流量的大小，流入成都平原上密布的农田灌渠。百丈堤起到导流和护岸的作用。

宝瓶口可能是在早于李冰二、三百年的蜀相开明所修工程的基础上，劈开玉垒山建成的渠首工程。①宝瓶口左岸是玉垒山，右岸为离堆。现宽20　米，高40　米，长80　米，可使足够的内江水量由此流入灌渠体系。

闸坝工程包括调节内江水量的溢洪道"飞沙堰"和一整套闸坝设施。飞沙堰长约180　米，堰身的高度可使汛期入内江的洪水和大量沙石由堰顶泄入外江，即所谓"低作堰"；人字堤护岸兼溢流，可以补飞沙堰溢洪之不足。工程规划相当完善，分水鱼嘴、宝瓶口和飞沙堰三项主要工程联合运用，互相配合，一般可保证大水时二江分流比例为内四外六，洪水不致冲入内江成灾；枯水时二江分流比例为内六外四，足敷灌溉之用。

鱼嘴和堤防的修筑都是就地取材，用当地盛产的竹子编成巨大的竹笼，装填卵石，沉积堆迭而成，施工简便，节省费用，工效显宏。

据《华阳国志·蜀志》载，在分水鱼嘴附近曾立三石人于岷江、外江、内江水中，起着水尺的作用，以量水位的高低，从而测定内江的进水流量，及时进行调节，使"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1974年和1975年，在外江曾先后掘得石人二枚。另载李冰作石犀5　枚，其二深埋于内江，以作为都江

①　姚汉源对此说有疑，见姚著《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47　页注（一）。堰岁修"深淘滩"的控制高程，使河床有一定的深度和过水断面，以保证河床可以安全通过较大的洪水流量。

都江堰的规划、设计和施工，都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创造性。都江堰的建成，使成都平原大约300　万亩良田得到灌溉。《水经·江水注》称："蜀人旱则借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活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

（4）郑国渠郑国渠是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在关中引泾水兴修的大型灌溉工程，是由原籍韩国的一位名叫郑国的水工设计领导为秦国开凿的。渠首在仲山西麓瓠口（今陕西泾阳县西北50　里的谷口），引泾水东流注入洛水，全长300　多里，用了十多年时间才完工，工程十分壮观。

郑国渠的设计体现了较高的水流水文学知识。谷口是泾水进入渭北平原的一个峡口，东面是广阔的平原，地形西北略高，东南稍低。渠首选在这里，使整个水利工程自然形成一个全部自流灌溉系统。引水口选在谷口泾河凹岸稍偏下游处，正是河流流速最大的地方，增大了渠道的进水量，并使水中大量富有肥效的细泥也进入渠道以进行"粪灌"（淤灌）。引水口处上层由凸岸流向凹岸的水流和下层由凹岸流向凸岸的水流形成的横向环流，既在上层增大了引水口的进水量，又在下层使较重的粗沙冲向凸岸，避免了粗沙入渠堵塞渠道。

据《史记·河渠书》称，郑国渠的修建，"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泾水泥沙含量大，引用灌溉，其淤泥可作为肥料。秦亩1亩等于今0.288　市亩，四万余顷秦亩合今115　万市亩。渭北平原远古为通海湖泊，土带卤性，引渠水淤灌压碱可成为良田。1　钟为秦六斛四斗，即640　秦升，合今2.2　石，即200　多斤。这使"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①2。运河工程春秋战国时期开凿了很多运河。魏在黄河以南的荥阳（今河南郑州西北），楚在汉水和云梦诸湖泊，吴在江淮太湖，齐在山东淄、济等地，都开有运河以通水运。其中最著名的是邗沟一荷水和鸿沟。

（1）邗沟-荷水邗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记载的大运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首先要创造交通运输条件，便在邗地（今江苏扬州东南）筑城，南接长江，向北利用各湖泊河道疏通开凿，在今淮安东北入淮水。后来屡经改道整修，一直是沟通江淮的主要运河。

开邗沟后3年，吴又继续向北开凿，在"商鲁之间"开了一条运河，名荷水，使沂水（泗水支流）、古济水相连通。于是吴兵船只便可从长江出发，由邗沟北上经泗水，再由荷水通济水至黄河。

（2）鸿　沟战国中期，魏占据了今河南省东北大部。为称霸中原，魏惠王（公元前370-前319年在位）九年（公元前362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为加强与宋（今河南商丘）、郑（今河南新郑）、陈（今河南淮阳）、蔡（今安徽凤台）等地的联系，于次年开凿鸿沟。从河南荥泽引黄河水入圃田泽（今

①　《史记·河渠书》。

中牟县西），再向东开至大梁城北。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40年）再由大梁城北继续东开，并向南转。

鸿沟向东一支后称■（古作■）渠，下游至彭城（今徐州）入泗，由春秋郑地通曹、宋等地；■水之南为睢水，自浚仪县由鸿沟分出，东流入泗，经宋、楚地；鸿沟南支西汉时名狼汤渠，南至陈县以南入颖水，魏惠王时陈属楚。

当时鸿沟运渠最为重要，地处中原，四通八达，沿运道有许多城市。大梁、荥阳等地，秦汉时为东西方向粮食水运输送的要地。

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包含了测量、选线、规划、施工等一系列技术问题。《管子·度地》对水利工程技术经验作了概括。文称："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漂石；而下向高，即流而不行。"它还对水流受阻产生的水文现象和水力现象作了观察描述，为运用水流规律治理水害提供了理论根据。关于渠首工程位置的选择，文中提出了"高其上，领瓴之"的原则，就是要抬高上游水位，以便让水顺利流入于渠。它还具体说明："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即在3　里长距离内，渠底若能降落四十九寸，相当于1／1000　的坡度，即可保证渠水畅流无阻。这是非常宝贵的修渠经验。3。堤防工程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为了防治洪水，在黄河边修建了不少堤防工程，这些工程还兼作御敌防犯或进攻邻国之用。

在堤防修筑的实践中，人们逐渐积累了不少经验知识。《韩非子·喻老》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指出了动物穿穴造成渗漏和大堤溃决的危害。

《考工记·匠人》和《管子·度地》还记载了堤防设计、施工、保护的技术问题。如关于堤防横断面的形状，《度地》篇指出要"大其下，小其上"，这种形状既可保证不致产生滑坡，也符合水的侧压上小下大的规律。《匠人》篇更具体说："凡为防，广与崇方，其■参分去一，大防外■。"郑玄注曰："崇，高也。方，犹等也。■者，薄其上。"就是说堤防的顶宽为底宽的三分之二；"大防外■"可使大防受力后具有更高的稳定性，这与现代"重力坝"的原理是相符的。

关于堤防施工的时间，文中指出宜在"春三月，天地干燥，。。山川涸落，。。故事已，新事未起"之时进行。《管子》还提出，大堤上要"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

4。城市和宫室的规划设计《考工记》中对城市和宫室规划设计的准则作了初步的总结。在《考工记·匠人》中记述天子都城的制度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现已挖掘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遗址，如晋国侯马、古晋城、燕国下都、赵国邯郸的规划方式，基本相同，都采取方形城郭、正角交叉街道的方式。

《礼记》中记述周代的"五门"（皋门、应门、路门、库门、雉门）和"三朝"（大朝、外朝、内寝）的制度，在后世的宫殿、寺庙和住宅的规划中，都有很大的影响。

《考工记》和《礼记》中还有关于城市与宫殿建筑的记述。如关于粮仓和城的围墙，《考工记》指出："■■仓城，逆墙六分"。■（qūn）为圆形谷仓，■（liáo）为古代一种小屋。这里说在建筑仓、城时，围墙的截面应呈底宽于顶的形状，其高与外■的比例应为6∶1，以保证墙体能够抵抗住谷粒等储存物的侧压力。

1978年在河北平山县战国时代的中山国中山王■墓出土了一块金银错"兆域图"铜版，是一幅为建筑中山王和王后陵墓群而作的总体规划设计平面图。"兆域图"长94　厘米，宽48　厘米，大约是按1／500　的比例绘制的。墓主人中山王■的埋葬时间在公元前310年左右。图版的中心部分东西方向排置三个各"方二百尺"的大"堂"，中间为"王堂"，西为"王后堂"，东为"哀后堂"。东端和西端各有一个"方百五十尺"的小"堂"。大堂之间相隔百尺，小堂距大堂八十尺。"丘足"（即墓坡的坡足）与大堂之间的"丘平者五十尺，其坡五十尺"。丘足之外的长方形"内宫垣"将各"堂"围起。内宫垣北外侧东西排置四个各"方百尺"的"宫"，宫门南开朝向内宫的墓"堂"。宫外的长方形"中宫垣"将整个墓群围起。"兆域图"是迄今所见我国最早的一幅建筑组群的设计规划图。

（二）器械制造春秋战国时期，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生产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手工业技术经验。春秋末期成书的《考工记》，对春秋时期手工业生产的工艺和技术规范作了记述，真实具体地反映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水平。

《考工记》卷首称，当时"国有六职"："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伤力以长地则，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这里把"百工"与王公、士大夫、农夫等相提并论，表明手工业者在社会上已占有重要地位。《考工记》记述了当时手工业的30　个生产部门："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工种涉及到运输和生产工具、兵器、乐器、容器、玉器、皮革、染色、建筑等项目，包括了当时手工业的主要工种，每个工种内又有更细的分工。它反映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生产专门化和内部分工越来越细的趋势。有关生产制造工艺和设计规范的内容，我们将分别在有关部分叙述。

1。车辆的制造早在商代，我国已能制造相当完备的两轮车。车由车辕、车舆和轮、轭等部分组成，车轮有辐条，加上马具和辔饰，极为精致华美。周代已采用油脂作轴承的润滑剂，用于车战和贵族狩猎的车形制已相当精巧。但从发掘出土的商周战车来看，还存在着用材比例不合理、重心偏高等缺陷。

春秋战国时期，车辆制造有很大发展。各国除拥有大量战车之外，贵族和平民乘坐和运输用的车辆种类已很多。如辂车（天子、诸侯所乘马车）、辇（人推挽之车，帝、后所乘）、轩车（大夫所乘轻便马车，又称巢车）、■轩车和轺车（使臣所乘轻车）、■车（载灵柩的四轮丧车）、■■车（可坐卧的车）、辎车（载辎重之　车）、广车和■车（兵车）、■车（有屏蔽的兵车）、■■车（四轮车上立木架，蒙以生牛皮，下可容10人，作攻城之用）、连弩之车（三轮，装并连之两弩，人推行，以辘轳引弩，守城用）等等。牲口（多用马）拉的车一般为独辕（■），双轮，因此一部车叫一"辆"。春秋以前战争以车战为主，故"军"字从"车"。战车的左右轴端还可装以利刃。

《考工记》对官府制车工艺及规范，作了比较完整的记述。车轮是车辆的关键部件，车轮在地面上的滚动，会出现摩擦、施力方向不同等力学现象，从而影响车子的运动。《轮人》篇指出："凡察车之道，必自载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车自轮始。凡察车之道，欲其朴属而微至。不朴属，无以为完久也；不微至，无以为戚速也。""朴属"就是坚固结实；"微至"即轮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小。接触面积大，就难以快转；接触面积小，容易转得快。所以在《考工记》的《轮人》、《车人》、《■人》诸篇中，对车轮的制作和检验，提出了一系列技术要求。

首先，要用规精细地校准轮子的外形，使它尽量接近于理想的圆。

其次，轮子的平面必须平正。检验之法为：将轮子平放于与轮子等大的圆形平台上，观察是否彼此密合。

第三，用悬垂比较各个辐条是否笔直。

第四，将轮子放入水中，看各处的浮沉是否一致，以确定其各部分是否均衡。

第五，以量具测两个轮子的尺寸大小和轻重，以求相等。

第六，轮子的整体结构必须坚固。

第七，毂的长短粗细要适宜，要根据车辆的用途和行车地形选择车毂的尺寸。

第八，车轮的高度一定要适宜，使车在平地上运行时车辕大体保持水平状态。即与马的高低相适应。

第九，车轴必须选材精美，坚固耐用，转动灵便。

第十，制造车辆，必须选用适时采伐的坚实木材，即所谓"斩三材，必以其时"。

此外，《考工记》还对车辕、车架的制作，各个部件的连接方法以及不同用途的车辆的要求等作了分别叙述。《庄子·天道》记载齐桓公时（公元前685-前643年）一个叫轮扁的著名车匠对齐桓公说："■（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这是说做轮子太宽了松垮不坚固，太紧了装配不上，必须不宽不紧，这是有数理要求的。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车辆的制造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对各个部件都有周密严格的技术规定；而且已经认识到其中的一些科学道理，并能够自觉地加以应用了。这正是对商周以来我国制车和用车的丰富经验的科学概括。

2。简单机械的制造在古代，提挈重物是一件相当费力的工作。墨家在对斜面进行研究的同时，还设计了一种提升重物的装置。这个装置称为"车梯"，是一个装有滑轮的前低后高的斜面车。绳子绕过滑轮，一端绕在轮轴上，另一端拴住被提升的重物；当车梯前进时，重物就会沿斜面不断升高，从而节省了人力。春秋时期，我国运用桔槔即提水杠杆已很普遍。农民用桔槔从深塘、河渠或井里把水提到高处进行灌溉。杠杆原理在春秋末到战国初期，还被广泛用于制造天平、秤、剪刀、锄刀、手钳、脚踏碓等。辘轳也是应用杠杆原理的变化形式制造出的一种提升工具。到春秋战国时期，辘轳已得到普遍使用，并成为从矿井中提升矿石和向井下运送支护木料的重要工具。

3。军械兵器的制造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互相攻占兼并，战争频繁，军事技术和兵器制造发展很快。《墨子·备城门》以后诸篇，集中反映了这一历史状况。《备城门》篇述及的攻城器械有：钩（钩梯，像建筑上用的活动脚手架），■（人推车辆，上装铁头巨木，用以冲破城门），梯（云梯），■■等。守城用的器械有：连弩之车，转射机（可能是装有立轴的弩，可向各个方向转动发射），橐龠（施放烟雾的鼓风皮囊）等。

春秋战国时期的基本兵器是所谓"五戎"或"五兵"。《■梁传·庄公二十五年》注明"五兵"即矛、戟、钺、■（同盾，即藤牌）、弓矢。《礼记·月令·季秋之月》注明"五戎"谓"五兵"，即弓矢、殳（竹制八棱而尖的兵器）、矛、戈、戟。《吕氏春秋·季秋纪》说："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注曰："五戎，五兵，谓刀、剑、矛、戟、矢也。"我国古人对于弹力器具的使用，最早当是弹弓，后来才发明了射箭的弓和弩。《吴越春秋》上有"弩生于弓，弓生于弹"的记载。

关于弓箭的制造，《考工记》记载当时已有"弓人"、"矢人"、"冶氏"的专门分工，各个部件的制作都有很详细的技术规定。在弓的制造上，特别注意弓干所用材料的选择。《弓人》篇指出："柘为上，■次之，■桑次之，桔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为下。"篇中还就如何增加弓干的弹力以射远，如何增大射速，如何加固和保护弓体等作了论述，其中包括了一些材料力学的知识。

我国弩的发明比西方早13　个世纪。弩机大约是在春秋时期发明的，它是在弓的基础上经过改进而制造的一种强力武器。上古时期随着弓箭的发展，弓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但因它是直接利用人的臂力操纵的，既受臂力的限制，也不能长时间张弓以待，这就需要在弓上添装一个"延时装置"，既可把一人或多人的力量储备起来，又可延迟发射时间，以便捕捉最有利的发射时机，于是便创造了弩机。

一般的弩机，四周有"郭"（外壳），郭中有"钩金"，其一端为"牙"，可钩紧弓弦，另一端可有"望山"（瞄准器）。"牙"下连结"悬刀"作为扳机。使用时先把弦拉开扣在弩机的牙上，扳动悬刀将牙缩下，弦就会把箭射出。比起在射箭时才临时拉开的弓来，弩则起到了储备弹力的作用。

最初，弩和弓一样是用一个人手臂的力量拉开的。战国以来，则出现了装有连杆和脚踏的、用脚蹬方式将踏脚压到地就可将弓拉开的偏架弩，又叫"神臂弓"。据说用它可将箭射出300　步远，能穿透铠甲上的几层铁片，威力很大。此外还有用绞车开弦的"车弩"，将两张或三张弓合成一个弩的"床子弩"，储备人力和弹力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到了战国中期，我国制造的铜弩机已经比较进步了。汉代以后，由于"望山"上有了刻度，使弩射击的准确性得到很大提高。

关于箭矢的制造，《考工记》将它分为用于战争的"兵矢"，用于弋射的"田矢"和用于田猎的"杀矢"。按照它们的用途，分别对它们的镞的长短、大小，铤的长短和铁管的设置，规定了不同的比例。为了保证箭在空中飞行时保持稳定，就需要在箭杆上合适地安装上起平衡和定向作用的羽毛。《矢人》篇说明了利用箭杆在水中沉浮的状态判明其质量分布情况和各部分的比例，再确定羽毛的装设，即"水之，以辨其阴阳；夹其阴阳，以设其比；夹其比，以设其羽。"这就可以保证重心位置适当，"虽有疾风，亦弗之能惮（扰乱）矣"。如果箭杆、箭羽的轻重和重心设置不当，就会影响箭在空中的飞行状态："前弱则■（fǔ，同俯），后弱则翔（翘起），中弱则纤（绕弯），中强则扬；羽丰则迟，羽杀则■（失稳）。"这是对箭体结构（大小、重量分布）与飞行状态之间关系的出色的技术总结。

4。乐器的制造我国古代在乐器的制作上有许多发明和创造。《诗经》上记载，西周时乐器就有29　种。其中弹弦乐器有琴和瑟。吹奏乐器有埙、■、箫、管、篪（chì，管状横吹）、笙6　种。打击乐器有鼓、磬、■（gāo，大鼓）、贲、应、田、县鼓、鼍（tuó）鼓、■（táo，摇鼓）、钟、镛、南、镇、缶、雅、■（hù）、圄（yǔ）、和、弯、铃、簧等21　种。

从这些乐器可以看出，古人已能运用各种质地的材料来制造乐器。西周时按不同材料把乐器分为八大类，称为"八音"，即土曰埙，匏（páo）曰签，皮曰鼓，竹曰管，石曰磬，金曰钟，木曰■，丝曰瑟。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知道金属、木头、陶土、皮革、石头、丝织物体、植物等均能发声和传声，而且有不同的音色。

春秋战国时期，箫和笛已相当流行，弦乐器中有琴、瑟和筝。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掘的约公元前443年的曾侯乙墓出土了编钟、编磬、鼓和瑟等8种乐器共124　件。其中有总重量达2500　余公斤的64　件编钟，分三层八组挂在铜木钟架上。上层的叫钮钟，中、下层的叫甬钟。各个钟的口径大小、厚薄和甬的长短各不相同，这是按照不同音阶的需要设计制作的。研究表明，每个甬钟在镌刻着标音位置的两个部位敲击，能发出两个有一定谐和关系的乐音；在每个钟的隧部和右鼓部位多标有该钟发音的音阶名称。这套编钟音色优美，音域很宽，可跨5　个八度，音阶结构和现在C　大调七声音阶极为相似，构成了一套完备的可供旋宫转调的12　个半音系统。这个情况表明，当时乐器的发声已由不定音发展到固定音，七音和十二律的音阶体系已经形成。曾侯乙墓中的其他乐器也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如其中的笙有12　管、14　管、18　管3　种不同规格，是我国最早的系列竹簧乐器。曾侯乙墓的排箫和篪在我国是首次出土，出土的琴也是迄今年代最早并较为完整的文物。

从文献记载和文物发掘的材料来看，早在春秋以前，我国的敲击乐器、吹奏乐器、管乐器和弦乐器已很完备，人们从音乐实践中已经懂得了用调节管弦的长短来改变音律；掌握了利用共鸣作用和管内空气柱的振动作用使簧片等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5。著名工匠随着小手工业技术的普遍提高，春秋战国时期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工匠和技术家。

鲁班是春秋末、战国初年的一位土木建筑和军事技术家。鲁班复姓公输，名般。因他是鲁国人，"般"与"班"同音，故被称为鲁班。约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卒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就学会了各种木工手艺和建筑技术。

鲁班的发明创造很多，《事物绀珠》、《物原》和《古史考》等古籍记载，木工使用的曲尺（矩）、墨斗、刨子、钻子、凿子等工具，传说都是鲁班发明的。鲁班发明的锁，机关藏于锁内，必须用专门配备的钥匙才能开启。民间还传说鲁班由于被山上一种长有许多小细齿的草叶划破手掌而发明了锯（另一种说法是轩辕发明锯）。据《世本》所载，鲁班还发明了"■"，即一种石磨，解除了人们用臼杵舂米捣麦的笨重劳动，2000多年来成为中国农村碾米磨粉的唯一工具。

《墨子·鲁问》篇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另传他还制成了由木人驾御而自动行走的机动木车马。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正是对鲁班高超技艺的夸张渲染。

在兵器方面，据《墨子·公输》记载，鲁班曾被楚惠王聘为楚国的大夫，"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这种攻城用的长梯比楼车还高，故称为云梯。鲁班还制造了水战用的"钩强"（又名"钩拒"），都是很有威力的军事器械。

墨子，名翟，相传原是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约生活于公元前468年至前370年间，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曾习儒学，后另立新说，聚徒讲学，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用、节葬、非乐、非命为"墨家之学"的中心思想，形成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学说。现存的《墨子》荟萃了他的思想观点和科学学说。

墨家学派的成员大多来自社会下层，是小手工业者、小私有生产者的代表，有较丰富的技术知识和钻研精神。墨翟自己也出身于劳动者家庭，当过制造车辆器具的工匠，是一位躬身实践并善于总结生产技术经验的人。他作过宋国的大夫。他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的人士，特别是和"农与工肆之人"有密切联系。

墨子"好学而博"，善于思考，有一手精湛的手艺技巧。他于顷刻之间就能将三寸之木削成一个能承重600　斤的轴承。他还曾用木料制造过木鸢（yuān，音渊，即鹰），能在空中翱翔一天。他制造的守城器械比同时代的鲁班还要高明。据《墨子》记载，当他得知楚国利用公输般制造的云梯等攻城器械即将攻打宋国时，便星夜兼程赶到楚都，劝说楚惠王放弃攻宋的打算，并在楚王面前以皮带围作城墙，用小木板作攻守器械，与公输般进行了攻防演习。公输般使用不同的器械和方法攻城，墨子就用不同方法守城。如一个用云梯攻，一个就用火箭烧毁云梯；一个用撞车撞城门，一个就用滚木擂石砸撞车；一个挖地道，一个就用烟薰。待公输般九套攻城方法使尽，墨子的防御器械和策略还有余，并说明他已派禽滑■等三百弟子用这些器械和方法在宋国作了防御部署。楚惠王知道打胜宋国没有希望，不得不放弃了攻宋的企图。

《庄子·人■世》篇载，宋元公（公元前531-前517年在位）时，有位名叫匠石的著名木工，带领徒弟到齐国去。路过曲辕时见到一棵巨树，"其大蔽牛，■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观者如市，匠石却不顾而行。他的徒弟说从未见过如此美材，先生为何行而不视。匠石回答说："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流出树脂），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庄子·徐无鬼》又载，一位叫作郢人的高明的泥水匠，在粉刷房子时鼻端溅上一滴白灰浆，薄如蝇翼。他让匠石把白灰砍去。"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这两则故事，说明匠石鉴别木材与运用工具的高超技艺，真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后人因以"斫鼻"比喻技巧卓越。

（三）纺织、染色、皮革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和丝织的国家。相传黄帝之妻嫘祖发明养蚕取丝，这反映了我国丝织业生产的悠久历史。到春秋战国时期，蚕桑丝绸业已有很大发展，缫丝、纺纱、织造和染整的成套工艺和手工机器逐步完善，这是我国手工机器纺织业的形成时期。

1。丝织《禹贡》记载，黄河中下游的兖州、青州、徐州、豫州和长江中下游的荆州、扬州，都盛产丝绸。近几十年来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无花纹的有绡、纱、■（绉纱）、缟、纨；有花纹的有绮和锦等。还出土了丝绵被、丝绳、丝带和刺绣等，充分反映了当时丝织业发展的高水平。如■是用强拈丝作经纬线，再使其退拈收缩弯曲，从而在织物表面显现出美丽的绉纹。说明丝工们已经发现了蚕丝的这种独特性能，利用一定的缫丝技术，巧妙地设计织造出这种富有弹性又轻盈透明的丝织物。1957年在长沙左家塘一座战国楚墓中出土的一块浅棕色绉纱手帕，经纬线密度为38×30　根／厘米■2，其轻薄程度相当于现在的真丝乔其纱。

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古人已经能够织出具有简单几何图案的斜纹织品，这说明我国早就发明和使用了提花机。

在古埃及和古希腊，主要以麻、毛为纺织原料，用竖式织机进行织造。

但用竖机织斜纹只能靠双手挑织，费工费时，非常复杂。因此西方把由丝绸之路运去的绚丽多彩的中国丝绸，看作是出自神人之手的织物。直到六、七世纪，西方才辗转得到中国提花机的制造方法，开始织出较复杂的提花织物。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人杰夸德（1752-1834年）才利用当时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机械制造的技术条件，改革制造出了新的提花机（即现在各国通用的提花织机龙头机）。

织造丝绸的原料丝的来源有野蚕，也有家蚕。战国晚期的《尔雅·释虫》中记载，野蚕有樗（chū，音出，即臭椿）蚕、棘蚕、栾蚕、■蚕4　种；家蚕只有蟓一种，即今之桑蚕。《荀子·蚕赋》是一篇专论养蚕技术的科学诗。缫丝是织造丝绸的第一道工序。据《礼记·祭义》记载，当时是把蚕茧放入热水里进行缫丝的。蚕茧必须经过松解和抽引，并将所含的丝胶等杂物清除掉，才能得到柔软细长、有光泽的蚕丝，其方法就是把蚕茧放在沸水中煮烫脱胶，并用小木棍把散开的浮丝挑起合缕抽引出来。

练丝是对蚕丝的进一步处理和漂白，未练的丝叫生丝，已练的丝叫熟丝。《考工记》记载了完整的练丝技术。《■氏》载："■氏■（练）丝，以说水沤其丝七日，去地尺暴之。昼暴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谓水■。"■水即以木灰渗滤之水，■水中的碳酸钾溶液可以溶脱生丝上的丝胶；经过说水沤过的丝再经日光中紫外线的作用和多次浸洗，就会使蚕丝更加柔软并能提高白洁度，更易染色。

织好的丝麻布帛也可以练。《■氏》载："■帛，以栏（楝）为灰，渥淳其帛，实诸泽器，■之以蜃，清其灰而漉之，而挥之，而沃之，而漉之，而涂之，而宿之，明日沃而漉之。昼暴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谓水■。""蜃"指蜃灰，是烧成的蛤灰，即生石灰。这段话说，将丝绸放在浓楝树叶灰水里浸透，再放在光滑的容器里用石灰水浸泡，待碳酸钙等沉淀后取出脱水，涂上石灰静置过夜。第二天再浇水脱水，最后再进行七日七夜的井水浸泡，即完成练帛程序。

德国斯图加特西北20　公里高村，前些年在一个克尔特部落首领的墓中，发掘出死者衣物上来自中国的丝绣品，其年代约在公元前550年前后。这是中国的丝织品在公元前6世纪传到欧洲的确证①。古希腊人以"丝国"（seres）

①　参见仓孝和：《自然科学史简编》，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257-259　页。称呼遥远的丝绸的产地，尽管他们在很长时期内并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哪里。1976年以来，先后在新疆乌鲁木齐市鱼儿沟和坤县发掘出的丝织品印痕和残片表明，在距今2300年到3000年以前，中原地区的丝织品已传至西域。所以很可能在"丝绸之路"开辟以前，已经由中亚、波斯传到了西欧。

2。麻、葛的纺织葛藤和大麻、苎麻的纤维，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纺织原料。利用麻类纤维纺织，在我国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时代。

大麻也叫火麻，雌雄异株，雄的叫■，雌的叫苴。■麻的韧皮纤维比较柔细，可以织出精细的织品，是我国古代做衣服的重要原料；苴的纤维较粗硬，织品也较粗糙，主要用于制做绳索和丧服。春秋战国时期，丝绸一般只许贵族穿用；我国历来敬老，平民年过五十的也可穿丝绸。一般平民主要是穿麻葛织成的布，故称平民为"布衣"。

麻葛都属韧皮植物，它们的韧皮是由植物胶质和纤维组成的。要利用其纤维进行纺织，必须先作脱胶处理。《诗经》里有"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之，是刈是■，为■为■。"这不仅描写了葛的形态，而且说明把葛刈回之后要用煮（■）的办法进行脱胶，然后把得到的粗细不同的葛纤维分别织成■或■。

对于大麻和苎麻，简单地用煮的办法进行脱胶就不行了。《诗经》说："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以晤歌。""东门之池，可以沤苎。"诗中描写了妇女们一边沤麻一边唱歌的生动情景。这诗说明，大麻是采用"水沤法"进行脱胶的，即把麻浸在池塘里沤三、五天至十多天，即可脱胶，这是利用池水中天然繁殖的微生物分泌的果胶酶分解麻皮中的胶质，使纤维分散而且柔软。

脱胶之后的纤维，要进行清洗、晒干、扒麻、分梳、纺织。葛麻纤维纺线，当时主要用纺坠。《诗经·小雅·斯干》有"乃生之女，载弄之瓦"。这个"瓦"即指陶质的纺坠。幼小的女孩，就让她玩纺坠，从小就训练纺麻的技巧。所以后世将生女叫作"弄瓦"。

对于麻织品的质量，当时已有统一的纱支标准。计算纱支的单位叫"升"。周代的麻布，布幅一般为二尺二寸（合现在一尺五寸），若含80　根经线，就叫一"升"。专供丧服之用的为3　升，奴隶们穿的是7　升的粗布，15　升的缌布是作吉服的材料，最细的30　升的布专用于制冕。这种轻纱的经线密度已达每厘米50　根，相当于今天的府绸了。

3。毛织品和皮革加工《诗经·豳风》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这是说平民如果没有粗毛布衣，就难以过冬。褐即指这种粗毛布的颜色，说明当时毛织品的穿用已很普及了。《尔雅·释音》载当时养羊很普遍，有吴羊、夏羊、■羊等不同的品种。粗毛织品主要是平民穿的，高级的细毛布是贵族穿用的。

关于兽皮的加工，我国古代很早就摸索出了一些制革技术。生兽皮未经熟化时皮板脆硬，不便制作衣服。原始的熟皮方法就是把大张牛羊皮在水中浸泡和用硝来熟化；而兔、狗、猫等小动物的皮板较薄，可用谷糠、玉米面和酒等物熟化。

春秋战国时期，皮革加工技术已有很大的提高。《考工记》中记载了对皮革质量进行鉴定的方法，并说明了要得到色泽"荼白"、质地柔滑、各部分缓急均匀、缝制工整的皮革的加工处理方法。

4。染色技术我国很早就利用矿物、植物染料对纺织物进行染色，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掌握了各类染料的制取和染色的工艺技术。《尚书·益稷》篇有"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的记载，说明我国古人早就用五色对衣服染色了。西周时代，在"天官"下设有"染人"一职掌管染帛。春秋战国时期，染色工艺已有很大提高。

利用矿物染料对纺织品进行着色的方法称为"石染"。当时人们已发现了多种矿物染料。赭石即赤铁矿是最早用于染红色的染料，当时主要用于涂染作为囚衣的粗劣麻织物。朱砂（硫化汞）的颜色红赤纯正浓艳，光牢度好，是涂染贵重衣料的颜料。《考工记》中记述有用丹（朱砂）涂染羽毛。此外，染黄的有石黄（雄黄和雌黄，前者为硫化砷，后者为三硫化二砷，红光黄，色相丰满纯正，光牢度好）；染绿的有空青（又名石绿，即孔雀石，一种碱式碳酸铜，翡翠绿色，耐大气性好）；染蓝的有石青（又名大青、扁青，一种碱式碳酸铜，蓝色）。

用矿物染料染色的方法有浸染与画缋两种。浸染是将染料研磨成微细粉末，用水调和，把织物浸入其中，染料粉末即被纤维吸附而着色；画缋是将不溶于水的有色颜料和油、胶等有粘性的增稠剂调制成浆状，涂饰于织物上。如赭石和朱砂等都是用这种方法涂染的。可以只涂一种颜色，也可以涂绘成各色图案花纹。

我国古代所用的植物染料种类很多，靛蓝是利用得最早和最普遍的一种还原氧化染料。据记载，我国夏代已经种植蓝草了。蓝草中含有靛甙，从中可以提取靛蓝素。周代以前，人们是用鲜蓝草浸渍染色，即用蓝草叶和织物在一起揉搓，用蓝草的液汁浸染织物。春秋战国时期，采用发酵法还原蓝靛，这就可以用预先制成的蓝泥染出青色来。《荀子·劝学》篇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制作方法是把蓝草叶浸入水中发酵，蓝甙水解溶出，即成吲哚酚，再在空气中氧化沉淀缩合成靛蓝泥，即可贮之待用。靛蓝染布色泽浓艳，牢度好，一直流传至今。

茜草是染红色的主要染料。紫草是染紫色用的媒染性染料。染黄的植物染料更多。

植物染料和媒染剂的使用，大大丰富了颜色种类，在染色技术上是个重大突破。《诗经》中描绘当时织物的颜色就有"绿兮衣兮，绿衣黄里"（《邶风》），"缁衣之宜兮"（《郑风》），"青青子衿"（《郑风》），"缟衣綦巾"（《郑风》），"素衣朱■"（《唐风》），"载玄载黄"（《幽风》）等，真可谓五彩缤纷。

在染色工艺上，当时有多次浸染的套色法，即把丝麻织物先后浸入溶有一种或多种不同颜色的染料中，从而染出不同深度的某种颜色，或染出其他各种变异色彩。如《尔雅》说："一染■，再染■，三染■。"这是指用茜草染红的套染，得到由浅红到深红的颜色。《考工记·钟氏》称："三入为■，五入为■，七入为缁"，即指三次浸入红色染料得到深红色；再浸染黑色染料二次，得到带红光的"■"（浅黑色）；然后再浸染二次即得到"缁"（深黑色）。

若用两种不同染料套染，就可得到第三种色调。但由于颜色的遮盖作用以及染料和媒染剂的化学作用，用不同染料进行套染要遵循一定的方法。《淮南子》载："染者先青而后黑则可，先黑而后青则不可。"另外人们也已知道，青与黄可合为绿色，但以藤黄合靛青则为"苦绿"，即用不同的青色与黄色染料，合成的绿色也不相同。这些知识，都是从染工们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四）玻璃和漆器的制造1。独特的玻璃体系关于我国玻璃的起源，早年有"外来"的说法。因为早在公元前2500年，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已经用沙和苏打制造玻璃串珠了。约在公元前200年，巴比伦人首先吹制出玻璃器皿，后传入古代罗马。罗马人和埃及人已能用铜、铁、钴等金属氧化物为添加剂熔制出各种彩色玻璃了。所以人们认为，我国古代的玻璃制造技术是从中近东和欧洲传入的。

本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商周以来大量玻璃实物的出土，为我国古代"玻璃自创"的说法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1954～1955年，在河南洛阳市中州路发掘的西周穆王时的816　号墓，出土很多淡绿色圆球形穿孔玻璃珠，直径约0.5　厘米，孔径0.3　厘米，是作项链用的。1955～1957年在河南陕县上村岭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五座■国墓葬中，发现蓝色玻璃串饰物件，有菱形玻璃珠44　粒，小圆珠2　粒，玻璃管4支。同一时期在陕西省泮西张家坡一座西周墓葬中出土了4　粒浅绿色、有透孔的玻璃珠；在一处西周遗址中发现有透孔的粉紫色玻璃珠。1964年4月，洛阳市博物馆在城西庞家沟西周墓的垅土层中，找到一粒白色穿孔玻璃串珠。1975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伯及其妻井姬和妾的墓中，出土1000件以上玻璃管珠，数量之多十分惊人。特别是在井姬的贵重物品上，还镶嵌一块玻璃片，经化验为铅、钡玻璃，这是前所未见的。墓葬当在昭王、穆王之交，约为公元前10世纪。1976年在陕西扶风云塘村西周墓中发现一件由77　颗4　种不同形式的白色玻璃扁珠和绿色玻璃管珠串连成的项饰。另外，在陕西扶风上宋乡北吕村、陕西岐山贺家村，都出土有西周早期浅蓝色和浅绿色的玻璃管、珠。1979年6月，在山东曲阜鲁故城西周晚期墓出土三颗浅蓝色棱形玻璃珠。1978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大量玻璃珠。

《穆天子传》中说，西周穆王曾升于采石之山，于是采石"使重雍之民铸以成器"。重雍即仲雍，周文王时封于虞（今山西平陆北），成为虞仲。这与上述洛阳中州路816　号墓以及宝鸡茹家庄■伯夫妇墓出土的玻璃制品在年代上是吻合的。考古发现的玻璃制品自西而东分布在宝鸡、岐山、扶风、泮西、陕县、洛阳一线，基本上也是沿河、渭两侧。平陆与陕县正是隔河相望，地域上也是吻合的。另外，西汉刘安的《淮南子·览冥训》等篇多次说到"随侯之珠"；东汉王充的《论衡·率性》篇也有"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之说，这也为随县曾（随）侯乙墓出土的玻璃珠所证实。

这些史实说明，我国从殷周之交到春秋战国时期，在黄河中下游和江汉地区都曾制造玻璃。特别是经中外研究机构科学检验，发现中国古代的玻璃属于铅钡玻璃，而西方的则是钠钙玻璃，更表明中国的玻璃是自己独创的，有自己的玻璃体系。含有铅、钡的玻璃能产生五彩缤纷的光泽，并且比重较大。西周时期一些玻璃有鲜艳的光泽，可能与铅、钡含量较高有关。

我国的玻璃发源于商代的青铜冶炼和青釉瓷器的烧制。青釉瓷器的釉可以说是玻璃的先声。郑州出土的一件商代青釉瓷器，其表面上有厚而透明的五块玻璃釉。玻璃的烧制很可能是受这一启示而发现的。玻璃没有固定的熔点，它由固体变为液体可以在800℃到1500℃的温度范围内进行。在青铜冶炼中温度可达1080℃，而在原始青瓷的烧制中温度可达1200℃，这就为玻璃的烧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烧制青瓷器时，熔融的玻璃釉滴落成珠，就启发人们去专门生产玻璃珠了。西方的玻璃制造也是先出现玻璃珠的。

西周的玻璃成型技术是以黄土或黄土加白灰裹着细铜丝作衬芯，蘸玻璃液制成珠和管的，再用冷切割法截出各种长度的玻璃管。至于玻璃片，则是用玻璃管割制而成的，即先用衬芯蘸玻璃液制成玻璃管，再用刃具在玻璃管上压出苦干条直槽，冷却前稍加压力就可分成若干条细长的玻璃片。所以这种玻璃片有一定的弧度，且内表面粗糙，外表面光滑。这种成型技术说明，西周时期玻璃的制造已经超出最原始的工艺水平了，所以我国的玻璃制造当在西周初期以前已经出现了。

2。漆器制造技术我国的漆器制造有悠久的历史，大约产生于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漆液从漆树中自然分泌出来以后，经日晒形成黑色发亮的漆膜，这是很容易被观察到的。古人对这种自然现象加以利用，从漆树中收集更多的漆液，涂在各种用具上，就成了原始的漆器。漆树分泌的树汁主要成份是漆醇。夏、秋的清晨，砍破漆树的树干，就会收集到流出的树汁，这种树汁暴露在空气里不时搅拌，约经半天到一天装入桶内，就是生漆。生漆经日晒或低温烘烤，即成深色粘稠状的熟漆。生漆或熟漆加入熟桐油调制即成广漆。广漆的漆膜坚硬、光亮、耐水烫。如果在漆液中加入各种颜料或染料，就会形成彩色漆层，使漆器格外美观。

春秋时期，漆树和桐树的栽培受到重视。《诗经·国风》说："山有漆，隰有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书经·顾命》有"漆仍儿"的话。战国初期，设有官营的漆林，由专门的官员管理。《吏记·老庄列传》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尝为漆园吏。"据说他所在的漆园就在今河南省中牟。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漆膜对器物有防腐保护作用，《考工记》称："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

《墨子》在说到做事应有先后次序时比喻说，工匠先漆好器具再涂以红漆（生漆中掺入朱砂等颜料）是可以的，但先画上红漆再涂漆就不成了，这说明当时用漆已很普遍。近来在河南信阳、湖南长沙以及三门峡等地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用漆装涂的几案家具、日常用具、鼓瑟乐器、兵器把柄、棺椁和镇墓兽等物，涂绘一般都很精美。这时的漆器多用木胎、皮胎和夹■胎（用麻布）等胎型，也有在金属器物表面涂漆的。彩绘包括红、黄、蓝、白、黑五色和各种复合色；所用颜料大概是桐油中掺入朱砂、雄黄、雌黄、红土、白土等矿物颜料和靛蓝等植物性染料配成的油彩。据《韩非子》记载，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珍贵的工艺品特种漆画。

汉代以后，我国的漆器和髹漆技术就先后流传到东亚、东南亚、中亚和西亚各国。后经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中亚人再西传到欧洲一些国家。像瓷器一样，世界各国的漆器制造，也受惠于我国古人的发明创造。

四、天文学的巨大发展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初步确立了自己的独立体系。随着天文观测资料的积累，建立起了以二十八宿为代表的星象坐标体系；在对日、月、五星运动规律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阴阳合历的制历规则；在对天体运行规律所进行的理性概括中，出现和形成了关于宇宙起源、结构和演化的一些理论学说，给我国后世宇宙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

（一）天文观测1。天文家中国古代天文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为"星占"，一为"历法"。

这首先是为王权天授寻找依据，其次是为农业的发展服务。观察天象，确定季节，以利农业生产，对巩固政权也是有利的；谁能把历法授与人民，他便有可能取得天下。所以天文学就成为政教合一的、为帝王服务的神秘知识，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这使中国古代天文学一开始就具有传统的官办性质。帝尧和殷商时代都设有专门的天文官员。西周时代，皇家天文家称为冯相氏，占星家称为保章氏，还设有执掌漏壶的挈壶氏。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和各个诸侯国都设有自己的专职司星负责天文历法工作。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说："幽厉之后，周世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说明由于周王室衰微，天文测算工作也受到忽视，历算学者分散外流。而各个诸侯国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却十分重视天文的观测与研究，都有自己的司掌天学的天文家。

在当时的天文学界，以甘德、石申、巫咸三大学派的影响最大。巫咸传说是殷商大臣，吴（今苏州一带）人。《巫咸星经》当为我国最早的星表，据说含三十三座共一百四十四星，不过原本已无存。后世存本所载肯定不是原来的《巫咸星经》，因为它所列齐、赵等十二国名都不是殷代的国名。入周以后，巫咸学派的天文学说即由殷之遗民所建的宋国的司星所继承和发展。子韦是巫咸学派的代表，《庄子·天运》中有"巫咸■"一语，子韦名■，所以可能就是指子韦。

齐国司星甘公，名德，有说为楚人，有说为鲁人。《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有："张耳败走，念诸侯无可归者。。。甘公曰，仅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故耳走汉。"从甘德作星占指示张耳投奔汉王事，可知甘德生当战国末期，楚汉相争时仍有活动。张守节《正义》引梁阮孝绪《七录》云，甘德"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

魏国司星石申，亦称石申夫。《正义》引《七录》云："石申，魏人，战国时作《天文》八卷也。"石申的书约在惠施为魏相时所作。后世将甘、石的著作合称《甘石星经》，原著早已遗佚。但从《史记》、《汉书》和唐瞿昙悉达所编《开元占经》等书的引文中，尚可了解其大概。

石申的《天文》在《开元占经》中引述最多，这部分内容被称为《石氏星经》。石申把全天的恒星分为二十八宿及中外官星座，并用"度数"给出了这些星的坐标位置，包括"去极度"（该星与北天极的角距离），二十八宿的"距星"（各宿中选定的作为测星标志的星）的"距度"（相邻二宿的距星的赤经差）和黄道内外度；还有中外官的"入宿度"（该星与其西邻一宿距星的赤经差）和黄道内外度；"度"以下的小数还用"太、半、少、强、弱"等表示。据《开元占经》所载，《石氏星经》共包含有二十八宿和中外官星120　座，含星121　颗。现存《开元占经》中的仅有115　颗星。石申著有星经是无可置疑的，但《开元占经》中的《石氏星经》的内容，则是经过后汉时代修改的。据推算，石氏测定的恒星的位置是在战国中期的位置，石申的活动当在公元前4世纪。所以可以断言，《石氏星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之一。

《晋书·天文志》载，西晋后武帝时，吴国太史令陈卓将石氏、甘氏、巫咸氏三家所著星经综合在一起，编写成一个包含283　个星座、1645　颗恒星的星表，并绘成星图，成为中国古代的一个标准星图，使三氏星经的内容一同留存。在《开元占经》中，引有甘氏、石氏、巫咸氏三家的恒星表。

我国大约在商代以前，占星术就已经萌芽了。周末战国时代，由于战争纷起，天灾频仍，人们生活很不安定，联系到天上的异象，就认为是上天的示警，因而占星术从春秋以后，非常盛行。我国古代这些天文家在当时大都以星占家的面目出现。尽管星占学本身是荒谬的，但由于占星术需要不断去观测和研究天象，寻找异常天象，预测五星的运动方位和日、月食的发生，所以对于我国古代天文观测资料的积累以及天体运动规律的揭示，是有一定作用的。

至于中国古代天文研究的官方性质，虽然使天文学蒙上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御用色彩，不但使天体运动的客观规律受到歪曲利用，而且使天文学知识被垄断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当然严重阻碍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但这种官方性质也使中国古代天文事业的发展在人员、经费、设备和工作条件等方面，都得到了官方的扶持和保证。尽管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频繁，但天文观测研究工作始终未曾中断，文献资料也得到很好的整理和保存。这使中国的天文家们不断有新的发现和创造，不但独立地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天文学体系，也对世界天文学研究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天文家们所获得的光辉成就，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中，占有突出的地位。2。星象春秋时期，人们为了观测研究各种天象以及日、月、五星在天空中的运行，对星空的现象（星象），即恒星的分布情况有了相当准确的划分。因为要想准确地表示出各种天象发生的方位，只有以恒星天空为背景，以恒星的位置作为标志。这样，"星官"的知识得到了丰富，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三垣"、"四象"、"二十八宿"的星象坐标系统。

（1）星　官"星官"也就是现代所说的"星座"或"星宿"。古人为了认识星辰和观测天象，把天上相近的恒星组合在一起，分别给以名称，即为星官。

最早，我国古人只注意东南西北四方最显著的星象；在有了关于北极、黄道、赤道的知识后，就对北极附近和黄道、赤道沿线的恒星作了划分，形成了各个星官。

中国星官的名称，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流传下来的，这些名称大都与生产和生活有关，如营室、壁、箕、毕、井、斗等，它们分别表示房屋、墙壁、扬谷的簸箕、捕兔的小网、水井和盛酒的容器等；还有神话人物和传说故事，如牵牛和织女。《春秋左传》载鲁昭公元年子产讲的一个故事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说高辛氏的二子阏伯和实沈不和，天天打架，尧只好派阏伯到商丘去主管辰星，即心宿，亦称商星；派实沈到大夏去主管参星，彼此不相见。参星为当时冬季的初昏中星，商星为当时夏季的初昏中星，一在西，一在东。所以杜甫有诗句曰："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另一部分星官或恒星的名称则是把阶级等级制度的社会结构映射到星空的体现，使天上世界的名称反映地下人间社会的事物。如北极附近为"太一常居"的宫阙组织，中央为帝星（小熊座β），在它周围有太子（小熊座γ）、正妃（勾陈一，小熊座α）等星；外面还有相当于帝车的北斗七星以及由表示上将、次将、贵相、司命、司中和司禄的六星组成的作为天府的文昌宫等，这就把人间的宫廷组织搬到了天上。之所以把星座称为星官，可能就是认为星座和人的官曹列位以及事物的贵贱一样，也有尊卑之别。

根据古文献统计，我国战国以前记载下来的星官，大约为38　个，共200余颗恒星。到公元前2世纪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中，则系统地记载了全天92　座星官约500　余颗恒星。

在我国古代，常用的星象是三垣、四象和二十八宿，由此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星空区划体系。这3　种划分方法出现的先后，现在尚有争论。不过从史实记载来看，应以四象为最早。三垣中天市垣的东藩、西藩用的都是战国时代的国名，所以三垣的设立当在战国时代或其以后，比二十八宿为晚。当然，星象划分的实际过程是很复杂的，增补修改不止一次，是逐渐得以完善的，所以很难作出孰先孰后的绝对判定。

（2）三垣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是环绕着北天极和靠近头顶天空区域的星象。三垣的每一垣都有东西两藩的诸星围成墙垣的样子，因而叫做三垣。三垣的划分不是一次完成的。作为星官，紫微垣和天市垣的名称在《开元占经》辑录的《石氏星经》中已经出现，所以这二垣大约创立于战国时代，太微垣的名字直到唐初的《玄象诗》中才见到。虽然直到隋丹元子的《步天歌》，三垣的划分才得以完备，但在巫咸、甘德、石申三家的星经中，已有属于三垣范围的星官，不过他们所列的星座、星数都不一样。据《清会典》所载，这三家所列情况如下：／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星座／星数／星座／星数／星座／　星数巫咸／4／18／1／1／4／8　甘德／21／102／7／15／2／10　石申／13／64／6／42／8／41紫微垣是三垣的中垣，位居北天中央位置，故被称为中宫或紫宫、紫垣等。《春秋元命苞》曰："紫之为言此也，宫之为言中也，天神运动，阴阳开合，皆在此中。"

紫微垣大体相当于现今所谓"恒见圈"①的拱极星区，包含现在所说的小熊、大熊、天龙、猎犬、牧夫、英仙、仙王、仙后、武仙、鹿豹等星座。紫微垣是皇宫的意思，包含37　个星座和两个附座（杠、辅），正星163颗，增星181　颗。各星都以某一官名和其他名称命名。以北极为中枢，东西共有15　颗星组成屏藩形状，似二弓相合，环抱成垣。东藩八星为左垣，西藩七星为右垣，二垣南端的左枢和右枢成关闭状，叫闾阖门；垣内有北极、勾陈、天皇大帝、五帝内座、四辅、六甲、御女、天柱、大理等；其外有北斗、天理、文昌、天枪、玄戈、天■、天厨、传舍、八谷、三师、三公等。

太微垣是三垣的上垣，在紫微垣下的东北方向，位于北斗星的南方。横跨辰、己、午三宫，约占63°的天区范围；包含20　个星座，正星78　颗，增星100　颗。北起常陈，南至明堂，西自上台，东至上将，大体相当于室女、后发、狮子等星座的一部分。中枢为五帝座，成屏藩形状。太微为政府的意

①　恒见圈即以北极为中心，以某地纬度为半径在天球上所作的圆圈（赤纬圈）；圈内的星在该处看永远不落到地平线以下，故称为拱极星。

思，所以星名多用官名。如由东、西上丞相、次丞相、上将军、次将军和右执法（御史大夫）、左执法（廷尉）组成东、西二藩的左垣和右垣。左右执法为南垣二星，形成端门，其内有内屏；其他星座尚有三公、九卿、五诸侯、幸臣、太子、郎将、虎贲以及灵台、长垣、三台等。

天市垣为三垣的下垣，在紫微垣下的东南方向，横跨丑、寅、卯三宫，约占东南天空57°的范围，包含19　个星座，正星87　颗，增星173　颗。北自七公，南至南海，西起巴蜀，东至吴越，大体相当于现今的蛇夫、巨蛇、武仙、天鹰等星座的一部分。以帝星为中枢，成屏藩形状。天市为"天子率诸侯幸都市"的意思，所以东西藩各十一星皆用战国时的国名命名。如东藩（左桓）从南起顺次为宋、南海、燕、东海、徐、吴越、齐、中山、九河、赵、魏；西藩（右垣）从南起顺次为韩、楚、梁、巴、蜀、秦、周、郑、晋、河间和河中。从这些名称可知，天市垣的制度必在战国时代或其后。其他星座名称尚有象征执政皇族的宗正、贵族的宗人；作为尺度的帛度以及量固体和液体的斛和斗；此外还有车肆（百货市场）、屠肆、列肆（宝玉市场）和市楼（市府）等。

《石氏星经》列天市垣东西藩有五十六星。和现今所说二十二或二十三星相差甚多，说明星座星名的变更是很复杂的。

（3）四象我国天上星象，还有四象（四兽、四维或四陆）之划分。所谓四象，是指四种动物，所以又称四兽。古人以北极为中央，把周围天区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域，配以青、红、白、黑四种颜色，详察各个天区星象的分布形势，按其星象轮廓仿佛类似某种动物，即以此命名，于是就定出天文上的四象，并作为仰观星象的参照系。

古书上对四象的叙述不甚详细。《十三经注疏》说，四象是"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考工记》称："龙旗九■以象大火，鸟旗七■以象鹑火，熊旗六■以象伐，龟蛇四■以象营室"。这里"大火"指心宿，"鹑火"指七星，"伐"指参宿一，"营室"指室，为四方诸星。朱雀即凤凰，玄武即乌龟。所以四象分别为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龟蛇）。

为什么要用这4　种动物来命名四方星象呢？这大概与古人的动物分类法有关①。古人按外表形态把动物分为鳞、羽、毛、甲、倮五类。在带鳞的动物中为首的是龙，《论衡·龙虚篇》称："龙为鳞虫之长。"羽指鸟类动物，以凤凰为首。《大戴礼记》曰："羽虫三百六十，凤凰为之长。"毛指有皮毛的兽类，按《大戴礼记》说："毛虫之精者为麟"，即麒麟。甲指带甲壳的动物，《韵会》云："龟，甲虫之长。"倮则指无鳞无羽无毛无甲的裸露的动物，以人为首。《礼记·礼运》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看来，当初的四象，应指苍龙、朱雀、麒麟、龟蛇。后来之所以把麒麟改为白虎，可能与孔子写《春秋》到获麟为止，以此为周道不兴的象征有关。"麟为周亡天下之异"①。所以后人就以"山兽之君"虎代替。但因麟为仁兽，所以还是让它升到最高地位，作为中央天象的表征。《礼记·礼运》孔疏引："龙东方也，虎西方也，凤南方也，龟北方也，麟中央也。"于是就形成了我国

①　参见周桂钿：《天地奥秘的探索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153　页。

①　《＜礼记·礼运＞孔疏引》。

"四灵有麟，四象有虎"的传统说法。

四象的东西南北方位是如何确定的呢？这与四象产生的根源有关。古人创设四象是为了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以定四季；四象就是在四时的"仲中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古籍《尧典》中就有关于四仲中星的说明："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是说昼夜等长而初昏时"星鸟"正好出现在南方中天，就是春分了；若白日长而"火"于初昏时在南方中天，就是夏至；若黑夜白天等长而"虚"出现于初昏时的南方中天，则为秋分；若白日短而"昴"出现于初昏时的南方中天，就是冬至。这说明我国古人测四仲中星以定四时是由来已久的；而且由此产生了把周大恒星分为四群以分别表示春夏秋冬四季星象的思想。更有意思的是，"鸟"的形象很早就被用来描绘春天初昏时南中天的星象了。比《尧典》更早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鸟星。在没有历法的原始社会里，人们把鸟的出现看作是春天来临的信号，所以很自然地会把春天初昏时南中天的恒星群想像作一只大鸟的形象；而且很容易发现，春分前后初昏时当朱雀升到南方中天（上中天）时，苍龙的房宿正处于东方的地平线附近；白虎的昴宿正处于西方的地平线附近；而龟蛇的虚宿正处于地平线下与朱雀的七星相对的北方（下中天）。这就是定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由来，它是以古代春分前后初昏时的星象为依据的。

至于四象的具体划分，《尚书通考》称："东方苍龙三十二星，占七十五度；北方玄武三十五星，占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西方白虎五十一星，占八十度；南方朱雀六十四星，占百十二度。"共得四象星数一百八十二星（现今统计为一百六十一星），共365■度，布满周天。具体星宿为：东方，青色，苍龙（或青龙）。对应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约为现今室女、长蛇、半人马、牧夫、天秤、天蝎、豺狼、蛇夫等星座。南方，红色，朱雀。对应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约为现今双子、御夫、巨蟹、大犬、南船、狮子、长蛇等星座。

西方，白色，白虎。对应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约为现今仙后、白羊、英仙、金牛、波江、猎户、天兔等星座。

北方，黑色，玄武（龟蛇）。对应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约为现今人马、摩羯、天鹰、宝瓶、飞马、天鹅、仙女、双鱼、鲸鱼等星座。关于四象与二十八宿产生的时间与先后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虽然古籍中有关四象的记载比二十八宿晚得多，在《淮南子》、《史记》等汉代著作中才有具体记载，但陈遵妫先生认为，先有四象，后有二十八宿。因为二十八宿中的角、心、尾宿就是东方苍龙的龙角、龙心、龙尾的意思；这说明古人是先设四象，而后才在四象的基础上细划二十八宿的①。

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发掘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发现一个漆箱盖，上面画着象征天象的图案。箱盖中央是一个很大的篆文粗体"■"（斗）字，斗字周围是古代的二十八宿名称，它们依中间斗字的形状围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盖面两端绘有两个动物形象，头尾方向正好相反，东方是青龙，西方是麟。从它们与二十八宿名称的对应关系来看，它们所处的位置正好与四象中青龙、白虎的星宿范围基本相符。虽然盖面上只画了青龙与麟，但可以理解这是因为箱面绘画是装饰性的，加之盖面形状大小的限制，

①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0　页。可以有所选择，不必反映出星象的全部情况。但将二十八宿与四象绘在一起，正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有些学者认为盖面上西方画的是白虎，但从这个动物图像的头上很明显有只大角来看，它应该是麟。因为虎无角，而麟在传说中却是有一只角的。《春秋感精符》称"麟一角"；《尔雅·释兽》说麟"■身，牛尾，一角"。这说明在战国早期，西方兽象为麟，汉代以后才改为白虎。②据考证，随县曾侯乙墓的墓葬年代，是在公元前433年或稍后，因此这件天文文物的发现，把我国二十八宿体系全部名称出现的年代提前到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早期；四象的划分至迟也在战国初期，都早于甘德、石申活动的年代。由于曾国在战国初期只是一个小国，箱盖面绘画又是一种装饰性的东西，更加说明四象、二十八宿的知识在当时已是相当普及的了。所以有理由推断，它们的形成当比战国早期早得多。

从以上说明可知，我国四象中所说的苍龙、玄武、白虎、朱雀，即龙、龟、虎、凤四禽。在印度佛典中，也以龙、龟、狮（虎）、孔雀为四禽。陈遵妫先生认为这"实际脱胎于我国的四象"。高丽古坟中发掘的"四神镜"也用龙、龟、虎、凤；古坟石室壁画用龙、蛇、虎、凤。日本古坟中发掘的"四神镜"也用四禽来装饰，充分说明我国古代四象在世界各国的流传与影响。

（4）二十八宿（xiù）

古人为了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必须在天上确定一些相对静止的背景标志，不然就无法描绘和度量日月五星的运动。天上相对静止的标志只有恒星，但一颗恒星无法确定，于是就将几颗星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图形，定出一个名称，成为一个参照星区，就叫做一个"宿"或"舍"，意为日月五星行经停留的驿站。《史记·律书》云："舍者，日月所舍。"我国古代对天象的观测以及历法的制定等，都是以二十八宿为基础。所以，二十八宿在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按照日月视运动的方向，自西向东排列，这二十八宿顺序为：东方七宿（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玄武）：斗、牛（牵牛）、女（须女或婺女）、虚、危、室（营室）、壁；西方七宿（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七宿（朱雀）：井（东井）、鬼（舆鬼）、柳、星（七星）、张、翼、轸。

二十八宿是把沿天球赤道和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为28　个不同的星区部分，每个部分就是一宿；至于这些名称的意义，可能与四象、三垣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关。

二十八宿的体系，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完善起来的。其中部分星宿的名称，在春秋时期的《诗经》、《夏小正》等书中已有记载。《周礼》的《春官》、《秋官》两篇中都有"二十有八星"之说。不过，直到《吕氏春秋·有始》中，才最早给出了自角至轸的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据《开元占经》所引甘、石、巫咸三家记述，对二十八宿的天区已作了划分，并指明了各个星宿的距星（标志星）、星数和相邻星座间的距离（即相邻二宿的距星之间的赤经差）。②　周桂钿：《天地奥秘的探索历程》，第154　页。

特别是《石氏星经》，给出了二十八宿的距星的赤道坐标、位置和黄道内外度，并附有石申之前25　个"古度"数据。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上写出了二十八宿的全部名称，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我国二十八宿全部名称的最早记录；它把我国二十八宿的可靠记载提前到了战国初期（公元前433年）。可以断言，二十八宿的创设当在战国以前。

关于建立二十八宿的最初目的，目前尚有不同意见。我国学者竺可桢、钱宝琮、夏鼐等主张是为观测月亮的运动而设。《吕氏春秋·圜道》称："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圆道也。月行于天，约二十七日又三分之一天而一周，约日旅一星，经二十七日余而复抵原星，故取二十八为宿舍之数，以记月亮所在位置。"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由于二十八宿的划分有大有小，它们的范围即星度相差十分悬殊，月亮并非每天正好到达一宿，"月躔"说很难令人信服。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和我国学者陈遵妫认为，二十八宿是古人由间接参酌月亮在天空的位置来推定太阳的位置而设的①。因为星象在四季出没的早晚是不同的，反映了太阳在天空的运动。于是就可以通过测定月亮的位置以推断太阳在星宿中的位置，从而确定一年的季节。这个方法和从观测昏旦星象以定太阳的位置来确定季节的方法不同。所以新城新藏说这是中国"上古天文学一大进步"。

关于二十八宿的起源，近百年来争论十分激烈，因为中国、印度、阿拉伯和巴比伦都有二十八宿。它们虽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是同出一源的；不过在起源于哪一国的问题上，各国学者的分歧是尖锐的。最初主张起源于印度和巴比伦的人很多，近年来多数人则主张起源于中国。因为阿拉伯使用二十八宿的年代不会早于我国的西汉；埃及也在公元后才使用二十八宿；巴比伦虽然是西洋天文学的发源地，但至今尚未发现古代巴比伦有二十八宿的遗迹。所以只有中国与印度孰先孰后的问题了。

我国学者郭沫若、竺可桢、夏鼐等人都认为二十八宿是由我国传入印度的。日本的新城新藏在《二十八宿起源说》一文中甚至肯定说："二十八宿是在中国周初或更早时代所设定，而在春秋中期以后自中国传出，经由中亚细亚传于印度，更传入波斯、阿拉伯等地方。"印度的二十八宿是等分黄道度数的，每一宿都为13°20＇，共360°；中国的二十八宿的距度则是宽窄不等的，相差十分悬殊。在印度的二十八宿各宿的主星（联络星）中，采用了很多亮星，一等星以上的达10　颗之多，四等星以下的只有3　颗；而我国二十八宿中的距星大多数是暗星，只有1　颗一等星（角宿一），四等星以下的有8　颗。中国二十八宿从角宿算起，印度则从昴宿（"剃刀"）算起。另外，中国制定二十八宿本来是为了定日月位置来确定春夏秋冬四季的，但印度古代年分冬、春、夏、雨、秋、露六季，现今印度还是分为寒、暑、雨三季而不用四季，当然也就没有用四象配合二十八宿的必要了。日本的新城新藏还说，二十八宿的发源地当有牛郎织女的传说故事，而这个故事在我国的《荆楚岁时记》中就有记载了。在前面提到的随县曾侯乙墓的漆箱盖面上，巨大的"斗"字写于中央，二十八宿名称环列于"斗"字周围，这也正反映出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传统特点，即二十八宿是与北斗星等拱极星联结在一起的。这也是二十八宿源于中国的一个有力证据。所以，我国的二十八宿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完全是我国古代的独特创造。

①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第306　页。

关于二十八宿是沿黄道还是沿赤道划分的问题，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一派认为二十八宿是沿黄道划分的，因为日月五星在天球上的视运动都沿黄道附近，新城新藏就认为二十八宿是黄道附近天空的标准点。我国学者竺可桢、夏鼐和陈遵妫则主张二十八宿是沿赤道划分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也认为二十八宿是一种完善的赤道分区体系。因为我国古代天文学是很重视观测的，汉代以前就建立了明确的赤道坐标体系，这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一大突出优点。根据岁差的计算表明，在距今3500年前，冬至在虚，夏至在星（七星），春分在昴，秋分在房，天球赤道正好与二十八宿中大部分星宿的位置相符合，即二十八宿大部分处于赤道附近。从二十八宿实际星象的选取来看，近于黄道的天市、太微、轩辕等都未被选用，却选用了黄道以北的虚、危、室、壁和远在黄道以南的柳、星、张、翼。到后汉时代，我国的黄道坐标概念才得以形成。当然，二十八宿的划分不是一次完成的，在其演变过程中，会有多次调整的。

（5）十二次和分野中国古代划分天区的方法，除三垣、四象、二十八宿之外，还有十二次。十二次是以太阳每月在恒星间所处的方位与北极相连接，把周天分为十二等分，即十二次。由于太阳一年运行一周天，每个月在天空正好行走一个次。我国古代又认为岁星（木星）是十二年运行一周天，因而十二次又用以表示岁星每年所处的位次。

十二次的名称依次是星纪　玄枵　诹訾　降娄　大梁　实沈鹑首　鹑火　鹑尾　寿星　大火　析木这些名称大都与星象有关。星纪的中央在牵牛宿的初位，相当于冬至点。玄枵相当于二十八宿的虚宿和危宿，虚宿的星象本有废墟之状，即空虚的意思，故称玄枵。诹訾亦称豕韦，与分野的分配有关。降娄的中央中娄4°，相当于春分点，和奎娄同音，本是星名。大梁和实沈的名称来自分野的分配。鹑首、鹑火、鹑尾是由于与朱鸟类似的星象而得名；鹑首的中央中井31°为夏至点。寿星相当于二十八宿的角、亢二宿，其中央中角10°为秋分点。大火即心宿二（天蝎座α），本为星名。析木的意义不明。

陈遵妫先生认为，十二次的制定既然与确定岁星十二年周天运行有关，它的创立当在熟知五星运行的时代，即在战国中期。考虑到十二次和分野是同时代制定的，因而十二次大约是在公元前400年前后制定的。由于二十八宿的划分是不规则的，十二次则是等分度的，所以十二次的创制应在二十八宿之后。

二十八宿的制定主要是历数家用来表示日月的位置的，十二次的制定固然也可用于观测日月的位置，但主要是占星家用来表示五星的位置的。中国古代的占星术认为，天上某一部分星宿与地上某一区域相应；该部分星宿中发生的某种星象变异，会使与它相应的地上区域发生某种事件或灾祸。这种把天上的星宿与地上的区域相互对应的分配法，就是所谓"分野"概念。至于天象与地面的具体对应关系，各种史籍不尽相同。分野说以星象占卜相应地区的吉凶，当然是一种伪科学。但这种占星术很能引起当时人们对星象观测的重视，从而促进了天文学精密化和定量化的进程。实际上，正如前面所说，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天文家，都擅长这种占卜，所以被人们称为星占家。因此，在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中，对分野说的作用要作具体的历史分析。

3。五行星运动（1）五星运行周期我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水、金、火、木、土这五颗行星了，它们在天空中移动的路线总在黄道附近，而且很明亮。但在早期的典籍中，提到五星的不多。《尚书·尧典》中说："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七政"即指日、月、五星共七个天体。《诗经·小雅·大东》中说到"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诗经·郑风·女曰鸡鸣》中有"明星有烂"，都是指金星。

到了甘德、石申的时代，对五星运行现象已有了初步的描述。1974年初，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葬于公元前168年）出土的帛书中，用6000　多字的巨幅，记述了关于五行星的运动。这部帛书被称为《五星占》，它保留了甘、石二氏天文书的一部分内容，并在最后三章中列出了从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到公元前177年汉文帝三年共70年间木星、土星、金星的位置和五大行星的会合情况。《五星占》充分反映了我国战国时期到秦汉初期关于五星运行的研究成果。

我国古代关于五大行星有另一组专有名称，分别称为岁星、荧惑、填星（镇星）、太白和辰星。五星又称五纬。《谷梁传序疏》称："五星者即东方岁星，南方荧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镇星是也。"《汉书·律历志》称："水合于辰星，火合于荧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岁星，土合于填星。"所以在五行说盛行之后，才用木、火、土、金、水这五行属性与五星搭配，以岁星为木之精，荧惑为火之精，填星为土之精，太白为金之精，辰星为水之精。帛书中也称："东方木，其神上为岁星，岁处一国，是司岁"；"西方金，其神上为太白，是司日行"；"南方火，其神上为荧惑"；"中央土，其神上为填星，宾镇州星"；"北方水，其神上为辰星，主正四时"。这是后来形成现在的五星名称的由来。

五星中最先被清楚认识的是木星。这可能与它在一年中被人们看到的时间很长而且比较明亮有关。大约在公元前20世纪以前，古人就知道木星是颗行星了，并知道它12年绕天一周。周初时期已用推算岁星的位置来占卜吉凶了。由于岁星大体上12年绕天一周，按12　次的星象之分，它每一年在一次，所以被用来纪岁。杨泉《物理论》说它"岁行一次，谓之岁星"。不过到公元前400年前后，大约已知它绕行一周天不是整12年了。到了汉代的《太初历》中，就以11.92年作为岁星的周期。《后汉书》又以11.87年为其周期，与现代精确值11.86年已极接近了。岁星又名摄提、重华、应星、纪星。《史记·天官书》云："义失者，罚出岁星。"

古人称火星为荧惑。它有火红的颜色，荧荧似火而且光亮常有变化，运行轨迹也进退不定，错综复杂，令人迷惑，故名"荧惑"。《淮南子·天文训》说荧惑司刑罚："荧惑。。行列宿，司无道之国，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出入无常，辩变其色，时见时匿。"《史记·天官书》也云："礼失，罚出荧惑。"据《开元占经》所引可知，甘德、石申已测定火星的恒星周期为1.9年（现代值为1.88年）。

古人测知土星28年绕全天一周，一年走二十八宿的一宿，好像巡行镇压二十八宿一样，故称镇星，又叫填星。《五星占》载土星在恒星天球上运行的周期为30年，比现代的值29.46年只差0.54年。《淮南子》和《史记》为了符合土星一年镇一宿，所以说它28年行一周天。

金星古称太白，也叫启明、长庚。它光色银白，耀眼夺目，是全天最亮的星，所以很早就记载于古籍中了。《诗经》中说的"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就是把晨前现于东方的金星称为启明，把夕暮现于西方的金星称为长庚。金星在恒星天球上运行的周期为224.7　天，战国时期尚未记载它的周期，直到汉代《太初历》中才说它的周期为一年。

水星离太阳最近，不超过一辰（30°），并附随于太阳左右巡行十二辰，故被称为辰星。水星在恒星天球运行一周的时间为88　天，《太初历》说是一年，这可能是因为它紧随太阳一起运行之故。在没有"日心说"思想的古代，对于金星、水星这些极靠近太阳的内行星的运行周期，是很容易和太阳的视运动周期混为一谈的。

（2）五星运行的会合周期古人观测五星是与占星术密切相关的，即以五星的运行占卜吉凶。《五星占》中有："大白与荧惑遇，金、火也，命曰乐（铄），不可用兵。荧惑与辰星遇，水、火［也，命曰■，不可用兵］，举事大败。"就是说象征金神与火神的二星相遇为"铄"，火神与水神的二星相遇为"■"，都不可用兵，用兵则败。五星的所在位置以及它们的合离变化，都预示着吉凶祸福，所以古人对五星的行度和会合十分重视。在甘石星经和《五星占》中，都有五星会合周期的观测结果。

现在知道，五大行星和地球都在围绕太阳运动。对于水星和金星这些内行星来说，它们仿佛总在太阳两边摆动。当它们离地球最远，正好和地球分处于太阳两边，三者成一条直线方向时，就叫作上合；当它们离地球最近，正好走到太阳与地球中间而成一直线方向时，叫作下合。无论上合或下合，行星都会被太阳强烈的光芒所掩没，这时的行星是无法看到的。对于火星、木星、土星这些外行星来说，走到离地球最远时，正好和地球分处太阳两边，从地球上来看它们正好与太阳在同一直线方向，这叫合；当它们离地球最近、亮度最大、地球正处在太阳与外行星之间时，叫作冲。

内行星从上合到下一次上合，或从下合到下一次下合；外行星从合到下一次合或从冲到下一次冲的时间，就叫作行星的一个会合周期。

甘、石测得水星的会合周期为126日，《太初历》给出为115.91日，现今测定值为115.88日。由《开元占经》的引文还知，甘、石测定的金星的会合周期为620日和732日，而帛书《五星占》记为584.4日，与现今测定值583.92日极为相近。帛书中还提到了金星的五个会合周期恰好等于八年。《五星占》根据这一结果列出了金星70年的动态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关于木星的会合周期，《开元占经》引甘氏数值为400　天；帛书记为395.44日。《太初历》则记为398.71日。《汉书·律历志》记为399日。这与现代值398.88日很接近。

火星的会合周期约为780日，这个"晨始见"之间的日期在《汉书·律历志》中已有记载。

土星的会合周朗，帛书记载为377日，比《淮南子》和《史记》都准确，现今测定值为378.09日。

（3）行星的顺行和逆行五星的真实运动，都是和地球一样自西向东绕太阳公转的，它们的运行轨道都是以太阳为一焦点的椭圆轨道，而不是环绕地球运转。我们从地球上观察五大行星在星座间的巡天运动，实际上是它们在恒星天球上的投影的变化，称为视运动。行星的视运动，不仅有自西向东的移动，叫作顺行，而且还有自东向西的移行，叫作逆行。在从顺行改为逆行或者由逆行改为顺行的时候，看起来它们在这段时间好像停留不动，这叫作留或守。

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天文学家已经观测到这种逆行现象。《史记·天官书》说："甘、石历五星法，唯独荧惑有返逆行。"《汉书·天文志》说："古历五星之推，无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经，以荧惑、太白为有逆行。"《隋书·天文志》则说："古历五星并顺行，秦历始有金、火之逆。又甘、石并时，自有差异。汉初测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这些说法虽不完全相同，但看来都说到甘、石已发现行星的逆行，而且知道外行星（火星）和内行星（金星）都有逆行，这还是可信的。《开元占经》引，"甘氏曰：去而复还为勾，再勾为巳"，"石氏曰：东西为勾，南北为巳"。甘氏将顺行转逆行称为勾，将逆行再转顺行称为巳；石氏将东西向的拐弯称为勾，将南北向的拐弯称为巳。他们所用的术语意义虽不尽同，但都用了"勾"、"巳"，而且用"巳"字描绘行星逆行弧线的形状，是很形象的。

帛书《五星占》第二章中有"其逆留，留所不利"，第三章中有"其出东方，反行一舍"等说法。第九章最末一段，还把金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分为"晨出东方--顺行--伏--夕出西方--顺行--伏--晨出东方"这样几个阶段，而且说明第一次顺行是先缓后急，第二次顺行呈先急、益徐、有益徐等不同的运动状态。这说明当时对一个内行星的顺行、逆行、留和疾徐变化等情况已有了全面细致的观测，其结论基本是符合事实的。行星的顺行、逆行和留的现象，虽然十分复杂，当时也难以解释其原因，但我国古代由于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观测资料，因而有利于对行星的未来运动和位置作出基本准确的预告，这也是我国古代天文观测上的一个重要成就。4。异常天象的观察我国古代十分重视日月食一类异常天象的发生，特别是因为统治者把日月食的发生看作是"上天示警"的征兆。所以我国也就有了世界上最早而且最完整的日食记载。

中国最早的日食记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纪事）见于《书经·胤征》篇："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众曰：。。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沉乱于酒，畔官离次，■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当时尚无"日食"的说法，"辰弗集于房"一语按《通鉴纲目》云："辰日月之会；房，所舍之次；集，会也；会，合也。不合则日食可知。"所以，这里说的是一次日食。据考证，这次日食大概发生在夏代仲康年代，约公元前2137年前后。当时的天文官羲和由于酗酒未能准确预报这次日食而被杀头。这似乎说明《书经》成书时代（公元前8-前5世纪），即春秋时代，已经能够预报日食了。所以春秋以后的日食记录应当是较准确的。

春秋以后的242年中，有史可考的日食记录就有37　次，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日食记录。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记载日食36　次，《谷梁传》记载37　次，《左传》记载37　次；其中未写干支的3　次，干支不符的2　次。经考证，共有33　次是可靠的。春秋以后的日食纪事，都有史可考，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其中战国时期的共有14　次。这些日食记录的数量之多和准确程度，在当时世界各国中是无与伦比的。

关于日食的成因，史载石申已经知道日食与月亮有关，日食必发生在朔或晦。现在我们知道，日食是由于月球进入太阳和地球之间遮蔽了太阳光所致，所以它必然发生在朔时。

《左传》记载："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这是公元前687年3月16日所发生的流星雨现象，也是世界上关于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载。据考证，世界上第二次天琴座流星雨（汉成帝永始二年，即公元前15年）的记载，也是中国作出的。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史书上关于流星雨的记载，至少有180　多次，这是关于流星雨研究的极有价值的资料。

关于流星坠地为陨石的事迹，春秋战国时期也有记载。《春秋》记载鲁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左传》明确指出为"陨星也"，说明已认识到陨石是天上的星陨落而来的。《史记·天官书》更准确地说："星坠至地，则石也。"

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不少关于一些明亮彗星的记载。《春秋·文公十四年》记载："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公元前613年的事。《晋志》称："孛亦彗属，偏指曰彗，芒气四出曰孛。"据考证，这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有秦厉共公十年（即周贞定王二年）冬，"客星见七十五日"。这可能是公元前467年哈雷彗星再现。哈雷彗星绕太阳运行的平均周期约为76年，从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起，到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哈雷彗星共出现29　次，我国每次都有详细记载。西方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是公元66年。

我国历史上关于各种彗星的记录共约500　余次，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的约15　次，如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六月甲戌，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指出彗尾向西延伸达到银河。我国古人虽把彗孛视为灾异之兆，用于占验，但观测之勤，记录之详，为现代关于彗星轨道和周期的研究，提供了一份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到战国时代，我国对于彗星的观测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经验，积累了关于彗星形态的不少知识。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就绘有29　幅彗星图。据考证，这些图形大概是楚人汇集的观测结果。这是迄今世界上所发现的关于彗星形态的最早文献。从图上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彗星有多种形态，彗尾有宽有窄，有长有短，有弯有直，条数有多有少；而彗星的头部，有圆圈、圆点，还有在圆圈中套有小圆的。这看来不是随意画出的，因为现代将彗头分为N、C、E　三类，帛书中所画圆形头部中还有一小圆的，可归于E　类彗星；只有一个圆形彗头的，属于C　类；画为一个大黑点的，当为N　类彗头。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我国的天文家们对彗星观察的精细程度，他们已注意到了彗头还可分为彗核和彗发两部分。帛书中的这些图下，都有名称和占卜文字。在29　幅彗图中，有名称18　种，其中一半都是在其他古籍中未见到过的。所以，帛书彗星图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二）历法春秋战国时期，在历法的制定上，我国取得了以《四分历》为代表的阴阳合历的重大进步。

中国古代典籍中提出"钦若昊天，敬授民时"，说明当时观测天象的重要目的，是根据自然变化确定一年的季节，编制历法，以指导农事活动，安排日常生活。所谓历法，就是根据天象变化规律，连续计数时日，判断气候变化，预知季节更替的法则。历法的内容包括回归年长度的确定，每月日数的分配，大、小月的安排，节气的排布，调和节气的闰月的插置等。我国古代的历法还包含有更丰富的内容，如五星运行与日、月食的推算等。

1。四分历春秋后期，产生了一种取回归年长度为365■日，采用十九年七闰为闰周的历法--"四分历"。在欧洲，罗马人从公元前43年采用的儒略历所确定的回归年长度与此相同，但要比我国晚500年。而十九年七闰的方法，古希腊的默顿也是在公元前433年才发现的，也比我国晚100年左右。这说明，我国的四分历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十分先进的，也标志着我国的历法制定已走上成熟。

作为阴阳历基础的天文常数，是回归年和朔望月的长度，所以，制定历法的第一步，即岁实（回归年）和策朔（朔望月）。

年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运动周期为基础的时间单位。由于古人认为地球是静止的，所以就以太阳在天球上视运动的一个周期为一年。所谓回归年，就是太阳在天球上连续两次通过春分点或冬至点的时间间隔。我国古代天文家把冬至作为一年的起算点，因此，只要准确地连续测定两个冬至点的时间，就可以定出回归年的长度。春秋时期把冬至叫作"日南至"，因为冬至那天日中太阳的高度最低，被认为是太阳处在最南端的位置，所以叫作"日南至"。据《左传》记载，我国最早的冬至时刻的测定，是在春秋时代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正月辛亥和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二月己丑两次，这是用圭表测定的。

据被认为是在战国后期或秦朝初年成书的《周髀算经》记载，我国从西周时代，就开始使用一种最简单的观测工具--周髀。《周髀算经》卷上之二载："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勾也。"《周髀算经》赵注："伸圆之周而为勾，展方之匝而为股。"又据《晋书》："表，竿也。盖天之术曰周髀。髀，股也。用勾股重差，推晷影极游，以为远近之数，皆得于表股者也。"这说明，周髀即圭表，直立于平地上的标竿（或石柱）为股或表，正南北方向平放于地上的尺为勾或圭，二者互相垂直而组成圭表。从《考工记》可知，战国以前人们已知道使用铅垂线来校正表的垂直，用水平面来校正圭的水平。每天正午时刻，日影恰在正北的方向（太阳在正南中天）；但每天正午时刻日影的长度并不一样，夏至时太阳在北回归线，午时的日影最短（当时记为一尺六寸），冬至时，太阳在南回归线，午时的日影最长（当时记为一丈三尺五寸）。这样，根据正午时表影的长度，就可以推定节气，从正午时表影长度的周期性变化，就可以确定出一个回归年的日数。具体地说，周髀就是以八尺长的标竿直立地上，用"立竿见影"之法，昼观日中之影（晷），以定出节气推移和一年的日数。所以，我国在西周初期，已知道了回归年的长度。但是，周初数百年还处于"观象授时"的阶段，离制定历法还有相当长时间。不过，周髀的发明，虽然十分简单，而在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上，其作用和意义决不在后来的天文望远镜和射电望远镜之下。

由于每次太阳到达冬至的时刻并不一定正好在中午，所以为了测得准确的回归年长度，古人采用了连续测量若干个冬至日正午的影长的方法，取其间隔日数的平均值，得出回归年的日数（岁实）。春秋末年，我国把岁实定为365■日，这个日数与现代值365.2422日相比，只长了0.0078日，即11分钟，说明当时对太阳在天球上的视运动的观测，已达到很精确的程度。月是以月球绕地球的公转运动为基础定出的时间单位。朔望月（策朔）

即月相变化的周期，是根据月亮相对于太阳的位置（即根据月亮的圆缺变化周期）来确定的。所谓"朔"，是月球和太阳在黄道上的经度相同，即处于同一方向，二者同时出没的日子，又称"合朔"，这时的月亮叫作"新月"，实际上是看不见的"月黑天"。所谓"望"，是月球和太阳的黄经相差180°，二者遥遥相对的时候，这时的月亮叫作"望月"或"满月"。月球连续两次朔或连续两次望之间的时间，就是一个朔望月。月球运行一周天大约需要29日多。春秋时期朔望月的平均日数定为29.5306日，用朔望月的平均日数推算的每月的朔日，叫作平朔。由于朔望月的长度不是整日数，而在实际应用中每个月都以整日数计，所以就安排大月为三十日，小月为二十九日，通常大月小月交替排列。即使如此，平均仍小于朔望月的长度，时间长了也会产生明显误差，所以每相隔大约17　个月或15　个月，还得安排连续两个大月，称为频大月。

以太阳的周年视运动为依据制定的历法叫作阳历，或叫太阳历，这种历法与月亮的朔望变化无关；而以月亮的圆缺变化周期为依据制定的历法叫作阴历，或叫太阴历，这种历法与太阳的运动无关。二者同时并用的，为阴阳合历，这种历法以太阳的周年视运动为回归年，以月亮的朔望变化周期（朔望月）为月。我国古代的历法就是这种阴阳历。

实行阴阳合历，就会遇到一个安置闰月的特殊问题。因为一个回归年是365日多，一个朔望月是29　天多，两个周期都不是整数，这就出现了阳历和阴历无法协调整齐的困难。即使安排了大月30日，小月29日，12　个朔望月也只有354　或355日，每年要差10　至11　天，三年就差一个来月。因此就必须用置闰月的方法来加以调整。不过，如果每隔三年插入一个闰月，每年平均日数就比阳历年少几日；如果每隔八年插入三个闰月，则每年的平均日数又比阳历年多了几日。古人从长年的经验中逐渐发现，十九年七个闰月（共235年月）与十九个阳历年的日数（6939.69日）几乎相等。我国大约在公元前五、六百年，开始采用十九年七闰月的方法。因为根据前述《左传》所载的两次"日南至"（冬至）的测定，表明当时已知这两次冬至之间相隔133年，鲁僖公五年那次冬至在正月，昭公二十年的那次冬至在二月，显然前一年少置了一个闰月；这其间应有49　个闰月，可以推得，正好是19年有7　个闰月。所以可以断言，公元前500年左右，鲁国天文家已发现了19年7　闰之法。古希腊到公元前433年才采用这种置闰法，比我国晚了100　来年。

这种安排连大月和19年7　闰的方法，在阴阳合历中是一种极巧妙的设计。在春秋中叶，即鲁文公、宣公时代，我国已开始有规则地使用连大月和置闰月，表明春秋时期我国在历法制定上已处于逐步走上确定的准备阶段。不过，若以一年为365.25日，用19年7　闰的方法在日数上仍然带有一个小数（6939.69日）。它的4　倍（76年）极接近于27759日，所以又采用了76年的周期，使大小月的安排以及闰月的插入都以76年为周期。这个方法，在公元前360年的战国中期的颛顼历中已经实行了。希腊的卡利巴斯在公元前334年发现了76年插入28　个闰月的方法，比我国晚了20多年。

春秋时期虽然还没有创立起有规则的制历法，但已实行1年12　个月的历日制度，每隔2年或3年插入一个闰月来调节寒暖季节。在一个朔望月内，以日月合朔的那天为"初一"或"朔日"，最后一天叫"晦日"。春秋初期，闰月一般都安排在冬12月后，为第13　个月。到春秋后期，闰月则随意安插，不一定在12月之后。

我国历法确定制定的时期，当在战国中期。由于它以365■日为一个回归年，故称为"四分历"。《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古六历，即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都属于"四分历"。由于战国时期有关天文历法的著作在秦始皇焚书后都已失传，我们只能从《汉书》和其他古籍中了解其大概。可以确言，这个时期的四分历，岁实为365■日，用19年7　闰的闰周，以冬至之日为一年之始，以平朔为一月之始，以夜半为一日之始，以此前某一个平朔、冬至恰在同一个夜半的日子为历元，从历元这一天开始推算此后各月的朔望和各年的节气日期。当时由于对日月合朔和冬夏二至日期的测定不很精确，所以各诸侯国的历法家采用的历元日期就不相同，这便形成了古六历的不同。

战国以后，各诸侯国虽然都实行相同的历法，但由于采用的"岁首"不同，于是就出现了所谓"三正"。岁首即一年开始的月份，大约黄河下游的周室及其同姓诸侯国，采用东周王室颁行的历书，规定新年从子月开始，即包含冬至的那个月（相当于现在的农历11月）为岁首，称为周正；南方及东方殷民族所建诸侯国，如郑、宋、齐等国，以季冬之月，即丑月（冬至后一月，相当于现在的农历12月）为岁首，称为殷正；黄河中游地区的晋国、秦国等古代夏民族后裔居住的区域，以孟春之月即寅月（冬至后二月，相当于现在的农历正月）为岁首，称为夏正。因此，我们现行的农历，被称为夏历。2。干支纪法在历法上，我国古代创造了干支纪法这一独特的方法。

所谓干支就是天干、地支的总称，它是一种周期性的循环顺序。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王、癸，也称十干天，古称十日；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称十二地支，古称十二辰；东汉以后，才有了"干支"这个名称。十干和十二支顺序各取一字相配，正好组成60　个序数，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六十甲子"或"六十花甲子"。六十甲子的顺序见下页之表。

我国古代常用干支纪法来纪年、纪月、纪日、纪时，不过这些纪法开始使用的年代各不相同。

在干支纪年法以前，我国曾经采用过岁星纪年法，后改为太岁纪年法。

古人认为12年木星行天一周，所以把它叫作岁星，并且把它的运行轨道分为12　份，即12　次，岁星一年移过一次，以次纪年。最初的岁星纪年法，开始于公元前365年；郭沫若认为，在殷周时代或其以前就有了岁星纪年法。由于岁星的运行方向是自西向东的，与实际观测的星象的运行方向正好相反，又因为1　甲子／2　乙丑／3　丙寅／4　丁卯／5　戊辰／6　己巳／7　庚午／8　辛末／9　壬申／10癸酉11　甲戌／12　乙亥／13　丙子／14　丁丑／15　戊寅／16　己卯／17　庚辰／18　辛巳／19壬午／20　癸未21　甲申／22　乙酉／23　丙戌／24　丁亥／25　戊子／26　己丑／27　庚寅／28　辛卯／29壬辰／30　癸巳31　甲午／32　乙未／33　丙申／34　丁酉／35　戊戌／36　己亥／37　庚子／38　辛丑／39壬寅／40　癸卯41　甲辰／42　乙巳／43　丙午／44　丁未／45　戊申／46　己酉／47　庚戌／48　辛亥／49壬子／50　癸丑51　甲寅／52　乙卯／53　丙辰／54　丁巳／55　戊午／56　己未／57　庚申／58　辛酉／59壬戌／60　癸亥岁星的运行并不均匀，有时还有逆行，所以用它来纪年有不少不方便之处。于是古人就假想了一个与岁星运行方向相反的"太岁"（岁阴、太阴），它每十二年在天球背景上自东向西均匀地运行一周，这就可以用每年太岁所在的轨道部分来称呼该年，这就是太岁纪年法。《开元占经》所引甘氏岁星法以及《汉书·天文志》所载甘、石岁星纪年法，表明战国时期普遍使用这种纪年法，并一直使用到秦和汉初，它是干支纪年法的前身。后因发现木星运行的周期并不严格为12年，而是11.86年，因而再用太岁纪年就与实际的天象不相符合了，所以从东汉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以后，就废止了太岁纪年法而只用干支纪年法。

干支纪月法在我国古代很早就使用了。春秋开始以十二支纪月，叫作月建。由于地支之数正好为十二，所以各月纪月的地支是固定的。当时人们把"日南至"即冬至的十一月定为子月，所以十二月为丑月，正月为寅月，二月为卯月，其后顺次为辰月、巳月、午月、未月、申月、酉月、戌月、亥月。在各月固定地支的情况下，再配上天干，就是干支纪月法，这可能是唐代才开始使用的。干支纪月五年为一周期，农历的闰月不加干支。

干支纪日法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在发掘出的殷代甲骨片上已发现了完整的干支表。可能在盘庚迁殷（约公元前1300年）之前，已经采用干支纪日了。不过这种纪日法是否有过间断和错乱，现在还不能肯定。但从春秋以来，这种纪日法已被证明没有间断和错乱。《春秋》所记第一次日食发生在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二月己巳日，经现代计算证明，这个日期确实发生了一次日食，因此这个日期的记载是准确的，表明从那时以来一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止，其间历经2600余年，我国一直有条不紊地使用干支连续纪日，未发生一日差错，这是世界上最长的纪日史料，也是世界上极为珍贵的一份科学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使用过多种时段制度。春秋战国时期曾用过十时制，即把昼夜各分为5　个时段，昼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共10　个时段。这种时段的划分是不等长的，因为一年四季中昼夜的长短是不相同的。到秦汉以后，十时制就废止了。至于干支纪时，它是什么时代产生和运用的，已经无从查考了。不过它当是在古代十二辰制的基础上演变出来的。古代将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并用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表示，子时的正中为夜半。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十二辰大概是在二十八宿之前创立的；到了唐代，才将十二支配上十干，成为干支纪时。

3。二十四节气使用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历法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与协调阴阳合历不无关系。因为一个回归年并不等于12　个整朔望月，使得四季寒温节气的变化与月份之间无法固定出一种对应关系。所以我国古人就逐渐创立了二十四节气，以弥补这一缺陷。

所谓二十四节气，即从冬至日开始，将一回归年等分为二十四分，大约15　天多设置一个节气，以反映太阳在黄道上视运动的二十四个特定位置，从而反映出气候变化的情况。所以，二十四节气完全是根据太阳的回归年周期性变化而确定的，它与阴历的朔望月周期毫无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纯阳历系统。古代世界上实行阴阳合历的国家为数不少，但只有我国创立了二十四节气，这确实是一个十分杰出的创造。

我国古代在发明用圭表测量日影之前，就利用昏旦中星以及北斗斗柄的指向来定季节了；而在发明了圭表测日影的方法之后，就首先相当准确地确定了二分和二至。《尧典》所载"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昂，以正仲冬"，说明从殷代至周初时期，已经分别以日中、日永、宵中、日短四词来分别表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气了，并指出这四气分别在仲春、仲夏、仲秋、仲冬这四个月份中。到了春秋时期，就有了"日南至"和"日北至"的名称，这是用圭表实测冬至和夏至日影的长短所用的专有名词。《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始有孟春、仲春、孟夏、仲夏、孟秋、仲秋、孟冬、仲冬八个月中分别安插的立春、日夜分、立夏、日长至、立秋、日夜分、立冬、日短至这八个节气，即"二至"、"二分"和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其中春分和秋分用"日夜分"的名称，夏至和冬至用"日长至"和"日短至"的名称，其他皆与现代一致，这八节是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其间平均间隔46　天。

二十四节气的名称，最早见于成书于公元前139年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文称："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后文所列举的二十四节气名称和现今所用的二十四节气的名称、顺序完全相同，即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说明二十四节气的制定完善，当在西汉初年。

不过，古人是用"恒气"法定节气的，即不考虑太阳在黄道上运动的快慢不均的情况，把岁周平均分配为二十四等分，每一节气平均间隔15日多，这又叫作"平气"。现在用"定气"法，以太阳所在实际位置为根据，因而各节气间的日数并不相等，冬至前后太阳移动快，各节气之间只有14日多，夏至前后太阳移动慢，各节气之间可有16日多。

二十四节气的含义，包括有天文、气象、物候和农业生产方面的内容。

《周髀算经》概括"八节二十四气"说："二至者寒暑之极，二分者阴阳之和，四立者生长收藏之始，是为八节；节三气，三而八之，故为二十四。"二十四节气中，在月头的如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叫作十二节气；其余十二个在月中的，叫作十二中气，二分二至都处于月中。每个中气规定要在一定的月份里。由于一个回归年不等于十二个朔望月，即阴历的月份与真正的季节不相吻合，所以每隔几年就会出现某个月份中没有中气。因此从汉代的《太初历》之后，就明确规定闰月要安排在没有中气的月份，这就保证了真正的季节和月份的安排合理地对应起来。这是我国古代阴阳合历的一个极科学和巧妙的创造。（三）宇　宙　论我国古人在天象观测等长期的天文学实践中，不断把积累起来的天文知识系统化并加以提炼概括，逐渐形成了关于宇宙结构、天地关系、天体运动和演化等方面的思想体系。春秋战国时期，在天论体系的诸多方面，都有不少进展和成就。后世的许多天论思想，都可以从春秋战国时期找到它们的思想渊源。

1。盖天说我国古代关于天地结构的思想，主要有盖天、浑天和宣夜三家，其中盖天说的产生最为古老并最早形成体系，这个学说基本上是在战国时期走向成熟的。在《周髀算经》中，记载和保留了这一学说。

远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根据直观感觉，认为天在上旋转不已，地在下静止不动，由此逐渐产生了"天圆地方"的思想。到了商代后期或西周初期，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第一次盖天说"。

《周髀算经》卷上之一的开头，记载了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和周朝大夫商高的对话，其中商高谈到"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但是对于"天圆地方"的含义，后人却有不同的理解。据《晋书·天文志》所载"周髀家"的观点，"天员（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把天看作平面圆形，如张开的车盖，就如一张伞面一样；把地看作正方形的平面，就如棋盘一样。这种观点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大戴礼记·曾子·天员》篇就记述了曾子（公元前505年以后）的批评："单居离问曾子曰：天员而地方，诚有之乎？曾子曰：如诚天员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也。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员，地道曰方。"这里"员"同"圆"，"■"即"掩"，曾参指出圆形的天遮盖不住方形大地的四角；所以他根据孔子的看法，把"天圆地方"解释成为天道圆，地道方。《吕氏春秋·圆道》篇进一步阐释道："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上一下，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这里认为"圆"是指天体的循环运动，"方"是指地上万物特性各异，不能改变和替代。所以"圆"和"方"并非指天和地的形状。为《周髀算经》作注的东汉后期人赵爽注称："物有圆方，数有奇偶。天动为圆，其数奇；地静为方，其数偶。此配阴阳之义，非实天地之体也。天不可穷而见，地不可尽而观，岂能定其方圆乎？"这又把"天圆地方"说成是"天动地静"之意了。

正是在对"天圆地方"说的否定过程中，产生了"第二次盖天说"。《周髀算经》卷下中把"天圆地方"改述为"天象盖笠，地法覆■"。《晋书·天文志》进一步阐述曰："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三光隐映，以为昼夜"。这是说地和天一样都是拱形的。天穹有如一个扣在上面的斗笠，大地像一个倒扣于下的盘子；北极为最高的天地之中央，四面倾斜下垂；日月星辰在天穹上交替出没形成大地上的昼夜变化。

在更为精确的数量关系方面，《周髀算经》卷下中根据一些假设和圭表测影的数据，利用勾股弦定理进行推算，得出"极下者，其地高人所居六万里，滂沲四■而下。天之中央，亦高四旁六万里"；"天离地八万里，冬至之日，虽在外衡，常出极下地上二万里"。所谓"外衡"，就是冬至时太阳运行的轨道，即"冬至日道"。这里说明北极天中比冬至日道高出6　万里。由于天恒高于地8　万里，所以冬至日道仍高出极下地面2　万里。《周髀算经》还根据圭影得出"冬至日道下"（即冬至时地面上"直日下"的地方，也即现在所说的南回归线）到极下地中的距离为23.8　万里；"夏至日道下"（即北回归线）到极下地中为11.9　万里；以周地为代表的"人居处"（黄河流域一带）到夏至日道下为1.6　万里，所以人居处距极下地中10.3　万里，距冬至日道下13.5　万里。

根据这些数据，盖天说设计出了"七衡六间图"，以说明日月星辰的周日运动，昼夜的长短变化和四季二十四节气的循环交替。

盖天说认为，太阳在天盖上的周日（视）运动在不同的节气是沿不同的轨道进行的。以北极为中心，在天盖上间隔相等地画出大小不同的同心圆，这就是太阳运行的七条轨道，称为"七衡"，七衡之间的6　个间隔称为"六间"。最内的第一衡为"内衡"，为夏至日太阳的运行轨道，即"夏至日道"；最外的第七衡为"外衡"，是冬至日太阳运行的轨道，即"冬至日道"。内衡和外衡之间涂以黄色，称为"黄图画"，即所谓"黄道"，太阳只在黄道内运行。从《周髀算经》卷下所载二十四节气，可知太阳在七衡六间上的运行与二十四节气的关系是：七衡相应于十二个月的中气，六间相应于十二个月的节气。具体的对应关系如后页图所示。

这样，太阳在365■日内，极于内衡、外衡各一次，完成一个循环，即"岁一内极，一外极"。

由于内衡、外衡分别与地面上的北回归线、南回归线上下相对应，所以内衡的半径为11.9　万里，外衡的半径为23.8　万里，其间相距11.9　万里，共六个间隔，因而相邻各衡之间相距11.9　万里÷6，即19833■里。

盖天说认为，日光可照到的距离为16.7　万里，人也只能看第一衡（内衡）　■夏至第一间　芒种　小暑第二衡　小满　大暑第二间　立夏　立秋第三衡　谷雨　外暑第三间　清明　白露第四衡（中衡）　春分　秋分第四间　惊蛰　寒露第五衡　雨水　霜降第五间　立春　立冬第六衡　大寒　小雪第六间　小寒　大雪第七衡（外衡）　冬至到这么远的光源射来的光，因此以周地为中心，以16.7　万里为半径所画出的圆，就是居住在周地的人所能看到的天体范围，这个部分被涂以青色，称为"青图画"。盖天说以此解释了若干常见的自然变化。如盖天说能够大体上说明四季常见的天象和气候变化，这在2000多年以前的科学发展状况下，可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

《周髀算经》还包含了一些令人极感兴趣的其他论述。例如，盖天说的七衡六间与现今地球上的五带划分存在着对应关系，中衡对应于地球上的赤道，内衡与外衡对应于北回归线与南回归线；盖天说所说的"极下"，即现在所说地球的北极。所以，盖天说对地球上各地气候差异所作出的准确解释，也就不难理解了。《周髀算经》卷下之一称："璇玑径二万三千里，周六万九千里，此阳绝阴极放不生万物"；"极下不生万物。北极左右，夏有不释之冰。"这是说北极径二万三千里的范围内，常年结冰，万物不生。《周髀算经》的这个结论，是有定量根据的，因为即使在夏至之日，太阳距北极仍有11.9　万里远；而冬至时太阳离夏至日道也为11.9　万里，这时"夏至日道下"（北回归线）的"万物尽死"，由此可知即使太阳移至内衡（夏至）时，北极下也不生万物，何况其他季节？《周髀算经》还进一步得出："凡北极之左右，物有朝生暮获"。这是指北极地带，一年中6　个月为长昼，6　个月为长夜，1年1　个昼夜，所以作物也在长昼生长，日没前就可收获了。同样，"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夏长之类；此阳彰阴微，故万物不死，五谷一岁再熟"。这是对赤道南北热带地区的气候和作物情况的精确说明。这些论述的巧妙正确，确实令人惊叹不已。

《周髀算经》在关于七衡六间的叙述中，引用过《吕氏春秋》的文句，但这不表明七衡六间是在秦吕不韦之后才产生的。用七衡六间方法说明四季与太阳位置的变化，是在春秋未、战国初之间已经产生了的，这是目前比较公认的看法。

盖天说虽然在汉代以前一直在天文学界起着主导作用，但终因其自身有着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在汉代以后逐渐被"浑天说"所代替。但是，不论是"浑天说"还是另一种"宣夜说"，都可以从春秋战国时期找到它们的思想渊源。如公元前4世纪的慎到（公元前395-前315年）在《慎子》中说："天体如弹丸，其势斜倚；"《庄子·天下》篇中引述的名家大师惠施（约公元前370-前310年）所提出的辩题："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都提出了大地是球形的思想。惠施的前一句话提出一直向南走可以周而复始，无穷无尽，但若认为北极的正下方为南极，则南方又"有穷"；后一句话指出无限的大地是没有中央的，或者说任何地点都可看作是中央；如果将北极和南极分别看作是北半球和南半球的中央，则天下的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这段论述，被认为包含了浑天说的大地是球形的思想。另外，对于惠施的命题"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如果从浑天说的地球居于天的中央的观点来看，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既然大地的四面八方皆为天，那么有天高于地之处，也有地高于天之处，它们无分高下；同样，此处的水面与它处的山顶也可以处在同一个高度上。当然，对这些论题的理解，也有不同的意见。①关于主张宇宙无限、天是由元气组成的宣夜说，战国时代也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先期思想。《庄子·逍遥游》中有："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认为天其色青青，深邃幽远，是辽阔无边的。惠施所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②也将宇宙看作是尺度无穷大的"大一"。《庄子·天运》篇中，对大地静止不动的传统说法也提出了质疑："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这是说天是运动的吗？地是静止的吗？日月都在争觅着它们的处所吗？什么力量主宰着它们的张斥？什么力量维持着它们的制引？什么力量会无缘无故地推动着它们运动？莫非其中有什么机制使它们不得不如此？莫非它们运转起来以后就无法自己停止下来？《庄子》在这里虽然只是提出了疑问而没有给出答案，但在这些疑问中所隐含的天地在某种吸引和排斥的作用下运动不止的思想，却是清晰的。战国末期的李斯在《仓颉篇》中也提出："地日行一度，风轮扶之。"这里明确提出了大地运动且"日行一度"的思想，而且说明大地是在"风"的作用下运动的。这个"风"字当与宋尹学派的元气学说有关。

①　参见周桂钿：《天地奥秘的探索历程》，第240、245～247　页。

②　《庄子·天下》。

2。天地演化思想关于天地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也即宇宙的起源和演化的问题，很早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探讨的问题。战国时代的大诗人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在《楚辞·天问》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这是问宇宙初始的情况，是谁传下来的？那时天地还未形成，如何进行考察？那时浑浑沌沌，谁能弄清楚呢？阴阳交互运转于未形之先，如何察识？明明暗暗，天何以有昼夜？阴阳冲气，谁演化出谁来？穹窿天层九重，是谁营造的呢？天地阴阳的诺大功能，是谁赋予的呢？。。屈原的这些疑问，实际上已包含了在原始浑沌中，由于阴阳元气的作用而形成天地，造化出日月星辰，出现昼夜交替的思想。

成书于公元前400年左右的《老子》（《道德经》）中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就是说宇宙万物都是从"道"生成的，而"道"就是"无"，宇宙是从"无"生"有"的；老子哲学也因此曾被认为是唯心论的。但实际上，在《老子》第二十五章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可见，老子哲学中的"道"是先于天地的、无形无象的"混成"之物，是实实在在的"有物"。那么为什么又说是"无"呢？在第一章中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说明只是由于对"天地之始"的这个混沌状态的"物""不知其名"，才名为"无"。所以道家所说的"道"，其实是最原始的"始基"之物；"有生于无"是说天地是从最原始的"道"演化出来的；而"道法自然"，它以它自身的样子存在着。

从道家的"道"，后来又衍生出"太极"、"无极"等概念。战国时期出现的《周易·系辞传》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说明天地（"两仪"）和春夏秋冬四时（"四象"）都是从"太极"演化出来的。到了宋代道学家周敦颐那里，在"太极"之前又加了个"无极"，这或许是为了更符合"有生于无"的本意吧。

春秋战国时期，也诞生了以"气"为宇宙本原的学说。战国中期的宋尹学派认为"其细无内，其大无外"的"精气"充塞天地之间，构成万物的本原，不过这个学说还未说明天地是否也是由精气演化出来的。《庄子·至乐》则发展了"气"的学说，指出"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认为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由无形的气变化而来的。在《庄子·知北游》中更断言："通天下一气耳。"这就把整个世界归结于统一的气了。在战国末期到秦汉时代成书的《黄帝内经》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则进一步用气说明天地的形成："积阳为天，积阴为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以上这些气一元论的思想，后来得到了深入的发展，成为在我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中有深远影响的学说。

关于宇宙万物的起源，《管子·水地》篇还提出了"水"和"地"为万物之本原的思想，不过其"本原"性还只是指它们处处存在，万物莫不以它们为生之意，并未包含它们"产生"天地万物的意思。

3。天地不毁说与天地起源说相关联的天地不坠不陷的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也进行过不少讨论。

《庄子·天下》篇记载，公元前318年，魏相惠施出使楚国时，"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惠施的万物说虽然没有留传下来，但从先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大体说来，有三种说法。（1）水浮说《管子·地数》篇认为，"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这是一种盖天说思想，即认为大地是一近于正方形的有限实体，载水而浮，是以不陷。这个大地半没水中、半露水上的想法，后来为浑天说所吸收。

（2）气举说在《素问·五运行大论》中记载了所传黄帝与歧伯的一场对话："帝曰：地之为下，否乎？歧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帝曰：凭乎？歧伯曰：大气举之。"这是说处于大虚之中的大地，是凭借大气的举力而悬浮于太空之中的。把大地看作是被大气托举于太空中的一个有限物体的想法，和宣夜说是相合的。在《列子·天瑞》篇所记"杞人忧天"的故事中，有"天，积气耳，亡处亡气"，"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虹■也，云雾也，风雨也，四时也，此积气之成乎天者也"等论述，说"天"本身就是"气"，这与元气说思想是一致的。

（3）运动说认为天地都由于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之中而不坠不陷。《管子·侈靡》篇称："天地不可留，故动，化故从新，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说天地的运动使其不断演进更新，永不毁坏。这就把运动本身看作是保持天地不坠不陷的原因。这种思想是非常卓越的。前面引述过的《庄子·天运》篇对"天运地处"的质疑中，不仅认为天地永远处于运动之中，而且还提出了引起天地运动的动力机制问题，其思想也是很深刻的。

五、数学知识的积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的数学知识。但对于数学这个学科，诸子百家中没有一位专门从事它的研究，因而也没有一部专门的数学著作流传下来，数学知识只是散见于各种典籍中。总的说来，这个时期还属于数学知识的积累阶段，尚未形成数学体系。

（一）四则运算、分数和筹算1。记数与四则运算在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已有很多记数的文字，当时已采用了十进位制。

到了春秋时期，记录大数已经用亿、兆、经、■等字表示数字的十进单位。《国语·郑语》载史伯对郑桓公说："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极。"后世记录大数则改从万进或其他进法。四则运算方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已趋完备。如战国初年李悝（kuí，音魁）《法经》中有关于一个农家收支情况的计算，其中已经讲到了减法、乘法和除法，还出现了"不足"之数，虽然当时还未形成"负数"的概念，但为这个概念的出现提供了来源。

不少先秦典籍中，出现有乘法口诀的例句，说明此前早已出现了乘法口诀，只是到春秋战国时期，才有不完全的记载。《夏侯阳算经》说："乘除之法先明九九。"当时的乘法口诀是从"九九八十一"起到"二二如四"止，共36　句，因口诀由"九九"二字开头，故用"九九"作乘法口诀的简称。汉文帝时为博士的韩婴，在他所撰《韩诗外传》卷三里讲了一个故事："齐桓公设庭燎，为便人欲造见者，期年而士不至。于是东野有鄙人以九九见者。桓公使戏之曰，九九足以见乎？鄙人曰，。。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于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因礼之。期月，四方之士相导而至矣。"这个故事说明春秋时期乘除算法已是不足为奇的"薄能"了。

2。算筹和筹算我国古代用算筹作为记数工具，并用它发展起了一种独特的计算方法，即筹算。算筹是用小竹棍做的；利用算筹在案上摆成数字进行计算，就叫筹算。

秦以前算筹的长短粗细已无法考证，很可能尚无固定规格，随便找些小木棍即可充用。《方言》中有"木细枝为策"的说法。《汉书·律历志》说："其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据一汉尺长23　厘米折合，算筹长六寸合13.8　厘米。271　根正好合成一个一手可以握住的六角形束。1954年在长沙左家公山一座战国晚期楚墓中出土的文物中，有竹棍40　根，长短一致约12　厘米，可能就是算筹的实物。

1978年在河南登封出土的战国早期陶器上，刻有算筹记数的陶文；在战国时期的货币中，也有一些是用算筹记写的数目为纹式的。表示数目的算筹有纵横两种筹式：用筹来表示一个多位数字，其方法就像现在用数码记数一样，把各位的数目纵横相间地从左到右横列，个位用纵式，十位用横式，百位、万位用纵式，千位、十万位用横式。如6673，筹式是■■。数字中遇有零时，就用空位表示，如86032，筹式就为■■，百位上的空位不放算筹。由于筹式用的是"十进位值制"，"位值制"也叫"地位制"，不同位值要纵横相间摆设算筹，所以数字中的空位很容易辨别。筹算的加减法很简单，摆上两行数字，位数对齐，相加相减变成一行数字就得出结果。乘除法的步骤稍复杂一些。乘法分三层摆筹，上位、中位、下位分别相当于被乘数、积和乘数。先以上位的首数乘下位各数，从左到右用算筹布置乘得的数于中位，乘完后去掉上位首数的算筹；再用上位第二数去乘下位各数，两次之积对应位上的数相加。如此继续下去，直到上位各数全部去掉，中位就是二数相乘之积。如84×61，先摆成图1　中a　的样子，用"80"去乘"61"得4880。去掉已用过的"8"，成图b　的样子；再用"4"去乘"61"加到4880　上，将上下位皆去掉，就是所求的乘积5124，如图C　所示。

■图1　乘法筹算图示古人称被除数为"实"，除数为"法"，"实如法而一"，即实中有等于法的数所得（商）为1，实中有几个法所得（商）就是几。筹算的除法也分三层摆筹，中位为实，下位为法，上位为商。法摆到实够除的那一位之下，除完向右移动。如5987÷16，先用算筹布置"实"与"法"如图2　中a。因"59"够"16"除，所以将"16"摆在"59"之下。用"16"去除"59"得商"3"（百位）余"1187"，将"16"右移一位如图b，再用"16"去除"118"得"7"（十位）余"67"，将"16"右移一位如图C。最后用"16"去除"67"得"4"（个位）余"3"，如图d　所示，这种摆法表示带分数的形式。全部运算可表述为："实五千九百八十七，如法十六而一，得三百七十四又十六分之三"。若恰好除尽，最后只摆出商的筹式即可。

■图2　除法筹算图示算筹记数用极简单的竹筹纵横布置，就可完全实现位值制记数法，能够表示出任何自然数，这就为加、减、乘、除的运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国古代数学在数字计算方面的卓越成就，应当归功于遵守位值制的算筹记数法。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和以筹为工具的各种运算，是我国古代一项极为杰出的创造，它比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希腊所用的计算方法要更为优越；印度到7世纪才有采用十进位值制记数的确凿证据。据考证，现在通用的所谓"印度-阿拉伯数码"，大约在10世纪才传到欧洲，它很可能就是在我国十进位值制记数法的基础上形成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高度评价我国古代的这一贡献说："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值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①3。分数的广泛应用春秋战国时期，分数已常被使用，在当时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分数及其应用事例的记载。当时历法计算中的奇零就用分数表示。在生产和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分配问题，常常需要用到分数概念。在《管子》、《墨子》、《商君书》中记载的分数，大都与分配有关。

《管子》在谈到土地种植的分配时有"十分之二"、"十分之四"、"十分之五"、"十分之六"、"十分之七"等分数。《墨子》在讲到食盐的分配时有"二升少半"、"一升大半"的说法。"半"即二分之一，"少半"为三分之一，"大半"为三分之二，都是当时通用的分数术语。《商君书》中描绘一处各种地貌的比例说："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就是说100平方里的区域内，山陵、薮泽、■谷、都邑各占1／10，恶田与良田分别为2／10和4／10，合为10／10。秦孝公采纳卫鞅的意见，"平斗桶、权衡、丈尺"，建立统一的度量衡制度，现在保存的当时1　斗的标准量器"商鞅量"上刻有铭文："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一为升。"即公元前344年，大良造（官职）卫鞅改定"十六尊五分尊一为升"，"尊"即"寸"，这里作"立方寸"解，可知当时定1　升为16■立方寸。

《考工记》关于各种器具制造的记载中，由于器具规格的规定而大量使用了分数，而且有了分数运算。如其中记载了一种竹制有棱无刃的兵器"殳"的规格："凡为殳五分其长以其一为之被而围之，叁分其围去其一以为晋围，五分其晋围以其一为首围。"这是说1　围＝■长，1　晋围＝1　围－■围＝■围，1首围＝■晋围。这些例子表明，"n　分其A，以其一为之B"已成为"B　为A的1／n"的规范表述。在《考工记·轮人》中还有"十分寸之一谓之枚"的说法，即"枚"为1／10　寸的单位名称，这就是后世所用的单位"分"。

这些记载表明，我国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已建立了分数概念，并有了普遍的应用。

从战国墓葬中出土的天平砝码的重量，以1、2、4、8、。。递增。这相当于等比数列2■、2■、2■、2■。。。在乐律研究中，《管子·地员》篇提出了"三分损益法"的乐律计算方法，其法为"先主（立）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相当于1×3■＝9×9＝81。这两个例子说明当时已有了指数的初步概念。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卷3，第333　页。

（二）几何知识与测量1。勾股测量在战国未年到汉代成书的《周髀算经》卷上之一中，记载了西周开国时期周武王之弟周公姬旦与周朝大夫商高关于原始的割圆之法的问答。第一段讲周天历度之数的方法，即勾股法。商高回答说："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这是从万物之象不外乎圆方，万物之数离不开圆方的观点出发，把圆、方都归宿于矩；而矩形则可从二数相乘得到。"九九"是乘法口诀，"九九八十一"即表二数相乘之意。商高接着说："故折矩以为句（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这是说在夏禹时已有了"勾三股四径（弦）五"这个勾股定理的特例的知识了。从《周髀算经》卷上之二所载荣方与陈子的问答，可看出陈子已经掌握了勾股弦定理。文中有"以日下为勾，日高为股，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斜，弦）至日"。这是明确的勾■＋股■＝弦■的表述。荣方为周惠王大臣，陈子为陈宣公时公族，都是公元前7世纪中叶人。所以我国发现勾股弦定理至少比古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60-前500年）早一个世纪，所以这个定理应称为"陈子-毕达哥拉斯定理"。

《周髀算经》卷上之一载，当周公向商高请教"用矩之道"时，商高答称："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这里的"矩"是指工匠所用的由互相垂直的二直尺做成的曲尺。可见，当时已掌握了利用"矩"的不同摆法来测定目的物的高度、深度和距离了；此外，还掌握了环矩求圆、合矩求方的方法。

2。几何测绘由于战争和生产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各地修建了不少城防和水利工程。早在公元前6世纪，大型土木工程中要预先进行距离、高低、厚薄、土方等测量，并作出工程进度、劳动力安排、粮食和材料的准备等方面的预算。这当然要运用大量的几何知识。如计算土方就是求各种形体的体积，包括立方体、正四棱台等，这都有确定的计算法则。《墨子》中记载了有关城墙、城门、垛口、城楼的一系列计算问题，都与立体几何有关。

春秋时期，在一些地区有了封建制生产关系的萌芽。《春秋》记载，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首先实行对公、私土地一律按田亩征税的"初税亩"制度。这必然要求对各种形状的面积进行丈量计算。可以相信，当时对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圆等各种面积，已经有了计算法则。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包含了不少测量绘图的记载。测量包括直线测量、水准测量和垂直测量，分别称为"绳墨"（或"准绳"）、"水"和"悬"。"绳墨"就是打墨线以取直；"水"就是以水平面为标准测量坡度和高程；"悬"就是用铅垂线以定竖直。《考工记·匠人》篇载有："匠人建国，水地，以悬置■以悬，■以景。""水"就是指"水平"，"水地"就是以水平面作标准把地整平；"■"为木质的表，"悬"即用绳悬挂一重物，"以悬置■"就是用挂有重物的绳作准绳，把表立得和地面（水平面）相垂直。文中还指出，作为高水平的工匠，必须作到"可规可■（矩）可悬可水可量可权"，就是要掌握（用规）画圆、（用矩）画直、（用铅垂）定垂直、（用水平器）定水平，以及进行容积测量、重量测量的六种技巧，这才能称之为"国工"。在《墨子》等书上也有"直以绳，正以县（悬）"的说法。

当时在制造各种农具、车辆、兵器、乐器的工作中，常常会遇到不同部位有不同角度的要求，这就需要进行角度的测定，于是就形成了角的概念和衡量角度大小的一些单位。《考工记》把角称为"倨句"（jùgōu，音巨勾），"倨"就是钝，"句"就是锐，用"倨句"表示角就像通常的语言中用"多少"来表示量一样。一个直角在《考工记》中称为"倨句中矩"或简称"一矩"。例如在"磬氏"节中讲"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磬为古代一种石制乐器，由大小不同的一组磬按次序吊起来，敲击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每个石磬背部折角的大小是一个直角（矩）再加上半个直角，即135°。

《考工记》"筑氏"节记有："筑氏为削，合六而成规"；"弓人"节又说："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为诸侯之弓，合七而成规；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规；士之弓，合三而成规。"这里说的"削"是弯成圆弧形的刀，六个削合起来可拼成一个圆环，说明每个削的圆心角为60°。"弓人"所述也是用圆心角的大小规定弓背的曲率，要按照社会地位等级的高低制弓。天子用的弓九张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圆周，士用的弓三张就可合为一个圆周。如果把弓上的弦也连接起来，就会构成圆内接正九边形、正七边形、正五边形和正三角形。

《考工记》"卤氏为量"节说："量之以为■，深尺，内方尺而圆其外，其实一■；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可知这个"■"是统治者颁布的度量衡的标准量（容）器。"■"通"釜"，齐国容量的单位是1　钟＝10　釜，1　釜＝4　区，1　区＝4　豆，1　豆＝4　升。所以1　釜或1■是64　升。当时规定1　釜的容积为1　立方尺，或1000　立方寸，所以1升的容积当为15■立方寸。

这些史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适应于战争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已经积累起了较为丰富的几何知识。

3。测量标准和量的比较《考工记·匠人》载："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正朝夕"即测定东西南北方位。直立木杆于地作为圆心，描下日出、日入时的杆影，过影端作圆，连接影端作弦，再作弦的垂直平分线；然后参照白天中午的杆影和夜晚北极星的方位校正此垂直平分线，即指出正南正北方向，弦则指出东西方向。

《管子·七法》称："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运均之上"。

《墨子·非命上》也记载墨子的话说："必立仪。言而毋（无）仪，譬犹运钧（均）之上而立朝夕也。"这都指出了在运转的陶车之上是无法测定东西南北方位的，即测量必相对于静止的参照体系进行。《墨经》经下称"［经］取下以求上也，说在泽。［说］取：高下以善（差）不善（差）为度。。。"这里指出了高低的测量应以水面（泽）为基准而测出高下之差。这和现代以海平面为基准测各种地势的垂直高度是同样的方法。

《墨经》还指出了不同质的量不能相比较，如木之长与夜之长分属空间量与时间量，不能相比较；智慧与粮食不能比较多少，等等。

（三）组合数学和运筹学的思想萌芽我国流传至今的最古典籍之一《易经》，是符号体系和概念体系的统一体。它的符号体系中包含有严格的数学逻辑性，梁启超就说过："易学也可以叫数理的哲学。"

《易经》的符号体系是由代表"阴爻"的"--"和代表"阳爻"的"-"两种基本符号通过排列组合而得出的"四象"、"八卦"和"六十四卦"的集合。

把"-"、"--"各与"-"、"--"排列一次，共有2■＝4　种组合，就是"四象"；再把"-"、"--"与"四象"各配一次，即由三个爻组成一组，共有2■＝8　种组合，就是"八卦"。八种符号分别象征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种自然事物，再相应赋予乾、坤、坎、离、巽、震、艮、兑八个卦名，同时还分别代表八个方向。把八卦的每一卦都和八卦相配一次，即取六个爻组成一组，共有2■＝64　种组合，即"八八六十四卦"。

由于"阴"和"阳"是我国古人对一切事物和现象中两种对立力量的高度概括，因而在逻辑体系上由"阴"和"阳"两种符号的排列组合而形成的"六十四卦"，就可以表示出事物和现象的六十四种可能的状态。如自然界的天和地、山和泽、水和火、风和雷；人的刚柔、喜怒、哀乐；人事的吉凶、祸福；事物的表里、虚实等。这些对立的事物和现象相反相成、互相转化构成了宇宙间的一切变化和发展。所以卦爻从下（第一个初爻）到上（第六个上爻）的每种排列，都可以表示出事物的某种发展过程。这样，《周易》就给出了一个朴素的、具有一定逻辑结构的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描述体系。卦爻还反映了二进制的数学思想。如果把阴爻"--"以"0"代替，把阳爻"-"用"1"代替，可以看出易卦就是二进制数码组。八卦和二进制数码的对应关系为：坤　艮　坎　巽　震　离　兑　乾卦画　■二进制数000 001 010 011 100 101 110 111十进制数　0 1 2 3 4 5 6 7所以，六十四卦也可表成二进制展开式和相应的自然数序：①000000／000001／000010／000011／000100／000101／000110／00011100／01／02／03／04／05／06／07001000／001001／001010／001011／001100／001101／001110／00111108／09／10／11／12／13／15010000／010001／010010／010011／010100／010101／010110／01011116／17／18／19／20／21／22／23011000／011001／011010／011011／011100／011101／011110／01111124／25／26／27／28／29／30／31100000／100001／100010／100011／100100／100101／100110／10011132／33／34／35／36／37／38／39101000／101001／101010／101011／101100／101101／101110／10111140／41／42／43／44／45／46／47110000／110001／110010／110011／110100／110101／110110／11011148／49／50／51／52／53／54／55111000／111001／111010／111011／111100／111101／111110／111111

①　按照宋代邵雍的"六十四卦方图"译为二进制数表。

56／57／58／59／60／61／62／631698年，德国哲学-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在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传教士白晋（1656～1730年）的影响下，开始研究《易经》。1701年4月，莱布尼茨把自己研究的二进制数表介绍给白晋；同年11月白晋把邵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两张图介绍给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立即发现六十四卦就是0～63　的二进制数表，六十四卦圆图的结构和他研究的二进制算术是一致的。所以，莱布尼茨对于《易经》中的八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易图是留传于宇宙间科学中之最古纪念物。"在一封信中他说："《易经》也就是变易之书，在伏羲的许多世纪以后，文王和他的儿子周公以及在文王和周公五个世纪以后的著名的孔子，都曾在这六十四个图形中寻找过哲学的秘密，。。这恰是二进制算术。。。在这个算术中，只有两个符号0　和1，用这两个符号可以写出一切数字。"①二进制是现代电子计算机所采用的主要进位制。

春秋战国时期，在军事、博奕活动中，为了进行筹划，"运筹"的思想有所发展。春秋末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在他所著《孙子兵法》中就提出过以弱敌强要以"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的策略。这就是要集中自己的兵力而分散敌人的兵力，用集中的兵力攻击分散之敌，形成局部"我众而敌寡"的形势，以取得以少胜多的结局。这个策略后来也为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孙膑所运用。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战国初齐国大将田忌与齐威王以千金（1000　斤铜）为赌注进行赛马的事。各人都有上、中、下马各一匹，而田忌的三匹马都稍逊于齐威王的三匹马。孙膑向田忌提出对策：以己之下马对人之上马，以己之上马对人之中马，以己之中马对人之下马；结果田忌输了第一场而赢了后两场，以一场的失败换取了全盘的胜利，这是对策论中争取总体最优的一个范例。

（四）墨家和名家的数学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在实用数学知识丰富积累的基础上，人们也开始探讨一些抽象的数学理论问题，这种探讨在墨家和名家的著作中有较多的反映。墨家学派的成员大都参加实际的生产活动，从生产技术活动中提炼出不少自然科学知识。在现存的《墨子》五十三篇传本中，有《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四篇，合称《墨经》，是墨翟和他的门人弟子所著，大约写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其中包含了有关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的一些论题。在文字叙述上，［经］提出论题，［说］则对相对应的经文作出解释。

在《经上》和《经说上》中，记载了墨家关于数学、特别是几何学（形学）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包括以下有关的定义和说明："平"（同高）；"直"（"参也"，即三点共线）；"体"（"分于兼也"，即部分之和）；"同长"（"正相尽也"）；"中"（对称性形体中心）；"圜"（"一中同长也"）；"方"（"框隅四观"）；"倍"（"为二也"）；"厚"（立体）；"端"（点）；"间"和"■"（"间虚也"）；"盈"（重合、涵容）；"撄"（相交）；"仳"（比邻、连接）；"次"（二相等形的迭合

①　莱布尼茨：《致德雷蒙的信：论中国哲学》。译文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3、4　期，1982年第2期。

或二形体相次）；空间的"有穷"、"无穷"和时间的"始"等。这些论述虽然主要是关于数学名词的界说和定义的文字，但却包含有丰富的数理科学思想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有不少内容与古希腊大约同时期的欧几里得所著的《几何原本》极相符合。

在《经下》和《经说下》中，有关于"十进位值制"和用两种方法（"进前取"和"前后取"）分割线而得到"不可■"的"端"的说明。

在《庄子·天下》篇中，记载了名家惠施和公孙龙等辩者所提出的一些与数学思想有关的论题，这些论题是：①"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②"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③"矩不方"；④"规不可以为圆"；⑤"飞鸟之影未尝动也"；⑥"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⑦"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第1　条中的"大一"和"小一"，从物理学的角度可理解为"宇宙"和"原子"；而从数学角度来说，"大一"可理解为空间、时间的整体，"小一"可理解为空间的"点"和时间的"瞬时"。第2　条中的"无厚"可理解为几何学里的线和面，它们都"无厚"而"有所大"。惠施断言，积累线不能成面，积累面不能成体，这种认识比《墨经》更为深刻。第3、4　条中所说的"矩"和"规"是画方和画圆的工具，但用工具画出来的方和圆与它们的几何定义是不会严格相符的。

第5　条说鸟在天空飞翔的过程中，每一瞬时都会在地面上特定的位置形成一个影子，这个影子是没有移动的，这和第6　条所说的"飞矢"的情况一样。射出的箭每一瞬时都占有空间的一个特定位置，因而在该瞬时可以说是静止在这个位置上的，但它同时又正在离开这个位置，这就是"不行不止"的状态。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学者芝诺也提出过"飞矢不动"的辩题，不过他的目的是要否定运动的真实性，以论证一切存在都是静止。而名家的这两个论题却没有否定运动的真实存在，只是深刻地揭示了运动和静止的辩证统一，即动中有静，静不抑动。

第7　条中的"棰"同"■"，是古代一种策马杖。一尺长的木棒，每天取其所剩下的长度的一半，如此下去，永远也不会取完。这是用具体的比喻来说明物质是连续的和可以无限分割的。从纯数学上说，这个命题相当于■虽然L　可以无限地趋近于零，但无论n　为多么大的数，L　却永远也不会等于零。

六、地理学的初步创立殷商时代的控制范围已由原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扩展到长江以南，北面到达内蒙古的河套以北地区。西周时期政治、经济势力影响的范围又向北、向西、向南扩充。到春秋战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得到较快的发展。由于疆域的扩大，生产的发展，交通的发达，商贸的繁荣和列国争霸，诸侯之间的战争和联盟以及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的地理眼界大为开阔，对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积累了大量的地理资料，地理知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地理"这个名词，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周易·系辞上》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这是迄今所知我国古代"地理"一词的最早应用。据唐代孔颖达解释："天有悬象而成文章，故称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东汉王充《论衡·自纪》篇说："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表明"地理"一词是指山河大地的地表形态。至于研究地理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管子·形势解》中强调，人们的活动不能"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即不能违反天时，破坏地利，不然则"天不予时，地不生财"。《礼记·礼器》篇也指出："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孔颖达解释后一句话说："地之分理各有所宜，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麦稻是也"，指出了地形条件与农作物种植的密切关系。可见，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地理"研究的重要性。（一）地理著作为了对积累起来的地理资料进行初步的综合整理，以服务于生产和政治、军事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管子·地员》和《五藏山经》等。虽然这些著作都不以"地理"命名，但都从不同方面对区域地理作了有意义的论述。其他如《尚书》、《周易》、《诗经》、《周礼》、《孙子兵法》、《考工记》等古代典籍，也都记述了一些属于地理知识的内容。

1。《禹贡》《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大概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最古老和最有系统性地理观念的著作。战国秦汉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它是禹本人或禹时代（约公元前21世纪）关于禹治水过程的一部记录，同时穿插说明了与治水有关的各地山川、地形、土壤、物产等情况以及把贡品送往当时的帝都所在地冀州的贡道。经近人研究确认，《禹贡》大约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即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基本上是依据孔子时期所了解的地理范围和地理知识编写而成的。

《禹贡》中所谈到的中国当时的地理疆土主要包括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以及这两条河流之间的平原和山东半岛，西面达到渭水和汉水的上游，包括山西和陕西的中南部。《禹贡》全篇只有1200　字左右，由"九州"、"导山"、"导水"和"五服"四个部分组成。"九州"部分主要依据自然条件中的河流、山脉和大海的自然分界，把所描述的地区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如把山西、陕西交界的黄河以东、河南黄河以北、河北黄河以西的地区划为冀州；把山东济水与河北黄河之间的地区划为兖州；把湖北荆山与河南黄河之间的地区划为豫州等。这种区分具有明显的地理学意义，带有自然区划思想的萌芽。但是总的说来，由于只以少数山川表明九州之间的分界，其山只限于岱（泰山）、华、荆、衡，水只限于河（黄河）、济、淮、黑水和海，岱、华只有定点的作用，黑水本身部位不明，所以九州的区界不很明确，只是提供了一个约略的范围。

按照禹治水途经的路线，《禹贡》对各州的山川、湖泽、土壤、植被、特产、田赋和运输路线等自然条件，都作了描述，较真实地反映了各个地区的地理特色。如对冀州和兖州的描述，指出了冀州是一种松散的白色土壤，岁收属于上等，有些地方较差，田地属于中等，当地人都衣皮服（皮服可能为贡品）。兖州经过禹的治理，黄河的九条支流都流进自己的河道，雷夏这个地方变成沼泽，■河和沮河在此会合；此州以桑田养蚕，土壤是黑色的肥土，草木茂盛，树木高大，田地属于中等；贡品是漆和蚕丝，在贡品的篮子里有各种花纹和颜色的织品。

对其他各州的描写也都比较真实，如由兖州南下至徐州，此地已呈"草木渐包"的面貌。南方的扬州更是草木繁茂，正确反映了淮河下游和长江三角洲之间的自然景观的变化。

关于水系，说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即沿济河、漯河，可入黄河；徐州则"浮于淮泗，达于河"，即从淮河下游的徐州，可由淮河航行到泗水（古泗水南入淮河），再入荷水（古荷水入泗水）。由于漯河是黄河下游的一个支流，古时济、漯相通，荷水又与济水相通，因而当时兖州、徐州和冀州的水系是相互贯通的。《禹贡》还讲到其他各州与冀州通过水路或某段海路、陆路相互衔接的多条贡道，如青州"浮于汶，达于济"；豫州"浮于洛，达于河"；扬州"浮于江海，达于淮泗"等。这就把以黄河为中心，主要利用水道通向帝都的水陆交通网络清晰地描绘出来。当然有些贡道的描述既不准确，也不实际。如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就是无法通航的。

《禹贡》根据土壤的颜色和性状，将九州的土壤分为白壤、黑坟、赤埴坟、涂泥、青黎、黄壤、白坟、坟垆等类别，这是有一定分类价值的。

《禹贡》中专论山岳和河流的"导山"与"导水"两部分内容，是纯粹地理的内容，它们开创了我国关于区域地形的分部门研究的范例。"导"字被认为是"治理"的意思，以与禹治水的史迹相联系。

"导山"按照从北向南的顺序，采取列举山名的方式，把我国的山系分为由西向东延伸的四列。首先把渭水以北和潼关以东的黄河北部的诸山列为一条，从陕西西部的岍山、歧山开始，向东过壶口、雷首、霍山（太岳）、砥柱、王屋、太行、恒山到靠近渤海的碣石山，共12　山。这第一列在冀州境内最长，且多转折。第二列大部分相当于秦岭山脉，从青海的西倾山，经鸟鼠同穴之山、太华、熊耳、外方到桐柏，终于至今无法判定的"陪尾"山，共8　山。第三列从汉水流域的陕西■冢山到湖北的荆山、内方山，终于湖北、河南交界的大别山，共4　山。第四列由长江流域的岷山、衡山到敷浅原（可能在今江西德安县境内）共3　山组成。这四列山都是由西向东延伸，而且西部集中，东部分散，正确反映了我国西部多高山，东部多平原的地形特点。四列可再细分为九段，即"导九山"。因当时平地为洪水所淹，故要在山地循行，"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形成沿大山行走的九条大道。一道沿岍、歧至荆山到黄河为止；一道从壶口、雷首到太岳；一道由砥柱、析成至王屋山；一道经太行、恒山、碣石山入海；一道西倾、朱圉、鸟鼠至太华；一道熊耳、外方、桐柏到陪尾；一道■冢至荆山；一道岷山至衡山；一道内方山到大别山。后来马融将它分为三条，即导岍为北条，西倾为中条，■冢为南条。这就是反映我国古人对山地地形认识的"三条、四列、九山"学说。汉代以后学者关于"山脉"的"三条四列"思想，概源于《禹贡》。

"导水"部分被认为是《禹贡》地理的精华。它按照先北后南、先上游后下游、先主流后支流的顺序，对九州向靠近黄河的帝都贡赋所经过的水道中的九条河流的水源、流向、流经地、支流和入河口等作了描述，开我国水文地理的先声。

《禹贡》首先讲到的是雍州的弱水和黑水。弱水是甘肃张掖西部的一条内陆河。"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说明了它北经合黎山，流入巴丹吉林沙漠，这大致是正确的，也符合干燥地区内流水道的特点。但所说"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则是不真实的。从《禹贡》原文看，黑水似乎是从雍州西部南流经过梁州而流入南海的，这很难找到实地根据；文中提到的"三危"山也只是传说中的山名。所以这段文字很可能是根据传闻写成的。接着讲到黄河、汉水和长江。关于江、河的发源地，文中说到"导河积石"和"岷山导江"。积石即青海的积石山，说明战国时期我国古人已知黄河源在青海境内了。但由于对积石山以远地区的情况尚不了解，所以对黄河的了解未能达到最上源。至于"岷山导江"一句，本意是说禹治理长江时曾到达岷山，但包含有长江发源于岷山之意。由于金沙江源远流长，加之山高水急的阻隔，当时人们对它的状况还不了解，所以未把它看作长江的主源，而把远在东边、水量颇大的岷江看成为长江的正源，这是对长江之源认识过程中一个可以理解的历史曲折。关于汉水，由于了解较多，所以写的也较详细。对于当时独流入海的济水和淮河，《禹贡》指出前者"导■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被认为在冀州境，入于河的济，又从地下潜流到荣而为泽，再伏潜而出于陶丘北，这才是真正的济水。《禹贡》对济水与汶水以及淮水与泗、沂二水的关系，作了正确的叙述。《禹贡》最后讲到黄河的两大支流渭水和洛水，对于它们的发源和它们入黄河所汇的支流，都作了准确的叙述。

"五服"部分，反映了作者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它不受诸侯割据形势的局限，把广大地区看作一个整体，以帝都为中心，向外扩展。500　里之内的地带为"甸服"，即王畿；再向外500　里之内为"侯服"，即诸侯领地；再次为"绥服"（已绥靖地区，即中国文化所及的边境地区）、"要服"（结盟的外族地区）和"荒服"（未开化地区）。这表明了赋制和政治文化影响随距离帝都的远近而不同的事实。但由于所言的范围远超过当时实际了解的地域，对四周边缘地带只能作出"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的粗略交代，不过还是正确地指出了我国东临大海、西北为沙丘移动的沙漠的事实。以上这些内容，充分体现出《禹贡》在我国地理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我国最古老、最系统的地理文献，而且它关于九州区划、山岳关联、水道体系、交通网络以及土壤、物产、景色的描述，都体现出明确的地理观念，所以它对我国后世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管子》《管子》一书传说是春秋前期齐国的管仲（约公元前725～前645年）

所著，但实际上内容庞杂，绝大部分反映的是战国时代的情况。《管子》一书中的《地图》、《地数》、《地员》和《度地》等篇，都涉及到不少自然地理学的内容。这些篇章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其中有关地图、植物地理、植物生态、找矿等内容，将分别在他处叙述，这里仅就《地员》篇和《度地》篇中一些地理内容略作说明。

《管子·地员》按照农业生产的情况，对地形类型作了分类。由于当时不少地方是在山南向阳坡地进行开垦，整平高地和低地，引灌泉水进行耕种，所以《地员》篇把丘陵地分为15　种，山地分为5　种。《地员》后半部分专论土壤，即"九州之土"。它根据土色、质地、结构、孔隙、有机质、盐碱性和肥力等特性，结合地貌、高度、坡面、水文和植被等条件，将土壤分为上土、中土、下土三大等级，每一等级再分为六"物"，每一物又以赤、青、黄、白、黑分为5　种。如上土包括五粟、五沃、五位、五■、五壤、五浮；关于五粟再分说其土区所长的许多草木、渔牧的发展以及人和泉。这种区分方法当然带有形式主义和烦琐的弊病；对任何一"物"也未讲清土质本身的特征以及不同土色有何本质的差异。不过，这种分类还是有一定的地理学价值的，大体上符合土壤性质的实际情况。如所谓"群土之长"的"息土"，就指出了它具有排水良好、蓄水力强的特点。而被列为"下土"之一的"植土"，则是一种重黏土，遇水而散，干燥即裂，当是一种贫瘠劣土。

《管子·度地》篇提出了治水的重要性，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包括水、旱、风雾雹霜、疠和虫，而"五害之属，水为最大"。接着又根据水的大小远近、来源去路，将水分为"经水"、"枝水"、"谷水"、"川水"、"渊水"，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进而还指明了各种水道的特点，并提出"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以及"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的治水思想。关于"扼水"的方法，提出"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这反映了当时筑堤土功的经验。

《度地》篇还包括有由于河水与河床的相互作用而使河道发生演变的论述。说水之性"杜曲则捣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则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控，控则水妄行"。"杜"意"冲"，说明在河床弯曲处河水会冲击河岸使之崩塌，河水本身也会由于受激而跃动，因而流向偏斜，产生环流和旋涡，冲刷河床而挟容泥沙，泥沙在缓流处沉淀堆积，则会阻塞河道，使水道迁移；迁移中由于不断受到新的阻碍而继续变动，河水就不循旧道而妄行了。《度地》对于河道演变的复杂作用和变动过程的这种规律性的概括与论述，实在是令人敬佩的。

3。《五藏山经》《五藏山经》是《山海经》中最古老、地理学价值最大的部分。西汉末年才通行于世的《山海经》，由山经、海经和大荒经三部分组成，海经和大荒经是后人增补的，而山经大约是战国后期写成的，包括五篇。在其结尾处有"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居地也，言其五藏"，因此早期以《五藏山经》之名通行。所谓"五藏"，可能兼有书分五篇，地分五区之意。今本《山经》之末有一段类似于"跋"的文字，说《山经》编写的目的是为"国用"；又说："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之所起也。"这段文字被认为是汉代添加的，但所举"出铁之山"远多于"出铜之山"，正是反映了继青铜文化之后，铁器盛行时代的特征即战国中后期的情况。

《五藏山经》全文15000　多字，山名347　个，它把我国的山地分为南、西、北、东、中五个走向系统，每个系统中的许多山又被分成若干行列，即若干次经，依次分别叙述它们的起首、走向、相距里数和结尾。"山经"含有今天所说的"山脉"之意，不过当时还只有把山隔成行列的概念，而缺乏山势连绵的意义。《五藏山经》中有些山名今天仍在使用，但由于原著对五大系统中各个山列的方位、距离的说明不够准确，加上一些虚构、夸张的内容，造成后人的许多误解和争论。不过，山经中有关地形的描述，基本上遍及我国各地，还是反映了战国时代已经认识到的"天下"形势。

《东山经》论述的范围大致在今山东省至苏北、皖北，东至于海。①其中

①　《山经》论述的范围，参看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包括46　座山，由西而东分成四次经，大致都呈由北而南的走向。

《北山经》论述的范围在今内蒙以南、贺兰山以东、河套以北，南起山西中条山，东至太行山东麓（河北省西部），北至内蒙阴山以北，不包括内蒙和辽、吉、黑等省，也不包括河北省中、东部。有山87　座，由西而东分成三次经。其中不少山名今仍可考，不过夸大了各山之间的距离。文中所说的管涔山、漳水、滹沱、洹水、滏水、沁河等名，至今沿用。

《西山经》论述的范围在今秦岭以北，甘肃、青海湖一线，新疆东南角，包括河西走廊，不包括罗布泊。北至宁夏盐池西北、陕西榆林东北一线，东至陕西黄河界。有山77　座，由南而北分为四次经，大致分布在山西、陕西两省之间的黄河大峡谷以西。

《中山经》论述的范围大致在巴、蜀和以东的湘、鄂、豫部分地区，不包括今滇、黔、桂等省，叙述最为详细，可能是作者最熟悉的地区。包括97座山，分为十二次经，基本上都为东西走向。

《南山经》论述的范围为今浙、闽、赣、粤、湘等省，不包括广东西南部和海南岛。有山40　座，由北而南排为二次经，皆为东西走向。

《五藏山经》通过这五大地区，基本上对遍及我国各地的地形作出了记述。在各个山列的记述中，又详略不一地论述了各地的水文、地貌、动植物、矿物、特产以及神话传说等，记载了许多非常宝贵的自然地理知识。

关于水系，《五藏山经》首先记述了作者最熟悉的现今晋、豫两省交界地区的水系分布，然后又相继说明了其他地区的情况。几乎在所有山列的叙述中，都联系到了发源的河流，说明它们的流向、归宿、主流和支流的关系以及有关的湖泊、沼泽等。《五藏山经》共记述358　条河流和湖泊，粗略地勾划出了北自黄河、海河流域，南至长江中下游的水系分布状况。

关于黄河之源，《北山经》称："敦薨之水，流入■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又称："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这似乎是想突破"导河积石"的传统说法，把黄河之源推向积石山以远地区，以夸大河源遥远，但又无把握说得太确切，因而把昆仑山以北很远的罗布泊水系与昆仑山之东的黄河水系不切实际地混连起来，把前者当作黄河的上源。这当然反映了当时地理考察的局限性，不过这个错误的说法对后世的影响却是颇大的。

关于长江之源，《中山经》的中次九经把"岷山之首"称为女凡之山，其水是"东注于江"的支流，"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这是沿袭"岷山导江"的说法。

《五藏山经》关于其他地貌的描述也十分丰富。如南次三经所说南方岩溶洞穴："南禺之山，其下多水，有穴焉。水春辄入，夏乃出，冬则闭。"南禺之山指粤北英德一带石山，属峰林石山地形，石山脚下多有落水洞穴，春季雨水注入，夏季多雨使地下水位升高而由洞穴流出，冬季干旱无水。关于河水潜流现象，如"白沙之山。。鲔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灌山。。郁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关于北方河水的季节变化，如"教山，。。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是水冬干而夏流，实惟干河"。关于东部地区的涌泉现象，如"■踵之山，。。有水焉，广员四十里，皆涌"。关于流沙，有"泰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南望昆仑"。这是指塔里木盆地内版社1982年版。

的沙漠地形。《五藏山经》还有关于火山的记述，如《西山经》中称："南望昆仑，其光熊熊"。这是讲昆仑山的火山现象，昆仑山至今仍有活火山存在。

《五藏山经》对不同地带动植物的记述，也很符合实际。如对西部高山地区的描写："申首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南山经》中记有"多桂"、"多象"、"多白猿"等，反映了热带和亚热带的特点；《中山经》则有"多桑"、"多竹箭"、"多漆"等，反映了黄河以南到长江中游地区的特点；《北山经》有"多马"、"多橐驼"的描述；《西山经》有"多松"、"多犀兕熊罴"等；《东山经》写东部沿海地区"多茈鱼"、"多文贝"等。《五藏山经》还记载金属矿产地点170　多处和许多玉石的产地。

秦汉以后，人们又将《海经》九篇和《大荒经》四篇与《五藏山经》一起编成《山海经》。这两部分虽然提到一些地理学方面的内容（如《海内北经》和《海内经》讲到朝鲜），但大都不准确。文中反而包含过多的神话传闻和离奇怪诞的内容，所以地理学价值不大。

4。其他著作中的地理知识《穆天子传》是一部神话式的、但却具有一定地理学价值的著作。此书是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河南汲县民不准（人名）盗发古冢所得，皆竹简素丝编。汲县是战国时魏地，此书出自魏惠王子令（魏襄王）之冢，当为公元前299年魏襄王去世时的陪葬品，所以它应写成于此前，即公元前4世纪。

《穆天子传》系小说体裁，追述西周时代的第五位君王周穆王满（公元前1001-前952年在位）三次出游的经历。全书共六卷，前四卷叙述主要转向西方的远游，后二卷叙述两次向东的出游，三次都以南郑为归宿或出发点。这些叙述明显带有神话性质，特别是前四卷所述西游的故事。如说穆天子的"八骏之乘"由造父等四人为御，一日走千里。另如卷二"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卷三"天子宾于西王母，。。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等，显然都是神话。不过，结合着天子的饮宴、射猎、钓鱼、短途旅行等活动，大量叙述了这位天子所游历的高山、江河、沙漠、特殊氏族等，反映了我国大西北山川的形势，其中不少都大致可考。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秦时期已达到的地理视野。

极可能是战国后期编成的文字训诂类书《尔雅》，其中的《释天》、《释地》、《释丘》、《释山》和《释水》诸篇，都或多或少包含了一些与地理有关的内容。《释地》篇的"九州"条略去了《禹贡》中的梁州，而增加了"燕曰幽州"，将《禹贡》中的青州改为"齐曰营州"；各州的分界不再用山或海，而统用河、江、汉、济四水。关于城市四周远近不同的地带的称谓，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城市发展的状况及城野差异的扩大。关于不同地形的区分，文中称："下湿曰隰，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湿"。原、坂（阪）、陵、阜等名称至今在我国西北地方仍沿用。《释丘》篇中把丘按外形分为4种，即"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按地理地貌条件，把丘又分为更多种。《释山》篇中称一重的山为"坯"；"山大而高，嵩"；"山小而高，岭"；"大山恒"，"独山蜀"。今天不少山仍用这些名称，如"大坯山"、"恒山"、"嵩山"、山东南四湖区的"蜀山"等。此篇的末尾，提出五岳说："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霍山即天柱山，到汉初尚被称为南岳。《释水》篇中有关于大水与支水的分级："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关于河流在河床中的堆积地形或河谷地貌，称"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小■曰■，小■曰坻，人所为为■"。

于公元前240年前后成书的《吕氏春秋·有始览》述称"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上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它采用战国早期的九国作为九州的标记，并把以周为标志的豫州列于第一位，其他有冀州（晋）、兖州（卫）、青州（齐）、徐州（鲁）、扬州（越）、荆州（楚）、雍州（秦）、幽州（燕）。这里把九州的划分作为地理分区的概念，是地理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其他在《周易》、《诗经》、《周礼》、《左传》、《孙子兵法》、《考工记》等早期著作中，都有不少属于地理学方面的内容。

（二）大地水陆分布及域外地理的认识春秋时期，华夏民族主要活动的地区仍在黄河中下游以及江、淮、河、汉之间的地区，地理视野还是狭小的。所以当时人们把对东方的"海隅"和"海表"的认识加以扩大，产生了四方皆为海的设想，把"海"看作是世界四周的边际。

战国时期，由于四周诸侯的疆土日益拓展，各个民族接触频繁，地理视野空前扩大，于是就产生了"九州"、"四极"的概念。《禹贡》、《吕氏春秋》、《周礼》和《尔雅》中各自都有关于"九州"的说法，相互并不一致，不过还都属于对已认识的地理区域的划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齐国的邹衍提出的一种"大九州"的猜想，说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稗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这是一种以盖天说为基础而对世界大地水陆分布的大胆猜想。

"四极"之说更能反映当时人们地理视野的扩大。《禹贡》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这是在对东方海域、西北方大沙漠认识的基础上，对北方（朔）和南方的一种类推性猜测，即北方亦至于流沙，南方亦至于海。《楚辞·大招》进一步描述"四极"说："东有大海，溺水■■只"，"南有炎火千里"，"西方流沙，漭洋洋只"，"北有寒山，■龙■只"。《山海经》还记载了许多国名以及怪异的动植物和种族，多数属于神话传说和想象，但也包括一些实际的地理知识①，如黑齿国、■题国，可能是南方的一些部族；钉灵之国，可能指贝加尔湖地区的丁零；■端玺■国可能就是敦煌。英国学者李约瑟也讲到有人考证《山海经》中提到的文身国可能是千岛群岛有文身风俗的部落；白民国和毛人可能是指阿伊努族（Ainu）；郁夷国则是西伯利亚"有恶臭的未开化部落"。

战国时期海上交通的发展，还产生了"三神山"的传说。《史记·封禅书》云："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

①　参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编写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0　页。

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三神山"之说，也反映了人们对东方远海地理知识的追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9年派方土徐福（徐市）率庞大的航海船队和童男童女数千人，由山东半岛出发，入海求"不死之药"，船队经过朝鲜而最终到达日本。（三）地　图地图以简明形象的特点，表示出地表的地貌和各种地理形象，是表达地理知识的一种有效手段。相传我国在夏朝就铸造过九尊大鼎（夏鼎），将九州的川泽山林、草木、禽兽等皆绘铸其上，以使人们了解各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不致远行时遭受意外的伤害。这个传说虽然无从考证，但我国在夏代或更早时候就出现了绘有表示山川分布的原始地图，是完全可能的。

从古书中有关地图的记载，可知地图的绘制多是由于政治、军事和生产等多方面的需要。

《尚书·洛诰》记载，西周初年成王即位后，先后派周、召二公在洛河流域建新城。他们通过对洛河的两个支流涧水、■水附近的考察和占卜，"■来以图及献卜"。"■"即使者，将部位图和卜辞一并献给成王，后来就在这里建成王城和成周两座新城。

《论语·乡党》谈到孔子的行为时，有"式负版者"一语。"式"指表示敬意，"版"是刻在木版上的一国封疆图版。这大概是后来表示国家疆域的"版图"一词的来源。这种地图，常有专人背负运送，说明春秋末年这种"版"已普遍使用。

大约于战国时期成书的《周礼》（也有认为是西汉末年的伪托之作）中，有关使用地图的论述特别多，所载地图的种类至少在7　种以上。如有关于户籍的；有关于全国行政区域的"天下之图"；有关于山川林泽分布的；有关于矿产分布的；有关于道路交通的；有关于墓域的；甚至还有用地图作为打官司的凭据的。《周礼·地官司徒》称："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周礼·地官司徒》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这里不仅说明当时已设有专门保管地图的官职"大司徒"，而且还说明了地图的用途和主要内容。

《管子·地图》突出说明了战国时期地图在军事上的主要作用，说："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这段精彩的论述，说明当时的地图对地形地物的表示已很完备，内容也很丰富复杂；而且可以想到，这种地图的绘制，必定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缩尺并使用多种符号和说明方式作出的。《战国策·赵策》记载，苏秦以合纵游说赵王时说："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能从地图上看出地域大小的倍数，肯定这种地图是按一定比例尺缩绘制的。

1978年在河北平山县中山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更证实了战国时期的确已按比例尺绘制地图了。图中各个"堂"之间的间隔，"丘足"与"堂"之间的距离，所标注的数字与图示的大小基本上呈现1∶500　的比例；与实际墓地相对照，还可知图的方位是"上南下北"。这些史料证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地图的使用不仅已经很普遍了，而且地图的测绘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七、农学和生物学的发展（一）重农思想和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以一家一户为基础的小农经济逐渐发展起来。铁制农具的出现和推广使用，同时借助于牲畜动力，对推动农业生产和技术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面貌焕然一新，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开拓也逐渐取得进展。一家一户独自经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生产谷物为主，种植桑麻和饲养豕、鸡、犬等小家畜为副业，形成了以五谷、桑麻、六畜为轻重次序的农业结构。由于可以做到深耕，多锄、及时施肥灌溉，并创造了畦种法、复重轮作法，进一步挖掘了土地的生产潜力，开始形成了我国农业生产上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

在谷物种植上，由于技术能力的提高，过去地位次于黍（黄米）、稷的粟（谷），栽培面积逐渐扩大，取代了黍、稷的地位。黍、稷的种植地区则向北推移。但由于当时抵抗旱灾的能力还没有很大提高，防旱的主要措施就是在栽培粟等主要粮食作物的同时，搭配播种一些耐旱"保岁"的大豆（大菽），而且大豆的播种要达到每人五亩的面积。《管子》称，"菽、粟不足"，民就会有饥饿之色；《孟子·尽心上》说："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即谓"圣人治天下"必须使菽、粟的生产达到用之不竭的水平。后来由于冬麦栽培技术的发展和种植面积的扩大，终于形成了菽、粟、麦三者并重的粮食生产组合格局。

冬麦栽培技术的推广所引起的一个重大改变，是部分地区过去一年一熟制开始走上复种轮作的道路，即把冬麦和一些春种或夏种的作物搭配起来，采取一些适当的技术措施，在一年或几年内，增加种植和收获的次数。春秋期间，"嵩山之东，河汝之间"，即今河南中部地区，已可以"四种而五获"①，即四年五熟。到战国时期，《荀子·富国》称，在黄河流域的一些地方，"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即达到一年两熟。这是我国古代在耕作制度改革上的一项伟大创举。

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农业主产的提高，也反映到诸子百家的著述中。这一时期既出现了如许行一样专门谈"神农之学"的农家学派②，也出现了专门的农学著作《神农》二十篇和《野老》十七篇。前者为"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而作的，后者据东汉人应邵所说是"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种，故号野老"③。它们当是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总结，可惜都散佚无存了。今天仍能见到的是《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以及散见于其他先秦典籍中的零星资料。这些论述大体上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水平。

1。重农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形成了以"农本论"为特色的重农思想，即把农桑耕织看作"本业"，把商贾技巧看作"末业"，崇尚本业、抑制末业的思

①　《管子·治国》。

②　见《孟子·滕文公上》。

③　以上均见《汉书·艺文志》。

想。《管子·王辅》称："强本务，去无用，然后可使民富；"《管子·治国》称："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这是农本思想的代表性论述。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农本思想，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思想，而是兼具政治的和军事的多种内容。从经济上讲，"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①。即只有发展五谷、桑麻、六畜的生产，才是国家致富之本。从政治上讲，《管子》指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因为"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故治国常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所以，重农又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从军事上讲，《管子》指出，粟多则国富、兵强，才能战胜、守固；相反，如果不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

把天（时）、地（利）、人（和）看作是农业生产三大要素的"三才"

思想，在春秋时期已逐渐形成，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开始用"三才"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荀子在谈到致富之途时就指出，只有"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才能"财货浑浑如泉源，■■如河海，暴暴如丘山"；反之，如果失掉天时、地利、人和，就会使"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吕氏春秋·审时》篇称："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就在农业生产的三大要素中，把人的因素放到了首要地位，这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从等待自然恩赐，向主动地去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的方向迈进了。"农本论"在农业生产上的表现之一，就是"集约经营"思想，即提高劳动强度，实行精耕细作，充分挖掘土地潜力，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战国初期，我国的农业生产就表现出了集约经营的特色。李悝在魏国为相时，就曾对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他说："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约合今六升）"（当时的一亩约合今三分之一亩）。《吕氏春秋·上农》篇更突出地强调了集约经营："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这是要农民起早贪黑，以大强度的劳动去努力增产；并规定"上田"每个劳动力要养活9　个人，"下田"每个劳动力要养活5　个人，牲畜的饲料还要包括在内。这样的劳动生产指标，是相当高的。

2。精耕细作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制造了铁犁，推行了牛耕，从而为深耕细作创立了物质条件。到战国时期，深耕的提法已遍见于各种典籍。

在西周时代，我国就很重视中耕除草和农田管理。到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和牛耕动力的推行，中耕水平有了显著提高，逐渐形成了"耕耨结合"的耕耘体系。"耕"主要指播种前的基本耕作，"耨"指作物生长期间的中耕管理，特别是锄草。当时诸子的著述中多有"耕耨"连述的，或者"耕■"连述、"耕耘"连述。《韩非子》中称："耕者且深，耨者熟耘"；《吕氏春秋·任地》称："五耕五耨，必审以尽。"都强调了耕种之后要精细地锄多次，尤其在干旱时要锄地，即"人耨必以旱"，以使土壤疏松，减少水分散失。这种重视中耕除草和加强田间管理的措施，成为我

①　《管子》。

国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为了利于涝时排水和干旱时保墒，《吕氏春秋·辨土》提出整地时"■（垄）欲广以平，■（沟）欲小以深"，这样就可以使作物"下得阴，上得阳"。在《任地》篇中更明确地描述了当时已实行的"畦种法"（垄作法），即"上田弃亩，下田弃■"的栽培方法。这是说在高田旱地或雨水稀少的地区，墒情不足，应该把庄稼种在沟里，即"种垄沟"的"低畦栽培法"，以减少水分的蒸发，并防风；而对于低湿田，水分过多，要把庄稼种在比较高而干燥的垄上，即"种垄台"的"高畦栽培法"。这是根据地势的不同，合理进行田间作物布置，以保证"上田"、"下田"都能得到充分利用的科学方法。在这一方法的基础上，汉代以后又发展了"代田法"和"区田法"。3。多粪肥田和土质改良我国古人很早就对土壤的肥力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国语·周语》上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的说法。"膏"即指肥美的养料，"土膏"当然是指土壤的肥力。这说明至迟在春秋时期，人们就知道了土壤具有肥力这一基本特性了，而且还把"土膏"看作是"动"态的，即可以改变的。《禹贡》按肥力的高低把全国的土壤分为3　等9　级；《管子·地员》更进一步把全国的土壤分为3　等18　类90　种，这是世界上土壤分类研究的最早成果。《周礼》中有"草人掌土化之法"的说法，汉代郑玄注曰"化之使美"，即通过人的垦耕熟化，使土壤肥美起来。这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土壤的肥力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特别是可以通过人的活动来加以改造。

如何提高土壤的肥力呢？在春秋时期以前，主要靠休闲来恢复地力，施用肥料还不是普遍的方法；而到春秋时期，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周礼》记载当时已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和"再易之地"的区分，就是有连年种植不休闲和休闲一年、二年的土地。这不休闲的耕地显然要靠人工施肥来保持和提高其肥力了。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施肥受到普遍的重视。《孟子·滕文公上》中有"粪其田而不足"的记载；《荀子》更提出"多粪肥田"，并说这是"农夫众庶之事"；《韩非子》有"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的说法。《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有"弃灰于道者刑"的规定，即把可以作为肥料的灰抛撒在路上的人要被治罪，说明对肥料的珍视。《吕氏春秋·任地》提出："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意思是说你能把粪便藏于田地而使它在土下不断发挥肥力作用吗？这说明当时已有了关于施肥的技术和学问。正是因为有这种基础，《任地》才能明确提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即可以用人力改变土地的肥瘦。文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意思是说土壤耕作的基本原则，过于坚硬的要使之柔软，过于柔软的要使之坚硬些；休闲过的要种植，种植过的要休闲；贫瘠的要使它肥沃，过于肥沃的又要控制调节；过于致密的（粘土）要使它疏松，过于疏松的（沙土）要适当致密些；过湿的要使之干燥，过于干燥的又要使它湿润。这五项处理原则，包含了土质改良、轮作养地、施肥保墒等丰富的技术内容，为合理使用土地、提高土壤肥力和增加产量提供了保证措施。

这些措施的实施，保证了土地的较高产量。《荀子·富国》说"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吕氏春秋·适威》也说："若五种之于地也，必应其类，而蕃息于百倍。"这都是说当时已可使产量为播种量的百倍。或许这有些夸大，不过当时农田产量较高还是可信的。

4。防虫除草采取多种耕作措施来防治害虫、清除杂草，在春秋战国时期积累了不少经验。

通过深耕细作来消除杂草和减少害虫危害，是一个基本措施。

《吕氏春秋·审时》中总结了适时种植的麻、菽、麦抗虫免虫的经验，得出了"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青病）"的结论，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凡农之道，候之为宝"的科学真理。

（二）动植物形态、分类知识1。动植物分类思想的产生由于铁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了治理好农业，并充分利用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就需要具有关于辨别不同动植物类别的知识。所以，关于动植物形态和分类的知识在这个时期得到了不小的发展。《周礼》在关于西周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论述中，提到了所设置的一些专管农业的官吏，他们就有辨别各种不同的动植物类别的职责。这说明辨别不同动植物的种类，当时已成为与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了。

如何对生物进行分类，当时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分类原则，但是人们从生活和生产实践经验的积累中，特别是基于对动植物形态认识的深化，还是逐渐形成了一些分类原则。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以下几种分类方法①：①按照毛色分类。如黄牛、幽牛；白羊、黄羊；马有■（黑色马）、■（金色马）、■（赤色马）、骐（青骊色马）等。植物也有以色泽区分的，如粟有■（赤苗）和芑（白苗）之分。

②按照体形大小分类。如大兕、小■等。

③按照雌雄性别分类。如牡（公牛）、■（公羊）、■（公豕）；牝（母牛）、■（母羊）、■（母豕）等；大■有苴、■之别。

④按照功能、用途分类。如马有种马、道马、田马、驽马等。

⑤按照外形特征分类。如牛与羊以其犄角之大小区分；虎与豹有条形斑纹与铜钱斑纹之区分；龟鳖类体被介甲，鱼蛇类体被鳞甲等。植物有"木"本和"草"本的基本区别。

这种分类方法，主要是以动植物直观的形态特征为依据的。战国后期，随着动植物分类知识的增长以及后期墨家学派逻辑分类概念的形成，荀子在《正名》篇中提出了"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的观点。荀子发展了后期墨家"类"的思想，提出了"大共名"、"大别名"的区分概念级别的方法。"大共名"即泛指一切物的最高类的名，如"物"；"大别名"即泛指某一类事物之名，如"鸟兽"。更进一步愈来愈细致地进行区分，达到"别则有别，至于无别"，最终"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就是个别事物的名了。荀子的这种具有逻辑学特色的分类思想，对生物学分类工作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在《荀子·王制》篇中，荀子对自然界的事物作出了如下的分类："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这是根据当时的"元气"本体论学说，以"气"、"生"、"知"、

①　参见芶萃华：《我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科技史文集》第4　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义"作为不同级别的"共则有共"、"别则有别"的标准，将自然事物分为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两大类，有生命的（生物）又分为无感知的（植物）和有感知的（动物）两类，动物中又分为有义（理性）的和无义的（禽兽）两类。这种分类同时也给非生物、生物、植物、动物和人类下了定义。这就将前人经验性的分类方法上升到了理论性的分类思想。

2。动植物的具体分类在具体的动植物形态、种类的认识和分类方法上，春秋时期都有所进步。《诗经》中记载的动植物约有250　余种，如农作物就有禾（粟）、稷、黍、麦、牟（大麦）、稻（■）、菽（大豆）等；蔬菜有葵（冬寒菜）、■、瓜类等；果树有枣、郁（郁李）、■（欧李）、杏等；经济树种有榛、栗、椅、桐、梓、漆等。动物有熊、狐、狼、鹿、雁、鸿、鸳鸯、鹈、仓庚、鲤、■、鲔、鲂、鲨、■、蛇、蜉蝣、莎鸡、蟋蟀、斯螽、蜩、螗等100　多种，其中鸟类有70　多种，昆虫20　多种。

《周礼·地官·司徒》提出了"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的分类方法。"土会"即计土征纳贡赋，"五地"即各种不同地形。其中首次出现了"动物"和"植物"两个名词，而且分植物为■物（指柞、栗等果实有壳斗之属）、膏物（指生有橐韬的莲芡之属）、■物（指梅、李等核果类）、荚物（指生有豆荚的植物）、丛物（指"萑苇"之属）五类。这是根据果实的形状对植物所作出的最早分类。

关于动物，文中分为毛物、鳞物、羽物、介物与■物五类。毛物指虎豹之属，即兽类；鳞物指鱼类；羽物指鸟类；介物指龟鳖之属；■物指人类。按照现在的分类学观点，这五类都是脊椎动物。《周礼》中的这种分类方式，与现代把脊椎动物分为"人"、"哺乳类"、"鸟类"、"爬行类"和"鱼类"基本一致。

在《考工记》中把动物分为"大兽"和"小虫"两大类。在谈及雕刻工匠（梓人）关于动物造型的创作时称："梓人为■■。天下之大兽五：脂者、膏者、■者、羽者、鳞者。。。外骨、内骨、■行、仄行、连行、纡行，以■鸣者，以注鸣者，以旁鸣者，以翼鸣者，以股鸣者，以胸鸣者，谓之小虫之属。"文中所说作为"宗庙之事"的牺牲的"脂"、"膏"二类，是根据用途定类的，没有分类学的意义。其他三类（■、羽、鳞）都是脊椎动物。结合于《周礼·地官》所述，"大兽"应包括这三类和毛、介两类脊椎动物。上文后半段讲的都是昆虫的形态，包括具有外骨骼和内骨骼的，有不同行动方式的，有以口、腹侧、翅和后足腿节发音的。所以，这里所说的"小虫"当指以昆虫为主的无脊椎动物。因此，《考工记》实际上已将动物分为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两大类，这是动物分类上的一个进步。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我国古代的生物分类体系了。

战国以来，人们对动植物形态的认识不断扩大和深入，因而在关于动植物形态、器官的描述以及动植物分类原则和分类系统上，都有明显的进步。在战国后期成书的训诂之作《尔雅》中，《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诸篇，集中概括了这一时期积累下来的动植物方面的知识，也成为一种分类系统。

《释草》、《释木》两篇，把植物分为草、木两大类。草类中著录草本植物190　余种，木类中著录木本植物70　余种，两类中主要都是种子植物。此外，草类中还有菌藻类和羊齿类；木类中还包括"寓木"，即寄生植物。在《释木》篇中，把木本植物区分为"小枝上缭"的"乔木"，"族（丛）生"的"灌木"和"无枝"的"檄木"（棕榈科植物）三类。乔、灌二词至今沿用。

在具体的分类中，《尔雅》注意把形态上相似和亲缘上相近的排列在一起。如把山■、山葱、山蒜这些山野生的百合科植物，蘩、蒿、蔚等菊科植物，芑、■、■、■等禾本科植物，壶枣、酸枣、羊枣、大枣、苦枣、■枣等枣属植物等，分别排在一起，"以类相聚"。《释草》中所说"槐棘■乔，桑柳■条，椒■■■，桃李■核"，则分别以"乔"（枝高耸）、"条"（枝低垂）、"■"（圆形聚合成球的■果）和"核"（核果）等形态特点作为区分槐棘、桑柳、椒■、桃李等植物的分类标志。

《尔雅》把动物（包括低等动物、高等动物和家养动物）区分为"虫"、"鱼"、"鸟"、"兽"四大类，再以其形状、形体大小、色泽、生态环境的异同作更细致的区分和叙述，从而较清楚地表现出了动物分类阶元的思想。其中所列的"虫"，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无脊椎动物；"鱼"为鱼纲、两栖纲、爬行纲等变温动物；"鸟"为鸟纲；"兽"指哺乳类。《释畜》篇中的家养动物可分别列入鸟类和哺乳类。在虫、鱼、鸟、兽以下更详细的分类相当于现代所说的"目"、"科"的分类阶元。

（三）植物生态知识1。植物与环境随着人们有关植物知识的增加，不仅加深了对植物个体形态的认识，而且也越来越多地了解了植物的生活习性、植物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植物的分布。

植物与环境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庄子首先提出了"种有几"①的命题，"几"即环境，是说任何物种都有一定的生长地势、环境和条件。在更早的《诗经》里，就有不少诗句反映了人们对植物与环境的依赖关系的认识。如"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乔松，隰有游龙"②，说明扶苏和乔松生长于干爽的山上，而荷花和游龙（马蓼）则生长在低湿的地方。《诗经·大雅·公刘》中称："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就是说要选择水源充足、湿润的土地，才适宜辟为农田生产粮食。2。植物与水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人对水在植物生长中的作用、甚至水与植物不同器官发育的关系，已有相当清楚的认识。《管子·水地》篇中称水"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说明水是植物的根、华、实赖以生长的重要物质基础。当时人们不仅知道旱生与水生之分，而且知道不同的水分环境生长着不同的植物种类。《诗经·小雅·白华》称："■池北流，浸彼稻田"。水稻所需要的正是水可浸苗之地。

3。植物与土壤、地势关于植物生长与土壤的密切关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里也多有论述。《管子·地员》是一篇专门论述土壤与植被关系的文章。它把各地的土壤分为三等、十八类、九十种，分别说明了它们的特性和适宜的作物。如上等土壤中最好的三种是"粟土"、"沃土"和"位土"。粟土无干湿之患和

①　《庄子·至乐》。

②　《诗经·郑风·山有扶苏》。

泥泞板结之害，土质疏松，透水、蓄水性好，最适于粟的种植；沃土有五种，干而不坼裂，湿而不积水，持水性与透水性良好，适于植物生长；位土的水是青黑之色，无论高低保水性都很好。上等土还有"壤土"、"浮土"。中等土壤如"塥土""累然如仆累（蜗牛），不忍水旱，。。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说明塥土中有许多象蜗牛状的砾石，不耐水旱，作物产量比三种上等土壤低十分之四。下等土如"觳土"，贫瘠不耐水旱，只适于种植些豆类和果木。在这些论述中，都把持水性、透水性的好坏作为评价土壤的主要标准，这与现代理论是一致的。

关于土地的合理利用，文称："凡地之所载，纷纷纭纭，无所不有。而重视五土之辨，九谷之宜，盖将以养万民之生，尽万物之性也。""五土"即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种地形；"九谷"指黍、稷、稗、稻、大麦、小麦、大豆、小豆、粱。说明土地上生长的植物、动物品种繁多，一定要辨明土质施种谷物，才可获得好收成，养活万民。

《管子·地员》篇还举出一个十分精彩的例子，列举了12　种植物随地势高下的顺序分布，说明了"草土之道"。文中说："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物）。叶（荷）下于■（■或茭白），■下于苋（莞），苋下于蒲（香蒲属），蒲下于苇（芦苇），苇下于■（旱生之苇），■下于蒌（蒌蒿），蒌下于■（胡枝属，扫帚菜），■下于萧（蒿属），萧下于薛（薛，莎草类），薛下于萑（■，益母草），萑下于茅（白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归。"这里从低到高、由"叶"到"■"、"苋"、"蒲"、"苇"、"■"、"蒌"、"■"、"萧"、"薛"、"萑"到"茅"，从深水到高陵，从水生到陆生，准确地说明了水生植物、湿生植物、中生植物、旱生植物在不同地势环境中的分布。现在看来，从"叶"到"苇"是低湿地的草本植物，属草甸土的成土范畴；从"■"到"茅"，是高地的草本植物，属草原土的成土范畴。这表明了"草"与"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有什么土壤，才有什么植物。

在《尚书·禹贡》中，也叙述了"九州"的不同土壤和植物分布生长的关系。如说明兖州（鲁西）为灰棕壤，草茂树高；徐州（苏北与皖鲁交界处）属棕壤，草木丛生；扬州（江、浙、皖南）为湿土，草丰茂，树木多高大的乔木。

4。植物与阳光、气温、空气对植物生长与阳光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已有清楚的认识。《诗经·大雅·公刘》中已记载人们规划农田时要选择向阳的地块："既景乃岗，相其阴阳。"阴、阳分别指背阴和朝阳之地。《诗经·大雅·卷阿》说："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说梧桐生长良好的原因在于朝阳。《左传》云："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说明松柏林下阳光不足而草不茂盛。《荀子·劝学》篇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飞蓬是一种菊科野草，在光线充足的地方长势散乱，向四面八方争受光照；而在长得又高又快的大麻间隙里，被迫直立上长，以争取更多的阳光。这里已经认识到了植物争夺阳光的现象，即懂得了无论作物或野草，只有受到充足的阳光照射，才能良好地生长。

对于植物的生长与温度的关系，古人最早是根据植物叶子的春萌、夏荣、秋陨的现象认识到的。《夏小正》中已有多处记载。《诗经·豳风·七月》中也有"四月秀■"，"十月陨■"，即四月狗尾草抽穗，十月树叶凋落的现象。

植物需要呼吸，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又需要二氧化碳，所以空气对大多数陆生植物的生长有重要作用。古人早就知道农作物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使空气流通。《诗经·大雅·生民》和《诗经·王风·黍离》中提到"禾役■■"和"彼黍离离"，都是说禾谷一行行纵直通达，这是为了便于管理和使庄稼通风透气。在《吕氏春秋·任地》中明确提出了"子能使子之野尽为冷风乎？"强调了农田的通风问题；接着在《辨土》篇中指出："既种而无行，耕而不长，则苗相窃也"。然后具体回答了使庄稼通风（和透光）的方法和作用："茎生有行，故速长；弱不相害，故速大。横行必得，纵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夫心中央，帅为冷风。"这就强调了把作物种成行列的重要性，说明西周以来我国在农业上已普遍实行条播了。不过，大风对植物的生长是不利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的著作中也有记载，如《五藏山经》的东次三经中有："无皋山，无草木，多风。"

地势的高低，地形的起伏，往往使气温、光照、水旱情况及土壤等都发生变化，从而使植物的生态条件也发生综合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植物的分布和生长发育。前面已述及《周礼·地官》中已记载了不同地形上生长的植物的不同；《管子·地员》在谈及九州的土壤时，也讲到了不同地形上植物种类的差异。如"其山之浅，有茏与斥（芹）；其山之枭（阜），多桔符榆；其山之末（半），有箭与苑；其山之旁，有彼黄■。"这是说山中浅水处有茏芹等水生植物，山阜之地有榆属树木，山腰处有悬钩子属植物，山边上则生长着葫芦科的贝母。

5。植物分布界线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还获得了关于我国第一条植物分布界线的认识。《考工记》载："桔逾淮而北为枳，。。此地气然也。"在《晏子春秋》卷六中也有："婴闻之，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是说桔子只能生长于淮河以南，如果把它移到淮河以北，就会变成另一种植物枳了。为什么会如此呢？就是因为淮河南北的"地气"或"水土"不同，即包括气候、温度、水分、土壤、光照等条件在内的地理环境是有差异的。现在我们知道，在地理学上，秦岭、淮河是我国暖温带和亚热带的分界线。像竹子、茶叶、柑桔等亚热带植物，只有在这条分界线以南才能良好地生长。《考工记》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个植物分布界线的思想，是很可贵的，它完全符合科学道理。当然，桔变为枳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它们虽同是芸香科，但并不同属，在形态结构、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和地理分布上也不相同；它们的叶子也不相似，桔具有单叶，枳则为具有三个小叶的复叶，用简单易地的方法使它们发生转变，是不可能的。另外，在关于植物生态的知识方面，我国古人对植物间的相互关系，也早就取得了不少直观的认识。《诗经》中就记载有植物的寄生现象。如"茑与女萝，施于松柏，。。茑与女萝，施于松上"。①女萝即松萝，附生在针叶树上。

（四）动物生态知识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动物生态学的知识，即动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的认识，有了更深入的观察与概括，有的已初步提高到理论认识的水平。人们认识到，每一种动物都有一定的栖息环境，并对周围环境中的各种自然因素如

①　《诗经·小雅·頍弃》。

水分、温度、光照等产生一定的反应。

1。动物与非生物环境的关系很多动物都栖息在山林、水域，这在古籍中有大量反映。如《诗经》中的一些诗句，便说明了鹤和大雁生活在沼泽地，鱼生长于有水藻的池泽，蝉生活在柳树茂盛的地方，黄鸟栖息在灌木丛中。

《荀子·致土》篇也指出："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说明鱼类和鸟兽栖息环境之不同；进而又指出："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反之，"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这又说明了环境条件的好坏影响到动物的存亡。

在对动物与水的关系的观察中，人们还发现了动物的形态构造与生存环境的适应关系。《庄子·骈拇》篇讲到："凫胫虽短，续之则扰；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说凫（游禽）足短，正适于在水中游泳觅食，足长了反而不利于游泳；相反，鹤（涉禽）足长，正适于在浅水中行走捕鱼，足短了则不利于涉水逐鱼了。

关于水对动物的重要意义，《管子·水地》篇把水看作"诸生之宗室（本原）"，说："水，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说明动物靠水才得以正常地生长发育。人们还观察到不少动物对天将雨的反应。《孔子家语·辩政》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足之鸟，飞集于齐宫殿前，舒翅而跳，齐侯怪而遣使请教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此鸟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儿有屈其一脚，振讯雨眉而跳，且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①商羊虽然是一个被神化了的鸟类，但这个传说却反映了古人早已知道鸟类对将雨的天气会有反应的。

气温对动物生长和活动的影响，特别是各种动物的活动方式随一年内四季的变更而发生的周期性变化，如候鸟的南北迁徙，鱼类的繁殖和活动范围的改变，兽类的换毛和冬藏等，古人早就有了很多了解。《夏小正》、《尚书·尧典》、《诗经·豳风·七月》以及《吕氏春秋》等著作中所记载的许多物候现象，都反映了这些知识内容。

关于昼夜以及月望、月晦的变化对动物活动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也有记载。《庄子·秋水》篇有一段议论说："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鸱鸺为角鹗类鸟，它与一般在白昼活动的鸟不同，夜间视物清晰，可以取蚤而食，白天却什么也看不见，《庄子》把这归为鸟类不同的特性所致。《吕氏春秋·精通》篇还记载了月亮的圆缺变化对某些海洋动物生育活动的影响："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夫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这里记载的蚌、蛤等水生动物体内肉质随月望而充实、月晦而空虚的现象是符合事实的；实际上此类动物的生殖腺在月望时增大，表明生殖期到来。由于古代把月亮和水生动物都看成是属阴的，所以上述这段记载不仅指出月相变化对蚌、蛤生殖活动的影响，而且还推广到月亮对所有水生动物（"群阴"）的普遍影响，即所谓"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汉代以后的《淮南子》、《论衡》等著作中也多有此类记载。发现月相变化对水生动物的影响，是我国古代动物学上的一个重要成果。

一般说来，动物受地形的影响比植物为小，不过还是有一些相关性的。

①　《孔子家语》，二十七卷。

《周礼·地官·司徒》中已提出了不同地形适宜于不同动物的生活，如："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川泽，其动物宜鳞物"；"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原隰，其动物宜■物。"即山林多走兽，江湖多鱼类，丘陵多飞鸟，水边低地适于水居陆生动物，平原地区最适合人类生活。这段论述虽然还较粗糙，也不完全正确，但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根据生态学的观点去观察生物界了。

这诸多无生命界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动物也呈现出一种地理分布状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我国古人逐渐认识到分布在各地的动物是不同的。《五藏山经》中记载了各个地域动物分布的差异。如《南山经》记载的动物有蝮虫（蛇）、■鱼、犀、兕、象、白猿；《东山经》记载的动物有糜、鹿、虎、蛇、蜃（蚌属）、文贝（贝类）；《中山经》记载的动物有■牛、虎、豹、■羊、■羊、麋■、麂、麝、兕牛、白犀、象、熊罴、■■、白蛇、■、翟、鸠等。《南山经》、《东山经》与《中山经》中记载的这些动物多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与所论述的地理位置相符合。《西山经》记载的动物有肥■（蝮蛇）、■牛、毫彘、旄牛、熊罴、鹿、同穴的鸟鼠、■、赤■等，显示了温带和干旱地区的特色。《北山经》记载的动物主要有马、骆驼、牦牛、人鱼（■）等，为草原和干旱地区的动物。《考工记》中还提出了动物地理分布的界线问题，称："■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鹆即鸲鹆，俗称"八哥"，多生活在我国中、南部各省的平原和山林间。济水与今小清河河道略同，自泺口以下至海。上文说八哥只能留居于济水以南；貉是生活在北方的毛皮兽，不适宜生活在南方较暖的地区。汶今名大汶河，在山东西部，古汶水西流经东平县南至梁山东南入济水。上文说貉若越过汶水以南，就会因不适应较暖的气候而死亡。济、汶这条古代动物地理分布界线，与现在我国动物地理区划中古北界里的华北区的南界（秦岭、淮河）大致相当，说明《考工记》所讲的这条动物地理分布界线很有科学价值。

2。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国的古籍里，有不少关于动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记载。《诗经·小雅》中载有关于动物的寄生现象："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即螟蛉的小幼虫被蜾蠃带走的现象。经过历代药物学家的观察研究，才弄清楚这是一种寄生现象，即蜾蠃产卵于螟蛉身上，靠螟蛉身躯长育，最后食之而出。我国古人还巧妙地利用这种寄生关系来防治螟蛉虫害。

动物的共栖现象，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记载说："导渭自鸟鼠同穴。"这里说的"鸟鼠同穴"是山名，是说渭水流域有鸟鼠同穴的山区。《五藏山经·西山经》也有："（■山）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鸟鼠同穴之山。"《尔雅·释鸟》篇解释说："鸟鼠同穴，其鸟为■，其鼠为鼷。"这是最早指出的同穴共居的鸟鼠的名称。这一现象是否真的存在，历史上有过长期争论，因为这个现象多出现在我国西北边远地区，人们知之不多，所以怀疑它的真实性。但后来不少人，如后魏时前往取经的和尚惠生，公元607年隋炀帝杨广和文人牛弘，明代充军甘肃的岳正，清代文人宋琬和方观承等，都亲眼看到过这一现象。刘宋时的段国在《沙州记》里说："寒岭去大阳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少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黄虺，无尾，。。。"方观承1733年随军出征蒙古时所写《从军杂记》写道："鸟鼠同穴，科布多河以东遍地有之。方午鼠蹲穴口，鸟之鼠背，。。鼠名鄂克托奈，译曰野鼠，色黄。雀名达兰克勒，译曰长胫雀。"

在《庄子·山林》篇中记载了不同种类的动物之间为了获得食物而存在的激烈斗争现象。说一天庄周来到雕陵栗园，看到一只翅膀宽广、眼睛圆大的异鹊停在栗林中，庄周执弹欲射，忽见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被藏在树叶后的螳螂捉得；螳螂也因获得猎物而忘其形，不知已被异鹊发现而为异鹊利之；异鹊见利而忘其身，不知自身已陷于被庄周弹杀的危险之中。庄周见此情景而感叹说："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遂弃弹而走，不想被管林的虞人当作偷栗者"逐而谇之"。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人窥人、人弹鹊、鹊食螳螂、螳螂捕蝉等激烈竞争的关系，即"虞人--庄周--异鹊--螳螂--蝉"之间的相互制约的链锁关系，也就是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之间"相累-相召"的关系，实际上蕴含着"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萌芽认识。在动物的生存斗争中，为了适应环境、躲避敌害或迷惑对方，不少动物还逐渐形成了与环境相似的保护色，甚至可以随环境而变化其体色。《晏子春秋》外篇中记有"尺蠖食黄则黄，食苍则苍。"

（五）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我国古人很早就懂得了保护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生物资源的重要性。在先秦古籍中，就有不少有关这一论述和政策的记载。

如关于开发山林资源的问题，《周礼·地官》中说："山虞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管子·立政》称："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修火宪（制订禁烧山林的法令），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说明保护山林与富国生财的关系。《管子·法禁》说："工尹伐材用，无于三时，群材乃植。"《管子·八观》指出："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伐必有时。"《管子·轻重》甚至戒曰："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菜，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就是说不能保护自然生态的人，是没有资格当一国之王的。

《孟子》曰："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荀况更进一步阐述说："山林泽梁，以时禁发"；"杀生时，则草木殖"；"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①这就全面地论述了禁止乱砍乱捕，保护和有计划地以时开发利用生物资源对于富国富民的重要意义。

《吕氏春秋》具体记载了保护植物资源的政策："制四时之禁，山（非时）不敢伐材下木"；"正月禁止伐木"；"二月无焚山林"；"三月命野虞无伐桑柘"；"四月无伐大木"；"五月令民无刈蓝以染，无烧炭"；"六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伐，不可以兴土功"；"九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十一月日短至，则伐林木取竹箭"。这些记载包括了不得违时砍伐山林，伐薪烧炭；不得烧山；不得在树木正长时兴土功；还包括了要派人巡山护林等多种法规和措施。

《管子·度地》篇还记载了在河堤上"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以柏杨，以备决水"的造林护堤的措施。

在动物资源方面，秦汉以前就认识到了乱捕、乱猎的危害，制订了依时

①　皆见于《荀子·王制》。

开发的法令。《荀子·王制》称："养长时，则六畜育"；《吕氏春秋·孟春纪》称："是月也，无覆巢，无杀孩虫、胎犬、飞鸟，无■（鹿子曰■）、无卵。"这是说初春这个月，不要翻鸟巢，不要捕杀动物幼崽和怀胎的狗，不要捕捉飞鸟、幼鹿，不要掏鸟卵，这样才能使鸟兽繁殖成长。《礼记·月令》规定初夏不得大事捕猎，初冬才可撤网捕鱼。这些认识和法规，今天仍有借鉴的意义。

八、中医理论的初步创立（一）经验医学知识的积累一般认为，春秋战国以前是我国"巫医结合"的时期。随着医学经验知识的积累，逐渐发展形成了一门具有我国自己的思想特色和理论体系的传统医学科学。

1。巫、医的斗争在疾患的治疗上，西周时期巫医的势力还是很大的。到春秋时代后期，由于周天子威望扫地，出现了对"帝"和"天帝"迷信的动摇，巫医的影响也日渐衰落。在关于生命、疾病和死亡等问题上，逐渐出现了用自然界的物质原因作出说明的思想。如公元前541年晋平公患病，郑国的子产就认为是"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与焉？"齐国大夫晏婴也说齐景公的病是"纵欲厌私"所致，祈祷是无用的。战国后期的荀子、韩非子更决断地说："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用时日，事鬼神，信卜巫而好祭祀者，可亡也！"据《吕氏春秋·知接》篇记载，管仲说过："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吕氏春秋·尽数》称："近世尚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意思是说用卜筮治病，疾病就愈发猖獗了。

这种时代的气氛，在巫的身上也反映了出来。《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山海经·海内西经》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这说明巫咸、巫彭等虽然"索隐行怪"弄神弄鬼，但也不得不"采访百药"和用"不死之药"来医治病患。

2。对疾病的认识春秋时期到战国初期，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医学著作，只是在一些典籍中零散地记载了一些对疾病的认识和药物知识。

《诗经》中已出现了40　余种古代疾病的名称，并说明了不少疾病的证候。如■（人疲不能行走）、闵（伤痛）、狂（精神分裂症）、■（忧伤）、噎（气息不利）、疚（心忧惫病）、瘼（瘵，结核病）、癫（癫狂）、朦（视物不明）、瞽（盲）等。《易经》中记有"妇孕不育"（流产）、"妇三岁不孕"（不孕症）、"往得疑疾"（精神病）等。尤其是《山海经》中记载了38　种疾病，大都根据疾病的特点给出了固定的病名。如瘕疾、瘿、痔、痈、疽、疥、痹、风、疟、狂和疫疾等23　种；明确记载症状的有腑（腑肿）、■（大腹）、腹痛、呕、嗌痛、聋等12　种；另有3　种如肿病、腹病、心腹之疾，病名较笼统。《周礼》中还记有肿疡、溃疡、金疡、疟疾、疥、■、瘅疽、足肿病、佝偻病（"黑而上偻"）、秃头、胼胁等疾患。这些记载反映了对疾病认识的进步。

3。人体结构知识这一时期的不少文献中，记载了一些对人体结构的认识的简单知识。如《管子·水地》篇有关于五脏（脾、肺、肾、肝、心）、五肉（膈、骨、脑、革、肉）、九窍（鼻、目、耳、窍）的记载。《吕氏春秋·达郁》篇称凡人有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脏、六腑、肌肤、血脉、筋骨。《韩诗外传》释六腑曰："何谓六腑？咽喉量入之府，胃者五谷之府，小肠转输之府，小肠受盛之府，胆积精之府，膀胱液之府也。"①《内经》明确提倡对人体进行解剖。《灵枢·经水》说："若夫八尺之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灵枢·肠胃》中记载，人的大小肠的长度与食管长度的比例为35∶1，与现代解剖所得比例37∶1　基本相符，说明当时确实已通过解剖来认识人体内脏的结构了。由上述记载可以知道，战国时代对人体的宏观构造如皮肤、骨胳、肌肉、血脉、肌腱、关节、五脏、六腑、九窍等，都已有了大体上正确的认识，为进一步探讨人的生理功能奠定了基础。

4。药物知识的积累春秋时期，治病所用药物的品种增多起来，用药的经验也日益丰富。《周礼·天官》所称的"五药"，指草、木、虫、石、谷，这可能是对药物的初步分类；文中还记载有用"五毒"（胆矾、丹砂、雄黄、■石、磁石）炼制外用腐蚀药，这可能是我国古代使用化学药物的最早记录。

《诗经》中记载的大量动植物，有100　余种都作为药物收入后世有关本草著作之中，如■■（车前）、■（泽泻）、葛（葛根）、薇（白薇）、芩（黄芩）、虻（贝母）、荑（白夷）、■（益母草）、壶（葫芦）、木瓜、枣等。对其中一些植物的食用作用也有说明，如说■■"食其子，宜子孙"，即有利于妇女生育。

《山海经》中记载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药物最为丰富，并明确说明了它们的功效。种类达120　多种，包括动物药67　种，植物药52　种，矿物药3　种，水类药1　种，还有几种类属不明的；按其功能又分为补药、毒药、解毒药、醒神药、杀虫药、预防药、避孕药、美容药、兽药等。除此之外，还记有如桂、杞、桔梗、麝、雄黄、芍药、■■、术、门冬等60　余种药名，只是没有关于它们的功效的说明。特别可贵的是，《山海经》还对植物药的根、茎、叶、花、实，动物药的喙、翼、足、尾等不同部位在疗效和使用方法上的差异作了详细说明。如《西山经》中说浮山有草"名曰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佩之可以已疠。"关于用药的方法，《山海经》记述有食、服、浴、佩、带、涂、抹等，如说"食之无疾疫"，"食之可御疫"，"食之不蛊"，"服之不狂"等。

5。早期的预防保健思想在对疾病认识的基础上，我国古人逐渐产生了预防疾病、保持个人卫生的思想。

夏商时代，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脚的习惯。《礼记》中已有了人们定期洗澡、洗头的记载，还认识到"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的治疗意义。《礼记》中提出了对病者要"内外皆扫，彻亵衣，加新衣"，即更换内外衣；《易经·■卦》中还提出了在疫病流行时应远离回避，以防传染。

①　见《太平御览·人文部》第四。

在饮食和养生方面，《易经》中说，"能协于天地之性，虽得疾病，常可不死"。春秋末期的老子把"恬淡虚无，少思寡欲"作为养生的基本宗旨；孔子也强调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和保持恬静的心态。他在回答鲁哀公如何长寿的问题时说："人有三死，非其命也，已取也。"第一种便是"寝处不适，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孔子还指出不同年龄的人要注意不同的问题："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贪求）。"①在日常生活方面，他主张"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物腐败、变色、臭恶、失饪、不时等皆"不食"；还讲究用姜、酱、醋之类的调味品。

《礼记》主张饮食要与季节变化相适应，"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吕氏春秋·尽数》篇指出："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指出过甘、过酸等皆害形，过喜、过怒等皆害神，过寒、过热等皆害精。所以"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所谓"知本"，就是要懂得致病之因而加以预防。文中以"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为立论的根据，指出"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气郁则引起头、目、耳、鼻、腹、足等多种疾病，所以人们要经常活动形体；同时，"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庄子·刻意》篇也宣扬"道引之士，养形之人"的"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颈鸟申"的养生活动。《吕氏春秋·古乐》篇称："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即以舞蹈使民防疾健身。

在婚姻制度上，当时也有了一些合理的主张。《礼记》称："三十曰壮，有室"；《周礼》称："男三十娶，女二十嫁"；还说"礼不娶同姓"。《左传》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语》有："同姓不婚，恶不殖也。是故娶妻避其同姓。"这些晚婚优生的认识，都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在环境卫生上，《周礼》、《诗经》中记载有除虫灭鼠的方法，如抹墙、堵洞、药熏、洒灰、扫房屋等。《周易》中有"井者法也"的记载，说明当时为保护井水的清洁，甚至要采用法律的手段。《管子·禁藏》中还有"易水"的记载，说"春三月，。。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说春季要清挖井中的积垢淤泥，排除积水，换以新水。另外，《诗经》、《左传》、《周礼》中还有不少冬季贮藏天然冰以供夏日应用的记载。在古代建筑遗址中，也发现了春秋时期修建的冰窖和贮存食物的冷藏井。这么高水平的卫生保健措施，在世界医学史上是罕见的。

（二）中医理论的形成在医学实践知识积累的基础上，人们开始了对疾病的原因以及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的系统探索，医学理论开始萌芽。到战国末期，以生理学说、病理学说和诊断治疗为基本内容的中医理论，大致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1。精、气、神的生理学说中医的生理学说，与对生命的起源以及生命现象的本质的理解是密切联系着的。古人认为，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由无形的东西"气"变化而来的，人也是由"气"生成的。《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

①　《论语·季氏》。

为生，散则为死"。《管子·心术下》说："气者身之充也"。《管子·内业》说："气通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即认为人的生命来源于"气"，甚至人的思维也是由气的活动实现的。

"气"也被称为"精气"。《管子·内业》说人的精气来源于天气，人的形体来源于地气。《管子·水地》篇具体说明人经十月长成出生的过程说："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五脏已具，而后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后发为九窍：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肺发为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这是说男女的精气合成水样的流体，经3　个月形成包含五味的"咀"，再形成五脏，生出"五肉"、九窍，5　个月形成完整的人体，十月长成生出。这个过程虽有臆造的成份，但表明当时已试图以统一的"精气"来探讨人体的生成这个重大问题了。《管子·内业》还指出，这种精气充满人体，人就能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脏以为泉源。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肢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说明人的内脏、四肢、九窍的活动，都是以精气为泉源的。

此外还存在所谓"神"。《易经·系辞上》称："阴阳不测谓之神。"

《吕氏春秋·下贤》篇曰："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无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莫知其门，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荀子·天论》说："列星随旋，明暗递■，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这些论述说明，"神"和精气一样充溢宇宙，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没有内部结构，以其不可测知的作用支配着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管子·内业》还进一步指出："神"也是一种特殊的气或气的属性，它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一种内在的、能动的作用；在人，则表现为人的精神作用。

气、精气和神三者结合起来，形成对生命现象的总理解。《管子·内业》强调"气"通和"精"存；《吕氏春秋·尽数》强调形、神、精、气的充实和正常活动，并说："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在《吕氏春秋·先己》篇中又说："用其新，去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这是说精气新陈代谢活动的正常进行，腠理肌脉遂通利不闭，就会保证正常的生命活动。

2。气血、经络、心志学说《吕氏春秋·达郁》篇一开头就对人体的生理结构作了一个概括的说明："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脏、六腑。肌肤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矣。"这段话虽很简短，却是中医生理学说的中心内容。

上文指出，人的机体是由肢节、肌肤、筋骨、官窍、五脏、六腑等固形器官和组织构成其基本构架的。"比"为依附，所有的器官组织都要通过肌肤紧密联结起来，相互适应、相互协调。

"血脉"包括血液和血管，对它的作用强调一个"通"字，这里隐含有对血液循环的初步认识。对"精气"，强调它的运行，因为人的肢体活动、血液流通、脏腑器官的作用等都是靠精气的运行来激活的。"气血"说也成为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当时人们认为机体的少、壮、衰老，都是由气血决定的。《论语·季氏》讲到了人在少年、中年和老年的不同时期气血的兴衰变化，《国语》则称："若血气强固，将寿。"

气血运动的结合，可能是产生"经络学说"的基础。"经络"的概念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记载，可能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不过当时还未得到普遍的流行。至于经络学说体系具体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能在战国末期一个很短的历史时期内突然出现并达到那么完善的地步，至今尚未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不过，经络学说一经提出，对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人把人的精神活动归之于"心"。所谓"心志"，包括人的思维活动和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所谓心志的"和"，是指各种不同的精神活动以及精神活动与其他生理机能之间，都要平衡协调。《管子·心术上》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也者，智之舍也"；《管子·内业》又说："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这都强调了"心志"对人体一切器官活动的支配作用。所以《管子·内业》中主张："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平正擅匈，论治在心，以此长寿。"这也是中医在病因学说上强调精神状态和情绪变化的重要性的根据，这可以说是对高级神经活动与内脏机能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朴素认识。

3。脏器机能与"五行"关系的学说"五行"说在医学上的应用，主要是五行配五脏说。前文已提及《管子·水地》篇中关于五味、五脏和五肉的关系的论述。《管子·幼官》篇又把四时与五方（中、东、南、西、北、）、五色（黄、青、赤、白、黑）、五味（甘、酸、苦、辛、咸）、五音（宫、商、角、羽、征）、五气（和、燥、阳、湿、阴）、五类（倮、羽、毛、介、鳞）等联系起来。《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则把春夏秋冬四季和角征商羽、酸苦辛咸、脾肺肝肾、青赤白黑、木火金水等联系起来。这里因为是以四时立论的，所以各种事物都只谈到"四"，实际上所反映的也是五行与五音、五味、五脏、五色之间的联系。《周礼·天官》也讲到了酸、辛、咸、苦、甘、滑与骨、筋、脉、气、肉、窍的关系，实际上也是讲五味和机体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些材料都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在五行学说的影响下，人们把身体内的五脏、官窍、组织与五色、五味、五气、五液、五音、五行、四时等相互关连配合起来，这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特色。不过，在当时的各种典籍中，这种配合并不一致，大约有四、五种不同的配置方法。如《周礼·天官》是酸骨、辛筋、咸脉、苦气、甘肉；而《管子·水地》则是酸膈鼻、咸骨窍、辛脑耳、苦革目、甘肉舌。心脏今文属"火"，《管子》等书则把心归属于"土"、"水"或"木"。这种不统一，正说明它尚处于创立阶段，其中包含着种种臆造成份更是必然的了。

4。病理学说·医和疾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开始从气候变化、自然环境、饮食起居、情欲哀乐等方面来进行探讨了。

公元前541年晋侯平公患病，时郑国大夫公孙侨（子产）至晋，卜人说晋侯之病是由山川星辰之神"实沈"、"台骀"作祟引起的，子产则说是由饮食哀乐不节招致的，与鬼神无关；并说"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因晋侯甚至把同族女子也收为内官淫乐鬼混。当时秦国良医医和被聘赴晋为平公治病。《左传·昭公元年》记载这件事曰："晋侯有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指房事），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蛊惑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得此乎？"这里医和除具体指出晋侯之病是过度沉溺于女色、情欲不节所致之外，特别重要的是提出了"六气致病说"。他将四时不正、六气太过看作是致病的重要原因。这里已包含了以四时、五节、六气等气候变化为主要病因的概念，是后世形成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病源"说的基础。阳淫热疾、阴淫寒疾的说法，即后世"阳盛则热，阴盛则寒"的病变学说的先导。从医和的话中还可看出，当时阴阳、五行学说已渗入医学基础理论之中；五味、五色、五声的概念给后来的诊断、药理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健康之间有一定关系的认识，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周礼·天官》记载："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这是指四季的多发病。《礼记》中还有四时气候异常引起疾病流行的记载："（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医和的"六气致病说"以及气候变化致病的认识，包含了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即"天人相应"的观念。古人认为人和天地自然都来源于气，都受阴阳、五行规律的支配，所以人和天地自然是息息相通的。《礼记·礼运》称："人者其大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管子·五行》称："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淮南子·天文训》更明确地说："■行喙息，莫贵于人。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这些具体数字当然有牵强臆造之处，不过"天人相应"的思想对中医理论的影响却是很大的。

生活起居、水土环境致病的记载也多有出现。《庄子·齐物论》有："民湿寝则腰疾偏死。"《吕氏春秋·重己》称："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多阳则痿。"

春秋时期，人们还认识到喜、怒、忧、思、悲、惊、恐等情志异常是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吕氏春秋·情欲》称"百病怒起"。《管子·内业》称"思索生知，慢易生忧，暴傲生怨，忧郁生疾，疾困乃死"。中医非常重视精气血脉的流通和运行，一旦精气血脉的流通发生障碍，人当然就要患病了。《吕氏春秋·尽数》指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为聋，处目则为■为盲，处鼻则为孰为窒，处腹则为胀为■，处足则为痿为蹶。"说明"气郁"会引起头、足、内腹的多种疾患。《吕氏春秋》其他篇中也多有强调"气不达"和"血脉壅塞"是致病和不得长生的原因。

5。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扁鹊随着医疗知识的增长和巫医的衰落，专门以治疗疾病为职业的医生就出现了，如《左传》里记载的医和、医缓，就是当时秦国的良医。

《尸子》记载医■也是秦国的良医，约为公元前5～4世纪的人，他曾"为宣王割痤，为惠王割痔，皆愈"；还给张子治"背肿"，也治好了。医■可能是一个外科医生。

《吕氏春秋·至忠》篇记载齐■王疾病，使人请宋国医生文挚治疗，文挚用激怒的办法"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齐王的病治好了，文挚却被齐王"以鼎生烹"而死。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医学家是扁鹊。《史记》中为他专门立传，《战国策》、《韩非子》、《列子》、《韩诗外传》中也有他的片断记载。扁鹊姓秦，名越人，又号卢医，"勃海郡■人"（今河北任丘■州镇人。又有说为齐国卢邑即山东济南长清县人），活动于公元前4世纪。年轻时曾跟长桑君学医，后长期在民间行医，是一个周游列国的专业医生，足迹遍及齐、赵、卫、郑、秦等国。他医术高超，技艺精湛，遭到秦国太医令李醯的妒忌而被谋杀。扁鹊医术全面，兼通各科，"随俗为变"。在赵为"带下医"（妇科），在周为"耳目痹医"（五官科），在秦为"小儿医"（儿科）。在诊断上，扁鹊精通望色、闻声、问病、切脉，尤以望诊和切脉著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他几次见到齐桓侯时，都曾根据他的气血变化判断他病在腠理，在血脉，在脏腑，直至发展到在骨髓，忠告他及时治疗，齐侯不以为然，延误了治疗，终于不救而亡。又记载赵简子病重"五日不知人"，众人以为无可救治，扁鹊切脉后说："血脉治也，而何怪？"认为脉象正常因而可愈，后赵简子果然痊愈。司马迁慨叹曰："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在治疗方法上，扁鹊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汤剂以及砭石、针灸、按摩、熨贴、手术、吹耳、导引等方法，按病情进行综合治疗。如为虢国太子治疗"尸■"（类似休克、假死）之症，就使用了针灸、熨贴、汤液等多种方法而获显效，被传为"起死回生"之术。扁鹊却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列子·汤问》篇甚至说他还做过给公扈和齐婴二人互换心脏的手术，这就把扁鹊神化了。扁鹊还提出了"病有六不治"的原则，其中有"信巫不信医不治"，这也反映了当时医与巫的激烈斗争。传说扁鹊曾著有《扁鹊内经》九卷和《扁鹊外经》十二卷。王叔和《脉经》中有"扁鹊论脉"的引文。西汉初年名医淳于意说过他从老师那里接受过"黄帝扁鹊之脉书"的话，可见扁鹊不但是个医生，而且也是一个医学著作家。司马迁说他为"方者宗"，扁鹊发明方剂和诊脉方法是有可能的，而他在这些方面的重大贡献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扁鹊的医术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医学诊断与治疗的总体水平。

当时在认识疾病的基础上，积累了一些诊断经验，形成了一定的诊断方法。《礼记·曲礼》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说病人要向经验丰富的医师求医问药。《周礼·天官》说明诊病的方法是以"五气、五声、五色"的变化为主要征象，以"九窍"之变为辅助，以"九脏"之动为参考，进行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这可以说是后世中医诊断学的雏形。《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到扁鹊的诊病方法是："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后世所谓"四诊"法这时已基本形成了，特别是诊脉方法，对我国医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在临证治疗方面，食养、药疗、酒剂和针刺火灸等，都已广泛应用。《周礼·天官》称，"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说明已采用了食物疗法和药物疗法。对外科疾患，"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说明对外科疾患除用药物外敷外，还用内服药物和食补进行调理；药物中不但有普遍可食的五谷和"养"病的普通药，而且还有攻病的毒药；药物依据其酸、辛、咸、苦、甘、滑等性味，分别调养筋骨、血脉、气血、肌肉和九窍。这是一套攻、养、疗、节的"攻补兼施"的治疗方法。使用毒药治病，是春秋时期用药方面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过去的药物，大部分是"汤液"、"醪醴"等比较平和无毒之药；这类药物虽然作用范围较广，但对某些疾病疗效不大。春秋时期则发现了一些作用专、效果显、能攻病的带有毒性的"毒药"。《尚书·说命》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疗"，可能就是指要使用一些带有毒性和副作用的、能使人晕眩的药，如附子、乌头一类毒药。《周礼·天官》有"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说法，这是药学方面的一个进步。另外，也开始以"五气"、"五味"来推论药物的作用，这表明在药物使用上已开始向理论认识飞跃。

汤液即水药的普遍使用，也是个重大进步。因为在商代以前，人们的用药主要是单味药，且用重剂，疗效差，副作用大，且有一定的危险性。在汤液发明之后，可用多种生药加水煎煮成药剂，就可以根据病情选用多种药味相互配伍混合煎煮，即由单味药转向复味药，既减小了药物的毒性，又提高了医疗效果；这样便促使了"方剂"的出现。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越人之为方也"，"以八减之齐"、"和者煮之"的记载，就说明了这一情况。

关于针灸，《黄帝内经》中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有用针灸治疗之法，记载的穴位达300　多个，已经有巨刺、谬刺、补泻等不同手法。外科疗法中有用砭石破痈脓的记载，如《战国策》记载扁鹊要以砭石给秦武王割除疾病，《韩非子》记载扁鹊治病有"以刀刺骨"的方法；前面已说过的医■给宣王割痤、给惠王疗痔的故事，也是外科手术方法。其他还有按摩、导引、汤熨、毒熨、熏蒸、洗浴等外治法。文挚为齐王治病的方法是采用情绪变化来治病的精神疗法。《内经》在说明这些治疗方法的起源时说："砭石从东方来，毒药从西方来，灸■从北方来，九针从南方来，导引按摩从中央来"。说明当时丰富多样的治疗方法，是综合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积累的经验而形成的，而且已经开始由经验向理论方面飞跃了。

（三）马王堆出土医籍战国时期，已有不少零散的医学著作，西汉初年淳于意从他老师那里接受的书目中，就有《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赅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等；《黄帝内经》的引书中有《针经》、《上经》、《下经》、《脉经上下篇》、《刺法》、《奇恒阴阳》等。不过，这些医籍都没有保留下来。

1973年冬至1974年春，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掘的汉文帝初元12年（公元前168年）的葬品里，出土了大批医学帛书与简牍，内容包括4　个方面：一是关于十一脉和脉法的记述，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二是52　种疾病的医方《五十二病方》；三是关于导引养生的论述，有《导引图》、《养生方》、《却谷食气》；四是一些杂类，如专论胎产宜忌的《胎产书》，咒禁方术方面的《杂禁方》、《杂疗方》，以及《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属于"神仙"、"房中"类的著作。

关于这些医书的著作年代，据考证最早的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最晚的则是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的作品。从它们的内容来看，都较成书于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更为原始古朴，可以看作是战国时代已佚的医著。这批医籍为研究我国传统医学从经验医学向理论医学的过渡、早期经络学说体系的建立、针灸药物疗法的演变等，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

《足臂十一脉灸经》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一部关于经脉学的著作，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书中以先足经、后手经的顺序，简明地论述了全身11　条脉的生理、病理和治疗方法。下肢"足"脉6　条：足太阳脉、足少阳脉、足阳明脉、足少阴脉、足太阴脉、足厥阴脉；上肢"臂"脉5　条：臂太阴脉、臂少阴脉、臂太阳脉、臂少阳脉、臂阳明脉。各脉在体表循行的路线，都是从四肢末端　到胸腹或头面部。"足臂十一脉"主疾候78　种，在各病症之后皆有"诸疾此物者，皆灸××脉"的说明，即只有灸法的治疗方法。《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两种文体内容基本相同，成书时间较《足臂十一脉灸经》稍晚，按先阳经、后阴经的顺序叙述了足巨（太）阳脉、足少阳脉、足阳明脉、肩脉、耳脉、齿脉、足巨阴脉、足少阴脉、足厥阴脉、臂巨阴脉、臂少阴脉。各脉都叙述了其循行路线及所主共147　种疾病。《阴阳十一脉灸经》不仅以"阴阳"的抽象概念取代了"足臂"这样具体的部位性描述，而且对各种疾病只是指出了治疗的总原则，不再局限于灸法或其他一些具体的治疗手段，标志着经脉学说向更加完备的理论体系的进展。不过，这几种"十一脉"的著作，均未有"经络"字样，只有11　脉而没有12　经，11　脉也没有互相衔接的说明，因而还未形成经络全身、"如环无端"的循环概念，恰恰说明它们是经络学说形成之前的过渡著作。

《脉法》是医家传授灸法和砭法的民间教材，缺损较甚。但还可以看出，当时的医家已经了解到血脉作不停息的、有节律的搏动和患病时脉搏异常的现象，创立了"循脉诊病"的方法。《阴阳脉死候》主要论述了由人体体表部位或器官的异常判断体内某些疾患的诊断方法。书中包含了有关肉、骨、气、血、筋"五死"的体征的论述，如"面黑目环、视衰，则气先死"；"汗出如丝，傅而不流，则血先死"等。

《五十二病方》是我国迄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部方书。全书约15000多字，有病名100　多个，治疗方剂280　余首，载药240　余种，内容十分丰富。《五十二病方》所载涉及到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的各种疾病。外科病包括外伤、咬伤、伤痉（破伤风）、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和肛痔病等；内科病包括癫痫、疟疾、食病、癃病和寄生虫病等。书中所载283　首治疗方剂多为二味药以上组成的复方，如治"疽"病的方剂由白敛、黄芪、芍药、桂、姜、椒、茱萸七味药组成，根据疽病的类型调整主药的剂量。如说"骨疽倍白敛，肉疽倍黄芪，肾疽倍芍药"，包含了辨证论治的思想。关于方剂的剂型，书中已提到丸、饼、曲、酒、油膏、药浆、汤、散等各种剂型。对方剂的煎煮法、服药时间、次数、禁忌等，都有说明。由各首医方的药物配伍、剂型和用法来看，有实践意义的方剂体系当时已初步形成了。关于外治方法，书中提到了手术、药浴、敷贴、熏蒸、熨、砭、灸、按摩等多种。在诸伤条下，记述了止血、镇痛、清创、消毒、包扎等治疗环节。如用燔发（血余炭）止血，用酒止痛消毒，用黄芩制剂和消石（芒硝）溶液冲洗伤口，用砭石穿刺皮肉，用酒类膏药涂抹伤口，用火灸法烧的创面形成瘢痂等；还讲到了继发感染、坏死等并发症的治疗。这些方法与现代创伤外科的处理方法十分近似。

马王堆医书中记载的养生方法，包括辟谷、食气、服食、导引等。《却谷食气》讲述不食谷物，只吃某些特定植物维持生命，以求法疾长寿的方法。《十问》中讲到按不同季节选择不同环境、运用一定方法进行呼吸运动以达养生目的的"食气"之法以及多种"服食"方法。文中还谈到了劳逸结合、节制饮食、起居有常以及调和性情的辩证关系。《养生方》是以医方为主滋补强壮、增强体力的方法，其中包括一些黑发方、健步方和治疗偏枯、阴部肿胀的方法。《导引图》是一部古代医疗体育的导引图谱，绘有44　个不同年龄男女的导引动作姿态，大致可分肢体运动、呼吸运动和持械运动三类。有些动作是模仿禽兽的飞翔、奔走、跳跃的姿态，称为"鹞背"、"龙登"、"信"（鸟伸）、"熊经"等，用这些动作进行锻炼以达到伸展肢体、宣导气血、增强体质、防治疾病的目的。

《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还讨论了"接阴"、房中术保健理论、房中导引的具体方法以及性知识、性艺术等；强调了性生活要有一定的法度，通过正常的性行为达到两性关系的和谐完美和双方的身体健康；指出纵欲无节、粗暴强合将影响健康。《合阴阳》还讲述了性行为前激发女性性欲，性交中诱导女性高潮的"十修"、"十节"以及观察身体的"八动"使性行为达到和谐的方法。《天下至道谈》将正确与不正确的性行为分别概括为"八益"与"七损"，前者为房中气功导引的8　种形式，后者指明性生活中7　种有害的情况。文中称"善用八益，去七损，耳目聪明，身体轻利，阴气益强，延年益寿，居处长乐"。这些论述中虽然掺杂有许多糟粕，但不少内容还是符合生理要求和有益健康的，反映了我国先秦时期关于性科学的研究水平。

（四）《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全面地总结秦汉以前医学成就的医学著作。它是伪托黄帝与其臣子歧伯、雷公、鬼臾区等论医之书。

关于《内经》的成书年代，历代学者意见分歧很大，至今尚无一致的结论。从书的内容、体例、遣文用语上看，并非出于一人一时，是汇集前后不同时期的医学篇章而成的。《内经》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后经秦汉医学家的整理、综合、补充、修改，使其内容逐渐丰富。书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说明此书最后成书于西汉时代。

现在流传的《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共十八卷162篇。《汉书·艺文志》只载有《黄帝内经》十八卷之说，无《素问》、《灵枢》之名。据西晋皇甫谧说，当时有《素问》和《针经》各九卷，即《汉书》所称《黄帝内经》十八卷，所以《灵枢》原称《针经》。《素问》之名最早见于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序言，其中提到《素问》九卷。由于战乱，《素问》到唐代已残缺不全，唐太仆令王冰根据其他古书补入第七卷中的7　篇，其余2　篇是宋嘉■二年（1057年）医官高保衡、林亿等增补进去的。

《灵枢》在隋唐年间还称《九灵》、《九墟》。唐王冰注《内经》之后，《灵枢》之名才确定下来。《灵枢》在较长时间曾失传，北宋元■八年（1093年）高丽献来《黄帝针经》一部，哲宗下诏颁行天下。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史崧把家藏旧本《灵枢》九卷校正刊行，即现存最早版本的《灵枢》。《内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到养生、疾病预防和针灸等，都有很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在基本理论方面，它总结了过去医学理论的成果，为我国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广泛的基础，成为以后中医理论的基本准则。

1。《内经》的气血、脏象、经络学说《内经》对生理现象和生理活动的认识，仍然重视精、气、神的作用。

但在《内经》里，"精"被看作是由气变成人的形体时最先形成的东西，它是由气变成的、化生人体脏器组织的始基。《灵枢·经脉》篇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素问·金匮真言论》称："夫精者生之本也"；《上古天真论》还把精看作生殖下一代的物质基础："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这里显然是指男子的精液了。"神"也被看作是一种气。《素问·八正神明论》说："血气者人之神"；《灵枢·平人绝谷》篇又说："神者五谷之精气也"，说神是五谷转化成的血中的一种精气，所以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东西。"气"的概念在《内经》中有很大发展，包括精气、真气、宗气、营气、卫气、脏气、经气等，均来自胃中的水谷化成和空中的大气吸入，它们所处的部位和作用各不相同。

"血"是由营气变化而来的，进入经脉，循环全身，营养脏器组织。《素问·八正神明论》说："血气者人之神"；《灵枢·营卫生会》篇也说"血者神气也"。既然神被看作是生命活动的内在动力，所以血的营养作用也就是给予脏器组织以生命活动的动力。《素问·五藏生成》篇说："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内经》认为人体的津液（包括汗、泪、溺、唾等）也是由水谷变化而成的，用以润泽脏器组织，滑利肢节关窍，津液和气也可以互相转化。

所以，《内经》把精、神、血、津液看作是都可以和气互相转化的东西。运用这种"气化"的概念，可以对新陈代谢过程和许多生理、病理现象作出统一的说明，所以它成为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脏象经络学说，是中医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研究人体的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五脏即肝心脾肺肾，《内经》认为它们是人体最重要的脏器，是精神气血的贮藏之所，是生命的根本。其次，五脏又是全身其他脏器组织和精神活动的支配者，并和外界四时气候变化相联系。如肝主胆、主筋、主怒，属春、属风等。五脏中"心"是整个生命活动的最重要的器官。《素问·灵兰秘典》把心比作"君主之官"，说"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六节脏象论》也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内经》对于心和血液循环的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素问·痿论》说："心主身之血脉"；《五脏生成论》有"心之合脉也"及"诸血者皆属于心"的说法。五脏中"肺"的主要功能是"主气"，是气血循环的起点。《经脉别论》说："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灵枢·营卫生会》篇称："营出于中焦，。。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说明对肺的呼吸作用以及它与血液循环的关系，已有一些初步的认识。五脏中"肝"的作用，在临床上常用的是"肝藏血"和肝气"喜散"的特点，并有"主目"、"主怒"和"主筋"的作用。"脾"的作用是和胃肠等一起转化水谷成为气血津液等营养成份。《内经》认为"肾"的主要功能是"藏精"和"主水"，与人体健壮、生殖能力、诸多水肿和积水疾患有关，所以在五脏中有很重要的地位。

《内经》把五脏的生理功能与五行的特性相配，认为肝木喜条达，心阳（火）温煦，脾土为气血生化之源，肺（金）气肃降，肾水藏精主水等；进而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关系，来分析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体现在五脏的功能活动上，就是肝藏血以济心，心阳温脾，脾化生水谷精微上输以充肺，肺气肃降下行以助肾水，肾藏精以滋养肝血；肾水制约心火，心火制约肺金，肺金制约肝木，肝木制约脾土，脾土制约肾水。以上均属正常的生理活动；反之，若五行中有太过（相乘）或不及（相侮）者，脏腑之间的协调关系便受到破坏："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

六腑包括胃、小肠、大肠、膀胱、胆和三焦，其主要功能是转化水谷和传导津液及糟粕。其中以胃的功能最为重要。《灵枢·五味》篇称："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三焦"之说在先秦诸子中没有记载，在人体内也没有与之对应的具体器官。《内经》认为上焦是卫气由胃到胸中的通道，中焦是营气由胃到肺脉的径路，下焦是津液由小肠至膀胱的径路。

除五脏六腑外，《素问·五藏别论》把形态与腑相近，功能与脏腑相似的脑、髓、骨、脉、胆、女子胞（子宫）称为"奇恒之腑"。此外还有耳、目、口、鼻、舌、咽、喉、肛门、外阴和它们的功能的记述。

经络学说是中医生理学说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经络本来就是血脉，主干称为经脉，分支称为络脉。《内经》认为经络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筋肉、皮肤，沟通人体上下内外的传导系统。《内经》认为，全身主要经脉有12　对，左右对称，称为12　经，包括6　对阳经，6　对阴经。分布在上肢的6　对称为手三阴、手三阳；分布在下肢的6　对称为足三阴、足三阳。三阴的名称是太阴、少阴、厥阴；三阳的名称是太阳、少阳、阳明。"手之三阴，从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①每一对阴经连属于一脏，并和一腑相连络；每一对阳经连属于一腑，并和一脏相连络。气血在经络中运行，从而构成"阴阳相贯，如环无端"的循环径路，把人体结成一个表里上下、脏腑器官联系沟通的统一整体。于是，脏腑发生的种种变化，就会通过经络反映到肤表腧穴上来，对体表有关腧穴进行针刺、火灸或按摩等，就可以通过经络的传递治疗内脏的疾病。这就为诊断和治疗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灵枢·经别》篇说十二经脉是"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的主要系统。这一学说被2000多年来的实践所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依据。

《内经》还以阴阳学说来说明人体构造和生理功能之间的关系。《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它把男女、寒热、燥湿、高低、内外、脏腑、气血、动静、功能等，都分为阴阳。如人体的背为阴、腹为阳，体表为阳、内脏为阴，内脏中六腑为阳、五脏为阴，五脏中心肺属阳、肝脾肾属阴，等等。《内经》还认为，外界环境的阴阳变化，也会影响到人体的阴阳变化。如白天为阳，人的阳气盛，活动多；夜间为阴，人的阴气盛，睡眠多；春夏秋冬的阴阳变化，也能影响到人体的阴阳变化。《内经》强调人体必须保持阴阳的相对平衡，才不致于生病。《素问·生气通天论》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旦阴阳失去平衡，人体就会生病，"阴胜则阳病，

①　《灵枢·逆顺肥瘦》。

阳胜则阴病"，"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阳虚则内寒，阴虚则内热"。治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调整阴阳失调的状态，恢复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

2。《内经》的病因病机和病变学说《内经》把发病的原因仍然归结到人的精神状态、生活起居、外界环境和气候变化上。

精神情志失常即怒、喜、思、忧、恐过度，会对不同脏腑产生影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灵枢·本神》篇则认为怵惕思虑伤心，忧愁不解伤脾，悲哀动中伤肝，喜乐无极伤肺，盛怒不止伤肾。虽然这种对应关系并不统一，但《内经》关于精神情志状态异常会引起疾病的认识还是正确的。

生活状态失常包括饮食过量，"五味失调"，房事不节，劳倦过度等。

在环境和气候变化上，《内经》强调风、暑、湿、燥、寒"五气"的影响，特别把"善行而数变"的风看作是"百病之长"，认为风可以引起多种不同的疾病。

《内经》把外界致病的因素统称之为"邪气"，认为即使有邪气侵袭，人体也下一定会发病，关键取决于体内"正气"（包括精神气血津液等）的强弱以及正气和邪气的力量对比。在一般情形下，人体的正气旺盛，邪气不容易伤害人体。《灵枢·百病始生》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反之，如果正气不足，就会引起"虚"的病变；邪气"入客"和正气郁滞，则会引起"实"的病变。《素问·评热病论》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口问》篇称："邪之所在，皆为不足。"可见，《内经》的病因病机学说，特别强调人体内在因素的作用，这也是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

关于疾病的传变，《内经》认为外邪侵入人体之后，将会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轻到重地发生变化，即由皮毛而经脉，再由经脉最后侵入筋骨；或者由经脉而腧穴，由腧穴而冲脉，由冲脉而肝胃，最后传入募原；或者由经脉入六腑，由六腑而五脏；或者由皮毛直接传入肺。外邪传入五脏后，就在五脏之间按五行相胜的顺序传变，如肺（金）病传肝（木），肝病传脾（土）。疾病一般地都是"旦慧，昼安，夜甚"。《内经》根据这个理论，特别强调疾病要早期治疗，不要延误病情；对重病患者，夜间要特别注意。

3。《内经》的诊法治则学说《内经》的诊法，主要包括望、闻、问、切，这是后世中医传统诊断法"四诊"的渊源。关于望诊，主要是审察面部、眼睛的五色变化，以及沉浮、聚散、泽沃、明暗等。《灵枢·天年》篇说："失神者死，得神者生"，神的盛衰是判断人体庭康状况的主要标志之一。对面部不同部位色泽的观察，也是辨别五脏六腑气血盛衰、疾病预后的主要手段。五色反映着五脏的病变。《灵枢·五色》篇说："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并由五色确定病变的性质："黄赤为风，青黑为痛，白为寒，黄而膏润为脓，赤甚者为血。"《内经》还描述了14　种舌体的异常变化及所主疾病。

闻诊包括听声音和嗅气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五声、五音应五脏的理论，不同脏腑的病变会引起不同的声音变化，并产生异常气味。《内经》十分重视问诊，认为"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①所以首先注意病人患病前的情志变化，如"尝贵后贱"，"尝富后贫"，"始乐后苦"，"忧恐喜怒"，"离绝郁结"；②其次是饮食起居的变化；再次是"故伤败结"，"伤于毒"等。问诊的目的在于探求病因，了解病史，掌握今病的临证表现。切诊分为切脉和切肤两部分。因为气血通过脉而周流全身，故从脉象的变化可以判断出疾病的部位、性质、邪正盛衰及预后情况。

《内经》关于脉诊的记述复杂多样，表现出这种方法属初期应用而尚未定型的情况。最初的切脉方法，可能是对12　经的动静进行全面诊察。其次是"三部九候法"，即对头部的两额、两颊和耳前，手部的太阴、阳明和少阴，足部的厥阴、少阴和太阴九个部位的脉象进行诊察。再次是"人迎（颈部两侧动脉）、寸口（两手太阴脉搏动处）"诊脉法。最后才发展到"气口（即寸口）诊脉法"。《素问·五脏别论》称："五脏六腑之气位，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所以单诊寸口之脉，就可以判断出五脏六腑的病变。后世中医的脉诊方法，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关于脉搏的变化，最初可能仅仅注意其动静盛衰，以后则注意到脉的"至数"（快慢）和其他细微的脉象变化。《内经》中提到了40　多种脉象。此外，《内经》还提出了"五脏之脉"和"四季脉"，说明了脉象与五脏、季节的关系。

切肤是把脉的变化和尺部皮肤的变化相对照的诊断方法。尺部是上肢的掌侧面从尺泽到寸口的一段肌肤，又称"调尺"。尺肤的颜色和急缓热寒的变化与脉象存在着正常的对应关系；一旦出现反常，就是发生病变了。也可以单独根据尺肤上、中、下不同部位的变化来进行诊断。后来这种方法就演变成气口部位"寸、关、尺三部诊脉"的定位法了。

《内经》强调临证应用四诊时要相互配合。《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指出："见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脉知其病，命曰神；问其病知其处，命曰工。余愿闻见而知之，按而得之，问而极之，。。能参合而行之者，可以为上工。"这就是诊断学上所说的"四诊合参"。

《内经》有关治则的内容十分丰富。首先是强调早期治疗的原则。《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八正神明论》也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其次是注意标本先后的原则。《内经》认为先得的病为本，后得的病为标；正气为本，邪气为标；病因为本，病证为标。一般地说，"治病必求于本"；但也须根据标本缓急决定其先后次序。《素问·标本病传论》指出："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即病急先治其标，病缓则治其本。《灵枢·师传》篇还说："春夏先治其标，后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后治其标。"《内经》还强调了"扶正法邪"、"补虚泻实"的治疗原则。祛邪的方法有多种，如"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其在皮者，汗而发之。"①"虚"是精气不足引起的，治疗时应补充精气；"实"是邪气过盛引起的，治疗时应排除邪气。在实际运用中，则必须注意具体情况采取阴阳补泻的方法，以求重新达到"阴平阳秘"的平

①　《素问·征四失论》。

②　《素问·疏五过论》。

①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衡状态。

《内经》特别强调根据病机和病变来决定治疗方法，即根据疾病的特点、病人的体质、时令气候、地理环境等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法。《内经》中记载的治疗方法有吐、下、内消、蒸浴、毒药、九针、砭石、灸■、切开、导引、按摩、热敷等；所载药方有汤、酒、丸、散、膏、丹等；治疗的一般原则是"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②"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病生于内，治之以针石；。。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百药"。③此外，《内经》中还记载了水疗法、灌肠法、穿刺放腹水法和截肢手术等方法。《内经》中关于针刺的记载和论述特别详细，大约记有气穴365穴，气府365　穴；同时对针刺的具体手法、针具和"禁刺"情况等都作了叙述，表明当时十分重视针刺治疗，治病的方法也是以针刺为主的。

4。《内经》的预防养生思想《内经》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说明好的医生应见微知著，及早预防疾患的发生和发展。

和预防疾病相联系，《内经》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医养生学说。《内经》吸收了诸家之说，特别是道家的养生思想，总结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提出了动静结合的养生方法。以静养生主要是"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①以动养生主要是"形劳"，"广步于庭"，"导引按骄"，以促进气血流畅，达到"形与神俱"。《内经》把精、气、神视为人身的三大宝，尤其把肾中精气的盛衰看作是决定人的生长发育、衰老死亡的基本条件，所以将保养肾精看作是"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的重要措施，要求人们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

《内经》把"五味"学说应用于食物，把谷物、瓜果、畜肉、菜蔬都分为五类，分别归属于辛、酸、甘、苦、咸"五味"，说明何者养肝，何者养心，何种疾病宜吃什么不宜吃什么等等，这就是中医"食养"的根据。

《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断治疗、针灸方药、预防养生等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从经验积累上升到理论概括，开创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内经》不仅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当代生命科学、医学的发展也有极有益的启示。历史上朝鲜、日本等国都曾把《内经》作为医学经典。《内经》的部分内容已被译成日、英、德、法等国文字，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国际医学界的高度评价。《内经》体系恢弘，博大精深，是我国古代医学文献中极其珍贵的典籍之一；它的丰富内容和重大意义，还在进一步发掘之中。

九、物理学的辉煌成就②　《素问·移精变气论》。

③　《素问·血气形志》。

①　《素问·上古天真论》。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提出了诸如物质本原、时间空间、运动静止等重要问题；以铁器的使用为代表的生产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力、热、声、光等物理知识的积累，使物理学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一）力学知识力学是研究宏观物体机械运动规律的一门学科，它也是最古老的学科之一。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力学已进入形成时期，表现出两种发展趋向。一是以《考工记》为代表的实用力学知识的积累，诸如物体的滚动、箭矢的飞行、物体的沉浮等现象的知识；一是以《墨经》为代表的理性力学的萌芽，如时空与运动、力与重、重心和平衡、简单机械原理等方面带有理论性的粗浅概括。

1。对空间、时间和运动的认识时空问题是一个既抽象又实际的根本问题。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对时间、空间的本质和特性，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

《管子·宙合》篇最早明确提出了时间、空间的概念。"宙"含循环往复之意，喻日月往复，四时循环，所以一般指时间；"合"古义即"盒子"，上下四方为"六合"，意指空间。文称："天地，万物之橐，宙合又橐天地"，即万物纳于天地之中，天地又纳于时空之中。"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即天地四海皆包含于宙合之中，宙合更扩及到天地万物之外。　2000多年前对时空的这种认识，确实是十分卓越的。

后期墨家更明确地论述了时间、空间的概念。《墨经》中用"久"不用"宙"，第40　条称："久，弥异时也"；《经说》释曰："久：合古、今、旦、莫（暮）。"所以久就是遍合所有不同时刻的总和。《墨经》第41　条称："宇，弥异所也"；《经说》："宇：东、西、家、南、北。""家"指"中"，这就说明"宇"即遍合所有场所的总和。"久"和"宇"是很有概括性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西汉成书的《尸子》中记载了战国时期的杂家尸佼（约公元前390～前330年）的话："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今来曰宙也"，这就进一步指出了"宇"是包括东西、南北、上下六个方向的三维空间，"宙"是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一维时间。

战国时代的学者们还提出了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性思想。墨家在《经说下》中提出了"久，有穷，无穷"的认识，说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所经历的时间是有限的，但古往今来的时间整体是无止境的；名家惠施所说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的"大一"，正是无限宇宙的朴素概念。《庄子·庚桑楚》称："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标）者，宙也。"认为空间是实际存在的，但又没有穷处；时间有古今之长，但古今之长却无始无终。《庄子·秋水》又指出："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说明事物的大小是无穷的，时间的长河也是无止境的，盈虚得失分之不常，终始日新故不可留。这里包含了空间、时间和运动变化的无限性思想。对于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机械运动，《墨经》有明确的讨论。《墨经》第49　条称："动，或（域）徙也"，指出了运动即位置的变化，这是关于机械运动的一个准确的定义。《经说》称："动：偏祭（际）从（徙）者，户枢免瑟。""偏际徙"指转动，是说转轴以外的一切部位（"偏"）都发生了移动；门轴就是因不断转动而免遭蛀噬。《墨经》第43　条说："尽，莫不然也"；《经说》："尽：但（俱）止、动。"这是关于平动的定义，是说物体的一切部分止则俱止，动则俱动。《墨经》第50　条说："止，或（域）久也"，说物体在某一位置上处有一段时间，即静止状态。这样，《墨经》就全面定义了运动和静止，转动与平动，概括了机械运动的主要形态。

关于运动和时空的关系，墨家已认识到了它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墨经》第114　条指出："宇，或徙，说在长宇久"；"长：宇徙而有处；宇：宇南北在旦又在莫（暮〕，宇徙久。"是说物体的运动必然经历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的变化；每一时刻物体都有一定的位置（"有处"），而位置的变化（如从南到北）必然伴随着时间的变化（如从早到晚）；所以，空间的变迁和时间的流逝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宇徒久"）。第164　条称："宇进无近，说在敷"；"宇：不可偏举宇也；进：行者先敷近后敷远。"这是说一个物体在空间行进，不可能同时处于空间的一切位置，只能由近而及远。第165　条进一步说："行■以久，说在先后"；"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后远。远近，■也；先后，久也。民行■必以久也。"行经一定距离（"■"）就需要一定时间（"久"），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墨家这种关于时间、空间与运动紧密联系的见解，是相当深刻的科学认识。

《吕氏春秋·察今》中所讲的"刻舟求剑"的故事，隐含了同一物体（沉剑）对于不同的参照物（舟，江）其运动状态不同的意义，这是对机械运动的相对性的初步认识。

2。对力的认识"力"是力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墨家最早给出了"力"的定义。《墨经》第21　条称："力，刑之所以奋也。""刑"同"形"，指物体；"奋"与"动"字意虽相近而实际上有重大区别，包括由静到动，由慢变快，由下上升等意思，泛指各种运动状态的变化。所以上面这段论述是说"力"是使物体由静而动，动之愈速和由下而上的原因。这和现代力学所说"力是使物体运动状态发生变化的原因"的定义是一致的。墨家对"力"的本质的这一高度抽象和准确的概括，实在是一个极其卓越而光辉的成就，是人类对力的最早的理性认识。《列子·说符》中也有"力盛者奋"的说法。在《经说》中更具体地说："力，重之谓，下、举，重奋也。"这里把"重"看作力的表现之一，认为物体的下落、上举，都是在重力作用下的运动变化。在第127条中进一步指出："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则下直"，说明凡重物，不从上面提升，不从下面托举，不从侧面推拉，它就必然竖直下落。这些论述表明，墨家不仅把"重"与"力"联系起来，而且对重力作用下物体的运动情况，已有很深入的观察概括了。

3。对一些力学现象的描述与分析《墨经》第162　条说，球形的物体放在水平面上，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使之倾斜，只能使之转动，它总是正立的。因为它的中心总在圆球与平面的接触点的同一竖直线上。这是说随遇平衡的情况。如果球体沿一平面滚动起来，则此平面必为一斜面。《墨经》第126　条对横梁承重进行了力学分析。文中描述了一个横梁承重的实验：两端支起的一段横木，中间加上重物而不挠曲，说明它的抗弯力胜任这一重荷；而用绳索连起的两根木梁，即使不加重物也会由于自身的重量而挠曲，说明其抗弯力很小，因为在这里实际起连木作用的是绳索的抗拉能力。

《考工记·轮人》篇中关于必须使车轮尽量接近正圆形，以达到与地面的接触面最小（"微至"）的论述，实际上涉及到了滚动摩擦的问题。近代的滚动摩擦理论指出，滚动摩擦阻力是与接触面的大小有关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中，还有关于流体特性的一些记载。《孙子·虚实》讲："水无常形"；《庄子》中也说到水"莫动则平"的特性。《墨经》第157　条对浮力的作用原理进行了概括："荆（形）之大，其沈浅也，说在具"；"荆：沈荆之贝（衡）也，则沈浅非荆浅也，若易五之一。"这是说将一大的浮体放到水里，当浮力与重力平衡时，浮体下沉的深度小于浮体的高度（即浮体的上部露出水面）。浮体的高度与下沉的深度虽不相同，但浮体的重量与下沉部分受到的浮力却像市场上5　件甲商品与1　件乙商品的交换那样，是完全等价的。这段叙述虽不像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年）所表述的浮力原理那样明确，但其含义却是一样的，而且比阿基米德的表述早约两个世纪。

惯性现象是物体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基本现象。《考工记·■人》篇中明确描述了这个现象。文曰："马力既竭，■犹能一取也。"意思是说马拉的车，当马不再去拉车时，车辕还能继续趋前一段距离，这里描述的显然是车的惯性现象。而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在一个多世纪后还完全忽略了这种惯性现象，说"推一个物体的力不再推它时，物体便归于静止"。相比之下，我国古人的认识要深刻得多。

4。杠杆原理和简单机械杠杆是我国出现最早、应用最广的一种简单机械。春秋战国时期常用到的杠杆装置一是汲水用的桔槔，一是作为衡器的天平和杆秤。

相传"伊尹作桔槔"。《庄子·天地》篇中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贡（公元前520-？年）路过汉水北岸，见一老丈凿隧入井，抱■灌田，用力甚多而见功寡，随向老人说："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溢）汤，其名为槔。"《庄子·天运》篇也记载，孔子的弟子颜回（公元前521-前490年）也说过："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这些记载说明桔槔的应用在当时已相当普遍。

至于我国古代的衡器，是先有天平，再有不等臂秤，然后才有提系杆秤的。史传我国在黄帝时代就有了天平，但迄今出土的最早的天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品。墨家根据桔槔和不等臂秤的运用，深入地探讨了杠杆平衡的问题。

墨家把杠杆中的支点到重物间的杆长叫作"本"，把支点到秤锤（权）

之间的杆长叫作"标"，用"本"、"标"、"权"、"重"的概念论述了著名的杠杆原理。《墨经》第127　条说："天（衡）而必正，说在得"；"衡：加重于其一旁，必捶（垂）。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这段论述是说，如果秤的二边平衡，则秤杆一定是水平的（"正"）。"得"本意为取得，引申为契和，说平衡是由于秤锤（"权"）与力臂（"标"）、重物（"重"）与重臂（"本"）相互契和的联合作用造成的。这实际上已经表述出了杠杆原理的公式："重×本＝权×标"。进而指出，在平衡时，如果加重其中一边，这一边一定下垂；只有使权、重相若，即成某一比例时，才能达到二边平衡，此时必然"本短标长"；假如在二边增加相等的重量，"标"这一端必定下垂，这是由于"标"和"权"的联合作用较大所致，即"标得权也"。墨家用确切的术语比较完整地表述了不等臂杠杆的状态显现。

在进一步的讨论中，墨家还说明了杠杆之所以会产生不平衡的道理。墨家还用锥刺物作类比，说明不等臂秤能以较轻的秤锤举起较重的重物，就像利用锥子能够很容易地刺进物体一样。可见墨家已经懂得了利用杠杆能够以小力发大力的省力效应。墨家实际上比古希腊的阿基米德早约200多年就已经发现了杠杆原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斜面"这种简单机械也有广泛的应用。《墨经》将斜面称为"梯"或"■区"。轮轴和辘轳，都是斜面的变形，墨家对它们都有详细的研究。《墨经》第128　条说："倚者不可正，说在剃（梯）。""倚"指偏斜，"梯"为斜面之例，这是说在斜面上的物体，不可能使其水平或垂直放置，只能沿斜面下滑，原因是它放置在一个斜面上。在这一条的《经说》中，首先从受力情况对下滑、竖直下落和水平静置的三种运动状态作了比较，说明如果重物不受提拉、托举和侧移作用，就必然竖直下落，而物体沿斜面的下滑是由于受到从旁的作用力的缘故。其次，还说明了四种倚斜现象："倚：倍、拒、坚、■，倚焉则不正。""倍"同"背"，"坚"作"■"通"牵"，"■"作"射"。这四种最常见的倚斜情况就是："背负"，人负重物于背时身体必前倾，以使人与重物的共同重心适在双足的正上方；"抵拒"，大物将倾，以木撑拒之，此支撑之木必与地面倾斜才能得力；"牵曳"，用绳索牵曳重物前行，绳与水平地面成倾斜状；"投射"，将重物投向远方，一般要斜向投出，如斜上抛。在这四种情形下，"倚"都起主要作用，不能以水平或垂直代替，故曰"倚焉则不正"。

《墨经》第111　条中有一句谜语式的话："举之则轻，废之则重，非有力也。"这句话实际上是对杠杆、轮轴、斜面等简单机械的省力效应的一个概括。放置于地的重物本身是很重的，但提举它时显得很轻，又不是提举人力气很大，这是什么缘故呢？当然是因为利用了简单机械。

从前述内容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力学已有较大的发展，并且已由经验的积累向理性的概括过渡，达到了初步形成的阶段。这就为中国后世力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声学知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物体的振动和发声的关系，各种质料和形态的物体所发声音的响度与音色，声音的共鸣现象等，已有较清楚的了解和详细的记载，并随着音乐娱乐活动的日益兴盛，创立了我国古代律学的基础。

1。物体的振动和发声春伙战国时期，人们从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已经认识到物体发声的高低与物体的振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在乐器制造中出现了一定的分工，造钟的工匠称为"凫人"，造磬的工匠称为"磬人"，制鼓的工匠称为"■人"。他们从长期制造乐器的实践中积累了不少关于物体振动与发声关系的经验。

《考工记·凫人》篇记载："凫人为钟，。。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指出声音的清浊是由薄厚不同的钟的振动产生的。所谓"清浊"，指的是音调，音调的高低决定于振动的频率。凫人已经掌握了物体发声的高低与发声体的薄厚有关。同样，"磬人"也从自己的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凡乐器，厚则声清，薄则声浊"。从声学原理上讲，钟与磬的振动都是板振动，而板振动的频率正比于板的厚度。所以《考工记》指出："磬人为磬，。。已上则摩（磨）其旁，已下则摩其■（端）。"就是说声音太高时，就磨磬的两面，使之变薄，振动频率变低，声音就降至正常；声音太低时就磨其二端，使磬体相对变厚，声音就升高到正常要求。

与此相类似，弦乐器的音调是由弦线的长度、密度和张力三个因素共同决定的。《意林卷一·韩子》中记载："齐宣王（公元前342-前328年在位）问匡倩曰：儒者鼓瑟乎？对曰：不也！瑟者，小弦大声，大弦小声，大细易位，贵贱易序，故儒者不为。"这个故事说明，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我国古人已定性地知道了弦的发声规律。现代声学原理指出，弦线的振动频率与线密度的平方根成反比，即与弦线的粗细有某种反比关系，确实是"大细易位"的。

2。物体的发声和传播的物理性质春秋战国的古籍中，对物体发声和传播中的一些物理现象，如音调的响度、音品和共振等，都有所记载。

响度指人的听觉所辨别的物体发声的强弱，它与声源的振幅有关。《考工记·凫氏》篇载："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这里讲的就是钟的形状与响度、传播距离的关系。大而短的钟，振动的振幅小，响度（声强）小，单位时间内传出的能量少，故传播的距离也小；小而长的钟，响度大，能远闻。同样，在《考工记·■人》篇中也称："鼓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鼓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钟、罄、鼓都属于板振动，它们的发声规律也是一样的。

各种物体所发声音的特性是不同的，用现代声学理论讲，即具有不同的频谱，这种特性称为音品，也叫音色。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不同物体的音品已有初步的认识。《礼记》中称："钟声铿，。。石声磬，。。丝声哀，。。竹声滥，。。鼓鼙之声灌，。。"这是古人对不同物体音色的最早描述。《考工记》中还讲："钟已厚则石，已薄则播。"从音乐声学角度来说，"石"与"播"都在人耳的听觉范围之内，"石"指声音太闷，不响亮；"播"指声音太散，不集中实在。

物体的共振和声音的共鸣现象，在古籍中也早有记载。《庄子·徐无鬼》中记载，庄周曾对惠施讲过，西周初年的鲁遽演示过瑟弦的共振现象："（鲁遽）为之调瑟，废一于堂，废一于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或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废"为放置之意，这段记载可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共振实验。分别放在堂屋和居室的两具瑟，在其一上奏出宫音和角音时，另一具上相应的弦就发出共振，这是基音的共振现象；若改调一弦使之与任何一音皆不合，则当弹奏它时另一瑟上的25　根弦皆振动，这是基音和泛音的共振现象。文中还用"音律同矣"对这种共振现象提出了解释，这是很确切的。《吕氏春秋·应同》中也说："类固（同）相召，。。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声比"二字既包含了基音之间（频率为1　比1）的共振，也包含了泛音之间（频率为整数比）的共振，真是准确恰当。特别是关于泛音之间共振的发现，我国要比西方为早。

利用声音的共鸣现象来侦探敌方的行动，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最早见于《墨子·备穴》篇。文中记述了用埋缸听声的方法判断地下声源方向的几种设计。如"穿井城内，五步一井，传（通"附"）城足。高地丈五尺，（下）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固顺（幂）之以薄■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这是说当敌方挖坑道攻城时，守军就在靠城墙内挖井，每五步（约6　米）远挖井一口，高处挖到一丈五尺（约合今3　米），低处挖到地下水位之下三尺（约60厘米）；以容积为四十斗（约78　升）以上的坛子，坛口绷以薄皮埋入井中，使听力好的人伏于坛口谛听，确定出敌方坑道的方位，从城内挖坑道迎击敌人。敌人挖坑道的声音从地下传来比从空气中传来的衰减较小；这种声波又会和坛子中的空气发生共鸣，很易被人听到；利用三、四个相邻井内坛子的响度差，就可判断出声源的方位，即起到现代声学所说的"双耳效应"的作用。另外，地下水位之下的土壤，其孔隙被水充满，传声性能也会更好。古人在利用共鸣现象将声音放大之外，还懂得了有时需要消声的方法。

河北易县燕下都44　号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空心砖，就是用于这一目的的。用空心砖砌成的墙壁有隔音作用，这可以说是消声技术的先导。

3。律学和三分损益法所谓律学就是对乐器上各种音调的获得以及它们之间的频率关系进行数学研究的学科，现在也称为数理音乐学。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音乐活动和乐器制造的发展，我国古代律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所谓"律"，既指构成音阶的每个音，又指选择音阶中各音的构成规律。人们从实践中发现，可以根据弦和管的长度与所发音调（频率）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出音阶中各个音调之间的数学比例，由此产生了乐律计算法。

在我国古代律学的发展中，选择五个音或七个音组成一个音阶的乐制，可能在公元前11世纪已经形成了。唐代杜佑的《通典》称："自殷以前，但有五声。"《礼记·乐记》中也说："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其注曰："五弦，谓无文武二弦，惟宫、商、角、征、羽五弦"。可见中国古代乐律是先有五声，后有七声。在七声的基础上，由于转调的需要，就产生了十二律。十二律产生的确切年代已无法查考。《国语·周语》记载，公元前6世纪时一个叫伶州鸠的乐官已经把十二律的名称一一列举出来。文中记载周景王贵于其二十四年（公元前521年）向伶州鸠请教乐律，伶州鸠回答说，十二律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相当于今之c、■C、d、■d、e、f、■f、g、■g、a、■a、b　这12　个调；"五音"是宫（do）、商（re）、角（mi）、征（sou）和羽（la）；再加上变征（fa）和变宫（si）两个音就成为"七音"。

乐律学发展到春秋时期，产生了一种计算方法，即"三分损益法"。《管子·地员》篇载："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为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征；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生角。"这段文字所规定的计算方法，就是"三分损益法"。即以一个被定为基音的弦（或管）的长度为基础，把它三等分，再加长一份（"益一"）或去掉一份（"损一"），就可以定出另一个律的长度。从数学上讲，即把基音的弦（管）长乘以4／3　或2／3，照此法依次进行下去，直到获得比基音高出一倍或低一倍的音，就得出一个五声音阶。具体推算方法如下：令黄钟宫音的弦（管）长为81（"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即1×3×3×3×3＝81，则征音弦长为81×4／3＝108；商音弦长为108×2／3＝72；羽音弦长为72×4／3＝96；角音弦长为96×2／3＝64。

上述五音依弦的长短顺序排列，则为征（g）羽（a）宫（c）商（d）角（e）

108 96 81 72 64这是一个五声征调音阶，它们的频率之比为■各音弦长之比均为2／3　或4／3。由于弦长与频率成反比，所以这五音之间的频率之比均为3／2（即五度音程）或其倍数。所以，"三分损益法"得出的五声音阶，实际上是由许多相差五度的音调组成的，因此"三分损益法"就是"五度相生法"。"三分损益法"的提出，是我国古代乐律学研究上的一个杰出成就，也是我国古代物理学应用数学的最早例证。

用"三分损益法"由五音再加变宫（b，弦长为64×■＝42■）和变征（■f，弦长为42■×■＝56■）两个半音，就可得出七声音阶。《吕氏春秋·音律》篇还记载了用"三分损益法"相生十二律的计算方法："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中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这里说的"上生"就是加长三分之一（乘以■）；"下生"就是缩短三分之一（乘以■），以此来定出另一律的长度。

（三）热学知识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通过对大量火烧、火烤、冷热变化所引起的物质性质和形态的变化的观察，我国古人逐渐积累了许多热学知识。不过相比较而言，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中有关热学知识的记载是较少的，更谈不上系统了。

1。对热的基本认识热是什么，即关于热的本性问题，我国古人很早就作了探讨。在古代，人们常把热与火等同起来，殷商时代产生的"五行说"中，就把"火"看成是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元素之一。《墨经》中有"火离，然（燃）"的论述，认为火是包含在木头里面的，它一离开木，就产生木的燃烧。这和18世纪西方流行的"燃素说"十分相似。

关于摩擦生热的现象，战国时期也有记载。《墨经》第48　条载："儇，■（俱）■（抵）"；"儇：■（煦）民（■）也"。"儇"即"环"，指圆环，在地面上滚动时其边缘各点都将依次碾地，这可以从轮辋（■）发热证明环上各点都碾地了。这段论述实际上是借摩擦生热作为论据进行论证的，说明摩擦生热已被作为一个基本常识看待了。

物体的体积受热膨胀、遇冷收缩的现象，当时也被应用于实践中。《华阳国志·蜀志》载，李冰父子在领导修建都江堰时，为了开凿坚硬的山石，已经采用了"积薪烧之"的方法，即在岩石上凿一些槽沟，在槽沟和天然石缝中填柴烧的，使岩石因胀缩不匀而自行崩裂，从而加快了开凿速度。玉垒山的"宝瓶口"就是用这种方法开凿的。这是把热学知识运用于施工技术的一个卓越创造。

冷热变化引起水的物态变化的现象，特别是雨露霜雪的形成，由于与农业生产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诗经》中有"白露为霜"的诗句，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露和霜之间的内在关系了。他们把霜看作是白色的固态的露，这种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庄子》中还有"积水上腾"的说法，包含了对地面上的水与大气中所降雨水之间的循环转化的正确认识。

2。降温术与高温技术我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降温和获得高温的一些方法。最早的降温术是接触降温法。《诗经·国风》中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二之日"指农历十一月，"三之日"指一月，"凌阴"即冰窖，这是说冬天里凿下天然冰块贮于冰窖中，到夏天用来降温。《周礼》中也有："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大丧，其夷盘冰。""凌人"是专司贮冰事宜的职务，"鉴"为青铜容器。这个记载说明当时人们是冬贮天然冰，夏季用来冷藏食物和保存尸体。

高温技术与早期的制陶业以及商周以来金属冶炼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在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和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年）时期，精美的彩陶和黑陶都是在陶窑内烧制成的。在河南庙底沟发掘的一座陶窑，由火口、火膛、火道、窑室等部分组成，可使窑内温度达1000℃左右。在烧制黑陶时要用渗水方法使窑内的木柴不完全燃烧或熄灭以产生浓烟，有些木柴可能因此变成木炭，这可能是木炭的最早来源之一。人们很快发现木炭比木柴的燃烧温度更高，这就为铜的冶炼创造了高温条件。对商周的炉壁和炉渣熔点进行的测定表明，其温度约为1100℃到1300℃。利用木炭作燃料虽然可以提高燃烧温度，但要达到这样高的温度，还必须利用鼓风助燃，表明当时已经发明了原始的鼓风技术，这又为冶铁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手段。春秋后期我国出现的生铁冶铸技术，只有在炉温达到1150℃到1300℃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表明我国的高温技术又有了很大进步，可能已经采用了鼓风竖炉。

3。测温知识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有关冷热知识的积累，必然会使人们萌生温度的概念。古汉字中很早就出现的"寒"、"凉"、"温"、"热"，实际上是对温度高低的差异的描写。在烧制陶器和冶炼金属的生产过程中，我国古人逐渐掌握了观察火候以判明温度高低的方法。"火候"初称"火齐"，可能得名于烹饪术。《周礼·天官》中有"水火之齐"的说法；《礼记·月令》中已称"火齐"。《荀子·强国》把"火齐得"视作冶铸青铜器的关键之一。东汉郑玄在《十三经注疏》中将"火齐"解释为用火的"多少之量"或"腥熟之调"，这可以看作是根据供输热量的多少对"火候"所作出的一个简单定义。根据"火候"来判断温度的高低，不再是单凭主观感觉，而是依据温度变化时物质物理性质的变化来作出判断的，这使温度的判断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考工记·轮人》篇记载，当用火烧烤一根木条以把它弯成轮牙时，必须恰当地控制火候，以使木条外不断绝，内不折裂，侧不扭曲。《考工记·■氏》篇称："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这是根据青铜冶炼中焰色的变化来判断炉内的温度。《韩非子·显学》中也记有："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必以剑"。"察青黄"就是观察火候。

比观察火候更为准确的方法，是根据某些标准的恒温点（如冰点）来确定温度的高低和变化。《吕氏春秋·察今》中说："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汉初的《淮南子·说山训》中进一步指出："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这就是通过水的凝固（成冰）和冰的熔解（成水）来判断气温的变化趋势。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原始的验温器。

（四）关于电和磁的认识1。关于电的初步知识自然界中的雷电现象，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早在殷商时代遗留下来的甲骨片中，已经出现了"雷"字；西周时代青铜器的铭文中，也有了"电"字，这当然指的是闪电。从出土的殷商文物上的云雷纹饰可以得知，人们早就把云和雷电联系起来了。《尚书·金滕》篇中有"天大雷兜风"的说法；《易·豫·象》中有"雷出地"的记载，说明已观察到雷云对大地的放电现象。

关于雷电的成因和本质，人们也按照当时的阴阳学说作出理解。《淮南子·坠形训》中说："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即认为阴阳二气相抗相迫产生雷，阴阳二气相互激荡则为电。

2。关于磁的认识自然界存在着以四氧化三铁这类铁矿石为主的永磁性天然磁体，古人在寻找和冶炼矿石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这类磁体，所以人们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认识磁石了。《管子·地员》中记有："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这是我国古籍中关于磁石和磁铁矿的最早记载。在《五藏山经·北山经》中也记载有"西流注于■泽，其中多慈石"。这些记载与西方最早发现的磁石吸铁现象的时间大致相同。

天然磁石的大量发现，为了解磁石的一些重要性质创造了条件。据记载，周大夫关尹子（关喜）对"慈石无我，可见大力"作过如下解释："金乌搦土，慈石吸铁，二物扭结，而生变化。"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鬼谷子》中有："其察言也，若慈石之取针。"《吕氏春秋·精通》篇有"慈石召铁，或引之也。"这些记载表明，当时关于磁石吸铁的知识，已经相当普遍了。中国古代早先没有"磁"字，东汉以前都写作"慈石"。东汉高诱在注释《吕氏春秋》时说："石，铁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可见当时用"慈"字即表示磁石是"慈爱的石头"，字义中就包含了具有吸铁性的意义。

人们同时也发现了其他物体和金属均不受磁石的吸引。《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若以慈石之能连铁也，而求其引瓦，则难矣。物固不可以轻重论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淮南子·说山训》中也有："慈石能引铁，及其于铜则不行也。"这不仅指出了磁石对铁性物质与非铁性物质的作用不同，而且还指出对这一现象不能用常识和主观想象去理解。《淮南子·坠形训》中还有"慈石上飞，云母来水"的说法，表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不仅磁石能吸引铁，（重的）铁块也能把（轻的）磁石吸引上升，这里已经初步认识到磁力是一种相互作用。

3。对磁性作用的利用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把天然磁石用于医疗实践的事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就有"齐王侍医遂病，自炼五石服之"的记载。"五石"指磁右、丹砂、雄黄、矾石和曾青，这种药即后人多用的"五石散"。

我国大约在战国时期已知道了磁体的指极性，即磁体自动取南北方向的性质，这个发现很快导致了指南器"司南"的制造。

在《鬼谷子·谋》篇中有关于"司南"的最早记载："郑子取玉，必载司南，以其不惑也。"《韩非子·有度》篇也有："夫人臣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当时的所谓"先王"一般指禹、汤、文、武，最晚的周武王也是公元前十一、十二世纪的人。"端朝夕"即正四方之意，这段话说明利用司南指示方向当为很古之事。《后汉书·南蛮传》和《梁书·海南诸国传》记载，在周公姬旦辅佐成王时，越裳氏（古柬埔寨人，在今越南中南部）来朝，使者迷其归路，周公赐他有帷幕、驾三马的■车以指南。从当时的技术状况看，这种装置不会是利用差动齿轮组造的机械式指南车，而应为装有磁性司南的车辆。

至于"司南"的形制，当时没有具体的记载。后来，东汉王充（约公元27-97年）在《论衡·是应》篇中作了较明确的记述："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说司南形如汤勺，放在光滑的地盘上，勺柄便转向南方。可南南阳东汉墓出土的石刻上有司南勺的画图。今人王振铎根据考证认为司南是用天然磁石琢磨成勺状的东西，底呈光滑的球形；把它放置于用青铜制成的光滑地盘上，拨动其柄使之轻微转动，静止后其柄即指向南方。

（五）光学成就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人对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和折射等一些具体规律，已有比较全面的概括与论述；并且还巧妙地做出诸如针孔成像之类的光学实验。《墨经》中对光学现象的系统论述，比西方古希腊学者欧几里得（公元前330～前275年）的《光学》早约一个世纪。

1。先秦的光源和对视觉的认识古人首先是以太阳为光源的，经过漫长的岁月，才学会了使用火在夜间照明。我国古人用竹、松脂等制成火炬作为人造光源。《周礼·秋官》中载西周设有"司■（xuǎn，音选，光明）氏"掌火禁，兼掌坟烛庭燎。树于门外的谓之火烛，在门内的谓之庭燎。另外在军事上为防备敌人入侵，还在边防设有告急用的火炬联络信号"烽燧"。用油点灯作为光源在我国也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周礼》载司■氏在宫廷仪式中已用麻子油灯。战国时期沿海诸侯国宫廷中则用鲸鱼油或海豹油来点灯。当时人们还知道了用纤维或竹心外裹层层蜜蜡（用蜜蜂巢煎熔而得之蜡）制成蜡烛。这些光源直到近代以前一直被用于照明。

古时取火的工具也称为"燧"。我国古人早就利用凹面镜聚太阳之热取火，故称凹面镜为"阳燧"，也称"夫燧"。《周礼·司寇》有："司■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庄子》中也有"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的记载。高诱注《淮南子·天文训》还具体说明了阳燧取火之法："阳燧金也，取金杯无缘者，熟摩令热，日中时以当日下，以艾承之则燃得火也。"即将无边的金属杯磨擦光亮，正午时对着太阳，将艾绒放在光线会聚之处（焦点），即可受灼起火。在墨家的著作中，把球面镜的焦点称为"中燧"，即指阳燧取火的光线会聚处。

关于光线穿过透明体的折射现象，我国古人也早有所知，并加以利用。

《管子·侈靡》中记载："珠者，阴之阳也，战胜火。。。"唐人房玄龄解释说："珠生于水而有光鉴，故为阴之阳。以向日则火降，故胜火。。。"这里所说的珠，大约就是石英一类透明体，由于流水冲刷成为卵形，类似凸透镜，向日当可取火。西汉刘安组织编写的《淮南万毕术》记载，在公元前2世纪我国就有人用冰作透镜向日取火："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2000多年前作出的这种实验，真可谓巧夺天工的发明创造。英国的胡克在17世纪也作过这个实验，在当时曾引起很大的震动。

《墨经》中提出了产生视觉的3　个条件：一是人自身的视觉功能（"明"）；二是视觉对象（"物"）；三是光（"火"）。进而正确地指出：人以眼睛见物（"以目见"），而眼睛则依靠光见物（"目以火见"）。这说明眼睛本身只是光的接受器，只有当光被物体反射到人的眼睛里后，人才可以看到物体，这是对视觉最早的科学说明。而古代西方的一些学者却认为人的眼睛会发射某种东西接触到物体而引起视觉。与之对比，更反映出中国古人对视觉的认识的正确性。

2。关于光的直线传播光的直线传播原理是光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光的直线传播这一基本特性。特别是在《墨经》中，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精彩实验的明确论述和精辟的解释。

在公元前4世纪，墨家就做了世界上最早的"针孔成像"的实验，并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墨经》第120　条载："景到（倒），在午有端，与景长。说在端"；"景：光之人，煦（照）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敝（蔽）下光，故成景于上；首敝（蔽）上光，故成景于下。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景库内也。"文中的"景"为"像"，"午"指"交午"，"端"为"点"，指屏中的小孔。这条经文说明，光线从人体各个部位向四面八方直线射出，穿过小孔的光线均在小孔处（"端"）相交午；从人体下部射出的光线射到高处，从人体上部射出的光线射到低处。足部射向低处的光线被屏壁遮蔽，因而只能成像于幕的高处；首部射向高处的光线被屏壁遮蔽，因而只能成像于幕的低处。这样，便在屏后的幕上得到一个倒立的像，而像的大小则与交点（小孔）的位置有关。人离小孔的距离由远而近，幕上的像就由小变大。

《经说》中的"照若射"，用"射"字来形容光线径直前进、疾速如箭、远达他处的特性，确实是十分生动、形象和确切的。"库"当指屏幕内之意；而《墨经》第49　条又说："库，易也"，即上下易位之意，说明由于光的直线前进和小孔的存在，使物在屏后的幕上产生倒立的像。所以，"库"字可看作是墨家论述针孔成像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即指这是一个上下易位的过程。

墨家还利用光的直线传播的性质，讨论了光源、物体和投影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通常人们会认为，运动着的物体的影子也是随着物体一起运动的。墨家在分析了光、物体和影子的关系后却提出："景不徙，说在改为"；"景：光至，景亡；若在，尽古息。"①这是说物体的影子并不随物体一起运动，只不过是由于物体或光源的运动，使原来旧的影子不断消失，而新的影子又不断生成（"改为"）而已。成影之处，有光一照，影子就立即消失了；如果影子不消失（"若在"），那是由于物体和光源都没有移动，所以影子也止息于原处（"尽古息"）。墨家的论述准确地阐明了影不动的实质，旧影不会移至它处成为新影，新影不是它处移来的旧影。墨家在这里实际上已经用

①　《墨经》第118　条。

到"瞬时"的概念来理解物与影的对应关系了，这种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名家后来也提出"飞鸟之景，未尝动也"②的命题。司马彪释曰："鸟动影生，影生光亡，亡非往，生非来。"《列子·仲尼》篇引公子牟曰："景不移者，说在改也"；张湛注曰："景改而更生，非向之影。"这些论述显然都是受到《墨经》的影响而发抒的。

《墨经》第119　条载："景二，说在重"；"景二：光夹。一光，一。

光者（堵）景也。"这一条说明了重影现象及其原理。如果一个物体同时受到两个光源的照射（"重"），就会形成两个投影，两个阴影相互重迭的部分形成更深的重影（本影），所以就会出现两个半影夹持着一个本影的现象（"夹"）。如果只有一个光源，则只有一个影子，影子是光线被堵遮而生成的。

墨家还讨论了杆影的长短粗细与光源、木杆、地面之间相对位置的关系③。当时人们普遍使用圭表测定日影以确定时辰和方位，这对历法的制定和建筑测量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所以研究杆影的变化规律在当时是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的。

3。关于镜面成像原理我国在40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铜镜，到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镜已相当流行。光线遇到镜面，就会发生反射现象，镜面成像，就是光的反射的结果。《墨经》中对平面镜和球面镜（凹面镜和凸面镜）成像，作了深入的研究，反映了当时在这一研究中所取得的辉煌成果。

《墨经》第121　条载："景迎日，说在搏（转）"；"景：日之光反烛人，则景在日与人之间。"这条经文很可能是用来解释"月魄"成因的演示实验的记录。通常，日光直接照射人体，形成的人影是背着日的；但是，如果日光被一平面（如镜）反射后再照到人体上（"反烛人"），产生的影子就会迎着日（"景迎日"），即投在日与人之间，这是日光经反射而转变了方向的缘故（"说在转"）。如果把镜子看作是大地，人体相当于月球，背向太阳的人体表面就相当于"月魄"，由于它只是被大地反射的日光间接照射，所以只能显现出月面灰光。墨家的这个实验，在光学和天文学的发展史上，都是一项杰出的成就。

《墨经》第123　条记载了一个平面镜成像的实验及其光学解释："临■而立，景到（倒）；多而若少，说在寡区"；"临：正■，景寡，貌能（态）、白黑、远近、■正、异（映）于光。■（者），景当俱就；去■（亦）当俱，俱用北（背）。■者之臭（糗），于■无所不■；景之臭（糗）无数，而必过正，故（估）同处。其体俱然，■分。"

此条有不同解释，一说是关于各种球面反射镜的总论①；一说是论述平面镜成像之理。我们从谭戒甫、钱临照、徐克明等说，作平面镜成像解。经文指一物（如人）俯临放在地上的平面镜边缘而立（如临湖水面照之），在镜中得一倒像。镜面所对范围很大，物体很多，而观察者从一个固定点只能看到不大范围内的物像，这是由于镜面面积较小（"寡区"）之故。任何物体在镜内只能　有一个像，物的形态、明暗、距离、斜正都由光线映射于镜。②　《庄子·天下》。

③　《墨经》第122　条。

①　方孝博：《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8　页。当人（或物）走近镜子时，其像也一起走近（"■者、景当俱就"）；当人（或物）转身离开时，其像也同时离去（"去亦当俱"），人（物）与像是相互背离的（"俱用背"）。人（物）对着镜子的表面上的一切点（物点），在镜中无一不被照射出来（"■者之糗，于■无所不■"）。由于人（物）体表面之点无数，所以像的点（像点）也无数（"景之糗无数"），而且像点必位于镜面的另一侧（"而必过正"），估计与其相应的物点到镜面的距离相等（"估同处"）。像的每个部分与人（物）体表面相应部分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的，即分处于镜面二侧等距离的地方。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墨家在分析镜面成像时，已经懂得把物体表面析为"物点"（"■者之糗"），把像析成"像点"（"景之糗"），而且指出它们是对称地分布于镜面二侧，这在当时是光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创造。"糗"字本指炒米粉或炒面粉，墨家在此取它来表示细小的点。

我国古代对于凹面镜聚焦特性的认识是相当早的，墨家对凹面镜面成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墨经》第124　条记载了一个凹面镜成像的实验及其光学解释："鉴位（洼），景一小而易，一大而正。说在中之外、内"；"鉴：分鉴。中之内：鉴者近中，则所鉴大，景亦大；远中，则所鉴小，景亦小，而必正。起于中缘（燧）正而长其直（置）也。中之外：鉴者近中，则所鉴大，景亦大；远中，则所鉴小，景亦小，而必易。合于中而长其直（置）也。"

"鉴洼"即指凹面反射镜。经文是说凹面镜所成之像有两种，一种是物在镜面球心之外时形成的比物小的、倒立的像；一种是物在镜面球心之内时形成的比物体放大的、正立的像。后期墨家在《经说》中进一步作了准确的说明。实验分为"中之内"、"中之外"两种情形（"分鉴"）。"中"指"中燧"（焦点，阳燧取火光线会聚之处）到"合于中"（镜面球心，物与像重合之处）之间的这一段。如果物体在"中之内"，即在焦点之内，物体离焦点近些，所照也大些（"所鉴大"，即视角大），因而产生的像也大些；物体离焦点远些，则所照小，因而产生的像也小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所得的像必然都是正立的。这是物体从中燧（焦点）开始正立着向镜面方向移远其位置的情况（"起于中燧正而长其置也"）。

如果物体在"中之外"，即在球心之外，物体离球心近些，则所照大，产生的像也要大些；物体离球心远些，则所照小，产生的像也要小些。但在这种情况中，物体的像都是倒立的，这是物体在球心同自己的像重合之后，背着镜面向远处挪移其位置的情况（"合于中而长其置"）。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个实验的记述中，墨家已经明确地区分了"球心"

和"焦点"，把后者称为"中燧"；而且还知道了物体和它的像在球心处重合，这种准确的描述是与当时所进行的多次周密的实验分不开的。当然，凹面镜成像还有第3　种情形，即物体在球心与焦点之间时在球心之外所产生的比物体大而倒立的像。墨家在作实验时可能还没有让像成于屏幕上，而是观察者面对凹面镜直接观察自身（物）所成之像，所以对在自己背后（球心之外）所成之像未能观察到，这是容易理解的。在科学还处于萌芽状态的2400多年前，墨家能对凹面镜成像作出如此正确的概括，这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关于凸面镜成像，墨家也进行了实验研究。《墨经》第125　条记载："鉴团，景一"；"鉴：鉴者近，则所鉴大，景亦大；亓（其）远，所鉴小，景亦小。而必正。景过正，故招。"

"团"，圆也，指球体；"鉴团"即凸面反射镜。物体在凸面镜前被反射，无论和镜面距离远近如何，都在镜面后产生缩小的正立虚像，只有这一种成像情况（"景一"）。物体离镜近些，则所照显得大些，所成之像也大些；物体离镜远些，则所照显得小些，所成之像也小一些。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像必定都是正立的。物体过远，像就模糊不清了（"故招"）。

墨家所描述的情形，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文中用"所鉴大"、"所鉴小"来说明像的大小，则是不准确的。因为凸面镜成像的大小决定于（虚）焦点对物体首尾二端所张的视角，而不是决定于物体对镜面二端所张的视角。

前述《墨经》中关于光的直进性以及各种面镜成像原理的叙述，是一部系统完整的关于几何光学问题的实验记录和理论说明。首先以光的直线传播的性质为立论的基础，对光、物和影三者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作出了详细而准确的分析说明；进而又以精确的实验为依据，对平面镜和各种球面镜成像的现象和规律作了描述。墨家在光学上这些出色的研究，和近代光学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墨家的成果，在世界光学史上应当占有崇高的地位。

十、结语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奠基时期；形成后世中国古代科技体系的许多知识内容和学说，大都可以从这一时期找到它的初始形态和萌芽思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中最具特色和最为发达的天、算、农、医，在这一时期均有了相当的进展，特别是天文学和医学，已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

概括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成就，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冶铁术的发明，特别是生铁冶铸、铸铁柔化和块炼铁渗碳钢技术的出现，加快了铁器工具的普遍推广，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在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现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充分显示了科学技术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作用。

（2）战国初期，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殷商时期的"神治"

被"人治"所代替，由此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各诸侯国为了消除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影响和发展自己的霸业，也需要借助于各种新学说、新思想的支持，所以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出现了诸子百家自由探讨、相互争辩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对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中国封建时期所以能在科学技术、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大解放不无关系。（3）以孔子私人讲学为肇始而产生的"士"这个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现象。一大批来自"国人"的知识分子的出现，打破了少数统治阶级人员垄断文化知识的局面。"士"来自各方，与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联系，他们是文化知识的主要掌握者，新思想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们既把已有的文化知识传播到国人中，又把国人中积累的科学技术知识搜集起来加以总结概括，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知识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无庸置疑，农民和工匠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基础力量，尤其是实用技术的直接创造者。但是由于文化素养的限制，他们没有能力将在生产实践中摸索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技巧作系统的总结、记载和进行更广泛的传播，更没有条件去实现知识的理论化。这些工作只能由受过系统文化教育训练的"士"去完成。

（4）和古代世界各个民族的科学发展相比较，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和以原理、定律表现出来的理论性自然知识是较薄弱的，特别是比古希腊逊色。但在实用科学方面，我国在相当长时期里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即便是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天、算、农、医四大学科，大部分也是经验性和描述性的。这个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以政裕民"的政治主张，使他们急功近利，主要关心科学技术中那些能够直接转化为实用的内容。这也影响到"士"只能在"从政"过程中，从对"天地万物""善用其材"中来关心科学技术，而不去深究其"所以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荀况就明确说："其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于百官之事、技艺之人也，不与之争能而致善用其功。"①就是说对"天地万物"只求"善用其材"而不求明白其"所以然"，即不必深究其中的科学道理；对"百官之事、技艺之人"，只需"善用其功"而"不与之争能"，即对其中的技术原理不必了解。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既具有以善于解决实际问题见长的特点，又具有偏重实用缺乏理论概括的明显局限。

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个状况，特别是哲学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从西周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逐渐形成了重人事的传统，关心人与自然的关系、关心社会伦理比对关心自然本身更受到重视。开始时显得很有生气的自然哲学学说，最终大都在社会伦理道德的说教中迷失了它的发展方向。这又是造成中国古代科学缺乏理论性特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代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特别是缺少新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重要的社会条件。但是，中国科学技术极强的实用性传统，也是阻碍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5）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丰硕成果，通过多种渠道，在世界各地陆续得到传播，对后世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天文学上的"四象"、"二十八宿"，数学上的十进位制，手工业中的炼钢术、蚕丝织绸和提花技术、漆器的制造等，先后都传播到国外。在生物学、医学、物理学方面，更有不少超前于西方的重要成就。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他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曾公正地评价说："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这当然也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科技成果在内。一些国外学者曾说，中国古代的许多科技成果似乎是从印度、阿拉伯乃至西方传入的，这种论点大都被考古的发现和史料的挖掘所否定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古代，中国给予世界各国的东西，远比世界各国给予中国的要多。

①　《荀子·君道》。

春秋战国 第018卷 春秋战国教育史

【本卷提要】

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发展史的学术专著。书中从回顾西周教育的一般情况入手，探讨了处于政治大变革时代的春秋战国教育发生变革的原因，并系统介绍了这一时期教育变革的四个阶段，以及当时的著名教育家和他们的教育主张，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出了春秋战国教育的总体情况。本书广泛吸收、融汇了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并注重史实与史论的有机联系；适于各级教育行政人员、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及各类中等以上学校教师和师范院校学生阅读、参考。

一、春秋战国教育概述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也是由诸侯分裂割据趋向全国大统一的时期。春秋开始，周王室还能作为140　多个诸侯国家的"共主"。以后，各诸侯国相互不断兼并，周王室反沦为大国的"附庸"。到战国初期，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十几个国家；及至战国末期，余下的韩、魏、楚、赵、燕、齐等六国相继被秦灭亡，全国才真正统于秦。按照历史发展的一般情况，处于长期分裂、战事频繁的时代，社会生产力往往要受到巨大破坏，社会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文化教育尤其受到严重的影响。可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尽管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却奇迹般地推动着一场全面的大变革。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形成了我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大转折时期。这个转折时期，促使奴隶制社会崩溃而过渡到封建社会。

教育的大变革，直接受到政治变革的影响，首先是由于各诸侯国国策的改变。奴隶社会中，国家大事唯戎与祀。西周时期，贵族子弟在学校中除了学习射、御以外，其他科目多与祭祀有关。到了春秋时期，宗族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已失去它的控制能力，诸侯纷纷立国，这些国家十分重视治理政事、培植军事力量，以增强实力、盛大国势。他们的"大事"已不在戎与祀，而在戎与治，特别要求能适应新形势的新一代的管理人才。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正是最早广纳贤才破格用士的国君。他委任管仲以相仕，使齐桓公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称霸，并且"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管晏列传》）。像管仲这样能在新形势下大显身手的人才，决不是在继承西周教育传统的官学中所能培养出来的。事实上，春秋初期，官学中僵化的学制和陈旧的课程，早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各诸侯国的政治变革，逼使教育必须改革，以满足对人才的需求。这场变革，随着奴隶社会的崩溃和封建社会的建立，延续了五百多年。其特点是贯穿着官学由衰而兴，私学由兴而衰这条主线，紧紧围绕着人才需求这个中心发展的。官学和私学并不是对立的，相互并不排斥，官学和私学的兴衰过程，恰恰是彼此替代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替代方式，这决定于各国所制订的教育政策和政治改革的深度。

春秋战国教育变革，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约在春秋初期至中期。各国开始改变西周的学制，并制订各自的教育政策。第二阶段，约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诸侯国为了争霸或保持霸主地位而重用人才，器用人才，私学兴起，"师"的地位确立。第三阶段，约在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诸侯国间的分裂和兼并日益剧烈，私学进一步发展，形成不同学派，统治者逐渐给私学以政治影响，官学开始恢复。第四阶段，约在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历史发展的潮流趋向统一，分散的私学已不能发挥作用。官学的地位已超过私学，师资力量多向官学集中。执政者通过官学扶植统治力量，官学扩大，最后，实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学吏教育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的四个阶段的教育变革，构成本书编写的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春秋战国教育史，实质上是一部从奴隶制教育过渡到封建制教育的变革史。基于这个观点，本书从回顾西周教育情况入手，采取对比和分析的方法，使读者基本上掌握这一时期教育变革的历史进程。

春秋战国教育变革，虽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但有关史料却很缺乏，而且分散在一些古文献里，每每夹叙在历史人物的政治见解、伦理德行等言论之中。长期以来，有些教育史著作受史料的限制，对教育思想论述较多，史实较少。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史，史料更少。例如百家争鸣，联系到教育，即各个教育学派之争，就不如哲学思想争鸣的史料充实和广泛。因此，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探索、分析和争辩，由于资料不足，又嫌记载简略，只能作一般推测。建国40多年来，我国考古工作成果丰硕，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遗址、墓葬中发现了许多珍贵文物，出土了大量的文字资料，诸如铜器铭文、简牍、帛书之类，直接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种种活动，其中不乏与教育有关的资料。如韩非在教育改革中，提出"以法为教"，过去根据古文献资料，对"法"往往讲得很笼统，仅指法令政策而已，不能进一步具体化。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的秦墓出土了大量秦简，其中有许多是与"以法为教"密切联系的教材资料，这些都是具体说明学吏制度的宝贵记录。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就是力求将考古学资料和历史学资料结合起来研究古代教育史，以期较为全面和深刻地反映出春秋战国教育的实际。

二、春秋战国教育变革前的教育传统西周王室作为"天下共主"约有300年光景，这是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较之殷商已有了很大进展，而且在教育方面，建立起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官学制度。这套教育制度是为奴隶主贵族统治服务的，因而它只允许也只有贵族子弟能享受到学校教育的权利。尽管当时的教育制度本身还很不完善，但是，在为奴隶主统治阶级培养统治人才方面，曾经发挥过一定作用，成为维护西周王朝统治的有效工具。直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在变革教育的过程中，还不同程度地受到西周教育制度的影响。

教育有着它自身独特的继承性。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变革，实际是从奴隶制教育过渡到封建教育，把教育权从奴隶主贵族手中转移到新兴地主阶级手中。也就是说，春秋时期的教育变革是从西周教育的基础上开始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变革，即使到了战国后期，在教学内容上，还有《诗》、《书》、《礼》、《易》等课程。所以，概括地对西周教育作些回顾，有助于加深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变革的历史原因及其意义。

（一）　学校由国家兴办学校由国家兴办，体现了西周奴隶主贵族对受教育权的绝对控制，这是奴隶社会教育的一大特点。所谓绝对控制，即不但在学校类别上，而且在入学年龄上，必须严格按照学生本人身份，区别对待。由于尊卑贵贱和地位高低，其差别十分明显。上层贵族的子弟不能与下层贵族子弟在同一等级的学校学习；即便是在同一等级学校学习的上层贵族子弟，入学的年龄也有种种限制。

西周王室和诸侯各国，都建立了学校，可以分为两个等级，或称为两类：一类称为国学，办在王室京畿和诸侯国都。另一类称为乡学，办在郊区乡里。

《礼纪·学记》指出，"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州）有序，国有学。"①塾、庠、序，都属于乡学，是地方学校；学即国学，是京都学校，也即是中央学校。

1。国学国学是专供上层贵族子弟入学的学校，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级。

王室和诸侯各国所办的小学，其名称和规模大小，都差不多；而所办的大学，不但名称各不相同，而且规模大小也相差很多。首先，在名称上，王室京畿的大学，是天子之学，由王室直接管理，叫做辟雍；诸侯国都的大学，是诸侯之学，由国君直接管理，称为泮宫（或頖宫）。其次，在建筑规模上，辟雍修建在形似圆璧的土台上，四周有水，如同在一个小岛上建起一座学校；泮宫修建在形似半壁的土台上，东、西、南三面有水，如同在一处半岛上建起一座学校。泮宫的规模只有辟雍的一半。吕思勉曾说："这是表明辟雍乃

①　"术学序"，郑玄注："术当为遂之误。"毛奇龄在《学校问》中认为"术是州字之误"。本书采用后者意见。

天子独家拥有的学校"，"诸侯得杀其制"，"以其半以示诎于天子"①。国学招收的学生，自元士以上的贵族子弟都可以入学。《礼记·王制》说："凡入学以齿。"郑玄注释："皆以长幼受学，不用尊卑。"粗粗一看，好像西周的国学，凡是贵族子弟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能入学，毋需再分尊卑等级。其实，这条"入学以齿"中的"齿"字，却很有讲究。恰恰是在这一"齿"字上，严格区分出尊卑贵贱，维护了森严的等级制度。西周王室的宗族，有大宗和小宗之分，此外还有迁宗（分支）的规定。在臣属之间，又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等层层严格的等级关系。这些人的子弟虽然都有资格进入国学，但是"子随父贵"，在入学的年龄上，也得按照等级差别，有早有晚。最低的元士一级，其嫡子和余子（妾所生之子）上小学的年龄，也要相差两岁。这是奴隶制教育的特殊现象，也正是"齿"字的实际含义。贵族子弟入学年龄，分为三种情况：王太子，8　岁进入小学。7年读完小学，15　岁升入大学。

公、卿的长子，大夫、元士的嫡子，13　岁进入小学。7年读完小学，20岁升入大学。

嫡子以外的诸子，包括大夫、元士妾所生之子，即余子，也称众子，15岁始进小学，7年读完小学，23　岁升入大学①。

从入学年龄的差异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王太子15　岁进入大学时，同年龄的嫡子以外的诸子还刚刚进入小学。这种悬殊的差别，显示了王太子享受着与众不同的特权，在客观上必然造成的效果是，使等级较低贵族的子弟，从小在思想上就深深留下奴隶主贵族内部存在着森严等级制度的烙印，并确认这是无法转移和变更的，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种种不合理的宗族观念和制度，从而使他们终身维护着奴隶社会的尊尊之法。

周代国学的设立，除了历史文献上的记载，在西周早期的一些青铜礼器铭文上，也已见刻铸。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周康王（钊）时期的青铜礼器"盂鼎"和"麦尊"的铭文中，分别记载了王太子要进小学学习的事实和康王在大学与诸侯合射的情况。这是西周早期确实建立了国学的最有力证据。

盂鼎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相传清道光初年在陕西岐山礼村出土。

这件重器为康王时期一位名叫盂的大臣所铸，为了感谢康王对他的授封（册命），颂扬王的美德，铸作了用以祭祀盂的祖先南公的宝鼎。这件铜鼎，世称盂鼎，因为当年同出的还有一件小盂鼎，所以此鼎又称大盂鼎。鼎腹内壁有铭文19　行，计291　字。铭文记录了康王给盂讲述周代立国的历史和殷商丧国的教训，其中有"女妹（昧）辰又大服，余佳即朕小学，。。"等字句。据郭沫若对这段铭文的考释，"昧辰"即童年，是康王说王太子（昭王）幼年曾进小学学习，表明西周王室的王太子是要进小学学习的。①盂鼎铸造年代在康王23年（公元前1056年）。

①　参见《吕思勉读史札记》上册，"古学制"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①　《尚书大传·略说》："（余子）十五始入小学，见小节，践小义；十八入大学，见大节，践大义焉"。按西周学制，小学7年学成，15　岁入小学，则应23　岁升入大学。

①　郭沫若：《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载《金文丛考》1952年改编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作者称："《大盂鼎》乃康王二十三年之器，当非王自就小学，余疑乃昭王幼年时事，说见《大系》"。《大系》即郭沫若所著《两周文辞大系图录专释》。

著名的青铜礼器麦尊，有长篇铭文166　字，其中有一段记载："■若翌日，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禽，侯乘于赤旗舟从，。。"。②王即康王。铭文记他在宗周会见诸侯，在丰京与诸侯举行酒祀。第二天，在辟雍，王又同诸侯泛舟合射，王射中水上的大鸿雁。辟雍环水，水域也称灵池、大池，可以泛舟，可以射猎。铭文所记情况都和文献记载相吻合。西周成王、康王之际，政局安宁。《史记·周本纪》称那一段时期"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人们安居乐业，奴隶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教育也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康王时代的青铜铭文中，出现了小学和辟雍（大学）记载。可以相信，当时的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

西周中、晚期的青铜铭文中还能见到有关国学的记载：宣王时期（与康王已相隔九代）的师■簋，记有小学："在昔先王小学，女敏可事。。。"

共王时期（与康王已相隔两代）的趞曹鼎，记有射庐："共王在周新宫，王射于射庐。。。"

共王时期的■敦，记有宣榭："丁亥，王格（在）宣榭。。。"

懿王时期（与康王已相隔三代）的匡卣，记有射庐："懿王在射庐，作象舞。。。"

需要说明的是，从成王到厉王时期，在一些铜器铭文中，除了记有辟雍和泮宫外，还见到"学宫"①、"射庐"、"宣榭"等名称。这些地方都在大学范围之内，射庐、宣榭是大学的一部分建筑，因此，铭文中提到的这些地方，指的就是在大学。

西周的学校，既是从事教育的场所，也是国家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往往要在国学中举行。遇有朝见、祭祀献俘等典礼，周天子要到大学来主持仪式或宴会，并举办一些娱乐活动，或合射，或乐舞。可见周代的学校机构，常用于官事，所以说官学设于官府之中。西周的铜器铭文，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些。

国学学生读完大学，谓之"大成"。经过官方考核而成绩优秀的，由国家任命为中、高级官员。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学则三代（夏、商、周）共之。"学，指南60）。显然，国学之分为大学和小学的体制，西周是沿袭于殷商，说明教育制度在一定时期存在着继承性。

2。乡学乡学，是招收郊区6　乡国人子弟入学的地方学校。根据《周礼》6　乡6遂的建制，周代王城和诸侯国都的近郊为乡，设家、比、闾、族、党、州等6　乡；远郊为野，设家、邻、里、酂、■、县等6　遂。居住在6　乡的平民，叫做国人，他们多为士或庶人，他们的子弟有进入乡学受教育的权利。居住在6　遂的都是奴隶，叫做野人。6　遂不设学校，因此，奴隶的子弟是被剥夺了受教育权。

②　郭沫若：《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载《金文丛考》1952年改编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①　见静簋铭文："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学射。"据郭沫若考释："史称宣王名静，本铭殆宣王为太子时习艺于学宫时事"。杨树达在《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中称："学宫者，所谓天子之大学，曰辟雍者是也。"

国人子弟所进的乡学，相当于国学中的小学程度，其学习年限是否规定7年，尚不清楚。至于家塾、党庠、州序怎样衔接，更无史料可查。除了散见于一些古文献的记载外，不如国学那样较有系统。目前，在甲骨文、青铜铭文中，也没有文字资料与之印证。陈梦家曾经根据两片甲骨（《乙》2803和4299）的卜辞，识读其中的"■"字可借读作"庠"，并且认为其意近于"殷曰序"、"周曰庠"的庠①。不过，有些学者对此字的确认尚有不同意见，还待今后的继续考定。与国学比较，能不能说在甲骨文、金文中还没有发现乡学的记载，就可以断定西周时期不曾设过乡学呢？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

《孟子·滕文公上》所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国学的设立，已在铜器铭文中见到，并且证实了周代的上层贵族学校确有两级：小学和大学。既然孟子所提到的"学"已为铭文所印证，那么，"周曰庠"，当也不是虚有其事，我们应该相信当时设有乡学。至于铭文中没有见到记载，这是符合周代铸造青铜礼器的实际情况的。在奴隶社会，青铜礼器多为王室贵族铸作。平民没有特殊的军功，不会得到君王赏赐，也根本不可能自铸重器。据目前著录的金文内容，凡是有长篇铭文的，内容多半记载朝廷大事或诸侯的受策命、赏赐等等。铸造者除了君主本人，便是贵族大臣，属于低级官吏或平民者未见一器。而朝见、册命、祭祀的活动，常在辟雍或泮宫中进行，很自然的，铭文中就会提到这些场所。上层贵族子弟不在乡学学习，他们有所活动，也往往在都城并不在乡州。天子或诸侯到学校巡学，也都在国学。凡此种种，铭文中不见有乡学记载，便容易理解了。

在乡学学习的国人子弟学成后，如果德行道艺都很优秀，经过乡里大夫的考察，可以向负责六乡教化的民政官员司徒荐举，称为"选士"。司徒再从选士中考定更为优秀者荐举给天子或诸侯，经过认可以后，便能升入大学（辟雍或泮宫），称为"俊士"。西周虽然建立了荐举制度，但是，经过层层筛选，真正能进入大学的国人子弟，毕竟是少数。

乡学学成的学生，经过地方官员的考查，成绩优秀的，将担任地方政府的低级官吏。

（二）　教育内容由国家规定在奴隶社会，"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引刘子语），将祭祀活动和军事战争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国家所掌握的学校教育，其讲授的知识和技能，就得紧紧围绕"祀"与"戎"这两件大事，选定有关的内容。祭祀一事在周代，是以祭祀祖先为主，不同于商代的"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殷人尊神，以事神而佑天下；周室祭祖，求祖先降福，实质上是利用血缘关系把同一宗族及有关氏族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宗法制度。这说明，到了周代，单纯依靠天（神灵）的保佑来强化统治是不易维持的，还得重视人事，加强周人内部的团结，才能巩固政权。当然，周代的祭祀，更加强调仪礼，就在行祭的过程中，形成一套特定的程式，建立一定的秩序，并且逐渐固定下来，而称之为祭礼。祭祀的对象很多，内容繁复。例

①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如讨伐出征，军队出发，要举行祭祀；凯旋归来，要举行祭祀；甚至献俘、庆功也要举行祭祀。在这类祭祀中，往往配有乐舞，仪礼十分隆重。国学子弟通常要参加仪式，接受祭礼教育。在周代，祭礼教育被认为是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至于"戎"，这是商周乃至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家的立国之本。在周代，对外既要有足够的力量防御异族入侵，也要有力量向外扩展；对内则要能够驯服奴隶，制止他们的叛乱。因此，就得有强大而精锐的军事武装力量。国人是主要的兵源，国人的子弟进乡学学习，有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战斗技能。至于上层贵族子弟也必须到军队服务，他们不是充当一般的兵卒，至少要担任中、下级军官，也同样要在国学中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作战能力。国学和乡学中都设置六艺课程，其中的"射"、"御"，便是传授射击和驾驶兵车，包括进攻和防御的军事知识技能的主要学科。非常清楚，这些学科都是根据"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要求制定的。其目的，就在于培养奴隶社会文武兼备的统治人才。

在西周的国学和乡学中，都设置"文"、"武"两方面的教育学科，只不过国学中门类较多，而乡学中门类极少；在内容上，也还有繁简之别。1。国学的教育科目在国学中传授的科目，总共分为五大门类，计有：德行、六艺、六仪、三乐和小舞等。①这些科目，在小学和大学的课程中怎样安排，缺乏史料记载，其具体要求也无法得知。不过，国学对学生隔年定期的成绩考查和考查内容，却规定得很具体（请参阅下述《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中《学习考查》一节），可供我们大致了解不同年度对学生学习的不同要求。

（1）德行德行，即道德品行。具体内容包括三德和三行，合称德行。

三德，即"至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逆恶。"其实，概括起来只用一句话便能说明：处处事事都做到不违背奴隶主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就体现了最高尚的道德。

三行，即"孝行，以亲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这是要求学生从家庭、学校到社会上，在不同的人际关系能够妥善相处，不产生种种矛盾，便是最完美的品行。

奴隶主统治集团内部需要有一整套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以维护宗族秩序，保持和巩固团结。德行这一科，正是要求学生从小立德立行的主要课程。（2）六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六项训练的技能科目，内容繁杂而具体，要求却很高。

礼有五礼，即吉、凶、宾、军、嘉等五礼。

吉礼，是指有关祭祀的典礼，主要有祭宗庙、祭社稷、祭天地等。在这些不同的祭典上，有着不同的仪式和活动，学生要学会参加种种不同的仪式和活动的本领。

凶礼，是指有关丧葬哀悼的典礼。大致分为"复"（为死者招魂）、"敛"（裹尸以后将尸体放入棺材，也叫入敛）、"殡"（即暂时将棺材停放在家中择日待葬）、"葬"（将棺椁运至坟地埋入地下，称出殡下葬）、最后是"服"（为死者服丧，表示哀悼）。学生要懂得凶礼的全过程，也能参与其

①　五大门类的科目，是根据《周礼·地官·司徒》和《周礼·春官·宗伯》有关内容综合的。事。当然，服丧情况，需要根据死者与学生的关系，并遵守服丧的有关规定。军礼，是指有关军事活动的典礼，包括校阅、用兵、田猎等活动。校阅、用兵与军事有关，容易理解。而田猎，即是郊野行猎，与军事训练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古代利用四时田猎（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是训练军队作战的主要方法之一。例如在仲春时节进行田猎，叫做春蒐，主要用鼓，金指挥和训练兵士掌握"坐作、进退、疾除、疏数"等阵法和战术。在仲夏时节进行田猎，叫做夏苗，主要训练军队露宿，模拟夜间守备和作战。学生参加军礼，也是实习军事活动。

宾礼，是指诸侯朝见天子，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相互交往时的礼节。传授这方面的知识和礼仪，正是对未来官员的准备课程。周代诸侯朝见天子时，都要携带珍贵的礼物，如玉帛、兽皮等，贡献给天子，所以又称"朝贡"。天子也要用玉帛、珠宝等物回赠诸侯。除此，诸侯还得根据自己的爵位穿戴相应的服饰，手中拿的表明自己身分的礼器，一点都不能错乱。如公执的九寸桓縠，侯执的七寸信珪，伯执的七寸躬珪，子执的五寸縠璧，男执的五寸蒲璧。就连朝见时所站的位置也有区别，公立于东面，侯立于西面，伯、子、男从侯而立。这种种礼节，都要在国学中学会。

嘉礼，是指王位承袭、宴请宾朋等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礼仪，大体上可分为饮食、婚冠、宾射、飨燕、脤膰（把社稷宗庙的祭肉，分赐给同姓之国，表示同享福禄）、贺庆等礼。其中以婚礼、冠礼、射礼、飨礼、宴礼、贺庆礼最为重要。嘉礼仪式十分繁复，以冠礼为例，加冠的仪式就很复杂。古代男子年满20　岁，要由他的父亲在宗庙里主持冠礼。冠礼的日子是由父亲占卜（筮）确定的。行礼的日期确定后，要通知为儿子加冠的来宾。到了这天，行冠礼的席位安置在宗庙阼阶（堂前东阶）北端，将加冠的儿子从东堂领出就席，宾客们为他梳头、挽髻、加簪、著■（用于束发的黑帛）。然后，在父亲的主持下，再由已请定的那位宾客十分庄重地为加冠者加冠。开始，戴上缁布冠，表示今后能够治人、治家；再戴上皮弁（一种用白鹿皮缝制成的帽子），表示今后要尽服兵役的义务；最后戴上爵弁（一种形状像冕而无旒的帽子），表示今后有权参加祭礼活动。经过这三加，才完成冠礼。

五礼为六艺之首，内容繁缛，涉及面很广，几乎包括了整个奴隶社会生活中的礼仪。这些礼节制度，如果不在学校学习并且　进行实习，是不容易掌握的。

乐有六乐，即《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又称大舞。

其实，六乐既是舞曲，也包括乐舞的歌词，分别歌颂黄帝、唐尧、虞舜、禹、汤和文武六代历史人物的功德，乃是史诗性的舞蹈音乐。如《诗经·周颂·清庙之什》中的《我将》和《臣工之什》中的《武》，便是《大武》舞曲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歌词。前者叙述武王在征伐殷商纣王前，祭祀上帝和文王，祈求他们的保佑。后者叙述武王征伐纣王取得了胜利，继承了文王并为其子孙开创了基业。西周时期，每举行重大的庆典，都要有大舞，这也是进入官场需要掌握的一门技能。贵族官员不一定参加舞列，但至少要能够歌唱，或懂得歌词内容及其意义。

射有五射。射，指射箭的技术。五射，即指五项射箭的技术，即白矢、参连、剡（Yǎn　音眼，锐利）注、襄尺、井仪，每项技术要求都很高。

白矢，要求射出的箭能够穿透箭靶，在靶的背后见到箭镞，这需要有强劲的臂力。

参连，要求接连射出飞箭，即通常所说连珠箭法。这种快捷发箭，使得敌人难以躲避。

剡注，要求离弦的箭，向着目标水平飞行，速度快，冲力大。这种射法容易射中目标。

襄尺，要求射箭时姿态正确，拉弦时，肘必须保持平稳，在肘上能够放一杯水。这样射出的箭不会偏离方向，保证射中目标。①井仪，要求四箭连射，射中靶时，箭头分布呈井字，即射在四方形的四角，这样，杀伤力大。

这五项射艺教学要求很高，训练也很艰苦。周代铜器铭文中曾多次提到在大学内训练射术，周天子也十分重视这项技艺的训练。著名的《静簋》铭文中有两段记述了某年周天子到学宫去亲自监督国学子弟训练射术的情况。第一次在6月，王命静（即周宣王）领导贵族子弟习射，并且察看他们学射的技能。第二次是在8月，王又到学宫，主持大家在大池中习射，成绩不错，天子给予奖励。②这些记事虽然简单，但证实了西周学校中确有"射"的学科，并且是一门重要的技能训练学科。

军事训练的习射与平时在某些仪礼活动中进行的射礼是不相同的。作为射礼，并不要求达到五射的标准。孔子曾提出，在礼乐活动时的射，不要求箭镞都得穿过靶子。所谓"礼射不主皮"，即在于能不能射中目标，不同于军中的武射。

御有五御。御是驾驶兵车（战车）。西周时期还没有出现骑兵，御都是指的驾车。五御，就是五项驾车技术，即：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等。据《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贾公彦疏，能达到这五项技能要求，也很不容易。

鸣和鸾：要求车辆起动时，装在车辕前端衡上的铃（称为鸾）和装在车箱前边轼上的铃（称为和），同时发出锵锵响声，说明起步非常平稳。

逐水曲：水曲就是水势，水流的方向。要求车辆过河或在溪流中行走，驾车的人能够掌握水流情况，顺着河水流势前进，既快又稳，避免翻车。过君表：要求在驾车途中遇到路障，能够不碰撞障碍物，迅速安全通过。平时训练，多半在辕门设障，教练学生驾车。

舞交衢：衢是大路，交衢是十字路。要求车辆到十字路口，遇到车多拥挤时，能够像舞蹈动作一样，从车流中轻快地穿插而过。

逐禽左：在驾车出猎时，要求驾车人善于运用车辆协助围猎或阻挡猎物，利于射获。

西周时期，两军作战，以车战为主。所以，要求在种种复杂的环境中，能熟练地驾驶兵车。

书有六书，指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和谐声。西周的识字教学，是将汉字的构成分为六书进行的。

目前，在我国先秦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已经出土的文字实物资料，有

①　五射解释，参见《周礼·地官司徒·保氏》疏及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第二章，第106　页。"襄尺"，《周礼》疏为："臣与君射，不与君并立，襄（让）君一尺而退。"射艺不同射礼，本书不取其说。

②　铭文解释，参见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甲骨文、金文、陶文、帛书、简牍、印玺等，说明当时已广泛使用书面文字。商代的甲骨文、金文，据统计已见到5000　多个单字。到了周代，单字增加更多，写法也繁复起来，有的字笔画多到20　多笔。识读和书写这些单字，应该是学校教学中一项必修的课程。在国学和乡学中都有六艺，也都列有"书"的科目。但究竟当时有没有这项教学内容，目前尚有不同说法。其理由之一，就是在青铜铭文中没有习书学书的记载。但是我们从铭文本身演进的情况，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以铜器铭文出现时间来说，根据考古发掘提供的资料，最早见于殷商后期。开始不过作为一种标明器之氏族的标志，以后逐渐从标志性质转为记人记事，词汇不断丰富，铭文字数也逐渐增加。到了西周，长篇巨著已成常例。如武王时期的大丰簠，铸铭76　字。成王时期的何尊，铸铭122　字。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铸铭291　字，小盂鼎铸铭近400　字。三代之际，记事文字发展很快，文体也有很大变化，一般多为策命、赏赐记录，次为训、诰等。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记载了武王伐纣的过程，并赏赐利（人名）的情况。这是一篇简短而耐读的记事文，全文22　字。其中所记灭商的最后战斗过程，只写"佳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意思是说：在甲子日早晨，岁星正当其位，这天晚上就取得了灭商的胜利。实在是一篇难得的精短的文章。1975年，陕西歧山董家村出土的训匜（Yí音移，舀水或盛酒的器具），铸字157　字，记载了周王重臣伯杨父处理一件诬告的案子，实际上是一篇最后审理的判决书。这篇判决书，讲事由，叙经过，最后提出处理办法，是一篇叙述有条理的应用文。这些不同的文体，虽然不需贵族王公自己动笔撰写，但是，由臣隶写成以后，王公应该能够全篇识读。因此，子弟们在学校中便不可缺少地要学好"书"这一门艺了。可以推知，国学中，小学以识字为主，大学就要学习读写文章了。史书载，"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是可信的。周太史籀（

hòu　音咒，人名）著大篆15　篇，史称《史籀篇》，很可能是当时在小学中使用的识字课本。《汉书·艺文志》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育学童书也。"从铜器铭文的演进情况分析，周代出现识字课本，也当是可信的。

数有九数。数，包括算术和数学，指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盈不足、勾股等九种运算方法①。这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运算方法，如丈量土地，计算重量，修建防御工程的材料配置等。有的内容，如方程、盈不足、勾股的运算，与现代数学的代数、几何相似。

西周规定，六岁儿童就要学习简单的数数。《礼记·内则》记载："6年教之以数与方名。。。9年教之数日。10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计即筹算，小学便开始学习简单运算。传说，《周髀算经》已作为学校教材，这虽难以断定，但计算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应早在西周以前便进行了。甲骨文的"学"字，简单的写法为爻。爻最初表示算筹交错，意作数目概念。这可以理解为，由于最初的学习是从记数入手，所以把爻转意为学。周时儿童入学要学"数"，这是可信的。至于数有九数，甚至包括方程、勾股，目前尚缺乏证实资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六仪

①　《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提出西周六艺之数为九数。到东汉时，才有人给九数注出"方田、粟米、差分、少广　...　...　"等九项。

仪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依据"礼"的种种规定和内容，演成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六仪，即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旅之容和车马之容。

西周的贵族官员在某些特定场合，如参加祭祀、宴会、朝聘、出征等活动时，他们的举止行动都要符合规定的一套进退礼仪。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不允许有一点差错，不然就是有失仪态，有失身份，就是无礼。这方面真是繁文缛节，十分复杂。春秋时期，鲁国是周礼保存最完善的国家。连孔子到周公庙，遇到每件事情都要发问，以免有所差错。有人不理解说："谁说叔梁纥的儿子很懂得礼呢？他进了太庙，每件事都要一一向别人请教。"孔子听到了这话，解释道："我这样做，正是有礼呀！"鲁国太庙的仪礼如此繁杂，周室之六仪，条条框框更是可想而知。这是国学中一门繁重的科目。

（4）三乐三乐，指乐德、乐语和乐舞。乐在西周学校中是一门主科。

乐德之教，在于运用艺术的感染力量，陶冶性情，修养情操，这是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种有效方式。

乐语之教，在于要求学生能够背诵诗歌，创作诗歌。当时，朝廷和民间，诗歌十分发达，其应用范围也很广泛。诸凡举行集会，如飨饮酒礼、庆功贺节等，都要演唱传统的或贵族们创作的歌曲。在这种场合，能够吟诵诗歌，乃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表现。

乐舞之教，在于训练学生能与乐曲配合，既能歌又能舞，培养学生的多种艺术才能。

礼与乐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礼记·文王世子》说得很中肯："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将礼教寓于乐教之中，学生容易接受，对提高修养，懂得礼节都有积极效果。《礼记·乐记》说得更深一层，进行三乐教育，就是要"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从乐舞和歌曲声中，使人们很自然接受奴隶社会的种种礼尚和道德。因此，这也可以称为形象的教育。

（5）小舞小舞，有6　种舞蹈，即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和人舞。

旄舞、羽舞和皇舞，舞者要执羽毛而舞，或者用羽毛装饰而舞。

旄舞，舞者要抡■牛的尾而舞。

干舞，舞者要执兵器而舞，也叫兵舞。

人舞，舞者不执道具，以手袖舞动。

据《周礼·春官·宗伯》郑玄注，这些舞蹈，用于祭社稷、宗庙、四方、辟雍（天地）、兵事和星辰。小舞是向年幼学生传授的舞蹈，20　岁以后才学大舞。前者只训练舞蹈步伐动作和队列，后者要求掌握歌词乐曲。

综括上述的五大门类学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西周国学很重视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这也是周室百年来遵循的立国国策，进而成为周代的教育传统。当然，所以形成教育上的传统，是因为接受了历史上血的教训。周武王灭商后，将殷商纣王之子武庚封为殷君，仍旧建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武王死时，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武庚公开叛周。待平定武庚和东征以后，周初分封诸侯时，成王就将商奄（今山东省曲阜）故墟，赐给周公旦长子伯禽，并封他为鲁公。据《说苑·君道》记载，伯禽受封时，成王告诫他说："夫有文无武，无以威天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武王的这番话，说明王室的巩固，一定要重视文武俱行，这是立国之本。进而，在学校教育中，重视文武和德威逐渐形成传统，成为后备贵族官僚培养的目标。

2。乡学的教育科目乡学中传授的学科，只有德行和六艺两门，学习的内容也比国学简单得多。（1）德行乡学中讲授的德行，其教育目的与国学相同，要求学生立德立行，符合贵族内部的道德品行和行为规范。

德有六德，指知、仁、圣、义、忠、和。

知，在于教育学生明事达理，不轻举妄动。

仁，在于教育学生能够爱人，内善于心而外及于物。

圣，在于教育学生善于观察事物，分析情况，并且有预见性。对事物的发生发展，在事先能及早掌握。

义，在于教育学生处理种种事物，能够把握适度，当机立断，抓住最佳的时机。

忠，在于教育学生能够表里一致，忠诚老实，对国君顺从，这是奴隶社会要求国人最基本的做人态度。

和，在于教育学生为人不刚不柔，既不倔强固执，盛气凌人；也不优柔寡断，无所适从。

行有六行，指孝、友、睦、姻、任、恤，这是作为六德的行为补充。六德偏重于思想教育，着力于认识；六行则偏重于行为教育，着力于实践。六行的具体要求是：孝敬父母，兄弟友好，和睦九族（直系亲属为：曾、祖、父、己、子、孙、曾、玄之九代；旁系亲属为：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己之同族），善结外亲，朋友信任和恤赈忧贫。（2）六艺六艺的内容与要求基本上和国学所传授的相同，也为礼、乐、射、御、书、数。不过，在学习的范围和程度上，是有所区别的。如"礼"，国学所教为"五礼"，包括吉、凶、军、宾、嘉，而乡学所教的名为"六礼"，却是冠、婚、丧、祭、飨、相见六个方面，多半着重在一般日常生活中的礼仪。

乡学中所传授的两门学科，一门重于品德培养，一门重于技能训练，似乎不强调乐舞。这是因为乡学学生，都是国人（即平民）子弟，不能跻身于上层社会，毋需学习在一些隆重典礼上施行的种种仪礼。他们学成后，将是国家的兵源，因而在各种技能中，军事技能的训练，才是最为重视的。

附带要提出的是，西周时期，纵令是贵族的女子，也没有入学资格，她们被剥夺了受教育权。据《周礼·内则》记载，女子到了10　岁，就得留在家中，接受母亲的教育。如学习说话，和气顺从，会修饰美容，善于听命依嘱等。并且她们还要学习执麻枲（Xǐ音喜，大麻的雄株），治丝茧，能够用丝、麻、毛等编织绦和绶带，能纺织缝纫，制作衣裳等。这些所谓女事，古时称为妇功。妇功的好坏，也是作为女子有否家教的一个衡量标准。

（三）　教师都是国家官吏西周的学校，全由国家开办，教师也都由国家政府官吏担任，官师合一。所以，学校称为官学，教师称为官师。官师担任的教学职务，一般都与其所任命的官职相符。例如乐师，他们在宫廷祭典活动需要配合乐舞时，负责组织、排练、指挥乐队，因此，他们在国学中担任小舞教学。但是，也有例外，如师氏，他是带兵守卫国门的武官，却负有"以前世美善之道以诏告于王"的任务，①在国学中执教德行，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

在国学中担任教学的官师，都是兼任的现任官吏，没有专任教师。在乡学中任教的官师，有兼任也有专职的。兼任的是现任的地方官吏，专职的是由曾经做过低级官吏现已退休回乡的大夫和士担任。

1。国学和乡学的教师根据《周礼》中的《地官司徒》和《春官宗伯》记载，西周时期，国学和乡学中的教师情况，大致如下：国学教师，在古文献中没有将他们清楚地区分为大学和小学职别，统称之"教国子"。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成均是古代大学又一名称），管理大学的学政，他也担任三乐的教学。遇到国家重大事件，按照惯例，如需要举行大型舞蹈，他还负责从国子中挑选优秀者去演出乐舞。

师氏，除以三德教国子外，因为他还"掌国中、失之事"。所以，在国学中，他讲解国事，将历史上曾经在礼仪方面做得好的经验（即中礼）和做得差的教训（即失礼）教给国子。

保氏，负责向国子传授六艺和六仪。保氏和师氏一样同是武官，负责守卫王闱，即宫内巷门的警戒。

乐师，负责教国子小舞。凡遇到国之小事①，要用乐舞时，则由乐师负责组织。周天子祭祀宗庙后，撤去祭品、祭器时，叫做"彻"。此时乐师要带领国子唱《雍》的乐歌，叫做"歌彻"。《诗经·周颂·臣工之什》中载有《雍》一首，是"彻"的唱词。

大胥，掌国子之版，以待致诸子，就是管理国子的学籍簿册。如登记学习乐舞优秀的学生，必要时，便召集他们参加盛会演出。他是大司乐的教学助手，负责训练国子在大舞中的步调和安排出入程序等。遇到宗庙之祭，大胥要击鼓召集国子，从中挑选优秀者去表演乐舞。

小胥，掌国子之征令而比之，觵（gōng，音公）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挞其怠慢者。就是每当大胥召集国子练习乐舞时，小胥负责察看国子集合和学习态度。发现有人迟到时，要给以处罚；练习乐舞时发现有人怠慢，也会被小胥抽上几鞭，督促学生认真练习。

乡学教师的教学职务，没有国学教师那样分工明确。

大司徒，掌施十二教，范围广泛。如以祀礼教敬，以阳礼教让，以阴礼教亲，以乐礼教和，以俗教安，以刑教中，以誓教恤，以度教节，以世事教能，以贤制爵，以庸制禄等等。并且"以三物教万民"。三物即六德、六行和六艺。因为大司徒是六乡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在负责教育乡民的同时，也担任乡学教学。

乡大夫，掌其乡之政教禁令。

州长，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

①　参见《周礼·地官司徒·师氏》贾公彦疏。

①　"国之小事"，见《周礼·春官宗伯·乐师》："凡国之小事用乐者，令奏钟鼓。"党正，掌其党之政令教治。

父师，70　岁退休归于乡里的大夫，担任乡学的专职教师。

少师，70　岁退休归于乡里的士，担任乡学的专职教师。

《礼记·学记》中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庠、序都属于乡学。州长、党正都是地方官吏，很可能在乡学中也担任教学，这是根据各人担负的行政职务比照国家教师情况推知的。至于其他如籥师，教国子舞羽吹籥等，因过于细琐，没有列入。

2。西周学官世代相袭奴隶社会，推行世袭官制。学官由官吏兼任，自然也是世代相袭的。这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得到了印证。

1974年12月，在陕西省扶风县强家村发现一处铜器窖藏，有西周中、晚两个时期的器物7　件。其中的师■鼎、即簋和师丞钟三件礼器，据古文字学家的研究，与晚清以来著录的师望鼎属于同一家族。它们的辈分排列是：师■鼎、师望鼎、即簋和师丞钟。师■、师望、即和师丞是相继连续的四世。李学勤认为师■一家世代为"师"。①■、望、丞三人的名字前面都冠有师字，说明他们的职务相当于《周礼》中的师氏。即的名字前面，虽然没有出现"师"字，但是在铭文中记录周王赏赐他的物品和师■鼎所记相同，可以肯定他的身份同样是师。师■这个人曾经引导穆王改正他犯过的错误，使穆王乐德。因为穆王没有任何理由便远征犬戎，这在当时被认为不对的，穆王成了一个失德的君主。师■劝告他要善道。在西周，对王的劝谏正是师氏的职责，所谓"掌以媺（Měi　音美，使物美善）诏王"。师氏在国学中，也以三德、三行教国子。文献所载与鼎铭相符。

师■自称为"伯大师"的"小子"，师望也自称为"大师小子师望"。

李学勤根据两器的铭文，考定师■所称的"伯大师"，是他的父亲虢季；师望所称的"大师"，是他的父亲■。伯大师也就是大师，相当于通掌国学的大司乐，是学政方面师氏的上级。

虢季是昭王时人，■是穆王、共王（孝王）时人，望是懿王、孝王时人。按年代推知，当虢季担任掌管国学的大师时，他的儿子望担任师氏；以后，当■升任大师时，他的儿子望担任了师氏。祖孙三代，逐代递升，由此可以证明西周时期，学官一职，也是代代相继的世袭的职务。

（四）　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西周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制定了一套具体的管理办法，以保证培养学生成为奴隶社会合格的统治阶级后备人才。这些办法，分为学习考查和奖励惩罚两大部分。

1。对学生的学习考查西周学校对学生的学习考查，都是隔年举行的。据文献记载，考查的内容偏重在道德品行方面，而且规定得很为具体。

学习一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离经辨志"能力。离经，指对于经文能顺句读断，又能分析文理辞意；辨志，则要求学习经文后，能够总结对经文

①　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及《师■鼎剩义》，两文均载《新出青铜器研究》一书。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的哪些内容体会深刻，感到兴趣。

学习三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敬业乐群"情况。敬业，指十分重视学业，学习态度端正，能够专心致志努力钻研。乐群，指能够适应集体学习生活，能够主动积极地与同伴们切磋学问，共同进步。学生在校切实做到敬业乐群，这是取得良好学习成绩的保证。

学习五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博习亲师"情况，博习，要求学生在学业上能够广博多闻，这是衡量学生自学能力强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亲师，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不能经常主动向老师请教，与老师亲近，接受老师的教导。这也是检验学生的虚心向学，争取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

学习七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论学取友"情况。这是要求学生在研讨学业的基础上，能够善于选择志同道合的学友。论学，即能够与同学一起相互学习，辩论是非。如果做到了这一步，说明在学习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后再察看他所选择的学友，是不是能够从品德才学上去考虑。

学完七年，也就完成了小学学习阶段，谓之"小成"。通过考查，学业符合要求，便升入大学。

学习九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知类通达，指在学习上能够熟练地掌握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技能，并且会举一反三，运用自如。强立而不反，指已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不再违反师长们的教诲。

学完大学，谓之"大成"。

乡学的考查情况，文献没有记载，推测可能与国学的小学阶段考查要求差不多，从党、州长到大司徒官员的设置，以及"选士""俊士"等推荐制度的建立，就可以肯定，乡学的学习考查也是相当严格的。有了考查，在乡学学习的学生，才能评出成绩优秀者；经过乡大夫荐举给大司徒，再经大司徒挑选上报给天子或诸侯，便可升入大学。

2。学习奖惩西周学校的考查，是同奖惩结合在一起的。学习考查得到通过，国家给以奖励；考查没有通过，则要给以适当教育。经过教育而仍不见效果，甚至不服管教，便要给以严厉的惩罚。

奖励有两种：一是升级升学，一是授官受禄。

在小学学习，通过隔年考查，学满七年，成绩优秀者，便能直接升入大学。乡学学生，经过推荐，也能升入大学。

在大学深造后，由天子或诸侯任命为官，颁发官禄。乡学学成后，由地方政府授以官吏。不过，后者还是以服兵役为多数。

惩罚也有两种：轻者体罚，重者开除。

学生在校，不能很好学习或者犯了错误，如习舞时，怠慢涣散，教师可随时进行体罚，所谓"扑作教刑。"扑是戒尺、鞭棒之类，用以鞭挞学生，作为管理教育学生的一种手段。

如果学生不服管教，经过一再教育，还是不改正错误，那么，不论在乡学或在国学，最后都要开除，并且遣送远方，"终身不齿"，即永远不再录用他们了。

在乡学，遇有不服管教的学生，先由乡大夫提名上报，由上级选定一个合适的日子，把乡里的耆老请到学校来，为不服管教的学生举行一次射礼和乡饮酒礼的活动，这是对他们进行感化教育。射礼以尚武精神教人守纪服德；乡饮酒礼要饮"元酒"，教人不忘古人先世创业之艰辛。进行这种活动时，还特地邀请学习优秀并已被荐举为选士的学友，回到学校为射礼和乡饮酒礼的活动充当服务生。通常，能够参加这些礼仪的服务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荣誉。选士们的行为示范，可以激励那些不服管教的学生改过奋进，成为遵守纪律，服从和尊敬长者的好学生。经过感化教育，仍不见效果，便要改变其学习环境，将原来在右乡学习的学生转移到左乡的乡学去，原来在左乡学习的学生转移到右乡的乡学去。然后，再进行一次射礼和乡饮酒礼活动，再进行一次感化教育。如果依旧不见效果，便要把犯错误的学生转送到郊外，同样再举行射礼和乡饮酒礼进行感化教育。如果学生还是不服管教，就得送到郊野奴隶居住的地区，由遂大夫主持再进行一次射礼和乡饮酒礼活动，这是最后一次的感化教育了。如果学生还是顽固不化，继续坚持错误，学校只有开除他们，由政府将他们遣送远方，而且"终身不齿"。

在国学，遇到不服管教的学生，其处理过程，较之乡学要慎重得多。国子在大学学成毕业之际，由小胥、大胥和小乐正将学生中不服管教者，上报给大乐正（即大司正），再由大乐正上报给天子。于是，天子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都到学校去，一方面重新审查这些不服管教的学生，同时也要给他们习礼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感化教育。经过教育，如果不见效果，周天子就得亲自过问，到学校去考察学生情况。同样，再给学生一次习礼的机会，看看能不能最后感化改造他们。若是学生仍旧无动于衷，继续不服管教，周天子便要三天"不举"，即三天内停止杀牲并不设盛馔，表示对不服管教的学生感到不满和遗憾。然后开除学生，将他们遣送到遥远的西方或东方，也是"终身不齿"，永远不能再返回家乡了。

这种奖励和惩罚的做法，非常清楚地体现出奴隶社会的国家教育宗旨：凡是能够接受学校教育，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就有机会被国家选用，成为中央或地方官吏；如果学习成绩不佳，还不服管教，没有培养前途者，不但取消将来被任命为官的资格，而且还开除学籍并迁送远方，永远不再录用。西周时期的这一套完备的教育制度和管理奖惩办法，是适应奴隶制度的需要的，它为奴隶制国家政权培养大批各级管理人材，为西周奴隶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随着奴隶制度的瓦解和封建制度的确立，西周奴隶制的教育制度，不适应新的社会形势需要。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统治阶级为了富国强兵和在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培养出新型的人材，对西周教育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变革。我们之所以在这一章重点对西周的教育进行介绍，就是为了使读者在认识春秋战国时期，教育为什么要变革；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变革；以及哪些方面对西周教育行之有效的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时，提供一个可资比较的模式。

春秋战国教育变革的原因西周是奴隶制官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完全垄断了学校教育，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始终以维护和巩固奴隶主宗族制度为宗旨，以传授宣扬等级森严、尊贵卑贱的礼乐为中心。总之，是为培养奴隶主统治阶级各级管理人才服务的。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逐渐失去了对各诸侯国的控制；诸侯之间不仅兼并争霸，而且对王室也越来越分庭抗礼。原来由周天子强行建立的一套唯天子独尊的礼乐制度，随着控制力量的削弱，也逐渐出现礼崩乐衰的局面，这也必然影响到西周的教育实施。最明显的是奴隶制官学的衰落。春秋初期，周室政权软弱，财力枯竭，与宗周时期已非同日而语。因此学校不易维持，造成学官四散，导致学术下移，而私学兴起。春秋中期，新兴地主阶级开始掌握政权，奴隶制教育已不合时宜。及至战国晚期，周代教育的种种措施，从制度到内容都作了彻底的变革，逐渐完成向封建制教育的过渡。这种变革，既与奴隶社会的解体有关，也同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向教育提出新的相应的要求有关。

（一）　王室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周代官学衰落的最直接原因，自然是王室的不支，造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西周时期，天子控制着教育大权，也垄断着学术。宗室京畿，是各国贵族子弟游学的地方，集中了大量图籍和人才，不但是全国最高学府的所在地，也是全国文化教育的中心。但自东周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才四散，图籍流失，最高学府徒负其名，甚至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也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些重大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

周平王迁都洛邑，表面上还维持着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实际上，诸侯贵族并不顺从，还向王室争权夺利。如东周初，天子还占有土地约600　里。可是为了拉拢诸侯，维持摇摇欲坠的王位，往往要拿土地赐给立功诸侯，或封给王族、公卿、大夫作为采邑。有时，一些诸侯借着某种理由威胁王室，侵夺、强索王室土地，就连外方民族，如戎族也乘机占领王室土地。东周王室土地被侵占，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奴隶和庶民被一同转移，人口相应也减少了。这些，严重地影响了谷物农产品的收入和劳动力的征召，周天子的财源一再枯竭。

其次，各诸侯国既然不听从周天子的指挥，他们也就不再严格遵守朝聘的义务，这又是王室收入的另一重大损失。

"朝"，是指诸侯按规定的期限进京拜见天子的一种礼节。"聘"，是指诸侯不能亲自朝见天子，派遣使者入朝。商代规定诸侯五年一朝。周代则根据各诸侯国都城距天子京都的远近，规定朝聘期限。凡距京都1500　里以内的国家，每年朝见一次；1500　里以外的，每远500　里，便延长一年期限。到了朝见的年限，如果诸侯不进京朝聘，便认为"大不敬"，要受到天子和其他诸侯国的讨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的不按期朝聘，是作为周天子对诸侯国征伐的一项重要理由。朝聘天子时，诸侯除了述职外，还要携带玉帛、兽皮、珍玩以及本地区的土特产等礼物，贡献给天子，称为"朝贡"。春秋初期，诸侯逐渐强大，对于日见衰弱的周王室表现出藐视不敬和傲慢态度，最明显的就是经常不按期限朝见天子，甚至数年不进京一次。到后来，不但诸侯自己不愿去朝见天子，连派遣使节也不再敷衍了。鲁国是周公的后代，与王室最为亲近。在春秋时期，鲁君朝见天子也不过3　次，鲁大夫聘周也不过4　次，其他国家的朝贡就可想而知了。

周天子在土地和人口日益减少的同时，又严重地短少了"朝贡"，因此国库匮乏，无力支撑庞大的政府机构，养不活大大小小众多的官员，不少人因此而丧失官职，只得离开王室分散到各诸侯国去谋生。天子因此失官，周官外流。

王室统治集团的内讧，也是失官的另一个原因。内讧主要是争夺王位。

如周景王死后，周敬王立，景王的长庶子王子朝起兵争夺王位。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失败，带着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和一批丧失官职的人逃到了楚国。再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祖先司马氏，原是世代掌管国史的，因为周惠王与王子颓，周襄王与大叔带先后两次发生王位之争，为了逃避京城内的乱动，太史司马氏便离开周都到了晋国。

天子失官，为什么会连带出现"学在四夷"呢？

从周室逃离到各诸侯国的官员，以文官居多，其中多数是有知识、有技能的。他们的出走，也随身带走了自身学得的文化学术。如王子朝与周敬王争夺王位失败后，他除了拉走一批旧宗族，还带走不少有专门知识技能的王官百工。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记载，王子朝失败以后，一批人"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也就是说，他们把周王室大量的文献典籍搬到了楚国，这是东周文化的一次最大迁移。仅此一举，便使原来的全国文化教育中心从东周王城转移到楚国，推动了楚国的文化学术的发展。再如司马迁的祖先太史司马氏，原是在周室掌握周史的。他到了晋国，必然将有关的周史资料、编史的经验以及天文、地理等知识传授给晋人。何况，司马氏到晋国以后，他的子弟又再分散卫国、赵国和秦国，文化学术的传播就远远超出了晋国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说，天子失官，就是周王室失去了人才。《论语·微子》记录孔子的一段话，说明东周时期，天子连身边的乐师也留不住，而分散到各国。孔子曾说，周王室的"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周室走出了这么多的乐师，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孔子特别提了出来。周代，天子诸侯平时吃饭，都有音乐伴奏。天子一日四饭，诸侯三饭，大夫再饭。天子四饭的安排是：平旦食，在黎明时刻；昼食，在中午时刻；晡食，在傍晚时刻；暮食，在夜间。太师，相当于大司乐，是宫廷乐队的指挥官。亚饭、三饭、四饭都是乐官名称，分别在昼食、晡食和暮食时演奏。东周期间，或因政治动乱或因经济困难，连为天子演奏的乐官也纷纷出走。太师挚逃到了齐国，亚饭乐师干逃到了楚国，三饭乐师缭逃到了蔡国，四饭乐师缺逃到了秦国，打鼓的方叔迁居在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迁居到汉水之涯，少师（此处指乐师的助手）阳和击磬的襄迁居到海边。这些人的走出，同样会将周乐传到各诸侯国。1978年，湖北省随县（现改为随州市）擂鼓墩发掘曾侯乙墓，出土全套大型的编钟编磬和多种乐器，其规模之大，铸造之精美，都能与周天子之乐相媲美。曾侯如此，其他大国更当过之了。天子失官，文化学术随之下移。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官学中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逐渐向民间传播，从而使很多的人掌握了知识和技艺。春秋初期，齐国的管仲曾建议桓公利用民间通晓一些技艺的人，即所谓掌握"五官技"的人，请他们帮助齐国在治政和理财上出谋划策。①他说，懂诗的人，可请来记录事物；懂时的人，可请来记录年月；懂春秋的人，可请来记录国事的成败；懂出行的人，可请来指导外出道路的选择；懂易和懂卜的人，可请来预测事物发展的吉凶和成败，给他们土地、衣服和官职。有了这五种有技艺的官，便能及时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如懂"诗"的官，记述人们的行动以免出现差错。懂"时"的官，提前说明情况，以免错过时机。懂"春秋"的官，远占得失，作为前车之鉴。懂"出行"的官，指点道路，免得弄错方向。懂"易"的官，预测祸福吉凶，以免发生错乱。吕思勉认为管仲提出的建议，正是"东周以后，官失其守，民间顾有能通其技者，管子欲利田宅、美衣食以蓄之也"②。这说明周代官学中的某些课程内容，春秋初期已经散传到民间了。

到了春秋中期（公元前525年），郯国的国君到鲁国访问。那年孔子27岁，他曾向郯子请教郯国的历史，即为什么郯国的祖先称做"少皞氏"？郯子回答得头头是道。事后，孔子对别人不胜感慨地道："我早就听说周天子的官员已很难坚守自己的职责，文化学术也都流散到各地去了。古代官名的沿革，本只有王室的史官才清楚，如今连远方的小国郯国都知道自己祖上受封官名的历史，这使我确实相信"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了。"

学已散在四夷，王室自然不能再垄断文化教育。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私学得以兴起。

（二）　各诸侯国不再维护王室官学春秋开始，奴隶社会的体制逐渐向封建社会的体制转变，作为奴隶制国家基础的井田制和分封制逐步瓦解，陈旧的宗法制度失去了控制力量。各诸侯国之间，强侵弱，大欺小，兼并日益剧烈。"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史记·太史公自序》），各国诸侯早置周天子的礼制于不顾，王室的那套官学教育，更不被他们所重视了。春秋以后的各诸侯国，真是各自为政，各自为教了。

首先，遭到破坏的是周代的学制体系。

西周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设在天子京都和诸侯国都，乡学设在城郊六乡。到了春秋时期的楚国、秦国等，每占领扩大了新地区以后，他们不再依照西周原来行政建制管理，废除了国野、都鄙之制，不再分封子弟功臣，而是设县治理，以县为地方行政管理单位。这样，原奴隶主国家管理体制动摇了以后，必然影响到学校的设置。事实上，土地的大量兼并，原来划分的乡遂难以按照原样维持，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庶人和奴隶，摆脱了旧的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状况，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并接受了新的受教育的方式方法。

春秋初期，管仲帮助齐桓公治政，制国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之乡十五。划定士农工商的住区，不允许他们随便迁徙和杂处，而要求他们教育好自己子弟。如对于士，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

①　管仲的建议，见《管子·山权数》。

②　参见《吕思勉读史札记·六艺》。

其幼者言弟"，能做到这样，"少而习焉，其心安焉"。对于农、工、商的子弟，也都规定了相应的教育内容，由其父兄负责。这也是为了"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国语·齐语》）使专业手艺后继有人，保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其次，变更了人才需求的渠道。

西周时期，国学和乡学，是培养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吏的主要渠道。虽然当时执行的是世卿世禄的世袭官制，但是公卿大夫的子弟仍需要进官学学习，以取得官学考查认可，因为，在官学中所传授的知识，都是维护和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所需。这种培养方式，对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者来说，已不合乎时代潮流，他们不再需要只会依靠森严等级制度作为管理手段的旧式人才了，他们要求能适应新形式的新一代管理人才。这些人才自然不是周代官学中所能培养出来的。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家几乎都撇开了官学，而从社会实践中去寻求人才，这也迫使教育必须变革。

春秋时期，齐桓公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个霸主，正是他不拘泥于官学教育，不拘泥于世袭制度，善于启用人才。他重用管仲，不嫌管仲出身低微，曾替人家做过买卖，甚至不考虑管仲曾经与自己有过一箭之仇，而任命他为相。齐桓公的做法，实质上也是对西周官学的一种否定，对西周传统教育的一次冲击。

据《国语·齐语》记载，齐襄公立，执政无常。齐国大夫鲍叔牙感到国家要乱，便怂恿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逃到莒国，管仲则跟着公子纠逃到鲁国。不久，鲁国的公孙无知杀死襄公，齐人又杀了无知。本来，准备迎接公子纠回国为君，可是鲁国不放。于是，公子小白从莒国抢先一步回到齐国，立为齐桓公。公元前685年，鲁国伐齐，与齐桓公战于乾时（今山东临淄东南）。管仲也参加了战斗，他射中了齐桓公的带钩。后来，齐国打胜了，公子纠被齐国押回杀死，管仲则被囚在鲁国。管仲小时候同鲍叔牙是好朋友，他家贫母老，常常得到鲍叔牙的济助。鲍叔牙为了振兴齐国，特意向齐桓公推荐管仲。开始，齐桓公忌恨管仲替公子纠出力，还险些要了自己的性命，但终因人才难得，被鲍叔牙说服。但是，当时管仲被囚禁在鲁国，鲁国大夫施伯是一位善谋家，如果他知道齐桓公要重用管仲，一定不肯交还。鲍叔牙想出了一个办法，对齐桓公说："我们可以派人向鲁庄公疏通。就说齐国国君的叛臣管仲现在囚在鲁国，齐桓公要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以为儆戒。讲明了原因，鲁国会把管仲交给我们的。"齐桓公便依鲍叔牙之计，派人到鲁国去，嘱咐他一定要按鲍叔牙所说的向鲁庄公交涉。使者到了鲁国，庄公把齐桓公要求押回管仲的事告诉施伯大夫。施伯说："我想齐国不会这么傻，他们一定是要器用管仲的！管仲是天下最有才干的人，能治理好国家，也能逞强于天下。如果我们把管仲放回齐国，那么，鲁国便要长期受到威胁了。"庄公听完施伯的话，一时不知怎么办好。施伯主张先将管仲杀了，再把管仲的尸体还给齐国。齐国的使者得知这一信息，赶忙向庄公要求说："我国国君就是要把管仲亲自杀戮，以报一箭之仇。如果交还的是管仲的尸体，还要派我来干什么呢？无论如何，请把活的管仲交给我押回齐国。"结果，庄公没有坚持施伯杀死管仲的建议，却将管仲捆绑以后交给使者带回。管仲一到齐国，齐桓公亲自赶到郊外迎接，以礼遇相待。齐桓公如此诚意纳贤，是因为他看中了管仲的五大才能：宽惠柔民；治国家不失其柄；忠信可结于百姓；制礼义可法于四方；执枹（fú音浮，鼓槌）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史记·管晏列传》所记管仲"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充分发挥了他的才能。这样的才能，西周官学是培养不出来的。从齐桓公求得管仲的事例可以看出，诸侯们已放弃了西周时期培养人才的选士、俊士、造士等做法。随着旧的政治的变革，影响到新时代人才的需求；这类人才的谋求，必然要突破旧时代的教育传统，这就有春秋战国时期广纳贤才的风尚，推动了旧教育的改革和新教育的发展。

第三，摒弃了官学僵化的教材，采用实用学科。

西周官学的衰落，原因之一是官学中传授的学科内容已脱离实际，僵化无用。西周时期，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祀"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到了春秋时期，宗族制度已难以维持，宗法制度已毫无约束力。宗族也好，宗法也好，都要依靠种种"祭祀"繁杂的礼仪加以维系。西周宗室所利用的血缘关系，到了东周时期已逐渐松弛，甚至破坏。因此，用以维系宗族制度的教育和教学内容，就随之要加以改变，这也是促使教育变革的原因。

诸侯对西周传统的国学，已不感兴趣。原来公、卿的子弟都应该进国学学习。但是，从春秋初期起，一些国家的国君和贵族，不将自己的公子送进国学，而是聘请师傅，在宫廷中给公子传授知识。诸侯称王以后，便将公子改称太子。有时国君还要询问师傅们的教学情况。如春秋中期，楚庄王请士亹为太子箴傅，另外还向申叔时请教有关教学的内容。申叔时提出的科目内容，已与西周国学所教的三德三行，六仪三乐完全不同了。

申叔时提出的教学内容，应是经过了一定的选择，内容切合实际，共列为九门：《春秋》，当时各国都有本国的编年史。楚也有《楚国春秋》，记录楚国的历史，教之使人从善而厌恶，并懂得约束自己。

《世》，这是楚国先王的世系，教之使人知道哪些先祖明德，哪些先祖愚昧，使之明白应该精励图治，警惕昏乱废世。

《诗》，在孔子重订后和《诗经》里，没有明确标出楚国的诗篇，但这不等于说楚国没有"诗"，没有民间歌谣。其实，《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都是南方的作品。《召南》所采集的诗的地域，南到武汉以上长江流域一带。这个地域内，就包括有楚国。楚国在春秋以后，文化迅速发展，应该有诗。《召南》中有歌颂功臣的诗，有讽刺国君的诗，有咒骂官吏残害人民的诗，也有民间欢舞娱乐的诗，教之使人导广显德，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人做事。当然，《诗》也包括西周时期人们歌颂成汤、文武功绩的一些赞美诗篇，以励其志。《礼》，这时的《礼》已不完全是周礼。春秋初期，各诸侯国逐渐都不服从周室的朝聘制度，再侈谈周礼，已失去了现实意义。礼，当有楚国自己制订并遵守的礼，教之使人知道"上下之则"。则，即是法，守礼与守法联系起来，有着强制性质。把守法的观念融合到守礼的行为中去，已不是西周那样单纯的"尊尊之礼"了。

《乐》，西周的乐，偏重于祭祀和国事。春秋时期，周乐渐衰。楚国之乐，已从内容和形式上注意到移风易俗，荡涤邪秽的作用。教之使人趋向风雅，避开邪秽，陶冶情操，行为谨慎。

《令》，令指先王颁布的法令，如同现时的法规条例。周有天子之法，各国也有根据本国情况制定的法令。教之《令》，使人掌握国家的法禁，监督百官的事业，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语》，指先王治国时讲过的精语警词。这些语词，总结了过去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并不是西周国学中所传授的"乐语"。

《故志》，记载西周包括其他诸侯国家的成败之书，不限于楚国历史上的成败。读这样的书，使人了解国家之所以兴废的原因，从中警醒自己，不犯错误。

《训典》，五帝先王之书，内容多为典章制度。《左传·文公三年》："告之训典，教之防利"。知道了国家的典章制度，能守本份，不贪多求。这些就是楚国太子学习的内容。把《春秋》、《世》列于《诗》、《礼》之前，非常实用。既扩大视野，又能深知历史的演进，从前人那里吸取经验和教训，培养治国能力。春秋时期，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旧制度的痕迹还不可能完全清除，虽然诸侯各自为教，也不是完全创新，诸侯不再强调西周的立德立行教育，但是奴隶社会的思想意识仍在起着一定的影响，有时各诸侯还加以利用。如齐桓公称霸，就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所尊的是周天子，但却又连续灭掉了西周分封的谭、遂等小国。齐桓公的做法，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再如，鲁僖公（公元前659-前627年）的"修泮宫"；公元前542年，郑相子产的"不毁乡学"，也是继续维持旧的学校教育制度。可见，旧的教育传统在较短的时期，是难以完全改变的。一直到战国时代，由于私学盛行，西周旧的学校教育残痕才得到彻底清除。

（三）　士的崛起增强了变革的实力士在西周，虽然也列在贵族行列，但是属于下层，地位很低。所谓人有十等，为：王、公、大夫、士、皂、舆、僚、仆、台。士是贵族等级最低的一级，在士的下边，便是庶人和奴隶了。士作为一个固定的等级是无法变更的，可是，这个等级成员的来源却很复杂，陆续加入的人数愈来愈多，有些是从上层贵族子弟中"分离"出来下降为士。按照宗法制度的规定，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父辈的爵位，如王、诸侯、卿大夫的庶孳后裔，都没有资格继承父辈爵位，除非因为某种原因获得封赏晋升，否则，只能降到士这一等级。士的嫡长子可以继承为士，其庶子别支则下降为庶人。而庶人中的优秀分子，又能通过选士和贡士，晋升为士，这是由庶人上升的士。

士的经济来源是依靠禄田的微薄收入。所谓"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①士所赖以为生的小块禄田，不易维持生活，多数人以充当武士为业。即使在官府干点差使，无非是宫正、膳夫、庖人、医师、兽医、酒正、司书、司裘等一些职事官。春秋开始被齐桓王重用为相的管仲，原系姬姓贵族后裔。《史记·管晏列传》说他少时贫困，由于周室衰落，没落为士。孔子年轻时也是一个士，就曾经在季氏家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会计）、乘田（管理牧场的小吏）。士的社会地位很低，往往要依附于比他高一级的大夫，作为大夫采邑的管理人员，有时还被人歧视。

春秋时期，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变化中，王室土地一再被诸侯强索，小国相继被大国吞并，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一再遭到破坏。士所得到的一小块禄田越来越靠不住。他们所充当的职事官，也因局势变幻，常遭丧职，唯有依靠

①　《国语·晋语四》。

自己的知识技能另谋生路。士的本身因此不断分化，活动范围却越来越广，有的士交王侯，有的士结氓隶，在社会各个领域，几乎都有他们的足迹，成为最活跃的一股力量。养士之风渐起，社会上逐渐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士们也得到了发挥才能的机会，特别是管仲帮助齐桓公治国取得成效后，诸侯各国从中认识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利害关系，争相养士用士，士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

西周青铜器中，几乎没有见到记载"士"的活动，更不见有"庶人"参与宴会的记载。到了春秋时期，铜器铭文中出现了"士"与"庶人"，并且很得公卿的看重，足证士这一阶层的地位，确实有了提高。

《邾公钟》记："佳王正月初吉，辰才（在）乙亥，邾公■择厥吉金。。自作龢钟。。以匽（宴）大夫，以喜诸士。。。"

《邾公华钟》记："佳王正月，初吉乙亥，邾公华择厥吉金。。用铸龢钟。。。以乐大夫，以宴士、庶子。。。"①邾国的贵族选用最好的铜质铸造乐器，在宴会上演奏，"以喜诸士"，"以宴士、庶子"，这在西周铜器铭文上实难见到，而在春秋时期，竟也在礼器铭文中占一位置。这不能不承认，士们在社会大变革的浪潮里，起到了一定作用。

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世袭制度的观念还没有被彻底冲破，即便养士用士，初起也还受到"举不失亲"传统影响。齐桓公开始用士，虽然公开宣称"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之"。但是，他使用"三选法"所选中的"匹夫"，只限于乡人，实际上仍是过去的国人，而国人原是属支系较远的贵族。如齐桓公所养游士80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其中有隰明、宾胥无、戚宁等，都是奴隶主贵族的后裔。这有其历史原因，因为在西周时期，国人以上才有受教育权。而春秋初期，新兴的地主阶级还来不及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只得从奴隶主贵族子弟中选用人才。

随着郡县制的推广，除了君主和一部分封君外，各国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吏，一般都不能世袭了。机构的改变，职务的更动，需要补充新的人员，除了使用旧日的士，还必须着手育士，培养新生力量。教育变革便应运而起。官学制度的改革固然重要，但利用官学毕竟"育士"有限。私学的兴起，承担了这方面的历史任务。因此，当私学一经出现，立即得到支持并迅速发展。这时四处寻求谋生之路的士们，成了促使教育制度变革的主力军，他们聚徒讲学，保证了创办私学的师资力量。

孔子聚徒讲学，弟子人数总达三千。在这些弟子中，不少人"贫且贱"，没有社会地位。如子思，住的是狭小的茅屋，门扇用蓬蒿编成，门枢用桑树的枝干做成，窗口用破瓮堵塞，屋内用挂着的粗布帘隔成两间；雨天，房屋漏，地下湿，简直不能住人。再如曾参，家里也很穷，冬天御寒的衣服破破烂烂，几乎十年不曾添制过新衣。他面色虚肿，常常三天两头掀不开锅盖。也就是这些学生，学成以后，很多人被公室或私门所用所养，进入了新兴士人的行列。

私学兴起，在造就人才方面，确是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担任私学的老师，也发表了种种尚贤、举贤的见解，推动了诸侯重视和选用人才，使教

①　郭沫若：《两周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育直接为社会变革服务。因此，西周那一套过时的奴隶主贵族的教育制度，自然要退出历史舞台。孔子提出"举贤才"的主张，是对尚贤、举贤时仍不放弃"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的旧传统的批判。因此，他在招收学生时，勇敢地坚持"有教无类"，正是对旧教育传统的有力抨击。战国初期，墨子讲得更为透彻，即国家有了贤良之士，就能强国富民。在《墨子·尚贤上》中，他颇有说服力地分析了古者王公大人治理国家，都希望国家能够富强。可是，在一些国家中，往往适得其反。他们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其原因就在于"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墨子说，能够召纳大量贤良之士的国家，政权必定巩固。贤良之士较少的国家，政权一定不稳。可见国家的强弱，与善于发挥贤良人士的才能有直接关系。墨子也同孔子一样，反对旧时的用人传统，主张对那些虽然处在农与工肆的人，只要他们真有才干，应当加以器用。

孔子和墨子，在私学兴起之时，是两门显学。他们的闻名，不仅仅在于学术和教学，也在于他们为当时社会的变革培养了有用的人才。

以后，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更加清楚地要求新兴地主阶级统治者不可忽视民众的力量，并要为士人开辟广阔的仕途。在客观上，也为私学的盛行拓宽了发展道路。因为大量的人才，还得依靠私学的教育和培养。

需要指出的是，士最初分文士与武士。战国时期，文士情况复杂起来，有所谓"游说之士"、"法术之士"、"有方之士"、"智能之士"等等。归结起来，大体可分两类：一类士是以做大官、取富贵为目的，如苏秦、张仪。他们替最高统治者出谋划策，却不兴教育，无助于学术下移，对教育改革没有起什么作用。另一类是有志于传道的文士，他们多数人也不免谋求仕途，但总的说来，这类文士是属于学者或教育家，如儒家、墨家。他们一方面将文化学术传播到民间，著书立说，培养了许多庶人学者；另一方面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封建社会教育学的基础。

士的崛起，增强了教育变革的实力。而那些有志于此道的大批文士，成了这时期教育变革的主力。

（四）　社会生产发展推动了变革社会生产的发展，是与生产工具的改进密切联系着的。春秋战国时期，铁制的生产工具逐渐普遍应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进一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根据考古学资料，铁已见于商代。西周时已能使用锻铁，但是数量很少，不能普遍应用，属于一种珍贵的金属。到了春秋时代，冶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已能大量生产铸铁，并且开始普遍应用在农业生产上。《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曾向齐桓公提出以甲兵赎罪的建议。他说，如果美金（铜）多了，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铁）多了，铸锄斧，"试诸壤土"。当时，齐国也有了专门监制、推销铁器的官员，叫做铁官，他们讲解使用铁器的效益，推销由官家作坊制成的铁器，为国家增加收入。管仲又向齐桓公介绍了铁官十分精明的理财办法。他很有启发地列举了一段理财之道，从侧面说明了铁器使用确很普遍：每一女必须有一枚鍼（针）和一把剪刀，才能做她的妇功；每一个耕者总得有一张犁、一个铧和一把大锄，才能完成他的耕作；每一个修造各类车辆的工匠总得有一把斧，一把锯，一把锥和一柄凿，才能完成他的作业。如果缺少这些工具而能完成各人要做的事情，天下决无此理。铁官在推销这些工具的时候，把每根针的价格增加一钱，三十根针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交纳的人口税；把每把剪刀的价格增加六钱，五把剪刀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交纳的人口税；把每个铁铧的价格增加十钱，三个铁铧的加价就等于一个人交纳的人口税，别的铁器价格都照这样的标准加价，那么只要人们都能动手干活，增加的这点税收就没有负担不了的。①管仲所说的是理财之道，其中提到的耕者要备犁、备铧、备大锄，据此可以认为当时已广泛使用牛耕。牛耕的推广，使耕地面积加速扩大。私田的大量增加，意味着私人所有的财富不断增加。随着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井田制受到严重破坏，贵族地主在私人占有的基础上豪富起来。另外，由于生产资料的易于取得，民间出现了私营的铸造手工业和个体工匠。战国以后，铁器的使用更为广泛，在实用工具方面，几乎替代了铜器。从战国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铁制遗物来看，品种很多。"有生产工具、武器装备和生活用器等，其中以生产工具为大宗。农业生产工具有犁、铧、鍤、铲、锸、镰、锄、耙和掐刀（爪镰）；手工业工具有斧、斤、锛、凿、刀、削、锉、锤、锥、钻、针；武器和装备有剑、戟、矛、镞、匕首、甲胄；生活和日用器具有鼎、盘、炭盆、杯、环、杖和带钩，此外，还有用作棺钉和刑具的，等等。铁器，到战国时期，已经深入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了②。生产工具的大量供应，促进了制作业的发展；产品的日益丰富，商品交换更加活跃，又带动了商业的蓬勃兴起。如郑国商人的足迹早就遍及黄河长江流域，南到楚，北到晋，东到齐。越国的大夫范蠡，协助勾践复国后，不愿担任勾践加封的高官而去经商。他游于江湖，三致千金，成为殷富商人，号称"陶朱公"。经商贸易范围迅速扩大，在物资交流的同时，人才的交流、文化的交流也频繁起来，并且促成了城市的繁荣。

春秋早期，各诸侯国的国都方圆不过九百丈，卿大夫的都城最大的才三百丈，小的仅百把丈。邑中居民，一般最多是千家上下，普遍是百家，最少才十家。战国时代，却出现了许多"千丈之城，万家之邑"。郡县制度逐渐确立，郡下设县，小郡十几县，大郡三十多县，集中了很可观的人口。当时最大的城市是齐国国都临淄，有7　万户居民，可以出兵21　万。①城市拥挤热闹，街道上"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史记·苏秦列传》）这些都市既是工商业集中的地方，也是贵族官僚和大地主聚居的地方。都市客观上也为官府、豪门、富商所好的养士之风，提供了生活和物质条件。魏信陵君、赵平原君、楚春申君、秦吕不韦等，都养士达数千人。著名学者也往往带着弟子到那里去著书立说，讲学辩论。如荀子曾带徒依附于春申君，公孙龙带门人依附于平原君。所以，养士之家，对于繁荣学术，发展教育也有所贡献。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发展，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正由于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才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变革。

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铜、铁之类的金属容易购得，使得一些小手工业

①　这是管仲回答齐桓公关于征收人口税的一段话，见《管子·海王》。

②　雷从云：《三十年来春秋战国铁器发现述略》，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2　期。

①　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第一章第46　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发达起来。他们制作的日常用品中也包括一些文具用品，如刀削等，这对私学的兴办，也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学生所学习的教材不少是训典经籍，或由国家发给书册，或由教师口头传授，或命学生各自传抄记录。在纸张发明以前，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用竹片木片制成的简牍。学生的传抄记录，都写在简牍上，然后编连成册。训典经籍，都收藏在官府，还设专门管理的官吏负责收藏，不能轻易流传，民间更难见到。加上当时制作简牍和书写工具都不易取得，即使有人口授，也无法记录。文具用品的不普及，也阻碍了文化教育的传播。

东周以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学术走出国门，图籍流散民间。

有意思的是，在战国墓葬中，多次出土"文具箱"，箱内盛放着成套的制作简牍的文具。这些制简小型铜质文（工）具可能是墓主生前用物，足以说明制简文具已易备置。因而学习文化，书写传抄比起过去要方便多了。

不论官学或私学，在讲授知识时没有书籍而光凭口授，这样的教学活动是很难取得效果的。学生学习没有书籍，又不能传抄，光凭记忆也不容易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何况在教学过程中，还必须记录老师的讲解，写下自己的学习心得呢？尤其是习字作文，更少不了书写材料。当时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简木牍，需要自己动手制作。制作工具也较复杂，有用于锯竹段、劈竹片、削光面等等用途的工具。过去我们对制作简版需要使用哪些工具，是不很清楚的。现在见到了战国墓葬中出土的文具箱内保存的铜锯、铜锛、铜刀、铜锥和铜削等，我们就可以比较具体地知道简牍制作的几道工序了。由于铁制的小型工具不易保存，目前所见的都是铜器。

竹简的制作过程是：先把竹子锯成一段段的竹筒，再破开劈成竹片，打磨光滑，便成了一根根简。字就写在篾青以里的部分，即篾黄，也叫篾白。刚劈成的竹简很湿，无法写字，要用火烤干。烤制的过程称为"汗青"，也叫"汗简"、"杀青"。因为湿的竹片，受到火烤，要渗出水珠，像出汗一样。后来，人们便把"汗青"特指史册。著名抗元英雄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的"汗青"正是指的史册。简有长短之分，战国的竹简，一般长23～27　厘米，即当时所谓尺简。1965年，在湖北江陵纪南城望山一号、二号墓出土了一批楚简。一号墓楚简的内容似为论述《祭仪》的文稿，二号墓楚简的内容为记录随葬器物的《遣策》。整简长64　厘米左右，宽0.6　厘米，厚0.2　厘米，这可称为长简了。解放初长沙杨家湾所出竹简，仅长13.5　厘米，则是比较特殊的短简了。单独的一片竹片叫做简（或称牒），许多简编连起来叫做策（通册）。单独的一片木片叫做版（或称札），正方形的版叫做方，一尺长的版叫做牍，①比较狭的版也叫木简，许多版牍捆扎在一起叫做函，等等。

上述简牍的这些名称，有的在春秋以前已经采用，有的则在汉代才开始出现。也就是说，在古代它们的称法就不统一。比如，《礼记·中庸》中提到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怎样管理好国家，孔子回答："文武之政，布于方策。"方，指的木版。策，指竹片编连的简册，合起来，指的典籍。孔子告诉哀公，周文王、武王治理国家的经验，都写在典籍上。《庄子·列御寇》里则有"小

①　有人认为要在木片（版或札）上写了字以后才叫牍，还有人认为，单片方版叫方，单片长版叫牍，更有人以为数块版编成篇章始称牍。

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的话。古时赠人礼物需要包裹，苞苴指包裹礼物的材料，借用为馈赠礼物的别称。竿牍，就是简牍。这里指的是"苞苴以遗，竿牍以问"。《墨子》里的《尚贤》、《兼爱》、《明鬼》、《非命》、《贵义》等篇，都说到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便"书于竹帛"，此处的"竹"，就是经过加工的竹简。由上可知，古代著书立说，传抄经书典籍，都要使用竹简或木牍。春秋以后，文化下移，学术下移，因而读书写文章的人以及官府的文牍也多起来了，竹简的需要量增多，使制作竹牍的工具，便成为必备的日常用具。到目前为止，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中，多次发现书写用品，而且盛放在"文具箱"内。特别是竹牍的制作工具，门类多，也很完整。其中有的锯、锛、刀、锥，装有木柄，便于使用。这些工具虽然与鼎、簋、簠、壶等礼器同出，但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自难相比的。但是从文化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则同样是较为珍贵的发现。

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发掘的一号楚墓左室内，随葬一只盛放文具的小木箱（发掘者称之为书写工具箱），长35.9　厘米，宽16.1　厘米，高14.7厘米，大小与现在的鞋盒差不多。箱内放了12　件"文具"，可分为两类：一类用于制作简牍的，计有铜锯（截断竹片），铜锛（劈开竹筒，铲平竹片），铜刻刀和铜夹刻刀（剃除茸毛，刮光简面，并在简边刻出固定简册编绳的缺口），铜锥（钻孔编册）；另一类用于书写的，有毛笔、笔管（装笔用）和铜削（刊削笔误。同墓出土多枚有字竹简，个别简上有刀削痕，被削去三、四字）。这些今天看来感到十分特殊的文具，先秦乃至秦汉时期，确是制作简牍经常使用的"文具"。

1965年，在湖北江陵发掘的望山一号楚墓的前室，也出土了一只小型文具木箱。箱内只放了制作简牍的工具，没有书写用的毛笔之类。除了铜锛、铜刻刀和铜夹刻刀外，还有两块砺石。使用锛、刀刮削的时间长了，刃钝不利，需要砺石修磨。该砺石经过加工，方整见棱，比一般磨刀石精细小巧。1981年，在浙江绍兴坡塘狮子山西麓发掘的战国墓南壁壁龛土台上，发现一件长方形文具盒，外面涂漆，可惜已朽成碎片。盒内有铜刀、铜刻刀、铜削、砺石，还有陶线锤两件。线锤是编制长册（策）时用的。制作简册时，竹简按简文顺序编妥，然后用线（丝线或麻绳），将各枚简夹住编连，这时，两头要用线锤拉紧编绳，把简夹牢。在战国时期，文具用品盛放在精致的特制漆盒内，表明人们对这些用品的爱惜和珍视。

文具箱内所放的"文具"，门类齐全，推知在战国时期，制作简牍和书写的用具已相当完备。这些用品既然可以作为随葬物埋入墓内，说明当时的文具用品已易于取得，可以满足墓主人的生前爱好。而在其死后随葬墓中，也反映文化、学术确已下移，开启了以文具入葬之习俗。

当然，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贵族显宦和殷实富商，他们所用的书写文具，并不必由自己动手制作，完全可以命侍臣家奴代劳。因此，这些人所使用的文具盒内，不需要再放置一套齐全的制作竹牍的工具。1954年，在湖南长沙南郊左家公山发掘的一座战国木椁墓的头箱内，出土一件放置文具的竹筐，内有毛笔一枝，套在小竹管内，另有铜削一把和小竹筒一个（推测是贮放墨块的）。此外，还放了表面光滑的竹片25　片，这是尚未使用的竹简，如同今天的空白纸张。长沙战国墓出土的笔墨和竹简，说明当时的书写用品基本上齐备了。

春秋战国使用的简牍制作工具，形制小巧，便于携带。直到两汉，其形制都没有多大变化，仅仅是铁制品越来越多。砚，则由石砚（磨成薄薄的石板，又称研石）改进为厚实的台砚，有石制也有砖制、陶制，形状也不限方形。墨由碎块改进为胶墨。变化较大的是毛笔的制作，经过秦时的改型，到汉代就已定型，一直保持到今天的样子。

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毛笔实物，是战国早期的毛笔，距今已有2400多年。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的文具箱内，发现一支毛笔。这支毛笔，杆为竹质，杆径0.9　厘米，毛笔通长23.4　厘米，笔毫系用绳捆缚在杆的四周，笔锋长2.5　厘米，出土时，笔头还套在一支竹管内。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　号秦墓内，出土了3　支毛笔。笔杆都是竹质的，上端削光，下端略粗，并镂空而成毛腔，用以插入笔毛。其中一支较长，杆长21.5　厘米，径0.4　厘米，毛腔里的笔毛长约2.5　厘米。出土时，笔杆全部放在竹管制的笔套里。

很清楚，到了秦代，毛笔的笔毛已由原来围在笔杆四周改为插入杆腔。

这一改型，基本上与现代毛笔的制法相同了。也许，这就是秦笔专称的由来，以与过去的毛笔相区别。晋崔豹撰《古今注》说，自有书契，便应有笔。而蒙括所造之笔，实是秦笔。过去，人们对这句话，解释不甚清楚，有了战国墓和秦墓出土毛笔的实物比较，就十分明白了。原来秦笔是将笔毛插入杆腔，完全改变了将笔毛围在杆四周的旧型。

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68　号汉墓内，出土一支毛笔。杆是竹质，上端削尖，径0.3　厘米；下端略粗，径0.5　厘米。下端有毛腔，笔毛已朽。毛笔通长24.8　厘米。出土时，笔杆插在笔套内。此墓是西汉初期的墓葬，这时的毛笔完全依照秦笔制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我国的毛笔制作，在汉初已趋向定型。1973年，地处西陲的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汉代中期的毛笔，也与秦笔制法一样。说明我国的毛笔制作，就连边陲地区，在汉代也和中原地区一样趋向定型了。

毛笔的改型，适应了当时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将笔毛插入杆腔，能使笔头多贮墨汁，有效地提高了书写数量和速度，从而大大方便信息量的传递和知识量的积累。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文具用品的易于取得和文具本身的不断改进，为文化下移提供了物质条件，并有力地推动文化的传播和私学迅速发展。也可以说，书写工具的普及和改进也是教育大变革的成果之一。

教育变革的四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变革，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并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这条主线是：官学由衰而兴，私学由兴而衰；这个中心是：对人才的需求和培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官学由衰而兴，并不是指官学衰落以后，再度"兴起"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而是指其所衰的是西周奴隶主贵族建立的官学，其所兴的是新兴地主阶级官僚建立的官学。这两者的教育宗旨是绝然不相同的。

教育变革的进程，开始于春秋初期，结束于战国晚期，可分成四个阶段。整个过程从西周旧官学衰落到秦统一全国确立"以吏为师"的新官学兴起，初步完成了从奴隶制教育到封建制教育的过渡。

第一阶段，从春秋初期到中期。这时期，周王室的官学趋于衰落，列侯诸国为适应自身的发展需要，着手改变西周传统的教育制度，并制定自己的教育政策。这时的教育变革是初步的，各诸侯国虽然各自为教，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西周教育的某些传统。私学的兴起尚在萌芽之中。

第二阶段，从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此时各诸侯国间的以强侵弱，以大欺小，兼并剧烈。为了争夺霸主和保持霸主的地位，各国都十分重视、重用人才。这时的新"官学"制度不健全，无法解决人才培养的任务。私学应运而起，逐渐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作用，受到诸侯国家的支持。私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被确认，"夫子"受到尊重。

第三阶段，从战国初期至中期。春秋时期的五国称霸，逐渐转成七国争雄，列国间的兼并斗争日益剧烈。这时，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更为复杂，对于治国、治军、立法、理财等各类人才的需求尤显迫切。士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生存。私学教师以士为主，私学成为育士的学校，推动了广泛的从师风尚。不同的学派，培养出了不同学派的人才，各自游说纷纭，形成了在教育学说上的百家争鸣。

第四阶段，从战国中期至晚期。七雄相争的过程，正是全国逐渐趋向统一的过程，由秦统一天下的趋势逐渐明朗化。私学的人才培养，已不能适应战国后期政局变化的形势，不能满足在完成中央集权大业的过程中统治者的要求。齐国的稷下学宫开创了封建社会官办学校的先例。最后，秦国统一天下，确立法治，以吏为师，"官学"取代了私学。

官学和私学，在教育变革时期并不是对立的，相互之间并不排斥。春秋私学是在周室官学废弛的情况下，以一种替补的性质兴办起来，正是表明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教育。官学复起，则是在私学盛行，学派林立的基础上，得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官学和私学的彼此兴衰，完全是与历史的发展同步进行的。因此，这个时期所建立的私学和官学，都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一）　各诸侯国开始各自为教西周奴隶主贵族官学的衰落，自有其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当时官学本身的僵化制度和不合时宜的教学内容，也是决定因素之一。

发生在郑国的两次废学和毁校的事件，很能说明问题。一次是在郑国国学学习的学生自己放弃学业；另一次是郑国乡人不愿维持乡校。这种公开抵制和反对官学的行为，都发生在郑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战乱不止，学校失修，学校教育本身暴露出来的一些难以克服的缺点，迫使诸侯必须着手整顿学校教育，各自制订教育政策，这是教育变革的基本情况。《诗经·郑风·子衿》是一首讥讽郑国国学废弛的诗篇。《子衿》中分析所以产生废学的原因，在于"乱世则学校不修焉"。所谓"不修"，是由于郑国处于乱世，国家官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管理学校，更谈不上对学校学习环境的改善了。其实，当时社会动荡不宁，官家自顾不暇，官师常遭丧职，特别是一些弱小的国家，学校涣散废弛是可以想象的。《子衿》反映了国学学生学习情绪低落，学校秩序混乱，听任教师和学生随便去留。留在学校的一部分学生抱怨离去的同学轻易放弃了学业，唱出的《子衿》表达了对旧时友谊的怀念。其诗第一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流露出郑国学生的忧伤心情。学校不修，必然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学生不安心学习，学校便等于虚设。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使传统西周式的国学，就势在必改了。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年）记载，郑国人游于乡校，大家议论起国家当前的政局。有位叫然明的人主张不如毁掉乡校，并认为毋需再建立这样的教育场所。后来被郑国正卿子产（公孙桥）劝阻，才没有毁坏。孔子为了这件事，还赞许子产一番。孔子的原意是，不毁乡校，能够保留东周的文化传统。可是，他却没有觉察到，这正说明人们对乡校这种教育形式已不再感兴趣。

诸侯国家对于国学教育如此消极，京畿的学校教育则更是不景气。最典型的例子是，学生对于学习的态度是认为不学亦可，这种厌学的情绪，也影响到官员。《左传·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4年）记载，这年秋天，周大夫原伯鲁到曹国去参加曹平王的葬礼。鲁国有人遇见他，在同他谈话中，发现周大夫对学习的事情很不重视。鲁国人从曹国回来后，告诉鲁大夫闵子马。闵子马听了，感到这将是周王室衰乱的预兆。因为他判断，如今在东周一定有许多人都不爱好学习了。厌学情绪不断往上反映，王室的官员们听多了，竟也认为学习并不重要。周大夫所说的，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而是表明政府官员对待办学的态度。因此闵子马认为，在东周可以听到"不需要学习，不学习无害处"的奇谈怪论，说明官员们对学校教育发生怀疑，官员们如此，周室还能不乱吗？闵子马已经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还没有道出问题的要害。周大夫所说"不悦学"的原因，首先要从学习内容方面去分析。西周学校所传授的，除了射、御等一些军事知识和技能外，其他所谓的"学问"，都已与实际生活相脱节。即使学得优秀，成绩斐然，却不能与社会需要接轨，学了又有什么用途？学生们肚子里全是一套颂扬奴隶社会的德行、礼乐，却根本不受诸侯各国统治者的欢迎。所学的东西虽优，但不能为仕，而且被拒于千里之外，反而成了谋生的障碍，学子们怎么能对学习感到兴趣呢？周大夫原伯鲁提出的"不悦学"，实际上是"读书无用论"的反映。所学知识不能实用，当然"可以无学，无学不害"。

官学废弛和衰落，不等于社会上就可以没有教育，学校就可以停办了。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统治者不感兴趣的，只是周王室所实施的那套陈旧的教育内容和教学制度。而他们自己还是重视国内的教育，着力于改革旧的教育，以适应富国强兵政治需要。他们一方面制定了基本的对国人大众进行教育的政策，另方面则积极改进学校教育。

周代的教育实施，立脚点是在"祀"与"戎"上，即培养学生的宗族观念和战斗能力。春秋以后，奴隶制的宗法和氏族系统渐被破坏，"祀"已不能成为维系天子与诸侯的宗法血缘和等级关系纽带了。到了战国时期，诸侯王卿根本不再理会这一套，周"祀"几乎被废除。他们重视的是现实，关心的是国家威力。因此，国之大事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治"与"戎"上。不过，在春秋时期，统治者多少还受到西周传统观念束缚，尚没有完全提高到"法治"的高度，而是着重于建立新兴地主阶级新的行为规范，以"礼治"为主，要求人们以礼来约束自己并注意到守法。当然，春秋各国所守的礼，除了鲁国保存较多的"周礼"外，其他国家同周王室所制定的"礼"是不完全一样的。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所实行的"礼"，严格区分尊卑贵贱，深受宗法制度牵制管束，即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体现出上下等级和必须遵守的一定秩序。如有违背，便是失礼，失掉身份。而春秋时期，诸侯国家的政治体制逐渐改变，虽然也用礼来维护统治，维持社会秩序，毕竟这个"礼"，已不用来严格区分贵贱尊卑，而是要与道德人品相联系了。社会发展的每一特定阶段，都形成某种反映现实生活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内容，应是当时社会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某一个历史阶段，自有它自己确定的道德标准和规范。德作为内在修养，礼便成为外表形式。封建初期的所谓守礼讲德，实质上是遵守国君的旨意。秦汉以后，便是顺从帝王的旨意。这种封建式的德治，奠定了人治的基础。到战国中期以后，法家立法，才公开要求法治。最明显的是秦国。秦国的教育政策，重点便放在教育大众知法守法上了。

各诸侯国，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不同，其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即使是相邻近的两个国家，由于当地民情风俗各异，受到周代传统文化影响程度不同，再因统治者主观意识的差别，所施行的教育政策也不一样。齐鲁两国是相邻的大国，属地同样是殷人的发祥地，曾有过高度发展的东夷文化。姜尚和伯禽分别受封于齐鲁以后，施政情况有别。到了春秋时期进行教育变革以后，两国的教育政策就很不一样了。

西周成王时，姜尚因助武王伐纣有功，被尊为师尚父，受封于齐。他到了齐国，"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尊重当地习俗，仅仅简化了一些当地的礼制，也没有完全搬用周礼，因此思想比较开放。齐桓公时器用管仲为相，采纳管仲积极改革的建议，允许采取不同旧日传统的一些做法，就是例证。管仲非常重视教育，他提出的教育政策，强调以礼、义、廉、耻作为治理国家的四维来教育国人。如果这四维都不能积极推行，那么，国家就很危险，甚至要灭亡了。礼为四维之首，以守礼带动奉公守法，防止越出本份。因此，要求士能够"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工能够"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商能够"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车，以周四方"。农能够"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耞、芟"，冬日备耕，春天耕种，"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鎍，以旦暮从事于田野"。①即各行各业都能勤于职守，安居乐业，便是高度的知礼和守礼，达到了国家教育的要求。因为齐国提倡寓教于武，齐人因之好勇，而这又是与礼、义、廉、耻联系起来的。勇如果灌以爱国主义教育，便能知耻，英勇捍卫国家。所以刘向在《说苑·政理》中指出："齐有霸迹者，武政（教）也。"对齐国的教育非常称许。

①　见《国语·齐语》。此处所说的士，不同于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从管仲规定的"士乡十五"定居编制分析，应是指披甲执锐的武士，是国家军队的一支后备力量。

齐国为发展教育选拔人才，还对乡大夫、属大夫执行"蔽明"、"蔽贤"和"下比"的治罪制度。如果在乡里有人"为义好学、慈孝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如果知情不告，便是蔽明。如果在乡里，"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如果知情不告，便是蔽贤。如果在乡里"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淫暴，不合上令者，有则以告"，如果知情不告，便是"下比"，即同这些坏家伙沆瀣一气。凡是犯有"蔽明"、"蔽贤"和"下比"的过失者，都要治罪。这样一来，对乡里大众也是很好的教育，使得大家都明白"有善而得举"，"不善而得诛"。当然，齐国也不仅仅停留在"蔽明"、"蔽贤"和"下比"的治罪水平上，国家还行使更加积极的手段，提出如果乡里"匹夫为善者不多"，肯定是乡大夫、属大夫的教育不善。政府还规定："教不善则政不治，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国语·齐语》）这种把教育效果直接同国家政局安宁相结合，对教育实施不得力者加以惩处的作法，加强了乡、属大夫在乡里进行教育的责任感，保证了教育政策的全面贯彻。应该指出，虽然西周时期，六乡六遂也设置了不少教育乡民遂人的官吏，职责分明，权力不小。但是，没有明确规定考察他们教育效果的办法，更没有颁布他们失职后的惩处办法。因此，越到后来，政府对乡遂越是不易管教，政局也越加不能安宁。而齐桓公能成为春秋初期的第一位霸主，是同他制定的教育政策和实施办法分不开的。西周武王时，周公旦封于鲁，是为鲁公。但是周公旦没有到鲁国去，仍留在武王身边，帮助武王治政。周公死后，子伯禽才去鲁国。他到鲁地，"变其俗，革其礼"，做法完全与齐国不同。这是因为伯禽恪守他父亲制订的"周礼"，也因成王为褒扬周公之德，给了鲁国特别优待，准许这个侯国拥有天子之乐，成为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为完整的国家。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晋国执政大夫韩宣子到鲁国访问，见到鲁国收藏的丰富文物典籍，惊叹地说："周礼尽在鲁矣！"这里说的"礼"，是指奴隶主贵族的全部文化。刘向在《说苑·政理》中不提鲁国霸迹，却说"鲁有王者迹，仁厚也"。所谓仁厚，无非是指鲁国能够长期把周礼奉为圭臬。因此，鲁国统治者思想上比较保守，这也是产生儒教的历史渊源。鲁国的教育，自然要把重点放在"六艺而训于礼"之上，以周礼为教诲。孔子首倡仁学，强调立礼、复礼，这同他从小受到鲁国奉行周礼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西周成王立，封姬虞于唐，是为唐侯。古时，唐是尧的居地，原是戎狄的游牧地区。叔虞之子姬燮以尧墟南面有晋水，改称晋侯，又称为晋国。春秋时期，晋的四周，东有齐，西有秦，北有燕，南有楚，都是一些大国强国。晋人要立足于强国之间，必须在思想上要敢于进取，行动上要勇于竞争。因此晋国统治者所制定的教育政策，同齐鲁两国的教育政策就有所差别。

晋地受周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较之齐鲁为少。因此，晋国受周礼条条框框影响也没齐鲁两国那么繁多。晋文公即位第二年（公元前634年），他准备出征，被子犯劝阻。文公接受了子犯的意见，首先要以义、信、礼教育好老百姓，才能培训出优良的军队，以取得战争的胜利。使民知义，在于教育他们能尊重国君；使民知信，在于教育他们能服从国君；使民知礼，在于教育他们遵守纪律；对于战士则加强军事训练，这也是教育政策的一部分。必须指出的是，晋国的教育不再以礼为先了，义、信既重于礼，又偏重于法。因此，公元前513年，晋才有铸刑鼎之举，将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铸在铁鼎上，称为刑鼎，着重于向国人进行法制教育。到了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纵横家、名家中有不少人出于三晋，是有一定原因的。

楚地在周时被看作荆蛮边境地区。周成王时，封高阳后裔熊绎于楚蛮。

楚国最初迁到江汉地区时，还是"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中原国家总是认为楚国文化教育落后，不开化，好利而不好义，往往以蛮地蛮人相对待。春秋初期，原来常因周人侵伐而被迫局限在汉水之南的楚国，减轻了来自周王室的军事压力，迅速强大起来。先后使西、南两面的群蛮、百濮、卢戎等族的部落或小国臣服，北面多是周王室建立的姬姓国或周的与国，有的被楚所灭，有的被楚屈服。到楚成王（■熊恽）（公元前672年-626年）时，楚的势力已逼近中原。楚国因距离中原较远，所受周文化影响也不大。但是，他们并不拒绝周人文化。楚庄王为他的儿子聘请教师（傅），教材中就有《礼》、《乐》、《诗》、《语》等，这是为了治国安邦。楚庄王在公元前611年灭掉庸国以后，推行寓教于武的教育政策。他一方面经常向国人宣讲"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的道理，要求国人提高防御的警惕性，不能有一刻松懈；另方面，则要求军士不断提高战斗力量，告诫他们不努力训练，就不可能保证常打胜仗。正是庄王紧紧抓住对国人的现实教育，遂称霸于中原。楚国称霸，后继力量很强。因为楚国已认识到"骤胜而骄"的危险性，要求全国上下"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是向国人进行的治家治国教育，体现了教育服务于巩固政权的需要。

春秋初、中期的教育变革，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作用。各诸侯国除了制订教育政策以外，对于贵族子弟的教育也十分重视。春秋时期，诸侯国家的国学可能未废，而国学教师和讲授内容，肯定有所改变。史籍记载晋国设公族大夫管理国君宗族和卿之子弟教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晋厉公（在位年代公元前581-前573年）时，韩厥的长子韩无忌已为公族大夫。公元前573年，晋悼公即位，任命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或为重新任命）四人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这是因为荀家惇惠，荀会文敏，栾黡果敢，无忌镇静。晋悼公还以这四人的特点为例，讲出了教育贵族子弟的一番道理：①膏梁子弟（即贵族显宦和富贵人家的子弟），骄放任性，不容易教育。

所以要请荀家这样质朴忠厚的人去教育他们道艺，处处都要求严格，而且从不松懈。要请荀会这样礼法思捷的人去引导他们立志，可以顺势而使他们进入新的境界。请栾黡这样果断敢为的人指点他们的错误得失，教育他们有了过失不再隐瞒而能勇敢改正。要请无忌这样情绪平稳修养有道的人帮助修心养性，教育他们能够约束自己，不再任性。

悼公能够从惇惠、文敏、果敢和镇静等角度去考虑对贵族子弟的教育，无疑比所谓用六德六行教育要高明得多，实际得多。特别是看到膏梁子弟在特殊环境中养成骄放任性的恶劣品德，对症下药，任命了得力的公族大夫负责教化，这比西周固定教材、固定学官的做法，从教育效果上看，要高明得多。公元前537年，晋平公以韩襄为公族大夫（韩无忌之子），继续负责公族子弟的教育。公族这类的官职，当时或仍有世袭的。

春秋初期，国君的儿子开始并不去国学学习，而是在宫廷内聘请教师辅导公子（国君称王时，其子由公子改为太子）学习，叫做"使某某为公子（太子）傅"。据《大戴记》称："傅，傅其德义。"事实上，傅的职责范围很

①　《国语·晋语七》。

广泛，"傅其德义"仅是一部分，还得辅助公子从政，跟随学生参加政治斗争等。傅，一般由大夫担任。国君和公子是很尊重傅的，而傅也得忠于国君和公子。傅与受教的公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一直沿续了二千多年，直到清代也还是如此。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为帝党首领。在变法维新期间，老师为学生出谋划策，忠于光绪的政治改革。

齐僖公（在位年代公元前731-前698年）使鲍叔牙为公子小白（齐桓公）傅，请召忽担任公子纠的傅，鲍叔牙和召忽当时都是齐国大夫。据《史记·齐世家》记载，僖公死后，太子诸儿立，是为襄公。襄公与异母弟公孙无知发生矛盾。鲁国支持无知，杀襄公，立公孙无知。齐国混乱，鲍叔牙跟着公子小白逃到莒国；管仲、召忽跟着公子纠逃到鲁国。随后，为了争夺王位，又相互斗争，公子纠败，召忽自杀。老师也为弟子殉"职"。

齐灵公（在位年代公元前582年-前554年）为公子牙（后立为太子）

请了两位老师，使高厚为大傅，夙沙卫为少傅。齐灵公死后，原来被太子牙徙到东鄙的公子尧，复立为太子。他执公子牙于句渎之丘，杀高厚于临淄城，杀夙沙卫于高唐城。太子牙罢为公子，连老师也受害。

鲁国也设傅。《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载，闵公的傅夺取鲁大夫卜■的田地。当时闵公不过10　岁，不可能去阻止这件事。后来，庄公之弟共仲（即庆父）怂恿卜■在宫中虎门袭杀闵公。当然闵公之傅也不能幸免。

晋献公（在位年代公元前677年-前651年）曾请杜原款为太子申生傅。后来，晋献公伐骊戎，获骊戎君之女骊姬，立以为夫人。骊姬生奚齐，她想立奚齐为太子。晋献公听信骊姬谗言，想方设法迫害申生。有次祭祀，骊姬在酒里下了毒药，命申生献上，献公将酒洒在地面，地面拱起。他把酒给犬喝，犬死。给小臣喝，　小臣也死了。申生知道这是骊姬害他，逃到新城（今山西省曲沃县）。他的老师杜原款却受到牵连。杜原款知道自己总不免一死，便叫人带口信给申生说："这是我太无知了。平时我不去打听情况，又不敏感，不能及时对你教导，才发生今天这样的悲剧。这都是怪我没有深料国君（指晋献公）的心度，没有早早提醒你丢弃太子身份逃到别国去隐居起来。唉，早能提防，就不会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了。"

骊姬的儿子奚齐被立为太子以后，晋献公为他请荀息为傅。因为奚齐虽立为太子，但是名不正言不顺，成了晋献公的心病。他在病重的时候，把荀息叫去，问荀息道："我把弱小的孤儿奚齐交给你了，你怎样培养他成人呢？"荀息回答说："我一定尽自己最大努力教导好太子，并且以自己的忠贞来作保证。如果教育得好，这完全是国君的灵佑。如果教导不好，我可以拿生命担保"。献公又问："怎样叫做忠贞呢？"荀息说："凡是对公室有利的事情，我一定全力把它做好。对待先君或者侍侯新君，我都是始终如一，不会变卦。这就叫做忠。安排好死者，扶养好生者，死去的人感到得其所任，活着的人不感到内惭于心，这就叫做贞。"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里克在杀奚齐之前，先告诉荀息："你怎么样？"荀息说："我也将死。因为我对先君（指献公）说过的话是不能变的。"

晋文公在外避难时，胥臣（也称臼季）跟随着他。据《国语·晋语四》记载，晋文公学读书于胥臣。有次，文公读了些书受到启发，便对胥臣说："我没有到过远的地方，却知道了不少东西。"也许文公领会到读书的好处，即位以后，便请晋大夫阳处父为太子■（即晋襄公）傅。但是，他又躭心阳处父能否教育好■，便问胥臣。胥臣回答得非常合乎教育学的理论。他说，教育效果，首先在于■。也就是说，首先要看学习者本人。教育不是万能的，正如直着身子不能弯下腰的人，就不要求他俯视；弯着身子佝偻的人，就不要求他仰望；身材短小的人（僬侥），就不要求他高举；短小又发育畸形的人（侏儒），就不要求他攀登；眼睛瞎了的人，就不要求他去察看；哑巴就不要求他讲话，聋子就不要求他聆听；智能很低的人，就不要求他出主意想办法。根据学生本人的条件，加以引导，才能产生效果。如果违反学生本人具有的条件，教育便不起作用了。。。凡是懂得教育的人，他会教不能直身的人去学撞击鎛钟（乐器），会教不能弯腰的人去学敲击玉磬，身材矮小的侏儒去学戏，盲人可以学修理乐器，聋子可以学烧炉灶（炊事）。这样，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就同山溪水源，根据地势利导，就能汇成大江大海。人，因势利导，也能达到才尽其用。①晋大夫羊舌肸（xì音希），即叔向，精于春秋。晋悼公时，经司马侯推荐为太子彪（即晋平公）傅。平公即位，任叔向为太傅，参与国政。有次，平公射■（一种小雀），没有射死，他命叫襄的跟从赶快去捕捉，却没有捉到。平公大怒，把襄抓了起来并且要杀他。叔向听说了这件事，晚上平公也来告诉他这件事。叔向认真说："你一定要杀了襄。从前，我们的祖先唐叔在徒林中射兕（sì音四，雌的犀牛）。因一箭就射死了兕，周武王赏给他一副铠甲，　允许他在戎狄间立国。如今作为先君唐叔的后代，连小雀都射不死，捉也没有捉到，这不是给先君丢尽脸吗？你一定要快些杀掉　襄。同时，切不可把这件事传出去。"平公听了叔向这段有讽喻的话后，感到很不好意思，赶紧下令免掉对襄的惩处。在晋国，国君做错了事情，老师还可以从旁指点，可见傅对君主的影响很大。

楚国虽在荆蛮，国君也为太子请傅，而且非常认真。楚庄王（在位年代公元前614年-前591年）请楚大夫士斖为太子箴（即共王）傅。士斖推辞说："我没有才干，教育太子不会有长进。"庄王说："这就全靠你教导有方了。"士斖又说："其实主要还在于太子自己是不是积极进取。他要想上进，自然会有人来教导他。他如果不想上进，那么教导便不顶事了。古代的尧、舜、启、汤和文王，都是道德高尚的君王，可是他们也有很坏的子弟。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启的儿子五观，汤的孙子太甲，文王的儿子管、蔡，不都是不争气的不肖子孙吗？做父辈的决不会希望后辈们堕落，但实在是难以办到呀！"可是庄王知道士斖的为人，硬是要他为太子彪傅。随后，庄王又问楚大夫申叔时怎样对太子进行教育。申叔时开列了九门课程，提出教授这九门课程的具体要求。并且说如果通过这些课程的讲授，见不到一点教育效果，那么，就没有资格担任师傅了①。庄王为太子彪请士斖为傅，态度诚恳坚决。同时，又去请教申叔时有关教育内容，说明庄王十分重视师傅的教育作用。

春秋初期的第一阶段，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开始不以周天子为命，为了争当霸主，充实国力，纷纷大胆破格选用出身低微的士担任重要官职，也聘用有才学的鄙野之人充当公卿子弟的老师。齐桓公是第一个破格用士的国君。继之，晋文公依靠出身卑贱的赵衰、狐偃等人成就霸业。以后，秦穆王器用

①　参见《国语·晋语四》，胥臣讲的一段话有的地方是意译的，不尽依原文。

①　申叔时所说的一段话，详见《国语·楚语上》。

逃亡于楚的百里奚，楚庄王任用"鄙人"孙叔敖为令尹，表明了具有真才实学之士，就有希望进入仕途。这种破格用人的举动，既为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礼贤下士树立了榜样，也对私学的兴起，起着"催化"作用。就是说，私学的兴起与官府的提倡不无关系。官府鼓励兴办私学在于为执政者培养人才。公元前535年，鲁大夫孟僖子的两个儿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在促进私学发展中，是颇有影响的。这正是经春秋第一阶段教育变革以后，统治者从思想上改变了对西周教育的传统观念。因此，在教育变革的第二阶段，以私学兴起为重点，更加受到各国当权者的重视和鼓励。

（二）　私学兴起，重视智能春秋初期，随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诸侯各国纷纷各自为教，并努力创造办学条件。首先，扩大了在国人中的受教育的范围，并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政策，使教育内容更适合各国的国情，从而使教育成为强国强民的一个重要手段。公卿贵族子弟的教育，专设公族大夫管理，并根据公族大夫本人的特长，分工负责；宫廷中则延聘师傅，成为太子、公子的私学教师，改变了西周国学中长期维持的一些传统就学制度。特别是春秋以后专为太子、公子聘请师傅的做法，实际为发展私学提供了先例。私学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历史产物，它的出现，标志着奴隶主贵族已彻底失去了对文化学术的垄断，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西周时期，推行的是政教合一，官教合一的教育制度，学校依附政府，一切听从于官员。因此，西周的学校不是独立的传授知识技能的活动场所。而私学的兴起，改变了奴隶社会学校的性质。因此，春秋时期教育变革的第二阶段，是我国教育　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阶段。

春秋乃至战国时期，不断的兼并和政治斗争，在一定意义　上，乃是一种智慧和技能的竞争。各诸侯国争相养士用士，重用　治国治军的优秀人才，实质上，就是为了在智能上胜过别的国家。强国富国，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即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应有长足的发展。齐之称为首霸，楚之迅速逞强，都与文化教育的较快发展有着直接关系。《吕氏春秋·赞能》说得好："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在纷争的时代，在急剧变化的事态之中，某些人物智能的发挥，具有特殊的作用，常常会使事态发生奇迹般的变化。一计的得失，常常引起政局改变。某些国家或因此而进入列强，或因此而一蹶不振，这方面各诸侯国是十分清楚的。进入战国时代，所以有"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说法，决不是有意识强调个人的作用，而是说明了当时的现实情况。凡是富于社会实践经验，并且能够与时代前进步伐合拍的士人，他们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春秋初、中期开办私学之所以受到整个社会的欢迎，受到各国统治者的支持，其特点之一，就是私学具有育士性质。聚徒听讲的几乎都是成年人。他们来到私学之前，已经有过一段长短不同的社会实践，尤其是从社会地位低贱、经济贫困家庭中走出的人，对政会的弊病，体会更深。他们进入私学，便根据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去理会老师的讲解，从而使教育效果非常显著。孔子弟子有72　位贤人，其能称之为"贤"者，正是在老师讲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智能。以往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对私学的评价，忽略了其成人教育的价值。现在，应该认为，春秋战国教育变革的第二阶段，也是古代成人教育的最繁荣时期。私学到战国时期以"育士"成为专门职能，因此学校逐渐成为独立的传授知识技能的场所，为封建社会的学校制度奠定了基础。而师的地位也就得到了社会的公认，成为专门的固定的职业。

私学的兴起，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孔子创办私学以前，肯定已经有人办过私学了。至于是哪些人和具体的办学时间，因缺乏史料记载，尚难得知。不过，这种推断是有根据的。

首先，孔子办的私学，不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已相当成熟。他教有理论，学有课程，而且在培养生徒，向官方推荐弟子等方面，都做出一定成绩。如果是首创者，不会有如此完善程度。这是因为教学是一项繁复的知识剖析和传授的过程，需要有一定经验的积累，并掌握一定的讲解技术。孔子办学能够受到学生欢迎，应该说是他接受了前人开办私学的经验。不然，他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来摸索经验的。实际上，孔子似乎没有经过摸索阶段。历史上，把孔子说成是私学的首创者，在于他所办私学成绩卓著，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最多。因此千百年来都尊孔子为先师，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以为孔子是创办私学的第一人。

其次，与孔子同时期聚徒讲学的，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资料表明，在鲁国有少正卯和王骀，在郑国还有邓析等。

据《论衡·讲瑞篇》说，少正卯是鲁国"闻人"，与孔子同时办学。大概他聚徒讲学，传授的内容与孔子不同，并很有吸引力。所以，有一段时期，使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相传只有颜由（颜回的父亲）一直跟着孔子学习，没有改换门庭去少正卯那里听讲。

据《庄子·德充符》记载，王骀是鲁国人，大概因触犯了某种刑律，而被砍去一只脚。他办的学校很有名，因此到王骀那里去　学习的人竟和孔子所收的门徒差不多。有次，一位鲁国的贤人问　孔子："王骀是个被砍去一只脚的人，而跟他学习的人，几乎与先生的学生一样多。王骀站在那里却不教导人家，坐在那里又不同人议论道理。可是，到那里学习的人，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得。回来的时候，却学到了许多东西。难道说，本来就有所谓不言之教，不需要采取任何形式就能完成教学任务了吗？这究竟是怎么　一回事呢？"孔子对王骀评价很高，他回答说："王骀先生是一位圣人，我的学问是不及他的。现在，我还没有到他那里拜师。我得去拜王骀为师，何况那些还不如我的人呢？不仅仅在鲁国，我认为其他地方的人，也应该到鲁国来跟王骀先生学习。"《庄子》所记的这件事，不少人发生过怀疑。但是，至少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在鲁国办私学的，决不止孔子一人。

《汉书·艺文志》把郑国的邓析（公元前545年-前501年）列入名家，即"名辩"的倡始人。他也曾设学并广收门徒，教人学习辩讼，使人懂得"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相传他"好为智巧，"曾运用古代力学原理，设计并制成汲水用的桔槔。邓析在郑国也曾拟订一些刑律科条，刻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刑"，作为郑国原有《刑书》的补充。后来，他不幸遭到执政者驷驷杀害。因此名家邓析，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应是我国一位较早兴私学的教育先行者。

春秋战国教育变革的第二阶段，重点在于私学的兴起。孔子虽然不是私学的首创者，但是，他创办的私学有不少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孔子在鲁国办学先后有过三次。

孔子开始聚徒讲学，是在他已经30　岁（公元前552年）以后的事了。他自己说的"三十而立"（《论语·为政》），这时，由于人已步入中年，他在学业德行各方面都已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具备了当老师的条件。随着当时兴起的讲学之风，他开办了私学。第一批学生中有比孔子小6　岁的颜由（颜回的父亲），小7　岁的冉伯牛，小9　岁的子路。孔子起初办学，可能由于学生对他还不太了解，所以做老师的孔夫子还要亲自动员学生来学校学习。孔子就曾经动员过子路，其事记在《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篇》：有次，子路去见孔子。孔子问他爱好什么？子路回答说："我爱好的是长剑"。孔子说："我问你的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想告诉你，如今你已有了这样的才能，再加上学到的知识技艺，还有谁能比得上你呢？"子路听了不以为然，说："南山上长的竹子，用不着人工去栽培，天生就很直。把它们砍下来制作箭，可以射穿用犀牛皮做的甲盾。如此说来，学习有什么必要呢？"孔子根据子路话，引导他道："如果把竹子刮削以后，装上箭羽，在箭头上再装上磨得尖尖的镞，射到犀革上不是更加深入吗？"子路听了茅塞顿开，连连下拜并对孔子说："我一定要听从你的教导。"

公元前515年，孔子从齐国回鲁国，在都城第二次开办私学。这段时期办学年代最长，达15年之久（从37　岁到54　岁）并且整理了《诗》、《书》、《礼》、《乐》等教材。这时，孔子的门生子弟越来越多，不少人从很远的地方赶到鲁国来受业，其中不乏从楚、晋、秦、陈、卫、吴等地慕名而来者。他这时招收的弟子，年龄已逐渐偏小了，大多是青年学生。如学生仲弓少孔子29　岁，颜回少孔子30　岁，子贡少孔子31　岁。只有少数人年龄偏大些，如冉求只少孔子9　岁。就是在孔子的这段办学时期，他培养出了许多优秀学生，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子贡和子路。他们一文一武，都是当时社会欢迎的人才。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孔子很器重他，仅次于颜回。子贡是孔门私学中文科学生的佼佼者，是孔子培养出来的出色的外交家。公元前484年前后，齐国田常准备伐鲁，子贡出使齐国说服田常不妨用伐鲁之兵去伐吴国，然后又去怂恿吴国借救鲁之名去伐齐。吴王怕越报复，准备平越以后再伐齐。子贡又提出要吴"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就可以成为霸业。然后，子贡又到越国要越王乘吴伐齐而困于晋的时刻，出兵伐吴，必定胜利。又再去晋，要晋国提高警惕，做好修兵休卒防止吴国转攻晋国。最后，子贡完成了纵横捭搕于各国诸侯间的穿梭外交任务，回到了鲁国。果然不出子贡的安排，吴王发兵攻打齐国，大破齐师，并乘胜转打晋国。因为晋国此时已有了准备，吴师大败。而越王听到吴败的消息后，马上兴兵袭击吴国。吴王赶忙从北方撤兵与越战于五湖。吴国三战不胜，结果吴王夫差被杀，越国称霸。

司马迁高度评价了子贡的转辗游说，"子贡一出，有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10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单凭子贡一人，就改变了五国的现状，确实表现了这位外交家的惊人才干。这样的人才，与孔子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仲由，卞国人，字子路，通称季路。他性情粗犷、刚直。他投身孔门之下，最听老师孔夫子的教诲，是个躬行实践的好学生。子路63　岁时，仕于卫国，为卫大夫孔悝的邑宰。蒉聩和孔悝作乱，袭攻国君出公。恰好子路这时不在卫国，当他听到出公逃到鲁国的情况后，便赶紧奔回卫国。这时，蒉聩已立为庄公。子路在城门口遇见子羔从城内出来，子羔对子路说："出公已经逃出去了，城门也关闭了，你也可以返回了，不要再去自找灾祸了。"子路回答道："我既然给孔悝办事，就不会逃避灾祸的。"子路进城后，见到蒉聩和孔悝都在高高的台上。他对蒉聩说："你怎么能够器用孔悝这样的人呢？应该杀掉他！"蒉聩不听，子路就打算烧掉高台。蒉聩害怕起来，派石乞、壶黡去围攻子路。在搏斗之时，子路的冠缨被击断。他牢记孔子关于"君子死而冠不免"的礼仪教条，正要重结缨带时，被敌方砍成肉酱。武士对统治者能诚笃忠信如同子路这样，当然是春秋战国期间统治者所欢迎的将才。子贡之文才，子路之武勇，应是孔子教育之道的成果。由于孔门弟子的才干出众，所以培养他们的老师--孔子，在各国越来越有名气了。

孔子第三次在鲁国办学，是外出14年之后。他由卫国回到鲁国，这时已68　岁了。如果说，前两次在鲁国办学，孔子对他弟子的仕途十分关心。那么，他第三次办学，重视的是自己学说的建立和传播。孔子的晚年，培养出一大批才华出众的弟子。其中不乏接受老师衣钵，传授老师道业的门徒。较为著名的是子夏等人。

卜商，字子夏，卫国人，少孔子44　岁。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文学科的高材生。他在孔夫子的循循善诱下，精研《诗》教，明于《春秋》大义，对《易》、《礼》也很精通。子夏与孔夫子讨论问题时发表的意见很有一定深度，甚得孔夫子的赏识。子夏提出的"学而优则仕"的著名论点，对后世的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子夏也曾入仕，任鲁国的莒父宰。孔子死后，子夏到魏国西河地方创办讲学据点，广收门徒，是为"西河之学"，在学术和教育上做出了一定贡献。

孔子培养了众多的优秀弟子，因此他在诸侯间很有名声。虽然孔子时私学初起，但很快得到发展，这与春秋时各诸侯国统治阶级需要大量培养人才是有密切关系的。而大批文才武士很快从私学脱颖而出，这也正是私学胜过官学的地方。

由于孔子培养了不少才华出众的子弟，也使一些国家对他感到畏惧。公元前489年，楚昭王打算给孔子一片封地，把孔子留在楚国。但楚国令尹子西认为孔子得地后留在楚国，身边有一帮弟子相助，恐怕对楚国不是好兆头。他接连向楚王提出几个问题，以提醒楚王注意。如"你派出去办外交的使者，有如子贡这样的人吗？"楚王说："没有。"他又问："你的得力助手（辅相），有如颜回这样的人吗？"楚王说："没有。"他又问："你的将领统率大军有如子路这样的人吗？"楚王说："没有。"他又问："你的官员中能有宰予这样的人吗？"①楚王说："没有。"接着子西又把问题的实质挑明，即如果孔子带了这一大帮能人将才到了楚国，楚国怎么应付得了。虽然子西拒绝孔子定居楚国是另有一番打算，只不过以此为借口而已。但从他说的一番话和所提的问题中，却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孔子的教育效果是充分肯定的。

孔子以后，墨子所办的私学，名声也不错。孔子在办学过程中创立儒学，而墨子在办学过程中创立了墨学。虽然墨学是儒学的反对派，但他们所办的私学都很有成就，因此被称为当时的"显学"。墨子重视生产知识，门下弟子都十分义勇。相传他的弟子三百人，个个都能赴火蹈刃，有高度的敢于牺牲精神。到战国时期，墨家学说进一步传播广泛，《孟子·滕文公下》有"墨

①　参见《史记·孔子世家》，宰予曾因白天午睡，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但是他的学习还是名列前矛的。他与子贡并列为孔门中言语科的优秀生。孟子称赞宰予"智足以知圣人"。翟之言盈天下"的记载。

私学的兴起，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这次革命的意义，在于将受教育权夺回到民众手里，将文化知识回归给民众。当时官学和私学的并存，在我国教育史上开创了双轨制的学校制度。

春秋时期开办的私学和西周官学比较，其所谓的"革命性"在哪些地方呢？私学的兴办，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私学摆脱了政教合一、官教合一的体制。如前所述，西周的学校不是独立的传授知识技能的教育场所。学校的教师、教材和活动，都依附于官方，听从于官方。而私学则完全从国家机构中独立出来，教育成为社会中一种独立现象，这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唯有这样，教育才能与政治活动分离，才能专业化。尽管到了战国后期，"官学"渐起，私学衰落。及至秦国统一天下，废除私学。但由于私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奠定了基础，并成为独立的教育场所，所以到了汉代又有所恢复。在封建社会，私塾、村学以及宋代的书院制度，都具有私学性质，仅仅形式不同而已。

私学在春秋时期的独立现象，确是非常特殊的。当时各国对私学，没有什么条款的限制，甚至讲授的内容也不加以干预。如孔子在鲁国讲周礼，推崇礼乐制度。而王骀相传是讲老子道学，同样能够自立门户，各传衣钵。不仅如此，聚徒讲学还可以随师而迁，停停办办，各听自由。孔子在鲁国办学，第一次开办，只讲了几年便停办了，他到了齐国。两年后，从齐国回来，第二次开办，讲了十几年，又去了卫、曹、宋、陈、蔡、郑、楚等十几国"周游"，到了那些国家，带着弟子，不停讲学。随后，又回鲁国，第三次开办私学，依然无阻。孔子三次办学，鲁国国君自昭公、定公而至哀公，都没有进行过刁难。显然，春秋时学校已完全不受政府控制。至于教师的身份，西周学校的教师，都是由现任官员兼职，担任什么官职，就传授相应的教学内容，规定严格。而私学教师，没有什么兼职之说。孔子第一次担任教师时，无官职，无爵位，也无封禄。第二次办学时，开始也不是一位官员，直到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孔子已经51　岁时，才第一次被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以后提升为司空。鲁定公十年，又做了鲁国贵族中央政权中和三卿并列的司寇。仅3年时间，孔子的官运不通，就匆匆弃官离开鲁国。在他当官的时候，也没有停止带徒讲学。这种高官兼教，如同学术辅导一样，成为私学的一种特别形式。鲁哀公11年（公元前484年），孔子返鲁。虽然鲁哀公曾向他问政，却没有器用他。他继续聚徒讲学。孔子曾经在鲁国担任过高级官吏，现在重新办学，也没有人去非议他。这都足以说明，私人办学在当时确是比较自由的。教师已成为自由选择的职业，要想办学就办学，要停办就停办。政府不负担经费，不提供设备，只要能招收学生，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办私学。

其次，私学既然成为独立的教育场所，学校中一切事务，包括教学活动在内，都由私学的主持者负责，不受国家限制，不受国家审查。

周代官学的教学内容，规定得很为具体。而且，国学和乡学各有一套教材，其程度深浅各不相同，要求也不一样。由国家安排了具体的考查内容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政府官员还对犯了错误不服管教的学生，负有再教育的责任。最后，对国学和乡学的毕业生，也由政府安排他们的官职。私学没有这些情况，统由教师自己料理。

私学的教学内容，随教师本人的学识而定，并根据自己的见解，安排学科。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真正居于主导地位。例如，孔子的教学内容强调四教（文、行、忠、信），教学科目主要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材选用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基本上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培养技能技巧等三个方面。其中传授三代以来的传统文化比重较多，这同孔子说过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所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墨子的教学虽然也十分注意传统文化，曾经"行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但由于他认为孔子讲的"礼"，太烦琐不切实际，因此"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的教学内容，几乎都是他自己创立的学说，即兼爱、尚同、非攻等。教学内容的不同导致培养目标的不一致。孔子以培养"君子"为目的，墨子则以培养"兼士"（人人平等相爱，爱人若爱己者）为目的。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对这两种不同的培养目标提出过什么意见和干预。

第三，改变了西周官学中师生之间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而转为学业上的师徒关系。单纯的上下级师生关系，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教师讲的话就如同命令一样。而在私学中，学生承担了全部学习费用并自愿而来。如果对老师传授的课业不感兴趣，便可以自由离去，甚至转到别的老师那儿去学习。因此，师生之间是从学业上建立起来的情感。这种情感，表现为老师关心学生的学习和进步，尽自己的努力，诲人不倦，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而学生则是接受老师学业教导，尊重老师，正如《吕氏春秋·劝学》中所说的，"事师之犹事父也。"像在家庭中对待父辈那样亲切、尊重、融洽。孔子死后葬在鲁城，他的弟子都为其服丧三年。据《礼记》载，服丧三年应算是服长孝。孔子的弟子不论在孔子生前或死后，确实是以父辈敬之。学生们服丧三年后，相互道别，同窗之情难舍，不免还哭泣一阵。子贡不舍离开恩师庐墓，又坚持守墓三年，师生之情更胜过父子了。

春秋时期学校师生关系的转变，促使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尤其在教育变革的初期，对改变西周学校教育的传统模式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师生关系的转变，不以上下级服从为前提，也有利于教学方式的改进。孔子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循循善诱，循序渐进，也正是在一种新的师生关系情况之下，体现了教师自身的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今天还是有启发的。教学方式方法的改进，决不单纯是一种技术的改进与提高，应该包含师生之间感情关系的转变和教师责任感的提高。有些时候，优秀教师的一些教学经验和方法，其他教师总是学其形式而领会不到要领，原因就在于他们把这些有效的教学方式方法，只看成是技术创造，而没有探其实质，因此往往得其皮毛而不及精髓。

改变奴隶制学校教育中隶属状态的师生关系，使之成为平等相处民主的师生关系，是教育变革中的一场重要革命，孔子在这方面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后世称孔子为"万世师表"，首先是因为在师生关系上，他是一个突出的模范。在春秋时期，教师和学生能够展开平等的辩论，而且教师能够接受学生的正确意见，改变自己的初衷。孔子曾经三次平等对待子路提出的不同意见，这在官学时期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孔子私学之所以越办名气越大，学生越多，是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分不开的。孔夫子与学生间辨难析疑，从善如流，留下了不少对后人很有启迪的佳话。

还是在子路到孔子私学读书不久，有一天鲁国的季氏家臣公山弗扰派人来请孔子，孔子准备到公山弗扰那儿去了。子路知道了，向老师提出意见，并且不高兴地说："难道老师真的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吗？为什么偏要允承公山弗扰，到他那儿去呢？"原来公山弗扰占据费邑图谋反叛，孔子到了那里，便是与叛者合谋。孔子听了，解释道："公山弗扰派人来找我，自然不会白白把我请去的。我的主张是：如果有人肯用我，我就在那地方宣扬周文王周武王之道，使它恢复广大。"在《论语·阳货》提到这件事，但没有记载孔子是否去了费邑。从孔子回答的语气来看，他可能采纳了子路的意见。孔子在卫国时，曾接受了卫灵公夫人南子的召见。南子在卫国，因有不检点的行为，名声不好。开始，南子要召见孔子，孔子是辞谢的。后来，经不住她一次次派人来催促，不得已进到宫中去见南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南子坐在细葛布编织的幔帷中，孔子进门以后，便向着北面稽首，而南子在帷中一再回礼。南子回礼的时候，身上佩戴的玉器玎玲作响。孔子对南子说："我一直没有来见你，现在以礼答之。"这件事，子路也表示很不高兴。孔子知道以后，急着发誓说："假使我做得不对的话，就让老天爷来惩罚我吧，就让老天爷来惩罚我吧！"他没有反驳子路，只是向学生表白了自己。

孔子曾到过晋国。晋大夫赵简子（即赵鞅）为支持公室，攻打范氏和中行氏。当赵简子攻打范氏家臣佛肸担任邑宰的中牟地方时，佛肸派人来请孔子去帮忙，孔子也想去。子路知道后对孔夫子提出了批评。他说："我曾听老师不止一次的讲过：君子是坚决不到做坏事的人那里去的。现在佛肸明明是在中牟地方叛乱，老师却要到那儿去，这又怎么说得过去呢？"孔子对自己讲过的话是承认的。他说："对呀，我有过这样的话。"随即又解释说："但是，你不知道吗？最坚硬的东西，怎么使劲磨它也不会磨薄。最白的东西，也不容易染黑。我又不是匏瓜，难道只能长期挂在墙上而不给人吃吗？"言下之意是说，总不能放过出仕食禄的机会呀！老师在学生面前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情，不能不说是与学生处在平等的立场。

另有一次，孔子在郑国时候，与弟子失散了。子贡到处寻找老师，一位郑国人告诉他说，在东外门有一个失魂落魄的人，好像丧家之狗一样。子贡到东门外找到老师以后，告诉了孔子刚刚听到的话。孔子听了一点都不恼怒，反而欣然笑道："说我像丧家之狗，太像了，太像了！"这种情况，一是说明了孔子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学生在老师面前说话比较随便，不拘形式，不必忌讳。二是说明了师生之间的亲密团结和友爱精神。因此，孔子凡是遇到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总有学生跟随老师，和老师一起共同患难。从私学独立于官府并不受官府牵制，私学教师自由安排自己的全部教学工作和建立起新型的师生关系来看，在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变革第二阶段，私学的兴起与时代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

（三）　私学学派增多，官学开始恢复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世卿瓜分，并且各自正式成为诸侯，这是我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的标志。此时，周天子不仅已完全失去了共王的作用，而且成为一个依靠着大国的保护，苟延残喘的小国。战国初期，在春秋大国争霸兼并的基础上，西方秦国，东方齐国，南方楚国，北方燕国，中部韩、赵、魏三国，形成了七国争雄的局面。

战国时期，群雄相争，各国都力图革新。因而一方面使文化教育得到了空前发展，另方面也对于西周文化传统进行了更猛烈地冲击，从而使战国时期社会有了更大的变化。顾炎武曾概括地指出："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称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尊严祭礼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日知录》卷十三）这种变化，完全消除了周代的奴隶制影响，逐渐完成了向封建社会过渡。这种变化，也使思想意识形态步入了新的领域，即创立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体系。在文化教育方面，则开始受到从分裂趋向统一的政治影响。

1。各国教育政策，开始重视法治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的教育政策，虽然从西周教育的以"祀与戎"为中心转变成以"治与戎"为中心。但所谓治，仍不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某些周礼。这是因为思想意识的转变总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或暂时还不能与新的客观形势相适应。因此在国家的治理过程之中，还不免借用一些"周礼"作为手段。齐桓公称霸，能够"九合诸侯"，是因为他不得不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否则便对各国诸侯失去号召力。但到了战国，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周王室的威信和影响丧失殆尽，各诸侯国根本不把周室放在眼里，他们对礼治也产生了反感，完全解脱周礼的束缚，采取更加接近现实的法治。进入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开始了变法运动，这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改革。虽然在春秋时期，有些国家已进行了一些变法措施，例如井田制的废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创立了新的土地法等。也制定了某些法律，如公元前536年，郑人铸刑书，以为国之常法，后来郑国大夫邓析又作《竹刑》，补充原来所铸刑书的不足。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范宣子所著的《刑书》铸成刑鼎。公元前501年，郑相驷歂借故杀掉邓析，可是却依旧使用他所著的《竹刑》。这些新制度和法律的制订，成为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先导，标志着由礼治向法治的转变。而在各国执行的教育政策中，也以法治和尚武相结合，教育人民守法和加强武备。

战国初期，魏国文侯（魏斯）于公元前445年即位，任用李悝为相。李悝是战国时期法家的始祖，很懂得"崇法尚武"之教。他为魏文侯在上地守卫时，想法教导人们掌握精良的射箭技术，他为此下了一道命令：如果民间有人对某事产生怀疑，而要打官司的，就命他射箭。只要一箭射中靶心，便算打赢官司。射不中的，便算败诉。这道命令发布后，上地人个个都争着练习射箭，日夜不休。后来魏国同秦兵作战，大败秦兵，全靠了上地人民的高超的射箭本领（《韩非子·内储上》）。李悝著有《法经》，收集了各国的刑典，强调使用法律手段来"富国强兵"。他还建议魏文侯废除残余的世袭禄位制度，剥夺那些才疏无能的奴隶主贵族享受的政治经济特权，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和"使有能而赏必行"的原则，尽量把禄位赐给为封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说苑·政理》）。魏文侯继李悝之后，又以军事家吴起为将，并任命他为西河郡守。有次，吴起同魏臣商子谈话说：治理国家，最要紧的是教导人民顺服，改变不良的习俗。训练士兵，就是教导他们乐死若生，要能够做到"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战鼓敲响，三军之士勇往前冲，乐死若生（《吕氏春秋·执一》）。吴起的军事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后来魏将公叔痤打败韩、赵联军，魏惠王要以田百万赏给公叔痤。公叔痤曾说，这次打仗，士兵们只要不倒下，个个勇往直前。不管敌人兵力多么强大，士兵们硬是不屈服。这些都是吴起教导出来的好战士，是吴起的教导有方！魏国正是由于贯彻了以法为教和以武为教的教育政策而富强起来。魏文侯死后，吴起受旧势力排挤，出奔楚国，又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开始以吴起为宛（今河南省南阳市）守，不久又升任令尹。他帮助楚国改革内政，提出明法审令，采取与魏国同样处理旧贵族的办法，废去徒负虚名的公族旧宦，并大力主张抚养战斗之士，重在强兵，还教育人民守法等，因此楚国国势日臻强盛。

春秋晚期，赵国赵简子曾进行一些变法，注意改革田制、军制和政府机构。到赵烈侯时，重视选拔人才，节约财政开支，从而使国家有了起色。及至赵武灵王时为了加强对夷狄的作战力量，对军队又进行改革，公开提出建立"胡服骑射"的部队装备。赵武灵王的改革很坚决，聘周绍为太子傅，同时要求周绍教育太子，也得身穿胡服，"道之以行义，勿令溺若于学"（《战国策·赵策》）。"义"，就是要求周绍根据赵武灵王的"崇法尚武"政策教育太子，不要使他沉溺在先王的诗书之中而忘掉了习武。一些宗室贵戚对赵武灵王的这种做法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赵武灵王驳斥他们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他说装备好坏，在于是不是使用方便。而礼制好坏，在于行使是不是有效果。如果兵器使用起来很不顺手，这样的兵器为什么不能改进？实施的教育对国家管理秩序不起作用，为什么不能改变它的内容和方式？赵武灵王认为，坚守陈旧的东西，总是仁义道德那老一套，决不能使夷狄顺归赵国。因此，他明确指出："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不能用旧日教条来束缚人民，应该从当前的新形势出发，教育并引导人民坚持改革。

公元前386年，齐国世卿田和取代了自西周以来的姜姓齐国的国君。到齐威王（公元前356-公元前321年）时，任用邹忌为相，厉行法治。邹忌建议齐王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向统治者提出批评和改进的意见，而不要被一些阿谀奉承的人蒙蔽。他要齐王广开言路，使大家都敢说真话，法治也就能够顺利推行。与此同时，齐国还推行"尚武"。经大将田忌的推荐，齐威王重用孙膑为军师。

田忌推荐孙膑，是他看到了孙膑的才干。当孙膑还在魏国时，由于庞涓妒嫉他，陷害他受了膑刑。他逃回齐国后，齐将田忌以宾客相待。但由于孙膑还没有显露自己的才能，所以田忌没有立即向齐王推荐。有一次田忌和齐国的宗族公子跑马赛射，孙膑发现参赛的马匹力量速度都差不多，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他向田忌说，"这回同他们比赛，我保证你能够取胜。"田忌非常相信孙膑的话，要同齐王和诸公子赌千金。到了比赛那天，孙膑向田忌献策说："请用你的下等马匹去比人家的上等马匹，用你的上等马匹去比人家的中等马匹，再用你的中等马匹去比人家的下等马匹"。三次赛毕，田忌一次失败两次得胜，结果千金归田忌所得。比赛过后，田忌看出了孙膑的神谋策算，把他推荐给齐威王。

孙膑整军经武，著有《兵法》一书。但此书失传已经1700多年了。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西汉墓葬中，发现了迄今最早的竹简《孙膑兵法》。该书共有竹简240　多枚，字数在6000　以上。孙膑在书中强调法治，主张"赏不逾日，罚不睘西"。即有了功劳当天就赏，有了过失当时就罚。孙膑还强调人的作用，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因此，在他的兵书中十分重视对士兵的教育，强调提高他们的素质，激励士气，鼓舞斗志，才能保证战斗的胜利，不然的话，"众者胜乎？则投算而战耳。富者胜乎，则量粟而战耳。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知矣。"①如果人多就能取得胜利，那只要数数算筹就可以决定胜负了。如果财富雄厚就能取得胜利，那只要量一量粮食的多少就可以决定胜负了。如果武器装备精良就能取得胜利，那么胜负也就太容易知道了。光靠兵多、粮足和装备精良，并不能保证取得战斗的胜利，而关键是重视对士兵的教育，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因此，孙膑的治军理论与培养人才的道理是一致的，这对齐国的教育改革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明法和习武结合的教育政策在战国七雄中，以秦国推行得最为彻底。秦国在春秋初期还是个文化落后的国家，被文化先进的东方六国看做是戎狄之邦。公元前316年，秦孝公为了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下令征召贤能之士。卫国人法家公孙鞅应募从魏入秦。起初，他想用孔子的儒术说服秦孝公，孝公不感兴趣。继而他改为鼓吹法家学说，孝公便采纳了。他变更旧法创立新法，因仕秦有功，被封于商，号商鞅。商鞅强调"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商君书·画策》），提倡以法为教。"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商君书·定分》）就是说古代圣人著书立说，流传到后代，必须有老师讲授，才能了解书中的意思。假使没有老师传授，而是各人凭自己的体会去议论，恐怕到死也不能知道书中的内容和道理。所以圣人为了贯彻制定的法令，必须设置相应的官吏，作为民众的老师，教育大众能够知道自己的身分和地位，知道怎样守法，即所谓"名分"。名分确定下来，即使是十分奸诈的人也会变得忠实，很厉害的强盗也会老实起来。从而每个人都能懂得安分守己。这样，也就达到法治的目的。自此以后，秦国实行法治，大力推行以吏为师。不过这时已接近战国晚期，全国统一的形势已非常明朗。虽然秦国实行法治对统一中国起到了保证作用，但私学在秦国已无法存在了。

战国时期，各国对公卿教育的情况，史料记载很少。据推测，各国还是有专门的官师负责管理教育的，很可能如楚国的公族大夫那样。

至于宫廷中的私家教育，仍如春秋时期一样，各国国君都为太子聘请师傅，这有不少史料记载。

秦孝公聘请公子虔为太子嬴驷（即秦惠王）傅，公孙贾为太子师。有次，他们唆使太子犯了商鞅新定的法令。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但是太子是国君的儿子，不可以施刑。但他所以触犯了律法，是同教育他的师傅教育不当有关，其师傅罪应所得。于是，便由太子傅公子虔和师公孙贾替太子受刑。这和春秋时期，因太子或公子的祸事而牵连到宫廷教师，大同小异。

楚襄王（横）为太子的时候，曾经做为人质留在齐国。楚怀王死，太子横向齐王辞别回国奔丧。但齐王刁难，要求楚国把东边五百里地割给齐国，才能放回太子。如果不愿割地，太子就不得回楚。太子横说："这件事我得去请教老师慎子。"太子横的傅慎子说："我们献地，正是为了赎身。你舍

①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孙膑兵法》下编，《客主人分》。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不得土地而不去奔丧，这是不对的。"结果，被迫答应了齐王提出的要求后，太子横才回到楚国。在战国时代，到别国去作人质的太子，还要随身带傅，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但应该指出，秦太子嬴驷的二位师傅，唆使学生反对商鞅，干预政治。而楚太子横的老师，为学生定主意献地回国等，都超出了为师范围。

其他各国，如赵武灵王曾为太子赵何（即楚惠文王）请周绍为傅，燕国最后一任国君燕王喜，也曾为太子丹请鞠武为傅。

傅在战国时期的地位很高，受到国君和太子的尊敬。战国初年，魏武侯子击（在位年代公元前369年-前319年）尚为太子的时候，有次偶在朝歌路上遇见他父亲（魏文侯）的老师田子方，马上把所乘的车辆避到路旁，并下车向田子方行礼问候，但田子方却并不回礼。子击见田子方这种傲慢态度，故意问道："如今，是富贵的人对人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对人骄傲？"田子方回答得很为深刻，他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对人骄傲。请你想一想，诸侯们如果对人骄傲，就会失去国家。大夫们对人骄傲，就会失去家业。贫贱的人则不一样。如果他们的举止不合富贵者心意，他们讲的话富贵者听不进去，那么，他们就可以到楚国、越国去，走得远远的，这好像脱掉鞋子那样方便。为什么一定要使人家和自己取得一致呢？"太子击知道田子方这番话意有所指，但又不便发作，只得赶紧走开。父亲的师傅是不能得罪的。

战国时期，国君为太子聘请师傅的这种宫廷中的私家之教，一直保持到战国末年。秦国也接受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侯国的"宫官制度"，为太子延聘师傅。这种宫廷中的"私学"，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更确定为一种制度，为太子教者也有了一定官称。《通典》卷三十记载："太子师保二傅，殷周已有（二傅为太傅、少傅）。逮于列国，秦亦有之（孝公时，商鞅设法，黥太子师傅是也）"。汉承秦制，也在宫中设立二傅制度，确立太子官，首位就是太傅和少傅。

到了汉初，宫中就专为皇太子设太傅施教了。汉高帝以叔孙通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汉代太傅秩次为真二千石（《汉书·百官表》作二千石），礼如师。《汉书》中有关太子太傅的记载很多。如汉宣帝时，肖望之为太子刘奭的太子太傅，他给刘奭讲授《论语》、《礼服》等课程。

汉代对二傅也是十分尊敬的。《通典》卷30　说："汉魏故事，太子于二傅执弟子礼，皆为书，不曰令。少傅称臣，而太傅不臣。"

2。私学盛行，尚贤之风也盛行战国初期，墨子继孔子之后，成为第二个开办私学的大师。随后，私学盛行，学派林立。私学的盛行和学派的林立，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发展需要有极大关系。

首先就是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春秋时期各霸主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而成其霸业，对战国时的各国国君有很大影响。齐桓公善于用士，得管仲而振兴。晋文公在外流亡19年，依靠随他历尽险阻艰难的赵衰、狐偃，创建霸业。楚庄王任用孙叔敖发展农业灌溉，加强战备，成为继晋而起的霸主。秦穆公器用百里奚而争霸中原。百里奚少年时生活贫困，只得到齐国乞食，并替人家养牛谋生。后来，他为虞国大夫。晋献公灭虞国后，百里奚被俘到晋，又作为陪嫁的媵臣，押送秦国。中途百里奚乘机逃走，却被楚国扣押。秦穆公深知百里奚的才能，用五张黑色公羊皮把他赎回，所以人们又称他为"五■大夫"。秦穆公就是在他的辅佐下，称霸西戎的。越王勾践得出身卑贱的范蠡，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养"君子六千人"（君子，即齐所谓"士"），锐意灭吴雪耻。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北上大会诸侯于徐州，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

历史的实例，表明了具有真才实学之士，不论出身低微，地位卑下，都有希望被破格任命，进入仕途，大显身手，充分发挥才能。春秋五霸的事迹，为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礼贤下士树立了榜样。

魏文侯是尚贤之风的首创者。战国初期，魏国是一个较为先进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最早，但魏国地处中原，成为列国相争的中心地带。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魏国对内必须实行改革，开发地力，广收贤才，加强国家治理；对外必须利用矛盾，争取与国，以巩固立国阵地。在这种形势下，魏文侯在当政的50年（公元前445年-前396年）中，使用了一批勇于改革的人士，对魏国的政治、经济、法制、军事等各方面实行了重大改革。他任用李悝为相，一方面严格执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赏必行"的原则；另方面又认真对待犯罪的人，采取"罪必当"的措施。李悝还把各国的刑典汇集起来，著有《法经》，用法律形式把封建制度固定下来。李悝是子夏的门生，正是在他老师变古、改革的思想启迪下，制订出我国古代史上的第一部《法经》。魏文侯还器用翟璜、翟角、魏成子、西门豹、吴起、北门可、屈侯驸、乐羊子、魏挚等。其中吴起为西河郡守，乐羊子为将领，西门豹为邺令，而翟角是魏国策士，曾主谋伐中山，开拓疆土。这些人都为魏国的强盛，做出了贡献，足证魏文侯的善于用士。魏成子向文侯推荐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文侯以子夏为师，以田子方为友，并以礼待段干木。①说明魏文侯又善于养士。魏国兴起的用士养士之风，对私学盛行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使私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李悝、军事家吴起、学者段干木等，都是子夏的弟子，　成为西河学派的颇有影响的人物。魏文侯用士养士的政策，招揽了大批有识人士，从而使魏国强大起来，并对各国的统治者以极大的影响，因而也相继效法魏国。战国中期以后，最着力招贤揽士的是秦孝公和燕昭王。

秦孝公（在位年代公元前362年-338年）深感中原诸侯瞧不起秦国，继而大力征召贤能之士，特别善用别国来秦之士，所谓客卿，与之谋国以开霸业。秦国先后器用的客卿有商鞅、张仪、魏冉等。此外，著名的别国来士如范睢是魏国人，楼缓是赵国人，蔡泽是燕国人，吕不韦是韩国人，李斯是楚国人。春秋中晚期在诸侯各国的争霸角逐中，中原大地已出现了"楚材晋用"、"晋材吴用"、"晋材秦用"等人才交流的现象。不过，这些人才的交流，还以贵族阶层人物为主。但到了战国时代的人才交流中，大批布衣庶人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秦国广招的贤士，多数就不是来自贵族阶层。

燕国昭王曾为争夺王位，受到齐国干涉，被迫流亡在韩。后由赵武灵王召立为燕王，发兵护送他回国。昭王即位（在位年代公元前312年-前279年），立志要报受齐凌辱之耻，他屈身崇礼以招贤者。为了吸引天下有才之士，他首先从礼遇本国大臣郭隗做起。昭王认为，帝王的臣子，应该如同师友，魏文侯已做出了先例，燕国也应以礼遇厚待贤臣，连郭隗这样不是第一流学者的人，燕国都给以"礼贤"的厚待，别国的名士就一定会更乐于到燕

①　见《吕氏春秋·察贤》。又《韩诗外传》："李克（即李悝）谓翟璜曰："魏成子受禄日千钟，十一在内以约聘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国来。于是，他特地为郭隗筑台建宫，尊为老师。昭王的这一招揽天下贤士政策，果然收到很好效果。一时"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溱燕"。乐毅是魏将乐羊的后裔，长于兵术。邹衍是阴阳家代表人物。剧辛原居赵国，是武士。这些各有专长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了燕国。

由于各国招贤纳士，使士的地位日益提高，身价倍增，甚至士人敢与国君分庭抗礼，而统治者也奈何他不得。

《战国策·齐策》记载，齐宣王慕颜斶（chù音触）其名，有次亲自召见他。当颜斶与宣王见面时，宣王不太客气地直呼其名说："斶，你走到跟前来！"颜斶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宣王，你走到我的跟前来！"宣王当然很不高兴。左右侍臣们忙向颜斶提意见说："宣王是君主，你颜斶是臣子。你这样同君王说话，是不好的。"颜斶一点都不让步，回答说："我要到宣王跟前就是表示慕势，而宣王到我跟前就是表示趋士。与其要我去巴结权势，不如宣王来尊重士人。"宣王听了，变了脸色说："是作君王的高贵呢？还是士人高贵？"颜斶说："自然是士人高贵，君王不高贵。"宣王问他是什么道理，他回答说："我有事实说明。从前秦国攻打齐国，曾下了两道命令。一道是："军队过鲁国时，如果有人敢到柳下季（即柳下惠，鲁国大夫）墓地50　步周围砍柴的，死不赦。"另一道是："有人得到齐王脑袋的，封万户侯，赐金千镒。"柳下季不过是一位名士而已，他职低位卑，而贤能称著，受到世人尊敬。齐王虽显赫，但他的脑袋，为什么不如柳下季坟边树木那样尊贵呢？"宣王一声不吭，窝着一肚子火。左右侍臣不但没有能说服颜斶，反被他所说服了。最后，宣王也不得不承认君子是不可侮辱的，并且愿意成为颜斶的弟子。宣王还说："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但颜斶没有接受齐宣王的优厚待遇，回答说，"。。我是尽忠直言的人，现在，宣王也已通圣明之事，我希望能安步当车回到自己家乡。"宣王之所以尊重颜斶，目的还在于使颜斶能为宣王所用。颜斶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纵谈"士贵而王不贵"，宣王不加严斥，反而愿执弟子礼。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士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所以士之受到的尊重和礼遇，也大大超过了前期。

不但公室，而且私门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也都竞相用士养士。公室如鲁穆公、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等都曾经成为著名的广揽士人的国君。至于私门，战国中期有些封君，为了自立门户，更是招揽天下士人。最著名的便是所谓"四大公子"，即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①等。

齐国的孟尝君名田文，他是齐国宗室大臣田婴之子，袭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田文为了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舍弃其家产而厚事宾客，客无所择，一律优待。所以他的食客达数千人，人人都觉得孟尝君跟自己十分亲近。

赵国的平原君名赵胜，是赵惠文王的弟弟。他喜宾客，客至数千人。著名的典故"毛遂自荐"的毛遂，就是平原君的座上客。

魏国的信陵君名魏无忌，是魏昭王的少子。他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由于魏国信陵君多客，人又贤明，所以有十多年之久别国诸侯不

①　见《史记》的《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各篇。敢轻易侵犯魏国。

信陵君求士之诚，恐怕当时任何人都比不过他。有次，他听说有位叫侯嬴的隐士，已70　岁了，虽家贫，但有才华，做过夷门的守门小官吏。他便亲自去请，还送给侯生厚礼。侯生不肯接受，说："我已修身洁行数十年，决不能因为守门小吏贫困而接受公子钱财。"信陵君决定大设宴席，聚会宾客以迎接侯嬴。设宴那天，宾客们到齐以后，信陵君却赶着车子，空出车厢内左边的坐位，亲自去夷门迎接侯生。侯生也不客气，拿着破旧的衣冠就上了车，大摇大摆也坐在左边，打算看看公子究竟是什么态度。只见信陵君亲自拉着鞭绳，态度非常恭敬诚笃。侯生向公子提出："我有客人在市街上，能不能把马车到那里转一转。"信陵君便把车子驾到市街。侯生见到他的朋友朱亥，便下了车，一面故意同朱亥交谈长久，一边偷偷观察着公子。市街上的人都看到信陵君拿着鞭绳站立车旁，和颜悦色地等候，一点也不显得烦躁。可是，这时魏国的宗室将相都已聚集在公子家中，正等着信陵君回家入席哩。跟着信陵君的侍从都很着急，暗暗地咒骂侯生耽误了大事。侯生见到公子的脸色始终没有改变，才谢客上车。车到了家门，信陵君一直把侯生领到上座，还向所有宾客介绍侯生，宾客们都为侯生受到如此之高的礼遇惊讶不止。席间，信陵君站起身来，亲自为侯生斟酒。直到这时候，侯生才说："今天我也太难为你了。我不过是个守关门的人，而公子能亲自为我驾车，亲自迎我到众人广坐之中，实在是对我过于荣宠了，而公子却要这样做。原来我想以公子名望来炫耀我自己，所以故意要公子在市街上过久逗留，街上的人都瞧着公子。而公子愈是恭敬，市街上的人就愈把我当做小人看待，也就更敬佩公子有长者风度和能够礼贤下士了！"侯生接受了信陵君的迎请，成为上客。公元前257年，历史上著名的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举，就是侯生出的主意。楚国的春申君名黄歇，楚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12　县。后改封江东，以故城吴墟（今江苏苏州市）为都邑。春申君也是著名的爱士者，有门客三千多人。有次，赵国平原君派人来见春申君。此人头上插着瑇瑁簪，所佩刀剑的鞘都用珠玉装饰，原想在楚人面前显示财富。但是，春申君的上客都穿着宝珠装饰的鞋子与赵使相见，使赵国使者见了自惭形愧。他自以为珍贵的簪、鞘，却远远比不上春申君上客脚下的宝珠。可见士们享受的待遇极厚，奢侈惊人。

春秋战国时期，尚贤并不是统治者的目的，而是一种求得人才的手段。

然而，在实践中，使得许多国家的国君懂得：尚贤不仅能表现自己的礼让风度，而且在尊贤礼士的同时，也使自己提高了声望和得到社会舆论的尊重。而那些不知尚贤，甚至对士人流露卑视的君主公卿，不但留不住士人，反而被社会舆论瞧不起。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提倡尚贤，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使贤者能者，普遍受到社会的尊重，成为大家仰慕之人。因此，尚贤不仅提高了士人的社会地位，又为贤者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在春秋时期，像曹刿、管仲等人由布衣而为卿相，登上政治舞台大显身手。而在战国时期，"朝为布衣，夕为卿相"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最突出的事例，是虞卿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相见，虞卿戴着长柄笠，穿着草鞋。赵王赐给黄金百镒，白璧一双。第二次相见，就拜虞卿为上卿。（《史记·虞卿列传》）

从师现象起于春秋，而高潮的掀起则在战国中期。当时的士人只要有一技之长，都会找到用武之地。于是不少人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奔赴贤者能者门下，投师学艺。在尚贤之风的带动下，进一步掀起了从师之热。儒、墨、道、名、法诸家都兴办私学，而且都有一批学生随着老师游说讲学，所造声势和影响很大，其中以孟子较为典型。他到各国讲学，车辆从者很多。有一次，孟子的弟子彭更对老师说："老师后面跟随几十辆车子，随从的人也有几百。这一大帮人从这个诸侯国游食到另一个诸侯国，是不是太过分了呢？"孟子回答说："如果不符合正道，就连一小竹篮饭也不能接受人家的。要是符合正道，就如同舜接受尧的天下一样，也不算过分。"因为在当时，这种情况很普遍，所以孟子听了学生提出的意见并不以为然。事实上，各诸侯国的国君为落个礼贤下士的好名声，也往往自动给这些人提供资助。如孟子离开齐国，齐王送他兼金（质量好，价值高的金子）一百镒。他离开宋国，宋公■送金子七十镒。离开薛国，薛侯送给他金子五十镒。可见各国对流动讲学是很欢迎的。尽管有的学者派头不大，师徒仅数人，但所到之国照样招待。农家代表人物许行带着门徒数十人，穿着粗麻衣服，以编草鞋织席子为生。当他们来到滕国后，滕文公以礼相待，还给他们安排住处。

从师之热的高潮，表现在庶人工商及其子弟的到处投师游学。孔子门生中的子贡，就是一位经商能手，这仅是开其端。公元前493年，晋国赵鞅与郑国交战。赵鞅在前线誓师，说道："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①其中的"庶人工商遂"，是说庶人和工商如果立了军功，可以上升为士。周代奴隶主贵族强迫"庶人工商各守其业"，"民不迁，农不移"。而春秋初期，齐国管仲虽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但仍不能摆脱对工商迁其地变其业的限制。现在，凡是立功的工商者，就能提高社会地位上升为士。一旦取得士的身份，就得到了学习的机会，便有希望进入仕途。工商者既跻身于士的行列，自然更要积极获取官职，以进一步改善其较为卑贱的身份。因此，这些人对投师游学感到极大兴趣。

赵襄子（在位年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425年）时，任登为中牟令。

任登有一次告诉襄子说："中牟有两位叫中章和胥己的名士，他们颇有修养，学识广博，您完全可以器用他们。"襄子说："你既然见到了，我就打算任命他们为中大夫。"旁边的高级官员提出意见，认为中大夫是晋国的重要官职。如今中章和胥己两人，没有一点功劳却被任命较高职位，恐怕不太妥当。何况国君还没有见到其人，仅仅是听说而已。襄子说："我器用任登是自己亲耳听亲眼见的，任登推举贤者也是他亲耳听亲眼见的。难道耳听眼见还有什么截然不同的吗？"于是，任登一日之内荐举了两位中大夫，并且给了他们田宅。一时，"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①两位普通的士人，一日间升为中大夫，自然给中牟之人以极大震动。大家都不愿再种耕，卖掉宅圃而从师学习。这种从师热的兴起，也进一步促进了私学的盛行。

由于统治阶级提倡尚贤和士人的纷纷从师，使私学更以培养社会所需的政治、军事人才为己任。也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施政主张并不一致，所以私学就得讲述不同的政治见解，传授相应的为政之道，以适应统治者的不同需要。战国初期，不同政治观点的讲述，形成不同学派，逐步为百家争鸣

①　见《左传·哀公二年》。遂，是进的意思。《礼记·月令》有"遂贤良"句，即达到贤良。庶人工商上一等，是士。此遂可作"进于士"解。

①　参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与《吕氏春秋·知度》，韩书写"王登"，吕著写"任登"，本书从后者。打下了基础。到了战国中期，学术争鸣便繁荣起来。

如果说，春秋初、中期，私学兴起的早期阶段是由一些丧失官职或地位不高的士人从事知识技能传授，他们只是为了谋生，尚没意识到要通过讲学来创造新说，并建立自己的新学派。而到了战国时期，情况便大有改变。他们一方面讲学与游说结合，只要游说的内容受到某一国君的赏识，便有受命为执政大臣的希望。那时，稍有名声的学者，几乎人人都在"率其群徒，辨其谈说"。（《荀子·儒效篇》）另方面，战国中期以后，诸侯国间的战争和兼并日益加剧，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已不能吸引弟子了。也就是说，私学盛行之时，不能只进行教学和传授知识，而且还必须以传播新思想观点来吸引学生。不少弟子仰慕老师的学识，往往同老师的学术流派很有关系。因此，战国时期，尤其是中期以后，聚徒讲学更多地采取流动形式。一帮师徒东游西转，他们或言仁治，或言法治，或言合纵，或言连横，或言兼爱，或言术势，在七国之间既讲学又游说，并且努力树立自己的学派，旗帜鲜明。在游说过程中，也不断吸取新来投师的生徒。

农家许行，楚国人，晚年到滕国游说，曾向滕文公提出"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这时宋国学者陈相听说许行在滕国讲学，便同他的弟弟陈辛，背着农具，步行到滕国，拜许行为师。陈相原来是楚国儒者陈良的弟子，他弃儒学农，曾受到孟子的非议。孟子对他说：陈良在楚国生长，爱好周公和孔子之道，并曾到北方中原地区学习过。当时，北方的学者，没有超过他的，他真算得一个豪杰之士了。而你们兄弟俩（指陈相、陈辛）跟他学习了几十年，老师一死，就背叛了他，这是往不好的方面变呀！

孟子的话反映了当时各派学说之间竞争很剧烈。学者以自己所创的新说拉拢吸引弟子，而从师者则随着自己对事物变化的理解，可转变观念而改换老师。

战国时期的私学形式，基本上还是聚徒讲学，但流动讲学要比春秋时期频繁。这是因为各国诸侯都需要采纳对自己国家最有效的治国策略，欢迎并倾听不同学派的为政之道。遇到来讲学游说之士，一般各国都不加拒绝；即使话不投机，也都以礼相待。梁惠王并不赞同孟子的一些政论，但他还是奉孟子为座上客，以保持他礼贤孟子的名望。其他国家也都如此，所以孟子的流动讲学，到过的国家最多。

战国时期私学盛行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由于学术派别增多，讲学内容各异，因而各立私学，以扩大自己学派的影响。这也和各诸侯国的尚贤和从师之热有着一定的关系。尚贤与从师，都存在很大的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不限于个人爱好，而是受到历史发展趋势的影响。春秋中期以后，学术思想活跃起来。最初只有儒、墨两门显学。后来又有六家（阴阳、儒、墨、法、名、道）、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九家（略去小说家）之说。这些不同的学派，其"救时之弊"各有特色，正如《尸子·广泽》所称："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而《吕氏春秋·不二》指出："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尽管各派学说观点纷然，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即所谓"百家殊业，兼务于治"。（《淮南子·汜论训》）各家都着力于治，其争鸣的内容在于如何治国，因而受到各国统治者的欢迎。各国国君为了巩固政权，需要从多方面总结执政的得失，博采各家的政见供自己选择。因此，他们对待各家各派"兼而礼之"。形势的发展使各国统治者逐渐认识到，百家争鸣，虽然阐明了"大义"，但真正管理好国家，还得靠教育来培养人才。战国初期，魏文侯就有意识地给私学以政治影响。孔子的门生子夏到魏国讲学，他的一些政治主张受到魏文侯的重视，并成为魏文侯的老师。在魏文侯的鼓励和支持下，子夏创立了"西河学派"。这个学派的学风是不图虚名，讲究实际，志在改革，并主张经世致用等，完全体现了魏国统治者对私学的要求。

教育变革的第三阶段，私学盛行是最大特点。不过，这个阶段的私学与前一阶段比较，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讲学内容，各派政论不同，论述各异，但是都注重联系实际。一些空泛论议，无助于改革的学说，自行消失。一家一派的学说，其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而且都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有所修正，才得以继续存在。战国以后，私学教学十分重视实际需要。子夏曾经对儒家经典做过一番整理工作，而他的一些观点则显然与孔子不同。孔子论《乐》，认为以和为贵，反对战争。而子夏论《乐》，则将音乐与政事、武备结合起来，认为这才是治国大道。他与魏文侯论《乐》时，提醒他要加强武备，准备打仗。随着形势的改变，子夏讲学内容也在改变，这对他的门生掌握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是起着良好作用的。荀子则根据各国普遍重视法治教育，提出了"重法爱民而霸"的主张，并且写出《议兵》篇，总结临武君和孙卿子在赵孝成王面前谈论用兵的要术。儒家思想中融进了兵家和法家的观点，说明这时讲学已不能固守一家之言，必须把自己的学说与政治变革，特别是变法运动结合起来才能生存。

第二，招收生徒，仍不限出身，而且更加放宽。段木干是子夏的高足，但他是"晋国之大驵也"。"驵"即是侩，他是一个大商人。索卢参，是子夏门生禽滑厘的学生。他被称为"东方之巨狡也"，原来是一个大骗子。这种来者不拒广收门徒的做法，几乎成了私学招生的传统，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大变革中的一个特点。秦汉以后，官学建立，入学子弟逐渐又有了严格限制，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列为"刑戮死辱之人"，诸如"大盗"、"大驵"、"暴者"、"巨狡"等，就根本不可能再踏进校门了。

第三，战国初期以后，虽然私学盛行，但是往往把讲学与游说同时进行，流动性较大。而各国统治者却对办学的相对稳定感兴趣。子夏到魏国，迁居西河聚徒讲学。他针对魏国改革的实际需要，提出的见解并不拘守于孔子的学说，深为执政者重视。他又将西河做为讲学的固定场所，不再外出游说，更受文侯欢迎。讲学地点的固定，便于各方人士投师；较固定的私学发展，也便于向所设国的当政者输送人才。《吕氏春秋·当染篇》记田子方学于子贡，吴起学于曾子，禽滑厘学于墨子，但他们又先后相集于西河，"受业于子夏"，并且都有所成就，被推举给魏文侯。

第四，教者与官府关系逐渐密切。战国以后，教者与官府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魏文侯十分明智地认识到，利用私学并按照自己意图培养人才，可以组成一股不小的潜在势力。因此他尊贤礼士，支持学派，并因势利导，尊师子夏。这样，子夏的倾向性就非常明确，西河私学也成为直接服务于魏国政治的学校了。这种私学与官府密切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便导致了学官的设立，官学开始恢复。

在教育大变革的第三阶段，教师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而从师者也不必终奉一师，出现了复杂的师承关系。如法家、兵家、墨家各派人物，都曾到西河来求学。这不仅促进了学术交流，也活跃了思想。先秦诸子百家的开拓者，往往通过开办私学建立自己的学派，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私学也就成为培植某一学派势力的重要场所。

（四）　私学衰落，官学确立战国中期盛行的私学，到了战国晚期渐趋衰落。这是因为在剧烈的兼并战争中，不少中小国家陆续灭亡，士人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游说讲学受到很大限制，因而私学逐渐衰落。教育变革的第四阶段，有关官学复起的史料，记载最多也最为突出的便是齐国国都临淄所办的一座著名的官学：稷下学宫。这所学宫有两大特点：一是创办的时间最长，从战国中期一直办到晚期，直到秦国最后灭掉齐国，学宫才告结束。二是这座官学是建立在私学的基础上。

战国初期，魏文侯接受子夏的意见，创立西河学派，聚徒讲学。子夏迁居西河后，一直没有移动。这种较为稳定的由官府支持的私家办学形式，给各国采取新的办学形式以启发。魏文侯礼贤下士，重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并把教育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改革相结合，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从西河学派出来的人，如李悝的同学吴起由魏入楚，李悝的学生商鞅从魏入秦，先后都被楚、秦两国国君重用，也都为两国做出重大贡献。齐国兴办的稷下学宫，正际七国争雄，政治上变法改革兴起，学术上百家争鸣渐入高潮之时。但齐国并没有如魏国那样，只支持子夏一派，而是对当时来稷下讲学的各学派兼容并包。稷下学宫是封建社会的第一座规模宏大的高等学堂，不但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促进古代学术思想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齐国稷下学宫，从创办到结束，先后经历桓公（田午）、威王、宣王、涽王、襄王、王建等六代，历时约150年左右，中间曾因战事被迫停办数年。大体上可将稷下学宫的兴衰分为下述三个阶段：公元前374年-前320年，桓公、威王时期，为初创期。

公元前319年-前284年，宣王、湣王时期，为兴盛期。

公元前283年-前221年，襄王、王建时期，为衰落期。

第一阶段，稷下学宫的初创期。

学宫的确切创建年代，因缺乏史料，已无法考定。有关稷下学宫的初期活动情况，也未见具体记载。但汉代学者有两条记载，可供我们据以研究。东汉末徐干《中论·亡国篇》记载："齐桓公（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齐桓公（在位年代公元前375年-前359年）死时，孟子15　岁，也许就在公元前359年，曾游于齐。现在有人认为15　岁外出游学不可能，对孟子在齐桓公时游学齐国表示怀疑。但有人据《风俗通义·穷通》记"孙卿（即荀况）有秀才，年15，始来游学。"既然荀子15　岁已到稷下游学，那么徐干所记孟子之事，或有根据。也有人对齐桓公创办学宫之事产生怀疑，但不知其所据史料。

桓公之子威王（田因齐）在位时，已有稷下先生。稷下先生是稷下学宫内教者的一种特别称呼。西汉刘向《新序·杂事》里记述了一段故事说，齐威王立志改革，求贤心切。邹忌以鼓琴见威王，分析琴音调而天下治的道理。威王听了很高兴，三月后就任邹忌为相。这时喜议政事的稷下先生却大不以为然。淳于髡等一帮72人都看不起邹忌，他们准备了一些问题故意要难倒邹忌。一天，大家相约一同去见邹忌，他们态度很傲慢，邹忌态度却非常谦卑。淳于髡说："一件白色的狐毛皮衣，补上一块坏的羊皮，怎样？"邹忌说："我诚意接受你们的忠告，不敢把坏人混到好人中间。"淳于髡说："方座之内要放进圆灯，怎样？"邹忌说："我诚意接受你们的忠告，在办理公务的地方，不敢招待宾客。"淳于髡等人又问："有三个人共同放牧一只羊，羊不能很好吃草，人也不得休息，怎样？"邹忌说："我诚意接受你们的忠告，减少多余的官员，不让他们去麻烦老百姓。"淳于髡出的三个怪题，邹忌都回答得头头是道。那些原来想上门诘难邹忌的人，再也提不出什么问题了，临走的时候，邹忌反而占了上风，淳于髡等人却显得谦卑辞屈。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也记有淳于髡与邹忌（驺忌子）的一段与上述相类似的对话，但没有刘向所述详细。这完全可以说明，至迟在齐威王时稷下学宫已经建立。因为稷下先生的称呼，只有在建立了稷下学宫以后并聘请了讲学的教师，才可能有此专称的。

稷下先生的特点之一，就是敢于进谏。稷下先生淳于髡思路敏捷，善于言词。他在治学上，则仰慕管仲，师承晏婴，兼隆礼法。齐威王即位初期，不理政务，好长夜饮，把国家管理大事委托卿大夫办理，九年之间百官荒乱，诸侯并侵，齐国危亡，在于旦夕。可是，朝内左右没有人敢向威王提意见。淳于髡挺身而出，向威王提出一个非常巧妙而寓意深刻的问题："国中有一只大鸟，停在王宫的庭院内。整整三年，这只大鸟不飞也不鸣。请问威王，这只大鸟在干什么？"威王想了想，理解了淳于髡的用意，便说："这只大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此后，齐威王振作起来亲自主持政事，赏罚分明。对敢来侵犯的诸侯，奋兵出击，国势转为强盛，此后齐称雄36年。但是威王积习难改，又犯了长夜饮的老毛病。有次，还特地在后宫置酒，召见淳于髡，并赏他酒喝。威王问他："先生能喝多少的酒，才算醉倒？"淳于髡回答说："我喝下一斗也能醉，喝下一石也能醉。"威王听了，很不理解，请淳于髡讲明理由。于是，淳于髡层层进说，最后归纳道："酒喝过量了，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乐极生悲。万事万物都是一样，决不要做过头。事情做过头了，必定会产生不幸。"淳于髡的这番话，使威王再一次受到启发，才完全改掉了他的这一积习。

可见，在学宫初创时期，稷下先生对朝廷的政务就已有相当的影响了。

第二阶段，稷下学宫的兴盛期。

齐威王晚年，齐国统治集团内部不和，特别是将相之间矛盾尖锐，邹忌与田忌发生分裂，竟然发展到田忌领兵袭击临淄，要捉拿邹忌。结果没有成功，田忌便和孙膑一起逃到了楚国。邹忌也因此被免去了相国之位，而由威王之子靖郭君田婴任相国。齐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的这场政治动乱，不能不影响到稷下学宫。

威王之后，宣王（辟彊）即位。他怀着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继续任田婴为相，整饬吏治，加强合纵同盟，特别是齐国与魏国马陵一战，大败魏军，国势因而大振。宣王又多方面罗致人才，礼贤下士，稷下学宫又出现一派兴旺气象。《史记·田敬仲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①、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此处讲的"复盛"，显然是指威王时因邹忌和田忌之争，引起稷下学宫一时不景气。宣王时扭转了萧条局面而发展到创办以来的高峰。《盐铁论·论儒》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

稷下学宫容纳的众多学者，虽然没有都任命为行政官吏，却鼓励大家参与议政，无疑成为齐王的一个庞大的智囊团。这是齐国统治者管理国家高于别国一筹的地方。正如当时论述"霸王之术"的《管子·霸言篇》指出的那样："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丰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任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不谓贪者。"要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有了得力之人，如虎添翼，就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所以齐威王就非常明确地把贤士看成国家的瑰宝。他更下令："群臣吏民，能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对统治者当面批评，能够得到上赏。写书面意见，能够得到中赏。即便在市场上议论政事，传到统治者的耳朵里，也能够得到下赏。命令传下后，一时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宣王也欢迎学者议论政事，不仅从本国招聘贤人，而且从他国招聘，也不限制学派。据文献记载，在稷下学宫兴盛期间，齐宣王接见过的各派学者，有孟轲、貌辨、颜斶、王斗、尹文等。

在齐宣王在位的10多年间，稷下学宫发展到高峰，确实与他能采纳群言，广纳士人的豁达胸怀分不开的。如他对待颜斶这样的事例，在战国时期也不多见。再如他能接受王斗的批评意见，也是不容易的。前者劝王贵士，后者讥王不好士，成为流传后世的佳话。

有次，齐人王斗去见齐宣王。他开门见山道：从前先君桓公有五好，使他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今，宣王只保留了四好。宣王说："我是愚陋的。我守着齐国，就怕有所失误而失国，那里还保得了四好？"王斗说："你讲得不对。先君爱好马，王也爱好马。先君爱好狗，王也爱好狗，先君爱好女色，王也爱好女色。只有一样，先君爱好士人，而王不爱好士人。"宣王辩解说："当今世上没有士人呀！我怎么爱好呢？"王斗说："世上少有的骐驎、騄耳（八骏之一）这样的好马，你的马群中已有了。世上少有的东郭逡和卢氏之狗，你养的狗中也有了。再如世上少有的毛嫱、西施这样的美人，你的宫中已很多了。你仅仅是不爱好士人，并不是世上没有士人啊！"宣王说："我是忧国爱民的，非常愿意士人来与我一同治理国家。"王斗说："王是忧国爱民的。但是，却不如珍爱你的尺縠（一种縐纱做成的帽子）。"宣王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王斗说："你要找人做縐纱的帽子，不去找一些平时善于奉迎的人，而定要去找工匠，那是为什么呢？无非是他们有工艺技能。现在，王要治齐，除了左右那些奉迎的人以外就没有别的人了？所以我说你的所谓爱士，真不如爱那顶縐纱的帽子呢！"宣王听了王斗的这番话，很受震动。他很感谢王斗提出的意见，说："这确是我的过错，有罪于国家。"于是他就下令举士5人任官，齐国从此大治。

①　邹衍（公元前306-　前240年）在稷下学宫，当为齐湣王时，《史记》或有误。齐涽王当政（在位年代公元前300年-前284年），奋三世之余威，对待各诸侯国，"不由礼义而由权谋"（《荀子·王霸篇》）。他南破楚，西诎秦，又攻占了韩、魏的部分土地。公元前288年，秦昭王在宜阳自称西帝，而尊齐湣王为东帝，一时齐国极盛。涽王前期，稷下学宫尤为发展，"稷下学士更盛，多至数万人。"①可惜好景不长，由于湣王拒绝纳谏，不肯接受稷下先生的意见，自己一意孤行。而到了后期，他更是骄横专行，好大喜功，对外穷兵黩武，使一个强盛的齐国，弄得国力衰竭，民怨沸腾。稷下学宫的大批学者，见到齐国每况愈下的形势，深感失望，相继离去。正如西汉桓宽概括的："诸儒（指稷下先生）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荀况）适楚。"（《盐铁论·论儒》）

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派乐毅率领六国（燕、赵、魏、韩、秦、楚）联军伐齐，湣王逃亡至莒，被楚将淖齿所杀。乐毅的军队攻入临淄，稷下学宫受到破坏，学宫师徒四散逃亡，学宫停办了五、六年之久。自此，稷下学宫进入了衰落时期。

第三阶段，稷下学宫的衰落期。

燕国乐毅率大军伐齐所向披靡，齐湣王逃到莒地被杀。莒人和齐国亡臣又拥立湣王之子齐襄王（田法章）即王位，襄王在莒留居5年之久。齐将田单据守即墨孤城，一直坚持抵抗燕国，直到燕昭王死，田单利用燕国君臣的矛盾并依靠民众力量，乘敌不备，用火牛阵突击燕军，才解即墨之围。齐军乘胜前进一举收复70　余城。燕国军队基本被赶出齐国后，又从莒地迎接襄王回到都城临淄。虽然齐已复国，但元气大伤，稷下学宫恢复后也大不如过去了。"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很清楚，宣王时期的一批著名学者如田骈等都已死去了，再次从楚国回齐的荀况，已是资格最老的稷下先生了。稷下学宫现出一派衰败的现象，已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原来学宫中有一大批人被授以上大夫职位，而到襄王时，名士稀少，只得勉强修列大夫之缺。惟有荀况为三祭酒（学宫之长），被列入"上卿"。

襄王继承了尚贤的传统，广招人才。但是，他不能积极使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士人的作用。即使荀况担任学宫的主持人，但也无力回天。他这时所处的情况依然如去楚以前一样：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因此，襄王重建后的学宫，仅仅为了维持这所高等学府而已，缺乏生气，也不可能与昔日的稷下学宫同日而语了。

襄王死后，其子王建继位（在位年代公元前264-前221年）。因为王建年少，由他的母亲，即襄王之后（史称君王后）摄政。君王后是齐国史上第一位"女主"。她在辅助王建治国和王建执政时期，由于采取了保守退让的政策，正适应秦昭王的远交齐国，近攻三晋的策略。齐国自保，加之又不在秦国第一批打击国家的总战略目标之内，因此大约有40多年，齐国暂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况。荀况在稷下"三为祭酒"期间，曾到秦国考察过秦国国情。此时秦昭王任用范睢为相，国势强盛，可是齐国面对日见强大的秦国，却不是积极治理国家，以防强敌。而是处处妥协，苟且偷安，国家前途非常危险。荀况向齐相进行谏说，却因此受谗而不得不离开齐国，再度奔楚。荀况在楚国被任为兰陵令（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晚年在此著书立说，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死于兰陵。

荀况的离去，使有学识的稷下先生也难于久留。因此稷下学宫的活动受到很大影响，学宫每况愈下，徒负虚名了。

在稷下学宫的衰落期，除了荀况，著名学者还有邹衍和邹奭。他们都是齐国人，阴阳家。邹衍善辩，人称"谈天衍"，他曾与赵国平原君的食客，名家学者公孙龙争辩过"白马非马"的命题。邹奭的文采很好，人称"雕龙奭"。但这已是凤毛麟角了。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从燕国南下攻齐，"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降秦，齐国灭亡。此后，战国时期办学时间最长的一座最高学府--稷下学宫也宣告结束了。

在教育变革的最后阶段，私学活动已逐渐缩小，而官学规模逐渐扩大。

各国执政者已不依靠私学为自己培养人才，而是由公家建筑校舍，并且有了一套管理师生的办法，通过官学来扶植培养统治阶级的力量。战国中期以后，各国兼并使得统一的趋势逐渐加强。官学的恢复，正是适应了统一天下的政治需要。因此，官学要秉承执政者旨意，既是制造舆论的机构，又是人才培养的场所。做为齐国官学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们著书立说，无不与齐国企图一统天下的"大欲"有关。淳于髡等所作的《王度记》，书中提出了统一帝国将要建立一套新制度。这些制度，既有继承西周以来旧制度的某些内容，也有参照各诸侯国的现行制度，加以增设的新制度。这些主张，自然要通过官学传授给学生。因此，威王办稷下学宫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今后统一天下制造舆论，积蓄人才。

战国中期以后，称雄的诸侯开始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依靠私学来培养统一国家的治理人才，确实是很难奏效的。在稷下学宫中，虽然各个学派都聚在一起，兼蓄并包，但是在全国趋向统一的形势下，以法治国要比以礼、德、仁等治国显得更有吸引力。

商鞅是法家的奠基者。他在与秦孝公谈论制定统一的法令时，就提出"欲学法令，以吏为师"的官学思想设计。秦国虽也尚贤，却没有办起如齐国的稷下学宫式的官学。随后，韩非又把商鞅的主张发挥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秦国因而采取了"崇法尚刑"的教育政策。李斯为秦始皇相国以后，进一步实行以法为教，禁止一切儒家经典流行，取消私学。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官学和私学教育制度在秦国都被取缔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民间的教育也很发展。西周时期，科学技术掌握在世卿世禄的官吏手里。一些高科技部门，如天文、历算，更是官职世袭，子就父学，严加控制。即使是一些手工工艺，也因为"工商食官"而受官府管理，不能在民间传授技艺。春秋初期，"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史记·历书》）畴人，指掌握天文历算者，因其技术、官职世代相传，所以名之，也称畴官。"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所失的官包括畴官，而学在四夷，也包括科学技术。至于官家手工工艺，随着百工四散，便流传于民间。这些情况，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科技教育的发展。

周代的科技已很发达。《周礼·冬官》虽已亡佚，但所补《考工记》记载的器物制作方法，却非常详尽。当时制作各种器物，分工很细，制作要求严格，凡使用材料、成分、尺寸、重量等，都有一定规格，不能马虎，并且设有专门管理的官员。制作器物百工，基本上也是父传其子，世代相袭的。到了春秋时期，流落民间的工艺技师，为了谋生或发展自己的一技之长，开始设学收徒或以师带徒，虽然这时还没有什么专门的"职业学校"，但是技术的传授比之周代，已很普遍了。

工艺传授的详细情况，史无记载。从《礼记·学记》中的一段记述，可以使我们了解到技术教育的特点和所进行的教学方法。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

君子察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这是说，凡善于修补金属器物的工人，他们的儿子要继承这一行，小时候就得从练习缝补毛皮衣服做起。善于做弓的工人，他们的儿子要继承这一行，小时候就得从练习弯曲荆条柳条编成箕筐做起。这同小马开始练习驾车的道理是一样的，必须让小马跟在车辆后边，随着车子行走，时间长了，再训练小马驾车，小马也不会惊恐了。想做学问的人，能够细细观察这三件事情，就可以下决心学习了。

《学记》的记述，介绍了练习手工技艺的实例，说明君子要"志于学"

的道理。所举的例子，却是总结了技术教育的传授经验。不同工种有不同的方法，特别是学习之初，并不马上传授某项工种的专门技术，而是借用别类作业方式，由练习最简单的基本手法开始，再转入复杂的手艺。这也是循序渐进的有效措施。可见，古代的技术教育是有一套很好的传授经验的。但是，这些宝贵的技术教育经验不被统治阶级所重视，因此没有人进行系统总结，以致自行消亡而不可考知了。现在出土的不少古代器物，我们只能叹其精致，慕其美饰，但怎样制造，又怎样修饰，甚至怎样修补都不知道了。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在春秋战国时期，科学技术教育的主要科目有：农学、天文和数学、冶金学、医药学等。春秋时期，冶金铸造技术有了较大发展，如生铁的冶铸技术、铸铁柔化技术、炼钢、合金和锻打技术；此外，还创造出合范铸造中的失蜡法。1978年在湖北随县（现为随州市）擂鼓墩1　号墓发掘出土的盘尊，是一件盛酒器，通高30.1　厘米，口径25（以透空附饰的边缘计）厘米。盘尊的附饰是铜制立体镂空的蟠虺纹饰。"由表层纹饰和内部多层次的铜梗所组成。表层纹饰不同于其他青铜器上连续的镂空花纹，它们互不接续，彼此独立，全靠内层铜梗支承，而内层的铜梗又分层联结，这样构成为一个整体。""附饰用锡青铜铸成，没有经过锻打，也不曾留下铸接和焊接的痕迹，而形制的高度复杂又排除了浑铸或分铸的可能。"①这件盘尊，经过鉴定，确认为采用失蜡法铸造，也是我国第一件得到科学鉴定的先秦的失蜡法所铸标本。过去，这种工艺被认为是伴随佛教的传播而由印度传入或从西方传入的。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云南晋宁石寨山所出滇族贮贝器盖附饰，是我国最早的失蜡铸件，年代为西汉。擂鼓墩1　号墓盘尊的出土，经科学鉴定为失蜡法铸件，这样就把我国失蜡法铸造技术提前到春秋战国时期。同时，也说明那时冶金铸造技术的传授，一定有其制度与方法。学术官守，不散民间，而从擂鼓墩1　号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物（包括整套的编钟）来看，工艺匠人当不在少数。这些人的技术培养是通过怎样的机构和方法，可惜没有文字记录下

①　华觉明、郭德维：《曾侯乙墓青铜器群的铸焊技术和失蜡法》，《文物》1979年7　期。此器出土时定名尊盘，因以盛酒的尊为主，应称盘尊。

来。可能，当时是在生产实践中，采用手把手的传授方式，即从基本的简单的手艺开始再逐渐复杂。而着重实践，应是手工技艺传授的最大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前后历经几百年的教育大变革，对后世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实施，影响是很深刻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确立了"学而优则仕"的培养目标。奴隶社会官吏的选拔，限制在以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之内。而春秋时期以后，宗法制度废弛，士、工商者、庶人只要有真才实学，都有机会成为高官将相。社会尚贤的风气和仕途的开放，刺激了人们的从师进学。而办学者，也以其荐举人才的多少和所授职位高低而扬其名声。孔子主张"学也，禄在其中"，并赞同子夏的"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从春秋开始，学与仕就紧紧结合起来了。应该说，当时把从师作为求仕的一条途径，对于士的解放起着积极作用。

第二，学官制度的建立。春秋时期，私学教师不受官府任命。虽然当时官学未废，但学官的名称不详。据史籍记载，战国时期以后，官学又逐渐恢复，学官职称也重新建立，如齐、魏、秦三国都设置了博士。《汉书·贾山传》称贾山的祖父祛，曾经是魏国的博士弟子。博士所教授的学生叫博士弟子，可见魏国学校中设有学官。而齐设有祭酒，辅佐太子学习的学官，名师名傅。秦、汉以后，仍袭学官制度，太子的老师称太傅和少傅。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曾为"太子少傅"。汉时设六经祭酒，晋初改为国子祭酒。博士是教席官，祭酒是行政官，这些都是最高学府的学官。而学官的制度，在西周时期是世袭的。自战国以后，改为任命制，一直沿续到清末。

第三，制定管理学生的守则。奴隶社会，国学和乡学中都有了学生不听教诲给以惩罚的办法，尚未见有学生在学校中应遵守的行为规则记载。目前，史籍记载的最早一份学则，是收集在《管子》一书中"弟子职"一章。这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制定的（详细内容见下一章）学则。其中具体列出学生应遵从的学习和生活行为的规范：如对老师，"若有所疑，奉手问之"；"师出，皆起"等。这也说明，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教师就一直受到学生们的尊重。

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大变革，使官学由衰而盛，私学由盛而衰，其发展轨迹，又都与政治的变动密切相关。特别是齐国稷下学宫的几度起伏，最能说明问题。只有国家经济力量雄厚，政局稳定，各种事业蓬勃发展，将人才需求和技术开发提到日程上来时，国家上下才能重视教育，才能创造出良好的学习环境，教育才能全面发展，也才能提高教育和教学质量。而教育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整个国家更加兴盛。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变迁中，教育的种种变革，不是离开社会的发展而单独进行的。而教育的种种变革，既能推动社会前进的步伐，也能阻滞社会的进步。因此，教育对国家的政策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五、教育变革中的三项典型事例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变革，经历了从西周的官学衰落、各诸侯国的各自为教，到春秋中期私学兴起、士的作用扩大，及至战国中期以后，封建制官学建立，教育管理渐趋统一。这五百多年间的变动时期，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对我国后世教育有深远的影响。

尽管春秋战国处于战争频繁的年代，社会动荡、人民生活也不安宁，但由于诸侯贵族和新兴的地主阶级重视人才培养、重视知识分子（士人），各国诸侯在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力图称霸争雄的同时，也积极支持教育变革和文化知识的传授。尤其在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教育事业得到格外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大变革中，涌现出许多新生事物。其中，如孔子创办的私学，齐国的稷下学宫和管理学生的《弟子职》等，对于千百年来的封建社会教育制度具有深远影响。因为，这些事例，已初步勾勒出封建教育制度的粗糙轮廓。就以儒学的教育来说，两汉以后各个朝代所实施的教育政策和一些具体措施，诸如学官的设立、教师的地位，特别是教材的选用等，几乎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奉为圭臬。应该指出，汉代董仲舒罢诎百家，独尊儒术，为推动儒家流传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也使儒学所总结的一些教育实践经验，包括教育的思想、方法、内容等等得以流传下来，一直为后世封建学校教育所依遵。直到近代的一些村塾里，学生进校，还要向先师孔子画像、牌位行礼。这些残痕，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强迫命令，乃是长期形成的一种封建教育传统。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所形成的封建教育传统影响之深，实在是不容忽视的。

（一）　孔子创办的私学孔子创办私学，已是春秋中期了。在中国教育史上，每称他为我国私学的首创者，但这并不是很确切的。在孔子之前，西周王朝的一些学官已陆续离开京畿，散到四处。不少图籍，也分散各地。西周的官学衰落，给失去官职外流的人员，提供了传授知识技能的机会。社会不可以没有教育，知识的传授不可能中断。因此在春秋初期，应该说已有私学产生，只是史书缺乏记载而已。而孔子在鲁国聚徒讲学，与其同时鲁国就有少正卯，郑国有邓析等。这些人讲学所采用的一些方式，可能是在前人办学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而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则各人各有自己的一套。如孔子和邓析，前者重礼，后者重法。从现有可靠的历史材料分析，在最早的一批私学的创办人中，孔子所创办的私学，保留的历史资料较多，贡献也最大。因此一些学者把中国教育史上私学的出现都归功于孔子，并把他作为私学的首创人。

1。办学形式周代国学或乡学的校舍都由国家建立，而建立在什么地方，也由国家统一指定。这些都有制度规定，不能随便变动。但私学就不受这方面的限制了。孔子和少正卯同时在鲁国都城开办私学，可见在什么地点，开办多少所私学，由谁开设，政府并不加干预。不过，私学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孔子的私学因受少正卯私学的影响，曾经"三盈三虚"。学生自由择师，流动量也很大。聚徒讲学，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必须考虑到适合社会需要，主要是能为诸侯、国卿的利益服务。同时在办学形式上，也要为学生考虑到就学方便。孔子办的私学，做到住校和走读两便，并不强求一律，这也是私学的特点之一。

孔子办的私学校舍，有"堂"和"内"。堂，就是教室。古代的教室不完全是学生学习和听讲的地方，也作为教师和学生共同学习的场所。内，也称弟子内，就是学生的宿舍。《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死后，"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司马迁说，他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特地到曲阜去，亲自看到了仲尼故居改作的庙堂里所陈设的车服和礼器。

孔子讲学，外地来的学生不少。"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史记·孔子世家》）除了来自今山东境内的齐、鲁以外，还有从楚（湖北）、晋（山西）、秦（陕西）、陈（河南）、吴（江西）所属地区慕名而来的学生。远地而来的人，自然要住在学生宿舍里了。

在《论语·公冶长》中还记载了孔子学生宰予"昼寝"的事情。有次宰予白天睡觉，被孔子发现了，孔子非常严厉地批评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意思是说，白天不学习却如此贪睡，这样的人，好像腐烂了的木头，能雕刻出什么呢？粪土似的墙壁，再也无法粉刷了。《论语》用了"昼寝"两字，不是指随便打个瞌睡，可能指在学生宿舍里白天睡大觉。至于走读，记载最具体的为颜回的事情。颜回是鲁国本地人，住在都城。《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住在小巷子里，生活十分艰苦，孔子能见到他的住食情况，正说明颜回不是在学校住宿，而是住在家中，上学走读。

春秋时期，聚徒讲学，执教者不一定常驻一地，每有转移，便把讲学与游说结合起来。其原因，一是为传播自己建立的学说，在移地讲学的同时，吸收更多门生，树立学派，结成具有政治性质的集团，谋求建立贯彻自己政治主张的立足点。二是游说各国诸侯，使自己的治国学说能被某一统治者采纳，这与当时各个国家革新图治的要求是一致的。三是较长时间在一地办学，其间或因学生减少，或因不再受该国权势欢迎，或为学生谋仕找出路，而临时移地讲学。孔子创办私学，就曾有两次外出。第一次出外2年左右，那是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冬，因鲁国内乱，孔离开鲁国到了齐国，昭公二十七年回国，继续讲学。而第二次在外达14年之久。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因孔子在鲁国做官碰壁以后，匆匆忙忙带着学生一同离开。当时的情况是，鲁国的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季桓子手中，齐国统治者专门挑选了美女80　名，穿上华丽服装，载歌载舞。又挑选骏马120　匹，都披上精美的绣缎。把这些送给鲁国君臣，用意在于使他们迷于声色，怠于政事而疏远孔子。因为孔子当时官居大司寇，齐人怕孔子"为政必霸"，想出如此的投人所好办法。结果，季桓子果真接受了齐国的"厚礼"，一连三日不上朝听政。子路觉察到了，对孔子说："事情已很清楚了，老师可以离开了。"孔子开始还有点犹豫，他还想季桓子能憣然悔悟，所以对子路说："鲁国快要举行郊祭了，看看他们是不是仍旧把祭祀用的膰（fān　音烦，祭祀用的熟肉）按礼送我一份。如果送给我，我还可以留下来。"然而，孔子参加陪祭仪式以后回到家中，一直不见祭肉的影儿。孔子终于忍无可忍，才带着数十个随从弟子，离开鲁国到卫国去。从此，孔子师徒一群人在卫，陈、曹、宋、郑、蔡、楚等大小几个国家奔走了14年。《论语》中提到卫灵公、陈惠公等都向孔子请教过，孔子也在各国继续讲他的"仁道"。即使在途中，只要有机会，他仍坚持讲学。如公元前493年，孔子在卫，当看到卫灵公没有器用他的意图，便从卫到宋。途中，孔子曾在一棵大树下讲礼习礼。宋国的大夫司马桓魋知道了，想杀害孔子，赶去砍倒了那棵大树，作为对孔子的警告。弟子们都催孔子赶快离开，孔子只好改变装束穿过宋国，改道到了郑国。再如公元前489年，孔子在陈，正赶上这年吴国侵犯陈国，他又不得不离陈，到楚地负函去见诸梁①。当他们途经蔡地时，已有好几天没有粮食吃了。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孔子还继续讲学、诵诗、弹琴和唱歌。

孔子的两次外出，游说情况似乎不太理想。所经过的国家，欢迎他们的不多。每到一处，居留时间也都不长。孔子弟子三千人中，有的就是在外地流动讲学时招收的，这种游说兼流动教学的方式，战国时期开办私学的其他著名学者们，也常采用。墨家、道家、法家、农家等一些学者，都去过不少国家。当然，流动讲学也有明显的求仕的目的。孔子在鲁，从中都宰升到司空，又当上了大司寇，如果他官运亨通，不与季桓子发生矛盾的话，他会留在鲁国，不会四处奔跑去求仕的。因此，春秋时期驻地办学是私学讲学的主要形式。而流动讲学，则是在驻地讲学遇到困难时，作为解决困难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游说与流动讲学结合，却成了时髦之举。2。招收学生孔子招收学生，有两条原则：一条是"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另一条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

关于"束脩"，一般的解释是："只要能主动送点见面礼，我是不会不给他教诲的。"脩是干肉，又叫脯，每条脯叫一脡（挺），十挺为一束。古代往往用干肉作为见面的礼物。学生上学，初次见到老师，要送上束脩，如同交纳学费一样。孔子的这句话，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束脩"不是见面礼物，而是指年龄已过15　岁，即束带脩饰的意思。《论语·述而》郑玄注："束脩，谓年十五以上"。又《孔子家语·本姓解》："凡所教诲，束脩以上三千余人。"因此，有人认为孔子办的私学，基本上属于成人教育。他只招收成人学生，不收儿童。

事实上，要招收较多的弟子入学听讲，凭收交的学费是很难维持的。鲁国当局给了孔子相当的资助，孔子自己说："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①季孙是鲁国的执政大夫，他赞助千钟，确给孔子办学帮了大忙。

至于招收学生的"有教无类"原则，也有多种说法，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种意见：一种说法，认为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是对西周控制的官学制度一次重大突破，私学招收学生，并不严格限于王室贵族子弟。只要愿受孔子教导，他都接受，没有年龄、贫富、社会地位和地域的区别。

孔子招收的弟子，年龄相差十分悬殊。有少孔子6　岁的颜元繇，少7　岁

①　诸梁，楚国大夫，正驻守在负函（负函属楚地，在今河南信阳）。孔子到过楚地负函，也可以说他曾到过楚国。

①　《说苑·杂言》："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顷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微夫二子之赐，丘之道几于废也。"

的冉耕和9　岁的仲由，也有少孔子50　岁的冉孺、曹卹、伯虞，少孔子53　岁的公孙龙等。

孔子招收的弟子，贫富相差也十分悬殊。

相当贫困的，如：颜回，少孔子30　岁，吃的是"一箪食，一瓢饮"，住的是"陋巷"。

仲弓，少孔子29　岁。他的父亲是个"贱人"，家穷得几"无置锥之地"。子路，少孔子9　岁，卞地的野人。他经常吃的是藜藿（野菜），还要到百里之外背米养活母亲。

原宪，少孔子36　岁。他住在四面透风的小房子里，屋顶盖的是茅草。门户是用蓬蒿编成，而且东歪西斜。户枢是用桑树干，而窗口用破瓮堵塞。室内用挂着的粗麻布隔成两间。遇到雨天，雨水不断下漏，地皮没有干燥的地方。

曾参，少孔子46　岁。他种菜园子，帮助母亲织布。家境贫寒，有时几天揭不开锅。一年到头穿着破烂的衣服，10年不曾添制一件新衣。

闵子骞，少孔子15　岁。他受后母虐待，冬天穿里塞芦花的衣服，保暖御寒。

家境富裕的，如：孟懿子、南宫敬叔等，他们兄弟俩是鲁国贵族孟僖子的儿子。

端木赐（子贡），家累千金，结驷连骑，是春秋时代的著名富商。

公良孺，贤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车五乘从。孔子招收的弟子，社会地位相差也很悬殊。社会地位高的，如：孟懿子、南宫敬叔等贵族子弟。社会地位低的，如：公冶长，曾被判刑入狱。颜涿聚，曾是一位大盗。（《群书治要》卷36）

"有教无类"的另一种说法，认为"类"字应该理解为智能品德方面的差别，而经过教育后，便不存在智和愚、贤和不肖的差别了。因此，有教无类，所说的应是教育的效能，并不是指教育的对象。颜师古注释这一句话是："言人之性术在所教耳，无种类。"人的智能、品德的发展，关键在于教育。例如，孔子分析他的几个学生："柴（高柴）也愚，参（曾参）也鲁（迟钝），师（颛孙师）也辟（偏激），由（仲田）也喭（yàn　音宴，卤莽）。"然后针对这些人的不同性格和情况，进行个别教育。如教育仲由，孔子针对他胆量大，勇于作为，但是卤莽，就得常常提醒他，想办法牵制他，使他胆大而又谨慎。所以，汉代王充在《论衡·率性篇》中说："孔门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圣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关于孔子的"有教无类"，上述两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孔子自己还是掌握一定标准的。正如有次南郭惠向子贡探问："为什么你们老师办的私学，招收学生那么杂呀！"子贡回答说："我们老师确是这样的，他也十分认真对待这件事。要来学习的人他从不拒绝。如果不愿学习而要离开的人，他也从来不加阻止。"其实，子贡讲的这番话，并没有全面领会老师的意旨。孔子虽然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但他招收学生，并不是随随便便，只要交了学费就一概收容，而是有着一定规章的。合于规章要求，才能被收为弟子。孔子所定的入学规章，有以下三条：其一，入学的学生，需要有人介绍或由孔子自己选中。如鲁国武城人澹台灭明，是经武城宰子游推荐给孔子的。而仲由则是孔子自己选中的。

其二，有了推荐介绍人，还得经过面试才能入学。孔子对从师的人要"面试"，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容貌仪态。如宰予"利口辩辞"，很使孔子高兴，便被收取了。澹台灭明，因容貌丑陋，孔子不十分中意，但他是子游推荐的，所以才勉强收取，列为"以次相传"的弟子。不过，仅从外表观察的面试也不一定可靠，宰予入学后，曾有"昼寝"毛病，学习怠慢。而澹台灭明入学后，退而修行，很得人心，尤其是学成以后，南游至江，弟子从者300人，成为孔门著名的传道者之一。为此，孔子作过自我检讨，认为光凭听人家的夸夸其谈，就感到他有才学，便会像宰予那样，这是不对的。再如见到澹台灭明，嫌他长得丑陋，就以为他很薄才，这也是错误的。孔子所说的这一番自我反省的话表明，他招收学生，是要经过面试才录取的。

有时，学生即使有人推荐，如果孔子不乐意，照样拒之门外。鲁国的恤由死了，鲁哀公向孔子推荐孺悲到私学来学习士丧礼。孔子不喜欢孺悲，便推托有病，连见都没有见孺悲。孺悲刚刚离去，孔子马上弹瑟唱歌，故意让孺悲听到，以使他知道孔子是不欢迎他这样的人。

其三，能主动交纳学费。学生要以十条干脯作为从师的见面礼，也算是求师的礼节，就和现在办入学手续一样。

3。教学内容孔子教学的内容很丰富。《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又说："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归纳起来，孔子的教学内容可分为三方面："四教"，指文、行、忠、信。

"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

"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等。

四教的内容，有人说是以文字、品行、忠诚和信实等教育学生，有人说是以历史文献、社会生活实践、待人忠行和人际信实教育学生。在孔子的弟子中，四教的优秀学生，德行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等。言语有宰我、子贡等。政事有冉有、季路等。文学有子游、子夏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也是"四教"，其中，德行，可能就是"行"，文学可能就是"文"。而言语、政事指的是什么呢？因此有人认为，四教是春秋时期，士人应具备的四个方面的文化素质，政事、言语，应相当于"忠"、"信"。古时，"教"字与"学"字相通，因此四教也就是四学，这是孔子制定的对学生的培养目标。

六经的内容，即孔子删编整理的六种书籍。春秋初期，周代官学中传授的一些典籍，还比较完整。管仲曾向齐桓公介绍过《诗》、《时》、《春秋》、《行》、《易》、《卜》等书，申叔时也向楚庄王介绍过《春秋》、《世》、《诗》、《乐》、《礼》、《令》、《语》、《故志》、《训典》等书。到了春秋中期孔子办私学的时侯，"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因此，在他的教学中有些书籍已经不提了。这也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些书籍的内容，仅适于奴隶主贵族子弟学习，到春秋时期已经过时，毋须讲读了。二是官学一再衰落，古籍一再散佚，到春秋时期，有些书籍已经不再存在了。由于教学的需要，孔子曾经两次整理过古籍，并加以适当改编。如《诗》、《书》、《礼》、《乐》都作过两次修编。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15年，孔子从齐国回到鲁国，没有当上大官以前，他"退而修《诗》、《书》、《礼》、《乐》"。第二次是在公元前484年，他从卫国回到鲁国，将《诗》、《书》、《礼》、《乐》、《易》、《春秋》经过整理、删定，成为定型的教材。

孔子整理古籍有一条原则，就是"述而不作"，尽量保留原来的文献内容。

孔子教《诗》，是因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兴"，在于提高学生的想像力，使之产生联想，激发情感，寄兴于物，表达自己的意念和政治企图。"观"，在于提高学生的观察力，从诗中所反映的贵族和平民生活各个方面，学会观察社会动态，观察民情风俗和国事盛衰。"群"，在于提高学生的合群能力。学诗，使人温柔敦厚，起到陶冶性情作用，使人易于合群，也乐于合群。"怨"，在于提高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怨与"讽"、"刺"意义相近。《诗经·关睢序》指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即用诵诗方式来批评政治和当时社会的不良风尚。"谲谏"是指托辞不直言，使对方自己去领会其中的弦外之音。学诗既能成为齐家治国的手段，也可以作为文明交际的手段。孔子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的话。宋人邢昺《论语注疏》说："以古者会同皆赋诗见意，若不学之，何以为言也？"在春秋时期君臣聚会、朝聘、诸侯合盟、宴饮等等一些社会活动中，常常以赋诗引诗来表达各自意见。《左传》上记载各国君臣赋诗引诗共达二百五十一次之多。如果在集会上，有人不能赋诗，也不懂引诗的意义，就要被大家看不起，有失身份。公元前530年，宋国元公即位，便派大夫华定到鲁国以通聘问，以表达新为宋国君的元公与鲁国昭公继续友好。华定到了鲁国，宴会上鲁国演奏诵唱起《诗·小雅·蓼萧》。诵唱这首诗是向宋元公表示感谢，并为宋元公颂德祝福。而华定却坐在席上如同木头人一样，不知道东道主为什么唱《蓼萧》，也不懂怎样以诗回答。他被昭子奚落一番，当场大出其丑。可见，学诗与从政也有着密切关系。

孔子教《书》，要求学生从《书》中吸取治国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培养从政人才。《书》是一部历史文献，内容主要是古代的道德知识和政治思想。《史记·孔子世家》提到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以古谕今，既是历史教材也是政治教材。

孔子教《礼》，在于树立弟子的崇尚理想，并且能够躬身力行。孔子认为，春秋时期礼崩乐衰，正是因为周代制定的一套礼乐制度遭到破坏，造成了诸侯争霸，动乱不止的混乱局面。他强调复礼，就是恢复周礼。如果周礼真正恢复了，天下一定能够太平。因此，孔子认为礼是立国立人的根本大道。"礼"在《论语》中出现74　处之多，①说明在孔子的讲学中，有关礼的内容比重很大。

孔子教《乐》，在于陶冶性情。礼是仪，乐是情。他的弟子中不少人都擅长音乐，就连仲由这样卤莽的人，也会鼓瑟弄弦。孔子认为，诗、礼、乐三者是互相结合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振奋，礼可以立身，乐是两者的统一。

孔子教《易》，在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易》是探究事物发展变化的书籍，大至国家兴亡，小至个人休戚。能够掌握这些事物变化的规律，可以正确处理或应付遇到的变化。孔子对《易》讲述不多，但他说过"加吾数

①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附《论语词典》，中华书局1984年版。

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话。学《易》避过，正是他传授这门学问的目的。

孔子教《春秋》，在于使学生了解各诸侯国的政绩及其兴废，对学生未来从政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春秋》并不单是记载鲁国的历史，通过编修，表达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他把史与论结合起来，更能发挥历史的教育作用。关于"六经"的教育意义，孔子自己有过精辟的阐述。他说，如果一个人表现出"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

六艺的内容，属于技艺，偏重技能训练，详细内容已在本卷《春秋战国教育变革前的教育传统》一章中介绍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也是春秋时期的士人应具备的技能。但孔子对射、御讲得很少。有一次，卫灵公与孔子谈起关于军中阵法的问题，孔子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能孔子热衷于周礼传道，而在军事方面兴趣不大。因此在他的学生中，所见的将才也不多。

4。师生关系孔子招收学生是"有教无类"的，各色人等都有。孔子对学生是十分负责的，弟子们对老师也非常尊重。老师所讲的话，他们都当做教诲来认真对待。《论语》是一部孔子学生对老师言行的记录，其中有许多话，表明了师生之间亲密融洽的关系，这是迥然不同于奴隶社会官学中那种上下从属的师生关系。私学得到发展的原因很多，而良好的师生关系，能促使学生乐于学习，不能不是私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良好的师生关系，虽是双方共同创造的，但教师处于主导地位。

孔子对自己的言行要求严格，处处以身作则，为弟子树立起榜样，确实做到了为人师表。孔子对自己的评价是："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史记·孔子世家》）他也曾两次对子贡说："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同时，孔子对待学生，在言行方面也没有一点隐瞒。有次，他对学生说："二三子以为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这是说，"有的学生以为我有所隐瞒，我是不会的。我没有什么不向你们公开，孔丘的为人便是如此。"

孔子的学生对老师的评价又是怎样呢？颜回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孔子对人教导，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针对各人学习的特点来引导学生，开拓他们的眼界，培养他们的礼仪。有次，子禽问子贡，为什么孔子一到某个国家，就能听得到那个国家的政事情况，这是靠什么办法得到的呢？子贡回答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这是说，孔子靠他的温和、善良、严肃有礼、节俭、谦逊等高尚的品德使人仰慕而得来的。孔子的一些好品德，学生们看得很清楚。

《论语·述而》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是孔子某些学生给老师的评价。说孔子温和而严厉，并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坚持原则，但态度很好。孔子平时很重视老师的威仪，但不是使人不敢接近他，他尊严而不使人害怕，庄严却表现得很安详，使得学生都愿意跟他学。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的榜样作用是很重要的。由于孔子身体力行，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所以学生们都很尊敬他。有次陈亢（即子禽）怀疑孔子对孔鲤（孔子之子）在知识传授方面有偏爱，试探地问孔鲤："你在你父亲那里还学到别的东西吗？"孔鲤回答说，"我没有学到别的东西呀！有一天我父亲在堂前见到我，问我学过《诗》了吗？我说还没有呢。父亲便告诉我，不好好学习《诗》，说话便不文雅了。又有一次，父亲在堂前见到我，问我学过《礼》了吗？我说还没有呢。父亲便告诉我，不好好学《礼》，就不能懂得立身处世的要求。我听到父亲的教导，仅这两次。"陈亢听了后，非常感动也很高兴，孔子真正是正人君子，对自己的儿子也一点没有偏私。

学生做错了事，孔子批评得很厉害。但是，他并不因此便不再关怀他们，也不影响师生关系。如多才多艺的冉求，鲁国的执政季康子曾聘他为宰臣。公元前484年，冉求为季氏将左师，打败了齐国军队。季康子问他怎样学会打仗的，他说是向孔子学的，并且将自己的老师推荐给季氏。季氏派公华、公宾、公林到卫国去迎孔子归鲁。孔子在外游说流浪了14年，总算有了归宿。可是冉求当官后没有依照孔子的"敛从其薄"的主张，他替季氏实行田赋制度，反而增加了赋税。孔子生气地批评说："冉求不是我的弟子，大家都可以攻击他！"不过，当孟武伯问起冉求这个人怎么样时，孔子还是肯定冉求的才能，认为"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都可以叫他担任"邑宰"或"家宰"。①孔子如此对待学生，所以学生们对老师的教诲，也都是口服心服的。

鲁国国君昭公从吴国娶了位夫人。鲁国是姬姓之后，而吴国是太伯封地，也是姬姓。春秋时期仍循同姓不婚的旧制。这件吴鲁婚事，孔子知道是违背周礼的。有次，陈司败问孔子，鲁国的昭公懂得礼法吗？孔子却回答说，昭公懂得礼法。当孔子离开以后，陈司败向孔子的学生巫马期作了个揖，走近他并说："我听说君子是不会袒护别人的，你的老师怎么也袒护起别人来了？鲁国的昭公明明娶了吴国的夫人，吴国和鲁国是同姓封国，鲁国上下都不得不称昭公的这位夫人为"吴孟子"。这鲁君究竟是懂得礼法，还是不懂礼法呢？"巫马期把陈司败的话告诉了孔子，孔子毫不掩饰地说："我感到高兴，因为人家指出了我的错误。"按照周代的礼法，国君夫人的称号，一般是以她出生之国的国名加上本姓。昭公从吴国娶了夫人，则应称"吴姬"。但为了回避"同姓不婚"原则，不得不改"吴姬"为"吴孟子"，即将她的本姓姬改成其名孟子了。孔子虽然对鲁君而言，做到了"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却又回避不了另一条姻亲的礼法，被人抓住了把柄。

孔子温和，谦虚。他好学不厌，诲人不倦，关心学生生活并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了良好榜样，在私学中形成了尊师爱生的风气。而周代的官学，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切的。

（二）　齐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设在齐国首都的著名高等学府，也是开办时间最长的一所官学。这所官学，吸取了私学的一些特点，改进自周代以来官学的一些传统，在组织管理和教学活动上有许多独到之处。稷下学宫的组织管理，体现了当时的养士、用士和育士精神，既进行知识传授、学术研讨，又成为政府的咨询机构。

学宫的稷下先生和稷下学士，人数很多，均由学校统一管理。学校应设

①　批评冉求见《论语·先进》。评价之事见《论语·公冶长》。

有一套行政管理组织，但由于史料不全，其具体设置情况不可得知了。我们只知道著名的学者荀子曾在学宫三为祭酒。祭酒是学宫之长，当是学宫的主持人，如同现今的大学校长，这是国家委派的学官。既有祭酒主持学宫，理应配有其他行政官员，以负责管理学宫各方面的事务。

稷下学宫对其师生，则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享受不同待遇。教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声望的著名学者，待遇最高，皆赐列第，但不治而议论。他们之中，有的列为"上卿"，多数为上大夫。如齐宣王时，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等76人，都列为上大夫。这些学者，如果学术成就越来越高，或者对齐王的贡献越来越大，受到的尊宠也会越来越高。淳于髡有次曾经言退诸侯犯兵，被立为"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与平诸侯之事"。①荀子由于学术地位提高而递升为卿。政府给这些人修建高门大屋，开辟宽阔的出入大道。再如在《战国策·齐策四》记载齐人与田骈的一段对话，说明当时学宫中的上大夫，确已相当富裕。《齐策》中记齐人见到田骈，跟他说："听说先生很能发表高见。我不愿做官，却愿给你服务，学点本领。"田骈说："你是从哪里听来的？"齐人说："我是从邻家的一位女子那里听来的。"田骈问道："这话是什么意思？"齐人说："我那邻家的女子，不愿意嫁人，到了30　岁却生了7　个孩子。不嫁确是不嫁，可是生孩子比出嫁的人还厉害。如今先生还没有当上高官，资财已有千钟，随从有百人。您没有当官财富便早已超过当官的人了。"齐人虽然在挖苦田骈，把他同未嫁已育的女子相比，却从侧面说明齐王对稷下学者的优厚待遇。

一类是较差于列弟上大夫的学者，即为一般的稷下先生。他们没有官位，也没有高门大屋。学宫为他们安排住宿，从事教学和著述等活动。齐王对他们也非常尊重。

至于到学宫来学习的学生，称为稷下学士，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跟随老师（从师）而来的。战国时期，学者到各国讲学，往往带着一批弟子，这也是春秋时期聚徒讲学的遗风。孔子出游列国，总有弟子跟随。稷下学宫中跟着老师来学习的，当不在少数。另一种是自己来学宫投师学习的。荀况15岁从赵国游学于齐，他可能就不是随师而来的。稷下学士的食宿由政府供给，都住在学宫。

稷下学宫曾经容纳了很多学派。儒家有孟轲（邹人）、荀况（赵人）等人，道家有宋钘（齐人）、尹文（齐人）、接予（齐人）、环渊（楚人）、季真（齐人）、彭蒙（齐人）等，由道家再发展为法家的有：慎到（赵人）、田骈（齐人）等人，名家有田巴（国籍不详）、儿说（国籍不详）等人，阴阳家有邹衍（齐人）、邹忌（齐人）等人，还有其学无所主的淳于髡等等。齐王对待到学宫的学者，不加任何限制。来者欢迎，去者自愿。既不拒绝，也不阻难，"道不同不相为谋"。孟子曾前后两次来到稷下，就是较为典型的事例。

孟子第一次到稷下，大约是在齐灭薛国之前。由于当时孟子没有受到齐王的器重，孟子离去时威王特以"兼（好）金一百（镒）"送他，孟子不仅不受，反而责备威王"以货取君子"。孟子第二次到稷下时，受到宣王的重视，被列于卿位。他曾满怀信心地对他的弟子公孙丑说："以齐王，由反手

①　刘向：《说苑·尊贤》。

也。"这是说，以齐国现在的情况来看，要称王于天下，简直像反掌那么容易。可是，后来齐国伐燕取得胜利，孟子向齐王建议撤回齐兵，并应该在燕国另扶植一位国君时，宣王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两年后，燕人叛背齐国，胜利果实全丢掉了。宣王觉得愧对孟子，孟子也感到齐王虽然对他十分尊重和颇有礼貌，但在关键时刻却又不能接受他的意见，便决心再次离开齐国。宣王想挽留他，打算在临淄城内给孟子盖所住宅，另给他的弟子提供万钟粟，结果孟子还是离开了。

稷下学宫中，各学派人员除了讲学、治学之外，还要参加"议政"。议政的方式方法是多样的，有"集议"、"微言"、"面谏"、"著书"等等。学宫中有"期会"制度，安排一定的时间召集全校师生就某一命题进行公开学术辩论，百家争鸣。稷下的各个学派人数多少不一，在政治和生活待遇上也并不一律。但是在学术辩论时，没有上下之分，没有任何偏见，谁都可以自由发言。学生不同意教师的话，可以参加驳难。学术上的民主气氛很浓厚，大家从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等方面发表自己的政见，都力求被当局采纳，这既是稷下师生的共同心愿，也是他们自己认为应负的社会责任。因此，各学派尽管辩论十分剧烈，但在辩论过程中，双方不是抱着你死我活的敌对态度。而是一方面唇枪舌剑，坚持自己观点，决不屈从；另一方面则是相得益彰，尊重真理，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正是稷下学宫生命力之所在。

学宫的学风很端正，各家争鸣在于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表现各学派的学者风度。大家都愿意在争辩之中能与对方取得共识，所以辩论十分活跃热烈。既有各派之争，也有同派之辩；既有先生与先生之辩，也有先生与学生之争。学者们辩论的对象，甚至扩大到与齐王、宰相辩争。既辩于学宫之内，也辩于学宫以外，而且也不限年龄大小。鲁仲连12　岁时，就曾辩胜过齐国辩士田巴。

田巴是齐国有名的辩士，他"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即五霸：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公），离坚白（坚白指坚固与白色，两者性质不一样，所以，坚硬的石头与白色的石头也不是一样东西），合同异（同异指相同与不同。但是，它们可以合而为一）"。"坚白同异"是名家学说。这些有趣的命题，竟能"一日服千人"。鲁仲连是徐刼的弟子，12　岁便有"千里驹"的称号。他对田巴的辩说很不服气，有次去找田巴辩论。鲁仲连说："我曾听人说过，官府人员怠懈，连田地杂草也不除了。如果锐利的钢刀架在颈边，射来的箭快到眼前，这些都是刻不容缓的事，能允许你迟疑吗？现在，楚国的军队到了南阳，赵国的军队侵伐高唐，燕国的10　万大军占着聊城不去。齐国危险极了，真是亡在旦夕。先生，你说此时此刻该怎么办？如果你不能应付这些危急的事，那你的夸夸其谈就好像猫头鹰的叫声，你一出城，人们一定非常憎恨你。我想，先生还是赶快收起这套空泛议论吧！"田巴听了，无言对答，只得说："好吧，我尊重你的意见。"事后，田巴对鲁仲连的老师徐刼说："先生是一只飞兔，可是远远比不上千里驹！"从此，田巴终身不再辩谈。

稷下学宫的争辩，有三大特点：一是摆事实，讲道理，决不强词夺理，蛮理压人。鲁仲连与田巴的一场辩论，鲁仲连是以现实的危急形势同田巴的名家学说相争论，他并不否定名家学说，而是指出用这些论题来应付当前严峻的政局，即使发挥得再淋漓尽致，也无济于事。解救齐国危在旦夕的紧急状况，名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鉴于事实，田巴承认理屈，接受了鲁仲连的意见，双方都是尊重现实，不单是为辩论而辩论。辩论的目的，还在于寻求治世之道。据史载，田巴以后便弃文就武，成为齐国的武将。

二是遵守法则，决不制造各种谎言、谬说。在辩论中，双方都对于自己的论点、论据力求明确，不采取狡辩的方法，而是用比喻分析的方法，使人易于理解。在辩论中，不能把两类根本不同的事物拿来比较，也不应相互混淆，尤其要反对在辩论的过程中偷换概念。因此，荀子强调"推类而不悖"，人人都必须遵守"谈说之术"参加辩论。

三是态度端正，争在学术，不在个人得失。所谓争在学术，就是尊重真理，是为是，非为非，不要因为理不及人家强，道不及人家高，便一概不承认，找些歪理胡乱纠缠不放。这样的辩论，夹杂个人私欲和成见，是不可取的。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停止和他争辩。这就是荀子所主张的"有争气者，勿与辩也。"（《荀子·劝学》）

由于学宫的学术辩论进行得十分正常，所以辩论地点，也成了各家学派互相切磋的场所。各家在辩论中取长补短，更加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孟子是以善辩著称的，而他在论辩中并不固执己见。他注意到，道家的"寡欲"论在一定的境遇中是顺应自然的，因此他将"寡欲"的一些说法，充实到自己的"尽心"说中。在他的"尽心"中也补充了法家的观点，如："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桃应是孟子的弟子，他问孟子，舜做了天子，让皋陶做了司法官（掌握刑法的士），如果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该怎么处理呢？孟子是提倡孝道的，按照孝道，儿子怎么能让别人给父亲判罪呢？但是，孟子回答说，把瞽瞍抓起来就是了。孟子的这种法治观念，显然是受法家的影响。

齐国以大量的财力兴办稷下学宫，广招天下各个学派的著名学者，最兴盛的时候，师生共达万人。这座学宫几代相袭，一直办了一百五十多年。这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给齐王装体面？齐王决不是为了体面，而是有着极为明显的政治意图。开始，不过是争夺霸主，称雄天下。以后，小国陆续被兼并，诸侯的领土不断扩大，国家越来越少。最后，大国之间又相互争夺，天下形势逐渐向统一的方向发展。齐国国君早就有一统天下的大欲，到了宣王时表露得更为明显。有次，他同孟子谈话，就被孟子道破了天机。在谈话中，孟子问宣王最大的欲望是什么，宣王笑而不答。孟子问是美食不够吃呢？精制的衣服不够穿呢？优美的音乐不够听呢？还是左右侍候的人不够使唤呢？宣王说，我并不为了这些。孟子猜透了宣王的"大欲"，便直截了当地说，想来宣王的最大欲望就是不断扩大疆土，使秦、楚这样的大国都来朝贡，齐国能够称霸中原并安抚四周的部族。①既然齐国国君想作统一天下的大君，其所办的稷下学宫，就不能不为实现齐王的大欲服务。到稷下来的先生们，自然也能想到这回事。他们的"不治而议论"，正是为齐国的一统天下而竭尽全力的出谋划策。除了加强武备，提高国力，能够在战争中取得绝对胜利外，还必须制造舆论，以利于齐国的向外扩张。同时，也要拟订统一国家的典章制度，为统一后的体制建立准备好蓝图。

稷下先生的著作很多，各个学派几乎都谈论到齐国统一天下的问题，上

①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猜中宣王的大欲是："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述《孟子·梁惠王上》就有所记载。而最具体的，要算《王度记》一书了，在该书中几乎勾勒出一幅统一帝国的蓝图。

《王度记》一书，在东汉以后便亡佚了。据刘向《别录》说，"似齐宣王时淳于髡等所说也"。所幸在班固、许慎、郑玄等学者所写的书中，都引用过《王度记》，使我们从这些引用的片断里，大体上看到稷下先生们为齐王欲建立的帝国所拟定的一些典章制度。如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的享用、婚娶、祭祀等制度，规定了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度，以及大夫在致仕和放逐时的待遇制度等等。

除了为齐王提供治国咨询外，稷下先生还受齐王的委托，办理一些行政事务。有时还受命出使到别的国家去。淳于髡曾为齐国使，到赵国去连赵却楚，取得成功。宋钘曾不辞辛劳，到秦国和楚国，劝说罢兵。孟子曾出使滕国。鲁仲连曾到赵国劝说平原君不要帝秦。邹衍曾出使赵国，并在赵国与公孙龙辩论。荀况还受命去秦国考察，到那里去调查研究秦国的情况。因此，出使也是受齐王之命办理政事。

稷下学宫是在战国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在这所高等学府中，诸凡师生管理、学术辩论以及民主的学风等等，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对我们也很有启发性。《荀子》一书，对稷下学宫的主要学派作了分析，也总结了一些学术辩论的经验，并提出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著名发展观。书中所述，可以看成是稷下学宫学术繁荣的一个缩影和学宫内部百家争鸣的真实记录。

（三）　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管子》书中有一篇《弟子职》，自称为学则。据郭沫若考证，《弟子职》当是齐国稷下学宫的学则，这是一部十分珍贵的古代教育文献。

稷下学宫，师生数千人，高潮时达到万人。教师方面，按其本人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规定了享受待遇的不同标准。学生方面，因人数众多，则需要有统一的管理办法。《弟子职》从学习，生活（包括侍候师长）范围，规定了学生应该遵守的规则，如同现在的学生守则一样，制订得十分具体，要求也十分严格，分总则和细则两部。①因《弟子职》全文不长，加之又是一部我国教育史上十分重要的学则文献，因此我们把原文先录释如下，然后再作分析。

《弟子职》全文如下：［总则］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　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谓学则。

［细则］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潄，执事有恪。摄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彻盥，汛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见宾客。危坐乡师，颜色毋怍。受业之纪，必由长始；一周则然，其余则否。始诵必作，其次则已。凡言与行，思中以为纪。古之将兴者，必由此始。后至就席，狭坐则起。若有宾客，

①　《管子·弟子职》原文没有分总则、细则两部分，是本书根据内容划分的。子弟骏作。对客元让，应且遂行，趋进受命。所求虽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复业。若有所疑，奉手问之，师出皆起。

至于食时，先生将食，弟子馔馈。摄衽盥潄，跪坐而馈。置醤错食，陈膳毋悖。凡置彼食：鸟兽鱼鳖，必先菜羹。羹胾中别，胾在醤前，其设要方。饭是为卒，左酒右浆。告具而退，奉手而立。三饭二斗，左执虚豆，右执挟匕，周还而贰，唯嗛之视，同嗛以齿，周则有始，柄尺不跪，是谓贰纪。先生已食，弟子乃彻。趋走进潄，拚前敛祭。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齿相要，坐必尽席。饭必奉彊，羹不以手。亦有据膝，毋有隐肘。既食乃饱，循咡覆手，振衽扫席，已食者作，抠衣而降。旋而乡席，各彻其■，如于宾客。既彻并器，乃还而立。

凡拚之道：实于于盘，攘臂袂及肘，堂上则播洒，室中握手。执箕膺■膺，厥中有帚。入户而立，其仪不忒，执帚下箕，倚于户侧。凡拚之纪，必由奥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彻。拚前而退，浆于户内。坐板排之，以叶适己。实帚于箕。先生若作，乃兴而辞。坐执而立，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协是稽。

暮食复礼，昏将举火，执烛隅坐，错总之法，横于坐所。栉之远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间容蒸。然者处下，奉碗以为绪。右手执烛，左手正栉，有堕代烛，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栉，遂出是去。

先生将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问所何趾；俶衽则请，有常则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长其仪。周则复始，是谓弟子之纪。

全文释文：［总则］先生进行教导，弟子就得遵守有关规则，（作为一个稷下学士）态度要温和、谦虚，懂得礼貌，一定要把课业学好。见到善良的行为就要跟着去学，见到正义的事就勇敢地去做。性情要温和，孝敬年长者，但是决不能骄傲蛮横，也不能盛气凌人，有恃无恐。要有崇高理想，不搞歪门邪道，一言一行都要正直。不论外出或居家，都不应该随随便便，没有常规。一定要接近品德高尚的人（并向他们学习）。外表仪态要端正整齐，内心活动要符合道德规范。早作晚息，衣着穿戴必须洗刷干净。不论白天或晚上学习，都要专心致志，小心翼翼。以上提出的都要认真遵守，这就是学士的学习守则。

［细则］学宫学士，晚睡早起。早晨起来，先要整理清扫铺位，洗手漱口。（然后服侍先生），做每件事情都要恭敬谨慎。轻轻地提起衣服，小心走动，把洗脸漱口水送到先生跟前，等候先生起来漱洗。侍候先生盥洗完毕，把漱洗用具撤走。将（课堂）洒帚干净，摆好讲席，请先生入坐。弟子进出（课堂）都要恭恭敬敬，就如同会见宾客那样。听讲时，要面向老师，坐得端正，不许挤眉弄眼，装作怪样。

在聆听讲课时，要遵守课堂纪律。老师讲课，一定是从年长的学生开始传授（顺着次序往下讲），整个讲完一遍以后，老师不再按着原先次序讲解。第一次诵读必须站起身来，往后便不要再站起来。一切言语、行动，都要合乎情理，必须牢牢记住这是做人准则。古来成大事的人，都是从这方面做起的。后到的学生入席就坐，如果坐席狭小，就不要挤进去，可以站着。见到宾客来，学生要赶快站起来。不要把客人带进课堂，有事要同客人外出，应该向老师请示。宾客要找的人不在，也必须向老师说明，然后回到原位继续学习。（在听课时）如有疑难，先向老师拱手再提出问题。老师（讲完课）离开课堂，学生都要起立。

先生用饭，有侍食生制度。侍食生要把饭菜送上摆妥。（端菜端饭之前）先挽起衣袖打水给先生盥漱，再跪坐着把菜饭送给先生。案上的饭菜要按照一定顺序放置，切不可乱放。上菜的顺序是，先上蔬菜羹汤，再上荤菜：鸟、兽、鱼、鳖。羹和肉食放在案的中间，肉放在酱前，在案上放置的菜肴要方方正正，最后才上饭。左边放的酒，右边放的浆。饭菜都上完放妥后，请先生用饭，即可退在边上拱手站立。（在饭间侍食的学生）每餐饭前都要准备些干净的空碗，如果饭菜弄污可以更换。（先生用饭的时候）侍食生左手拿着空碗，右手拿着筷匕，在饭案间走动，见到饭菜有吃完的，要替先生添上。如果有好几位先生都需要添食，则按照年长次序添加。给先生添饭菜，由于拿着碗匕，不要求跪着添上。这是添食要注意的地方。先生全都吃罢，学生要收拾食具。然后，赶快送上漱口用具，再把案前清扫平净，同时也把祭品收拾完毕。

要等先生吩咐之后，弟子才开始进餐。按照年齿长幼顺序坐好。坐时要尽量靠近席边（以免弄脏坐席）。饭要用手捧食，羹汤要用勺舀。允许双手放在膝盖上，不允许把两肘依靠案上。吃完吃饱，用手把嘴边擦干净，抖动抖动衣襟，把放在席上的坐垫移开。吃完饭时，提起衣裳离开坐位，（一会儿，大家都吃完饭了）再回到席前，各自收拾饭案，如同接待宾客一样。所有餐具都要刷洗并且收妥。收拾完毕仍旧原位站立着（听候先生还有什么其他吩咐）。

关于打扫清洁的做法，先在盘里盛满水，把衣袖挽到臂肘。堂上宽敞可以洒水，内室窄小要用手扬水。拿畚箕的时候，箕舌不要朝外，扫帚放在畚箕里。进到屋里先站立一会，这点非做到不可（在打扫前听听先生还有什么其他吩咐）。拿扫帚扫地时，便把畚箕放下，靠在门边。屋内打扫，先从西南角落扫起。打扫时，仰起身子或俯下腰背，都要随时小心，不能碰动屋内东西。扫地要往后退着扫，最后把垃圾都扫在门边集成一堆，再蹲下去把垃圾畚起来，箕口要对着自己。（垃圾畚净）便把扫帚放进畚箕。如果这时先生站起身来，便要告诉老师打扫已毕。放下扫帚站立在旁，（先生认可后）才能出门倒掉垃圾。一切都打扫清洁了，还得回来站立，算是完成了扫除任务（再听听老师还有什么意见）。

晚餐的礼节不变，天黑以后举火生要准备点火，点火就是点　燃火把。

举火生拿着火把坐在屋的一角。把备用的火把（以木柴或苇稭扎成）靠壁横放（免得妨碍人们走动）。注意火把燃烧情况，及时续上。接点火把的时候，新火把横在上，快烧尽的火把在下，两头相接，交形如矩。火把不要扎得太紧，要有点空隙。火把落下的灰烬，要捧碗接承。火把不明的时候，右手拿着火把，左手将火把上的灰烬拨掉，使之明亮。一人累了，由另一个举火生接替，轮番举火的人都不能背对老师。最后要把灰烬都收拾干净，才能离开。先生将要休息，弟子都要站起来。侍候生要恭恭敬敬送上枕席，先问先生睡在哪一方向，再放好枕席。第一次铺床问清楚了，以后就不需要天天问了。

先生已经休息，弟子们各自去找较为接近的同学一起学习，互相切磋商讨。这样，每个人都会有进步。

从早到晚，天天都要切实遵守学则。这就是学宫弟子必须遵守的规则。

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我国古代学校中唯一完整的也是年代最早的学则。这份学则，不仅仅规定了学生在学校中应遵守的种种制度，而且反映了二千多年前，我国学校中的一些具体活动。因此《弟子职》是一份十分难得的有关古代教育史的珍贵资料。

学则的总则，是对每个学生的总要求，包括思想和行为两方面。首先是端正学习态度，对待老师要温顺恭敬自虚，自己则坚持努力学习，要把课业学好。其次在集体学习的环境中，相互之间要保持良好关系，见义勇为，但又不能蛮不讲理。特别要善于向别人学习，要有抱负和崇高理想。最后是注重自己衣着和外表修饰，因为这是文明素质，表里一致的体现。

细则将一天的学校生活，从早晨起床到晚上休息，都制订出具体的行为规则。古代的寄宿学校学生，除了听课学习，还要服侍老师，为集体服务。由于古代的一些生活情况与现在很不相同，学则中的某些规定，需要加以说明。

早晨，在老师没有起床前，轮到值勤的学生，要"攝衣共盥"，这是一种礼节。"攝衣"，是把衣裳轻轻提起，免得绊脚而惊动先生。攝衣是表示恭敬。"共盥"，即是供盥。古代供盥是一种对别人的尊重行为，主人对待宾客往往亲自供盥。古代盥洗，用匜（如今水舀子）舀子，用盘接水。学生用匜舀水倒在先生手里洗手洗脸，下面有盘接水，这种举动叫做沃盥。

先生在课堂讲课前，值勤的学生要把老师的坐席放好。所谓正席，就是整理好坐席。学生听讲都要面向老师，因为古代课堂里，学生坐位不是如现今对着老师一行行前后排列，而是老师在上方，学生在下方相对排列坐听。根据《礼记·曲礼上》记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向为上。"如果老师的讲席面向东，学生的听席便要南北相对放置。如果老师的讲席面向南，则学生的听席必须东西相对放置。学生彼此互相对坐，因此要求学生一定要面向老师听讲。

学宫授课先从年长的学生开始。古代学校没有"年级"概念，学生入学也没有春秋季之分，凡愿从师受教，随时可以"插班"。因此学生课上参差不齐，有学久的，有刚来的。所谓授课必由长始，大约有两种情况，如以年龄为准，长则指年长。如以入学早晚讲，长则指学龄长。古代学校，一般都是复式教学，私学更是如此。

讲课时候，也会有迟到的学生。"后至就席，狭坐则起"。古时，在室内的地面上往往要铺一层用竹篾编制的席，叫做筵，用来保持室内清洁。在筵上再铺一层比筵小的用蒲草编制的垫才叫做席，用来防潮。人们进到室内，就是坐在上层的席上，所以称做"席地而坐"。筵只铺一层，席可铺多层。据古籍记载，古代天子坐位要铺五层席。坐席为长方形，有单人、双人，最长可容4人坐。如果后到的学生进了课堂，没找到座位或发现坐位太挤（狭坐），便要站着听讲。

老师讲课，学生可以提问，提问时，学生先向老师拱手，这与现在的举手差不多。下课时候，先生走出课堂，学生一律起立，表示礼貌。与今不同的是，上课的时候，学宫允许宾客来找学生。被找的学生也允许向老师请假后外出。从这点分析，学宫学生当是成人，常有外人来找，所以学则特别拟订了课间请假制度。

就餐时，学生要为先生端菜、盛饭、收拾餐具等。学则上规定得非常清楚，也非常具体。把古人吃饭前后的一些情况和盘托出，并大体上反映了当时先生的"伙食标准"。古人就餐是讲究卫生的，饭前饭后都要洗手漱口。尤其是洗手，人人都得做到。因为古时饭食要用手抓，吃到带骨的肉食还要用手扯开。饭前手洗干净，饭后要洗净脏手。有意思的是，学则中将饭菜在案上排列方式规定得很详细，并且先上什么菜，后上什么菜，都有一定顺序。这种古代的饮食文明，在学校中被列为一种日常礼节训练。其中，"胾在酱前"，"左酒右浆"，是为了便于先生饮食。胾是切好的肉食，酱是调味品。酱要放在肉的后边，这是对上菜的人说的。对就食的人则是酱放在肉的前边，以便于就食。左酒右浆几乎是古人的规矩。左手持酒，右手取食。而浆，一般吃完饭作为饮料或漱口之用。至于"三饭二斗"，有释为三碗饭二斗酒者，好像定量供应。但尚秉和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①中说，这是侍食者应备之器，遇到饭菜弄脏了，可以随时替换。"左执虚豆，右执挟匕"，虚豆，意如空碗。侍食生左手拿着空碗，右手执着挟匕（挟匕用来夹肉食），所夹的肉食带有汤水，往席上碗内添加时，汤水滴下便用空碗接住，以避免滴在案上或弄脏衣裳。

古代每饭必祭。《左传·襄二十八年》（公元前545年）："叔孙穆子食庆封，庆封氾祭。"又《论语·乡党》："虽蔬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据杨伯峻注，古人饮食必先祭。祭，即祭最初发明饮食的人。《左传》叫氾祭，就是在用食之前，将席上各种食品拿出少许放在食器之间作为祭。所以，孔子也说，虽然吃的是粗菜淡饭，每餐也是先祭，祭的时候还必须恭恭敬敬。学宫每饭必祭，也在于尊重社会的道德风尚。饭后收拾饭案时要把祭品打扫干净。

学生用餐，要按长幼依次入坐，好像现在吃饭排队一样。在课堂上要正襟危坐，在饭堂则允许据膝，但不能靠在案边。学生吃毕，要"循咡覆手"。咡，指嘴边。吃完饭要用手把嘴边擦干净，也以此表示已经吃饱。学生吃饭所用食器都要自己收拾洗刷。

打扫室内清洁，规定也很具体，甚至执帚执箕，都有规定。这一段的文字不少，可见古人对室内的清洁卫生十分重视。

我国的"烛"字，出现很早。春秋战国时期，一般夜间照明所用的"烛"，都是用细木条或麻稭苇杆束成的火把，不是蜡烛。火把照明，必须有人照顾，一是不断接燃，二是防止火患。学宫人多，夜间用烛也多，所以特别制订"举火"制度。因句中有"交坐"，即交替举火，所以加释有"举火（值班）生"。执烛的人要坐在角落，以免妨碍别人走动，也安全。室内举火，必须有专人执烛，不同于庭间"燎庭"。燎庭用大烛，树立在地上。而室内火把，要拿在手中，不能安插。看来，学宫还安排师生同在一起夜间学习。

先生要休息了，还得学生侍候。古人侍师如父，确实如此。

先生休息，学生还得继续自学，钻研课业。大概学宫学生睡得较晚，学则两次提到"夙兴夜寐"，"夜寐早作"就是证明。

稷下学宫，是一所规模宏大的寄宿学校。学校制订的《弟子职》，已充分注意到规定学生遵守统一的作息制度，养成尊敬师长的侍奉行为和培养整齐严肃的生活作风了。《弟子职》中规定的学生守则，有不少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很有意义。这些古代教育史上的精华，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事业也很有参考价值，是值得我们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宝贵遗产。

①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饮食部·古弟子尚食侍食彻食礼节》，岳麓书社1991年版。

六、著名教育家及其教育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学派的著名学者都聚徒讲学，几乎也都领徒游说。

他们在向各国诸侯游说议政的同时，也对于人才培养发表了不少意见。而这些意见，每每又与其创立或继承的学派思想紧密联系着。例如，关于教育目的，儒家认为应该培养能行"中庸"之道的明诚君子（思孟学派）。墨家认为应该培养以"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的"兼爱"之人。墨家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不同。前者意味着人类之爱，一视同仁。后者则要从亲亲做起，先顾到自己的父母，再顾及别人的父母。而道家主张"无为"，认为应该培养出世之人，一切顺从自然，甚至忘掉自己，与世无争。这样，人世间的是非曲直都不放在眼里，天下便太平了。法家是最重视现实的，认为应该培养"能法之士"或"智法之士"，以帮助封建君主实行专制集权为己任，他们反对"仁慈"、"兼爱"，也反对儒学的"文学之士"和道家的"恬淡之学"。

各个学派虽然都有自己的教育主张、教育和教学方法，但由于史籍资料有详有略，或有的学者在教育宗旨方面讲的不少，而教育活动不多，因此难以一一加以评介。所以本书只能就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家，或在我国教育史上影响较大的教育家，对他们的教育活动、教育主张（教育的作用）、德育的要求和智育的要求等分别加以介绍。

（一）　孔　子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在指导封建社会的教育实践中，具有权威性。两千年间，其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1。教育活动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他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的先世是殷人，系宋微子的后裔。孔子的三世祖孔防叔受华氏之逼，举家逃亡到鲁国。孔子3　岁时，父亲去世。17　岁时，母亲去世。他的父亲孔纥（叔梁纥）是一名武士。

孔子大约是在"三十而立"之年前后，开始从事教育活动，他的教育生涯有40多年。虽然他中途也做了几年官，曾当过鲁国的大司寇并兼摄相事，但并没有停止他的教学工作。从30　岁开始直到73　岁，孔子的教育活动可分为五个阶段，其中第一、三、五阶段是驻地教学，第二、四阶段是流动教学。第一阶段，孔子30-35　岁，在鲁国开始办私学，是为驻地教学。孔子的第一批弟子中，有颜回的父亲颜由，少孔子6　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指出：颜由"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孔子家语》也说："孔子始教于阙里而受学焉。"在第一阶段孔子招收的弟子范围已经很广泛，就连贵族孟僖子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也拜孔子为师。当时鲁国国君也很支持孔子办学，在南宫敬叔与老师一同到周室学礼时，还向他们提供了"一乘车"、"两匹马"和"一■子"。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昭公率军队攻伐季孙氏，季孙、叔孙和孟叔三家联合反抗。昭公失败，鲁国都城动乱。孔子逃到齐国，结束了他第一阶段的教学活动。

第二阶段，孔子35-37　岁，在齐国进行流动教学。在此期间，孔子曾向齐景公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政在节财"的政见。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游教和游说是同时进行的。

孔子在齐国住了两年左右。《史记·孔子世家》记："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由于其道不能用于齐国，孔子只得又返回鲁国。

第三阶段，孔子37-54　岁，在鲁国驻地教学。其间最后有4年是因当上中都宰并升至大司寇，边做官边教学。孔子47　岁时，曾退而修《诗》、《书》、《礼》、《乐》，以教弟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这十几年中，是孔子教育思想、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时期。孔子这时期所招收的弟子几乎遍及当时的各主要诸侯国。

第四阶段，孔子55-68　岁。①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春天，孔子受到鲁国三卿之一的实权派人物季桓子冷遇，愤然离开鲁国到了卫国，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流浪式流动教学时期。这期间，孔子到过卫、曹、宋、陈、蔡、郑、楚等大小十几个国家，他带着数十个随从弟子，诸如子路、子贡等，走到哪里便将私学办到哪里。当时交通十分不方便，世局也很不安宁，孔子游说办学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不但经常忍饥挨饿和担惊受怕，而且前途渺茫。但是，孔子并不灰心丧气，从没有停止他的教学活动。在他带着弟子去曹适宋中途，还"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就连在陈蔡绝粮的危困时刻，"从者病，莫能兴"，但"孔子讲诵弦歌不衰"。

孔子14年的流浪生活，虽没有使他自己当上一官半职，但他的弟子冉有和樊迟在鲁国做了官。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41　岁的冉有为季氏将左师，以突击战术打败了齐军。这时，季桓子已死，他的儿子季康子掌握政权。经冉有说服季康子，把孔子从卫国迎回了。

第五阶段，孔子68-73　岁，为孔子在鲁国讲学时期。孔子回到鲁国后，并没有得到季康子的起用。这时，他已不再"求仕"，而是继续聚徒授业并驻地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孔子把删《诗》、《书》，定《礼》、《乐》和修《春秋》等等的文献整理工作与他的教学活动结合起来，提高了教育质量。虽然孔子晚年从卫回鲁，教学时间不过5年左右，但这一阶段是他兴办私学的极盛时期。

从孔子教育活动的五个阶段来看，他堪称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把毕生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

2。教育主张教育主张是教育家从事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孔子很重视教育作用，而且强调学习。他提出了"有教无类"，不但在于使教育下移，也是对他所主张的教育作用理论的具体实施。

孔子认为，人类的天赋并没有多大差异，其所以造成素质的差别，主要是因为教育和环境习染的影响。一个人有没有受过教育，他所处的环境俗习是不是良好完善，都能直接使一个人变得高尚或鄙野，变得好学或闭塞。《论

①　孔子去鲁适卫的年代，有三说：《史记·鲁世家》为定公十二年，《史记·卫世家》为定公十三年，《史记·孔子世家》为定公十四年。据有的学者以"鲁郊尝在春"推定，当在鲁公十三年，时孔子55　岁。语·阳货》记孔子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明确提出了人的先天素质本来是接近的，因为受到外界环境习染的不同，彼此相差就很远了。一个人能够正确对待外部环境，甚至改变环境中的不良影响，关键便是要受到良好的教育。当然孔子所谓的环境和习染范围很狭，仅仅限于"择友"和"择邻"，并不是指一个人周围所有的外部世界。他曾经对弟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是说，同行的人中有比我好的，我就跟着他学。有比我差的，我就以他为诫。孔子还提醒学生们，"少成若天性，习惯之为常。"①如果小时候受到不好的习染，久而久之，就会习以为常，这会毁了一个人。这是孔子对早期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孔子强调的教育作用，包括有老师传授和学生自我教育两方面。单有前者是不够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自我教育，而自我教育必须要和老师的传授相辅相成。孔子在教育学生过程中，常常启发他们自我教育和学习自觉性。唯有做到这一点，教育的作用，才能更为有效。有次，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子贡的回答反映了子贡已经懂得自我教育和自觉学习的道理。他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学问到处都有，就看你怎样去学。子贡的话讲得很清楚，周文王武王之道，并没有失传，仍保存在人间。有贤能的人，能够学到大处；而没有贤能的人，只会学会小节。既然到处都有文王武王之道，我的老师就随处可学，为什么非得跟定一个老师，专门去学习呢！

由于缺乏必要的教育，人们的素质不能得到提高，往往造成"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的状况。这是孔子最忧虑的，因而他的一生，坚持诲人不倦，提倡教育，正是为了要解除他的这些忧虑。

孔子崇礼，是他受奴隶主贵族礼乐制度影响过深的结果。因而他谈论的教育作用，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也就是说，使他的教育实践产生出难以克服的矛盾。《论语》一书，是孔子的弟子记录老师的言行录。往往同一主题，孔子在言谈中前后论述并不相一致。如教育的作用，他既然肯定"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并将此作为他的教育学说认识论的基础，即可以运用教育手段来改变人的素质，提高人的知识道德水平。但是，他却又宣扬"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即认为聪明才智与笨拙愚蠢是先天决定不能改变的。这样，教育也就失去了作用。这同他说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和"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是一脉相承的，把"生而知之"与"困而不学"对立起来。于是，孔子从这里出发，又得出了另一个完全绝对的结论，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反而在推行愚民政策了。孔子的这些自相矛盾的论述，恰恰反映了在时代剧变之时，思想意识领域内出现的种种互相矛盾观点，是人们所处于的历史环境和地位所决定的。孔子正处于社会新旧交替之际，奴隶主贵族旧的传统观念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意识，同时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之中。由于孔子长期生活在鲁国，必然较多地受到保守观念的影响，在他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进步与落后的矛盾。毕竟孔子的教育作用论，还是较多地体现了新兴封建势力的进取精神，扩大了受教育的对象。他的"性相近，习相远"的崭新命题，

①　《大戴礼记·保傅》。

在教育大变革中，不失为新兴封建势力向没落奴隶主阶级争夺教育权的锐利武器。而孔子"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是说后者总要超过前者，人类才有发展，社会才能进步。这些话，既反映了孔子对学生寄予的无限希望，也反映了孔子认为在未来社会的改造中，教育也起着很大作用。

3。德育的要求孔子关于德育教育阐发的理论，涉及面很广。其中心点，就　是要求学生做一个"贤人"。贤人的标准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论语·述而》），这也是他的德育的标准。

志于道，就是处处都要坚持道。孔子所谓的道指两个方面：一是忠，二是恕。

忠，在于重道义。孔子强调"君子义以为质"，即要求言行合乎社会道德标准，并且做到"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当然，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所以孔子又提出首先要能够"轻私利"。道义与私利是对立的，重道义必然要轻私利。孔子几次提醒弟子要"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没有私心，便能坚持道义，"义然后取"，便合乎道了。有次，孔子非常形象地告诉学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如果采用不义的手段得到的富贵，在孔子看来如同浮云一般。能够轻私利，这是志于道的一个重要方面。

恕，与忠是配合的。忠是对人，恕是对己。一个人为忠，做到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而为恕，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语论·卫灵公》）。前者，要求自己有良好的愿望，也努力帮助别人实现它；后者，自己不愿遭受的痛苦等等，也不应要求别人去做，不要去折磨别人。

据于德，就是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上的道德准则。德的内容更加广泛，孔子还是着重个人修养，主要表现在孝梯、忠信等品德上。

依于仁，仁指爱人。孔子将仁作为道德标准向弟子讲述，在《论语》中记录达105　次之多。①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仁"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要求统治者应该切实做到"仁"。他认为，统治者能做到"仁"，国家便治理好了。在孔子阐述哲学思想的论著中，谈仁的内容很多，每每从伦理道德上分析，似乎抽象得很。《论语·乡党》记，有次孔子的马棚失火了，他从朝廷回来知道了这件事以后，首先问的是伤了人没有？却不问马匹怎样。这个事例很典型、很具体的说明了孔子所谓的"仁"。

儒家学派育人的目标，最重要的在于培养品德高尚的人，也就是教育学生都成为君子。因此，儒家办的私学，都把品德教育放在第一位，很可能同受教育者多为成人有关。孔子在这方面的要求尤其明确，他对年轻人的学习，首先是要他们具有良好的品德，然后再考虑做学问。他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只有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说话谨慎而守信用，关心爱护大众，能亲近

①　详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的《论语词典》部分，中华书局1984　版。有仁德的人，这些品德都能切实做到以后，便可以学习文化了。

4。智育的要求智育的要求，包括给学生以什么样的知识和怎样传授这些知识。前者主要是教材的选择，这在前述孔子所办私学一节里，已作了详细介绍。后者，指教学方法。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他的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向不同程度的学生传授同样的教材，便要使用种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在这方面，孔子总结的经验既丰富又实用，特别是他不使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引导他们积极掌握知识。这种教学方法是符合认识论的要求的，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孔子的教学方法，可以归纳成四大特点：（1）善于启发从形式上看，教学过程是一种教师讲解学生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似乎教师是处在主动地位，而学生处于被动地位。教师任务的完成，在于把教材内容全部讲解完毕；而学生则以听完教师的讲解，便是完成学业。因此，照本宣科的填鸭式教学，虽然也称得上把课程讲完，但决不能算是教学任务的完成。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应该以学生掌握老师传授知识技能的熟练程度为衡量。填鸭式教学，既不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不能使学生主动自觉地理解老师的讲解，因而囫囵吞枣，自然谈不到教学效果了。所以，孔子反对将知识灌注给学生，而是主张启发学生自觉学习。

《论语·述而》中，记录了孔子善于启发学生的一条原则，即"不愤不启，不排下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状。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曰开其意，发曰答其词。心求通，口欲言，正是思维活动处于最积极状态，这时听讲的学生注意力也最集中，老师如能在关键的地方加以点拨，往往会使学生豁然开朗，加深理解。同样，老师以相近的事物或相似的道理，启发学生举一反三，也容易收到极好的效果。在此基础，再作进一步引导，更能迅速扩大学生的知识面。随着学习成果的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会愈来愈大，学习才能坚持，学习才能深入。

春秋战国时期，教师讲课，全是口授方式。孔子运用了两种口授的启发方法。

一是谈话法，避免教师从头讲到尾，课堂上显得呆板沉闷。谈话法采用师生就某一命题相互谈论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谈话法中，教师善于提出合宜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提得合适，应该是一门教学艺术。所谓合适，是指能否适合学生的知识水平、理解能力以及他们的兴趣。孔子是一位善于向学生提出各种不同问题的老师。据《论语》中记载，他提出的问题同时也常常带有启发性。有次孔子同学生谈论各人志向，他先向学生说："我的年龄比你们都大，你们也不用拘束。平时你们常常抱怨自己怀才不遇。现在，如果有人知道你，要请你们出去干一番事业，你们怎样打算呢？"①这样的启发，既不生硬，也不带有命令式和家长式味道，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都很高兴地谈出了自己的志向。大家谈了自己的心愿，孔子才有可

①　《论语·先进》。孔子的原话是："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能进行指导。

孔子运用谈话法的同时，也启发学生提问。如果光老师提出问题，学生不会提出问题，表明学生对老师传授的知识技能还没有很好掌握。鼓励学生也能向老师提出问题，才算谈话法获得成功，教学取得效果。孔子的弟子曾经向老师提过许多问题，涉及面也很广。诸如："问仁"、"问礼"、"问政"、"问孝"、"问知"、"问士"、"问友"、"问耻"、"问话"、"问行"、"问君子"。。等等，在《论语》中，达一百多处。

孔子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仅仅正面答复。很多时候，他还根据学生的提问，再从反面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思考，让学生自己来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以提高学生运用已学知识来解决自己未知问题的能力，这更是谈话法的妙用。

二是举例法。在启发式教学中，教师采用举例手段，或直比或类比，鼓励学生产生联想，往往触类旁通，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有次，弟子问齐国的管仲懂不懂礼节。孔子回答说："齐国国君宫殿门前，砌了一座照墙（如同照壁），管仲门前也砌了一座照墙。国君设宴招待外国的君主时，饮食器皿放在器具台上，管仲也同样砌了这样的台子。你说，管仲懂礼还是不懂礼呢？"①老师举出例子，使学生自己判断。举例本身就是一种启发。

当然，孔子提倡的启发式教学，由于他有"生而知之者"，"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天才论"的观点。因而他的所谓"启发"，也有一定局限性。"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是对的。教师的启发，要针对学生愤悱的情况。至于"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就未免不足了。举一反三，这是经过启发，产生联想的结果。如果举一而不能反三，便认为学生学习能力太差，不再加以教导，把责任推到学生身上，是不公允的。学生能够举一反三，固然有他的才智，即使不能举一反三，也决不能轻易肯定他愚笨，应该继续千方百计地启发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理解能力。（2）因材施教在一个学习集体中，每个成员由于各人的生活环境、早期教育和经历不同，其知识水平也不尽相同，甚至对周围事物的理解和接受知识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教师在教学时必须注意区别对待，针对不同的学生，同一内容应有不同的传授方法。另外，由于各人境遇不同，各人的兴趣、爱好、志向也不一样，教师还应该针对各人的特点进行教育，发挥各人的长处，以加强教育的效果。上述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因材施教的要求。

孔子办私学，招收的学生不少。但是，孔子采取的教育或教学方式，还是注重个别教育。因为他的教与学的活动是"一对一"的，所以因材施教就格外重要。

了解学生是因材施教的前提。施教强调的是针对性，没有对学生的了解，施教所向便很不明确，结果会造成隔靴搔痒，毫无效果。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了解，他对学生言行的观察是很细致的。他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廋是隐藏、隐匿的意思。经过他对学生仔细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还有什么能隐瞒得了的呢？

如果发现学生的学习成绩突然下降，先得考查他的下降原因。究竟是受

①　《论语·八佾》。孔子回答的原话是："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外界干扰，还是他自己不努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掌握了这些情况，才能对症下药，否则费了劲儿，却不见效果。

孔子正是通过对弟子的深入了解，常常对同一个问题，根据不同的人的特点，便有不同的回答。这方面的事例，《论语》中有不少的记载。最典型的一次是子路和冉求向孔子提出"闻斯行诸"（一听说，就该立即去做吗？）的问题。孔子对他们的回答，则各有侧重。孔子回答子路说："有父亲和兄长在，得先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再动手干。"孔子回答冉求则说："当然，一听说就应该动手干。"显然，孔子对两个学生提问的回答备不相同。所以公西华听了以后很不理解，不免要向老师问："子路提的问题，老师回答先要征求父兄的意见。冉求提出同样的问题，老师却鼓励他马上动手干。我实在有些不明白了。所以特向老师问个清楚。"孔子分析给他听："子路这个人胆子大，敢作敢为，冒冒失失反而容易把事情做坏，所以教育他遇到事情不妨先退一步，至少先去请示父兄，然后再动手干。而冉求胆小，做事缩手缩脚，少有闯劲，所以教育他遇到事情得抓紧些，一听说马上就去做。"①这是孔子掌握了学生的特点而施以的不同教育。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孔子的因人施教，是从学生实际出发的。

（3）循序渐进学习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所谓由不知到知，由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必须经过知识的积累、消化，才能得到牢固的掌握，从而达到运用自如，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学习是一种获得理解周围事物，处理周围矛盾能力的手段。学习本身不是目的，学习的目的在于"学以致用"。从学到用，是一个质变的过程。也就是说，知识的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发生质的变化，才能运用到实际中去。知识量的积累需要通过认识和理解，不能像一本字典或辞典那样机械地储存资料。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就不能单靠老师满堂灌，把学生的脑子当作容器，而是要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包括深度和广度。老师传授必须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否则会造成学生学习上的困难，并因此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习数学，学生不会加减，就不能去学乘除。学习语文，学生不会造句，也就不易写成文章。循序，实质上是遵守人类的思维、认识规律，这是科学的教学方法。循序渐进，也不等于放慢进度，不等于一再重复。问题在于老师对"序"是否能够正确掌握。

《论语·宪问》记录子路有次向孔子提问怎样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君子"。子路一连问了三次，孔子也回答了三次。但每次的说法都不一样，而是把问题向深处引导，从而使子路对做一个君子的了解更加全面。①第一次回答是"修己以敬"，第二次是"修己以安人"，第三次是"修己以安百姓"。能够做到"修己以安百姓"，便是十分崇高的君子了，连尧舜都很难做到。首先孔子要求的是从自我做起，作为一个君子，最起码的是自己要有良好的修养，然后再"修己以安百姓"。这样由浅入深，子路也容易理解了。

①　《论语·先进》：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求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①　《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反对教学上的速成。欲速则不达，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孔子在教学上的循序渐进，受到了学生们赞扬。颜回说他的老师："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孔子采用有步骤、有程序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学习。在学文上，从博入手，逐渐扩大知识领域。在学礼上，从约入手，一步步提出严格要求。老师的这种教导，使学生对知识产生了兴趣，学生要放弃学习都做不到了。

（4）学思并重学习也是思考过程。学习而无思考，即使能背诵老师讲解的全部内容，仍是一堆死知识，不会变成自己的才智。孔子有句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将学与思的关系，说得很透彻。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发展，两者有内在的联系，不可偏废。光学而不动脑筋，不去作种种思考，学了也无用，只能人云亦云，跟在人家后面作应声虫。光动脑筋而不学习，没有知识做为依据，这样的"动脑筋"，也仅是空想而已，没有一点用处。"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与其空想不如多读书。他反对学而不思，更反对思而不学。既不学又不思的人，是最难教育的人。所以孔子说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语·阳货》）。

避免"思"成为一种空想，首先要求学习要扎实，获得巩固的知识。知识的巩固来自反复学习，"学而时习之"是巩固知识的主要途径。《论语》开宗明义第一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经常的复习，是为了"温故而知新"，在于通过"温故"巩固学习成果和取得新知识。

肯学还得善思，肯学而不能善思，容易使人钻牛角尖。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有九种思考，其中的"视思明"、"听思聪"、"疑思问"，是同学习思考相关的。观察的时候，要多问自己看明白没有，不要仅仅留下一个印象。倾听的时候，要多问自己听出道理来没有，不要仅仅记住一些内容。遇到疑问的时候，要考虑怎样向人家提问，要问到要害的地方，特别要善于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学与问是统一的，问，实际上是学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一种弥补学而不足的手段。有学有问，才称得上学问。孔子鼓励学生多问，他赞誉卫国大夫孔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敏而好学，已经不容易了，如果能不耻下问，学习会更加完善。孔子将"下问"之上加以"不耻"两字，说明有疑惑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好问"的。学习中有了疑问，是学习上的进步，而把"疑问"藏在心里，不向别人请教，甚至不屑向人家请教，这又成了妨碍进步的一大障碍。下问还得有勇气。有人考虑自己提的问题是不是太浅薄，会被人笑话，也有人考虑自己提的问题是不是太狭窄，使人为难。还有人考虑自己比人家年长，或比人家职位高，提出疑问，是不是有失身份。总之，他们不以学习为前提，而考虑其他因素过多，这样就会影响学习效果。因此，学与思的结合，既需要"学而时习之"，在一定的知识基础上思考。同时还要能够"不耻下问"，才会有"温故而知新"的收获。

孔子提倡学与思结合的教学方法，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学能力的科学方法。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将学得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应该说从学到实践，才是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孔子的孙子孔伋在《中庸》提到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深刻而全面地总结了孔子的学、思、习、行教学过程。博学、审问的重点是学，慎思、明辨的重点是思，笃行便是实践。孔子将上述几种教学方法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其中不少精华，还为我们今天的教育实践所继承。

（二）　墨　子墨子是一位与孔子齐名的著名教育家。他们兴办的私学教育和创立的学派，同称为"显学"。如果说，孔子是我国私学教育的首创人，那么墨子便是我国古代科技教育的首创人。

1。教育活动墨子姓墨名翟，有关他的生平和籍贯文献记载不多，特别是有关他的教育活动的记载，既没有孔子那样地点清楚、年代确切，也没有孔子那样记录丰富。司马迁编写《史记》，孟轲和荀卿都有列传，而作为"显学"之一的墨翟却只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末尾附记一小段，仅仅24　个字左右，即"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根本没有提到墨子的教育活动。

清人孙诒让著《墨子间诂》中有《墨子传略》，记述比《史记》详细得多。但对墨子教育活动也谈得不多。现在，我们介绍墨翟的教育活动及其主张，主要根据《墨子》一书。

墨子的生卒年月已无法确考。一般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认为是宋国人。司马迁认为他还是宋国大夫。墨子常称自己是"贱人"（《墨子·贵义》），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是，他并没有成为孔门弟子，认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①他反对儒家的"求仕"，认为学习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求仕"。墨子对《诗》、《书》、《春秋》很有研究，却不主张学习《礼》、《乐》的繁文缛节。孔子很重视礼仪，注重仪态，而墨子则倾向务实。墨门师生"多以裘褐为衣，以氾■为服"。他们身穿粗糙的麻葛衣服，脚着木制草编的鞋子，食不得饱，仍能自觉地勤劳吃苦。

墨子以聚徒讲学组成墨家学派，也带着弟子游说列国。但这个学派不同于当时其他学派，他们纪律严明，主张"为义"，团结勇为，还绝对服从领导，简直成为一种学术帮派或集团。集团的首领叫巨子，巨子是由上代指定的，代代相传，墨子就是第一代巨子。学派成员所作所为，都要严格遵守墨家纪律。遵守纪律的弟子，墨子会表扬他，违背纪律的，则受到批评，甚至要干涉他的行动。

墨子的弟子高石子到卫国去做官，卫国国君给他的俸禄十分优厚，而且列位于卿。高石子将墨家的治国之道详详细细告诉卫君，可是卫君却不感兴趣，没有照着他的方案去做。高石子便辞去高官厚禄，离开卫国到了齐国。他见到墨子说："老师，我这样做，卫国的国君不以为我太狂妄了吧？"墨子听了，对学生说："你不愿留在卫国，是为了维护墨家之道，人家说你狂妄，那又何妨？"①墨子的另一个弟子胜绰到齐国大夫项子牛那里去干事。项子牛连续三次侵犯鲁国，胜绰也三次跟随入侵。墨子很不赞同项子牛的行动，因为他曾同

①　《淮南子。要略》。

①　《墨子·耕柱》。

项子牛谈起齐国伐鲁是齐国的一大过失。而项子牛没有听墨子的劝告，胜绰还跟着去讨伐，这是违背了墨家的意旨。所以他派了高孙子到齐国去，要求项子牛撤掉胜绰的官职。

墨子的威望很高，当时被称为"北方之圣"。墨家的纪律严明，上下一致，首领要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执行制度。当然，他们也不是采用强制手段，而是申明大义，使成员们理解以后，才强加约束的。墨家强调身教，首领们必须处处事事做到以身作则，成为大家的榜样。

楚惠王十五年（公元前474年），墨子到楚国都城郢地（今湖北江陵县北），将阐述墨家之法的书献给惠王。惠王读后说："这真是好书！我虽然不得天下，却乐于接待贤人。"墨子听了，便向惠王告辞道："翟曾听说贤人被接待时，如果他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实现，一定不接受赏赐。他维护的道义不被采纳，一定不留在那个国家。现在，墨家之法不能在楚国贯彻，我只好向王辞别了。"当墨子将要离开楚国时，惠王派穆贺去劝说墨子。他对墨子说："先生对君王讲的话确是非常诚善的。然而君王也是天下之大王啊，他没接受意见，不能就说"贱人之所为"没被君王瞧得起呀！"墨子解释道："我认为提出的主张是可行的。比如用药，一束草根，天子服后，对他的疾病很有效果，难道仅因为是一束草根就不屑服用了？再如农夫将粮食税于大人，大人制酒造饭，祭祀上帝鬼神，难道仅因为是出于农夫的劳力就不能作为祭品了吗？我虽是贱人，上比农夫，下比药物，难道还不如一束草根吗？"鲁阳文君知道后，赶紧告诉惠王："墨子是北方贤圣人。你既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又没有给以礼遇，请不要因此亏待了他。"于是惠王命文君去追赶墨子，要以书社五百里封之。但墨子还是没有留下。①墨家巨子腹■居留秦国期间，坚决抵制枉法循私，对犯了刑法的儿子也同样执法如山。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感到腹■已经年迈，且只有一个儿子，便命令官吏们不要判处死刑，并希望老先生能够听从君主的安排。腹■认为不妥，对惠王说："墨家有自己的法规：凡是杀人的偿命，伤人的服刑。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杀伤人的事情发生。能够禁止杀人伤人，乃是天下最得人心的正义行为。现在王虽然对我很宽容，命令官吏们不要判处我孩子的死刑。而我本人却不可不执行墨者之法。"结果，他还是没有听从惠王的安排，将亲子杀死偿命。为此，吕不韦在《吕氏春秋·去私》中大加赞扬道："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

墨子认为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都采取了"亏人自利"的行为。墨家的理想王国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助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家所要培养的人，便是能助人的有力者，能分人的有助者，能教人的有道者。墨子不仅自己力求成为这样的人，对于弟子也同样要求。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封建统治阶级不想为此，也根本不可能如此。因此，墨子提出的教育目的和一些想法，是过于理想化了。

2。教育主张墨子主张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不论"王公大人"还是"匹夫徒步之士"，都要经过教育。当然，学习的是墨家之道，实践的也是墨家之道，把他们培养成团结相爱的人。这样理想的王国便能建立起来了。墨子的想法是非常天

①　《墨子·鲁问》。

真的："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子弟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①这是一种设想的推理，在现实生活中却很难成立。尤其在春秋战国诸侯争雄之际，应该说，"兼爱"、"非攻"之议是不合潮流的。墨子虽然看到教育的作用，也极力利用教育手段来改变现实，但他的假设太多，与实际大相脱离。因此，墨家虽受到人们尊重，但他们的教育改革主张，却并不受到人们的重视。恰恰是他们推行的那套科技教育，反而受统治者的欢迎。这些手工工艺技术的传授，比起"兼爱"、"非攻"之道要实在得多。

墨子认为，教育对一个人素质的培养有着很大作用，但是还不能避开所处的环境，教育必须同环境的影响联系起来。他提出的著名"染丝论"，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论有相同之处，但更为积极。《墨子·所染》称墨子见到染素丝者，颇有感触地说："把素丝投到青色染缸，便染成青色。投到黄色染缸，便染成黄色。只要你投进不同的染缸，染成的颜色也随之变化。把素丝投入五种不同的染缸，便染成五种颜色了。所以，染色之前要小心慎重，别染错了。"很显然，墨子所指的染缸是喻指环境。处于得当的环境，就会给人以正确良好的习染。墨子进一步指出："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他列举春秋五霸：齐桓公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卜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所染当（得当），故霸诸侯"。而吴国夫差染于王孙雄、太宰嚭，所染不当，国家因此残亡。士亦有染，如果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那么，必然会"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做起官来也治理有方。人们所受的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时年岁善（庄稼丰收），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灾荒之年），则民各且恶"（《墨子·七思》），也是很有道理的。在环境影响中最主要的是人的因素。人的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旦染成某种颜色，很难消褪。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潜在的教育。墨子以"染丝"相比，且不谈相比是否妥当，但他以此来阐述教育的作用，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将《墨子》的《所染》一节改编为"当染"（当作得当，妥当解）一篇，意义更加明确。发挥教育作用，应该考虑受教育者所处环境（主要是择友）当染不当染的问题。帮助受教育者改变他的环境，以使教育作用得到更有效的发挥。

3。德育的要求墨子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兼士"。依靠兼士，推行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治世宗旨，建立"人人平等而相爱"的世界。他不同于孔子培养的"君子"，没有仁义上的许多条条框框。墨子首先要求能有吃苦耐劳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凡是有利天下的事情，不惜任何牺牲也要去完成它。凡是能替别人解除痛苦的事情，就是经受最大的困难也要帮助他。因此，墨门子弟被称为"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即从头到脚都受到损伤，只要有利于天下，就在所不顾。墨子将意志的磨炼，看成是一

①　《墨子·兼爱上》。

种道德高尚的表现。缺乏坚强的意志和信念，很难做到兼爱。所以，墨子接收弟子，都要看他们能否吃苦耐劳，强化他们的毅力。禽滑厘是墨子的大弟子，他服侍墨子三年，手足都长上老茧，面目黝黑，还不断供墨子使役，却不能向他请教。最后感动了墨子，才接受禽滑厘为弟子。①吃苦耐劳和自我牺牲，并不只表现为自我完善，还体现在积极进取和努力从事自己的工作上。上自王公大人，下至农民妇人，都应该独立自强地做出成绩来，不能有一点怠倦。对王公大人来说，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对卿大夫来说，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对农夫来说，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对妇人来说，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这样，"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才能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并进而要求君子力事日强，切实做到贫则见廉，富利见义。《墨子》有《修身》一章，强调修身在于力行。"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即便有广博的学识，还应该以实践为根本。有学识而不运用，是为徒学。运用又必须能利他人，不能只为自己沽名钓誉。"名不徒生，誉不自长，功名遂成，名誉不可虚假。"墨子还告诫弟子，"名不可简而成，誉不可巧而立。"这种德行修养是作为兼士的必要条件。

墨子重视实践，重视力行，具有这样品德的人，也必然是言行一致。凡是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说。既然说了，就千方百计去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子·兼爱下》）

墨子的德育措施是非常实际的，从而为实现墨家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4。智育的要求墨子认为，王公大人和匹夫徒步之士，都应该受教育。至于传授的内容，除了《诗》、《书》和《（百家）春秋》外，主要的是自然科学技术。墨家学派以"农与工肆之人"为教育对象，给他们以实用的知识技能，使他们成为"各从事其所能"的"兼士"，参加国家治理，推行墨家之道。

墨家传授的自然科学技术，内容是很丰富的。在《墨子》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等篇中，有很多关于科学技术的记载①，尤以数学、力学和光学为突出。这是掌握自然科技的基础，也是从事科技研究的基础。

数学。对几何学上的点、面、线、圆、立体等概念原理及其运算方法，墨家都有非常科学的阐述。以"点"和"圆"的概念来看，所谓点，《经上》说："端（点），体之无序（厚）而最前者也。"《经说上》称："端（点），是无同（间）也。"综合起来点就是无厚无间的。也就是说，没有长度、宽度、厚度，却有位置（或可以定位）的几何图形叫做点。这与今天几何学"点"的概念相近。所谓圆，《经说上》称："圆，规写交也。"综合起来圆就是同一中心的等长的径线，即用规画一条周线相交。而现今几何学上圆的定义是：对中心一点等距离的点的轨迹。两者意近，只是说法不同而已。

力学。墨子向弟子传授的杠杆、天平、滑车、斜面等原理及其应用方法，都与力的作用有关。所谓力，《经上》说："力，刑（形）之所以奋（动）

①　《墨子·备梯》。

①　参见谭戒甫编著《墨经分类译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其中译数学类17　条，力学类11　条，光学类8条。

也。"《经说上》称："力，重之谓。下与（举），重奋也。"综合起来，就是将物体运动的根源，归之为力作用于物。重量的轻重，反映力的大小。向下坠，往上举，都是运动着的力。因此，墨子以力与重量的关系，清楚地叙述了杠杆实验的结果①：设有一杠杆，一端悬挂砝码（权），另一端悬挂重物（"重"）。支点的一边叫做"标"（力臂），另一边叫做"本"（重臂）。如果两边平衡，那么杠杆必成水平。如果加重其中一边，那么这一边必定下沉。如果要想使两边恢复平衡，应当移动支点，使"本"缩短而"标"加长就能达到目的。光学。墨子向弟子传授关于阴影、倒影、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知识及其试验方法。墨子和他的弟子做了世界上最早的针孔成像实验，说明光线直射的原理。

墨子的教学内容，以科技和生产方法知识为主，教学自有其特点。这就是：其一，比较偏重注入式。墨子在传授生产知识时，用比喻讲实验，由抽象到具体，启发学生的积极思考能力。但是，他不善于启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他主张弟子学习"必强为之"，这同墨家子弟的意志锻炼是一致的。

其次，与"强为"、"强行"结合。墨子要求学生学习必须专心致志，不能一心二用。有次墨子讲完课，学生要求老师再教他们学射。墨子说："不可，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也。今子非国士也，岂能成学又成射哉？"（《墨子·公孟》）意思是说，凡有学识的人都应该量力而行，才能把事情做好，比如战士在战场上，要求他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又救护受伤的人员，这是根本做不到的。你们不是战士却同战士作战一样，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课业还没有完成，怎么又可以另学射术呢？墨子要求学生精通一门再学一门，也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

其三，重视亲自动手，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墨子把知识分为亲知、闻知和说知三种。闻知，是从听到的传闻和看到的书本中得到的知识。说知，是通过师长和学友的讲解和讨论，同时经过自己的思考取得的知识。亲知，是自己亲身经历，直接取得的知识和经验。墨子鼓励学生要多亲知。能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与墨子传授的教学内容很有关系。他所教的是实用学科，只凭理解，不会实践，等于纸上谈兵，毫无用处。所以在教学中，墨派采用实验的方法，很有效果。如通过对平面镜、凹面镜和凸面镜的对比实验，帮助学生掌握光的反射原理，了解光线的理论，这是闻知、说知难以做到的。而在实验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引起他们对事物发生的各种现象产生追究的兴趣，对于发展手工工业，提高生产力都起到推动作用。

墨家教育思想形成于战国初期，他们代表农民、小私有者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对于当时社会上层阶级的一些意识形态，是采取反对态度的。他们既不颂扬奴隶主贵族的礼乐，也不同意新兴地主阶级的礼乐。因此在墨家的私学中没有音乐教育的内容。而在教学方法上，虽然强调注入式，要求学生"强为"、"强行"，但也十分注意学与思的结合，并不一味实施"依样画葫芦"的教法。墨子认为，学习一门学问，不但要知其然，也应该知其所以然，这

①　例引《中国古代科技名人传》中《墨子和墨经》一节，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在科技教育中极为重要。"依样画葫芦"只是模仿而已，不是创造。模仿，即使能追上师授，也算不得真本领。在《墨子》各篇中，有许多"何自"、"是何故也"、"何以为"、"何以知之"等的提问，就是避免学生只会死记硬背。

战国初期，墨家提出了尊天明鬼的宗教迷信思想，这是想以一种超人的力量推行他们"兼爱"、"非攻"的政治主张。到了战国中期，新兴地主阶级势力日益强大，墨家的一套尊天明鬼理论已不合时宜，他们便倾向辩学和科技知识的研究与传授。墨子在教育上的贡献，虽然没有孔子那样有影响，但由他创导的科学技术教育，对战国时期科技发展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儒家学派无法比拟的。

（三）　孟子孟子的一生活动主要是在战国中晚期，约在孔子死后150年左右。这时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战争频繁，人民生活比孔子所处的时代更不安宁。《孟子》一书具体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即各大国彼此"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统治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广大人民却"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面对这种局面，孟子反对兼并战争，反对暴力统一，极力推行儒学之道，讲仁义，论仁政。然而这些主张当然不会被诸侯所接受，所以他没有担任过行政官职，而是一生从事教育，在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

1。教育活动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鲁国邹邑（今山东省邹县）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死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终年84岁。①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受业于子思。子思名孔伋，是孔子的嫡孙，受教于孔子的弟子曾参。孔伋系统地发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提倡王道。孟子崇拜孔子，把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规范说成是出自人的本性，发展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关于孟子，只记下137　字，主要是说孟子提倡的"仁义"，在战国时期完全不适用，好像"持方枘欲内圆凿"，龃龉而不入。而孟子的教育活动，除了散见于战国晚期的一些书籍，如《荀子》、《吕氏春秋》等外，以《孟子》一书所记最为详细。

孟子从小就受到母亲的良好的家庭教育。汉刘向《列女传·母仪·邹孟轲母传》中，有两处记载了孟母教育孟子的故事。

一是"孟母三迁"。孟母十分重视教育环境，为给孟子选择良好的教育环境，曾经几次搬家。

"（孟子的住家）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戏为贾人街卖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处子也。"复徙，舍学宫之傍，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长，学六艺，卒

①　关于孟轲的生卒年月，秦汉魏晋诸代史籍都没有明确记载。后人有三种推测：生于周烈王四年，死于周赧王二十六年；生于周安王十七年，死于周赧王十三年；生于周安王二十二年，死于周赧王十五年。本书取第一种说法。

成大儒之名。"

二是"孟母断织"，也称"孟母断机"。孟母对孟子的学习要求很严格，以断织教育他不得中途放弃学习。刘向记载道"自孟子之少也，既学而归。孟母方织，问曰："学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断其织，孟子惧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孟子惧，旦夕勤学不忽，师事子思，遂成天下名儒。"

上述的两件事，虽不一定就是事实，但反映了孟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这对他以后从事教育活动和取得成就起着积极作用。

孟子一生的活动，以聚徒讲学和"以儒道游于诸侯"（赵岐《孟子题辞》）为主。早年，他在邹鲁一带讲学授徒。中年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孟子带领弟子游历各国，宣讲自己的政治理想。有时他"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往来于诸侯之间。司马迁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的一套治国理论，过于"迂远而阔于事情"，诸侯虽尊重却并不欢迎他的游说。如他对滕文公讲"性善"、"仁政"，对魏惠王讲"仁政"、"仁义"，向齐宣王宣扬"王道"，最后还到宋国鼓励宋王偃实行"王政"，但这一切都没有成功。《盐铁论·论儒》称孟子一生"守旧术，不知世务"。所谓不知世务，是指孟子陈旧的政治主张。最典型的话，如"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他主张善于打仗的人应受到最严厉的刑罚，搞合纵连横的人应受次一等的刑罚，开垦荒地和尽量利用土地的人应受再次一等的刑罚。显然，孟子提出这些与时代前进步伐格格不入的主张，是会到处受到冷遇的。因此，孟子一生官运不通。

以儒道游于诸侯，而无一用其道者，终于使孟子感到失望。晚年他回故乡专门从事教育活动，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君子三乐中的一乐。同时，"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所收弟子也不少，在《孟子》一书中提到的就有万章、公孙丑、公都子、乐正子、充虞、陈臻（陈子）、陈代、孟仲子、咸丘蒙、高子、屋庐子、桃应、彭更、滕更等。其中，最有名的是万章、公孙丑、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和孟仲子等。而滕更是滕国国君的弟弟，是孟子弟子中地位最高的。

孟子晚年与弟子万章等所著《孟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十一篇，但现存仅七篇。书中记载了孟子对政治主张、哲学伦理、学术问题的问答和论争等，有的章节还记录了孟子的教育活动和教育主张，这为研究孟子的教育思想，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文献资料。

2。教育主张孟子提出"善政不如善教"的主张。他自己就是一生为教，并且乐于"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认为人的本性天生就是善的。善是什么？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恻隐之心，表现为仁。羞恶之心，表现为义。辞让之心，表现为礼。是非之心，表现为智。"仁"、"义"、"礼"、"智"，乃人之本性，与生俱来。他把"性善论"贯彻在他的教育主张和教育实践中。他反对告子所持的人性无善无不善的论说。告子拿急流比喻："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①告子曾是孟子的弟子，他不同意老师的"性善论"，而把人性比之于水流，在东边打开缺口，水便向东流；在西边打开缺口，水便向西流，因此人性是没有什么善与不善的。孟子也用水流来驳斥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②人性如同水的向下流动一样，水是没有不往下流的，人是没有不向善的。其实，告子所比喻的和孟子所比喻的，完全是两回事情。告子以水流方向说明人性的善与不善决非天生。如同水流一样，由于外在条件的影响，才有东西之流向，也即才有善恶之分。而孟子的命题，将人性之善与水流向下作了内在必然的联系，这是虚假的命题。因为反过来说："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亦无不可。不过孟子以性善论出发，强调通过教育手段保持人们的本性，尽管主观唯心论的色彩十分浓厚，但是他重视教育，力求发挥教育的作用，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他对教育意义的认识是深刻的。"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使用良好的政治手段不如使用良好的教育手段。前者使人不敢违抗，可以得到人民的财富。后者受到人民的爱戴，可以得到民心。

善教并不能离开善政。善教要在善政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教育的使用。

孟子积极推行仁政，要求君主者刑罚、薄税敛，使民能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然后再"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必定能取得很好效果。庠序之教，指加强类似周代的地方学校教育。孝悌之义，在于培养最基本的道行，即孝敬父母，尊重兄长。这样才称得上善教。

人性是善的，其所以为恶，是因为受到外界影响，失去了本性。正如水一样"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只要用手击水，溅起来的水点可以高过头额。堵住水流向上引，可以引到山上。但这不是水的本性，而是受外力作用的结果。人失去本性，同样是受外界影响，必须依靠教育的力量，才能帮助他恢复原来的善性，并不断地给予扩充。人是不可以缺少教育的。"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做人有那么一条通理：如果饱食暖衣，居住安逸，又不受一点教育，那么就跟禽兽没有什么两样了。孟子进一步说："仁"、"义"、"礼"、"智"，就好比长在人身上的四肢，是人的本性。一个人四体不勤，善性不能得到发挥时，便需要通过教育，使人勤于四体，扩充人的善性。

很清楚，孟子强调教育，其目的在于申孝悌、明人伦，这同他奔走列国宣讲仁义，以实现他的理想是完全一致的。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讲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仁，是为人的本心（性）。义，是做人的道路。放弃了做人的道路不走，丢掉了为人的本心（性）不知寻追，这是多么可悲！人们丢失了鸡犬还会四处寻找，而善良的本心（性）丢掉了，反而不知道去寻找。其实，做学问的道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仅仅是把丢失的本心寻找回来罢了。

①　《孟子·告子上》。

②　《孟子·告子上》。

孟子的这段话，可以认为表现了他的教育目的，即回复人的本心。

孟子在大力鼓吹仁义的同时，又将天下之人分为两类，即劳心者和劳力者。这两类人是不平等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君子贤人、公卿大夫都是劳心者，是治人、食于人者。而庶人小人都是劳力者，是治于人、食人者。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能改变。孟子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治人的君子，培养劳心者。因此，对劳力者的教育和要求就和墨家有很大差距，但完全继承了孔子的衣钵。孔子虽然提倡"有教无类"，可是又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之"，从广义上讲，应该包括教育在内。孟子的劳心与劳力论，是给孔子的这些主张作了具体的补充和发挥，反映了他的历史的局限性。

3。德育的要求孟子培养的"君子"，要求存其心养其性，扩充其仁、义、礼、智的善端，发扬人的善性。君子的善性，集中表现在"人伦"上。孟子的人伦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名分关系。他将等级名分列为"五伦"，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孟子的道德教育是使受教育者懂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能够遵守封建社会里尊卑、贵贱、男女、长幼和朋友的相互关系。孟子认为，"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上》）在上的君臣都能懂得人与人之间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在下的普通小百姓就会相互亲和了。不然，"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居上的人如果不懂礼义，居下的人就无法跟着学习仁义道德。坏人便越来越多，乱事往往由此而起，国家灭亡的日子也就很快了。所以孟子强调实施道德教育，提出从自我做起的具体要求。

孟子提倡自我做起，采取的是强制性的自我约束。有的地方，约束是合理的，但有的地方，约束却偏离了现实。合理的约束，能产生积极作用，反之则产生消极作用。孟子所要求的自我做起，包括寡欲、自省、知耻、改过等内容。他认为人人都认真地做到了这些要求，便不会失去善性，失去良心了。

寡欲是为了养心。对外界的一切不良引诱，只有采取寡欲的办法才能抵制。"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一个人欲望的多少与他所保存的善心多少是成正比的。凡是人的欲望越少，虽然善心有所丧失，但丧失不多。凡是人的欲望越多，虽然善心有所保存，却也保存的不多了。孟子对于"欲望"讲得很不具体，似乎除了仁、义、礼、智以外，人们不应再多求。把寡欲绝对化，变成不能有爱好、有追求，不能有一点物质享受，这是脱离现实的一种空想，作为道德准则也是片面的。

自省，即自我检查，以避免主观错误。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孟子提出的自省，要求君子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首先应该"反求诸己"。例如："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①如果你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就要反过来检查你自己待人的仁心是否够了。如果你去治理别人，人家不买你的帐，就要反过来检查你自己待人是否方法妥当。如果你对别人很讲礼节，人家却不理睬，就要反过来检查你自己是否恭敬够了。这种严于律己、厚于待人的态度，当然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反求

①　《孟子·离娄上》。

诸己"以后，能够把事情处理好了，达到预期的效果，自然应该"自省"。要是别人依旧如故，不亲、不治、不答，那又怎么办？孟子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①孟子认为，爱别人的人，总会得到别人的爱。尊敬别人的人，也一定会得到别人的尊敬。万一遇到这样的人，你对他表示敬爱，而他却蛮横无理。那么，君上需要反省自己，肯定自己的诚意不够，肯定自己的礼貌不周。不然，为什么偏偏让我遇到如此蛮横不讲礼的人呢？经过反省，感到自己确是诚意的，确是有礼的，而人家还是蛮横无理，君子要再次反省，肯定自己不忠实。经过反省，感到自己确是忠实的，而人家照旧老样子，这时君子可以自慰，不妨把对方看成是一个胡闹的家伙，如同禽兽一般，不必再去计较。孟子所主张的这种忍让，没有什么是非可言，反而自欺欺人，自省成为无原则的自责了。

人是免不了要犯错误，或做错事的。错了，要能够改正。孟子主张与人为善，如果与人为"恶"，那便是无耻。人应该知耻，知耻才能改过迁善。他鼓励人们改过，改过是为了更好从善。即使自己无过，也有必要学习别人的长处，"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能够吸取别人的长处来行善，也好比同别人一起在行善了。这是积极的进取，也是更深一层的改过。

寡欲、反省、知耻、改过，是孟子进行道德教育最基本的要求，目的正是为了寻找"丧失"了的善性。这些要求是不容易做到的，必须磨炼坚强的意志。在意志锻炼方面，孟子认为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一个人的心志受到折磨，筋骨受到劳累，机体受到饥饿，身子受到困乏，使他的所作所为总是不能如愿，这样才能触动他的思想，坚定他的性格，增长他的才干，从而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唯有如此，才能担任重大的职务，完成重大的使命。

孟子自称他善于"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浩然之气"看来十分抽象又十分神秘。其实，这就如现在所讲的"崇高伟大的理想"一样，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能够自觉地牺牲个人的一切。孟子把进行道德教育，最后与锻炼成为"大丈夫"联系起来，这是值得重视的。

4。教学的要求孟子一生从事教育活动，是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他办学的态度是："夫予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以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办学，学生要来上学的，不拒绝。愿意离开的，不拉扯。只要怀着求学的愿望而来，他都接受。他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自己的最大乐趣。

孟子办学采用的教材包括哪些内容，尚没有见到详细的史料记载。从《孟子》第一篇《梁惠王上》所引用《诗》、《书》的内容，可以推知他还是以儒家的《诗》、《书》、《礼》、《乐》和《春秋》作为基本课程。

孟子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和孔子在教学中一样，都重视因人施教，强调启发。他曾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

①　《孟子·离娄下》。

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朱熹注释这一段话时称："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程度，就要施以不同的教导方法。有的如同及时雨滋润万物一般，让他尽量吸收。有的方法着重培养品德，有的方法着重培养人的才能，有的仅在于回答问题，有的则不作具体指导，让他明白道理自己去努力进取。

在启发诱导方面，孟子采取"引而不发"的方法，引导学生自己思考，自己解疑。教师不能包办代替，"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①学习还需要坚持不懈，他用掘井作为例子，"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废井也"。（《孟子·尽心上》）掘井时，挖了六、七丈深以后，还没有挖到泉水，仍然是一口废井。学习一定不能半途而废，才有学成的希望。

孟子进行启发教学，循序渐进，不是脱离学生的认识和理解能力，不凭教师的主观愿望而求之过急。他用宋人拔苗助长的故事，生动地说明循序渐进的道理，告诫人们欲速则不达，反而要干出蠢事。拔苗并不能助长，非但无益而又害之。孟子主张教学必须由近及远，类比论证，这都是启发学生思考，一步一步扎实前进。否则，就会出现"其进税者，其退速"，同拔苗助长的效果一样。

教师的启发诱导，决不是代替学生思考。学生还应该自觉开动脑筋，观察周围事物，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所学到的东西才不会成为一堆无用的知识。孟子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一个人干着工作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习惯了某些事物却不去了解为什么会这样，一辈子照着它去做而不弄清楚其中的道理，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孟子要求学者不能学而不化，还得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孟子强调学习要持之以恒，反对自暴自弃。"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

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孟子·离娄上》）对于自暴者，不必再同他讲些什么。对于自弃者，也不必再勉强要求他有什么作为。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集中精力并专心致志是取得良好效果的有力保证。

孟子举了下棋的例子，将"专心"与"不专心"分析得很深入。他说，"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奕秋，通国之善奕者也。使弈秋海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孟子·告子上》）下围棋只是一种小技艺，如果不专心致志，也是难以学好学成的。弈秋是下棋的名家，棋艺非常出众，而向他学习棋艺的两个弟子，收获完全不一样。其中一个人学习十分认真，专心致志地听弈秋的讲解。而另一个人虽然也在听讲，心里却想着会有天鹅飞来，准备拉弓发箭去射落它。结果，他虽与别人同受高师的传授，而其棋艺却远不如别人。难道能说他不如人家聪明吗？决不是这么回事。

学习必须专心，是两千多年前孟子从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原则。至今，

①　全句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主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书指《尚书》。现借用于指广泛的书，而特指《尚书》。

这条原则仍旧值得依循。

（四）　荀　子荀子是儒家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儒学中的"德治"并与"法治"相结合，在战国中、晚期，成为孟子以后的著名传经大师和教育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荀子在主持齐国稷下学宫时，吸取了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成果，提出自己唯物主义的论点，也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颇有影响的哲学家。

1。教育活动荀子名况，时人尊号为卿，又称荀卿。因避宣帝刘询讳，西汉人改称其名为孙卿。荀子是战国晚期赵国人，约生于周赧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卒于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仅从他到齐国游学开始记他事迹，有关他的家世和早年经历，已无法考知。据司马迁所记，荀况"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而应劭在《风俗通义·穷通》中却说"齐威王之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来游学"。两人说法不一。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认为应是15　岁。①荀子生活的战国晚期，诸侯列国在长期历经兼并、侵吞后，国数日减，已出现统一的趋势。他游学的齐国稷下学宫，各个学派的争辩也在为齐国统一天下制造舆论和对策。荀子对这种形势发展看得很清楚，他的言行反映了这一时代的要求，并认为齐国堪当此重任。但是齐湣王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民怨沸腾。荀子曾规劝和警告过湣王，但遭到拒绝。荀子深感失望，只得离开齐国到楚国去了。齐襄王时，重建稷下学宫，荀子携徒再次来齐。他在学宫的列大夫中"最为老师"，被尊称为卿，并曾"三为祭酒"，主持学宫事务。他在学宫中制订了一套规章制度，提倡学术辩论人人平等。后来，他因遭到谗言诽谤，只得再次离齐国赴楚国。在楚国，荀子被春申君黄歇任命为兰陵令。有楚人对黄歇进言说，您赐给了荀卿百里地，恐怕会对楚国有危害。春申君因听信谗言，便不敢重用荀子了，继而荀子遭到辞退。荀子无奈，只得由楚国回到家乡赵国。赵成王曾同他讨论过军事问题。荀子也到过秦国，会见过秦昭主和秦国宰相范雎。他曾建议秦国实施"王道"，但当时封建统一战争正在激烈进行，霸道在历史舞台上正高潮迭起，因此，荀子的不合时宜的王道终不为秦用。晚年，他又再到楚国，春申君复任他为兰陵令。公元前238年春申君死，荀子也失去了官职，居住在兰陵，从事著书讲学活动。司马迁说他"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荀子曾写过许多著作，但有的已经散佚。现存《荀子》一书，共有32　篇。据唐杨倞考证，此书文章多为荀子所写，只有《大略》以下六篇，诸如《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等是弟子记述的。

荀子虽然是出自儒门，但可以说他是儒家的改革派，他的学说中反映了不少法家思想。在他所传授的学生中，如李斯、韩非等，都成了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

2。教育主张孟子和荀子，都是儒学大师，也都重视教育作用。但他们对于教育作用

①　《风俗通义校注》（王利器校注）卷七《穷通》第323　页。

的认识却截然不同。孟子从"人性本善"出发，认为人本来就是性善的，后来之所以丧失道德，做出坏事，是由于失去了善性。因此需要加强教育，是为了把善性重新找回。而荀子反对孟子的说法，认为"人性本恶"。他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人之所以能尊尚道德，做出好事，就是由于加强对他们教育的结果，使他们变恶为善。

荀子强调后天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用"人无师法"和"人有师法"，说明为人的两种不同效果。"人无师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人有师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威。云能，则速成。察，则速尽。辩，则速论。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荀子·儒效》）人有师法和人无师法，其思想行为有如天壤之别，正是由于"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人的恶性决不能任其发展，必须采用教育手段来改变它，引导人们走向正道。教育除了能改变人性，而且能使人由贱而贵，由愚而智，由贫而富。因为教育使人获得知识和才能，使人懂得道德，明白礼让。荀子提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这也是对教育的肯定。他在人才培养上，有着独到的观点。能在治国安邦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人，他称为"大儒"。而"大儒"不是天生的，需要经过教育培养，也只有少数人能达到如此高度。学校还需要培养更多的"法士"，他们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发展生产和维持良好风尚的人才。事实也是如此，才学超众，能力超人的尖子总是少数。培养尖子不能成为教育的重点，而众多的治国人才，乃是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应是教育的重点。荀子从当时社会的实际出发，提出培养人才的措施是十分明确的。他也提出了选拔人才的准则："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而王霸之佐也。"（《荀子·君道》）一个有用的人才，如果仅有知识，而没有好的品德，不能使用。道德品行虽好，但没有知识，也不能使用。必须是既有知识又有道德，这才是国家要选用的合格人才。此外，他对人才既不论资排辈，也不论地位高低。"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人才的选用，首先要重视教育培养，再以考核为准则。荀子反对奴隶制的世官世禄制度，他认为，不应该因是出身庶人的子孙，便忽视他的才能，阻碍他"归之卿相士大夫"的行列。荀子从历史发展规律出发，对教育作用充满信心和希望。《荀子》一书，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就是《劝学》。该篇首句就说："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一个人受过教育总要比不受教育强得多，能有所提高，也能有所发展。如同青颜色是从一种蓝草中提炼出来的，但比蓝草原始颜色要青得多。现在我们常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句名言，就是出自荀子的《劝学篇》。人们常用这句话比喻学生的学业超过老师，一代更比一代强。很显然，荀子在教育理论上的高瞻远瞩，是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家中最突出的人物。因此，他教育学说的不少精华，直到现在还很有影响。

3。德育的要求荀子实施的道德教育，要比孔子、孟子进行的道德教育实际得多。他不以培养理想中的"完人"为目的，而着重于现实。这也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要求。

荀子提出的道德行为标准，注重于"礼"，强调"礼"的教育。他认为，"礼者"是强国之本。"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因此在道德教育中，学礼是最为重要的。学礼，要先学《礼》，因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是法律的纲领和准则，法律是依据礼的原则而制定出来的条文，礼与法律两者都是治国所不可缺少的。能把《礼》学好，经书之类，便算学到头了。当然，荀子所说的"礼"，已不同于孔孟之礼，不囿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是跳出了把礼义道德只作为规范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狭隘小圈子，与治国安邦、富国裕民的大事结合起来了。因此，荀子主张道德教育必须与实行法制结合起来，两者不可偏废。"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既有礼义道德的教化，又有法制的约束，则天下一定安宁。

怎样进行道德教育呢？荀子认为，首先要"明礼义以化之"。即对礼义的内涵，要阐讲清楚。从理论认识上，提高道德修养的自觉性。荀子在明礼义方面，往往从正反两方面说明是非。比如，他在《荀子·荣辱》中谈到勇敢，分析了"君子之勇"和"小人之勇"。所谓君子之勇，表现在"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同挠，意为屈从）"。君子为了坚持正义，不怕权势，不顾利害得失。虽然爱惜生命，但是大义凛然毫不妥协。而所谓小人之勇，则"轻死而暴"。他们违反了国家的法制，破坏了社会秩序，轻而丢掉了生命，这完全是轻举妄动，而不是什么勇敢。把道理讲明，再提出具体要求，学生自然容易接受教育了。其次是要重视良师益友的潜移默化作用。荀子说："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荀子·性恶》）反之，与不善者相处，就会受到坏的影响。"今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作伪也，所见者污漫、淫邪、贪利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戳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荀子·性恶》）与不善人常在一起，就易学到败坏道德的行为，直至犯法受刑，还不能自知。因此，对一个人良好道德的培养不能不重视他的周围环境与他相交结的人的影响。

荀子认为，进行道德教育，光凭诵读一般的经书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将《诗》、《书》背得烂熟，只不过是一个陋儒，毫无用处。他主张教育内容还应该包括"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师法就是以良师益友为学习榜样，"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义，并不限于《礼》，必须涉及伦理道德、法制典章、礼仪条文以及当前国家有关的礼法制度等。荀子将礼的作用，提到"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的高度。这个"礼"，在传统的《礼》上是没有记载的。因此，荀子主张的"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既是教育方法也是教育内容。

最后，荀子要求把受到的道德教育贯彻到实践中去。良师益友的默化作用固然重要，最后还得依靠各人主观上的努力和实际行动。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ruǎn，音软，微动）动，一可以为法则。"（《荀子·劝学》）君子学习德行，要真正听进耳朵，牢记心上，行为举止有威仪，日常行动都合乎道德准则。君子的一言一动，都应该供一般人取法。当然，要做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只有不断加强个人的意志锻炼，并持之以恒，才能有效果。"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求能够体现在行动上。知而后行，这正是荀子教育的突出特点。

4。教学的要求从"教"和"学"的角度来衡量，荀子提出的教学论和教育论，其精神是一致的。他要求教者以身作则，而学者要持之以恒。荀子十分强调教师的作用，这很值得我们重视。与此同时，他主张学习是为了应用，这对我们的教学实践也很有参考价值。

教学过程，是指导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荀子认为，整个教学过程，要包括知行的过程。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而困。"（《荀子·儒效》）教师传授的，多半是书面知识，讲解以后，需要指导学生实地观察，观察以后，要加以分析，使学生懂得道理，把听到见到的转化为自己学到的知识。有了知识，再用于实际，能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才算完成了教学过程。反之，如果只闻不见，虽然听到很多东西，一定会错误百出。如果只见不知，虽然见到的东西很多，一定会闹出笑话。如果只知不行，虽然知道的东西很多，却不解决问题，成为一堆无用的知识。荀子提出的教学过程，完全符合人类的认识过程，是非常科学的。人类的认识过程，只有不断推进，才能不断提高认识的广度深度。因此，学习也不能间断。《荀子》第一章《劝学》的第一句话是"学不可以已。"就是学习不允许间断或停止。这是荀子在总结学习经验中提出的科学论断。

在具体指导学生的学习时，则要注意循序渐进，积少成多，教导学生持之以恒。荀子有一段话，至今还被视为教育名言。这就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千里之遥，是一步一步走到的。汪洋江海，是小小的溪流汇聚成的。最强的骏马，一跃也超不过十步之远。但最笨的驽马连跑10　天，也能赶上骏马奔驰的路程。①用刀刻物，如果不能坚持，虽是朽木也不能折断。只要坚持不停地刻下去，即使是最坚硬的金石，也容易雕刻成功。

坚持是必要的，但要目标要明确，方向对头，决不能见异思迁。如果用心不专一，学习也不会有所收获。关于此，荀子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蹞（同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厌其源，开其渎，江河可竭。一进一退，一左一右，六骥不致。"（《荀子·修身》）这段比喻，即形象又生动。跛脚的鳖，一步一步不停地向前爬，也能爬到千里。如果一点一点不停地堆土，也会堆成高山。如果把水源堵塞，却又开出沟渠放水，再满的江河也会干涸。如果要求马匹忽进忽退，忽左忽右地走动，再好的六骥名马，也达不到目的地。

综合荀子所说的上述两段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长期教学过程中，已掌握了两个关键性问题：即方法上的循序渐进和态度上的持之以恒。荀子所总结的教学过程中规律性的问题，是我们在今天的教育和教学工作中值得借鉴的。

在春秋战国的教育家中，荀子是最尊重教师和最重视教师作用的。他认为，尊师并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国将兴，必贵师而

①　参见《荀子·修身》中说的："夫骥一日而千里，驽马十驾则亦及之矣。"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荀子·大略》）对教师不尊重，不能发挥教师的作用，使人产生放纵之心。一旦人们有了放纵之心，接踵而来的是犯法违法，乃至破坏了法律的约束。一旦国家到这地步，便是衰败了。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这已为千百年来的历史所证实。不重视教育，不尊重教师，其后果是难以很好培养人才，难以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国家的安定和强盛，都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因此，荀子的这些话，直到今天还很有现实意义。

荀子尊敬教师，是建立在对教师严格要求的基础上。他提倡"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荀子·致士》）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既要有尊严，又使人敬服，才能为师。要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使人信服，才能为师。传授知识，有条理不矛盾，才能为师。讲解学术理论深入细致，阐述正确明瞭，才能为师。当然，教师要能够做到这四点要求，是需要经过一番努力的。因此，教师受到尊敬，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自身努力的结果。

（五）　韩　非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晚期韩国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史料中很少记载他从事教育活动的情况。可能与他口吃有关。他和李斯同为荀子的学生，但他才能出众，李斯承认自己不如韩非。因此为李斯所忌，终为李斯所害。但韩非虽死，他提出的变法和改革主张，并没有被废弃。他倡导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改革得到实施，形成了一套学吏（或称师吏）制度，促使全国的教育纳入官学的轨道。值得重视的是，在70年代出土的秦简中，非常具体地提供了这方面的翔实资料。

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发掘了12　座战国末至秦代的墓葬，其中11　号墓出土大批秦代竹简，①内容大部分是法律和文书。有些条文，就涉及到学吏制度，是我国教育史的珍贵资料。如《秦律十八种》中的《内史杂》有简文记："非史子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吏是从事文书事务的小吏。简文指出，不是史的儿子，不准到学室里学习，如果有违犯法令的便要判罪。从这些记载可以推知，秦国应已建立学吏制度，而且管理严格，甚至连学室都禁止非学习者进入。在学室中学习的学生，称为学僮，他们主要是学习律法文书。《说文·叙》引汉《尉律》说，"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汉承秦制，可见秦时，为史者，需由学僮考试合格而任用。　11　号秦墓墓主喜，在他自己编写的《编年记》中，曾记载秦始皇三年（公元前244年）喜年19　岁时"揄史"，即19　岁这年进用为史，这与学吏制度是相符合的。这说明，秦始皇统一国家后不久，已经完全推行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学制。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明确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时代不同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等等，都必须随之而进行变革。他不同意孟子鼓吹的"法先王"，反对复古主义。他认为，"今欲以

①　参见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子·五蠹》）先王之教，全是不切实际的说教，所以应该"废先王之教"。而"仁义道德"，无益于国计民生，完全像神巫祷词一样是对民众的愚弄。他主张教育变革，就在于变古，在制度、内容和方法都得改变过去的老一套。

韩非提出的教育变革内容是多方面的。我们仅就学校制度、教学内容和师生等方面，略作介绍：1。反对私学，禁止私学韩非把私学称为"二心私学"。所谓"二心"，就是同国家政府不是一条心，不遵从法令而自作主张。二心私学有碍于法令的推行，必须禁绝。他把私学描绘成是"岩居■处，■伏深虑。大者非世，细者惑下。"办私学者好为食客不为仕宦，他们住在岩洞地穴里，深思计谋，大者诋毁当今，小者欺骗老百姓。可是当局者又不去禁止，反而对他们很尊重，当权者这样做太过头了，更助长了他们的气焰。这些人一再聚徒讲学，传播自己的"杂学"，完全和现行的法令相抵触，甚至造成"群臣为学，门子好辩"。韩非认为这是国家将亡的征兆，非禁止不可。他要求对私学者，"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①私学被禁，各个学派的宣讲活动自然也就无法进行了。这样一来，"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办学方式才能得以建立。

2。以法为教韩非主张"明主之国"。应"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所教的法，只是一些政策、法令。"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使"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韩非子·难三》）这便是韩非的法治教育。历史上凡是开明通达的君主国家，用不着任何书籍文字，只需把法令全都教给老百姓，要求他们能够听从遵守就行了。从这层意义上讲，在秦国，"以法为教"，包括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狭义是指学僮所学的内容，广义则指全国人民共同学习的内容。

韩非并不反对学习，但只限于学习法令。他认为"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应该做到"不期修古，不法常可"。（《韩非子·五蠹》）治理当今之事，不必按照古代的情况办理，不必依循过去的惯例。世间的事情是在变化的，处理的方法也就不能一成不变，教育更是如此。但是，韩非在强调教育改革、强调法治教育的同时，几乎完全否定过去，使改革绝对化，不能有一点对过去历史的继承。他抨击儒家的道德教育，把儒家痛斥为不廉、不惠、不忠、不仁、不义、不智之徒。儒家提倡的"礼乐"，是在引人入邪；儒家讲述的"仁慈"，成了万恶之源。韩非这些主张，就失之偏颇，过于片面了。法家只认定唯有以法治国，用国家的法令政策来统一舆论、统一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的行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这是法家推行法治教育的理论根据。施用强制手段，正是秦始皇实施专制主义的体现，所以受秦国统治者的欢迎。

法与刑是相联系的。最完善的法律，要能使大家都自觉遵守，才起到积极作用。教育人民守法，不能单纯采用规劝和说服，还得配合刑罚，采用强制手段。因为，法治离不开惩处，只有使百姓懂得法令，又了解刑罚，自然

①　战国晚期，"私学"有两种解释，一指与官学相应的私学，即学校。一是私家学术，如各个不同学派。韩非申斥的多指后者。"禁其行"，原句为："有二心私学，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党，又从而尊之，用事者过矣。"（《韩非子·诡使》）

可以去恶务善。韩非说："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韩非子·奸劫弑臣》）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治国手段是正明法，陈严刑。法治教育所传授的也应是知法理刑，知道什么是犯法，将要受到怎样的严刑，使自己的行为不触动刑律。

韩非虽然批判儒家的仁义道德，但并不是不讲道德。在《韩非子·饰邪》中，他用明主应该明于公私之分，人臣应该"去私心行公义"，表达了他提倡的道德准则是"公私不可不明"。几乎把仁、义、廉、恥等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都归纳到"公私分明"之中，这也是法家的道德观。韩非的"以法为教"，同样要求严格区分公和私的界限。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引司马谈的话："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正是进行法治教育的基本精神。在睡虎地秦简中，明文规定为吏者必"审悉毋私"、"审当赏罚"，①做到秉公无私。并且能够"正行修身"，"临财见利，不敢苟富。临难见死，不敢苟免"。②荀子曾经到秦国去实地考察，他说过，"在秦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门，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道而公也。"这与秦简《为吏之道》对照，说明荀子当时见到的是秦实际情况。学吏制度必然也要贯彻尽力守法的精神。秦简所反映的时代，是战国晚期至秦始皇初年时期，正逐渐从诸侯称雄割据状态向中央集权制统一的封建国家转变。大部分简文为颁布的律法和解释这些律法及量刑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解决了对韩非提出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产生的若干疑难问题，例如，儒家教学，有《诗》、《书》、《礼》、《乐》、《春秋》，而法家采用哪些课本，又怎样给学生传授等。秦简中恰恰发现了这方面的内容，既有具体的秦律条文，又有阐述条文的辅导材料。特别是其中有一篇给为吏者讲解应具备的道德品质的课文，叫做《为吏之道》。通过这珍贵史料的研究，什么叫"良吏"，什么叫"恶吏"，两相对照就十分具体明白了。

这批秦简中，有关学法的教材，已经分编为多层次内容，简直成为系统的法学教科书了，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主科教材--《秦律》。这是要求学生必须背诵掌握的。例如关于核验官府物资财产的法律，秦代称为《效》律。《效律》的简就有60　支简，律22　条。在律中凡是提到度量衡器物，则将误差的限度都一一注明。这正是在法律上保证贯彻统一度量衡制度。再如《金布律》，秦时布帛也作为一种货币，用于贸易交换，因此必须统一规格。秦律中有一条："布袤八尺，幅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如果布的质量不好，长宽不合标准的，不得流通。学僮在学室内首先要熟记这些条文，以便日后管理和执行。

二是配合主科的辅助教材--《法律答问》。秦自商鞅变法后，由国君制订并颁布统一政令。有些政令条文的涵义、意图及术语需要作出明确解释，使执行者明确其意，才能正确地行使职权。而这些，是需要中央设置官吏统一进行解释的。秦简中抄录的《法律答问》，所解释的是秦律中的主体部分，

①　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②　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即刑法部分。解释范围很广，包括了诉讼程序的说明。其中有关术语的剖析，简单明了，作为辅助教材，是相当不错的。如解释什么叫做"不直"，什么叫做"纵囚"时，简文说："论狱何谓，"不直"（不公正）？何谓"纵囚"（放走罪犯）？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当论而端弗论，及■其狱，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就是说怎样判案称为"不直"？怎样称为"纵囚"？罪应重而故意轻判，应轻而故意重判，称为"不直"。应当论罪而故意不论罪，以及减轻案情，故意使犯人够不上判罪标准，称为"纵囚"，把界限讲解得十分明确。

三是相当于实习的教材--《审理过程》，①即案件的具体处理。秦简中有《封诊式》，全篇共98　支简，抄录了不少案件处理的具体实例。内容除了调查、检验、审讯等过程的文书程式，还特地列举了不同案件的审理办法。如审理案件时，首先要求对案发的情况作详细记录。在现场记录时，还要善于观察，找出疑点，这是令史的职责。简文中还记录了一桩某人被杀的现场调查情况，不仅现场观察仔细，而且还有推断。这份记录，依照检验顺序，先记什么，再写什么，次序分明，不是杂乱无章，而且对有些重要数据和情节毫不遗漏，可以看出记录者有深厚的办案基本功。调查以后，便要进行审讯。简文明确提出审讯的一些要求，并把审讯的程序交代得非常明白，连注意事项也一一列具清楚。这份《案件审理过程》，与秦律相配合，是秦代治狱的一份经验总结，可以作为一份极好的"实习"教材。

秦律条文、法律答问和案件审理过程，三部分构成了学法的整体，尽管这些教材还不是全部，但是已具备了学法的基本要求。

3。以吏为师周代奴隶主贵族所办的官学中，教师都是由政府官员兼任的，"以吏为师"早已有此制度。韩非继商鞅之后，推行这项吏师制度，并不是要回复到周代的学官做法，而是因为儒、墨之师，只会讲授六经六艺或兼爱非攻，至于传授法令政策，必须由国家官吏担任。在地方上，县属令史之类的小吏，他们办理文书、档案、书记等杂务，都能担任吏师。史，是一种通称。秦代对史的资格审查非常严格。秦律的《内史杂》中有两条规定：一是"下吏能书者，毋敢从史之事。"下吏是指某种罪犯，即使他们能够书写，也不准作史的事务。二是"侯（候）、司寇及群下吏毋敢为官府佐、史及禁苑宪盗。"侯是一种被用以伺望敌情的刑徒。侯、司寇以及众下吏，都不准作官府的佐、史和禁苑内的宪盗（一种捕盗的职名）。另处还有一条"令□史毋从事官府"。犯过罪的史，虽经赦免也不准再在官府供职。这些规定，保证了师资的质量。从秦简《编年记》来看，11　号秦墓墓主喜生前曾经做过安陆御史、令史、鄢令史，并审理过刑法案件。从墓内又随葬有《秦律》、《法律答问》和《为吏之道》等简册来看，可能死者生前就担任过吏师，传授政策律法。墓中随葬的简册，可能就是他亲自编抄的一部分教材，其中不少案例，应是补充教材。秦始皇曾要求赵高向二世胡亥传授法律，他应是秦代的最高级的吏师了。学吏的学僮称为"史子"，即是史的儿子，也有人认为是史的学徒弟子。史子有专门学习的地方，叫做"学室"，相当于学校的教室。学室是个管理严格的学习场所，不准一般人随便出入。非史子不能进入，即使经过赦免的

①　秦简中的《封诊式》，出土时成卷放在死者头部右侧。《封诊式》是总题，另有小标题如《治狱》、《讯狱》和《盗马》、《争牛》、《告臣》、《告子》等案例。"审理过程"则是本书作者所加。史也不能进入。如果违犯，就会"犯令者有罪"，加以追究查处。这些规定，可能与教师讲解的内容有关。如介绍治狱的案例，因涉及保密问题，需要加强管理。此外，严禁史子以外的人进入学室，也提高了官学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威严性。

史的学徒弟子，是得到政府照顾的。为了使学吏者能安心学习，可以免除服役。同时，又制订了一些法律，防止乱收学僮。一是不准将不合史子要求的人收留下来，逃避服役。如规定："县毋敢包卒弟子，尉赀二甲，免；令，二甲"。这是说，如果县里把军士收留为学吏弟子，那么，违犯的县尉罚兵甲二副，免职。县令则罚兵甲二副。二是不准随便给史子除名。秦简有《除弟子律》称，"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审皆耐为候。使其弟子赢律，及笞之，赀一甲。决革，二甲。"这是说如发现不适当地将弟子除名，或任用保举弟子不当者，都要剃去须鬓（即耐刑），充当伺望敌情的刑徒（候）。如果役使弟子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并且鞭笞他们，就得罚一副兵甲。要是打破皮肉，则罚二副兵甲。这一条规定，恰恰使我们从侧面了解到，作为史子就有名籍，这如同入学注册一样。学习不好或犯了错误，可以除名。吏师有权役使弟子，必要时还要体罚，吏师也应是严师。秦律之所以列出《除弟子律》，很可能因当时县史对弟子役使过度，才不得已加以限制。但这也说明能进学室作一名史子，他的社会地位已经不低了。这些对年轻子弟们，应是很有吸引力的。

韩非强调教育改革，重视法治轻视德治，并大力提倡法治教育，是法家的一贯主张。自商鞅起，法家的这些主张一直坚持下来。到了韩非时期，法令政策更加完备，法治教育实际上已成为法制教育。这在中国古代教育上是独特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七、结语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春秋战国这一阶段的历史的研究，特别是有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各个学派教育思想的探讨，教育理论的剖析，教育方法的整理，一直列为重要课题，并已发表不少文章和著作。但对这个时期的一些较为重大的问题，如变革中的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的关系，官学和私学各自发展的情况等等，则论述不多。而学校制度的变动，是教育变革的脉搏。只有全面地了解学校制度的变化，才能掌握春秋战国时期这段教育史的实际意义，才能理解这段时期教育变革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因此，本书试图从历史进程中来探讨学校制度的变动，从学校制度的变动中来探究其深远意义，以期为读者了解春秋战国教育大变革的全貌，提供一条显明的线索。也许古代的一些教育实践和经验，对于今时的教育，还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教育史所涉及的方面较广，包括学制课程、学校管理、教师、学生，成绩考查和奖惩以及教育家和他们的教育思想等。已出版的教育史著作，尚缺乏集诸多方面为一体的综合介绍，尤其是以春秋战国为阶段的，几乎没有类如的论述。本书的第五部分，列举三个实例，即孔子的私学、齐国稷下学宫和管理学生的学则《弟子职》，就是试图将私学和官学中有关课程、教师、教学和学生管理等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从而使读者对春秋早期初起的私学及战国中期恢复的官学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

有些教育史著作，偏重教育家生平和他们的教育思想的评介。应该说，这是教育史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怎样将教育家的一些教育主张，通过史实从教育实践中体现出来，也应是不可缺少的研究课题。例如韩非，他是著名的法家教育家，他提出的学吏制度，在战国末期是一项重大的学制改革。但过去出版的教育史著作，在介绍他"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主张时，每每提及其有关思想、原则，却没有付诸实施的具体事例。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记录了不少与学吏制度有关的具体做法。这是在韩非死后，秦国大力推行学吏制度的真实记录。本书则对这些新史料加以论述，从而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秦灭六国前后，对教育开始实施的严格控制。这样，在介绍韩非的教育思想时，就有了客观的文字实物资料为依据。因而我们对韩非教育思想的评价，可能要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在教育家介绍的一章中，我们没有列入老子和庄子。春秋战国时期，他们是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不过，与其说他们是伟大的教育家，不如说他们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教育活动，有关他们教育实践的经验也鲜见史籍记载。因此，本书对他们就不作特别介绍了。

春秋战国 第019卷 春秋战国文学史

【本卷提要】

《中国春秋战国文学史》以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为基础，以文学自身的特征与发展为线索，分别叙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文学发展的状貌、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其中包括《诗经》、《楚辞》、历史散文、哲理散文等方面的重要内容。

春秋战国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诗经》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开创了我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楚辞》创建了以古代南方民歌为基础而形成的新诗体，以这种诗体写出伟大诗篇《离骚》的屈原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风与人格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著作开创了我国古代直书无隐的优良史学传统；在百家争鸣基础上形成的诸子著作，不仅闪烁着璀璨的思想光辉，而且表现出不同的文学风格，影响到后世思想与文学的发展。

一、春秋战国文学概述研究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学，一定要与其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才可看得清楚。法国文学史家朗宋在《论文学史的方法》一文中说："一个民族的文学，便是那个民族生活的一种现象，在这种民族久长富裕的发展中，他的文学便是叙述记载种种在政治的社会的事实或制度之中，所延长所寄托的情感与思想的活动，尤其以未曾实现于行动的想望或痛苦的内心生活为最多。"①这就是说，人类的文学本是人类社会发展在人们精神领域的一种形象的、情绪的、理想的反映。因此，研究文学的性质、状貌及其对人生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也应该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某种文学形式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

（一）　历史背景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发展过渡的社会剧变时期。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姬宜臼迫于内忧外患，从镐京迁都洛邑，从此，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这对周王朝来说，自然有些悲哀；但对中国社会来讲，却是一种进步。从此，封建势力应运而生，诸侯之间霸主兴起。开阡陌，兴私田，奠定了他们的经济基础；"挟天子以令诸侯"增添了他们的政治荣耀。春秋中叶，鲁国实行"初税亩"，标志着封建土地制度的诞生。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奴隶的逐渐解放，作为诸侯家产的私田逐渐超过周天子赏赐的公田。终于由以国家土地公有制的奴隶社会转化为以领主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约在公元前四世纪之际，韩、赵、魏三家分晋，中国社会又进一步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春秋称霸时期发展到周天子失去"共主"地位的战国争雄时期。一时，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争雄，驰骋于历史舞台。西汉政治家贾谊在《过秦论》中以秦国兴亡为线索，生动地概括了战国时期各国激烈争斗的历史状貌：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奉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蒙故业，因遗册，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纵缔交，相与为一。

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纵离横，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对新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曾经这样热情地赞扬："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

①　转引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原序》，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一批有理想、有才华的人，顺应历史潮流，风起云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样，在资产阶级兴起的千年之前，当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当时，西方的希腊文明与东方的先秦文明相辉映，构成了人类智慧史上的第一次大高潮。正如史仲文、胡晓林先生所说：雅典娜自海上来，向着欧罗巴微笑；太阳从东方升起，发出和熙自然之光①。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相对应的，有中国的孔丘、老聃、墨翟、孟轲、庄周、荀卿、韩非等哲学代表人物。他们如灿烂的群星照耀在古代西方和东方的天宇。历史不仅造就了时代的哲人，而且造就了一代文化，造就了从某一角度反映时代与文化风貌的各种文学作品。总之，正是这种伟大的历史变革，成为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

（二）　文化风貌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总和，是文学生长发育的土壤。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教育的解放与文化的繁荣发展，正是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有利条件。

西周以前的统治思想是神权至上的观念。人们认为天或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而王则是天或上帝的代表。奴隶社会的崩溃引起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士阶层的"百家争鸣"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老子讲天即"自然"；孔子讲"爱人"，讲"泛爱众"；稍后，子夏讲"四海之内皆兄弟"；战国时，墨子讲"兼爱"；许行讲"并耕"；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直到荀子，讲"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提出"治乱非天"、"人定胜天"的命题，为法家奠定了"以法制国"的理论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和哲理散文，正是这种思想变化在人事上和理论上的反映。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化为贵族所垄断；春秋以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文化教育相对来说得到普及，从而为造就人才创造了条件。孔子"有教无类"，相传"弟子三千"，其中有子贡那样的富商，也有像颜渊、原宪、子路等家境贫寒的人。战国时代，各国王侯纷纷罗致人才，"尊贤礼士"，让他们为自己出力，这就是所谓的"养士"。在这社会巨变的历史之中，各国诸侯卿相争相"养士"，特别是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几位贵族公子，门下食客多至二、三千人，甚至鸡鸣狗盗、引车卖浆之徒，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且讲究信义，莫不以礼相待。这些士子，为主人献计献策，在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尽现才华，演出一幕幕生动的历史话剧。这些话剧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散文与哲理散文中都有生动的反映。文化教育的相对普及和"士"阶层的兴起，又促进了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的发展。

从汲县古墓中发现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逸周书》等史书来看，有学者推测，当时已有了土生土长的讲唱文学①。《战国策》对当时齐

①　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世界思想家文库》，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人类智慧上的三次大高潮》（代序）。

①　参见徐北文《先秦文学史》，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03　页。

国都城临淄的描写也可以作这一推断的旁证：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臃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战国策·齐策》从前的城市，不过是奴隶主的防御堡垒和贵族们的生活场所；这时的城市，则发展为全社会的政治、文化、交通、工贸、娱乐中心。像临淄这样的繁华都市，还有魏国的大梁、赵国的邯郸、秦国的咸阳等各国之都。这种百业汇集的城市为文学的发展创造了社会物质条件。

（三）　文学概况春秋战国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诗经》、《楚辞》、历史散文与哲理散文，无不成为后世文学的鼻祖与楷模，对后世文学乃至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虽然作为现代文学的概念--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当时尚未齐备；但其中的两种形式：诗歌与散文已取得伟大的成就，另外两种形式：小说与戏剧已经开始萌芽。

《诗》或《诗三百》--后世尊称的《诗经》，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公元前11-公元前6世纪）大约500年间的305　篇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生动而形象地看到当时社会的历史生活状貌，特别是当时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尤其是丰富多采的爱情生活。这部以四言为基本形式的诗歌总集，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楚辞》是中国古代的另一部诗歌总集。它的特点是长于铺陈抒情，富于浪漫想象，诗句中多以"兮"字舒缓语气。楚国诗人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离骚》是楚辞的名篇。《九歌》是经屈原加工整理过的一组祭神歌曲，从闻一多的研究成果看，它又可看作是一部神人相恋的歌舞组剧；因此，也可以从中看出中国古代歌舞戏剧的雏型。从诗体形式看，《楚辞》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的句式，建立了一种长于抒情与铺陈的诗歌新体裁，标志着中国文学史上诗歌形式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散文，无论是历史散文还是哲理散文，从实质上讲均属于学术著作的范畴。但同时也可以看成文学作品，其中的有些作品如《庄子》、《战国策》等书，文学形象更为突出、生动。

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有《左传》、《国语》、《国策》。《左传》以《春秋》为纲记叙历史，是一部以纪年为线索的历史、文学巨著，在叙事和描写战争方面最为突出。《国语》是春秋时代的国别史，多为质朴的语言。《国策》又名《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的策士言论，多有生动文章。另有《晏子春秋》，虽成书较晚，但内容则为春秋时代齐国政治家晏婴从政的故事，类似后世小说。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已从远古三代时期古奥棘涩、佶屈聱牙的《尚书》"诰"、"命"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长于叙事和略有人物描写的散文风格，成为后世史学与文学的滥觞。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主要有儒家的《论语》、《孟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属于儒家的《荀子》以及法家的《韩非子》、杂家的《吕氏春秋》等。从文学角度看，《论语》雍容和顺，迂徐含蓄；《孟子》灵活善譬，气势充沛；《庄子》想象丰富，奇气袭人；《荀子》层次清晰，论断缜密；《韩非子》锋利峭刻，说理透辟。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哲理散文，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乃至诗歌、辞赋、小说、戏剧的取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　《诗经》（上）

《诗经》是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形成于周代社会的春秋时期。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山之作，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典籍。对后世诗文创作乃至文化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诗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一）　产生《诗经》的社会基础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

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史记·货殖列传》）。由此可知，周代已是一个农业社会。这里所讲的虞夏之贡虽不可信，但周代的祖居之地宜于农业却是实情。这从"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来看，周族确是靠着农业而兴盛发展起来的。《豳风·七月》则完整地叙述出一年之中的农事活动与当时社会的等级压迫关系。另外，在《诗经》中的《南山》、《楚茨》、《大田》、《丰年》、《良耜》以及《周书》内的《金滕》、《梓材》、《康诰》、《洛诰》、《无逸》等篇中，都有农事的记载。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宗教信仰与社会政治融为一体。这就是《诗经》中为什么会有许多祭祀性颂诗与雅诗的社会基础。宰我曾问孔子何谓鬼神，孔子回答说："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并且进一步解释："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官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返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礼记·祭义篇》）以此了解《诗经》中的颂诗、雅诗，便可以得其要领。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这时可称为周代的黄金时期。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经》，就整体而言，正是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社会历史特征。我们研究《诗经》，首先要注意产生《诗经》的历史社会基础。

（二）　《诗经》的思想内容《诗经》共收入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的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算在内），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风"为民间歌谣，其内容多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记事抒情之作。古人说"秦风"、"魏风"、"郑风"正如我们今天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一个意思，都是些具有地方色彩的民间小曲。"雅"为正乐，用于朝廷贵族的宴飨场所，多为贵族所作。"颂"是宗庙祭祀时用于娱乐神祇和祖先的舞曲。通观其全部歌词内容，则可以生动地看出周代社会的生活画面及其历史进程。其内容有：1。周部族的史诗《诗经》中有五篇周部族的史诗。

《生民》是一篇描写周族始祖后稷从天而降的具有神话色彩的诗篇：后稷的母亲叫姜嫄，她因为没有儿子而祈求上帝，结果踏着了上帝的脚拇指印而怀孕生下了后稷。后稷出生时非常奇怪，母亲生产顺利，母体不破不裂，于是姜嫄发生了怀疑和恐惧，把他扔了，结果发生了惊人的奇迹：诞寘之隘巷，　把他扔在胡同里，牛羊腓字之。　牛羊一起来喂乳。

诞寘之平林，　把他扔在树林中，会伐平林。　恰巧有人来砍树。

诞寘之寒冰，　把他扔在寒冰上，鸟覆翼之。　鸟儿展翅将他护。

鸟乃去矣，　鸟儿飞去了，后稷呱矣。　后稷哇哇哭。

实覃实讦，　哭声又长又洪亮，厥声载路。　大路上听得满清楚。

后稷长大后懂得除草、下种，不断增加农作物的品种，并且能划分田亩计算，他的农艺非常出众：■之荏菽，　他去种大豆，荏菽旆旆。　大豆颗颗肥。

禾役穟穟。　满田谷穗个个美。

麻麦幪幪。　麻和麦子盖田野。

瓜瓞唪唪。　大瓜小瓜长成堆。

由此可见，《生民》反映的正是人们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母系氏族时代的影子。关于种植庄稼的描写，显然是补充了后代农业生产经验写成的。但从总体上看，则是反映了古代人民征服自然的意志，反映了古代人对劳动生产的敬爱。

《公刘》是歌颂周族远祖的诗篇。据《史记·周本纪》说，公刘是后稷的曾孙，未必可靠，但是周族的一位领袖无疑。诗中写出周族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全族在有邰这个地方生存困难了，于是公刘就率领部族浩浩荡荡向豳这个地方进发。诗中写公刘到豳后察看地形的风度是：陟则在■，　他登上山冈，复降在原。　他又下平川。

何以舟之？　他身上有什么佩件？

维玉及瑶，　有那玉石和琼瑶，鞞琫容刀。　装璜着他腰间的大刀。

诗中写公刘率领部族开荒：既景乃冈，　观测日影上山冈，相其阴阳，　看哪处背阴哪向阳，观其流泉。　看山泉流到哪地方。

然后是群众开荒的场面：其军三单，　三军人马轮班忙，度其隰原，　测好低洼大草地，彻田为粮。　开成田亩种食粮。

度其夕阳，　开完东田测西坡，豳居充荒。　豳人真是田地广！

诗中写随公刘迁豳的人团结奋斗、安居乐业："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而公刘也自然成为受部族爱戴的领袖。

《緜》是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从豳迁至岐山之下，开荒聚众、建立国家的诗篇。据孟子说，古公亶父是因受狄人侵扰、威胁，才南迁岐山之下的。诗篇写古公亶父在豳的漆水旁时，住的是土洞土窑，没有房屋，后来他来到岐山之下视察地形，发现："周原■■，堇荼如饴"--周原是一片肥油地，苦菜也长得甜如蜜。于是决定在此定居下来，开始定疆界，筑水渠，开田亩，修宗庙，建宫室。诗中描写建筑动工的场面，非常有声有色：捄之陾陾，　盛土运土沙沙沙，度之薨薨，　填土倒土轰轰轰，筑之登登，　■土筑土登登登，削屡冯冯，　削土切土砰砰砰，百堵皆兴，　百堵垣墙齐动工，■鼛鼓弗胜。　大鼓声也无法入耳中。

廖仲安先生在《中国诗歌史》（中华书局版）中说："这是带着原始色彩的劳动交响曲，充满着热情、紧张、流汗的活动。周人从住土穴土窑到能够建筑房屋，这当然是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这个生动紧张的劳动场面，正说明周人对新的生活方式是满意和高兴的。诗里又写到周人赶走了混夷，调解了邻国的纠纷，选定了内政、外交、军事方面的臣僚，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国家，说明周人到这时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的初期。"（见原书23　页）《皇矣》写古公亶父传位给小儿子王季，王季又传位文王，文王又伐崇伐密，开拓了疆土。诗中写密人侵犯周的邻居阮国，周文王借机出兵阮国和密人作战，取得了胜利：依其在京，　文王发动京地兵，侵自阮疆。　平密自阮回大营。

陟我高冈，　登上我山四处望，无矢我陵。　谁敢陈兵我山陵？

我陵我阿！　是我山呵是我陵！

无饮我泉，　我泉没敌饮马声，我泉我池！　是我泉来是我城！

度其鲜原，　测度那山地平原，居岐之阳。　它在岐山的东南，在渭之将。　它在渭水的侧中。

万邦之方，　周为诸侯树榜样，下民之王。　统管天下众百姓。

《大明》写周武王伐殷的牧野之战，也写得气宇轩昂：牧野洋洋，　牧野平原宽茫茫，檀车煌煌，　檀木兵车亮煌煌，驷騵彭彭。　驷马膘肥筋力强。

维师尚父，　车上坐着姜尚父，时维鹰扬。　好比雄鹰高飞扬。

涼彼武王，　他辅佐那周武王，肆伐大商，　大举出兵伐殷商，会朝清明。　黎明一战殷商亡。

大致说来，古公亶父迁歧是周族兴盛的开始，后经文王姬昌的经营开发，国力逐渐强大，至武王牧野一战，最后灭殷，夺得天下，中国社会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朝代。这五首近似史诗的作品，在篇幅结构上虽然当不起波澜壮阔，但在《诗经》中气象规模确实是比较壮大的。

2。　有关周公东征的诗周武王灭殷后不久因病身亡，由其子成王即位。因成王年幼，由武王的同母弟周公旦摄政。皇族内部疑心周公篡位，殷的后裔武庚便乘机联合东方旧属徐夷、淮夷、奄等国起来造反；武王原先派来监视殷人的管叔、蔡叔、霍叔也参与叛乱。这样，周公不得不出兵东征。战争经过三年，平定了叛乱，杀了武庚和管叔，贬黜蔡叔、霍叔，攻灭奄等十七国，又把殷的顽民迁到洛阳附近。《诗经》中直接写周公东征的诗是《豳风》中的《破斧》和《东山》。此外，反映东征以后西周和东方诸侯之间矛盾的有《小雅·大东》。

《豳风·东山》是《诗经》中的著名抒情诗。主人公是一位跟随周公作战三年退伍回来的士卒。全诗四章，每章开头都这样反复咏唱：我徂东山，　打我远征到东山，慆慆不归。　一别家乡好几年。

我来自东，　今儿打从东方来，零雨其濛。　毛毛雨儿尽缠绵。

在这个阴沉忧郁的背景下，他想到了自己从此可以不再当兵，想到了这几年离家后家园的荒凉景象，想到了妻子的叹息与对自己的怀念，甚至联想到他们的甜甜蜜蜜的新婚情景：仓庚于飞，　记得那天黄莺忙，熠熠其羽。　翅儿闪闪映太阳。

之子于归，　那人过门做新娘，皇驳其马。　马儿有赤也有黄。

亲结其樆，　母亲给她结佩巾，九十其仪。　种种仪礼都恰当。

其新孔嘉，　回想新婚真够美，其归如之何？　不知重逢怎么样？

这些从内心深处闪耀出来的带着光明、温暖色彩的感情，和那阴沉的"零雨其濛"的背景，正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这里流露着人民对乡土的眷念，对和平生活的热爱。这正是劳动人民那种伟大的、深厚的、纯朴的思想感情。《豳风·破斧》则从侧面反映出战争的残酷和人民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既破我斧，　砍坏了我的斧头，又缺我斨。　又砍缺了我的斨。

周公东征，　周公带兵远东征，四国是皇。　利用军威振四邦。

哀我人斯，　可怜我们小兵啊，亦孔之将！　死里逃生真够呛！

《小雅·大东》表现了被征服的东方殷人、奄人对周王朝的痛恨。周公东征胜利之后，封太公姜尚于齐，封自己的儿子伯禽于鲁，加强对殷人、奄人的控制。《大东》的吟咏者看到平坦的周道上达官贵人们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而东方人的财富却从这条周道上运往西方，于是发出"小东大东，杼柚其空"的感叹--远远近近东方邦，织机一样搜刮光！诗人又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进行对照描写：东方人的子弟们百种劳役都要担任，累死苦死无人慰问，而西方周人的子弟却可以穿着鲜亮照人的锦衣，穿着又轻又暖的熊裘。诗人想寄希望于上天，但看着天上的星星，心里更愤恨不平：维南有箕，　南边有座箕星，不可以簸扬。　不能拿来簸糠。

维北有斗，　北边有座斗星，不可以挹酒浆。　不能拿来舀酒浆。

维南有箕，　南边的箕星，载翕其舌。　舌头不能伸长。

维北有斗，　北边的斗星，西柄之揭。　柄儿长在西方！

这是多么新奇的想象与沉痛的控诉。杨公骥先生在《中国文学》讲义上说这首诗为殷代遗留下的巫人所作，是有一定道理的。

3。周代的农业劳动诗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文明古国。这一特征在《诗经》中也得到具体反映。不仅在具有民族史诗性质的篇章如《大雅·生民》中有关农业生产的生动描写，而且在"颂诗"、"风诗"中也有反映中国古代社会农业生产情形的重要篇章，如《周颂·噫嘻》中就写着两万个奴隶在三十里长的大面积土地上用耦耕方式播种春耕的壮阔情景。

《周颂·良耜》写农业劳动的全部过程：播种、收割、收藏、祭祖。其中写收获收藏的情形相当生动：荼蓼朽止，　薅下野草烂掉了，黍稷茂止。　地里庄稼长茂了。

获之挃挃，　割起庄稼刷刷响，积之栗栗。　粮垛高高堆满场。

其崇如墉，　高得好像小土山，其比如栉。　密得好像篦子样。

以开百室，　打开仓房上百间，百室盈止，　百间屋子装满仓，妇子宁止。　女人孩子乐安康。

《豳风·七月》却从奴隶们的立场描写一年四季的沉重劳动和无衣无褐的痛苦生活：正月里忙着修理农具；二月和全家老小一起下田春耕，忙得饭都顾不上回家吃，还要把汤饭送到田头上；三月里男子修桑条，女子采桑叶；在夏季，诗中正面提到的劳动不多，但我们可以想到男人们得忙着除杂草，女人们要养蚕、摘茧、抽丝；秋季里，七月要摘瓜，要煮葵菜和豆角；八月要收庄稼，割芦苇、打枣、收葫芦；九月要垫场、晒谷、收麻子；冬季里，十月要把打谷场晒好的早谷、晚谷、黄米、高粱、豆、麦、芝麻替贵族们送入粮仓，然后还要替主人做酒、修房屋；冬月要打貉子，捉狐狸，替公子们做狐裘；腊月得聚会起来习武打猎，打得的大个儿野猪也得献于"公堂"，此外，还得在河里替主人取冰。这时候，老爷们粮食有了，酒浆有了，新房子筑好了，锦衣狐裘穿上了，山珍野味齐全了，还要奴隶们去到公堂上斟满酒齐祝一声"万寿无疆"！而终年不得停闲的劳动者们，六月吃的是山楂、野葡萄，七月吃南瓜、倭瓜，八月吃葫芦，九月吃苦菜，到冬天随便用泥土塞塞破漏低矮的茅屋，饥寒交迫，勉强度日，难怪他们要发出"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抗议呼声了。

《豳风·七月》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起兴，反复咏唱，感人至深。"流火"指火星，意思是：七月火星向西移，九月授布做寒衣。然而事实上却是"无衣无褐"，这就突出了诗篇的悲剧气氛。即使是在阳春三月的劳动天地里，也隐藏着奴隶们心底的忧伤：春日载阳，　春天里好太阳，有鸣仓庚。　黄莺儿叫得忙。

女执懿筐，　姑娘们拿起高筐筐，遵彼微行，　走在小路上，爰求柔桑。　去采养蚕桑。

春日迟迟，　春天里太阳慢悠悠，采蘩祁祁，　白蒿子采得够，女心伤悲，　姑娘们心里正发愁，殆及公子同归。　怕被公子带了走。

全诗中有许多季节气候知识，农作植物和野生植物知识，家畜和野兽的知识，反映出当时的生产水平。这些社会生产的文明成果与奴隶成年的生产劳动和当时社会上下的生产关系交织在一起，便构成一幅完整、生动而深刻的周代社会生活画卷。这首国风中最长的诗篇可以看成古代社会叙事诗的典范。

在反映农业劳动的诗篇中，也有表现欢快情绪与自豪感情和反对剥削的可贵篇章，如：《周南·芣苢》、《魏风·伐檀》、《魏风·硕鼠》便是著名的篇章。

《周南·芣苢》是妇女们在采集芣苢时合唱的小调。芣苢又名车前子，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椭圆形的叶子，春天在几寸高的花茎上开着紫色的小花，夏天结子。古书上说车前子可治妇女不孕之症。难怪妇女们要这样高高兴兴地采集车前子了：采采芣苢，　车前子儿采呀采，薄言采之。　采呀快去采起来。

采采芣苢，　车前子儿采呀采，薄言有之。　采呀快快采起来。

像这样简单的歌词儿，重复了三章。全诗十二句只更换了六个动语：从"采之"、"有之"，到"掇之"、"捋之"，再到"掇之"、"捋之"、记载了欢乐采摘到满载而归的劳动过程。这种劳动歌曲，如同打夯歌、船夫曲一样，呼声和节奏的意义比文字的意义更为重要。劳动者借此调整节奏，鼓舞情绪，表现出热烈的劳动场面。

《魏风·伐檀》是代木工人劳动时的自豪歌唱与对剥削者的强烈抗议：坎坎伐檀兮，　丁丁当当来把檀树砍，寘之河之干兮，　砍下檀树放河边。

河水清且涟漪。　河水清清纹儿象连环。

不稼不穑，　栽秧割稻你不管，胡取禾三百廛兮？　凭什么千捆万捆往家搬？

不狩不猎，　上山打猎你不沾，胡瞻尔庭有悬廛兮？凭什么你家满院挂猪貛？

彼君子兮，　那些大人先生啊，不素餐兮！　可不是白白吃闲饭！

这是诗篇的第一章。如此反复咏唱，表现出劳动人民的深刻认识与强烈感情。两千余年后，我们的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斗争地主时候的呼声："你手搭心头问一问，你好吃好穿凭的甚？"仍是一脉相承的感情。

在《魏风·硕鼠》里，劳动者觉醒已发展到对美好理想的追求：硕鼠硕鼠，　土耗子啊土耗子，无食我黍！　打今儿别吃我的黄黍！

三岁贯女，　整整三年把你喂足，莫我肯顾。　我的死活你可不顾。

逝将去女，　老子发誓另找生路，适彼乐土。　明日搬家去到乐土。

乐土乐土，　乐土啊乐土，爰得我所。　那才是我的安身之处。

诗中所追求的"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固然是一种空想，但这种积极的理想追求一直是过去时代劳动人民反抗剥削与压迫的鼓舞力量。

4。有关对外战争的诗西周时代和周室对立的外族，西北有■允、东南有淮夷、徐夷。其中■允最强，对周的镐京威胁最大，周懿王曾被迫迁都犬丘。"小雅"中的《采薇》、《六月》就是写征伐■允的篇章。"大雅"中的《常武》、《江汉》则是关于征伐淮夷、徐夷的诗篇。

《汉书·匈奴传》说："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既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允之故。。"这里指的就是《小雅·采薇》。这首诗是戍边士兵久役归乡时所作的歌。歌中尽诉戍边士兵饱尝边役之苦及思念家乡的心情，但也表现出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反抗异族侵扰的战斗激情：彼尔维何？　那树白花是什么？

维常之华。　那是棠棣梨树花。

彼路斯何？　那挂大车是谁的？

君子之车。　那是将军的车和马。

戎车既驾，　兵车已经准备好，四牧业业。　四匹公马多高大。

岂敢定居，　我们哪敢说定居，一月三捷。　一月三战不卸甲。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常年出征在外，都是"■允之故！"《小雅·六月》是周宣王时代的诗，诗中写出："■允匪茹，整局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允■允真不弱，公然屯兵在焦获。想要侵犯镐和方，进军已经到泾阳。）在这样危急的形势下，周宣王派尹吉甫匆匆出兵，才把■允赶到现在的太原。

《大雅·常武》是周宣王征伐徐夷的诗：王旅啴啴，　王师滔滔洶洶，如飞如翰，　快得像鹰隼飞腾，如江如汉，　多得像江汉洶涌，如山之苞，　像山岳不可动摇，如川之流，　像浪潮不可阻挡。

绵绵翼翼，　多么浩浩荡荡，不测不克，　不可测度不可抵抗，濯征徐国。　又开始远征徐方。

表现出周朝王师的浩大声势。

《大雅·江汉》写周宣王征伐淮夷，声势非常壮阔：江汉之浒，　在江汉的水边，王命召虎：　王命令召公虎：式辟四方，　开辟四方地域，彻我疆土，　治理我们的疆土，匪疚匪棘，　不要乱不要急，王国来极。　王国法度要遵依。

于疆于理，　于是划地界，定疆埸，至于南海。　一直到南海的边际。

战争的精灵是士卒。《秦风·无衣》反映出士卒在赴敌之前的那种互助友爱、同仇敌忾的精神：岂日无衣？　谁说没有衣裳？

与子同袍。　斗篷伙着披，我的就是你的。

王于兴师，　国家出兵打仗，修我戈矛。　且把武器修理。

与子同仇。　一个敌人，你的就是我的。

岂日无衣？　谁说没有衣裳？

与子同泽。　汗衫伙着穿，你穿就是我穿。

王于兴师，　国家出兵打仗，修我矛戟。　咱们修好枪杆。

与子偕作。　大伙起来，你干我也要干。

班固《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说，秦国所在的陕西、甘肃一带，"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尚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这种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精神，至今仍有感人至深的鼓舞力量。《鄘风·载驰》是卫戴公的妹妹许穆公的夫人所作的一首爱国诗篇。公元前660年，卫国被狄人破灭，由于宋国的帮助，卫国君民才在漕邑托身。许穆公夫人听说祖国遇难，提出向大国求援的计划，但是遭到许国大夫们的阻挠。这使她非常气愤：既不我嘉，　即使你们都说我不好，不能旋反。　你们也不能把我扭转。

视尔不臧，　比起你们不高明的主张，我思不远？　我的眼光难道不长远？

接着，她斥责了那些轻视妇女意见、自以为是的许国大夫：陟彼阿丘，　爬上阿丘高高的山坡，言采其蝱。　山坡上采些儿贝母。

女子善怀，　妇人家纵然多愁善感，亦各有行。　谁都有她自己的道路。

许人尤之，　许国人对我埋怨不休，众穉且狂。　这些人真是幼稚糊涂。

诗篇末尾，语气更为坚决：大夫君子，　诸位大夫高贵的官长，无我有尤。　不要尽埋怨说我荒唐。

百尔所思，　你们就使有千百个主意，不如我所之。　不如我自己决定的方向！

这种关心祖国危难、义不容辞地为恢复故国而坚持真理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5。反映爱情生活的诗爱情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诗经》中描写爱情的篇章占了很大的比重，其中有欢乐的情歌，也有痛苦的吟唱。

《召南·野有死■》写一个猎人在树林中找猎获的死■时，同时也获得了爱情：野有死■，　死獐子撂到荒野，白茅包之。　白茅草把它来包。

有女怀春，　姑娘啊心儿动了，吉士诱之。　小伙子把她来撩。

林有朴穉■，　森林里砍倒小树，野有死鹿。　野地里躺着死鹿。

白茅纯束，　茅草索一起捆住，有女如玉。　姑娘啊像块美玉。

舒而脱脱兮，　慢慢来啊轻轻来，无感我帨兮，　我的围裙可别挨，无使尨也吠！　别惹得狗儿叫起来！

这种纯朴而大胆的恋爱举动，只有在官方社会以外才能存在。我们读这首侍，好像听到了古代那密林中的甜言蜜语。

《鄘风·桑中》是男子们嘴边的求爱小调：爰采唐矣，　要采女萝向哪方呀，沫之乡矣。　女萝出在朝歌乡呀。

云谁之思，　猜我心上把谁想呀？

美孟姜矣。　漂亮大姐本姓姜呀。

期我乎桑中，　约我到桑中，要我乎上宫，　邀我来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送我到淇水上呀。

小调一共三段，从"美孟姜矣"唱到"美孟弋矣"，"美孟庸矣"，姜家、弋家、庸家的大姐儿都是和他们相恋的对象，而且还唱出了密约幽会的场所。诗中的姓氏、地名不必当真，但小伙儿们这份追求对象的浪漫情调却是挺撩人的。

《卫风·木瓜》是一首表示执著情爱的诗：投我以木瓜，　她送我木瓜，报之以琼琚。　我拿佩玉来报答。

匪报也，　不是来报答，永以为好也。　表示永远爱着她。

在双双脉脉含情的馈赠和暗示中，纯洁无私的爱情在彼此交流。

《郑风·褰裳》写一个女子性格开朗、泼辣，与他所爱的男子猛开玩笑，强烈表达自己的恋爱之情：子惠思我，　你要果真在爱我，褰裳涉溱。　快提衣襟过溱河。

子不我思，　如果你不想念我，岂无他人？　难道没有好小伙？

狂童之狂也且！　你这小子傻大个！

子惠思我，　你要果真在爱我，褰裳涉洧。　提衣淌过洧水来。

子不我思，　如果你不想念我，岂无他士？　难道没有别人爱？

狂童之狂也且！　你这小子傻得乖。

随着封建礼教的兴起，婚姻日益成为家族或政治利益交易的工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逐渐成为青年男女婚姻关系的决定力量。于是出现了痛苦的恋歌、受骗的悔恨与对封建礼教的抗议之声。

《郑风·将仲子》写一位姑娘要求情人别跳墙来她家约会，以免受到父母兄弟和邻居们的非议：将仲子兮，　求求你小二哥呀，无踰我里，　别爬我家大门楼呀，无折我树杞。　别弄折了杞树头呀！

岂敢爱之，　树倒不算什么，畏我父母。　爹妈见了可要吼呀！

仲可怀也，　小二哥，你的心思我也有呀，父母之言，　只怕爹妈--亦可畏也！　骂得丑呀！　第一章说"畏我父母"，"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第二章说"畏我诸兄"，"诸兄之言亦可畏也。第三章说"畏人之多言"，"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可见干涉、阻挠爱情自由的诸多社会力量。《邶风·谷风》是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妇女，陈诉她被抛弃而不愿自绝的心情：习习谷风，　大风唰拉拉来得凶暴，以阴以雨。　乌云才上来大雨就到。

■勉同心，　我全心全意依顺着你，不宜有怒。　你好没来由平空着恼。

采葑采菲，　好比采萝卜跟那蔓菁，无以下体？　难道要叶儿就不要根？

德音莫违，　往日的恩情休要抛弃，及尔同死。　和你过到老永不离分。

尽管她如泣如诉地回忆起共度的艰难岁月，把自己的痛苦和丈夫与新婚妻子的欢乐作鲜明对比，以期感动丈夫，但是终于一无所获。应该说，与《卫风·氓》所写的弃妇诗一样，它们都是封建时代妇女处于生活从属地位的悲剧。

6。　反映社会习俗的诗社会习俗指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由于自然条件影响和社会关系制约而形成的社会生活习惯与交往风俗。《汉书·地理志》说："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颖达认为这是对风俗的解释，但"风与俗对，则小别；散则义通"。一般说来，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倘叫"俗"。总之，风俗或称社会习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社会文明的普遍体现。《诗经》中反映社会生活习俗的诗篇反映了当时社会文明的特色与风貌。

《小雅·瓠叶》是一首平民百姓家宴请朋友的诗章，表现出劳动人民之间的淳朴作风和真挚感情：幡幡瓠叶，　葫芦叶子绿葱葱，采之亨之。　采下叶来烹一烹。

君子有酒，　主人备有酒和菜，酌言尝之。　斟酒先尝表尊敬。

有兔斯首，　抓只小兔肉儿嫩，炮之燔之。　带毛燔烧香喷喷。

君子有酒，　主人备有酒和肉，酌言献之。　斟杯水酒献客宾。

然后，主宾相互继续"酌言酢之"、"酌言酬之"，互相频频劝饮，表现出朴实而真挚的情谊。

《小雅·伐木》也是一篇宴请亲朋的诗。其中开篇一章以鸣鸟求友比兴，广为社会流传：伐木丁丁，　砍伐树木丁丁响，鸟鸣嘤嘤。　鸟儿嘤嘤叫声长。

出自幽谷，　声从深谷飞出来，迁于乔木。　飞上高树响远方。

嘤其鸣矣，　鸟儿嘤嘤长声叫，求其友声。　为求朋友声响亮。

相彼鸟矣，　看那小鸟嘤嘤叫，犹求友声。　尚求朋友来相傍。

矧伊人矣，　何况人是精灵物，不求友生？　怎能不去找伴当？

神之听之，　上天神灵若知道，终和且平。　既保太平又安康。

《小雅·斯干》描写周族继承先祖遗志，在终南山艰苦创业、营造宫室、生儿育女、繁衍生息的历史。其中所描写的生育风俗一直沿续到后世：乃生男子，　生下男孩全家乐，载寝之床。　给他睡的是炕床。

载衣之裳，　给他穿上锦衣裳，载弄之璋。　教他玩耍碧玉璋。

其泣喤喤，　男孩啼哭声洪亮，朱芾斯皇，　朱红蔽膝更堂皇，室家君王。　成家立业当君王。

乃生女子，　生下女孩莫霉气，载寝之地。　让她睡在沙土地。

载衣之裼，　给她穿上襁褓衣，载弄之瓦。　教她玩弄纺缍瓦，无非无仪，　行为端正不邪僻。

唯酒食是议，　厨房膳食要熟识，无父母贻罹。　莫给父母添忧虑。

这就是后世"弄璋之喜"、"弄瓦之喜"祝辞的本源。可见，周代社会已有了男尊女卑的社会习俗。《豳风·伐柯》以伐柯制斧为喻，说明了以媒取亲的习俗：伐柯如何？　怎样才得砍斧柄？

匪斧不克。　没有斧头不可能。

娶妻如何？　怎么娶得妻子来？

匪媒不得！　没有媒证可不成！

后世遂以"伐柯"代为行媒。

《齐风·著》写齐国迎亲习俗：男方在门屏间等候女方到来。这首诗写新妇来到婿家，见贵人已穿戴整齐专候自己，喜而唱道：俟我于著乎而，　他等我站在门屏前呵，充耳以素乎而，　那充耳用素丝来制成呵，尚之以琼华乎而！　帽上的宝石亮晶晶呵！

之后，"俟我于庭乎而"、"俟我于堂乎而"地一再吟唱，表现出婚礼的欢乐气氛。

人们的审美意识与其所生存的时代社会环境有关。《豳风·狼跋》以老狼作比，赞美贵族公孙氏不但衣饰华美，心广体胖，而且声誉无瑕：狼跋其胡，　老狼前进踩下巴，载疐其尾。　后退又把尾巴踏。

公孙硕肤，　公孙心广体又胖，赤舃几几。　金饰鞋子闪光华。

狼舃其尾，　老狼后退踩尾巴，载跋其胡。　前进又把胡肉踏。

公孙硕肤，　公孙心广体又胖，德音不瑕。　声誊无疵名望大。

《秦风·黄鸟》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尚存在的残酷的殉葬风俗：交交黄鸟，　黄雀飞来又飞去，止于棘。　飞去停落在荆棘。

谁从穆公？　谁随穆公去殉葬？

子车奄息。　是子车家的奄息。

维此奄息，　唯有这个奄息啊，百夫之特。　百人不能与匹敌。

临其穴，　走近穆公墓穴边，惴惴其栗。　他浑身哆嗦直战栗。

彼苍者天，　那苍茫的青天啊，歼我良人！　你毁了我的好子弟！

如可赎兮，　若能允许赎他身啊，人百其身！　我们用百人将他替！

如此反复咏唱，至为悲哀。《左传·文公六年》（公元前662年）记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可见于史有证。《史记·秦本纪》说秦穆公死时，殉葬的一共177人，这首诗中只反对把三个最优秀的人送去殉葬，还没有敢反对这种残酷的殉葬制度。"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正好深刻地反映出殉葬风俗的时代悲剧。

7。反映腐朽没落情态的诗春秋时期的卫宣公是一个好色之徒。他本来为儿子伋从齐国娶妻，后来听说这个儿媳妇很美，就迎来做自己的"新娘"，并且在黄河边上修筑起一座新台来迎娶她，于是国人编出《邶风·新台》以新娘失望的口气讽刺了卫宣公的无耻行为：新台有泚，　新台新台有光彩，河水■■。　河水涨满迎亲来。

"燕婉之求，　"原想嫁个称心汉，籧篨不鲜。"　却嫁个驼背身子歪。"

新台有洒，　新台筑得高又高，河水浼浼。　河水涨满浪滔滔。

"燕婉之求，　"原想嫁个称心汉，籧篨不殄。"　却嫁个驼背是脓包。"

鱼网之设，　想捕鱼儿设网罗，鸿则离之。　谁想抓了癞蛤蟆。

"燕婉之求，　"原想嫁个称心汉，得此戚施。"　却嫁个老丑背还驼。"

这位新嫁娘后来被封为宣姜，淫乱宫廷，国人又作《墙有茨》讽刺。春秋时代的诸侯贵族中，兄妹通奸，杀父驱母等丧尽廉耻的事情并不罕见。《鄘风·相鼠》对此作出概括而尖刻的讽刺：相鼠有皮，　耗子还有皮包身，人而无仪。　做人反而不自尊。

人而无仪，　做人反而不自尊，不死何为？　问你不死还做甚？

《小雅·北山》里，一个下层的贵族官吏为宫廷的劳逸不均表现出自己的愤懑，由此可以看出朝政在腐败：或燕燕居息，　有些人在家里安安逸逸，或尽瘁事国。　有些人为国事精疲力竭。

或息偃在床，　有些人吃饱饭高枕无忧，或不已于行。　有些人在道路往来奔走。

或不知叫号，　有些人不晓得人间烦恼，或惨惨劬劳。　有些人身和心不断操劳。

或栖迟偃仰，　有些人随心意优游闲散，或王事鞅掌。　有些人为王事心忙意乱。

或湛乐饮酒，　有些人贪杯盏终日昏昏，或惨惨畏咎。　有些人怕得罪小心谨慎。

或出入风议，　有些人耍嘴皮只会扯淡，或靡事不为。　有些人为公家什么都干。

讽刺是强烈而深刻的。

《唐风·山有枢》则表现出对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的嘲讽：山有枢，　高山长着刺榆，隰有榆。　洼地长着榆树。

子有衣裳，　绸缎衣裳你家有的是，弗曳弗娄。　不戴不穿偏要压箱底。

子有车马，　高车驷马你家有的是，弗驰弗驱。　不乘不坐偏要磨鞋底。

宛其死矣，　有朝一命呜呼啊，他人是愉！　让别人享受着真欢喜！

总之，《诗经》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是周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三、《诗经》（下）

（一）　"采诗"之说与"删诗"之说东汉史学家班固认为："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汉书·食货志》）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孔丛子·巡狩篇》）从《诗经》中存在着大量民间歌曲的情况看，"采诗"之说是有道理的。但从《诗经》的正规语言与统一风格来看，《诗经》应该是在采诗的基础上，有过一定的加工与整理。司马迁即认为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汉书·艺文志》承袭其说，曰：《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二位史学家的采诗观点有理，但他们认定《诗经》为孔子所删编则不可信。清人崔述说："《国风》自"二南"、"豳"以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于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无几。如果每君皆有诗，孔子不应尽删其盛，而独存其哀。且武丁以前之颂，岂遽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风"、"雅"，岂无一二可取？孔子何为而尽删之乎？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玩其词意，乃当孔子之时，已止此数；非自孔子删之，而后为三百也。"（《洙泗考信录》，卷三）清人朱彝尊又从《诗经》的内容与使用方面论证了孔子并非删诗。他说："孔子删《诗》之说，倡自司马子长。历代儒生，莫敢异议。惟朱子谓："经孔子重新整理，未见得删与不删。"又谓："孔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叶氏亦谓："《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窃以《诗》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学大学之所以讽诵，冬夏之所教，莫之有异，故盟会、聘问、燕享、列国之大夫赋诗见志，不尽操其土风。使孔子以一人之见，取而删之，王朝列国之臣，其孰信而从之者？"①推其汉代认定孔子删诗之说，恐怕是与尊儒崇经的时尚有关。《诗经》的形成过程大约是周王朝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断组织力量采集歌谣，加工整理，并补充编写部分雅、颂篇章，到春秋时期，逐渐形成了"三百篇"的定数，并非由孔子删定。如果真是孔子删诗，为什么他明知"郑声淫"，而不把他认定的这些"淫诗"统统删去呢？史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鲁国乐工为他演奏的各国风诗的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其时孔子才八岁，显然不能删诗。

孔子虽然不曾删诗，但不等于孔子对《诗经》没有贡献。自春秋以来，战乱频繁，作为乐章的《诗经》可能已经散乱。孔子晚年回到鲁国开始著述工作。这时，他也整理过《诗经》的乐章，使"雅、颂各得其所"。同时，他还运用《诗》来教育门人子弟，并且强调《诗经》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用途。这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都有着积极作用。

①　朱彝尊：《曝书亭全集》，中华书局据原刻本校刊本，卷五十九，诗论一。（二）　《诗经》与乐舞的关系《诗经》与乐、舞有着密切关系。郑樵说："古之达礼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谓吉凶军宾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礼。古之达乐三：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所谓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乐。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古之诗今之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不幸腐儒之说起，齐、鲁、韩、毛各为序训而以说相高，汉朝又立之学官，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然当汉之初，去三代未远，虽经生学者不识时，而太乐氏以声乐肄业，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吏之徒例能歌也。奈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学日微。"（《通志·乐略》）元朝的吴澂，也有近似的意见。他说："《国风》乃国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辞，人心自然之乐也。故先王采以入乐，而被之弦歌。朝廷之乐歌曰"雅"，宗庙之乐曰"颂"，于燕飨焉用之，于朝会焉用之，于享祀焉用之，因是乐之施于事而作为辞也。然则"风"因诗而为乐，"雅"、"颂"因乐而为诗，诗之先后于乐不同，其为歌辞一也。"（《校宝诗经·序》）这些意见大体上讲清了《诗经》中诗与乐、舞的关系。古代的《诗经》，与乐、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诗章经过歌舞发挥着敬神、祭祖、传情、达意的作用。到了后来，随着社会政治的更替与风俗习惯的变异，《诗经》的乐舞曲谱才逐渐亡佚，而使《诗经》中作为歌辞的诗章与乐舞脱离了关系。后来又经过儒家学者的义理化，而成为圣贤们的经曲，封建时代的伦理教科书了。

《诗经》曾遭秦火烧毁。但因有学者讽诵，至汉代复得流传。汉代传授《诗经》的有四家：齐之辕固，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苌。或取国名，或取姓氏，简称齐、鲁、韩、毛四家。前三家于汉武帝时已立学馆；毛诗晚出，未立馆，但毛诗解说事实多联系《左传》，训诂多同于《尔雅》，称为"古文《诗经》"。其余三家则称为"今文《诗经》"。东汉末年，儒学大师郑玄又为毛诗作笺，因此流传至今；而其他三家"今文《诗经》"均已失传。

历代研究《诗经》的学者甚众。影响较大的有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清代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辑注较为完备。现代研究《诗经》的书籍有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与《诗经选译》等。

（三）　关于《诗经》内容的研究古人论述《诗经》内容，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为"六义"之说。

"六义"之说始于卜商的《诗序》。他在论述过"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之后，总结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并解释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导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这种把"风"、"雅"、"颂"、"赋"、"比"、"兴"笼统归结为"六义"的说法并不科学。其实，"六义"中的"赋"、"比"、"兴"属于创作手段，我们在后面论述《诗经》的艺术特征时将会具体分析涉及；"六义"中的"风"、"雅"、"颂"则是《诗经》在音乐上的分类，虽然与内容有关，但并非对《诗经》内容的科学概括。

近代研究《诗经》的学者，多能摈弃旧说，而从实际出发，依据一定的标准，对《诗经》的内容进行归类研究。如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把《诗经》的内容归纳为三类：一、诗人的创作，像《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崧高》、《丞民》等。

二、民间歌谣。又可分为：（一）恋歌，像《静女》、《中谷有蓷》、《将仲子》等；（二）结婚歌，像《关雎》、《桃夭》、《鹊巢》等；（三）悼歌及颂贺歌，像《蓼我》、《麟之趾》、《螽斯》等；（四）农歌，像《七月》、《甫田》、《大田》、《行苇》、《既醉》等。

三、贵族乐歌。又可分为：①宗庙乐歌，像《下武》、《文王》等；②颂神乐歌或祷歌，像《思文》、《云汉》、《访落》等；③宴会歌，像《庭燎》、《鹿鸣》、《伐木》等；④田猎歌，像《车攻》、《吉日》等；⑤战事歌，像《常武》等。

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在论述了《诗经》的社会形态与《诗经》和乐舞的关系之后，把《诗经》的内容分为：①宗教性的颂诗；②颂诗的演进；③社会诗的产生与文学的进展；④情歌小曲；等类，以强调文学的发展趋势和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此外，也有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为纲归纳《诗经》内容的，也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对《诗经》进行研究的，如此等等，不再细述。（四）　《诗经》的分类及其艺术特色《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指十五国风，计有：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一百六十篇，其疆域主要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都为反映人民生活、特别是爱情生活的民间小调。"雅"分大雅、小雅。计：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共一百零五篇。"雅"为"正声"，是用于朝廷和贵族宴飨时的正乐。小雅中有一部分民歌内容，大雅则多为贵族作品。有的可以判断出作者姓名。如《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分别为：三十一篇，四篇，五篇，共计四十篇。"颂"训为"容"，即"样子"、"姿态"，所以，"颂"即庙祭的舞乐，即用来娱乐神祇和祖先的舞蹈音乐。内容多为歌颂性质的诗句。

《诗经》在艺术上的成就，首先是采用了赋、比、兴的创作方法。

鲁迅说：赋、比、兴以体制言，赋者直抒其情；比者借物言志；兴者托物兴辞也。是为《诗》之三纬。可见，赋、比、兴的谋篇方法成为《诗经》在艺术上的突出特色。

赋的特色在铺陈。《郑风·溱洧》写郑国三月上巳节，男男女女在溱水洧水两岸自由交往，欢度节日，就采用了铺陈的方法：溱与洧，　溱水长，洧水长，方涣涣兮。　溱水洧水花花淌。

士与女，　小伙子，大姑娘，方秉蕑兮。人人手里兰花香。

女曰"观乎？"　妹说"去瞧热闹怎么样？"

士曰："既且。"　哥说："已去了一趟。"

"且往观乎，　"再去一趟也不妨，洧之外，　洧水边上，洵讦且乐。"　地方宽敞人儿喜洋洋。"

维士与女，　女伴男来男伴女，伊其相谑，　你说我笑心花放，赠之以勺药。　送你一把芍药最芬芳。

通过这个铺陈性的描绘，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繁华都会郊外的欢乐节日场面：溱水和洧水的两岸，一片春水涣涣，风和日暖的景色，青年男女们有的从城里出来，有的从乡下赶来，按着古老的风俗到水边来招魂续魄，祓除不祥。但更吸引他们的是借此机会寻觅情爱。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比，就是打比方。所谓"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语）。《诗经》里的许多诗篇中都运用了"比"的谋篇方法。如《魏风·硕鼠》用大老鼠比喻统治者对劳动者的剥削；《邶风·新台》用癞蛤蟆比喻卫宣公，鞭挞他的好色丑行，这些是以物比人。《小雅·鹤鸣》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喻用贤治国；《周南·桃夭》以桃树的繁茂和果实的肥硕比喻女子新婚的美好；《邶风·凯风》以和煦的南风比喻温柔的母爱。这些都是正面作比。也有用否定的方式作比的，如《邶风·柏舟》写一位志士仁人被群小所制，不能奋飞，而满腔忧愤（用余冠英说），用"我心匪鉴"（我的心不是一面镜子）、"我心匪石"（我的心不是一块石头）、"我心匪席"（我的心不是一条席子）从否定的角度作比，就是一例。《诗经》中的比喻手法，有明喻、暗喻、借喻，并有以整首诗作比的。比喻手法的灵活多样，正说明作者丰富的生活知识和锐敏的观察联想能力。他们从自己的社会生活实际出发，巧妙联想，状物说理，收到了生动豁达的效果。《卫风·硕人》写庄姜夫人的美貌，在叙述描写中用了大量的贴切比喻，成为《诗经》中善用比喻的名篇：硕人其颀，　美人身高有风姿，衣锦褧衣。　衣着华丽罩锦衣。

齐侯之子，　她是齐侯的女儿，卫侯之妻。　又是卫侯的爱妻。

东宫之妹，　太子得臣的妹妹，邢侯之姨，　邢国侯王的小姨，谭公维私。　谭公又是她妹婿。

手如柔荑，　纤纤手指如荑芽，肤如凝脂。　雪白皮肤象凝脂。

领如蝤蛴，　颈项比那木虫白，齿如瓠犀。　牙齿真像瓠瓜子。

螓首蛾眉，　方正前额弯眉梢，巧笑倩兮，　靥然巧笑真美丽，美目盼兮。　媚眼顾盼甜心底。

所谓"兴"，是感物生情，托物起兴，是一种以联想为基础的形象思维方法。"兴"与"比"的区别是："比"是求其相似之点设喻，"兴"则是顺其自然联想开篇，正如清人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所说："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如《鄘风·柏舟》表示一位女子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开头以"泛彼柏舟，在彼中河"起兴；《唐风·采苓》讽刺晋献公爱听谗言，开头以"采苓采苓，首阳之巅"起兴，都是求得言语自然与音节和谐，并没有什么深意。而有些起兴的句子则与正文内容有关。如《秦风·蒹葭》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起兴，用来渲染气氛，衬托诗人彷徨忧伤的心情；《周南·汉广》以"南有乔木，不可休思"起兴，表示求偶失望的心绪，在内容上都有了一定的联系。至于如《周南·关雎》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起兴，开拓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内容的篇章，既是起兴，又是比喻，所以有人认为这首诗是"兴而比也"。《诗经》中的大量民歌成功地用了"兴"的表现手法，从而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总之，赋、比、兴艺术手段的熟练运用，是《诗经》的第一个艺术特色。

《诗经》的第二个艺术特色是创造了四言诗的优美形式。《诗经》的作者们运用四言为基础的句式，采用反复咏唱的方式，成功地写出了周代社会的一幅幅生活画卷。

《诗经》中的四言句式形式丰富，表现力强，可以恰当表现所述思想内容。如：①陈述句--主谓齐全，表述完整。

君子于役，　丈夫服役老在外，不知其期。　要役几年真难猜。

（《王风·君子于役》）

②描写句--主谓分述，两句组合。

窈窕淑女，　美丽善良的姑娘，君子好逑。　正是君子好配偶。

（《周南·关雎》）

③感叹句--省略成份，感情强烈。

挑兮达兮，　来来往往趟赶趟啊，在城阙兮！　独自等在城楼上啊！

一日不见，　若有一天不见面呀，如三月兮！　好比隔了三月长阿！

（《郑风·子衿》）

④设问句--以"岂"设问，表示反诘。

大车槛槛，　大车行走车隆隆，毳衣如菼。　毡衣色如苇荻青。

岂不尔思？　难道我不想念你？

畏子不敢。　怕你不敢来相从！

（《王风·大车》）

⑤排比句--铺陈排列，叙事抒情。

何草不黄！　什么草儿不枯不黄！

何日不行！　哪一天儿不在路上！

何人不将！　什么人儿不奔不走！

经营四方。　东西南北走遍四方。

（《小雅·何草不黄》）

⑥对比句--正反对比，描写抒情。

昔我往矣，　想起我离家时光，杨柳依依；　杨柳啊轻轻飘荡；今我来思，　如今我走向家乡，雨雪霏霏。　大雪花纷纷扬扬（《小雅·采薇》）

⑦灵活句--四言为主，增减灵活。

君子于役，　丈夫当兵去远方，不知其期。　谁知还有几年当。

曷至哉？　哪天哪月回家乡？

鸡栖于埘，　鸡儿上窠，日之夕矣，　西山落太阳，羊牛下来。　羊儿牛儿下了冈。

君子于役，　丈夫当兵去远方，如之何勿思！　不要想他也难不想！

（《王风·君子于役》）

第三，《诗经》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双句押韵的基本用韵规律。

在《诗经》中，除《周颂》的少数诗篇不用韵以外，绝大多数诗篇都是有韵的。《诗经》用韵形式丰富多采，但以双句押韵为主。一般说来，句数成双的篇章，韵脚在双句的结尾；一章句数为单句的诗篇，用韵则比较灵活。①四言双句，首句用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雎》）

②四言双句，双句用韵--"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风雨》）

③四言双句，双句转韵--"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允之故（转韵）。不遑启居，■允之故。"（《采薇》）④四言双句，起句转韵--"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转韵），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转韵），二三其德。"（《氓》）

⑤四言单句，尾句重韵--"嚖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实命不同。"（《小星》）

⑥四言单句，自由用韵--"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采葛》）

⑦杂言双句，自由转韵--"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非报也（转韵），永以为好也。"（《木瓜》）

⑧杂言单句，句句用韵--"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间》）

如此等等，难以尽述。

总之，《诗经》注意用韵，从而使语言自然流畅，便于吟诵、记忆，抒发情怀，而且在大量的成熟作品中形成了以双句押韵的用韵规律，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用韵风格。

第四，《诗经》善于创造情景交融的诗歌意境。所谓意境，是指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表现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这种境界能使读者通过想象和联想，如身入其境，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诗歌的意境，或高洁，或清淡，或热烈，或悲凉，或雄伟，或壮烈，或深邃，或浅近，均由其客观生活与主观感情制约相融而成。近代学者王国维说："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见《人间词话》）王国维论的是诗词境界实为主客观相融合一的道理。《诗经》中的许多优秀篇章实为情景交融，意境各异的典范，如《关雎》的幸福意境，《黄鸟》的悲凉意境，《溱洧》欢乐意境，《无衣》的雄壮意境，都跃然纸上，使人可以感受得到，尽受感染。

第五，从《诗经》中的习用套语可以看出其民歌风格。

如《王风·扬之水》、《郑风·扬之水》、《唐风·扬之水》，内容完全不同，却都用"扬之水"开头。《唐风·林杜》和《小雅·杕杜》都用"有杕有杜"开头。《邶风·谷风》和《小雅·谷风》都用"习习谷风"开头写弃妇诗。《周南·桃夭》、《广汉》、《召南·鹊巢》、《邶风·燕燕》、《豳风·东山》都有"之子于归"诗句，而《广汉》的"之子于归，言秣其马"和《东山》的"之子于归，皇驳其马"近似。另外，还有不同篇章中成段的套用片断，都说明《诗经》在民间流传咏唱的特色。如：《小雅·出车》后三章均有与其类似的片断：昔我往矣，　"昔我往矣，黍稷方华。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今我来思，雨雪载途，　雨雪霏霏。"

王事多难，　"王事靡盬，不遑啟居。　不遑啟处。"

（《出车》）　（《采薇》）

喓喓草虫，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　趯趯阜螽。

未见君子，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忧心忡忡。

既见君子，　亦既见止，我心则降。　亦既觏止，（《出车》）　我心则降。

（《草虫》）

春日迟迟，　"春日载阳，卉木萋萋。　有鸣仓庚。"

仓庚喈喈，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　采蘩祁祁。"

（《出车》）　（《七月》）

《雅》、《颂》中也有不少常用套语。《诗经》中这些套语的存在，也许可以作为《诗经》是官底本的一个明证。

第六，《诗经》中运用了许多写作技巧，生动地表现出诗篇的思想内容，像《东山》的丰富想象；《北山》、《采薇》末章的鲜明对比；《风雨》、《君子于役》的氛围烘托；《大东》的比拟和暗示；《新台》的讽刺；《采葛》的夸张等等，这些篇章都是应用技巧很成功的例子。

（五）　《诗经》的成就与影响孔夫子在教育他的弟子们的时候曾这样说道："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经》的高度评价与充分重视。以现在的观点看，《诗经》的伟大成就与深远影响可从以下几方面看到。（1）《诗经》反映了从传说中的氏族时代到奴隶制往封建制过渡时期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其中，既有中华民族远古氏族产生、发展、壮大的历史，又有上层社会祀神祭祖、歌功颂德活动的记载；既有社会生产劳动的生动描述；又有保卫疆土的战争记载；更有对那一时代人爱情、婚姻和妇女命运的大量吟唱。当然，这些吟咏无不带有作者的感情色彩--由于他们在当时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因而对生活采取了或赞颂、或批判、或满足、或抗议的不同态度。就《诗经》中所提到的人物来说，有氏族酋长、天子、大臣、将军、宠妾、国君夫人、小臣、没落贵族、士兵、农民、猎人、劳动妇女、小商人等，涉及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我们可以说：《诗经》是周代前五百年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广度和真实程度上，在古代典籍中都是空前的。《诗经》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

（2）《诗经》开创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传统。从《七月》、《伐檀》、《硕鼠》等一系列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阶级社会是多么的不公：一方面，统治阶级不稼不穑、不狩不猎，却可以有千仓百仓的粮食、有宫室、有高车、有驷马、有美酒、有锦衣、有狐裘、有悬貆，他们还可以在野蒿地里任意拉走奴隶们的姑娘，他们死了还要活人陪着殉葬；一方面，人民群众过的却是极其艰难困苦的生活，或者是"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或者是"小东大东，杼柚其空"。但是，人民并不屈服，觉悟的劳动者向剥削者发出了强烈的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并且作出"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打算，表现出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此外，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还体现在人民群众对战争和徭役的正确态度上。从《皇矣》、《大明》、《采薇》、《无衣》等诗篇中，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对正义战争的献身精神，而对"王事靡趯，不能■稷黍"的繁重徭役，则表现出强烈的抗议。而从大量的反映爱情生活的诗篇中，我们看到了古代人民丰富的爱情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合理追求。《野有死■》、《桑中》、《木瓜》、《萚兮》、《褰裳》、《溱洧》、《关雎》、《狡童》、《葛生》、《柏舟》、《将仲子》、《谷风》、《氓》等，都是《诗经》中有关爱情生活的名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男女青年纯洁的内心、开朗的胸怀以及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和严肃态度。即使是那些表现曲折爱情的诗篇，也在欢乐和痛苦的波澜激荡中闪耀出动人的光辉。

（3）《诗经》的语言非常丰富。据杨公骥《中国文学》所讲，《诗经》使用了2949　个单字，如果把一字多义的情况估计在内，那么，字义的单位约有3900　多个。

《诗经》中所使用的各类名词已十分繁多了。仅就"鸟兽草木之名"计算：其中有木本植物54　种，草本植物100　种，鸟类38　种，兽类27　种，昆虫和鱼类41　种。如此众多的鸟兽草木之名，不仅丰富了诗歌的内容，也反映出那一时代人民对自然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像《豳风·七月》："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具有科学价值。

《诗经》中所使用的动词也很丰富。如关于手的不同动态的词就有按、攘、抱、携、指、掺、挟、挹、握、提、拊、拾、掇、采、拔、抽、捣、搔、投、折、授、搏、招、击等五十多个，这样，便可得心应手地描写动作形态。如《芣苢》一诗，用六个不同的动词，就简练而生动地传达了采集芣苢的劳动过程。

《诗经》中形容词的运用极为生动贴切。如以"灼灼"状桃花之鲜，以"依依"尽杨柳之貌，以"杲杲"写日出之容，以"杲杲"拟雨雪之状，以"喈喈"逐黄鸟之声，以"喈喈"学草虫之韵等等，这些叠字的运用使景物栩栩如生，宛在目前耳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中出现了许多复合词，这种构词方法，为我们民族语言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诗经》中的许多复合词，经过两千五百多年，直到今天仍然保有鲜活的生命力。例如：中央、永久、光明、正直、婚姻、家室、伤悲、踟蹰、流离、流亡、朋友、邂逅、■勉、逍遥、翱翔、酒食、衣裳、衣服、饥馑、劳瘁、休息、瞻望、宾客、劳苦、艰难、饥渴、饮食、疆土、经营、震惊、伫立、甘心、改造、洒扫、女子、妇人、旷野、大路、高山、中国、农人等。有些成语，源于《诗经》如："人言可畏"、"辗转反侧"、"高高在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可救药"、"同仇敌忾"、"万寿无疆"等，也一直流传运用至今。因此，不论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看，《诗经》对后世语言的发展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4）《诗经》在春秋时代及在上层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事实上，春秋时代的士大夫们已经把《诗经》作为语言辞令的教科书。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是说《诗经》已经成为当时外交场合中常用的表意语言。这从《左传》、《孟子》的有关篇章中可以得到证明。例如：《左传》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赞颂宋宣公知人善用，便引用《诗经》中的语句说："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孟子在与齐宣王论述和邻国相交有什么原则和方式的时候，曾经一再借用《诗经》的句子说理。先说："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害怕上帝有威灵，［因此谨慎小心，］所以得到安定。）又说："《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组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①（诗句的意思是："我王勃然一生气，整顿军队往前去，阻止侵略莒国的敌人，增强周国的威望，因以报答各国对周国的向往。"）当然，这种表达往往是断章取义的，并不一定符合《诗经》诗句的原意。到了汉朝，经师们往往无中生有地在《诗经》每首诗中去找寻"美"、"刺"（赞美、讽刺）的影子，附会封建的教条，这就使《诗经》蒙上了一层封建色彩。但这种《诗经》释义现象已成为历史事实，所以我们在读古籍时应该具有历史观点，才不致产生误解。（5）《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最先继承了《诗经》传统的是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他继承了《诗经》现实主义传统中那种对黑暗势力不屈服的反抗精神与民歌表现形式，写成了壮丽伟大的抒情诗--《离骚》。《文心雕龙·辨骚篇》说屈原作《离骚》是"取镕经意"，"自铸伟词"。所谓"取镕经意"就是"取镕"《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实质的意思。

《诗经》对西汉作家司马迁也有深远影响。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自述创作《史记》的动机时曾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汉代乐府民歌直接继承《诗经》那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写出了许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歌，并且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像《陌上桑》、《孔雀东南飞》这样艺术上极为出色的作品。

建安诗人曹操、蔡琰、王粲、陈琳、曹植等人继承了《诗经》、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抒写抱负、感伤乱离的著名诗篇中体现出"建安风骨"，真实地反映出那个风云时代。"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苦寒行》）从曹操的这句深刻感慨中，足可以见到《诗经》的影响。

南北朝乐府民歌是《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传统的直接继承者。其情歌和《诗经》中的爱情歌曲一脉相通；北朝乐府的刚健风格常使人联想起《秦风·无衣》，并且出现了《木兰诗》这样光辉的诗篇。

唐代诗人陈子昂是诗歌革命的旗手。他以"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

为两面旗帜向齐梁绮靡的诗风进攻。所谓"风雅兴寄"正是《诗经》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

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他的创作实践中，比前代的文人作家更忠实地遵循了《诗经》和汉乐府的传统，创作出像《三吏》《三别》等名垂后世的优秀篇章。《新婚别》与《卫风·伯兮》、《兵车行》之与《唐风·鸨羽》在思想感情上的一致，绝不是偶然的。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不仅在他的讽喻诗的创作中遵循着《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在他革新诗坛的理论中，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正是在总结了《诗经》的创作成就之后而得出的结论。他的号召和主张，在中唐时代形成了著名的新乐府运动。

总之，《诗经》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基础，《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源头，对中国诗歌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诗经》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永远闪烁着不灭的光辉！

①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社会变革与散文勃兴散文是在文字出现以后形成的最适于实用的文学形式。从甲骨文的卜辞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简单的散文雏型。后来，周王朝及诸侯各国均设有史官记言记事，所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艺文志》）。但这时的记言、记事散文，均是"为君"而写，可谓官方文字，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变革而出现的散文勃兴局面并不相同。散文，只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形成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

（一）　时代需要新型的记事论辩散文周平王东迁以后，至于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急遽变化，奴隶主贵族日趋没落，地主阶级逐渐兴起。他们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都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探讨治国的方案。一方面，国有大事，互相赴告；会盟朝聘，史不绝书；褒善贬恶，直笔不隐。一方面，各种治世之策应运而生，或儒或墨，或法或老，任其选用治国。而良史和哲人则横溢才华，论其所当，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散文勃兴、百家争鸣的社会根源。郑振铎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写道：上古文学，在诗歌一方面，不过有《诗经》与《楚辞》的两个总集，伟大的作家也只有几个人。但在散文一方面，作家却风起泉涌，极一时之盛。或为哲学家，或为政治家，或为辩士，或为历史家，或为专门的学者。各有所长，各有所见，各有所执持。他们是抒达自己的意见而无讳避的。他们没有什么传统的信仰与意见的束缚，他们各欲为开山祖，也各有他们的信徒。这个时代，论者每以为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

虽然他们并不以文学为业，但他们的文章，却也是光彩焕发，风致遒美，其结构的严整，文句的精粹，都为汉以后散文家所少见。他们每能以盛水不漏的严密的哲学思想，装载于美丽多趣的文字里，驱遣着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比喻，活泼而有情致的文辞，为他自己的应用。因此，他们的作品，便不惟成了哲学上的名著，也成了文学上的名著。

他们都是生活在从公元前五百七十年（周灵王时）到公元前二百三十年（秦始皇时）之间的一个时代的。这一个时代，即所谓春秋战国的时代。这时，中国的各地，尤其是黄河流域，都继续的陷在局部战争的情形之中。争战不休，兵戈时举。一切的传统的道德与思想都已被打得粉碎，政治上社会上的纷纭已达于极点。于是新创的哲学思想与政治观念便应运而出。有的人表白出消极的厌世的破坏思想。有的人还要努力的维持古代的传统思想，保存古代的一切良好的制度，积极的与社会相争斗。有的人欲以仁爱及实用之学，来挽救这种的扰乱与民间的疾苦。有的人则更欲以严明的政治及法律来统辖这种的纷扰的局面。这些都是由社会的自然的趋势里，酝酿出他们的哲学来的。重要的派别有三：即所谓儒、道、墨者是。道家抱消极的厌世思想，儒家则主张保守与用世，墨家则以救天下博爱为己任。更有持极端的个人主义，虽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肯为的杨朱，以严刑峻法统治一国的商鞅、韩非，以诡辩伏人而自喜的公孙龙、邹衍等等。但他们的影响究竟没有儒、道、墨三家那末大，他们的跟从者也没有儒，道，墨三家那末多。这三派的哲学家，各有其开山祖，儒家为孔丘，道家为李耳，墨家为墨翟。这一个时代，恰好也是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利斯多德，西诺诸人相继而起。我们没有阿士克洛斯、伏里辟特似的大悲剧家，然而我们却有许多的哲学家，足以与希腊哲学界东西相辉映①。

郑振铎先生的论述，生动地讲了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变革与散文勃兴的关系。

（二）　士阶层的兴起为散文勃兴创造了条件士，本为殷商以来最低级的贵族阶层。春秋时，士每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有的有食田，有的以俸禄为生，也有参加农业生产的。春秋末年以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

士在统治阶级中地位虽然不高，然而由于士有文化，却往往有自己的主见与骨气，多为统治者所敬重，成一家之言的士，在当时的社会纷争中，有时甚至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对士的性质和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周室东迁以后，奴隶制社会逐渐动摇。到了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各阶级都在转化。新兴地主阶级逐渐代替奴隶主贵族而上升到统治地位。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产生出新型的隶属于统治阶级的士的阶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另外，没落的贵族，新兴的地主也有研究文学而加入士这一阶层行列的。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均不执政，而只是研究学问，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但是由于他们属于中间阶层，在统治阶级的下层，同人民比较接近，所以，在他们的著述、主张中，较多地体现出同情人民或有利于人民的思想与观点，而成为宝贵的文化财富。

士阶层中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像孔丘、李耳、墨翟、孙武、韩非均为某一学派的开山之祖或集大成者。他们通晓文化知识，具有专门学识和实际才能，因而受到各国执政者的尊重。春秋以来，特别是战国末年，诸侯卿相争相养士。苏轼在《志林·养士论》中说："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可见当时尊士风气之盛。当时诸侯如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等无不礼贤下士，延揽如恐不及。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和秦丞相吕不韦门下食客号称三千人，反映出士阶层在当时活跃的盛况。

士的活动，在学术流派上表现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等。

其代表人物如儒家的孔丘、孟轲、荀卿，墨家的墨翟、宋钘，法家的商鞅、申不害，农家的许行、陈相，纵横家的苏秦、张仪等，都巧运簧舌，奔走于诸侯之间。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所以其代表人物李耳、庄周只以《道德经》、《南华经》论述其人生观点；法家的韩非口吃不善言谈，却能精心著述，写成《韩非子》一书而集法家之大成。总之，他们都是这一社会变革时期活跃于政治舞台或对社会政治产生出巨大影响的士阶层的优秀代表人物。他们出于不同的社会阶级或阶层利益需求，著书立说，据理争辩，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这就是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蓬勃发展的又一个原因。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67-69　页。（三）　这一时期历史散文与哲理散文发展的概况早期的历史散文《春秋》，只是一部简单的以年纪事的历史纲要。后来出现以《春秋》为纲的"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其中以《左传》内容最为丰富。

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发展，简单的以年纪事已经不能满足政治、外交活动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以国别总结政治经验的《国语》和以国别记载政治外交经验的《战国策》。这种新型的历史著作，情节丰富，人物生动，描写细致，说理充分，充分显示出春秋战国历史散文的时代风貌，而成为后代史传散文的典范。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包括了不同学术流派和政治观点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论语》、《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分别为各家的代表著作。诸子散文的发展，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前者为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在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体的形式而发展为专题议论文。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韩非子》，在先秦散文中均已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它们的篇幅由短而长，风格由简朴而开拓，纵恣，论说更为充分严谨。

此外，还有《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等书，议论中带有故事，可视为后世小说的先河。

五、《左传》《左传》全名《春秋左氏传》，是我国古代一部编年史巨著，同时也是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

（一）　《春秋》与《左传》中国是一个很重视历史文献的国家，修著史书的传统开始得很早。班固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汉书·艺文志》这是说，古代王室很早就有史官的设置，他们在君王左右，有的掌管记事，有的掌管记言。记事的，名曰"春秋"；记言的，名曰"尚书"。墨子就说过他曾见过"百家春秋"，可见"春秋"本是古代史书的一个普通名词。我们这里所讲的《春秋》则指由孔子编成的古代鲁国史书。

《春秋》这部书，相传为孔子根据鲁国史料所编。也有学者认为是官修史书①。它从鲁国隐公元年（前722年）写起，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停笔，简要地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大事。全书共一万六千余字。《春秋》在记述事件时，使用了简洁而严谨的格式。例如，它记事的结构，一般以何年、何月、何日、何地、何人、发生何事，结果如何为先后次序，系年记事，有条不紊。如：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公子益师卒。

《春秋》语言朴素而精确，如它记载战争时，往往根据战况和作者对某一次战争的看法分别选用伐、侵、袭、克、灭、取、歼、追等不同的词语来表达，暗含出是非观点和褒贬倾向，所以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说法。

当然，《春秋》还只是一部提纲式的史书，语言过于简单，缺乏具体描写。但它记事清楚有条理，语言平浅精确，如僖公十六年记：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

寥寥十余字，叙述得简练明白，错落有致，比起"佶屈聱牙"的《尚书》来，已大大进了一步。

《春秋》虽不能算是文学作品，但由于被后世奉为儒家的一部经典，它的以事实为根据表达观点的创作方法对后世有着巨大影响。后世文人常把《春秋》的写作风格--行文简要以及暗含褒贬奉为写作的圭臬。西汉经生传述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种"用实事说话"的写作方法，被称为"春秋笔法"，尤为后代史家所遵循。我国

①　徐北文：《先秦文学史》，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94　页。

历代的历史著作大都注意史实，尽量利用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仅以某些事件作为例证来发挥自己的见解，很少有空洞说教之作，因而史料价值很高。同时，也使后世的散文作家们写作时都讲究含蓄蕴藉。这种精炼、具体、含蓄的文风，使得作品说服力强，启发性大，易于把握而又耐人寻味。

《左传》是以《春秋》为纲，扩展而成的历史著作。西汉人称它为《左氏春秋》，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这样称呼它。东汉人认为它是为了传（阐释）《春秋》而写的，故改称它为《春秋左氏传》，后世简称为《左传》。与《左传》并存的还有公羊高所作的《公羊传》，谷梁赤所作的《谷梁传》，过去并称它们为"春秋三传"。三传之中，《公羊》、《谷梁》以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为主，多有穿凿附会之谈。不如《左传》附之以史实来得客观准确。比如庄公十年，《春秋》经文中有"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二月，公侵宋。"等文字。《公羊传》就"公侵宋"发挥说："曷为或言侵、或言伐？■（粗）者曰侵，精者曰伐。战不言伐，围不言战，入不言围，灭不言入，书其重者也。"《谷梁传》就"公败齐师于长勺"解释说："不日，疑战也。疑战而曰败，胜内也。"而《左传》则从史实着笔，写了一篇著名的历史战例：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未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弛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刿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由此可见，《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虽同为《春秋》作传，但它的作用和价值远非其他二传可比。

（二）　关于《左传》的作者与时代《左传》的作者和写作年代，历史上说法不一。司马迁和班固都在其著作中明确地说过《左传》的作者是盲人左丘明，并说他是鲁太史。有人认为这个左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论语·公冶长》但唐代以后，许多学者都提出异议，如南宋叶梦得说：左氏鲁之史官，而世其职，或其子孙也。古者以左史书言，右史书动，故因官以命氏。《传》初但记其为"左氏"而已，不言为丘明也。自司马迁论《春秋》，言"鲁君子左丘明。。"班固从而述之。。。固以丘明为名，则"左"为氏矣；然迁复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按：《姓谱》有"左氏"，有"左丘氏"，迁以"左丘"为氏，则《传》安得名"左氏"耶？至刘歆附会《论语》，以为"亲见孔子，好恶与圣人同。"此则专门之家，欲以辩求胜，而非其实也。。。今《春秋》终哀十四年，而孔子卒；《传》终二十七年，后孔子卒十二年。辞及韩、魏、知伯、赵襄子之事，而名鲁悼公、楚惠王。夫以《春秋》为经，而续之，知孔子者固不敢为是矣。以年考之，楚惠王卒，去孔子四十七年；鲁悼公卒，去孔子四十八年；赵襄子卒，去孔子五十三年。察其辞，反以哀公逊于越，尽其一世之事为经，终泛其后事。赵襄子为最远，而非止于襄子，不知左氏后襄子复几何时。岂有与孔子同时，非弟子，而如是其久者乎？以左氏为丘明，自司马迁失之也。唐赵氏虽疑之，而不能必其说。今考其书，杂见秦孝公以后事甚多。以予观之，殆战国周，秦之间人无疑也。

《春秋考》卷三：《通论》叶梦得认为《左传》的作者为"战国周、秦之间人无疑"，这是有道理的。现代一般人都倾向于认为《左传》一书是战国初年的作品。

（三）　《左传》的思想内容《左传》以《春秋》事略编次，用鲁君世袭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为序，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写起，一直写到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比《春秋》多出十七年）其叙事更至于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为止，前后叙述了268年的历史。其书"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第二》）总之，从性质看，《左传》仅仅是借助《春秋》为序的一部独立编写的历史著作；从取材看，它博采了当时的其他史籍和文化典籍及口头史料，全书规模庞大，内容丰富，篇幅近二十万字，远非《春秋》可比；从观点看，也不同于《春秋》的"尊王"正统思想，而表现出比较进步的历史观点。

1。突破了"天命"观念殷周奴隶主统治时期，有神论的天命思想占统治地位。当时认为天神或上帝是天地间的最高主宰，所有自然现象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种种活动，都被说成是"天"或"上帝"的意志力量所致。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也以此维护其对人世间的统治。

西周末年以后，随着奴隶主统治地位的动摇，"天"或"上帝"的绝对权威也逐渐产生动摇。代之而起的是"天人相分"的思想，即认为"天道"不能干预人事，或不能完全干预人事。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世界观。《左传》通过历史记载，肯定了这种进步思想：夏五月，火（火星）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

--《左传》昭公十八年古人迷信，认为火星出现，就要发生火灾。当时，火星出现后，随着大风，宋、卫、陈、郑几国都接连发生火灾。郑国大夫裨灶，主张以宝物祭神以禳除火灾，说如果不这样做，郑国还要再次发生火灾。而郑国的执政子产却以"灶焉知天道"为由不予理睬，结果，郑国也没有再发生火灾。这就用事实肯定了"天人相分"的进步观点。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载虢国国君派太史嚚去祭享神，太史嚚则回答说："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从《左传》的记载看，当时确有某些有见识的人，已渐渐对天道、鬼神之事开始怀疑，转而重视人的作用。《左传》以肯定的态度记载了这种新思想，忠于事实。这是很可贵的。

2。表现了民本思想《左传》在君、民关系上，比较重视"民"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本思想。如书中记述，鲁国大臣季氏由于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民的措施而取得了鲁国的政权，鲁昭公却因为失掉民心而被逐出国。昭公二十五年记乐祁说："鲁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又借史墨的话对这件事评论说，"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昭公三十二年）《左传》用肯定的态度记载了季氏因得民而得政，鲁君因失民而失位，正是民本思想的体现。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在混乱的诸侯争霸中，陈怀公拿不定主意亲谁远谁，便召国人而问，其中有个叫纪逢滑的给他作了精辟的回答：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逢滑当公而进，曰："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今吴未有福，楚未有祸，楚未可弃，吴未可从。而晋，盟主也。若以晋辞吴，若何？"公曰："国胜君亡，非祸而何？"对曰："国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复！小国犹复，况大国乎？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楚虽无德，亦不艾杀其民；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无见其德焉。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陈侯从之。虽然由此而结下了吴陈之怨，但纪逢滑这种以民本思想衡量国运的观点无疑是进步的。

春秋以后，战争频繁。《左传》写战争的胜否，往往从统治者是否能争得民心上找教训。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楚师大败，楚国荣季说："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民本思想是当时的进步思潮，《左传》以敏锐的思想触角抓住并记录了这样一些历史资料，是难能可贵的。3。概括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左传》以《春秋》为纲，借助丰富的史料，概括了春秋及战国初期的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它从王政衰微，郑国初图霸业写起，写到楚国强凌江汉诸国，写到齐桓公的霸业，宋襄公争霸，晋文公争霸，秦穆公霸西戎，楚庄王的霸业，晋景公争霸服齐，晋厉公争霸胜楚，晋悼公复霸，晋楚弭兵，郑子产为政，晏婴相齐景公，孔子事迹，吴王阖闾入郢，吴王夫差北向争霸等广泛的政治、军事、文化内容。其中还涉及到军事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记载。作者写史，全以事实为据，把历史通过活生生的故事展现出来，从而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如展喜犒师，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外交活动，而且表现出柳下惠这位贤人的正义与才华：夏，齐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即柳下惠）。齐侯未入境，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磬，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正是由于忠于史实，所以，《左传》又体现出"不隐恶"的态度，如实暴露了统治者的暴行、丑行。如作者于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膰，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宣公十年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这种君臣皆与夏姬通奸而又相互戏谑的情景，跃然纸上。而僖公三十三年，记载郑商人弦高犒赏秦师，暗中给国家通报信息，从而解救了郑国的一场兵难；定公四年记载，楚国申包胥哭秦庭，终于说服秦国出兵，拯救了祖国的危亡等，又表现出百姓臣民的爱国精神。

总之，《左传》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它不仅为我们汇集和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社会、政治、军事、文化资料，而且还表现出作者比较进步的历史观点。当然，它也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

（四）　《左传》的艺术成就《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它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它善于刻画人物性格，并善于对庞杂的历史资料加以精心剪裁和安排，使之故事化，这就使它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了文学色彩。《左传》的许多重要篇章，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故事首尾完整，层次分明；结构疏密相间，跌宕有致，格外引人入胜。

1。《左传》十分长于战争描写《左传》全书所记大小军事行动有三、四百起之多，其中如：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齐、晋■之战，齐、鲁长勺之战等。这些重大战役都记述得首尾完整，生动具体。

《左传》写战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不仅仅把战争看成是刀光剑影的搏斗，而是将战争视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较量。它写战争，一般是先从战前写起，首先描写战争双方的政治情况，人心的向背，对战争的准备，以及各种外交上的斗争，然后才写到战场上的交锋，而对战斗本身的描写，往往也着重写战术的成功或失败，使人深刻地感到战争的胜负绝非偶然。例如，对城濮之战的描写，直接写到战争的文字不到三分之一，而对晋、楚两国战前的外交纠纷，君臣情况，兵力、士气做了充分的描写，以至双方的胜负，早就在读者的料想之中。

《左传》还善于在战争描写中进行人物形象的塑造。请看晋、齐■之战中的两个精彩场面：师从齐师于莘，六月壬申，师至于靡笄之下。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齐侯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入，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馀勇。"

癸酉，师陈于■。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殽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吾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齐国君臣的骄傲轻敌，晋国指挥中心三位将领以国事为重的献身精神都跃然纸上。

2。《左传》善于刻画人物性格历史，是由人物和事件组成的壮丽画卷。作为以事实为主体的史书巨著，《左传》又长于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表现人物的活动，即善于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中，来立体化地表现人物的思想与性格。如《曹刿论战》中，以曹刿不顾乡人劝阻而执意入见鲁君，表现其爱国之心；以其与庄公战前、战中、战后的谈话，表现出其超人的见识、才智、性格、风度。这样，一位古代平民军事家的形象便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之中，逐渐呈现出来。

再如僖公二十三年记述晋公子重耳被迫离国出奔中的性格表现，也很动人：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　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

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

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怀（其）［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重耳这位贵公子遇难而奔，却骄性未改的生动形象。

3。《左传》语言简练生动，富有哲理《左传》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所用语言均极为简练、准确，描写人物生动传神，言事说理富有哲理。如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秦、晋殽之战，写晋国俘虏了秦国的三帅，晋襄公听母后文嬴的话，把他们都放走了。晋元帅先轸对此非常不满：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可谓形神兼备，所言发人深省。

再如昭公二十年论为政宽猛也是一段富有哲理的文字：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聚］人千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母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之。"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五）　《左传》对后世的影响《左传》是我国最早最详备完整的编年史书，同时也是一部长于修辞的文学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据徐仲舒先生的意见，《左传》成书之后，即在三晋流传。《汲冢书》有《师春》一卷，与《左传》记卜筮事无一字之异，这就是《左传》在魏国编写或首先在魏国流传的证明。《战国策》载虞卿之言："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实与《左传》所引《书经》的"居安思危"相同，可见，虞卿所称的《春秋》即《左氏春秋》。虞卿为赵国上卿，证明《左传》流行于赵。《韩非子》著作中也有《左传》的内容。

汉代以后，《左传》流传日广。河间献王刘德爱好搜集传播古代文化，还立了《左氏春秋》博士，专门讲授《左传》。《汉书·儒林传》载这一派半官学传授《左传》的情况时说：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左氏春秋传》，谊为《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传》，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尹更始为长乐户将，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咸及翟方进，瑯琊房风。可见《左传》在汉初流传之广，甚至出现了《左传》章句。

《左传》与《春秋》合编，成为儒家的一部经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学派所谓的"文"其实是指"文化"，主要是历史经验、政治哲学、以及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的内容，而这一方面，《左传》正是《春秋》的绝好辅助材料。司马迁推寻《春秋》之义以为孔子说："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之后，孔门弟子要系统地总结孔子遗教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有了《春秋》这样的简明提纲，有了《左传》这样丰富而具体的历史事实作为它的印证，自然就"深切而著明"了。

《左传》在史料和写作方法上，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不少取材于《左传》。总之，这部搜罗广泛，丰富多采的史学巨著，对后世史学、散文乃至小说、戏剧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

六、其他历史散文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除《左传》外，还有《国语》、《战国策》以及汲县古墓中发现的一些史书，如《穆天子传》等，秦汉间成书的《晏子春秋》一般也归到先秦时期叙述。

（一）　《国　语》《国语》是一部记录、整理于战国时期的史籍，全书共21　卷，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战国初期（约公元前967-公元前453年）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事迹。其中以《晋语》分量最多，共九卷；其次为周，三卷；鲁、楚、越各二卷；齐、郑、吴各一卷。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它对史实采取重点选录的方式，目的在于取得经验教训，供执政者参考，而不注意是否符合历史的全面系统的发展情况。

1。关于《国语》的作者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少卿书》）可见，《国语》的作者是个盲人。但从《国语》所记的内容分析，这个左丘明并非与孔子同时的那个左丘明，或者是与孔子同时的盲人左丘明作为瞽史记诵古事，由后人加以整理，仍依托他的名义。正如古希腊盲歌者荷马的史诗，是由旁人记录整理的，作者仍标为荷马。

民族文化工作者李家瑞曾经研究过中国卡佤族传述本村历史的方法：卡佤族（西盟）有一种传代木刻，也是记事性质的木刻。他们在每年第一次吃新米的时候，要召集全村老小一齐尝新，由年老的人口头传述本村历史，就拿出历代相传的一根木刻。木刻两侧都刻着许多刻口。每刻口代表著一桩事件，刻口深的，表示重大事件；浅小的表示事件轻小。有时新发生一桩事件，也照样加刻上一个刻口。讲述的老人主要是指示给族人某一刻口是记本村的某事和某村人结下的仇怨，已经报复过或未报复过，其意义是要族人记著仇怨不忘报复而已。而村中其他事件也借这个机会，口耳相传延续下去①。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诵为主，而以结绳刻木帮助记忆。所谓"史不失书，矇不失诵"，讲的就是古代传诵历史的方法。瞽矇传诵的历史再经后人记录下来，就成为"语"，如"周语"、"鲁语"之类；《国语》就是记录各国瞽矇传诵的总集。

瞽矇是乐官，同时也是传诵历史或歌唱历史的人。后来，瞽矇失职，他们还要以说唱方式在民间说唱故事。南宋陆游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国语》中许多故事，具体细微，杂有推测想象成分，很可能与瞽矇的传诵增添有关。从《国语》内容分析，其作者无论是否左丘明其人，但这位作者学识渊博，懂得"天道"、历史、音乐、文化知识，则是无疑的。

2。《国语》的思想内容《国语》虽然分别记载了八个封国的史实，但从实际内容来看，并非八国史实的全貌，而只是其中的部分事件。其中除了《周语》是较为系统地记

①　《文物》月刊1962年第1　期。

载了从西周穆王经厉王、宣王、幽王、惠王、襄王、定王、简王、灵王、景王直到东周敬王历代各朝事迹之外，其余各国所记述的内容则多为历史片断。如《鲁语》只着重记载了臧文仲、里革及敬姜等几个人的逸事，《齐语》只记录了管仲相桓公时的政治外交措施，《郑语》仅仅记载了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话，《楚语》则着重记述了灵王和昭王二君，而《吴语》和《越语》则集中叙述了吴越争霸及勾践灭吴的故事。《国语》中《晋语》篇幅最长，约占全书二分之一弱。《晋语》九卷之中，前四卷专门叙述晋献公和他的几个儿子争夺权位的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晋献公听信后妻骊姬的谗言，致使太子申生屈死，次子晋文公颠沛流离。这一段的描写异常精彩：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谓公曰："吾闻申生甚好仁而强，甚宽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谓君惑于我，必乱国，无乃以国故而行强于君。君未终命而不殁，君其若之何？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公曰："夫岂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骊姬曰："妾亦惧矣。吾闻之外人之言曰：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杀君而厚利众，众孰沮之？。。今夫以君为纣，若纣有良子，而先丧纣，无章其恶而厚其败。钧之死也，无必假手于武王，而其世不废，祀至于今，吾岂知纣之善否哉？君欲无恤（忧），其可乎？若大难至而恤（忧）之，其何及矣！"公惧曰："若何而可？"骊姬曰："君何志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释君。且君其图之，自桓叔（献公的曾祖）以来孰能爱亲？唯无亲，故能兼翼（翼为晋之故都，桓叔祖孙四代侵灭了原来同族的旧晋君）。"公曰："不可与政。我以武与威，是以临诸侯。未殁而亡政，不可谓武；有子而弗胜，不可谓威。我授之政，诸侯必绝；能绝于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国，不可忍也。尔勿忧，吾将图之。"

这几乎类似于小说了。因为骊姬的"枕边风"不可为他人知晓，所以这些情节多为虚构。但是这种虚构却又合情合理。骊姬以守为攻，抓住献公具有强烈的权力欲这一要害，一步步离间了他与申生的亲子之情。献公看来并不昏庸，他对众人批评他惑于骊姬也是有察觉的，所以骊姬先是哭哭泣泣请献公把她杀掉。她知道献公是不会这样做的。于是接着便讲太子的坏话。讲得又十分巧妙，说他如何"宽惠而慈于民"。但话锋一转，却得出"杀君而厚利众"的结论，直刺到献公的痛处。又进一步以纣王作比喻，以晋国前代统治者骨肉相残的传统作证，最后以"盍杀我"，乃至以"君盍老而授之政？"相激，终于使献公为维护自己的"威武"形象，而决心除掉太子。对于以"武与威"临诸侯的献公来说，如果骊姬诬陷申生不才或道德缺陷，肯定骗不过献公，然而她却采用抬高申生的办法，使视权势为性命的献公产生了忌妒与恐惧心理，从而将人物性格表现得更为深刻。

《国语》中有的篇章表现"民为邦本"的政治历史故事，如《召公谏厉王止谤》（《周语》）：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国语》中还有一些表现人物高尚品德的历史故事。如《晋语·叔向贺贫》就是晋大夫叔向与晋卿韩宣子因贫富问题相互勉励共同进德修业的谈话记录。叔向，晋之公族，姓羊舌，名肹，中军尉佐羊舌职之次子，食邑于杨（今山西洪洞县），亦称杨肹，字叔向，是当时的贤士大夫。其文曰：叔向见韩宣子。宣子忧贫。叔向贺之。

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无其实，无以从二三子，吾是以忧。子贺我，何故？"对曰："昔栾武子无一卒之田，其宫不备其宗器；宣其德行，顺其宪则，使越于诸侯。诸侯亲之，戎狄怀之，以正晋国；行刑不疚，以免于难。及桓子，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略则行志，假贷居贿，宜及于难；而赖武之德，以没其身。及怀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难；而离（罹）桓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恃其富宠，以泰于国。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宠大矣，一朝而灭，莫之哀也，惟无德也。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不暇，何贺之有？"

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将亡，赖子存之。非起也敢专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赐。"

3。《国语》的艺术特色从史学和文学成就看，《国语》不如《左传》。但《国语》也有较为明显的艺术特色，这就是：一、长于记言，二、有虚构故事情节。虽然在语言上较为质朴，但从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应该说比《左传》前进了一步。例如，《晋语》所记骊姬深夜向晋献公哭诉进谗的事，早在秦汉之际就被人怀疑。《孔丛子·答问》记陈涉读《国语》至此处，向博士问道："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词。"虽然博士曲为《国语》回护，硬说宫廷之中有女性的内史旁听记录，这是不能说服人的。唐人柳宗元曾写《非〈国语〉》一文，他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并说《国语》"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其实，柳宗元列举的非难之词，从文学的角度看，正是对《国语》应该肯定、赞美之处。我们看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取得暂时和平之后，如何忍辱负重，蓄积力量，准备复国，作品写得何等生动传神：勾践说于国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于是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然后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

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闻古之贤君，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今寡人不能，将帅二三子夫妇以蕃。"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娩）者以告，公毉守之。生文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官其子。其达士，絜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勾践载稻与脂于舟以行。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也，无不歠也，必问其名。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

国之父兄请曰："昔者夫差耻吾君于诸侯之国；今越国亦节矣，请报之！"勾践辞曰："昔者之战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与知耻？请姑无庸战！"父兄又请曰："越四封之内，亲吾君也，犹父母也。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之仇，其有敢不尽力者乎？请复战！"这种"十年生聚"的情景描写得何等生动、深刻。重民如此，焉有不胜之理！（二）　《战国策》《战国策》是一部记录战国时代游说之士进行策略活动的史书，在先秦历史散文中，文学色彩最浓。全书共计33　篇，基本上依照《国语》体裁，以记言为主，按国别划分，有东周一篇，秦策五篇，齐策六篇，楚策四篇，赵策四篇，魏策四篇，韩策四篇，燕策三篇，宋与卫策一篇，中山策一篇。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作者不可考，有人怀疑出于蒯通之手。

1。《战国策》的成书过程《战国策》实非一人所作。刘向《战国策叙录》云：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重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之国，为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一部分，经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27　章，325　行，11000　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11　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16　章，是佚书。这部书大约编成于秦汉之际，类似《战国策》的原始辑本，其中内容也许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它的发现为战国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2。《战国策》的内容特色《战国策》作为一部史书来说，它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它虽然记述了战国时代许多历史事实，但它叙事不记年月，文章片片断断，这就不免减低了它的史学价值。从思想观点讲，《战国策》既非一人一时之作，因此思想也颇庞杂，并非一派一家之言。但基本上为战国兼并时期纵横家的思想活动记录。所谓："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刘向：《战国策叙录》）

《战国策》主要反映战国时代纵横家的思想与观点，它不讲"忠"而讲"义"；不讲"信"而讲"智"，一切以"成事"为标准。所以，朝秦暮楚可以得到赞扬，背主求荣可以沾沾自喜，这种思想观点为儒家所不容，但在战国争雄的年代，却能为时代所接受。《战国策》正是以一种新的观点对往来于诸侯国之间的策士们的活动，设身处地，作了生动的记载，对他们的奇谋异策，进行了公开的赞扬。当然，书中也记载和歌颂了古代某些有政治远见，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的人物和他们的生动事迹，如邹忌讽齐王纳谏，冯谖为孟尝君焚券买义，鲁仲连义不帝秦，荆轲刺秦王等。另外，有些篇章，虽然原义在歌颂某种人的机智，但内容上却具有更大的客观意义，如触龙劝说赵太后不要溺爱幼子等。现举一段文字以见《战国策》的内容特色：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险，东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里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赢滕履■、负书提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归至家，妻不下絍，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然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筒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说，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纵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

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任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以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当秦（指苏秦）之隆，黄金万镒为用，转毂连骑，炫煌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

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庭说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苏奉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

--《战国策·秦策》这段《苏秦以连横说秦》的文字最能代表《战国策》的思想观点。文章以苏秦成就功名利禄为主线，采用夸张的手法，不以史实为重，而强调计策谋略的运用与人生功名利禄的追求，表现出战国时期士阶层的人生理想追求。苏秦失势与得志时家人对其截然不同的前倨后卑态度，也说明"拜金主义"的渊远流长。

3。《战国策》的艺术成就从文学角度看，《战国策》文笔生动，清新流丽，富于文采；又善于用比喻和寓言故事说明事理，富有形象性。在人物刻画上，一些篇章刻镂精细，故事结构曲折而完整，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在艺术技巧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像《颜斶说齐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说。

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

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千斤镒！"由是观之，先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说。

--《战国策·齐策》后来，颜斶又以三代史事，易传论述和老子之言讲述了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的道理，终于使宣王对颜斶尊重起来，而颜斶却拒绝了齐王的弟子之请与丰厚敬献而反璞归去。一个无位的隐士，竟敢对着骄傲自满的国王，当面直斥其非，既经说服了国王，又拒绝禄位而洁身自退，可以想见古代隐士的高风亮节。

《战国策》还善于用寓言故事说理。如：《楚策》中记载在楚国做官的魏国人江乙用狐假虎威的寓言故事向楚宣王说理，生动地告诉他昭奚恤之所以在诸侯中有威望是因为依仗了楚国之甲兵的道理：荆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果诚何如？"　群臣莫对。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

其他如《魏策》中记载季良以南辕北辙的故事劝阻魏安厘王不要攻邯郸，否则将会适得其反；《燕策》记载苏代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规劝赵惠文王不要用兵伐燕，让强秦做了得利的"渔父"，终于使赵惠文王明白了道理。都是《战国策》中有名的寓言故事。有时，策士们急中生智，还会用极其巧妙的方法进献故事说理。如齐人谏靖郭君城薛：靖郭君将城薛，客多以谏。靖郭君谓谒者："无为客通。"齐人有请者曰："臣请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请烹！"靖郭君因见之。客趋而进曰："海大鱼！"因反走。君曰："客有于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为戏！"君曰："亡，更言之！"对曰："君不闻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奚以薛为？夫（失）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犹之无益也。"君曰："善。"乃辍城薛。

齐威王的小儿子田婴被封为靖郭君之后，威王把薛给他做了采邑。他得意洋洋，想在薛筑起高高的城墙来，巩固自己的力量。谋士们怕由此产生误会，引起齐王的猜忌，纷纷进谏。但这位少年公子听不进去，并且下了一道命令："不要为谏者通报。"这时候，有位聪明的谋士只用三个字"海大鱼"引出一段大鱼不能离水的故事，告诫他筑起城墙而隔断了齐国的"水"源，实属有害无益。

《战国策》的语言清新流丽，描写细腻准确，论辩富有气势，无论叙述说理，均辞采绚丽，生动传神，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像《触龙说赵太后》（《赵策》）写左师触龙徐徐而进言，《唐且为安陵君劫秦王》（《魏策》）咄咄而逼人，都是因势而行文，或缓或急，恰到好处。在先秦历史散文中，《左传》、《国语》、《战国策》的相继出现，标志着春秋战国时期散文水平的不断提高，它们对后世历史散文和文学散文的发展，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　《晏子春秋》及其他历史散文《晏子春秋》旧题"春秋齐晏婴撰"，实则为后人依托并采缀晏婴言行而作。学者们研究推测，作者应该是在齐国政治上有过较高的地位，又可能见到官府档案和历史文献的齐国故臣，像曾向秦始皇进过谏的齐博士淳于越这样的人物。

晏婴（？-公元前500年），春秋时齐国大夫，字平仲，夷维（今山东高窑）人。齐灵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56年）其父晏弱死后，继任齐卿，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世。曾奉景公命使晋联姻，与晋大夫叔向议论齐政，预言齐国政权终为田氏所取代。他一生节俭、爱民、能言、善谏，是与孔子同一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其思想言论集中反映在《晏子春秋》一书中。

《晏子春秋》有内外篇共八卷，二百五十章。《汉书·艺文志》儒家列《晏子》八篇，是否指《晏子春秋》，可疑。1972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中出土的《晏子》残简与今本有关章节相对照，内容大体一致。唐柳宗元认为该书系齐国的墨子之徒所作，因其志尚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非儒、明鬼等，多为墨家观点。究其实际，该书内容非儒并不非仁，明鬼并不迷信。当时，百家体系尚未形成，不必归于某家某派，而可视为中国古代的一部开明政治家为君为民忠诚机智从政的百科全书。其中对盛君、谋事、君臣、威望、重民、爱民、赏罚、勤政、节俭、外交、宴乐、矜勇、社鼠、失国、政患、正邪、天道、梦兆、休咎、死生、毁誉、忠孝、隐荣、同和、善任、待人等问题以及孔夫子这个人物都有记述评论。从文字看，议论精辟，故事性强，可视为小说阅读。现举几则故事，以见一斑：晏子将至楚，楚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婴，齐之习辞者也，今方来，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曰："缚者曷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王笑曰："圣人非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景公问于晏子曰："治国何患？"晏子对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谓也？"对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夫国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请，置表甚长，而酒酸不售，问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国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术之士，欲千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噬之，此亦国之猛狗也。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主要得无壅，国安得无患乎？"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景公至自畋，晏子侍于遄台，梁丘据造焉（来拜访）。公曰："惟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鬷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音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以如是。"

公曰："善。"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汲县古墓中的史书，也属于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散文的范畴。主要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和《汲冢周书》（《逸周书》）。晋代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县人不准在盗掘古墓时，发现了战国时期魏安厘王墓中埋葬的竹简书，经整理传世的即为上述三部著作。这三部著作为我们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文学、文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材料。

《竹书纪年》是一部编年史，与《春秋》体制相同。当时整理行世后，又佚失。现存的是后来的辑佚本。共十二篇，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至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为止，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有清代学者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

《穆天子传》是一部周穆王的传记，主要记载他周游各地的奇特经历。

周穆王名满，是西周的第五代君王，活动时间相当于公元前第十世纪左右。《左氏春秋》曾说："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将皆使有车辙马迹焉。"本书记载了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乘坐着车子，由赶车能手造父等驾驭着八匹骏马--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以观四荒。他们行走千里，戴胜骑兽，北绝流沙，西登昆仑，终于到达西王母之邦：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

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

道里悠远，山川间之。

将子无死，尚能复来！

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

万民平均，吾顾见汝。

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记兀纪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学者认为这部《穆天子传》也许是古代师、瞽、瞍、瞍们师徒相传演说历史的成果，具体演说时，可能会绘声绘色。而该书则是战国时人追记下来的古人演唱史诗的提纲①。

现存《穆天子传》首尾不全，所存第六卷还记载了穆王爱妃盛姬在途中病亡，穆王为她伤心流涕、隆重祭典的情形。至于穆王如何开始旅行及如何返回，则由于文佚而无从得知。但此书在战国前期出现，说明我国古代英雄传说并不是一个空白。

《逸周书》亦当为战国时人所记录整理的一部古代史书。现存五十九篇。一部分为文王、周公的告诫、训词，有的篇章则记载武王出师克殷，建立王朝，经营洛邑，订立制度等大事。其中有不少夸张与虚构。像《世俘》说武王征四方，"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等；《王会》篇写周成王在成周（洛邑）大会，四方诸侯及域外各国使节来朝，带来九尾狐、四角羊、比翼鸟以及能飞的狗前来贡献，寄托了古代华夏人以洛邑为世界中心，妄图一统世界的豪情壮志。

《逸周书》中的《太子晋解》一篇写周太子晋和盲乐师旷的故事：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晋而与之言，五称而五穷，逡巡而退，其不遂。归告公曰："太子晋行年十五，而臣弗能与言。君其归声就、复与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将以为诛。"平公将归之，师旷不可，曰："请使瞑臣往与之言，若能幪予，反而复之。"

师旷见太子，称曰："吾闻王子之语，高于泰山。夜寝不寐，昼居不安。不远长道，而求一言。"王子应之曰："吾闻太师将来，甚喜而又惧。吾年甚少，见子而慑，尽忘吾其度。"师旷曰："吾闻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骄；自晋始如周，行不知劳。"王子应之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积施关，道路无限。百姓悦之，将相而远。远人来欢，视道如尺。"

之后，他们又论及古代先王之道，胄子、士人、公侯、帝王的标准，相互吟诗答对，表现出知天达命的人生态度。

《太子晋解》的小说成分浓厚，对话多四字一句，行文押韵，可看作后世赋体的先河。

（四）　历史散文对后世的影响我国古代的叙事散文在历史著作占有极高的地位，其渊源则在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成熟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对后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大量地采用了《左传》、《战国策》的史料，而且汲取了它们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例如《赵世家》极似《左传》、平原君、魏公子等列传又极似《战国策》。《春秋》的褒贬是非以及《左传》直书无隐的精神，一直为司马迁以来的良史所继承，成为过去史学家撰著的原则。从司马迁起，史家之有论赞，也是受了《左传》的启示。《左传》的作者常常通过"君子"或他人之口来表示自己的观点、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

①　徐北文：《先秦文学史》，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97-98　页。

评价，这种手法也为后来史家所秉承。

《战国策》的纵横家雄辩余风，直接影响到汉初贾谊、晁错等政论作家。而唐宋以来的著名古文作家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人无不师承先秦历史散文。他们的叙事文和传记文无论在语言上，表现方法上，很大程度上受了先秦历史散文的影响。例如，韩愈虽说"左氏浮夸"，而其《董公行状》的辞令却与《左传》风格极为近似；柳宗元在所谓"圣人之道"上曾经非难过《国语》，但在文章上却承认其"深闳杰异"，并主张"参之《国语》以博其趣"（《柳河东集·答书中立论师道书》），可用《左传》、《国语》之辞（《柳河东集·报袁君陈秀才书》）。至于苏氏父子，受《战国策》影响尤为明显。苏洵的《权书》、《衡论》以及其他史论，苏轼的《策略》、《策别》、《策断》、《志林》诸论及其他策论、上书等，都在学习《战国策》中吸取了有益的经验。

可以说，《晏子春秋》直接启发了后世文言小说的作者，而《穆天子传》、《逸周书》则可视为后世说唱文学的滥觞。

七、初期哲理散文春秋战国时期初期的哲理散文包括《论语》和《墨子》等。

（一）　《论　语》《论语》是一本主要记述孔子言行的书。

1。《论语》的成书及版本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又是主张"仁政"的思想家和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家。从孔子开始，平民百姓才开始有了受到教育的机会，孔子的思想和论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也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论语》则是孔子的思想与言行的集中反映。

班固说："孔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可见，《论语》主要为孔子弟子所记述。其中有"曾子曰"等语气，由此看来，记述《论语》的还有曾子的门人。一般认为，其中一部分是孔子后学七十二弟子的门人所记，所以书中的称谓、体例和文章风格都不尽一致。柳宗元《〈论语〉》辩》根据书中所记曾子将死之事，此时离孔子过世已经数十年，由此推断，认为《论语》最终为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所纂辑，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

《论语》在汉代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古论语》其书为古文，出孔子壁中，有二十一篇。《齐论语》为齐国学者所传，凡二十二篇。以上二本早已亡佚。《鲁论语》为鲁国学者所传，即现今通行的《论语》，共二十篇。东汉学者郑玄参照《古论语》、《齐论语》，为之作笺，流传至今。南宋学者朱熹把《论语》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以及《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为封建时代士子必读的教科书，可见《论语》的巨大影响。

2。《论语》的思想内容《论语》主要反映出孔子以仁政和礼仪治理社会的政治理想。请看下面一些论述：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无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是语矣。"--《论语·颜渊》在这里，孔子把"仁"与"礼"看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和治国的总纲。在他看来，富与贵虽是人们的正常欲望，但是非"仁"不取；贫与贱虽是人们不愿承受的处境，但是没有正当的途径，也不轻易离开。这就为社会稳定奠定了道德伦理基础。所以说，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从表面看来，这种要求限制似乎过于刻薄，但如果与孔子对"仁"的全面论述结合起来，便可见其中"不立规矩，无以成方圆"的道理。在孔子看来，民要以"仁"为纲守"礼"；君则要以"仁"为纲"爱人"。两方面结合起来，就可以达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向也吾见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论语·颜渊》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亦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论语·雍也》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论语·雍也》在这里，孔子把"仁"与"知"（智）联系在一起论述，讲清了仁者爱人的道理，这就是"务民之义"、"能济众"、"知人"等等。樊迟反应比较迟钝，子夏就以古代贤君以仁治国的道理讲给他听，使他懂得了"仁"的内涵。

正是由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仁"这些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标准贯穿于"仁义"之中，所以孔子的"仁政"思想才能在社会实践中生根。虽然在过去的时代里，也有"为富不仁"、"假仁假义"的现象存在，但"仁义"作为一种由时代发展应运而生的道德规范，千百年来，却一直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论语》中的许多语录片断正是这种传统美德的形象纪录。

《论语》所包涵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除了集中表现孔子的仁政理想之外，还对人的品德修养，生活志趣，人际交往、乃至饮食文化作了精辟论述，其中不少成为后世的格言。

3。《论语》中可见到的孔子形象作为世界伟人的孔子，他的思想志趣，人生经历，以及对人对事的态度，在《论语》中都有零星的反映。集中起来，则可以窥见孔子这一伟人的整体形象。这是《论语》在文化上的一大贡献。

首先，孔子是一位求实而谦虚的人，他从不以圣人自居。《论语·为政》篇记述了他晚年对自己一生思想发展过程的论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常人，如果说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爱好学习。所以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

其次，孔子的一生，是执著追求理想的一生。尽管命运多舛，但他始终不灰心，不气馁，而是从实际出发，孜孜以求。《论语·子罕》记载：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听后，对门人弟子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没有回答。孔夫子对子路不满意，说：你为什么不说："其为人也，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即使受到世人的讥讽与嘲笑，他也矢志不改：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论语·微子》第三，孔子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一次，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孔子听到这件事后，感慨说："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精通"六艺"，以"六艺"教育学生。所谓《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而且爱好音乐，注意饮食。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赞叹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他和别人唱歌，遇到优美的曲子，"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道之。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论语·乡党》）第四，孔子是一个为人正直的人。他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无惮改。"（《论语·学而》），他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对于那种花言巧语，看脸色行事，巴结奉迎的举动非常厌恶，所以他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第五，当然，孔子也有其不足之处，如鄙视劳动。但是，他仍然承认艺有所长，这就有一种诚实的品质在其内。《论语》子路篇记载了他的这种偏见：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纵观全篇用意，是说从政者不必去亲自耕作，倒也有其道理。可见孔子是个念念不忘政治的人。然而，有时他也很讲实际。尽管他一贯主张安贫乐道，赞扬他的得意弟子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然而他也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这样的话。这又反映出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总之，《论语》中的孔子是一个伟大而平凡的人，他有着深刻的思想，他一生遭遇不顺，他一心一意地想治理好国家，教育好学生，做一个对社会有为的人。因此，虽然在他活着的时候，其学说仅为一家之言，但在他过世之后，其地位与影响却如旭日东升，一直影响到千秋百代。正如《论语·子张》记载子贡所言：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4。从文学角度看《论语》的特色《论语》记述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言行，虽多以记言为主，但在记述这些言论的时候，也往往把孔子及其弟子或者其他人的仪态，举止，说话时的神情、口吻，以至音容笑貌都一一描绘出来，很能够显示出人物的性情、感情和性格。例如：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子游的名字）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子吾是也。前言戏之耳！"

--《论语·阳货》这里是写孔子的弟子在武城作官，按照孔子日常的教导，施行礼乐教化；而孔子却随口开了句玩笑，说他杀鸡用牛刀，无须这么小题大作。当弟子不同意他的看法据理反驳时，他又赶紧改口，加以纠正，说前面的话不过是随口而出的玩笑。虽然字数不多，却口吻逼真，情趣盎然，显出了孔子的音容笑貌和与弟子们随和亲近的情景。

《论语》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是一篇有人物，有情节的优美散文，向来为人们所传诵：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论语·先进》这段文字记述的是孔子与学生们的一次有关志向的谈话。孔子先用平易谦和的语气，解除学生们的拘束，再用"如或知尔"的假设语气，启发他们尽情畅谈自己的志向，显示出孔子循循善诱的态度。接着写"子路（仲由）率尔而对"。这个学生直率而好胜，所以抢先发言，他毫不谦虚地把他能治国安邦的本领用夸大的言辞讲了出来，不留余地，十分自信。他讲完之后，孔夫子含有深意地微笑了一下，没有明确表态。

随后是孔子依次让冉有（求）、公西华（赤）、曾皙（点）谈话。冉有说，他只能使百里之国丰衣足食，施行礼乐教化的事，自己却办不到。公西华表示，自己仅仅能在诸侯祭祀、会盟时作个"小相"（司仪）。孔子只是静听，没有表示态度。最后临到曾皙回答。他从容地停下弹奏的音乐，"舍瑟而作"，起身畅谈了自己想在暮春季节到沂水之滨和朋友们游乐咏唱的志向。想不到这个志向竟得到孔子的赞同。

后来，曾皙问夫子：为什么要哂笑子路，夫子讲了为政大小同一的道理。但是孔子为什么在曾皙讲了一通投身大自然，过悠闲自在的生活之后，竟"喟然而叹"，表示赞许，后儒却有不同的解释。我们认为那种以歌颂为出发点的解释是不妥的。例如说这是表现"尧舜气象"，"上下与天地同流"云云，都是脱离孔子生活境遇的无稽之谈。其实，孔子这位被后人奉为"万世师表"的大圣人，当年是颇不得志的，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周游列国，四方游说，到处献治国良方，却处处受到冷遇，所以也难免有愤世嫉俗的苦闷，以至产生过淡泊生活的愿望。他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木排）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话，也产生过"欲居九夷"（《论语·子罕》）的想法，表白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心迹。孔子的这些思想与曾皙表示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情致是相通的，所以孔子赞同了他，实际上也是对当时处境的一种感叹。

这段文字虽只有三百来字，但人物描写却动静有致，深刻传神。孔子的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子路的坦率而自负，冉有的谨慎，公西华的谦虚，曾皙的志趣高远和性格洒脱，都可想见。尤其是曾皙谈话中所描绘的那幅春游图--阳光和煦，春回大地，至朋好友，说说笑笑，融融乐乐，载歌载舞于沂水之滨，微风拂面，那是多么惬意的生活！

《论语》从总体看，是表现政治观点的语录体散文。但有些篇章，如上述《侍坐章》与微子篇中的《楚狂接舆章》、《长沮桀溺耦而耕章》均有生动的人物描写。另外，乡党篇中有两处写孔子在政治活动中的言行举止也很生动传神。如记叙孔子上朝时的样子："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表现出与不同等级的人交往时的不同态度神情。写鲁君召他去接待国宾："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精到地刻画出鲁国这个礼仪之邦迎送宾客的礼仪规范。

5。《论语》中的格言与影响《论语》中有许多语录，简明深刻，包含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形成格言，流传于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为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论语·学而》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

--《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论语·学而》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

--《论语·学而》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论语·学而》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论语·为政》子曰："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为政》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论语·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论语·为政》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法则），小人怀惠。"

--《论语·里仁》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论语·里仁》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论语·公冶长》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

--《论语·公冶长》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亦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樊迟问知（智）。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论语·雍也》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论语·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论语·述而》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论语·述而》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论语·泰伯》子四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论语·子罕》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论语·子罕》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论语·子罕》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论语·子罕》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子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

--《论语·子罕》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论语·子罕》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论语·子罕》子贡问曰："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论语·颜渊》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论语·颜渊》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令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箕也！"--《论语·子路》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论语·子路》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论语·卫灵公》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论语·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

--《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论语·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论语·季氏》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论语·季氏》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阳货》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论语·子张》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论语·子张》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论语·尧曰》不必再举例了。总之，《论语》中的格言警句比比皆是，如夜空的群星，光辉灿烂，千百年来照耀着炎黄子孙的人生旅程，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二）　《墨子》《墨子》是一部记载墨家学派哲学观点和人物言行活动的著作。

1。墨家学派与《墨子》墨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墨翟。司马迁写的《史记》中没有他的专门传记，只在《孟子荀卿列传》中末尾附了几句话："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可见，在独尊儒术的汉代社会，墨家学派已被人们所冷落。据后人考证，墨子约生于孔子之后，大约生于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480年），约卒于周威烈王六年（公元前420年），时当战国初期。清代学者孙诒让在其研究墨子的著作《墨子閒诂》之中附有《墨子传略》。

《墨子》一书，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七十一篇，经西汉经学家刘向校录。现存十五卷，五十三篇，其中大部分是墨子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记录，也有一部分是墨子后学的著作。

《墨子》散文中有所谓"十论"，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它是《墨子》书中的主要部分，代表了墨家学派的主要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这些文章是经弟子们记录下来的创始人墨翟当年在"百家争鸣"中的讲学辞。由于墨家在墨子死后分为三派，他们对墨子学说各有记录，后来合编成书，故以上十篇文字都分上、中、下，而其内容大同小异。

《墨子》一书，虽然仍属记言性质，但其所记的已不是片言只语，而是长篇大论，实际上已是首尾完整、逻辑性很强的论文，而且每篇都有了代表中心思想的标题。这与它以前的语录体散文《论语》已很不同。如果说，《论语》还只是零散在盘中的璀璨明珠，那么，《墨子》已经是把明珠串成首饰的手镯或项链了。中国的论辩散文是从《墨子》开始的，这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上是一个重要贡献。

《墨子》一书中，《耕柱》以下至《公输》各篇，记述了墨子和弟子们的言行活动，是研究墨家学派的重要史料。另外还有一些科学著作，如《大取》、《小取》、《备城门》等，多为墨子后学者所作。

2。《墨子》的思想内容儒家学派承认社会的尊、卑、贵、贱，从实际出发，主张以"礼"治天下；墨家学派，则站在"农与工肆"的角度，总想把小生产者互爱互利的品德扩大到全社会，极力主张"兼爱"与"非攻"。他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乃）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

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子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

然后，墨子又以此理推论至盗贼行窃，诸侯攻伐，其原因均是"不相爱"。其结论是："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这就是《墨子·兼爱上》篇的中心内容。最后文章这样结尾：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作为一篇议论文章，写得有理有据，自成体系。但是，由于墨子把"爱"

作为一种脱离社会实际利害关系的抽象感情来论述，因此很难兑现。他这种把天下一切怨恨祸乱的根源都归结为人们不相爱，因而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实际上，只是把小生产者互爱互利、赖以生存的品德理想化，想让全社会普遍接受，而他并不懂得统治者想兼并天下的"大欲"与贵族们想高居常人之上的"本性"，因此是行不通的。然而，墨子的"兼爱"、"非攻"主张表现出下层人民希图过安定生活，相爱而生存的美好理想，因此受到乱世百姓的欢迎，而成为一时的"显学"。

另外，墨子还从反对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出发，主张"尚贤"，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以此与儒家的等级观念争鸣：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因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

--《墨子·非儒下》墨家学派这种强调吏治、务农，反对儒家听天由命安贫乐道的论述，正击中了儒家的要害。

墨子还从反对浪费社会财富出发，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但他们的这些主张主要是针对儒家的观点而言的。因为儒家的"礼乐"形式，目的在于表现社会等级的差别和王室贵族的尊荣，而墨家则从下层劳动者的思想观念出发，主张节俭与实用，从本质上讲，应该说这是一种美德。即是与文艺思想有关的"非乐"，也不无可取之处。墨子"非乐"的理由，并不是反对音乐或文艺本身的"美"，《墨子》中说："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鼓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不以为美也。"而是因为贪图音乐享受会费财误事。统治者迷恋于音乐，"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一般人民迷恋音乐，则会破坏男耕女织的正常生产，"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总之，上"废君子听治"，下"不中万民之利"，使"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种观点，尽管主观上是从关心人民利益出发的，但是没有辩证地看到音乐对生产劳动的鼓舞作用和在生活中的娱乐休息与陶冶性情的作用，因此，墨子的"非乐"显然是一种从小生产者狭隘功利主义出发的偏激观点，是不妥当的。

正由于墨家学派有这种近于狭隘功利主义的偏激观点，所以反映在文学上，也显出"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的缺欠。然而，《墨子》中所提出的"三表"文学观，却是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主张文章要有社会生活依据，要讲究实用。这种观点是实际而可贵的：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所谓"三表"，就是判断事物是非的三项标志或标准。同时也是他"出言谈由文学"（《非命》）的标准。这三项标准的大意是说，第一，观察事物和写文章要有历史上的事实作根据；第二，要有广大人民的生活经验作根据；第三，要放到实际生活中去检验一下，看是否符合国家人民之利。正是因为墨子有这样一些思想观点，反映到他的文学创作上来，也就比较注意对客观事理的剖析，注意用事实论证，注重实际效用。

3。《墨子》的文体特色首先，《墨子》中的论文，善于运用具体事理进行说理，不以华丽辞藻取胜，而以逻辑严密著称。

例如《非攻上》一文，其中心论点在于反对不义战争。文章开始却以生活中的故事作比：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偷）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接着又举出到人家马圈里偷人牛马者，闯入人家里杀人越货者，然后推论到统治者所发动的掠夺战争也是"亏人以自利"的行为，自然更是"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了。

文章为了暴露不义战争的罪行，又举杀人者为例论证：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而一次战争，死人何至百、千！以此推论，发动战争者，自然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由此可知，《墨子》在论证问题时，是首先从常人能认识到的事实和道理出发，然后进行由浅入深，由小到大，由明及隐的逐步推论。我们读《墨子》的散文，就会发现它的推论方法，总是一环扣一环，一层深一层，步步紧逼，自成体系，从文章形式来看，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其次，在《墨子》的记事文章中，往往情节曲折，又善于用故事说理。

如《公输》篇，记述墨子听到楚国要攻打宋国，就亲往楚国跟公输盘辩论：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富有戏剧性的是，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并不直说止楚伐宋的事，而说要给公输盘一大批酬金，请他帮助杀一个人。公输盘听后很不高兴，说："吾义固不杀人。"于是引出墨子的一大段议论：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诤谏），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类推事理）。

这样，使公输盘无话说了。公输盘便把责任推到楚王身上。墨子见到楚王后，同样由浅入深与之论辩：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窃疾矣。"

于是，墨子又进行类推，说："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终于在理论上驳倒了对方。

但有野心的人，虽然明知自己不对，也往往还是欲火难灭。墨子懂得光靠理论服人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又展开了实际上的较量。文章最精彩的一段，是墨子与公输盘在楚王面前"解带为城，以牒（小木片）为械"比量攻守之术的场面。"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御）有余。"公输盘不禁恼羞成怒，顿生杀机：公输盘诎（屈），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当楚王不明就里，墨子解破机关，戳穿了公输盘的阴谋之后，这场斗争才真正取得了胜利：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由此可见墨子为正义而献身的精神。

富有教育意义的是：即使是正确的事情，也必须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有成功的把握。鲁迅先生曾以此为历史小说《非攻》的题材，歌颂了墨子这种身体力行的精神，称墨子他们为"中国的脊梁"。

第三，《墨子》有意识地总结了论辩艺术。

《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总称《墨辩》，是后期墨家学者的著作，主要内容是讲述墨家的认识论、逻辑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小取》曾总结墨家的论辩术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大意是：辩的作用，是要分辨是非的区别，详审治乱的规律，判明同异的所在，考察名实的原理，以选择利害，解决疑似。因此，应反映客观事物本来的样子，推求各种说法来加以比较。要名符其实，要辞能达意，要解释出原因。要用同类事物做例证，用同类事物加以推断。自己有这样的主张，就不要反对别人有同样的主张；自己不是这样的主张，就别要求别人有这样的主张。

在谈到具体论辩方式时，《墨子》中还提到"辟"、"侔"、"援"、"推"等论辩方法。"辟"就是打比方，用比喻论述事理；所谓"侔"就是相同的命题可以相互引证；所谓"援"就是援引他人相同的论点为自己论证；所谓"推"就是由事实或道理作出推论。由此看来，墨家由于研究逻辑学，懂得和精通论辩术，因此，他们的理论和所写的文章对后世我国论辩文的发展有着特殊的影响。我们不能以《墨子》散文质朴无华，缺少文采而忽视它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

（三）　《孙子兵法》初期哲理散文中还有一部兵家著作，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孙子兵法》。

诸子中的《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军事著作。作者孙武，字长卿，春秋后期齐国人，军事家。避乱到吴国，被吴王阖闾任为将，率军攻破楚国，名显诸侯。

《孙子》是他总结当世和过去的战争经验写成的。全书共十三篇，六千多字，广博精深，体系完整，论述了战争与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的关系，揭示了战争中的重要规律，包含着唯物辩证思想。他认为："兵者国家大事"，战争的胜负取决于"道"、"天"、"地"、"将"、"法"。注重调查研究，认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并且认为战争中的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因素，只有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促进矛盾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转化。这些军事思想，至今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文学角度看，《孙子》是一部逻辑严密的论著。如：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数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孙子·行军篇》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处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孙子·地形篇》这些论述都是全面而辩证的。

1972年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中发现《孙子兵法》残简，并有《吴问》等佚文。

《孙子》一书，在古代被称为"兵经"，历来受到人们重视，有曹操等十一家注本。今人郭化若的《孙子今译》，在国际上很受推崇。《孙子》一书目前有俄、日、英、德、法、捷多种外文译本。日本人称《孙子》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兵学圣典"、"世界古代第一兵书"，法国拿破仑在打仗时经常翻阅《孙子》，足见此书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

八、中期哲理散文春秋战国时期中期的哲理散文包括儒家学派的《孟子》和道家学派的《庄子》。

（一）　《孟子》《孟子》是记述战国时代思想家孟子言行的书，是儒家学派的一部重要著作。

1。孟子的生平与《孟子》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负盛名的大师，后世尊为"亚圣"，与孔子并称"孔孟"。《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记载：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

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由此可见，孟子的一生也是很不得志的。原因是，他不懂得当时的中国已发展到"以攻伐为贤"的武力统一时期，而一味讲他的"王道"、"仁政"，自然被君王们"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所以只好退而与门徒著书立其说了。

孟子的政治主张在当时虽然不合时宜，不为列国诸侯所采纳，但其仁政思想与王道主张却包含着宝贵的思想。他与弟子们共著的《孟子》七篇，共三万五千多字，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孟子游说各国时与各诸侯王以及其他人推难各种问题的经过和彼此的重要言论，虽然总的说来还没有脱离语录体形式，但无论从篇章结构和言辞文采上，《孟子》一书都比《论语》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主要特征是具有了故事情节和明确的中心论题。

《孟子》是孟轲晚年和弟子们共同编纂的著作。

2。《孟子》的思想内容孟子哲学思想的中心是"胜善"论，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他主张统治者应该有"恻隐之心"，推恩爱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当然是迂阔而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在当时"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公孙丑上》）的时代，他主张"省刑罚，薄税敛"，"制民之产"，给人民一个"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的生活条件，无疑是反映出当时人民群众的愿望，是有进步性的。

特别是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观点，更为可贵。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把老百姓的地位看得比君主还高，而是说君主治国，如果不照顾到老百姓的利益，就很难维持自己的统治。所以他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意思是：取得百姓们信任的才能享有天下，而取得天子信任的不过做个诸侯。这说明孟子看到了民心向背的重要意义。在《娄离上》中，他更以桀纣的灭亡从反面论证了这一观点：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敺鱼者，獭也，为丛敺爵（雀）者鹯也，为汤、武敺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敺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可见，儒家学派的"仁政"理想始终是与"爱民"联系在一起的。

《孟子》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人的品格修养。其中关于"舍生取义"和关于"大丈夫"的论述，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深远：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孟子·告子上》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在这里深刻地讲出人生在世应该有崇高的人格和明确的世界观，为了人生的理想可以舍生取义，而不可在邪恶面前屈服。正是在这种人生观的支配下，孟子本身就给人树立了一个大丈夫的光辉形象。他对待君王往往傲然不逊，"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有一次，公然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表现出一个士子的刚正不阿的态度。他还以天下为己任，认为"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吾何为不豫哉？（《公孙丑下》）为此，他十分重视自己的品格修养，"养吾浩然之气"。

第三，《孟子》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于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论述。

首先，他认为教育的重要与乐趣可以与王侯相比：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孟子·尽心上》其次，孟子认为天性本善，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并把这归结为"仁、义、礼、智"的本源，这并不科学，但他却强调，"求之则得，舍之则失。"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道出了后天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参见《孟子·告子上》）

再次，《孟子》中还谈到一些教育与学习方法。如同类而举、专心致志等。《告子上》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3。《孟子》的文体特色首先，"文如其人"。构成孟子散文的第一个特点便是高屋建瓴，锐气逼人，酣畅雄肆，喷薄有力。这与孟子对事物的透彻了解，全局把握与充分自信有关。因此，《孟子》散文的第一个特色就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具有纵横家、雄辩家的气概：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滕文公下》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献身于"道"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正是这种献身精神和他所处的百家争鸣时代，造就了孟子雄辩的散文风格，这与孔子时代的《论语》多为坐而论道的风格显然是不同的。

第二，《孟子》中论战性的文字，往往既记述孟子本人的言论，也记述对方的言论；既写论战的内容，也写论战的过程。这样，《孟子》一书，不仅记载了孟子的言行思想，同时也保存了当时某些学派、人物的学说思想。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记述，往往将时代气氛、各派学说和各种人物的言谈风貌、论辩技巧，呈于纸上，从而构成带有故事性的论辩散文。因此，《孟子》虽然还属于语录体范畴的散文，但与基本只讲观点的语录体散文《论语》比较起来，却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总体看，《孟子》比起《论语》来在文字上要显得更为生动、形象，因而也更具文学色彩与艺术魅力。如《孟子·梁惠王下》中记载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司法官）不能治士，则如之何？"曰："已之（撤他的职）！"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在这个小片断中，孟子先用一个受人之托而不负责任的人为喻，再用失职的官吏为喻，而后巧妙地把问题引到齐王身上。齐宣王回答前两个问题时那么干脆，而涉及自身的利害时，则"顾左右而言他"，活生生地画出了这位君王由于表里不一而陷入被动的窘态。

第三，《孟子》散文还善于用寓言故事说理，如用"弈秋诲弈"说明"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的道理，用"揠苗助长"说明养浩然之气不可急于求成，心术不正的道理（《公孙丑上》），用"弃甲曳兵而走"，五十步笑百步说明性质不变的道理，等等，都深入浅出，生动而富于感染力。《孟子·离娄下》有一篇讽刺故事，更为生动深刻：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其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至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故事精炼生动，寓意深刻。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曲折，刻画精细，像"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活生生地画出一个骗子恬不知耻的丑恶嘴脸。这篇著名的讽刺小品，可看作后世短篇小说的雏型。

总之，《孟子》中的文章，无论是其中的对话体部分，还是以叙事、议论为主的篇章，均一气呵成，气势磅礴，感情充沛，读起来令人痛快淋漓。这种以"气"为主的有个性、有感情、有锋芒的文章，一直为后人称道，成为后世作家尊崇学习的散文典范。汉唐以后，中国著名的散文大家，如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等，无不推崇《孟子》。苏洵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断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孟子》散文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文章风格，其影响都是显著的。

（二）　《庄　子》《庄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重要著作。道家学派的奠基之作是《老子》，托名春秋老聃，后世学者一般也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

1。老子的哲学思想与《老子》老子，是中国古代深有影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始祖。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担任过周王朝守藏室（国家图书馆）的官职，晚年西出函谷关退隐，著《老子》五千言，不知所终。

《老子》亦称《道德经》或《老子五千文》，是中国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书中以"道"来说明宇宙万物演变生息的规律，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认为"道"是"天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二十五章）的特征。

《老子》一书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美丑、善恶、真伪、是非、利害、祸福、生死、荣辱、智愚、吉凶、兴废、进退、主客、巧拙、辩讷、难易、公私、怨德、贵贱、贫富、治乱等等，都是对立统一的。这些论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道德、修身、审美、语言等众多的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出老子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

《老子》语言简练，类似警言与诗句，含义深广，耐人寻味。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老子》第二十五章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老子》第四十一章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澹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老子》第二十章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老子》第十三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老子》第二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老子》第八十一章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老子》第七十三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不］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老子》第六十四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老子》第五十八章在政治观点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为政者要成为人民的表率，先考虑人民的利益；反对扰民，抨击统治者违背天道行事。同时，他也看到人民的反抗力量："民不畏死，乃何以死惧之！"（《老子》第七十四章）提出"绝圣弃智"、"小国寡民"的治国方案①。

老子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吸收了他的思想成果，或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或弃名绝利，隐居山林；或看透世事，旷达逍遥。《老子》一书有西汉河上公注本，魏王弼注本，明清之际，有王夫子的《老子衍》，清代有魏源的《老子本义》等。1973年马王堆出土文物中有《老子》抄写本。

2。庄子的生平与《庄子》庄子（公元前360？-公元前280年？）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与梁

①　《老子》第十九章认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八十章提出小国寡民的理想。

惠王、齐宣王同时代人。其生平、思想在《史记》和《庄子》中可见一斑。《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曰：庄子者，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当时属于宋国）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夫》、《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可见庄周是一个颇有才华且志向坚定的人。庄子是继老子之后，中国道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世称"老庄哲学"。他继承老子的哲学思想，认为"道"是"自本自根"、"无所不在"的万物本源，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有神的主宰。但他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这种泯灭物我、是非、大小、生死、贵贱的差别，幻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却成为一种安时处顺，逍遥自得的人生观，最终走向宗教宿命论。

《庄子·至乐》记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这种物我为一的豁达思想是他摆脱亡妻之痛而"箕踞鼓盆而歌"的认识根源。

然而，庄子并不能离开人世社会而在幻想中生活。《庄子·外物》记载：庄周家贫，向监河侯借粮。监河侯说："可以。我将要得到一笔邑金收入。到那时，我再借给你三百金。这样行吧？"庄子听后非常生气，变了脸色马上给他讲了个寓言故事，把监河侯这个见死不救的吝啬鬼狠狠地讽刺了一顿：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正是由于这种现实的刺激，激发起庄子对现实社会的某种清醒认识，在《庄子》中出现了一些深刻抨击社会弊端的言论。

《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后人以《逍遥游》至《应帝王》七篇为内篇；《骈拇》至《知北游》十五篇为外篇；《庚桑楚》至《天下》十一篇为杂篇。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自己所作；其余则为庄子门人及后学者所作。

3。《庄子》一书的思想内容庄子的哲学观点是物我为一，小大不辨，顺势而行，反映在政治上则认为圣人无名，神人无功，要人做全德之人，不可违本性去讲仁义，去追求名利富贵。《庄子》杂篇盗跖第二十九记载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之弟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孔子甚为不满，又不听柳下季的劝告，而让颜回驾车，与子贡同去说服盗跖。结果一见面就被盗跖训斥一通：谒者入通，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曰："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耶！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儌倖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昼■之膳！"

孔子不走，又与盗跖饶舌，以所谓"三德"劝解盗跖。盗跖又以自古以来，君王没有好结局的事实告诉他不可有为而治：今吾告子以人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弛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中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无复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孔子只好落荒而逃。

在这里，庄子借盗跖与孔丘的辩论阐明了自己对仁义道德的批判和无为而治的主张。有论者以为庄子的无为而治虽代表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失落情绪，但对现实统治者的揭露却异常深刻。其实这种评论也有可商讨之处。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我们不必忙于去贴上什么"积极入世"或"消极避世"之类的标签，而应着重分析其思想内容以及对社会的实际效益。从实际效益来讲，《庄子》对现实统治者盗贼本质的批判是犀利的，而其"无为而治"的政治方案也不乏合理的因素。请看下面两段精彩论述：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以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候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庄子》外篇胠箧第十这种把圣人与盗跖看成同一本质的思想，就揭露统治阶级的剥削本质而言，无疑是深刻的。

那么，庄子的治世理想是什么呢？他主张以　"道"治理天下：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

--《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庄子》中含有深刻的辩证思想。他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庄子》内篇养生主第三其出发点固然可以商讨，但其思想的辩证观点却是显而易见的。《秋水》篇记述庄子与惠子游于濠上的一段对话，更可见其思辩之精深：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终于以精细的思辩驳倒了惠子的观点。不过，庄子进而得出万物通灵的结论，则走向唯心。

4。《庄子》散文的艺术成就从文学角度看，庄子散文在诸子散文中的成就最高。其艺术魅力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庄子》散文想象奇谲，汪洋恣肆，往往用浪漫幻想的意象表达自己的人生、哲学观点。鲁迅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①这正说明庄子散文的文学特色与浪漫主义的散文创作方法。

如《庄子》内篇《逍遥游》旨在说明人生应当摆脱一切物累，获取绝对自由。这当然是不现实的。但庄子却能用充分的想象和生动的比喻去逐层深入地去说明这一问题，其表现力是令人敬佩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这样的大鱼，这样的大鸟，这样的奋飞状貌，在现实生活中是绝然不存在的。然而人们读过之后，却想象到它的存在以及它的气势与力量，这就是形象思维的作用。而庄子哲学中的"大"也由此表现出来。

在表现出极"大"的概念之后，突然又表现世界万物中的"小"象：野马（指春日野外林泽中的雾气）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这样一来，"大"与"小"在视觉上就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了。

为了说明常人这种错误认识的悲哀，庄子举了几个寓言故事说理：蜩与学鸩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飡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①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版，第364　页。这是说：世界万物本有大小之别，不必相较。其实，无论"大"也好，"小"也好，均须有"待"而存。而在庄子看来，"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他想以此反证只有无"待"的遨游才是真正的"逍遥游"。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之后又以想象中的历史人物与寓言故事为例讲了自己的这种人生观点。

李白说：庄子的文章"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大鹏赋》），就其世界观与艺术性相结合的角度而言，的确有这种特色。

第二，《庄子》散文极善于用寓言故事说理。《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常采用大量的寓言故事说明事理。如《则阳》篇中用"触蛮之争"嘲笑当时诸侯之间的争战：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故事说世上诸侯之间的征战、厮杀、掠国、侵地，渺小得像蜗牛头上的两支触角争斗那样可悲可笑。其他如：庖丁解牛（《养生主》）喻养生之理（顺其自然）；轮扁斫轮（《天道》）喻读书之法，佝偻承蜩（《达生》）喻"专心致志"之道；匠石运斤（《徐无鬼》）喻知音难遇之感，等等，都以形象的寓言故事阐明极为深刻的思想和哲理。

《庄子》书中的故事，有的是精心创作的寓言，有的是虚构的历史故事，虽有真姓实名，也未必真有其事，包括庄子自己的故事，也是着重在说理。总之，《庄子》中的故事，或全部虚构，或半真半假，带有很大的艺术虚构成分，我们不妨当作说理故事看待。如《山木》篇"庄子行于山中"一节：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

明日，弟子问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令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庄子是否真有这样一段经历并不重要，需要的是这个故事表达出庄子在祸福无常，吉凶难料的乱世之中，一种保全自身的人生态度。

第三，《庄子》散文善于对事物进行细致入微、生动形象的描绘，故而虽属浪漫构想，却有细节的真实，容易为读者理解与接受。如所谓"真人"--《庄子》论述中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并不存在，而庄子却用人的生活范畴去作对比描写，使人容易理解与接受：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谋事）。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忻），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在如此描写"真人"理念的基础上，庄子又进一步得出"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的人生观点，自然形象而可喻了。

《庄子》描写人物，具有强烈的褒贬倾向。如写仙子，总是"肌肤若冰雪，绰约（轻盈宛美）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写他心目中的正面人物盗跖，则是："盗跖大怒，两展其足，按剑瞋目，声如乳虎。"对他否定的人物形象则多有不敬。如《盗跖》篇对孔子的描写则是："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茫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只简单几笔，便把人物写得情貌毕现，使人感到如见其状，如闻其声。

总之，《庄子》是一部文学特色鲜明的哲学著作。作为一家之言，在思想上，尤其在艺术上，对后世影响是巨大的。后世著名文人，陶渊明、王维、李白、苏轼等，均无不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受到《庄子》散文的薰陶与影响。九、后期哲理散文春秋战国时期后期的哲理散文包括《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等。

（一）《荀　子》《荀子》是战国时期属于儒家学派范畴的一部哲学著作。作者荀子，名况，字卿，也称荀卿，赵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13年，卒于公元前238年。曾做过齐国的列大夫和祭酒，又曾任过楚国的兰陵令。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的大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可见荀卿在当时的崇高地位。后来，荀卿因谗去齐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和秦国名相李斯都曾是荀卿的学生。荀卿晚年退居兰陵著书。"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荀子》的思想内容《荀子》共三十二篇，其中《大略》、《宥坐》等六篇可能为其门人弟子所记，其余各篇基本可信为荀况所作。

《荀子》一书内容丰富。其论述范围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教育、自然、文学诸多方面，并有专门采用文学形式创作的《赋篇》和《成相篇》。从学派上说，他是战国后期儒家的一位大师，但他的思想与孔、孟有许多不同，他从儒家的观点出发，而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派，都有所批判吸收，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当时进步社会力量的代表。荀子在政治上，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哲学上，宣传朴素的自然观；主张"法后王"，并主张以"礼"、"法"、"术"实行有效统治，这些思想都是战国社会统一趋势的反映。

首先，荀子对天命持否定的态度。他在著名的哲学论文《天论》中，说"天"就是自然界的客观变化："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它不受人事或政治好坏的影响。这就有效地否定了"天"的意志和"天"可以惩恶赏善的能力，使人们的思想从"天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荀子不止于此，他还从"天人相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和"人定胜天"的口号，这在当时是十分光辉的哲学命题。我们看他在《天论》中的这些论述：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第二，在道德伦理和政治思想上，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因此他强调后天的教育和隆礼重法的作用：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斫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

--《荀子·性恶》在这里，荀子客观地论述了人的本性为目、耳、口、心的自然欲望，在这一方面，凡人与圣人都是一样的，而圣人之所以为圣，是因为他除有与凡人同样的自然人性之欲之外，还能从社会关系出发，人为地（即"伪"）制定出制约社会关系的"礼义法度"。这种认识是合理而深刻的。由此，荀子强调了教育的作用，学习的作用，修身的作用，这都是从完善人的社会性而言的：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第三，荀子由天道，人性又论及到礼治。不过，荀子的"礼治"已不同于孔、孟的"克己复礼"与王道、仁政，而是集"百家争鸣"中各家学派之长的一种政治方案。他在《议兵》中说：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卬则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则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隆礼、效功，上也；重禄、贵节、次也；上功、贱节，下也：是强弱之凡也。

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具体议兵：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赏重者强，赏轻者弱；刑威者强，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革窳楉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

由此可见，荀子虽然提出了以礼治为主，却兼有法治的思想，他对于"礼"的解释，已与前期儒家不同，他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这种"礼"显然是不以"世卿世禄"为传统的，反映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后来，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韩非都从他的思想中吸取营养而成一代名人，是并不奇怪的。

2。《荀子》的文体特色《荀子》散文的第一个特色是逻辑周密，说理深透，善于运用类比方法反复说明问题。如《劝学篇》说明知识可以增长人的能力与智慧，就用了一连串生动的比喻：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在谈到学习方法的时候，荀子又用一连串的比喻说明学习贵在善于积少成多，贵在循序渐进，贵在坚持：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螯，非蛇蟮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歧）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

这种把生动的比喻与严密的逻辑论述结合起来的行文方法是《荀子》散文的重要特色。

第二，《荀子》散文句式整齐，行文流畅，多用排比句，美于诵读，便于记忆。其中不少句子，今天已成为大家熟悉的格言、成语。像上述劝学篇中的名句就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不可镂。

等等。

其他篇章也常具这种特色。如：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出林者，鸟兽之居也；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

--《荀子·致士》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析愿禁悍而刑罚不过。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夫是之为定论，是王者之论也。

--《荀子·王制》这些都反映出荀子思想的清晰与缜密。

第三，《荀子》散文的韵文倾向为后世的韵文产生的端倪。特别是他以"赋"为题写了五篇作品，而成为后来赋体的源头之一。这五篇赋的内容分别是《礼》、《知》、《云》、《蚕》、《箴》（针）。现举《箴赋》为例，以见荀子赋体状貌：有物于此；生于山阜，处于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穿窬而行；日夜合离，以成文章；以能合纵，又善连衡；下覆百姓，上饰帝王；功业甚博，不见贤良；时用则存，不用则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

王曰：此夫姓生钜、其成功小者邪？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铦达而尾赵缭者邪？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复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为父，管以为母；既以缝表，又以连里；夫是之为箴理。--箴。

其铺叙答问，已具赋体雏型。

另有《成相篇》，是一篇基本上用三、三、七的句式写成的韵文作品。

如：请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

据后人研究，这是当时的一种通俗说唱文学形式。在诸子中，有通俗文学创作的，荀子是唯一的一位。总之，荀子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古代哲学家，其思想对后世甚有影响。汉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都曾在他的学说中吸取过营养。

（二）　《韩非子》1。韩非子的生平与遭遇韩非（公元前280？-公元前232年）是荀卿的学生，出身韩国贵族，为人口吃，但善写文章。其书传到秦国，秦王嬴政十分欣赏，设法令其赴秦，不久因同学李斯的诬陷而入狱自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一代才人，忠心耿耿，以图一展才华，但终因未斗过社会疑心、妒忌的藩篱而饮恨亡身。司马迁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其遭遇是很悲惨的。然而，《韩非子》一书的光彩却永照千古，不可泯灭！2。《韩非子》的思想内容《韩非子》是法家学派集大成的著作。其核心内容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

在韩非之前，法家有几个不同的学派。李悝、商鞅主张以"法"治国，强调政治制度与法令信誉是治国工具；申不害则提出国君还要有"术"，即驾驭群臣的方法；慎到又提出重"势"的原则，所谓"势"，就是统治权力。韩非子吸取上述诸派所长，提出君王治国应该法、术、势并用。所谓："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法家的这种治国思想，既不同于道家的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也不同于儒家的"尊法先王"，抱残守缺，而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不断革新观点，这是很可贵的。可以说，革新与法制，是法家思想的精髓。

在哲学上，韩非继承了道家的变化思想与荀卿的唯物观点，认为"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解老》）。肯定具体事物是不断变化的，"道"、"理"也要随之而变化。这就为社会进步提出了理论根据。

《韩非子》自成一家之言，对法家治国理论论述极为详尽，论主威，论主道，论人臣，论二柄，论八奸，论十过，论孤愤，论功名，论变古，论七术，论六微，如此等等，均极细微，君王若照此办理，则可英明治国。如《二柄》论述君王驾驭臣下的两种法术：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

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但做起来并不容易：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齐桓公妒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燕子哙好贤，故子之明不受国。故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矣。故子之托于贤以夺其君者也，竖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哙以乱死，桓公虫流出户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

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则群臣为之田常不难矣。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

这里详细分析了君王因好恶明显而被群臣利用的历史教训，论述是精辟的。

在《八奸》中，韩非子陈述了人臣成奸的八种方术：一曰在同床--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二曰在旁--优笑侏儒，左右近习，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三曰父兄--侧室公子，人主之所亲爱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与度计也，此皆尽力毕议，人主之所必听也。四曰养殃--人主乐美宫室台池，好饰子女狗马以娱其心，此人主之殃也。五曰民萌--为人臣者散公财以说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劝誉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六曰流行--为人臣者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使之以语其私，为巧文之言，流行之辞，示之以利势，惧之以患害，施属虚辞以坏其主。七曰威强--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八曰四方--为人臣者，重赋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韩非子最后说："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奸，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讲得何等详尽而深刻。

在当时百家争鸣的时代，欲成一家之言，必须立、破兼备。《韩非子》不仅对法家的理论作了详尽的论述，而且对其他学派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其弊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皆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取）、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韩非子·五蠹》3。《韩非子》的艺术特色《韩非子》五十五篇，从文章体裁看，包括两类作品：一类是政论文，主要风格是锋芒毕露，语气肯定，表现出一种严峻、峭刻的文风。而且篇幅也较长，如《五蠹》近七千言；《亡征》，分析可亡之道至四十七条之多，都论辩周详，内容宏富，结构复杂，是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另一类是记述历史故事和创作寓言进行说理，表现了作者的机智和历史知识的丰富。这一类作品，文学意味较浓。

《韩非子》中的长篇政论文，包括《五蠹》、《说难》、《显学》和《孤愤》等著名篇章。

《孤愤》主要写有治国才能的人与窃居要位的权臣之间的矛盾。文中对权臣循私惑主、危害国家的伎俩和罪行作了深刻的揭露，同时也对"处势卑贱，无党孤特"的智法之士，在与权臣作斗争中往往遭害感到悲愤。文章深刻入微，语言犀利，洋溢着一种激越的感情，表现出峭拔、严峻的风格：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为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谓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隐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事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途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然后，文章非常深刻入微地分析了"当途之人"营私舞弊，借势固权，使人主受到蒙蔽的情形：外国诸侯不走他们的门子，事情就办不成；群臣百官不通过他们，就得不到提升；君主的近臣不奉承他们，就不能接近君主；学士们不阿谀他们，就得不到进阶。结果，内外上下都成了给他们抬轿子的人。于是"重人（权臣）不能忠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这种分析，说明韩非对当时各诸侯国官场上的时弊是洞察入微的。

大量运用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说理，是韩非著作中的另一重要特色。如《内外储说》、《说林上下》等篇，集中地汇总了许多有名的故事，其中《南郭吹竽》、《郑人买履》、《买椟还珠》等至今还为大家所熟知。特别是楚人鬻矛与盾的故事，含义更为深刻：楚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曰："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韩非子·难势》这则寓言告诉人们：真理只有一个，究竟谁为真理，比如说，究竟是盾坚，还是矛利，得视具体情况而定。楚国这位商人并非不懂得这个道理，而是私心和贪欲造成他有意说谎而不能自圆其说。可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评论事物，始终是和个人私心、贪欲不相容的。

《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多是为说明其哲学与政治观点服务的。但这些故事又可以独立成篇，其客观意义远远超过了原文中的含义。

（三）　《吕氏春秋》等哲理散文《吕氏春秋》是战国后期由秦相吕不韦令其门客编辑的一部杂家著述。

吕不韦（？-公元前235年）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原为阳翟（今南禹县）大商人。在赵国都城邯郸遇见入质于赵的秦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认为"奇货可居"，便游说华阳夫人立为太子。子楚即位后为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庄襄王卒，秦王政年幼继位，继任相国，称为"仲父"。食邑有蓝田（今陕西蓝田西）十二县，河南洛阳十万户。又利用燕赵矛盾，取得燕所献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十城作为封邑。执政时攻取周、赵、魏土地，建立三川、太原、东郡。门下有宾客三千，家僮万人。秦王政亲理政务后，被免职，出居封地河南，不久被迁往蜀郡，忧惧自杀。

吕不韦在文化上的贡献是组织门客编著成文化巨著《吕氏春秋》。书成后，公布于咸阳市门，宣言"有人能增损一字者予以千金"，可见其对此书的珍爱（事见《史记·吕不韦传》）

《吕氏春秋》一名《吕览》，是一部"并儒墨、合名法"的杂家著作。

全书二十六卷，由"十二纪"、"八览"、"六论"组成，共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内容以儒、道思想为主，也吸收了墨、法、刑名、阴阳、兵、农各家学说。当时秦势强大，行将统一中国，百家争鸣的局面渐告结束，思想界也需要总结百家争鸣的成果。《吕氏春秋》便是适应这一时代需要，为秦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的思想武器。

《吕氏春秋》在议论中引证了许多古史旧闻和有关天文、历数、音律等方面的知识，《上农》、《任地》、《辩士》、《审时》等四篇保存了古代农学片断。总之，此书涉及范围很广，有政治、军事、教学、文艺、礼制、数术、养生、农桑、天文、历法各方面的问题。由于对各家学说采取调和折衷的处理，思想上比较驳杂，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大体上还有一贯的宗旨，正如高诱《吕氏春秋》序中所说，它是"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从文学角度看，《吕氏春秋》首尾一贯，条理分明，语言简练，富于形象，各篇往往以议论发端，然后摆事实、引比喻作为例证，最后回复到原来的立论。如《察今》：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人虽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

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在，法虽今而在，　犹若不可法。

故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镬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荆人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溢，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为治，岂不悲哉！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应作"七十二圣"，泛指其多），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故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

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由此可见《吕氏春秋》之一斑。

通行注本有《吕氏春秋注》，汉高诱撰；《吕氏春秋集释》，近人许维遹撰。

具有文学色彩的诸子著作，还有《列子》一书。《列子》相传为战国时郑人列御寇所作。原书已亡佚，现在流传的本子是东晋张湛辑注的，共八卷，《列子》的思想内容较驳杂，总起来说，倾向于道家思想。其中保存了古代的一些优秀的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如《愚公移山》反映出古代人民不怕困难、坚持奋斗的精神，其他如《歧路亡羊》、《杞人忧天》、《人有亡鈇者》、《齐人攫金》等章节，也都有各自的启发意义，表现出古代人民的思想智慧和具有生活气息的幽默活泼风格。

东晋张湛曾为《列子》作注，今人杨伯峻有《列子集释》。

十、先秦士子的论辩艺术论是论述，辩是辩驳，一正一反，旨在说理。我国六朝时期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说："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这就是说，在古人看来，辩论就是要据经说理。但是，由于持论者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其据经而述之理也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于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

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的急剧变革，出现了中国古代第一个文化发展的高峰。当时，诸子百家，各抒己见，相互争鸣，百花齐放，他们的论辩艺术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一）　富有哲理的论辩艺术孔丘与老聃，是春秋时期的两位哲人。他们的人生都不顺利。孔丘奔走列国，其道不行，最后回到鲁国教书授徒；老聃离开周王室之后西出函谷关，留下《道德经》五千言，不知所终。但他们对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对世界的看法却笃信不移，而且能融汇在他们的深邃思想中并用简练的言语表现出来，闪烁出哲理的光辉。被后人尊称为孔子与老子。

古书记载，孔子年轻的时候，曾与鲁国国君一同坐车到周王朝所在地向老聃问礼。老子送行的时候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勿以有己，为人臣者勿以有己。"这几句话，一是说做人不可锋芒毕露，一是说做人要有献身精神。属于道家之言，与积极入世的儒家处世态度自然是不同的。但既然孔子问他，他也就以诚相告。这种富有哲理的告诫语言实则是暗含的辩论，往往容易引起对方的警惕与思考。孔子对老子的赠言听后持什么态度，司马迁没有记载，不过从他后来对人处世的态度来看，他是领悟了的。

孔子的论辩也多为一些富有哲理的谈话。有一次，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才能搞好政治。孔子说："做君王的要像做君王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做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做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做儿子的样子。"原话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多么简练而富有哲理！齐景公听了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焉得而食诸！"意思是：如果纲纪混乱，即使我有粮食，怎么能保证享用到它呢！"后来他又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在节财。"仅仅四个字，就把关键问题讲得很明确了。

当时有个叫佛肸的人做了中牟的宰臣后，背叛了晋国大夫赵简子。他知道孔子有才能，就请孔子辅佐他。孔子想去，子路说："我听您曾说过：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现在佛肸亲自宰中牟而背叛晋国，你又想去，这该怎么解释呢？"孔子回答说："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意思是：有这个话。但我们不常讲：要有坚韧性么？无论怎么磨它也不会变薄；我们不是常讲纯洁性么？无论怎样污染也不会变黑。我难道是葫芦瓢吗？怎么能挂起来不吃东西！这一段回答，既有辩证观点，又有哲理格言，生动形象，切合实际，达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孔子有个弟子叫宰予，就是白天爱睡觉，孔子说他"朽木不可雕也"的那一位弟子，一次听讲过后，突然问孔子："三年之丧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意思是：三年丧期太久了，必定会落到礼坏乐崩的结局，这好比新谷取代旧谷一样，我看一年就可以了。孔子怎么办呢？他没有正面与弟子对抗，而是从本质上讲三年居丧的道理。他对宰予说："这样做你安心吗？"宰予说："安心。"孔子说："你安心就可以这样做了。君子居表，食旨不甘，闻乐不乐，故弗为也。"意思是他们不是死守礼节，而是因为伤感情绪恢复不过来才这样守丧的。这样就避开形式主义的缠绕而变为对内容的深入揭示了。

老子、孔子的言论，言简意赅，含蓄而深刻，其论辩富于哲理，有许多成为后世的至理名言。

（二）　深入浅出的论辩艺术在《孟子·许行》章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主张神农学说的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上门劝告滕文公说："我这个远方的人，听说君王施行仁政，希望能在您这儿得到一个住处，做您的百姓。"滕文公同意了。但一看，他们师徒几十个人，全都是穿着粗布短衣，以打草鞋编席子为生。这就是诸子百家中主张身体力行，不主张社会分工的重农学派。

有个儒家学者陈良没有拢住自己的学生。他的学生中有两个叫陈相、陈辛的兄弟，到滕国遇见许行后，很佩服许行的言行，于是弃儒从农，并且宣传起许行的学说。

一天，陈相见到孟子，便说："你看像滕国国君这样的好人，也算是个贤明的国君了，但是在我看来，他还没有得道。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贤明的领袖必须和老百姓一样地耕种为生，兼管国家才对。可是现在滕国仓库里存放着大批老百姓生产的粮食供王室享用，这不就是剥削老百姓吗？怎么算得贤明君主！"

孟子自然不同意他这种反对社会分工的落后观点，便从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出发，由浅入深，一步一步地和陈相展开了辩论：孟子说："许先生必定是自种粮食然后吃饭吧？"回答说："是的。"

又问："许先生必定是自织布匹然后穿衣吧？"回答说："不。他是穿别人织成的粗麻布。"问："他戴帽子吗？"回答说："戴。""戴什么帽子？""素色的帽子。""自己织的吗？""不，用小米换来的。"这时孟子说了："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织帽子呢？"回答说："这样有害于耕作。"孟子又问："许先生用铁锅瓦甑做饭，用铁犁耕田吗？"回答说："是的。"问："这些都是自己制作的吗？"回答说："不，也是用米换来的。"孟子这时给他讲道理了："用小米换工具，不能说是剥削瓦工铁匠；瓦工铁匠也用他们制造的工具来换米吃，难道就是剥削农民吗？为什么许先生不兼作各行各业，而要乱纷纷地与人交易呢？难道不怕麻烦吗？"陈相这时不得不说："百工之事本来就不可能一边耕种一边兼做的啊！"终于承认了社会分工的合理性。

孟子于是进一步开导他："那么，唯独治理天下就能够一边种田，一边兼干吗？须知世界上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想凭自己的精力包办完所有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如果什么东西都自己做的才使用，便只好教大家成天在路上跑，什么也别干了。所以说：有些人劳心，有些人劳力。劳心的，治理人；劳力的，给人治理；给人治理的，供养治理者；治理人的，受劳力者的供养。这才是天下的常理。"这就是那条被称为贯通千古的封建统治理论。原文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你看，孟子讲述他的哲学思想多么深入浅出，雄辩有力！对于孟子的这种哲学观点，自然有不同看法。千百年来，封建统治阶级以此为据，要劳动人民服服贴贴地接受他们的剥削与统治；而一些革命理论工作者又从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认为孟子在这里用了偷换概念的手法，把劳动人民之间的合理分工与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混为一谈，所以称之为"诡辩"。近来，又有一种看法，认为孟子表述社会分工的时候，尽管掺杂了一些封建等级观念的因素，但是实际上包含有脑、体劳动分工的朴素思想。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脑力劳动的人，一般只能由剥削阶级中的成员担任。所以，这个哲学观点也包含有合理的因素，因此，他讲起来才那么理直气壮。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除了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的原始社会没有条件进行社会分工和将来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人们可以随心所愿地全面发展之外，在这其间的历史过程中，行业分工，脑体分工正是历史的必然。历代剥削统治阶级，既有统治、剥削人民的一面，又有管理国家、组织生产的一面。否则，社会便不存在。历史还告诉我们：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先进的剥削阶级还有代表全体人民同腐朽的剥削阶级斗争的业绩。如此看来，孟子这个观点确实含有真理成分。一位古代哲学家，能够如此深入浅出地讲清这么一个贯通古今的深奥哲理问题，没有对现实复杂现象的仔细观察与深入思索，恐怕是不可能的。

（三）　驰骋想象的论辩艺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有一个老庄学派，虽然人生态度比较消极，但论辩艺术却极为高超。这一学派的论辩特点是用无边无际的自由想象和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表述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寓哲理于想象和故事之中，极为生动传神。庄子是其代表。

庄子一生没有做官，愿意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庄子谈论起自己的观点来，汪洋恣肆，随心而至，得心应手。在他的笔下，一切生物、非生物都会说话，而且构成意象鲜明的画面。《逍遥游》是庄子与遐想中的不同的人生观点进行形象论辩的名篇。他为了证明人生应该有绝对自由的意志，便想象出极大极小的形象加以描绘论证。先说："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重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鲲化为鹏，想展翅飞到天池去。从小的方面讲，有野马（游气），有尘埃，虽然小到微不足道，但是他们也与鲲鹏一样，是有所待才能有所为的。正如舟行靠水一个道理。但是真正的人应该是绝对自由的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就是说，真正自由的人，应该遵循自然的本性，驾驭阴、阳、风、雨、晦、明这六种气象的变化，自由自在地遨游于无垠的宇宙之中。这样，他们还有什么可期待呢？所以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意思是：有最高修养的人，能够顺应自然，不凭自己的意志行事，这是第一个层次；能够顺应自然神异变化的人，无意求有功于人类，这是第二个层次，但还不是最高的层次；在庄子看来，深识万物的人，不慕求任何名位，甚至与自然合而为一，这才是最高的人生境界，所以说："圣人无名。"像庄子这样探求深奥人生哲理的学者，如果没有充分的想象和精巧的比喻，要说清道理而且让人乐意接受，恐怕是不容易的。

庄子为了说明养生有道这个问题，向文惠君讲了庖丁解牛的故事。故事说，这位厨师为了宰好牛，仔细钻研练习了三年。他开始见到牛的时候，所看到的就是一条整个的牛；后来，由于精心分析、研究、揣摩，再见到牛的时候，就能清晰地透过表皮看到牛的各个部分了，正如现在的X　光射影能看到物体内部结构一样。所以，这时，他下刀宰牛就十分顺利，刀刃很少磨损。比较好的屠夫一年换一次刀，一般的屠夫一月换一次刀，而他的刀如今用过十九年了，还是像刚磨过的那样锋利。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游刃必有余地矣。"用这个道理来比喻人生顺应自然规律必然可以养生，是谁都可以信服的。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角度入手，清晰论证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正是庄子论辩艺术的绝妙之处。所谓庄子"寓言十九"，是说他的哲学著作中通篇几乎都是寓言。这样就可以借助想象和生动的比喻进行分析，收到形象说理的效果。

（四）　逻辑严密的论辩艺术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本是韩国的一位贵族公子。司马迁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本归于黄老。"所以，在《史记》中，他与老子同传。他天生口吃，不能说道，而善于著书。在他的著作中，像《说难》、《五蠹》等论文，都以逻辑严密的论辩著称。

韩非在《说难》中说：游说之难，并非我拿不定主意表达一个什么观点，也不是说我把这个观点说不明白，也不是说我没有言词充分表达这个观点，一句话：不是我没有本领论辩与游说，而是难在"知所说之心"。就是说：进言要揣摸对方的心思，说话要对路子。否则，不但人家不听，恐怕还会有生命危险。

接着他讲：人家喜欢名的，你不要说利；人家喜欢利的，你不要说名；人家表面追名实际求利的你不要看不透他的心思空说一气，不然，轻则人家不理你，重则人家忌恨你。还有"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不该当众说的事，千万不要当众说，不然将祸及本人。贵人有过不仅不能当面指责，即使当众说一种德行而影射人家的短处，例如人家私心重，你非说助人为好，那也会危及自身。关系不密切的不可深谈，否则事败后就怀疑你。贵人得计你不可自以为功，否则也很危险。强说人家不愿干的事，强止人家不愿止的事，也很危险。所以在向人进言中，要注意避免以下的误会："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鬻权（买重）；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泛滥博文，则多而久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虚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可谓说透了人间的种种心理状态，概括全面，逻辑严密。

那么，怎样游说才会收效呢？他说：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彼自知其计，则无以其失穷之；自勇其断，则无以其敌怒之；自多其力，则无以其难概之。规异事以同计，誉异人与同行者，则以饰之无伤也；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大忠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排，乃后申其辩知焉：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要讲人家爱听的。人家聪明，就不要多说；人家果断，就不要激怒他；人家自信，就不要说他不行；在几个人面前，多说人家的优点而不要伤害人家；张三与李四有同样的过失，你就说张三没有。最大的忠诚是不抵触，言辞不要激烈，以后条件许可的时候再慢慢讲清道理。韩非所以这样详细论述进言的艺术，主要是从效果出发的。尤其是在封建专制时代，不懂讲话的方式，不考虑说话的效果那是很危险的。正如韩非所说："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战国时期，荀卿的论辩逻辑也很严密，而且善用比喻。他的《劝学篇》几乎通篇都用比喻。墨家学派论证也很严密，也常用故事说理。逻辑严密是论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先秦诸子散文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会周密思考，以理服人。

（五）　历史散文中的论辩艺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革，各国之间外交活动频繁，常有激烈的论辩与斗争，反映在文学上则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论辩艺术遗产。其中以《战国策》成就最为突出。

《文心雕龙》说："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力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意思是：论说的要义，一定要使它对当时有利而意义正确；在大的方面有助于完成当前要务，在小的方面也不会妨碍自身的荣显。只要不是欺骗敌人，只能讲求忠诚与信实，打开心扉，把忠言献给主上，运用巧妙的文采来加强语言的说服力。这是论说的根本。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传散文中，我们可以读到异常精彩的论辩文章。或雄辩热烈，或锋芒毕露，或缜密严谨，或机趣横生，可谓五彩纷呈。

《战国策·齐策》中的《赵威后问齐使》讲的是齐国派使臣带信去看望赵威后。赵威后连信封也不打开，就对齐国使者说："你们齐国年成好吗？百姓好吗？齐王好吗？"齐国使者很不高兴，说："我奉使代表着齐王和国家，您不先问齐王，而先问收成与百姓，这不是颠倒了卑贱与尊贵的位置了吗？"赵威后说："不然。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几句话说得齐使哑口无言了。然后赵威后又问了齐国一些民情细事，充分体现出这位王后的民本精神。

论辩要讲究效果，就得考虑到对方的接受情况。《邹忌讽齐王纳谏》以自己的妻、妾、朋友都言过其实地夸奖自己长得漂亮，悟出人们常说假话的各种原委，而告诫齐王要勇于接受批评。齐王果然听取了他的意见，虚心听取意见，奖励批评进言举动，结果齐国威望大增。《战国策·秦策》中记载的范雎说秦王的故事，也是个迂回说理的典型。

范雎原是魏国人，因为受人嫉妒，差点送了命，后来到了秦国。秦昭王多次向他讨教，他都唯唯诺诺，绝不开口。急得秦昭王说："先生真不愿教寡人吗？"

这时，范雎才开口说："不敢呀！"然后讲了姜太公遇文王、伍子胥过昭关故事，说出自己怕不被充分信任而误国误身的担心，以端正昭王的态度。在秦昭王对范雎有了充分信任之后，范雎才说："君王如今上怕太后的威严，下受奸臣的作弄，居住在深宫里面，离不开保姆的教养，这样下去，大则亡国灭宗，小则祸及自身，这就是臣所担心的事。至于自身尔后穷国羞辱，乃至死亡灭绝，我并不怕，臣死了秦国能够富强起来就胜似我活着秦国贫穷呀！"一席话说得昭王心坎里去了，于是拜范雎为相，改名换姓，名曰张禄丞相。

高超的论辩艺术，有时也可使小人得志，谮害忠良。《战国策·秦策·姚贾谮杀韩非》就记录了这位小人因花言巧语而终于得逞的情形：王召姚贾而问曰："吾闻子以寡人财交于诸侯，有诸？"对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复见寡人？"对曰："曾参孝其亲，天下愿以为子；子胥忠于君，天下愿以为臣；贞女工巧，天下愿以为妃。今贾忠王而王不知也，贾不归四国，尚焉之？使贾不忠于君，四国之王尚焉用贾之身？桀听谗而诛其良将，纣听谗而杀其忠臣，至身死国亡；今王听谗，则无忠臣矣！"

王曰："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姚贾曰："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仇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诟丑大诽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使若卞随，务光，申屠狄，人主岂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汗，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是以群臣莫敢以虚愿望于上。"秦王曰："然。"乃复使姚贾而诛韩非。姚贾广征博引，无非说明自己忠心耿耿，而告发他的人不可信任。秦王果然听信了他的诡辩杀了韩非。

从文学角度讲，论辩是一种文体，属于议论文，且具有生动活泼的形式，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和哲理散文中，更是五彩纷呈，百花齐放，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一、《楚辞》（上）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战国时期。他所创作的长篇抒情诗《离骚》是一篇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杰作，也是"楚辞"中最为辉煌的作品。

（一）　屈原的生平与时代屈原的生卒年月，无法确考。据郭沫若推算，他生在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死于公元前278年，活了62　岁。这个时间正值战国中期。他的一生与楚怀王、楚顷襄王同时。

当时七雄并峙，相互兼并，求得中国的统一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七国之中，处在中国西北的秦国兵力最强，直接威胁着山东六国；六国之中，处在东海之滨的齐国经济最富，处在长江中下游的楚国疆域最大，而齐、楚相较，楚国又超过齐国。于是，形成了"合纵"（联合六国以抗强秦）、"连横"（事奉强秦以凌弱国）两条政治、外交路线。"横则帝秦，纵则楚王"是当时政治家已经看出的社会发展趋向。公元前318年，山东六国兵力合纵攻秦，曾推楚怀王为纵长，这正是楚国当时实力强大的反映。

屈原生活的时代，中国大地正面临急剧的变革，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的争鸣更为活跃。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说："比他稍前的有商鞅、申不害、环渊、接舆、尸佼、宋钘、孟轲、惠施、庄周、田骈、慎到、陈良、许行。比他稍后的有邹衍、公孙龙、荀况、韩非。整整同时的政治家和他并且有特殊关系的有苏秦和张仪。他的时代的确是群星丽天的时代。"（见《历史人物》第12　页）从屈原的作品看，他也是以中华学子为己任的。在屈赋里，"天下"的历史名人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齐桓、皋陶、伊尹、傅说、比干、吕望、叔齐、宁戚、百里奚等。即使举独夫昏君，也放眼"天下"，如启、羿、浇、桀、纣等，都不是楚人。屈原的幻想世界也是以"天下"为理想，向往昆仑。所以说，屈原虽然以爱楚国为其思想感情的具体载体，而其精神实质则是爱中华的，尤其是当时的楚国也有可能成为统一中国的力量。因此，把屈原的爱国精神与当时中国统一于秦的历史趋势对立起来的看法是形而上学的。

屈原，名平，是和楚王同姓的贵族。他和楚王的亲属关系可能已经疏远了，只取封地为姓，但由于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受到楚怀王的信任，让他作了左徒。

"左徒"是一个很重要的官职，其地位仅次于楚国的最高行政长官令尹。《史记》说，他当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这说明他直接参与了楚国内政外交的决策。此时，屈原正在青年时期。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宫廷内部的斗争，屈原遭到了不幸：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离开楚国政权核心，被怀王疏远，大约在二十六、七岁的时候。随后，楚国在外交政策上犯了个错误。当时，秦国派张仪到楚国游说，以商、於六百里地作为报酬，引诱楚齐绝交。楚怀王利令智昏，上了秦国的圈套。事后张仪反悔说，当时只答应给六里土地。于是楚秦开战，楚国大败，失去汉中。再战，双方议和，张仪以人质入楚。这时屈原重被起用出使齐国修好。而张仪却买通用事大臣靳尚和怀王宠妾郑袖，得以免死脱身。公元前299年，秦昭王致书怀王，约他到武关会面。这时，年已四十一岁的屈原劝阻不听，结果怀王被扣，三年后死在秦国。

怀王入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98年，楚顷襄王即位，更不听屈原的劝告，终于把屈原驱逐流放，此事大约发生在屈原五十岁之前。《楚辞·渔夫》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他的许多悲愤的诗篇，都创作于流放的时期。公元前278年，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率军攻下郢都，楚国灭亡在即。这时屈原已经六十二岁，他眼看着郢都的毁灭，人民的流亡，感到爱国理想已无法实现，就跳入湖南汩罗江自杀。（二）　伟大的爱国抒情诗--《离骚》《离骚》是屈原的代表诗作，是他"老冉冉其将至兮"时的作品，这时他正在流放苦闷之中。全诗共三百七十三句，两千四百九十字，是屈原作品中一首最伟大的抒情诗，也是中国诗歌史上一首最伟大的抒情诗。全诗充满着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祖国的深切爱恋。

关于"离骚"二字的含义，自汉以来，说者略有差异。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盖以"忧"释"骚"，而"离"字无解。东汉班固在《离骚赞序》中对两字都作了解释："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后世朱熹赞同这种观点。稍后于班固的王逸则说："离，别也；骚，愁也。"后世学者如清人蒋骥，就赞同王逸之说。总之，一说是遭忧作辞，一说是别愁为赋，其基本含义则均为不幸之作，我们不必细究。

《离骚》全文可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自叙身世、经历、品质、理想以及遭遇的不幸：（附郭沫若译文）

帝高阳之苗裔兮，我本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朕皇考曰伯庸；　号叫伯庸的是我已故的父亲。

摄提贞于孟陬兮，太岁在寅的那一年的正月，惟庚寅吾以降。　庚寅的那一天便是我的生辰。

皇览揆余初度兮，先父看见了我有这样的生日，肇锡余以嘉名。　他便替我取下了相应的美名。

名余曰正则兮，　替我取下的大名是叫着正则，字余曰灵均。　替我取下的别号是叫着灵均。

屈原自认为身世不凡，是黄帝家族的苗裔。这是大中华统一思想的深刻体现。而他的品质、理想更为非凡：纷吾既有此内美兮，我的内部既有这样的美质，又重之以修能。　我的外部又加以美好的装扮。

扈江离与辟芷兮，　我把蘼芜和白芷都折取了来，纫秋兰以为佩。　和秋兰纽结着做成了个花环。

汩余若将不及兮，　我匆忙地就像是在赶路一般，恐年岁之不吾与！　怕的是如箭的光阴弃我飞掉。

朝搴阰之木兰兮，我在春天去攀折山上的木兰，夕揽洲之宿莽；　我在冬天去收揽水边的青藻。

日月忽其不淹兮，金乌和玉兔匆匆地不肯停留，春与秋其代序。　春天和秋天轮流着在相替代。

惟草木之零落兮，想到草和木都时刻地在凋零，恐美人之迟暮！　怕的是理想的佳人也要早衰。

不抚壮而弃秽兮，你不趁着年少时自图修洁，何不改乎此度？　为甚总不改变你那样的路数？

乘骐骥以驰骋兮，我驾着骏马正要打算去奔驰，来吾道夫先路！　你来吧，我要为你在前面引路！

这些诗句中芬芳馥郁的香草，正是他那美好品质的象征；而在楚怀王对他信任的时期，他更充满着与怀王共展宏图的美好理想：昔三代之纯粹兮，古时候曾有过纯而粹的三王，固众芳之所在；　在那时固然是群芳之所聚会。

杂申椒与菌桂兮，木本的申椒、菌桂也多所戴插，岂惟纫夫蕙茞？　不仅把香茞和蕙草纫成环佩。

彼尧舜之耿介兮，想唐尧和虞舜真是伟大光明，既遵道而得路；　他们已是得着了正当轨道。

何桀纣之猖披兮，而夏桀和殷纣怎那样地胡涂，夫唯捷径以窘步。总爱贪着走捷径而屡自跌跤。

这种尊崇尧舜、痛恨桀纣的政治观点，正是儒家信任贤能，提倡仁政的观点。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在当时来说比较先进的政治理想，所以他对楚国现实的黑暗政治才痛心和忧虑：惟夫党人之偷乐兮，有一批糊涂的人们会苟且偷安，路幽昧以险隘。　他们的道路诚暧昧而又加狭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　我并不怕自己的身子会要遭殃，恐皇舆之败绩。　我怕的是君王的乘舆要被毁坏。

忽奔走以先后兮，　我匆匆地在前在后效力奔走，及前王之踵武。　我想要追赶上先王们的步武。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你既不肯鉴察我胸中的愚诚，反信谗而齌怒。　更反而听信谗言给我以恼怒。

屈原不忍见国家命运的衰败，要尽自己的力量去挽救，然而怀王却不信任他，疏远他。这使他非常痛苦：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我诚然知道耿直是不能讨好，忍而不能舍也！　但我却忍耐着痛苦不肯抛弃。

指九天以为正兮，　我要请九重的上天做我证人，夫为灵修之故也！　我只一心忠于君王并无他意。

以下，在沉痛反复吟诵的诗章中，诗人表明了自己对人民的关切，志向的不可更改，以及和那些追逐名利、诬陷忠良的党人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最后，当他一切积极进取的道路都被堵塞之时，他也曾想到消极退让，洁身自好：制芰荷以为衣兮，　我要把碧绿的荷叶裁成上衫，集芙蓉以为裳。　我要把洁白的荷花缀成下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　没人知道我也就让他抹杀吧，苟余情其信芳。　只要我的内心是真正的芬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　要把头上的冠戴加得高而又高，长余佩之陆离。　要把项下的环佩增得长而又长。

芳与泽其杂糅兮，芳香和污垢纵使会被人混淆呀，惟昭质其犹未亏。只我这清白的精神是丝毫无恙。

他也想到穿起自己芳菲飘扬的美丽服饰到四方去观光考察，但是，最后又说自己的理想不能改变：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就把我车裂了我也不会变更，岂余心之可惩？　难道我的心还会怕受人威胁？

这是他第四次提到自己的死亡。在理想不能捐弃的心境中，他已预感到悲剧的不可避免。

第二部分（从"女媭之婵媛兮"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运用充分的想象继续表现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和失望。首先，他假设一个爱护他的女伴"女媭"对他忠告，劝他不要像■那样刚强固执，以致丧命。这使他深为失望。于是，他只好渡过沅水、湘江，去到苍梧找帝舜重华倾诉心曲。他对帝舜把自己所认识到的许多政治得失、历史兴亡教训一一痛说出来。他说夏启、后羿、过浇、夏桀、殷纣的失败，都是由于享乐纵欲，残害忠良；而夏禹、成汤、文王、武王所以成功，则是因为他们举贤授能，遵循法度。从历史正反经验教训中，他得到一个明确的认识：皇天无私阿兮，　主宰一切的上帝他公道无私，览民德焉错辅。　他要看到了有德行的才能帮助。

夫维圣哲以茂行兮，只有那德行高近的圣人和贤士，苟得用此下土。　才能够使得四海之滨成为乐土。

他的陈诉与认识终于得到帝舜的同情，于是又增强了他的信心，开始上天下地继续寻找支持自己的人：朝发轫于苍梧兮，　我清晨才打从那苍梧之野动身，夕余至乎悬圃。　我晚上便落到昆仑山上的悬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　我想在这神灵的区域勾留片时，日忽忽其将暮。　无奈匆匆的日轮看看就要入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我便叫日御的羲和把车慢慢地开，望崦嵫而勿迫。　就望见日将入的崦嵫也没用赶快。

路曼曼其修远兮，旅行的途程是十分长远而又长远，吾将上下而求索。我要到天上地下去寻求我的所爱。

在漫漫长路上的求索，再一次表明他坚持理想追求光明的伟大信念。以下继续描写他追求光明的旅程：月神望舒为他引路，风神飞廉在后护送，鸾皇雷神供他驱使，飘风云霓群来欢迎。这一切充分表现出他对前途充满希望。但是，当他来到天门的时候，守门人却不理睬他的请求。但他尚未绝望，继续急急忙忙渡过白水，登上阆风山，到青帝之宫寻求知己。最初他想乘云访求宓妃，后来知道宓妃是一个美貌而无礼之人；又想去找住在瑶台的简狄，却因无适当的媒人而让高辛氏先得了手；最后想求有虞氏的二姚，更因为"理弱媒拙"而没有结果。

闺中既以邃远兮，　佳丽的香闺既深邃又难以觊觎，哲王又不寤。　你聪明的君王又始终不肯醒悟。

怀朕情而不发兮，　我一肚子的衷情真无处可诉呀，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我那能忍耐得就这样地死去！

这是叩阍求女失败后的总结。经过一系列迂回复杂的旋律之后，这种绝望的声音又一次回响起来。

第三部分（从"索藑茅以筳篿兮"至"蜷局顾而不行"），写他在天门不开、陈志无路、求女不成，知己难遇的情况下，曾经产生　的去国远逝的幻想。他首先虚构了自己求灵氛问卜的情节，灵氛告诉他最好远逝异国，要想到九州的博大，不要老是恋着故乡。后来他又向巫咸问卜，巫咸更引述了皋陶和大禹、伊尹和成汤、傅说和武丁、吕望和文王、宁戚和齐桓等一系列君臣遇合的故事鼓励他到上下四方去寻求可以重用自己的国君。他联想现实情景，思想有了活动：时缤纷其变易兮，　时俗纷纷地是变化无常呀，又何可以淹留？　我在此又哪能够久于停留？

兰芷变而不芳兮，　幽兰和白芷都失掉了芬芳，荃蕙化而为茅。　溪荪和蕙草都变成了蓍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　为甚么往日的这些香草，今直为此萧艾也。　到今天直成了荒蒿野艾？

岂其有他故兮，　这难道还有甚别的理由？

莫好修之害也！　只因为他们是不肯自爱！

痛心的事实教育了他，他要为理想远逝异国了。于是听众灵氛劝告，择日而行。他准备了芬芳纯洁的食物，驾着龙马，乘坐瑶车，遨游天宇。当他绕道昆仑的时候，云旗掩映，鸾铃啾啾；他又从天河出发，到了西极，有凤凰飞绕护送；在渡西极流沙赤水时，蛟龙为他驾桥，西方白帝帮他渡河；他又绕不周山左转，决心走到西海边上：屯余车其千乘兮，　我的车从聚集着有一千多乘，齐玉轪而并驰。　品齐着玉制的轮子并辔而驰。

驾八龙之婉婉兮，　各驾着八头的骏马■■如龙，载云旗之委蛇。　载着有云彩的旗帜随风委移。

抑志而弭节兮，　我自己按抑着壮志，弭辔徐行，神高弛之邈邈。　让超迈的精神在清虚中驰骋。

奏九歌而舞韶兮，　演奏着夏后的九歌，舞着九韶，聊假日以媮乐。　暂时地借着辰光以举行余兴。

壮丽的仪仗护从，从容闲暇的音乐鼓吹，把他去国之行幻想写得像神话世界一样壮丽迷人。然而正当他在天空云游自得的时候，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陟陞皇之赫戏兮，在皇天的光耀中升腾着的时候，忽临睨夫旧乡。　忽然间又看见了下界的故丘。

仆夫悲余马怀兮，我的御者生悲，马也开始恋栈，蜷局顾而不行。　只是低头回顾，不肯再往前走。

一种眷念故国的深厚感情突然攫住了他的心，远逝异国的一切美丽幻想破碎了，而让现实的爱国深情所取代。这首抒情长诗到此高潮中告一段落。最后是长诗的尾声：乱曰：已矣哉，　算了罢！

国无人莫我知兮，　国里没有人，没有人把我理解，又何怀乎故都？　我又何必一定要思念着乡关？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理想的政治既没有人可以协商，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我要死了去依就殷代的彭咸。

这几句乱辞正是全篇的中心思想，令人不忍卒读。司马迁说：屈原"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见《屈原贾生列传》）正是对《离骚》的深刻理解。

（三）　《离骚》的思想艺术成就《离骚》是屈原用生命和血泪写成的诗。这首才气纵横，情感起伏的长诗倾吐了诗人赤诚的爱国信念和救国无门的痛苦与忧伤。分析《离骚》的思想内容，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表现出对进步政治理想的追求。这就是要实行"美政"。屈原所谓的"美政"，一是"举贤授能"，二是"修明法度"。在战国时代，提倡"举贤授能"就意味着反对旧贵族的世卿世禄，限制他们对权位的垄断，而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所以他在诗中热情的歌颂"三王"时代："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并特意举出历史上不拘身分提拔和重用人才的例子。如筑城的奴隶傅说受到殷王武丁的重用，曾作屠夫的吕望被周文王所提拔，商贩宁戚作了齐桓公的贵卿等等。所谓"修明法度"，就是要求包括君主在内的上层贵族统治者要依法办事，不可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否则就要遭到惩罚："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上天公正无私，要看谁有德行才给他帮助；只有那德行美好的圣君，才配管理天下，得到国土。第二，表现了深厚的爱国感情。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得志之时，为国施才效力；他失意之时，念念不忘国家。他眷恋国家、热爱国家的思想感情，在长诗中得到了十分充分的体现。在顺利的时候，他"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愿与楚王共同振兴国家；在不利的时候，他也不顾个人安危，矢志献身于祖国："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他虽然被流放荒野，而且明知"鲧婞直以亡身"，"謇謇之为患"，却坚决拒绝要他明哲保身的劝告，始终是"忍而不能舍也"，表现出对祖国的无限忠诚。直至《离骚》正文结束，本有天路可上的时候，仍然是恋国之情占了上风："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绝不愿，也不能离开自己的祖国--尽管自己的祖国当时那么黑暗，那么衰弱，那么不能容他。这种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的确感人至深，尤其是在朝秦暮楚、楚材晋用的战国时代。

第三，表现了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离骚》中最使人感动的，还是诗人那种坚持理想、坚持操守的伟大精神。"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他始终严格约束自己，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虽然屡遭挫折，而不动摇："芳菲菲其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他轻视那种"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的人，而表示对自己的理想忠贞不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虽体解吾犹末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最后是"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诗人果然用自己的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誓言，他宁肯保持节操，殉于理想，也不中途变节。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认定目标，一往直前，至死不悔的精神，是屈原留给后世的伟大精神遗产，永远激励着人们为进步、正义的事业奋斗、献身。

《离骚》在艺术上同样取得伟大的成就。

第一，《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楚辞出现以前，中国诗歌还基本上属于群众性的创作。一般说来，内容比较单纯，篇幅比较短小，特别是由于多为集体创作，因而还缺少全面反映诗人性格的作品。《诗经》中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虽有作者个性的闪耀，但是像屈原这样由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他的作品上打下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的，却还没有。屈原出现以后，中国文学史上才出现了伟大诗人的名字，出现了集中反映诗人全部思想感情和个性的诗篇。屈原的《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通过这一富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诗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充满爱国激情，具有崇高政治理想和峻洁人格的伟大诗人形象。《离骚》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说，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二，《离骚》成功地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在于用夸张和想象充分表现人们的理想与激情。它不是按照现实本来的样子去描绘现实，而是运用幻想的方法去表现精神与激情，它是现实在理想中的变形与升华，可以发生强烈的感染效果。《离骚》的前一部分虽是写自己的经历与遭遇，但已经不是纯粹的现实描写，而是把这种生活与感情升华为一种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诗人以新奇的比喻，夸饰的描写，表现善与美的崇高，恶与丑的卑鄙与龌龊，从而启示人们弃恶向善，净化心灵。在长诗的后一部分，更是完全采用幻想的形式，虚构的境界，表现他深刻的内心世界。诗人在这里从古代神话宝库中挖掘出丰富的神话形象，形成了生动的情节和美丽的画面。在诗人的笔端，日神羲和，月神望舒，风伯飞廉，雷师丰隆，以至凤凰，飞龙都供他自由驱使，神话中的悬圃、崦嵫、咸池、天津、不周，都是他瞬息可到的地方；他可以与神女恋爱，他可以与天帝交谈，这样，就成功地造就了他的峻洁人格。诗歌最后写他驾着鸾皇、凤鸟飞向天空，一路车马喧阗，当转道昆仑，行经流沙，指向西海时，突然驻足于楚国的上空不忍离去，这样，把全诗推向高潮，有力地表现出诗人的爱国情操。这种艺术效果，不借助想象对比是很难达到的。

第三，《离骚》结构宏伟，语言抒情，成为后世楷模。

《离骚》结构宏伟，从叙述身世遭遇，到执著理想追求，正反对比，想象丰富，混合着事实的陈述和浪漫的幻想，内容翔实，结构完美，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巨大形象，"构成了一个美学中所说的那种崇高美的不朽的建筑物"（何其芳语）。在诗形式和语言风格上，《离骚》还吸收了当时蓬勃发展的新体散文的笔法，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把诗句加长，结构扩大，既增加了内容容量，又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全诗把事实的叙述，幽怨的抒怀和幻想的描写及故事性情节安插交织在一起，既波澜壮阔，又完美生动。鲁迅曾给予《离骚》以高度的评价，认为《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说它与《诗经》相比，"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见《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编：屈原与宋玉）对《离骚》在思想、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作了充分的肯定。

（四）　屈原的其他作品屈原的作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四篇，此外，又引录了《怀沙》的全文。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第一条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但是没有开出详细的篇目。王逸作《楚辞章句》，以《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等二十五篇为屈原的作品。司马迁认为是屈原作品的《招魂》，王逸却没有列入二十五篇之内。自宋代以后，对王逸的说法引起许多怀疑争论。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一般认为：王逸之说有两点需要更正：①《招魂》应该是屈原的作品；②《远游》、《卜居》、《渔父》为后人所托之作。

这样，我们可以基本肯定的屈原作品有：《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招魂》等共二十三篇。这里主要介绍《九章》与《天问》。

《九章》包括屈原不同时期创作出来而由后人编辑在一起的九篇作品，依照王逸《楚辞章句》的次序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章》这个名称，与《九歌》、《九辩》等借用古曲名只表多数的情况不同，而是篇目数字的实标。

《九章》中除《橘颂》一篇大约是屈原的早年作品外，其他各篇均是屈原两次流放时所作。这些诗多是纪实之辞，真实地记述了屈原流放期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其精神和《离骚》一致，不过较《离骚》更为现实、悲愤一些。

《橘颂》是一首内容高洁、风格特殊的诗，基本是四言成句，尾带"兮"字，说明诗人创造的"楚辞"体还在探索形成之中，内容则为借赞橘树表明自己的高洁理想，后人多认为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其辞为：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这首诗赞颂了橘树"受命不迁"、"根深难徙"的恋土之情，赞颂了橘树"廓其天求"、"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以及"秉德无私"的品质，因此，诗人要以橘树作为良师益友和学习的榜样。诗人颂橘，也是自勉。这首诗立意高远，构思巧妙，语言优美，开拓了后世咏物诗的先河。

《哀郢》是屈原的一篇重要作品，写于楚国都城失陷于秦军之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率兵攻克楚国郢都。楚王仓皇东迁，百姓四处逃亡。在这国破家亡的时刻，屈原百感交集，写下了这篇百感交集的哀歌：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心蝉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凌阳侯之泛滥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

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而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

在叙述过南逃历程与对故土的怀念之后，又痛斥了贵族们的误国罪行："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平时只会巧言令色，国难到头，却成了软骨头！而楚王也贤愚不分、美丑不辨，才把国家闹到这种地步。但是诗人仍然眷念着国家：乱曰：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表现出诗人深切恋念故土，希望终将有一天洗清冤屈，返回故土，重振家邦的愿望。

《涉江》写于屈原晚年被流放在江南的时候，从诗的内容看，时间在《哀郢》之后。同样是忧国言志作品："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这种艰苦卓绝、矢志不渝、坚持理想的精神，写得形象鲜明，读来感人肺腑。

《惜诵》、《抽思》、《怀沙》等作品，也都是屈原被放逐期间写的政治抒情诗，基调均与《离骚》一致。但《九章》中的作品除少数片断外，主要是纪实之辞，并用直接倾泻的方法表现复杂的心曲和奔放的感情，语言较为通俗。所以说，诚笃的爱国思想，优美的情志和纪实之辞相结合，是《九章》这组诗歌的主要特色。

《天问》是屈原的一首非常奇特的长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用诗歌的形式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宇宙的形成、天地的开辟、日月的运行等各类自然现象；也包括人类远古的神话传说、朝代兴亡的历史等古往今来的各个方面。其中有些问题极有科学价值。

在《天问》中，诗人一开始就从宇宙的诞生问起：曰：遂古之初，　请问：关于远古的开头，谁传道之？　谁个能够传授？

上下未形，　那时天地未分，何由考之？　能根据什么来考究？

冥昭瞢暗，　那时是浑浑沌沌，谁能报之？　谁个能够弄清？

冯翼惟像，　有什么在回旋浮动？

何以识之？　如何可以分明？

又问到天体构造和日月星辰的问题：九天之际，　九重天盖的边缘，安放安属？　是放在什么东西上面？

隅隈多有，　既然有许多弯曲，谁知其数？　谁个把它的度数晓得周全？

天何所沓，　到底根据什么尺子，十二焉分？　把天体分成了十二等分？

日月安属？　太阳和月亮何以不坠？

列星安陈？　星宿何以嵌得很稳？

关于宇宙运行的问题还有太阳一天从清晨到黄昏要走多少里？月亮为什么死了又再生？江河不断东流，大海为什么老装不满？什么地方冬天温暖，什么地方夏天寒冷？等等古人当时不能解答的自然现象。

《天问》中还涉及到许多古代的神话内容：雄虺九首，　雄的九头蛇，儵忽焉在？　忽然来，忽然去，何处见它的窝？

何所不死，　什么地方有不死之国？

长人何守？　长人在守卫着什么？

羿焉■月？　后羿在哪儿射了太阳？

乌焉解羽？　何处落下了金乌羽毛？

不任汨鸿，　说伯鲧不会治水，师何以尚之？　大众又何以都在推荐他？

佥日何忧，　都说用不着担心？

何不课而行之？　为什么不让他试验一下？

鸱龟曳衔，　大龟和枭鸟在破坏工程，鲧何听焉？　伯鲧安能听任？

顺欲成功，　筑堤防也是想成大功，帝何刑焉？　何故便处以极刑？

这些问题实际上保存了古代许多珍贵的神话资料。屈原对鲧的同情态度，和《离骚》中"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是一致的。

《天问》中也提出许多历史问题。这些问题和其他古籍的记载也颇有不同之处。例如关于殷代王亥与王恒的传说，帝俊与帝舜的传说，已由殷墟卜辞的记录中得到了证明。说明《天问》中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史料。但是，《天问》中许多关于历史和神话方面的疑问，由于历史资料和神话传说有很多已经失传，所以，我们今天读《天问》时，有很多地方很难完全了解。

（五）　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的出现，创造了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全新时代--诗歌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时代。屈原还创造了全新的诗歌样式--"楚辞"。这种以楚国民歌为基础、长于抒情与铺陈的诗歌形式，因其代表作品《离骚》的影响而被后世又称为"骚体"，进而又把诗人称为"骚人"。"楚辞"或"骚体"是一种崭新的文学体裁。这一新诗体比起以四言为主的《诗经》来，无论在篇幅上、句法上、表现方法上，都有了许多发展，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屈原正是运用这种新诗体成就其诗人伟业的。

屈原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思想方面。他的爱国思想和峻洁人格一直受到后世的敬仰。汉初政治家贾谊被谪迁长沙后，凭吊屈原，写出《吊屈原赋》，引屈原为知己。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可马迁很敬佩屈原的人格，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遭冤受刑之后，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报任安书》）的事迹为榜样，坚持写完了不朽的巨著《史记》。《史记》虽是散文著作，但那种勇于正视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和洋溢着爱憎鲜明感情激越的风格，却正是屈原精神的继承，所以鲁迅称它为"无韵之《离骚》"。西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和杜甫都敬慕屈原的为人。李白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那种蔑视权贵、反抗黑暗的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正是屈原人格与创作的继承与发展。杜甫的爱国忧民精神，也与屈原有继承关系。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即以屈原的创作精神为榜样。总之，中华民族坚持理想，坚持斗争，崇尚节操的精神，固然是由无数仁人志士树立起来的民族之魂，但其开端，却可追溯到屈原身上。

屈原的爱国爱民精神，还深深影响到民间。屈原投江而死是为理想殉身，所以，传说在他死后不久，人们就因怀念而用包粽子、划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这种风俗至今仍流行于中国和亚洲的东部。古书上这样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汩罗之遗风也。

--《续齐谐记》屈原以五月五日赴汩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

乃歌曰："何由渡湖！"因而鼓櫂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急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皆然，而南郡尤甚。

--《隋书·地理志》屈原作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首先，屈原继《诗经》之后，以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为我国文学开辟了另一影响深远的传统，从而丰富了我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力。《诗经》和《楚辞》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两颗灿烂的明星，一直照耀着后世。《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楚辞》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段都成为后世文人学习的榜样。自从屈原的楚辞作品出现以后，"风"、"骚"就成为我国古人对诗歌所作出的两个最高标准。屈原作品作为我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对后世诗歌的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二，在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上，屈原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对中国诗歌民族艺术特色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在屈原的作品中，已经不是简单的"触物以起情"和"索物以言情"，而是把"物与我"、"情与景"交融为一体，产生出生动的形象与深刻的象征意义。比如，屈原作品中，以鲜花香草表示高洁；用高冠奇服表示超俗；用高丘求女表示追求；这种表现手法就不是简单的比喻或起兴，而是一种象征或寄寓。从形象本身看，是虚构，是想象；从内容思想看，又明确，又现实。这就开辟了后世的"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例如张衡的《四愁诗》、曹植的《美女篇》、杜甫的《佳人》等，以及许多咏史、咏物、咏怀、感遇诗作，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屈原作品的启发。

第三，《楚辞》的产生对后文学形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诗句发展看，楚辞的成就促进了五、七言诗的产生；从创作方法看，楚辞的铺陈排比又为汉赋的形成开了源头。

总之，屈原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快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这是说，楚辞的善于沉吟咏怀，善于摹写山水时令，以及它的宏伟构思，华章美辞，无论是对后来的文学高才，还是初学的童蒙，都有所启示，都提供了可以学习的榜样。可见屈原作品的影响之广泛。

十二、《楚辞》（下）

楚辞的重要作品，除《离骚》、《九章》、《天问》外，还有《九歌》、《招魂》以及宋玉等人的作品。

（一）　《九　歌》《九歌》是经屈原加工修改过的一组楚国民间歌曲。从这组民间歌曲中，可以看出楚辞的特征与楚国的民间习俗。因此，它是楚辞中的一部重要作品。1。楚辞与《九歌》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音乐和民歌被称为"南风"或"南音"。战国时代，属于楚国地方特有的乐曲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名目，我们还可以从楚辞作品中看到。直到楚、汉之际，以至于汉代社会，"楚歌"还以其固有的特色而受人喜爱和流行。如《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军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汉书》礼乐志记载："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

所谓"楚歌"、"楚声"的声调如何，我们今天已很难详知，但从古文献保存下来的某些先秦时代楚歌歌词来看，它们与当时产生在中原地区的民歌，在情调和形式上确有不同，如《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濯兮，可以濯吾足。

又如《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从中可以看出"楚歌"与"楚辞"的相似之处。

另外，据史书记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民间祭祀时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这种流行在楚地民间的祭祀曲，往往带有丰富的幻想，富于浪漫的情调。又由于歌、舞、乐结合在一起表演，因此，除抒情外，还兼有一定的故事情节，且语言活泼，节奏鲜明，结构上比一般诗歌闳阔，讲究起伏。这对于屈原"楚辞"体诗歌形式的产生具有直接影响。在现存屈原作品中，《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招魂》也是根据民间招魂词的写法而创作的篇章。从这里可以看出"楚歌"与"楚辞"的密切关系。当然，楚辞的产生也受到当时社会论辩风气和散文文学的影响，甚至《诗经》反复吟咏对楚辞也不无启迪，其四言句式在《橘颂》、《天问》中也可以看到，只是这些影响不占主导地位。从主体讲，"楚辞"是在古代楚地民歌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由伟大诗人屈原创作定型的一种新型诗体。

屈原等人用这种新型诗体写成的作品。最初并不叫"楚辞"。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称屈原"乃作《怀沙》之赋。"又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设"诗赋略"，称"屈原赋二十五篇"。因此在文学史上便有了"屈赋"、"骚赋"，乃至"楚赋"等名称。"楚辞"是后人给屈原等人开创的这一特殊诗体而定的名称。宋代研究楚辞的学者黄伯恩曾解释说：盖屈（原）、宋（玉）诸骚（指楚辞体作品），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

--《校定楚词序》鲁迅也说：战国之时，"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汉文学纲要》）"楚辞"这一名称，最初见于汉代。《史记》张汤传中有"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的话。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文献，把屈原、宋玉的作品和汉代人仿效这种体裁所写的作品汇编成集，称为"楚辞"，从此，这一名称一直流传下来。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清新优美的抒情组诗。王逸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鼠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

--《楚辞章句》南宋朱熹作《楚辞集注》，对王逸的解释略有修正：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原既改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辞，去其泰甚。

王逸和朱熹的话，说明了《九歌》产生的社会风俗背景，肯定屈原创作《九歌》的事实。朱熹说屈原的《九歌》是就原来"鄙俚"的民歌加以修改或改写，更接近实际情况。而且从《九歌》的内容看，也不见什么"托之以讽谏"之词。

2。《九歌》的思想内容《九歌》之"九"是言其多，其实，这组祭神祀鬼的组曲共有十一篇作品：《东皇太一》写天之尊神，《云中君》写云神，《湘君》与《湘夫人》与湘水配偶神，《河伯》写河神，《山鬼》写山神，《大司命》写主寿命的神，《少司命》写主子嗣的神，《东君》写太阳神，《国殇》写人鬼，为悼念楚国阵亡的将士而作，最后《礼神》是送神曲，一共十一篇。

《九歌》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人们对天神的热烈礼赞，如《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诸篇。从性质上讲，这类诗与《诗经》中礼赞神明的"颂"诗相近，但形象都比"颂"诗丰富生动得多。这是因为《九歌》所赞颂的神明，主要是自然神。这些描写自然神的作品往往表现出人们对某些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表现出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歌颂，同时也凝聚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美好愿望。请看描绘太阳神的动人乐章（附董楚平《楚辞译注》译文）：暾将出兮东方，　旭日将要出东方，照吾栏兮扶桑；　从扶桑照到我栏杆上；抚余马兮安驱，　我控着马儿慢慢走，夜晈晈兮既明。　夜色消退露曙光。

驾龙辀兮乘雷，　驾龙车，声如雷，载云旗兮委蛇；　云旗舒卷车上缀；长太息兮将上，　一声长叹将上天，心低徊兮顾怀。　牵肠挂肚头儿回。

羌声色兮娱人，　车声旗色令人醉，观者憺兮忘归。　观者入迷不思归。

縆瑟兮交鼓，　紧弦密鼓相对敲，箫钟兮瑶簴；　撞钟撞得钟架摇；鸣■兮吹竽，　横笛大笙声相和，思灵保兮贤姱；　巫女贤德又美貌；翾飞兮翠曾，　身姿翩翩象翠鸟，展诗兮会舞；　边唱歌来边舞蹈；应律兮合节，　歌舞合律节奏齐，灵之来兮蔽日。　群神拥着东君到。

青云衣兮白霓裳，　青云上衣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架起长箭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　收拾大弓住西降，援北斗兮酌桂浆；　高举北斗痛饮桂酒浆；撰余辔兮高驰翔，　抓紧缰绳腾空跑，杳冥冥兮以东行。　乘夜摸黑回东方。

这首《东君》共有四节：第一节是祭者设想太阳出来以后的景象；第二节描绘东君的出场；第三节写祭祀的热烈；第四节写东君的活动。前三节是铺陈，描绘祭祀场面，第四节是刻画，突出东君形象。有合唱，有独唱，神曲以非凡的想象，酣畅的笔墨，表现出护善惩恶、乐观豪迈的太阳神形象。从中可以看到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细微观察，和寄托于自然神祇身上的美好愿望。

《九歌》中除了礼赞神明的作品以外，更多的是一些表现神与神、人与神相恋的作品，这些作品实际上是一些十分优美的爱情歌曲，如《湘君》、《湘夫人》、《山鬼》、《少司命》等。

《湘君》、《湘夫人》虽是祭歌，实则描写他们之间的爱情生活。《湘君》写湘夫人思念湘君，《湘夫人》写湘君思念湘夫人，其连接纽带即他们的相约之地北渚。《湘君》写湘夫人看见湘君独自吹箫，不来相会，以为他在恋着别人。一气之下，驾龙舟北征，一路上情思绵绵，痛苦欲绝，最后到了北渚，已经是心慵步懒，把赠礼都扔掉了。《湘夫人》写湘君看到湘夫人的这种情形，心中也很疑惑，虽受着失恋的煎熬，却仍有美好的幻想。我们可以把这两首祭歌看成双方深切相思的喜剧性的误会。其中有些描写爱情的名句一直为后世传诵如：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沅有茝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

-《九歌·湘夫人》其怨恨思念之情跃然纸上，译文很难达其神韵。《山鬼》是一首描写山中女神追求爱情的恋歌。全诗细致入微地刻画出一个女子相思、苦恼、忧伤、失望的情绪，表现出失恋女子的心理波折和凄苦情态。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貍，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祭歌写道：仿佛有个人影在山坳深处闪现，她用山中的香草打扮自己：以薜荔为衣，女萝为带，显得既美丽，又芳洁。她双目含情，笑面盈盈，体态窈窕，满怀信心；她是山中的精灵，赤豹驾车，文貍随后，辛夷木制的车子，桂枝结成的旗帜，威严华美，正准备把折好的芳草赠给心上的情人。

然而，也许正是因为她那幽暗阴冷的山神之气妨碍了爱情之花的开放吧，总之，她在云雾朦胧中期待了一整天，直到雷声阵阵、雨色冥冥的黄昏夜色来临，爱情也没有到来，她只好空自悲伤：雷填填兮雨冥冥，　雷声隆隆啊雨色昏黄，猨啾啾兮狖夜鸣。　猿猴夜啼啊声声断肠；风飒飒兮木萧萧，　风声飒飒啊树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思念公子啊空自悲伤！

《九歌》中关于神与神、人与神爱情的描写，实则是人间爱情生活的形象概括。

《国殇》是《九歌》中的祭鬼乐章。它以崇敬激越的情怀，生动地描写出战斗的壮烈场面和英雄们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充满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豪情。诗篇刚健质朴，雄浑悲壮，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3。《九歌》的艺术特色《九歌》除《国殇》外，都是神话题材作品，因此，它在艺术上的第一个特色就是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诗中所描写的各类云、日、山、川之神，其生活环境，容貌体态，无不符合自然特点。如写日神："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以云为衣，霓为裳，耀武长空，完全是一幅潇洒而威武的日神气概。写河伯："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水扬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又是水神的环境，水神的性格。写云神则是"与日月兮齐光""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可见其高处天际，广被原野，纵横飘动，变化莫测的样子。写山神，尽管是位女性，却也有"乘赤豹兮从文貍，辛夷车兮结桂旗"、"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艰兮独后来"的山神特有的威仪与风韵。这些，如果没有对自然环境、自然属性的细致观察和丰富想象，是难以刻画准确的。尤其可贵的，是作者把对自然的神化、描写与对人生的幻想、追求结合在一起，做到似神似人，水乳交融。似神而不荒诞；似人而不入俗。这些神祇，既有神的飘洒，又有人的性情。与世人一样，有爱情的追求，有失意的烦恼，有自己的欢乐和痛苦，从而使他们具有了人间的生活气息。因此，《九歌》的浪漫主义色彩实际上是人的生活与想象中神的特征的结合，其所表达的基本是人世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

第二，在艺术手法上，《九歌》还善于把周围的景物、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思想感情融合起来描写，而构成某种情景交融的意境。如《湘夫人》开篇写湖畔清秋的景色：秋风习习，叶落水波，构成一种典型环境，这时候，伫立在水边的男主人公正在极目远望，他在一种迷惘中，似乎看到自己向往的情人，正飘然下降。在这幅清秋候人的画面上，可以感受到深秋的凉意和感情上的寂寞，又有一种难言的惆怅凄迷情调。而这也正好构成爱情不顺的悲凉气氛。寓情于景，水乳交融，是《九歌》写景的特色。《山鬼》中用雷雨交加、猿声啾啾的夜景渲染山林女神失恋的悲凉，也是名文妙笔，生动感人。第三，《九歌》的语言，色彩艳丽，情味悠长。它往往看似十分单纯自然，细细品味却又含义无穷，颇有韵味。有些还成为哲理名言。如：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九歌·少司命》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九歌·少司命》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九歌·山鬼》山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九歌·国殇》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九歌·国殇》此外，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从《九歌》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戏剧艺术的萌芽形态。故《九歌》中所反映的古代祭神活动，可以说是诗歌、音乐、舞蹈、演唱的联合表演，已具备戏剧的雏型。闻一多对此深有研究，曾写出《九歌古舞剧悬解》（见《闻一多全集》一卷《神话与诗》）安排了人物、场次和出演时的说明。我们可以从中想见古代祭神乐舞的具体情景。现录其《迎神曲》一幕以见一斑：迎神曲黄昏时分。从四面八方辐辏而来的鼓声，近了，更近了，十分近了。

"神光"照得天边通亮。满坛香烟缭绕。男女群巫，和他们所役使的飞禽走兽以及各种水族，侍立在两旁。

楚王左带玉珥剑，右带环佩，率领着文武百官，在庄严肃穆的乐声中，鱼贯而出，排列在祭坛下。

坛右角上，歌声从以屈大夫为领班的歌队中泛起。

男音独唱：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

［楚王上前三步，依次举行着祭祀的仪式。］女音独唱：瑶席兮玉镇，盍将把兮琼芳，（献玉有司奉上一张草席，王接过来，铺在坛上。有司又奉上一块宝石，王接过来，压在席上。）蕙肴蒸兮兰藉，（荐牲）奠桂酒兮椒浆。（奠酒）

［王和百姓向着远天膜拜，五色瑞云中微微的现出东皇太一的身影。大家连忙伏下。金鼓大作，远近人声欢呼万岁。］合唱：扬枹兮拊鼓，■钟兮摇簴，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

［群巫纷纷起舞。］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君欣欣兮乐康，君欣欣兮乐康！

［云层中的东皇太一渐渐隐没，"神光"渐暗，乐声渐小，幕徐下。］（二）　《招　魂》《招魂》是楚辞中一篇十分富有特色的诗篇，其中具有明显的赋体铺陈成分。

关于《招魂》的作者和写作的目的，历来有不同意见。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赞语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认为《招魂》为屈原所作。但是，王逸《楚辞章句》却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并说宋玉所招的魂，正是屈原之魂。

关于《招魂》的主旨，除旧说宋玉招屈原魂外，还有屈原招怀王魂和屈原招自身亡魂的说法。古代认为人除自身以外，还有一个独立于肉体、可以自由活动的看不见的灵魂存在，因此便形成招魂的风俗。这种民间风俗，不专施于死者，也施于生者。对于某种受惊，受害以至远行归来的人，也行招魂之礼。如谢灵运《山居赋》的"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和杜甫《彭衙行》的"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都是招魂风俗的记载。《招魂》开篇自序和篇末"乱辞"都用第一人称"朕"、"吾"等字，似像屈原自招其魂。诗中一再推崇楚国的富丽可爱，四方的恐怖险恶，也含有"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情怀。

《招魂》的结构方式开创了后世汉赋的格局。诗篇开始交代招魂的缘由，中间部分正式招魂，最后有"乱辞"作结束。中间部分的招魂词是全文的主体，它的写法是"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极其殷切、深情的口吻，劝戒魂灵不要到天上、地下或四方去，认为还是楚国最美好，可以作为最后的归宿。如它写东方：魂兮归来，　灵魂啊，你回家门，东方不可以托些！　东方不能去栖身！

长人千仞，　长人身高八百丈，惟魂是索些。　专门要抓人的魂。

十日代出，　十个太阳同喷火，流金铄石些。　金属成液石化尘。

彼皆习之，　那些长人已晒惯，魂往必释些。　你去一定烧成粉。

归来归来，　回来吧，回家门，不可以托些。　千万不能去栖身！

如此这般，从四方上下招魂。其中对天堂的描写，颇有深意：魂兮归来，　灵魂啊，你快回头，君无上天些！　你也别往天上走！

虎豹九关，　九座天门虎豹守，啄害下人些。　咬死凡人吃人肉。

一夫九首，　有个妖怪九个头，拔木九千些。　一天拔树九千九。

豺狼从目，　豺狼横眉又竖目，往来侁侁些；　一群一群来回走；悬人以娭，　把人吊起来取乐，投之深渊些；　玩罢再往深渊丢；致命于帝，　他向上帝报告后，然后得瞑些。　才能让你一命休。

归来归来，　回来吧，快回头，往恐危身些！　一去恐怕命难留！

总之，"天地四方，多贼奸些"，而唯一美好可以安身的地方，还是楚国，接着，作者用铺陈的手法，极写楚国建筑之丽，衣食之美，歌舞之乐，认为这才是最值得留恋的地方。由此可见，《招魂》借助大胆的幻想充分表达诗人热爱祖国、热爱故土的深厚感情，同时也表现出诗人对人生险恶的洞察。

《招魂》在艺术上最大的特色是长于铺陈。诗人对上下四方招魂的描写，极有层次和特色。虽然都是幻想之辞，但也符合客观实际，如说东方"流金铄石"，这是因为古人认为日居东方，必然特别炎热；说南方"雕题黑齿"，即纹身染牙，也具有传说依据；说西方"流沙千里"，"五谷不生"、"求水无所得"；说北方"增冰峨峨，飞雪千里"，天气严寒，不能久留等等，都是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的想象与夸张。

《招魂》中对楚国宫廷建筑、饮食、歌舞的描写，采用了铺陈排比手法，辞藻华丽丰富。如写宫室建筑：高堂邃宇，　高高殿堂深深院，栏层轩些；　走廊层层围栏杆；层台累榭，　重重亭台叠楼阁，临高山些；　亭台楼阁对高山；网户朱缀，　镂花门窗红丹丹，刻方连些；　方格图案连不断；冬有穾厦，　内室幽深冬天暖，夏室寒些；　外室通风夏日寒；川谷径复，　山间溪流来回转，流潺湲些；　流水声声唱不断；光风转蕙，　丽日和风拂蕙草，汜崇兰些。　香气洋溢丛丛兰。

再如写宴饮歌舞：肴羞未通，　山珍海错没全上，女乐罗些。　歌姬舞女已登场。

陈钟按鼓，　撞起编钟敲起鼓，造新歌些；　新编歌儿试新腔：涉江采菱，　《涉江》一曲又《采菱》，发扬荷些；　《扬荷》舞姿伴清唱；美人既醉，　美人都已醉熏熏，朱颜酡些；　两颊娇红晕海棠；娭光眇视，　目光逗人迷眼看，目曾波些；　秋波频送向人望；被文服纤，　身披文绣穿罗缎，丽而不奇些；　华贵俏丽又大方；长发曼鬋，　发式时新长垂肩，艳陆离些；　艳妆浓抹珠宝光；二八齐容，　十六美女一武装，起郑舞些；　跳起郑舞分两行；。。　。。真是有声有色，形象生动，令人如适逢其会，身临其境。这种夸张铺叙的写法和华丽的文采，确是开了汉赋的先河。

（三）　宋玉及其他楚辞作家屈原以后，重要的"楚辞"作家是宋玉。历史上向以屈、宋并称。

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名，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是受屈原直接影响的同一文学流派的作家，他们都活动在屈原去世之后；二、他们都以写辞赋见长，继承了屈原作品的某些语言、体制特点；三、但他们在政治上不像屈原那样敢于直谏，即缺乏抗争精神。《汉书·艺文志》载："唐勒赋四篇。"但没有流传下来。至于景差的作品，《艺文志》没有著录。他们之中有作品留传下来的，只有宋玉。

关于宋玉的生平，记载很少。王逸说，他是屈原的弟子。汉代以及以后的一些著作中，如《汉书》、《韩诗外传》、《文选》、《襄阳耆旧记》、《水经注》等书里偶有关于宋玉的片断记述，但都属传说轶闻性质。其作品，《汉书·艺文志》载有赋十六篇，《隋书·经籍志》有《宋玉集》三卷。但公认可信的只有《九辩》一首长诗。

"九辩"本是古乐调名，而不是概括作品内容的文章标题。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说：辩，犹遍也，一阙为之一遍。盖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

宋玉的《九辩》是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知道，宋玉是一个"失职的贫士"，他受到朝廷群小的排挤，怀才不遇，以至流离在外，过着贫苦孤凄的生活。诗篇抒发了"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思想感情。其中对上层社会的是非颠倒也有痛切的揭露：窃悲夫蕙华之曾敷兮，纷旖旎乎都房。何曾华之无实兮，从风雨而飞扬。以为君独服此惠兮，羌无以异于众芳。闵奇思之不通兮，将去君而高翔。心闵怜之惨悽兮，愿一见而有明。重无怨而生离兮，中结轸而增伤。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时而得干。块独守此无泽兮，仰浮云而永叹！

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当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善御。见执辔者非其人兮，故驹跳而远去。凫雁皆唼夫粱藻兮，凤愈飘翔而高举。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铻而难入。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遑遑而无所集。愿衔枚而无言兮，常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谓骐骥兮安归，谓凤凰兮安栖。变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举肥。骐骥伏匿而不见兮，凤凰高飞而不下。鸟兽犹知怀德兮，何云贤士之不处。骥不骤进而求服兮，凤亦不贪■而妄食。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独悲愁其伤人兮，冯郁郁其何极！宋玉就是这样一位愤懑而不敢反抗的贫士。《九辩》在抒情诗的艺术手法上有所开拓。它尤其长于以情景交融的手法制造这种氛围，来展自己的情怀。如以秋景、秋物、秋声、秋容为衬托，表达幽怨哀悼的情怀，从而大大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感染力。《九辩》开篇即这样写景抒怀：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萧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尽怳■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噰噰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流而无成。

一个失去职位的贫士，在万物凋零衰落的深秋之中，不得不漂泊到远方去谋生，孤苦零丁，举目无亲，只有鸟虫悲鸣！写景抒情何等深切。杜甫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遥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咏怀古迹》）鲁迅认为宋玉的《九辩》"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

托名宋玉所作的《登徒子好色赋》文辞优美，充分表现出宋玉的高洁人格：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闚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文选》卷十九汉时，"辞"、"赋"通称，其实，"楚辞"与"汉赋"是两种既有联系而又不同的文学体裁。就其联系而讲，"楚辞"孕育了"汉赋"；就其区别而言，"楚辞"是一种长于抒情和铺陈的诗体，"汉赋"则为咏物说理的韵文。刘熙载说："楚辞按之而愈深，汉赋恢之而弥广。""楚辞尚神理，汉赋尚事实。"（《艺概》）春秋战国之后，汉赋便应运而生了。

十三、结语春秋战国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第一个高峰，《诗经》、《楚辞》开启了我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史传散文和哲理散文奠定了后世散文的基础。特别是诸子百家的哲理散文，更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学成就还表现在内容的综合性上。由于那时文学、史学和哲学尚无明确分工，这一时期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既是历史哲学著作，又是文学作品。广义而言，《诗经》、《楚辞》也包含着充分的文化因素。这就使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深植于文化的土壤之中，具有了深厚的根基。

在散文方面，诸子百家，特别是儒、法、道三家均为后世学派的奠基之祖，有的甚至成为宗教教义。而直书无隐的史学传统，更成为历代史官的高尚气节。自先秦以后，历史均为正史、实录，这就为我们研究古代历史、文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广而言之，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定型于先秦，既春秋战国时期，炎黄子孙的民族精神同样形成于这一时期。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无处不体现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哲理、文化的光彩。百家学说时强时弱地影响着千秋百代，从而孕育了汉、唐、明、清文化，使中华民族的风采延绵不断，光照寰宇。中华民族的文学传统体现为一种东方之美。东方的审美原则着重于客观的物、理、道、气与主观的志、情、意、趣的和谐与统一，所谓"象用神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文心雕龙·神思》）。《论语》、《孟子》、《庄子》的散文和《诗经》、《离骚》、《九歌》、《招魂》等诗章中创造的意境、情趣，都可以使我们的精神得到升华与陶冶。

春秋战国文学是中国文学光辉的起点。只有领会到春秋战国文学的精髓，才可以深入了解以后的秦汉文学，魏晋文学，隋唐文学，两宋文学，辽金元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民国文学，乃至当代中国文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春秋战国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基石。

春秋战国 第020卷 春秋战国艺术史

【本卷提要】

这部《春秋战国艺术史》，通过对春秋战国的绘画、雕塑、书法、音乐舞蹈、建筑、工艺美术等艺术门类的介绍，展示当时艺术的全貌，将各门艺术放到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去，确定各自的方位，以期给读者一个整体概念。全书从八个方面进行叙述，开卷为概述，最后为结语。绘画主要介绍当时的岩画、青铜画面、漆画和帛画；雕刻主要介绍青铜雕塑，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滇族青铜雕塑，玉石雕刻和泥木俑；书法重点介绍青铜铭文和石鼓文，兼及简犊、盟书、玺印文字等；音乐舞蹈主要介绍宫廷乐舞、祈福祛邪的宗教乐舞、楚音楚舞及先秦诸子的音乐理论；建筑重点介绍列国的都城建筑、特点及其成就，春秋战国时期建筑的地位和影响；工艺美术重点介绍玉石工艺、漆器工艺、青铜工艺、织绣工艺。

本书全面收取前人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和考古的最新发现，从新的视角加以综合性介绍，言之有物，不作空论，力求将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给读者提供全面的实实在在的春秋战国艺术史知识。

一、春秋战国艺术概述春秋战国时代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是先进的封建生产关系战胜落后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时代，在学术上是诸子蓬起、百家争鸣空前活跃的时代。各种艺术蓬勃发展，有声有色。

春秋战国持续了几百年，各诸侯国独立发展，形成不同的文化氛围，李学勤先生概括为几个文化圈：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在相互兼并战争中相互融合。秦统一后，共同形成丰富多采的中华文化。在春秋战国之交，欧洲的希腊文化也正进入发展的盛期，中西两大文化体系遥遥相对。两相比较，希腊以技艺高超的雕刻闻名于世，为后世留下无数的艺术珍品，在世界美术史上放射着永不磨灭的光辉；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则以多功能的青铜器闻名于世，青铜器是集雕刻、绘画、书法、工艺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品，融实用、审美于一身，既是沟通人权与神权的信物，又是区别等级名分的标记。

春秋战国时期的绘画，文献记载是颇为丰富的，特别是壁画。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楚国的伟大诗人屈原《天问》反映的内容，可以窥见当时壁画所曾有过的巨大规模，可惜均未流传至今。我们只能从青铜器画面、漆器画面和仅存的两幅帛画来了解当时的绘画。透过庞大复杂的青铜画面：采桑、狩猎、习射、宴乐、水陆攻战等，可以看出当时的工匠已具有相当高的构图能力和塑造形象的能力，已经初步掌握均衡对称、对比等艺术法则。虽因条件限制，画面中的人物形象无面部表情，但仪态生动，比例适当，间接表达出人物的心态，正如荀子所说的"形具而神生"。

墓葬出土的漆器，都描绘有图案，色彩单纯明快，其上的人物形象也以动态取胜，五官表情刻画较简单，绘画尚处在幼年时代，而幼年天真活泼、富有生命力的特点均被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有的漆棺纹饰用"油漆"绘成，可视为最早的"油画"。流传至今的四幅战国帛画，特别是《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代表了当时绘画的最高水平。如构图，均衡中有变化，形象比例动态、线条力度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人物御龙图》，线条劲挺有力，富有弹性，佩剑男子形象的刻画，线条的表现力等，都更显得成熟。中国画以线造型的特点已露端倪。

分布广泛、多彩多姿的岩画，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绘画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的雕刻，远不如同时期希腊雕刻的水平，大型的具有独立意义的雕刻作品尚未发现，当时的雕刻作品主要是随葬的泥木俑、玉石雕刻品，制成动物形、人形的青铜器和漆器及其它工艺美术品。从类型的复杂性和材质手法的丰富性来说，又是希腊雕刻所不及的。已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雕刻品有漆器、青铜、玉石、泥、木等材质制作的，形象有动物、人物、神怪、禽鸟、龙凤等，手法有圆雕、浮雕、彩绘、镶嵌。对人物的刻画，不仅能区分出尊卑贵贱等级差别，男女老少性别年龄特征，个别的还能刻画出性格特征。中国传统雕刻所具有的装饰性、绘画性、象征性等特点，此时已具雏形，这一传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青铜铭文（金文）及石鼓文代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风格或苍劲古朴，或清秀典雅，具有特殊的美感，为后世所珍重。盟书、简册，无论是丹书或朱书，其字体又别具风韵。如侯马盟书，刀锋笔痕明显，转折顿挫有力，线条粗细略有变化，入笔出笔形成蚕头，有人称之为"蝌蚪书"，形成一种特殊的美感。玺印文字为后来的印章篆刻艺术提供了最早的典范。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与舞蹈，是丰富多采的，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各阶层人民的喜爱，其社会作用是相当大的。对上层来说，音乐舞蹈首先是用于祭祀和宴享等重大典礼，对百姓来说主要是娱乐休息。起初，宫廷乐舞与民间乐舞是严格分家的。到战国时代，宫廷乐舞吸收了不少民间乐舞成分，产生了"郑声"、"楚舞、楚音"、"宋音"、"卫音"、"齐音"等等，这些带有浓厚民间乐舞色彩的宫廷乐舞，是历史前进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曾引起一些守旧人士的恐慌和反对，但乐舞的变革同历史进步一样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从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看，战国时代宫廷乐舞活动的规模是很大的，从曾侯乙墓出土数十件成套的编钟、编磬来看，不仅规模大，而且乐器功能也相当先进，解决了音乐史上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当时除用于祭祀的乐舞外，用于祈福祛邪的宗教舞蹈很发达，如蜡祭、傩仪，从宫廷到民间都很流行。楚音和楚舞，以屈原的《九歌》为代表。

在音乐理论方面，先秦诸子各自坚持自己的音乐观。道家、墨家、法家对乐舞持否定态度，但反对的出发点和否定的程度又存在差别：儒家肯定乐舞，而孔、孟、荀在肯定的同时又有各自的侧重点。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阐述了自己的理由，都从某一方面给人以启示，都值得后人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的建筑，主要是列国的都城，如东周王城洛邑、齐国临淄、燕下都、赵国邯郸故城、秦咸阳城、楚郢都、郑韩城等等。这时期的建筑也同其它艺术门类一样取得了很高成就。各诸侯国为着本身的生存和扩张，都不惜人力物力精心营造自己的都城，使之成为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因各国都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营建时因地制宜，所以各有特点。但在很多方面又都是一致的或者是近似的，如宫城都由城墙和濠沟包围着，全城由宫城和郭城两部分组成，宫城的王宫处在全城中轴线最显要的位置，郭城内均有市（商业区），宫城与郭城隔开，左右对称布局，主要建筑按中轴线左右分布，等等。从建筑成就来说，当时发明了多功能的砖瓦，为建筑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斗栱的发明与使用，奠定了中国古典建筑特有的美感形式，台榭建筑是那个时代独有的建筑类型，此外，对建筑的严格的等级限制，也为历代建筑所遵循。

春秋战国时期的工艺美术，最富活力，品种丰富，成就最大。青铜工艺处于巅峰向衰落的过渡期，可谓灿烂辉煌。与西周及商代相比，产生了许多新特点。形制由原来的庄重威严向轻巧实用方向发展，产生了许多新器形，日常生活用的铜器增多，制作亦日渐精巧。青铜器铭文，除个别的例外，大多变短，像西周那种通过铸长铭文来显示赫赫家史或宣扬礼制的青铜器基本上不见了。青铜纹饰向两个极端发展，一是带有威严神秘气氛的兽面纹变为简练的几何纹；一是描绘现实生活的场景。装饰手法，纹饰刻镂更浅细，前期之粗花变为工整的细花。新工艺（失蜡法、镶嵌、刻纹）的提高和推广，使青铜器走向华巧工致的新时期。失蜡法是铸造青铜器的高超技术，其优点可以使青铜器纹饰更为多样而精致，它的运用和推广极大地提高了青铜器的铸造水平。镶嵌（或错金银）技术运用于青铜图案装饰，可使青铜器的造型多变、纹饰繁缛、绚烂多彩。因为镶嵌用的饰物金、银、铅、玉、绿松石等质地不同、色泽不同，与青铜器表面颜色形成对比，因此镶嵌纹饰醒目、突出。刻纹铜器的纹饰，制作起来更方便，纹饰题材比以前更宽广了。总的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审美功能被强调、突出，实用功能削弱了，神秘礼制成分几乎没有了。这是青铜工艺从奴隶制礼乐制度下挣脱出来的重要标志，体现出新兴地主阶级以华巧为美的新观念。

玉石工艺，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带来了各诸侯国礼制观念的更新。与统治阶级密切相关的礼玉、饰玉也随之发生变化，饰玉种类增多。春秋战国时代的玉器种类主要有：璧、琮、管、珠、佩、琀、串饰、勒、瑗、环、玦、圭、璋、柄形器、戈、带钩、镜架、匕等，多数为礼器，少部分为生活用具。玉作为显示贵族身分的装饰物，与佩饰者朝夕相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象征君子之德，有七德、九德、十一德之说。玉器的演变，商代多立体玉雕，西周尚留余痕，春秋始玉器则日渐平面化，品种渐少，但制作更为精致。已经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大多殉葬有玉器，而且数量大，制作精美。如河南淅川春秋中期楚墓出土玉器达三千多件。一般的墓葬出土玉器也有一二百件。有的制作之精，令今人叹为观止，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玉佩；洛阳金村韩墓出土的人形玉佩饰（详后），从选料到琢制都十分出色。

漆器工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漆的国家，商周时代漆器工艺很发达。春秋战国时代漆器的使用范围更广了，技术也大有提高，并出现了地方风格。战国漆器在我国漆器史上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分布范围广，品种大增，制作水平空前提高，在许多方面有新的改进。首先胎骨比较多样，木胎之外还有夹紵胎、皮胎、竹胎等；使用色彩也更为丰富，有红、黑、白、紫、褐、绿、蓝、黄、金、银等，以黑、红为主调；图案纹饰繁褥而有规律。此外，髹漆与雕刻、绘画相结合，甚至与镶嵌相结合，也是春秋战国漆器的一大特征。

春秋战国的织绣工艺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以楚国地区的实物遗存最多，如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座小型墓葬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衣物35件。出土纺织品有丝、麻两大类。丝织品包括绢、绨、纱、罗、绮、锦、绦、组八大类，制作之精也是前所未有的。

二、绘画（一）概况春秋战国时代，在经济史上是中国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转化的重要阶段；在社会史上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换的特殊时期；在政治史上是号称"八百诸侯"的周朝向天下一统的秦朝转折的过渡期间。当时，周室衰微，诸侯称雄，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各诸侯国相继变法，改革弊政，励精图治，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济空前繁荣、文化百家争鸣、艺术兴旺发达的局面。

1。绘画实践绘画在这时也因此取得全面而长足的发展。它的应用范围较之以前有所扩大。除了继续大量以"冠冕车服之饰"，作为青铜器、漆器、玉石器、丝织品上的装饰性图案，以及作为"宫墙文画"即宫廷壁画装饰外，还出现了不依附于工艺品和建筑物的独幅主题性绘画，即帛画。

这时候，统治阶级也已开始有意识地直接以绘画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与此同时，绘画的题材也更加广泛。除传统的动植物纹样、自然气象纹样和几何纹样外，天地、山川、神灵、圣贤、怪物等神话历史故事，战争、田猎、采桑、宴乐、出行等现实生活图景也大量地进入绘画。并且，绘画的表现手法更趋成熟，更加多样化。从现存的战国帛画可以看出，以笔、墨、绢为主要工具材料，以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的中国绘画传统，此时已形成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绘画艺术风格越发丰富多采，并显示出各地的不同特点。文献中有"宋人善画"的记载。从现存实物看，南方的楚国绘画呈现飞扬流动、琦玮精密的艺术特色。

当时最繁荣的应该是壁画创作，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记载的壁画，就是属于春秋战国时代。如《淮南子》、《孔子家语》记载，春秋末期，孔子曾在东周的明堂中观看过壁画。壁画内容有古代的贤君如尧、舜的容貌，也有暴君如桀、纣的形象，还有周公辅成王召见诸侯的图像。前两类主要是肖像画，后一类则是有一定情节的群像作品。孔子观后，喟然长叹道："此周之所以盛也！"这句话很能代表儒家对文学艺术的观点。由此可见，绘画的教化作用和社会效果开始受到重视。以后，像东周明堂一类以历史故事为鉴戒的题材，在汉唐宫殿壁画中一直很流行。

到了战国时期，绘画的技法更为提高，表现的内容更为丰富。据刘向《说苑》记载，画工敬君为齐王于九重台绘制壁画，因离家日久，思念美貌的妻子，便绘其像于壁上，栩栩如生，光彩照人。齐王见后，便顿起歹心，出钱百万将其妻霸占了。这个故事从某种侧面反映出当时画工的水平：如果没有高超的写实技巧和默画技能，是不可能达到上述程度的。《庄子·外篇·田子方》记载：宋元君的画史应召作画，"受揖而立，舔笔和墨。"其中一名迟到的画史不拘礼节，不仅"受揖不立"，而且还"解衣磅礴，裸"。表明他进入高度入神忘形的心态，因此被宋元君称赞为真正的画家。这一方面证实了文献中"宋人善画"等记载不虚，一方面说明宋国已有了专为宫廷服务的画家。也由此可见：当时人已认识到，绘画创作只有不受拘束，才能进入最佳的构思状态。《韩非子·外储说》记载：有个画家为周君画荚，花费了三年，在特定的阳光下，小小的孔穴中可以发现"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简直就是现代的微型画。

关于当时楚国壁画的丰富内容，可以从伟大诗人屈原的名篇《天问》得到证实。据王逸的《天问序》追述《天问》产生的缘起："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屈原在《天问》中这样描绘楚国壁画的内容：画面上出现环宇神州九重的宏大景象，分布着日月星宿、昆仑大地。按照人类历史的发展，最先出现人类产生之前的神兽，如负熊以行的虬龙、九首的雄虺、有翼的应龙、鸟首鳖尾的鸱龟；接着出现开天辟地的神人，如照耀九阴的烛龙、上射九日的后羿、治理洪水的鲧和禹；其后出现夏商周诸代、楚吴越诸国的风云人物，如：尧、舜、桀、汤、纣、文、武、太公。由此可见，楚国的壁画表现天地山川、神灵怪物、古圣先贤、历史事件，涉及中国人类发展史及其生存空间的方方面面。可惜这些奇丽宏大的绘画作品早已无迹可寻，难以论述其风格及艺术特色。但是从上述内容看，汉代壁画是与它一脉相承的。

此外，屈原的《招魂》中也有"仰观刻桷，画龙蛇些"的描绘，说明当时建筑物普遍施以彩绘的情况。其余各国壁画的状况，从楚国壁画中，便略见一斑了。然而这些宫室壁画随着所附建筑物的消失，已经荡然无存。只有湖北省江陵天星观1　号楚墓发现有墓室壁画。但它也仅仅画有田字形结构的门，其上描绘着菱形、卷云形和三角形画瓣状纹饰，远远不足以代表当时的绘画水平。

2。绘画理论春秋战国时代现存的绘画资料极其匮乏，但是却能从当时的典籍中找到较为成熟的绘画理论。从中外美术史看，绘画理论的出现往往大大晚于绘画实践，它的成熟应该是以同期绘画实践的兴旺发达为前提的。当我们读到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画论时，当然不会忘记同期的希腊绘画是何等发达。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较成熟的绘画理论，自然是以同期发达的绘画实践为基础的。春秋战国的绘画理论以春秋时期孔子（公元前551-前479）的"绘事后素"论和战国时期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前233）的写实论为代表。孔子的"绘事后素"论究竟表明什么内容，学术界颇有争论。而韩非子的写实论，观点却是非常鲜明的。韩非子从务实的角度在论绘画时特别强调肖形写实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描绘不同题材的"难"和"易"，认为描绘"旦暮罄于前"因而人人熟悉的"犬马"等形象"难"，而描绘人们从未见过的"鬼魅"等形象"易"，从而肯定绘画中写实比虚拟难得多。由此可见，当时的绘画多虚拟而少写实，而韩非子则倾向于提倡写实的创作方法。这种写实论对于中国绘画的发展影响巨大，韩非子的这段画论也在以后的画论著作中频频出现。

关于绘画的社会功能，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荀子认为："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荀子·礼论》），强调绘画的娱乐功能。但他同时又把绘画看作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认为"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荀子·富国》）。韩非子则认为："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必不美也"（《韩非子·解老》）。韩非子显然是本着老子崇尚自然的思想，与荀子的观点对立。墨子从庶民阶级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以刻镂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又说"女子废纺织而修文彩，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针对当时统治阶级为满足其享乐生活的需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从事绘画装饰活动，墨子进行了严厉的抨击。道家则从另一方面否定了统治者崇尚"错采镂金，雕绘满眼"的审美趣味，主张"绝圣弃智"，任其自然。庄子认为："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五色不乱，孰为文章？。。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罪也"（《庄子·马蹄》）。

以上所有见解均对当时及以后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惜，春秋战国时代宏丽的宫殿壁画随建筑物的消失已永不复见，现存的绘画主要有岩画、帛画、漆画、铜器画四种。

（二）　岩　画1。岩画的发现和研究岩画，指刻或画在岩石表面上的图形，英文称为ROCKART，可译作"岩石艺术"，汉语一般称为"岩画"，有的称"崖壁画"。岩画遍布世界许多国家，延续时间大约从三万年前直至今天。据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阿纳蒂几年前提供的数字，目前世界上大约有120　多个国家、800　个地区、数千个地点发现了岩画，已经记录下来的图像约有2　千万个［意、埃曼奴尔·阿纳蒂（Emmahu ci Ahati）--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世界岩画研究概况》载《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公报》（BCSP）第21　期］　。19世纪末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被发现之后，在欧洲曾掀起研究原始岩画的热潮，1940年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被发现，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这些二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的艺术，开始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有的学者甚至根本不承认那是旧石器时代的艺术，认为是个别考古学家雇人伪造的。但在事实面前不少原先持怀疑态度的考古学家都公开发表文章表示"认可"。

19世纪末叶以后，欧洲有相当多的学者从事岩画研究，差不多每年都有新的成果问世。岩画是人类童年的艺术，它多侧面地记录了人类早期的生活，对于我们今天全面理解人类早期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至关重要，所以逐渐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失时机地于1980年在华沙创建了全球性的岩画组织--国际岩画委员会，目前已发展成为60　多个国家加入，拥有370　多名会员的庞大的国际学术组织，笔者有幸于1988年秋成为该组织的一名成员。国际岩画委员会成立以后，几乎每年都有国际性的岩画研讨活动。

中国是世界上岩画分布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目前全国已有十八个省区约八十个县、旗发现了岩画，遗址总数有数百个，记　录下来的岩画大概不下几十万幅。中国岩画的分布，北起黑龙江，南至云南沧源，东起东海之滨的连云港，西至新疆昆仑山口。绝大多数分布在边远山地，尤以临近沙漠或半沙漠地区为多，这同其他国家岩画的分布规律相一致。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记录岩画的国家。早在公元5世纪，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的名著《水经注》中，对岩画记载多达二十多处。在河水、沁水、漾水、匏子水、沔水、淄水、淮水、肥水、江水、若水、夷水、沅水、湘水、洣水、漓水诸条中，都直接或间接地记载了那里的岩画，所涉及的地区包括今天的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河南、山西、陕西、四川、山东、安徽、广西、湖北等省区，范围有大半个中国。书中还提到了"北天竺"的岩画，即今天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岩画。郦道元对中国岩画的记载，有的是访问得来的，有的是前人记载的，还有的是亲自考察得来的，因此是可信的。有的已为今天留存的实物所证实。如河水条在写到黄河由宁夏入内蒙古时云："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郡）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谓之画石山也。"写到黄河流经内蒙古临河、五原一带时云："河水自临河县东经阳山南。汉书注曰：阳山在河北，指此山也。东流经石迹阜西，是阜破石之文，若有鹿马之迹，故纳斯称焉。"又江水条写到四川与湖北交界的西陵峡时云："江水又东径狼尾滩而历人滩。袁山松曰：二滩相去二里，人滩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没冬出，其石嵌崟，数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须发皆具，因名曰人滩也。"这后一处岩画是郦道元亲自考察所见，他曾说过："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水经注》记录下来的岩画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动物、人面形、神灵像、符号、佛像、佛足迹、兽蹄印迹、车辙、刀剑、鱼形等等。在记录岩画内容的同时，还注意记录周围的环境，这对我们深入分析岩画颇有帮助。

中国虽然最早发现并记录了岩画，但一千多年来几乎无人研究，直到近代才有个别学者关注岩画，但研究规模和水平都远远落在欧洲学者的后面。中国近代对岩画的研究始于黄仲琴教授对福建华安仙字壇岩画的调查，1935年写成"太溪古文"一篇，发表在《岭南学报》四卷二期上。观点虽是沿袭唐代韩愈的"仙字"说（实际是人物形象，并不是古文字），但在近代中国岩画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与此同时，少数外国学者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如新疆、内蒙古个别地方的岩画作过调查，但收效甚微。

中国岩画的大量发现与进一步研究，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本世纪五十年代对广西花山岩画的调查，六十年代对沧源岩画的调查，七十年代对内蒙古阴山和甘肃嘉峪关黑山岩画的调查，八十年代对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宁夏贺兰山、台湾万山岩画的调查，九十年代对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岩画、新疆天山岩画、西藏日吐岩画、贵州画马岩岩画，青海刚察、乌兰等地岩画，珠海、澳门等地的岩画调查，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中阴山岩画的调查与研究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1985年底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邀请全国著名专家学者，对广西境内宁明、崇左、龙州、扶绥等四县的岩画集体考察并在南宁组织岩画研讨会，把中国岩画的研究推入一个新的高潮。1991年10月初在宁夏召开了"91年国际岩画委员会年会暨宁夏国际岩画研讨会"，国内有百余名学者和13　个国家的30　名外国学者出席了会议，通过参观贺兰山岩画和举行研讨会，促进了相互了解，提高了中国岩画的国际地位。笔者应邀参加了这两次活动。

中国岩画分布广泛，目前已在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云南、广西、珠海、澳门、四川、贵州、福建、江苏、山西、香港、台湾等十八个省区发现了岩画。题材内容丰富多彩，有人物、动物、日月星辰、房屋、武器、神灵、符号、人面像、手足印迹、兽蹄印迹、车辆、帐篷等。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狩猎、放牧、战争、舞蹈、祭祀、生殖崇拜等物质与精神生活。

中国岩画的艺术手法，大体分为两类：用石或金属工具敲凿磨刻；用软质笔刷沾颜料涂绘。敲凿磨刻系统岩画多分布在西北和东南沿海地区；颜料涂绘系统的岩画主要集中在南方的云、贵、川、桂几省区。

目前中国岩画学者对岩画的研究，除做资料整理、分类等基础工作外，还开始从人类学、民族学、宗教、神话、艺术、美学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有的专著和论文在国外发表后，受到外国学者的重视。

在岩画研究领域，世界各国学者最感棘手的问题是岩画断代。中国岩画绝大多数是露天的，古文献没有提供直接的年代证据，现代考古手段如碳14测定，又很难取样，因此确定某地岩画的确切年代是相当困难的。岩画断代成为专门的学问，吸引着无数中外学者。岩画断代虽然存在许多困难，但作为艺术品，还是有许多共同规律的。本文为着全面介绍中国岩画，只好作综合论述，并适当引述一些战国以前的例子，不作更多的年代考证。

2。岩画功能概说中国古代岩画内容十分丰富，题材广泛，对当时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有所反映。岩画的社会功能可能是多方面的，不是单一的，在实际上很难把各种功能一一分别出来，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不得不分开来讲，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项：（1）传授知识的记事图画知识的积累、知识的传授、知识的丰富和发展，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岩石上刻画各种形象，除有敬畏、崇拜、祈求或占有心理目的以外，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传授知识：或在深山幽谷转折处，或于放牧必经之地，刻划动物形象以指示方向；或于猛兽经常出没之所，刻上虎豹狼等形象，以示警戒（或祈求）；或在山洪暴发、山崖崩裂给人畜造成重大伤亡之处，刻划山神水怪形象以示敬畏（或祈求保祐）；或在两部落经常发生纠纷的地方，刻划各自的图腾标记以示界限；或在本部落取得战争胜利之后，刻画押解俘虏凯旋而归的场面，以示纪念；或在祈求丰收之地，刻画神灵图像，以示崇拜；或在急流险滩陡峭崖壁上，刻画祭祀舞蹈场面，以求水神保祐，如此等等。

《易系辞上传》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作标记以为信物，书契物象同样可以作为信物。所谓书即用笔写，契即用刀刻。在文字发明之前，书契的只能是图像或符号。《隋书刑法志》引隋文帝诏文曰："朕闻唐虞道盛，画物象而不犯"。虽属推测之词，但比较符合实际，因为从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实物都可以得到证实。据《三国志·乌丸鲜卑传》引《魏书》记载，处在原始状态的乌丸，"数百千落为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部众不敢违犯。"刻木，刻的是什么？既然无文字，当然只能是符号或图像了。由此推想，远古之时也一定会有刻木为信的事实，但因木头早已朽烂，无从寻找了。不过旧石器时代晚期刻有形象符号的骨片流传至今，新石器时代骨雕人头像也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足见我们的推断是有根据的。

原始记事的形式不外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三种。物件记事在岩画中未见，符号记事也很少，大量的是图画记事。

图画记事的内容主要有：动物、狩猎、放牧、战争、舞蹈、巫术仪式等等。

在岩画中有许多单个动物的形象，这除去有记事的目的，或许兼有动物崇拜的意义，因为"各种动物在时间顺序上均早于人类。"①而且远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既要靠动物生活，又受到动物的严重威胁，产生动物崇拜思想是很自然的现象。对猎牧人来说，了解动物的习性，掌握动物活动规律，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描绘动物形象，可促使人们不断回忆和联想，激发人们对动物的占有欲望；孩子们还可从图像中认识动物世界，直接起到传授知识的作用。在我国已发现的岩画中，动物形象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阴山岩画中表现动物题材的画面占全部岩画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甘肃嘉峪关黑山、在青海湖附近的哈龙沟、黑山舍布棋沟、在新疆天山南北、在宁夏贺兰口、在内蒙乌兰察布草原、在黑龙江沿岸，已发现的岩画中也大多是描写动物的。南方几省的岩画，虽以表现人物为主，但动物形象也不少。

狩猎岩画有单人猎、双人猎和集体围猎等几种形式。集体围猎一般都在三人以上，动物成群，场面宏大，气氛紧张，情节有趣。如内蒙古狼山地区磴口县托林沟东山有一幅围猎图，描写四个猎手各持弓箭进行围猎的情景，其中三个猎手站在一边，一个猎手站在对面，一群野山羊朝一个方向奔逃，动静结合，疏密有序。岩画中的围猎场面猎人阵形多呈扇面式，迫使动物朝一个方向奔逃，便于猎获，又可防止困兽犹斗伤害猎手，是最佳围猎方式。这类岩画可以起到传授狩猎阵法的作用。双人合猎、单人行猎，在甘肃、青海、新疆、内蒙、云南等地岩画中都可见到。其中有骑马行猎和徒步行猎两种形式，猎人所持弓箭有大小之别，一般说来徒步手持大弓行猎者时间要早，因为它表明行猎手段落后，如在内蒙古磴口县托林沟中段西山上，有一幅双人徒步用弓箭猎取岩羊的场面，画面高25　厘米，宽16　厘米，猎人用的弯弓很长，几乎与人等高。二人弓拉满月，一人射中岩羊的后腿，一人射中羊的前肢，羊作奔逃状，颇生动。

放牧，是猎牧人生活富足的反映，大批牲畜不被宰食，说明人们的食物来源已不很紧张，有了剩余。放牧岩画制作的时间整个来说要比狩猎岩画晚，因为放牧的出现要在畜牧业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之后才有可能。这类岩画一般气氛都较平和，人物动作轻松，畜群排列井然有序。如内蒙狼山有一幅放牧图，羊群排列成弧形，畜群上方有一只牧羊狗在监护，狗的右方有一棍形物，或许是代表牧人。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从原始部落时期就出现了，其残酷程度大概不亚于动物间的弱肉强食。岩画中的战争图，估计多是用来记录战功、炫耀势力的，为使本部落的子孙后代不忘自己的光荣历史。云南沧源第二地点《村落图》，或许就是描写一个部落取得战争胜利后满载而归的情景，其中有舞蹈、赶牲畜、押俘虏、杀俘祭天等情节，人物众多、场面宏大，是一幅大型记事图画。又在第六地点6　区有一幅正在激战的场面，有的已被打翻在地，有的人头已被砍掉惨不忍睹。

舞蹈岩画，在我国各省区的岩画中均可见到，当时人们举行各种巫术活动，大多是以舞蹈形式表现的。《吕氏春秋·古乐》所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八阙就是八个方面的内容，足见舞蹈表现内容之宽。关于舞蹈岩画，后面还要详谈，此处从略。

各种祭祀活动，在岩画中几乎都有所反映，如拜日、杀人祭天、祈求丰收等。在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崖画中有日月星辰图象，而且规模很大，这里大概是原始先民举行祭天仪式的场地。在天体图的西边有一组植物身人面形画面，可能是人们祈求丰收祭祀榖物神的形象记录（详后）。类似的岩画，在内蒙古阴山地区，在宁夏贺兰口地区、在台湾万山地区、在内蒙古白岔河地区，都有所发现。

杀人祭祀，这种野蛮的习俗曾经在世界许多地区流行过，中国先秦典籍《周易》就明明白白记载着："劓刖。。利用祭祀。"即割下人肉去祭祀上帝。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达令沟和磴口县格和撒拉崖壁上刻有许多杀人以祭的场面，其中有一幅将人头和无头尸体置在一旁，着头饰尾饰的巫师围之狂舞，颇富神秘恐怖气氛。

符号记事岩画的出现，表明当时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有了进步。在我国各地原始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已发现多种记事符号，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彩陶上，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陶器上，都有记事符号，"刻划的意义至今尚未阐明，但无疑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族徽之类。"①岩画中的记事符号较之陶器更加丰富，如内蒙四个符号，而且上下排列着。可能是四个符号联系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因此，可能已具有文字的性质。符号记事的出现，表明人类已接近文明的大门了。

（2）表达宗教感情的神灵崇拜图象原始岩画的形象更多的是具有巫术意义。原始人类囿于自己的世界观，以不同于文明人的思维方式去感知周围的事物，对于动植物的生命现象以及大自然的运行变化，他们认为皆有神灵指使。原始社会普遍流行的万物有灵的观念，便演变出许许多多神灵崇拜的图象来。最初的崇拜物是动物，当人还没有成为人的时侯，是与动物混杂的，待脱离动物界而成为人的时候，是在动物包围之中的，人起初并不认识自身，也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对于动物倒是充满了好奇心乃至敬畏。因为动物具备人所不具备的奇异本领，如鸟在天上飞，鱼在水中游，蛇无足而能迅速爬行，虎豹的凶猛等等。人们对这些现象不能作出正确的理解，想具备那些本领又不可得。因此产生迷信、崇拜，岩画中许多单个动物的形象，或许就有崇拜的意义。

当人在自然中的位置逐渐提高之后，当人的力量逐渐被认识之后，人的价值才慢慢显示出来，对人的崇拜出现了。崇拜的对象就是经验丰富的长者，聪明能干的部落酋长，装神弄鬼的巫者。这些特殊人物在时人心目中就是神，因为他们有超凡的本领。中国自古神人无别，有特殊本领或有特殊贡献的人就被尊奉为神。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等被奉为神，就是因为他们在种植谷物、钻木取火、构筑房屋等方面有重大贡献，故被尊为神或圣人。至于巫师，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有时身披兽皮、手拿牛尾、头戴鸟羽、跳起各种模拟舞蹈，沟通人神的关系，他们是很容易被当作神的。代表氏族的巫师，在举行繁殖仪式的时候，将自己化装成图腾动物；这种风俗又帮助证实了一种幻觉，认为他在一种特殊意义上便是图腾动物，便是氏族的化身，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巫师或术士本身便是最早的神。

有了对人的崇拜，才会有以人面为主体的神灵图像出现。这类图像或人面兽身，或人面鸟身，或人面植物身，或人面与兽面合二为一，是艺术家（很可能是巫师兼职）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结果。远取诸物是对客观事物的取舍概括，近取诸身是对主体即人自身价值的认识与肯定。神灵形象是人们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把在生活中曾经见过的事物，抽取其中最灵异的部分，重新组合成某种形象。初看怪异，细看均有生活根据，这种想象虽不免幼稚，但对人类来说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马克思夸赞这种想象力是个十分强烈地促使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而且给予人类以巨大的影响。

岩画中近似人头形的神灵图，在世界其它国家也有发现，如美国、加拿大、前苏联等。中国内蒙古阴山地区、白岔河地区、宁夏贺兰口、江苏连云港将军崖、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台湾省万山孤巴察峨等地也发现了大片人面形岩画。这些岩画除个别的例外，大都彼此相像，表明它所产生在人类文化低下的时期。因为"人类学已经显示给我们看，那些低级民族（不管他属于哪一个种族）的文化造诣，就是在细枝末节上也显示出明显的一致性。而在高级民族间，则绝没有这种显著的同样程度的雷同。"关于岩画中的人面形，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北魏郦道元在其所著《水经注》中就有明确的记载（见前）。岩画中的人面形，往往重复出现几种式样，按照大体轮廓至少可分五个类型：正圆形、椭圆形、方形、心形、上圆下直形；从面部特征看，有骷髅形、人面形、猴面形、鬼面形。总的特征是以人面为基础，以人的五官为基本要素。这类图像多刻在深山幽谷环境僻静之处。如内蒙古磴口县默勒赫图沟附近山谷中的神灵图，那里深山峻岭，壁立千仞，平时山涧清泉，流水潺潺，十分幽静，到了雨季，山洪咆哮，震天动地，威胁着人畜的安全。在这里刻画神灵图，意在祈求神灵保佑。又如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后旗大坝口东侧山坡上约十米高的紫褐色巨石岩面上，磨刻了许多人头形，线条粗约2　厘米，断面呈U　形，形象大小不等，长相各异。有的头顶长有芒状物，有的头四周长有花瓣状物，有的在大圆圈内刻了两只圆眼睛和一只月牙形嘴巴，均不见耳朵。大坝口两侧山峰对峙，沟口狭窄，内有清泉流出，外与其它水源汇合，这种环境容易引起人们神秘的遐想。

在对天神的崇拜中，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特别是对太阳神，因为太阳与人的关系最密切，太阳给人以温暖，给动植物以生存条件，日出日落，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在原始人看来可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拜日曾经成为全球各地原始先民共同的宗教仪式，不是偶然的。在我国内蒙古狼山地区磴口县格尔敖包沟刻有一幅拜日图，一个人双手合并举过头顶，跪下朝着高悬太空的太阳顶礼膜拜。在云南沧源第七地点四区画有太阳和羽人，太阳光芒四射，内有一巨人手持弓箭，这是云南先民心目中的太阳神。拜日之习在中国相沿很久，《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每年五月（阴历）匈奴都要举行祭日月的活动，"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雷电也被当作一种神秘的力量受到崇拜。夏天，有时烈日当空，天气晴朗，突然西北方黑云滚滚而来，刹那间天昏地暗，雷雨大作，闪电刺眼，着实可畏。为什么天有不测风云？百思不得其解，想必是雷神在起作用吧。在内蒙古狼山乌拉特后旗大坝口神灵图象中，有大圆圈套小圆圈的形象，还有在大圆圈周围长着葵花状的形象，这或许是雷神，北方游牧民族一向惧怕雷电。《魏书·高车传》记载，每遇雷电发作时，他们便叫呼射天弃之移去，以为该地不可留，至来年秋天，牛马肥壮时，再到震所祭雷神，"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匝乃止。人持一栁桋回竖之，以乳酪■焉。妇女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发鬓而缀之，有似轩冕。"想象这种祭雷神的场面一定是十分壮观的。

当人类进入农耕阶段以后，人们开始过定居生活，对土地和谷物的依赖更加严重。人们对某物的依赖性越大，则对该物的迷信就越深，信仰也就越虔诚。谷物神应运而生。在今江苏省连云港将军崖南口，有一弧形巨石，上刻有星相图和植物身人面形。前者与天体崇拜有关，后者则疑为谷物神崇拜的记录。这组植物身人面形共十面，阴线刻成，刻痕断面呈U　形，深约1　厘米，宽度在2-3　厘米之间，线条粗深圆滑，全无金属加工痕迹，估计是用石器磨刻成的。十个人面形大小不等，最大的一面高90　厘米，宽110　厘米，最小的仅高18　厘米、宽16　厘米。最大的人面形作老妪模样，双目眯成鱼形，额头刻菱形双圈纹饰带，额头两边各有一缕发辫形装饰，脸颊口鼻部位刻以交叉网状线条，颇似剠面；余九面双目皆成圆球状，脸上亦布满网状纹。十个人面形与地上草状物相连，均无耳朵，犹如植物结出来的果实。人面与植物相连，说明与植物崇拜有关，就像人面兽身与动物崇拜有关一样。人面表示神灵，《黄帝内经素问》曰："头者，精明之主也。"植物或动物则是祈求崇拜的主体。人面兽身形象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彩陶盆上出现，植物纹形象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遗址陶缽上、在兰州出土的原始陶瓶上均有发现，而且形象与连云港者近似，大概都与原始人祈求谷物丰收有关。

考古发掘实物证明，北方原始民族最早种植的谷物是稷（又称谷子或小米）。在山东北辛文化遗址中，在西安半坡原始遗址中都发现了谷粒化石。连云港古属东夷少昊氏鸟图腾氏族活动之域，周代为剡国所辖，汉属东海郡，地处边远，交通不便，人迹稀少，《海州志》称："海州土广而瘠薄，田野不辟，米粟不丰。"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更希望谷物神给人以幸福。谷物何以会春青而秋黄，何以会丰歉不均？大概都是稷神在作怪吧。在原始先民看来，谷物也同人一样，有生命、有思想、有父母、有子女，一代传一代。人面与植物连成一体，脸上又布满植物状纹饰，这不分明是把植物人格化了吗？九面小人头环绕一面大人头，俨然一个大家族的子子孙孙围着一位老祖母。中国以农治国，祭祀稷神的风习一直流传下来。以周朝来说，他们把稷加以神化，尊奉为自己的始祖，每年春秋祭天的时候，都要同时举行祭祀稷神的活动，《诗经·鲁颂·閟宫》曰："春秋匪解，享祭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把祭后稷与祭上帝看得同等重要。稷字先秦大篆写作■，乃是禾（谷物）、田（土地）、人（人格神）组合而成的，保留了稷神的本来面貌。将军崖人面形图像，正是禾田神三位一体的形象记录，是稷神的形象化。中国岩画描写稷神的，目前只发现这一幅，　所以特别值得珍视。

对于这幅岩画，在中国学术界还存在分歧，多数学者认为与原始农业有关，也有人认为是商代杀人祭天的记录，还有人认为是天体崇拜中太阳神的形象，那些近似植物状的纹饰，不过是太阳的光芒而已。

（3）寄托生活理想的生殖崇拜图画生殖崇拜，是原始社会普遍流行的风习，它是原始先民追求生活幸福、希望事业兴旺发达的表示。所谓生殖崇拜，就是对生物界繁殖能力的一种赞美和向往。赞美的方式大多是赤裸裸的，最常见的表达方式是夸张生殖器、乳房、臀部等与生殖有关的部位。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咀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出土的小型孕妇陶塑便具有这个特征（见第四节）。岩画中有不少是直接画男女性交、人兽杂交、牲畜交配的。这类岩画在广西宁明花山偶或见之，而在内蒙阴山所见最多。如画一持弓男子，其生殖器挺直，长如小臂，这显然是对男性健美、勇武的一种赞美。又如把舞者的姿式画成出字形，故意显露生殖器部位。画雄兽多把生殖器画得很长，有的简直与小腿无别。对这种现象，美国艺术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解释说："同整个远古时代的原始人一样，今天的原始部落也习惯于到处运用男性生殖器作为某种象征，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把作为仪礼象征的生殖器与普通的阴茎混为一谈，在他们眼里，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男性生殖器代表着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力量，它不仅能使人类生长繁殖，而且能使人恢复健康。用莱曼的话说，这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人们对于大自然的各种变化、灾害，缺乏抵御能力，多生便成为人们传宗接代抵抗外界侵害的重要手段。中国南方的苗族有时还跳一种模仿性交的舞蹈，一妇女身背女阴模型，走在前面，一男子腰挎一男性生殖器模型跟在后面，边舞蹈边使两模型接触，作出性交的样子，这是远古生殖崇拜的孑遗。

在岩画中还有一种表达生殖崇拜的方式，这就是连成片的兽蹄印迹和人的足印迹。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多处提到这种印迹。目前在我国内蒙狼山地区、宁夏贺兰口、江苏连云港、青海湖附近，都发现不少兽蹄印迹岩画。对这些图像的解释目前尚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是表示女阴，另一种意见认为是表示祈求牲畜繁殖兴旺的符号。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因为至目前为止，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和中国北方草原仍流行着这两种崇拜方式。据前苏联奥科德拉尼科娃所著《西伯利亚和北美太平洋岩画》一文所云，北美印第安人妇女生孩子的时候，丈夫要到山上去刻杯形凹穴，祈求生育顺利。盖山林同志在内蒙达茂联合旗考察岩画时，听召河地区牧民说，每当牧民感到牲畜繁殖太慢或由于瘟疫使大批牲畜死亡时，他们便到附近山上刻画许多兽蹄印迹，祈求牲畜兴旺和避免灾患。这是远古习俗的沿续。

关于人的足印迹岩画，在内蒙磴口县阿贵庙沟洪阳洞洞口和乌拉特后旗大坝口西畔、在青海刚察吉尔孟乡哈龙沟、在宁夏银川贺兰口都有发现。其形象特点是掌宽且厚，脚趾粗大，介于现代人足迹与熊掌之间。皆磨刻而成，线条深约1　厘米，宽约2-3　厘米，磨痕光滑圆润，颜色与石面无别。这类图像也是生殖崇拜的形象记录。中国古文献对此早有论述，《诗经大雅·生民》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何如？克禋克祀，以弗（祓）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意思说，姜嫄向上帝祈祷，希望让她有个儿子，后来因为踩了大人（即神）的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周的始祖后稷。闻一多先生解释说："履迹乃祭祀仪式之一部分，疑即一种象征的舞蹈，所谓"帝"即代表上帝之神尸，神尸舞于前，姜嫄尾随其后，践神尸之迹而舞，其事可乐，故曰"履帝武敏欲"，犹言与尸伴舞而心甚悦喜也。"攸介攸止"林义光读为愒，息也，至确。盖舞毕相携止息于幽间之处，因而有孕也。"以舞蹈形式寻求配偶的风习，在远古时代曾经风行过，但时人不解男女媾和而怀孕的科学道理，以为是跳神的结果。在山畔刻画大人足迹，或许是为妇女求生育时践踏摸持之用，或为氏族跳生育舞时提供交感对象。

（4）宣泄娱乐情绪的舞蹈图画原始舞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岩画作了生动的记录。舞蹈按内容分，主要有自娱、娱神两项。属于自娱性的有模拟动物的狩猎舞，为祝贺战争胜利的庆功舞，为表达喜悦心情的集体踏舞和可能引诱异性有关的性爱舞等；属于娱神和媚神的有祭祀和祈祷性的舞蹈，按形式分有单人舞、双人舞、集体舞、徒手舞、持物舞。《周礼·乐师》记载："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唐·徐坚解释说："帗，析玉色绘也。羽，析羽也。皇，杂五彩羽如凤凰毛，持以舞也。旄舞者，氂牛之尾也。干舞者，兵舞也。人舞者，（徒）手舞也。社稷以帗，宗庙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辰星以人也。"这里讲的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舞蹈，原始舞蹈不会有那么复杂的内容，但它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不同舞蹈形式表达了人们不同的追求。如《吕氏春秋古乐》所描写的"葛天氏之乐"，三人手里拿着牛尾巴，脚有规律地踏着节拍，载歌载舞，表演歌颂先民、鸟图腾崇拜、欢庆丰收、敬仰天地、颂扬祖先、模仿各种禽兽动作。这是一种综合性的模拟舞蹈。在云南沧源岩画中那些头插羽饰，上臂和小腿扎着短羽振臂而舞的形象，广西宁明花山岩画中那些屈蹲双腿、屈举双臂，作出蛙形姿式的形象，所表演的就是一种模拟舞。

狩猎舞，是模拟动物或擒获动物的舞蹈，在原始人看来，模拟某种动物则该种动物就会在现实中被占有。内蒙磴口县托林沟畔有一幅狩猎舞蹈图画，舞者化装成鸟兽之形，振臂（翅）而舞，表达人们对狩猎生活的赞美、回忆以及占有野兽后的愉快情绪。

庆功舞，即模拟战争的舞蹈，先秦文献称之为武舞，《周礼·乐师》所记"执干戚而舞"者便是。云南沧源第一地点2　区有一组舞蹈场面，有的手持盾牌，高举短刀，有的弯弓搭箭作冲杀姿势，有的把人举过头顶，有的徒手而舞。这就是庆功舞，表演冲锋、擒敌、庆功等一场战争的全过程，表达人们取得战争胜利后的喜悦心情。

踏舞，猎人因狩猎丰收踏地而舞；或劳动归来大家挽手踏地而舞，通过欢笑和舞蹈达到休息的目的。《宋书·乐志》云："民之生莫有知其始也。含灵抱智，以生天地之间。夫喜怒哀乐之情，好得恶失之性，不学而能，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怒则争斗，喜则。。哥，夫哥者，固乐之始也。。。哥不足，乃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则舞又哥之次也。。。哥舞蹈，所以宣其喜心，喜而无节，则流淫莫反；故圣人以五声和其性，以八音节其流，而谓之乐，故能移风易俗，平心正体焉。"说得颇有见地。云南沧源第七地点3　区有一幅斗象舞蹈图，右面三只象鼻勾连似在争斗，象身均不见，或已漫■或略而不画。左面八人排成横队，高扬左臂踏地而舞，有的头着角状饰物或戴尖顶帽。内蒙古狼山地区类似的岩画也不少。如在几海勒斯太第四地点有一幅四人连臂布舞的画面，颇为轻盈舒畅。踏舞在中国风行几千年不衰，说明它的生命力。

性爱舞，性爱是人的一种本能，在远古时代，禽兽多而人民少，人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尤其关心自身的生殖繁衍。人的性爱生活，起初是动物性的，完全出于生理的需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性爱才逐渐有了人的特点，以感情交流为媒介，以互相爱慕为条件而发生性爱。舞蹈是联络感情的一种好方式。至今在少数民族中广为流行的以对歌对舞寻找配偶的风俗，就是原始性爱舞的延续。在内蒙古阴山郭本特盖山崖上，有一幅二人对舞的画面，似可视作性爱舞的写真。在磴口县托林沟畔有一幅四人连尾而舞的画面，四个裸体人手拉手，顿足摇尾而舞，大概也是一种性爱舞蹈。

娱神、媚神舞，在内蒙古磴口县格和撒拉石壁上有一幅舞蹈图，其中一人站在一旁操兽尾而舞，为三人扮作鸟兽形，双臂模拟鸟翅，作振翼欲飞之状，臀下饰尾，双腿叉开，足尖朝外摇摆而舞。更引人注意的是，舞场中有一人被杀，身首异处，显然是杀人祭天的写照。最典型的恐怕要算广西宁明花山崖壁画了。在面向急流的陡峭崖壁上，画了上千个蛙形舞蹈形象，最大的将近三米。这些被认为是战国至汉代时骆越人的崖画，系用■石画成，形象被分成若干组，每组差不多都以一位酋长式的大人物为中心，大人物多佩环手刀和剑，前面有犬，四周有众多的小于他的舞者围拢，众人中有铜鼓、铜锣、铜锤等乐器，人物有正面和侧面两种姿势，均作舞蹈状。这显然是祭祀水神的乐舞场面。在历史上左江经常泛滥，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无力征服水患，只得祈求水神保佑。当地人认为水神就居住在急流险滩。岩画恰恰画在面向急流的陡峭崖壁上，目的就是要讨好水神，求得水神保祐。

3。岩画审美特征不同种类的艺术，虽然都是精神的产品，都是当时人们审美观念的体现，但各自要有一个界定过的具体内容，因而也要有一种与其它艺术不同的即专门的艺术表现形式。岩画就是一种与其它的艺术相比较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特殊的艺术。岩画形象是刻或画在岩石表面的，单就画面本身而论，它是平面的，只有两度空间，但如把画面与其所凭借的石壁联系起来看，它又是立体的，具有三度空间。岩画是介于绘画和雕刻之间的艺术，因此它具有绘画和雕刻的双重特点。中国岩画分布之广，面积之大，题材之多样，为其他艺术难以比拟。岩画多方面地记载了猎牧人的生活，充分地反映了猎牧人的审美观念。

（1）选择美的环境生活环境（包括天地山水日月星辰及动植物）是包围着人的一种强大的异己力量，它不仅供给人们生活所必需，而且给人以威胁。人在同大自然长期斗争过程中，逐渐懂得环境与人的关系，为生存计，须趋利避害，选择适合生存的环境。原始人的居住地，一般都选择在靠近水源的第二台地上，便于生活又安全，主要是出于实用的需要。岩画为要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也要选择合适的场地，这是出于审美的需要。选择生活环境需要生活经验，选择岩画环境需要审美经验，后者是前者的派生物，同时又是前者的升华。环境为岩画提供活动舞台，同时又给岩画以限定，以其特殊的意境感染观众。如用于祭祀的神灵图人面形，多刻于深山幽谷的僻静之处，前面往往有一片开阔地，便于人们举行宗教仪式。有的刻于山谷绝壁之上，便于诱发人们的崇敬之想。内蒙古阴山磴口县莫勒赫图沟崖壁上就刻有两片大面积的类人形，那里山高涧深，形势险要，给人一种威严崇高之感，体现的是一种壮美。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崖画刻在锦屏山南面入口处弧形巨石上，形似穹庐，所刻之星相、神灵图如在天上，前面是低洼开阔地，祭祀的人们对之顶礼膜拜，有如拜倒在苍天之下。威严的场所，虔诚的心境，神秘的图像，无限的遐想，交织成一幅扑朔迷离难以名状的幻景，体现出一种崇高美。广西宁明花山岩画，画于河流转弯处面向急流的绝壁之上，那里水流湍急，常常发生水患，容易引起人们的遐想，在高330　米、宽220　多米的山崖上，密密麻麻地画了一千多个人物形象，最大的人像将近3　米高。场面之宏大，气势之雄伟，举世罕见。近在咫尺，目不暇接，给人一种巨大的威慑感，体现的也是一种壮美。

岩画中的舞蹈图，多刻或画面沟畔的峭壁上，为舞者提供直接的感应对象。如内蒙古磴口县托林沟中段西边，有一条狭窄而多处断崖的小山沟，名特买撒拉，沟内有许多清沏透底的小潭，水平似镜，山色秀丽，就在这石壁上刻了一幅舞蹈图，画面高37，宽61　厘米，画中有四人着尾饰连臂而舞，另有二人化装成鸟形追逐而舞。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下，舞者会倍觉心旷神怡，忘乎所以。

动物图或狩猎图，多刻在山峰或接近山峰的地方，因为那里动物经常出没，便于表达人们对于动物的占有心理。如在青海刚察县泉吉黑山舍布棋沟沟口转弯处，在一高50　多米、宽约10　米的山坡崖壁面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牦牛、野牛、狼、马、羊、狩猎等图象。这里是放牧的必经之地，人们经常看到这些形象，会不断诱发人们对于狩猎放牧生活的联想、回忆，激发对于动物的占有欲望。

象征生殖崇拜的人足迹和兽蹄印迹，多刻在前面有平坡的巨石上。如在青海刚察县吉尔孟乡哈龙沟有一组兽蹄印迹岩画，就刻在前面是草地的巨石上，石面朝南，周围绿草如茵，求生育者近前摸持，退后顶礼膜拜，在这样的环境下求生殖，怎能不引起无限的遐想呢？那众多的男男女女，当场跳起性爱舞，狂欢之后，一对对一双双各找僻静之处野合，求生育的愿望就达到了。

祭水神舞蹈岩画，如广西宁明花山岩画，画在河流转弯处的陡峭崖壁上，崖壁石面呈黄白色，在周围黑色石皮和绿色植物包围下，色阶最亮、最醒目，红色画面又与大自然的绿色造成对比效果，给人以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感觉。崖画对面是一片高约17　米的开阔地，水平面比壁画底部略高，估计这是供举行宗教仪式用的，狂欢歌舞的人们与岩画上一千多个形象相呼应，会使人产生无限遐想，画壁高耸入云，比周围的山头都高大，远远望去格外醒目。蓝天碧水、红色画面、绿色植物，在阳光或月光照射下，会产生一种奇异的色彩，众多的男男女女身穿各色服装，醉舞狂歌，人声、水声、风吹竹叶声、敲锣声、击鼓声、撞钟声，交织在一起，这是一幅多么壮丽的情景！

诚然，以上所述都是最成功的范例，并不是说岩画都能选取合适的环境。事实上，绝大多数岩画是因地制作的，对环境的选择是并不讲究或无法讲究的。但仅就少数成功的范例而论，也足以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自觉或半自觉地追求壮美或优美的艺术境界了。

（2）选择合适的工具、材料岩画材料、工具的选用与制造，是猎牧人生产斗争经验的结晶，也是他们审美理想的物质体现。使用不同的材料、工具制作出来的岩画效果各异，形式美感有别。人民创造了艺术，而艺术又创造了能够欣赏它的观众，铸成与之相适应的审美习惯。中国岩画按制作手段可分用软质工具沾颜料涂画和以硬质工具敲击磨刻两大系统。前者多见于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区，后者多被用于新疆、青海、甘肃、西藏、宁夏、内蒙古、黑龙江、江苏、福建、香港、台湾等省区。

用硬质工具制作岩画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敲凿法，即用钝尖的石器、金属器在石面上一点一点凿刻，凿痕成麻点状，麻点呈圆形或不规则的多面形。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昂根乡南山《虎豺逐马图》、青海刚察县泉吉乡黑山舍布棋沟岩画和台湾万山岩雕群就采用这种手法。第二种是磨刻，即用石器和金属器磨刻，磨痕有深浅之别，深的阴线断面呈U　形，其制作程序大概是先凿出（或画出）轮廓，再用尖硬的石块沿轮廓线来回磨擦，使之成为槽状粗线。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崖画、内蒙古已彦淖尔盟乌拉特后旗大坝口人面形、人足迹岩画，青海湖附近岩画中的人足迹和兽蹄印迹，福建华安仙字潭人物形象，都是采用磨刻法制作的，磨痕都较深。另有磨痕较浅的，磨刻的线条因年代久远，其颜色已与石面无别，均呈紫褐色。这在内蒙狼山地区和青海哈龙沟都可找到实例。第三种制作方法是线刻法，即用尖硬的锐器划出线条组成形象。用敲凿磨刻法制作岩画，多选择石质坚硬、平滑、石色暗褐、周围植物稀疏，那里不便用颜色画，因为在暗褐色石面上作画，是用什么颜色都不容易显眼的。用敲凿磨刻法制作出来的岩画，艺术效果刚劲、粗犷、质朴。

用软质工具沾颜料涂画，曾被广泛应用于原始陶器上。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省区的岩画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所使用的颜料主要是赤铁矿粉、土红一类的天然矿物颜料，稀释剂大概是动物脂肪、动物血或水，也可能是植物汁液，这同欧洲、澳洲以及印度等地的岩画所使用的颜料差不多。岑家梧《史前艺术史》介绍，欧洲和印度的洞穴壁画所使用之颜色，"普通不外四种：铁矿、木炭、二氧化锰、磁土。铁矿可作红黄色，磁土为白色，此等颜料以动物骨髓或脂肪泥之，即良好之色彩。"又据德国格罗塞《艺术的起源》介绍："澳洲人绘画上所使用的颜料，只有鲜红、棕色、黄色或黑色，间也有绿色。颜色由脂油或血汁来掺拌，再用羽毛来涂抹。"

中国的颜料岩画几乎都是用红颜色画成的，这可能有多种原因，一是红色颜料好找，不必加工便可使用，在云南、广西等地岩画周围都发现了用于绘画的赤铁矿粉，在云南岩画附近还发现了盛红颜料的器皿。二是红颜色耐久醒目，原始人很早就发现了红色的美，并用于装饰。最早用赤铁矿粉为装饰剂的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居住的洞穴中，第一次发现了红色颜料末。山顶洞人用颜料涂染穿孔小砾石、石珠、狐牙、鹿牙、鱼骨和骨管等装饰品，以增加美观，或撒在尸体下面或周围，以示哀悼。原始人类普遍喜欢红色，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红色强烈、醒目，又是生命的象征。每天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首先使大地呈现一片红色，给人间送来了光明和温暖，给万物带来了生机。红色象征着希望，象征着朝气。人与动物因有血而活，因失去血而亡。幼儿或子兽降生随母体血液落地。血色之高贵，是人凭直觉都可以感受得到的。红色被用于绘画，不仅因为它有用，更主要的是因为它能把人的审美理想变为现实。用来种庄稼的黄土和黑土于人很有用，但未被选作绘画颜料，因为它不能绘出醒目的艺术形象。相反，红土、赤铁矿粉对当时的人来说，并没有多大实用价值，因为它能绘出醒目的艺术形象，故长期被选作绘画颜料。作为岩画用的红色，它在大自然中是一种对比色，特别是在南方，在蓝天、碧水、绿色植物包围下的岩壁上，用红色绘制形象，就会产生一种"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强烈效果。这是一种对比的美，重点突出的美。对比的艺术手法一直被沿用下来，中国古建筑的彩绘，工笔重彩画、京剧的服装，都大胆使用了对比手法。

中国岩画的用色，与欧洲岩画显然不同。中国岩画是单色的，追求单纯对比的美；而欧洲洞穴岩画使用红、绿、黑、白、黄等多种颜色，似乎追求一种真实再现的美。洞穴壁画是封闭式的，与大自然是隔开的，他们要在洞中如实再现外部世界，以唤起人们的回忆和联想。这种以再现为目的艺术要求真实，故色彩丰富。已发现的中国岩画是露天的，以大自然为背景，又与大自然浑然一体，使用复杂的颜色不仅不能突出形象反而会模糊了形象。中国的这种"开放式"的岩画，不需要如实地再现自然，而要重点突出地表现自然，故色彩单纯强烈。中西艺术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岩画中似乎也可以找到一点痕迹。

中国自古习惯用丹青二字称呼绘画，就是强调对比的艺术效果。丹与青是颜色中两种对比强烈的色彩，二者摆在一起当然格外醒目。俗话说习惯成自然，一个民族的审美习惯是逐步养成的，而人最初的习惯（包括审美习惯）是大自然强迫赐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审美习惯，而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它又会像人的皮肤一样，长久地保持下来，渗透到人们精神的各个领域。中国岩画的两大体系，形成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一个刚劲、朴素，一个华美、柔和，给人不同的审美感受。两种风格都曾长期地影响中华民族艺术的发展，有时互相交融，有时并行不悖，各放异彩。

（3）按照美的规律进行艺术创造艺术作为人的精神产品，而且是作为以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的精神产品，从开始阶段它就要有已经发展了的技巧，大量的研究和长久的练习，它是人们物质的和精神的辛勤劳动的结果。要经过多方面的转化工作，把繁芜的、驳杂的、混乱的、过分的、臃肿的东西一起去掉，还要使这种精华不留痕迹地诉诸于美的物质形式，才能产生感人的艺术。艺术除去主观条件，还要借助许多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如环境、材料、工具、灵巧的双手以及人类长期积累的审美经验等等。中国岩画内容丰富多采，形式多种多样，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是纯真的、质朴的、感人的。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有许多规律值得探寻。

略去细节，突出主要特征　凡艺术都要有夸张取舍，有闻必录不能称为艺术。所谓取舍就是取其主要部分舍弃次要部分，夸张就是把所取的部分加以强化突出，夸张变形，甚至"无中生有"，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刺激。岩画以石头为画面，主要供人远观，在当时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的局限下，很难刻划细部，必须略去细节，抓住基本形，突出主要特征。如画象则突出其胖体长鼻，画野猪则强调其脊背上的鬃毛及大嘴巴，画猴子则强调其长吻和长尾，画斑马则不厌其烦地刻画出其身上的斑纹，画狼则突出其竖耳、粗尾、尖嘴和机警的神态。见于南方省区岩画中的动物形象种类较少，主要有马、牛、野猪、象、猴、虎、狗、鸭等。大都画成侧面，采取单线平涂剪影式画法，变化不大，但因抓住了动物的基本特征，一看便知是何种动物。北方以畜牧为主的几个省区的岩画动物形象种类多，大概不下40　种，主要有鸵鸟、野牛、大角鹿、牦牛、骆驼、岩羊、北山羊、羚羊、驯鹿、麅、狼、虎、豹、豺、狗、马、驴、骡、鹰等。动态较南方为丰富，虽也以侧面为多。也有半侧面的。活动方式有单个行动者、群体行动者、有交配者、有嘶咬者、有交颈相摩者、奔跑者、警视者、狂逃者、哀鸣者、吮奶者、卧者、立者、欲扑食者、被捕获者、牺牲者等等，俨然一部活动的动物世界。对不同种属的动物也能抓住主要特征，给以夸张地表现。如虎豹的凶猛、狼的贪婪机警、骆驼的笨重、鹿及羱的大角细腿，马的奔驰。

刻画全身人物均不画五官，也很少刻画手指和脚趾。以软质工具沾颜料涂绘的岩画，均用单色影绘法，即单色平涂辅以简单的线条，形象呈剪影效果，以正面姿势者居多。上肢变化较丰富，有高举、平伸、抓物、投掷、挥舞兵器、击乐、伸拳出击、舞蹈，等等。下肢变化少，只有平站、骑马蹲裆式、屈伸等几种姿势。有的虽然画了手和脚，也仅只画出大形而已。对于能代表人物特定身份的头饰、尾饰及身佩的器械、手持的兵刃等都认真刻画。广西宁明花山岩画中的人物形象均不画五官和衣着，既无层次变化，又无浓淡区别。人物动作只有正侧两种姿势，均作蛙形舞蹈式，外形规整、明确，形式感很强。

北方以敲凿磨刻法制作的岩画，其人物动态较丰富，仅射箭姿势就有骑射、步射、侧身射、半侧身射、仰射、平射等，而且给以夸张地表现。其它动作还有拜日、连臂而舞、蹲踞、交媾、叉腰、平伸双腿、拼杀、骑马、装神弄鬼等等。画面虽都不大，但形象特征明显，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夸大主体形象中国岩画构图，整个来说是零乱的，分散的，整体规划不严密，表明它的原始性，但也不乏成功的追求，夸大主体形象就是突出的一点。在狩猎题材中，被猎对象比例大，人马小；在表现人物群体活动中，主要人物被夸大，效果强烈。青海刚察县泉吉乡黑山舍布棋沟岩画中有一幅骑射牦牛图，牦牛弯角相对，胖体、细腿、翘尾、浑身绒毛，作奔逃哀鸣状，形体庞大；而后面骑马放箭的猎手显得比例很小，相当于牦牛的三分之一。又如内蒙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昂根乡阿斯根沟山上有一幅狩猎图，一母兽（疑为《尔雅·释兽》中的牬），安详地站在地上，子兽立在母腹下吮奶，后面有两位徒手猎人，正欲张弓放箭，兽显得很大，人的比例不及兽的半条腿。整个画面的气氛平和肃穆，毫无惊恐不安的感觉。两幅狩猎图气氛不同，但都强调兽的庞大和人的渺小。

在狩猎时代，人们在各种野兽的包围之中，靠猎获野兽为生，又时刻受到野兽的威胁，人们对野兽的祈求、占有、敬畏等矛盾心理交织在一起，兽的形象充满了人的头脑。在时人心目中，重要的突出的事物就应该是显眼的、高大的，反之则是渺小的。这同儿童的心理有某些相似，当小孩子认为老鼠是值得同情的时候，他会把它画得比猫还要大。当他画自己喜欢的人时，就会毫不犹豫地在纸的主要部位画上一个大脑袋，在儿童的感觉中，人的头部最重要，五官不一定比四肢小，画完头部他又会不分长短比例地在头下空白处填上胳膊和腿。真实事物的大小，只是量上的差异，而理想中事物的大与小是质的差异，后者才是最重要的。人们早期的空间概念都是涉及事物之间质的关系，而不涉及它们之间量的关系。这种形式的背后还可能隐藏着某种巫术意义，即祈求野兽繁殖兴旺，狩猎丰收，给人带来幸福，这是占有欲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的价值不断提高，人的力量不断被人所理解所认识，人不再盲目地拜倒在自然脚下，而要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为自己服务。进入农耕阶段以后，英雄崇拜的原始神话产生了，中国民间流传着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羿射九日、大禹治水，神农尝百草等等，都属于原始神话。随着人的价值的增长，在美术作品中人的地位被突出出来，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青海柳湾出土的原始裸体人彩陶壶，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原始舞蹈纹彩陶盆，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出土的女裸体雕塑等，都可见出人在自然中的显要位置。以人面为主体的神灵像的出现是人的价值增长的突出表现。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崖画中那组谷物神图像，不仅以人面为主体，而且有了组合，有了主次之分，植物世界被赋予了人间的形式。一位老祖母模样的人面在画幅的显要位置，而且面积最大，其他中等的小或人面围在她的周围。广西花山岩画中占据显要位置的类似酋长一类的大人物，个头比周围的人大很多，头上有兽形装饰，身佩兵器。云南沧源岩画中那些头插长羽的巫者，在个头上也比周围的人大。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这种以大小来区分主次的手法，在中国曾被沿用了几千年，至今不衰；在世界许多国家也曾被广泛运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才改变这种方法。它体现了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以大为美。大代表力量，代表权威，大的型体醒目、突出，给人以膨胀之感、崇高之感。在发光体中太阳最大最亮，给人感官刺激最强；夜间皓月当空，群星显得暗淡无光。大的猛兽一般难以对付，高大的人力气大、自卫能力强。在原始时代可能有过这样的事实，一位能干的酋长为本部落创造过幸福，一位老祖母曾经养育过几代人，一位身材高大的英雄曾为捍卫本部落建立过奇功，一位特殊聪明的人在谷物种植、房屋建造方面胜他人一筹，如此等等。这些英雄在人们心目中是高大的、突出的。无数事实在人们头脑中反复多次，就会形成一种概念，上升为理论；而有着形式韵律的形体在人们头脑中反复多次，就会形成一种美的观念，上升为规律。大，即是如此。

这种以大为美的概念一直沿续下来，周朝人想象自己的祖先姜嫄因踩了大人脚印而怀孕，生了后稷，用大来形容神灵即他们崇拜的人格神。孔子夸赞先圣也习惯用大来形容："大哉尧之为君，惟天惟大，惟尧则之。"孟子云："充实之谓美，充实之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中国商周青铜纹饰，都把主要形象做得大而充实；汉画像石和墓室壁画中的主要人物、佛教艺术中的佛也都大而突出。世界其它国家早期的艺术，也几乎无例外地采用类似手法。埃及奴隶制时代的雕刻中某些权威人物如国王、父母等，往往比他们的臣属和子女在个头上大一倍。古希腊雕刻《拉奥孔》被蛇死死缠住的父亲在个头上也比儿子大许多。在印度佛教雕刻中，佛在体积上总是比弟子、菩萨大出一圈。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在现实生活中，父母的体积不一定比子女大，帝王不一定比臣属大，主人不一定比仆人大，甚至可能完全相反。但以社会地位论，以实际作用论，前者处于主导地位，后者处于从属地位。自然形态的大与小让位于理想的大与小，量的大小服从于质的大小。社会的等级观念转化为审美意识，变为艺术形象。这不仅反映了人们的社会伦理判断，也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感知和艺术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

广泛运用对比手法　中国岩画所以生动感人，除去上述原因之外，广泛运用对比手法也是成功的原因之一。以形体而言有大小的对比、正侧的对比、高矮的对比；以形式韵律而言有方圆的对比、曲直的对比、动静的对比、繁简的对比、疏密的对比；以色彩而言有红绿对比、黑白对比。如广西宁明花山崖壁画，首先选择了最高大的颜色浅的黄白色陡峭崖壁作为画面，远远望去特别醒目，在浅色石壁上用红色作画，与周围的褐色石壁、绿色植物、山脚下湍急的碧水形成对比。穿着祭祀圣装的人们头顶明月，在这样的环境下举行宗教仪式，会形成一个五彩缤纷的喧闹世界。在200　多米宽、40　多米高（指画面高度，崖壁通高230　多米），画满了人、兽、兵器、乐器等形象，密密麻麻，几无空隙，真有密不透风之感，但仔细分辨又会发现形象安排是密而不乱的。人物按内容被分画成若干组，每组都以一位军事酋长式的大人物为中心，大人物作正面蛙形舞蹈姿势，着羽状头饰、腰佩刀或剑，前面有犬。大人物周围是侧身或正身舞蹈人群，个头比大人物小得多，动态较轻松，少数能区分出男女不同性别，有的突胸鼓腹长发泄地，显系女性；有的著头饰。人群中有铜鼓、铜锣、羊角钮钟之类的乐器。画面内容安排是繁密的，而每个具体形象的处理又是极简练的，抓取人物舞蹈动作中最富特征的一刹那，以单色平涂剪影式画法处理，几乎省略了所有的细部，简练到不能再简的程度，但不失基本特征。远看，每个形象就是一个色块，单纯、整体、醒目，这样就造成了个体的简与整体的繁、个体的疏与全局的密的对比，丰富的内涵与简练形式的对比。

一双特殊的审美眼睛　生活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人们，各有自己的生活天地，各有与之相适应的精神世界，因而有对客观世界的不同的感知方式。万物有灵观念是原始人类观察世界的总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由此产生他们的感知方式的神秘性。我们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运动着的物质组成的，是可以理解的，可分析的。而原始人类囿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特殊的生活环境，他们不可能对事物作出同我们一样的分析。原始人用与我们相同的眼睛来看，但用与我们不同的意识来感知。他们把周围的事物差不多都看作是神秘的，从不把事物的外表特征看作是单一的，而看作是内部结构与外表特征神秘的混合物，而且是受着一种神秘的外力的操纵。在原始文化遗址中常常出现陶祖，其真实意图不是表现生殖器本身，而是对男性的崇拜，是对生命现象的不可理解的神秘的猜测，是对生殖的祈求，是对生命、希望、发展等的憧憬。岩画中的兽蹄印迹（像女阴）也是生殖崇拜的一种表达方式，只是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大量的动物岩画，表面看画的是一只虎，一匹马或一只羊，其真正涵义是什么？我们并不能单凭直观印象加以判定，因为他们要表现的并非动物本身，而是它的暗寓意，诸如图腾崇拜、祈求牲畜兴旺等等。动物形象只是表达理想的一种媒介，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或出于敬畏、或出于祈求、或出于占有心理，使其在思想中成为实现愿望的筹码。四川珙县僰人悬棺四周常画有狗的形象，目的也不是画狗本身，而是表示狗所代表的超自然的力量。文献记载，僰人普遍敬犬，犬在他们心目中是神圣之物，如同匈奴人把狼看作神圣之物一样。据《北史獠传》载，假如儿子杀了老子外逃躲避，"求得一狗以谢，母得狗谢，不复嫌恨。"足见狗在僰人心目中的地位。北方游牧民族也敬犬，《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云："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属累，犹付讬也），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犬在这里成为护送死者魂灵的保驾神了。估计悬棺周围画狗的形象，也是作为死者魂灵的保驾神的。在北方岩画中偶见狼的形象，多被表现得很机警，如青海刚察黑山舍布棋沟岩画中有一狼的形象，侧首竖耳，斜视远方的猎物，作欲扑未动的姿势，非常生动。究其本意，恐怕也不是为了描写狼本身。狼在北方猎牧人心目中被视为神物，甚至被看作本氏族的祖先。在匈奴族中很早就流传着狼与人合而生子，或国王生子被弃之于野，"狼往乳之"而成人的传说。《史记·大宛传》引张骞的话说："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鸟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以为神，而收长之。"后来终于当了乌孙国王。《魏书·高车传》记载得更为具体，其中说单于生了两个女儿，姿色出众，单于不肯将之嫁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建一高台，置二女其上。至第四年，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嘷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便下到地穴与狼合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事当属无稽，但它说明了狼在游牧民族心目中的地位。狼体小，行动灵活，专以家畜为敌，不仅伤害羊，有时还能合群袭击马、牛、骆驼等大牲畜，直接威胁到牧民的生活。人们谋生不易，祈求狼的保佑便很自然。祈求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攀亲戚、施贿赂，甚至把它奉为自己的远祖，以为这样即可化害为益了。岩画中狼的形象不一定就是图腾崇拜，但从那特殊的神态来看，可以认为作者是带着类似的感情进行创作的。

岩画中无数的动物形象，大多带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神秘色彩，总感觉与真实的动物相比"似是而非"，形象大都被改造变形，有的部分被夸大，有的部分被缩小，有的部分被省略，有的部分又是"无中生有"。众多的神灵像，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稀奇古怪。有的人物形象装束奇特，动作少见。对其寓意，有的已不得而知了，原因是过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前人有着他们的特殊的生活环境，特殊的审美观念，有着一副不同于我们的特殊的审美眼睛。

（三）帛画1。帛画的发生和发展春秋战国时代的完整绘画资料，以战国中期以后的帛画为最早，现存有江陵和长沙楚墓中出土的4　幅，占全部帛画（共24　幅）的六分之一。其余的20　幅帛画分别出土于长沙、广州、临沂、武威的汉墓中。

（1）帛画的楚文化性质至今所发现的全部帛画无一不是楚汉墓中随葬的丝织品绘画，究其源头自然是楚文化。楚文化可以从阶层、时代、时期、地域上分为四对范畴：①翘楚文化和蛮楚文化。翘楚文化是楚国上层文化、贵族文化，以楚骚和出土文物为代表；蛮楚文化为楚国下层文化，包括楚地巴人、荆蛮、濮人、越人的文化，以遗存至今的楚俗民风为代表。②正楚文化和泛楚文化。正楚文化是楚亡以前的全部楚国文化；泛楚文化是楚亡以后扩散的楚化文化，以西汉尤其是长沙国文化为代表。③前楚文化和后楚文化。前楚文化是白起拔郢从前的楚国文化，是楚文化的古典期、鼎盛期；后楚文化是白起拔郢以后的楚国文化，是楚文化的扩散期、衰落期。④北楚文化和南楚文化。北楚文化以湖北为代表，是楚文化的中心和正宗；南楚文化以湖南为代表，是楚文化的外围和旁系。

在这四对范畴中，翘楚文化、正楚文化、前楚文化、北楚文化，分别相通，但不完全等同；蛮楚文化、泛楚文化、后楚文化、南楚文化亦然。

根据上述观点来衡量帛画：江陵帛画属于翘楚文化、正楚文化、前楚文化、北楚文化；长沙楚帛画属于翘楚文化、正楚文化、后楚文化、南楚文化；长沙汉帛画属于泛楚文化；广州和临沂的帛画大体上也属于泛楚文化，但广州帛画侧于南楚文化的渗入，临沂帛画偏于后楚文化的扩散；武威帛画则属于泛楚文化的变异。

从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的角度综合分析，帛画起源于战国中期的楚国，消失于东汉。它的发展可以分为5　个时期：①战国中期为帛画的兴起期，现有1　幅；②战国晚期为帛画的成长期，现有3　幅；③西汉初期为帛画的鼎盛期，现有13　幅；④汉武帝时期为帛画的扩展期，现有4　幅；⑤西汉末至东汉为帛画的衰亡期，现有3　幅。与春秋战国时代绘画相关的只是前两个时期。（2）兴起于江汉公元前297年，楚怀王客死于秦，秦人将其尸体送回楚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何以如此呢？

忆往昔，楚国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其势力遍及中国南方，版图、人口、兵甲、文化均居诸侯之首。于是，它观兵洛邑，问鼎中原，"天下大事尽在楚。"

楚怀王当政时，却成为楚国命运的转变期。秦国已崛起于关西，得商鞍变法而强盛，乃与楚并为两霸，"凡天下强国，非秦则楚，非楚则秦。"关东六国深感秦国的威胁，乃合纵抗秦，楚怀王因实力强大而被推为盟主。但是，秦国采取张仪的计谋，远交近攻，对六国分别施以打击、拉拢、分化、瓦解等手段，使六国联盟往往徒有虚名。在这纵横捭阖的时代，秦楚以外的五国只好因不同的形势或联横或合纵，朝秦暮楚，正如纵横家苏秦所指出："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那么，楚怀王有何举措呢？"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忠奸不辨，刚愎自用，昏庸无能，使楚国国势每况愈下。他本人也最终受骗入秦，客死他乡。但是，楚怀王被囚于秦三年，怒斥秦国背信弃义，始终拒绝割让楚国土地以求生，又深得楚人的同情。所以，在楚怀王归葬时，举国悲恸。

爱国诗人屈原追念尤甚。他虽在早年励图变法，得罪宠臣，遂遭诬陷，被楚怀王流放，但仍把楚国强大的希望寄托在楚怀王身上。现在楚怀王已去，屈原希望破灭，鉴于楚国的危殆，更加追思怀王，因此写下著名诗篇《招魂》以招楚怀王之魂。招楚怀王之魂，也就是招楚国之魂，因为诗人是把怀王的命运和楚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屈原之后，又有人写有《大招》，亦是招楚怀王之魂。

《招魂》的正文分"外陈四方之恶"和"内崇楚国之美"两方面来描述。一方面是天地四方险恶的环境：天上有害人的虎豹，幽都有逐人的土伯，东方有吃人灵魂的千仞长人，南方有杀人以祭鬼的雕题黑齿，西方有埋没人的千里流沙，北方有冻死人的峨峨层冰，"天地四方，多贼奸些。"另一方面是美好的楚国：有层台临山、高堂邃宇的宫殿，砥室翠翘、翡翠曲琼的陈设，华容美貌的侍女，高贵闲雅的夫人，胹鳖炮羊的美食，清凉醇厚的春酒，再加上新歌女乐、交竽郑舞、婢女卒从、出行琼车，真谓："酌饮尽欢，乐先故些。"同时，诗人向天地四方反复大声疾呼："魂兮归来"，惊天地，泣鬼神，是全篇要旨所在。在楚人看来，唯有将魂招回故土安享，而不可任其乱跑。所以，正文的句尾，常以"些"结束。"些"是远古楚地巫音的残存，"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从整个形式上看，《招魂》是屈原采用民间流行的招魂词而写成的。可见，招魂习俗在楚国颇为流行。不仅《招魂》而且屈原的绝大多数诗篇都具有追怀和招魂的意义，尽管它们并没有取名招魂，如：《离骚》、《天问》、《哀郢》、《思美人》、《涉江》、《怀沙》、《悲回风》、《惜往日》、《国觞》、《礼魂》、《湘君》、《湘夫人》尤其明显。

帛画正是这种招魂习俗的产物，它一诞生就与楚文化牢牢拴在一起，马王堆1、3　号墓T　形帛画，几乎就是楚辞《招魂》的最好图解。中国现存最早的帛画--马山1　号墓帛画，就出土于江陵。马山1　号墓的年代当"战国中期偏晚或战国晚期偏早，约公元前340年之后（晚于望山1　号墓），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之前。"换言之，马山1　号墓帛画产生于屈原作《招魂》同时或稍早。

江陵是楚国鼎盛期400年的都城，楚国历史上年代最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帛画的起源地是不难理解的。但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在江陵已发掘的上千座楚墓中，唯独马山1　号墓出现帛画呢？唯一可能的解释为：招魂思想和帛画均兴起于楚国由盛转衰的楚怀王时期（前329～299年在位），未及在江陵流行，楚地连连失守，甚至郢都也被攻陷，江汉一带的楚国故园被秦国置为南郡，楚文化被犁庭扫穴，帛画自然未能在江陵生根。白起拔郢后，江汉沦为秦国的殖民地。当地的楚人背井离乡，大致分为两支迁移：一支主要为楚国上层，随楚国宫室向东北迁往江淮和淮海，先后建都于陈（今河南省淮阳）、寿春（今安徽省寿具）；一支主要为中下层，向南越洞庭湖避难于沉湘，与当地土著混合。同时，他们都把楚文化带往上述地区。但是，楚文化在两地发展的结果各不相同：江淮和淮海原是韩、宋、魏、吴、越等国故地，楚人作为外来者，立足未稳时秦很快就统一了六国，故楚文化传入后与多种文化融合，成为以后汉文化的基础，未能维持其原装的纯化形态；而沅湘是楚国腹地，江陵的翘楚文化和当地的蛮楚文化能很好互补、结合而得到发展，并长期保持。于是，当楚都东迁江淮后，只有沅湘才能保存深层的、本色的楚文化。所以不难想象：为什么江淮和淮海地区没有发现楚帛画，而沅湘之域的长沙却有两墓发掘了3　幅楚帛画。

（3）扎根于沅湘无论是楚国还是汉代，长沙都是至今发现帛画最多的地方。

长沙地处湘江中游，东以罗霄、幕阜为屏，西以雪峰、武陵为障，南倚衡岳、五岭，北濒长江、洞庭，为湖广之要襟、荆豫之唇齿、黔越之咽喉。它所在的沅湘远古属蛮越和三苗之地。春秋早期，楚人自江汉席卷沅湘，尽有今湖南之地，长沙遂成为南楚重镇，号为青阳。有关长沙地区楚文化的发展，由于史书乏于记载，使人们长期以来对它知之甚少。直至20世纪40年代以来，长沙楚墓的大批发掘，才逐渐揭示长沙楚文化的面纱，它那深藏闺阁的迷人风采，引起人们由衷的赞美。至今，长沙楚墓已发掘2000　座之多，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地方的楚墓，甚至包括楚都江陵（约1000　座）。因此，长沙楚文化的重要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比如：杨家山65　号墓所出的钢剑，系退火中碳钢，从而把中国出现钢的时间从原来认为的战国早期提前到春秋晚期；左家塘一座战国中期墓里，出土6　种不同纹饰的织锦，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织锦实物；左家公山15　号墓出土的毛笔，以上好的兔毛制造，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毛笔之一。左家公山墓当战国中期，于是史传秦代蒙恬始造毛笔的说法不攻自破。

长沙又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屈原最后弥留之地。战国中期，屈原被楚顷襄王流放江南，在沅湘之间颠沛流离达9年之久。他远离故都，又无职位，只能对江河日下的国势独自悲叹而已，其大部分诗歌都出自此时。《九章》之一的《怀沙》，是诗人离长沙赴汨罗沉江之间怀念长沙之作。时适"滔滔孟夏"即夏历四月，距诗人五月五日投江仅一个月。汨罗在长沙之北仅百里，《怀沙》开篇流露出对长沙的依念，结尾处则表明必须以死来殉国的志向，可见屈原怀念长沙是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作为自己生命的最后归宿。公元前278年，白起攻占楚都的不幸消息传到南方，屈原终于怀着绝望的心情，一连写下悲愤的《哀郢》、《悲回风》、《惜往日》等三篇绝笔后，沉江自尽。

以后，楚国的政治中心由江汉移向江淮，楚人发祥并达到强盛之地--今湖北省境内沦为秦人的殖民地。屈原的最后作品--《惜往日》既是诗人对自己命运的哀叹，也是对楚国命运的哀叹。自商代初期以来，楚人兴起于汉水中游，周成王时建立楚国，励精图治，势力先后达到今陕西、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山东、江西、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15　省（市、区），国土面积与其他诸侯国的总和相等。但其中除了湖北外，只有湖南为楚国腹地，其余地区均属于前线，系与各诸侯争夺而来，立足未稳，楚文化并未能完全渗透。换言之，楚文化的真正领域唯湘鄂而已。

楚地一直是巫风极盛的国度，信鬼神，重淫祀。湖北，毫无疑问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区，湖南仅次于湖北，其他楚地再次之。但到西周时，"文武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也就是说北方文化已流行于湖北。继而，吴师入郢、庄暴郢，使湖北的楚文化遭到一次次劫难；白起拔郢更使其彻底扫荡。于是，当楚都东迁江淮后，只有湖南才能保持着深层的、纯化的楚文化。并且唯有以长沙为中心的南楚文化，才能同时包括翘楚文化和蛮楚文化、正楚文化和泛楚文化、前楚文化和后楚文化；而以江陵为中心的北楚文化，只能拥有这三对楚文化中每一对的前一种。

所以，屈原在流放时，选择的场所不是江淮，而是沅湘，当不难理解。

只有在沅湘这块楚风盛行的热土上，才更能激发诗人怀旧、爱国、为日渐衰弱的祖国招魂的强烈愿望。甚至数百年以后，东汉人王逸在《九歌序》中仍写道："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可见湖南的楚风在东汉犹存。王逸为湖北宜城人，当为楚人后代。他对沅湘楚风的考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寻根"。

现存唯一的楚帛书图像和两幅最著名的楚帛画均出土于长沙，绝非偶然现象。它们实质上折射着南楚文化的光辉，同时开启了马王堆帛画群的先河。如上，从帛画发展的时代上看，起源于战国中期的楚国，消亡于东汉，流行约600年；从帛画传播的地域上看，以江陵为源头，以长沙为昌盛之地，南至广州，东抵临沂，西达武威，覆盖华中、华南、华东、西北等大区，影响颇广。然而，江陵、长沙、广州、临沂、武威等5　个地方均在当时中国的边鄙地区，始终远离当时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的中原（东周和东汉）和关中（秦和西汉），证明作为广义楚文化的帛画，从未在具有正统中国文化的中原和关中生存，也说明帛画确是一种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在传播的路线上，帛画以江陵为出发点分成南北两路：南路向以长沙为中心的楚国腹地辐射，形成南楚特色，兼达岭南；北路先随楚宫室东迁江淮和淮海，形成后楚特色，再经过中原和关中向河西扩散，最后消失于丝绸之路。

现以发掘出土的四幅帛画中，除了江陵马山1　号墓的那幅因残甚且粘在一起，未识其真面目外，其余三幅皆出土于长沙，分别定名为《帛书图像》、《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

2。《帛书图像》《帛书图像》于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1　号墓，以后流出国门，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

（1）内容《帛书图像》的四边共绘有12　个神，每边3　个，均头部向内，足部向外，便于从四周环视。每个神都墨书着神名和简短的说明文字。四角又各绘有一种植物，与12　神共同形成一个矩形的环。环内有两大段文字，互为倒置。图上的所有文字共计900　余字。两大段文字一长一短，长段定为甲篇，短段定为乙篇。

甲篇主要讲些星辰运因正常与不正常引起了山陵川泽的变化。遇阴阳不变的时期，对死者祭享等就要趋避，以免生死两方各有不利，所谓"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而人只有顺天，不能与之对抗。日月星辰逾轨乱行，乃由于民人对上天的不敬和亵渎所致，罪在民人。炎帝通过巫祝告诫民人，如"敬之毋忒"，即使天降灾祸，神是会加以保佑的。

乙篇则追述远在夏禹之前，因日月、星辰、山川动止各行其是，没有神去管辖，搞得四时乱行。自从"子四"诞生，助禹平治水土，佐契调燮阴阳，炎帝又命祝融领导日月，使其更有效地昼夜运转常恒，山川听命，水旱之灾不兴。

文字中还提到"天培"（一种彗星）、"侧匿"（月初而月见东方）等天象。

12　神中有4　个主神，每个主神辖2　个从神。每3　个为1　组，共4　组，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季。

春之主神"事司春"--作人面，青色，眉毛竖立。从神1"介［］母"

为凤鸟之属，戴有美丽的冠，冠状清晰可辨，羽毛丰艳而具翎眼纹。从神2"［］者［］"作直立人形，三首，头顶各生四个细角，两臂平张，两脚叉开，各踩一蛇。

夏之主神--"［］司夏"作起舞人形，甩袖而歌。从神1"仓［］［］"作人蛙合体形，尖足，头生双直角。从神2"［］龙［］"作伏牛状，头生两花角，口吐长舌，足如曲尺。

秋之主神--"么司秋"作鸟蛙合体形，头为鸟形，长颈，身为蛙形。

从神1"［］［］［］"作鹿形，头生双角，张口吐舌，歧尾，屈其前肢，身体和足部有鹿斑纹。形象如同楚墓中常见的镇墓兽。从神2"故分长"作牛头，三角眼，排齿外露，额生对角，有双蛇从角尖穿脑门而下，双手平伸，但已残去左臂及下半身。

冬之主神--"［］司冬"作人形，头生双细角如旗，张口，一蛇穿左腮而过，平伸两臂，但右手残余袖口。从神1"［］［］［］"作人首，兽身，屈尾，伏地，头生直发一根如刺。从神2"［］［］［］"上有四头，成几何连体形，下如两只鸟身侧面相对。

（2）性质这些奇异的图像为至今的出土文物所罕见，但在当对应当是通俗易懂的流行图像，并且可能与《山海经》中早已失传的最初图像有联系。在图像构成上，它采取春秋战国时楚国美术中典型的复合造型手法，并在很大程度上抽象化，图案化。每个图像都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形象要素复合而成，具有动物合体或人兽合体的特征。它们大多数有角，一般与蛇打交道，或操蛇，或践蛇，或吞蛇，或珥蛇。这些现象也在同期的楚国其他图像上经常发现，由此可见多为楚国信仰的诸神。

与文字相对照，甲乙篇论述了天象和人间灾祸的关系，以及四季和昼夜形成的神话，尤其以赞颂的口吻追述炎帝、祝融等楚人信奉的主神领导日月、调理时空、消除灾祸的丰功伟绩。可以认为：12　神为祝融下属诸神，各分管12　个月中的1　个月；每3　个神再产生1　个主神来主管四季中的一季。四角的4　种植物也与四季、四方相对应。12　神名已考定与《尔雅·释天》的12月名相合，其旁各有两三行语言，以不容置否的语气说某月某事"可以"做，某事"不可以"做。又因只有"姑分长"分管的月称某事"可以"做，其余皆称"不可以"，故《帛书图像》可以称为"每月禁咒图谱"。

《帛书图像》出土的长沙子弹库1　号楚墓，墓葬年代为战国晚期，墓主级别为大夫，身份为巫。因此，墓主当为楚国晚期地位较高的大巫。在古代，巫术是一种原科学，巫师为原科学家，由当时最有学问和一定地位的人担任。《帛书图像》文字甲篇中提到的"巫祝"即祝融，既是楚人的始祖，也是最著名的大巫。巫术在楚国得到蓬勃发展，大诗人屈原就擅长巫术。屈原生前曾任楚国三闾大夫，《帛书图像》的主人的地位应与屈原相当。

作为巫术图谱，《帛书图像》首先是天象图谱。古代中国，天象虽然与天文气象有关，但是其本义却为天上的图像。即使天文，基本意义也是天上的花纹（古代"文"与"纹"相通）；气象，基本意义也是景象。在今天，天文指大气层以外的现象，气象指大气层以内的现象。至少到秦汉，天文和气象仍然混沌一体，成为天象学。天象学越往古，越与祭祀有关，成为巫术的附庸；越至今，才逐渐发展为天文学和气象学。中国的天象学有悠久的历史。从考古材料看，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就主要是与天象学有关的卜辞，其中有大量星名、日食和月食的记载。周代的文献，如《尚书》、《诗经》、《左传》，关于天象的记载更不绝于书。至汉代，《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则作了系统总结，形成专门的天象学。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首先是天文学--单单为了定季节，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就绝对需要它。"古代的天象学家测量太阳、月亮、星星在天空的位置，研究这些位置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从而为农业、牧业、军事、政治的需要，确定季节、月份、节气、历法、祭咒。巫师就是这样的天象学家。

总而言之，《帛书图像》反映了战国楚人的天界观，对西汉人有直接影响。马王堆出土的巫术内容帛画就是对《帛书图像》的继承、发展和完善，并且将它更具体地分为天象、神祇、卦象三部分，可惜以后失传而成为绝响。3。《人物龙凤图》和《人物御龙图》《人物龙凤图》1949年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1　号墓，《人物御龙图》1973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1　号墓（与《帛书图像》同墓），今均藏于湖南省博物馆。从考古材料上分析，前者的墓葬年代早于后者。两者都属于非衣性质。（1）形象的分布和解释《人物龙凤图》上只有4　个形象：①画面右下方绘有一侧身而立的中年妇女，发髻盘脑后，双手合掌，身着凤纹宽袖细腰长袍。对于她的身份，曾有巫女说、女娲说、山鬼说、巫祝说、宓妃说。蔡季襄最先主张的墓主人说，今天成为定论。联系到《人物御龙图》、马王堆墓、金雀山墓非衣墓主人像，这个妇女像为墓主人的观点，确凿无疑。随葬的假发一束，也似乎与画上的发髻有某种联系。

②画面中上部，即墓主人头上前方，有一只硕大的鸟引颈张喙，双足一前一后作腾踏迈进、探爪攫拿状，翅膀伸展，一对尾羽上翘至头部，整个动势向前飞扑。它作为凤的形象几乎没有争议。

③画面左方即凤的前面绘一条张举双足、体态扭曲的龙。郭沫若曾误为夔，也是蔡季襄最早认为是龙。今天，龙说成为定论。

④画面右角即墓主人脚下有一月牙状物，联系到帛画的招魂性质，应为"招魂之舟"。

《人物御龙图》增加到5　个形象：①画面正中偏上绘一侧身而立执缰的中年男子，高冠长袍，腰配长剑。

这个中年无疑是墓主人，何况棺内骨架保存完整，并且鉴定为男性，年龄约在40　岁左右。又据说三十多年前盗掘时曾出土了一柄铜剑，形状与画中人物所配相似。剑长约0.7　米，而墓主人身长约1.7　米，完全符合画上人物和剑的比例。"剑装在椟内"的说法亦与画面相应证。

②墓主人身下有一条呈船状的龙，龙首高昂，龙尾上翘，龙身平伏以供墓主人伫立。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是一支龙舟。

③画面右方即墓主人身后，一只长颈仰天的鸟站在龙舟。其他形象均向左，唯它向右。这个形象虽然次要但是争论最大。多数学者认为是鹤，有的引伸为仙鹤，有的以为鹭，有的理解为鸾。但实际上应该是凤。

④画面左下角即龙首正下方，一尾鱼在龙舟下向前游动。它通释为鲤鱼。⑤画面的上方墓主人头顶上方，有一个巨型圆盖。联系到马王堆的两幅非衣以及《丧制图》，应该直截了当地称为天盖。

（2）从两图的比较看形象的流变通过如上两图的比较，可发现形象及其位置有如下变化：墓主人由前图的右下方上升到后图的正中偏上，代替风凰而成为画面的绝对中心人物。

相反，凤凰从前图中上方的显要位置下降到后图的右方，不仅形体变小，而且翅膀也由伸展变为收缩，两足由腾踏变为静止，冲天尾羽已无踪影。总之，它由一个居高临下统领全画的中心偶像，衰变成龟缩一隅的配角，唯有宁右勿左的朝向，仍反映出它孤傲不群的性格。

与凤相比，龙的形体急剧扩张，龙头还在原处，但龙身呈90　度绕到画面下方，龙尾再呈90　度上翘，长度为前图的3　倍。单纯的舟在后图中已不复存在，而是与龙合为一体，成为神格化的龙舟，龙和舟由前图分置两侧而连成一体，从次要道具上升为主要道具。

天盖和鲤鱼是后图中新出现的两个形象。它们表明天上和地下的观念在非衣中更加明确。从此以后，所有非衣都非常明显地分为天上、人间、地下（或水界）三界。

（3）主题对于这两幅非衣的主题，争论侧于《人物龙凤图》。主要观点先后有辟邪说、凤龙生死斗争说、凤夔善恶斗争说、祈福禳灾说、镇邪说。龙凤引魂升天一出，几乎成为定论，其他诸说消失得无影无踪。

以上诸说都有一定道理，但各有失误。主题应该是通过主要形象对次要形象的支配而反映出的中心思想。在两幅非衣中，墓主人无疑是主要形象，龙、凤及其他形象均为次要形象，是适应墓主人所追求的理想而设置的。因此，所谓凤龙斗争、凤夔斗争、鸟蛇相斗，无论是否正确反映了画面现象，都不可能是非衣的主题，而顶多是非衣的情节。至于辟邪说、祈福禳灾说、镇邪说，有可能道出了非衣的部分作用，但也绝不是非衣的主题。应当认识到：在所有的非衣中，主题是共通的，即成仙。至于通过什么途径（是升天还是渡海），利用什么运载工具（是乘凤还是御龙），产生什么作用（辟邪、镇邪、祈福、禳灾），都只是方法、手段的问题。而龙凤升天说在解释《人物龙凤图》时似乎还可以，但如果推广到其他非衣上就行不通了，因为汉代非衣上大多没有凤，有的甚至没有龙。

那么，非衣上的龙凤形象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4）龙凤形象的变迁在楚国的非衣上，龙凤齐全；马王堆1　号墓非衣以后，只剩下龙；到了磨咀子非衣时，龙也消失了。这就是龙凤形象在非衣上的变迁史。

对于上述龙凤的变迁，一种理解是龙主阳，凤主阴。在《人物御龙图》中，墓主人为男性，则以龙为主；在《人物龙凤图》中，墓主人为女性，则以凤为主，似乎可以解释得通。但如果将视野扩大，又将如何呢？马王堆3号墓墓主为男性，非衣上出现凤咬龙尾的图像；马王堆1　号墓墓主为女性，其非衣上竟然没有凤；金雀山9　号墓的情况与马王堆1　号墓完全一样。因此，不能套用龙凤主阳阴的说法来解释非衣上的龙凤形象。甚至在楚汉时，这种说法还没有产生。

马山1　号墓帛画作为现存最早的非衣，本应是解开这个谜的关键，可惜画面不见。然而，在同墓中随葬的大量丝织品上有众多的龙凤图像，可以帮助我们从外围突破。仅以刺绣为例，墓中出土的绣品有21　件，。。刺绣的主题是龙和凤鸟，几乎无一例外，但其形态各异，绝不雷同。例如：①蟠龙飞凤纹绣。。图案上部是一条作反S　形的大龙口衔一条小龙的尾部，小龙作S　形，与大龙回首相顾。图案的下部是一只高冠、展翅而飞的凤鸟，嘴部与图案上部大龙的尾部相衔。凤鸟下部是一条卷曲的小龙。

②对凤对龙纹绣。。由八幅图案作左右对称排列。。第一幅是一对身体卷曲的虬（有角的龙），一脚站立，另一脚平伸，作舞蹈状。。第三幅是一对相向舞鸟，无冠，细长颈，仰首，卷尾。第四幅是一对卷曲的龙，双角，张牙舞爪。第五幅是一对曲颈的凤鸟，展翅，高卷尾。第六幅似为一对虬，头卷曲在身体，卷尾。第七幅是一对展翅的凤鸟，三角形花冠，相对而立，各自回首后顾。一脚站立，一脚高翘。第八幅是一对相背而立的凤鸟，形状与第三幅相同，展翅，高卷尾。

③龙凤相蟠纹绣（略）。

④舞凤逐龙纹绣（略）。

⑤舞凤飞龙纹绣（略）。

⑥龙凤相搏纹绣。。一只凤鸟大步向前追啄一龙，龙反身作躲避状。

⑦飞凤纹绣（略）。

⑧凤鸟纹绣（略）。

⑨凤鸟花卉纹绣（略）。

⑩凤鸟践蛇纹绣。。主题是只张开双翅的凤鸟正在啄食一条蛇，脚下另践一蛇。

（11）龙凤虎纹绣。一只凤鸟，双翅张开，有花冠，脚踏小龙。

以上图案或者只有凤独往独来，凡是有龙凤相搏者，凤总是高视阔步，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出现，龙总是卷缩一团，以失败者的面目作陪衬。

在《人物龙凤图》上，凤在相争中无疑是主导者，胜利者，龙是陪衬者，失败者。但到了《人物御龙图》时则完全相反，龙反败为胜，凤一落千丈。以后仅在马王堆3　号墓非衣上还可看见凤咬龙尾的图像，其他非衣再也不见凤的踪影了。这是为什么呢？

（5）龙凤变迁的历史文化背景龙转败为胜，凤由胜转败，发生在楚汉相交之际。因此，这种变迁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楚人崇凤（当然，崇凤者并不限于楚人），而楚国周边，东方的吴国和越国则崇龙，北方的中原各国也崇龙。吴越曾是楚的劲敌，偏偏都以龙为图腾，这就使楚人对龙更添了几分恶感。可是，华夏却对龙有好感。先前正在华夏化的楚人，从华夏的物质文明中接受了作为纹饰的龙，从华夏的精神文明中接受了作为神物的龙。后来，越灭吴，楚灭越，及至战国中期，吴越故地已成为楚国的郡县，龙对楚人已失去了威胁的作用。恰当其时，龙巡行天地、管领江河的灵性却在楚人的意识中生了根。于是，楚人对龙就又爱又恨了。在刺绣纹样中，龙也是壮美的，然而通常只能担当陪衬甚至反衬的角色。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后，楚人被迫背井离乡，迁往吴越故地--江淮和淮海，当然会更多地接受龙文化的影响。淮海既是楚文化的消失处，又是汉文化的发源地。楚汉文化在此交替，凤龙文化在此递变。汉高祖刘邦也出生在这里，《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其母"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瞑，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因而，刘邦为龙种。以后，刘邦斩白蛇起义，更托老妇之言称赤帝子杀白帝子，进一步揭开汉文化崇龙的序幕。由此，汉代非衣上多龙而少凤、崇龙或崇凤，不仅成为楚非衣和汉非衣，而且成为楚文化和汉文化的界限之一。

（6）艺术手法这两幅画在内容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形象少而精，除了招魂和升天目的所必需的外，没有任何可有可无的形象；其二，招魂和升天的主要媒介物由凤变为龙，包含着楚人由崇凤向崇龙转化的深层文化内涵。

在表现手法上，它也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墓主人形象具有全身肖像特征，女子着细腰彩锦绣袍，男子头戴切云高冠，腰佩长剑，均以典型的服饰表明墓主的中等贵族身份和不同性别；其二，所有形象，包括人、龙、凤、鱼、天盖、舟，均以全侧面来表现，说明早期绘画善于抓取形象轮廓最突出、特征最鲜明的一面。

另外，两幅画在绘画技巧上又各有千秋。《人物龙凤图》以勾线和平涂相结合，线条刚健古拙，尤其是在刻画凤凰时，飞扑的利爪劲挺，冲天的尾羽富于弹性。《人物御龙图》的线条则如行云流水，曲折、刚柔、缓疾、浓淡、粗细相结合，变化多端，时用色彩，技巧更为成熟。

（四）　漆　画漆画是附属于漆器上的装饰图案，与具体器物的实际功能密切相联，有些脱离原附器物就无法构成内容完整的画面。但是，不少漆画的题材内容、表现技法，足以反映时代风貌和艺术水平，因此成为了解春秋战国时代绘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这时候的漆画都是从近代以来的田野考古发掘中获得的，主要出土于湖北、河南、湖南的楚国墓葬，少数出土于山东的齐国墓葬。引人注目的漆画作品有：湖北省江陵出土的虎座飞鸟、虎座鸟架悬鼓、木雕小座屏、镇墓兽、鸳鸯形豆、漆盾以及大量盒、奁、杯、盘、尊、俎、几、案等生活用具上的彩色图纹，尤其是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彩绘漆棺、衣箱和鸳鸯盒上的彩绘，荆门包山楚墓奁盖漆画《王孙亲迎图》，河南省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锦瑟漆画残片，湖南省长沙颜家岭楚墓出土的彩绘漆奁上的狩猎纹，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战国晚期漆盘上的装饰性绘画。

就漆画所附的漆器而言，大致分两大类：（1）纯与丧葬制度有关的物品，如漆棺；（2）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皿，后用作随葬品，如漆盘、漆奁。第一类漆器较为少见，所绘的漆画多与巫术内容有关，表现出浓厚的神秘色彩。第二类漆器发现较多，画面内容多与社会生活相关，有的甚至直接描绘人间生活场景，可视为古代生活的风俗画。

这些漆画色彩斑斓，花纹繁丽，无论禽兽、神怪、人物的造型都夸张生动。与以前的装饰绘画相比，在装饰性和描绘性的有机融合方面，在对物像情态的体察和表现方面，都显示出极大的进步。它们的装饰纹样显然从前代青铜器、玉石器的云雷纹、夔纹、凤纹、蟠螭纹、蟠虺纹等纹样脱颖而来，但这些纹样统统被重新分解、打散、变形，然后进一步图案化。再配合器物的造型予以各种不同的组合，形成无数充满运动感的神采飞扬的奇异画面。尤其是云雷纹等自然气象纹，在当时漆器的装饰纹样中占据突出地位。常见的有纯用云气纹或转化为云形结构的龙凤纹组成画面，这些纹饰萦回舒卷，相互勾连，飞舞灵动，给人以大气盘旋般的深邃感和生命机能的活跃感，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

春秋战国时代的漆画多以朱、黑两色为基调，继承"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画其内"的传统。此外还使用了黄、蓝、绿、白、褐、金、银等10多种色彩，造成对比强烈、变化丰富、堂皇富丽的气象。

1。曾侯乙墓漆画1978年夏，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发掘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大批造型精美、纹样华丽的漆器。其中，漆棺、漆衣箱及鸳鸯型漆盒，描绘着瑰丽多姿的神话传说和乐舞活动等图像，为研究战国时期的绘画艺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1）漆棺画漆棺上的绘画是第一类漆画的代表作。曾侯乙墓漆棺分内外两层，外棺表面只有彩色的图案，内棺外壁除繁褥的图案纹饰外，还有漆画。内棺长249厘米，宽127　厘米，高132　厘米。棺的外表满髹朱漆作为底色，上面再以黄、黑、灰三色绘制装饰图案和琦玮谲诡的神怪形象。

内棺的左右侧板及头档上，在靠近画面中央的显著部位，用粗壮的墨线画着由方框与斜线组成的两种几何图案。这种图案曾见于山东临淄郎家庄东周墓出土漆盘上的房屋建筑的画面上。从其所处的部位和形制看，无疑是户牖窗棂等建筑部件。

在户牖纹两旁，各画八个怪物，兽面人身，手执双戈，两壁曲举，状若起舞。其中处于上层的四个，大头小身，头戴似熊头的四目假面具，脚踏火焰；处于下层的四个，头上有角，两腮有长须，颇似羊首，双腿染黑，胸饰交叉网结纹，耳饰云纹。有人认为：上层头戴熊首假面的四个怪物，是古代"傩戏"（古代一种巫戏）中的方相氏；下层四个羊首怪物是由百隶装扮的神兽。方相氏是傩戏中的头领，其扮相是蒙熊皮或戴上铜制的熊头假面具，手执戈盾，率领由百隶扮成的神兽，在冬季进行盛大的驱鬼逐疫仪式。在内棺的户牖两旁画方相氏与神兽，显然有辟除不祥的目的。

在方相氏和神兽左边，画两个羽人，人面鸟身，人腿鸟爪，张翼垂尾，头生双角，手执双戈。羽人的作用在于引导和护卫死者升天。

内棺右侧板紧靠羽人和方相氏上框内，绘四只鸾凤，鸡头，蛇颈，鱼尾之形，展翅张爪。鸾凤为瑞应鸟，在神仙思想中可以作为升天的驾御物。在窗棂纹两侧的偏下方，画相背而立的朱雀和相向踞立的白虎。朱雀头上有翎，昂首而立，一足曲举，一足踏在白虎的背上；白虎张嘴吐舌，惊讶地回首顾盼。在战国的人们心中，朱雀、白虎也是护卫升天的神物。

内棺头档两边及左右侧板之左边方框内，各画一个禺疆，人面鸟身，头生双角，耳珥双蛇，脚践两蛇（也有的不践蛇）。

内棺外壁四周皆画烛龙，共达十六个之多，人面蛇身，腮边饰有链状神器。

其余还有幽都土伯、秃、啖蛇、无启复生等图像，有蟠龙纹、蟠凤纹、窃曲纹、龙纹、虎纹、蛇纹、鹿纹、鸟纹等纹样。

（2）漆衣箱漆画曾侯乙墓出土漆衣箱五件，箱呈长方形，盖作圆拱隆起，长71.0　厘米，宽50.0　厘米，高38.5　米。箱盖与器身的四角均有向外延伸的把手，盖顶前后两侧各有一个长方形钮。箱内髹红漆或黑漆，箱外以黑漆为地，用朱漆描绘花纹。除一件残破较甚外，其余保存较好。五件的顶部及旁边的朱漆图案均不相同，有两件图案可明显看出与天文和天上的神话传说有关，其中一件在箱盖当中绘北斗，两旁绘青龙、白虎，环绕着北斗，按顺时针方向写着二十八宿名称。由此可见，我国早在战国初期就已经有了二十八宿的观念，并且与青龙、白虎及北斗联系在一起。另外一件在箱盖上阴刻着"紫锦之衣"四字，并绘有扶桑、桂树、太阳、月亮、金鸟、玉兔、伏羲、女娲及后羿射日的神话故事，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此箱盖中央及两侧，以粗犷的线条绘十三朵形如蘑菇的云纹。左侧上下两边各绘主干挺拔、枝叶对生的一株扶桑树和一株桂树。扶桑稍高，树上栖息着一对相向的金鸟，枝端生长着十一个小太阳；桂树稍矮，树上栖息着一对相向的玉兔，枝端生长着九个月亮。后羿立于树下，挎刀引箭，两树间分别有一只金鸟或玉兔中箭下坠。据《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书记载，春秋战国时代流传着扶桑、十日、后羿射日的神话。这幅画面当是这些神话的生动体现。只是它不是十日而是十一日，后羿既射日又射月，可能是神话在当地歧传之结果。盖顶的一端朱绘两条反向相缠绕的蛇，每条蛇有两个人面的头，外加似五爪状的尾。此当为最早的伏羲、女娲像。

（3）鸳鸯形漆盒彩绘鸳鸯形漆盒出自曾侯乙墓西椁室，整体似鸳鸯，颈下有一圆柱形榫头，插入器身，使头部可以自由转动。器表以黑漆为地，再用朱红、金、黄、粉绿等色彩描绘羽翎纹、波折纹、对角纹等装饰图案。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器腹左右两侧，各绘有一幅巫术气氛极其浓厚的乐舞画面，画幅均约为4.2×7.0　厘米，一幅为《撞钟击磬图》，一幅为《击鼓起舞图》。

《撞钟击磬图》画在器腹的左侧。画面中央为一鸟形笋，在鸟喙与鸟腿处置上下两层横梁，上梁悬大小甬钟两口，下梁悬石磬两张。右侧有一个戴冠穿袍的乐师，手持长木棒撞钟奏擂。小甬钟被撞向悬带的偏右部位，使横梁与悬带间构成不等腰的三角形，下层的小石磬也呈现不平衡的状态，从而给人以静中有动的感觉，仿佛从中传出悠扬悦耳的钟磬声。

《击鼓起舞图》，画在器腹的右侧。画面中央为一虎形鼓座，虎背上植木柱，柱端饰羽葆，柱身贯穿着一面建鼓。右侧一小巫师侧身而立，头戴植物冠，手执短桴，一上一下飞速击鼓。左侧一大巫师正面而立，戴植物冠，佩长剑，双臂曲举，高歌而舞。大小巫师一大一小，一正一侧，形成明显的主次呼应关系，有小巫见大巫之感。

（4）艺术特色这批漆画采用勾线和平涂相结合的方法绘制而成，线条婉转自如，笔力流畅，色彩鲜明。构图方式疏密有致，灵活多变，在漆内棺的大型画面上，采用饱满对称而分层次的构图方式；在漆箱和漆盒的独幅小品中，采用比较疏朗活泼的构图方式。在描绘形象方面，出于装饰图案的需要，舍弃了若干细部形象的刻划，而致力于人物、神怪、动物动态和器形特征的塑造。在运用色彩方面，既继承了"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画其内"的传统，较多地使用了朱、黑两色，同时又增加了石黄、石绿、金、银等颜色，提高了色彩的表现力，使漆器更加富丽堂皇。

东汉人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写道："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画明显表现了"信鬼而好祠"的习俗，许多图像能够在正宗的楚文化中找到，充分说明曾国的文化面貌与楚国文化是一致的。曾国是楚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小国，可以说曾国文化是广义楚文化的组成部分。

2。包山楚墓奁盖漆画《王孙亲迎图》1987年，在楚都纪南故城北郊（今湖北省荆门市）包山发掘了一座距今2300多年的大型楚墓，墓主为楚昭王的后裔邵■，从中出土了一件彩绘人物车马行迎图，有的学者命名为《王孙亲迎图》。①该画绘制于直径28　厘米的奁盖立面上，环形，通景，长87.4　厘米，高5.2　厘米，画有26　个人，9　只雁，10　匹马，4　辆车，2　条狗，1　头猪，5　株柳。这幅画是迄今为止已知中国最早的情节性纪实画，也是最早的通景彩画。它的画幅虽小，却足以促使人们对春秋战国乃至更早的绘画重新认识。

该画被五株柳树分为五段，乍一看，好像是一套组画或一组连环画。可是，除了大雁外，各段的具体人物、车马、柳树等还是有所变化的，冲破了连环画中那种重复出现的现象。因此五株柳树与其说有分组的作用，不如说具有贯通整个画面的功能。用树分割或贯通画面的古代绘画作品不绝于史。其树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建木、扶桑、社树之类的神木，形态庄重，对称，静止，单纯，图案化；一种是普通的树木，千姿万态，生机勃勃。很明显，该画的柳树属于第二种，柳枝迎风招展，摇曳多情。因而，该画是同类型中最早的出类拔萃的作品。

该画以丰富的情节，填补了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空白--先秦没有情节性绘画。根据以往的认识，先秦不乏主题性绘画，但往往选择情节中高潮的一瞬，而没有展现情节的发展过程，真正的情节性绘画到汉代以后才开始出现。情节，通常包括事件的开始、发展、高潮、结尾几个环节，各环节的显现和发展在时间上有连贯性。《王孙亲迎图》在表现邵■迎亲这个故事情节时，截取了情节的发展--车马出行、高潮--接待的这两个关键环节，并且给予观众以开始、结尾的联想。

先秦以来，有些对象在画坛一直被认为是难画的，比如：人物、狗马、柳树。《韩非子》载："画孰难？曰：狗马最难。。狗马，人所知也，旦暮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顾恺之亦曰："画人最难。"民间画诀也称："画兽难画狗，画树难画柳。"令人吃惊的是：《王孙亲迎图》集所有难画对象于一图，却给人以平易的印象。而画技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寓难于易。

《王孙亲迎图》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纪实的风俗画，具有历史文化的多层意义。由于楚国礼仪文献已经失传，这幅画所体现的楚国婚俗、车马、旌旗、服饰、道路等形象材料，就显得特别珍贵。

3。长台关楚墓瑟漆画1957-1958年，在河南省信阳市长台关1　号楚墓中出土了一件瑟。这件瑟已经残缺，经复原后可知体长约124　厘米。在其首尾两部的平面和立墙上都绘有漆画，瑟的两侧绘变形的卷云纹图案。瑟体以黑漆涂底，再用黄、红、银灰等色绘制图画。虽然残损过甚，但局部画面仍能看清。在瑟首的平面上，绘出种种龙蛇怪物，以及衣着奇异的巫师，色彩诡谲神秘，构图变化莫测。巫师或站在蟠蛇背上，或操蛇戏弄，或持器作法。服饰或宽袖大袍，或高冠鹊帽。在其下的立墙上，则描绘人间燕乐图景，布列着满盛的鼎、豆等食具，有衣冠而坐的主客，有持物奉献的侍从，还有乐师和舞伎。瑟尾的平面上又展现现实的狩猎图像：猎人射弋，猎犬追逐，鸟兽惊逃，两人抬着猎物欢喜而归。在其下的立墙上则又是诡谲神秘的图象，一个巫师骑龙，一个巫师作法。综观锦瑟所绘漆画，现实情景和神话图像交相呼应，而在布局上瑟首和瑟尾刚好相反。

（五）　铜　器　画在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工艺特别重视器物的外观，除了通过铸造形成布满器表的花纹外，为了使器皿更加华美，还设法利用金、银等贵金属装饰表面或嵌错花纹，发展了鎏金、镀银、错金银等工艺；同时也开始借用绘画艺术以线条造型的基本手法，以及复杂的构图，采用镶嵌和锥刻的技术，在器物表面上刻画出各种建筑、车马、人物、鸟兽以及神话图像，构成战争、狩猎、宴乐等画面，表现各种生活和神话题材。许多现实生活场景出现在青铜器上，是本期绘画的重大发展之一。由此，形成绘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铜器画。已知春秋战国时代以现实生活场景为画面的青铜器达30　件左右，其中的著名作品有：河南省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鉴、故宫博物院藏宴乐渔猎攻战纹壶、河南省辉县出土的宴乐纹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宴乐攻战纹壶，等等。这些铜器画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构图有条不紊，造型手法活泼自由，充满韵律感，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生活的真实面貌。从此，现实中人们生活的主题大量进入绘画领域。无论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铜器画都为汉代的画像砖和画像石开创了先河。

由于制作工艺的不同，铜器画又可分为铜器镶嵌画和铜器锥刻画。

所谓铜器镶嵌画，主要装饰于形体较大、器壁较厚的青铜器如鉴、壶的外壁面。制作时，先在器壁表面按画面构图及其具体形象，刻出沟纹，将红铜嵌入，然后将表面错平，成为以青铜为衬地、以红铜为图纹的镶嵌画。所谓铜器锥刻画，主要装饰器壁较薄的青铜器，常常刻在盘、洗等大敞口的浅腹器皿的内壁面上，也有的刻在缶、奁等物的外表上，内外壁面都有刻纹的极少。制作时，以高硬度的刻刀锲刻，完全以线条勾勒表现形象。它的线条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连续刻的点组成线条，一种是基本连续的线条。

宴乐、射猎、采桑等题材普遍见于镶嵌画和锥刻画中，但是水陆攻战等战争题材却仅见于镶嵌画中。所以，凡有水陆攻战画面的鉴、壶往往具备纪功意义。

1。铜器镶嵌画至今发现的铜器镶嵌画多为战国时期的作品。它们常常分成上下数栏形成围绕器物外壁的装饰花纹带，将其展示则成为长条状的画面。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在河南、山东、安徽、四川等省的春秋战国墓葬中，都发现过在青铜器上嵌错图纹的实例。但较早的春秋时期的作品，仅仅以红铜嵌错出兽形纹，还没有形成由建筑、人物、车船等组成的、完整的主题画面。1935年在河南省汲县山彪镇战国墓中发掘所获得的两件青铜鉴，器表错嵌着水陆攻战图像，堪称主题镶嵌画的代表作。60年代从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的战国墓获得一件青铜壶，器表分上中下三栏，嵌错出习射、采桑、宴乐、战斗等画面，还有一些兽纹图案，是另一件代表作。与百花潭铜壶题材近似的作品，还有一件传世青铜壶（现藏故宫博物院）。此外，一些传世的鉴、豆等青铜器也带有镶嵌画，题材有车猎、弋射、采桑等。

河南省汲县山彪镇出土的一双青铜鉴，分别高29.6-30.1　厘米，径54.5-54.6　厘米。鉴的外壁表面布满镶嵌画，分为上中下三栏。由于器体设有互相对称的四个鉴耳，又把画面分成四个等分，连续起来才形成整体画面。上栏和下栏为副画面，展开后成为长条形状，是连续的步兵战斗场面。战斗双方的士兵都装备有远射的弓箭，近战用的戈、戟、剑、盾，短兵相接时的短剑。他们有的在弯弓射击，有的甚至因戈、戟在激烈的战斗中折断，只好展开肉搏。有的士兵在战斗中获胜，一手高悬短剑，一手提着敌人的头颅。中栏是主画面，展示更为壮丽的战斗场面。它又可以分为两幅：一幅是楼船水战情景，一幅是城堡攻坚情景。楼船水战的画面中，有两艘大型战船相对驶来，船体结构分上下两层。下层是持桨划进的水手，他们的腰间佩着短剑。上层甲板的最前端插着旌旗，勇猛的战士手持长戟奋不顾身地与敌船上的敌人格斗，也有的张弓射敌。船尾竖立着战鼓，一人擂鼓指挥战斗。为了强调水战的特殊环境，船体下画出一行游鱼和龟鳖。城堡攻坚的画面中，上方横绘一条线代表城墙，墙上排列着守城的战士。墙下是利用云梯向上攀援攻城的敌军。敌军以盾遮护着身体，挥舞着剑和戈，呐喊着向上冲杀。梯下的弩手向城上射箭，以进行掩护。守城的战士临危不惧，奋勇杀敌。不少敌人被砍头而坠下云梯，一些战士手中还提着敌人的头颅。看来最后的胜利属于守城的战士。与激烈的战斗场面相对照，城内是一派战后庆功欢饮场面。左则是战士在席间列坐，右则是两人站着双手执觯敬酒。其安谧稳定的祥和气氛与紧张激烈的攻战场景形成强烈对照。

百花潭铜壶和故宫博物院所藏铜壶的镶嵌画，同样采取了在壶体外壁表面分栏布局的方法。水陆攻战仍旧是画面的主要内容，安排在壶腹居中的主要位置上。但是，它们的题材又不局限于此，围绕壶颈和壶肩布置了另外两栏，表现和平生活场景的画面。两壶上的水陆攻战画面，大体上与前述山彪镇铜鉴相同，比如两战船相对的构图，下层水手、上层战士以及旌旗、金鼓的配置。只是在具体细部的刻划上略有差异，如百花潭铜壶，战船下面的水中没有鱼鳖，而故宫藏铜壶不仅有游鱼，而且有落水的士兵。由此可见，当时已流行着一种规范的构图粉本。这几件器物可能是根据某种规范完成的，仅在局部的描绘上显露出一些个人风格。

在这个铜壶的颈、肩上布置的两栏镶嵌画，表现的是宴乐、射弋、采桑、狩猎等场景。在颈部的上栏，画面展开后是左为习射、右为采桑的图像。适应表现的需要，作者把前后并立的物像改成上下并列的方式描绘，比如桑树画在上面，采桑人画在下面。

2。铜器锥刻画带有锥刻画的青铜器，在河北、山东、江苏、河南、湖南、山西、陕西等省的春秋战国墓葬中都有出土。一般一座墓中只有一两件，只有江苏省淮阴市高庄战国墓出土的数量最多，共20　余件。除了常见的盘、盆外，还有一种别处不见的"算形器"。由于这种带有锥刻画的器皿器壁极薄易碎，所以很难完整地保存下来，被发现的常常是一些残器甚至残片。锥刻画在器物上的装饰部位与镶嵌画不同，不是仅在器物的外表，而是适应器皿形状的变化，满布于器物的内壁和外表。

锥刻画的题材，也可分为虚幻的神话题材和真实的社会生活题材两类，但是这两类题材绝不出现在同一画幅之内。在写实的画面中，常常以一幢建筑为中心，室外列鼎烹煮，室内设案陈尊。主人在室内宴饮宾客，奴仆小心伺候，为他们从尊中倒酒，从鼎中取肉，不断将盛满酒浆和食物的觯、豆捧送到席前。宴饮时还设置舞乐，陈列着编钟、编磬、鼓、琴等乐器，乐师演奏，舞伎翩翩。有些写实画面也以建筑为中心，画的却是贵族习射的画面。狩猎场面的图像也属常见，刻画出车马、猎手、禽兽、树木等形象。比较曲型的作品，如河南省辉县出土的鉴、陕县后川出土的盘和匜、山西省长治分水岭出土的匝、江苏省六合出土的匜、湖南省长沙黄泥坑出土的匜，以及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藏的盘和椭杯。它们大多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表现神话题材的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组是从江苏省淮阴市高庄战国墓中获得的。它们大都构图复杂，形象丰富，往往刻着一些头生双角、鸟首长尾的操蛇神怪。这类形象常常见于湖北、湖南、河南的楚地，可见它们的内在联系。

（六）　春秋战国时期绘画的主要特征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绘画，正处在由萌芽向成熟的过渡阶段，其主要特征有如下几点：（1）中国画的基本特征至战国开始呈现出来，以线造型，线条运用已比较成熟，设色虽未脱离平涂的初起阶段，但渲染技法已开始使用。人物形象注意动态表现，五官表情尚无力作细致描绘。这是早期绘画不可避免的缺点。（2）春秋战国绘画受到社会实用功能制约，题材和手法都要受到限制，但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匠师已熟练地掌握了写实和虚拟的手法，用于描绘不同的对象。

（3）构图和技法处在幼稚阶段，匠师还没有掌握透视法则，处理形象的前后关系，通常采取上下层隔开的形式：上层表现远，下层表现近。形象角度只有正面和正侧面两种，没有半侧面形象。这种手法直至汉代仍在沿用。但战国时已出现了透视画法的尝试，例如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漆奁画面描绘正侧面车马形象，辕和马的画法已是近视线的一匹马绘全身，稍远的则在它身后显露出头和脊背，比起一些镶嵌图像中将四匹马平列在车辕上下，上侧两匹足朝天，下侧两匹足朝地的办法，明显进步了。战国末至秦的咸阳宫壁画的车马，也已采用这样的构图。

（4）由于绘画用场日益扩大，特别是在装点统治者的生活方面越来越显示它的作用，引起政治家和哲学家的关注，绘画活动被用来阐述政治观点和哲理。如韩非子关于画"狗马难、鬼魅易"的论述；记述漆工花三年功夫"画荚"，初看与一般漆器无别，在早晨太阳刚刚出来时放到特制的窗口前对照太阳观看时，发现荚上有龙蛇车马之状，非常壮观。又如楚国诗人屈原对着祠庙里的大型壁画，联系自己的遭遇，对天发问，写成千古名篇《天问》。再如庄子描写宋国画史"解衣磅礴，裸"，舐笔和墨作画时的心态，也是重要的绘画史料。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奴隶制由发生发展到衰亡的过程，世界不同地区的几大文化圈正在形成中，这就是：两河流域文化圈、恒河流域印度文化圈、地中海希腊文化圈、黄河流域中国文化圈。由于中国这块土地相对来说比较封闭，交往少，社会形态和文化特征特别显著。中国从公元前21世纪由原始公社制转入奴隶社会，经历夏、商、西周、春秋几个发展阶段，到春秋、战国之际，开始了又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并由奴隶社会逐步进入封建社会。

中国奴隶社会经历了20　个世纪的岁月，形成了灿烂了文化。文化的范围很宽广，不同门类发展不平衡，而不同阶段的不同国家各有不同的倾心贯注的文化领域。以奴隶社会而论，古希腊在雕刻，埃及在金字塔，中国则在青铜器，各领风骚，共同丰富着人类的文化宝库。青铜器是集工艺、雕刻、绘画、书法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品，又是沟通人权与神权的信物。商周至战国，青铜器占据着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对中华民族审美习惯的形成，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青铜器是中国传统艺术之源，就如同古希腊雕刻对于欧洲艺术，埃及金字塔对于两河文化一样。中国画一直沿着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方向发展，不以美为最高标准，而以善为最高境界，追求尽善尽美。而古希腊则以美为造型艺术的最高准则，一切都要为美让路。中国画富装饰性、表现性，不强调表现三维空间效果，不追求外表的逼真肖似。中国雕刻富装饰性、绘画性，线面结合、雕绘结合。欧洲绘画和雕刻与中国的恰相反，绘画追求真实性，以再现对象为目标，强调表现三维空间。欧洲雕刻以真实地再现对象为目标，避免绘画性，即使是细小的衣纹也要用体面加以表现。古希腊雕刻绝没有简单的线。中西艺术的差异，都是因为各自的艺术传统不同所致。①雕塑（一）　概况春秋战国时代的雕塑出现繁荣发展的局面，主要有如下特点：（1）人的形象大为丰富，数量猛增，出现了武士、侍从、伎乐、舞人等各种不同社会地位的形象。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大大地进了一步。雕塑手法逐渐摆脱程式化，形象写实生动。

（2）雕塑使用的材料更加广泛，青铜、金、银、铅、陶、玉、石、牙、骨、木等不同质材各尽所能，而且出现综合利用的趋势。各种材料的制造工艺也有新的发展，如青铜器的分铸、焊接技术的发展，失蜡法的应用，错金银等镶嵌技艺的流行，使作品的制作竞相追求奇巧华美。因此，繁缛华美，成为该时代的主要审美倾向，在青铜、玉和漆木的雕塑中尤其突出。此时的雕塑尚未从工艺美术中脱离，所以仍然保留着很强的装饰性，大型而具有独立意义的雕塑用品还没有出现。

（3）各种工艺品的制造中心不再集中在周朝王室，各诸侯国在经济、文化方面都有巨大的发展，思想活跃，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有力促进了各国雕塑的发展和地方风格的形成。位于南方的楚国漆木雕塑尤其精美。

（4）春秋战国时代雕塑的题材主要由人物和动物组成，但又首次出现俑和镇墓兽这两种特殊的题材，为前代所无，从而形成时代特色。俑，本来应属于人物雕塑；镇墓兽，本来应属于动物雕塑，但是由于它们当时作为特殊的随葬物开始大量使用，所以可以分别单独列为一个门类。

下面分俑、镇墓兽、人物雕塑、动物雕塑四个门类来考察春秋战国时代雕塑。

（二）　俑1。　俑的出现所谓俑，是以陶、木、青铜等材料制作的小型人像，目的在于代替活人随葬。俑大约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开始出现，它的前身是殉葬的活人。人殉极其残酷，在商和西周非常盛行，大量的活奴隶和活士兵被用作殉葬，比如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中排列着152　具人骨，就是墓主生前的武士和奴隶。随着春秋战国时代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兴起，用奴隶作为人殉的习俗也被迫改变，从而出现以茅草等扎束成人形来代替真人殉葬。这可能就是最早的俑，当时称"刍灵"①。

以后，这种以人形模拟物随葬的方法日益普遍，并开始用泥、陶、木来制作模拟人形，这就是俑。因此，俑的出现本身应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俑在制作上尽量如实地模仿真人的面貌，引起一些人士的强烈不满。于是，孔子在看到当时制作的俑太酷似真人时，仍认为采用作成人形的俑来殉葬是极不人道的行为，以为俑"不殆于用人乎哉"，惯怒抨击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以后，人们常常用"始作俑者"来比喻第一个作某种坏事或兴某种歪风邪气的人。由此可见，以俑随葬至迟在春秋末期已经普遍流行。由于俑是代替活人随葬的，最终目的是让它们在地下侍奉墓主，因而俑的身份包括了墓主生前的侍卫、仆从、厨夫、歌女、舞伎等各色人物，甚至还有衣饰华贵、有较高地位的属吏、宠姬、近侍等。俑的形象不追求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而比较侧重于表现代表各种人物不同身份的服饰特征。它们生前应当是善于察言观色、伶俐能干的，所以五官必须端正，四肢必须健全。在制作上，往往穿衣戴帽，衣冠楚楚。俑的四肢加榫卯，可以装卸，甚至上下活动。为了便于识别，有的还用毛笔在身体上写明其身份。这一些，都主要是在于"有似于生人"，而不是追求艺术表现。这样的观念对于中国雕塑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按照当时某些作品所反映出的表现能力来说，本来应该达到更高水平。

今天已发现的春秋战国俑主要为陶、木两种，陶俑大多见于北方，木俑大多见于南方（基本上是楚国）。一般而言，陶俑是塑造后再烧制的，烧后有意外的效果，形休小而壮实，制作粗糙；木俑是雕刻后再彩绘的，形体大而瘦长，制作精致，从而形成南北俑的美学差异。

2。陶俑春秋战国时代的陶俑基本上全部出土于中国北方。目前考古发掘中时代最早的陶俑，当属山东、山西、河南3　省春秋战国墓葬所出土者，一般形体较小，仅高4-10　厘米。

山东省临淄郎家庄1　号墓，在墓内主室周围有17　座陪葬坑，在陪葬坑的死者随葬有成组的小型陶俑，但该墓主室的填土中还埋有人殉。这种人殉和陶俑同出一墓的现象，说明当时还处于开始用俑的初期。该墓的年代约为春秋战国之际，出土的陶俑制作粗糙，火候很低，所以出土时多已残损。它们的形体很小，高仅10　厘米左右，只具有大概的轮廓，缺乏细部刻画。为了模拟真人，曾在俑头上用墨勾画眼眉，衣服上施彩绘，目前尚能分辨出男性披甲武士和女性婢仆伎乐等形象。

时间稍晚的作品，还有在山西省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出土的陶俑。它们的形体更小些，身高仅5　厘米左右。例如在14　号墓发现有18　件小陶俑，男女具备，造型极其简单，仅有轮廓。身体上制作时留下刀削痕，全身涂朱。它们也可能是奴婢形象，其中一人还背负着一个小孩，是一件特殊的作品。河南省辉县琉璃阁140　号墓有战国晚期陶俑两个，系捏制而成，面部丰满，涂朱色，冠涂黑色。

这些陶俑虽然制作粗糙，烧制火候低，易破碎，但它是中国早期陶俑的珍贵实物，对于雕塑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3。木俑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最早的木俑始于战国，年代上晚于陶俑。战国木俑尤以南方的楚国最为盛行，湖南省长沙楚墓出土过大量的木俑，此外湖南省湘乡市牛形山、湖北省鄂城市、河南省信阳长台关的楚墓也有数量不等的木俑出土。北方仅在山西省的长子发现过少量木俑。

与上述仅具轮廓的小型陶俑相比，南方楚文化的木俑形体较大，制作较为精致，艺术水平也较高。

楚文化的木俑，所模拟的也都是奴婢伎乐和武士的形象。木俑的制作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雕刻成形后，以彩绘的方法来表现人的面貌和衣饰；第二类是雕刻成形后，给其穿上丝织品缝制的模拟衣服。因此在具体制作上又有所不同：前者需要雕刻出全身的形貌，所以精雕细刻有头有脑，手足俱全；后者主要雕刻头部，而躯干往往呈柱状，没有手足，仅起衣服的支架作用，所以相对粗略。

在第一类俑中，又有几种不同的雕刻方法。最简单的一种，形体扁平，只是刻出人的简单轮廓，常常仅在面部凸雕出鼻子和眉脊，眼部略凹下去而已，然而墨绘出眉目须发等细部，再彩绘出衣裙甲胄。湖南省长沙市许多战国楚墓出土的木俑，就是这种作法。它们或坐或站，有的还在躯干上另外安装手臂，手上再握持小木剑、小木戈等兵器，或者持乐器演奏。长沙杨家湾6　号墓出土的一组伎乐坐俑，高30-35　厘米，姿态尚属生动。另一种采用了接近圆雕的手法，立体感更强，曲型作品可以举出河南省信阳市长台关出土的木俑为例。它们体高在38.5-81.4　厘米之间，先雕出长衣拱手或双手前伸的形象，然后施加精细的彩绘，面容和双手涂肉红色，以墨绘眉、目、口、发，在脑后绘出椭圆形的发髻。俑体先髹黑漆，然后再施朱、黄、白等色，绘出交领右衽的宽袖长衣。腰束宽带，在体前悬垂由彩带系佩的各种珠玉佩饰，色彩鲜艳华美。

第二类外穿丝织衣物的木俑，在湖北省一些战国楚墓出土者保存情况较好。特别是江陵马山1　号墓中出土的一组4　件着衣女俑，面容雕刻精细，刻画出鼻、口、双耳，然后涂施肉红色，再墨绘头顶、鬓角和眉目，并以朱红点唇。头上安装了假发，梳在脑后。俑体则没有细部刻画，只雕成溜肩、挺胸、细腰等基本轮廓，体现了楚国尚细腰的审美追求。上体扁圆而下体呈圆形，肩部斜削而无臂膀。然后再在这些简略的躯体上披裹丝织的衣服。最外层是红棕绢绣地、绣凤鸾花卉纹的长袍，大襟和下摆饰塔形纹锦缘，极其华美。在江陵雨台山楚墓群出土的同类木俑，由于披裹的衣物已朽毁无存，反而可以更清楚地看见它们那简略修削的躯体的原貌。如354　号墓出土女俑，虽然安装的头发还有保留，但衣物已无存。除女俑外，该墓群也有一些男性的武士俑是外面披裹衣物的，可惜已朽毁无迹。这类着衣武士的躯体与女俑不同，都是雕刻出双腿和双足，而且双臂也不省略，雕成手向前伸持兵器的姿态。信阳长台关楚墓也有这种木俑出土。

山西长子出土的木俑高68　厘米，在风格和造型上与楚文化的木俑有显著差别，实际上采用的是泥木结合的形式。俑的头部自耳前削成平面，然后用泥塑出面容。可惜泥塑皆已脱落。

（三）镇墓兽春秋晚期的楚墓中经常发掘出一种这样的漆木雕塑：一个稳定的底座上，立着口吐长舌的兽头，头顶上插有两支长而高大的鹿角。它绝迹于其他诸侯国的墓中，而在楚墓中较为普遍，在湖北、湖南、河南的楚墓中都有发现，总数在200　件以上。然而分布极不均匀，湖南和河南的楚墓仅有数件，其余全在湖北楚墓，尤其以江陵出土最多。仅从湖北省江陵雨台山楚墓群的发掘情况看，在已发掘的554　中小型墓中，有156　座都有发现，几乎占该楚墓群的30％，占该雕塑总数的75％。由此可见，放置镇墓兽是楚国特有的葬俗。

1。文化内涵和名称这是一个什么形象呢？对于它的文化内涵及其名称，至今尚无定论。学术界业已提出的猜测有：1。镇墓兽，2。山神，3。土伯，4。死神，5。灵魂的化身，6。看管灵魂者，7。冥府守护者，8。生命之神，9。引魂升天的龙，10。兵主。其中，镇墓兽的呼声最高，几乎已作为定论而约定俗成。从它作为墓室的专用品看，可能确实起着镇墓的作用。但是它的放置又有特别的限制，并不是任何楚墓中都有的。从时代上看，它的上限在春秋晚期，下限在战国晚期，而以战国中期最为丰富，在秦人攻战楚都（公元前278年）后却突然消失，也就是盛行于楚国最强大的时代。从墓主情况看，首先，它仅见于男性的墓，女性者没有；其次，它仅见于男性中随葬兵器的墓，男性中不随葬兵器者没有；第三，它仅见于一棺一椁或一棺二椁以上的士大夫级墓，级别低于者没有，而在大型墓中甚至为双头。从放置的位置上看，它非常郑重其事地放在至尊的木椁头箱中。从数量上看，它只是一墓一件，而不像随葬的木俑或钟鼎那样数目可多可少。因此它的放置与楚国军事有直接关系，只能解释为楚国官方授予死亡有功将士的一种荣誉。总之，如果认为它是镇墓兽的话，那么它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镇墓兽，是一种具有兵主意义的镇墓兽。基余诸说均难以解释上述情况。①2。造型这种镇墓兽与尽力模拟真人形象的木俑显然不同，但也并非像某些学者说的那样，"是完全凭人们那丰富的想像力创造出的奇特造型"，而是根据严格的规范，即根据楚人的兵主--传说的蚩尤形象而成。双头镇墓兽，出自江陵天星观1　号楚墓。

它的形态多变，又具有如下共同特征：下有方座，中有躯干，上有头部，顶插鹿角。最早的镇墓兽见于湖北省襄樊山湾春秋晚期的楚墓中，有木雕和鹿角，可惜已残，原貌不得全知。"战国早期的镇墓兽仅具雏形，形制简单，面部无器官，直颈直身，方座梯形面较高。战国中期的镇墓兽，形制复杂，分单头、双头两型，虎首，面部五官俱全，面目狰狞，屈颈屈身，大部直立无肢，个别跪式有肢。战国晚期的镇墓兽，形制也较复杂，有的直颈直身，面部较善，近人面，有的与战国中期近似。从镇墓兽的整个演变情况来看，最大的变化是由头面雏形变为虎首虎面，由直颈直身变为屈颈屈身，身由直立无肢变为跪式四肢俱全，座由梯形面较高变为梯形面较低"①。

它的方座制作考究，其形状多为带斜顶的四方体，纹饰复杂。它并非匠人随手而作，而是有着明显的象征意味。以江陵一带出土的为证，其器座的乌瞰图多为"亚"字形，象征着太庙、祖庙、明堂的平面图。

它的主体部分人兽合体，"发展演变规律大致是：面由兽面渐变为人面；由无舌变为长舌；颈由无颈变为曲颈，后发展为长颈；兽面由彩绘到雕刻。"②仅从雨台山镇墓兽的实例看，多是将主体头、体分别雕制后，拼装成一个整体，先将鹿角插入头顶处的方孔内，再将主体插在底座的方孔内。主体布满繁缛的彩绘纹样。它们的形象又各有差别：向上伸展的鹿角有的还施加了彩绘纹饰；头和躯体的长短粗细也各不相同，大舌头或长或短。

（四）人物雕塑春秋战国时代独立的人物雕塑很少，主要与器皿尤其是青铜器合为一体，少数为玉器。

人形器座在许多地方均有发现，人或坐或立，手持套筒或箍形物，以连接承受器物的支架。作者在被限定的动态范围内，力求使人物形象得到生动的表现。如河南省洛阳金村出土的几件青铜人物器座，就突破了一般常见的呆板姿态，表现出人物活动的瞬间表情。有的席地而坐，神情恭谨；有的屈膝蹲坐，一手持套筒，一手上扬，动势豪放。其中一个侍女像，长辫，胡服，双手平持套筒，仰首，表现出在劳动中非常专注的神情。长治分水岭出土的战国早期铜牺立人擎盘，在周身饰满细密花纹的牺背上站立一个长发垂肩、着窄袖长袍、系腰带的女像。她双手捧一套筒，内承圆柱，柱端置镂空的圆盘，为此类器座应用的实例。

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的6　个钟虞铜人，不仅是战国前期人物雕塑的代表作，而且为历史文献中关于钟蓔金人的记载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资料。铜人形象写实，束带，配剑，着彩绘的褶裙，用头与上举的双手承托编钟的横梁。梁为两列三层，呈曲尺形。中下层横梁各由三个铜人顶托。下层铜人均立于雕龙铜圆座上，连座高115　厘米。这类武士装束的铜人被表现得肃穆、刚毅、有力。

河南省三门峡上村岭5　号战国墓所出的跽坐人漆绘灯，人物温静的面容也显示出艺术表现的新水平。

云南省江川李家山滇文化墓葬出土的祭祀透雕铜扣饰等作品，表现了尚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古滇国社会风景，奴隶们被捆绑，被屠杀，以及作为牺牲品，面临着悲惨的命运。李家山、晋宁石寨山等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众多的圆雕、浮雕人物形象，多方面地反映了当地的宗教、居住环境和乐舞、战争等内容，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在青铜人物雕塑中，1982年浙江省绍兴市坡塘乡306　号越人墓出土的房屋乐人铜塑是一个特异的作品。将成组的人物群像放置于具体的建筑环境中，这个铜塑是最早的实例。房屋通高17　厘米，南向，正面无门，屋顶有鸟图腾柱。铜乐人共6人，4　男2　女形体较粗略，均为裸体，头顶有髻，分前后两排跽坐于地。他们大都面向屋外，大概受礼听乐者坐在屋外。前排左一人面向西，持槌击鼓，鼓悬于架上。右、中两人为女性，交手于腹，胸部乳房突出。后排3人为奏乐者，东1人吹笙，西1人抚四弦琴，居中者持小棒击一弦乐器。史书记载，越人好鬼神，祭祀时乐伎裸体，因此整个铜塑可能是表现越人的祭祀活动。

春秋战国时代的玉器上也有许多人物形象。洛阳金村出土的人形玉佩饰，造型优美，制作精巧，表现出贵族社会的妇女形象。

（五）　动物雕塑春秋战国时代的动物雕塑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主要有青铜和漆木两种，前者分布全国各地，后者大多数见于楚国。

1。青铜动物雕塑1923年在河南省新郑县出土的立鹤方壶，为春秋中期青铜器，共有两件：一件藏故宫博物院，通高118　厘米，宽54　厘米，重64.28　公斤；一件藏河南省博物馆。壶的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有盖，双耳，圈足，重心在下腹部，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了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出春秋时期审美观念在青铜器艺术上的划时代变化。在壶盖上塑出扬首展翅的鹤，手法清新写实，完全摆脱了以往青铜器中神秘谲怪的气氛，被后世人视为要求从旧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社会心理反映。

山西省浑源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晚期的牺尊，通体作牛形而不十分写实，周身以模印方法施加了华美的兽面纹饰，并在牛颈和牛背上的容器口沿部分饰以一圈造型很生动的牛、虎、豹等浮雕。背上开三穴以座锅来作为温酒器。它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之际审美观念的新变化。

战国青铜动物雕塑的代表作有：陕西省兴平出土的犀尊、江苏省涟水出土的卧鹿、河北省平山中山国墓出土的错金银虎噬鹿器座、曾侯乙墓的鹿角凤，等等。

犀尊1963年出土于兴平县的豆马村，高34.4　厘米，长57.8　厘米，重13.3　公斤。它为相当写实的犀牛形象，头部有双角，耳小，足为三瓣蹄，眼睛以黑宝石镶嵌，闪烁发光，尾夹于股间。头部右侧口边有细管状的流，器口开于背上，椭圆形，上覆素面活动铜盖，可以启闭。犀牛躯体不同部位施加各类花纹，以形成相异的质感。它的躯体结构准确，充分表现出巨大体量的动物在静止的内在力量。

卧鹿据考证原系青铜镜架，镜悬在鹿角上，但其造型的完整性，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雕塑作品看。它很好地表现了鹿在静卧中仍然保持高度警觉的神态。

错金银虎噬鹿器座高21.5　厘米，表现一头猛虎口衔小鹿向前奔驰，反映了兽类在激烈搏斗时迸发的冲击力量。作者选择了虎已将鹿抓住，鹿还在作临死前的最后搏击的瞬间，扣人心弦。虎腹弯曲贴地，尾平甩起，四肢有力地支撑着，预示着即将猛力一吞，将可怜的鹿收于腹中。

以上这些作品中，作者对于客观事物的敏锐观察和高超的表现技巧显而易见。错金银和镶嵌技艺的巧妙运用，也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如：犀尊以黑珠镶目，周身饰以精细流畅的云纹，与躯体骨骼筋肉的起伏变化相结合，表现了犀皮坚韧粗糙的质感。卧鹿的斑纹以绿松石镶嵌，效果美丽和谐。虎噬鹿器座结合鹿身的梅花斑、虎背的条斑的毛皮斑纹的变化，分别镶、错形状各异的金银纹饰，与强烈的动态相对应，产生闪烁不定、富有动感的色彩效果。此外，中山国墓出土的一批动物形器物，如错金银犀器座、错金银兽、错金银双翼兽等，也都突出了不同兽类的情态，并采取了互不雷同的装饰手法。

少数民族的动物雕塑更为自然古朴，尤其以南方的滇族、北方的匈奴族为杰出代表。云南省滇墓出土青铜器的动物题材，以牛为主，多装饰于器物顶部，造型坚实，虽不写环境，但表现出了动物活动于大自然中的天然野性。一些表现动物搏斗的题材异常生动而富有力度。北方草原民族创作的动物题材为青铜扣饰、金银饰片上的动物纹浮雕，金银的虎，青铜的骆驼、鹿等战国的雕塑作品，形象生动，风格粗犷骠悍，表现了匈奴等游牧民族对生活的独特感受。

春秋战国时代禽鸟形象的青铜器也很注意不同鸟类神态特征的表现。例如流出美国的两件禽尊，颈部平伸，生动地表现出禽类觅食时颈项曲伸自如的动作。另一件鸟尊结构灵巧，有错金"子乍弄鸟"四字，被称为"子乍弄鸟尊"。它的花纹精美，头可转动，喙可启闭，显示出制作技艺的精密。春秋后期以来，由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精进和失蜡法的运用，出现了诸如河南省淅川下寺的楚国早期青铜、曾侯乙墓的尊、盘、建鼓等异常复杂精巧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龙和蟠虺组成多层次、穿插变化难以捉摸的装饰。但有时因过于炫耀技艺而流于繁琐和矫饰。

2。漆木动物雕塑战国漆木雕塑以楚墓出土者最有代表性，数量众多，美不胜收。主要有：鸳鸯形漆盒和漆豆、漆绘木鹿、凤虎鼓架、彩绘动物漆座屏、虎座立凤、木辟邪，等等。这些作品以木雕成，除了造型夸张，保留了木质的天然纹理，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外，还髹以绚丽的漆色。髹漆时，一般以红、黑两色为主，内髹红漆，外髹黑漆，在黑底色上绘以红、黄、蓝、绿、褐、金、银等色图案。这些器物更常常以真鹿角为饰，不但装置于鹿头，而且装饰于镇墓兽头上和凤凰的背上，赋予作品以神秘幻想色彩。

曾侯乙墓的鸳鸯形漆盒通高16.3　厘米，外形写实，颈下有圆柱榫头插入身中，头部可以转动。身内雕空，背上有一长方孔，置一长方盖，盖上浮雕夔龙。翅微翘，尾平伸，足双卷。通身以黑漆为底，彩绘羽毛纹饰。腹部两侧彩绘撞钟击磬、敲鼓舞蹈的图像。

漆绘木鹿在江陵一带出土较多，在长沙一带出土较少，其他地方的楚墓尚未发现。江陵雨台山有7　座楚墓各出土漆绘木鹿一件，一般通高77　厘米，长45　厘米，伏卧侧首，敛足腹下，身首分雕合装，周身彩绘斑纹，头部插鹿角。有的木鹿在臀侧插接小鼓一个，应是乐器；有的木鹿蜷首入腰，四肢护腹，温顺可爱。

凤虎鼓架集中出土于江陵一带楚墓，湖北省以外仅见于信阳、长沙。信阳所出可能年代最早。伏虎鼓架出土于信阳长台关1　号墓，作双虎相背伏卧状，黑漆朱绘鳞纹、云纹。漆绘木雕双凤鼓架出土长台关2　号墓，长颈，昂首，有角，张口含珠，微振双翼，尾部相接，爪部接于连尾双伏虎，飞凤和虎座均漆绘羽纹和云纹。这两个鼓架纹饰精美，但木胎厚重，雕制粗犷，呈现漆绘木雕早期的特点。江陵所出最多最精，呈盛期风貌。雨台山有15　座楚墓各出一件，形制基本上相似。双虎、双凤皆背向，虎不甘心地踞伏于地，巨大的凤高扬立于虎背上，风度翩翩。鼓悬于双凤之间，系于凤冠之上。虎和凤通体涂墨，并用红、黄、蓝诸色粉彩绘虎的斑纹和凤的羽纹。354　号墓所出的一件，鼓面用朱色描绘花瓣纹、蝶状卷云纹、凤首纹，鼓边绘斜三角云纹。长沙曾出土过一种凤龙鼓架，同样为凤在上，下面以相蟠的龙代替背向的虎。以上鼓架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凤形体巨大，飞腾在上，虎或龙短小，屈伏于地；凤气宇轩昂，虎或龙神情畏缩--总之表现出明显的崇凤抑虎或抑龙倾向，这可能与楚人的图腾崇拜和民族信仰有关，楚人崇凤，贬虎，贱龙。而虎是江陵一带土著巴人的图腾，龙是长沙一带土著越人的图腾。楚人从汉水上游南下并跨越洞庭湖，先后征服了江陵的巴人和长沙的越人。所以，飞凤在卧虎或卧龙之上的造型堪称是楚人开疆拓土的纪念碑。

彩绘动物漆座屏以1965年江陵望山1　号楚墓所出的一件最为精工。座屏长51.8　厘米，高15。O　厘米，厚3.0　厘米。屏身以镂空透雕的手法，左右对称、穿插重叠地雕刻出两组动物群，共51　个动物，计凤4　只，雀4　只，鹿4头，蛙2　只，大蛇20　条，小蛇17　条，表现凤、雀、鹿、蛙与群蛇殊死搏斗的惊人场面。凤、雀、鹿为进攻一方，形体较大；蛙躲在凤的腹和尾下，属于凤一方阵营；蛇的形体较小，属于被驱逐的一方。它可能也反映了以楚人（凤）为中心、包括雀、鹿、蛙在内的图腾联盟对越人（蛇）的战争。所有动物都是分别雕刻之后，利用榫卯组装起来的，拆开是许多圆雕，合拢是一个透雕，刀法圆熟精细。座屏的髹漆以黑漆为底，外加朱、绿、黄等色彩装饰，光泽夺目。它的形象写实，运用雕刻和彩绘相结合的办法，巧夺天工。在所有春秋战国时代的木雕中，没有比它更精美的了。江陵天星观1　号墓也出土了座屏5　件，同样是透雕。每件雕有连尾龙两条或四条，都是精品，但与前述座屏相比，就显得逊色。

虎座立凤，在有关考古发掘报告上常常称"虎座飞鸟"，实际上定名过于宽泛而失之准确。它仅见于楚国中心地--湖北的楚墓，而以楚都（今江陵）出土的最多。追其本来意义，也与凤虎鼓架一样，是楚人征服巴人的纪念碑。在拜伏的虎背上，飞凤发扬蹈厉，腰插鹿角，昂首展翅。它的头、颈、身、足亦如凤虎鼓架的凤一样，分别雕刻，然后拼装而成。但是，它增添了一双翅膀、一对鹿角，越发威风凛凛。

江陵马山1　号墓出土的木辟邪，堪称中国最早的根雕艺术品。它用整棵树根雕成，以树根的自然形态取其大势，作虎首龙身，根节作四肢。细部精雕细刻蛇、蛙、雀、蝉的各种小动物，外髹红漆。大体上同样的木辟邪也曾在长沙子弹库1　号楚墓中出土（该墓称为"木雕龙"），可惜系盗掘，今无存。

四、书法（一）　概况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和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郭沫若认为：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因此，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字向书法转化，达到了一个有意识的新阶段。它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第一，传统的金文发生深刻变化。此时周王室权威衰弱，诸侯列国的青铜器增多。春秋初期青铜器的铭文与西周晚期很接近，从书法风格上有时难以判断二者的区别，列国间的金文也相去不远。春秋末期起，列国间的金文风格差别拉大，齐、晋、秦、楚等国的金文成就最高，并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北方的晋国出现了尖头肥腹的笔形，如《智君子鉴》，很像后世人说的蝌蚪纹。南方以楚国为代表的文字，笔画多曲折，或以鸟形和点作为附饰。这种近似图案的文字多见于兵器上，应是所谓的鸟书。

春秋中期出现了错金工艺。并用于错嵌铭文，传世的《栾书缶》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错金铭文器物。战国时期，错金工艺进一步发展，像《鄂君启节》、曾侯乙墓编钟及楚国的一些兵器上，都有错金铭文。这些铭文圆润秀劲，端庄华丽，在金文中独树一帜。战国中晚期，青铜器崇尚素面，错金铭文都布局在器物的主要位置，与以前铭文铸在器物内腹不同，从而起到了装饰作用。

铁的发明和铁器的运用，使青铜器上出现了刻的铭文，简称刻铭。刻铭笔画匀称，劲健，有时草率。

总之，春秋战国时代的金文失去了西周金文凝重端严、雄奇浑穆的风格，而变得清新秀丽。文字的形体走向纵式，行笔很长，笔法全用粗细一律的线条，时称"玉箸"，风格圆润柔和。《功吴王夫差鉴》、《秦公簋》、《齐陈曼》等已开秦代小篆的先声。

第二，书法的工具材料发生根本改变。毛笔和铁器的出现及运用，使书法从技术到艺术发生一场革命。春秋战国时代的书法材料急剧增多，竹、木、帛、石、玉等纷纷成为书法的载体，毛笔和墨成为书法的主要工具，从而使书法在形式上发生根本革命--传统的铸造和铭刻的手段从此逐渐被以笔墨为媒介的书写手段所代替，并且延用至今。如果说商代的书法多见于甲骨，西周的书法多见于青铜，因而甲骨文、金文分别根据其载体得名，并先后成为商和西周书法的代名词。那么，春秋战国时代书法很难再用一种载体来命名了。它的多样性，正如战国初年的《墨子·非命下》所言："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并且，竹帛成为载体的第一位。竹牍、帛书、盟书、石刻、玺印成为该时代富有时代特色的书法。

第三，六国文字的出现，使书法的风格丰富多样。随着诸侯割据，文字的地方色彩越发浓厚。自春秋晚期起，各国就出现了文字异形的现象，至战国尤甚。同一个汉字的写法，往往齐楚有异，秦燕不同，地方差别非常明显。尤其在竹帛、货币、玺印、陶器、漆木器等带有浓厚列国痕迹的器物上，出现了各种形式多变、纷繁复杂、异国人难以辨认的字体。以至于以后秦始皇统一海内后，首要大事之一就是统一天下文字。近人王国维曾在其《史籀篇疏证序》中指出："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明了秦国与东方六国的文字差异，而实际上六国之间的文字也各不相同。在六国的民间还存在一种更简略急就的字体，因简化，讹变而造成的歧异现象空前增加。它们字形奇诡，写法草率，打破了前代严谨厚重的书风。但是，六国文字并没有超越商代以来文字体系，而是在其基础上追求新的变化，对于传统模式是一种冲击。它们品式多样，其中许多有较高的艺术性。

第四，早期隶书的出现，使书法形式发生革命。在六国文字的一些草率急就的字体中，特别在一些秦牍和秦简中，已经流行了早期隶书。由于它产生于秦朝小篆和汉隶问世之前，从而被称为秦隶。从篆书的线条转化为隶书的点画，是随着书法的工具材料从金石转化为笔墨竹帛而引发的书法形式的革命。它所带来的新体势和新风格，对以后汉字和书法的发展产生着极其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第五，书法上的南北风格区别更加明显。从出土文物看，青铜器铭文、古玺文字均见于南北方，而简牍、帛书则仅见于南方；盟书、石刻文字则仅见于北方。从书写材料看，南方书法多与竹帛有关，北方书法多与玉石有关。这种区别更表现在审美风格上，"南文尚华藻，字多秀丽；北文重事实，字多浑厚。"①古文字书体"分为二派，北方以齐为中心，南方以楚为中心"，"齐书整齐而楚书流丽，整齐者流为精严，而流丽者则至于奇诡不可复识"，"齐楚不特书体有别，其用韵亦异"。①这一时代遗存至今的书法实物众多，按照其工具、手段、材料，主要分为以下两类：一类为用毛笔书写的文字，包括简牍、盟书、帛书，以及书写在漆木器和俑上的文字；一类为用铸造手段或利器铭刻的文字，包括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古玺文字。

（二）　书写文字1。毛笔的出现书写文字依赖于毛笔的产生。研究表明：毛笔产生于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国人使用毛笔写字作画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之久，彩陶上的图画和纹样应当是由毛笔描绘在初胚上的。甲骨文也应该是先用毛笔写出，然后再用利器刻出的。但是，最早的毛笔的实物却是在距今2500年左右的战国中期楚墓中发现的。

发现最早毛笔的墓葬是河南省信阳长台关1　号楚墓和湖南省长沙左家公山楚墓。从中出土的毛笔与现在通用的毛笔相似，而笔竿细长，笔锋均为2.5厘米，略长于现代小楷毛笔的笔锋。其制作方法是将笔毛围在笔竿的一端，以丝线束紧。长沙笔采用上好的兔箭毛，相当于后世的紫毫，刚锐而富于弹性，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形容："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正是由于这种毛笔，所以我们看到楚国竹简上的字体笔画劲挺，落笔起笔锋芒毕露。长台关1　号楚墓的毛笔装在一个文具匣里，中间还装有小铜锯、小铜凿、小铜刀。可以想象，这些铜器是对简牍进行细加工、并在编绳处刻三角形契口采用的工具。

湖北省云梦睡虎地战国秦墓也出土了毛笔，但它与上述毛笔不同，笔毫是插入竿腔中的，与今天的制笔方法相似。同时该墓还伴出了墨、砚等书写工具，它们与笔、简合起来可称为战国时期的"文房四宝"。与现代的文房四宝相比，仅仅是简和纸体现了古今差异，其余三种完全相同。

简牍、盟书、帛书都是用毛笔书写的，所以它们的笔画具有弹性，起止处较尖锐，中间和偏前的部分略粗，充分表现了毛笔的特点。它们与金文凝重的形态不同，笔势由迟重变为流美，笔画和体式也较金文更为简略。所以毛笔的出现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而且是一场艺术革命。

2。简牍简牍是竹简和木牍的合称，既指用竹片和木片制成的书写材料，也指在这种材料上书写的文字，自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流行，直到纸被普遍采用后才逐渐废弃。一般而言，写在竹片上的称为竹简，写在木片上的称为木牍。其他形式尚有觚、检、渴等。

简牍所用的竹木片一般为长条形，用绳子束在一起称之为"册"或"策"。简牍的内容主要包括书籍、历谱、文书、档案、信件、占卜祷文，以及记录随葬物品的"遣策"等。在竹木片上记事由来已久，在纸未发明之前，竹木片是最主要的书写材料，"罄竹难书"这个成语可以反证其用之广。据文献记载，商代就已经有简牍。《尚书·多士篇》言，周公曾对商朝人讲过；"惟殷（即商）先人，有册有典。"西周就更应有简牍记事的方式了。但是因为竹木易于腐烂，春秋以前的简牍尚未发现。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简牍都是战国时代书写的，发现的地点多为南方，大多数是楚简，其次为灭楚后楚故地的秦简。这可能与自古南方多产竹不无关系，甚至《后汉书·隗嚣传》也称："楚越之竹，不足以书其恶。"可见，南方的楚越是竹的主要产地。

春秋战国时代的竹简早在汉晋就有成批发现：一次是西汉在孔子旧宅中发现的古文经书，一次是在西晋太康元年（281）发现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它们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起着巨大的作用。50年代以来，发现的战国竹简多出土于南方楚地，尤其在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发现多批楚简。1953年，长沙仰天湖25　号楚墓出土竹简43　支，该墓当战国中期，为年代较早的竹简。1978年，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240　支竹简，简长72-75　厘米，记录丧礼所用兵甲车马等，总计6600　字。它基本上属于楚简范畴。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墓中，又发现战国秦简近1200　支，还有笔、墨、砚的书写工具。墓主是一名狱吏，埋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竹简的内容大部分与秦国的法律有关，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等九种不为后世所知的秦国典籍，是一次极其重要的考古发现。这些竹简一般是书写在篾黄的一面，少数连蔑青（带青皮的）一面也写上。写成后依次用丝绳或帛带分上、中、下三道编组成册。秦简字体方正，横笔和撇、捺有波磔，但仍保持篆书的笔意，是典型的秦隶字体。另外，1980年四川省青川县发现一批秦国木牍，也为典型的秦隶。

秦简和秦牍的出土，使得小篆产生以前秦隶的墨迹照然揭世。它们的字形正、长、扁不拘，笔画兼肥瘦浓淡，点面有明显的起伏和波势，用笔含轻重、刚柔、疾徐，是考证隶书发展的珍贵资料。

3。盟书盟书是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或卿大夫之间订立盟誓时所记录的盟辞。

明誓是诸侯或卿大夫为了对内巩固统一，对外打击敌人而举行的一种礼仪活动，庄严而神圣。举行盟誓时要先掘地为坎，再奉置玉币（祭祀用的礼玉），杀牲，礼仪后将盟书与玉币、牺牲掩埋于坎中。仅《左传》所记，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举行的盟誓就达200　次之多。与简牍不同，盟书用毛笔书写在玉片或石片上，有的呈朱红色，可能用血写成，少数为墨色。

考古发掘的盟书仅见于北方，重要者有三批：其一为春秋盟书，1965年在山西省侯马市春秋晚期晋国遗址发现，共5000　多片；其二三为战国盟书，先后于1942年出土于河南省沁县，1980年发掘于河南省温县，总计5000　多片。其中以侯马盟书最为重要。侯马盟书的载体--石片和玉片有的似圭形，上尖下平，也有长方形、圆形及不规则形的。最大的长32　厘米，宽约4　厘米；小的长18　厘米，宽不足2　厘米。每片上的字数不等，最多的一片达220　余字。它是目前发现时代较早而数量最多书写文字。其内容分"宗盟"、"委质"、"反纳室"、"诅咒"、"卜筮"等，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晋国上层的斗争。侯马盟书的盟誓文辞用血书写成，诅咒和卜筮用墨书就。字形与《魏正始三体石经》上的古文、宋代郭忠恕《汉简》一书集录的字形相似。字体风格不一，有的粗率，有的纤巧，还有蝇头小楷。同一玉片上的文字行次比较规整而大小很不一致，比较自由。从运笔上看，它是用一种弹性很强的毛笔写成，落笔较重，收笔出锋，形如蝌蚪。因此，有人认为它就是古代字体之一的蝌蚪文。

4。帛书帛书指书写在帛上的文字。帛的本意为白色丝织物，即本色的初级丝织物。至晚在春秋战国时代，帛已经泛指所有的丝织物。当时，帛的用途相当广泛，其中作为书写文字的材料，常常"竹帛"并举，并且帛是其中贵重的一种。至迟汉代古籍上已有"帛书"一词，如《汉书·苏武传》载："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而帛书的实际存在当更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如《国语·越语》曰："越王以册书帛。"不过，由于帛的价格远比竹简昂贵，它的使用当限于达官贵人。

现存最早的、春秋战国时代唯一的完整帛书，1942年9月发现于湖南省长沙子弹库楚墓。根据同墓出土的帛书残片分析，可能原有帛书4　件。完整的一件长约33　厘米，宽41　厘米，图文并茂，中间部分有两组方向相反的文字，一组13　行，一组8　行。四周有图像（另见《帛书图像》）及简短的注文。整个帛书共900　多字，内圆外方，修饰紧密。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中指出"体式简略，形态平扁，接近于后世的隶书"。

（三）　铭刻文字上述书写文字为我们了解春秋战国时代人的用笔特点提供了直接的材料，但是它们都是出于实用目的，尚难以代表当时的书法成就。真正能代表当时书法艺术成就的还是青铜铭文、石刻文字、古玺文字等铭刻文字。这些铭刻文字尤其是石刻文字和古玺文字的产生，极大地依赖于铁器的产生。1。铁器的产生和运用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的早期铁器时代。虽然商代铁刃铜钺的发现，表明金属铁早在3000多年前即已被中国人认识，但是中国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的确切时间仍是在春秋时期。最早的人工冶炼的铁器--铜柄铁剑出土于甘肃省灵台的一座春秋早期墓中。初期制作的铁器多为削、刀等一些小工具。1976年，湖南省长沙杨家山65　号墓（相当春秋晚期）中甚至还出土了一把锻制的中碳钢剑，长38.4　厘米。经鉴定：它含碳达0.5％左右，并经过高温退火处理，金相组织比较均匀。战国中期以后，铁工具在农业和手工业中逐渐替代传统的铜工具而取得支配地位，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炼铁技术也不断提高，铁器遍布七国，并传播到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百越。冶金业在中国的出现虽然晚于西亚和欧洲，但它的发展却比它们迅猛，并在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走在世界冶金技术的前列。

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类型有农具、手工具、兵器及杂器，而以农具和手工具为大宗。与铭刻文字有关的手工具有：锛、凿、锥、锤、刮刀、削、钩、针、锯、斧。《管子·海王篇》称：工匠必有斧、锛、凿、锯、锤，是当时手工艺的真实写照。正如《论语·卫灵公》所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铁工具远比铜工具锋利，它在铭刻文字中的运用，如同毛笔在书写文字中的运用一样，必然引发一场技术革命和艺术革命，这在石刻文字和古玺文字上尤其突出。

2。青铜铭文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铭文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现，最有代表性的是：陕西省宝鸡县杨家沟发现的秦国铜器铭文、湖北省曾侯乙墓曾国铜器铭文、河北省平山县的中山国铜器铭文。

它们在继承商代以来的传统上，随着诸侯的割据发展了地方特点，各国间文字形体的差距拉大，铭文字数趋于简短，字体风格追求装饰化。有些铜器的铭文甚至成为装饰的一部分，代替了图案花纹。春秋时期的栾书岳，在器物的颈和肩部刻出5　行40　字铭文，都是错金的，在黝黑的器身上闪闪发光。中山国的青铜铭文都是以锋利的铁刀刻出来的，字形狭长，笔画刚劲。曾国青铜铭文字形也是狭长的，但笔画多曲折，流于矫饰。楚国的铜器铭文风格不一，有的故意求变，难以识别，流于怪诞，有的改笔画为图案形式。如楚王送的一件铜盘铭文，笔画极其细长，在转折处加肥成水滴形。这种字体被后人称为蚊脚书。在楚、吴、越地区更发展了一种鸟虫篆，将字体的一部分笔画变化为侧身的鸟形。

3。石刻文字中国的石刻文字始于何时，有待考证。虽然夏商周三代都有刻石传世，但均为后世伪造。目前可信的只有商代《小臣系簋》断耳铭文、《妇好墓石磬刻文》。春秋战国时代的石刻文字主要有二：一为著名的石鼓文；二为河北平山发现的河光刻石，仅两行19　字。

春秋战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莫过于石鼓文。石鼓文是刻在十个鼓形碣石上的文字，初唐时发现于天兴县（今陕西省宝鸡）三畦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它高约90　厘米，直径约60　厘米。其内容描写秦国君的狩猎活动，采用四言诗体，每石一篇，十篇合为一什，与《诗经》中的大小雅相似。它原有700　字以上，由于年代久远，字多残损，存世的宋代拓本最多的尚存491字，今仅存连合文、重文312　字，实存272　字。其制作年代，唐宋时代人认为是周宣王时期，将其书写者归于传说中箱文的创造者太史籀，所以石鼓文又被称为籀文。南宋郑樵开始推断为战国秦的遗物。后历经许多学者考证，今已公认为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作品，但具体的年代尚有争论，马衡、郭沫若主张为春秋时期，唐兰主张为战国时期。

石鼓文的字体与商周的金文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但又不同于小篆，是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秦国的宫书字体，在中国书法史上应该归于大篆一类。石鼓文的形态端庄，笔画均匀凝重，富于内在的力量。字的结构常将右边偏旁靠下，而将左边笔画上提。这种参差之美，正是作者有意在总体的稳重格局中，造成一种打破呆板、平衡的动势，赋予字形一种活力。这一点，很早就被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敏锐地注意到，他在其《书断》中这样评价石鼓文的审美特色："乃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

石鼓文被发现后，一直受到学术界和书法界的高度重视。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石鼓歌》中称颂其书体、笔画、结构之美："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张怀瓘从书法源流上推崇它为"小篆之祖"、"楷隶高曾，字书渊薮。"

4。古玺文字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篆刻发韧阶段，形成中国书法的特殊形式--古玺文字。玺，是春秋战国时代印章的通称，一般从金或从土写作"鉩"或"■"，表现出其工具和材料的特征。当时还没有"印"这一名称，凡印章不论公私尊卑贵贱皆称玺。秦统一六国后，才规定天子的印章专称"玺"，臣民的印章皆称"印"。相对中国篆刻成熟时期--秦汉以后的印章，春秋战国时代的印章被通称古玺。《左传》、《周礼》中出现过"玺书"或"玺节"等名词。目前见于著录的春秋战国古玺达6000　余方，它们大多数属于战国时期，少数属于春秋时期。

古玺是当时在交往中作为权力和人身凭证的信物，主要用途是封发物件和简牍，在封泥上打出印文，以防他人拆，并作信验。此外，吉语印、肖形印、黄神越章等印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习俗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古玺的材质以铜为主，亦有用金、银、骨、玉、石、木、琉璃、琥珀、泥土等材料的。印文分朱文、白文两类，字体反映出各国风貌。形状和大小无定制，体现了玺印初期的特征，有长方形、方形、圆形及其他不规则形。内容有官职、姓名、吉语、肖形图案等。古玺制作精工，或凿或铸，非金属玺多凿成，金属玺多铸成。但即使是金属玺，也一般需要用刀刻成泥范。因此，新兴的铁工具在古玺上获得广泛使用。古玺的字体与金文有传统上的联系，但为适应玺文的特定小型框架，讲究章法，方寸之间表现大千世界。朱文玺有的边栏宽阔，白文玺多有界格，还有一种朱文相间的古玺也很别致。

根据吴荣曾的研究，古玺分为如下6　类："（1）官印。以正方形居多，也有圆形、长条形或折矩形。印材以铜为主。印背有带孔的钮，以便穿系印绶。钮式以鼻钮为最常见。印文有阴文和阳文，书体为籀文。出现在印上的官名有大府、行府、司徒、司空、奠敖、工师、啬夫等。（2）私印。形状与官印相似。除铜以外，也用玉、银、骨、琉璃等材料。印钮有鼻纽、坛钮、覆斗钮、亭钮、兽钮等类。（3）吉语或单字印。常见的吉语印有"敬上"、"忠信"、"宜有千万"等，即后世所说的闲章。单字印有"吉"、"公"等字。（4）巴蜀文字印。四川各地常有出土。印为方形或圆形，背面也有钮。唯印文为战国巴蜀人的图画文字。（5）肖形印。印上无文字，只有鸟兽、人物、神怪等图象。（6）其他。有一类印专作在马身上或木材上打烙印之用，还有一类是供陶工在湿坯上打印记用。"①五、音乐和舞蹈（一）　概况乐舞在春秋战国时代占有重要地位，与礼互为里表，都是达成教化、维系社会关系的手段。在中国，春秋战国以前"音"和"乐"两个词一直是分别使用的。在古汉语中，把声、音、乐分为三个层次，按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专著《乐记》的说法，"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译成白话就是：音的产生，是由外界事物给以影响的结果，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使感情激动起来，所以表现为声。声在互相应和之中显示出变化来，变化的有规律的声叫做音，把音按照一定的结构关系演奏起来，加上舞蹈，就叫做"乐"。"音乐"一词最早出现于《吕氏春秋·大乐》篇中，"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度量指音律即音的长短强弱，太一指道家讲的"道"，也就是自然。

先秦乐舞不分家，其社会功用相当广泛，首要的是用于祭祀等重大典礼。相传复代乐舞《大夏》以歌颂夏禹治水的业绩为内容，由九个段落组成，演出时用籥（其形如笛，三孔而短小），作伴奏，故又称《夏籥》。据说这个乐舞在周代还在演出，由八列（即八佾-每列八人）头戴皮帽、下著白裙、裸露上身的演员表演，还保留着原始舞蹈的稚朴风貌。商代著名的乐舞名《大濩》，殷墟甲骨卜辞多处提到商王用《大濩》乐的事，是歌颂商汤灭夏桀创建商朝的功绩，是一种象征性的乐舞活动。商代还有专门用于求雨的乐舞《雩》（音玉）"舞者吁嗟而请雨。"是演员（巫者）边跳舞边祈求上天下雨的象征性舞蹈，具体跳法已不得而知，但这种舞蹈流传很久。此外商代还流行一种在"桑林之社"中用的《桑林》之舞。"桑林之社"既是祭祀祖先，又是男女聚会社交的活动，由于原始习俗未脱尽，男女表达爱情的方式过于外露，故在后人看来颇有点淫秽的表现，所以郑重的场合是不准演、也不准看的。但此类乐舞在周代仍然流行着。

周代乐舞比较发达，制度更为严格，宫中专设"大司乐"职掌大学的教法，治理王国的学政，集合国子施以教育，请有德行道义的人来施教，死后便为乐祖，在西学中祭祀他们。以乐德教育国子，使他们能做到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育国子，使他们能够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育国子，使他们能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谐和音节，使进退应节舞声相合。用来祭祀鬼神地示（古代的地神）使邦国相合，万民亲睦，安抚宾客，悦服蕃国，百物盛生。（《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宫中又设"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乐仪。小舞内容，帗舞即竿挑长丝条而舞，用以祭祀后稷。羽舞，舞者执白色乌羽（或曰雉尾）而舞，用以祭四方。皇舞，舞者头上插着鸟羽，上衣也饰以翡翠的羽毛，手执五彩鸟羽而舞，用以祈雨。旄舞，舞者执族牛尾而舞，祀辟雍。干舞，舞者持盾牌作舞，用以祭山川。人舞，徒手舞也，用以祭星辰。

西周宫廷时兴"雅乐"，民间乐舞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乐舞的内容和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民间乐舞不仅登上大雅之堂，而且受到上层统治者的青睐。据《乐记·魏文侯篇》记载，魏文侯衣冠整肃地听古乐，就怕打瞌睡；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他向子夏请教为什么会这样？子夏站在正统立场上，对魏文侯讲了一通大道理，他说古乐进退都很整齐，中和正大而且宽广；弦匏笙簧等乐器，都等待着拊和鼓的节奏才一起演奏，先以鼓为主表现文治，再以铃为主表现武功。无论表现文治或武功都用"相"掌握着节奏，在演奏快速度时都用"雅"来加以控制。君子通过这些来表达他的意思，通过这些来称道过去的事迹，从而达到修养身心、和睦家庭，以至安定社会的目的。这是古乐的道理。新乐，进退都是参差不齐，充满着放纵邪恶的声音，使人迷惑再也离不开它；加上扮演着各种丑怪的杂戏，男女混杂，也不管父子的尊卑。演奏完了，不知什么意思，不能称道古代的事迹，这是新乐的道理。魏文侯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子夏不可能用社会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只能从美化古代社会来解释这个问题。他说古代天地之间一切正常，四时调和，人民安乐，五谷丰登，灾祸不生，恶兆不临，这时叫做"大当"。就在这时圣人规定了父子君臣关系，作为大家遵守的制度。制度规定下来了，社会安定了，才订定六律，调和五声，谱成曲调来歌唱，写成诗歌来颂扬，这些都叫做德音，德音才叫做乐。魏文侯问：溺音从何而来？子夏回答说："郑国的音很复杂，使人意志放纵；宋国的音很妩媚，使人意志消沉；卫国的音很急促，使人意志烦乱；齐国的音很古怪，使人意志傲慢。以上四种音都是满足人们声色的享受，但损害人们德行修养的。所以祭祀的时候都不用它们。《诗》上说："肃雍和鸣，先祖是听。"所谓"肃"是肃敬的意思，所谓"雍"是和睦的意思。能够肃敬和睦，还有什么做不到呢？做国君的人，能对自己喜欢不喜欢的事情十分谨慎就好了，国君喜欢那件事，臣子就都会去做那件事；上面做什么事，百姓也跟着做什么事。《诗》上说的"开导老百姓，十分容易"，就是这个意思。"①从上述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古乐传到春秋战国的时候，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总的看是节奏加快，生动活泼，更打动人心。应该说这是音乐的进步，但对那些站在传统立场上的人来说，新乐是被视为消磨人意志的"淫声"。孔夫子说"郑声淫，佞人殆"，所以主张"放郑声，远佞人"（《论语·卫灵公》）。但如同社会前进不可阻挡一样，乐舞的变革也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据《孟子·梁惠王》记载，有一次孟子问梁惠王，您曾对庄子（名暴，不是大家熟知的那位庄子）说您喜欢音乐，有这回事吗？王变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直好世俗之乐耳。"国王尚且好世俗之乐，更何况士大夫和平民呢。

郑、宋、卫、齐四国乐舞的具体情况，现在已难以说清，从《诗经·国风》中尚可窥见一二。出土的春秋战国文物中的乐舞场面和乐器，为后人了解当时的乐舞提供了形象资料。最著名是的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早期乐器，计有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横吹竹笛八种共124　件。编钟64　件，计纽钟19　件，甬钟45　件，另有楚王送的鎛一件。出土时编钟分三排悬挂在钟架上。编磬共32　件，质料主要是石灰石，也有青石和玉石。鎛，纽作龙和夔龙成对对峙。篆、舞部和鼓面纹饰与甬钟同。32　件石磬原分上下二层悬挂在青铜磬架上。其它乐器还有鼓4　件，瑟12　件，琴2件，笙5　件，排箫2　件，横吹竹笛2　件，鼓为大腔鼓面。

这批乐器的出土，对研究先秦乐器形制、传统律学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献记载周代乐器已有近70　种，其中《诗经》记有29　种。据《周礼》等文献，当时的乐器已按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等八类的"八音"分类法，每件乐器是什么样子？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提供了具体形象。先秦律学已经失传，因此有关传统律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如三分损益法是什么时代创造的？具体应用的是管律还是弦律？战国以前是否已有绝对音高的概念？十二律名产生于何时？旋宫转调理论在先秦是否已付诸实施？如此等等。国内外音乐界对这些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曾侯乙墓出土的钟、磬上的铭文，对解决上述问题有重要意义。钟铭共2800　余字，磬铭残存600多字，加上钟架笋梁（横梁）编钟配件上的铭文和磬盒铭文，共4000　多字，其内容是难得的先秦律学资料。曾侯乙钟铭文乐律用语，按总数54　统计，其中三分之二即36　个用语是我们认识传统律学的新发现。国际上有些专论和专著，沿用中国过去传统的陈旧观点，认为在中国音乐史上形成着中心问题的，由三分损益法产生的十二律，是在战国末年由希腊传来而稍稍汉化了的学理，曾侯乙钟铭彻底推翻了这种说法。曾侯乙钟铭反映的十二律名情况是公元前5世纪前即战国以前的情况。从秦以后相传的十二律名说，其中无射、黄钟等八个律名也在曾侯乙钟铭上出现，说明它们在春秋时代即已存在。曾侯乙钟铭证明我国古代三分损益法的运算实际上采用的是弦律而非管律。以前有些中外学者认为在战国时代，中国尚无七声音阶，每持战国无"变宫"之说。曾侯乙钟铭中确有"■宫"（变宫）一词出现，此外还出现"■峉（变峉）一词，都足以推翻旧说。按照姑冼和浊兽钟这两宫分列它们的七声阶名，可以看出这两宫的七声音节标音方法：姑冼之宫：宫商角龢峉■　峉（■曾）　（峉■■）

C　调：　C D E F G A B浊兽钟之宫：峉■　峉宫商角商（峉■）

G　调：　G A B C D E F"龢"字不作变化音名出现而作为阶名出现，即作为新音节的第四级正式名称，而取单音词与宫、商五声之名并列，却是我国音乐史上前所未知的一个重要情况。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很晚才出现绝对音高的概念，甚至到战国晚期受了毕达哥拉斯或巴比伦人的影响才有相对音高的概念。其实《周礼春官·大司乐》已经记载旋宫转调问题，今又得到曾侯乙钟铭验证。足见西方学者的观点是站不住脚了。①（二）　祈福祛邪的宗教乐舞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虽有很大提高，但仍有许多事物不被人认识，殷周时代很多传统风俗依然左右人们的行动。乐舞方面的"蜡祭"、雩祭、傩仪等舞蹈活动及南方的巫舞十分盛行。

1。蜡祭每年岁末皇家祭天以报功，农民跳舞庆祝丰收，同时祈求来年再有好收成。因为蜡祭的神祇是八位，而且全国上下都参加这一活动，所以又叫"大蜡八"。据《礼记·郊特牲》记载，天子"大蜡八"所祭八神是：一、先啬--农耕的始祖神，即神农氏；二、司啬--管理农耕的神，即后稷；三、农--农夫神；四、邮表畷--茅棚神、地头神、井神；五、猫虎--猫神（因猫食鼠），虎神（因虎能食野猪）；六、坊--堤神；七、水庸--河道神；八、百神--百谷神（一说昆虫--管理昆虫之神）。

蜡祭的时候，乐队吹短笛（籥）、打土鼓，并且要演出《兵舞》和《帗舞》。祭祀中要唱这样一首歌：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母作，草木归其泽。

译成白话：土啊，安定在你的原位！

水啊，回到你的河道去！

昆虫不准兴风作浪！

野草杂木长到洼地去！①这里充分反映了农民的心理，对于不可抗拒的大自然，祈求、诅咒、渴望、畏惧等矛盾心理交织在一起。举行蜡祭的那一天，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农民劳动了一年，有了收获，利用这一天轻松一下，那狂喜的心情可想而知。一次孔夫子与子贡一起看蜡祭，他问子贡：你快乐吗？子贡回答说：全国的人都像发了狂一样，可我就不知道这有什么可快乐的！孔夫子对子贡解释说：经过一百多天的紧张劳动，休息一天，这种快乐你是体会不到的，老是那么紧张而不松弛一下，文武都办不到；老是松弛而没有紧张的时候，文武都无所作为了。有紧张也有松弛，才是治理的道理，（《礼记·杂记》，译文用孙景琛《中国舞蹈史》文）。

蜡祭起源于何时，已不可确指。传说起源于伊耆氏，但伊耆氏本身也是子虚乌有的传说人物。不过这种风习流传开来之后一直未断，演义为后世的腊八祭灶，今民间腊八吃"八宝粥"，仍有庆祝五谷丰登之义。

2。雩祭雩祭即祈雨。殷墟卜辞中有许多以舞求雨的记载，雩就是求雨的专祭，殷商已很流行。周以农立国，祈雨之习更盛，宫中专设雩祭官及舞雩的巫女。按《周礼春官·宗伯下》："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雩祭时要跳"皇舞"--即舞者手执五彩羽而舞，具体形式已不得而知。先秦文献屡见祈雨的记载，如《穀梁传·定公元年》记载，九月大雩，被认为"非正"，因为植物没有达到枯死、人的耕耘能力已尽的程度，所以不必"雩"。只有到了"其时穷，人力尽"，无食的时候，才应"大雩"。《礼记》和《左传》还记载，"暴巫"、"焚巫"之举，就是说当久旱不雨时，要把女巫放在日光下暴晒，或将女巫活活烧死，《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云："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晋杜预注："巫尪，女巫也。主祈祷请雨者，或以为尪非巫也，脊病之人，其面向上，俗谓之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天遇大旱，欲焚有脊病烂鼻子的女巫以谢天神而求雨，　这无疑是原始习俗。尪音匡，　甲骨文写作有两例是口中露牙齿，另两个腮旁有长毛（或散发？）形如鬼怪。贺兰山岩画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形象，内蒙古阴山岩画中偶尔也能发现类似的形象，表明古代祈雨习俗相当广泛。

求雨之习，一直沿续至今。据《神农求雨书》记载，春夏两季久旱不雨，如果旱情发生在东方，则由儿童舞蹈求雨；如发生在南方，则由壮年舞蹈求雨；如发生在西方，则由老人舞蹈求雨；如发生在北方，亦由老人舞之求雨，均以龙为标帜。这大概是舞龙求雨的由来了。如东西南北皆舞之仍不下雨，则在北门埋人骨；再不雨，则将巫祝放在烈日下暴晒；再不雨，则要在神山积柴击鼓而焚巫祝。此习在后来的民间就变换了方式，将泥塑龙王爷放在烈日下暴晒，且不时往"龙王爷"头上泼水，伴以乐舞。旱灾的引起，据说是由于"旱魃作怪"。旱魃是黄帝的女儿，黄帝与蚩尤大战的时候，蚩尤掀起狂风暴雨，黄帝招架不住，便把天上的女儿"魃"叫了下来，止住了蚩尤的狂风暴雨，但其女儿再不能回天界，以后她到哪里，哪里就大旱，成为旱灾神。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内西汉墓室壁画有"虎吃女魃图"。

3。傩仪傩仪，在殷墟卜辞中已有记载，周代则更盛。王室和诸侯代表国家举行的叫"国傩"，全国上下一起举行的叫做"大傩"，民间举行的叫做"傩戏"，民间举行者带有浓厚的娱乐成分傩仪一般是在每年的最末一天，国傩最为隆重，由十至十二岁的男童身披熊皮、带着四只眼的假面具，穿着黑上衣、红裤子，一手挥着戈，一手扬着盾，排成大队从宫室的角落起跳跃呼号，驱逐疫疠，一直轰赶出宫城，埋入大河（示意），以求一年的平安吉祥。想来那活动是非常壮观的，《周礼夏官·方相氏》专记此事，"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疫。"傩仪在周代是非常重要的宗教活动，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对傩仪却是带着一种虔恭的心情去欣赏的。周代傩仪的具体情况，因文献记载语焉不详，难以详说，《后汉书·礼仪志》对汉代傩仪有详细介绍（见两汉艺术史部分）。春秋战国的傩仪与周代的无异。曾侯乙墓漆棺画有傩仪形象。

民间傩戏一直沿续到今天，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傩戏很发达，既有原始遗痕，又有今人的审美特质。

（三）　楚音和楚舞春秋战国时代，作为南方最大的楚国，其经济、文化在当时都是一流的。楚国民间巫风特盛，民间乐舞活动丰富多采，广西花山岩画生动地记录了骆越先民祭祀水神的场面（详见岩画部分）。宫廷乐舞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流传至今的《楚辞》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九歌》记载了多种祭神的歌舞，共十一篇，即：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汉王逸注云：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祠一作祀，汉书曰：楚地信巫鬼、重淫祀。隋志曰：荆州尤重祠祀，屈原制九歌盖由此也）。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城，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讽）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义焉。"这就是说，屈原遭放逐来到南郢之邑，沅湘之间，看到民间祀鬼神的歌舞活动，屈原为之作曲填词，抒发个人情怀，且借以讽谏楚怀王和顷襄王。九并不是具体数字，九是阳数之极，最大，九歌就是多首歌的意思。

"九歌"每一首歌名是一楚国神名。

东皇太一：乃是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之东，以配东帝。按照天宫星座来说，此星在紫微宫内勾陈口中，主使十六龙，知风雨水旱、兵革饥谨疾疫。此篇言其竭诚尽礼以事神，而愿神欣悦安宁，以寄人臣尽忠竭力，爱君无己之意。（用宋朱熹说，下同）

云中君：即丰隆，一说为云神，或说是雨师，或说是雷师。歌中唱神即降而久留，与亲人接；即去而思之不忘，暗寓臣子慕君之深意。

湘君：传说为尧之长女娥皇，为舜正妃，与女英一起寻舜未果，死于江湘间，魂成水神。此篇写男主祀阴神之词，情意曲折缠绵，乃是暗寓忠爱于君之意。后世也有视湘君为男性者。

湘夫人：传说为尧之次女、舜之次妃女英。此篇词意与湘君同，只是被歌颂对象有别而已。

大司命：即文昌六星的第四星，主知生死辅天行化诛恶护善。词意叙已被放逐，初衷不改，然命运所系，人无能为力，仍表现出忠君之意。

少司命：小儿神。

东君：太阳神。

河伯：黄河神。

山鬼：山神。

国殇：英烈神。

礼魂：乐舞结束。

据今人研究，九歌是一场群舞。"在喜气洋洋的日子里，祭神的坛场已经布置好了。祭品摆满了祭台；乐队陈列在两旁（乐器中有鼓、竽、瑟、及箫、钟、箎等），合唱队也做好了准备。主祭的巫师穿着挂满了玉饰，一走起路来就叮■作响的法衣，手中拿着特制的法剑，首先出来迎神--东皇太一。这时，满堂的巫女轻盈地舞了起来，她们一个个都穿着艳丽的服装，打扮得花枝招展，舞起来的时候，就像百花开满了神殿。在热烈的歌舞声中，主祭者祝祷着神的康乐。"

接着，"小场子"开始了。

群舞结束，"云中君"上场，表演在云中翱翔的姿态。巫人唱出盼望神降临的心愿。

云中君在云层中渐渐隐去。"湘夫人"上场，她漫步在湘水岸上，等待着心爱的湘君，可是湘君没有来。她唱出了低沉的哀歌，忧伤浸透了她的心灵。最后，她劝解自己何必如此忧伤，逍遥自在生活，岂不更好吗？她终于踏着缓慢的脚步，悲痛地离去。就在湘夫人离去的时候，被视为男性的"湘君"来了，他和湘夫人同样的多情，看不见湘夫人的时候，他也唱出了内心的痛苦，缠绵悱恻，感人至深。这一幕不是爱情的悲剧，只是偶然的误会；通过这场误会表现出了他们相互间真诚深挚的爱情，而且使人们相信，他们真挚的爱情是会得到幸福圆满结局的。

接着是"大司命"。风神为他开道，雨师洗净了云路的尘埃。他独自舞着唱着，倾听他对爱情求之不得的忧伤。

"少司命"上场，他默默地舞着，在满堂美丽的巫女中，却总是注视着其中的一个；当被注视的巫女用歌唱来表达对他的爱慕的时候，他却又默无一言地飞逝而去，空留下一片惆怅。

"东君"，他的出场带来了满天霞光，驾着龙辇，发出隆隆的响声。看着这场欢乐的歌舞，他真是流连忘归，但是忠于职守的太阳神，终于还是驾着龙车按程前进了。这一场是有领舞的集体舞。

风流潇洒的"河伯"上场，他和女孩子们已经玩乐了一天。日将暮了，他还留恋不舍，万分不乐意地送别了女孩子们。

紧接着这些欢乐的场面，出现的却是凄厉的"山鬼"。她是那样的美丽苗条，但是含睇宜笑的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她等待着失去的爱人，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也不顾狂风暴雨，总是伫立在高高的山巅；秋风落叶，山猿夜啼，更加重了这一位深山怨女的千种愁，万种恨。她唱出的凄厉歌声，正是炽烈的爱情的倾泻。

"小场子"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国殇"，这是一场男巫的群舞。他们扮作战士的模佯，表演他们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情形，和虽死不屈的战斗意志。歌唱队唱出了对他们的深深怀念和歌颂。

最后，又是一场巫女的群舞，他们手拿着香花，祝愿幸福的生活就像春兰秋菊一样茂盛，地久天长。

演出就在这欢乐的送神曲中结束。

"从这一场演出看来，楚国的祠神歌舞，艺术水平是很高的，其中已经出现了"人物"和"情节"，更有趣的是，这种大场--小场（歌、舞、或有情节的小品）--大场的结构，一直到今天还是我国民间歌舞主要的结构形式。"①（四）　先秦诸子的音乐理论先秦诸子在对待音乐的态度上大体分为两类：肯定音乐和否定音乐。儒家是肯定音乐的，道家、墨家和法家都是否定音乐的。当然，两类中又有程度的不同。

道家老子和庄子面对战国混乱的现实，徬徨苦闷，找不到前途，便幻想回到原始共产主义去。对人类的智慧、科学和艺术活动，均持否定态度，主张"绝圣弃智"，幻想"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庄子·胠箧》）甚至同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禽兽成群，草木遂长，人牵着动物到处遊逛，爬上树顶窥视鸟鹊窝，禽兽毫无畏人之意。人无君子小人之别，无有知无知之差，无贪欲之念（《庄子·马蹄》），一切都自然和谐。但事实与理想绝然相反，他们不理解这是社会大变革带来的副效应，于是便主张毁弃一切文明的成果，认为"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彩，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老庄虽然从社会学角度否定了艺术（包括音乐），但他们，特别是庄子在谈到艺术时，却大加赞扬技巧娴熟，如疱丁解牛、解衣盘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有关空间的论述等等，对中国的艺术创作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

墨子否定音乐（包括一切娱乐活动），但着眼点与道家不同。他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批评统治者的乐舞享乐，墨子所以反对音乐，并不是把大钟、大鼓、琴、瑟、芋、笙等发出来的声音当作不好听；并不是把雕刻、图画所构成的形状色彩看作不美；并不是把牛羊猪肉煎的、■的各种滋味当作不可口；并不是把高台厚榭、院落深沉的房屋当作不舒服。虽然身体是感到舒服的，嘴巴是感到可口的，眼睛是感到美丽的，耳朵是感到好听的，然而从历史上考察，他们不符合"圣王"的设施，从当前的现实着想，它们不符合广大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墨子说，享乐作乐是不对的。墨子又从老百姓的吃穿住这些最要紧的事作比较，音乐并不能满足老百姓的急需。当时社会混乱，强凌弱、大欺小、贵侮贱，强盗横行，一时禁都禁不了，音乐难道可以治理这些混乱吗？所以墨子反对音乐活动（参见《墨子·非乐》）。墨子的音乐理论集中在《非乐》篇中，在阐述自己音乐主张的同时，批评儒家"喜欢用音乐来惑乱人心。""孔丘尽量把自己打扮得十分体面来毒害社会上各种人，用弹琴歌唱和跳舞来聚集门徒。。无论多少财产都供不上他们音乐的花费，繁复地铺张着各种邪门歪道来迷惑当代的诸侯，大规模地从事音乐活动以惑乱和愚弄老百姓。"①墨子反对音乐的理论是片面的，但他本人却善于吹笙。在先秦诸子中，儒家的音乐理论是最符合社会实际的，有许多光辉的思想。

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没有系统的音乐理论，多是借用与音乐有关的事阐述某种哲理。《十过篇》评述人主在十件事情上犯有重大过失，其中四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六曰耿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什么叫好音呢？他举晋平公听师涓鼓琴演奏纣时的靡靡之乐，又听师旷演奏，师旷初曾以平公德薄，劝其不要听。当师涓鼓完之后，平公问师旷曰：这是什么声音？师旷说：这是清商。平公说：清商原来是这样悲怆吗？师旷说：不如清征。平公说：清征可以听听吗？师旷说：不能听，古代听清征者都是德义之君，今吾君德薄，不足以听。平公说：寡人所好者就是音乐，愿试听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鹤二八，道南方来，集于廊门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闻于天，平公大悦，坐者皆喜。平公提觞而起，为师旷贺寿，回到座位上问道：音莫悲乎清征乎？师旷说：不如清角（即清角比清征还要悲怆）。平公说：清角可以听听吗？师旷说：不行，古时候黄帝集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复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听之，听恐召来祸患。平公说：寡人老了，所好者就是音乐，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乌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裂俎豆、毁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万状，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千里，三年无收，平公日渐窘困。韩非子引述了这个故事后议论道：不务听治，而好五音不已，则穷身之事也。这里音乐的作用不免被夸大了。实际情况应该是，由于晋平公忱于音乐不问国事，国家日贫，并不是音乐本身召来穷困。

利用女乐腐蚀敌手，达到争城夺地的目的，可算是音乐为"政治"服务的实例。韩非举出秦穆公利用戎王使臣由余的故事：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留下由余，而派遣史廖以女乐二八（16人）遗戎王，为由余留住秦国请假。戎王耽于女色，日以听乐观女色，终岁不迁，至使国家牛马大半饿死。后来穆公放由余回国，见到如此惨状，便劝戎王理朝政，远女乐，戎王不听。由余无奈归降了秦国，拜为上卿。由余对秦穆公详细透露了戎国的虚实，秦举兵伐之，"兼国十二，开地千里。"韩非引述了这个故事后议论道：耽于女乐，不顾国政，亡国之祸也。

在先秦诸子中，儒家的音乐理论最丰富最有价值。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

孔子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山祖，他一贯重视乐的社会作用，视为体现礼的重要工具、人的修养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孔子从维护传统礼乐出发，肯定雅乐，而反对新兴的"郑声"。"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音乐得到端正，雅、颂各自得到它们应有的位置。"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复邦家也。""孔子说："紫色夺去了大红色的光彩地位，可憎恶；郑国的乐曲破坏了典雅的乐曲，可憎恶；强嘴利舌颠复国家，可憎恶。"（《论语·阳货》）有一次颜渊问治理邦国的道理，孔子回答说："用夏朝的历法，坐殷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就用韶和武。捨弃郑国的乐曲，斥退小人。郑国的乐曲靡漫淫秽，小人危险。"（《论语·卫灵公》）。

孔子对音乐的评价，首要看中的是它的道德标准，他认为"韶"（舜乐名）不仅美极了，而且好极了。"武"（周武王乐名）美极了，却还不够好。因为韶乐歌颂的是舜，舜是行禅让的，符合"仁"的标准。"武"是歌颂周武王以武力灭商的，以武力取天下不符合"仁"的标准，所以说武乐听起来很好听，但未尽善。孔子在齐听到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他高兴地说：想不到音乐的美妙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孔子本人对音乐是真正的行家，不仅懂音乐，而且会演奏，据说自己当过吹鼓手，他私人办学时教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音乐是六艺之一。孔子把音乐看得很严肃，如果哪一天他参加了丧礼，这一天他就不唱歌。对音乐，他具有很高的鉴赏力和理解力。他同鲁国大乐师谈论音乐，说道："音乐，那是可以晓得的：开始演奏，翕翕地热烈；继续下去，纯纯地和谐，皦皦地清晰，绎绎地不绝，这样，然后完成。"①孔子对超越等级的音乐活动，是持激烈批评态度的，如鲁国的季孙氏用八行舞列在庭前表演乐舞，他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八佾"是天子才能使用的，季孙氏只是大夫级别，按规定只能用四列。

孟子　孟子也有一些论音乐的文字传世，但无系统，大多是以音乐为例阐述某种道理。有一次齐国大臣庄暴见到孟子说："我见了齐宣王，王对我说他喜欢音乐，我没有回答他。庄暴问孟子，好乐怎么样？孟子说，王好乐是实在话，问题是好乐能不能把齐国治理好。改天，孟子去见齐宣王说，您对庄暴说您喜欢音乐，是吗？王面带愧色地说：我并非是好先王之乐呀，只是好世俗的"乐"而已。孟子说，王好乐要是实在的话，那么齐国就能治理得差不多了吧？现在的世俗乐就好像古代的先王之乐。齐王问，可以说给我听听吗？孟子先不正面回答，而是向宣王提问：一个人单独地欣赏音乐快乐，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快乐，究竟哪一种更快乐？齐王说：当然跟别人一起欣赏更快乐，孟子说：跟少数人欣赏音乐固然快乐，跟多数人欣赏也快乐，究竟哪一种更快乐呢？齐王说：当然跟多数人一起欣赏更快乐。问答之后，孟子马上接着说：那么，就让我向您谈谈欣赏音乐和娱乐的道理吧。假使王在这儿奏乐，老百姓听到鸣钟击鼓的声音，又听到吹箫奏笛的声音，却全都觉得头痛，愁眉苦脸地互相议论："我们国王这样爱好音乐，为什么使我苦到这般地步呢！父子不能见面，兄弟妻子东逃西散！"假使王在这儿打猎，老百姓听到车马的声音，看仪仗的华丽，却全都觉得头痛，愁眉苦脸地互相议论："我们国王这样爱好打猎，为什么使我苦到这般地步呢？父子不能见面，兄弟妻子东逃西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王只图自己快乐而不同大家一同娱乐的缘故。""假使王在这儿奏乐，百姓听到鸣钟击鼓的声音，又听到吹箫奏笛的声音，全都眉开眼笑地互相告诉："我们国王大概很健康吧，要不这样，怎么能够奏乐呢？"假使王在这儿打猎，老百姓听到车马的声音，看到仪仗的华丽，全都眉开眼笑地互相告诉："我们国王大概很健康吧，要不这样，怎么能够打猎呢？"（为什么百姓会这样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王同百姓一同娱乐罢了。如果王同百姓一同娱乐，就可以使天下归服了。"（《梁惠王章句下》）（译文用杨伯峻《孟子译注》）

乐与仁义礼智的关系，孟子是这样论述的：仁的主要内容是侍奉父母；义的主要内容是顺从兄长；智的主要内容是明白这两者的道理并坚持下去；礼的主要内容是对两者既能合宜地加以调节，又能适当地加以修饰；乐的主要内容是从这两者中得到快乐，快乐就发生了；快乐一发生就无法休止，无法休止就会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起来了，自己作了淋漓尽致地发挥之后，又转用子贡的话说：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

"金声玉振"是孟子留下来的千古名句，原来也是用音乐阐121述某种哲理的，"伯夷是圣人中清高的人，伊尹是圣人中负责的人，柳下惠是圣人中随和的人，孔子是圣人中识时务的人。孔子，可以叫他为集大成者。集大成的意思，如奏乐先敲鎛钟，最后用特磬作结束一样，先敲鎛钟，是节奏条理的开始；用特磬收束，是节奏条理的终结。条理的开始在于智，条理的终结在于圣。智好比技巧，圣好比气力。"（杨伯峻《孟子译注·万章章句下》）

荀子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的乐论最为系统，是真正的集大成者。荀子从"人性恶"这个根本命题出发，主张用礼约束人性、用乐调理人性，以维系社会关系。他肯定人们的正常的音乐活动。他认为目好色、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人的天性，是用不着学就会的。人有情欲是不可免的，无节制就会生乱，故须加以引导，"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正名》）人生有欲望，欲不可得则要追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怕乱，故制礼义以分之，以调养人之欲，满足人的追求，使物与欲相持相长，所以礼就是"养"。"芻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黻黼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第几筵，所以养体也。"（《荀子·礼论》）虽然人人都需要"养"，但又有差别，这差别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各不相同。对于天子来说，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侧载睪芷，所以养鼻也；前有错衡，所以养目也；和鸾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护，所以养耳也；龙旗九斿，所以养信也；寝■持虎、蚊韅丝末弥龙，所以养威也；故大路之马必倍至，教顺然后乘之，所以养安也。"（《荀子。礼论》）那么音乐在"养"人之欲方面起什么作用呢？先王立乐之道，是为不使邪汗之气与人相接。君臣上下在宗庙中听乐，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睦亲热；乡里老少同122　听之，则莫不和顺。因此，听雅颂之声，志意则会开扩；执干戚而舞，习其俯仰屈伸的舞姿，容貌就变得端严。按照乐舞的行列位置，对准乐舞的节奏，人们的行列就端正了，进退就整齐了。所以乐这件事对外部用以征伐讨逆（指军乐），对内则起谦让团结的作用。征伐讨逆、谦让团结二者的意义是相通的。对外部起征伐讨逆的作用，那么没有人不听命令了；对内部起谦让团结的作用，那么没有人不服从领导了。所以乐这件事是体现人类中正和平的自然关系的，是人们为了满足感情的需要必不可免的。况且音乐是先王用以标志欢乐的，军队武器之类，是先王用以标志愤怒的。先王的欢乐与愤怒都可以通过音乐得到表现，所以他欢乐时人民跟着高兴，愤怒时暴乱的人感到害怕。先王的治世之道，在礼和乐方面得到集中表现，音乐对人的影响十分深刻，感化人非常迅速。所以先王很谨慎地对待它，先王重视礼乐而蔑视邪音，因为礼乐废弛、邪音兴起是国家危亡削弱，招致侮辱的根源。所以不得不谨慎①。荀子用乐舞表达的内心感情来说明它的作用，君子用钟鼓之类乐器演奏的乐曲表达高尚的志趣，用琴瑟之类乐器演奏的乐曲娱乐自己的心意，舞蹈时用干戚（盾牌和斧头）为道具，仪容饰以鸟羽和牛尾，用磬管伴奏，故其清明像天，广大像地，俯仰周旋有似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所以说，乐就是表示快乐，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如只满足耳欲而忘道，则惑而不乐。所以说乐（此处读月）是用来疏导快乐的。

荀子对音乐如此重视，也并非一味强调娱乐，他的前提是"重己轻物"，也就是说要把个人修养放在首位，不要以己为物役，就是说不要被感官享乐所左右。"为明君者，必将先治其国，然后百乐得其中。"否则将适得其反，招至身死国亡的悲惨下场（王霸）。

六、建筑建筑，从它诞生在人类社会之日起，就不仅仅是为了居住，还兼有艺术的追求。建筑是科学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体。

中国古代建筑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两个发展阶段，已具有一定的规模，积累一些经验。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及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人们对建筑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丰富。各个诸侯国为了集中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互相攻伐，争城夺地；也为了显示国威和实力，不惜财力物力加强城市特别是首都的建设，城市规模迅速扩大，数量迅速增多。宫殿建筑打破西周以来的"王制"传统，"僭越"（超越等级规定）现象十分严重。建筑也同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一样，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建筑技术、装饰手法、式样以及建筑材料等等，都跨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　城市建筑的拓展夏商时代，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城市建筑规模是有限的，宫殿建筑也比较简陋，由于没有发明砖瓦，墙体是版筑的（即通常说的干打垒），顶仍蒙席草。周族原生活于陕西、甘肃一带，农业发展水平较夏商为高，而手工业商业水平却低于商朝。周灭商以后，在经济、文化方面继承了商代的成就并继续向前发展。西周初年，为了控制中原的商族，除首都镐（今西安市西南部）以外，还建造了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同时分封王族和贵族到全国各地去建立若干诸侯国来统治全国，维系周王朝的一统天下。当周天子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全国的时候，城市建设当然以经营都城为主，在天子两都扩建的同时，各诸侯国的都城也俏然兴起。各诸侯国的都城因受周礼严格的等级限制，开始规模并不大。春秋之后，随着周天子势力的削弱，诸侯国势力膨胀，其城市建筑规模和档次越来越高。他们冲破原来的一些规定，把城市建筑水平提高到新的阶段。

西周镐京、洛邑的城址尚在探索中，两京的建筑遗址还没有发现，因此对两京的规模和建筑特征还无法具体论证。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历来被认为是考察西周都城制度的可靠的专著。按照《考工记》的记述，西周的城市建设分三级，第一级是王城，即奴隶制王国的首都；第二级为诸侯城，即诸侯封国的首都；第三级为都，即宗室和卿大夫采邑①。《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记述的都城规划制度，对后世影响极大："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国，古写为"国"，即城。宫城为全城的核心，位于王城的中心一条贯通南北的中轴线上，这条中轴线为王城的主干道，南起王城正南门，经外朝穿宫城，过市（商业区），直达王城正北门。门、朝寝、市，都依次由南而北布置在轴线上。宫城前面为外朝（即前朝），后面为市。宗庙、社稷据主轴线对称设置在宫城前方的左右两侧。宫城四面各开三门，正门专供皇帝（王）使用。这种布局式样，为整个封建时代的建筑布局奠定了基础。

上述所言是周天子都城规划的要求，而诸侯国的都城规划则要按其封爵的高低，依次降格。公的都城方七里，侯、伯都城方五里，子、男都城方三里，不能擅自扩大，否则便被视为"僭越"，受到惩处。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周天子能号令一切的时候，这个制度是被严格遵守的。而春秋之后、特别是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列国诸侯势力膨胀，封建生产关系确立，这个制度就被打破了。

（二）　列国都城基本情况至目前为止，中国考古工作者已对列国的都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对它们的规模和型制基本已经探明，现择要介绍如下：1。东周王城"洛邑"

周武王灭商后，在营建镐京（陕西西安市西南部）的同时，在河南营建洛邑，历史上称为宗周和成周。公元前771年，周平王迫于犬戎族的侵扰，迁都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王城。周最高统治者自此始以成周为活动中心，直至灭亡，大约在洛邑活动了近五百年。通过考古发掘，可知王城南邻洛河，西跨涧河（古称瓚水），呈不规则的方形。城墙系用夯土筑成，厚约10　米。城内布局，因遭严重破坏，目前尚未探明，北城墙保存较完好，全长2890　米，城外有深约5　米的壕沟，西墙和南墙只发现一部分，但两墙交接的东南城角很清楚，虽然未掘得东墙，全城的大致范围比较明确，因为城的四角已有三角比较明确。在王城中发现了汉代洛阳城遗址，面积约1485×1410　米。东周王城相当于汉代洛127　阳城的四倍多。

按《汲冢书周书·作■解》："周公俘殷民迁于九毕，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溱瓚（溱会也）。"与今天考古发掘是相吻合的。①2。齐国临淄临淄作为齐国的首都长达六百多年。由于齐国的强盛，临淄规模也赫然可观，成为当时著名的城市之一。据《史记·苏秦列传》："临淄城中有七万户，我私下算了算，每户不少于三个男人，三七二十一万。。临淄非常富有而充实，城中的居民都生活得很好，没有人不喜欢吹竽、鼓瑟、弹琴、击筑、赏玩各种兵器。甚至还作斗鸡、驱狗赛跑、下棋踢毬子等游戏。临淄的街道非常热闹，拥挤得车子的轮心木互相撞击，人的肩膀互相摩擦，衣袂连接在一起，可以形成围幔；衣袖挥举起来，可以形成遮篷，大家挥洒汗水，简直可以形成大雨。"②经考古发掘已探明，现在保存的齐故城，分大小二城，小城套在大城的西南隅，大城周长14　公里，小城周长7　公里，平面均作纵向的长方形，城的东西两侧紧靠淄水和泯河，南北两面则挖有壕沟，显然是为了攻防，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城市与军事的密切关系。大城市的东、北两墙和小城的西墙，随河岸的变化而呈多处转折，其余几面城垣均较平直。大城是供平民活动的郭，小城是宫殿区，小城内有一南北长84　米、高14　米的椭圆形"桓公台"，台周围分布有大片建筑遗址，附近发现有铸造"齐法化"钱币的遗址。在大城遗址内没有发现大型建筑遗址和贵族墓葬，而发现了手工业作坊遗址，表明它是平民区。大城的城门及街道、马路布局也已基本探明。按文献记载，临淄城共十三门，现已探明十一门。小城南面有两座门，另三面各有一座门。大城南北两面各有两座门，东西两面各发现一座。按布局分析应各有两座。在城内已探明十条交通干道，多与城门连通。大城的七条干道各宽10　米至20　米，足见当时交通盛况。小城的两条南北走向的干道最窄，其宽度不足10　米。城内有排水明渠和桥，具有经济的和军事的双重价值。《管子·乘马篇》有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临淄城的规划正是这样，水源充足，既为沟防，又可食用，城郭规模远远超过东周王城洛邑。说明齐国早已不遵守周礼了。3。燕下都在今河北省易县境内。燕下都遗址是目前已发现的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建于战国末期燕昭王时代（公元前311年）。东西长8　公里，南北宽约阔平原上，两河成为天然屏障。东城和西城由一道厚厚的墙和人工开凿的"运土城墙，墙基宽约40　米，周长约18　公里，中部偏北还有一道东西横亘的隔墙，将宫城分为两部分。墙基宽约20　米，全长4460　米。西城即郭城，由北、西、南三道城墙及运粮河组成，西墙较直，北墙有拐弯，在西斗村西、村北和村东几经拐折，形成一个复斗形，南墙由燕子村西折向南，涉易水至龙湾头村西口复东行，与运粮河西岸相接，城墙基宽40　米。三面城墙全长14　公里①。东城内有一条明显的高大夯土台基构成的中轴线，在这条线上，由南向北依次分布着"武阳台"，"望京台"、"张公台"、"老姆台"等大型宫殿主体建筑的夯土台基。宫殿区位于东城的东北部，由隔墙和3　号古河道将它和手工业区隔开，形成一个宫城之堡。宫殿区以武阳台基址为中心，在武阳台东南和西南有左右相对峙的"路家台"和"老爷庙台"两座大型宫殿的夯土台基。

战国至秦统一的二百五十年间，建筑上突出的成就是高台建筑的出现，这种建筑形式直至汉代仍很流行。在地平面上用夯土技术建立起高度不同、体积不同的高台，再在高台上建造宫殿，高低错落，巍峨壮观。此种建筑式样在战国青铜纹饰上多次出现。燕下都的夯土台，高大而且数量多。城内外已探明的高台有50　多个，其中最高大的"武阳台"宽深110×140　米，残高11　米，"老姆台"宽深90×110　米，残高12　米。小型的如"望景台"宽深26×40　米。可以想象当初燕下都的雄伟气魄及宫殿建筑的豪华与排场。

4。赵国邯郸故城邯郸故城修建很早，《左传哀公四年传》（前491年）载有"九月赵鞅围邯郸，冬十月邯郸降"的记载。《毅梁传·襄公二十七年传》（前546年）有"织绚邯郸，终身不言卫"之语。邯郸城初属卫，后归晋，最后归赵。今日遗存的邯郸故城，是赵敬侯平定公子朝作乱后，为赵国首都的。《庄子·秋水篇》所讲的卫国寿陵少年"邯郸学步，匍匐而归"的故事，两千多年来家喻户晓，它表明邯郸城在战国时期是非常著名的城市。邯郸城位于今河北省南部，西依太行，东临华北大平原，新都在旧邑南部的丘陵地带，环境险要，物产丰富。迁都前的邯郸，已是人口聚集，手工业和商业发达，能容纳和吸引各方宾客的著名城邑了。新都改在丘陵地带，目的是免遭水患。邯郸故城可分赵王城和大北城两部分。赵王城是宫城，呈品字形，由东城、西城和北城三个小城组成。西城的平面呈方形，周长5680　米，四面城墙残高3　至8米，墙基宽度不一，大多宽约30　米，个别地段达40　米，有的仅宽15-21米，东城的平面不如西城规整，北墙与西城的北墙衔接，方向一致；西墙即是西城的东墙；南墙比西城的南墙南移50　多米；东墙有拐折，平面略呈缺角长方形，周长约4736　米，东西最宽处约926　米，南北最长处约1442　米。北城的南墙由东城的北墙及西城的北墙的东段部分组成。西墙较直，北墙和东墙拐折较多，因此北城的平面呈不规则状，周长约5800　米，东西最宽处约1326　米，南北最长处约1557　米。

郭城即大北城，位于宫城的东北，面积比赵王城大，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宽约3200　米，南北长约4800　米，周长15400　余米。

邯郸旧城的布局比较特别，宫城与郭城截然分开，而组成宫城的三个小城也彼此独立，宫城以西城为核心，东城和北城为郭城，此种布局形式为它们所独有。宫殿建筑集中在西城，城内有大小夯土台五座，一号夯土台最大，南北长296　米，东西宽267　米，残高17　米。一号夯土台以北有2　号和3　号夯土台基，加上城外9　号夯土台基，形成南北向的中轴线，北墙西门东南附近有4　号夯土台基。2　号夯土台基以东约400　米处有5　号夯土台基，1　号和2号夯土台基的西部有地下夯土建筑基址。2　号和5　号夯131土台基之间也有地下夯土建筑基址，5　号夯土台基的东北部，东墙南门西南附近及南墙东门东北附近，也有地下夯土建筑基址。

东城的布局以6　号（北将台）和7　号（南将台）两座夯土台基构成南北的中轴线，7　号夯土台基的北部和南部，都有地下夯土建筑基址，7　号夯土台基西南有8　号夯土台基及其西部的地下夯土建筑基址。

北城城内只有西南部的10　号夯土台基，与城外的夯土台基东西对峙。建筑规格是由西城至东城，再至北城逐渐降低。

大北城与宫城不相连，是一座独立的郭城。从城内已发现的生活用具、烧陶、冶铁、铸铜、制骨及制石器的手工业作坊遗迹来看，大北城是当时手工业作坊和商业区的中心，也是当时的居民区。宫城与郭城截然隔开，是出于王宫安全的考虑。

邯郸旧城没有发现防御设施，而布局本身就有防范的考虑。地下建筑基址也可能是为加强城门的防御而设置的①。

5。秦国咸阳城秦国曾三易都城：初都雍城，后徙栎阳，秦孝公始都咸阳。三都遗址保存均不好。咸阳城，据文献记载规模很大，除秦原有建筑，始皇在削平六国的过程中每破一诸侯，皆仿其宫室坐之咸阳北阪上（咸阳城北高坡上）。可惜均已被项羽付之一炬。咸阳地处渭河之滨。城垣整体布局虽因河床地移遭到严重破坏，难以搞清，但宫殿区遗址保存尚好，在东西长6　公里，南北宽2　公里的咸阳塬上下，分布着一系列大型宫殿基址，每个台基都长宽数十米，秦代砖瓦俯拾即是。1　号宫殿是列国都城中作过发掘又保存比较完整的台基，发掘前看上去像个大坟包，是一座夯土高台，东西长60　米，南北宽45米，高出现在地面6　米，是一座复杂的高台建筑，上下两层分布着十一间用途不同的大小宫室，又有回廊、坡道等将其连接。上层建筑的大房间内有中心"都柱"，应为主要殿堂。下层有附属房屋和浴室等。外围三面有回廊，廊内地平比下层建筑物室内地平矮下将近1　米。整组建筑的外轮廊形似三层楼阁，实际上是由夯土台不同高度的阶段上的单层建筑综合而成的，整个建筑的装修都很讲究，每个房间可见壁柱的痕迹。有的地面涂朱，绘有壁画，有的还设置壁炉和排水池。回廊踏步则铺以龙凤纹饰或几何纹饰的空心砖。秦空心砖已有出土，砖画内容有宴饮、狩猎等，作工精细，形象生动。

又，1982-1985年重点发掘了附属于咸阳宫第1　号建筑遗址的2　号、3号建筑遗址，发现回廊、宫殿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的简瓦、板瓦、瓦当、铺地方砖、长方形空心砖以及竹、板、席等痕迹。多数空心砖面刻龙凤纹饰，用作宫殿台阶，改变了过去认为早期空心砖只用于陵墓的认识。遗址中发现大批壁画，内容有人物、动物、植物、建筑、神怪和边饰等，色彩有红、黑、白、朱、紫红、石黄、石青、石绿等，无论内容及用彩都表现了民族独特的艺术风格，可以想见当日宫殿之壮丽豪华。

198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泾阳余家堡发现秦望夷宫遗址。基址东西长98　米，南北宽34　米，原是战国以来盛行的高台建筑。遗物有葵纹瓦当、云纹瓦当、素面瓦当、回纹空心砖、回纹方砖、太阳纹方砖等，还采集到2　块与雍城相似的槽形板瓦，说明望夷宫营建时间可能更早些。

与咸阳1　号建筑相距3500　米的柏家嘴一带，是秦兰池宫遗址。现已发现6　处夯筑基址，　出土细绳纹简瓦、板瓦、铺地方砖、133龙凤纹空心砖、云纹瓦当等遗物。在1　号遗址中，已露出615　平方米的房屋地面。

6。楚国郢都纪南城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曾经是当时疆域广大，经济、文化繁荣的国家。据《史记·楚世家》记载，从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始都郢"，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除楚昭王一度迁都外，楚国在郢建都达四百年之久。经勘察及与文献对照，郢都在今湖北江陵纪南城，规模大而豪华。《楚辞招魂》对当时的宫殿有具体描述："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湲些。光方转蕙，汜崇兰些。经堂入室，朱尘筵些。砥石翠翘，挂曲琼些。翡翠珠被，烂齐光些。蒻阿拂壁，罗帱张些。篡组绮缟，结琦璜些。室中之观，多珍怪些。。。离榭修幕，待君之间些。翡帷翠帐，饰高堂些。红壁砂板，玄玉梁些。仰观刻桷，画龙蛇些。坐堂伏槛，临曲池些。芙蓉始发，杂芰荷些。。兰薄户树，琼木篱些。"译成白话：楼上的栏杆有好几层。台上又有台，馆上又有馆，建筑在重重叠叠的高山上。小溪和大涧，处处水湾环，流水的声音使得耳朵喜欢。门上挂珠簾，门楣雕花样，冬天有暖炕，夏天好风凉。秋风摇着蕙花香，兰花的香气在春天荡漾。登上高堂，走进洞房，朱红的席子，朱红的床。云母的房壁如镜样，玉器挂在玉钩上。被上有真珠连翡翠，一般璀璨放辉光。房里的珍奇玩好说不完。。在洞房的帷幕里，等待你的空闲。翡翠的罗帷挂在高堂上，朱砂的板壁，黑玉的梁。雕簷画栋走龙蛇，抬头一看，金碧辉煌。堂前有栏轩，堂下有池堂，池中有菱又有荷，荷花正开放。。。坐在兰花丛中，玉树134为屏障①。

纪南城的遗址平面，东西4.5　公里，南北3.5　公里。城垣高出地面4-5米，北墙高至7　米以上，城墙上部的宽度，或为14　米，或为12　米，临近城门的地方则缩至10　米，夯土层厚约10　米左右。城外有护城濠环绕，城门已发现五座，又有两座水门。西垣北门的发现表明，城门有三个门道，中门道比两侧的宽一倍。城门的一侧，往往有附属的建筑基址。南垣西段古河道上的水门用四排木柱构筑而成，也有三个门道，以便河水和船只通过。纪南城的夯土台很多，初步探明的已有一百多处。东南是当时的宫殿区，夯土台基最为密集，占已探明的一半以上。在其东侧和北侧，又钻探出断续的宫殿遗址，全长1300　米，宽9　米，墙外并有濠沟。宫殿区的东部，台基分布得最有规律，南墙东段外折部分的城门之内，有10　个台基一线排开。北端的43　号台基最大，长宽均在120　米以上，对峙两侧和前列的七个台基略小。这条中轴线的北面和西面，又有一系列较小的台基。43　号台基左前方的30　号台基，东西长80　米、南北宽54　米。发掘战国前期的宫殿遗址，有成排的柱洞，63×14　平方米范围的隔墙以及散水、下水道等。城东北部和西南部是当时的手工业区，分别发现有制陶和铸造的痕迹，那些地方也有夯土台基，但分布无规律。

7。郑韩城河南新郑本是春秋时期的郑国都城，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后迁都于此，由于郑、韩两国先后在这里建都，所以一般称之为"郑韩故城"。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试掘，已对郑韩故城有所了解。城址位于双洎河和黄河交汇的地方，现存城垣残高15-18　米，墙基夯土残迹范围40米以上，是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夯筑的。城的平面很不规则，东西最长5　公里，又有南北向的隔墙将其分成东西两半，所以在形制上与燕下都相似，但东西城的性质差别更接近于临淄。西城稍小，略作长方形，是宫殿和官署集中的地方。东城的平面呈曲尺状，面积比西城大将近一倍，主要发现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西城北半部分布的夯土基址相当密集，那里居中的部位曾钻探发现出东西长500　米，南北宽320　米的长方形宫城，墙基夯土范围10-13米。宫城中部偏北处钻探发现的大型夯土基址，西城西北隅现仍高出地面7米的"梳妆台"，是郑韩故城内最重要的两座宫殿建筑遗址，范围达130　米长、80-90　米宽。宫殿区内还发现一处储存大批食品的窖藏。那是一座长近9　米、宽近3　米的狭长形半地下建筑，室内的地面和四壁都贴以方砖，底部一侧又特设五眼深井，出土数量很多的牛、羊、猪、鸡等骨骼，以及不少陶器残片，说明当时大约能够收到一定的冷藏效果。东城目前发现的手工业遗址，有冶铁、铸铜、制陶、制骨、制玉等多处。铸铜遗址附近出土的一批准备回炉的残废兵器，铸刻有纪年和工官名，年代多属灭国于秦前夕的桓惠王和韩王安时期。希望今后继续对韩郑故城的发掘有更大的收获。

以上重点介绍了七处都城的情况，没有介绍的还有曲阜鲁国故城，魏都安邑，中山国的寿灵城等，这些古城也各有特点。

（三）主要成就及特征通过介绍上述几处重要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可以看出当时筑城的一些基本特征1。建筑与军事、政治、经济需要相连（1）都有城墙包围和濠沟与外界分隔，这是出于皇宫安全的考虑。

（2）全城都是由宫城和郭城两部分组成，宫城往往不止一个。皇宫处在全城中轴线的显要部位，周围有各种安全设施，离居民区较远。郭城只有一个，包括了官署、市民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商业区等，是皇宫的物资和生活保障区。

（3）春秋战国时期郭城内皆有市，即由官府管理的特定的商业区。当时金属货币已经出现并在市场上流通，商品交易已是都市生活的重要内容。市的出现和扩大适应了这种需要。

（4）宫城和郭城内都出现了手工业区，考古发掘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内都发现了大量的作坊遗址，有官营作坊，也有私人作坊。郭作坊为皇宫和市民生产日用必须品。有的官营作坊规模相当大。

（5）主要宫殿皆设于全城制高点，这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价值。制高便于监视全城，宫城既高大，又在最高处，显示皇权至高无上，体现宗法等级观念。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规划布局，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城市建设基础。尽管汉以后的城市建设，其布局规划、房屋形式有所更动，但其基本规划思想和手法，如中轴线、左右对称、主体建筑宫城在全城显要位置等等，直至明清的皇宫乃至民宅建筑仍在遵循。

2。建筑材料、技术和艺术的进步（1）多功能的砖瓦砖、瓦的发明与使用，极大地方便了建筑业，可谓功垂千古，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工匠们可借以盖起各式各样的建筑。春秋战国时期的建筑除去使用一般的方砖外，还有楔形砖、空心砖，空心砖上印制各种花纹，轻便美观。板瓦用以铺盖宫室顶部，排列有序，整齐美观，比草顶结实，比泥顶轻便。簷部盖筒瓦，圆形瓦当上印制各式图案，与椽头彩饰对比呼应，共同形成完整的装饰画面。瓦当形成为独立的艺术品，历来为人们所珍视。已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瓦当有圆形和半圆形两种，纹饰有植物纹、动物纹、几何纹等，而且都是模制的，模制花纹省时省力，便于大批生产，使用到建筑物上效果统一。

（1）斗栱的发明与使用中国木结构建筑所特有的斗栱，从西周初年到战国时代若干铜器的图案中可以得到证明，不过那时的斗栱比较简单，只能称为栌斗。栌斗既有承重的实用性，又有增加美观的装饰作用。先秦文献多有提及，《论语·公冶长》："山节藻棁"，宋朱熹注："节，柱头斗栱也，正义谓刻镂柱头为斗栱形如山也。"辉县赵固发掘战国墓中出土的"燕乐射猎图案刻纹铜■"，图中心刻有建筑物一座，所竖立的16　个立柱，顶端都有二倍于柱经的肥大部分（下端无之），那正是斗栱的写照。图案屋顶并有板瓦成行，翼角外出，屋脊上站立二鸟作"翚飞"、"鸟革"之像。"翚飞"和"鸟革"之像正是后世建筑中"鸱吻"的雏形。西周时代专门歌颂贵族建筑宫室的《诗经·小雅·斯干》有："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翼斯飞"的形容。表明宫室的外观"端正有如人企立，齐整有如利箭急，宽广好似鸟展翼，华丽胜过锦羽鸡。"

（3）台榭陂池之奢春秋战国建筑普遍趋于奢华，台榭陂池之设竞相攀比，争奇斗艳，无所不用其极，《韩非子·喻老》已指出商纣王时"锦衣九重，广室高台"；《韩非子·难势》甚或说："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但考古发掘未见夏商时代的高台遗址。《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灵台》叙述了周王建筑灵台和他遊观灵囿、灵沼，在辟雍奏乐自娱的情况，其中有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翻成白话就是，开始规划造灵台，仔细经营巧安排。黎民百姓都来干，灵台建成进度快。但至目前为止，亦未发现西周的"台基"建筑遗址。春秋战国"台基"建筑遗址已发现多处，燕下都、邯郸故城遗址发现多处台基遗址，其中燕下都的老姆台面积达1200　平方米，残高8　米，台上尚存有木柱痕（径25　厘米，互距250　厘米），石片，铜锧残块（火烧之余），栏杆砖、筒瓦、瓦当、水导管（陶制）及杂有苇荻的墙垣等，正是台上有房之证①。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代上层人物以有高台建筑为荣，《孟子·尽心》云："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足见当时的大人物好在数仞高的台基上构架房屋（八尺曰仞，约合今尺1.6　米）。综合《左传》、《战国策》、《诗经》等先秦文献，当时的高台建筑有多种社会功能：防避潮湿、保障安全、藏匿隐私、便于自娱、囚禁罪犯、显示尊严。（4）宫室彩绘、装饰文献记载，夏、商、西周宫室均加彩绘装饰，只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更甚而已。按周礼规定，宫室彩绘装饰必须严格遵守等级制度，否则便被视为"僭越"。齐国宰相管仲"镂簋朱红，山节藻棁，君子以为滥矣。"（《礼记·礼器》）。就是说管仲使用经过雕镂的铜簋，系朱红色的冕带，相府斗栱刻山形，梁上短柱画水草纹饰，是太放溢了，因为超越了礼的界限。管仲的级别属于"大夫"，按规定他这一级的人只能用不加雕饰的铜簋，系缁色冕带，他们的宫室斗栱、梁上短柱不能彩饰。又比如，齐桓公的宫室用朱漆彩饰，也被视为非礼。据《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传》记载，公元前671年，鲁庄公到齐国去观看祭祀社神，这是不合于礼的，当年秋，在桓公庙的柱子上涂了红漆，第二年春又在桓公庙的椽子上雕花（"丹桓宫楹"，"刻桓公桷"）都是不合于礼的。自西周以来，自天子以至大夫士，皆不雕刻桷，亦不红漆柱，鲁庄公所为，当然是越礼了。这是春秋早期的情景，越到后来，这种无礼的事成为普遍现象时，人们就见怪不怪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建筑，除注意室内装饰美化，还注意到整体环境的协调搭配，园圃、沼池环绕宫室，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娱乐空间。台榭高大豪华，苑囿广阔丰富，当然有夸耀富有显示威严的用意，但主要还是为了更充分地享乐。《韩非子·亡征》把"凡人主好台榭陂池，车服器玩"，视为亡国征兆之一，说明当时上层统治者治台榭陂池之盛。据《左传》记载，成公十八年（前573年）八月"筑鹿囿"，昭公九年（前533年）冬"筑郎囿"，定公十三年（前479年）夏"筑蛇渊囿"。按汉儒郑玄解释：囿，游囿之离宫小苑，游观处也，表明了它的主要用途，这可以视为园林艺术的早期形式。七、工艺美术（一）　概况在春秋战国艺术门类中，工艺美术最丰富、也最富活力，成就也最高。

春秋晚期齐国人总结工艺技艺的专著《考工记》，对中国战国以前的科学技术给予了全面总结，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广，包括百工的社会地位、分工、工艺思想、城市、宫殿、器物制度、技艺经验等许多方面。结合先秦诸子所记述的工艺技艺材料，可以综合构成一部完整的先秦科学技术文献。

《考工记》记述当时主要手工业部门分工情况为：（1）攻木之工①轮人、②舆人、③弓人、④庐人、⑤匠人、⑥车人、⑦梓人。

（2）攻金之工①筑氏、②冶氏、③凫氏、④栗氏、⑤段氏、⑥桃氏。

（3）攻皮之工①函人、②鲍人、③■人、④韦氏、⑤裘氏。

（4）设色之工①画、②缋、③钟氏、④筐人、⑤■。

（5）刮摩之工①玉人、②榔人、③雕人、④矢人、⑤磬氏。

（6）■埴之工①陶人、②旊人。

按当时的社会分工，"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六职指：1。王公：坐而论道；2。士大夫：作而行之；3。百工：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4。商旅：通四方珍异以资之；5。农夫：饬力以长地财；6。妇功：治丝麻以成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手工业分工是相当精细的，但二千多年来有许多木、皮、陶等易朽的工艺品没有流传下来。从考古发掘出土的玉石器、漆器、青铜器、织绣品等工艺品来看，春秋战国的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玉石器主要用作装饰品，成为显示身份的重要标志，象征"君子之德"。作工讲究，制作精巧，立体雕饰绝少，趋于平面化；用于祭祀的玉琮几乎绝迹，即使有个别出土，从作工到形态都已失去早期的神圣性质。

春秋战国时的漆器工艺，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把漆器工艺推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使用范围扩大、技术大有长进、地方风格出现、分布广。艺术风格富丽辉煌，以红黑为主调，漆画大量出现，为绘画的发展提供了实物和经验。这些都为两汉漆器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的青铜工艺，就整个中国青铜工艺而言，其铸造工艺和艺术处理都达到了青铜史上的最高峰。以时代风格论，春秋战国青铜崇尚华巧新奇，新器形、新手法层出不穷。失蜡法、镶嵌法（错金银）、刻纹法等，丰富了铜器纹饰的制作手法。复杂的青铜画面，直接描绘现实生活，艺术处理也达到一定的水平。

春秋战国的织绣工艺，仅以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实物来看，可谓绚烂多彩，技艺高超，织绣的龙、凤、虎、花卉等纹饰，在色彩搭配、纹饰疏密组合，形象神态刻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惟针法比较简单，这是早期织绣工艺不可避免的缺点。

（二）　玉石工艺中国古代有关玉的概念，与今日矿物学上的标准不完全相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玉，石之美具五德者"代表了整个中国封建时代对玉的认识。中国古人对于玉，并不仅仅看它的硬度，要看其质地、色泽、纹路等外观是否美，能否给人带来快感；还要看它能否体现伦理观念。自然美与社会美融合，成为中国玉的主要品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三代一汉），中国人把玉看得比黄金还要贵重。金银取代玉的位置是在唐代以后，唐代服饰仍以玉佩为最高品级。宋代开始玉的身份虽然降格了，但作为佩饰品，在上层社会仍占重要地位。

中国人重玉、赏玉，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一种特殊的审美习尚，而玉文化带给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玉文化为中国所独有。

人类的发展史，按工具的进步来划分，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在中国横亘在石器、铜器之间还有一个玉器时代，铁器出现之后，玉石文化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随着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越来越多，又鉴于中国古代重玉、赏玉的历史事实，不少学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有一个玉器时代。类似的思想，东汉袁康在《越绝书·宝剑篇》中已经提出来了。中国的玉器时代滥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三代至战国全面繁荣，两汉之后才开始衰落。中国古代的玉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值得认真研究、总结，发扬光大。

1。春秋以前的玉器工艺根据考古发掘的材料，中国最早的玉器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文化遗址中，距今约七千年。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是三个主要产玉区。目前在中国发现原始玉的地点已有七十多处。原始玉按用途分为生产工具、武器、礼仪等四类。从已经发掘的实物观察，年代最早的是装饰玉，可见玉最初就是以它的审美价值被人类看中的。河姆渡出土的玉器是玦、珠、璜、管；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距今约六千年）是耳坠，都是装饰品。晚些时候的大汶口文化（始于公元前4300年，约在公元前2400年过渡为龙山文化）出土了玉铲，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了兽面纹玉锛，五莲丹土村出土了玉刀、玉斧、玉铲，均非实用器，徒具生产工具的外形而已。江南太湖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非常丰富精美的玉器。从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到四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先后沿续了三千年之久。其中河姆渡文化第三层（约公元前五千年）出土了玦、璜、管、珠；马家浜文化（公元前4500-前3500年）出土了玦、璜、环、珠、镯、管、坠、唅、斧；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500-前2000年）出土了玦、环、镯、珠、管、坠、瑗、笄、■、锥、针、唅、玉蝉、佩、璋形器、纺轮、铲、斧、琮、璧等玉器。太湖地区的玉器，按时间顺序可清楚地看出它们的发展规律：种类由少到多，造型由简单到复杂，个体由小到大，制作由粗到精。从玉器出土的位置，结合先秦文献分析，可以看出有些玉器被赋予了复杂的社会观念。江苏常州武进寺墩良渚文化墓葬中，发掘出玉璧24　件，制作最精最大者，置于死者腹部之上，另一副置于胸之上，其余分置头前脚后。出土玉琮33　件，一副镯式玉琮置于头部右上方，余32　件方柱体玉琮除置于头部正前方的一件和置于脚后的四件外，都围绕人骨架四周，且大多有火烧的痕迹。看来当时丧葬是要举行宗教仪式的。火烧玉璧、玉琮或许已有礼无礼地的用意，至少可以肯定玉璧、玉琮是作为父系氏族部落酋长的随葬品的。《周礼春官·宗伯》有云："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原始部落酋长生前掌握礼天礼地的特权，玉璧、玉琮作为他们身份的象征，后人用以礼天、礼地也是合乎情理的，虽然内涵不一定完全相同。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玉被赋予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观念，其内涵美被突现出来了。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村出土了一件玉龙，1982年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遗址中出土了双龙首璜形玉饰，都是更值得重视的重大发现。龙作为图腾是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民族群体的象征，以后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形象在中国原始社会亦有出现，如青海彩陶器上的鲵鱼纹，实际为龙纹。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葬中出土了彩陶蟠龙盘。三星塔拉村出土的玉龙呈墨绿色，高26　厘米，卷曲成C　形，长头，口闭吻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两个并排鼻孔，颈脊耸起长鬣，当是猪首的变体。以猪首为基本特征的玉龙的出现，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启示，龙的起源当与原始农业有关，因为猪是原始农业中最重要的家畜。这件大玉龙是用一整块玉料雕刻成的，细部运用浮雕、浅浮雕手法表现，通体琢磨，光洁圆润。龙体屈伸刚劲有力，长鬣高扬，极有生气，表现出龙图腾民族旺盛的生命力。龙成了某种社会观念的中介物。

玉器的生产要经过复杂的工艺过程，拣选好玉料之后还要经过刻、碾、琢、磨、钻等多道工序，有的成器之后还要在上面琢刻纹饰，如玉斧、玉铲、玉琮上面多有兽面纹。江苏武进寺墩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兽面纹玉琮制作得极为精致，其纹饰刻线宽度仅为零点一至零点二毫米，而且线条劲挺平直，圆内而方外的器形严格对称，这说明四千多年前太湖地区的原始人类琢玉技术已经相当高超，他们创造了一种技艺美。技艺美的创造，就是自然美的破坏，技艺美发挥是越充分，则自然美越会被掩盖。这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特别是在商周时代，表现得尤为充分。

对中国夏代的情况，以前知之甚少。近几年由于河南二里头文化遗物的大量出土，使我们对先商即夏文化有了具体认识。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不少玉石陶器及骨器蚌器等。出土的石器主要是生产工具、如石斧、石铲、石刀、石凿、石锛、石镞等。出土的玉器有玉钺、王铲、玉戈、玉圭、七孔玉刀、玉柄形器、玉琮、玉板等，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则是礼器。夏代的玉器制造已达到较高水平，其中玉柄形器制造技术很突出，这是一件四方形的长形玉器，通长17.1　厘米，器物的末端雕成一个鱼头，器身分六节，形似六截鞭。上面雕刻着兽面纹、花瓣纹，造型美观，雕工精细。夏代玉器很著名，尤其是"夏后氏之璜"，被后世视为稀世之宝，与著名的"和氏璧"相提并论。《淮南子·说山训》载："■（和）氏之璧，夏后氏之璜，揖让而进之以合欢也。"《淮南子·精神训》云："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匮而藏之，宝之至也。"

商代玉器主要是供上层贵族使用的礼器和装饰品，雕刻工艺技术达到很高水平。商代玉器种类很多，有璜、玦、环、璧、戈、刀、铲、斧、豆、簋、盘等，还有玉象、玉虎、玉兔、玉龟、玉鱼、玉蝉等玉雕的各种动物形象，造型生动，琢制精巧。其中最值得提出的是1976年发掘的殷墟妇好墓出土了大批玉器，共755　件（另有一些穿孔玉髓小圆片及玉器残片未计入），约占随葬品总数的39.2％。这批玉器的色泽以绿色为主，有墨绿、茶绿、黄绿、淡绿等。黄褐色与棕褐色的次之，白色、黄色和灰色的很少，黑色的只四件。玉器形象有玉人、各种动物形象，用于装饰，还有琮、璧、玦、笄、镯形器、串饰、坠饰、箍形器、戈、矛、戚、钺、刀等。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就其式样之多、技艺之精、造形之生动准确等等，都有巨大进步。

周承殷制而更有所发展，周礼制严密，玉器为礼制服务，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玉被神化和人格化，君子比德于玉，甚或被视为长生不老之药和防止尸体腐烂的防腐剂。周代玉器是中国玉器史上的高峰，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是空前的。1975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发掘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出土1300　多件玉石器，器物形象有蚕、虎、兔、鱼、蝉、凤鸟、璜、戈、管、玦、柄形饰品、项链、贝与玉圭合体串饰等，继承商文化的痕迹明显。该墓主身份相当于大夫，墓葬时间大约在周穆王时代。从出土玉器数量和种类来看，西周上层统治者重玉赏玉之习，比起商代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联系到历史上武王灭商时，商纣王取天智玉琰■身厚以自焚--焚玉四千--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汲冢周书·世俘解），便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但整个来看，西周早中期的玉器似乎不如商代发达，制作亦不如商认真。如在陕西扶风北吕发掘西周墓283　座，只在三座墓中出土了玉鱼两件、玉笄帽（管状）三件、玉璜一件，均无纹饰。这批墓葬的时间相当于西周初到成王、康王时代即西周中期以前。当然，这批墓中出土玉器少，也可能与墓主身份不太高有关。

春秋开始（公元前771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各诸侯国势力抬头，周天子势力逐渐衰落，各诸侯间互相攻伐兼并，由最初的几千小国到春秋后期形成五大国--齐、楚、秦、晋、宋。此后晋再一分为三（韩、赵、魏），形成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历史上称之为春秋五霸，及战国七雄。五霸尚利用天子旗号，礼制方面尚保留周礼的基本框架，如王夫之所云："春秋时尚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①2。玉器工艺基本情况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带来了各诸侯国礼制观念的更新，与统治阶级密切相关的礼玉、饰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商代立体玉雕品多，西周尚留余痕，春秋始则日渐平面化，品种也渐少，但制作较为精致。殷墟妇好墓出土商代玉器755　件，器形有琮、璧、环、瑗、玦、璜、圭、簋、盘；动物形有龙、鱼、鸮、凤、蝉、蚕、虎、象、熊、兔、马、狗、鹿、牛、燕、鸬■、螳螂、鹦鹉、鹅、蛙、怪鸟、鳖、人形等20　多种，多数为立体圆雕。西周墓出土玉器种类明显减少，如滕县庄里西村西周早期滕侯墓出土14　件玉器，器类有玦、璜、佩、珠。其中璜上有双体龙纹及鱼纹，佩上弧面雕有夔龙纹。5　件管珠中一件有浮雕兽面纹，其余均阴线雕斜角云雷纹。陕西扶风北吕西周早期墓出土玉器6　件，器类有佩、玉笄帽（管）、璜，器形有鱼。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中期墓出土1300　多件玉器，器类有璜、圭、玦、戈、管。器形较多，有牛、虎、蚕、鱼、兔、凤、蝉，比起商代玉器形象来仍显得很少。山东蓬莱西周中期墓出土玉器16　件，器类有璜、佩、勒、珙、环等，无一件动物形象。山西洪洞县永宁堡西周晚期墓出土玉器20　余件，器料有珩、琮、玦、串珠、柄形器、铲等；动物形象仅仅只有鱼、鸮；其中玉鸮为立体雕刻，其它均为平面。

春秋时代的墓葬已发现多座，出土玉器数量大、种类多、制作精美。河南信阳发掘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出土了大量玉器。其中黄夫人孟姬墓出土玉器131　件，有玦、璧、环、璜、虎形饰品、鱼形、牙形、牌形、蚕形、黑玉串饰及管、圆雕人像、兽首等。这些玉器的分布是：头骨下散落玉饰102件，胸前有一块玉璧，左腰间有一件玉雕人头和两件黑玉虎，左脚下散落玉饰21　件，右脚下散落一组竹排箫。据此可考察当时人们的丧葬习俗和审美观念。黄君墓出土玉器54　件，有瑗、鱼、兽面、珙、虎、兽首、人面纹玉饰、对蝉玉管、龟甲形玉饰、玛瑙珠、玉蚕蛾、玉鸳鸯等。黄君墓因被盗扰，玉器的位置已不清楚。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玉器，均刻有几何纹饰，纹饰琢刻富有规律，线条流畅匀净，布局严整。动物形象夸张传神。总的风格是小巧精致，与同墓出土的青铜风格一致。

河南三门峡上村岭春秋早期虢国墓出土玉器240　余件，器类有玦、璧、璜、环、簪、珠等，器形有鱼、虬龙、两头兽、蚕、牙形等，制作得也颇力精致。

河南浙川下寺春秋中期楚墓出土玉器3139　件，数目赫然可观。器类有璧、璜、簪、梳、琮、玦、珠、牌等，雕饰精美。

江苏吴县发掘春秋晚期吴国窖藏玉器368　件，也颇为可观。器类有璧、环、瑗、琮、璜、佩饰、锈、镯、珠、管，器形有虎、鸟、鹦鹉、龙等。据发掘者称，这批玉器可能是吴国宫廷用玉。

山西太原金胜村251　号春秋晚期墓出土545　件玉器，器类有璋、瑗、环、珠、玉尺、玦、玉刀、圭、玉片、璜、璧、玛瑙环、水晶环等十几种。器形有玉龙，身姿灵动。纹饰均为蜷曲纹。

在洛阳中州路发掘的260　余座春秋墓中有73　座出土了玉器。此外在河南新郑故城内的李家楼、新郑城关、洛阳东周遗址都出现过春秋时代的玉器。在河南固始侯古堆1　号墓主棺内人骨架附近发现50　余件玉器和料珠。

战国墓在中国大地上分布更为普遍。仅湖北一省在1979-1989年间已发掘战国楚墓三千座，湖南发掘战国墓千余座，河南发掘战国墓二千余座。据王士民研究，在南方仅发掘楚墓就有四千多座，全国其它省发现的战国墓恐怕也要以千计。估计发现战国墓要过万，出土文物更赫然可观，玉器在出土文物中是不可少的一项。在安徽长丰县杨公庙战国墓中出土79　件玉器，器类有璧、璜、佩、管、圭、■，纹饰为谷纹或涡纹。器形有龙（佩饰）。其中玉璧42　件，正反面皆饰涡纹，大多数为青色玉，少数璧上有白色斑点。最大的直径16.1　厘米、好径6.5　厘米、厚0.4　厘米。璜11　件，分五种样式，其中一种呈扁平弧形，两端刻成龙首状，中间刻减地涡线，背部穿孔。另有一种璜作扁平弧形、正反面均刻谷纹，并以阴线勾勒成三角形、两端刻龙头形、弧背有一孔。佩6　件，分四种样式，其中一件透雕成龙凤形，龙头作昂首回顾状，龙身屈呈"S"形，脊部有一孔，尾巴连接凤身，凤头下瞰，尾翘起，两面饰涡纹，整个造型极生动。长21　厘米、宽11.2　厘米、厚0.8　厘米。圭2　件，青色玉质，上圆下方，原放在死者两脚间。环1　件，两面均刻涡纹。■1　件，扁平角状，宽端刻一龙头，并透雕云纹，尾部刻平行斜线数道。造型玲珑轻巧。三角形片饰3　件、条形饰6　件、管形饰6　件。有的用途不明。1976年，陕西省雍城考古工作队发掘了秦国各期墓葬40　多座，出土各类随葬品1100　余件。其中玉器28　件，器类有璧、玦、唅、珠、串饰等，均素面无纹饰。其中有玉蝉一件，造型逼真，栩栩如生。

1979-1980年，河南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淮阳大朱庄平粮台清理了一批战国及两汉墓葬，出土玉器35　件。其中25　件出于棺内，排列有序。墓主人头枕玉璧，足蹬玉璧、胸部又放置玉璧。胸部以下放置龙形玉佩、方形玉佩、玉管、玉匕等。两肩和股骨之间放置玉璜。这批玉器普遍饰谷纹，其次是卷云纹，采用了减地、线刻、圆雕等不同制作方法。其中玉龙、玉璜、方形玉佩、鼓形玉佩的制作尤其精致。鼓形佩是极为少见的，它被置于墓主人骨盆下，茶色墨玉，形状似一面鼓立于连体兽座上。鼓上饰谷纹，有廓，鼓的两侧偏上部各立一鸟，制作极为精致。11　种龙形玉佩各不相同，呈屈伸腾跃各种姿态，矫健有力，制作极为精巧。

1975-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九店乡雨台村清理楚墓558　座，出土了大批文物，其中玉器253　件，质料有玉、水晶、玛瑙、紫晶、绿松石等。制作方法，一般都经过锯截、琢磨、穿孔、雕刻等工序。穿孔依器物的厚薄或一面穿或两面对穿。雕刻分器形和花纹雕刻两种，花纹雕刻是先在器物上勾出线条，然后雕刻，如玉璧透雕蟠龙纹佩饰等。雕刻纹饰的器物较少，素面者居多，纹饰有谷纹、环纹、圆圈纹、动物纹等。也有未经雕刻的彩绘花纹，如串饰。在这批玉器中，玉璧、玉环最多。玉器种类有璧、环、璜、佩饰、串饰、玉料珠、玉料管、绿松石片等。其中两件玉佩造型较别致。1956-1958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发掘了两座战国时期的楚墓，出土75　件玉器，器类有璧、璜、佩、管、珠等。其中一号墓出土的透雕蟠龙玉佩艺术价值较高，其一呈弧形扇面状，淡绿色，双龙蜷曲，通体饰匀称纤细的卷纹和斜方格纹，另一件呈扁长椭圆形，龙均作回首昂扬状。

1978年5月发掘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下葬年代在公元前433-400年间），共出土器物15404　件，其中玉石器528　件，制作之精是罕见的，玉质饰物均经打磨抛光，玉色以青白、青黄、灰白、黄白、黄褐、青蓝色为主，少数是深绿、浅绿、白色。玉色并不纯净，一般都程度不同地带"糖"（酱黄色杂质）、"栁"（裂痕）、墨（黑色或蓝色斑点）、"饭"（白色斑点）、"石"（石质或石化）等瑕疵。纹饰有谷纹、云纹、双龙纹等。雕技分平雕、浮雕、阴刻、透雕、圆雕、穿孔等。器类有璧、环、玦、璜、琮、方镯、佩、挂饰、串饰、珠、管、双面人、剑等。其中各式各样的王佩制作特别精致（详后）。

此外，在四川青川、广东、广西等地发掘的战国墓中也有少量玉器出土，表明用于礼制和装饰的玉器在上层社会是很普遍的，作为身份的标志，无故玉不离身。

3。玉器种类及其审美特征综合观察春秋战国的玉器种类，主要有：璧、琮、璜、管、珠、佩、琀、串饰、勒、瑗、环、玦、圭、璋、柄形器、戈、带钩、镜架、匕等。多数为礼器，少部分为生活用具。

玉在上层统治者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被赋予了丰富的伦理观念，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天下财物"九榖八材"，珠、玉是两材。天下贵重之物以玉帛代称。诸侯向天子献宝，称为"玉献"。天子、诸侯王冕服上重要处以玉为饰。天子、诸侯王死，入圹，以玉加币，死者口中含玉、身旁葬玉。皇宫最贵重的礼器"六瑞六器"，均以玉为之（六瑞指：圭、璋、璧、琮、琥、璜。六器指：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朝中设专门掌管"金玉玩好兵器"的机构，以"玉府"命名（《周礼·天官冢宰下》）。诸侯会盟时，为显示郑重，以珠盘盛牛耳，以玉敦盛牲血（《周礼·天官冢宰下》）。天子所用邦节以玉为之（《周礼·地官司徒下》）。宫中设有专门掌管玉器的机构--典瑞（周礼·春官宗伯下）。天子乘有五辂（五种车子）以"玉辂"为最贵重（《周礼·春官宗伯下》）。国君亦名"当璧"（《左传昭公元年》）。天子、诸侯祭祀"必用牺牲玉帛"（《左传昭公十八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礼记玉藻》）。其价值非金钱所能衡量。关于玉的作用，杨伯达先生概括为五个方面：玉器作为珍宝，玉器用于殉葬、玉器用于祭祀、玉器作为信物、玉器象征道德。有关以玉象征道德，荀子有"七德"说（《荀子·法行》）。管子提出"九德"说（《管子·水地》）。而《礼记·聘义》提出"十一德"之说。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君子贵玉而贱珉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珉多而玉少的缘故？孔子很不高兴地回答说，君子岂能用数量区别贵贱，君子所以重玉是因为它可用之象征道德："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有棱角而不伤人），义也；垂之如队（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戛然而止），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文彩明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朝聘用之），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礼记·聘义》）下面重点论述几类：（1）璧环形玉器。《尔雅》解释："肉倍好谓之璧。"所谓"肉"是指璧的周边，"好"指圆孔。肉倍好是圆孔的直径等于器边（即实体）的直径1／2。环、瑗形状与璧相同，只是肉与好的比例不同：肉好直径比例一样则为"环"，好倍于肉则为瑗。实物中完全符合这种比例的很少，有人据此要推翻传统说法，一律称为"璧"。考古发掘出的实物也有符合《尔雅》所规定的比例的，如1972年陕西凤翔县南指挥乡河南屯出土两件玉璧，其一整个器物直径29.7厘米、肉11.88　厘米、好5.94　厘米，正好是"肉倍好"。这块玉璧为墨绿色，玉质晶莹滋润，明亮光洁。璧两面均刻花纹，主纹为四周互相蟠纠的勾连纹，以五圈内填短直邪线的环带相隔，纹饰繁细、线条流畅。已出土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玉璧，其纹饰主要有几何纹、云纹、谷纹等。个别的边缘附加雕饰。玉璧在秦代以前被视为镇国之宝，其地位大概仅次于鼎。秦为得"和氏璧"，诈以数城相换；而赵国的宰相蔺相如又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在渑池会上与秦王斗智斗勇，最后"完璧归赵"，传为千古佳话。据史书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微子启反缚双手，■玉璧，让仆人抬着棺材去投降周武王，准备一死。武王亲自为微子启松绑，接受他的玉璧，烧掉棺材，给以礼遇，命他回到原封地去（《左传僖公六年》）。齐桓公称霸，诸侯都去朝贺，卫未去，齐君大怒，欲兴师问罪，卫姬摘下簪珥，解下璧佩向齐请罪，恳求宽恕。桓公高兴地答应了。

玉璧的用途，按古文献记载和后人推测，一为祭器，用作祭天、祭神、祭山、祭海、祭河、祭星等。二为礼器，用作礼天或作为身份的标志（《周礼春官宗伯·典瑞》所云："子执毅璧，男执蒲璧"之类）。三为佩饰。四作珐码用的衡。五作辟邪和防腐用。玉璧的这些用途在春秋战国时代几乎都存在，都可以从古文献及现代考古发掘实物中找到证据。

玉璧造型、纹饰衍变，从现存实物来看，春秋以前的均素面无饰，春秋时代的已有带纹饰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玉璧以云纹、谷纹、几何纹为主，边缘附加雕饰的极少，但极为精致。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战国龙纹璧，器身琢刻不规则的谷纹、云纹，璧上缘附走兽形龙饰件，龙回头，尖翘耳、圆眼、闭口、上唇翘卷、下唇有回卷纹。前后两肢，尖曲形足，尾尖卷扬，身有简化鳞纹，颈及尾刻丝束纹。又据黄浚《古玉图录初集》载有一件三龙纹璧，器身有排列细密而规则的谷纹，璧上缘附雕饰三龙，龙身为卷曲走兽形，大型尖卷分枝角，尖翘耳，橄榄形眼、张口、圆弧形上唇，锐耳外露，四肢，拳形足，分二尖爪，长尖翘卷尾、上刻丝束纹，身刻菱形或圆形网纹，强劲伟丽，是战国晚期玉龙的典型形象。《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了带纽的玉璧。（2）玉琮玉琮在原始社会末期曾经十分发达，至夏商西周迅速衰落，春秋战国时期玉琮几乎绝迹，至汉代已不再制作。《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琮在西周应该是很发达的。不知为什么在周墓随葬品中找不到它的影子，这一矛盾现象至今是不解之谜，有待进一步考察论证。

据有关专家研究，玉琮原由环形石斧演化而来，石斧为男子用物，属阳，故被用来祭天。琮系由女子手镯演化而来，女表阴，故琮被用来祭地。玉琮的特点是长柱体，内圆外方，有的上下一样粗细，有的上粗下细，有礼地、享后、享夫人、发兵、敛尸等多种用途。春秋战国墓中出土玉琮极少，偶有发现，制作也极为简陋，如吴县春秋吴国窖藏玉器中的琮，已残破，仅存半片，制作水平远不能与同窖出土的其它玉器相比。河南淅川下寺春秋中期楚墓中也出土了玉琮。陕西凤翔春秋秦城遗址出土了两件玉琮，其一内圆外方，通高3　厘米、方高2　厘米、宽6　厘米，圆口内径5.2　厘米、外高0.5　厘米。这样小而矮的玉琮，称之为"套管"更合适。另一件玉琮通高12　厘米、圆内口径5.2　厘米，磨制极精。二器均素面无饰。它们均已失去玉琮应有的神圣价值。玉琮的衰落与退化，表明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天命观减弱了，间接地反映出周天子地位下降。

（3）玉玦形似环而有缺口的王器称为。从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四千年前的良渚文化，直至春秋战国，玦屡盛不衰。其用途，根据古今各家之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作佩饰、作信物、作刑罚标志。《九歌·王逸论》：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故与环则还，与玦则去也。《白虎通义》解释说：君子能决断则佩玦。据《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公元前660年，晋献公派太子申生攻打东山的皋落氏。太子率大军出征，晋献公命他穿左右两色的衣服，佩戴金玦。公子觉得这是一种不祥征兆，父王有废他之意。在当时，衣服是身分的标志，佩饰是心意的旗帜，赐他穿杂色衣服，是暗示疏远，让他佩戴金玦，表示要废弃他。杂色意谓冷薄，金象征寒冷，玦意味决绝。《荀子·大略》云："绝人与玦，反玦以环。"《大戴礼记·王度记》："人臣赐玦则去。"公子申生后来果然被废了，晋国发生了混乱。佩玦又是一种能力的标志。《白虎通义·谏净篇》说，人所以要有佩饰，标明自己的善长，道德修养高深者则佩环，能大道德即佩琨，能决嫌疑即佩玦。所以看见佩带什么就知道善长什么，农夫佩耒耜形饰品，工匠佩斧形饰品，妇女佩针缕亦佩玉。已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玉玦，其造型比较简单，环形有一缺口，上刻几何纹或谷纹、云纹，边无附加装饰。当时主要用于佩饰。《左传》、《白虎通义》等所举玦表示决绝之意，那只是个别现象，并不带普遍性。

（4）玉璜半璧为璜。其用途，一为"礼地之北方"（《周礼·春官大宗伯》），二为佩饰，死后作为陪葬品，自原始社会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遗址中均有玉璜出土。璜形式多样，大多制作精巧华丽，有的作成兽形，上琢刻云纹、谷纹、几何纹、动物纹等。如河南辉县固始村一号春秋墓出土一件大玉璜，由白色微绿的美玉七块和两个可以活动的鎏金铜兽头组合而成。整体造型呈弧面状，中央一块长方形玉石，上面雕刻一匹回首踡卧的马，两侧的两块玉石表面雕谷纹，再向外侧的两块玉雕作兽首形。玉雕中空，以铜片贯联。铜片末端作成鎏金小兽头，各啣椭圆形玉片。这件艺术品用料和谐，琢工精细，造型设计独具匠心。全长20.2　厘米、最宽处3.3　厘米。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玉璜也很精采。其它春秋战国墓中出土的玉璜，大多也作得很精致。如何用璜"礼地之北方"，后人已不甚明了。作为佩饰，大多与其它玉饰配合使用，即《侍经郑风·女曰鸡鸣》中所云："杂佩"，《毛传》谓"杂佩者，珩璜琚瑀牙之类。"

⑤玉琀死者口中所含实物，亦称压舌。原始时代已经出现，多作成蝉形。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玉琀也区分出等级，《公羊传》记载："天子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贝，春秋之制也。"琀的器形有动物形，也有琮形或璧形。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战国早期）出土玉琀21　件，出自墓主人口腔内和胪腔内，玉色青白，略带黄色，通体抛光，光泽较亮。器形有牛、羊、狗、猪、鸭、鱼等。器小如豆，圆雕而成，形象刻画细致，造型生动。

（6）圭、璋务之一是以玉制作"六瑞"，来规范邦国大小尊卑等级，按照王、公、侯、伯、子、男的宗法等级，王执持镇圭、公执持桓圭、侯执侍信圭、伯执持躬圭、子执持毅壁、男执持蒲璧。汉代经学家郑玄对六瑞的解释是：王者所执镇圭，上饰以四镇（大山）之形，象征安四方也，圭长一尺二寸。上公所执桓圭，上饰以栋梁之形，象为柱石之义，圭长九寸。侯所执信圭，上饰以人形，其意象慎行以保身，圭长七寸。伯所执躬圭，亦以人形为饰，纹较信（身）圭为粗，其义与信圭同，长七寸。子所执榖璧、上榖形为饰（今已数见谷纹璧），像能养人之义，径五寸。男所执蒲璧，上饰以蒲席之形（今未见实物），象征安人之意，径亦五寸。郑玄对六瑞的尺寸、形式记载得十分具体，但今天考古发掘出土的商周至战国的玉器都难以合乎这个标准，原因不得而知。或许是这些生前显示身份的贵物未能流传，或许是因为汉儒根据周礼对之加以想象规范？今天春秋战国墓中已经出土了玉圭、玉漳，只是尺寸对不上号。圭、璋除去能标明身份，还是礼天的礼器之一，《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之职。。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仿）其器之色。这些概念是当春秋时代阴阳五行之说产生以后才会有的，西周不会有那么严格的规定。再说，人们对玉色的选择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可能随心所欲。

（7）佩佩包括面较宽，凡是璧、琮、玦、瑗、环圭、璋等规范化玉器不能包括的饰玉，均可称为佩。佩在上层统治者中也是用来显示身份的，春秋战国墓中出土最多，制作得都很精美。佩玉的作用：①军队统帅佩玉，在外祷请可用之。《左传哀公三年》："大命不敢请，佩玉不敢爱。"意思说死生的命运不敢祈请，佩玉不敢爱惜，就是说不惜生命勇敢战斗。②协调人的动作。《诗卫风·竹竿》：巧笑之瑳、佩玉之傩。意思说，巧笑露齿少年游，行动佩玉有节奏。《诗经郑风·有女同车》："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将翱将翔，佩玉将将。"意思是，我们在外同遨游，美玉佩环身上掛。我们在外同游玩，身上佩玉响叮叮。③佩玉等级。《礼记·玉藻》："佩玉有衡牙，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玉而綦组绶、孔子佩象环五寸而綦组绶。"绶指穿系玉佩的带子，由于身份不同，所系的带子颜色也不一样。④表达爱情，馈赠信物以佩。《诗经郑风·女曰鸡鸣》："知子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者，杂佩以报之。"《诗经王风·丘中有麻》："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曾侯乙墓出土了一大批玉佩，其中有两件艺术水平特别高，手法之巧妙、制作之精致是举世罕见的。其一为四节龙凤玉佩，出自墓主人的腹部，白色、扁体，用一块玉料透雕成四节，可以活动拆卷。每节龙凤形象由三个椭圆形环连接为一个整体，第一节为对首双凤。第二节为首相交错的较大的双卷龙，两龙尾部各为一凤。第三节为屈首相背的略小的双卷龙。第四节为对首的小双卷龙。器两面以极细的线条刻出龙凤的细部。此器共雕了七条卷龙、四只凤和四条蛇，布局严谨，造型美观，琢刻技艺精湛，是极为罕见的战国早期的玉佩珍品。

另外一件十六节龙凤玉佩，工艺更加高超。出自墓主下颌部位，并作卷折状放置。此器青白色，完整无缺，呈一长带形，十六节各节大小不一，一般作一小节与一大节相间串连。其中第一节的顶端横穿一个对钻小孔，器整体是一条龙，此节为龙首。各节均雕成龙凤形或璧环形，并两面雕刻或阴刻这些龙凤的细部（嘴、眼、角、鳞甲、羽毛、尾、爪等）和璧环上的谷纹、云纹、斜线纹等。除了透雕的龙凤外，还有两面雕刻或阴刻的龙、凤、蛇等，其中有的仅具首面。全器共透雕、雕刻和阴线刻出37　条龙、7　只凤和10　条蛇。它们的形象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并往往对称。其中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上出现凤爪抓蛇的场面。器上的两面纹饰基本相同，仅个别略有差异，如第二节中的璧，一面雕满谷纹，另一面仅面部雕出谷纹，余皆素面。第五节和第六节，一面有三线"十"字形纹，而另一面则无此纹，如此等等。

器的制作，堪称一绝。全器由五块玉料分雕成十六节，然后用三个素面的椭圆形活环及一根玉销钉连接成一串。五块玉料各自分雕的节数如下：第一块玉料分雕出第一、二节；第二块玉料分雕出第三至第六节；第三块玉料分雕出第七、八节；第四块玉料分雕出九至十一节；第五块玉料分雕出第十二至第十六节。其中连接第二块与第三块的（即第六节与第七节交接处）是一根横插（并未穿透）的玉销钉。其余各块是用活环套接，活环有一处缺口，缺口两端分叉，纳入一个"十字"形饰件，似榫接套和状；再于原缺口两端的一侧各钻一个不穿透的小孔（两个小孔的钻入面相反），插入一个铜销钉固定。细察之，第五节与第六节，第九节与第十一节（中间隔第十节），第十四节与第十五节，各可以重合。相重合者，其透雕纹样尽管相同，但并不重叠。据此推测原先各块玉料的分雕步骤是先总体设计，准备将该块玉料分雕成若干节，并划定粗样剖线（类似花纹的分组雕作），然后剖割玉料，镂空各节的连接环，展开饰件，进行抛光处理，设计透雕纹样和两面雕刻的纹样，最后完成透雕及两面纹饰的雕作。

此器玲珑剔透，可以自由卷折，集分雕连接、透雕、平雕、阴刻玉雕技艺于一体。全器是一龙，龙上又刻龙凤蛇，实为战国玉雕精品中之上乘。有学者据此器器形与出土位置，联系古文献中"楚庄王绝缨之会"的记载，认为它是"玉缨"（即玉制帽带）。

传为洛阳金村韩墓出土的一件玉佩，是战国时期金细工和雕玉协作的艺术结晶。它的上部用三只小玉和管排列呈■形，下方的玉管之下悬垂一对玉雕舞伎。舞伎的额发作半月形，两鬓卷曲，长裙窄袖，斜裙绕襟，腰系大带，翩跹起舞。右左和下方各有一个玉管，与上述玉管用金链连贯起来，组成一副五边形佩饰。它的下面系着一件身躯蜷曲的双龙玉佩。椭圆形的龙身两侧各伸出一只后爪，爪下又各悬一件虬龙形的玉饰。由春秋中期的小型、简单的串饰发展到战国时期的成套玉佩饰，对西周以来仅限于礼制的佩玉制度是一个大突破。可以看出到战国时代，玉佩已主要作为审美对象，被统治者用来显示阔绰，礼制成分已大大削弱了。

（三）　漆器工艺1。历史的回溯中国现代考古发掘实物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文化遗址中已经出土了木胎涂漆（自然生漆）碗。夏、商、西周三代已逐渐从单纯使用天然漆到使用色料调漆。人们不断熟悉、了解漆的性能，改造、利用漆所特有的经久耐牢、不退色、不怕潮湿、鲜亮美观等性能，为美化自己的生活服务。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在对漆器胎质的选择、制作，对色漆的调配、使用，对漆器纹饰的绘制组合等等方面，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经验，把漆器制作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工艺，并达到很高的水平，形成为中国所特有的漆器工艺。我们的祖先为人类留下了无数精美的漆器工艺品。

商周时代有专门的皇家漆园，春秋战国时期又出现私家漆园，赋税为1／4，高于其它所有生产项目的税收比例，这可以看出当时漆器生产的红火。有名的道家哲人庄子作过宋国的漆园吏，秦律有专门管理漆园的条款，这些都说明漆器生产在上层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青铜器用量极大的情况下，漆不啻为一种调济和补充，而且有铜器不可替代的作用。铜器刚铸成时金光耀眼，但大件铜器分量重，搬运不便，而漆器则显得轻便，高贵典雅。从《周礼》一书可知漆器在当时的使用范围是相当广泛。商周时不仅已用色漆和雕刻来装饰器物，并以松石、螺钿、蚌泡等作镶嵌花纹，使漆器的天地更为广阔。

2。漆器工艺发展的新阶段（1）分布范围广泛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诸国势力的扩大，漆器的使用范围也更广了，相应的技术也大有提高，并且出现了地方风格。春秋时代的漆器在山东、山西有重要发现。1972年在临淄郎家庄春秋墓中出土了大量彩绘漆器，其中有一件圆形残片，是什么器物已不得而知，但在漆片中心绘有三兽，圆心外围描绘怪鸟、屋宇、人物，底色以黑漆，形象以红色单线勾描，线条匀净流畅。山西长治分水岭269　号春秋墓出土的漆箱绘有彩色的蟠龙、蟠螭，形象蟠结错落，疏密有致。

战国漆器在中国漆器史上是一个大发展和极其繁盛的时期。迄今已在40多个市县的80　多个地点的战国墓中发现了漆器，包括了当时楚、秦、齐、燕、三晋、宗周、中山、鲁、曾、蔡等国的故地，以河南、湖南、湖北三省为最多，在河北、山西、北京、陕西、四川、广东、山东、浙江、安徽等省地也有发现。

（2）漆器品种增多许多漆器品种是前所未有的。综合观之主要有：饮食类　耳杯、豆、樽、盘、壶、卮、盂、鼎、勺、食具箱、酒具等。

日用器皿及家俱　奁、盒、梳、篦、厘、匜、鉴、枕、床、案、几、俎、箱、屏风、扇柄、杖、天秤、绕线棒等。文具　笔、文具箱、笔架等。

乐器　编钟架、钟锤、编磬架、大鼓、虎座双鸟鼓、琴、瑟、笙、竽、排箫等。

兵器　甲、弓、弩、矛柲、箭、箭箙、剑鞘、盾等。

丧葬用具　棺、椁、笭床、木俑、镇墓兽等。

交通用具　车、车盖、船等。由此可见，当时的漆器已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用途相当广泛。

（3）制作工艺水平空前提高《韩非外储说左》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工匠为周君画策（箧），三年才画成，周君看了与一般的漆器一样，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于是大怒。画策者告诉周君，筑起一道十版之墙，凿一个八尺的大窗口，太阳刚升起时把策放在窗口对着太阳看。周君照着画策者说的一试，立即见到龙蛇禽兽车马，万状具备，周君大悦。韩非子讲完这个故事发表议论道，此策之功非不微难也，然而使用起来与一般髹漆者没什么两样。意在指无谓的修饰没有实际意义。但这个故事无意中讲出了当时漆工艺的高超。

就漆工艺而论，战国漆器在许多方面有新的改进。首先，漆器胎骨比较多样，木胎之外还有夹紵胎、皮胎和竹胎。胎骨的多样化正是为了适应制作各种器物的需要，它与当时漆器品种的增多有密切关系。漆器胎骨的多样化和制法，对以后佛教雕塑（尤其是夹紵胎塑像）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方面的经验。漆器木胎制法有斫制、镟制、薄木片卷制和雕刻等。其次在纹饰手法方面有描漆（包括描漆、漆画、描油）、刻划（以针、刀）、镶嵌等。纹饰花样有：各种几何纹和几何勾连纹；模拟青铜器花纹；云纹及变形云纹；动、植物纹；涉及舞乐、狩猎、弋射等题材的生活画、故事画；天文图像。

使用丰富的色彩是春秋战国漆器的又一特点。据不完全统计，所用颜色有红、黑、白、紫、褐、绿、蓝、黄、金、银等色，大多以黑、红两色为主调，沉稳而热烈。金、银两色的运用则使器物显得辉煌灿烂，髹器工艺又很讲究。以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内棺来说，内壁髹朱漆，工艺细致。内棺外表髹漆更为讲究，先抹0.2～0.4　厘米厚的漆灰泥，反复打磨平滑后，遍髹一层黑漆（地漆），再在黑漆上遍涂一层红漆，然后在红漆上用墨、金等色绘成异常繁复的图案。信阳楚墓出土的小瑟，用了鲜红、暗红、浅黄、黄、褐、绿、蓝、白、金等九种颜色，尤其是金银的熟练运用，标志着技法的新发展。小瑟既用浓金作点和线，又用淡金作平涂，浮动欲流，有如水彩颜色，令人惊叹。同墓出土的棺板，大量使用银彩，成为漆的主调。有的器物在使用丰富色彩的同时，又注意使用对比强烈的色彩，造成冷暖对比。如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一件漆耳杯，长径15.7　厘米、宽径10　厘米、连耳宽12.6厘米、深3.3　厘米。胎较厚，椭圆形口，耳面上翘呈新月形，浅腹小平底，漆表及口沿内侧髹褐漆，器内髹暗红漆，用朱红、黄、浅黄、金粉绘纹饰。器沿内侧，耳面及外侧绘变形凤鸟，两端外侧饰变形凤鸟、卷云纹，器底正中饰金黄色花瓣纹，周围用银粉描绘首尾相连的双凤，凤身以绿色描绘，与金红色形成强烈对比，冷艳夺目。图案纹饰繁缛而有规律，是春秋战国漆器的再一特点。图案纹饰种类有几何纹、动物纹、人物活动画面等三大类。几何纹主要有三角纹、锯齿纹、S　形纹、简化雷纹等，多随器形组成装饰带，分层布局。如长沙颜家岭出土狩猎纹漆樽，樽身有五层平行带状纹，一三五层内为图案画，画面整齐而富于变化；二四层为狩猎纹，绘出人们在狩猎中的生动姿态和一切紧张有趣的场面。又如河南信阳楚墓二号墓棺的内棺里外皆髹漆，棺里朱色，外黑色，在黑漆上再绘金、银、棕、黄等色的连续变形饕餮纹，左右两壁板的图案都是以三组连续的变形饕餮纹为主体，周围衬以卷云纹和鳞纹。

动物纹则更加丰富多彩，主要形象有龙凤、饕餮、蟠虺、蟠螭等。如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漆卮，其中一件器表髹黑漆、器内髹红漆，盖上雕八条相蟠的蛇，四条红蛇，蛇头向盖顶中，四条黄蛇头向盖沿四周。全身四周雕十二条蟠蛇，其中有四条对称的长黄蛇和长红蛇，八条短粗的黄蛇相蟠其间。全器身共十二条蛇，蛇头、蛇身和鳞片都用红、黄漆绘出。器身圆浑，型体多变，且带几分神秘色彩。

纹饰最复杂的要属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主棺饰了，内棺足档、头档纹饰繁复得密不通风，匠师为使纹饰密而不乱，先总体规划，将画面分成若干组，每组由龙、蛇、鸟、神等构成，很多形象似龙非龙，似兽非兽，有的或作鸟首龙躯（兽躯），有的或作龙首鸟躯（兽躯），这样使得龙、鸟、兽很难区分，紧密地蟠结在一起。对其寓意，我们已不很清楚。头档图案分成三十组，足档图案分成二十一组。棺身左右两侧壁板图案与两档又不尽相同，在设计上是先把两侧壁板分成几十方格，然后在方格内进行布置。左侧壁板本身花纹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部为主体，占棺身壁板画面二分之一，中部用粗道分成四个大方格，上部是一窄条纹饰带，由十一组龙蛇卷曲勾连纹组成，下部窄条纹饰带由五组变体蛇纹图案组成。中部四大方格纹饰又分成上下二层，上层自左而右为变体蛇纹、神乌纹、变体蛇纹、龙凤纹。下层自左而右为：龙凤纹、六神怪、四窗格纹、四神怪，怪身皆长面大耳、头戴羽冠、手握长戟、正面八字步站立。右侧（东）棺身壁板与左侧近似，最有特色的是中部方格内的十大怪神，只是比左侧少了四大怪鸟。

湖北荆山楚墓内棺纹饰组织得更加严密，棺内髹红漆，外髹黑漆，以红黄二色漆及金、银粉彩绘龙凤纹，盖面及两侧面绘九个单元的龙凤图案，每单元绘四龙四凤，龙形象一首双身，盘绕成圆角方形，黄首黄足，黑身、金银鳞片；凤昂首阔步，展翅卷尾，黑红二色描绘黄身黑羽，凤压于龙身上，龙凤之间以红填实，各单元图案或为四龙相会、两对凤相嬉，或为四凤相会四龙相背。整体图案为四方连续图案。

以人物活动场面为图案的漆器，也有不少发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河南信阳出土的战国锦瑟，其上有漆画"巫师戏蛇"、"射猎"等场面，形象、动态均作夸张处理。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一件奁，奁盖上绘有一组出行图，共26人、四乘车、十四马、五株树、一头猪、两条狗、九只大雁、组成出行、迎宾图，画面以黑漆为地，单线勾出轮廓再平涂颜色，形象生动传神。画面用五棵树分为五段，树干以土黄色平涂，树叶以青色涂，姿态婆娑似迎风舞动。第一段，左侧一黄衣人俯首躬身拜伏于地，双手作揖，左侧一辆三马车临近揖者，骖马棕褐色，中马桔红色，车上的青衣御者躬身作收缰状，黄衣乘车人左手扶栏，双目平视坐于舆中，另一青衣人陪侍一侧，车后飘拂的青色旌旗下，一青衣持殳者直立，其后二青衣一黄衣人作奔跑状；后面一乘车，由棕褐、桔红二马拉车载黄旌紧随，黄衣御者居中扬鞭催马，车上另一黄衣人正坐，一青衣人侍侧。第二段，一车三马向左慢行，二骖马棕褐色，一马桔红色，车上一青衣人御马、一黄衣人正坐，另一黄衣人陪侍一侧，车尾黄旌微露一角，其后一青衣人持殳随行，天空有两只黄色大雁左行，第三段，绘一黄犬，一黄豕向左作奔跃状。第四段，两青衣人并列站于一侧，其右一黄衣人前行；画面右端一黄衣主、一青衣侍从迎面而来，天空四黄雁引颈左飞，其后一车二马停立，二马颜色一棕褐、一桔红，车上仅一黄衣御者，马前一黄犬面左惊吠，一黄雁引颈右飞。第五段，一衣黄、一衣青的人物面右前行；一黄衣、二青衣人并列站于一侧，其上空中两只黄色大雁左飞翔。

综观五段画面，可以看出完整的上层统治迎来送往的场面，形象刻划虽不甚精到，但形象比例适当，动态生动，布局疏密有致。两千多年前的绘画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实属难能可贵。

（4）地方风格日渐明显以漆棺纹饰而论，河南信阳发掘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棺饰皆以穹曲纹和回纹组成纹饰，明显地是受青铜纹饰的影响，漆器还未形成自己的独立纹饰体系。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棺饰以龙凤怪神形象为主，形象组合极为繁密。而同是战国早期，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棺饰则以金银彩绘抽象纹饰组成图案，而每个单元以一铺首为界限。湖北荆门包山楚墓棺饰则以大凤鸟纹组成图案，纹饰虽繁复，但组合规律严密，故密而不乱。

同属南方漆器，楚与巴蜀者又各不相同。自古以来，巴蜀（四川地区）

即为漆器的重要生产地之一。《华阳国志》载巴地盛产丹、漆，蜀有"漆、麻、紵之饶。"楚国因其雄厚的国力和特有的自然条件，其遗留至今的漆器从各方面看，都堪称当时中国之冠。巴蜀漆器工艺深受楚的影响，又各有特色。据四川省博物馆李昭和研究，两地漆器在用途、器形、制作手法和装饰手法等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特色。在用途方面，巴蜀漆器多为单一的生活用器；楚国漆器除用于生活外，还出现了一些能体现楚人习俗的工艺品、乐器和兵器。楚国巫风盛行，举国信奉鬼神，墓中用镇墓兽、灵床等漆制品，是楚国漆器的又一特点。在漆器形制方面，巴蜀漆器中的漆壶、鸮壶、扁壶、双耳长盒、漆圆盒、漆卮等，这些在楚器中是少见的。而三足奁、灵床、漆豆、虎形或凤形鼓架、彩绘鹿鼓、虎座飞鸟、虎座凤鸟悬鼓、漆盾、皮甲及镇墓兽等，在楚国经常出现，但巴蜀漆器中很少见。巴蜀漆器与楚器中所共有的器形也有差别，如巴蜀漆耳杯一般胎质较薄，多有圆耳。楚漆耳杯以方耳为其特色，圆耳杯则体较厚。漆圆盒在巴蜀漆器中多为双碗相扣合而为盒，这种形式的漆盒在楚器中很少见。楚漆盒有方形者，扁圆形者，巴蜀漆器中罕见。圆漆奁为巴蜀漆器作风，而三足奁又为楚器所特有，如此等等。

装饰手法，巴蜀漆器大量利用龙、凤、鸟、兽、鱼、花草及几何形，喜用联合、填充等手法组织成单独形和连续式图案，构图严整。楚器除使用上述图案外，还增加了现实生活题材，有描写歌舞、宴乐人物和狩猎等场面，使图案生动活泼、自由奔放。

制作手法，巴蜀漆器与楚漆器也有许多不同，以卷素漆为例，漆奁、漆卮类虽然都是以薄木板卷成圆筒，但巴蜀漆器将木板两端削得更薄、搭上之后可见出两条接缝；楚器则在接榫处削成斜角再粘合，打漆之后几乎看不出接缝，处理得较巧妙。

中原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漆器，在数量上远比楚和巴蜀为少，这是由于地下环境和墓葬结构不同所致。以前人们曾认为中原地区的漆器是由南方运来的，随着中原地区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数量增多，经与南方漆器作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北方漆器自成体系。山东、山西、河北、河南中北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的四十多年来出土的漆器，在器形、装饰手法及彩绘花纹等方面都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根据《禹贡》、《山海经》、《诗经》、《周礼》、《尚书》等先秦文献记载，及竺可桢、蒙文通等专家研究，证明古代黄河流域的气候较现在暖和，适于漆树生长。战国时期各国设有漆园，庄子作过宋国漆园吏，宋国地处河南商丘一带，说明河南的气候适于漆树生长。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竹简中记载了秦国管理漆园的法令："■（漆）园殿、赀■夫一甲、令、丞及左各一盾，。。■园三岁比殿，赀啬夫二甲而法（废），令、丞各一甲。"■园即漆园。这段话的大意是，漆园因管理不善被评为下等，漆园■夫等官吏要受到惩罚。如果连续三年被评为下等，则要受到更重的惩罚。秦简还记载了工官和工匠外出运取漆液，如有损失，要依照损失的多少，给工官、工匠以不同的惩罚。"这些记载虽然不能肯定秦国全境都适合种植漆树，但至少可以知道秦管辖的部分地区是适合漆树生长的。削平六国前的秦国地处西北地区，可能陕南部分地区和后来并入秦版图的巴蜀及江陵地区适合种植漆树。

中原地区战国的扣漆、夹紵漆比较发达，纹饰也各有特点，如1957年在山东胶东半岛的栖霞县一战国墓出土了一些夹紵漆片，可能是大漆箱上的板片，漆板四周绘带回形纹，菱形纹，有的漆板中间绘有席纹。又如山西长治分水岭14、126、269、270　号墓出土了漆器。14　号墓所出漆棺夹紵数十层，绘有席纹、菱形纹和锯齿纹组成的带状图案。这种纹饰在南方漆器上绝少见到。1977年北京永定门外贾家花园战国墓出土了4　件非常精致的错金银铜扣，分别为圆漆盒的盖顶、盖口、底口和底圈足，扣上嵌错出卷云纹、草叶纹、菱形纹等。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墓出土的漆鉴上有宽带纹，也是南方漆器少见的。1974-1978年在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1　号和6　号战国墓中出土有漆盒、漆鉴和大量漆器残痕及其铜、银饰件。从大漆鉴上的宽带纹与同出土铜扁壶的宽带纹相似这一点来看，这批漆器应是中山国本地的产品。

地处西北的秦国，其漆器亦自成体系。秦国嬴姓，传说非子善于养马，原住犬丘，周孝王听说后，把非子请到长安，让他在汧渭之间主持养马工作，并把秦地赐给他，使其接续嬴氏庙祀，号称嬴秦。西周复亡，秦襄公救周有功，平王封他为诸侯，始与诸侯通使聘享。春秋时秦国迅速强大，秦穆公西霸戎狄，但中原各国对秦仍存歧视，不与会盟。秦在半封闭的状态下独自发展，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在兼并六国的战争中，又不断吸收各国的先进文化，形成兼容并包的新文化。公元前329年，秦灭巴蜀之后，在巴蜀漆器的影响下，开始了自己的髹漆工艺。公元前278年，秦灭楚取郢都之后，又大量吸收楚漆器的滋养，开始制作秦国漆器。湖北云梦睡虎地战国秦墓M11出土漆器140　多件，就是秦灭楚以后的产品。这批漆器主要器形有圆盒、双耳长盒、盂奁、长方盒、勺、匕、扁壶、耳杯盒、耳杯和卮等。以耳杯为最多，共有90　件，除两件胎是竹质的，其余都是木胎。胎骨制法主要有挖制、卷制和削制等。一般容器的器内涂红漆，器外涂黑漆，少数器内外都涂黑漆，大部分器物还是在黑漆地上用红褐漆和金色绘凤纹、鸟纹和云气纹、卷云纹、柿蒂纹、变形凤鸟纹和点纹等几何纹饰。这些纹饰是在吸收了楚漆器之后才形成的。许多漆器上面还有烙印和针刻的文字、符号以及漆书的符号，这些符号的确切含意尚不清楚。这批漆器中比较精致的有圆盒、双耳长盒、盂、兽首凤形勺、匕、圆奁、扁壶、耳杯、卮等。以"兽首凤形勺"为例，该器兽首、凤身，造型别致。木胎、勺内为红漆，余为黑漆。在黑漆地上用红、褐漆彩绘凤鸟的羽毛、眼、鼻、耳等，花纹组织的疏密有致。通高13.3　厘米。河南沁阳秦墓出土漆器，全部为木质，南椁室出土四件，有圆盒、耳杯、舟，北椁室出土漆器十三件，器形有圆盒、耳杯、樽、方奁盖等。纹饰有云气纹、圈纹、蟠龙纹、雷纹、点纹、菱形纹、曲线纹等多种，纹饰组织得极有规律。

（5）髹漆与雕刻、绘画相结合1966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彩绘木雕小座屏，通高15　厘米、长51.8　厘米，两端着地，中部悬空，整座浮雕蛇蟒。座上为长方形外框，外框中间透雕各种动物，整个小屏先雕刻51　个动物，计大蟒二十条，小蛇十七条、蛙二只、鹿、凤、雀各四只，周身黑漆为底，并有朱红，灰绿漆、金、银等的彩绘。座屏外框也用朱红、金、银漆绘凤纹等图案。雕刻的动物互相角斗，鹿作奔跑状，神鸟食蛇、鹰斗红蛇、屈蟒蟠屈，真实具体的形象与装饰画风巧妙地结合，工艺极为精巧。

（四）　青铜工艺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经夏、商、西周一千多年的发展变化，至春秋战国时代达最高峰，战国末期已开始走下坡。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与以前相比，有不少新特点。

1。形制的变化此间青铜形制由原来的庄重威严向轻巧实用方向发展，在礼器方面反映得尤为明显。青铜器种类虽然大多还是旧有的，但形状起了变化，废除了原来的陈旧形制，产生了许多新的式样，如方壶这一类青铜酒器，春秋以前的多为圆形，有双耳，装饰不甚华丽。按照《周礼》的说法，圆壶和方壶有不同的用途。春秋中叶出现华盖壶的新形制，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最具代表性，盖顶为双层二十片莲花瓣分到四周，正中立一展翅欲飞之白鹤，举首远望。壶口沿一圈连环回字纹。颈部附两龙耳，胸背峙立双龙，腹四隅伏龙四布，皆回首外顾，似欲离壶跃出，足下更有雄健的双兽负载壶体，且扭头欲动。全身纹饰繁缛热烈，龙飞凤舞，盘绕纠结，一派生机。此器高117厘米，重约60　公斤。制作精巧华丽，开华盖壶的先例，不愧是新的时代精神的代表。

1986年山西太原出土的一件莲盖铜方壶与此小异，壶盖铸八片外展之莲瓣，长方形口，长颈圆腹，方圈足，两侧各附一兽形耳，通体饰夔龙、蟠螭纹，但盖顶无立鹤。此壶虽不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华丽，但壶身纹饰处理有疏与密、繁与简的对比变化，也颇富匠心。

鼎的形制变化更为明显。鼎在原始社会为陶制，是煮食的锅，圆体或方体，有三足或四足，便于架在火上烧，腹侧有双耳便于端持。进入奴隶社会后，鼎是陈放祭品的重器，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被人为地加上了许多神秘色彩。如商代的司母戊方鼎、西周的大盂鼎、克鼎等，外观极为庄重，线条简练，立耳、无盖，而且式样单调，与其崇高的身份相协调。到了春秋晚期，有盖的附耳鼎成为流行式样，造型也由威严庄重变为轻松活泼，如颂鼎、毛公鼎、镬鼎及河南出土的盖鼎等。盖鼎主要是为实用，礼制成分几乎没有了。2。器形的更新敦、缶、扁壶、鉴、杯、卮等都是当时流行新颖器物。敦，盛黍稷器，上下内外皆圆，上有纽，下有足，中有耳。缶，容酒器，敛口、广肩、高体、平底、有盖，与■近似而无器颈。缶是大型溶酒器，现存的缶多是春秋战国之物。扁壶造型比较别致，正面看型体宽大，侧面看小巧玲珑。鉴，形似大盆，盛冰器，凉镇食物用，有的铸、嵌或刻繁缛的纹饰。杯或作桮，春秋以前的杯均为高身，近似觚形。春秋战国时期的杯普遍变矮了，有双耳，形象颇似后世的钵或小碗。上述有的器物虽然曾经出现过，但到春秋战国时已经大变样了。另外，成组的编钟编磬增多，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上层统治者对乐舞的嗜好更为浓厚了。如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7000　多件文物，其中编钟64　件，镈1　件，连簨■共重一万余斤，编钟分三层悬挂在高大的钟架上。另有其它乐器60　件，如瑟、笛、箫、竽、磬、鼓等。

3。向生活化倾斜此间日常生活用的铜器增多，铜器的普及面扩大了，而且制作日渐精巧。如青铜镜、带钩、铜灯、铜车马饰、铜玺印、货币的大量铸造等。奴隶社会初期，人们只能在平静的水面观照自己的形象，很不方便，到战国时期，精美的铜镜迅速发展起来，磨光技术很高。此后铜镜的制造一直未断，汉唐达极盛。带钩，本来是腰带佩件，但在战国时居然变成十分讲究的装饰品，如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铜带钩，钩头呈鸟首形，钩体表面饰云纹或涡纹，有的钩尾端作成羊头状。固围村出土镶玉银带钩，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的错金嵌玉铁带钩，巴蜀出土的一批样式不同的铜带钩，也都很讲究，对美的追求远远超过实用的需要。车马饰也是显示贵族身份的，所以也尽力加以美化。玺印作为各级政权的信物及个人身份的标记，在春秋战国时代运用范围更为广泛，形成印信制度，铜玺印的推广运用，为以后绘画印章的出现提供了先例。4。铭文流变此期青铜器铭文，大多变短，像西周那种通过铸长铭文来显示赫赫家史或宣传礼制的青铜器基本上不见了。青铜器礼制成分的消失，表明奴隶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正在挣脱旧传统的束缚。

5。纹饰革新此间青铜纹饰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带有神秘气氛的兽面纹变为简练的几何纹；一是描写现实生活的画面被搬上铜器，如宴乐、采桑、习射、狩猎、水陆攻战等。代表性作品如成都百花沄中学出土的"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燕乐习射攻战纹铜壶"以及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水陆攻战纹铜■"等图。

装饰手法方面，纹饰刻镂更浅细，前期之粗花变而为工整的细花。由于印板的发明与使用，铜器纹饰多为同一印板的反复（印板的使用，就秦公簋及楚王盦感鼎观之，最为明显），纹样繁多但有规律。所附饰原样多为现实性的动物。铭文方面，文体多韵文，施于器表的显要位置，排列对称，讲求字数多少及疏密安排。铭文不仅仅是书史，而且成为装饰成分。"鸟篆"出现，甚至一字之外加鸟形以为纹饰，这种作风多见于南方的器皿，如越王剑、越王钟、作用戈等。这期间的青铜器器制轻便适用而式样翻新，质薄、形巧，纹饰规范化，表明一般铜器已经商品化了。战国末叶以后，因为青铜时代行将更易，一切器物复归于简陋，但更切于日用。器型轻便简朴，花纹几至全废，铭文多刻入而非铸入，少有书史或格言训词的意义存在，多载斤两容量，或制者自勒其名。此期工匠们的注意力已转移到其它工艺品上，如绘画、雕刻。

6。新工艺种种新工艺的提高与推广，使青铜器走向华巧工致的新时期。失蜡法、镶嵌、刻纹等工艺，以前有的虽被使用过，但不普遍，而且技术较落后。

（1）失蜡法是铸造青铜器的高超技法，其优点是可以使青铜器装饰更精致。目前所知最早使用失蜡法溶模铸造工艺的，　是河南淅川春175秋楚墓出土的青铜器，此后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手法更为成熟，装饰繁缛，制工精细，后人难以企及。失蜡法在中国沿续了二千多年，而且影响到周边国家。据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失蜡法铸造技术，于东汉末年（公元200年左右）传入日本，用于制作佛像、佛具。中国古代用失蜡法所铸铜器种类很多，从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贮贝器、宗教造像、佛具、铜镜、玺印，以及建筑构件、灯具、饰件、室内外雕塑、文房用具、家具、天文仪器等。中国古文献对失蜡法早有记述，如晋葛洪《西京杂记》、宋王溥整理唐人的《唐会要》、宋《宣和博古图》、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元史》等。其中《洞天清录集》对失蜡法记述最详："古者铸器，必先用蜡为模，如此器样，又加款识刻划，然后以小桶加大而略宽，入模于桶中。其桶底之缝微令有丝线漏处，以澄泥和水如薄靡，日一浇之，候干再浇，必令周足遮护。讫，解桶缚，去桶板，急以细黄土多用盐并纸筋固济于原澄泥之外，更加黄土二寸留窍中。以铜汁泻入。然一铸未必成，此所以为贵也。"这段文字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蔡利尼（B·Cellini）的失蜡法著作要早约三百年。

（2）镶嵌或错金银指在铸造的青铜器上用金丝或金片或其它材料镶嵌成各种华丽秀美的纹饰或文字，然后用厝石在器表磨错光平，这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工艺方面出现的新技术，其艺术特征是用隐嵌的技法形成金线图案或文字，改变以前铜器模铸纹饰的呆板和拘束，突破传统的图案对称格式，轻松活泼，表现题材也更为丰富。春秋战国时代金银错铜器已有许多实物出土，如河南省固始县出土的镶嵌铜方豆，通高30.5　厘米。此器有多个环形耳，器表装饰用红铜镶嵌，豆盘中心和盖内有铭文："■（似）之饮■"。青铜器表泛黄色，而镶嵌的龙纹则显示暗红色，造成强烈的对比效果。

河北省平山县出土的战国错金银青铜"虎吃鹿器座"，通高21.9　厘米、长51　厘米，现藏河北省博物馆。造型为一猛虎扑食幼鹿，鹿回首作挣扎状，虎鹿周身遍饰嵌错花纹，虎身体作流线形，矫健有力，虎体褐红上嵌以黄白色金、银块，闪烁夺目，嵌入虎体的金线细如发丝，而且匀净流畅，表现出极高的镶嵌技术。

河北平山县出土的错金银铜龙凤案，通高36.2　厘米，长47.5　厘米，现藏河北省博物馆。案框为正方形，案座由四龙四凤纠结而成，龙头承托案角，圆环形底座由四卧鹿承托，且嵌错金银装饰，显得异常华丽。铸造工艺复杂，造型繁而不乱，精巧无比。

嵌错大型生活场面的青铜有成都百花沄中学10　号墓出土的《习射燕乐攻战纹铜壶》，壶上的图是用铅（银？）镶错而成的，故宫藏有内容相同的铜壶。河南山彪镇出土的一对《水陆攻战纹铜鉴》；今存美国的一件铜豆，校部为采桑图，腹部为狩猎图、盖上是宴乐弋射图。由于图像的颜色与器身颜色不一样，使得形象很突出，有脱壁而出的效果。用于嵌错的饰物有金、银、铅、赤铜、绿松石、玉、宝石等，嵌错工艺程序大体分这样几步：（1）铸器：根据器形与纹饰设计，先制出器物模型，在上面刻好纹样，进行翻模（即器范），再冶铜铸器（即铜胎），器铸成后，对纹样不清楚的地方，需要加工处理。如果所嵌纹样图像细如发丝，铸器时纹样不易铸出，可先铸成素器，然后在素器上錾花。

（2）选料：根据纹样的设计要求，备好所需嵌件，如选择好粗细宽窄合度的金银丝、片或大小合适的松石等，这样工作起来可以得心应手。

（3）镶嵌：将备好的嵌件，按照花纹图案的形状，逐一随形嵌入铜器表面的浅槽内，嵌入后经捶打，使嵌件（如金、银、赤铜、松石等）与铜器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不致脱落。

（4）磨错：整个器面花纹全部嵌成后，由于被嵌入的嵌件都经过捶打，这样器表面上的纹饰会出现程度不同的高低不平，因此需要先用质地较粗的错石来磨平，使之光滑平整、严丝合缝，然后再用质地较细的木炭或皮革往反磨擦，直到被嵌物磨得平整光亮为止。

总之，镶嵌（错金银）工艺可以使青铜器的造型多变，纹饰繁缛、绚烂多彩。

与镶嵌技艺兴盛的同时，青铜刻纹工艺也同时兴起。刻纹较镶嵌省工省料，制作起来较得心应手。刻纹就是在极薄的器壁上用锐利的小刀刻出图像。据不完全统计，春秋战国时代这类青铜器已发现20　多件，大部分是墓葬中的随葬品，少数是流传品。其中匜居多数。已出土的刻纹铜器器壁都很薄，厚不及一毫米。刻纹铜器的花纹大多施于器的内壁，如匜内、盘内、匕面上；也有刻在器外壁的，如缶和奁；还有的内外壁均刻花纹，如椭杯。

刻纹铜器的花纹内容大体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几何纹图案，一类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禽兽、人马、台阁、树木等，内容十分丰富。如河南辉县赵固村M1　出土的铜盘，其刻纹以建筑为中心，四阿重楼，广室高台，可拾阶而上，台榭建筑的斗栱、脊饰、屋瓦等都刻画的很具体，台榭周围有人物活动，内容有舞蹈、狩猎、驯兽、射猎，线条细如发丝，刀法流畅，表现出高超的技艺。

刻纹青铜的衍变大体是，萌芽于春秋中期，成熟并流行于战国中、早期，它的器形和青铜铸器相仿。初期刻纹铜器的图案沿袭青铜铸器纹饰，技法最早见的是由楔形点连续成线的錾凿法，尔后发展为细如发丝的连续线刻，图案内容摆脱早期几何纹的重复图案格局，直接描写社会现实生活和自然景色，为后人了解当时的服饰、乐礼制度、建筑规模和式样等提供了具体而形象的史料。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也出土了刻纹铜器及铜器残片，其中铜盘残片所刻的纹饰与辉县赵固村出土的铜盘刻纹内容相似，所不同的是赵固村的盘底内壁刻■鸟、植物和三角几何纹，而王家山的则刻蟠凤纹，纠结扭动，颇富生气。

此外，捶打成器制法也为古代冶金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7。地方风格差异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青铜器，各有自己的特色，丰富了青铜艺术宝库。

云南省呈贡县出土的一批古滇族的青铜器，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如《五牛青铜提筒》，通高49.5　厘米，口径29　厘米现藏云南省昆明市文管会，圆筒盖立五牛，一大四小（一小牛已失），盖侧有一对耳，筒身近沿铸一对龙形耳，饰船、水鸟和牛、小鸟纹，共十三条纹饰带。平底三足，纹饰有凤鸟纹、云雷纹、三角纹及斜线纹等，线条匀净细如发丝。顶盖上的立体牛作慢步行进状，比例结构均很精确，表现出战国时代滇人高超的铸铜工艺水平。

另一件青铜扣饰，通高6.5　厘米，现藏云南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该扣饰塑作八人缚牛的情景，最前一人正将缚牛绳索往树桩上缠绕，牛前腿有一人被顶翻倒地，但此人仍双手紧拽绳索，其它人紧靠牛体用力拽绳索，牛昂首挣扎，双方正在较力，情节紧张，人物生动，反映出古代滇人的生活和高超的冶炼技术。类似的青铜工艺在中原是难以出现的。

（五）　织绣工艺中国是丝的国度，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丝绸。从河南省郑州市青岗和浙江省湖州钱山漾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均有碳化的丝织品残片出土。从一些零星的丝织品出土物和铜鉴、铜壶的采桑图案看，春秋战国时代的织绣工艺应该更有发展。但是，过去由于考古资料的缺乏，人们对它的实际状况仍然知之甚少。

1982年江陵马山1　号楚墓发掘，出土了一批丝绸珍品，其织造之精、品种之多、花色之美，令人叹为观止，彻底改变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种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从而得出新的结论：楚国的织绣甲诸侯。

也许在西周以前，楚人的丝织仍落后于中原和江浙，但春秋战国时代楚人后来居上。春秋时期的思想家管仲在《管子·小匡篇》中记道：楚国"贡丝于周室"，应该说明春秋时期的楚国所产之丝必定又多又好，以至可以向周王朝朝贡。的确，已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丝织品和刺绣品实物，绝大多数出土于湖南、湖北的楚墓。另外，信阳长台关1　号楚墓和江陵望山2　号楚墓的遣册中，都有"缂"字，表明墓中曾随葬有缂丝，可惜腐朽无存。缂丝，又称克丝和刻丝，是运用通经断纬的特殊工艺，按照绘画的粉本，由身怀绝技的织工以累月穷年之功织造的。因制工高难且费时，可能只有楚国高层才能享受。长沙的一座战国墓曾出土一方"中织室玺"字样的铜印，应是楚国宫廷专管织造的官署印，可以间接说明楚国织绣的发达。然而，直止1981年末，楚墓出土的织绣实物都是残件或残片，数量和品种也不多。马山1　号墓出土的丝织品不仅可以反映楚国，而且足以反映春秋战国时代整个中国的织绣工艺水平，无论在丝织史或刺绣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1。丝织马山1　号墓共出土丝织衣衾35　件，按照其织造方法和组织结构，可分为绢、绨、纱、罗、绮、锦、绦、组八类。

（1）绢绢是较为细薄的平纹丝织物。这些绢的经线密度为每厘米44-164　根，纬线密度为每厘米20-72　厘米。枕套的绢面经纬密度最大，每平方厘米达164×66　根，超过了马王堆西汉初期墓所出绢的经纬密度，厚度也不等，在0.04-0.41　毫米之间，幅宽约为49.0-50.5　厘米。多数绢的经线和纬线都不加捻，少数绢的经纬加S　向弱捻。除了一衣物的局部采用了生绢外，其余都是熟绢。将近15％的绢是经过捶砑的，毛茸使绢的空隙缩小。绢色，以深黄色为多，此外还有灰白、浅黄、土黄、深棕、红棕、紫红、深褐、藕色等色彩。

（2）绨绨的组织结构与绢一致，但比绢厚实。它的经线由双股合成，加S　向捻。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80×10　根，因此外观上有明显的纬向凸条。厚度为0.7-0.8　毫米。土黄色，光泽特佳。

（3）纱这些纱都是方孔纱，平纹。经线密度为每平方厘米17-46　根不等，纬线密度为每平方厘米12-30　根等，多为深褐色，也有土黄色和素色。有些方孔纱上涂着一层半透明的胶状物，因而变成圆孔纱。

（4）罗罗在此是用作绣地的素罗，为绞经网孔状织物。经线较粗，纬线较细，都加S　向捻，经纬线的密度为每平方厘米40×42　根。左右两根经线交替绞转，每四根相邻的经线构成一个网孔，每织入四根纬线完成一个组织循环。网孔略如菱形。

（5）绮绮是利用组织变化在平纹地上起斜纹花的织物，始见于商代，通常为素色。但马山1　号墓所出的绮却有三彩，它的外观为经向排列的窄长条带，深红、黑、土黄三色相间，每条宽1.3-1.5　厘米。不同颜色、不同粗细的经线按条带分区配置。

（6）锦锦都是平纹地经线提花织物，用量仅次于绢，多用作衣物的面和缘。按经线的配色不同，都可分为二色锦和三色锦两类。它们都是经二重组织，经线密度为每平方厘米84-156　厘米，纬线密度为每平方厘米24-54　根。经线略粗，纬线略细。幅宽45.0-50.5　厘米。织二色锦时，以两种不同颜色的经线各一根为一幅。按构图需要，同一根经线时而作地纹经，时而作花纹经，与另一根经线交相表里，组成一个二色的图案。织造三色锦时，以三种不同颜色的经线各一根为一幅。其中，一根作地色，两根用以显示花纹。二色锦较为稀疏，三色锦较为紧密。

（7）绦绦是丝织的窄带，用以装饰衣物。按组织结构的不同可分为纬线起花绦和针织绦两种。纬线起花绦有两种以上颜色的纬线，其中一种为地纹纬，一种为花纹纬。按花纹纬织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两种类型。针织绦属于纬编织物，是把丝线弯曲成线圈并串联起来而织成的，按其组织结构的不同，也可以分弯两种类型。这种针织绦在先秦属首次发现，所以它在中国针织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

（8）组组是只用经线交叉编织的带状织物，用作带饰及衣衾的领和缘。其中用作帽系的一对有花纹，是用紫色和土黄色两种丝线编织出三角纹、横带纹和雷纹。

上述8　类丝织品几乎囊括了先秦丝织品的所有种类。然而，马山1　号墓主只不过是属于士阶层的妇女，所以它出土的丝织品仍然不代表楚国的最高水平。换句话说，楚国的丝织水平应在其之上。

2。刺绣马山1　号墓所出的刺绣品有21　件，都用作衣物的面和缘。

就绣地而言，20　件是绢，1　件是罗。针法都是锁绣。绣线一般为双股合成，投影宽度为0.1-0.5　毫米之间，颜色有棕、红棕、深棕、深红、朱红、桔红、浅黄、金黄、土黄、黄绿、绿黄、钻蓝，共12　种。描绘在绣地上的图稿，多数为墨色，少数为朱红色。花纹的主体部分通常用多行锁绣将绣地完全覆盖，有些部位则只用单行或数行锁绣排成稀疏的线条。与陕西省宝鸡市发现的西周前期刺绣品印痕相比，有明显的进步。锁扣长0.7-4.0　毫米，最宽处1.5　毫米。花纹的大小与衣服的大小相适应，缘上的较小，长度一般在26　厘米以下；衣袍上的较大，长度一般在50　厘米上下；衾面上的更大，最大的花纹长达181　厘米。

有些较大的花纹，不同的部位显示出不同的用针风格，应是不止一人绣成。21　件刺绣品的图案主题虽共同，但是具体花纹无一雷同。由此可见，这些刺绣品可能也是在专门的工场中有计划、有组织地生产出来的。

3。纹样见于这些丝织品和刺绣品上的纹样，大体上可分为4　种：①几何纹样，②植物纹样，③动物纹样，④人物纹样。

（1）几何纹样所谓几何纹样，实际上都是经过抽象或变形处理的自然物纹样。自然物纹样创始早，流传广，不断抽象，最终变成几何纹样，以至难以分辨它的原形。就是日纹、火纹、云纹、雷纹等自然物纹样在丝织品上也与几何纹样同化了。

几何纹样中，最受楚人偏爱的是菱形纹。菱形纹在铜器上较少见，在陶器上较多见，由于经纬线的直线性质，在丝织品上便占绝对优势。丝织品的菱形纹变化多端，或曲折，或断续，或相套，或相错，或呈杯形，或与三角形纹、六角形纹、S　形纹、

形纹、十字纹、工字纹、八字纹、圆圈形纹、塔形纹、弓形纹，以及其他不名状的几何形纹相配，虽奇诡如迷宫，而由菱形统摄，似乎楚人有意要把折线之美表现到无可复加的程度。在锦和绦上，还有菱形纹，与植物纹、动物纹、人物纹相配，并且由菱形纹组成或分割成图案单位。在刺绣品上，菱形纹虽不是主题，却常常被作为图案边缘。尤其巧妙的是：利用凤的翅和尾以及花卉组成别致的菱形纹。

还有一种特殊的几何形纹，它是在一个七角星纹中有两个同心的圆圈形纹，外围环绕着七个小圆圈纹，可能象征着一个大太阳和七个小太阳，出自《江陵马山一号楚墓》。

（2）植物纹样植物纹多用花卉纹，偶然也用树木纹。丝织品上，仅有绦上有用作主题的花卉纹和用作陪衬的树木纹各一例。在刺绣品上，花卉纹大量涌现，虽只是作为陪衬，但比比皆是。刺绣的花卉纹若非柔枝嫩叶，则必为含苞或舒瓣的花朵。它们有三种作用：第一是以细长的花茎分割或联接图案单位；第二是与凤纹或龙纹相搭配；第三是成为凤体或龙体的组成部分及装饰部分。其中，第三种作用堪称楚人大胆的创造。让花卉成为凤体或龙体的装饰部分还容易理解，因为楚人本来就喜欢簪花或佩花，推己于凤，推己及龙，就让凤和龙也簪花佩花了。楚人尊凤贬龙，故在刺绣图案中，凤几乎无不簪花佩花，龙簪花佩花的就少得可怜了。至于让花卉成为凤体或龙体的组成部分，则是楚国刺绣的一大特色。这种合植物和动物为一体，萃现实、幻想于一身，巧夺天工。花卉成为凤的组成部分司空见惯，但成为龙体的组成部分仅见一例。究其原因也出于楚人尊凤贬龙。

（3）动物纹样动物纹，已见有凤纹、龙纹、蛇纹、虎纹、马纹、鹿纹、犀兕纹、麒麟纹、怪兽纹。凤纹特别多，龙纹和蛇纹其次，虎纹再其次，马纹和鹿纹见于两件田猎纹绦，犀兕纹见于一件田猎纹绦和一件龙凤纹绦，麒麟纹仅见于一件舞人动物纹锦，怪兽纹仅见于一件龙凤纹绦。

在中国历史上，凤纹是与龙纹并驾齐驱的两大纹样。但自西周以来，凤纹在中原越来越少见，在楚国却相反--越来越多。这是因为凤是楚人先民的图腾，所以楚人把一切美好的特性都赋予了凤。在刺绣中，凤成为无可争议的主角。龙（包括其原形的蛇）和虎分别是楚人外敌--吴越和巴人的图腾，都不招楚人喜爱。在已发现的18　幅刺绣纹样中，凤和龙均有的为10　幅，有凤无龙的达7　幅，有龙无凤的仅1　幅。在凤和龙均有的10　幅中，凤龙互斗的有8　幅，凤龙相安的只有2　幅。在凤龙互斗的8　幅中，凤进龙退、凤胜龙败的5　幅，势均力敌的3　幅。而虎在图案中总是挨打的命运。

在一件绣罗单衣上，可以看到由一凤斗二龙一虎为一个单元的刺绣纹样，出自《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凤主宰整个画面，花冠长大而美丽。它的一足后蹬，作腾跃状；另一足前伸，攫住下面一条龙的颈部，此龙逃窜，侧首作痛苦状，它的一翅又击中上面一条龙的腰部。此龙遁走，仰首、曲颈、张口，作哀号状。它的另一翅击中前方一只老虎的腰部，此虎也仰首、张口，作哀号状。这是一幅绝妙的凤大战龙虎图，凤以一对三，获得了降龙伏虎的巨大胜利--可能隐喻楚人对吴越（二龙）和巴人（一虎）的征服。

这件刺绣作品的整体布局，是以4　个正反倒顺相合的纹样单元作田字形配置。利用凤的翅膀和尾巴构成一个菱形，把4　个单元组合成一幅完整的纹样。利用凤的长冠与虎的长尾交错，把纵向排列的纹样单元相连成串。整个画面几乎布满了舞动着的S　形和

形的曲线，忽粗忽细。每个空隙都有从S形和

形上引伸出来的弧形附饰来填补，这些附饰又都是凤、龙、虎的肢体变形，它们被打散后，重新构成新的造型因素。

凤的形象千姿百态，在17　幅有凤的刺绣纹样中无一雷同。最奇特而又最华丽的一只凤出现在一件绣绢锦袍上，凤首如枭，凤腹近圆，正面而曲腿，双翼齐举，两个翼端都内勾如凤首，恰如有三个头，因此有人称其为"三头凤"，出自《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其实，它仍然是一个头，三个头的出现乃是分别从正面和左右侧面表现的结果。

（4）人物纹样人物纹，已见有三幅：其一是舞人动物纹锦上的一对舞人。他们长冠垂缨，长袍露足，长袖高拂，作载歌载舞状。

其二是由猎纹绦上的四个猎者：一人御马驱车，一人张弓射鹿，两人正在与巨兽恶斗。

其三是另外一件田猎纹绦上的一个御者，曲肘持缰，背负弓矢，马作奔驰状。

这些人物纹样都是图案化的，手法简炼，情趣横溢。它们把乐舞、狩猎这些实际社会生活场景引入绘画，与北方的铜壶、铜鉴上的人物纹样有异曲同工之妙。

八、结语以上我们全面而又有重点地介绍了春秋战国艺术史。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上，包括先秦典籍和文物考古的最新发现，从中引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注意合理地吸收今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史学界和文学界的研究成果。在艺术史方面，目前尚无一部专门的系统的著作可供参考，加之限定的交稿时间又太短（共半年），这就增加了写作的难度。可以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经过近二百天的日夜苦干，我们总算拿出了第一部《春秋战国艺术史》，尽管笔者还不甚满意，但至少可以当作引玉之砖，为今后更深入地研究提供一个大体轮廓；对一般读者来说，本书为他们了解春秋战国艺术，提供了系统的也是基本的知识。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写作，我们深深感到，春秋战国艺术有很多经验值得研究总结，它的承前启后之功，永不可没。经过五百多年的兼并战争，最后为秦所统一，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春秋战国的五百年是有声有色的五百年，是充满了血与火的五百年。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五百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是极为深刻的。就美学而言，博大精深的儒家美学、道家美学一直影响到现在。艺术方面，书法和工艺的某些门类如金文和青铜铸造技艺，不仅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留下永久性的影响，而且后人都难以企及。绘画虽只具雏形，但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特征和规律大体已经具备。惟有雕塑尚未脱离工艺母体，也可能正是因为当时的雕塑作为工艺装饰的附属物，才孕育了中国古代雕刻的独有性格：富有装饰性、象征性、绘画性（平面化），与古希腊雕刻形成鲜明对比，形成两种艺术体系。此后，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雕塑，虽然很注意个性刻画，甚至连人物发式、甲胄绊带扣节走向、铠甲乳钉大小形状等都交待得很清楚，但大胆用线、线面结合，着以绘画色彩，这些手法显然是先秦青铜工艺留下的影响。中国画以线造型，平涂施色，追求装饰性，不特别强调三维空间效果，这些特点也是先秦青铜工艺留下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顺便提出一个问题，秦代以前，中国没有大型的独立性雕塑作品，到秦代好像无源的暴突泉，一下子从地下冒出了成千上万的兵马俑，而且已相当成熟。猛然一想似乎不可理解，这样精采的雕塑作品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或是中国匠师无师自通杜撰出来的吗？秦代以前，中国造型艺术最发达的是青铜工艺。先秦文献记载或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都没有关于秦代以前进行大规模雕塑活动的材料。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以为除了一千多年来青铜工艺传统提供的经验而外，是秦代工匠吸收了古希腊雕刻技巧的结果。公元前四世纪初，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印度时，把古希腊雕刻技术带来东方。中外交通史料已有战国时代中国与欧洲交流的记载，司马迁《史记·大宛传》提到了今日的伊朗和罗马。欧洲人最早提到中国的是希腊人克泰夏斯（公元前400年），他称中国为"赛里斯"。斯脱拉波（公元前54-公元24年）援引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部将俄内钖克力突斯随军东征的记载："诸王拓其疆域至赛里斯及佛里尼国而止。"公元前334年春，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统步兵30000人、骑兵4500人、战舰60　艘，向亚洲进发。前326年进兵印度，印度摩揭陀国旃陀罗笈多约于是年觐见亚历山大，公元前323年印度孔雀王朝建立，阿育王时代在吸收希腊雕刻的基础上大兴雕刻，这不能不对中国产生影响。战国末期，地处西北的秦国，虽因忙于统一六国的战争，顾不上与欧洲交往，但民间往来肯定是会有的，说不定还会有欧洲雕刻家来华。当然，有关春秋战国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是专门的课题，需要深入研究，这里只是顺便提起。

春秋战国时代，世界几大文化圈已经确立，这就是：地中海希腊文化圈、两河流域文化圈、恒河流域印度文化圈、黄河流域中原文化圈。各自确立了自己的文化方位，形成不同的文化体系。探讨中西艺术差别，春秋战国可视为源头。

秦汉 第021卷 秦汉政治史

【本卷提要】

秦汉时期，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至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献帝，历时440年。但实际上，到公元196年曹操劫汉献帝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东汉政权便已名存实亡，故一般意义上的秦汉时期是指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6年这一时期的历史，它包括秦、西汉、"新"莽王朝、更始政权和建世政权以及东汉。

本卷反映了秦汉政治史在中国政治史上极其重要的地位，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秦汉时期的政治发展线索，介绍了秦汉封建政治制度的建立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并对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政治制度和重要历史人物做了深入浅出的客观评析。书中介绍的西汉和东汉中、后期的政治状况，弥补了一般通史著作在这方面的不足。

一、秦汉政治概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在全国范围内废分封，置郡县，建立起了一整套由皇帝直接控制下的官僚机构，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巩固统一。自秦以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延续长达两千多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始皇及其后继者秦二世无休止地役使民力，加重赋敛，使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很快便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终于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

秦王朝被推翻后，经过四年的楚汉战争，刘邦于公元前202年最终打败项羽，定都长安，史称西汉或前汉。

西汉初年的统治者崇尚黄老思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形成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西汉建立后，基本承袭秦的政治制度，只是在地方上实行了郡国并行制。刘邦翦除异姓诸侯王后，又先后分封了一些同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发展起来，与中央政府相对抗，终于导致了"吴楚七国之乱"。此后，经汉景帝和武帝对诸侯王国的不断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受到很大打击。

汉武帝统治期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力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击匈奴、通西域，奠定了中国古代的疆界，使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汉武帝统治时期，由于连年征战，使得"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农民暴动。为缓和社会矛盾，其后继者实行了一系列轻徭薄赋的政策，使社会趋于稳定，形成"昭宣中兴"的局面。

元帝以后，西汉王朝开始走向衰落，土地兼并不断加剧，统治者日益腐朽，吏治腐败，宦官、外戚相继专权，王莽趁机夺取了政权，于公元9年建立"新"朝。

王莽改制不但没有缓解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危机，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绿林、赤眉起义结束了短命的"新"莽王朝，但其建立的更始政权和建世政权都未能控制全国局势。豪族出身的刘秀经过十几年的征战，平定了遍及全国的地方割据武装和农民起义军，于公元25年建立起一个新的汉政权，定都洛阳，史称东汉或后汉。

东汉王朝前期，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强化。

和帝以后，外戚、宦官交替擅权，使东汉后期的政治愈加黑暗，广大自耕农作为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在国家沉重的赋税徭役和豪族地主疯狂的土地兼并双重压迫下，不断破产，终于导致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在镇压起义的同时，各地豪强地主纷纷拥兵割据，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公开并激化，中原地区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劫往许昌，东汉政权名存实亡。至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献帝，东汉王朝最终灭亡。二、秦统一封建国家的建立公元前221年，在秦王政登上秦国王位的第26　个年头，秦灭韩、赵、燕、魏、齐、楚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秦王朝建都咸阳。其疆域，东至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幅员十分辽阔。为了统治这个空前未有的封建大国，秦王朝建立起了一套开创性的、并对后世封建社会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政治法律制度。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1。至高无上的皇权的确立秦统一六国，是秦国几代君主梦寐以求的夙愿，终于在秦王政手中实现。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秦王政，为了显示自己的成功，突出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建国伊始，即令群臣讨论给自己定尊号的问题。秦国的大臣和博士官经过讨论认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秦王政统一六国的功绩，为亘古所未有，五帝所不及，故一致认为用"泰皇"的尊号最为合适。但是秦王政并没有完全采纳群臣的意见，只采用了一个"皇"字，下加一个"帝"字，即给自己定了"皇帝"的尊号。由于这是秦朝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故又称为"秦始皇"。

"皇帝"称谓的出现，绝非帝王名号简单的变更，它反映了一种新的统治观念的产生。所谓"皇"字，即古代传说中三皇之一的"泰皇"；所谓"帝"字，则是上古人们想象中主宰万物的最高天神。秦王政把"皇"和"帝"连在一起，是向人们表明，他德高三皇，功过五帝，仅用王的称号已不能显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势和地位，因此把古代传说中的神和人最尊重的三皇五帝的称号合二而一，把自己封为"皇帝"，传之二世、三世，甚至万世一系，以致无穷。与此同时，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把皇权神圣化的措施，如，废除古代的"谥法"制度，不准下一代皇帝为前代皇帝定"谥号"；把以前一般人都可以使用的字眼变为"皇帝"的专用名词，把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印称为"玺"，皇帝称呼自己为"朕"。从此以后，"皇帝"便成为我国历代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谓，连同上述一系列强化皇权的措施，在中国延续长达二千余年之久，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末代皇帝，才被彻底废除。

2。三公九卿制度与中央政权组织秦王朝在确立"皇帝"尊号的同时，还总结了战国以来各国的官僚制度，建立起了一套适应封建统一国家需要的中央政府机构，这就是"三公九卿"制度。"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即廷尉、治粟内史、奉常、典客、郎中令、少府、卫尉、太仆、宗正。"三公"的职责分别为：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是皇帝的助手。从秦开始，丞相正式成为官职，为中央政府中皇帝之下的最高长官；太尉，协助皇帝掌管全国军队；御史大夫，为丞相的助手，掌图籍章奏，监察百官，是皇帝的耳目。"三公"之间互不统属，直接隶属于皇帝，便于皇权集中。"三公"之下的九卿的职责为：廷尉，掌司法；治粟内史，掌国家财政税收；奉常，掌宗庙祭祀礼仪；典客，处理国内各少数民族事务和对外关系；郎中令，掌管皇帝的侍从警卫；少府，掌管专供皇室需要的山海地泽收入和官府手工业；卫尉，掌管宫廷警卫；太仆，掌宫廷车马；宗正，掌皇帝宗族事务。但无论"三公"，还是"九卿"，均由皇帝任免调动，一律不得世袭。

秦始皇设立"三公九卿"制度，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建立创造了雏形，对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影响。

3。郡县制与地方政权组织光有中央政府机构而无地方行政机构，仍然形不成强大的封建统治网络。但建立什么样的地方行政机构，这在秦统一六国之后是经历了一场激烈争论的。以丞相王绾为首的群臣，主张沿用周代以来的封国建藩制度，分封诸皇子为王。他们的理由是有利于统治新征服的六国地区。而廷尉李斯则力排众议，主张废除分封诸侯制度，全面推行郡县制度。很显然，李斯的主张符合专制皇权和统一的要求。因而得到了秦始皇的采纳，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后随边境的不断开发和郡治的调整，增至四十余郡。

郡，是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单位，其组织机构与中央政府略同，设郡守、郡尉、郡监（监御史）。郡守，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掌全郡政务，直接受中央政府节制；郡尉，辅佐郡守，掌管全郡军事；郡监，掌监察工作。郡以下设县或道。县是秦朝统治机构中关键的一级组织，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机构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单位。内地设县，边地少数民族地区设道。满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令、长为一县之首，掌全县政务，受郡守节制。县令下设尉、丞。尉，掌全县军事和治安；丞，为县令或县长的助手，掌全县司法。

县以下设乡、里和亭。乡和里是行政机构，亭为治安组织。乡设三老、啬夫和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税收，游徼掌治安。乡以下为里，是秦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里设里正或里典，其职能除与乡政权职能大体相同外，还有组织生产的任务。此外，还有司治安、禁盗贼的专门机构亭。秦规定，两亭之间相隔十里，设亭长。亭遍布于城乡各要地。

4。选官制度和官吏的考核制度秦朝革除了奴隶制社会任官的世卿世禄制度，建立起了一套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需要的选官和官吏任免制度。首先，确定任免官吏的权限，明确只有中央政府和郡、县官才有任命属员及掾吏的权力；第二，规定担任官吏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有一定的家资；二要会书写，懂法律；三是年龄至少在17　岁（即秦规定的壮年年龄）以上才有任官资格。很明显，仅第一条关于家资的规定，就把穷人家的子弟排除在任官资格之外。第三，规定官吏必须经过国家正式任命才能奏效。未经任命而先行任职，或受私人派遣任职者均要受到法律治罪。第四，官吏一经任命，必须服从调遣，并不准带随员赴任。到了新任职位之后，也不得随意"除其故官佐，更以之新官"①，以防止官吏形成私人势力。违者依法治罪。第五，对不称职或违法官吏可以废官或免官。"废官"，即削除官籍，永不得为官。"免官"，虽被免职，但日后还有复官的希望。

官吏的考核制度。秦王朝考核官吏的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央政府对郡县地方官进行考核；一种是"都官"（即朝廷列卿所属诸官吏）和郡、县对所属各官署官吏进行考核。前者考核方式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朝廷派出御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置吏律》见《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9　页。史到各郡监督、视察，然后将考核结果直报皇帝审阅；另一种是实行日常的"上计"制，即每年由地方官将赋税收入的预算写在木"券"上，送交朝廷。年终时，再将有关情况如实上报。其内容主要包括：租税收入、户口统计、灾情和治安情况。中央政府据此考核官吏的政绩。"都官"和郡、县所属的各官署官员，也有定期考核制度，有的每年考核一次，有的不定期考核。各级官吏依据考核结果决定对下属官吏的奖惩。

秦始皇就是依靠这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组织机构统治秦朝的。这套统治机构形式上职责分明，相互制约，实际上最高统治权依然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有其进步作用的一面，但也为秦始皇和秦二世专横暴戾、不可一世提供了条件，为秦朝二世而亡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二）扩大军队，建立严格的军队调动制度和兵役制度维持一个统一的封建大国需要强大的军队。秦王朝建立之后，建立和保留了一支阵容强大、威武雄壮、至少在百万人以上的庞大军队。这支军队从兵种说，分为步兵、车兵、骑兵和楼船（水兵）四种；从职能范围说，分为中央常备军和地方武装两部分。中央常备军包括戍边、野战及首都咸阳的警卫部队，由皇帝直接委派大将统帅，或戍守边疆，或驻守京师。地方军队作为中央军队的预备队，由郡、县尉掌管，平时主要进行军事训练，以为日后用兵之需要。从近年发掘的秦始皇陵侧兵马俑坑中的车、步、骑兵混合编组的大型军阵可以看出，秦朝军队确是一支前所未有的具有巨大威慑力量的军队。

秦王朝的军事制度具有明显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特点。军队的调动权直接控制在皇帝一人手中。规定凡"士兵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须要有虎符。虎符为铜制，一剖两半。右半由皇帝掌握，左半握在用兵者手中。只有左右合符，才能调动军队。秦始皇就是通过这种制度，把兵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的。

这支庞大的军队是依靠推行兵役制度来保证其兵源的。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秦国法律规定，男子凡年满二十三岁至六十岁的，都必须服兵役，一生要服两次，一次守卫首都一年，称为"正卒"；一次戍守边疆一年，称为"戍卒"。此外，还要在本县、本郡服役一月，称为"更卒"。服兵役兼有徭役的性质。从近年地下发掘的文物看，秦国男子服兵役实际上并非一生两次，服役年龄也不是在二十三岁以后，而是提前到十七岁左右。纵观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继续用兵的情况，这些地下发掘材料当是比较可信的。（三）统一法律，建立苛暴的法律制度统治一个前所未有的封建大国，需要有全国一致又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来巩固封建秩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即以秦律为基础，参照六国法律，制定了通行全境的法律制度。从1976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竹简可以看出，从秦孝公至秦始皇时期修成的秦国法律大体有四种形式：（1）法律条文。其种类有：《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工律》、《军爵律》、《置吏律》、《除吏律》、《效律》等近三十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这些法律是由国家统一颁布的，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成文法。（2）对法律条文的解释。还在统一六国之前，秦朝廷和地方行政机构即已设立专管法律的官吏，负责向其他官吏和人民咨询法律，并将咨询问答的内容写在一尺六寸长的"符"上。符的左片交给咨询者，右片放在官府封存备查。（3）地方政权发布的文告。秦政府规定，郡一级政权可以依据朝廷法令制定本地区相应的法令和文件，作为国家法令的一种补充。（4）有关判决程序的规定与证明①。这是由朝廷统一发布的类似后来行政法和诉讼法的有关法令。

秦王朝的法律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维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剥削制度。秦律把商鞅变法以来的土地私有制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凡破坏或侵犯土地私有制和私有财产者，要以"盗贼"论处。秦律还规定："受田"之民，要按"受田之数"征收赋税，强迫农民交纳田赋。还要按照规定服徭役。不能按期缴纳税赋或服徭役的，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第二，法网严密，条目繁杂。秦代法网之严密，内容之繁杂，为我国历史上所少见。秦律几乎对人民生活的一举一动均作出明文规定，进行严格限制，甚至治罪。"步过六尺者，有罚"，"妄言者无类"，"敢有挟书者，族"，"诽谤者族"，"有敢偶语者，弃市"①。甚至连穿鞋都作规定，致使百姓"毋敢履锦履"。这些无端的限制和惩治，妨害了人民的生活自由，人民动辄触犯法律，形成"赭者塞路，囹圄成市"，秦朝遍地都成了监狱。第三，具有封建法制初期的残暴性。这种残暴性一个表现为轻罪重刑，一个表现为处罚种类繁多和极其残酷上。秦统治者认为，只有用重刑才能杜绝犯罪。因此出现"五人盗，臧一钱以上斩左止"，"甲盗不盈一钱。。乙见而弗捕，当赀一盾"的严酷局面。秦代的酷刑不下几十种。例如："劓"（割鼻子）、"宫"（男子阉割，女子幽闭）、"笞"、"车裂"、"黥"（在面上刺字）、"弃市"、"腰斩"、"戮"（分裂肢体）、"枭首"、"剖腹"、"诛九族"、"连坐"等等。既包揽了古代的各种酷法，也有自己的新创。秦王朝就是依靠对人民的血腥镇压来维护其统治的。

第四，坚持"缘法而治"。秦朝具有"缘法而治"的传统。法令一经公布，包括国君在内，任何人不得更改。《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有这样一段记载："秦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王曰："訾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祷，是爱寡人也。夫爱寡人，寡人亦改法而且心与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礼亡之道也。不如人罚二甲，而复与为治。""这段记载是赞扬秦昭王不因百姓杀牲为自己生病祈祷而循私情，不遵守法律。由于国君带头执法，故"秦民皆趋令"，秦始皇继承了祖宗的传统，坚持"缘法而治"，但他是用严刑酷法强制百姓守法，带来的后果是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

①　见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上册，第129-131　页。

①　以上依次见《史记·商君列传》、《史记·郦生列传》、《汉书·惠帝纪》张晏　注、《史记·高祖本纪》、《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秦王朝在建立中央和地方政治机构和各种制度之后，还实行一系列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这主要是：第一，迁富豪，收兵器，防止六国势力复起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最担心的是六国贵族图谋复辟。为防止封建割据局面再现，他把六国富豪和强宗12　万户迁至京城咸阳，一部分迁到巴蜀、南阳、三川和赵地，使他们脱离乡土，削弱其社会基础；或置于中央政权直接监视与控制之下，不致于形成反抗势力。与此同时，又下令收缴天下兵器，运到咸阳销毁，铸成12　个各重千石的钟鐻、铜人。用这些方法防止百姓手执武器反抗和六国旧贵族起而造反。

第二，"令黔首自实田"，确认土地私有封建土地私有制是地主阶级统治的基础。秦统一六国后，于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颁布"令黔首自实田"法令，进行全国性的土地登记，令所有占有土地的人向政府自报占有土地的数额，政府据此征收田租。这项政策意味着私有土地受到封建政权的保护，也意味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得到确认。这对推动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也使地主阶级利用土地剥削农民成为合法，使农民遭受的地租、赋税以及各种徭役剥削日益沉重。

第三，"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整齐划一各项制度秦统一六国前，诸侯国各自为政，文字的形体极其紊乱。这给政令的推行和文化交流造成了严重障碍。因此在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即把统一文字作为当务之急，令丞相李斯、中书府令赵高和太吏令胡毋敬等人，对文字进行整理。李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制定出小篆；程邈根据当时民间流行的、更为简化的字体，整理出隶书。两种形体的文字均在全国推广。但把小篆作为秦国标准文字，隶书作为日用文字，皇帝诏书和政府正式文件一般用小篆书写，非官方文件用隶书抄写。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对我国文字的发展是一次重大改革，既为推行法令、传播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汉族文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争，互相防范，各诸侯国在各地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各国间的道路也宽窄不一，严重影响交通往来，有碍于中央集权的国家控制各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拆除这些关塞、堡垒，并从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起，陆续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三条驰道：一条向东直通过去的燕、齐地区；一条向南直达吴、楚地区；还有一条是为了加强对匈奴的防御修筑的，从咸阳直达九原的直道，全长1800　余里。驰道宽50步，车轨宽6　尺。道旁每隔三丈栽树一株。中间为皇帝御道，用明显标志标出，一般人不得行走。此外，还在今云南、贵州地区修"五尺道"，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攀越五岭的"新道"。通过拆除壁垒、修建驰道，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使我国今日长城以南、以西的地区，除青海、新疆之外，都包括在这庞大的交通网络内，便利了交通往来，有利于促进经济的交流发展。

战国时期，各国货币和度量衡也很不统一，货币形状大小、轻重各不相同，计算单位极不一致，换算十分困难。度量衡制度也相当混乱。这主要是由于各诸侯国自铸货币、自立度量衡标准所致。秦统一中国后，灭六国龟贝宝玉之属，把货币统一分为上币和下币两种，在全国通行。上币为黄金，以镒（yì音亿）为单位，秦制二十两为一镒；下币为圆形方孔铜钱，以半两为单位。除此之外，秦始皇还把商鞅变法时制定的度量衡制度以及度量衡器作为标准器，在全国推广。大大方便了全国范围的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促进了统一国家的发展。

第四，焚书坑儒，强化政治思想统治秦始皇在政治、经济上实行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还在统一之初，就在要不要分封诸子为王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批官吏，请求秦始皇将诸子分封于占领不久的燕、齐、楚故地为王。认为这样有利于巩固秦的统治。但廷尉李斯则坚持反对态度。认为，春秋战国诸侯之所以纷争，完全是西周分封制造成的恶果。只有废除分封制，才可免除祸乱。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认为"立封国"，就是"树敌兵"。于是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

事隔八年之后，到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秦始皇于咸阳宫举行的宫廷大宴上，又发生了一场"师古"还是"师今"的争论。焚书之举正是由此引发的。在宴会上，仆射周青臣，面腴秦始皇，吹捧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于越针对周青臣的腴词提出了恢复分封制的主张。他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辅枝。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腴，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听后不动声色，把淳于越的建议交给群臣讨论。丞相李斯明确表示不同意淳于越的观点。他反驳说："三代之争，何可法也"。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①，统一可能遭到破坏。为了别黑白而定一尊，树立君权的绝对权威，他向秦始皇提出焚毁古书的三条建议：（1）除《秦纪》、医药、卜筮、农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令下三十日后不交的，处以鲸刑并罚苦役四年；（2）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3）有愿习法令者，"以吏为师"。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在宴会散后第二天，就在全国各地点燃了焚书之火。不到30　天时间，中国秦代以前的古典文献，都化为灰烬。留下来的只有皇家图书馆内的一套藏书。

在焚书的第二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坑儒不是焚书的直接继续，而是由于一些方士、儒生诽谤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在攫取到巨大权力和享受到荣华富贵之后，十分怕死。在统一中国之后，他异想天开地要寻求长生不死药。方士侯生、卢生等人迎合其需要，答应为秦始皇找到这种药。按照秦律谎言不能兑现，或者所献之药无效验者，要处以死刑。侯生、卢生自知弄不到长生不死药，不但逃之夭夭，而且诽谤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事情无论大小，都由他一人决断，"贪于权势"等等。秦始皇听后，盛怒不可抑止，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下令进行追查，并亲自圈定460余人活埋于咸阳。这即是历史上所说的"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残暴的事件。秦朝统治者的目的在于打击复活的旧贵族政治思想，强化思想统治。但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深远：一是

①　以上均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使先秦大批文献古籍被付之一炬，给中国文化造成重大损失；二是使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自由思索的精神，遭受了一次致命打击。最后落了个"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唐·章碣诗《焚书坑》）的结局。

四、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和其他少数族杂居，互相影响，加强了各民族间的了解和融合。秦灭六国后，在此基础上，开始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征服"百越"，统一岭南越族是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古老民族。史书上之所以称之为"百越"，是因为他们的分支很多。居住在今浙江境内和江西东部的为东瓯；在今福建境内的为闽越；在今广东和广西东部、湖南南部的为南越，在今广西西部、南部和云南东南部的为雒越。"百越"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文化特征和标志。在秦统一前，多数地区已由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制社会阶段，但还保留着许多原始社会的习俗，如"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①"兄死弟妻其嫂"。②文化上，也有着与中原迥然不同的特征。其中，"断发纹身"和使用铜器为最显著特征。尤其"铸铜为大鼓"是越人所独有。在服饰与其他生活习惯方面也与中原有很大区别。如穿衣"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贯头"①小孩七、八岁以后都要拔牙，以及"悬棺葬"等等。

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年），秦灭楚后，继而降服了居住在浙江一带的越族，建置会稽郡。接着又分别征服了居住在今温州一带的东瓯和今福建境内的闽越，设置闽中郡。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令尉屠睢指挥50万大军，分五路南下，进攻今两广地区的南越和西瓯，遭到越族顽强抵抗。又因运粮困难，不能获胜，相持三年之久。秦始皇为了解决进攻南越的供应问题，派监御史禄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凿一条连接湘水和漓水的运河--灵渠，勾通了粮道，才将越族打败。越族被迫藏于山林，准备反攻。后乘秦军不备，半夜出击，大败秦军，杀死了屠睢。秦始皇又增派援军，才最后征服越族，统一了岭南地区，建置南海、桂林、象三郡。次年，迁徙50　万人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居。从此，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原移民与越族人民共同劳动生活，加速了民族融合和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西南夷是居住在我国西部和西南部各少数民族的总称。这些少数民族包括氐、羌、濮等数十个民族。他们自成部落。但因交通不便，各族间很少联系。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修了一条通往云南、贵州地区的"五尺道"，沟通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秦国并置吏进行管理，把关中和川、云、贵连成一片，使这些少数民族成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

（二）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匈奴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商、周时期称ǎ狁，战国时始称匈奴。他们活动于北至贝加尔湖，南达阴山的广阔区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善射鸟鼠狐兔，好骑马奔驰，食咸畜肉，穿兽皮缝制的旃裘。战国后期，进

①　《后汉书·南蛮传》。

②　《三国志·薛立宗传》。

①　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入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仗恃骑兵行动迅速的优势，经常深入中原，对秦、赵、燕等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人民进行侵扰，抄掠财物，争夺牧场，使这里的生产和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当时由于各国忙于兼并，无暇外顾，一般对匈奴都取守势，"筑长城以拒胡"。在秦灭六国的最后阶段，匈奴趁中原战事方酣之机，占据了河套地区的"河南地"，对秦构成严重威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解除这一威胁，于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向河套征伐，一举"悉收河南地"，夺回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地区，并设置了34　个县，重设九原郡。为了进一步巩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在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还迁内地人3　万户到北河、榆中（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以北）屯垦。这次大规模移民，既有效制止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南下抢掠，也促进了对这一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具有重要的军事、经济意义。在与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秦王朝在原秦、赵、燕三国旧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辽东郡碣石，绵延五千余公里、举世闻名的长城。长城，在我国历史上曾有20　多个朝代和诸侯国修筑过，总长度大约在10　万里以上。但大规模修筑则有三次：第一次就是秦始皇统一后的这次修建，全长一万多里。第二次在汉朝。西起新疆，东止辽东，全长2　万多里。第三次在明朝。西起嘉峪关（今甘肃嘉峪关市西），东到鸭绿江，全长12700　多里。这些长城的遗址，分布在现今我国的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和山东等省、市、自治区。万里长城是我国古代各族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古代劳动人民留给炎黄子孙的历史文明。在当时，对于抵御匈奴奴隶主贵族的骚扰，保障中原地区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安定，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天，她已成为人类世界八大奇迹之一，于1987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世界遗产名单，是宇航员在宇宙飞船上所能见到的地球上两个人类建筑之一①。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①　另一为荷兰拦海堤。

五、秦王朝的残酷剥削压迫（一）秦始皇的残暴统治和穷奢极欲秦朝自商鞅变法以来实行按军功授田宅的制度，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很少占有土地。但是他们还要负担沉重的赋税。秦朝的赋税分为田租、口赋和杂赋三种。田租是按土地数量征收的土地税。不管实际占有的土地多少或耕种与否，都一律征收田租。这就使已经失掉土地和无力耕种土地的农民增加了负担，而使"田连阡陌"的地主得以逃避国家的租税。口赋，是按人头征收的人口税。按照秦政府规定，田租率为"什一之税"，而实际上远远超过产量的十分之一。除了田租和口赋之外，还有杂赋。所谓杂赋，就是各色名目的临时证调。比如，征收"土贡"、"撮粟尺布"。这些赋税加在一起，要占去农民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所以董仲舒说，秦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秦国的繁重徭役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服兵役，一种是被征调去大兴土木。秦朝实行普遍的兵役制度，战士多是以服徭役的名义征发来的。秦朝把军事制度与徭役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前面讲过，秦国法律规定，男子在23　岁以后要服兵役，一生要当两次兵，即守卫首都和戍守边疆各一年。此外，还要承担本县和本郡的各种杂役，但是更为沉重的负担还是被征去为秦始皇大兴土木。秦始皇一生修建的宫殿、陵墓，其规模之大、建筑之豪华在"世界史上无可比"，是"骇人听闻"的。还在并灭六国的过程中，他就派人将六国的宫殿的图样描绘下来，在渭水北岸依样修建。这些林立的宫殿本来足够供他享受，但他仍觉得不能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欲望，于是又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建造了规模更为宏大的朝宫，"可受十万人"。仅它的前殿阿房宫，东西长即500　步，南北宽50　丈，上面可容1　万人，下面可竖立5丈的大旗。后来的诗人曾以"蜀山兀，阿房出"的著名诗句，来惊叹其工程之浩大宏伟。当时兴建的离宫别馆多达700　余所，弥山跨谷，遍布于函谷关内外及渭水南北两岸。

秦始皇不仅生前修建豪华宫殿供他享受，而且还为死后准备了同样豪华的陵墓，骊山墓就是他苦心经营的宏伟工程。这项工程开始于他即位之初，直到30余年之后他病死，尚未完工，而由秦二世继续修建。工程之浩大可见一斑。这座陵墓，高50　余丈，周围5　里，墓内建有各式宫殿，设有百官位次，陈列着各色珍宝。宫殿外面，是人工造的高山林木、九州地理和内中充满水银的人造百川、江河、大海。墓的顶部，有根据天象绘制的日月星辰。1974年，在骊山墓东侧发现的秦俑坑，总面积达2　万多平方米，陈列身高1.80米左右的陶俑7000　多个，真马大小的陶马700　余匹，战车130　乘。这种情况说明，秦始皇不仅生前极尽奢靡腐化之能事，而且死后也要如此穷奢极欲，充分暴露了他贪婪腐化的地主阶级本性。

兴建这样大规模的工程，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资源相当惊人。据历史记载，仅修建骊山墓就动用刑徒及奴隶"七十万"。再加上"北筑长城四十万"，防御匈奴30　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全国被征调服役的人数总计不下200　万，占当时全国2000　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而且都是些年轻的壮劳力，给农业生产造成的破坏是可以想见的。大兴土木所消耗的财力、物力也是空前的。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所用的石料和木材，都是从北山和巴蜀等千百里之外、经过长途跋涉运到关中的。当时有歌谣云："望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歌，万人吼，运石堆积如山阜"①残酷的徭役剥削和沉重的赋税暴敛，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造成"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②以及"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③的悲惨景象。因此，遭到人民反抗是必然的。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便纵情享乐，贪恋酒色，"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④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对秦始皇的宫廷生活作过如下一番形象而生动的描述："现在，在这位阿房宫主人的御前，挤满了国籍不同的美女，她们带着"宛珠之簪"，垂着"傅玑之珥"，穿着"阿缟之衣"，饰着"锦绣之饰"。"佳冶窈窕"，真是人间无比。乐队吹奏起来了，美女开始了大合唱，不是以前秦国的"击瓮叩缶，弹筝搏髀"之音，而是"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最高统治者如此奢迷享乐，他的下属自然是上行下效了。那些地主阶级的新贵，他们也是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其所好。秦王朝的迅速败亡，不能说是与统治集团的这种沉醉于歌舞升平、纵情享乐无关的。

秦始皇为了显示他德高"三皇"，功过"五帝"的"功德"，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就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巡行。从公元前221年至前210年的短短十二年中，他就兴师动众先后在全国巡行五次之多。第一次巡行是从咸阳向西至陇西北地。意在向西部边郡宣扬国威，宣告秦王朝在东方诞生。第二次是出函谷关，经河南雒阳、荥阳到山东邹峄。先在邹峄山立石颂秦德，然后登泰山，行"封"礼，又到梁父山（山东新泰县西）行"禅"礼，此谓"封禅"。后登之罘（山东之罘半岛），又到琅琊。先后在之罘、琅琊刻石颂"秦德"。回来时经东海郡治剡县到彭越（江苏徐州），又继续南下渡淮水，至长江中游的衡山和南郡。在由南郡至湘山祠时遇大风，影响秦始皇一行渡江。秦始皇大怒。听说湘山有神乃尧之女、舜之妻，就令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演出了一幕与"神"搏斗的蠢剧。然后取道汉水，经南阳郡至武关而回咸阳。第三次仍向东巡行，因为六国旧贵族对新建立的秦王朝怀有敌意，故在秦始皇巡行至阳武博浪沙（河南中牟县北）时，遭到韩国公子张良收买的力士百廿斤铁椎的狙击，险些丧了性命。秦始皇不"为盗所惊"，仍沿第二次巡游走过的路线继续向东至之罘、琅琊，然后折向西北，沿漳水经上党郡返回咸阳。第四次是沿原魏、韩、赵、齐等国的交界和黄河流经之处至碣石（河北秦皇岛附近），照例在碣石刻石记功，然后向西经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雁门、云中诸郡，巡视秦王朝北方边境，最后由上郡返回咸阳。此行的目的在为讨伐匈奴作准备。

纵观秦始皇的四次巡行，主要是为了炫耀功德，加强对秦王朝东部地区的统治。但也是一种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举动。

第五次巡行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从咸阳出发，沿丹水、汉水流域至云梦，再沿长江东下，经丹阳（安徽当涂县东），沿水道和运河至钱塘（浙江杭州市），上会稽山，祭大禹，并在会稽山刻石留念。从

①　《三辅旧事》。

②　《汉书·食货志》。

③　《水经柱》卷三引。

④　《史记·秦始皇本纪》。

会稽返回后，秦始皇从江乘（江苏镇江市北）渡江至琅琊。此时，曾为他求长生不死仙药的方士徐市又来行骗。他说，蓬莱山上有种药，只因海中有大鱼阻挡通路无法去取。请派人先除掉大鱼。求药心切的秦始皇对此深信不疑。立即派人入海射鱼。虽费尽周折在之罘射杀了一条大鱼，但方士徐市早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了。秦始皇无奈，只得取道临淄西归。当车驾行至平原津（山东平原县南）时，秦始皇因为旅途劳顿和平时纵情淫乐，身体虚弱，得了重病。他自觉死亡即将来临，遂令中书府令赵高赐公子扶苏书信，令其速回咸阳安排后事。然而书信尚未发出，秦始皇就在沙丘平台（河北巨鹿县东南）病故，终年50　岁。丞相李斯怕贸然宣布秦始皇驾崩的消息会引起大乱，决定先秘不发丧，将尸体放在辒辌车中，每日照常令人送水送饭，以掩人耳目。当时只有赵高、胡亥及五六个宦官知道底细。在灵车行进途中，赵高拉拢丞相李斯，策划伪造诏书，废公子扶苏，立胡亥为帝的重大政治阴谋。他们将秦始皇诏书招扶苏来咸阳奔葬并继承帝位的内容，篡改成斥责扶苏"无尺寸之功"、"不孝"的罪名，令其自杀。并责备与扶苏一起率军戍边的蒙恬"为人臣不忠"①，向其"赐死"。扶苏接到来书，奉诏自杀。蒙恬知其有伪，不肯死，被逮捕囚禁起来。这个政治阴谋使胡亥轻易登上皇帝宝座，成为秦朝二世皇帝。赵高阴谋策划有功，擢升为郎中令，控制了秦国政权。（二）秦二世的残忍昏暴与秦始皇相比，秦二世的残忍昏暴有过之而无不及。

秦二世阴谋篡夺帝位之后，怕宗室大臣不服，便与赵高沆瀣一气，采取"灭大臣而远骨肉"的手段，残杀宗室大臣。蒙恬曾为秦王朝"将兵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是立有功劳的将领。但秦二世和赵高惧怕他手中握有重兵不服和没有执行赵高伪造的诏令与扶苏同死，秦二世即逼他"吞药自杀"。蒙恬之弟蒙毅因过去判过赵高死刑，赵专门派御吏将其杀害。右丞相冯去疾也被迫自杀。秦二世怕他登上帝位诸公子不服，又对亲骨肉兄弟姐妹狠下毒手，先后杀害20　余人。公子高见势不妙，本想逃跑，但又恐家属被族，最后主动上书为其父秦始皇殉葬。秦二世对此高兴得"赐钱十万以葬"。①这种残杀宗室大臣造成的后果是"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②。

还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刑罚已苛重到人民摇手触禁，动辄陷刑，一人犯法，罪及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的程度。而秦二世当政之后，推行"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的政策，各级官吏都成为搜刮和残害人民的魔王和刽子手，以致形成"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积于市"，③"劓鼻盈蔂（lei　音雷），断足盈车，举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④的悲惨局面。

秦二世登上帝位后，终日与宫中妃嫔饮酒作乐，还豢养了大批狗马禽兽，

①　《史记·李斯列传》。

①　《史记·李斯列传》。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史记·李斯列传》。

④　《盐铁论·圣诏》。

供其游猎，并调集各郡县"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由于所养禽兽太多，咸阳粮草不够用，就令郡县调运谷物、草料来。运粮草时，责令役夫自带干粮，咸阳周围300　里内，不得给役夫提供吃食。秦始皇死后，骊山墓和阿房宫尚未峻工，他又征调天下民夫和聚敛农民财富，继续完成秦始皇"未竟事业"。仅修建骊山墓一项，最多时即征调70　万之众。致使农民"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①，生活陷入绝境。最惨无人道的是，在埋葬秦始皇时，秦二世竟下令将始皇宫妃凡无子者，统统为始皇殉葬。为了防止营建秦始皇陵的工匠泄露内部秘密，甚至下令在秦始皇尸体下葬后，将所有在墓内工作的工匠统统埋在墓内。制造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惨剧。（三）人民对秦暴政的反抗、秦末农民起义的前奏秦王朝的苛政暴敛和地主阶级的残暴剥削，使广大贫苦农民再无法照常生活下去，只有奋起反抗，才是争取生存的唯一出路。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东郡落下一块陨石，有人就在上面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诅咒秦始皇快快死，而后分田地。秦始皇盛怒之下，将居住在这块陨石周围的人全部杀死。但屠杀是阻止不住人民反抗的。广大人民群众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斗争。有的手持木棍、锄头，啸聚山林川泽；有的与刑徒、奴隶的斗争相汇合，如骊山服役刑徒即同一些徒长、豪杰联合，带一批刑徒逃亡江中为"群盗"；有的如彭越率一批青年聚集山东巨野泽中。连一些秦朝下级官吏，如沛县泗水（江苏沛县东）亭长刘邦，也在押送刑徒途中，和被押送者一起逃至砀山（河南永城县境），准备起义。这些零星的反抗，在秦二世统治时期已汇成一股股起义的细流，预示着一场农民大起义的急风暴雨即将来临。

①　《汉书·贾邹枚路传》。

六、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和秦王朝的灭亡（一）大泽乡揭起义旗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秦政府征发"闾左"的贫苦农民900人去渔阳（北京市密云县）戍边。陈胜和吴广被指定为这支队伍的屯长。陈胜，字涉，阳城（河南登封）人，曾为人佣耕，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怀有强烈仇恨，具有改变现实的"鸿鹄之志"，曾对同伴说："苟富贵，勿相忘"。①吴广，字叔，阳夏（河南太康）人，同为贫苦农民。

这支戍卒队伍途经蕲县大泽乡（安徽宿县刘村集附近）时，遇到大雨，不能前进。按照秦朝法律，戍卒不按期报到，就要被斩首。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陈胜与吴广商议，与其去渔阳送死，不如就地即刻起义。为了发动群众，增强起义的号召力，他们暗暗在帛书上写上"陈胜王"三个字，藏在鱼腹中，待戍卒剖鱼腹时发现这一帛书感到惊异。又在深夜到附近丛祠中模仿狐狸的声音，高呼："大楚兴，陈胜王"。用这种"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的方式，证明起义符合天意，说明陈胜已不再是雇农，而是他们的真命天子。起义的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即利用押送他们的两个秦尉酒后行凶打人之机，杀掉他们。于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发动戍卒起义，以"大楚"为号，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点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

大泽乡起义成功之后，农民军迅速攻下蕲县。然后，分兵两路向东西两面发展：一路由葛婴率领向东；另一路主力队伍由陈胜率领向蕲县以西挺进，以势如破竹之势，接连攻克安徽和河南的铚（

hì音至）、酂（cuō音嵯）、谯、苦、柘诸县。义军所到之处，被压迫的农民纷纷前来投奔，很快壮大为拥有兵车六、七百乘，战马千余匹，战士几万人的队伍。之后，又集中兵力攻下秦的交通要道--陈。陈胜在此召集各方人士会议，商讨反秦大计，确定了"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并正式建立了农民政权，国号张楚，陈胜称王。

起义军在陈的胜利，鼓舞了分布在各地的革命力量，他们纷纷举起反秦的义旗，秦嘉、董緤、朱鸡石于淮北，项梁、项羽于吴县（江苏苏州市），刘邦于沛县（江苏沛县东），其余"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①，很快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形成了以陈为中心的全国性伟大农民战争。在农民起义的推动下，六国贵族和中小官吏也纷纷投奔起义队伍。如，魏国名士张耳、陈余，在陈加入义军；山东儒生、孔子八世孙孔鲋也怀抱孔子的礼器"往归陈王"。

农民军迅速壮大之后，从起义中心陈县出发，兵分三路向秦王朝发起总攻。一路由假王（假是代理的意思）吴广率领进攻荥阳，沿黄河向西推进，以打开通往咸阳的大道；另一路由宋留率领，取道南阳扣武关，分散关中敌人的兵力，策应吴广的主力。还有一路由周文率领，进攻关中，直取咸阳。除此而外，还派武臣、张耳、陈余攻赵地，周市攻魏地，邓宗攻九江郡，召平取广陵。各路义军的进攻，使秦王朝陷入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

①　《史记·陈涉世家》。

①　《史记·陈涉世家》。

在三路西进的农民军中，吴广一路由于秦荥阳守将坚不出战，被阻，不能西进；宋留一路正由南阳向武关进发之中；只有周文率领的农民军沿途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与支持，进展十分顺利。仅几十天时间，即横扫淮河、黄河流域。抵达函谷关时，已发展成为拥有"车千乘、众数十万"的劲旅。起义军乘势越过函谷关，直插关中，一路打得秦军"险阻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闻风溃逃。直打到距咸阳仅百里的戏（陕西临潼境内）地方，给秦都咸阳造成严重威胁。

对于农民起义的消息和农民军西进的壮举，秦二世开始不以为然，高枕无忧。当听说周文率几十万大军进逼咸阳时，他才大梦初醒，惊恐万状。连忙采纳章邯的建议，释放修骊山墓的刑徒和奴产子，并编为军队。由章邯率30　万大军向农民军猛扑。在周文率军西进关中时，陈胜曾命令武臣派赵兵入关增援，但武臣等人忙于发展自己的势力，不以大局为重，拒不前去支援。吴广屯兵荥阳坚城之下，也不分兵前往援助。致使周文军陷于孤立无援境地。又由于周文对敌人突然增兵没有准备，因此，虽与秦军几次展开激烈战斗，终因势孤力单不能取胜，不得不退出函谷关转入河南。后在渑池与秦军决战，亦因寡不敌众，周文兵败自杀。西路军主力被击溃。

周文军被击败之后，章邯紧接着率军向围困荥阳的农民军反扑，吴广腹背受敌。在此严峻时刻，起义军内部发生分裂，吴广部将田臧假借陈胜的命令，擅杀吴广，造成起义军内部思想混乱，在敌军夹攻之下起义军失利。章邯连破周文、吴广两支起义军之后，于公元前209年十二月，乘势向张楚政权中心--陈进攻。此时，王离的边防军也奉调配合章邯进攻陈县。

在敌人的疯狂反扑面前，起义军剩下的力量分散在各地，陈县一带只有很少兵力。再加上魏、赵等地军队违抗陈胜的命令，拒不增援，陈胜虽率军奋力抵抗，但仍无取胜希望，只好放弃陈县，且战且退。当退至下城父（安徽亳县东南城父集）时，陈胜被其车夫庄贾杀害。这时，宋留领导的农民军正攻下南阳，开始向武关推进，得知陈胜被杀消息，军心动摇，丧失斗志。不久，宋留投降秦军，被秦二世下令押解到咸阳车裂。

陈胜、吴广直接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英勇奋斗6　个月之后失败了。但他们点燃的反秦烈火并没有熄灭。陈胜的部将吕臣率领的苍头军继续斗争，曾一度收复了陈，处罚了叛徒庄贾，还与英布合军，在清波（河南新蔡西接县界）大败秦军。后来同项梁领导的起义军合在一起。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它沉重打击了秦王朝的黑暗统治，奠定了推翻秦王朝的基础。这次起义提出的"伐无道、诛暴秦"的革命思想，"削木为兵，揭竿而旗"的英雄气魄，鼓舞着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中千千万万农民，起来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为他们指出了解放的道路。但是，它也有许多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起义领袖在胜利面前，骄傲、贪图享受，脱离了群众。在起义迅速发展的形势下，陈胜犯了骄傲自满的错误，只注重进攻，忽略了防御。在坏人挑唆下，他曾杀掉了过去与自己"佣耕"的穷伙伴。在用人上，只信任少数近臣，又因赏罚不当，妨碍了领导核心的团结。在生活上，称王之后，开始对"沉沉""殿屋幄帐"大感兴趣。这些作法脱离了农民群众，也使"诸将以其故不亲附"，从而加速了失败。

第二，对加入起义队伍的六国旧贵族缺乏应有的戒备和防犯措施。在起义大潮推动下，一些六国旧贵族被卷入革命洪流。但在反秦斗争的关键时刻，他们各怀异心，据地称王，违抗陈胜号令，导致起义军失掉战机，分散削弱了力量，给秦残酷镇压农民军提供了机会。如，在起义军攻下陈之后，陈胜令武臣、张耳、陈余率兵渡过黄河，进攻赵国故地。但在攻下邯郸以后，武臣即在张耳、陈余鼓动下，自立为赵王，后又立赵歇为王。当周文浴血奋战，跃过函谷关，攻下戏，直接威胁秦都咸阳，秦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此时形势对农民军极为有利。在此关键时刻，陈胜命武臣西进支援周文，但他却置若罔闻，袖手旁观，以至给秦军以喘息机会，秦二世急调30　万大军反扑，迫使农民军退出函谷关，败走河南，最后被章邯军击溃。

第三，对叛徒杀害起义军领袖缺乏应有的警惕。陈胜、吴广领导这次农民起义，建立了政权，组织了队伍，提出了富有号召力的革命口号，充分显示了农民起义领袖的胆识和组织才能。但对革命队伍中的叛徒却缺乏应有的警惕，以至发生了陈胜被车夫杀害的严重事件。而起义一旦失去领袖的领导，就失去了号召力，造成军心动摇，使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最后走向失败。这三条经验教训，是在首次农民起义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产生的，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对启迪后来革命的人们，是有深刻教育作用的。

（二）项羽、刘邦领导反秦斗争再掀新高潮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之后，项羽、刘邦继续坚持反秦斗争，使秦末农民起义再次掀起高潮。

项羽，楚国著名大将项燕之孙。秦末随其叔父从河南逃到江苏吴县（江苏苏州）。公元前209年9月，项梁、项羽听到陈胜、吴广起义的消息，杀会稽郡守，响应起义，得精兵八千人。项梁作了会稽郡守，项羽为裨将。他们尊陈胜为首领，统一在"张楚"旗号之下，接受以陈胜名义封项梁为上柱国和北上抗秦的命令。于公元前208年2月，率八千江东子弟兵渡江而西。逃亡在"芒砀（dàng　音荡）"之间的刘邦，也起而响应陈胜、吴广起义，在萧何、曹参等人配合下，杀死沛令，自立沛公，很快聚集了二三千人。后与吕臣一起归附项梁军。在此前后，归附或与项羽汇合的，还有陈婴领导的2万起义军以及英布和蒲将军领导的两支起义队伍，项梁领导的起义军迅速发展到六七万人之众。

公元前208年6月，项梁得知陈胜确实被害的消息后，在薛（山东滕县东南）地召集各路起义军首领会议，共商破秦计划。会议确定，为便于号召群众，立楚怀王之孙牧羊人熊心为楚怀王，都盱眙（xūyì音虚仪），项梁自号武信君，陈婴为上柱国。从此，楚怀王熊心成为各地起义军名义上的领袖。推翻秦王朝的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薛地会议之后，各路义军协同作战，向秦军展开了凌厉的攻势，项梁率军先败秦军于东阿，又大败秦军于濮阳（河南濮阳西南）。与此同时，项羽、刘邦率领另一支军队在攻下城阳（山东菏泽）之后，又率军向西攻雍丘（河南杞县）。经过激战，给秦军以重创，李斯之子、秦三川郡守李由被击毙。接着项梁所率义军主力又在秦北方重镇定陶（山东定陶县北），大破秦军。这一连串的胜利使项梁骄傲起来，放松了对敌人的警惕。最后遭章邯夜袭，兵败战死，定陶又复陷入秦军之手。

在项梁被袭杀的时候，项羽、刘邦正率军向陈留（河南陈留东北）进攻。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他们立即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回师东方。使各路起义军集结于彭城（江苏徐州），重新部署力量，加强统一指挥，克服由于失去统一领导而出现的危急形势。确定：吕臣军彭城以东，项羽军彭城以西，刘邦驻军砀郡（河南永城东北）。楚怀王从盱眙到彭城。这样就使彭城成为了起义军的指挥中心，各路义军呈犄角之势，等待时机，继续战斗。

章邯偷袭定陶、攻杀项梁得逞之后，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便回师北上击赵。在邯郸大破赵军。赵王歇和张耳退守巨鹿（河北平乡），又被秦军重兵包围，形势危在旦夕。于是派使者向楚怀王求援。起义军领导集团分析了形势之后，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主力北上救赵；另一路由刘邦率领西攻咸阳。楚怀王与诸首领相约，先入关中者立为关中王。

宋义率军从彭城出发，行至安阳（山东曹阳）停顿下来，按兵46日不进。他的想法是让秦、赵互斗，以坐享渔人之利。为此，他下令斩杀军中勇猛杀敌的士卒，而自己却饮酒高会。当时岁饥民贫，军中已无粮，士兵只能食菜和豆，又值天寒大雨，广大士兵饥寒交迫，目睹宋义的所作所为，项羽十分气愤，认为他"非社稷之臣"，在盛怒之下，斩杀宋义。楚怀王即封项羽为上将军，并将英布和蒲将军所部划归他指挥。因为英布和蒲将军率军去巨鹿救赵未能取胜，项羽遂亲率兵马从安阳北上进攻秦军。为与秦军决一死战，使士兵树立"必死，无一还心"的决心，在渡河之前，项羽即下令"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①。这种"破釜沉舟"的英雄气概，成为后人勇敢杀敌的楷模，被人们所景仰赞颂。

项羽率军渡河之后，马上与包围巨鹿的章邯军展开激战，切断秦军粮道，断绝秦军粮饷，取得了九战皆捷的辉煌战果。秦军大将苏角被杀，王离被俘，涉闻自杀。这次战役歼灭了秦军的主力，是秦末农民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项羽所率的义军，冲锋陷阵，英勇顽强，"无不以一当十"，这种战斗精神折服了参战的六国贵族军队。项羽因此声威大震，被各路诸侯军尊为上将军。

巨鹿一战秦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项羽军乘胜追击，派蒲将军击破秦军于漳水之南，自己亲率大军破秦军于汗水（河北临漳县西）。秦将章邯在起义军沉重打击下，一方面觉得损兵折将十几万，已无力挽回败局；一方面又得不到秦政府信任。在走投无路之下，于公元前207年7月，率残军20　万人在洹水南殷墟（河南安阳）向项羽投降。至此，秦王朝的灭亡已成定局。

在另一战场上，刘邦率领的起义军从砀郡出发，向西进攻。一路上收编了陈胜、吴广的散卒，又联合了各地的起义力量，队伍日益扩大。公元前207年2月，军过高阳（河南杞县西），采纳该城临门（守城门的小吏）郦食其（音力异基）的献策，攻占粮仓陈留（今河南开封县东南），得到秦国大量积粟，解决了义军的给养问题。接着在曲遇（河南中牟东）大破秦将杨熊军，在南阳大败郡守吕。。。吕。。败走宛城（河南南阳），刘邦又采纳张良和陈恢的意见，将宛城重重包围，在大兵压境形势下，迫使秦军投降。攻下宛城之后，刘邦率军乘胜西进，长驱直入武关，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与农民军的节节胜利适成对照，秦王朝统治集团在农民军沉重打击下，内部矛盾加剧。赵高在诬陷杀害李斯、独揽朝政之后，又进而向秦二世篡权。昏庸无能的秦二世，只知寻欢作乐，甘愿大权旁落于赵高之手。公元前207

①　《史记·项羽本纪》。

年，赵高将一头鹿献给二世，当众胡说这是一头马，以此试探满朝文武官员对他篡权的反映。二世笑着说：丞相错了，明明是鹿为何说是马？赵高又问诸大臣，大臣们面面相觑，表现不一。有的奉迎赵高跟着说是"马"，有的说是鹿，还有的沉默不语。事后，赵高对说是鹿的大臣一一进行陷害。这就是成语"指鹿为马"的由来。从此，群臣都箝口不语。赵高进一步把持了秦王朝的中央大权。在巨鹿之战秦军损失了主力和刘邦打入武关之后，赵高害怕秦二世追究责任，于是勾结其婿咸阳令阎乐和其弟郎中令赵成，杀死秦二世，立二世兄子子婴为秦王，子婴继位后，不满赵高的专权，不甘于充当傀儡，又设计杀死赵高。最后，在刘邦军队逼近咸阳之际，刚刚当了46　天秦王的子婴，见秦王朝大势已去，遂"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①，向农民起义军投降。秦王朝从公元前221年建立，仅仅存在了15年，即二世速亡。时值公元前206年（汉刘邦元年）冬。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七、楚汉之争与西汉王朝的建立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原大地上并没有马上建立起一个新的统一政权。以刘邦和项羽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逐鹿中原，进行了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到公元前202年，刘邦才击败项羽，建立了统一的汉王朝。刘邦及其后继者们用了近50年时间，恢复和重建封建秩序，终于使西汉王朝的政权得到了巩固，形成了被历代称颂的"文景之治"，为汉武帝建立雄踞东方的西汉帝国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一）楚汉之争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标志着以推翻秦王朝残暴统治为目的的农民大起义的终结，也标志着封建割据势力为争夺统治权而进行角逐的开始。1。"约法三章"与鸿门宴刘邦进入咸阳后，部下诸将见到秦宫室中的珍奇玩好、金银财宝，不禁眼花缭乱，馋涎欲滴。惊奇之余便肆无忌惮地你争我夺，闹得不可开交。一时间，咸阳城中混乱不堪。一贯"好酒及色"的沛公以征服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进秦宫室，面对不可胜数的帷帐珠玉重宝和数以千计的后宫美女，也不禁贪婪地想"止宫休舍"，体验一下做关中王的滋味。好在刘邦手下诸将中还有头脑清醒的人，不断地提醒着他。比如，樊哙对他说：珠宝玉器和美人妇女都是"秦所以亡天下"的原因，你怎么能留在宫中呢？应该赶快还军霸上。但刘邦此时正沉迷于胜利之中，根本听不进樊哙的话。张良听说此事后，也对他说：秦为无道，沛公你才得以至此。可是现在，你刚一进入咸阳便打算安心享乐，这和暴秦有什么两样呢？"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希望你能听从樊哙的劝告。在樊哙和张良的苦苦劝说之下，刘邦这才醒悟过来，"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①。

刘邦还军霸上后，便召集诸县父老豪杰，向他们发布安民告示："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②这个安民告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约法三章"。

关于刘邦的"约法三章"，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它是刘邦由农民起义领袖向地主阶级代表转变的标志。在秦末农民起义过程中，"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的现象屡见不鲜，是合理的。现在根据"约法三章"，如果谁敢于再像陈胜、吴广那样杀死将尉，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话，那就要被处死。因此，这是保护地主阶级生命财产的法令。其次，命"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实际上是保留了秦王朝的行政机构和官员，并使之为自己服务，他们"行县乡邑"，将刘邦的"约法三章"传达给乡绅百姓，这一作法从本质上讲保护了关中地主集团的利益。第三，更为直接的是，刘邦当众宣布怀王与诸侯的约定，并刻意笼络人心，一再表示他率军入关是"为父老除害，非有

①　《史记·高祖本纪》。

②　《史记·高祖本纪》。

所侵暴"，便在很大程度上博得了关中地主集团的好感。于是，"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而刘邦则辞让不受，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这样一来，"人又益喜"，他们终于消除了对刘邦的怀疑和戒备，"唯恐沛公不为秦王"。这样，刘邦在未来与项羽对关中的争夺中，已经棋先一着了。

正当刘邦在霸上约法三章时，项羽也已扫平河北，率诸侯的40　万联军和秦将章邯的20　万降军一路浩浩荡荡地渡河进抵新安（今河南渑他）。由于诸侯联军中的士兵从前大多曾被秦征发到关中服徭役，经常受到秦吏卒的虐待，所以现在他们虽然和秦降卒一路同行，但"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这样，项羽部下的两部分军卒中间，便产生了很深的隔阂和猜忌。秦降卒们担心，万一入关后不能取胜，项羽"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项羽听说此事，不但没有想办法安抚，反而害怕这些秦吏卒人心不服，到关中后无法约束，会出乱子，便在一夜之间将20　万降卒统统活埋在新安城南，只留下降将章邯、司马欣和董翳3人，从而造成了自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在长平坑杀赵40　万降卒以后的第二次大惨案。

项羽根本就没有将刘邦放在眼里，对这个从前的沛县亭长先行入关更是愤愤然。还在西进的路上，他便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雍在关中，表明项羽根本不准备承认刘邦入主关中。刘邦本来就对项羽深怀忌惮，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又气又惊。正在这时，有人向他提出"距（拒）关，毋内（纳）诸侯，秦地可尽王也"的建议，便不顾刚刚向关中父老豪杰许下的"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的诺言，立即派兵关闭函谷关，准备将项羽率领的诸侯军拒之门外。这一举动无疑是不明智的，因为当时项羽已拥兵40　万，号称100万，而刘邦的兵力只有10　万，力量对比相当悬殊。况且诸侯联盟尚未破裂，此举无异于将自己放在了诸侯联盟的对立面，犯了众怒。果然，项羽军至函谷关而不得入，大怒，立即下令"家发薪一束，欲烧关"，并命令黥布等破关而入，直至戏下（今陕西临潼东），与刘邦驻军的霸上仅相距40　里。一时间，咸阳之东战云密布，气氛十分紧张。

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看形势不对，忙转变立场，暗地向项羽报告说：刘邦想称王关中，任子婴为相，他还想独吞秦宫中的珍宝。项羽的谋士范增也对项羽说：刘邦一贯贪财好色，可入关以后却"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劝项羽"急击勿失"。①正当项羽紧张地部署消灭刘邦时，不料消息不翼而飞。项羽的叔父项伯在秦未亡时曾因杀人犯罪而被张良所救，所以听到消息，连夜驰往刘邦营中，劝张良赶快逃走。张良急忙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给了刘邦。刘邦在张良的提醒之下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实力还不足以抵抗诸侯之兵，便听从张良的计策，宴请项伯。席间，刘邦不仅频频为项伯祝寿，而且约为婚姻。在赢得了项伯的好感后，又竭力表白自己，并请项伯在项羽面前多多美言。项伯连夜回营，力劝项羽改变初衷："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②有勇无谋的项羽被说动，暂时放弃了消灭刘邦的计划，从而失去了一次取胜的良机。

第二天，刘邦率张良、樊哙等百余骑赴鸿门项羽军中，再次表白：我和

①　《史记·项羽本纪》。

②　《史记·项羽本纪》。

将军齐心协力，自己无意作关中王。致使项羽改变了消灭刘邦的初衷。但范增仍不相信刘邦的表白，主张趁机杀死他以除后患。所以在宴饮之时，再三示意项羽下手，但项羽却"默然不应"。范增无奈，只好令项羽从弟项庄在席前舞剑，伺机刺杀刘邦。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项伯也拔剑起舞，用身体掩护刘邦，使项庄无法下手。张良见刘邦处境危险，便至军门召来樊哙。樊哙带剑拥盾冲入宴席，"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羽见樊哙如此威猛，便赐酒一斗，生猪肘一块，樊哙一饮而尽，拔剑切而食之。项羽又问樊哙还能饮酒否？樊哙借题发挥："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不恐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发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①项羽无言以对，只好请他入座。

刘邦见气氛有所缓和，便借口入厕离席，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逃出项羽军营，回至霸上。

2。项羽分封诸侯王鸿门宴后数日，项羽率军进入咸阳。秦宫室的富丽堂皇，并没有引发他"止宫休舍"的念头，相反，楚怀王之入秦而不返，项燕、项梁之死于秦军，这一切旧恨新仇，激起了他的无比愤恨。于是，项羽不但杀死了秦降王子婴，还放火尽烧了秦宫室，甚至连秦始皇的陵墓也未能幸免。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这场大火"三月不灭"。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记载。《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中记载："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有被焚毁的痕迹，墙壁壁画多被大火所烧，有的壁画甚至因烈火的烧而剥落殆尽，可能毁于项羽的一炬。"①尽管如此，"其火毁程度似不如第一号宫殿遗址严重"。据《秦始皇陵东侧第一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记载："通过试掘发现秦俑坑原为一座规模巨大的土木结构建筑，因火焚塌陷。"《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报告》也说："二号俑坑。。与一号俑坑基本相似，系土木结构建筑，经火焚塌陷。"②面对咸阳城中的一片瓦砾和灰烬，项羽拒绝了在"阻山河四塞，地肥饶"的关中建都的建议，决定收秦货宝妇女而东归。他的所作所为虽赢得了部下将士的拥护，但却使"秦人大失望"了。

临行前，项羽派人向楚怀王请示灭秦后的善后事宜，怀王答复：按从前先入关者王之的约定办事。项羽听后大为恼火。他既恨怀王"虽无功"，却还要"当分其地而王之"，又怨怀王"不肯令（其）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愤怒地说："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攻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他拒绝接受怀王的约定，在戏下召开诸侯会议，自立为西楚霸王，占据梁、楚等地九郡，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尊怀王为义帝，都长沙郴县（今湖南郴县）。同时，"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项羽虽然不愿使刘邦成为关中王，但恐负约另封会引起其他诸侯不满，便以"巴、蜀亦关中地"为托辞，立刘邦为汉中王，王巴、蜀、汉中，都南

①　《史记·项羽本纪》。

①　《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　期。

②　见林剑鸣：《秦汉史》上册第23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版。郑（今陕西南郑）。为牵制刘邦，项羽将关中封给秦的三个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以阻挡刘邦出巴、蜀之路。另外，项羽还将自己的亲信和在反秦战争中拥兵自重的割据势力14人封为王。项羽的分封，使很多诸侯的封地比原来占有的地盘还要小，所以这些诸侯便与他产生了矛盾。

刘邦驻军霸上还很难说他已有逐鹿中原，一统天下的野心。这从下述几点史实足以为证。其一，"约法三章"，仅只是为了稳定和笼络关中地主集团的人心，为未来作"关中王"、巩固自己在关中的统治地位作准备；其二，还军霸上，"待诸侯而定约束"，反映了他希望项羽率诸侯入关后，能根据怀王与诸侯的约定，确认自己关中王的地位；其三，左司马曹无伤向项羽告密，也只是说刘邦想称"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并没有说刘邦想"一统天下"；其四，项羽封章邯为雍王，打碎了刘邦称王关中的美梦，因此刘邦派兵拒关而守，不准诸侯之兵入关，其用心也是在既惊且怒的情况下，试图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五，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刘邦甚至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好，求项羽能承认他关中王的地位。基于同样的原因，被封为汉王之后，虽无异于被流放到巴、蜀，但他还是忍气吞声，接受分封，甚至在率军过褒中（秦岭太白山内）时，还采纳张良建议烧毁了栈道，以"示天下无还心"。

其他各路诸侯虽然心怀不满，但也迫于项羽的压力，先后离开戏，前往各自的封国。

3。刘邦"还定三秦"

诸侯林立必然会引起割据战争。项羽分封一个月以后，没有受封的田荣便首先起兵，赶走齐王田都，杀死胶东王田市，又命彭越击杀济北王田安，尽有三齐之地，自立为齐王。在他的支持之下，彭越起兵于梁，陈余起兵于赵。正当项羽为维护其霸主地位，手忙脚乱地在东方战场上镇压田荣等人的反叛时，刘邦在西方也公开向楚展开了进攻。

刘邦到汉中以后，萧何建议采用"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的方针，并举荐韩信为大将。

韩信是淮阴人，少时家贫，常从人寄食，曾受胯下之辱。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参加项梁、项羽武装，任郎中。虽多次献策，均未受重视。刘邦被封为汉王入蜀时，韩信弃楚投汉，随刘邦入汉中，任连敖、治粟都尉，其间虽受萧何赏识，但亦未受刘邦重视。韩信怀才不遇，遂不辞而别。萧何得知后，亲自连夜将韩信追回，并向刘邦保荐，被拜为大将。

韩信在分析了楚汉双方的优劣势后，指出：秦人对称王关中的章邯、司马欣、董翳恨之入骨，而"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人心向背不言自明。建议刘邦利用这一有利形势，"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值得注意的是，有高度政治洞察力和军事才能的韩信当时向刘邦提出的这番政治和军事策略，也还仅仅是还定三秦而已，根本没有中原逐鹿的内容。此时诸侯刚刚分封不久，天下大势如何发展尚不可知；世人都认为分封诸侯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秦灭六国，统一天下，是罪莫大焉。所以，当时刘邦不可能树立中原逐鹿，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

公元前206年7月，正当项羽在东方忙于镇压田荣的反抗时，刘邦留萧何在巴、蜀负责粮食给养，用韩信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于八月突然出现在关中大地上。雍王章邯猝不及防，军队一触即溃，刘邦顺利进占咸阳。接着又向东、北进击，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望风而降。至此，刘邦尽占关中三秦之地。项羽由于纠缠于东方战场，无力西顾，只好任由刘邦在关中发展势力。

刘邦还定三秦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根据地的措施：首先，占领陇西，向北方推进，俘获章邯之弟章平，从而解除了后顾之忧。接着，亲率主力出关，迫降河南王申阳，并击败了韩王昌。至此，函谷关外至河西一带成为刘邦与项羽两支武装力量之间的前哨阵地和缓冲地带，这使得刘邦在关中的根据地更加巩固。

其次，定国都，健全政权机构。公元前205年，刘邦将栎阳确定为国都，将所属地区按郡县制重新划分。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他还调整了政权机构的设置，如任命周苛为御史大夫、周昌为中尉等。在地方上置县令、丞、尉；并在县、乡中设"三老"，由50　岁以上有威望的人担任，协助县令、丞、尉掌管地方教化。

第三，瓦解敌军、壮大势力。宣布若有人率万人来归或以一郡来降者，封万户。于是，沛郡人王陵率部众数千人来归，被陈余打败的张耳也来投奔，而当初跟随韩王的张良也回到了关中。

第四、减轻农民负担、大力恢复生产。其措施包括：修整河道、大赦罪人、允许农民到秦的皇家园林中耕种；免除蜀汉百姓二年租税，关中从军士兵，免除其家一年负担。

第五、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

第六、施恩德、赐民爵、赐酒肉、抚关外父老。

通过以上种种措施，刘邦站稳了脚跟，奠定了他在关中的统治基础。

公元前205年正月，田荣与项羽战于城阳（山东莒县），兵败后被当地人民杀死。项羽占领齐地后，故伎重演，坑杀了田荣的降卒。不仅如此，其所过之处，"多所残灭"，因而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齐人相聚而叛之"。田荣之弟田横收集田荣旧部万余人，继续与项羽对抗，使东方战场呈现胶着状态。

至此时，刘邦才真正将"中原逐鹿，一统天下"提上日程。公元前205年3月，刘邦率军渡河东进，被项羽分封的魏王豹、殷王司马卬相继降汉。当刘邦攻打到洛阳时采纳三老董公的建议，利用不久前项羽密令九江王黥布（又名英布）、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将义帝杀死于彬一事，公开为义帝发丧，大张旗鼓地号召诸侯出兵讨伐项羽。他还表示要"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这样，刘邦在道义上和舆论上都争取到了主动权。刘邦为义帝发丧，标志着刘邦正式向项羽宣战，此后，楚汉战争全面展开。

4。中原逐鹿项羽的专横暴戾引起许多诸侯、将领的不满，现在刘邦振臂一呼，不少人都先后叛楚归汉，在刘邦周围形成了愈来愈大的反楚联盟。到公元前205年3月，项羽当初分封的诸侯王中，除被杀、被废和被俘者之外，已有一半以上归顺了刘邦。此外，还有不少谋臣、武将如韩信、彭越、陈余、王陵、陈平等也都先后投奔到刘邦的麾下。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刘邦趁项羽被牵制在齐地不得脱身之机，于公元前205年4月，率各路诸侯军共五、六十万人向楚发起进攻，一举攻下项羽的都城--彭城。项羽闻讯后，急率3　万精兵回师救援，睢水一战，使刘邦的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刘邦的父亲太公和妻子吕雉也被俘获，只有刘邦等数十骑向西逃到砀（今安徽砀山南），随后再退至荥阳，才勉强抵住楚军的攻势。刘邦在彭城大败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进占彭城后过于轻敌，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楚军的兵员和战斗力仍远远超过汉军。

刘邦的惨败使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反楚联盟顷刻瓦解，不少诸侯纷纷降楚。为扭转败局，刘邦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首先，刘邦将关中委托给萧何，授权他凡事有不及上奏者，可以便宜行事。这样，萧何得以征粮饷、转漕运、"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将粮草、兵员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其次，利用楚军内部矛盾，实行反间计，使项羽丧失了重要的文臣武将。刘邦在彭城大败仓惶出逃的路上，便派人策反九江王黥布，使之成为楚后方最大的威胁。刘邦还令陈平以重金收买楚军官兵，让他们散布楚将钟离昧和范增与汉军关系密切的谣言，引起项羽对二人的怀疑和猜忌。范增由于失去信任，在盛怒之下拂袖而去。第三，避免与楚军正面作战，转而采用侧翼作战和骚扰楚军后方的战略。韩信率兵东进，平魏地，破代兵，下井陉（河北井陉），以少胜多，出奇兵背水列阵大破赵军，威服燕王。接着，韩信又击败齐楚联军，尽占齐地；刘贾、卢绾率兵3　万人渡白马津（今河南滑县），协助彭越骚扰楚军后方，烧其积贮、断其粮道，并攻占睢阳、外黄等17　城。刘邦的这些措施，有力地扭转了彭城大败以后的战局，使荥阳、成皋一线正面战场的汉军，能在劣势情况下与楚军对峙长达一年之久。

彭越攻占睢阳后，直接威胁西楚国都彭城的安全，项羽不得不留大司马曹咎谨守成皋，自己亲率大军回师征讨彭越。曹咎不堪汉军骂阵而出战，被汉军突袭，全军覆没。汉军乘胜攻占成皋，并夺取了"藏粟甚多"的敖仓。项羽回师攻打彭越，在收复十余城后，闻汉军已占成皋，立即回师救援，但汉军深沟高垒，避而不战。由于楚军粮草不断被劫，敖仓又落入汉军之手，故急于寻找机会同汉军主力决战。项羽还将在彭城俘获的刘邦生父太公置于阵前，向刘邦威胁说："今不急下，吾烹太公。"刘邦回答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羽大怒，欲杀太公。项伯劝道："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①项羽无奈，只好作罢。

公元前203年，在楚汉相争的第三个年头，刘邦、项羽中原逐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此时，刘邦拥有广大的后方，得以转关内之粟，收三河之士，补给前线，充实军备；汉军据敖仓之粟，因巩洛之险，进可战，退可守；黥布在南，彭越在西，韩信在东，刘邦自任正面，形成了对楚四面合围的形势。大河以北，淮水以南，都已成为刘邦的势力范围，从而使汉军争取到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但究竟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因为刘邦之扭转战局，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韩信侧面战场的配合和黥布、彭越等人在敌后的骚扰。特别是手握重兵的韩信何去何从，将直接影响到这场战争的结果。

项羽看到了这一点，派人前去游说韩信，劝他与楚联合，三分天下，但韩信以汉王对自己十分信任，不忍背之。齐人蒯通也劝韩信：楚汉相争使天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野，"百姓疲极怨望"。目前双方相持不下，

①　《史记·项羽本纪》。

"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叁）分天下，鼎足而居，。。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向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①蒯通的建议也没能说动韩信。实际上，在此后的楚汉相争过程中，韩信曾一度持观望态度。

公元前203年，由于刘邦还一时无力消灭项羽，而项羽也因后方不稳，不敢妄动，故双方议定停战讲和，划鸿沟②为界。鸿沟以东为楚，以西为汉。九月，项羽放太公、吕雉归汉，自己率兵东归。

项羽东归后不久，刘邦采纳张良、陈平的建议，毁约追击。由于韩信和彭越未能如约前来会战，汉军反被楚军打败，并被围困在固陵一带。为改变韩信和彭越的观望态度，刘邦许诺以睢阳以北至毂城之地给彭越；陈以东至海之楚地给齐王韩信。这样一来，果然坚定了二人反楚的决心，立即率兵来援，汉军实力大增。而此时，项羽的楚军由于后方常被骚扰，战斗力愈来愈弱，已由当初的优势转为劣势。

公元前203年十二月，项羽退至垓下（今安徽录壁南沱河北岸）时被汉军包围。汉军四面唱起楚歌，项羽手下士卒以为楚地尽失，军心涣散，加之兵少食尽，项羽乘夜率800　骑兵突围，一路转战至乌江渡口（今安徽省和县东北的乌江铺），被汉军追及，项羽见大势已去，只好自杀身死，年仅32岁。中原逐鹿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

（二）西汉王朝的建立和刘邦恢复重建封建秩序的政策与措施刘邦战胜项羽后，立即率兵入韩信驻地定陶（今山东省西南万福河上游），解除了拥有重兵的韩信的指挥权，并借口韩信熟悉楚地风俗，改封其为楚王，迫使韩信离开了由他控制的军队和地区。接着，刘邦又消灭了拒不投降的临江王共敖之子共尉。至此，与刘邦对抗的军事集团已不复存在，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政权的条件业已成熟。

1。刘邦称帝后封建秩序的恢复公元前202年二月，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越王张敖、燕王臧荼等诸侯王联合上书，"请求"刘邦称帝。刘邦虽然处心积虑地想当皇帝，但此时仍不免推让一番："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无）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崇寡人，将何以处之哉？"虽然是"推让"，但一句"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他不想当有名无实皇帝的心情昭然若揭。于是，众人齐声歌功颂德："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①。众人还表示："臣等以死

①　《史记·淮阴侯列传》。

②　鸿沟是战国时魏国开凿的运河，其故道自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向东流经今中牟县、开封北，折而南经通许东、太康西、至淮阳东南入颍水。

①　《汉书·高帝纪》。

守之"。得到了诸侯及众将的这番承诺，刘邦经过"三让，不得已"②，才答应："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③。二月初三，刘邦迫不急待地在刚刚解除韩信兵权的汜水之阳定陶举行了登基仪式，建立了新的封建王朝，国号汉，史称西汉。至此，沛县县城中"好酒及色"的亭长，终于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是为汉高祖。

定陶是刘邦即帝位的临时地点，自然不能在此定都。而原都城栎阳也无法适应对东方广大地区实行统治的需要。于是，刘邦决定将都城定在洛阳。不久，一个路过洛阳的山东人娄敬求见刘邦，建议刘邦定都关中。因为关中地区形势险要，物产丰富，人口繁盛，万一关东地区变乱，马上就可以征集百万之众。即使不敌，也可以占有关中地区。娄敬的这一建议遭到了跟随刘邦起事的群臣的反对。因为他们大多是关东人，不愿远离家乡到关中去做官，便对刘邦说：洛阳地势也十分险要，"其固亦足恃"。而且周朝曾在这里称王数百年，秦在关中却二世而亡。因此，当然要定都洛阳。在一片反对声中，张良力排众议，支持娄敬的看法，他指出：洛阳附近方圆"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而关中不但沃野千里，物产丰富，为天府之国，而且地势险要，"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①。张良的分析促使刘邦下定决心，当天便决定迁都关中。由于咸阳城已被项羽焚毁，故仍暂驻栎阳，令少府阳城延在咸阳以东长安（今陕西西安）建筑新宫。从此，长安便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②。

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论及刘邦定都关中时说："汉高于东方非有根柢，关中则用之已数年，自欲因循旧业，亦非尽因地理形势。"①这一说法是令人信服的。而且，当时虽然刘邦已经称帝即位，但连他自己对形势也不敢乐观："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②所以，定都关中是比较稳妥可靠的策略。

礼乐制度的确立，是为了"尊君抑臣"③，更好地维护皇帝的权威。汉朝建立之初，由于诸侯大将大多出身低贱，更不懂什么朝拜皇帝的礼节，他们在刘邦的面前饮酒争功，醉后狂呼乱叫，甚至拔剑击柱。于是一位投降汉朝的秦博士叔孙通自告奋勇，在得到刘邦同意后，采古礼和秦代礼仪制定出一套新朝仪，然后教给皇帝和群臣。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二月，长乐宫建成，刘邦正式将都城迁至长安。诸侯群臣入宫朝贺，刘邦便下令实行新朝仪。是时天方平明，宫中传警，诸侯群臣按事先排演好的次序，依官阶高低进宫分列左右。礼仪庄严，场面肃穆，"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礼毕，设酒大宴群臣，一改先前那种混乱状态，"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②　《史记·高祖本纪》。

③　《汉书·高帝纪》。

①　《史记·留侯世家》。

②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不少王朝都曾建都于此。西安包括古代丰镐、咸阳和长安，在这里建都的有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共十代，历时1062年。古都西安成为中国城市中作为国都年代最久的一个。

①　吕思勉：《秦汉史》上册，第5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汉书·高帝纪》。

③　《史记·礼书》。

者。"刘邦见此场面，不觉洋洋自得地说："吾乃今日始知为皇帝之贵也。"④遂封叔孙通为太常，西汉的朝仪就这样确定下来。

从陈胜、吴广起义到项羽乌江败亡，将近十年间"农民之前　赴矢石，后堕溪谷而死者，有数百万人之多"⑤。到西汉初年，大城市的户口仅为原来的十分之二三。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连皇帝的马车也找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将相出门有时只能乘牛车。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更是连最低的生活条件也得不到保证。因此，稳定政权，恢复封建统治秩序，成为刘邦即位之初的当务之急。他针对社会不同阶层，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公元前202年五月，在刘邦即帝位后不久颁布了一道著名的诏令，即"复故爵田宅令"，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恢复一批地主的地位和财产，并扶植一批新的军功地主。诏令规定，原来有爵、有田宅的人，由于避战乱而相聚于山泽之中，现在"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诏令还规定，凡军吏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五等爵）以下者，一律进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并免除其本人和全家的徭役；爵在七大夫以上者，"先与田宅"，"皆令食邑"，即可以坐食若干户的租税。

第二，使自耕农获得一部分土地。自耕农是汉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战争结束后，实行了"兵皆罢归家"的政策，凡入关灭秦的士兵愿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十二年，回关东的免徭役六年。同时，"以有功劳行田宅"。这一政策在汉政权建立之初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许多地方官吏"背公立私"，使有军功的士卒无法得到应得的土地，甚至"久立吏前，曾不为决"。针对这种情况，刘邦特别在诏令中加以申斥，并重申："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虽然这些由兵而民的自耕农获得的仅是少得可怜的一小部分土地，但他们毕竟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并减轻了徭役的负担，也就提高了积极性，这是汉初统治者稳定农村封建秩序，恢复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措施。

第三，由于饥饿自卖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庶人。

第四，"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①。意即从前秦国的旧贵族可以和令丞等平起平坐，无所卑屈。这是自刘邦入关约法三章后对秦贵族的又一项优待政策。

"复故爵田宅令"对不同阶层的人均给予安抚和优待，这对于缓和秦末以来的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2。狡兔死，走狗烹--翦除异姓诸侯王汉初的地方行政制度采用郡国并行制，即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实行封国制。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争取同盟军，笼络有实力的将领，共同消灭项羽，曾先后分封了七个诸侯王：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即黥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和衡山王吴芮。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其地方行政制度采用郡国并行制，即在关中地区实行郡县制，而关东广大地区几乎全部为诸侯王所占据，诸侯王国之下统辖之郡县一如中央之制。这就导致了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集权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诸侯王的存在必将成为专制主④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⑤　翦伯赞：《秦汉史》第165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①　《汉书·高帝纪》。

义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严重障碍。刘邦称帝后不久，便想方设法削夺他们的兵权，直至翦除这些异姓诸侯王。

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七月，燕王臧荼首先反叛。后人在分析他反叛的原因时说："他原系故燕国大将，后被项羽封为燕王，在楚汉战争中，虽迫于形势曾助汉击楚，但对于出身平民的刘邦称帝未必心服。所以，刘邦刚刚登上帝位，他就举兵反叛了。"①消息传来，刘邦亲率大军前去平叛，九月，叛乱彻底失败，臧荼被俘。平定臧荼叛乱后，刘邦并不想消灭燕国，故立其同乡卢绾为燕王。

第二个起来反叛的是韩王信。韩王信原被封在韩国故地，但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春，为排挤韩王信，刘邦将太原郡改为韩国，令其守备边疆，承担阻挡匈奴的任务。当年秋，韩王信被匈奴围困，被迫派人与匈奴联络，寻求和解。不久，这一消息为刘邦得知，遭到刘邦的责难。韩王信见事已败露，便于九月公开投降匈奴，并与之联合进攻太原。刘邦于十月率军前往镇压，大破叛军，韩王信逃往匈奴，韩国封地遂被取消。

刘邦不但逼反了韩王信，而且还借机罢废了自己女婿赵王张敖的封地。

张敖娶刘邦长女鲁元公主为妻。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过赵时，张敖事之甚恭，但刘邦却对他十分傲慢，这引起了赵相贯高、赵午的不平。他们劝张敖杀死刘邦，张敖坚决不准。后贯高等谋刺刘邦不成，于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事泄，刘邦下令将张敖及贯高、赵午等逮至长安，贯高一口咬定谋反与张敖无关，虽受尽酷刑终不改口。刘邦无奈，只好赦免赵王，但夺其国，将他改封为宣平侯。

韩信在楚汉战争中，曾为刘邦战胜项羽立下过赫赫战功，而刘邦却一直将其视为潜在的威胁。他虽然已经夺去了韩信手中的兵权，并将其由齐王改封为楚王，但戒心并未因此而稍减。当听说韩信至楚地后，出入以重兵护从，并与项羽故将钟离昧交往甚密时，心中疑忌愈重。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恰逢有人诬告韩信欲反，刘邦便伪称游云梦，趁韩信至陈前来晋见时将其逮捕，以莫须有的"人告公反"的罪名将韩信贬为淮阴侯，并将他留在身边以便监视控制。至此时，韩信方才如梦初醒，认识到"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原来"天下已定，我固当烹！"①但他不甘心就此任刘邦宰割，便暗中与刘邦派住赵、代监军的相国陈豨相约，陈在赵、代反汉，自己在长安起事呼应。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春，陈豨自立为代王，公开反汉。刘邦亲率大军前往征伐时，韩信称病不从，准备按原计划响应陈豨。正当韩信部署已定准备发难时，被属下一舍人告发，吕后与萧何定计将他骗入长乐宫，杀死于长乐钟室，并夷其三族，结局十分悲惨。

彭越也是为刘邦击败项羽立下大功的将领，虽然他没有亲自率兵参加刘邦征伐陈豨的行动，但当刘邦问罪下来，彭越还是没有采纳部将劝他发兵造反的建议。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他悲惨的命运。由于他没有检举劝他造反的言行，被刘邦以"反形已具"的罪名逮捕至洛阳，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三月被枭首示众，夷三族。当时有人曾对刘邦说："方上之困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与汉合从苦楚也。当是之时，

①　林剑鸣：《秦汉史》上册第27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①　《史记·淮阴侯列传》。

彭王壹顾，与楚则汉破，与汉则楚破。且垓下之会，微（无）彭王，项氏不亡。"现在你"以苛细诛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②。真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刘邦残杀功臣的不义。

但刘邦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相反，为杀一儆百，他将彭越的尸体煮成肉酱，分别"赐"给各诸侯王。淮南王黥布见此惊惧交加。因为楚汉战争中他在刘邦兵败彭城后率军归汉，曾有力地牵制楚军，为汉军合围项羽于垓下立下了大功。但现在连韩信、彭越这样的功臣都先后被诛杀，黥布只好部署军事力量，以备不测。其属下告黥布谋反，黥布万般无奈，只好发兵叛汉。刘邦于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扶病亲征，黥布大败而逃，后被杀于洮水（广西全州北）。

刘邦分封的异姓诸侯王现在只剩下燕王卢绾和长沙王吴芮了。卢绾是刘邦的同乡，与刘邦的关系也十分亲密，但他也认为，"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①。所以卢绾便拥兵自保，暗中与反叛的陈豨和匈奴联络。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事情败露后逃往匈奴，被匈奴封为东胡卢王。这样，刘邦分封的八个异姓诸侯王中，只有远在南方、势力最弱的长沙王吴芮作为汉与南越的缓冲地带被保存了下来。

班固曾说过，各诸侯王造反实际上是刘邦逼出来的，他们"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②。其实，何止是这些诸侯王受到刘邦的猜忌，其他功臣也都是人人自危。开国元勋、官至相国的萧何唯恐触怒刘邦，处处小心，但还是因为建议让百姓到上林苑多余空地耕种，被刘邦怀疑是"自媚于民"而下廷尉问罪。倒是张良功成身退，比较明智。他对刘邦说：我"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闲事，欲从赤松子游耳"③。遂学辟谷，道引轻身，由此得以善终。高帝十二年，刘邦征代英布回师过沛县，大宴故人父老子弟。席间，刘邦醉酒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歌声中充满了志得意满、衣锦还乡的心情，但是放眼朝中，肱股之臣一个个相继被他残杀，只剩下樊哙、灌婴等一介武夫。面对秦留下的烂摊子和北方虎视眈眈、时刻企图南下的匈奴，一种孤独感袭上心头，不禁流露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喟叹。

异姓诸侯王的翦除，是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统一的大势所趋。但是，在刘邦诛杀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又先后分封了九个刘氏宗室子弟为王。从这一事实看，刘邦诛杀异姓诸侯王，主观上并非有意要加强中央集权，而只不过是在客观上符合了历史发展的需要。

刘邦在征伐英布时，已身患重病，作战中又为流矢所中，回到长安病情即恶化，于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四月死于长乐宫。年方十七岁、"为人仁弱"的太子刘盈继位，是为惠帝。而实权则操纵在"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①的皇太后吕雉手中。

②　《汉书·季布栾布田叔传》。

①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②　《汉书·韩彭英卢吴传》。

③　《史记·留侯世家》。

①　《史记·吕太后本纪》。

（三）吕氏之乱刘盈继帝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刘邦一生有八个儿子。长子刘肥，因其母曹姬是刘邦的"外妇（情妇）"，故不能立为太子。而元配夫人吕雉的儿子刘盈理所当然应立为太子，成为皇帝法定的继承人。但刘邦几次要废刘盈，立宠姬戚夫人之子刘如意为太子，都因遭到吕雉和群臣的反对而作罢。因此，刘邦死后，吕雉为彻底消除可能与刘盈争夺皇位的隐患，在宫廷内残酷地排斥异己。她首先下令杀害了戚夫人和她的儿子刘如意，接着，又一个个地收拾刘邦的其他几个儿子。她迁梁王刘友为赵王，不久活活将其饿死；再将梁王刘恢迁为赵王，最后又将其逼死。吕后虽然铲除了与刘盈争夺帝位的隐患，但自己的儿子惠帝惊惧交加，于公元前188年郁郁而死，年仅24　岁。惠帝死后，吕后又先后立了两个小皇帝。从公元前187年至公元前180年，朝廷内外的军政大权实际上由吕后一手控制，这段历史被称为"太后称制"。吕后掌权期间，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方面大力削夺一些重臣元老的权力，迫使他们"病免家居"；另一方面又将她的家侄吕禄、吕产等诸吕及其亲信封为王侯。她的这种所做所为引起了刘氏宗室和重臣元老们的强烈不满。吕后死后，周勃、陈平等即以遵守刘邦生前规定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遗诏为由，发动宫廷政变，将诸吕一网打尽，迎立刘邦之子、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文帝。

八、无为而治的西汉王朝（一）汉初的统治政策--黄老思想文帝即位后，继续推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这些政策的思想根源是汉初以来风行于世的黄老思想。

老子和庄子创道家学派以后，其成员为标榜道家学派渊远流长，一些人将黄帝说成是道家学派的最早始祖。到西汉初年，黄老并称的说法开始出现。黄老思想是道家学说的发展和继续。陆贾是汉初黄老思想的最早倡导者。西汉王朝建立以后，陆贾曾对刘邦说：陛下虽然是在马上得天下，但不能在马上治天下，治理国家，应该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计。刘邦听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便令他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陆贾以黄老学说为指导，结合汉初的政治、经济状况，写了一本名为《新语》的书，提出必须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思想，才能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陆贾在书中，深刻地揭露秦之所以二世而亡，是由于对人民实行重赋敛，繁徭役，严刑罚所致。因此，他主张统治者对人民不要过多地干涉，要使人民能够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这样才可以减少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陆贾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刘邦的称许，他写的十二篇《新语》，每向刘邦上奏一篇，刘邦都"未尝不称善"①，并依照陆贾的建议，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此后惠帝、吕后和文帝、景帝统治期间，都有意识地、自觉地将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加以推广运用。黄老学说在汉初的政治舞台上盛行了60多年，直至成为"一个时代精神，或作一个时代的趋势。"②甚至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的政治称为"黄老政治。"汉初实行的黄老政治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因循旧制。黄老学说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因"。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就是要求在治理国家时，尽量对过去的制度不加改动，即使客观形势要求变化，也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变动。根据这一原则，汉初包括皇帝以下的官僚机构在内的政治制度基本上都沿袭了秦代旧制，即所谓"汉承秦制"，只是后来才在个别地方有所改动。如在中央官制上，沿续了秦的三公九卿制，甚至连官名也基本相同。

汉初，设丞相，后改称相国，再改为左、右丞相。丞相有独立的办事机构，称丞相府或相国府。丞相之下，有丞相长史二人协助丞相处理政务。丞相是中央最高行政长官，常以列侯担任。西汉初年，丞相的权力很大，不仅总理中央行政事务，协助皇帝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总领百官奏事，而且还有权任免四百石以下官吏，负责郡国上计，考课百官与奏行赏罚。丞相之所以具有如此重权，与汉统治者总结秦亡的教训和项羽失败的原因不无关系。汉初，太尉和御史大夫与丞相并列为三公。太尉是掌管军事行政的武职。汉初或置或不置，大抵有军事则置，事毕即省，不置时其职事并入丞相府。卢绾、周勃、灌婴曾先后任此职。汉初的御史大夫职掌副丞相事，总领图书秘籍、四方文书以及监察百官之职，同时任御史大夫府长官，率御史府的属员监察百官。

西汉初的九卿一如秦代设置，但其名称屡有变化：

①　《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

②　张维华：《西汉初年对于刑律的修正》，《文史哲》1982年第5　期。奉常，汉景帝中六年改称太常；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改称光禄勋；卫尉，景帝初改称中大夫令，旋复改为卫尉；太仆名称未变；廷尉，景帝中六年改称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改为廷尉，哀帝元寿二年，又改称大理；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改称大鸿胪；宗正，平帝元始四年改称宗伯；治粟内史，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少府，在秦为皇帝的私府，掌管皇室的私财及吃、穿、住、用等杂物，西汉初期沿用之，后至武帝时，少府开始向政务机关过渡。

据史书记载，汉承秦制的目的是为了"明简易，随时宜"①。如果说汉初的政治制度与秦代制度有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在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上，延续了楚汉战争以来的诸侯封国制，从而形成了与秦单纯实行郡县制不同的郡国并行制。

汉初推行黄老学说最为著名的是曹参。他从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

始任齐相。到任后，"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②。曹参根据盖公的建议治理齐国，果然使齐国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由于无所事事，便终日饮酒作乐。当惠帝责问他时，曹参回答说：陛下和我本人的才能都不及高祖和萧何。既然他们早已把一切制度法令规定得很明确了，我们只要恪尽职守，"遵而勿失"就可以了。

另外，曹参选拔官吏时，凡"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专门任用"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①。这些官吏"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从而形成了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

无论是"汉承秦制"，还是"萧规曹随"，对于经过长期战乱的汉初社会而言，都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刚刚脱离了战乱之苦的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不希望社会制度无休止地变动，汉初的黄老统治思想适应了这一要求，因而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二，与民休息。黄老学说主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②。基于这一原则，汉初的统治者十分注意"与民休息"。惠帝和吕后统治的十五年中间（公元前194年-前180年），很少兴动大役。惠帝时两次发农民修筑长安城，每次为期都不过一月，而且还都是在冬闲的时候进行的。

第三，约法省禁。刘邦入关中时曾"约法三章"，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丞相萧何参考秦代法律，"取其宜于时者"，制定了一部《九章律》，包括"盗"、"贼"、"囚"、"捕"、"杂"、"具"、"兴"、"厩"、"户"律。此后的几十年中，统治者不断地对《九章律》中沿袭下来的秦的苛法加以汰除，如高帝时萧何"除参夷，连坐之罪"，即废除"族刑"和连坐之法；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又"除挟书律"；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再次重申"除三族罪、妖言令"；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尽除收帑相坐律令"；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令"除

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

②　《史记·曹相国世家》。

①　《史记·曹相国世家》。

②　《道德经》。

肉刑"，将黥、劓、刖左右趾等肉刑分别改为笞三百、五百，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又将笞五百改为笞三百，笞三百改为笞二百，景帝六年（公元前151年）进一步减笞三百为二百，笞二百为一百，同时还规定执行笞刑时所用的箠，"笞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由于汉初的法制"禁罔疏阔"，所以在惠帝和吕后时期，"刑罚用稀"，至文帝时，更是"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虽然汉初"约法省禁"的记载与实际执行的情况有一定距离，但与秦的严刑苛法相比，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刑罚，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促进作用。第四，提倡节俭。汉初的统治者都十分注重节俭，其中尤以文帝为甚。

据史书记载，他在位23年中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他曾经计划建造一个露台，当得知需用百金，便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结果作罢。文帝宠幸的慎夫人在穿着上也十分节俭，"衣不曳地"。文帝死时还特别提倡薄葬，他说："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他要求自己死后所葬之处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①。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确实证明了史书上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的记载②。

第五，实行"轻徭薄赋"，奖励农耕的经济政策。汉初统治者对农民征收的主要赋税田赋和租税一般都在"十五税一"至"三十税一"之间，这种赋税标准和秦代相比，大大地减轻了地主和自耕农的负担，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初，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使得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连年战乱导致的天灾人祸，使西汉初年的人口锐减，刘邦路过曲逆（今河北完县东南）时，见到那里的户数从秦末三万多户减至五千多户时，还高兴地称道这个城市的繁盛同当时的洛阳城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汉初统治者依据黄老思想，对农民采取了让步的政策。西汉初年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手工业和商业也开始繁荣。到文帝和景帝统治时，社会经济基本上得到了恢复，《史记·平准书》中说：长安国库里的钱有几百万万，串钱用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而仓库里新粮压旧粮，甚至堆放在露天地上，腐烂得不能吃了。

（二）吴楚七国之乱汉初推行的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虽然对恢复社会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形成了为后世称道的"文景之治"，但也助长了诸侯王割据势力的迅速膨胀，最后终于在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导致了公开反叛中央政府的"吴楚七国之乱"。

刘邦在消灭了韩信等异姓诸侯王以后，面对广大的地区，深感无力控制。他在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时，又错误地认为是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为王。因此，他一面消灭异姓诸侯王，一面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这九个人是：刘邦叔父之子刘贾为荆王、刘邦同父异母弟弟刘交为楚王、刘邦

①　《汉书·文帝纪》。

②　《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西汉诸陵位置考》。

庶长子刘肥为齐王、刘邦次兄刘喜之子刘濞为吴王①、刘邦少子刘长为淮南王、刘邦子刘如意为赵王、刘邦子刘恢为梁王、刘邦子刘友为淮阳王、刘邦子刘恒为代王。这九个同姓王占据了全国的大部分土地。当时全国有54　个郡，各诸侯国就占了39　个，仅齐一国就占有7　郡，而归西汉王朝中央政府管辖的只有15　个郡；从户口构成上看，在全国277　万户、1300　万人口中，由中央政府统辖的只有97　万户、450　万人，仅是全国户口总数的1／3　强①。刘邦为防止诸侯王位被异姓篡夺，还特地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刘邦在世之时，由于这些诸侯王刚刚被封，羽翼未丰，或年龄尚幼，还没有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刘邦死后，由于文帝是以诸侯王身份被宗室大臣拥立而登上帝位的，为宠络刘氏宗室，他又陆续分封了许多诸侯王。此时各诸侯王业已长大，他们在自己封国内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宫制百官同制京师"②，甚至有的诸侯王"不用汉法"，"自为法令，拟于天子"③。这种情况严重地削弱了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最后终于酿成了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的反叛。

刘兴居是齐王刘肥之子。由于他曾与众大臣拥立文帝有功，被封为济北王。但他仍对自己的地位不满，便于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乘匈奴寇边、文帝亲至太原（今太原市西南）督军作战之机，在后方举兵反叛。文帝闻讯后，立即派柴武率军10　万前往平叛，同时还下诏宣布叛军凡投降者一律赦免，并恢复原官职。结果叛军望风瓦解。八月，刘兴居被俘自杀。一场为时仅三个月的叛乱被迅速平息，但诸侯王"尾大不掉"的形势并没有任何改变。刘兴居的反叛只是一个信号，而更大规模的反叛活动接踵而来。

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自恃最受高祖刘邦的宠爱，从在封国内"数不奉法"甚至"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①发展到准备勾结匈奴和闽越，发兵反叛的地步。文帝发觉以后，废其王位，流放到蜀郡，刘长在途中绝食而死。

刘兴居和刘长的两次叛乱引起了朝中一些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他们纷纷献计献策，建议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这些有识之士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贾谊。

贾谊是洛阳人，18　岁时以才闻名郡中。文帝即位后被征为博士，逐渐受到器重，20　余岁时即被升迁为太中大夫。文帝还准备授之以公卿之职，后由于受到朝中老臣的阻挠，文帝逐渐疏远贾谊，将他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又改任梁王太傅。贾谊在梁王太傅任内目睹了刘兴居和刘长的叛乱后，上疏文帝，痛陈天下形势。贾谊在这篇后来被称为《治安策》的著名上疏中，提出汉政权危机四伏，"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其中"可为痛哭者一"，即是指迅速膨胀的诸侯王势力。他说：现在天下虽然显得还很安定，是因为各诸侯王大多还年龄

①　刘邦先封刘喜为代王，后因匈奴伐代时刘喜弃国而逃，被废为合阳侯。高帝十一年（前196年）立其子刘濞为吴王。

①　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汉书·诸侯王表》。

③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①　《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幼小，汉政权派去的太傅、丞相尚掌握实权。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亲兄长之子的刘兴居和亲弟弟的刘长尚且反叛，数年以后各诸侯王长大，汉政权派去的太傅和丞相皆以年老体弱而被诸侯王的亲信所替代，那时如果再出现反叛便很难平定了。贾谊接着指出：从异姓诸侯王的反叛可以看出，"大抵强者先反"，所以他建议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不引起巨大的震动，最好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在诸侯王死后，将其封国分割成数个王国以封其子孙，虽然诸侯王的数量愈来愈多，但每一个封国的面积却愈来愈小，"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强大的中央政权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关系便如同"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①。

文帝接受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于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分别将淮南王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又将齐国一分为六、淮南一分为三。不过，文帝虽然采取了这些措施，仍然不能有力地阻止诸侯势力的急剧膨胀。吴王刘濞在惠帝、高后时即利用吴地的盐铁之利，招天下亡命者前来铸钱、煮盐，牟取暴利。到文帝时，刘濞更是肆无忌惮，其子在京师被皇太子误杀后，刘濞便心怀怨愤，称疾不朝。文帝对他百般容忍，甚至赐给他几杖，允许他可以不入朝。但刘濞却变本加厉。为笼络人心，他竟保护各地逃到吴国的罪犯，"如此者三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②。针对这种情况，身为太子家令的颖川人晁错提出用削夺诸侯封地的办法抑制其势力的发展，没有为文帝所接受。文帝死后，景帝即位，晁错先后任内史、御史大夫，他再次提醒景帝注意吴王刘濞的动向，建议削夺诸侯的封地。他强调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③经过晁错的建议，景帝下决心在公元前154年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了楚王戊、赵王遂和胶西王卬的部分封地。

景帝的这一举措在朝野引起了很大震动，被削地的诸侯王们心怀不满，而未被削地的诸侯王们兔死狐悲，也都惶惶不可终日。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冬，景帝下令削夺吴国的会稽、豫章郡。吴王刘濞闻讯后，串通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六国的诸侯王公开反叛。刘濞征发了封国内14岁以上，60　岁以下的全部男子入伍，共聚众30　余万人，号称50　万，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用"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西向，从而开始了西汉历史上的"吴楚七国之乱"。

由于刘濞早有预谋，所以七国军队在叛乱之初进展顺利，先攻梁，再围齐，前锋直指今河南东部。景帝见叛军来势凶猛，一时慌了手脚，听信了爰盎的谗言，将晁错腰斩，以图换得吴、楚退兵。但叛乱的诸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但没有退兵，反而认为景帝软弱无能，刘濞公然自称"东帝"，与西汉政权分庭抗礼。当此之时，景帝才恍然大悟，下决心以武力镇压叛乱。太尉周亚夫奉命率36　将军出蓝田经武关至洛阳，出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当时正值天寒地冻，叛军士卒粮尽援绝，终于自行崩溃。周亚夫率军追击，大破吴、楚联军，吴王刘濞逃到东越，企图以东越为据点，待站稳脚跟后再卷土重来，但东越人不愿依附刘濞，遂将他诱杀，献其头于汉朝。此后，

①　《汉书·贾谊传》。

②　《汉书·荆燕吴传》。

③　《汉书·荆燕吴传》。

其他诸侯王的叛军也相继被击败，纷纷投降，叛乱在持续了3　个月之后被平息。

吴楚七国之乱表明，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叛乱平息后，景帝下决心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首先，他继续推行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计划，先后分封了13　个皇子为诸侯王。其次，下令取消诸侯王任命封国官吏的权力，并不准他们干预封国内的政治事务。至此，诸侯王国虽仍然存在，却与郡一样成为中央直接统辖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了，诸侯王由于失去了政治权力，其身份也和大地主相差无几。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一书中说，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很重要的人物，即孔子、秦始皇和汉武帝。他说："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汉武帝统治长达54年，至于昭、宣之世，在近百年中间，西汉统治者致力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西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经济在文景之治后进一步繁荣，从而将西汉王朝推到了鼎盛时期。在此期间，西汉帝国如日中天，雄踞东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一）从"黄老思想"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汉王朝建立后至汉武帝即位之初，统治者一直以黄老学说作为统治思想，奉行"无为而治"的政策。黄老学说作为一种统治思想，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曾对西汉初期"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如许多农民脱离户籍而逃避赋税；封建割据势力急剧膨胀直至酿成"吴楚七国之乱"，公开反叛中央政权；在对匈奴关系方面一味妥协退让，致使匈奴为患日大，加重了汉政府和边地百姓的损失。所有这些都不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因此，在社会经济恢复到一定阶段以后，统治者便需要大力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化中央政权的统治，推行中央集权的政策，必须有一个新的理论作为统治思想，以取代过时的黄老学说，这种新的理论就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能够成为汉朝统治者新的统治思想，是由于其理论中包含有利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需要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汉代儒生--特别是董仲舒等人--对先秦儒家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加工改造，使之成为一套维护封建统治的完整理论。

作为统治思想，一种学说取代另一种学说并非轻易能够实现的。汉武帝即位后，窦太后（汉文帝的皇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摄政。窦太后笃信黄老学说，以致于有一个儒生仅在她面前说了一句贬低黄老之学的话，便险遭处死。汉武帝虽然在一些大臣的支持下，准备罢黜包括黄老学说在内的百家思想，并在他即位五年后的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正式设立以学习《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五经博士"，但在窦太后的阻挠下，"罢黜百家"不过还是纸上谈兵。直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去，"罢黜百家"的政策才得以贯彻实施；儒学才真正开始取代黄老学说的统治地位。

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在向汉武帝建议提倡儒学时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①他摭取阴阳五行学说，提出王权神授的理论，建议用儒家的纲常名教来维护封建统治。董仲舒的这套理论适应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因而博得了汉武帝的赞赏。此后，汉武帝大力提倡儒学，在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又设立太学"以养天下之士"。与此同时，汉武帝还实行了一系列神化皇权的措施，如行封禅之礼、太初改

①　《汉书·董仲舒传》。

制、建立年号等等。更重要的是，汉武帝在确定将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以后，将儒家的理论渗透到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领域，使之成为制定各项政策的理论根据。从此，儒家学说不但逐步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在后来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儒家学说甚至发展成为儒教，上至国家机构的统治政策，下至普通百姓的饮食起居，都深受其影响。

（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专制主义，即加强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对臣民的控制；二是中央集权，即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两方面一个要处理的是君臣关系，一个要处理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汉武帝对封建官僚机构、军队以及法律制度进行了重大的变革。

1。"中外朝"的形成西汉初期的政权机构中，丞相权力很大，皇帝在很多事情上要听取丞相的意见。窦太后曾想封皇后兄王信为侯，景帝不敢独自作主："请得与丞相计之。"而丞相周亚夫说："高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丞相不同意，景帝也只好作罢①。丞相甚至还有先斩后奏的权力：景帝时晁错曾以过得罪丞相申屠嘉，申屠嘉欲诛杀之。晁错听说后慌忙跑到皇帝面前请求救护，以致申屠嘉后悔地说："吾当先斩以闻，乃先请，固误"②。汉朝规定，丞相有权任命四百石以下的中都官和郡国官，对六百石至二千石的高级官员的任用，丞相荐举的权力也很大。武帝初即位时，丞相田蚡无视武帝的权威，"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丞相有如此大的权力，皇帝要加强专制皇权，必然与丞相发生矛盾。所以武帝愤怒地说："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③。汉武帝为加强皇权，便有意让身边的近臣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以削弱相权。这些受皇帝宠信的近臣，便形成了所谓"中朝"或"内朝"，与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外朝"相对应。

武帝时期，中朝主要由三方面的人员构成：一是少府官员。少府在秦及西汉初年本是负责掌管皇室的私财及吃、穿、住、用等杂物的机构，武帝时将其发展成为参与重大决策的政治机构。少府属员尚书令由从前单纯为皇帝管理奏章文书发展到有权处理政务，出纳章奏，操持机柄，二是侍从、散骑、常侍、给事中等加官。官吏于原官职之外加领代表某种特权的官衔，称为加官。这些人一般原是皇帝身边的近臣，被授予加官后，便有权出入禁中，随从皇帝，以备"顾问应对"。严助、朱买臣、主父偃、严安等人都曾利用这些特权，"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④。甚至在遇有重大决策时，武帝还常让他们同大臣辩论。三是一些皇帝的心腹大臣，如大司马、前后左右大将军、太中大夫、光禄大夫等，因得到宠信，也被加上侍中或给事中的头衔，参与中枢决策。

①　《汉书·张陈王周传》。

②　《汉书·爰盎晁错传》。

③　《汉书·窦田灌韩传》。

④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中朝官员直接秉承皇帝的旨意，掌握实权，剥夺了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决策职能。"外朝"的组织机构虽与秦及西汉前期无根本变化，但从职能上看，只负责处理和执行一般政务，成为政令的执行机构。丞相的职权和地位也因此受到削弱，一旦触怒皇帝，甚至性命不保。在武帝统治的50余年中，曾有12人任丞相，得以善终的只有7人，其他5人或自杀，或下狱死，或被腰斩。因此，公孙贺在被任命为丞相时，甚至"不受印绶，顿首涕泣"①。汉武帝统治时期中外朝的形成，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它反映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也显示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必然走向，即：为加强专制皇权，皇帝不断地用左右近臣削夺外朝大臣的权力，待新的机构权势日重而有震主之威时，再用新的心腹近臣组成另一个机构。三省的形成过程是这样，明清时期内阁和军机处的出现也是如此。

2。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秦汉时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形成时期，也是封建监察制度的确立时期。汉武帝十分重视监察机构的建设。在他统治期间，加强了秦和西汉初建立的监察机构的职能，还新建了一批监察机构，使监察组织更加严密，更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汉武帝统治时期，中央的监察机构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御史府，一是丞相司直，一是司隶校尉。

御史府是秦代建立的监察机构，汉初沿置，其长官为御史大夫，官秩中二千石。御史大夫的主要职责是协助丞相处理中央行政事务，所以御史中丞便成为御史府实际上主持常务的长官。御史府的属官由御史中丞统领，一切权力也都掌握在御史中丞的手中。加上御史中丞执法殿中，接近皇帝，所以，在汉武帝时期，御史中丞的地位和权力日益重要。御史府的属官主要有各种侍御史和御史。御史的权力很大，他们不但可以举劾百官的非法行为，还有权监督各地行政、军事、财政事务。

为防止御史府的权力过大，汉武帝于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在御史府系统之外设立了丞相司直。丞相司直是由丞相直接领导的监察官员，代表丞相对行政系统的官吏进行监督。丞相司直的秩位比御史中丞高，凡属政府官吏，无论是州郡官，还是中都官，甚至副丞相和皇帝的近臣，都在其监察范围之内。

武帝还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设置司隶校尉。司隶校尉的职责是监察京畿地区的官吏，京畿地区是政府所在地，所以包括三公、封侯、外戚等在内的所有中央各级官吏，也都在其监察范围之内。

御史中丞、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同为中央监察官员，三者之间互不统属。御史中丞为中央正规监察机构的长官，丞相司直代表丞相执行监察，而司隶校尉则是皇帝特设的监察官员。从地位上看，丞相司直秩二千石，司隶校尉秩比二千石，御史中丞秩最低，官秩仅千石；但司隶校尉是监督京都百官的监察官员，所以有权监督丞相司直；司隶校尉属于地方监察官员，又要受中央监察机构的长官御史中丞的监督。

汉武帝统治时期，对监察制度的另一重大发展，就是创立了旨在加强对地方官吏监察的刺史制度。

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各诸侯国的行政权、官吏任免权和司法权几乎

①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全部收归中央所有。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任命地方官吏的时候，本着"民知其长久，不可欺罔，乃服其教化"的思想，很重视地方官吏的长期任职，有的郡守任职可以长达十年。这种做法虽然能够保持政局的稳定，但在土地兼并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许多地方官吏形成以宗族、故吏、门生为核心的政治集团，与地方豪强地主相勾结，吏治逐渐腐败，官吏的不法行为日渐增多。而诸侯王虽然丧失了军事、行政和司法权力，但保留了封建经济特权，他们为所欲为，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地方百姓的生命财产。以致中央临时派出的监郡御史无法进行有效的监察。有鉴于此，汉武帝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分全国为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交趾、朔方等十三个监察区，称十三部州。每部州设刺史一人，为地方专职监察官。刺史定期于每年八月巡察所辖的郡国，称为"行部"。为明确职责，汉武帝亲自制定了"刺史问事六条"，其具体内容是："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苛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①。根据"刺史问事六条"，刺史的主要职责可分为如下三个方面：①巡行郡国，以六条监察郡守、国相、诸王。发现有六条所列的不法行为时，刺史有权弹劾，并及时向御史中丞报告。②考察地方治理、教化、官吏的政绩乃至开荒垦田、粮食收成等情况，断治冤狱，及时把情况向中央政府汇报。③有权向中央举荐人才。汉武帝在设立刺史的同时，便下诏命令他们"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于是，举荐人才便成了刺史的另一项职责。

汉武帝时监察制度的发展，明确地显示出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服务的性质。在中央，汉武帝将监察机构一分为三，三者互不统属，分别向皇帝负责；在地方，刺史作为皇帝的代表，既保留了皇帝对地方监督的权力，又纠正了先秦时期天子巡狩的原始性，提高了监察的效能。

3。选官制度的新内容官吏的选拔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西汉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十分重视选用人才。汉初官吏的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沿袭秦代的军功爵制，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汉代的郎官包括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和议郎等，其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的侍从。如中央或地方官中有缺额，便由任职一定时间的郎官中选拔充任。文、景以后，由于以军功授爵而做官的比例越来越小，所以官吏一般是从郎官中进行选拔。郎官的来源一是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任职满三年后，可举荐自己的子弟一人为郎，称"任子"，如张安世、爰盎就是通过这种途径为官的；二是没有市籍的商人，如家资满10　万（文帝时改为4　万），也可充任郎官，称"赀选"，如张释之、司马相如等属于此类。通过"任子"和"赀选"途径而做郎官的人中，虽然有像张安世、爰盎、张释之、司马相如这样著名的人物，但更多的还是没有真才实学的人。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就曾指出："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

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汉官典职仪》。

必贤也"①。由于"任子"和"赀选"成为汉初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故地主阶级中确实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反而倒没有机会作官。这种选择官吏的做法，对封建政府选拔人才极为不利，也不利于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汉武帝即位后，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建立了三种新的选拔官吏的制度。

察举制。察举，就是由地方官吏考察后予以荐举。汉初，刘邦曾下过"求贤诏"，要求各地推选"贤士大夫"，文帝时，也有举"贤良"、"孝廉"的作法，但都没有形成制度。武帝即位后，董仲舒针对汉初以来选举人才的弊病，提出正式建立察举制度的主张。他主张由列侯、二千石郡守，每年从地主阶级中推举茂材、孝廉各一人。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于前134年（元光元年）冬，令郡国每年举孝、廉各一人。不久，董仲舒又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②。至此，文帝时举"孝廉"、"贤良"的做法被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最初，各郡国对举"孝廉"并不重视，有的州郡一年也不能举出一人。武帝在公元前128年（元朔元年）下诏重申举孝廉的要求，并提出："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③。此后，各地才认真执行起来，察举制遂成为地主阶级入仕的主要途径。

征召制。对那些有能力或特别有名望的人，由皇帝召见，确　有才能，即授予官职。被征召的人，不仅有后来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有经济学家和文学家。如夏侯胜善说礼服，被召为博士、光禄大夫；著名的文学家枚乘年事已高，武帝便派人以安车蒲轮征其进京。汉武帝还把察举制与征召制结合起来，亲自召见各州郡举出的孝廉、茂材。武帝提出各种问题，如回答得令武帝满意，便可立即授以官职。与征召制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之制，即天下吏民都可上书言事，如有可取之处，即可授予官职。

博士弟子。武帝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设《五经》博士后，为了有计划地培养人才，又先后采纳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建议，于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在长安设立"太学"，由太常选择18　岁以上的地主优秀子弟充当博士弟子，共50人。此外，还经常由郡国选拔一些青年到长安同博士弟子一起学习。这些太学生学的都是儒家经典，每年进行考试，称为"射策"。凡能通过一经考试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优异者可授予郎中官职，不合格的除名。除在长安设立太学外，武帝还令各地郡国皆立学校，即"郡国学"，就地培养人才。

由于汉武帝采取了这些选拔人才的政策，同时以一系列制度予以保证，基本上打破了功臣贵族、大官僚和大富豪把持仕途的局面，更广泛地吸收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有用之材参加到政权中来。所以在汉武帝统治时期，人才辈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c　，其余不可胜纪（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①。这

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汉书·董仲舒传》。

③　《汉书·武帝纪》。

①　《汉书·公孙卜式兒宽传》。

些措施不但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而且也极大地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巩固了强盛的西汉王朝。

4。加强军事实力军队是封建王朝统治的重要工具。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巩固统一，汉武帝时大力加强军事实力。

西汉的军队分为京师军和地方军两种。西汉初期，京师军分为南北二军，南军由卫尉统率，负责保卫皇宫；北军由中尉统率，负责保卫京师。二军互不统属，军权属皇帝。文帝时设卫将军总领南北二军，直接向皇帝负责。武帝时，为加强京师的保卫，于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在北军增设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每支约有士卒700人。这些部队都是皇帝的亲兵，负责保卫皇室安全，偶尔也有出征之事，后发展为西汉王朝军队的主力军。

北军建制扩大后，武帝又恐其不易控制，遂分别于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和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在南军中设立期门军和羽林军，以加强皇帝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所谓"期门"，指期待诸殿门，以备侍卫皇帝之用。期门军无定员，多时达1000人，专选陇西、北地"良家能骑射者"充任；所谓"羽林"，言其兵众如羽翼之疾速，如森林之众多。羽林军初名"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初置时约为700人，后随时增减，其来源为陇西、北地六郡或京师三辅地区"良家子"中擅长武技者。除期门军和羽林军外，武帝还选"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①，"羽林孤儿"长大后编成皇帝的亲兵，平时为皇帝的宿卫仪仗，战时也派往前方打仗。"羽林孤儿"的人数约在700人左右。

在充实南北军实力的同时，汉武帝还进一步加强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

原来京师三辅地区的军事长官是中尉，武帝将其改称执金吾，虽名义上仍为三辅地区的军事长官，但其职权却被分割了：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于京师内史地区设京辅都尉、左辅都尉、右辅都尉等三都尉，将执金吾的军事实权一分为三；元鼎六年设立的八校尉中，中垒校尉执掌北军垒门内；后来设置的城门校尉则负责长安的城门警卫任务。执金吾的军事实权被分割后，各个都尉分别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总揽大权，因此，中央的军事力量便牢固地掌握在皇帝的手中了。

秦和汉初，士兵的主要来源为征兵制，征兵和徭役结合在一起。武帝时，由于连年的对外战争，需要大量补充战士。所以，武帝时除继续实行征兵制以外，兵源较以前又有显著扩大：一是刑徒兵。刑徒兵包括有七科谪、恶少、徒、弛刑徒、罪人、应募罪人等。元鼎五年（前112年），为攻打南越与西南夷，发巴蜀罪人，这是汉武帝第一次以天下罪囚充当兵员。后在很多次战争中皆使用过刑徒兵。二是少数民族兵。包括匈奴、楼兰、乌孙、南越等少数民族。这些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在汉武帝对外战争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三是募兵。即从破产失业的农民中招募职业兵，北军八校尉属下的士卒就属于募兵，这是中国古代募兵制的开始。

5。封建法制的强化和完善西汉建立之初，基于"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在法律上实行"约法省禁"的政策。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客观形势要求统治者必

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

须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封建法制。这首先是由于统治者要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另外，地方豪强势力的不断膨胀，也要求封建统治者不断强化和完善法制，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和制定法律的工作。

汉武帝一改文景时期的宽缓刑法，务求严刑峻法。据史书记载，在张汤和赵禹二人的主修之下，西汉的法律"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①。如此繁杂的法律制度，大致包括四方面形式：一是律。律是汉代法律的主要形式，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法律形式，晋朝杜预在《律序》中说："律以正罪名"②。除继承汉初《九章律》的内容以外，还制定了《越宫律》、《朝律》、《上计律》、《左官律》、《尚方律》等等。另外，相坐法、沉命法等也属于"律"的范畴。二是令。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竭力宣扬"天子受命于天"，而"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的理论，认为"刑者君之所以罚也"。基于这种理论，皇帝发布的诏令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封建法律的重要形式了。成文法如与在位皇帝的诏令发生抵触，则以皇帝的诏令为准。汉代"令"的数量相当多，自高祖刘邦制定以来，至汉武帝时已达359　章，迨至成帝时已达"百有余万言"③。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的主要行为规范。三是科。科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另一种法律形式，多是关于人们如何作为的规范，类似于现代的行政法规和民事法规。"科"起源于汉初，"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宁告之科，合于致忧之义"①；到汉武帝时，"科"的内容又有增加，"武帝军役数兴，豪杰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②。四是比。又称"决事比"，就是以典型案例作为判决的标准。高祖时即规定，凡廷尉不能决断的案件，应当附上所应比附的律令条文，上奏皇帝。至武帝时，"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由于诸比之间互相矛盾，处罚也轻重不一，以至奸猾之吏借机徇私枉法，"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③。

除以上四种法律形式外，汉武帝时还出现一种特别的法律形式，就是"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就是将《春秋》一书中的"微言大义"作为判断案件的根据。"春秋决狱"的出现并非偶然，它首先是因为汉武帝将儒学作为统治思想，而《春秋》正是儒家经典的《五经》之一。用《春秋》的精神和内容作为审判的依据，这就把儒家的经典当成了法律。其次，由于武帝时制定的法律条文相当繁杂，"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在这种情况下，用《春秋》中表达得并不十分明确的观念来断狱，便可以抛开繁琐的法律条文和客观事实，根据需要作出各种解释。这样，"春秋决狱"可以给统治者和执法者带来更大的方便，甚至可以不受律令的限制，自然便很快盛行起来。汉武帝曾要求他的儿子学好《公羊春秋》，以便将来作为处理国

①　《汉书·刑法志》。

②　《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

③　《汉书·刑法志》。

①　《后汉书·郭陈列传》。

②　《后汉书·梁统列传》。

③　《汉书·刑法志》。

事的根据。皇帝如此提倡，各级官吏自然就积极奉行起来了。"春秋决狱"这种以儒家思想为审判依据的特殊的法律形式不但对两汉法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且对以后两千年的中国古代封建法制也有深远的影响。

6。继续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吴楚七国之乱被镇压后，诸侯王的势力大大削弱了，但是有些王国仍拥有较大势力，他们不仅连城数十，地方千里，而且往往招致宾客，图谋反叛，因而对中央构成了新的威胁。他们在地方骄奢淫逸，肆意破坏封建法制，这不仅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激化了社会矛盾，还直接破坏了封建统治秩序，甚至会动摇政权统治的基础。为强化中央集权，缓和社会矛盾，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王国势力的措施。

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由皇帝制定封号。"推恩令"实际上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在施行"推恩令"的同时，汉武帝还利用其他借口对诸侯王实行削爵、夺地和除国，以消除他们的势力。如元朔二年，燕王刘定国因与文康王姬通奸、夺弟妻为姬及杀人等罪名被处死刑而自杀国除；汉武帝还借口诸侯国献助祭用的"酹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而削地、夺爵。仅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一年之中就有106　个列侯因此而被夺爵、削地，占当时列侯总数的一半左右。这些措施实行以后，"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①，由于封国越来越小，势力也大为削弱。

在下达"推恩令"的过程中，曾发生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的谋反活动。文帝时，淮南王刘长因谋反被废死于徙蜀途中后，文帝又于前164年封刘长之长子刘安为淮南王。刘安在封国内招致宾客，扩大影响，甚至发展到治战具、积金钱、刻皇帝印玺，进行叛乱的实际准备。衡山王刘赐听说淮南王的反谋后，不但未予报告，反而与刘安勾结在一起，约定共同行动。公元前122年（元狩元年），二人的叛乱阴谋被人揭发，武帝下令逮捕二王，二王畏罪自杀。武帝趁机彻底翦除淮南王和衡山王的势力，与二人有牵连的列侯、大小官吏、宾客数千人都被处刑。淮南王和衡山王阴谋叛乱的失败表明，吴楚七国之乱后，特别是汉武帝一系列旨在削弱诸侯王势力的措施实行以后，诸侯王已无力与中央政府相对抗，中央集权在与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中已占据明显优势。

为防止诸侯王网罗人才，从事非法活动，汉武帝还"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①。汉代以右为上，凡"舍天子而仕诸侯"者，都被称为"左官"。"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且不得进入中央任职。这一规定防止了类似淮南王那样招徕天下宾客，结党营私现象的出现。"附益法"严禁朝中大臣与诸侯王交通。凡触犯以上二法者，都要受到极严厉的处罚。

汉武帝通过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

在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同时，汉武帝还着力打击地方豪强势力。

①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①　《汉书·诸侯王表》。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有意识地将原齐国和楚国的大姓田、屈、景、昭氏及燕、赵、韩、魏等国旧贵族之后和"豪杰名家"十余万口迁入关中。武帝继位后，在一段时间内仍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将这些豪族大姓"内实京师"，希望达到"外销奸猾"和"不诛而害除"①的目的。但这些地方豪强也趁汉初推行"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之机，大肆扩张其政治、经济势力，他们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结成强宗大姓，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兼并土地，横行乡里，独霸一方。他们甚至还破坏国家法律，如"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②；公然与封建国家政府较量，如"济南卬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③。

为打击地方豪强日益膨胀的势力，汉武帝断然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第一，任用酷吏打击豪猾。酷吏在汉武帝的支持下，以残暴的手段，对地方不法豪强予以严厉打击。如派义纵为河内（今河南武陟一带）都尉，将当地的豪强穰氏等灭族；其后义纵任南阳太守，又惩治了南阳的豪强宁氏、孔氏和暴氏等。王温舒任河间太守时，拘捕郡中豪强千余家，将其罪大者灭族，罪小者处死，以至于血流十余里。这些酷吏的手段虽然十分残酷，动辄"族灭"千家，但从"郡中震恐，道不拾遗"、"奸邪不敢发"④的记载看，酷吏的做法对地方豪强确实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

第二，利用刺史监察"强宗豪右"。如前所述，汉武帝创建刺史制度。

刺史作为皇帝的代表，于每年八月巡视郡国，"以六条问事"，其中问事的第一条便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凡发现这类现象，刺史有权向中央汇报，采取措施予以惩处。

第三，通过算缗和告缗打击富商大贾。西汉初期虽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但"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①，他们或"富至巨万"，或"与王者埒富"，甚至垄断了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产业部门，不仅影响中央的财政收入，而且成为割据势力的社会基础。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打击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武帝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算缗"就是向富商大贾们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手工业者财产每四千钱，抽税一算；不是三老和北边战士而有轺车的，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则征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只抽税一算。如有人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称为"告缗"。凡揭发属实，则没收被告者的全部财产，罚戍边一年，告发者奖给罚没财产的一半。此令一出，在杨可的主持下，全国告缗成风。据记载："中家以上大氐（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②。这些财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西汉政府的财政危机，也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实力。

另外，汉武帝还采取了如改革币制，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这些政策都有力地打击了地方豪强势力和富商大贾，为

①　《汉书·主父偃传》。

②　《史记·酷吏列传》。

③　《史记·酷吏列传》。

④　《汉书·酷吏传》。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汉书·食货志》。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提供了经济保证。

（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1。从"和亲"到征战--武帝时期汉与匈奴的关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蒙恬北击匈奴，一举"悉收河南地"。自从蒙恬被秦二世害死，特别是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①，匈奴趁机将势力范围又恢复到河套地区。

正当中原地区爆发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期间，匈奴奴隶制国家也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宫廷政变，即冒顿杀死了他的父亲头曼单于，并取而代之。冒顿率其"控弦之士"30　万击败其劲敌东胡，然后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南并楼烦，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又"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②。匈奴的统治区域东起朝鲜边界，横跨蒙古高原，向西与氐羌相接，向南延伸到河套以至于今晋北、陕北一带。

为加强对这一片广大地区的统治，冒顿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国家机构方面的改革。单于之下设左、右屠耆王（即左、右贤王），左、右屠耆王之下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各统领一定数量的军队。冒顿还将其统治区域划分为左、中、右三部，单于自领中部，左部居东方，由左屠耆王统治，右部居西方，由右屠耆王统治。

为了保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利益，匈奴贵族还制定了法律，设置了监狱。法律规定：盗窃私有财产的，全家没为奴隶；持刀斗殴的判处死刑。其他罪犯，"小者轧（压骨节），大者死"①。监狱的囚犯最多十日之内就给以判处，所以整个匈奴国的囚犯也不过数人。

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秋，即汉高祖刘邦称帝的第一年，匈奴发兵围攻马邑，九月，韩王信投降匈奴。次年，匈奴军再次南下，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刘邦亲自率兵迎击。当时正值天寒大雪，汉军士卒多被冻伤。冒顿故意隐匿精兵，而将老弱士卒暴露在汉军面前，并佯败而逃。刘邦受骗，悉起大军32　万追击。娄敬怀疑匈奴败退是诱敌之计，劝刘邦退兵。刘邦非但不听，反而斥责他"妄言诅吾军"，将其关押在广武，准备回师后问罪。汉军行至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冒顿突然率40　万精兵出现，汉军被截为两部分，包括刘邦在内的汉军前锋被围困在白登山上，七日七夜无法突围，史称"白登之围"或"平城之围"。陈平献计贿赂单于阏氏，单于阏氏接受贿赂后，以匈奴不能久居汉地和"汉王亦有神"为由劝冒顿解围。此时，由于韩王信手下部将王黄、赵利未按约定时间与匈奴军会师，引起冒顿怀疑，遂解围一角。刘邦趁机突围而出，至平城与主力会合后方得脱险。

"白登之围"使西汉王朝的统治者认识到，在"民失作业，而大饥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②的情况下，想要通过战争的办法彻底解决与匈奴的关系是不现实的。有鉴于此，刘邦回到广武后，立即释放了娄敬。娄敬建议采取"和亲"政策，把汉室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每年还送去大批的

①　《史记·匈奴列传》。

②　《史记·匈奴列传》。

①　《史记·匈奴列传》。

②　《汉书·食货志》。

丝绸、粮食和酒等，与匈奴结为兄弟，以缓和匈奴对边境地区的骚扰。在政权尚未巩固、经济亟待恢复的情况下，刘邦只好采纳了娄敬的建议，于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冬，派娄敬前往匈奴和亲。

西汉政府的和亲政策暂时缓和了同匈奴的矛盾，匈奴在一段时间里稍稍停止了对边境地区的骚扰，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匈奴单于仍不断派韩王信及其部将赵利、王黄等侵掠代、云中等地，并配合陈豨、卢绾等人的反叛，入侵代、上谷一带。

刘邦死后，冒顿派人送来国书，要求与汉王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已经做了祖母的吕后结婚，这显然是对西汉王朝的侮辱和嘲讽。但是，"白登之围"的惨痛经历仍然记忆犹新，而当时的实力又无法与匈奴对抗。所以，吕后不惜忍辱求和，再一次以和亲的手段来维持暂时的安宁。

西汉王朝的忍让助长了匈奴的骄横。文帝即位后，匈奴的骚扰日益加剧，公元前177年（文帝三年），匈奴右贤王进攻河南地，至上郡，杀掠人民；公元前166年（文帝十四年），匈奴14　万入侵，前锋深入到雍、甘泉附近，虏人民畜产甚多，并烧毁回中宫；公元前158年（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大举进攻，由云中、上郡向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①。

文帝统治后期，西汉王朝的综合国力得到恢复和加强。西汉政府一面对匈奴继续实行和亲政策，一面积极准备防御和反击。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改革戍边制度，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多种办法吸引移民"实边"，从而增强了边防力量。为进一步加强战斗力，文帝还大力提倡养马，"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②，并在西北及北部边境设立了30　个牧马场，用官奴婢3　万人从事牧养。景帝时又"始造苑马以广用"③，训练众多而精强的军马以扩大骑兵，准备待时机成熟后对匈奴进行反击。

据历史记载，汉景帝时期匈奴只"时小入盗边，无大寇"，至汉武帝即位的最初几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①。但这种表面的"和平"和"亲善"是以汉王朝对匈奴"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为代价换来的。因此，武帝即位后，立即着手进行反击匈奴的准备工作：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即武帝即位的第一年），派博士公孙弘出使匈奴，以侦察敌情；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围困匈奴，以断匈奴右臂；将长期与匈奴作战、威名远扬、"天下亡双"的将军李广调任为未央卫尉，把名将程不识调任长乐卫尉，以加强首都和宫廷的保卫，一旦需要可直接派遣他们率兵出征。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匈奴侵扰代郡、雁门一带。武帝派马邑人聂壹引诱匈奴进占马邑，而将30　万汉军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准备一举歼灭匈奴主力。匈奴单于入塞后，行至中途发觉了这个诱兵之计，引兵退回。这次行动导致汉与匈奴关系正式破裂，从此揭开了汉武帝统治时期西汉对匈奴长达43年之久的大规模战争的序幕。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先后打了十几次仗，其中带有决定性的大规模战役共有三次。

第一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是年冬，匈奴侵入上谷、

①　《史记·匈奴列传》。

②　《后汉书·食货志》。

③　《汉书·食货志》。

①　《史记·匈奴列传》。

渔阳（今北京密云县一带），杀掠吏民千余人。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率兵出云中，沿黄河北岸西进，迂回至陇西，再沿黄河南下，对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发动突然袭击，匈奴的楼烦、白羊王大败而逃，匈奴将其根据地迁往漠北。经过此役，西汉夺回了河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西汉都城长安的威胁。后来，西汉在这里设置朔方郡和五原郡，从内地迁徙10　万人到当地定居，并修复了秦时蒙恬所筑的边塞和沿河的防御工事。

第二次战役是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政权收复河套地区后，匈奴仍然凭借河西走廊控制西域，不断骚扰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等地。元狩二年三月，武帝派青年将领霍去病将兵远征。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内）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杀匈奴二王，俘虏浑邪王的儿子及相国、都尉等大小首领，还缴获休屠王的两个祭天金人。是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出证，出陇西、北地，越居延泽（内蒙居延海），在今祁连山一带大破匈奴军，俘匈奴3　万多人。匈奴贵族内部分裂，浑邪王率4　万人降汉，汉政府将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称为"五属国"。此后，西汉政府又先后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史称"河西四郡"。第二次战役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打通了汉通往西域的道路。

经过两次战役的打击，匈奴的力量大为衰落。早在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不久，匈奴即将其根据地迁往漠北。但为得到其所需要的物资、财富和奴隶，匈奴单于仍经常派骑兵南下。公元前120年（元狩三年），又攻掠右北平、定襄二地，掠去千余人。为彻底击溃匈奴，汉武帝决定针对匈奴认为汉军不能远证的判断，深入漠北，突袭匈奴。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派卫青和霍去病率领骑兵、步兵和辎重运输部队共数十万人，分东西两路深入漠北，寻找匈奴主力决战。卫青率领的西路军出定襄，越沙漠北进千余里，包围了匈奴单于的军队。双方激战至黄昏，单于率残部突围逃走，其主力全部被歼，汉军直追至赵信城（今蒙古杭爱山下）。霍去病率领的东路军出代郡，深入二千余里，在狼居胥山瀚海沙漠与匈奴左屠耆王接战，大败匈奴，俘7　万余人。这次战役是西汉时期对匈奴最为沉重的一次打击，匈奴力量大大削弱，再也无力大举南侵，"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①。

第三次战役以后，直至汉武帝末年，汉与匈奴双方仍断断续续发生过一些战事，但其规模已大不如前。在这些战事中，也出现过李陵和李广利先后投降匈奴的事件，但双方力量的对比已无法逆转了。

2。张骞出使西域西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自玉门关以西至葱岭以东，即今天的新疆天山南北，包括准噶尔沙漠以南，西藏高原以北，巴尔喀什湖附近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包括葱岭以西的亚洲西部和欧洲东部一带。本书所指的西域，主要是今新疆地区。

西域同内地的联系据说开始于西周时期的第五个君主周穆王。西晋汲郡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的《穆天子传》曾记载，周穆王驾八骏，率六师，行数万里，到西方的瑶池会见西王母国君。据传，西王母国即在西域。但是，西域同内地频繁的联系，则是始于西汉王朝，特别是汉武帝统治时期，所以史

①　《汉书·匈奴传》。

称"西域以孝武时始通"②。

公元前2世纪左右，即中原地区的秦和西汉初期，西域地区分布着36个国家，大者有几十万人，小者不过数千人。从地理分布上看，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塔里木盆地南缘为南道诸国，包括楼兰、且末、于阗、莎车等国；塔里木盆地北缘为北道诸国，包括疏勒、龟兹、焉耆、车师等国；准噶尔盆地东部散布着姑师、卑陆、蒲类等一些小国。盆地西部的伊犁河流域，原来居住着塞人。西汉初年，居住在敦煌祁连山一带的月氏人，由于被匈奴所迫，西迁到此处，赶走了塞人，建立了大月氏国。不久，河西地区的乌孙人为了摆脱匈奴人的压迫，向西迁徙，把月氏人赶走，占领了这块土地。

西汉初年，匈奴冒顿单于征服西域，设僮仆都尉，向各国征收繁重的赋税。匈奴还以西域作为军事上的据点和经济上的后盾，向西汉进攻。西汉王朝的统治者在同匈奴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域的重要性，特别是汉武帝即位后，从匈奴降人的口中得知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后，便决定沟通与西域的联系，联络大月氏夹攻匈奴。

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汉中（陕西城固）人张骞自愿应募出使西域。当年，他率领一百多名随行人员出陇西，向西域进发。西行不久，张骞等人便被匈奴俘获，被拘禁了十余年。在经历了种种困难之后，终于找到一个机会逃了出来。他们越过葱岭，经大宛、康居，终于在妫水（今阿富汗北部阿姆河一带）找到了大月氏。但大月氏占有大夏故地，这里土地肥沃，又很少有敌人骚扰，人民安居乐业，已无报复匈奴之意。加之与汉朝相距太远，便谢绝了汉提出的联合对付匈奴的要求。张骞在大月氏停留一年有余，后取道塔里木盆地南缘东归。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后趁匈奴内乱，与奴隶出身的堂邑父一起逃出。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二人回到了西汉王朝的首都长安。张骞虽然没有达到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的目的，但却沟通了西汉王朝与西域的联系，使西汉政府增加了对西域的了解。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汉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

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在失去河西走廊后，匈奴向西北退却，依靠西域诸国的人力、物力，与西汉对抗。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汉武帝再任张骞为中郎将，率300　多名随员，携带金币丝帛等财物"数千巨万"，牛羊万头，第二次出使西域。此行的目的，一是招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东归故地，以"断匈奴右臂"①；二是宣扬国威，劝说西域诸国与汉联合，使之成为汉王朝之"外臣"。张骞到达乌孙时，恰逢乌孙内乱，没有达到劝说乌孙东归的目的。不过，张骞的副使则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扩大了西汉王朝的政治影响，增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张骞一行偕乌孙使者数十人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返抵长安。

张骞是西汉开辟通往西域道路的第一个使者，他的坚强意志和勇敢精神一直为后人所传颂。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此后，汉朝和西域各国经常互派使者，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促进了双方贸易的发展，形成了"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②的景象。但是，处于西域东端的楼兰、姑师（后称车师）仍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他们在匈奴的挑唆下，经常出②　《汉书·西域传》。

①　《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②　《后汉书·西域传》。

兵攻杀汉朝使者，劫掠商旅财物，成为汉通往西域的严重障碍。为确保西域通道，汉将赵破奴、王恢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率700　轻骑突袭楼兰，后赵破奴又率军数万击破姑师，并在酒泉至玉门关一线设立亭障，作为供应粮草的驿站和防守的哨所。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随张骞至长安的乌孙使者回国，报告汉王朝的强盛后，增强了乌孙王昆莫对汉王朝的信任。他再次派使者到长安，表示"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③，请求与汉和亲。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武帝把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作为公主嫁给昆莫，并"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①。细君死后，汉王朝又将楚王刘戊之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岑陬。这两次和亲，对于巩固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使乌孙成为汉在西方牵制匈奴的一支重要力量，以及发展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获得大宛的汗血马，汉武帝还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和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两次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迫使大宛进贡良马几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此后，汉政府在楼兰、渠犁（新疆塔里木河北）和轮台（新疆库车县东）驻兵屯垦，置校尉。这是汉在西域最早设立的军事和行政机构，为后来设西域都护创造了条件。3。汉王朝同周边其他民族的关系秦始皇征服百越后，曾在岭南地区置南海、桂林、象郡。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南海尉赵佗断绝通往中原之道，聚兵自守。秦灭亡后，赵佗于高帝三年（公元前204年）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陆贾奉命出使南越。赵佗接受了汉王朝给他的"南越王"的封号，表示"称臣奉汉约"②。此后，中原地区先进的铁制农具和生产技术逐渐传入南越。吕后统治时期，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③。这个禁令对南越地区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破坏了西汉初期与南越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赵佗于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断绝和西汉的臣属关系，自尊为"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国，控制闽越和西瓯。吕后曾派兵前去镇压，终因士兵水土不服，无法取胜，只得收兵罢战。文帝时，为了"休养生息"，尽量采取安抚政策，避免对"四夷"用兵。对南越，他先罢省边境上的戍军，又为赵佗修治真定（河北正定）祖坟，给赵佗在故乡的兄弟以尊官厚爵。然后，派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赵佗乃"愿长为藩臣"，废帝号，重新受封为王。赵佗死后，其后继者一直同汉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汉武帝时，南越王赵兴及太后表示愿意内附，撤除边关，和内地诸侯王同等待遇。武帝同意了这一要求，并根据对其他诸侯王国的管理规定，赐南越国丞相、内史、太傅、中尉等主要官员印绶，表明他们是由汉王朝任命的，其余官吏仍由南越王任命。但南越国丞相吕嘉表示反对。此人在南越曾三代为相，其宗族中为显宦者70　余人，实力超过王室，故不愿放弃半独立地位而受汉王朝的约束，极力阻挡南越王内附，无效，便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杀南越王、太后及汉使者，公然举兵反叛。武帝闻讯，派卫尉路博德等③　《汉书·西域传》。

①　《汉书·西域传》。

②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③　《史记·西南夷列传》。

人率20　万大军进击，还从零陵（湖南永州）、巴蜀增派几路大军配合。汉军包围番禺（今广东广州）城，吕嘉兵败逃跑，被追及杀死。武帝取消南越国，将其地划分为南海、苍梧等九郡。南越改郡后，增强了同内地的联系，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族与越族人民之间的融合。

秦末农民大起义时，地处东南的闽越首领无诸和东瓯首领摇曾率越族人民参加反秦斗争，后又帮助刘邦打败项羽。刘邦称帝后，封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今福建闽侯）；汉惠帝时又封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温州）。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王郢发兵攻东瓯，东瓯向汉王朝告急。武帝派严助前往援救，闽越兵闻讯退走。东瓯害怕闽越再来侵扰，要求举国迁往内地，得到准许。三年后，即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出兵攻击南越。南越王遵照汉王朝法令，上报武帝请求处置。王恢奉命进讨闽越。汉兵未至，闽越王之弟余善杀郢请降。武帝遂诏封未参加对抗汉军的原闽越王无诸之孙丑为越繇王，后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共治闽越。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余善举兵反汉，自立为"武帝"，进攻白沙（今江西南昌东北）、武林（今江西余干北）、梅岭（今江西广昌西）等地，杀死汉三校尉。武帝派韩说等领兵进讨，东越贵族与越繇王共杀余善请降。武帝将其地居民迁至江淮一带，改封越繇王及东越一些贵族为侯。至此，作为诸侯王国的东瓯与闽越已不复存在，其地亦成为由汉王朝直接管辖下的郡县。

西汉时期，在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地区，居住着许多语言和风俗都不尽相同的少数民族，当时统称为"西南夷"。秦王朝曾在此置吏管理。秦亡后，中央政府对这里的统治曾一度中断。汉初，"西南夷"分为滇、夜郎、邛都、昆明等许多部落。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派唐蒙卒兵千人和后勤部队万余人，经巴苻关入夜郎。统治该地的"夜郎侯"多同本不知汉有多大，见到汉军威武的阵容，听到汉王朝的强大情况，便表示归附汉王，同意在该地依汉法置吏。附近小国听说汉王朝之强大富饶，又见夜郎归附后"得赏赐多"①，也纷纷要求归附，请汉王朝派官吏来治理。于是，汉王朝在当地置犍为郡（其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后，汉武帝想打开由西南地区通往身毒的道路，遂于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发巴蜀兵至滇，迫滇王投降，于其地设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①。接着，汉将郭昌又于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和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两次率兵击昆明，使其降服，以其地并入益州郡。从此，西南大部分地区都归入西汉的直接管辖之下，西南各族和人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上述这些情况说明，汉武帝在中国疆域的形成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我国形成了东起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北自贝加尔湖，南迄南海这样的辽阔疆域，使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得以雄踞于世界的东方。

（四）汉武帝末年的社会矛盾和"轮台罪己诏"

1。武帝末年的农民暴动

①　《汉书·司马相如传》。

①　《史记·西南夷列传》。这颗金印已于1958年在晋宁石宁山出土，证实了文献的记载。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明显恢复和发展。但与此同时，地主豪强对农民的土地兼并也以同样的速度进行着。如衡山王"数夺人田，坏人家以为田"②，丞相公孙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③，武安侯窦婴更是"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④。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和打击地主豪强、富商大贾势力的发展，但其目的在于防止其形成地方割据势力的基础，因而在限制他们兼并土地、攫取经济利益方面并无明显效果。加之算缗、告缗、均输平准等经济措施的初衷是要加强中央的经济实力，以应付频繁的对外战争，所以在武帝统治时期，广大自耕农时刻面临地主豪强土地兼并的危险。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完成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的辉煌事业，也耗尽了文景以来中央府库的积蓄。所以，为了加强中央的经济实力，武帝除通过算缗、告缗和均输平准等手段向地主豪强、富商大贾乃至中小地主商人开刀外，也不断加重农民的经济负担。西汉法定服兵役的年龄为23　岁至56　岁，但据史书记载和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武帝统治时期，由于连年战争，常有十三四岁的儿童和65　岁以上的老人在居延戍边。在服兵役的同时，农民还要负担"曹运转输"等徭役。在赋税上，武帝将口赋的起算年龄从7　岁提前至3　岁，又增加了各种其他的名目，如加三文以"补车骑马"，加征三十文以助边用等等。由于农民受到中央政府以及地主豪强、富商大贾的双重压迫，一旦遇有天灾人祸，便难免破产。因此，在武帝统治时期政治强大和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失去土地的农民，除一部分沦为奴婢外，大部分四散流亡。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竟达200　万口，无户籍者也有40　万。流落他乡的农民的境地非常悲惨，因冻饿死于道路的不计其数，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现象。

穷极愁苦的流民们为求生存，不断发生武装暴动和起义。到武帝统治末年，全国各地"盗贼纵横"、"盗贼并起"、"盗贼群起"的报告不断。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以后，南阳、楚、齐、燕、赵等地，都发生了农民暴动。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等，规模大者多达数千人。在关中地区，也有所谓"暴徒"阻险。这些暴动的流民集合起来，建立名号，攻破城池，夺取武库兵器。杀死郡守、郡尉，释放狱中囚徒。至于数百为群的流民在乡里抢夺地主的粮食财物，更是不可胜数。

为镇压农民的暴动，汉武帝制定了"沉命法"，规定"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员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这一规定虽然十分严厉，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失去土地的问题，农民暴动仍然此伏彼起。而地方官吏害怕不能"捕满员"而被罚并连累府廷，所以即使发现农民暴动也不敢如实报告，官府也不敢让他们上报。于是，"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①。武帝不得已，从中央派遣官员充任直指绣衣御史，持节与兵符去各地督战，甚至将镇压不力的官员处以重刑，"杀二千石，诛千石以②　《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

③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列传》。

④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①　《史记·酷吏列传》。

下，及通行饮食坐连及者，大部至斩万余人"②，即便如此，也未能完全在全国范围内制止农民的暴动。

在全国各地发生农民暴动的同时，西汉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危机，即"巫蛊之祸"。这一危机是社会矛盾在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反映，直接导致了对匈奴战争的失败和皇位继承人的确立。

2。"巫蛊之祸"

"蛊"是传说中的一种由人工培养而成的毒虫。《本草纲目》集解引陈藏器曰："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名为蛊"。所谓"巫蛊"，指用巫术毒害别人，它通常与"祝诅"联系在一起。其方法是将欲害之人的名字刻在木偶人的身上，埋在地下，由巫师对其进行诅咒。在汉代，下至平民百姓，上至高官贵族，乃至宫中的后妃、宫女，都相信这种作法会给被诅咒的人带来灾难甚至死亡。

西汉的"巫蛊之祸"最早始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即位后，信奉黄老思想的窦太后的外孙女阿娇被立为皇后，是为陈皇后。她"擅宠骄贵"，武帝迫于窦太后的压力也无可奈何。窦太后死后，武帝宠幸出身低微的卫子夫。愤怒的陈皇后便以"巫蛊祭祝诅"，以图暗害卫子夫。元光五年，此事被武帝得知，为清除窦太后在宫中的势力，武帝借题发挥，令侍御史张汤调查。张汤受命后，"深竟党与"，大兴"巫蛊之狱"，除陈皇后被判处"大逆无道"之罪外，因诛连而被杀者多达三百余人①。

第二次"巫蛊之祸"发生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当时，在处理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犯法一事时，有人揭发公孙敬声与武帝女阳石公主私通，并在武帝经过的驰道下埋偶人"祝诅有恶意"②，结果公孙贺父子及其家族被处死。武帝晚年多病，此事过后更加疑神疑鬼，他甚至梦见数千木偶人持杖要打他，便认定自己的病是由于有人从事"巫蛊"、"祝诅"所造成的。因此，武帝便将与此案有牵连的后宫及大臣全部处死，并下令以"善迎人意"的江充为使者进一步深察，"巫蛊之祸"的范围开始扩大。江充大肆株连搜捕，"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③，他还诬陷与自己有隙的太子刘据也行"巫蛊祝诅"之事。太子刘据无法辩解，被迫矫诏发兵捕杀江充，并攻入丞相府。武帝令丞相刘屈氂统兵镇压。双方在长安城内大战五日，死数万人，刘据败逃后自杀。太子死后不久，丞相刘屈氂亦被奏称有"巫蛊祝诅"行为，追查之下发现其与武帝妃李夫人之弟李广利密谋立李夫人之子为太子一事。武帝盛怒之下，诛杀了刘屈氂全家，并收捕李广利妻子。此时，李广利正统兵攻打匈奴，得到这一消息后便投降了匈奴，其所率七万大军全军覆没。

武帝一生征战，多次大胜匈奴，最后却由于非军事原因而遭此惨败，加之太子之死，使晚年的武帝逐渐冷静下来，发现"巫蛊之祸"中许多案件并无实证，多系江充等人屈打成招而制造的冤案，便下令诛灭了江充全家。3。"轮台罪己诏"

晚年丧子和军事上的失利，使武帝在精神和思想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他对大臣们说：我即位以来，办了很多错事，使②　《汉书·元后传》。

①　《汉书·外戚传》。

②　《汉书·公孙刘田王扬蔡陈郑传》。

③　《汉书·蒯伍江息夫传》。

天下百姓愁苦，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今后凡是伤害百姓，浪费财物的事情，一律停办。丞相田千秋建议：很多文士都谈论神仙，但都没有成效，应当罢斥。武帝听后说：我从前太愚蠢，受了方士的欺骗。其实天下哪有什么仙人，全是方士们妖言惑众。注意饮食和服药，就可以减少疾病了。于是，便将方士全部遣散。

正当武帝为自己从前的所作所为深感后悔之时，搜粟校尉桑弘羊等人上书，请求派遣兵卒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东南）屯田，并严敕边郡太守、都尉，加强对边防烽火的管理，选拔战士，积蓄粮草。这个建议虽然有益于巩固边防，武帝却没有同意。他针对桑弘羊等人的上书，颁布了一道诏书，这就是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武帝在诏书中说："曩者，朕之不明，。。兴师遣贰师将军（即李广利），。。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而"击车师时，。。发兵，凡数万人。。。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赢者道死数千人。"诏书接着说："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武帝还特别强调指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至于"修马复令"，只是用"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①。

颁布"轮台罪已诏"，是汉武帝统治政策的重大变化。它表明汉武帝已决心不再主动对匈奴用兵，而要注重发展农业，提倡农耕以恢复生产。为实现这一政策，汉武帝不但下令"不复出军"，而且还在征和四年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②。同时，还任命赵过为搜粟校尉，推广代田法，并下诏重申："当今之务，在于力农"③。

汉武帝一生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巩固统一的西汉帝国，奠定了中华民族辽阔疆域的基础。但与此同时，在他统治期间，"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按司马光的评价，"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而西汉王朝"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同汉武帝"晚而改过"，有十分密切的关系④。汉武帝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推行其"与民休息"的政策，便于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去世了。其后继者昭帝和宣帝坚持执行武帝晚年制定的"与民休息"的政策，因而在西汉中期出现了被后世称颂的"昭宣中兴"局面。

（五）昭宣中兴汉武帝临终前两天，立幼子刘弗陵为太子。由于刘弗陵只有8　岁，武帝以光禄大夫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c　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令四人日后共辅幼主。汉武帝死后，刘弗陵继位，是为昭帝。在四个辅政大臣中间，"大将军（霍）光秉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

①　《汉书·西域传》。

②　《汉书·西域传》。

③　《汉书·食货志》。

④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

金日c　、左将军上官桀副焉"①，桑弘羊虽然也受遗诏辅政，但地位比前三人稍低。故在昭帝即位以后，实际上是霍光秉政。

1。"轻徭薄赋"与盐铁会议汉昭帝继位后，西汉政府基本上执行了汉武帝"轮台罪己诏"中规定的政策，提倡农耕，实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以发展生产。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汉昭帝刚一继位，便亲耕籍田；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再次"耕于上林"；直到死前的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还下诏重申，"天下以农桑为本"②，足见这一期间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在实际做法上，西汉政府不断减免农民在田租、赋税和徭役等方面的负担。汉昭帝于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下诏，免除全国农民当年的田租；始元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即农民除上缴制度规定的田租外，以其他借口额外征收的田租一律免除。四年后，即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西汉政府又免除元凤四、五两年的口赋。此后，再于元平元年规定减征农民十分之三的口赋。由于口赋是不依土地和财产多寡，只按人口多少征收的赋税，所以这些减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昭帝时期的西汉统治者还根据汉武帝在"轮台罪己诏"中停止对匈奴战争、在边防上只是"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①的思想，废除了一些为抵御匈奴、加强国防而向百姓征收的各种不利于生产的徭役和杂税。如汉武帝时期，为加强对匈奴战争的后勤保障，规定百姓须供给政府马匹，至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下诏废除。与此同时，还解除了景帝以来禁止马匹出关的规定，以利于边境贸易。西汉政府曾沿袭秦代规定，全国百姓每年要戍边一定时间，如不愿或无法戍边，须出钱若干以补给戍边者，很多贫苦百姓因无力交纳，只好拖欠。针对这种情况，昭帝于元凤四年下诏，免征三年以前拖欠款项。

汉昭帝统治时期，虽然西汉政府根据汉武帝"轮台罪己诏"中规定的方针，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但在统治集团内部，对实施这些政策的认识是不一致的，甚至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实际上，早在汉武帝在位期间，统治集团内部在统治政策和策略方面便分为以霍光为代表的"宽厚长者"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深酷用法者"两派②。桑弘羊等人关于在轮台屯田的上书，便是后者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汉武帝在"轮台罪己诏"中否定了桑弘羊等人的建议，提出了今后的施政方针，却并没有消灭桑弘羊一派的势力。所以，武帝在临终时仍令霍光与桑弘羊等人同时辅佐幼主。昭帝继位后，两派的分歧日益扩大。霍光大权在握，竭力推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引起桑弘羊等人的不满，他与上官桀一起，"数以邪枉干辅政"①。为排除推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政策的阻力，霍光于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以昭帝的名义，命令丞相田千秋召集六十多名贤良文学，与桑弘羊进行辩论，桑弘羊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答。争论是围绕着一个经济问题展开的，双方就政府是否对盐铁实行专卖一事展开

①　《汉书·昭帝纪》。

②　均据《汉书·昭帝纪》。

①　《汉书·西域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征和二年。。。

①　《汉书·昭帝纪》。

激烈的辩论，所以历史上称这次的大辩论为"盐铁会议"。后来，汉宣帝命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内容，整理成《盐铁论》一书，使我们能够比较具体地了解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

由于双方在政府的统治政策和措施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在辩论过程中，双方并没有仅仅局限在盐铁专卖，而是由此引发出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关于盐铁专营的问题。贤良文学认为，盐铁官营等政策是民间疾苦的根源所在。在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法官商"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②，大发横财。由于铁器质量低劣，"割草不痛"，价钱又贵，农民不愿使用，以致出现了"木耕手耨"的现象；而官府经营的食盐也有苦味，人民只好淡食。贤良文学们认为，这实际上是政府、官吏在"与民争利"。因而主张罢盐铁、酒榷、均输等官营事业。桑弘羊也承认在盐铁官营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流弊，致使"民烦苦之"，却认为这些流弊只是由于"吏或不良，禁令不止"造成的，是执行的问题，而并非政策本身的问题。桑弘羊指出，武帝时由于实行了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不但做到了"离朋党，禁淫侈，绝兼并之路"，也保障了大规模抗击匈奴战争的后勤供应，平时赈灾、修水利等项开支也是依靠这些财政收入。因此，桑弘羊坚持主张不能废弃这些政策。

关于同匈奴和战的问题。武帝时期对匈奴的连年征战，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东方盗贼滋起"。贤良文学据此认为，对待匈奴，用战争的形式不如用和亲的形式，只要用仁义引导感化他们，就能避免匈奴的骚扰，维持北方和平的局面。他们主张"罢关梁，除障塞"，"偃兵休士，厚币和亲"。桑弘羊在回顾汉与匈奴关系的历史后指出，匈奴"反复无信，百约百叛"，经过连年战争，匈奴虽然"挫折远遁"，但并没有真正降服。只有通过武力打击，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关于法治和德治的问题。贤良文学针对武帝末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现象，指出如果单靠酷刑镇压，就会走上亡秦之路，汉王朝的统治也不会长久。他们主张推行德治政策，加强思想统治，先"礼"后"法"，"礼用敬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桑弘羊则坚持认为，必须实行严刑峻法，"令严而民谨，法设而奸禁"。

盐铁会议上双方的争论，虽然十分激烈，但都是就如何维护汉王朝的长久统治这一根本目的而展开的。在这一点上，双方并没有存在根本的分歧。从长远看，桑弘羊坚持盐铁官营、以武力打击匈奴的贵族势力、实行法治的主张，有利于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汉王朝的统一，是积极的和可取的。不过，在武帝末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一味地坚持这些政策，而不采取任何缓和矛盾的措施，势必会进一步激化矛盾，甚至会导致政权的倾覆。贤良文学大多出身下层，比较了解普通百姓的疾苦，因而提出的政策较为现实，对于暂时缓解武帝末年的社会矛盾，不失为一剂良药。但如果将贤良文学们的对策作为政府长期的统治政策，不但是愚腐的，甚至还会危及封建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统一。

盐铁会议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结论，但争论双方的观点对昭宣时期西汉王朝的统治政策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主流上看，大权在握的霍光基本上②　《盐铁论》。

仍然坚持了汉武帝"轮台罪己诏"中所制定的政策，推行"与民休息"的措施，将公田与贫民耕种，贷给农民种子、口粮，部分地免除赋税、徭役，降低盐价，与匈奴保持友好关系。这些措施符合贤良文学提出的"行仁政"，以"德"治国的意见。贤良文学也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成为政治舞台上一股活跃的力量。霍光曾专门召集他们"问以得失"①，宣帝也"用吏多选贤良"②。与此同时，霍光也并没有绝对排斥桑弘羊的意见，在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上，除罢去酒榷，在部分地区停止铁器专卖外，汉武帝实行的其他经济政策仍延续未变。

2。霍光专权武帝死后，继位的昭帝年仅八岁，政事皆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决断，前述盐铁会议就是在霍光的授意下，由昭帝下诏决定召开的。与霍光一起受武帝托孤的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娶霍光之女为妻，生有一女。始元三年（公元前84年），此女年仅五岁，上官桀父子意欲将其送入宫中为昭帝后，被霍光拒绝。后上官安通过武帝长女盖公主之男宠丁外人的关系，达到目的，上官安被封为车骑将军。霍光由于拒绝了上官桀父子封丁外人为列侯的请求，引起了上官桀父子与盖公主的怨恨。桑弘羊也因为自恃在武帝时推行盐铁专卖之功，欲为其子弟求官而不得，亦对霍光专权表示不满。这些反对霍光的势力聚集在燕王旦周围，密谋除掉霍光。

燕王旦是武帝之子。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死后，刘旦按次序当为太子。但他继位心切，反遭武帝厌恶，不但未能立为太子，反被削去封国三县，使刘旦大失所望。昭帝继位后，刘旦更加不满，曾与中山哀王之子刘长、齐孝王孙刘泽共同谋反，后因事泄失败。刘泽等被处死刑，而刘旦因与昭帝至亲，特许勿治。刘旦没有丝毫悔改之意，暗中加紧网罗反对霍光与昭帝的势力，不断与上官桀等人联络。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刘旦上书控告霍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请求入京侍卫，准备与上官桀等人一起，趁机除掉霍光。他们诬陷霍光的阴谋破产后，便准备以宴请霍光为名，将其刺杀，然后废昭帝，立刘旦为天子。事情被揭发后，霍光诛杀上官桀、上官安父子、桑弘羊、丁外人及其宗族。燕王刘旦、盖公主自杀而死。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燕盖谋反"。"燕盖谋反"的失败标志霍光已清除了反对派势力。此时，金日c　早已死去，而上官桀、桑弘羊又被诛杀，霍光的权力日盛，"威震海内"，其家族"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①：霍光之子霍禹及其兄之孙霍云皆为中郎将，霍云之弟霍山为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霍光的两个女婿范明友、邓广汉为东西宫校尉，其他昆弟、诸婿、外孙皆为奉朝请、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昭帝行冠礼后，仍继续委任于霍光。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22　岁的昭帝病死。因其无后，群臣推举武帝唯一尚在世的儿子广陵王刘胥继位。史书上称刘胥"好倡乐逸游"，"动作无法度"②，不为武帝所喜爱，亦不孚众望，所以有人提出广陵王刘胥不可以承宗庙的意见以后，霍光当即表示同意，遂以皇太后诏昌邑王刘贺继位。刘贺入朝受皇帝玺后不久，霍光又以其"行淫乱"、"失帝王礼仪，乱汉制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

①　《汉书·霍光金日c　传》。

②　《汉书·武五子传》。

度"、"数进谏，不变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①为名，率群臣上奏皇太后将其废黜。

公元前74年，霍光选择了武帝太子刘据之孙、十八岁的刘询继位，是为宣帝。刘据因"巫蛊之祸"死后，出生仅数月的刘询被送至民间收养，后遇赦回至皇宫，被称为"皇曾孙"，但其地位与平民无异，娶啬夫许广汉之女为妻。由于他自幼生长民间，左右无众多心腹，在中央亦无势力，霍光便以其"躬行节俭，慈仁爱人"②为由，迎入未央宫，继皇帝位。

宣帝深知霍光家族在朝中的势力"尊盛日久，内不能善"③，所以在其继位之初，当霍光表示"归政"时，宣帝"谦让不受"。霍光遂继续把持朝政，群臣凡事先请示霍光，然后再向宣帝报告。霍光每次入朝拜见时，宣帝"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表面上却作出"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的姿态。即便如此，仍无可避免地与霍氏家族发生了冲突。

霍光夫人意欲将其小女立为皇后，以进一步控制皇帝。群臣阿附霍光，也建议宣帝纳霍女为后。宣帝不忘旧义，坚持立许氏为皇后，这便引起了霍氏家族的不满。霍妻竟趁许后临产之机，指使女医官将其毒死，然后由霍光施加压力，将霍女立为皇后。宣帝对许后之死虽然心怀疑虑，但迫于形势，对霍皇后也只好作出宠爱的样子。一年后，宣帝立许后之子为太子，霍光夫人故伎重演，教霍皇后在太子饮食中下毒，未遂。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病卒后，宣帝开始亲政。此时霍禹为右将军，霍山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霍氏一门仍十分显赫，广治第室，奢侈无度。有人向宣帝上书，说霍光专制擅权，主弱臣强，现在其子孙用事，愈发骄恣，长此下去，恐危宗庙，建议宣帝采取措施。由于当时凡吏民上书皆先通过尚书，所以都被霍山扣押下来。为削夺霍氏权力，宣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亲自处理朝政，"五日一听事"①，并下令凡吏民奏事不通过尚书，直接向皇帝报告。其次，封太子的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许广汉的两个弟弟，一封为博望侯，一封为乐成侯；又令与霍氏有隙的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最后，将霍氏家族调离实权位置，如迁霍禹为大司马，无印绶，罢其右将军屯兵官署；将霍光长女婿邓广汉由长乐卫尉调任少府；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范明友调任光禄勋，不久后，又收其度辽将军印；次女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调出京城，任安定太守；霍光姊之女婿张朔由给事中、光禄大夫调任蜀郡太守；收中女婿赵平骑都尉印绶，调任散骑都尉、光禄大夫，赴外地屯兵；孙婿、中郎将王汉调任武威太守。霍氏家族诸将从前统领的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全部改由宣帝亲信的许、史两家子弟统领。

霍氏不甘心权势被削，遂密谋借机杀平恩侯许广汉和丞相等人，再以太后名义下诏废掉宣帝而立霍禹。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阴谋败露，霍云、霍山自杀，霍禹等人皆腰斩、弃市，霍皇后被废处昭台宫。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

宣帝虽然诛灭了霍氏，但在施政方针上与霍光并无分歧，基本上延续了昭帝时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并多次减免全国或部分

①　《汉书·霍光金日c　传》。

②　《汉书·霍光金日c　传》。

③　《汉书·霍光金日c　传》。

①　《汉书·循吏传》。

地区的租赋。宣帝还继承昭帝遗法，把都城和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借给农民耕种，降低盐价。在政治上，宣帝还很重视官吏的选拔，注意平理刑狱，甚至还在未央宫宣室殿亲自审理重大刑狱。宣帝的这些政治、经济措施，使武帝末年以来的社会矛盾继续得到缓和，农业生产开始上升。据史书记载，当时的谷价下降到每石五钱，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每石也不过八钱，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

昭帝和宣帝实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使武帝末年的社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西汉王朝上又出现了几十年的兴盛景象，历史上习惯称这一时期为"昭宣中兴"。

3。苏武回归与昭君出塞经过汉武帝三次重大战役的打击，匈奴的军事实力大为减弱，只好远遁漠北。元狩末年，匈奴贵族向汉王朝表示请求和亲，汉王朝也有意休战。匈奴贵族的和亲目的在于恢复武帝以前汉与匈奴的不平等关系，这对于汉王朝来说当然是不能接受的；而汉王朝则要匈奴臣服，成为汉王朝的"外臣"，这在一贯以汉王朝为掠夺对象的匈奴贵族来说，也是不能接受的。这样，双方多次互派使者进行谈判，但由于双方互不相让，甚至以扣留使者相要挟，而无法达成协议，从而形成元鼎至太初十余年间打打谈谈的局面。苏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使匈奴的。

苏武，字子卿，杜陵（陕西西安东南）人。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由于匈奴单于再次表示要求和亲，并送还以往扣留的汉朝使者，武帝遂命中郎将苏武率百余人携带大批礼品出使匈奴，并送还汉朝扣留的匈奴使者。当时，匈奴中有人准备劫持单于的母亲归汉，苏武的副使张胜卷入这一行动。事发后，苏武受到牵连。匈奴单于采用种种方法威逼利诱苏武，劝其投降，都遭到苏武义正辞严的拒绝。单于无可奈何，便把他流放到人迹罕至、荒原千里的北海（今贝加尔湖）边放羊，并宣称要等公羊生下羊羔，才放苏武回去。苏武在那里历尽艰辛，经常以挖掘野鼠穴中的草籽为食，但他出使时所持的汉节却从不离身，天长日久，节上的毛全都脱落了。即使这样，仍未动摇他对汉朝的忠心。

昭帝即位后，匈奴于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派使者向汉王朝请求和亲。在此之前，汉曾多次向匈奴索要苏武回国，匈奴皆伪称苏武已死。后来汉使复至匈奴，探知苏武的下落，便对单于说：汉天子在上林苑中射下一只雁，雁足上系有帛书，说苏武现在北海。单于大惊，只好允许苏武随汉使回国。苏武在匈奴被扣留十九年，出使时尚在壮年，回国时已经须发尽白了。为了表彰他不辱汉节的功绩，昭帝封他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宣帝时，被赐爵关内侯，后复为右曹典属国。"苏武留胡节不辱"的爱国精神，也受到后人们的敬仰，他的事迹被编为歌、剧、故事，广为流传。

昭帝以后，匈奴日渐衰落。至宣帝时，匈奴内部发生分裂，形成"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被郅支单于驱逐的呼韩邪单于归属汉朝。甘露三年，他还亲到长安朝贺汉宣帝，汉王朝赐其"匈奴单于玺"，位在诸侯王之上。至此时，匈奴呼韩邪政权正式成为西汉王朝的藩属，汉武帝毕生追求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在汉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呼韩邪单于的势力逐渐恢复和发展，到汉元帝初年便重返北庭，在汉军和西域诸国联军的帮助下攻杀了郅支单于。为表示对汉王朝的感谢和依附，呼韩邪单于在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提出愿与汉室和亲。元帝以宫女王嫱（即王昭君）赐与他，昭君远出塞外，成为呼韩邪单于之妻。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到元帝竟宁元年昭君出塞，其间整整一百年。昭君出塞表明，汉与匈奴中断了一百年的关系，至此时正式得以恢复。昭君到塞外后，被称为"宁胡阏氏"，唐代颜师古解释说，"言胡得之，国以安宁也"①；而汉王朝也因此"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②，汉与匈奴的和平友好关系一直维持到西汉王朝的结束。

4。西域都护的设立昭宣时期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同西域诸国的联系。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乱，其在西域设置的僮仆都尉日逐王降汉，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更为削弱。宣帝遂于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任命汉王朝派驻在西域的骑都尉郑吉为西域都护，统领西域诸国。郑吉在乌垒（新疆轮台县境内）建立都护府。这是中央王朝在新疆地区设置行政机构的开始。都护是西汉王朝驻西域的最高行政长官，官秩二千石，相当于内地的郡守。其下属官有副校尉、丞、司马、侯、千人等。西域都护的设立，使汉王朝的政令通行西域，汉王朝有权对西域诸国册封国王，任命官吏，调遣军队，征发粮草。这表明，早在二千年前，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葱岭等地在内的新疆地区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西域都护设立后，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传入西域诸国，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由于汉王朝加强了对西域的管理，保障了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的畅通，在南、北两条通道上，商人使者往来频繁，大大地促进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①　《汉书·匈奴传》。

②　《汉书·匈奴传》。

十、西汉王朝的衰落与短命的"新"莽王朝西汉帝国经历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的辉煌以后，在武帝晚期便呈现出了衰落的势头。昭、宣时期虽然出现了中兴的景象，但其内部孕育的不可根除的矛盾，终于在其后继者统治下急剧恶化，西汉政权一步步走向衰落。公元6年，外戚王莽夺取了皇位，9年，正式建立"新"朝。在此期间，王莽虽然企图实行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但积重难返，本身就是豪强地主的王莽根本无力回天。于是，西汉末年遍及全国的农民暴动，终于发展成为燎原之火，形成了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

（一）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汉宣帝死，二十七岁的太子刘奭即位，是为元帝。踌蹰满志的元帝即位之后，面临的是宣帝留给他的一个天灾人祸迭起、危机四伏的帝国，"始即位，关东连年被灾害，民流入关"，"二千石选举不实"，"民多冤结，州郡不理"①。其实，百姓流散，官吏腐败，都是表面现象，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则是昭、宣以来的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小农经济的破产。

1。土地兼并的加剧土地兼并是土地私有制的必然产物。早在战国时代，土地兼并便随着土地的私有和买卖出现了，到秦朝时，已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西汉初年，为恢复社会经济而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加之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皇室贵胄、地主豪强、富商大贾和各级官吏一起，都加入到土地兼并的行列中来。土地兼并必然使农民破产，而封建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广大农民。土地兼并形成的农民破产、地方割据势力增强的现象，必然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构成威胁。因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位期间，充分利用汉初积累下来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竭尽全力从各个方面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局面。汉武帝采取的一条重要措施，就是利用各种手段，寻找各种借口，打击诸侯王、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甚至一些高级官吏也无法长期担任职务，使他们很难结党营私。但是，封建政权本身便代表封建地主的利益，汉武帝一方面致力于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另一方面又不断将其中的一部分吸引、补充到官吏队伍中来，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结合日趋明显。尽管如此，在汉武帝时期，地主豪强和富商大贾势力的发展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从而降低了土地集中的速度。

昭、宣二代为解决武帝末年出现的社会危机，重新推行了"轻徭薄赋"

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给地主豪强带来了更大的实惠。他们趁机发展势力，纵容宾客横行乡里，公然为盗，甚至连地方官吏也十分惧怕他们。如宣帝时，涿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他们还囤积居奇，待价而沽：昭帝死前，关中茂陵人焦氏、贾氏"以数千万阴积贮炭苇"等下葬用品，"冀其疾

①　《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

用，欲以求利"①，竟然猖狂到坑害皇室的头上。对于这些豪强大姓，昭、宣时期虽然有一些地方官吏敢于诛杀，甚至专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以至于"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②。但是，昭、宣时期自始至终都没有制定和颁布过新的打击、限制豪强大姓、富商大贾势力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相反，昭帝和宣帝不断将土地、民户和金钱赐给皇室贵胄和朝中大臣。所以，元帝以后的衰落，实际上在昭、宣之世便已经埋下了祸根。

经过昭、宣两代三十多年的恢复，至元帝即位后，地主豪强和富商大贾的羽翼逐渐丰满起来。对于这种形势，中央政府没有采取抑制措施，而且还取消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旨在打击和限制豪强地主政治、经济势力的种种措施，甚至连汉初以来奉行的"强干弱枝"方针也不敢坚持。比如，西汉历代皇帝都曾借修建陵园之机，将各地豪强地主迁徙京师附近，以削弱其势力。而元帝时为自己建陵后下诏说，为了"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无）有动摇之心"，决定"勿置县邑（守冢）"③；而到成帝时，虽下诏"徙郡国豪杰赀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但不久又迫于臣民的反对而作罢。

从此以后，皇族、贵戚、官僚、商人和豪强地主便依仗其政治、经济特权，更加疯狂地兼并土地，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大地主，如元帝时的丞相张禹，史称"为人谨厚"，仍占有关中良田四百顷，且"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价"①，占泾、渭灌溉区耕地总数的百分之九。强占土地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成帝舅父王立勾结南阳太守，侵占南郡垦草田数百顷，其中不少是借给贫民耕种的已垦熟田。各地豪强富户也纷纷兼并，"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②。土地兼并往往带有强制性，"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长闾里"③；成帝时的另一个丞相翟方进，强占民田未遂，竟把汝南郡鸿隙陂废去，使良田枯旱，禾苗不长。

土地兼并的加剧，使愈来愈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元帝以后，破产的农民与日俱增，他们背井离乡，流亡各地。一遇天灾，流民现象更加突出。流民的境地十分悲惨，仅在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一年中，"才竭力尽，愁恨感天"的农民即"以百万数"，他们"流散冗食，饿死于道"④，"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⑤。

2。统治者的腐朽和吏治腐败与广大人民悲惨境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统治集团奢侈腐朽的生活。号称"仁弱"、"恭俭"的元帝，其用度却十分惊人，"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⑥，其后宫妻、妾、妃、嫔多得"不得常见"，

①　《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

②　《汉书·酷吏传》。

③　《汉书·元帝纪》。

①　《汉书·匡张孔马传》。

②　《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

③　《后汉书·酷吏列传》。

④　《汉书·谷永杜邺传》。

⑤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⑥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只好"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以至"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⑦。成帝更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他不但用大量金钱建造供自己享乐的"霄游宫"、"飞行殿"、"云雷宫"，而且还"离深宫之固，挺身独与小人晨夜相随，乌集醉饱吏民之家"，以至"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①。成帝时的后宫之宠，甚于西汉历代皇帝，他初宠许皇后，不久宠衰，先后宠幸的有班婕妤、李平（即卫婕妤）、赵飞燕等等。他甚至对一个花花公子张放也"宠爱殊绝"，竟然到了一同"卧起"②的地步。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室贵胄、官僚大臣们生活的腐朽程度也远远超过以往。"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蓄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以成俗"③。

元帝以后，吏治愈来愈腐败，政治愈来愈黑暗。其表现一是贪赃，如元帝时"（丙显）为太仆十余年，与官属大为奸利，臧（赃）千余万"④；"五官掾张辅怀虎狼之心，贪汗不轨，一郡之钱尽入辅家"⑤。二是枉法，汉代刑法，在昭、宣时有所减轻。但自元帝以后，法律愈发残酷。至成帝时，仅大辟之刑便有一千余条。这样繁杂的法律，甚至连执法者也"不知所由"⑥。在这种情况下，"治狱深刻"，"酷吏殴杀"，"冤陷亡（无）辜"⑦的现象屡见不鲜。

吏治的腐败，政治的黑暗，以及少数帝王将相、地主豪强、富商大贾的奢侈生活与广大人民生活形成强烈反差，必然激化社会矛盾。因此，就不可能指望有社会安定的局面了。

3。社会矛盾的激化元帝初元年间开始，即常有关于"盗贼并兴"、"盗贼并起"、"盗贼不禁"的记载。成帝即位之后，情形更为严重，由于"百姓财竭力尽"，所以当时便有人警告说，"将有溃败之变"①。果然，在成帝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距京师不远的关中南山（即秦岭）地区爆发了傰宗等数百人发动的起义，使得首都外边，道路不通，城门警戒。成帝"拜故弘农太守傅刚为校尉，将迹射士千人逐捕"，"暴师露众，旷日烦费，不能禽制"②。成帝虽再三撤换京兆尹，不惜重金悬赏捉拿，终未能扑灭这支起义队伍。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王凤征王尊为谏大夫，守京辅都尉，行京兆尹事，经过残酷镇压，起义才被平息。不久，附近的鄠县（今陕西户县）又有被称为"名贼"⑦　《西京杂记》。

①　《汉书·五行志》。

②　《汉书·张汤传》。

③　《汉书·成帝纪》。

④　《汉书·魏相丙吉传》。

⑤　《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

⑥　《汉书·刑法志》。

⑦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①　《汉书·谷永杜邺传》。

②　《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

的梁子政起义，起义坚持了很久，后被右扶风萧育诛灭③。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东郡茌平（山东茌平南）男子侯毋辟兄弟五人聚众起义，他们"攻燔官寺，缚县长吏，盗取印绶，自称将军"④。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陇西辛兴、北地任横、任崖、西河曹况起义，"越州度郡，万里交结"，他们"攻取库兵，劫略吏人，诏书讨捕，连年不获"。一直到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任横等仍自称将军，"盗库兵，攻官寺，出囚徒"⑤。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三辅纵横，群辈并起"，至于焚烧茂陵。

西汉末年的起义浪潮中，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即刑徒起义。刑徒是被判刑并罚做苦役的犯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百姓。他们失去人身自由，承担繁重的劳役，修陵、筑城、冶铁、戍边、屯田，从事沉重的劳动，其征发的规模和繁重的程度都超过了前代。因此，刑徒们为自身的生存，冲破严密的监视，起而造反。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颍川（今河南禹县）铁官徒申徒圣起义，"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①。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广汉（四川射洪南）"罪囚"郑躬起义，他们"攻官寺，篡囚徒，盗库兵"，队伍很快发展到万人，后来汉政府派来三万军队才将起义镇压下去②。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山阳（今山东金乡县北）铁官徒苏令等228人起义，"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杀东邵太守、汝南都尉"，"经历郡国四十余"③。同年，陈留郡尉氏县（今河南尉氏）樊并起义，杀陈留太守严普，"自称将军"，"出囚徒，取库兵，劫略令丞"④。各地人民的起义斗争迭起，说明社会矛盾已激化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4。宦官、外戚专权下的政治在封建社会里，宦官、外戚是和皇帝紧密相连的，加强专制主义皇权，必然会出现宦官、外戚专权这个副产品。西汉和东汉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外戚、宦官交替掌权以及二者与朝中大臣的斗争，这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中十分典型。

西汉的外戚专权始于霍光。汉武帝统治时期，霍光为奉迎都尉、光禄大夫，"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加之与汉武帝的关系微妙①，故"甚见亲幸"②。武帝临终时，封霍光为大将军、大司马，将年仅八岁的太子刘弗陵托付给他，嘱其辅佐。所以，昭帝即位后，霍光执掌朝政，"政事一决大将军霍光"③。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立皇后上官氏。上官皇后是霍光的外孙女，所以，霍光专权便带上了外戚专权的色彩。宣帝即位后，霍光妻显使人害死皇后许氏，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立霍光之③　《汉书·萧望之传》。

④　《汉书·天文志》。

⑤　《后汉书·梁统传》、《汉书·平帝纪》、《东观汉纪》。

①　《汉书·成帝纪》。

②　《汉书·五行志》、《汉书·成帝纪》、《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③　《汉书·成帝纪》、《汉书·天文志》。

④　《汉书·天文志》。

①　霍光的父亲霍仲孺曾与卫少儿通，生霍去病，归家后娶妇生霍光。后卫少儿之妹卫子夫入宫，得到武帝的宠幸，被立为皇后。

②　《汉书·霍光金日c　传》。

③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女为皇后，霍光专权更成为外戚专权。霍光执政期间，一切政事基本执行了武帝临终时所下的"轮台诏"，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其间虽发生了"燕盖谋反"，但诛连不广，也没有影响中央集权。霍光死后，其家族由于谋反而被族诛，也没有影响到西汉皇权的巩固。

元帝以后，随着西汉帝国的日趋衰落，社会矛盾开始尖锐。在中央集权被削弱的同时，专制皇权也受到了侵蚀，最高统治权终于落到了宦官和外戚的手中。此后直至西汉末年，宦官、外戚先后专权，极大地影响了西汉末年的政治，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

宣帝临死前，深知当时年已27　岁的太子刘奭"仁弱"，便效法武帝下诏令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三人共同辅政。萧望之与周堪同为太子老师，二人对财政和对匈奴关系等方面很有见地，故颇受元帝尊重。二人推荐宗室刘更生、侍中金敞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多所欲匡正，上甚向纳之"④。史高是元帝妃史良娣兄史恭之子，因外戚关系领尚书事。他见元帝与萧望之等人关系密切，十分忌恨，便同久典机枢的宦官中书令弘恭、中书仆射石显勾结起来。对此，萧望之以"用宦者，非国旧制，又违古人不近刑人之义"，建议元帝罢去弘恭、石显二人中书令之职，"更置士人"①，没有被采纳。史高等人闻讯后，便令爪牙郑朋诬告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并奏其"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据说汉元帝不懂"召致廷尉"就是下狱的意思，便同意了史高等人的请求，当其明白了其中含义后，虽下令将萧望之放出，但却收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并将周堪和刘更生免为庶人。数月以后，萧望之的儿子上书为父亲当初被陷害一事辩冤，元帝在弘恭和石显的鼓动下，将萧望之逮捕入狱。萧望之不愿受辱，饮鸩自杀。弘恭病死后，石显继任为中书令，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弃宗结党营私，把持朝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石显专权期间，凡曾言其短者，都被他以各种借口除掉。对于石显的这些作法，元帝不但不加追究，反而"赏赐及遗訾一万万"②。成帝即位后，迁石显为长信中太仆，从此失势。后将石显及其党羽免官，令石显徙归故郡。石显忧懑不食，死于途中。

成帝结束了石显宦官专权的历史，却开始了王氏外戚专权的历史。成帝母后名王政君，她有兄弟八人：风、曼、谭、崇、商、立、根、逢时。王曼早死，有一子名莽。成帝即位后，并没有励精图治，整顿朝政，而是贪恋女色，无心理政。王氏便趁机操纵了朝政，王凤为阳平侯，王崇为安成侯。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谭、商、立、根、逢时五人同日封侯，世谓之"五侯"。此后，王凤专权，五侯当朝，而其他"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世官满朝廷"。朝中大臣对其稍有不满，便被其以各种借口处死。如京兆尹王章曾对成帝说："今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举一手"，这是王凤"欲使天子孤立于上，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不可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选忠贤以代之"。王凤等诬之为"大逆罪"，死于狱中。从此以后，公卿百官见到王凤，都"侧目而视"，敢怒不敢言。于是，王凤在朝中遍插亲信，"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王氏一家骄奢淫侈，"五侯群弟，④　《汉书·萧望之传》。

①　《汉书·萧望之传》。

②　《汉书·佞幸传》。

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仆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①。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王凤死后，王音、王商相继把持朝政；王商死后又以王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根"乞骸骨"，推荐王莽代替其职。

公元前7年，荒淫无度的成帝死，其弟定陶王之子刘欣即位，是为哀帝。哀帝一面贬抑王氏外戚的权势，以师丹代替王莽为大司马，将王商及其子王况罢官，一面又大封其祖母丁氏和母傅氏两支外戚。哀帝在位的六年中，丁氏一门侯者二人，大司马一人，将军、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十余人；傅氏一门侯者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十余人。一时间，西汉朝廷之中，高官几为丁、傅二家外戚所充塞。

与此同时，号称"雅性不好声色"，却心理变态的哀帝，只知宠幸一个"为人美丽自喜"、"性柔和便辟"的董贤，与他同床共寝，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极其恩爱。这样一个年仅22　岁、"善为媚以自固"的人，却被哀帝封为大司马、大将军，位居三公，给事殿中，领尚书，"百官因贤奏事"。董贤之父董恭位至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封为关内侯；其妹被封为昭仪，仅在皇后之次；其弟宽信为驸马都尉，岳父为将作大匠，妻弟为执金吾。丞相王嘉因为对哀帝说董贤"为乱国家制度"，竟被下狱处死。从此以后，董氏亲属皆侍中诸曹奉朝请，其得宠在丁、傅二家外戚之上，"权与人主侔"。哀帝甚至说要效法尧舜，将帝位禅让给他，可见昏庸到了极点。哀帝对董贤百般宠幸，除封为高官外，还对他大加封赏，"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封赏之物，从上方珍宝，到武库禁兵，还有东园秘器、珠襦玉柙，无其不有。哀帝还一次就赐给他土地二千余顷。其府第土木之功穷极技巧，重殿洞门，比于皇宫。他还为董贤建造陵墓，"费以万万计，国家为空虚"。董贤得宠后，与丁、傅二家外戚的冲突更为加剧，双方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朝中大臣趋炎附势，政治愈加黑暗。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25　岁的哀帝死，因生前无子，9　岁的中山王刘衎即位，是为平帝。哀帝死后，董贤失去靠山，太皇太后王政君下诏，罢去董贤大司马官职，收其印绶。董贤自知不免，便于即日自缢而死，其亲属、党羽都被免官、流徙。官府变卖其家产，竟达43　万万之多。

5。穷途末路的西汉政权西汉末年，土地高度集中，政治日益腐败，社会动荡不安。种种迹象表明，西汉政权已经走到穷途末路。面对这种形势，有不少人向统治者提出各种解救危机的办法。

哀帝时，大司马师丹针对当时"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的现象，提出对贵族豪富占田及奴婢的数量加以限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则提出了更为详尽的措施：从诸侯王到吏民百姓，拥有田产最多不能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的数量，诸侯王不得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过一百人，关内侯、吏民百姓不得超过三十人；富商大贾不得做官、不得拥有田产；田产、奴婢数量超过以上限制者，一律没收入官；官奴婢年在五十岁以上者，可以免为庶人。这种措施虽然不错，却根本行不通。因为当时包括丁、傅两家外戚和董贤在内的绝大多数豪强地主、贵族官僚，都早已超过最高限额，

①　以上皆引自《汉书·元后传》。

他们绝不愿放弃既得利益。所以，这个建议刚一提出，即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

切中时弊的建议无法实施，荒诞、迷信的理论却大得市场。成帝时，齐人甘忠宣扬"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的理论。就是说，汉代将终，应当改朝换代。这当然不被西汉统治者所接受，所以甘忠被以"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下狱病死。哀帝即位后，甘忠的弟子夏贺良又提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理论，他对哀帝说：成帝不应天命，所以绝嗣。现在陛下久病不起，灾异屡现，正是上天对世人的警告。为了延年益寿，生育子女，杜绝洪水灾异，应当更改年号。内外交困的哀帝病急乱投医，在黄门侍郎李寻、司隶校尉解光等人的怂恿下，将这种自欺欺人的作法当成救命的稻草，宣布"再受命"。主要内容包括改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太初元将"元年，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一个多月以后，哀帝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却发现夏贺良与李寻、解光等人串通勾结，企图罢退丞相、御史，以李寻、解光辅政，进而控制政权，遂将夏贺良下狱处死，李寻、解光也被流徙到边郡。"再受命"的闹剧在上演不到两个月后草草收场。

"再受命"丑剧的上演，充分显示出汉朝统治者在内外交困中走投无路、空虚绝望的心情，也表明刘姓皇统在社会上、包括一部分官僚地主中，已经失去威望。外戚世家出身的王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趁机夺取最高统治权，充当了统治集团内部易姓受命的主角。

（二）"新"莽王朝的建立和王莽改制1。从王莽登场到"新"朝诞生王莽，字巨君。他是元帝之后王政君的侄子。成帝即位后，王皇后成为太后，王氏一家由于王政君之故，皆得贵幸，如前所述。但王莽的父亲王曼早死，是太后诸弟中唯一未被封侯的，所以王莽与其堂兄弟们相比，自幼"孤贫"。元后王政君觉得很过意不去，便将他接养于后宫。王莽自幼谦恭俭朴，勤奋好学，生活上同普通儒生一样。他广为结友，对其当权的叔伯们百般奉迎。如当朝权臣、他的大伯父王凤生病，王莽就在身边侍奉，汤药煎好后他都要亲自尝过才递上去。王凤病重期间，他还数月不解衣带，弄得蓬头垢面。为此，王凤甚为感动。临死时，特将他托付给元后和成帝，任命他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从此踏入仕途。

由于王莽非常注意尊重诸叔伯和师友，所以，其叔父王谭、王商以及当时名臣戴崇、金涉等人于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联名上书推荐，成帝下诏追封其父王曼为新都哀侯，王莽得以继承爵位，当了新都侯，并被任命力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成为皇帝的亲近侍从。

王莽官爵愈高，行为愈加恭谨，他将所得资财、车马衣裘都赠送给宾客，供给名士。对于将相大臣，更是广为结交。王莽还非常注意在小节上收买人心。《汉书·王莽传》中记载了这样三件事：一是说王莽在为其长子和侄子同日完婚的宴席上，数次离席，声称去为患病的母亲服药。二是说他曾买一侍婢，被诸兄弟得知后，为避免别人说他好色，便说是为无子的将军朱博买的，并于当天把侍婢送给了朱博。三是说有一次，王莽的母亲生病，公卿列侯们的夫人前去问候，王莽的妻子出来迎接，穿着朴素，竟被当作粗使仆妇。当得知她就是王莽的夫人时，人们都大吃一惊。王莽的这些做法，在当时那些荒淫腐朽的士大夫中间显得与众不同，因而得到了朝野人士的称赞，声誉渐渐超过他的叔父们，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

王莽并不是仅靠这些宠络人心的手段来接替他叔父王根的大司马职位，并进而得以专权的。因为按照当时的地位，元后的外甥淳于长是阻挡他接替王根职位的最大障碍。淳于长曾以其与元后的关系，助成帝将其宠妃赵飞燕立为皇后，因而得到重用，被赐爵关内侯，后封为定陵侯，贵倾公卿。为除掉这一政敌，王莽将淳于长与已废的许后之姐私通一事密告给王根，并说：淳于长见你久病非常高兴，准备接替你辅政，他已经在私下安排人选了。王根听后大怒，令王莽入宫报告太后。在太后的主持下，成帝将淳于长免职。后来又发现他有帮助许后重立的阴谋，又被处以大逆罪，死于狱中。这样，到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根因病告退时，王莽便自然而然地接替其职位，就任大司马，成为继王凤、王商、王音和王根之后第五个辅政的王氏家族成员。

但是，好景不长。王莽任大司马之职不足半年，成帝便于公元前7年死去。哀帝即位后，其祖母家丁氏和母家傅氏掌权，王莽不得已，被迫称病去职，回到他的封国新都（今河南新野东）闭门闲居。由于王莽在朝野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故有上百名官吏上书为其鸣不平。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哀帝病死。不学无术的董贤，连丧事调度都不会。由于在此之前，丁太后和傅太后已相继死去，72　岁的元后便以王莽曾主持过成帝的丧事为由，亲自下令召王莽回京"佐"董贤调度丧事。王莽回京后，立即以太后名义掌握了军政大权，"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①，以防董贤和丁、傅外戚作乱。接着，罢免董贤大司马之职。董贤自知不免一死，遂自杀。元后下诏命王莽重新出任大司马之职，领尚书事。元后与王莽选择了年仅9岁的中山王刘衎为帝，然后由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

王莽执掌朝政后，为彻底杜绝可能与王氏集团为敌的其他外戚集团的出现，王莽首先废掉成帝的赵皇后和哀帝的傅皇后，逼令二人自杀而死，丁、傅外戚中有官爵者皆被罢免，家族成员或发回故里，或流徙边郡。其次，为防止平帝之母卫氏家族对自己构成威胁，王莽仅以苦陉县做为卫氏的汤沐邑，而不准她及其亲属进京。

王莽还大力铲除异己。在元后召王莽回朝视事后，满朝文武一致秉承元后旨意而推王莽为大司马，唯独前将军何武与后将军公孙禄持不同意见，二人互相推举，所以此时被王莽参奏罢免。红阳侯王立是元后的亲弟，王莽"畏立从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也罗织罪名，将其遣回封国。

王莽在铲除异己的同时，还积极培植党羽。他首先推举一向胆小怕事的名儒孔光为大司徒，使之成为自己的傀儡。然后，以"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就这样，王莽将朝政大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②。

元始元年（公元元年），王莽被封为"安汉公"，位在三公之上。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虽然他能够控制年幼的平帝，但毕竟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权势，他指使群臣上书太后，以"太后不宜亲省小事"为名，将官吏任免和朝中诸事通通揽到自己手中处理，并迫

①　《汉书·王莽传》。

②　以上据《汉书·王莽传》。

使元后下诏应允。从此以后，王莽大权独揽，更加变本加厉。元始二年（公元2年），他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十三岁的平帝为皇后；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王莽受"九锡"①。

王莽受"九锡"后不久，发现日渐长大的平帝对当初卫氏之死耿耿于怀，愈来愈不愿事事听他摆布。十二月，王莽借"上椒酒"的机会，置药于酒中，将平帝药死。接着，他从刘氏宗族中找到一个年仅两岁的孩子，立为皇帝，是为孺子婴。这时，武功（陕西扶风南）有人在淘井时挖出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其上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字样。王莽命群臣向元后报告，元后认为这是妖言惑众，不能相信。但迫于王莽及其亲信的压力，元后已无力阻止，只好勉强下诏宣布命王莽仿效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摄行皇帝事，称"假皇帝"，臣民称之为"摄皇帝"，以公元6年为居摄元年。"假皇帝"和"摄皇帝"是代理皇帝的意思，平时像皇帝一样处理政事，只是在对待皇太后和皇帝时才恢复称臣。其实，此时王莽的权势早已超过真皇帝孺子婴了。

初始元年（公元8年）冬，有个"素无行，好为大言"的梓潼（今四川梓潼）人哀章，见王莽摄政，制作了一只铜匮，里面装上伪造的符书，来到刘邦的神庙，将符书献给王莽。符书的内容是刘邦传位给王莽，太后应照天命行事。符书上还写有王莽宠幸的几个大臣及哀章的名字，说这些人应当封为高官，辅佐新天子。急于做真皇帝的王莽见此符书后大为兴奋，立即下书诏告天下，宣布遵照天意接受刘邦的禅让，即日登基，以公元9年为始建国元年，定国号为"新"。为了表示他敬畏天命，迫不得已，在他将孺子婴赶下皇位时，还"亲执孺子手，流涕歔欷"，"哀叹良久"。同时，他还封孺子婴为定安公，"永为新室宾"。此后，在中国历史上，凡朝代更替，只要是同民族的，都沿袭王莽的这个成例，行禅让典礼。

2。王莽改制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不但要考察其个人品德，更主要的是要考察其政治主张，其所施行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全面的、客观的和公正的判断。

王莽改制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在政治方面，为了表示改朝换代，"革汉立新，废刘兴王"，王莽根据儒家经典，将一大批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如在中央官职中，更名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大理为作士，太常为秩宗，大鸿胪为典乐，少府为共工，水衡都尉为予虞，光禄勋为司中，太仆为太御，卫尉为太卫，执金吾为奋武，中尉为军正。地方官职的名称也多有改动：太守改为大尹（或卒正、连率）、都尉改为太尉、县令（长）改为宰。等等。此外，王莽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官职，如在中央新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列于九卿；置大赘官执掌舆服御物，后又典兵，位上卿；设司恭、司从、司明、司聪、司睿等五大夫；在地方，州置牧副，部置监副，等等。①王莽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还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其中有很多人并没有实际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因此，贪污受贿、榨取民脂民膏的现象在各级官吏中层出不穷。至于那些清

①　九种表示尊崇的礼品和仪仗，即特制的车马、衣服、乐器、朱户、纳陛、虎贲、弓矢、铁钺、秬■。受"九锡"之制始于王莽，后世许多皇帝为优宠大臣，多沿用此制。

①　新莽时期的官职十分混乱，林剑鸣著《秦汉史》一书中附有"新莽职官名号便览"，可供查阅。正一些的受封爵者则穷困潦倒，甚至靠给别人打短工来维持生活。

王莽还更改了许多地名，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甚至连官吏也弄不清楚，所以王莽在后来的诏令中提到某地时也只好注明"故"某地。

第二，在经济方面，实行了"王田"、"私属"制、五均、赊贷、六筦（管）和币制改革。

实行"王田"、"私属"制。王莽掌权后，根据古书上记载的井田制度，于公元九年颁布了一道著名的诏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①。

这道诏令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即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制，私人不得买卖；一家有男丁八口，可受田一井，即九百亩；一家男丁不足八口，而土地超过九百亩者，须将多出部分分给宗族邻里；原来没有土地者，按上述制度受田。二是将奴婢改称"私属"，不得买卖。诏令还规定，如果有人敢于攻击井田制度，煽动人破坏法令，则将其流放至边境地区。

"王田"、"私属"制，是王莽针对西汉以来最突出的土地和奴婢两大社会问题提出来的解决办法。从主观上，王莽看到了农民失去土地是由于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土地买卖。因此，规定土地国有，不准私人买卖土地，便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被抛出土地的现象。在这一点上，王莽比西汉历代统治者都要高明。但是，商周时期的土地国有制，早在战国以后即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经过秦和西汉二百余年的发展，到西汉末年，土地私有已成为封建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因此，实行"王田"的诏令刚一颁布，便遭到大小土地所有者的强烈反对。一部分地主、官僚甚至举兵反抗。汉徐亭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真定地主豪强也在刘都的率领下举兵反莽。朝廷内部一部分原来追随王莽的人也提出异议："井田虽圣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①在朝野一片反对声中，王莽不得不在始建国四年（公元11年），即诏令发布后的第三年，宣布取消"王田"、"私属"制度："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②。

实行五均、赊贷及六筦（管）。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下令"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③"。

"五均"的主要内容是：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长安分东西市，设令，各市有长，令、长皆兼司市，称"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五均官的任务一是按工商各业的经营情况征收税款；二是管理市场的物价，各地五均官在每季度的第二个月，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称"市平"。如果物价高于"市平"，政

①　《汉书·王莽传》。

①　《汉书·王莽传》。

②　《汉书·王莽传》。

③　《汉书·食货志》。

府就将控制的库存物资按平价出售，以平抑物价；市场价格低于"市平"，则听任百姓自由买卖。

"赊贷"是由政府办理贷款。具体办法是：如果百姓办理祭祀、丧葬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者，可以向政府借贷。祭祀借贷须在十天内归还，丧事借贷须在三个月内归还，以上两项借贷不收取利息；工商贷款每年交纳不超过所借数额十分之一的利息。

在实行"五均"和"赊贷"的同时，王莽还"设六筦之令"。"筦"即"管"。就是由政府管理六种经济事业，即：酒、盐、铁由国家专卖，铸钱由国家专营；向取利于名山大泽的养蚕、纺织、缝补、工匠、医生、巫、卜、樵夫、渔民、猎户及商贩征收山泽税；加上五均赊贷，合称为"六筦"。王莽推行五均、赊贷及六筦等措施，其目的在于利用政府力量控制经济事业，平抑物价，限制商人囤积居奇，使贫民免受高利贷的盘剥。这些措施，无论从减轻普通百姓的经济负担，还是加强封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进而加强中央集权，都是有利的。这些政策和措施，实际上是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延续。但是，推行这些政策大多是依靠一些富商大贾，他们利用特权同官僚、地主互相勾结，肥己营私，囤积居奇。原来为平抑物价防止商人渔利的五均，也变成官吏贱买贵卖从中谋利的机构。那些身穿官服的商人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结果给普通百姓带来更大的痛苦。

改革币制。王莽共进行了四次币制的改革。第一次是在他即位前的居摄二年（公元7年），下讼在五铢钱之外增铸大钱、契刀、错刀。"新"朝建立后，王莽又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进行第二次改革，废除五铢钱及刀币，另外发行"宝货"，计有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钱货、黄金、银货、龟、贝货、布货），共二十八种货币。由于货币种类太多，换算起来又十分困难，因此流通非常不便。所以人们仍在暗地使用五铢钱。为推行新币制，王莽采取强制措施，下令严禁私铸钱，甚至民家藏有铜、炭者，都被指为私铸货币，一家盗铸，五家连坐。即使这样，也无法，使新货币顺利流通。一年以后，王莽被迫废除刚刚施行的二十八种货币，只留小钱值一和五钱五十两种继续使用。第四次改革是在天凤元年（公元14年），废大、小钱，另作货布、货泉两种。货泉重五铢，货布重二十五铢，但一货布却值二十五货泉，货币价值的比例十分不合理。这次改革，非但没有理清混乱的货币体制，反而加剧了混乱。而且，这些改革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然后又以更劣的货币代替原来铸造的货币，每更换一次货币，百姓就要遭受一次盘剥。由于这些货币无信誉可言，所以在王莽施行货币改革期间，物价飞涨，社会经济十分混乱，黎民百姓深受其害，"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①，不少人甚至在市场上痛哭。

如果说，王莽施行的其他政策在主观上还有一些解决社会问题的内容，那么，他所实行的货币改革，则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因而招致了全国从上到下的反对。有人曾经在评价王莽币制改革时说："中国历代币制的失败，多有别的原因，而不是货币本身的缺点，只有王莽的宝货制的失败完全是制度的失败"②。

①　《汉书·王莽传》。

②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3　页。

第三，在同周边各民族的关系上，王莽一改西汉自昭宣以来建立的平等友好关系，妄自尊大，使中央政府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趋恶化，直至爆发连年战争。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称帝后，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为由，将西域各国的王改封为侯，从而引起了西域诸国的普遍不满。此后，王莽在一系列同西域的关系问题上都处置不当，西域诸国先是互相征伐，继而攻杀西域都护。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派五威将王骏等人率兵出征西域，被西域诸国联合袭杀，几致全军覆没。

王莽将少数民族王贬为侯的命令也引起了"西南夷"的不满。封地在今云南广南县一带的句町王怒不从命，被王莽处死。于是，句町王之弟承便率众起兵，饱受王莽政权压迫的西南各族人民趁机起而响应。尽管王莽曾派几十万大军一度将句町的反抗活动平息，但西南各地的武装反抗一直延续到东汉初年。

王莽为准备对匈奴作战，在征发内地兵员的同时，还向臣服于汉的高句丽征兵。这便引起了高句丽人民的反抗。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派严尤出兵，征服了高句丽，将其改名为"下句丽"。

汉宣帝以来，汉与匈奴的关系得到改善。呼韩邪单于穷困来降，汉王朝仍将匈奴视为对等的大国。汉王朝发给匈奴的印信，文字是"匈奴单于玺"，其下诸王之印信为"汉某某王"，以表示待以客礼而不是作为汉王朝的臣属。王莽掌权后，为表现其"威德至盛异于前"，便改变了这种友好的态度，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他命使臣收缴西汉时发给的"匈奴单于玺"，而代之以"新匈奴单于章"，不但在匈奴前加以"新"字，且以"章"代"玺"，表明王莽试图降低匈奴单于的政治地位，将匈奴从前与汉天子的平等关系降为与王莽新室诸王同样的地位，从而使匈奴成为新室的附庸。这自然引起了匈奴单于的不满，加上其他一些纠纷，平静多年的北方边境开始紧张起来，战争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王莽不但不采取缓和措施，反而下诏令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单于"，接着又下令分匈奴全国为十五单于，这就引起了匈奴单于的公开反对。匈奴开始侵扰边塞，边境地区吏民被掠杀者不计其数，形成了"千里无烟，无鸡鸣犬吠之声"的局面。王莽派孙建等十二将军，征发全国各地精兵三十万人，带足三百天的粮草，准备分十路同时并进歼灭匈奴。陆续征调的大军虽已抵达边境，但粮草的征集却十分困难，"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年尚未集合"。十二将军之一的严尤指出，因为匈奴境内无处筹粮，一切均要汉军自带，有无斩获都要按时返回，否则自己就要困死在沙漠之中，所以，历来攻打匈奴的战役没有超过一百天的。现在全国各地调集部队，准备长期作战，其效果肯定不好。因此他建议派遣精兵北入沙漠，对匈奴实施闪击作战。王莽根本听不进严尤的建议，他动员全国的财力、物力，并下令将"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发往北方，将全国吏民三分之一的财产资助军费开支，准备同匈奴长期作战。这样，大大加重了内地人民的负担，使得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问题以及王莽改制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终于导致了全国此伏彼起的暴动和起义浪潮。（三）绿林、赤眉起义和"新"莽王朝的灭亡王莽称帝及其改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产物，是西汉末年以来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矛盾的反映。王莽施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措施，虽然目的是要解决社会危机，维护其统治，但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措施，既触动了豪强地主、富商大贾乃至一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也给广大下层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干扰，进一步激化了西汉后期以来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他成为社会各个集团、各个阶层反抗的主要对象，成为众矢之的。

1。遍布全国的反莽浪潮王莽掌权之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拥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王莽进京时曾召请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为国师，被孔休杜门谢绝。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也请求乞骸骨，谢官归里。以后，在他专权期间，一面大封其亲信，多达395人，一面将刘氏宗族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废黜，其代汉野心逐渐暴露。因此，刘氏宗族及贵族官僚相继起兵反抗是必然的。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率百余人攻宛，因人少失败。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打出"为国讨贼，以安社稷"的旗号，起兵十余万，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三辅二十三县十余万人起而响应。王莽闻讯后，连忙派关东甲卒前往镇压，闹得首都周围十分紧张，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将翟义等人的反抗镇压下去。居摄三年（公元8年）九月，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密谋劫杀王莽，拥立楚王，事发后被诛杀。新朝建立后，反莽活动仍没有停止。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率数千人起兵。真定人刘都等密谋举兵造反，事泄被诛。这些反莽活动，开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继镇压下去，但却表明，刘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与王莽的矛盾已经开始激化。与此同时，下层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动也此伏彼起，层出不穷。

王莽改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相反，由于他兴师动众讨伐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大兴土木，还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例如征句町时，王莽发吏民二十万，因"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①。人祸加上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到王莽末年，更达到了每斛价值黄金一斤。天灾人祸迫使百姓流落他乡，"人相食"的惨状史不绝书。面对这种现象，王莽无技可施，竟然异想天开，派人教流落关中的饥民"煮木为酪"②。这种悲惨的生活，怎么能使百姓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呢！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苦于"新"莽政权频繁的征发，相继"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其中并州（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一部）等边境地区尤甚。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今包头市西北）、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一带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骚扰，数千人起而造反，捕盗将军孔仁经过一年多的围剿，才将"盗贼"平定下去。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以后，"天下愈愁，盗贼起"，各地人民纷纷起而反抗。在这一年，瓜田仪在会稽长洲（江苏苏州）率众起义，坚持长达数年之久。同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将军"，出没于海上，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吕母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农民起义的第一个女领袖。天凤五年（公元18年），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人力子都率众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活跃于徐州等地，王莽

①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②　《汉书·食货志》。

"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③。在北方，也出现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在南方，有张霸在南郡（今湖北江陵东北）的起义、羊牧在江夏（今湖北云梦）的起义、秦丰在南郡的起义、王州公在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的起义。这些义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其活动范围往往跨州连郡，活跃于广大地区。在国都附近的"三辅"地区，小股起义也多得不可胜数。地皇二年（公元21年），"三辅盗贼麻起"，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有"盗贼"出没，王莽不得不"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①。在当时遍布全国的起义军中，有两支最大的队伍，成为农民起义的主流，这就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

2。绿林、赤眉起义天凤四年（公元17年），南方发生饥荒，饥民们被迫流亡山泽之中。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兄弟深得饥民信任，被推为"渠帅"（即大帅），聚众数百人起义。不久，南阳人马武、王常、成丹等也率众参加。他们占据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劫富济贫，除霸安民，深受百姓拥护，被称为"绿林军"。这支起义军在数月间便迅速扩大至数千人。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派荆州牧率官兵二万前往镇压，绿林军在云杜（今湖北沔阳）将其击败，歼敌达数千人，缴获了全部辎重。绿林军乘胜一举攻克重镇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又转击云杜、安陆（湖北安陆县北）。当起义军胜利回师绿林山时，队伍已发展到五万余人。地皇三年（公元22年），绿林山一带发生瘟疫，起义将士病死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分两路向外转移：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率领，向北进入南阳郡，称"新市兵"；一支由王常、成丹率领，向西南进入南郡，号称"下江兵"。七月，新市兵进攻随县（今湖北随县），得到平林（湖北随县东北）人陈牧、廖湛等人领导的"平林兵"的响应，平林兵与新市兵合兵一处，声势愈振。

正当绿林军纵横于湖北、河南一带时，东方也爆发了樊崇领导的赤眉军起义。天凤五年（公元13年），琅琊（山东诸城东南）人樊崇率领一百多人在莒县（山东莒县）起义，他们以泰山为根据地，转战于黄河南北，得到青、徐一带饥民的响应，"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①，义军很快在一年时间内便发展到万余人。次年，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等聚众数万人，一起归附樊崇，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吕母死后，其众也加入到樊崇的起义军中。起义军没有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只是以言语相约束，共同遵守"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的纪律。起义军内部分为三级组织：最高首领称"三老"，其次为"从事"，再次称"卒吏"，彼此间称"巨人"。地皇二年（公元21年），起义军与翼平连率（即北海太守）田况的军队在姑幕（今山东诸城西北）展开激战，田况军大败，被歼一万余人。为剿平樊崇领导的起义军，王莽在地皇三年（公元22年）四月，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十万大军从长安出发，经定陶、无盐（今山东东平附近）南下，在成昌（山东东平西）与义军展开激战。这次战役，双方的兵力都在十万左右，是农民起义军与新莽政权第一次大规模的较量。由于王匡轻敌冒进，被义军③　《汉书·王莽传》。

①　《汉书·王莽传》。

①　《汉书·王莽传》。

打得大败，廉丹及其部下汝云、王隆等二十余名将领被击毙，王匡仓皇逃走。在这次会战中，为了同官军相区别，义军将自己的眉毛染红，此后，这支队伍便被称为"赤眉军"。成昌大捷使东方战场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赤眉军改变了从前被围剿的局面，乘胜向西发展，控制了东至莒城、西至陈留、南达汝南、北到濮阳的广大地区。

农民起义的迅速发展，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本来，由于王莽改制损害了豪族地主的政治、经济利益，已经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遍及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则更显示出王莽政权已失去了保护地主统治集团的能力。各地一些豪强地主和刘氏宗族便开始自寻出路。他们纷纷结寨自保，甚至聚兵割据。如南阳郡湖阳人冯鲂，"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壍，以待所归"①；陈留东昏人虞延"常婴甲胄，拥卫亲族，扞御钞盗"②；梁国蒙人夏恭"以恩信为众所附，拥兵固守"③。他们虽然名为防御"盗贼"，但当起义军迅速发展以后，很多人，尤其是刘氏宗族便纷纷打出反莽的旗号。在这部分人中，以南阳地区的刘。。、刘秀兄弟最为典型。

居住在南阳的刘。。、刘秀兄弟，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虽然从其曾祖时起即不能承继封爵，但其父刘钦还曾担任过县令，刘。。兄弟二人也都是南阳地区拥有大片土地的豪族地主。王莽夺取汉政权、排斥刘氏宗室，特别是实行"王田"，"私属"以及"五均"、"六筦"等措施，严重地侵害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所以，当绿林军活跃于南阳地区时，刘氏兄弟便与其周围地主李通、邓晨等人商议："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④。于是，在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十月，邓晨起于新野、刘秀与李通等起于宛、刘。。起于舂陵（湖北枣阳南），这支地主武装共约七八千人，号称"舂陵兵"。刘。。还派宗室刘嘉与新市、平林兵首领王凤、陈牧取得联系，相约联合作战。舂陵兵与新市、平林兵一起，合攻长聚（今河南唐县境内），杀新野、湖阳两尉，并攻占棘阳（河南南阳南），取得了初步胜利。十一月，刘。。急于求成，进攻南阳首府、战略要地宛城，被守将甄阜和梁丘赐击溃，退保棘阳。地皇四年（公元23年）正月，甄阜、梁丘赐率大军十万南渡潢淳水（今唐县城西），企图一举剿灭驻扎于此的绿林军主力。新市、平林兵与舂陵兵齐心同力，乘夜偷袭敌后方，夺得敌军全部辎重。接着在第二天发动总攻，斩杀甄阜和梁丘赐，歼敌二万多人，余部纷纷溃逃。联军乘胜击败前来救援的严尤、陈茂部，进围宛城。

绿林军的组织本来并不十分严密，而他们与舂陵兵之间也只是一种协同作战的关系。棘阳大捷后，联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将领们越来越感到"众虽多而无所统一"①的状况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已成为迫切的任务。在天命皇权思想的影响下，选择刘氏宗室做皇帝的意见占了上风。刘。。依仗舂陵兵的实力，自称"柱天大将军"，准备争夺皇帝的位置。南阳地主也大多欲推他作皇帝。但绿林军将领却不拥护他，他们推举了一个

①　《后汉书·冯鲂传》。

②　《后汉书·虞延传》。

③　《后汉书·夏恭传》。

④　《后汉书·齐武王传》。

①　《后汉书·刘玄传》。

"避吏于平林"的刘氏宗室、更始将军刘玄作皇帝。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初一，新市、下江、平林、舂陵等各路义军正式推举刘玄当了皇帝，称"汉"，改年号为"更始"，以公元23年为更始元年。历史上称这个政权为"更始政权"。

更始政权以刘玄的族父，即刘秀的叔父刘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其他将帅"皆九卿将军"。至此，更始政权的组织机构便初具规模了。更始政权的建立，对全国各地的反莽义军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史称"是时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①。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更始政权于三月派出多支队伍，向正北和东北方向的颍川、汝南及沛郡等地展开进攻。成国上公王凤、太常偏将军刘秀等率军北入颍川，接连攻克昆阳（河南叶县）、定陵（河南舞阳）、郾（河南郾城）等地，前锋进抵距洛阳不远的阳关一带。义军在昆阳等地获得了大量物资，"多得牛马财物，谷数十万斛，转以馈宛下"②，有力地支援了围攻宛城的军队。五月刘。。攻克宛，刘玄便将宛城定为国都。

刘玄称帝，对于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南阳地主集团也对此十分不满，对刘玄"多不服"，刘。。的部将刘稷公开扬言："起图大事者，伯升（刘。。字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③。随着起义军的节节胜利，南阳地主集团与绿林军将领之间的矛盾开始公开化。早在更始政权建立前，平林兵曾进攻新野，但久攻不下。新野城宰宣称：只要有刘。。一封书信，即可交出新野城。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玄派刘。。前去攻打新野，当刘。。率兵至新野城下时，新野宰果然开城门投降。五月，刘。。又顺利地攻占了宛城，"自是（刘。。）兄弟威名益甚"④。刘。。在更始军内影响的迅速上升，引起了更始帝群臣对刘。。的猜忌。绣衣御史申屠建在一次聚会上曾暗示刘玄早下决心除掉刘。。，但刘玄犹豫不决，将其放走。但双方的矛盾并未就此了结。不久，更始政权授予刘稷以抗威将军之职，但刘稷竟抗命不受。当更始群臣要杀掉刘稷时，刘。。又公开出来保护。在这种形势下，刘玄在申屠建和朱鲔的坚持下，将刘稷与刘。。一起处死。

3。"新"莽王朝的灭亡在刘。。被杀的同时，刘秀正率一支军队与王莽军苦战于昆阳。更始政权占领昆阳，对王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为，昆阳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向西北直达洛阳，向东可以长驱黄、淮平原。因此，在严尤、陈茂率十万州郡兵集结于颍川的同时，王莽又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精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企图一举夺回昆阳，并给更始政权以彻底打击。其阵容之强大，史称"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①。莽军还特地找了一个身高一丈（约2.33　米）、名叫巨无霸的人做垒尉，并驱赶了一些虎豹犀象等猛兽以壮军威。更始元年（公元23年）五月，王邑等兵临昆阳城下。严尤建议：昆阳城虽小却很坚固，现在称帝的人在宛城，不如直奔宛城，打败了主力，昆阳自然降

①　《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

②　《后汉书·光武帝纪》。

③　《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④　《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

服。目空一切的王邑却说：我统帅百万大军，遇城不能克，不足以显示军威。且看我血洗昆阳，然后再进军宛城。

当时，更始政权的主力军正在围攻宛城，另一部分在昆阳以东的定陵和郾城，留在昆阳城中的只有八九千人。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形势非常危急。刘秀同王凤、王常等商议，留王凤、王常在城内坚守，刘秀同李轶等十三骑乘夜从南门突围而出，前往定陵、郾方面搬兵。六月，刘秀率领数千援军赶到昆阳城下，从城西水上向莽军发起进攻。王寻、王邑丝毫没有将援军放在眼里，只带万余人迎战，还狂妄地命其他诸营不得擅自出战。不料义军以一当十，英勇异常，莽军抵挡不住，阵脚大乱，王寻死于乱军之中。城中守军乘势杀出，莽军大败，"虎豹股粟，士卒奔起，各还归其郡"①，只有王邑率数千残兵败将逃回洛阳。昆阳大捷从此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昆阳大捷从根本上摧毁了王莽的主力，此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更始政权占据了江、河之间从洛阳以南到云梦泽附近一个很宽的地带；东方赤眉军则控制着濮阳、陈留地区；河北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各支农民起义军也在迅速发展。一些官僚地主也纷纷树起反莽旗帜，刘望起兵于汝南，天水隗嚣占陇西；原蜀郡太守公孙述则占巴蜀，等等。而王莽所能控制的地区，只剩下长安至洛阳一线了。

经过短期休整以后，更始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匡率领向洛阳进攻；一路由申屠建率领攻武关，进军关中。进攻洛阳的义军进展十分顺利，九月便攻下洛阳，生擒王莽的太师王匡和国将哀章，更始政权移都洛阳。十月，赤眉军前来联系，愿与更始联合行动，共同消灭新莽政权。同时，刘玄还派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持节赴河北，与当地诸路起义军联系，并以更始政权的名义，"镇慰州郡，。。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②。与此同时，申屠建等人率领的西路军势如破竹，很快逼近武关，析（河南陕县南）人邓晔、于匡起兵响应，攻下析、丹水，武关都尉朱萌投降。当义军一步步逼近长安时，王莽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分崩离析。王莽的卫将军王涉与大司马董忠、国师公刘歆密谋，以所部兵劫莽降汉，"以全宗族"，事泄以后，董忠被杀，王涉及刘歆均自杀。在"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亡（无）所信"的情况下，王莽一筹莫展，不知所出。大司空崔发建议说：《周礼》和《春秋左氏》上讲，国家遇有大灾，就痛哭流涕来抵制，现在应当哭告上天以求得救助。于是，王莽率群臣到南郊，仰天大呼：皇天既然授命于我，为什么不显灵消灭众贼？如果是我不对，愿天降雷霆劈死我。说罢又捶胸顿足，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还别出心裁，让京城中的儒生百姓，早晚痛哭祷告，由政府准备食物招待。凡是悲痛异常和能背诵告天文书的，都给官当，竟然有五千多人入选。

与此同时，王莽当然还要负隅顽抗。他派最为倚重的9　名将军率北军数万人出战，却将这些人的妻子扣在宫中作人质。他虽有黄金六十万斤，到这时仍舍不得拿出来作为赏赐，每人仅得四千钱。所以，"众重怨，无斗意"①，在华阴便被邓晔击败。弘农小吏王宪经邓晔任命为都尉，自称汉将，率数百

①　《汉书·王莽传》。

②　《后汉书·光武帝纪》。

①　《汉书·王莽传》。

人北渡渭河向长安进攻。此时王莽已无兵可派，只好将狱中囚徒放出来，让他们拿起武器在更始将军史谌的率领下去抵抗义军。谁知这些人刚走过渭桥，便一哄而散，史谌只得空手而回。十月初一，义军攻入长安城中，王莽仓皇逃到渐台。追来的群众将渐台包围了数百重。初三，王莽被商人杜吴杀死，校尉公宾就斩王莽首，数十人争砍王莽尸体。至此，起义军终于推翻了"新"莽政权的统治，取得了反莽斗争的最后胜利。

十一、东汉王朝的建立与前期的政治公元25年刘秀称帝后，用十几年时间平定了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建立起又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史称"东汉"。东汉王朝自公元25年光武帝建立，至公元220年结束，历经195年。东汉王朝的历史，基本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包括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统治时期（公元25-105年），共80年时间。在此期间，东汉政权较为稳定，政治、经济的发展比较迅速，成为继汉武帝之后在东方出现的又一个实力雄厚的国家--东汉帝国。

（一）短期分裂割据局面的出现和刘秀建立东汉王朝1。更始政权的内外矛盾及其结局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月，王莽政权被推翻后，更始军进一步扫平了关东地区的王莽残余势力，更始帝刘玄遂由宛迁都至洛阳，封刘赐为丞相。次年二月，迁都长安。战乱后的长安城，除未央宫毁于战火外，其余宫室一无所毁。所以，更始帝刘玄入长安后，居长乐宫，"宫女数千，备列后庭，自钟鼓、帷帐、舆辇、器服、太仓、武库、官府、市里，不改于旧"①。刘玄到长安后，大封刘氏宗室：封太常将军刘祉为定陶王、刘赐为宛王、刘庆为燕王、刘歙为元氏王、刘嘉为汉中王、刘信为汝阴王。同时，他还大封功臣王匡等十四人为王。因为朱鲔坚持认为，高祖有约，非刘氏不王，所以，改封其为左大司马，命刘赐为前大司马，使与李轶、李通、王常等镇抚关东。同时还任命赵萌为右大司马，李松为丞相，共同秉政。

为稳定政治局势，更始政权宣布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②。同时，派使者晓谕各州郡官吏，"先降者复爵位"③，并派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持节渡河北，镇慰州郡，"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④。于是，形形色色的地方武装及王莽的地方政权，"莫不折戈顿颡，争受职命"，一时间，"郡县皆举城降，天下悉归汉"。但是，在这种顺利形势的后面，却隐伏着种种不易克服的矛盾。各地武装表面上接受了更始政权的封号和官职，实际上却仍然独立发号施令，当时的情况是"岁余政教不行"，"天子之命，不出城门"。甚至连更始政权的臣下也不听从指挥，"李轶、朱鲔擅命山东，王匡、张卬、横暴三辅"，"诸将出征，各专制牧守"⑤，致使"百姓不知所从，士人莫敢自安"⑥。

刘玄被表面上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纳赵萌之女为夫人，宠幸无比，将朝政委于右大司马赵萌，自己日夜与妇人在后宫宴饮。群臣欲言事，也大多因为他醉酒不能入见。不得已时，令侍中坐在帷帐之内冒充刘玄接见群臣。其宠幸的韩夫人更喜饮酒，在与刘玄对饮时，见常侍奏事，便大怒道：皇帝刚刚和我一起喝酒，偏偏在这个时候来奏事。于是，诸将口出怨言："成败未

①　《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

②　《汉书·王莽传》。

③　《后汉书·邓寇列传》。

④　《后汉书·光武帝纪》。

⑤　《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

⑥　《后汉书·耿弇列传》。

可知，遽自纵放若此！"①由于刘玄终日宴饮，不理政事，朝政便全由赵萌专断，作威作福。有人向刘玄汇报赵萌等胡作非为时，刘玄不仅不听，反而拔剑击之，吓得人人不敢直言。在刘玄的姑息之下，赵萌越来越凶蛮，甚至将与自己有怨的侍中拉出去斩首，连更始皇帝为之求情都不听从。

皇帝沉湎于酒色之中，权臣把持朝政，打击异己。这样一个政权，根本无中央集权可言，更不可能提出任何改善农民处境、结束战乱的措施和政策。因此，在更始政权入关后不久，便出现了"关中离心，四方怨叛"的局面。更始元年（公元23年）年底，河北出现了一个自称是汉成帝之子子舆的王郎，他在故赵缪王之子刘林及赵之大豪李育、张参的拥戴下，立为天子，定都邯郸。又有故广阳王之子刘接，起兵蓟中，响应王郎。一时间，"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②。被刘玄封为梁王的刘永，"闻更始政乱，遂据国起兵"，攻下济阴、山阳等二十八城，与董宪、张步等连兵，"遂专据东方"③。

另外，由于更始政权对拥有三十万人之多的赤眉军处置失当，最后直接导致了政权的覆灭。还在更始元年（公元23年）刘玄迁都洛阳时，曾遣使前去招降赤眉军。樊崇亲率二十余名赤眉军首领随使者前来归附。刘玄仅将樊崇及所率二十多名将领封为没有实际国邑的列侯，根本没有对三十万赤眉军作任何安置。樊崇等大失所望，留守在濮阳（河南濮阳西南）的赤眉军将士更加不满，遂"稍有离叛"。不久，樊崇等回到濮阳，即率大军向西南入颍川，兵分两路，一路由樊崇、逢安率领，攻占长社（河南长葛东），直指宛城。另一路由徐宣、谢禄、杨音率领，攻占阳翟（河南禹城），西至梁（河南临汝西南），杀更始的河南太守。赤眉军虽然连连获胜，但士兵疲劳厌战，日夜愁泣，总想折回东方老家。樊崇等既不满刘玄对赤眉军的安排，又恐回师东归后，队伍会解体，便决定西攻长安。更始二年（公元24年）冬，樊崇、逄安一路越过武关，徐宣等一路越过陆浑关（河南宜阳东南）。刘玄派比阳王王匡、襄邑王成丹与抗威将军刘均分别据守河东（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弘农（陕西灵宝东北）。更始三年（公元25年）正月，两路赤眉军分别冲破阻拦，会师于弘农。

六月，赤眉军进至郑县（陕西华县）。樊崇等拥立军中一个西汉宗室、十五岁的放牛少年刘盆子为皇帝，年号曰"建世"。共推曾当过县吏的徐宣为丞相，逄安为左大司马，谢禄为右大司马，樊崇因"不知书数"而为御史大夫，自杨音以下皆为列卿。史称这一政权为"建世政权"。

军事上的连续失败，加剧了更始政权内部诸将的离心离德。申屠建、张卬、廖湛等私议，打算放弃长安东归南阳，即使战败也可入湖中活动。当这一建议遭到刘玄的坚决反对后，他们便与胡殷、隗嚣等密议在立秋日劫持刘玄，准备强制其执行他们的这一计划。刘玄得知这一密谋后，称病不出，并召见申屠建等五人，准备将其处死。张卬等怀疑有诈，伺机逃出，唯申屠建被杀死。张卬、廖湛等起兵劫掠长安东、西市，连夜攻入皇宫。刘玄迎战失利，于次日清晨带着百余人逃入驻守在新丰的赵萌营中。他怀疑王匡、陈牧、成丹等与张卬同谋，便召见三人，并杀死了先行入见的陈牧、成丹。王匡得

①　《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

②　《后汉书·王刘张李彭卢列传》。

③　《后汉书·王刘张李彭卢列传》。

知后带兵入长安，联合张卬，与刘玄、赵萌及李松的军队在长安城内展开长达一个多月的混战，不胜，出城投降赤眉军。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逃走。十月，走投无路的更始帝投降赤眉军，被封为畏威侯，旋改封为长沙王。不久，张卬、谢禄等派人将其杀死，建立仅三年的更始政权至此宣告灭亡。

2。刘秀势力的发展及其称帝当更始政权与赤眉军激战时，被派往河北"镇抚州郡"的刘秀已迅速地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并准备与赤眉军的建世政权一决雄雌了。

刘秀字文叔，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与其兄刘。。于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十月起事，投入到反莽斗争的洪流之中。在攻打昆阳的战役中，刘秀表现突出，他先是率十三骑突出重围搬取救兵，后又率援军勇猛冲杀，并设计鼓舞义军士气，扰乱敌军布署，为取得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昆阳战役结束后，刘秀得知兄长刘。。被杀的消息。他虽然在暗中十分哀痛，"每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①，但由于"新"莽政权尚未被推翻，大敌当前，而且自忖实力还无法与更始政权公开对立，为实现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大志，刘秀强忍悲愤，亲自到宛城向更始帝刘玄谢罪，主动检讨自己。他既不自矜昆阳之战功，也不敢为其兄刘。。服丧，饮食谈笑如平常一样，甚至在刘。。的部下面前也避免谈及刘。。被杀之事。由于昆阳大捷后，刘秀在军中的威望迅速提高，更始帝便任命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以示安抚。

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月，新莽王朝被推翻后，更始政权迁都洛阳。

刘玄不顾部下诸将的反对，派刘秀持节渡河镇抚河北。在北行路上，新野人邓禹和颖川城父（安徽亳县东南）人冯异建议刘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①，"分遣官属，循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②，收罗人才，笼络人心，壮大势力。刘秀采纳了这些建议，如西汉时刺史巡行郡国行"部事"一样，"所到部县，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吏，考察黜陟"，"遣囚徒，除王莽苛政"，于是，"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③。就这样，刘秀招降并任命了渔阳郡（北京怀柔）太守彭宠、上谷郡（河北怀来东北）太守耿况、信都郡（河北冀县）太守任光等。而分布在河北广大地区的农民军，如力子都、爰曾等，也都表示拥护更始政权，不与刘秀为敌。所以，刘秀一路北行，十分顺利，直抵邯郸，并于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二月进驻真定（河北正定）。

正值此时，故赵缪王之子刘林等拥立王郎为天子，定都邯郸。王郎利用"百姓思汉"的心情，诈称自己是汉成帝之子子舆，得到了河北地区很多地主豪强的响应，"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④并传檄悬赏十万户通缉更始政权的使者刘秀，形势的发展对持节北循的刘秀十分不利。在这种形势下，刘秀于更始二年（公元24年）正月来到蓟城（北京城西南），发现故广阳王之子刘接已在蓟城发兵响应王郎。刘秀只好南逃，由于害怕被人发现，

①　《后汉书·冯岑贾列传》。

①　《后汉书·邓寇列传》。

②　《后汉书·冯岑贾列传》。

③　《后汉书·光武帝纪》。

④　《后汉书·王刘张李彭卢列传》。

一路上"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昼夜兼程，"蒙犯霜雪，天时寒，面皆破裂"⑤，正在刘秀一行狼狈不知所向的时候，听说信都太守任光仍然支持更始政权，便连忙赶去，受到太守任光、都尉李忠的热烈欢迎，和成（河北晋县西）太守邳彤亦率兵至信都与刘秀会合。刘秀曾想投入力子都、曾爰军中，然后再做打算。有人甚至建议借助信都的兵力保护西还长安。邳彤却说：借助更始政权的威望，加上信都、和成二郡的兵力，完全可以打败王郎。如果西归长安，那么二郡的士兵由于不会抛弃家乡父老，必定会在沿途逃散。邳彤的分析坚定了刘秀继续在河北发展势力的决心。此后，刘值、耿纯等河北豪族，各率宗亲子弟来投，王郎封的真定王刘扬也倒戈投向刘秀。于是，归附刘秀的武装发展至数万人。他以此为基础，攻下中山，并与王郎大将李育大战于柏人（河北隆尧西），得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相助，大破之。五月，刘秀军攻破王郎都城邯郸，诛杀王郎。刘秀缴获王郎的文书中，发现数千封自己部下向王郎告密的信件。刘秀不但不看，反而表示不再追究此事，并下令将这些文书当众烧毁，让那些当初犹豫不定的人们安心。

刘秀击败王郎后，基本在河北站住了脚跟，其势力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来对刘秀十分疑虑的更始政权群臣见其在河北的声威日盛，唯恐他脱离控制，便派侍御史持节立刘秀为萧王，令其罢兵，并率部将返回长安。此时，刘秀已经具备与更始政权公开对立的实力，便以"河北未平"为由，拒绝刘玄的诏命，并派人斩杀了更始政权派来上任的上谷太守韦顺和渔阳太守蔡充，公开与更始政权决裂。

"新"莽末年，与全国各地一样，河北地区分布着众多的农民起义军。

刘秀与更始政权决裂后，为稳固根据地，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先后击败并收编了铜马、高湖、重连、大彤、青犊、尤来、大枪、五幡等起义军，队伍壮大至数十万。接着，他又击杀更始政权派往河北的大将谢躬，招降马武，击退王匡，基本占据了河北地区。

刘秀控制河北地区以后，进一步拓展其势力范围。他一方面派邓禹向西尾随赤眉军入关，另一方面派寇恂任太守留守河内（河南武陟西南），冯异率军北攻天井关，拔上党郡两城，南下河南郡，取成皋以东十三县，引兵渡河，兵临洛阳城下，使更始政权的洛阳守将朱鲔十分惊恐，城门昼闭。

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部下诸将多次"议上尊号"的情况下，终于在鄗（河北柏乡县北）即"汉"皇帝位，改元称当年为建武元年，后世称刘秀为光武皇帝。七月，派吴汉等率军围攻洛阳。更始政权留守洛阳的大将朱鲔坚守三个月，终因"城中乖离，多有降者"①，于十月举城投降。刘秀进入洛阳后，以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便定都于此。相对于刘邦在长安建立的汉政权而言，历史上称刘秀在洛阳建立的汉政权力"东汉"或"后汉"。3。赤眉军的最后失败东汉政权建立以后，面临的大敌之一是赤眉军的建世政权。当刘秀派吴汉围攻洛阳时，赤眉军也已攻入更始政权的都城长安，更始帝刘玄出逃在外。此时刘秀虽然据有河北，但在广大的东方和南方，农民起义军余部和地方割据势力仍为数众多，更始政权在这些地区也有很强的势力。和这些形形色色的武装力量相比，刘秀只不过才占据了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其实力也不足以⑤　《后汉书·光武帝纪》。

①　《后汉书·冯岑贾列传》。

与号称百万之众的赤眉军展开最后决战。基于这一情形，刘秀在赤眉军攻入长安的同时，没有立即同赤眉军发生大规模的正面冲突，而是立即发布诏书，封刘玄为"淮阳王"，并声称"吏人敢有贼害者，罪同大逆"①。这样，刘秀便将原来倾向于刘玄更始政权的地主豪强势力，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了，也为赤眉军进入长安后制造了重重困难。果然，长安周围的地主武装都对赤眉军的建世政权采取不合作态度，"往往聚为营保，各坚守不下"②，甚至图谋劫出更始皇帝刘玄。另一方面，刘秀还派邓禹率领二万精兵尾随赤眉军入河东郡，伺机入关。刘秀在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便集中主要力量用来在长安以东构筑防线。刘秀派吴汉等人率军扫平了河北地区檀乡、五校、青犊、富平、获索等农民军；同时，遣岑彭、景丹等人向洛阳以南的河南、荆州地区推进，更始政权任命的淮阳太守暴汜、宛王刘赐、邓王王常等纷纷投降，豫西地区的众多小股农民武装也先后被削平。这样，在赤眉军据有长安的一段时间内，刘秀已完成占领从河北地区经洛阳向南到河南、荆州地区以及豫西地区一线的重大战略部署，加上原来已派邓禹占领河东，不但堵住了赤眉军东归的道路，而且形成了对长安的大半个包围圈。

此时，赤眉军在长安城中并没有充分利用占领首都的优势，稳定秩序，继续扩大战果，而是贪恋京师，论功行赏不休。纪律也松弛下来，甚至发展到"烧宫室市里，宗庙园陵皆发掘"③。由于赤眉军百万之众固守几经战乱的长安孤城，仅四个月后，建世政权便陷入了军粮严重匮乏的地步。为筹集粮草，赤眉军放弃长安，引兵向西，取道南山、鄠县，转向西北的安定、北地一带。在那里，赤眉军虽然打败了更始将军严春，终因天寒地冻，加之遇到陇西豪强隗嚣的阻击，战斗力大为削弱，只好返回长安。此时，三辅地区经过连年战乱，已是"城郭皆空，白骨蔽野"了。建武二年（公元26年），只剩下二十余万人的赤眉军只好离开长安，出华阴，准备向东方转移。建武三年闰正月，赤眉军行至渑池崤底时，遭刘秀部将冯异伏击，被俘达八万人。其余十余万人南下宜阳（河南洛宁），陷入刘秀设下的包围圈中。饥寒交迫的赤眉军卒突遇伏兵，又逢大雨，措手不及，只好放下武器，向刘秀投降。三月，刘秀军占领长安。

4。削平地方割据武装赤眉军投降以后的形势仍不容刘秀乐观。当时，全国各地几乎遍布地主武装集团。其中主要包括：刘永占据今豫东、皖北一带；张步据有今山东境内；董宪据有今苏北一带；李宪据有今安徽境内；秦丰据有今湖北境内；彭宠据有今河北北部；公孙述据有今四川成都地区；隗嚣据有今甘肃境内；卢芳据有今甘肃固原一带。这些地主武装的首领拥兵一方，有的还称王称帝。因此，在对付众多的农民起义军的同时，刘秀还以更大的力量来铲除这些地方武装割据势力。

建武二年（公元26年），刘秀派虎牙大将军盖延等讨伐在睢阳（河南商丘）称帝的刘永，大破之。刘永败走湖陵（山东鱼台东南），后被部将庆吾所杀。后其子刘纡被苏茂、周建等拥立为王，并与董宪联合。建武五年（公元29年），刘秀亲征，刘纡、董宪兵败被杀。与此同时，刘秀还遣建威大将

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

②　《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

③　《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

军耿弇进讨张步。经过几次激战，张步大败投降。李宪也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被俘获。至此，东方基本平定。

此后，刘秀移兵向西，以解决隗嚣和公孙述两股地方割据势力。隗嚣在新莽末年起兵反莽，得到陇西一带地主豪强的支持，成为今甘肃境内一支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公孙述也是在巴蜀豪强的拥戴下，于新莽末年自立为蜀王，后又于建武元年自立为天子。建武五年（公元29年），隗嚣听说刘秀已破刘永，遂派长子往洛阳，表示归附刘秀。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诏隗嚣从天水出兵讨伐公孙述，隗嚣不但借故不从，反而遣使向公孙述称臣。建武九年（公元33年），被刘秀军队长期围困的隗嚣忧懑而死，其子降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刘秀亲率大军讨伐公孙述。两军战于成都、广都（四川双流之间），公孙述大败，被杀而死。至此，陇西、巴蜀地区被平定。在此期间，刘秀还先后遣将平定了秦丰、彭宠、卢芳等地方割据势力。

至建武十二年，各地的地方割据武装基本被翦灭，全国范围的统一局面基本形成。

（二）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东汉政权建立以后，摆在刘秀君臣面前的是西汉末年和新莽王朝遗留下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能否解决由于土地兼并导致的流民和奴婢问题，直接关系到东汉王朝的生存。为此，刘秀在东汉王朝建立以后，着力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第一，对起义的农民实行招抚政策。东汉王朝建立以后，刘秀面对遍及全国的众多"屯聚山泽"的起义农民，并没有简单地一律加以镇压，而是采取了灵活的招抚政策。如建武五年（公元30年）下诏，"三辅遭难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同年秋，赦乐浪谋反大逆殊死已下者。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群盗并起，刘秀采取的策略是"徙其魁帅于它郡"，而对一般的起义群众，则"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而对于害怕、回避，甚至放纵"盗贼"的地方官吏，也不予治罪。结果，这一策略收到了单纯暴力镇压所不能取得的效果："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①。

第二，释放奴婢、提高其身份、地位。刘秀称帝后，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多次颁布释放奴婢，提高奴婢地位的诏令。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仅从建武二年（公元26年）至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这十二年中间，便就奴婢问题下诏达九次之多。其内容包括凡王莽时沦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禁止杀、伤和虐待奴婢；缩小奴婢与普通百姓在法律地位上的差距。尽管这些诏令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局限性，而且实际上也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但毕竟是部分地改善了奴婢的处境，其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减轻刑罚，释放囚徒。新莽时期的刑罚十分苛暴，人民动辄获罪，仅因其改革币制一项，就"抵罪者不可胜数"，因而监狱里人满为患。建武二年（公元26年）三月，刘秀下诏大赦天下，并要求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此后，刘秀还多次颁布过除"殊死"的罪犯外，将其他囚徒免为庶人，予以释放的赦令。刘秀采取的轻刑和释囚政策，不但缓解了连年战乱后农民劳动力紧张的局面，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西汉末年以

①　以上引文皆自《后汉书·光武帝纪》。

来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从而有利于人民群众安心生产，促进东汉初年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第四，军队复员和减免赋役。刘秀在征战过程中，收编了众多的农民起义军。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刘秀开始有步骤地将一部分士兵复员。如建武六年下诏罢郡国都尉官，实际上是裁撤了地方军。建武七年三月，下诏令士兵"还复民伍"，并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等军队官职。这些复员的士兵本身就是农民出身，他们重新回到土地上，成为农村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秀还不断下诏减免赋役。东汉建立之初，曾实行什一税制，建武六年十二月，刘秀下诏改什一税一为三十税一。此后，还多次减免各地徭役。另外，在灾荒年间，东汉政府还常采取一些救济措施。

第五，度田的失败。土地兼并是长期困扰封建统治者的一个重大的难题，也是造成西汉和新莽政权灭亡的根本原因。东汉政权建立后，为合理地分配赋税、徭役负担，以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刘秀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对全国土地进行丈量、核实，称为"度田"，与此同时，还要对全国的人口进行检查、登记。此举遭到各地豪强地主的激烈反对。因为他们侵占自耕农的土地和控制的依附农民数量如果被政府核实，势必会无法逃避赋税和徭役的负担，从而损害其切身的经济利益。负责度田的地方官吏也根本不敢认真清查各地豪强地主的土地数目，反而将他们应负担的赋税徭役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对于农民，不仅丈量他们的小块土地，而且连房前屋后都要计算在内，弄得民怨沸腾。刘秀以度田不实的罪名处死了十余人，招致不少"郡国大姓"的公开反抗，他们与"群盗"一起到处攻劫，杀害长吏。刘秀无奈，只好让步，度田不了了之。

虽然刘秀的度田以失败告终，土地兼并的势头没有根本遏止，但由于其他措施收到了部分成效，所以，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矛盾还是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使东汉初年的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

（三）东汉初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新变化刘秀既然以"刘氏复起"、"复高祖之业"起兵反莽，称帝后又以"汉"为国号，其政治制度，大体上仍沿袭了西汉旧制。刘秀也汲取了西汉政治的经验教训，在统治政策和策略上有所改变，从而形成了东汉初期政治制度的新特点，这些变化不但与秦、西汉时期政治制度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对东汉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对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的严密防范西汉建立之初，刘邦为安抚开国功臣，曾大封异姓诸侯王。不久，由于这些异姓诸侯王的势力危及皇权，刘邦又不得不动用武力，将其逐个铲除。刘秀鉴于西汉初年的这一历史教训，着意妥善安置开国功臣。建武二年（公元26年），刘秀将功臣皆封为列侯，其封地大者四县，这一规模甚至超过了西汉高祖刘邦对功臣的封赏。当时便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古帝王封诸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侯四县，不合法制"。刘秀对此很不以为然："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①。刘秀在

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

给这些开国功臣以优厚待遇的同时，却尽量避免让他们参与政治。首先，"不欲功臣拥众京师"②，使冯异、岑彭、耿弇、王霸等手握重兵的功臣远离京师，即使为乱也不致影响全国局势。如王霸仅在边地上谷驻守就达二十余年。其次，刘秀还尽量避免让功臣担任掌握实权的职务。刘秀在位时，大多数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请，但却不任以吏职，或委而勿用。建武末年，马武曾上书表示愿击匈奴，以解除边患。刘秀引用孔子的一句话回答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从此以后，"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①。即使能够参议国家大事的邓禹、李通、贾复三人，也深知刘秀的意图，纷纷避荣宠，远名势。大司空李通作为刘秀的妹夫，深受尊宠，也在宣布任命后就请病假，从不到职视事。正因为如此，这三人才被特许经常参与商讨国家大事。事实证明，刘秀的这一措施在防止臣下功高震主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东汉的开国功臣们都"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②，没有一个像西汉时韩信、彭越的下场。

刘秀在建国之初，曾分封了一些同姓诸侯王和列侯。他们大多居住在京师，虽有封地，却只能收取地租，而无权治民，封国内的各级官吏都由朝廷任命。刘秀规定诸王"惟得自娱宫内，不得临民干与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③。为了限制宗室诸侯王势力的增长，刘秀还重申汉武帝时制定的"阿附蕃王法"。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刘秀借故下令郡县官吏搜捕诸王宾客，坐死者多达数千人。另外，刘秀还不准宗室子弟出任公卿、州牧和刺史。刘秀对于西汉末年的外戚权势太盛导致王莽篡位记忆犹新，所以他十分注意防止外戚干政，规定"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④。曲阳令冯衍因交结身为外戚的卫尉阴兴、新阳侯阴就，得以升任司隶从事之职，后被刘秀发现，不但将冯衍免职，而且其他宾客也被"以法绳之，大者抵死徒，其余至贬黜"①。这一事件极大地震慑了阴氏及其他外戚，所以在建武九年（公元33年）刘秀欲封阴兴时，阴兴则表示富贵已极，不可复加，竭力推让。刘秀之母舅樊宏常戒其子说："富贵盈溢未能有终者。吾非不喜荣势也。天道恶满而好谦，前世贵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岂不乐哉"②。由于刘秀的措施有效地防范了外戚权势的扩展，所以终光武一代，外戚、后家"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③。

2。"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东汉时期中央政治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三公权力的进一步削弱和尚书台作用的扩大。

西汉初期的"三公"指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武帝时，不断加强尚书台的权力，丞相的权力因而被削弱，形成了中外朝的格局。昭帝时，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辅政，此职尽管位在丞相以下，但实权则在丞相以上。②　《后汉书·冯岑贾列传》。

①　《后汉书·臧宫传》。

②　《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

③　《三国志·吴志·孙奋传》。

④　《后汉书·明帝纪》。

①　《后汉书·桓潭冯衍列传》。

②　《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

③　《后汉书·朱冯虞郑周列传》。

以后掌权重臣如张安世、王凤等人，皆以大司马大将军或大司马车骑将军的身份辅政。成帝末，将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又将大司马、大司空的俸禄提高到与丞相相等，从而确立起大司马、大司空与丞相鼎足而立的三公制。哀帝时，改丞相名为大司徒，仍以大司马之职为重，董贤、王莽均居此职而擅权。新莽时，沿袭了西汉末年的三公制。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以后，仍置三公，名称和职掌都发生了变化：大司马改称太尉，掌军事；大司空改称司空，由掌监察改负责土木工程，如营造城邑、修筑沟洫等；大司徒改称司徒，只管民政。为了分散三公权力，防止专断，并使其互相牵制，光武帝还规定"国有大疑大事，"须三人"通而论之"，共同负责，而且一人有罪，三人同当。如司空窦融即因司徒戴涉获罪而被罢免。这样一来，从前声名显赫、手握实权的三公，到东汉时仅成为名义上的显贵了，实权则转移到尚书台。史称"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①。

光武帝时，尚书台的机构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尚书台主官为尚书令，另设尚书仆射为副，下设吏曹，主管官吏的选举和祭祀；二千石曹主管司法诉讼；民曹主管修缮、功作、盐池、园囿事务；三公曹主管考课诸州郡事务；南北主客曹主管少数民族及对外事务；中都官曹主管治安。六曹设尚书一人，下辖侍郎六人、令史三人。朝廷和地方的各种政务完全通过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尚书台直接对皇帝负责，"出纳王命，敷奏万机"②，尚书可以以皇帝代理人的身份，受理天下奏章，皇帝的诏书均由尚书撰写和下达。三公有事反借尚书以达上，三公举荐的官吏反要由尚书"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以定取舍。这样，尚书台实际上取代了三公府的地位，"三公但受成事而已"③。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时常有太傅、三公、大将军等加"录尚书事"头衔，参与中枢决策。如光武帝时卓茂以太傅录尚书事，章帝时赵熹以太傅录尚书事，牟融以太尉录尚书事，和帝时邓彪以太傅录尚书事，质帝时以司徒胡广为太尉，司空赵戒为司徒，与大将军梁冀参录尚书事。这种做法，意在从制度上提高尚书台的地位，缩短已经作为国家权力机构中心的尚书台与徒有虚名的三公之间的距离，明显地表现出尚书台从非制度化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轨迹。张晋藩、王超《中国政治制度史》一书在评价这一现象时曾深刻地指出："这种权力机构由制度化向非制度化，又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的过程，在我国封建社会，是中央权力结构演变的最基本的规律之一。"①3。监察机构的加强光武帝为加强对百官的监督，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首先，提高御史中丞的地位。御史大夫改称司空，职掌土木工程后，从前御史大夫属下的御史中丞便成为御史府的长官，负责监察百官。光武帝还将御史府改属少府，由皇帝直接控制，致使御史中丞的地位愈加提高，权力仅次于尚书令。

其次，复置司隶校尉。西汉武帝时，为监察京师官员，置司隶校尉，至

①　《后汉书·王符仲长统传》。

②　《通典》卷22。

③　《通典·职官四》。

①　张晋藩、王超：《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53-254　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成帝时废。东汉建立后，刘秀复置司隶校尉，并将其官署扩大，下设从事史十二人、假佐二十五人。由于司隶校尉的监察范围是除三公以外的所有中央官员，所以其位在九卿之上，在公卿朝见皇帝时，与尚书令、御史中丞专席而坐，号称"三独坐"。

第三，扩大刺史的职权范围。东汉仍在全国十二州（部）设置刺史，为便于对地方进行更有效的监察，刘秀废除了西汉武帝时刺史定期巡察所辖郡国的"行部"制度，在监察区内为刺史设置固定的办事地点和属官，长驻地方。刺史检举地方官吏的违法行为，不再通过三公，而直接向皇帝报告。皇帝还经常绕过地方官吏，依靠刺史来处理地方行政事务，使刺史据有治狱、置吏、黜陟等职权。到东汉末年，刺史还具备了领兵权，从而由纯粹的监察官员发展成为地方行政长官，甚至违背东汉初年统治者加强皇权的初衷，成为地方割据势力，这是东汉统治者无限制地扩大刺史职权的必然恶果。

此外，东汉统治者还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军权的控制，不但逐步扩大中央的军队，还裁减地方武官，废除了地方军队，使秦、西汉以来的征兵制开始向募兵制发展。

（四）东汉政权极盛时期的政治公元1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历史上，经历了公元68-69年一些行省总督争夺皇位的内战后，欧洲大陆上的罗马帝国相继出现了弗拉维王朝和安东尼王朝，在历史上著名的图拉真统治时期（公元98-117），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最大规模。几乎与此同时，在世界的东方，东汉帝国经历了光武帝刘秀的创业，到其后继者明帝、章帝、和帝统治时期（公元58-104年），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发展到东汉王朝的极盛时期。

1。缓和社会矛盾、发展生产的政策后世在论及明、章、和三帝的统治政策时，有人概括为"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①，事实的确如此。在此期间，尽管政府具体的统治政策时有变化，但总体上都坚持了光武帝统治时期缓和社会矛盾、发展生产的基本方针。明、章、和三帝都比较注意接受臣下的谏诤。明帝曾针对百官奏章中"颇多浮词"、"有司陈事，多所隐讳"的现象，多次下诏要求百官上书言事，"靡有所讳"、"极言无讳"，同时强调，"自今若有过称虚誉，尚书皆宜抑而不省，示不为谄子嗤也"。和帝也经常向公卿问以政事得失，令将、大夫、御史、谒者、博士、议郎、郎官会于廷中，"各言封事"。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还下诏要求各郡国守相向中央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建初五年（公元80年），再次下诏要求公卿以下，"举直言极谏，能指朕过失者各一人，遣诣公车，将亲览问焉"，他还特别强调勿取浮华之士。和帝时，也要求百官公卿、地方官吏推举能直言极谏之士。在皇帝的提倡之下，百官公卿都能主动上书言事，评论政事得失，出现了一批如明帝时钟离意、章帝时第五伦这样"言事无所依违"①的诤臣。对于上书中提到的问题，明、章、和帝一般也能认真对待，如明帝曾在百官面前"深自引咎"，承认

①　《后汉书·和帝纪》。

①　《后汉书·钟离宋寒列传》。

"群僚所言，皆朕之过"；永元八年（公元96年）九月，京师蝗灾，吏民言事者，"多归责有司"，和帝专门下诏，"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专咎自下，非助我也"；和帝还听从进谏，革除了从岭南进贡荔枝、龙眼的旧制②。

明、章、和帝三代继续执行光武帝减轻赋役的政策，多次下诏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的租赋。据《后汉书》记载，在此期间，仅全国性的减免租赋诏令就有四次：中元二年（公元57年）秋九月，明帝下诏："勿收今年租调。"

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十二月，诏："今年郡国秋稼为旱蝗所伤，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刍藁，有不满者，以实除之。"

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九月，诏："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刍藁，有宜以实除者如故事。"

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七月，诏："今天下半入今年田租刍藁，其灾害者，以实除之"。

如遇有天灾，政府还贷给农民粮种，并宣布"勿收责"。如永元十三年下诏，"贫民假种食，皆勿收责"；永元十六年春下诏，"贫民有田业，而以匮乏不能自农者，贷种粮"；至当年七月，因发生灾荒，复下诏，"贫民受贷种粮及田租刍藁，皆勿收责"①。自明帝至和帝统治时期，东汉政府还不断采取赈济贫民的措施。《后汉书》明帝、章帝、和帝纪中有不少关于诏赐"鳏、寡、孤、独、笃■、贫不能自存者粟（或帛）"的记载，其中明帝时期6　次、章帝3　次、和帝5　次。另外，《后汉书·和帝纪》中还有9　次赈贷部分地区贫民或灾民的记载。这些赈济或赐粟（或帛〕的数量虽然有限②，无法根本解决农民因地主土地兼并而造成的破产和流亡，但毕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刘秀度田的失败表明，土地兼并造成的流民问题，根本无法通过限制地主豪强占有的土地数量来解决。因此，面对众多的流民，明、章、和帝一方面开仓赈济，规定"无田欲徙他界就肥饶者，恣听之"③，"其不欲还归者，勿强"④；另一方面，采取"假民公田"的方法解决流民与土地分离的问题。所谓"假民公田"，就是将政府控制的荒地及苑囿、山林川泽租借给流民耕种，还可以借贷给其粮种和生产工具，国家在三五年内不征收租税，此后农民则要向国家交纳"假税"，并承担一定的封建义务。据记载，从永平九年（公元66年）至元兴元年（公元105年）的四十年间，东汉政府宣布各种形式的"假民公田"就达20　次之多。"假民公田"使一部分流民得到安置，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开始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是有积极作用的。

明、章、和帝统治时期，"遵奉建武制度"，强调"详刑慎罚"，不断减免刑罚、释放囚徒。如明帝继位后不久，便于中元二年（公元57年）夏四月下诏："其弛刑及郡国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后捕系者，悉②　以上引文均据《后汉书·明帝纪》、《后汉书·章帝纪》、《后汉书·和帝纪》。

①　《后汉书·和帝纪》。

②　赐粟的数量一般为三至十斛，即三十至一百斗。

③　《后汉书·章帝纪》。

④　《后汉书·和帝纪》。

免其刑。"①此后，三代统治者曾多次下诏将在押服刑的囚徒减罪或赦免，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大赦天下的诏书中甚至规定连谋反大逆及诸不应宥者，也一并赦除。这一时期，还多次下诏书，允许"天下亡命殊死以下"的罪犯用交纳缣帛的形式赎罪减刑或免刑，同时还规定：凡犯罪而未被发觉者，如在诏书颁布后投案自首，可以"半入赎"。此外，明、章、和帝经常令地方官吏"录囚"，如永平十八年夏四月，明帝下诏"理冤狱，录轻系"，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下诏"理冤狱"，建初五年春二月下诏"令二千石理冤狱，录轻系"。

由于明、章、和帝统治时期采取了以上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发展生产的措施，社会开始趋于稳定，有的年代还出现了"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②的景象。全国耕地面积和人口总数也不断增长，到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时，耕地面积达732.17　万顷，人口达5325.62　万人①。这一数字虽不十分可信，但如果考虑到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隐瞒占有土地和奴婢的数目，以及脱离户籍的流民等诸种因素，则和帝末年的实际耕地总面积及人口总数，决不会少于上引数字。

2。加强对宗室诸王的控制明帝以后，历代皇帝为了防止诸侯王势力坐大，威胁中央集权，除继续执行"阿附蕃王法"和诸侯王死后无子国除的制度以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宗室诸王的控制。不过，与西汉文、景、武帝时期相比较，这些措施在策略上却较为缓和。

西汉时期，犯法的诸侯王一般都要被处以死刑。而东汉明、章、和帝则采取削地、改徙小国、降为列侯等措施。如：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陈敬王刘钧唆使宾客杀人，事发，被削去三县，后又因犯罪，复被削去三县。乐成靖王刘党也以同样的原因被削去二县。东海恭王刘政私娶叔父之妃，按汉制属"禽兽行"，应予处斩，结果仅被削去一县。

东汉处理试图谋反的诸侯王也相当宽大：明帝的亲兄弟、楚王刘英"大交通宾客，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准备谋取皇位。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被人告发，经审讯属实后，因有牵连甚至被诬陷而被处死和流放者就达数千人，但此案的主犯楚王刘英却仅被明帝判为流徙到丹阳郡泾具，还赐给他汤沐邑五百户。

明帝的同父异母兄弟、济南安王刘康"在国不循法度，交通宾客，。。案图书，谋议不轨"，明帝也"以亲亲故，不忍穷竟其事"，只是削其五县了事。明帝的另外一个同父异母兄弟、淮阳王刘延，与他人"招奸猾，作图谶，祠祭祝诅"。被告发后，很多人因受牵连而被处死或流放，但明帝却以淮阳王刘延的罪行不及楚王刘英，而仅将他徙为阜阳质王、食封二县。建初年间，又有人告发刘延准备谋反，章帝也只是将他降为阜阳侯，食一县而已。光武帝死后，山阳王刘荆对其亲兄弟明帝刘庄继位十分不满，便鼓动废太子刘疆造反，被查出后，明帝仅将其遣出而居河南宫。刘荆又趁羌人扰边之机，四下活动，试图再次谋反，明帝又将其徙为广陵王，令其就国。回到封国后，准备第三次起事，明帝没有追究，只是"下诏不得臣属吏人，唯食

①　《后汉书·明帝纪》。

②　《后汉书·明帝纪》。

①　《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应劭《汉官仪》。

租如故，使相、中尉谨宿卫之"。刘荆不思改悔，"使巫察祀祝诅"，被举奏后自杀。刘荆死后，明帝还表示"怜伤之，赐谥曰思王"，并封其子刘元寿为广陵侯。

东汉前期，特别是明帝统治时期，诸侯王企图谋反的事件如此之多，这在西汉历史上是没有的。不过，如此之多的谋反事件，不但没有一次形成像西汉时期吴楚七国之乱的规模，甚至也没有一次真正成为事实，就被发现并消灭在萌芽之中。这说明，东汉初年对宗室诸王的防范确实十分严密，同时也表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在东汉初年已十分巩固，足以在政治上控制地方诸侯王势力的发展，所以明帝才敢于对试图谋反或犯法的宗室诸王采取如此宽容的态度。

3。对外戚的防范在加强控制宗室诸王的同时，明帝还十分重视对外戚的防范。刘秀之女馆陶公主曾为其子求任郎官之职。东汉时郎官职掌宫门、皇陵警卫，出入扈从，其官秩最高者不过比六百石。就是这样的小官，明帝也以"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则民受其殃"的理由加以拒绝。明帝还下令数家外戚互相监察、纠举，"故诸豪戚莫敢犯法"。如有犯法，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惩办。永平二年（公元59年），明帝之母阴皇后尚且在世，她的弟弟阴就之子阴丰以杀妻之罪被诛杀，阴就夫妻二人因此受连坐自杀，其新阳侯国也被取消。明帝在细微末节上也很注意缩小外戚在政治上的影响。明帝曾将28名开国功臣的图像置于洛阳南宫云台，以示纪念，是为"云台二十八将"。伏波将军马援随刘秀东征西讨，战功赫赫，却由于身为明帝皇后之父的缘故而不在其列。

马皇后是在马援死后，于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被选入太子刘庄宫中的。刘庄继帝位后，以己无子，奉诏以贵人身份抚养皇子刘炟（即后来的章帝），劳悴过于所生。永平三年（公元60年）被立力皇后。其兄马廖被拜为羽林左监、虎贲中郎将；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其兄马防与马光又俱被封为黄门侍郎。明帝对马皇后"宠敬日隆，始终无衰"，并经常与她言及政事，马皇后"分解趣理，各得其情"，"多所毗补"，但终明帝一朝，从不以自家私事干预朝政，马氏兄弟也从未升迁。

章帝继位后，尊马皇后为皇太后，拜马廖为卫尉，马防为中郎将，后改任城门校尉，马光为越骑校尉。马太后鉴于西汉外戚宠贵横恣，终至倾覆的教训，遵从光武、明帝遗训，竭力抑制外戚。她在为明帝作《起居注》时，特别删去作为黄门侍郎的马防"以显宗（即明帝）寝疾，入参医药"①，"旦夕供养且一年"②之事，章帝认为这样做未免过分，马太后解释道："吾不今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故不著也"①。建初元年（公元76年），章帝打算给马氏诸兄弟封侯，被马太后拒绝。建初二年，有朝臣上奏请求封赐马氏兄弟，太后坚决不同意，并表示不能"上负先帝之旨，下亏先人之德"。章帝劝说道：光武兴汉以来，外戚舅氏封侯，如同皇子封王一样，是十分正常的事。太后回答说：当初高祖有约，如果没有军功，即使是刘氏也不得封侯。马氏对国家没有立下功劳，怎么能与光武帝时屡立战功的阴氏、郭氏外戚相

①　《后汉书·马援传》。

②　《后汉书·皇后纪》。

①　《后汉书·皇后纪》。

比呢？当年，章帝便任马防为行车骑将军事，率北军及诸郡积射士十三万人赴金城、陇西平定羌人叛乱。得胜还师后，拜其为车骑将军、城门校尉。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章帝封马廖、马防、马光为列侯，三人推辞，只"愿就关内侯"。太后对此事表示不满，认为即使这样，也还是破坏了先帝的制度。马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归第焉"。当年六月，马太后去世。此后，外戚窦氏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

建初三年（公元78年），章帝立窦勋之女为皇后。五年后，窦皇后之兄弟窦宪被封为侍中、虎贲中郎将，窦笃为黄门侍郎。二人倚仗身为国戚，十分骄横。大尉郑弘因奏尚书张林、洛阳令杨光阿附窦氏，被窦宪以"漏泄密事"的罪名奏请章帝将其免职。甚至连诸侯王、公主、外戚阴氏和马氏对他们都非常畏惮。窦宪曾以很低的价钱强买明帝之女沁水公主的园田，公主惧其权势不敢与之计较。

公元38年和帝继位后，窦皇后被尊为太后。由于和帝年仅10　岁，窦太后临朝，窦宪以侍中身份内管机密，出宣诰命。而窦笃任虎贲中郎将，其弟窦景、窦瓌并为中常侍。于是，窦氏兄弟开始把持朝政，眶眦之怨莫不报复。明帝时，谒者韩纾曾审讯过因事犯罪的窦宪之父窦勋。此时，窦宪竟指使宾客杀死韩纾之子，并以其人头祭祀窦勋。为了随心所欲，他们以受和帝尊重、仁厚顺从的太傅邓彪为傀儡，"其所施为，辄外令（邓）彪奏，内白太后"，致使和帝被窦氏玩弄于股掌之中，"事无不从"。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还将一个"性和退自守"的屯骑校尉桓郁推荐到宫中，让他教授和帝经书。这样一来，"内外协附，莫生疑异"。窦宪曾遣宾客刺杀都乡侯刘畅，事发后，"太后怒，闭宪内宫"。窦宪"惧诛"①，主动请求北击匈奴以赎其死罪。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得胜还朝后被封为大将军。于是，窦氏父子兄弟并居高官，充满朝廷，倾动京都。他们因而愈发骄横，大肆排斥异己。尚书仆射乐恢曾上书，认为"诸舅不宜干正王室"②，请和帝、窦太后限制窦氏外戚的势力。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和帝、窦太后的支持，反被窦宪胁迫服毒而死。另一个尚书仆射郅恢因上书奏窦宪骄恣，还在朝中历数窦氏兄弟在国家与匈奴战争期间"并起第宅，骄奢非法"等事。窦宪即诬陷他非法购买公田，论罪当诛。后虽经侍御史何敞讲情，还是在窦宪逼迫之下自杀。在窦氏兄弟的淫威之下，"朝臣震慑，望风承旨"，爪牙、心腹遍及朝廷，"刺史、守令多出其门"。窦氏还纵容宾客、家奴强夺财货、略人妻女，以至民怨沸腾，"商贾闭塞，如避寇仇。有司畏懦，莫敢举奏"③。

外戚是皇权的附属品，当它威胁到皇权的时候，皇帝必然会与之发生冲突。永元四年（公元92年），当14　岁的和帝得知窦宪"潜图弑逆"的时候，便在宦官、中常侍郑众的谋划下，趁其出征凯旋之际，一面派大臣出城迎接，一面秘密调兵遣将控制京城，将窦宪在城中的党羽一网打尽，接着，收窦宪大将军印绶，改封其为"冠军侯"，命其与窦笃、窦景、窦瓌离京前去封国。随后，又逼令四人自杀。至此，窦氏专权以失败告终。

4。匈奴的分裂及其瓦解王莽建立的"新"朝施行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使西汉以来中央政府与

①　均据《后汉书·窦融列传》。

②　《后汉书·朱乐何列传》。

③　均据《后汉书·窦融列传》。

各少数民族国家之间所形成的臣属关系陷于崩溃。匈奴利用中原地区连年战乱、无暇外顾的机会，先后控制了西域和东北的乌桓、鲜卑等族，势力日益强盛。刘玄的更始政权曾派遣使者前往匈奴，要求恢复传统的友好关系。但是，匈奴单于舆却十分骄横地说：匈奴与汉本为兄弟，匈奴内乱，汉宣帝扶持了呼韩邪单于，所以匈奴向汉称臣。现在汉王朝也经历大乱，政权被王莽篡夺，我们出兵攻击王莽，现在王莽失败，汉朝复兴，是匈奴有功于汉，汉应向我称臣。双方因此未能就恢复友好关系达成协议。

东汉初年，由于统一事业尚未完成，刘秀还无暇北顾，遂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派刘飒、韩统等出使匈奴，希望通过"赂遗金币"的方式，恢复西汉宣帝、元帝时期的和亲友好关系。匈奴单于对汉朝的使者态度十分傲慢，甚至自比为西汉初年的匈奴单于冒顿。光武帝为维持边境地区的暂时安宁而"待之如初"，但匈奴还是勾结河北彭宠、山西卢芳等地方割据势力，经常侵入长城以南，对边境地区进行骚扰和掠夺。建武九年（公元33年），刘秀派大司马吴汉率兵反击，结果不但"经年无功"，反而使"匈奴转盛，钞暴日增"，达到"州郡不能禁"、"北边无复宁岁"①的地步，刘秀只好采取以防守为主的策略，将幽州、并州等边郡的居民迁至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单于舆死，其子蒲奴被立为单于，统治集团内部因继承问题出现矛盾，匈奴八部大人又共议立右薁鞬日逐王比为单于，仍称"呼韩邪单于"。由于双方势不两立，加之当时匈奴又遇"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比和八部大人遂于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春遣使请求内附，刘秀接受了比的归附，令其入居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后徙居西河郡的美稷县（内蒙古准格尔一带），其诸部分置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西河等沿边八郡。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呼韩邪单于之部即为历史上的南匈奴。东汉政府赐给南匈奴单于玺绶、仪仗、器用，视其为诸侯王。同时，还经常赐给南匈奴粮、畜、黄金、缯、帛等物。如南匈奴内附后，东汉政府特地从河东郡转拨米。。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助其度过灾荒。建武二十九年（公元53年），又赐羊数万头。南匈奴单于则遣子入侍，并协助东汉政府防御北匈奴的侵扰。南匈奴归附东汉王朝后，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势力大为削弱，从前受匈奴贵族奴役的乌桓、鲜卑等族，也先后摆脱了北匈奴的控制，转而归附东汉王朝。为解决其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被切断后，粮食、布匹、食盐等日用必需品十分紧张的状况，北匈奴不断进攻河西边境地区，掳掠边民及其财产，致使河西诸郡城门昼闭。

为彻底消除北匈奴对边境地区的威胁，明帝派驸马都尉耿秉、奉车都尉窦固等，于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分四路远出塞外，得胜而还。但此役并没有完全消灭北匈奴主力，窦固一支在天山击败呼衍王，斩首仅千余，其余各路均因北匈奴越沙漠北走，无功而返。

由于北匈奴控制西域北道和南道诸国，其势力仍十分猖獗，经常骚扰边郡。鉴于这一情况，东汉政府在西域与北匈奴展开了争夺控制权的斗争。永平十六年，在伊吾设宜禾都尉，置军屯田戍守；接着，赶走了北匈奴在车师前、后王国的势力，基本控制了北道诸国。与此同时，派班超出使西域，进一步与北匈奴争夺南道诸国。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至章帝章和元年（公

①　《后汉书·南匈奴传》。

元87年）在南道站稳了脚跟。

此时，由于失去了西域的依托，北匈奴逐渐衰落下去，其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出现离心离德的倾向，再加上受到南匈奴、丁零、鲜卑、西域诸国的四面袭击，阵脚大乱，"加以饥蝗"，北匈奴贵族及其部众大批南下归降，北匈奴单于只好"远引而去"。章和二年（公元88年），南匈奴单于得知北匈奴发生内乱，"兄弟争立，并各离散"、"诸部多欲内顾"，遂上书将这一消息报告东汉政府，并建议乘"北虏分争"之机出兵讨伐，彻底解除北部边患。此时，年仅10　岁的和帝刚刚继位，窦太后临朝。司徒袁安、太尉宋由和司空任隗等大臣以"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计"为由，反对用兵。窦太后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命窦宪、耿秉等会同南匈奴于永元元年（公元89年）分三路出击，与北单于大战于稽落山（蒙古人民共和国达兰扎达加德西北），大破之，北单于败逃，汉军一路追击，斩名王以下一万三千余人，缴获马牛羊骆驼一百多万头，北匈奴陆续归降的有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汉军一直到达燕然山（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命随军的班固撰写铭文，并刻石记功而还。次年，东汉政府派耿谭与南匈奴突袭，北单于受伤后，仅率数十骑连夜逃走。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又命耿夔远击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之。此后，北匈奴余部便开始踏上漫长的西迁路程，这一行动如同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引起了连锁反应，直接导致欧洲历史上的"民族大迁徙"，使古代中亚和欧洲各国家版图和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5。班超出使西域汉武帝开通西域、汉宣帝设西域都护以后，西域诸国与汉王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被王莽改制时贬黜西域各国王号所引起的普遍不满所打破。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派往西域的西域都护李崇所率军队，被焉耆、姑墨等国杀得全军覆没。李崇死后，西域诸国遂完全断绝了与中央政权的联系。于是，公开与汉王朝分裂的匈奴单于便趁机在新莽末年和东汉初年扩充势力，准备重新征服西域。光武帝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莎车、鄯善派使者到洛阳朝贡，并请求东汉政府派遣都护。由于刘秀忙于铲除地方割据势力，巩固政权，便没有同意。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鄯善、车师等十六国遣子入侍，并再次请派都护，刘秀仍没有同意。后西域诸国互相攻伐，终被匈奴所控制。匈奴得西域诸国的人力、物力，实力大增，屡次进犯东汉河西诸郡，边地不堪其苦。

明帝继位后，国内形势比较稳定，便改变了对匈奴和西域的政策。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在窦固打败匈奴，于伊吾设宜禾都尉，设兵屯田戍守后，又出昆仑塞，先后降服了车师前、后部，基本控制了西域北道诸国。遂重设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以陈睦为都护、耿恭为戊校尉、关宠为己校尉，各率数百人屯田。为进一步恢复中央政府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打击匈奴在西域的势力，班超受命出使西域，联络南道诸国。

班超（32-102年），字仲升，扶风安陵（陕西咸阳东北）人。自幼家贫，常为官府雇佣抄写以养家。当时，匈奴经常骚扰边地。班超对自己平凡琐碎、庸碌无闻的生活很不满意，曾经愤然投笔叹息说：大丈夫至少也应当象张骞那样到远方立功争取封侯，怎能长期在笔砚间生活呢？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出征匈奴时，班超从军，做了一名小军官"假司马"，由于他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很受窦固的赏识。不久，窦固派他出使西域，联络各国亲汉而抵制匈奴。

班超率36　名吏士首先到了摇摆于汉与北匈奴之间的鄯善。开始，鄯善王对待他们一行很热情，后来突然怠慢起来。班超了解到是北匈奴使者来此，便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激励随行人员，乘夜袭杀北匈奴使者一百多人，终于使鄯善王下决心摆脱北匈奴的控制、归附汉朝。班超的果敢行动，得到了东汉政府的嘉奖，并提升他为军司马，继续出使于阗、疏勒。当时于阗刚刚攻破莎车，势力正强，又有北匈奴使臣在此监国，因此，班超一行到达后颇受冷遇，巫师甚至要用班超的马来祭祀。班超杀死了前来取马的巫师，并对于阗王严加痛斥。于阗王早已听说班超在鄯善杀匈奴使者的威名，此时更加惶恐，立即攻杀匈奴使臣，表示归降汉王朝。第二年春，班超着手解决疏勒的问题。当初，依附北匈奴的龟兹国攻破疏勒后，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班超来到疏勒后，废掉兜题，立故疏勒王之侄为王，得到疏勒国百姓的拥护。公元75年（永平十八年），焉耆等北道诸国攻杀西域都护陈睦。北匈奴亦派兵围攻戊己校尉关宠和耿恭，耿恭率守军拚死抵御，接连打退匈奴的进攻。此时正值汉明帝死去，章帝刚刚继位，朝廷无暇经营西域，遂撤回戊己校尉，也不再派西域都护。北道诸国被匈奴控制后，驻疏勒的班超便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经常受到龟兹、姑墨等国的攻击。班超与疏勒王互相支持，坚持长达一年多。考虑到班超的处境，东汉政府决定放弃南道诸国，下令召班超回京。班超回国的消息在疏勒、于阗国内引起极大恐惶，很多人都哭着说：我们"依汉使如父母"，现在"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①，疏勒都尉黎弇见挽留不住，竟自刎而死。班超撤至于阗时，王侯官员也抱住班超坐骑的马腿不让走。班超也感到经营西域的壮志未酬，遂返回疏勒。此时，疏勒已有二城投降龟兹，班超捕斩反者，稳定了局势。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等国一万余人，进攻役属于匈奴、龟兹的姑墨，斩首七百级，并促使莎车、月氏等国也表示愿意归附汉朝。至此时，与东汉政府失去联系的班超在西域的处境才开始有所好转。

建初五年（公元80年），班超上书汉章帝，陈述经营西域的重要意义，提出只要攻破龟兹，就可以平定西域。章帝采纳了班超的建议，升班超为将兵长史，并先后派遣1800　名汉军前去援助班超。班超以此为基本力量，联合亲汉诸国平定了莎车、疏勒等国的反叛，并挫败月氏七万大军的进攻。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匈奴被彻底打败后，长期与汉为敌的龟兹、姑墨、温宿向班超投降。东汉政府乃以班超为西域都护，并复置戊己校尉。第二年，班超又发兵征讨曾经攻杀西域都护陈睦、又拒不降汉的焉耆，"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①。为表彰班超在西域的功勋，东汉政府于永元七年（公元95年）封其为定远侯，邑千户。班超在西域的活动，加强了中原地区与西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增进了汉族与西域各少数民族间的了解和友谊。

班超在西域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罗马帝国（当时称其为"大秦"），至安息西境条支的海边（今波斯湾），欲渡海西去。后听说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遟风，亦

①　《后汉书·班梁列传》。

①　《后汉书·班梁列传》。

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斋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甘英"闻之乃止"②。甘英此行虽然没有到达目的地罗马，但却是第一个到达波斯湾的中国人，其出使活动在中西交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②　《后汉书·西域传》。

十二、东汉后期的腐败政治东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在经历了光武、明、章、和帝近80年的恢复和发展后，很快便开始走向衰落。历史上一般称汉殇帝到献帝十代皇帝115年（公元105-220年）为东汉后期。在此期间，政治昏暗，吏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渐趋激化，终于导致了统治集团的公开分裂和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一）外戚、宦官交替擅权东汉一代，除光武帝、明帝和章帝外，以后皆为年幼即位，大的不过15岁，小的生下刚刚百余日。皇帝幼小，多由母后临朝听政，凡事多依靠自己的父兄--外戚，从而形成外戚擅权、横行霸道的局面。有外戚擅权，必有宦官之祸。皇帝长大以后，与外戚发生矛盾，便依靠左右亲近的宦官，消灭擅权的外戚。而宦官攫取大权后更是穷凶极恶。东汉一代六后临朝，如此循环往复，形成外戚、宦官交替擅权的局面。一方是外戚以大将军专权，另一方是宦官以中常侍擅政，两者明争暗斗，此消彼长。大体说来，从和帝到桓帝统治时期（公元89年-159年），是外戚由盛而衰的时期；桓帝、灵帝统治时期（公元159-189年），是宦官独擅朝政的时期。在这100年间，双方出现过四次比较大规模的争斗：第一次在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宦官郑众与外戚窦宪的斗争，结果窦宪被杀；第二次在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宦官李闰、江京与外戚邓骘的斗争，结果邓骘被杀，形成宦官与外戚共同掌权的局面；第三次在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安帝死后，宦官孙程等与外戚阎显的斗争，结果阎显被杀；第四次在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中常侍单超等五宦官与外戚梁冀的斗争，结果梁冀被杀。此后，政权落入宦官之手，直到公元189年，外戚何进被宦官所杀，世家豪族袁绍又把宦官杀尽为止。因此，有人评论说："东汉一部历史，从某一方面说来是一部戚宦争权史"①。

东汉的太后听政、外戚专权，萌芽于章帝，始于和帝。章帝对马太后一门外戚极尽宠幸，但马氏外戚基本没有干预朝政，马太后死后，马氏外戚也在窦氏外戚的排挤下迅速地衰落下去。和帝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听政，窦氏外戚开始专政。和帝长大后，与宦官郑众等密谋，于永元四年（公元92年）收捕窦宪党羽，缴窦宪大将军印绶，迫使窦宪自杀。窦宪之死说明皇权仍有相当实力，足以控制外戚势力的无限膨胀。宦官郑众因参与夺权有功，被封为列侯，和帝常与其议事，宦官开始参预朝政。由于郑众"一心王室，不事豪党"②，所以，在和帝统治时期，宦官并没有擅权为患，对东汉政治尚无重大影响。

1。邓太后临朝听政公元105年，和帝死去，皇后邓绥与其兄邓骘立刚生下百余日的少子为帝，是为殇帝。邓绥即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邓太后是东汉开国功臣邓禹的孙女，16　岁入宫后，于永元十四年被和帝立为皇后。和帝在世时，她表现得十分恭谨，还故意不让邓氏外戚入居高位，"（和）帝每欲官爵邓氏，

①　张晋藩、王超：《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56-257　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②　《后汉书·宦者列传》。

后辄哀请谦让，故兄骘终帝世不过虎贲中郎将"①。殇帝继位后，她立即封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邓骘的兄弟邓悝为虎贲中郎将，邓弘、邓阊为侍中。延平元年（公元106年），继位不到一年的殇帝夭亡，为继续维持母后临朝、把持朝政的局面，邓太后与邓骘兄弟定策，立清河王之子、年仅13岁的刘祜为帝，是为安帝。安帝继位后，邓太后依旧临朝听政，"号令自出"，并加封邓骘为上蔡侯、邓悝为叶侯、邓弘为西平侯、邓阊为西华侯，食邑各万户，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又拜邓骘为大将军辅政。为临朝听政，邓太后虽然依靠邓氏外戚，却吸取了窦氏外戚倾覆的教训，注意避免邓氏势力的扩大。她曾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和南阳太守，要求他们严格管束邓氏姻戚和宾客，如有犯法，"勿相容护"，"自是亲属犯罪，无所假贷"②。邓氏外戚"追观前世（外戚）倾覆之诫"，"犹有庶几戒惧之情"，经常"母子兄弟，内相敕厉，冀以端悫畏慎，一心奉戴"，以求"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基于这种心理，邓骘在被封为上蔡侯时便再三上书辞让不受，表示"不敢横受爵土，以增罪累"③。邓骘之子邓凤曾私受中郎将任尚马匹，后来任尚犯法坐官，邓骘主动将妻子及邓凤送官请罪。其母亲于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去世后，邓骘卸任回乡守孝。期满回京后，诏令恢复官职继续辅政，经屡次辞让，同意其不任官职，仅为奉朝请④。

据吏书记载，邓太后临朝听政以后，"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①，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地主豪强继续疯狂地兼并土地，致使流民问题更加严重。邓太后继续执行明帝以来的一贯政策，不断假民公田和赈济灾民，并数次免除全国或部分地区的田租、赋役。她还曾数次诏减后宫费用，邓骘也比较注意罢力役，崇节俭。邓太后还注意平理刑狱，殇帝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就各地官吏不执行历年赦免罪囚命令一事，下诏重申"皆复为平民"②；在其临朝听政的16年期间，曾六次大赦天下；她曾亲录囚徒，平反冤案，"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余减罪死右趾已下至司寇"③。这些措施当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临朝听政后期"天下复平，岁还丰穰"的记载也多为溢美之辞，但毕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矛盾确实有所缓和。

永宁二年（公元121年）邓太后死去。邓太后在世时，安帝乳母王圣、宦官李闰、江京就在安帝面前诬奏邓悝、邓弘、邓阊等欲废安帝，改立平原王刘得。安帝又气又惧，却也无可奈何。邓太后刚刚死去，安帝便立即下令将邓氏宗族免官，遣归故郡，邓骘也被抄没家产田宅，免去特进、奉朝请，遣回封国。邓骘父子及宗族其他五人皆被迫自杀。江京因迎安帝入京和诛除邓氏有功，被封为都乡侯兼大长秋，食邑三百户，王圣被封为野王君。江京还与李闰一起被提升为中常侍。二人与宦官樊丰、刘安、陈达以及乳母王圣

①　《后汉书·皇后纪》。

②　《后汉书·皇后纪》。

③　《后汉书·邓寇列传》。

④　汉代对退职大臣、将军及皇室、外戚，多给以奉朝请名义，使得参与朝议。

①　《后汉书·皇后纪》。

②　《后汉书·殇帝纪》。

③　《后汉书·皇后纪》。

及其女伯荣把持朝政，"扇动内外，竞为侈虐"，④他们"属托州郡，倾动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污之人，受其货赂，至有臧锢弃世之徒复得显用"①。安帝曾数次派宦官及乳母王圣之女伯荣前往甘陵扫墓，他们"负宠骄蹇"，"使者所过，威权翕赫，震动郡县"，"侔与人主"。地主官吏"发人修道，缮理亭传"，"征役无度，老弱相随，动有万计"②。一些官吏也竟相阿附宦官，他们甚至"邪谄自媚"，"赂遗仆从"③，如侍中周广、谢恽便与中常侍樊丰"更相扇动，倾摇朝廷"，他们甚至伪造诏书，征调司农钱谷、木材，为自己建造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为了顺利地把持朝政，江京等宦官还勾结帝舅大将军耿宝、皇后兄大鸿胪阎显等外戚。

在安帝统治时期，虽然表面上看是宦官、外戚共同把持朝政，但实际上是宦官居于主导地位，外戚在某种程度上也迎和并讨好他们。如耿宝曾荐举李闰之兄为官；阎皇后也借助江京、樊丰等宦官之力，共同诬陷皇太子，将其废为济阴王。

2。阎氏擅权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三月，安帝死于巡幸途中。阎皇后与江京、樊丰等合谋，秘不发丧，以防大臣拥立被废的皇太子继位。四天后，迎立久病不起、年仅八岁的北乡侯刘懿为帝，是为少帝，阎后以太后身份临朝听政。阎显将樊丰等宦官及帝舅耿宝视为"久专国政"的障碍，便唆使朝臣控告帝舅耿宝、中常侍樊丰等"更相阿党，互作威福，探刺省禁，更为唱和"，遂以"大不道"的罪名将耿宝贬为则亭侯，遣就国，耿宝被逼自杀；中常侍樊丰和依附于宦官的虎贲中郎将谢恽、侍中周广皆下狱死，其家属被流徙到日南郡比景县；安帝乳母、野王君王圣及其女被流放到雁门；王圣的女婿、黄门侍郎樊严和谢恽之弟、大将军长史谢宓也被处以苛刑，其党羽或被处死，或被流放，曾经权倾朝野的宦官集团完全为阎氏外戚所代替，唯一幸免的宦官江京孤掌难鸣，只好投靠阎氏外戚。至此，阎太后临朝，其兄阎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辅政，阎景为卫尉、阎耀为城门校尉、阎晏为执金吾。

正当阎氏志得意满之时，年幼多病的少帝于延光四年十月病死，宦官孙程等19人趁新帝未立之机发动政变，斩杀江京，胁迫李闰共迎废皇太子、济阴王刘保继帝位，是为顺帝。权势显赫的阎显虽手握兵权，但闻讯后竟"忧迫不知所为"，终于被捕获入狱，阎景在被擒当夜即死于狱中。

顺帝因孙程等19人拥立有功，遂尽封其为侯。孙程等飞扬跋扈，上殿时竟敢呵叱左右。与孙程同时被封侯的黄龙、杨佗等9人还与顺帝乳母山阳君宋娥"更相货赂，求高官增邑"。孙程临　死前请求将封国传给其弟孙美，顺帝不但当即表示同意，而且还封其养子为侯。顺帝甚至还下诏允许宦官得以养子为后，并可以承袭封爵，此后遂成定制。

3。跋扈将军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立东汉开国功臣梁统之后梁妠为皇后。

其父梁商先后被任命为执金吾、大将军等职。由于其势力不但不足以独揽朝政，而且也不足以与宦官集团对抗，故梁商一面结交宦官曹节、曹腾、孟贲④　《后汉书·宦者列传》。

①　《后汉书·杨震列传》。

②　《后汉书·郭陈列传》。

③　《后汉书·郭陈列传》。

等，一面宠络人心，"每有饥馑，辄载租谷于城门，赈于委馁，不宣己惠"①。梁商的这些做法果然取得了成效："京师翕然，称为良辅，帝委重焉"，其地位日趋巩固。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宦官、中常侍张逵等告梁商与曹腾等阴谋政变，废立皇帝，此举不但没有扳倒梁商，张逵反而被处死。这清楚地说明梁氏外戚的势力已经超过宦官集团。到梁商死后，其子梁冀掌权，使外戚势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建康元年（公元144年）顺帝死去。年仅2　岁的刘炳继位，是为冲帝。

梁皇后临朝，以梁冀辅政。梁冀"侈暴滋甚"，安定朝那（宁夏固原东南）人皇甫规只因在举贤良方正时，建议梁冀兄弟应当"增修谦节，辅以儒术，省去游娱不邹之务，割减庐第无益之饰"，便被梁冀"几陷死者再三"①。冲帝在位不到一年即于永嘉元年（公元145年）死去。梁太后又与梁冀定策，迎立章帝玄孙、8　岁的刘瓒为帝，是为质帝。质帝"少而聪慧"，因不满于梁冀的骄横，在上朝时目指其对大臣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听说后，竟命人将质帝毒死。

质帝死后，梁冀欲立准备与其妹结姻的刘志为帝，但众朝臣皆推"年长有德"、"明德著闻"的清河王刘蒜为帝。梁冀乃说服梁太后罢免坚持立刘蒜的李固，然后以唯梁冀之命是听的胡广为太尉，终于立15　岁的刘志为帝，是为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桓帝封梁冀一万三千户，其弟梁不疑为颍阳侯，弟梁蒙为西平侯，梁冀之子梁胤为襄邑侯，各万户。八月，立梁冀之妹为皇后。从此，梁冀"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连皇帝也不敢"有所亲豫"，为了讨好他，特别准其"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每朝会，与三公绝席"，"宣布天下，为万世法"。②朝中大小政事皆由他决定。百官的升迁任免，都要先到他家里谢恩，然后再到尚书台办理手续。辽东太守侯猛因拜官后未到梁府礼谢，竟被借故斩首。下邳人吴树就任宛令前辞别梁冀时，因为拒绝其请托，诛杀了数十名为害地方的梁冀宾客，结果被其设酒毒死。汝南人袁著上书要求损抑梁冀权势，被梁秘密追杀，袁著变易姓名，四处逃亡，仍无法躲避，终被秘密杀害。其好友胡武因被株连，全家60　余口皆被杀死。他还在河南城西建起一座兔苑，一名西域商人因误杀一兔，因此被株连而死者竟达10　余人。

梁冀和他的妻子孙寿，都穷奢极侈，大肆搜刮财富。其在洛阳周围的木苑，"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尽千里"。各地调发的物资以及四方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先送往梁冀府中，然后才能献给皇帝。他还将数千名平民掠为奴婢，称为"自卖人"。

梁冀的骄横跋扈到他的两个妹妹--梁太后和梁皇后死去以后，便走到了终点。桓帝与中常侍单超、具瑗、左悺、徐璜、唐衡等五名宦官密谋，于公元159年（延熹二年）八月，派禁军包围梁府，收梁冀大将军印绶，梁冀与其妻自杀，梁氏及其妻孙氏诸宗族，年无长幼，皆论罪弃市。数十名与其有牵连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都被处死，故吏、宾客被免官黜陟者多达200　余人，一时"朝廷为空"。"穷极满盛"的梁氏外戚遭到致命打击，"百

①　《后汉书·梁统列传》。

①　《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

②　《后汉书·梁统列传》。

姓莫不称庆"。梁冀被没收的家财，拍卖后达30　多亿，等于东汉王朝半年的租税收入。

4。五侯肆虐单超等五人因诛灭梁氏有功，被同日封侯，人称"五侯"。此外，还封宦官侯览、赵忠等8人为乡侯，从此"权归宦官，朝廷日乱"。

单超早死，其余四人日益专横，他们极其挥霍，竞相修建华丽的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这些失去生育功能的宦官们，甚至还霸占良人美女，娶妻妾，蓄养子。中常侍侯览大肆聚敛，贪赌以巨万计，前后霸占民田180顷，住宅381　所，他还模仿皇宫修建大规模的住宅，高楼池苑，堂阁相望。这些宦官的宗族亲戚以及宾客徒属，也都依仗权势，贪赃枉法，榨取民财，如同盗贼一样。侯览的哥哥侯参出任益州刺史，对境内稍为富足的人，动辄便诬以罪名，诛灭全家，前后吞没的财物多达几十万。徐璜之侄徐宣曾向下邳李家求婚被拒绝后，在出任下邳令时，公然率吏卒到李家将人抢走，用箭射死后埋尸县衙。事发后被东海令黄浮论罪诛杀。徐璜向桓帝告状，桓帝竟将黄浮判刑服劳役。侯览和小黄门段珪的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被济北相滕延捕杀数十人，滕延竟以多杀无辜的罪名被免官。是非完全颠倒了，所以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左回天（谓左悺势能回天），具独坐（谓具瑗骄贵无偶），徐卧虎（谓徐璜恶似卧虎），唐两堕（谓办事没有一定准则，恣意横行）"①。至此，宦官专权达到了高潮，朝政极为混乱，百姓不堪忍受，纷纷反抗，起为寇贼。

5。外戚、宦官火并桓帝于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死去，十二岁的刘宏继位，是为灵帝。

桓帝的皇后窦氏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其父窦武为大将军执政。窦武和太傅陈蕃密议诛除宦官势力。正当他们积极部署准备动手时，机密泄露，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劫持灵帝和窦太后，占据皇宫，假传圣旨收捕窦武等人。窦武拒不受诏，双方对阵阙下，宫内宫外，一片混乱。最后，窦武所率北军士兵被击溃，窦武被困自杀，陈蕃亦被处死。事后，窦太后被软禁在云台，灵帝则完全被宦官控制。窦武诛杀宦官不成，反被击垮，说明宦官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很难动摇了。

曹节、王甫等宦官控制政权后，权势日盛，曹节升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王甫迁中常侍，其他参与政变者也都被封侯食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宦官的父兄子弟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①。这些人无恶不作，为害地方。曹节之弟曹破石为越骑校尉，竟然霸占下属军官之妻。王甫的养子王吉年仅20　余岁，便被任命为沛相。他性格残忍，判案苛刻惨毒，株连甚广。凡被处以死刑的人，都要陈尸车上，标明罪状，巡行示众。遇到夏天尸体腐烂，则用绳子串连其骨，必得遍游沛国诸县而后止，见到的人无不惊骇恐惧。王吉在沛国任职五年期间，竟处死了一万多人，使沛国百姓人人自危。

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司隶校尉阳球趁王甫休沐时，上书奏请灵帝批准，处死王甫及为虎作伥的太尉段颍等人。同年，曹节便罗织罪名，将阳球等几个决心诛除宦官的正直官吏处死。此后，以曹节为首的宦官集团继续

①　《后汉书·宦者列传》。

①　《后汉书·宦者列传》。

把持朝政。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曹节死去，宦官张让、赵忠等12　名中常侍又被封侯。灵帝对他们宠幸无比，甚至宣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②。在皇帝的纵容之下，张让等宦官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甚至其家奴也"交通货赂，威形显赫"。各地奸猾之人，更争相向宦官行贿，以图升官。扶风人孟佗因以珍玩物品贿赂张让，竟得以就任凉州刺史。

公元189年灵帝死后，14　岁的皇子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密谋诛杀宦官。结果，宦官提前下手，矫太后诏，诳杀了何进。袁绍又发兵尽诛宦官2000　多人。此后，董卓进京，赶走袁绍，废少帝刘辩，杀何太后，改立汉献帝，从此，东汉皇帝又掌握在地方军阀的手中，而依附于皇权的宦官、外戚集团则随着皇权的衰落而瓦解。

（二）党锢之祸外戚、宦官交替擅权，使东汉政治更加黑暗腐朽，东汉王朝危机四伏。

面对深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统治集团内一部分官僚、士人，开始对东汉政权的前途感到担忧。另外，宦官和外戚及其爪牙控制了选官大权，选举不实，权门请托，贿赂公行，当时人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①。选官制度的混乱，严重地堵塞了太学生和各地郡国生徒入仕的出路，引起强烈不满。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担忧，促使这些官僚、士人起而反对外戚、宦官擅权，要求革新政治，并对时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不畏权势的人物进行赞扬，逐渐形成了所谓"清议"，即社会舆论。

官僚、士人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大体上可以分为顺帝以前和桓灵时期两个阶段。

顺帝以前，反对外戚和宦官的斗争还只是局限在少数人中间，没有形成一股势力。早在章帝统治时期，太尉郑弘就上书指出外戚窦宪"权势太盛"及其宗族、宾客"在官贪残"；和帝时，尚书仆射乐恢也以"诸舅不宜干正王室"为由，要求皇帝、太后限制窦氏外戚的势力发展。安帝时，杜根针对邓太后临朝、邓骘辅政，上书主张"安帝年长，宜亲政事"①。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司空周章甚至还密谋发动宫廷政变，废邓太后，诛邓骘，终因事泄被迫自杀。

桓帝继位以后，梁氏外戚专权，"跋扈将军"梁冀胡作非为，政治更加黑暗，因而有更多的官僚、士人投身到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中来。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形成一股势力，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是分不开的：第一，外戚在同宦官争夺权势的过程中，一般都很注意笼络士人，表彰儒学。如邓骘曾荐举"明经博览，无所不穷"、号称"关西孔子"的杨震为太仆；顺帝时，梁商辅政，特地推荐名士李固为从事中郎，尽管他对李固的建议"不能用"，在表面上还是相当尊重。这些"天下名士""清议"的内容，往往能够左右士大夫在仕途上的进退。他们一般都不满于外戚、宦官专权，因而，在当时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这种清议在士大夫中间还是起到一定激浊扬清的积②　《后汉书·宦者列传》。

①　《抱朴子外篇》卷15《审举》。

①　《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

极作用。第二，东汉王朝建立后，为加强思想统治，提倡儒学，对太学十分重视。安帝、顺帝统治时期还不断扩大太学规模，顺帝时太学生达三万余人。各地郡国学校也纷纷建立起来，史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②。这些太学生们同官僚士大夫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太学也便成为清议和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中心。

在反对梁冀专权的斗争中，出现了很多敢于直言、不畏强暴的官僚士人。如质帝死后，在围绕立帝问题上，太尉李固和杜乔面对梁冀"意气凶凶，而言辞激切"的蛮横态度，坚持主张立"年长有德"、"明德著闻"的清河王刘蒜为帝，桓帝继位后，李固、杜乔被梁冀罗织罪名，下狱处死。梁氏外戚被诛灭后，宦官集团独霸朝政。白马令李云公开露布上书，揭露宦官统治"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的现象，被逮捕下狱。弘农郡五官椽杜众对李云的忠谏行动十分赞赏，上书表示愿意与李云同日死。李固、杜乔和李云、杜众的斗争，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同情，时人称此四人为"前后李、杜"，名满天下。

继"前后李、杜"之后，司隶校尉李膺成为反对宦官集团斗争中的领袖人物。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令，因贪残无道畏罪躲到张让的家中。李膺亲率吏卒到张让家中将其捕获法办。此后，宦官稍有收敛，李膺声誉更高，人们以受到他的接待为荣，称为"登龙门"。尽管李膺等官僚士大夫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握有实权的宦官集团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终于在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开始反扑了。

当时，河内郡（河南武陟西）人张成以占卜吉凶结交宦官。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故意令其子杀人。任河南尹的李膺将其捕获后不久，政府果然大赦。李膺非常愤怒，不顾诏令，将其处死。宦官集团以此为借口，唆使张成的门徒上书，控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串连郡国学生，互相联系，结成死党，诽谤朝廷，扰乱社会风俗。早已被宦官集团控制的桓帝大怒，下诏逮捕"党人"，因此案受牵连者多达二百余人。李膺在狱中供辞故意牵连宦官子弟，宦官害怕受到牵连，加之太尉陈蕃极力劝谏，外戚窦武也上书请求，桓帝才宣布赦免党人不再治罪，但仍将其全部罢官归家，并终身禁锢，永远不许再作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桓帝死后，灵帝继位，太后父窦武以大将军身份辅政。窦武不满于宦官专权，解除党锢，起用被禁锢的党人，并与陈蕃密谋诛除宦官势力。但因事泄，窦武、陈蕃等反为宦官所害。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反，曹节趁机上奏搜捕党人，"党锢之祸"再起，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俱被处死，其他因陷害、牵连者六七百人，分别被流放、禁锢和处死。熹平元年（公元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门书写反对宦官的文字，称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宦官集团再一次大捕党人及太学生至千余人，凡与宦官有隙者，亦被牵连在内。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申冤，触犯宦官忌讳，复操纵灵帝下诏，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甚至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第二次党锢之祸持续了十几年，直到黄巾大起义，东汉政府才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宣布解除"党锢"，赦免党人，起用他们镇压起义军。

②　《文选》卷1，班固《东都赋》。

十三、黄巾大起义和东汉王朝的灭亡在统治集团内部宦官、外戚交替擅权、党锢之祸迭起之时，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广大农民则痛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危机和土地兼并引起的流民和奴婢问题，将东汉政权推上了绝路，黄巾大起义和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终于导致东汉政权的灭亡。

（一）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东汉后期，在政治腐败黑暗的同时，统治集团的生活极其腐化奢侈。桓、灵二帝时，仅后宫彩女就多至数千人，衣食费用每天高达数百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住在京师的官僚贵戚们，"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家中器物，"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连他们的徒御仆妾，都穿锦■绮纨；甚至他们死后的棺材，也必须用"江南檽梓预章之木"，"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工匠雕刻，连累日月"，"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①。桓帝时，由于挥霍无度，以至于"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是谓三空"②的地步。为了维持巨大的开支，桓帝和灵帝统治时期，经常削减百官俸禄，向王侯借贷，甚至公开卖官鬻爵。如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①；到灵帝时更是公开在西园标价卖官，二千石的官卖二千万，四百石的官卖四百万，所有官职都按其职位的高低和利禄的多少标定价格。买官的人既可以先交钱，也可以到任后加倍付款。这样，不少人以重金取得官位：太尉段颍、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街张温之徒，皆入钱上千万下五百万以买三公；曹嵩通过贿赂宦官和"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②。崔烈通过灵帝傅母程夫人交纳五百万钱买得司徒之职。在举行封拜仪式时，灵帝竟然对左右亲信说：真应该再稳一点，本来可以赚他一千万的。

卖官鬻爵加剧了吏治的腐败。很多官吏到任后，便大肆搜刮。灵帝时的一个小小长安县令，便贪污千余万；而益州西部，由于是"金银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在官吏贪污的同时，皇帝也不甘示弱，不断巧立名目。灵帝时规定各地向国库上缴租税时，必须先将一部分交入宫中，称为"导行钱"；南宫失火，他又下今天下耕地每亩纳税十钱，称为"修宫钱"；官吏的升迁要交纳"助军钱"，等等，灵帝还特别指派一些宦官替他保管钱财，并且在他的老家河间国（河北献县东南）买田修宅，似乎准备一旦做不成皇帝，还可以回去做个土财主，真是贪婪、愚蠢到了极点。

东汉王朝黑暗腐朽的统治和统治者对人民残酷的压榨，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人祸加上天灾，人民更是无法正常生活下去。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州郡大饥，。。老弱相弃道路"①；永初四年（公元110年），

①　《后汉书·王符传》。

②　《后汉书·陈蕃列传》。

①　《后汉书·桓帝纪》。

②　《后汉书·宦者列传》。

①　《后汉书·安帝纪》。

"青徐之人，流亡万数"②；至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③。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人民，因冻饿而死甚至"民相食"的记载史不绝书。

（二）"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

在东汉统治集团内部外戚和宦官为争夺统治权打得不可开交、党锢之祸迭起的情况下，东汉政府根本无暇顾及人民的死活，走投无路的农民便纷纷起而反抗。东汉安帝至灵帝统治时期，有史可据的农民起义多达41　次，其中安帝统治的19年中，农民起义一共发生了4　次；顺帝统治的19年中，发生了13　次；冲、质帝共在位不足两年，却发生了4　次农民起义；桓帝统治21年，发生了14　次；而灵帝统治时，自公元168年至180年，即发生农民起义4　次。从"百姓流亡，盗贼并起"的记载看，小股流民暴动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青州一带爆发了张伯路领导的起义，张伯路自称"将军"，率三千余人，活动于沿海九郡，杀二千石、令、长，东汉政府派侍御史庞雄督兵镇压，反使其声势转盛，后在御史中丞王宗的数万军队镇压下，起义才于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归于失败。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扬州六郡农民在章河领导下起义；曾旌在会稽率众起义；广陵人张婴领导的义军则在徐、扬一事活动，其势力曾达到一万多人。桓帝永兴二年（公元154年），公孙举、东郭窦在泰山、琅琊一带起义，起义军发展到三万多人。延熹五年（公元162年），荆州地区接连爆发农民起义，其中还包括少数民族的起义。东汉政府派御史中丞盛修前去镇压，结果不但没有将起义镇下去，连被募的士兵也举起了义旗。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不但面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镇压，而且还受到地方地主豪强私人武装的威胁，这是与西汉时期农民起义不同的。

尽管上述起义相继被东汉政府和地主豪强镇压下去，但人民并没有屈服，正如当时一首民谣所说："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①。这些涓涓细流，最后终于汇集成为雄浑浪潮，爆发了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的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

（三）黄巾大起义1。原始道教与农民起义的结合东汉末黄巾大起义的准备工作是通过披着宗教外衣完成的。东汉顺帝时，琅琊人于吉造了一部《太平清领书》，其内容十分庞杂，包括治理国家、阴阳五行思想以及巫术杂语等。到灵帝统治时期，《太平清领书》中宣传的思想广泛流传于民间，并分为几个流派，其中最主要的有东方张角的"太平道"和巴蜀汉中地区张鲁的"五斗米道"。

张角，巨鹿（河北平乡）人，是太平道的教主。他自称"大贤良师"，②　《后汉书·安帝纪》。

③　《后汉书·桓帝纪》。

①　《太平御览·卷96》引崔实《政论》。

通过用符水给人治病的手段传播太平道，吸收了很多弟子，并派他们到各地去传教。由于东汉统治集团内部忙于争权夺利，对以治病为手段的太平道的看法也存在着分歧，有些人甚至认为太平道只是在"以善道教化天下"①，因此太平道的发展实际上处于半公开状态。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太平道众便发展到数十万人，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八州。为了将这些道众有效地组织起来，张角还按地区分为三十六方，大方有一万余人，小方也有六、七千人，各立渠帅，由张角统一领导。张角在组织力量的同时，还广泛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苍天"，指东汉王朝的天命，而与之对立的"黄天"，则是指太平道教义中所宣传的美好社会。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是甲子年，所谓"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是指在这一年里，东汉王朝即将覆灭，天下将得到太平。这一预言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在本质上却成为起义的号召和行动的纲领。为了使这一预言深入人心，太平道众们还在京师洛阳和各州郡官府的门上，用白土写上"甲子"二字。为使起义的准备工作更加扎实，张角还亲自到洛阳观察动静，并让大方渠帅马元义将荆州和扬州数万人集中到邺（河北临漳县西南），准备以此为中心举行起义。马元义还多次来往于京都洛阳，秘密联络与太平道有关系的宦官徐奉等人，以作为内应。当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以后，张角将起义的时间定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并约定"内外俱发，八州三十六方并起"。张角的动员令发出后，参加起义的农民们积极响应，他们"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②，只等起义的日子到来。

2。黄巾大起义就在这场矛头直指东汉王朝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即将爆发之际，情况突然发生变化：青州济南的大方首领唐周（一名唐克）向东汉政府自首告密。东汉统治者立即着手镇压。马元义在洛阳被捕后车裂而死，洛阳的太平道组织受到很大破坏，道徒和被牵连者遭杀害的有一千余人，全国范围内对太平道教徒的大搜捕即将全面展开。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张角当机立断，"晨夜驰敕诸方"，下达在二月提前起事的命令。起义军虽然仓促起事，但由于有十数年的长期准备，仍然"旬日之间，天下响应"，数十万名农民同时拿起了武器，起义军头裹黄巾，以为标志，因此被称为"黄巾军"。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

黄巾军的主力集中在冀州、颍川和南阳三个地区，分别由张角兄弟、波才和张曼成统帅。起义军在各地杀官吏、烧官府，推毁豪强地主的庄园，没收他们的财物，开仓赈济贫民。起义军英勇作战，在短时间内便取得了重大进展。

面对起义军的迅猛发展，东汉统治者急忙下令解除党锢，动员所有力量对付黄巾起义军。一时间，各地豪强地主纷纷起兵，协助东汉政府围攻黄巾军。与此同时，东汉政府派何进为大将军，调集大军防守洛阳周围的八个要塞，以防起义军攻进洛阳。以皇甫嵩、朱。。为左右中郎将，率主力镇压波才率领的对洛阳威胁最大的颍川黄巾军。卢植、董卓则率军镇压张角兄弟率领的冀州黄巾军。

①　《三国志·孙坚传》。

②　《资治通鉴》卷58。

颍川黄巾军在洛阳附近的战斗中取得很大的胜利。四月，波才打败了朱。。率领的军队，并将皇甫嵩围在长社（河南长葛），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五月，义军由于缺乏军事经验，"依草结营"，被皇甫嵩利用火攻打败。此后，这一地区的形势发生逆转，骑都尉曹操被派来增援，与皇甫嵩一起向波才军发起猛攻，波才在损失数万名战士之后，被迫移师阳翟（河南禹县）。颍川黄巾军的失败，解除了对东汉首都洛阳的直接威胁，东汉政府便将皇甫嵩所部北调，参加对冀州黄巾军的围剿，朱。。则率军前往南阳，参加对南阳黄巾军的进攻。

张角兄弟率领的冀州黄巾军本来已经将卢植、董卓打得大败而逃，正值皇甫嵩移师北上，义军面临新的战斗之时，张角不幸病逝。张梁率义军在广宗（河北威县东）一带与皇甫嵩展开了血战，张梁阵亡，其余五万农民军英勇牺牲。十一月，张宝率冀州黄巾军余部在下曲阳（河北晋县西）与皇甫嵩再次展开激战，结果张宝战死，冀州起义军最后失败。

南阳黄巾军开始在张曼成的率领下，也取得了重大胜利，他们将东汉南阳太守秦颉围困在宛城，双方相持一百余日。六月，张曼成战死，起义军在新推出的首领赵弘领导下占领了宛城，但在不久后与东汉援军朱。。的战斗中失利，赵弘战死。十一月，宛城陷落。南阳的黄巾军也被镇压下去。

黄巾军的主力虽然在经过九个月的激战后失败，但其余部仍坚持战斗。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黄巾军余部郭大在西河白波谷（山西襄汾）再次起事；益州黄巾军马相起于绵竹；青、徐地区的黄巾军在张铙率领下起事，队伍发展至二十余万人，至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又发展到一百多万人，后为曹操打败，收编为"青州兵"。

在黄巾大起义的同时，河北、河南、山西等地也发生了众多的起义以响应黄巾军，其中较为著名的是"黑山军"，他们以黑山（河南浚县西北）为根据地，人数曾发展至百万，后被袁绍、曹操等人镇压下去。

另外，在汉中，还爆发了以张鲁为首的五斗米道起义，并于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农民政权。这个政权持续长达二十多年，至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时，张鲁向进军汉中的曹操投降，这一政权才告消失。

（四）董卓进京与东汉王朝的灭亡黄巾大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东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又重新激烈起来。张让等12　名宦官无功而被封侯，而在战场上与黄巾军拚力死战的皇甫嵩、卢植等人却反被贬官，宦官同外戚、官僚士大夫的矛盾逐渐公开化。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死去时，宦官蹇硕意欲杀死外戚何进，立刘协为帝以独揽大权。何进察觉此事而拥兵自重，立何皇后之子刘辩为帝，是为少帝。何皇后临朝，何进以大将军之职辅政。袁绍劝说何进诛杀宦官，但何太后却以曾由宦官推荐而得灵帝宠爱之故，不肯答应。何进便调凉州军阀、前将军董卓，东郡太守桥瑁、武猛都尉丁原等进京，屯驻于洛阳附近，准备采取武力翦除宦官势力。宦官段珪等得知何进密谋，便先发制人，趁何进入宫之机将其杀死，并劫少帝出走。袁绍得知消息后，率兵悉诛宦官，死者二千余人。

宦官的势力刚刚消灭，董卓的军队便开进了洛阳城，他乘机收编何进部下诸军，成为京城中拥有重兵的主要力量，因而被升为司空。公元189年九月，董卓胁迫何太后及百官废少帝，改立年方九岁的刘协为帝，是为献帝。随后，董卓逼令何太后自杀，并毒死少帝。此后，董卓自任相国，独揽朝政。董卓军队的成份十分复杂，除汉人以外，还有胡、羌等少数民族的雇佣兵，军纪极差。他们在洛阳城中公开抢劫财物，掳掠妇女。一次，他派兵去阳城（河南登封），正值祭社。兵士将祭社的百姓围起来，男子的头全部砍下，挂在车辕上，车上满载妇女、财物，回到洛阳后，声称"击贼大胜"。

董卓进洛之初，曾竭力拉拢人材，他曾起用"党人"荀爽、陈纪等，并依"党人"的推荐，任命韩馥为冀州牧，但他废杀太后和少帝的举措引起了士大夫官僚的不满，因此，袁绍、袁术、曹操等人都纷纷逃出洛阳，图谋反抗董卓。

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东方部分州郡刺史、太守十余人推举袁绍为盟主，起兵讨伐董卓。盟军屯驻在河内（河南武陟西）、颍川（河南禹县）、酸枣（河南延津西）一带。而此时，黄巾军余部郭大的白波军活跃于太原、河东一带，人数发展至十多万，屡败董卓大将牛辅。董卓害怕腹背受敌，便决定迁都长安。为强迫洛阳一带居民西迁，他竟动用军队驱赶百姓上路，并放火烧毁洛阳的宫殿和民房，致使从前兴旺一时的大都会在二百里以内荒无人烟。

董卓西迁长安后，司徒王允于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定计杀死董卓，但由于其善后工作处理不好，童卓部将李傕、郭汜以为董卓报仇为名，联兵攻占长安，杀死王允。接着，董卓部将之间又因争权夺利互相残杀起来，长安城中一片混乱。汉献帝成为诸将争夺的目标和傀儡，而东汉政权则已形同虚设了。

在董卓旧部混战长安的同时，关东地区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袁绍、袁术、曹操等并没有因董卓已死而休兵罢战，反而展开了更激烈的混战。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献帝由长安逃回洛阳，曹操采纳谋士毛■的建议，将献帝迎至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至此，东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至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献帝，东汉王朝彻底灭亡。中国历史进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十四、结语秦汉时期的政治具有丰富多采的内容。在此期间，发生过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为使皇权至高无上，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将皇权神化，中央与地方围绕集权与分权的斗争；祸起萧墙，围绕皇权继承进行的血与火的较量；而从赵高开始，宦官、外戚专权，后妃干政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痼疾，在后世一代一代地重演；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一向"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三次揭竿而起，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改朝换代；在民族关系上有和亲与征伐；在外交方面则有东渡大海、西出阳关。。。这一切，概括起来都是始终围绕着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根主线展开的。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寻根溯源，有很多都出自秦汉时期。如：赢政自称"始皇帝"后，中国的皇帝制度便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皇权思想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由皇权与相权之争而引发出来的三省六部制，也可以在汉代尚书台找到雏型；中国古代的地方制度，无论是二级，还是三级，都是秦汉时期郡县制的变种，其间虽有短时期的分封，但都不过是失败的尝试；秦汉时期的法律、监察、官吏的选拨、俸禄、考课、奖惩、休沐、致仕制度，无不对后世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而以预建太子为核心的皇位继承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才由密建王储制所代替；后宫制度、礼乐制度、宗庙陵寝制度也大都为后世所效仿。

秦汉 第022卷 秦汉经济史

【本卷提要】

《中国秦汉经济史》主要论述中国秦代、西汉、东汉（公元前221年-公元196年）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本书以客观经济规律与国家经济制度的相互作用为主线，逐步展开秦汉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画卷。从而揭示秦汉专制集权的经济体制与社会经济结构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运动方式，推动社会经济呈波浪式向前发展，同时孕育、形成中国封建经济的基本特征，奠定了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模式。

本书研究方法独特，视野开阔，史料翔实，论证严密，观点新颖。尤其对秦汉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土地占有的两级结构、"普遍依附农制度"以及社会经济矛盾等问题的论述非常精辟，令人耳目一新，自成一家之言，为揭开中国封建经济发展之谜提供了新认识。

一、秦汉经济概述（一）秦汉经济史的基本内容秦汉经济史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它包括基本经济区域、物产分布、社会人口、交通运输等基本经济概况；包括土地制度、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及其相互关系等社会经济结构；包括封建国家的财政、户籍、租税、徭役等各种经济制度和经济措施；包括农业、工业、商业等社会经济部门的发展现状；同时还包括各个阶层的经济思想等等。本书以秦汉经济发展的进程为主线，研究每个时期经济关系的相互作用，力求把握秦汉经济发展的概貌。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各种经济关系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特别是客观经济的自发倾向和国家经济制度的影响，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面貌。本书即根据这一认识进行考察，将秦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分成六个阶段。

1。秦代（公元前221年-前207年）--强权政治与经济的大起大落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为了巩固统一帝国，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并相应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如健全经济管理体制，统一货币与度量衡等，一度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当时分散落后的经济条件与中央集权政府的有效统治存在矛盾。为了迅速改善经济条件，秦王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土木工程建设。加上长期经略边疆的活动和无休止的徭役征发，残酷的刑法和沉重的租赋剥削，使人民无法正常进行社会生产，最终激起秦末农民起义的怒火，摧毁了煊赫一时的大秦王朝。秦的暴亡与社会经济的崩溃，并非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激化的后果。由于秦王朝通过专制集权统治对社会经济活动过度地干预，严重地摧残了社会劳动力，故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2。西汉前期（公元前206年-前141年）--无为政策与经济的恢复发展期公元前202年，刘邦在社会动乱的废墟上建立起西汉王朝，为了恢复发展社会生产，汉初统治集团制定了重农抑商的各项措施。随着封建秩序的初步稳定，惠帝、高后、文景时期进而推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实行郡国并行的管理体制，因而促进了地方经济以及农业、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户籍制度、赋税制度、徭役制度亦逐步确立。这时推行的无为经济政策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随同泛滥起来的分裂因素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文、景时期贾谊和晁错就已经看到了这一趋势，要求封建统治者改变现行的放任无为政策，采取积极有为政策干预社会经济，使之朝着有利于中央集权的轨道发展。

3。西汉中期（公元前140年-前49年）--有为政策与经济的繁荣期汉武帝即位后，开始全面推行积极有为的经济政策。为了解决对外战争的财政开支，打击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猖狂活动，西汉政权进行了加强中央集权的财政改革，全面调整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管理机构，并实行统一币制，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新的经济政策。通过财政改革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保障了对外战争的顺利进行，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使民间商业更加紧密地依附于封建地主经济。

昭帝、宣帝时期，继承武帝末年"与民休息"的既定方针，致力于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高度繁荣。在这场经济制度的改革中，出现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经济思想家，主要有司马迁、桑弘羊和董仲舒，他们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思想流派。

4。西汉后期（公元前48年-公元24年）--统治失策与经济衰落期随着土地兼并势力的发展，自元帝以后大土地占有制完全形成。原来依附于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纷纷以各种形式依附于豪族地主，面临这一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西汉统治集团为了不失去编户齐民，仍然遵循西汉前期制定的祖宗成法，通过名田制、户籍制、租赋徭役制阻碍私家封建依附关系的顺利发展，再次形成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尖锐矛盾，致使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一时难以通过租佃关系再度与土地结合起来从事生产，导致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依附关系最终以非法、隐蔽的形式艰难地向前开辟道路，酿成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流民问题及所谓"奴婢问题"。

但统治集团无法认识当时社会问题的实质，总是沿着限田限奴婢的老办法来解决这一新的经济课题，终于出现王莽改制的历史悲剧。王莽企图通过恢复西周时期土地国有制和货币制度来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打乱了人民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引起了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

5。东汉前期（公元25年-公元88年）--社会关系的调整与经济复苏期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后形成的无政府状态，使农民依附于地主的自发经济进程迅速扩展，社会生产得以顺利进行，一度缓和了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但是，王莽改制的失败掩盖了西汉后期的社会矛盾，使人们反而留恋西汉王朝，故东汉光武帝刘秀高举"能绍前业"的旗帜，全面继承了西汉时期的经济制度，所以东汉时期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冲突再起。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与豪族地主争夺劳动人手，刘秀通过度田和清查户口来破坏地主与农民的结合，却遭到豪族地主集团的武装反抗，最后迫使刘秀与地主豪强达成妥协：既承认地主的既得利益，又坚持实行"八月算人"、定期清查户口的制度。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汉统治集团只得通过精兵简政，节省开支，组织屯田，释放奴婢和囚徒，招抚流亡等途径来解决国家的人力财力困难。于是，通过豪强地主经济自发势力与封建政权挖掘生产潜力的双重作用，促使东汉前期社会经济复苏。

6。东汉后期（公元89年-公元196年）--社会失控与经济的分化瓦解期自和帝以后，统治集团日益腐朽，封建国家执行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更加恶化。不断增加的赋役摊派使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流亡，他们纷纷投入地主豪族门下，使封建国家实际控制的人口越来越少，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家组织社会生产的职能逐渐丧失。

然而，豪族地主的田庄却是荒芜国土上的片片绿洲。豪族地主田庄经济是私家封建依附关系自发发展的产物，它使破产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从事社会生产。在当时国家经济职能瘫痪的条件下，承担起组织社会生产的责任。它是一个自给自足、多种经营的自然经济单位，往往以宗族群落的形式出现。但地主田庄经济毕竟难以挽回全社会经济衰退的总趋势。由于封建国家机器运转失灵，丧失了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使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逐渐向豪族集团手中转移，封建依附关系越来越强化，加上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最终导致东汉帝国的瓦解和国民经济的崩溃。当时朝野上下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探讨，亦发人深省。

（二）秦汉经济发展的特点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大统一时期，其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基本格局，开始形成以下特点：1。以农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完全确立西欧封建时代，人口基本稳定，宜耕宜牧的土地较多。农村一般实行三圃制，连成大片的休耕地常用来放牧，而且耕地外围还有长年牧场。因此，畜牧业一直比较发达，形成农牧混合的经济结构。由于我国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耕地和草原较少，山地却占了三分之二，所以畜牧业不甚发达。人们的食物构成主要是粮食，粮食生产在社会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也需要建立单一的农业经济模式。这些反映到统治阶级的政策上，则是推行重农抑商、崇本抑末的经济政策，也就是优先发展农业生产而限制其他经济部门的增长。秦统一中国后，即宣扬"上农除末"政策，并陆续向边疆游牧区移民，使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经济向四周扩展。西汉统治者曾实行大规模的徙民实边和屯田，在我国西北一带开辟新的农垦区。随着社会人口的不断增长，农业区域不断向边地推进，草原牧地日益减少。直到东汉时期，仍在西北地区广开屯田，而且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定垦田827053600亩。以后东汉和、安、顺、冲、质帝的垦田数量都有明确记载。实际的垦田数量不断增加，说明当时的农业区在不断扩大和充实。于是，在秦汉时期形成了包括黄河流域，泾、渭、汾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北起长城，南到岭南的统一农业经济区，从而使农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完全确立。

当然，在这种基本统一的经济体系之中，还存在着多种类型。如在长城以北、以西的广大地区为游牧经济区，在碣石（今河北昌黎）经龙门（今陕西韩城县境）西南斜向天水、陇西以北、以西地区为半农半牧区。而在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区域内，又以秦岭、淮河为界，北部为旱粮农业区，南部为水稻农业区。同时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虽然中原地区农业生产发达，但南方有些地区还处在火耕水耨的落后阶段，甚至也有"食肉衣皮，不见盐谷"①的原始村落，这些构成了当时以农业为主体的多样性经济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基石。

2。地主大土地占有制日益发展土地制度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经济制度。自秦代确立土地占有的两级结

①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构后，地主大土地占有制日益发展。西汉初年，主要是官僚（包括贵族、功臣、官吏）地主，他们凭其政治、经济特权，通过各种方式占夺土地。有的由国家、皇帝封赏取得土地；有的则公开用暴力掠夺土地；有的却打着买卖的幌子强占土地等。到汉武帝时期，不但官吏猛增，而且他们兼并土地的现象已很严重。《汉书·董仲舒传》说：官吏们"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天下。。广其田宅，博其产业"。另外，这时庶民地主的势力也发展起来，他们有的以田畜为业，发家致富，多买田宅；有的"以末致财，以本守之"，通过经营工商业起家，再兼并土地。而且许多庶民地主还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官僚阶层。于是，出现了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的局面，标志着地主大土地占有制的初步形成。不过，当时封建政权往往通过强制迁徙、刺史督察、酷吏打击等手段限制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发展，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势头受到影响。

自元帝以后，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随着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地主阶级的社会势力更加强大，出现了儒士、官僚、地主、商人四位一体的豪族地主。这时"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他们占有的土地多达数百顷甚至数千顷，标志着地主大土地占有制进一步发展。其时封建政权对土地兼并的限制已显得软弱无力，迁徙豪民以奉帝陵的政策被迫停止，哀帝限田限奴婢之议根本无法实行，王莽通过改制剥夺大地产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度田受阻以后，以柔道治理天下。从此，东汉政权事实上默认了豪族地主的既得利益，大地主土地占有制迅速发展，地主田庄经济形成。同时又出现了累世公卿的局面，产生了世代掌握政权的门阀地主，他们对土地的占有趋于稳定。《后汉书·仲长统传》指出：这时"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标志着地主大土地占有制基本确立。而秦汉地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日益发展，对封建经济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3。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越发牢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秦汉社会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当时无论是自耕农的小块土地，或是地主的大片土地，还是国家直接经营的土地，都采取个体独立耕种的形式，即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既从事粮食生产，又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一般以"男耕女织"为特征。

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有"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①的规定，说明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已经形成。但这种传统到秦汉时代才典型化，真正成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淮南子·主术训》就说："耕之为事也劳，织之为事也扰，扰劳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而且，"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成为汉代人的口头禅。随着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地主田庄经济的形成，商品市场更加萎缩，故西汉后期贡禹、东汉张林都曾主张废止钱币，国家租税皆征布帛及谷。在《后汉书》中，征收"租调"、"调取谷帛"等记载累见不鲜。可见曹操颁行的田租户调制肇端于东汉，当时国家的租税已主要征收谷帛，反映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更加牢固，更加普遍。

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首先是小农家庭维持生存的需要。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小农经济的生产规模狭小，生产工具简陋，他们

①　《史记·商君传》。

从事农耕的收入有限。加上小农的地租与赋税负担沉重，他们的全部剩余劳动甚至部分必要劳动也被国家或地主剥夺，为了求得生存，不得不把家庭手工业作为谋生的重要手段。其次是国家政策的影响。封建政权总是通过户籍管理、法律等行政手段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农民不能自由迁徙。同时，封建政权推行的重农抑末、劝课农桑政策又限制了其他生产门路。迫使农民只能挖掘家庭生产潜力，通过男耕女织来维持生计和简单再生产。再次是实物剥削制度的限制。秦汉政权制定的租税制度和通行的实物地租剥削，也制约了农民的生产活动。农民只有采取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才能备齐上交的谷帛等物品。总之，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既是秦汉社会生产力和封建制度的产物，又是当时封建专制政体的基础。

但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并不能解决自身生产、生活的全部问题，他们所必需的铁工具和食盐等就得靠市场来解决，所以当时仍有商品经济存在的社会基础。此外，当时还有独立的个体手工业经济，各种专业林、牧、副、渔经济以及官营工商经济等。秦汉社会经济即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多种经济成份为补充的整体。这种经济构成不但具有承受重压的顽强生命力，而且在被摧毁后还有顽强的再生能力。可见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是秦汉经济发展的根本。

4。社会经济呈波浪式向前运动秦汉社会经济的发展，曾发生三次巨大的经济波折。第一次发生在秦汉之交。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即为建立巩固统一的经济体制而努力。但由于统治集团操之过急，好大喜功，对人民进行残酷的租赋徭役剥削，激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随之而来的六国旧贵族复辟战争、楚汉战争，加上灾荒饥馑的打击，使国民经济陷入低谷。

刘邦重建西汉王朝后，吸取秦朝暴亡的历史教训，继续为建立巩固统一的经济制度而努力。经过孝惠、高后、文、景诸帝对经济政策的调整，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武帝时期国民经济空前繁荣，成为汉代的经济高峰。又经过汉武帝全面的经济改革，终于建立起整套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地主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西汉统治集团又把注意力转移到解决土地兼并引起的经济难题上。由于西汉后期统治集团不能及时调整过时的经济政策，以适应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阻碍了失去土地的农民通过租佃关系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从事生产，所以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并由此引发第二次经济波折。王莽为解决社会危机采取的复古倒退措施，使"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故爆发了第二次农民大起义，连年的兵祸和灾荒，再一次使国民经济落入低谷。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推行了一系列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加上封建依附关系的自发发展，地主田庄经济的壮大，到明帝、章帝之际社会经济又一度繁荣，但当时经济回升的曲线始终没有达到西汉顶峰期的高度。由于东汉统治集团仍然继承西汉陈旧的经济制度，所以根本不能解决地主大土地占有制继续发展而引起的社会危机。章帝、和帝时，东汉短暂的繁荣就开始呈现回落的趋势。从此，国家经济制度与土地占有关系的矛盾急剧恶化，孕育着第三次经济波折。随着东汉后期朝廷政治的腐败，封建国家的经济秩序完全混乱。农民纷纷摆脱国家户籍依附于豪门地主，造成国库严重空虚。东汉政权又把财政危机转嫁到农民头上，致使阶级矛盾激化，终于爆发了第三次农民大起义。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使国民经济遭到空前浩劫，又一次陷入低谷。

为什么秦汉经济的发展会呈现波浪式的高低起伏呢？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明显看出，封建国家执行的经济政策是否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在这里起着决定作用。由于我国专制集权的国家机构具有行政和经济两种职能，封建政权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负担组织社会生产的责任，所以农民收成的好坏在这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

另外，秦汉时期尚处在封建社会初期，封建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土地由分散趋于集中，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第一次出现的社会问题。封建国家调整经济政策使之适应这些变化，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故封建政权完成第一个任务经过秦皇汉武约百余年的探索才实现。而封建政权从西汉中期起到东汉末年止，整整化了300余年仍未完成第二个任务。所以说，封建统治集团建立的专制集权的经济体制，与经济基础产生既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使秦汉社会经济发展呈波浪式向前运动。这种运动形式不断使封建经济关系破坏，又不断使封建经济关系再生，其总趋势是长期缓慢发展。

总而言之，秦汉社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使农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完全确立，地主大土地占有制日益发展，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越发牢固，社会经济呈波浪式向前运动。这四个方面既是秦汉经济首先孕育出来的个性，又是中国封建经济的共性。

二、秦代社会经济的兴衰与治乱（一）秦始皇巩固统一的经济举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空前统一的封建王朝--秦。面对这样一个大国，秦王朝没有现成的统治经验可借鉴。秦始皇以其宏伟的气魄和胆略，创造性地运用战国时代秦国与其他六国的治国方针，规划了统一帝国万世永存的蓝图。在这幅博大精深的蓝图上，不仅包括秦始皇设计的政治、军事、文化策略，而且还囊括一系列重大经济举措。

1。健全中央集权制的财政管理机构为了巩固统一大业，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秦代实行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秦王朝的财政管理机构是秦国财政机构的继承和发展，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代的中央财政管理系统是按照便于君主专制的模式构建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财政大权。下设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①，包括协理全国财政。丞相可参与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贯彻实行由皇帝批准的各种财政命令。丞相李斯就曾"更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②。丞相还有权考核中央各官署的用度，监管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直接向皇帝负责。另据世传秦"相邦戈"铭文，可知丞相还经营管理都城咸阳官营手工业作坊的监造等工作。又御史大夫为副丞相，负有财政监察之责，并掌管天下图书计籍。如秦始皇时，张苍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明习天下图书计籍"③。

中央具体负责管理财政的机构有大内和少内。大内负责管理帝国"公家"的财政，少内管理帝室"私家"的财政。大内官长又称治粟内史，或简称内史，主要掌管国家"谷货"。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记载，治粟内史具体负责田租稿税的征收、积贮和支出。凡存放在各地的粮食、刍稿，每年必须由上计吏造册上报内史，由治粟内史统一掌握。甚至规定用来酿造官酒的籼稻和糯稻数量，也必须把使用情况定期报告内史。此外，治粟内史还负责对官府公器的收发和变买，负责都官，刑徒等衣物的分发和收缴，还负责调度手工业者。手工作坊必须把工师和新工、故工传授、学习工艺的情况记录下来，上报内史。《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说："盗出朱（珠）玉邦关及买（卖）于客者，上朱（珠）玉内史，内史材鼠（予）购。"④可知内史有权收缴私自偷运或出卖的珠玉珍宝，并给破获者以适当奖赏。这些都表明治粟内史大多执掌国家的实物财政。治粟内史的属官有丞二人，其中太仓令丞佐助管理谷货实物的收发和贮存。

少内官长又称少府。《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云：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秦国征收山泽之税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而山泽之税中最主要的是盐铁之利。董仲舒曾指责商鞅改帝王之制，"专川泽之利，管山林

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②　《史记·李斯传》。

③　《史记·张丞相传》。

④　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11　页。

之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①则知盐铁负担面广，少府的这笔收入是相当可观的。秦设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吏管理盐政和铁政，实行盐铁包商政策。《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国曾在蜀郡成都置盐铁市官并长丞。秦始皇时，司马昌"为秦主铁官"②。各地盐铁官所收顾租（即承包税）与市税，皆汇于少府。除山泽盐铁之税外，少府的另一大宗收入是人口税。秦自商秧开始征收户口税，称之为"户赋"，后改为"口赋"。《淮南子·汜论》说："秦之时。。头会箕敛，输于少府。"就是指秦代按人头征取税钱，用畚箕装收，上交少府。可见少府主管钱税收入，凡山泽盐铁市井税收和人口税收，概由少府领受作为皇帝私藏。于是大大加强了皇帝的经济特权，为君主专制统治提供了便利的经济条件。

少府既是帝王征收特种税的财政机构，又是为其收藏钱财的贮存机构，也是制造皇室物品的手工业管理机构，还是为帝王办事服务的后勤机构。故少府设多种属官分管各项工作。如设盐铁官长丞负责征收盐铁税；设都水长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设永巷令掌宫人帐簿，公桑养蚕及女工等事；设平准令掌知物价及练染作彩色；设御府令丞掌供御服；设太医令丞主医药；设廪牺令丞掌祭祀牺牲；设导官令丞主择米；设佐弋掌弋射；设六尚即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书侍奉帝王日常起居活动；还设有将作少府专门为帝王营建宫殿、苑囿和陵墓等等。随着秦统一战争的胜利，其统治区域不断扩展，少府占有的财源、税收和人力也不断增长，于是皇帝的"私"有经济特权日益庞大，最终导致其私欲的恶性膨胀。

秦代的地方财政管理系统分为郡、县两级制，是按照强化中央集权的模式构建的。郡守是郡一级的最高财政长官，负责本郡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并监督所属县、道（秦在边郡设道）的财政。郡守有权在郡内征收租税，征发劳役。还统领地方盐、铁、市官，负责本郡官营手工业作坊的监造管理等。郡守必须按时受县上计，上计的内容包括户口垦田，赋税数量，钱谷入出，盗贼多少等情况。上计材料经郡守核实后评定政迹优劣，并进行处罚或奖励。而且郡守必须年终向中央上计，接受中央的考核和奖惩。郡守的财政佐吏有郡丞等。郡丞协助郡守管理财政，具体负责上计之事。另有郡少府掌管郡中钱财，以供郡府用度。

秦制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县令、长为县一级的财政长官，负责本县财政租税收入和支出，管理生产并分派徭役。还主持上计，接受郡与中央的财政检核。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县令、长必须及时检查县属官员的财物与帐目，责令其赔偿亏损的财物，还须供应来县办事的中央官员口粮。而且，大内或少内所设的"县工"（县手工业作坊），必须由该县提供工匠和原料等等。可见县令、长在财政方面责任重大。县令、长的财政佐吏有县丞。县丞在财政上除主管仓狱外，还负责本县上计。财政属官有县少府，掌管县府钱财。有县令史，负责检验仓库。且有县啬夫多名。田啬夫主管公田，在徙民、救灾等情况下赐民公田或假民公田；司空啬夫掌水利、建筑、道路等工程；库啬夫管理手工作坊；漆园啬夫掌管漆园诸役；仓啬夫管理仓库；厩啬夫管理饲养等。

秦在边郡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道，由道啬夫主管。《睡虎地秦墓竹简·语

①　《汉书·食货志上》。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

书》说，南郡守腾向县、道啬夫发布命令，要求不论县或道都要执行中央统一的法律、田令等，不得奸私。但秦一般在夷道地区实行财政优惠政策。秦昭王时，曾与板楯蛮夷盟约："顷田不租，十妻不算"。李贤注："优宠之，故一户免其一顷田之税，虽有十妻，不输口算之钱。"①秦代在县下设乡，大乡（五千户以上）设有秩，小乡（不满五千户）置啬夫。乡官除掌管一般行政事务外，在财政方面负责管理乡所辖土地、户口，主持摊派徭役，征收赋税，参与国家仓库粮食的保管，处理民户财产纠纷等。秦在乡下设亭、里。亭有亭长，里有里正或里典（为避始皇名"政"，改"正"为"典"），其财政职能大体与乡官类同，还设有专门管理农业生产的佐吏"田典"。

由此可见，秦代通过严密的财政分工，苛细的财政立法，严格的财政监督、上计、考核制度以及财政奖惩制度，强化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和管理。于是，秦代的财政管理机构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提供了保障。但秦代过于严密苛细残酷的管理制度，必然束缚人们的手脚，使财政官员和地方财政不能发挥积极主动性，以至于物极必反，因缘为奸。而且，秦代的财政管理机构主要是承袭战争年代秦国的财政体系发展而形成，其中有些方面已经不能适应和平建设时期大统一帝国的要求了。特别是少府的财政职权就是个大问题，但秦代统治者并没有及时进行调整，终于铸成大错。更为可悲的是，秦王朝的种种暴虐行径使财政机构不能正常行使职能，甚至使生产管理系统处于瘫痪状态，其后果是不难预测的。

2。"使黔首自实田"

自商鞅变法以后，封建土地所有制在秦国形成。商鞅通过田制改革集中垄断国内的土地所有权，并由国家统筹规划。决裂封君采邑和乡邑村社土地上旧有的阡陌，按照统一规制修筑新的阡陌，然后由国家"制土分民"。一部分土地通过授田和军功赐田等方式转归私人占有，一部分土地由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使土地关系具普遍国有和私人占有的二重性。

《新唐书·突厥传》引杜佑云："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可知商鞅授田以大亩百亩为单位。且实行辕田制，让受田农民终生占有田地，"爰（辕）自在其处，不复易居"。同时，授田制还与编户制相联系。《商君书·去强》说："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生者著籍，死者销籍，有名于上者皆授与田宅，相反则"上无通名，下无田宅"①，农民生则著籍受田，死则削籍还田，户口、田地皆由国家管理，统筹安排。

当时除实行授田制外，还实行军功爵户赐田制。《商君书·境内》曰："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即依据军功爵级的高低赐给相应的土地，严格遵循按尊卑爵秩等级名田宅的原则。不过，用以"厉战士"的赐田，同样"身死而田夺"。

这种授田赐田制，直到秦始皇初年仍在推行。《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田律》规定："入顷刍藁，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藁二石。"可见所授田地不管农民是否耕种，都必须以授田之数向国家缴纳田租刍藁。《史记·甘茂传》说："秦乃封甘罗（甘茂孙）以

①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①　《商君书·徕民》。

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这表明祖父所赐的田宅，子孙不能随便继承，必须通过国家"复赐"才能占有。

秦之所以长期推行授田赐田制，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秦承袭村社授田制遗风；二是秦有实行授田、赐田的社会条件：早期秦国地广人稀，国家掌握着大量的荒闲地。后来秦国对外战争的胜利，又使秦国夺得成批成批的土地，可以满足军民的土地要求；三是现实斗争的需要：秦国为了赢得统一战争的彻底胜利，所以"急耕战之赏"，通过较严格的授田赐田制激励农民积极生产，将士英勇杀敌。

自秦统一六国后，社会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就秦国本身而言，由于秦统一战争的完成，土地掠夺已到尽头，故秦的授田赐田不再是现实斗争的需要，也失去了继续推行的客观条件。另就被吞并的六国而言，虽然战国初年各国程度不同地实行过授田制，但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到战国后期各国的田制已有很大差别。尤其是三晋地区，地狭人众，经济制度变革迅速，到统一前夕授田制自行瓦解，私人土地买卖关系已经产生。而对复杂的社会形势，秦始皇必须采取新的土地政策使全国协调一致。于是，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使黔首自实田"，令全国民众向国家呈报占有耕地的实数，即承认民户世代继承占有田产的合法性，正式宣告授田制的终结。总而言之，"使黔首自实田"，不仅是秦国土地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是对各国土地制度发展现状的概括和总结。《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琅邪刻石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说明朕即国家，对全国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而"使黔首自实田"，又说明皇权已承认全国臣民拥有土地的世代继承和支配权。由此最终形成我国封建社会土地占有的两级结构。因为土地所有权被国家和私人两方分割，所以它既不是完整的国有制，也不是完整的私有制，而是国有与私有的综合体，使土地所有权具有不定性和流动性。这与西欧封建土地制度的多级结构和相对凝固性有明显差别。可知秦始皇"使黔首自实田"，实质上是封建国家通过土地所有权的一次性分割，来支配尽可能多的臣属。而且废止一切中间环节，使全体社会成员的人身都依附于国家并提供赋役，形成以皇帝为核心的辐射型状态。故"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足见由秦始皇最终完成的封建土地制度的两级结构，是巩固封建统一，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经济基础。

3。统一货币与度量衡面临战国以来长期分裂、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有许多经济问题等待统一的秦王朝来解决。为了便利全国上下的经济交流，使国家的财政职能正常运转，秦始皇下令统一全国的经济计量。

（1）统一货币秦统一中国以前，各国铸币的形态、大小、轻重不一，计量单位也不相同。在韩、赵、魏三晋地区，主要流行"布币"；在齐、燕地区，主要流行"刀币"；南方的楚国，主要流行铜贝（通称蚁鼻钱）和金币"郢爯（chèng音称）"。无论是布币、刀币、铜贝或金币，都有大小不等的各种形态和各自的计算单位。秦国曾继承周的传统，长期以布帛充当货币。到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钱"，这种钱即"半两钱"，近年来在秦国遗址多有发现。《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金布律》规定："钱十一当一布"，秦律中许多钱数都是11　的倍数，就是从布折算的结果，表明了铸币"半两钱"对布的取代过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战国晚期，各国货币呈现两种统一趋势：一是在经济交往频繁的中原地区，即周与韩、赵、魏四国，通用一种式样完全相同的小型方足布，这自然是商品交换的发展，需要统一货币计量的结果；一是在沿黄河地区即周、魏、赵、齐、燕、秦等国，都先后流行圆钱，圆钱无论在铸造、流通、贮藏等方面，都是最便利的，它的广泛流行，自然是货币形式优胜劣汰的结果。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即废止六国货币，以秦国的货币为基础，进一步统一全国货币。《史记·平准书》记载："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秦代"半两"钱较多。在始皇陵兵马俑坑及刑徒墓中，就出土"半两钱"600　余枚，皆为方孔有郭圜钱，一般直径在2.27-2.5　厘米左右，重量在2.5-3.35　克之间，实际重量为五铢或六铢①秦统一币制后，克服了多种货币在使用、换算上的困难，有利于国家财政职能的行使，同时也便利了各地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而秦半两圆钱的式样，因其使用方便，成为汉代及后世铜钱的滥觞。

（2）统一度量衡秦国商鞅变法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仍以布帛充当货币，规定民户以粟帛等农副产品交纳租税，以粟帛购买爵位。国家强调以实物为流通、支付手段，有意压制货币经济的发展。因此，商鞅对测量实物多少的度量衡制非常重视，曾经"平斗桶、权衡、丈尺"①，由国家制定颁行统一的计量标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鉴于战国时代各国推行的度量衡制差别较大，不利于统一帝国财政职能的运行，于是"一法度衡石丈尺"②，统一度量衡。秦始皇下令废止各国混乱的计量，以秦商鞅变法时期的度量衡制为标准，颁行全国。如传世的商鞅方升（铜质，现藏上海博物馆）为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颁发给重泉的标准量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把它调回检核，重新刻上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再颁发到临作为标准量器。又1964年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高奴禾石铜权"，为秦昭皇时铸造。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又在铜权上铭刻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至秦二世即位，再次补刻诏书作为标准衡器。而且，秦在统一度量衡时，也制造了许多新的标准器具，刻上诏书铭文发至全国各地。其诏书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其中一部分附有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诏："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③这种刻有诏书铭文的秦标准器，在陕西、甘肃、山西、河北、河南、内蒙、辽宁、吉林、山东、江苏等地均有发现。可知秦代推行统一度量衡的工作，确是雷厉风行的。

秦王朝颁行的度量衡制如下表：

①　参看吴镇烽《半两钱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

①　《史记·商君列传》。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颜氏家训·书证》。

度量衡1　丈＝10　尺＝100　寸合今230　厘米1　斛＝10　斗＝100　升＝1000　合合今2000　亳升1　石＝120　斤　合今307050　克1　斤＝16　两＝384　铢　合今256.25　克秦王朝在统一币制的同时，又统一度量衡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国家对全国经济的控制。为了保证度量衡器的统一，秦律规定对主管度量衡器有误差的官吏实行处罚，以便于国家统一征收租税和发放实物，加强对全国财政的量化管理。当然，全国计量标准的统一，同样有利于民间各地的经济交流，促进社会经济的一体化。

4。便利水陆交通为了健全经济管理体制，秦始皇除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制度外，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连串的经济建设，决心建立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控制。

秦统一六国后，即下令拆毁各诸侯国设置的关塞、壁垒，削平险阻，畅通陆路交通。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开始修建驰道。据《秦始皇本纪》所载他五次巡游的路线，可知秦驰道遍布今陕西、甘肃、河南、山东、河北、山西、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等12　省数万里之地。其中主要有两条干线：一条自咸阳东指齐、燕海滨，一条从咸阳南向吴、楚之地。道路皆用重锤夯筑，道宽50　步，每隔3　丈栽一棵青松。有关秦驰道的遗迹，后世多有记载。《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一，曾提到湖南永州零陵县境内的秦驰道，"阔五丈余，类大河道。"一条从桂林北至全湘的秦驰道，长达700　里，"皆长松夹道"①。北宋王安石还写过一首《秦皇驰道诗》。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又令蒙恬等人修建一条由咸阳向北延伸的"直道"。直道从咸阳以北的云阳出发，穿过陕西北部的山岭，进入内蒙古草原，跨过黄河，直达九原郡（治所在今包头市西南），全长1800　里（约今700　公里）。这条直道一半修筑在山岭上，一半修筑在平原草地上，道路可并行二、三辆马车，工程非常艰巨，但前后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为了打通南岭山脉的阻隔，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王朝又在湖南、江西、两广地区修建"新道"。新道将岭南的道路与秦驰道相连，加强了中原与南疆的联系。

另外，秦始皇还命常頞在今宜宾直通云南曲靖附近的崇山峻岭间开凿了一条"五尺道"②，使西南边境的人民可由五尺道进入四川，到达关中。于是，形成了全国以咸阳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系统，把中国各地联成一体。

在水道方面，秦始皇决通战国时代被雍塞的川防，使江河水道航行畅通。据《史记·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等记载，当时内河船只在黄河、漳河、长江、岷江、云梦、湘江、浙江、钱塘、漓水等河道上往来行驶，并可通过海上航道沟通南北水系。而且，秦王朝还在各地兴修水利，开渠浚河。秦始皇时，曾在今甘肃省境内开凿了一条有名的秦渠，在关中地区亦引渭水为兰池。秦二世时，又在咸阳至南山开凿了一条漆渠。蜀守李冰除在蜀地穿通郫江、检江外，还在越地造通陵，"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塘，

①　邝露：《赤雅》。

②　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又《汉书·西南夷传》"常頞"作"尝破"。通浙江"①。

为解决进攻南越军粮的供应，秦始皇令监御史禄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修筑了一条著名的灵渠。灵渠选择湘水和漓水最近的地方开凿。为了平缓水势，便于行船，渠道采取迂回行进的方式，以减少坡度势差。同时灵渠还建有分水控流设备--铧嘴；防洪泄水设备--大、小天平。整个渠道、堤坝工程布局合理，巧妙灵便，创造性地运用了我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的最新成果，表现出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灵渠约修成于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连接湘水、漓水，全长30　公里。它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一直是我国古代水利交通的重要枢纽，被称为"三楚两粤之咽喉"，在世界航运工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总之，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十余年间，先后完成驰道、直道、新道、灵渠等大型水陆交通建设，其工程之浩大雄伟，堪与万里长城媲美。当时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都包括在这一庞大的交通网内，这对迅速改变古代交通落后的状态，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巩固国家统一，无疑起了重大作用。同时，水陆交通网使各经济区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对促进生产技术、商品物质的交流，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但在当时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这些工程只有靠大规模地役使民力才能完成。

5。迁徙豪富与移民实边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全国人民的控制，维护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秦始皇实行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直接调配全国人口。

早在商鞅变法之时，秦就推行过徙民政策，曾经把那些议论新法的"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此后秦每攻克一地，必徙民充之以巩固占领区。《华阳国志·蜀志》载秦灭蜀后，秦惠文王于后元十一年（公元前314年），"移秦民万家实之"。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①。秦王政即位，继续实行徙民实边的政策，同时也把一些不轨之民迁至巴蜀、南阳，一是这两地距秦腹地关中较近，二是巴蜀地形险要，而南阳也有楚方城可恃。这样既便于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又可巩固关中的经济地位。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根据社会形势的新发展，部署了更大规模的移民计划。随着全国水陆交通网的形成，险阻先后被夷平，秦始皇改变把不轨豪民徙至巴蜀、南阳的旧规，即在统一的当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以免除十年徭役的优惠条件，"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②，把关东豪民置于关中首府的直接控制之下，进一步消除动乱的隐患，同时强化首府关中地区的经济优势。可见这种徙民实为"强干弱枝"之术，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全国经济的控制。

随着边疆地区的不断延伸，秦始皇又更大规模地进行移民实边活动。《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復十二岁"，开秦代徙民实边之端。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使蒙恬等北逐匈奴，在阳山、阴山、榆中（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沿黄河一带设置44　县，"徙谪实之。"《汉书·地理志》说，这一地区的郡县，"颇

①　《越绝书二》。

①　《史记·秦本纪》。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有赵齐卫楚之徙。"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再一次"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这对于巩固开发北部边疆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南部边疆，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汉书·淮南王传》还提到，当时领兵驻守五岭百越地区的尉佗，曾"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另据《越绝书》所载，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皇至会稽，徙大越民置余杭、乌程等地，又"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可见"秦徙中县之民。。与百越杂处"①，不仅有利于巩固、开发南疆，而且也大大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总而言之，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的十余年内，前后进行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共迁徙居民约106　万户，达500　多万人口。当时的移民主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迁豪富、强族于关中，一种是徙平民、罪吏于边境。秦始皇的徙民之举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国家统一，而且对改变中原"地狭人众"的局面，均衡全国人口分布，促进各地经济全面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其时徙民活动失之过急过猛，完全依靠封建国家的强权政治推行，没有顾及到徙民的经济利益，故使天下动摇，民怨沸腾。

（二）秦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秦王朝统一以后的社会形势，以及秦始皇为巩固统一所采取的一些经济措施，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农业经济的发展秦统一中国以后，土地占有的两级结构完全确立。当时六国贵族受到打击，大批豪富被迁到关中等地，庶民地主发展缓慢，最得势的是由军功起家的官僚地主，可见秦代的地主阶级数量不多。而占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数量庞大，他们依附于封建国家，是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碣石刻辞云："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说明秦政权鼓励农民努力发展生产。

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历代国君都把农业作为治国之本，非常重视水利建设，推广铁器和牛耕。战国时代所修建的都江堰灌溉系统、郑国渠以及其他数以万计的陂池沟渠，直到秦统一后仍在发挥作用。而且，秦代配合水陆交通建设，又在陇西、关中、巴、蜀、黔中、会稽等郡修建了大批新的水利设施，使更多的农田得到灌溉，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铁农具在战国已普遍使用，秦代的铁农具又有发展。近年考古发现大量秦时期的铁犁铧、铁臿、铁锄、铁镰等，不但分布广泛，而且器形有所改进。另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对官府铁器的供应和使用都有具体的规定，如果铁器损失，必须根据情况分别处理，说明秦政权非常重视铁器的分配管理。

《战国策·赵策一》说："秦以牛田，水通粮。"可知秦国已使用牛耕。在云梦秦简中，秦律规定对偷盗耕牛的人必须判罪。并规定厩苑所饲养的牛必须达到一定的繁殖率，完不成任务的要受处罚。而且，定期进行考课，对

①　《汉书·高帝纪》。

饲养好的予以奖励，饲养差的给予处分，说明官府非常重视保护、喂养耕牛。目前，考古发现秦代的铁犁铧越来越多，则知牛耕推广较快。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为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深耕细作、增加耕作效率提供了便利条件。秦代的耕作技术在战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秦简中提到应根据不同的农作物决定每亩播种的数量，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知道合理种植。另外，秦律也对如何搞好田间管理，保护农作物生长作了若干规定。特别是秦始皇相国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其中《任地》、《辨土》、《审时》等编，是记载农业耕作技术的专著，记载了改良土壤、适时种植、间苗保墒、除草治虫等方面的经验和知识。汉初流传的《耕田歌》曰："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①实为耕作经验之谈。这首歌在秦代应已产生。秦代的农产量一般每亩产粟一石半，折合今制每亩合粟140市斤。由于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秦代封建政权存放在各地官仓中的积粟非常丰富。秦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也是全国的经济重心。《汉书·地理志》说："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这里农业生产一直发达，国家的粮食储备相当丰厚。秦律规定，官仓储存的粮食，"栎阳（今陕西临潼东北，秦故都）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一积"②。直到秦末刘邦入关时，这里依然"仓粟多"，积存大量粮食。故后来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③，使刘邦终于赢得统一战争的胜利。

中原地区是秦代粮食的主要产区，封建政权在这一带的存粮也非常之多。《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秦末陈留尚有秦"积粟数千万石"。其时南阳宛地亦"人民众，积蓄多"。楚汉决战前夕，彭越攻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④。而秦建于荥阳、成皋间的敖仓是当时最有名的粮仓，"积粟甚多"。刘邦曾"据敖仓之粟"打败了项羽，后来英布叛汉时，仍有人提出"据敖庾之粟"是成败的关键。可知秦汉之际十多年间，敖仓之粟取之不竭，其存粮是非常之多的。①另巴蜀地区也是秦代的重要产粮区，《华阳国志·蜀志》云："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史记·高祖本纪》还记载，因汉初饥荒严重，高祖遂令民就食蜀汉。说明秦汉纷扰之际，这里的粮食积累仍然丰富，农业生产相对稳定。

总而言之，秦代各地官仓储粮的丰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广大农民在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压迫之下，仍在拼命地耕作，推动了秦代农业经济的发展。

2。工商业的发展战国以来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秦统一国家的建立，以及秦始皇推行的有关经济政策，促进了秦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秦代手工业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官府手工业一般规模较大，从中央到地方都设工室进行管理。根据不同的手工技术又分为工官、铁官、将作（土木工程）等独立的生产部门。

①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

③　《史记·高祖本纪》、《萧相国世家》。

④　《史记·高祖本纪》、《彭越传》。

①　参看安作璋《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秦代的农业经济》，载《秦汉史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在各官府手工工场，具体负责生产和管理的有监造官、工师、丞等。从事生产的工人，有的是官府征发来的个体手工业工匠，大部分则是刑徒。凡官府手工产品必须刻上制造官署、负责人和制造人的姓名，以便考核质量。官府手工业产品主要满足国家、皇室、官府的需求，一般不投入市场。而民营手工业主要制造民用产品，投入市场销售，故与商业发展的关系密切。

秦代最重要的手工业是冶铁业。冶铁业在战国后期已相当发展。秦国官府专门设有管理铁器生产和使用的官吏，如秦简中的"左采铁"、"右采铁"等。近年曾在秦都咸阳宫殿区附近聂家沟沟头西北，发现秦的官营手工冶铁、铸铁作坊遗址。遗址上到处都是铁渣、炉渣，并有铁块等，规模非常庞大。秦代除官营冶铁业外，民营冶铁业也很发达。司马迁的四世祖司马昌曾为秦主铁官，当时铁官大概既管理官营冶铁业，又负责向民营冶铁业收取铁税。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政权曾把一批六国的大冶铁豪富迁到巴蜀、南阳等地，这些人到达迁地以后，就利用自己的资金和技术，募民鼓铁，不久都成为巨富。蜀郡卓氏、程氏、南阳孔氏等，都是这样重新发展起来的大冶铁家。他们"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广辟销售市场，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和商品市场的活跃。

秦代的青铜业也具有重要地位。考古发现咸阳宫殿区附近的一处官府冶铜作坊，占地南北150　米，东西60　米，规模相当可观。①又据《三辅黄图》记载："秦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钟鐻，高三丈，钟小者千石也。销锋镝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于宫门，坐高三丈。"可想而知这样的官营冶铜作坊规模更大。另在秦始皇陵东侧大型陶俑陪葬坑中，发现的青铜兵器剑、矛、镞等，皆制造精良，并经过铬化处理，故在泥土中埋葬2000年以后，仍不蚀不锈，锋利如新，说明秦代青铜铸造技术非常高超。

秦代的制陶业也很发达。当时官府制陶作坊主要为帝王、官僚服务，一般为宫廷烧制砖瓦和陪葬用的陶质明器。在咸阳宫殿遗址发现的瓦，形制多样，美观实用。还有用来作为地下水道的陶管，有各种形制，而且便于套接。更令人赞叹的是，秦始皇兵马俑数千个形态逼真、形体高大的陶俑，即为官府作坊创造的陶制工艺史上的奇观。另有官营性质的市亭制陶作坊，除烧制官府器物外，还制造部分生活用器，向民众出售。而民营制陶作坊全部制造生活用器，上市销售。因为陶器是古代人民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有广阔的销售市场，因而刺激了秦代民营制陶业的发展。在秦都咸阳附近的咸亭，是民营制陶作坊的聚居区。袁仲一曾列举了秦代民营制陶作坊的陶文计17　类40　种，得知咸亭所属的17　个里都是密集的民间独立制陶作坊，可见当时私营制陶业的发达。①另外，秦代的漆器业也很发达。秦是我国古代生漆的重要产地，漆的产量相当多。《史记·滑稽列传》曾提到秦二世穷奢极欲，修筑规模宏大的阿房宫，"欲漆其城"，并开凿漆渠，"而运南山之漆"②。据云梦秦简《工律》，秦有专门的漆工和髤工从事漆器生产。在秦墓中也不断出土各种漆器。此外，秦代的纺织业、制革业、煮盐业等都较发达，特别是造船业和建筑业相当进步。

①　参看《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文物》1976年第11　期。

①　《秦民营制陶作坊的陶文》，《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　期。

②　《长安志·咸阳县》引《括地志》。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尤其是私营手工业的发展，秦代商业也开始活跃起来。虽然秦始皇推行"上农除末"政策，但并非完全取消"末业"，而是有限制的发展商业。秦始皇对大商人就比较尊重。如乌氏倮以变卖畜牧起家，"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巴寡妇清以经营丹穴致富，"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③这些作法实际上鼓励了商业的发展。同时，秦始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及水陆交通建设，也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当时遍布各郡的城市不仅是该地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该地的商业中心。如蜀郡成都，"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①城内都有繁华的商业区。其他自战国以来就发达的城市蓟（北京市）、邯郸、陶（定陶）、温（河南温县）、轵（济源）、临淄、吴（苏州）、寿春（安徽寿县）、宛（南阳）、番禺、雍（陕西凤翔）、栎阳、乌氏（甘肃平凉市西北）等，以及秦代新发展起来的城市丽邑、云阳、临邛等，都有商业市场。秦代修建的水陆交通网把这些都市、集市连接起来，形成庞大的经济整体，为西汉前期的商业繁荣奠定了基础。

总之，秦代社会经济相当发展。当我们置身于以咸阳为中心的宏伟建筑群中，远眺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面临工程浩大的水陆交通网络，清点星罗棋布谷货充溢的仓库，期盼着皇家、方士船队远航海上的归帆，俯视着皇陵、秦墓掩藏的无数珍宝。。不由得惊叹秦代劳动人民在短短十余年内创造了如此巨大的物质文明。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些人间奇迹的出现？是专制皇权！是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以皇权为代表，是主权和土地所有权、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的统一体，它足以凭借国家机器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可以把劳动人民的血汗尽量压榨出来，可以把统一国家分散的、弱小的经济力量聚合成整体实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然而，它最终不能对经济条件发号施令，人间悲剧往往在过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妄图创造更多人间奇迹的背后产生。

（三）繁苛的租税徭役剥削秦王朝在短短十多年间所创造的巨大物质文明，归根结底都是劳动人民血与泪的结晶。秦代统治集团依靠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对劳动人民进行沉重的租税徭役剥削，侵吞了人民全部剩余劳动甚至部分必要劳动时间，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因而，秦皇绘制的经济蓝图被蒙上一层阴影。

1。徭役制度与民力掠夺秦代的徭役制和兵役制是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兵、徭混一的制度，沿袭了春秋后期井田制瓦解以后各国的力役之征。其时劳动人民除了"治宫室、城郭、道渠"之外，还要当兵打仗。特别是战国时代，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升级，兵役的征发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于是形成了徭役和兵役合一的力役之征。

《汉书·食货志上》引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月为更卒，已复为正③　《史记·货殖列传》。

①　《华阳国志·蜀志》。

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就是指秦民必须每年服徭役一个月，称为"更卒"。另外还要服兵役两年，其中一年在各郡进行军事训练，或为"材官"（步兵）、或为"骑士"（骑兵）、或为"楼船"（水兵）；另一年在京师或边疆屯戍，在京师屯戍者称"卫士"，在边疆屯戍者称"戍卒"。至于秦民傅籍开始服役的年龄，据近年对《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研究，得知男子一般身高6　尺6　寸，即17　岁始傅，18　岁正式服役①。关于秦民退役的年龄，卫宏《汉旧仪》卷下云："秦制二十爵。男女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可知有爵的人56　岁就可以退役，无爵的人要到60　岁才能退役。一般无爵农民在役年限为43年，按秦制规定每年服徭役一个月，合计1290　天；另外服兵役两年，合计为720天，二者共计为2010　天。再加上各种法外之徭，虽不至于"力役三十倍于古"，但也说明秦代的力役确实沉重。

秦简《徭律》还规定，凡征发民夫修建的墙垣、堑壕等工程，必须对所建筑的工程担保一年。一年内如有损毁，主管工程的官吏有罪，并令原来的民夫重新修筑，不得计入服徭役的时间。同时规定，如果需要临时修补苑囿，应酌情征发苑囿旁边有田地的人修补，不得作为徭役，等等，说明秦政权还通过种种法规来延长人们的服役时间。而且，随着秦统一战争的结束，战争减少，使大部分兵役转为徭役时间，因而为秦政权大规模地征发徭役提供了制度保证。

即使同样的徭役制度，由于秦统一中国后情况发生极大的变化，也会无形中增加人民的徭役负担。贾谊《新书·属远篇》指出，在诸侯割据的春秋时代，因为诸侯的领地不大，无论运输物质或服徭役，都是在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而秦统一后国土广大，南方的人民必须到塞北去戍守，东方的人民必须到西南去拓边，往来运输，花费在路途的时间和费用就不少，劳动人民实际承担的徭役负担成倍增加，所以"民毒苦之甚深"。

但秦代统治者并不顾及劳动人民的承受能力，总是无休止地征发徭役，大兴土木，经常出现"过年之徭"、"逾时之役"，对劳动人民的役使远远超过制度的规定。

自秦统一至灭亡以前，未曾停止征派各种徭役。当时服役之人主要是农民，另外还有大量刑徒、罪吏、赘婿、贾人、奴产子等。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人身奴役非常酷烈，秦谣云："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餔，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①这是秦代社会"普遍奴隶制"残余严重的表现。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为建造阿房宫和骊山墓所征发的人力有70　多万，为伐南越调发的士卒为50　万，蒙恬守长城的士卒为30　万，其他修驰道、直道、漕运转作等徭役的人尚无法计算。秦时人口约2000　万，而每年都要有200万以上的了男被征发。丁男不足，又征丁女，大量的劳动力脱离生产，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2。租税制度与财力掠夺秦代的租税制度形成于商鞅变法时期，杜佑《通典·食货典》说："夏之贡，殷之助，周之籍，皆十而取一，盖因地而税。秦则不然，舍地而税人，地数未盈，其税必备。"可知秦的租税制度曾发生"因地而税"到"舍地而

①　张金光：《秦自商鞅变法后的租赋徭役制度》，《文史哲》1983年第1　期。

①　《水经注》卷三引杨泉《物理论》。

税人"的变革。

早在夏、商、西周奴隶制时代，国家以井田为单位对庶民进行劳役剥削。后来井田制瓦解，各诸侯国把劳役剥削改为实物剥削，但基本上都是"因地而税"。如鲁国的"初税亩"、秦国的"初租禾"等，都是履亩征税之制。而且对军赋的征收，如鲁国的"用田赋"、郑国的"作丘赋"等，也是按土地面积征收的。但秦自商鞅变法以后，进行租税制度改革，基本上确立了"舍地而税人"的原则。这时秦的租税制度主要包括田租、稿税，户赋、口赋，杂赋等三大类。

第一，田租、稿税。

田租、稿税是按土地征收的。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商鞅进行田制税制改革。首先铲除周代以100　步为亩的小亩制，改行以240　步为亩的大亩制，每夫授田百亩，然后国家按授田之数统一征收田租、稿税。这就是"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①。《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云："入顷刍藁，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藁二石。"这个受田之数，就是"一夫百亩"，无论每户实际耕种多少土地，国家都按"一夫百亩"的数量征收田租、稿税，反映出田租制度具有"舍地而税人"的特征。

秦代田租、稿税都征收实物：谷粟和刍稿。秦代田租率约为"十一之税"，②如果亩产平均一石半，那么"一夫百亩"应交纳租谷15　石，刍稿5　石。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正式宣布全国废止授田制，"使黔首自实田"，作为国家征收租税的基本依据。当时除秦地实行大亩制外，关东大部分地区仍为小亩制，民户占有土地的数量差别也较大。秦代田租、稿税的征收量根据民户占有土地的实际情况而进行调整。

第二，户赋、口赋。

自商鞅变法以后，秦政权对军赋的征收已完全与土地脱钩，而以人户为单位征收，充分体现了秦代租税制度"舍地而税人"的原则。《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初为赋"。这里的"赋"，即指军赋。这时军赋已按户口征收，故称为"户赋"。①《史记·商君列传》："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家富子壮则出分"②，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多征户赋。而且商鞅时期尚无法定铸币，仍以布帛为币。征收军赋时为了保持布帛等实物的完整性，也只能以户为单位征收。《后汉书·南蛮传》说，秦惠王并巴中时规定："其民，户出■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则是当时以户为单位纳赋的直接证据。其时巴中民户交纳的户赋数额，折合秦钱约百余钱，这是秦对新附地区的优惠。至于秦地人民的户赋数额，自然要高得多。

《七国考·食货志》引秦谣说："渭水不洗，口赋起。"秦国的户赋转变为口赋，约当在秦昭王时期。《华阳国志·巴志》载秦昭王与夷人"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这里所说的"十妻不算"，就是指以人口出算钱。至秦统一六国，口赋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普遍负担。《晋书·李特载记》说："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口岁出钱四十。"但不

①　《史记·商君列传》。

②　荀悦《汉纪》。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弗令出户赋之谓也。"说明当时称"户赋"而不称"口赋"。②　《汉书·贾谊传》。

久则"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③了。

从户赋转变为口赋，由户为单位纳赋到以口数出钱，反映出秦代统治集团对人民的剥削和控制更加深入，更加严密。另外，秦惠王时"初行钱"，国家法定铸币的正式推行，也为口赋的征收提供了方便。至于秦代口赋数额，也可从户赋数额推知，当时每户纳赋六布即660　钱，如果每户以五口计算，每口平均约120　余钱。又秦代口赋有时也称算钱。《汉书·晁错传》云："今秦之发卒也。。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可知汉代的算赋实沿袭于秦的口赋，汉时一算为120　钱，秦的口赋也当如此。

第三，杂赋等。

杂赋指秦代各种临时征调。如征敛"撮粟尺布"，调取民间特产"土贡"等，所有杂赋都摊派到人户。特别是秦代沉重的兵役和徭役负担，更是对于人身的剥削。这些都体现了秦代租税制度"舍地而税人"的原则。

为什么秦自商鞅变法以后，租税制度会产生"舍地而税人"的变化呢？

当然除了增加封建国家收入的主观因素外，还有社会经济形势发展需要的客观原因。首先，"舍地而税人"适应了社会分工扩大的要求。在夏、商、周时期，农业生产是社会财富最主要的来源，而且人们也不能脱离村社独立存在，所以这时还只是单一的农业劳役剥削或农业税收，必然因地而税。但到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除农业生产外，其他工商行业也兴盛起来。由于人们独立生产能力的提高，使人民获取社会财富的手段和行业越来越多。于是，促使国家的租税负担从农业扩展到社会的各个行业，由因地而税逐渐过渡到因人而税。其次，通过"舍地而税人"的政策保护农业生产。随着战国时期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社会动荡，脱离农业生产而另谋职业的人越来越多。为了保护农业生产，限制人们离开土地，故采取"舍地而税人"的新政策，使那些游食之民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都负担人口税，从而减轻农民的租税负担，让他们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并驱使那些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回归于农业，维护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商君书·垦令》云："以其食口之数，贱［赋］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充分说明了秦政权制定"舍地而税人"政策以保护农业生产的目的。再次，通过"舍地而税人"政策加强对人口的控制。由于战国时代人口的流动性及就业的多样性，封建国家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人口的控制。秦政权"舍地而税人"的政策就是加强人口控制的重要手段。这样既能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民无得擅徙"，又能使全国其他所有人户都隶属于封建国家，为封建政权提供物力、财力和人力资源。于是形成"普遍的依附农制度"，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奠定了基础。

然而，"舍地而税人"的经济政策只是抓住了人在创造物质财富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却忽视了人必须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创造社会财富的原理。秦自商鞅变法以后直到秦统一前夕，尚通过授田制来推行"舍地而税人"的政策，故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人和生产资料的结合，避免了由"舍地而税人"政策带来的不良后果。

自秦统一天下后，统治阶级一方面通过"上农除末"政策限制了农民除农业以外的其他生活门路；一方面又废止授田制度，"任民所耕，不限多少"。因此，对那些少地或无地的贫民来说，"舍地而税人"的租税制度无异于竭③　《汉书·食货志上》。

泽而渔，迫使广大贫民走向绝路。而且，由于当时诸侯兼并战争的结束，秦代统治集团再也不能靠战争掠夺来满足自己的贪欲，只能更多地把掠夺财富放在租税剥削上。所以秦统一后劳动人民的租税负担成倍增加。过度的租赋剥削使劳动人民难以维持生计和简单再生产，故"百姓贺死而吊生"①。总而言之，秦代租赋徭役制度形成于商鞅变法时期。其特点是：口赋重于田租，而徭役又超过租赋；主要是基于人身的剥削制度。随着秦的统一和疆域的扩大，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租赋徭役剥削也随之增大。史载当时的实物剥削量占农民总收入的23　，而力役剥削量至少占农民劳动时间的17　，全部剥削量约占农民劳动总量的45　。可见秦代政权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超过了地主对农民的私租剥削。由于秦民"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①，远远超越人们的承受能力，故激起农民起义的怒火，烧毁了秦帝国万世永存的蓝图。

（四）秦末社会经济的崩溃《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曰："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

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疲）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这种局面必定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米石千六百"②，即发出了农业经济危机的信号。自战国以来，一般年景每石粟约30　钱，折合每石米43　钱左右。这时米价上涨了37　倍，必定粮食严重减产。秦二世即位以后，经济滑坡的现象更加严重。其时二世沉湎于酒色之中，"肆意极欲"。而控制朝廷大权的赵高"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靠边站的李斯为了讨好二世，乃上督责之术，鼓吹"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③于是，统治集团督责官吏厚赋天下，使秦政权完全蜕变为不顾人民生计的聚敛机构。秦二世除大量征发农民修建郦山陵和阿房宫外，又"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①。其实，秦代已在国都咸阳囤积了许多粮食，而统治阶级不顾人民死活仍要搜括。这时劳动人民根本无法正常从事生产，社会经济严重衰退。故"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秦也"。②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各路起义军与秦军展开血战。六国旧贵族也乘机发动复国战争，社会局势更加动荡。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到汉四年（公元前203年），长达六年之久的大混战使社会经济全面崩溃。

投入这场混战的兵力极多。首先参战的秦军约30　多万，起义军各部及六

①　《七国考·食货志》引《大事记》。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国诸侯组建的军队每支都有十多万。到公元前206年，项羽统率各路大军60余万；次年，集中在刘邦麾下的兵力达56　万，还有一些分散的兵力不计算在内，每年参与战争的人数不下120　万。为了补充不断死亡的军队，各派势力竟然强征不应服役的男女老幼参军。大批大批的劳动力在战场上作无谓牺牲，使社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

更为甚者，就是战争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首先是社会人口的大量伤亡。每次战斗都要使数万人丧生，加上战后的屠城、坑杀，伤亡更是骇人听闻。项羽曾在新安（河南渑池）一次就坑杀秦降卒20　余万。楚汉彭城之战，楚军击杀汉军数万，睢水为之不流。。经过战争破坏剧烈的地区，户口大量减少。如曲逆县，秦时有三万户，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仅5000　户，减少了56　，而其他大城名都，"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经考证，秦时全国尚有2000　多万人口，至汉初仅剩下1400　多万，约死亡人口600　多万。其次是社会物资财富大规模的摧毁。由战争仇恨导致的烧杀掳抢，对物质文明的破坏力极大。当时项羽就是一个战争破坏狂，他曾攻克襄城，襄城无遗类，所过之处无不残灭；又引兵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掠其宝货妇女，他放的大火在秦始皇兵马俑坑即留下灰烬；他击败齐田荣后，又北烧夷齐城郭室屋，坑田荣降卒，虏其老幼妇女。其他如引水灌城，毁坏道路桥梁等，对社会经济造成的损害也很惨重。

由于战争的残酷性，自开战以来，"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农夫释耒，工女下机"①。人民不得耕种，到处充满饥荒。《史记·项羽本纪》载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汉书·高帝纪》载汉二年（前205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全国各地都是满目疮痍、饿殍遍野的凄凉景象，社会经济陷入全面崩溃。

纵观秦代经济十余年间的兴衰治乱，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说到底是当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运动的结果。秦王朝专制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封建土地制度的两级结构，两者之间是相互适应的；而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与分散落后的经济条件，两者之间又是相互矛盾的。秦代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实际上是政治、经济权力的结合体，加上"普遍依附农制度"的形成，为封建统一集权国家干预社会经济，改善分散、落后的经济状况，使之适合于中央集权统治的要求提供了方便。然而，由于秦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封建统一国家，秦王朝没有治理大国的经验可借鉴，仍然承袭战国时代秦国的经济制度，没有很好地适应从小国到大国的转变。同时，随着秦代统一兼并战争的结束，秦王朝没有很好地适应从战争环境到和平建设的转变，仍然采取打歼灭战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又因为秦代社会严重的奴隶制残余，统治集团严酷的法家传统及其无限膨胀的私欲，致使封建政权对社会经济的干预过多过急过猛，大大超过了社会所能容忍的限度。结果不但没有巩固统一国家，反而使统一国家迅速走向崩溃。但秦代确立的基本经济制度和进行的基本经济建设，奠定了汉代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秦代经济的兴衰治乱，也为后代统治集团提供了经验教训。

①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三、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汉高祖刘邦恢复、发展经济的方针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定陶即皇帝位，不久迁都长安，建立起统一的西汉王朝。面临秦末社会经济凋敝的局面，汉高祖刘邦吸取秦王朝的经验教训，着手整顿经济秩序，致力于恢复发展社会生产，以稳定新组建的封建政权。

1。秦汉之际的经济形势"秦末长达6年的社会动乱，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尤其是秦代军功官僚地主的经济势力，在农民起义的战火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以秦皇帝为代表的军功官僚地主，他们通过手中的特权占有大量土地，侵吞大量的社会财富，对人民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农民起义爆发后，拿起武器的人民群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首先把刀口对准那些穷凶极恶的军功官僚地主，把军功官僚地主及其经济势力消灭殆尽。留下来的仅仅是秦皇室所属的公田苑囿、山林川泽，以及秦代军功官僚地主的土地，它们一时间变成了无主荒地，成为社会闲置的生产资料，另外，在秦末农民战争中乘机起兵的六国旧贵族势力，也在争权夺利的战斗中自行削弱。这场社会大混战不仅破坏了社会经济，而且也破坏了原来的经济关系。许多受皇室、官府、军功官僚、贵族地主控制的劳动人民，包括刑徒、奴婢、工匠、依附农民等都自动解脱出来，重新寻找生活出路。

《汉书·食货志》说："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当时，许多无辜的人民群众死于战争和饥荒。幸存下来的1400　多万人口，大多是无钱无粮无依无靠的贫民，他们在动乱中倾家荡产，丧失生产能力，为生活所迫离乡背井，到处流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流往相对安宁丰盛之处，"就食蜀汉"。有的逃到边远之地，有的却躲进深山老林。据清人杨廷烈《房县志》记载，其时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他们自称祖先是逃避秦始皇筑长城苦役的民伕。因长年躲在深山密林中过着原始人的生活，故繁衍出全身长毛的后代。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亦称，"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一群避秦末之乱的难民，"率妻子邑人"躲进深山绝境，长期过着世外桃源的农耕生活。这些虽然类似传说，但也是当时人民求生存的真实写照。还有一些人被迫投靠豪强势力，"聚保山泽"，他们在动乱中依山泽险阻，自发组成生产团体。也有的人走投无路，不得不出卖自己和家人，沦为豪富的奴婢等等。正如汉初御史所说："间者兵数起，多亡匿。"根据当时有关资料推算，汉初幸存者中，逃离国家户籍、流亡在外的人口将近有一半，①大约有600　多万人脱籍外流。而许许多多的良田沃土却无人耕种。这种局面极不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故《史记·平准书》说："自天子不能具钩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在秦汉动乱之际，一些尚有势力的豪民，除抢占形势之地，聚众自保外，

①　参看《史记·陈丞相世家》。其时曲逆城在籍户口只有秦时的7／10，而在战乱中实际死伤人数，最多不过"十分无三"（见《通典·食货》及《史记·高祖功臣侯表》），因此，外流人数约占一半。但其地处战乱频繁地，估计其他地区外流人数应少于一半。

有的还充任汉初基层政权的小吏，乘机强占土地。那些远离动乱中心的齐、鲁、巴、蜀之地，有的豪民乘无政府状态利用当地资源，逐渔、盐、铁商贾之利。有的豪民却利用职务之便，乘机囤集粮食。《史记·货殖列传》云："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由于当时生产不足，物资紧缺，一些"不轨逐利之民"，乘机囤货居奇，操纵市场，哄抬物价，米价从每石5000　钱张到1　万钱，马价涨到100　万钱1　匹。因此，这些豪民的自发活动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生活秩序，使社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于是，如何理顺各种经济关系，恢复发展社会生产，成为汉初统治集团能否维持、巩固封建政权的首要问题。

2。汉高祖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汉高祖刘邦"起于细微"，通过秦末农民战争的风暴登上皇帝的宝座，彻底摧毁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世袭贵族建立的统治王朝。许多跟随刘邦起家的社会下层人物，如萧何、曹参、周勃、陈平、樊哙等人，都进入了西汉最高统治集团，形成了汉初布衣皇帝将相之局。他们都亲身体验过秦代残酷统治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痛苦，目睹人民群众在推翻秦王朝时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因此，汉初统治者集团在分割社会财富之余，懂得爱惜民力，让其休养生息，给人民群众以种种实惠。为了保证社会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稳定封建经济秩序，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社会生产，汉高祖刘邦重新确定了"重农抑商"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是自商鞅变法以来封建政权长期推行的基本经济政策。但每个时代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特点。就以"重农"政策而言，商鞅时代把重农和重战结合起来，奖励农民努力耕织，并通过军功爵级赏赐土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刻石琅邪台，辞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但秦始皇除"使黔首自实田"外，没有制定具体措施维护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而通过沉重的租税徭役剥削把农民挖得很苦。所以汉高祖吸取秦亡的历史教训，废除秦的苛政，通过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诏书全面推行重农政策。

第一，下诏军队复员归农，"以有功劳行田宅"。宣布跟随入关灭秦的关东军人愿留关中者，免除12年的徭役，回关东的免除6年徭役。军吏卒没有立功授爵或大夫（五级爵）以下者，进爵为大夫；大夫以上者加爵一级，并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赋。凡复员的军吏卒，均按军功爵级高低给予田宅。而爵级在公大夫（七级爵）、公乘（八级爵）以上者为高爵，除优先给予田宅外，还赏给食邑，收取若干户租税。于是，这些解甲归田者除少数高爵的人上升为军功地主外，大部分都成为自耕农民。他们获得一块土地并免除了赋役，生产积极性提高，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增添了新的力量。

第二，招抚流亡，"复故爵田宅"。号召那些在战乱中逃离家乡、聚保山泽的人回归本地，恢复他们原来的爵位和田地。另外，刘邦还曾经开放"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①。因而许多无爵无田的流亡农民也可获得土地。这些人中除小部分中、小地主外，大部分都是自耕农民，他们从此在和平环境中安心从事耕作，成为恢复发展生产的重要力量。

第三，下令放免奴婢。诏令在战乱中因饥饿自卖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

①　《史记·高祖本纪》。

民，从而解放了社会劳动力，加强了农业阵线。

第四，减轻农民负担。汉高祖崇尚节俭，对国家开支精打细算，"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②曾下令减轻田租，十五税一，其他赋税也从轻定额，使农民有较多的资金投入再生产。

第五，奖励生殖人口。《汉书·高帝纪下》载，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年"，即免除两年的徭役。这样有利于战后人口繁衍，以逐步增加农业劳动力。

汉高祖刘邦实行的重农政策顺利地实现了从战争到和平建设的转变。他通过各种方式充实了农村劳动力，基本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同时也减轻了农民的赋役负担，让农民有更多的精力从事生产。因此，这些措施对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重大作用。

汉高祖在推行重农政策的同时，实行抑商政策。在当时经济残破的条件下，一些奸商扰乱市场，乘机发国难财，这对于国计民生，特别是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是极为不利的。于是，汉初统治集团规定：商贾及其子孙不得作官；不得拥有土地；不许穿锦绣等名贵衣服；不许乘车骑马、携带兵器，并加倍征收商贾的算赋（每人两算，计240　钱）。另据《汉书·娄敬传》载，刘邦还迁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包括富商大贾共十余万口于关中，把他们直接置于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这些措施对抑制豪强、商贾兼并农民等不法行为，整顿社会经济秩序起了一定作用。可见，汉高祖推行的抑商政策，主要是贬抑商人的政治地位，限制他们以财力兼并农人。这显然没有秦代的抑商政策那么残酷。秦王朝动辄把商人"谪戍"，当时除打击"有市籍"的商人外，还对那些曾经有过市籍，或祖父母、父母有市籍者都进行打击，统统把他们赶到边疆戍守，其残酷性可想而知。而汉初虽然对商贾进行限制，但仍然允许他们从事正常的商业活动，表现出汉初抑商政策的相对灵活性。

总之，汉高祖刘邦恢复发展经济的方针，集中体现在"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上。汉高祖所采取的措施基本适应汉初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因而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史载当时"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万里之统，海内赖安"①。因此为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基础。3。调整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秦的速亡，使汉初统治集团对秦始皇采取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产生了疑虑。秦丞相王绾等人曾提出在遥远东方设置王国的建议，虽然当时没有被采纳，但这一问题又重新提到西汉统治集团的议事日程上。汉高祖认为："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辅，故大封同姓以填（镇）天下。"②汉初分封的同姓王就在离都城较远的东方地区，可见王绾等人的主张被汉高祖刘邦付诸实施。

汉高祖在铲除异姓王的同时大封同姓王，既是政治形势的必然发展，又是当时经济状况提出的要求。面临秦末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汉初国力一时难以复苏。如何在这样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对遥远地区进行有效治理？如何因时施治才能使社会安定，让农民歇肩于田亩？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摆②　《汉书·食货志》。

①　《东观汉纪·杜林传》。

②　《汉书·高五王传》。

脱这场经济危机？如何采取适宜的经济政治管理体制才能迅速恢复发展地方经济等等。摆在西汉统治集团面前的不仅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于是汉高祖刘邦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接受田肯等人的建议，着手调整当时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推行郡国并行制。汉初政权选取具有"百二"之利的关中长安为都城，并直接统辖都城附近的15　郡之地，另在中央统治力量暂时难以达到的东方39　郡之地，设立诸侯王国统治。《通典·职官典》说："汉兴，设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为王者，实古诸侯也，故谓之"诸侯王"。王子封为侯者谓之"诸侯"，群臣异姓以功封者谓之彻侯。"汉初"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诸侯百有余人"。①汉初诸侯王的设置，实际上是把中央集权控制的大部分政治经济权力下放到地方王国。当时诸侯王不仅封区大，而且有较大的政治独立性。诸侯王在封国内是最高统治者，有自己的纪年，皆自治民聘贤，断狱治政。王国的政权机构和中央的政权机构基本相同。诸侯王国的官吏除太傅、丞相由中央皇帝代置外，其他如御史大夫、内史、廷尉、中尉、郎中令、少府、宗正等都由诸侯王自置。

与汉初诸侯王政治权力相适应，王国的经济权力亦大。诸侯王亦可在封国内征收汉王朝规定的多种赋税。《史记·五宗世家》云："高祖时诸侯皆赋。"《集解》引徐广曰："国所出有，皆入于王也。"王国设有太仓及少府等官分别管理供王国公用或诸侯私用的税收。《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说："少者，小也，小故称少府。王者以租税为公用，山泽陂池之税以供王之私用。"可见诸侯王能够支配王国内的一切税收。而且，诸侯王还可以按中央政府的规定在本国内征发徭役兵役，开发山林资源，进行铸币、冶铁等经济活动。当然王国也须通过各种形式向中央上交献费等贡赋。

另外，西汉初期列侯（又称彻侯，后避汉武帝刘彻讳称通侯）的政治经济地位也是较高的。高祖分封列侯时曾"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历，国以永存，爰及苗裔"。高后又"禄第下竟，臧诸宗庙，副在有司"。当时有许多列侯在朝廷担任丞相或"九卿"之类的要职。至于"列侯封国，虽计户口之多少为限，而仍以疆域为断"①。《汉书·高帝纪》载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三月诏云："其有功者上致至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其时列侯都设有家丞等吏为他们料理家务并负责征收地税。侯国一般约为一县之地，由中央政府委派"相"主治民，归中央设置的郡管辖。列侯在国内虽无治民权，但在一定限度内尚有役使国人的权力。

综上所述，可知汉初诸侯王国、侯国的设置，特别是在距都城较远的东方分立的地方王国，扩大了地方政权的政治、经济权限，有利于发挥诸侯王国治理当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对全国每个地区行使有效的统治，适当地缩小了中央政府直接统治郡县的范围，因而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全国各地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足见汉初郡国并行制的推行不仅是社会政治发展的趋势，而且也是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它顺应了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自然发展，是西汉王朝最高统治集团依据

①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①　梁玉绳：《清白士集·答钱簷事论汉侯国封户书》。

社会条件进行的一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决不是历史的局部倒退！

（二）无为而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汉高祖刘邦在制定西汉王朝政治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善于采纳谋士们的意见，认真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谋士陆贾，对刘邦的影响很大。陆贾专门为高祖著《新语》一书，其中《无为》篇说："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至德》篇云："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提出"无为而治"的思想。刘邦实际上接受了陆贾的建议，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但刘邦统治期间，忙于进行政权建设，尚无安宁之日。至惠帝、吕后时期，西汉政权基本稳定。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高祖刘邦的成规，"举事无所变更"①，全面推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方针，使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起来。

1。郡国并行制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汉初政权推行郡国并行制，扩大地方王国的自治权力，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不多加干涉，也是当时"无为而治"的表现形式。其时的郡国并行制，对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起了较大作用。

（1）增强了各国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主动性这时诸侯王国封域大多以历史、地理诸因素形成的地域为界，每一王国成为各具特点的经济区域，故为当地政府发展地方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诸侯王在国内有治民和财政自主权，大大加强了各国政权发展本地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史记·吴王濞列传》说："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就是说，汉初王国、侯国的诸侯、列侯都对本国的老百姓采取优抚政策。其目的就是为了"招致天下亡命"，安置流亡人户，使人民积极从事生产，以发展王国经济。吴王刘濞"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贱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余年"。太史公亦云：吴王"能薄赋敛，使其众，以擅山海利"。吴王濞就这样通过种种优待国民的办法，调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因而促进了吴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淮南厉王长，"收聚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与财物爵禄田宅"。说明淮南王为争夺更多的劳动人手，不惜对流民甚至逃犯皆赐予优厚待遇。而胶西于王端因故"令吏毋得收租赋"①，从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再生产，亦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又据《汉书·淮南王传》："淮南王安。。亦欲以行阴德■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刘安及其门客所著《淮南子》一书，其中就有当时关于农业气象和生产经验方面的论述，认为"为治之本，在于安民"，告诫统治阶级必须"节欲"、"省事"，使民"足用"，"勿夺（农）时"等等，提出顺应自然、遵循客观规律的发展经济方针。这些都可说明西汉前期诸侯王在恢复发展本地经济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当时人口流散、百业待举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甚至中央政府和诸侯王国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生产劳动力的竞争。

①　《史记·曹相国世家》。

①　《史记·五宗世家》。

其时中央所属郡县的成年男子，要到边地或京师屯戍，而王国所属之人，只在本王国范围内服役，有的诸侯王还给服役者以工钱，"卒践更，则予平贾"。因此，中央郡县就有许多人户逃亡到诸侯王国去。《汉书·贾谊传》载贾谊上疏曰："今淮南地远者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悬）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若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当时贾谊就觉察到诸侯王国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已构成对中央政府的威胁。此外，那些分散在郡县的侯国也尽可能地利用自己有限的职权，招徕流亡，增殖户口，奖励开荒，以图增加地税收入。这样，许多侯国的户口迅速增长。

西汉前期，平均人口年自然增长率为12％，①而当时许多侯国的户口增长率都超过此数，有的甚至高达20％以上，说明他们设法招引来的户口较多。《汉书·高惠高后功臣表》说："逮文、景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可见侯国在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方面的作用。由于各级地方政府积极主动性的发挥，当时形成全社会的连锁反应，出现了举国上下竞相安抚百姓、努力发展社会生产的情景。（2）便于各国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生产汉初诸侯王国政治、经济权力的扩大，也利于各国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充分开发各地的自然资源。《史记·高祖本纪》载齐国"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故"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①。当时齐国政府除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地生产外，还专门设有经营盐铁生产的机构，以开发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十钟山房印举》收有齐国的"海右盐丞"印。传世的封泥有"琅琊右盐"、"齐铁官长"、"齐铁官丞"、"临淄铁丞"等。另《古泉大辞典补遗》载吴县蒋伯斧藏"高抑四铢"、"临菑四铢"、"阳丘四铢"、"东阿四铢"、"宜阳四铢"、"姑幕四铢"八品，皆出于齐地。还有《善斋吉金录》著录济南出土的四铢钱101　个，都是汉初齐国开采铜矿自铸之钱②。这些保存下来的文物足以说明齐王肥和他的继承者为发展当地经济所作出的努力。吴国，"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吴王濞为了开发当地资源，"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③。《西京杂记》卷三也提到"吴王亦有铜山铸钱，故吴钱微重，文字肉好与汉钱不异"。吴国就是充分利用地方优势而富强起来的。赵地多铁矿，故"赵国以冶铸为业"④。此外，燕、代北国，因其自然条件，发展成半农半牧的经济区。南方长沙等国，利用水利之便，广开水田种植稻谷。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水稻品种来看，就有秈、粳、粘糯之别，谷粒外型有长、中、短粒之分，有的稻谷有芒，有的无芒。这些众多的稻各种类，说明西汉初期长沙国一带，水稻种植已经普遍。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物中，还可见许多精美的刺绣。其中有"信期绣"、"长寿绣"、"乘云绣"等等，说明驰名中外的湘绣早在长沙国时就已发展到较高水平。

①　参看袁祖亮《西汉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初探》，《史学月刊》1981年第3　期。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参看陈直《汉书新证·食货志第四下》。

③　《史记·吴王濞列传》。

④　《史记·酷吏列传》。

总之，西汉初期郡国并行制的推行，相对增大了王国行使政治经济的自主权力，促进了地方政府恢复发展当地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另一方面，随着中央和王国直接统治范围的相对缩小，有利于统治阶级把握各地的风土民情，充分发挥地方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生产，从而推动整个西汉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3）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由于实行郡国并行制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所以地方王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吴王刘濞经过三、四十年的苦心经营，搞活了地方经济，很快使吴国成为东方的经济强国。《盐铁论·错币篇》记载："吴王擅障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滑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吴王濞积累的大量财富为发动"七国之乱"提供了物质基础。他曾经遗诸侯王书说："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为此，愿诸王勉用之。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①刘濞所说的未必尽能兑现，但从中可以看出吴国人民短期内所创造的巨量财富。齐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也是惊人的。且不说农业、盐铁业的兴盛，单就齐都临淄的繁荣，足可以说明问题。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主父偃曾对武帝说："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①可知齐都临淄在汉初70余年间，已发展成为10　万户人口的大城市。而且城内工商业发达，仅齐国政府收取的市租就有千万钱。其时临淄的繁荣殷富已经超过了中央都城长安，成为东方的一大都会。城市经济是社会经济的集中表现，由此可见齐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关于长沙国，文帝时，贾谊曾上《治安策》说："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说明在汉初诸王国中，长沙国的经济力量是较薄弱的。而长沙马王堆一、二、三号汉墓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该地经济发展的实物证据。这三座汉墓出土了数千件随葬物品，其中有丰富的粮食瓜果品种，动物骨骼和食品，有500　多件保存完整的精美漆器和100　多件基本完好的丝织物及服饰等等。如果从入葬年代先后来看，这三座汉墓越到后来，规模越大，越奢侈豪华。这种现象，也从侧面反映了西汉前期社会物质财富在几十年间的迅速增殖。②当时关东广大地区，绝大部分是诸侯王统治区。而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十万石"。但自武帝以后，"岁漕关东四百万斛以给京师"③。其时仅漕粮就增至汉初的40　倍。这一信息透露了西汉前期整个关东诸侯王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概况。另据《汉书·地理志》等记载：西汉中期汉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置了手工业基地共91　处。这些地方的手工业生产不一定在西汉前期都已进行，但可以肯定，当时大都有了相应的手工业工场。这些手工业工场相当于西汉前期王国地区的有盐官19　处、铁官29　处、工官2　处，共50　处。我们从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诸侯王国手工业经济发展的情况。

①　《汉书·吴王刘濞传》。

①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②　参看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又《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75年第1　期。

③　参见《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上》。

总之，西汉前期诸侯王国侯国的经济发展较快。当时诸侯王国的总面积占西汉全部疆土的大半，侯国亦遍布各地，因此对整个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汉初分封王国、侯国制度也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主要是增加了大批食利阶层，而且，汉初封建诸侯，广其疆域，"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这无疑是导致地方分裂的一个因素。但不能因此否定在汉初特定历史环境中，这一政治经济体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2。从抑商政策到利商政策的转变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为了恢复发展社会生产，整顿经济秩序，制定了重农抑商的基本政策。由于当时对商人的禁限过严，曾一度引起部分商人的不满。高祖末年，陈豨反叛，赵、代地区就有许多商人投靠陈豨充当叛军将领。而且，商业活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单纯采取行政手段是抑制不住的。随着西汉前期国民经济的复苏，商业交往也逐渐频繁。可见对商人过分的限制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至惠帝、高后时期，全面实施放任无为政策，对商贾的限制也有所放宽。《史记·平准书》说："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至"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同时，"弛山泽之禁"，"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①于是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繁荣景象。这样，汉初的抑商政策到文帝时演变成"利商"政策。景帝时，"复置诸关，用传（

huàn，即通行证）出入"，只不过是为了治安的需要，对商人的政策仍然宽松。

在无为而治环境中形成的"利商"政策，促进了西汉前期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当时首先发展起来的是一批工商兼营的盐铁大商人。因为盐铁是古代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任何时期都具有广阔的销售市场。在秦汉动乱之际，许多豪富利用家族的资本和技艺，趁时局混乱占领盐铁资源，经营盐铁生产和销售。随着西汉社会的稳定，他们已经羽翼丰满。汉政权只得承认既成事实，向盐铁经营者征取顾租。①至于顾租的数量，文献没有明确记载，《盐铁论·非鞅》说："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文帝将临邛的铁、铜矿山"赐侍郎邓通，通假民卓王孙，岁取千匹。故王孙货累巨万亿"。邓通从卓王孙处所收取的"假租"，应是卓氏原来输纳给官府的"顾租"，可知文帝时征收的顾租是很轻的。

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当时盐铁商人很活跃。大盐商有齐的刁间，他使用豪奴"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齐东郭咸阳"亦致生累千金"②。大冶铁家有蜀的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蜀程郑亦"富埒卓民"。南阳孔仅"家致富数千金"。鲁曹邴氏"贳贷行贾遍郡国"，富至巨万等。另外还有许多小盐铁商人。《盐铁论·水旱》说，当时那些小冶铁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輓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置田器，各得所欲。"他们把自己精心制作的铁农具运到田间地头出售，使产销

①　《盐铁论·错币》。

①　《汉书·食货志下》载贾谊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这种顾租即开发山林川泽的承包税。参看张传玺：《论秦汉时期三种盐铁政策的递变》，《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②　《史记·平准书》。

结合，很受农民的欢迎。

此外，还有许多工商业兼营者异常活跃，他们从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利丰厚，这都说明"利商"政策促进了西汉前期手工业的全面发展和手工业商品的繁荣。

而且，当时还有许多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等产品上市，可见"利商"政策同样促使农牧生产及其商品的繁荣。

西汉前期的"利商"政策还直接造就了更多专门从事商品买卖的行商坐贾。当时商贾分布在关中、三河、邹鲁、南阳、齐赵等全国各地。这些商贾周流天下，或远途贩运，或转手代销，不仅沟通了各个经济区域的物资交流，而且促使更多的工农业等产品转化为商品，导致市场经济的全面繁荣。

《汉书·齐悼王传》云：齐有"市租千金"，师古注曰："收一市之租，值千金也。"可知当时汉政权向从事商品交易者征收营业税。至于市租额是多少，无明确记载。《管子·幼官篇》说："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既然西汉前期"开关梁"，不征收关税，那么市租也不应超过2％，因为当时封建政权征收的赋税普遍较轻，同时，商品交换的繁荣与轻市租也是相互联系的。

随着当时无为而治及"利商"政策的形成，"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促使西汉前期商业全面兴旺。究其原因，还有以下几点：第一，战国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汉书·食货志上》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个体经济的形成，民间商业自春秋战国之际冲破官府垄断的藩篱之后，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中国广大城乡纵横驰骋。由于从事商业活动可以比工农业获得更多的利润，故"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驱使更多的人弃农经商。虽然封建王朝为了保护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经济秩序，总是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但商业作为社会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不论封建国家采取多么严厉的行政手段，都是无法抑制的。从商鞅到汉高祖的抑商政策，都是采取行政措施堵塞商业的发展，而没有找到由国家经营商业的方法，所以实际上当时的抑商政策都是抑而不止，堵而不死，民间商业仍在顽强地向前发展。特别是遇到西汉前期长期和平的良好政治环境，加上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故商品经济更似"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向上。

第二，全国水陆交通网的形成。秦王朝动用全国民力进行的水陆交通建设，来不及分享其社会效益就寿终正寝了。但到西汉前期，商品经济却坐收渔翁之利。《货殖传》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也说："重装商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全国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加强了全国各地的经济交往，有利于长途贩运，扩大商品市场和商品种类，而且有利于缩短运输时间，加快商品交换的实现和资金周转，增加商业利润，促使商品经济广泛持续发展。也许有人认为，西汉前期纵民铸钱，必然引起货币混乱而影响商品交换的发展。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当时的铸币是等值货币，是一种有价值的特殊商品。各种铸币投放到市场后，它们受价值规律的支配优胜劣汰，不久即形成"吴（吴王濞）邓氏（邓通）钱布天下"，而吴邓钱币"文字肉好皆与天子钱同"①，故成为商品交换的通用货

①　《史记·平准书》、《西京杂记》卷三。

币。于是，全国水陆交通网最终促使全国统一市场、统一货币体系的形成，使商品经济朝着有序、良性方向快速发展。

第三，郡国与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商业的发展依赖统一的自由市场，但也需要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与多种经济成份的并存。因为古代商业主要建筑在小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只有各个地区独立发展自己的经济优势，实行多种经营，开发本地矿产等资源，形成多种多样的手工业，才能为商品交换提供更广阔的社会基础；也只有各种形式的（包括纯经济的，政治经济结合的）独立经济实体的存在，才能有更多的顾主卷入商品交换的潮流。而西汉前期"从民之欲"，自由发展的地方经济与郡国并行制的推行，正好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如此良好的条件。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时期，当时各国独立发展自己的经济，形成了中原、关中、巴蜀、赵燕、齐鲁、荆楚、吴越、岭南经济区及农业（含多种经营）、畜牧业、林业、渔业、手工业、商业等多种经济成份。秦统一中国后，忙于巩固统一的经济事业，还没有来得及对社会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建立起单一的小农经济模式就夭折了。于是，西汉前期各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和多种经济成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货殖传》云："夫山西饶材，竹、穀、卢、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从而为社会提供了琳瑯满目的各种土、特商品。当时的诸侯王国除促进了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外，王侯们还以其雄厚的资本、扩大财源的强烈欲望，对商品贸易特别青睐，吴王濞就曾经派遣多人在全国各地经商，齐国的临淄也很快发展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而富商大贾亦因其利害关系更加喜欢"交通王侯"。可见郡国与多种经济成份的并存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基础。

当然，我们对西汉前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估计过高，当时除少数大盐铁商外，仍是较小规模的产销结合、贩运性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土地资本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商品经济仍然是封建经济的组成部分。3。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由于西汉政权实行"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①的方针，同时采取各种措施鼓励人民发展生产，并通过适当的经济手段调节各生产部门的平衡增长；加上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故使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起来。

（1）农牧工商业的协同发展优先发展农业是西汉统治集团的基本国策。汉高祖推行的重农政策曾培植大量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民，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打下了基础。其后惠帝、高后、文帝、景帝长期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封建政权还常常通过"贷种食"、"发仓庾"，甚至"去诸苑以赋农夫，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②等方式进行生产救济。因而，小自耕农经济迅速得到稳定和发展。《史记·律书》说：其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好一幅自耕农民安居乐业的生活图景！这时自耕农占绝大多数，而自耕农家庭是封建农业的最佳生

①　《汉书·刑法志》。

②　《汉书·贾山传》。

产体制，他们既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又是生产的参加者和组织者，收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自身的经济利益，因此最能发挥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推动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至文帝时，农业生产已为社会提供了充足而廉价（每石粟十余钱）的商品粮，从而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全面兴盛。

西汉前期的畜牧业，也是在"从民之欲"、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初，萧何制定的《九章律》中，专有《厩律》一章，即通过法律形式保障和促进畜牧业生产。文帝时修"马复令"："令民有车骑马一匹，复卒三人。"采取减免徭役的方法鼓励民间养马。到景帝时"益造苑马以广用"。而且西汉政权长期推行"令民得畜边县"①的政策，更促进了边境地区畜牧业生产的兴旺。由于封建国家的优惠政策与自然地理条件的交互作用，形成了我国西北部沿长城地带的农牧混合区。这一农牧并举的经济区域，成为联系北方游牧区和内地农业区的经济纽带，使农业区有了比较稳定的畜牧基地和牲畜来源，处处可见"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却走马以粪"②。可见畜牧业的兴盛又促使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当时林业、渔业和农副业也发展起来。各地相继出现了许多从事养鱼、种植经济林木及经济作物的专业大户。他们生产的大量农副产品又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西汉前期逐渐繁荣的工商业沟通了农牧地区和各种专业生产户之间的经济交往。广大农村不仅是工商业品的销售市场，而且也是农民家庭手工业品的基地。特别是西汉政权规定人头税和代役费都必须纳钱，所以促使农户把自己的农副产品投入市场，其中一些农户还根据市场需要来安排生产。

总之，西汉前期农牧工商业都得到全面发展。由于社会经济"待农（包括农林牧副渔业）而食之，虞（即山泽之利）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①，各行各业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使农牧工商业协同发展，形成了社会经济的有机整体。

（2）国民经济的平衡增长为了保持农牧工商业发展的适当比例，使各生产部门之间平衡增长，西汉政权陆续采取了相应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农牧工商业的均衡发展，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和繁荣。

首先，正确运用"租税杠杆"。

国家的租税政策直接影响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兴趣。汉初政权按照这一原则，通过多次减免田租的方式来鼓励人们积极从事农耕生产。建国之初，在财政收入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减轻田租，十五税一。到文景时期，政府财政状况好转，又再次减轻田租或全免田租，最后确定田租率为"三十税一"。这样的田租率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是最低的。宋人周密说："自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民几不聊生，余尝夷考，在昔，独两汉为最轻。非惟后世不及，虽三代亦所不及焉。"②他的话不太确切，但在西汉前期，特别是文景时期的"轻徭薄赋"政策，的确为历代史家津津乐道。只有东汉末年荀悦在《汉纪》中提出过异议："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耳。"

①　《汉书·食货志下》。

②　《盐铁论·未通》。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齐东野语》。

荀以封建地主大土地占有制基本确立的社会现实来评价文帝的行为，失之偏颇。西汉前期，自耕农户占绝大多数，其次是中、小地主。至于那些军功、官僚大地主，他们具有免除租赋的特权，减轻田租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却对自耕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当时减免田租的目的，是想通过物质利益诱发人们自愿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文帝二年（公元前177年）诏曰："农，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文帝十三年还下诏全免田租："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①减免了田租就能相对增加农户的收入，诱使游末之民重新回归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汉初政权在减免田租的同时，适当加重了人口税收，实质上就是把原来都由农民承担的租税分摊到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口共同负担，同样体现了统治集团"重本抑末"的经济意图。而且汉初政权还规定加倍征收商贾的人口税，"重租税以困辱之"。其目的当然在于迫使商贾"欲令务农"。《史记·货殖列传》提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因为从事工商业的人在同等条件下所获得的利润高于农民，所以人们纷纷背本趋末，引起农工商业的比例失调。为了维护农工商业的平衡，最好的经济手段就是通过不同的租税政策使工商业者和农业的实际收入大致相等，才能使从事农业和工商业的人口自然趋于稳定。可见汉初政权减轻田租、加重商贾税收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实质上是封建国家利用"租税杠杆"调节农工商业平衡发展。

《汉书·惠帝纪》云："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也是为了劝课农桑，"薄其租税，宠其强力"，即"优宠力田之人"，通过免除孝弟力田的租徭，以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另外，汉初政权还规定生孩子的人家可免除两年徭役，又"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即罚款600　钱）"。通过租税奖惩制度促进战后人口迅速繁衍，以补充农村劳动力。还有免除养马者徭役等等，都是运用"租税杠杆"加强农牧业生产，维持社会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协调发展的经济举措。

其次，有效地推行"贵粟政策"。

西汉初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商人兼并农人"的现象。针对这种新动向，晁错向文帝上《贵粟疏》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①认为国家政权不能单纯倚仗法律政令来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必须辅之以一定的物质利益才有实际效应。另一方面，文帝时每石"粟至十余钱"，如果粮价长期低廉，也会影响农民的实际收入，不能使农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封建国家必须设法提高粮食价格，以增加农民的收入，通过物质利益来稳定人心，达到重农的目的。然而，当时政府没有垄断铸币权，不能运用国家所掌握的大量货币直接参与市场上粮食的买卖，以左右粮价的轻重。所以，国家只能借助王权的力量来影响粮食的价格。于是，晁错参照商鞅创立的输粟拜爵制度，向文帝提出"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即国家），得以拜粟，得以除罪"的建议。照此办理，富商大贾要想得到爵位或赎罪，就必须向农民购买粮食。购买粮食的人多了，粮价就会自然提高。"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

①　《汉书·文帝纪》。

①　《汉书·食货志上》。

这就是使民以粟为赏罚的"贵粟之道"，可以达到主用足，民赋少，劝农功的目的。汉文帝接受了晁错的建议，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正式颁行卖爵令，果然国家获得了大批粮食，农民的生活生产都有所改善。

文帝推行的贵粟政策必然抬高粮食价格。桓谭《新论》说：文帝时"充实殷富，泽加黎庶，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为什么文帝时每石粮价有"十余钱"到"数十钱"的波动呢？推测是文帝实行贵粟政策所引起的变化。因为古人传统的经济思想，认为粮价在30-80　钱之间最为理想，能使"农末俱利"，①而桓谭也认为"谷至石数十钱"是"泽加黎庶，上下饶羡"的体现。总之，随着粮食需求量的扩大和粮价的提高，大大激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维护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因此，晁错提出的"贵粟政策"，就其经济意义而言，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抬高粮食价格，通过"价格杠杆"来调节农商之间平衡发展的经济政策。

再次，价值规律的自然调节。

由于西汉统治集团正确、有效地运用了经济杠杆，又长期推行经济放任无为政策，频繁的商品交换使价值规律对生产和流通领域产生制约作用，终于导致西汉前期"平均利润"的形成。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当时一定量的经营资金即可获取一定数量的合理利润。所有"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即任何经营者如投入一百万钱的资本，就可以每年获得二十万钱的毛利润收入。这个当时约为20％的利润率，就是近代经济学所谓"正常"或"平均"的利润率。②司马迁指出，当时无论在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果园业、经济作物业或各种手工业、商业等领域，所得的利润率都是一样。可以推知，这种"平均利润率"的产生，主要是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条件下，通过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使各行各业的发展趋于基本平衡的反映。由于农牧工商业协调、平稳增长，故使社会经济稳定而快速地向前发展。

总而言之，西汉前期是我国封建经济因循无为发展时期，是我国封建经济环境、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俱佳的时期，也是我国封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道路下一步怎么走？历史自然有所选择。

（三）户籍、赋税、徭役制度的确立土地、户籍、赋税和徭役制度是封建国家最基本的经济制度，是历代王朝分割土地、控制户口、掌握财产、征收租税、役使民力的主要根据。西汉初年，汉高祖通过"令民得田之"、"复故爵田宅"、"以功劳行田宅"等法令，基本形成按身分等级占田的名田制度，重新确定了土地占有的两级结构。在此基础上，西汉时期的户籍、赋税、徭役制度相继形成。

1。户籍制度的建立我国的户籍制度在战国时代已逐步形成。秦国于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为户籍相伍"，即以五家为单位，编造户籍进行管理。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①，进一步把户籍

①　《绝越书·计倪内经》。

②　参看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①　《史记·商君列传》。

管理与邻里什伍连坐制结合起来。《商君书·去强》云："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吕氏春秋·上农》说："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可知当时的户籍重在什伍相连，主要登记现存户口的姓名及身材高矮。到秦王政时代，户籍制度更加完备。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年），"初令男子书年"①，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使黔首自实田"。户籍已记载户口姓名、年龄、土地等情况，以便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并为其提供租赋徭役剥削。

西汉的户籍制度继承秦制。当秦末刘邦率军进入咸阳时，萧何首先就收取秦丞相、御史府的"律令图书"，使刘邦"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②，从而为封建政权恢复和健全户籍制度奠定了基础。接着，西汉政权采取恢复秦民原来爵位和田地等办法，招抚战乱中的流民重新登录户籍。又因张苍为秦时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故以张苍为计相"③，加强对全国户籍的建设和管理。丞相萧何等制定的《九章律》，其中就有《户律》，进一步把户籍的编制和管理纳入法治的轨道。

汉代的户籍又称"名数"。《汉书·石奋传》师古注曰："名数，若今户籍。"因当时把户籍写在木简或竹简上，故亦称"版籍"、"名籍"。《后汉书·仲长统传》说："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注云："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也。"当时一般以每年秋八月进行人口调查，编造户籍。这一习惯由来已久。《管子·度地》载："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秦代推行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岁末，故于年终前秋八月调查人口，造籍傅籍。《睡虎地云梦秦简·仓律》说："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西汉建立初年，就恢复了这一制度。《汉书·高帝纪上》云："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初为算赋。"从此，"汉法常因八月算人"，即以"八月案比而造籍书"①。

户籍登记的内容，主要包括户口和财产的情况。其中户口情况记载户主姓名、职务、籍贯、爵级、年龄及其家属；财产情况记载每户的动产、不动产及其訾算。

秦律汉律规定，人人都必须登记入籍，隐瞒登录者当论罪受罚。凡登记在国家户籍上的人口统称为"编户民"，编户民不得随意迁徙，如果非法迁徙，谓之"亡命"。《汉书·张耳传》师古注："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谓脱其名籍而逃亡。"国家对逃脱名籍的亡命之徒进行严惩。《睡虎地秦墓竹简·游士律》规定：有帮助秦人出境，或除去名籍者，"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汉书·淮南厉王传》亦指出："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所以汉政权经常打击那些"脱亡名数"的王侯、官吏与豪强。

为了加强对编民的控制，国家规定出游之人必须持"符"。秦简《游士律》云："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对于没有符的游士进行严厉惩罚，主要是为了防止编民脱籍流亡。这种符又称"信"或"传"，类似于通行证。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规定"诸关用传出入"，就是防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萧相国世家》。

③　《史记·张丞相列传》。

①　《后汉书·皇后纪》；《周礼·地官·小司徒》唐贾公彦疏。

备亡命之徒犯上作乱。"符"一般用竹简为之，其上除记载本人姓名、职务、籍贯、年龄外，还记有便于识别的身高、肤色等特征。

如果编民想迁居某地，必须首先得到当地官吏的批准。当编民迁至新居地后，还必须到当地占籍。所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严格控制户口，使人人不得脱籍，长期为国家交租税，服徭役。

汉代国家公民的户籍大致分为三类。其一为一般公民，即编户齐民籍，这是汉代户籍的主体。编户齐民籍通常由县道督促乡官编造，然后由县道上计报告郡国，由郡国上计报告中央，形成中央到地方的逐级管理制度。《史记·平准书》注引如淳曰："齐等无有贵贱，故谓之齐民。若今言"平民"矣。"其实，在编户齐民中，包括上至列侯重臣，下至无地贫民等各种身分。之所以称为编户齐民，是因为相对专制君主而言，所有公民"齐等无有贵贱"，都是皇帝的臣属。故"编户齐民"实质上是"普遍依附农制"的同义语。但在这些"无贵贱"的"编户齐民"中，可按财产家赀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只是西汉时期的户等并没有像唐代那样记录在户籍簿上。其时，上户又称大家，家赀约几十万钱以上。为了抑制地方豪强经济实力的恶性膨胀，上户大家往往是被迁徙的对象。《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提及："产（即家产家赀）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汉武帝曾规定家赀300　万以上的大家徙至茂陵。宣帝时把家赀100　万以上者徙至平陵、杜陵。成帝曾诏令家赀500　万以上者徙至昌陵，可见上户家赀十分雄厚。一般中户（或称中家）的家赀在10　万钱左右。《汉书·文帝纪》赞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汉代一金万钱，十金即中家十万的赀产。下户（或称小家、细民）家赀约几万钱以下，甚至有"赀不满千钱"的赤贫户。下户在编户齐民中人数最多，所受的剥削也最重。

编户的家赀户等是西汉政权推行户口政策的基础。如家赀　在几十万、几百万以上的大家常常被迁往皇陵。家赀十万以上中家和大家有做官的资格，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以后，才改为家赀四万以上者亦可作官。而家赀十万以下的小家往往是救济减免租赋的对象。《汉书·哀帝纪》："其令水所伤县邑及他郡国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十万，皆无出今年租赋。"《成帝纪》："被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三万，勿出租赋。""武帝时，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贫民赀不满五千，徙置苑中养鹿"①。而且，编户的家赀户等也是国家征收租税的依据之一。《续汉书·百官志》说，基层乡官在议定租额时必须"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

其二为特殊公民，即宗室籍。因宗室属皇帝家族成员，故受到特殊优待。他们大多有封国食邑，都可享受免除赋役的特权，还可经常得到皇帝的赏赐。《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赐诸侯王子邑各二千户"。宗室籍由中央宗正掌管，分散在郡国的宗室名籍每年由各地上计时呈报中央。据《楚元王传》等记载，汉高祖刘邦初起时，计父母兄弟子侄约32人，至西汉末230年间，宗室户口发展到十余万人，人口增长率高达42％，显然是由于他们能够享受各种特权的结果。其三为下等公民，即商人市籍。《汉书·晁错传》指出：秦代戍卒"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可见当时对商人的市籍管理很严。秦汉时规定，凡是在城镇"市"内从事交

①　《汉旧仪》。

易活动的人，都必须由官府登记，列入市籍。只有取得市籍的商人才允许在特定市区内营业。这些商人要按章交纳市籍租（即场地税）和市租（即交易税）。市籍一般由市吏具体管理，但必须上报各级政府备案。西汉初年曾对有市籍的商人制定了许多歧视性政策，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于编户齐民。

总而言之，西汉前期已经基本建立了完备的户籍制度。封建国家责令地方政府于每年八月定期对户口、财产进行清查，然后依法编造户籍。通过户籍调查加强全国的户口管理，并作为征收赋税、征发徭役或提供其他服务的基本依据。同时，各级政府以户籍调查的人口、财产等数量为基础，作为"上计"和考察政绩的主要内容。而且，户籍调查也是封建政权制定各种政治经济政策的重要根据。

2。赋税制度的形成赋税制度的内容较多，这里主要指当时农户所承担的赋税剥削，包括田租、刍稿、假税、算赋、口赋、赀赋六种。

（1）田租田租是封建政权对私人耕地的税收。汉高祖刘邦建国之初，社会经济凋敝，"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但不久因国家用度不足，又加重了田租的征收税率。到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再次"减田租，复什五税一"。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和无为政策的推行，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下令"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①。两次把田租率降低到三十税一。因此，汉代三十税一的田租率，实始于文帝时期，只是尚未形成定制而已。至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曾全免田租。

《史记·孝景本纪》载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五月，"除田半租"，即推行三十税一的田租率。自此以后，三十税一的田租率成为定制。如《盐铁论·未通》说："古者制田百亩，什而籍一，先帝（指汉武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率三十税一。"直到王莽改制，还是说"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可见终西汉之世，三十税一的制度没有改变。

汉代的田租按比率分成征收，显然沿袭上古"什一税"的传统。但实际上汉代田租按常年产量折算确定后，即以定额征收。《盐铁论》所谓"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乐岁粒米粱粝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汉代的田租征收量根据地区差别，土壤肥瘠程度，一般分为三个等级。许慎曾指出："汉制，收租田有上、中、下。"①《后汉书·秦彭传》亦载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山阳太守秦彭"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专立文簿，藏之分县"。这里所说的"差为三品"，就是"上、中、下"三品。可见汉代田租每亩定额多少，应该因地而异，在全国没有统一的租额，只有统一的田租率--"三十税一"。既然田租率"三十税一"是在西汉前期确定的，那么上、中、下三品的定额田租当随之形成。

《汉书·食货志上》引晁错说："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按三十税折算，则每亩收田租三又三分之一升（三升小半升），约三升左右。《汉书·匡衡

①　参见《汉书·食货志上》、《惠帝纪》、《文章纪》。

①　《周礼·地官·载师》贾公彦疏引《五经异义》第五《田税》。

传》载元帝时，匡衡食封僮之乐安国。临淮郡"以四百顷付乐安国。衡遣史之僮，收取所还田租谷千余石，入衡家"。四百顷收田租千余石，约每亩租谷为三到四升。献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占领冀州以后，正式颁布"田租亩四升"，也应与汉代的田租量接近。另据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第7　号大竹简，市阳里田租共53　石3　斗6　升半，估计每亩田租应为三到四升①。可见亩收三又三分之一升，约三升左右，为汉代田租征收的一个常额。

《管子·治国篇》（据研究是汉人作品）："常山之东，河汝之间。。中年亩二石。"按田租三十税一计算，则每亩收谷六又三分之二升（六升大半升），约七升左右，是汉代田租征收的又一常额。

《后汉书·仲长统传》引《昌言·损益篇》云："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仲长统主张田租按什一税征收。如按汉代通行的三十税一计算，田租量为亩收一斗。以上提到汉代田租征收量的三个常额，即亩收三升左右、七升左右和一斗左右，就是许慎所说的"收租田有上中下"之制。

总之，汉代三十税一的田租率是西汉前期确定的，其征收办法是按田亩与产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反映出我国古代田租缴纳由分成制到定额制的过渡。建安九年，曹操颁行田租户调制，废除名义上三十税一的分成比例，从轻定额征收田租，正式完成了分成到定额租制的转变。

（2）刍稿税刍稿一般指喂养牲畜的草饲料，稿为禾杆，刍为牧草。刍稿税是基于人户和田亩征收的。秦代统治者已向人民征收刍稿。西汉建立后，即恢复了征收刍稿的税制。《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多空地，弃；愿民得入田，毋收稿为禽兽食。"从此，"田租刍稿，以给经用，"②刍稿税成为汉代农户的一大负担。

《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云："顷入刍三石，稿二石"，汉代田租大为减轻，按田亩交纳的刍稿数量应低于此数。但汉初除按田亩交纳田稿、田刍外，还要按户交纳户刍。据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第六号木牍，平里和稿上二地交纳的刍稿分为田稿、田刍和户刍三种，其中平里交纳"田刍四石三斗七升"、"田稿二石二斗四升半"、"户刍廿七石"，可知按户交纳的户刍，超过按田亩交纳刍稿数量的四倍。稿上交纳"田刍一石六斗六升"、"田稿八斗三升"，"户刍十三石"，则按户交纳的户刍超过按田亩交纳刍稿数量的六倍。所以说刍稿税并非田租的附加税，而是基于人户和田亩两者征收的，而且按人户交纳的数额大大超过按田亩征收部分。另在平里刍税项下记："六石当稿"，稿税项下记："刍为稿十二石"。又稿上刍税项下记："一石当稿"，稿税项下记："刍为稿二石"，得知刍的价值大于稿，一石刍可以抵二石稿。

刍稿一般以束或重量单位计算。大约刍每束值1.5-3　钱，稿每束值1-2　钱。6　号木牍刍稿以石、斗、升等容量单位计算，也许是经过莝斫便于畜牲食用的碎刍稿。木牍上还有"八斗为钱"、"二斗为钱"的记载，说明刍稿税可用钱折纳。当时谷价每斛（石）值100　钱，则知封建政权所征收的田租

①　参看裘赐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　期。②　《汉官仪》。

与刍稿税之比约为50∶1。

（3）假税汉代统治者曾"假民公田"，征收"假税"。这样的"假税"分为两种：一种为高额假税，主要归大司农征收；一种为低额假税，主要归少府征收。西汉初期，荒闲地较多，封建政权实行轻徭薄赋政策，鼓励农民勤本务农，积极开荒耕种，没有出现假民公田、征收"假税"的现象。至汉武帝时期，进行较大规模的土木建设和边境战争，导致国家财政亏损，"是以县官开园池，总山海，致利以助贡赋，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苑囿。太仆、水衡、少府、大农、岁课诸入田牧之利，池籞之假，及北边置任田官，以赡诸用。"①于是，国家把控制的公田苑囿"假民"垦植，即"租赁"给农民耕种，收取"假税"。当时出假的公田，有太仆所掌管的牧师诸苑草地，水衡都尉所掌管的上林苑闲地，少府所掌管的苑囿园池之地，还有大司农所掌管的大量熟地：其中一部分是由士兵在边地开垦的大片屯田，一部分是通过告缗令没收的大批良田。大司农设置田官管理各处田产，向假种熟地公田的农民征收高额假税。

大司农设有田官"稻田使者"，负责把国家所属稻田"假与民，收其税入也"②。稻田使者当在武帝时期已经设立。《汉书·沟洫志》记武帝诏曰："今内使稻田租挈（契）重，不与郡同，其议减。"师古注云："租挈，收田租之约令也。"这种定立"租挈"的假税，自然重于常制"三十税一"的田租量。其假税率为多少？据《后汉书·黄香传》："（魏）郡旧有内外园田，常与人分种"，当时采取分成制的剥削办法，剥削率应与"见税什伍"差不多，但这是东汉后期出现的情况。

汉武帝在西北边郡曾开垦了大量军事屯田，当军队撤离后，即徙民以实之，设立田官管理。《汉书·元帝纪》载有"北假田官"，③李斐注曰："主假赁见官田与民，收其假税也，故置农田之官。"这种假税的征收量，据居延汉简："右第二长官二处田六十五亩，租廿六石。"则每亩平均收租四斗。还有两简皆云："率亩四斗"，则知假税亩取四斗为一个常额。又汉简云："右家五，田六十五亩，租大石廿一石八斗，"①平均每亩收租约为三斗四升。当时的量制有大石和小石之别，1　小石为0.6　大石。前简所收租谷未言大石，可能是小石，折合大石为每亩收租谷二斗四升。如果边地亩产量为1　大石，那么假税率为24％-34％。可见这种假税率大大超过三十税一（约3.3％）的田租率，但低于"见税十五"（50％）的私租率。

这种高额假税虽然与地主的私租有相似之处，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地租，仍然具有租税合一的性质。因为这种高额假税只不过是封建政权扩大财政收入的权宜性措施。不但它的剥削量一般低于私租，而且实行不久即行废止。武帝所谓"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就说明了这一趋势。东汉时，魏郡征收高额假税也受到新任太守黄香的批评："伐冰食禄之人，不与百姓争利。"于是"乃悉以赋人，课令耕种"，仅按三十税一课取田租。

①　《盐铁论·园池》。

②　《汉书·昭帝纪》及如淳德。《纪》载稻田使者燕仓发觉上官桀谋反事，"以告大司农［杨］敞"，可知稻田使者的上司是大司农。

③　《水经德·河水注》云："自高阙以东夹山带河，阳山以西皆北假也。"

①　简文均见《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496、32、292、498　页。

而且西汉武帝以后设置的"北假田官"，也于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　前）罢除，假种公田者亦转变为自耕农，按国家常制负担租赋。两汉时期，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主要剥削不是土地税而是人口税，佃种公田的农民同样必须依法交纳人口税。如果假税过高，农民就无法承担国家的所有赋税，也不利于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所以国家征收高额假税主要试行于大司农所出假的熟田，并没有长期推行。这实际上是国家在特殊条件下，与豪强地主争夺劳动人手，控制劳动人民的经济举措。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高额假税到曹魏时期发展转变为纯粹的地租。

除高额假税外，汉代政权还征收低额假税。自西汉中期以后，土地兼并日益发展，无地贫民、流民不断涌现。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进一步与豪强大家争夺户口。封建统治者常常"赋民公田"、"赐民公田"，同时还把一些能够耕种的苑囿公田临时"假与"贫民，收取"假税"。这种假税量很低，实际上和"三十税一"的田租量差不多。如《汉书·宣帝纪》：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假郡国贫民田"。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诏"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汉书·元帝纪》：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令"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初元二年，"诏罢。。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池田、假贫民"等等。

从这些诏令中可以看出，封建政权"假"与公田苑囿的对象都是"流民"、"贫民"。而且所"假"的公田许多还是没有开辟的草地，有的诏令还明确规定"假贫民，勿租赋"。因此，为了安辑流民，扶助贫民，这种"假税"的征收量不会很高。如果向贫民征收高额假税，加上还要负担国家规定的人头税和徭役，肯定承受不了。又《汉书·宣帝纪》师古注曰："假，权以给之，不常与。"可见封建政权"假民公田"，并非把公田租赁给贫民，而是暂时赐给贫民。同时，有关文献中也没有把假给贫民的公田收回的记载，实际上贫民可以长期占有所假得的土地，故这种贫民接近于自耕农民。国家对其"假税"的征收应与"三十税一"的田租差不多。《九章算术·均输》有题曰："今有假田，初假之岁三亩一钱，明年四亩一钱，后年五亩一钱，凡三岁，得［钱］一百，问田几何？答曰：一顷二十七亩四十七分亩之三十一。"这道题中所涉及的社会经济材料，应大体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际，这说明当时假税很轻，并有逐年递减的趋势，假田贫民几年后即成为实实在在的自耕农。

《盐铁论·园池》记文学曰："今县官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先帝之开苑囿池籞，可赋归之于民，县官租税而已。假税殊名，其实一也。"也就是说，"权家"设法从国家那里"假"得土地，只交纳很轻的"假税"，然后"权家"再把所假之地"转借"出租给农民，而向假田农民收取"什五"之税，所以"利归权家"。故文学建议可把公田直接授给农民，并指出"公田鄣假"之假与"县官租税"之税两者虽名目不同，但国家对两者的征收量差不多。这就是："假税殊名，其实一也。"这种公田的低额假税一般由少府征收。而假给贫民的公田，原来大多是少府掌管的池泽陂地苑囿，所以这些生地开辟成公田后仍归少府征收假税。因这些陂地池泽苑囿，本来是一些废置的资源，假给贫民辟成良田后，既可"振业贫民"，又可增加少府收入，这大概也是征收低额假税的一个因素。汉代还在山川园池中征收一种"假税"，就是"渔采"税。这种假税约从新莽时期开始征收。《汉书·王莽传》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规定："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并诏令："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①可知王莽时渔采假税为收获物的十分之一。

东汉和帝时，为救济贫民，多次下诏免收渔采假税。东汉时的渔采假税如何征收，未见记载。不过，东汉时期的山川园池之税，已"改属司农"②，这种假税已归大司农掌管。

（4）口赋与算赋汉承秦制，征收人口税。秦代的人口税称为口钱，约每人征收120　钱，但对新附地区实行轻税优惠政策。刘邦为汉王时，即开始征收人口税。汉王四年（公元前203年）刘邦在其广大统治区正式公布"初为算赋"，但当时算赋的征收数量不见记载。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推断，刘邦为了最终打败项羽，争取民心，其算赋额应低于秦代口钱120　钱。

《汉书·高帝纪》载：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诏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这里所说的献费并非算赋以外新增加的税收，而是指各郡国把征收的算赋贡献于天子，故称献费。因为汉初上交的算赋无定额，使人民蒙多征之苦，所以高祖十一年始确定为63　钱。《汉书·贾捐之传》载：文帝时"民赋四十"。则知文帝将算赋进一步减至40　钱。

卫宏《汉旧仪》曰："令民男女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以给车马。"《汉律》也说："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①算赋"人百二十"的定制应在武帝时期。《汉书·贡属传》说："古民亡（无）赋算口钱，起武帝征发四夷，重赋于民。"汉武帝以后，算赋偶有减免。如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曾"减民算三十"。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曾"减天下赋算四十"。但算赋常例是人百二十钱。

汉代除算赋外，还有口赋，口赋又称口钱。算赋是成人税，口钱则是儿童税。据《汉书·贡禹传》，自武帝开始，3　岁至14　岁的儿童出口钱，人二十三。元帝时改由7　岁至14　岁的儿童交纳，遂成为汉代定制。故《汉仪注》说："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论衡·谢短篇》亦云："七岁，头钱二十三。"但有的地方，"产子一岁，辄出口钱，民多不举子"①。

算赋和口赋虽然都是人头税，但用途并不一样。算赋为军赋，"治库兵车马"，归大司农主管；而口赋"二十钱以食天子"，归少府主管。

算赋口赋一般征收货币，但有时也征取实物。《汉书·昭帝纪》载："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令三辅太常郡，得以菽粟当赋。"每当官府征赋之际，"先明布告其日，以期会吏民敬畏趋乡之。"②具体由各县乡啬夫、乡佐征收

①　《汉书·食货志下》。

②　《续汉书·百官志·少府》。

①　《汉书·惠帝纪》应劭注引。

①　《水经注湘水》引《零陵先贤传》。

②　《汉书·韩延寿传》。

并登记上报。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第4　号木牍，提供了文帝末年到景帝初年之间，有关算赋收缴登记的情况。其中记载市阳里二月份征收算赋3　次，三月份征收3　次，四月份征收4　次，五月份征收3　次，六月份征收1　次。可见地方基层的算赋，是按月多次计征的。另从算赋征收的数量来看，市阳里在六个月内，累计每算征收达227　钱，如果仍将继续征收，那么每算的数量还要增加。说明地方实际每算征收的数量不但超过文帝时"民赋四十"的数额，而且也超过了汉代常制"算百二十钱"的规定。原来，所谓汉制算赋为63　钱、40　钱、120　钱等数额，只是各地上交给中央的赋额。各地取民之赋不仅包括上交中央的赋额，而且包括地方官吏的俸钱及其地方行政开支等③。因此，各地取民之赋大大超过汉制规定的赋额。至于取民之赋的实际数量，各地根据情况酌量而定，一般约超过上交中央赋额的数倍。可见汉代人民的租税负担十分沉重，光是人头税的征收就令人不寒而栗。

（5）赀赋汉代除征收人口税外，还征收财产税，即赀赋。上文提到，编民的家产必须计赀登记，计赀的范围包括田、宅、车、马、牛、奴婢等一切财产。编户家赀的多少，不仅是国家制定户口政策的参照系数，而且也是国家征收赀赋的基本依据。

汉代计算登记家赀，采取自报、核实与评议的办法。民户自报家赀后，还必须由县、乡组织审核、评议。而且乡有秩、啬夫也必须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

编民的家赀确定登记后，一般定为"赀万钱，算百二十七"①。即家赀一万，纳税127　钱。但从算赋"人百二十为一算"来看，服虔所说的"算百二十七"，可能是"算百二十"之误。那么，赀赋的税率为1.2％。《盐铁论·未通篇》说："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赀征赋，常取给现民。"这里的"往者"，当指汉武帝时期。为了应付巨大的军费开支，其时除向编户齐民征取赀赋外，又算缗钱"率缗钱二千而一算"②。税率为6％，大大超过赀赋的税率。《汉书·食货志》记载：新莽时，"一切税吏民，赀三十而取一"。则税率为3.3％，也超过了西汉正常时期的赀赋税率。

总之，汉代的税收以人头税为主，而赀赋却以财产的多少征税，显然是编户齐民中贫富分化的必然结果。赀赋的征收，符合租税的"公平"原则，对富豪大家来说，也能起到某些限制作用。但汉代涉及到财产的税率（如田租、赀赋）都很低，所以对富豪大家的影响不大。特别是富豪们往往与官吏勾结在一起，总是设法把赋役转移到劳动人民头上，就是赀赋也是如此。《后汉书·和帝纪》永元五年（公元93年）诏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鬵（甑）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

3。徭役制度的确立汉代的徭役制度，大体沿袭秦制而有所变通。关于傅籍始役的年龄，秦代为17　岁始傅，18　岁正式服役，汉初沿袭不变。至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①。当时把始傅服役的年龄推迟三年，应是文③　参看岳庆平：《汉代"赋额"试探》，《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4　期。

①　《汉书·景帝纪》注引服虔曰。

②　《汉书·武帝纪》注引《茂陵书》。

①　《汉书·景帝纪》。

景之治"轻徭薄赋"政策的体现。《盐铁论·未通》说：昭帝时，"哀怜百姓，宽力役之政，二十三始傅，五十六而免，所以辅耆壮而息老艾也。"从此以后，汉代人民23　岁始傅服役，至56　岁免役成为定制。人民法定的在役年限为33年。

关于服役的具体内容，《汉书·食货志上》董仲舒曰：秦时"月为更卒，已復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汉兴，循而未改。"指出汉制与秦制基本相同。所谓"月为更卒"，就是指人民在服役期限内，每年都要服徭役一个月。《汉书·昭帝纪》注，如淳引《尉律》云："卒践更一月"；《论衡·谢短篇》说："使民居更一月，"都提到汉代"一月一更"的更卒徭役。

有的乡里派遣徭役时，以民户合计十算（即十个成人）为一组，每次分派一男一女服役。《汉书·惠帝纪》："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四十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又"（五年）正月，复发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则知每次征发男女服役期限为一个月。但更卒每次服役的期限不一定都是如此，有时可根据需要分几次完成，有时则把在役年限的更卒徭役累计起来（共三十三个月），以"年"为单位服役。除每年服徭役一个月外，汉代人民还必须承担兵役"为正一岁，屯戍一岁"。《汉官旧仪》也说："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而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处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无论董仲舒所说或《汉官旧仪》的记载，都表明汉民应服兵役两年。其中一年在郡国充当"正卒"，根据不同地区分为材官（步兵）、轻车（车兵）、骑士（骑兵）和楼船士（水兵）等兵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训练并参加都试考核。而另一年在外地屯戍，根据需要有人充当"卫士"，在京师屯戍；有些人充当"戍卒"，在边疆屯戍。

《汉书·昭帝纪》师古注引如淳曰："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如淳的解说出自汉律《徭戍》，同样的记载又见于《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引《前书音义》等，因此不应轻易否定。汉律《徭戍》"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的规定，似沿袭"古者使民不过岁三日"的传统而来，同时也反映出古代人们对徭戍的平均摊派。当然，这样的规定不便于执行，故在服役时采取变通的办法，"令戍卒岁更"①。当时真正戍边者只有一部分人，绝大部分人都以代役钱顶替。

《汉官仪》云："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可见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服正卒兵役，而是挑选那些身强力壮的人当兵。《汉书·高帝纪》如淳注引汉《律》说："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罢癃，"因罢癃身矮力弱，不能应征入选，故用代役钱顶替。另外，承担兵役的服役期限也并非固定为两年。他们在23　岁-56　岁的役龄期间，除按常制服兵役两年外，还必须随时听候调遣，上阵作战，而打起仗来是没有时间界限的。

汉代徭役制度虽然与秦代徭役制度大体相似，但秦代征发徭役并未按制度执行，而是漫无节制地役使民力，因而激起民变。汉代统治者引以为戒，

①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大事记》。

一般能按制度征发徭役。同时，汉政权还明确规定，交纳一定的代役钱可以不必亲自服役。这样多少减轻了对劳动人民的人身奴役，还能使劳动人民不误农时，更好地安排农业生产。可见代役钱的设立，是汉代徭役制度的一大进步。

据《汉书》、《后汉书》及汉简等记载，得知汉政权所征收的代役钱有两种：即"过更"和"更赋"。前引如淳曰："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则知"过更"即"戍边三日"的代役钱。《汉书·卜式传》注引苏林也说："外徭，谓戍边也，一人出三百钱，谓之过更。"有人认为戍边三日出钱三百代价太高，其实，戍边是苦差事，加上路途来往及其费用，人民倒愿意出这三百钱。至于"更赋"，应为兵役正卒的代役钱。《汉书·食货志上》曰："汉氏常有更赋，罢癃咸出。"罢癃因个子矮不能充当正卒服兵役，所以必须向国家交纳正卒兵役的代役钱--更赋。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省都尉，废都试之制，次年又罢除骑士、轻车、材官、楼船等。兵役缩减后，更赋征收自然增多，所以东汉一代，更赋成为与田租口算同样重要的税收，《后汉书》本纪中就多次出现减免更赋租税的诏令，可知更赋逐年征收，只是征收的数额不详。据如淳等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者，次值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所谓践更，就是践履服行徭役，无论是亲自服役或出钱顾人服役，因都是践履服行徭役，故笼统称为践更。践更一月的庸值为二千钱，一般由役民自行交割，不属于国家正式的代役钱。但《汉书·沟洫志》注引如淳曰："律说，平贾一月，得钱二千。"说明一月庸值二千，也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因此，正卒兵役的代役钱--更赋，也应按每月二千钱交纳。而且，当时正卒兵役总服役时间与更卒徭役总服役时间都在两年以上，基本相等，推知更赋也应逐年按二千钱上交国家。当然，这里所说的过更三百、更赋二千钱的数额都是通常的时价。实际上代役钱也按物价贵贱上下波动。

总而言之，西汉王朝建立以后，逐步完善和健全了户籍制度、租税制度和徭役制度。各级政权通过相应的户籍簿、户口薄、赀产簿及各种租税赋役等簿籍登记，掌握了社会人口、财产情况，保证了国家赋税的征收和徭役的征发。西汉前期，汉代统治者吸取秦代速亡的历史教训，实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广大人民生产生活的基本要求，所以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随着汉王朝统治制度的加强，封建政权对人民的控制越来越严密，对劳动群众的租赋徭役剥削也越来越沉重，加上地方官吏巧取豪夺，地主豪强趁火打劫，使各种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四、西汉中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变革（一）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经济改革经过西汉前期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即位之时国民经济已相当繁荣。但在社会经济繁荣的同时，不利于统一帝国的经济因素也日益增长。如地方豪强、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匈奴等周边民族政权对汉境的骚扰、掠夺不断升级；统一帝国面临着重新瓦解、分裂的危险。可见西汉前期的无为经济政策虽然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不利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巩固。早在文、景时期，一些有远见的经济思想家曾指出当时已经潜伏着瓦解统一帝国的种种危险，要求制定新的经济对策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于是，这些经济思想家拉开了西汉统治集团进行经济改革的序幕。

1。从无为经济到有为经济的转变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和晁错（？-前154年）都是文、景时期著名的经济思想家。贾谊出生于洛阳，曾是儒家荀子学派传人吴曾的弟子，在汉文帝时担任过博士、中大夫、诸侯王太傅。晁错为颖川人，曾先后学习"申商刑名"和今文《尚书》，汉文帝时任博士、太子家令、中大夫，景帝即位后拜错为内史、御史大夫。他俩透过"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洞察出无为政策掩护下日益滋长起来的不稳定因素，正在危及统一帝国的安全。为了及时克服自由泛滥的不良影响，使封建经济朝着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贾谊和晁错针对社会现实，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他们的经济思想代表西汉王朝的经济政策从无为到有为的变革。

（1）防备匈奴的经济策略西汉文、景时期，匈奴不断侵扰边境构成统一帝国严重的外部威胁。汉初国力不足，对其采取屈辱性的和亲政策，并"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但匈奴并未因此而停止对西北边境的侵扰，甚至当时有些诸侯王还和匈奴贵族勾结，企图颠覆西汉政权。因此，如何解除外族对统一帝国的威胁，形成汉王朝必须变革图强的外在压力。随着文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治阶级要求制服匈奴的愿望更加强烈。贾谊提议通过国家垄断铸币来控制、聚集社会财富，诱使匈奴人民归附朝廷，以瓦解敌方势力。贾谊还吁请文帝改变对匈奴的无为放任政策，积极采用经济手段积蓄实力，分化匈奴阵营，达到最后战而胜之的目的。同时，晁错也上书《兵体三章》，陈述了制服匈奴的基本方针。接着，他又向文帝提出《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提出逐步制服匈奴的具体措施，把移民"守边备塞"和开垦边地"劝农力本"两件大事连同一起解决。

"守边备塞"是摆在当时统治集团面前的一大难题。早在秦王朝时就采取了征发远方戍卒备边和移民实边两种办法。但秦统治者只是依仗行政暴力强制推行，终于激起民变。晁错认真地总结了秦王朝速亡的经验教训，并从申商刑名之术中得到启示，提出了通过物质利益诱导移民戍边屯垦的新方案。他建议组织移民首先必须在边境选择好地点，"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且置家具田器。接着依次招募"壮有材力"的罪人，免徒复作奴婢以及自由民前往，"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总之，晁错的徙民实边政策既考虑到封建国家的长远利益（如开垦边疆、省屯戍费等），又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顾及徙民的"人情"和物质利益，有其实用价值。因此，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①当然，晁错移民实边政策的经济意义并不仅仅如此，它还反映了统治阶级企图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组织社会生产，平衡发展各地经济的战略意图。根据《史记·货殖列传》等篇的记载：西汉前期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是关中、蜀汉、三河、齐鲁等地，这是一处东西走向的狭长地带。除比邻关中的蜀汉地区外，大体是沿着黄河及其主要支流而形成的农耕区。由于这一地带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历代统治阶级的长期经营，出现了"土地小狭，民人众"的现象。何况"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呢？所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将使这一地带的土地问题更加严重。而当时统一帝国的西、北疆和南疆，大多是地广人稀的地区。这些地区限于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都是单家独户的小农无法自行开垦的地方。如果要改变这种人口分布不均的状况，封建国家必须动用一定的人力、物力才能做到。当时晁错也考虑到这种情况，故他在上书时说："使（徙民）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包括破产失去土地的小农）相募而劝往矣。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云云，正表达了晁错希求封建政权在广大国土内统筹安排、调配人口、平衡发展各地农业生产、"劝农力本"的战略思想。因此晁错移民实边经济政策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即配合进击匈奴的军事行动，实行大规模的军屯和徙民实边。

（2）抑商政策的新途径文景时期，自由泛滥起来的商品经济是瓦解统一帝国的内在危险。汉高祖曾经制定由国家统一规划的产品分配方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但在无为放任政策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参与社会产品的再分配，猛烈冲击着封建统一国家的社会经济秩序。出现了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的局面，引起商人兼并农人、农人背本趋末的严重社会后果。说明商品经济正在侵蚀统一帝国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以小农为主体的封建自然经济。贾谊和晁错都已察觉到这一潜在的危险，故大声疾呼改变无为放任政策，采取新的经济措施来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

贾谊曾上《论积贮疏》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必须"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他还针对文帝时期允许民间私自铸造钱币的危害，提出把铸币权收归国家的主张。贾谊认为私铸不但助长了地方豪强、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而且必然一时引起各地铸币轻重不一，相互折算，"大为烦苛"，影响国家财政职能的正常运转。贾谊还特别强调私铸严重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铸钱获利丰厚，所以人们不愿务农而从事采铜铸钱，那些铸钱的工商业巨富也乘机招引大批社会劳动力，使人们"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等等。因此，贾谊上书文帝，坚决反对"放铸"，必须由中央统一铸钱。但他不赞成专靠法律力量禁止地方私铸，建议由国家垄断币材，"勿令铜布于天下"，从而达到禁止私铸的目的。

①　《汉书·晁错传》。

贾谊还指出，国家实行铜垄断有七大好处，其中提到：由国家垄断币材，可使"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充实农业战线。而且，"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即由中央控制铜资源，就能调节市场铜币与商品的比价。如果商品价格高，钱币比价低，则由中央政权采取措施回笼货币，以提高币制，平抑物价；如果商品价格低，钱币比价低，则由国家多向市场投放货币以提高物价，最终达到稳定商品价格的目的。贾谊还认为，由国家垄断币材，"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①即由国家利用货币来控制商品市场的价格，并通过直接经营商业以获取大量商业利润，从而增加国库收入，打击"末民（商人）"的势力。

贾谊的建议虽未被文帝采纳，但他提出了由国家直接干预经济领域，推行抑商政策的新举措。贾谊在《谏铸钱疏》中，继承先秦时期的"轻重"概念，开始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央集权国家控制经济活动的问题上。他所倡导的通过垄断铸币"以御轻重"的理论，到汉武帝时期得到充分的发展和运用。如前所云，晁错也提出了抑商政策的新举措，即"贵粟政策"。晁错向文帝上《论贵粟疏》说："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这段话虽然错误地认为货币的价值是由王权赋予的，具有货币名目主义的观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表达了王权可以运用国家的权力影响商品价格的思想，这正是晁错实行"贵粟"政策的理论根据。

文帝从晁错之言，修卖爵令后，虽然从商人身上挖出了大量钱财，使国家和农民都得到好处，但商人因此而得到爵位，大大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从而为取消商人不得做官的禁令，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起用大批商人作官，为国家经营管理工商业，以达到抑制民间商人之目的，就是沿袭贾谊、晁错的抑商政策新思路发展而来。

（3）削弱诸侯王的经济势力文景时期，无为政策下的诸侯王国更是统一国家陷入分裂的巨大危险。

当时匈奴贵族、诸侯王和富商大贾不约而同地串联起来。《汉书·淮南王传》载，历王长曾"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而富商大贾也往往"交通王侯"，三者组成瓦解封建统一帝国的联合阵线。因此，贾谊和晁错在试图制服匈奴、打击富商大贾的同时，强烈要求削弱诸侯王国的经济势力。当时诸侯王拥有多种经济特权，可以在封国内征收田租、算赋、口赋、赀赋、市税、山泽税等各项赋税，能够自行开发山泽资源，进行开山鼓铸、煮海为盐等经济活动，还可以在王国内征发徭役、兵役，随意支配本国的所有收入。随着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占据关东半壁江山的诸侯王逐渐形成一股足以和中央政府对抗的政治经济势力。如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兴居乘文帝亲自迎击匈奴的机会，发兵叛乱，事败自杀。

因此，具有半独立状态的诸侯王国的存在，不仅促长了封建割据势力的恶性膨胀，而且根本不可能使社会经济纳入有利于巩固封建统一国家的运转。当时的诸侯王国是封建专制统一国家进行政治经济集权的主要障碍。文帝初期，年青敏锐的贾谊就已觉察到中央政权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发

①　《汉书·食货志下》。

展到严重程度，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削弱诸侯王国的势力。他上《治安策》说："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好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认为只有通过"众建诸侯"，减少他们的封地，削弱其经济力量才能够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晁错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提出"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孝文虽不尽听，然奇其才。"至景帝时，中央政权和诸侯王的矛盾冲突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故晁错再次上《削藩策》，直接了当地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①当楚王戊来朝时，晁错提议乘机处以死刑，可见晁错对诸侯王的斗争十分坚决。景帝终于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先后削楚、吴、赵、膠西王的部分郡县并入汉地。这些都反映出晁错强烈要求削减一切能与中央政府对抗的经济势力，以便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分别考察了贾谊和晁错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都是为了克服封建统一国家面临瓦解、分裂危险而提出的经济对策。它们表明西汉统治集团在寻找政治思想统治新方案的同时，亦开始构想经济政策的新目标，希求动用封建政权的力量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使社会经济逐步按照封建统一国家的需要运转。因此，贾谊、晁错的经济思想，代表统治阶级在经济领域从"无为"到"有为"的转化。汉武帝时期，财政当权派桑弘羊的经济思想，正是沿着这一思路的深入发展。而且，贾谊和晁错初步为巩固封建专制统一国家设计出一幅田园式的经济蓝图。他们为防备匈奴提出的移民实边政策，开始冲击西北疆的畜牧业生产，抹煞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地理特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单一的小农经济模式。他们提出抑商政策的新措施，旨在真正压抑方兴未艾的商品经济，彻底构建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他们所提出的削藩政策，则要求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以便国家控制社会经济命脉，推行一元化的经济体制。"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在当时社会生产力较低的状态下，要维持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土长期存在，除了推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外，没有这样一套相辅相成的经济体制，是难以延续几千年之久的。当然，这不是他二人的主观幻想，而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贾谊与晁错的经济思想，既有"大同"，也有"小异"。从思想流派来看，虽然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言"，但基本上属于儒家荀子一派；晁错则自幼研习"申商刑名之术"，主要属于法家一派。从性格特征来看，晁错"为人陗直刻深"，具有法家"严而少恩"的特点；而贾谊"多自伤"，具有儒家讲求内心反省的气质。从思想方法来看，晁错多强调物质利益、术数的重要性；贾谊更看重礼乐教化的作用，其"民本"思想也比较突出。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贾谊具有儒家贱夷狄、"舍我其谁也"的英雄气概，故其"对策""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①。在对待重农抑商的问题上，贾谊具有儒家的战略眼光，献给最高统治者的是《论积贮疏》和《谏铸钱疏》；而晁错却急功近利，其对策是《论贵粟疏》，反映出法家"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的实用主义倾向。在对待诸侯王的问题上，贾谊采取"众建

①　《汉书·吴王濞传》。

①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贾谊与晁错》。

诸侯而少其力"的渐进办法，尚不失儒家"尊尊亲亲"之义；而晁错的削藩之策，则是法家惯技，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激进方式。总而言之，如果晁错能代表当时新生一代的法家，那么贾谊可代表新生一代的儒家。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他们在解决如何巩固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的问题上，不由自主地合拍了。这暗示着当时一股黄老刑名、儒法交汇的潜流，终于到汉武帝时期汇合成"外儒内法"的时代主流。

2。全面经济改革政策的实施在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推动下，年轻有为的汉武帝毅然废止黄老无为政策，以儒家积极进取的态度全面加强中央集权建设。他在即位后十余年中，"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发动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又相继征伐两越，通西南夷，穿东夷，经营西域，耗费了相当多的人力财力。同时还多次救灾、移民、塞河、穿渠、筑城，"费数巨万"。加上武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建造大量离宫别馆，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也挥霍浪费了许多钱财。如此庞大的军政费用，不但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而且造成西汉政权严重的财政危机。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西汉与匈奴开战十年后，"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面对国家严重的财政困难，统治集团懂得，不能单靠取之于民的赋税来解决，因为沉重的赋税容易激起民变，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犹在眼前，从而迫使汉代统治集团在赋税之外另找出路。由于西汉前期工商业的发展，贾谊、晁错等人已经提出由封建国家直接经营和控制工商业的新财路，这无疑是汉武帝及其财政大臣们理想的"生财之道"。

在无为政策下涌现出来的许多工商业暴发户，他们不但分割一部分国家编民的剩余劳动，使农民破产流亡，而且也不支持封建统一国家的大政方针。吴楚七国之乱时，汉军中的一些列侯、封君，在出征前向商人"子钱家"借债，而除无盐氏外，"子钱家以为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他们在中央政权与地方王国斗争的关键时刻，态度暧昧，首鼠两端。又当汉武帝"外事征伐"的非常时期，"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①。因而使封建政权的财政危机更加严重。为了摆脱封建国家的财政困境，确保对外征伐的顺利进行；同时为了打击富商大贾势力，由国家控制社会经济领域，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汉武帝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经济改革。

（1）币制改革西汉初年，币制很不稳定。高祖以秦钱重难用，令民铸荚钱；高后行八铢钱；文帝更铸四铢钱，让民间自由私铸。于是，诸侯王和富商大贾乘机铸币大发横财，形成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景帝削减诸侯王国势力后，于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②，禁止民间私铸货币。但至汉武帝即位时，民间私铸货币并未完全禁止，币制仍较混乱。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西汉政府下令废止通行的四铢钱，改行三铢钱。建元五年，又罢三铢，恢复四铢钱。不过，这些改革都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自西汉政权与匈奴开战以后，货币问题更加严重。当时不仅封建国家的

①　《汉书·货殖传》、《史记·平准书》。

②　《汉书·景帝记》。

财政日益困难，而且富商大贾利用货币或私铸货币大发其财，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于是，西汉政权"更造钱币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①，再次改革币制。

武帝进行的几次币制改革，铸造的大多是虚币，如白金三品，白鹿布币，赤侧五铢等，它们本身的价值大大低于官方规定的面值。所以，这些虚币通过各种方式投入流通领域后，都能使国家赢利，暂时缓和国家的财政危机。但虚币的出笼引起了豪富盗铸货币的狂潮。据《史记·平准书》及《酷吏列传》所载，这一期间因盗铸而犯罪者多达数百万人。由于大量伪造虚市投入流通，物价上涨，很快吞没国家发行虚币所得到的利益，并造成新的财政危机。可见虚币的出笼不仅没有达到改善财政的目的，而且也不能真正打击"浮淫并兼之徒"。

按照政治经济学原理，作为最重要的商品--货币是需要垄断的。但国家垄断货币必须符合经济法则。西汉统治集团汲取多次改币失败的教训，决心由国家垄断铸币权。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令取消郡国铸钱，销毁各地私铸之钱，严禁流通。同时由中央在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设置三官（钟官、技巧、辨铜）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通行全国。五铢钱又称三官钱，其币值与重量相符，"重如其文"，而且制作精良，式样规整，不易盗铸。同时国家还将铜矿产区置于中央统一管理，从根本上制止了伪钱的滥造。当然，这时国家大行告缗，带来巨额收入，盐铁官营也初见成效，使国家财政状况基本好转，也是币制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由于国家货币的统一，进一步打击了浮淫兼并之徒，稳定了国家财政，加强了中央集权，从而保证其他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

（2）剥夺富商大贾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正当大力进行币制改革的同时，西汉政权又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算缗令规定："诸贾人未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即对商人和高利贷等人加征财产税，先让他们自报财产，然后每二千钱征税一算（即120　钱）。而对工商业兼营者，"率缗钱四千一算"①。凡不是官吏或三老、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每辆纳税一算。商人的轺车每辆纳税二算。五丈以上的船只纳税一算。同时规定：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罚戍边一年，并没收全部钱财。有能检举揭发的，奖给其没收财产的一半，这就是告缗令。另外重申有市籍的商人和家属不得占有土地的禁令，违者没收土地和家僮。

算缗和告缗令的颁行，更是直接剥夺富商大贾的财产，以解决汉王朝的财政危机。算缗钱的税率分别为6％和3％，比一般赀赋的税率高2　到4　倍。但这对拥有丰厚家赀的工商业户来说，还是可以承受的。最严厉的是告缗令，因缗钱的多少从未进行过登记，他们随时都有被诬告抄家的危险。故告缗令遭到许多人的非议。但汉武帝在张汤等人支持下，不顾任何反对，坚决推行此法。元狩六年，令杨可主持告缗之事。当时右内史义纵反对告缗，指挥部吏逮捕杨可的属下，"以为此乱民"②。武帝得知后，以"废格沮事"罪，处死义纵。从此，朝廷内外无异议，全国告缗之风大兴。

①　《史记·平准书》。

①　《史记·平准书》。

②　《史记·酷吏列传》。

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武帝命杜周处理告缗案件，一般不得平反。于是，国家没收的财物以亿什，奴婢以千万数，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住宅千万间。商贾中等以上的家庭大多因此破产。可见告缗令对富商大贾的经济剥夺非常严酷。

通过算缗、告缗没收的财产，虽然可以缓和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但也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当时"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不愿意扩大再生产。而且，富商大贾通过算缗、告缗的打击后，转而以经营田产为主。从此，商人大都以地主的合法身份出现，他们外事田业，内殖财货，使商业资本更加紧密地依附于封建地主经济。

（3）实行垄断经营早在春秋时代，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为增加齐国财政收入，就提出了"官山海"--由官府垄断经营盐铁业的政策。西汉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年-前117年），以汉武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正在多方设法广辟财源，他们终于接受前人的经验，实行国家垄断经营盐铁等工商业的方针。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起用大盐铁商人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同时重用洛阳商人之子桑弘羊，由他们三人筹划管领盐铁之事。这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不久就向武帝提出了一套盐铁官营的方案。建议将冶铁、煮盐收归国家经营管理，其具体办法是：在产盐区设立盐官，募人煮盐，由国家提供煮盐的"牢盆"，产品归官府收购，并运往各地出售。同时在产铁区设立铁官，负责采冶矿石，铸造铁器，并运往各地销售；在那些没有铁矿的郡国设立小铁官，负责管理旧铁器的收买改铸，以及新铸铁器的发卖。而且严禁私自铸铁、煮盐，"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钳左脚），没入其器物"。①汉武帝立即批准了盐铁官营的方案。派孔仅和东郭咸阳到全国各地盐铁产区，选用有管理经验的盐铁富商充任盐官或铁官，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盐铁专营机构。据《汉书·地理志》统计，西汉政权先后在27　郡设有盐官35　处；在40　郡设有铁官48　处。但据有关资料考证，汉代曾在29　郡设置盐官43　处；在43　郡设置铁官53　处。②全国各地的盐铁官都统属于中央的大农令（后更名大司农），使盐铁的生产和销售全由国家垄断。

由国家垄断经营的商品后来扩展到酒。自古以来，上从天子下至庶民都有酿酒、喝酒的风气，"百礼之会，非酒不行"，③说明酒的应用范围很广，酿酒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很重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罗列了34　种赢利的工商业产品，就把酿酒业摆在第一位。但酿酒业以前一直是民间自行酿制和销售，由少府征收酒税。汉武帝为了进一步扩大财源，接受"少府丞令请建酒榷"之议，实行酒的专卖。《汉书·武帝记》载，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应劭注："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可见酒的生产和销售都由国家垄断经营。当时西汉政权还在各郡国设置"榷酤官"，主持官府卖酒业务。

《汉书·食货志上》说："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说明武帝时曾在沿海地区组织过官营渔业生产，试图由

①　《史记·平准书》。

②　参看罗庆康：《汉代专卖制度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③　《汉书·食货志》。

国家垄断经营渔业。但由于官营渔业弊病多，渔民消极怠工，使渔业收入骤减，所以不久即恢复民营收税之制。

自汉武帝时期先后垄断盐、铁、酒等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后，为国家带来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堵塞了富商大贾发财致富的主要途径，真正起到了"建本抑末"的作用。但是，实行盐铁等垄断经营必然产生官僚化倾向，出现产品低劣、价格昂贵等现象。《盐铁论·水旱》记贤良说："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又说："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史记·平准书》亦记载："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若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可见盐铁官营也产生许多消极作用。

（4）推行均输、平准西汉政权在实行垄断经营盐铁酒诸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商品市场，推行均输平准政策，以排挤富商大贾势力，谋求更多的商业利润。

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以孔仅为大农令，桑弘羊为大农丞，开始试办均输。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总管全国财政大权。桑弘羊于是提出均输平准的全套方案，得到武帝的批准，正式在全国推行。所谓均输，就是由国家统一征购、转销、调运货物。具体办法是：由大农令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以地方所收赋税为本，根据市场需要征购当地物产，然后转运到外地出售牟利。通过这样辗转交换，最终把国家所需货物运抵京师。据《汉书·地理志》，千乘郡设有均输官，《史记·循吏列传》称黄霸曾补河东均输长，说明均输法在武帝以后仍然推行。

所谓平准，就是由国家平抑市场物价。具体办法是：由大农令在京师设立平准官，接收均输货物，按照市场物价的涨落，贵时抛售，贱时收购，调节市场供需，维持物价稳定。

均输、平准政策的推行，消除了郡国贡输往来烦杂、运费有时超过货物本身价值的不良现象，而且有利于调剂物资，节制市场，打击富商大贾的非法活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均输、平准政策在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弊病，如有时均输官勒买的货物并非农民所生产的物品，"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甚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①汉武帝时期，除在财政领域进行了上述改革外，在其他经济领域也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如在各地相继设立工官、服官、铜官、楼船官等，大力兴办官营手工业。在西北边境广开屯田，迁徙居民，设置农都尉、田官等，兴办官营农业。同时在经济领域继续削弱诸侯王的权势，严厉打击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势力等等。通过这一系列全方位的经济改革，不仅充实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支持了汉武帝经略边疆的雄图，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剥夺了地方豪富的经济利益，进一步在经济领域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

自秦始皇建立专制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后，历届统治者都在寻求建立符合封建统一国家要求的经济制度。经过汉武帝君臣们的努力，终于初步完成了这一任务，从而奠定了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基本模式。不可否认，在当时生产力较低的状况下，由封建政权垄断货币，垄断经营工商业，能够集中国家人力、财力、物力开发社会资源，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尖端科技水平，在

①　《盐铁论·本议》。

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官营工商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阻碍作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对国民经济实行垄断经营容易违反价值规律，往往以政治冲击经济，产生官吏因缘为奸、经营不善、危害人民等种种弊端。特别是官营工商业扼杀了民间工商业的正常发展，使封建经济只能长期沿着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道路缓慢行进。3。调整财政管理机构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汉武帝对封建国家的财政管理机构进行了全面调整。

（1）中央财政管理机构西汉建国以后，因循秦制，重建了中央财政管理机构。中央政权由丞相佐助天子总揽全国财政。一般由丞相负责审核中央官署用度，监管中央和地方郡国的财政执行情况。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主要履行财政监察职责。御史大夫有时和丞相一道领受郡国上计，负责监察考核计簿的真伪。

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皇权，曾一度削弱丞相的权力。当时许多财政方略皆由张汤、孔仅、桑弘羊等人提出，丞相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而且，武帝还多次亲自主持上计，谴责丞相管理财政失职。但丞相名义上仍是财政方面的最高行政长官。

丞相的财政属官有长史两人，协助管理财政事务。有计相、记室掾史，负责郡国上计事宜。汉武帝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财政制度的监察管理。于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设立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①。司直在财政方面主要监督官商平准令和均输令是否营私舞弊；国家进行工程建设时是否有人以公谋私；官吏是否弄虚作假侵吞国家财产等等。《汉书·翟方进传》云："故事：司隶校尉，位在司直下。"可见司直地位较高，他可以指挥其他丞相属吏，全面进行财政检查，在维护国家财政纪律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央除丞相、御史府外，具体管理财政的机构依然分为两大系统：一为管理国家财政的大司农，一为管理帝室财政的少府和水衡都尉。

大司农：西汉初年，大司农承秦制仍名"治粟内史"，景帝时更名大农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正式称大司农。颜师古云："司农领天下钱谷，以供国之常用。"①具体负责征收田租、刍稿税、算赋、赀赋、更赋、过更、算缗等赋税，还经营盐、铁、酒的制作专卖，从事均输、平准等商业活动，而且管理漕运和调拨物资，负责国家官吏的俸禄、军政费用等财政开支。大司农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官吏分管各项财政事务。

大司农在中央的佐官有大司农中丞，主管钱谷雇佣营建。还有大司农丞，管领盐铁或官营商业。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根据桑弘羊的建议，又设大农部丞若干人，管理郡国均输盐铁。大司农在中央的属官有太仓令，主收贮米粟，负责供应官吏口粮并掌管量制。还有籍田令，负责安排皇帝亲耕，并掌管籍田的收获以供祭祀。帝王亲耕籍田的古老传统，不仅可告诫人君牢记祖宗创业之艰难，民间稼穑之疾苦，而且也是封建统治集团劝农务本的特殊形式。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上耕于钜定"，②曾率领百官

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序》。

①　颜氏注：《急就篇》卷四。

②　《汉书·武帝纪》。

远至齐国钜定举行籍田大礼。

汉景帝时，曾设大内掌管财货，与当时掌管谷货的大农令为平行机构。

武帝为了加强对国家财政的集中统一管理，将大农令更名大司农，统领谷货和财货，又将大内改名都内令，降为大司农属官。都内令除主管藏钱外，还管理贡献方物，所以都内是国家钱货的积贮之所，都内藏钱被称为"禁钱"，一般不能动用。另有斡（guǎn，音管）官长，原属少府，掌管铸钱。汉武帝为了理顺财政关系，于太初元年将斡官长划归大司农，协助管理盐铁酒专卖事宜。汉武帝进行经济改革后，进一步扩大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先后在大司农下设均输令总管均输事务，统领各郡国的均输官。设平准令，负责收集天下委输，平抑市场物价。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武帝置榷酤官，专管官酒的销售。为了解决军粮的供应，武帝又设军事财政官騪（sōu，音搜）粟都尉，主要负责推广军屯区的农业技术，有时也带兵打仗。另外，还有治粟都尉，主管军事费用的筹措，协助大司农广辟财源。又设稻田使者，掌管公田出租，征收假税。

大司农除在中央机构设置佐官属吏分管各项工作外，还在地方郡国设立派出机构处理具体事务。《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云："又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皆属焉。"即指大司农在65　个郡国都设有仓长、农监、都水等属吏。其中仓长掌收藏官府米粟，或将米粟送达中央；农监长负责监督官田耕作；都水长主管所在郡国河渠的修治，平水灌溉，收取渔税。武帝时期，在各郡设立均输官。均输官又称均输长或均长，掌管"调均报度，输漕委输"。①而且各郡国还设有均输监，负责监督均输事宜。他们在大司农均输令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形成全国上下一盘棋的均输管理监督系统。西汉政权还在各产盐地设置盐官。盐官又称盐官长，负责管理盐政。在铁矿产区设置铁官主管铁政。据汉印封泥，铁官又名采铁或铸长。自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后，各地盐铁官均归大司农统一管辖。《盐铁论·复古》说："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师旅数起，粮食不足，故立田官。"可知武帝还在各地设立田官，如渠犁田官、騂马田官，北假田官等，掌管公田的租赁和收取假税。为发展边郡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武帝又置农都尉，掌屯田殖谷，并管理屯田区的民政。文献中所见有张掖农都尉，朔（方）农都尉等。田官和农都尉也是大司农设在各地的属官。

少府：西汉政权的少府仍为管理帝室财政的重要机构。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汉武帝对少府机构作了如下调整：第一，在少府机构之外另设水衡都尉，专门管理上林苑及铸造货币等事宜。第二，将少府所掌管的一些税收及其相应机构转交给大司农。《汉书·食货志下》载："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于是，少府所辖的斡官、盐官、铁官等皆成为大司农的下属机构。第三，在各地陆续设置上官、三服官、铜官等机构，加强对官府手工业的管理。第四，打破了少府收入为皇室专用的常规，在非常时期往往以少府禁钱用于国家开支。经过汉武帝对财政机构的调整，少府的主要税收来源为：少府所掌园池苑囿、山地荒野出假后的假税，私营工、商营业税，关卡税，7-14　岁儿童所交纳口赋的20　钱等。其财政开支为：天子及宫廷费用、天子祭祀及赏赐费用等。

①　王隆：《小学·汉官篇》。

少府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分支机构掌管各项事宜。驻京师的少府有丞六人，可考者有少府铜丞，西汉前期曾掌管铸钱。有少府狱丞，似主管诏狱。还有一丞"掌中服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①。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又置少府海丞主海税，置果丞掌诸果实。少府的属官有太官令掌宫廷膳食、酿酒、种菜、食用珍禽野兽及献四时果品，有汤官令主供饼饵果实、货食之事，还有汤官饮监，协助汤官令监督宫廷饮食。据史书记载，太官和汤官各有官奴婢三千人，每年用费均达二万万。还有太医令，掌诸医，主医药。《汉官》载，太医令有"员医二百九十三人，员吏十九人"分管各项医务。并设太医监，督察诸太医诊病用药。有导官令，主择米，因导官使用女徒择米，故导官兼管犯人。若卢令，主藏兵器，关押犯罪的将相大臣及其亲戚妇女，并设郎中二十人主弩射。考工令主作器械，包括弓弩刀铠和祭祀、生活用器。考工官署原名考工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武帝更名为考工。考工规模较大，有手工作坊若干，属吏多名。有东织令、西织令，成帝和平元年（公元前28年）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织室令主织作缯帛，供应京师宫廷被服，织作文绣郊庙祭服等，每年用费达五千万。又佽飞令，掌弋射凫雁，以供祭祀宗庙，兼造部分兵器。佽飞原名左弋，汉武帝太初元年改为佽飞，设九丞十二尉。有东园令，主作陵内器物。包括东园秘器棺椁、东园温明金缕玉衣等。有御府令，掌天子金钱珍宝、衣服等。胞人长，主掌屠宰货食。尚方令，主作珍宝器物，包括藏经之器及上好兵器、用器。自武帝开始，尚方令分为左、中、右尚方，手工工场的规模也随之扩大。钩盾令，主管京师附近苑囿、天子弄田（天子年幼试耕戏弄之田）及宝货。中藏府令，掌金银财货，兼作用器。又尚书令，侍奉天子日常工作和生活。武帝因游宴后宫，兼用宦官，称中书令，任用士人称尚书令。据《汉官仪》，尚书令下置有尚书四人"一人主匈奴单于营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天下户口土田垦作，一人主钱帛贡献委输"。成帝时又置尚书员五人。可知尚书机构的职权在逐步扩大。

少府在地方郡国兴办手工业，以满足宫廷官府的需要。约在景帝、武帝之际，西汉政权先后在郡县设置工官10　处。工官主要管理地方官营手工业，制造宫廷官府用品或兵器。其中设在蜀郡、广汉郡的工官主要制造贵重的漆器和金银器。每年耗费各五百万。工官的设置是封建政府控制地方经济、打击工商豪富、加强中央集权的重大措施。另在齐、陈留两郡设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又在几个产铜区设置铜官，主掌铜的开采和冶炼，然后运往各地制造器具。在近江海处设置楼船官，主楼船制造。另外还在产桔地设置桔官，主岁贡御桔；设金官主采炼金矿。采珠官主采珠玉。羞官主帝王膳食原料。设圃羞官主进献海鲜。总之，少府设在地方的属官发展了郡县手工业，满足了宫廷官府的需要，但也为此耗费了巨额资金。

水衡都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汉武帝另设水衡都尉，专管上林苑，成为与大司农、少府并行的三大财政机构。《汉书·食货志下》载："初，大农斡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不久，武帝禁民间郡国铸钱，把货币铸造权收归国家，专令上林三官铸五铢钱，于是水衡都尉又主管国家货币制造，成为西汉王朝重要的财政部门。

①　《后汉书·百官志三》。

水衡都尉掌管的上林苑面积广大，"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①。四周筑有垣墙，长达20　多万米。据《关中记》等载，上林苑划分三十六区，其中有"宫十二，观二十五"，还有十大名池，各种飞禽走兽、珍稀植物数千种等等。水衡都尉除管理上林苑中的所有财产外，还负责管理武帝告缗所没收的部分钱物、田地、奴婢以及在上林苑中的铸钱业、官府手工业、各种税收与军政、民政等。

水衡都尉的佐官有丞五人，协助水衡管理上林，为天子出行张设供具，负责获取祭祀牺牲等工作。属官有上林令，主管苑中宫馆、禽兽，并负责巡守警卫；其下设"八丞十二尉"。如上林诏狱，具体负责治理苑中禽兽宫馆。上林水司空，管理囚徒。虎圈啬夫，负责苑内禽兽，上林中除虎圈外，还有马圈、彘圈、熊圈等。上林农官，管理所属公田。上林狗监，负责喂养天下猎犬。上林供府，负责制造铜器漆器等用具。上林寺工，负责生产兵器和用器。有均输令，主管上林苑内均输事宜，还负责将苑内一部分产品出售牟利，并设丞四人协理有关均输事务。御羞令，管理帝王离宫别馆、歇息之所，负责帝王膳食原料，并主持贡献御物。禁圃令，为上林苑所属小区域苑圃的主管官吏，管理苑中泉水，负责苑中栽培的蔬菜及苑田出租，并设有禁圃丞、禁圃尉、泉监分管各项事务。辑濯令，管理苑内河池船舶制造，下设辑濯士和黄头郎负责持辑、濯行船。上林三官：钟官令主钱的铸造，技巧令掌刻钱范技术，辨铜令管铸钱原料的分辨。《汉书·食货志下》云："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又六厩令，主苑内养马。每厩设令、丞各一人，其属官有马监、厩啬夫。衡官长，主平衡税收，兼管铸钱质量。水司空长，管理水利工程及有关罪犯。都水农仓长，主贮藏谷物。都水长，主苑内水利，同时管理三辅都水，包括浚河渠、修桥梁等。甘泉仓长，储藏管理水衡所收租谷。

《汉书·宣帝纪》注引应劭曰："水衡与少府皆天子私藏耳。"但水衡和少府毕竟有所不同：水衡主要是聚财机构，并非像少府那样掌管宫廷内务及其庞大开支。而且，水衡所属上林三官铸造的五铢钱，不可能都是天子私藏，实际上也要充当国家公用。

通过武帝的经济改革，原属少府的许多收入分别转归水衡都尉和大司农掌管，使少府的收入大大减少。即使如此，少府的禁钱在非常时期也得支援国家财政。《汉书·食货志下》说：武帝时，"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又《汉书·贾捐之传》曰："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可见自汉武帝全面调整财政机构以后，国家财政机构--大司农的税收职能进一步扩大，帝室财政机构--少府的税收职能进一步削弱；而水衡都尉的设置，为少府逐步转变成专管宫廷事物的机构起了过渡作用。

据《汉书·王嘉传》记载，汉元帝时，"都内钱（即大司农掌管的钱）

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得知西汉中、后期中央三大财政机构收入的大致情况。

②地方财政机构

①　《汉书·扬雄传》。

西汉政权的地方财政机构大体沿袭秦制。但汉初推行的郡国并行制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从文帝开始，景帝、武帝等陆续对地方财政机构进行调整，以便在经济领域内进一步加强专制集权的管理体制。

诸侯王国：前文提及，西汉初期诸侯王国封地大，人口多拥有多种财政特权，逐渐发展成为地方分裂割据势力。为了剥夺诸侯王的经济优势，西汉政权首先从削减王国的封地入手。根据贾谊、晁错的建议，文帝和景帝先后采取"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与"削藩"政策，不断削减和剥夺诸侯王的封地，逐渐形成了强干弱枝的局面。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进一步采纳主父偃的提议，颁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可把自己的领地推恩分给子弟，建立侯国。于是王国的领地因推恩剖分日益缩小，而新建的侯国被纳于汉郡的统辖之下，故中央直属郡县的范围日益扩大。可见推恩令是"众建诸侯"和"削藩策"二者的综合运用，是一种和缓而有效的削藩办法。所以，汉武帝时期诸侯王国的封地大大缩减。中央直属的地区由汉初的15　个郡增加到80　多郡。司马迁指出："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藩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阸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①西汉政权在逐渐削减诸侯王封地的同时，又对其经济权力进行了种种限制。早在高祖时期，就由中央任命诸侯王国的丞相，由丞相协理监督王国的财政。而诸侯王自置内史管理财政。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取消了诸侯王的治民权。罢省诸侯王国的官属，更名诸侯王国的丞相为相。并规定诸侯国四百石以上的官吏均由汉朝代置，诸侯王不得私自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同时，景帝宣布废除诸侯王自置的少府，取消其在封国内收取山川园池市井租税的特权。有关少府管理的诸侯王宫廷事物，由中央选派的郎中令代管。而诸侯王的藏钱，则归私府长管理。这时，诸侯王国虽然仍保留政权的形式，但已和汉朝直辖的郡没有什么区别，诸侯王变成了"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①的封君。

武帝时期，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经济特权，正式取消诸侯王经营铸钱、盐、铁、酒的权力，在诸侯王国的原料产地由国家设置铜官、盐官、铁官等统一管理。于是，诸侯王"私府"的大量财源被切断了。昭帝和宣帝时期，监管民政、财政的王国相的地位仍在郡守上。《汉书·元帝纪》：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下。"到成帝绥和元年（公元8年），西汉政权又宣布废除王国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②王国属官完全与郡县一致。

而且，西汉政权还严厉惩治诸侯王的经济犯罪。景帝时临江闵王刘荣"坐侵庙壖垣（官外之余地）为宫"。景帝派中尉郅都传讯，"王恐，自杀"③。武帝时也以莫须有的罪名，先后废除了9　个王国。另外，中央政府还通过严格的上计制度控制诸侯王国的财政，要求王国所属各县按时向王国上计，王

①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①　《汉书·诸侯王表·序》。

②　《汉书·百官公卿表·序》。

③　《史记·五宗世家》。

国同郡一道派计吏赴京师上计。王国还设有"长史，如郡丞"④专管上计事宜。郡守：汉承秦制，在地方各郡设郡守掌管全郡的行政与财政。郡守在财政方面全权负责本郡的收入与支出，并监督其属县的财政。《汉书·王嘉传》说："今之郡守重于诸侯。"因此，郡守为郡级的最高财政长官。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郡守更名太守，这显然是有意抬高郡守的威望而贬低诸侯王国的地位。汉武帝时对地方郡级财政机构进行了新的调整。首先，完善了京城近郊地区的行政财政管理机构。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右内史改名京兆尹，由其监管长安东西市令、长安厨令、都水和所在铁官的财政职能。左内史改名为左冯翊，由其监管祭祀禀牺和左都水、所在铁官、云垒、长安四市长的财政职能。主爵都尉改名右扶风，由其监管畜牧、右都水、所在铁官、马厩、雍厨长的财政职能。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为都城三辅，是西汉政权必须严格控制的重地要职，其财政地位高于外地太守。同时，汉武帝又陆续增设边郡，形成了全国共百余个郡国级地方行政财政统治网络。其次，加强了对地方郡国的财政监督。汉武帝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设部刺史十三人，"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姦。。"而且武帝还亲自主持上计，巡行各地，督察郡国财政。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巡行至河东、陇西，两郡太守因没有准备好天子及随行人员的供张饮食，皆惶恐自杀。后来武帝发现"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①对失职的太守实行严惩。再次，武帝加强了对地方物产、手工业的控制。其时政府实行盐铁官营，兴办地方手工业，先后在郡国设置盐官、铁官、工官、服官、铜官、桔官等，垄断了原料及基础工业，也就控制了地方的经济命脉。

当时，太守的财政职掌有征收赋税、征发劳役、调拨物质、接受捐献之权，并负责郡府日常开支，还有劝课农桑、救济贫民等责任。另外，太守对郡内官营手工业有监督之权，并督察县令、长及郡吏的贪污舞弊等违反财政法令的行为。太守还必须接受属县上计，考核县令、长政绩好坏，而且郡太守也必须安排布置向中央上计，接受中央的考核评定，最后由皇帝决定奖惩黜陟。

太守的财政佐吏主要有郡丞与郡掾。郡丞由中央任免，"三辅郡得仕用它郡人"。如黄霸为淮阳人，徙至左冯翊，"察廉为河南太守丞。"①郡丞经特许可行使太守的职权。其在财政上的主要责任是掌管上计，并有属吏书佐协助办理。郡掾由太守任免，人数较多，其中有专管计簿的郡掾。太守的财政属官有郡少府，掌郡府财物，供太守用度。有库令，掌管武器。西汉在边郡还设有农都尉，直属大司农，但亦受郡太守节制。

县令（长）：汉承秦制，在万户以上的县设令，万户以下的县设长。由县令（长）掌管本县财政，负责征收租赋，分派徭役，劝课农桑，救济贫民等。而且，每当秋冬岁尽，将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等情况向太守上计，并接受郡与中央的财政监督，皇帝经常对政绩优秀的县令、长给④　《续汉书·百官志五》。

①　《汉书·食贷志下》。

①　《汉书·循吏·黄霸传》并如淳注。

予奖励或提拔。同时，县令、长还负责监督设在境内的官府手工业，为其提供工匠及原料；并具有本县财政开支权，必须定期检查属吏主管的财物和帐目。县令、长的财政佐官有县丞，掌管文书和仓狱，其主要财政职掌是负责县上计。另还设有县马丞管理马匹，县徒丞管理刑徒。有的县还根据需要设有市丞管理市政，设平丞主持平抑物价，设水丞管理水利，设弋丞管理弋射，设空丞管理手工业，皆具有临时性。县令、长的财政属官有市吏，负责征收工商营业税。有令史、负责检查官仓等杂物。另有县啬夫多名，分管各项具体工作。

汉代还在有少数族的边郡地区设道，相当于县级单位。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设有道32　个（但统计各郡的道只有29　个），道的长官称道长。中央对少数族实行优惠政策，一般只向部落酋长征收轻税或免征税收。西汉初年，曾规定武陵蛮地区"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①《汉书·食货志下》曰：武帝时，"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但接受汉政权封赏的蛮夷道封君，一般只有封号与印绶，而无俸禄食邑。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汶山郡冉駹夷"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郡都尉"。可知西汉有时在边郡蛮夷地区设都尉，由都尉管理几个道、县。但都尉不主管财政，一般只负责镇守关卡，分管几个县的军务。

县下有乡，大乡设有秩，小乡置啬夫，管理本乡的财政。由乡官征收赋税，征派徭役。他们可以根据乡民的实际情况"为役先后"，"为赋多少"。还设乡佐协助办理财政事宜。乡下有亭、里，设亭长里正负责收取赋税和摊派徭役等。这些基层组织的官吏还有劝民耕织、赡养孤贫的责任。

据《汉书·武帝纪》，汉武帝曾经20　余次亲自或遣使者巡行各地，察访为政得失，振贷老弱孤贫；并多次下诏嘉奖三老、孝悌、力田。可见汉武帝非常重视基层财政职能的正常运转。总之，经过汉武帝对财政机构的全面调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汉财政管理机构。这套机构奠定了国家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加强了上下左右对财政制度的监察体制，完善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营工商业管理系统，更加强化了财政领域的中央集权统治，从而巩固了汉武帝的经济改革成果。

（二）昭宣中兴与社会经济的繁荣汉武帝进行的经济改革虽然为国家聚集了大量钱财，但仍未完全满足日益庞大的军政开支。由于其时连年对外用兵，内兴功作，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负担有增无已，使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多达200　万口。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以后，南阳、楚、齐、燕、赵之间，不断爆发农民起义。汉武帝派"直接绣衣指者"分区镇压，但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难以平息。

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使汉武帝感到不改变现行政策，就会重蹈亡秦覆辙。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下诏（轮台诏书）追悔往事，申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①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

①从此，汉武帝停止对外征伐，实行"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政策，从而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1。盐铁会议与昭宣中兴武帝死后，霍光辅佐八岁的昭帝即位，继续实行武帝晚年"与民休息"

的政策，致力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歧和对立，主要是御史大夫桑弘羊，联合一部分人反对和干扰霍光推行"与民休息"政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霍光决定召集贤良文学，对政府现行政策举行一次大讨论，这就是西汉时期有名的"盐铁会议"。

（1）盐铁会议--一场关于社会经济政策的大辩论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执掌朝政的霍光以昭帝名义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60　余人，询问民间疾苦、国家政策得失等问题。会议期间，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就西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广泛的辩论，其中以盐铁、酒榷、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为主要议题。

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榷等经济政策，是桑弘羊在汉武帝时代提倡实施的。贤良文学首先对此发难，认为国家经营盐铁等经济事业与民争利，是民间疾苦的根源，要求废除盐铁、酒榷、均输等官。桑弘羊反对这一主张，并进一步阐明盐铁官营等政策对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所起的重大作用。桑弘羊指出：由于匈奴不断侵扰边疆，使汉王朝的边防经费大量增加，所以才"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边费"。①而且，国家经营盐铁等事业，既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又可防止"私门"垄断山海资源以成"并兼之事"和"奸伪之业"。并通过官营工商业来堵塞大商人和地方诸侯图谋叛逆的财富之源，从而加强中央集权。桑弘羊还认为：由国家垄断经营工商业，也是同匈奴进行经济斗争的重要手段。《盐铁论·力耕》引大夫曰："汝、汉之金，纤维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桑弘羊所讲的这些基本属实，当时推行的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政策，的确在巩固中央集权国家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国家垄断经营盐铁等经济事业，也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不良影响，贤良文学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他们指出国营铁业的许多弊病：如"卒徒烦（繁）而力作不尽"，因官办工场使用奴隶及罪犯劳动，他们消极怠工，生产的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而且国营铁业按长官意志办事，不为社会需要生产，产品规格不合农民要求。同时官僚作风严重，铁器的经营和销售不考虑顾客的需要，使农民购买不便，"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镇生；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此外，产品价格昂贵，往往强迫人民购买，或强行摊派徭役。所谓"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程，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徭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①但贤良文学对官营盐业的指责不多，只是提出盐价太贵，致使人民买不起而淡食。他们所揭露出来的种种弊病，肯定在官营盐铁业中都是存在的。由于官府垄断经营工商业，使价值规律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官方的意志必

①　《汉书·西域传》。

①　《盐铁论·本议》。

①　《盐铁论·水旱》。

然取代市场经济的自然调节，产生官僚腐化作风，形成劳动效率低、经营不善、成本高、产销不对路、强买强卖等通病。官营盐业之所以弊端较少，并不是因为盐官经营得法，而是食盐的制作比铁器的生产简单，人们对食盐品质的要求单一等特点决定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中国封建时代，国家实行盐专卖的时间比其他商品更多更长久。

另外，贤良文学还指出了酒榷、均输、平准所产生的弊端。《盐铁论·本议》说："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则吏容奸豪。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这都说明官营商业与平准之法，采取人为的手段代替商品市场的自然调节，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而官商的严重弊端在于"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②他们往往利用职权损公肥私，危害社会和人民。总之，两汉王朝推行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榷等经济政策，对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不良影响较大。如果说，这些问题在汉武帝进行战争的年代，因急于解决财政危机而被掩盖，那末，当大规模战争已经停止，需要休养生息的昭帝时期，就显得十分突出了。

由此可见，贤良文学与桑弘羊之争，并非仅仅局限于对现行经济政策本身的评价，其弦外之音是：要不要在新的形势（即昭帝时期）下实现大政方针的转变？是全盘肯定汉武帝时期执行的经济政策，还是充分认识这些政策的局限性？是继续推行汉武帝前期好大喜功的富国政策，还是实行汉武帝晚年"与民休息"的富民政策？御史大夫桑弘羊把自己的毕业精力贡献给了武帝时期制定的官营工商业经济政策，为西汉王朝的财政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舍不得在新形势下放弃自己一贯的主张。汉武帝在晚年的轮台诏书中，批评了桑弘羊等人当时提出的加重百姓口赋和屯田轮台的建议，认为这是"扰劳天下"、"重困老弱孤独"的作法，并明确宣布从此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桑弘羊虽然当时接受了汉武帝的批评，但在思想上一直没有转过弯来。因此，武帝死后，桑弘羊对坚持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的霍光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数以邪枉干辅政"。①由于掌管朝政的霍光知时务之要，与民休息，不再重用"兴利之臣"桑弘羊及其子弟，故桑弘羊有一种"怀才不遇"的失落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②桑弘羊对"与民休息"政策的不满情绪，在盐铁会议上不时流露出来。

如当时在反击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贤良文学提出同匈奴"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是符合"与民休息"既定方针的。但桑弘羊却认为："今以汉国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齐桓之众，燕，赵之师也；然匈奴久未服者，君臣不并力，上下未谐故也"。①他指责当时朝廷未继续出兵彻底打败匈奴，显然是和"与民休息"政策唱对台戏的。又如贤良文学主张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向桑弘羊等人提出："严刑峻法，不可久也"。而桑弘羊则坚持推行严酷的法治政策，认为"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②贤良文学还多次阐明"不与民争利"的观点，桑弘羊却坚持国家专利的政策："今夫越之具区，楚之②　《盐铁论·刺权》。

①　《汉书·昭帝纪》。

②　《汉书·食货志下》。

①　《盐铁论·伐功》。

②　《盐铁论·刑德》。

云梦，宋之钜野，齐之孟诸，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③其实，桑弘羊长期推行由国家垄断工商业的专卖政策，过分地强调了在流通领域中致富的观点，贬低了发展农业生产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他认为商鞅使秦国富强不是靠农战政策，而是靠"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贤良文学反驳他说："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间，谓之百倍，此计之失者也"。④指出所有社会财富，最终都是靠人民生产出来的。故当务之急是"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如果"草莱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末之利，犹不能赡也"。⑤总之，盐铁会议上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昭帝时期要不要继续贯彻武帝晚年"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而展开的。当时掌管朝政的霍光，利用来自社会基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贤良文学，打击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桑弘羊的势力，使"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得到进一步的肯定。盐铁会议以后，尽管没有废止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们的发展规模。并根据贤良文学的意见停止了酒的专卖，采纳了他们在会上提出的降低盐价、赋民公田、招抚流亡、贷贫民种食、减免赋税徭等主张，这些都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2）昭帝、宣帝时期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汉书·昭帝纪》说：昭帝即位之时，"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面对这种局面，昭帝、宣帝时期坚持实行"与民休息"的既定方针，相继采取了许多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

第一，推行轻徭薄赋政策。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诏毋令民出今年田租。"这是自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以来，再一次免除全国的田租。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令民以律占租"。宣布只准按规定收租，凡制度以外的苛捐杂税一律免除。于是，将武帝时期律外而取的繁重赋税统统废止。除减免田租外，昭帝还不断减免口赋及其他杂税。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宣布"毋收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元平六年（公元前74年）又下诏："天下以农桑为本。日者省用，罢不急官，减外徭，耕桑者众，而百姓未能家给，联甚愍焉。其减口赋钱。"于是批准减免3／10。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令郡国无敛今年马口钱"。①所谓"马口钱"，即有马者按马匹数量出税。这是武帝时规定的苛捐杂税，昭帝宣布免除。同时，一些不利于生产的徭役和禁令，也先后被废除，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宣帝时期，继续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据《汉书·宣帝纪》，宣帝曾6　次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的田租、租赋。同时，算赋、口赋也屡有减免。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减天下口钱"，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减民算三十"。而且规定官吏"勿行苛政"，"毋侵渔百姓"，并多方设法减省徭役，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和钱物投入社会再生产。

第二，招抚流亡，假民公田。昭帝和宣帝在普遍推行轻徭薄赋的基础上，又重点救济那些破产流亡的农民和贫民，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恢复他们从事③　《盐铁论·刺权》。

④　《盐铁论·非鞅》。

⑤　《盐铁论·力耕》。

①　《汉书·昭帝纪》。

生产的能力。通过赈贷钱粮、减免贡赋徭役等方式，以安抚贫民和"流庸"。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又"罢中牟苑赋贫民"，并开仓廪救济灾民。由于西汉政权采取各种安抚贫民、流民的办法，故"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①宣帝为了安置贫民、流民，除多次采取"赋民公田"的方式外，还首创了"假民公田"的新形式。《宣帝纪》载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假郡国贫民田"，并贷给种子、食物。地节三年，下诏"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这些假给贫民或流民的公田，不久即完全归他们占有，他们也成为地道的自耕农民。可知宣帝采取的"假民公田"的办法，是稳定社会、恢复发展生产的有效措施。

第三，加强官营农业、手工业生产。武帝时期，曾经广开三边屯田，组织官营农业生产。昭、宣时期，巩固发展了这一成果。《昭帝纪》载，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积极经营边郡屯田。为了发展屯田区的生产，徙民屯田，皆与犁牛。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下诏"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进一步优惠屯田军民。因为西汉政权长期在西北边郡屯田积蓄，到元帝初年，西河郡（今内蒙古东胜附近）以西十一郡以及二农都尉，已有可供大司农调拨的钱谷。①宣帝时根据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还在沿边许多地方设立常平仓，谷贱则籴，谷贵则粜，以保障边地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昭、宣时期官府手工业继续发展。齐三服官，蜀、广汉以及其他各郡工官，东西织室，生产规模庞大。盐铁业也很繁荣。《宣帝纪》云，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曾下诏"减天下盐贾（价）"，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铁器等官营手工业工场的生产管理得到加强，所以宣帝时期的"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

第四，重用循吏，发展生产。与武帝重用酷吏形成鲜明的对照，宣帝善于选拔重用循吏。据《汉书·循吏传》，西汉王朝以宣帝时循吏最多。这些循吏用法持平，为政宽简，他们在安抚百姓、发展各地生产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如胶东相王成，治理地方有异等之效，据说流民归附自占者有8　万余口。又颍川太守黄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北海太守朱邑廉平不苛，存问耆老孤寡，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渤海太守龚遂，以俭率下，劝课农桑，鼓励农户植树种菜，养猪喂鸡，发展家庭副业生产。南阳太守召信臣大力兴修水利，"民得其利，畜积有余"，"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等等。

总之，由于昭帝、宣帝实行与民休息、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宣帝时连年丰稔，每石谷价只有五钱，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每石也不过八钱。而且，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发展。是以"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大好局面。

2。农业生产的发展西汉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铁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耕作技术的显著进步以及水利工程的大量兴修等方面。

西汉初年，铁制农具已从中原推广到边远地区。《汉书·南越传》记载，

①　《汉书·食货志上》。

①　参看《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337　页，第214·33A　简。

刘邦和惠帝时岭南地区的南越国就从中原地区输进铁器和马牛等。文帝、景帝时，民间工商业发达，铁器是当时最为畅销的商品之一。武帝以后，由国家垄断铸造铁器，铁官遍布全国，铁农具的传播更加广泛。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全国各地都有西汉时代的铁农具出土，包括新疆、甘肃、内蒙、辽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边远地区。主要的铁农具有犁铧、、锄、镰、耙、铲、镐、刀等。这时铁农具的种类增多，用来收割的矩镰和翻土碎土的铁耙，都是西汉先进的新式农具。犁铧有大、中、小各种类型，适用于不同的土质和耕作要求。1955年在辽宁辽阳三道壕出土的大铁犁宽达42　厘米，是当时为开沟作渠等农事活动而铸造的大器。还发现了西汉时期的铁犁壁，利用犁壁装置耕地，可以使翻土、碎土、起垄同时完成，提高犁耕的效率。而欧洲犁耕直到11世纪才使用犁壁，比我国迟1000年左右。

西汉时期的牛耕方式普遍为二牛抬杠。在山西平陆枣园村发现的西汉末年墓内壁画牛耕图，就是二牛抬杠形式。《汉书·食货志》中所说的耦犁，也是二牛抬杠。这种耦犁是汉武帝时赵过发明的。耦犁的犁铧较大，有犁辕、犁壁装置，由二头牛牵引。其操作方式是一人牵牛，把握方向；一人掌犁辕，调节耕地的深浅；一人扶犁；耕土、翻土和培垄同时进行。后来改进了耦犁的构造，使用活动式犁箭以控制耕地的深浅，不再需要人掌辕。同时，扶犁人使用牛辔穿牛鼻导引耕牛，又省去了牵牛的人。于是，二牛三人的犁耕方式逐渐为二牛一人的犁耕方式所取代。另外，据甘肃武威磨咀子出土的西汉末年木牛犁模型明器，当时也有一牛一人的犁耕方式，但还不普遍。结合东汉的情况来看，二牛抬杠是汉代主要的犁耕方式，有的地方也兼用马耕。西汉时期耕作技术已相当进步。随着牛耕技术的普及和提高，武帝至宣帝时赵过又发明了耧犁。这种耧犁有三根铁耧足，并配备可以播种的耧车。耧播时"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①耧犁的发明是播种技术的一次革命，它下种深浅一致，行距均匀，能同播三行，并将开沟、下种、复土三道工序一次完成。西汉末，这种耧犁已传到今北京、辽阳一带，在这些地方都发现了当时的铁制耧足。山西平陆枣园汉墓壁画还有一幅耧播图，与崔寔《政论》所记载的情况完全一致。

汉武帝时，赵过总结西北地区农民的生产经验，推行"代田法"。代田法是先把耕地开成宽一尺、深一尺的沟，叫做甽；甽旁堆成宽一尺、高一尺的垄。然后把种子播在甽中，待苗长出后，逐次将垄上的土同草一起锄入甽中，培植苗根。这样使作物的根扎得深，既可耐旱，也能抗风。第二年耕作时使甽垄更代，即以原来的甽为垄，原来的垄为甽，轮流种植，以调节地力。使用代田法耕种可比缦田（不作甽的田）每亩增产一斛至二斛以上。所以代田法在许多地方得到推广，居延汉简上也有实行代田的记载。先后发明推广代田法、耦犁和耧犁的赵过，曾在武帝时任军官搜粟都尉，这些适合官营大农业生产的耕作方式，应该普遍施用于西、北边疆军事屯田区。

汉成帝时的区田法是一种园艺式的集约耕种方法，适宜于北方旱作地区。分为开沟点播和坑穴点播两种。首先根据作物的不同特点，在土地上开沟或挖坑穴，并在沟内或坑穴内施用重肥，然后把作物点播其中。开沟点播一般种植禾、黍、麦、大豆、荏（苏子，油料作物）、胡麻；坑穴点播一般种植粟、麦、大豆、瓜、瓠（葫芦）、芋。区田法可以在熟田、平地、坡地

①　《齐民要术·耕田》引崔寔《政论》。

和荒地上广泛施行，而且能够大大提高作物的亩产量。此外，还有溲种法、耕田法、穗选法、调节稻田水温法、桑苗截干法及各种作物栽培法等，这些都是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西汉时期，水利事业很发达。汉武帝时，关中开凿了许多渠道，形成了一个水利网。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由水工徐伯主持，开凿漕渠，经过三年竣工。漕渠西起长安，东通黄河，全长300　余里。它不仅便利了漕运，而且可以灌溉田地万余顷。与此同时，又在关中洛水旁兴建龙首渠。渠首要从商颜山（铁镰山）经过，这里土质松散，易于坍塌，就用凿井的办法代替开沟，每隔一定距离打一眼井，井下相通行水，形成"井渠"，通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是劳动人民的一大创造，后世所说的坎儿井就是利用井渠技术修建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关中郑国渠上游又开凿了六条辅助渠道，灌溉地势较高之地，称为六辅渠。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在泾水和渭水之间修建了白渠。白渠与郑国渠平行，长200　里，溉田4500　余顷。时人为之歌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①除此以外，当时还在关中地区修建了成国渠、灵轵渠和。。渠。这些水渠大大促进了关中农业生产的发展。

另在关东等地区也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汉初羹颉侯刘信在舒（安徽庐江西南）建造七门三堰，灌溉田地。文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穿湔江口灌溉繁田1700　顷。武帝时在西北地区的朔方、西河、陇西、酒泉等郡，开渠引黄河或川谷之水以溉田。汝南、九江、东海、泰山等郡，开渠溉田各万余顷。宣帝时，南阳太守召信臣开沟渎，起堤闸，其溉田面积达3　万余顷。西汉末年，益州太守文齐"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②等等。

治理黄河是汉武帝时期重大的水利工程。西汉前期，黄河屡次决口，造成严重水灾。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又在瓠子（河南濮阳南）决口，受灾地达16　郡。武帝曾发卒10　万人治黄河，未见成效。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自泰山回长安，路过此地，又发卒数万人堵塞决口。武帝亲自巡视工地，命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要负薪填决。经过这次修治，黄河在80年中没有发生过大的灾害。

由于水利事业的发展，铁农具、牛耕的广泛使用，耕作技术的提高，西汉时期的农业产量、耕地面积和社会人口都增长较快。关于西汉时期的粮食产量，各地当然差别很大。通而观之，估计汉初平均亩产一石半，合粟140市斤。西汉末年，平均亩产提高到二至三石，合粟200　至250市斤左右。据《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末年有民户12233062　户，人口59594978人，定垦田8270536　顷。这些数字可以大体反映西汉农业生产的发展规模。

3。手工业的进步随着西汉时期封建统治制度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生产经营体制逐渐定型，手工业的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

（1）手工业生产的经营体制手工业生产的经营体制主要有三种形式：官营、民营和作为家庭副业的

①　《汉书·沟洫志》并荀悦《汉纪》。

②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手工业。自汉武帝全面进行经济改革以后，手工业生产从属于封建经济的地位完全确立，手工业生产的三种经营方式随之定型，从而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手工业生产体制的基本模式。

西汉前期，官府手工业的生产管理体制继承秦制，基本上由少府统一管理，其手工业产品主要供皇室和官府享用。汉武帝时期，进一步扩大了官营手工业的规模，对手工业生产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新的调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制。这时由少府掌管的手工业部门有考工署，尚方署，主作兵器弓弩刀铠及礼器、食器和生活用器。东园署，主作陵内器物。东织、西织，织作缯帛、被服、文绣郊庙之服及祭服。少府还在地方设有工官主作用器和兵器；服官主作衣服；楼船官主作楼船；金银铜锡官掌金银铜锡的开采和冶炼；采珠官主采集珍珠；漆官掌漆的生产等。总之，由少府控制原料产地并负责制造皇室和官府所需的各种手工业品。由水衡都尉负责铸钱和铸造铜器。由将作大匠负责宗庙、陵寝、宫室的建筑，经费归大司农提供。由大司农负责盐、铁、酒的制作，下设斡官长主管，并在各地设盐官、铁官、酒官具体经营。大司农所属的手工业与国计民生关系极大，其产品除满足皇室、官府需要外，还向人民出售，具有赢利性质，这是与少府等所管手工业的不同之处。

官营手工业所需原料一般由国家垄断或向民间征取。劳动力为服役的吏、卒、工匠，刑徒和官奴婢，也有少量的雇工。一般官营手工业作坊规模庞大，内部分工细密，有严格的生产管理和产品责任制度。正因为官府手工业可以集中国家的人力和物力，又有专门的手工技术人员，所以为皇室和宫廷生产的用品大多精美华贵，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但由于官府手工业产品不计成本，故耗费的原料和人工也是巨大的。而且，官府手工业的存在，满足了皇室和宫廷的需求，使社会失去了一个拥有最大购买力的集团，因而堵塞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由于官府手工业垄断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手工业部门，也使民营手工业改变了发展的方向。

西汉前期，民营手工业门类多，能够相对自由地发展，特别是当时一大批盐铁工商业者，他们拥有雄厚的资本，陶醉于自己经营的事业，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其时工商业者不得做官的规定反倒使他们可以摆脱官场的恶习，专心从事经济活动，完全按照市场的价值规律办事。然而汉武帝经济改革的风暴，使民营手工业发展的面貌大为改观。其一是收买：随着工商业者不得做官禁令的取消，封建国家收买了一大批民间盐铁等商人，使他们放弃自己的事业，投入封建统治者的怀抱。其二是打击：通过算缗、告缗的推行，使相当多的民营工商业者的财产被剥夺，他们不愿扩大工商业生产的规模，宁可把钱花在吃喝与购买土地上。其三是限制：由于官营手工业门类、规模的扩大，民营手工业者为了求生存，逼迫他们不得不投靠官僚，依附地主，从事多种经营。从此以后，民营手工业者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他们往往与官僚、地主结合在一起，使民营手工业经济完全融入封建经济的整体之中。西汉中期以后，民营手工业局限于纺织、制陶、漆器等行业。宣帝时大官僚张安世"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霍）光"。①《后汉书·樊宏传》载，西汉末，大地主"（樊）重。。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等。这些规模较大的民营手工业作坊，主要劳动力是僮仆、佣工，其中很多来自逃

①　《汉书·张汤传》。

亡的农民。另外，当时还有许多手工业个体户。

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也是西汉手工业生产的重要经营方式。这种家庭手工业以"女子纺绩"为主，实际上一家男女老幼都参与其事。家庭纺织业的原料--桑、麻，一般由农户自行生产，而且可以充分利用空隙时间和夜以继日地劳作，故生产成本低廉。同时，家庭手工业也是农民维持生存温饱的必要手段，可以因陋就简，随时随地进行。因此，家庭手工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不必依赖外界条件。西汉政权通过劝课农桑、皇后"春幸茧馆"②等形式，鼓励家庭手工业的发展。缯帛是当时家庭手工业的主要产品，南方农村家庭生产的麻布也不少。

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主要产品主要满足自家的需要，但也投入市场出售。

西汉时期农民的税收以交纳货币为主，也促使他们把自己的农副产品投放市场。随着西汉中后期经济形势的变化，农户与市场的联系逐渐减弱。家庭手工业和小农业的结合日趋普遍和牢固，构成封建自然经济结构的基础。

（2）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西汉手工业门类较多，有冶铁业、铸铜业、制盐业、酿酒业、建筑业、纺织业、舟车制造业、漆器业等。诸业都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冶铁业、丝织业和漆器业。

西汉的冶铁业占有重要地位，无论铁器的种类、冶铁技术或是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都比战国时代有重大发展。西汉前期民营冶铁业很发达，西汉中期以后国家设置的铁官遍及全国各地。据《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河南郡设有6　处铁官，而近年在河南地区考古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就有15　处，可见当时冶铁业的发展程度远远超出文献的记载。其中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南阳北关瓦房庄、郑州古荥镇的冶铁遗址规模都很大。从这些遗址中可以看出当时从矿石开采到冶炼铸造的技术水平都很先进。郑州古荥镇遗址的炼铁炉，炉体呈椭圆形，鼓风设备良好，有座高炉估计可日产生铁一吨。炼铁遗址中的燃料除木材外，还有原煤和煤饼的残存，表明西汉时期已开始用煤冶铁。同时炼钢和铸造技术也取得很大进步，在北京大葆台西汉墓中出土的环首刀和簪，都是铸铁固体脱碳钢。当时工人还发明了粹火技术，就是在铸造刀剑时，把烧红的刀剑浸入水中，使其坚韧和锋利。由于西汉一代冶铁铸造业的发展，到西汉后期，铁器皿和铁兵器已基本代替了铜器，而占主要地位。西汉的纺织业非常发达，尤其是丝织技术，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当时植桑、养蚕、缫丝、织帛，是编户齐民普遍的家庭手工业。民营丝织业也相对繁荣，巨鹿陈宝光即其代表。西汉政权设在长安的东、西织室，设在襄邑（河南睢县）、临淄的服官之所，都是规模庞大的官营丝织业作坊。这些官营作坊为皇室和官府制造各种精美的丝织服装，用料考究，做工精致，耗资巨大。其中设在齐郡临淄的三服官主作天子"三服"："春献冠帻縰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至元帝时，"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①当时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络车、纬车、织机等，在山东、江苏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织机是一种由竖机向平机过渡的样式，应为民间普遍的小型织机。织机经过不断改进，到汉宣帝时，民间丝织业家陈宝光之妻创造了一种高级提花机。这种提花机用120　蹑，能织成各②　《汉书·元后传》。

①　《汉书·元帝纪》李斐注；《贡禹传》。

式各样花纹的绫绵，"六十日成匹，匹直万钱"②。长沙马王堆西汉噡侯夫人墓中，出土大量丝织品，有绢、缣、罗纱、锦、绣、绮等，花纹色泽多姿多彩。其中一件素纱单衣，身长128　厘米，袖通长190　厘米，重量仅49　克（不到1　市两）。这些都反映出西汉人民在丝织、印染诸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西汉的漆器业也有很大发展。在民间有种植漆树、从事漆器生产的私营作坊。西汉王朝在蜀、广汉等郡设有工官，专门制造皇室和宫廷使用的漆器和金银釦（kòu，音寇）器（漆器加鎏金釦或银釦，称金银釦器），每一工官全年要花费500　万钱。当时的漆器有耳杯、卮、奁、盘、壶、鼎、钫、匕、匣、屏风等多种用品。它们一般以木为胎，然后进行髤漆等加工而成。许多漆器和金银釦器质地轻巧，造形美观，色泽光洁，镶嵌精致，纹饰秀丽，堪称工艺佳品。在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漆器上，还嵌有玳瑁、云母、红白玛瑙等，它们与光亮的漆器交相辉映，显得更加艳丽多彩。当时漆器制作复杂，分工细密。其工种有素工，雕工、髤工、上工、铜扣黄涂工、画工、清工、造工、供工等。《盐铁论·散不足》说："一杯捲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即指这种情况。西汉的官吏和豪富，都很喜爱漆器，死后常用大量的漆器随葬。长沙马王堆一、二、三号汉墓出土漆器达700　件；江陵凤凰山168　号汉墓，墓主虽为五大夫，也出土漆器160　余件等等。甚至朝鲜平壤乐浪王盱墓、蒙古诺颜乌拉匈奴贵族墓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汉代漆器和鈤器，说明西汉时期漆器的生产空前兴盛。

4。商业的发展与城市、交通的发达西汉的商业，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西汉前期，封建政权实行"无为而治"的放任政策，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发展迅速，民间商业十分繁荣，商品经济得以顺利发展。西汉中期汉武帝实行"有为"政策，对社会经济进行全面干预，民间商业受到打击和排挤，一度衰落，而官营商业相对发展。西汉后期，官营商业仍然存在，民间商业也很活跃。不过，这时商业的发展已经变态，不可与西汉前期商业的正常发展相提并论。

（1）西汉中、后期商业的发展西汉中期，汉王朝开始从事官营商业活动，实行盐、铁、酒、鱼的专卖，并在各郡设立均输官，转运贩卖各地土特产，设置平准官，控制市场物价等。可见官营商业的规模庞大，实行专卖和贩卖的商品种类繁多，既有工商兼营的盐、铁、酒官，也有"行商"性质的均输官，还有类似"坐贾"的平准官，几乎垄断了所有的商业活动。由于这种商业活动具有垄断性、强制性，商品的来源不计成本，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与商业利润没有直接关系，因此，这种官营商业活动不受价值规律的约束，不是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独立于生产之外的流通过程。这种流通不能有效地支配生产，对社会生产和生活都有不良的影响。正因为当时官营商业具有压价强购、抬价出售、供需脱节等弊病，所以给民间商业活动以可乘之机。

这时民间商业的生存空间大大缩小：一是官营商业霸占了民间广大的地盘；二是官营手工业的扩大，进一步失去上层皇室贵族的雄厚市场；三是国家陆续设立的桔官、羞官、圃羞官、漆官等控制了原料产地及其商品来源；四是民营手工业的衰退也使商人减少了货源和主顾等。特别是汉武帝收买一部分商人充任官商，同时剥夺了大部分商人的财产，几乎使民间商业活动窒②　《西京杂记》卷。

息。但自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不复告缗"后，国家的商业政策逐步放宽。官营渔业不久被废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181年）"罢榷酷官，命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①而且，昭宣时期"与民休息"的政策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都为民间商业的重新活跃提供了条件。

除汉武帝非常时期外，西汉政权对商贾的主要税收是市籍税和市租。市籍税是对有"市籍"的商贾所征取的税收，规定纳税户在一定时期内集中把税款交纳给市场负责人--市啬夫。《汉书·何武传》说："（何）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即反映了这种情况。所谓市租，就是对商贾所征收的市场营业税。《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注引《索隐》曰："市租，谓所卖之物出租。"

市籍税一般按商人的财产（包括储存的现金、实物、货物）征税。《汉书·武帝纪》注引李斐曰："一贯千钱，出算二十也。"是指"异时"，即汉武帝前对商贾储存的现金征税，税率为2％。《汉书·翟方进传》注引张晏曰："又牛马羊头数出税；算千输二十也。"推知对其实物财产征税，税率也为2％。《管子·幼官》提到"市赋百取二"，就是对市场交易的货物征税，税率也为2％。可见这个2％的税率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汉书·食货志下》载王莽时规定："贾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在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这里提到商贾的市场营业税，也就是市租，按商业利润的1／10　征税。当时的商业利润是多少？《史记·货殖列传》指出，商贾们投入100　万钱的资金，可赢利20　万。若"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汉书·贡禹传》也说："商贾。。岁有十二之利。"可见当时社会公认的商业利润率为2／10。如果市租按投入的货物量征税，则税率为2／10×1／10＝2％。由此可知，对商贾储藏的现金、拥有的实物和投入市场的货物均按2％的比例征收，就是征取商贾所得商业利润的1／10。这与王莽时期明确规定的市租率是一致的。同时说明，西汉前期和中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市籍税按财产的2％征税，市租也按投入市场商品的2％征税，其税率基本合理，故有利于民间商业的发展。

另外还有"关税"，即商贾贩卖货物经过关口时所征取的税收。秦汉时期一般在内地要道和周边各族的交界地设置关口，如函谷关、玉门关、居庸关等。西汉一代，关税时停时征，大体西汉前期征收的时间少，而中后期征税的时间多。《汉书·武帝纪》云：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冬，"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就明确提到征收关税。至于关税的征收量，据《管子·幼官》："关赋百取一"，即征收过关货物的1／100，而东汉末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庚戌令曰："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①则知东汉末年的关税率曾一度高达1／10　以上。推测西汉时期的关税率当在1％到10％之间。较重的关税，对民间商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西汉后期，中央集权的力量逐渐衰落，民间商业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当时社会经济的基本格局，限定了民间商业的发展面貌。首先，由于官营商业仍然占有广大地盘，迫使民间商业更加紧密地与官僚、地主经济结合，以求得更大的发展。如成帝时，"贵戚近臣子弟宾客多辜榷为奸利"。大富商罗裒，用巨款"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

①　《汉书·昭帝纪》。

①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

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①其次，由于民营手工业的衰落，边疆屯垦对畜牧业的冲击，使民间兼营手工业、畜牧业的商人大大减少，而贩运性商业，特别是为官僚、地主消费服务的贩卖商业，得到畸形发展。《汉书·货殖传》记载西汉后期的大商人，都是因其地利之便，从事贩运贱买贵卖致富的。所谓"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就是指这种情况。再次，由于当时农民负担沉重，农业生产萎缩，"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②大批游食末技之民的涌现，形成了民间商业的虚假繁荣。因此，西汉后期民间商业的兴盛，并非社会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因依附官僚地主而失去了商品经济的纯度；因其贩卖业的畸形发展而相对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因其虚假的繁荣使各经济部门的比例失调。但民间商业的发展毕竟打破了官营商业的僵局，促使西汉商业深入而广泛地发展。

（2）城市和交通的发达随着西汉时期社会经济和商业的纵深发展，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大小城市、集市等商业网点。位于关中的都城长安是全国最繁华最富庶的城市，有12　门、8　街、9　陌、9　市、160　闾里。长安市场上充满了本地物产和官府手工业产品，还有从全国各地运来的货物，以及外族的特产，商业交往十分频繁。其他如河南地区的洛阳，梁宋地区的陶、睢阳（今河南商丘南），漳河地区的邯郸，勃碣地区的燕（今北京市），海岱地区的临淄，东楚地区的吴（今江苏苏州），南楚地区的寿春（今安徽寿县），颖川、南阳地区的宛（今河南南阳），西楚地区的江陵，巴蜀地区的成都，扬越地区的番禺（今广东广州）等，都是各地区商业"四方辐凑，并至而会"的大都市。在这些地方都市中，以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发展最快，到西汉中、后期合称为"五都"。此外，每一地区都分布着大小集镇和集市。还有驻军之处的军市、边境关隘之处的关市等。而且所有都市、集市都有大道或河渠相通，连成全国商业网络，使商品交换深入、持久、频繁地进行。

随着对外关系和海陆交通的发展，西汉时期的商业活动又向周边各族甚至外国寻求市场。由于汉武帝时期对边疆的经营，使秦汉之际的陆路交通进一步发展，当时重要的对外交通线有四条：一条自蓟出发，东北经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直到朝鲜半岛。故商贾"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①一条自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远达中亚、南亚乃至地中海东岸各国及南欧、北非等地。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一条自巴蜀出发，经西南夷，通于身毒（印度）等地。当时中国的邛竹杖和蜀布等，已由商贾转运到这里。一条自番禺出发，经苍梧（今广西梧州）、郁林（今桂平），达于交趾、九真、日南（在越南境内）等地。《汉书·地理志下》说：这一带"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经商贾者多取富焉"。

当时的海外交通也很发达。比较明确的航线有两条：一条自齐（今山东北部）东渡渤海，达朝鲜半岛，然后南绕半岛，东到日本。史称日本为"倭"，有百余国，其中最大者叫邪马台国。汉武帝时期，已有30　余国与汉通使，建立了政治、商业往来。另一条自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

①　《汉书·翟方进传》、《货殖传》。

②　《汉书·贡禹传》。

①　《史记·货殖列传》。

乘船南行5　个月，可达都元国（在马来半岛），又继续航行4　个月，到邑卢没国（在缅甸沿岸），再航行20　余日抵湛离国（在缅甸沿岸），然后步行10　余日到夫甘都卢国（缅甸蒲甘城附近），再乘船航行两个月，最后抵达黄支国（在印度建志补罗）。回程可经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皮宗（在马来半岛），到日南等地回国。西汉商贾运往这些国家的商品有黄金器物和各种丝织品，换回来的货品有明珠、璧、流离、奇石等异物。近年来在广州、长沙等地经常发现玻璃、琥珀、玛瑙等物，其中有的就是从南太平洋诸国运来的。

（三）各具千秋的经济思想西汉中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制度的重大变革，引起人们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广泛关注。他们对西汉政权的现行经济政策，或给予支持，或表示反对，或提出修正方案，各自充分阐明自己的观点，形成西汉时期经济思想大讨论的热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司马迁的"善因"论，桑弘羊的"轻重"论，董仲舒及《盐铁论》的经济思想。

1。司马迁的"善因"论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前90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

人，出生于史学世家。父司马谈，为汉太史令，精于史学，倾向于黄老学派。司马迁自幼受家学熏陶，又从孔安国、董仲舒等名师学习。青年时代游历、出使全国广大地区。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承父职任太史令。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李陵事件下狱受腐刑，后获赦出狱为中书令。在司马迁父子任职期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①最后由司马迁完成了《太史公书》（即《史记》）的编纂工作。因此，《史记》中反映出来的经济思想，实际上是司马迁父子共同的思想。特别是《史记·货殖列传》，其中有许多秦汉之际的民间经济史料，必然是由贴近于该时代的司马谈收集整理，这一点是我们研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时必须注意的。

司马迁父子生活在"无为"经济向"有为"经济转变的历史时期，耳闻目睹不同经济政策给社会经济造成的不同影响，以史学家的冷静思考，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善因"论思想。《史记·货殖列传》说："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所谓"善者因之"，即指最好的经济政策是顺应民间生产、贸易活动的自然发展。这是对西汉前期"无为而治"、"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政策的充分肯定。所谓"利导之"，就是指封建国家通过物质利益，运用经济杠杆，引导社会经济朝着利国利民的方向发展。"教诲之"，意为采取"教化"手段，鼓励人们从事某些经济活动，并劝阻人们不适当的经济行为。"整齐之"，即指封建国家通过法律等强制手段来整治、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司马迁认为这些经济政策都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不宜广泛推行。所谓"最下者与之争"，就是说最坏的经济政策为国家直接从事经济活动，"与民争利"。这是对汉武帝时期进行盐铁官营、均输等经济政策的强烈反对。

由此可见，"善因"论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黄老学者慎到说："因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也者，因人之情也"。①那么，人之性情是什么呢？司马迁认为，人们的天性是好利、好富的："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人"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所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为了尽力追求财富和物质利益，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这就是说，因人之欲而不扰乱，能够使人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物资资源得到尽力开发和利用，人们的欲望都能得到最大的满足，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得以自然适应，商品价格也得到自然调节，各种生产、贸易都能自然、顺利地进行，社会物质财富也就自然增长，"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使"政教发征期会"自然而然地实现最好的结果。这种"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就是司马迁"善因"论的理论基础。

司马迁从"善因"论的观点出发，提出"富无经业"。他认为贵族官吏靠爵邑俸禄和壮士赴难、暴徒抢劫、妓女卖淫和从事农、虞、工、商等经济活动，都是致富的手段。但他把事农而富称作"本富"，做工从商而富称作"末富"，采取不正当手段致富为"奸富"。并指出"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结，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见司马迁不赞成采取非法手段致富，而主张从事农、畜、工、虞、商、贾等正常的生产、贸易活动。虽然司马迁按照秦汉流行的"本"、"末"业之分，但丝毫没有轻视工商业的意思。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只是以"危身"为标准，即农业生产为简单劳动，是致富最稳妥的手段，而工商业为复杂劳动，用以致富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正因为有这样的区别，所以"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而且，司马迁特别重视商业，把商业看作社会生产活动的必要和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古代认真研究商品经济的伟大思想家。司马迁还十分尊重商人，专门为先秦及汉初的一批富商立传，记述他们的事迹和致富经验，创立了以个人为本位的"治生学"，成为我国古代微观经济管理思想的杰出代表。

总之，司马迁的善因论及其经济观点，是对西汉前期"无为"经济的全面肯定和经验总结，也是对汉武帝时期"有为"经济的全盘否定和认真批判。他的经济思想充分体现了以黄老之学为主兼融各家的倾向，在中国封建时代独树一帜，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自由贸易、生息资本、平均利润等问题，因而受到近代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推崇。不过，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当时具有理想主义的成份。虽然"善者因之"的政策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但到一定时期，必然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地方豪富经济的恶性膨胀，导致统一帝国的分裂。在当时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条件下，要维护统一帝国的长治久安，尽管"与之争"出自下策，然而它是中国古代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2。桑弘羊与"轻重"论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前80年），洛阳人，出身商人家庭，自幼有心算才能，13　岁入宫充武帝侍中。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受命理财，历任大农丞、治粟都尉、大司农等职，成为武帝进行经济改革的得力助手。昭帝年幼继位，他与霍光、金日c　、上官桀共同辅政，任御史大夫。因桑弘羊与霍光政见不同，卷入燕王旦和上官桀父子谋反事件，被处死。有关桑弘羊

①　《慎子·因循》。

的史料散见于《史记》、《汉书》等，其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盐铁论》中。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道路，与西欧封建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差异。西欧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曾经过对城市和商品经济极度破坏的过程，所以西欧封建社会初期，自然经济几乎处于笼罩一切的地位。而中国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并未阻碍城市和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在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工商业不断发展的事实面前，必然引起人们对商品生产的广泛关注。有的人主张强行压抑工商业的发展，提出了重农抑商政策。有的人要求维护民间工商业的发展，提出了"善因"论的观点。有的人则主张由封建国家直接从事工商业活动，运用商品流动理论来干预、控制社会经济生活，于是，形成了我国古代独有的经济学说--"轻重"论。

"轻重"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随着春秋时代金属货币的使用而产生的。它通过货币的轻重来分析货币价值及其对市场的影响。由于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到西汉文帝时，"轻重"已被人们用来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货币与商品的比价问题。贾谊就曾提到国家垄断币材"以御轻重"，达到平抑物价、增加财政收入、打击商人等目的，表明这时轻重论思想已有重大进展。至于成熟而完整的轻重论学说，记载在《管子》轻重诸篇中。可见轻重论是经过春秋战国秦汉历代积累，由人们共同创造的经济思想成果。当然，生活在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是轻重论学说的集大成者和全面执行者。当时由桑弘羊提议并付之实践的盐铁、平准、均输等政策，其理论基础就是轻重之学。

桑弘羊在《盐铁论》中，充分阐明了自己的经济观点，他作为商人的后代，非常重视工商业的作用。桑弘羊认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是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各种各样的"养生送终之具"，必须"待商而通，待工而成"。如果没有工商业，就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满足不了社会生活的需要，"故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本议》）正因为如此，桑弘羊认为工商业也能使国家致富，"富国非一道"，不一定非搞农业不可，"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力在势居，不在力耕"。（《通有》）这就是桑弘羊轻重论思想的主要根据。

桑弘羊作为封建国家的财政当权派，主张由国家"塞天财，禁关市"，垄断山海之利，垄断铸币和直接从事工商业活动，以取得支配社会经济生活的轻重之势，使"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力耕》）然后由国家利用轻重之术，即通过控制商品、货币流通等经济手段，在国内排斥富商大贾，"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复古》）在国外则损敌国之用，使"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实现富国除害的双重目的。同时，桑弘羊还提倡扩大消费，认为"古者宫室有度，舆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不可大俭极下"，他引用《管子》的话说："不饰宫室，则材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末利，则本业斯出，无黼黻（fǔfú，音府服，祭服上的纹饰），则女工不施"。主张通过"节奢刺俭"（《通有》）来加速官营工商业的发展，使轻重之术更充分地发挥作用。而且，桑弘羊还把官营经济事业扩展到农业领域，赞同广兴屯田，"置任田官以赡诸用"。（《园地》）显示出他对轻重论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轻重论在汉武帝时期经过桑弘羊的充实和推广，已扩充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的封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它是以东方法家--管子的思想为主，兼融各家思想的结晶。轻重论主张由国家广辟财源，"不赋百姓而师以瞻"（《非鞅》）的思想，它关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调控不可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必须运用经济规律等思想，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对后来的两千年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轻重论强调流通而不重视生产。认为"富国何必本农"，（《力耕》）只要通过轻重政策控制流通领域就能起决定作用。因而在理论上颠倒了主次关系，付诸实践也会妨碍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另外，轻重论过分地夸大了国家政权对经济的反作用，主张由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有计划"的全面干涉，从而限制了市场价值规律的自然调节，势必给经济发展，给国家和人民都招来不良后果。汉武帝时期全面实行轻重政策的社会效应，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上述情况。

3。从董仲舒到《盐铁论》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专治《公羊春秋》。景帝时举贤良对策后，任江都王相，又迁胶西王相，不久辞职家居。他是汉代新儒学的创始人，其经济思想史料散见于《汉书·董仲舒传》、《食货志上》等，集中于《春秋繁露》一书。

董仲舒生活在文、景、武帝时期。面临当时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着眼，提出了"调均"社会财富的思想。《春秋繁露·度制》说："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以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可见董在财富分配问题上丰富发展了儒家的中庸观念。他的经济思想就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总是依仗权势侵吞大量的社会财富，率先破坏各阶级阶层占有财富的均衡状态，所以董仲舒在试图"调均"财产分配比例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统治阶级方面。他提出"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度制》）的原则，限制封建官吏"因乘富贵之资力"，非法占夺劳动人民的财产。而且要求封建国家也不要与民争利，使"盐铁皆归于民"。吁请统治集团"省宫室，去雕文，举孝悌，恤黎元"（《五行变救》），"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同时，董仲舒又针对官豪地主广蓄奴婢、兼并土地之风，提出"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①的建议，在中国历史上首创"限田限奴婢"的主张。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使"利"均布，防止出现"富者奢侈羡溢"，骄而僭越；"贫者穷急愁苦"，铤而走险的失控局面。

董仲舒认为，人们都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关键在于封建政权对人们的欲望进行正确的引导。他希冀封建君主"常以爱利天下为意"（《立元神》），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来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利益。故董仲舒提出调节各阶级经济关系的前提是："富者足以示贵"，"贫者足以养生"，反映出当时封建统治集团积极进取、勉强事功的精神。为了使人们节制非分的贪欲，董仲舒建议采取以教化为主、刑赏为辅的手段进行劝导。他曾告诫封建统治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即要求统治阶级遵循封建国家整体的大道理，不要只顾私人眼前的小功利。但并

①　《汉书·食货志上》。

非苛求人们完全抛弃功利。仅是"不急其功"而已。这句话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却成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改变了董的原意。权衡他的义利观，不过是通过仁义道理来约束统治阶级，以便"调均"财利的适度分布，怎能"不计其功"呢？

可知董仲舒的经济思想是以儒家为主，兼融黄老、法家等学说，着重探究如何协调国家与国民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他既反对由国家全面干涉和控制经济生活，也反对放任无为的经济政策。主张从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利导之"、"教诲之"乃至"整齐之"，以把握社会财富在国家、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分配比例。因此，董仲舒在经济问题上所体现的整体观念、均衡原理以及民本思想，闪烁着新儒家经济理论的光辉。但他的经济思想局限于财产分配领域，在如何进一步发展生产方面没有多大建树，而且他所提出的经济措施多理想化而少实用性，其贯穿在经济问题上的中庸思想以及经济从属封建政治的原则，也包含着一定的保守、封闭观念，这些弱点随着时代的推移，在那些正统儒家经济思想中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来。

在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学，经常引用《春秋繁露》的语言作为立论的根据。他们的经济思想亦大多承袭董氏，且更具保守和教条化。《盐铁论·本议》记文学说："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què，音却，忠厚），民悫则财用足，足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这是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即开宗明义反对"与民争利"、请罢盐铁等，表明他们基本承袭董仲舒的思想。但他们围绕"罢盐铁"所阐述的理由，却偏离了董氏的原意。如贤良文学所谓"开仁义，毋示以利"的崇义贬利观点，就扼杀了董仲舒包含追功求利的进取精神。董氏虽然重视农业，但没有"抑末"的言论，他们却积极主张"进本退末"。董氏反对统治集团挥霍浪费，在他们那里变成了"防淫佚、尚敦朴"的安贫乐道思想。可见这时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经济思想，把"圣人之道"当作教条，已明显趋向保守。

《盐铁论》一书由桓宽编次整理而成。桓宽，汝南人。汉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盐铁论·散不足》提到"宣帝建学官"，说明此书是在宣帝死后，汉元帝时定稿的。盐铁会议留下的书面材料经过桓宽的加工润色，处处渗透着他本人的观点。《盐铁论》赞赏贤良文学的崇义贬利，进本退末、安贫乐道思想溢于言表，被诸史列入儒家类，充分反映了汉元帝时期儒学的守旧观念。自元帝以后，西汉政权重用纯儒，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完全确立，加上西汉王朝的经济开始衰退，更加重了经济思想界的沉寂和保守气氛。而且，从董仲舒就流露出的"宜少近古"的经济复古思绪，也成为西汉后期的新动向。

五、西汉末年的社会经济危机和王莽经济改制的失败（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流民、奴婢数量的增加西汉初期，土地问题不太严重。自战国时代封建制度形成到西汉王朝建立，地主阶级产生的历史不长，且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尚未得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充分发展起来。在这期间，中国封建社会自发的经济规律--以土地买卖为基本形式的土地兼并，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而且，汉初经历秦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人口伤亡惨重，土地大量荒芜，阶级关系得到新的调整。因此，当时除少数军功、官僚大地主外，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占主导地位，绝大多数农户都拥有一块土地。虽然这时也存在土地兼并和农民破产的现象，但尚有众多公田苑囿和官荒地可用来解决贫民的土地问题。另外，其时实行放任无为的经济政策，工商业的繁荣也拓宽了破产农民就业的门路。《盐铁论·复古》说："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故也使土地问题得以缓解。

经过70余年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自发的经济规律已显示其功能。因而到汉武帝时期，土地兼并问题严重起来。《史记·平准书》说："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这时西汉政权开始改变放任无为的经济政策，强行抑制兼并势力的发展，但所起的作用总是有限的。特别是汉武帝全面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富商大贾进行残酷打击，反而大大钳制了吏民就业的门路，迫使绝大多数人们都只能拥挤到土地上来，更加剧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局面。其时社会人口的迅速增殖，也加深了土地危机。据有关资料推算，汉初人口约1400　万，至武帝初年激增到3400　万人左右。随着人口的增长，对土地的需求量自然增多。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大多围绕水土自然条件好的地带开垦。故到武帝时期，许多基本农业经济区已经地少人众。《史记·货殖列传》说："夫三河在天下之中。。土地小狭，民人众"；"邹、鲁滨洙泗。。地小人众。"《后汉书·王景传》也指出：武帝元光年间，关东地区黄河沿岸已"缘堤垦殖，地狭人贫"。《汉书·地理志》还提到"赵、中山地薄人众"等等。总之，当时"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①故数以万计的贫民被从土地上排挤出来，给封建政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汉武帝凭借国家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北击匈奴，经略西域、南夷等地，随之在占领区迁徒、安置贫民屯垦。史载最多一次迁往西北地带的贫民就达70　余万口，曾一度缓和了内郡土地紧张的矛盾。但连年战争、开拓疆土耗费的巨大财力，又转加到内郡农民头上，沉重的赋税徭役致使更多的人破产流亡。《史记·万石张叔列传》曰："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从此以后，西汉政权再也无力通过广辟耕地来解决贫民的土地问题。由于武帝时期新辟的渠田、屯田达数百万顷，而连年战火又致使大量社会人口"流离物故"，约从3400　万人减少到3000　万人左右。因此，武帝末年全国耕地与人口之比约回归到文、景时期的规模，形成昭、宣中兴的社会基础，使土地问题一度缓和。但到宣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与人口再度增长（约达4000　万口左右），土地又紧张起来，出现了"民多贫，盗贼

①　《盐铁论·未通》。

不止"的社会现象。

随着土地兼并的迅速发展，西汉后期地主阶级已衍化为政治、经济、文化互为表里、盘根错节的强大社会势力，形成儒士、官僚、商人、地主四位一体，迫使西汉政权不得不屈从于地主兼并势力的既得利益，甚至停止实行抑制兼并、迁徙富豪的徙陵制度。汉元帝认为："徙郡国民以奉园陵"，致使"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①。他所说的"东垂被虚耗之害"虽非事实，而"关中有无聊之民"乃是实情。《史记·货殖列传》说："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由于西汉后期历史条件已经变化，就是元帝强制推行徙陵制度，也只是把"兼并之害"从关东地区转移到关中地区而已。可见西汉王朝并没有抑制兼并的"久长之策"。

西汉后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恶性发展。昭帝时就有人指出，当时贵族官僚广占良田，已使"民无所之"。元帝以后，土地兼并更加严重。成帝本人就在民间置大量私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公田之外置私田的皇帝。丞相张禹"占郑白之渠四百余顷，他人兼并者类此，而人弥困"。②一次张禹看中了平陵肥牛亭部的一处良田，成帝为了满足他的要求，居然下令把亭所迁往别处，而把这块土地赐给他。丞相翟方进，因强占田地不成，竟把汝南郡的鸿隙陂废去，使陂下土地枯旱，不得收成。西汉后期，商人势力又重新抬头，发财致富的富商大贾，利用手中的资财大肆兼并土地，大商人秦扬就"以田农而甲一州"①。在关东地区，情况尤为严重。由于元帝以后，西汉政府停止了迁徙豪富以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政策，这更使一些地方豪强可以毫无顾忌地兼并土地。陈汤在给成帝的上书中就明确指出，自从西汉政府停止迁徙地方豪富以后，30余年间，"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②在地主兼并土地不断扩张的同时，西汉后期的流民问题和奴婢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由于地主的土地兼并，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丧失了土地，他们有的沦为地主豪强的佃农或雇佣，更多的则是完全被抛出生产领域，成为无衣无食、辗转道路的流民。特别是遇到灾年，常常造成几十万、成百万饥饿的人群，四处流离求食。众多的流民为了死里求生，被迫将妻子儿女甚至自身卖为奴婢。结果，官私奴婢的数量大大增加。元帝时，仅西汉政府的官奴婢就达10　万余人，贵族、官僚和富豪所占有的私奴婢数目更为庞大。甚至连成帝本人也"蓄私奴车马于北宫"。③到了哀、平之世，奴婢数量激增的问题越发严重。流民和奴婢数量的不断增加，终于导致了西汉末年社会生产的严重危机。

（二）汉哀帝时限田限奴婢之议西汉后期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和流民、奴婢问题，引起汉王朝可怕的社

①　《汉书·元帝纪》。

②　《通典·田制》。

①　《汉书·货殖传》。

②　《汉书·陈汤传》。

③　《汉书·五行志》。

会经济危机。为了拯救日薄西山的封建政权，汉哀帝时统治集团提出了一个限田限奴婢的具体方案。

早在西汉初年就已形成了名田制度。由于当时"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①没有确定名田蓄奴婢的具体数量，只是按惯例实行等级名田。到汉武帝时期，土地兼并之害已很明显，董仲舒首先向西汉政权提出"限民名田"、废除奴婢专杀制度等建议，开创了解决土地、奴婢问题的新途径。虽然汉武帝没有认真采纳董仲舒的提议，但这时进一步明确了商贾不得名田的禁令，同时严禁强宗豪右田宅逾制。汉宣帝时颁行的《令甲》规定："诸侯在国，名田他县，罚金二两"。②又《汉书·陈汤传》载，成帝时，陈汤提议："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可见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统治集团要求限田、均田、限奴婢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始终没有提出一个具体完整的方案。哀帝时期的"限田限奴婢之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哀帝即位，有志于重振朝纲。适逢大司马师丹建言："古者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皆数钜万，而贫弱俞困。"他认为只有限制豪富吏民名田蓄奴婢的数量，才能阻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解决面临的社会危机。哀帝听从了师丹的建议，下诏交给群臣讨论。不久，由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拟定了一个限田限奴婢的方案："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①。

当年，汉哀帝便下令正式公布，并规定："期尽三年"，诸侯王、列侯、公主、关内侯、吏民可以将多余的田地和奴婢进行处理。如果到期仍然"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国家）"。所以，那些广占田宅、多蓄奴婢的豪富吏民，纷纷抛售田宅奴婢，"时田宅贾（价）为减贱"。但也遭到了外戚丁氏、傅氏、佞臣董贤等人的反对和抵制。至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正当"期尽三年"，限田限奴婢法案即将生效执行之时，董贤因告发东平王云谋反有功，"诏书罢苑，而以赐（董）贤二千余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②于是，限田限奴婢法案"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

汉哀帝的限田方案未能推行，从而使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外戚王莽乘机夺取政权，建立新朝。

（三）王莽的经济改制及其失败王莽，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他在青少年时代曾究习《礼经》，迷信周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常以周公自比。面临西汉后期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王莽凭借外戚的优势及其挽救危难的抱负，迅速登上政治舞台。元寿元年（公

①　《汉书·食货志上》。

②　见《汉书·哀帝纪》如淳注；程树德《九朝律考》指出，《令甲》在宣帝时已颁布。

①　《汉书·哀帝纪》、《食货志上》。

②　《汉书·王嘉传》；其赐苑年代参看《宣元六王传·东平思王刘宇》、《佞幸·董贤传》。元前1年），汉哀帝死，年仅9　岁的平帝即位，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辅政。他既拉拢贵族、官僚、地主和儒生，也注意收买民心，重视民间疾苦。他的儿子王获曾经杀害奴婢，"莽切责获，令自杀"，①以表示对当时奴婢问题的关注。为了救济当时无田的贫民，王莽曾一次捐钱100　万，田30　顷。据说在他的带领下，豪富吏民230人捐献田宅，以口赋贫民。于是朝廷内外"颂声交作"，有8000　多人上书平帝，要求加封王莽为宰衡，上表颂德者竟达487572人之多。可见朝野上下对王莽抱有幻想。他正是利用这一时机，加快其篡夺皇位的步伐。

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称"安汉公"。五年，他毒杀平帝，立两岁的孺子婴为帝，自称"假皇帝"。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废掉孺子婴，自立为真皇帝，改国号曰"新"，年号曰"始建国"。接着，王莽在王舜、平晏、刘歆、哀章等人的协助下，为巩固新朝的统治，解决当时严峻的社会经济危机，进行了大规模的复古改制。

1。王田、私属制王莽一直注重西汉后期两大突出的经济问题--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

他首先从自身做起，把部分土地捐献给贫民，并严厉责罚家人滥杀奴婢的残酷行为。而且，他注意总结哀帝时限田限奴婢政策的成败得失，曾在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制定吏民奴婢、田宅之品。其后，他又"始令天下公田口井"，逐渐形成解决土地、奴婢问题的新方案。王莽登上皇位后，开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下诏实行王田、私属制，决心进一步解决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所谓"王田"，就是要恢复西周时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国有制，模仿古代井田的形式，重新调配土地。凡一家男口不足8人而田地超一井（即900亩）者，必须把多余的田地分给亲族或乡邻。无田之家，按"一夫一妇田百亩"之制授给。所谓"私属"，也出自古典，又称"家众"①，地位高于奴婢。王莽试图通过禁止"王田"和"私属"的买卖及严惩违法者等措施，来缓解当时严重的土地和奴婢问题。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王田制并未抑制土地兼并，无地农民也并未得到好处。因"男口不盈八"是一个灵活的规定，从一口到七口都是"不盈八"，只要家中有一男口的地主就可以占有900亩的土地，这样大地主完全可以用分家析产的办法，把土地化整为零，保留在一个大家庭之内。因此，大地主的土地很少被触动。既然不能触动大地主的土地，就不会有什么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所以"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实际上是一句空话。

王莽在不触及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企图利用法令的形式实行土地国有制，取消土地的自由买卖，也是不现实的。它根本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而且也被社会的传统习惯和政治法律所不容。

王莽实行的私属制虽然有利于提高私奴婢的地位和禁止私奴婢的发展，但仍然保留官奴婢的存在。他在实行新政的过程中，把大批反对新朝统治和违犯新法的人"没入为官奴婢"，将其槛车铁锁，押赴长安，又乱点鸳鸯谱，

①　《汉书·王莽传》。

①　《左传·宣公十七年》杜预注："私属，家众也。"

强制"易其夫妇"。这种官奴多到"以十万数"，因虐待至死者十分之六七。所以，王莽推行的王田、私属制不仅没有解决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反而阻碍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行，"使民弃土业"，遭到"自诸卿大夫至庶民"的普遍反对，更加深了社会危机。于是，王田私属制颁行3年后，于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在民怨沸腾声中宣布更改："诸名食王田皆得以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但王田、私属之称仍然保留，直到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即王莽政权彻底崩溃前夕，才正式宣诏废止。

2。五均、六筦制王莽为了进一步缓解经济危机，加强国家对工商业等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又于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推行五均赊贷，同时"初设六筦之令"。《汉书·食货志下》载王莽诏曰："夫《周礼》有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可见王莽实行五均赊贷制度的理论依据也是从故纸堆里找出来的。据说《乐语》、《乐元语》为河间献王所传，其中记载五均事宜："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得知五均为国家管理城市商业的制度，其目的是通过平抑市场物价以限制商人的剥削兼并活动，并使国家获得经济利益。王莽政权推行五均的具体办法是：在首都长安的东、西市和洛阳、邯郸、临淄、宛等主要繁华城市，设立五均司市管理市场。由各市长兼任五均司市师，下设钱府丞一人，负责征收工商各业的税收，设交易丞五人，负责管理市场物价。各五均司市在每季度的中间一个月，评定出各种商品的标准价格，称为"市平"，作为管理市场价格的基准。如果商品的市场价格高于"市平"一钱，五均司市即按市平抛售商品；如市场价格低于市平，则听任私人自行交易。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民间主要消费品，若市场上出现滞销，则由五均司市按原价收购，以防卖主亏本。

所谓赊贷，仍依据《周礼》泉府之职："凡赊者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人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就是由国家从事赊贷活动，以制止高利贷者的过度盘剥，使国家和人民各得其利。王莽政权进行赊贷的办法是：由五均司市的钱府丞兼管赊贷事宜。人民如果因祭祀、丧事需钱，可向钱府借贷。钱府以所得工商之税赊与，不取利息，但必须限期归还，因祭祀借贷者不得超过十天，因丧事者不得超过三月。人民如果因从事生产需钱也可借贷，按借贷者生产所得纯利润收取利息，年利率不超过10％。《汉书·王莽传》还说："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那么这种赊贷的年利率为36％，大大超过了10％的利率。①可见王莽所推行五均赊贷制度并非都抄袭古人，而是借鉴前人的经验进行创造性的运用。特别是自汉武帝时期实行平准政策以来，国家对管理市场物价已积累了许多经验，因而能够使王莽的五均司市在原来平准政策的基础上，制订出更完善更具体的实施办法，并且把实施的范围由长安一处推广到几个主要城市。至于赊贷制度，更是王莽首次在封建统一国家推行。除了"收息百月三"的赊贷情况不明外，当时规定的赊贷利息较低或不计息，这对维护人民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都是有利的。然而，所有官营经济活动的通病就在于设计得十分完美，一旦付诸实施即漏洞百出，王莽的五均赊贷制度也是如此。由于王莽任意改制，当时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和市场流通都被折腾得

①　从这种借贷计月息及利率高等特点推测，可能为商业性贷款。

无法正常运行。因生产不足造成物资奇缺，因数易货币造成货币混乱和严重的贬值，于是市场物价持续猛涨。米价高达二千、五千或万钱一石，甚至黄金一斤只能易豆五升。当时物价的上涨并非超过"市平"的一钱，而是陡然猛涨到市平的几倍，几十倍或上百倍。在这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市平的议定已毫无意义，五均司市根本不可能通过抛售物资来维持市平。这样，五均的市场物价管理办法就成了一纸空文。也许当时赊贷的生易比较兴隆，因为当时破产流亡的贫民实在太多了。但王莽政权的财政危机日趋严重，他们自己都是朝不保夕，哪里还顾得上劳动人民的死活。因此，五均赊贷只是新莽政权的如意算盘，它的推行除了使主管官吏乘机贪污作弊外，是没有什么好效果的。

王莽推行的六筦（即管）制，就是由国家经营管理六种经济事业，即盐、铁、酒的专卖，"钱布铜冶"的铸造，名山大泽的税收以及五均赊贷。这种六筦制实际上是对农业以外的一切生产、流通活动进行统筹管制，也是汉武帝时期实行国家垄断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汉武帝时期，曾经由国家垄断铜资源和铸钱，并实行盐、铁、酒的官营制作和专卖。到昭帝时罢榷酤官，准许民营酿酒销售。王莽始建国二年，根据羲和鲁匡的建议，又恢复了官酒的酿制和专卖，其经营方法更加周密细致。规定了官酒的制作、酒价的确定及其销售办法。具体过程是：官酒一"酿"，用原料粗米二斛及麴（酒母）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每月初一日将当地粗米二斛及麴一斛的价格之和除以三，就是官酒一斛的标准价格。这样，每"酿"酒所耗原料之价等于三斛酒的价格，尚可得到三斛六斗酒价的毛收入。将毛收入的十分之三，即一斛零八升补偿"丁、器、薪樵之费"，也就是工资、工具和燃料开支，余下的十分之七即相当于二斛五斗二升酒价为官府所得纯收入，利润率达61.76％。其销售办法是：在每个规定地区销售的标准量为一均，即2500　石。酒店分销以50　酿为限。

王莽政权还加强了对名山大泽及百业的管理。明文规定凡是在山林川泽樵采、捕鱼、打猎、放牧者及从事养蚕、纺织、缝补的妇女，工匠和医、巫、卜、祝及其他方技人员，行商坐贾及一切从业人等，必须向本地官府呈报个人收入，以个人纯收入的110纳税，凡不报或呈报不实者，没收本人财产并罚一年劳役。

另外，王莽政权还规定工商业中从事开采金、银、铜、铁、锡矿产及"登龟取贝者"，都必须向市钱府申报，由钱府在一定的时期进行收购。因为这些物品都是可用来制作货币的原料，所以不许在市场上自由销售，而由政府严格管制。由此可见，所谓"六筦"，实际上是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的国家管制经济系统。王莽企图把人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拑制统管起来。

新朝的六筦由羲和鲁匡负责，"郡有数人，皆用富贾"。西汉后期的大商人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淄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王莽还以张长叔、薛子仲为纳言士，"欲以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①许多商人在经办六筦的过程中，"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薄，府臧不实，百姓俞病"。但王莽仍然坚持推行，并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下诏重申"六筦之命"。这

①　《汉书·货殖传》。

种六筦之制一直持续到地皇三年，才连同王田、私属之制一起取消。

王莽推行的六筦之制严重破坏了人民生产生活的进行。其时"每一筦下，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寖众"。同时，王莽政权加强对名山大泽及百业的管理，实际上是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那些参与"六筦"的官吏与商人因缘为奸，也趁机加紧对人民的搜括，使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可见五均、六筦制未能实现"齐众庶，抑并兼"的目的，反而使"众庶各不安生"，加重了新莽时期的经济危机。

为什么王莽效法汉武帝，实行五均六筦制反倒失败呢？主要原因有二点：第一，五均六筦制任意扩大国家垄断经营的范围，更加钳制了社会经济的自然发展。王莽通过五均司市管理市场价格，由长安扩大到六个城市，势必更加扰乱市场经济，破坏价格规律的自然调节。汉武帝实行官营酒业的时间最短，且弊病最多，故在盐铁会议后马上废止。而王莽却重操旧业，又变本加厉地扩大利润率，必定引起官民争利而两败俱伤。特别是王莽扩大山林川泽诸业税收，完全违背了汉武帝"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宗旨，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作用更大。第二，社会条件的变化，致使五均六筦制走向反面。汉武帝在中央集权力量强大、内外环境适当的时机，集中在工商业领域进行改革。其时农业生产稳定，币制改革成功，财政监督机制完善，所以保证了盐铁、均输、平准政策顺利推行。而王莽在中央集权力量衰弱之时，不切实际地进行全面改制，既搞垮了农业，又搞乱了币制，社会秩序和行政管理更是一团糟，在这种条件下推行五均六筦制。只能是东施效颦，适得其反！3。货币改制随着西汉后期经济危机的出现，物价不断上涨，货币逐渐贬值，引起人们对当时钱币的疑虑。元帝时，贡禹曾主张废止钱币，"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归于农，复古道便"。哀帝时，"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①因此，这时已经出现通过货币复古改制来解救经济危机的论调，王莽则是后来居上的"佼佼者"。

《汉书·食货志下》载："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云云。可见王莽货币改制的理论依据就是先秦古制。他所制造的新币有龟货、贝货、布钱、刀钱等，其品种形制皆模仿古制；而且对新币的命名如"宝货"、"泉"、"次布"、"元龟"等，都出自先秦古典；甚至铸币铭文也用古体篆文，"以黄金错其文"的工艺亦因袭东周的错金技术。王莽企图通过复古改币来挽救财政危机，并借此消除汉钱在民众中的影响，进一步巩固新莽政权。

王莽在掌权的十几年中，先后进行了五次货币改制。这也是他全部经济改制中牵涉面最广、破坏作用最剧烈的部分。由于货币变动频繁，币制繁杂，严重扰乱了市场交易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故"百姓愦乱，其货不行"。而且，每次改换币制都把旧币废弃不用，故使持有旧币的人民蒙受极大损失。同时，每次改币总是滥发虚币，以小易大，以轻代重，更是对全国人民公开的经济掠夺，故"每一易钱，民用破业"。加上因币制混乱，使民间盗铸成风，或私用五铢钱交易，新莽政权又对违法者进行严厉打击，结果公卿吏民抵罪，或没为官奴婢者不可胜数，搞到"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的地步。新莽统治集团企图采用通货贬值的办法，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

①　《汉书·贡禹传》、《师丹传》。

但国家通过纳税等形式收回来的仍然是贬值货币，反而使财政状况更加恶化。因此，货币频繁改制造成的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及其金融混乱的局面，除了使少数大官僚、大商人、大地主浑水摸鱼、牟取暴利以外，只能使广大人民和封建国家都受到巨大损害，加速社会经济的全面崩溃。

总而言之，王莽的经济改制是一场全面的复古倒退。他所推行的王田私属制是古代井田制的翻版；推行的五均六筦是"工商食官"古制的复活，推行的货币改制是古钱币的大会演。这些从故纸堆里找来的古董加上主观想象出来的"新"制，怎么能适合当时社会经济基础的要求呢？因此，王莽的倒行逆施完全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无法解决当时的经济危机，只能造成社会经济的大破坏和自己的灭顶之灾！

4。改制的失败与社会经济的崩溃王莽改制及其失败，是统治阶级滥用职权导演的一幕历史悲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恶果。本来西汉后期由于统治集团的失策，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就已出现经济危机。这时大批农民破产流亡，社会经济明显衰退，国家财政日益困难，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从西汉前期的12％降低到7％。而新莽时期的复古改制，更加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激化，导致社会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

《汉书·食货志下》记载：王莽改制期间"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复蔽之，浸淫日广，于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万数。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

新莽政权为了挽回改制失败造成的经济损失，总是不断地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当时除依从古制，对田租、工商樵采诸业皆征什一税外，又沿袭汉制征取口赋和算赋。并规定"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比西汉的口钱提高15　倍。随后新莽又征赀赋，有时"赋敛民财什取五"，有时"赀民取其十四"，最后规定"天下吏民，赀三十取一"，其数额都超过西汉常制。另外"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至于其他苛捐杂税、巧取豪夺不可胜计。而且，新莽时期的徭役负担也成倍增加，不断征发民伕仿造古代建筑，不断征发兵役进行内外战争，经常出现"卫卒不交代三岁"的事件。沉重的赋税徭役使人们"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导致无数人民破产流亡，或转为盗贼。新莽政权为了确保改制的推行，制定了严密的法律科条。因各种法禁烦苛，使人民"不得举手"，即使"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当时吏民触犯科禁被杀，或被关、被流放、被罚苦役、被没收为官奴婢而愁苦死者不计其数，因而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也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汉书·冯衍传》称，其时"祸挐未解，兵连不息，刑法弥深，赋敛愈重。。元元无聊，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荒秽，疾疫大兴，灾异蜂起"。至王莽末年，"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洛阳以东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将军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又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扰。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澹官以禀之，吏盗其禀，饥死者什八七"。同时，"东方岁荒民饥，道路不通"。"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①。

除各种人祸外，频繁的天灾也加速了西汉末年经济的萧条。自西汉后期以来，不断发生水旱、霜雪、蝗虫之灾，其中尤以水灾和蝗灾更为严重。由于汉武帝时期在西北一带大规模屯垦，破坏了天然的植被，水土流失严重，造成黄河下游多次水灾。据《汉书·沟洫志》载，元帝、成帝之际，黄河曾4　次决口。在王莽秉政、当政期间，天灾更是连绵不断。连王莽自己也承认："（连年）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日趋严重的天灾更加致使经济衰退。

自王莽居摄即真直至灭亡，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战争的残酷破坏性最终导致西汉末年经济崩溃。居摄元年（公元6年），汉安众侯刘崇起兵反莽，因势力弱小，旋即被灭。第二年，东郡太守翟义又起兵反莽，声势浩大，众至十余万。三辅赵明、霍鸿拥众十余万响应，他们攻烧官寺，劫略吏民，"火见未央宫前殿"。②翟义、赵明等先后率军与王莽军激战，将近一年才被平息。但各地仍不断爆发小股农民起义。而且，王莽还对周边少数民族施以无理污辱，挑起民族矛盾。他即位后曾发兵30　万，"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至北，使者驰传督趣，海内扰矣"。从此，新莽与匈奴构难，边兵"久屯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③特别是绿林、赤眉起义爆发以后，长安政乱，各地方武装乘机起兵，战火燃遍全国，其破坏性更加强烈。《后汉书·祭祀志》记载当时的情况说："杨、徐、青三州首乱，兵革横行，延及荆州，豪杰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号，北夷作寇，千里无烟，无鸡鸣犬吠之声。"更始三年（公元25年），赤眉军与绿林军的矛盾激化。赤眉拥立刘盆子为帝，率众数十万攻入长安，打败绿林所立的更始帝刘玄。于是，赤眉纵兵大掠长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劳动人民无法从事生产，"城郭皆为丘墟，生人转于沟壑"。直到东汉初年，仍然战火未息，天下旱蝗，"民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石"，"天下野谷旅生，麻菽尤盛，或生瓜菜果实，野蚕成茧被山，民收其絮，采获谷果，以为蓄积"。①国民经济残破不堪，已全面崩溃。总之，西汉时代从汉初的"无为"开始，到王莽的"不能无为"②告终，反映出封建统治集团解决社会经济矛盾的戏剧性变化。在封建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下，虽然统治集团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商品经济与封建统一国家的矛盾，但始终未能解决土地兼并与封建统一国家的矛盾，反而最终导致王莽频频改制的社会悲剧。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汉武帝运用的"轻重论"顺应了中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而王莽的"复古论"完全违背了当时封建租佃关系发展的历史潮流。

①　《后汉书·刘玄传》。

②　《汉书·翟义传》。

③　《汉书·匈奴传》。

①　《后汉书·窦融传》、《东观汉记·世祖光武皇帝》。

②　《汉书·食货志下》。

六、东汉前期社会经济的调整与复苏（一）光武中兴的经济策略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在鄗（河北柏乡）称帝，是为光武帝，国号"汉"，后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是汉高祖的第九世孙，由于他起兵打败了篡夺西汉王朝的新莽政权，又力克群雄，恢复了刘姓"汉"王朝的统治，所以被史家誉为"光武中兴"。光武帝刘秀重建东汉政权后，制定了巩固封建统治、发展社会经济的基本国策。由他确立的经济策略，对东汉社会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具有重大影响。

1。东汉初年的经济形势光武帝刘秀在戎马倥偬中即位。当时农民起义的烈火还在燃烧，各地官僚、豪强集团也纷纷割据一方。承西汉末年长期动乱之后，东汉初年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

由于战争的残酷破坏，社会生产仍无法正常进行，灾荒饥馑依然如故。

《后汉书·刘盆子传》说，建武二年（公元26年）"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时（建武三年）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断隔，委输不至，军士悉以果实为粮"。建武五年、六年，连续遭受旱灾和蝗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建武八年（公元32年），又遭水灾。建武九年（公元33年），承丧乱之余，仍"郡县残荒"。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西北讨公孙述，北征卢芳。匈奴助芳侵边，汉遣将军马武、骑都尉刘纳、阎兴军下曲阳、临平、呼沱，以备胡。匈奴入河东，中国未安，米谷荒贵，民或流散"。山东地区更是人民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①直至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刘秀降服各地割据势力，完成统一大业以后，才赢得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集中精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

西汉、东汉之交，在社会动乱、灾荒饥馑的摧残下，广大劳动人民或丧于战乱，或转死沟壑，或到处流亡，或沦为奴婢，或成为各种形式的依附民。自西汉后期以来，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王莽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全面干预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反而被碰得头破血流，引起一场社会大动乱。在新莽反动统治下无法生存的劳苦大众，不得已投身于豪强大家，请求庇护；而豪强大家也凭借自己的势力，不断收容依附人口。因此，即使在新莽时期，封建依附关系仍然有所发展。据史料记载，赤眉起义军的基本队伍就是由"佣人"组成。佣人一般指雇佣劳动者，也属于依附民阶层，他们与主人结成不甚牢固的依附关系，在绿林起义军中，除"佣人"外，还有一些豪强地主率领宗族宾客、部曲家兵参加起义。这种宗族宾客、部曲家兵也是一种依附民，他们与主人结成相对稳定的依附关系。如豪强地主刘。。、刘秀、臧宫都曾率宗族宾客参与绿林起义。还有豪强地主阴识、邓晨、寇恂、王霸、耿纯、祭遵、刘植等都先后率宾客家兵归附刘秀。《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在王莽当政时亡命北地，"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数百家"。这些封建依附关系大多是在新莽时期以非法、隐蔽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至新莽末年，封建政权在农民起义

①　《后汉书·冯异传》、《光武帝纪》、《郑兴传》、《天文志》、《公孙述传》。的沉重打击下土崩瓦解，社会处在无政府状态。于是，自发的封建依附关系冲破一切阻力，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

当时，各地战火四起，社会动荡不安。许多豪强大家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纷纷作营堑坞壁自保，"以待所归"，公开招揽依附农民。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其中以南阳、三辅、河北地区较为突出。如在南阳地区，《后汉书·樊宏传》载，其时樊宏"与宗族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赤眉军欲攻其营，樊宏"遣人持牛酒米谷，以遗赤眉，遂免寇难"。在三辅地区，如《第五伦传》云："王莽末，盗贼起，宗族闾里争往附之。（第五）伦乃依险固筑营垒，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在河北地区，如《陈俊传》载，渔阳豪强地主各自坚守坞壁，以断绝五校农民军的粮食，"贼至无所得，遂散败"。这些拥众自保的豪强地主营垒，不但在两汉之际的社会动乱中保存了地主的经济势力，而且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

当时封建依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是封建经济规律的自发调节。

因为社会生产必须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才能进行，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无法解决水利设施等必要生产条件。新莽政权的倒行逆施，扰乱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封建国家已基本失去了组织社会生产的职能。所以，小农经济不得不依附于豪强地主田庄经济，使社会生产得以进行。新莽末年的社会大动乱，进一步促使强宗豪右招引宗族宾客，组织依附农民，营建坞壁，部勒家兵，护卫田庄经济，保障社会生产的持续发展。可想而知，当时如果没有地主田庄坞壁的组织形式，人民的伤亡将更加惨重，国民经济的破坏也更为残酷。因此，封建经济规律的自发调节，大地主田庄经济的形成，封建依附关系的迅速发展，为东汉初年社会经济的复苏带来一线生机。

然而，地主田庄经济及其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与封建统一国家的利益存在矛盾，主要表现在豪强地主与封建国家瓜分劳动成果的斗争。特别是在东汉初年社会经济凋敝、劳动人手骤减的情况下，这种矛盾更加尖锐。据《汉书·食货志下》说："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王莽被诛杀以后，社会动乱更加酷烈，死伤的人数更多。《续汉书·郡国志一》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说："至光武中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若以西汉平帝时户口数推算，东汉政权掌握的人口只有1200　万人左右。当然，这时还有许多人口流亡在外，也有部分人口沦为私奴婢，更有大量的人口依附于豪强大家。所以说"百姓虚耗"，即大批人口死亡和流失，才使国家所掌管的人口"十有二存"。这对东汉政权来说是一个更加严重的经济难题。虽然西汉初年也存在经济凋敝、人口骤减的经济形势，但当时地主阶级的势力不大，在社会动乱中他们只能消极地逃命，"相聚保山泽"。而西汉末年随着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地主阶级的势力非常强大，他们广占田园和依附农民，可以营建坞壁，拥众自保。如何妥善解决封建国家和豪强地主争夺劳动人手的矛盾，是以刘秀为首的东汉统治集团面临的新课题。

2。对西汉经济制度的继承与调整刘秀开创的东汉王朝，是在南阳、颖川、河北等地的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豪强地主，他"勤于稼穑"，还经常往返于宛地作粮食买卖。刘秀的舅父樊宏是"世善农稼，好货殖"的大地主；岳父郭昌"为郡著姓"，田宅财产数百万；妻兄阴识，有田数百顷；姐夫邓晨，是"世吏二千石"的官僚大地主；妹夫李通，"世以货殖著姓"，为商人大地主。还有东汉开国功臣邓禹、耿弇、冯异、铫期等"云台二十八将"，大都是豪强地主。因此，以刘秀为首的东汉统治集团，主要是西汉后期发展起来的贵族、官僚、商人相结合的豪族地主阶层。他们的发迹与西汉后期的社会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东汉统治集团制定大政方针的阶级基础。

本来，西汉后期的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但王莽篡位以后，所推行的"新政"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社会恶果，因而使人民反而留恋西汉社会。可见新莽改制的失败掩盖了西汉后期的社会弊政，容易产生还是西汉制度好的社会心理。故新莽末年，绿林、赤眉农民起义就打起复汉的旗帜。甚至当洛阳父老看到刘秀"一如旧章"的僚属时，皆大欢喜，有的老吏还激动得流着泪说："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后来刘秀持节至河北，"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①。这都说明恢复西汉旧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而且，刘秀作为西汉皇室的后裔，从他决定举事的那天起，就怀着"刘氏复兴"的目的，以恢复汉王朝的统治为己任。因此刘秀称帝以后，即以"中兴"之主自居，确定了沿用西汉制度的大政方针。他的庙号为"世祖"，谥号曰"光武"。《谥法》云，"能绍前业为光，克定祸乱为武"，表述了光武帝平息动乱、重建东汉政权，继承西汉制度的内涵。当时汉光武帝"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①所有重大经济制度基本承袭西汉旧制，虽然在某些方面作了相应的调整，但并未触动西汉经济体制的根基。

首先，东汉政权继承了西汉的名田制度和户籍制度。虽然东汉初年大土地占有制和封建依附关系仍在发展，豪族地主广占田园和依附农民的问题日趋严重，但东汉王朝始终没有根据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制定新的土地和户口法案，依然沿袭西汉的名田和户籍制度，实行按吏民身份等级名田和占有奴婢的经济法规，如《后汉书·刘隆传》提到吏民不得"田宅踰制"，《刘祐传》也有占田必须"依科品"的规定，《黄香传》援引西汉"田令：商者不农"等。而且，光武帝虽然多次下诏释放奴婢，但仍没明确提出依附农民的问题。因此，东汉时期吏民占有依附农民仍然是非法的。光武帝下令度田和清查户田，就是要挖出豪强地主非法隐瞒的田地和农民。可见东汉政权基本承袭西汉的土地和户口政策，只是执行的方式有所变化，诸帝皆采用"度田"或"八月算人"的措施以维持封建国家的名田制度和户籍制度。

史载光武帝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度田，检核垦田顷亩及案比户口。这一措施在光武帝晚年仍然推行。《后汉书·江革传》载：建武末年（约公元55年），江革"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輓车，不用牛马"。明帝也曾实行度田，《刘般传》说，当时"吏举度田，欲令多前"。并且每年八月算民的方式亦延续下来。《续汉书·礼仪志》称："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东观汉记·恭宗孝安皇帝》载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年）诏："方今八月案比之时"。男女老幼必须按期赶到县廷，待官吏检阅。只有灵帝时谷城长张迁在案比之时，不招集百姓到县府，却由自己到乡里进行查对。《金石萃编·张迁碑》颂之曰："八月算民，不烦于乡，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而汉末交州一带，

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

①　《后汉书·循吏列传》。

八月案户比民已相沿成俗。《三国志·吴书·薛综传》云："珠崖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正。"这种八月算民而造户籍的制度，始于西汉。由于西汉一代豪强地主的势力不如东汉时期强大，他们隐庇的依附户口不多，故乡里八月算民时阻力较小，手续简便，进行得比较顺利，史书中也很少记录。但东汉豪强地主大量招引依附农民，各级政权对八月算民非常重视，搞得很繁琐，所以史书中有关记载相应较多。可见东汉的名田、户籍制与社会现实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其次，东汉政权继承了西汉的租赋徭役制度。在田租方面，东汉初年因战争频繁，国家财政困难，曾沿袭王莽之制征收什一之税，但到建武六年（公元30年）即恢复西汉旧制。《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六年十二月诏："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令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税三十税一，如旧制。"东汉时期关于农户的其他税收，即刍稿税、口赋、算赋、赀赋等皆如西汉旧制，前文已有论述。但光武帝对徭役制度作了相应调整。西汉时规定人民在役龄期内每年服更卒徭役一月；另外还要服正卒兵役二年：一年在郡国为材官、骑士、楼船，一年在京师作卫士，或在边境当戍卒。东汉自建武六年战争减少后，光武帝陆续减免正卒兵役。

《续汉书·百官志》说："中兴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又《光武帝纪》建武七年诏："令郡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就是废除郡国的军事长官及其都试制度，而且废止人民在郡国服兵役一年的规定。同时，"省长水、射声二校尉官"，省中垒校尉等，这些减省的校尉都是统领京师卫士之官。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诏罢诸边郡亭候吏卒"。可知光武帝又先后废除人民在京师作卫士或边境当戍卒一年的规定。两年兵役更戍之制都已废除，这对减轻农民的力役负担、恢复发展东汉初年的农业生产都是有利的。但东汉更戍制度的废除，却是募兵制的扩大，也是更赋的扩大。更赋在西汉即正卒兵役更戍制的代役钱。因此，更戍制减除后必然征收代役钱--更赋。故在东汉时期更赋和田租等赋税同时征收，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而且，光武帝所罢除的校尉和内郡都尉，后来也逐渐复置。由此可见，东汉初年对徭役制度的调整，虽然减轻了劳动人民的力役负担，但增加了更赋的征收，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由于东汉时期的租赋徭役制度仍承袭西汉旧制，具有田租轻而人头税重的特点，所以在当时大土地占有制进一步发展的社会条件下对地主最有利。而且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流亡，依附于豪强地主，使封建国家和贫苦农民的经济利益都受到损害。

再次，东汉政权继承、调整了西汉的财政管理体制。《光武帝纪》建武六年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令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省400　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东汉政权的财政管理机构，同样在继承西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省并和调整。

在中央财政机构方面，光武帝改西汉丞相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由司徒掌管民事，在财政上主要负责"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①司空掌管水土营建，"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行赏罚。"司徒、司空皆属三公，职位虽高，但无实权。中央具体管理财政的机构仍为大司农和少府。大司农掌管国家财政，主要管理国家租税收入，包括钱谷金帛，并负责物资的调度及国家军事、官俸、工程建设等开支。光武帝把原属少府的山泽陂池之税改属大司农，把大司农所属的盐官和铁官下放归郡县经营，同时废止均输官等。至章帝元和年间（公元84-87年），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又把盐官和铁官收归大司农，由国家统一实行盐铁专卖。章和二年（公元88年）和帝下诏正式"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②东汉少府仍掌管帝室财政，主要管理禁苑园池收入，皇室"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及其日常开支。光武帝撤消了西汉另一帝室财政机构水衡都尉，并其职于少府，设上林苑令主管其事。仅在每年立秋貙（chù，音出，兽名）刘之日，临时设立水衡都尉，事完以后就免除。而且，光武帝除把少府的山泽陂池之税改属大司农外，又把都水下放到郡国，考工转归太仆，改织室令为丞，逐渐减少了少府的经济财政职能。同时在少府附设了侍中、中常侍、尚书令、御史中丞等政务、事务性机构，并增加了宦官的员额。于是少府经过东汉政权的调整，财政职掌缩减，事务性职掌增多，进一步朝着专管宫廷事务的官署演变。西汉末、东汉初年的桓谭说："汉定以来，百姓赋钱，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入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③大体反映了当时中央两大财政机构--大司农和少府的财政收支情况。

东汉地方财政管理机构基本沿袭西汉体制，分为郡国和县道两级机构，由郡守、王国相及县令、长主管财政事宜，仍实行年终上计考核制度。县下设乡、里基层组织。置乡官有秩（或啬夫）"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又乡佐"主民收赋税"。里有里魁，协助乡官征派徭赋。不过，西汉时期由中央统一掌管的经济事业已下放到地方郡、县管理，"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有水池及渔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说明地方郡县的财政职能进一步加强。此外，光武帝又于东汉初年正式把全国分为13　州，复置刺史12人各主一州，另一州属司隶校尉。最初刺史仅履行监察郡国之责，但随着其权限的不断扩大，自和帝以后，刺史逐渐发展为兼管财政、行政、军政的地主长官，反映出东汉财政管理体制演变的新动向。由此可见，东汉政权对财政管理体制调整省并以后，使中央的财政管理机制进一步削弱，而地方的财政职能相应得到加强。因此更加促使中央财政集权体制的瓦解，地方分权势力的增长。总而言之，由于东汉初年统治集团没有根据变化了的经济形势制定符合时宜的新制度，只是在西汉旧制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所以使东汉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日益尖锐，这是东汉王朝经济没有很大起色的根本原因。

3。度田风波与柔道在王莽末年的社会动乱中，豪强地主多聚众自保，修筑田庄坞堡，组织私人武装。当时，一批豪强地主先后率宗族宾客和私兵归附刘秀。但更多的

①　《续汉书·百官志》。

②　《后汉书·和帝纪》。

③　《太平御览》卷627　引《新论》，其中"入"误为"八"，今改。

豪强地主则拥兵自重，割据乡土。刘秀即位后，除用武力削平坞堡外，尽量采取安抚手段降服他们。建武二年（公元26年），三辅豪强大姓各拥兵众。刘秀命冯异征讨，并诫之曰："将军今奉辞讨诸不轨，营堡降者，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壁，无使复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①冯异奉命行事，三辅悉平。又《后汉书·李忠传》记载，江淮地区，豪强大姓亦拥兵据土。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丹阳太守李忠就职，"招怀降附，其不服者悉诛之，旬月皆平"。另在赵魏等地，东汉地方政府也相继招怀，削平了一批豪强武装。不过，在全国范围内，豪强大姓拥兵据土、雄张乡里的现象依然存在，严重影响东汉政权的稳定和赋税的征收。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东汉王朝统一大局已定，光武帝着手大规模整顿全国的社会经济秩序：六月，"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②这就是著名的度田令。当时度田一方面是为了掌握天下垦田和户口数量，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一方面是为了挖出豪强地主田庄营堡中的依附人口，"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垒无使复聚"，以便进一步解散地主武装，达到改善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的双重目的。然而，州郡实行度田时，"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③。《东观汉纪·世祖光武皇帝》亦载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诏曰："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刺史太守在度田时侵刻羸弱，主要是为了优饶豪右。由于强宗豪右有权有势，地方官吏不敢过问，故有"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之说。如此优容豪强地主，是光武帝决不允许的。因为豪强地主不但占有大量垦田和依附人口，而且也拥有私人武装。如果度田不把他们非法隐瞒的垦田和户口查出来，就不能达到增加财政收入、解散地主武装的预期目的。可知光武帝下诏度田清查的重点就是豪强地主。虽然光武帝为白衣时也是"臧亡匿死"的地主豪强，但"天子不与白衣同"，光武帝必须从封建地主政权的整体利益出发，限制豪强地主的既得利益。因此，光武帝得知奸状后即遣谒者考实。并于当年十一月逮捕大司徒欧阳歙，因他在任汝南太守期间度田不实，接受豪强地主的贿赂千余万。当时欧阳歙的弟子千余人为其求情，但光武帝坚决处死他。第二年九月，河南尹张伋及郡守十余人，都因度田不实处死。另外还有南郡太守刘隆、琅邪太守李章等也因度田不实受到严厉处分，足见光武帝坚持度田的决心。

从此，度田得以认真推行。由于触犯了豪强地主的利益，故引起豪强大姓的武装反抗。《后汉书·光武帝纪》说："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所在，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为什么当时豪强大姓的武装反抗如此广泛，规模如此之大呢？因为参与叛乱的不仅有豪强大姓，还包括依附于他们的大量私兵和隐户。虽然度田主要是打击豪强地主，但隐蔽在地主门下的依附农民被清查出来后，将受到更大的打击。因为这些隐户租种地主的土地毕竟可以生活下去，一旦被官吏清查出来，他们除了仍须向地主交租外，还要向封建国家提供赋税和

①　《资治通鉴·建武二年》。

②　《后汉书·光武帝纪》。

③　《后汉书·刘隆传》。

徭役，由于面临双重交纳租税的困境，他们将无法生存。因此，这些隐户的经济利益与豪强地主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是这种切身的经济利害关系，才趋使大量的依附人口追随豪强地主参与叛乱。东汉政权之所以遭到豪强地主和依附民的联合反抗，主要是它仍然继承西汉过时的经济制度，无视依附农民的客观存在，没有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顺应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所以使封建国家在经济上陷入被动地位。虽然当时光武帝采取行政手段恩威并施：一面责成官吏"更相追捕"乱首，一面将捕获的大姓兵长"徙于它郡，赋田受禀，各安生业"，暂时平息了叛乱，但豪强地主的武装只是转入隐蔽状态，双方争夺劳动人手的经济斗争仍在不断进行。从此以后，东汉政权实行度田与按比户口的制度，在形式上也保留下来。

总之，光武帝的度田以妥协告终，豪强地主的势力并没有被根本削弱，土地兼并仍在继续发展，封建依附关系仍以非法、隐蔽的方式进行。光武帝在度田风波尚未平息时，就已后悔自己行为偏激、处死守相过多，后来又表示："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他还引《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苟非其时，不如息人。"①光武帝申明今后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于是，东汉豪强地主的经济势力得以自然发展。同时，赢得"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安宁环境，为东汉前期社会经济的复苏创造了条件。

（二）东汉统治集团发展生产的措施东汉初年户口耗少，国民经济的凋敝，以及豪强地主经济势力的发展，使封建国家的财政十分拮据。于是，东汉政权一方面紧缩开支，实行精兵简政，减缓调役兴作；另一方面广辟财源，采取各种措施挖掘生产潜力，增加财政收入。自光武帝确定"开源节流"的方针后，明帝、章帝等相继推行平徭简赋、假民公田等发展生产的措施，使东汉的社会经济状况逐渐好转。1。释放奴婢和囚徒"奴婢"问题是西汉后期比较突出的经济问题。王莽改制"更奴婢曰私属"，并通过禁止私属买卖来解决奴婢问题，结果反而把数十万触犯禁令的吏民没为奴婢或投入监狱，招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加上王莽末年的社会动乱，许多人又被迫自卖或被掠卖为奴婢，使奴婢问题更为突出。光武帝即位以后，"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针对当时的奴婢问题，从建武二年（公元26年）至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曾七次下诏释放奴婢。这些诏令均见《后汉书·光武帝纪》。光武帝下诏释放的奴婢分为四种：一是在王莽时期不合旧法（即西汉法律）而没入的奴婢；二是在王莽末年因饥荒战乱出卖的奴婢；三是在动乱中被人掠卖的奴婢；四是因受到主人非法虐待被炙灼的奴婢。凡全国范围内的这四种奴婢，原则上一律免为庶人。除第四项外，基本上沿袭西汉旧制。不过光武帝每次释放奴婢的诏令都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尤其是关于追究违令者法律责任的条款，更能促使条令的贯彻和落实。当时如此多的奴婢得到释放，恢复编户齐民的身份，这对缓和奴婢问题，增加社会劳动力，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增加税源，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光武帝在释放奴婢的同时，还下诏改善奴婢的待遇，提高奴婢的身份地

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臧宫传》。

位，使奴婢的社会地位进一步与庶民接近：既规定杀害奴婢与庶民同罪，又宣布放免被灼伤的奴婢为庶民；而且废除严于庶民的"射伤人弃市律"，因此使奴婢的处境大大改善；既制止滥杀奴婢，又禁止任意残害奴婢，从而让奴婢得到"人"而非"物"的待遇。光武帝提高奴婢社会地位的诏令不仅适用于全国，并且适用于所有奴婢，同时具有长期的法律效力，这对进一步缓解奴婢问题、缓和阶级矛盾、保护社会劳动力等具有较大意义。

光武帝还曾经大批释放囚徒。建武五年（公元29年）下诏，"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即下令放免除死刑以外的所有在押犯人。史载王莽末年曾将数以万计的人民投入监狱，可知当时的囚犯很多。建武七年（公元31年），光武帝又发布同样的诏令释放在押犯人，并且加上"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的规定。东汉建国以后，不断派兵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和割据势力，自然在押犯人也不少。两次释放如此之多的囚徒，无疑增加了大批劳动人手，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且，光武帝曾大赦天下，"录囚徒"平冤狱。从此，"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①，成为定制。东汉诸帝亦不断释放囚徒，或将囚犯减罪，徙往边境屯田植谷。

2。广行屯田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用以镇压农民起义军和削平各地割据势力。由于当时经济残破，国家财政困难，军粮的供用极其紧张。于是，光武帝从现实情况出发，总结前人军队屯垦的经验，将西汉边郡屯田引入内地，在中原地区广泛推行屯田。

光武帝的内郡屯田，开始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这时东汉政权统一关东的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陆续收编降卒数十万人。刘秀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命令部分军队屯田积谷，以便自行解决军粮，支持即将开始统一关西的战争。由于推行内郡屯田的成效显著，所以光武帝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宣布"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并下令民户田租由"什一之税"减为"三十税一"，减轻辐度达2／3。可见当时屯田的范围很广，规模甚大，积谷较多，从而为统一全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当然，光武帝推行内郡屯田的经济意义并非限于以上所述。实行屯田也是安辑当时数十万、上百万降卒的妥善方式。汉高祖统一天下时，常常因兵力不足而夺人之军。但光武帝在统一战争中收编的士卒却绰绰有余。因而怎样安抚如此众多的士卒，便成了一大难题。光武帝采取恰当的措施，使他们"隶之尺籍，悉令屯田，以军法制其横，自耕养其众"。①这样既可以把大量荒芜的土地辟成良田，又可为进一步动员士卒复员作好准备。因此，建武七年（公元31年），光武帝即罢士卒，"令还复民伍"，顺利地完成了由战争到经济建设的战略转变，使这些士卒成为恢复发展生产的主要力量。

光武帝除在内地屯田外，也未放弃在边郡广开屯田，因而促进了边疆的开发和社会生产的发展，也减缓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继光武帝后，诸帝皆在边地屯田。明帝时除在河西地区屯田外，还在西域伊吾卢置宜禾都尉屯田，由戊己校尉统领车师前王庭和后王部金满城屯田，尤以楼兰屯田成效卓著。章帝时也在河西、西域伊尹、莎车、疏勒等地

①　《续汉书·百官志》。

①　张君约：《历代屯田考》，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6　页。

进行屯田。

和帝时期，先后在西域车师、伊吾卢等地连续屯田十六、七年之久。而且为了配合镇压羌人的军事行动，开始在河湟地区广设屯田。据《后汉书·西羌传》载，曾在黄河沿岸立屯34　部，约有17000人从事屯田。安帝、顺帝时，仍在西域、河湟、北地、安定、玄菟等地屯田。据说顺帝时在安定，北地郡"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①而个别地区的屯田持续到东汉末年。这些军事屯田虽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无法弥补战争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东汉屯田是西汉屯田的继续和发展，但也有自己的时代特点。首先，除光武帝推行的内郡屯田外，东汉时期在边郡屯田的劳动者主要是弛刑徒和免刑罪人。而西汉时期屯田的主要劳动者是戍田卒，戍田卒是按国家规定服兵役的农民。由于东汉初年基本上废除了兵役更戍制，推行募兵制，所以兵源复杂，一般为募士、边郡胡骑与弛刑徒及免刑罪人。东汉诸帝往往下令将死囚减死一等，"诣军营"；或将囚犯免刑"徙边戍"。于是，军队中弛刑徒的比例增加，故经常用来屯田。如光武帝令马援屯田边郡，"弛刑谪徒以充实之"。《后汉书·明帝纪》："令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军营，屯朔方、敦煌。"《邓训传》：永元二年（公元90年）"罢屯兵，各令归郡，唯置弛刑徒二千余人，分以屯田。"《西域传》：延光二年（公元123年），班勇"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等等。这些弛刑徒大都必须终身在军营屯田或戍边，可以"妻子自随，占著所在，父母同产欲相从恣听之"。②从而为三国时代军户、土家制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其次，东汉末年开始利用降羌、民户屯田。《后汉书·傅燮传》载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汉阳太守傅燮"善恤人，叛羌怀其恩化，并来降服。乃广开屯田，列置四十余营，安置降羌"。这是我国屯田史上首次由太守主持，为招抚降羌所进行的屯田。又《英雄记》曰："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民人始知采稆以桑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公孙伯圭开置屯田，稍稍得自供给。"①公孙伯圭即公孙瓒，《后汉书》本传记载他曾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在幽州屯田，可知公孙氏开始组织"民人"屯田自给。无论东汉初年光武帝所推行的内郡屯田，或是东汉末年傅氏、公孙氏所招徕的降羌、民户屯田，都是在东汉经济凋敝的非常时期所产生的特例，然而正是这种特例的交互作用，揭开了曹魏民屯的序幕。

3。救助贫民由于东汉前期大土地占有制的确立和封建国家整体经济策略的失当，广大平民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日益贫困，破产、流亡成为当时突出的经济问题，因此东汉政权如何救助贫民，吸引民众，维持国家的财政收入，是一个非常迫切而重要的任务。从光武帝开始，明帝、章帝等相继采取招抚流亡、救济贫民、假民公田诸种措施，以缓解人民贫困化的趋势，维护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

东汉初年，光武帝对被迫参加起义的流民实行招抚政策，采取免罪遣散、各就农桑、使安生业的办法。同时，对破产流亡的灾民采取赐爵、赈济和免

①　《后汉书·西羌传》。

②　《后汉书·章帝纪》。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五引《英雄记》。

除赋役等措施，《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三年（公元27年）闰正月，"赐天下长子当为父后者爵，人一级"。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九月，南阳地区遭受强烈地震，诏"令南阳勿输今年田租刍稿。。赐郡中居人压死者棺钱，人三千。其口赋逋税而庐宅尤破坏者，勿收责"。建武二十九年（公元53年）二月，"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五月"大水。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笃■、贫者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从此，诸帝皆采取赐爵等优惠条件招抚流民。《明帝纪》：永平三年（公元60年）二月，"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人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章帝纪》：永平十八年十月，"赐民爵，人二级，为父后及孝悌、力田人三级，脱无名数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级"。东汉前期，曾八次宣布赐爵招引流民的诏令，应该有一定的社会效果。但为了避免每次赐民爵累计起来达到免役的标准（汉代规定第九级爵五大夫可以免役），影响国家徭役的征发，故明、章二帝先后公布关于"民爵不得过公乘（第八级爵）"的规定。正因为如此，到东汉后期，通过赐爵招引流民的办法越来越不灵了。又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正月诏云："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当时与封建国家争夺流民的主要对手是地主豪右，诏令中明确指出防止豪右为奸，并规定了优惠流人食宿等具体办法，可见当时封建国家对流民问题的重视。

东汉王朝救济贫民的措施主要是减免徭赋，给贷种、食等。光武帝在东汉初年就很重视赈贷贫民。《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六年（公元30年）诏："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愍之。其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明帝也多次下诏减免租赋。并于中元二年（公元57年）即位不久就下诏禁止"郡县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其务在均平，无令枉刻"。而且连续六次下诏赐"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①。章帝更以"宽厚长者"著称。《后汉书·章帝纪》赞之曰："深元元之爱，著胎养之令。。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元和元年（公元84年），章帝"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当时为了救济贫民，恢复无业贫民的生产能力，从土地、劳动力到口粮种子、生产工具等每个环节都照顾到了。直到东汉后期，各帝减免租赋和赈济贫民的诏令累见不鲜。不过，这时中央集权已经衰落，吏治日益腐败，国家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贫民百姓更难以得到真正的好处了。

赋民公田或假民公田，也是东汉王朝救助贫民的重要措施。《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九年（公元66年）诏："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诏："滨渠下田，赋与贫民，无令豪右得固其利。"《章帝纪》：建初元年（公元76年），"诏以上林池籞田赋贫人"。元和三年（公元86年）诏曰："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由于东汉前期社会人口减少，封建国家所掌握的公田相应较多，所以具备赋民公田的社会条件。而且在赋民公田时，封建政权还常常贷给种食，使贫民有能力从事耕种，故能够解决部分破产农民的生产生活

①　《后汉书·明帝纪》。

问题。但到东汉后期，社会人口增加，国家所掌握的公田较少，大土地占有制进一步发展，封建王朝的经济秩序非常混乱。因此，这时赋民公田或假民公田的实际作用不大。

总之，在光武、明、章时期，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尚可以正常运转，中央政府的政令也能贯彻到基层，地方郡国亦多良吏。如光武帝时汝南太守邓晨，渔阳太守郭伋、张堪，丹阳太守李忠，南阳太守杜诗，桂阳太守卫飒、茨充，九真太守任延；明帝、章帝时会稽太守第五伦、山阳太守秦彭、庐江太守王景等。他们在当地兴修水利，开垦田土，招抚流民，开发盐铁资源，劝民耕种，直接促进了东汉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本纪》称：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即"野谷渐少，田亩益广"。永平九年（公元66年）"大有年"。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至明帝、章帝之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焉"，呈现出国民经济的繁荣景象。但自和帝以后，由于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渐缓慢。

（三）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东汉政权相继采取发展生产的措施，加上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在"俱存不扰"的环境中进一步壮大，所以东汉时期的农业和工商业得到较大发展。1。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比西汉有所发展。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更为普遍。

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出土的东汉铁农具数量大大超过西汉。而且在吉林、内蒙古、甘肃、新疆、宁夏、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边远地区，都有不少东汉铁农具出土。东汉铁农具的种类也比西汉有所增加，重要的新式农具有曲柄锄和钩镰等。四川东山崖墓石刻画像中的全铁曲柄锄，是一种便于中耕除草的工具。四川绵阳和牧马崖墓中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35　厘米，是用于收割的大型农具。铁犁铧也有重大改进，除了有大、中、小不同类型外，而且犁铧刃端角度缩小，既便于起土省力，又可以深耕。东汉的牛耕技术亦有所发展。除了使用二牛抬杠的单辕长犁外，还使用一牛牵引的双长辕犁和短辕犁①。同时牛耕技术进一步推广到边远地区。从陕西绥德县、米脂县出土的画像石牛耕图来看，陕北高原的牛耕方式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在江淮地区，庐江太守王景教民犁耕，使耕作效率大增，故"垦辟倍多，境内丰给"。岭南九真地区，东汉初年不知牛耕，太守任延在当地推广牛耕，使"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②东汉时期，农业栽培技术也有较大进步。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了稻田绿肥的种植和秧苗移载技术。还指出必须根据不同的土质，栽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及时翻土晒田，进行双季轮作和套种等。明帝时，曾下令推广区种法，以充分利用地利，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另从四川彭县出土的东汉陶田模型可知，当时已经开始在丘陵陂地上修治梯田。

东汉初年，官府重视兴修水利。明帝时，命水利专家王景和将作谒者王吴主持修复浚仪渠（在河南开封）。王景用"堰流法"控制水势，消除了水

①　参看《陕北东汉画像石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

②　《后汉书·循吏传》。

患。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与王吴又率卒几十万人修治黄河、汴渠。他俩在自荥阳至千乘（山东高青）海口的地段内勘察地形，开凿山阜，直截沟涧，决通壅积；又十里立一水门，控制流量。约费时一年余，耗资近百亿，终于使河、汴分流，消除了水患，完成了治理黄河的伟大工程。从此，黄泛地区的淤土沃野重新辟为良田。通过这次对黄河的修治，加上西汉末年以来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屯垦减少，自然植被得到保护，因此黄河长期安流，在800多年间没有改道，促进了北方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当时，各地也陆续修建陂池水利工程灌溉农田。张堪任渔阳太守期间，在狐奴（北京顺义境）引水溉田，开辟稻田八千多顷。山阳太守秦彭，"兴起稻田数千顷"。汲县令崔瑗，"为人开稻田数百顷"。什邡（在四川境）令杨仁，"垦田千余顷"。汝南地区的鸿隙陂，西汉成帝时已湮废。东汉初年，太守邓晨命都水椽许杨主持修复，使数千顷良田得到灌溉。此后汝南太守鲍昱继续修整，用石闸蓄水，"水常饶足，灌田倍多，人以殷富"。①和帝时，太守何敞又在汝南修治铜阳旧渠，开垦良田三万多顷。顺帝时，会稽太守马臻在会稽、山阴两县修镜湖（又称鉴湖），周围大堤350　里，溉田九千多顷。此外，在南阳、庐江、下邳、广陵、三河、三辅、太原、上党、赵、魏、河西等地，都有修复或新建的水利工程，显示出东汉人民改造利用水利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

东汉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还突出表现在南方经济的发展。西汉时期，北方的关中及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最发达的经济区域，全国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带，而当时南方经济却很落后。《汉书·地理志》说："江南之地，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可知江南尚处在原始状态，地广人稀，大部分地区未得到开发。但西汉末年长达数十年的社会动乱，使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当时，许多人离乡背井，逃往相对安定的江南地区以保全性命。《后汉书·任延传》载更始元年（公元23年），"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另外，东汉时期郡县长吏在南方兴修水利，组织人民发展生产，也吸引了大批流民南来定居。如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丹阳太守李忠教民耕垦，"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①于是，至东汉后期，南方的广大地区得到开发，垦田和人口数量迅速增长。据《汉书·地理志》的《续汉书·郡国志》所载，扬州人口从321　万增加到434　万，荆州从374　万增加到627　万，益州从455　万增加到724　万。其中以今湖南、江西地区增长最快。零陵郡增长721％，长沙郡增长449％，桂阳郡增长321％，豫章郡增长474％。与此相应，南方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东汉政权曾多次调拨江南荆州、扬州各郡租米赈济江淮和中原地区的灾民。又《华阳国志》载，东汉朝廷"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说明益州与荆州、扬州地区一样，经济发展较快。然而，东汉后期北方经济的发展相对缓慢，社会人口比西汉时期有所减少。尤其是西北三辅、益州、凉州（相当今陕西、山西、甘肃一带）地区，人口从698　万减至160万，减少了436％。东汉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速度之所以远远超过北方，除自然条件的变化外，最根本的社会原因，是由于东汉政权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北方大土地占有制的矛盾尖锐，但比较适合于南方地广人稀、地主经济不甚发展的客观现实。

①　以上引文皆见《后汉书》本传。

①　《后汉书·李忠传》。

随着东汉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粮食产量普遍增加。《东观汉记·张禹传》称：章帝时张禹在徐县"垦田四千余顷，得谷百万余斛"，则亩产量约为三斛。东汉末年仲长统也提到当时亩产量平均在三斛左右。关于东汉时期全国垦田、户口数额，史籍记载非常混乱。《帝王世纪》载垦田数最多的年份是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达732017080亩，人口达53256229人。《晋书·地理志》载户口最多的年份是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为10677960　户，56486856人，但都少于西汉平帝时期的垦田和户口数量。这是因为东汉地主大量隐匿垦田和户口所致，不能据以判断东汉农业的发展水平。

2。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东汉时期，官营手工业的规模相对缩小，民营手工业比较发达。中央政权管理手工业的机构经过省并后，有少府、太仆及将作大匠。少府下设尚方令，专作上等兵器和用器，以供皇室之用；还在御府令下设织室丞，掌管织作皇室衣物。太仆下设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及主织绶诸杂工"①。将作大匠则掌管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工；并栽种桐、梓等树木于道旁，以便成材备用。而且地方郡国也有官府手工业，但没有西汉武帝以后那样广泛和持久。如郡国设立的盐铁官，东汉前期曾主持盐铁的制作专卖，自和帝以后即完全转归民营。东汉官营手工业除征调少量工匠、利用官奴婢生产外，大量使用刑徒劳动。在东汉都城洛阳南郊，有大片刑徒墓地。目前考古发掘出500　多座，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死者躯体上下放置铭传，刻有狱名、刑名、姓名、死日等内容。这些刑徒都被判四、五年刑，死于和帝、安帝之际。死者绝大多数是青壮年，且戴有刑具。可想而知，他们生前曾在官营手工业作坊遭到非人的待遇。②东汉民营手工业一般由官僚、富豪、地主兼营。《拾遗记》卷六载："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僮四百余人，以黄金为器，工冶之声，震于都鄙。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铸锻之声盛也。"郭况官至大鸿胪，家财田产丰厚，京师号称"金穴"。官僚富豪的手工业作坊，或设在自己的田庄内，或设在山泽原料产地。所有官僚、富豪地主经营的手工业作坊，均使用私奴婢、佣工及依附农民进行生产。此外还有众多的个体手工业者。《三辅决录》曰："孙晨字元公，家贫不仕，居社城中，织箕为业。"东汉地方政府设有盐官、铁官、工官管理民营手工业，负责征收盐、铁、工税。由于国家铸币减少，对农民的租税多征谷帛等实物，促使农户的家庭手工业和种植业更加紧密结合。

东汉时期的手工业生产水平，在西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时各种部类的手工技术都有很大提高。铸铜业在南方的广汉、蜀郡、丹阳、会稽、米提（云南昭通）等地颇为发达。漆器业在民营作坊的生产规模庞大，手工技艺高超。制盐的方法趋于多样化，并开发利用火井（天然气）煮盐。"九酿酒法"等酿酒技术的改进，使酒味醇厚、度数提高等等。但东汉手工业更具代表性的是冶铁业、纺织业以及新兴手工业--造纸业。

东汉冶铁业的发展比西汉时期更为广泛，冶铁技术更加进步。东汉初年，一些太守相继在各地恢复官营铁业。《后汉书·卫飒传》载建武二年（公元

①　《续汉书·百官志》。

②　参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年第4　期。26年），卫飒迁桂阳太守。其时耒阳县出铁石，庶民趁王莽末年动乱之机私为冶铸。"飒乃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增入五百余万。"《杜诗传》：建武七年，杜诗为南阳太守，"善于计略，省爱民役，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任延传》：建武初，九真太守任延"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章帝时曾下令把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统一掌管，但不久废止，罢盐铁之禁。于是，私营冶铁业在全国各地盛行，使之得到广泛发展。所以，东汉铁器远比西汉铁器出土的范围广、数量多。由于东汉冶铁已使用水排鼓风，既可省人力物力，又可加大风量，提高炉温，从而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在欧洲，直到12世纪才开始使用水力鼓风，比我国晚千余年。另在今河南巩县东汉冶铁遗址中，发现了混杂泥土、草茎的煤饼，可知用煤冶铁也有所发展。同时，叠铸技术更加进步。在河南温县曾出土500　多套铸造车马零件的叠铸泥范。这些泥范可多层累叠，装配成套，浇铸时用一个总浇口，一次就能铸造几个或十几个铸件。

东汉时期的炼钢技术取得了很大成就。这时我国固体脱碳制钢技术已广泛应用，且冶铸工艺达到一定规格化的程度。炒钢技术进一步提高，目前已经发现东汉的几座炒钢炉和许多以炒钢技术锻制的器物。当时铁工具已多使用钢刀。《考工记·车人》郑玄注："首六寸，谓今刚关头斧"，贾公彦疏："汉时斧近刃，皆以钢铁为之。"而且，东汉还出现了"百炼钢"。百炼钢就是将炒钢反复锻打，每加热锻打一次称为一"炼"，以炼成含碳量高、杂质少的优质钢。《太平经·不用大言无效诀》说："使工师击治石，求其中铁，烧冶之使成水，乃后使良工万锻之，乃成莫邪。"这种由良工"万锻"而成的莫邪之剑，就是"百炼钢"剑。与"百炼钢"同类的"五十炼"、"三十炼"东汉钢刀，在我国也发现了不少。

秦和西汉时代，蚕丝主要产于黄河流域。到东汉时代，蚕丝的生产已扩大到巴蜀、江南以至西北地区。东汉巫县令陈晔，就在巴蜀地区推广种桑养蚕，植"二万余株，民以为给"①。《东观汉记·茨充传》载，建武中，"茨充为桂阳太守，俗不种桑，无蚕织丝麻之利。。充令属县教民益种桑柘，养蚕桑织履，复令种苎麻，数年之间，人赖其利，衣履温暖"。另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绘有采桑图。在甘肃嘉峪关汉晋墓出土的画像砖中，也有许多桑蚕生产的画面，可见东汉时蚕桑业已传到遥远的北方和西域地带。其他著名纺织品有越布，也叫葛越，是会稽地区的特产。刘秀称帝以后，就把越布列为贡品。明帝马皇后曾各赐诸王越布300　端。还有水棉织品桐华布或橦布，产于今西南地区云南永昌一带。此外，棉花（草棉）织品已在新疆地区出现。新疆民丰县的东汉墓中，已有蓝白印花棉布制成的"食单"和手帕、裤子等日常用品。同时，东汉时代的纺织业生产规模和产量都比以前有很大发展，纺织技术进一步提高，织机有重大改进。东汉末年，马钧吸取前人经验，改造织机的综线运动机件，简化了织机的踏具，一律改为十二蹑，使织机的效率大大提高。东汉纺织品的质量也大有进展，印染工艺日益精湛。襄邑、齐锦驰名中外，蜀锦已跃居全国名牌产品，都是国内及"丝绸之路"的抢手货。

西汉时期，造纸术已发明，但当时制造的麻纸质量低劣。近年来，我国境内曾四次出土西汉时代的麻纸，都未发现写字的痕迹。所以直到东汉初年，

①　《太平御览》卷955　引谢承《后汉书》。

书写材料仍以竹、木简和缣帛为主。东汉和帝时，尚书令蔡伦总结前人的造纸经验，进一步改进了造纸术。《后汉书·蔡伦传》说："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蔡侯纸"以植物纤维作原料，必须解决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难关，才能推广应用，大量生产，达到"莫不从用"的效果。据轻工部造纸工业研究所对几种汉纸的分析鉴定认为，只有蔡侯纸才是真正的纸。由于蔡侯纸取材方便，工艺流程完备，所以为东汉造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3。商业与交通由于光武帝确定以柔道治理天下，故东汉政权对商业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后汉书·桓谭传》载东汉初年，桓谭上书曰："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故建议实行汉高祖确立的"禁人二业"政策，抑制商贾的高利贷活动。但光武帝置若罔闻。汉明帝时，刘般上言："郡国以官禁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认为"禁民二业"政策有碍于老百姓的生计，建议废止。明帝却"悉从之"。①这样，"禁民二业"政策有关抑商的规定也连同取消。特别是东汉建国以后，停止实行均输等官营商业活动，到和帝时，又正式开盐铁之禁，这些政策都有利于民间商业的发展。

在西汉前期，民间商业曾得到自由发展，当时以独立经营的大商人居多。而且还有许多大冶铁主，煮盐主，高利贷主，牧业主，渔业主，园林主以及大地主等。无论是各种大产业主或大商人，他们都是靠单一经营致富的。这从《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素封之家，"皆诚壹之所致"可以看出来。这种农牧工商相对独立经营的方式，也与当时"四民分业"、"禁民二业"的传统政策相联系。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严厉打击富商大贾等经济政策后，古代社会的自然分工遭到破坏，于是形成四民兼业，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局面。西汉后期虽然也有独立的大商人，但他们为了在官营工商业的狭缝中求生存，也失去了西汉前期商人的独立品格，更多地投靠、依附官僚地主。至于官僚商人、地主商人兼业的现象更加普遍。《汉书·货殖列传》记载当时的情况说："其余即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可见"四民分业"、"禁民二业"的传统政策已经瓦解。在这种经济格局中成长起来的东汉统治集团，就是一批农工商业兼营的暴发户。而两汉动乱之际普遍建立起来的豪强地主田庄，也是农工商业综合经营的经济实体。由于东汉时期与西汉前期的社会经济结构有"兼业"与"专业"的根本区别，所以即使同样实行"利商"政策，也不会出现同样的繁荣。东汉商业的"繁荣"，表现在社会上层，就是官僚地主普遍经商。如官吏名儒子弟崔寔，"以酤釀贩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寔终不改"。渔阳太守鼓宠，"有旧盐铁官，宠转以贸谷"。灵帝在皇城"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豪强地主皆在田庄设市贸易，有的甚至"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等等。①这种官僚地主兼营商业及高利贷的盛行，更加趋使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紧密结合，必然导致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和劳

①　《后汉书·刘般传》。

①　分别见《后汉书·崔寔传》、《彭宠传》、《灵帝纪》、《仲长统传》。动人民的日益贫困。东汉商业的"繁荣"表现在社会下层，即《潜夫论·淫侈篇》所云："务本者少，游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乎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这里所说的"背本趋末"问题，不一定是指平民弃农经商。按照王符对本、末的新解释，似指平民脱离正当职业而从事"游业"、"巧饰"、"鬻奇"，说穿了就是其中有无数破产的农民涌往都市谋生。《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六年（公元94年）"诏流民所过郡国皆实禀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可见当时在流民群中的确有从事商业者。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什么商业的真正"繁荣"，而是社会经济衰退的表症。

与东汉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货币经济逐渐衰落，这时贵金属黄金和铸币铜钱都比西汉大大减少。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始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公元1-5年），成钱280　亿万，基本适合商业交换的需要。其后王莽屡改币制，五铢钱自然毁坏不少。光武帝在经济残破的基础上重建东汉王朝，"荡涤烦苛，复五铢钱，与天下更始"。但因财匮钱少，"货币杂用布、帛、金、粟"，①退回到以实物货币为主的阶段。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在马援等人的强烈要求下，东汉王朝才开始自行铸造五铢钱。新铸的东汉五铢与西汉五铢比较接近，但重量稍减。这时民间盗铸猖獗，致使恶钱充斥，币制紊乱。至章帝元和年间（公元84-87年），朝廷大臣关于货币兴废问题争论不休。章帝鉴于当时的经济形势，终于批准了尚书张林的奏议："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②从此，西汉时期以交纳货币为主的租税制度瓦解，广大农民直接以谷帛等实物向国家交纳租税。于是绝大部分家庭手工业产品正式退出商业市场，而且东汉政权也没有再次铸币，而以缣帛、谷粟代行货币职能。桓帝时，刘陶上书曰："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于民饥"，主张彻底废除商品货币。直到东汉末灵帝时期，才于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铸"四出文钱"，但数量有限，考古发掘中极少出现。初平元年（公元191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③货币经济更加衰落，实物货币成为主体。在货币经济的大倒退中，贵金属黄金也骤然减少。在西汉一代，黄金用量巨大，皇帝经常以"金"赏赐臣下或匈奴、西域各国，动辄百斤、千斤、万斤者不胜枚举。官私府库所藏更是惊人。如梁孝王死时，私府余黄金40　多万斤。王莽败时，省中黄金万斤为一匮，尚有60　匮。至东汉以后，黄金却很少使用。东汉皇帝赏赐黄金之事极为罕见，灵帝赐给交趾刺史朱俊黄金50　斤，算是最多的。这时，官私所藏黄金也大幅度减少，如东汉末董卓将朝廷积存的财富藏于郿坞，其中黄金也只有二、三万斤，还不够西汉皇帝一次赏赐之用。东汉黄金骤减似乎不可思议，然而仔细分析原委却很自然。西汉黄金用量虽多，但仅仅停留在以称量货币为主体的原始铸币阶段，特别是以赏赐形式的支付手段最为突出。而以黄金作流通手段使用，文献中几乎不见记载。推测只有少量黄金在上层社会因购买奢侈品而流通。这时的黄金都以"斤"为单位，没有切割铸成轻小的金币，故不便于在民众中广泛流通。因而货币的流通手段就被小额的铜币所取代。从西汉铜币三铢、四铢、五铢

①　《汉书·食货志下》、《后汉书·光武帝纪》。

②　《后汉书·朱晖传》。

③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钱广泛流通使用来看，铜币是本位币，履行了货币的各种职能，而黄金只是作为辅币，其货币职能不太健全。正因为如此，所以一旦社会货币经济衰退，本来就不称职的黄金，更加失去充当货币的应用价值。于是，黄金或被人们窖藏、或被改作器具，或者流往国外，通过多种途径化整为零，迅速从社会上消失。当然，封建国家失去了开采黄金的欲望，也是东汉黄金骤减的直接原因。

总之，货币经济的衰落是由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引起的，商品经济不能充分发展，又是由社会经济结构由"专业"到"兼业"的变化，及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化引起的。商品经济的产生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而当时的"兼业"却弥合了社会的进一步分工，加强了经济的自给自足程度。地主田庄经济就是农工商"兼业"的社会实体。虽然地主田庄也兼营商业，但主要是"闭门成市"①，只是为了调节庄园内部各个阶层的生活需要。加上东汉后期社会秩序混乱，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地方割据势力日益发展，且关税曾高达1／10，②很不利于商业长途贩运，故大多只能就近解决"养生送死之具"。同时，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化，"一以布帛为租"的出现，使农民社会购买力大大降低，而且也更加截断了他们与市场的联系。所以说，当时商业"繁荣"是虚假的，并未得到充分发展。这种局面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封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大土地占有制的矛盾冲突激化所引起的。

东汉时期的商业交换，也在周边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当时封建国家定期与匈奴、羌、乌桓、鲜卑以及西南各族举行"合市"（或称"互市"），汉族的小商贩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贸易。东汉时期也保持了与西域各国（如中亚、西亚、南亚、东南欧、北非等地）的商业往来。对外贸易的商品主要是丝绸和奢侈品，如外戚窦宪以80　万钱从西域购进杂罽（jì，音计，毡子）十余件，又使人载杂采900　匹、白素300　匹，以换取月氏马、苏合香等。外戚梁翼也"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③东汉的交通也在西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自关中通向巴蜀的千里栈道多次得到修整。东汉初年开通的飞狐道，自代（河北蔚县）至平城（山西大同），约三百余里。又开通峤道，自零陵、桂阳通往岭南，远至交趾、九真，日南等郡，长达1000　余里。自巴蜀通向西南夷地区的大道，可达今缅甸、印度等地。凡国内栈道、大道，多筑有亭障、邮驿，以便利商旅食宿，并护卫行人安全。东汉时期的对外交通除"丝绸之路"外，海外交通也进一步发展，与各国的交往更加密切。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光武帝封韩人苏马湜（shì，在今朝鲜）为汉廉斯邑君，属于乐浪郡，四时来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国（在日本）派使者来汉赠送方物，光武帝赐以印绶。日本曾在九州福冈县志贺岛，发现一方汉制金印，铭"汉委奴国王"五字，应是刘秀所赐金印。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国王帅升派人献奴婢160人，并愿至洛阳朝见。这时东汉已通日本以东以南的其他岛屿和地区，有的航程需1年以上。和帝时，天竺（今印度）几次遣使前来，赠送异物。顺帝永建六年

①　《水经注·泚水》。

②　前引《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说，东汉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则知东汉末年的关税当在1／10　以上，推知东汉后期的关税约1／10　左右。③　《后汉书·梁登传》。

（公元131年），叶调国（今属印度尼西亚）王遣使师会赠送异物，东汉封师会为汉归义叶调君，又赐国王金印紫绶。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国（罗马帝国）王安敦又进献象牙、犀角、玳瑁等。随着对外关系的加强，商品交换亦频繁进行。

七、东汉后期社会经济的分化与崩溃自和帝以后，东汉社会内部固有的经济矛盾越来越尖锐。而且，东汉王朝开始形成外戚、宦官交替专政的局面，中央集权的统冶日益衰落。从此，东汉政权对社会经济秩序基本失去控制，只能任凭国民经济自发地朝着两个极端分化瓦解：一方面是东汉王朝经济体系的解体，国家财政日益困难，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破产、流亡；一方面是地方豪强的经济势力日益扩张，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官僚豪族集团手中。这两个经济极端的进一步发展，最终炸毁了东汉统一王朝的外壳，使东汉社会经济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为几个豪族集团瓜分天下提供了经济舞台。

（一）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壮大豪强地主田庄是在汉代政权的基本经济制度阻碍租佃关系顺利发展的情况下，封建经济自发调节的产物。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实际上是与两汉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同步前进的。它在汉武帝时期已初具雏形，但由于当时封建政权的干扰太大，豪强地主难以稳定地占有依附农民，故发展缓慢。西汉后期，中央集权的力量衰弱，豪强地主的社会势力增长，他们通过非法、隐蔽的方式，比较稳定地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农民，标志着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基本形成。接着，地主田庄经济遭到王莽改制的严重干扰，却随后在王莽末年的社会动乱和无政府状态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东汉王朝建立后，地主田庄经济再次遭到光武帝度田度人政策的打击，但最终以妥协告终。从此，地主田庄经济在"柔道"和"俱存不扰"①的环境中确立下来，使之更加迅速发展。由此可见，豪强地主田庄经济虽然是在封建经济规律--土地兼并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也是在封建政权干扰的非常状态下成长起来的。这种非常的经济形势，必定影响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在客观经济规律与国民经济局势的交互作用下，豪强地主田庄经济以变态的方式发展壮大。1。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发展状态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王莽末年至汉光武帝年间，这是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确立时期。第二阶段是从明帝开始到黄巾起义前夕，这是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相对平和发展时期。第三阶段是从黄巾起义至东汉末年豪族混战，这是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在动乱中求生存发展的时期。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相对平和时期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土地、人口、生产、组织诸方面的发展状态。

土地是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存在的基础，地主田庄就是在占有大量成片土地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两汉时期，"田宅逾制"是非法行为，因此豪强地主必须依靠一定的权势才能占有大量成片土地。那些雄张乡里的强宗豪右，一般利用族权和地方基层组织的行政权以及手中的财力，强购、接纳或侵占小民的土地。《后汉书·樊宏传》载，西汉末年，樊重为乡里著姓，三世共财，课役童隶，"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并被推为乡官三老。在王莽末年的社会动乱中，樊重之子樊宏与亲属作营堑自保。附近小民为了求生存，只得将田产投献出来，以便包括在营堑之中，故"老弱归之者千余家"，因

①　《后汉书·和帝纪》。

而进一步扩大了樊氏田庄的规模。像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自明帝、章帝以后，封建国家的地方机构逐渐瘫痪，强宗豪右完全控制了基层乡里组织，他们更是乘机扩大地盘。如"三辅豪强之族，多侵枉小民"，"郡内豪姓多不法。。夺人田宅"。于是形成"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的局面。①至于贵族官僚地主依靠权势占夺土地的现象更为严重。如济南王康有私田800　顷，马防兄弟皆买京师膏腴美田。他们除广占良田外，还肆意侵占山林川泽。《后汉书·刘翔传》云，"阳翟黄纲恃程夫人权力，求占山泽，以自营植"。《梁冀传》记外戚梁冀占有的土地"西到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琪，包含山菽，远带丘荒，周族封域，殆将千里"。《刘祐传》载宦官"中常侍苏康、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这些豪强地主通过种种非法手段占有的田园大多不向国家申报登记，他们凭权势瞒上欺下，不交纳田租。这就是自和帝以后封建国家登记的垦田数量反而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汉时期，豪强地主超额占有劳动力（包括奴婢和依附农民）也是非法行为。封建国家一直实行以人头税为主的租税制度，为了确保国家的赋役来源，东汉政权坚持"八月算人"的政策，比实行度田抓得更紧。但由于当时封建政权对农民的赋税（徭役多以代役钱--更赋过更缴纳）剥削日益沉重，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破产流亡，封建政权又无法解决流民的土地和生产救济等问题，所以流民不得不投靠豪强大地主请求庇护。豪强大地主却以自己的权势和财力有选择性地收留部分流民，于是许多流民先后逃离国家户籍荫庇于大地主门下，为其佃作纳租，充当田庄的依附农民。因此，封建国家实际掌握的户口数量日益减少，而豪强地主田庄的土地、人口不断增加，经济势力日益膨胀。

由于汉代农村长期保留聚族而居的习惯，所以豪强地主田庄的劳动人民大多为同姓的"宗族"。地方自发的宗族组织与封建国家的行政组织既相适应又有矛盾。宗族组织过于强大往往干扰国家行政职能的运行。因此，封建国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常常打击或遣散强宗豪右的势力。因为东汉皇权日益衰弱，地方行政组织日趋瘫痪，所以这时自发的宗族组织形式更加活跃。在《四民月令》中，可见地主田庄的主人又是家族宗法组织的族长，还有"宗人父兄、父友、友亲、乡党耆老"等，所有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构成"九族"。大地主田庄的生产救济活动亦以宗族组织的形式出现。如"振赡匮乏，务先九族"，"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这类生产救济活动当然对同宗族的贫民有一定的吸引力。大地主田庄的劳动力除"宗族"外，还有奴婢和他乡流亡来的宾客，他们大都依靠田庄主人的生产条件养家糊口，与庄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极强。《仲长统传》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一般田庄设家吏管理生产活动，由徒附佃种农田，由奴婢从事工商业活动。

豪强地主田庄的生产经营状况，可以东汉帝乡南阳樊氏田庄、帝都河南洛阳附近的田庄（即《四民月令》所记载的田庄）为例说明。田园里在农业生产方面，种值稻类、豆类、麦类、黍、稷、桑、麻，还栽种蔬菜瓜、瓠、葱、蒜等；在林业方面，有竹、漆、桐、梓等经济林木和果树；在牧业方面，注重喂养耕牛、马、猪、鸡等六畜；在渔业方面，放养鱼群于陂池沟渎；在

①　《后汉书·阵龟传》、《苑康传》、《仲长统传》。

手工业方面，进行酿酒、制酱、制糖、制脯、织布、织缣帛、染彩色、治屋室、作器物、造兵械等；在商业方面，贩买各种农副手工业产品，既可"闭门成市"，又可交通远方，而且还从事高利贷活动。因为东汉豪强地主大量占有山林川泽，所以有资源之便的地方亦从事冶铁、煮盐。如山东滕县宏道院的画像石，有描摹地主田庄冶铁的情景；在四川各地的画像砖，刻画了地主田庄内山林、盐井之类。《华阳国志·巴志》也说：东汉巴郡临江县"其豪门亦家有盐井"。总之，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应有尽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计划性和"有求必给"的自足性。

豪强地主经济由西汉前期的"专业"到东汉时期"兼业"的发展，反映出豪强地主经济势力的扩张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也是自汉武帝以来，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破坏了民间经济自然分工的必然结果。东汉王国建立以后，虽然减少或中止了官营工商业活动，但仍然承袭西汉后期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使国民经济秩序日益混乱，各种经济活动陷入恶性循环，社会产品和商品经济萎缩，使社会日益动荡不安。因此，豪强地主田庄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求生存和发展，除了多种经营，尽可能自行解决生产生活用品外，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由此可见，地主田庄实行综合经营，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也是被国民经济形势逼出来的。这种兼业自给的豪族经济体系以及宗族生产组织形式，加上修建坞壁营堡，部勒部曲家兵护卫田庄经济系统的产生，都是在封建政权反动经济政策影响下所形成的变态的经济结构，这类经济结构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复古退化倾向。它对社会产生的不良后果并非仅仅导致分裂，而是延缓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使工商业更加紧密地与地主经济结合，从而妨碍了社会的分工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然，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出现也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2。豪强地主田庄的经济地位豪强地主田庄内部的经济结构是一种退化，然而田庄经济在东汉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却非常重要。除了那些执政的外戚、宦官地主田庄经济外，一般官僚地主、特别是豪民地主的田庄经济，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由于东汉政权不顾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依然执行西汉王朝已经过时的经济制度，所以使社会经济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国家财政严重亏损，农民日益破产流亡。封建国家用于兴修水利、救济贫民等费用日益减少，其经济职能基本丧失。于是，豪强地主田庄承担起组织社会生产的职能。这些豪强地主荫庇依附农民，能使破产流亡的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进行社会生产，而且避免了在籍佃农（即贫民）向国家和地主双重纳税的困境，实际上保护了社会劳动力。当时田庄地主或"与田户中分"，或让"浮客输大半之赋"①，故使田庄的依附农民能够勉强度日和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同时，地主田庄还以宗族形式"赈赡贫乏"，进行生产救济，并有能力进行水利建设，改善生产条件。如樊宏的田庄内"陂池灌注"，《四民月令》也提到"可利沟渎"等。因此，豪强地主田庄的农业生产活动能够顺利进行，有时还有粮食及农副产品出售。

当时，豪强地主也比较关心田庄的生产活动。有的豪强地主还是"世善农稼，好货殖"，"营理产业，物无所弃"的生产管理能手。田庄的地租仍

①　《水经注·河水二》、《通典·食货七》引荀悦语。

为对半分或四、六分的分成制，所以农户生产的好坏直接影响地主的收入。他们往往在田庄里设"田监"、"视田"等，监督农民的生产情况。在东汉豪族墓中的明器，也有"管家"站在田边监视农民劳动的形象。有的豪强地主还亲自到田间巡视，以奖勤黜懒，使人人"兼功自厉，邑聚相率，以致殷富"。①而且豪强地主还根据田庄消费及其手工业生产的需要，对农田进行整体规划，确定粮食作物和各种经济作物的耕种面积。还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开办各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课役童隶，各得其宜"，促进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总之，东汉豪强地主田庄经济是自发形成的社会生产实体。它既是家庭经济的扩大，又是国家经济的缩影；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消费单位。它是由若干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群体，更加强化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产方式虽然可以解决耕织即衣食的基本生活需求，但不能解决全部生活的需要。以衣着而言，衣服染色需要染料、染坊；以食品而言，油、盐、酱之类也需要油坊、盐工场、酱坊等。所有这些仅靠五口之家是无法自己解决的。他们必须依靠团体，依靠田庄的分工协作，才能比较完满地解决生产生活的一切问题。可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田庄是一种唯一可行而完善的社会经济实体。

随着东汉时期经济形势的发展，豪强地主田庄的经济实力不断扩张。这样的豪强地主田庄有多少呢？据仲长统估计，东汉末年，"百夫之豪，州以千计"，似乎豪强地主田庄非常普遍。而且东汉豪族墓中出土的田庄坞壁图像，在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广东、四川、甘肃、内蒙等地都有发现，似乎也很广泛，但却难以根据这些资料估算出一个适当的比例。因豪强地主田庄是建立在地主大量占有土地和依附农民的基础上，故可以根据宋代客户的数量进行推导。当然，东汉与宋代相距千年之久，生产力水平差别较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发展程度不同，特别是宋代政权的经济制度已基本适应大土地占有制的社会状况，而东汉时期的这一经济矛盾却很尖锐。这些情况都说明不可作简单的类比。不过，我们从中国封建经济的缓慢发展及其经济结构的顽固性来看，又有一定的可比性。据统计，宋代客户占全国人口的35％，地主占全国人口的15％①，那么东汉地主田庄的总人口最多占全国人口的50％。又因为东汉豪强地主田庄大多为脱离国家户籍的隐蔽户口，故可以据西汉平帝时的全国户口数与东汉桓帝时的户口数量，估算出当时大概隐蔽的户口，约占全国户口的19％。那么，东汉地主田庄的总人口至少占全国人口的19％，即在19％至50％之间。我们可以大致从这些数据了解东汉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

在东汉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内部，贫富两极分化已很严重。豪强地主因广占田园和奴婢、依附农民，又兼营农工商业，所以每年的收入相当可观。史书中所载东汉时财产达数百万数千万者不计其数。《后汉书·方术列传》载广汉折国"有资财二亿，家僮八百人"。《三辅决录》卷二说："平陵士孙奋资至一亿七千万，富闻京师"，又说他"少为郡王官椽，起家得钱资至三亿七千万"。而西汉末年富豪的财产最多只有一亿。可见东汉时财富集中的程度。豪强地主把大部分钱财用于奢侈性的消费，或进行厚葬带入坟墓。

①　《后汉书·樊宏传》、《王丹传》。

①　参看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而地主田庄依附农民的处境则日趋恶化。崔寔《政论》说：下户踦■，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织，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这样的依附农民，实际上是得不到国家法律保护的农奴。可见东汉豪强地主的田庄并非世外桃源。田庄经济也受到整个社会经济形势的制约。特别是田庄主人有的兼任地方乡官，有的是世代为官的世族子弟，他们与东汉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当时的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只有相对的独立性。

（二）封建王朝社会经济危机的加深随着豪强地主经济势力的膨胀，东汉王朝的经济状况日趋恶化。由于两汉政权的基本经济制度都是建筑在以小自耕农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上，所以当社会人口及土地兼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国家经济制度与大土地占有制的矛盾就会激化，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据《帝王世纪》所载，汉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在籍户口达43356367人，这个数字大体与西汉宣帝时期的户口数量接近。它向人们暗示，这是汉王朝经济制度所能容纳的最佳常数。一旦社会经济的发展突破这一界限，汉代固有的经济矛盾将会日益恶化，必然引起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和经济危机。东汉后期社会经济滑坡的总根源就在于此。

1。国家机器的反常运转与财政危机东汉和帝、安帝、顺帝时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政，使朝廷政治更加昏暗。桓帝、灵帝时期，逐渐形成宦官独擅朝政的局面。这时宦官、外戚、官僚士大夫三大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达到白炽化程度，朝廷政治日趋腐朽。混乱的政治局面使汉代社会内部的经济矛盾，在更广泛更深刻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这时东汉王朝的官僚机构因其腐败逐渐解体，大小官吏除了想尽办法聚敛财富、压榨人民外，基本失去了组织生产的社会职能。《后汉书·左雄传》记顺帝初年左雄上书曰："汉初至今，三百余年，俗浸凋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而且各级官僚机构"轻忽去就"，大量缺员，出现了"官寺空旷，无人案事，每选部剧，乃至逃亡"的局面。桓帝初年，外戚梁冀专权，官僚体系完全腐烂。其时"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①梁冀被迫下台自杀后，因牵连被杀被免的公卿故吏达300　多人，据说"朝廷为空"，拍卖梁冀的家产共得30　余亿，相当于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但接着上台的宦官更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而桓帝在宦官怂恿下大造宫室，广选宫女五、六千人，沉溺酒色之中。灵帝即位后更加贪得无厌。他开西邸公开卖官，又造万金堂，把司农所储金钱缯帛都积满于堂中。还派人到河间"买田宅，起第观"。虽然劳动人民在统治集团的残酷掠夺下早已出现"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的悲惨景象，但灵帝竟于桓帝之后，下令"税天下田，亩十钱"。①可见这时官僚机构已完全蜕变成不顾人民死活

①　《后汉书·朱穆传》。

①　《后汉书·灵帝纪》。

的聚敛机构。

由于官僚机构日趋腐败，已基本丧失救济贫民、假民公田、兴修水利等组织社会生产的能力，所以破产流亡的农民纷纷逃脱国家的户籍，投靠豪强地主田庄充当依附农民。这种"民或流散"的情况在东汉前期就很突出，自和帝以后更为严重。《后汉书·和帝殇帝纪》载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天降灾戾，民多散亡，"而郡国欲获丰穰虚饰之誉，遂复蔽灾害，多张垦田，不揣流亡，竞增户口，掩匿盗贼"。《陈忠传》亦指出安帝时期"百姓流亡，盗贼并起，郡县更相饰匿，莫肯纠发"。正因为东汉后期"民多流亡，皆虚张户口"，所以这时案户比民的户籍制度已经破坏，地方官吏编造的户籍和上计簿只是应付公事而已。东汉末年"户口漏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的现象更为严重，故人们呼吁"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②但在当时条件下企图恢复已经破坏的户籍制度，挽回紊乱的统治秩序，是完全不可能的。

由于流民不断脱离国家户籍荫庇于豪强地主，东汉政权实际掌握的垦田户口越来越少，所以严重地影响了封建政权的赋税收入。而地方官吏为了逃避上司责罚，"采获虚名"，往往"多张垦田，虚张户口"，把逃亡人户的赋税摊派到未逃亡人户的头上，故激起更多的人逃亡，使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从而导致国家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早在章帝时期，统治集团就为"用度不足"发愁。到东汉后期，由于国家控制的人户不断外流和生产不足，"税源"日见枯竭，国家的财政收入日益困难。这种统治集团内部瓜分劳动人手和社会财富的斗争由内郡扩大到外郡，由中原地区扩大到少数民族地区，终于激起少数民族特别是羌族人民的反抗。而东汉后朗约70年间连续三次镇压羌族人民反抗的战争，耗资巨大，使国家财政"府帑空竭"，更进一步激化了东汉社会的经济矛盾。据《后汉书·西羌传》所载，仅前两次战争就损耗军费320　多亿。从此，国家财政严重亏损，只能靠借私债、减俸禄、增赋税来维持。而且战争使整个西北地区残破不堪，社会生产造成巨大损坏。东汉政权的赤字财政，必定使国家经济职能的运转完全失灵，导致官僚机构更加腐败，劳动人民更加贫困，国民经济进一步恶性循环。

2。劳动人民贫困化与生产危机前文指出，两汉政权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于西汉前期，主要由名田制度、户籍制度、赋税制度三个部分组成。随着土地兼并势力的自发发展，封建政权的名田制度瓦解，接着户籍制度瓦解，然后赋税制度瓦解。汉代赋税制度的特点是重人口"赋"而轻土地"税"。荀悦曾批评"轻税"政策说："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大半。官收百一之税。民输大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杜佑曾指出"重赋"政策的后果是："地数未盈，其税必备，故贫者避赋税而逃逸，富者务兼并而自若。"①可见随着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当时的赋税制度朝着"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的趋势演化。东汉政权为了挽回"优饶豪右"的经济损失，更加残酷地剥削贫民，使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东汉后期，在籍自耕农的处境十分艰难。当时除日益沉重的公赋摊派外，还有贪得无厌的官吏私求。因"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②　徐干：《中论·民数》、仲长统：《昌言·损益》。

①　《前汉纪》卷八、《通典·食货》。

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所以自耕农民"寒不敢衣，饥不敢食"，为的是"赋额繁重以解县官"。甚至连皇帝也承认："贫者有田业而以匮乏不能自农"。①这就是说，农民连简单的再生产也无法维持。所以自耕农民破产、流亡只是迟早的问题。

至于那些租耕地主土地，又没有摆脱国家户籍的依附农民（一般称"贫民"或"下货"），处境更为悲惨。他们既要向地主交租，又要向国家纳税，承受双重剥削，更难以维持生计和简单再生产。《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指出：东汉末年，"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衍鬻家财，不足应命"。像这样的下等贫民，必然再度破产流亡。

由于东汉后期国家机构的溃烂及其严重的财政危机，破产流亡的农民得到赈济或"假名公田"之类实惠的希望是渺茫的，即使得到一点好处，也只能缓解一时的困难，最终仍要受赋役之苦。《后汉书·和帝纪》诏曰："隄防沟渠，所以顺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废慢懈■，不以为负。"可知当时许多地方水利设施长期失修，劳动人民的生产条件日趋恶化。据有关史料初步统计，从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至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共100年间，连续遭受水灾、旱灾、风雹之灾、蝗螟之灾的年份达75年，无灾之年仅25年。严重的天灾人祸使封建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大量流亡。虽然豪强地主田庄可以吸收部分流民，但数量总是有限的：一则安置流民需要花钱，二则田庄宗族势力的复活具有排它性，三则田庄营堑坞壁形式限制其规模的迅速扩大，四则官僚地主并兼的身份也不能毫无顾忌地隐匿流亡等等。而且，大量待业流民的存在，还直接影响田庄内部依附农民的处境。豪强地主往往因为社会劳动力的过剩，迫使依附农民接受更加苛刻的条件，强迫他们提供更多的劳役和剩余产品。因此，田庄内的依附农民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日益贫困，"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可见劳动人民的贫困、破产、流亡是东汉普遍的社会现象。崔骃的《博徒论》曾形象地刻画了当时农夫被剥削压榨的悲惨景象："。。谓子草木，支体屈伸，谓子禽兽，形容似人。何受命之薄，禀性不纯！"东汉劳动人民之所以遭受的剥削特别沉重，最根本的原因是随着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舍地而税人"的赋税制度严重违反"臣民应尽可能按照各自的能力纳税"的公平原则①所致。

由于东汉政权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大土地占有制的矛盾日趋严重，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所以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丧失了生产条件，被迫长期流亡，在死亡线上挣扎。自和帝以后，这样的记载俯拾皆是。由于劳动人民陷入贫困、破产、流亡、饥死的境地，社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使东汉帝国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②的局面。

（三）东汉末年社会经济的崩溃东汉后期社会经济矛盾的激化，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当时破产流亡的农民不断发动起义。至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

①　《后汉书·左雄传》、《召强传》、《和帝殇帝纪》。

①　参看亚当·斯密提出的赋税四项原则，《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5　篇第2　章，坎南版，第310-312页。

②　《后汉书·陈蕃传》。

农民大起义--黄巾起义。黄巾起义给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形成了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在大动乱之中天灾人祸交互激荡，导致了秦汉时期第三次社会经济的大崩溃。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久，均超过了秦末的陈胜起义和西汉末年的赤眉起义。黄巾起义曾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起义爆发后，"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①20　多万黄巾军主力经过9　个月的激烈战斗，虽然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但分布在各地的黄巾余部，包括幽、冀、豫、并州的黑山黄巾，青、徐黄巾，益州黄巾，汝南、扬州等地的黄巾起义军共数百万之众，仍继续坚持战斗达20余年之久。东汉反动统治集团对黄巾起义军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和屠杀。如张宝等在下曲阳失败后，十多万起义军被杀，其他"州郡所诛，一郡数千人"，②估计在黄巾主力失败以后，全国范围内因牵连被杀害者有几十万人之多。接着，各地方军对黄巾余部进行残酷的围剿追杀，每次战役被杀的民众都是"死者数万"。可见封建统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和劳动力的摧残十分严重。

更为惨烈的破坏是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军阀混战。首先发生的是所谓"董卓之祸"。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进京把持朝政。他纵兵到处烧杀抢掳，无恶不作，流毒四方。董卓为了抢夺洛阳贵戚富豪的金帛财产，曾放纵士兵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掠物资，谓之"搜库"。董卓的部下还率领士兵到陈留、颖川诸县抢劫，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他除了疯狂地掳掠残杀外，又强迫汉献帝迁都长安，临行时将京师洛阳烧成一片焦土，并徙洛阳数百万人于长安，沿途饥饿寇掠，积尸盈路。从此，洛阳一带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董卓被杀，又继之以卓将李傕、郭汜之乱，他们在长安一带放兵劫略，相互残杀，二、三年间就使关中无复人迹。自"董卓之祸"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的军阀纷纷割据独立，数十起军事集团之间展开了争夺地盘的大混战。军阀混战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摧残，"百姓死亡，暴骨如莽"。①如曹操攻陶谦，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曹坑杀降卒8　万余人。其他攻战都是"死者且半"、"鸡犬亦尽"。

在残酷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又遭到天灾、饥馑、疾病的扫荡。史称灵帝、献帝之际，水旱虫蝗之灾纷至沓来，百姓饥穷相食，谷一石十万钱。《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说："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其中最严重的天灾是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的旱、蝗之灾，是时民人大饥，"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②灾荒饥馑之余，瘟疫亦频频发生。东汉末年的瘟疫从建和三年（公元149年）开始流行，此后不断扩展蔓延。《续汉书·五行志》记载其时"民多病

①　《后汉书·皇甫嵩传》。

②　《资治通鉴》：灵帝中平元年。

①　曹丕：《典论·自叙》。

②　《太平御览》卷35　引《英雄记》。

死，死有灭户，人人恐惧"。特别是在战火连年、灾荒饥馑遍野、流血漂杵、尸骸如山的时期，也是瘟疫病毒繁衍最猖獗的时期。因此自董卓之祸以后，全家、全族、整个地区死于疾疫者史不绝书："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

东汉末年，在灾荒、瘟疫、战乱中苟延残喘的人们，为求生存到处流徙。《后汉书·刘虞传》载刘虞任幽州牧，"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三国志·魏书·卫觊传》：关中"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蜀书·刘璋传》："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等等。当时人民流徙的方向，大多数都是从中原地区流向边地。另外，还有一些豪强地主举族迁徙，聚众自保。《魏志·王修传》载，初平中"胶东人公孙卢宗强，自为营垒，不肯应发调"。于是，中原人口骤减。东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全国在籍户口尚有5648　万余，至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O年），在籍户口仅1616　万余。经过120余年，人口反而减少了2／3，反映出动乱时期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晋书·山简传》说："自初平之元，讫于建安之末，三十年中，百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这些都说明东汉末年社会经济的大崩溃，远远超过秦末、西汉末年经济残破的程度。综上所述，可知东汉王朝在经济制度方面没有重大建树，基本沿袭西汉时期的制度。而西汉经济制度是在高祖、文帝、景帝时期，在自耕农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形成的。因此，这种经济制度与东汉大土地占有制基本确立的客观现实不相适应。于是，东汉时期以小土地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与大土地占有制不断发展的经济矛盾日益尖锐。在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东汉政权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太景气，而自发的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则日益膨胀。就时代而言，东汉前期因人口稀少而比东汉后期经济发展迅速；以地域而言，南方地区因地广人稀而比北方的经济发展迅速。因此，随着时代的推移，虽然东汉时期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比西汉有所提高，但东汉王朝的经济秩序日益混乱，国民经济的运行陷入恶性循环，使社会财富越来越高度集中到地主豪强手中。而封建国家的财政日趋困难，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破产、流亡，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导致东汉末年的社会动乱和国民经济的大崩溃。东汉末年社会经济的破坏程度比秦末、西汉末年更为惨重，又是汉代社会经济矛盾更为广泛、持久、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面对东汉后期封建政权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的经济思想家纷纷提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方案，其中以东汉末年的荀悦（公元148-209年）和仲长统（公元179-220年）的经济思想具有代表性。他们两人都反对豪强地主任意兼并土地，并且异口同声地反对汉代轻土地税的政策。前文已经引述荀悦的有关言论。仲长统的《昌言·损益》也说："不循古法，规为轻税。。如之何为君行此政也！"说明他们都已觉察到当时"三十税一"的轻税政策与大土地占有制的社会现实不相适应。为了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他们吸取王莽改制的历史教训，主张在地广人稀的前提条件下实行以口占田之制。《文献通考·田赋》引荀悦说："且夫井田之制，不宜于人众之时。田广人寡，苟为可也。""既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田，为之立限，人得耕种，不得卖买，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善乎。"仲长统亦云："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人们经济理论水平的提高。东汉王朝之所以产生如此尖锐的经济矛盾，就是因为没有根据社会现实制定适当的经济制度，"耕而勿有，以俟制度！"①代表了东汉末年时代的呼声。曹魏时期实行的民屯制度，就是根据社会现实制定的"耕而勿有"制度，西晋时期实行的占田制，就是根据社会现实制定的"以口数占田，为之立限"的制度。吃一堑，长一智，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交付昂贵的学费！

①　荀悦：《申鉴·时事》。

八、结语回顾秦汉经济发展的历程，可知始终是在政治干预经济的状态下进行的。由于我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迫使封建统治集团对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状态进行干预，以使社会经济朝着有利于巩固封建统一的轨道运行，于是形成了封建经济的自然发展与封建国家经济制度的矛盾，也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国封建政权和土地所有权的同一，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同一，为封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便和可能。正因为如此，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才能够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集中经济力量创造人间奇迹。然而，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又因其盲目性，往往导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激化，致使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大动乱和国民经济的崩溃。秦汉时期这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既相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运动，使封建经济的发展呈现波浪式前进的"同一"趋势，而且也铸造成我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同一"模式：首先是家庭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同一；然后是国家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同一；最后是地主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同一。这种社会生产结构在家庭、国家、田庄不同生产单位的同一状态，进一步弥合了社会生产的自然分工，使商品经济日益屈从于自然经济，形成了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同一；土地所有制国有和私有的同一，国家政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同一，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同一。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同一"模式，奠定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

秦汉 第023卷 秦汉军事史

【本卷提要】

本书以战争为主线，较为详尽、系统地介绍了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包括王莽新朝）、东汉（公元25年-189年少帝被废）时期军事领域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以及适应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而确立起来的封建军制的发展情况，并客观地评价了历次重大战争以及战争中涌现出的杰出将帅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于这一时期较之春秋战国时期相对沉寂的军事学术，也作了简要介绍。本书广泛吸收了近几年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并力求兼顾学术性和通俗性二者的统一。

一、秦汉军事概述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春秋战国以来群雄割据的分裂局面，被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所代替。国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军事领域也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和进一步的发展。

秦汉时期，随着封建生产力的提高，冶铁炼钢技术的进步，武器装备有了长足的改进，主要兵器，如刀、剑、矛、戟等，已基本由钢铁制作而成。一些兵器，如戈、殳、钺等，由于不适合此时战争的需要而逐渐被淘汰。弓、弩等远距离杀伤武器，则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改良。

秦汉时期，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政权的斗争冲突，由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矛盾的尖锐，由于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矛盾的激化，又由于建立和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需要，曾经爆发过一系列性质不同的、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战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按照年代顺序分别为：秦王朝反击匈奴的战争、秦末农民起义战争、楚汉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战争、西汉初年削平异姓诸侯王的战争、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战争、西汉反击匈奴的战争、西汉通西域的战争、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农民起义战争、东汉初年统一全国的战争、东汉与匈奴的战争、东汉再通西域的战争、东汉与西羌的战争、东汉末年黄巾农民大起义战争等等。

秦汉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术水平的提高，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统帅和军事将领，主要有蒙恬、冒顿、项羽、韩信、周亚夫、刘彻（汉武帝）、卫青、霍去病、李广、赵充国、刘秀（汉光武帝）、岑彭、来歙、耿弇、马援等人。

秦汉时期，随着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军事上确立了以皇帝为首的领导体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军队。皇帝是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一切军务的最后决断权均由皇帝亲自掌握。协助皇帝处理全国军务的最高官吏，秦及西汉初期为太尉，汉武帝改称大司马，东汉复称太尉，但他们只有带兵权而无调兵权。战时由皇帝亲自下令调兵，并临时指派将军统领，事毕即解除兵权，回归朝中。这种制度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封建军制的核心。

秦和西汉时期的兵役制度，基本上沿袭了战国的郡县征兵制，其特点是以年龄为界定，凡适龄男子均必须服兵役。东汉时期，由于土地兼并的膨胀发展，农民大量破产，或四处流亡，或依附于豪强地主，于是郡县征兵制因兵源无法保证而衰落，西汉时就已出现的募兵制则代之而成为兵役制度的主导形式。募兵制的兴起，也是东汉皇权衰落在军事制度上的客观反映。东汉末期，为了稳定兵源和加强战斗力，又出现了父死子继、世代为兵的世兵制。秦汉时还经常谪发罪犯或奴隶为兵。

秦汉时期的军队一般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3　大部分。中央军是军队的主体部分。汉武帝曾大力扩张中央军，使全国的兵力分布形成了内重外轻、居重驭轻的局面。地方军置于郡县，平时接受训练、维持治安，战时受中央调遣出征。西汉初各诸侯王都拥有自己的军队，后被归纳入郡县兵体系之中。东汉时罢地方军，由中央派军分驻各战略要地。边防军戍守边郡，抵御外敌。东汉时边兵制度遭到破坏，又以设置营、坞，派兵驻守的办法，加强边疆防务。

秦汉时期，为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各兵种的设置更加合理。步兵、骑兵成为主要的独立兵种，尤其骑兵，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期间及之后，得到了长足发展，战斗力较以前也大为提高，成为以后封建国家军队的最主要兵种。水军也有了较大发展，在秦南攻百越之役和东汉初的灭蜀之战中都曾起了重要作用。这个时期，车兵逐渐降到了次要地位，很少用于冲杀交战，主要用做后勤运输或运送伤员等工作。这种兵种配置，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兵种结构的基本模式。

秦汉时期的军事学术，较之春秋战国兵学兴盛的局面，要沉寂得多。主要兵书只有两部篇幅不大的《黄石公三略》和《握奇经》。另外，在《淮南子·兵略》中，以及晁错的《言兵事疏》、赵充国的《屯田制羌疏》和王符的《潜夫论》等著文中，也有反映这个时代发展特点的军事思想的阐述。值得一提的是，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了一幅西汉初年绘制的"军阵图"，上面绘有当时长沙地区汉军的驻防范围、部队部署、军事设施、道路交通等丰富内容。这是世界上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实用军事地图，反映出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军事地图的绘制技术已达到了很高水平。

二、秦代的军事制度（一）以皇帝为核心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建立秦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与这种政权体制相适应，它确立了军权高度集中、军队高度统一的军事领导体制。秦统一后，首创皇帝制度。皇帝作为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独揽一切军政大权，他既是国家首脑，也是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军队只听命于皇帝一人，各级高级军事将官也都由他亲自任命。

秦时，延续战国时的制度，规定：凡50人以上的军队调动，必须经皇帝直接下令，其余任何人无此权力。同时还必须严格执行玺、符、节制度。玺，即皇帝的御印，只有盖有皇帝御玺的军令才有效，否则不得执行；符，即虎符，发兵信物，由铜铸成，背刻铭文，一分两半，一半留在皇帝手里，由专人保管，一半发给地方官吏或统兵将领。调动军队时，必须由皇帝遣使持符验合，完全无误方可领命；节，即皇帝颁给的发兵信物，用作通行证。远程的军队调动，须持节方能一路畅通无阻。玺、符、节三者缺一不可，否则不能生效，以保证军队完全服从皇帝一人之命。

秦王朝政府中的最高军事长官，是"三公"中的太尉。《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他由皇帝亲自任命，秉皇帝之命负责全国军政，统领全国军队，但他只有带兵权，没有调兵权和发兵权。太尉之下的高级军官是"九卿"中的郎中令、卫尉、中尉。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①，主管侍从郎官，负责皇帝左右的警卫；卫尉"掌宫门卫屯兵"②，负责皇宫的警卫；中尉"掌徼循京师"③，负责京师咸阳的保卫与治安。遇战事，由皇帝直接任命领军作战的统兵大将，但战事毕即回归朝中解交兵权。秦时，除统军屯守边塞的大将外，军事将领均不专兵，以避免军事将领拥兵自重。

秦王朝地方的军队，由郡尉负责。秦统一后，始设36　郡，后调整为46郡。每郡设郡守，为行政长官；设郡尉，掌全郡军政，直接领兵。郡尉也由皇帝亲自任命。郡以下设县，一县军政由县尉掌管。县以下的行政机构是乡，由游徼主管军政和本乡治安。

通过这种高度集权化的军事领导体制，使全国的军事力量都受中央控制，最后归于皇帝一人掌握。这种制度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和发展，延续了2000年之久。

（二）沿自战国的郡县征兵制秦王朝的兵役制度，主要因袭战国时秦国兵制，实行普遍征兵制度，也即郡县征兵制，规定：凡成年男子都必须承担当兵的义务。

秦时规定，男子到17　岁，均须亲自到乡政权机构登记注册，称为"傅籍"

①　《汉书·　百官公卿表上》。

②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③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①。登记内容主要包括：姓名、年龄、是否残疾以及有无疾病等。居民所在乡的里典、伍老要据此核查，发现有登记不实或逃避傅籍者，里典、伍老要如实向主管此项工作的乡啬夫汇报，否则里典、伍老都要受罚或受刑。傅籍之后，男子即开始服兵役及徭役。

依秦律，17　岁以上男子，凡身体健康者，都必须作"正卒"两年，其中一年在本郡服兵役，接受军事训练，同时执行本郡的防卫和治安任务，然后再按征调次序到京师咸阳或边疆服兵役一年。在京师服役，称"卫士"，去边疆戍守称"戍卒"。除此之外，每个适龄男子，每年还需在本郡县服役1个月，由于是到期即更换，故称"更卒"，主要担负修筑城垣、道路、宫宛，以及军需物资的运输等。服满两年"正卒"的男子，除继续服每年1月的"更卒"外，还要随时应征入伍，一遇战事，要依征调令，与现役"正卒"共同出征作战，服役时间视战争的长短，一般不在中途更换。

秦代的止役年龄，视有无爵位而定。秦时延续了商鞅变法以来实行的按军功授爵制度，共20　等。有爵位者，"年五十六免（役），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②。另外，爵位在不更（第四等爵位）以上，可以免役。到止役年龄时，也须本人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免役。凡未经批准即自我免役或虚报年龄者，不仅当事人要以诈伪罪论处，而且里典、伍老也要受罚，同伍（秦之户籍制度，5　家为一伍）人家，若知情不报，将处以连坐，不仅罚款，还要被罚戍边。

秦代实行的这种普遍征兵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然而，在秦时，无论是"正卒"还是"更卒"，有关其服役的年龄、年限的规定及相关制度，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在具体实施中，并未完全照此执行。

（三）秦军的军种与兵种秦军分中央直属部队和地方郡县部队两部分。中央直属部队又包括皇帝侍从警卫部队、京师卫戍部队和边疆戍守部队3　个部分。皇帝侍从警卫部队分别由郎中令和卫尉统领，郎中令所统是皇帝的贴身侍从郎官，主要负责禁中（省内）的宿卫，皇帝出巡时作为侍从仪仗；卫尉统领的是皇帝的亲军，称"卫士"或"卫卒"，他们分8　屯驻于皇宫内四周，担负宫门的守门及皇宫的巡逻任务。京师卫戍部队由中尉统领，分驻京师咸阳城内外各要地，是秦军的主力部队，不仅担负卫戍京师及各官署、重要仓库等的守卫任务，而且还具有国家战略机动部队的性质。边疆戍守部队由都尉分领，一般百里设一都尉，他们驻守在边塞要地，保卫秦王朝不受侵犯。

地方郡县部队，由郡尉、县尉统领，其主要任务是接受军事训练和负责地方治安。它是中央直属部队的补充和预备部队。中央直属的3　种部队的主要成员，都是从地方郡县部队训练期满的士兵中征调来的，同时，它也根据需要，随时听从中央的调遣，或出征作战、或戍守边塞、或宿卫京师，其战斗力也颇强。

秦军的编成，与战国时相同，仍分为陆军、水军2　个军种。陆军有车兵、

①　云梦秦简《编年纪》。

②　《汉旧仪》卷下。

步兵和骑兵3　个兵种。

车兵和骑兵，统称"骑士"，也称"轻车"或"车骑"。战国时车兵的作用开始减弱，但至秦时，它在战争中仍然担负着重要任务，是秦军的一个重要兵种。车兵的主要作用是：进攻时，冲陷敌阵，打乱敌军战斗队形；防御时，布成阵垒，阻滞敌军的冲击。秦时，车兵的编制基本上仍沿战国时制度，一般分为御手、乘车兵卒和车属徒兵3　部分。御手驱车；乘车兵卒配备弓、弩、矛、钺等兵器，距敌远时用弓、弩射杀敌人，近战用矛、钺等格斗；车属徒兵紧随战车，与战车密切配合，互相掩护，并扩大战果。

步兵是秦军的主要兵种，称"材官"，多是些勇敢健壮、力能踏张强弩的士兵，故又称"蹶张"或"材官蹶张"。他们都是在各自郡县经过一定严格训练的"正卒"。秦军步兵依武器装备，分为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轻装步兵下穿铠甲，持弓、弩等兵器，战时居前排，以弓，弩放箭杀伤远距离之敌；重装步兵身着铠甲，战时先居轻装步兵之后，待接近敌人时，以戈、矛、钺、殳、铍等长兵器与敌人拼杀。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的分设，是我国军制史上的一大进步。

秦军的骑兵虽然在战国时就以"精良"著称，但由于至秦时仍未发明马蹬，也没有出现适于马上斩劈的厚背长刀之类的武器，因此秦军骑兵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秦军骑兵所配备的武器装备仅为弓箭之类武器，其主要作用不是冲锋陷阵，而是与车兵、步兵相配合，射杀远距离之敌，显然它尚不能独立地完成战役任务。

秦时，水军称"楼船"或"楼船士"。统一6　国后，秦军在原秦国水军的基础上，又收编了吴、楚、越等国的水军及舰船，使水军的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战斗力也更加强。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尉屠睢所率南征百越的50　万大军中，主力即是"楼船士"，可见秦时水军规模之大，且能单独完成作战任务。

秦军作战列阵多采用车、步、骑诸兵种混合编队，以步兵为主，相互协同作战，一方面弥补各兵种的缺陷，另一方面又可发挥各种兵器之所长。这种混合编队列阵，是战国时出现的较为先进的阵法。秦军战时的编组，实行部曲制，以步兵建制为例：5人设一伍长、50人设一屯长、100人设一百将、500人设一五百主、1000人设一二五百主；5000人为一"曲"，设一军侯；五曲为一"部"，设一校尉；若干"部"由一将军统领，将军之上即是由皇帝亲自任命的统军大将。此外，各级军将还可拥有自己的直属卫队，一般为所统兵力的1／10，如五百主卫队五十人，二五百主卫队百人，校尉卫队千人等。若是从地方抽调的部队，则仍由各郡县的郡尉、县尉等率领。

秦军的武器装备由国家统一配备，国家设有专门保管兵器的仓库，并实行严格的武器装备的保管制度。秦军普遍使用的兵器是矛、戈、钺、殳、钩、剑、镖、箭等。战国时出现的先进武器弩机，此时更加完善，威力颇大，小弩射程为150　米，大弩射程竟达900　米。秦时的矛长达6.3　米，剑长超过90厘米。将士身着的甲衣由金属扎叶制成，不同兵种着不同形式的甲衣，说明秦军的组织和装备业已相当完善。

（四）军事通讯体系的初步完善秦统一后，国土面积扩大，边境线大大延长，为了防备外敌入侵，秦进一步完善了西周以来的烽燧告警制度。烽燧又称烽候或烽火台，在边境线上及边境线至各级边防指挥部之间，每隔30　里左右建一台。楼台一般建在高地上，高约5　丈，台顶竖一3　丈木杆，杆顶吊一横杆，可上下仰俯，横杆一头绑有一笼，笼内填塞柴草等可燃物。每烽燧设一燧长，领有燧卒若干，遇有敌情，立即点燃笼内柴草报警，白天发烟，夜晚举火，按预定信号显示来敌人数、距离远近等情报。相邻烽燧见到信号后，也立即仿照示警，依次传递，使边防指挥官很快得知军情，采取相应措施。举火发烟的同时，烽燧上还以擂鼓传信给附近驻军，使守卒及时作好战斗准备。这种利用举火发烟、击鼓告警的办法，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通讯手段。

与边疆烽燧告警制度紧密相联的是边疆及各地通往京师咸阳的邮驿制度。秦统一后，为了便于运兵及公文、军情的递送，征调大量人力物力修筑了以咸阳为中心的直道、驰道和五尺道等军用道路，通往各地及边疆。在各条道路上，沿途都修建了大量邮舍、驿站等设施，一般5　里设一邮舍，30　里建一驿站，内置邮卒、驿卒若干，驿站备有马匹。邮驿制度始于西周时期，是一种以接力的形式递送情报或官府文书的制度。邮，是徒步递送；驿，是乘马传递。这种制度至秦时已较完备。秦律中专门订有《行书律》，规定每个邮舍或驿站接到文书后都必须首先登记收发时间，然后迅速送至下一邮舍或驿站，急件须立即递送，慢件也须当天送至，倘有延误，将给予处罚。但机密的军事命令和战时紧急军情等不用邮卒或驿卒，而是由军人直接承担递送任务，沿途并不换人，仅由驿站负责更换马匹。秦时紧急军情文书平均1昼夜可递送500　里，使中央朝廷可以及时、准确地了解各地、尤其是边疆的军情，从而指挥秦军作出相应的行动部署。为了保证军情文书及时递送，秦律还规定，地方基层政权机构不得擅自阻拦军邮，否则主要官吏将受惩处。（五）军马的牧养与征集秦代的马政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秦军保持强大的车兵、骑兵的重要保证。

秦在历史上是一个擅长养马的民族。其祖先非子居于犬丘（今甘肃天水一带）时，因"好马及畜，善养息之"，被周孝王召去，"使主马于■渭之间"，为周王室养马。结果"马大蕃息"①。此后，养马业始终在秦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秦建国后，秦军战车由各色骏马驾引，颇令人侧目。《诗经·秦风·小戎》描写秦军的战车："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是中，■骊是骖。"战国时，"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駃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②。强大的车兵、骑兵使秦国雄居7　国之首。

秦王朝建立以后，在全国建立起一整套马政机构并颁布了有关的法律政策，中央九卿之一的太仆是主管马政的最高官吏，其下设丞2人为副手。京师咸阳附近有若干官马机构，如大厩、左厩、中厩、宫厩等③，饲养着大量马匹，除供宫廷使用外，大部分具有军事意义。在西北边境游牧地区设"六牧

①　《史记·秦本纪》。

②　《史记·张仪列传》。

③　参见：《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　期；《睡虎地秦墓竹简》（平装本），第33　页。

师令"，分管这里的国家牧场--牧师苑。每个牧师令领有若干牧场，主要牧养军马。京师官厩及边郡牧师苑均直属太仆领导。另外，边郡还有县属牧苑或马厩，规模较小，由县属吏苑啬夫或厩啬夫主管。内地各县马政由县司马负责，其属吏有司马令史、司马令史掾等。

秦法规定，地方官马都要烙印标记，登录造册，并定期上报数目；民间私马也要定期查验造册，统计数目错计一匹都为"大误"，要受处罚①。另外，对工作不力，造成马匹生长状况不良、繁殖率低或大量死亡的官吏，要给予严厉的处罚乃至治罪。秦对军马的考核极为严格，凡上交车骑部队的军马，均须身高"五尺八寸以上"，奔驰羁系要得心应手，驮乘跋涉要有耐力，否则主管官吏被视为训练调教不力，要受处罚，而且在军马考核中，成绩落后，主管官吏也要受罚，甚至革职②。秦法对军马的管理也有许多具体规定，如对马病的治疗与预防，厩养军马的饲料来源，以及对盗马者的处罚等等。

秦代马政机构的设置及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定，保证了车兵、骑兵、邮驿对军马的需求，据估计，秦马总数当在10　万匹以上③。

①　《　睡虎地秦墓竹简》（平装本），第125　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平装本），第132　页。

③　龚留柱：《秦汉时期军马的牧养与征集》，《史学月刊》，1987年第6　期。三、秦代的战争（一）秦王朝统一边疆、巩固边防的战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攻占齐国都城临淄，最终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的战国时代。消灭6　国之后，内地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秦王朝与周边民族之间的矛盾变得突出起来。针对当时边族北强南弱的军事形势，秦统治者采取了南攻百越、北驱匈奴的战争策略，开始大规模地对外用兵。

1。南攻百越之役秦时，东南沿海一带被称为百越之地，这里居住的少数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越人"，因其分部众多，故称为"百越"。百越大体分为东越（又称东瓯或瓯越）、闽越、南越、西瓯等几个部分。东越居住在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以温州一带为中心；闽越的势力范围以今福建的福州为中心；南越分布于今广东的南部、北部和西部地区；西瓯活动于今广东的西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百越居住的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物产丰富、幅员辽阔，但由于为山川所阻隔，远离中原，至秦时他们仍过着相当原始的生活，社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

早在灭6　国以前，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前210年）就已经把百越之地作为必欲征服的对象了。统一战争结束后不久，秦始皇即派尉屠睢率50万大军出击百越。针对百越各部居处分散的特点，秦军采取多路分兵进军，遇有大敌再合兵进击的行动方针。秦军共分5　路：一路由今江西向东进发，攻取东瓯和闽越；中间2　路取南越，其一经今南昌，越大庾岭入广东北部，其二经今长沙，循骑田岭直抵番禺；其余2　路入广西，攻西瓯，一路由萌渚岭入今贺县，一路经越城岭入今桂林。①秦军第一路进展顺利，出兵当年就平定了东瓯和闽越地区，设置了闽中郡。其余4　路由于山高路险、河道纵横，行军作战及军粮运输极为困难，加之百越各部的顽强抵抗，相持3年未能取胜。后来秦在今广西兴安县北凿成灵渠，解决了军粮运输问题，秦军才得以顺利进军。秦军第三路军由主帅尉屠睢亲自率领，从今长沙宜章南下。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尉屠睢军进至今乐昌曲江一带，遭到越人夜袭，尉屠睢战死。以后秦始皇又增派大批援军，经过苦战，终于征服了南越和西瓯，秦在这里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3　郡。从此，东至海南，北至向户，皆归于秦朝版图。②2。北驱匈奴之战秦在南征百越的同时，对北方的强敌匈奴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攻势。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大部族，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南达阴山一带，北抵今贝加尔湖附近，过着游牧生活。当战国后期，匈奴正处于原始家长制向奴隶制过渡阶段，此时，中原各国忙于兼并战争，与匈奴接壤的秦、赵、燕3　国对北方的防御力量大为减弱，匈奴得以迅速扩张势力，并乘虚南下，占有河套及河南地（河套以南的地方古称"河南"），对秦的后方造成极大威胁。由于匈奴男女老少皆长于骑乘，勇猛凶悍，骑兵强大，机动性强，加

①　参见《淮南子·人间训》。

②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淮南子·人间训》。

之其地域苦寒，故秦对之采取了有别于征伐百越的战略方针，即驱逐南下的匈奴，收复失地，固守北边。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大将蒙恬（？～公元前210年）受命率30　万大军北攻匈奴。秦军的部署：蒙恬自率主力，经今陕西榆林进击河套北部；另一路出萧蒹关直趋河套南部。秦军进兵突然，来势迅猛，匈奴措手不及，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秦军顺利夺回河南地。第二年春，秦军渡黄河北进，兵威势猛，匈奴深为恐惧，向北退去，秦军攻占高阙（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南）、阳山（今内蒙古狼山）、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等地，设置了34　个县，并重新设置九原郡。至此，秦北驱匈奴之战胜利结束。随后，秦始皇命蒙恬大规模地修筑长城，把从前战国时秦、赵、燕3　国北边的长城连结起来，筑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全长5000　余里的新的长城。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秦始皇下令迁内地3　万户到北河（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屯垦，以阻止匈奴军事进扰，并开发边境。

为了镇服匈奴，秦始皇命蒙恬继续屯守于塞外，并以长子扶苏为监军。

蒙恬死以前，匈奴始终不敢侵犯秦的边境。

（二）秦末农民起义战争秦始皇统一6　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统一后的秦王朝，对人民横征暴敛，以严刑酷法维系其统治，致使民不聊生，危机四伏。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秦二世（公元前230年～前207年）即位，实行更加残暴的统治政策，对人民变本加厉地进行压迫和剥削，致使阶级矛盾迅速激化。1。陈胜、吴广起义及失败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贫苦农民陈胜（？～公元前208年）、吴广（？～公元前208年）随900　戍卒应征赴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戍边，行至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遇到大雨，不能前进，延误了到达的期限。按秦朝法律规定，戍卒不按期报到，要被处死刑。在这生死关头，身为戍卒屯长的陈胜、吴广秘密商议反秦，"举大计"，他们以"鱼腹丹书"、"篝火鸣狐"制造舆论，杀死押送戍卒的两个秦朝军官，发动起义。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以"大楚"为号。900　个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序幕。

大泽乡起义后，陈胜、吴广率领起义军首先攻占了大泽乡所在的蕲县。

接着，分兵两路向东西两面发展：一路由符离（今安徽宿县东北）人葛婴率领向东挺进；主力由陈胜自己率领，向西进攻秦王朝统治的腹地。在10　天左右的时间里，陈胜领导的起义军横扫数百里，先后攻占了铚（今安徽宿县西南）、酂（今河南永城）、苦（今河南鹿邑东）、柘（今河南柘城北）、谯（今安徽亳县）等5　个县城。起义军所到之处，广大贫苦农民热烈响应，进入陈县时，起义军已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1000　多人，步卒数万人了。陈邑（今河南淮阳）在西周至春秋时曾为陈国首都。陈国后为楚国所灭，战国末楚国曾将都城迁于此。秦统一后，这里是陈郡首府，城池坚固，为秦王朝重要城市之一。陈胜领导的起义军进至陈县境内，秦朝郡守、县令均闻风而逃，唯郡丞率秦军抵抗，结果被起义军杀死。陈邑是秦末农民起义军攻占的第一个大城市，在这里，陈胜自立为王，国号"张楚"（一说国号为"楚"），建立了政权。

陈县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①，"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②刘邦（公元前256　或247年～前195年）在沛县（今江苏沛县），秦嘉、董緤、朱鸡石、郑布、丁疾等在淮北，郦商在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项梁、项羽在吴县（今江苏苏州），王陵在南阳（今河南南阳），还有彭越、英布等皆揭出反旗，反抗秦王朝的统治。不少六国旧贵族、官吏、方士也在反秦的旗帜下，投奔陈胜、吴广起义军，如张耳、陈余、蔡赐、魏咎、周市、周文、朱房、胡武等，连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也"持孔氏礼器，往归陈王。"③立足陈县后，陈胜部署起义军分多路向秦王朝发动攻势：一路由假王吴广及田臧、李归等率领，进攻通往关中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一路由宋留率领，经南阳直叩通往关中的另一孔道--武关；主力由周文（？～公元前208年）率领，绕过荥阳，径直西进，入函谷关，直插秦王朝的都城--咸阳；又派武臣、张耳、陈余进军赵地，邓宗进攻九江，召平进攻广陵，周市夺取魏地。

荥阳乃是中原重镇，为通往关中的必经之地。它是秦三川郡郡治所在地，由秦丞相李斯之子、郡守李由率重兵把守。该城四面被高山沟谷环绕，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吴广军进至城下，李由坚守不出，据险抵抗，起义军久攻不下，与秦军呈僵持状态。吴广的部下邓说、伍逢（也称伍徐）趁机攻占了荥阳附近的郏县（今河南郏县）、许县。

周文所率的农民军主力，一路势如破竹，仅几十天就横扫淮河、黄河流域，突破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西南）。此时，周文军已拥有兵车几千辆、步卒几十万人。是年九月，起义军进至距咸阳百来里的戏（今陕西临潼东北），震撼秦廷上下。

此时守卫秦都咸阳的秦军只有5　万人，秦二世获知起义军已兵临城下的消息，惊恐万状，后采纳了少府章邯（？～公元前205年）的建议，急令赦免在骊山修墓的几十万刑徒和"奴产子"（私家奴隶所生的儿子）的奴隶身份，发给武器，命章邯统率，编成军队，迎击起义军，同时从边塞调回王离之军约20　万人，南下扑灭起义烈火。

在这关键时刻，反秦起义军内部产生了分裂。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八月，陈胜派出进军赵地的武臣（？～公元前203年）、张耳、陈余攻占邯郸后。在张耳、陈余的煽动下，武臣自立为赵王，封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使反秦起义队伍内部出现裂痕。陈胜闻讯异常恼怒，但为顾全大局，共同对敌，只好承认武臣的称号，并命令他急速率兵西入关中，支援周文。此时周文军已深入关中，吴广困住荥阳秦军主力，若武臣从河北直插关中，必将给秦王朝以致命打击。然而武臣在张耳、陈余的唆使下，拒绝执行陈胜的命令，按兵不动，袖手旁观，并乘机扩大势力，在河北抢占地盘，他派部将韩广攻取燕地，派李良攻取恒山郡（郡城在今河北正定县南），派张黡（yǎn，音掩）攻取上党郡（郡城在今山西长子县西南）。

①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②　《史记·陈涉世家》。

③　《史记·儒林列传》。

韩广攻占燕地后，在那里自立为燕王。由陈胜派往北方攻打魏地的周市，在得手后也擅立魏国旧贵族魏咎为魏王。齐国旧贵族田儋趁乱在狄县（今山东高青县高苑城西北）自立为齐王。这些人称王后，完全不听陈胜的号令，拼命发展自己的割据地盘，放弃了反秦斗争，分散了起义军的兵力，使秦王朝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对付陈胜、吴广起义军。

章邯率领几十万骊山刑徒和"奴产子"改编的秦军，对沉浸在顺利进军喜悦中的周文军发动了突然进攻。这支秦军虽系被赦免的骊山刑徒和"奴产子"，但他们对秦王朝抱有幻想，一心想作战胜利后回归故乡或成为身份自由的人，故有较高的作战积极性，战斗力颇强。而起义军统帅周文仅在楚将项燕的军中当过一名预卜吉凶的小官吏--视日，缺乏统兵作战的经验。他所率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大部分是进军途中刚刚参加进来的起义农民，未经严格训练，缺乏战斗经验，更未经历过大战。同时，起义军缺乏粮食和必要装备，又是孤军深入秦王朝腹地，没有后援，因而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在秦军的突袭之下，周文军虽顽强战斗，但无法抵挡，不得不退出函谷关，在函谷关以东的曹阳（今河南灵宝县东北）固守抵抗，苦战两三个月，终于失利。最后周文退至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浴血奋战十余日，终因寡不敌众，战败自刭，起义军溃散。

打败周文后，章邯军又向围困荥阳的吴广起义军猛扑过来。吴广军因久攻荥阳不下，士气低落。在大敌当前的紧急关头，起义军内部发生内讧，吴广部将田臧等人因与吴广在战略上有分歧，便假借陈胜之命，杀死吴广，"献其首于陈王"。陈胜无奈，只得赐田臧为令尹、上将军，让他统帅荥阳起义军。田臧留李归继续围困荥阳，自己率主力迎击章邯军，与之决战。双方大战于敖仓（今河南荥阳县东北），结果起义军大败，田臧死于军中。章邯乘胜进攻李归，荥阳城内的李由也领兵杀出，李归兵少将寡，虽英勇搏战，终不敌强敌两面夹击，战死疆场。章邯又分兵击败了郏县的邓说和许县的伍逢。2人退归陈邑，陈胜将邓说处死。

秦二世得知秦军获胜的消息，又增派大批军队出关，协助章邯作战。章邯率大军进逼陈邑。此时，陈邑起义军兵力十分单薄，派出的军队：武臣已为部将所杀，张耳、陈余又另立赵歇为王，不肯出兵援助陈胜；周市也割据自保，不发一兵；进攻广陵的召平和进攻九江的邓宗又一时无法回援。面对强敌的进攻，陈胜急令上柱国蔡赐迎击章邯军，结果也未能阻住秦军，蔡赐战死。最后陈胜亲自与将军张贺于城西迎战秦军，终因力量过于单薄，为秦军击败，张贺也战死，陈邑失守，陈胜率小部起义军向东南且战且退。十二月，陈胜退至下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被其御者庄贾杀害。庄贾投降秦军。陈胜的部将吕臣获知消息，组织"苍头军"，反击秦军，夺回陈县，杀死庄贾。

陈胜死后，宋留率领的起义军还在开往武关的途中，其后路已为秦军截断，于是宋留下令调头后撤，绕过南阳，向东退却，一直退到新蔡（今河南新蔡县），遭到秦军的猛烈攻击，宋留投降，全军瓦解。宋留被押往咸阳，"车裂"而死。

至此，历经6　个月之久、声势浩大的陈胜、吴广起义终于被秦王朝残酷地镇压下去。秦末农民战争转入低潮。

陈胜、吴广起义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军事角度而言，这次起义是在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参加起义的基本群众都是未经严格训练、毫无作战经验的农民，他们凭着一腔热血，怀着对秦王朝的极大仇恨，参加了反秦斗争，这样的队伍对付少量秦军可以一战而胜之，打一些中小规模的战役也可以取胜，然而一旦遇到强敌，进行大规模战役就必败无疑了。加之，起义军中缺乏真正能统兵作战的军事将领，因此，即便起义军曾发展到几十万人，一遇秦军横扫便只能连连败退了。而作为出身贫苦农民的陈胜、吴广，他们不可能有较高的战略眼光，也不具备组织、协调各路起义军协同作战的能力，以致在战略战术上做出了许多错误举动，因此在强大的秦军进攻之下归于失败，便毫不奇怪了。

2。项羽、刘邦领导的灭秦战争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春，奉陈胜之命进攻广陵的召平，在得知陈胜兵败，秦军逼进的消息后，渡江到会稽，与项梁取得联系，以陈胜的名义封他为上柱国，并令他立即西进，迎击秦军。

项梁（？～公元前208年）是战国末楚国名将项燕之子，其家世代为楚将，被封于项（今河南项城东北），故因项为氏。秦灭楚后，项梁携其侄项羽逃至吴（今江苏苏州）中避难。项羽（公元前232年～前202年），名籍，字羽，从小身高力大，勇力超群，随项梁习兵法，颇知用兵。秦始皇东巡游会稽，项羽观看秦始皇的威严仪仗，竟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①。陈胜、吴广起义后，项梁、项羽叔侄杀秦会稽郡守殷通，起兵反秦，项梁自为会稽郡守，项羽为裨将，收编吴中子弟为兵，迅速扩大势力。

秦二世二年三月，项梁、项羽率8　千江东子弟兵渡江，西攻秦王朝，从此代替陈胜、吴广领导全国起义军，重新掀起了反秦斗争的高潮。

渡江后，项梁、项羽军很快与陈婴、英布、吕臣、蒲将军等起义军汇合一起，又击杀图谋不轨的秦嘉，收编其部众。在沛县起义的刘邦也率9　千人来投，至此，这支起义军已拥有六、七万人之众，项梁也成为各路起义军的统帅。

是年六月，项梁在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得知陈胜已遇害的消息。他采纳了谋士范增的建议，从民间找到正在为人牧羊的楚怀王之孙心，立为王，为扩大影响，争取民心，仍称楚怀王，建都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封陈婴为上柱国，项梁自为武信君，掌握军政大权。

七月，项梁军在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击败进攻齐地的章邯军。秦军向西退去，项梁独自率兵追击，又在濮阳（今河南濮阳东南〕大败秦军，进逼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与此同时，项羽、刘邦率领的另一支部队在攻克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北）后，继而转攻雍丘（今河南杞县），大破秦军，斩秦将李由。

面对这一系列的胜利，项梁产生了轻敌情绪，不再将章邯放在眼里，拒绝采纳部下的忠告，放松了戒备。章邯抓住时机，在得到补充之后，于九月，对散驻在定陶城外的项梁军发动夜袭，义军大败，项梁战死。项羽、刘邦闻讯，急速撤兵，集结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周围，吕臣军屯城东，项羽军屯城西，刘邦军驻砀郡，成犄角之势，以免被各个击破。楚怀王也从盱眙迁至彭城，将吕臣、项羽两军合并，归其亲自指挥，刘邦仍统所部军马。

章邯于定陶袭杀项梁后，认定"楚地兵不足扰"①，便率兵北去，与王离

①　《史记·项羽本纪》。

①　《史记·项羽本纪》。

汇合，进攻赵地，使楚地的项羽、刘邦得到了休整的机会。

秦二世二年闰九月，章邯大破赵军，赵王歇和赵相张耳被逼入巨鹿城（今河北平乡县西南）中。章邯令王离、涉间领军20　万急攻巨鹿，自率20　万兵屯驻巨鹿南数里的棘原，筑甬道（两侧有土墙为屏障的道路）直达巨鹿城外，为王离军输送粮草。巨鹿危在旦夕，赵将陈余率数万军队驻于巨鹿城北，但顾虑兵少将寡，不敢出战，遂派人赴楚、燕、齐求援。

楚怀王得信，一面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兵5万北上救赵；一面乘关中空虚，派刘邦率少部人马西进秦王朝腹地，并与诸将相约："先入关者王之"①。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十月，宋义率军抵达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北），之后便不再前进一步，欲坐山观虎斗，以图坐享渔人之利，一直屯驻了46　天。此时，天寒地冻，又遇大雨，士兵们忍饥受冻，宋义却只管饮酒作乐，军心动摇。项羽向他指明形势，建议速救赵，以免被秦军各个击破，被宋义拒绝。于是，在众将支持下，项羽愤而杀掉宋义。楚怀王乃封项羽为上将军，并把英布、蒲将军所部统归项羽指挥。

十二月，项羽派英布、蒲将军率2　万人为前锋渡过漳水。楚军初战，失利，但切断了秦军的运粮甬道，隔绝了章邯、王离两军的联系。随后，项羽亲率全军北进，渡过漳水后，下令，破釜沉舟，烧毁营舍，每个战士只携带3　天口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②。楚军士气大振，将王离团团包围，九战九捷，全歼其军，王离被俘，部将张角被杀，涉间自焚而死。章邯来救，也被击退。当时，各地救赵解巨鹿之围的诸侯军有十余支，但都保守营垒无一人敢纵兵出战秦军，"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①破秦军后，"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②从此，项羽被公认为反秦起义军的领袖，成为各路诸侯军的上将军，统一指挥所有反秦军。

章邯在巨鹿战败后，退守棘原，欲继续南撤。秦二世派人谴责章邯作战不力，章邯十分惶恐。项羽抓住时机，遣蒲将军于漳水南岸击败秦军一部，切断章邯军的退路。随后，项羽自领主力大败秦军于汗水（漳水支流，今河北临漳附近）。章邯屡战屡败，损兵折将几十万人，既无援兵，又受猜忌，随时有被秦王朝加害的可能性，乃于秦二世三年七月，在殷墟（今河南安阳小屯）率所部20　余万人向项羽投降。项羽将秦降卒全部坑杀。至此，秦军主力基本上被消灭，秦王朝的统治濒于崩溃。

与项羽军北上救赵的同时，刘邦率一支不足万人之军离开砀郡，进军关中。此时，虽然黄河以南没有较大的秦军机动部队，甚至连荥阳、洛阳、开封、南阳、函谷关、武关等要地也没有重兵防守，但刘邦若要顺利西入关中，困难仍然很大。

刘邦在西进途中，一路收编陈胜、项梁的散卒扩充队伍，在栗县（今河南夏邑县）编并了刚武侯（史籍失其姓名，只载爵号）所率的四千人的反秦起义军。秦二世三年二月在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又与彭越军千余人合

①　《史记·项羽本纪》。

②　《史记·项羽本纪》。

①　《史记·项羽本纪》。

②　《史记·项羽本纪》。

并。在此期间，刘邦与秦军作战多失利。攻昌邑不下后，刘邦为避免攻坚，乘隙西进，过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时，采纳高阳监门郦食其的建议，袭取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获大量军资。此时刘邦军已扩大到2　万余人。三月，刘邦军攻开封不克，但在白马（今河南滑县）和曲遇（今河南中牟县东）东大破秦将杨熊，接着又进攻洛阳，未能攻下。于是刘邦改变了由函谷关西进的作战部署，转军向南迂回，由武关进入关中。六月，刘邦在南阳郡大破南阳郡守吕齮。吕齮退守宛城（今河南南阳）。刘邦欲绕过宛城继续西进，谋士张良劝道："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①刘邦深以为然，乃乘夜绕道回师，黎明时将宛城团团围住，吕齮大惊，欲自尽，被部下劝止，于是向刘邦提出："约降封守"。刘邦应允，封吕齮为郡守、殷侯，仍守宛城。从此，刘邦一路均用此法，沿途秦朝守臣纷纷投降，刘邦军长驱直入，八月，攻克关中的东南门户武关，进入秦境。

此时，章邯已率秦军主力投降项羽，秦王朝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宦官赵高杀秦二世，立二世兄子子婴为王，去皇帝号。九月，子婴与其二子共同诛杀赵高，灭其三族，并派兵加强峣关（今陕西蓝田县东南）守备，阻击刘邦军。

峣关是由武关北入咸阳的最后一道屏障，前据峣岭，背靠蒉山，地势险要。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没有立即强行攻关，而是一面设下疑兵，惊扰秦军；一面使人利诱守将，松懈秦军斗志，然后乘其不备，突然率军绕过峣关，越蒉山，在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大败秦军，迫使峣关守军归降。至此，咸阳以东，秦军再无应战之兵。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率10　万大军抵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南），进逼咸阳，秦王子婴"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①率朝中官吏出降。刘邦遂入咸阳，秦王朝灭亡。

①　《史记·高祖本纪》。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四、楚汉战争秦末农民战争推翻了残暴的秦王朝统治后，以项羽、刘邦为首分别形成了两个新的政治集团。双方为了争夺封建统治的最高权力，展开了历时4年多的楚汉战争。

（一）项羽分封与刘邦东还秦王朝灭亡后，刘邦进入秦都咸阳。他采纳了张良、樊哙的建议，将秦王朝的府库珍宝全部封存起来，并废除秦的苛政，制定"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的"约法三章"①，同时，令"诸吏人皆案堵如故"②，安定了民心，稳定了社会生活秩序。然后退兵屯驻灞上。

项羽在河北消灭秦军主力后，闻知刘邦已入关中，立即挥师西进，攻破刘邦军据守的函谷关，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北）。此时，项羽拥兵40万，刘邦军仅10　万人，项羽在谋士范增等建议下，欲凭借优势兵力消灭刘邦。刘邦闻讯后，亲至鸿门赴宴，卑言示和，使优柔寡断的项羽始终不能下决心杀掉刘邦。鸿门宴后，项羽进入咸阳，杀秦王子婴，烧秦宫，并在城内大肆烧杀，掠取财物、妇女，引起关中百姓的强烈不满。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二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占据梁、楚9　郡（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部分地区），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遵楚怀王为义帝。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分封了18　个诸侯王。将最具威胁的刘邦封于地处边远、交通不便的巴蜀（今四川）、汉中（约在今陕西秦岭以南及湖北西部），称汉中王。将关中之地一划为三，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号称"三秦"，扼守要地，以防备刘邦东下。在分封中，项羽厚封亲信，对非亲信者或将大封小、或迁徙远地、或不授封号，引起一些割据势力的不满。五月，未得封王的田荣首先在齐地起兵反楚。他赶走了齐王田都，杀胶东王田市于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自立为齐王，并拉拢同样未得封王的彭越，授之以将军印信，使其击杀济北王田安。于是田荣并有了"三齐"之地（即项羽将原齐国所划分成的齐、济北、胶东3　国）。陈余自巨鹿之围后，与张耳关系破裂，未随项羽入关，不得封王。张耳被封常山王。陈余联合田荣，赶走张耳，复迎立赵王歇，赵王歇立陈余为代王，兼赵相。原燕王韩广被改封辽东王，他不愿赴任，被新任燕王臧荼攻杀，其属地也被臧荼并有。田荣等人的反叛，破坏了项羽划定的格局，严重动摇了项羽的威信，他感到对自己的威胁甚大，亲自率兵北上镇压田荣等人。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十月，项羽使人杀害了义帝。

刘邦先行入关，按当初楚怀王与众将的约定理当为关中王，却被封为汉中王，他极为不满，本想以武力与项羽拼一死战，终为部下劝止。项羽只许他率3　万兵赴任。刘邦西去途中，下令烧毁栈道，一方面阻止诸侯军的偷袭，另一方面向项羽佯示无东还之意。刘邦定都南郑（今陕西汉中）后，立即积极整军备战，扩充实力，网罗人才，准备东归。七月，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统领汉军，伺机东进。

①　《史记·高祖本纪》。

②　《史记·高祖本纪》。

韩信（？～公元前196年），淮阴（今江苏清江东南）人，汉初杰出的军事家。他深知兵法之道，常能以创造性的战略战术致胜，为后世兵家所推崇。韩信从小丧父，家境贫寒，不能为官，又不懂生财之道，常寄人篱下，过着乞食的生活，被许多人看不起。他曾受人胯下之辱而不与计较。项梁渡淮河时，韩信投奔了楚军。项梁死后，他又成为项羽部下，为郎中。他曾数次进言献策，但官卑言轻，均未被项羽采纳。韩信感到不得志，便离楚投汉，起先也未受到重用，后与汉丞相萧何相识。萧何对他的军事才能颇为赏识，但萧何向刘邦几次推荐韩信，都被刘邦拒绝。韩信见此极为失望，感到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便不辞而别。萧何听说，来不及向刘邦打招呼，急忙去追赶，终于劝说韩信返回。刘邦见西进途中部下将士逃亡数十人，萧何不追，偏偏追赶曾受胯下之辱，毫无志气的韩信，甚为惊怪。萧何对刘邦说："诸将易得耳，至如（韩）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韩）信；必欲争天下，非（韩）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①张良也极力推荐韩信，刘邦这才下决心重用韩信，择吉日，亲自斋戒设坛，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向刘邦分析形势说："项王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主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章）邯、（司马）欣，（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①刘邦大喜，自认得韩信过晚。

汉高祖元年八月，刘邦乘项羽忙于与田荣交战，无暇西顾之机，命韩信领兵东进，留萧何留守巴蜀，为前方筹集粮草器械，补充兵源。韩信出奇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奇袭关中。章邯仓促应战，先败于陈仓，再败于好峙（今陕西乾县东），在壤乡（今陕西武功东南）又被汉军击破与司马欣、董翳的联军，不得不退守雍都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汉军又分兵攻取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北地（郡治在今甘肃镇原东北）、上郡（郡治在今陕西榆林南），迫降司马欣、董翳，斩去章邯的左右膀。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六月，汉军终于攻破废丘城，章邯自杀。至此，三秦之战以刘邦的胜利告终。刘邦实现了预期战略目的，占据了"形胜甲于天下"的关中之地，为继续东进奠定了基础。

（二）彭城大战及成皋相峙

①　《史记·淮阴侯列传》。

①　《史记·淮阴侯列传》。

刘邦进军关中，定三秦时，项羽正率主力攻齐，知悉关中的情况后，项羽在回师击汉还是继续攻齐问题上举棋不定。就在项羽犹豫不决时，刘邦让张良致信项羽，表示："汉王失职（未得关中王之位），欲得关中，如约（楚怀王与诸将之约）即止，不敢东。"①以麻痹项羽，并将田荣、彭越反楚书信送给项羽，声称："齐俗与赵并灭楚"②。项羽果然上当，不再疑虑刘邦，继续全力攻齐，仅命郑昌为韩王，领少量兵力防备刘邦东进。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一月，楚军在城阳（今山东鄄城东南）大破齐军，田荣败退到平原（今山东平原南），被当地人杀死。项羽另立田假为齐王，继续进军北海（今山东东北部）。楚军沿途"烧夷齐城廓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民相聚而叛之。"③四月，田荣弟田横收编数万残兵，立田荣子田广为王，占据城阳一带，在齐地百姓的支持下，与楚对抗。楚军接连失利，陷入困境。

此时，刘邦已夺取了三秦绝大部分地区。十月，刘邦率军由函谷关出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西）东进，河南王申阳投降，继而又迫降韩王郑昌。三月，刘邦将关中军务全部交给韩信，自领大军由临晋（今陕西大荔东）东渡黄河，魏王豹未作抵抗即归附刘邦，并协同汉军攻下河内地区，殷王司马卬也归降刘邦。接着，刘邦又南渡黄河，到达洛阳新城，在这里，他接受了董公的建议，为义帝发丧，号召诸侯共击项羽，为义帝报仇。四月，刘邦率5个诸侯的联军共56　万人，直扑彭城。在外黄（今河南兰考东南），彭越率3万人归汉，刘邦命他略定梁地。联军沿途未经战斗，乘虚占领了彭城。刘邦入彭城，满足于已得胜利，尽收项羽宫中货宝美妇，整日饮酒高会，疏于戒备。

项羽闻彭城失陷，大惊，命诸将继续攻齐，自率3　万精锐骑兵急驰还救彭城。楚军由鲁南（今山东西南部）出胡陵（今山东鱼台东南），进至萧（今江苏萧县西北），首先击溃汉军一部。接着又绕道至彭城西、南两面，切断了联军归路。拂晓时，楚军由西向东猛袭联军侧背，联军乱作一团，自相践踏，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至中午，联军大败。楚军将联军压缩于谷水、泗水（今江苏徐州西），斩杀十余万人，接着南追溃敌至灵壁（今安徽淮北市北）以东的睢水之上，又歼灭十余万，睢水为之下流。联军被楚军紧围3重，刘邦无法逃脱。突然大风猛袭而来，一时间飞沙走石，乱军中，刘邦率十余骑终于突围而逃，奔至荥阳。

彭城一战，刘邦遭到了自起兵以来的最大的惨败，其父及妻子吕雉都被楚军俘获，众诸侯也纷纷背汉向楚。项羽在这一战中，充分表现了他英勇果敢、雄才大略的军事指挥才能，飞兵千里，以少胜多，几乎全歼刘邦军。但是，项羽没有乘胜穷追刘邦，使刘邦又一次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汉高祖二年五月，败退至荥阳的刘邦在得到萧何、韩信的增援后，迅速恢复了元气，与跚跚来迟的楚军战于京、索（均在今河南荥阳东南）之间。为了对付楚军强大、骇人的骑兵部队，刘邦还大力加强和扩充自己的骑兵，终于在荥阳之东击破楚军骑兵，扼阻了楚兵西进的势头，稳定了战局。从此，楚汉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双方对峙于荥阳、成皋一线。为了持久防御，汉军

①　《史记·项羽本纪》。

②　《史记·项羽本纪》。

③　《史记·项羽本纪》。

修筑甬道，直通敖仓，取那里的积粟补给前线。

项羽被刘邦阻于荥阳、成皋一线后，为了加强西进关中的力量，遣使南下九江，联络九江王英布。英布（？～公元前195年）是灭秦战争中骁勇善战的名将，屡建战功，颇受项羽的信任和倚重，秦亡后被封为九江王。田荣叛楚，项羽击齐，征调九江兵，英布称病不往，仅遣部将率数千人从征。刘邦下彭城，英布又称病坐视不救。项羽多次派人责问英布，并召他来见，英布极为惶恐，不敢往见。当时，项羽所封诸王中仅英布一人未叛楚，项羽重其将材，且需要英布的军事援助，故而未发兵攻九江。楚使至九江后急催英布发兵。谁知刘邦探得项羽、英布之间出现裂痕，便派谋士随何先楚使一步游说英布。随何抓住英布的心理，成功地说服英布，并迫使他杀楚使归汉。这样使项羽侧背出现了新的威胁，项羽不得不分兵，派龙且、项声率领，进攻九江。经过数月苦战，英布战败，九江地尽失，英布领数千残兵退走成皋归汉。英布的叛楚归汉，不仅解除了汉南方的威胁，而且削弱了楚军的力量，分散了楚军的兵力，减轻了汉军荥阳、成皋一线的正面压力，也使项羽失去了最后一位盟友，对刘邦最终战胜项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初，楚军强攻荥阳，并数次切断汉军的运粮甬道，使汉军的补给发生很大困难，军心不稳。刘邦听从部下陈平的建议，巧施反间计，离间项羽与部下的关系，结果项羽中计，跟随他多年的最重要的谋士范增因受猜疑，含愤离去，在回彭城的途中病死，使项羽遭受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四月，楚军加紧攻势，汉军越来越难以坚守，刘邦乃使部将纪信假扮自己出东门诈降，他乘楚军疏于防备之机，从西门突围而走，同时命韩王信等人坚守荥阳。项羽发觉刘邦走脱，引兵追至成皋，刘邦弃城，逃往关中，成皋为项羽所得。

刘邦回到关中，重新征集兵力，本打算再出函谷关，与项羽争夺荥阳地区，后采纳袁生的建议，出武关，调动项羽南下，减轻荥阳、成皋一线汉军的压力。项羽果然率主力南下寻战。刘邦在宛、叶一带坚壁不出，使楚军求战不得，同时命彭越在项羽后方大肆骚扰。彭越在楚军后方积极活动，打败了项羽派去镇压的军队，绝断楚军粮道，甚至兵逼彭城。项羽被迫回兵东击彭越。刘邦则乘机挥师北上，击败留守成皋的楚将终公，收复成皋。

项羽击败彭越，未及歼灭，得知成皋已失，急引兵西返，攻克荥阳，俘韩王信，进而乘胜攻下成皋。汉军退守巩县（今河南巩县西南）。楚军兵力已疲，无法攻破汉军防线，只得停止西进，与汉军对峙于成皋、巩县之间。刘邦败出成皋后，北渡黄河，至修武（今河南获嘉东）韩信军营中，收其兵权，将其所部大部分兵力调去增援巩县汉军，同时令韩信去东方攻打齐国，又派军数万增援彭越。八月，彭越在得到支援后，连下外黄、睢阳（今河南商丘）等17　城，截断了楚军成皋与彭城之间的联系和军粮供应。项羽不得不再次返身东攻彭越。九月，项羽留曹咎坚守成皋，自领主力东回，并迅速击败彭越，收复了17　城，但仍未能将彭越消灭。

十月，刘邦再度乘虚反攻成皋，用计激怒曹咎出战，当楚军半渡■水时，汉军发动猛攻，楚军大败，曹咎自刎而死，汉军夺回成皋。项羽闻讯，急忙引兵回救，汉军依旧凭险据守，拒不出战。双方在广武（荥阳西北）对峙数月，楚军因后方继续受到彭越的袭击，军粮供应不上，项羽欲与刘邦速决战，但使尽计谋，刘邦始终坚守不出，同时不断地征集军粮，补充兵力。八月，楚军粮尽，此时，韩信已破齐，将进攻楚地，楚军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项羽决定与刘邦议和，双方约定：以鸿沟（古运河，故道在今河南荥阳东北）为界，中分天下，鸿沟以西属汉，以东属楚。随后项羽归还刘邦父及妻，令楚军撤去成皋之围，回师东归。

（三）韩信平定北方之战刘邦在彭城大败后，魏王豹叛汉附楚。由于魏踞河东，西进可威胁关中，南下可切断荥阳与关中的联系，并与楚军造成前后夹击荥阳之势，对刘邦威胁最大。刘邦首先派郦食其游说魏王豹归降不成，便任命韩信为左丞相，率兵攻魏，解除侧背威胁。魏王豹将主力调集于蒲坂（今山西永济西），以阻止汉军从临晋方面的黄河渡口过河，而其他战略要地均未设重兵防守。针对魏军的部署，韩信采取了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灵活战术。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八月，韩信派一部分汉军推进到与蒲坂隔河相望的临晋黄河西岸，大张旗鼓地征集船只，摆出准备强渡黄河的架势，迷惑魏军。自己则亲率主力秘密向北移动，从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利用木罂缶（一种口小腹大的木桶）渡过黄河，而后直取魏军背后的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切断了蒲坂魏军与魏都平阳（今山西临汾）的联系。魏军仓猝回兵迎战，在安邑西南被汉军全歼，魏王豹被生擒。这样，汉据有了魏地，解除了后顾之忧，形势对汉有利。

韩信破魏后，向刘邦建议："愿益兵三万人，臣请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①刘邦应允，并派张耳为副将，协助韩信。九月，韩信、张耳率军首先攻破代国，在阏与（今山西和顺西北）俘虏代相夏说，收其精兵补充荥阳汉军，接着，乘胜东进。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十月，进逼赵地。赵王歇与代王兼赵相陈余得知韩信来攻，屯重兵于井陉口（今河北井陉东南），号称20　万，严阵以待汉军的到来。井陉口是太行山八大隘口之一，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韩信由代攻赵必经此口。赵国谋士李左车向陈余建议："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野无所掠鹵，不至十日，两将之头可致戏麾下。"①但陈余不同意，他是儒生，不知兵，认为"义兵不用诈谋奇计"②，韩信兵少力疲，不足惧，若不主动进攻汉军，恐为诸侯耻笑，遂将全部兵马布于关前，等候韩信军。

韩信军虽号称数万人，但刘邦已将其精兵调去荥阳，所部实际上仅万余人。他侦知赵军的动向后，便放心大胆地进入"井陉之道"，进至关前，乘夜先派2　千轻骑，各持红旗1　面，隐伏在赵军大营附近，正面则以1　万精兵背绵蔓水（今河北井陉西）列阵。拂晓，韩信自领一军诱敌。赵军见汉军阵势，讥笑韩信不会用兵，倾巢而出直扑汉军。韩信佯败，入背水阵中，汉军无路可退，只得拼死抵抗。这时，预伏的2　千汉军乘虚进占赵军大营，拔去赵军旗帜，换插汉军红旗。赵军久攻汉军背水阵不下，准备返军回营，却见本营尽为汉旗，以为将帅已被擒，顿时大乱，纷纷溃逃，汉军乘势两面夹攻，

①　《汉书·韩信传》。

①　《汉书·韩信传》。

②　《史记·淮阴侯列传》。

大破赵军，斩陈余，擒赵王歇，李左车也被俘。

井陉口之战后，韩信顺利地攻下赵地，准备进一步击燕，他向李左车讨求破燕之策。李左车献计："方今为将军计，莫如案甲休兵，镇赵抚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兵，北首燕路，而后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已从，使喧言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不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皆可图也。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①韩信依计而行，遣使赴燕，"燕从风而靡"②。这样，韩信顺利攻下燕地。

韩信破赵降燕后，项羽几次派兵北渡黄河攻赵，都被韩信、张耳击退。

同时韩信屡派赵兵赴荥阳、成皋一线增援刘邦。六月，刘邦自成皋败逃到至修武，入韩信、张耳军营，夺其兵权，将主力调走，同时，命张耳留守赵地，派韩信"收赵兵未发者击齐"③。此时，齐王田广在彭城之战后与项羽媾和，依附于楚。

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九月，韩信举兵攻齐。齐王田广得悉，调集重兵于历下（今山东济南市南），准备迎敌。正当此时，刘邦听从郦食其的建议，派郦食其出使齐国，游说田广叛楚附汉。田广在郦食其的威胁利诱下同意归汉，撤去了历下的守备。韩信将至平原（今山东平原南）时，得知此信，本欲驻兵不前，谋士蒯通进言："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④韩信以为然，继续进兵攻齐。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十月，韩信军乘齐军无备袭破历下，进而乘胜攻下齐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北）。田广将郦食其烹死，败退至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遣使向项羽求救。项羽派大将龙且领兵20　万救齐。

龙且是项羽手下的一员勇将，颇负盛名。不久前他刚刚击破九江王英布，正得意非凡，完全未将韩信放在眼里，他在高密与田广会合后，便急于与韩信决战。

十一月，龙且军与韩信军夹潍水（今山东潍河）对阵。韩信利用龙且轻视自己并急于决战的心理，秘密派兵乘夜至潍水上游堵塞水流，天明后主动引兵渡河进攻龙且军，龙且立即挥军迎战。韩信佯败，退过潍水，龙且不知是计，率军渡河追击。韩信急令决堤放水，大水骤至，将龙且军冲成两段，大部兵马被截在对岸。韩信立即挥军返身急袭，全歼随龙且过河的楚军，龙且战死。接着，韩信率兵渡河，追击敌残军，在城阳将田广擒获。项羽派来的20　万楚军被韩信全歼。

韩信平定齐地后，刘邦用张良、陈平计，封韩信为齐王。项羽见形势对己不利，派人游说韩信反汉。蒯通也力劝韩信自立为王，与楚、汉鼎足而立。韩信认为刘邦待他甚厚，终不忍背离，谢绝了蒯通的劝告，拒绝了项羽。韩信平定北方4　国，消灭龙且所率的楚军主力之一部，为刘邦最终战胜项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①　《史记·淮阴侯列传》。

②　《史记·淮阴侯列传》。

③　《史记·淮阴侯列传》。

④　《史记·淮阴侯列传》。

（四）垓下决战项羽与刘邦订立和约后，立即率军东归。刘邦也打算西撤，但张良、陈平一致反对，说："汉有天下太（大）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疲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①于是刘邦决定毁约追击楚军，并约韩信、彭越南下会师，合力击楚。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十月，刘邦引军追击楚军至固陵（今河南淮阳北），韩信、彭越均未赶来。楚军返身发动突然进攻，汉军不支，退入壁垒固守。但项羽未能乘胜扩大战果，进一步围歼汉军，而与之对峙于固陵，这样就使刘邦得以喘息待援。为使韩信、彭越安心助汉击楚，打败项羽，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封彭越为梁王，并明确了2人的封地。韩信、彭越2人果然率部前来会师。十月下旬，韩信引兵进占彭城，同时攻下楚地许多地区。被刘邦封为淮南王的英布也遣将进入九江地区，诱降了守将、楚大司马周殷，随后合军北上进攻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刘邦也由固陵东进，形势对楚极为不利，项羽被迫向东南撤退。十一月，项羽退至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筑垒安营，整顿部队，恢复军力，此时楚军尚有约10　万人。十二月，刘邦、韩信、彭越、英布4　路大军会师垓下。韩信军30　万，分3　路首先与楚军接战，韩信居中路，进攻失利，向后退却，同时命左右两翼投入战斗，楚军受挫，韩信又返身冲杀，3　路合击，楚军大败，项羽被迫入壁而守。韩信遂指挥各路大军将楚军重重包围，楚军屡战不胜，但汉军一时也难以彻底打败楚军。为了尽快取胜，张良用计，让汉军夜夜高唱楚歌，瓦解楚兵斗志。项羽夜闻"四面皆楚歌"②，以为楚地已尽为汉所得，眼见大势已去，便乘夜率领800精锐骑兵突围南逃。天明以后，汉军得知项羽突围，乃遣5　千骑兵追击。项羽渡过淮水后，仅剩百余骑相随，行至阴陵（今安徽定远西北）因迷路耽搁了时间，被汉军追及，项羽突至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手下仅剩28　骑。项羽指挥这28　骑，将汉军骑兵杀得人仰马翻，再次杀开一条血路，向南疾走，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长江边的乌江浦）边，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乃令从骑皆下马，以短兵器与汉兵搏杀，项羽一人"杀汉军数百人"①，自己"身亦被十余创"②，最后自刎而死，年仅31　岁。项羽死后，汉军全歼楚军，楚地皆降汉，独项羽原封地的鲁人不肯投降（楚怀王曾封项羽为鲁公），后刘邦将项羽首级示鲁，鲁人乃降。至此，历时4年半之久的楚汉战争终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二月，刘邦称帝，建立西汉政权。

（五）项羽、刘邦在战争中的得失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项羽的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得失，以及其他因素外，就军事角度而言，双方在作战指导上，即

①　《史记·项羽本纪》。

②　《史记·项羽本纪》。

①　《史记·项羽本纪》。

②　《史记·项羽本纪》。

战略指导思想以及战役指挥诸方面的得失，也导致了汉胜楚败的结局。现分析如下：先说项羽。项羽虽然英勇善战，但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缺乏深谋远虑，因而导致他在战役指挥上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误，丧失了一个又一个致胜的良机。

本来灭秦后，项羽一直把刘邦作为头号敌手，甚至打算在鸿门宴上杀掉他，最后虽未杀刘邦，但也将他分封到地处边远的巴蜀、汉中地区，并以"三秦"扼阻其东进的道路。但是后来当项羽面对田荣叛齐与刘邦东进的局面时，在攻齐还是击汉问题上竟然轻信刘邦的谎言，采取了"先齐后汉"的错误方针，甚至在刘邦已基本占据关中之地，并继续向东发展，楚军将陷于两面受敌的被动境地时，仍然坚守此方针不改，最后终于坐视刘邦的势力不断扩大，甚至攻陷了自己的首都彭城；彭城大战后，项羽夺回了战争主动权，在战略上重占优势，但是他不从战略全局着眼，只顾专与刘邦主力在正面战场撕杀，不注意巩固后方，结果始终未能摆脱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被刘邦牵着鼻子东奔西跑，穷于应付，疲于奔命，结果将战争主动权逐渐让出，最后落得主动媾和，进行战略后撤的结局；鸿沟媾和，楚军已处战略劣势，但项羽居然轻信一纸空文的约束力，不作任何戒备即领兵急速后撤，从而给刘邦乘胜追击创造了难得的战机；退守垓下，不返江东，是项羽战略上的最后失策。当时尽管项羽在中原争霸的失败已成定局，但从固陵后撤时他尚有十余万的精兵强将，如果他能早下决心，迅速将人马带回江东，以江东的人力物力，加上长江天险的阻隔，与汉对抗，甚至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东山再起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项羽引兵至垓下便驻兵不前，企图以士气严重受损之兵与三面围来的优势追兵决战，岂有不败之理。

纵观楚汉战争中项羽用兵，多为走一步看一步，缺乏全盘考虑，没有长远的战略策划，加之他又不愿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以致处处被动，终至全军覆没，自刎身亡。

反观刘邦的战略指导思想始终运用正确。

秦亡以后，刘邦能认清汉弱楚强的客观形势，在鸿门宴上及项羽分封时，采取忍让待机的策略，不作以卵击石之举，以图东山再起。待田荣等起兵反楚，项羽北上击齐时，刘邦又能抓住战机，迅速挥军东进，顺利夺取关中，并乘虚攻占楚都彭城；彭城兵败后，刘邦及时变进攻为防御，以持久战对项羽的速决战，在正面战争积极防御的同时，还开辟了北方、南方、敌后3　个战场，极力摆脱被动，争取主动，终于使强弱易势，为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待项羽智穷力竭，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时，刘邦又能迅速集中优势兵力，转入追击，最后终于全歼楚军于垓下。

在战役指挥上楚汉双方均有许多成功之处。如项羽破田荣于齐，大败刘邦于彭城，击败英布于九江，破荥阳、下成皋，两败彭越，固陵反击等，甚至垓下突围后，在东城以区区28　骑，打得数千汉军溃不成军，不能近身，临死前还徒步杀伤汉军数百，这些均显示出项羽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叱咤风云、雄冠诸军的英雄气概。但是这些局部性的胜利，对战争全局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刘邦在战役指挥上，如成皋相峙，两次调动项羽回军东顾，一次调动楚军南下，使楚军疲于奔命，自己则变被动为主动；指挥韩信、彭越，争取英布开辟北方、敌后、南方3　个战场，分散楚军兵力，缓解正面压力；乘项羽回军，两次失而复得成皋；最后指挥几路大军，聚歼楚军于垓下等等，也均为成功之例。

楚汉双方在战役指挥上也各有失败之举，如。项羽失败之举，如：刘邦东进，只派曾任吴县令的郑昌，以少数兵马西拒汉军，导致刘邦长驱直入，郑昌也被俘；彭城大捷后，没有穷追刘邦，使其得以喘息，在荥阳、成皋一线扼阻了楚军的西进；楚军兵到荧阳、成皋后，未采纳范增急攻2　城的建议，最后虽下2　城，但已在战略上丧失了两三个月的宝贵时间；固陵之战取胜后，没有乘胜扩大战果，全力猛攻固守待援的刘邦军，而是与其相峙，坐等几路大军来攻，从而丧失这最后一次可以致胜的机会；垓下被围，中张良"四面楚歌"之计，弃全军10　万人于不顾，仅引800　骑突围而逃，为自己留下了一个不光彩的结局。刘邦失败之举，如：下彭城后，为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在楚军主力丝毫未损的情况下，毫无道理地只知饮酒高会，而疏于戒备，结果56　万大军被楚3　万骑兵横扫，惨败而逃，众诸侯也背离而去，战略上由主动变为了被动。不过由于刘邦有众多谋士、良将的扶助，他本人又能采纳部下的正确建议，及时纠正失误，终于取得楚汉战争的最后胜利。

五、西汉初期巩固政权的战争（一）刘邦削平异姓诸侯王的战争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为了争取抗楚力量，策略性地分封了7　个异姓诸侯王，他们是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衡山王（后改为长沙王）吴芮。西汉建立后，这些异姓诸侯王据有了关东的广大区域，大体相当于战国东方6　国故地，而且他们手中都握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仅韩信一军就比中央政府的军队强大得多①。因此，异姓诸侯王的存在，对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刘邦在当上皇帝不久即着手削去异姓诸侯王。

在异姓诸侯王中，刘邦最惧怕的就是曾在楚汉战争中为其立下极大功劳的韩信。垓下之战胜利后，刘邦立即夺去韩信对全军的统帅权，不久改封他为楚王。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诬告韩信谋反。刘邦用陈平计，假往云梦泽（今洞庭湖一带）游猎，乘韩信在途中拜见之机，将其逮捕，贬为淮阴侯，使长居长安，留在身边。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赵相陈豨反叛，刘邦亲领大军征讨。第二年春，韩信与陈豨秘密勾结之事泄露，留守长安的吕后与丞相萧何设计，捕杀韩信，夷其三族。是年夏，刘邦令梁王彭越随征陈豨。但彭越称病不往，受到刘邦的指责。彭越部将扈辄乘机策动彭越反，彭越未从，但被刘邦获知。刘邦将彭越逮捕，废为庶人，发配蜀地，后听从吕后的劝告，杀彭越，夷其宗族。这样7　个异姓王中最有实力的3　个王中的2　个，无需操戈就被刘邦除灭了。刘邦对于其他异姓诸侯王的削平，则通过了数年战争。

1。韩王信反汉与白登之围韩王信是战国赵襄王之孙，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他曾随入汉中，以后跟随刘邦征战。项羽死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春，被正式封为韩王，定都颖川（今河南禹县）。第二年春，刘邦"以韩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①的缘故，改其封地为太原以北地区，徙都于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以御匈奴。后韩王信以晋阳距边塞过远，难以及时有效地抵御匈奴入侵为由，上书刘邦，将首都迁至马邑（今山西朔县）。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秋，匈奴冒顿单于举大兵包围马邑。情急之中，韩王信数次遣使向匈奴求和。汉军救兵在途中闻此信，怀疑其有贰心，便遣使责备他。韩王信恐惧，遂投降了匈奴，与匈奴合兵进攻太原。

是年冬，刘邦亲领汉军来攻韩王信。在铜鞮（今山西沁县）击败韩军，斩其将王喜。韩王信逃往匈奴地。其部将曼丘臣、王黄立战国赵国后代赵利为赵王，收编韩王信的败兵继续反汉。冒顿单于派左右贤王领万余骑兵与王黄军联合屯驻广武以南至晋阳之间，企图阻止汉军北进，结果被汉军杀败，接着又败于离石（今山西离石）。随后汉军在楼烦再次大败匈奴军。汉军虽连战连胜，但时值冬季，天寒地冻，雨雪交加，"士卒堕指者什二三"①，兵

①　《史记·陈丞相世家》。

①　《史记·韩信列传》。

①　《史记·高祖本纪》。

士极为劳苦。后刘邦侦知冒顿单于在代谷（今河北怀来），便急于要与之决战。冒顿单于乘机用计引诱汉军，他将精兵全部隐蔽起来，仅留一些羸弱之卒在左右。刘邦以为匈奴兵少，不顾谋臣娄敬的劝阻，尽起32　万大军，多为步兵，向北推进。刘邦率骑兵先入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此时步兵尚未全部到达。当刘邦登上平城东北的白登山时，突然被匈奴40　万精锐骑兵团团包围。一连7日，汉军内外不得相救，无力破围。后来，刘邦用陈平计，乘大雾遣使出围，携重礼往见冒顿单于的阏氏（皇后），请求议和。阏氏对冒顿单于说："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戹"②。此时，冒顿单于正因与王黄、赵利约期共同击汉军，2人兵迟迟不来而怀疑他们有诈，怕他们与汉军有谋，于是便下令撤去包围圈的一角，放汉军入平城。此时，汉军救兵也到，匈奴军遂引去。刘邦也令樊哙率兵20　万驻守代地，自引兵回长安。此后，韩王信多次领匈奴兵侵扰汉边。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

春，韩王信又领匈奴骑兵入代地。汉使柴将军击之。双方战于参合（今山西高阳县境），韩王信拒绝投降，战败被杀。汉军终于消除此患。

2。平灭赵相陈豨之战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赵相贯高因谋弑刘邦，被夷三族，赵王张敖也被废。刘邦立其戚夫人之子如意为赵王，任宠臣陈豨为赵相国，如意年幼不能赴国，由陈豨到任治国，后又命陈豨为代相，统一指挥边兵，守卫赵、代地。陈豨爱养宾客，外出时，"宾客随之者千余乘"①。赵相周昌见此，便提醒刘邦：陈豨"宾客盛甚，擅兵于外数岁，恐有变"②。后刘邦派人调查陈豨宾客"居代者财物诸不法事"③，结果许多事情都牵连到陈豨身上。陈豨极为恐慌，阴与王黄、曼丘臣勾通。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八月，陈豨联合王黄等起兵反汉，自立为代王，攻略赵、代地，连下常山郡20　城，邯郸以北尽为叛军所占。九月，汉军分2　路平叛。刘邦亲领一军，抢在叛军前头，及时地进占邯郸，挡住叛军南下的通道。为了安抚守将，刘邦赦常山郡守、郡尉无罪，仍任原职，并封赵地壮士4人为千户，任为将军，以激励赵人为朝廷作战。陈豨手下多为商人出身，刘邦便以重金收买，力图瓦解叛军。是年冬，陈豨部将侯敞进攻襄国（今河北邢台），汉将樊哙迎敌，大破其军，侯敞被杀。接着，灌婴又破王黄军于曲逆（今河北定县东南）。陈豨派往进攻聊城的张春，也被汉将郭荣击败。叛军向北退却。此时，太尉周勃与张良统领的另一路汉军也经晋阳，略定了太原及代地，大败韩王信军。十二月，刘邦挥军猛攻东垣，激战月余乃下。守兵凡辱骂过刘邦者尽被屠杀，未骂者也全被黥面。随后，汉两路大军会合，继续追击叛军。次年春，在参合斩韩王信。王黄、曼丘臣的部下受汉重金诱获，生擒2人降汉。陈豨叛军基本被消灭殆尽。十月，樊哙在灵丘（今山西灵丘）消灭了陈豨的残军，陈豨被杀。至此，陈豨之叛终于被平灭。

平叛后，刘邦分赵地，常山以北属代，山以南为赵地，立子刘恒为代王，都中都（一说晋阳）。

3。平定淮南王英布之战②　《史记·韩信列传》。

①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②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③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英布（？～公元前195年），楚地六县（今安徽六安）人，秦时因犯罪被处黥刑（脸上刺字），发往骊山修墓，故又称黥布。后他交通数人，乘隙逃跑，"亡之江中为群盗"①。陈胜、吴广起义后，英布也想起而响应，但苦于人少势单，后闻知番阳（今江西鄱阳）县令吴芮为人豪爽，喜交宾客，乃只身前往，劝其起兵反秦。吴芮见英布虽为刑徒之身，但言谈有识，精通武艺，对他格外器重，留为门下，并将女儿嫁给英布为妻。2人聚兵数千，投入反秦斗争，英布取得了一些胜利。项梁起兵后，英布率军归属其部，后又跟随项羽，征战四方。英布作战勇猛，常为项羽先锋，打败秦军，为灭秦战争的胜利立下功勋。但他和项羽一样，十分残暴，多次屠城，坑杀秦20　万降卒即由其主持。他还曾为项羽袭杀义帝。秦亡后，项羽封其为九江王。楚汉战争中，他因助楚不力，受到项羽指责，后降汉，共击项羽。西汉建立，刘邦正式封其为淮南王，都六，领九江、庐江、衡山、豫章等4　郡。

由于英布英勇善战，强悍彪猛，诸军都很惧怕他的军队。在7　王之中，他是除韩信、彭越外，令刘邦最为不安的第三个异姓王。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韩信被杀，英布甚为惊恐。不久，彭越又被诛。吕后将其制成肉酱，"徧赐诸侯"①，英布更是心惊肉跳，暗暗下令集合兵马，密切注视旁郡汉军动向，预防不测。就在此时，其部下中太夫贲赫因被怀疑与英布爱姬关系暧昧，逃往长安，上告英布谋反。相国萧何认为英布不一定会反叛，建议派人查访一下。英布自贲赫逃走后一直很紧张，现见汉使来，更加慌恐，后见汉使已发现了一些谋反的迹象，遂诛杀贲赫全家，起兵反汉。他鼓动部将，声称刘邦已老，不会亲征，韩信、彭越也已死，其余将领并不足虑，获取天下易如反掌。

消息传到长安，刘邦心中很不安，他召集众将问策，众将都声称应发兵平叛，但又提不出具体部署。汝阴侯滕公门下有一宾客，称薛公，曾任过楚令尹，颇有"筹■之计"②，他向刘邦指出：英布胸无大志，不会有深谋远虑，因此，他必然会"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③，只在江淮活动，而不会威胁汉朝腹地。刘邦这才心中有数，准备发兵平叛。

此时，刘邦年迈有疾，本欲让太子率军前往。但吕后怕太子不能担当此任，丢掉太子位，力劝刘邦亲征。刘邦也知太子"固不足遣"④，便于七月，亲领大军东击英布。

英布起兵后，果然如薛公所言，不向北发展，不取齐鲁燕赵魏韩之地。

使刘邦得以从容布兵，调动2　路大军夹击英布。

英布先向东进攻荆王刘贾，攻占其都临淮（今安徽泗县东南），刘贾大败，退走富陵（今安徽泗县东南），被英布军追及斩杀。英布尽收其军，随后渡过淮河，进袭楚王刘交。刘交不知兵，却拒绝部下建议，分军为3，布于徐、僮之间（今安徽泗县、宿县一带），以图相互救助。结果，其1　路为英布所败，其余2　路不战自溃。英布击败刘交后，又返军而西，在蕲西与刘邦大军相遇。英布军威严整，兵精将强，布阵犹如项羽行兵，刘邦甚为忌恨，

①　《史记·黥布列传》。

①　《史记·黥布列传》。

②　《史记·黥布列传》。

③　《史记·黥布列传》。

④　《史记·留侯世家》。

两军大战。

此时，齐相国曹参与齐王刘肥所率第二路大军也已赶到，2　路夹攻，英布抵敌不住，向淮河败退，汉军紧追不舍。渡过淮河，英布整军再战，仍不利，连战连败，军心已乱，最后，英布仅率百余人逃往江南。

长沙成王吴臣是吴芮之子，见英布逃来，便使人欺骗英布，假称欲与英布一同逃亡越地。英布因与之有姻亲关系，乃信以为真，十月随他走至番阳，夜宿民田舍，毫无戒备，被杀。至此，英布的反叛被彻底平定。刘邦终于将最具威胁的3　个异姓王全部清除了。

战后刘邦立皇子刘长为淮南王，封贲赫为期思侯，随征诸将也多有封赐。4。平定燕王卢绾之战汉高祖刘邦原分封臧荼为燕王。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冬，臧荼反汉，被擒。随后，刘邦又封卢绾为燕王。

卢绾（公元前247　或256年～前193年）是刘邦最亲密的大臣。他与刘邦同里，两家关系甚好，2人几乎同时出生，一起长大一同就学，平日里形影不离。刘邦在沛县起兵反秦，卢绾也相随起义。秦亡后，刘邦赴汉中任汉王，卢绾为将军，常随左右，后又升为太尉，"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何）曹（参）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①。西汉建立后，刘邦欲封卢绾为王，但群臣颇有怨言，便作罢。到臧荼之叛被平定，刘邦又下诏，令诸将相列侯择取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群臣深知刘邦心思，便推举了卢绾。汉高祖五年八月，卢绾被封为燕王。此后，卢绾一直深受刘邦信任，"诸王得幸莫如燕王"②。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秋，陈豨反代地。卢绾奉命从东北击叛军。在多路汉军的合击下，陈豨不支，派王黄向匈奴求救。卢绾也派张胜为使赴匈奴，通报陈豨兵败之事，告戒匈奴不要妄动。在那里，张胜遇到了逃亡至此的前燕王臧荼之子臧衍。臧衍对张胜说："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陈）豨等，（陈）豨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胡和？事宽，得长王燕；既有汉急，可以安国"③。张胜以为然，遂改变使命，请匈奴帮助陈豨攻袭燕军。卢绾闻讯，以为张胜勾通匈奴反叛，上书刘邦，请族灭张胜家。张胜返回，向卢绾申明缘由，卢绾醒悟，急忙上书另指他人谋反，为张胜开脱。此后，卢绾与匈奴不断私通，并秘密派人到陈豨军中，支持他与汉军长期对垒。

十二年，陈豨兵败被杀，其部下交待了卢绾与陈豨私通的内幕。刘邦不太相信，召卢绾入朝。卢绾称病不往。刘邦又派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赴燕亲迎，并在卢绾部下中进行调查。卢绾更加恐慌，不敢见汉使，他对亲信近人说："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王）耳。往年春，汉族淮阴（侯），夏，诛彭越，皆吕后计。今（皇）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①。乃称病不肯入朝。其左右也纷纷藏匿，躲避汉使。但以前的事仍有泄漏，审食其如实上报，同时，又有自匈奴归降者也称张胜逃

①　《史记·卢绾列传》。

②　《史记·卢绾列传》。

③　《史记·卢绾列传》。

①　《史记·卢绾列传》。

在匈奴，是卢绾派驻那里的燕使，刘邦才信卢绾真反。

七月，刘邦派周勃将兵击燕。周勃采取军事镇压与招降并用的策略，传令凡燕六百石以上官吏，不随卢绾反者均爵加一级，能脱离卢绾者也一律免罪。

周勃首先攻取了蓟（今北京东南），俘获燕高级官吏多人。随后大败燕军于上兰，再败之于沮阳（今河北怀来），"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东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②。卢绾率宫人、家属及数千残骑退至长城下，举棋不定。至四月，刘邦病死，卢绾遂投靠匈奴，匈奴封其为东卢王，不久卢绾死在他乡。

这样，刘邦分封的异姓诸王，除长沙王吴芮的封国因国小势弱，地处僻远，且处于汉与南越之间，可起缓冲作用而被保留外，其余终于全部被剪除。（二）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叛乱的战争汉高祖刘邦在削平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因其尚无直接控制全国的力量，加之他主观认为秦王朝速亡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分封子弟为藩王的缘故，所以他在平灭异姓王的同时，在他们的旧地陆续分封了一些自己的子弟为王，用以藩屏汉室，并与群臣共誓，"非刘姓不王"。刘邦一共分封了9　个同姓王，各王国封地犬牙相制。同时西汉政府规定，各同姓王由中央派太傅辅助；王国的丞相也由中央任命，统领众官；王国发兵须有皇帝虎符。如此，刘邦认为每个王国都无法独树旗帜，对抗朝廷，自己的统治很牢固了。但实际上，由于同姓王国封地相当大，全国共54　个郡，各王国共据有39　郡，中央仅直辖15　个郡，大体相当于战国后期的秦国国土，其中还包括公主、列侯的汤沐邑、食邑等，而且诸王拥有极大的权力，可以自置御史大夫以下的各级官吏，可以自铸货币、自征租赋、自建军队等等，对中央处于半独立状态，因而极易造成分裂势力，当王国势力发展起来后必然会威胁中央集权统治。

刘邦死后，吕后曾对同姓王大开杀戒。文帝时，同姓王的势力开始得到很大发展，逐渐形成割据状态。吴王刘濞（公元前215年～前154年）甚至20余年不入朝，中央与同姓王的矛盾日益尖锐。当时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即将各王国划分成几个小王国，减弱其势力，也使其不易产生邪心，便于中央控制，但未被采纳。以后晁错（公元前200年～前154年）又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土。景帝即位后，继续重用晁错。晁错力主"削藩"，当时吴王刘濞的反迹已很明显，晁错向景帝提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①。于是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用晁错策，首先削去了赵王之常山郡（一说河间郡），楚王之东海郡，胶西王6　个县，并将及吴王。于是吴王刘濞联络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6　国，发动了波及整个东方地区的叛乱--吴楚七国之乱。

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兄刘仲之子。刘邦平英布时，刘濞年20　岁，有气力，以骑将之职随军作战。平灭英布后，因荆王刘贾被杀，无嗣，刘邦诸子②　《汉书·周勃传》。

①　《史记·吴王濞列传》。

尚小，"吴、会稽轻悍"①，须以成年王统御，于是封刘濞为吴王，领吴、会稽、豫章3　郡53　城（县），都广陵（今江苏扬州北）。刘邦曾告诫吴王说："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②吴王连连称是。

吴地境内豫章郡有铜山，沿海地区可煮海水为盐，铜盐之利颇丰，国用富饶，吴王利用这些优越的经济条件迅速扩充自己的势力。文帝时，吴太子入朝，因对皇太子（后来的景帝）不恭，被杀。"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③，积蓄力量，蓄谋夺取帝位。

景帝削藩，决定削去吴之豫章、会稽2　郡。吴王闻此讯，"恐削地无己，因以此发谋，欲举事"④，但又耽心自己势孤力小，便去拉拢"好气，喜兵，诸齐（封在齐地的诸王）皆惮畏"⑤的胶西王，许诺事成之后平分天下，胶西王遂同意响应。随后吴王又遣使游说齐、淄川、胶东、济南、济北、赵等国参加，经过一番准备，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吴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动员了境内14　岁至62　岁的男子，得20　万大军，首先起兵，同时通知闽越、东越出兵相助。胶西等国也先后起兵反对朝廷。

吴王起兵后，其大将军田禄伯建议道："兵屯聚而西，无它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⑥。但吴太子坚决反对，称："王以反为名，此兵（兵权）难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它利害，徒自损耳"①。于是吴王拒绝了田禄伯分兵迂回入关攻汉的建议。吴青年将领桓将军又提出："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黄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攻取）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②。但这一避短用长，直袭洛阳的正确建议，也被吴王否决。

吴王继续按照原定的作战计划，率军从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军，并力攻梁，企图解除西进的后顾之忧，然后再进荥阳。梁王是景帝的同母弟，梁地也是吴楚西攻长安的必经之路。吴楚全力向梁进攻的同时，还派出精锐分队潜赴殽（今函谷关南殽山）、渑（今河南渑池）之间，伏击出关汉军。吴军渡淮河之前，刘濞还派周丘只身一人持汉节，夜赴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以利害威胁下邳降吴，得兵3　万，随后继续向北攻城略地，至城阳时，周丘已拥兵10　万。叛军攻势甚猛，震动汉廷上下。

吴楚7　国兵起，原认为非削藩不可的汉景帝顿时不知所措，一时没了主意。为求诸王罢兵，他听信谗言，杀死晁错，又答应恢复藩王封地。然而叛军毫不理睬，继续攻汉。谒者仆射邓公从前线回朝，对景帝说："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晁）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③。景帝这才省悟，

①　《史记·吴王濞列传》。

②　《史记·吴王濞列传》。

③　《史记·吴王濞列传》。

④　《史记·吴王濞列传》。

⑤　《史记·吴王濞列传》。

⑥　《汉书·吴王刘濞传》。

①　《汉书·吴王刘濞传》。

②　《汉书·吴王刘濞传》。

③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下决心武力平叛，他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统率36　位将军东击吴楚，这一支是汉军主力。同时另派曲周侯郦寄攻取赵地，将军栾布赴齐，并以窦婴为大将军，屯驻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随时策应各路汉军。

汉军主帅周亚夫（？～公元前143年）是汉初名将周勃之子，熟知兵法韬略，文帝时即以治军严明而闻名。当时，匈奴入侵，威胁长安。文帝任周亚夫等3人为将军，分驻霸上（今陕西西安东）、棘门（今陕西咸阳东北）、细柳（今陕西咸阳西南，渭河北岸），保卫长安。为激励将士，文帝亲往各营慰劳，在霸上、棘门2　军营中，文帝一行未受任何阻挡，将军以下各官骑马迎送，恭恭敬敬。当至细柳周亚夫军营时，营门紧闭，将士全副武装，刀出鞘，弓满弦，戒备森严。文帝前导官被阻于营门外，不得入，前导官称："天子将到"。守门将回答："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文帝至营门，也不得入，于是文帝令侍从持节诏告周亚夫："吾欲入劳军"。周亚夫才传令开门，请文帝车驾入营。守门将又吩咐："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文帝忙令侍从车骑勒缰慢行。周亚夫全身披挂，手持兵器行军礼，说："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文帝肃然起敬，起身答礼。文帝出营，群臣皆惊，深为周亚夫耽心。但文帝感慨道："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一路连连称赞，后拜周亚夫为中尉。文帝临终前，告诫太子（景帝）："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景帝即位，拜周亚夫为车骑将军。①七国反，景帝即以周亚夫将兵平叛。出兵前，周亚夫对景帝分析说："楚兵剽轻（勇猛轻捷），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让梁国与之相拼），绝其粮道，乃可制"②。景帝十分赞同。周亚夫原计划从长安出发，击函谷关，走殽、渑，至洛阳。当行至霸上时，当地人赵涉献策："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于殽、渑阸狭（险道）之间。且兵事上神秘，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①。周亚夫立即改变进军路线，按赵涉的建议，到达洛阳，派兵迅速抢占荥阳要地。控制了洛阳的武库和荥阳的敖仓，堵住了叛军西进的门户，为胜利奠定了基础。

周亚夫进至洛阳后，立即派兵剿灭了殽、渑间的吴楚伏军，勾通了长安到洛阳的交通补给线，保障了侧背的安全，随后率军抵淮阳。原周勃部下邓都尉建议道："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今江苏淮阴西，泗水入淮之口），塞吴饷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罢极，破吴必矣"②。这个计策与周亚夫不谋而合。于是，周亚夫在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南筑垒坚守，同时派出轻兵断绝吴军粮道。大将军窦婴也已进占荥阳，与各路军相互策应。汉军完全占据了战略上的主动。此时吴楚军仍在梁地搏杀，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一战，大败梁军，梁军被歼数万，此后连战连捷，迫使梁军退守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西南）。吴楚军日夜攻打睢阳，梁王几乎不支，数次遣使向周亚夫求救，甚至上告景

①　参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②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①　《汉书·周亚夫传》。

②　《史记·吴王濞列传》。

帝，让景帝施加压力，但周亚夫坚持不发一兵一卒往救，迫使梁王拼全力与吴楚军决战，终于挫败叛军攻势。吴楚军久攻睢阳不下，转而西向，但仍无法突破梁军的防守。周亚夫见吴楚军消耗甚大，攻势已弱，遂将主力推进至下邑（今安徽砀山东），直接威胁吴楚军的退路。吴王急忙调转兵力进攻下邑，寻求汉军主力决战，但周亚夫仍坚壁不出，使吴楚军寻战不得，无计可施。此时吴楚军兵疲粮尽，军心已乱，士兵成批逃亡，吴王不得不下令撤军。周亚夫见时机已到，挥军追击，吴楚军一触即溃，无法抵敌。楚王刘戊见大势已去，被迫自杀。吴王刘濞丢掉大军，率数千残兵乘夜逃过长江，投奔东越，企图作最后的挣扎。周亚夫出千金悬赏刘濞，同时派人向东越王晓以利害。东越王见刘濞败局已定，遂以劳军为名，诱骗刘濞出营杀之。吴楚起兵反汉，历时3　个月，至此完全失败。

当吴楚军进攻梁地之际，胶西、胶东、济南、淄川和赵诸王，也按照与吴王刘濞的协议同时举兵。齐王刘将闾原本也要参与叛乱，但临时背约，据城自守。济北王则因城坏尚未修复，且受其郎中令的监视，不得出兵。为了解除后顾之忧，胶西王统领本国及胶东、济南、淄川4　国军队，改变了原定进攻洛阳与吴楚军会师长安的计划，首先围攻齐国，将齐王包围在临淄，但围攻3　个月未能攻下。正当兵疲意沮之时，栾布等率汉军进至齐地，大败叛军，4　王或自杀，或被杀，齐王刘将闾也因图谋反叛而被迫自杀。齐地叛军也被平灭了。

郦寄率汉军第三路进攻赵王刘遂。刘遂与匈奴勾结，起兵后立足观望，企图待吴楚破梁后再西攻长安。郦寄军来，赵军退保邯郸。汉军围攻邯郸，7个月不克。此时吴楚早已败亡，匈奴不敢发兵救赵。栾布平齐地后，回师助郦寄攻赵，引水灌邯郸，破城，刘遂自杀。至此，汉景帝平七王叛乱的战争全部结束。

吴王刘濞经过几十年的准备发动的这场叛乱，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他为了自己的野心，不惜将人民推向割据战乱的痛苦深渊，必然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失道寡助，这是七国叛乱失败的基本原因。在战略上，七国采取分进合击，从南、东、北3　方包围关中的策略，但由于吴楚兵阻梁地，齐地诸王久困齐国，赵王拥兵观望，使这一战略意图终成泡影。而且这一战略意图，忽视了迅速抢占雄据中原，西进关中的门户--洛阳、荥阳，无视这里的武库、敖仓和它们重要的地理位置，顿兵坚城之下，使汉军从容部署，变被动为主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难怪周亚夫称："吾据荥阳，以东无足忧者"①。

汉军方面，虽然采取军事行动较晚，但由于及时占据了洛阳、荥阳，在战略上夺回了战争主动权，取得了十分有利的主动地位。主帅周亚夫不仅能够广泛听取部下的正确意见，而且能够坚持正确的战略意图，不与气势正盛的吴楚军争锋，利用梁国吸引和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待其由盛而衰，兵疲师劳之时，一举歼灭，为此不惜得罪梁王和景帝。

周亚夫得胜回朝，景帝对他十分器重，后升任丞相，但不久为景帝废太子之事，逐渐被疏远。梁王每次入朝，也都与太后说周亚夫的坏话。后来，又因周亚夫反对封皇后兄王信，以及降汉的匈奴王唯徐卢等5人为侯，使景帝极为不满，找借口免去了周亚夫的相职。不久，景帝又借其子盗买官府葬

①　《史记·吴王濞列传》。

器之案，将周亚夫下狱。周亚夫绝食5日，吐血而亡。

六、西汉的军事制度（一）封建军事统御体系的初步完备汉承秦制，皇帝仍为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军队的征集、调动，将领的任免、升黜等均由皇帝亲自下令。"三公"中的太尉为中央朝廷的最高军事长官，但仍无实际统兵权，且时置时废，其属官也较少，有时甚至并入丞相府。武帝以后改太尉为大司马，为无印加授的加官，更加徒有虚名，其职权转移到大将军手中。"九卿"中的军事长官仍名为郎中令、卫尉及中尉，统御中央直辖军。其中，郎中令负责统领皇帝禁卫诸郎，并掌顾问参议及传达招待之官。因"领诸郎而为之长"，故名。武帝时改称光禄勋。其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等。大夫"掌论议"①，有太中大夫、中大夫和谏大夫，多至数十人。武帝时中大夫改称光禄大夫。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②，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多至千人。谒者"掌宾赞受事"③，以谒者仆射为长，多至70人。卫尉负责统领守卫宫殿的南军。景帝初更名卫尉为中大夫令，不久复旧称。属官有公车司马令，"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上书及阙下凡所征召者皆总领之"①；卫士令，负责管理卫士；旅贲令，主卫士之骁勇者，以备非常。中尉负责统领警卫京师的北军。属官有中垒令、武库令、都船令等。武帝时更名中尉为执金吾，不再直接统领北军，而派监军御史控制北军。并设八校尉分统北军，其中中垒校尉主管北军日常事务；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步　兵；越骑校尉掌三越骑兵；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骑兵；胡骑校尉掌池阳骑兵；射声校尉掌射声士（即弓弩兵），虎贲校尉掌轻车。八校尉多为皇帝亲信。新莽时改执金吾称奋武。

另外，西汉皇帝左右有一些被称为"将军"的侍卫武官，最高级为大将军，其他还有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及前、后、左、右将军等，均为皇帝亲信，但不是经常全置。平时将军侍卫皇帝左右，备皇帝顾问，参议政务，战时则由皇帝选派，领兵出征，但事毕即罢兵还朝。

汉武帝时确立内外朝制度，从此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朝廷变为"外朝"，仅办理日常的具体政务和执行已经决策的命令。由皇帝的近侍，如将军、常侍、给事中、尚书等组成的"内朝"，则成为决策军政大事的统治中枢。内朝官的领袖是大将军。但为了确保皇帝对军队的控制权，西汉大将军之位亦时置时废，其实际地位的高下也因人而异。武帝以大司马为大将军所兼官号拜授数次征伐有功的卫青，使其位居"三公"之上。其后霍光、王凤等均以大司马大将军之职预闻政事，地位高于"三公"。但一般情况，大将军基本上与"三公"地位相当。

汉时还有许多列将军及杂号将军，如有以征伐的地名、对象而定名号的将军，象贰师（大宛城名）将军、匈河（匈奴境内水名）将军、祁连（匈奴境内山名）将军、蒲类（匈奴境内泽名）将军、因杆（匈奴境内地名）将军等；有以所担负的特别职务而定名号的，象上将军、偏将军、游击将军等；

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②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③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

有以其所统兵种而定名号的，象水军的将军有楼船将军、戈船将军，下濑将军等。杂号将军有虎牙将军、强弩将军等。这些将军大多也是临时设置，战事毕即归还朝廷，并不专兵。

将军之下的军官称将，或称别将，有具体的职责，如重将，统领辎重兵；城将，统领筑城工兵；厩将，负责战马的管理；弩将，负责弓弩的制造及保养。别将以下是属于中级武官的校尉、都尉，他们与将军一样，平时居朝中，战时受命出征。

西汉地方仍沿袭秦郡县制。郡的长官初称郡守，景帝后改称太守，其职掌以政务为主，兼管军事，故亦称郡将，地位与将军相当。其郡府列曹中，兵曹负责掌管兵丁的征集和输送等，另外兵马掾、监军掾等均为主兵事之官。郡还有专司军事、负责领兵的郡尉，景帝以后改称都尉，其随郡将而称副将。太守有缺，则由都尉暂代。都尉有自己的官属，属吏有功曹、主薄、侯官、障尉、塞尉等。为加强边境防卫力量，武帝以后边郡一般设二、三个都尉，分部治事。太守、都尉均由中央直接任命。

县的行政长官县令（万户以上县）或县长（万户以下县）也兼辖一县军事。一县的治安、警备、交通邮驿及更卒派遣等则由县尉主要负责，其对县令（长）有一定的独立性，自设府衙办公，可直接与郡府联系。县尉的设置大县2人，小县1人，但京畿之县多达4人。

县以下的乡、亭各以游徼、亭长负责基层军务。

西汉地方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并立王国侯国。受封为王、为侯的都是刘氏宗亲和功臣赫将。各王国名义上受中央节制，但实际上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诸王拥有军权和财政权。各王国的丞相均由中央直接任命，执掌王国的军政大权，对诸王有监督作用，地位高于太守，景帝后改称相（或称国相）。王国的最高军事长官为中尉，"中尉掌武职"①，负责统领王国军队，维持境内治安。诸王侍卫军则由郎中令统领，警卫王宫内部，并常与中尉一同参预军务。王宫外的警卫部队及宫门的把守由卫尉负责。这些军将均由诸王自行任命，故王国的军队较郡县军队有更大的独立性。吴楚七国之乱后，经景帝、武帝的削藩措施，诸王不再享有军权，辖境也大为缩小，与诸郡地位相当，诸王属下的重要官吏，包括中尉、郎中令、卫尉等军事长官也均须由中央直接任命，军队由中央直接控制。各侯国相当于县一级，亦各设令、长，直属郡太守。武帝时侯国令、长改称相，主持军政，由中央直接派遣，且不对列侯称臣，其属吏与县相同。

汉武帝以后，西汉政府对边疆内附的少数民族实行属国制，其最高长官为属国都尉，统掌军政事务。另外对于一些重要的少数民族地区，西汉政府还派去"持节领护"，以加强控制，如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亦称领乌桓校尉、或乌桓校尉）、西域都护等，这些官吏往往都是武将，其地位相当于内地郡太守。

西汉基本承袭了秦代虎符发兵的制度，地方各级将领，包括郡守、诸侯王，没有皇帝的虎符均不得发兵。遇有战事，由皇帝命将置帅，调兵征讨。若边郡遇紧急军情，地方官吏可以发兵应急，但事后也须立即上报备案。西汉除沿用秦之铜虎符外，还始创了一种竹制虎符，称竹使符，用法与铜虎符略同，上刻编号，半付郡守，半留中央，两半合榫，编号相符，才能生效。

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二者区别在于，铜虎符多用于重大军事行动的兵力动员及征集，竹使符则主要用于一般的军队调动。实际上西汉时期并未严格执行虎符发兵制度。西汉初，制度草创，尚不严密，在虎符之外，还参用羽檄等征集、调发军队。檄，即写在单片木简上的皇帝命令或军情通报，在紧急情况下用以传达指示，或征召军队、调派将帅，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则在檄上或传檄人身上插上鸟羽，即称羽檄。文帝时各项制度逐渐健全，多用铜虎符、竹使符调兵遣将。武帝以后常用节调动军队。节用兽毛编结而成、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初为红色，后改在红节上附黄旄。西汉末，政局混乱，制度不能严格执行，军队调发多用玺书，即加盖皇帝信玺的诏书（皇帝六玺，发兵用信玺），甚至用一般诏书。

王莽篡汉后，托古改制，在兵制方面也进行了较大的改动。中央的七公六卿均挂上将军称号分别出镇各地要城。同时设置12　五威将，持节分镇天下。12　五威将分别称为：五威将军、虎贲将军、厌难将军、震狄将军、振武将军、平狄将军、相威将军、镇远将军、诛貉将军、讨秽将军、奋武将军、定胡将军。每一五威将之下各置左、右、前、后、中5　帅，共60　帅，另外还设司命军正和军监，以监督军纪。地方行政机构除基本沿袭西汉制度外，又在诸郡之上，设州牧、部监等官，督察郡县军政。沿边各郡则分派郎中令、绣衣执法等55人分别镇守。因此新莽军制极为混乱，一郡的军事不仅由郡长官（太守改称大尹、卒正、连帅、大夫等）、郡尉（改称太尉、属令、属长、属正等）负责，州牧、部监实行督察，而且出镇各地的七公六卿、五威将帅，甚至郎中令、绣衣执法也都分管，他们之间的统属关系重迭混乱，极不明确，导致各级将领只顾"务自揽权"，发展自己的势力。军队庞大不堪，却毫无战斗力。新莽后期，为镇压各地起义，赐州牧皆兼大将军，郡长官皆兼偏将军、裨将军，县长官（县令、长改称县宰）皆兼校尉，州郡长官有权调动本地军队，此举不仅使军事指挥体制更加混乱，而且导致各地拥兵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的纷纷出现。

（二）军种与兵种的变化西汉的军队分中央直辖军和郡国兵2　部分。

中央直辖军是西汉军队的核心部分，最为精锐，兵力最多时曾达6　万5千人，分为皇帝侍从郎卫①、南军、北军3　部分。

皇帝侍从郎卫属禁军，负责把守宫殿门户及警卫殿内廊署，兼充仪仗，由郎中令（后改称光禄勋）统御，无一定的员额，常多至千人。入选为郎者或为2　千石以上官吏的子弟、或由文学、技艺进用、或因捐纳资财而入充。为郎者享有较高的俸禄，又因与皇帝接近，升迁调任他官的机会较多，所以是西汉仕途的主要来源，西汉前期文武大臣多由郎出身。

武帝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和对匈奴作战的需要，选拔陇西、天水、安定、上郡、北地、西河6　郡所谓家世清白之良家的强壮勇武、精通武技并善骑射的子弟，增设建章营骑和期门。建章营骑因选6　郡良家子弟宿卫建章宫而得名。后更名羽林骑，取其为国羽翼如林之盛之意。分为左、右两骑，长官为羽林中郎将。其兵员额不定，随时有所增减。期门因武帝喜微服私行，

①　一说郎卫属于南军。

特约定卫士在某门下等候扈从而得名，多时达千人。平帝时更名虎贲郎，言其甚猛，如虎之奔。长官为虎贲中郎将。武帝时还在羽林中附设羽林孤儿，由从军战死的将士子弟组成，不定编。孤儿幼时收养军中，教以五兵（矛、戟、弓、剑、戈），实施严格的军事训练，长成后，编成部队，执行与羽林、期门相似的任务。

羽林郎、期门郎和羽林孤儿统有郎中令领导，具有世袭兵性质，父死子代，不采取更代办法，其地位、待遇与郎相同，优秀者也可以转为他官，西汉中后期名将，多由此出身。

南军也属皇帝禁军，由卫尉统御，因其屯驻于长安城南的皇宫而得名。

指挥所设于宫墙内，卫士们沿宫墙内分若干屯驻扎，　负责宫门禁卫及宫内的巡察。西汉前期南军卫士多达2　万人，武帝时缩减至1　万余人。其卫士均以京畿三辅地区以外的内地郡国中的正卒担任，役期1年，每年定期轮换，卫士的往返路费、服役期间的生活费用统由朝廷发给。西汉政府对南军卫士的迎送颇为重视，不仅卫士到京要由丞相亲自迎劳，而且岁终罢遣举行会餐时，皇帝还要亲临慰勉。南军卫士在执行任务时，与郎卫有协同关系，但互不隶属，各自独立。

北军是守卫京师的常驻部队，由中尉统领，因其营垒多在长安城北部而得名。兵员较多，武器、装备精良，战斗力超过南军。平时负责京师长安及三辅地区的警卫，每月3　次徼行宫外，与南军相为表里，战时往往部分或全部随将军出征。北军的士兵征调自三辅地区（即京师附近的3　个政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的正卒，番期为1年。这是西汉皇帝亲自掌握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武帝时，北军得到进一步扩充，除北军原有兵力外，增建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7　部兵，每部1000人左右，各以校尉统领。新增7　部兵，除长水、胡骑多为降汉的匈奴兵外，其余多为汉人，仍以募自三辅地区居多，他们终身为伍，不轮番服役，具有世兵性质。武帝时还增设城门校尉统领的城门屯兵，负责守卫京城12　个城门，也归北军统辖①，其士兵来源与南军相同，征调自内地诸郡国。北军中还有一支装备华丽精强，被称为缇骑的骑兵部队，主要执行京城巡察的任务。新莽时，北军有精兵数万。

南北军除文帝即位时曾以原代国（文帝即位前为代王）中尉宋昌为卫将军，统一指挥南北军，和后来周亚夫以车骑将军身份统一指挥过南北军外，在多数情况下各自独立，互不相属，甚至互相牵制。宋人山斋易氏曾论议道："汉之兵制莫详于京师南北军之屯，虽东西两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驭轻，而内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盖是时兵农未分，南北两军实调诸民。犹古者井田之遗意。窃疑南军以卫宫城，而乃调之于郡国；北军以护京师，而乃调之于三辅，抑何远近轻重之不伦耶？尝考之司马子长作《三王世家》载公户满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族也。"。。郡国去京师为甚远，民情无所适莫可，缓急为可恃，故以之卫宫城，而谓之南军；三辅距京师为甚迩，民精有闾里、墓坟、族属之爱，而利害必不相弃，故以之护京城，而谓之北军，其防微杜渐之意深矣。"②

①　一说不属北军。

②　《文献通考·兵考二》。

西汉的地方部队--郡国兵，分别由各郡郡守（后改称太守）、郡尉及诸王国的中尉（后改称都尉）统领，主要屯驻于各郡郡治、国都及都尉治所，各县也驻有少量部队。士兵均为本郡、国的适龄男子，服役期为1年。郡国兵平时接受军事训练，维持地方治安，战时受征调出征。每年八、九月举行"都试"（也称"秋射"），太守、都尉等都到场检阅，士兵经"课殿最"（对士兵的考核，上等称"最"，下等称"殿"），划分等级。一年服役期满，士兵回乡，成为国家的预备兵，遇战事，还要随时应征入伍。郡国兵的征调、发兵等权力统归中央朝廷。但在西汉初，由于诸王权力较重，王国兵对于中央朝廷具有相对独立性。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王国兵的相对独立性大大减弱，到武帝时，经过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才真正统一了全国军事上的指挥权，有效地掌握了郡国兵。

西汉郡国兵的训练、培养，多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西汉军队和秦军一样，仍分为轻车（车兵）、骑士（骑兵）、材官（步兵）、楼船（水军）4　个兵种。一般说来，车兵主要由平原诸郡国训练；骑兵以西北、北方诸边郡及三辅地区最为精锐；步兵多出自西南山区及各平原地区；水兵主要出自东南沿海及水乡泽国地区。

在西汉军队的诸兵种中轻车和骑士的变化最大。骑兵在楚汉战争时已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楚汉双方都曾大力发展骑兵部队。但是在西汉前期，骑兵和车兵基本上还是配合作战，车兵在汉军中仍然占有相当的地位。如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入侵，汉"发车千乘，骑十万"①御敌。可见此时汉军中车兵与骑兵并重。武帝即位后，随着与匈奴的频繁交战，在战争中汉军车兵与匈奴骑兵相比，越发显现出其笨拙、迟缓、被动的弱点，于是汉军骑兵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可以单独完成战役任务的独立兵种。在汉军对匈奴进行的具有决定意义，最大规模的3　次战役中，汉军每次都出动了数万骑兵，行程千里，奔袭匈奴，尤其是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汉军出动10　万以上的骑兵，进行了离本土最远的一次骑兵会战，打败了匈奴。在这些战役中车兵、步兵基本不再充当战争的主角，而多用于后勤运输。

汉军骑兵有重骑兵与轻骑兵之分。重骑兵所乘的马匹体型高大，骑士披甲，持长矛类武器，冲击力强，多用于冲锋陷阵；轻骑兵所乘的马匹体型较小，骑士不带甲，持弓弩等武器，机动灵活，速度快，适于长途奔袭。

汉军骑兵装备较秦军也有了较大改善，出现了适于马上斩劈的环柄长铁刀，其他兵器还有矛、剑，弓弩、盾牌等。但西汉时，马鞍、马蹬仍未出现，多少影响了骑兵战斗力。

西汉车兵虽然自武帝以后在战争中逐渐淘汰，但各地仍训练车兵。平时用作仪仗，如匈奴浑邪王率众归附，武帝曾发车2　万乘迎接，以壮声色；战时用于后勤运输，输送辎重和运送伤病员，军队宿营用其构成军垒。甚至在平原地区作战，仍有使用。

西汉步兵与秦军比，变化不如车兵、骑兵大。但是，随着冶铸技术和锻造工艺水平的提高，汉军所持的兵器的质量、数量均有很大发展。西汉初，铜、铁兵器并用，中期以后，铁兵器大大增加，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同时钢制兵器也增多起来。

①　《史记·匈奴列传》。

西汉的水军较秦军有了较大的发展，建成了比较完备的水军体系，建造了用途不同、类型多样的船舰。西汉水军有楼船、戈船、下濑等战舰。楼船船体高大，船上置楼，可以射远；戈船配备戈类长兵器，用于与敌船近战；下濑较轻便，可以在水流湍急或有碛石的河流中航行。西汉水军庞大，仅江淮以南楼船就有十多万人。一次战役能出动战舰2　千余艘，士兵20　万人，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军平灭南越赵氏割据政权，就以水军为主。此外，西汉还建有既能水战，又能陆战的楼船材官。

（三）郡县征兵制的完备和募兵制的出现西汉的兵役制度基本上因袭秦制，实行郡县征兵制，凡适龄男子均须服兵役。但内容更加丰富。

西汉初规定，始役年龄为17　岁，止役年龄为60　岁。景帝时始役年龄放宽至20　岁，昭帝时又放宽至23　岁，止役年龄则降为56　岁，以后基本沿袭不改。

西汉时，适龄男子都要为正卒2年：其一年在本郡充材官骑士或楼船，即郡国兵；另一年或赴京师为南军卫士，或赴边境戍边，为戍卒（又称"外徭"），有不愿戍边者可出钱，由官府雇人代役，称"过更"或"更赋"。兵役期满的男子，转为预备兵役，回乡务农，如遇征战，要随时听调出征。同时，还要为"更卒"，即每年在本郡县服劳役1月，到期更换，也称"卒更"。劳役范围包括修路架桥、治河凿渠、建城筑垒、漕运转输等等，均为无偿劳动。有不愿服此役者也可纳钱代役，称"践更"。

西汉的免役制度，除规定男子56　岁即可免役外，还有"复身"和"复家"制度。"复身"即免除本人的兵役劳役，西汉规定：凡县、乡之三老，高祖刘邦的元从亲随将士，孝悌力田者，身有残疾、疾病者，博士弟子或精通一经者，以及向国家绢纳车马、奴婢、粮草及钱资买得高级爵位者，均可"复其身"。"复家"即免除全家的兵役和劳役，规定：皇族、贵族、功臣之家及其子孙之家，高祖刘邦故乡丰沛的居民，曾从刘邦入蜀的二千石吏，爵位在五大夫以上的军吏（汉初有爵即复其家，后改），因战乱逃离家园还归者，家有90　以上高龄老人的民户，正在生育或居丧的民户，为国家牧养马匹的牧户，徙边屯垦的民户，均可短时期或永久性地"复其家"。

西汉除实行郡县征兵制外，还采用"谪发"及征调内附的少数民族之兵的办法，以补充正卒的不足。

"谪发"，即征发刑徒罪犯为兵，起于秦代。秦有"七科谪"，谪发官吏有罪者、亡命者、赘婿、贾人、曾有市籍者、父母曾有市籍者以及大父母（祖父母）曾有市籍者等7　类人为兵。此7　类人中，仅前2　类是刑徒罪犯，后5　类人属社会低下者，视同罪犯。秦始皇在征百越、击匈奴、戍五岭时，都曾大量谪发刑徒、奴隶及商贾等。秦二世正是以几十万修骊山陵的刑徒应急，才打败了攻入关中的陈胜部将周市，使秦王朝得以短暂的苟且。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后，继续实行这一做法。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叛，刘邦除"征诸侯兵"①外，还"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

①　《汉书·高帝纪》。

②，最后击败英布。武帝时，随着对外战争的频繁以及对内镇压各种势力的需要，愈加广泛地采取这种谪发罪徒补兵及七科谪的形式，且规模越来越大。如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③出击匈奴，其中就有大量的刑徒罪犯从征；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其王、王太后"④，被派去前往镇压的汉军中也有大量的"罪人"⑤；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朝鲜王攻杀辽东都尉，乃募天下死罪击朝鲜"⑥；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击之"①；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前101年），曾发"恶少年数万人"②并"赦囚徒扞寇盗"③，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大宛夺取"善马"；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④出击匈奴等等。武帝以后诸帝也经常以罪徒充军，如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武都氐人反，遣执金吾马适建、龙额侯韩增、大鸿胪广明将三辅、太常徒，皆免刑击之"⑤；又如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⑥等击之。尽管西汉时曾大量、频繁地实行"谪发"，征调罪徒补兵，但并未形成制度，只是一种为了迅速组军和弥补正卒不足的权宜之计。这种作法，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兵源，同时也减轻了普通百姓的兵役负担。由于被谪发的罪徒、奴隶有望在战后获得自由，那些商贾、恶少也大都是些任侠好武、重利轻生的亡命之徒，故在战争中往往勇猛剽悍，常打胜仗，这也是西汉统治者谪发罪徒、恶少充军征伐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汉为补充正卒之不足，还经常征调少数民族之兵。如文帝时，用晁错的建议，以内附的胡、义渠、蛮夷之兵抗击匈奴的搔扰。武帝以后，更是经常地使用少数民族之兵，甚至在北军中也召募了一些匈奴兵，其他被经常征调的少数民族之兵有羌胡、南越、夫余、西南夷及西域诸族等，新莽时还曾征调乌桓、丁零、高句丽之兵。西汉时，因功封侯的少数民族将领不下20余人。但由于这种征调并无一定之规，一味滥征，使各少数民族苦不堪言，终至激起各族人民的长期反抗。

西汉的兵役制度，到汉武帝时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由于连年用兵，造成大批小农破产流亡，而富室、豪强又多以纳钱免役，致使兵源日益缺乏，征兵困难，这样原来的郡县征兵制趋于废弛，募兵制代之而起，逐渐盛行起来。而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也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转变为游民，从而为募兵制的实行提供了兵源。武帝时，北军八校尉所属的士卒，大多系召募的汉族、匈奴族之兵，此为西汉募兵制之始。自此以后，募兵作为②　《汉书·高帝纪》。

③　《汉书·武帝纪》。

④　《汉书·武帝纪》。

⑤　《汉书·武帝纪》。

⑥　《汉书·武帝纪》。

①　《汉书·武帝纪》。

②　《汉书·武帝纪》。

③　《汉书·武帝纪》。

④　《汉书·武帝纪》。

⑤　《汉书·昭帝纪》。

⑥　《汉书·宣帝纪》。

组军的主要手段而被经常地使用，并形成制度。西汉一般由中央朝廷颁布诏令，通过地方兵役征集机构召募。为了提高军队素质，增强战斗力，西汉时还对应募者实行"选募"，选取体格健壮、有勇力才智、战斗技能强的应募者，组成精锐的常备军，其名称各异，如"闻命奔走"①，以应急难之"精勇"，称"奔命"；健壮习射者，称"伉健"；勇猛无敌，不畏死者，称"勇敢士"，其余还有壮士、锐士、猛士、先登等称。选募之兵战斗力极强，如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之"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率5　千所募的勇士、奇才、剑客组成的步兵，深入匈奴腹地，面对数万匈奴骑兵的围追堵截，勇敢接战，转战千里，杀伤匈奴万余人，使匈奴"救死扶伤不暇"②，最终因援兵不继才失败，可见选募之兵战斗力之强。昭、宣帝时，募兵更为频繁，规模也更大，如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西南夷二十四邑反，"常兵不足以讨之"③，便"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奔命击益州，大破之"①；宣帝时曾募兵御西羌。后来元帝时也曾发募士万人出击西羌。

募兵制与郡县征兵制比较，能够很快招募到大量兵卒，弥补了战时迅速扩编军队所造成的兵源紧缺和战斗骨干的匮乏，同时增强了军队素质，提高了战斗力。但由于募兵制下，兵卒的一切费用由封建国家支付，因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四）屯田制的实行与西北防务西汉边疆的主要威胁来自匈奴，所以西北边防的稳固直接关系到西汉政权的安危与稳定。西汉初期以后虽然对匈奴采取忍让妥协的"和亲"政策，但并不能阻止匈奴铁骑的南下侵扰，且使其愈益骄横。文帝时，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国力、军力的增强，根据晁错的建议，西汉政府开始采取比较积极的防御措施，即实行募民实边的政策，招募内地流亡人口赴边塞垦殖，以加强边疆的防卫力量。但因河套地区尚未收复，边地有限，效果不大。

武帝时，一方面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剧烈和频繁的对外战争，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无田的流民，另一方面随着对匈奴用兵的不断胜利，边土大大扩展，屯军日益增多，边兵戍卒的粮草由内地郡县供应，长途辗转，不仅消耗大，而且时间久，常使边兵戍卒面临断炊的威胁。因此，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同时也为了在西北边境地区建立永久性的防御体系，原先的募民实边措施便逐步发展为大规模、系统化的屯田制度。

西汉屯田有民屯、军屯两类。

民屯以内地徙边贫民进行垦殖生产。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军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一带）之后，"募民徙朔方（今内蒙伊克昭盟）十万口"①；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得匈奴河西地区后，置酒泉郡，"移民实之"②；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又"徙天下奸滑吏民于边"③；

①　《汉书·昭帝纪》注引应邵语。

②　《汉书·李广传》。

③　《汉书·昭帝纪》注引应邵语。

①　《汉书·昭帝纪》。

①　《汉书·武帝纪》。

②　《汉书·西域传》。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　④。据史载，移民最多的一次，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⑤。可见当时移民实边的规模是相当大的。这些移民由政府派官吏护送至边郡，并为他们建造屋室，假与公田，贷与耕牛、农具及其他产业，初到时衣食也由政府供给，使他们成为国家的佃农，经济自立后，向国家交纳租税。民屯垦民一般按伍、里、连、邑等编制组织，农事时耕作，农暇时进行军事训练，随时与驻边戍卒配合迎击匈奴。

军屯用戍边的戍卒和驻防西域诸国的吏卒进行生产。军屯始于元狩四年（一说始于元鼎初年），其时"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地接匈奴以北"⑥。史载规模最大的一次军屯是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张掖、酒泉置郡后，"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⑦。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李广利攻破大宛后，垦区远及今新疆西部地区，"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尉犁一带）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①。昭帝以后，由于战线进一步向外推进，西域屯田续有发展。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冬，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②。又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应鄯善国王尉屠耆之请，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屯田其国伊循城③。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侍郎郑吉与校尉司马憙率领免刑罪人及屯田卒士1500人屯田渠犁。破车师后，郑吉又遣吏卒300人赴其地屯田"以实之"④。当时，在东起罗布泊北，南到伊循（今新疆若羌东北），北到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吉木萨尔一带），西到姑墨（今新疆温宿、阿克苏一带），乃至赤谷（原苏联伊什提克）的广大西域地区都有汉之军屯，以此保持西域与汉的联系，切断匈奴的右臂，生产的粮食则供给驻军及往来使者。军屯士卒内部分工较细，有田卒、河渠卒、鄣卒、守谷卒等名目，士卒每人垦田约20亩左右（合14市亩弱），屯田所用耕牛、农具及食用粮食等也均由国家供给，垦殖所获则全部上交国家。从事军屯的除士卒外，还有大量的刑徒和地位略高一些的免刑罪人（称弛刑士）。士卒的　家属也参加屯垦，他们一般按民屯办法对待。为了管理屯田，西汉政府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屯田官系统。中央由大司农统管；边郡置农都尉，属大司农，也受边郡郡守　节制；边郡郡都尉也有兼主屯田的，其职衔上加"将兵护屯田"或"将屯"等字样。以下有护田校尉、守农令、候农令、部农长丞、劝农掾、农亭长、代田长、水长、仓长、仓佐、仓曹吏、别田令史、事田　等职。西域轮台、渠犁等地屯田事务归驻③　《汉书·武帝纪》。

④　《汉书·武帝纪》。

⑤　《汉书·食货志》。

⑥　《史记·匈奴列传》。

⑦　《汉书·食货志》。

①　《汉书·西域传》。

②　《汉书·昭帝纪》。

③　《资治通鉴·汉纪十五·昭帝元凤四年》。

④　《资治通鉴·汉纪十七·宣帝地节三年》。

此的屯田校尉执掌，起初独立行使职权，宣帝后为西域都护属官。

西汉除在西北部边疆地区进行大规模屯田外，为对羌族用兵，在西部也有较大规模的屯田。如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赵充国在金城郡的临羌（今青海湟源东南）东至浩亹（今甘肃永登西南大通河东岸）之间，以1万余屯卒垦羌人故田及公田2　干余顷①；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冯奉世在陇西一带亦曾屯田，以御西羌②。

通过实行大规模屯田，西汉大大加强了西北边防的防卫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边兵戍卒的军粮供应问题，有时甚至还将屯田所积的粮食调往内地济荒，而且内地汉民族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由此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也促进了西北边疆经济的开发，甚至连匈奴也曾学习汉的办法一度在西域屯田。

西汉除通过移民屯田加强西北边防外，还大规模修缮和新筑长城，自敦煌郡起接连秦长城，个别地段还修复了战国长城，全长11500　余里，城墙高约1　丈，宽约3　尺，成为保障西北平安的坚固屏障。为了及时发现敌情，在长城沿线的重要关口和便于瞭望的高地都建有烽火台，有的建于长城之上，有的建于长城边，有的建于数里之外，每个烽火台驻有少量戍卒，遇有敌情，即将所积薪苇点燃报警。在长城内侧，筑有大量边城，屯驻戍卒，还建有为数众多的、被称之为"鄣"的小城堡，作为边城的哨所，内驻边城派出的鄣尉及少量戍卒，也有烽火设备。除此之外，还构筑了大量的隧、壁、坞等防卫设施。为了便于运兵西北，西汉政府还下大力开辟了自关中至西北边疆的道路，并建立了相应的驿传通讯系统。从而使西北边防得到了极大的巩固。（五）武器装备的制造与管理西汉规定所有的武器装备都必须由官府制造和保管。中央由九卿之一的少府主管，其下考工室令、左弋令和若卢令是具体负责兵器制造与保管的官吏。考工室令，武帝时更名为考工令，负责管理官营作坊，制造弓弩刀剑甲胄等兵器及其他器械；左弋令，又作佐弋令，也兼管监造部分弓弩，居延汉简有"左弋弩力六百廿"①语，可知边兵所用弓弩也有由左弋令监制的，武帝时更名为佽飞令，"有九丞两尉"②；若卢令负责保管部分制成的武器装备。执金吾（中尉）的属官武库令则是专职负责武器装备贮藏、保管的官吏，制成的兵器大部分交由其所属中央武库保管。另外洛阳武库也是西汉最重要的兵器库之一，其主管官吏武库令，虽隶属河南太守，但任职者均为皇帝精选的亲信之人。

西汉地方各郡，主要是边郡，也都设有兵器仓库，如上郡、渔阳、北地、酒泉等③，长官也称武库令，简称库令，属郡太守。《汉书·成帝纪》建始元年注："如淳曰："《汉官》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另外，西汉政府在重要产铁地区都设有铁官，属大司农，其职责之一是负责冶铸兵

①　《汉书·赵充国传》。

②　《汉书·冯奉世传》。

①　《居延汉简释文》第373　页。

②　《汉书·百官公卿表》。

③　参见《封泥考略·一》及《居延汉简释文》。

器。据《汉书·地理志》，武帝以后各地设铁官49　个。而在不产铁的郡则设小铁官，属所在县，负责销毁旧器，改铸新器。

西汉规定中央武库的兵器主要用于装备中央直辖部队，边防部队及远征军；地方所产兵器，除用于装备本郡国部队外，均藏入本地武库，并随时听中央调用。各武库对武器的贮藏与保管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没有皇帝的诏令，任何人不得擅自领用。为保证汉军在武器装备上的优势，西汉政府还明令严禁携带兵器或铁器出境。

（六）军马牧养制度的完善西汉时期，随着骑兵的迅速发展，其军马牧养制度也趋于充实和完备，超过了秦代。

西汉初年，由于历经了秦王朝的暴政和长期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弊，马匹稀少。"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①。有的地方匹马竟贵至百金。为此，西汉政府"创加厩律"②，鼓励民间大力养马。吕后时还明令禁止母马流往境外。但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薄弱，马的增长缓慢。文帝时，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匈奴袭边的加剧，国家对军马的需求更加紧迫，于是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西汉政府根据晁错的建议，颁行"马复令"，"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③，用养军马1　匹，免3人徭役的办法鼓励民间养马。这项措施大大调动了民间养马的积极性，景帝时继续实行。到武帝初年，民间养马遍及城市大街小巷，千家万户，乡村田间道路更是到处充斥着来往的马群。

景帝中元四年（公元前146年），为了加快抗击匈奴的准备，西汉政府开始大规模牧养官马，在原秦之边郡牧马苑的基础上"益造苑马以广用"①，设牧苑"三十六所，分布西边北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②。同时在京师建大厩、未央、承华、騊駼、骑马、路軨等"六厩"，每厩养马多至万匹。至此，西汉的养马业初具规模。为了防止好马外流，保证官马的数量和质量，景帝曾严令"禁马高5　尺9　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③。汉武帝时，不仅军马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养马制度也进一步完善，从而保证了强大的骑兵部队的建立和对匈奴作战的不断胜利。

西汉的马政，与秦代一样，由九卿中的太仆统管，不同之处在于，西汉太仆是朝廷的心腹近臣之一。其下直辖"天子六厩"及其他京师官厩，如家马、骏马、龙马、闲驹、橐家等。各马厩或设厩令、或设监长，如大厩、未央、家马、骏马路駖、骑马等厩均设厩令以为总管；闲驹、橐泉、騊駼、承华、龙马等则以监长为长。厩令、监长平级。厩令下又各设"五丞一尉"，监长以监丞为副。西北边郡的36　所牧马场也直隶太仆，分别由6　位牧师苑令具体管理，每令之下设3　丞为副手。中央还常遣护苑使者前往监护视察。武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唐律疏义》卷一。

③　《汉书·食货志》。

①　《史记·平准书》。

②　《汉旧仪补注》。

③　《汉书·景帝传》。

帝时设水衡都尉，掌管部分皇室财政，"天子六厩"亦转隶水衡都尉不再由太仆管辖。为了提高养马效能，武帝还时常根据具体情况随时任命养马官吏，如"金日c　输黄门养马，牵马又肥好，拜为马监"④。西汉地方的马政，在郡县由马丞负责；在封国由仆及其属吏厩长、厩丞负责，平时饲养训练军马和为驿传提供快马，战时按中央的命令如数供给军马，若不能如数提供，有关官吏要受到处罚。另外，边防部队也设有马厩，牧养为数不少的军马。

由于西汉王朝重视军马的牧养，不断完善马政建设，使军马牧养业得到很大发展。武帝时，厩马已扩充到40　万匹。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霍去病远征漠北，一次动员战骑竟达24　万匹，足见当时养马规模之大。但是，在连续对匈奴进攻的战争中，军马的消耗也颇为可观，尤其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击匈奴，"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①。军马的大量损耗，使汉王朝从此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远征。

为了补充战争对马的损耗，武帝实行了应付战争需要的马政，其主要法令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采取"从民贳马"的措施，向民间征马以补不足。但民有怨恨，不愿交出马匹，武帝险些斩杀长安令②；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平牡马匹二十万"，③将原来每匹雄马十--十五万钱，定为匹二十万钱，以鼓励民间多养雄马；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规定百姓可到北方边县畜牧，官府假与母马，三年归还，十母马还官府一驹④；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规定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都要将母马送到各亭集中喂养，亭内养有公马，以加快马的繁殖，生下的马驹，每年上交一次⑤；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又下令对民马进行登记造册，然后由国家征用，以补官马不足⑥。这些措施，保证了汉对匈奴的连亘百余年的打击。新莽时曾令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按秩别高低饲养军马，随时听用，并派使者到各地强征私马供骑兵之用。

④　《汉书·金日c　传》。

①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②　《汉书·汲黯传》。

③　《汉书·武帝纪》。

④　《汉书·食货志》。

⑤　《汉书·食货志》。

⑥　《汉书·武帝纪》。

七、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一）冒顿单于与匈奴的强大秦始皇时，匈奴被秦将蒙恬击败，退出河套以南地，徙往漠北。此后，匈奴有十余年很少南下。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公元前174年）继位。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多所建树，使匈奴迅速强大起来。冒顿是匈奴头曼单于之子。当其为太子时，头曼单于欲立所宠阏氏（匈奴皇后）之子为太子，将冒顿派往月氏（西域游牧部落）为质，随即发兵攻打月氏。月氏恼怒，欲杀冒顿，冒顿闻讯，盗得好马，逃回匈奴。头曼单于见其勇壮，乃令其统领万骑。但冒顿因此对头曼单于不满，他将所部训练成绝对服从、忠于自己的部队，为政变谋位作准备。他制造了一种名"鸣镝"的响箭，规定："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①。出猎时，他射出鸣镝，随从有不随鸣镝射往同一目标的皆斩。而后，他用鸣镝射自己的宝马，左右有不敢射者，也被立斩。进而，他又用鸣镝射自己的爱妻，左右仍有不敢射者，又被斩杀。后来，他以鸣镝射头曼单于的宝马，左右无一人不射。冒顿知部下绝对忠于自己了。在一次随父头曼单于出猎时，冒顿用鸣摘射头曼，左右皆随之放箭，射杀头曼。随后，冒顿又诛杀后母及异母弟，尽杀异己之大臣，自立为匈奴单于。

当时匈奴的主要威胁来自两方面，一是东面的东胡，一是西面的月氏。

冒顿单于即位不久，东胡王乘其立足不稳，遣使索要头曼单于的千里马。为麻痹东胡，冒顿不顾群臣反对，将千里马送给东胡王。东胡王得寸进尺，又提出索要单于一阏氏。冒顿左右皆非常忿怒，请求出兵攻东胡，但冒顿仍满足了东胡王的要求。东胡王认为冒顿软弱可欺，不再将其放在眼里。冒顿单于则乘机稳固统治，扩充军备。当时，在匈奴与东胡之间有千里荒弃地，没有归属，东胡王欲占为己有，遣使通知冒顿单于，令匈奴不得进占。匈奴臣有人认为可以出让。冒顿大怒，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人"①。杀主张让地者，发兵突袭东胡。东胡猝不及防，东胡王被杀，其民众及畜产尽为匈奴所得。不久，冒顿单于又乘胜西攻月氏，迫其西徙。从而解除了两面威胁。随后，匈奴征服了楼兰、乌孙、呼揭等20　余国，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区。向北则征服了浑窳、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国，向南兼并了楼烦（今山西东北）及白羊河南王之辖地，重新占领了河套以南地。匈奴居有了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逾葱岭的广大地区，号称将"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②，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③，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民族。冒顿单于在不断扩张领地的同时，曾多次带兵南下袭扰汉边。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用兵，是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秋，在马邑（今山西朔县）迫降韩王信，次年又以40　万大军将汉高祖刘邦包围在平城白登山。同年十二月，冒顿单于再攻代（今河北蔚县东北），刘邦兄代王刘仲弃国而逃。此后，西汉被迫采取"和亲"政策，"奉公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

①　《汉书·匈奴传》。

①　《汉书·匈奴传》。

②　《汉书·匈奴传》。

③　《汉书·匈奴传》。

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①。此后，冒顿单于虽不再大规模入侵，但双方边境地区小规模的战斗始终未断。

刘邦死后，吕后（公元前241年～前180年）执政。冒顿单于致信吕后，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②，提出愿与吕后结亲。吕后大怒，欲发兵击匈奴，被诸将劝止，复与匈奴"和亲"。冒顿单于在不断对周边用兵，扩展领地的同时，还对匈奴的政治、经济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制定了必要的制度和法律，巩固和健全了匈奴奴隶制军事政权。其统治一直延续到汉文帝初期。

（二）汉文帝抗击匈奴入侵的战争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吕后死。文帝即位，继续对匈奴和亲。

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背弃"和亲"之约，率数万大军侵占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并进袭上郡（今陕西绥德地区），杀略汉民，威胁长安。文帝急令丞相灌婴将车骑8　万迎击匈奴，自率诸将诣甘泉宫（故址在今陕西淳化西北），作为应援。匈奴右贤王见汉军大队来攻，遂退出塞外。双方虽未交兵，但这次用兵是西汉自白登之围后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表明西汉王朝并不甘于"和亲"政策。

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死，其子稽粥即位，号老上单于。

老上单于初即位，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派宦者燕人中行说为护送使者。中行说不愿去匈奴，被强令出使。中行说忿恨上路，到匈奴即投降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对他亲信倍至。中行说在匈奴千方百计破坏汉匈的"和亲"关系，鼓动老上单于伺机南下攻汉。

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老上单于亲率14　万大军入北地郡，进占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萧关（今甘肃固原东南）、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烧回中宫（秦宫，故址在今甘肃固原），前锋直抵雍县（今陕西凤翔南）、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距长安仅200　里，直接威胁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文帝得报，立即命中尉周谷、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①，屯驻长安附近，防卫京师；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上郡、北地、陇西等处兵马车骑迎击匈奴，苦战月余，老上单于方退出塞外，而汉军"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②。从此，"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③。西汉王朝深以为患，不得不遣使者复与匈奴修好"和亲"。

文帝后元四年（公元前160年），老上稽粥单于死，其子军臣立为单于，仍以中行说为亲信，积极准备攻汉。

①　《汉书·匈奴传》。

②　《汉书·匈奴传》。

①　《史记·匈奴列传》。

②　《史记·匈奴列传》。

③　《史记·匈奴列传》。

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军臣单于绝"和亲"之约，对汉发动战争。他以6　万骑兵，分两路，每路3　万骑，分别侵入上郡及云中郡，杀略甚众。文帝急忙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率军进驻飞狐（今山西上党）；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将兵入代地，进驻句注（今山西雁门关附近）；又派将军张武屯兵北地，同时，置三将军，命河内守周亚夫驻屯细柳，祝兹侯徐悍驻棘门，宗正刘礼驻霸上，保卫长安。此时，匈奴骑兵已进至代地句注边，边境烽火警报连连告急。汉军经数月调动，方抵边境地区。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遂退出塞外。汉军也罢兵撤警。第二年，文帝死。

景帝时，继续执行高祖刘邦以来的"和亲"政策，"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①，注意改善与匈奴的关系。因此，匈奴对汉只有一些小规模的边境袭扰，不再有大规模的军事入侵。

（三）汉武帝中期反击匈奴的战争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景帝死，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即位。西汉王朝经高祖刘邦、惠帝、吕后、文、景诸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时，社会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国力、军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特别是建立了大规模的骑兵部队，使汉军的机动性和战斗力大大增强。同时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封建统治日趋巩固，反击匈奴的各项条件业已成熟。

汉武帝刘彻本人是一位雄才大略，极赋进取精神的封建帝王。他16　岁登基，即位后广召贤良忠正之士，多方征询治国安邦之道。他利用前代皇帝奠定的雄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适时地改变了汉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采取大规模的军事反击行动，以彻底解除匈奴对中原地区的袭扰，巩固封建统治。

1。马邑之谋--大规模反击战的序幕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县）豪绅聂翁壹献计，建议乘匈奴与汉"和亲"，疏于戒备之机，设计诱其入塞，以伏兵袭击，必能大获全胜。大行（官名。掌接待宾客）王恢十分赞同，力主依计而行。武帝心动，乃决定诱击匈奴军。

武帝命御史大夫韩安国（？～公元前127年）为护军将军，以卫尉李广（？～公元前119年）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诸将皆属护军将军。汉军伏兵30　余万于马邑附近的山谷中，以待匈奴军。王恢、李息、李广别领军出代地准备攻取匈奴军后队辎重。

一切准备停当，聂翁壹入匈奴，见军臣单于，诈称："吾能斩马邑令丞吏，以城降，财物可尽得"①。军臣单于信以为真，立即调动军队准备入塞，并遣使随聂翁壹赴马邑。聂翁壹入城，杀一死囚，悬其头于马邑城上。匈奴使望见，急忙回报军臣单于："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②。军臣单于立即引十万余骑南下，入武州塞（今山西左云县境内），进入汉境。

①　《史记·匈奴列传》。

①　《史记·韩安国列传》。

②　《史记·韩安国列传》。

汉军为不使匈奴疑心，故意令马邑民众将牛马羊等牲畜散放于野外。匈奴军行至距马邑百余里时，军臣单于发现牲畜遍野，却无放牧之人，顿起疑团，急令攻取汉军一个烽燧。当时雁门尉史传达军令至此，见匈奴军到，便退守此烽燧，结果被俘，在军臣单于的威胁下，他供出了汉军的计划。军臣单于大惊，急令撤兵。出塞后，军臣单于仍余悸未了，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①，封尉史为"天王"。

汉军久等匈奴军不来，后知匈奴军已退，急忙撤伏追赶，直至塞下，匈奴已远去，乃罢兵。王恢等将兵3　万，见匈奴不曾与汉伏兵接战即退，遂不敢攻取其辎重，眼睁睁地看着匈奴军退去。这样，汉军大发兵30　余万，皆无功而还。

西汉朝野上下对此战十分不满。武帝对王恢怯战怕死，不敢出击匈奴军辎重的行为十分恼怒，他对劝他不要杀王恢的太后说："首为马邑事者，（王）恢也，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②。王恢闻此言，遂自杀。

马邑伏击战失败，汉与匈奴的"和亲"关系正式破裂。从此揭开了双方大规模战争的序幕。

2。关市之战与雁门战役马邑之谋后，汉匈关系日趋恶化，匈奴不断地袭扰汉边。但双方边境的关市却并未中断，匈奴欲从互通贸易中获得他们喜爱的西汉财物，如丝绸织绵、美酒食物等。西汉王朝则想利用关市诱击匈奴军。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武帝经过一番策划，命车骑将军卫青（？～公元前106年）、骑将军公孙敖、轻车将军公孙贺、骁骑将军李广，各率万骑，分道出击上谷、云中、代郡、雁门等关市附近的匈奴军。

四将军中，公孙敖、公孙贺、李广都是与匈奴多次交战的汉军将领，有丰富的对匈奴作战经验。车骑将军卫青则是第一次领军出击匈奴。

卫青原来出身卑微。其母卫媪是平阳侯曹寿家的婢女，与人私通，生下卫青。卫青幼时给人牧羊，备受苦楚。成年后，被平阳公主（汉武帝胞姐）看中，任为侍从骑奴。后由其友宫中骑郎公孙敖荐引，到建章宫供职。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卫青的姐姐卫子夫被武帝选入宫中，不久有孕，恩宠日增。武帝皇后无子，其母大长公主（汉武帝姑母）嫉恨卫子夫，无以泄愤，便将卫青抓起来，意欲处死。公孙敖闻讯，率数壮士将卫青夺下救走。后来武帝知道了此事，便召卫青入见，任命他为建章宫监、侍中，跟随左右。后卫子夫被封为夫人，卫青亦升任太中大夫。

马邑伏击战失败后，武帝认识到要最终打败匈奴，解决边患，必须主动出击，寻敌决战，而一些老将由此战表现出战术思想保守、缺乏必胜信心，难以适应战争的需要，于是他便提拔了一批青年有为，英勇敢战的年青将领，投入到对匈奴作战的第一线。卫青善骑射，才力绝人，又贵为外戚，深得武帝青睐。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拜卫青为车骑将军，予以重任。此时卫青不过二十五、六岁。

此次出击匈奴，卫青不负武帝信任，将兵出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

①　《史记·匈奴列传》。

②　《史记·韩安国列传》。

一路追击匈奴军至龙城（匈奴祭天地祖宗之处称龙城，无定处。卫青所至龙城，在今内蒙古正镶白旗附近），斩杀敌700　余人，得胜而还。

其余3　路，李广领军出雁门（今山西右玉南），恃勇急进，遇匈奴军主力。匈奴诈败设伏，大败李广军，汉军几乎全军覆没，李广也负伤被擒。李广乃汉之名将，长期在边境任职，历任边郡陇西、北地、雁门、云中太守，与匈奴多次交锋，曾以百骑吓退匈奴数千骑，在匈奴颇有威名，匈奴兵皆畏惧李广。李广带兵，与士卒同甘共苦，作战常身先士卒。匈奴单于也知其贤，曾下令："得李广必生致之"①。匈奴兵捉住李广，将其置于两马间的网床之上，送往单于处，李广假装伤重昏迷不醒。行十余里，李广瞥见近旁有一匈奴兵骑着一匹良马，便乘其不备，跃起夺其良马及弓箭，鞭马南驰。匈奴数百骑在后面紧紧追赶，李广取弓箭回射，匈奴兵不敢贴近，后遇李广残军，匈奴兵乃退，李广得脱。另一路，公孙敖出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也被匈奴军击败，损失7000　余人，狼狈退回。公孙贺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未见一敌，驻扎数日，听说李广、公孙敖两路已败，失去呼应，遂引军退回。此战，汉军4　路出击，两路惨败，一路无功而回，仅卫青获得小胜，显示了将才，武帝封其为关内侯。李广、公孙敖则因损失过重，皆被下狱问罪，按律当斩，以财物赎罪免死，被削去官职，降为庶人。

经过这次战争，匈奴对汉边的袭扰更加猖狂，尤其对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的劫掠最为严重。为加强渔阳守备，武帝派韩安国为将军，领兵屯驻于此。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匈奴骑兵2　万余再度大举南下，入侵汉东北边境的辽西和渔阳两郡，杀辽西太守，掠杀2　千余人，大败渔阳太守军1　千余人。韩安国出战，几乎全军覆没，被匈奴军团团围住，幸赖燕兵及时赶到，救下韩安国，匈奴退去。但匈奴军又乘胜西攻，入雁门，杀掠千人。西汉整个北部边郡形势紧张，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奏朝廷。

在这危难之际，武帝重新起用李广，派他出任右北平（治所在今辽宁凌源西南）太守，稳住东北边郡的阵脚。同时命卫青将3　万骑兵出雁门，迎击匈奴，另派李息出代郡，袭扰匈奴后路，策应卫青军。卫青与匈奴接战，身先士卒，跃马冲杀，所部吏卒见主将亲冒矢石，也勇气倍增，无不人人争先，奋勇杀敌，斩获匈奴数千，大败匈奴军。

这一战是汉武帝决定反击匈奴以来，西汉取得的第一次较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汉军的士气，增加了汉武帝继续主动进击匈奴的战略决心。此战也是卫青出击匈奴以来的第二次胜利，汉武帝对他更加信任。从此卫青担负起反击匈奴主将的重任。

经过前一阶段的交战，汉武帝进一步认识到，匈奴虽强大，但不是不可以打败，要制服匈奴，必须集中兵力，寻歼其主力。于是，根据匈奴的情况，汉武帝制定了如下的战略计划：第一步，收复河南地，夺回匈奴进袭汉边的前哨阵地，同时作为反击匈奴的基地；第二步，打败匈奴右贤王，巩固河南地；第三步，进击西域匈奴各部，打通西域；第四步，集中全力，深入漠北，歼灭匈奴主力。

为了迎接更大规模的战争，汉武帝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起，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在政治上，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他接受主父

①　《汉书·李广传》。

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令诸侯王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剖分各国，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经济上，对商人征收车船税，开河渠、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积蓄雄厚的财力。同时整修了通往边境的道路，输送大量兵力。随后开始实施战略计划。

3。汉军收复河南地之战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春，匈奴左贤王率骑兵大举入袭上谷、渔阳2　郡，杀掠吏民数千人。汉武帝为争取主动，采取避实击虚，胡骑东进，汉骑西出的作战方针，命令卫青、李息率4　万骑兵，出云中，沿黄河北岸西进，对占据河南地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发动突袭，收复河南地。

河南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南接汉边，距西汉首都长安约千余里，一直是匈奴袭扰汉边的前哨阵地。在经济上它也有很大价值，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宜于农牧。盘踞在这里的楼烦王、白羊王，都不是匈奴单于的亲信，战斗力不强，因此，汉武帝将初次进击的矛头指向了这里。

卫青受命，立即引兵出击。他采取"迂回侧击"的战术，出云中后，远距离奔袭高阙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首先切断了楼烦王、白羊王与单于王庭的联系。然后沿黄河西岸，折而南下，从侧翼对楼烦王、白羊王部发动猛攻，歼敌数千，获牛羊百万头。楼烦王、白羊王仅率少数骑兵渡河逃走。汉军大胜，完全收复了河南地。捷报传至长安，汉武帝极为高兴，遣专使至卫青军中慰劳，并下诏封卫青为长平侯，赐食邑三千八百户，部下将校皆有封赏。

为了巩固河南地的防务，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派苏建督率十余万人兴建朔方城（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南），并重建秦将蒙恬所筑的旧长城，又从内地移民10　万居于朔方郡，充实这里的防卫力量。

收复河南地之战是汉武帝对匈奴的第一次战略反击战。这次战役的胜利，不仅解除了长期以来匈奴对西汉都城长安的威胁，使长安距西北部边境的距离增大至1600　余里，加强了西汉对全国的统治，而且为下一步向匈奴纵深进行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使汉军有了一个可东可西，出击匈奴的重要基地。因此，收复河南地之战，实际上是汉武帝向匈奴发动一系列战略进攻的奠基之战。

4。漠南之战西汉收复河南地的第二年，匈奴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发兵攻破军臣单于太子于单。于单兵败降汉，汉武帝封其为涉安侯，不久死于汉。

伊稚斜单于即位后，对西汉边郡进行了更加频繁的袭扰。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夏，匈奴万骑侵入代郡，杀太守恭友，掠略千余人而去。其秋，匈奴又入雁门，杀掠千余人。第二年，匈奴兵分3　路，每路3　万骑，入代郡、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东北）、上郡，杀掠数千人。

匈奴右贤王对西汉收复河南地，筑朔方城，更是怨恨之极，数次进袭朔方，杀掠吏民甚众，企图夺回河南地。

为了确保朔方，给予匈奴进一步的打击，汉武帝决定实施第二步战略计划，发兵十余万，进攻盘踞漠南的匈奴右贤王。汉军兵分两路，以西路军为主攻方向，由卫青直接统领3　万骑兵，出高阙北进，并指挥游击将军苏建、强弩将军李沮、骑将军公孙贺、轻车将军李蔡等统兵数万，出朔方，直接进攻右贤王的王庭。东路军由大行李息、将军张次公率领，统数万骑兵，出右北平，进击匈奴左贤王，牵制其兵力，策应卫青军的进攻。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卫青率大军出塞，奔袭六、七百里，乘夜悄悄包围了右贤王的王庭（约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南戈壁省）。右贤王自以为王庭距汉境遥远，汉军不可能奔袭至此，　因此未做任何防备，当夜右贤王还喝醉了酒。卫青乘机指挥汉军　发起突然进攻，匈奴立刻乱作一团，右贤王从梦中醒来，大惊失色，无法组织抵抗，急忙携爱妾，领数百精骑突围逃走。卫青急令轻骑校尉郭成等率军向北追击。郭成等追赶了数百里，见无法赶上，才返回。此战，汉军俘获右贤王部众男女15000　余人，裨王（匈奴小王）十余人，牲畜数十万头，大获全胜。李息、张次公统率的东路军也取得了胜利。

当汉军凯旋回至边塞时，汉武帝派出的使者手捧大将军印信赶到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加封食邑八千七百户，所有将领统归卫青指挥。其余各将也都被大加封赏。为了嘉奖卫青，汉武帝甚至封卫青3　个尚在襁褓的儿子为侯，分别封为宜春侯（卫伉）、明安侯（卫不疑）、发干侯（卫登）。卫青推辞，汉武帝坚决不准。

匈奴右贤王失败后，伊稚斜单于极不甘心，同年秋天，他派出1　万余骑兵袭入代郡，杀代郡都尉朱英，劫掠千余人而去。为了寻歼匈奴主力，巩固边防，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汉武帝令大将军卫青指挥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后将军李广、强弩将军李沮等6　将军，率十余万骑兵，出定襄北进，袭击伊稚斜单于本部。汉军由定襄出塞不久，遇匈奴军，歼敌数千余人，但未遇匈奴主力。卫青令各军回定襄、云中、雁门一带休整。四月，汉军第二次出定襄，北行数百里，遇大股匈奴军，双方发生激战。战斗中，伊稚斜单于的主力与左贤王的军队赶来增援，汉军奋勇拼杀，歼敌万余人，匈奴军败退。卫青的外甥、骠姚校尉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前117年）初次参加对匈奴作战，时年仅18　岁。他见匈奴败退，率800　精骑，追击数百里，斩获匈奴2000　余人，杀伊稚斜单于大行父（与单于祖父同辈）藉若侯产，俘单于叔父罗姑及匈奴相国、当户等高官。汉武帝以其战功过人，封为冠军侯，赐食邑二千五百户。

这次战役，卫青命前将军赵信与右将军苏建率3000　骑兵在大军右侧担任掩护，恰遇伊稚斜单于军主力，3000　余汉骑与数万匈奴骑兵搏杀，激战日余，汉军不支，几乎全军覆没。赵信原本是匈奴降将，降汉后受封翕侯，他见匈奴军势众，发生动摇，领800　残军投降匈奴。苏建单骑突围逃回。卫青不愿擅杀大将，遣人将苏建送押长安。汉武帝赦免苏建，将其贬为庶人。

赵信降匈奴后，向伊稚斜单于献策，将匈奴人畜军队转移到大漠以北，诱使汉军深入，乘其远来极疲时，再给予打击。伊稚斜单于见汉军日强，便采纳了这个建议，下令撤离漠南地区，向漠北远移，同时派军继续袭扰汉边。第二年，匈奴万骑又入上谷，杀数百人。匈奴主力远遁漠北，虽暂时避开了汉军锋芒，但与其余各部间距加大，不利于集中兵力对抗汉军。相反却更加有利于汉军各个击破的战略。

漠南之战，以汉军歼灭右贤王，击败伊稚斜单于主力、迫其远遁漠北而胜利告终，使西汉王朝稳固了朔方郡的防卫，根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同时为下一步战略计划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经过这一战，汉军基本上夺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在两出定襄，寻歼伊稚斜单于主力的战役中，汉军改变了以前临战临时编组军队的作法，建立了中、左、右、前、后诸军，由大将军卫青统一指挥，并直接掌握强弩军，从而提高了诸军协同作战的能力。这是汉武帝对匈奴用兵以来，军队编组最为严密的一次。但在实战中，由于通信联络不畅，未能协调好右侧防卫军，致3000　余骑全军覆没。由于汉军两出定襄，失去了战役的突然性，虽共歼敌19000　余骑，重创匈奴主力，但并未完全达到袭歼伊稚斜单于本部的预期目的。汉武帝以这次军功不多，赏主帅卫青千金，未再益封。

5。河西之战河西系指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因位于黄河以西，自古称为河西，又因其为夹在祁连山（亦称南山）与合黎山之间的狭长地带，亦称河西走廊，是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

河西地区原来是大月氏部族的领地，后冒顿单于打败大月氏，迫其西徙，这里为匈奴占有。匈奴单于命浑邪王统治酒泉及周围地区，休屠王统治武威及周围地区，控制西域各国，并南与羌人联合，从西面威胁西汉王朝。西汉王朝深为忧虑。早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为了消灭匈奴在这里的势力，斩断其右臂，打通西域，汉武帝派张骞（？～公元前114年）出使西域，欲联络大月氏，夹攻匈奴。张骞在西行途中，被匈奴俘获，他保留汉节，居匈奴十年左右，终于率众逃脱。历尽千辛万苦，张骞终于找到大月氏。但大月氏以新居之处肥饶安全，又与西汉距离遥远，不肯东返打击匈奴，使汉武帝的希望落空。

河南、漠南几次战役后，匈奴右贤王与单于本部都遭到了沉重打击。单于主力远徙漠北后，在大漠以南的广大地区仅剩匈奴左贤王及河西浑邪王、休屠王的军队，其中以左贤王部最为强大，但对西汉王朝威胁最大的则是河西匈奴军。于是汉武帝将下一个打击目标指向了河西走廊地区。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万余骑兵出击河西匈奴军。汉军从陇西出塞，6　天之内，过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令居（今甘肃永登西），越乌鞘岭，穿过匈奴5　个部落王国，沿途消灭抵抗者，安抚降服者。然后继续西进，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大黄山，亦称燕支山）1000　余里，与河西匈奴军主力接战，杀其折兰王、卢胡王（一作卢侯王），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等官，歼灭匈奴军8900　多人，并且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浑邪王、休屠王战败逃走。

这一仗，汉军深入匈奴境内2000　余里，几乎贯穿整个河西走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给河西匈奴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采取正面平推式进攻，未能聚歼其主力，且使其易有所准备，汉军虽取胜，自己也损失了7000　余人。霍去病班师后，汉武帝下诏，益封二千户给霍去病，以表彰他首次独立出征建立的功勋。

为了彻底消灭河西匈奴军，当年夏天，汉武帝命令霍去病第二次率军出击河西地区，并派合骑侯公孙敖随同出征。

为了保证河西战役的胜利，牵制匈奴左贤王的兵力，避免其向河西方向增援，汉武帝还派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率万余骑兵出右北平，进击左贤王部，策应霍去病军。

霍去病与公孙敖分领数万骑兵分别由北地、陇西出塞，向西进击。原计划两军在塞外合军后一同西进，但公孙敖部途中迷失了方向，未能与霍去病军会合。霍去病没有等到公孙敖军，便独自率领所部精锐骑兵继续依原定作战计划，急速前进。霍去病吸取了第一次出击河西的教训，采取迂回包抄式进攻，先由今宁夏灵武渡过黄河，向北越过贺兰山，涉过浩瀚的巴丹吉林大沙漠，绕道居延海（今内蒙古西北），转而由北向南，沿弱水而进，经小月氏（未西徙的月氏人，今甘肃酒泉一带），再由西北转向东南，深入匈奴境内2000　余里，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弱水上游地区，从浑邪王、休屠王军侧背发起猛攻。匈奴军仓促应战。经过激烈的战斗，汉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歼敌3　万余人，迫降单桓王、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2500人，俘虏5王及5　王母、单于阏氏、王子59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63人。汉军仅伤亡3　千余人。浑邪王、休屠王率残军逃走。

汉武帝对霍去病大加赞赏，益封其食邑五千户，其手下部将也多因功封侯。

但是，西汉进攻匈奴左贤王部的军队却出师不利。该路军以李广为先锋，李广率4　千余骑先头部队先行出发，张骞所率主力却未按照预定时间出击，致使李广军北进数百里后，被左贤王军4　万骑团团围住。面对优势敌兵，李广沉着应战，先令其子李敢率数十骑贯穿敌阵，以示匈奴军易破，稳定住军心，然后将4　千骑布成圆阵，外向应战，用弓矢与匈奴军对射。激战2日，汉军死伤过半，匈奴死伤与汉军相当。最后张骞终于率主力赶到，匈奴军见不能取胜，遂解围北去。

汉军回师后，张骞、公孙敖均以不能按期会合，叛处死罪，后以财物赎免，贬为庶人。李广则功过相当，未得封赏。

匈奴伊稚斜得知浑邪王、休屠王两战两败，丧失河西绝大部分地区，十分恼怒，要对他们严加惩处。2　王惧怕，无路可投，便于当年秋派使者赴汉乞降。此时2　王手中仍有4　万余部众，号称1O　万。汉武帝恐其中有诈，令霍去病率1　万骑兵前去受降。

果然，汉军未到河西，休屠王突然变卦，拒绝降汉。浑邪王攻杀休屠王，收编其部众，但人心极不稳定。汉军渡过黄河后，排列成威严的队形前进。浑邪王列阵迎候，其部下一些裨王见汉军阵容严整，心存疑惧，企图逃走，匈奴阵中骚动起来，局势眼看将不可控。霍去病远远望见，当机立断，急率小部精骑驰入匈奴阵中，与浑邪王相见，将欲逃跑者8　千余人尽行斩首，迫使匈奴军稳定下来，尔后先遣使送浑邪王赴长安见汉武帝，自引匈奴余众向西汉边境缓行。

汉武帝封浑邪王为漯阳侯，将其部众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5　郡之边。为了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西汉政府在河西地区先后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4　郡，从内地迁移大量人口到这里戍边、生产。为了表彰霍去病在这次受降中的功绩，汉武帝再次下令益封1700　户给霍去病。两次出击河西及接受浑邪王投降的过程中，霍去病充分显示了其勇武、机智、果断的军事指挥才能，其声望、地位日增，与大将军卫青已不相上下。河西之战是汉武帝继河南、漠南作战胜利后对匈奴所采取的又一次重大战略行动，也是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最重大的3　次战役之一。这次战役的胜利，使西汉王朝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地区，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切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为日后向漠北的匈奴单于主力发动进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6。漠北决战河西战役之后，匈奴势力遭到沉重打击，但伊稚斜单于仍未停止南下袭扰。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匈奴两路大军，各数万骑，分入右北平及定襄，杀掠吏民千余人而去。

此时，西汉王朝由于长期对匈奴用兵，财政发生困难。汉武帝及时调整政策，实行整理币制、专卖盐铁、加重商税等措施，秣兵厉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经过两年时间的积极准备，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调集10　万骑兵，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领5　万，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并以郎中令李广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曹襄为后将军，统归卫青指挥。霍去病属下虽未配备裨将，但所统兵卒全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敢力战深入之士"①，随同出征的将领，如从骠侯赵破奴、昌武侯安稽、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北地都尉■山、校尉李敢和徐自卫等，都是有名的猛将，另外还有一些匈奴降将，如归义侯复陆支（因淳王）、伊即靬（楼。。王）等，他们熟知大漠地理，惯于在沙漠中行军作战。因此，霍去病所统是汉军主力。为了确保作战胜利，汉武帝还征集"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②，步兵数十万，负责转运辎重，保障后勤供应。为这次大战准备的粮草更是不计其数。

汉军原计划由霍去病出定襄，直攻伊稚斜单于。后从俘虏口中得知伊稚斜单于已东去，乃改变计划，令霍去病出代郡，卫青出定襄，兵分两路北进。匈奴得知汉军来攻，赵信为伊稚斜单于出谋："汉兵既度幕，人马疲，匈奴可坐收虏耳"③。于是伊稚斜单于将部众人畜辎重转移到更远的北方，以精兵待于漠北，专候汉军的到来。

卫青出塞后，捕获俘虏，得知伊稚斜单于的确实驻地，便令前将军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两部合并，从东路出击匈奴军侧背，自率主力直攻匈奴军。卫青大军奔袭1　千余里，涉过大沙漠，终于与伊稚斜单于主力相遇。卫青见匈奴军早育准备，便下令用武刚车（四周及车顶以厚革皮覆盖用于防护的战车）环绕为营，扎站住阵脚，随即以5　千骑兵向匈奴发起冲击。伊稚斜单于也令万骑出动应战。双方激战。战至黄昏，大风突起，沙砾扑面，两军不相见。卫青乘势急令大军从左右两翼包抄，将匈奴军阵团团围住。伊稚斜单于见势不妙，自料汉兵势众，难以取胜，便率壮骑数百从西北方向突围逃走。天将黑，汉、匈两军仍在混战，死伤相当，这时，汉军左校捕到俘虏，知伊稚斜单于已逃脱，急报卫青。卫青立即遣轻骑连夜追击，自己率主力随后继进。匈奴军溃散。至天明，汉军追出200　余里，未能追上伊稚斜单于，沿途歼敌万余人，进至寘颜山（今蒙古纳柱特山）赵信城（为赵信所建，故名），获得匈奴大批屯粮，补充了军队。整休1日，尽焚其城及剩余军资而还。此战卫青军歼敌19000　余。

从东路出击的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军，因迷路，未能如期抵达漠北与卫青大军汇合。待卫青得胜返回漠南才与2人相遇。卫青欲上书替2人说情，派人去李广军中了解情况。此战，李广已年过60　岁，汉武帝本不欲派他出征，经李广再三请求，才任以前将军之职，但私下又告诫卫青，不要将重任交给李广。再加上卫青想让新失侯的旧交公孙敖立功，因此，临战遣李

①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②　《汉书·匈奴传》。

③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广从东路出击。而东路道远，且水草少，不利于行军驻扎。对此李广深为不满。对于未能及时与大军会合，跑了敌酋，李广也知罪大，便不愿"对刀笔之吏"①，引刀自刭。李广一生与匈奴大小70　余战，屡立战功，匈奴闻之丧胆，称其为"汉之飞将军"，但由于种种原因，终李广一生，他始终未得封侯，给后人留下了"李广难封"的疑团。李广死后，其部下"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②右将军赵食其被下狱，当斩，赎为庶人。

另一路，霍去病率军出代郡后，北进2　千余里，越过大沙漠，与匈奴左贤王部遭遇。霍去病指挥汉军向匈奴军发动猛烈进攻，大败匈奴军，俘获屯头王、韩王等3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歼敌7　万余人，左贤王精锐几乎损失殆尽。左贤王率亲信弃军逃走。霍去病挥军追杀，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在山上修建一个纪念台，得胜而回。

汉武帝对漠北战役的胜利极为满意，汉军凯旋后，他加封卫青、霍去病为大司马，从此2人各号大司马大将军、大司马骠骑将军，地位与丞相不相上下。汉武帝对霍去病的功绩尤其赞赏，不仅"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①，而且再"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②，其部下将官也多人封侯受赏。卫青则因未能全歼伊稚斜单于军，而未得益封，其部下"军吏卒皆无封侯者"③。

漠北大战，是西汉对匈奴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仗，双方都竭尽了全力。

这一仗，匈奴两路被歼9　万余人，元气大伤，"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④，其实力日渐衰落。汉军的损失也很大，伤亡数万人，马匹损失了十几万，后备空虚，短时期内也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但匈奴威胁并未根除，汉武帝仍在积蓄力量，准备继续打击匈奴。

汉武帝中期对匈奴一系列重大战争的胜利，是西汉王朝几十年经济发展、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强化、军事实力不断提高，尤其是骑兵部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的结果；也是人民群众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支持的结果。因为它是为了制止匈奴贵族统治集团掠夺北方各族人民的战争，客观上符合当时各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与汉武帝本人的"雄才大略"和战略决策的正确分不开的。

汉武帝作为封建时代最杰出的帝王之一，能够在大政方针上审时度势，顺应历史形势的发展，适时地改变前代单纯防御的战争策略，确立了新的攻势战略思想，夺回了战争主动权，改变了西汉王朝几十年来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他针对匈奴的分布特点，正确地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方针，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战略计划。为了贯彻主动进攻的攻势战略思想，汉武帝还进一步大力建设骑兵部队，提高了汉军在荒漠中行军作战的机动能力和攻击力。在用人方面，鉴于一些老臣宿将，如韩安国、李广等，虽然英勇敢战，令匈奴闻风丧胆，但由于多年来消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影响，他们无法摆脱"守边"、"堵

①　《史记·李将军列传》。

②　《史记·李将军列传》。

①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②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③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④　《汉书·匈奴列传》。

击"等防御战法的束缚，每出战胜少败多，不能担负指挥骑兵集团在荒漠草原地区进行大规模机动作战的重任，因此汉武帝破格地选拔了一批如卫青、霍去病等善于指挥骑兵集团行军作战的年青将领，承担起打败匈奴的重任。卫青、霍去病则不负重托，充分领会了汉武帝的攻势战略思想，每次出战都表现出主动进攻、大胆果决的积极进取精神，敢于快速冲击、远程奔袭、大范围迂回包围，由于他们的出色指挥，使汉军跋涉千里而攻势不减。在实战中，他们都能充分发挥骑兵的特长，以正面的连续冲击，配合两翼包抄，猛冲猛打，摧毁敌军的抵抗，这也是汉军所以战胜匈奴军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汉武帝在外交上派彭吴联络。。貊，以阻止匈奴向东发展，派张骞通西域，与西域诸国建立友好关系，以切断匈奴右臂；经济上发展生产，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整顿币制和税收等，都为打败匈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匈奴在这几次重大战役中失败，除政治、经济等原因外，主要是对西汉几十年经济发展所积累的雄厚财力，以及西汉骑兵部队的迅速发展和战略战术的改变估计不足，在战略上轻视西汉，加之各部之间没有很好地协调配合，因此处处被动，不仅丧失了战争主动权，而且在汉军的连续打击下，连战连败，主力损失殆尽。

（四）汉武帝后期对匈奴战争的失利经过几次大战，汉匈双方国力损耗都很大，但匈奴并未停止对汉边的袭扰，同时还进一步加强了对河西走廊及西域地区的争夺和控制。为了打击匈奴的扰边和确保西域，汉武帝统治后期先后5　次派军出击匈奴，但规模上已远不如以前，其结果也多不尽人意。

漠北决战后，伊稚斜单于迫于形势，主动遣使向西汉王朝请求"和亲"

修好。汉武帝征寻群臣的意见，丞相长史任敞建议："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①汉武帝乃遣任敞为使，要匈奴向汉称臣。伊稚斜单于知此建议是任敞所提，不禁大怒，扣留任敞，不让他回朝复命。在此之前双方经常互相扣留对方使臣，大抵相当。汉武帝闻任敞被扣，遂下令调集军马准备出击匈奴。恰在此时，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年仅24　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病故。汉武帝极为悲痛，下令将其葬在茂陵边，并令陇西、北地等5　郡降服的匈奴军士卒，身着黑甲，自长安至茂陵列阵护送。汉武帝为霍去病修建了一座形似祁连山的陵墓，以纪念其赫赫战功。但汉击匈奴的计划也搁置一边了。

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伊稚斜单于死，其子乌维立为单于。此时，匈奴经过几年的休养，又逐渐聚集起来，恢复了战力。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匈奴一部袭扰河西、五原，常遮断河西走廊，又联合西羌进攻陇西和金城，对西汉威胁很大。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令故太仆公孙贺率15000　骑兵、从骠侯赵破奴将一万余骑兵，出塞寻歼匈奴军。这是漠北决战后，汉军第一次出击匈奴。公孙贺出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北进2　千余里，至浮苴井（今蒙古乌兰巴托南）；赵破奴出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北进数千里，至匈奴河，皆不见匈奴一人，两路无功而还。但与匈奴联合的西羌，则被李息等军击败。

①　《汉书·匈奴传》。

此后，汉匈双方使者虽往来不断，但边境也常有小规模冲突。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大将军卫青病故，终年50　岁左右。卫青、霍去病两位抗击匈奴主将的去世，对西汉王朝是巨大损失。此后西汉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再也没有出现象他们两位这样杰出的军事统帅。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匈奴乌维单于死。其子詹师卢（亦称乌师卢）立为单于，因年少，号"儿单于"。匈奴又往西北迁徙，其左部与西汉云中相对，右部与酒泉、敦煌相对。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冬，匈奴境内遇大雨雪，牲畜损失很大，儿单于又好杀伐，其内部极不稳定，人人自危，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儿单于，使人赴汉，请求西汉派兵接应。

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春，汉武帝命浞野侯赵破奴将2　万骑兵出朔方，接应匈奴左大都尉。赵破奴与左大都尉约期在浚稽山汇合，然后一同北返。汉军出塞2　千余里，将到浚稽山时，左大都尉准备起事，但事情败露。儿单于杀左大都尉，发兵进攻汉军。赵破奴见匈奴军来攻，知左大都尉已失败，挥军击溃前来进攻的匈奴军，捕俘数千人，然后急速北归，撤至距汉境数百里时，匈奴军8　万骑追上，将汉军包围。激战至晚间，赵破奴乘夜出营寻找水源，被匈奴军擒获。匈奴随即向汉军发动猛攻。汉军群龙无首，结果全军覆没。儿单于得胜大喜，次年，亲率大军进袭汉边，途中病死。其子年幼，匈奴立儿单于之季父、乌维单于之弟、右贤王句黎湖为单于。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派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向西北数百里，远者千里，沿途修筑城障列亭，一直到卢朐（山名），又令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卫青之子）沿城障列亭布防，并派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泽筑城屯兵。同年秋，匈奴大举入侵云中、定襄、五原、朔方，杀掠数千人，打败数位汉二千石吏，并破坏徐自为所筑的亭障。与此同时，右贤王也率兵攻入酒泉、张掖，掠杀数千人。汉将任文领军急救，击退匈奴军，收复失地，夺回被掠人口、财物。是年冬，句黎湖单于病故，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为单于。

此时，汉贰师将军李广利（？～公元前88年）击破大宛（原苏联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上、中游地区），威震西域。汉武帝乘胜下诏，宣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①。意欲与匈奴决战到底。且靪侯单于由于初立，统治不稳，怕西汉乘机来攻，遂将以前匈奴扣留的汉使其不愿降匈奴者尽数遣回，且自称："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②，以讨好西汉。一年后，浞野侯赵破奴逃回，被任为骠骑将军司马。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汉武帝派苏武为使，以厚币重礼赠且鞮侯单于。苏武一行到匈奴后，其副使张胜参与策划劫持单于阏氏归汉的活动，且鞮侯单于遂将苏武等扣留，多方威胁诱降，苏武坚贞不屈，后被迁往北海（原苏联贝加尔湖）牧羊，19年后才被放回。汉武帝闻苏武等被扣留，便又一次调集人马出击匈奴。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令贰师将军李广利将3　万骑兵出酒泉，因杆将军公孙敖率一部骑兵出西河，骑都尉李陵（？～公元前74年）率5　千步兵出居延，另派强弩都尉路博德接应公孙敖。

李广利军出塞后，一路往西北行进，在天山遇匈奴右贤王部，斩杀万余

①　《汉书·匈奴传》。

②　《汉书·匈奴传》。

人，得胜而归。但在归途中，被匈奴军主力包围。汉军苦斗数日，死伤十分之六、七，粮食也已尽，在这紧急关头，假司马赵充国请命，率一百余精勇骑兵为先锋，奋勇突围。赵充国身负创伤20　余处，终于杀开一条血路，李广利趁势挥军冲出重围。回到汉境，汉军只剩万余骑。汉武帝对赵充国十分赞赏，任为中郎，后升任车骑将军长史。

公孙敖从西河出塞，一直到涿邪山，与路博德会合，也未见匈奴兵一人一骑，2人只好领军返回。

骑都尉李陵乃李广之孙，其所部5　千步兵本被派为李广利军的辎重护卫，李陵不甘于此，主动提出别出它路，分散匈奴兵力，以策应李广利。汉武帝乃改令其出居延，原本让路博德为李陵的后援，但路博德不愿，李陵便孤军出击。李陵所率5　千步兵，"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①，战斗力极强。李陵率军出居延，北行30日，跋涉千余里，在浚稽山与匈奴3　万骑相遇。匈奴军欺汉军人少，发动猛攻，李陵指挥汉军列阵，以弓弩射敌，匈奴败走，汉军趁势追杀，歼敌数千。且鞮侯单于大惊，急召8　万余骑，亲自指挥，围攻李陵军。李陵指挥汉军向南且战且退，一路斩杀匈奴万余人，最后距汉边仅百余里。且鞮侯单于想尽一切办法，不能围歼汉军，愈战愈胆寒，见距汉边已近，恐怕汉军有伏，意欲罢兵。这时李陵部下军侯管敢投降匈奴，供出李陵是孤军，并无后援。匈奴遂加紧进攻，紧咬不放，汉军不得脱，最后粮食、弓矢全部用尽，死伤惨重，无法再战。李陵只好命兵士乘夜突围，匈奴数千骑紧追不舍，李陵见走不脱，遂投降匈奴，其部下军士溃散，逃归者仅400　余人。汉武帝闻李陵投降匈奴，十分震怒。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说情，被处以宫刑。不久汉武帝后悔未给李陵派出援军，乃遣使慰劳李陵部下逃归者。一年以后，公孙敖上报，称："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①。汉武帝大怒，下令将李陵一家全部处死。其实是原汉驻守塞外奚侯城的都尉李绪教匈奴为兵备汉。李陵痛其全家因李绪而被诛杀，派人刺杀了李绪，自己终身不再归汉。这样，第三次出击，以汉军损失2　万余人马而告终。

两年以后，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匈奴进袭雁门。于是汉军第四次大举出击匈奴。汉武帝令贰师将军李广利将6　万骑兵、7　万步兵，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兵万余，策应李广利；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兵3　万人，出五原；因杆将军公孙敖将1　万骑兵、3　万步兵，出雁门。匈奴且鞮侯单于闻报，立即进行准备，他下令将辎重人口远移至余吾水（今蒙古鄂尔浑河）以北，自提10　万骑兵，列阵于河南，专候汉军。李广利与且鞮侯单于接战，苦斗十余日，不分胜负，李广利见不能取胜，只好撤军退回。韩说一路未遇匈奴军，撤回汉境。公孙敖出塞后，与匈奴左贤王军相遇，结果失利。这样，这次汉军3　路出击皆无功而还。

汉武帝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且鞮侯单于死，其子左贤王立为孤鹿姑单于。此后，汉匈双方虽有六、七年未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但双方都在积极准备，积蓄力量。

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匈奴袭入上谷、五原，杀掠汉吏民。

不久又侵入五原、酒泉，杀2　郡都尉。汉武帝决定尽全力打击匈奴。他命令

①　《汉书·李陵传》。

①　《汉书·李陵传》。

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7　万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兵3　万出西河；重合侯莽通率4　万骑兵出酒泉，大举进攻匈奴。狐鹿姑单于得报，乃采用且鞮侯单于的做法，将辎重人口北移，徙至赵信城以北的郅居水（今蒙古色楞格河）北岸。匈奴左贤王也将其部众北移，过余吾水六、七百里，居于兜衔山。一切准备停当，狐鹿姑单于亲提精兵南渡姑县水（今蒙古图音河），迎击汉军。汉军分3　路出击。御史大夫商丘成出塞后，一路搜寻匈奴军，至追邪径，未发现敌兵，便引军南返。匈奴见商丘成军后撤，急遣大将与降将李陵将3万骑兵追击汉军，在浚稽山，赶上汉军。双方大战9日，汉军且战且退，杀伤匈奴军甚众，至蒲奴水（今蒙古翕金河），匈奴军愈战愈不利，遂退走。重合侯莽通出酒泉，行进千余里，至天山，遇匈奴大将偃渠与左右呼知王率2　万余骑兵来攻。临战，偃渠见汉军兵强势众，胆怯，不战自退。莽通无功而还。为了保障莽通军侧翼的安全，汉武帝还令闿陵侯成娩率楼兰、尉犁、危须等西域6　国之兵，进攻与匈奴亲善的车师。结果成娩大获全胜，尽俘车师王及其吏民而归。

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塞后，在夫羊句山与匈奴右大都尉及卫律所率的5　千骑兵相遇，李广利以2　千骑兵出战，杀伤匈奴军数百人，匈奴军溃散，李广利挥军北追，一路扫荡，无人敢挡，至范夫人城（今蒙古南戈壁省达兰札达加德西）。正在这时，西汉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巫蛊之变，李广利以前曾密谋更换太子的事泄，其妻子儿女皆被下狱问罪。消息传到军中，李广利十分忧惧，不敢立即回军，欲"深入要功"①以赎罪，便指挥汉军继续北进，抵郅居水。匈奴军早已退走，李广利令护军率2　万骑兵渡过郅居水寻战。汉军2　万骑终于与匈奴左贤王部左大将所率2　万骑相遇，激战1日，汉军杀左大将，斩杀甚众，得胜而回。李广利部下军长史与决眭都尉煇渠侯见李广利"危众求功"②，恐怕日久必为匈奴所败，遂打算拘禁李广利，引汉军回撤。李广利得悉消息，斩长史。但军心已不稳，士卒也极度疲劳，李广利无奈只好下令撤军。汉军退至速邪乌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被匈奴孤鹿姑单于亲领5万骑兵拦截。激战中，双方伤亡都很大。匈奴乘夜在汉军阵前挖了一条深数尺的壕沟，然后从汉军背后发动猛袭，汉军大乱，全军覆没，李广利兵败投降，一年后，被杀。这样，汉武帝后期对匈奴的第五次出击，也是汉武帝统治时期对匈奴的最后一次大战，终以汉军的惨败而结束。汉武帝对此战的失败极为痛心，他下诏称："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③。此时，由于连年对外用兵，西汉的国力、军力大损，民怨纷起，各种矛盾激化，许多地方都爆发了农民起义，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巫蛊事件，卫太子兵败自杀，这一系列的打击使年老的汉武帝深悔自己过去的劳民伤财。于是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下诏自责，拒绝了桑弘羊募民屯田轮台的建议，决定停止对匈奴用兵，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禁苛暴，止擅赋"④，让民众休养生息，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这就是有名的"轮台诏令"。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逝，终年71　岁。临终前他指定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c　、左将军上官桀辅佐其于刘弗陵，即

①　《汉书·匈奴传》。

②　《汉书·匈奴传》。

③　《汉书·西域传》。

④　《汉书·西域传》。

汉昭帝。昭帝时年8　岁。霍光等继续了汉武帝终前规定的"与民休息"的政策，到汉宣帝时西汉又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

汉武帝统治后期对匈奴的5　次用兵，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或无功而还，或损兵折将，甚至全军覆没。究其原因，虽与国力损耗过大，军力下降，战马严重不足有关，但主要原因还在于作为最高统帅的汉武帝本人的失误。经过前一阶段的几次重大胜利，汉武帝渐渐失去了清醒的头脑，日益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不再有全盘、周密的考虑，更没有切实可行的战略布署，甚至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盲目出兵，以致劳师损财，得不偿失，也给匈奴拦截远征汉军以可乘之机；在战役组织上，没有认真协调多路出击的汉军之间相互配合，造成他们各自为战，甚至让步兵孤军远出千里，到不适合步兵作战的荒漠地区与匈奴骑兵作战，从而给匈奴军各个击破提供了便利；在用人方面更是集中体现了汉武帝晚年的昏庸。他不再象以前破格提拔卫青、霍去病那样，选派优秀将领统军出战，而是重用毫无军事统帅之材的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夫人李氏的哥哥，汉武帝为了让他立功，每每让他作为主帅统兵出征。但从李广利4　次出击匈奴，直至全军覆没，投降匈奴的过程看，李广利在军事指挥上是庸材，这一点汉武帝不可能没有看出来。汉武帝一味重用李广利，也说明汉武帝在失去卫青、霍去病之后已无可用的征战主帅，将才的匮乏，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反观匈奴，虽然整体实力已远远低于西汉，战争主动权也不在其手，但它能吸取以前战败的教训，利用汉军的种种失误，使汉军的5　次远征远未达到预期的目的。

（五）西汉后期对匈奴的战争汉昭帝即位后，在霍光等人辅助下，致力于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此时，匈奴经过汉武帝几十年的穷追猛袭，疲困已极，元气丧失殆尽，其衰落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孤鹿姑单于死。匈奴统治集团在立单于问题上发生矛盾，最后左谷蠡王壶衍鞮立为单于，但匈奴内部出现了分裂的迹象。壶衍鞮单于新立，匈奴恐西汉发动进攻，为了表示和解之意，匈奴送还了苏武等以前扣留在匈奴不愿投降的西汉使者。

但是到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匈奴又开始袭扰汉边。是年秋，匈奴骑兵侵入代郡，杀代郡都尉。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匈奴又以2万骑兵，分成4　队，同时进犯汉边。汉军发兵迎击，击败匈奴军，追斩捕虏9　千人，并生擒其瓯脱王。匈奴见瓯脱王被擒，恐其引汉军来袭，又往西北远徙。

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侦知酒泉、张掖一带汉军兵力薄弱，欲出兵抢夺两郡。汉军从俘虏口中得知了匈奴的计划，立即加强了戒备。不久，匈奴右贤王、犁汗王率4　千骑兵，分为3　队，侵入张掖的日勒、屋兰、番和等地，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迎敌，大败匈奴军，杀犁汗王，匈奴逃脱者仅数百人。从此，匈奴不敢再入袭张掖。第二年，匈奴3　千余骑侵入酒泉，掠杀数千人。随后数万骑兵南下寻机入侵汉边。此时，西汉边防军已严加戒备，匈奴军无机可乘，退去。

昭帝时，由于霍光等坚决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致力于恢复经济，增强国力，因此对匈奴采取守势，仅在昭帝末期，利用匈奴、乌桓交战之机派度辽将军范明友将兵2　万骑，出辽东击匈奴，匈奴军怯战，不战自退，范明友乘机袭乌桓，斩杀6　千余人，其中包括乌桓3　个王。

匈奴见汉兵强大，不敢再南下，便向西域发展，进攻与西汉有"和亲"

关系的乌孙，夺其车延、恶师等地。乌孙向西汉求援。恰在此时，平元元年（公元前74年），昭帝死，汉军未出。霍光等先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但仅27　天即因其放纵无度而废之。随后，又立汉武帝曾孙刘病已为帝，是为汉宣帝。

宣帝即位，乌孙又遣使请求西汉出击匈奴，并愿以5　万精骑配合汉军。

此时，西汉经过十余年休养生息，逐渐恢复了国力殷富、兵强马壮的盛世局面。汉宣帝和霍光决定出兵打击匈奴。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宣帝下令挑选全国的精兵组成远征军，并任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率兵4　万余骑，出西河；度辽将军范明友将兵3　万余骑，出张掖；前将军韩增率兵3　万余骑，出云中；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率兵3　万余骑，出酒泉；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率兵3　万余骑，出五原。5　位将军共统兵16　万骑以上，各出塞2　千余里寻歼匈奴军。另外，汉宣帝还令校尉常惠督护乌孙发兵5　万余骑，从西边进击匈奴。匈奴得悉汉军大举来攻的消息，急忙将人畜向北方远徙。

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春，5　将军率军从长安出发。度辽将军范明友出塞1200　余里，至蒲离候水，歼敌700　余人，获马牛羊万余头；前将军韩增出塞1200　余里，至乌员、候山一带，歼敌百余名，获马牛羊2000　头；蒲类将军赵充国本与乌孙相约在蒲类泽会合后，共攻匈奴，但乌孙军先到，见汉军未到，便退走。赵充国率军出塞1800　余里，未能与乌孙军会合，便转而向西，在候山遇匈奴小股部队，杀单于使者蒲王以下300　余人，获马牛羊7000余头，得知匈奴已远去，便引军退回；祁连将军田广明出塞1600　里，至鸡秩山，斩俘19人，获马牛羊百余头。这时，西汉出使匈奴的使臣冉弘等从匈奴返回，遇田广明军，告诉他鸡秩山西边有大队匈奴人马。但田广明怯战，拒绝听从部下劝谏。下令退军；虎牙将军、云中太守田顺出塞800　余里，至丹余吾水即止兵不进，下令回军，并诈称斩俘1900　余人，获马牛羊7　万余头。常惠率乌孙军回军途中攻入匈奴右谷蠡王王庭，斩俘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长、将以下39000人，获马牛羊骆驼等牲畜70　余万头，大获全胜。

汉宣帝和霍光发动的这次5　路大军远征匈奴之战，是西汉对匈奴作战以来出动精锐骑兵最多的一次，共达16　余万精骑，表明了宣帝欲彻底摧毁匈奴的决心。但是其结果却十分不尽人意，取得的战果微乎其微，这其中的原因固然与匈奴早有所防，人畜军队早已远遁有关，但主要原因在于作为主帅的汉宣帝和霍光（宣帝前期仍由霍光辅政）不具备汉武帝那样的"雄才大略"，缺乏统兵之才。对这次出兵，他们没有确立具定的战略目的，制定具体的战略计划，只是笼统地规定5　路大军各出塞2000　余里，使统兵之将不知自己的战略任务，而且没有统一指挥，5　路大军各自行动、各行其事，因此5　路大军没有一路进至预定歼敌地区，便各自引军撤回了。

五月，各路汉军返回。宣帝下令将虎牙将军田顺、祁连将军田广明下狱问罪，2人自杀。其余3　将赦免不罪。封常惠为长罗侯。

汉军这次大举出击，虽未给匈奴造成直接打击，但在匆忙北徙途中，其民众及畜产的损失极为严重，实力愈发衰落。匈奴深恨乌孙。这年冬，壶衍汗单于亲领万余骑兵进攻乌孙，捕虏不少人口，但是匈奴军在回军途中，遇大雨雪，冻死不少人，生还者尚不到1／10。与此同时，匈奴北面的丁令、东面的乌桓、西面的乌孙乘机进攻匈奴。交战中匈奴损失人口数万，马数万匹，牛羊更是无数，再加上冻饿而死，匈奴部民死者3／10，畜产死亡过半，国力更加虚弱。原被匈奴征服的诸国纷纷摆脱匈奴的控制。西汉也乘机出动3000骑兵，分3　路，同时进攻匈奴，捕虏数千人。匈奴无力再战，自此匈奴鲜来袭扰汉边。

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匈奴壶衍汗单于死，其弟左贤王虚闾权渠立为单于。此时，西汉见匈奴势弱，为减轻百姓负担，撤去了一些外城（西汉建于塞外用于屯兵守边之城）。虚闾权渠单于闻讯大喜，欲与汉和亲。其左大且渠却与呼卢訾王各将万骑南下，欲相机袭汉。匈奴军未到汉边，其兵3　骑逃亡入汉投降，报告匈奴军将来之事。汉宣帝立即下令调集边郡骑兵屯于要害之处，严加防范，并命大将军军监治众等4人，将兵5　千骑，分3　队，出塞迎敌。匈奴军发现有人逃亡入汉，便不敢再犯汉边，退走。治众等各出塞数百里，未见匈奴大军，仅捕虏数十人而回。这一年，匈奴又遇大饥荒，人民畜产死亡十分之六七，实力进一步衰落。

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死，右贤王屠耆堂立，是为握衍朐鞮单于。

握衍朐鞮单于即位后，与西汉修好，派其弟伊酋若王胜之入汉献礼。但是握衍朐鞮单于在内部大肆排挤、诛杀虚闾权渠单于的旧臣和子弟近亲，激化了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握衍朐鞮单于即位后不久，与他素有矛盾的日逐王即率部众数万骑降汉。宣帝封其为归德侯。其后匈奴内部更加分崩离析。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匈奴左部贵族立稽侯■为呼韩邪单于，发兵西击握衍朐鞮单于。握衍胸鞮单于战败自杀。随之匈奴各地贵族纷纷自立为单于，出现了5　单于争位的局面。

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匈奴终于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呼韩邪单于被其兄西部郅支单于击败，乃于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降汉，引部众南移，居汉边塞以外。第二年呼韩邪单于入朝觐见，宣帝以高于诸侯王之礼，迎送呼韩邪单于，并赐予大量财物。次年，呼韩邪单于再入朝，宣帝对他恩礼如初。

西部郅支单于打败呼韩邪单于后，进入单于庭，成为统治匈奴的主要力量，后见呼韩邪单于降汉，自感难以与之抗衡，遂引众而西，先后击败匈奴右部的伊利目单于和西域乌孙，并趁势击破坚昆，迫降乌揭、丁令。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宣帝病逝，元帝即位。元帝即位不久，郅支单于杀汉使谷吉，因怕西汉发兵攻袭，又率众西移，迁至康居东南，与康居联合，侵袭四周西域诸国，强迫他们向其纳贡，严重威胁西汉在西域的利益。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在副校尉陈汤力主之下，"矫旨"发兵，调集西域诸国军队及汉车师戊已校尉屯田卒共4　万余人，分两路进击郅支单于。那支单于兵败被杀，其阏氏、太子、名王及1500　余人均战死，400　余人被俘，其余1000　余人投降。至此，西汉彻底消灭了匈奴对抗势力，在对匈奴的战争中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朝。元帝对他礼赐如初，并将后宫良家子王嫱（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从此匈奴单于不断朝汉，并遣子入侍，直至西汉末，汉匈一直和平共处。

西汉与匈奴的战争，自高祖刘邦至汉元帝，历时160余年，终于以西汉的胜利而告终。这场战争是以汉族为首的北方各族人民反对匈奴奴隶主贵族集团野蛮劫掠、杀戮无辜的正义战争，同时也是西汉王朝统一北方的战争。西汉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扩展了西汉王朝的北部疆域，使其北达今贝加尔湖，西至今巴尔喀什湖，东临大海。同时加强了北方各族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族社会的进步。也使西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强大的封建大帝国之一。在这场战争中，汉匈双方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军事统帅和军事将领，如汉武帝刘彻、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飞将军"李广，以及韩安国、赵充国、公孙贺、李陵等，另外还有匈奴冒顿单于等，他们以及他们经历的每一次重大战役，在中国军事史上都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八、西汉通西域的战争西汉时期，今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即今新疆以及更远的地方，统称为西域。这是广义的西域。

狭义的西域，仅指今新疆天山南北，即玉门关、阳关以西，巴尔喀什湖和葱岭以东，准噶尔沙漠以南，西藏高原以北的地区。西汉初，这里有36个小国，后又分为50　余国。

西域诸国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绝大部分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周边。塔里木盆地南缘有且末、小宛、精绝、扞弥、于阗、皮山、莎车等国，被称为"南道诸国"；在盆地的北缘有危须、焉耆、尉犁、乌垒、龟兹、姑墨、温宿、尉头、疏勒等国，被称为"北道诸国"；在盆地西南、葱岭一带有蒲犁、无雷等国；在盆地的东端有楼兰，后称鄯善。这些国家语言不一，习俗各异，互不统属，人口少则几百，多则数万，一般为几千人到两三万人，龟兹人口最多，才8　万人。它们多以城郭为中心，居民多从事农牧业，少数国家逐水草而居，单纯从事畜牧业，以畜产品等与邻国交换粮食等农产品。有些国家生产力水平有相当发展，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楼兰人就懂得制造铁兵器。

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准噶尔盆地，是一个游牧区域。盆地西部的伊犁河流域，原来居住着塞种人。西汉文帝时，原来游牧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人，被匈奴逼迫，西迁至此，挤走了塞种人。其后，原居住于河西一带的乌孙，为了摆脱匈奴的羁绊，也向西迁徙到此，把月氏人赶走，占领了这块土地。大部分月氏人被迫再往西迁到妫水（今阿姆河）以北地区，称大月氏，少部分留下来，称小月氏。乌孙有63　万人（包括留居此地的塞种人和月氏人），他们与匈奴同俗，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准噶尔盆地以南的天山缺口，由姑师控制。姑师后来分为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前国一带土地肥沃，农业相当发达。

从玉门关到西域，有两条主要通道：一条经塔里木盆地东端的楼兰（鄯善），折向西南，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可至中亚的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另一条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可至中亚的大宛、康居、奄焉等国。

西汉文帝初，匈奴的势力扩展到西域地区，在这里设置了"僮仆都尉"

一职，对西域诸国进行监视，向它们征收繁重的赋税，并把西域作为进攻西汉王朝西北部的战略基地，对西汉构成极大的威胁。

汉武帝对匈奴进行战争时，为了截断匈奴右臂，曾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汉中人张骞赴西域联络大月氏，欲利用大月氏与匈奴的矛盾，与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张骞虽因大月氏不愿东返而未能完成此行的任务，但他在西行途中，传播了西汉的国威，获得了大量前所未有的西域资料，使西汉政府增加了对西域的了解，沟通了西汉与西域各族之间的联系。

漠北战役之后，匈奴单于退往漠北，河西走廊也为西汉所控制，通往西域的道路已经打开，但是匈奴在西域仍保存着相当的势力，严重威胁着汉与西域的交通。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再度出使西域，欲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与西汉共同对付匈奴，仍未达到目的。但张骞派出的各位副使，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大夏等国。这些国家与乌孙都派出使者入汉答谢，使西汉与西域诸国的联系更加密切。从此，西汉同西域的交通频繁起来。西汉王朝每年派到西域去的使臣，多则十几批，少则五、六批，每批数百人到百余人不等。这些使臣既担负着政治使命，同时也携带着许多西汉物产，与西域诸国进行经济交流。西汉以丝织品为代表的商品源源不断输往西域。西域诸国也经常遣使入汉。匈奴统治者极不情愿看到西汉政府和西域各国之间联系的加强，他们或派出军队，或利用他们所控制的一些西域国家，劫掠汉使，遮断道路，竭力破坏汉与西域的联系。为了确保西域通道，西汉政府在西域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

（一）征服楼兰之战楼兰位于塔里木盆地的东端，扼西汉通往西域的要冲。西南通扞泥、且末、小宛、精绝、于阗等国，北通车师（姑师），西北通焉耆、龟兹等，东当白龙堆，通敦煌。国都为楼兰城（今新疆罗布泊西北）。楼兰沙漠多，水草少，以畜牧业为主，农田不多。人口1　万余，胜兵二、三千。

汉武帝通西域后，西汉使者经常往来途经楼兰，让楼兰供应粮食和饮水，一年中多至十几批，有的使者甚至劫掠楼兰人，引起楼兰的厌烦和不满。楼兰仰仗匈奴的支持，数次出兵攻劫、袭杀汉使，有时充当匈奴耳目，向其密报汉使动向，让匈奴出兵拦截汉使，使西汉与西域诸国的交通受到很大阻碍。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命从票侯赵破奴率兵数万击姑师（车师）及楼兰。姑师也多次袭杀汉使。赵破奴令数受楼兰追杀、拦截之苦的王恢为先锋，率700人，攻破楼兰，俘楼兰王。楼兰降服于西汉。汉武帝封王恢为浩侯。

匈奴闻楼兰降汉，遂发兵出击楼兰。楼兰不敢抵敌，只好分遣王子入质西汉与匈奴，向两面称臣。李广利征大宛时，楼兰受匈奴指使欲发兵袭取汉军后队，被汉军发觉。汉将正任文领兵从小道袭取楼兰，擒楼兰王。楼兰王诉苦说："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①。汉武帝体谅其处境，放他回国。以后匈奴不甚亲近楼兰。

武帝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楼兰王死。楼兰国遣使来接在汉为质的王子回国即位。但汉以王子犯罪，已将其处以宫刑，不便送其回国，乃找借口，拒绝楼兰之请。于是楼兰改立他人为王。后楼兰王又死，匈奴抢先将楼兰质子安归送回国即位。自此，楼兰倒向匈奴，继续拦截汉使。安归弟尉屠耆降汉，将情况报告西汉。

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大将军霍光遣平乐监傅介子到楼兰刺杀安归，立尉屠耆为王，更其国名为鄯善，迁都扞泥城（今新疆若羌附近）。其后西汉常遣吏卒在其伊循城（今新疆若羌东米兰附近）屯田，镇抚其国。并自玉门关至楼兰，沿途设置烽燧亭障。

（二）与匈奴争夺车师（姑师）之战车师，原名姑师，位于准噶尔盆地的东边缘，扼天山缺口。其国都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北）。北通楼兰，西通焉耆、龟兹等，西北通乌孙，

①　《汉书·西域传》。

东北通匈奴。姑师对过往的汉使索要食粮、饮水等也甚感烦劳，常攻劫汉使，或充当匈奴耳目，让其出兵袭截汉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令从票侯赵破奴击破姑师，威震乌孙、大宛等西域诸国。其后姑师改称车师。因其距汉远，亲近匈奴，敌对过往汉使仍具有很大威胁。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以匈奴降汉的介和王成娩为开陵侯（一称闿陵侯），率楼兰国兵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率数万骑兵来救车师。汉军失利，退回。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令重合侯莽通（一称马通）率4　万骑兵击匈奴，途经车师北。莽通令成娩率军中楼兰、尉犁、危须等西域6　国兵，进攻车师，以扫除大军前进的障碍。6　国兵将车师团团包围，车师投降，臣属于汉。

但汉昭帝时，匈奴又降伏车师，并遣4　千骑兵仿西汉屯田制在车师屯田，监护其国。

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遣田广明等五将军击匈奴。匈奴屯田车师的骑兵惊去。车师又臣属于西汉。

匈奴对车师降西汉极为不满，令其遣太子军宿入匈奴为质。军宿母为焉耆人，他不愿入匈奴为质，逃往焉耆。车师更立乌贵为太子。乌贵即位后，与匈奴联姻，亲近匈奴，与其勾结，劫杀汉通乌孙的使臣。

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秋，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率屯田渠犁的田卒1500人，及西域诸国兵万余人，共击车师。破交河城。因乌贵在交河城北的石城，未能抓到他。后汉军粮尽，退回渠犁。不久，郑吉、司马憙再次发兵击石城。乌贵向匈奴求救，匈奴拒绝出兵。于是乌贵投降汉军。为使汉军相信，他还听从其贵人苏犹的建议，击破匈奴边国小蒲类。

匈奴闻车师又降汉，发兵来攻。郑吉、司马憙引兵北上迎敌，匈奴军不敢前进。郑吉、司马憙遂留20人留守乌贵左右，自引兵还渠犁。乌贵恐匈奴来攻，性命不保，乃率轻骑出奔乌孙。郑吉遂令吏卒300人屯田车师。匈奴单于派兵来争，郑吉、司马憙乃率全部1500　名渠犁屯田卒赴车师，迎击匈奴军。匈奴添兵，汉军抵敌不住退保车师城中。汉宣帝急遣长罗侯常惠，率张掖、酒泉2　郡骑兵来救。匈奴军见汉军大队来攻，退去。郑吉复还渠犁。乌贵逃到乌孙，乌孙上书西汉，称欲将乌贵留在乌孙，以备将来车师有急，可从西面出击匈奴。于是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西汉从焉耆召还车师故太子军宿，立其为车师王，将车师一部分国民迁往渠犁。匈奴也立兜莫为王，率余众保博格达山北麓。自此车师分为前、后两部（亦称前、后国）。后部王都务涂谷（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南山中）。

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分据西域的日逐王降汉。从此西域完全属西汉统治。汉置西域都护，以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驻乌垒城，镇抚西域诸国。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西汉又置戊己校尉，驻车师前国。其后，前部王复还交河城。

（三）远征大宛之战大宛，中亚古国，位于帕米尔西麓，锡尔河中、上游。该国出产良马，尤以汗血马著称，号称天马子。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曾到过大宛，受到大宛王的热情接待。汉武帝听张骞说大宛出产良马，便遣使持千金及金马赴大宛求购。大宛王毋寡爱其宝马，不愿给汉，汉使以大军将至相威胁。毋寡认为西汉远在东方，不会派大军远袭大宛，乃袭杀汉使，掠走其财物。

汉武帝闻使者被杀，财物被劫，不禁大怒，立命李广利任贰师将军，发兵数万远征大宛。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李广利率军出征，一路所经各国都不愿向汉军提供食粮，饮水，闭城抗拒汉军。李广利只好逐个攻打，能攻取的，汉军可以得到一些粮食、饮水；连攻数日不能下者，只好绕城继进。汉军一路消耗过大，到达大宛东境郁成城时，仅剩数千人，且个个饥饿疲困。郁成城守军顽强抵御，汉军攻城不克，自己却伤亡惨重。李广利见汉军锐气已尽，连郁成城都不能攻克，更何况大宛都城了，于是下令撤军，回到敦煌。这次出征前后两年时间，汉军生还者不过十分之一、二。李广利上书请求罢兵，汉武帝十分不满，下令玉门关守将不许李广利军一人入关。李广利心中恐惧，只好屯兵敦煌。

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夏，浞野侯赵破奴击匈奴，其所部2　万骑兵全军覆没。朝臣以为应停止进攻大宛，专力打击匈奴。汉武帝认为，大军已发，却不能降伏大宛小国，有损汉在西域的威望，西域诸国将轻视汉朝，不利于汉对西域的统治，因此他坚持要征服大宛。他将竭力反对出兵大宛的邓光等人下狱问罪，然后动员全国的力量准备第二次远征。他下令赦免囚徒，让他们从军，又调集"恶少年"及边骑6　万人，交李广利指挥，还有大量自愿从军者，远征军总数约10　万之众。另外，还征集了牛10　万头，马3　万匹，驴、骆驼数以万计，驮运军粮及兵器弓弩等。受命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有50余位校尉。由于大宛城的用水都是引自城外，汉武帝下令征集了大批水工，用以断其水源，并利用引水入城之孔道攻入城内。为加强边郡防卫，汉武帝还增调戍甲卒18　万，驻于酒泉、张掖以北，置居延、休屠2　部都尉分统，卫宿敦煌，又发天下七科谪，负责给李广利军运送军粮。在去敦煌的路上，人车相连，络绎不绝。汉武帝还拜两位颇知马者为执驱马校尉，以待攻破大宛后挑选良马。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命李广利再度远征大宛。这次汉军人多势众，声势浩大，沿途小国不敢对抗，纷纷开城出迎，供给食粮和饮水。只有轮台（今新疆轮台）抗拒汉军，闭城紧守。汉军攻数日，破城，屠轮台，此后无人敢挡。为了便于沿途获得足够的食粮和饮水，汉军分作数队西进，李广利率主力3　万人首先抵大宛。大宛出兵迎敌，被汉军杀败，宛军退守郁成城，企图象上次那样拖垮汉军。李广利吸取教训，不再与郁成城守军纠缠，绕过该城，直袭大宛都城贵山城，首先切断其水源，然后将贵山城团团包围，日夜攻打，连攻40　余日，破其外城，杀大宛勇将煎靡。大宛统治集团内部终于发生内讧，其贵人多怨大宛王毋寡匿宝马、杀汉使，招致如此大祸，于是共同杀死毋寡，遣使持毋寡首级赴汉营求和，表示愿将良马驱出供汉军挑选，如果不许和，则杀尽良马，与汉军血战到底。此时，康居派兵来救大宛，驻在附近。李广利又获知贵山内城已有汉人帮助宛人凿井取水，且存粮尚多，他与众将商议，首恶者毋寡已除，如果不许大宛降，其拼死坚守，汉军久攻不下，待汉军疲极，康居再来进攻，汉军就危险了，于是答应大宛的要求，停止进攻内城。大宛也赶出所有马匹，任汉军随意选取，同时还供给汉军大量粮食。汉军取其宝马数十匹，中等以下马3　千余匹。又立大宛贵人中过去对汉亲善的昧蔡为大宛王，与他盟誓后，撤兵东归。汉军始终未能进入贵山城内城。从此大宛服属西汉。

李广利大军舍弃郁成城，西攻贵山城之时，在其大军之后，校尉王申生和曾任鸿胪之职的壶充国率千余人的一支汉军到达郁成城。王申生向郁成城守军索要食物、饮水，被拒绝，于是他轻率地下令攻城。此时，李广利大军已西去200　里，郁成城守军侦知王申生人少势孤，便于一日清晨以3　千兵马出城突袭汉军。王申生全军覆没，仅数人逃脱，报告李广利。李广利命搜粟都尉上官桀攻打郁成城。经过激战，郁成城守军终于抵敌不住，战败投降，郁成王逃往康居。上官桀率军追至康居，向康居要人。康居见大宛已破，遂将郁成王交与上官桀。上官桀手下上邽骑士赵弟在途中杀郁成王。

汉军击败大宛，威震西域。西域诸国纷纷遣子弟入汉贡献，并作为人质。汉武帝对讨伐大宛的胜利，十分欣慰，封李广利为海西侯，赵弟为新畴侯。从征将士升任九卿者3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破大宛后，西汉自敦煌以西至盐泽，沿途修筑烽燧亭障，并在轮台、渠犁一带实行军事屯田，置使者校尉管理，为去西域的汉使提供住处和食粮、饮水。在西域都护正式设立之前，使者校尉实际上成了代表西汉政府领护西域各国的官员。

（四）降伏龟兹之战龟兹，为西域北道诸国之一。国都延城（今新疆库车附近）。其国东通焉耆，西通姑墨，北通乌孙。有人口8　万余，拥兵2　万余。在西域城郭诸国中最为强大。

汉武帝通西域后，龟兹夹在西汉和匈奴两大势力之间，多次反复，袭杀汉使。汉昭帝元凤中（公元前78年左右），汉使傅介子出使大宛，途经龟兹，责问其王。龟兹王向傅介子谢罪。待傅介子从大宛返回，龟兹王告诉他，匈奴使乌孙的使者返回也住在龟兹。傅介子率随从吏卒，袭杀匈奴使者。后汉昭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任命入汉为质的扞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屯田轮台。当初，李广利破大宛回军途经扞弥，恰逢赖丹要去龟兹为质。李广利派人责问龟兹王，不许他入质别国王子，并将赖丹带回长安。这次汉使赖丹率军屯田轮台，龟兹贵人姑翼向其王进言：赖丹受汉官，逼近龟兹屯田，一定会对龟兹造成威胁。龟兹王听从姑翼之议，派兵攻杀赖丹，后又害怕，遂上书谢罪，西汉没有立即出兵。

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长罗侯常惠，监护乌孙发兵5　万大破匈奴后，回朝途中，上书请击龟兹，以偿杀赖丹之罪。大将军霍光令其见机行事。于是，常惠调集龟兹以西诸兵2　万人，又遣副使调集龟兹东面诸国兵2万人，令乌孙发兵7　千，从三面进击龟兹。龟兹王极为惊恐，急忙相告，杀赖丹是前王听信贵人姑翼所干，于己无关，并执姑翼来见常惠。常惠斩姑翼，罢兵。

其后龟兹王绛宾娶乌孙汉解忧公主之女为夫人。绛宾及其后多次入汉朝，与汉亲，诚心臣服于西汉。

（五）击破莎车之战莎车，位于塔里木盆地西南缘，扼西汉通西域的要冲，东南通皮山、于阗，西南通蒲犁、无雷、月氏，西北通疏勒。国都为莎车城（今新疆莎车附近）。

汉武帝通西域后，莎车与西汉建立了友好关系，不断遣子入汉为质。汉宣帝时，莎车王位绝嗣，莎车国人欲自托于汉，又得乌孙之心，乃请立乌孙汉公主之子万年为王。当时万年正在西汉，汉遣使奚充国送万年赴莎车即位。但万年暴虐，令莎车人大失所望。莎车前国王之弟呼屠征杀万年及汉使奚充国，自立为王，并出兵逼迫周围邻国一同叛汉，致使鄯善以西，道路不通。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卫候冯奉世护送大宛等国使臣回国，途经鄯善国伊脩城，驻守于此的汉都尉宋将向他报告了莎车的不轨行为。此时，西域都护郑吉在北道诸国间。冯奉世与副使严昌商议，认为如不立即攻莎车，待其势力强大将难以制服，那样必然危及汉在西域的统治。于是冯奉世下令调集诸国之兵，共15000人，进击莎车，破莎车城，呼屠征自杀。冯奉世另立莎车王其他昆弟为王。其余诸国叛乱也被平息，恢复了西汉在这里的统治。汉宣帝拜冯奉世为光禄大夫。

西汉通西域的战争，既是斩断匈奴右臂，彻底打败匈奴的战争，也是统一西北地区，扩大疆域的战争。经过汉武帝、昭帝、宣帝等几代的努力，终于清除了匈奴在这里的残余势力，确立了西汉对西域地区的统治，为后世西域地区完全统一于中华民族的版图奠定了基础。

九、西汉末农民起义战争西汉末年，社会危机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各地农民起义不断，西汉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外戚王莽于公元8年夺取了刘氏政权，建立"新"朝。王莽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企图通过实行复古"改制"，来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结果"改制"失败，致使已经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终于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西汉末农民大起义，按照起义的地区，大体可分为3　个系统，即：今湖北西北王匡（？～公元25年）、王凤领导的绿林军；今山东东部和江苏北部樊崇（？～公元27年）领导的赤眉军；今河北一带铜马、大彤、尤来等大小数十支总数上百万人的起义军。河北一带的起义军人数虽多，但各部不统一，所以其影响、作用和活动范围均不及绿林军和赤眉军。

（一）绿林军推翻新莽政权的战争新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荆州（今湖北、湖南及河南南阳一带）地区发生严重饥荒，灾民无数，他们四出到野泽掘取野菜充饥，因人数众多，时常发生纠纷。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总是站出来，主持公道，为大家排忧解难，受到灾民拥戴，被推为首领。于是王匡、王凤领导灾民，组成起义军。最初他们只拥有数百人，后来南阳（今属河南）人马武、颍川人王常、成丹等也聚众来投，队伍壮大。他们以绿林山（今湖北京山北大洪山）为基地，四出攻打附近的乡聚，杀富济贫，史称"绿林军"。几个月后，队伍壮大到八、九千人。

绿林军起义后不久，山东爆发了樊崇领导的赤眉军起义，并很快扩展到十余万人。全国其他地区也都相继爆发农民起义，震撼了新莽的统治。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改变了以前招降、收买的手段，组织了百万以上的军队对农民起义军实行全面镇压，重点放在以赤眉军为主的东方。对于绿林军则命令荆州牧率精兵2　万进行围剿。

1。云杜之战地皇二年（公元21年），新莽荆州牧发兵进攻绿林军。王匡闻讯，率绿林军出山迎敌。绿林军以主力在新莽军必经的云杜（今湖北京山）附近设下埋伏，由马武率一部兵力切断敌退路。新莽军到达后，绿林军优兵四起，莽军惊慌失措，数千人被歼。荆州牧率残军回窜，又遭马武军截杀，荆州牧被俘，其余被歼。绿林军缴获了莽军全部辎重。随后，绿林军乘胜攻克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然后回师攻占云杜和安陆（今湖北安陆北），擒获王莽派来巡视的大司马士。

云杜之战是绿林军自起义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的胜利。从此绿林军威名大震，附近义军、农民纷纷来投，队伍迅速发展到5　万余人。

第二年，王莽又派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率兵进攻绿林军。这时，绿林山一带发生了疫病，起义军死亡过半。为了避免在不利情况下与莽军作战，以及防止疫病吞噬全军，四月，绿林军决定分兵转移。一路由王常、成丹（？～公元25年）率领，西入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吸引莽军的注意力，称"下江兵"；一路由王匡、王凤、马武及朱鲔、张卬（一作张印）率领，北上南阳，这是绿林军主力，称"新市兵"。七月，新市兵进入随县，平林（今湖北随县东北）人陈牧、廖湛聚集数千人起兵响应，称"平林兵"。汉室宗亲刘玄（？～公元25年）在这时加入平林兵中。同年冬，汉宗室、南阳豪强、舂陵（今湖北枣阳南）人刘。。、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兄弟也聚集宗族子弟、宾客七、八千人起兵，加入绿林军，称"舂陵军"。十二月，下江兵转战至随县与主力会合，绿林军声势更为浩大。

2。沘水之战绿林军进入南阳后，南阳郡前队大夫（即郡太守。王莽改制改称）甄阜、郡属正（即郡尉）梁丘赐立即调集10　万大军前来镇压。莽军在小长安聚（今河南南阳南）小胜舂陵军后，便不再将绿林军放在眼里。甄阜、梁丘赐下令将辎重全部留在后方，轻装前进。莽军渡过潢淳水，前临沘水（今河南泌阳西），依两水立营。甄阜、梁丘赐又下令毁掉兵营房舍，砸碎釜甑，拆毁后方桥梁，欲与绿林军决一死战。

地皇四年（公元23年）正月，绿林军分两路向莽军发起进攻。下江兵为右翼，首先击破梁丘赐军，接着，左翼舂陵、新市、平林3　支兵也击败了甄阜军。莽军全军溃败，甄阜、梁丘赐死于乱军之中，10　万大军被歼及溺死于潢淳水达2　万余人。绿林军又一次取得了重大胜利。

3。淯阳之战绿林军打败甄阜、梁丘赐军后，立即转兵向西，进攻严尤、陈茂军。此时，严尤、陈茂正在荆州地区镇压当地起义军，闻甄阜、梁丘赐兵败身亡，急忙挥军北上，企图占据宛城（今河南南阳），挽回南阳莽军失败后的不利局势。

宛城是中原重镇，西屏武关，北通洛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严尤、陈茂率军到达淯阳（今河南南阳东）地区时，与绿林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绿林军奋勇冲杀，歼敌3　千余人，号称莽军名将的严尤，抵敌不住，与陈茂率残部狼狈逃走，放弃原计划，退守颍川。绿林军获得大批俘虏和装备，兵力扩大到十余万人，随即围攻宛城。

地皇四年二月，绿林军领袖为了扩大影响，在宛城南面的淯水沙洲上设坛，立刘玄为帝，国号"汉"，建元"更始"。

4。昆阳之战刘玄称帝后，绿林军（汉军）一面由刘。。率领主力继续围攻宛城，一面派王凤、王常、刘秀等率兵北进，相继攻占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东北）、郾县（今河南郾城南）等地，以保障主力攻克宛城。

绿林军（汉军）不断发展壮大，接连攻城略地，使王莽终于认识到绿林军（汉军）对关中威胁最大，遂将镇压重点从东方的赤眉军转向绿林军。地皇四年（更始元年。公元23年）三月，王莽派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征发各郡兵42　万，号称百万，从洛阳南下援救宛城，企图一举消灭绿林军（汉军）。各地郡兵奉命向洛阳集中，旌旗辎重，千里不绝。王邑、王寻率先头部队10万人，在颍川会合了严尤、陈茂军后，直逼昆阳。

此时，驻守昆阳的绿林军（汉军）仅八九千人。面对强敌，绿林军（汉军）将领在弃城而走，还是坚守拒敌的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执。刘秀从全局出发，坚决主张坚守昆阳，以保证主力攻克宛城。正当议而未决之时，莽军已逼近昆阳城北，绿林军（汉军）将领们终于同意刘秀的意见，决定由王凤、王常坚守昆阳，派李轶、宗佻、刘秀等13　骑乘夜突围，到郾县、定陵一带去调集援兵。

莽将严尤颇知用兵之道，他根据当时的战略形势，提出：昆阳虽小，但城坚难攻，大军应绕过此城，先攻宛城绿林军（汉军）主力，绿林军（汉军）主力一破，昆阳必将不战自破。但主帅王邑不知兵法，自恃兵众，欲血洗昆阳，再救宛城，他宣称："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今屠此城，喋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①。莽军列营百余座，将昆阳包围了数十层，旌旗蔽野，钲鼓之声闻于数十里之外，日夜攻打，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强攻。绿林军（汉军）战斗得极为艰苦，守将王凤一度动摇，向王邑乞降，但王邑认为攻克昆阳指日可待，不许王凤投降。使守军认识到只有拼死坚守，以待援军才能有生路，于是更加顽强地与莽军搏杀。最紧张时，城内居民也一起登城固守，打退了莽军无数次疯狂的进攻。

严尤见昆阳久攻不下，又建议：网开一面，撤去一角包围，让守军出逃，传播战败的消息，使宛城绿林军（汉军）胆寒。但王邑仍拒绝采纳，自恃兵多将广，一定要强攻下昆阳，以显示兵威。然而，他又不认真指挥作战，将攻城之事搁置一边，整日忙于向附近郡县勒索贿赂。

正当昆阳激战时，李轶、宗佻、刘秀等人在定陵、郾县紧急调集各路援兵，但一些将领贪惜自己的财物，想就地分兵留守，不愿救援昆阳。刘秀提醒他们：如果能破敌，将来珍宝财物会比现在多万倍；如果为敌人所败，脑袋都保不住，还谈什么金银财物。于是各路援兵跟随李轶、刘秀开赴昆阳。更始元年（公元23年）六月，李轶、刘秀率1　万余援军赶回昆阳。刘秀率精锐步骑兵1　千余人为前锋，李轶领主力在后，前至距莽军四、五里列成阵势。王邑、王寻见绿林军（汉军）援兵人少，根本未将刘秀放在眼里，只派几千人开营迎战。刘秀立即向莽军发动猛攻，斩杀数十人，鼓舞了士气，接着又向莽军发动连续进攻，歼敌近千人，大败莽军，绿林军（汉军）士气大振。此时宛城在绿林军（汉军）的长期围困下，内无粮草，外无援军，守将岑彭（？～公元35年）终于被迫投降。但这个消息尚未传到昆阳。刘秀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动摇莽军军心，假传宛城已破，绿林军（汉军）主力将至昆阳。消息传到昆阳城内，守军立刻士气高涨，更加坚决守城，并随时准备出城歼敌。莽军得此消息，个个心情沮丧，士气低落。绿林军（汉军）在气势上已占据了优势。

刘秀在取得初战胜利后，决定对莽军中坚发起进攻，使其丧失指挥功能，造成莽军混乱，再乘机破敌，解除昆阳之围。他又精选了3　千勇士，迂回到城西，涉过昆水，直攻莽军中坚。此时，王邑、王寻仍不以为然，他们见刘秀来攻自己，乃亲率万余人迎战。为了防止各营出现混乱，他们下令各军不准擅自出战。刘秀指挥3　千勇士，猛攻王邑、王寻军。莽军士兵多系被胁迫来的，本无斗志，经不住刘秀军的猛攻，很快溃败奔逃，其余各军因未得到出击的命令，不敢轻举妄动。刘秀军击败王邑、王寻的中坚，斩杀王寻。此时昆阳城绿林军（汉军）见莽军阵脚已乱，立即开城杀出，与援军内外夹击，一时间杀声震天。莽军失去主帅，各军不知所措，乱作一团，很快全军崩溃，四散奔逃。此时又逢狂风暴雨，瓦掀石滚，绿林军（汉军）穷追猛撵，莽军互相践踏，积尸遍野，无数兵卒溺于■水（今河南叶县沙河），水为之不流。王邑、严尤、陈茂仅率极少数残军逃回洛阳。绿林军（汉军）缴获了莽军大量辎重和装备，各种战利品堆积如山，绿林军（汉军）一连搬了一个多月还

①　《汉书·王莽传下》。

没搬完。

昆阳之战，绿林军（汉军）消灭了王莽的主力军，震动了新莽朝廷上下，使其统治临于土崩瓦解之势。这次战役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刘秀为绿林军（汉军）的胜利，立下了极大的功劳。

昆阳保卫战之后，绿林军（汉军）内部将领之间的矛盾激化。刘玄在农民将领李轶、朱鲔等人的支持下，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刘稷及其部将刘稷处死。刘秀表面无所举动，暗中却窥测时机，积蓄力量。

5。攻陷长安之战昆阳之战后，新莽统治末日来临。不仅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且统治集团内部也众叛亲离，不少地主豪强也乘机起兵，如天水豪强隗嚣占据陇西，蜀郡太守公孙述割据巴蜀等。王莽能控制的地区，仅剩洛阳至长安之间的狭窄地带。为了作最后挣扎，王莽将在东方与赤眉军作战的太师王匡（？～公元23年）、国将哀章调回，固守洛阳；命王邑从洛阳赶回长安，任为大司马，并任张邯为大司徒，苗为国师；令都尉朱萌、右队大夫（即弘农太守。王莽改制改称）宋纲防守武关；任命九位将军，均以"虎"为号，称"九虎将军"，率北军精兵数万，在华阴（今陕西华阴东）、回溪（今河南洛宁北）一带布防。为了逼使九虎将认真防守，拼力死战，王莽将他们的家眷扣留在宫中做为人质。当时，新莽国库中有60　多万斤黄金和无数珍宝，九虎将要求王莽散财励士，但王莽只给每位将领4　千钱，引起九虎将和兵士的极大不满，无心作战。

昆阳大捷后，绿林军休整了近3　个月，于同年八月，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匡率领，北攻洛阳；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领，西入关中，直取长安。在此之前，刘秀已率兵攻取了颍川郡的父破（今河南陕县西南），招降了附近的5　个县，被任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随后北渡黄河，到河北招降那里的各支起义军及州郡县王匡率领北攻洛阳的军队，一路进展顺利。九月，攻克洛阳，杀王匡、哀章。十月，刘玄将首都自宛城迁移到洛阳。

西路军在武关迫降都尉朱萌，攻杀右队大夫宋纲，占领了武关，进入关中。这时，析县（今河南西峡）人邓晔、于匡，弘农人王宪等起兵响应。绿林军（汉军）又在华阴击败了九虎将，迫使史熊、王况"二虎"自杀，另"四虎"逃亡，剩下郭钦、陈翚、成重"三虎"收集残兵退守渭口（今陕西华阴北）。李松率3　千人与邓晔合兵进攻渭口，未能攻下。于是2人驻守华阴，以待后队，同时分兵出击莽军。邓晔命王宪率数百人，北渡渭河，进入左冯翊（今陕西西安北），向长安北侧迁回。王宪军所到之处，莽军望风归降。李松也派部下韩臣向西直取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击败新莽波水将军窦融，并乘胜追至长安的长门宫（今陕西西安东北）。

绿林军（汉军）兵临长安，城内市民纷纷起而响应，举行暴动。王莽手中无兵可调，便效法秦二世，将狱中囚徒释放出来，编成军队，命将军史湛指挥，进攻绿林军（汉军）。但这支囚徒军刚过渭桥，便发生哗变，一哄而散，并掘毁了王莽的祖墓，焚烧其九庙。

十月一日，绿林军（汉军）攻入长安宣平门，与王邑、王巡等指挥的莽军激战。第二天，城中市民放火焚烧皇宫，引起王莽及众大臣极度惊慌。第三天，王邑指挥的莽军经过数日激战，伤亡惨重，无法抵敌，与王莽退守未央宫中的沧池渐台，企图依池拒守，做最后的挣扎。绿林军（汉军）与长安市民将渐台团团包围，猛烈攻打，王邑、王巡先后被杀，王莽无处可逃，长安商人杜吴冲上渐台，将王莽杀死。随后，绿林军（汉军）占领了整个长安城。新莽政权终于被推翻。不久，刘玄移都长安。

绿林军（汉军）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由一支数千人的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最终攻入长安，推翻新莽统治，其原因除人心向背等政治因素外，在军事上：其一，全国农民起义的迅猛发展，使农民起义军占据了战略上的主动，莽军则陷入完全的被动。绿林、赤眉、河北等地的农民起义几乎同时爆发，且同样发展迅速，轰轰烈烈。各路起义军虽然在主观上缺乏主动的配合和支援，但客观上，各路起义军的迅猛发展，使王莽无法做出正确判断，只能派兵分头镇压，分散了兵力。莽军多方应付，疲于奔命，在战略上完全陷于被动。当绿林军处在最困难时，王莽将镇压重点放在东方，投入主要兵力进攻赤眉军，使绿林军摆脱了困境，迅速发展壮大。当王莽意识到绿林军对其统治已构成严重威胁时，一次又一次的军事镇压又全归于失败，终于被绿林军彻底推翻。因此绿林军的胜利，实际上也是整个起义军的胜利。其二，以王匡、刘秀为代表的绿林军将领，执行了正确的军事战略。云杜之战，关系到绿林军的存亡与发展。王匡正确地做出决断，不死守绿林山，而是主动出击，设伏于莽军必经之路，以少胜多，全歼莽军，使绿林军迅速发展壮大。当绿林山疫病严重，队伍大量减员时，王匡等人果断舍弃根据地，分路行动，不仅使自己摆脱了困境，而且扩大了影响，进一步壮大了队伍。昆阳之战，刘秀胆识过人，充分体现出他杰出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指挥才能，是绿林军战胜数十倍之敌，消灭莽军主力的大功臣。其三，莽军将领庸碌骄狂，盲目轻敌。云杜之战，荆州牧率2　万精兵，被王匡等不足万人之军全歼，不能说这不是因轻敌所致。沘水之战，甄阜、梁丘赐骄傲轻敌，致10　万大军被绿林军以少胜多，2　将兵败身死，也是轻敌所致。昆阳之战，莽军主帅王邑狂妄自大，盲目轻敌表现到了极点。莽军以42　万大军南下救援宛城，是为夺取战略上的主动。但王邑看不到宛城所具备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不迅速挥军南下，而是驻足昆阳，在一个无足轻重，不具任何战略意义的小城，为显示所谓兵威，以几十万大军与区区八、九千人进行决战，可见无能之极。严尤的两次建议，不能说不具备战略远见，但这些对莽军战略全局极为有利的良策，全被骄狂无能的王邑拒绝。莽军几十万大军顿兵坚城之下，坐视宛城失守，战略上丧失了可贵的时机。当刘秀等以区区万余人回救昆阳时，王邑不利用其兵力上的优势，全力围歼绿林军援军，而是仅出动极少部队与其交战，变优势为劣势，给刘秀等以可乘之隙，结果被斗志高昂的绿林军杀败，攻破中坚，主帅之一的王寻也被杀，牵动全军，几十万大军陷于混乱，终于战败溃散。实际上王邑哪怕采用严尤一条建议，或接受王凤投降，或以优势兵力围攻绿林军援军，都有可能使刘秀无用武之地。其四，莽军士气不高，兵无斗志。莽军中士兵多系强征而来的农民，有不少人还是临时强拉入伍的，他们对王莽随心所欲、脱离实际、搜刮式的"改制"早已恨之入骨，不愿为王莽统治集团卖命，士气极为低落，与农民起义军高昂的斗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绿林军能一次又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客观原因。

（二）赤眉军反对新莽统治的战争绿林军起义后的第二年（公元18年），琅邪（今山东诸城）人樊崇率领100　多人在莒县起兵。当时青、并、兖、徐等州正发生严重的灾荒，广大农民无法生存，纷纷起而响应樊崇。很快这支起义军就发展到1　万余人，他们以泰山为根据地，杀县吏，劫官府，多次打败前来围剿的新莽地方郡兵，声势越来越大。后来，樊崇的同乡逢安，东海（今山东郯城）人徐宣、谢禄、杨音等聚集了数万人归附樊崇。比樊崇早1年起义的琅邪海曲（今山东日照西南）妇女吕母率领的起义军，在吕母死后，其部众大多数也并入樊崇起义军。起义军已发展到十余万人。

最初，王莽集团对樊崇起义军十分轻视，尤其对起义军没有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只以言辞为约束，甚为轻蔑，认为他们是"饥寒群盗，犬羊相聚"①。后来见起义军日益壮大，地方郡兵屡遭败绩，特别是领青、徐2　州牧事田况所率的4　万大军也为樊崇起义军击破，王莽才渐感忧虑不安。

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派太师羲仲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率大兵镇压樊崇起义军。景尚、王党进入青、兖地区后，到处抢杀劫掠，引起当地人民的憎恶。樊崇见莽军来势汹汹，率领起义军避开其锋芒，与莽军周旋。一直到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二月，樊崇见莽军四处转战，已疲惫懈怠，于是指挥起义军对莽军发起突然进攻，景尚、王党猝不及防，其军遭全歼，景尚被杀，王党下落不明。

这一仗使王莽统治集团上下震动极大。同年四月，王莽又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公元22年）统十余万精兵东征，企图一举消灭樊崇起义军。樊崇闻讯，立即指挥起义军作好准备，为了避免与莽军交战时，双方混在一起，无法识别，樊崇下令全军用朱色涂眉，作为标识，由此被称为赤眉军。

王匡、廉丹率领莽军，一路奸淫抢掠，杀害百姓。在兖州无盐（今山东东平东），莽军打败了这里的一支农民起义军，杀死起义军1　万多人。王匡极为得意，欲乘胜直扑梁郡（今河南商丘）赤盾军。廉丹劝他休整军队，以免兵士过分疲劳。王匡不听，竟自率军而走，廉丹无奈只好领兵相随。樊崇了解到莽军动向后，立即指挥泰山地区的赤眉军主力，急进至莽军南移途径的成昌（今山东东平西）地区，设下埋伏。王匡由于无盐的胜利，不把起义军放在眼里，大摇大摆地向梁郡前进。当莽军行至成昌时，遭到赤眉军的突然进攻，王匡、廉丹指挥莽军仓促应战，双方展开激烈的冲杀，互有伤亡，但赤眉军越战越勇，莽军渐渐支持不住，王匡见势不妙，弃军先逃，廉丹不肯逃走，被起义军杀死，莽军全部被歼。随后赤眉军又攻下无盐，守军1　万余人也全部被歼。赤眉军乘胜西进，推进到濮阳（今河南濮阳南）、陈留（今河南开封）一线，威胁洛阳，与绿林军形成摇相呼应之势。

这时王莽感到赤眉军的威胁最大，急忙令国将哀章率30　万大军驰援败逃至洛阳的王匡，准备再向赤眉军发动进攻。又派大将军阳浚率重兵驻防敖仓（今河南荥阳北）。后得知绿林军已建立政权，并围攻宛城，王莽又感到绿林军对关中威胁最大，急忙改变计划，把主力用于南方。

此后赤眉军在今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省交界地区，积极活动，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有力地配合了绿林军的行动。

（三）赤眉军攻灭更始政权（绿林军）的战争

①　《汉书·王莽传下》。

当更始皇帝刘玄移都洛阳时，赤眉军正活跃于濮阳、颍川一带。樊崇亲率20　余人赴洛阳联络。但刘玄拒绝与赤眉军合作，只授给樊崇等人一些空头官衔。樊崇见刘玄集团不怀好意，便在刘玄迁都长安之前，率众人潜出洛阳，继续领导赤眉军。

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二月，刘玄将首都移往长安。赤眉军乘更始政权西移的机会，立即兵分两路向西发展，一路由樊崇、逄安率领，攻取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南击宛城；一路由徐宣、谢禄、杨音率领，进占阳翟（今河南禹县）、梁县（今河南临汝西南）。由于王莽政权已被推翻，起义目的已经达到，赤眉军中许多士兵离家长久，思乡心切，不愿继续从军作战，要求东归。樊崇等人认为部队东归必散，同时出于对刘玄集团的愤懑，决定西攻长安，以求新的发展。于是，这年冬季，樊崇、逄安和徐宣、谢禄等两路大军，分别由武关和陆浑关（今河南嵩县北）进攻长安。赤眉军沿途击败了更始抗威将军刘均和讨难将军苏茂两军，于次年（公元25年）正月，会师于弘农（今河南灵宝东北）。这时，刘玄派其丞相李松率大军前来堵截，结果被赤眉军打败，损失3　万余人，李松弃军逃回。赤眉军继续向长安推进。

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赤眉军在郑地（今陕西华阴县北）拥立一个15　岁的汉宗室后裔刘盆子为皇帝，国号也称"汉"，年号"建世"。随后顺利进占华阴地区，又在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击破更始王匡、陈牧、成丹、赵萌、李松诸部，直逼长安。

这时刘秀也在河北称帝，并派大将邓禹攻取河东，从北面威胁长安。这样不仅削弱了更始政权的实力，而且迫使更始政权不得不派兵抵挡刘秀军，分散了兵力。

在大兵压境的紧急关头，刘玄与一部分绿林军将领的矛盾迅速激化。绿林军将领张卬等建议弃城东移，遭到刘玄拒绝，于是张卬与申屠建、廖湛、胡殷等密谋武力劫持刘玄东移南阳，但事机泄露，申屠建被杀，张卬、廖湛、胡殷发兵进攻刘玄，长安城内一片混乱。刘玄逃出长安，奔入赵萌营中，因怀疑王匡、陈牧、成丹是张卬同谋，诱骗3人到赵营。陈牧、成丹先到，被杀，王匡闻讯，逃入长安。刘玄指挥李松、赵萌进攻长安，经过1　个多月的战斗，王匡、张卬战败，投奔赤眉军。刘玄重新回到长安，但赤眉军已兵临城下。九月，王匡与赤眉军联合攻打长安宣平门（即东都门）。李松出战，兵败被俘，其弟城门校尉李汛被迫开门投降，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投降，不久被处死，更始政权灭亡。

绿林、赤眉这两支西汉末农民战争中最主要的起义军，在推翻新莽政权后不久，即陷入火并之中。在战争中，绿林军由于内部分裂，战斗力明显下降。在遭受赤眉军和刘秀两面夹攻的情况下，无能的刘玄作不出任何改变局面的军政决策，只以消极防御分兵抵挡的办法对付两面进攻，结果节节败退，使自己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其手下各部将领在战斗中，互不支援，各自为战，终于被各个击破。赤眉军抓住了更始政权（绿林军）的一系列失误，连战连胜，最终灭亡了建立两年零十个月的更始政权。但两支大军的火并，使刘秀得以坐享其成。

（四）刘秀统一河北的战争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月，刘玄移都洛阳后，不顾大多数绿林军将领的反对，派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的名义，持节北渡黄河，出使河北。当时黄河以北有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数十部农民起义军。他们各领部曲，"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营强盛为名"①，总共有上百万人。除了农民起义军外，还有不少豪强武装和新莽政权的残余势力。更始元年十二月，汉景帝第八代孙、赵缪王刘元之子刘林等人，立诈称汉成帝之子刘子兴的卜者王郎（？～公元24年）为帝，都邯郸，成为河北声势最大的割据力量。刘秀到河北后，以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家制度为号召，所过撤免贪官，平反冤狱，释放囚徒，恢复汉官名称，博得了相当一部分河北人士的好感，得到一些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信都（今河北冀县）太守任光首先表示支持刘秀，刘秀遂以此为基地，征发附近各县壮丁，得精兵4　千。接着新莽和成（今河北晋县南）卒正（即太守）邳彤举城归附刘秀。昌城（今河北冀县西北）人刘植、宋子（今河北赵县东北）人耿纯也各率宗亲子弟数千人，以其所据县邑，投靠刘秀。很快刘秀就聚集了1　万余众。刘秀还招揽一些有才能的地主知识分子，如邓禹（公元2年～58年）、冯异（？～公元34年）等。为了扩大声势，刘秀还假借当地起义军城头子路和刁子都（一作力子都、刀子都）的名义，四处招集人马。

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二月，刘秀羽翼丰满，发兵进攻王郎。王郎派大将李育驻守柏人，刘秀军先头部队由前部偏将朱浮、邓禹率领，2　将未探明敌情，冒然进军，被李育击败，辎重全部丢失。刘秀率主力在后，闻朱浮、邓禹失利，收其散卒，与李育交战，大破李育军，将失去的辎重全部夺回。李育退守柏人城。刘秀攻之不下，遂引兵转而攻打广阿。这时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太守耿况、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率领"突骑"（能冲突敌阵的重骑兵），前来协助刘秀进攻王郎，同时刘玄也遣尚书仆射谢躬领军到河北支援刘秀，刘秀兵力大增，遂东围钜鹿。王郎部将王饶坚守钜鹿，刘秀军攻打月余不能下。后王郎遣倪宏、刘举率数万兵来救钜鹿，被刘秀军击败，战死数千人。四月，刘秀指挥大军进围邯郸，五月，城破，王郎被杀。从此，刘秀在河北站稳了脚跟。

刘秀攻灭王郎后，刘玄恐其势大难制，派人赴河北，封刘秀为萧王，令其罢兵回长安。同时撤消了耿况、彭宠等人的职务，任命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苗曾为幽州牧，并令谢躬率军屯驻邯郸，控制刘秀。刘秀以河北未定，拒绝了刘玄的命令，从此刘秀与更始政权之间出现裂痕。

刘秀的下一个目标对准了这里的农民起义军。他命令吴汉征集幽州10郡兵马，幽州牧苗曾阳奉阴违，被吴汉袭杀。接着刘秀又派耿弇攻杀韦顺、蔡充，翦除了更始政权在这里的力量。更始二年（公元24年）秋，刘秀首先进攻铜马起义军，双方战于鄡县（今河北钜鹿北）。当时铜马起义军拥众数十万，刘秀居劣势，他采取坚守营垒，耗其锐气的策略，不与其大军交战，专断其粮道，消灭铜马军的小股部队。相峙月余，铜马军兵疲粮尽，乘夜退走，刘秀挥军紧追，在馆陶（今河北馆陶）击败铜马军。后高湖、连重起义军赶来救援，与铜马军余部合兵，反击刘秀军，双方在蒲阳（今河北完县西北）激战，最后都被刘秀击败。刘秀将战败的起义军编入自己的军队，实力大增，扩充到数十万人，声威大振，被称为"铜马帝"。接着，刘秀又在射

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注。

犬（今河南武陟西北）击败了大彤、青犊等部十余万农民起义军，并以协同进攻为名，将谢躬军调出邯郸，令吴汉、岑彭袭取邯郸，乘谢躬得胜回军，毫无提防之机，设伏击杀谢躬，吞并其军，与更始政权彻底决裂。

更始二年（公元24年）冬，赤眉军分两路进击长安。刘秀闻讯，立即以邓禹为前将军，率6　员裨将，领精兵2　万乘隙西进，攻略河东，侍机南进关中；同时命寇恂为河内太守，负责兵马粮械的补给；任冯异为孟津将军，驻守孟津，防卫更始政权留驻洛阳的朱鲔、李轶，当时2　将手中掌握着30　万大军。刘秀自己亲率主力北上，进攻元氏（今河北元氏西北）的尤来、大抢、五幡等农民起义军。

邓禹受命后，从野王（今河南沁阳）出发，沿黄河北岸西进。更始三年（公元25年）正月，邓禹率兵经箕关（今河南济源西）入河东，击破更始守关将河东都尉，获辎重千余乘，接着进围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连攻数月，未能下。六月，更始政权派大将军樊参率军数万人，由大阳（今山西平陆西南）渡过黄河，欲解安邑之围。邓禹挥军迎敌，在解县（今山西临猗西南），乘樊参军刚刚渡河立足未稳之际，突然发动进攻杀樊参，全歼其军。不久，更始政权又派驻河东的定国公王匡、襄邑王成丹及在弘农被赤眉军击败逃至此的抗威将军刘均等合兵十余万，共击邓禹。邓禹战败，部下骁骑将军樊崇战死。天黑后，王匡军始停止进攻，邓禹部下劝其撤兵，被邓禹拒绝。第二天是"六甲穷日"①，王匡不肯出兵，使邓禹得以喘息，他整理部队，重新进行部署。第三天天亮，王匡指挥全军猛攻邓禹，邓禹命各部不得妄动，待王匡军冲至营下，突然击鼓出击，大破王匡军。王匡等将皆弃军而逃，邓禹率轻骑急追，杀刘均及河东太守杨宝、持节中郎弭强，获得无数兵器。自此河东全部为刘秀所有。

正当邓禹在河东作战时，孟津将军冯异为配合其行动，派兵出天井关，进占上党，诱降更始军（绿林军）十余万人。后更始朱鲔向河内发动进攻，被寇恂击败，冯异乘机反攻，夺取颍川、汝南、穰县（今河南邓县）及新野等地，进逼洛阳，使洛阳完全陷于孤立。

刘秀在元氏击破尤来、大抢、五幡农民起义军后，一路追击至右北平，连战连捷，不提防，在顺水（今河北徐水），被农民军杀了个回马枪，刘秀大败，弃军逃走，其军损失数千人。农民军紧追刘秀，刘秀慌不择路，几乎被擒，幸好为部下王丰、耿弇所救，逃至范阳（今北京大兴），其军数日不知刘秀下落，十分恐懼。农民军因元气已大伤，打败刘秀后，迅速退去。刘秀收集部队继续追击，在安次（今河北廊坊）再次得胜，杀千余人。农民军退入渔阳（今北京密云），刘秀命吴汉率耿弇、陈浚、马武等12　将紧追不舍，终于在潞东、平谷（均在今北京通县）将农民军攻灭。

至此，河北地区全部为刘秀据有。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鄗（今河北高邑东南）称帝，改元建武，国号汉，史称东汉。

①　古时以干支记日，自甲子至癸亥，凡60　数为一轮，故癸亥日又称"六甲穷日"。旧时迷信，认为这一天不吉利。

十、西汉的军事思想西汉的军事学术较之先秦时期兵学兴盛的局面，相对沉寂。尽管西汉初期统治者十分重视兵书的整理工作，曾指派专人负责校订。但西汉时期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兵书，只有一本3800　余字的《黄石公三略》。另外《淮南子·兵略》代表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

（一）《黄石公三略》--古代第一部专论战略的兵书《黄石公三略》，亦称《三略》，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兵书，相传作者为汉初隐士黄石公。最早提及此书的是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中记载：张良刺杀秦始皇未成，遭追捕，被迫隐姓埋名藏匿于下邳（今江苏邳县），在这里遇见一自称"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的老者，授其一部《太公兵法》，即《黄石公三略》，其后此公便不见于史载。张良得书，潜心研究，后帮助刘邦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汉政权。但据考证，《黄石公三略》的成书当不早于西汉中期，它是后人在吸收先秦优秀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总结秦汉初政治统治和治军用兵的经验，假托前人名义编纂而成，其中有许多独到之处。《黄石公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3　个部分，共3800　余字。与前代兵书不同，它是一部专论战略的兵书，尤其侧重阐述政略，这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讲战略的专著。《三略》的另一个特点，即是大量引用古代兵书《军谶》、《军势》中的内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共引用了700　余字，占全书的1／6　强。因而为后人保留了这两部已佚兵书的部分精华。

《三略·上略》共2100　余字，占全书的一半以上，内容丰富，是全书的主要部分。其主要内容：①强调"民本"、"兵本"思想，注重收揽人心、民心。这也是该书政略思想的核心。《三略》开篇即指出："夫主将（治理、统率）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摧毁）。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从战略的高度，指出人心向背，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意义。这里的"英雄"指德才杰出的文臣武将，"通志于众"的"众"指民众、庶民。它不仅强调收揽英雄之心，同时指出君主的意愿要与民众相贯通，强调上下要同心，体现了它的"民本"思想。《三略》认为："英雄者，国之于；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它还指出："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这里的"贤"也即"英雄"。《三略》十分重视收揽"英雄之心"、"民心"。对于"英雄"，它认为不仅要"使贤如腹心"，而且要"获城割之，获地裂之，获财散之"，依功进行封赏，并且"赏功不逾时"；对于庶民百姓，它强调要广施恩惠，爱护民众，具体应做到："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这样既可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同时也增加了国力。《三略》还引用《军谶》："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的思想，强调富国先富民，只有国富民强，才能克敌制胜。从注重收揽人心的角度出发，《三略》指出治国统军的根本在于"察众心，施百务"，即体察各类人物的心理特征和变化，采取相应的对策，并列举出20　个心态各异的人物，一一提出治理办法，总的原则是，消灭怀有敌意的人，争取一切可以利用的人。《三略》的"民本"思想体现在军略上，即是"兵本"思想，强调士兵在战争中的作用。它认为："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以寡胜众者，恩也；以弱胜强者，民也。"并指出"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三略》的"兵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的重大进步。②主张治国统军要根据具体情况的发展变化，柔、弱、刚、强四者兼施，巧妙运用。《三略》借《军谶》之语，指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并解释说："柔者，德也；刚者，贼（祸害、灾难）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因此只有"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才会使国家强盛，前途远大，单纯用柔用弱或用刚用强，都将使国家衰弱、灭亡。《三略》还认识到，人的主观认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指出："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并认识到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因此提出战略战术的制定，要依据敌情的实际变化而不断修正，改变，"不为事先，动而辄随"，"因敌转化"。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它朴素的军事哲学思想。③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军事战略原则。《三略》十分强调对战略要地的占领和控制，要求"获固守之，获厄（险要关卡）塞之，获难（冲要）屯之（派兵屯驻）"。这种思想既是对前人关于在险要地形用兵战术的继承，又是对秦汉以来战争经验的总结。

但是《三略》把它提到了战略高度，这在以前的兵书中是没有的。

它是基于秦汉以来，战争的规模和范围，都较之先秦时期有了极大的发展，动辄数十万，征战数千里，战略要地的作用也明显增大，夺取或失去某一个要地，往往可以导致全局的成败这样的实战经验而提出的。这种战略思想的出现是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又一重大进步。《三略》还提出了一套具体的克敌致胜的战略原则，即："敌动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示弱使其麻痹），敌佚去（调动）之，敌陵（气势旺盛）待之，敌暴绥（退军）之，敌悖义之（以正义之措对付），敌睦携（离间）之。顺举（利用敌错误之举）挫之，因势破之，放言过之（发布檄文声讨敌人的不仁之举），四网罗之"，对先秦以来的用兵经验进行了比较完备的概括和总结。④提出了一系列统兵治军原则。《三略》十分强调将帅应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指出："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交锋）"，并引用越王勾践洒酒于河，与士卒同流共饮的故事，说明士卒虽不可能品尝出河中的酒香，但他们会因为将帅能与自己同甘共苦而拼死杀敌。《三略》还引用《军谶》的内容，具体指出："军井未达（挖掘到出水处），将不言渴；军幕（帐蓬）未办（搭好），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并且要求将帅"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申明这就是"将礼"。《三略》说：将帅与士卒同安危、则"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将帅"蓄恩不倦"，则其士兵可"以一取万"，战无不胜，再次强调将帅与士卒同安危，共患难，将帅时刻关心士卒的重要意义。《三略》还要求将帅必须赏罚分明，号令严明。它引用《军谶》之语，首先阐明了"赏"与"罚"的关系，指出："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对于如何进行奖赏，《三略》具体指出，要把"崇礼"（礼节）和"重禄"结合起来运用，因为"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它十分推崇《军谶》："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以及"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的军谚，指出："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所求者至"，并称："礼赏不倦，则士争死"。《三略》还认为赏罚分明是将帅确立权威的重要手段之一，指出："赏罚明，则将威行"，同时将帅还要做到号令严明，｀将之所以威者，号令也"，并称："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而"乱将（软弱少威，号令不明，指挥紊乱之将）不可使保（统御）军"，因为"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军失伍，则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则敌乘利；敌乘利，则军必丧"。申明赏罚必信，号令严明是治军统兵的基本原则。⑤对于作为将帅的条件《三略》也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它指出："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正因为如此，它借《军谶》的内容，指出在个人品质方面，将帅应具备："能清（廉洁无私）、能静（沉着冷静）、能平（处事公允）、能整（整肃军纪）、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等"八德"，同时在知识和才能方面应具备"能知国俗、能图（熟知）山川、能表（明察）险难、能制（控制）军权"等能力。但除此之外，《三略》又进一步提出，将帅还必须懂得政治和熟知历史，对于"仁贤（仁人、贤人）之智，圣明（君主）之虑，负薪（平民百姓）之言，廊庙（朝廷）之语，兴衰之事"都应该有所了解。同时《三略》还强调了作为将帅应具备的"虑"、"勇"、"动"、"怒"4　项素质。"虑"即深谋远虑；"勇"即勇猛果敢；"动"即把握战机，适时出机；"怒"即适时、适度发怒。《三略》借《军谶》之语，称："虑也，勇也，将之所重；动也，怒也，将之所用"，并指出"此四者，将之明诫也"，同时还指出："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对于将帅违背"八德"的危害，《三略》也指出："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独断专权），则下归咎（怨恨）；自伐（夸耀），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贪恋女色），则士卒淫"，同时强调："将有一，则众不服；有二，则军无式（榜样）；有三，则下奔北（战败）；有四，则祸及国"。《三略》对将帅的要求，较之先秦的《孙子兵法》、《吴起兵法》等有了很大提高，也更加全面，这正是秦汉时代战争规模扩大，将帅在战争中地位提高，往往独挡一面，因而对其各方面的素质的要求也相应提高的反映。⑥《三略·上略》在最后引用《军谶》，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统军的方法、策略，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君主、将帅能去奸佞、用贤人，并总结说："主察异言，乃睹其萌（祸乱的苗头）；主聘儒贤，奸雄乃遁；主任旧齿（老臣），万事乃理；主聘岩穴（有德才的隐士），士乃得实（人尽其才）；谋及负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再次强调了争取"英雄心"、"民心"的主题思想。

《三略·中略》共650　余字。从内容上讲，它与《上略》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主要阐述的是君主与将帅的关系，其中不乏精辟之处，为历代封建君主所推崇。其主要内容：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三略》继承了《孙子兵法》以来，将帅统兵出战，"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思想，引用《军势》之语，总结为："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受朝中制约），则功难成"。一方面指出将帅统兵在外，必须根据战场上的具体情况自己制定作战方略，把握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战机，争取最后的胜利；另一方面告诫君主，既授命于将帅，就不要干扰其指挥，尤其不要干扰具体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使其"功难成"，甚至导致失败。②君主、臣下都应注重各自"德"（德行）与"威"（威严）的树立。对于君主来说，"无德则臣叛"，"无威则失权"；对于臣下来说，"无德则无以事君"，"无威则国弱"。但是《三略》同时指出，臣下"威多则身蹶（身败名裂）"，因而要求臣下多"德"少"威"，"威"要适可而止，才不致因盖主而致祸。③强调君主在具备"德"的前提条件下，还要"加之以权变"，进行统治。因为君主不精心筹策，"无以决嫌定疑"；不施诡诈奇变，"无以破奸息寇"；不用密谋，"无以成功"。④战争之后必须收回将帅的兵权。《三略》依据秦汉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的军事制度的特点，提出了："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的思想。告诫君主不要使臣下久专兵权，应采取临战任将，战后罢兵的措施，牢牢控制兵权。但《三略》也不主张君主谋害功臣，它解释"谋臣亡"并"非丧其身也"，而是要"夺其威，废其权也"。对于如何对战功卓著的将帅实行"夺威"、"废权"，《三略》也具体提出了3　条办法：第一、要"封之于朝，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即授予极高的爵位；第二、"中州善国（肥沃土地），以富其家"，即赐予肥田腴地；第三、"美色珍玩，以悦其心"，即赏给美女、珍宝。《三略》提出这种思想，是既要保证君主的地位不受威胁，又要使将帅的功名身家得以保全，正如它自称的："人主。。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这一套新的君主驾御将帅的谋略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⑤《三略》在阐述君主驾御将帅的方略时，还强调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恰当地使用他们，也即要因人而致用。《三略》将人分为四类：一是智者，即有头脑、有智谋的人；二是勇者，即行为勇敢的人；三是贪者，即贪恋钱财的人；四是愚者，即愚笨蠢钝的人。对于这四类人，《三略》借《军势》之语指出："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追求）其利；愚者不顾死"，告诫君主要"因其至情（特点）而用之"，并指出"此军之微（微妙）权也"。同时，《三略》还提醒君主应注意以下事项：第一、"无使辩士（能言善辨之士）谈说敌美"，因为这样会使军心涣散；第二、"无使仁者主财"，因为他会由于对吏民广施仁爱而附和他们的要求，滥发财物的；第三、"禁巫祝（即巫师），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以防止他们惑乱军心；第四、"使义士不以财"，因为义士重礼轻利，对他们应以恩、义进行拢络，并指出："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昏庸愚昧）主谋"。《三略·中略》阐述的一系列封建统治方略、原则，虽然主要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其"存社稷、罗英雄"服务的，但其中的某些思想，对今天也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略·下略》共1100　余字，它承接了《上略》、《中略》的思想，主要论述君主如何招致贤人，任用贤才的问题，强调任用圣贤之人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忌贤妒能、重用奸佞的危害。用它自己的话说，《下略》是为了"陈道德，察安危，明贼（打击、迫害）贤之咎（危害）。"关于军事战略方面的内容不多，主要有两点：①主张励精图治国内事务，反对劳民伤财的远征。《三略》指出："释近（放弃治理内部）谋远（图谋远方）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安逸、清静）而有终（善终）"，并指出："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三略》的这种思想，是基于秦始皇、汉武帝兴衰成败的社会背景而提出的。秦皇汉武虽然都是雄才大略的封建皇帝，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汉武帝推动西汉王朝达到了极盛，但是他们都有"释近谋远"之举。秦统一后，对外频繁进行战争，对内实行严刑酷法和繁重的赋税徭役，使秦王朝很快走向灭亡。汉武帝时，连年用兵，造成经济衰退，国力下降，人民怨声载道，使封建统治一度出现严重的危机。因此《三略》不仅指出"释近谋远"将会造成"劳而无功"的结果，而且进一步指出："务广地（致力扩张疆土）者荒（荒废内政），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自己应当有的）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败、衰落）"。"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统治的方式方法）过制，虽成必败。"从战略高度申明了一味"释近谋远"，政权将会得而复失，造成失败。②主张以"义战"反对不义之战。从根本上说，《三略》是反对战争的，它称："夫兵（兵器）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并指出战争对人的生命和社会财富造成极大的损害。同时还指出："圣王（古代圣贤之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说明古代圣明的君主其本意也是不愿意进行战争的。但《三略》也知道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客观存在，因而它又说：兵者，"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并称："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主张要进行"义战"，以"义战"反对不义之战。同时，《三略》还指出"义战"必胜，它说："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用溉爝火（小火炬），临不测（高深莫测的深渊）而挤欲堕（摇摇欲坠），其克必矣。"但《三略》在主张"义战"的同时，也反对滥杀敌国人民，破坏对方财物，主张尽量减少战争给双方带来的破坏。它指出：圣明之君在进行"诛暴讨乱"的正义战争时，尽管稳操胜券，但往往不急于进兵，不急于挥军冲杀，就是因为战争会"重伤人物也"。《三略》的这种战争观，也是它在战争问题上的总的指导思想，具有比较积极的进步意义。《三略》能在两千年前提出这种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黄石公三略》作为古代第一部战略专著，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到宋代时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受到历代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

（二）《淮南子·兵略》的主要思想《淮南子》，本名《鸿烈》，系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集体编写的一部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五行等家思想的杂家著作，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献上。刘向、刘歆父子校订图书，定名为《淮南内》，置于《诸子略》内，后世遂称《淮南子》，或《淮南鸿烈》。原书分内21　篇，外33　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只流传内21　篇。其中《兵略》篇专论军事，代表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其主要思想如下：其一，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政治上的得失。首先，政治上"得道"，军事上才能取胜。《兵略》认为："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精明）；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谓"道"者，即是与天地顺、与四时合的最高行为准则。得道者，"众之所助，虽弱必强"；失道者，"众之所去，虽大必亡"。因此政治上"得道"，是保证军事上取胜的基本条件。政治上"得道"的军队可以"车不发轫（防止车轮滚动的木头），骑不被鞍，鼓不振尘，旗不解卷，甲不离矢，刃不尝血"，本国的社会生活秩序也不用打乱，即"朝不易位，贾不去肆，农不离野"，只要对敌国"招义而责之"，就可以"大国必朝（前来归附），小国必下"。《兵略》还回顾了古时的战争，认为五帝时期的战争是"得道"的。那时的战争不是为了扩张土地，也不是为了"贪金玉之略（掠夺），"而是为了"禁暴讨乱"，为了消灭"残贼天下"、令万民不得安生的"贪昧饕餮之人"，如黄帝击败炎帝，颛顼诛杀共工，尧舜讨灭不义的丹水和有苗，因而战无不胜。他们用兵之前，往往先"教之以道，导之以德"，不听，"则临之以威武"，再不从，"则制之以兵革"，因此用兵"若栉发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是所谓"圣人之用兵"。殷商以后，至春秋时期的用兵是所谓"霸王之兵"。这个时期的战争，多是为了消灭"加虐于民"的"敌国之君"，为"义兵"之举，因此往往"克（攻克）国不及其民，废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仁人智士）而显其贤良，振其孤寡，恤其贫穷，出其囹圄，赏其有功"。这种战争"非以亡（消灭）存（存在）也，将以存（保存）亡（殆尽的东西）也"，故也是"得道"的。战国时期的用兵则是"失道"的"晚世之兵"。这时期的战争，无道之君往往设渠堑，"傅（防守）堞（城上女墙）而守"，进攻一方也不是为"禁暴除害"，而是要"侵地广壤"，都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为个人私利进行的战争，不仅"失道"，而且造成人员的巨大伤亡，同时这种战争最终也不会获得胜利的，因为它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其次，军事上取胜的根本，在于加强政治统治，即为"存政"，建立牢固的统治基础。《兵略》认为，军事上"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卒殷轸（众多）"等物质条件，以及奇谋诈术的巧妙运用和良臣猛将的合理任用等主观条件，虽然是克敌制胜不可缺少的条件，但"皆佐胜之具也"，并不是保证战争必胜的根本条件。军事上的"必胜之本"在于政治上的强大，即"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略足以知强弱之势。"《兵略》认为："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并指出："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它主张"修政于境内"，使"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这样就可以"修政庙堂（朝廷）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指挥）而天下响应"，《兵略》认为这是"用兵之上也"。它还列举楚怀王、秦二世败亡的教训，以及武王伐纣的事例，说明"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的道理。再次，《兵略》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提出："全兵（获得彻底胜利的军队）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思想，主张："制胜于未战"。它说："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这样可以"费不半而功自倍也"。它主张先以德胜敌，然后再与之战，可以获得全胜，并指出："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万乘之国好用兵者亡"，反对穷兵黩武。它强调："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所谓"庙战"，即在采取军事行动以前，就敌我双方的"主孰贤？将孰能？民孰附？国孰治？积蓄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备孰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加强不足之处，保证最终取得全胜。《兵略》认为：只有进行充分的"庙战"，"运筹于庙堂之上"，才能够做到"决胜于千里之外"，并指出："庙战者帝"。

其二，比较精辟地论述了军事行动中动与静的辩证关系。《兵略》认为，军队出击，要如"神出而鬼行"，"运于无形，出于不意"，使敌人无法察觉，"莫知其所之"、"莫知其所集"，以达到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兵略》同时认为，军队不动则已，动则应"发如疾风，疾如骇龙"，"若从地出，若从天下"，使敌人"未见其发，固已至矣"。因此《兵略》十分注重"兵贵神速"的思想，指出一旦抓住"敌之虚"，就要"乘而勿假也"，要以"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及掩目"之势，迅速发起进攻，并穷追猛打，使敌人"静不知其所守，动不知其所为"，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为此，《兵略》强调军队采取行动前一定要在思想上、装备上、后勤保障等诸多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出击，就"当以生击死，以盛乘衰，以疾掩迟，以饱制饥"，这样就如同"以水灭火"，"以汤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达？"为了保证"兵出而不徒归"，《兵略》还指出，善于指挥作战的军事将领，必须掌握"三势"、"二权"。所谓"三势"，即"气势"、"地势"、"因势"。"气势"即激发兵将的高昂斗志；"地势"即善于利用险要地形，能控制战略要地；"因势"即能把握战机，"乘敌之虚"，"因其劳倦怠乱，饥渴冻喝（中暑）"采取军事行动。所谓"二权"即"知权"、"事权"。《兵略》强调在采取军事行动前，一定要详尽侦知敌情，并据此制定出完备的作战计划，同时要很好地隐蔽自己的军队，做到出敌不意，使"敌人之兵无所适备"，此谓"知权"。两军交战，能够灵活有序地调遣军队，布阵迎敌，使本方"受刃者少"，而"伤敌者众"，此谓"事权"。《兵略》认为掌握好"三势"、"二权"，选拔出精兵强将，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之后的军事出击是所谓"必胜之攻"，是所谓"胜定而后战"，可以"攻不待冲隆云梯而城拔，战不至交战接刃而敌破"。它强调军队"唯无一动，动则凌天振地，抗泰山，荡四海，鬼神移徙，鸟兽惊骇"，并指出，在这样的军队面前将"野无校（对抗）兵，国无守城"，无人能挡。然而，《兵略》由于受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最推崇的还是所谓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制有为的战术思想。它指出，"静以合躁，治以持乱"并认为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而应变，"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人也"不可得胜之道也"。并称："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罢（疲）其力也。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罢（疲）则威可立也"。它还提出："物未有不以动而制者也"。但是，《兵略》推崇的"以静制动"，并非被动地待敌先动而后击之，而是要"视其所为"，根据敌人所犯的错误，制定相应的作战计划之后，出击致胜。当敌无隙可乘时，《兵略》认为要"饵之以所欲，以罢（疲）其足（满足）"，引诱敌人出错，一旦敌人"有间"，就要抓住战机，"急填其隙"，迅速出击，打败敌人。相反敌人若止而不动，《兵略》认为，己方应相应调整部署，待敌动做，侍机出击。若己方已先敌而动，也要尽力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变我静而敌动，重新掌握主动。《兵略》反对在敌人未显现错误之举前，便冒然对其发动攻击，提出："善用兵者，当击其乱，不攻其治，是不袭堂堂之寇，不击填填（旗帜牢固树立的样子）之旗"，强调敌"容未可见，以数（密集）相持"，一定要等到"彼有死形"，才可"因而制之"。《兵略》在强调以静制动的同时，还强调以无形制有形。它认为："诸有象（相貌、形象）者，莫不可胜也；诸有形者，莫不可应也"。并举例说："风雨可障蔽"，是因其有形，"寒暑不可开闭"，是因其无形的缘故。它认为，兵家所恃，无非是"天时"、"地利"、"巧举"、"人和"。而此四者皆为有形之举，因而都有相应的破除之法，如："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时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只有"无形者无可奈也"，没有任何可以破除的方法。所谓"无形者"，按《兵略》的描述，实际上就是"无法无仪"、"无名无状"，"上穷至高之末，下测至深之底"，高深莫测、变幻无穷的军事韬略。《兵略》认为，善用韬略者，可以打败一切敌人。

其三，为将帅具体提出了一些统兵、用兵之要。①将帅必须使部下与自己同心齐力。《兵略》认为："将卒吏民，动静如身，乃可以应敌合战。"因而强调将吏一定要"以民为体（身体）"，而兵民则一定要"以将为心"，并指出："心诚则支体亲刃，心疑则支体挠北。心不专一，则体不节动，将不诚心，则卒不勇敢。"它还强调："民诚从其（将帅）令，虽少无畏；民不从令，虽众为寡。"认为战争的胜负，在未"交兵接刃"之前就已由兵将的齐心与否而决定好了。《兵略》不仅强调兵将要齐心同力，而且还强调将帅应能使兵卒"同其心，一其力"，指出"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它认为："良将之卒，若虎之牙，若兕（古代称类似犀牛的一种野兽）之角，若鸟之羽，若蚈（百足虫）之足，可以行，可以举，可以噬，可以触，强而不相败，众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因此要求将帅统兵，要"同其心，一其力"，使"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同时要"止如丘山，发如风雨"，如此则战无不胜。《兵略》还指出："夫五指之更弹，不若捲手之一挃（捣）；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兵略》认为将帅能使部下"用力谐"，不仅能致胜于敌，而且还可以以少胜众，以弱胜强。它分析了战争中以少胜多，以寡胜众的问题，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是在人众一方"势不齐"，即士卒不能同力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人众一方做到"人尽其才，悉用其力"，若要以少胜之，则"自古至今，未尝闻也"，从这个角度再次强调士卒同心共力的重要性。②将帅要善于利用天道、地利、人和及兵势。所谓"兵势"，即指战无不胜，攻无不破的气势。《兵略》认为："兵之所隐议（占卜视兆）者天道也，所图画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决胜者钤势也。"它根据用兵的方略把将帅分为上中下3　等，认为："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并善于把握战机，利用"兵势"，战无不胜，从不失败，是所谓"上将之用兵"；"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专用人与势"，虽然未必能获得全胜，但也能胜多败少，是所谓"中将"之用兵；"博闻而自乱，多知而自疑，居则恐懼，发则犹豫"，结果动辄败北，是所谓"下将之用兵"。《兵略》还十分重视"兵势"的作用。它认为在天时、地利、人和齐备的情况下，若兵无势，仍不会取得任何战果。它要求将帅利用"兵势"，要"如决积水于千仞之隄，若转员石于万丈之谿"一般，使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无法抵挡，这样才能百战百胜。③将帅要威义并用，要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兵略》认为："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所谓威义并用，就是要赏罚分明。《兵略》明确指出："夫人之所乐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广泽，白刃交接，而卒争先合者，彼非轻死而乐伤也，为其赏信而罚明也。"赏能使士卒冒死征战，罚则使他们令行禁止。只有"赏信而罚明"，军队才有战斗力。此外，《兵略》还强调将帅必须爱护部下，使自己得到士卒的爱戴。它说："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并指出："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上亲下如弟，则不难为之死；下视上如兄，则不难为之亡。"因此要求"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这样他们作战时才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而拼死杀敌。《兵略》还具体提出将帅要做到："暑不张盖，寒不被裘"，"险隘不乘（乘车、骑马），上陵（山丘），必下（下车、下马）"，以体验士卒的辛劳，同时还要做到"军食孰（熟）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与士卒同饥渴。不仅如此，《兵略》还要求作战时，将帅"必立矢射之所及"，与士卒共安危。《兵略》认为，将帅能够做到上述要求，就能"积德"、"积爱"于自己的部下。它还指出："良将之用兵也，常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如此，何敌不可战胜。④将帅必须具备"三隧"、"四义"、"五行"、"十守"等能力或品质。所谓"三隧"，即要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所谓"四义"，指治国不拥兵自负，为主不独顾自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避罪；所谓"五行"，指柔而不可卷，刚而不可折，仁而不可犯，信而不可欺，勇而不可凌；所谓"十守"，指头脑清醒，谋略深远，意志坚定，明辨是非，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滥发议论，不推卸责任，不轻易欢喜，下轻易动怒。总而言之，就是要求将帅做到，"发（举措）必中诠（公允），言必合数，动必顺时，解必中揍（道理）"，同时还要做到，"通动静之机，明开塞之节，审举措之利害，若合符节"。《兵略》认为，只有这样，将帅才能使自己的政敌无隙可乘，做到"攻则不可守，守则不可攻。"它还认为："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同时指出："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⑤将帅要善于利用己方之"实"，攻敌方之"虚"。所谓"实"者，即指"主明良将，上下同心，气意俱起"，同仇敌忾；所谓"虚"者，指"上下有隙，将吏不相得"，为将者所持不直，士卒心中积怨深重。《兵略》认为："虚实之气，兵之贵也。"两军相遇，"实则斗，虚则走"。气虚一方是无法与气实一方对敌的。但《兵略》也指出："胜兵者非常实也，败兵者非常虚也"，认为"虚实之气"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它引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强盛及败亡的教训，指出：夫差最初之所以能取得包括生俘越王勾践在内的一系列战争的胜利，拥地2　千里，"带甲七十万"，是由于"用民气之实"的结果。其后，夫差"骄溢纵欲，拒谏喜腴"，使上下失和，吏民不附，直至国灭身亡，是越王勾践"因制其虚"的结果。由此，《兵略》指出：善于治国统军者，"能实其民气，以待人之虚也；不能者，虚其民气，以待人之实也。"《淮南子·兵略》的上述主要思想，既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优秀的军事理论，同时又有许多独到之处，因而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十一、光武帝刘秀统一全国的战争（一）攻灭赤眉军的战争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鄗县称帝，改元建武后，立即派大司马吴汉统军十余万围攻洛阳，同时命耿弇、陈俊屯兵五社津（今河南巩县以北），警戒荥阳以东。

此时，更始政权军队（绿林军）正与赤眉军激战于新丰附近，无法顾及东边的洛阳。吴汉率朱祐、岑彭、贾復、坚镡等11　位将军攻打洛阳，更始将领朱鲔孤军守城，顽强抵挡（李轶因朱鲔中刘秀借刀杀人之计而被其刺杀）。吴汉一连攻打了两个多月，未能得手。后刘秀亲至河阳，坐镇指挥，也未能奏效。九月，赤眉军攻陷长安，更始政权覆亡，刘秀遂遣岑彭劝说朱鲔投降。起初朱鲔以曾主谋杀刘演及阻拦刘秀去河北之事，不敢降。刘秀向他明确表示不计前嫌，朱鲔见外援已绝，洛阳孤城早晚将破，遂开城投降。十月，刘秀定都于洛阳，控制了关东的战略要地，与西进的邓禹，对关中的赤眉军形成了夹击之势。

邓禹在河东击败更始王匡等所统的十余万大军之后，七月，自汾阴（今陕西韩城东南）渡过黄河，进入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在衙县（今陕西白水北）又击破了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之兵十余万。此后，邓禹军一路所过，各地豪强及更始驻军纷纷望风而降，邓禹军急速膨胀，号称百万，名震关西。赤眉军进占长安后，邓禹部属皆劝邓禹攻取长安，邓禹认为自己部队人数虽众，但能战者少，又缺乏足够的军资，不能与锐气正盛的赤眉军争锋，于是率军向北，至栒邑，控制了上郡、北地、安定3　郡，一面休整部队，一面窥伺关中赤眉军动向，限制其向北发展。

赤眉军进入长安后，其四周：东有洛阳的刘秀，东南有南阳的成丹，南有汉中的刘嘉，西有天水的隗嚣，北有栒邑的邓禹，关中还有一些更始政权的残余力量，处于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但赤眉军没有制定任何相应的策略，来改变这种不利处境，将几十万大军屯驻于长安地区。而关中地区，由于屡遭战乱，人民饥馑，各地豪强反对赤眉军，纷纷坚壁清野，使赤眉军无法筹措到粮食，补给严重困难。建武二年（公元26年）正月，长安粮尽，赤眉军决定向西发展，走陇上（今陕西陇县）就食，寻找出路。但是，在那里赤眉军遭到隗嚣的拦截和暴风雪的袭击，冻死不少士兵，损失惨重，被迫退回。

当赤眉军离开长安西去时，邓禹军立即由上郡等地南下，轻而易举地攻取了长安，但邓禹并没有致力作好防卫准备，忽见赤眉军东返，匆忙派兵迎击，结果大败而归，邓禹慌忙退出长安，入据云阳（今陕西三原）。

九月，赤眉军再入长安。这时，更始二年（公元24年）起兵于汉中的延岑经散关进入关中，联合更始将领李宝，合兵数万人，进驻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伺机占取长安。赤眉军派逄安率10　万精兵进攻杜陵，大败延岑、李宝联军，斩杀万余人。延岑收集散卒逃走，李宝投降。但李宝并非真降，而是企图从内部搞垮赤眉军，他使人秘密勾通延岑，让延岑还军挑战，诱使逄安空营出击。当逄安率军疲惫不堪地回营时，李宝早已将赤眉旌旗全部换上了自己的旗帜，赤眉军顿时大乱，经不住李宝与延岑的两面夹击，几乎全军覆没。逄安仅率数千人走脱，逃归长安。这一战使赤眉军的元气又一次受到了极大伤害。

当逄安率10　万精兵出击延岑、李宝时，邓禹探知城中只有刘盆子及一些羸弱之兵，立即返身还攻长安，赤眉守军拼死抵抗，战至晚间，谢禄所率赤眉后卫军赶到，与邓禹战于城内槀街，击败邓禹军，邓禹退守高陵（今陕西高陵）。刘秀见邓禹两战皆败，遂于十一月令其返回，另派冯异为征西大将军，接替邓禹，西攻赤眉军。

赤眉军回到长安后，饥馑更加严重。十二月，赤眉军终于决定放弃长安东归，此时，赤眉军尚有20　多万人的兵力。刘秀命破奸将军侯进等屯兵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建威大将军耿弇等屯兵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切断赤眉军东归的要道，同时令冯异西入函谷关迎击赤眉军。冯异西进途中进展顺利，沿途招降各地割据势力，很快进入函谷关，进抵华阴，与赤眉军相遇，双方相持60　多天，互有胜负。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奉命东返的邓禹率车骑将军邓弘等到达湖城（今河南灵宝西）。邓禹因屡为赤眉军所败，企图借冯异兵力，击败赤眉军，挽回面子，遂邀约冯异与赤眉军决战。冯异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反对出兵，但邓禹坚持己见，命邓弘首先出击。赤眉军见邓弘来攻，立即挥军迎敌，与邓弘军激战，战至午后，赤眉军佯败，将装满泥沙伪装成粮食的辎重车全部丢弃，邓弘军兵士饥饿难忍，纷纷抢食赤眉军丢弃的"粮食"，阵势大乱，赤眉军立即返身回攻，大败邓弘军。冯异、邓禹见邓弘战败，急忙领军来救，一度将赤眉军击退，冯异见士兵饥饿疲劳，主张停战息兵，邓禹不从，继续向赤眉军进攻，赤眉军重振军威，终于击败邓禹、冯异军。邓禹军全军被歼，邓禹仅率24　骑逃回宜阳。冯异见势不妙，急忙弃马上山，仅带数人回营。

这一仗，赤眉军虽获胜，但并未改善饥疲的困境，东归的道路仍被冯异堵塞。冯异回营后坚守不出，很快又重新集合了队伍，补充了兵员。二月，冯异利用赤眉军东归心切的弱点，命令一部分精兵身着赤眉军服装，乘夜埋伏于大路两侧，使人赴赤眉营中约期会战。次日晨，赤眉军以万人进攻冯异军前部，冯异故意仅派少量部队增援，赤眉军误以为冯异兵少，乃出动全军来攻，冯异才以主力迎战。战至午后，赤眉军攻势渐弱，冯异急令伏兵出击，赤眉军已极度饥疲，见敌援兵又至，且无法辨别敌我，无心再战，全军惊溃，冯异挥军追杀，一直追到崤底（今河南洛宁西北），迫降赤眉军男女8　万余人。至此赤眉军已兵无斗志，所剩十余万人，在樊崇统领下，折向东南。刘秀知赤眉军战败，正向东南宜阳疾进，立即亲赴宜阳，调兵遣将，严阵以待，等候赤眉军。三月，樊崇率赤眉军到达宜阳，陷入刘秀重兵的包围之中，赤眉军粮尽力竭，不能再战，遂全部投降。延续10年之久的赤眉军起义终于失败。同年夏天，樊崇、逄安等再谋起义，但很快即被镇压下去。消灭赤眉军后，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皆为刘秀据有，其政权统治渐趋巩固，为以后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赤眉军自从起义以来，英勇善战，战术上亦较机动灵活，因此几乎每战必胜，多次以少胜多打败新莽军队，后来又推翻了更始政权（绿林军），占领了统治全国的中心。但是由于赤眉军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通盘全局的军事战略计划，单纯采取军事进攻的手段，自东方至长安，几乎占一地，弃一地，不建根据地，使自己没有可靠的后方。占据长安后，几十万大军集中在长安地区，不知所措，既不肃清关中各地的割据势力，也不把守各关口，利用关中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更没有发展生产，巩固已得胜利，致使赤眉军的控制范围只有长安及附近地区，不仅处在敌对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而且连维持军队最起码的军粮供给问题都无法解决，最后的西进和东归都是无奈之计，不是出于任何战略决策，因此赤眉军的失败是毫不奇怪的。

反观刘秀，在昆阳之战中已见其卓越的战略眼光。当赤眉军西攻更始政权时，刘秀准确地判断出"赤眉必破长安"①，因此自己不出兵直攻更始，而是亲率主力经略河北，继续肃清敌对势力，巩固后方，同时派邓禹乘机绕道取河东，从北面威胁长安；令寇恂巩固河内，作为攻取洛阳的基地，以待将来夹攻赤眉军。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它使刘秀得以坐山观虎斗，客观上利用赤眉军攻灭更始政权，又不失时机地为下一步刘秀自己打败赤眉军作好了准备。在消灭赤眉军的过程中，刘秀抓住了赤眉军缺粮这个致命弱点，又一次准确地做出赤眉军"自当东来"②的判断，同时鉴于赤眉军内部比较团结，战斗力较强的特点，作出了"以饱待饥，以逸待劳"③的作战方针，避免与东归心切的赤眉军争锋、硬拼。邓禹急功近利，所以失败，征西大将军冯异忠实执行刘秀的这一作战方针，终于使赤眉军丧尽锐气，最终全军覆没。

（二）统一关东地区的战争光武帝刘秀攻灭赤眉军后，已据有了原西汉13　州中的冀、豫、并和司隶校尉部4　州（相当于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的大部分地区），其余地区则被11　个割据势力所占有，从地理位置上说，他们对刘秀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在刘秀的东边有梁郡的刘永、青州的张步，东海的董宪、庐江的李宪；南边有南郡的秦丰、夷陵的田戎；西边有天水的隗嚣、成都的公孙述、河西的窦融；北边有渔阳的彭宠、九原的卢芳。其中力量最强的是刘永、隗嚣和公孙述，而对刘秀威胁最大的是距洛阳最近的刘永。

针对这种形势，刘秀采取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将打击目标首先确定在关东。为了解决西顾之忧，刘秀采纳了太中大夫来歙的建议，确立了联陇制蜀，即联络隗嚣，共同防备公孙述的战略，以避免隗嚣与公孙述联合东进，使汉军陷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

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十一月，刘秀派来歙出使天水。来歙与隗嚣有旧交，通过他的游说，隗嚣也派使者赴洛阳，刘秀对来使勉慰备至。但隗嚣仍举棋不定，又派绥德将军马援（公元前14年～公元49年）出使成都，探听虚实。马援与公孙述本为同乡好友，他以为公孙述虽已称帝，但见自己来一定会像从前一样握手欢叙，谁知公孙述大摆皇帝威仪，排开盛大的仪式，迎接马援，还要封马援为大将军。马援手下皆愿留蜀，马援提醒他们："天下雄雌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①于是马援还报隗嚣说："子阳（公孙述的字）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②。隗嚣终于下决心与刘秀通好。不久，公

①　《后汉书·邓禹传》。

②　《后汉书·邓禹传》。

③　《资治通鉴》建武二年。

①　《后汉书·马援传》。

②　《后汉书·马援传》。

孙述发兵数万进击长安，隗嚣出兵助汉，使征西大将军冯异得以大破蜀军。此后公孙述又数次出兵击汉，均因隗嚣助汉而以失败告终。公孙述使人以大司空扶安王之位授隗嚣，结果隗嚣斩杀使者，出兵攻蜀，连破蜀军，从此蜀兵再未北出。这样刘秀的目的已达到，西顾之忧基本解除，得以全力对付关东割据势力。

1。东攻刘永，解除洛阳侧背的威胁刘永是汉景帝的亲弟弟梁孝王之八世孙，也是汉室宗亲，其父刘立为王莽所诛。刘玄称帝后，刘永到洛阳见刘玄，被封为梁王，建都于睢阳（今河南商丘东南）。更始将亡时，刘永乘机起兵，招诱沛县豪杰周建、原西防起义军将领佼强等任为将帅，攻下济南、山阳、沛、楚、淮阳、汝南等28　城。后刘永又联络东海的董宪、齐地（青州）的张步，分别拜他们为翼汉大将军和辅汉大将军，成为关东最大的割据势力。

建武二年（公元26年）夏，刘秀派虎牙大将军盖延督率驸马都尉马武、骑都尉刘隆、护军都尉马成、偏将军王霸，以及原更始讨难将军苏茂，领5万大军进攻刘永。苏茂因屡受汉将的排挤，在进军途中叛汉，杀淮阳太守，攻取数县，自居广乐（今河南虞城），投靠刘永。刘永拜其为大司马、淮阳王。盖延军兵分两路，一路攻取了睢阳西面的襄邑（今河南睢县），另一路攻占了睢阳东面的麻乡（今安徽砀山），随后合军围攻睢阳，但数月未能攻下。一直到八月的一个深夜，汉军以云梯上城，终于攻入城中。刘永惊懼，急忙引兵从东门逃走，盖延挥军追击，大破刘永军。刘永逃到虞县（今河南虞县北），虞人反叛，杀其母及妻儿，刘永与麾下数十人又逃往谯县（今安徽亳州）。盖延军占领睢阳后，又先后攻取了薛地（今山东滕县）和沛郡（今安徽宿县西北）。彭城（今江苏徐州）、扶阳（今安徽睢溪西）、杼秋（今安徽萧县西北）和萧县等地皆向汉军投降。这时苏茂、佼强、周建合军3　万来救刘永，与汉军战于沛西（今安徽宿县西），被打败，伤亡大半。刘永弃城，与佼强、周建退保湖陵（今山东鱼台东南），苏茂奔还广乐。盖延遂平定了沛、楚、临淮3　郡的大部分地区。

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刘永为了进一步拉拢董宪和张步，分别封2人为海西王、齐王，实力又有所增强。于是刘秀又派大司马吴汉率骠骑大将军杜茂、强弩，将军陈俊等支援盖延，进攻广乐的苏茂。周建拼凑了10　万之众来救广乐。吴汉将轻骑迎战，失利，激战中吴汉从马上堕落，摔伤了膝盖，退回本营。汉军见主帅受伤，军心不稳，吴汉裹创而起，激励将士："贼众虽多，皆劫掠群盗，"胜不相让，败不相救"，非有仗节死义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诸君勉之！"①汉军士气复振。第二天，周建、苏茂出兵围攻汉军，吴汉选4　部精兵及乌桓突骑3　千余人，乘敌不备，突然击鼓杀出，周建军顿时溃散，返身向广乐城奔逃，汉军紧紧追赶，抢入城中，周建、苏茂大败，突围而走，逃往湖陵。

在此之前，睢阳人反汉，刘永乘机夺回睢阳。盖延正率军围攻。吴汉破广乐后，留杜茂、陈俊等守城，自率主力助盖延围攻刘永于睢阳。相持百余日，城中粮尽，刘永、苏茂、周建突围而走，汉军紧追不舍，刘永部将庆吾杀刘永降汉，刘永弟刘防献城投降。苏茂、周建逃往垂惠，共立刘永之子刘纡为梁王。佼强还保西防。

①　《后汉书·吴汉传》。

建武四年（公元28年）秋，刘秀命捕虏将军马武、骑都尉王霸围攻垂惠，苏茂率五校兵来救，刘纡、周建也领兵出城应战，先败马武部，后王霸率军从苏茂、周建军背后发动猛袭，与马武前后夹击，反败为胜。周建侄周诵反叛，紧闭城门，不让刘纡、苏茂、周建入城，3人只好引兵逃走，途中周建死去，苏茂逃到下邳（今江苏宿迁西北），投靠董宪，刘纡逃到佼强处。建武五年（公元29年），刘秀又遣骠骑大将军杜茂进攻西防，佼强战败，与刘纡投奔董宪。至此，关东最大的割据势力刘永及其残余势力被彻底消灭，刘秀又据有了豫州东部和徐州的大部分地区，巩固了他在洛阳的统治。

2。南灭秦丰、田戎，统一荆州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十一月，刘秀在基本解除刘永对洛阳的威胁后，命征南大将军岑彭等8　将率9　万大军南下。

岑彭首先进攻邓奉和董。邓奉本为刘秀之破虏将军，建武二年四月，吴汉率军肃清南阳郡的更始残余力量，因军纪败坏，所过侵掠无度，引起当地人民的极大不满，适值邓奉回新野（今河南新野）探亲，见此惨景，愤而起兵反汉，击破吴汉军，获其辎重，屯兵于淯阳（今河南新野东南）。董为南阳堵乡（今河南方城）人，也因吴汉军的劫掠而于宛城起兵，后被汉扬化将军坚镡击败，退保堵乡，与邓奉联合，形成一股不小的力量。岑彭先击堵乡，邓奉率万余人救董。董、邓奉所率都是南阳精兵，战斗力很强，汉军数月不能取胜。

次年三月，刘秀亲自提军南下，增援岑彭，分兵攻打淯阳，邓奉急忙连夜赶回淯阳，董在汉军的重重包围之下被迫投降。随后，岑彭率众将追击邓奉，刘秀亲自督战，大破邓奉军，邓奉无路可投，亦投降。

消灭董、邓奉之后，刘秀令岑彭将3　万兵乘胜南击秦丰。六月，秦丰与其大将蔡宏于邓县（今湖北襄樊北）设置防线，抵御汉军。相持数日，使岑彭军不能前进一步。刘秀很不满，使人责备岑彭。岑彭情急之中，终于想出对策，一日夜，他下令紧急结集部队，声称天明后西击山都（今湖北襄樊西北），并故意让俘虏逃回秦丰营中报告。秦丰信以为真，立即调动全军西移。岑彭得知秦丰军动向后，指挥部队悄悄渡过沔水（今汉水），击败阿头山（今湖北襄阳西北）守将张杨，从山谷间伐木斩棘开出一条通道，直插秦丰的王都黎丘（今湖北宜城西北），连破城外屯兵。秦丰闻讯大惊，急忙回军来救，夜袭汉军，但岑彭早有准备，见秦丰军来，立即出兵迎战，大破秦丰军，杀其大将蔡宏，秦丰退入黎丘坚守。

建武四年（公元28年）二月，秦丰部将延岑与夷陵的田戎分路来救黎丘。延岑自击破赤眉军逄安部后，盘踞于关中地区，后被冯异击败，退出关中，又在穰（今河南邓州）被耿弇所破，延岑仅率数骑得脱，投奔秦丰，驻东阳（今河南邓州南）。延岑领军救秦丰，行至邓县，被邓禹击破，随后在武当，又被迫击而至的邓禹军打败。延岑逃往汉中，投奔公孙述，被封为汝宁王。田戎见秦丰被围困，本欲降汉，但其妻兄辛臣开始劝他拥兵观变，后又抢先从小道投降岑彭，田戎怀疑辛臣会出卖自己，遂不敢降，而反与秦丰联合拒汉。岑彭分兵攻打田戎军，苦战数月，大破其军，其大将伍公投降，田戎率残军逃回夷陵。

是年十二月，刘秀亲临黎丘，调整部署，令建义大将军朱祐代替岑彭继续围困秦丰，调岑彭南取夷陵。田戎军抵敌不住岑彭军的猛烈进攻，夷陵被汉军所占。田戎弃城逃至秭归（今湖北秭归），汉军尾随而至，田戎无奈，领数十骑，逃入蜀地，投奔公孙述，其家眷及所部数万人尽被汉军俘获。建武五年（公元29年）夏，秦丰已被围困3年，部下阵亡9　万余，仅剩千余人，粮食也尽，遂开城投降。至此，荆州地区全部为刘秀据有，为下一步西进奠定了基础。

平灭秦丰、田戎以后，岑彭派部将屈充到长江以南，班行诏命，很快江南各郡纷纷归降刘秀，江南地区也告统一。

3。北击彭宠，统一燕蓟渔阳太守彭宠曾为刘秀统一河北助过一臂之力，刘秀封其为建忠侯。但是刘秀称帝后，彭宠的原部下吴汉、王梁均位居三公，而对彭宠没有进一步加官进爵，使彭宠大为不满，他认为自己应该封王。于是，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彭宠起兵反汉。发兵2　万余人攻打幽州牧朱浮，并分兵进击广阳（今北京大兴）、上谷（今河北怀来）及右北平。此时刘秀的主力正与刘永作战，还有一部分兵力仍在南阳地区征讨，无力北顾。一直到秋天，刘秀才派游击将军邓隆率军救朱浮。邓隆到达蓟地后，屯兵于潞（今北京通县东南）南，朱浮军屯于雍奴（今天津武清北），两营相去百里之遥。刘秀闻报又急又恼，对邓隆派来的使吏说："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可得相及？比若（你）还，北军必败矣"①。果然，彭宠以重兵在正面作掩护，另遣3　千轻骑绕至邓隆军背后，发动突然袭击，大破邓隆军，而朱浮军相距太远，无法救助，见邓隆军大败，只好引军退走。

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彭宠连拔右北平和上谷数县，并遣使以美女、丝绸联络匈奴，结为"和亲"关系。匈奴单于派左南将军率七、八千骑兵，在边境上往来为游兵，援肋彭宠。彭宠还南与张步等割据势力联合，共同对付刘秀。涿郡太守张丰亦举兵反汉，与彭宠联合，彭宠的力量更为强大。攻克蓟城后，彭宠自立为燕王。

面对彭宠的咄咄攻势，刘秀一面加紧西联隗嚣，解除西顾之忧，一面接受大司徒伏湛"北守东攻"的建议，继续以主力东攻刘永的余部，同时于建武四年（公元28年）五月，派朱祐、耿弇、祭遵、刘喜等将增援朱浮。

汉军先锋祭遵在涿郡击败张丰军，生擒张丰。上谷太守耿况之子耿舒击破彭宠弟彭纯所率的2　千多匈奴骑兵，以后双方暂成僵持状态。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二月，彭宠被侍奴杀死，使渔阳形势立即急转直下。虽然尚书韩立等又立彭宠子彭午为王，但不久，国师韩利杀死彭午，向祭遵投降。这样汉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渔阳，平定了彭宠叛乱，统一了燕蓟。

4。平灭董宪、张步，统一关东董宪原为赤眉军将领，后脱离赤眉军，以郯城（今山东郯城）为中心，据有了今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一带，并与刘永联合，受封为翼汉大将军、海西王。刘永死后，其余部多逃归董宪。

建武四年（公元28年）春，汉虎牙大将军盖延连破刘永余部苏茂、周建等，并在留县打败了董宪的军队。不久董宪部将贲休在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举城降汉，董宪闻讯，自郯城出击，围攻贲休。盖延率平狄将军庞萌欲救贲休，刘秀指示他们："可直往捣郯，则兰陵必自解"①。但2　将认为兰陵危在旦夕，遂先救贲休。董宪佯败，放汉军入城，第二天突然以大兵合围兰

①　《后汉书·彭宠传》。

①　《汉书·盖延传》。

陵，盖延等未曾戒备，慌忙突围而走，去攻郯城。刘秀斥责说："闲欲先赴郯　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贼计已立，围岂可解乎！"②盖延等至郯城，果然攻之不克，而董宪攻取了兰陵，杀贲休。此后，盖延率军往来于彭城、郯、邳之间，与董宪军作战，有时一天要打好几仗，颇有战果。刘秀因为盖延轻敌深入，多次致书提醒他。

盖延的部将、平狄将军庞萌，原是绿林军下江兵将领，后降刘秀。刘秀十分宠信他，曾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庞萌是也"①。这次随盖延击董宪，由于刘秀诏书总是写给盖延，而没有给他，庞萌怀疑盖延说了自己的坏话，遂反叛，杀楚郡太守，引军袭破盖延，与董宪联合拒汉，自号东平王。

刘秀闻庞萌反叛，大怒，亲率主力讨庞萌。董宪得知刘秀亲来，乃与刘纡、苏茂、佼强离开下邳，回到兰陵，派苏茂、佼强与庞萌合兵3　万，围攻桃城（今山东宁阳）。刘秀在途中，闻桃城危急，立即甩下辎重慢行，急领3　千轻骑、数万步卒，星夜兼程，前往救援，并命盖延与大司马吴汉、汉忠将军王常、前将军王梁、捕虏将军马武、讨虏将军王霸等到任城会合，共讨庞萌于桃城。刘秀率军到达距桃城60　里的任城后，不顾众将的请求和庞萌军的百般挑战，命令部队休士养锐，坚守不出，以挫敌军兵锋。桃城守军闻刘秀亲来，更加坚心守城。庞萌尽全部力量，猛攻20　余日，未能得手，兵疲将困，锐气全无。这时，吴汉等将各领兵马赶到，刘秀指挥汉军向桃城开进，并亲自上阵搏杀，大破庞萌军。庞萌、苏茂、佼强3人丢弃辎重，乘夜逃走。董宪见庞萌等人战败，急与刘纡尽发全军，共数万人，屯于昌虑（今山东枣庄西北），又亲领精兵在新阳（今山东枣庄西南）设防，准备迎击汉军。刘秀先遣吴汉击破新阳，董宪退回昌虑，吴汉军追踪而至，董宪急忙招诱五校军余部数千人屯守建阳，两城相距30　里，摇为呼应。

刘秀引大军至蕃县（今山东滕县），即命部队停止前进。此地距昌虑尚有百余里，诸将皆请求继续前进，刘秀不听，他认定五校军没有足够的粮食，粮尽其军必退，乃令各将坚壁自守，以待战机。不久，五校军粮尽，果然退去。刘秀立即挥军从四面包围昌虑，激战3　天，破城。董宪与众将四散奔逃，刘秀命吴汉追剿，佼强无处可逃，率众投降，苏茂投奔张步，董宪与庞萌逃入缯山（在今山东枣庄东）。数日后，散卒知董宪尚在，又聚集起来，共数百骑，将董宪迎入郯城。吴汉等将尾随而至，攻下郯城，董宪、庞萌逃往朐县（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刘纡则被其部下杀死。

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二月，吴汉攻破朐县，董宪、庞萌被杀。此时关东的割据势力只剩下齐地的张步和庐江的李宪2人了。

建武五年十月，刘秀命建威大将军耿弇率军进击张步。张步得知汉军来攻，便以费邑为济南王，率重兵驻守历下（今山东历城西南）和祝阿（今山东济南西），又沿钟城（今山东济南南）至泰山立营数十座，以阻止汉军东进。

耿弇指挥汉军渡过黄河和济水后，首先围攻祝阿，但故意留下一个缺口，让守军出逃，散布战败的消息，瓦解敌军斗志。果然，钟城守军得知祝阿已破，立即逃跑一空。费邑急令其弟费敢驻守巨里（今山东历城东北），控制②　《后汉书·盖延传》。

①　《后汉书·庞萌传》。

住要道，阻挡汉军对历下的进攻。耿弇率军进逼巨里后，为引诱费邑出战，故意虚张声势，扬言3　天后将尽全力攻打巨里城，暗中释放一批俘虏，让他们把这个消息告诉费邑。费邑中计，立即率3　万精兵来援。耿弇以3　千兵继续围攻巨里，自率主力悄悄埋伏在路旁高坡上，待费邑军到，居高临下，猛扑下来，大破费邑军，斩杀费邑，费敢弃城率残军逃走。汉军乘胜连破费邑40　余营，占领济南，随后进逼剧县（今山东昌乐西北）。

剧县是张步的都城，他令其弟张蓝率2　万精兵守西安（今山东临淄西北），又从各地拼凑1　万余人守临淄，两城相距40　里。耿弇认为西安城小而坚，又有2　万精兵驻守，不易获胜，乃决定先攻城大兵弱的临淄。但为了迷惑张蓝，耿弇通令全军5日后攻打西安。张蓝侦知此情报，急忙加强防守，日夜不敢懈怠。到第五天深夜，耿弇命全军饱餐一顿，待天明时进攻临淄城。其部将护军荀梁等人争辩，认为应速攻西安。耿弇解释道："不然。西安闻吾欲攻之，日夜为备；临淄出不意而至，必惊扰，吾攻之一日必拔。拔临淄即西安孤，张蓝与（张）步隔绝，必复亡去，所谓击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顿兵坚城，死伤必多。纵能拔之，（张）蓝引军还奔临淄，并兵合执，观人虚实，吾深入敌地，旬日之间，不战而困。诸君之言，未见其宜"①。遂领军攻打临淄，半日即攻克。张蓝闻讯，心中恐慌，放弃西安，退归剧县，汉军唾手而得西安。

张步见自己的军队连战连败，遂亲领张蓝、张弘、张寿3　个弟弟及原大彤起义军将领重异，率号称20　万的大军进抵临淄大城以东，进攻汉军。耿弇利用张步自认兵多势众，急于求战的心理，先率军出淄水（今山东临淄东），佯为阻击，遇重异所统的前锋后，故意示弱，引兵退入临淄小城内，而让刘歆、陈牧分别列兵于临淄城下。张步军果然认为汉军胆怯，士气高涨，直攻汉军军阵，与刘歆、陈牧军撕杀在一起。耿弇见此，立即率精兵拦腰冲击张步军，大败其军。激战中，流矢射中耿弇的大腿，耿弇用佩刀砍断箭杆，左右无人知晓，直至黄昏，才收军。第二天，耿弇指挥汉军继续与张步军激战，从黎明战至黄昏，杀伤敌兵无数。经过两天的战斗，张步军受到重创。耿弇判断张步必将退兵，遂预先埋伏了伏兵。果然张步率军退走，汉军伏兵骤起，发动猛烈进攻，一直追至钜昧水（今山东寿光东）上，沿途八、九十里到处是张步军的死尸，其辎重2　千余辆也为汉军所得。张步逃回剧县后，与兄弟分兵散逃各地。张步奔逃到平寿，耿弇追击而至，张步投降。随后，耿弇又引兵至城阳，迫降了五校起义军余部，这样，齐地也告平定。

对于庐江的李宪，早在建武四年（公元28年）八月，刘秀即派杨威将军马成等将其围困于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李宪屡次向汉军挑战，马成均不予理睬，勒兵不战，李宪无计可施。到建武六年（公元30年）正月，城中粮尽，汉军破城，李宪突围逃走，途中被部下杀死。至此，关东的各个割据势力终于被彻底消灭了，东汉的统治直达大海。

刘秀之所以能在5年之内，消灭刘永等关东割据势力，统一关东地区，除了在战略思想上确立了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先东后西、联陇制蜀、各个击破等正确的指导思想外，在战术指挥上，刘秀及其将领如吴汉、岑彭、耿弇等都表现出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水平，使汉军往往能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最终消灭对手。在整个关东战场，刘秀对于汉军的部署也极有策略，

①　《后汉军·耿弇传》。

其主力始终保持对于主要方面的作战，而对于次要方面，对于威胁不大、势力较小的割据势力，或以少量兵力牵制、或采取长期围困的战法，使汉军不致在这些方面消耗过多的有生力量，保证主战场的胜利。在客观上，关东各个割据势力，基本上处于各自守境自保的状态，也给刘秀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战略方针的实施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也是刘秀能够统一关东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统一陇蜀的战争刘秀消灭关东各割据势力之后，统一全国已势在必行，其战略重点立即由东方转向了西方。

在西边的3　个割据政权中，巴蜀的公孙述已称帝，与刘秀势不两立。河西的窦融因与汉室有外戚关系（其七世祖窦广国为汉文帝皇后之弟），故心向刘秀，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归降刘秀，刘秀封其为凉州牧。据有陇西的隗嚣虽表面上归顺刘秀，但暗怀异心，其地不仅接近关中，对关中威胁最大，而且又是汉军进攻公孙述的必经之路。因此刘秀决定先取陇西，后图巴蜀。

1。平陇之战隗嚣（？～公元33年），是天水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新莽末年，被当地豪强拥立为上将军，起兵反莽，后依附更始刘玄，被任为御史大夫。赤眉攻陷长安前，隗嚣因参与劫持刘玄东归南阳的密谋，被刘玄追杀，逃回天水，招集旧部，自称西州上将军，据有天水、武都、金城（均在今甘肃境内）等郡，拥兵十余万。因其"素谦恭爱士，倾身引接为布衣交"①，所以手下有一批谋臣、战将，如班彪、申屠刚、马援、王元、杨广、行巡、周宗等，加之外联西羌，兵精粮足，名震西州。

刘秀为解西顾之忧，与隗嚣结好后，多次遣使让其入朝归降，都被隗嚣拒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冬，平定关东的战争基本结束，刘秀准备将战略重点西移，为了试探隗嚣的态度，刘秀故意令隗嚣出兵征讨巴蜀，隗嚣托辞不出，刘秀察觉他是想三分天下，不愿天下统一，于是决心用武力消灭隗嚣。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四月，刘秀亲至长安部署兵力，命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等7　将军，以借道陇西、讨伐巴蜀为名，向陇西进兵。隗嚣知汉军不怀好意，急令大将王元据守陇坻（今陕西陇县西北陇山），伐木塞道，阻击汉军西进。汉军先锋、征虏将军祭遵先到，击败王元军，追至新关，待诸将赶到后，一起向王元军发起进攻。王元军居高临下，杀败汉军，并乘胜追击，捕虏将军马武率精骑断后，拼死撕杀，才将王元军击退，诸将引军退下陇山。

刘秀闻汉军战败，非常不安，为防隗嚣乘胜东进，命祭遵驻守嚣县（今陕西陇县南），耿弇驻守漆县（今陕西彬县），征西大将军冯异驻守嚣邑（今陕西旬邑东北），并令大司马吴汉由洛阳赶至长安，集结兵力、军资，策应各军。

果然隗嚣见王元获胜，即令王元、行巡率2　万余兵，乘胜分别出击■县

①　《后汉书·隗嚣传》。

和栒邑。此时，冯异尚在前往栒邑的途中，闻此讯，其部将劝冯异停止进军，不要与士气正盛的隗嚣军争锋。但冯异认为："今先据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①，遂挥军急驰，抢在隗嚣军之前，悄悄进入栒邑城，偃旗息鼓，封锁消息。行巡不知，仍向栒邑急驰，冯异乘其不备，突然击鼓、竖旗，挥军杀出，行巡军惊乱奔逃，大败而走。此时祭遵在■县也击退了王元，终于稳定住了战局。

陇坻败北后，刘秀对隗嚣被迫采取守势，但双方都在积蓄力量，准备新的进攻。不久，窦融遣使向刘秀表示衷心归汉，刘秀大喜，令其出兵从河西夹击陇西。窦融遂出兵金城，击败了与隗嚣勾通的西羌封何等部，使隗嚣腹背受敌。刘秀还加紧了对隗嚣内部的分化瓦解工作，他命刚由陇西归降的隗嚣将领马援率5　千精骑，往来隗嚣军中，拉拢其部属和西羌豪长。隗嚣见南、北、东3　面受敌，内部动摇，感到形势危急，慌忙上书刘秀，声称前次交战，系部将自做主张所为，请刘秀谅解，企图以此作为缓兵之计。但刘秀令其停止抵抗，并再遣次子入朝，才可保全地位。隗嚣见此计不成，遂决定联蜀反汉，遣使向公孙述称臣。公孙述封其为宁朔王，并派军支援隗嚣。

建武七年（公元31年）秋，隗嚣亲统3　万骑步兵进攻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在阴槃（今甘肃宁县西南）被冯异军阻住。隗嚣又分兵攻打■县，又遭祭遵抵抗，两路均无功而回。隗嚣部下大将王遵被刘秀招降，拜为太中大夫，封向义侯。刘秀通过来歙、马援等人对陇西的政治瓦解工作，使隗嚣集团内部愈来愈不稳定。

建武八年（公元32年）春，刘秀乘隗嚣戒备松懈，准备再次发动新的进攻。他首先派来歙与征虏将军祭遵直插隗嚣军背后，进袭略阳（今甘肃庄浪西南），切断其后方交通补给钱。途中祭遵病重返回，来歙自率2　千余兵，劈山开道，继续西进，从番须（山谷名，今陕西陇县西北）、回中（今陕西平凉附近）直取略阳，出其不意，发动突然进攻，杀守将金梁，占领了该城。吴汉等将知来歙得手，立即率军向略阳进发，刘秀急遣人将诸军追回，命令各军待隗嚣久攻略阳不下，兵疲将困时，再乘机进击。隗嚣闻略阳失守，极为震骇，为防刘秀大军乘机进攻，急令大将王元守陇坻，行巡守番须口，王孟守鸡头道（今甘肃平凉西），牛邯守瓦亭（今宁夏固原西南），自率精兵数万围攻略阳。公孙述也派大将李育、田弇率5　千精兵前来相助。陇蜀联军对略阳发动了猛烈进攻，在多次强攻不成之后，又劈山筑堤，引水灌城。来歙率汉军将士顽强固守，箭矢用尽，便拆毁城内房屋，取木为兵器，打退陇蜀联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隗嚣尽其全部精兵猛攻略阳，自春至秋，数月不能破城，将士疲惫，士气大为低落。刘秀见时机成熟，立即尽发关东兵西进。至漆县（今陕西彬县），刘秀夜召马援问策，马援用米堆成山川形势，详尽介绍军队进退的路线，刘秀更加胸有成竹，随即率军攻取了高平第一城（今宁夏固原）。这时，窦融也率步骑数万人，辎重车5　千余辆，前来与刘秀大军会合。汉军分数路攻上陇山。汉将祭遵与隗将牛邯是旧故好友，祭遵致书牛邯，劝其投降，牛邯犹豫再三，终于归降刘秀。汉军遂长驱直入，直捣隗嚣军侧背，所过皆望风而降，汉军共招降了隗嚣13　员大将，16　个县邑及十余万吏民。隗嚣见势不妙，急遣王元入蜀求救，自率残部退守西城（今甘肃天水西南）。蜀将李育、田弇、退保上邽（今甘肃天水）。略阳之围遂解。

①　《后汉书·冯异传》。

刘秀欲招降隗嚣，但隗嚣终不肯降，于是刘秀派吴汉与征南大将军岑彭围攻西城，耿弇与虎牙大将军盖延围攻上邽。这时东方颖川农民军余部又起，河东守军也叛汉，洛阳告急，刘秀急忙令吴汉、岑彭继续进攻隗嚣，自己赶回洛阳。

吴汉、岑彭奋力攻打西城。守将杨广战死，隗嚣极为艰难，但其军将士拼死固守，坚持数月，眼看西城将破。到十一月，王元、行巡、周宗从蜀中讨得5　千救兵赶到，3人挥军猛冲汉军，高呼："百万之众方至！"①汉军大惊，未及列阵，王元等已杀入汉营，殊死拼杀撕开一个缺口，突入西城，把隗嚣救回冀县（今甘肃天水西北）。此时，汉军粮食已尽，不能再战，吴汉、岑彭被迫下令撤兵，耿弇、盖延也随后退兵。这样，陇西又复归隗嚣所有，双方恢复到战前的状态，但经过几次大战，陇西损失了大量军资、财物及兵力，粮食消耗也很大，实力大减。

建武九年（公元33年）春，隗嚣恚愤而死。王元、周宗立其少子刘纯为王。公孙述又遣大将赵匡前来相助。八月，刘秀命来歙率冯异、耿弇等5　将军再攻陇西。耿弇先攻高平第一城。守将高峻将1　万精兵抵御汉军，耿弇苦战1年，未能攻下。后刘秀亲往■县督战，并派寇恂招降高峻。谈判时寇恂斩杀高峻军师皇甫文，高峻失去主心骨，惶恐不安，遂开城投降。汉军又一次攻入陇地。建武十年（公元34年）七月，冯异击败援陇的蜀军，杀赵匡、田弇，隗纯退保落门（今甘肃武山东北）。十月，汉军攻破落门，隗纯投降，王元逃入蜀地，投奔公孙述。至此历时4年多的平陇之战终于结束。

刘秀平定陇西隗嚣的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这4年多的时间中，刘秀不仅亲自挂帅，而且几乎集中了他全部精兵勇将，如吴汉、冯异、耿弇、岑彭、盖延、祭遵等，对陇西发动了3　次进攻，但2　次败回，遭到了自统一战争以来，最严重的挫折，直至隗嚣死后的最后一击才取得胜利，十分不易。

从整个战争过程看，造成汉军两度失利的原因，主要是刘秀在战略上低估了隗嚣。

隗嚣与其他割据势力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一，隗嚣长期经营陇西，颇得人心，有比较牢固的统治基础；其二，隗嚣能礼贤下士，在其身边聚集了一大批良臣战将，其中不少人肯为隗嚣拼力死战；其三，隗嚣的兵力虽不如刘秀多，但极其精锐，其中既有能征善战的陇西、上地骑兵，也有勇猛凶悍的西羌突骑，还有巴蜀的援军，而且他们占据着以守待攻、以逸待劳的有利地位；其四，陇西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对于以上这些情况，刘秀估计不足，没有进行充分的战前准备，以致陇坻一战，先胜后败，汉军还未进入陇地即被王元击退；二次攻陇，眼看胜利在望，而军粮又不济，致使军心动摇，前功尽弃。

但是，隗嚣毕竟只有区区两郡之地，军力、财力远比不上汉军。隗嚣本人无论在战略指导思想上还是在战役指挥上，都距刘秀相去甚远，加之刘秀的统一是大势所趋等政治因素，陇西最终还是被刘秀统一了。

刘秀取得陇西后，向南可进一步平灭公孙述，统一巴蜀；向西可平抚诸羌；向西北可打通西域；向北可攻袭匈奴，因此，统一陇西，对刘秀完成全国的统一大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①　《后汉书·隗嚣传》。

2。灭蜀之战刘秀统一陇西后，巴蜀的公孙述已陷于孤立，刘秀决定乘胜伐蜀。

公孙述原是新莽政权的导江卒正（即蜀郡太守），新莽末年起兵，占据益州（今四川地区），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四月，称帝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国号"成家"（取起于成都之意），建元"龙兴"。此时公孙述已据有了今陕西和甘肃的南部、贵州和云南的北部，以及四川全部。在刘秀统一关东、陇西的战争中，他竭力扩张势力，收容战败逃入蜀地的延岑、田戎、王元等，还结纳了关中豪强吕鲔、张邯等人，拥兵数十万，加之西南地区易守难攻的地理条件，使其成为刘秀的劲敌。

建武九年（公元33年）春，公孙述乘汉军全力攻陇，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夷道（今湖北枝城）等地兵力薄弱之机。派田戎、任满、程汎率兵数万出江关（今四川奉节），沿长江东下，击败岑彭部将威虏将军冯骏、都尉田鸿、领军李玄诸将，夺取巫县（今四川巫山北）、夷陵、夷道，屯军荆门、虎牙两山，在长江上架设横江浮桥、斗楼①，植木水中，以防备汉军沿江西进。岑彭从陇西返回后，数度率军夺取失地，均未成功，于是岑彭积极训练水军，制造战船，准备再战。

平陇之战结束后，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刘秀命吴汉率诛虏将军刘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统兵6　万余、马5　千匹，与岑彭会合于荆门。因吴汉不习水战，刘秀命岑彭为主帅，由东而西攻蜀，为南路军。又命来歙统陇西诸军南下，为北路军，对公孙述构成钳形攻势。

三月，岑彭率南路军溯江而上，首先发动进攻。偏将军鲁奇自愿为先锋，驾船乘风逆流西进，焚毁蜀军浮桥，为主力打通航道。随后岑彭挥军疾进，所向无敌。蜀兵大乱，慌不择路，溺死数千人，蜀将任满战死，程汎被俘，田戎急忙放弃三峡险地，退保江州（今四川重庆北）。岑彭留刘隆为南郡太守，自率臧宫、刘歆等将，水陆并进，长驱直入江关，进入蜀地，所过之处，严禁部队掠略，纪律严明，沿途县邑纷纷开城降服。

六月，北路的来歙也对蜀地发动进攻，击败了公孙述防备汉军南下的王元、环安军，占领了河池、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但后来环安派人刺杀了来歙，北路军受挫。刘秀派扬武将军马成继续指挥北路军。不久，羌人反叛，马成军被调回陇西。从此灭蜀的任务便由南路军单独完成。

岑彭率军进至江州，见田戎军粮充足，难以在短时间内攻下，便留冯峻围困江州，自率主力北上垫江（今四川合川），攻破平曲（今合川西北涪江湾），获米数百万石。此时，吴汉亦率后续部队由夷陵溯江而上，接应岑彭军。

七月，公孙述命延岑、吕鲔、王元及自己的弟弟公孙恢调集重兵于广汉（今四川广汉北）和资中（今四川资阳北）地区，以阻止汉军前进，保卫成都，又命侯丹率兵2　万余人拒守黄石（今四川江津、璧山间），策应江州的田戎，防止汉军沿江深入。

针对蜀军的部署，岑彭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以臧宫统领，率5　万降卒，进据平曲上游，牵制蜀军主力延岑军；自率汉军主力退还江州，再溯长江西上，袭破黄石侯丹军，随后星夜兼程，疾行2　千余里，深至岷江中游，绕至蜀军主力背后，攻取武阳（今四川彭山东），并派精骑袭击距成都仅数十里

①　亦称关楼、望楼，建于浮桥桥面之上，既可瞭望敌情，又可发射箭矢。的广都（今四川成都南），蜀人大惊，纷纷望风逃散。公孙述闻讯，以杖击地，惊呼："是何神也！"①急遣刺客诈称逃奴，降汉，侍机刺杀汉军主帅。十月，岑彭遇刺身亡，汉军放弃武阳，稍稍后撤。十二月，吴汉率3　万军赶到，刘秀命吴汉统领全部攻蜀汉军。

平曲方面臧宫统领的汉军，在岑彭率主力走后，一度因军粮不济，引起慌乱，降卒多欲逃走。臧宫想引军退回，又怕蜀军趁势追杀。正在危急时分，刘秀派来增援岑彭的军队路过，臧宫急中生智，假传命令，截留这些军队及700　匹军马和物资，补充自己。随后命令军队星夜进兵，出击蜀军，沿途派小股部队多张旗帜，登山击鼓以为疑兵，大军沿江而进，右岸为步兵，左岸为骑兵，水军乘船居中，声势浩大，人呼马嘶，震天动地。延岑正在布防，不意汉军突然杀到，急忙登山瞭望，见汉军漫山遍野，如潮涌来，更加震恐。臧宫挥军猛攻，大破蜀军，蜀兵被杀、溺死万余人，十万余人投降，延岑逃回成都。汉军乘胜猛追，在平阳乡迫降蜀将王元，随后连下帛竹（今四川帛竹东南）、涪城（今四川绵阳）、繁县、郫县，从北面直趋成都。

吴汉接管岑彭军后，挥军北上进攻成都。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正月，吴汉军在鱼涪津（今四川乐山北）大破蜀将魏党、公孙永之军，进围武阳。公孙述遣其子婿史兴统5　千军赶来救援，又被全歼。汉军攻取广都后，遣轻骑直抵成都市郊，烧毁成都西南的市桥。武阳以东的诸小城均归降汉军。蜀军将帅惊恐万状，不少人叛离公孙述而去。刘秀又对公孙述诱降，仍遭拒绝。七月，冯骏攻破江州，俘获田戎。

正当汉军节节胜利时，刘秀告诫吴汉："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踞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①。但吴汉急于取胜，竟违背刘秀的作战指示，主动出击进逼成都。他自率2　万余人前至距成都十余里的锦江北岸立营，另以副将武威将军刘尚率万余人屯于江南，两营相距20　余里。刘秀闻报，又气又急，遣使责备吴汉：不服从命令，轻敌冒进；与刘尚分营拒敌，给蜀军以各个击破之机。命令吴汉立即退回广都。但使者还未到，九月，公孙述已遣谢丰、袁吉率兵十余万，分为20　余营，同时向吴汉军猛攻，另以万余人牵制江南的刘尚，使其不能救援吴汉。吴汉军与蜀军大战一日，败入营垒坚守。此时吴汉意识到分兵两营的危险，遂准备退回江南与刘尚会合。为了迷惑蜀军，吴汉命汉军一连3　天不得出战，在营内多树幡旗，整日烟火不断，第三日夜，悄悄渡江与刘尚合兵。谢丰等未曾觉察，天亮后，分一部分兵监视江北吴汉营，自率主力进攻江南，不防吴汉、刘尚同时杀出。双方从清晨一直激战至午后，蜀军大败，谢丰、袁吉均战死。此后吴汉与蜀军在广都与成都之间会战8　次，汉军全胜，进占成都外城。其秋，臧宫军与吴汉军会合于成都城下。

公孙述困兽犹斗，采纳延岑"死中求生"的建议，拿出大批金帛，招募5　千余敢死士，交延岑指挥，准备与汉军决一死战。延岑在市桥一带虚设旗帜，击鼓挑战，吸引汉军注意，暗中派出奇兵绕至汉军背后，发动突然袭击。汉军不防，大败而逃，吴汉坠入江中，牵着马尾才得以逃生。汉军受挫，军心不稳，加之军中仅余7日粮，吴汉动摇，暗暗下令准备船只撤走。汉蜀郡太守张堪闻讯，急驰入营，力陈公孙述必败，劝阻吴汉不要退兵。吴汉乃决

①　《后汉书·岑彭传》。

①　《后汉书·吴汉传》。

心坚持，并故意隐蔽精锐，示弱诱敌。

十一月，臧宫军进逼成都咸门，公孙述不知是计，派延岑出击臧宫，自率数万兵进攻吴汉。延岑多次击败臧宫，但汉军仍不后退，蜀兵从天明战至中午，不得进食，疲困不堪。吴汉见此，立即命护军高午、唐邯率数万锐卒出击，蜀兵大败，公孙述重伤而死，临死前将军权交给延岑。延岑见大势已去，第二天开城投降。汉军灭蜀之战胜利结束。

此时，九原的卢芳因部下全部归降刘秀，已逃奔匈奴。刘秀终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刘秀灭蜀之战是历史上第一次从三峡溯江而上攻灭蜀地割据势力的战争。作为汉军的统帅刘秀和此次入蜀作战的主帅岑彭，都充分认识到了水军的重要作用，在攻蜀前制造了数千艘战船，征集训练了数万名水手，采取水陆并进的方式入蜀作战。大司马吴汉曾以水军过多，消耗粮食太大为由，打算废弃水军，与岑彭发生争执，结果刘秀将统兵权交给了岑彭，从以后的情况看，这无疑是进兵蜀地最正确的战略决策。灭蜀过程中，岑彭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如突破三峡天险；进围江州而不打，主力越城继进。特别是在北路军回撤，南路形同孤军，蜀军全力阻截的不利情况下，他指挥汉军主力避实就虚，进行了行程2　千余里的远距离迂回包抄，绕至蜀军主力背后，直攻其统治中心成都，始终掌握着战争主动权，使其成为东汉初最优秀的军事将领之一。继任的吴汉虽一挫于谢丰、再挫于延岑，甚至置前功于不顾，暗暗下令撤兵，但在刘秀的正确指导和张堪的鼎力佐助下，能极尽主观努力，反败为胜，完成灭蜀任务，也不失为东汉初的优秀将领。辅威将军臧宫在危急时刻，机智果断，化险为夷，指挥以降卒为主的军队击败蜀军主力，为灭蜀之战的胜利立下大功，其军事指挥才能也是十分出色的。但在战争过程中，汉军两位主帅来歙和岑彭先后被刺杀，这无疑是汉军方面的重大损失。公孙述虽居于天险之地，经济上有巴蜀的财富作后盾，在战略上占有一定优势，但在政治上是割据政权，处于劣势，军事上更是消极保守，除攻取夷陵等地曾一度主动进取，战略上也有一定见地外，始终醉心做割据皇帝，居险自守，以致被动挨打，险阻不守、军心沮丧、内部动摇，最终彻底灭亡。（四）刘秀的战略思想刘秀是新莽末东汉初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杰出的军事将领和军事统帅。

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他表现出了比其同时代的军事人物略胜一筹的战略思想和军事指挥才能，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刘秀的战略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善于纵观全局，以通盘全局的战略眼光决定重大的军事决策。昆阳之战，刘秀并非主帅，但他经过通盘全局的认真考虑，力排众议，使绿林军（汉军）终于作出了死守昆阳，为主力攻破宛城争取时间的正确决策，并抓住莽军的弱点和失误，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在统一战争中，汉军先东后西，由近及远，联陇制蜀，各个击破割据势力的正确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更加体现了刘秀善于从战略全局上决策问题和驾驭战略全局的能力。

其二，政治战略与军事战略紧密结合，相辅相成，交替运用。刘秀初入河北时，势孤力单，既无雄兵，又无战将，于是他采取了一些深得人心的措施，开展政治攻势，不仅获得了当地新莽旧吏和豪强的支持，甚至还得到了农民的一定支持，使他在1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由白手起家到拥有了几十万大军，建立了基业，其间并未进行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战争，军事行动仅仅作为实行政治战略的辅助手段。以后在镇压赤眉，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刘秀更是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大力开展政治诱降活动，对敌诱之以利，迫之以兵，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其三，善于观察形势，把握战机，适时、及时地进行战略重点的转移。

当刘秀在河北壮大力量、羽翼丰满后，他及时地南下取得河内郡，占据中央要地，威胁中原重镇洛阳，然后一面坐观绿林赤眉火并，一面积极巩固后方，同时派邓禹西进，侍机进取关中。更始灭亡后，他立即取得洛阳，截断赤眉东归的通道；消灭赤眉后，他又立即展开了统一战争；当关东趋于统一时，他又将战略重点迅速西移，进攻陇蜀，直至最后统一全国。

其四，量时度力，力求以较小的代价取得每一次战争的胜利。在刘秀的战略思想中稳中求胜、不急于求成的特点极为突出。根据具体战况，刘秀有时指挥汉军以疾风暴雨之势猛冲猛打，有时则以长期围困战法取得最后胜利，如黎丘围秦丰长达3年之久，舒城围李宪也达1年半之久。刘秀还经常采取以逸待劳，敌疲我打的方针击败对手。如镇压铜马军，刘秀坚营自守1个月，待铜马军粮尽退兵时，才挥军猛袭，大获全胜；平灭董宪，刘秀又以同样方法，再获胜利。刘秀还经常告诫部下，运用这种战法。邓禹击赤眉，吴汉攻成都均因违背了刘秀的这种作战思想而遭失败。以后冯异代替邓禹，坚决执行以饱待饥、以逸待劳的方针，在崤底之战大胜赤眉军，吴汉也吸取教训，终于攻克成都。

其五，广收人才，知人善用。刘秀到河北时，几乎孤身一人，但他很快就聚集了象邓禹、吴汉、冯异、寇恂、姚期、耿弇、耿纯等一大批文武之士，成为其统治骨干。在以后的战争中，他不断提拔可用之才，如来歙、臧宫、岑彭、马成等，同时还争取敌方有识之士，给予重用，如朱鲔、马援等，以致在刘秀军中集中了一大批文武兼备、能独挡一面的将帅，这在历代开国功臣中是不多见的，他们对东汉王朝的建立和统一，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十二、东汉军制的变化西汉后期，随着地主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小农经济大量破产，导致原先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旧兵制日形破坏。东汉建立以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为此，光武帝刘秀采取措施，对旧兵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期给小农以喘息的机会。因而东汉兵制较之西汉时期的兵制有了很大的变化。

（一）地方军制的变化东汉初年，由于经历了长期战乱，"百姓虚耗、十有二存"①，边境地区更是"靡有孑遗"②，人口锐减，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为了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恢复社会生产，刘秀决定"省兵减政"，对地方郡国兵进行了大规模的裁撤。其主要措施有：建武六年（公元30年），省郡国专职武官--都尉，并其职权于郡太守或相国，同时取消地方都试，郡国兵每年秋后不再进行军事演习；建武七年（公元31年），罢郡国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等常备军，士兵全部复员还乡，彻底取消了西汉正卒制度；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又"罢诸边郡亭候吏卒"①，完全取消了西汉的戍卒制度。

对地方郡国兵制的这种改革，不仅节约了国家庞大的军费支出，大大减轻了人民的军赋负担，而且也使东汉的兵力分布形成了"居重驭轻"的局面，地方无法反叛中央。但是随之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都尉一职罢省后，郡太守再无互相牵制的对立面，从此独揽一郡的军政大权，极易造成割据势力的出现；取消地方都试，虽减轻了服役士卒的负担，但是也降低了军队素质，造成军队战斗力差；取消正卒、戍卒制度，使郡国无常设之兵，一旦有警，无法迅速征集军队，而边境无当番守望之戍卒，一旦外敌入侵，也难以组织迅速有效的抵御。为了弥补罢省郡国兵的缺陷，光武帝以后诸帝又采取了一些临时性措施，主要有：第一在各战略要地设置长期屯兵，以代替从前番上的正卒。这种长期屯兵有：黎阳营，光武时置于黄河北岸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屯驻千人，以谒者领之，作为京师洛阳的屏障；度辽营，明帝时为隔绝南北匈奴，置于五原曼柏（今内蒙古东胜东北）；象林营，和帝时为镇压南蛮，置于象林（今越南顺化）；长安营、雍营，安帝时，西羌暴动，危及三辅，为此设长安营驻守长安，雍营守备三辅，屯兵于雍（今陕西凤翔）；渔阳营，安帝时鲜卑犯居庸，设渔阳营以拒之；扶黎营，安帝时置于辽东属国之扶黎（今辽宁义县东）。以后顺帝时海上人民暴动，东汉政府不得不加强沿海地区的守备兵力。西羌暴动，东汉政府又于魏郡、赵国、常山、中山设置616　坞，河南通谷冲要33　坞，扶风、汉阳、陇道300　坞，派兵分驻。如此，各地屯兵大增，军费开支巨大，甚至超过了西汉郡国常备军的军费开支，与刘秀"省兵减政"的初衷适得其反。第二发弛刑罪徒赴边戍守，以代替以前的边防戍卒。明帝以后，东汉边境多警，历届皇帝多次下诏发弛刑徒赴边戍守，有时甚至命刑徒携全家同往边境。徙边者皆由国家供给弓弩衣粮。第

①　《后汉书·郡国志》。

②　《后汉书·郡国志》。

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三利用匈奴兵守边。此举始于光武帝刘秀时。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头曼单于十八代孙、呼韩邪单于之孙比被南匈奴八部大人拥立为南单于，仍号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①，故而袭其名号，并请求内附，"愿永为蕃蔽，扦御北虏"②。刘秀从五官中郎将耿国之议，同意其请。二十六年，"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③，"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扦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④。

虽然光武帝刘秀在汉初即实行了罢省郡国兵，取消地方军的措施，但实际上终东汉之世，地方上仍存在着一些取消不了的军队，不仅如前所述的各要地的长期屯兵，而且遇有战事时，还要经常征发郡国兵，或由中央遣将指挥，或由地方长官统领。东汉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各地反抗不断，为镇压这些反抗，一些地区的地方长官手中遂经常保持一部分兵力，变成常备的地方军。由于东汉地方兵没有都试，缺乏经常的训练，战斗力不如西汉的正卒、戍卒。到东汉末，随着中央集权制的破坏，地方州郡长官纷纷发展自己的武装，使之成为私人队伍，造成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

（二）中央军制的变化东汉中央直辖部队在形式上沿袭了西汉的南、北军制，但是在实际上有了很大变化。首先，东汉禁卫军中虽有光禄勋、卫尉等编制，但已无"南军"之称；其次，东汉全国各要地设置的常备屯兵部队，有一些是直隶中央的，如黎阳营、雍营、长安营。故东汉中央直辖部队也包括一部分地方驻军，而并非专指京畿驻军。由于地方郡国兵的取消，中央军成为全国战略机动部队，凡较大的战争，都要赖于中央军的出动。

东汉中央直辖部队不同于西汉的又一变化，是禁卫军人数的大大压缩。

光武帝刘秀在大刀阔斧罢省地方郡国兵的同时，对中央禁卫军实行了"内省营卫之士，外罢徼候之职"①的措施，削减其兵力。

"内省营卫之士"，指压缩光禄勋、卫尉所属的郎卫、卫士的员额。据陈傅良《历代兵制》："光禄勋省户、骑、车三将及羽林令"。户即主户卫的户郎，骑即主出入骑从的骑郎，车即主御车的车郎。户郎、骑郎、车郎及羽林兵的主将均被罢省，其员额肯定有所压缩。另外，卫尉属官中罢省了旅贲令，其职并入公车司马令，显然下属卫士也相应压缩。

"外罢徼候之职"，指压缩、裁减北军的编制。据《历代兵制》："北军并胡骑、虎贲二校为五营，置北军中候，易中垒以监之。"中垒即中垒校尉。西汉北军八营，东汉时胡骑并入长水、虎贲并归射声，又以北军中候代替原中垒校尉，北军中候只监军，不直接领兵，原中垒校尉属下本营兵也被罢省，如此，仅剩五营，兵员大为减少。变化后东汉中央军制如下：

①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②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③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④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①　《历代兵制》。

1。中央禁卫军的兵力配备光禄勋属下部队有3：虎贲中郎将所统虎贲郎1500人，"无常员，多至千人"①，"皆父死子代"②；羽林中郎将所统羽林郎128人，"无常员"③，时有增减。其兵源，光武时"以征伐之士劳苦者为之"④，后多从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子弟中选补；羽林左、右监所统羽林左骑800人、羽林右骑900人，其兵员一般从北军五营中选拔，待遇低于虎贲郎和羽林郎。

卫尉属下：南宫卫士令统"员吏九十五人，卫士五百三十七人"⑤；北军卫士令统"员吏七十二人，卫士四百七十一人"⑥；左都候统"员吏二十八人，卫士三百八十三人"⑦；右都候统"员吏二十二人，卫士四百一十六人"⑧；七宫门司马下属约七百人。共二千七百人左右，较之西汉南军卫士一、两万人相差悬殊，且东汉卫士多来自洛阳附近的固始（今河南临泉）、鮦阳（今河南临泉西）、公安、细阳（今安徽阜阳北）四县所谓"农野谨钝之人"⑨，而非西汉时由地方郡国兵番上。卫士役期满后，东汉皇帝也如西汉皇帝一样，亲临赐宴，问候疾苦。

东汉执金吾（中尉）不再统领北军，其属下仅缇骑（骑兵）二百人，持戟（步卒）五百二十人①，任务是警卫宫城之外，洛阳城门以内，"月三绕行宫外"②。缇骑多为富家子弟，执行任务时"舆服导从，光满道路"，威武彪俊，华贵无比，为时人所欣羡，连光武帝刘秀都曾感慨道："任宦当作执金吾"③。与缇骑形成鲜明的对比，持戟多出身寒门，不如缇骑那样光彩夺目。缇骑、持戟均非征发而来，系招募编成，这一点也与西汉不同。

东汉北军仅指西汉武帝时扩建的八校尉军，但已压缩为五营，由五校尉分统，兵员为三千余人，远远低于西汉时的数万人，其中屯骑校尉之下"员吏（一）百二十八人，领士七百人"④；越骑校尉之下"员吏（一）百二十七人，领士七百人"⑤；步兵校尉之下"员吏七十三人，领士七百人"⑥；长水校尉之下"员吏（一）百五十七人，乌桓胡骑七百三十六人"⑦；射声校尉之

①　《后汉书·百官志二》注引蔡质《汉仪》。

②　《后汉书·百官志二》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

③　《后汉书·百官志二》注引祭质《汉仪》。

④　《汉旧仪》。

⑤　《后汉书·百官志二》注引《汉官》。

⑥　《后汉书·百官志二》注引《汉官》。

⑦　《后汉书·百官志二》注引《汉官》。

⑧　《后汉书·百官志二》注引《汉官》。

⑨　《三国志·王郎传》。

①　《后汉书·百官志四》注引《汉官》。

②　《后汉书·百官志四》。

③　《后汉书·百官志四》注引《汉官》。

④　《后汉书·百官志四》注引《汉官》。

⑤　《后汉书·百官志四》注引《汉官》。

⑥　《后汉书·百官志四》注引《汉官》。

⑦　《后汉书·百官志四》注引《汉官》。

下"员吏（一）百二十九人，领士七百人"⑧。其兵士最初系由刘秀的元从士兵改编而成，以后父死子继。而长水校尉所属乌桓胡骑，很可能就是原刘秀手下的渔阳突骑。另外，安帝时，因国用不足，采纳群臣建议，凡"吏人入钱谷"⑨者，可据数额得力关内侯以至五营士。这样，北军中又增加了大量"商贾惰游子弟"⑩，他们大都是洛阳人，故《九州春秋》曰："五营士生长京师"，这与西汉北军多来自三辅地区也完全不一样。

东汉中央禁卫军不仅兵员较之西汉时大为减少，而且素质也大为下降，战斗力远远不如西汉禁军。以五官中郎将和左、右中郎将所属郎官为例，西汉时多系武士，能征善战，而东汉时则多从孝廉、博士弟子等文士中选拔，作侍从文官，不能上阵征战，地方官吏有缺，常从郎官选补。其余各军在东汉前期虽多次投入战斗，取得过一些胜利，如北军五营曾从窦宪伐北匈奴，取得很大胜利①，以后又曾与左、右羽林骑随邓鸿、何熙镇压南匈奴②，及随邓骘、马贤、张乔等镇压西羌③，均取胜，但也时有败绩，战斗力不是很强。以后，中央禁卫军越发不习于兵，忘战日久，至东汉末已毫无战斗力。

2。八关都尉军和西园军的设置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兄弟领导的黄巾大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洛阳震动。灵帝急忙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④。并置八关都尉一职，领军驻守洛阳四周的函谷（今河南新安）、广成（今河南汝阳东）、伊阙（今河南洛阳南）、大谷（今河南偃师南）、（　辕（今河南登封西北）、旋门（今河南巩县东）、小平津（今河南洛阳北）、孟津（今河南孟津）等8　关，受中央直接指挥，防卫洛阳外围。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随着中央军的日益衰败、以及宦官、外戚争夺兵权的白热化，东汉中央直辖军中又增设了一支由　宦官小黄门蹇硕总领的西园军，由八校尉分统，担任洛阳的防卫　和出征，其士兵多出于招募，但当时东汉王朝已经日暮途穷，能够直接控制的地区仅限于洛阳及附近地区，故八校尉军士兵的招募多在这些地区。西园八校尉军设置后，宦官、外戚各控制了一部分军权，互不上下，斗争更加激烈。六年，蹇硕被下狱死，军权又集中到大将军何进之手。但不久，何进又被宦官中常侍张让、段珪等袭杀。董卓进京，吞并了这些部队，东汉政府从此名存实亡。

（三）军事领导体制的变化1。中央军事统御机构的变化东汉前期，皇帝是全国军政的最高决策者，国家的各项军事制度、战略方针、重大战役的部署、国防建设的重要措施等，均须由皇帝作出最高裁定。⑧　《后汉书·百官志四》注引《汉官》。

⑨　《后汉书·安帝纪》。

⑩　《三国志·王郎传》。

①　《后汉书·窦宪传》。

②　《后汉书·南匈奴传》。

③　《后汉书·西羌传》。

④　《后汉书·何进传》。

但是，自和帝以后，诸皇帝多年幼，皇太后、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执掌军政大权。有关军事的决策名义上虽仍以皇帝诏令等形式发布，但实质已不具有最高权威性了。

东汉中央军事统御机构，在光武帝刘秀时，出于强化皇权的目的，进行了一些调整。

东汉建立后，刘秀鉴于王莽篡汉的教训，不信任大臣，以设在宫中的尚书台为国家政务中枢。尚书一职在秦和西汉时不过是九卿之一少府的属官，掌殿中传达诏令等事。因其接近皇帝，为皇帝近臣，故多为皇帝亲信。以后逐渐参预政务，至武帝时，地位渐重，其职权扩大到替皇帝裁决并下达章奏。成帝时设尚书5人，开始分曹办事。刘秀时扩充为尚书台，名义上仍属少府，实际上与中央政府脱离，直接听命于皇帝，至此尚书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军政要务的官员，不仅参预机密、受理章奏、起草和宣布诏令，而且参与国防、战略的各项决策。尚书台成为东汉中央实际上的最高军事统御机构。东汉时，太尉的职权较之西汉时有所扩大。西汉后期，大司马（太尉）

名列三公之首，为首席宰相。东汉改大司马复称太尉，仍为三公之首，领导中央政府，是全国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同时由于地方郡国兵的罢省，太尉的实际军权不重，东汉皇帝对太尉的戒心远不及西汉。因而东汉太尉与西汉太尉（大司马）名同实异，职权较重。而且属官也较西汉大大增加。有"掾史属二十四人"①，分为西曹、东曹、户曹、奏曹、辞曹、法曹、尉曹、贼曹、决曹、兵曹、金曹、仓曹等，其中尉曹"主卒徒转运事"②，兵曹"主兵事"③，与军事有关。另外还有"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④。东汉九卿分属三公，太常、光禄勋、卫尉归太尉直接领导。东汉太尉虽为外朝官领袖，但加"录尚书事"也可预政，有时甚至统领尚书台，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

东汉皇宫宫殿门户的宿卫仍由光禄勋负责，其属官有五官中郎将，"主五官郎"⑤；左中郎将，"主左署郎"⑥；右中郎将，"主右署郎"①；虎贲中郎将，"主虎贲郎习射"②；羽林中郎将"主羽林　郎"③；羽林左监，"主羽林左骑"④；羽林右监，"主羽林右骑"，以　及驸马都尉、骑都尉、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议郎、谒者仆射等。"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唯议郎不在直中"⑤。

卫尉仍"掌宫门卫士，宫中徼循事"⑥。其属官有：公车司马令，"掌宫

①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②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③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④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⑤　《后汉书·百官志二》。

⑥　《后汉书·百官志二》。

①　《后汉书·百官志二》。

②　《后汉书·百官志二》。

③　《后汉书·百官志二》。

④　《后汉书·百官志二》。

⑤　《后汉书·百官志二》。

⑥　《后汉书·百官志二》。

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⑦；南宫卫士令，"掌南宫卫士"⑧；北宫卫士令，"掌北宫卫士"⑨；左右都候，各一人，"主剑戟士，徼循宫，及天子有所收考"⑩，另外还有七宫门司马，即南屯司马、仓龙司马、玄武司马、北屯司马、朱爵司马、东明司马、朔平司马，分主南宫平城门、东门、玄武门、北门及北宫南掖门、东门、北门。"凡居宫中者，皆有口籍于门之所属。宫名两字，为铁印文符，案省符乃内之。若外人以事当之，本官长史为封启傅；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11）。

东汉京城洛阳的警卫虽仍名为执金吾负责，但实际上虎贲郎、羽林郎、羽林左右骑及北军五营士等都参与京城的警备，因而其职权大为缩小，仅以备水火非常之事为主（12）。手下数百缇骑、持戟更多的意义是示威显仪。其下属还有武库令一员，负责保管中央武库中储备的武器装备。

东汉北军不属光禄勋，而直隶皇帝，以北军中候掌监，秩六百石；由五校尉即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分统。五校尉均为比二千石吏，互不相属，共同担负京城守备及车驾扈从的任务。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争斗激烈。灵帝时，外戚大将军何进控制北军五营、羽林军，宦官遂创建西园宿卫禁军，设八校尉分统，称西园八校尉。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凡八校尉，"皆统于蹇硕"①。从此，宦官、外戚分掌兵权，互不相下。

2。将军制度及作战部队的统御东汉中央也置有若干将军，"掌征伐背叛"②，以大将军为长，以下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均位比三公。另外还有前、后、左、右将军等。东汉前期将军之职并非常设，临战由皇帝亲自任命，战后即罢。如光武时，吴汉以大将军任大司马之职，景丹为骠骑大将军，另有前、后、左、右等杂号将军众多，"皆主征伐，事讫皆罢"。明帝即位之初，以其弟东平王为骠骑将军，"以王故，位以公上"，数年后罢。章帝时，西羌反，以其舅马防为车骑将军征讨，还军后即罢。和帝时，也以其舅窦宪为车骑将军，征匈奴，位在公下，班师后升为大将军，位在公上，复征西羌，还师后免去大将军官号。安帝即位，西羌"寇乱"，又以其舅邓骘为车骑将军征讨，班师后也升为大将军，地位与窦宪相同，但数年后也罢去官号。自安帝以后，"政治衰缺"。始以其嫡舅耿宝为大将军，常置不罢，为朝廷中的最高长官。顺帝时，皇后父、兄、弟相继为大将军，地位尊宠①。甚至规定，大将军上朝，由谒者在前引导。并"增掾属、舍人、令史、官骑、鼓吹各十人"②。大将军之下，⑦　《后汉书·百官志二》。

⑧　《后汉书·百官志二》。

⑨　《后汉书·百官志二》。

⑩　《后汉书·百官志二》。（11）《后汉书·百官志二》。（12）《后汉书·百官志四》。

①　《后汉书·灵帝纪》注引乐资《山阳公载记》。

②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①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②　《后汉书·百官志一》注引《梁冀别传》。

有长史、司马各一员，司马主兵，职如太尉；从事中郎二员，"职参谋议"③，以及"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④，"又赐官骑三十人，及鼓吹"⑤。另据《东观书》："大将军出征，置中护军一人"⑥。

除上述将军外，东汉还有大量杂号将军或大将军，如强驽将军、积驽将军、楼船将军、越骑将军、虎牙大将军、征西大将军、横野大将军等等，多系临时设置。

将军所统作战部队的编制为部曲制。部以上为军，不定编，长官即将军。部也称校、营，是作战部队的基本建制单位。东汉大将军领五部，每部以校尉为长官，助手为军司马。部下为曲，曲以军候为长官。曲下有屯，长官为屯长。部校尉有缺，由军司马代统。军司马的副职有军假司马、假侯。"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⑦。其余将军"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⑧。

3。地方军事统御体系的变化东汉县以下军事领导体系与西汉相同，仍由县令（长）、县尉统领一县军队及管理军事。

郡一级，因郡都尉的罢省，郡守的军权相应增大，超过西汉，故东汉郡守亦称郡将，其拥有一郡的军事领导、管理和军队指挥权。东汉前期，常以边郡太守领兵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黄巾大起义爆发后，郡守为保守领地，多自行募兵和调动军队，又有了募兵权和发兵权，使虎符发兵制度破坏殆尽，也使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逐渐形成。

东汉地方军事统御体系最大的变化是，刺史（州牧）成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

秦及西汉地方行政单位实行郡（国）县两级制。汉武帝时，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在秦监御史监郡制度的基础上创刺史监郡制度，全国除京畿外划分为13　个监察区--州部，由中央各派刺史监察行政。成帝时更名为州牧。终西汉之世，十三州部仍为监察区，而非行政区。王莽当政，依《尚书》设12　牧。东汉初循而未改。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改州牧为刺史，仍置十三州部，但其一属司隶校尉，故刺史为12人。刺史皆置府辟佐吏，有别驾、治中诸从事，并被授权可独立处理郡国事务，甚至可以对郡守、国相躬行赏罚，较西汉刺史权力大增。顺帝时，又把幽、并、凉3　州刺史的督察范围从郡守、国相扩大到县丞、县尉一级。东汉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激化，各地反抗加剧，刺史常领兵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逐渐掌握了兵权。到东汉末，刺史监察地方的作用终于消失，刺史成为凌驾于郡守、国相之上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下令改刺史为州牧，选朝廷重臣出任，从此州由监察区正式转变为行政区，地方军事统御体系也形成了州、郡、县三级体制。东汉州牧的设置为地方武装割据提供了便利，以后不少州牧都变成了拥兵自重的军阀。

③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④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⑤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⑥　《后汉书·百官志一》注引《东观书》。

⑦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⑧　《后汉书·百官志一》。

（四）募兵制的盛行与私家武装的发展自光武帝刘秀实行罢兵政策后，东汉的兵役制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秦及西汉的普遍征兵制逐渐取消，代之以募兵制的盛行。东汉无论中央军，还是地方临时组建的军队或长期屯兵，大多采用募兵的形式召募士卒，如象林营、长安营、雍营、渔阳营等，其士卒均系召募而来。

东汉的募兵制与西汉有很大区别。西汉募兵制是作为征兵制的辅助和补充，召募的士兵为数不多，但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精勇之士，战斗中往往以一当十，战斗力极强。而东汉的兵役制度由于以募兵制为主要形式，对于应募对象不再有所要求，因而士兵成分复杂，多以社会散闲人员、无业游民为主，也有农民、商贾、少数民族男子，甚至还有死刑囚徒，如度辽营即是由召募的死刑囚徒组成的，其他各要地屯兵也有不少刑徒。由这些人组成的军队素质低、战斗力差，而且军纪败坏。

东汉募兵的主要手段是以财物诱引。最先采用这种手段的是光武帝刘秀。刘秀初起兵时，因兵少问策于任光，任光建议道："可募发奔命，出攻傍县，若不降者，恣听掠之。人贪财物，则兵可招而致也"①。这种思想，影响了东汉历代统治者，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应募当兵，他们往往支持、纵容兵卒劫掠财物。而许多应募从军者，也往往意在掠夺他人财物，而无心作战。如此，募兵虽多，但战斗力也可想而知了。

东汉募兵的其他手段，还有以免除赋役为条件召募士卒的。如东汉末军阀混战时，孙策初入江东，即以"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为条件募兵2　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①。

东汉时期，由于豪强地主土地兼并极为严重、造成大量农民破产，社会上出现为数众多、无所归依的流民，为了生存，他们往往自托于营伍，走当兵吃粮之路，这样也为募兵制的盛行提供了兵源保证。

东汉募兵战斗力差，除成分复杂、素质低、军纪败坏等原因外，还有，募兵制往往是应急性临时招兵，士卒平日未经军事训练，不习骑射，长期屯兵虽为职业军人，但终身从军，当兵时间很长，"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②，这样使军中存在着大量病老羸弱之卒，战斗力自然日趋低下。由于上述原因，东汉的军队无论对外族作战，还是对内镇压反抗，常常胜少负多，"每战常负，王旅不振"③。

东汉募兵制的盛行，最严重的弊病是为地方军阀的武装割据提供了方便。东汉前期，中央集权有所加强，地方官吏拥兵不多，募兵须由中央下令。中期以后，随着皇权的衰落、募兵制的发展，各地军政长官纷纷自行召募士兵，组建军队，到东汉末，这些军队均成为他们自己的私家武装，使之得以割据称雄。

与此同时，各地的豪强地主也乘机大肆发展自己的私家武装。豪强地主组织私家武装，早在新莽时就出现了。当时为了抗拒农民起义军，各地豪强

①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①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②　《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

③　《后汉书·百官志五》注引应劭《汉官》。

地主以军事编制部勒所属的宗族、宾客、子弟和依附农民，组成私人家兵--部曲，或筑垒自保，或骚扰乡里，或拥汉反新。刘秀起家的基本骨干多系南阳、河北拥有私兵的豪强地主，如刘植、耿纯等，他们加入刘秀的军队后，仍保有原来的部曲，死后则由其子继统营众。东汉建立后，刘秀以优厚的政治、经济待遇，换取这些功臣放弃军权，解散旧部。对其余各地的私人武装，刘秀采取武力镇压与安抚并施的手段，迫使其逐渐转入隐蔽、非常设的形式。如豪强地主在自己的田庄中，于每年春秋，青黄不接或寒冻将至时，召集依附农民，"警设守备"，"缮五兵、习战射"①。这种非常设定期召集的私兵，由于在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实现国家镇压方面具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因而得到了东汉政府的默许。有时甚至准许地主官僚将其家兵组成正式军队出外作战，如灵帝时，"交阯部群贼并起，牧守輭弱不能禁"②，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朱。。任交阯刺史，即从本郡简募家兵从征，会同其他部队，"旬月尽定"③。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爆发时，官军兵源、军费均告匮乏，战斗力又差，无力镇压这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于是东汉政府允许各地豪强组织私人武装，投入镇压，从此豪强地主的家兵成为公开的常设的有组织的私人军队，它们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它们迅速转为中央集权的对立面，成为军阀割据混战所依据的重要武装力量。

（五）对少数民族地区军事控制的加强东汉周边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北方的匈奴，西北的诸羌及西域各族，东北的乌桓、鲜卑，西南的诸夷等。为了加强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控制，东汉政府沿袭西汉时的措施，派驻一些长设的军事将领，领护其民，以加强边疆防务。

东汉时，匈奴仍为边疆强族，对东汉王朝威胁最大。东汉初，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内附，东汉政府正式设立使匈奴中郎将（亦称匈奴中郎将、护匈奴中郎将或中郎将）一职，持节出使，监护南匈奴，统领其军队。属官不固定，随事而设。另外，为了避免南、北匈奴勾结反汉，隔绝其交通，明帝时又置度辽将军一职，"以卫南单于众新降有二心者，后数有不安，遂为常守"①，统领屯驻五原曼柏（今内蒙古东胜东北）的度辽营，使匈奴中郎将共同主持北方防务。

对西北的诸羌，设置护羌校尉一职。该职始置于西汉武帝时，王莽时罢。东汉初，班彪建议复置，于是光武帝刘秀乃"以牛邯为护羌校尉，都于陇西令居县"②，监护西羌，统率归附羌族军民，协掌西北防务。

在西域地区则沿置西汉时的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职。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东汉政府重新控制西域后，置西域都护，统西域五十余国，为该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属官有西域副校尉、西域长史等。但有时仅置西域

①　《四民月令》。

②　《后汉书·朱。。传》。

③　《后汉书·朱。。传》。

①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②　《汉官仪》。

长史，不置都护。安帝以后均以长史行都护职，至灵帝时连任不绝。长史驻地不一，一般常驻疏勒、伊吾、柳中、于阗等地，统领各国兵民。戊己校尉也为驻西　域的军政长官。始置于西汉元帝时，驻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　番东），掌戍守西域及屯田事务。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复置，"以（耿）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谒者关宠为　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①，与西域都护、西域长史共同主持西域防务。

在东北地区置护乌桓校尉（亦称领乌桓校尉）。西汉武帝时已设此官。

王莽时罢。东汉初复置，监护乌桓，"并领鲜卑"②，统率乌桓、鲜卑军，协掌东北边防。

以上这些军事官职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东汉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控制。但是，由于东汉王朝沉重的赋役征发，一些内附的少数民族经常反叛暴动。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发展强大起来后，也时常侵扰东汉疆土。

①　《后汉书·耿恭传》。

②　《后汉书·百官志五》注引应邵《汉官》。

十三、东汉攻灭北匈奴的战争东汉初年，北方的匈奴又强盛起来，控制了西域和东北的乌桓等族，并在刘秀进行统一战争时，支持渔阳的彭宠、五原的卢芳反对刘秀。刘秀为了减轻北部的压力，曾遣使与匈奴修好，但没有取得结果。建武九年，（公元33年），刘秀派大司马吴汉率军抗击匈奴，作战1年，未获任何战果。后东汉政府被迫下令将雁门、代郡、上谷3　郡居民内迁至常山关（今河北涞源北）、居庸关以东地区。匈奴左部乘机入居塞内，不断南下虏掠，袭击上党（今山西长子西南）、扶风（今陕西兴平）、天水（今甘肃天水）等郡，给东汉王朝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东汉无力回击，只能采取消极防御措施，极为被动。正在这时，匈奴遭到了连年的早蝗灾害，赤地数千里，人畜死亡无数，实力大减。统治集团内部又发生了争夺统治权的内讧，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南边八部拥立日遂王比为单于。南单于比袭用其祖父呼韩邪单于的称号，率部众四、五万人归附东汉，东汉政府将他们安置在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边郡，助汉守边。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2部。

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东汉政府设置使匈奴中郎将，主管领护南匈奴事务。后来为了加强北边防务，又增设度辽将军，统领度辽营，屯兵于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

南匈奴归附东汉后，北匈奴的力量进一步减弱，原受其压迫的北面的丁零、东面的鲜卑、西方的西域各族乘机起来反抗，加之东汉与南匈奴多次击败北匈奴，其内部矛盾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再跟随北单于，大批地向东汉投降。

到汉明帝时，东汉国力已得到相当的恢复，于是东汉政府决定，抓住机会，对北匈奴发动大规模进攻，遏制其南犯，并相机打通西域。

（一）天山之战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十一月，北匈奴侵袭河西，明帝决定发兵进攻北匈奴。次年二月，东汉政府大发边军，并联合南匈奴、卢水羌胡、乌桓、鲜卑共数万人，分4　路出击：谒者仆射祭彤与度辽将军吴棠出高阙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进袭涿邪山（今阿尔泰山东）的北匈奴皋林温禺犊王；奉车都尉窦固及骑都尉耿忠出酒泉塞（今甘肃酒泉），进击白山（今新疆天山）；驸马都尉耿秉与骑都尉秦彭出张掖居延塞，向三木楼山方向进攻；骑都尉来苗与护乌桓校尉文穆出平城塞（今山西大同），向匈奴水（今内蒙古翕金河）方向进击。

4　路军中，窦固（？～公元88年）、耿忠一路战绩最佳。2人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1.2　万骑兵出塞后，长驱天山，击败北匈奴呼衍王部，斩杀千余人，随后又追击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攻占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西），在这里设置宜禾都尉，留驻吏卒屯田，然后返回。其余3　路均因北匈奴远遁无功而还。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窦固二次兵伐天山，在蒲类海击破白山部匈奴，进而前至车师，复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恢复了汉与西域的交通。这次东汉4　路大军出击，虽未消灭北匈奴的主力，但是重新打通了西域，实现了斩断匈奴右臂的目的。在这次战役中，东汉首次征调少数民族军队共同进击匈奴，为其"以夷伐夷"战略方针的实施，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二）稽洛山之战天山之战以后，北匈奴在南匈奴、鲜卑的不断进攻下，实力进一步削弱。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为了彻底解决北边之患，东汉政府派车骑将军窦宪（？～公元92年）、执金吾耿秉等率北军五营、黎阳营、雍营及缘边12　郡骑士8000人，会同南匈奴骑兵及羌、胡兵3　万人，分3　路深入漠北进攻北匈奴：一路由窦宪、耿秉各领4000　骑兵，与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的1万骑兵，出朔方鸡鹿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一路由南单于屯屠河卒万余骑兵出满夷谷（今内蒙古固阳县境内）；一路由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8000　骑，与南匈奴左贤王安国所统的1　万骑兵，出稒阳塞（今内蒙古包头地区）。3　路大军会师涿邪山后，窦宪又命副校尉阎盤、司马耿夔、耿谭与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领精骑万余，进击稽洛山，向北单于发动猛攻，大破其军。北单于逃走，窦宪挥军追击，直至私渠比鞮海（今蒙古乌布苏泊），斩杀名王以下1.3　万人，获牲畜百万余头。北匈奴81部，共20　万人投降。窦宪、耿秉一直北进到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出塞3000　余里，登山刻石作铭而还。

这一仗，北单于元气大伤，其衰落已成无可避免之势。

（三）金微山之战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稽洛山之战的第二年，南单于上书请求再击北匈奴。于是中郎将耿谭遣部将监护南匈奴左右部骑兵8000人，出鸡鹿塞，抵涿邪山，留下辎重，兵分两路袭击北单于：左部向北绕过西海，进至河云（今蒙古吉尔吉斯湖西南）以北；右部从匈奴河（今蒙古拜达里格河）向西绕过天山，南渡过甘微河（今蒙古札布汗河）。两军会合后，乘夜围攻北单于。北单于大惊，急率精兵千余人迎战。激战中，北单于负伤落马，仅领轻骑数十人逃走，所部8000人被歼，数千人被俘。北匈奴势力更加衰弱。次年，窦宪决定彻底消灭北匈奴，遂派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率兵出居延塞，远袭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北单于军，斩阏氏、名王以下5000　余人，北单于领数骑逃脱。

此次汉军出塞5000　余里，是汉军出击匈奴行程最远的一次。这次战役后，北匈奴一部向西远徙，余部溃散。东面的鲜卑逐渐西移，占据了北匈奴的故地。

北匈奴败亡后，南匈奴曾数次叛汉，但都被东汉平定。随着南匈奴内附日久，其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与汉族一样过定居生活。南单于的地位也发生变化，或由东汉政府所立，或须经东汉政府认可，同内地诸侯王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

东汉取得攻灭北匈奴的胜利，其根本原因在于东汉王朝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是为保卫北部边疆的安宁，统一中国北部而进行的战争。其次，双方国力相差悬殊。东汉经光武中兴以来四、五十年的恢复、发展，出现了国富兵强的殷盛局面，国力增强，为战争准备了较为充足的人力物力条件。而匈奴不仅遭受连年的旱蝗灾害，而且内部分崩离析。先是南匈奴归附东汉，继而大批部众不断向东汉投降，周边各族乘机起兵围攻，使其实力一降再降，在几次大战中，根本无还手之力，损失惨重。再次，东汉政府战略战术运用得当。东汉初，面对匈奴咄咄逼人的攻势，东汉政府采取守势，避免与其争锋，致力于发展经济、恢复国力，待其内部混乱，实力大减时，抓住战机适时地发动了大规模战争，使北匈奴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在战争中，以窦固、窦宪为首的东汉诸将，英勇敢战，成功地运用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术，连战连胜，同时大量使用南匈奴、羌胡、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军队，将东汉先进的战略战术、治军方略及武器装备，与少数民族骑兵的骠悍勇猛结合起来，使东汉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少数民族军队为东汉攻灭北匈奴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四、东汉统一西域的战争西汉末，朝政混乱，对西域的控制渐渐放松。新莽时，对少数民族采取欺压政策，引起西域各国的反抗，因而与西域联系中断。匈奴则乘机逐渐控制了西域北道诸国。只有塔里木盆地西端的莎车比较强盛，率领南道诸国抵御匈奴，并保护了西域都护吏士及家眷千余人。

东汉建立后，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莎车王贤和鄯善王安遣使入朝，请重派都护，光武帝刘秀以政权新建，无力派兵为由予以拒绝。后来匈奴势力衰落，莎车日益骄横，攻掠近旁小国。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车师前国、鄯善、焉耆等18　国再次请求派出都护，仍没有得到刘秀的同意。车师、鄯善、龟兹遂先后投降匈奴。后于阗攻破莎车，称雄南道，但不久也被匈奴控制。南匈奴内附后，北匈奴仍旧控制着西域地区，并时常攻掠东汉河西边郡。一直到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耿忠击败北匈奴呼衍王部，夺得天山北路的门户伊吾卢城，设置宜禾都尉，进行屯田。并派假司马班超（公元32年～102年）率36　名吏士前往南道诸国，使鄯善、于阗、疏勒先后归降，才恢复了中断60余年汉与西域的关系，并开始了重通西域的战争。

（一）窦固、耿秉攻降车师之战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奉车都尉窦固与驸马都尉耿秉（？～公元91年）、骑都尉刘张率1.4　万骑兵，出敦煌昆仑塞，进击西域地区的北匈奴。东汉军在白山击破北匈奴一部，随后直攻车师诸国。车师分为后、前两部，前王为后王之子，两王庭相距500　余里。窦固认为后部路途遥远，沿途山高谷深，士卒寒苦，欲先取前部。耿秉坚决反对，他主张先攻取后部，前部将不攻自降，并不等窦固决断，即率本部兵马向车师后部开拔。窦固不得已，也催动大军随后而行。在东汉军队的猛攻之下，车师后部被歼数千人，损失马牛十余万头，后王安得自知不是对手，遂出城投降，不久前王也归降。车师被降伏后，东汉政府任命陈睦为西域都护，又命耿恭、关宠为戊己校尉，各领数百人，分驻车师后王部金蒲城及前王部柳中城。

（二）耿恭抵御北匈奴之战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二月，窦固奉命领兵回朝。三月，北单于命左鹿蠡王率2　万骑兵进攻车师。耿恭闻迅，急遣300人前去救援，半途遇匈奴骑兵，全军覆没。车师后国被匈奴军攻破。后王安得被杀。随后匈奴军围攻金蒲城。耿恭命士卒以毒药涂矢射敌，中箭即溃烂，匈奴兵胆寒，被迫撤走。耿恭知匈奴还会回来，乃于五月移兵疏勒城。疏勒城傍有涧水，取水方便，利于坚守。七月，匈奴军果然又来，耿恭乘其立足未稳，召募当地勇士数千人突然出击，大败匈奴骑兵。后匈奴断绝了涧水，吏士渴极，以致榨马粪汁而饮。耿恭命吏士凿井，挖至15　丈深，终于见水，解脱了困境。匈奴兵见了大惊，只好撤走。

是年八月，汉明帝病逝。焉耆、龟兹乘东汉服丧，起兵攻杀西域都护陈睦等2000　余人。十一月，北单于又发兵围攻关宠，车师也叛汉，帮助北匈奴围攻耿恭。汉军坚持数月粮食吃尽，不得已煮食铠甲、弓弩上的皮革，处境极为艰难。

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东汉政府派酒泉太守秦彭（一称段彭）

与谒者王蒙、皇甫援调发张掖、酒泉、敦煌3　郡及鄯善兵，共计7000　余人，救援耿恭、关宠。汉军击破车师，斩杀3800人、俘3000　余人，获牲畜3.7万头，北匈奴军退走，车师又降。这时关宠已病死，王蒙等欲引兵退回，耿恭派回领取冬装的军吏范羌坚决要求解救耿恭。诸将不敢北进，便分兵2000交范羌统领，绕道山北救耿恭。此时耿恭手下仅剩25人，见范羌来救，相抱而泣。返回途中，北单于派兵追赶，汉军且战且走，耿恭部下饥疲交加，又死去13人。回朝后，耿恭被拜为骑都尉，部下皆受封赏。

东汉救回耿恭后，无力再派兵，决定放弃西域，撤销了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并罢撤伊吾卢屯田。北匈奴又乘机卷土重来。

（三）班超降伏莎车之战当焉耆、车师等国围攻陈睦、耿恭时，龟兹、姑墨等国也乘班超孤立无援之机，数次发兵进攻班超所在的疏勒。班超与疏勒王忠相互应援，坚持1年多，击退了龟兹等国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章帝即位后，下令撤销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的同时，也下诏命班超返回。班超在回朝途中，各国争相挽留，行至于阗时，王侯以下皆泣号，抱住班超马腿，不让他走。班超见此，毅然决定留下来，领导西域诸国共同抵御北匈奴。他返回疏勒，捕杀他走后起来反叛的首领，并攻破尉头国，重又安定了疏勒。

此时，北道诸国仍被匈奴控制，南道诸国除莎车外，基本心向东汉，但东汉已断绝了与西域的联系，形势对班超极为不利。班超决定以疏勒为基地，联合附近各国，打开局面。

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调集疏勒、康居、于阗、拘弥诸国军1　万人，攻破姑墨，斩杀700人。当时姑墨臣属于龟兹，是匈奴在北道最西面的据点，攻下姑墨，即解除了疏勒东北的威胁，也孤立了龟兹。

班超攻下姑墨后，南道大国中只剩莎车尚未降服。班超决定先降伏莎车，再进攻北道。建初五年（公元80年）班超上书汇报了西域的情况，并请求派来援兵。于是章帝命徐干为假司马，率1000人前往西域。元和元年（公元84年），章帝又派假司马和恭等率兵800　增援班超。

正当班超积极准备进攻莎车时，莎车以重金诱使疏勒王忠反叛。班超急忙调集未叛疏勒人围攻忠。相持半年之久，康居遣兵来救忠。班超派人到康居的姻亲之国月氏活动，让月氏王劝说康居王退兵。康居王果然撤兵，但将忠也带回国。元和三年（公元86年），忠借康居之兵，与龟兹勾结，欲偷袭班超，被班超击败。

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班超调集于阗等国兵2.5　万人进攻莎车。

龟兹王率温宿、尉头诸国兵5　万人前来救援。班超见敌兵势大，遂佯称准备退兵，诱使龟兹王将主力调往班超军的退路设伏，待龟兹王军一出动，班超立即命部队返身，天明时冲入莎车军营。莎车军猝不及防，四处溃逃。班超挥军追杀，斩杀5000　余人，获牲畜财物无数，莎车投降。龟兹王无奈，只得让各国兵退回。自此班超威震西域。

同年六月，窦宪大败北匈奴，为班超在西域的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班超逼退月氏之战班超降伏莎车后，月氏以曾助东汉攻车师有功，请求迎娶汉室公主，被班超拒绝。月氏王怀恨在心，于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派其副王谢率7　万大军进攻班超。班超兵少，众吏士十分恐慌。班超给大家分析：月氏兵虽多，但数万大军翻越葱岭，行程数千里来攻，军粮必定接济不上。他下令坚壁清野，固守城池。谢猛攻班超，不能取胜，派兵四处劫掠，又一无所获，粮食很快将尽，只好派使者向龟兹救援。班超早已料到，派伏兵半路截杀月氏使者，将首级送给谢。谢大惊，不敢再战，急遣使向班超请罪，乞求生还。班超放月氏军回国。从此月氏称臣纳贡。

此时北匈奴被东汉打败，被迫西迁。月氏东进无功，也降服东汉，因而使龟兹、姑墨、温宿等国失去了依靠，他们遂于永元三年（公元91年）投降班超。至此，西域大国中除焉耆外，均已被班超平服。东汉政府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

（五）班超平定焉耆之战西域大国均降服班超后，焉耆因袭杀过西域都护陈睦而不敢降。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秋，班超调集龟兹、鄯善等8　国兵，合7　万人，及吏士商贾1400人，进攻焉耆。焉耆王广下令将通往其国的要道苇桥拆毁，欲凭借险要地形，阻挡班超大军。班超指挥大军从另一处水浅的地区，涉过齐腰深的水，进入焉耆国界，在距其王城20　余里的地方扎下了大营，令焉耆王广等来见。广等见此，不敢不来，班超将其逮捕，在陈睦被害之处斩首，随后纵兵抄袭，斩杀5000　余人，俘1.5　万人，获牲畜30　余万头。班超另立元孟为焉耆王，并降伏危须和尉犁。至此西域50　余国全部归附东汉。

汉和帝为表彰班超的功勋，封他为定远侯。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和帝批准班超回朝。同年班超死于洛阳，终年71　岁。

（六）班勇再通西域之战经过班超30多年的努力，东汉终于确立了对西域的统治，但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班超回朝后，继任的都护任尚失和于西域诸国，受到诸国的攻击。后任尚虽被调回治罪，但东汉政府已控制不住西域局势。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东汉政府派班超之子班勇率兵西出，接回了都护段禧及屯田卒，东汉与西域的交通重又中断。不久北匈奴势力又乘机进入西域地区，再度将西域诸国置于其控制之下，并掠扰河西。

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东汉政府决定重新夺回西域，派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500　余人出屯柳中。次年正月，班勇先至鄯善，招降了鄯善，随后龟兹、姑墨、温宿皆归降。于是班勇调集各国步骑兵1　万余人，进攻车师前王国，击败了盘踞在此的匈奴伊蠡王，收降车师前部5000　余人，重新打通了北道的咽喉。

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班勇调集敦煌、张掖、酒泉等郡骑兵6000人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诸国兵，进攻车师后王部，大获全胜，斩俘8000余人，获牲畜5　万余头，杀后王军就及匈奴使者。汉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班勇立前王子加特奴为车师后王，并派兵诛杀且弥王，另立新王，这样车师一带全部被平定。是年冬，班勇击败了北匈奴，迫其呼衍王徙居枯梧河，自此，车师诸国再无匈奴踪迹。

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班勇上书请求增兵，进攻北道中唯一未降的焉耆。东汉政府派敦煌太守张朗率河西4　郡兵3000人来配合班勇。班勇又调集西域诸国兵4　万余人，分为两路，班勇率兵走南道，张朗走北道，约定时间到焉耆会合。但张朗曾犯过罪，为赎罪，他挥军兼程急进，提前到达焉耆，不等班勇到达即猛攻焉耆爵离关，斩俘2000　余人，焉耆王元孟恐兵败身亡，遂投降张朗。结果张朗立功免罪而班勇却被以未能按期到达之罪下狱，后虽赦免，但不久班勇悒郁而死。

班勇之后，东汉与匈奴在西域数次交战，互有胜负，西域诸国也时降时叛，但东汉基本维持了对西域的统治，一直到汉献帝建安年间，中原大乱，与西域的联系才中断。

东汉统一西域地区的战争，实际上是与匈奴争夺对西域统治权的战争。

由于东汉国力明显不如西汉，以及其他原因，东汉政府曾几度中断与西域的关系，但是班超以其杰出的外交、军事才能，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超人的胆略，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终于统一了西域地区，恢复了东汉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其子班勇继承父业，再通西域，使东汉维持了在这里的统治，父子2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班超、班勇父子在西域的成功，除了2人主观因素之外，也是西域诸国反对匈奴统治，心向汉朝的结果，因此才使2人在东汉政府派不出更多援兵的情况下，得以组织、率领西域诸国之兵，完成统一事业。另外，北匈奴在东汉王朝的打击下，急剧衰落，客观上也为班超父子等人在西域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汉统一西域地区战争的胜利，不仅扩大了疆域，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治，而且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十五、东汉与西羌的战争新莽末年，居住于今青海、甘肃及西藏等地区的羌人，乘中原兵乱，大量入居塞内，与汉人杂居。更始、赤眉之际，羌人多次侵扰金城、陇西等郡，隗嚣无力镇压，遂采取安抚手段，与之结好，并利用他们共同拒汉。东汉统一陇西后，刘秀采纳司徒掾班彪的建议，设置护羌校尉，驻凉州，管理羌人事务。但先零羌、烧当羌等一再叛汉，攻袭边郡，从光武帝刘秀至汉和帝永元年间，东汉政府与诸羌进行了十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争，镇压了叛汉诸羌，安定了陇西一带地区，保证了边境地区的稳定与统一。

但是到了东汉后期，随着统治阶级的日益腐朽，对羌人的盘剥与压迫越来越重，羌人的生命与财产都遭受到惨重的损失，他们忍无可忍，终于掀起了3　次大规模的武装反汉起义。这些起义最终都被东汉政府残酷镇压下去。（一）东汉镇压羌人第一次大起义之战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夏，东汉政府派骑都尉王弘征发金城、陇西、汉阳等郡羌人远戍西域，羌人害怕不能回还，行至酒泉，大部逃散。地方郡县发兵围堵，并毁坏羌人的居室住地，使大批羌人惊走，逃往塞外。不久先零羌别种滇零部与钟羌诸种首先起义，发兵攻汉。虽然他们因内附已久而缺乏兵器胄甲，只能以竹竿木枝作为长矛，以木板作为盾牌，但他们作战勇敢，声势浩大，地方郡县无力镇压。

是年冬，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奉命调集五营士及三河等郡兵，共5　万人，前往镇压。次年春，钟羌乘诸郡兵尚未集结到位，在冀县（今甘肃甘谷南）西面，击败了邓骘军，汉军阵亡千余人。是年冬，邓骘派任尚及从事中郎司马钧率诸郡兵，与滇零等数万羌军战于平襄（今甘肃通渭西北），汉军又败，死亡8000　余人。此后滇零自称"天子"，进一步联合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羌，势力大盛，向东进击赵、魏、向南入袭益州，同时抄掠三辅地区，切断陇道。东汉地方钱粮人口损失不可胜数，军粮转输困难，于是东汉政府被迫召回邓骘，留任尚驻守汉阳，节度诸军。

此后羌军连战连捷，永初三年（公元109年）春，在三辅连败骑都尉任仁。不久当煎、勒姐种羌攻陷破羌县（今青海乐都东），钟羌又攻破了临洮县（今甘肃岷县），生擒陇西南部都尉。次年春，滇零羌入袭褒中（今陕西勉县东南），大败汉中太守郑勤，歼汉军3000　余人，郑勤也阵亡。永初五年（公元111年），羌军大举入袭河东，一直深入到河内，汉军无力阻挡。其间，任尚因无功而被免职。东汉政府无力进攻羌军，只好消极防御，在长安设置京兆虎牙都尉，在雍城设扶风都尉，保卫关中地区，又令北军中候朱宠率五营士驻守孟津，命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等郡县建造坞堡616　所，防御羌军。甚至将边郡内徙，放弃了凉州大部分地区。

在内徙过程中，许多百姓不愿离开故土，官吏采取强制手段，强行割刈禾稼，拆毁房屋，平夷壁垒，迫使百姓内迁。适值连年旱蝗饥荒，百姓缺少食粮，沿途大量死亡。永初五年秋，汉阳人杜琦与其弟杜季贡，及同郡人王信等与羌人联合，举行起义，后杜琦被官军派人刺杀，王信战死。杜季贡投奔滇零，被任为将军，驻守丁奚城（今宁夏灵武南）。

永初七年（公元113年）夏，骑都尉马贤与护羌校尉侯霸反击羌军，在安定击败零昌别部牢羌，斩俘千人，获牲畜2　万余头。汉安帝元初元年（公元114年），零昌进袭雍城，号多与当煎、勒姐等部酋豪率诸种羌，分兵进攻武都、汉中，被官军击退。侯霸、马贤在枹罕小胜号多，斩杀200　余人。但是凉州刺史皮扬在狄道被羌军所破，汉军阵亡800　余人，皮扬被免职。不久侯霸病逝，汉阳太守庞参继任护羌校尉。庞参上任后，改变策略，以恩信招诱羌军。

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号多等率7000　余人向庞参投降，河西道路终于打通。同年秋，官军募人刺杀了零昌酋豪吕叔都。随后征西将军司马钧率兵8000　余，与庞参所统羌胡兵7000　余人，分路北击零昌。在勇士（今甘肃榆中北），庞参军被杜季贡击败，退回。司马钧孤军继进，攻取丁奚城，杜季贡率众佯逃。司马钧令部将仲光等收割城外禾稼，但仲光等违背命令，以散兵队形追击羌军，遇羌军伏击。司马钧怨恨他们违抗军令，拒不相救，结果仲光等将全部阵亡，汉军战死3000　余人。司马钧弃城逃回，畏罪自杀。庞参被免职，由马贤代为护羌校尉。

汉军经过多次失败，逐渐认识到以步兵对付羌军的骑兵，过于被动，于是改变战术，训练、调集了大批骑兵进攻羌军，战局开始向有利于汉军的方面扭转。不久，汉军骑兵在丁奚城小胜杜季贡军，斩杀400　余人，获马牛羊数千头。

元初三年（公元116年）夏，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匈奴骑兵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北）与零昌激战，斩杀羌兵800　余人。随后，重被起用的任尚派军击破丁奚城。是年秋，任尚军又在北地郡击败零昌，杀其妻子儿女及羌兵700余人，获马牛羊2　万头。

元初四年，杜季贡、零昌先后被任尚派人刺杀，零昌羌由此衰落。是年冬，任尚与马贤合兵进击北地的狼莫。马贤军先至，在安定青石岸（今甘肃平凉东）被狼莫打败。任尚军赶到后，会合马贤军一起向狼莫进攻。狼莫见汉军势大，引兵退走。汉军紧追，追至北地，与狼莫相持60　余天，后战于富平（今甘肃庆阳西南）河畔，大败羌军，斩杀5000人，俘虏男女千余人，获牲畜十万余头，狼莫逃走，羌军受到沉重打击。不久西河虔人种羌1.1　万人向邓遵投降，羌军势力进一步遭削弱。元初五年（公元118年），邓遵募人刺杀狼莫，羌军瓦解星散，至此，长达12年之久的羌人第一次大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

这次战争使东汉政府耗费军资240　余亿，造成府帑空竭的严重后果，其统治更加衰弱。

（二）东汉镇压羌人第二次大起义之战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起义虽然被东汉政府镇压下去，但他们并未停止反抗，小规模的起义时有发生。到汉顺帝永和四年（公元139年，）东汉政府派马贤为弘农太守、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此3人"天性虐刻"①，对羌人进行了更为残暴的奴役和掠夺，终于再一次激发了羌人的大规模起义。

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且冻、傅难种羌等起兵进攻金城，又与西塞、

①　《后汉书·西羌传》。

湟中诸杂种羌胡联合，进攻三辅、武都。次年春，东汉政府任命马贤为征西将军，率五、六千骑兵前往镇压，结果在射姑山（今甘肃庆阳北）被羌军击败，马贤及其两个儿子皆战死。羌军气势更盛，各部进一步联合起来。汉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巩唐种、罕种羌和诸种羌分别进攻陇西、北地和武威，汉军屡战屡败。此时内地连年发生农民起义，东汉政府内外交困，抽不出更多的兵力镇压羌人起义，于是一面加强关中地区的防卫，一面以"招抚"的办法诱降羌人。这一年，赵冲被任为护羌校尉，他通过招诱手段，迫降罕种羌5000　余户，使东汉的压力大为减轻，东汉政府撤回了一部分兵力。汉安三年（公元144年）夏，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围剿烧当种羌，斩杀1500人，获牲畜18　万头。是年冬，赵冲继续进攻诸种羌，斩杀4000　余人，随后在阿阳，再歼其8000人，其余3　万余户投降，羌军实力大减。

汉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东汉护羌从事马玄反叛，率羌人逃出塞外。领护羌校尉卫瑶率军追击，斩杀800　余人，获牲畜20　余万头。赵冲领军继续追击，追至建威鹯阴河（今甘肃武威东），汉军中的降胡600　余人叛逃，赵冲急率数百人追赶，途中遇羌军伏击，赵冲战死。但在此之前，羌军伤亡过重，也无力再拒汉。汉冲帝永嘉元年（公元145年），在左冯翊梁并的威胁利诱之下，离湳、孤奴等5　万余户投降。这样羌人第二次大起义基本平息下去。在这次战争中，东汉又耗费军资80　余亿，再次受到沉重打击。（三）东汉镇压羌人第三次大起义之战羌人第二次大规模起义刚刚被东汉政府镇压下去，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白马羌又进攻广汉属国（今四川北部），同时西羌及湟中胡人也相继起兵，后都被官军镇压。然而东汉地方官吏并未吸取教训，没有丝毫减轻对羌人的压迫。在这种情况下，到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羌人又爆发了第三次大规模起义。

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种羌首先起兵，进袭陇西、金城边塞。护羌校尉段颎（？～公元179年）率1.2　万骑兵迎击，大破羌军，随后追过黄河，又战于罗亭（今青海化隆境内），斩杀2000　余人，生俘万余人。次年春，烧何等部进攻张掖，攻陷钜鹿坞，又与同种联合，共击段颎。段颎挥军与羌军激战半日，杀败羌军，随后穷追羌军，日夜相攻，一连追赶了40　余日，追至积石山。出塞2000　余里，杀死烧何大帅，共斩俘5000　余人。接着又分兵进击石城羌，斩杀1600人。杂种众羌屯骤于白石，也被段颎击败，3000　余人被杀。是年冬，零吾种羌围攻允街，段颎赶往救援，破围，斩俘羌军数百人。

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冬，零吾、先零及上郡沈氐羌、陇西牢姐羌、鸟吾诸种羌等分别进攻并州、凉州及三辅地区。此时段颎因受人诬陷已被免职，济南相胡闳代为护羌校尉，但胡闳缺乏军事指挥才能，不是羌军对手，屡战屡败。东汉政府又派中郎将皇甫规前往镇压。皇甫规采取武力镇压和政治诱降兼施的策略，很快迫降了十多万羌人。次年，沈氐诸种羌进攻张掖、酒泉，皇甫规调发先零降羌与汉军合兵围剿，又迫降了大量羌人，但不久皇甫规也受到诬陷，被调回。

延熹六年（公元163年），羌军攻势转盛，凉州几乎全部被羌人所占，东汉政府被迫重新启用段颎。次年春，段颎迫降封僇、良多、滇那等3000余落。冬，段颎率兵万余击败当煎、勒姐种羌，斩其酋豪斩俘4000　余人。八年春，段颎再击勒姐种羌，斩杀400　余人，迫降2000　余人，夏，又破当煎种羌于湟中，斩俘数千人，随后段颎挥军穷追当煎余部，辗转于山谷间，无日不战，羌人饥困交加，终于溃散。段颎前后斩杀羌人2.3　万，俘数万人，获牲畜800　万头，迫降万余落，被封为都乡侯。

汉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当煎诸种又反，起兵4000　余人，欲攻打武威。段颎率军追击，杀其渠帅，斩杀3000　余人，至此西羌诸部全被镇压下去。

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春，段颎统兵万余转攻东羌，在逢义山（今宁夏西吉东北）与羌军激战，大获全胜，斩杀8000　余人，获牲畜28　万头。东汉政府拜段颎为破羌将军，并调集大量军资，令段颎务必扫灭东羌。是年夏，段颎率轻骑追击羌军，在奢延泽大败羌军。羌军余部退往落川，重新集结，段颎与部下田晏、夏育分兵合围，羌军战败溃逃，汉军穷追猛打，段颎身先士卒，连败羌军，一直追到泾阳（今甘肃平凉南），羌人余部4000落全部逃入汉阳山中（今甘肃甘谷东）。

次年夏，段颎深入羌地，直逼羌人聚屯的凡亭山（今宁夏固原山），命田晏、夏育领5000　兵在山上扎营，引诱羌人来攻。羌人战败，向东逃到射虎谷（今甘肃天水西南），分兵守住谷口。段颎欲在此全歼诸羌，遂派兵千人在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构筑了一条长40　里，广20　步的木栅栏，切断羌军退路，又密遣田晏、夏育等率兵7000，悄悄登上西山，在距羌军1　里处扎营掘堑。同时派部将张恺率3000人占据东山。羌军恐慌，猛攻田晏军，段颎乘虚进攻，与东西山汉军合击羌军，斩其渠帅以下1.9　万人，获军资无数，东羌也被平定。这样，羌人第三次大规模起义全部被镇压下去。

羌人反抗东汉政府残酷剥削压迫的大起义，前后共延续了五、六十年的时间，东汉政府共消费军费约400　亿。在战争中，东汉军队与羌族贵族同样烧杀抢掠，羌人汉人都受到严重的摧残。战争给边郡的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致使社会经济残破不堪，人口锐减，同时使东汉国力大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其统治日益临近崩溃。

十六、东汉末黄巾农民起义及失败东汉自和帝、安帝以后，统治集团趋于腐朽，豪强地主势力急剧膨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也愈来愈重，加上宦官、外戚的争权夺利，以及对羌人的连年用兵，大大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广大农民走投无路，不断举行起义，规模越来越大。灵帝时，宦官把持朝政，政治腐败达于极点，终于形成了全国性的黄巾大起义。

（一）黄巾起义的准备及爆发东汉顺帝以后，道教的一支--太平道，在贫苦农民中广泛地传布着。

灵帝时，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张角（？～公元184年）为太平教的首领，他自称"大贤良师"，以画符诵咒行医治病，取得广大贫苦农民的信任，传播原始道教的平等思想，进行武装反抗东汉腐朽统治的准备。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徒众发展到数十万人，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8州，参加的既有广大贫苦农民、破产的流民，也有小有产者，甚至还有京师洛阳城中的宦官和禁卫兵。

张角把8　州的太平道徒分为36　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统由他指挥。他又以谶语的形式，广泛散布"仓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①的口号，把起义的时间确定在甲子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还派人在京师及州郡官署的大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2　字，以鼓舞人心。

灵帝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角派大方首领马元义等往来各州及洛阳之间，负责联络，准备起义。次年初，马元义调集荆、扬两州徒众数万人于邺地（今河北磁县），准备策应洛阳徒众的起义，并数次进入洛阳，与作为内应的宦官联络，确定于三月初五在洛阳和各州同时举行起义。

但是，就在起义即将爆发的紧要关头，张角的一个弟子唐周向官府告密，泄露了起义计划。东汉政府立即在洛阳城内进行大搜捕，将马元义及1000多名太平道徒杀害，同时下令捉拿张角。起义的部署和步骤被打乱，面对这种被动局面，张角决定提前发动起义，立即派人飞告36　方，并规定起义农民以黄巾包头作为标志，故称黄巾军。

黄巾起义爆发后，主力分为3　个部分：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张曼成领导的南阳黄巾和张角领导的河北巨鹿黄巾。他们从东南、南面和东北3　个方向对洛阳构成了包围之势。另外在其他地区也活跃着若干黄巾军。

东汉政府急忙采取镇压措施，三月，命何进（？～公元189年）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和五营士，屯驻洛阳都亭；同时在洛阳外围的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关口设八关校尉，保卫京师；又派左中郎将皇甫嵩（？～公元195年）、右中郎将朱。。（？-公元195年）、北中郎将卢植（？～公元192年）、东中郎将董卓（？～公元192年）等率军分头镇压黄巾军。为了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调动整个地主阶级的力量对付黄巾军、灵帝还下令解除党锢，重新起用党人。并允许各地豪强扩充私人武装，配合官军共同镇压黄巾军。

①　《后汉书·皇甫嵩传》。

（二）颍川黄巾军主力的失败汉灵帝中平元年四月，皇甫嵩、朱。。奉命率领五校、三河骑士及新募兵勇共4　万多人，分两路，进攻对洛阳威胁最大的颍川波才军。朱。。先与波才（？～公元184年）交战，被击败。随后皇甫嵩又被围困于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官军兵少势弱，见黄巾军声势浩大，十分惊恐。但波才缺乏军事经验，将部队驻扎于草木丛生的地方，被皇甫嵩抓住机会，乘夜深风大，发动火攻，黄巾军阵势大乱。接着骑都尉曹操（公元155～220年）率兵赶到，朱。。也乘势来攻，3　路合击，大败黄巾军，斩杀数万人。波才率余部退往阳翟（今河南禹县）。

五月，皇甫嵩、朱。。在攻灭了汝南、陈国（今河南淮阳一带）黄巾军后，再击波才，波才彻底失败。不久，西华（今河南西华南）彭脱所统的黄巾军也遭到失败。至此，汝南、颍川、陈国3　郡的黄巾军全部被皇甫嵩、朱。。镇压下去。东汉政府摆脱了最严重的危机，开始缓过气来，将皇甫嵩、朱。。分别调往别处镇压其他黄巾军。

八月，皇甫嵩在东郡苍亭（今山东阳谷北）击败了由卜已率领的东郡黄巾军，卜已被俘，起义将士7000　惨遭杀害。皇甫嵩被封为都乡侯。

（三）南阳黄巾军主力的失败南阳黄巾军主力由自称"神上使"的张曼成领导，共有数万人。起义后，他们击杀了郡守褚贡，然后又以重兵围困南阳重镇宛城（今河南南阳），同南阳太守秦颉相持百余日。六月，秦颉得到颍川黄巾军失败的消息后，便乘起义军松懈疲困之机，开城反扑，杀张曼成，使黄巾军遭受很大损失。但黄巾军又推赵弘为首领，并迅速壮大力量，发展到十几万人，攻取了宛城。这时，朱。。从颍川赶来。他与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颉合兵1.8　万，围攻宛城。但从六月一直猛攻到八月，始终未能攻克。汉灵帝一度欲召回朱璆问罪，后在司空张温的坚持下才罢休。

朱。。遂加紧了对起义军的进攻，不久，赵弘阵亡，韩忠又被推为首领，继续坚守宛城。朱。。见强攻不成，便佯攻西南，吸引黄巾军，自率精兵5000从东北，乘虚而入，攻破大城，黄巾军退保小城。韩忠动摇，乞求投降，被朱。。拒绝。此时，黄巾军尚有10　万之众，朱。。兵少，难以强攻得手，遂解围撤兵，引诱黄巾军出战。韩忠中计，率兵追击，中途遭官军伏击，战死万余人，韩忠投降，被秦颉杀害。起义军余部在孙夏率领下，仍退回宛城坚守。十一月，孙夏放弃宛城，撤至西鄂精山（今河南南召东南），朱。。跟踪追击，打败起义军，斩杀1　万多人，其余部众逃散。至此，南阳黄巾军主力也遭失败。

（四）河北黄巾军主力的失败河北黄巾军主力由张角兄弟亲自领导，共有20　多万人，力量最为强大。

起义后，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率领黄巾军，连续攻占了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南）、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诸城。张角与张梁守广宗，张宝守下曲阳，结成犄角之势。三月，汉灵帝派卢植前往镇压，数月不能取胜。灵帝大怒，将其逮捕下狱，改派董卓继续镇压。但董卓也连战连败，到八月，皇甫嵩被调来河北。此时张角已病死，起义军受到沉重打击。

皇甫嵩首先进攻广宗，张梁指挥起义军英勇奋战，使官军无法取胜。于是皇甫嵩下令停止进攻，迷惑起义军，使其放松戒备，然后指挥官军乘夜潜伏至起义军阵前，天明时突然发动进攻。起义军仓促应战，激战一日，张梁阵亡，部下战死8　万余人，广宗失守。随后，皇甫嵩与巨鹿太守郭典进攻下曲阳。十一月，张宝战死，所部十余万人或死或降，全军覆没。至此，河北黄巾军主力也告失败。

（五）黄巾起义失败的原因东汉末黄巾大起义，经过了十几年的秘密准备，但起义后仅历经9　个月的时间，主力就遭到彻底失败，究其原因：其一，黄巾军面对的敌人十分强大。起义爆发后，镇压黄巾军不仅有庞大的东汉官军，而且还有各地豪强的大小武装，他们面对的是整个地主阶级的疯狂镇压，最终寡不敌众，终于失败。其二，由于起义计划被叛徒出卖，使起义不得不仓促发动，各地起义军之间的相互配合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洛阳起义流产，使东汉政府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全力镇压外围起义军。其三，从主观方面来说，黄巾军缺乏有战略头脑的军事领袖人物，其起义计划的制定极不完备，起义后各地起义军没有迅速地集结起来，而是分散在各地孤立行动，甚至不进行相互支援配合，终于被官军各个击破。同时起义军首领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张角、张梁、张宝、波才、张曼成、赵弘、韩忠等，个个都是只知固守一城一池，或久围坚城，与东汉军拼消耗，不懂得运用灵活的战术战法，取得主动，始终被动挨打，直至失败。其四，东汉派来镇压黄巾起义的将领，如皇甫嵩、朱。。、曹操等都是一些能征善战的悍将，他们的统兵作战的能力，军事指挥的才能、战术计谋的运用，都高于黄巾军首领，因而往往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最终击败黄巾军。

黄巾军主力被镇压后，分散在各地的黄巾军余部和其他起义军的斗争仍在继续，一直到汉献帝时，历经20多年，才被全部镇压下去，此时，东汉王朝早已经名存实亡了。

十七、东汉的军事思想东汉时期，由于统治者轻视军事学术的研究，以及谶纬神学对学术思想的垄断，不仅使得这个时期的军事思想发展极为缓慢，而且也没有产生一部有较大影响的兵书。从现存的著作来看，《握奇经》基本上体现了东汉时期军事理论水平。

《握奇经》，亦称《握机经》或《幄机经》。相传为黄帝的大臣风后所撰。但据考证很可能是东汉时期谶纬神学家根据《周易》八封推衍而作成的。今存一卷，约380　余字。其主要内容，是讲解布列八阵与敌交战的战术。根据《握奇经》所述，所谓"八阵"即指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其中天、地、风、云四阵为正，龙、虎、鸟、蛇四阵为奇。布阵时，主帅位居阵中指挥，并掌握"余奇"之兵，即机动兵力，称为"握奇"，同时派出游军在两端警戒，然后按四正四奇布列成八阵。布阵毕，则以游军骚扰敌人，"或惊其左，或惊其右"。作战时，四正四奇之兵协同作战，游军从阵后出击敌人，配合八阵，主帅掌握全局，并随时以"余奇"之兵策应重要的作战方向。《握奇经》特别强调四正四奇之间的相互配合。同时它也指出，这种配合一定要依客观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即要根据"天文、气候、向背、山川利害，随时而行"，"或合而为一，因离而为八，各随师之多少触类而长"，最终达到"以正合，以奇胜"的目的。

《握奇经》是唐代以前的兵书中唯一具体提出八阵各阵名称的兵书。它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孙膑兵法》关于"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的灵活改变战术、变化阵法的战术思想，而且对后世阵法的布列有一些影响，因而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十八、结语秦汉两代是我国历史长河中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以及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军事领域方面也揭开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秦汉时期，开创了以皇帝为核心的专制主义军事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不仅促进了当时封建政权的稳固与发展，而且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延续了两千多年之久，并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成为巩固封建政权的重要保证。秦汉时期的战争，不但规模宏大，动辄十几万、几十万大军奔赴前线，而且作战区域、行动范围都远远超过了前代。与这种大规模战争、大范围机动用兵的时代特点相适应，将帅的用兵方略、战术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兵学思想也有新发展。同时骑兵部队逐渐发展完善，成为能够独立作战、具有极强攻击力的重要兵种，使这个时期军队的建设、军队的战斗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由于长期地、大规模地对周边地区用兵，秦汉的疆土不断扩展，奠定了今日中国疆域的基础。秦汉时期以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光武帝刘秀等为代表的战略家、军事统帅，以项羽、卫青、霍去病等为代表的优秀军事将领，更是这个时代造就的杰出军事人才，他们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宏大历史剧。

秦汉军事史是古代军事史中重要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史料缺乏等原因，今人对它的研究既不全面，也不深入，空白点不少，有分量的论著并不很多。本书在作者自己的研究基础上，汲取了近几年来大陆、台湾、以及日本学者研究的新成果，力求客观、准确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由于受篇幅所限，本书未能全面、详尽地介绍秦汉军事史的方方面面，许多内容，如西汉统一南方的战争，东汉与鲜卑、乌桓的战争等等，都只好忍痛割爱了。

秦汉 第024卷 秦汉思想史

【本卷提要】

本书是一部系统而又深入地阐述秦汉时期思想发展的学术专著。作者打破了以人物排队和把思想家的思想简单地划分为宇宙观、辩证法、认识论等几大块的研究方法，而是以秦汉时的学术思潮为主线，以汉代思想家普遍关注的"天人"问题为核心，对秦汉时期学术思潮的演进作了严密的历史考察。本书不仅以大量的笔墨对秦汉学术思想史上的儒学经学化与经学神学化等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详尽探讨，而且对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尤其是道家在秦汉思想史上的地位等问题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本书立论新颖，论证充分，文字流畅，为读者真实地再现了秦汉四百四十年思想发展的原情本貌。

一、秦汉思想概述秦汉（上起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下迄公元220年东汉灭亡）

时期，随着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出现，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的局面已告结束。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的需要，秦汉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探索。在这种探索中，无论是其经验还是其教训皆对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它以法家的"倾邻国"、"雄诸侯"、"兼吞战国"统一了天下，但它也因法家的"专任刑罚"、残暴不仁、横征暴敛、穷奢极欲而骤亡。秦王朝在选择法家作为封建国家统治政策的尝试中遭到了惨痛的失败。

汉之初，随着秦的灭亡和秦专任法家治国的失败，儒道两家的学说又开始活跃起来。但是，由于当时外戚、功臣、郡王的大力提倡，由于道家"黄老之学"的"文武兼备"、"刑德并用"、"以法为符"、"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思想更有利于稳定汉初的政治形势并恢复汉初残败的社会经济，所以道家"黄老之学"应时而成了汉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并逐渐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在西汉前期的"黄老"思潮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黄老"思想家，淮南王刘安与司马谈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刘安主持编写的《淮南鸿烈》是西汉前期道家思想的总集，是西汉道家思想之"渊府"；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是对汉初"黄老之学"所作的学术总结。

汉初几十年道家政治的实行，的确使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在此基础上，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便不再愿意象文、景那样"恭俭无为"、"贵柔守雌"了，他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不仅要试图把大权独揽于自己手中，以树立作为皇帝的最高权威形象，而且他还要试图消除郡国力量过于强大这个内患与匈奴侵边这个外患以建立"大一统"的汉帝国。因此，到这时以"无为"为标榜的道家思想已成了汉武帝"有为"政治的障碍，于是董仲舒的以鼓吹"君权神授"和"《春秋》大一统"为主旨的儒家学说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并被定于一尊。儒家学说终于在王权的支持下由子学上升而成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经学"。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其时历经战乱兵燹，先秦儒家的典籍，原本多佚。因此当时的儒经博士所传习的经典多是由汉初经师凭记忆口耳相传下来、用汉初文字整理而成的"今文经"；当时盛行一时的"经学"，也被称为"今文经学"。

为了论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在利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阐发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的同时，便已经有了"天人感应"、"符瑞灾异"等神学内容，而其末流更是完全离开儒家经典的"微言"，胡编滥造出种种古怪荒诞的"大义"，附会到天帝与孔子名下，因此在西汉中叶后，随着西汉社会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和统治阶级内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斗争的日趋激化，带有神学色彩的今文经学更进一步与秦、汉之际以来的鬼神符谶相结合而堕落成了谶纬神学。"谶"，本义是应验，实际上是一些宗教预言之书；"纬"，是对"经"而言的，实际上是一些用神学迷信观点解释儒家之"经"的书。王莽建立新朝，刘秀光复汉室，皆曾得利于谶纬，因此，在王权的抬高下，谶纬神学在两汉之际甚嚣尘上。在汉儒制造出来的五花八门的纬书中，儒家经学中的孔圣人已变成了通天神人，儒家典籍已由"经"变成了神秘的"天书"，成了"天神"意志的体现。

除此之外，两汉之际，还有另一批人，他们面对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与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遂感到富贵荣华乃"浮云"，"保终性命"才是"真"，而且王莽之篡汉也粉碎了他们对儒家君臣礼仪的信仰，于是他们便纷纷遁入了道家"老学"、"隐匿山野"、"养志修道"去了。因此道家"老学"在两汉之际盛行了起来。在两汉之际的"老学思潮"中，出现了一批研究道家"老学"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老子指归》与《老子河上公章句》。《指归》与《章句》皆以探求避祸自保、"存神养和"、"保终性命"之道为己任，这既与先秦的《老子》有所不同，更与汉初"黄老之学"迥异，这实际上是两汉之际隐士们在乱世中求生存的心态的一种反映。

自从儒家在西汉中叶由子学上升为"经学"后，先是"今文经学"显赫一时，在西汉中后期又出现了谶纬神学与古文经学。王莽为了篡汉曾大力提倡谶纬，又曾利用古文经学为自己的复古改制提供理论依据，因此谶纬神学与古文经学在王莽时获得了很大发展。东汉初期，光武帝为了维持经学各派的平衡，对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神学采取了兼收并蓄、普遍扶植、分别利用的政策，使经学中的三个各自独立的派别在东汉前期皆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但是，到这时，经学本身所固有的致命性的弊端也已全部暴露了出来：一是经学各派各说各的，互相斗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性的说法，无法履行统治思想的功能；二是"五经章句烦多"，圣人的"微言大义"已被淹没在烦琐支离的"碎语"之中，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缺乏力量。为了克服经学本身所具有的这些弊端，汉章帝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亲自主持召开了"讲议五经同异"的"白虎观会议"。在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直接干预下，经学各派互相协调，求同存异，终于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实现了经学与神学的结合，经学各派开始由纷争走向统一，"三纲五常"的道德教条也在神学的外衣下以法典的形式规定了下来。《白虎通义》便是这次经学会议的总结。它的出现，标志着汉代建立官方统治思想的终结。

当汉代学术界被今文经学、谶纬神学、世俗迷信搞得乌烟瘴气之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批与儒家正统异趣的思想家，初有刘歆、扬雄与桓谭，而真正能够利用道家"天道自然"的学说与汉代自然科学的材料对神学经学与各种世俗迷信展开全面的批判与扫荡的则是东汉的王充。王充对汉代神学迷信的批判，给汉代学坛带来了几丝清新的理性之风，并对我国后来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诚如侯外庐先生所说，西汉以来的儒学"正宗"地位，在遭受了王充的批判之后，虽然在形式上尚能维持其统治地位，而实质上已经起了根本的动摇。其表现之一是，许多儒者（包括一些名儒，如马融、蔡邕等），虽为了利禄而不得不研读儒典，但他们已经越来越背离了儒家的教义，而走上了儒道双修、融合儒道的道路。汉末的这种打破儒家经学的"家法"而兼融诸家的思想风气，预示着汉代经学已走到了穷途末路，并为后来魏晋时"援道入儒"、"以道代儒"的玄学思潮开启了先河。

二、"黄老之学"在西汉的盛衰"黄老之学"是汉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派别，它在西汉前期曾非常盛行，不仅是当时政治上的指导思想，而且还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到西汉中期，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黄老之学"才开始走向衰落，但它的影响却远远没有消绝。

（一）秦专任法家治国的失败与"黄老之学"在汉初的盛行秦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极为短命的封建王朝，它以法家而"倾邻国"、"雄诸侯"，并最后"兼吞战国"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一个幅员空前辽阔、国力空前强盛的秦帝国，但它也因法家的"专任刑罚"、残暴不仁以及无休止的横征暴敛、滥发徭役、穷奢极欲而骤亡。秦王朝在以法家作为封建国家统治政策的尝试中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因此，探讨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统治之术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在了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洗礼的汉初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的身上。他们从秦末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已经认识到单靠法家强权必然会重蹈亡秦的覆辙，而他们在自己建立汉家政权的切身经历中也已认识到，以道德修养为己务的儒家和崇尚自然、消极无为的道家老学皆无力解决汉初民不聊生、经济凋敝、政权不稳等现实而又迫在眉睫的政治、经济问题，于是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刑德并用为主要内容的道家"黄老之学"应时而成为汉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并逐渐成了一种社会思潮。

除此之外，"黄老之学"在汉初的盛行，"也反映出当时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局势尚未巩固，功臣、外戚、郡国王还有着相当强大的势力，他们崇道黜儒，正是为了让皇帝垂拱无为，不去干预郡国事务"①，以使其既得的利益不受皇权的侵害。也正是因为这样，汉初竭力提倡道家"黄老"的人物是窦太后、曹参、淮南王等人。史称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②；而汉初第一个明确地以"黄老之学"来指导政治实践的是齐相曹参，他"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拜盖公为师，"其治要用黄老术，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③。惠帝时，萧何卒，曹参代为汉相，遂将"黄老之学"由齐国带到了中央而推之全国。文、景二帝之时，继续以"黄老"治国。刘向说："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④《隋书·经籍志》也曾经指出："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文帝的儿子汉景帝从小就在文帝和窦太后的教育下诵读《黄帝》、《老子》之书，所以景帝继承文帝的政策，举事无所变更，崇尚"黄老之学"。至于淮南王刘安，那更是郡国王中崇尚道家"黄老"的代表人物，他主持编写的《淮南鸿烈》实是一部西汉前期道家黄老思想的总集①。

①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史纲》（上），第139-140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②　《史记·外戚世家》、《汉书·外戚传》。

③　《汉书·曹参传》。

④　《风俗通·正失》。

①　后面有详细的论述。

在汉代大臣、外戚、郡国王的积极倡导下，道家"黄老之学"遂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上至皇帝（文、景二帝）、将相（曹参、陈平）②、名臣（汲黯、田叔、直不疑、郑当时、张释之）③，下至一般学者（如黄生）④、隐士（司马季主、盖公、王生）⑤，几乎无人不读"黄老"，无人不通"黄老之术"。"黄老之学"在汉初达到了极盛。

道家"黄老之学"在汉初的盛行，取得了非常明显的社会效果。到惠帝、吕后时期，已由"天下初定"时的"民无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凄凉凋敝的局面变为"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的兴旺发展的景象。经过"文景之治"，经济繁荣已超过了战国，到汉武帝初年，七十年间国家无事，如果不是遇到旱涝灾害，"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中的粮食更是"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原来的"天子不能具醇驷"的状况，到此时已经是"庶众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⑥。总之，在总结秦王朝专任法家治国而骤亡教训的基础上，汉初的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终于找到了"黄老之学"这样一个能够解决汉初政治、经济实际问题的治国方略；秦王朝在探讨封建国家统治政策过程中尚未完成的任务，在汉初统治者这里临时有了"黄老之学"这个较为令人满意的答案。（二）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与"黄老"思想之谜的揭破从古到今，人们历来都认为汉初以道家"黄老"治国，认为"黄老之学"在汉初曾风靡一时，并且认为"黄老之学"在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尤其是由于道家"黄老"之中的道家"黄学"一派的代表作--《黄帝四经》从汉代之后便失传了，这就造成了人们对"黄老之学"的种种误解，"黄老之学"也因此而成了千古难解之谜。

既然人们无从知道"黄老"之中"黄学"一派的真实思想内容，人们也就只好牵强附会地以"老"代"黄"了。明末清初伟大的思想家王船山在《读通鉴论》卷三评述西汉"黄老"政治家汲黯时就认为："黯之学术，专于黄老。甘其食，美其衣，老氏之教也"，把"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静，择丞史任之，责大指而已，不细苛"的"黄老"人物--汲黯当成了"甘其食、美其衣"的老学信徒。近人贺昌群先生也说："汉初诸大臣如张良、萧何、曹参，皆以黄老术为政，并得保全其首领。文景之政，以慈俭为宗，此老子一书之应用于汉初政治者也。"①就连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和著名的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也认为汉初的"黄老之学"就是"老学"或"老庄之学"。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第八章中说："汉兴，黄老之学盛行，主以清静天为为治，此"老学"也"；侯外庐先生在其《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②　陈平信奉"黄老"的记载见《史记·陈丞相世家》、《汉书·陈平传》。③　参见《史记》与《汉书》中的"本传"。

④　黄生是司马谈的老师，是汉初著名"黄老"学者，参见《史记·儒林列传》与《史记·太史公自序》。⑤　参见《史记·日者列传》与《张释之传》。

⑥　以上引文见《汉书·食货志》。

①　《魏晋清谈初论》，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也说："汉代在初期与末期，都借重老庄，初期试求复古于老庄以与儒学相抗，末期再试求复古于老庄以代替儒学，然都没有成为支配势力"。总之，汉初的"黄老之学"就是老子之学或老庄之学。

但实际上，当人们用老子之学或老庄之学来代替"黄老之学"时，有一个问题常常难以自圆其说，这就是：崇尚自然、消极无为、专注于心性修养而一味追求个人精神解脱的"老庄之学"又如何能使汉初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走向繁荣，并使新生的汉家政权不断得到巩固呢？而且，汉初在"黄老之学"指导下所实行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汉初黄老人物的所作所为也与老庄思想相去甚远。例如，老、庄皆反对法治，认为"法令弥彰，盗贼多有"①，主张废除一切禁令和外在束缚而让人们任其自然、自由自在地生活；而汉初统治者却不是这样，从高祖刘邦的"约法三章"到萧何的"为法令约束"再到文帝的"好刑名之言"，不仅制订了一系列越来越繁苛的法律条文，而且还特别强调制订了法令之后必须秉公执法而不可随意枉法，强调以法律为准绳来处理一切事情。根据《史记·张释之传》的记载，张释之以"善为黄老言"的处士--王生为师，是著名的"黄老"信徒，他作为文帝时的廷尉，在处理所谓的"犯跸案"与"盗高庙玉环案"时，并未因犯人掠的是文帝之马、盗的是"先帝庙器"便罪加一等，而是主张"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也"，认为只有法律才是判黑白、定是非的唯一标准。汉文帝对于张释之的做法虽然有点不太高兴，但因他也是"本修黄老之言"，深知秉公执法的重要性，因此他还是肯定了张释之对这两个案子的判决，并未因一时之怒而废法，也未因一己之利而乱法。汉文帝与张释之的这种秉公执法、不枉法、不废法的思想在老、庄那里是根本不可能找到的。又如，老、庄未尝有一言谈及生产，也无发展经济的明显要求，而汉初统治者却在"黄老之学"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奖励垦荒、勿逆农时的让老百姓发家致富的政策，并使汉初经济由凋敝走向了繁荣。再如，老、庄皆竭力反对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社会等级制，而汉景帝时的黄老学者--黄生在与儒经博士辕固生辩论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还是"臣弑君"的问题时却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也？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①在此黄生所竭力维护的便是一种臣下绝对忠于君主的上下有别、尊卑有序、贵贱有恒位的思想。这种思想是道家老、庄所坚决反对的，而"黄老"学者--黄生却以此作为基本观点。如果说"黄老之学"就是"老庄之学"，那么这又如何解释呢？直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才为我们彻底搞清这些千百年来使人迷惑不解的问题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才使"黄老"思想之谜大白于天下变成了可能。因为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除发现了流行于汉初的两种《老子》版本（甲、乙本）外，还发现了和《老子》甲、乙本合抄在一起的另外四篇古佚书。这四篇古佚书有篇名而无书名。第一篇是《经法》，第二篇是《十六经》，第三篇是《称》，第四篇是《道原》。如果把汉初的政治、经济政策和汉初"黄老"人物的所作所为与汉初人手抄的这四篇古佚书相对照，那么，我们用"老子之学"或"老庄之学"所无法解

①　《老子》第五十七章。

①　见《史记·儒林列传》。

释清楚的问题，在这四篇古佚书里全找到了答案：首先，关于法治的问题，老、庄虽坚决反对，但古佚书却认为"道生法"，认为"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①。这些说法与"黄老"信徒张释之秉公执法的情况以及汉文帝不以一己之私而废天下之公法的做法是完全相符的；其次，关于发展经济的问题，老、庄皆不曾谈及，而古佚书却特别重视，认为"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须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耻"②。这些说法与汉初的与民休息、轻徭薄赋、让老百姓安心发家致富的经济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再次，关于社会等级有别的问题，老、庄皆坚决反对，而道家"黄老"学者--黄生却竭力维护，那么，黄生的思想源于何处呢？实际上，黄生的思想源于古佚书。因为古佚书曾明确说过："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③黄生的首足有别、上下有分的思想与古佚书的这种主主臣臣、上上下下、男男女女、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长长少少、贵贵贱贱的尊卑有别、上下有序的思想如出一辙。

由此可以看出，汉初流行的"黄老思想"与"老庄之学"的主旨多有不合之处，但与马王堆出土的《老子》乙卷本前四篇古佚书的内容却完全一致。那么，这四篇古佚书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书呢？

首先，我们认为，这四篇古佚书属于"黄帝书"。《淮南子·修务训》有言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淮南子》的这段话，道出了一个真情，这就是在战国、秦汉之际，诸子各家为了抬高自己学说的地位并取得时君世主的信仰，多依托远古之人来著书立说以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最明显的如儒、墨两家皆祖述尧舜，农家许行则言必称神农，道家则依托西出函谷关的隐士老子。而实际上，随着战国以来大国争霸局面的形成与统一形势的出现，黄帝的形象已经变得越来越高大，在政治军事上，黄帝成了战胜一切邪恶、统一四方的英雄；在思想文化上，黄帝成了人类文明的缔造者，成了思想理论上的权威代表。因此，从战国中期以来，出现了一个依托黄帝而著书立说的时代，一大批依托黄帝而写成的书涌现了出来。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这些"黄帝书"共有十二类二十六种，其中道家类五种，阴阳家类一种，小说家类一种，兵阴阳家类五种，天文类二种，历谱类一种，五行类二种，杂占类一种，医经类一种，经方类二种，房中类一种，神仙类四种。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这四篇古佚书因其通篇都是假借黄帝、黄帝与其大臣的对话来阐述其政治、经济、伦理学说的，因此这四篇古佚书是当时流行的"黄帝书"中的一种当是无可怀疑的。

其次，我们认为这四篇古佚书属于道家类的"黄帝书"。在《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十二类二十六种"黄帝书"中，道家类的"黄帝书"共有五种，占了较大的比重。而马王堆出土的这四篇古佚书当是其中的一种。因为这四篇古佚书虽然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与《老子》的思想有较大差异①，是

①　引文出自古佚书的第一篇《经法》中的第一节《道法》。

②　见古佚书《经法·君正》。

③　见古佚书的第三篇《称》。

①　如前面提到的，《老子》反对"法治"，也不谈生产，而古佚书却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对《老子》思想的改造与发展①。但在自然哲学与人生哲学方面，却与《老子》的思想完全一致。与《老子》一样，古佚书通篇都是以"道"为宗，认为"道"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并专辟一篇《道原》来探讨"道"的特性与作用，其对"道"的看法与《老子》的看法毫无二致；不仅如此，道家《老子》的"无为"、"不争"、"贵柔"、"守雌"等人生主张也是古佚书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又加上这四篇古佚书是和道家《老子》合抄在一起的。因此，这四篇古佚书只能是道家类的"黄帝书"，而不可能是其他类的"黄帝书"。对此，学术界已有公论。

再次，我们认为这四篇古佚书便是《黄帝四经》。在《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道家类"黄帝书"中，除了首列的《黄帝四经》四篇外，还有《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力牧》二十二篇。那么，马王堆出土的这四篇古佚书到底是道家类的哪一种"黄帝书"呢？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黄帝铭》。《黄帝铭》在《汉书·艺文志》上所载是六篇，显然与古佚书四篇的篇数不符。而且顾实《汉志讲疏》说："黄帝《金人铭》，见于《荀子》、《太公金匮》、刘向《说苑》；黄帝《巾几铭》，见于《路史》。是六铭尚存其二也。"今取其佚文与古佚书相对照，从文体到内容均不相同，可见古佚书不是《黄帝铭》；那么，是不是《黄帝君臣》十篇呢？也不太象。一是篇数不符，二是古佚书讲黄帝君臣的只有《十六经》一篇，而且在《十六经》的十五小节中，真正涉及到黄帝君臣的也只有八个小节，更何况古佚书在讲到黄帝与其大臣时还带有强烈的神话传说的色彩。可见，这四篇古佚书也不是《黄帝君臣》十篇；另外，这四篇古佚书也不是《杂黄帝》五十八篇与《力牧》二十二篇。一是因为这两部书与古佚书的篇数相差太远，二是因为古佚书所显示的是非常有思想理论系统的著作，以"杂"称之不太恰当，三是因为《十六经》中虽确有力牧其人，但除了力牧之外，还有太山之稽、果童、阉冉等黄帝臣，如都视为力牧之书，显然不符合事实。因此，四篇古佚书不是《杂黄帝》与《力牧》。这样，剩下的只有《黄帝四经》这本书了。那么，古佚书四篇是否就是《黄帝四经》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不仅因为古佚书四篇与《黄帝四经》四篇的篇数完全相符，而且因为两者的文体也是相符的。古佚书的第一篇《经法》与第二篇《十六经》已在标题中明确称"经"，第三篇《称》与第四篇《道原》虽未标出"经"字，但却是"经"的体裁，内容提纲挈领，言简义丰，以"经"称之，当之无愧。由此，我们便可得出结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乙卷本前四篇古佚书便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道家类"黄帝书"--《黄帝四经》。

《隋书·经籍志》曾经指出："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这里所谓的"黄帝四篇"，实际上就是指《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四经》，也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乙卷本前四篇古佚书。所谓"黄帝四篇、《老子》二篇"，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帛书"黄"、"老"二书的合卷本。因为以"黄"、"老"二书代表的"黄老之学"在汉初曾盛极一时并对整个汉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故称"最得深旨"。

①　例如，古佚书的"无为而治"便是在改造《老子》"无为"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学说。后有详述。

《黄帝四经》一书的出土与"黄老之学"中道家"黄学"一派的发现，终于使千百年来使人迷惑难解的"黄老"思想之谜大白于天下。

（三）"黄老之学"的宇宙图式与社会秩序马王堆"黄老帛书"①的出土，使我们看到，在汉初盛极一时的"黄老之学"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此，学术界已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做过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多局限于微观方面；如有的学者对《黄帝四经》的"道"进行了详细探讨，又有的学者对《黄帝四经》的"无为"进行了专门的分析，而真正从宏观的角度对"黄老之学"的思想体系进行剖析的还为数甚少。本人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性的努力。本人认为，以《黄帝四经》与《老子》为代表的"黄老之学"与"重人事、轻自然"而专注于对形而下的社会政治、伦理等问题进行探讨的先秦儒家不同，道家"黄老"非常注重对形而上的宇宙的本源、宇宙的生化图式、宇宙的根本法则等问题的研究，它们虽然也有一系列关于社会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的主张，但在它们看来，形而下的社会秩序乃不过是形而上的宇宙秩序在人间的体现，宇宙秩序才是建立人间秩序的根据与凭借。也就是说，道家"黄老之学"的思想体系是由形而上的宇宙图式与形而下的社会秩序两部分组成的②，而其中前者是后者的依据，后者是前者在社会领域的直接推演。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看一下"黄老之学"的宇宙图式。

1。道家"黄老"的宇宙图式在道家"黄老"看来，"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与最高主宰。《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①又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②《黄帝四经》也认为："虚无形，其裻冥冥，万物之所从生"，"虚无有，秋毫成之，必有刑（形）名"③，又说："古（故）无有刑（形），。。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鸟得而蜚（飞），鱼得而流（游），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④这里所说的"虚无形"、"虚无有"、"无有形"皆是是指"道"，这就是说，在《四经》看来，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皆是由"道"产生的，"道"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总根源。不仅如此，《四经》还认为："道生法"⑤，即人间的法令制度、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也是"道"的产物。

那么，"道"又是怎样使宇宙万物得以生成的呢？《老子》曾说过："道

①　此处使用的"黄老帛书"一词，是指帛书《黄帝四经》与《老子》，与有的学者以"黄老帛书"专指《老子》乙卷本前四篇古佚书（《黄帝四经》）不同。

②　参见拙作《＜黄帝四经＞的宇宙图式与社会秩序》，载《湖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　期。

①　《老子》第二十五章。为了叙述方便，本书在引用《老子》原文时，以今本《老子》为主。今本《老子》与帛书本《老子》不同之处，则以帛书本《老子》为准。

②　本书所引用的《黄帝四经》的材料，均出自余明光、张纯、冯禹、张国华等人合作完成的英汉对译本《黄帝四经今注今译》。此书于1993年7月由岳麓书社出版。

③　《黄帝四经·经法·道法》。

④　《四经·道原》。

⑤　"道生法"是《四经》开篇第一句话。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⑥《四经》的看法与《老子》非常相似。

根据《老子》宇宙发生论的见解，作为宇宙本源的至高无上的"道"，首先生出的是"一"，即"道生一"。那么，"道"生出的这个"一"指的是什么呢？通读《老子》，我们便会发现，"一"在《老子》中共出现过十四次，除去两次作为纯粹数字意义之外，具有哲学意味的还有十二次，将其分析归纳，基本含义有两个：一是指"道"，二是指宇宙开初时的混沌未分的状态。因此，《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中的"一"，当属于第二个含义，即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宇宙开初时的"浑然未分的统一体"①。类似的说法在《黄帝四经》中也有多处，例如《道原篇》中就曾说过："恒先之初，迥同太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湿湿梦梦，未有晦明。"很显然，这里所说的"一"也是指"未有晦明"以前的天地未分的"湿湿梦梦"、混混沌沌的状态。

在《老子》看来，"道"生"一"之后，在"道"的作用下，"一"又生"二"。道家"黄老"的"二"又是指什么呢？《黄帝内经·太素·知针石篇》杨上善曾对"一生二"作了这样的注释："从道生一，谓之朴也，一分为二，谓天地也。"杨氏的这一见解是符合《老子》本意的。因为《老子》也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②，又说"无名，天地始"③，还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④。这就告诉我们：在"道"的作用下，由混沌未分的"一"首先分化出来的便是"天、地"。而《黄帝四经》的"一之解，察于天地"⑤的说法，也有与《老子》一脉相通之处。总之，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二即天地"⑥。

天、地诞生后，《老子》又认为天地间有阴阳二气，而这阴阳二气并不是静止凝固的，而是互相冲击激荡并最后达到"和"的状态，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冲气以为和"。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与"和气"便是由"二"（天、地）生出的"三"，"三"又生万物，因此万物皆"负阴而抱阳"。这也就是张岱年先生所说的："三即阴阳和盅气，由阴阳和盅气生出万物"①。对《老子》的这种阴阳学说，《黄帝四经》有继承，而且有发展。"黄帝曰群群□□□□□□为一囷，无晦无明，未有阴阳。阴阳未定，吾未有以名，今始判为两，分为阴阳，离为旧时。。"②。这就是说，《四经》不仅认为在天、地之间有阴阳二气，而且还根据阴阳二气冲击激荡、矛盾对立在不同时间上的不同特点，又把"阴阳""离为四时"，并认为春、夏、秋、冬"四时有度，天地之李（理）也"。

不仅如此，道家"黄老"还特别强调"人"在宇宙中的独特的高贵地位。⑥　见《老子》第四十二章。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21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后引只注书名。②　《老子》第二十五章。

③　《老子》第一章。

④　《老子》第三十九章。

⑤　《十六经·成法》。

⑥　《中国哲学大纲》第21-22　页。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22　页。

②　《十六经·观》。

《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③《黄帝四经》也说："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又有地焉"④，又说，没有人便"无与守天"、"无与守地。"⑤这样，道家"黄老"的由"道"到天、地、人，再到阴阳、四时的宇宙图式便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2。道家"黄老"的社会秩序道家"黄老"通过对"道"、"一"、"天地"、"阴阳"、"四时"

等的论述，完成了其对宇宙的本源、宇宙的生成图式、宇宙的秩序的理解，但这种形而上的对总体宇宙的探讨，乃不过是为了论证、说明与推演其人间的社会秩序。社会政治、经济、伦理思想才是其宇宙观所要达到的目的与归宿。

（1）"道"与"无为"

在道家"黄老"看来，"道"虽为宇宙万事万物的本源与最高主宰，但"道"的最大特点却是"无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①，自然无为，故道也无为，即"道常无为而无不为"②。《黄帝四经》也说："一者其号也，虚其舍也，无为其素也"③，也就是说："无为"是"道"的本质特征。即然"宇宙之本根是道，而道是无为的；人应依循道，所以人也应无为"④。因此，"无为"是"黄老之学"由其形而上的宇宙图式推演出来的形而下的最重要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⑤，又说："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⑥；《黄帝四经》也认为："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天为也"⑦。

由此可见，无论是《老子》还是《黄帝四经》皆以"无为"为最高的为政原则和人应具有的最高的道德境界。但具体分析起来，《黄帝四经》的"无为"又已与道家《老子》的"无为"有了较大差异。我们都知道，《老子》的"无为"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无为"，是任其自然而无所作为，即"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⑧，"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⑨。而《黄帝四经》的"无为"却不是这样，它是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在改造《老子》"无为"学说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无为"理论，"无为"已被赋予了许多新的政治、伦理内涵。

首先，从政治方面来看，《四经》的"无为"是一种以有为为前提的"无为"，是指君无为而臣有为，是一种高超的统治之"术"。虽然《四经》也③　《老子》第二十五章。

④　《经法·六分》。

⑤　《十六经·观》。

①　《老子》第二十五章。

②　《老子》三十七章。

③　《道原》。

④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283　页。

⑤　《老子》第五十七章。

⑥　《老子》第三十八章。

⑦　《经法·道法》。

⑧　《老子》第六十三章。

⑨　《老子》第六十四章。

象《老子》一样，认为"无为"是"道"的本质特征，并由此要求人也应"无为"。但是，除此之外，《四经》还认为"道生法"①，认为人间的一切法令制度皆是由"道"产生的，"法度者，正之至也"②，"法"有着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因此，在《四经》看来，"执道者"（帝王）的"无为"也应象"道"那样是在"生法"之后的"无为"，即在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法度、秩序之后的"无为"。只有这样，才能"名刑（形）已定，物自为正"，"形恒自定，是我愈静，事恒自■（施），是我无为"③。所以，《黄帝四经》的这种"无为"绝非《老子》的那种一任自然、绝对的、无条件的"无为"，而是在"名刑已定"、"度量已具"前提下的"无为"，是一种以有为为前提的"无为"。不仅如此，《黄帝四经》还根据"道"虽"无为"，但"道"产生的天地、阴阳、四时却运行不息的特点，提出了"君无为而臣有为"的主张。《四经》认为，君主（执道者）在根据"道"的要求制订了社会法令制度之后，君主便可"无为"，但各大臣还是必须"左执规、右执矩"以使各种法令得以贯彻实施④，至于老百姓那更是有"恒事"--"男农、女工"⑤。所以，在《四经》看来，所谓"无为"是指君主"无为"，而君主的"无为"又是以臣民们的"有为"为基础的，也正是因为臣民们的"有为"才构成了君主的"无为"。另外，《四经》还根据"道"虽然"无为"、"莫见其形"、"莫知其名"但却无处不在并决定着万物的生死、祸福的特点，要求君主在驾驭臣下时不要轻易表露出个人的喜怒爱憎、不要说出自己的主观愿望、不要发表自己的政见，而是要藏而不露、"虚静谨听"、"以法为符，审察名理终始"①，并据此进行赏罚、生杀。这样一来，大臣们便不会看君主的脸色行事而能秉公执法了。而这实际上就是《经法·六分》中所讲的君主驾驭臣下的"王术"。在《四经》看来，"不知王术，不王天下"②。总之，《黄帝四经》的"无为"是指君主在建立各项社会法令规章制度之后，而让大臣依法处理各种具体事务，君主本人则只须"虚静谨听"以掌握好对大臣们的赏罚、生杀之权就可以了，而不必事事都管。因此，《四经》的"无为"是一种以有为为前提的"无为"，是一种高超的君主驾驭臣下的"王术"。对于道家"黄老"的这种高超的"无为"，汉初统治者并不都是一下就能认识到的，而是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例如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在齐国推行"黄老之术"的曹参代萧何而为汉相，把"黄老"无为之术也带到了中央。在他执政期间，"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对此，年轻的惠帝很不理解，责怪相国"不治事"。对于惠帝的批评，曹参有一段极富趣味而又有说服力的解释：""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

①　《经法·道法》。

②　《经法·君正》。

③　《十六经》。

④　《十六经》。

⑤　《经法·道法》。

①　《经法·名理》。

②　《经法·六分》。

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③在此，曹参就已明确地告诉了惠帝，"黄老"的"无为"并非绝对"无为"，而是在"法令既明"前提下的君无为（"陛下垂拱"）臣有为（"参等守职，遵而勿失）。经过曹参的这番疏导，年轻的惠帝才理解到了"黄老""无为之治"的奥妙。

其次，从道德伦理方面来看，《四经》的"无为"是指"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在《四经》看来，"道生法"，"法"具有无上的神圣性。因此，君主在根据"道"的要求制订了"法"之后，便应一切"皆断于法"，而不应该以私而废公、以我而释法。也就是说："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知，至知者为天下稽"①。总之，"世恒不可释法而用我，用我不可，是以生祸"②，只有"虚静公正，乃见□□，乃得名理之诚"，只有"唯公无私，见知不惑，乃知奋起"③。《黄帝四经》的这种不以一己之私利而废天下之公法的"公正无私"的思想也被汉初道家"黄老"人物较好地贯彻到了其政治实践与道德实践中，并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例如，我们在前面讲过的汉文帝与其廷尉张释之在处理所谓"犯跸"案与"盗取玉环"案时所采取的态度便是这样一种"公正无私"的态度。汉初统治者所信奉的道家"黄老"的这种"公正无私"的道德思想，是汉初社会走向安定、繁荣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黄帝四经》的"无为"还具有"恭俭朴素"的道德内涵。与《老子》不同，《黄帝四经》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要求根据天地、阴阳、四时的自然规律，颁布相应的农业政策，政策一旦制定，统治者就应"恭俭无为"--不要在农忙季节大兴土木以"逆天时"、"乱民功"；不要大肆搜刮民财而使老百姓无法继续生产。而要做到这种以不干涉老百姓的经济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无为"，统治者自身必须在生活上"恭俭朴素"而不尚奢华，也就是"驱骋驰猎而不禽芒（荒），饮食喜乐而不面（湎）康，玩好睘（嬛）好而不惑心"①。因为在《四经》看来，"黄金珠玉藏积，怨之本也。女乐玩好燔材，乱之基也。守怨之本，养乱之基，虽有圣人，不能为谋"。②总之，"信能无欲，可为民命"③。《四经》的这种"恭俭无为、朴素节俭"的思想，对汉初名臣将相的生活作风曾产生过积极影响。史载汉文帝便是一个著名的节俭皇帝。他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一次想造一个露台，当工匠告诉他要花费百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一年的收入时，他便决定不造了；他的夫人也是"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④。在汉文帝的带动下，朝野上下，俭朴之风盛行，这对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另外，《四经》的"无为"还具有"贵柔守雌"的意义。我们知道，《黄帝四经》与《老子》的"绝圣弃智"不同，《四经》非常重视人材的选拔，认为"王天下者有玄③　以上引文见《汉书·曹参传》。

①　《经法·道法》。

②　《称》。

③　《经法·名理》。

①　《经法·六分》。

②　《经法·四度》。

③　《道原》。

④　见《汉书·文帝纪》。

德。。轻县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知（智），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⑤。反之，"不用辅佐之助，不听圣慧之虑，而恃其城郭之固，怙其勇力之御，是谓身薄。身薄则贷（忒）。"⑥那么，"王天下者"如何才能选拔到辅佐自己的优秀人才呢？《四经》认为，这就要求"王天下者"首先具备"无为"的道德境界--不固执己见、不露才扬己、不恃己凌物，而是"立于不敢，行于不能"，"常后而不先"⑦，也就是要"贵柔守雌"。只有这样，"士"才愿意接近我并为我所用。《四经》说："宪敖（傲）骄居（倨），是谓雄节；□□共（恭）验（俭），是谓雌节。夫雄节者，浧（盈）之徒也；雌节者，兼（谦）之徒也。夫雄节以得，乃不为福；雌节以亡，必将有赏"①。又说："安徐正静，柔节先定。昴湿恭俭，卑约主柔，常后而不先。。刑于女节，所生乃柔。。立于不敢，行于不能"②。总之，只要固守雌节、柔以待人、后而不先、"以贵下贱，何人不得？"③综上所述，道家"黄老之学"的"无为"不仅是一种高超的统治之术，而且还具有丰富的道德伦理的内涵。这种"无为"已非《老子》的那种绝对的、无条件的"无为"，而是一种新的无为学说。

（2）天地、阴阳与等级有别天地、阴阳是道家"黄老"宇宙图式中的重要内容。根据天与地各有固定位置（天上地下）和阴阳二气的对立冲突中阳主阴次、阳动阴静的特点，道家"黄老"提出了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等级有别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黄帝四经》曾经明确指出："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④，又认为："凡论必以阴阳大义。。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诸阳者法天。。诸阴者法地"⑤。由此可见，《四经》不仅有主主臣臣、上上下下、男男女女、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贵贵贱贱的社会等级有别的思想，而且以形而上的天地、阴阳为依据进一步将这种等级制度绝对化、凝固化了。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汉景帝时的道家"黄老"学者黄生与儒经博士辕固生曾就汤武除桀纣的问题展开过辩论，辩论的中心是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还是"臣弑君"。黄生根据"黄老之学"的观点，认为上下之分、首足之别是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改变的，因此得出结论说，汤武除桀纣不是"受天命"而是"臣弑君"；而辕固生却根据儒家理论认为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结果，黄生得到汉景帝的支持而得到了胜利。这是因为，在汉景帝看来，道家黄生的臣下绝对忠于君主的思想更有利于维护汉王朝的统治；而辕固生的"受天命"的理论则带有某种危险性，它既可用来论证"强汉"之代"暴秦"是合理的，但也可被人用来做其他对汉朝统治不利的篡弑活动。因此，在汉家王朝已经巩固的情况下，儒家的"受天命"的理论自然得不到景帝的赏识⑤　《经法·六分》。

⑥　《称》。

⑦　《十六经·顺道》。

①　《十六经·雌雄节》。

②　《十六经·顺道》。

③　《经法·四度》。

④　《经法·道法》。

⑤　《称》。

了。

（3）阴阳、四时与刑德并用道家"黄老"由"道"之"无为"推演出来了高超的"无为之术"，又由"天地之位"与"阴阳之义"推演出来了尊卑有序、等级有别的政治伦理思想。不仅如此，道家"黄老"还进一步根据阴阳与四时的自然特性推演出了生杀并用、刑德兼备的统治策略。

根据阴阳在生成万物的过程中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刚柔阴阳，固不两行，两相养，时相成"的特点，《四经》认为："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穆）缪（穆）天刑，非德必顷（倾）。刑德相养，逆顺若［乃］成"①。

根据阴阳在生成万物的过程中阳主阴次和阳主生阴主杀的特点，《四经》又要求"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彰。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①。

根据春、夏、秋、冬四季"三时成功，一时刑杀"的"天地之道"，《四经》认为："一立一废，一生一杀，四时代正，冬（终）而复始"是"人事之理也"②。这也就是《君正》篇所说的："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正（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胃（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胃（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这里所谓的文武、生杀都是指刑德。

根据四时之中，春夏在先并主生、秋冬在后并主杀的特点，《四经》还主张"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先德后刑，顺于天"③。总之，刑德并用、先德后刑是道家"黄老"由其宇宙图式中的阴阳与四时推演出来的基本的统治策略，是道家"黄老"的基本的政治主张。

（四）西汉前期"黄老"思想的总集--《淮南鸿烈》西汉前期，随着"黄老之学"成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黄老之学"也成了学术研究的中心。在西汉前期的这种"黄老思潮"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黄老"思想家。其中西汉宗室淮南王刘安便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史称刘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①注重学术研究。他凭借其政治优势和地理优势，"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②，在江淮间形成了一个学术中心。在他的主持与组织下，他与他的众多门客们合作编成了《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这部理论巨著。在《鸿烈》的庞大的作者群中，除了刘安外，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人皆是道家人物，他们在作者中占有优势，书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是由他们写的。因此，此书"为西汉道家之渊府"③，是西汉前期"黄老"信徒们的思想总集，是汉代

①　《十六经·姓争》。

①　《十六经·姓争》。

②　《经法·论约》。

③　《十六经·观》。

①　见《汉书·淮南王安传》。

②　见《汉书·淮南王安传》。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69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道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鸿烈》原分内外篇，内篇论"道"，有二十一篇；外篇杂说，有三十三篇。现仅存内篇。通观《鸿烈》一书，从总体而言，其书也是由形而上的宇宙图式和形而下的社会秩序两部分组成的，正如《要略》中所言："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也就是说，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事"是《鸿烈》的基本内容，"道"是"事"的凭借与依据，"事"是"道"的推演与延伸；讲"道"而不讲"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讲"事"而不讲"道"则无以"与化游息"。总之，形而上的宇宙图式与自然规律（"道"）与形而下的社会秩序（"事"）是构成《鸿烈》博大精深思想体系的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④，形而上的宇宙图式与形而下的社会秩序在《鸿烈》中皆有详细的阐述。大致说来，《鸿烈》的前几篇，如《原道训》、《俶真训》、《天文训》、《地形训》、《时则训》、《览冥训》、《精神训》等是着重阐述形而上的宇宙图式的。由《原道训》中的"道"到《俶真训》中的"混沌"再到《天文训》中的"天"与《地形训》中的"地"以及《时则训》中的"四时"和《精神训》中的"人"，构成了一个和道家"黄老之学"完全一致的宇宙生成系统。《鸿烈》中的后几篇，如《主术训》、《缪称训》、《齐俗训》、《兵略训》、《人间训》、《泰族训》等则是着重阐述形而下的社会秩序的，既有治国之道，也有"君人南面之术"；既有"人间之事"，也有修身养性之方。对于《鸿烈》的这种划分，很显然是过于简单，因为《鸿烈》在讲宇宙图式时也讲如何由宇宙图式推演社会秩序，而讲形而下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时，又无不是以形而上的宇宙图式为依据。但是，《鸿烈》一书的总体构架是由自然到人事、由宇宙图式到社会秩序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1。《淮南鸿烈》的宇宙图式在前面我们对"黄老之学"的宇宙图式已作了详细的阐述。在道家"黄老"看来，宇宙的最高本源是"道"，由"道"首先生出的是"一"（"混沌"），由"一"又分出"二"（"天地"）；天、地产生后又有阴阳二气，两者交通成"和"而生成万物；根据阴阳二气对立统一在不同时间上的不同特点，阴阳又可"离为四时"。不仅如此，"黄老"还特别强调"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将"人"与"天"、"地"相并列。《鸿烈》作为西汉前期"黄老思想"的总集，其宇宙图式主要是继承"黄老"而来，但由于受汉代自然科学成就的影响，《鸿烈》在继承"黄老"思想的同时，对"黄老"的宇宙图式又有所发展。

（1）"道"

"道"是"黄老之学"的最高哲学范畴，无论是《老子》还是《黄帝四经》皆有很大的篇幅专门对"道"进行阐述，例如《黄帝四经》便有《道原》篇集中对"道"的性质、功能与特性进行探讨。《淮南鸿烈》作为"黄老"思想的总集，也是以"道"为宗的，其开篇便是《原道训》。不仅如此，与道家"黄老"认为"道""高不可察"、"深不可测"、"显明弗能为名，④　《淮南鸿烈·要略训》。

广大弗能为刑（形）"①一样，《鸿烈》也认为："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②，是一种无限的存在；与"黄老"认为鸟得"道"而"飞"、鱼得道而"游"、兽得道而"走"、万物得"道"以生、百事得"道"以成③一样，《鸿烈》也认为"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④"道"是宇宙间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源泉；与道家"黄老"认为"道"是自然而然地生成万物、"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⑤一样，《鸿烈》也认为："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象而弗宰。蚑行喙息，蠉飞蠕动，待而后生，莫之知德，待而后死，莫之能怨"⑥，并且还进一步认为："道出一原，通九门，散六衢，设于无垓坫之宇，寂漠以虚无，非有为于物也，物以有为于己也"。⑦总之，在《鸿烈》看来，宇宙万物的生成是"道"自然而然地发挥自己功能的结果，在这里没有主观的意志与精神，更没有神秘的上帝与鬼神；与道家"黄老"认为"道"虽无形象却又实有，即"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①一样，《鸿烈》也认为："忽兮怳兮，不可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应无形兮。遂兮洞兮，不虚动兮"②；与道家"黄老"认为"道"生万物是"无中生有"，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③，"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④一样，《鸿烈》也认为："是故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循之不得其身。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⑤总之，"黄老之学"的道论被《鸿烈》全面继承了下来。

（2）"混沌"（一）

"黄老之学"认为作为宇宙最高本源的"道"首先生出来的是"一"，而"一"就是宇宙开初前的一种混混沌沌的状态，由"一"又分出"二"（天、地）。在这个问题上，《淮南鸿烈》的看法与道家"黄老"略有不同。其不同之处就在于，《鸿烈》在"道"与"一"之间又增加了"虚廓"与"宇宙"两个阶段。即由"道"生"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又生出混沌元气，元气又进一步分化为"天"与"地"。《鸿烈》说："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⑥《鸿烈》这段话的前

①　《四经·道原》。

②　《鸿烈·原道训》。

③　《四经·道原》。

④　《原道训》。

⑤　《老子》第十章。

⑥　《原道训》。

⑦　《俶真训》。

①　《老子》第二十一章。

②　《原道训》。

③　《老子》第一章。

④　《老子》第四十章。

⑤　《原道训》。

⑥　《天文训》。

几句与《黄帝四经·道原》中的"恒先之初，迥同太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湿湿梦梦，未有晦明"是一个意思，但与《四经》不同的是，《鸿烈》在这里更清楚地说明了混沌就是元气，天地是由元气分化而来，并具体描述了由"道"到"元气"的分化过程。类似的论述，在《鸿烈》的其他篇中也有，如《诠言训》便有言曰："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在此，《鸿烈》便将道家"黄老"宇宙图式中的"一"改成了"太一"，但其含义还是相同，照样认为天地是从混沌为朴的"元气"分化出来的。（3）天地天、地是由混沌元气首先分化出来的具体事物，对此，《鸿烈》与"黄老之学"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但《鸿烈》与"黄老"有所不同的是，《鸿烈》在吸收汉代天文、地理知识的基础上，对"天"与"地"作了更加详细而又具体的描述。《天文训》说，"道"在生出"虚廓"、"宇宙"之后，"宇宙"又生元气，因为"元气有涯垠"，因此"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于是天、地便产生了。这些说法与道家"黄老"毫无二致。但是，除此之外，《鸿烈》还进一步认为："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亿万里。五星八风、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宫、太徽、轩辕、咸池、四守、天阿。。"①；"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极之内。。九州八极。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品"，"阖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陆经三千里"②。这样一来，《淮南鸿烈》便结合汉代的天文学与地理学知识将道家"黄老"的"天"与"地"的概念进一步具体化了。

（4）阴阳道家"黄老"认为，天地生成后，天地间便有阴阳二气，二气冲击激荡、上下交通而成"和气"，由"和气"而生成"万物"。对于"黄老之学"的这种看法，《淮南鸿烈》有所继承，如《天文训》说："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天地以设，分而为阴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四维乃通，或死或生，万物乃成"。但是，与"黄老"有所不同的是，《鸿烈》对万物的生成作了更详细、更细致的描述。在《俶真训》中，《鸿烈》借用《庄子·齐物论》中的一段话作为基本命题："有始者，有未始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有无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①而"所谓有始者"是指"繁愤未发，萌兆牙孽，未有形埒，无无蠕蠕，将欲生兴而未成物类"的"万物始萌"的阶段；由此出发，《鸿烈》进一步向前探求，便到了"有未始有有始者"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天地已经开辟，阴阳二气也已相接，即"天气始下，地气始上，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被德含和，缤纷茏苁"。但在这一阶段阴阳二气虽"欲与物接"却"未成兆朕"，万物尚未显露出它们萌芽的先兆；由"未始有有始者"，《鸿烈》继续向前探求便到了更前的"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虚无寂寞，萧条霄雿，无有仿佛"。也就是说在这时天地初剖，阴阳二气未接，尚未有产生万

①　《天文训》。

②　《地形训》。

①　此处所引与《齐物论》在字句上稍有差异。

物的迹象。这样一来，在《淮南鸿烈》的宇宙演化过程中，只是从天地开辟、阴阳二气始生到万物的孕育与产生便要经过"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和"有始者"三个阶段。《鸿烈》的这些看法，很显然是对道家"黄老""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作的发挥。与以上说法相类似，《鸿烈》又从可被感知的现实世界--"有有者"，向前探求，一直到了天地开辟之前的平净清沌的宇宙状态。《鸿烈》认为，所谓"有有者"，是指"万物掺落，根茎枝叶，青葱苓茏，崔蔰炫煌，蠉飞蠕动，蚑行哙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数量"的现实存在的各种茂盛的植物和运动的动物；而所谓"有无者"，则是指"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扪之不可得"、"望之不可循"、"不可隐仪揆度"的物体之外的广大无垠的宇宙空间；从"有无者"，《鸿烈》进一步向前探求，便到了"有未始有有无者"的阶段。《鸿烈》说："有未始有有无无者。包裹天地，陶冶万物，大通混冥。深闳广大，不可为外，析毫剖芒，不可为内。无环堵之宇而生有无之之根。"因此，"有未始有有无者"指的是现实世界之前的天地万物与广大空间正在孕育着分化的阶段；不仅如此，《鸿烈》还继续向前探求，一直到了"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的天地开辟之前的宇宙状态。《鸿烈》说："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这一阶段与前面说过的"虚无寂寞"、"无有仿佛"的"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是非常类似的。《淮南鸿烈》对万物生成过程的这种细致的探讨，是对道家"黄老""阴阳生万物"观点的完善与发展。除了讲"万物"的生成之外，《鸿烈》还讲到了人类的形成。《精神训》有言曰："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闵，濛濛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烦气为虫，精气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门，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鸿烈》这段话的前半部分，主要是讲阴阳二气是如何生成万物的，其说与道家"黄老"无异；在这段话中真正与"黄老"有所不同的是，《鸿烈》提出了"烦气为虫，精气为人"的观点，并且进一步解释说，天之清阳之气形成精神，地之重浊之气形成躯体，人死之后，精神上归于天，形骸下消于地，个体不复存在。《鸿烈》的这些说法是对道家"黄老之学"的宇宙生成论所作的重大发展，因为道家"黄老"虽也认为"人"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并没有解释清楚"人"为何比"虫"高贵，更没有解释清楚"人"的"精神"与"躯体"为何有所差异。对于这些问题，《鸿烈》皆从"气"的角度作出了回答。虽然这些回答还存在着严重的二元论的缺陷，但它用自然的观点来解释"人"，这是一个重大进步。

（5）四时道家"黄老"认为，阴阳二气因其对立统一在一年的不同时间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又可把"阴阳""离为四时"，并认为应根春、夏、秋、冬四时的特点颁布相应的政治、经济政策。道家"黄老"的这些观点，也被《鸿烈》继承了下来。例如，《鸿烈》说："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①《鸿烈》的这一说法与道家"黄老"是完全一致的；再如，与道家"黄老"根据"四时有度"而要求"毋逆天时"、"毋乱民功"

①　《天文训》。

一样，《鸿烈》也认为，在春天当行春令，夏天当行夏令，秋天当行秋令，冬天当行冬令，如果在秋天"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有大恐；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皆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而在冬天"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发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②。不仅如此，《鸿烈》还吸收《吕氏春秋》的月令图式，将春、夏、秋、冬四季又分为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十二个月份，并根据每个月份的时令特点规定了相应的政治、经济政策。这种月令图式是对"黄老之学"的"毋逆天时"、"毋乱民功"思想的具体化，是汉代发达的农业文化在哲学领域的反映。

综上所述，与道家"黄老"相类似，《鸿烈》也有一个从"道"到"混沌"、再到"阴阳"、"四时"、"万物"的完整的宇宙生成图式。《鸿烈》的宇宙生成图式一方面是对道家"黄老"的全面继承，另一方面又是利用汉代的自然科学材料对"黄老之学"的宇宙观所作的发展，具有新的思想特色。2。《淮南鸿烈》的社会秩序和道家"黄老"一样，《淮南鸿烈》大讲形而上的宇宙起源、宇宙生成图式，也是为了论证与说明形而下的社会秩序；讲形而上的"天道"是为了推演出形而下的"人事"，"人事"才是"天道"的目的与归宿。《鸿烈》对"黄老之学"社会政治思想的继承，主要表现在其"无为"学说上。《淮南鸿烈》的"无为"学说是对道家"黄老""无为之术"的全面总结。"无为"是道家"黄老"的最基本的为政原则和最高的道德境界，具有政治和伦理两方面的涵义。《淮南鸿烈》作为道家"黄老"思想的总集，也大讲"无为"。《鸿烈》说："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于德"，"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因此，在《鸿烈》看来，"达于道者，反于清静，究于物者，终于无为"，"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淡然无治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①总之，顺应自然，终于无为，便合于"道"。不仅如此，和道家"黄老"一样，《鸿烈》的"无为"也具有政治、伦理的双重涵义：首先，从政治方面来看，《鸿烈》认为"无为"是以"有为"为前提的"无为"，是君无为而臣有为，是一种统治之术。《修务训》有言曰："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然。"在这里《鸿烈》便明确地表明了其所谓的"无为"绝非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无为"，因为在《鸿烈》看来，"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闻也"，就连神农、尧、舜、禹、汤这样的"天下之盛主"也还是"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的，"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迫而不动者"①。由此可见，《鸿烈》所谓的"无为"，指的是"圣人"在确立了"公道""正术"之后的不以"私志"废"公道"和不以私欲②　《时则训》。

①　以上所引均出自《原道训》。

①　《修务训》。

枉"正术"。这种"无为"，如果从正面来讲，便是"圣人一度循轨，不变其宜，不易其常；放准循绳，曲因其当"②。那么，这里所谓的"宜"、"常"、"准"、"绳"到底是指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法"。《鸿烈》说："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悬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③这种说法与道家"黄老"的"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④"一切皆断于法"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淮南鸿烈》的"无为"，和道家"黄老"的"无为"一样，是指在确立"公道"、"正术"、规矩、法令之后的不以"私志"而害"公法"的"无执、无处、无为、无私"。①不仅如此，《鸿烈》还进一步认为，其所谓"无为"是指"君无为而臣有为"，是一种君主驾驭臣下的"人主之术"。《主术训》有言曰："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是故心知规而师傅谕导，口能言而行人称辞，足能行而相者先导，耳能听而执正进谏。是故虑无失策，举无过事，行为仪表。"这就是说，君主在制定了法令制度之后，便应"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让臣下依据法令规章去处理各种具体的政治事务。这样做，在《鸿烈》看来有二方面的好处：一是君主虽然"不劳"但可"责成"；二是君主不处理具体的政事，也就不会出错，因此便可永为"仪表"。所以，《淮南鸿烈》的"无为"不仅是指"不以和志而废公道"，而且还具有君臣异道、君无为而臣有为的含义。对于这种君臣异道的统治之术，《鸿烈》将其概括为"主道员"、"臣道方"。《鸿烈》说："主道员者。。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方者，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②另外，和道家"黄老"认为君主应不露声色、虚静谨听、以行赏罚生杀之权一样，《鸿烈》也认为："人主之术，。。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名各其名，类各其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只有这样，才能"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事业，以效其功。。。群臣辐凑，莫敢专君。"反之，如果君主"喜怒行于心，嗜欲见于外，则守职者离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从风，赏不当功，诛不应罪，上下离心，则君臣怨也。"所以，在《鸿烈》看来"君人者，无为而有守也，有守而无好也。有为则谗生，有好则谀起"。只有不表露出个人的喜怒嗜欲、不说出个人的主观愿望，才能使"百官之事，各有所守"；①只有"无为"、"无好"，才能使"臣情得上闻"，"号令"得"下究"，而使天下达到太平。

其次，从道德修养方面来看，《鸿烈》认为"无为"就是要求君主做到"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鸿烈》说："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绳之于内外，无私曲直，故可以正。人之于用法，②　《原道训》。

③　《主术训》。

④　《黄帝四经·经法·道法》。

①　《四经·经法·道法》。

②　《主术训》。

①　以上引文全部出自《主术训》。

无私好憎，故可以为命。"②这就是说在"用法"的过程中必须做到"无私"、"公正"；只有做到"公正无私"，才能使"令行天下"。在这个问题上，《鸿烈》还特别指出要防止君主的"自恣"与"擅断"。《鸿烈》说："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剬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文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而理达矣，故反于无为。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言其莫从己出也。"③所谓"莫从己出"也是"无私"、"无为"、"公正"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君主必须做到"公正无私"、"莫从己出"呢？《鸿烈》认为这是由"法"的性质本身所决定的，因为"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④。"人主之立法"，只有做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⑤。由此可见，《淮南鸿烈》的"无为"除了从消极的方面指不以私利而害公法的"无私"、"无己"外，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它是指君主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做自觉地遵守法律制度的模范。除此之外，《鸿烈》的"无为"还具有"恭俭朴素"的道德含义。《鸿烈》说："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载；去载则虚，虚则平。平者道之素也，虚者道之舍也。"①在这里，《淮南鸿烈》便把以"省事"为主要内容的"无为"与个人的修身养性结合了起来，认为要"省事"就必须"节欲"，而"节欲"就必须"反性"，"反性"又在于"得道"。与此相适应，《鸿烈》对当时已经比较盛行的"以奢为乐"的社会风气进行了批评。《鸿烈》说："所谓乐者，岂必处京台章华、游云梦沙丘，耳听《九韶》、《六莹》，口味煎熬芬芳，驰骋夹道钓射鹔鹴之谓乐乎？吾所谓乐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为乐，不以廉为悲。。"②总之，"恭俭朴素"是《鸿烈》所竭力倡导的道德规范之一，是《淮南鸿烈》"无为"的应有之义。不仅如此，《鸿烈》的"无为"还具有另外一种道德内涵："贵柔守雌"。与道家"黄老"一样，《鸿烈》也非常强调对于人才的选拔，认为"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只有选拔到优秀的人才来辅佐自己，才能像"假舆马者"那样"足不劳而致千里"、像"乘舟楫者"那样"不能游而绝江海"，③也才能真正可以做到在"臣有为"的基础上"君无为"。那么，君主怎样才能选拔到优秀的人才呢？《鸿烈》认为，君主要使天下贤才"莫不尽其能"，君主本人首先便应达到"无为"--"贵柔守雌"的道德境界。因为在《鸿烈》看来，如果一个国家的君主在选拔人才时表现得非常"有为"--恃己凌物、露才扬己、目空一切、飞扬跋扈，那么他不仅不会选拔到辅佐自己的"人才"而且还会使天下之"贤者"、"智者"弃他而去。②　引自《主术训》。

③　引自《主术训》。

④　《主术训》。

⑤　《主术训》。

①　《诠言训》。

②　《原道训》。

③　《主术训》。

相反，如果这个国家的君主在选拔人才时表现得很有涵养-"藏于不敢，行于不能"、"守清道而抱雌节"、虚怀若谷、"柔弱以静"、"舒安以定"①，那么天下之"贤才"将无不为他所用。总之，《淮南鸿烈》的"无为"不仅是一种高超的统治之术，而且还具有非常丰富的道德内涵。

除了"无为"学说之外，《淮南鸿烈》对于道家"黄老"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继承与总结，还表现在其他许多地方。例如，与道家"黄老"认为"君阳臣阴"、"父阳子阴"、"贵阳贱阴"一样，《鸿烈》也说："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辨、长幼之序、朋友之际，此之谓五。"②与道家"黄老"认为"刑德并用"、"先德后刑"一样，《鸿烈》也说："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体也，。。"③但是，在"等级有别"、"贵贱有序"与"刑德并用"、"先德后刑"这两个问题上，《鸿烈》的一些论述已经具有了强烈的儒家色彩，先秦儒家的"仁"、"义"、"礼"、"智"也已被《鸿烈》吸收到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鸿烈》本是一部"黄老"思想的总集，为什么在对一些问题的论述上带有了强烈的儒家色彩呢？这些情形主要是由这样几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到武帝时期，道家学派已由汉初的极盛开始走向衰落，而儒家学派在武帝的支持下其政治、学术地位却在不断提高。《鸿烈》成书于这个时期，不可能不受这一时期学风的影响：二是在《鸿烈》的庞大的作者群中，虽然以道家"黄老"学者为主，但也有一些儒家人物，高诱已经明确指出的儒家人物就有大山、小山之徒，"《修务训》、《泰族训》的作者可能出自儒者手笔"①；三是道家"黄老"的一些思想，如对"等级有别"的重视、对"德"的强调，也有与儒家相通之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使《淮南鸿烈》在继承与发展"黄老之学"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同时，也带有了一些儒家思想的色彩。而在这三方面的原因中，第一条原因又是最重要的，《淮南鸿烈》在一些问题的论述带有明显的儒家思想的色彩，是对武帝前期儒家学派正在崛起和儒学独尊时代即将到来的一种反映。现实上在刘安编成《鸿烈》一书没有几年，汉武帝便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②。而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淮南王刘安与其追随者"数千人"以谋反罪被杀，则标志着"黄老之学"作为一个学派在汉代的终结。

（五）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对"黄老之学"所作的学术总结司马谈是汉武帝初期的著名学者，在建元、元封年间曾任太史令。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记载，司马谈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这里所说的"黄子"就是"黄生"。《集解》徐广曰："《儒林传》曰，黄生，好黄老之术。"也就是说，"好黄老之术"的黄生是司马谈的老师之一，而黄生就是我们在前面讲过的那个在景帝面前与辕固生辩论

①　《应道训》。

②　《泰族训》。

③　《泰族训》。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第249　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②　刘安编成《淮南鸿烈》是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是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

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还是"臣弑君"的著名的"黄老"学者。司马谈以黄生为师，对于"黄老之学"有深入研究。他在其著名的学术论文--《论六家之要指》中对汉初以来盛行不衰的"黄老之学"进行了全面的学术总结。以往，由于我们搞不清"黄老思想"的真实面目，一直以为司马谈在《要指》中所述的道家是道家老子之学。例如冯友兰先生便说："司马谈谓道家"与时迁移，应时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实即"老学"也。"①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司马谈在《要指》中对道家所作的评论，我们便会发现司马谈所说的道家虽包含着一些"老学"思想内容，但在许多方面却又与"老学"有异。最明显的，如司马谈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这在《老子》中是找不到的。现在，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和道家"黄老"思想之谜的揭破，我们已经知道，在西汉前期除了"老学"之外，还有道家"黄学"，而且由于《黄帝四经》兼采儒、墨、法各家之长，主张文武并重、刑德兼用、秉公执法、强本节用，具有一套"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的灵活实用的政治统治策略，所以在西汉前期的"黄老"思潮中，"黄学"显而功效著，"老学"隐而作用微。与此相关，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中所述道家，虽有一些道家"老学"的思想内容，但大多数却是在议论道家"黄学"，实际上是对《黄帝四经》的思想所作的学术总结。

在《要指》中，司马谈首先对道家之外的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作了评论，认为各家虽各有一定之长，但缺点甚多。例如，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但阴阳之术"犬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但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因此用儒家治国只能是"劳而少功"；墨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这是"人给家足之道也"，但是墨家"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但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因此过于"严而少恩"；至于名家，其"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但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因此使人"俭而善失真"。与以上各家相比，在司马谈看来，只有道家之术最为高明、最为完备。道家不仅"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而且"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因此用它来治国只能是"事少而功多"。在此基础上，司马谈还对道家之术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综括司马谈对道家所作的精深议论，在司马谈看来，道家"黄老之学"的思想有以

①　冯友兰二卷本《中国哲学史》第八章。

下几个显著特征：1。"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

司马谈认为"无为"是"黄老之学"的最重要的政治伦理主张，但是在司马谈看来，道家"黄老"的"无为"并非绝对的、无条件的"无为"，而是以"有为"为前提的"无为"，是君无为而臣有为，是一种君主驾驭臣下的统治之术，因此这种"无为"又可以被称为"无不为"。

首先，司马谈认为"黄老"的"无为"是在"因时"、"因物"--根据具体的历史实际和具体的社会状况制定了各种法令制度后的"无为"。即"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在此基础上"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于是君主便可"无为"了。司马谈所说的这种"无为"就是对《黄帝四经》"欲知得失，请必审名察形，形恒自定，是我愈静，事恒自施，是我无为"的概括与总结。因为在道家"黄老"看来，"道"虽然"无为"，但"道"却又"生法"，因此作为"执道者"的君主的"无为"也应象"道"那样是在制定了法令制度后的"无为"，是一种以"有为"为前提的"无为"。司马谈在这里便准确地指出了"黄老""无为"的思想本质。

其次，司马谈认为"黄老之学"的"无为"是君无为而臣有为。在《黄帝四经》看来，君主在根据"道"的要求制定了"法"之后，君主可以"无为"，但各大臣还是必须"左执规、右执矩"，以使法令得以实施的。对于这种"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思想，《淮南鸿烈》曾作过详细发挥，而以"黄老"学者黄生为师的司马谈又进一步从学术的角度作出了总结。司马谈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又说："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这就是说，君主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无为"，故君主也应"无为"。但这种"无为"却是以"因循"为用的，"因者君之纲也"。所谓"因"，就是凭借、利用的意思，就是指君主不要事事皆由自己操劳，而是要善于利用与依靠臣下去处理各种政事。在臣下奋发有为的基础上君主便可以"无为"--坐享其成了。这样一来，君主"神"不"劳"，"形"不"敝"，而天下便已被治理得井井有条了。相反，如果象儒家所要求的那样，"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而"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神形"尚不能"先定"，"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总之，只有以道家"黄老"的"无为之术"--"君无为而臣有为"治国，才能养精保神、"事少功多"。

再次，司马谈认为"黄老之学"的"无为"是一种君主驾驭臣下的统治之术。司马谈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又说："道家无为。。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天下主。"司马谈的这些话，实际上是对《黄帝四经》所谓的君主驾驭臣下的"王术"所作的总结。因为在道家"黄老"看来，君主在大臣面前是不能轻易表露出自己的喜怒爱憎、说出自己的主观愿望、发表自己的政见的，如果那样做了，将会造成"守职者离正阿上，有司枉法而从风，赏不当功，诛不应罪，上下离心"的严重后果①。所以"君人者，无为而有守也，有守而无好也"②。这

①　出自《淮南鸿烈·主术训》。

种"王术"，用司马谈的话来说便是，"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无成势"、"无常形"、藏而不露、"不为物先"、"不为物后"、使大臣捉摸不透。这样一来，君主便能"究万物之情"，并能据情而进行生杀与赏罚了。"其实中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如此便算是掌握了君主驾驭臣下的"无为之术"，"故能为天下主"。

2。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司马谈认为道家"黄老"的第二个思想特征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努力吸收其他各家的长处以建构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的思想体系。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因阴阳之大顺"。阴阳学说是春秋战国以来非常盛行的一种学说，根据司马谈的解释，阴阳家的长处在于"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地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根据这个解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家"黄老"的确吸收了阴阳学说的精华。《黄帝四经》认为，天地间有阴阳二气，这阴阳二气又可"离为四时"，"四时有度，天地之理也。"①对于这种"四时有度"的"天地之理"，"黄老之学"要求统治者必须"因顺"，因为"顺则生，理则成，逆则死。"②如果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必将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如此举事将不行"③。所以，司马谈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

其次，让我们看一下"采儒墨之善"。司马谈认为，儒家的长处是"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这些思想，在《老子》书中是批判的对象。如《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④。而《黄帝四经》却在总结春秋战国以来统治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认为"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①。不仅把儒家的君臣、父子之义变成了自己的思想精髓，而且还从形而上的阴阳角度将这种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等级制度绝对化、凝固化了。因此，司马谈说道家"采儒家之善"是完全正确的。除了儒家之外，道家还兼采"墨家之善"。司马谈说，墨家的长处在于强调"强本节用"，这是"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墨家的这些主张也被《黄帝四经》吸收到了其思想体系中，并在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四经》说："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又说："不循天道，不节民力、周迁而无功"，还说："兼爱无私，则民亲上。"②《黄帝四经》的这些说法与墨子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司马谈认为道家"采墨家之善"是有道理的。

再次，让我们看一下"撮名法之要"。名家的长处，在司马谈看来主要②　《淮南鸿烈·主术训》。

①　《黄帝四经·十六经》。

②　《十六经·论约》。

③　《十六经·观》。

④　《老子》第三十八章。

①　《黄帝四经·称》。

②　以上引文见《黄帝四经·经法》。

是其"控名责实，参伍不失"，"不可不察也"。《老子》书中便已有名学的内容，如《老子》在第一章中便说："名可名，非常名"。但《老子》的名学是与其"道论"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政治的含义。而《黄帝四经》却将名家的循名责实的理论贯彻到了政治领域，尤其是与君主驾驭臣下的"王术"结合了起来。《四经》认为，君主虽然可以在制定了各种法令制度的基础上"无为"，而让各大臣依法处理各种具体的政事，但君主并不能因此就一劳永逸、高枕无忧、无所事事了，还必须"虚静谨听"、在暗中对各大臣的执法情况进行"审察"，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名实相符，并据此决定生杀赏罚。也就是说："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必审观事之所始起，审其形名，形名已定，逆顺有位，死生有分，存亡兴坏有处，然后参之于天地之恒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美恶有名，逆顺有形，情伪有实，王公执□以为天下正。"①《黄帝四经》的这些说法实际上就是对名家的"控名责实、参伍不失"的理论的发挥。除了名家外，道家也"撮法家之要"。在司马谈看来，法家之精要是："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法家的这些思想也是道家"黄老"的重要思想内容。《黄帝四经》开篇就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又说："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还说："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②由此可见，法家的"一断于法"的思想精髓已被道家"黄老"全面吸收到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中。而《四经·经法》中的所谓"为人主，南面而立。臣肃敬，不敢蔽其主。下比顺，不敢蔽其上。""主主臣臣，上下不真■者，其国强。主执度，臣循理者，其国霸昌。"也足以阐发法家的"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的主旨。因此，司马谈说道家"黄老""撮法家之要"是非常正确的。

这样，道家"黄老"根据历史发展的实际，总结春秋战国以来的统治经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兼收各家之长，并将各家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将其消融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使各家之"善"成为自己思想体系的不可缺少的血肉。例如"黄老之学"力主"无为"，但在"黄老"的"无为"中已经吸收进了法家的"一断于法"的思想精要和墨家的"恭俭朴素、强本节用"的思想大义；"黄老之学"大讲阴阳尊卑，但在这种思想中已经包含了儒家之"善"；"黄老之学"主张根据"四时之度"颁布相应的政治、经济政策，而这实际上就是"因阴阳之大顺"。如此一来，"黄老之学"便建构起了一个开放性的、有着多种思想内涵的、具有很大包容性的灵活而又实用的思想体系。用这种思想体系来指导实践，当然便可以如司马谈所说"无所不宜"了。也正是因为这样，道家"黄老之学"才在汉初以来长盛不衰。虽然到西汉中期，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道家"黄老"开始走向衰落，但"黄老之学"思想却又被儒家全面吸收到了其思想体系中而继续发挥作用。（六）"黄老之学"在西汉中期的衰落汉初，鉴于秦王朝因为采取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二世而亡的教

①　《黄帝四经·经法》。

②　《黄帝四经·经法》。

训，汉代的统治者们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思想文化政策。惠帝四年废"挟书之律"①，高后元年除妖言令②，诸子各家的学说又开始流行起来，而当时又以儒道两家势力最大。道家"黄老之学"，因其兼采各家之长，有一套灵活实用的政治、经济措施，最切合汉初的社会实际，所以"黄老之学"应时而成了汉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与道家在汉初达到极盛的同时，儒家也在寻找着自我发展的途径。一方面儒家积极向道家"黄老"学习，用道家"黄老"的思想因素充实儒家的思想体系；而最重要的是，从被称为汉代"儒宗"的叔孙通开始，儒家便积极向皇权靠拢，大肆鼓吹君权神圣，并从为帝王制仪、制礼、制法的角度，谋求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汉初几十年道家政治的实行，的确使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但与此同时，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以及要求君主"恭俭无欲"、"贵柔守雌"的思想，也成了外戚、郡王、功臣等"要皇帝垂拱无为，不去干预郡国事务"①的借口，并因此而逐步造成了权力分散、诸侯专恣、皇权受到威胁的严重后果，最后终于酿成了"七国之乱"。对于道家"黄老"的这种不利于君主集权与国家大一统的思想因素，汉初皇帝便已感到不满，"孝文时已颇征用"儒者②，孝景帝又曾袒护贬"老子书"为"家人言"的著名儒者辕固生，以使其不至于被"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置于死地③。即使如此，但由于汉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局势尚未巩固"，信奉道家"黄老"的外戚、功臣、郡王有着强大的势力。所以，在汉初发生的儒道互黜的斗争中，也还都是以儒家的失败而告终，道家"黄老"仍是无与抗衡的占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儒家只处于被道家压抑、排斥的地位上。直到汉武帝时期，这种局面才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汉朝已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前提下，不仅试图要把大权独揽于自己手中以树立作为皇帝的最高权威形象，而且还试图消除郡国力量过大这个内患与匈奴侵边这个外患以建立"大一统"的汉帝国。到这时，以"无为"为标榜的道家思想，显然已不适合他的胃口，于是他着手扶植儒家以与道家相抗衡。他在登基之后的第二年（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便"以（申公）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但是由于当时道家的最大支持者窦太后尚未去世，所以，不仅"明堂事"被"废"，而且支持儒家的"（赵绾、王臧）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①。儒道的这次血淋淋的斗争表明，即使到了武帝之初，虽然儒家受到武帝的支持，但还是不能压倒道家，道家仍具有相当的实力。只有到了窦太后死后，儒道斗争的形势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史载："及窦太后崩②，武安君田蚡为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以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③儒家在皇权的支持下终于在政治上战胜了道家，但道家"黄老之学"作

①　《汉书·惠帝纪》。

②　《汉书·高后纪》。

①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史纲》（上）第139　页。

②　《汉书·儒林传》。

③　《史记·儒林列传》。

①　《史记·儒林列传》。

②　建元元年，公元前135年。

③　《汉书·儒林传》。

为一种曾为汉代政权的稳固和汉初经济的繁荣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成熟的理论形态，其影响远远没有消绝。这不仅表现在，武帝时期虽大量起用儒家人物，但有一些"黄老"人物在政治上仍有一席之地，如"好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④的"黄老"政治家汲黯，虽然"其言益不用"，但他还名列九卿，并当朝批评武帝的尊儒政策、痛斥儒家人物公孙弘等；司马谈以黄生为师，实际上也是武帝时的一个"黄老"人物，他在对先秦诸子进行学术总结时，尤其推崇道家，认为道家"黄老之术"最为高明、最为完备。谈之子迁，继承其父之遗教，"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⑤而谈与迁皆曾任武帝时的太史令；至于"修黄老术"的刘德，更曾被"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⑥。除了政治领域之外，道家"黄老之学"在当时的学术领域中的影响则更大。道家"黄老"以"道"贯通天、地、人，不仅有对宇宙本体（"道"）的探讨，而且有对宇宙万物的生成图式（"天地"、"阴阳"、"四时"等）的阐述；不仅有系统的认识论学说，而且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不仅有抽象的思辩，而且有具体的社会、人生主张；不仅有一系列为政原则，而且有详备的"君人南面之术"。。。道家"黄老之学"的这种博大精深而又灵活实用的理论体系，是当时的儒家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儒家虽然在皇权的支持下，在政治上战胜了道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在学术上也战胜了道家。这种情况引起了汉武帝的不满，故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诏贤良"进行"对策"，"在汉武帝的一再启发下"①，董仲舒这位亲身经历了汉初儒道斗争的历史并以"三年不窥园"的精神研究了儒道各家学说的"春秋公羊学"大师，终于在全面吸收道家和阴阳家思想资料的基础上为汉武帝提出了一个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的框架。这样，道家"黄老之学"到西汉中期不仅在政治上逐渐丧失了优势，而且由于其学术精华被儒家所吸收，其理论优势也逐渐丧失了。至此，"黄老之学"也就不得不走向衰落了。

④　《史记·汉郑列传》。

⑤　《汉书·司马迁传》。

⑥　《汉书·楚元王传》。

①　见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第15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三、儒家由子学到经学的演变冯友兰先生在其三十年代初出版的二卷本《中国哲学史》中，曾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个时期，并认为："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冯友兰先生的这一观点，虽然在解放后因为种种原因而遭到了批判，就连冯先生本人也放弃了这一观点，但平心而论，冯先生的这一著名论断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冯先生在此精辟地指出了儒家从先秦到西汉经历一个由子学到经学的演变过程。在先秦与汉初，儒学一直处于子学的地位上，但自董仲舒之后，儒学获得了独尊，并由子学一跃而成为经学。儒家由子学变为经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汉初儒学及其特征汉初儒学是由先秦的原始儒学到西汉中期的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的中间形态，它虽然和先秦儒学一样，仍处于子学的地位上，但汉初的儒家人物已为儒学与君权的结合、为儒学思想体系的重构作了很大努力。董仲舒的今文经学就是在汉初儒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汉初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作为中国思想文化重要源头的儒家，它是在春秋末期社会大变革和"学术下私人"的过程中由鲁国孔子首先创立的。面对当时"礼坏乐崩"的局面，儒家以"仁"、"义"为标傍，主张"克己复礼"，企图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重建一种象西周那样的等级有别、尊卑有序的理想社会。儒家学派创立后，曾一度与墨家并称"显学"。但是，因为儒家学说既没有纵横家的捭阖之功，又没有兵家的出奇制胜之术，更没有法家以"兼吞天下"为目的耕战政策，因此在春秋战国那样的重利轻义、重力轻德的纷争动荡的年代，儒家虽代有传人，并费尽心机地鼓吹自己的学说，但终未受到政治人物的重视。而到了秦朝，儒家学派的命运更是悲惨，不仅儒家典籍被"焚"，而且大批儒生还被活埋，使儒学面临着灭顶之灾。秦传二世而亡，汉高祖刘邦代之而兴，但这一"马上公"也极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①他认为："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②因此，在新王朝初兴之际，儒学又面临着重蹈秦时厄运的境况。在这关系到儒学存亡兴衰的关健历史时期，有二个儒家人物率先劝说了刘邦，使当权者改变了对儒学的态度，为儒学在汉代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二个人物就是"以客从高祖定天下"的开国功臣陆贾和为刘邦制定"朝仪"而使其尝到做皇帝滋味的叔孙通。

陆贾，楚国人，约生于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约卒于文帝十年（公元前170年）。陆贾在汉高祖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由于具有出色的外交才能，时常跟随刘邦，"居左右，常使诸侯"，发挥过重要作用。不仅如此，

①　引自《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②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陆贾还具有很高的学术修养，他是汉初在总结秦亡教训基础上为西汉王朝提供"治国安民"政略的第一人。陆贾认为，天下可"逆取"，但必须"顺守"，儒学虽然对建立汉家王朝无补，但要使汉家王朝传之久远而不至于象秦那样二世而亡，则离不开儒家典籍的教化之功。因此，他"时时前说称《诗》、《书》"，并针对刘邦所持的"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的鄙薄、轻视儒学的态度，针锋相对地提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兼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陆贾在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教训基础上说的这段话，义正辞严，切中要害，刘邦听了虽不太高兴，但也面露"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今成败之因。"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①这样，汉高祖刘邦虽是一介武夫，但在陆贾的劝说下，也已认识到了天下可"马上得之"而不可"马上治之"、天下可"逆取"而必须"顺守"的道理，认识到了要守住汉家江山除了用"武"之外还必须"事《诗》、《书》"、"法先圣"、"行仁义"。儒家学说终于得到了汉代的第一个皇帝（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最高统治者）的赏识，陆贾也因此被后人称为"汉代重儒"第一人。②但是，陆贾却并不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最纯、最早、最仁义"的至正至醇的儒者①。他虽然重儒，但并不泥古，更不排斥其他各家，因为在他看来"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②。因此，在他的儒学思想中已吸收了一些道家、阴阳家的思想因素，以使儒家学说更能适应汉初实际政治统治的需要。陆贾的著作，《汉书·艺文志》等著录有：《陆贾》二十三篇，其中包括《新语》十二篇，《楚汉春秋》九篇，陆贾《赋》三篇。现在保存下来的著作，主要是《新语》，另外《楚汉春秋》在洪颐煊的《经典集林》、茆沣林的《十种古佚书》和黄奭的《汉学堂丛书》中尚留有辑本，其余的著作皆失佚了。除了陆贾之外，叔孙通也是汉初劝说刘邦信奉儒学的重要人物。叔孙通，即叔孙生，薛（今山东滕县东南）人。曾为秦博士，秦末为项羽部属，后降归刘邦。他虽然不曾象陆贾那样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来为汉家王朝制定一套施政方案，但他却凭借他的丰富的"礼"学知识，为汉高祖制订了一套"朝仪"，并因此而得到了刘邦的赏识。根据《史记》的记载："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面对这样一种群臣无礼、皇帝不象皇帝、大臣不象大臣的情形，高帝甚为不满。这时，叔孙通便趁机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经过叔孙通的这番鼓动宣传，刘邦便同意了叔孙通的请求。于是叔孙通便与其所征鲁诸生三十余人，"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经过一段时间练习，到"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时，面对庄严肃穆的朝廷礼仪，"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

①　以上引文出自《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②　见唐晏《〈陆子新语校注〉序》。

①　严可均在《铁桥漫稿》中有此说法。

②　《新语·术事》。

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竞朝置酒，无敢灌哗失礼者。"于是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等这帮儒生使刘邦尝到了做皇帝的高贵滋味，刘邦自然也要酬谢这帮儒生了①。因此，《史记》说："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②叔孙通本人也被后人尊为汉代"儒宗"。但是，与陆贾一样，叔孙通也非"醇儒"。他说："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③认为"礼"是因时因世而变的，没有必要泥古，更没有必要固守先秦儒家之礼。因此，当他到鲁"征诸生"时，"鲁有两生不肯行"，并斥责叔孙通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针对这两位儒生的迂阔之言，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不仅如此，在为高帝刘邦制订朝仪时，也不是照搬先秦儒家之礼仪，而是"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诚如叔孙通的弟子所言："叔孙生。。知当世之要务。"④关于叔孙通以及与其共定朝仪的一百三十多名儒生的著作，史书中没有明载。但在《汉书·艺文志》中却著录有一大批佚名的儒家学者撰写的礼学论文，其中礼类有"《礼》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苍》九篇"，"《中庸说》二篇"。礼类之外，又有乐类"《乐记》二十三篇"，《论语》类"《孔子三朝》七篇"。汉宣帝时儒士戴德、戴圣又依据这批礼学论文编成了两个选本，戴德的选本称为《大戴礼记》，戴圣的选本称为《小戴礼记》。收入《十三经》的就是《小戴礼记》，一般简称为《礼记》。那么，《礼记》的作者到底是谁呢？魏张揖在《上广雅表》中曾明确地认为："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①在此之前，东汉著名学者王充也曾提出过"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的说法②。晚清经学大师皮锡瑞赞同此说，认为"《礼记》始撰于叔孙通。"③叔孙通是否撰置《礼记》或制作《仪品》，我们虽难确考，但是，汉初儒家人物叔孙通及其手下的大批儒生在根据汉代的实际情况为汉家王朝制订各种礼仪制度的同时，曾撰写过许多礼学论文，当是历史事实。因此，《礼记》是我们研究汉初儒家礼学思想的重要材料。

通过陆贾与叔孙通的努力，汉朝的第一个皇帝--高祖刘邦终于改变了对儒学的看法，儒家学派也终于从秦朝以来被迫害、谩骂的厄运中摆脱了出来。但是，由于当时"尚有干戈"，"四海"未平，高祖"亦未暇遑庠序事也"。④儒学虽不再被嗤之为无用的"蠹虫"，但也未能获得大的发展。而到后来，"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佬博士具官

①　以上引文出自《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②　《史记·儒林列传》。

③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④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①　见王念孙《广雅疏证》。

②　见《论衡·谢短篇》。

③　见《经学通论》。

④　《史记·儒林列传》。

待问，未有进者"⑤。也就是说，儒学在汉初受到赏识只是高帝在位时的较短的时间，从孝惠、吕后起，一直到文、景二帝，在身为公卿的"武力有功之臣"与窦太后的支持下，道家黄老之学开始盛行起来，而儒家则处于被道家压抑、排挤的地位上。面对这种局面，有些儒家人物曾从维护皇权的角度与道家黄老人物展开过辩论，如景帝时的辕固生便曾与黄生就汤武除桀纣的问题展开过辩论，又曾当着窦太后的面贬"老子书"为"家人言"，但是，由于当时外戚、功臣、郡王的势力还很强大，又加上儒家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短处，因此，辕固生对道家"黄老"的论争，不仅未取得任何效果，还差点丧了命。除了辕固生之外，在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儒家人物是贾谊。

贾谊，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生于汉高祖刘邦七年（公元前200年），卒于汉文帝刘恒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他是文帝时期的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贾谊年少时便熟读先秦诸子，"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后来随河南郡守吴公调到中央。在吴公的推荐下，被文帝"召以为博士"。因为贾谊才华出众，"岁中至太中大夫"。为了维护皇权并巩固西汉王朝"天下初定"的形势，贾谊力主"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并力陈诸侯王势力过大的危害。贾谊的这些主张，遭到了一批当朝元老、旧臣的激烈反对，贾谊不但没有被重用，反而被疏远，终于调离中央，贬为长沙王吴差的太傅。文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73年），文帝因为想念贾谊，又把他从长沙调到了中央，但仍未被委以重任，只是被分派到梁王那里当太傅。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梁怀王刘揖因上朝时不慎坠马身死，此事对贾谊打击甚大。贾谊认为自己未尽到太傅的责任，经常啼哭，过了一年多时间，即在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忧郁而死，年仅三十三岁。①贾谊的悲剧，固然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但实际上这也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儒道互黜的必然结果。贾谊虽然年轻有为、才华横溢，但因为他大力鼓吹儒家学说，并竭力主张削除以道家"黄老之学"为标榜的诸侯王势力，这必然要遭到身为公卿的"武力有功之臣"和郡王的坚决反对，汉文帝虽然明白贾谊是在为汉家王朝的长远利益着想，但他也拗不过支持道家"黄老"的这帮人，而且就连文帝本人也是"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的人①，又加上道家"黄老之学"的政治、经济政策对稳定当时的政局，恢复与发展经济确实有有利的一面。所以，贾谊被贬并且终生不被重用实是因为在当时极力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国的时机尚不成熟所致。关于贾谊的著作，司马迁写《史记》时，在《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中收录了贾谊的《过秦论》；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收录了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等。到后来，当刘向整理经传诸子诗赋时，贾谊的著作才被编纂成书，名曰《贾谊新书》。《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贾谊》五十八篇"，《汉书·贾谊传赞》云："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今本《新书》尚有十卷五十六篇，又因《问孝》一篇有目无书，实为五十五篇。《新书》五十五篇与《史记》中的"赋"是研究贾谊思想的基本材料。

综上所述，通过汉初儒家人物陆贾、叔孙通和贾谊等的不懈努力，儒家在汉代终于获得了合法存在的机会，并引起了新兴王朝当权者的注意，甚至⑤　见《史记·儒林列传》。

①　以上引文全部出自《汉书·贾谊传》。

①　刘向《风俗通·正失》。

还在政治领域、学术领域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由于道家"黄老之学"更有利于恢复汉初残败的社会经济，由于支持道家"黄老"的人有着强大的势力。所以，从总体而言，在当时的政治、学术上占主导地位的是道家"黄老之学"，儒家则一直处于被压抑、被排挤的子学地位上。

2。汉代第一儒--陆贾的思想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经说过，与"指约而易操"、"无为而无不为"

的"黄老之术"不同，儒家力倡"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①，强调君主在国家政治、道德生活中必须起到表率作用，并且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君主模范带头作用起得如何。也就是说，在儒家看来，一个国家的命运是与这个国家君主的道德修养水平密切相关的。如果这个国家的君主能以身作则、严以律己、时时以"仁义"修身、勤政爱民、重义轻利，具有很高的道德境界，那么他便会受到天下臣民的拥护与爱戴，天下也会因之而大治；反之，如果这个国家的君主暴虐无道、不施仁义、弃德任刑、横征暴敛、远贤圣而用奸佞，那么这个国家很快就会灭亡。也就是儒家创始人孔子所说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③；"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④；总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⑤。

先秦儒家的这套"德化"理论，被"时时前说称《诗》、《书》"的汉代第一儒--陆贾继承了下来。而秦以"极武"而亡又是陆贾高扬儒家"德化"理论的机缘。陆贾作为刘邦的谋士，他在替刘邦总结秦亡教训并为汉家王朝制订长治久安之术时，就明确指出，要治理国家只靠武力与刑罚是不行的，儒家的"德化"理论必须受到高度重视。他认为秦二世而亡就是因为秦王不施仁义、专任刑罚，"骄奢靡丽"、重利轻义以及重用赵高等奸佞之臣所致，因此他认为汉家王朝要想不重蹈秦亡之覆辙，就必须以"去事之戒"作为"来事之师"①，就必须反秦道而行之："行仁义"而轻刑罚；"闭利门"而尚德义；"锄佞臣"而"求贤圣"。

首先，陆贾认为，"极武"、"尚刑"是秦王朝骤亡的第一个原因。他说："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②，又说："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卵之患"③，还说："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④因此，陆贾认为，"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⑤，用刑太极则"民畏之"，民"畏之

①　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

②　见《论语·颜渊》。

③　《论语·子路》。

④　《论语·颜渊》。

⑤　《论语·为政》。

①　《论语·至德》。

②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③　《新语·辅政》。

④　《新语·无为》。

⑤　《新语·无为》。

则去其域"⑥，甚或铤而走险起来反抗。因此，"夫欲建国、强威、辟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⑦而要"得之于民"，就必须"握道而治，［依］德而引，席仁而坐，仗义而强"⑧，就必须"法先圣"而"行仁义"，因为"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夫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所以，"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一句话，"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⑨这样，作为先秦儒家之核心的"仁义"思想，便通过陆贾而成了汉朝的立国之"本"。

其次，陆贾认为，秦王朝二世而亡的第二个原因是横征暴敛，"骄奢靡丽"。他说："秦始王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设房闼、备厩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玮之色，以乱制度。"①在陆贾看来，无论是哪个君主，只要他弃仁义而不顾，一味追求靡丽的物质享受而不管人民的死活，肯定会遭到身死国破之祸。过去，"楚灵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国，不先仁义而尚道德，怀奇技□□□□阴阳合物■作乾谿之台，立百仞之高，欲登浮云窥天文，然身死于弃□□□"②。到秦朝，秦始皇与秦二世又"骄奢靡丽"，穷天下之奇宝异珍"以极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③，结果弄得"疲百姓之力"，而遭到天下人的反抗，最后国破家亡而成为后人的笑柄。基于这样的历史教训，陆贾认为"据土子民、治国治众者，不可以图利；治产业，则教化不行，而政令不以。"④所以"圣人卑宫室而高道德，□□服而谨仁义，不损其行，以增其容，不亏其德，以饰其身。国不贵无事之功，家不藏无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贡献也。璧玉珠玑不御于上，则玩好之物弃于下；雕刻綪画不纳于君，则淫伎曲巧绝于民"⑤。也就是说，只有"重义轻利"--"卑宫室而高道德"、"谨仁义"而"稀力役"，才是"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⑥在这里，陆贾高举先秦儒家义利之辨的大旗而对历史上的那些重利轻义的人进行了全面批判，这一方面具有普遍的重义轻利的意义，例如他曾经说，"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①，"君子以义相褒，小人以利相欺"②；又说"达于义者不可以动以利"③。但实际上，陆贾的义利之辨，主要是针对君主的行为而言的，如果我们联想到汉高祖刘邦在得天下后视天下为一己之产业，说出"某业所就，孰与仲多"④的话来的⑥　《新语·至德》。

⑦　《新语·至德》。

⑧　《新语·道基》。

⑨　《新语·道基》。

①　《新语·无为》。

②　《新语·怀虑》。

③　《新语·本行》。

④　《新语·怀虑》。

⑤　《新语·本行》。

⑥　《新语·本行》。

①　《新语·本行》。

②　《新语·道基》。

③　《新语·思务》。

④　《史记·高祖本纪》。

话，那么，就更可见陆贾的义利之辨是有的放矢的。这样，先秦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也被陆贾纳入了其《新语》之中而成了陆贾为汉初统治者设计的一条基本的为政原则。

再次，陆贾认为，秦王朝覆灭的另一个原因是秦王不知选贤任能，而是重用赵高等擅权弄柄的佞臣。陆贾说秦"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何哉？所任非也。"⑤据此，他认为"杖圣者帝，杖贤者王，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杖谗者灭，杖贼者亡。"⑥那么，人主怎样才能做到"选贤任能"呢？陆贾认为，这就要求君主本人"居高处上"，要以"仁义为巢"，"行以仁义为本"⑦，这样"仁者在位而仁义来，义士在朝而义士至。"除此之外，陆贾还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是"慎微"，二是"辨惑"。陆贾认为，有很多德才兼备的贤能之人，如"为天子佐，尅夏立商"的伊尹、"德美垂于后世"的曾子，以及孔家大贤人颜回，他们虽然在后来都"垂大名于万世"，但起初却不过是做一些平凡而细微的事，如伊尹"躬执农夫之作"、曾子行孝于"糜粥之间"和"衽席之上"、颜回"在陋巷"而"不改其乐"。对于这些人，陆贾认为，君主必须能够从他们的所"行"之"小"，发现其德行之"大"，因为"夫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先修于闺门之内；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君主只有做到"慎微"，才能选拔到"意怀帝王之道"、"志图八极之表"的贤能之士。①除"慎微"外，陆贾认为君主还必须能够"辨惑"。所谓"辨惑"，就是指君主要有辨别谁是贤能正直之君子、谁是佞邪奉迎之小人的能力。因为在陆贾看来，有一些忠贤之士为了国家和君主的长远利益，敢于"行不敢苟合，言不为苟容"，说一些"忤逆之言"；而一些佞邪之人则为了"阿上之意，从上之旨"，往往"操直而乖方，怀曲而合邪"，"无悖逆之言，无不合之义"。如果君主不能明辨邪佞之臣对君主的迷惑，而单以是否讨好人君作为识别臣下是否忠诚的标准，结果必然是佞臣在朝而忠良被逐，"为善而不称善，或不善而称善"②。长此以往，任何君主都必然象秦二世那样因为不辨马鹿、颠倒是非而落得个"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下场。③基于此，陆贾认为只有君主深辨其"惑"，"诛锄奸臣贼子之党，解释凝■纰缪之结，然后忠良方直之人则得容于世而施于政"④，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总之，汉代第一儒陆贾在总结"秦所以失天下"的基础上，鲜明地树立起了尊儒的旗帜，为汉初统治者制定了"行仁义"而轻刑罚、重"义"而轻"利"、任忠贤而远奸佞的带有强烈儒学色彩的三大为政原则。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陆贾并非一个"醇儒"，他尊儒是因为他认为儒家对"守天下"有用，虽然后人称他为汉代第一儒，但他自己却从没有以起衰绍圣的儒学大师自居，他所关注的只是汉朝以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政治实践才能免于重蹈秦亡的覆辙。因此在这样一种"因世而权行"的思想指导下，他对汉初流行的其他各家学说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且还有选择地吸收了其他诸子的思想⑤　《新语·辅政》。

⑥　《新语·辅政》。

⑦　《新语·本行》。

①　以上引文全部出自《新语·慎微》。

②　以上引文出于《新语·辨惑》。

③　贾谊《过秦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　《新语·慎微》。

来充实儒家的思想体系。当然儒家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以对自己的思想体系进行重构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在汉代则是由陆贾首先开启的。所以，陆贾不仅是汉代重儒第一人，也是汉代儒家人物吸收其他各家思想以建立汉代新儒学的第一人。

首先，陆贾的"夫道莫大于无为"的思想来源于道家"黄老之学"。陆贾说："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礼乐，效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①但是，陆贾的"无为"并不是由作为宇宙本根的"道"的"无为"推演出来的，而是从秦王朝骤亡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是与秦始皇的滥用刑罚的"有为"相对立的。陆贾说："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②因此，陆贾认为："夫刑重者则身劳，事众者则心烦，心烦者则刑罚纵横而无所立，身劳者则百端回邪而无所就。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不言而信，不怒而威。"①总之，"故无为也乃有为也"②。

其次，陆贾天人学说中的阴阳灾异思想来源于阴阳家。我们知道，天人关系是两汉哲学争论的中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陆贾一方面继承与发挥了《易传》与《荀子》的唯物主义观点，但同时也吸收进了阴阳家的一些"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迷信思想。陆贾说："《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故曰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跂引喘息、蜎飞蠕动之类，水生陆行、根著叶长之属，为宁其心而安其性，盖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者也。"③陆贾在《道基》篇中开宗明义讲的这段话，实际上是通过发挥《易传》的思想来阐述自己的宇宙万物皆是由"气"生成的唯物主义观点。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神秘莫测的，一切都是可以被认识的。"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陆贾的这种宇宙观，与荀子的"天人相分"学说也有相同之处，因为除《道基》篇之外，在《明诫》篇和《至德》篇中，陆贾还曾进一步说到："故世衰道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欲立功兴誉，垂名流光显荣华者，必取之身"。这就是说，社会的兴衰、国家的治乱、个人的贵贱荣辱皆与天无关，一切都取决于"人事"。陆贾之所以大肆鼓吹这种"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主要是想让君主不要受那些"论不验之语，学不然之事，图天地之形，说灾异之变"而"不学诗书、行仁义"的世俗之人的迷惑，一心一意地"行仁义、法先圣"，把国家治理好。但是，陆贾并没有把这种"天人相分"的思想贯彻到底，阴阳家的天人感应、祯祥

①　《新语·无为》。

②　《新语·无为》。

①　《新语·至德》。

②　《新语·道基》。

③　《新语·道基》。

灾异的迷信思想也是陆贾天人学说中的重要内容。陆贾说："恶政生于恶气，恶气生于灾异，蝮虫之类，随气而生，虹蜺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应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周公躬行仁义，郊祀后稷，越裳奉贡，重译而臻，麟凤草木缘化而应。殷纣□□□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则鸟兽悦，行恶则臣子恐"①。又说："星不昼见，日不夜照，雷不冬发，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则阴不□□阳；盛夏不署，隆冬不霜，黑气苞日，彗星扬□□，虹蜺冬见，蛰虫夏藏，荧惑乱宿，众星失行，圣人因天变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②。在这里，陆贾便把人道的好坏与天道的祯祥、灾异看作是互相感应的关系，认为政治败坏，天便降虫灾于地；而政治清明，则麟凤等祯祥之物便会产生。那么，陆贾为什么由"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思想陷入了这种"天人感应"的神学唯心主义的泥坑呢？其主要原因是，陆贾虽从"天人相分"的角度要求君主"握道而治，［依］德而行"，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君主是人间最高的权威，君主可以统治万民，但却没有人能制约君主，因此只有借这种可与人"感应"的"天"来警戒、威吓人君，使其"因天变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而起到一种规劝和限制人君胡作非为的作用。

再次，在历史观方面，陆贾继承了法家韩非的观点，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先圣"、"中圣"、"后圣"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陆贾说："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先圣"的代表是神农、黄帝、大禹和奚仲。神农"教民食五谷"，黄帝教民"筑宫室"，大禹为民"决江疏河"，奚仲教民"作车船"。"先圣"之后，便是所谓的"中圣"时期。这时"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悬赏设罚。。。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再到后来，"礼义不行，纲纪不立，。。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以绪人伦，宗诸天地。。"①。在此，陆贾不仅意识到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而且还接触到了国家和法律的起源。陆贾的这种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先圣"、"中圣"、"后圣"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观点，与先秦韩非在《韩非子·五蠹》中把历史的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世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不仅如此，陆贾还根据韩非的"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和"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②的思想，认为"制事者因其则，。。因世而权行"③，又认为因"天地之法而制其事，则世之变而设其义。故圣人不必同道"④。由此可以看到，在诸子各家中，虽然陆贾最坚决反对的是法家，但他并没有全盘否定法家，他反对的只是法家"严而少恩"的极刑思想，对于法家的合理的思想因素还是积极地加以吸取的。陆贾在继承与发挥法家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权变"学说，表达了汉初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后积极巩固和发展封建统治的新制度的愿望，具有积

①　《新语·明诫》。

②　《新语·明诫》。

①　以上引文出自《新语·道基》。

②　《韩非子·五蠹》。

③　《新语·术事》。

④　《新语·思务》。

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汉初杰出的思想家，陆贾的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特征：①他是汉初在总结秦亡教训基础上第一个提出以"行仁义"作为立国之本的思想家，因此他是汉代的第一个著名儒家人物；②陆贾虽然在《新语》中大倡"仁义"之说，但陆贾的"仁义"已不象在先秦儒家那里那样具有普遍的道德伦理的意义，而是逐渐变成了封建君主用以"得天下之民"的一种"长久之术"；③陆贾为了使儒家学说更加适应汉初政治统治的需要，他在坚持儒家基本思想倾向的同时，已经公开地从道家、阴阳家、法家等诸子各家中吸取合理的思想资料以充实儒家的思想体系，开启了汉代儒学重构的先河。

总之，陆贾不仅为儒学在汉初的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且为儒学在汉代的发展指出了方向，因此他是上承孟（子）、荀（子），下启贾（谊）、董（仲舒）的汉代重要儒家人物，他的思想是由先秦儒学发展到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的一个中间环节。

3。《礼记》中的"礼学"思想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汉初儒生们，在结合汉初实际为汉家王朝制仪、制礼的同时，他们还采掇先秦儒家"礼学"思想的遗文、遗说撰写了一大批礼学论文。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礼学巨著--《礼记》。在《礼记》中，汉儒们不仅编织出了一张从治理国家、求学问道一直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精细周密的礼仪网络，而且还从宇宙观、人性论、历史观的哲学的高度对"礼"的起源、"礼"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可以说，《礼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传统的"礼文化"已走向成熟。

（1）《礼记》中烦琐的社会礼仪"礼"繁体字作"禮"，本义指祭神的器物和仪式。《说文》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丰豐，豐亦声。""豐，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在周代时，"礼"便已开成为一套系统的典仪制度，但其施行范围主要限于周王室，在各诸侯国尚不普及。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乱，"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这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高举起了"复礼"（恢复周礼）的思想旗帜，使滥觞于西周的中国"礼"文化在春秋战国的动荡纷争的年代里尚能不绝如缕。例如，儒家创始人孔子曾对春秋末期盛行的各种"僭礼"行为以及人们在日常礼仪活动中只重"礼"的表象不重"礼"的实质的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又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①孔子的后继人孟子也非常重视礼仪，曾有"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的说法②。而荀子则是先秦儒家"礼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礼论》篇中，不仅系统阐述了"礼"的起源与作用，而且还详细规定了进行祭祀与丧葬活动所应遵循的具体礼仪。但是，到后来，经过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又经过秦末农民起义的风火以及秦汉之间的连年战争，到刘邦建立汉朝时，先秦儒家所倡导的礼仪制度已是残文片简了。为了适应为新兴的汉王朝制礼、制仪的需要，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汉儒们在"鸠集诸儒之说，博

①　《论语·八佾》。

②　《孟子·离娄章句上》。

取累世之残文"③的基础上，开始了创造性地重建中华礼制的活动。

根据《史记》的记载，叔孙通等汉初儒生们为汉朝首先制定的礼仪制度是"朝仪"。司马迁说："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①叔孙通等人为汉高祖刘邦制定的这套旨在明君臣之别的朝觐、燕饮之礼，彻底杜绝了高祖始称皇帝时"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混乱现象，使刘邦真正知道了"皇帝之贵"②。对这种明"君臣之义"的朝觐、燕饮之礼，《礼记》在《燕义》篇中有更详细的论述。《礼记》说："诸侯燕礼之义：君立阼阶之东南，南乡尔，卿、大夫皆少进。定位也。君席阼阶之上，居主位也。君独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适之义也。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亢礼也。不以公卿为宾，而以大夫为宾，为疑也，明嫌之义也。宾之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礼之也。君举旅于宾，及君所赐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礼也。君答拜之，礼无不答，明君上之礼也。臣下竭力尽能以立功，是以国安而君宁。。。和宁，礼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义也。"所以说，朝觐、燕饮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汉儒，通过制定这样一系列朝廷礼仪，不仅使封建朝廷变得庄严神圣，而且使封建君主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威严，更重要的是使各大臣无不仆伏于君主的脚下而诚惶诚恐地忠于自己的君主。因此，明君臣之别、申忠君之义是汉儒制定天下第一仪--封建"朝仪"的目的。

但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经过一条独特的路径进入文明社会的，与古希腊、罗马等世界上许多民族冲破血缘关系建立起以地区团体为基层单位的国家机关不同，在古代中国血缘氏族关系不仅始终未被打破，相反国家却是在氏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被消融于血缘宗族之中。西周社会就是如此，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关系，便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宗子、宗孙和姻亲的亲缘关系。在这种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国家里，政权与族权是合一的，君与父是不分的。因此，以恢复周礼为号召的先秦儒家，在大讲"君君臣臣"的"尊尊"的同时，也大讲"父父子子"的"亲亲"，在倡导臣对君的"忠"的同时，又竭力主张子对父的"孝"，并且认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①"其为人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②不仅把"孝"看成了修身之本，而且把"孝"看作是立国之基。

从先秦到汉代，虽然中国社会几经动乱，社会经济形态、国家政权形式多有变迁，但构成中国社会基石的，却始终是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性组织--家族。这时的家族，虽然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已经不具有宗族组织那样的决定性的意义，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它通过血缘亲情关系把各种对抗性的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不仅可以帮助封建国家和社会履行一部③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九引李清臣语。

①　引文出自《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②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①　《论语·学而》。

②　《论语·学而》。

分统治职能，而且还能有效地粉饰封建政权阶级压迫的本质。因此，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汉儒们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并给封建统治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血缘关系的面纱，他们继承先秦儒家宗法主义思想的遗教，在强调"尊尊"的同时也大力提倡"亲亲"，并以"父父子子"作为"君君臣臣"的前提，以子对父的"孝"作为臣对君的"忠"的基础。《礼记》曾明确说道："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③又说："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①还说："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②把"亲亲"、"尊尊"看成是人间万古不变的基本法则。所以，他们有制定了旨在维护"尊尊"、"忠君"的天下第一仪--封建"朝仪"之后，便着手制定旨在倡导"亲亲"的封建主义的家族礼仪。家族礼仪是《礼记》社会礼仪的基本组成部分。

在先秦儒家看来，"亲亲"至少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在父母健在时，要克尽为人子之礼，精心侍侯父母，即"生，事之以礼"；其次，在父母死后，要做到"事死"如同"事生"，不仅要服"三年之丧"，还要时常对死去的父母进行祭祀以表达自己的思慕之情，即"死，丧之以礼，祭之以礼"③；另外，要孝亲还必须及时娶妻以繁衍后代，使父母的生命与事业通过自己由后代继承下去，因为在先秦儒家看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④。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汉儒们在继承先秦儒家的这些宗法礼仪的基础上，又结合汉代社会实际进一步将其系统化、规范化、世俗化，提出了一整套包括为人子之礼、丧葬之礼、祭祀之礼、婚嫁之礼在内的封建主义的家族礼仪体系。

关于为人子之礼，《礼记》在《内则》篇中有详细的描述。《礼记》说，"子事父母"，在"鸡鸣时"便应起床，洗漱穿戴停当后便应首先到父母之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并"问所欲而敬进之"。还说，在父母之所，不能随便地"哕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视"，也不能"唾洟"。当父母"有过"时，也不应"强谏"，而应"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怒，起敬起孝。"在此，《礼记》对家长制的封建主义的"孝道"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

关于丧葬之礼，《礼记》也非常重视。在《礼记》中专门论述丧葬之礼的就有《丧服小记》、《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三年间》、《丧服四种》等篇。在这些篇章中，对于丧葬应遵循的具体礼仪进行了详细描述。《礼记》认为，"孝子亲死"，三日而敛。"三日而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①；三月而丧，"三月而丧，凡附于棺③　《礼记·祭统》。

①　《礼记·丧服小记》。

②　《礼记·大传》。

③　《论语·为政》。

④　《孟子·离娄章句上》。

①　《礼记·问丧》。

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②；丧毕反哭，丧毕"反哭之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复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无所得之也，入门而弗见也，上堂又弗见也，亡矣，丧矣，不可复见已矣！故哭泣辟踊，尽哀而止矣"；③丧后还必须亲服三年之丧，"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④。

关于祭祀之礼，这也是《礼记》的重要内容。《礼记》说"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⑤不仅如此，《礼记》还要求："祭之日，颜色必温，行必恐，如惧不及爱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温，身必诎，如语焉而未之然"①。

关于婚嫁之礼，《礼记》认为这是为了"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因此也须重视，"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妇至，壻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②因为儒家以为"婚姻之用，在于使人有后"，因此"儒者论夫妇关系时，但言夫妇有别，从未言夫妇有爱也。"③除此之外，《礼记》还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之礼、起居之礼、主客之礼、行为之礼等皆有所论述。

这样，《礼记》的明"尊尊"的朝廷礼仪与明"亲亲"的家族礼仪便大致呈现于我们面前了。这种细致入微，甚至流于烦琐的社会礼仪，这种以维护君权与族权为目的的行为规范，虽然有利于巩固与稳定汉朝的封建统治，但却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阻碍人们进步的思想禁锢。

（2）《礼记》中关于"礼"的哲学理论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汉儒们，不仅结合汉代社会的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烦琐而又具体的封建礼仪制度，而且在他们撰写的礼学论文中，还从宇宙观、人性论、历史观的高度对"礼"的本质、"礼"的起源、"礼"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礼"的哲学理论。因为在他们看来，"礼"是由"数"与"义"两部分组成的，"数"是指具体的礼仪，"义"则是指关于"礼"的哲学理论。与"数"相比较，"义"有着更根本的意义。因此，"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①所以，关于"礼"的哲学理论，是《礼记》"礼学"思想的中心内容。

除了指具体的礼仪制度外，早在周代时，"礼"便已有了"规范"与"礼②　《礼记·檀弓》。

③　《礼记·问丧》。

④　《礼记·三年问》。

⑤　《礼记·祭统》。

①　《礼记·蔡义》。

②　《礼记·昏义》。

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第432　页，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

①　《礼记·郊特性》。

治"的意义，认为"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②，"夫礼，所以整民也"③。春秋战国时期，先秦儒家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又是修身之道。孔子曾经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④，又说："克己复礼为仁。"⑤这就是说，在孔子看来，"礼"不仅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手段，而且是达到人生最高道德境界--"仁"的途径。孟子继承孔子的学说，进一步从性善论的角度，提出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观点⑥。不仅把"礼"与仁、义、智并列，而且认为"礼"是人内心所固有、人遵守"礼"是人的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与孟子的这种"非由外铄我"、我固有"礼"于心的观点相反，荀子却从其性恶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⑦，把礼义看作是先王制定的约束人们的贪欲之心并制止由此产生的各种争斗以使社会各成员协调相处的强制性的外在行为规范。因此，在荀子看来，要让人们遵守"礼"，单靠人们的道德自觉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圣人的教化。也就是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①，"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②强调"由外铄我"的重要性。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汉儒们，在继承先秦儒家的这些"礼学"思想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对中华传统的"礼"文化理论进行了新的更深入的开拓，表现出了更高的理论思维水平，并总结出了系统化的成果。

首先，《礼记》从历史观的高度，阐述了"礼义"的起源，认为"礼义"产生于"大同"之后的"小康"之世。关于"礼义"的起源，先秦儒家荀子曾从"人之性恶"、先王制"礼义"以约束人们的贪鄙之心的角度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汉儒们在《礼记》的《礼运》篇中又假借孔子之口，对此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按照《礼运》篇的叙述，"礼义"制度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礼运》认为，在"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并不存在区别尊卑等级的制度和观念。因为在那时，"大道"盛行天下，人们"公"而无"私"，"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一段对"大同"时代的描绘，虽然带有汉儒的理想化的成分，但也基本上勾勒出了原始社会的大致轮廓。即这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当然不可能有区别②　《左传·隐公十年》。

③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④　《论语·宪问》。

⑤　《论语·颜渊》。

⑥　《孟子·告子章句上》。

⑦　《荀子·礼论》。

①　《荀子·性恶》。

②　《礼记·性恶》。

尊卑贵贱等级秩序的礼义制度和与之相应的观念。但是，在"大同"之后的"小康"时代，情况便不同了。这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私有制出现了，阶级对立产生了，人们为了私利"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因此，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圣人为了除暴安民，一方面开始制定各种法律规章："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与此同时，又制"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而且还倡导仁、义、信等道德观念，"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这时，虽然已有争伐与战乱、但因为有"谨于礼"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在，因此人们还是能够相安共处的。而这就是所谓的"小康"之世。但在这之后，情形便不同了。从"幽、厉"开始，在"小康"之世制定的各种"礼义"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天子坏法乱纪"，诸侯"僭君无礼"，尊卑上下无序，人类社会开始由治世走向大乱。因此，《礼记》在对人类杜会的历史进行了系统考察后，认为："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不以"礼义"治国则"政不正"，而"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并最后导致国破家亡①。总之，"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②，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无"礼"，"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舆，伥伥乎其何之？"③"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④这样，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汉儒们便在总结人类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能否遵守"礼"看成了关系到国家兴亡盛衰的头等大事。

其次，《礼记》从宇宙观的高度对"礼"作了哲学的论证，赋予了"礼"以崇高与神圣的性质。"礼"虽然是先秦儒家的重要的政治伦理范畴，但"礼"不管是作为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还是一种内心的道德自觉，在先秦儒家那里，都尚未与形而上的"天地"、"阴阳"、"四时"的宇宙图式联系起来。但到了汉代，情形便不同了。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汉儒们，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在制定一系列朝廷礼仪、家族礼仪的同时，在汉初盛行的道家、阴阳家由天道推演人事的思维方式影响下，又开始从宇宙观的高度为封建主义的道德规范--"礼"进行形而上的哲学的论证。《礼记》说："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认为"礼义"是可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相并列的构成整个宇宙图式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以阴阳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时为柄，故事可劝也；以日星为纪，故事可列也；月以为量，故功有艺也；鬼神以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为质，故事可复也；礼义以为器，故事行有考也。"①不仅如此，《礼记》还进一步认为，"礼"在宇宙中有着比天地、阴阳、四时更高的地位，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因为在《礼记》看来，"礼"所"本"的是产生天地、阴阳、四时的宇宙开初时的混沌元气--"大一"。

①　以上引文全部出自《礼记·礼运》。

②　《礼记·经解》。

③　《礼记·仲尼燕居》。

④　《礼记·礼运》。

①　《礼记·礼运》。

即："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②。也就是说，天地、阴阳、四时是由本于"大一"之气的"礼"分化、运转、变化和排列而来。因此，天地、阴阳与四时无不体现着"礼"的精神。《礼记》说："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珠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天地之别也"①，又说："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②，总之，"礼者，天地之序也"③。这样，叔孙通等人为汉朝制定的"明君臣之义"的"朝仪"便有了"天高地下"、"天尊地卑"的形而上的哲学的依据。除了"天地"外，《礼记》还用"阴阳"、"四时"还说明"吉凶异道"、"丧有四制"。《礼记》说："夫礼，吉凶异道，不得相干，取之阴阳也。丧有四制，变而从宜，取之四时也。"④这就是说，在人们从事吉礼、凶礼时，穿不同的衣服、用不同的器物、有不同的容貌，这是取之"阴阳"的，而"丧有四制"又是取之"四时"的。总之，"礼"上本于"大一"，下取于"天地、阴阳、四时"，是宇宙间的根本法则，任何人也不可违背。

再次，《礼记》从人性论的高度阐述了圣王制"礼"的必要性和人们遵守"礼"的可能性。与先秦儒家孟、荀以性善或性恶当作其"礼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不同，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汉儒们，以"人情"作为其"礼学"思想的基石。叔孙通曾经说过，"五帝异乐，三五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⑤叔孙通的这一观点在《礼记》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礼记》认为："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⑥，而"礼"所本的"大一"混沌未分之气，又是天地、阴阳、四时、鬼神等自然物及其自然运行所产生的根源，因此禀赋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之精华而生的"人"，当然也就生而具有"礼"的道德属性。这种道德属性主要表现为人人内心皆固有血缘亲情，即："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①"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莫不知爱其类，。。故有血气之属者，莫知（智）于人；故人于其亲也，至死不穷"②。而"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③也就是说，人们由于先天具有血缘亲情，所以便能"亲亲"，而"亲亲"便可自觉履行各种家族礼仪，而自觉地履行各种家族礼仪，便可国富民安。由人们所固有的这种血缘亲情出发，《礼记》提出了圣人制"礼"必须"顺人情"的主张，认为："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④，②　《礼记·礼运》。

①　《礼记·乐记》。

②　《礼记·乐记》。

③　《礼记·乐记》。

④　《礼记·丧服四制》。

⑤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⑥　《礼记·礼运》。

①　《礼记·中庸》。

②　《礼记·三年问》。

③　《礼记·大传》。

④　《礼记·乐记》。

"凡礼之大体"除了"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之外，还必须"顺人情"，"訾之者，是不知礼之所由生也"。⑤也就是说，在《礼记》看来，"礼"是圣人因顺人情而制定的切合人的本质而使人的内心所固有的道德情感获得满足的外在行为方式，是人们"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⑥，并不是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的规章与法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礼记》认为任何人皆有遵守"礼"的潜在的可能。

人们先天所具有的这种道德属性，《礼记》称之为"天理"，但是除了"天理"之外，《礼记》认为人还具有各种"人欲"，并且认为如果"人欲"得不到很好的控制，"人欲"便会"灭天理"。《礼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务人欲也。"①在这里，《礼记》没有用孟、荀的"善"或"恶"来定义人"性"，而是以人性之"未发"与"已发"来判断人性的属性。认为人的天性在未感于物而发形于外时，自有"天理"（也称"天地之性"）存在于内，但当"知诱于外"而形成"好恶之性"时，如果不能用"礼"来节制自己的欲望，而是"恣己情欲，不能自反"（孔疏），那么，"人欲"便会"灭天理"。从这个角度出发，《礼记》在提出圣人制"礼"以"顺人情"的同时，又提出了圣人制"礼"以"治人情"的主张，认为只有通过制定外在的行为规范--"礼"来制约人们的欲望与情感，才能使人所先天具有的道德属性--"天理"不至于"泯灭"。"故圣人耐（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②这就是说，人不仅有"七情"，且有"饮食男女"之"大欲"与"死亡贫苦"之"大恶"，如果不对人之"情"、"欲"、"恶"进行节制，必然会出现"争夺相杀"的"人患"。对于这种情况，"舍礼"又"何以治之？"因此，圣人制"礼"以"治人情"。通过"礼"，人们便能达到"十义"，而达到了"十义"也就能恢复人本具有的"天理"。《礼记》一方面讲"人情"中有先天的道德属性--"天理"，一方面又讲"人情"中有"灭天理"的对立因素--"人欲"。这就将孟、荀的性善、性恶的对立发展成了自身本性中"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因此，在《礼记》看来，圣人制"礼"既是"顺人情"又是"治人情"。从"顺人情"的角度来看，人皆有遵守"礼"的潜在可能，从"治人情"的角度来看，任何人又必须遵守"礼"。与此相关，在道德修养方法上，《礼记》也综合了荀子的"化性起伪"的外在教化与孟子的"反身而诚"的内心自省，将人们⑤　《礼记·丧服四制》。

⑥　《礼记·礼运》。

①　《礼记·乐记》。

②　引文出自《礼记·礼运》。

遵守"礼"看成是人们通过认识、学习外在的行为规范而"发明"自己"本心"中先天具有的"天理"的过程。因此，《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后人所称的《大学》"八条目"。在此，《礼记》所着重强调的是："治国"必以"修身"为本，而"修身"又包括"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两个方面。在这二方面中，《礼记》又认为，"诚意"与"正心"是根本的，因为在人的"心"、"意"中本已有"天地之性"（"天理"），"修身"实际上就是"发明本心"、"反身而诚"而已；但是，由于受"忿愤"、"恐惧"、"忧患"、"好乐"等"人情"的诱惑，人们常常"心"难"正"、"意"难"诚"。因此，要做到"正心"、"诚意"还必须首先努力学习与实践圣人制定的各种"礼义"制度，即"格物、致知"。在此基础上，人才有可能"诚于中，形于外"，也才有可能回到"天理"。《礼记》的这种"格物致知"以"正心诚意"而最后使人回到"天理"的道德修养方法，对后来的宋明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礼记》不仅为汉代社会制定了一整套细致入微、面面俱到的烦琐的礼仪制度，而且还从历史观、宇宙观、人性论的高度对"礼"的起源、"礼"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因此，《礼记》是西周以来中华"礼"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华"礼"文化已经走向成熟。4。汉初名儒贾谊的思想西汉初年，儒生陆贾与叔孙通等人便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儒家治国的设想，但因当时"尚有干戈"、四海未平，高祖刘邦并未来得及把他们的设想付诸政治实践便去世了①。实际上，在西汉初期真正将儒家学说推到政治前台的是汉文帝时的著名儒者--贾谊。他以清醒的历史意识和敏锐的现实眼光，冲破文帝时甚嚣尘上的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不顾当朝元老旧臣的诽谤与排挤，接过陆贾与叔孙通等人的"行仁义、法先圣"、"制礼仪"、别尊卑的儒家主张，为汉家王朝制定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引起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汉文帝的重视，并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1）"仁"与"礼"--贾谊的政治思想与陆贾一样，贾谊也是以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作为其思想出发点的。

贾谊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②认为"察盛衰之理"是为汉朝"立经陈纪"、制定"万世法程"的依据。不仅如此，与陆贾认为秦二世而亡的主要原因是"专任刑罚"而"不尚仁义"一样，贾谊也说，秦朝千错万错，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错--"仁义不施"①。因此，在贾谊看来，在使汉朝长治久安而不至于重蹈秦亡的覆辙，就必须"施仁义"、行仁政。君行仁政，"以幸天下，以育

①　《史记·儒林列传》。

②　《贾谊新书·过秦论》。

①　《新书·过秦论》。

群生，至仁也"②。但是，与陆贾的仁义观有所不同的是，贾谊的仁义观已带有了强烈的民本主义的色彩。贾谊从秦的强大与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贾谊认为，秦之所以强大起来并能统一天下，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并合乎了民心。在当时，"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天下"，"秦南面而亡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③。那么，秦又为什么失天下呢？这主要是因为秦在得天下之后，不但不爱惜民力，而且还繁刑严诛，横征暴敛，不顾人民的生活，结果"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④。因此贾谊说："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所以，"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⑤以这种民本主义思想为基础，贾谊认为"施仁义"、行仁政，其主要内容就是"爱民"，"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⑥，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①反之，如果象秦朝那样，"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其结果只能落得个"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的下场②。总之，以"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施仁义"、行仁政的思想是贾谊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贾谊对汉朝的社会现实也进行仔细考察。贾谊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在表面平静的景象之后已隐藏着种种矛盾和行将到来的社会危机：农民暴乱已时或出现；诸侯王僭上越等、割据反叛，已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整个社会以"侈靡相竞"③、"以出伦逾等相骄"④，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因此，在贾谊看来，当时的汉朝是一个没有健全的等级制度、没有"礼义廉耻"、"俗至不敬也、至无等也、至冒其上也"⑤的"奸人冀幸而众心疑惑"的社会。面对这样一种"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的社会现实，贾谊忧心忡忡，认为再也不能遵奉"无动为大"的道家"黄老之术"了⑥，而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⑦，以"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只有这样，才能使"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⑧。因此，叔孙通等人倡导的制礼仪、明尊卑、以"礼"治国的主张，也成了贾谊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②　《治安策》，见《汉书·贾谊传》。

③　《新书·过秦论》。

④　《新书·过秦论》。

⑤　《新书·大政上》。

⑥　《新书·大政下》。

①　《新书·大政上》。

②　《新书·过秦论》。

③　贾谊《治安策》，见《汉书·贾谊传》。

④　《新书·时变》。

⑤　《新书·孽产子》。

⑥　《新书·孽产子》。

⑦　《汉书·贾谊传》。

⑧　《论定制度兴礼乐疏》，见《汉书·贾谊传》。

贾谊认为："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主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①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礼"，才能使君臣有别、尊卑有序、强弱有位，也才能使臣不敢欺君、下不敢凌上、卑不敢僭尊。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稳固、社稷才能长久。因此，在贾谊看来，"礼"是治国之本，如果丧失了"礼"，国家便会灭亡。贾谊认为，秦朝"违礼义、弃伦理"②，"灭四维（礼、义、廉、耻）而不张，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乱僭而无差，父子六亲殃戮而失其宜，奸人并起，万民离畔，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③从这种思想出发，贾谊主张建立起森严的礼仪制度。他说："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④那么，如何才能区别人们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呢？贾谊认为，这就要依靠礼仪、车骑、服装、章旗等外部标志。因为"人之情不异，面目状貌同类，贵贱之别非根著于形容也。所持以别贵贱、明尊卑者，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也。"⑤如果没有这些标志，人们在远处便无法识别某人的社会等级，而只能"近习乎形态，然后能识"。但是能靠近皇帝与大臣并能认识他们的毕竟是少数，"疏远"的人又如何分辨得出来呢？这样一来，"则下恶能不疑其上？君臣同伦、异等同服，则上恶能不眩其下？"⑥长此以往，"滑曼无纪"、"乱且不息"⑦将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贾谊看来，区别人们身份的外部标志是不能没有的，不但不能没有，还要造成一种舆论与压力，使人们不敢越级冒上，使"臣"不"可以疑主"、"贱""不可以冒贵。"而"臣"不"疑主"、"下不凌等，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①。祸乱不生，则天下可长治久安了。

综上所述，贾谊通过大讲"仁"与"礼"，为汉朝提出了一个"仁以爱民"、"礼以尊君"的忠君爱民的儒家式的政治统治模式。但是，与陆贾、叔孙通等人一样，贾谊也非一个醇儒，尤其是为了解决汉朝中央政权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法家的权势法制思想也已被贾谊吸收到了其思想体系之中。贾谊认为："施仁义"主要是对"民"而言的，对于当时拥有强大势力并随时可以反叛中央的诸侯王，单靠"仁义恩成"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权势法制"，即"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②除了法家思想外，道家思想也是贾谊的重要思想来源，这主要表现于贾谊的哲学思想中。

①　《新书·礼》。

②　《新书·过秦论》。

③　《新书·俗激》。

④　《治安策》，见《汉书·贾谊传》。

⑤　《新书·等齐》。

⑥　《新书·等齐》。

⑦　《新书·等齐》。

①　《新书·服疑》。

②　《新书·制不定》。

（2）"道"与"德"--贾谊的哲学思想贾谊短短的一生，主要把精力放在了对汉初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探讨与研究上，因此，他留下的材料，主要是一些政论性的文章，反映其哲学思想的材料较少。但是贾谊在《道德说》中借助于汉初非常流行的《老子》的学说，试图为儒家的道德论寻找一个宇宙观的基础，表现了汉儒自陆贾以来自觉地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以充实儒家思想体系的新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贾谊认为，"阴阳"、"天地"、"人与万物"都是由"德"产生的，而"德"又是由"道"产生的。因此，在贾谊看来，"道"是宇宙万物的最终本源，而"德"则是宇宙万物的直接本源。即："德之有也，以道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养物，则物安利矣，。。德生于道而有理，守理则合于道，与道理密而弗离也，故能畜物养物也。"那么，"道"与"德"又是怎样"生物"的呢？贾谊说："德者，离无而之有，故润则腒然浊而始刑矣，故欠理发焉。"也就是说，"德"就是"有"，万物因"有"而"始形"，而"德"（"有"）又是由"无形"之"道"分化出来的，因此万物生于"有"（"德"），而"有"又生于"无形"的"道"。这种观点与《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是一样的。"德"生万物之后，也就有了"六理"。那么，"德有六理，何谓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这里所说的"六理"，实际上指的是由本体的"道"（"无"）出发，"德"（"有"）逐步具体化、现实化的六个过程。贾谊说："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专而为一气，明其润亦厚矣。浊而胶相连，在物之中，为物莫生，气象集焉，故谓之性。性，神气之所会也。"由此可见，"性"是指由神气集聚而成的生命。有了生命之后，便可与他物发生联系、相互感应，即所谓"与物物之感相应"。而"神"便是由"性"所发出来的变化无穷、生动活泼的精神状态，即"神者，道、德、神、气发于性也，康若泺流不可物效也。变化无所不为，物理及诸变之起，皆神之所化也。"那么，"明"是指什么呢？"明"是指人有了知识、能分辨得失、是非的意识，它是在人体内的神气向外的作用："明者，神气在内则无光而为知，明则有辉于外矣。外内通一，则为得失，事理是非，皆职于知，故曰：光辉谓之明，明生识通之以知。"至于"命"，则是指一个个事物的形体，皆有确定的结构和发生作用的限度。故曰："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则泽、润、性、气、神、明及形体之位、分、数、度，各有极量指奏矣。"依据"德有六理"，贾谊还提出了"德有六美"的说法。贾谊说："德有六美。何谓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那么，"六美"与"德"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贾谊说："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义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并进一步解释说："仁行出于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则有宜，适之谓义。义者，理也，故曰："义者，德之理也。"。。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国也。"德生于道而有理，守理则合于道，与道理密而弗离也，。。故曰："密者，德之高也。""很明显，贾谊在《道德说》中，是试图利用《老子》的"道德说"来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提供依据，道家的"道"与"德"与儒家的道德杂揉在一起，虽然显得十分牵强附会，但贾谊的这种吸取道家的思想因素以为儒家的道德伦常进行形而上的哲学论证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它为后来董仲舒全面吸收道家学说以重构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思想资料。

5。汉初儒学的特征以陆贾、叔孙通、贾谊为代表而形成的汉初儒学，上承先秦儒学，下启董仲舒的今文经学，具有显明的时代特征（1）总结秦亡的教训是汉初儒家人物的思想出发点汉初儒家人物无论是陆贾、叔孙通还是贾谊，皆是以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作为其思想出发点的。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但它也是我国历史上极为短命的封建王朝之一，它只存在了十三年便被农民起义的风暴推翻了。威武强大的秦为什么这么快就灭亡了呢？代秦而起的汉怎样才能避免重蹈秦亡的覆辙呢？这些问题是汉初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所无可回避的问题。汉初的儒家人物便是从总结秦亡教训而提出其用儒学治国主张的。陆贾认为，秦失天下主要是因为用刑太极、骄奢靡丽所致，因此汉家政权要传之久远，就必须反秦道而行之，即"行仁义、法先圣"、"重义而轻利"；叔孙通认为，秦失天下主要是因为不知"逆取"而"顺守"的道理。在他看来，天下虽可用武力而夺得，但不可单靠武力来治理，要治理天下不可不用儒者，"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只有起用儒者制礼仪、别尊卑，社会才能安定，而"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贾谊对秦亡教训的总结，较陆贾、叔孙通更为系统。一方面，他与陆贾一样，认为秦亡的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同时他又认为秦"凡十三岁而社稷虚"是因为"灭四维（礼、义、廉、耻）而不张"。因此，他认为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就必须把陆贾的"行仁义"与叔孙通的"制礼仪"结合起来，"行仁义"是为了"爱民"以缓和阶级矛盾，"制礼仪"是为了尊君以限制诸侯王的权力并防止老百姓犯上作乱。

（2）汉初儒学强调"因世而权行"，不固守先秦儒家的教条汉初儒家人物强调"识时务"，不泥古，不固守先秦儒家的教条，注意结合汉初社会的实际以建立儒学思想体系。陆贾一方面大讲"行仁义"，但同时又认为"夫道莫大于无为"，并认为"去极刑"、"行仁义"、"重义轻利"便是"无为"，把道家"黄老之学"的基本政治主张--"无为"吸收到了自己的儒学思想体系中而成了高于一切的为政原则；叔孙通等齐鲁诸生，虽大肆鼓吹儒家的礼乐制度，但他们却不是那种"不知时变"的"鄙儒"。他们根本不理会儒家的"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兴"的教条，而是在"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的情况下，便为高祖刘邦制仪作乐；贾谊以"仁"与"礼"相结合，为汉朝提供了一个儒家式的治国蓝图，但他也未放弃法家的"权势法制"的思想，认为"仁义礼乐"与"权势法制"相辅相成，方可兴致太平。

（3）鼓吹皇权至高无上是汉初儒学的重要思想内容皇帝是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但在西汉初期，由于"武力有功之臣"、外戚、郡王拥有强大的势力，皇权受到了很大限制。为了使"皇帝不去干预郡国的事务"，汉初的功臣、外戚、郡王大倡"黄老无为之术"。与此相反，汉初儒家人物则竭力鼓吹皇权至高无上。叔孙通等人制定"朝仪"就是为了明君臣之别、申忠君之义以树立皇帝的威严；而贾谊则公开反对"勿动为大"的道家"无为"思想，力倡"改正朔，易服色制度"以建立森严的等级秩序，并坚决主张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但是，由于当时支持道家"黄老"的人物尚拥有强大的势力，由于道家"黄老之学"更有利于恢复汉初残败的社会经济。所以，对于以鼓吹君权神圣为己任的儒家人物，虽然当时的皇帝给予了或明或暗的保护与支持，但是，从总体而言，他们仍处于被道家排挤、压抑的地位上，直到汉武帝时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改变。

（4）与先秦儒家"重人事、轻自然"不同，汉初儒学非常注意对形而上的"宇宙观"的探讨先秦儒家，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都对形而上的"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不太感兴趣。与先秦儒家的这种专注于形而下的社会政治伦理的探讨而不太注意形而上的宇宙、自然不同，汉初儒家人物已经开始积极主动地从道家、阴阳家那里吸取有用的思想资料为其形而下的政治伦理思想提供形而上的宇宙观的依据。例如，陆贾在其天人学说中，为了约束君主胡作非为，便把阴阳家的"天人感应"说引入了进去；叔孙通等人为了赋予"礼"以崇高神圣的性质，也把"礼"与形而上的"大一"、"天地"、"阴阳"、"四时"联系在了一起；而贾谊在其《道德说》中则公开用道家《老子》的宇宙观作为其儒家道德论的依据。

汉初儒学的这些特点，开辟了儒学在汉代发展的方向，为董仲舒今文经学的形成提供了可供参考、利用的思想资料。

（二）董仲舒与西汉中期的今文经学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人，约生于汉文帝刘恒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刘彻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是西汉前、中期之间的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是汉代儒学由子学演变为经学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人物。他不仅在政治上通过阐释儒家经典《公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为汉武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汉帝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实现了儒学与君权的结合，而且在学术上全面吸收了战国以来盛行不衰的阴阳学说尤其是在汉初达到极盛的道家"黄老之学"的思想精华，建构了一个全新的比阴阳五行学说、"黄老之学"、《淮南鸿烈》更为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完成了汉初以来对儒学思想体系的重构。由于董氏儒学所具有的这种政治和学术的优势，所以在西汉中期，儒家学说终于战胜诸子百家尤其是道家"黄老之学"而变成了"独尊"的经学。

1。董仲舒思想的形成西汉初期，与道家"黄老之学"达到极盛的同时，以陆贾、叔孙通、贾谊等人为代表的汉初儒家也在积极地寻找着自我发展并最后战胜道家的途径，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从维护皇权的角度取得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如刘邦、刘恒、刘启）对儒学的好感与赏识，不仅使儒学获得了合法存在的机会，而且使儒学在汉初政治生活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在学术上，不泥古，不固守先秦儒家的教条，而是采取了一种兼收并蓄的开放的思想态度，注重从其他各家尤其是自己的斗争对手--道家中吸取合理的思想资料，以重构儒家的思想体系。但是，由于当时提倡道家"黄老"的人物尚拥有强大的势力，同时也由于道家"黄老之学"的政治、经济主张比儒家更加灵活实用，因此，虽然文帝已"颇征用"儒者，景帝又曾袒护贬"老子书"为"家人言"的辕固生，但是在汉初发生的儒道互黜的斗争中，也还都是以儒家的失败而告终，道家"黄老之学"仍是无与抗衡的占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儒家仍处于被压抑、排斥的子学地位上。

但是，汉初儒家所没有实现的政治理想，在西汉中期时却被称为汉代孔子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实现了。董仲舒"少治《春秋》"，曾为景帝时博士①，但他没有象贾谊等人那样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条件下便公开反对"无动为大"的道家"黄老之学"，而是以"三年不窥园"的精神潜心研究儒道等各家学说，以充分的理论准备，等待着儒学独尊时代的到来。后元三年（公元前140年）信奉"黄老之学"的汉景帝驾崩了，太子刘彻继承了皇位，是为汉武帝。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汉初七十年积聚起来的雄厚物质实力的基础上，再也不愿象其父、祖两代那样"恭俭无为"了。他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首先他要把大权独揽于自己手中，要树立作为皇帝的最高权威，同时他还要试图消除郡国力量过于强大这个内患和匈奴侵边这个外患以建立"大一统"的汉帝国。因此，汉初以来长盛不衰的道家"黄老""无为"学说便成了武帝"有为"政治的障碍，而汉初以来以鼓吹君权至高无上为己任的儒家则开始受到了武帝公开的支持。史载，武帝刚即位不久，便表示"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但由于当时"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征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①。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道家"黄老"的最大支持者--窦太后终于命赴黄泉，武帝在政治上失去了掣肘的人，于是他便一改汉初以来"黄老"治国的传统，开始大批地起用文学儒者，并以行政干预的手段罢黜了"黄老刑名百家之名"②。到这时，儒家在皇权的支持下，已取代道家而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汉武帝虽然为了自己的"多欲"、"有为"政治的需要，极力扶植儒家而打击道家，但是他对于汉初以来的儒家人物并不满意，因为他们虽然鼓吹皇权至高无上，但并没有建构起一个可与道家相抗衡的以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核心内容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并没有对君权神圣进行强有力的形而上的论证③；而且尤其重要的是，汉武帝虽然想用儒家治国，但他对儒家却没有足够的信心。相反，道家学说作为一种曾经为汉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成熟的理论形态又使武帝无法摆脱它的影响，因此汉武帝在思想上产生了许多迷惑。他说："盖闻尧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与！"又说："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或曰"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还说："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耗哀哉！"①由此可以看出，汉武帝虽然倾向于儒家"有为"，但又觉得道家的"无为"有可取之处；虽然赞同儒家的铺张扬厉，但又摆脱不了道家质朴恭俭的束缚；虽然景仰于成、康之刑措，但又觉得治国不能没有刑罚。也就是说，汉武帝虽然为了其专制

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①　《史记·孝武本纪》。

②　《汉书·儒林传》。

③　陆贾的"天人感应"主要是为了限制君主胡作非为；《礼记》的"大一"、"天地"、"阴阳"、"四时"则主要是论证"礼"的；至于贾谊，其"道德说"也未与"君权"联系起来。

①　《汉书·董仲舒传》中所载"册问"二。

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而尊儒黜道，但他又认为儒家现有的理论学说尚太不完备；汉武帝虽然想冲破传统的道家政治的束缚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但又认为道家"黄老之学"无论是其思想体系的建构还是具体的政治主张，皆有许多比儒家成功、高明的地方。因此，他迫切需要的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而又全面吸收道家思想的长处并能超过道家的全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于是，在元光元年（公元前面134年），汉武帝"诏贤良"进行"对策"。这时，一代大儒董仲舒出场了。他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和充足的理论准备，借助于可以自由阐发的"春秋公羊学"，投武帝之所好，公开援道入儒，终于在融合儒道、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充实、发挥儒家义理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让武帝心醉的既有儒家的三纲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阴阳"、"四时"，既有儒家的"改正朔、易服色"的"有为"又有道家的"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的"无为"的崭新的儒学思想体系。面对这样一种儒学，汉武帝满意了。既然道家"黄老之学"的精髓已变成了董氏儒学的血肉，那么"黄老之学"到这时便不仅丧失了政治上的优势，而且其理论上的优势也已经丧失了，因此"黄老之学"只好走向衰落了。而在道家思想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儒学则凭借其政治、学术上的双重优势取代道家获得了"独尊"。2。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体系董仲舒"在汉武帝的一再启发下"①，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来重构儒家的思想体系，这首先表现在他已经放弃了先秦儒家的那种"罕言天道"的"重人事而轻自然"的思维方式，而是开始象道家、阴阳家那样大讲"天道"，并由"天道"来推演与论证其形而下的"人道"。

儒、道两家，作为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系统，不仅在具体的思想内容上有着根本的差异，而实际上其思维方式和建构思想体系的方法也大不一样。儒家创始人孔子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一种象西周那样等级有别、尊卑有序的理想社会。也就是说，他着重探讨的只是"人事"，对此之外的天地、鬼神、宇宙、自然并不很感兴趣。《论语》中虽也记载了一些孔子及其弟子对某些自然现象的认识，但这大多是"借自然知识作比喻，以说明政治伦理和治学教育的意义与价值"②；孔子虽也三十几次地讲到"道"，但孔子的"道"主要是指"为人之道"、"治国之道"，并没有形而上的宇宙法则的意义。与儒家孔子不同，先秦道家则无论是老子、《黄帝四经》的作者、还是庄子都用很大的精力并在其著作中用大量的篇幅对宇宙的本源、宇宙的生化图式、宇宙的根本法则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他们虽也有一系列关于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的主张，但在他们看来，人间的秩序乃不过是宇宙秩序的推演，宇宙秩序才是建立人间秩序的根据与凭借，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①道家的这种从形而上的总体宇宙的角度来论证、阐述人间秩序的方法，显然比孔子的那种单纯由"孝悌"而"仁义"、由"亲亲"而"尊尊"、由伦理而政治、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的形而下的主观类推方法，具有更强烈的理论色彩和更开阔的思维空间。

儒家为了弥补自己理论思维上的缺陷，从孟子、荀子起，在专注于形而

①　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第155　页。

②　张岂之主编《中国儒学思想史》第27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00年版。

①　《老子》第二十五章。

下的伦常、政治探讨的同时，便已经有了关于天人关系的论述，至于《易传》，"儒家的伦教观，固然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哲学体系的形成的构架而论，它的天道观，它的由天道推演人道的思维模式，它的循环论，它的事物矛盾对立发展变化的辩证思想--这些《易传》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结构，多来自道家老子。"②到了汉初，在当时盛行的"黄老之学"的影响下，陆贾、贾谊等人不仅有对政治伦理的"人道"的详细论述，而且对日月、星辰、阴阳、四时的变化规律--"天道"也很感兴趣。而真正站在儒家的立场上用道家的思想方法完成对儒家思想体系重构的则是被称为汉代"群儒之首"的董仲舒。

与其以前所有的儒家人物不同，董仲舒在其代表之作--《春秋繁露》中，第一次象道家那样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来专门研究形而上的宇宙本源与主宰、宇宙的生成图式、宇宙的运动变化规律等问题，象《阴阳位》、《阴阳终始》、《阴阳义》、《阴阳出入》、《暖燠孰多》、《四时之副》、《人副天数》、《同类相动》、《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五行变救》、《天地之行》、《天地阴阳》等皆属此类的篇章，而当他在其他各篇如《离合根》、《立元神》、《保位权》、《官制象天》、《深察名号》、《阳尊阴卑》、《王道通三》中阐述其政治伦理主张时，也几乎无一不是以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为依据。也就是说，在董仲舒这里，他已彻底摆脱了先秦儒家的那种"重人事而轻自然"的主要依靠形而下的"亲亲"而"尊尊"、由近及远的主观类推方法的束缚，而是象道家那样将形而下的具体的主张建立于形而上的宇宙图式之上，由形而上的宇宙秩序来推演、论证形而下的社会秩序。到这时，原始的"罕言天道"的儒学形态已经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大讲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新儒学。这样，董仲舒这个在中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建构中起了重大作用的今文经学思想家，在一面继承先秦儒家基本思想倾向的同时，终于沿着先秦以来尤其是汉初以来儒家吸收、利用道家思想的路线，用道家的思维方法和道家的思想资料完成了对儒家思想的体系化的改造。

那么，董仲舒的"天道"到底是怎样的呢？他又是如何由"天道"来推演"人道"的呢？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董仲舒的"天道"。董仲舒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作为汉代"群儒之首"，其对中国儒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他第一次在道家的思维方法的启示和影响下，通过利用与改造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为儒家建立了一个可作为形而下的政治、伦理主张依据的系统、完整的宇宙生化图式。仔细地分析、研究董仲舒对形而上的宇宙的理解，我们便会发现，在董氏的庞大的宇宙系统中，除了"天"是他为了与道家相抗衡并区别于道家而对儒家原始的"天命"观念的回复外，其他的如：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等概念皆是从汉初盛极一时的道家"黄老之学"与战国以来风靡不衰的阴阳五行学说中吸收而来的。

众所周知，在我国历史上首先对宇宙的本源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是道家。在道家看来，"道"不仅是宇宙万物及其秩序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也是人间秩序的来源。董仲舒虽也曾在其对策与著作中几十次地使用了"道"这个概念，但是他所讲的"道"，并没有超出孔子对"道"的理解，其所谓的②　陈鼓应：《易传·系辞》所受老子思想的影响，载《哲学研究》1989年第1　期。"道"也主要是指形而下的"治国之道"与"为人之道"，即"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①。在董氏的思想体系中，真正象道家的"道"那样具有形而上的宇宙本源与主宰意义的不是"道"而是"天"。董氏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②，又说："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③也就是说，在董氏看来，只有"天"才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至于形而下的以"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为内容的"道"更是"出于天"④，即"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⑤。"天"在董氏的宇宙生化图式中已经取得了与道家之"道"完全相同的地位。董仲舒之所以在建构其宇宙系统的过程中用"天"来取代"道"，原因之一是，他虽是西汉中期适应时代潮流而积极地援道入儒、融合儒道、用道家的思想方法与思想资料来重构儒学思想体系的人物，但他毕竟是一个儒者，他不可能将作为道家基本标志的"道"照搬过来以成为儒家的基本的思想范畴，他只能将道家之"道"进行儒家式的改造。而"天"又恰恰是从孔子以来直到汉初儒生均具有的传统观念，所以董仲舒用儒家的"天"来取代与改造道家的"道"，既不妨碍他在道家的启示下建立儒家的宇宙观，又能保持儒家的色彩以与道家相对抗并使儒家最后超过道家。但是，问题也并没有那么简单，董仲舒用"天"来取代"道"，并不是单单为了建构起一个可与道家相抗衡的儒家式的宇宙模式，更重要的是出于对封建专制主义君权至高无上进行论证的神学思想体系的需要。汉武帝之所以冲破层层阻挠来扶植儒家，主要的一点就是看中了儒家对于君权的崇拜。但是，要论证君权神圣这样一个虚假的命题，单靠诉诸理性是难以实现的，所以汉武帝在"诏贤良对策"中，首先便提出了"天命"的问题，以暗示董仲舒向神秘的"天"求得援助，而董仲舒也正是沿着汉武帝的思路展开了关于"天"的神秘主义的论述。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君也。"①又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②还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③一句话，君权乃出于神授。不仅如此，董仲舒还认为天人之间可以互相感应，即"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畏也。。。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骇之；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④因此，君主在受"天命"而为"王"之后，还必须按照"天意"来治理国家，并且要定期通过繁琐的仪式对"天"进行祭祀，因为"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⑤。这种把"天"奉为"神"、奉为"帝"的"敬天"、"顺天"、"祭天"的思想本来是我国殷周时代的一种落后的宗教观，随着春秋以来我国古代社会所出现的各种危机，它已受到人们的怀疑与批判。从《诗

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春秋繁露·祭义》。

③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④　《春秋繁露·楚庄王》。

⑤　《汉书·董仲舒传》。

①　《春秋繁露·郊义》。

②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③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④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⑤　《春秋繁露·郊祭》。

经》中的"怨天尤人"到季梁、史嚣的"重民轻神"，再到叔兴、子产的"天人相分"，逐渐形成了一股无神论思潮。而在战国时代崛起的道家所高扬的具有强烈的自然主义色彩的"道"的旗帜，更是对天帝鬼神观念的一种否定。在道家看来，作为世界万物产生的总根源及其变化总规律的"道"，是一种在"帝之先"的、没有意志、没有情感的实在本体，"道"生成万物也是没有目的自然而然的过程。道家用其"最高哲学范畴"道"来代替传统人格神的"天"，使原来主宰世界的上帝、鬼神的权威失去了光彩，这在中国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①但是，历史发展到汉代，"天"的神圣的幽灵，却通过时间的隧道而借助于董仲舒得到了复活。从表面上看，董仲舒的"天"简直就是对殷周上帝"天"的回复，但实际上董仲舒的"天"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吸收了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以及汉代最新的自然科学知识基础上所构造出来的新的"天"。因此，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说，这虽然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但这是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是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说，从原始的"天"到道家的"道"再到董仲舒的"天"，这是一个完整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我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圆圈"。所以，董仲舒的"天"是在继承了道家之"道"的许多特性与功能的前提下，而向原始的"天"所作的回复。在道家的影响下，董仲舒的"天"已被赋予了很多与传统的"天"不同而与道家的"道"相同的含义：--与道家认为"（道者）。。万物之所从生"一样，董仲舒也认为"天覆育万物"，"万物非天不生"。董仲舒的这种"天生万物"的观点，无论是在殷周还是在相命"天命"的孔孟那里都不曾见到，实际上这种观点是董仲舒在道家之"道"的影响下提出的；--与道家认为在"道"之下还有"天地"、"阴阳"、"四时"与"道"一起来生成万物一样，董仲舒也认为"天有十端"："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①--与道家认为"道法自然"、"道""无形"、"无名"、"无为"

一样，董仲舒也认为："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②；--与道家认为"道"的作用可以使万物各尽其美、各有其长、"戴角者无上齿"③、"损有余而补不足"④一样，董仲舒也认为"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⑤；--与道家认为"道"是"周行而不殆"一样，董仲舒也认为："天之道，终而复始"。⑥总之，董仲舒的"天"是他在利用儒家孔孟的"天命"思想以及春秋以前的"天"、"帝"观念基础上，而对道家之"道"所作的儒家式的、神秘

①　肖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上）第126　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①　《春秋繁露·官判象天》。

②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③　《黄帝四经·称》。

④　《老子》第七十七章。

⑤　《汉书·董仲舒传》。

⑥　《春秋繁露·阴阳终始》。

主义的改造。一方面董仲舒的"天"是对道家之"道"的否定，另一方面又是对道家之"道"的继承。

根据道家《老子》的宇宙发生论的见解，作为宇宙本源的至高无上的"道"首先生出的是"一"，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①。那么，这个"一"在道家的宇宙生成图式中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一"在"道"之下，是由"无"（"道"）生出的第一个"有"，是指宇宙开初时"浑然未分的统一体"；其次，"一"又在"二"、"三"与"万物"之上，是由"一"生"二"，"二"生"三"，"三"又生"万物"。也就是说，虽然"有"（"一"）"生于无"，但"天下万物"却"生于有"②。所以，在道家看来，虽然"道"是宇宙万物的最终本源，但"道"只生"一"（"有"），是"一"在"道"的作用下又生"二"、"三"与"万物"，因此，"一"又是"二"、"三"与"万物"的直接本源。和道家的"一"相类似，董仲舒有一个"元"的概念。仔细分析董仲舒关于"元"的论述，便不难发现，其所谓"元"乃不过是作为"春秋公羊学"大师的董仲舒为了附会《春秋》中关于"元年"的记载而对道家之"一"所作的改造。对此，董仲舒曾有明确的交待，他说："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③又说："《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以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者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④在此，董仲舒实际上是借助于《春秋》，以"元"代替道家的"一"，来发挥自己对"万物之所以始"的见解。故他说："元犹原也"，"元者为万物之本"⑤，"谓一元者，大始也。"⑥也就是说，董仲舒的"元"不过是对道家之"一"的另一种说法罢了。这样，董仲舒通过借助并改造道家的"一"，便在至高无上的"天"的招牌下，解决了万物的直接本源以及万物产生的具体途径这一难题。

"道生一"后，《老子》与《黄帝四经》都认为"一"又生"二"，而这个"二"就是"天地"。道家的天地观也被董仲舒吸收到了其宇宙图式中。在《春秋繁露·官制象天》和《天地阴阳》中，董仲舒曾对其宇宙结构作过详细描述，认为"天有十端"，而这"十端"之中，首列的便是"天地"。这就是说，由"在乎天地之前"的"万物之大始"①--"元"首先分化出来的便是天和地，即"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②。董仲舒在儒家的有意志、有人格的作为宇宙最高主宰的神灵式的"天"之下，又引进了道家的物质、自然性的"灭"与"地"，这就使得董氏之"天"，具有了多重内涵。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了，在董氏的思想体系中，儒家原有的观念与从道家那里吸收来的观念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矛盾；同时也说明了董氏宇宙观中的许多内容的确源于道家。

①　《老子》第四十二章。

②　《老子》第四十章。

③　《春秋繁露·重政》。

④　《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对策"。

⑤　《春秋繁露·重政》。

⑥　《春秋繁露·玉英》。

①　《春秋繁露·玉英》。

②　《春秋繁露·观德》。

天、地诞生后，道家认为在天地间又有阴阳二气，二者交通激荡达到"和"的状态而生成"万物"。董仲舒也有丰富的关于"阴阳"的学说。在《春秋繁露》中，专论"阴阳"的就有《阴阳位》、《阴阳终始》、《阴阳出入》、《阴阳义》、《天地阴阳》、《阳尊阴卑》、《暖燠孰多》等七篇。在其他各篇中，关于"阴阳"的论述更是俯拾皆是。与道家认为天地间充满了阴阳二气一样，董仲舒也认为："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其澹澹也。"③与道家认为阳是天气，阴为地气一样，董仲舒也认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阳，天气也。阴，地气也"①。与道家认为阴阳二气对立统一达到"和"的状态才能生成万物一样，董仲舒也认为："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生必和也。"②与道家认为"凡论必以阴阳大义，。。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诸阳者法天，诸阴者法地"③一样，董仲舒也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④，"诸在上者皆为其下阳，诸在下者皆为其上阴"⑤。总之，道家的阴阳学说被董仲舒全盘吸收到了其思想体系中。

《黄帝四经》在继承《老子》"阴阳"观念的同时，又认为"阴阳"可"离为四时"。《黄帝四经》的这种"四时观"也被董仲舒吸收到了其宇宙图式中。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离为四时"⑥，并且还在此基础上，对阴阳二气在一年四季中盛衰状况作了详细描述。董仲舒说："阳气始出东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转而北入，藏其休也；阴气始出东南而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转而南入，屏其伏也。是故阳以南方为位，以北方为休；阴以北方为位，以南方为伏。阳至其位而大暑热，阴至其位而大寒冻。阳至其休而入化于地，阴至其伏而避德于下。是故夏出长于上冬入化于下者，阳也；夏入守虚地于下冬出守虚位于上者，阴也。"⑦这就是说，由于阴阳二气运转方向不同，在夏季时阳气"出长于上"，而阴气则"守虚地于下"，故"大暑热"；在冬季时阳气"入化于下"，而阴气"守虚位于上"，故"大寒冻"。而"至于仲春之月，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至于仲秋之月，阳在正西，阴在正东，谓之秋分。秋分者，阴阳相丰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①总之，春、夏、秋、冬四季皆是由阴阳二气在运转过程中的盛衰消长而引起的，四时只不过是阴阳运行变化的具体化。

除了道家的"天地"、"阴阳"、"四时"之外，董仲舒还大讲"五行"。战国以来盛行不衰的"五行"学说也被董仲舒吸收到了其思想体系中。在《春③　《春秋繁露·如天之为》。

①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②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③　《黄帝四经·称》。

④　《春秋繁露·基义》。

⑤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⑥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⑦　《春秋繁露·阴阳位》。

①　《春秋繁露·阴阳出入》。

秋繁露》中专门论述"五行"的就有《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胜》、《五行相生》、《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等九篇。董仲舒说："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②又说："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③所谓"比相生"是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所谓"间相胜"是指"金胜木。。水胜火。。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④金胜木，中隔水；水胜火，中隔木；木胜土，中隔火；火胜金，中隔土；土胜水，中隔金。故曰"间相胜"。不仅如此，董仲舒还把"五行"与"阴阳"、"四时"结合了起来。认为五行中的四行，各主一年四时中的一时之气，"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得，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①也就是说，金、木、水、火各主管一个季度，而土则居于中央兼管四时。因此，在董仲舒看来，一年中春、夏、秋、冬四时的形成不只是阴阳二气交替盛衰的结果，而且也离不开"五行"之"功"。他说："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从阴阳，相与一力而并功。其实非独阴阳也，然而阴阳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阳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阳因火而起助，夏之养也。少阴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阴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②是主持某一方位的某一行与运行到某一方位的阴阳二气，合力并功而形成某一季节的。

在董仲舒的宇宙图式中，除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等自然因素外，董仲舒还非常强调"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提出了"人""最为天下贵"的主张。董仲舒的这一见解，一方面是对先秦儒家"人论"的继承，但更重要的则是在吸收、改造道家关于"人"的学说基础上而形成的。在道家看来，"人"不仅是其宇宙图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人"在宇宙中还有着非常独特的高贵地位。这不仅因为"人"虽也是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的产物，但人却不象其他生物那样明显地随着"四时"的更迭而生死荣枯；而且因为，没有人便"无与守地，。。无与守天"③，整个宇宙的存在便失去了意义。所以，《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④和道家的观点相类似，先秦儒家也曾有许多关于"人为贵"的论述，荀子甚至提出过"人最为天下贵"的主张。但是，与道家从总体宇宙的生成与存在的角度来讲人的高贵不同，儒家主要是从人兽之别、从承认人有着禽兽根本没有的"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的意义上来肯定"人"在天下的崇高地位的。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②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③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④　《春秋繁露·五行相胜》。

①　《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②　《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③　《黄帝四经·十六观·观》。

④　《老子》第二十五章。

最为天下贵也。"①董仲舒作为汉代之"儒首"，他在讲"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②时，一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家"人"以"仁义礼乐"而贵的思想，如他说："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通，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③但另一方面，董仲舒在讲"人"比"万物"高贵时，也已吸收了道家关于"人"的思想，因而具有强烈的道家色彩：与道家认为"人"是整个宇宙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董仲舒以为人类的存在，是宇宙自身完成不可或缺的基本构成部分"④，在他关于"天之十端"的论述中，"人"便是与"天地"、"阴阳"、"五行"相并列的"十端"中的"一端"；与道家认为"人"虽是阴阳之化的结果，但"人"的生死寿夭却不象其他生物那样明显地受"四时"的影响一样，董仲舒也认为："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⑤；与道家《老子》的"天大、地大、人亦大"的主张一致，董仲舒也说："何为本？天、地、人，万物之本也。。。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⑥；与道家《黄帝四经》认为唯人可以"守天"、"守地"相类似，董仲舒也说："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能独偶天地。。此见人之绝于物而参天地"；与《黄帝四经》认为："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又有地焉"①相一致，董仲舒也有"王道通三"、唯"王者"能"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的主张。②综上所述，董仲舒在吸收道家和五行家思想资料的基础上，以"天有十端"为基本宇宙框架，终于完成了其对形而上的"天道"的营造。与道家有一个"道（无）→一（混沌）→二（天地）→阴阳→四时→万物"的宇宙模式相类似，董仲舒也有了一个"神灵之天→元（一、混沌）→天地（二）→阴阳→四时→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系统，而其中除了"五行"是来自战国以来盛行不衰的"五行学说"外，其他内容皆与道家"黄老之学"有深刻的关系。

董仲舒虽然在其著作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对宇宙的本源、宇宙的生成图式、宇宙的秩序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论述，但象道家"黄老"一样，这种形而上的对总体宇宙的探讨，不过是为了论证、说明与推演其人间的秩序。形而下的"人道"才是其形而上的"天道"所要达到的目的及其归宿。董仲舒在仿照道家从形而上的"天道"来推演形而下的"人道"时，一方面继承和保留了先秦以来儒家的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主张，并用道家的思想与方法充实、改造和发挥了这些主张；同时，在汉初盛行一时的道家"黄老之学"的许多政治伦理思想也被董仲舒毫无保留地吸收到了其儒学思想体系中。下面让我们看一下董仲舒是如何由"天道"来推演"人道"的：（1）论"大道"则以"无为"为上

①　《荀子·王制》。

②　《春秋繁露·天地阴阳》。

③　《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对策"。

④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107　页。

⑤　《春秋繁露·重政》。

⑥　《春秋繁露·立元神》。

①　《黄帝四经·经法》。

②　《春秋繁露·王道通二》。

先秦儒家孔子、荀子，虽然在其著作中曾有片言只语提到过"无为"，但从总的思想倾向而言，"无为"不是儒家的宗旨，"有为"才是儒家的一个明显特征。孔、孟、荀所着重强调的是，通过自己的积极有为、勤勉不倦的努力，来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并以之感化臣民而达到天下安定和睦的政治目的。这也就是后来的《大学》所总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发"有为"的理论。与儒家力倡"有为"截然不同，"无为"却是道家的一个基本的思想特色。道家老子是"无为"学说的首创者，"他认为宇宙之本根是道，而道是无为的；人应依循道，所以人也应无为。无为是老子人生论之中心观念。"①《黄帝四经》在继承老子"无为"学说的同时，又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对"无为"作了新的解释，找到了一条使道家的"无为"理论通向社会政治实践的可能性的途径。道家"黄老"的"无为"作为一种统治之术，在先秦时曾影响过法家韩非，后来的《吕氏春秋》更是"以无为为纲纪"，而真正将道家的"无为"学说彻底、全面地贯彻到政治实践之中去的则是汉初的统治者们。不仅如此，道家关于"无为"的理论，也对儒家人物产生了深刻影响。儒生陆贾在替高祖刘邦总结兴亡存败的经验教训时，虽口不离"仁"、"义"，但在《新语》中却有《无为》一篇，并提出了"夫道莫大于无为"的主张。甚至到了西汉中期，当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汉武帝已开始扶植"有为"的儒学时，源远流长、影响甚广、并在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的道家"无为"学说，也很有许多人信奉（如：汲黯、刘安、司马谈、司马迁等），就连汉武帝本人也说："盖闻尧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咎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与？"②由此可见，汉武帝虽然希望有所作为，但自幼受到道家思想薰陶的他又摆脱不掉曾经取得巨大成功的"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的道家"无为而治"的影响，因此他迫切需要的是一种既能为其"有为"提供依据又能吸收道家"无为"的融合儒道的新的思想体系，而董仲舒便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董仲舒以"天"取代道家之"道"，并象道家以"无为"作为"道"的基本特征一样，董仲舒也认为"天"的最大特点是"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①，并由此出发将作为道家"黄老之学"理论之精要的"无为之术"全面吸收到了其思想体系中，而成了高于一切的政治原则：--与《黄帝四经》根据"道"虽为宇宙的总根源但其自身却"无为"、"无名"而要求"执道者"（君王）在建立法度的基础上"无执"、"无处"、"无为"一样，董仲舒也要求汉武帝在"改正朔、易服色"、"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顺天志"②的前提下，"法天之行，。。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③；要求汉武帝"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④总之，"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⑤。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283　页。

②　《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册问"。

①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②　《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对策"。

③　《春秋繁露·离合根》。

④　《春秋繁露·立元神》。

⑤　《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

--与《黄帝四经》根据"道"虽"无为"而"道"产生的"天地"、"阴阳"、"四时"却运行不息而要求"君无为而臣有为"一样，董仲舒也认为："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因国以为身，因臣以为心，以臣言为声，以臣事为形"⑥，只有做到"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摈者赞辞；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才能"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而这便是"人主所以法灭之行也"①。

--与《黄帝四经》根据"道"虽"无形"、"无为"却无处不在并决定着万物的生死、祸福而要求君主"虚静谨听，以法为符，审察名理终始"②并据此以生杀、赏罚一样，董仲舒也说："君人者，。。安精养神，寂寞无为，休形无见影，掩声无出响，虚心下士，观来察往，谋于众贤，考求众人，得其心遍见其情，察其好恶以参忠佞，考其往形验之于今。。"③，又说："故为君虚心静处，聪听其响，明视其形，以行赏罚之象。其行赏罚也，响清则生清者荣，响浊则生浊者辱。影正则生正者进，影枉则生枉者绌。揽名考质，以参其实，赏不空行，罚不虚出，是以群臣分职而治，各敬其事，争进其功，显广其名，而人君得载其中，此自然致力之术也。圣人由之，故功出于臣，名归于君也。"④这样，董仲舒便根据道家"黄老"的"无为"思想，在主张奋发有为以建立儒家纲常名教、社会法度的前提下，将道家的"无为"治国之道吸收到了自己的儒学思想体系中。至此，儒家的"有为"与道家的"无为"便实现了有机的结合。

（2）论社会安定则注重"调均"

"调均"的思想在先秦儒家那里便已提出，孔子曾经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⑤，认为只有"调均"才能使社会安定。但是，由于孔子"罕言天道"，因此他并未为其"调均"思想进行形而上的理论论证。道家创始人老子以"道"为宗，认为"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并对"人之道"中的"损不足以奉有余"①逆"道"行为进行了猛烈批判。《黄帝四经》继承《老子》的思想，并从"道"生成万物的过程中"戴角者无上齿"--凡是有角作为武器的动物便没有齿这种武器的角度，进一步阐发了"道"有所取便有所予、有所予便有所取的"均平"思想。董仲舒针对西汉中叶时因为贵族官僚地主对人民的疯狂掠夺而造成的贫富悬殊、民不乐生的情况，重新提出了"调均"的政治方案。他认为只有通过"调均"才能使封建社会保持稳定，使封建社会长治久安。董仲舒说："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今世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欲⑥　《春秋繁露·保位权》。

①　《春秋繁露·离合根》。

②　《黄帝四经·经法·名理》。

③　《春秋繁露·立元神》。

④　《春秋繁露·保位权》。

⑤　《论语·季氏第十六》。

①　《老子》第七十七章。

无所穷，而俗得自恣，其势无极。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②那么，怎样才能"易治"呢？董仲舒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调均"："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③由此可见，董仲舒的"调均"思想的确是对孔丘"不患贫而患不均"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但是，与"罕言天道"的孔丘不同的是，董仲舒还为其"调均"思想进行了形而上的论证，认为其"人道"中的"调均"是由形而上的"天道"推演出来的。董仲舒以"天"取代道家的"道"，并与道家认为"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使"戴角者无上齿"一样，董仲舒也认为："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由此出发，董仲舒对西汉中叶的那些"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的贵族和官僚"因乘富贵之资力，。。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而使百姓"日削月朘，寖以大穷"的情况进行了尖锐批评，并指出长此以往，将会出现"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者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①这样，社会动乱的发生便不可避免了。为了改变这种经济状况，董仲舒认为必须采取调节贫富的措施。而调节贫富的具体措施又是什么呢？总的说来便是"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去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②概括起来就是三条：一条是制止豪族和官僚对土地的疯狂兼并；第二条是杜绝把奴婢当成私人财物而随意加以买卖与屠杀；第三条是让利于民。董仲舒希望通过采取这三条措施缓和阶级矛盾而使汉王朝长治久安。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3）讲"三纲"则述道家"阴阳"

在先秦儒家那里，作为"三纲"基本内容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便已被提出来了，只是其论述还不够系统，而且也没有从形而上的宇宙图式的角度进行论证而已。董仲舒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儒学大师，其对中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贡献之一便是，他不仅明确地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三纲"思想，更重要的是他还用道家的阴阳学说对"三纲"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把"三纲"进一步绝对化、凝固化了。

关于董仲舒的"阴阳"学说，学术界普遍认为它是来自齐国稷下的邹衍，而实际上这是很成问题的。《汉书·艺文志》曾著录邹衍有《邹子》、《邹子终始》等著作，但均已失佚，无从考察其内容。比较可靠的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有关邹衍事迹和学术思想的记载。但在《史记》这段不足五百字的记述中，谈到"阴阳"的只有一句话，即"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其重点却在"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实际上董仲舒从邹衍那里所承袭的也只是这种"五德终始"的历史学说①；至于阴阳，邹衍②　《春秋繁露·度制》。

③　《春秋繁露·度制》。

①　《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对策三"。

②　《汉书·食货志上》。

①　董仲舒有"三统"、"三正"说，董仲舒的这种说法，学术界一般认为是由邹衍的"五德终始"的历史观蜕变而来的。

并未作专论，他只是考察了阴阳两者之间的相互消长的变化的现象。与邹衍不同，在汉初盛极一时的道家"黄老之学"则将"阴阳"贯彻到了社会政治、伦理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完整的"阴阳"理论，董仲舒的"阴阳"学说源于道家"黄老"当是无疑的。《黄帝四经》说："凡论必以阴阳大义。。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②在这里，"阴阳"已与君臣、父子、男女结合在一起了。道家的阳尊阴卑的阴阳学说被董仲舒全盘照搬了过来，而成了他论证"三纲"神圣不可动摇的理论工具。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③又说："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统，幼者居阳之所少，老者居阳之所老，贵者居阳之所盛，贱者居阳之所衰。。。不当阳者，臣子是也；当阳者，君父是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①还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诸上者皆为其下阳，诸下者皆为其上阴。"②总之，"王道之三纲"是以道家之"阴阳"为本的。

（4）论治国则讲究刑德并用先秦儒家从基本思想倾向而言，是尚德而不尚刑的。孔子曾经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③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④与儒家力倡"德治"不同，道家"黄老之学"在对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国兴亡存败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认为"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顷（倾）"，进而主张"刑德相养，逆顺乃成"⑤。到了汉初，"黄老之学"盛极一时，汉初统治者以"刑德并用"、"文武兼备"治国，取得了较好的政治效果。董仲舒作为先秦以来儒家吸收道家思想资料的集大成者，"黄老之学"的刑德并用的治国策略也被他吸收到了其政治学说中。与《黄帝四经》根据"道"通过阴阳生成万物而要求君主以"刑"与"德"的两手治世一样，董仲舒也认为："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⑥，"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⑦，刑与德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与《黄帝四经》根据"四时有度，。。三时成功，一时刑杀"的"天地之理"而认为"一生一杀"、刑德并用乃是"人事之理"一样，董仲舒也说："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也。"①这里所谓"庆赏"就是"德"，所谓"庆赏罚刑"实际上就是"刑德"并用。与《黄帝四经》根据阴阳在生成万物的过程中阳主阴次而要求治国"刑阴而②　《黄帝四经·称》。

③　《春秋繁露·基义》。

①　《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②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③　《论语·为政》。

④　《论语·为政》。

⑤　《黄帝四经·十六经·姓争》。

⑥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⑦　《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①　《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德阳、刑微而德彰"一样，董仲舒也根据"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然而计其多少之分，则暖暑居百而清寒居其一"，主张"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②。与《四经》认为"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先德后刑，顺于天"一样，董仲舒也认为"春气爱，秋气严，夏气乐，冬气哀。爱气以生物，乐气以养生，哀气以丧终，天之志也。。。是故先爱而后严，乐生而哀终，天之当也，而人资诸天，大德而小刑也"③。总之，无论是道家"黄老"关于"刑德"的具体论述，还是其用以论证"刑德"的形而上的理论依据，皆被董仲舒吸收到了其思想体系中。

（5）讲"忠"、"孝"伦常则以"五行"为本作为儒家的两个最基本的伦理范畴--"忠"与"孝"，它们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又经后儒不断加以发展的。但是，将"忠"与"孝"与"天道"中的"五行"联系起来，这还是董仲舒的首创。董仲舒认为，"五行"的关系就是社会伦理关系。他解释"五行相生"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④又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此之谓也。"①董仲舒的这套喋喋不休的怪论，无非是说，"孝"是"五行之义"在人间的体现，"孝"是任何人不可违背的做人准则。不仅如此，董仲舒还特别推崇"五行"中的"土"，认为"土"不仅体现了"孝"的精神，而且体现了"忠"的品德。他说："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②"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总之，封建主义的道德规范--"忠"与"孝"是以形而上的"天之五行"为本的，是神圣而不可动摇的。

3。董仲舒与西汉今文经学的昌兴"经"本义是指丝织物的纵线，后因古代典籍是由熟牛皮绳穿竹简而成的，形制颇似纵横交织的纺织物，因此"经"又被引申为典范性的著作或书籍。但在我国历史上，最早称"经"的著作，并非儒家之书，而是墨家的《墨经》。《墨子》有"经"上、下篇，又有"说"上、下篇。"经"为提纲，是一些言简意赅的命题；"说"为解说，阐发经义。儒家典籍被称为"经"，始于《庄子·天运》。庄子说："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庄子》多为寓言，"六经"未必是孔子自称，但这可以证明在战国时代"六经"之名便已出现了。除了儒、墨两家的典籍自称"经"外，当时道家有《道经》，法家有《法经》。因此，"经"在先秦并没有特别的神圣的含义，也不象后世②　《春秋繁露·基义》。

③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④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①　《春秋繁露·五行对》。

②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那样专指儒家之书，它是诸子各家皆可使用的对自己著作的称呼。

到了汉代，情形便不同了，诸子各家尤其是儒道两家为了争夺官学地位展开了激烈斗争，这时"经"的意义逐渐发生了变化，"经"开始成了与"子"相对的"官学"的代称。西汉初期，"黄老之学"盛行，汉初统治者为了表示对"黄老之学"的尊崇，曾经将"黄老""改子为经"。史载："汉景帝以《黄帝》、《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①"汉文帝、窦太后好黄老之术。。勅天下："如不通黄、老经者不得注官。""②但是，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到武帝时，道家"黄老之学"又已不适合形势发展的需要了。这时，董仲舒在全面吸收道家思想之精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儒学终于取得了正统的地位，《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著作也变成了神圣而不可怀疑的"五经"，儒学由子学取代道家而成了官方独尊的经学。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但其时历经战乱兵燹，先秦儒家的典籍，原本多佚，只是在民间通过师徒父子口授相传。如田何传《易经》，伏生传《书经》，申培传《诗经》，高堂生传《礼经》，公羊、谷梁两家传《春秋》。这些儒家经典皆是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记录整理而成，故称为"今文经"。因此当时盛行一时的"经学"也称为"今文经学"。而在西汉中期的今文诸经中，最能反映今文经学所谓学统的则是《公羊》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家，不仅在政治上通过阐发孔子"大一统"的精义为汉武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汉帝国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在学术上还通过吸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资料建构起了一个令汉武帝心醉的博大精深的经学思想体系。因此，汉武帝时的"儒学独尊"，实质上是今文经学独尊，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的独尊。

董仲舒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儒学大师，他是我国儒学由子学到经学演变过程中的最关键的人物，是他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经学时代"。

①　《法苑珠林》卷六十八，又见《广弘明集》卷一、卷十四。

②　杜光庭《历代崇道记》。

四、儒学由经学到神学的堕落为了论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在利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阐发儒家经典中"微言大义"的同时，便已经有了"天人感应"、"符瑞灾异"等神学内容；而西汉中叶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带有神学色彩的今文经学更进一步堕落而成了谶纬神学。儒学由子学演变为经学，又由经学堕落为神学，这是汉代儒学发展史的基本线索。

（一）谶纬神学的兴起"谶"，本义是应验，《说文》曰："谶，验也，从言，韱声。"是一些方士和巫师制造出来的"诡为隐语、预决吉凶"①的宗教预言。而宣扬这种宗教预言的书，就叫做"谶书"。"谶书"的作者为了增强神秘性，还在"谶书"中画有很多古怪的图画，因此"谶书"也叫做"图书"、"图谶"。"谶"，或称"图谶"，作为一种"立言于前，有征于后"②的宗教迷信，在历史上很早就产生了。"《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①始皇三十二年，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这里所说的《录图书》是什么呢？《论衡·实知篇》说："亡秦者胡，《河图》之文也。"实际上就是后世所说的"图谶"。而"亡秦者胡也"，也就是《史记·赵世家》中所谓的"秦谶"。秦始皇认定这条"谶语"中的"胡"就是匈奴，因此"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②，但秦未亡于匈奴，却亡于二世胡亥，这似乎同样是对这条谶语的应验，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巧合罢了。秦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为了动员群众，也曾假借鬼神，以"谶"相号召。《史记·陈涉世家》说："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今试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入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已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由此可见，"谶"完全是人们为了某种需要而依托鬼神编造出来的，是一种赤裸裸的世俗鬼神迷信。但是，在两千前的那个时代里，却恰恰是这种天帝鬼神迷信最具有鼓动性、煽动性。因此，汉高祖刘邦起义时，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史记·高祖本记》说，刘邦为亭长时，"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因此到"丰西泽"时，"乃夜解纵所送徒"，并对他们说："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但"徒"中还有十几个"壮士"愿意跟随他。"高祖被酒，夜经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易》类案语。

②　《后汉书·张衡传》。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易》类案语。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笞之，妪因忽不见。"对于刘邦的这段斩蛇起义的故事以及其中的"赤帝子"代"白帝子"而"兴"的"谶语"，明代杨循吉曾进行了评论，并一针见血指出："沛公自托以神灵其身而骇天下，。。大虹、大霓、苍龙、赤龙、流火之鸟、跃白之鱼，皆所以兆帝王之兴起者，此斩蛇计所由设也。"①总之，"录图书"、"鱼腹丹书"之类的以符谶为主要内容的天帝鬼神迷信思想，在秦汉之间便已广为流传了，并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但那时的"谶"纯粹是一种宗教迷信，并没有任何哲理的意味，与儒家的经义也没有任何联系。

但从西汉中叶起，情况便不同了。随着儒家经学地位的确立和儒家经典被奉为神圣，"谶"开始与儒家逐渐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儒家需要以符谶为内容的宗教迷信来为封建主义的皇权统治进行论证；另一方面，"谶"也需要依傍经义来扩大其宣传效果。因此，两者逐渐合流。刘申叔说："周秦以还，图篆遗文，渐与儒道二家相杂，入道家者为符篆；入儒家者为谶纬。董（仲舒）、刘（向）大儒，竞言灾异，实为谶纬之滥觞。"②刘师培的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董仲舒作为汉代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不仅利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通过阐发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来为汉武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汉帝国进行论证，而且还大谈符瑞与灾异。董仲舒认为："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也就是说，在董仲舒看来，王者将兴，必先有符谶出现。如：《书》中所说的"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大概就是"受命之符也"①。不仅如此，董仲舒还进一步认为，君主为政的好坏也有符瑞与灾异以应验之。如果君主勤政爱民，奉天行事，政绩斐然，则有"天瑞应诚而至"；相反，如果国家"将有失道之政"，则上天"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乃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②。因此，董仲舒说："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董仲舒的这种王者将兴必有"受命之符"与"推灾异之象于前，然后图安危祸乱于后"③的思想，与秦汉间以宗教预言为主要内容鬼神符谶极为相似。因此章太炎有《驳建立孔教义》中说："燕齐怪迂之士兴于东海，说经者多以至道相揉。。伏生开其源，仲舒衍其流。。。谶纬蜂起，怪说布彰，。。则仲舒为之前导也。"董仲舒在其经学思想体系中，大讲鬼神符谶，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对老百姓的欺骗，但同时也有着要求统治者按照天意行事而不要任意妄为的思想内涵。因此，符瑞、灾异之说是封建社会中唯一能够对最高统治者--皇帝起到一点威慑、限制作用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也不能讲得太多，讲多了也会引起皇帝的厌恶。董仲舒在武帝时虽为一代名儒，但他在政治上并未受到重用。先做江都相，后又为胶西相。从表面上看，这可能是出于公孙弘的陷害，而实际上则是由于汉武帝对他的经学思想体系中的那些"推说阴阳灾异"的说法不太欣赏所致。而他的学生睦

①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

②　《国学发微》，见乙已年（1905年）《国粹学报·丛谈》。

①　见《汉书·董仲舒传》。

②　《汉书·董仲舒传》。

③　《春秋繁露·二端》。

弘（睦孟）推《春秋》之意言灾异，被指控为"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招致杀身之祸。所以东汉班固深有感慨地指出："汉兴推阴阳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睦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睦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害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①所以，为了人身安全并使其言论受到重视，汉儒逐渐放弃了以经学家个人名义阐说阴阳灾异的做法，而是进一步将今文经学中的神学因素扩大、膨胀，开始在"经"之外制造出一些以宗教迷信来解释、神化儒家之"经"的书，因其与"经"相对，故称为"纬书"。这些"纬书"在"经"的章句之外，附会出一套迷信说教，制造了许多神话，这些神话不仅神化了封建皇帝，更重要的是把儒家的圣人--孔子变成了通天教主。这样，原来以经学家个人名义作出的预言全都被附会到了神人--孔子的名下。这不仅提高了预言的神圣性，增加了被当权者采纳的机会，而且在预言不被采纳的情况下，也减少了无端获罪的可能。例如，在《春秋纬》的《演孔图》中，孔子便被说成是孔母征在梦中与黑帝交而生，因此孔子是黑帝的儿子，故称"玄圣"。还说，孔子制作《春秋》、《孝经》等"五经"是根据"天命"来为汉制法，即"（孔子）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纪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乌，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因此孔子在作成《春秋》、《孝经》之后，便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书）》北向，孔子斋戒，簪缥笔，衣绛单衣，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以备。天乃虹郁起白雾席地，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季子，天下服！""①在这里，孔子便由经学家所推崇的孔圣人变成了受天命而为汉制法的通天神人；儒家典籍也由不可怀疑的"经"变成了神秘的"天书"。这些神话，在今天看来实在是荒诞，但在当时却是很有威摄力的，就连最高统治者也是不得不服的。因此，在元、成之后，随着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日趋激烈，西汉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为了挽救西汉政权的腐朽统治，以谶纬来批评时政便蔚为一时之风气。《后汉书·五行志》注引《春秋潜潭巴》三十三条，全是说明某日月蚀就是上天向人君预示某种变乱而要求君主检讨自己为政中的过失的；至于其他纬书中以灾异来批评腐败政治的例子更是俯拾皆是。如《春秋运斗枢》说："人主自恣，不循古，逆天暴物，祸起则日蚀"，把日蚀看作是上天对"人主自恣"的反应；而在《洛图三光占》中则公开预言汉朝将要亡国丧主，"荧惑入北斗魁，中而守之十日，天下大乱，易其王，天子死，五都亡，期二年，远三年。"纬书的作者之所以能够这样大胆地、毫不隐讳地批判时政并预言汉之将亡，就是因为他们有通天教主--孔子的保护，他们所表达的预言是神的旨意，所以没有人敢反对。

孔子由先秦时的一个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学者与私塾教师，演变成今文经

①　《汉书·睦两夏侯京翼李传》"赞"。

①　《孝经纬·孝经援神契》。

学中的孔圣人；又由经学中的圣人变成了通天神人。汉儒神化孔子的运动到这时便最后完成了。孔子与儒家经典的神学化，使儒家由经学彻底堕落而成了神学。

（二）《易纬》思想剖析西汉中叶后，谶纬神学盛行，当时出现了大批纬书。与《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等"七经"相对应，也有"七纬"。《隋书·经籍志》曰："有七经，纬三十六篇。"但由于魏晋之后，纬书被大量焚毁，所以唐宋以来留传下来的纬书已廖廖无几。《易纬》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保存较为完整的唯一的一部纬书，因此它是我们了解与研究汉代谶纬神学的非常珍贵的文献。不仅如此，《易纬》也是汉代纬书中除了讲神学与迷信外较具有哲学思辩色彩的唯一的一部纬书。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易纬》的思想作一剖析。

1。《易纬》的宇宙生成论《易纬》的宇宙生成论，受道家影响很深，"特别是《易纬》吸收《老子》"有生于无"的哲学，对《易纬》的宇宙本原"易"、"太极"作了新的说明。这是《易纬》对象数学的重大发展"①。

道家学派在汉初时曾盛行一时，在武帝时期开始走向衰落，但是道家思想在学术上的影响并没有消绝，董仲舒通过解说《公羊春秋》而撰写的《春秋繁露》便以道家学说作为思想框架，而步董氏后尘的汉儒在神化《易经》基础上写成的《易纬》也吸收了不少道家的思想资料。尤其是《易纬》的宇宙创生观，与道家有密切的关系。

《易纬》是汉代纬书中的解《易》之作，因此，《易纬》以"易"（也称"太易"）为宗，认为"生长收藏之道备，阴阳之体定，神明之德通，而万物各以其类成矣，皆易之所包也，至矣哉，易之德也！"①把"易"看作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但是《易纬》之"易"却有不少与道家之"道"相同的特性。在道家看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自然"无为"，故"道"也"无为"，因此，"无为"是"道"的最大特性；与道家之"道"的"无为"相类似，《易纬》也认为"易者，易也。。。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无门，藏神无内也（郑玄注：俲易无为，故天下之情莫不自得也），光明四达，俲易立节（郑玄注：俲易者，寂然无为之谓也），。。不烦不扰，淡泊不失，此其易也（郑玄注：未始有得，夫何失哉？）"③。这段文字，虽然不太好解，但我们结合郑玄的注，还是可以看出，这是一段着重论述"易"虽为万物之"主"但"易"却"寂然无为"、"淡泊不失"的文字。除了"无为"之外，道家还认为"道"是"无名"、"无形"、"无声"的。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可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①　祝瑞开《两汉思想史》第19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①　《易纬·乾凿度》卷上，四库全书本。

②　《老子》第二十五章。

③　《易纬·乾凿度》卷上。

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④而在《易纬》看来，其作为宇宙之本源的"易"也与"道"一样，是"无名"、"无形"、"无声"的："太易者，未见气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畔，易变而为一。。"。⑤这段文字对"易"的描述和《老子》对"道"的描述是完全一样的，甚至连字句都完全相同：《老子》说"道""视之不见，名曰夷"，《易纬》说"易""视之不见"；《老子》说"道""听之不闻，名曰希"，《易纬》说"易""听之不闻"；《老子》说"道""搏之不得，名曰微"，《易纬》说"易""循之不得"；《老子》说"道"是"无状之状"，《易纬》说"易无形畔"。

由此可见，《易纬》之"易"实有许多与道家之"道"相同之处，道家之"道"所具有的许多特性已被《易纬》袭用到了其"易"上。

道家既然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而"道"的本质特征又是"无"，因此在道家看来，宇宙万物的创生过程便是"由无入有"的过程。"由无入有"是我国历史上由道家首创的一种宇宙生成学说。对此，《老子》讲得非常明白："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①。《黄帝四经》也说："古（故）无有刑（形），大迥无名。。。鸟得而蜚（飞），鱼得而流（游），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②这也是"无中生有"的意思。道家的这种"由无入有"的宇宙创生说，被《易纬》全面吸收到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易纬》以"易"为宇宙本源，而"易起无，从无入有，有理若形，形及于变而象，象而后数。"③这就是说，宇宙间的一切具体的"形"、"象"、"数"等"有"，皆是由"易"这个"无"而来的，"形"、"象"、"数"的产生过程，便是"由无入有"的过程。类似的说法在《易纬》中还有许多，如："太易始著，太极成；太极成，乾坤行。"对这几句话，郑玄作了这样的解释："太易，无也；太极，有也；太易从无入有。圣人知太易有理未形，故曰太易。"①也就是说，在《易纬》看来，由"太易"到"太极"再到"乾坤"便是"由无入有"。总之，"有形始于弗形，有法始于弗法"，②，"有始于无"，这不仅是道家的宇宙创生说，也是《易纬》的宇宙创生说。道家"由无入有"的宇宙生成理论被《易纬》毫无保留地吸收到了其思想体系中。那么，道家和《易纬》又是怎样使"无"而生"有"的呢？根据道家《老子》的宇宙发生论的见解，由"道"之"无"首先生出的"有"是"一"，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③。与《老子》的这一见解相类似，《易纬》也说："天地之气，必有终始，六位之设，皆由上下，故易始于一，④　《老子》第十四章。

⑤　《易纬·乾凿度》。

①　《老子》第四十章。

②　《黄帝四经·道原》。

③　《易纬·乾坤凿度》。

①　《易纬·乾坤凿度》。

②　《易纬·乾坤凿度》。

③　《老子》等四十章。

分于二，通于三。"④《易纬》在这里所说的"易始于一"中的"一"与《老子》的"道生一"中的"一"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皆是指"天地之气"之前的宇宙开初时的一种浑沌未分的元气。类似说法在《易纬》中还有多处，如《乾凿度》有言曰："易无形畔，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我们先暂时抛开《易纬》在此所说的"七"、"九"等数字不管，很显然，这里所说的"一"与道家所谓的"一"是完全一样的，同样是指由"无"而"变"出的作为万物"形变之始"的浑沌。由于《易传》是神化《易经》的纬书，因此，为了附会《易传》中早已提出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宇宙图式，"一"有时也被称为"太极"。如《乾凿度》说："易始于太极，太极分为二，故生天地（郑玄注：清浊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由此可见，《易纬》所谓的"太极"实际上就是"一"；《易纬》的"易始太极"实际上就是道家的"道生一"。但是，与道家《老子》有所不同的是，《易纬》在"易"与"一"（也称"浑沌"、"太极"）之间还增加了"太初"、"太始"、"太素"这样几个阶段，以此来详细说明由"易"是如何发展到产生天地的浑沌之气--"一"的。《乾坤凿度》曰："太易变教民不倦（郑玄注：圣人观太易之太变，使万类不倦，日用日增，日死日生，大化行也，有形之类生于无形者也），太初而后有太始（郑玄注：万类有形始生），太始而后有太素（郑玄注：万物素质者也，质素未离混元），有形始于弗形，有法始于弗法（郑玄注：太易，气未分；太初，气始见；太始，物有形；太素，万物素质由淳在）。。"。《乾凿度》也说："夫有形生于无形。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郑玄注：以其寂然无物，故名之曰太易）；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成而未离。"在此，《易纬》从"未见气"、无形无状的"易"，讲到了"气始见"的"太初"；又从"始有形"的"太始"，讲到了"始有质"的"太素"，最后才讲到了"■形质具而未离"的"浑沦"。"浑沦"即"浑沌"，也就是天地未分之前的"一"。《易纬》的这种把"易"到"浑混"（"一"）之间的"气"的衍化又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的看法，在《老子》那里是没有的，但这也并不是《易纬》的独创，实际上"太初"、"太始"、"太素"等概念也是源于道家的。"太初"一词，《庄子》中已经出现。《庄子·天地篇》云："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此处的"泰初"即"太初"。成玄英《庄子疏》曰：""泰"，太；"初"，始也。元气始萌，谓之太初。""太始"一词见于《淮南子》。《淮南子·天文训》说："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始（原作太昭，刊误，从王引之校正）。"《易纬》所讲的"太始"与《淮南子》在这里所说的"太始"，其含义是一样的，都是指"天地未形"之前的一种"冯冯翼翼"、"洞洞灟灟"的"气始形"的状态。"太素"一词，也见于《淮南子》。《淮南子·精神训》说："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本抱魄，以游于天地之樊。"又说："弃聪明而反太素"；《俶真训》也说："偃其聪明而抱其太素。"总之，不仅道家的"道生一"被《易纬》改造成了"易生一（太极）"，而且《易纬》在"易"与"一"之间增加的"太④　《易纬·乾凿度》。

初"、"太始"、"太素"几个"气"的衍化阶段也出于道家。

《老子》认为"道"生出浑沌未分的元气--"一"之后，"一"又生"二"。张岱年先生认为"二即天地"。与《老子》的看法一样，《易纬》也认为"天地"是由"一"分化出来的，只是《易纬》为了附会"■乾"、"■坤"二卦，有时又把"天地"称为"乾坤"罢了。《乾凿度》说："易无形畔，易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清浊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物有始有壮有究，故三画而成乾，乾坤相并，俱生物。"这就是说，由"易"而生出的"一"是"形变之始"；而由"形变之始"的"一"首先变出来的便是"天地"，即"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由于《易纬》有时把"一"又称作"太极"，因此，由"一"生出"天地"，有时也称为由"太极"而生"天地"。"孔子曰：易始于太极，太极分为二，故生天地（郑玄注：轻清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①这里的"太极"就是浑沌"一"，"太极生二"，就是"一生二"，而这个"二"就是"天地"。总之，"太易始著，太极成；太极成，乾坤行。。乾坤既行，太极大成。"②但是，《易纬》终究是一部纬书，它吸收道家的思想资料主要是为了建构其神学主义的思想体系。所以，在"天地"生成问题上，《易纬》与《老子》又有所区别。在《老子》看来，由"一"生"二"（"天地"），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没有什么人为的因素；而《易纬》为了神化其儒学圣人，又提出了所谓"圣人凿开天门"之说。即，有《易纬》看来，由浑沌元气分化为天地，是靠圣人把浑沌元气凿破，开上一个天门，天地与万类才得以从这个天门中产生出来。对于"乾凿度"这三个字，《易纬》作了这样的解释："乾凿度，圣人颐乾道浩大，以天门为名也。乾者，天也，川也，先也。凿者，开也。度者，路也（此句旧作："圣人开作度者，度路。""圣人开作"四字因下句而衍，据《黄氏日抄》卷五十七引校正）。圣人凿开天路，显彰化源。大天氏云：一大之物目天，一块之物目地，一■之■名浑沌，一气分■，是上圣凿破虚无，断气为二，缘物成三，天地之道不■。。得元气，澄阴阳，正易大行，万类生。"①《易纬》的这种以神化孔圣人为主要目的的创世神话与道家的那种"天道自然"观点的确是截然不同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易纬》的神学思想与道家毫无干涉。实际上，《易纬》的"凿开天门"的说法，其思想渊源却是道家。"天门"一词，在《老子》中多次出现。《老子》第十章说："天门开阖，能为雌乎？"第六章又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门，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由此可见，在《老子》看来，只有浑沌元气（"一"）不断分化而开辟出"天门"（"玄牝门"），宇宙万物才得以从中产生出来。不仅如此，《老子》还认为，"天门"的"开阖"与万物的产生纯属自然，与人无关，因此人应"守雌"、"无为"。而《易纬》一方面吸收了《老子》的思想，但同时为了其神学思想体系建构的需要，又把浑沌元气的自我分化神化成了儒家圣人--孔子的凿开之功。另外，"凿开浑沌"之说，在《庄子》中也早已出现。《庄子·应帝王》说："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

①　《易纬·乾凿度》。

②　《易纬·乾坤凿度》。

①　《易纬·乾坤凿度》。

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的这个寓言主要是要求人们顺应自然、纯朴无为，认为一切违反自然的人为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易纬》在吸收《庄子》"凿开浑沌"思想的同时，已经对《庄子》的思想进行了改造，不仅把倏忽变成了儒家圣人，而且把反对"凿开浑沌"变成了"凿开浑沌"是圣人之功。《易纬》的提法，虽与《庄子》本意有违。但《易纬》袭用了庄子"凿开浑沌"的思想以作为其宇宙创生的一个重要环节则是非常明显的。对此，《四库全书·易纬·御制题〈乾坤凿度〉》早有明言："《乾坤两凿度》，撰不知谁氏，矫称黄帝，言苍颉为修饰，以余观作者盖后于庄子。《南华》第七篇率已揭其旨，倏忽凿七窍，窍通浑沌死，乾坤即倏忽，浑沌实太始；乾坤既凿开，浑沌斯沦矣。"总之，《易纬》由"浑沌"而生"天地"的思想，主要来源于道家《老》、《庄》，应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在道家看来，由浑沌"元气"（"一"）分化为"二"（"天地"）之后，在天地间便有阴阳二气，这阴阳二气上下交流、冲击激荡达到"和"的状态而生成"万物"。道家的这种阴阳学说也被《易纬》吸收到了其思想体系中。《乾凿度》曰："乾坤者，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又说："乾坤，阴阳之主也。"这就是说，由浑沌元气"一"分化出天地后，便有阴阳二气在天地间流行。不仅如此，《易纬》为了附会《易经》的巽卦，还以巽卦（■）"为风门，亦为地户"，把"风"看作是天地间阴阳二气对流的结果，认为正是由于"气动风行"才使万物有"生"有"散"。《乾坤凿度》曰："■为风门，亦为地户。圣人曰：乾坤成，气风行，天地运动，由风气成也。上阳下阴，顺体入也。能入万物，成万物，扶天地生散万物，风以性者。圣人居天地之间，性禀阴阳之道，风为性体，因风正圣人性焉。《万形经》曰：二阳一阴，无形道也。风之发泄，由地出处，故曰地户；户者，牖户通天地之元气；天地不通，万物不蕃。"因此，在《易纬》看来，"乾坤成"后，便有"阴阳"--"上阳下阴"；但天地间的这阴阳二气并非凝固不动的，而是上下交流，以"使天地相通"；阴阳二气的交流、激荡便会形成"风气"，这"风气""能入万物，成万物"；反之，如果"天地不通"，则"万物不蕃"。这些看法与道家的阴阳学说并无二致。类似的说法在《易纬》的其他地方也有。如《乾凿度》曰："泰者，天地交通，阴阳用事，长养万物也；否者，天地不交通，阴阳不用事，止万物之长也。"《乾坤凿度》亦曰："坤气不和，物出不遂，气滞终沮，气满终，气化不永。"总之，天地生成后，通过阴阳二气的作用而生成万物不仅是道家的看法，也是《易纬》宇宙生成论的重要内容。

道家《老子》讲宇宙的生成，只是由"道"、"一"讲到"天地"与"阴阳"，并没有明确提出"四时"的概念。《黄帝四经》在继承《老子》"阴阳"观念的同时，又根据阴阳二气在一年的不同时间盛衰消长的不同状况，认为"阴阳"又可"离为四时"。《黄帝四经》的"四时观"也被《易纬》吸收到了其宇宙图式中。例如《乾凿度》说："孔子曰：易始于太极，太极分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节，故生四时。"这与《四经》的说法是一样的。

综上所述，与道家的"道→一（浑沌）→二（天地）→阴阳→四时"的宇宙生成图式相类似，《易纬》也有一个"易→太初→太始→大素→一（太极、浑沌）→天地（乾坤）→阴阳→四时"的宇宙生成系统。如果抛开《易纬》宇宙生成理论中的神学主义的内容，我们便会发现《易纬》的宇宙创生说基本上是对道家宇宙发生论的因袭，并没有太多创意。

2。《易纬》的"卦气说"与"太乙九宫说"

如上所述，在《易纬》的宇宙生成论中的确有不少道家思想的因素。但是，《易纬》作为汉代的一部著名的"纬书"，其吸收与利用道家思想资料绝不是为了要发扬道家的学说，而是出于其神化儒家经典--《易经》以建立庞大的神学思想体系的需要。因此，《易纬》在因袭道家的"天地"、"阴阳"、"四时"观念的同时，又进一步将《易经》八卦、六十四卦与一年"四时"、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三百六十五日全面配置了起来，并以此作为预决吉凶、推验人事的依据。这就是《易纬》的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的"卦气说"与"太乙九宫说"。

《易纬·乾凿度》有言曰："孔子曰：易始太极，太极分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于东方，位在二月；巽散之于东南，位在四月；离长之于南方，位在五月；坤养之于西南方，位在六月；兑收之于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于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于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终始于东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气终，则四正、四维之分明，生长收藏之道备。。。孔子曰：岁三百六十日而天气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备岁焉。。。孔子曰：乾坤，阴阳之主也。阳始于亥，形于丑。乾位于西北，阳祖微据始也。阴始于巳，形于未，据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阴之正也（郑注：阴气始于巳，生于午，形于未。阴道卑顺，不敢据始以敌，故立于正形之位）。"《易纬》的这套理论，我们在道家那里是无论如何也见不到的。这是《易纬》用"八卦"对"阴阳"、"四时"所作的神秘主义的解说。在这里，《易纬》以震、离、兑、坎四卦配入东、南、西、北四方，以艮、巽、坤、乾四卦配入四隅。这就是所谓的"四正、四维"。而这"四正"、"四维"便代表着一年四季的寒暑变化与阴阳二气在一年中的盛衰消长的状况。这八卦每卦都起作用，故称"用事"。因为一年有三百六十天，所以每卦"用事"四十五天。那么，"乾坤"是"阴阳之主"，为何不在"四正"而在"四维"呢？《易纬》认为这是因为"阳始于亥"，"阴始于巳"。由于"阳尊阴卑"，所以"阳"可以"祖微据始"，据于其开始的方位，而"阴道卑顺，不能据始以敌，故立于正形之位"。《易纬》的这种八卦方位可用图表示如下：■《易纬》不仅将八卦配入了四时，而且还将六十四卦进一步与一年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三百六十日全面配合了起来。首先，《易纬》在"四正卦"主管四时的基础上，又以四卦之二十四爻，来主管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即：坎六爻主冬至、大寒、小寒、立春、雨水，惊蛰；震六爻主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离六爻主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兑六爻主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除了"四正卦"外，还有六十卦，这六十卦称为杂卦。《易纬》又从六十杂卦中挑选了复、临、泰、大壮、■、乾、姤、遁、否、观、剥、坤十二卦代表一年中的十二个月。称为十二辟卦（天子卦），也叫十二消息卦。这十二卦是十二个月的主卦。那么，为什么要以这十二卦作为十二个月的主卦呢？这是因为在六十四卦中，这十二卦最能表现在一年之中阴阳的消息。复卦（■）上五爻皆阴独下一爻为阳；临卦（■）上四爻皆阴下二爻为阳；泰卦（■）上三爻为阴下三爻为阳；大壮（■）上二爻为阴下四爻为阳；■（■）上一爻为阴下五爻为阳；乾（■）六爻皆为阳；■（■）上五爻皆阳下一爻为阴；遁（■）上四爻皆阳下二爻为阴；否（■）上三爻为阳下三爻为阴；观（■）上二爻为阳下四爻为阴；剥（■）上一爻为阳下五爻为阴；坤（■）六爻皆为阴。因此，以复卦当十一月，以乾卦当四月，以■卦当五月，以坤卦当十月，可以表示出十二个月中阴阳盛衰的状况。所以，这十二卦是十二月的主卦。六十杂卦，除了十二天子卦外，还剩四十八卦。这四十八卦也按照公卦、侯卦、大夫卦、卿卦的顺序分配到十二个月中。这样，六十四卦中除四正卦的六十卦也全部被配入了四时之中，即"小过、蒙、益、渐、泰（寅）。需、随、晋、解、大壮（卯）。豫、讼、蛊、革、■（辰）。旅、师、比、小畜、乾（巳）。大有、家人、井、咸、姤（午）。鼎、丰、涣、履、遁（未）。恒、节、同人、损、否（申）。巽、萃、大畜、贲、观（酉）。归妹、无妄、明夷、困、剥（戌）。艮、既济、噬嗑、大过、坤（亥）。未济、蹇、颐、中孚、复（子）。屯、谦、睽、升、临（丑）。"①因此，一年有十二月，共六十卦，每月便可配五卦。《易纬》把六十卦配入"四时"之后，又进一步把六十卦与一年中的每一天配合了起来。《易纬》用四分历，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六十卦共三百六十爻，因此，每爻管一天正好三百六十天，还余下五又四分之一日。每日按八十分计算，共有四百二十分。再以六十卦分之，每卦可得七分。因此，《易纬》说"卦六日七分"。《易纬》通过这种复杂的配置过程，终于使一年四时、二十四节气、三百六十五日的阴阳二气的盛衰流转情况全部由六十四卦表现了出来。而这就是《易纬》的"卦气说"。《易纬》大讲特讲"卦气"理论，为的是能根据每天"卦气"的寒温清浊来推验人事的善恶。如果"易八卦之■，验应各如其法度，则阴阳和，六律调，风雨时，五谷成熟，人民取（聚）昌，此圣帝明之所以致太平法。"反之，如果卦气的运行流转失常，这便是"天神"发出的"谴告"："当卦之气，进则先时，退则后时，皆八卦之效也。夫卦之效也，皆指时卦当应。他卦■及至，其灾各以其冲应之，此天所以示告于人者也。"②因此，"诸卦气温寒清浊，各如其所"③，"善虽微细，必见吉端，恶虽纤芥，必有悔吝。"④除了"卦气说"外，《易纬》还有所谓的"太乙九宫说"。《乾凿度》曰："阳动而进，阴动而退，故阳以七、阴以八为彖。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象变之数若一。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阳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故太乙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易纬》的这段话是对《易经》卦爻变动的解说。易卦阳爻称九，阴爻称六，阴阳相合，九加六正好是十五，因此"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这就是"道"。阳气上升，以"息"（盛长）为特征，所以阳数变化是"阳动而进"。阳数为奇，故由一变七，由七变九。阴气下降，以"息"（衰微）为特征，所以阴数变化是"阴动而退。"阴为偶数，故由八变六，由六变二。"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

①　《易纬·稽览图》，据《四库全书》本。

②　《易纬·通卦验》，据《四库全书》本。

③　《易纬·稽览图》。

④　《易纬·乾凿度》。

正四维，皆合十五"，这实际上是古代数学上的"九宫算"。以八卦配九宫，其图如下：■4 9 23 5 78 1 6这种由"四正"、"四维"与中央组成的九宫，横看、竖看、斜看，都是十五，也就是所谓"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然而，《乾凿度》的"太一行九宫"与数学上的这种"幻方"①是有区别的，《易纬》并不是要研究数学，而是"利用数学所积累的知识来架设一个框架，以便囊括所有的天象和人事，占验吉凶祸福"②。不仅如此，根据郑玄的解释，《易纬》还直接把"太一"看作是"神"，即"天一、太一，主气元神"，认为"四正四维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宫。天一下行，犹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卒必复"。因此，作为道家的"元气"的"一"，在这里已变成了"主气"的神，它平时居于中央紫宫内，但象天子一样，它也常"下行"巡视八方，而"八卦"便是"太一神"外出巡狩时居住的地方。"天地→阴阳→四时"的自然哲学终于堕落成了世俗的神学。

3。《易纬》的"三纲五常"的封建意识《易纬》作为汉儒神化《易经》的作品，在大谈鬼神迷信、天地阴阳的同时，也忘不了讲儒家的"三纲五常"。《乾凿度》卷上说："《易》者，所以经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气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只要"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正"了，"于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也就是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封建道德的"三纲"是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除了"三纲"之外，《易纬》还以大量的篇幅对"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永恒合理性进行了论证。《乾凿度》卷上说："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夫万物始出于震；震，东方之卦也，阳气始生，受形之道也，故东方为仁。成于离；离，南方之卦也，阳得正于上，阴得正于下，尊卑之象定，礼之序也，故南方为礼。入于兑；兑，西方之卦也，阴用事而万物得其宜，义之理也，故西方为义。渐于坎；坎，北方之卦也，阴气形盛，阴阳气含闭，信之类也，故北方为信。夫四方之义，皆统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维。中央所以绳四方行也，智之决也，故中央为智。故道兴于仁，立于礼，理于义，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际也。圣人所以通天意，理人伦，而明至道也。"很显然，《易纬》的这段话，是用其"卦气说"来附会、说明"仁"、"义"、"礼"、"智"、"信"的封建主义的"五常""禀于五气"、合于"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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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国李约瑟博士曾说："幻方在中国出现的年代至少可以说比希腊要早两个世纪"。《中国科技史》等三卷第十九章第四节。

②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第451　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易纬》的这段论述，比董仲舒的以"五行"论证"忠"、"孝"更加系统而有条理，但也更加充满了神学色彩。

五、西汉末期的儒学改良运动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学开始一统天下。但在当时的"设科射策"的影响下，儒学本身也在逐步走向僵化，形成了一种"徒为章句"的烦琐学风。《汉书·儒林传》说："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不仅如此，在西汉中叶之后，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更进一步堕落成了谶纬神学，致使妖言怪说盛行朝野。这种以宗教预言为核心内容的谶纬神学的盛行，不仅可以被一些野心家所利用，而且农民阶级也可以利用它来发动政治暴动。例如《汉书·哀帝纪》载："（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这里所描述的就是关东饥民举着自造的西王母筹、利用宗教迷信而进行的一次规模盛大的政治示威活动，这是农民起义的先兆。由此可见，由僵化而进一步神化的儒学到西汉中后期已越来越丧失了其向被统治阶级进行道德教化以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的价值与功能，甚至还走向了它的反面。所以，到西汉末期，随着"农民战争的浪潮愈激而愈高，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物被现实所冲击而渐趋于清醒"，①他们在寻求解决社会、政治危机方案的同时，也开始了向诸子各家学习以改善儒学的运动。刘向、刘歆、扬雄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一）刘向、刘歆改良儒学的斗争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约生于公元前77　前（汉昭帝元凤四年），卒于公元前6年（汉哀帝建平元年）。是皇族楚元王的四世孙。刘向的时代，正是所谓"昭宣中兴"之后，西汉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时代。这时，统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已发展到一触即发的程度；统治阶级内部，宦官、外戚和以"拥刘安汉"为名的士大夫之间的斗争也非常激烈。元帝时，太傅肖望之、少傅周堪用事，提拔更生等一起辅政，图谋罢退当时擅权的外戚许氏、史氏和宦官弘恭、石显。这场斗争几经反复，肖望之自杀，周堪及其弟子张猛虽被复用，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周堪瘖哑而死，张猛自杀。更生曾生后被"下狱"、"免为庶人"，最后废居十余年。成帝即位后，石显等伏诛，"复进用，更名向"，官至光禄大夫。此时，外戚王氏擅权，"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体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之权。"②其实，刘向并不相信谶纬迷信，这从《新序》与《说苑》中可以看得出来。在《新序》与《说苑》中，刘向辑录了许多古代轶事、寓言，其目的就是要破破"勘舆"、"天命"、"卜筮"、"妖祥"、"鬼神"、"死人有知"等各种迷信。例如，他曾假借管仲之口说："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

①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2　卷。

②　《汉书·楚元王传》。

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①又曾假借孔丘之口说："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②那么，刘向又为何在《洪范五行传论》中大谈符瑞灾异呢？这确如《汉书》所指出的，是"为凤兄弟起此论也"，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

刘歆是刘向的少子，字子骏。他曾"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经、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③。刘向死后，他继承父业，辑六艺群书，列为《七略》。刘歆提倡《逸礼》、《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以对抗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今文经"，而受到了今文经学派的激烈反对，"惧诛，求出补吏"④，为河内、五原、涿郡太守。平帝时，王莽执政，受到重用，被提拔为右曹中大夫，后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王莽篡汉后，为国师。后谋诛王莽，事泄自杀。他曾著有《三统历谱》，最早推算出圆周率为　3.15047。

1。刘歆对今文经学的批评刘歆作为西汉末期的著名学者，他曾对西汉中叶以来盛极一时的今文经学进行过尖锐批评。他认为今文经学"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①，根本无法达到"用日少而畜德多"②，以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的目的，因此他要求"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尽快结束那种"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的烦琐的章句学风。除此之外，刘歆还对今文经学的以家法传授的弊端进行了指责，认为他们"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达到"党同门，妒道真"③的政治目的。刘歆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2。古文经学的兴起刘歆在对今文经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又竭力提倡古文经学。刘歆认为，当时太学中的博士们所传习的经典是在秦焚书之后、由汉初经师凭记忆口耳相传下来的，因此难免会有差错。所以这些用汉初文字记载下来的"今文经"是不完全的，不是全经，也不是真经。"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向民间，则有鲁国柏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④这就是说，在刘歆看来，只有"古文经"才是真经、全经；而"古文经"又有三个来源：一是鲁恭王在孔宅坏壁中的发

①　《说苑·建本》。

②　《说苑·辨物》。

③　见《汉书·楚元王传》。

④　《汉书·楚元王传》。

①　见《汉书·楚元王传》。

②　出自《汉书·艺文志》。

③　《汉书·楚元王传》。

④　以上引文见《汉书·刘歆传》。

现；二是宫庭秘府藏书的公开；三是民间经师的传习。这三者比较起来，当然是从坏壁中和秘府中得到的经典更加可靠。因此刘歆竭力主张将"古文经"《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为博士。其重点又在《左氏春秋》。因为刘歆认为，与通过"口说"流传下来而倍受尊崇的"公羊春秋"相比，《左氏春秋》是由左丘明执笔记录下来的孔子与左丘明一起研究鲁国历史的成果，因此它最能代表孔子的思想。刘歆说："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①在这里，我们除了注意刘歆所谓只有《左传》才是孔门真传之外；我们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在古文经学家刘歆的笔下，孔子已由今文经学中"受天命"的"圣王"和谶纬神学中作为"黑帝之子"的神还原成了一个研究古代制度文化的学者、还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谶纬神学的最大不同之处。

刘歆倡立古文经博士，在哀帝时未能实现。但平帝即位后，王莽为了改制代汉，开始推崇古文经，因此他为《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周官经》皆立了博士，古文经学在新朝时盛极一时，到东汉时又获得了更大发展，尤其是东汉后期，出了马融、许慎、郑玄等几位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他们深究经义，兼采今文之说，在学术上占有了压倒的优势。后来经过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今文经典丧失殆尽，而古文经学却流传不绝。事隔一千年之后，在清末时今文经学才重新出现。

3。刘氏父子对先秦诸子学的复兴刘向、刘歆父子是在儒学作为经学而一统天下之后，又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的重要人物。刘向在对《管子》、《晏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关尹子》、《子华子》以及《战国策》等著作进行了系统整理的基础上，认为它们皆有符合儒家经义的地方。例如，刘向说："《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①"荀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其书比于传记，可以为法"②。至于道家，刘向则认为"（道家）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兢，合于六经"③。除此之外，刘向还在《说苑》、《新序》中直接采用并假借诸子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见解，实际上这也是对诸子学的一种肯定。刘歆继承父业，他在《七略》中把儒家和诸子各家并列为十家，并认为各家可以互相补充："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不仅如此，刘歆还特别强调从诸

①　以上引文出自《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略"。

①　《全汉文·管子书录》。

②　《全汉文·孙卿书录》。

③　《全汉文·列子书录》。

子各家中汲取思想营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兼采各家之长，方能"通万方之略"。正如《易》中所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如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既然诸子各家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那么在当时"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的情况下，"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①这就是说，在刘歆看来，只有恢复诸子学的思想传统，才能在吸收各家思想长处的基础上，使儒学由僵化的经学、世俗的神学变为真正能够治国安民的"经世致用"之学。

刘向、刘歆父子在当时经学独尊的情况下，大力倡导研究诸子之学，对削弱官方学术思想的统治、解放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扬雄恢复正统儒学的努力及其创建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的尝试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生于西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卒于王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是西汉末期著名的哲学家与文学家。

扬雄出身于"世世以农桑为业"、"有田一■，有宅一区"、"家产不过十金"的小地主家庭。他"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少壮时，他刻意学习司马相如的辞赋，"常拟以为式"，并靠着这种抒写弘丽温雅的辞赋的本领，而受到了汉成帝的召见①。扬雄写赋，意在讽谏，但当他发现弘丽奢靡的辞赋不能取得讽谏的效果时，他便"辍不复为"了。因此，他在老年时，便把主要精力转向了理论研究。他不仅对当时极为盛行的谶纬神学进行了批评，而且还开始了创建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的尝试。扬雄"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②《太玄》从形式上看，是模仿《周易》而写的一部占筮之书，其实它并不是一部简单的筮书，而是一部体系庞大、思虑精深的巨著，它相当充分地显示了作者对于宇宙自然和社会人事种种现象的系统说明和独特理解，是扬雄建立起来的一个独具个性的思想体系。完成《太玄》之后，扬雄又模仿《论语》而写成了《法言》。在《法言》之中，扬雄非常详细地阐明了其儒学改良的思想，不权有对儒家神学的批判，有借孔子之名而复兴正统儒学的努力，而且还试图用道家的思想来补充儒学以使儒学更加完善。《太玄》与《法言》是我们研究扬雄思想的最主要的材料。

1。扬雄对于神学经学的批判和其好友刘歆一样，扬雄也是西汉末期对于今文经学与谶纬神学进行猛烈批判的重要人物之一。扬雄认为，"五经"本身并不烦琐，也没有什么"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是后来的儒者违背了"五经"本义而使儒学变得烦琐不堪、荒诞不经的。对此，他深为不满。他说："一閧（xiàng　巷）之市，不胜异意焉；一卷之书，不胜异说焉"③，儒家经典已被汉儒们搞得经义纷繁、支离破碎、严重失实。尤其令扬雄不能容忍的是，汉儒们不仅使儒家经典严重失实，而且还以"巫祝之术"加以宣扬，这实在是一种堕落。扬雄说："或

①　《汉文·艺文志》。

①　见《汉书·扬雄传》。

②　《汉书·扬雄传》。

③　《法言·学行》。

曰：甚矣，传书之不果也。曰：不果则不果矣，又以巫鼓。"①因此，在扬雄看来，汉代的经学虽标榜出于孔门，但并无孔学之实，用他的话来说便是："羊质而虎皮"。"或曰：有人焉，自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门，升其堂，伏其几，袭其裳，则可谓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质非也。敢问质？曰：羊质而虎皮。见草而说，见豺而战，忘其皮之虎矣。"②扬雄用"羊质而虎皮"的比喻批判汉代经学的支离烦琐与妖言荒诞是十分准确的。

2。扬雄恢复正统儒学的努力扬雄批判神学经学，为的是能够恢复孔子的正统儒学。在扬雄看来，孔丘是最大的圣人，孔丘的经典是最主要的经典。他说："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又说："山■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③因此，"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④，"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纲纪夷貉，或入于沱，或沦于汉。"⑤但是，扬雄认为自孔子死后，孔子圣道的发展与传播却由于"塞路者"的干扰而受到了阻碍。在古时有"杨墨塞路"，当时"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孟子。"①这里所说的"后之塞路者"就是指汉代的"欲仇（售）伪而假真"②、"羊质而五虎皮"③、"学也为利"的虚伪、烦琐荒诞的官方正统经学。因此，扬雄要象孟子那样扫除"塞路者"，为孔子儒学能在汉代健康发展开辟道路。

3。扬雄对于子学思想的吸收扬雄认为要使汉代儒学从烦琐不堪、荒诞不经的神学经学中摆脱出来，必须对于先秦儒家之外的其他诸子，尤其是道家学说的长处加以吸收，以补充孔孟儒学。扬雄说："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其槌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④又说："庄周有取乎？曰：少欲。邹衍有取乎？曰：自持。"⑤"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⑥"楚两龚（龚胜和龚舍）之絜，其清矣乎。蜀庄⑦（严遵，本姓庄，避明帝讳改庄为严）沈冥。蜀庄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号隋（隋侯之珠）和（卞和之璧）何以加诸？"⑧这就是说，在扬雄看来，无论

①　《法言·君子》。

②　见《法言·吾子》。

③　见《法言·君子》。

④　《法言·吾子》。

⑤　见《法言·君子》。

①　《法言·吾子》。

②　《法言·重黎》。

③　《法言·君子》。

④　《法言·问道》。

⑤　《法言·问道》。

⑥　《法言·吾子》。

⑦　严遵为扬雄之师，见《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⑧　《法言·问明》。

是老子、庄子还是屈原皆有可取之处，尤其是汉代蜀地的道家人物⑨严遵更值得称誉。在《解难》中，扬雄甚至还将孔、老并列了起来。扬雄说："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总之，扬雄认为以道家为主的其他诸子各家的学说也是有可取之处的，应分别加以研究以为我所用。扬雄的这种向子学学习的主张和刘歆是一脉相承的。

4。扬雄创建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的尝试扬雄在批判今文经学、谶纬神学的基础上，竭力主张复兴仲尼之道，俨然以孔学的捍卫者自居。但这并不是说扬雄要照搬先秦孔孟的学说而不允许有任何变通。实际上在扬雄看来，圣人之道是有因有革的，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因此，扬雄认为在继承、发扬先秦儒家正统的同时，还必须有所创新。他说："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①又说："可则因、否则革，""新则袭之，敝则益损之"②。如果一味地"以往圣人之法治将来，譬犹胶柱而调瑟，。。如独守仲尼之道，是漆也"③。所以扬雄批判"羊质而虎皮"的神学经学，为的是在继承儒学正统的基础上开创出一个新的儒学体系来。这个体系主要表现在他潜心精思之作--《太玄》之中。

《太玄》又称《太玄经》，在形式上是一部摹仿《周易》的占筮之书。

《太玄》在形式上对《周易》经的"因循"可用图表表示如下：④但是，扬雄制作《太玄》，除了"因"、"循"之外，更注重"革"、"化"。《太玄》虽仿《周易》，但又不同于《周易》、"其事则述，其书则作"⑤，强调在继承基础上的造作精神。因此，扬雄的《太玄》是⑨　关于严遵的道家思想，在本书"第六部分"中有详述。

①　《太玄·玄莹》。

②　《法言·问道》。

③　《法言·先知》。

④　此表是参考司马光《太玄集注·说玄》而制成的。

⑤　《法言·问神》。

《易》《太玄》《易》有所谓阴与阳（-与--）　《太玄》有一、二、三（-、--、---）《易》有重卦各为六爻《太玄》每首有方、州、部、家四重《易》以八卦相重为六十四卦《太玄》以一、二、三错于方、州部家，为八十一首《易》每卦六爻，合为三百八十四爻《太玄》每首九赞，合为七百二十九赞《易》有元、亨、利、贞《太玄》有罔、直、蒙、酋、冥《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太玄》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为三十六策，地则虚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太玄》揲之以三《易》有七、九、八、六"四象"　《太玄》有一、二、三"三摹"

《易》有"彖"　《玄》有"首"

《易》有"爻"　《玄》有"赞"

《易》有"象"　《玄》有"测"

《易》有《文言》《玄》有"文"

《易》有《系辞》《玄》有《摛》、《莹》、《掜》、《图》、《告》《易》有《说卦》《玄》有"数"

《易》有《序卦》《玄》有"冲"

《易》有《杂卦》《玄》有"错"

在模仿《周易》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根据《易传》的解释，"易"是按二分法发展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①而《太玄》中的"玄"却是按三分法发展的。《玄图》说："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技载数部，分正群家。"又说："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参分阳气，以为三重，极为九营。是为同本离末，天地之经也。旁通上下，万物并也，九营周流，始终贞也。始于十一月，终于十月，罗重九行，行四十日。"《玄图》中的这二段话，是扬雄对他的宇宙图式所作的集中描述。在这里，宇宙的最高本源--"玄"首先分三方，一方为天玄，二方为地玄，三方为人玄，这就是所谓"一玄都覆三方"。三方又各分为三，称为州，每方有三州，共为九州，这就是所谓"方同九州"。每州又各分为三，称为部，每州有三部，共有二十七部，这就是所谓的"枝载数部"；每部又各分为三，称为家，每部有三家，共为八十一家，这就是所谓"分正群家"。由"玄"到"方"到"州"到"部"到"家"的三分过程就是所谓"以三起"。不仅如此，《太玄》还认为，某方内的某州、某州内的某部、某部内的某家，皆称为"首"，相当于《周易》的卦，并摹仿《周易》的卦象用符号把它们表示了出来。第一方、第一州、第一部、第一家皆用"一"表示；第二方、第二州、第二部、第二家皆用"--"表示；第三方、第三州、第三部、第三家皆用"--"表示。每一首皆由表示方、州、部家的符号组成。例如第一方、第一州、第一部的第一家，即所谓"中首"，表示为"■；第一方、第一州、第一部的第二家，也就是所谓"周首"，则表示为"■"。如此配合，

①　《易传·系辞上》。

共有八十一首。每首有"首辞"，相当于《周易》的卦辞；每首有九赞，相当于《周易》的爻辞，共有七百二十九赞。而这就是所谓"以为三重，极为九营"。这样。扬雄的宇宙图式便完整地呈现出来了，有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和其所构成的八十一首以及其中的七百二十九赞。扬雄的这个庞大的宇宙结构可用图表示如下①：扬雄认为，这个宇宙图式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所以说："是为同本而离末，天地之经也"。在扬雄独创的这个烦琐但有序的宇宙系统中，他特别强调八十一首，因为在他看来用八十一首可以说明一年四时变化。而这就是所谓的"九营周流，始终贞也。始于十一月，终于十月，罗重九行，行四十日"。在扬雄看来，一年四季可分为九个阶段，每一阶段分配九个"首"，每一阶段中第一"首名"，即为这一阶段"天"的代表："一为中天，二为羡天，三为从天，四为更天，五为睟天，六为廓天，七为减天，八为沈天，九为成天。"①"九天"的特点，如《玄图》所说："诚有内者存乎"中"，宣而出者存乎"羡"，云行雨施存乎"从"，变节易度存乎"更"，珍光淳全存乎"睟"，虚中弘外存乎"廓"，削退消鄙存乎"减"，降队（同坠）幽藏存乎"沈"，考终性命存乎"成"。是故一至九者，阴阳消息之计邪。反而陈之，子则阳生于十一月，阴终于十月可见也。午则阴生于五月，阳终于四月可见也。生阳莫如子，生阴莫如午。西北则子美尽矣，东南则午美尽矣。"这就是说，从"一天"到"九天"就是阴阳二气的消长过程，在一年的循环中，阳生于子（中首，十一月，正北方），极盛于已（四月，东南），但盛极必衰，因此阳气在四月又称为终，实际上是至亥（十月，西北）才完全不发生作用。而阳气衰时，阴气便开始发生作用了。实际上阴生于午（应首，五月，正南方），极盛于亥（十月，西北）。而阴气十月极盛时已经开始走向衰微，故又称为"终"，实际上是到已（四月，东南）时才完全不起作用。在阴气衰时，阳气又开始发生作用了，所以"阳"又"生于子"。随着阴阳二气的消长和气候的变化，万物也表现出潜藏、萌生、生育、壮大、衰落、灭亡的过程。扬雄以两赞配一日，每首九赞，每"天"有九首，九九八十一赞，得四十日又半日，取其整数，"罗重九行，行四十日。"但七百二十九赞，只配得三百六十四日半，尚不足一年之数，因此扬雄又在八十一首之后加上了"踦"、"赢"两赞，以补满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半之数。

扬雄不仅把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赞配置到了四时之中，以说明阴阳二气在一年中的盛衰，而且还进一步把他的这个宇宙模式与五行联系了起来。他说："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四、九为金，为西方，为秋。。。二、七为火，为南方，为夏。。。一、六为水，为北方，为冬。。。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①因此，在每"天"的九首中，第一首、第六首为水；第二首、第七首为火；第三首、第八首为木；第四首、第九首为金；第五首为中央。在每首的九赞中，第一赞、第六赞为水；第二赞、第七赞为火，其余以此配合。场雄把这些数目编成了一个歌诀："一与六共余，二与七并明，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②总之，在扬雄看来，"鸿本

①　此图是据［明］叶子奇《太玄本旨》卷首之"一玄都覆三方图"绘成的。

①　见《太玄数》。

①　见《太玄数》。

②　《太玄图》。

五行，九位重施，上下相因，丑（类）在其中"③，五行的相生相尅，也是世界万物变化的原因。

扬雄通过把"首"、"赞"与四时、五行相配合建立起来了一个包含时间与空间的宇宙框架，而扬雄认为万事万物便蕴含生息于其中，即"五行迭王，四时不俱壮。。南北定位，东西通气。万物错离乎其中"④。例如："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日甲乙，辰寅卯，声角，色青，味酸，臭■，形诎信，生火，胜土，时生，藏脾，侟志，性仁，情喜，事貌，用恭，。。肃，徵旱，帝太昊，神句芒，星从其位。类为麟，为雷，为鼓，为恢声，为新，为躁，为户，为牖，为承，为叶，为绪，为赦，为解，为多子，为出，为予，为竹，为草，为果，为实，为鱼，为疏器，为规，为田，为木工，为矛，为青怪，为■，为狂。"①扬雄的这种配置，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依据，显得非常牵强附会，但它表明了作者要把万事万物皆纳入自己体系中的一种意图。综上所述，扬雄从宇宙最高本源"玄"讲到了构成"玄"的方、州、部、家；又从方、州、部、家讲到了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赞；并进而用"首"、"赞"来说明四时的变化与五行的运转。至此，扬雄独具特色的宇宙生成图式便建立起来了。在扬雄的这个无所不包的宇宙系统中，"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太玄》思想体系的中心概念。在此，我们有必要对扬雄的"玄"再单独作一些分析。首先，扬雄的"玄"是从《老子》来的。在《老子》那里，"玄"被用来形容一种幽暗深远而不可捉摸的性质。如《老子》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皦。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②在其他章中，又曾提到："玄牝"③、"玄览"④、"玄德"⑤、"玄通"⑥、"玄同"⑦等。扬雄把《老子》中的"玄"拿来加以改造，而成了宇宙万物的根本。其次，扬雄的"玄"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玄摛》曰："玄者，幽摛万物而不见形者也，资陶虚无而生乎规，■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开类，摛措阴阳而发气。一判一合，天地备矣；天日回行，刚柔接矣；还复其所，终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莹矣。"《太玄》的这段话是说，"玄"本身虽然是"不见其形"的，似乎是"虚无"，但从中可分化出阴阳，即"措擒阴阳而发气"。这阴阳二气一判一合，就成为天地，最后"幽擒万物"。不仅如此，扬雄还进一步说道："莹天功，明万物之谓阳也；幽无形，深不可测之谓阴也。阳知阳而不知阴，阴知阴而不知阳。知阴知阳，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①在这里，"玄"好象已经成了非阴非阳但又知阴知阳的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体，已经具有了浑沌未分的"元气"的意义。"元气"一词，在扬雄的著作中也的确出现过，如《解嘲》云：③　《太玄莹》。

④　《太玄告》。

①　《太玄数》。

②　《老子》第一章。

③　《老子》第六章。

④　《老子》第十章。

⑤　《老子》第十章。

⑥　《老子》第十五章。

⑦　《老子》第五十六章。

①　《太玄摛》。

"顾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叶扶疏，独说十余万言（按：十余万，字有误），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这就是说《太玄》之书中包含有"元气"。扬雄的遗文《覈灵赋》也云："自今推古，至于元气始化。"②总之，"玄"与"气"是有关系的，即使它本身不是"元气"，从"擒措阴阳而发气"来看，"玄"也是"气"的来源。正是由于"玄"与"气"息息相关，所以才有阴阳二气在方、州、部、家、首、赞配成的时间与空间的宇宙模式中周而复始地运行，才有四时的变化与万事万物的生息。因此，在扬雄看来，作为宇宙最高本源的"玄"并不是"玄而又玄"、不可捉摸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含义。在扬雄这里，既没有《易纬》所谓的"圣人凿开之功"，也没有今文经学家的灾异符瑞之说；即没有神，也没有帝，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皆按其固有的规律运行着。扬雄的这套宇宙生成理论，虽然还摆脱不了汉代流行的"阴阳→四时→五行"的模式，但它把汉代中叶以来这个模式中的宗教迷信成分清除了出去，这有着与正统的官方哲学相对立的意义，并对后来的无神论思想家桓橝与王充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是，扬雄批判神学经学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一个以"太玄"为中心的新的思想体系。其目的只是要克服今文经学与谶纬神学的神学弊端，以使经学更好地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而绝不是要彻底否定与推翻儒家经学。因此，虽然扬雄殚精竭虑地营建了一个与今文经学、谶纬神学大不相同的庞大的宇宙生成系统，但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是与今文经学、谶纬神学基本一致的--都是要对形而下的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进行形而上的理论论证。所以，扬雄在对形而上的宇宙结构进行论述的同时，也大力鼓吹"君臣父子"与"仁义道德"。扬雄说："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君臣父子夫妇之道。"①又说："日月往来，一寒一暑，律则成物，历则偏时，律历交道，圣人以谋。昼以好之，夜以丑之，一昼一夜，阴阳分索。夜道极阴，昼道极阳，牝牡群贞以擒吉凶，则君臣父子夫妇之道辨矣。"②还说："夫天地设贵贱序，四时行故父子继，律历陈故君臣理。"③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三纲"是以"玄"与"天地"、"阴阳"、"四时"为本的。这种看法，与董仲舒的今文经学没有任何差别。不仅如此，"玄"作为"欲违则不能，嘿（顺从）则得其所"的总规律。其作用也体现为人们的道德准则："故玄者，用之至也。见而知之者，智也；视而爱之者，仁也；断而决之者，勇也。。。理生昆群兼爱之谓仁也，列敌度宜之谓义也，秉道德仁义而施之谓业也。"④这就是说"仁义道德"也是以形而上的"玄"为依据的。

由此可见，扬雄并未跳出经学的框子，他批判经学神学只是要求改良、完善儒学而已。

②　《太平御览》引。

①　《太玄图》。

②　《太玄摛》。

③　《太玄摛》。

④　《太玄摛》。

六、两汉之际的道家"老学"

西汉初期以道家"黄老"治国，《黄帝四经》与道家《老子》皆倍受尊崇。但在当时，《黄帝四经》所起的政治、经济作用比较显著，而道家《老子》的作用则比较隐微。自从董仲舒全面吸收了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黄老之学"的思想精华并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黄老"之中《黄帝四经》一派的思想已开始走向衰落，但"黄老"之中的《老子》一派的思想却随着西汉中叶以来汉代社会由稳定走向动荡而日益盛行起来，逐渐成了人们在乱世中"避祸自保"、"养志修道"的精神慰藉。

（一）道家"老学"在两汉之际的昌兴两汉之际，面对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与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遂感到富贵荣华乃"浮云"，"保终性命"才是"真"，而且王莽之篡汉也粉碎了许多儒者对君臣礼仪的信仰，于是他们便纷纷遁入了道家"老学"、"隐匿山野"、"养志修道"去了。这些人中，大多数是政治上不太得势的中小地主，也有的来自"著姓"之家；他们之中有西汉中叶以来失势的道家《黄帝四经》一派的信徒，而大多数则是由儒家遁入"老学"的。这批人在当时为数众多，范晔在《后汉书》中曾单独为他们列"传"。现据《后汉书·逸民传》和其他有关史籍的记载，将两汉之际有名可考的"隐逸山野"、信奉道家"老学"的"逸民"列表如下：姓名经济状况隐逸时间隐前思想隐后主要事迹说明严君平①以卜筮为业，得钱自养王莽篡治闭肆下帘而授《老子》王莽篡治，遂隐遁焬和，盖上世之真人也由老学到隐士著《老子指归》向长贫无资食王莽新政前通《老》、《易》探生死之道，"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终由老学到隐士逢萌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王莽新政之明通《春秋经》客居辽东，后至劳山，"养志修道"，拒不入仕由儒学到老学周党少孤受辱王莽新朝之前读《春秋》不受光武之征，自陈愿守所老，隐黾池由儒学到老学王霸茅屋蓬户王莽时少有清节不称臣，隐居守老严光少有高名，光武同学不受光武召，守老于富阳山戴良家富王莽后不拘礼仪拒不入仕，隐江夏山中梁鸿家贫而尚节介王莽后受业太学，不为章句携妻隐于霸陵山，耕织为业，弹琴自娱高凤家以农亩为业王莽之后少为书生，后为名儒拒不入仕，隐身渔钓，终于家由儒入老台佟采药为业东汉之前隐武安山，"保终性命"，"存神养和"

韩康家世著姓东汉初不受征召，隐霸陵山矫慎东汉初少好"黄老"　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不入仕由"黄学"入"老学"

除此之外，当时信奉"老学"的隐士还有很多，这在《后汉书·逸民传》与《后汉书》的其他地方随处可见，兹不详列。

从表中所列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两汉之际的隐士，除了个别是来自富户著姓之外，绝大多数属于"学儒"而"家贫"的中小地主，他们背弃儒家而遁入道家，是与西汉后期和王莽时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激烈权争以及接踵而来的农民起义密切相关的。仕途的渺茫与社会的动荡使他们感到祸福难保、生死无常，而他们既没有坚强的实力以应付危难的局面，又不愿加入到农民起义的洪流之中去。因此他们只好逃入山野以"保终性命"，并以道家"老学"来慰藉其无可奈何的灵魂。至于从西汉中叶以来就已失势的《黄帝四经》一派的信徒，其遁入"老学"则比一般儒者有着更为便利的条件。《黄帝四经》与《老子》本来都属"道家"，《四经》的"无为"与《老子》的"无为"也只有一步之差。既然以"有为"为前提的"无为"无法实行，便也只好当隐士以绝对"无为"了。

由先秦隐士老子所创立的道家"老学"，虽然自汉初以来一直有人在研读它，但两汉之际才是它赢得的第一次昌兴。自此之后，则有更多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信奉"老学"，道家"老学"影响汉代社会的时代已经到来。（二）《老子指归》与《老子河上公章句》考辨在两汉之际的"老学"思潮中，涌现出了一批研究道家"老学"的著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老子指归》与《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指归》的作者是生活于西汉末期并在王莽篡汉时遁隐焬和的著名老学家--严遵；《老子河上公章句》则是两汉间托名河上公的隐士所作。《指归》受当时盛行的今文经学的学风影响较深，主要是以"义理"方面阐发《老子》的思想，并夹杂有不少在当时泛滥成灾的"符瑞"、"灾异"之言；《章句》则主要采用了古文经学的解经方法，着重训说《老子》之本意，文字也较古朴简约，而且基本上不讲符瑞与实异。但《指归》与《章句》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无论是《指归》还是《章句》皆以探求避祸自保、"存神养和"、"保终性命"之道为己任，这既与先秦的《老子》有所不同，更与汉初"黄老之学"迥异，实为两汉之际隐士们在乱世中求生存的心态的一种反映。

严遵，本姓庄，字君平，蜀郡成都人。班固作汉书避明帝刘庄之讳更"庄"为"严"，故称严君平。君平为汉末高人隐士，秉性淡泊。他认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于是以"卜筮"为业，通过占卜劝人从善："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他常设摊于成都街市，每天只为几个人占卜，"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援《老子》"①。扬雄少时便曾从君平学，后来扬雄显名京师，在朝廷中还常称君平道德高尚，认为君平"蜀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隋、和何以加诸"②。君平博览群书，广学多识，"依老子、严周③之指"④，著成《老子指归》一书。该书在清以前无人疑其伪者。晋常璩《华阳国志》载："严君平著《指归》，为道书之宗。"《隋书·经籍志》、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唐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皆有著录。三国、魏晋、南北朝、唐、宋、元，历代都有人论及和引征此书。自清代学者全祖望和《四库全书》馆臣首先异议，定其为"赝托"之作，《老子指归》是否为汉时严遵所著才成为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许多人蹈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说，不加辨析，便同声指斥《老子指归》为伪书。例如，丁寿昌说："严君平《道德》之论，兴于明季。"①章太炎说："严君平《指归》者亦非质信之书。"②王重民说严遵《老子指归》"今所传本为元、明人伪作，盖已成定谳。"③张心澂《伪书通考》也以《四库》之说为是。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人们对此书未给予充足的重视，而使这部诞生于西汉末期的重要的"道家老学"巨著的理论价值不能为世人所周知。因此，我们在此有必要作一些说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谷神子注本，晁氏尚著十三卷，不云佚阙，此本载谷神子序乃云："陈、隋之间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论德篇，因猎其诈舛，定为六卷"，与晁氏所录亦显相背触。且既云佚其上经，何以《说目》一篇独存？至于所引庄子，今本无者十六七，不应遵之所取，皆向、郭之所

①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②　扬雄《法言·问明》。

③　颜师古曰："严周即庄周"。

④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①　《睦州存稿·颐志斋藏书序》。

②　《菿汉微言》。

③　《老子考》。

弃。"因此，《提要》认为《指归》是"能文之士所赝讬"。全祖望在《鲒■亭集外编·读道德指归》中也说："予并疑是书乃赝本，非君平作也。《汉志》于《老子》所录有四家，。。使君平有之，不应不见于《志》，。。且予观其文，亦颇不类西京人语。"总括两者所言，其疑《指归》为赝品的原因主要有这样几点：（1）既然唐朝谷神子已说《指归》在陈、隋间"已佚大半"，为何南宋晁公武"不云佚阙"？（2）既然说上经已佚，为何作为序言的《说目》独存？（3）《指归》引《庄子》语甚多，为何这些引语不见于今《庄子》中？难道君平所引皆为向秀、郭象所弃吗？（4）既然汉末严遵有《指归》一书，为何班固在《汉书》中不予著录？（5）《指归》之文"不类西京人语"。

现在看起来，《四库提要》与全祖望的这些怀疑，皆难以成立：（1）《指归》的卷数，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说有十四卷；《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十一卷；两《唐书》皆著录《指归》为十四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老子指归》十三卷，右汉严遵君平撰，谷神子注"；《宋史·艺文志》著录"《老子指归》十三卷"。由此可见，从六朝到唐，《指归》曾有十一卷、十三卷、十四卷三种本子，宋以后只有十三卷本流传。及至明初，姚舜咨的《指归》钞本只存七至十三卷。明代编纂的《正统道藏》本《道德真经指归》也只存七至十三卷。这说明在元、明之际，《指归》的道经部分已佚。明朝胡震亨在编纂《秘册汇函》时，遂将《指归》仅存德经部分改为一至六卷，又删去了《老子》原文，而以所注《老子》章首的几个字作为篇名，还将谷神子《经目》末尾的注文改编为谷神子《道德指归论序》，并妄增数语，移于卷目。因此，正如清光绪年间成都学者唐鸿学所说，所谓"陈、隋之际，已逸其半"，乃是"明季妄人以原书序目之小注赝充，又伪续谷神子数语"所致①，而《四库》馆臣所据的《指归》便是这个经过胡氏增篡过的版本，所以这才有"陈、隋之间已佚其半"、而晁公武"不云佚阙"的矛盾。（2）汉人著书，多将序目置于卷末。《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淮南子·要略》皆如此。《君平说二经目》是《指归》的序言，《指归》在元、明之际已佚上经，因此下经和卷末的《说目》尚存这是很自然的事。只是后人又将《说目》移到了卷首而已。（3）关于《指归》"所引《庄子》"，"皆向、郭之所弃"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四库》馆臣误将汉代本姓庄（因避明帝讳而改"庄"为"严"）的严遵的自称与先秦庄周相混淆所造成的。对此陆心源在《群书校补》卷六十四中曾明确说过："庄子即遵也，非庄周书也。""或以所称庄子为周书所无，并疑此书之伪，则傎矣。"（4）为何班固明知严遵"著《指归》十余万言"，而在《汉志》中却不加以著录呢？这是因为《汉书·艺文志》取自刘歆《七略》，所著录的主要是中秘藏书，对于当时的民间之书并不是都能著录的。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所辑《汉志》未收录的书就有三百多部。因此《指归》不见于《汉志》并不足怪。（5）至于说《指归》"不类西京人语"，那更是信口所说，毫无根据。《指归》一书大都用韵，其文近于《淮南》。《指归》中所说的，"昔强秦大楚，灭诸侯，并郡邑，富有国家，贵为天子，权倾天下，。。亡国破家，身分为数。。。及至神汉将兴，遯逃龙隐，万民求之遂不得免"①，完全是汉人的口吻；卷九

①　唐氏所刊《道德真经指归》跋。

①　《老子指归》卷十三。

中的"家一吏、里一令、乡一仓、亭一库"的说法，也正是西汉时的制度；另外，由于《指归》一书成于西汉末期，而当时正是今文经学与谶纬神学甚嚣尘上之时，因此受其影响，《指归》中也夹杂着一些灾异符瑞之言。例如卷八说："天心合洽，万物丰熟，嘉详屡臻，吉符并集"，卷九说："吉祥之应，福德之至，如影之与形，响之应声，非有期会，动若俱生"，卷十三又说："将欲有为必稽之天，将欲有行必验符信"。这就进一步证明《指归》确为西汉末期的严遵所作。

除了《指归》外，两汉之际还有另一部重要的老学著作，这就是《河上公老子章句》。此书不仅保存了《老子》经文的一种古老版本，而且它对《老子》所作的解说与发挥也典型地反映了在两汉之际逃离战乱、隐居山野的隐士们求生避死、养精保神的心态。

关于《章句》一书的作者，历史上有两种说法：西晋皇甫谧认为，《章句》是由河上丈人所作，其言曰："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国人也，明老子之术，自匿姓名，居河上湄，著《老子章句》"①；东晋葛玄则认为，《章句》为河上公所作，"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汉孝文帝时，结草为菴于河之滨，常读《老子道德经》"，汉文帝喜好《老子》之言，曾派人向他请教过《老子》之大义，"河上公即授素书《老子道德经章句》二卷"②。《隋书·经籍志》也采用这一说法，谓《章句》"汉文帝时，河上公注"。对此，王明先生曾进行过详细考证，认为河上丈人实有其人，生当战国之末，未注《老子》，而河上公并无其人，今传《章句》是后人依托"河上公"之名而作。③那么，《章句》一书到底是何时之人依托"河上公"之名而作的呢？也就是说，《河上公老子章句》到底是哪个历史时期的作品呢？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意见是：（1）此书绝非文帝时期的作品。西汉初期，政局不稳，百废待兴，汉文帝所崇尚的主要是可运用于政治实践的以文武兼备、刑德并用、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为主要内容的道家《黄帝四经》的思想，《章句》中的那种专谈怀道抱一、养精蓄气、求生避死的思想倾向显然与文帝时的情形不符。这一点，我们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已有详述，兹不赘言。（2）《章句》中的养生论与东汉时的"黄老神仙之术"也是不同的。《章句》虽大谈专精守气、知足无欲以求长存，但《章句》并没有讲如何成仙，甚至也不大讲肉体的长生不老。《章句》所说的"爱精养气"以长生，主要是指"益寿延年"，即："修道于身，爱气养神，益寿延年，其德如是，乃为真人。"在修道于身的基础上，《章句》还要求修道于乡、于国、于天下："修道于乡，尊敬长老，爱养幼小，教诲愚鄙，其德如是，乃无不覆及也"；"修道于国，则君信臣忠，仁义自生，礼乐自兴，政平无私，其德如是，乃为丰厚也"；"修道于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应上，信如影响，其德如是，乃为普博"①。因此，《章句》虽大谈修身，大讲求生避死，但并未忘讲治国。这与专讲肉体成仙的"黄老道术"是不同的。（3）《章句》当出于两汉之际的隐士之手。这不仅因为，《章句》的思想倾向与两汉之际的大批由儒士转为信奉道家"老学"的隐士们的心态--虽避祸自保于山野

①　《高士传》。

②　《道德经序诀》。

③　见王明《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①　《修观第五十四》。

但无法忘怀儒家的"仁义礼乐、君信臣忠、尊老爱小"的道德理想，是完全相符的；而且因为，《章句》注《老》的方法与采用的体裁，也明显地受到了在西汉末、王莽时兴起的古文经学注重训说经文本意而不奢谈符瑞灾异的学风的影响。与《指归》在今文经学影响下着重阐发"经"中的"义理"不同，《章句》注《老》则严格按照《老子》经文来加以解说，其解释也基本上合于《老子》本意；文字也不象《指归》那样敷畅微旨、深闳大论，而是古朴简约。这些都是受西汉末、王莽时兴盛一时的"古文经学"影响所致。因此，我们虽然不能明确地考证出《章句》出于两汉之际的哪个隐士之手，但我们认为《章句》是两汉之际的隐士们的作品，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三）《老子指归》的道家思想严遵的《老子指归》是西汉末期阐释与发挥《老子》之旨的重要的道家著作。在这部书中，严遵以《老子》思想为中心，又吸收《庄子》与《黄帝四经》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宇宙观为基础包括养生论、政治观在内的独特的思想体系。

1。《老子指归》的宇宙观在我国历史上，阐发《老子》之旨的著作甚多，但随着时代不同，其阐发也随之而变化，正如王利器先生引杜道坚《玄经原旨发挥》所说："道与世降，时有不同，注者多随代所尚，各自成其心而师之，故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唐人、宋人注者为"唐老子"、"宋老子"。"①君平是汉人，因此其注《老子》必然带有汉人注《老》的特点。在宇宙观方面，汉代最为盛行的是宇宙生成论，许多哲学家都把宇宙生成论作为其哲学思想的基础。《指归》也是如此，它以《老子》思想为主，又兼采汉代关于宇宙生成的一些流行看法，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宇宙演化学说。

《指归》卷七曰："天地所由，物类所以：道为之元，德为之始，神明为宗，太和为祖。道有深微，德有厚薄，神有清浊，和有高下。清者为天，浊者为地。。"这就是说，在严遵看来，"道"是天地与万物的本源，"德"是天地与万物的起始，"神明"是天地与万物的宗主，"太和"是天地与万物的祖先。宇宙的生化过程就是由"道"到"德"到"神明"到"太和"再到天地与万物的过程。这种说法，在《指归》的其他地方也有。例如宋代张君房《云笈七韱》卷一引《指归》曰："太上之象，莫高乎道德，其次莫乎神明，其次莫大乎太和，其次莫宗乎天地，其次莫著乎阴阳，其次莫明乎大圣。夫道德所以可道而不可原也，神明所以可存而不可伸也，太和所以可体而不可化也，天地所以可行而不可宣也，阴阳所以可用而不可传也。"在这里，除了由"道德"讲到"神明"、由"神明"讲到"太和"之外，还对"道德"、"神明"、"太和"的特点作了描述。不仅如此，严遵还进一步认为，由"道德"、"神明"、"太和"到"天地"、"万物"的过程是一个"有生于无"的过程。天地与万物因为具有一定的形象，故称为"实有"，而产生天地与万物的"道德"、"神明"与"太和"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故称为"虚无"。因此，宇宙万物的产生过程便是"由无入有"的过程，即："无者生有形者。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

①　王利器《道藏本〈道德真经指归〉，提要》。

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有生于无，实生于虚，亦以明矣。"①但是，《指归》并没有把"天地"之前的"虚无"看作是一种凝固不变的状态，而是认为由"道德"到"神明"到"太和"是一个极度"虚无"到相对"虚无"并逐渐趋向"实有"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严遵在《指归》卷八论述到，"道"是最大的"虚无"，它"无无无始，不可存在；无形无声，不可视听；禀无授有，不可言道；无无无之无，始未始之始，万物所由，性命所以，无有所名者谓之道"；"德"是次一等的"虚无"。"德"在《指归》中又称为"一"。《指归》卷七曾说过，"一者，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于神为无，于道为有，于神为大，于道为小。"很明显这里所谓的"一"就是处于"道"之下、又位于"神明"、"太和"之上的"德"。在严遵看来，这个"一"是由"虚之虚"的"道"生出的仅次于"道"之"虚无"的"虚无"，它"轻而不发，重而不止，阳而无表，阴而无裹；既无上下，又无左右，。。怀壤空虚，包裹未有，无形无名，芒芒。。。。，混混沌沌，冥冥不可稽之，亡于声色，莫之与比；指之无响，搏之无有，。。无终无始，万物之庐，为太初首者，故谓之一。""神明"是又次一等的"虚无"。"神明"也就是"二"。《指归》说："一以虚，故能生二。二物并兴，妙妙纤微，。。光耀玄冥，无响无存；。。不可逐以声，不可逃以形：谓之神明。""二"（"神明"）产生之后，"二以无之无，故能生三。"而这"三"是更次一等的"虚无"。"三"就是指《老子》所说的阴阳二气与和气。"三物俱生，浑浑茫茫，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搏之不得其绪，望之不睹其门，。。一清一浊，与和俱行，天人所始，未有形朕圻堮，根系于一，受命于神者，谓之三。"由"三"便产生万物："三以无，故能生万物。清浊以分，高卑以陈，阴阳以别，和气流行，三光运，群类生。有形臠可因循者，有声色可见闻者谓之万物。"因此严遵总结说："万物之生也，皆元于虚、始于无。"①在这里，严遵虽然继承了《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与"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说法，但严遵的论述显然比《老子》的说法更加细致，《老子》的许多没有交待清楚的地方，严遵都进行了系统的说明。不仅如此，严遵还采纳了自西汉中叶以来的关于宇宙生成的流行说法，在"道"、"德"、"神明"、"太和"、"天地"之外，又加上了"阴阳"、"四时"与"五行"。《指归》卷八说："道德之化，天地之数，一阴一阳，分为四时，离为五行。"卷十二也说："夫天地之道，一阴一阳，分为四时，离为五行，流为万物。"但是，与《春秋繁露》、《易纬》、《太玄》等书有所不同的是，《指归》讲宇宙万物的化生并不是为了说明四时的盛衰、阴阳的消长与五行方位的转移，其中已经蕴含着探求天地间万事万物产生的原因、存在与变化的依据的意图。因此，在《指归》的宇宙化生论中已含有本体论的意思。严遵认为，天地间任何具体的事物皆有一定的局限性，都不能穷尽和包容天地万物，因此能够统一万有并能决定其存在的只能是非物非有--"虚无"。"虚无"没有形碍，没有局限，故能无所不包、

①　《老子指归》卷八。

①　以上引文皆出于《老子指归》卷八。

无所不入、无所不制。《指归》说："故使天为天者，非天也；使人为人者，非人也。何以明之？庄子（严遵自称）曰：夫人形腐，何以取之？聪明感应，何所得之？变化终始，孰者为之？由此观之，有生于无，实生于虚，亦以明矣。"又说："夫天地有类而道德无形，有类之徒莫不有数，无形之物无有穷极。"还说："道体虚无而万物有形，无有状貌而万物方圆，寂然无音而万物有声。由此观之，。。然生于不然，存生于不存，亦明矣。"总之，在严遵看来，只有"虚无"才是无限的、根本的，是一切实有赖以存在的依据，是宇宙的本体。严遵的这种"以虚无为本"的思想，对魏晋玄学"贵无论"的产生有重大影响，宋晁说之甚至认为："王弼的《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①但是，与玄学相比较，《指归》只是从宇宙生成论到本体论的中介，还不是纯粹的本体论哲学。这是《指归》宇宙观的基本特征。

2。《老子指归》的养生论《老子指归》作为两汉之际隐士们的代表之作，以探求如何在乱世中"保终性命"为主要内容的养生论，是其重要内容。

严遵认为，天下的所有生物没有不要保全性命的，性命对于一切生物来说都是至为重要的。他说："自古及今，飞鸟走兽、含气有类之属，未有不欲得而全其性命者也"①，而人作为"道德神明陶冶变化"的结果，不仅有与其他生物不同的"大形"，而且"动作便利，耳目聪明"，人也就更应珍惜世界本源"道德"赋予自己的身性。因此，在严遵看来，"祸极于死，福极于生"②，重身养生、保终性命是人生在世应做的最紧要的事。严遵的这些看法，是两汉之际隐士阶层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心态的典型反映。

那么，如何才能保全自己的身性呢？严遵认为，最主要的办法就是"保精养神"，因为"身之所以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为我者，以有神也"③。只要"虚心以静气，专精以积神"④，只要"重神爱气"、"精神专固"，就能"筋骨便利，耳目聪明，肌肤润泽，面理有光"，就能"生生青青，身体轻劲，美好难终"⑤。而要做到"保精养神"，则必须"无欲"、"无取"、不为名利所动，因为"无欲则静，静则虚，虚则实，实则神"⑥。反之，如果"重天下而轻其神，贵名势而贱其身"，"陷于欲得，溺于求生"，就必然会"离散精神"、"开于危殆"、"塞于万全"⑦，不仅不能保全身性，而且还会使自己陷于死地。因此，在严遵看来，要长生久存，延年益寿，最好是"体道同德，绝名除利，立我于无身"，这样便能"信顺之间，足以存神；室家之业，足以终年。常自然，故不可杀；处虚无，故不可中；细名轻物，故不可污；欲不欲，故能长荣。。。动顺天地，故不可危；殊利异害，故能常然。是以精深而不拔，神固而不脱；魁如天地，照如日月；既精且神，

①　引自晁说之为王弼《老子注》所作的《记》。

①　《老子指归》卷十。

②　《老子指归》卷八。

③　《老子指归》卷九。

④　张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引。

⑤　《老子指归》卷九。

⑥　《老子指归》卷十二。

⑦　《老子指归》卷十。

以保其身；知足而止，故能长存"①。在《指归》卷十中，严遵还进一步认为人应"比于婴儿"，"以含德和神而体童蒙"。要求人们象赤子那样"生不生之生，身不身之身，用无用之用，闻无闻之闻，无为无事，无意无心"②，不仅无所作为、无所欲求，而且要没有意念，没有想望，过一种原始的纯朴生活。这样的人"鼓腹而乐，俯仰而娱，食草而美，饮水而甘。乔木之下，精神得全；岩穴之中，心意常欢"③。为了断绝世俗生活对自己的影响，严遵进而主张遁隐，认为人应逃居山野、避俗而居，过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样就可以固守精神。不为物役，得享天年。《指归》说："浮于贵贱之野，固守我之精神；遁隐无形之境，放佚荒荡之乡；贫贱不以为辱，富贵不以为荣，。。无取无与，无得无去，闭门杜户，绝端灭绪。神明为制，道为中主。。。赏与不能加，赋税下能取，爵禄不能高，贫贱不能下。无奈万物何，故万物不能役；无以天下为，故天下不能有也。"④总之，遁隐是两汉之际隐士们的人生归宿，是大批在乱世中求生存的中小地主与儒生们的基本的人生态度，是两汉之际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人生哲学。

3。《老子指归》的政治观《老子指归》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在于阐述道家的"无为而治"。《指归》认为"有为乱之首也，无为治之元也"，"无为之为，成遂无穷"①。但是，《指归》在本《老子》之旨阐述"无为"之道时，已经吸收了不少在汉初盛极一时的道家"黄老"的代表作之一--《黄帝四经》的思想。因此，《指归》的"无为"并不是绝对"无为"，而是指"以有为为前提的无为"，是"君无为而臣有为"。《指归》卷九"出生入死章"云："尊天敬地，不敢亡先；修身正法，去己任人；察实定名，顺物和神；参伍左右，前后相连；随时循理，曲因其当；万物并作，归之自然；此治国之无为也。"《指归》的这段话中所讲的"无为"，概括起来有这样二层含义：①《指归》所说的"无为"是在法度已正、名实已定基础上的"无为"，是《黄帝四经》的"以有为为前提的无为"；②《指归》所说的"无为"是指君主在"修身正法"之后，"去己任人"而使"参伍左右"奉法行事，也就是《黄帝四经》的"君无为而臣有为"。对于这种"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无为之术"，《指归》卷十二有更详细的论述。《指归》说："帝王之道，。。目无所视，耳无所听，心无所图，口无所言；前后左右各有所任，。。百官趋职，主无与焉。"这样，事虽出于臣，但功却归于君，君主无为而天下已大治。反之，如果"释臣任主"，则"君之威势灭而不扬，奸雄豪特令行禁止；百官冤结，万方失理。"因此，《指归》认为君臣异道，不可改变："君道在阴，臣道在阳。。。人君有分，群臣有职；审分明职，不可相代；各守其圆，大道乃得。"

除了"无为"外，《指归》将《黄帝四经》的"阴阳刑德"思想也吸收到了其政治思想中。《四经》以阴阳比刑德，主张刑德并用、先德后刑。《指归》也有这样的看法："天地之道，一阴一阳；阳气主德，阴气主刑"①，"有

①　《老子指归》卷八。

②　《老子指归》卷十。

③　《老子指归》卷十。

④　《老子指归》卷十。

①　《老子指归》卷八。

①　《老子指归》卷十。

威无德，民不可治；有德无威，宗庙必倾"。所以，"夫德之与兵，若天之与地，阴之与阳，威德文武，表里相当"②。《指归》的这些话与《四经》一模一样。不仅如此，与《四经》认为"先德后刑"一样，《指归》也说："德原泽深，无所不胜，小变为大，弱转为强，轻化为重，寡易为众。"③认为在"刑"与"德"之中，"德"是第一位的。

（四）《老子河上公章句》的道家思想《章句》也是两汉之际的一部重要的道家"老学"著作。与《指归》一样，《章句》的作者在阐释《老子》之义的同时，也表达了一些自己对宇宙、人生、社会的看法。

在宇宙观方面，《章句》是通过发挥《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来说明宇宙演化过程的。《章句》说："道始所生者一，一生阴与阳也，阴阳生和、清、浊三气，分为天地人也。天地共生万物，天施地化，人长养之。"④《章句》的这些说法与我们讲过的"黄老之学"的宇宙图式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章句》的作者已经开始用"气"来解释"道"，而使《老子》的"道"带有了一定的唯物主义的色彩。在《体道第一》中，《章句》认为："道无形"。但"道"之"无形"并非指"道"是一无所有的"虚无"，它只是"无形混沌"①而已。在《虚心第二十一》中，《章句》又进一步认为："道唯窈冥无形，其中有精，实神明相薄，阴阳交会也。"《老子》所谓"其精甚真"是"言存精气，其妙甚真，非有饰也。"所以说："道禀与万物，始生从道受气"，"今万物皆得道精气而生"；"道善禀贷人精气，且成就之也"②。总之，"道阴行精气，万物自成也"③。《章句》在两汉之际神学迷信泛滥成灾的情况下，能以气释道，而使道家学说朝着唯物主义的方向发展，实在是难能可贵。

但是，《章句》作为两汉之际隐士们的作品，其最具特色的思想却是其养生论。《章句》与《指归》一样，也认为求生避死是人生在世的头等大事。《章句》说，"经术政教之道"虽然重要，但这并"非自然长生之道也"。④"长生久视之道"当以"修身"为要："深藏其气，固守其精，使无漏泄"⑤，"人能自节养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气，则可以久"⑥。那么，"人"怎样才能固精藏气呢？《章句》认为其具体办法是："鼻口呼吸喘息当绵绵微妙，若可存复若无有，用气常宽舒不当急疾勤劳也。"只要呼吸得法，使精气不劳，"五神不苦，则可以长久。"⑦《章句》的这些说法显然与《老子》本意不同，②　《老子指归》卷十二。

③　《老子指归》卷十。

④　《章句·道化第四十二》。

①　《象元第二十五》。

②　《同异第四十一》。

③　《象元第二十五》。

④　《守微第六十四》。

⑤　《守道第五十九》。

⑥　《辨德第三十三》。

⑦　《守道第五十九》。

而与汉初的"黄老治国之术"更是迥然相异，实际上这是两汉之际隐士们对《老子》的理解。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章句》认为应该象《老子》那样"法道无为"。《章句》说："吾见道无为而万物自化成，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于人也。"因此，"法道无为治身则有益精神，治国则有益万民，不劳烦也"①。对于"刑"与"德"，《章句》认为应该先教化然后才能用刑罚。"人君不宽刑罚教民去情欲，奈何设刑法以死惧之？"并把《老子》的"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解释为"老子伤时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罚"②。对于现存的封建制度，《章句》持肯定的态度，不赞成《老子》提出的回到原始社会的"小国寡民"的主张，把"小国寡民"解释为"治大国犹以为小，俭约不奢泰，民虽众犹若寡少，不敢劳之也"③。但《章句》对当时的乱世局面还是深为不满，认为"太平之世"应当"人无贵贱，皆有仁心"④，并期望有圣人出来拯救乱世中的"贫者"、"弱者"、"愚者"。但这些想法不过是两汉间隐士们的美好想望罢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①　《遍用第四十三》。

②　《制惑第七十四》。

③　《独立第八十》。

④　《独立第八十》。

七、东汉前期的经学、神学与《白虎通义》《白虎通义》，又叫《白虎通》或《白虎通德论》，它是东汉章帝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白虎观召集的经学会议的总结，是由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亲自出面在协调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神学各派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一经学。它的出现，标志着汉代建立官方的经学思想体系的终结。

（一）汉代建立统一的封建统治思想的历程与《白虎通义》一书的形成为了适应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需要，汉代的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非常重视强化封建思想的统治。在西汉武帝到东汉章帝的二百年间，经过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汉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的"石渠阁会议"①和东汉章帝时的"使诸儒共正经义"的"白虎观会议"②，封建统治思想在儒家经学的形式下逐步走向统一，并最后在皇帝亲自"称制临决"的基础上制定出了一部"汪汪乎丕天之大律"①的经学理论法典--《白虎通义》。对于汉代的这个强化思想统治的过程，《后汉书·章帝纪》有这样一段记载："（章帝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光武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明帝）永平元年，长水校尉（樊）倏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章帝建初四年）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阁故事，作《白虎仪奏》。"《后汉书》的这段记载，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些历史事实：（1）汉代建立统一的封建统治思想是从汉武帝开始的。针对汉初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②的局面，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使儒家从此由子学上升为经学而成了封建思想的正统。由于汉武帝时的五经博士所用的"经"书皆用"今文"写成，故当时的经学被称为"今文经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代建立统一的封建思想的第一步。（2）汉宣帝时有所谓的"石渠阁奏议"。儒学由子学上升为经学后，在西汉中期形成了众多的今文经学派别，但是在当时真正受到汉武帝赏识的实际上主要是董仲舒在吸收道家、阴阳家思想资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春秋公羊学"，因此武帝时的官方哲学只是公羊学派的一家之言。这种情况引起了其他经学派别的不满，尤其是随着以发挥《春秋》"义理"为己任的另一派--"春秋梁学"势力的不断壮大，今文经学内部的矛盾便日益激化起来了。为了缓和经学内

①　《汉书·宣帝纪》。

②　《后汉书·章帝纪》。

①　《后汉书·班固传》。

②　《汉书·董仲舒传》。

部的分歧与冲突并使经学更好地为封建统治服务，汉宣帝在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召开了一次平《公羊》、《谷梁》同异的会议，结果在宣帝与五经名儒萧望之的扶植下，《谷梁》获得了与《公羊》相并列的地位。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又"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共议，上亲称制临决焉"①，由皇帝亲自出面来解决今文经学中存在的矛盾与分歧，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结论，并在原有博士基础上，增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由于这次会议是在中央殿北藏秘书的石渠阁召开的，故称"石渠阁会议"。这次会议留下来了不少文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五经杂议》十八篇，《书议奏》四十二篇，《礼议奏》三十八篇，《春秋议奏》三十九篇，《论语议奏》十八篇。但这些文献皆已失传了。"石渠阁会议"是汉代经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缓和了今文经学各派的矛盾，使西汉今文经学由分歧走向统一，为建立统一的经学铺平了道路。这是汉代统治者为建立统一的封建思想所迈出的第二步。（3）光武时经学内部的矛盾又重新尖锐起来，而且到这时经学本身所固有的弊端也已暴露无遗。西汉后期，在经学内部除了今文经学外，又出现了谶纬神学与古文经学。王莽为了篡汉曾大力提倡谶纬，又曾利用古文经学为自己的复古改制提供理论依据，因此谶纬神学与古文经学在王莽时获得了很大发展。两汉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探求阙文，补缀漏逸"，经学各派才又重新兴盛起来①。为了维持经学各派的平衡，光武帝采取了兼收并蓄、普遍扶植、分别利用的政策。首先是"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等今文经学博士；不久又决定增立古文《左传》为博士②；至于谶纬，这是光武帝的命根子，他在即位之后便已"宣布图谶于天下"。这样一来，经学中的三个各自独立的派别在东汉前期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但是到这时，经学本身所固有的致命性的弊端也全部暴露了出来：一是经学各派各说各的，互相斗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性的说法，无法履行统治思想的功能；二是"五经章句烦多"，圣人的"微言大义"已被淹没在烦琐支离的"碎语"之中，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没有力量。对于这种情况，光武帝深为不满，因此在"中元元年诏书"中便"议欲减省"。汉明帝时又欲"使诸儒共正经义"。（4）汉章帝时有所谓"白虎观会议"。为了克服经学本身所具有的弊端，汉章帝沿着光武、明帝的思想路线，采纳杨终的建议，于建初四年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讲议五经同异"、使经学走向统一的经学会议。这就是所谓的"白虎观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今文学派的人物，有古文学派的人物，还有不少政府官员。这次会议历时很久，"连月乃罢"。通过几个月的努力，经学各派求同存异，互相协调，终于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实现了经学与谶纬神学的结合，经学各派开始由纷争走向统一；"三纲五常"的道德教条也在神学的外衣下以法典的形式规定了下来。

统治阶级以王权的力量结束了经学内部的矛盾与纷争，经学也就丧失了其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因此，统一经学的建立实际上也是经学由盛到衰的开

①　《汉书·宣帝纪》。

①　《后汉书·儒林列传》。

②　因今文经学家反对，不久被废。

始。

（二）《白虎通义》的神学世界观依靠图谶而上台的东汉统治者们，对于谶纬神学深信不疑。《后汉书·方术列传》说："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张衡传》也说："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皆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最高统治者对于谶纬的崇信，对当时的经学有很大影响。为了迎合君主而显贵扬名，东汉前期的经学家无论是今文学派的人物还是古文学派的人物皆大谈天人感应的神学。例如，"白虎观会议"的倡议者杨终便曾大作赞颂汉代嘉瑞的诗篇①；在"白虎观会议"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丁鸿，也认为"人道"与"天"相通，"人道悖于下，效验见于天"，"《春秋》日蚀三十六，弑君三十二，变不空生，各以类应"②。再如奉章帝之命撰写《白虎通义》的班固，也是笃信谶纬神学的，他认为"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运，得天统矣。"③因此，"六艺并录，傅以谶记，援纬证经"，是当时"风尚所趣然也"。④《白虎通义》作为这个时代的一种精神产物，其世界观便只能是在继承董仲舒今文经学的神学目的论基础上又大量吸收谶纬神学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神学世界观。如果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春秋公羊学"是汉代儒学神学化的开始的话，《白虎通义》则标志着儒学神学化的最后完成。与董仲舒认为"天"是"百神之君"、是"万物之祖"相类似，《白虎通义》也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是有目的地创造了万物的"至尊"之神--"天"。这位"至尊"的神，爱好清静，喜欢听清雅的音乐，厌恶"铿锵"之"声"①。它不仅有目的地创造了万物，而且有目的地创造了人（"人皆天所生也"），还特意派遣它的儿子--"天子"（"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代表着它在地上统治人民（"受命之君，天之所兴，四方莫敢违"）。②但是，按照《白虎通义》的说法，这位"至尊"的"天神"是"听之无声、视之无形"③的。因此，为了更加具体、形象地说明人类及其文明的产生，《白虎通义》又把《易纬·乾凿度》中的"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兆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的说法，引入了其世界观中，认为"始起之天。始起先有太初，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出曜布，度物施生"。这样，自然界便产生了。自然产生之后，天地之间"气"之精者便为"三光"、为"五行"。"五行生性情，性情生汁（斗）中，斗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④人类与人类文明也随之而产生了。《白虎通义》在"至尊"之"神"

①　《后汉书·杨终传》。

②　《后汉书·丁鸿传》。

③　《汉书·高帝纪》"赞"。

④　庄述祖《白虎通义考序》。

①　《白虎通义·五行》。

②　《白虎通义·五行》。

③　《白虎通义·三正》。

④　《白虎通义·天地》。

"天"的招牌之下，又从《易纬》那里抄来"太初"、"太始"、"太素"等说法，从表面看来这好象是认为宇宙是由"气"分化而来，而实际上这是歪曲"气"的宇宙生成论而对"天"的形成及其创世造物所作的唯心主义的哲学说明。因为，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天"，而"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临下，为人镇也"①，至于"气"、"五行"，那只不过是"天"用以生成自然界与人类文明的材料，整个宇宙的生成与变化也还都是由最高的"神"--"天"安排的。

既然"天"造就了"人"，"人"就应事事顺应"天"。尤其是"受命于天"、由"天之所立"的"天子"，更是应该"父天母地"、"上法斗极"②、按照"天意"行事。《白虎通义》认为，如果"天子"实行德政，其治"顺乎天"，"天神"便会降下各种符瑞以示奖赏，即："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③反之，如果"天子"在统治人民的过程中有什么"过失"，出现了不合"天意"的地方，"天神"便会降下各种怪异的现象，以督促天子改过。即："天之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④《白虎通义》的这套符瑞灾异之说，实是对董仲舒以来"天人感应"、"人神合一"的神学迷信的照搬，没有任何新意。

既然君主的"主权"来自"天神"的赐予，既然"天子"是"天神"的儿子，因此"天子"就应象"子事父"那样孝顺"天神"。但是"天神"高高在上，"天子"却在地下，"天子"又怎样才能向"天神"表达自己的"孝"心呢？《白虎通义》认为，办法之一便是定期举行隆重的"郊祀"。《白虎通义》说："王者所以祭天何？缘事父以事天也。。。祭天必在郊者何？天体至清，故祭必于郊，取其清洁也。。。祭天，岁一何？言天至尊、至质，事之不敢亵渎，故因岁之阳气始达而祭之也。祭天作乐者何？为降神也。"①除了祭祀之外，君主每当从事征伐、巡狩等重大政治活动时还必须向"天神"报告："（王者征伐），出所以告天何？示不敢自专也"②，"巡狩必祭天何？本巡狩为天，祭天，所以告至也"③。为了及时地了解"天意"以便顺应"天意"行事，《白虎通义》认为还必须建造一些感通神灵的场所，所谓"三雍"特别是其中的"灵台"与"明堂"就是这样的场所。通过"灵台"与"明堂"，"天子"便可与"天神"相通。《白虎通义》说："天子所以有灵台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阴阳之会，揆星辰之证验，为万物获福无方之元。"又说："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在国之阳。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风，四闼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④通过这样神秘的

①　《白虎通义·天地》。

②　《白虎通义·爵》。

③　《白虎通义·封禅》。

④　《白虎通义·灾变》。

①　《白虎通义·郊祀》。

②　《白虎通义·三军》。

③　《白虎通义·巡狩》。

④　《白虎通义·辟雍》。

灵台与明堂"天子"便可与"天神"完全沟通了。

《白虎通义》认为，"天子"除了在灵台上、明堂里体察"天意"外，还必须对"天神"用以生成万物并直接管辖着一年四季的更迭和万事万物变化的"阴阳"、"五行"进行考察，因为"天神"的意志是通过它所指使的"阴阳"、"五行"表现出来的。《白虎通义》说："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⑤在"五行"之中，"木"是少阳，居于东方，主管春季；火是太阳，位居南方，主管夏季；金是少阴，位在西方，主管秋季；水是太阴，位在北方，主管冬季；土是阴，位在中央，总管四季。与此同时，"天神"还派出了五帝、五神、五精坐镇五方：以木德王的伏羲是春帝，和人面鸟身骑着二条大龙的木神句芒以及青龙精一同坐镇东方；以火德王的神农炎帝与辅佐他的人面兽身、也骑着二条青龙的祝融火神以及鸟身红尾的朱鸟精等一同坐镇南方；以金德王的黄帝之子--少皞帝与左耳缠蛇、骑着二条大龙的金神蓐收以及金兽白虎精一同坐镇西方；黄帝之孙--颛项帝与人面兽身、以二条青蛇环耳、脚踏二条青蛇的水神元冥以及龟蛇同体的元武精，一同坐镇北方；以土德王的黄帝与后土神坐镇中央。①这样一来，阴阳五行、春夏秋冬、东南西北中便都被置于"天神"和"天神"派出的五帝、五神、五精的直接控制之下。阴阳五行被彻底神学化了。因此，在《白虎通义》看来，"天子"要按照"天意"行事，首先就应按照"天神"派出的"五帝"、"五神"、"五精"的意志行事。而"五帝"、"五神"与"五精"又是主管"阴阳"与"五行"的。所以按照"五帝"、"五神"与"五精"的意志行事也就是要"顺阴阳"、"法五行"。因为只有"阴阳和，万物序"，"五帝"、"五神"、"五精"才会满意，"天神"也才会高兴，"符瑞"才会"应德而至"。为了使阴阳调和，《白虎通义》认为，"天子"在春天时应亲自参加"射礼"。因为"春气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达者，夫射自内发外，贯坚入刚，象物之生，故以射达之也。"②而到了冬天，"阳气微弱"，"王者承天理物"便应"率天下静"，"休兵，不举事"，"闭关"使"商旅不行"。③不仅如此，就连"天子"的日常生活也应"顺阴阳"，例如"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时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时不顺，有彻膳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食，少阴之始也；暮食，太阴之始也。"①总之，大到重要的政治活动，小到一日四餐，皆须"顺阴阳"而行。至于"五行"，《白虎通义》说："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②；政有"五刑"，"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灭火，宫者法土之壅水，膑者法金之克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胜金"③；王者一娶九女，不娶同姓，是"法五行异类乃相生也"④。

⑤　《白虎通义·五行》。

①　《白虎通义·五行》。

②　《白虎通义·乡射》。

③　《白虎通义·诛伐》。

①　《白虎通义·礼乐》。

②　《白虎通义·爵》。

③　《白虎通义·五刑》。

④　《白虎通义·五行》。

综上所述，《白虎通义》沿着董仲舒开辟的"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路线，以至尊的"天神"和由"天神"派遣到地下的"五帝"、"五神"、"五精"为基础，并大量吸收《易纬》中的"太初"、"太始"、"太素"等思想资料，终于建构起了一个庞大、完备的以论证"君权神授"为目的的神学思想体系。

（三）《白虎通义》强化封建纲常的"三纲六纪"说《白虎通义》把封建纲常明确规定为"三纲六纪"。它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通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①《白虎通义》还对"三纲"与"六纪"之间的关系作了说明，指出："六纪者，为三纲之纪者也。师长，君臣之纪也，以其皆成己也；诸父兄弟，父子之纪也，以其有亲恩连也；诸舅朋友，夫妇之纪也，以其皆有同志为纪助也。"②为了强调"三纲"的重要性，《白虎通义》还发挥董仲舒"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③的观点，用神学化了的阴阳五行来附会"三纲"。它说："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④为了进一步对刚柔阴阳进行说明，《白虎通义》又用"五行"和"天"组成"天土"、"火水"、"木金"三个阴阳对子，以此来配君臣、父子、夫妇。它说："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阳也，尊，故上；水者，阴也，卑，故下。木者，少阳；金者，少阴。。。土者最大，苞万物，将生者出，将归者入，不嫌清浊，为万物。。。五行所以二阳三阴者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阴阳自隅。"⑤除此之外，《白虎通义》还从字义上对"三纲"进行论证。例如，它说："君，群也，下之所归心。臣者，繵坚也，属志自坚固。""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孽孽无已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⑥等等。于"三纲"之中，《白虎通义》最强调的是君权，认为君主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巡狩》篇说："王者巡狩，必舍诸侯祖庙何？明尊无二上也。"其次又强调夫权，认为妇女应完全隶属于男性。《嫁娶篇》说："女者，如也。从如人也。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夫没从子也。""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夫虽有恶，不得去也。"另外，《白虎通义》对于师徒关系也非常重视，认为师徒如父子、如君臣。《辟雍》说："师弟子之道有三，《论语》曰："朋友自远方来"，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视予犹父也"，父子之道。以君臣之义教之，君臣之道也。"

总之，《白虎通义》的"三纲六纪"说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主义的君权、

①　《白虎通义·三纲六纪》。

②　《白虎通义·三纲六纪》。

③　《春秋繁露·基义》。

④　《白虎通义·三纲六纪》。

⑤　《白虎通义·五行》。

⑥　《白虎通义·三纲六纪》。

父权、夫权、族权，它与《白虎通义》的神学世界观一样，对后世发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八、王充对汉代神学迷信的批判①王充生活在东汉前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谶纬迷信相结合，至此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毒化了整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王充继承了我国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发展了道家"自然无为"的理论，以"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②为己任，利用当时自然科学的大量成果，对汉代的神学迷信展开了全面的批判。

（一）王充对汉代"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批判汉代儒生极力鼓吹天是"百神之大君"③，人是天有目的的创造物，万物也是天按照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神秘规则有意创造的。他们把阴阳五行与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随意比附，大肆宣扬君权神授的天人感应论。

王充对于天有意志的谬论给予针锋相对的驳斥。王充认为："夫天者，体也，与地同。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体，列宿着天之形。"①天和地一样，都是有形体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王充指出，万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是"自然之化"；日月的运行，有其运行的客观规律，并不具有什么目的。"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无口目也。案有为者，口目之类也。口欲食而目欲视，有嗜欲于内，发之于外，口目求之，得以为利欲之为也。今无口目之欲，于物无所求索，夫何为乎？何以知天无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为体，土本无口目。天地夫妇也，地体无口目，亦知天无口目也"②。因此，天没有目的，也没有意识，人和万物都是自然产生的，"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③。

对于儒生所宣传的"天生五谷以食人，生丝麻以衣人"④的神学目的论，王充以道家的天道无为思想为武器加以反驳，指出"万物之生，含血之类，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取而食之；见丝麻可衣，取而衣之"⑤，这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五谷丝麻是天"普施气万物之中"而自然产生的，并不是天有意创造出来供人们衣食的。

王充还以"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⑥这一论断驳斥了汉儒神化帝王、圣贤的种种奇谈怪论。汉儒鼓吹帝王、圣人都是由各种神奇怪异的东西与人交配或感于人而产生的，如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母吞燕卵而生。。，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刘媪与蛟龙交配而生汉高祖刘邦等等。对此，王充明确提出了"物生自类本种"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指出"含血之类，

①　本文是笔者根据青年学者于振波博士提供的初稿修改而成的。在此谨向他表示衷心感谢。②　见《论衡·对作》。

③　《春秋繁露·郊祀》。

①　《论衡·祀义》。

②　《论衡·自然》。

③　《论衡·物势》。

④　《论衡·自然》。

⑤　《论衡·自然》。

⑥　《论衡·道虚》。

相与为牝牡；牝牡之会，皆见同类之物"，"牡马见雌牛，雄雀见牝鸡，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①这样一来，帝王、圣人的神圣外衣便被戳穿了。

王充以大量的笔墨，无情地批驳了汉儒所宣扬的天人感应论调。

王充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可以影响人和物，比如，"天且雨，蝼蚁徙，丘蚓出，琴弦缓，固疾发"。但是"人不能动地，而亦不能动天"，因为"天至高大，人至卑小"，人不能动天，就如同一枚小竹枝敲不响一个大钟，一只萤火虫烧不热一个鼎一样。风雨有时，寒暑有节，不会随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②当时流传着"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祸福之应，皆天也"的说教，王充指出，这种说教是"贤圣欲劝人为善"而编造的，而一般人则把一些偶然巧合的事件当作必然的报应，因而盲目相信这种说教。汉儒声言楚惠王曾误食蚂蟥，由于他有仁德，得到了天的保佑，不但"病不为伤"，反而把原来的"心腹之积"也治好了。王充认为楚惠王并无仁德，而是一个"不肖之主"，如果天保佑他，是"天佑不肖人也"。王充以大量事例否定了天能赏善罚恶的神话，并发出质问：为什么那些谋财害命、鱼肉乡里的坏人"皆得显达，富厚安乐"？社会上何以"多横怒而不罹祸，顺道而违福"？在驳斥天能赏善罚恶的虚伪说教的同时，王充也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不合理现实。①汉儒为了神化帝王，拚命鼓吹君主的意志就是天的意志，君主高兴，天气就温暖；君主发怒，天气就寒冷。王充对此据理反驳，指出"春温夏暑，秋凉冬寒"是自然现象，"水旱之至，自有期节"，君主喜怒时，连自己体内和室内的温度都影响不了，怎能影响整个"天下"呢？②关于汉儒的灾异谴告，王充指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夫变异自有占候，阴阳物气自有始终"，国有灾异，与人染疾病是同一道理，"血脉不调，人生疾病；风气不和，岁生灾异"，与"谴告"并没有什么关系。③如果说虫吃谷物是地方官吏侵夺百姓所致，身黑头赤的虫子象征武官，身赤头黑的虫子象征文官，那么，虫子"或时希出而暂为害，或常有而为灾，等类众多，应何官吏"？那些"威胜于官，取多于吏"，武断乡曲而不当官的豪强，又用什么样的虫子代表呢？事实上，各种虫子"生出有日，死极有月"，"使人君不罪其吏，虫犹自亡"，这纯属自然现象，与政事无关。④同样，老虎吃人也与官吏为奸毫无关系，儒生只不过利用了"虎适食人，长吏遭恶"这一巧合事件胡乱比附而已。⑤如果说灾异是天对人君失政的谴告，那么，"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就证明尧、汤也是恶君了。⑥如果说天真能谴告失政的君主，它也就能有意识地任命象尧、舜那样有才德的圣君，可事实上，"今则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

①　《论衡·奇怪》。

②　《论衡·变动》。

①　《论衡·祸虚》。

②　《论衡·寒温》。

③　《论衡·谴告》。

④　《论衡·商虫》。

⑤　《论衡·遭虎》。

⑥　《论衡·明雩》。

之，何天不惮劳也"？①如果天能以雷责怒于人，也就能以雷诛杀无道，然而自古以来，那些最为无道的人，并非死于雷诛，而是"圣人"兴师动众，将其伐灭的。②王充引用老子之语"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也"③，指出，谴告是统治腐败的产物，是儒生主观臆造的，"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谴告，在圣人之口"。④这样，王充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神的存在，打碎了帝王头上的神圣光环，给汉代妖妄荒诞的官方神学以沉重的一击。

（二）王充对汉代经学迷信的批判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大力提倡儒家学说，推崇儒家学书。汉代儒生为了挤入仕途，飞黄腾达，便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对经书穿凿附会，"空生虚说"，使"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结果"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⑤。在这种思想专制、万马齐喑的沉闷气氛下，王充挺身而出，揭穿了儒家传记的谎言，打破了对儒经的迷信，也把孔子、孟子从天国拉回人间。

首先，王充批判了儒家传记中歪曲历史、夸大事实的恶劣作风。儒书鼓吹尧舜时期和周初"天下太平"，"刑错不用"，王充指出，这是儒生为了宣传尧、舜和周公的仁德而编造的，不符合史实。"尧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设用；成王之时，四国篡畔，淮夷、徐戎，并为患害"，可见"儒书言过其实"。①儒生宣扬周武王仁德深厚，讨伐殷纣"兵不血刃"，王充反驳说，纣王强悍，又有蜚廉、恶来之徒为辅佐，武王虽然品德高尚，纣王也不会束手就擒的，而且《尚书·武成》明明记载"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赤地千里"，怎么能说"兵不血刃"呢？②汉儒胡说《尚书》二十九篇是效法天上的北斗星与二十八宿，王充指出，秦朝焚书，《尚书》大部分丧失，现存二十九篇是残本，并不是孔子删订后的篇数，儒生"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连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③《春秋》记事，有时漏载了日子，这本来是正常现象，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公羊学家却认为这是圣人有意笔削，于是拚命发挥其中的"微言大意"。王充指出，"夫公羊、穀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非孔子之心"。④总之，"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前儒不见本末，妄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人人汲汲于功名利禄，根本无心钻研经

①　《论衡·自然》。

②　《论衡·感类》。

③　《老子》第三十八章。

④　《论衡·谴告》。

⑤　《论衡·正说》。

①　《论衡·儒增》。

②　《论衡·语增》。

③　《论衡·正说》。

④　《论衡·正说》。

书。⑤其次，王充打破了人们对经书的迷信。儒经在汉代已被奉为万世不易之典，对其顶礼膜拜，王充仍以"疾虚妄"的战斗精神，指出其失实增益之处。他说："言审莫过圣人，经艺万世不易，犹或出溢，增过其实。。经增非一，略举较著，令恍惑之人，观览采择，得以开心通意，晓解觉悟。"⑥例如，"维周黎民，靡有孑遗"是《诗经》中描述周宣王时一次旱灾的情况，王充指出："夫周之民，犹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灾，贫羸无蓄积，扣心思雨。若其富人谷食饶足者，廪囷不空，口腹不饥，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间不枯，犹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湛也。山林之间，富贵之人，必有遗脱者矣，而言靡有孑遗，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①又如《尚书》记载祖伊劝谏纣王说："今我民罔不欲丧。"王充指出："纣虽恶，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语，欲以惧纣也。"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于"经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③，因此对儒经不加思索地一律相信，就会出错。而且由于秦朝焚书，"经缺而不完"④，因此那种一味抱残守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作法，就如同"闭户幽坐，向冥冥之内；穿圹穴卧，造黄泉之际"一样，是"死人之徒"⑤。王充认为，"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因此，"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儒经与诸子"俱鸿而知"，都是圣贤所作，绝不能只以经书的是非为是非。⑥他认为孔子作《春秋》与陆贾作《新语》、桓谭作《新论》是一类事情，都是为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而有的放矢，"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⑦。这样，王充就动摇了汉代官方神学的理论基础。

不仅如此，王充还对孔孟等被奉为神明的人物孔子、孟子公开诘难，把他们从天上拉下来，恢复了他们凡人的面目。针对"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盲从心态，王充以《论语》为靶子，对孔子言论中自相矛盾之处逐条提出质问，以此证明"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①。例如孔子主张"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可是当孔子去见卫灵公的妻子、有淫乱名声的南子之后，子路表示不满，孔子为了表明自己清白，就发誓说："予所鄙者，天厌之！天厌之！"既然人的生死夭寿都已命中注定，并不取决于操行善恶，孔子发誓又有什么用呢？又如，孔子曾说过："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而佛肸在中牟、公山弗扰在费先后叛乱，都来聘请孔子前去相助，孔子却两次"欲往"，因受子路的诘难而止。可见⑤　《论衡·正说》。

⑥　《论衡·艺增》。

①　《论衡·艺增》。

②　《论衡·艺增》。

③　《论衡·齐世》。

④　《论衡·书解》。

⑤　《论衡·别通》。

⑥　《论衡·书解》。

⑦　《论衡·对作》。

①　《论衡·问孔》。

孔子"行无常物"、"言无定趣"②。在《论衡·刺孟》中，王充对《孟子》一书中前后矛盾的情况予以揭露，批判了孟子的诡辩手法和两面派行为，并驳斥了孟子鼓吹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天命论。王充在《问孔》、《刺孟》等篇中对儒家圣贤的批判，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这种离经叛道的大胆举动，在历史上实属少见。

（三）王充对汉代世俗迷信的批判鬼神崇拜在汉代已泛滥成灾，上自皇帝，下至百姓，几乎无不淫祀鬼神，以求福佑。对于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王充以大量篇幅，系统而深刻地进行了批判。

王充针对当时流行的"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说法，提出了"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的无神论主张③，并作了详细论证。王充继承和发展了稷下黄老之学的唯物主义思想，指出："人之所以生者，阴阳气也。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人之生也，阴阳气俱，故骨肉坚，精气盛。精气为知，骨肉为强"，肉体和精神互相保持而不分离，人就会生存，否则就会死亡①。精神与形体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②？王充摒弃了稷下黄老学派认为精气有独立意识的思想，指出"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③？

由此，王充进一步论证了人死不为鬼的理论。他说："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为鬼，人死何独为鬼？"人死不能为鬼，也不会有什么知觉，因为"人未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元气荒忽，人气在其中，人未生无所知，其死归无知之本，何能有知乎"？如果说人死能为鬼，那么"天地开辟，人皇以来，随寿而死，若中年夭亡，以亿万数，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见鬼，宜见数百千万，满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见一两人也"。一个人如果被人打伤，他会到官府告状，并向别人讲这件事，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有知觉，有意识。如果这个人被杀死，而人们又不知凶手是谁，也不知他的尸体在哪里，"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杀己也，当能言于吏旁，告以贼主名；若能归语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但事实上死者并不能这样做，可见人死不为鬼，没有知觉。由此而论，人死也不能害人，"凡人与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刃，爪牙坚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败，不能复持刃，瓜牙隳落，不能复啮噬，安能害人？儿之始生也，手足具成，手不能搏，足不能蹶者，气适凝成，未能坚强也。由此言之，精气不能坚强，审矣。气为形体，形体微弱，犹未能害人，况死，气去精神绝"①？

②　《论衡·问孔》。

③　《论衡·论死》。

①　《论衡·订鬼》。

②　《论衡·论死》。

③　《论衡·论死》。

①　本段引文均出自《论衡·论死》。

既然如此，那么，社会上为什么会产生种种鬼神观念呢？王充认为，人们所谓见鬼，其实是一种心理作用造成的，所见的鬼，不过是一种幻象而已。他说："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害病就"畏惧鬼至，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例如，伯乐学相马，所看到的东西都是马，庖丁学解牛，所看到的都是死牛，这都是过分专注于某一事物的结果。病人见鬼，也类似这种情况，"初疾畏惊，见鬼之来；疾困恐死，见鬼之怒；身自疾痛，见鬼之击，皆存思虚致，未必有其实也"。王充还有另一种解释说："人之见鬼，目光与卧乱也。人之昼也，气倦精尽，夜则欲卧，卧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见人物之象矣。人病亦气倦精尽，目虽不卧，光已乱于卧也，故亦见人物象。"也就是说，人在精神疲倦时，目光反观，看见自己内部的精神，以为是外界的人物之象，人在做梦时或在病中，由于精神衰倦，所见到的虚妄的人物之象，其实都是他身体内部的精神，由于目光反照，就错误地认为是外界的人物，总之，自以为见到鬼的人，其实都是因精神错乱而引起的幻觉所致②。

王充以无鬼论批判了儒家的厚葬和墨家的右鬼。儒家倡导厚葬，鼓励人们"破家尽业，以充死棺；杀人殉葬，以快生意"，"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以此维护封建礼义，给社会造成极大浪费。王充认为，这种厚葬恶习来源于墨家的有鬼论。墨家虽主张薄葬，但又宣扬"人死辄为鬼神而有知，能形而害人"，以致于世俗鄙陋之人"畏死不惧义，重死不顾生"，徒耗生人之财，供奉无知之死人。因此，要从根本上铲除厚葬恶习，就必须坚持无鬼论，让人们明白"死人无知，厚葬无益"的道理①。同时针对社会上对鬼神的淫祀，王充明确指出"百祀无鬼，死人无知"，"祭之无福，不祭无祸"②。人世间所有的祭祀"皆为思其德，不忘其功也"，祭祀的目的是为了勉励活人尽力，提倡尊崇恩德，是圣人实现"功立化通"的一种手段③。

针对秦汉方士与儒生所宣扬的人可以"得道仙去"、"度世不死"的荒诞之论，王充从事实上和理论上一一加以驳斥。黄帝铸鼎骑龙升天，淮南王得道鸡犬成仙，老子恬淡无欲成为真人，王子乔辟谷不食成为仙人等等神话，以及飞升、尸解、寡欲、辟谷、食气、服药等所谓方术，都被王充揭露得体无完肤，顿失神秘的灵光。王充指出："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物无不死，人安能仙？"淮南王安因谋反而被诛，"天下并闻，当时并见"，李少君"死于人中"，人所共知，这些成仙得道的虚妄之言之所以流传至今，是由于"世好虚传"，而编造的人又不顾最起码的事实的结果。"天之与地，皆体也。地无下，则天无上矣"，天无上，亦无上天之路，怎能"飞升"？所谓"尸解"，"诸学道死者骨肉具在，与恒死之尸无以异也"；如果恬淡无欲就能成为"真人"，何以"草木无欲，寿不逾岁；人多情欲，寿至于百"？如果说辟谷能够长生，那么，"冻饥之人，安能久寿"？阴阳之气，百药之气，都不能饱人，食气不能久寿；"服食药物，轻身益气，颇有其验；若夫延年度世，世无其效"。总之，"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阴阳不生，故不死。死②　本段引文见《论衡·订鬼》。

①　以上引文见《论衡·薄葬》。

②　《论衡·讥日》。

③　《论衡·祭意》。

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在这里，王充以雄辩的事实，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否定了人能长生不死，成仙得道的神话，为王充的无神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在王充生活的时代，天人感应与谶纬思想到处蔓延，各种禁忌迷信多如牛毛，建房、搬家、祭祀、丧葬、远行、嫁娶，甚至裁衣、沐浴等，都要择吉日，避忌讳。王充指出，如此众多的忌讳，都假托鬼神，借用死人的亡灵，其目的只不过"劝人为善，使人重慎"，并没有什么"鬼神之害，凶丑之祸"②。并辛辣地讽刺说："物食人者，虎与狼也，岁月之神，岂虎狼之精哉？"③王充认为，迷信禁忌的流行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由于人们对一些偶然事件的错误理解和求福避祸的普遍心理，以及传统习惯的影响，为各种迷信禁忌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方术之士借此大肆宣传，牟取暴利，各种禁忌于是迅速蔓延。虽然有些禁忌是出于劝人为善，使人重慎的意图而设立的"礼义之禁"，如"毋承屋檐而坐，恐瓦堕击人首也"④，而大部分禁忌则有害无益，使人做事"不考于心，而合于日；不参于义，而致于时。"⑤因此，王充强调求福之法，"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行尧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灾消灭"⑥。

王充根据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揭露了卜筮的虚伪性，指出卜筮用的东西不过是一些"枯龟之骨，死蓍之茎"，用这些死的东西去问天地，就如同让死人去问活人，是得不到什么答案的。而且"天道称自然无为"，不可能回答人提出的问题。如果让一个人毫无目的地去占卜，或者"骂天而卜，殴地而筮"，结果都能得到兆数，可见"卜筮不问天地，兆数非天地之报，明矣"①。

（四）王充对"生而知之"先验论的批判汉儒不仅把天神化为造物主，宣扬君权神授，而且把儒家思想宗教化，把孔子奉为教主，说他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②。

王充虽然不反对把孔子视为圣人，也不反对儒家所宣扬的伦理道德，但是作为一个以"疾虚妄"为己任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反对把圣人神化，反对那些荒诞不经的谶纬。当时儒生宣扬孔子预知秦始皇将"焚书坑儒"，故临死留下一个谶书说："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孔子还预知董仲舒将整理他的经典，说："董仲舒乱我书。"王充指出，这些都是后人的增溢之辞，无稽之谈，孔子生下来连他先世是"殷后子氏"都不知道，根本不是"生而知之"。秦始皇并未

①　本段引文见《论衡·道虚》。

②　《论衡·四讳》。

③　《论衡·。。时》。

④　《论衡·四讳》。

⑤　《论衡·讥日》。

⑥　《论衡·解除》。

①　《论衡·卜筮》。

②　《论衡·实知》。

到鲁国，怎么会有"上孔子之堂"的举动呢？如果让一个人隔墙说话，圣人能知道他的肤色、高矮、籍贯、姓名吗？水沟中的死尸、沼泽中的枯骨，圣人"能知其农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①？王充在《论衡·知实》中一连举了十六个事例，反复诘难，他以孔子为例，"颜渊炊饭，尘落甑中，欲置之则不清，投地则弃饭，掇而食之。孔子望见，以为窃食"，可见圣人不能先知。陈贾与孟子的对话更嘲讽了圣人能先知的谬论："陈贾问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圣人。""使管叔监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也，不亦宜乎？"孟子，实事之人也，言周公之圣，处其下，不能知管书之畔。"可见，圣人不用耳目观察或向别人了解情况，就不可能有所知，"神而先知"的圣人是没有的。

王充认为，圣人与贤人都是人，所知道的事情也都是同类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对道的理解，"圣人疾，贤者迟；贤者才多，圣人智多；所知同业，多少异量；所道一途，步驺相过"。不论是圣贤还是一般人，要想获得知识，都必须通过学习。"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五帝、三王，皆有所师"。至于传说中的黄帝、帝喾生而能言，项詑七岁为孔子师，等等，这些传说都是"世俗褒称过实，毁败逾恶"所致，纯属虚夸。所谓圣贤先知，其实都离不开"按兆察迹，推原事类"，都必须有现实根据，然后进行逻辑推理，这样才会对未来有所预见②。

王充强调实际经验对认识的作用，认为不论圣贤还是普通人，都必须通过实际经验才能获得知识。他举例说："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尝见，巧女未尝为，异事诡手，暂为卒睹，显露易为者，犹愤愤焉。"①在这里，王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知识的获得是与实践有着密切关系的，尽管这种认识还是直观的。另一方面，王充还主张博览古今，通过学习间接经验来获得知识，指出："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痈者。"②圣人之所以能认识一般人所不能认识的事物，并不因为他是什么神灵，而在于他熟悉前人或别人的直接经验，在于他勤学好问，因此每个人只要勤奋学习，持之以恒，就都可以成为圣人贤者，"贤圣可学，为劳佚殊，故贤圣之号，仁智共之"。③这样，王充就把圣人从神的宝座上拉下来，放在具有仁、智品德的人的地位上。

对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王充有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

首先，王充承认感觉是认识的来源，他说："实者，圣人不能性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④即是说，必须通过耳目等感觉器官才能对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有初步认识。同时，王充又进一步指出，人们要想获得正确的认识，只通

①　《论衡·实知》。

②　本段引文见《论衡·实知》。

①　《论衡·程材》。

②　《论衡·别通》。

③　《论衡·知实》。

④　《论衡·实知》。

过耳目所获得的感性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开动脑筋，通过比较和鉴别，才能去伪存真。他说："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铨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事实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⑤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感觉基本上是反映客观事实的，但在有些情况下，耳目所得到的感性认识可能杂有虚假的东西，如果不重视思维的作用，就会"以虚象为言"，从而上当受骗。因此，对于感性认识，必须经过理性思维的检验，"以心原物"，这样才能获得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而不至于被虚象所迷惑。所谓圣人不过是善于利用理性思维的人物，而他们的理性思维也是由感性认识发展而来的。

王充很重视"引效验"，以合乎客观事实与否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他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①"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②。墨子也曾提出"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的认识方法，也很重视"效验"，他引证了许多有关鬼的传说以证明他的有鬼论，但是由于墨子的"效验"不合乎客观实在，因而他的结论是不成立的。在此，王充不仅批判了墨家的有鬼论，而且也发展了墨家"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的认识方法。

（五）王充思想的局限性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战斗的无神论者，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王充的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

王充虽然反对神学目的论，但他不了解造成吉凶祸福和贫富贵贱的社会原因，因而主张命定论，强调"命"的绝对权威，认为"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③。而决定生死夭寿和贫富贵贱的命运，是由天和各种星象施气造成的，"天施气于地以生物，人转相生，精微为圣，皆因父气，不更禀取"①。甚至造成社会治乱的原因也取决于"时数"，而否认人的作用，"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②。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只有听凭命运的摆布。在这里，王充不仅远远落后于荀子，也不及墨子，甚至不如孔子。

王充虽然反对"天人感应"，却又宣扬"瑞应"。他说："凡人禀贵命于天，必有吉验见于地"③，"善祥出，国必兴；恶祥见，朝必亡"④。例如，宣帝、光武、明帝、章帝等"仁君"出世，就有凤凰、麒麟、芝草、甘露等⑤　《论衡·薄葬》。

①　《论衡·知实》。

②　《论衡·薄葬》。

③　《论衡·命禄》。

①　《论衡·奇怪》。

②　《论衡·治期》。

③　《论衡·吉验》。

④　《论衡·异虚》。

吉祥之物出现。

王充也主张妖祥说，他认为尽管人死不为鬼，但鬼仍然存在。妖是一种气化现象，"天地之气为妖者，太阳之气也"，"阳气赤，故世人尽见鬼，其色纯朱"⑤。妖祥同瑞应一样，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社会兴衰的征兆，"天地之道，人将亡，凶亦出；国将亡，妖亦见"⑥。

尽管王充是用天道自然无为和"气"的理论解释"命"、瑞应和妖祥，似乎坚持了唯物论，但由于他的唯物论是朴素的，他的认识论是经验主义的，因而在解释社会现象时，陷入了唯心论。

虽然王充的思想中存在着诸多的局限性，但仍然达到了他的时代的最高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于后来的许多儒生对王充心有余悸。宋代黄震说王充"谓天地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虮虱，欲以尽废天地百神之祀①。清朝赵坦也说："自古圣贤莫不畏天"，"使充之说行，则生人之理灭"②。

⑤　《论衡·订鬼》。

⑥　《论衡·订鬼》。

①　《黄氏日抄》五七。

②　《宝甓斋文录》卷上。

九、结语诚如侯外庐先生所说：西汉以来的儒学"正宗"地位，遭受了王充的批判以后，虽然在形式上尚能维持其统治地位，而实质上已经起了根本的动摇。①其表现之一便是，许多儒者（包括一些名儒）虽为了利禄而不得不研读儒典，但他们已经越来越背离了儒家的教义，而走上了儒道双修、融合儒道的道路。汉末的这种打破儒家经学的"家法"而兼融诸家的思想风气为后来魏晋时的"援道入儒"、"以道代儒"的玄学思潮开启了先河。

张衡是汉代有名的科学家，也是出身于"著姓之家"的名儒，但他却"常从容淡静"、"不慕当世"。他的探"吉凶倚伏"之"幽微"、"以宣寄情志"的《思玄赋》已有显明的道家老学色彩，而他的《归田赋》则更清楚地表达了其回归自然、弃儒入道的愿望。②至于在东汉享有极高声誉的大儒马融，更是"善鼓瑟，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宁器服，多有侈饰。常坐高堂，施绎纱帐，前授生徒，后陈女乐"，他不仅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也注《老子》、《淮南子》、《离骚》③，他是东汉后期融合儒道的杰出代表。另外，象安帝时被拜为尚书的翟酺，不仅习四世所传家《诗》，更"好《老子》"①；顺帝时受到朝廷尊崇的杨厚，也"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禄者三千余人"②；郎顗在上疏中也常引《老子》③；而侍御史朱穆则以"清静不仕"的隐士赵康叔为师，并在《崇厚论》中大赞道家之"淳朴"，力薄儒家之"礼法"④；桓灵时的蔡邕，虽通经学，然亦慕尚老学⑤；注《易》名家虞翻也有《老子注》⑥。总之，融合儒道、弃儒入道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所以到了魏晋时代，老庄思想便压倒了儒家学说"⑦。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象马融等人之融合儒道与王充利用道家学说批判儒家神学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汉代的豪族地主在凭借儒学而成为政治、经济的支配力量之后，面对儒学的衰落，而为本阶级寻找一种新的人生观、世界观所做的努力，他们从道家那里袭用的主要是消极的"达生任性"、"纵情享乐"等思想，东汉的庄园经济是其物质基础；而道家思想在后者手中则是社会下层人民对皇族、豪族进行"战斗"的武器。也正是由于后者利用道家学说对正统儒学的批判，才使马融等人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走上儒道双修的道路以为统治阶级探索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便是"玄学"。

①　参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

②　《后汉书·张衡传》。

③　《后汉书·马融传》。

①　《后汉书·翟酺传》。

②　《后汉书·杨厚传》。

③　《后汉书·郎顗传》。

④　《后汉书·朱穆传》。

⑤　《后汉书·蔡邕传》。

⑥　《后汉书·虞翻传》。

⑦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

秦汉 第025卷 秦汉宗教史

【本卷提要】

本书是一部宗教断代史著作。作者站在中国全史的基线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秦汉时期中国的古代传统宗教迷信，中国的民族宗教道教的起源和创立，外来宗教佛教的初传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对这个时期中国宗教的特征、作用及其影响也作了翔实而又精辟的分析。内容上是以介绍基本知识为主，既吸收前人及当今最新研究成果而又保持作者自己的见解，做到了观点与材料的统一，通俗性、知识性与科学性、学术性的统一。

一、秦汉宗教概述中国秦汉时期的宗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宗教迷信继续发展，二是中国民族宗教道教的创立，三是外来的宗教佛教的最初传入。

在秦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宗教是对天帝的崇拜和对神灵的祭祀。

由于阴阳五行说与天帝崇拜结合，扩大了祭祀天帝的范围，统治者对祭祀和礼拜仪式极为重视，皇帝亲自参与祭祀，其形式主要有郊祭、庙祭和封禅。秦始皇和汉武帝都认为自己的统治得到上天的委命，便到泰山去封禅。为求得长生不老，他们还派人去求仙药，使神仙方术一时广为流行。

为了使封建的政权和王权得到绝对和神圣的证明，在两汉时期还出现了官方神学。被推崇"为群儒首"、"为儒者宗"的董仲舒，通过对早期阴阳五行说的改造和利用，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使儒家的政治思想染上了神学色彩。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以预言天命为内容的谶纬神学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得到广泛的流行和应用。东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以谶纬解经，把经学与神学糅合为一个更加神秘的体系，这就是《白虎通义》。至此，中国封建国家宗法性宗教正式形成。

此外，在秦汉时期流行于社会上的传统宗教迷信还有占星术、望气、风角、卜筮等。

道教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宗教，它产生于东汉顺、桓之际，以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出现为其基本标志。道教源于先秦道家，在形成过程中承袭了中国古代的民间巫术和神仙方术，杂糅了道家、儒家、墨家、阴阳五行家以及黄老思想的某些理论，所以它的宗教思想体系十分庞杂。战国中后期的方仙道和汉初的黄老道是它的前身。

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天帝、鬼神以及被神化了的黄帝、老子成了道教的崇拜对象。汉代社会矛盾激化，统治思想的宗教化，以及佛教的传入为道教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是最早出现的两个道派。

太平道的创始人是巨鹿人张角。大约创立于东汉灵帝熹平年间（公元172-178年），主要活动于河北一带，因信奉《太平经》而得名。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广收弟子，以符水咒语为民治病。徒众达数十万，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预八州，以"方"为组织单位，各设渠帅总领其事。在公元184年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发动黄巾起义，坚持斗争二十余年。后在汉朝廷重兵围剿下终告失败。从此，太平道销声匿迹。

五斗米道的创始人是沛国丰人张陵，大约创立于东汉顺帝时。主要流传于巴蜀一带，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为经典。教人奉道悔过，用符水咒法治病，广收徒众，宣称人得道意，便得长生。五斗米道最大的特征是入道者要交米五斗，或病者请医也要出米五斗。入道后称鬼卒，久者为奸令，能讲授《老子五千文》者为祭酒。后人称张陵为天师，其子张衡、孙张鲁被称为系师、嗣师。以"治"为宗教组织，虽没有严格的清规戒条，但也规定"不得淫盗"，"不得饮酒"，"春夏禁杀"，对犯忌的，也有处罚的规定，隐瞒小过，罚修路一百步，犯了法，说服教育三次后，不改再犯者，然后施刑。仪式有三类：一是经常仪式，静室思过；二是请祷仪式，称"三官手书"；三是祭神仪式。张修对五斗米道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张鲁占据汉中，设义舍，实行政教合一的地区性政权达二十余年。直到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投降曹操。

会稽上虞人魏伯阳是东汉未丹鼎派道教的代表人物，著有《周易参同契》一书，用《周易》的原理，将外丹、内丹统一起来，构成一个内外丹兼修的理论体系。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在当时，佛教主要是被看作鬼神方术的一种，由一些外来的僧侣在从事佛典的翻译。在他们的教义中都带有"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的轮回观念，"生时所行善皆有报应"的果报思想以及对宗教来说乃是常例的无数怪诞不经的神话。

西域人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于桓帝初年来到洛阳，他们分别开启了秦汉时期的两大佛学流派：一是以安世高为首的早期禅学，着重于精神的修炼；一派是以支娄迦谶为首的般若学，比较重视抽象的思辨。

佛教最早传入之时，为了能在中国站住脚跟，先要与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迷信特别是道教相融合，所以"佛"只是作为一种大神，附庸于道学之中，各种仪式也效法道术和祠祀。只是在已入汉籍的西域各民族侨民中佛教仍旧保持着原来的风俗，立寺、斋僧，举行各种宗教活动。这对后来佛教传播而逐渐接近真相，起了相当的作用。

中国最早的佛典是《四十二章经》，相传是东汉明帝时代从印度来的两位高僧在洛阳白马寺译出。《牟子理惑论》相传为东汉未年牟子著。主要记述释迦牟尼出家、成道、传教的事迹，佛经的卷数及戒律的规定，佛教关于生死问题的观点，佛教在中国初传的情况等，为中国较早的阐述佛教原理的书。

秦汉时期中国佛教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竺佛朔、安玄、牟子等。

二、秦汉时期的五帝、太一神崇拜与巫术远古暨三代宗教，从内容上说，主要是图腾崇拜、天帝崇拜、祖光崇拜、鬼神崇拜和圣贤崇拜，从仪式上说，主要是郊祀和宗庙，并出现了一批巫、祀、卜，史等组成的宗教神职人员。秦汉时期，受阴阳五行说影响的新的宗教崇拜--五帝崇拜，以及神仙方术代之而兴，从而使传统宗教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倾向。当时的阴阳五行说与殷周以来的天帝崇拜结合在一起，从而扩大了祭祀上帝的范围。术教迷信在阴阳五行说的影响下不断丰富和发展。秦汉统治阶级直接明了地利用阴阳五行说为自己服务，试图从理论上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

（一）五帝、太一神崇拜和封禅1。"五常"崇拜祠祀秦汉时期盛行的"五帝"崇拜和祠祀制度，是天帝观念的新的表现形式。"五帝"观念与阴阳五行说密切相关，在先秦已开始形成。

殷、西周国家统一，只有"天"、"天皇"、"天帝"，而没有各据一方的"五帝"。春秋战国时期，东周王权衰微而五霸迭兴，七雄角逐，国家趋于统一。随着社会大变革的到来，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各派学者著书立说，以供统治者采纳。其中，阴阳五行说对秦汉时期的五帝崇拜产生了重大影响。

阴阳五行学说的创立者是战国中后期齐国人邹衍（公元前305-前240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径，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国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①。邹衍讲的"五德"，即《尚书·洪范》中讲的水、火、木、金、土五种元素，也称"五行"。邹衍利用天人感应和天道循环论的观点，对《洪范》的五行说进行改造，创立了"五德终始说"。成为邹衍阴阳五行说特色的是，他把阴阳五行主要用于解说朝代的发展，认为人类历史都是按照五行相胜的次序分为五个大的环节的无限循环的过程；历代帝王政权的交替就是按照五行相胜的公式周而复始地循环的，即"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②。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在齐、梁、燕等国大受欢迎，因为这些封建诸侯都希望上天按照"五德终始"的循环次序使他们得到新的机会，像过去的圣王一样建立统一的王朝。

战国末年有人把当时的天文历法学说与阴阳五行思想相比附，认为春夏秋冬和东西南北的方位都与阴阳五行相关。《吕氏春秋·十二纪》即以春夏秋冬与四帝、四神、四德、四方等相配，配合的程序如下：春，其帝太皞（木德之帝），其神句芒（木官之神），其虫鳞，其音角（角，木也，位于东方），其数八（五行之数为五，木第三，故数序为八）。

①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②　刘歆《七略》，据《文选》卷二左思《魏都赋》李善注。

夏，其帝炎帝（火德之帝），其神祝融（火官之神），其虫羽，其音徵（徵，火也，位于南方），其数七。

秋，其帝少皞（金德之帝），其神蓐收（金神），其虫毛，其音商（商，金也，在西方），其数九。

冬，其帝颛顼（水德之帝），其神玄冥（水神），其虫介，其音羽（羽，水也，位在北方），其数六。

可见，在关于天的神化方面，除了一般所说的"天"、"天皇"、"天帝"以外，还认为在天的四方有四个帝，这四个帝原来都是人间的"圣王"，都曾以五行的一"行"（德）作为天命所归的标志而进行统治，死后成为主管四方、四时和五帝之神。十二纪的五帝是：黄帝居中，具土德；太皞居东方，具木德，主春，因木为青色，亦称青帝；炎帝居南方，具火德，主夏，因火为赤色，亦称赤帝；少皞居西方，具金德，主秋，因金为白色，亦称白帝；颛顼居北方，具水德，主冬，因水为黑色，亦称黑帝。

秦始皇在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权过程中，就积极利用阴阳五行说为其统治服务，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史载，齐人奏五行德运说，黄帝得土德，夏得木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秦变周而兴，应得水德。秦始皇采用此说，"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六以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①。按照阴阳五行说，水在季节上属冬，颜色为黑色，时间应从夏历十月开始，五德循环的位数是六，在音律上属阴，水阴主刑杀。因此，秦得水德，就应以冬十月为岁首，崇尚黑色（衣服、旌旗为黑色），以六为度量单位（如符是六寸，步为六尺之类），以大吕（为阴律之始）为正音，以法为施政准则。于是五行德运之说首次为最高封建统治者所利用。秦始皇标榜得水德，为的是向天下宣示，秦朝之兴适应了五行演化的法则，理当代周统治中国。秦始皇的统治既然是得到上天的委任，于是他就极为重视祭天帝。统一中国的第三年（公元前219年）就到泰山封禅，即在泰山顶上筑坛祭祀天帝。此外，秦始皇仍按时祭青、黄、赤、白四帝。秦汉之际，五德终始学说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汉高祖刘邦起兵反秦时，也要借助这类宗教神话来论证自己反秦的合法性。《汉书·高帝纪》记载的刘邦斩蛇的故事，说的是刘邦斩了一条挡道的蛇，有一个老妪哭着说："人杀吾子。。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①。像这样的故事，当然是刘邦周围的人编造的。编造者显然认为秦王朝统一六国是非法的，不得水德，而仍属金德（秦襄公祠白帝；秦献公以为得金瑞，祠白帝），因为火胜金，刘邦灭秦当得火德，故称赤帝子杀白帝子。刘邦当了汉王，东击项羽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②。他即命立黑帝祠，称为"北畤"，按时命人祭祀。据此，刘邦自认为是直接代周（火德）而得水德。汉文帝立五帝庙。统治集团对汉代所尚之德有不同看法。贾谊认为汉继秦统，应为土德，张苍认为"汉乃水德之时"，极力反对。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才正式按土德改制，色尚黄，以寅月为岁首，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

①　《史记·封禅书》。

①　《汉书·高帝纪》。

②　《史记·封禅书》。

2。"太一"神崇拜和祭祠五帝崇拜缺乏至上神的观念，这不利于统一的中央政权的巩固，于是在五帝之上出现了新的天神，便是"太一"神。所谓"太一"，秦朝时，即称为"太皇"，它与"天皇"、"地皇"并称"三皇"。这是秦汉时流行的三个天神，但是把太一神提高到至尊的地位，成为汉统治者尊奉的天帝神，应该是汉武帝的功劳。

汉武帝时，西汉社会已得到恢复发展，由于削弱诸侯王势力，中央集权日益加强，在政治上已出现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方士谬忌首先奏请祭祀太一神，说"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大牢"①。谬忌提出建设至尊的太一神的方案，打破了秦至汉初的天帝神的观念，明确指出五帝只是太一神之"佐"，突出了太一是至上神的地位。汉武帝采纳这个建议，命令太祝在长安东南郊立了太一坛，按谬忌的方案祭祀。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汾阳（今山西河津南）出土一个古鼎，公卿大臣视为"宝鼎"，都认为是一种祥瑞。汉武帝下令将它迎至甘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正式在甘泉建立太一祭坛（泰畤），坛分三层，五帝是太一的辅佐，所以他们的坛环绕在下面，青、赤、白、黑四帝，各按东西南北方排定。只有黄帝坛，置于西南方。祭的时候，杀一白鹿，把猪和酒装在它的肚里；又杀一白牦牛，把白鹿装在它的肚里。掌祭太一的祝宰别具一格，身穿紫色绣衣，掌祭五帝的分穿青赤诸色衣。同年十一月，汉武帝举行隆重的郊祀，亲自祭拜太一神，正式钦命太一为汉家至尊的上帝神。第二年，汉武帝以祭天礼仪亲自到太一坛祭祠。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开始，武帝还带人几次到泰山举行隆重的封禅仪式，所采用的也是"如郊祠太一之礼"。武帝的赞飨辞说："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太一"①。至此，"太一"作为汉王朝至高至尊的"国神"，终于被塑造成功。

3。封禅封禅是古代统治者举行的一种祭祀天地的礼仪。古人认为群山中泰山最高，因此人间的帝王应到最高的泰山去祭过天帝，才算受命于"天"。

远古暨夏商周三代，已有封禅的传说。《史记·封禅书》载有春秋时期齐相管仲论封禅一段话，说齐桓公称霸后想行封禅之祀，管仲反对，认为古代封泰山、禅梁父的有七十二代的帝王，著名的有无怀氏、伏羲、神农氏、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等十二个，都是受命之后才举行封禅仪式的。他们那时候封禅，有嘉禾生出，凤凰来仪，种种祥瑞不召而至。桓公自知没这么大的福气，只好放弃了封禅的妄想。不过先秦时代如何举行封禅之礼，由于缺乏史料，其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史记》所载，舜、禹以后举行过封禅的只有两个人，即秦始皇和汉武帝。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认为自己的统治得到上天的委命，第三年（公元前219年）就带了齐、鲁的儒生博士70人到泰山举行封禅活动。准备行封禅之礼时，儒生博士便议论纷纷，说古代天子封禅坐用蒲裹车轮的"蒲车"，以免损伤山上的草木土石；要扫地而祭，铺上用菹秸做的席。所说互相乖异，难以做到，秦始皇一怒之下将他们全部斥退，自己乘车从山南登上泰山之顶

①　《史记·封禅书》。

①　《汉书·郊祀志》。

去行封礼，并刻石歌功颂德，然后又从山北下来，到梁父山去行禅礼。他的礼节基本上是取自战国时祭天帝时所采用的一套仪式稍加改造而成。

西汉中叶，随着汉王朝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封建中央集权日益加强，汉家至尊的天帝神确立了之后，汉武帝决定按古礼举行封禅。但是，这封禅的礼仪，儒生与方士说的，各不相同。汉武帝便把封禅祭器拿给他们看，问古礼究竟怎么样，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汉武帝索性自定用祭太一神的礼仪。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先到梁父山行禅礼祭地，然后到泰山下东方设坛，举行一次封礼祭天。坛宽1　丈2　尺，高9　尺，下埋"玉牒书"。之后，汉武帝与少数大臣登上泰山之巅，举行了第二次的封礼。武帝封禅，祭天采用祭太一神之礼，设坛三层，四周为青、赤、白、黑、黄五帝坛，杀白鹿、猪、白牦牛等作祭品，用江淮一带所产的一茅三脊草为神籍，以五色土益杂封，满山放置奇兽珍禽，以示祥瑞。汉武帝则身穿黄色衣服，在庄严的音乐声中跪拜行礼。为了纪念这次封禅典礼，武帝还特改年号为元封。

（二）巫术与术数的发展秦汉时期，在崇拜天神的基础上，又生出种种巫术与术数迷信。

1。神仙方术战国时兴起于燕齐一带的神仙方士，自称他们能够通神仙，能够炼出不死的丹药，能够飞升成仙。其实，神仙思想由来已久。《庄子·逍遥游》描绘藐姑射山的神人不食五谷，乘云御龙，游于四海之外。《庄子》多处对神人、至人、真人等神仙的生活与法术作了形容。在《楚辞》里，也有不少吐故纳新、导引食气之类的神仙思想。《韩非子·说林》有献不死之药于楚顷襄王的记载。战国中后期，方士和巫师把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与神仙方术结合起来，从而使神仙思想和方术大大流行起来。秦汉时期，由于秦始皇、汉武帝幻想长生不老，对神仙方术极为信任，大力提倡，因而神仙方术在这个时期特别盛行。

秦始皇幻想获得不死之药，因而方士投其所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即统一六国后的第三年，徐市便上书秦始皇，说："海上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秦始皇当即派徐市带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神仙及不死之药。徐市入海求仙药，数年不得，耗费极大，担心受到谴责，便欺诈秦始皇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继徐市之后，得到秦始皇宠信的方士有卢生、韩终、侯公、石生等。他们为秦始皇访求古仙人羡门、高誓及仙人不死之药。卢生对秦始皇说："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人人不爇，陵云气，与大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爇。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秦始皇回答说："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秦始皇为了会见真人，得到仙药，听从卢生的话，真的把自己隐藏起来，与臣下隔绝。世上哪有不死之仙药，卢生等人偷偷逃跑了。秦始皇知道后勃然大怒，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以求奇药。今闻韩众（终）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秦始皇对方士、儒生进行疯狂的报复，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但秦始皇求不死之仙药并不死心，临死那年，还"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①。

秦始皇之后，最相信神仙方术的是汉武帝。向汉武帝鼓吹神仙方木最突出的代表是李少君、少翁、栾大。《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李少君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武帝，帝尊之。李少君对武帝说："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则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汉武帝深信其言，一面亲自祠灶，事炼丹沙，一面派方士入海寻求蓬莱仙境与安期生仙者。后来李少君病死，汉武帝不说他死，而说"化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来言神事矣"②。

齐人少翁的事也见于《史记·封禅书》。据说，武帝宠信的王夫人死了，李少翁在晚上"召来"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使汉武帝在帷幕之中看到了王夫人。武帝大为高兴，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少翁又对武帝说："上即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汉武帝听信其言，作画云气车，各以胜日驾车避恶鬼。还作甘泉宫，其中有台室、画有天、地、太一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少翁的通神术搞了一年多，仍不见有神到，他怕事情败露，便制造了一个"牛腹藏书"的骗局，没想到汉武帝认得他的笔迹，就把他杀了。

曾与少翁同一师傅的栾大，由乐成侯推荐给汉武帝。栾大自吹说：臣经常往来海上，见过仙人安期、羡门之属，因为微臣的地位低下，仙人不相信臣。微臣的老师说过，"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他要求汉武帝说："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武帝宠信栾大，拜其为五利将军，以二千户封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辇斥车马帷幄器物。武帝还见栾大长得漂亮，说话很有韬略，又把女儿卫长公主嫁给他，赍金万斤。此外，武帝还亲至其第，令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五利将军印。栾大常羽衣，夜祠欲以下神。栾大佩六印，贵振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而自信有禁方，能神仙矣"①。栾大最后以方术不验被杀。对这种荒诞的神仙方术，武帝至死方悟，说："天下岂有神仙，尽妖妄耳"②。由于统治者的崇信，秦汉方士层出不穷，阵容庞大，专门论述神仙方术的著作，仅《汉书·艺文志》所收就有二百零五卷。刘向撰《列仙传》记上古三代至西汉成帝时神仙七十人，集中宣传了世有神仙和神仙可学的观点。《汉书·方术传》与《淮南子·万毕术》等，也载有神仙方术之说。由此可见，秦汉时期神仙方术就盛行了。而神仙方术的活跃，也加快了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来强化封建统治的步伐，使神仙方士和儒士逐渐合流，谶纬之学在两汉时期极其盛行，也为后来道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①　《史记·封禅书》。

②　《史记·封禅书》。

①　《史记·封禅书》。

②　《史记·孝武本纪》。

2。神秘的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说为战国时期阴阳家所创。秦始皇在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过程中首次实行这种学说。汉代以降，五行说与汉人创立的"三统说"相结合，五行相生相胜的神秘系统正式建立并盛行起来。

"阴阳"思想主要来自于《易经》，"五行"学说来自于《洪范》。战国末年的邹衍将阴阳消长和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相胜的观点与帝王朝代的兴废递嬗相附会，创立了"五德终始说"。所谓"相生"，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火-土-金-水）。所谓"相胜"或"相克"，就是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邹衍将这种自然观运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赋以五行以道德的属性，叫做"五德"，即水德、火德、木德、金德、土德。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按照"五行相胜"的循环顺序进行的。邹衍说："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①。《吕氏春秋·应同》记载了邹衍这一观点："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详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螟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某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盛"。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火，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这里明确说明，五德是根据天现祥瑞决定的，"五德终始说"也就是"天意"。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用了邹衍"五德终始说"，"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今方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则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①。秦始皇得水德是根据"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以其水德之瑞"。②就是说得水德的秦，取代得火德的周，是符合天意的。汉高祖刘邦灭秦而建汉，自以为是直接承周而得水德，到文帝时张苍等人根据五行相克说提出反对意见。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才由水德改为土德。

西汉时期董仲舒对五行的顺序重新安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了"比相生而间相胜"的主张，赋予五行以方位、时节和道德伦常的意义。董仲舒规定的五行分布的位置、相应的时节、职司、德性及例官分别是：木："木居左"，"木居东方而主春气"，"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召公是也"。

火："火居前"，"火居南方而主夏气"，"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马尚智"，"周公是也"。

土："土居中央，兼及四时"。"中央者土，君官也，司营尚信"，"太公是也"。

金："金居右"，"金居西方而主秋气"，"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义"，"子胥是也"。

①　《文选·文故安陆昭王碑文》李善注引。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封禅书》。

水："水居后"，"水居北方而主冬气"，"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司寇尚礼"，"孔子是也"。

所谓"比相生"，就是按木、火、土、金、水顺序比邻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其父子也。"所谓"间相胜"，就是按木、火、土、金、水顺序间隔相胜，即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

董仲舒赋予五行道德属胜，以证明封建伦理道德的合理性。而《淮南子·天文训》则正式神化五行，把五行与五方、五帝、五佐、五执、五治、五星（神）、五兽、五音、五日（天干）相应搭配起来，即："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木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

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治夏，其神为营惑（火星），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

中央，土地，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判四方，其神为镇星（土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

西方，金也，其帝少皞，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金星），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

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水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邹衍首创的"五德终始说"，发展到秦汉时期，已构成一个完整的运转系统，其神秘的色彩更加浓厚，就其本质来说是为改朝换代，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王莽、刘秀也利用它为夺取政权寻求根据。但总的说来，五德说在秦汉期间曾兴盛一时，以后逐渐消弱。代之而起的是天人感应说以及谶纬神学。

3。占星术中国在远古时代就注意观察天象，通过对日月星辰运行的观测，形成了古天文学，用于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史记·天官书》载："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但由于时代的局限，科学水平低下，人们对一些罕见的天象如日食、月食、彗星等作不出科学的解释，因而认为各种天象是天帝意志的表现。《汉书·艺文志》说："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这就把观察天象看作是一种占星术了。

占星术在尊天神学和谶纬迷信十分盛行的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特别流行。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出现的大量谶纬图书中，就有不少是记载星象占验的。如西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太阳有黑子，即"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京房《易传》以为"祭天不顺兹谓逆，厥异日赤，其中黑。"什么是日食呢？京房《易传》说："下侵上则日食。"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就是一个星象占验家。他在《灾异对》说："人君妒贤嫉能，臣下谋上，则日食。"刘安的《淮南子》也说："君失其行，日薄食无光。"什么是月食呢？董仲舒《灾异对》说："臣行刑罚，执法不得其中，怨气盛，并及良善，是月食。"

汉武帝把太一作为至尊的天帝神，认为天极星（北极星）是太一神居住的地方，它旁边的三星是"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后勾四星包括"正妃"和"三宫"，而周围的十二颗星是守卫宫廷的"藩臣"。据说，如果这个星区出现怪变星象（如流星，彗星），朝廷就会发生变乱。为了让汉室长治久治，汉武帝及其他皇帝均举行隆重的郊礼，亲自祭拜太一神。

对于彗星的出现，人们是惊恐万分的。据汉代谶纬书《春秋运斗枢》说：彗星如出在东方，则"将军谋王"；出在南方，则"天下兵起"；出在西方，则"羌胡叛中国"；出在北方，则"夷狄"内侵。据《春秋》载，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对这次彗星的出现，董仲舒解释说："孛者，恶之所生也。谓之孛者，言孛之有所妨蔽，暗乱不明之貌也。

北斗，大国象。后齐、宋、鲁、莒、晋皆杀君"①。

刘向则是这样解释的："君臣乱于朝，政令亏于外，则上浊三光之精，五星赢缩，变色逆行，甚则为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乱臣矣，篡杀之表也。《星传》曰："魁者，贵人之牢。"又曰："孛星见北斗中，大臣诸侯有受诛者。"。。夫彗星较然在北斗中，天之视人显矣，史之有占明矣，时君终不改寤，是后，宋、鲁、莒、晋、郑、陈六国咸杀其君，齐再弑焉。。"②。当时占星家把彗星的出现看作是上天对国君的警告，若国君不悬崖勒马，痛改前非，就会国破身亡。

4。卜筮卜筮是我国最古老的占问吉凶的方式。早在商周时代就已有大量的文字记录。春秋以后，各诸侯国也设专人主管卜筮。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仍设有太卜官，在"焚书坑儒"时，还保留了卜筮之类的书籍。秦始皇晚年听说"今年祖龙死"的谶言，"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①，于是远游以避灾，最后死于途中。陈胜起义前，乃贫贱之辈，他也要卜筮。《史记·陈涉世家》说："（陈胜）乃行卜。卜者知其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说明卜筮在秦代的王室和民间都极为流行。

秦亡之后，汉因秦制，虽然接管了秦的太卜机构，但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直到吕后死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派人迎代王刘胜（文帝）为帝，代王犹豫不决时，便用卜筮。他占卜得吉兆，才决定入京即帝位。②汉武帝极为迷信，他登基后，网罗大批卜筮人才，经常为他占卜吉凶。

北击匈奴，西征大宛，南伐百越，在决定是否发兵时，他都先进行卜筮。高兴时，赏赐给卜者数千万。卜者邱小明富贵腾达，显赫一时。《史记·日者列传》载，当时占卜的方法多种多样："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娶）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看风水定吉凶）曰不可；建除家（据月和十二辰定吉凶）曰不吉；丛辰家（以十二辰神灵定吉凶）曰大凶；历家（日历）曰小凶；天人家（天人感应论）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

王莽为篡夺刘氏政权，更是重视利用卜筮。《汉书·王莽传》说："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为皇后，以固其权，。。太后不得已，听公卿采莽女。。。

①　《汉书·五行志》。

②　《汉书·五行志》。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孝文本纪》。

有诏谴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庙，杂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卜筮的结果是吉上加吉。通过把女儿嫁给皇帝，王莽进一步掌握了西汉的大权。

王莽摄政后，原宰相翟方进之子、东郡太守翟义，率东方诸侯、郡守起兵反莽。王莽急忙调兵遣将东征平叛，并仿效周公东征作《大诰》，说："。。天降威明，用宁帝室，遗我居摄宝龟。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乃诏天明意，诏予即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反虏故东郡太守翟义擅兴师动众，曰"有大难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于是动严乡侯信，诞敢犯祖乱宗之序。天降威遗我宝龟，固知我国有呰灾，使民不安，是天反复右我汉国也。。。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故我出大将告郡太守、诸侯相、令、长曰："予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东郡、严乡逋播臣。"尔国君或者无不反曰："难大，民亦不静，亦惟在帝宫诸侯宗室，于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帝不违卜，故予为冲人长思厥难曰："乌乎！义、信所犯，诚动鳏寡，哀哉！"。。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于安帝室，兴我汉国，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况亦惟卜用！"①其用卜的语句，无一不与周公之《大诰》同。

通过上述的文献记载可知，王莽在篡权过程中，始终重视利用卜筮这一宗教迷信工具。王莽除了以卜筮骗人外，自己本身也迷信卜筮。曾仕于王莽的桓谭说他："好卜筮，信时日，而笃于鬼神，多作庙兆，洁斋祀祭"②。在东汉谶纬迷信泛滥的情况下，占卜术更是五花八门，有"七政"（日、月、星、占验术）、"元气"（阴阳占验术）、"六日七分"（用《易经》占卜的一种方术）、"遁甲"（用天干占卜）、逢吉（应人所向而占卜）、挺专（折竹而卜）、孤虚（用天干地支搭配日辰占卜）等。

5。望气和风角中国古代人民在生产过程中逐渐总结出风云的变化影响到天气、季节的变化，因而十分重视观测天空，注意风云的变化。但是，由于受科学认识水平和生产力低下的限制，人们对风云的观察往往带有宗教神学的色彩，认为通过对风云的观察，可以测知人间的吉凶祸福。形成了神秘主义的望气和风角学说。

①望气望气是根据云气的色彩、形状和变化来附会人事，预言吉凶的一种占卜法。《墨子·迎敌祠》说："凡望气，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来气，有败气，能得明此者，可知成败吉凶。"《吕氏春秋·明理》说："至乱之化，君臣相贼，长少相杀，父子相忍，弟兄相诬，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纪，心若禽兽，长邪苟利。其云状有若犬、若马、若白鹄、若众车，有其状若人苍衣赤首不动，则名曰天衡；有其状若悬釜而赤，其名曰云旍；有其状若众马以斗，其名曰滑马；有其状若众植华以长，黄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旍。"

《史记·天官书》对望气的占卜法作了介绍，说如果仰望云气能达三、四百里；如果登高则能看得二、三千里。通过观测云气，能预测吉凶顺逆。如果看到云底部大而前面呈细长形，那么两军对垒将必战；看到云青白色而前面稍低，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看到云前面赤而稍仰起，会打败仗。

据《史记·文帝纪》记载，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赵人新

①　《汉书·翟方进传》。

②　桓谭：《新论·言体》。

垣平以望气见，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汉书·郊祀志》，也载有这事：新垣平对桓帝说："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彩，若人冠冕焉。。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在渭阳设五帝庙。

望气者认定，凡日旁及皇帝所在地均有一股非同一般的云气，是为"天子气"。汉代善于望气的王朔，就十分注意观测日旁的云气。《洛书》记载说："有云象人，青衣无手，在日西，天子之气。"《史记·天官书》正义引还认为，凡是命中注定是皇帝的，就是还不是皇帝的时候，他的周围也会有五彩绚丽的"天子气"出现。《史记·项羽本纪》就记载说，项羽在"鸿门宴"款待刘邦时，范增就力劝项羽要把刘邦杀掉，他说："吾令人望其气，皆成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后汉书·光帝纪》记载，王莽末年，望气者苏伯阿在南阳看了舂陵城郭（光武帝刘秀故乡），惊奇地说："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刘秀起兵回到舂陵，"远望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扬言："刘秀当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龙而御天哉！"

②风角风角是根据风的观察以卜吉凶的一种术数。《后汉书·郎凯传》李贤注说："风角谓侯四方四隅之风，以占吉凶也。"魏鲜是汉代著名的占岁者。他每年正月初一日从风向、风力等来占验一年之气候和农事。《史记·天官书》说："风从南方来，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戌菽为；小雨，趣兵；北方，为中岁；东北，为上岁；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故八风各与其衡对，课多者为胜，多胜少，久胜亟，疾胜徐。且至食，为麦；食之呹，为稷；呹至。。，为黍；。。至下菽为菽；下。。至日入，为麻。欲终日，有云，有风，有日。日当其者，深而多实，无云有风日，当其时，浅而多实；有云风，无日，当其时，深而少实；有日，无云，不风，当其时者稼有败。如食顷，小败；熟五斗米顷，大败。则风复起，有云，其稼复起。各以其时用云色占种所宜。其雨雪若寒，岁恶。是日光明，听都邑人民之声。声宫，则岁善；商，则有兵；徵，旱，羽，水；角，岁，岁恶。。。正月上甲，风从东方，宜蚕，风从西方，若旦黄云，恶。"对风角术数，《唐开元占经》卷90　有一些材料留传下来。古代占候，要在高旷的土山上立竹竿，用鸡毛编成"羽葆"，挂在竹竿上，根据它测到风向、风力来进行占验。没有尘埃，温凉适时，和畅的清风叫"祥风"；"风声寒惨，埃■蓬勃"的风叫"灾风"。此外，还有"旱火风"、"大兵将至风"、"大丧风"、"大水杀人风"等等。

《后汉书·郎凯传》说："郎凯。。父宗，字仲绥，学京氏《易》，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常卖卜自奉。安帝征之，对策为诸儒表，后拜吴令。时卒有暴风，宗占知京师当有大火，记识时日，遣人参侯，果如其言。"《后汉书·李南传》也说："李南。。少笃学，明于风角。"《后汉书·谢夷吾传》也说："谢夷吾。。少为郡吏，学风角占候。"从以上所引可以看出，这种神秘主义的风角术数，在东汉时期是极为盛行的。三、两汉的官方神学随着西汉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发展，一种证明这种封建统治的合法性神圣性的神学理论也就应运而生了。这就是董仲舒所创立的天人感应神学体系。继董仲舒之后，从西汉末年以来，以预言天命为内容的谶纬神学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大行其道。到东汉章帝时，《白虎通义》又使神学经学法典化。谶纬神学与《白虎通义》的神学世界观，都是董仲舒封建神学思想的变种和继承。至此，中国封建国家宗法性宗教正式形成。

（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体系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据说他读书很勤奋，曾"三年不窥园"，是西汉中期著名的一代儒宗。现存著作有《天人三策》、《春秋繁露》。董仲舒继承了殷周时代以来的宗教迷信观念，发挥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兼取阴阳五行思想，形成自己一套完整的天人感应神学体系。在汉武帝的支持下，他的神学成为西汉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董仲舒宣称"天"是有意志有情感的至上神，是百神的长官。他说："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①。"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②，"天亦人之曾祖父也"③。董仲舒所说的天，既是主宰世界的至高无上的神，又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相信古代传说中的那些受命之君，都是神的化身，是顺天志受天命来统治人间的。他说："故天将授舜主天法商而王。。天将授禹主地法夏而王。。天将授汤主天法质而王。。天将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④，"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⑤。显而易见，这种君权神授思想是远古暨三代以来的传统天命观念的沿袭。不过，董仲舒为了迎合和适应汉代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需要，他将君主秉承天命主宰人世的神权格式加以明确化和系统化，国家社会之安危，系于君主一人，他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⑥。从而建立了天-天子（君）-民的神学统属关系。"天"不仅创造了人类，还为人类安排了君主。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

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用阴阳五行等神学以论证儒家仁义道德、纲常名教，积极把儒学神学化，建立了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①。"阳

①　《春秋繁露·郊义》。

②　《春秋繁露·顺命》。

③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④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⑤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第三十五》。

⑥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①　《春秋繁露·基义》。

尊阴卑"，所以"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实际上，董仲舒把三纲与阴阳附会在一起，并将这种比附当作"论证"，是为了让人们相信三纲确为上天所立定，从而为封建统治秩序的合理性，制造了神学的理论根据。

与明阴阳而观天志相联系，董仲舒又试图辨五行以观天道。他说："天有五行。。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己生而火养之，金己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②。董仲舒把五行解释为五种封建道德属性，说成孝子忠臣之行，把"孝道"视为"天之道"，目的是为了神化这种伦理道德，从而起到加强和巩固现实封建国家宗法性宗教制度的作用。此外，董仲舒还认为人的精神意志、道德品质、生理构造与功能来源于天，人是按天的模式组建出来的复制品。他把人的骨节、五脏、四肢，比附为一年的日数、月数以及五行四时。他说："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③。他又说：人身"小节三百六十六，付日数也；大节十二分，付月数也；内有五藏，付五行数也；外有四肢，付四时数也"（《春秋繁露·人付天数》），从而得出"为人者天也"的"天人合一"论①。

为了论证天的权威与天人相通，董仲舒又制造了天人感应论与谴告说。

天人感应是一种古老的神秘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着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董仲舒以同类相动作为天人感应的重要依据，认为自然界的春、夏、秋、冬分别体现了天的庆、赏、罚、刑。他肯定"天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和"天人一也"的前提下，认为"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之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②董仲舒强调天命非人力所能致，天主宰一切。天命予夺是通过祥瑞或灾异为其预兆，祥瑞是天佑的征象，又称受命之符。他通过周文王、武王获白鱼赤鸟之瑞和周王后代子孙由于行暴政而出现灾异的事例来做证明。董仲舒把天说得活灵活现，国家的治乱，人君的祸福，都由天意决定。天意是通过一系列灾害、怪异等自然现象表现出来的。董仲舒的这种天人感应论与谴告说在本质上是宗教神学。

董仲舒继承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又创立"三统"历史循环论。他认为相继的朝代都要"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自成一"统"。即在历法及礼仪等方面上，建立相应的制度。"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己物，袭所代②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③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①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②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白显也"①。例如，夏代以寅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于是夏朝的朝服、车马、旗帜、牺牲，都尚黑，就成为"黑统"。商朝以丑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于是商朝的一切都尚白，就成为"白统"。周朝以子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于是周朝就一切尚赤，就成为"赤统"。这"三统"都是天志的显示。而周朝以后，则依"三统"顺序循环反复。"三统"说证明改朝换代的合理性，实际上，它成为维护汉代封建统治的正统论。

董仲舒还提出"天道不变"说。他认为，帝王的统治秩序和伦理道德，是从"天"那里来的，"天"是不变的，所以帝王的统治秩序和伦理道德也不会变化。朝代的更替，制度的改变，都是周而复始，其本质如故。为什么？因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②。国都的搬迁，称号、正朔、服色、年号的更改，不过是新帝王即位，重新受命于"天"的表示。所以，董仲舒的"天道不变"说，论证了封建统治秩序永恒不变，以维护汉代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

此外，董仲舒还提出了所谓"性三品"说。即将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三种。"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③。人性是有善有恶的。"圣人之性"为统治阶级，属"善"性，可以承"天意"而治民，以及行教化。"斗筲之性"为平民百姓，属"恶"性，是不可教化的。"中民之性"可善可恶，只要接受教化，有可能变为"善"。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加以神圣化，以利于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奴役统治。

董仲舒是第一个把儒学改造成神学的大儒，他所创立的一套完整的封建天人感应神学思想体系，是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发展的产物。他使儒家经典带上神学色彩，使得封建的意识形态宗教化，从而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官方神学的创立。

（二）儒学神化的谶纬学谶纬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兴起于西汉哀平之际，而盛行于东汉，它是两汉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谶"具有应验、灵验之义，是一种"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神秘预言。这种预言被认为发自天帝，是符合天意的，所以又称"符命"；为显示谶书的神秘性，往往把它染上绿色，所以又称为"箓"；由于常附有图，故也称"图谶"。谶的起源很早。《史记·赵世家》载："秦缪公尝病，七日而寤，醒后对人说：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他叫人将这些话记下来，称为"秦谶"。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他派燕人卢生入海求神仙，卢生到了海里没有见到神仙，却得到图书，上面写有"亡秦者胡也"。这就是政治隐语。"胡"是一个谜。秦始皇认为是指北方之胡（匈奴），于是派重兵驻守北方，修筑

①　《春秋繁露·楚庄王》。

②　《汉书·董仲舒传》。

③　《春秋繁露·实性》。

长城以防备匈奴。结果后来秦朝亡在胡亥手里，据讲谶的人说："亡秦者胡也"的"胡"是指胡亥。

"纬"是方士化的儒生用神学观点对儒家经典进行解释和比附的著作，它相对于"经"而得名。经的本义是织布上的纵丝，纬是织布上的横丝，纬书依附于经书，正如布上的纬线与经线相配一样。因而，用神学观点来解释经书的书，被称作纬书。汉代儒学有"五经"、"七经"之说，纬书也有"五纬"、"七纬"之称。纬书托名孔子。说是孔子编成了《六经》之后，深恐经文深奥，所以另立纬和谶，使它们变得通俗一些。纬书中有古史材料，也有一部分天文、历法、地理的知识。但纬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倾向都是把儒家经典神秘化和宗教化，它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帝王将相的出现，都是由天命安排好的，其兴，必有祯祥，其亡，必有妖孽。高祖之兴，《孝经·援神契》说："。。宝玉。。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秀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所谓卯金刀，是"刘"字，禾子是"季"字。这是说汉高祖的兴起，天已经预先告诉人们了。纬书还通过对经典的解释，神化孔子和孔子的著作。《孝经·钩命诀》将孔子描绘成海口、牛唇、舌理七重、虎掌、龟脊、辅喉、骈齿的奇异相貌。他们把孔子的作品，说成是天有意叫他这样写的。《春秋纬·演孔图》说："孔子论经，有鸟化为书，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书上，化为黄玉，刻曰：孔提命作，应法为制，赤雀集。"又说："孔子曰：丘览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①。孔子完全成了神人。

由此可见，纬与谶虽然都具有十分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但它们是有差别的。纬只有在把儒家的经典奉为神圣以后才能出现。比谶要晚得多。但由于纬书中也有谶语，所以后来往往把谶和纬混为一谈，通称为谶纬。可以肯定的是，将谶与纬相合而推阐灾异符命术数迷信的谶纬神学则为汉儒所为。谶纬迷信思想于西汉成哀之际开始兴起，到哀平时期盛行，这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西汉末年是汉代社会危机大爆发的时期。土地兼并和大地主豪强势力的恶性发展，使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在连年天灾和农民起义的压力下，西汉王朝政权摇摇欲坠。于是封建统治者只有乞求于宗教迷信的宣传，希望假借"天命"、"神"的启示来延长刘氏王朝的寿命；而上层统治者的一些野心家，也利用符命等迷信，为篡夺政权制造"神意"的借口；一些官吏和有识之士，不满汉王朝的腐朽统治，也利用这种宗教迷信方式，向当权者不断发出警告和抗议；甚至连农民群众也进行造神活动，利用宗教迷信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愿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谶纬神学才大肆泛滥起来。《汉书·哀帝纪》记载："（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煽动性极强的政治示威活动，是农民起义的前兆，它利用宗教迷信来发泄人们蓄积已久的怨气。哀帝时，夏贺良根据谶纬劝皇帝更改年号，认为这样即可挽救社会危机。他说："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①。哀帝听信此言，立刻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以应谶语。外戚王莽制造符命，对谶纬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①　《春秋纬·汉含孳》。

①　《汉书·哀帝纪》。

据《汉书·王莽传》，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因"风盖州令塞外蛮夷献白雉"，被封为安汉公。元始四年，"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过其意者，皆诣公车"。这是谶纬正式得到朝廷的承认，并取得了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平等的地位。元始五年，浚井得白石，有丹书著石，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谶文，王莽便做上了假皇帝。孺子婴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同样又以哀帝"天帝引玺金匮图"和"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二铜匮之符而作了真命天子。王莽当上了皇帝之后，又"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

刘秀和公孙述为追逐帝位，就围绕着符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刘秀根据《赤伏符》："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①。即是说，刘秀当继承汉代刘家天下的火德正统，应于"四七之际"即从高祖算起到刘秀二百二十八年当运。盘据在蜀郡的公孙述也引用谶纬证明自己是真命天子，引《援神契》："西太守，乙卯金"，认为西方太守应断绝刘家的国运。他代替王莽正好符合五德之运的程序。最后刘秀以《赤伏符》受命，又用了《西狩获麟谶》来折服公孙述，统一了天下，做了皇帝。

既然编造符命可夺得皇位，其他怀有政治野心想捞个一官半职的人，也如法炮制以编造符命为手段。一时间，符命泛滥成灾，谁都可以编造，谁都可以利用，谶纬的势力得到恶性膨胀。

刘秀当上皇帝以后，更加迷信谶纬，硬把谶纬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他经常以图谶裁决政事，凡是一切制度、服色以至大臣的任命都假托图谶来决定。中元元年（公元56年）刘秀"颁布图谶于天下"②，从而把谶纬神学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到明章二帝时，谶纬在皇帝的倡导下发展成为一种风靡一时的学问，臻于极盛。当时的儒者、士大夫争学图纬，致使谶纬渗透到意识形态各个领域，成为东汉重要的社会思潮。

（三）《白虎通义》的宗教神学自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体系及谶纬神学建立以后，刘秀的孙子章帝为了抬高神学的地位，使神学经学化，为了让经学符合宗教神学的思想体系，使经学神学化，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集贾逵、丁鸿、杨终、班固、李育、楼望、成封、桓郁等数十位今文经学家、古文经学家在白虎观召开经学大会，讲议《五经》同异。在这次经学的讨论会上，今文经学家以李育为代表，古文经学家以贾逵为代表，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李育精通《公羊》学，迷信谶纬自不待言，然而他还"颇涉猎古学"①，对古文经学湛为精通。贾逵自幼受家学的熏陶，博通儒家经典，尤精《左氏》之学，但对今文《尚书》、《穀梁》学也深有研究。贾逵与桓谭、郑兴等古文经学家不同，他曾用左学附会图谶，引《左氏传》说："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深得汉章帝的赏识。这两派虽然争论不息，但由于

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

②　《后汉书·光武帝纪》。

①　《后汉书·李育传》。

李育"多引图谶，不据理体"②，而贾逵则引左学证图谶，附会神学，两派明显地表现出合流的趋势。这次经学会议，诸儒考释经义同异，经汉章帝"称制临决"，由班固整理编辑成书，这就是《白虎通义》或称《白虎通》。《白虎通义》是在董仲舒及谶纬神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官方宗教神学，它大量引用图谶纬书解释经义，把经学与神学糅合成一个神秘的经学神学理论体系。

在《爵》篇中，《白虎通义》论证君权天予："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钩命诀》曰：天子，爵称也。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爵就是爵位，天子这个爵位直接来自天帝的赐予，"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①。神化君主，目的是为了虚构君主的王权。既然君主的权力来自天帝的赐予，那么，祭天的仪式便是君权的象征，君主凡遇征伐、巡狩等重大活动，都要向天神报告，封禅典礼则是最隆重的报告仪式。《白虎通义》说："（王者征伐）出所以告天何？示不敢自专也"②。"巡狩必祭天何？本巡狩为天，祭天，所以告至也"③。"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守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④。《白虎通义》还明确提出了以祖宗神配享天神的主张，说："王者所以祭天何？缘事父以事天也。祭天必以祖配何？自内出者无匹不行，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宾主，顺天意也"⑤。采取了这种祭仪，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敬天尊祖的精神，说明君权的起源。

对朝廷的事务，大到礼与刑，小到饮食作息，《白虎通义》都作了"天人合一"、"人神一体"的解释。它说："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时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时不顺，有彻乐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残戒也。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食，少阴之始也；暮食，太阴之始也"⑥。国家制度是天子建立的，既然天子已经变成了神人，国家制度也就自然取法于天，《白虎通义·封公侯》说："王者受命，为天、地、人之职，故分职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师。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天有三光，然后能遍照。各自有三，法物成于三，有始，有中，有终，明天道而终之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应十二子。"这个说法，是对董仲舒"官制象天"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由于天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所以天与人就相互感应。如果天子有政绩，品行端正，"符瑞"就会"应德而至"，反之，则以灾变来谴②　《后汉书·李育传》。

①　《三正》。

②　《三军》。

③　《巡狩》。

④　《封禅》。

⑤　《郊祀》。

⑥　《礼乐》。

告。《白虎通义》说："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①。"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援神契》曰：行有点缺，气逆于天，情（精）感变出，以戒人也"②。

《白虎通义》的宗教神学还特别利用阴阳五行说，进一步说明"三纲"、"五常"伦理观念，宣传尊卑等级思想。《三纲六纪》篇说："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阳一阴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伸），归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六合阴阳，有施化端也。"《五行》篇又说："子顺父、臣顺君、妻顺夫，何法？法地顺天也。"认为"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这就是从神化君权，进而把封建的统治秩序与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也涂上一层圣光，以此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

此外，《白虎通义》还对封建王朝加以神化，提出所谓"三统说"。三统也叫做三正。据《三正篇》的说法，周为天正，色尚赤，是为赤统。殷为地正，色尚白，是为白统。夏为人正，色尚黑，是为黑统。在《白虎通义》看来，"三统"是"本于天"的。"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统，谓三微之月也。明王者当奉顺而成之，故受命各统一正也"。三统、三正组成一个圆圈，天道顺着这个圆圈循环运动，历史的变化也是顺着这个圆圈周而复始。这是说，王者受命，应该改正朔，易服色，以代表三统中的一个统。这种说法是发展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但五德终始说是用五行相生相克来解释王朝更替，而三统说除了解释王朝更替外，还特别强调三纲五常是"百王不易之道"。《三正》篇说："王者受命而起，或有所不改者何也？王者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实。"变的只是形式，旧王朝灭亡了，新王朝出现了，正朔、服色、都城等等是可以改的，但"三纲"、"五常"的大道是不能改的，三统说实际上是封建一统不变说！

《白虎通义》还大力宣扬天命论。它把人的寿命分为"寿命"、"遭命"、"随命"三种，说："命有三科以记验。有寿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随命以应行。习寿命者上命也，若言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矣，。。遭命者，逢世残贼，若上逢乱君，下必灾变暴至，夭绝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有寿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随命以应行"①。这三个命都是上天注定的。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白虎通义》的宗教神学特别突出了三纲五常的地位。这个神学体系也就是封建社会的国家宗教的主要内容，从而使得中国宗教更具有了政治和伦理化的倾向，而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也一直成为奴役中国人民的精神枷锁。

①　《封禅》。

②　《灾变》。

①　《寿命》。

四、道教的起源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产生于东汉顺、桓之际，时至今日，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与儒学和各种外来的宗教尤其是佛教既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又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在它自身发展与演变的每一个阶段，无不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化学、养生、天文地理以及社会风尚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道教还远播东南亚、日本、印度以及欧美，而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相辉映。

道教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宗教，它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社会发展到汉代的历史产物。

（一）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东汉刘秀政权是在豪强地主集团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整个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膨胀发展，政治上把持朝政，经济上疯狂地兼并和掠夺土地，建立大大小小的庄园。从和帝始，宦官、外戚交替执政，政治统治腐朽黑暗，社会秩序紊乱。

在豪强地主虎噬狼吞的土地兼并以及外戚、宦官争权夺利之下，加上封建王朝的横征暴敛，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流亡，沦落为豪强地主的"徒附"和部曲（依附农民）。这些依附农民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而更多的农民在丧失土地以后，则变成无衣无食、辗转道路的流民，生活尤为悲惨。农民的灾难比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许多农民饥寒而死。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里描写当时社会的惨状时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饿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所，何能两相完。"因此，随着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加上外戚专政，宦官当权，使当时统治阶级与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在社会危机面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劳苦大众渴望摆脱苦难，但又看不到自己的力量，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他们就希望借助宗教得到精神安慰，甚至幻想一种宗教来拯救自己。而无能的统治者又只能用宗教来麻醉自己、欺骗民众。这样的社会条件为道教在顺、桓时的产生准备了客观条件。

自汉武帝以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董仲舒援引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立起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此外，董仲舒还步巫师、方士的后尘，制定了求雨、止雨的方法。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把儒学神学化了，从这一点说，汉代的儒已经不再是先秦的儒。刘秀利用谶纬登上皇帝宝座后，更把谶纬作为一种统治工具。之后的白虎观会议，用谶纬解释经义，今文经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在统治阶级的提倡下，谶纬神学得到广泛的流行和应用，成为东汉时期重要的社会思潮。这样的历史背景，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两汉之际佛教的传入也加快了道教的建立过程。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正值道家之学倍受朝廷尊崇、神仙方术广为流行之际，佛教被看作是方术的一种而得以在社会上流传。在东汉时，人们还往往将佛教与黄老并举。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念的是道经，拜的是佛陀。东汉末年，一批西域僧人如安世高、支娄迦谶等到洛阳，译出大量佛教经典。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宗教--佛教的教义、教会组织系统、教规教仪和礼拜的祭祀对象展现在中国民众面前，从西域来的商人保持着原来的习俗，立寺、斋僧，举行各种宗教活动，这些佛教形式给当时中国的方士以很大的启示，给道教的创立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样板。可以说，佛教的传入如同催化剂，加快道教的建立过程。

（二）道教的信仰根源道教虽然产生在汉末，但就其信仰而言，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始宗教意识，神话传说时期和殷周时代的巫术、鬼神崇拜以及战国秦汉时代的神仙方术有关。

1。自然崇拜古人崇拜自然，认为宇宙一切现象都有神灵主宰。在原始人眼里，强大的自然物如日月星辰、山川河海、鸟兽鱼虫等，神秘的自然力如风雨雷电、霓虹云雾等，都具有至高无上的灵性，往往能主宰人类的命运，改变人们的生活。因此，出于对大自然的依赖与畏惧，人类只好把它们当作有生命力的神灵加以顶礼膜拜。

自然崇拜在我国古代十分流行，日月星辰等自然物则是常见的崇拜对象。《尚书·舜典》说："肆类于上帝，禋（yīn　因）于六宗，望于山川，偏于群神。""类"是陈列祭品为祭，"禋"是烧柴起烟为祭，"望"是遥望或巡礼为祭，都是祭祀的方法。对于六宗的具体所指，有的认为是天地四时，有的认为是四时、寒暑、日、月、星和水旱六种神。但被祭祀的六宗和山川都是自然物或自然现象。《礼记·祭义》说："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祭义》注说："天无形体，具象著明，不过日月，故以日为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这表明古代的自然崇拜，注重有形体的物象，而又特别崇拜太阳。古代神话中以太阳为中心的故事就特别多，如像羲和生日、浴日、驭日，夸父追日，羿射九日等等。山东莒（ｊǔ举）县陵阳河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实物中，有用于祭祀的陶尊，上面刻有反映日出的符号，有的学者推断这种祭器是用来祭祀日出以求丰收的。①可见，原始社会对太阳的崇拜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宗教现象。

在原始人眼里，风雨雷电、山川河海等自然现象，是有神灵在管理的。

这方面的神话传说也很多。相传风伯名飞廉，它"头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为神禽，"能致风气"；雨师名蓱翳，传说"雨师号呼，则云起而雨下"；雷公则身若力士，左手持鼓，右手执椎，击鼓隆隆，便为打雷，等等。正是由于风雨雷电山川河海有神灵在管理，所以人们对神灵顶礼膜拜，无限敬畏，祈求得到神灵的顾眷和保祐，从而形成了崇拜神灵的思想信仰。殷周时期以及秦汉以后历代的祭礼典礼和民间信仰也能反映这一情况。甲骨文中已有关于卜雨、祭雨神的记载。殷人求雨祭神的仪式有"■"、"舞"、"■"三种。"■"（同烄）即把活人放在木上焚烧，传说汤曾和薪自焚以求雨。"舞"即通过唱歌跳舞向天号呼的方式求雨。以后雨神演变为龙，民间又有舞于土龙致雨的仪式。"■"即是祭日的典礼。关于雷神，多以凶神面孔出

①　邵望平：《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文物》1978年第九期。现，若有对天不敬者，则会遭到雷神的惩罚。民间常见有雷神庙。对风神，殷周直到汉魏南北朝，都盛行有杀狗祭风神的典礼。对祭山神，古代也极为重视。《礼记·祭法》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四神。"秦汉均有祭泰山的记载，清代以前的历代统治者每年都有祭山活动。道教一直保留着某些自然崇拜，并且神团中有数不胜数的由自然崇拜演进而来的神。

2。鬼神崇拜古代除了对自然崇拜外，还相信人死之后灵魂的存在。远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殷周时代，人们就已逐渐形成了以上帝、祖先、鬼神为中心的敬天祀祖的信仰系统。《说文解字》云："人所归为鬼，。。鬼，阴气贼害。"又《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灵魂不灭，是产生鬼神崇拜的基础。古代传说认为，人死后，灵魂变为鬼，可以通过托梦、显灵等形式向子孙宣示预言，提出警告或给予指示，能享受子孙的祭品。而子孙可以祭祀、祷告等形式告慰先灵，奉献祭品和祈求保祐等。中国古代葬礼即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葬礼的仪式有招魂、报丧、殡尸、哭灵、奠祭、礼葬、丧忌、守灵等等。此外，还要为死者立牌位，年年享受后人祭祀。传说夏、商、周三代祭祀鬼神都立"尸"。尸用生人上坐，认为死者依附尸来享受供品。《诗经·小雅》："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鼓钟送尸，神保聿归"，就是送尸的歌辞。古人认为，人死以后，精魂可以依附于某种自然物，成为这种自然物之神，于是便要对这种神灵进行祭祀。《礼记·表记篇》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里的"神"，是指帝王或天帝，是至高无上的神灵，鬼则是家族祖先或对本族有功的鬼魂。而殷人的天帝即其祖先。周继殷商而统治天下，鬼神崇拜更为系统，并形成了"天命观"的神学理论。周人所崇拜的鬼神，已形成了天神、人鬼、地祇三个系统。《周礼上》说："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属于天神的有天帝及日、月、星、斗、宿、风、云、霜、雷、雨诸神；属于地祇的有神稷、山川、五岳、四渎之神；属于人鬼的主要是各姓的祖先及崇拜的圣贤。道教几乎将古代这几种形式的神与鬼，统统收进了自己的万神殿，并且以这几种形式不断塑造新的大量的神仙与鬼。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仍有人力图证明天的意志与鬼神是存在的。早期道教曾推崇墨子，把他列为神仙之林。《墨子》一书就说天有意志，宇宙间有鬼神。在《天志》篇中，墨子提出"天欲义而恶不义"的观点，认为天是根据义或不义来施赏罚的，禹、汤、文、武等明君"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所以受到上天的奖赏；桀、纣、幽、厉等暴君"上诟天，中诟鬼，下贱人"，所以受到上天的惩罚。在《明鬼》篇中，墨子提出"鬼神为赏贤而罚暴"的观点，认为鬼神的处罚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的，鬼神的存在是不可置疑的。此外，战国时期，鬼神崇拜与五行学说结合形成的五方五色神灵，反映了五行思想与鬼神崇拜的互相影响。秦汉时期，对天帝鬼神的祠祀日渐增加。汉初刘邦曾祀五帝。汉武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封泰山，遍祀五岳四渎，新增许多神祠，最尊者太一神，除病、征战等都向太一祈祷。秦汉社会这种强烈的鬼神崇拜为道教所继承和发展。

3。神仙信仰神仙信仰，是追求白日飞升，长生不老。在先秦古籍中载有不少关于仙人、仙境、仙药等传说的文字。如《庄子》一书中谈到的神仙人物有：神人。"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①。

至人。"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掠。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②。

真人。古之真人，"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寝不梦，其觉无忱，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③。

除《庄子》外，屈原《楚辞》对神仙游历太空作了十分动人的描写："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贵真人休德兮·羡往世之登仙。。。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④。《战国策·楚策》和《韩非子·说林》中还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即顷襄王）的记载。《山海经》中也提到"不死之国"、"不死之药"和"不死树"、"不死民"等等。庄子对"神人"、"至人"、"真人"的赞颂及对仙境的描绘，在《列子》等书中得到了发挥。《列子·汤问篇》说，渤海之东很远的地方有一大壑，名曰："归墟"，其中有五座山，一曰岱舆，一曰员峤，一曰方壶，一曰瀛州，一曰蓬莱。仙人居住在"归墟"的五座大山之上："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又说，在北海之北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名叫"终北"的国家，无风霜雨雪，不生鸟兽虫鱼草木，国人"不竞不争"，"不媒不聘"，"不耕不稼"，"不织不衣"，"不死不病"，天天歌舞不断，饿了累了就喝神瀵，半月十日才醒。

古代的神仙信仰，在燕齐等沿海地区较为流行。这些地区靠近大海，海市蜃楼的幻景激发了人们的无限遐想，幻想海上有神仙，居住着不死的仙人。《史记·封禅书》云："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这些美妙的仙境、仙药、仙人，使许多帝王世人为之倾心。秦始皇汉武帝都是热心求仙的皇帝，虽然总是可望而不可得。但却使神仙信仰在秦汉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道教产生后，使追求长生不死的神仙信仰成了道教的基本信仰。

（三）道教产生的思想渊源道教源于先秦道家，在形成过程中承袭了中国古代的巫术和神仙方术，杂糅了先秦的道家、儒家、墨家、阴阳五行家和汉初黄老思想而形成的。1。先秦道家思想

①　《庄子·齐物论》。

②　《庄子·齐物论》。

③　《庄子·大宗师》。

④　《楚辞·远游》。

先秦道家是道教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家推崇的"道"，取之于老子的宇宙本源之道。《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可见老子所说的"道"，是混沌未分的原始状态，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惚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①。道便成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而又确实存在的一种"恍惚"，具有神秘的色彩。《庄子》认为："道"就是气，"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②，即是说，"道"就是天地阴阳之间共有的东西。又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③。可见，在庄子笔下，道就是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这个道，也是高玄莫测的，它"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④。道家的这个虚无之遣，为后来的道教加以改造、吸取。《太平经》就提出了"无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⑤的观点。

除"道"的理论外，《老子》避世离俗的"清静无为"思想，少思寡欲，以及"静观"、"玄览"、"含德"、"抱一"等等，虽然"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但也被道教利用了。此外，"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未何故？以其无死地"。"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等神秘语言也被道教所吸取，成为道教养生理论的主要依据。

至于《庄子》书里所说的神仙思想和修炼内容，则更为道教所注重。《庄子》笔下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真人"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至人"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塑造的神仙人物，为后世的方士、道士所颂扬。庄子认为，修道能使人返老还童，延年益寿。他说："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庄子这些神仙思想也被道教吸收。此外，《庄子》书中提出的"导引"、"守一"、"坐忘"等养生之道，也被道教所承袭和发挥。

2。儒家思想道教也吸收了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太平经》大肆宣扬天、地、君、父、师信仰的重要性，就是来源于《荀子》的"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

①　《老子》第二十一章。

②　《则阳》。

③　《知北游》。

④　《大宗师第六》。

⑤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第1　版（下同），第16　页。

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①的思想。葛洪以忠、孝、和、顺、仁、信等德行作为修仙的必备条件。他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木，皆不得长生也。"②《老子想尔注》也把忠孝作为长生成仙的条件或前提。

《太平经》宣扬的"子不孝，弟子不顺，臣不忠，罪皆不与赦"①的忠孝思想来源于儒家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说教。《老子想尔注》也受儒家忠孝思想的影响，把忠孝看成是和至诚感天一样重要。"道用时，家家慈孝，皆同相类，慈孝不别"，"知道意贼死贵仙，竞行忠孝质朴，□端以臣为名，皆忠相类不别"，"臣忠子孝，国则易治"②，又说："臣忠子孝，出自然至心，王法无所复害，刑罚格藏，故易治，王者乐也"③。忠孝也成了长生成仙的条件。

《太平经》说："故人为善于地上，天上亦应之为善；人为恶于地上，天上亦应之为恶，乃其气上通也。故常上下相应，不失铢分也。"④这种人必须承奉天心意，与天相应的思想来源于《周易》中的"顺天应人"、孟子的"天人相通"、董仲舒的"天人相类"思想。不过，由于早期道教受"元气"论的影响，它强调了"天人相通，精气相贯。人君清静，天气自正。人君多欲，天气烦浊，吉凶利害皆由于己者也"⑤。

3。墨家思想道教也包含有不少墨家思想的内容。如墨子提倡人们要"兼相爱，交相利"，"有力者■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⑥。人们相亲相爱，"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⑦，对"不与其劳而获其实"的人进行谴责和惩罚。这些思想在《太平经》中都有明显的反映。《太平经》卷六十七《六罪十治诀》、卷一百一十《大功益年书出岁月戒》所说相爱相教思想，就是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的曲折反映。《太平经》主张"各自衣食其力"，反对不劳而获，"天生人，幸使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不肯力为之，反致饥寒，。。但常仰多财家，须而后生，罪不除也"。这些思想就是墨子所提倡的"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①劳动原则思想的表现。《太平经》还认为天地间一切财物都是"天地和气"所生，应该属于公有。因此它主张把这些公有财物拿来"周穷救急"，同时，"力强当养弱者"，如果富人"见人穷困往求，骂詈不予；既予不既许，必求取信增也"，"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的思想，也都渊源于墨子的自食其力和互助互利思想，葛洪的《神

①　《礼论》。

②　《抱扑子·对俗》。

①　《太平经合校》，第406　页。

②　《老子想尔注·十八章注》。

③　《老子想尔注·三十五章注》。

④　《太平经合校》，第664　页。

⑤　《老子河上公章句·鉴远第四十七》。

⑥　《墨子·尚贤下》。

⑦　《墨子·天志下》。

①　《非乐上》。

仙传》，更是把墨子神化为地仙。

4。阴阳五行说和谶纬神学道教在形成过程中，也吸收了阴阳五行思想和谶纬思想，《太平经》就是"以阴阳五行为家"，认为世界万物是由阴阳二气生成的。《太平经》有许多地方是讲五行的，它说："故火能化四行自与五，故得称君象也。本性和而专，得火而散成灰。金性坚刚，得火而柔。土性大柔，得火而坚成瓦。水性寒，得火而湿。火息与五行同，又能变化无常，其性动而上行。"②《老子想尔注》认为成仙之道，要在"金木水火土气"相调和，五行"和则相生，战则相克"，柑克就是"金木水火土气不知"，则五藏伤，"五藏以伤，道不能治"③，故长生成仙的思想，来源于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思想。

《太平经》中关于阴阳四时、灾异谴告之说，是来自谶纬。《太平经》说："古者圣贤帝王，见微知著，因任行其事，顺其气，逐得天心意，故长吉也。逆之则水旱气乖迕，流灾积成，变怪不可止，名为灾异。"①这种灾异说就是来源于当时流行的灾异思想。太平道提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来源于当时流行的谶纬思想，是说黄德的王朝即将取代火德的东汉王朝。道教还直接吸取了谶纬思想中符箓之类的东西。

此外，道教的思想渊源还有黄老思想、上古鬼神思想和巫术神仙思想。

因为后面还有叙述，这里不一一细说了。

（四）道教的法术根源道法、道术，也称为法术，是道教徒用以召神降鬼、祈福禳灾、修仙养生等方法的总称，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如科仪、符咒、驱邪、降妖、斩鬼、禳灾祈福及各种养生修炼方法等等。由于道教是以神仙信仰为特征，所以也有人称之为仙术。道教的法术根源于我国古代的巫术以及由巫术演变而来的方仙术。

1。巫术中国古代的原始宗教是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当时社会上的宗教职业者是巫祝，专职交通人与鬼神的关系，请神除邪，解说凶吉，转达神的旨意。《说文解字》曰："巫，祝也，能斋肃事神明者。"又曰："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褏（xiù袖）舞形，与工同意。"这就是说，巫同于祝，能够隐形，服务于天，通过舞蹈使神降临。"工"表示巫属于工类。所谓"工"，《说文解字》解释为："巧饰"，即是一种技艺。在殷周时代，巫祝的社会地位很高，是朝廷的重要官员。那时国王无论处理什么事情，都先要通过巫进行卜筮，以求神的启示，然后才作出决定。在整个奴隶制社会中，巫祝是处于支配地位，一切祭祀、祝赞、征兆的事情都由巫祝管理过问，是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工具之一。

在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巫术活动是极为盛行的。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也是很有影响的。汉桓谭《新论》说："昔楚灵王骄逸轻下，信巫祝之道，②　《太平经合校》，第20　页。

③　《老子想尔注·四章注》。

①　《太平经合校》，第178　页。

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国王鼓舞自若。"①《诗经》对巫的舞姿作了描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②屈原在《楚辞·九歌》中描写了年轻美貌的女巫轻歌曼舞的情形。如《东皇太一》："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唱。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代留，烂昭昭兮未央。"《礼魂》："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种菊，长无绝兮终古！"可见击鼓歌舞是巫术的主要特点，也可见当时巫术的盛行情况。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巫祝的地位和对中国社会政治的作用日渐没落，但巫术迷信却一直流传下来，很多已成为民间的陋习。到秦汉时期，巫术的内容、形式有所变化发展，除继续使用击鼓、歌舞降神，给人祈福禳灾治病外，还出现了符箓、禁咒和幻术，据《汉书·江充传》、《汉书·戾太子传》，汉代还出现巫蛊，即作木偶人像某人，将之埋于地下，冀使某人得病。

巫的职能很多，大都以祈祷禁咒方药来行事，大体来说，约有六种：①降神：巫术认为，巫在宗教活动中，通过祭神、祈祷、舞蹈、咒语等，将神请来附在巫的身上，使巫成为神的代言人，神便通过巫的口回答人们的问题，发出指示，或者驱邪斩鬼，即《楚辞》所谓"明神降之"的意思。②预言：巫术认为巫能预知，一是通过星占、卜筮、解梦等来向人们指示未来；二是巫有预知能力，可以预见将来人们的事情。此外，神附在巫身上也能宣示未来。巫术以为梦兆是神表示意志于人的方法，必须通过巫才能了解。所以巫负责解梦。③祈雨：古时祈雨必舞雩（yú鱼），故常以巫祭天求雨。《周礼·春官·女巫》说："早暵（hán　旱）则舞雩。"即天旱则求雨。又称"雩祭"，《左传·桓公五年》说："龙见而雩。"服虔注曰："谓四月昏，龙星体见，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④医病：古代，巫与医术关系最为密切。古人认为，疾病是由冤魂恶鬼作祟（suì岁）而引起的，巫能够通过附体的神的力量或使用具有威力的咒语驱鬼去邪，治好疾病。⑤占星：即通过观测星辰位置的变化来预测人事吉凶祸福，这在周秦时代最为盛行。⑥招魂：古人认为人是有魂魄的，魂魄一旦离开人的身体，人就会得病或死去。巫能召回人的魂魄。

随着巫职能的分化，渐次分为专掌典礼的祝。祝是负责迎神祈祷的礼仪者，祝主知神明的位次，牺牲器服的数目，颂祷之辞，祝诅之文。从祝又产生宗。宗是负责祭祀的人，其地位高于巫、祝，也叫宗伯。

巫的职能，基本上为道教所继承。

巫在降神求雨时，都要祭天敬神，击鼓歌舞，自有一定的礼仪。巫祭一般是选在山上、水边或空旷之地举行，后来这种场所逐渐固定，再进一步发展，便修建起庙宇。庙宇是由巫祝进行祭祀活动的。这些庙宇，是后来道教宫观的前身。道教宫观中的司香火者被称为庙祝，这就是古代巫祝留下的称呼。

除了歌舞、祈祷之外，巫在降神中还采用一些辅助手段驱邪斩鬼。这些杂术手段如符咒。巫术认为具有神力的文字能够驱邪避灾，这种文字是笔画

①　转引自《太平御览》卷735。

②　《诗经·陈风·宛丘》。

屈曲、似字非字的图形，也就是符。符可能是由桃枝和画虎治鬼演变来的。因"桃"与"逃"同音，古人有鬼见了桃枝便会恐惧而逃跑的传说，巫祝则利用桃枝驱鬼，也有用桃木板驱鬼的，板上写着各种奇形怪状的字母或画图，就是最早的符。后画在绢或纸上。因虎凶猛异常，古人也有虎能驱鬼的传说，画虎于门楣上，后来也演变为符。咒语即是所谓神力的语言，巫术认为咒语可以驱邪避灾，水能够除污去垢。古人认为生病是恶鬼缠身，须请巫师用符咒驱鬼的巫术加以除病。道教中符水治病，道经中的所谓驱鬼、斩鬼品，就是古代巫风的遗传。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巫术色彩更浓。五斗米道创立之时还被称为"米巫"。符箓派以咒语符箓打鬼捉鬼杀鬼、迎神请神、斋醮活动等等，都含有古代巫术的遗风。

2。方术道教的法术渊源除了巫术外，还有战国秦汉时期盛行的方术。

方术是古代方士所行之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巫的社会政治地位下降，逐渐从官府散向民间。一些巫祝为了满足人们祈福禳灾的愿望，由专于搞祭祷诅咒之术转为专于搞烧炼服气和神仙之方，以求得长生不老的仙术。这样，就从巫祝中分化出了方士，从巫术中分化出了方术。方术的出现，是战国秦汉时期阴阳五行说盛行，谶纬迷信泛滥推动巫术向术数和方技转化的结果。据《汉书·艺文志》，汉时将方术分为四类，即医经、医方、房中、神仙。《后汉书》的《方术列传》中包括天文、医学、神仙、占术、相术、命相、遁甲、堪舆等等。方术的种类很多，如蛊（咒诅物怪害人之术）、建除（术数家以十二辰定日之凶吉）、变化（即变化人体为异人异物）、七政（指日月与五星有关之方术）、堪舆（看风水）、逢占（逢人而问，占而答之）、胎息（服气之一种）、六日七分（以八卦和四季相配之法）等等。在《庄子》一书中，不仅描述了许多神仙人物，而且还使我们知道了神仙家所主张的辟谷、行气等方术。《刻意》篇中还专门对行气、导引作了记载，说："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汉武帝时，方术有了增多，出现了炼丹术等。方术的基本特点是假借某种方法达到跻身仙阶或者沟通人、神世界。如导引、行气、房中、辟谷等修炼之术以及炼丹等，都为道教所吸收。

汉代之后，墨子之学几乎成了绝学，但墨家那些兴云起雾，销化变幻之术并没有绝迹。葛洪《抱朴子·遐览篇》介绍墨派的方技说："其法用药用符，乃能令人飞行上下，隐沦无方，含笑即为妇人，蹙面即为老翁，踞地即为小儿，执杖即成树林，种物即生瓜果可食，画地为河，撮土成山，坐致行厨，兴云起火，无所不作也。"详考之，此书与《后汉书》所说的张楷的"作雾"之方，左慈的"入壁"、"变形"之类属同一方术。章太炎认为墨派的鬼神变化之方、■解劾治之术为道教所吸收。他说："今之黄巾道士，起于张陵、张鲁之伦，其奸令、祭酒，虽主习《老子》五千言，本非虚无贵胜之道，而亦不事神仙。但为■解劾治而已。斯乃古之巫师，近于墨翟。"①道教的法术很多，它虽然源于巫术、方术，又比巫术、方术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和程式化。

①　《章氏丛书·检论·黄巾道士缘起》。

（五）道教组织的根源道教组织产生于东汉末年，但根源于战国以来的方仙道和秦汉时期的黄老道。

1。方仙道方仙道一名最早见于《史记·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邹衍以阴阳之运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方仙道是方士们将其神仙学说及方术与邹衍的阴阳五行说糅和起来的，主要流行于燕齐的上层社会，其法"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企图长生求仙，代表人物有宋毋忌、正伯侨等人。根据《史记·始皇本纪》、《史记·封禅书》等材料推断，这些人都是秦以前的人，大概是战国末年人。由此可以推断，方仙道的出现是在邹子之后秦以前的战国中后期。所谓"方"，是指长生不死的仙方，所谓"仙"，《说文解字》说仙是"长生迁去"，《释名·释老幼》也说："老而不死曰仙。"是对不死的探求。所谓方仙道即是由方士们将其服食长生术与邹衍阴阳五行说糅合起来的一种神仙理论。

追求成仙、长生不老的思想由来已久。《庄子》一书即有充满了对仙人仙境的种种描绘，反映了古代人们对长生不老的追求。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以追求神仙不死为目的的方士集团。从现存古籍中我们见到的最早的一个方士，就是《史记·封禅书》上所记的苌弘，他"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就是说，苌弘用"致物怪"方术，把不来朝周的诸侯一一扎成草人形，用箭去射它，致使他们遭灾招病，不得不来朝周。战国时，方士们活跃于社会上，但由于只有"术"，而没有理论，与诸子百家相比较，显然黯淡失色。战国中期，齐国的邹衍创造了阴阳五行说，用于解释自然界和社会界的种种现象，邹衍因此而得显于诸侯，从而也启发了其他方士。方士们将阴阳五行说吸收过来，使之与自己的方术相结合，将神仙方术染上了理论色彩。为了迎合统治者心理，方士们大力鼓吹神仙长生。从战国中期到汉武帝时，方士们与帝王相与鼓动，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三次有名的方士入海求仙药的浪潮。一次是齐威、宣王和燕昭王时，一次是秦始皇时，一次是汉武帝时。这三次到海上蓬莱、方丈、瀛州三神山寻求神仙和长生不死药，其规模一次比一次大，但都毫无结果。

汉武帝时期，是方仙道达到高潮的时期。汉武帝继续求仙，在他身边，围集着一大批著名的方士，如李少君、李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李少君劝说汉武帝要成仙，就要祠灶、封禅和化丹砂为黄金，黄帝成仙就是这样的，汉武帝果然就这样去做。公孙卿上书说黄帝铸鼎而成仙，现在宝鼎已出，只要封禅、炼丹即可成仙。武帝叹道："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履耳。"①在汉武帝仰求神仙气氛的感染下，武帝的叔父，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

①　《汉书·郊祀志》。

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②。这个"言神仙黄白之术"的"《中篇》八卷"，显然是总结神仙方术的书。汉武帝时，修炼方术有了增多。李少君化丹砂为黄金，即炼不死药，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少翁会致鬼物，使武帝看见他已死的王夫人的灵魂。栾大会祠祭下神等等。直到武帝晚年，他才认识到天下并无神仙，方仙道逐渐与黄老学结合向黄老道演变。

方仙道所信仰的神仙说，也就是以后道教最基本的信仰，方士们所行之术，为以后道教所继承和发展。方仙道为道教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2。黄老道黄老道是黄老学和方仙道相结合的产物。黄老学大约产生于战国中期的齐国，稷下黄老学派都学黄老道德之术，并发明序其旨意，一直流传到汉初。《史记·乐毅传》对黄老之学的起源及其传授系统作了详细的记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从学术源流上讲，黄老之学原是一种政治、哲学流派，它是由于适应了汉初与民休养生息的政治要求而盛行起来的。西汉初期，文帝景帝皆以黄老清静之术治天下，与民休养生息，形成了以黄老道家思想为主的政治学说，也称"人君南面之术"，史学界称这一时期为"文景之治"。学者们研究黄老，重点是研究它的经国治世之学。《史记·儒林列传》说："乃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史记·外戚世家》也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之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丞相陈平、曹参也都是黄老道学说的积极倡导者。曹参接替陈平为相，"其治要用黄老术，其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①。这时的黄老之学乃是专就国家政治而言，与神仙方士还未发生直接的关系。

汉武帝刘彻继位后，他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从此，黄老之学在政治上失势了，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在这种情况之下，黄老学者逐渐由研究治国经世的政治术转而研究长生养性的养身术。与此同时，许多方士也不再满足于邹衍的阴阳五行说，转为同时研究黄老学，特别是研究《老子》，这在《老子河上公章句》中已见端倪。河上公用神仙思想和道教方术来解释《老子》，把"经术政数之道"的治国之术贬为"非常道"，而将"自然长生之道"的养身术说成是永恒不变的道。这样，以汉武帝"独尊儒术"为转折点，黄老学和方仙道初步结合。

西汉末年，特别是东汉以后，由于谶纬神学的兴起，方士们受儒家尊崇尧舜、神化孔子的启示，宣扬神仙之说，皆托名于黄帝，神化老子。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给楚王英诏书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桓帝时，黄老道的名称正式见于史籍。《后汉书·王涣传》说："延熹（公元158-167年）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汉桓帝在延熹八年（公元165年）还两次遣人到苦县祠老子。次年，②　《汉书·淮南王传》。

①　《史记·曹相国世家》。

又祠黄老于濯龙宫。《后汉书·祭祀志》中说："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釦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后汉书·王宠传》还说："宠与国相魏愔，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这表明黄老道已正式形成。老子已被神化，黄老道也日益趋于宗教化了。后汉王■的《老子圣母碑》说："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将老子说成了"道"的化身。经过神化的老子已不是人，而是天神。从此，没落的方仙道，经过两汉的逐渐改头换面，以黄老道的名号而复更兴，至东汉而广为流传。到灵帝时，又有"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蓄养弟子，跪拜首过"①。黄老道与方仙道一样，没有系统的教义和宗教理论，没有形成宗教组织，但黄老道具有了更多的理论色彩。它的理论和信仰是老子的"道"。虽然黄老道把方仙道的神仙信仰也吸收了过来，但它将其纳入"道"这个信仰的总体系之中，在道教正式建立以后，这种思想继续发展，终于以"道"统率一切，把道教的教理、教义、方术都建立在"道"的基础上。

①　《后汉书·皇甫嵩传》。

五、《太平经》与太平道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基础上，沿袭方仙道、黄老道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的道教，在东汉末年出现了两大教派--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太平道主要流传于河北一带，因信奉《太平经》而得名。张角曾利用太平道组织黄巾起义，坚持斗争廿余年，于公元207年彻底失败，太平道从此销声匿迹。

（一）《太平经》的来历及主要思想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为道教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的重要道教经典，便是产生于汉代的《太平经》。

1。《太平经》一书的来历成书于汉代的《太平经》，据史书记载，共有三种：一是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　卷，自称是天帝真人赤精子传授；二是东汉顺帝时问世的《太平清领书》；三是顺帝时张陵所得的《太平洞极经》144　卷。我们这里所说的《太平经》，是《太平清领书》。

有关《太平经》一书的最早记载是范晔的《后汉书》。《后汉书·襄楷传》说，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襄楷上书曰："臣前上琅邪宫崇受于吉（一作干吉）神书，不合明听。"《襄楷传》又说："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唐章怀太子李贤注说："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照李贤的说法，神书即是《太平经》。

这部神书是于吉在曲阳泉水上所得，但得之于何时、何人，都没有交待。晋葛洪在《神仙传》中说得之于"天仙"。他说："宫嵩（即宫崇）者，琅邪人也。有文才，著书百余卷。师事仙人于吉。汉元帝时，嵩随吉于曲阳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缣朱字《太平经》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嵩。"说《太平经》为天仙所授，显然是不可能的。唐王松年《仙苑编珠》卷中引《神仙传》佚文说："于吉，北海人也。患癞疮数年，百药不愈，见市中有卖药公，姓帛名和，因往学之，乃授之素书二卷，谓曰："此书不但愈病，当得长生。"吉受之，乃《太平经》也。行之疾愈，乃于上虞钓台乡高峰之上，演此经成一百七十卷。"就是说于吉从帛和处得来的《素书》二卷即《太平经》，自己再敷衍成一百七十卷本。但帛和的《素书》二卷从哪里来，没有说明。唐人撰述的《太平经复文序》则造了一个《太平经》的传授过程："皇天金阙后圣太平帝君。。垂谟作典，预令下教，故作《太平复文》。先传上相青童君，传上宰西城王君，王君传弟子帛和，帛和传弟子于吉。于吉初得恶疾，殆将不救，诣帛和求医。帛和告曰：吾传汝《太平本文》，可因易为一百七十卷，编成三百六十章，普传于天下，授有德之君，致太平，不但疾愈，兼而度世。于吉授教，究极精义，敷演成教。"这里所说的《太平本文》，就《神仙传》所说的《素书》二卷。

从以上可以看出，《太平经》不是一人一时写成的，而是从西汉末年到东汉顺帝时经过长时间的酝酿而成的。同时，《太平经》与汉代的其他两本《太平经》也有一定的关系。先看甘忠可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据《汉书·李寻传》："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甘忠可弟子夏贺良向衰帝所陈说的："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等等，襄楷上书则称："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可见两者的说法颇相似。甘忠可之书是借着"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的名义的，《太平清领书》则以天君、太上为最高的神，大部分内容是以天师与六方真人纯师徒问答的形式叙述的。两者的形式也基本相同。从甘忠可与于吉、宫崇的籍贯看，其地域亦相近。这些说明，一百七十卷的《太平清领书》是从甘忠可的十二卷《包元经》发展而来的。至于《太平清领书》与《太平洞极经》的关系，据梁孟安的《道教义枢》说，张道陵曾得太上授与《太平洞极之经》一百四十四卷，可能是《太平清领书》的另一传本。宋张君房辑《云笈七签》亦沿此说，并交待说："甲乙十部合一百七十卷，今世所行。按正一经云：有《太平洞极之经》一百四十四卷，今此经流亡殆将欲尽。此之二经，并是盛明治道，及证果、修因、禁忌、众术等也。"可见两种《太平经》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总的来说，《太平经》一书即是汉代的《太平清领书》，后来收入《道藏》，今已残缺不全，原书一百七十卷，仅残存五十七卷。今人王明先生，以现存《道藏》本《太平经》为依据，参照《太平经钞》及其他二十七种引书加以校补，编成《太平经合校》。

2。《太平经》的主要思想《太平经》一书的思想内容非常庞杂，《后汉书·襄楷传》把它概括为"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整个思想体系是神学唯心主义的，但其中也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因素。

①关于"元气"和"道"、"一"的思想关于天地万物本源的问题，《太平经》提出了"道"、"元气"、"一"这样三个既彼此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概念和范畴。《太平经》认为，道是万物的元首，"夫道何等也？万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①。就是说，道是万物的本源，又是事物变化的根源，"道无所不能化，故元气守道，乃行其气，乃生天地，。。无守道而行，即称神而无方。上象人君父，无所不能制化，实得道意。地守道而行，五方合中央，万物归焉。。。凡事无大无小，皆守道而行，故无凶。今日失道，即致大乱"②。这个"道"，既含有规律的含义，又具有人格化了。

《太平经》认为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是"元气"，"天地开辟贵根本，乃气之元也"③，"夫物，始于元气"④，"元气怳惚，共凝成一，名为天也；分而生阻而成地，名为二也；因为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也。

①　《太平经合校》，第16　页。

②　《太平经合校》，第21　页。

③　《太平经合校》，第12　页。

④　《太平经合校》，第254　页。

三统共生，长养万物"⑤。就是说，天地人是元气依次所生，相互联结共生，方能养育万物。显然，这是把元气作为产生万物的根源，是继承了我国先秦以来元气论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但在谈到气和天地等客观事物时，《太平经》又往往把元气人格化，认为元气象人一样有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思想，甚至认为人的寿命长短和身体的疾病，都与气相应，由气所决定的。"多头疾者，天气不悦也。多足疾者，地气不悦也。多五内疾也，是五行气战也。多病四肢者，四时气不和也"①。

《太平经》还提出了"一"的范畴。什么是"一"呢？《太平经》说："一者，数之始也；一者，生之道也；一者，元气所起也；一者，天之纲纪也。"②并把"顶"、"目"、"脐"、"心"、"脊"、"肠胃"等视为头、七正、腹、五脏、骨、肉之一，说明"一"是物质的东西。但它又把"一"说成是精神的东西："一者，心也，意也，志也，念此一身中之神也。凡天下之事，尽是所成也"③。这个"一"，包含了从物质到精神的一切内容。在"元气"、"道"、"一"三个范畴中，《太平经》把"一"作为"道"之根，"元气"可以产生万物，但"元气"必须"守道"才能化生万物，"元气"可以产生天地，但必须按照"道"的意志去产生天地。

在回答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时，《太平经》说："神者乘气而行，故人有气则有神，有神则有气，神去则气绝，气亡则神去。故无神亦死，无气亦死。"④在这段话里十分清楚地阐明了精神和气（即物质）不可分离。②"三一为宗"的道教思想《太平经》在"元气守道，乃行其气，乃生天地"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三一为宗"的思想。所谓"三一为宗"，是指天、地、人三道合一致太平。

《太平经》从道出发，演说元气化生天、地、人。"一气为天，一气为地，一气为人，余气散备万物"①，天地人的根源，莫不在于道，"夫道者乃大化之根，大化之师也。故天下莫不象而生者也"②。此外，《太平经》还提出了元气、形体、天、地、人、治六组"三一"的概念："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极为中也；地有三名，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欲太平也，此三者常当腹心，不失铢分，使同一忧，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③。就是说宇宙间的天地人，家庭中的父母子，社会上的君臣民都是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的，应三一为宗像一家的父母子一样，关系要协调融合，有忧同忧，有乐同乐，达到社会太平。

③关于认识论的观点在认识论方面，《太平经》特别强调"学"，主张人们生来原是无知的，⑤　《太平经合校》，第305　页。

①　《太平经合校》，第23　页。

②　《太平经合校》，第60　页。

③　《太平经合校》，第369　页。

④　《太平经合校》，第96　页。

①　《太平经合校》，第726　页。

②　《太平经合校》，第662　页。

③　《太平经合校》，第19　页。

好人坏人是所学不同的结果。它说："人安得生为君子哉？皆由学之耳。学之以道，其人道；学之以德，其人得（德）；学之以善，其人善；。。学之以恶，其人恶；学之以文，其人文；学之以伪，其人伪；学之以巧，其人巧。"④并以耕为喻，说明学的重要性："夫愚不学，安能贤乎？夫贫而不耕，安能收耶？学辄日贤，耕辄有收"①。《太平经》还特别强调人的知识和技能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它说："比若婴儿之无知也，须父母教授之乃后有知也"，"比若婴儿生，投一室中，不导学以事，无可知也"②。《太平经》还非常重视前人经验的借鉴作用，它说："取过事以效今事，随天可为，视天可兴，无乱天文，与天同力，可谓长吉。"③但是，《太平经》一方面反对"生而知之"，另一方面却又说："人生性自知之"，陷入了互相矛盾之中。

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太平经》继承了我国古老的辩证法传统，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成和变化是由于对立物的统一。它说："天地未分，初起之时，乃无有上下日月三光，上下洞冥，洞冥无有分理。虽无分理，其中内自有上下左右表里阴阳，具俱相持，而不分别。"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天地万物，都由两个互相对立的双方构成，它举例说："自天有地，自日有月，自阴有阳，自春有秋，自夏有冬，自昼有夜，自左有右，自表有里，自白有黑。"④《太平经》还认为，事物是可以向对立物相互转化的，它说："极上者当反下，极外者当反内；故阳极当反阴，极于下者当反上；故阴极反阳，极于末者当反本。"⑤但事实的转化是需要一定的条件："夫阳极者能生阴，阳极者能生阳，此两者相传，比苦寒尽反热，热尽反寒，自然之术也"⑥，这个"极"，就是指达到了转化的条件。

《太平经》的辩证法是朴素的，因而也就是不完备的，如它所说的"天道比若循环，周者复反始"①，就有形而上学之嫌。

⑤有关"太平世道"的社会政治思想在《太平经》中，占篇幅最多，论述最详的，乃是内容庞杂，扑朔迷离的社会政治思想。

首先，《太平经》提出了建立"太平"社会的理想。《太平经》以"太平"命名，目的在于追求太平，实现太平。它说："太者，大也。迺言其积大行如天，凡事大也，无复大于天者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②这种太平社会就是公平、快乐、无灾害的和睦社会，"灾害悉已一旦除矣，天下咸乐，皆欲为道德之士，后生遂象先世，老稚相随而起，。。如是天地凡事，各得其所，百神因百欢乐"③。然而要想在东汉末年④　《太平经合校》，第433　页。

①　《太平经合校》，第165　页。

②　《太平经合校》，第30、259　页。

③　《太平经合校》，第170　页。

④　《太平经合校》，第728　页。

⑤　《太平经合校》，第95-96　页。

⑥　《太平经合校》，第44　页。

①　《太平经合校》，第227　页。

②　《太平经合校》，第148　页。

③　《太平经合校》，第148　页。

实现这种理想，只不过是一种幻想。

其次，《太平经》还多次提出了"救穷周急"的平均思想，对那些"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④的现象进行了抨击，它说："此财物迺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具足，以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迺万尸之委输，皆当得衣食于是也。爱之反常怒喜，不肯力以周穷救急，令使万家之绝，春无以种，秋无以收，其冤结悉仰呼天。天为之感，地为之动，不助君子周穷救急，为天地之间大不仁人。"⑤《太平经》还提出了"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人各自衣食其力"①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此外，《太平经》还提出了"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它说："君少民，迺衣食不足，令常用心愁苦。故治国之道，迺以民为本也。无民，君与臣无可治，无可理也。是故古者大圣贤共治事，但旦夕专以民为大急，忧其民也。"②在这里，《太平经》十分现实地看到了统治者对人民的依赖关系，统治者离开了人民，就无法生活，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也就是说，"活人名为自活，杀人名为自杀"③。《太平经》民本思想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它一方面否定帝王的至高无上地位，说"帝王安能神圣于天与地乎？""夫君乃人耳！"④另一方面却又把帝王美化为"有万万人之仁圣"⑤。总之，作为道教第一部经典的《太平经》，它的思想是庞杂多样的，除了上面所介绍的思想外，还包含有不少巫觋杂语和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但它的思想无疑是孕育了早期道教的成长，对当时张角传播太平道，组织农民起义有所启发和帮助，对五斗米道也有一定的影响。

（二）张角的创教活动《太平经》的问世，标志着早期道教基本教义的初步形成，对汉代原始道教的创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太平道为早期道教的一支，它的理论基础直接来源于《太平经》，张角是太平道的创始人。

张角，东汉时期冀州巨鹿（今河北宁普）人。家世不可考，生年也不详。他最初出现在农民大众面前，是一个"善道教化"的"大贤良师"。约在东汉灵帝建宁年间（公元168-171年），张角开始其布道传教活动。他通过为人符咒治病的方式广泛地在社会上活动，大收徒众，发展力量，扩大影响。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张角所创立的太平道发展成为遍布青、徐、幽、荆、扬、兖、冀、豫八个州，连结郡国，道徒达几十万的道教组织。

张角传道的方式，在史书中有较多的记载。《后汉书·皇甫嵩传》说：④　《太平经合校》，第242　页。

⑤　《太平经合校》，第247　页。

①　《太平经合校》，第242、36　页。

②　《太平经合校》，第151　页。

③　《太平经合校》，第34　页。

④　《太平经合校》，第316、124　页。

⑤　《太平经合校》，第316　页。

"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连结郡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帅。"又《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说："光和中，东方有张角，。。角为太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云此人不信道。"从这些记载看出，张角的传道活动，主要是以符水、符咒为人治病，同时还广招弟子，派遣弟子八人奔赴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此外，张角对道徒所宣传的教义中，溶合了《太平经》和黄老道的思想。

张角信奉《太平经》，他把自己创立的道教组织命名为"太平道"，就是直接来源于《太平经》。所谓太平道，即"行太平之前"之义，因为"太平道，其文约，其国富，天之命，身之宝"①。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亦来源于《太平经》。卷九十："今行逢千斤之金，万双之璧，不若得明师乎？""学而不得明师，知何从得发乎？治国欲乐安之，不得大贤事之，何以得一旦而理乎？"卷九十八："众星亿亿，不若一日之明也。柱天群蚑行之言，不若国一贤良也"②。张角把自己称之为"大贤良师"，实际上是把自己看成是太平道的先知先贤，目的就是要行大顺之道，以教救世赈民，实现天下太平。

张角传道的主要法术，是教人"叩头思过"，以符水治病。这"叩头思过"，也来源于《太平经》。在张角看来，"天以至道为行，地以至德为家，共以生万物，无所匿，无所私"③。人之过，是违天犯过所致，要治病，就得"跪拜首过"，跪拜首过的方法是"常以除日于旷野四达道上四面谢，叩头各五行，先上视天，回下叩头于地。。。解子过于天地也。后有过者，皆像子也"④。天是看得见人间行为，听得懂人间语言的，向天地跪拜，就是请求天神地祇宽恕自己，解除自己的罪过与痛苦，"所以当于旷野者，当于鲜明地；所以四达道上者，道者主通事；所以四达者，当付于四时。天之使气也，且为子上通于天也。四时者，仁而生成，且解子过于天地也"⑤。

张角传道的另一重要法术，就是用符水咒说疗病。符水疗病亦称吞符、吞精。《太平经》说得很清楚："请问重复之字何所主，主导正，导正开神为思之也。。。精者吞之，谓之神也。。。以丹为字，以上第一，次下行将告人，必使沐浴端精，北面西面南面东面告之，使其严以善酒，如清水己饮，随思其字，终古以为事身。。。或见其字，随病所居而思之，名为还精养形"①。所谓"重复之字"即"复文"，亦即最早道教的"神符"。"吞精"即吞符。"以丹为字"即以朱笔书写的神符，为一种笔画屈曲、似字非字的图形。所谓"符水疗病"，就是把神符焚烧成灰，用酒或水和合饮下，即为吞符。

①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六。

②　《太平经合校》，第448　页。

③　《太平经合校》，第433　页。

④　《太平经合校》，第432　页。

⑤　《太平经合校》，第432　页。

①　《太平经合校》，卷九十二。

吞符就是使符存于心中，心有所思，符的神力就随之发出，神力发出，百病被驱散，人就会恢复健康状态，精神饱满，所以《太平经》说："今日吞吾字，后皆能以他文教，教十十百百而相应，其为道，须臾之间，乃周流八方六合之间，精神随而行治病。"②这就是张角的"符水疗病"。

咒，亦作"祝"，即神的言辞，它法力无边，念念它，就可祛疾治病。

《太平经》卷五十《神祝文第七十五》称咒语为"神祝"："天上有常神圣要语，时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应气而往来也，人民得之，谓之"神祝"也。祝也，祝百中百，祝十中十，祝是天上神本文传经辞也。其祝有可使神位为除疾，皆聚十十中者，用之所向无不愈者也。但以言愈病，此天上神谶语也。"又说："此者，天上神语也，本以召呼神也。相名字时时下漏地，道人得传之，传以相语，故能以治病，如使行人之言，不能治愈病也。"《后汉书·襄楷传》注引《太平经》这段话说："天上有常神圣要语，时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应气而往来也，人众得之谓神咒也。咒百中百，十中十，其咒有可使神为除灾疾，用之所向无不愈也。"张角的"咒语疗病"，就是对病人念咒。咒文的本子叫"祝谶书"，它是神言要语，具有无上的法力，念一念神咒，百病就可以消除。

张角传道，"师持九节杖为符祝"。九节杖，即权杖之义，传道之具，也来源于《太平经》。《太平经》卷四十二说："治得天心意，使此九气合和，九人共心，故能致上皇太平也。"所谓"九人"，即"其无形委气之神人，职在理元气；大神人职在理天；真人职在理地；仙人职在理四时；大道人职在理五行；圣人职在理阴阳；贤人职在理文书，皆授语；凡民职在理草木五谷；奴婢职在理财货"。《太平经》卷七十一说："道有九度。。。一名为元气无为，二为凝靖虚无，三为数度分别可见，四为神游出去而还反，五为大道神与四时五行相类，六为刺喜，七为社谋，八为洋神，九为家先。一事者各为九，九九八十一首，殊端异文密用之，则共为一大根，以神为使。。其上三九二十七者，可以度世；其中央三九二十七可使真神吏；其下三九二十七其道多耶。"就是说，九节杖就是类似于权杖，既能招神又能劾鬼，持杖即职可理九人九气之事，可以统摄天地万物；可以度人得道。

张角事奉黄老道，在传道的过程中，他以黄老"善道"教化天下。黄老道成了张角宣传民众、组织道徒的工具。其时，东汉朝野多有信黄老道者，许多统治者也都相信他是以"善道教民"，以至"青、符、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①。经过十余年的传教，张角的教徒发展到几十万人。

张角所创立的太平道，其奉祀的神为黄老，也尊奉"中黄太乙"。"太乙"又作"太一"。《史记·天官书》说太一居紫微宫北辰："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张守节《正义》说："泰一，天帝之别名也。"秦汉时期，"太一"被认为是紫微宫北极天帝或"天帝大皇"，是天中央主宰四方的最高神。《史记·封禅书》说："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两汉时期，"太一"又被视为比北斗神黄帝更高明的神仙。《汉书·王莽传》引《紫阁图》文："太一、黄帝皆仙上天。"纬书《春秋合诚图》又有"黄帝问太乙长生之道"之说。在《太平经》中也出现"太一"信仰，并有"太②　《太平经合校》，第381　页。

①　《资治通鉴·汉纪》。

一"位于中央的观念。《太平经》说："然天地之道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守气而不绝也。。。乃上从天太一也，朝于中极，受符而行，周流洞达六方八远，无穷时也。"①太平道在"太一"之前冠以"中黄"二字，当与"五德终始说"有关。东汉光武帝得赤符称帝，以火德自居。五行相生说是以木-火-土-金-水的次序，火可生土，五行中土居中，色尚黄，黄为大吉之色。太平道以"土"为吉，信仰"中黄太一"，崇尚黄色，隐含着主运土德的张角太平道即将取代主运火德的东汉王朝，建立"黄天太平"社会的愿望。张角自称"黄天"，头裹"黄巾"，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奉"中黄太一"为尊神，原因就在这里。

张角除了在家乡冀州传道以外，还派出八名弟子分赴到各地传道。短短的十余年间，全国十二个州当中就有八个州的百姓参加太平道，道徒达几十万人之多。为了便于组织和管理，张角把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的道徒编为以"方"为单位的教区组织，全国共设三十六方，大方有万余人，小方有六七千人，各方均设渠帅总领其事。

这样，张角经过十余年的创教活动，终于建立了一个拥有几十万教徒，遍及全国三分之二以上州府的庞大的道教组织--太平道。

（三）黄巾起义和太平道的匿迹黄巾起义是张角利用太平道这一宗教组织发动的农民起义。其规模之大、组织之完善、人数之多，都是此前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趋于腐朽，豪强势力迅速膨胀，宦官外戚争相专权，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处境日益恶劣，水旱虫蝗风雹牛疫地震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沉重的赋役和疠疫、饥馑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经济，农民大多破产，到处流亡。到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流民数量竟达数十万户。灵帝时，宦官支配朝政，政治腐败达到顶点。为了满足私欲，灵帝公开卖官，纵情享乐，仅衣食一项，每日花费达百金，宫女多达数千人。权贵宦官贪侈奢纵，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如宦官侯览前后夺人宅381　所，强占土地120　顷，建起第宅16　区。宦官的子弟、亲友和买得官职的官吏，布满全国，贪污秽浊，压榨百姓。在豺狼当道的情形下，天灾有加无已，广大农民颠沛流离，陷于绝境。

流亡的农民走投无路，到处暴动。当时南到岭南，北及幽燕，东抵琅玡，西迄凉州，广大的农民都被迫纷纷起来，反对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从安帝到灵帝的80余年中，见于记载的农民暴动，大小合计将近百次。这些农民起义，不仅所占地区广大，发展特别迅速，而且他们还懂得利用宗教迷信来组织农民，起义农民首领或称皇帝、太初皇帝、太上皇，或称黄帝、黑帝，或称大将军、无上将军，或称真人，等等。在全国各地起义浪潮普遍高涨的情况下，终于形成了全国性的黄巾大起义。

张角在传道的过程中，利用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条件，向百姓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在京城及州郡官府门上，都用白土涂写上"甲子"两字，准备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甲子年）三月五日全国各地同时起义。张角事先派大方帅马元义到洛阳部署

①　《太平经合校》，第450　页。

起义。准备调荆、扬等地徒众数万人向邺城（今河北临漳）集中配合洛阳附近的信徒，一举攻下洛阳。马元义数次往来京师，联络宦官封谞、徐奉等人做内应。不料被叛徒唐周告密，马元义被捕牺牲，京城内的太平道信徒一千多人也同时被杀。

起义计划被泄露后，东汉政权下令冀州官吏追捕张角，形势十分急迫。

张角立即派人连夜飞告各方，提前于二月同时起义。张角称天公将军，他的两个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各地起义农民都头裹黄巾，以为标志，故称黄巾军。起义发动之后，他们焚烧官府，杀官吏，攻打地主庄园，官吏闻风逃窜。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京师为之震动。

东汉政权急忙调集大军，布置在洛阳周围，又派出卢植、皇甫嵩，朱。。率领官兵，进攻黄巾军的主力。当时，黄巾军的主力，由张角、张宝、张梁率领，战斗在河北一带。另外几支强大的起义军，由波才、张曼成等率领，分别战斗在颍川、南阳等地区。黄巾军人数众多，声势浩大，东汉统治者诬称为"蛾贼"。由张曼成率领的黄巾军，攻下南阳，杀死郡守褚贡；汝南郡的黄巾军，在邵陵（今河南郾城东）击败太守赵谦；广阳郡的黄巾军杀死幽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巨鹿附近的农民也俘虏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响应黄巾军。

面对黄巾军的节节胜利，东汉政权惊恐万状，急忙增调皇甫嵩、曹操，配合先到的朱。。，集中兵力先攻靠近洛阳的颍川。波才打败了朱。。军，并在长社把皇甫嵩军围住，皇甫嵩全军恐慌。波才缺乏战斗经验，在长满草的地方结营待战。皇甫嵩借风势火攻偷袭，朱。。、曹操乘势夹击，黄巾军大败，几万黄巾军遭到血腥屠杀。颍川一役，牵动全局，东汉政权得以把主力部队调去镇压冀州等地的黄巾军，整个形势开始逆转。皇甫嵩和朱。。乘胜击败了汝南、陈国（今河南淮阳）的黄巾军。在南阳战场上，张曼成斩杀南阳郡守褚贡后，被东汉政权的军队击败，张曼成、赵弘、韩忠相继战死。在冀州战场上，东汉政权派卢植、董卓进击张角。张角坚守广宗（今河北威县），屹立不动。

公元184年八月，张角病死，黄巾军失去了一个重要领袖。东汉以皇甫嵩代董卓进攻广宗。诡计多端的皇甫嵩，"闭营休士"，坚壁不出，以松懈黄巾军斗志。十月，皇甫嵩乘夜突袭，黄巾军猝不及防，3　万多名黄巾军被杀，其余5　万多人的黄巾军宁死不屈，投河自尽，无一投降。

黄巾军经过九个月的奋战，终于在东汉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失败了。其余部仍坚持战斗20余年。东汉王朝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土崩瓦解。

太平道因发动黄巾起义而遭到残酷镇压之后，从此销声匿迹。东汉王朝还明令严厉禁止道教的活动，宣称"诸事老子妖巫医卜，并皆废之，其有奉佛五戒勿坐"（《历代三宝记》卷四）。在这种情况下，太平道残余信徒的活动是极为困难的。

张角发动的黄巾起义，也是充满宗教特征，并与《太平经》密切相关。

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师三十六方皆着"黄巾"为标帜，是表示顺五行、应天运之意。《太平经》卷六十九说："水王则火少气，火少气则化为灰，化成灰则变成土，便名为火，付气于土也。"根据五行相生、相制的运序，火衰则土代旺，汉以火德王，汉运衰，代汉而兴者当为土德，土色黄，故张角自称"黄天"，起义军皆着"黄巾"，意即要代汉而立。

张角选择甲子年三月五日发动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也体现了他们的宗教观念。《太平经》卷三十九说："甲，天也，纲也，阳也；欿者，子也，阴也，纪也；故天与地常合，其纲纪于玄甲子初出，。。凡物生者，皆以甲为首，子为本，攻以上甲子序出之也。"①选择甲子年起义，是说将大吉大利，张角的"黄天"将取代"苍天"，开创一个新的朝代。起义日期定于三月五日也有这层意思。汉代谶纬神学宣扬"三五"说，认为其相包循环意味着朝代兴替。所谓"三五"，是指天、地、人三正和金、木、水、火、土五行，《太平经》说："三五气和，日月常光明，乃为太平。"②张角选定三月五日起义，也是宗教迷信思想的反映。

张角兄弟三人分别称"天公将军"、"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其下依次为"八使"、"三十六渠帅"，这些称号是与神道信仰有关的。天、地、人三正思想流行于汉代，它也是《太平经》的核心观念。《太平经》说："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③，"有天治，有地治，有人治，三气极，然后跂行万物治也"④，又说："故天乃好生不伤也，故称君称父也。地以好养万物，故称良臣称母也。人者当用心仁，而爱育似天地，故称仁也。此三者善也，故得共将万物，为其师长也"⑤。在汉代，公往往指神，张角三兄弟自称"天公"、"地公"和"人公"的将军，是表明他们是"黄天"派下来的将军，是神。"八使"、"三十六方渠帅"可能与八卦神观念、一年有360　天约数有关，以体现太平道的宗教术数观念。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组织被破坏，以后便销声匿迹了。

①　《太平经合校》，第65-66　页。

②　《太平经合校》，第734　页。

③　《太平经合校》，卷十八至三十四。

④　《太平经合校》，卷五十三。

⑤　《太平经合校》，卷三十五。

六、张陵与五斗米道东汉末年出现的道教派别除了张角的太平道之外，还有一个教派，这就是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五斗米道与太平道一样，都是利用符箓咒水辟邪驱鬼，为人治病，从而在下层社会劳动人民中组织起最早的道教团体。

（一）张陵的创教活动张陵，字辅汉，道教徒称之为张道陵、张天师、正一真人、祖天师等。

东汉时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生卒年虽不详，但据《后汉书·刘焉传》说张陵于汉顺帝时在四川鹤鸣山学道，造作符书，以惑百姓。《三国志·张鲁传》的记载与之相同。后来明代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撰《汉天师世家》说张陵生于汉建武十年（公元34年）正月十五日夜，死于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在人间者一百二十三年"。关于张陵的生平，正史记述十分简略。据《汉大师世传》记载，张家的八世祖为文成侯张良。张良在秦末曾随汉高祖打天下，后弃官"学辟谷，导引，轻身"之术①。张陵的父亲亦好神仙方术，自称"桐柏真人"。

张陵从七岁开始就读书，《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说，张陵"七岁读《道德》二篇，十许遍而达其旨。于天文地理河洛图纬之书皆极其妙，通习坟典，所览无遗，从学者千余人，天目山南三十里，西北八十里皆有讲诵之堂。后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中之。汉平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诏书拜巴郡江州令。时年二十六，身虽仕而志修炼形轻举，久之，退隐北邙山。三年，朝廷征为博士，称疾不起。和帝即位，闻其有道，以三品印绶驷马车等征为太傅，后封冀县侯，三诏不就。永元四年，遂自河洛，乐蜀之溪岭深秀，遂隐其山。"《汉天师世家》对张陵的早年身世的讲述大致相同，但较为具体、详细，现节录一些如下：张陵"七年读《老子》书，即了其义，于天文地理图书谶纬之秘，咸贯通焉。以及坟典，所览无遗。从学者千余人。天目山南三十里、西北八十里，皆有讲诵之堂。。。后自浙逾淮，涉河洛，入蜀山，得炼形合气之书，辟谷少寐。永平二年二十五岁，以直言极谏科中之，拜江州令，谢官归洛阳北邙山，修炼三年，有白虎衔符座隅。建初五年（公元80年），章帝征，不起。永元（公元89-105年）初，和帝征为太傅，冀县侯，三诏不就。游淮，居桐柏太平山，独与弟子王长从淮入鄱阳，登乐平雩子峰。。。炼丹其间，山神觉知，而双鹤导其出入，遂弃其地，泝流入云锦山（即龙虎山，在今江西贵溪境内），炼九天神丹，丹成而龙虎见，山因以名。时年六十余，饵之益壮。。。暨访西仙源，得制命五岳，檄召万灵及神虎秘文于壁鲁洞。复往嵩山石室，得《三皇内文》、《黄帝九鼎丹书》及《太清丹经》。乃日：昔禹平水土，益焚山泽，功垂万世。。。闻巴蜀沴气为灾，当往除之。。。"

这一记载无疑夹杂着不少神话色彩的内容，但有些内容则是真实的。如张陵两次入蜀，与弟子王长游历名山大川，到过江西云子峰、龙虎山，讲诵《老子》，降授道法、炼制丹药、以符水为人治病，招收弟子等等。但其他一些道书对张陵的经历则有不同的记载，如葛洪的《神仙传》以及《太平御览》，都说张陵是"太学书生"，"博通五经"，出身"大儒"。葛洪的《神仙传》说：

①　《史记·留侯世家》。

张陵"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糜费钱帛。。。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具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乃精思炼志。忽有天人下，千乘万骑，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官长，并立条制，使诸弟子随事轮出米绢、器物、纸笔、樵薪、什物等。领人修复道路，不修复者皆使疾病。县有应治桥道，于是百姓斩草除溷，无所不为，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罚，乃立条制，使有疾病皆疏纪生身以来所犯之辜，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为约。于是百姓计愈，邂逅疾病，辄当首过。一则得愈，二使差惭，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致，从此而后，所违犯者皆改为善矣。陵乃多得财物，以市其药合丹，丹成服半剂，不愿即升天也。。。"

从上述所引材料，结合其他史籍，张陵的创教活动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著作道书。《后汉书·刘焉传》说张陵"造作符书"。《三国志·张鲁传》亦载张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志》说："汉末，沛国张陵，学道于蜀鹤鸣山，造作道书。自称太清玄元，以惑百姓。"至于张陵究竟造作了什么道书，内容是什么，史无明载，就是葛洪的《神仙传》也只是说"造作道书二十四篇"，说到了详细篇数，也没有涉及到书名和内容。《魏书·释老志》说："张陵受道于鹄鸣，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诸神，咸所统摄。。。其书多有禁秘，非其徒辄不得观"。恐怕当时张陵造作的道书，只在教内传授，未在社会上公开流传，所以难于知道他究竟作了什么道书。但从现在的一些资料和研究成果来看，张陵造作的道书主要有《老子想尔注》，此外，据刘宋徐氏《三天内解经》、《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一引《太真科》及《云笈七经》卷六，张陵还著作《正一盟威妙经》、《正一科术要道法文》等道书。今人饶宗颐在《老子想尔注校笺》后附有张陵著述考，列有《道书》、《灵宝》、《天官章本》、《黄书》及存疑10　种：《中山玉柜神气诀》1　卷，《刚子丹诀》1卷，《神仙得道灵药经》1　卷，《峨嵋山神异记》3　卷①，《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太上说东斗主算护名妙经》、《太上说西斗记名护妙经》、《太上说中斗大魁保命妙经》、《太上三天正法经》1　卷，《太平洞极经》（以上据道书）；附录2　种：《二十四治图》，《张陵别传》。另，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89-90　页列有《太平洞极经》144　卷，说"汉张陵得《九鼎丹经》，以授弟子王长、赵升。""《上清金液神丹经》三卷。卷上正一天师张道陵序，经文，及作丹法"。以上所列书目来看，五斗米道在创教时期就有了道书符章，以布教化是无疑的。

②尊奉老子。

张陵奉老子为教主，在《老子想尔注》把老子看成是"道"的化身，"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张陵自称"太清玄元"，从道书解释也有尊老之意。《淮南子·道应训》说："太清，元气之清者也。"《三天内解经》云："玄元始三气，生玄妙玉女，因生老子。"《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则说，玄青为天，元白为道，始黄为地。是天师张陵已以太上老君之道而自尊，奉太上为降授大道的教祖。直接把老子等同于"道"，

①　以上俱本宋《通志》。

使老子成为创造宇宙，化生天地的神灵。近人章太炎也说："夫仲舒之托于孔子，犹宫崇张道陵之托于老聃。"①张陵尊奉老子在于增强创教的号召力。因为老子在东汉时完全被神化，明帝、章帝之际，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云："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将老子等同于"道"，当时崇尚道术之士，更将老子作为祖师崇拜，说张陵将老子神化为太上老君，并奉为教主，是顺理成章的事。

③自称天师。

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也称天师道。"天师"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徐无畏》："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后又出现于《黄帝内经·素问》和《太平经》。由于张陵自称天师，故其所创立的五斗米道一开始就叫天师道。《太平经》是早期道教的主要经典，其主要内容就是以围绕着黄帝与天师问答的形式展开。《太平经》不仅多次出现"天师"一词，而且还出现了"天师道"这一名称。《太平经》说："暗昧之人固固，心结聪明犹不达，不重反复见晓敕者，犹朦朦冥冥，复乱天师道，故敢不反复问之也。"又说："愿得天师道传弟子，付归有德之君能用者。"①东汉桓帝时李膺在《蜀纪》说："张道陵疟，于丘社中，得咒鬼书，遂解使鬼法。入鹤鸣山，自称天师。"又《珠囊》卷五《坐忘精思品》引第二说："张天师弃家学道，负经而行，入嵩山石室，隐斋九年。周流五岳，精思积感，真降道成，号曰"天师"。"④立治传道。

在张陵所创立的五斗米道组织中，设有"治"作为传教点。六朝道书《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道门科略》、《三天内解经》等皆云张陵设有二十四治。《云笈七鉴》卷二十八《二十八治》说："谨按《张天师二十四治图》云：太上以汉安二年正月七月中时，下二十四治，上八治，中八治，下八治，应天二十四气，合二十八宿，付天师张道陵奉行布化。""道陵方亲授太上质敕，当步纲蹑纪，统承三天。。。依其度数，开立二十四治。"张陵所设置的二十四治，主要分布在巴蜀、汉中一带。二十四治中以五斗米道祭酒为长，领导各治的活动，并把奉道者按治编户著籍，名为道科宅录。《道门科略》说："天师玄治置职，犹阳宫郡县城府，治理民物，奉道者皆编户著籍，各有所说。"又说："道科宅录，以是民之副籍，男女口数，悉应注上，守宅之官，以之为正。"

⑤收取信米。

张陵创立的道教叫做米道，是由于信道者须出五斗米。《华阳国志·汉中志》说："。。其供道限出五斗米，故世谓之米道。"《三国志·张鲁传》则明确说："从受（张陵）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但也有不收取五斗米，而收取"酒一斗、鱼一头"的，或者别的什么物品。收取信米，目的在于解决组织自身的物质资金来源和拯救灾民饥民。《要修科仪戒律》卷十引《太真科》说："崇仰信米五斗，以立造化和五性之气。家口命籍，系之于米。年年依会，十月一日，同集天师治，付天仓，及五十里亭，以防凶年饥民往来之乏；行来之人不能装粮也。"这说明了收取信米的办法和意义。⑥治病收徒。

①　《章氏丛书·太宗文录·驳建立孔教议》。

①　《太平经合校》，第357　页，第82　页。

东汉后期，疾病流行，《后汉书·五行志》载安帝、桓帝时就数次大疫，死者无数。张陵认为疾疫身死多由病人过错或道路不通所致。因此，张陵治病的方式是先让病人自己思道悔过，或修复道路以解过，若不愈，再上章请神杀鬼。《神仙传》说：张陵"得正一盟威之道后，。。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又说，张陵"使有疾病者皆疏记生身以来所犯之辜，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为约。于是百姓计愈，邂逅疾病，辄当道过"，并"领人修复道路，不修复者皆使疾病"。《内解经》说："疾病者，但令从年七岁有识以来首谢所犯罪过，立诸诡仪章符，救疗久病。"张陵令有疾病者自己悔过或修路以解过，并以符水咒法降妖驱邪为其主要道术。

⑦反对巫教。

东汉时期，巴蜀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巫风极盛，张陵在创教时，就遭到巫教势力的抵抗。据《汉天师世家》等道书记载，张陵于汉安二年七月登青城山，山有鬼城鬼市鬼众，分为八部，日为民害，各有鬼帅。天师逐于青城大战众鬼神，制伏外道恶魔。诛绝邪伪。命五方八部六天鬼神，俱会盟于青城山黄帝坛下，使人处阳明，鬼处幽暗，悉破毁其城市，使六天鬼王归于北丰，八部鬼帅窜于西城。妖厉衰息，蜀人感化。今青城山仍留有所谓张陵与众鬼帅战斗的誓鬼台、羊马（魔）台、鬼界碑等古迹。道书传记不足为据，但所说的"鬼帅"、"恶魔"等，实际上是指装神弄鬼的巫觋及其首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巫之争的事实。巫教保持野蛮的习俗，以杀人或杀牲祭神，以建庙舍祠屋供神，这种淫祀，由于"擅行威福，责人庙舍，求人飨祠，扰乱人民，宰杀三牲，费用万计，倾财竭产，不蒙其祐，反受其患，枉死横夭，不可称数"（陆修静《道门科略》）。所以老君拜张陵为太玄都正一平气三天之师，以三天正法（指道师）去废六天三道时事。其所谓之正法，即"不得禁锢天民（道教徒），民不得淫祀他鬼神，使鬼不饮食，师不受钱，不得淫盗。治病疗疾。不得饮酒食肉。民人唯听五腊（正月一日天腊，五月五日地腊，七月七日道德腊，十月一日民岁腊，十二月王侯腊）"（《三天内解经》）。因此张陵的五斗米道受到百姓的信仰，最终战胜了巫教。

（二）五斗米道的发展与张鲁对五斗米道的改革张陵初创的五斗米道，不仅已有道书、教义，而且已是信徒遍布巴蜀、影响远及洛阳的有组织的宗教集团了。陵羽化，子张衡，孙张鲁嗣行其道，使五斗米道得以传衍和发展。后世道教称其"三师"。即天师张陵、嗣师张衡、系师张鲁。

关于张衡历史记载甚少，只提到他的名字。《后汉书·刘焉传》说："张陵子张衡，衡传子鲁。"《云笈七笺》卷二十八《张天师二十四治图·阳平治》条说："嗣师，天师子也，讳衡，字灵真，为人广智，志节高亮，隐习仙业，汉孝灵帝（公元168-188年），征为郎中，不就。以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正月十五日己巳于山（阳平山）升仙，立治碑一双在门，名曰嗣师治也。"从这些简略记载来看，张衡继承了其父的五斗米道事业，但贡献不大。

张陵之后，传播五斗米道的主要有张修和张鲁。其中特别是张鲁，他建立"政教合一"政权，统治汉中近三十年。

1。张修对五斗米道的发展《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说："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矅。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矅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就是说，在张角传播太平道的同时，张修也在传播五斗米道。

张修，巴郡人，五斗米道一支。张衡死后，他利用身为巴人的有利条件，活动于巴郡汉中一带，发展自己的力量，史家特地将他与张角并列在同一地位。张修五斗米道所持的道法与张角基本相同。《后汉书·刘焉传》注引《典略》说："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师持九节仗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病或自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云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人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字，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五斗米师"也。实无益于疗病，但为淫妄，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修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其修业，遂增饰之。"《后汉书·灵帝纪》注引《汉灵、献二帝纪》也说："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五斗米，号为五斗米师。"

从以上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五斗米道在张修时的组织管理比张陵完善得多了。在张修的五斗米道组织中，已有一套初步的教阶系统，除了信徒外，已有神职人员和简单的教制，分管不同的教务。神职人员中有奸令、祭酒、鬼吏。入道较久者称"奸令"和"祭酒"，管理一般的鬼吏。祭酒主讲《老子五千文》，鬼吏施行符水疗病的法术。张修在符水治病方面，是将病人的姓名和服罪的意思一式三份写成文书，祈祷于"三官"。所谓"三官"，即指来源于古代神话的天官（天帝）、地官（地祇）、水官（水神）三神。古代有的神话认为，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这实际上是种原始留传下来的巫术，张修承袭此说为人治病。此外，张修还首设"静室"，"使病人处其中思过"。关于静室，也叫靖室，陆修静在《道门科略》说："奉道之家，靖室是致诚之所。其外别绝，不连他屋。其中清虚，不杂余物。开闭门户，不妄触突。洒扫精肃，常若神居。唯置香炉香灯章案书刀四物而已。必其素净，政可堪百余钱耳；比杂俗之家，床座形象幡盖众饰，不亦有繁简之殊，华素之异耶。"设立静室这个制度，始于张修。

张修对五斗米道组织的完善，使五斗米道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张鲁在巴蜀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准备了条件。

2。张鲁对五斗米道的改革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张修起而响应。到初平（公元190年）前后，又与张鲁同为益州牧刘焉的司马，最后被张鲁杀害。《后汉书·刘焉传》记载说："沛人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遂任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鲁既得汉中，遂复杀张修而并其众。"这样，五斗米道的领导权归张鲁所有。关于张鲁及其行事作为，《华阳国志》、《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以及道书都有较多的记载。《华阳国志·汉中志》说："衡死，子鲁传其业。鲁字公祺，以鬼道见信于益州牧刘焉。鲁母有少容，往来焉家。初平中（公元190-193年），以鲁为督义司马。往汉中，断谷道。鲁既至，行宽惠，以鬼道教。立义舍，置义米、义肉其中，行者取之，量腹而已。不得过，过多云鬼病之。其市肆贾平亦然。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学道未信者谓之鬼卒，后乃为祭酒。巴、汉夷民多信之。其奉道限出五斗米，故也谓之米道。"

《后汉书·刘焉传》亦记载说："鲁遂自号师君。其来学者，初名为鬼卒，后号祭酒。祭酒各领部众，众多者名曰理头。皆校以诚信，不听欺妄，有病但令首过而已。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同之亭传，具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过多则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后三原，然后行刑。不置长吏，以祭酒为理，民夷信向。"

张鲁在汉中执掌五斗米道的情况，《三国志·魏书·张鲁传》作了详细的记载："焉死，子璋代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君师。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己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

从以上引文以及其他道书材料，张鲁占据汉中后，实行政教合一，并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①设立义舍。

张鲁为了行宗教之善化，在道路上设立义舍，置义米义肉供教徒、饥民和行路者往来之用。让人自由取食。其目的是招引外地流民，让这些流民加入五斗米道，达到扩大宗教组织的手段。义舍的经济来源大概是托名于"供道"的租米制度，即由道民交纳一定数量的米肉诸物，对义米义肉实行限量供应，"食者量腹取足，过多则鬼能病之"。

②扩建教团组织。

五斗米道在张陵时就设立了很多有特色的严密的教团组织，这个教团组织就是张陵在创教时所建立的二十四治。张鲁把二十四治扩大为四十四治，即增设了四品别治（冈互、白石、具山、钟茂），八品配治（漓源、利里、平公、公慕、天台、赖乡、尊领、代元）和八品游治（峨嵋、青城、太华、黄金、慈母、河逢、平都、吉阳）。张鲁还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和从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直到师君的宝塔式教阶制。张鲁自称为"师君"，掌管整个五斗米道的教务。初来学道者名为"鬼卒"，后号"祭酒"，众多者又名曰"理头"。"祭酒"既是教职，又是官职，他们保证义舍、宽刑、禁杀、禁酒等项措施的实行。此外，还设有"庐"或"静室"（用于请祷祈求）。从庐到治，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关系，将广大道徒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宗教团体。

③制订教规、教戒和教律。

张鲁提出"诚信不欺诈"的教规，一是规定"有病自首其过"，具体办法是设置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告诫教徒自觉加强对"道"的信仰。二是"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对犯法的教徒，经过三次批评教育后再重犯才给予处罚。张鲁施行的这种"自首其过"，实际上是一种宗教忏悔。其目的是让教徒自我批评，虔诚地皈依五斗米道。

教戒，也称斋戒，也是开始于张鲁。北周道安说："涂炭斋者，事起张鲁，驴辗泥中，黄土涂面，摘头悬柳，埏埴使熟。至义熙中，王公期者去打拍，吴陆修静犹泥额反缚悬头而已。"①这就是说，斋醮之法是在张鲁时代开始的，其形式和内容都很粗糙、原始。至于戒律，张鲁明确规定，春夏禁杀，又禁酒。

张鲁在汉中统治三十年之久，颇得人民拥护，朝廷不能讨，反拜张鲁为镇夷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韩遂、马超之乱，投奔张鲁的关西人民达数万家之多。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张鲁在兵败之后投降了曹操。《三国书·魏书·张鲁传》说："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至阳平关，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肯，率众数万人拒关坚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阎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知依杜灌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于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谕。鲁尽将家出，太祖遂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为子彭祖取鲁女。"张鲁投降曹操后，大量道徒流入北方和江南一带，五斗米道的势力便逐渐向全国发展。又由于张鲁接受汉室和曹操的封许，五斗米道也开始逐步向官方道教转化了。

（三）《老子想尔注》的主要思想五斗米道尊者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为道民所习之典。《老子想尔注》即当时讲习《老子》的注本。《老子想尔注》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于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为一种六朝（公元222-589年）时的写本。但原件已被英国人斯坦因窃走，现藏大英博物馆。卷末题《老子道经上》，下注《想尔》二字分行。经文起"则民不争亦不盗"，终"悉皆自正矣"。即道经"使民不争"、"天下自正"的注文。基本上是上篇《道经》的注释本。是研究五斗米道的重要材料。

关于《老子想尔注》的作者，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外传》与五代杜光庭《道德真经广义》列历代诠疏笺注《老子》各家，其中有《想尔》二卷，云："三天法师张道陵所注。"《广弘明集·辩证论》也说张陵曾注五千文。而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则说，《老子想尔注》二卷，原注"不详何人，一云张鲁，或云刘表"。刘表尚儒术，不可能作诋毁五经之《老子想尔注》。《传授经戒注诀·序次经法》说："系师得道，化道西蜀。蜀风浅未，未晓深言。托遘想尔，以训初四，初四之伦，殆同蜀浅，辞说切近，因物赋通。"《洞真太上太霄琅书》卷四《为师诀》第十亦云："系师想尔。"系师即张鲁。近代学者则认为，《老子想尔注》或是张陵之说而张鲁述之，或是张鲁所作，道徒尊托于张陵。

《老子想尔注》的内容，大部分采用《太平经》思想，部分吸收《老子河上公章句》，借《老子》为题来发挥道教思想理论的。

①推崇和神化"道"。"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世界万物产生的总根源及其变化的总规律。在《老子想尔注》中，道为"天下万事之本"（第14　章），"万物含道精，并作，初生起时也"（第16　章）。就是说，天地万物是由"道"演化出来的。"精"源于"气"，"所以精者，道

①　《二教论·服法非老九》。

之别气也，入人身中为根本，持其半，乃先言之。夫欲宝精，百行当修，万善当著，调和五行，喜怒悉去，无曹左契，■有余数，精乃守之。恶人实精，唐自苦终不居，必自泄漏也"（第21　章）。"精"是万物生成和人类生存的根本，它与"道"实际上是一种东西两种名称。作者以池水、堤、水源三者的关系清楚地说明了"精"的性质："精并喻象池水，身为池堤封，善行为水源，若斯三备，池乃全坚。心不专善，无堤封，水必去"（第21　章）。就是说，"道精"是一种主观精神，天地万物就是由这种主观精神产生的。《老子想尔注》作者还把"道"视为有人格、有意志的主宰一切的至上尊神。注说："一道者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或言虚无，或言自然，或言无名。皆同一耳"（第10　章），把"道"人格形象化了。注说："情欲思虑，怒喜恶事，道所不欲"（第15　章），"锐者，心方欲图恶；愤者，怒也，皆非道所喜"（第4　章），"道之所言，无一可弃者，得仙之士，当贵道言"（第17　章），"道甚广大，处柔弱不与俗人争，教人以诫慎者宜左契，不诫慎者置左契"（第34　章），"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第20　章）等等，可见"道"具有人的种种特征。

不仅如此，注中还屡称"真道"、"天道"和"生道"，反复告诫君民要"顺道意，知道真"，一切唯"道"是信，唯"道"是奉，唯"道"是守，唯"道"是行。注说："当求善能知真道者，不当事邪伪伎巧"（第8　章），"教民令知真道，无令知伪道邪知也"（第10　章）。与此相应，作者对儒家及其经学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注说："真道藏，邪文出，世间常伪伎称道教，皆为大伪不可用。何谓邪文？其五经半入邪，其五经以外，众书传记，尸人所作，悉邪也"（第18　章）。强调信行"真德"。

②推崇和神化《老子》。

《老子想尔注》在神化道的同时，把老子看成是道的化身，道即老子，老子即道。《老子》第10　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一句，《老子想尔注》是这样注说的："一者道也"，既"在天地外"，又"人在天地间"，而且"往来人身中"，"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帝治昆仑"（第13　页，以下只注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笺》的页码），认为"一"就是"太上老君"，"一"又等于"道"，并巧妙而又合理地把"老君"尊奉为至高无上，无处不在"道"的形身。这样，老子自然而然就成了至上神。

《老子》一书是道家关于宇宙观、社会政治思想、人生处世和个人修养的哲理著作。提出了一个捉摸不定、玄之又玄的"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源或法则，认为道的存在状态是"恍惚"，道衍生万物的过程也是"恍惚"，《老子想尔注》作者夸大"道"的这种神秘性，使"道"人格化、神格化。凡是《老子》书中的人称代词如"吾"、"我"，在注中都被曲解为"道"。如对"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一句，注为："吾，道也。我者，同吾"（第17　页）。又如对"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一句，注为："吾，道也。帝先者，亦道也"（第8　页）。

③宣扬长生成仙说。

长生不死，得道成仙，这是道教的最高目标。《老子想尔注》也不例外。注中明确提出了一个长生不死的境界："能法道，故能自生而长久也。。。不知长生之道，身皆尸行耳，非道所行，与俗别异，故能成其尸，令为仙士也"（第10-11　页）。"尸死为弊，尸生为成，独能守道不盈溢，故能改弊为成耳"（第14　页）。所以"成其尸"就成了死而复生得"仙寿"之意。又说："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死是人之所畏也，仙王士与俗人同知畏死乐生，但所行异耳。俗人莽莽，未央脱死也，俗人虽畏死，端不信道，好为恶事，奈何未央脱死乎。仙士畏死，信道守诚，故与生合也"（第27　页）。作者还对道士加以神化，说他们信行真道而不死。对"死而不亡者寿"一句，注为："道人行备，道神归之，避世托死过太阴中，复生去为不亡，故寿也。俗人无善功，死者属地官，便为亡矣"（第46　页）。把道士之死说成是尸解，即复生成仙了，以此来坚定信徒们的"长生不死"信仰。

《老子想尔注》认为仙寿可致，"守诫"、"炼形"、"食气"是实现仙寿的三条途径。

所谓"守诫"，主要是"保形"。注说："以道保形容，为天地上容，处天地间不畏死，故公也"（第22　页）。"人但当保身，不当爱身，何谓也？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以此为身宝矣"（第17　页）。"诫为渊，道犹小，人犹鱼。鱼失渊去水则死，人不行诫守道，道去则死"（第49　页）。守诫保形，要结精自守，注说："精结为神，欲令神不死，当结精自守"（第9　页）。又说："阴阳之道，以若结精为生。年以知命，当名自止。年少之时，虽有，当闲省之。绵绵者微也，从其微少，若少年则长存矣"（第10　页），只有使自己保持精神于躯体之中，才能长生成仙。这样，结精自守就构成了仙寿理论的基础。注又说："精结成神，阳■有余，务当自爱，闭心绝念，不可骄欺阴也"（第12　页）。十分清楚，《老子想尔注》所说的"结精成神"，就是要爱守存之于人体的精神，从而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所以说："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以此为身宝矣"（第17　页）。

所谓"炼形"，就是指神魂脱离肉体到太阴中聚气复生。注说："太阴道积，炼形之宫也，世有不可处，贤者避去，托死过太阴中，而复一边生像，没而不殆也。俗人不能积善行，死便真死，属地宫去也"（第22　页）。"道人行备，道行归之，避世托死于太阴中，复生去为不亡，故寿也"（第46页）。

所谓"食气"，就是指调整呼吸，吐纳导引求得仙寿。注说："身边，于内为胃，主五藏气。俗人食谷，谷绝便死；仙士有谷食之，无则食气，气归胃，即肠重囊也"（第28　页），"腹者，道囊，气常欲实"（第6　页）。"神成气来，载营人身，欲全此功无离一。一者道成，今在人身何许？守之云何？一不在人身也，诸附身者悉世间常伪伎，非真道也；一在天地外，入在天地间，但往来人身中耳，都皮显悉是，非独一处"（第13　页）。

七、魏伯阳与《周易参同契》东汉末年，信奉黄老道的方士们出现了两个走向，一是一些道徒走向民间，创建了太平道与五斗米道，企图救治危世而致太平；二是一些方士则继续从事炼丹修仙养身方面的实验和探索，企图求得长生不死，成为神仙。为达到久视长生目的，自战国到秦汉，便有一些方士专门炼气修性和烧炼丹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东汉时期的魏伯阳，对当时养生、炼丹术进行概括和总结的理论著作则是《周易参同契》。

（一）魏伯阳其人魏伯阳，东汉炼丹道士，生卒年不详。据宋曾慥《道枢》记载，名翱，号伯阳，自号云牙子。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生平事迹，正史无载。晋葛洪的《神仙传》载有魏伯阳进山修炼、服丹成仙等等。《神仙传》说："魏伯阳者，吴人也。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不肯仕宦，闲居养性，时人莫知其所从来。谓之治民、养身而已。。。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奥旨矣。"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魏伯阳是出身于高贵，好道术、善养身的炼丹家，著有《参同契》、《五相类》等炼丹著作。但在籍贯上，葛洪说他是"吴人"，五代后蜀的彭晓却说他是"会稽上虞人"。彭晓说："真人魏伯阳者，会稽上虞人也。世袭簪裾，唯公不仕。修真潜默，养志虚无，博赡文词，通诸纬侯。恬淡守素，唯道是从，每视轩裳如糠秕焉。不知师授谁氏，得《古文龙虎经》，尽获妙旨，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密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注之。至后汉孝桓帝时，公复传授与同郡淳于叔通，道行于世。"①彭晓除了说魏伯阳是上虞人外，还谈到了魏伯阳撰写《参同契》的由来和师传情况。但在《参同契》的师传上，彭晓的说法与南朝道士陶弘景的说法又不同。陶弘景在所著《真诰》卷十二"定录府有典柄执法郎是淳于斟"一段后自注说："《易参同契》云，桓帝时，上虞淳于叔通，受术于青州徐从事。"从陶弘景引《参同契》注文和彭晓说魏伯阳授徒事中可以看到，《参同契》的传世与淳于叔通有关。淳于叔通其人，史书有记述，他是桓帝时人，曾任徐州县令，后升任洛阳令。由此推知：《参同契》的写作年代不会晚于汉桓帝时。既然淳于叔通于桓帝时得术于魏伯阳，那么，魏伯阳应是汉顺帝、桓帝时人。

关于魏伯阳的生平事迹及其活动，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些外，只有葛洪的《神仙传》有记载。据《神仙传》说，魏伯阳曾带领三个弟子入山炼神丹。他知道两个弟子心不诚，乃设计考验他们，在神丹炼成那天就试探他们说："金丹虽成，应该试试它灵不灵。我们先给狗尝，狗吃了能飞天，人就可以服用，如果狗吃了死掉了，人就不可服用。"说完就扔一粒令人暂死的毒丹给狗吃，狗立即就死了。魏伯阳转过身来对弟子说："这丹恐怕炼不成了，拿它来喂狗，狗吃了就死，恐怕人吃了像狗一样，怎么办？"弟子问他："师父你吃不吃？"魏伯阳回答说："我离家背井入山炼丹，就是想求得长生不死，今日修仙不成，我还有什么脸面回去？死生原来没有什么不同，我就服

①　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

用吧。"说完便服丹死去。弟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出来炼丹，是想求得长生不死，而服用了神丹反而马上死掉，不知该怎样好？"其中一个弟子说："师父并非凡人，他服丹而死，必有深意。"于是也跟着服丹而死。另外两个弟子看见这一幕，就互相讨论说："炼丹为的是求长生，而今服用了仙丹反而死了，炼丹还有什么用？倒不如不炼丹不服丹，回去还可以活几十年。"于是决定不服用，两人一起出山，为死去的魏伯阳和另一位弟子买棺材。谁知他们一走开，魏伯阳复活了，再用神丹救醒虞姓弟子和白狗。于是，魏伯阳留下一封信便带着弟子、牵着白狗一同游仙去了。另外两个弟子见信后懊悔不及。

上面这些记载，情节离奇，显然是经过神化点染的，不能全信，但从中还可以找到魏伯阳生前的一些活动。魏伯阳不仅著有《参同契》等炼丹著作，而且还从事过炼丹活动。从这则神话故事中还可以看出，魏伯阳极有可能服用金丹，中毒身亡。

（二）《周易参同契》的思想渊源《周易参同契》，简称《参同契》，是一部用《周易》、黄老与炉火三者融合而为一的炼丹修仙养身著作，在它的形成过程中，曾受到了《周易》、汉易学、道家思想、儒家思想、黄老思想以及阴阳五行说的影响。这里，着重就《周易》和汉易学对《周易参同契》的影响介绍如下：《周易》原为古代筮书，以阴爻（－　－　）阳爻（-）为基本单位，三爻为一卦，组成八个经卦，重合为六十四个别卦。有卦辞、爻辞，专供卜筮使用。到彖、象、文言、系辞传出，才有哲理的内容。京房《易》学风行于汉代，推阴阳，言灾异，通合天人之道，兼论图纬及黄老思想，对魏伯阳用以论炉火之事有直接影响。魏伯阳在论述炼丹的鼎器、方位、药物、火候、时辰、变化等，都是用《易》的卦爻辞义表达的。此外，在《周易参同契》里，魏伯阳言《易》之辞甚多，如："乾坤者，易之门户"，"大易性情，各如其度"，""易"者象也"，"演易以明之"等等，不一一而举。汉易学的纳甲说、十二消息说、六虚说以及卦气说都直接影响了《周易参同契》。

1。纳甲说所谓纳甲，是以月亮的晦朔盈亏象征八卦，又以十天干分别纳于八卦之下，以"甲"为十天干之首，举一干以概其余，故称之为"纳甲"。具体地说，就是八卦中有六卦各纳一干：震纳庚，示初三月象；兑纳丁，示初八上弦；巽纳辛，示十六日月由圆而缺；艮纳丙，示二十三日下弦；坎纳戊，离纳己，在中宫。另有二卦各纳二干：乾纳甲壬，示十五满月；坤纳乙癸，示三十日月晦。魏伯阳运用纳甲于《周易参同契》，其上篇说："三日出为爽，震（■）庚受四方。八日兑（■）受丁，上弦平如绳。十五乾（■）体就，盛满甲东方。蟾蜍与兔魄，日月无双明。蟾蜍视卦节，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讫，屈折低下降。十六转受统，巽（■）辛见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东方丧其明。节尽相禅与，继体复生龙。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魏伯阳根据月亮晦朔弦望的运行规律，结合纳甲卦象阴阳的消长，把一月三十日分为六节：三日--震卦，八日--兑卦，十五日--乾卦，十六日--巽卦，二十三日--艮卦，三十日--坤卦，每一节分属一卦。卦象的阴阳消长与十天干配合，表现为：月生三日为生明，出于西方之庚叫震纳庚；月生八日为上弦，见于南方之丁叫兑纳丁；月至十五日，盈于东方之甲叫乾纳甲；月至十六日平明，由圆而渐缺，落于西方之辛叫巽纳辛；月至二十三日为下弦，退于南方之丙叫艮纳丙；月至三十日，消于东方之乙叫坤纳乙。"甲乙"为十天干之首，"壬癸"为十天干之末，乾纳甲壬，坤纳乙癸，这就是"乾坤括始终"。兔魄是日之光，蟾蜍是月之精，日出月落，日落月出，昼夜交替。根据丹法，上半月之阳，属震兑乾，下半月为阴，属巽艮坤，这就是"蟾蜍视卦节"。日为太阳，月为太阴，阳主吐，阴主纳，月本无光，受日光而亮，这就是"兔者吐生光"。七八谓十五，阳极在上，盈不久，升者不得不降。这就是"七八道已讫，屈折低下降"。一月六节已尽，晦朔已然相承，坤复转于震。这就是"节尽相禅与，继体复生龙"。魏伯阳这段话，是以月亮在三十日内的晦朔弦望的变化规律，配以卦爻方位，用震、兑、乾来表示月亮由上弦而至望，展示了阳的增长，用巽、艮、坤来表示月亮由下弦而至晦，展示了阴的增长。魏伯阳论炼丹，就是以纳甲来说明一月火候之进退。

2。十二消息说十二消息说是指自复卦起至坤卦止这十二卦中，消卦息卦阴阳转变，循环不息。魏伯阳论金液还丹，以十二消息通一岁之火候、一年十二月，每月一卦。《周易参同契》说："朔旦为复■，阳气始通，出入无疾，立表微刚，黄钟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丞得常。

临■炉施条，开路正光，光耀渐进，日以益长，丑之大吕，结正低昂。

仰以成泰■，刚柔并隆，阴阳交接，小往大来，辐凑于寅，运于趋时。

渐历大壮■，使列卯门，榆荚堕落，还归本根，刑德相负，昼夜始分。

■■阴以退，阳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塵。

乾■健盛明，广被四邻，阳终于已，中而相干。

■■始纪绪，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为蕤宾。宾服于阴，阴为主人。

■■去世位，收敛其精，怀德俟时，栖迟昧冥。

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阴伸阳屈，没阳姓名。

观■其权量，察仲秋情，任畜微稚，老枯复荣，荠麦芽蘖，因冒以生。

■■烂肢体，消灭其形，化气既竭，亡失至神。

道穷则返，归乎坤■元，恒顺地理，承天布宣。"

以上十二消息卦，与十二地支相配合，代表一年十二月，也喻一日十二辰。凡卦之六爻，五阴一阳，以阳为主；五阳一阴，以阴为主，其发展程序由下而上，多以少为主。而阴阳的爻变，则象征火候的进退。第一，复卦五阴一阳，阴气已极，阳气初生；从一日讲是夜半子时火候初起；从一月讲，是初一至初三半；从一年讲，是建子之月，即十一月。第二，临卦四阴二阳，阳气渐生；从一日讲，是夜丑时进二阳火候；从一月讲，是初三半至初五；从一年讲，是建丑之月，即十二月。第三，泰卦三阴三阳，阴阳交接；从一日讲，是寅时进三阳火候；从一月讲，是初六至初八半；从一年讲，是建寅之月，即正月。第四，大壮卦二阴四阳，阳中有阴；从一日讲，是卯时进息符候；从一月讲，是初八半至初十；从一年讲，是建卯之月，即二月。第五，■卦一阴五阳，阳升阴退，阳气已盛，一阴将退；从一日讲，是辰时进五阳火候；从一月讲，是十一日至十三日半；从一年讲，是建辰之月，即三月。第六，乾卦纯阳，阳气极盛；从一日讲，是巳时进六阳火候；从一月讲，是十三日半至十五日；从一年讲，是建巳之月，即四月。第七，姤卦五阳一阴，阴生阳退；从一日讲，是午时退阴符候；从一月讲，是十六日至十八日半；从一年讲，是建午之月，即五月。第八，遯卦四阳二阴，阳气渐盛，阴气渐衰；从一日讲，是未时退二阴符候；从一月讲，是十八日半至二十日；从一年讲，是建未之月，即六月。第九，否卦三阳三阴，阴阳二气，不相交通；从一日讲，是申时退三阴符侯；从一月讲，是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半；从一年讲，是建申之月，即七月。第十，观卦二阳四阴，阴气已盛；从一日讲，是酉时退四阴符候；从一月讲，是二十三日半至二十五日；从一年讲，是建酉之月，即八月。第十一，剥卦一阳五阴，阴盛阳衰，纯阴将至；从一日讲，是戌时退五阴符候；从一月讲，是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半；从一年讲，是建戌之月，即九月。第十二，坤卦六爻纯阴，从一日讲，是亥时退六阴符候；从一月讲，是二十八日半至三十日；从一年讲，是建亥之月，即十月。前六卦为阳火候，反六卦为阴符候，阳火主进，阴符主退，阴阳进退，十二消息，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用于炼丹，则前六卦的趋势为阳息阴消，应进阳火；后六卦为阴息阳消，应退阴符。

3。六虚说六虚即"六甲孤虚"的简称。六甲孤虚法，汉代已很盛行。六甲亦即六旬，在甲子之旬，甲戌之旬，甲申之旬，甲午之旬，甲辰之旬，甲寅之旬。《史记·龟策列传》："日辰不全，故有孤虚。"裴骃《集解》注说："案甲乙谓之日，子丑谓之辰。六甲孤虚法：甲子旬中无戌亥，戌亥即为孤，晨巳即为虚；甲戌旬中无申酉，申酉为孤，寅卯即为虚；甲申旬中无午未，午未为孤，子丑即为虚；甲午旬中无辰巳，辰巳为孤，戌亥即为虚；甲辰旬中无寅卯，寅卯为孤，申酉即为虚；甲寅旬中无子丑，子丑为孤，午未即为虚。"六甲之旬表示如下：（一）

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二）

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戌亥子丑寅○卯○卯辰巳午未（三）

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四）

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五）

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六）

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孤虚因日辰不全，天干是日，地支是辰，六旬之中，各有所缺，是为孤，对孤为虚，所以甲子之旬辰巳虚，甲戌之旬寅卯虚，甲申之旬子丑虚，甲午之旬戌亥虚，甲辰之旬申酉虚，甲寅之旬午未虚。这就是六虚。参阅六甲图，可见此六虚之辰，都随戊己二干。按照纳甲说，坎纳戊，离纳己，其它六卦，震纳庚，兑纳丁，乾纳甲壬，巽纳辛，艮纳丙，坤纳乙癸，都有定位，只有坎离二卦，纳入戊己中宫，其处空虚，所以称为"虚"。《周易参同契》说："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设位者，列阴阳配合之位也。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往来既不定，上下亦无常。"就是说，天上地下，乃乾坤之象，各居阴阳之位。"《易》行其中"，即坎离运行于其间。就纳甲讲，坎为月，离为日，日月在天地之间运行，日出于东，故离位乎东，月出于西，故坎位乎西。日月运行形成季节的变化，出现坎离易位。坎离二卦纳于中宫，为日月之象，不主管某一节气变化，故"二用无爻位"。《周易参同契》也用六虚以论炉火之事。

4。卦气说所谓卦气，以坎、震、离、兑四卦主二至二分，其余的六十卦，卦有六爻，每爻分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一年之中尚余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八十分计，总得四百二十分，平均分给六十卦，每卦得六日七分，亦即所谓卦气。所谓"气"者，其法以风雨寒温为候。

六十卦自中孚卦起，直六日七分，至颐卦止，刚好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分。四正卦坎、震、离、兑主二至二分，统二十四节气。即：坎直初六爻主冬至，坎直九二爻主小寒，坎直六三爻主大寒，坎直六四爻主立春，坎直九五爻主雨水，坎直上六爻主惊蛰。震直初九爻主春分，震直六二爻主清明，震直六三爻主谷雨，震直九四爻主立夏，震直六五爻主小满，震直上六爻主芒种。离直初九爻主夏至，离直六二爻主小暑，离直九三主大暑，离直九四爻主立秋，离直六五爻主处暑，离直上九爻主白露。兑直初九爻主秋分，兑直九二爻主寒露，兑直六三爻主霜降，兑直九四爻主立冬，兑直九五爻主小雪，兑直上六爻主大雪。每个节气又分三候：初候、次候、末候。每个节气为十五日，故每候主五日。这样，由二十四节气又推衍出七十二候。六十卦按"始卦"、"中卦"、"终卦"方式分配在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之中。七十二候名称在《礼记·月令》中有记载。魏伯阳的卦气说，不在章明历法，而在以适用于金丹火候之意。《周易参同契》说："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郭，运谷正轴，牝牡四卦，以为橐龠，覆冒阴阳之道，犹工御者准绳墨，执衔辔，正规矩，随轨辙，处中以制外，数在律历纪，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兼并为六十，刚柔有表里，朔旦屯直事，至暮蒙当受，昼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所谓牝牡四卦，是指乾坤坎离四卦，魏伯阳以乾坤坎离为橐龠，以六十卦分布为三十日，昼夜各一卦，以象一月，化三百六十时足其数，虽然与上述卦气说略异，但却明显地是套用六日七分图的间架，来比喻炼丹一月之火候。

《周易参同契》也受到道家思想儒家思想黄老思想的影响。如书上所说的"以无制有，器用者空"、"上德无为，不以察求；下德为之，其用不休"、"反者道之验，弱者德之柄"等是受道家思想影响。"前却违黄老"、"引内养性，黄老自然"等是受黄老思想的影响。"孝子用心，感动皇极"等受儒家思想影响。

（三）《周易参同契》的丹术理论《周易参同契》是一部论述道教修仙的著作。但这部书讲述的成仙秘径是什么，却众说纷纭，有的主内丹说，有的主外丹说，也有些主房中术说。实际上，在这部书中，内丹、外丹都有论述，它的中心思想是宣扬炼丹可以成仙。《周易参同契·五相类》说："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黄老用究，较而可御。炉火之事，真有所据。三道由一，俱出径路。"所谓"三道由一"，是指大易、黄老、炉火三者相通，合乎于道。宋代俞琰在解释书名时说："参，三也；同相也；契，类也。谓此书借大易以言黄老之学，而又与炉火之事相类，三者之阴阳造化殆无异也。"①《周易参同契》的丹术理论正是在大易、黄老和炉火三者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即所谓"三道由一，俱出径路"。这里的"一"就是丹术，也称丹道。关于《周易参同契》的中心思想，魏伯阳概括说："歌叙大易，三圣遗言，察其所趣，一统共论，务在顺理，宣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为历，万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烦。引内养性，黄老自然，含德之厚，归根返元，近在我心，不离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长存。配以服食，雄雌设陈，挺除武都，八石弃捐，审用成功，世俗所珍。罗列三条，枝茎相联，同出异名，皆由一门。"

《周易》是讲哲学论政治的，黄老讲的是修身治国，炉火讲的是炼服修仙，但从根本上讲三者的道理是相通的。所以说是"罗列三条，枝茎相联，同出异名，皆由一门"。从方术上讲，有"抱一毋舍"，"归根返元"的内炼与服食三种，前者后世称为内丹，后者则称外丹。服食是"配"。可见，《周易参同契》的丹术是内炼、金丹并修，内丹为主、外丹为辅。

《周易参同契》讲内炼，是指炼人身生命的基本要素--精、气。它说："将欲养性，延年却期，审思后末，当虑其气。人所禀躯，体本一无，元精云布，因气托初。阴阳为度，魂魄所居，阳神曰魂，阴神曰魄，魂之与魄，互为室宅。性主处内，立置鄞鄂，情主营外，筑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于斯之时，情合乾坤，乾动而直，气布精流，坤静而翕，为道舍庐。"由于人是从精气化生出来的，修炼的目的就是"气布精流"，身体为道含庐，让道来归身。修炼首先要养己，养己要从"安静虚无"入手，归于本原，隐去光明，洞照形体内部的丹道，即"内以养己，安静虚无，原本隐明，内照形躯。"修炼所得称为"道"，或称为"真人"。

《周易参同契》说："巨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这里所讲的就是外丹。魏伯阳对外丹的冶炼过程的叙述比较零散，用的语言也比较隐晦，并故意对药科隐名称之，对操作火候等等恍惚其辞。

《周易参同契》的丹术理论，是建筑在易理的基础上加以阐述的。《周易参同契》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廊，运谷正轴，牝牡四卦，以为橐龠。"后蜀彭晓在《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解释说："（魏）公撰《参同契》者，谓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故托易象而论之，莫不假借君臣以彰内外；叙其离坎，直指汞铅；列以乾坤，奠量鼎器；明之父母，系之始终；合以夫妇，拘其交媾；譬诸男女，显以滋生；析以阴阳，导之反复；示之晦朔，通以降腾；配以卦爻，形于变化；随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晨昏，昭诸刻漏。故以乾坤为鼎器，以阴阳为堤防，以水火为化机，以五行为辅助，以真铅为药祖，以去精为丹基，以离坎为夫妻，以天地为父母，互施八卦，驱役四时。分三百八十四爻，循行火候；运五星二十八宿，环列鼎中。乃得水虎潜形，寄庚辛而西转；火龙伏体，逐甲乙以东旋。《易》曰："至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

①　《周易参同契发挥》卷九。

象其物宜。"公因因取象焉。"

这段文字基本上概括了《周易参同契》对《周易》的运用，指出了参同契所说的乾坤、坎离等等的特殊含义，在这里乾坤即所谓炉鼎，上釜为乾称阳，下釜为坤称阴。坎离即所谓药物，即铅汞，坎为铅称阴称水，离为汞称阳称火。其他各卦则指火候。易则被指为炼成的丹药。

炉鼎是炼丹的基本工具，《周易参同契》对于炉鼎有形象的描述，《鼎器歌》说："圆三五，寸一分，口四八，两寸唇，长尺二，厚薄匀。腹三齐，坐垂温。阴在上，阳下奔。"药物是炼丹的基本原料，主要是指铅汞，《周易参同契》说："胡粉投水中，色坏还为铅，。。金以砂为主，禀和于水银。""故铅外黑，内怀金华，被褐怀玉，外为狂夫。""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说明了铅汞的特性。

《周易参同契》对以铅汞炼丹的变化过程还作了描述："以金为堤防，水火及优游，金数有十五，水数亦如之。临炉定铢两，五分水有余，二者以为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与之俱，二物相含受，变化状若神，下有太神气，伏蒸须臾间，先液而后凝，号曰黄舆焉。"朱熹《考异》云："此言丹之第一变也。"《周易参同契》曰："当月将欲讫，毁性伤寿年。形体为灰土，状若明窗尘。"朱子云："此言丹之第二变也。"《周易参同契》曰："。。冶并合之，驰入赤色门。固塞其际会，务令致完坚，炎火张于下，昼夜声正勤，始文使可修，终竟武乃陈，候视加谨慎，审察调寒温。周旋十二节，节尽更亲观。气索命将绝，休死亡魂魄，色转更为紫，赫然成还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为神。"朱子云："此第三变也。"就是说，药物铅汞经过三变终成金丹，炼丹就算完成了。

魏伯阳对金丹大药入口成仙的妙用还作了说明。《周易参同契》说："巨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士游于四季，守界定规钜。金砂入五内，雾散若风雨。薰蒸达四肢，颜色悦泽好，发白皆变黑，齿落生旧所，老翁复丁壮，耆妪成姹女。改形免世厄，号之曰真人。"又说："服食三载，轻举远游，入水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长乐无忧。"就是说服食了丹药，就能寿命长久，返老还童。实际上，用丹砂与铅置入炉中烧炼出来的"丹药"，是有毒性的氧化汞，服食了这种丹药根本不可能长生成仙，甚至会适得其反。

（四）《周易参同契》的历史影响《周易参同契》是一部内外丹兼修的道教理论著作，对道教修炼术产生了重大影响，被称为"丹经之祖"，"万古丹经王"，对后世内外丹的理论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道教史与古代科技史上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周易参同契》所阐述的丹术理论，被后世的金丹派葛洪、陶弘景以及内丹炼养派的司马承祯、钟离权、吕洞宾、张伯端等所继承和吸取，宋人黄自如在《金丹四百字》序中对《周易参同契》在丹道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了肯定，他说："数千年间，有伯阳以导其流，有钟吕以扬其波。"近人王明先生在《＜周易参同契＞考证》一文中总结说："自汉而唐而宋，论炼丹者，代不乏人，溯流寻源，大要如尔：魏伯阳导其源，钟吕衍其流，刘（海蟾）张（紫阳）薛（紫贤）陈（泥丸）扬其波。由外丹而内丹，流变滋多，《参同契》洵千古丹经之祖也。"王明先生所说的钟吕以下，都是内丹家。张、薛、陈属金丹道派南宗。金元兴起的全真道属北宗，自称渊源于钟吕，可见，全真的内丹思想远祖也是《周易参同契》。道教南北宗的兴起，思想上无一不受《周易参同契》的影响。正因为《周易参同契》开丹道之先河，因此被道教炼丹者尊奉为经典著作，炼内丹、外丹者皆宗祖之。宋张伯端《悟真篇》就说："叔通受学魏伯阳，皆为万古丹经王。"宋末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序》也说："《参同契》乃万古丹经之祖。"

《周易参同契》引《易》论内丹、外丹，以道解《易》，对宋代理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周敦颐的《太极图》就来自于华山道士陈抟的《先天图》，邵雍的象数学与《周易参同契》有直接的关系，朱熹等理学家直接参与对《周易参同契》的注释，更有一些人将《周易参同契》作为儒道兼修之经典。《周易参同契》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炼丹文献，它介绍的种种方法虽然炼不出可以长生不死的金丹，但它总结了当时的一些化学知识和化学变化，推动了古代化学事业的发展，在中国和世界科技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在本世纪30年代初，此书就被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

正是由于《周易参同契》影响大，所以这部书在历史上注本很多。如后蜀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三卷、阴长生《周易参同契注》三卷、宋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宋储华谷《周易参同契注》、宋陈显微《周易参同契解》、宋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元陈致虚《周易参同契分章注》、明蒋一彪《古文参同契集解》、清李光池《参同契章句》、清刘吴龙《古参同契集解》等等，其它章释、改写、发挥之类的著作更是多如牛毛。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自东汉以后便绵绵相传，为后世道教丹鼎派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八、佛教在中国的初传佛教产生于古印度，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世界三大宗教中佛教是传入我国最早的一个，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佛教与我国固有的儒学与道教彼此融合，互为消长，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并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佛教在我国影响也颇大，不仅波及政治与经济领域，而且广泛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等。要了解中国佛教的历史特点，揭示出它的发展变化规律，必须要先了解印度佛教的渊源。

（一）印度佛教1。释迦牟尼与佛教的创立佛教是释迦牟尼佛所创的宗教。释迦牟尼，原名悉达多（Siddhartha），姓乔答摩（Cantama，旧译为瞿昙）。关于释迦牟尼的生卒年月，现已不可详考。一般认为是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6年，约与中国的孔子差不多同时。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贤者"。

据传，释迦牟尼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为当时恒河流域16　个以城市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大国之外的一个小国）的王太子，父亲净饭王，母亲是天臂国王女摩耶夫人。印度古代的风俗，妇女怀孕后要回娘家产育。摩耶夫人因为产期临近，就在回天臂途中生下释迦牟尼，他出生的那一天即四月八日被佛教定为"佛诞节"或"浴佛节"。释迦牟尼出生后7　天，生母便去世了，由其姨母摩诃婆闍波提夫人抚养。释迦牟尼少年时代接受婆罗门教的传统教育，兼习兵法与武艺，是一个骑射击剑的能手。到成年时，娶同族摩诃那摩长者的女儿耶输陀罗为妻，生有一子名罗睺罗。相传释迦牟尼14　岁那年曾驾车出游，在东南西三门的路上先后遇着老人、病人和死尸，亲眼看到那些衰老、清瘦和凄惨的现象，非常感伤和苦恼。最后在北门外遇见一位出家修道的沙门，从沙门那里听到出家可以解脱生死病老的道理，便萌发了出家修道的想法。29　岁（一说19　岁）时，他不顾父王的多次劝阻，毅然离开妻儿，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道。

离家之后，释迦牟尼先到王舍城郊外学习禅定，后又在尼连禅河畔的树林中独修苦行，每天只吃一餐，后来七天进一餐，穿树皮，睡牛粪。　6年后，身体消瘦，形同枯木，仍无所得，无法找到解脱之道。于是便放弃苦行，入尼连禅河洗净了身体，沐浴后接受了一个牧女供养的乳糜，恢复了健康。之后他渡过尼连禅河，来到伽耶城外的荜钵罗树（后称菩提树）下，沉思默想。据说，经过七天七夜，终于恍然大悟，确信已经洞达了人生痛苦的本源，断除了生老病死的根本，使贪、瞋、痴等烦恼不再起于心头。这标志着他觉悟成道，成了佛。佛即佛陀，意为"觉者"、"知者"。这一年释迦牟尼35岁。

释迦牟尼成佛后，开始他的传教活动。首先在鹿野苑找到曾随他一道出家的阿若■陈如等5　个侍从，并向他们讲说自己获得彻悟的道理，佛教史上称这次说法为"初转法轮"。释迦牟尼不久又旅行各地，足迹遍布恒河流域。所到之处，专心讲道。奠定了原始佛教基本教义，并组成了传教的僧团。弟子据说有500人，著名的有大迦叶、舍利弗、目犍连、阿难陀、优婆离等"十大弟子"。佛、法、僧这佛教的"三宝"已具备，佛教正式形成。

释迦牟尼成道后第45年，已达80　岁的高龄。他旅行到拘尸那国时，不幸身染恶疾，最后于拘尸那迦城附近的娑罗树林中逝世。这一天为2月15日，后来被佛教徒尊为"涅槃节"。释迦牟尼的遗体火化后，所有舍利（灵骨）被8　个国王分去，各在其本国建塔安奉。后来印度高僧到中国时也有带来佛身舍利的。

释迦牟尼初创佛教，他的教义是从批判与继承婆罗门教而来的，用佛教特有形式，表现了印度宗教传统的"业"与"轮回"思想，其基本教义是"四圣谛"、"十二因缘"和"八正道"等等。

"四圣谛"是早期佛教理论的基本要点，它的核心是宣扬整个世界和全部人生为无边之苦海。"谛"是实在和真理的意思，四谛就是人生在世应该穷尽苦、集、灭、道的根本道理。"苦谛"，是说世俗世界的一切，本性都是苦。苦有三苦和八苦等各种说法。三苦指苦苦，即寒热饥渴引起之苦；坏苦，即荣华富贵不能持久之苦；行苦，即人世言行、生活环境变幻无常之苦。八苦指生、老、病、死、与亲爱的人别离、与怨恨的人相聚、有术而不得、一切身心现象都是苦。"集谛"，是指造成痛苦的各种理由或根据，"集"是因、原因，是由"无明"和"渴爱"所引起的贪和欲，即佛教通常所谓的"业"与"惑"，导致生死轮回产生的。"灭谛"，指断灭产生世俗的一切痛苦的原因，从而超脱生死轮回，达到无苦"涅槃"的佛教最高的理想境界。"道谛"，指为实现佛教理想所应遵循的途径和方法。这些方法，概括为八种，即"八正道"。

"八正道"，也称"八圣道"、"八支正道"，主要解释道谛所须遵循的八种途径，即正见（正确的见解）、正思维（正确的意志）、正语（正确的言语）、正业（正确的行为）、正命（符合佛教戒律规定的正当合法的生活）、正精进（正确的努力，即勤修涅槃之道法）、正念（正确的思想，明记四谛等佛教真理）、正定（正确的修业禅定）。这八正道归结起来，意思是要佛教徒循规蹈矩地生活，决不作也不想任何"非分"的事，在清心寡欲和精勤不怠的修行中度过一生，求取幻想中的永恒幸福，这样，便可由凡入圣、通向涅槃，获得个人解脱。

"十二因缘"，也称"十二缘起"，是苦、集二谛的延伸，其主要内容是解释人生痛苦的原因和论述三世轮回。缘，意为关系或条件，所谓缘起即诸法由缘而起；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生起变化，都有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佛陀常用"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来说明缘起的理论。佛教的缘起说主要是针对人生问题来谈的。人生可以分为十二个彼此互为条件和因果联系的环节：即无明（愚昧无知，不明佛理）、行（由无明而引起的善恶行为）、识（投胎时的心识）、名色（胎中的心、身发育状态）、六处（胎儿的眼、耳、鼻、舌、身、意）、触（胎儿出身后开始与外界接触）、受（感受苦、乐等）、爱（贪得欲望）、取（追求执取）、有（各种生存环境和条件）、生（来世之再生）、老死（有生必有老死）。佛教把这十二个部分看作一总的因果循环链条，每部分间顺序成为一对因果关系，而配合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说，即成"三世两重因果"：过去因感现在果，现在因感未来果。因此，任何一种有生命的个体，在未获得解脱前，都须依此因果律在"三世"和"六趣"（即"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中生死轮回，永无终期；而人们贫富、贵贱、寿夭等差别根源也在这里，其中"无明"是一切痛苦的源头。佛教认为，只有消除"无明"，昄依佛法，才能求得解脱，断绝轮回，达到无苦"涅槃"的理想境界。

上述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在其以后的发展中被概括为三条不能移易的根本义理，称做"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印"就是"印玺"，有印信、印证之义。这里借用来比喻佛教的主要教义，要用这三种标准来证明其是否为真正佛法。

3。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变化及其对外传播释迦牟尼逝世不久，其弟子迦叶召集500　名比丘（男僧）在王舍城附近的七叶窟集会，共同忆诵佛说。这就是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结集。在会上，佛弟子阿难陀诵出"经"，优婆离诵出"律"，得到大家的认可，成为佛教的原始经典。第一次结集后，长者们分别率领僧众各往一方行化，师徒相录，逐渐形成不同的系统，所授的教法和戒律，也互有异同。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导致了佛教的分裂。

从释迦牟尼逝世后100年到400年间，佛教教团出现了分裂。最初分出七座部和大众部两大派。分裂的原因，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有不同的说法。南传佛教认为是由于僧众们在戒律问题上的争执，北传佛教则认为是由于对教义的理解。这两大派后来又陆续发生多次分裂，形成的派别有18　部（南传说）或20　部（北传说）之多。这个时期的佛教，通称部派佛教。

公元1世纪前后，是印度历史上所谓"南北朝时代"，也即贵霜王朝和案达罗王朝对峙的时代。当时印度正由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过渡，佛教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大众部中的一部分在家佛教徒中流行着对安置佛陀舍利的佛塔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就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现了许多阐述大乘思想的经典。由于大乘经典的不断出现，有人加以弘扬，于是就形成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兴起后，就把以前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贬称为"小乘"佛教。"乘"，指"乘载"或"道路"的意思。大乘佛教自称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大河的此岸到达菩萨涅槃的彼岸。大乘佛教将释迦牟尼完全神化，它主张在小乘修"三学"（戒、定、慧）、"八正道"同时，兼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在修行目标上，小乘偏重自我解脱，以证得阿罗汉果为最高目标，大乘则以普度众生、修持成佛、建立佛国净土为最高目标；在理论上，小乘主张"人空法有"，大乘主张"人法两空"。大乘佛教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两大系统。7世纪后，大乘佛教的一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混合形成密教。9世纪起，佛教在印度本土渐趋衰微，10世纪以后，大乘佛教名存实亡，完全融合于密教之中。13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基本消失。后到19世纪，佛教由斯里兰卡重新传入印度。

释迦牟尼在世时，佛教主要在恒河中上游一带传播。从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治时期开始，中经迦腻色迦王，佛教向古印度境外不断传播，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印度佛教的对外传播，大致有南北两条路线。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以及我国云南的傣族、崩龙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小乘为主，称为南传佛教，也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其教义比较接近原始佛教，经典用巴利文编成。南传佛教注重原始佛教的精神或教义，崇拜佛牙、佛塔和菩提树等。传入尼泊尔以北之西域诸国，由西域继续东传，进入我国内地，以及朝鲜、日本、越南等地，以大乘为主，是北传佛教。经典用梵文编成。而传入我国西藏、内蒙和蒙古、苏联、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是北传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

（二）佛教输入中国的一些传说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历来传说纷纭，有的甚至添加了许多神话色彩。

魏晋以后，佛教与道教双方为了抬高各自的地位都编造了许多神话传说，佛教徒更是尽力把佛教传入的时间提前。如西晋道士王浮伪造《老子化胡经》，说老子西涉流沙，入天竺为佛，化导胡人，释迦牟尼实为其后世弟子。佛教徒针锋相对，制造种种说法进行反驳，说什么早在老子之前佛陀已经在世，佛教传入甚早等等。越说越离奇，加上佛教刚传入中国时，并未引起社会重视，只是在一部分人中悄悄流传。后来史书上所记载的佛教初传，大多只是根据传说。这样，佛教如何传入中国之事，便被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有的说法虽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但也搀杂不少虚构或浮夸成份。对这种种传说虽没有加以考察的必要，但由于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在佛教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还有必要了解一些。

1。三代以前已知佛教刘宋宗炳《明佛论》说："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国，偎人而爱人。"郭璞传："古谓天毒即天竺，浮屠所兴。"偎爱之义，亦如来大慈之训矣。固亦既闻于三五之世也。"①伯益是舜帝时东夷部落的首领，曾帮助大禹治水。所谓"三五之世"是指三皇五帝。唐代僧人道宣在所著《归正篇·佛为老师》中也说："余寻终古三五帝皇，有事西奔，罕闻东逝，故轩辕游华胥之国，王邵云即天竺；又陟昆仑之墟，即香山也。。。以事详之，并从于佛国也。"②看来佛法并非仅"闻于"三五之世，比舜还要早的黄帝本人已至佛国，其纯属子虚乌有。

说三代之前（即在大约三、四千年前）中国已知佛教。这时释迦牟尼尚未降生，何来佛教？然而这些记载都出于有名的文人和高僧手笔，宗炳是虔诚的佛教徒，道宣亦一代名僧，按他们的历史知识，不应出现这些离奇的差错。但虔诚的佛教徒立场促使他们非这样做不可，因为对信仰者来说，把他们的教史说得越早越好。

2。周代已知佛教古来一些佛教僧侣为了说明佛祖释迦牟尼比道教教祖老子还老，有意歪曲史书和经籍，编造释迦牟尼的生卒年月。三国时谢承《后汉书》，记佛在周庄王九年癸丑七月十五日寄生于净住国摩耶夫人腹中，至周庄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③。《魏书·释老志》说："释迦生时，当周庄王九年。《春秋》鲁庄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见，夜明，是也。"鲁庄公七年应为周庄王十年，而不是九年。隋长房《历代三宝记》、《隋书·经籍志》等均采用此说。此后，因西晋道士王浮伪造《老子化胡经》，佛教徒便把释迦牟尼的生年更往前推，说释迦牟尼早在周昭王时已经出世，并且当时中国已有人知道

①　《弘明集》卷二。

②　《广弘明集》卷一。

③　唐韩鄂《岁华记丽》卷三注。

西方有"圣人"诞生。唐代僧人法琳于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就太史丞傅奕上疏"请除佛法"所作《破邪论》引《周书异记》说："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涨，井水并皆溢出。宫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动。其夜五色光气入贯太微，遍于西方，尽作青红色。周昭王问太史苏由曰："是何祥也？"苏由对曰："有大圣人生于西方，故现此瑞。。。一千年外声教被于此土。"昭王即遣镌石记之，埋在南郊天祠前。"①周昭王为公元前10世纪左右的人物，说释迦牟尼生于此时，无异于将佛教的历史往前推了四、五百年。既然佛教在周代早期即有，而周传世800年，并不因"周世佛法久来"而使"祚短"。那么没有取缔佛教的必要了。其实《周书异记》是一部伪书，经把释迦牟尼生年提到周昭王二十四年（公元前977年）的神话，而使佛教徒兴高采烈，其后许多书籍纷纷引用，也无论真假了。

3。孔子已知佛教《列子》载太宰嚭问孔子："孰为圣人？"并列举三皇五帝以询之，皆不得要领。夫子动容有问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唐道宣《归正篇》引《列子·仲尼篇》）后世的佛教徒，常常据此说孔子已知有佛。②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开国之君，本是儒家推崇的圣人，孔子都说"圣非丘所知"。把这些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圣人否定之后，把佛抬出来作为孔子眼中的唯一圣人，佛的身价自然倍增。这当是魏晋时期的佛教徒为了美化佛教而借孔子之口所编造的。《列子》毕竟是一部寓言，以此为根据说孔子已知佛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4。战国末年佛教已传入晋王嘉《拾遗记》卷四载：战国时燕昭王即位七年（公元前305年），"沐胥之国来朝，则申毒国之一名也。有道术人名尸罗，问其年，云百三十岁。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善衔惑之术，于其指端出浮屠十层，高三尺"。《拾遗记》的记载并不是历史事实。所谓沐胥之国，印度并无此名称。据《晋书·艺术传·王嘉传》记载，王嘉是苻秦方士，所著《拾遗记》一书，原文19　卷，220　篇，因战乱原文多亡佚，梁朝肖绮搜拾残遗，合为10卷。《晋书》说此书有不少荒诞不经的记载。燕昭王时，佛教尚未传到印度西北地区，怎么可能已经传入中国！《史记》、《水经注》等史书记载燕昭王礼贤下士，相信方士，说燕昭王时已传入佛教大概从此事附会而来。

5。古阿育王寺刘宋宗炳《明佛论》说临淄、河东等地皆有阿育王寺，最后得出结论说："由此观之，有佛事于齐鲁之地久矣哉。"①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也说："于（佛死）后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使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唐法琳在《破邪记》中明确地说佛舍利塔传世的时间："东天竺国有阿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神，散起八万四千宝塔，遍阎浮提。我此汉土九洲之内，并有塔焉。育王起塔之时，当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岁也。塔兴周也，经十二王，至秦始王三十四年，焚烧典籍，育王塔由此沦亡。佛家经

①　《广弘明集》卷十一。

②　《广弘明集》卷一。

①　《弘明集》卷二。

传靡知所在。"①按照以上说法，在春秋末年中国已有阿育王寺纯属无稽之谈。的确，阿育王曾在印度大力修建寺塔，但在一天之内建造八万四千塔遍布于世界是不可能的，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个神话，所以在洛阳、河东等地有阿育王派"鬼兵"造寺是不可能的。

6。秦始皇时佛教已入中国唐代法琳上书驳傅奕，引用道安、朱士行等《经录》一书，说："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赉持佛经来化始皇。始皇弗从，乃囚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②秦始皇于公元前246年-前210年在位，阿育王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273年-前232年。两人在位时间差不多同时。阿育王曾派出大量使者和传教僧到世界各国传教，远的到达埃及和希腊，但都没见有史料说当时印度已与中国发生往来。说秦始皇时有佛僧众到中国来，在南北朝以前也没有任何人记载这件事。隋代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也没有引用释道安、朱士行的《经录》。如果《经录》记载有这件事，那么宋代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北齐魏收的《魏书·释者志》当会有记述。看来，《经录》一书当为伪书。而法琳引用文献也是常常靠不住的，他曾把阿育王错误地提到周敬王（公元前519年-前476年在位）之时，比秦始皇早出250多年。他还就佛法东来一事前后有好几种说法！可见，说秦始皇时有佛僧到中国来过的事是靠不住的。

7。汉武帝时已知有佛教刘宋宗炳《明佛论》说："东方朔对汉武劫烧之说。"①是说东方朔已知佛教。《史记·东方朔传》说东方朔"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并没有记载说他知道佛教。而在宗炳之后的梁慧皎《高僧传·竺法兰传》却说：汉武帝时开掘昆明池时从池底得到黑灰，武帝问东方朔，东方朔回答说应该问西域人，直到东汉时才由印度僧作出解释。因此，说东方朔已知佛教根据是不够明确的。

《魏书·魏老志》记载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时已知佛教，说："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数。"张骞出使西域，曾在大夏逗留一年多，大夏毗邻身毒，若大夏流行佛教，张骞不会不记的。《史记·大宛列传》、《汉书》的《张骞传》和《西域传》也没有一字谈到佛教。正如刘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所说："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魏收在《魏书·释老志》说张骞"始闻浮屠之教"，则是他的推测之词。唐代的《广弘明集》卷二转引《魏书·释老志》竟将此文改成"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云身毒、天竺国有浮屠之教"。魏收推测之词又变成了张骞说的话，越发不可信了。

《魏书·释老志》还肯定说汉武帝时已有佛教流行："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唯烧香礼拜。上使依其国俗祀之。此神全类于佛。岂当汉武之时，其经未行

①　《广弘明集》卷十一。

②　《广弘明集》卷十一。

①　《弘明集》卷二。

于中土，而但神明事之耶？"魏收以为这里的"金人"即佛像。《魏书·释老志》的材料当来源于此。刘孝标在注中所引的《汉武故事》，原题班固撰，《隋书·艺术志》没题班固撰，宋晁公武《群斋读书志》引唐张东之《书洞冥记后》，谓《汉武故事》乃南齐王俭所造，记述多出入《史记》、《汉书》，文中不少荒诞不稽之事，当为伪书。查《史记》、《汉书》，汉得休屠祭天金人是在浑邪王投降之前，而不是如上面所说在此之后。这二书都说"祭天金人"而不说"金人"。魏收不明匈奴以金人祭天的习俗，把"祭天"二字省略，则颇为可疑了。

其实，匈奴如同秦汉一样也是祭祀天地、日月、鬼神的。《史记·匈奴列传》说："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后汉书·南匈奴传》说："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匈奴祭天之时应有神主，这个神主就是"金人"。裴骃《史记集解》引三国时孟康《汉书音义》说："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下，秦夺其地，后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王有祭天金人像，祭天主也。"《魏书·释老志》的"金人"只不过是一个神像，匈奴祭天之时拿出来作神主，仅此而已。因此，说汉武帝之时已有佛像祭祀是不能成立的。

8。刘向校书发现佛经刘向（约公元前77年-前6年），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成帝时，任光禄大夫，终中垒校尉。曾校阅群书，撰成《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最早说他在校阅图书时发现佛经的是刘宋宗炳的《明佛论》，说："刘向《列仙传》，七十四人在佛经。"①其后，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也说："刘子政《列仙传》曰："历观百家之中，以相检验，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经，故撰得七十，可以多闻博识者遐观焉。"如此即汉成、哀之间，已有经矣。"以后的佛教徒都认为刘向校书时看到了佛经。

但比宗炳、刘孝标稍后的颜之推（公元531年-？年）在所著《颜氏家训·书证篇》说："《列仙传》，刘向所造，而《赞》云七十四人出佛经。盖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查《汉书·艺文志》，刘歆《七略》辑其父刘向所校书目，连方技、术数等书目均有著录，却无一字道及佛经，这不是什么疏忽，而的确当时没有佛经可录。不仅当时中国没有佛经，就连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也没有。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后，说法皆用口授，僧徒背诵而已。佛教传入印度南部的斯里兰卡后，于公元前1世纪才用文字把佛典记录下来，而在印度北部直到公元后才出现成文佛经。所以刘向校书时根本不可能见到佛经。

以上诸说，多为佛教徒的穿凿附会，不足为信，佛教传入中国的可靠年代，当在两汉之际。

（三）两汉之际佛教的传入在公元1世纪前后两汉之际，印度佛教开始通过西域逐渐传入中国内地。在佛教向北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汉对西域交通的开辟起了促进作用。1。西域与内地的往来

①　《弘明集》卷二。

西汉时所指的"西域"，狭义上是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以西，葱岭（今帕米尔是它的一部分）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即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辖地，包括今我国新疆地区、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及吉尔吉斯斯坦的伏龙芝一带。广义上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南亚的一部分，以及东欧和北非的个别地方，是中国当时就地理知识所及对"西"方地区的泛称。葱岭以东的西域，西汉时城邑小国星罗棋布，原有36　个，后来分裂为50　多个小国。在张骞通西域前，匈奴的势力伸展到西域，在那里设"僮仆都尉"，对西域各国征收各种赋税，统治着西域各族人民。

汉武帝为了联合匈奴的世敌大月氏共同夹攻匈奴，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前后历经13年。途中曾被匈奴扣留达10年之久，虽然没有达到联络大月氏的目的，但是却了解到有关西域的许多情况，对于密切汉朝与西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中西交通起了重要作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到达乌孙后，又分遣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以加强汉朝和中西地区的联系。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出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等地。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了。

自张骞通西域后，西域各国与汉内地的政治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一直十分频繁。汉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包括冶铁、凿井术等，相继在西域得到推广。汉朝精美的手工业品，如丝绸和漆器，也传入西域各地。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以及汗血马，也陆续传到中国。西域的音乐、舞台在内地传播，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这种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在西汉末至东汉初年一直进行着，正是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佛教从印度向西北邻国传播，通过西域传到了中国内地。

2。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佛经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是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传入的具体时间，说法虽然很多，但公认的说法：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佛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

大月氏原居我国敦煌、祁连山一带地方，汉文帝初年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西迁至塞种地区（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及其迤西一带）。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左右，遭乌孙攻击，又西迁大夏（今阿姆河上游）。约在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张骞出使曾到过这里。进入大夏的大月氏人分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五个部分，称为"五部翕侯"。公元1世纪中叶，贵霜翕侯兼并其他四部，建立贵霜王国。经阎膏珍（约公元1世纪后半期）至迦腻色迦（约2世纪初叶），不断扩张，建成一北起花刺子模，南达文迪亚山，横跨中亚细亚和印度半岛西北部的大国。

从公元前3世纪以后，由于印度阿育王的支持和帮助，佛教开始在印度以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缅甸、斯里兰卡以及中亚、西域一带得到传播。在公元前2世纪，大夏入侵印度西北所建立的舍竭国已流行佛教，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至迟在公元前1世纪时，大月氏由于受大夏佛教文化的影响，已开始信仰佛教。在贵霜王国建立并占领印度广大领土以后，佛教便在大月氏所占领的地方广为传播，迦腻色迦王更是大力倡导佛教，佛教取得很大发展。

西域各国如大月氏等信仰佛教后，在他们派往汉朝的外交使节、侍子，以及商人中就可能有一些佛教信徒。但在西汉末年时，他们的宗教信仰往往被认作异地民族风俗，并没有特别去注意。日长月久，人们对这种特殊信仰看得多了，才逐渐开始感兴趣。裴松之在《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篇末的注中引鱼豢的《魏略·西戎传》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浮屠"，就是"佛陀"的早期译语，即人们平常所说的"佛"，"《浮屠经》"实际上就是《佛经》。这部经主要是讲述释迦牟尼的故事，如释迦牟尼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名字。经中说，释迦牟尼的母亲因梦见白象而怀孕，释迦牟尼是从他母亲的右胁出生的，一生下来就会走路，向东南西北四方各走了七步等等。如前所述，大月氏迁入大夏地区后接受了佛教信仰，在公元前1世纪末盛行佛教并由其到汉使臣口授佛经，应该说是有可能的。由于在公元前1世纪以前，尚没有成文佛教经典，佛教的传播是通过口授佛经进行的，直到东汉时我国早期的佛经，也多从口授。所以口授佛经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虽然伊存口授佛经确有其事，但由于当时人们对佛教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相信的人极少，也没有传播开来。尽管如此，佛教已正式传入中国，中国人也正式接触到佛教了。

3。楚王英--中国最早的佛教信仰者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还不是公开的，传播的范围，主要是在上层社会，信仰佛教的人只局限于统治阶级的某些上层人物。而楚王刘英，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仰佛教的上层人物。

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楚王刘英是光武帝刘秀的儿子，明帝刘庄的异母弟弟。刘英年轻时好游侠，结交宾客，在"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为楚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就国"。由于母亲许氏得不到光武帝的宠爱，所以刘英的封国最为贫小。明帝刘庄还是太子的时候，刘英经常与他在一起，两人关系特别好。刘庄即位后，经常赏赐刘英。刘英在晚年的时候，"更喜黄学，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刘英可能在封国内的某些做法、行为有违人臣之礼，就派郎中令奉黄缣白纨30　匹送到朝廷赎罪，说："托在藩辅，过恶累积，欢喜天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明帝不计过失，下诏安慰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不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黄老"，西汉文、景之世曾为显学，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它逐渐与神仙方术、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到东汉时，黄老之学已演变成为黄老道术。佛教刚刚传入之时，人们往往将佛教与黄老并举，将黄老与浮屠并行祭祀，说明佛陀在东汉时已被认为是一种能庇佑人们的神祗，通过祭祀可以向佛陀祈求福祥。所以刘英信奉佛教，不但要受"斋戒"，而且要行"祭祀"。明帝的退赎诏文下达之后，刘英遂又"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在他所招的方士中，其中就有不少信奉佛教的沙门和居士。明帝对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不但不进行惩罚，反将此诏书传示各封国中傅，明显含有表彰和推广的意思。这说明佛教在当时已有一定的流传，并在上层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男子燕广告发刘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乃废英，徙丹阳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明年，英至丹阳，自杀。立国三十年，国除"①。"楚王英谋反。。所连及死、徙者数千人"②。刘英的"更喜黄老，学为浮屠"，原指望求得神佛的庇佑，而结果却招来杀身之祸。自此以后近百年中，史籍不再有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记载，显然也是这次株连的结果。

4。明帝感梦遣使求法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事件中，后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的说法最为著名。此说最早见于《四十二章经序》和《牟子理惑论》。《牟子理惑论》说："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中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寿陵曰显节，亦示其上作佛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兹。"这部《牟子理惑论》所说的明帝求法传说，是由《四十二章经序》继承下来，所记大同小异，但都没有标明明帝求法的具体年月。东晋袁宏的《后汉纪·孝明皇帝纪》、刘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等正史所记与此大体相同。《后汉纪·孝明皇帝纪》首先记叙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发生的楚王英谋反事件，然后便记述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的情景："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大，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象焉。"《后汉书·西域传》说："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这个"世传"记录表明，范晔不是将明帝求法的故事作为史实传承下来，而是作为一种佛教传入的故事流传于世。"感梦"本身就是神话的意味。一些人据此认为明帝求法是纯属虚构。

从以上四个引文看，汉明帝求法说虽有虚构成分，但从其基本情节来说是可信的，都包含有明帝派人到西域求法，此后佛教正式流传于中国等方面的内容。而范晔还引用史料，谓"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说明佛教在中国初传的情形。而明帝与楚王英是同父异母兄弟，年纪大体相当，两人关系甚为密切。当楚王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而畏罪以缣自赎时，明帝不仅不进行惩罚反而加以褒奖，说明当时人们信仰佛教并不是奇怪罕见的现象。我们还从明帝所下的诏书中提到"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说明他早已知道佛教的存在，而且对佛教已相当了解、好感，所以他派人到西域求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①　《后汉书·楚王英传》。

②　《后汉书·明帝纪》。

（四）东汉末年佛教的流行两汉之际到东汉末年，是佛教最初传入并逐渐开始流行的时期。佛教的传入和流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

1。东汉末年佛教流行的社会条件西汉政权建立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高度的发展。汉武帝出于抗击匈奴的需要，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西方的交通，密切了西域及至更远地区之间与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西域文化向东土传播。随之而来的便是以西域为桥梁的印度佛教。因此，张骞通西域客观上为佛教的东传创造了条件。

汉末是社会危机大爆发的时期，是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和农民起义进入高潮的时期。靠豪强地主势力的支持和对农民起义成果的篡夺而当上皇帝的刘秀所建立的东汉政权，对豪强地主的发展采取了放任态度。东汉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广大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沦为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或沦为流民。自汉和帝（公元69-105年）以后，宦官、外戚夺取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十分激烈，对土地财富的疯狂掠夺更加肆无忌惮。统治集团的巧取豪夺，横征暴敛，使广大人民纷纷破产，处境悲惨，生活极为贫困。与此同时，水旱虫蝗风雹等灾荒相继不断，日趋腐朽的东汉王朝也进一步加重了对农民的压迫与掠夺。广大农民陷于死亡境地。桓帝末年，司隶及豫州一带，"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因此，从和帝以来，农民的起义斗争接连不断，规模越来越大。黄巾起义爆发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董卓之乱，东汉政权更是名存实亡，军阀混战，战火连绵，社会一片混乱。正是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动荡时代，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烦琐粗俗。东汉时期，谶纬流行，今文经学与谶纬合流，经学的谶纬迷信化，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降低了束缚人民的力量。汉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是对儒术丧失信心的体现，农民也唾弃官颁的《五经》不用，如黄巾起义是以《太平经》为经典，张鲁的五斗米道是用《老子五千文》作经典。经学已完全失去了作为统治工具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酝酿和流行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信仰，先秦诸子学说再次兴起，玄学也处于胎动之中。由于儒术统治地位的动摇所带来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活跃气氛，十分有利于佛教的流行。

此外，两汉对社会上与图谶方术同时兴盛的精灵鬼神、巫祝妖妄等迷信思想的泛滥，以及东汉末年道教的创立，为佛教的流传开辟了道路。佛教正是在上述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两汉之际传入到东汉末年开始流行起来的。

2。东汉末年佛教的流行概况及其特点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到东汉末年的近200年时间内，其发展是极为缓慢的。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它是被当作为神仙方术的一种而得以在上层社会中扩散，广大平民百姓极少接触。屈指可数的佛寺，也主要是供西域来华的僧侣和商人参拜使用的。从现存的有关资料来看，在东汉末年以前，除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楚王英奉佛、明帝感梦遣使求法的记载外，没有其他的佛教活动了。到了东汉末年，佛教开始从上层走向下层，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东汉末年，中国的佛事活动以佛经的翻译为主，当时的洛阳是翻译中心，译者大都为古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学者。汉末桓帝、灵帝时代最早到洛阳提供汉译佛经的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此外还有安玄、竺佛朔等人。在汉灵帝、献帝之间又有支曜、康巨、康孟洋等到洛阳从事佛经的翻译。当时的翻译基本上是传来什么就译什么。合译也好，单译也好，都是以外来僧为主，汉地僧人或居士只是做些辅助工作。在众多的译师中，最有影响的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安世高主要翻译小乘上座部一系的经典，重点放在"禅数"（禅定理论），支娄迦谶主要翻译大乘中观学派的理论，重点放在"般若"。

佛经在翻译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得到汉族地主阶级和文人学士的支持。

东汉末的译经事业还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而大量佛教典籍的译出，如果没有民间地主阶级和文人学士的资助是不可能的。当时的洛阳孟福（字元士）、南阳张莲（字少安）等人就直接参与佛经的翻译工作，而孙和、周提立等人则是译经的资助者。出家为僧的汉地僧人严佛调更是与安玄一起合译佛经了。这些都说明佛教在汉末已有相当的社会影响了。

汉末的译经事业几乎都是在洛阳进行，洛阳最先成了佛教中心。后传到丹阳、彭城、广陵等地，即江淮流域。楚王英的领地是以彭城为中心。丹阳人笮融督管广陵、彭城、下邳运漕，利用手中掌握的粮食，建造浮屠寺，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教，足见江南佛教已经流行。汉灵帝末年，洛阳，关中一带百姓，由于受董卓等军阀集团的掠夺和屠杀，许多人逃难到江南，佛教也跟着传到淮河和长江流域。之后，又传到豫章、会稽，直到广州、交州，呈自北向南发展的形势。桓帝祀佛时是把黄老浮屠并祠的，而笮融奉佛突出的是"课读佛经"和"浴佛"等佛教仪式，汉末还出现了汉人由信佛而出家修道的僧人--严佛调，从交州来的牟子写出了《理惑论》一书。可见，在东汉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佛教已经有了广泛的传播，人们对佛教也有了相当的了解。

随着佛教的广泛流传，东汉末年在洛阳、徐州、豫州等地区先后兴建了一些佛教寺塔，并开始塑造佛像。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汳水》说："汳水又东径梁国睢阳县（今河南睢县）故城北，而东历襄乡坞南。《续述征记》曰：西去夏侯坞二十里，东一里，即襄乡浮图也。汳水径其南。汉熹平（公元172-178年）中，某君所立，死因葬之。其弟刻石树碑，以旌厥德。隧道有狮子、天鹿，累砖作百达柱八所，荒芜颓毁，雕落略尽矣。"史载楚王英为浮屠斋戒祭祠，但没有说有佛像。汉桓帝在宫中祠黄老、浮屠时有没有祭佛像不得而知。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这是史籍中关于建寺祠佛像的最早记载。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在东汉的墓室石刻里也有佛像。

东汉末年是佛教刚刚开始流行的时期，但人们仍然还没有把佛教与黄老方术完全区别开来，而外来僧侣在翻译佛典时也往往借助某些方术来吸引信徒，扩大影响。佛教就是这样逐渐在中国土地扎根、发展的。

3。桓帝祠佛从历史文献上来看，桓帝（公元147年-167年在位）是后汉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

汉桓帝名刘志，是蠡吾侯刘翼的儿子。外戚梁冀毒杀年仅9　岁的小儿皇帝汉质帝（刘赞）后，立年仅15　岁的刘志入继帝位，由梁太后临朝，梁冀把持朝政，皇帝不过是个傀儡。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太后死去，汉桓帝在宦官单超、徐璜等人的合谋下诛杀了梁冀，朝政又转到宦官手里。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世家豪族与太学生联合反对宦官专政，桓帝命令逮捕李膺等200　余人，后称"党锢之祸"。这个昏庸、凶残的桓帝为了延年祈福，十分迷信宗教。据《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延熹九年春，桓帝派中常侍左睢到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东）祭祀老子。同年冬天，又派中常寺管霸到苦县祀老子。《后汉书集解》引《孔氏谱》说："桓帝位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画孔子像于壁。"此外，桓帝还在宫中祭祠黄老。《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延熹九年七月，桓帝"祠黄老于濯龙宫"，《后汉书·祭祠志》也说桓帝"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浮金银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即是说，桓帝祭祠黄老用的是祭天的仪式，其隆重可见一斑。

桓帝受炽烈的成仙欲望所驱使，在祭祠黄老的同时而祭祀浮屠。《后汉书·桓帝纪》："前史（指《东观汉纪》）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后汉书·西域传》也说："汉自楚王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后汉书·襄楷传》也说到大臣襄楷于延熹九年到洛阳上疏桓帝，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佛、者并祠，表明在桓帝之时，佛教仍被看作是黄老道术一种，佛陀是被当作有攘灾招福、长生不老之灵力的神祇来信仰。襄楷在奏议里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表明当时，尽管佛教已传入很久，但在人们心目中，佛、道是一样的。桓帝佛、老并祠，无非是要"听于神"而求得神佛的福祥。

4。笮融事佛公元184年爆发的黄巾起义被镇压以后，东汉王朝名存实亡。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统治集团内部开始了封建割据势力的混战。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分散在青州、兖州、冀州、豫州、并州的黄巾军余部，再次发动起义。这些起义在地方军阀的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徐州刺史陶谦在镇压境内的黄巾军后，任徐州牧，据有今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

笮融（？-公元195年），丹阳（治所在今安徽宣城）人，与陶谦是同乡，聚众数百人投靠陶谦，受任督管广陵（治所在今江苏扬州）、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彭城（治所在今江苏徐州）三郡粮运，并任下邳相。笮融本人崇信佛教，他擅断三郡钱粮，大造佛寺。《后汉书·陶谦传》说："初，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记载笮融"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重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许人，悉课读佛经"。并且告示天下，举凡愿意信仰佛教的，一律免去其徭役。当时，由于北方的洛阳、关中一带连年军阀混战，战乱连年，人民纷纷逃亡来到这里，笮融用信佛免役的方法前后招来远近民户五千多。他还举行盛大的浴佛会，"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率兵攻打陶谦至彭城，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复攻陶谦，略地至琅邪、东海，所过残灭。不久，陶谦病死于丹阳。这时，笮融"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广陵太守赵昱待以宾礼"。（《三国志·吴书·刘繇传》）笮融

①　《后汉书·襄楷列传》。

却见利忘义，恩将仇报，将太守赵昱杀死，放兵掠抢。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又南逃长江，杀死豫章太守朱皓。笮融终因作恶多端，最后被扬州刺史刘繇打败，笮融"走入山中，为人所杀"①。

在中国历史上，笮融可以说是早期信奉佛教的官僚"居士"。在笮融的信佛事业中，与楚王英、桓帝时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那就是出现了诵读佛经、铸造佛像、建立寺院、举行浴佛会和实行施食等。特别是笮融所建造的佛寺，规模宏大，能容纳三千人，佛像涂上黄金，极为辉煌，信佛诵经还可免除徭役，实已开启了以后为了逃避徭役而入寺为僧尼的风气之先。"每浴佛，多设酒饭"说明当时已有纪念"佛诞"之类的佛教节日的风气。"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的记载，可知当时已经流传着汉译佛教经典，佛教在当时已相当流传并普及到民间了。

5。严佛调出家为僧严佛调，临淮（今安徽泗县东南）人，是有记载的最早的汉人出家僧侣。据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安玄传》中所附载："佛调，临淮人也。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通译经典，见重于时。"梁慧皎《高僧传·支楼迦谶传》也附载有严佛调出家为僧的事情。汉灵帝末年，安息商人安玄来洛阳经商，渐谙汉语，常与沙门讲论佛教，因为有功被封为"骑都尉"，世称"都尉玄"。安玄与严佛调是好朋友，他俩共同合作，共同翻译过不少佛经。翻译时，由安玄口译，严佛调记述，有名的《法镜经》就是他们共同翻译的，"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郢匠之义，见述后代"①。《法镜经》是一部大乘佛经，与《大宝积经·郁伽长者会》属同本异译，其主要内容是劝告人们信仰大乘佛教，其中还谈到大乘出家，即戒律的问题。

严佛调除与安玄共同翻译佛教经典外，自己还撰写有《沙弥十慧章句》（一卷），这是中国最早的汉僧佛教名著。这是一部宣传小乘佛教基本教义和修行方法的"禅数"著作。其序说："昔在佛也，经法未记，言出尊口，弟子诵习。辞约而义博，记鲜而妙深。。。有菩萨者，出自安息，字世高，韬弘稽古，摩经不综，愍俗意朦，示以桥梁；于是汉邦敷宣佛法，凡厥所出，数百万言，或以口解，或以文传，唯《沙弥十慧》，未闻深说。夫"十"者数之终，"慧"者道之本也。物非数不定，行非道不度，其文郁郁，其用亹亹，广弘三界，近观诸身。调以不敏，得充贤次，学未浃闻，行未中四，夙罗■咎，遘和上忧，长无过庭善诱之教，悲究自潜天所系心。于是发愤忘食，因闲历思，遂作《十慧章句》。不敢自专，事喻众经，上以达道德，下以慰己志。创奥博尚之贤，不足留意，未升堂室者，可以启蒙焉。"②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严佛调不仅是一个佛经译师，而且是一位兼通梵、汉语文的汉僧学者。

据《晋书·佛图澄传》载"著作郎王度"上石虎奏章中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前轨"。梁慧皎《高僧传·佛图澄传》也有这样的记载。可以看出，汉时似乎已经有汉人出家，然后才有此项

①　《后汉书·陶谦传》。

①　《出三藏记集·安玄传》。

②　《出三藏记集·沙弥十慧章句序》。

禁令。而汉人出家为沙门是从严佛调开始的。但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和梁慧皎《高僧传》虽然记有严佛调出家修道，但严佛调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跟从什么人出家都没有记载。可能严佛调没有"具足戒"--比丘戒，只是剃除须发，披著袈裟而已，即《牟子理惑论》所说的"今沙门披赤布，日一食"的"僧相"。再从他的姓来说，还是一个在俗之姓。所以，严佛调充其量只算是一位具"僧相"的僧人。

（五）《牟子理惑论》的主要思想东汉末年，随着佛教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反映当时人们对佛理的理解的著作也产生了，这就是著名的《牟子理惑论》。

1。牟子和《牟子理惑论》简介《牟子理惑论》一书，通称《牟子》，或叫《理惑论》，最早见于南北朝时宋明帝（公元465年-471年在位）敕中书侍郎陆澄所撰的《法论》，陆澄因这本书记载了汉明帝遣使求法的故事，所以将此书著录在《法论》第十四帙"缘序"集中，并注曰："一云苍悟太守牟子博传"。从《牟子理惑论》所叙自传来看，牟子是东汉末苍梧郡（治所在今广西梧州市）人。名不详。牟子本人原是一个儒者，博读经传，也读神仙家之书，但认为虚诞不可信。所以在他的头脑里，儒家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时又有道家思想。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死后，董卓废少帝，另立9　岁的刘协为帝，就是汉献帝。董卓把持东汉政权，迁都长安，把洛阳洗劫一空。各地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纷纷起兵，北方一片混乱。牟子乃随母亲一起到交趾（今越南北部）避乱。约26　岁时回苍梧（今广西梧州市）娶妻。太守史璜因他有才学，请辟为佐吏，但牟子看到世道动乱，无意于仕途，辞不就。交州刺史朱符辟他任州吏，当他准备赴任时，正遇上母亲亡故，又只好推辞。他认为"方世扰扰，非显己之秋"，于是致志于佛教，兼习五千言的《老子》，因他信奉佛教，"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所以撰《牟子理惑论》以自辩。

《牟子理惑论》全书共39　章，首章一般称为"序传"，最后一章称为"跋"。正文共37　章。"序传"部分介绍牟子的经历和著书的缘由，所述史事多可与史实相印证，其中一些记述可以补史料之不足，其所言当时社会动乱状况、交州地区思想学术界之动态，以及作者为什么作此书，经学者考察，都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全书均采用自设客主进行问答的形式展开，所假设的"问者"是个来自北方的儒者，他"昔在京师，入东观，游太学，视俊士之所规，听儒林之所论，未闻修佛道以为贵，自损容以为上"①，对佛教提出种种疑问；而设置的答者是牟子，根据对方提的不同问题大量引用儒、道和诸子百家之书给以解释，对佛教教义学说加以发挥阐述，以图论证佛、道、儒观点一致。实际上，《牟子理惑论》一书从两个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看法和理解程度。

2。《牟子理惑论》的佛陀思想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后，被他的弟子和信徒尊称为圣人，说他生下来就与众不同，有"三十二相"（指佛两足平正、手足有轮纹、面颊如狮子、牙床

①　《牟子理惑论》第27　章。

有40　颗牙等）、"八十种小相"（指佛眉如月、耳轮垂埵、鼻不现孔等），并有"如来"、"至真"等十大名号，具有超凡的本事，神通广大，能飞天入地，威力无穷。佛成了至上神。而牟子则是用中国传统的观念来理解佛陀的。《牟子理惑论》在解答何谓之"佛"的问题时，说："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①"谥号"是中国古代帝王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牟子说"佛"就与中国三皇五帝的称号一样，也是谥号。牟子又说："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汗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②牟子不仅把佛说成是神灵世界的主宰，人间道德的体现者，并且给他穿上了道家的服装，像庄子描绘的那样"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于四海之外"③，"古之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水火不热"④，"至人神矣！大泽焚而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⑤等等。佛完全成了道教所宣扬的"羽化登仙"、"白日升天"之类的"真人"、"神仙"。

对佛教徒所夸耀的"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有人表示怀疑时，牟子以中国古代原有的"圣贤"相貌的各种神话传说来解释佛所具有的众多"相"、"好"，说："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皋陶乌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偻，伏■龙鼻，仲尼反頨，老子日角月胘，鼻有双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异于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①3。《牟子理惑论》的佛法思想当有人问："何谓之道？道何类也？"牟子用的全是道家语言来解释："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宛延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故谓之道。"这里的"无为"应是当时对"涅槃"或"解脱"的一种译法，与道家所说的"无为"根本不同。佛教的"无为"（即"涅槃"）是指通过修持，灭尽一切烦恼，超脱生死轮回，进入一种神秘的精神境界。道家讲的"无为"是指顺应自然的变化。牟子是以道家之"道"来理解佛教之"道"了，例如《老子》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②"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曒，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③。把上面《牟子理惑论》的引文与老子的话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基本是没有区别的。牟子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他所说的道是道家之"道"，根本不是佛教之"道"。

①　《牟子理惑论》第2　章。

②　《牟子理惑论》第2　章。

③　《庄子·逍遥游》。

④　《庄子·大宗师》。

⑤　《庄子·齐物论》。

①　《牟子理惑论》第8　章。

②　《老子·第三十五章》。

③　《老子·第十四章》。

正因为如此，所以《牟子理惑论》的"问者"也不满意，继续质疑："孔子以《五经》为道教，可拱而诵，履而行。今子说道，虚无恍惚，不见其意，不指其事，何与圣人言异乎？"④牟子回答说："立事不失道德，犹调弦不失宫商。天道法四时，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之为物，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之地，废而不用，消而不离。子不解之，何异之有乎？"①"五常"是儒家的道德教条，牟子把它同道家观点混在一起，把佛的教化既加以道化，又加以儒化。这说明牟子是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角度出发去理解佛教的。

4。《牟子理惑论》的僧侣修行思想关于佛教的居士戒有五戒，沙门戒有二百五十戒，牟子认为这些戒律与中国古代的典礼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能按照佛经和戒律修行，"亦得无为，福流后世"。当有人问："《孝经》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临没："启予手，启予足"（按：《论语·秦伯篇》原文为："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是说曾子一生爱护自己的手足，不敢毁伤，临终前叫弟子看着自己的手足完美无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论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②牟子认为，看一个人孝与不孝，不能只看形式上是否"违于身体发肤之义"，重要的要看实质。他引古例说："昔齐人乘船渡江，其父堕水，其子■臂捽头颠倒，使水从口出，而父命得苏。夫捽头颠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之常，父命绝于水矣。"③又如周祖先古公有三个儿子：太伯、虞仲、季历。古公为了传位给周文王，要立季历为嗣，太伯、虞仲知道这件事后，逃到吴越，服从当地民俗，身上刺花纹，剪去头发，以便让位于季历。而纹身断发是违反了《孝经》的"身体发肤"之义，但孔子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顺从父命让王位，应加以赞扬。所以，牟子说："由是观之，苟有大德，不拘于小。沙门捐家财，弃妻子，不听音，不视色，可谓让之至也。何违圣语，不合孝乎？豫让吞炭漆身，聂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为勇而有义，不闻讥其自毁没也。沙门剃除须发，而比之于四人，不已远乎？①关于沙门不娶妻的问题，牟子解释说：妻子财物是过世俗生活的人所需要的，沙门离开妻子家庭，放弃世俗生活，就像伯夷叔齐为"义不食周粟"而逃到首阳山饿死一样，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修行佛道的人，重视的是生命而不是财富。

关于沙门过禁欲生活问题，牟子用儒家、道家的观点为沙门辩护，说："富与贵，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④　《牟子理惑论》第4　章。

①　《牟子理惑论》第4　章。

②　《牟子理惑论》第9　章。

③　《牟子理惑论》第9　章。

①　《牟子理惑论》第9　章。

此言岂虚哉？"②沙门"披赤布，日一食，闭六情"是完全符合儒家、道家所说的"道"的。

5。牟子对道教思想的批判牟子生活的时代，正是道教刚创立的时代。《牟子理惑论》一书引用了大量的道家著作，但牟子对道教的神仙、长生之说却持否定态度。这一情况表明，佛、道两教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牟子对道教持批判态度，标志着佛道之争的开始。

当有人问："王乔、赤松、八仙之篆，《神书》百七十卷，长生之事，与佛经岂同乎？"牟子回答说："比其类，犹五霸之与五帝，阳货之与仲尼；比其形，犹丘垤之与华、恒，涓渎之与江海；比其文，犹虎鞹之与羊皮，斑紵之与锦绣也。道有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书，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无为之所不贵，焉得同哉！"①牟子用五霸比不上五帝，阳货比不上孔子，释迦牟尼创教时印度的九十六种外道比不上佛教来说明中国的道教就是比不上佛教。道教所讲的那一套神仙、长生之术，全是捕风捉影，无稽之谈，同佛教所宣讲的"无为"、"大道"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焉得同哉"？

牟子还现身说法，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揭露道教"辟谷"可以使人长生、成仙的骗局。牟子说，他在了解佛教之前，曾经学过神仙不老之术，当弄清"辟谷之法，数千百术，行之无效，为之无徵"时，就废而不学了。牟子又说，他曾拜过三个师傅，一个自称七百岁，一个自称五百岁，一个自称三百岁，跟他们不到三年，他们都先后死去了。他们"绝谷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则重盘，饮酒则倾罇，精乱神昏，谷气不充，耳目迷惑，邪婬不禁"，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他们回答说"《老子》曰："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徒当日损耳。"结果他们不仅没能长寿，反而加速了死亡。最后，牟子得出结论说："且尧、舜、周、孔，各不能百载，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谷，求无穷之寿，哀哉！"②当有人问："为道者，或辟谷不食，而饮酒啖肉，亦云老氏之术也。然佛道以酒肉为上戒，而反食谷，何其乖异乎？"牟子回答说：《老子》一书和"圣人制七典之文"都没有"辟谷"、"止粮"的记载。道教和神仙家假托"老氏之术"是不足为信的。牟子引用圣人的话说："食谷者智，食草者痴，食肉者悍，食气者寿。世人不达其事，见六禽闭气不息，秋冬不食，欲效而为之。不知物类各自有性，犹磁石取铁，不能移毫毛矣"（《牟子理惑论》第30　章）。"神仙之术，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就像不吃东西的蝉和冬眠的蟒，没有听说蝉和蟒特别高尚，人"秋冬不食，入室累旬不出"的修炼，是违背圣人教导的，没有什么高尚之处。①《牟子理惑论》一书，是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由中国文人学士所写的一本宣扬佛教思想的著作。作者用问答形式论述佛教的过程中，大量引用儒家、道家经典，广取譬喻，而极少引用佛经，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一开始便深深地影响着佛教。东汉末年，佛教刚开始流行，对于这个外来的宗教，人们②　《牟子理惑论》第19　章。

①　《牟子理惑论》第29　章。

②　《牟子理惑论》第31　章。

①　《牟子理惑论》第36　章。

对它还很生疏，很不了解，他们只能用中国固有的观念来看待它、理解它，牟子对佛陀及其教义的理解，正是这种时代的反映。牟子一方面引证《老子》讲解佛教，又引述佛教教义附会《老子》；另一方面以儒者面孔去问，又以儒家思想去解答。这说明在牟子身上，已明显地表现出了融会儒、道、佛三家的倾向。牟子对佛教这种理解，与印度佛教教义难免有许多不符合之处，这也说明佛教从传入中国开始，便同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发生了密切的关系。《牟子理惑论》一书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理解，是研究佛教传入中国初期历史有参考价值的重要资料。

九、汉代译经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同佛经的翻译分不开的。两汉之际，佛教传入内地以后，仅有《浮屠经》的口授和《四十二章经》的流传，大量翻译佛教典籍，却要晚到公元2世纪中叶的东汉末年桓、灵二帝的时候。根据梁曾祐《出三藏记》所载经录、魏晋人所写的经序和僧传等资料，对汉代的译经介绍如下：（一）《四十二章经》相传汉明帝感梦遣使西行求法，使者在大月氏抄写了佛经四十二章。由此，佛教史上常常把《四十二章经》作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四十二章经》共一卷，包含42　篇短短的经文。有关《四十二章经》译传的文献记载很多。据《四十二章经序》说，后汉孝明帝夜寝南宫，梦见金人，于是便派张骞、秦景、王遵等12人到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但不载年月。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载，"《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指东晋道安）所撰《录》阙此经"，并加以说明，认为汉明帝派张骞、秦景等"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高僧传》卷一又说此经于洛阳译出。由此可见，《四十二章经》究竟是抄于大月氏，或是在洛阳译出，自梁代就已弄不清楚了。至于译者，现在通行本的《四十二章经》，署款为"迦叶摩腾并竺法兰共译"。

《四十二章经》所传版本较多，主要有三种：（1）《高丽藏》所收本，它源出于宋初蜀版的《开宝藏》；（2）宋朝真宗注本，收在明朝《永乐南藏》中；（3）宋朝守遂注本，流行比较广，明朝智旭的"解"，了童的"补注"，道霈的"指南"，清朝续法的"疏抄"均用此本。

《四十二章经》由42　段短小的佛经组成，内容主要是阐述早期佛教（小乘）的基本教义，重点是人生无常和爱欲之蔽。认为人的生命非常短促，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无常变迁，劝人们抛弃世俗欲望，追求出家修道的修行生活。现把《四十二章经》的各章内容简介如下：第一章是说出家沙门行道和四果的意义；第二章是说沙门道法应该少欲知足；第三章是说在家男女能遵守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条戒条，也能得道；第四章是说犯有过错就应悔改，改正了错误之后也能得道；第五章是说要用好心肠对待恶人；第六章是说人作恶会祸及自身，就像送礼别人不收只好拿回；第七章是说恶人害贤人，就像仰天吐唾沫，天不会被他的唾沫弄脏，而唾沫掉下来正好落在自己头上，又像迎风扬尘土，最终弄脏的是自己的身体；第八章是说施舍得多福气就大；第九章是说随喜人施也得福报；第十章是说较量施福何者最大；第十一章是说世界有五难；第十二章是说污秽的东西去掉后就会干净，就像擦镜子一样，镜子上的脏东西抹掉后，就变得明亮；第十三章是说行道者善，志与道合者大，忍辱者多力，除心垢者最明；第十四章是说心垢（三毒五盖）尽，乃知生死所趣，诸佛国土道德所在；第十五章是说学道见谛，就像持着火炬进入暗室，黑暗就立即消失；第十六章是说应念道不应稍息；第十七章是说恒念无常则得道疾速；第十八章是说念道得信根其福无量；第十九章是说念四大无我；第二十章是说华名危身，如香自烧；第二十一章是说贪求财色，就像舔刀刃上的蜜糖，很可能会割破舌头；第二十二章是说妻子情欲，患甚于牢狱；第二十三章是说爱欲莫甚于色；第二十四章是说爱欲之于人，就像迎风持火炬有烧手的祸患；第二十五章是说佛诃玉女如革囊众秽；第二十六章是说修道不要被七情六欲所诱惑，保其得道，就像一根木头顺流而下，不碰撞两岸，就会顺利地流到大海；第二十七章是说意不可与色会合；第二十八章是说无视女人，见之当如莲花不为泥污；第二十九章是说人为道去情欲，当如草避火；第三十章是说止息淫欲当先断心；第三十一章是说无爱即无忧，无忧即无畏；第三十二章是说坚持精进，欲灭得道；第三十三章是说学道调心，就像调弦缓急得中；第三十四章是说学道应渐渐去垢，就像锻铁；第三十五章是说人不为道，生、老、病、死其苦无量；第三十六章是说人离三恶道乃至信三宝值佛世等八种难得；第三十七章是说为道须念人命在呼吸间；第三十八章是说离佛虽远，念戒必得道；第三十九章是说佛经如蜜，中边皆甜，行者得道；第四十章是说为道须拔爱欲恨，就像摘悬殊，终有尽时；第四十一章是说沙门行道，当如牛负重行于泥中急求出离；第四十二章是说轻视富贵如过客，视金石如砾石。全经文字虽然很短，但叙述却生动活泼，特别是妙用各种比喻，娓娓道来，颇具说服力。

《四十二章经》的内容多见于阿含部经典。如第三章见《中阿含经》卷三《思经》、《伽兰经》、《伽弥尼经》，第六、第七章见《杂阿含经》卷四十二，第十章见《中阿含经》卷三十九《须达多经》及别译《须达经》、《长者施报经》，第十七章见《杂阿含经》卷三十四，第二十四章见《中阿含经》卷三十四，第二十四章见《中阿含经》卷五十五《晡利多经》，第二十六章见《杂阿含经》卷四十三，第二十八章见《长阿含经》卷二以下《游行经》，第三十章见《增一阿含经》卷二十五《五王品》之四、卷二十七《邪聚品》、卷四十九《非常品》之三，第三十二章见《增一阿含经》卷二十五《五王品》之三，第三十三章见《杂阿含经》卷九、《增一阿含经》卷十三及《中阿含经》卷二十九《沙门二十亿经》，第三十九章见《中阿含经》卷二十八《蜜丸喻经》等。《四十二章经》各章的文字，均比这些经文简略很多，可以说《四十二章经》是这些经文的摘抄。

《四十二章经》在流传转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讹误，特别是有的传抄人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自己的需要作些改动，加进些内容，使得这部经各本内容互有出入。如宋朝真宗注本卷首没有经序，将《高丽藏》中八、九章合为一章，第十一章天下五难增为二十难。其他相同的各章，文字也略有出入。后人增加的内容，比较突出的，如第一章加入了"识心达本"等内容，第七章加入了"佛言。。子以礼从人，其人不纳，礼归子乎？对曰归矣"这种儒化语言；第十四章加入了"行道守真"的道家语言。从以上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四十二章经》夹带有儒、道两家的内容，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也渗进最早的佛教译经里了。

《四十二章经》是佛教在中国初传的时期，在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部佛经，文字简炼而又包含了佛教基本修道的纲领，对当时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东汉襄楷给汉桓帝上奏章时，就引用过其中的一些内容。《牟子理惑论》第二十一章所载几乎与《四十二章经序》完全相同，记载着汉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足见两书有密切关系，说明此书在当时是有相当影响的。

（二）安世高的译经安世高，名清，字世高，原是安息国太子。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载，他博学多识，"外国典籍，莫不该贯，七矅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推步盈缩，悉穷其变，兼洞晓医术，妙善针脉，睹色知病，投药必济"。是一位集通晓天文、风角、医学于一身的佛教徒，在西域各国远近闻名。父王死后，他"深悟苦、空，厌离名器"，不继承王位，把它让给了叔父，自己出家修道，"博综经藏，尤精《阿毗昙》学（按：指上座部系统说一切有部的理论学说），讽持禅经，略尽其妙"。曾游历西域各国，通晓各国语言。在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来到洛阳，不久学会汉语。那时，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已有一百多年了，在宫廷中和社会上已有不少信仰者，为了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更好地了解佛教，信仰佛教，安世高即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到汉灵帝建宁年间（公元168年-172年）为止，翻译工作长达20余年。汉灵帝末年，中原战乱，安世高避乱到江南的江西、浙江等地。有不少关于他的神奇故事在民间流传，晚年踪迹不详，在中国活动约30年。据说最后病死于会稽（今浙江绍兴）。

安世高译出的佛经，确实部数历来各种经录的记载互有出入。晋代道安编纂的《众经目录》，列举所见过的安世高所译经典共35　种，41　卷。其后历经散失，现存22　种，26　卷。《历代三宝记》则说安世高的译经多达176种之多，《开元释教录》订正为95　部，都比《众经目录》为多，但根据不足，不太可靠。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经论录》里，称安世高译经为34　种，40　卷。在现存的22　种经中，属于阿含的16　种，属于修持的5　种，属于阿毗昙的1　种，在安世高所译的经典中，主要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百六十品经》、《九横经》、《七法经》、《五法经》、《义决律》、《思惟经》、《十二因缘经》、《难提伽罗越经》、《五十校计经》、《七处三观经》、《积骨经》、《八正道经》、《切流摄守因经》、《本相猗致经》、《是法非法经》、《人本欲生经》、《漏分布经》、《长阿含十报经》等等。《四谛经》、《十四意经》、《九十八结经》等，道安说像是安世高的撰述。

安世高翻译的佛经，与他同时的严佛调在《沙弥十慧章句序》中说："凡其所出，数百万言，或以口解，或以文传"，①口译而由他人执笔成书的，就像讲义一样，如《十二因缘经》便属于这一类。此书在别的经录里则被称为《安侯口解》。这是由于安世高出身王侯，出家后仍被人们称之为"安侯"，所以经录家就沿用了。但安世高的翻译仍以笔译为主。他的译文条理清楚，措辞恰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但总的来说，仍偏于直译。晋道安评价说，安世高"译梵为晋（按："晋"为"汉"之误），微显阐幽"②；"言古文悉，义妙理婉"③；"辞旨雅密，正而不艳"，"世高所出，贵本不饰"④。谢敷说安世高"其所译出，百余万言，探畅幽渊，赜玄难测"。⑤梁慧皎评价安世高的译经说："所出经论，。。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

①　《出三藏记集》卷十。

②　《出三藏记集·阴持入经序》。

③　《出三藏记集·人本欲生经序》。

④　《出三藏记集·大十二门经序》。

⑤　《出三藏记集·安般守意经序》。

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亹亹而不倦焉。"⑥由于当时汉译佛经尚属创举，没有其他译作可资观摩取法，安世高的译文难免有不适当之处。

安世高所译的佛经，就思想体系上说多属小乘佛教，他重点地翻译了禅数两方面的学说。道安说："其所敷宣，专务禅观"；①又说"昔汉氏之末，有安世高者，博闻稽古，特专阿毗昙学，其所出经，禅数最悉"。②"安世高善开禅数"。③由于安世高擅长于阐明禅数，所以他的译经也以禅、数最为完备。

"禅"，是指禅法，即通过禅定静虑而领悟佛教之道，其方法很多。安世高所译禅法，以"安般守意"影响最大，它要求坐禅时专心计数呼吸次数，使分散浮躁的精神专注，从而进入到安谧宁静的境界。这种修禅方法与当时神仙方术家的"食气"、"导气"、"守一"等说法是相似的，容易被人接受。如《安般守意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大道地经》、《五十校计经》、《阴持入经》、《禅行法想经》等都是指导人们修习禅法的佛经。

"数"，是指数法，即阿毗昙，是用数字把佛教中名目众多的名词概念加以分类论述，从而阐释佛教基本理论的一种方法。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阴"）、十二处（"入"）、十八界（"本持"）、十二门禅等等。安世高翻译的《五法经》、《七法经》、《十二因缘经》、《十四意经》、《阿毗昙五法经》、《阿毗昙九十八经》等是属于数法的译典。安世高所译的佛经"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④，给当时初学佛教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佛教徒可以通过这些译典加深对佛教的理解。所以，安世高的翻译，在佛教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严佛调撰写的《沙弥十慧章句》，开始发挥安世高的学说。安世高翻译的禅经之一《阴持入经》，是提倡由禅定退治烦恼，由戒、定、慧三学控制贪、瞋、痴三毒之方法的小乘经典，这部经典在魏晋时就有注释了。东吴康僧会曾从安世高弟子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随学，并帮助陈慧注解了《安般守意经》。晋僧道安对安世高所译禅法有深刻的理解，为《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人本欲生经》、《大地道经》等经作序作注。东晋隐士谢敷也曾为《安般守意经》作序。由此可见，安世高所译的经籍，在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的影响。

（三）支娄迦谶的译经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出生在月氏国。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载："支谶，本月支国人也。操行淳深，性度开敏，亶持戒法，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于东汉桓帝末年到洛阳。他通晓汉语，学问广博，思致幽微。在汉灵帝光和至中平年间（公元178年-189年），在洛阳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支娄迦谶到中国内地，时间与安世高仅是前脚后脚之差，俩人基⑥　《高僧传·安清传》。

①　《出三藏记集·阴持入经序》。

②　《出三藏记集·安般注序》。

③　《出三藏记集·十二门经序》。

④　《出三藏记集·安世高传》。

本上是同时的，但支谶在洛阳从事十余年的佛经翻译工作之后却不知去向了。

支娄迦谶译出的佛经，确切部数很难确定。晋道安编纂的《众经目录》据所见写本，认为年代可考的只有三种：《道行般若经》10　卷（光和二年（公元179年）译）、《般舟三昧经》2　卷（现存本3　卷，译年同上）、《首楞严经》2　卷（中平二年（公元185年）译，已轶）。另外，道安从译文体裁上认为似属支娄迦谶所译的有九种：《阿闍世王经》2　卷、《宝积经》（亦名《摩尼宝经》）1　卷、《问署经》1　卷、《兜沙经》1　卷、《阿閦佛国经》1　卷、《内藏百宝经》2　卷、《方等部古品日遗日语般若经》1　卷、《胡般泥洹经》1　卷、《孛本经》2　卷。其中后3　种已轶。还有在晋代支敏度《合首楞严记》中提到而道安所未见的《伅真陀罗所问宝如来三昧经》3　卷。梁僧祐《出三藏记集·新集经论录》里，认为《光明三昧经》也是支娄迦谶所译的。支娄迦谶除了独自翻译佛经外，有时还和早来的竺佛朔合作翻译。影响最大的《道行般若经》和《般舟三昧经》就是两人共同翻译的。

支娄迦谶翻译的佛经，由于有安世高的译作可资观摩取法，在遣词造句方面都已积累有一定的经验，所以支娄迦谶的译文比较流畅，能尽量保全原意，故多用音译。后人说他译文的特点是"辞质多胡音"。晋支敏度评价说，支娄迦谶"博学渊妙，才思测微，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①说明支娄迦谶的译经，质胜于文。在汉代的译经中，由于佛教处于初传时期，译出的佛经也多半为一卷一部的小部头经典，安世高译的三十来部佛经中，绝大多数为一卷本，只有少数为二卷本。而支娄迦谶却译出了10卷本的《道行般若经》，在当时可算是大部头了，能译出10　卷本的佛经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但由于受时代的局限，支娄迦谶的佛经与安世高及其他译师一样，对于许多佛教专有名词、术语的翻译，很多都是晦涩、欠通的，有些则明显地受了汉代鬼神方术观念影响，如把"真如"译为"本无"，"灭谛"译为"尼谛"，"无我"译为"非十"等等，不一一列举了。

与当时安世高所译的基本上都属小乘佛经的情况正好相反，支娄迦谶所译的佛经几乎全属大乘佛经。可以说，支娄迦谶是中国翻译和传播大乘佛教的创始者。如《道行般若经》，亦称《般若道行品经》，与三国吴支谦译《大明度无极经》、姚秦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属同本异译，是反映佛教般若学的较早的一部佛经，主要宣扬大乘佛教的"诸法悉空"、"诸法如幻"的思想。此经是大乘般若学介绍进中国内地之始。《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都是讲大乘禅观的佛经。"首楞严"是"首楞严三昧"之略。"首楞严"意译为"健相"、"勇伏"等，"三昧"即是禅定的另一种梵音。这种禅定，能统摄一切佛法，具有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所谓"般舟"，意为"佛现前"、"佛立"。称修习此三昧，可以使"十方诸佛"出现于修行者面前。《般舟三昧经》还特别宣扬了阿弥陀佛净土信仰，说一个人只要专心思念西方阿弥陀佛，经一昼夜或七天七夜，就会在禅定中见到阿弥陀佛，死后即可往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这是西方净土思想传入中国内地的开端。支娄迦谶所译出的佛经，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对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的发展，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支娄迦谶传译的大乘佛典，重点是般若学说，反映了龙树以前印度大乘佛经流行情况。如他译的《宝积经》、《阿閦佛国

①　《出三藏记集·合首楞严经记》。

经》、《般舟三昧经》都是构成大部《宝积经》的基层部分。《道行经》是大部《般若经》的骨干。《兜沙经》又属于大部《华严经》的序品。由此可知印度的大乘佛经开始向境、行、果各方面平均发展。还有支娄迦谶译出的《首楞严三昧经》说："佛告坚意，有三昧名首楞严，若有菩萨得三昧，如汝所问，皆能出现于般涅槃而不永灭，示诸形色而不坏色相，遍游一切诸佛国土而于国土无所分别。"这种用大神通游戏世间的思想，在中国这个盛行神仙不老方术的社会是深受欢迎的。此经自支娄迦谶译出至于姚秦，二百余年中，先后竟有7　个译本，支娄迦谶的首译之功是不可抹煞的。支娄迦谶译出的《般舟三昧经》，将阿弥陀佛介绍到中国来，给中国佛教以很大的影响。所译的《道行般若经》则对后来义学影响最大。在这部译经里，支娄迦谶借用道教思想概念来传播般若，如他把"波罗蜜行"译为"道行"，把"如性"译为"本无"等，而当时思想界有道家的"无名为天地始"等说法，正好有了接受般若理论的基础，也正是通过这类思想使般若理论在中土能够迅速地传播。而《道行般若经》则成了学习般若理论的入门译籍。支娄迦谶所传译的大乘般若学的基本理论为"缘起性空"，即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均为因所生，根本没有固定不变之自性，世俗认识及其面对的对象，纯属虚幻不实，唯有"般若"能超越世俗之见，把握诸法真知。所以"般若"智慧的获得唯有通过对世俗认识的否定才有可能，这与老庄的某些思想是相通的。魏晋玄学盛行时，般若学在佛教中得到突出的发展，此经起了不少的作用。支娄迦谶的弟子有月氏的支亮、再传弟子支谦，继承和发扬了他的学风，"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五引）。此外，洛阳孟福、南阳张莲等人皆传承其学。魏晋以后，虽然小乘佛教也有发展，但由于大乘佛教的学说更适合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以至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支娄迦谶功不可没。

（四）安玄、竺佛朔、支矅、康巨、康孟详的译经东汉时期，自古印度和西域来到汉地的佛经翻译家中，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是最有影响的两个。在桓帝、灵帝、献帝时代，除安世高、支娄迦谶以外，安玄、竺佛朔、支矅、康巨、康孟详等人的翻译也很活跃。

安玄，原安息国人。据《出三藏记集·安玄传》记载："安玄，安息国人也。志性贞白，深沈有理致。为优婆塞，秉持法戒，毫厘弗云；博诵群经，多所通习。"是一个博学多记的沙门。在汉灵帝（公元168年-189年在位）末年来到洛阳经商，渐谙汉语，常与沙门讲论佛教，并因有功受封为"骑都尉"，也称"都尉玄"。在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安玄和严佛调合作翻译了《法镜经》。翻译这部《法镜经》时，安玄口译梵文，严佛调笔受。《法镜经》是《郁伽长者所问经》、《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的同本异译，是阐明在家修菩萨的大乘经典。后人对这部译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晋道安评价说："安侯世高都尉、弗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①康僧会评价说："骑都尉安玄，临淮严浮调，斯二贤者，年在束龀，弘志圣业，钩深致远，穷神达幽，愍世矇惑，不睹大雅，竭思译传斯经景模。都尉

①　《出三藏记集·法旬经序》。

口述，严调笔受，言既稽古，义又微妙。"②梁僧祐的评价是："玄与沙门严佛调，共译出《法镜经》，。。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郢匠之义，见述后代。"③由此可见，安玄翻译的佛经，尽管仅此一部，但在当时的影响却是很大的。这部《法镜经》流传到江南后，三国时代由康僧会（？-公元280年）注释并作序。

竺佛朔，亦作"竺朔佛"，原天竺国人。关于他的生平，史载不详。据梁慧皎《高僧传》卷一记载："天竺沙门竺佛朔，亦汉灵之时，齑道行经，来适洛阳，即转梵为汉，泽人时滞，虽有失旨，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竺佛朔从天竺携带《般若道行经》梵本来到洛阳，在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把它译成汉文。据梁僧祐《出三藏记集·道行经后记》说："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者月支菩萨支谶，时侍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由此可知，《般若道行经》是由竺佛朔宣读梵文，支娄迦谶译为汉语，孟元士笔录成文的。此书为一卷本。同年十月，竺佛朔在洛阳与支娄迦谶还共同翻译了《般舟三昧经》。"《般舟三昧经》，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天竺菩萨竺朔佛于洛阳出。。。时传言者月支菩萨支谶，授与河南洛阳孟福字元上、随侍菩萨张莲字少安笔受"。①梁慧皎《高僧传·支娄迦谶传》也说："朔又以光和二年，于洛阳出《般舟三昧》，谶为传言，河南洛阳孟福、张莲笔受。"从这两则记载中说明竺佛朔所译的《般舟三昧经》也是与支娄迦谶合作翻译的，由竺佛朔宣读原文梵文，支娄迦谶译为汉语，孟福、张莲笔录成文。由上可见，竺佛朔的译经为数很少，也没有单独译出过佛经，可能是他汉语不过关。他每执梵文宣译时，均由先来汉地通晓汉语的支娄迦谶替他传语，所以《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的实际译者应为支娄迦谶。

支矅，生平不详，由于当时外来僧多以国为姓，从其姓来看，可能是大月氏人。他在汉灵帝时来到洛阳，在中平年间（公元184年-189年）译出《成具光阴经》一卷。又说《小本起经》也是他译的，但查《出三藏记集》，未见著录，所译的《成具光阴经》，与支娄迦谶所译的《光明三昧经》为同本异译，属大乘禅经。

康巨，生平不详。他在汉灵帝时来到洛阳，译有《问地狱事经》一卷，已佚。梁慧皎称赞他的译经"言直理旨，不加润饰"（《高僧传》卷一）。康孟详，生平不详，可能是康居人。据《出三藏记集·安玄传》记载："次有康孟详者，其先康居人也。译出《中本起》。"康孟详是在汉灵、献二帝间来到洛阳的，在献帝建安年译出《中本起经》1　部凡2　卷。梁慧皎说："孟详译《中本起》及《修行本起》。"①但查《出三藏记集》，未见著录有《修行本起经》。康孟详所译的《中本起经》，是宣传释迦牟尼出生、成长、出家修道、传教的经典，据说，此经的梵本是昙果从迦维罗卫（在今尼泊尔境内）带来的。康孟详所译的佛经，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晋道安评价说："孟详译出经，奕奕流便，足腾玄趣也。"②可见他的译本文辞相当雅驯，译②　《出三藏记集·法镜经序》。

③　《出三藏记集·安玄传》。

①　《出三藏记集·般舟三昧经记》。

①　《高僧传·支娄迦谶传》引。

②　《高僧传·支娄迦谶传》引。

笔颇为流利了。

十、汉代传译的主要佛学思想汉代，安世高、安玄、支娄迦谶、支矅、竺佛朔、康巨、康孟详等大批西域佛教学者纷纷到中国内地，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其中最有影响的译师只有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二人。他们的翻译分属两大系统：以安世高为代表的主要传译上座部系统说一切有部的学说，重点是禅学。支娄迦谶为代表的主要传译大乘佛典，重点是般若学说。

（一）安世高传译的小乘禅学思想安世高在中国内地传播的是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阿毗昙学说和禅定理论。在安世高30　余部译作中，反映安世高系统禅学思想的代表译作是《阴持入经》和《安般守意经》。

安世高译的《阴持入经》属于阿毗昙小乘体系，着重分析阴、持、入这三个基本概念。阴、持、入，新译作蕴、界、处，亦称佛教"三科"。所谓阴、持、入就是"五蕴"、"十八处"、"十八界"的简称。

"五阴为何等？一为色，二为痛，三为想，四为行，五为识，是为五阴"①。"五阴"中的第一个概念是"色"。《阴持入经》说："色阴，名为十现色入：一眼，二色，三耳，四声，五鼻，六香，七舌，八味，九身，十乐。"小乘佛教关于"色"的概念，相当于我们所讲的"物质"，是构成人身的生理部分，"痛"、"想"、"行"、"识"相当于我们所讲的"感觉"、"想象"、"意志"、"意识"，说的是人身的心理活动部分。《阴持入经》把人比作"五阴"，"色"为生理部分，即物质现象，"痛"、"想"、"行"、"识"为心理部分，即精神现象，所以人就是身心的统一，也即是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的统一。可见，佛教所讲的"五阴"和合就是"人"。

什么是"十八持"？《阴持入经》说："十八持为何等？一眼、二色、三识、四耳、五声、六识、七鼻、八香、九识、十舌、十一味、十二识、十三身、十四更、十五识、十六心、十七法、十八识。是名十八本持。""十八持"，就是十八界。佛教所说的十八界，包括能够发生认识功能的六根，作为认识对象的"六境"，以及由此生起的六识。"六根"是指眼、耳、鼻、舌、身五种感觉和"意根"。"六识"是指眼、耳、鼻、舌、身五种感官和"意识"。"六境"是指色、声、香、味、触五种感觉对象和意想中的"法尘"。

什么是"十二入"？《阴持入经》说："何等为十二？自身六，外有六。自身六为何等？为眼、耳、鼻、舌、身、心，是为自身六入。外有六为何等？色、声、香、味、更、法。是为十二入。"即"六根"加"六境"。"入"，新译为"处"，指根与境为产生心和心所之处，又因根与境相涉而入，故名。《阴持入经》通过讲解"五阴"、"十八界"、"十二入"，对人的身心进行一些剖析和分类，要求从"五阴"、"十八界"、"十二入"这三个方面统一起来观察"人"及其生活的这个世界。阴、持、入"此三科皆为破凡夫实我之执而施设：为迷于心偏重者，合色为一，开心而为四，立五蕴；为迷于色偏重者，开色为十，合心为二，立十二处；为色心共速者，开色而

①　《阴持入经》见《频伽藏》本。

为十，开心为八，立十八界"①。由此可见，阴、持、入"三科"的建立，就是为了破除"我执"。"五阴"是为天资聪颖者设的，"十八界"是为最愚笨的人设的，"十二入"是为中等天资的人设的。所以，佛教"三科"的建立，目的在于以此来破除"我执"，确立"无我"。

小乘佛教关于三科、五阴的说法，是为了说明世俗世界之所以存在及其本质的，而说明连结出世间和通向出世道路的学说，便是关于"四谛"的理论。"四谛"即"苦"、"集"、"灭"、"道"。安世高译为"苦"、"习"、"尽"、"道"，其主要内容是："苦"，是受逼迫苦恼之意，主要指三界生死轮回的苦恼。世间的苦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有求不得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有五阴盛苦。只要有人类的存在，只要还有主客观矛盾的出现，就必然有"苦"。对"苦"要求要知。"习"是积聚感知之意，是指产生世间诸苦的原因。对"习"要求要断。"尽"为灭尽之意，是指对世间的解脱，对"尽"要求要证。"道"是指道路的意思，指达到寂灭解脱的方法和手段，对"道"要求要修。《阴持入经》根据"四谛"的理论，把世俗世界说成是无边的苦海，无明与爱欲是引起诸苦最根本的"惑业"，不明四谛、五阳、十二因缘而沦为人生苦海的诸种"惑业"有九种："痴、爱、贪、恚、惑、受、更、法、色"。②道安在解释《人本欲生经》的经时说：""本"，痴也；"欲"，爱也；"生"，生死也。略举十二之三以为因也。"意思是说，用"痴"、"爱"、"生"三支便能概括"十二因缘"的全部。生死轮转，都离不开"痴"、"爱"两大原因。所以，"痴"、"爱"被称为"二本原罪"。

《阴持入经》把"惑业"归结为九种，在修养中则把对治"惑业"的内容也归结为九绝："一止、二观、三不贪、四不恚、五不知、六非常、七苦、八非身、九不净。"《阴持入经》的注者说："得止观行，不贪世间爱欲，无瞋恚痴愚之心，觉知非常、苦、空、非身不净之谛也。"在这里，"止"、"观"是其中最根本的修习方法，主要用来对治"痴"与"爱"。《阴持入经》说："为一切天下人有二病。何等为二？一为痴，二为爱"；是"二病故，佛观二药。何等为二？一为止，二为观。若用二药，为愈二病，令自证。贪爱欲不复贪，令意得解脱。痴已解，令从慧得解脱。"什么叫"止"？《阴持入经》说："彼从止摄意得还，是为止想，令从是止"禅"。"注说："止，摄也，摄六情还意，不复受。"意思就是把意志收敛回来，用意志控制六情，便能从世俗的"爱"中转向佛所要求的"禅"的方面。什么叫"观"？《阴持入经》说："彼从一切法，寂然能解受，是为观想，令止跓一切知。"注说："从观得止住，观分别一切，为住一切知也。"意思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佛教的义理上来，便能得出符合佛教义理的结论，达到佛教的最高智慧--"一切知"。

《阴持入经》把"止"、"观"对治"痴"、"爱"的方法，最后集中到"慧"，要求人们用"慧"去断"痴"驱"爱"。《阴持入经》通过对"常乐我净"这四种倒想的分析揭示慧的内容。对治"四颠倒"而获得的"非常想、苦想、非身想、不净想"这四种观念，就是"慧"的体现。《阴持入经》称之为"四禅"。以此来观察"五阴"，就能看清人身的肮脏、丑恶，从而

①　《大毗婆沙论》卷七。

②　《阴持入经》。

厌恶人生，完成人生观的根本转变，实现从世俗世界中的解脱。

最后，《阴持入经》以戒、定、慧三学来概括"三十七道品"。"道品"，后亦译为"菩提分"、"觉支"等，意为达到佛教觉悟，趋向涅槃的途径，共分七科三十七项，即"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贤者八种道行"。安世高学派讲解三十七道品时，贯穿于修道的指导思想。《阴持入经》把"八种道行"作为"三十七道品"的概括。"八种道行"是"直见"、"直行"、"直语"、"直治"、"直利"、"直方便"、"直意"、"直定"。而"直见"是八种道行的总纲，是统领后面七种道行的。《阴持入经》注说："三十七道品总为八道行，合为戒、定、慧。"因此，重视"持戒"也是安世高所传的小乘佛教的一个特点。《阴持入经》列"戒法"为"十一本"，戒律不仅是束缚佛教徒的必要措施，而且是指导人们正确修习止观以获得解脱的必要措施。假如达到"戒己立，定己定，慧己得解脱，己成解脱慧"，这就宣告《阴持入经》中"四谛"所要求的任务全部完成，小乘佛教的最高理想境界"灰身灭智"的"无余涅槃"便能实现，彻底解脱了。

安世高所传禅法，影响最大的是讲"数息观"的《安般守意经》。

"数息观"，安世高译为"安般守意"。《安般守意经》说："安般守意，何等为安？何等为般？安名为入息，般名为出息；念息不离，是名为安般。""安般守意"就是通过数出入息来守住心意，使心情平定下来。小乘佛教提倡的这种禅法，从数息开始，就同整个佛教的教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安般守意经》提出，光是数息并不能完全"守意"，必须同时具有"数息、相随、止、观、还、净"等"六事"，才能"守意"。

什么是"数息"？《安般守意经》说："数息有三事：一者当坐行；二者见色当念非常、不净；三者当晓瞋恚、痴、嫉，念过去也。数息乱者，当识因缘所从起，当知是内意。。。数息，意常当念非常、苦、空、非身；计息出亦灭，入亦灭。。。入息短，出息长。。。闭口数息，随气出入。。。何以故正为十？一意起为一，二意起为二，数终于十，至十为竟。故言十数。"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数自一至十的呼吸次数上，以此使心情安定在十个数上。

什么是"相随"？《安般守意经》说：""相随"者，谓行善法从是得脱，当与相随。亦谓不随五阴、六入，息与意相随也。"就是要求意识从数数而转向随顺气息的出入，让注意力集中在一呼一吸的运行上。

什么是"止"？《安般守意经》说："第三止，何以故止在鼻头？报；用数息、相随、止、观、还、净，皆从鼻出入。。以是故，著鼻头也。。。入息至尽鼻头止，谓恶不复入至鼻头止；出息至尽著鼻头，谓意不复离身行向恶，故著鼻头。亦谓息初入时，便一念向不复转，息出入亦不复觉，是为止也。"就是注视鼻头，把注意力从呼吸转向鼻尖，让意识停止在不动的鼻头上，就能排除心头的任何外物干扰。

什么是"观"？《安般守意经》说："第四观音，观息败时，与观身体异息，见因缘生，无因缘灭也。。。出息亦观，入息亦观。观者，谓观五阴，是为俱观。"这里所谓"观"，就是安世高一再强调的"四意止"中的"身意止"，即通过观身而悟"非常、苦、空、无我"之理。

什么是"还"？《安般守意经》说："第五还弃结者，谓弃身七恶。。。是名为还。还者，谓意不复起恶；恶者是为不还也。。。还五阴者，譬如买金得石，便弃捐地不用；人皆贪爱五阴得痛苦，便不欲；是为还五阴也。"这里所谓"还"，包括舍弃杀、盗、婬、妄言、绮语、两舌、恶口等"七恶"与观五阴为"无常"、"苦"、"空"、"无我"而不再"贪爱"。

什么是"净"？《安般守意经》说："第六净弃结者，为弃意三恶。。。何等为净？谓诸所贪欲为不净，除去贪欲是为净。"所谓"净"，就是除去贪、瞋、痴等"意三恶"，达到"秽欲寂尽，其心无想。"

《安般守意经》还进一步把"六事"解释为"三十七道品"，说："数息，为四意止；相随，为四意断；止，为四神足；观，为五根、五力；还，为七觉意；净，为八行也。"强调修数息观，应知"四谛"之理："为得四谛为行净，当复作净者，识苦、弃习、知尽、行道。"修息数观，还可以由思维而"解意"，由"解意"而"知十二因缘事"："思亦为物，惟为解意，解意便知十二因缘事。"由此可见，《安般守意经》所讲的数息观，已不是单纯的数息观，而是包括了全部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

安世高是中国佛教史上一切有部阿毗昙学说和禅法的一位译师，他所传的小乘禅数之学，在汉魏两晋都有一定的影响。严佛调是第一个发挥安世高学说的僧人。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慧同严佛调一样，是安世高的及门弟子。三国东吴的康僧会和晋僧道安是安译系统学说的重要继承者和发挥者。

（二）支娄迦谶传译的大乘般若思想支娄迦谶是大乘佛教典籍在汉地翻译的创始者，在支娄迦谶的全部译经中，对整个中国佛教理论产生过重大影响，值得特别注意的，便是"般若"类经典。般若类经典是佛教经典中的一大类，它奠定了早期大乘思想的基础理论。支娄迦谶译出的10　卷、30　品的《道行般若经》（与唐玄奘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四会属同本异译）是支娄迦谶译经中对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最有影响的一部。此经是大乘般若学介绍进中国内地之始。

所谓"般若"，意译为"智慧"，全称"般若波罗蜜多"或"般若波罗蜜"，意译"智度"、"明度"等，是大乘六度之一，意谓通过般若这种智慧，即可到达涅槃的彼岸。般若的主要特点是观悟诸法实相，其基本理论为"缘起性空"。以为世界一切事物，皆为因缘所生，故无固定不变之自性；世俗认识及其面对的对象，虚幻不实。唯有"般若"能否定世俗认识，体悟佛教的真理。亦唯有通过对世俗认识的否定，才有可能把握世界万法的实相，从而实现解脱。

《般若道行经》从观察色、受、想、行、识五阴开始，着重分析了"本无"、"缘起"、"沤惒拘舍罗"三个概念。"本无"，新译作"如"、"实相"、"真实"等，由于早期的译经事业受老庄思想影响，支娄迦谶用"本无"来表示"性空"的，它是大乘佛教最重要的一个概念。经中反复强调，"诸法本无"，《般若道行经》说："何所是本无，是欲有所得者，是亦本无。怛萨阿谒（意为"如来"，即"佛"）亦本无，因慧所住。何谓所本无，世间亦是本无。如诸法本无，须陀洹道亦本无，斯陀含道亦本无，阿那含道亦本无，阿罗汉道、避支佛道亦本无，恒萨阿竭亦复本无。一本无，无有异。无所不入，悉知一切。是者须菩提，般若波罗蜜即是本无。"①包括涅槃、佛性以及佛位都是本无，"般若波罗蜜"亦是本无。"诸法无所从生，为随恒萨阿竭教，是为本无。本无亦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一切皆本无，亦复无本无"②。

《萨陀波伦菩萨品》重点论述了"佛"的"本无"：萨陀波伦为求般若波罗密，在幻觉中听到佛对他讲经，听毕佛不见了。萨陀波伦就问昙无竭："佛为从何所来？去至何所？"昙无竭一口气列举了"空"、"无想"、"无处"、"无所从生"、"无形"、"幻"、"野马"、"梦中人"、"泥洹"、"想象"、"无有生无有长"、"无所适"、"虚空"、"经果"、"本端"等十五个"本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来说明佛的"本无"。

《昙无竭菩萨品》重点论述了"般若波罗蜜"的"本无"：经中一连使用了"幻人无形"、"风无所挂碍、本端不可计"、"梦中与女人通"、"梦见须弥山"、"佛现飞"、"虚空适无所住"等六个"视之本无"的"譬如"来说明"般若波罗蜜亦本无如是"！般若波罗蜜也是无形、无所住、无所有，所以也是"本无"。

这里所讲的"本无"，并不是空无所有，无物存在，而是说存在的东西虚空不实，它是对事物自性的否定性称谓，并没有对事物存在的否定。这种"虚空"那样的"本无"，实际上就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它不是人的主观产物，也不依赖于佛而存在。《照明品》中的一段对话说："佛语诸天子言："若说是空有作者，宁能信不？"诸天子答："不信有作空者。何以故？无有能作空者。"佛言："如是诸天子，其相者常住，有佛无佛，相住如故，如是住者故，怛萨阿竭成惟三佛，故名怛萨阿竭，即是本无如来。"此外，《昙无竭菩萨品》讲到般若波罗蜜的性质时也说："般若波罗蜜亦无所不至，亦无所不入；亦无所至，亦无所入。何以故？般若空无所有故。譬如虚空，无所不至，无所不入，亦无所至，亦无所入。何以故？空本无色。""般若者。。入于一切有形，亦入一切无形。"由此可见，般若的无所不入的性质，与虚空相等，可以容纳一切有形与无形。

《般若道行经》把获得"萨芸若"当成是修持般若的一项基本的任务。

所谓"萨芸若"，意译为"一切智"，是佛教智慧的一种，指无所不知的"佛智"。这种智慧是专门用来把握"本无"的。而修持般若的最终和最高目标，就是要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译为"无上正等正觉"，被认为能觉知佛教的一切"真理"，并能"如实"了知一切事物，从而达到无所不知的智慧。这种智慧，除了佛之外无人能具备。按照《般若道行经》的说法，凡要立志成佛而修持大乘的众生，一辈子不能成佛，几辈子也不可能成佛。众生是没有止境的，菩萨的任务就是使这没有止境的众生统归于解脱，所以，菩萨为超度众生的活动应该是没有止境的。在大乘佛教布施（檀那）、持戒（尸罗）、忍辱（羼提）、精进（惟逮）、禅定、智慧（般若）的六波罗蜜，即六种教人得到解脱的方法中，只有学习般若波罗蜜所得的功德最多，修持般若波罗蜜的效果最大，佛位的"一切智"，都是由于般若波罗蜜而得成就的。"佛语阿难：般若波罗蜜於五波罗蜜中最尊，方何？阿难？不作布施，当何缘为檀波罗蜜！。。不作戒，当何缘为尸

①　《照明品》。

②　《本无品》。

波罗蜜？不作忍辱，当何缘为羼提波罗蜜？不作精进，当何缘为惟逮波罗蜜？不作一心，当何缘为禅波罗蜜？不作智慧，当何缘为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于五波罗蜜中最尊。譬如极大地，种散其中，同明俱出，其生大株。。。般若波罗蜜者是地，五波罗蜜者是种，从其中生，萨芸若者，从般若波罗蜜成"①所以，只有般若波罗蜜才能使一切众生成就所谓的"一切智"，达到佛的境地。

般若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结为一个"空"字，而论证这个思想的基本观点则是佛教的"缘起"说。

《昙无竭菩萨品》通过昙无竭回答萨波仑的问题来论述因缘的："有木有柱有弦"才叫箜篌，"萧者，以竹为本"，"有革有桴"才是鼓，"有壁有彩有笔"才能画人，这是因缘和合，声音需要耳朵才能听得出来，形象需要眼睛才能看得见，这也是因缘和合，"色是幻，幻是色；幻与痛痒、思想、生死、识等无异"，"生者，灭者，皆有因缘"①，色等五阴，生、灭皆由因缘，也就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灭。靠各种"因缘"而有，不能算是真有，只能算是"幻有"。"幻有"无性，所以是"性空"。这就是《般若道行经》所说的"缘起性空"。它把世上一切生灭现象都看作是由因缘造成的。

大乘般若所讲的"缘起"，是在小乘缘起说的基础上发展的。它把小乘的"人无我"倡导为"法无我"，进而把"人无我"、"法无我"统称为"无自性"。把"无自性"的概念用来说明一切事物和现象。"菩萨何因晓般若波罗蜜色离本色，痛痒、思想、生死，识离本识，般若波罗蜜离本般若波罗蜜"。这里的"色离本色"、"识离识性"即为"色离色性"、"识离识性"，就包含了"无自性"的意思。就佛教看来，不生不灭，没有自己质的规定性，就是"无自性"。般若学承认"因缘和合"，目的是为了导出"无自性"。"沤和俱舍罗"，简称"沤和"，意译为"方便善巧"、"方便胜智"，也简称"方便"，是构成般若的主要内容之一，《觉品》把不乐不学沤和俱舍罗，视为魔鬼破坏修持般若的重要表现："有佛深法，魔从次行乱之，令菩萨摩诃萨不复乐欲得沤和俱舍罗，便不可意问般若波罗蜜"。佛言："我广说菩萨摩诃萨事，其欲学沤和俱舍罗者，当从般若波罗蜜索之；其不可般若波罗蜜便弃舍去，为反于声闻道中索沤和俱舍罗。"从上面两段文字可以看出，般若和"沤和"是密不可分的，有了般若，"沤和"才能坚持原则，有了"沤和"，般若才能推行。修持以求得最后成佛，若没有般若沤和俱舍罗，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反而会有落入小乘的危险。修佛一定要修般若沤和俱舍罗，不得般若沤和俱舍罗，就等于失去了双翼的鸟，永远到达不了目的地。

支娄迦谶是中国佛教史上翻译大乘佛经的第一人。他所传译的大乘般若学在魏晋时曾盛极一时。《般若道行经》用"本无"等概念来说明"性空"，说明当时的佛教思想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思想和当时社会思潮的烙印。魏晋南北朝时代，对"本无"这个概念，在佛教内部相继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加上当时玄风大畅，产生了六家七宗。不同版本的《般若道行经》接二连三地译出，研究般若学的许多学派不断出现。

①　《功德品》。

①　《不可尽品》。

十一、结语秦汉时期，阴阳五行学说渗透到宗教神学领域，使远古暨三代天帝崇拜的范围扩大了。除了五帝崇拜外，汉武帝还塑造了作为国家统一象征的至上神"太一"神，五帝降为"太一"的辅佐。秦始皇汉武帝泰山封禅是为了证明其政权是上天所授。

秦汉时期的传统宗教，从形式到理论都是以官方化为其特征的。其内容也是直接为最高统治者和封建专制政权服务的。五帝及太一神崇拜、五德终始说和三统的信仰，谶语符命迷信，灾异谴告的奉行，无不充满官方神学的色彩。而两汉官方神学理论的建立，由董仲舒开其端，谶纬神学衍其流，《白虎通义》成其果，最后解决了君权神授和国运转移问题。术数迷信也取代鬼神迷信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产生于汉末的道教，是在传统的神仙方术和巫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以神仙不死之说为中心，神化老子及其关于"道"的学说，吸收道家、儒家、墨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由方仙道和黄老道演变而来。

东汉末年，黄老道分衍为两支。一支为创教派，一支为烧炼派。创教派以张角和张陵为代表。张角以《太平经》为经典，创立了太平道。张角又利用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因起义失败，太平道受到打击不能传播，最后在历史上销声匿迹。张陵以《老子五千文》为经典，其秘籍有《老子想尔注》，创立了五斗米道。张陵死后，张修及张鲁对五斗米道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张鲁，他占据汉中二十余年，实行政教合一，推广五斗米道。张鲁投降曹操后，五斗米道由巴蜀逐渐向全国发展。烧炼派以魏伯阳为代表。主要经典即为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使道教炼养方术向义理化发展迈进一大步，对后代内外丹的理论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也为后世道教丹鼎派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其基本教义是"四圣谛"、"十二因缘"和"八正道"。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成为最早输入中国的外来宗教。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东汉末桓灵帝时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四十二章经》为中土佛教最初的译籍，《牟子理惑论》为中土佛教最初的论著，严佛调为中土最早的出家僧人。东汉时期是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期，主要是佛典翻译。佛经翻译有两大系统：一是安息系统，二是月氏系统。安息系统是小乘禅数学派，以安世高为代表，以次第禅门为主要修行，对佛教在当时的发展起了主要作用，同时也以传译巧妙著称。月氏系统是大乘般若学，以支娄迦谶为代表，以般若慧解和净土思想为主要修行：这个系统更适合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为佛教在后世的进展奠定了基础，成了中国佛教的主流。

秦汉 第026卷 秦汉习俗史

【本卷提要】

本书在有机地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以及有选择地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婚姻和丧葬等六个方面，有点有面、繁简得当地介绍和分析了秦汉时期习俗的渊源、特点和发展状况，并通过大量的图片资料，形象而生动地向人们展现了一幅秦汉习俗的五彩画卷。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逻辑通顺，文字流畅，图文并茂，知识性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的可读性。

一、秦汉习俗概述中国的习俗既丰富多彩又源远流长，早在《诗·周南·关睢序》中便有了"美教化，移风俗"的提法。有人认为《诗经·国风》堪称中国习俗史的权舆，其中的每一首诗都是一幅习俗画，一部《国风》就是一部上古风情录。秦汉时期政治的高度统一、民族的空前融合、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文化的日益开放，反映到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就是在前代的基础上，秦汉时期不仅出现了更为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而且出现了更全面而具体地记叙或涉及前代和当时民俗事象的文献资料。

《史记》中涉及的古史传说和民俗事象最多。如《货殖列传》在"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方面列举了许多有关的习俗，并注意到了地区间的差异：陇蜀之地多商贾，长安又多四方之人，所以居民好取巧而不务本；巴蜀之地肥饶，特产众多，可以远通云贵，所以居民常以其所多换其所缺；三河（河东、河内、河南）之地位居天下之中，地少人多，所以居民比较勤俭；北方地区常受胡寇侵扰，所以居民好气任侠，不事农桑，等等。《汉书》中涉及的民俗事象也不少。如《礼乐志》十分注重礼俗的作用："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蕃；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又如《郊祀志》中有许多关于信仰、祭祀方面的习俗，《地理志》中有不少关于全国各地风土人情的记载等。

除了《史记》、《汉书》等正史外，《风俗通义》、《四民月令》、《三辅黄图》、《西京杂记》、《淮南子》、《论衡》、《潜夫论》等文献也保存了较多的习俗资料。

正是依靠以上所列以及还有某些未列的文献资料，再加上近年来相继涌现的考古发掘材料，如明器、壁画、帛画、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其他各类实物，我们才能够相对容易地对秦汉时期的礼仪习俗进行客观的概括和分析。从服饰方面看，随着服饰的文化功能的日益发达，一方面当时对服饰美的追求已达到相当高的境界，另一方面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场合、不同环境的服饰，风格各异，从而使服饰的等级性、民族性、时代性等有机结合，融为一体。上层人士服饰的功能主要是表明身份、参加活动和追求华贵等，下层人士服饰的功能主要还是御寒、防暑和护体等。

从饮食方面看，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化和多元化，不仅宫廷饮食继续改善，而且平民饮食也日益丰富。每日进餐的次数在不同的阶层中有所不同，皇帝每日四次，贵族每日三次，一般人每日两次。食物种类比较丰富，食物结构发生了变化，主副食的搭配比较合理，出现了比较复杂的烹调技术和方法。从居住方面看，秦汉时期的住宅上承战国，变化不大，体现出某种相对的稳定性。一般说来可分为庭院式、楼阁式与干栏式三种住宅形式，但这三种形式有时又有交叉现象。其中庭院式住宅最普遍，种类也最多，既有方形、长方形之分，也有一字形、曲尺形、三合式、四合式、日字形之分，但其基本结构大多是一堂二内，即三间住宅中一间为堂、二间为室，当然面积大小不一。

从交通方面看，秦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为水陆交通的发达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所以当时的水陆交通比分裂的春秋战国时期要发达得多。驰道是秦汉时期陆路交通网的主干，可通向全国各主要城市。水路交通包括海上和内河两部分。陆路的交通工具以车为主，水路的交通工具以船为主，车与船的本身皆有许多比前代改进之处。

从婚姻方面看，等级性是秦汉时期婚姻的特点之一。婚姻礼仪并非与"六礼"完全契合，大致要经过八个重要的环节。除了注重父母之命、媒的之言的聘娶婚外，还可列举九种其他的婚姻形式。婚嫁消费相当巨大，主要有媒人的报酬、占卜的费用、聘金和嫁妆、婚宴的花费等四项。人们的贞节观相对于唐宋时期可谓淡薄，改嫁与再嫁的现象广泛存在。

从丧葬方面看，秦汉时期的丧葬礼俗以西汉中期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沿用旧的丧葬礼仪，讲究棺椁、礼器制度，墓中多以珍宝与实用器皿等随葬；后一阶段随着儒家思想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制约，象征性的墓室、器物、俑开始涌现。但总起来看，厚葬之风盛行仍是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特点。另外在丧葬方面所存在的等级差别和地区差别也值得注意。3二、服饰中国的服饰习俗丰富多彩，中国向以"衣冠王国"著称于世。众所周知，服饰具有生理与文化的双重功能。在远古时代，服饰主要是为了御寒、防暑、护体和遮羞，生理方面的功能相对强些；进入文明时代后，服饰常被用来区分等级、职业、民族、年龄和性别，并出现了服饰的审美价值日益上升的趋向，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服饰的文化功能越来越发达。

秦汉时期随着政治格局的空前稳定，经济形势的蓬勃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人们的服饰较前代更为绚丽多彩。关于秦汉时期人们服饰的状况，不仅在有关文献中不乏记载，而且在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壁画、帛画、画像砖、画像石和陶俑上也可窥其大概。

秦汉人的服饰常因场合和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祭祀时应穿祭服，上朝时应穿朝服，参加葬礼时应穿丧服，结婚时应穿婚服，平常则穿常服。秦汉人的服饰也常因等级和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张书光先生在多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墨笔单线描的手法，绘制出秦汉时期不同等级和职业人物的图像100　幅①，其中包括帝王、贵族、士族、大臣、官吏、文吏、小吏、将军、将官、武将、武士、兵士、商贾、农夫、农妇、平民、胡人、艺人、贵妇、女官、民妇、使女等，形象直观，可以参考。一般说来，皇帝和皇后的服饰端庄华贵，武士的服饰威武壮观；仕女的服饰以高髻、穿花襦和褂裙曳地为特征，文吏的服饰以束带、穿裤裙和戴冠帻为特征，农民的服饰以束髻、穿草鞋和短袖长襦为特征，市民的常服以包发巾，加抹额、穿襜褕和束大带为特征，厨役的服饰以扎带、着褠、穿襦裤和戴小帽为特征，劳役人的服饰以束发、穿衫裤和加臂褠为特征①。当然，不同的个体会有差异，不同的地区和民族会有差异，同一个体在不同的季节和场合也会有差异。如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尼雅汉墓出土的一件身长133　厘米的"万世如意"锦袍在形制上即具有比较明显的民族特色。

（一）冠　帽帽主要是后来的称呼，秦汉时期的帽一般被称作"头衣"，具体说来又有冠、冕、弁、巾和帻的区别。

由于冠、冕、弁都是上层男子平时所戴的头衣，所以有时又统称为冠。

据《礼记·曲礼》载，男子在20　岁时应举行冠礼，表明已长大成为成年人，冠礼是男子一生中的重要转折，仪式一般都比较隆重。

关于秦汉时期的冠，《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得比较详细，共提及19种名目，即冕冠、长冠、委貌冠、皮弁冠、爵弁冠、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进贤冠、法冠、武冠、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却非冠、却敌冠、樊哙冠、术氏冠、鹖冠等。

冕冠是古代帝王臣僚参加重大祭礼时所用的冠帽，汉代遵循不改，用作皇帝、公侯及卿大夫的祭服。《后汉书·舆服志》载："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

①　张书光：《中国历代服装资料》，安徽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7　页。

①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3　页。以其绶采色为组缨。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各以其绶采色为组缨。旁垂黈纩，郊天地、宗祀、明堂则冠之。衣裳玉佩备章采，乘舆刺绣，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

长冠也称"斋冠"，又称"竹皮冠"。一般以竹皮作成骨架，外表漆C　，冠顶的造型扁而细长。相传汉高祖刘邦未发迹时，曾戴过此冠，故谓"刘氏冠"。《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乃是也。"《后汉书·舆服志》："长冠，一曰斋冠，高七寸，广三寸，促漆C　为之，制如板，以竹为里。初高祖微时，以竹皮为之，谓之刘氏冠。。祀宗庙诸祀则冠之。"因为这种冠帽为高祖早年所造，所以后来被定为官员的祭服，并规定爵非公乘以上，一律不得服用，以示尊敬。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彩衣木俑，头顶大多竖有一块长形饰物，形制如板，前低后高，可以视为长冠的模型（图1）。委貌冠又称"玄冠"。其制以黑色丝帛为之，长七寸，高四寸，上小下大，形如覆杯。公卿、诸侯、大夫等人行大射礼时则服之。戴此冠时，必须穿着玄端素服。《后汉书·舆服志》："行大射礼于辟雍，公卿诸侯大夫行礼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唐杜佑《通典》也记："汉制委貌，以皂缯为之，形如娄縠之貌；上小下大，长七寸，高四寸，前高广，后卑锐，无算有缨。"

皮弁冠的形制与委貌冠相同，也是"长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广，后卑锐"，所不同者在于委貌冠是以黑色丝帛为之，而皮弁冠是以鹿皮为之；委貌冠为公卿、诸侯、大夫等人所戴，而皮弁冠为"执事者"所戴。《后汉书·舆服志》："执事者冠皮弁，衣缁麻衣，皂领袖，下素裳，所谓皮弁素积者也。"

爵弁冠也称为冕，又称"广冕"。其制较冕冠为次，形状与冕冠相似，惟冠上不用旒饰（图2）。一般多用木板作顶，外面表以细布，布色赤而微黑。戴爵弁者，必须穿玄色丝衣，下着纁裳。乐人、士人及低级官吏助君祭祀时则戴之。《后汉书·舆服志》："爵弁，一名冕，广八寸，长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后大，缯其上似爵头色，有收持笄，所谓复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云翘舞》乐人服之。"

通天冠是皇帝专用的礼冠，凡郊祀、朝贺及宴会则戴之。以铁丝为梁，正竖于顶，梁前有山，展筩有述。《后汉书·舆服志》："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邪却，乃直下为铁卷梁，前有山，展筩为述，乘舆所常服。"今从山东嘉祥武氏祠保存的画像石上，即能看到此冠形象（图3）。

远游冠与通天冠相类似，唯无山述之饰。为太子及诸王所服。《后汉书·舆服志》："远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横之于前，无山述，诸王所服也。"高山冠又名"侧注冠"，原为战国时齐王所戴。其式与远游冠相类似，也无山述，以铁为卷梁，高九寸，冠体侧立。蔡邕《独断》："高山冠，齐冠也，一曰侧注。高九寸，铁如卷梁，不展筩，无山。秦制行人使官所冠。今谒者服之。"

进贤冠是文吏、儒士所戴的一种礼冠。用铁丝和细纱制成，冠上缀梁，有一梁、二梁、三梁之别，以三梁为贵。冠式前高后低，前柱倾斜，后柱垂直。戴时加于帻上。以梁数区别等差（图4）。《后汉书·舆服志》："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宗室刘氏亦两梁冠，示加服也。"在山东沂南出土的画像石，河南荥阳河王村出土的画像砖上，都绘有戴这种冠式的男子形象。

法冠也称"柱后"，又称"獬豸冠"。原是楚人所戴。以铁为柱，隐喻为坚定不移，威武不屈。所以又称"铁冠"。獬豸是传说中的一种神羊，相传它能辨别曲直，分清是非，在它头上生有一角，见人争斗，即以其角抵触邪佞。所以以其形为冠，汉代将其用于法官，是执法者所戴的一种冠帽。《后汉书·舆服志》："法冠，一曰柱后，高五寸，以C　为展筩，铁柱卷，执法者服之。"

武冠原为赵武灵王所戴，秦灭赵后，即以此冠颁赐近臣，汉代袭用，一般用于武官。其制以漆纱为之，形如簸箕，使用时加着于帻之上。因其形制高大如弁，也称"大冠"、"武弁"或"繁冠"。宦官、近臣亦可戴此，但须在冠上加以金铛，并插以貂尾，以示区别。《独断》称："武冠，或曰繁冠，今谓之大冠，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铛，附蝉为文，貂尾饰之。"今从四川、山东等地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还能看到这种冠式。

建华冠是乐人祭祀天地、五郊、明堂时所戴的一种礼冠，以铁为柱卷，贯大铜珠九枚，上以鹖羽为饰。《独断》："大乐郊社祝舞者冠建华。"即指此。

方山冠的形制与进贤冠相类似，分别以青、赤、皂、白、黄等五色细縠为之，以象征东、南、西、北、中五方。凡祀宗庙，行《五行》舞时，舞人、乐者都可戴之。《汉书·五行志》："冠方山冠。"唐颜师古注："邓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縠为之，乐舞人所服。""

巧士冠是皇帝身边的侍者、宦官所戴的一种礼冠，形制与方山冠相类似。平常一般不用，只有在郊天时用之。《后汉书·舆服志》："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后相通，直竖。不常服，唯郊天、黄门从官四人冠之，在卤簿中，次乘舆车前，以备宦者四星云。"

却非冠的形制与长冠相似，上宽下促，冠下垂有缨蕤。专用于宫殿门吏及仆射等人，戴之执事，以防伺非。《后汉书·舆服志》："却非冠，制似长冠，下促。宫殿门吏仆射冠之。"

却敌冠为卫士所戴之冠（图5），形制与进贤冠相似。《独断》："却敌冠，前高四寸，通长四寸，后高三寸，监门卫士服之。"

樊哙冠也是殿门卫士所戴的一种冠帽，因为是由汉代名将樊哙所创而得名。相传鸿门之会，楚项羽欲杀刘邦，樊哙常持铁楯在侧，事急，樊哙撕衣裳包裹其楯，佯作冠饰，直入羽营，力斥项羽背信，使刘邦乘机得以脱身。后来刘邦执政，即照樊哙所包之楯制以为冠，颁赐于殿门卫士。《后汉书·舆服志》："樊哙冠，汉将樊哙造次所冠，以入项羽军。广九寸，高七寸，前后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马殿门大难卫士服之。"①术氏冠曾被赵武灵王所好，其中的"术"字，按蔡邕《独断》所说，为"鹬"的转音，不是指道术。《三礼图》说此冠画鹬羽为饰，其色绀。《后汉书·舆服志》："术氏冠，前圆，吴制，差池逦迆四重。"

鹖冠为武士所戴，因在冠左右加插双鹖尾而得名。鹖属鸷鸟，斗时必至死才罢休，所以用其尾插于冠的左右以表示勇敢。汉代的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虎贲武骑皆戴此冠。

①　周汛等：《中国古代服饰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50　页。除了以上在《后汉书·舆服志》中所提及的19　种冠之外，在山东嘉祥汉墓出土的《周公辅成王》图象（图6）中还有一种三个山形的冠，周成王所戴者即是。在浙江绍兴汉墓出土的画像镜上也有这种山形冠。另据明代瞿佑《剪灯新话》引《申阳洞记》中记唐大历二年（公元767年）陇西李生曾梦见一神，据案而坐，顶三山冠，冠作高冠，前面耸起三条直柱，中间一柱特高，左右二柱略低。三山冠之名虽在汉代文献中未见记载，但上述图象和说法似可证明三山冠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孙机先生认为可暂称之为王冠，并推测王莽即帝位时所戴的王冠可能与此相似①。图6　中间一人所戴的是武冠，右一人所戴的是进贤冠②。

后代有的学者还将汉代的冠按不同标准加以分类，如日本学者原田淑人将冕冠、长冠、委貌冠、皮弁冠、爵弁冠、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等划归祭服类，而将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进贤冠、法冠、武冠、却非冠、却敌冠、樊哙冠、术氏冠划归朝服类③。

冠原是加在头顶的发罩，主要用来约束发髻，所以并不需要将头顶全部罩住，只是在冠圈上有一根较窄的冠梁，从前到后经过头顶。这与现代的帽子很不相同。此外在功能上也与现代帽子有所区别，即冠不着重于实用而着重于礼仪，所以《礼记·冠义》说："冠者礼之始也。"《淮南子·人间训》也说：冠"寒不能暖，风不能鄣，暴不能蔽"。

戴冠前一般要先把束在一起的头发盘绕在头顶处（髻），用C　把头发包住，然后加冠。C　后来又写作縰。这是一块整幅（二尺二寸宽）六尺长的缁帛（黑帛）。因为戴冠前必先以C　韬发，所以当时人有时称C　以指冠。例如，扬雄《解嘲》："戴縰垂缨而谈者皆拟于阿衡"，"戴縰"即戴冠，阿衡是商汤的宰相伊尹，这句是说士大夫们都把自己比成古代的贤臣①。

戴冠是上层男子的特权，下层男子不能戴冠，只能戴巾或帻。《释名·释首饰》："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独断》："帻，古者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巾就是包头布，秦始皇因自谓为水德，所以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上有所行，下必效之，一般秦人也尚黑色。他们常以三尺黑布巾包头，所以百姓又称黔首。到了汉末，此风大变，不仅百姓以幅巾包头，就是一些名儒雅士、王公大臣，甚至称雄一方的军阀都以裹巾为尚。汉末名士多服丝绦或葛制成的头巾，手持羽扇，习以成风。东汉名士郭泰，字林宗，他学富五车，博通经典，曾为太学领袖，名震京师，其一言一行都被天下儒士奉为规范。尝途中遇雨，郭泰将所戴头巾折一角，后时人皆仿效其法，将头巾折一角戴上，世称"林宗巾"。再如宿儒郑玄、名士孔融、军阀袁绍等也以巾裹头，自命风雅。《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傅子》说："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钩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不过，头著白巾，在汉代则是官吏被罢免为民或地位卑贱者的一种标志。《汉书·朱博传》载：被斥罢的官吏，皆著白巾走出府门。而当时在官府里趋走的贱人，如诸司亭长之属的官役，也头裹白巾②。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　页。②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78～81　页。③　原田淑人著、常任侠等译：《中国服装史研究》，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38～63　页。

①　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4　页。

②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　页。

帻原本只是包发的头巾，后来演变为便帽的样子。沈从文先生在精心研究秦汉以前大量文物的基础上，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提出：在白玉雕和玉雕人像头上，一再出现近似汉代平巾帻式的平顶帽或帽箍，说明这种帽式源远流长，最晚在商代即已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在某些地区某些人头上还经常应用，并非像汉代史籍所说的，因王莽头秃无发才开始应用。但将帻纳于冠下，使之成为冠的衬垫物的作法，似滥觞于西汉。《后汉书·舆服志》说："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帕以表贵贱。其后，稍稍作颜题。汉兴，续其颜却摞之，施巾连题却覆之，今丧帻是其制也。名之曰帻，帻者，赜也，头首严赜也。主孝文乃高颜题续之为耳，崇其中为屋，合后施收，上下群臣贵贱皆服之。文者长耳，武者短耳，称其冠也。"这里说的"作颜题"、"高颜题"，是指在帻的下部按额环脑处增加一圈介壁，这是帻脱离其"韬发之巾"的原始状态之关键步骤。至于提出文、武官要使帻耳与冠相称，似乎意味着这时已有加帻之冠，但在考古材料中从未见过，所以这种作法在西汉时纵使出现，也绝不普遍。

帻分介帻和平上帻两大类。《独断》卷下说："王莽无发乃施巾。故语曰："王莽秃，帻始屋。""屋状帻即介帻。东汉时文职人员所戴进贤冠之下衬以介帻，二者组合成为整体。由于帻是直接戴在头上的，冠附帻以为固，所以这时就将頍省去了。它的底部是一圈"颜题"，颜题在脑后突起两尖"耳"，头上是屋顶状的介帻。跨于介帻之上者，即称为"展筩"的冠体。展筩的前部装"梁"，梁是用来表示身份的。有时在进贤冠的一侧还簪有"自笔"（图4）。不过这并不是说至东汉时帻已经和冠不能分离了，在这时的画像石中，许多供奔走使役之人仍单戴介帻（图7）。

文职人员于进贤冠下衬介帻，武职则于武冠下衬平上帻，即《晋书·舆服志》所说："介帻服文吏"，"平上服武官也"。身份低的不戴武冠的士卒，则只戴平上帻。如山东汶上孙家村画像石中的持戟者（图8）、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的铜骑俑，都戴着项部低平的平上帻。不过自东汉中期以降，有些平上帻的后部加高（图9）。《续汉书·五行志》说："延熹中，梁冀诛后（梁诛于158年），京师帻颜短耳长。"颜短即前低，耳长即后高，这种式样的帻又名平巾帻。河北望都光和五年（182年）墓所出石俑之帻可以为例（图10）。①此外，当时还有一种头衣称"帩头"。帩头又称绡头、络头、帞头②、帕头、陌头，为男子束发的头巾。帩头与今陕北农民用羊肚手巾包头的方法十分相似，即由后向前在额上打结。《释名·释首饰》："绡，钞也，钞发使上从也。或谓之陌头，言其从后横陌而前也。"汉乐府《陌上桑》中有"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戴帩头本是汉代一般农民或普通人之服，而一些桀骜不驯的儒生或隐士，常著帩头表示不愿入仕。如《后汉书·独行列传》："（向栩）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好被发著绛绡头。"同书《逸民列传》："（周党）复被征，不得已，乃著短布单衣，穀皮绡头，待见尚书。"后来某些官吏也竞相仿效。如《三国志·吴志·孙策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尝著绛帕头。"

秦汉时期不仅用来束发的巾或帻的形式多种多样，而且对发式也相当讲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232　页。②　扬雄：《方言》第四："络头，帞头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郊曰络头，南楚江湘之间曰帞头。"究。秦人的发式从秦代兵马俑中可以窥见一斑，秦陶俑的发式变化颇多，大致可分作三种：第一种是将前长发从中间分开各拉向耳边与两鬓长发相交编成两条辫子，将后脑长发分作三股编成一条辫子；第二种是先将头顶长发束以小髻，次将额前和两鬓头发梳向脑后，由脑后将发分作六股，编成一条板形发辫，上折贴于脑后；第三种是无髻俑，将头上长发由前梳向脑后，再由脑后分作六股，编成一板形发辫，上折贴于脑后，发辫中间卡一发结，发辫上端打一"×"形的绳结①。这是属于武士的发型。至于妇女的发髻，见于文献记载的秦代妇女有神仙髻、凌云髻、垂云髻、迎春髻、望仙九鬟髻、参鸾髻、黄罗髻。汉代妇女有堕马髻、瑶台髻、三角髻、三鬟髻、分髾髻等。如果说秦武士俑分作三股、六股是与秦"度以六为名"、"数以六为纪"②的制度有关，那么，妇女发髻中神仙髻、望仙九鬟髻、凌云髻则是秦汉时期崇信神仙术的反映。当时未必有这些发髻，可能出于神仙家的幻想。但垂云髻、望仙双鬟髻却常见于战国至汉代的女俑中。三角髻见于《汉武帝内传》、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壁画和山东汉石刻画像中（图11）。密县打虎亭壁画上还有三鬟髻的妇女的画像（图12）。分髾髻是发髻后垂的发式，见于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傅毅的《舞赋》等汉赋中。在汉代出土的女俑发饰中也常见。在这些发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堕马髻。堕马髻是一种偏垂在一边的发髻，初兴于东汉桓帝时代，为飞扬跋扈的外戚梁冀之妻孙寿"妖态"的表现形式之一。据《后汉书·梁冀传》载：梁冀之妻孙寿长得十分漂亮，经常打扮得妖娆异常。她的头发梳成堕马髻，洁白的皮肤与黑发相映，更显得她妩媚丽艳，别有神韵，深得京师贵妇们的喜爱，竞相仿效，成为风靡全国的发饰，甚至流传后世，盛行不衰。南朝萧子显《日出东南行》中就有"逶迆梁家髻"之句，说明堕马髻成为美丽的发髻式的代名词。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中罗敷的"倭堕髻"发式也是堕马髻的别名③。自然，发髻作堕马髻或在发饰上下功夫者，只是贵族妇女赶时髦者所为，而一般妇女发饰"大都作露髻式，即髻上不梳裹加饰，也不用其他包帞或戴冠饰之类的东西，其中以顶发向左右平分式最为普遍"①。这种束发作髻而不加修饰的发髻，在陕西省临潼曾出土属于秦或西汉初年的女俑的髻式，就属于此类②。

当时各少数民族的冠帽形制和发式一般各有特色，如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上的乌桓人的头部无冠帽，清楚地表现出是剃了发的。免冠表示他们身受汉官屈辱，并不说明他们没有冠帽。关于他们的冠帽之制，晋郭义恭《广志》载："乌丸与匈奴同俗，丈夫、妇人为木帻，朱染之，如杆盆以沓头。"古代北方民族常用桦树皮所作之帻。《后汉书·乌桓传》说乌桓人"以髡头为轻便"，这里只说髡头，至于具体样式并不清楚。现在据壁画，知道乌桓人髡头是剃去除头顶以外的全部头发。有人头顶上似留一小髻，有人则竖起六、七寸长的发辫一根③。

当时不仅冠帽形制蕴含着等级差别，而且发式也反映了等级差别。如秦

①　《秦始皇陵东侧第一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资料汇编》第1　集。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有关堕马髻的详情，可参见周汛等《中国古代服饰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9～72　页。

①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　页。②　韩养民：《秦汉文化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97～99　页。③　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年第1　期。始皇凌的陶俑是以头发是否"直上"作为区分奴隶与自由民的标志。跽坐俑的圆椎髻偏后，头发未"直上"，其身份应是未被解放的秦代奴隶。而发髻偏左或偏右的武士俑皆属于头发"直上"的类型，按秦代尚右卑左的历史特点，可以推知发髻偏左的武士俑的身份要低于发髻偏右的武士俑的身份。前者应为庶子，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地位高于被视为奴隶的跽坐俑；后者应为秦代二十级爵中最下等的公士级爵，而其中戴帻者的身份又要高于不戴帻者的身份④。

（二）上衣秦汉时期上衣的种类十分繁多，不仅存在颜色、图案和质地上的不同以及长衣和短衣、内衣和外衣、单衣和夹衣的不同，而且也随地位和职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当时最为端庄华贵的上衣是帝王和大臣所穿的冕服。冕服的形制如冕冠一样，尊卑有别，颜色和图案（章纹）大不相同。皇帝的冕服是"衣裳玄上纁下"，即黑色材料制成的上衣，赤黄色材料制成的下衣。皇帝冕服所用的图案为十二章纹（一章即一种图案）。上衣六章用绘，下衣六章用绣。十二章纹依次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山，象征稳重；龙，象征应变；华虫（即一种雉鸟），象征文丽；宗彝（祭祀礼器），象征忠孝；藻（水草），象征洁净；火，含义光明；粉米（白米），取其滋养；黼（斧形），象征果断；黻（常作亞形），象征明辨。皇帝在最隆重的场合必须穿十二章纹。诸侯、三公冠九旒者，衣裳则用山、龙以下九章纹。九卿以下冠七旒者，则用华虫以下七章纹，以此类推。

皇后及王后等的礼服都是深衣制，即上下衣相连的一种服式。往往是深青带红色的衣裳，头带步摇。如逢祭祀，皇后等穿的祭服上衣称"袆衣"，上画五彩野鸡图案①。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等级别官僚的夫人，"入庙佐祭者皂绢上下，助蚕者缥绢上下，皆深衣制。"②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上有一贵妇（图13），身穿属于深衣制的袍服，袖极宽大，服色为黑褐色，又近于绀色，上有织绣云纹，未见有野鸡一类的纹样。服色上下相似。因缥色是淡青色，此像中色泽不似缥色。因此该妇人的服饰，似属于助祭之服，只是不见有带缓等附件的装饰。也有可能此服不是《舆服志》中的入庙、助蚕等鞠衣类。因为西汉早期对于冕服及后、妃服等制度未定。谒庙、蚕服等也是后汉时才开始制定。所以此服可能为西汉时一般的朝祭服，而且服式又与一般出土的汉俑相似①。

秦汉时期上衣中的长衣包括袍服、禅衣和襜褕等，短衣包括襦、袭、衫和■等。其中袍服、襦、袭和■是有里的夹衣，而禅衣、襜褕和衫是无里的单衣。在秦都咸阳的遗址发掘中曾发现已经炭化的丝绸衣服一包，其中既有④　王玉龙等：《秦始皇帝陵发现的俑发冠初论》，《文博》1990年第5　期。

①　《释名·释衣服》："王后之上服日袆衣，画翚雉之于于衣也。"

②　《后汉书·舆服志》。

①　韩养民：《秦汉文化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101　页；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　页。

单衣，也有夹衣和绵衣，只是其具体形制已难搞清②。

1。深衣长衣中的袍服、禅衣和襜褕都是在深衣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并逐渐成为当时最流行的长衣。所以在介绍袍服、禅衣和襜褕之前，有必要了解深衣的有关形制。关于深衣的形制，博采众长、考证精审的当首推清代学者江永的《深衣考误》和任大椿的《深衣释例》。一般说来，前者发其大凡，后者则作进一步推演。据二者的研究，深衣的形制大致是：上衣用布二幅，共二尺二寸；两袖（即袂）各用布二幅，共用布四幅。袖口（即袪）一尺二寸，袖肩用布二尺二寸。因此两袖的前端下面，因斜裁的关系而成为半圆形。襟分内部和外部，两襟相交，便成方领。腰围全长七尺二寸，下摆（缝齐）周长为一丈四尺四寸。自腰至下摆为裳的部分，前后各用布六幅，共为十二幅。每幅宽为半幅布，在腰部和上衣连处用布四幅，两旁左右又各缀布两幅，谓之"袵"。袵上宽四寸，下宽一尺八寸。裳在腰带以下的约四尺五寸，下距地约四寸。衣裳各有缘边，称之为"纯"，衣裳的缘边均宽一寸半，领的缘边则为二寸。可见深衣是一种既臃肿又费料的长衣①。据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实物（图14）进行的模拟剪裁，发现制作一件曲裾的深衣要用帛32　米（以幅宽0.5　米计），比直裾长衣多用料40％②。所以深衣逐渐被袍服、禅衣和襜褕所取代。

2。袍服袍服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那个时期的袍服只是一种纳有絮棉的内衣，《释名·释衣服》："袍，苞也。苞，内衣也。"所以穿着时必须加罩外衣。及至汉代，不论男女均可穿着，特别是妇女，除了用作内衣外，平时也可穿在外面，时间一长，袍服就演变为一种外衣。既然用作外衣，形制就不那么简便了，一般多在衣领、衣袖、衣襟及衣裾等部位缀上衣边。《释名·释衣服》："妇人以绛作衣裳，上下连，四起施缘，亦曰袍。"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自此以后，袍服的制作日益考究，装饰也日臻精美。一些别出心裁的妇女，往往在袍上施以重彩，绣上各种各样的花纹。甚至在隆重的婚嫁时刻，也穿这种服装。《后汉书·舆服志》："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重缘袍。"一般妇女婚嫁时也穿此服，只是在袍的颜色及装饰上有所不同，以示区别。

袍服由内衣变成外衣，正值曲裾深衣淘汰时期。由于袍服中纳有棉絮，不便采用曲裾，所以较多地采用直裾。袍服取代深衣之后，用途变得更为广泛，不仅妇女可穿，男子也可穿着，并且将其用作朝服。上自帝王，下至百官，均可穿此。《后汉书·舆服志》：皇帝"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今下至贱更小吏，皆通制袍，单衣，皂缘领袖中衣为朝服云。"

这时的袍服在领、袖等部位，一般都缀有花边。花边的色彩及纹样较衣服为素，常见的有菱纹、方格纹等。袍服的领子则以袒领为主，一般多裁成鸡心式，穿时露出里衣。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及四川望都汉墓壁画所绘男子即穿这种服装。另外还有大襟斜领：衣襟开得很低，领、袖也用花边装饰。②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　页。

①　劳干：《汉代常服述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4　期，1953年6月。②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第68　页。

袍服的下摆则打成一排冚裥，有些还裁制成月牙弯曲之状，这种形式的服装在壁画、石刻及画像砖上都有反映（图15）①。

秦汉时期作为军服的袍服尤为引人注目，秦始皇兵马俑坑、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和咸阳杨家湾汉墓等出土的兵俑都穿中、外二重衣服或内、中、外三重衣服，这从兵俑的领口、衣袖或下摆处可以看出。陈春辉、蔡革等先生认为中重衣为袍服，因为从衣下摆测量的数据看，中重衣比外衣厚得多；刘占成先生则认为外衣为袍服，因为袍服内有粗丝粗麻类物质，能起到防御箭镞穿射的作用。作为军服的袍服在秦代的特点是：衣内夹絮，下摆齐膝，腰间束带，交袵紧袖。西汉变化不大，只是将向右交袵绕至背后直下改为在胸前交袵不到腹部即斜下，并将中重衣的圆领改为同外衣一样的右袵交领。东汉变化较大，表现在衣袖变得较宽博，上衣下裳已经分开，显然这更方便于骑马和作战。总括而言，作为军服的袍服源于春秋，行于战国，定于秦代，相沿于汉，东汉以后逐渐走向颓废，至晋代已彻底被淘汰。在敦煌二八五窟壁画看到的南北朝时期的军服已为单衣，步卒挽袖，与秦汉时期作为军服的袍服完全不同①。

3。。。衣襌衣是单层的长衣。《说文》载："襌衣不重。"《大戴礼记》载："襌，单也。"襌衣又称为单衣，《后汉书·马援传》载："公孙述更为援制都布单衣。"襌衣往往作为上层人士平日所穿的常服，假设进宫时要穿须经过特许，如《汉书·江充传》载：江充被召入宫，"自请愿以所常被服冠见上。上许之。充衣纱縠。。衣，曲裾后垂交输，冠。。C　步摇冠飞翮之缨。"也有人认为。。衣常作为一般官吏所穿的公服，并认为文人穿的。。衣长，武人穿的。。衣短。。。衣的衣襟掩腋下，系以带条，腰中束革带②。汉武祠石刻画像中"荆轲刺秦王"一图（图16）上的荆轲身穿短。。衣，秦王所穿者也应为。。衣，因为据《燕太子》卷下，荆轲刺秦王时，秦王要求听琴声后再死，于是召姬人鼓琴，琴声说："罗縠单衣，可掣而绝"③。长沙马堆汉墓曾出土一件轻薄透明的素纱。。衣（图17），长128　厘米，袖长190　厘米，仅重49　克，还不到一两，如除去衣领和袖上较厚重的缘边仅重半两多。据计算，每平方米衣料才不过12-13　克重，真是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因为这件。。衣的衣料是纱，又没有颜色，所以称作素纱。。衣。

。。衣与深衣比较接近，但又有区别。《急就篇》："。。衣蔽■布母僔。"颜师古注："。。衣似深衣而褒大，亦以其无里，故呼为。。衣。"任大椿《深衣释例》认为，"布单衣上下通直，不别衣裳，故得通裁之名。后世单衣与通裁同制，若深衣则犹别衣裳，特缝之不使殊耳。此布单衣与深衣又大同而小异耳。"可见，古人服装原本是上衣而下裳，后为方便起见，衣与裳相缝接而成为深衣；再后来则衣与裳上下相通，不再裁断，成立完整的长衣，这就是。。衣。所以，。。衣与深衣与其说是服装标准的不同，还不如说是在服装

①　周汛等：《中国古代服饰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52　页。

①　参见刘占成《秦俑战袍考》，《文博》1990年第5　期；王学理《秦俑军服考》，　《考古与文物》从刊第3　号；陈春辉：《秦俑服饰二札》，《文博》1990年第5　期；蔡革：《浅论西汉前期军队的服饰特征》，《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　期。

②　张末元：《汉代服饰参考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版，第92　页。③　《北堂书钞》衣冠部和《太平御览》兵部所引《燕太子》皆作"可裂而绝"，可见秦王所穿。。衣较薄。的设计中为了便于裁制和穿用的一种自然的演进①。

4。襜褕襜褕又称"■褣"。扬雄《方言》："襜褕，江淮南楚谓之■褣，自关而西谓之襜褕。"许慎《说文解字·衣部》："直裾谓之襜褕。"它与深衣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衣裳相连，"被体深邃"；不同之处在于深衣多用曲裾，而襜褕则用直裾。襜褕是在人们内衣得到完善的基础上产生的。从湖北汉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女俑身上可以看到由前折后，垂直而下的直裾之衣。另外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还发现三件直裾衣的实物，衣襟前片接长一段。右掩之后，尚有余出一截，呈垂直之状，穿时折向身背，形成直裾。这种服式在西汉时已经出现，但并不作为正式礼服。《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宫，不敬。"司马贞索隐："谓非正朝衣，若妇人服也。"可见在西汉时期，襜褕多为妇女所穿，男子偶尔穿此则会遭到人们的非议。说明这种服式在当时还没有普及。到西汉晚期情况有所变化，这时不拘男女都可穿着襜褕。《汉书·隽不疑传》："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衣黄襜褕，着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至东汉时这种变化更大，据《东观汉记》记载："耿纯率领宗族宾客二千人，皆缣襜褕絺巾迎上。"二千名宗族宾客在奉迎皇上时全部穿着襜褕，反映了襜褕在当时的流行程度。张衡《四愁诗》中有"美人赠我貂襜褕"的诗句，说明襜褕中也有高档的时装。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画像石中的人物即穿着宽大的襜褕（图17）。

制作襜褕的材料似不受限制，既可用缣帛，又可用锦罽，还有以兽皮制成的。除了祭祀之外，常朝礼见及平时家居都可以穿之①。襜褕与。。衣类似，只是一般说来比。。衣要宽大和厚实，常用来御寒。

5。襦与袭襦与袭都是短外衣。襦是一种及于膝上的绵夹衣。《说文》："短衣也。"但这里所说的短是与长袍之长相对而言的，与稍稍过腰的短衫则不能等量齐观。《急就篇》颜师古注："襦自膝以下。"则襦之下摆刚及于膝盖。正因如此，襦只能作短外衣用。另外，颜师古还说："襦衣外曰表，内曰里，著。"则襦当是绵夹衣，所以古诗《孤儿行》曰："冬无複襦，夏无单衣。"②《释名》："反闭，襦之小者也。却向著之，领反于背后，闭其襟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释名》所言"如襦而无絮"的单襦，"其袂半襦而施袖"的半袖，形虽似襦，而实际是衫，断非外夹衣之属，不可混为一谈。

汉高祖刘邦是楚人，好楚服，而楚服多短制。叔孙通穿儒服，褒衣大袍，刘邦看了十分反感。叔孙通见势不妙，顺风转舵，改服短衣楚制，于是刘邦转怒为喜。因此汉代宫廷中崇尚短衣，襦自然也成为贵族子弟中最受欢迎的便服。据《汉书·叙传》记载："班伯为奉车都尉，与王、许子弟为群，在于绮襦纨袴之间，非其好也。"这些显贵以白色细绫作襦，所以称绮襦。而襦短仅至膝，因而下面必须穿裤子，即所谓"袴"。在河南洛阳汉墓出土的空心砖上曾发现身穿襦与短袴的武士图象（图18）。

袭是没有著棉絮的短夹衣，又称作褶。《释名》："褶，袭也，复上之

①　劳干：《汉代常服述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4　期，1953年6月。

①　周汛等：《中国古代服饰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4～55　页。②　《古诗源》卷三。

言也。"《礼记·玉藻》："帛为褶。"注曰："谓有表里而无著。"这是褶和襦的主要区别。又《急就篇》颜师古注："褶谓重衣之最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据此，袭不仅是短外衣，而且其形制当出自左衽之袍的胡服。

6。衫与■衫与■都是短内衣。衫是无袖的单内衣。《释名》："衫末无袖端也。"《方言》："汗襦，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禅襦。"郭璞注："今或呼衫为单襦。"因为汗襦为单衣，所以又称作单襦。又因为衫与其相近，所以在晋代将衫也称作单襦。

■是无袖的夹内衣。《潜夫论》："裙■衣被，费缯百缣。"《广韵》："■，短夹衫。"《居延汉简》中有"複■"一词。《释名》："有里曰複。"据《广韵》所载，还可知■源出于衫，因为外形相同，所以又称作"短夹衫"①。

（三）下衣秦汉时期的下衣如笼统说来称作"裳"，即所谓"上衣下裳"；但如具体说来，则有裈、袴、裙、蔽膝等的差别。

裈有两种：一种形制短小，称作犊鼻裈。孙机先生认为犊鼻裈只是一块布，用来缠于腰股之间；周汛等先生则认为犊鼻裈与今天的三角裤有点相同，只用于农夫仆役。在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中有一位全身基本袒露的男子身穿犊鼻裈（图19），在通沟发现的高勾丽古墓壁画中也有类似图象。《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集解引韦昭《汉书注》："犊鼻裈以三尺布作，形如犊鼻。"司马相如身为文人，按理说不该穿着犊鼻裤，只是因为他爱上了富贵家之女卓文君，而卓文君之父卓王孙又竭力反对这门亲事，并断绝了对卓文君的供给。于是司马相如便和卓文君一道，买一酒舍酤酒，让卓文君当垆，自己涤酒。为了使其丈人出丑，司马相如干脆脱去外衣，在大庭广众面前只穿一条犊鼻裤，最后弄得老丈人非常尬尴，不得不承认这门亲事①。

裈的另一种是合裆裈。《释名·释衣服》："裈，贯也，贯两脚上系腰中也。"《急就篇》颜师古注："袴合裆谓之裈，最亲身者也。"即指这种裈。黄文弼先生在新疆罗布淖尔发现的汉代合裆裈长68　厘米，腰围59　厘米，裆高40　厘米，"有两脚，。。上通于腰，与裆相连，左右缝之，。。前后不相通也。"山东沂南画像石中有这种合裆裈的画面（图20）。

袴也有两种：一种是合裆袴。《汉书·上官皇后传》："（霍）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绔，多其带，后宫真有进者。"颜师古注："服虔曰："穷绔，有前后裆，不得交通也。"绔，古袴字也。穷绔即绲裆袴也。"一般而言，合裆袴和襦相配合，在西汉的空心砖上曾出现穿短襦与短合裆袴的武士（图18）。但在更多场合中，武士皆穿长袴。长袴又名大袴。《汉书·广川惠王越传》说："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袴，长剑。"在汉画像石上见到的大袴则常与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179　页。

①　周汛等：《中国古代服饰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　页。长襦相配合（图21）。

袴的另一种是不合裆袴。《说文·系部》："袴，胫衣也。"《广雅·释亲》王念孙疏证："凡对文则膝以上为股，膝以下为胫。"由此可见袴仅着于腿部，甚至只着于膝以下的小腿部分。清代宋绵初《释服》卷二说：绔"即今俗名套袴是也。"《释名·释衣服》说："袴，跨也，两股各跨制也。"正是此意。这种袴的两■（或名■、绾，即裤管）并不缝合，所以在汉简中，袴的单位名"两"，和履、妺（袜）相同，而与袍以领计、裙以腰计者不同。在汉画像石中所见男子之袴，多掩于上衣之下，莫能明其结构。但四川宜宾翠屏村七号东汉墓石棺上雕刻的百戏中有作倒立者，此人虽穿袴，然而由于倒立以致上衣翻垂，于是下体外露，可以反映出这种袴的不合裆特点。所以《礼记·曲礼》说："暑毋蹇裳。"又说："不涉不撅。"都是因为袴不合裆而避免揭开长衣。《墨子·公孟篇》说："是犹裸者谓撅者不恭也。"简直将揭衣与裸体等量齐观①。因此，在汉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可不穿袴。《后汉书·吴良传》注引《东观记》："良时跪曰："。。盗贼未尽，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无绔。"（王）望曰："议曹惰窳，自无袴，宁足为不家给人足邪？""《北堂书钞》卷一二九引《东观记》："（黄）香躬亲勤劳，尽心供养，冬无袴、被，而亲极滋味。"又《后汉书·廉范传》说，廉范治成都，改革积弊，"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袴。""成都人以袴相夸，可见当时的袴还不是绝对必备之物①。制作裈或袴的原料很多，以织造较为细致的生绢为原料的纨袴一般为上层人士及其子弟所穿，后来纨袴专指上层人家不务正业的子弟。以毛皮为原料的皮袴或韦袴一般象征着艰苦朴素。如《后汉书·马援传》："（援）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乃尽散以班昆弟故旧，身衣羊裘皮绔。"《后汉书·祭遵传》："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身衣韦袴布被。"为了御寒，裈或袴还可以制成夹的或棉的，如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的汉墓中发现一具男尸身穿棉布袴，这是我国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棉织品②。武将所穿的袴常绣有纹饰，称为虎文袴。如《汉官仪》："虎贲中郎将衣纱縠。。衣，虎文绵袴。"在河南洛阳汉墓壁画的上林苑斗兽图和洛阳汉墓出土的空心砖画面上都出现有武将身穿虎文袴，形制与纹饰基本相同。

裙是秦汉妇女常穿的下衣。汉乐府《陌上桑》中罗敷的服装是"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辛延年《羽林郎》诗也说："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③《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下衣则穿的是"绣裌裙"，即绣有花纹图案的里面两层的裙。这种裙不仅工艺精美，而且作料和款式也十分讲究。据诗中描写，刘兰芝穿上这种裙子，腰际纨素的光彩像水波流动一般潋滟生辉。她在房中走着纤纤细步，使人看来美不胜收，精妙绝伦。繁钦在《定情诗》中也说，当时妇女最喜欢的馈赠是情人送给的"纨素三条裙"，即装饰着三条花边的裙子。至于宫中妃嫔美人所穿的裙子则更为精致。曹植在《洛神赋》中描写：洛神膝下拖着轻薄的绢裙。这种绢裙用生丝帛织成，曳在身后轻薄

①　尚秉和：《裤子考》，《国闻周报》第十卷第33　期，1933年。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238　页。②　新疆博物馆：《新疆历史文物》，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17　页。

③　《古诗源》卷三。

如雾，给人以飘然欲仙、如行雾中之感①。

劳动妇女如穿长裙，在劳动时需要将长裙撩起，约在胯间使其短些，以便于操作，称作"缚裙"，这如同穿长袴的男子在劳动时，需要将袴脚提起并约在膝上以便于操作一样，只是后者称为"缚袴"②。

蔽膝是一种从大腿至膝部的下衣。《方言》："蔽膝，江淮之间谓之袆，自关东西谓之蔽膝。"《说文》："袆，蔽膝也。"《释名》："D　，蔽也，所以蔽膝前也，妇人蔽膝亦如之。齐人谓之巨巾，田家妇女出自田野以复其头，故因以为名也。又曰跪襜，跪时襜襜然张也。"《礼记·玉藻》孔疏："他服称D　，祭服称韨（同绂）。"这样看来，蔽膝、袆、D　、■是同物而异名（有人认为D　是蔽膝的合音字）。可以想见当时蔽膝的形制与现在的围裙相似，所不同的是：蔽膝稍窄，而且一定要长到"蔽膝"；并不像围裙那样直接系到腰上，而是栓在大带上。是一种装饰。如将蔽膝放在帝王的冕服上，以表示不忘古制的意思。又如《汉书·王莽传》："（莽）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③但从当时的陶俑和画像看，身系蔽膝的妇女大多在进行某种操作，说明蔽膝的重要功能是保护衣服，以免劳动时擦破或弄脏。

（四）鞋　袜秦汉时期鞋的种类很多，主要有履、屦、舄、屐、舄、靴、麤、靴、鞜等。

履是单底鞋。《急就篇》颜师古注："单底谓之履。"以丝制作者居多，《方言》："丝做者谓之履。"可以制作得很精致，或饰以银珠，或绣以花纹。马王堆一号墓所出遣册之第261　号简所记"青丝履一两，扁楮（绪）掾（缘）"。可与实物相对照。此墓出土的青丝履呈菜绿色，履面用丝缕编织而成。方口，口沿前部缘宽边，扁绪或指这一部分而言。履底则用麻线编结而成（图22）。这双丝履的头部翘起两尖角，其名为絇。《仪礼·士冠礼》郑注："絇之言拘也，以为行戒，状如刀衣鼻。"正式场合一般要求穿履，《释名·释衣服》："履，礼也，饰足以为礼也。"秦代限制一般平民穿丝履，《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法律答问》中有"毋敢履锦履"的禁令。汉代逐渐放松，《汉书·贾谊传》："今人卖僮仆者，为之绣衣丝履。"《孔雀东南飞》中也有"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的诗句。可见当时穿丝履者已较多。

屦有时与履相同，有时又相异。屦常用多股的粗线编成。《荀子·富国篇》说："布衣紃屦之士。"杨注："紃，绦也。谓编麻为之，粗绳之屦也。"在新疆古楼兰遗址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一双用红、绿、淡黄等色毛线编的屦，圆口，无絇，口前沿的屦面上编出一条醒目的花边，其位置正与马王堆一号墓中发现的青丝履上的扁绪缘相当，这是一双不同于履的屦。

舄是有木底的屦，用于久立的礼仪场合或走泥湿地。《周礼·屦人》郑注："复下曰舄，。。下曰屦。"《方言》卷四："中有木者谓之复舄。"《释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3　页。②　张末元：《汉代服饰参考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版，第167　页。③　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1　页。名·释衣服》："复下曰舄。舄，腊也。行礼久立，地或泥湿，故复其下使乾腊也。"乐浪彩箧冢出土的东汉革舄（图23），外涂黑漆，底很厚，内装木楦，楦当中有凹槽，当时应在里面填以松软之物。武氏祠画像中一持节之使臣穿的就是舄，其隆重的服饰显示出他正在从事庄严的使命。但舄的底子太厚，行走时会不太便利，沂南画像石墓中室西壁刻出的舞剑者，竟将舄脱置一旁，可能即基于这种原因。

屐是用木制作的，下有两木齿，形制与今天日本木屐相似。但也有以帛为面的，称作帛屐。其所以下置两齿，以其"可以步泥而浣之"。屐较舄更轻便易用，多用于走长路。如《汉书·爰盎传》载，爰盎曾"屐步行七十里"。其鞋头之形据《搜神记》载，男者方头，妇女圆头。但实际上往往通用，并无严格规定。屐之贵者作彩画漆饰，鞋面以五色丝为之。《续汉书·五行志》："延熹中，京师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初嫁，作漆画屐，五色采作丝。"

麤又作蔍，式样很像现代的草鞋。《说文·艸部》："蔍，草履也。"

《释名·释衣服》：屦"荆州人曰麤，麻、韦、草皆同名也"。《急就篇》颜注："麤者，麻枲杂履之名也。"可见它多用麻■结成，方法是底版用两根并排的主绳编成脚版形状，再在底版边缘结上鞋耳，并留出系带，供穿时紧固于足上。这种鞋的别名叫不惜。《孟子·尽心篇》："舜视天下犹弃敝蹝也。"赵注："蹝，革履也。敝，喻不惜。"崔寔《四民月令》："十月作白履，不惜"。因为它制作得粗糙，所以又名搏腊。《释名·释衣服》："齐人谓草屦曰。。搏腊。搏腊。。粗貌也。"搏腊音转为薄借。《周礼·弁师》郑注中将草鞋绊称为"薄借綦。"音再转则为不借。《释衣服》把它解释成："或曰不借，言贱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但"不借"这个名称已见于《急就篇》。《齐民要术·种麻篇》引谚："五月及泽，父子不相借。"则不借本是恒语，所以不惜、不借二名可以两存。其实物曾在甘肃金塔金关遗址出土。

靴最适宜于骑马，《释名·释衣服》说："靴，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本胡服，越武灵王服之。"靴最先在欧亚大草原地区的游牧族中出现，它是同胡服一道传入中原的。靴有长筒与短筒的区别，长筒靴多为军官所穿，装饰华丽，绘锯齿纹、草叶纹、卷云纹等；短筒靴多为骑兵所穿，浅帮圆口，后绕较浅，并向后伸出如舌形。在汉代遗物中，长筒靴仅见于咸阳杨家湾所出军官俑脚上（图24）。

鞜为革制的扁头方口鞋，《急就篇》颜注："鞜，生革之履也。"其实物曾在长沙楚墓出土。山西阳高汉墓所出者，式样稍有变化。河北望都1　号汉墓壁画中伍佰所着者，看起来更加轻便紧凑，则应为鞮（图25）。《急就篇》颜注："鞮，薄革小履也。"以柔皮做成的"头深而兑"的平底鞋则被称作靸①。

袜在秦汉时期又称足衣，或以革、或以丝、或以布帛制作。《说文解字》"韈"字下云：足衣也，从韦。可见当时以皮革作袜者更为普遍。袜高一般有一尺多，上端有带，也称"妺"，穿时要用带将袜束紧，谓之"结袜"。《汉书·张释之传》载：西汉时有一处士王生，善讲黄老之道，曾被召至朝廷。一日，士大夫云集朝廷，王生说："我的袜带开了。"于是看着廷尉张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256　页；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193　页。

释之说："你给我结袜！"张释之立即跪下给王生老人将袜带结上。后来，有人责怪王生说："你为何要在大厅广众之中单单侮辱张廷尉呢？"王生说："我老且贱，自己揣想终究不能给张廷尉什么好处。张廷尉是当今名臣，我故意让他给我当众结袜，想以此加重他礼贤下士的名望。"由此可见，当时给人结袜多为仆役卑贱者所为。

当时人所穿袜多为白色。但《后汉书·礼仪志》载，人们在祭祀时，所穿袜则为红色。即穿绛色袴、绛色袜，以示对神灵、祖宗的尊敬。皇室、贵族所穿的袜多用绢纱制成，且绣有花纹。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绢袜（图26），新疆民丰汉墓曾出土绵袜。

秦汉人因有席地而坐的习惯，所以入室内形成脱履的习俗。　《汉书·隽不疑传》中有"胜之。。履起迎"之句，是说暴胜之在室内，见到客人隽不疑走来，连鞋也来不及穿，立即起身趿拉着鞋迎接客人。当时人进屋脱鞋后，多穿袜行于席上，而要出屋则须穿上鞋。暴胜之因为猝不及防客人已经到来，急于出户迎客，才有此狼狈状。秦汉时人不仅平日入室脱履习以为常，而且上殿朝会也要去掉身上带的剑和足上穿的履。官吏能被皇帝赐给"剑履上殿"的寥寥无几，在汉代仅有萧何、曹操等人能享此殊荣①。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46　页。三、饮食中国的饮食习俗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是中华民族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存在、发展和传播为整个世界文明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中国的饮食习俗也常被许多中国人引以为自豪。如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指出："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至于中国人民饮食之习尚，则比之今日欧美最高明之医学卫生家，所发明最新之学理，亦不过如是而矣。"

中国的饮食早在秦汉以前就相当发达，从宋玉《招魂》所描述的当时贵族宴会的一个食谱中可见一斑：家里的餐厅舒适堂皇，饭菜多种多样：大米、小米、二麦、黄粱，随你选用。

酸、甜、苦、辣、浓香、鲜淡，尽会如意伺奉。

牛腿筋闪着黄油，软滑又芳香。

吴厨师的拿手酸辣羹，真叫人口水直流。

红烧甲鱼，挂炉羊羔，蘸上清甜的蔗糖。

炸烹天鹅，红焖野鸡，铁扒肥雁和大鹤，配着鲜腻的酸浆。

卤汁油鸡，蜜馅作饼，又粘又酥香。

玉色的果子浆，真够你陶醉。

冰镇糯米酒，透着澄黄，味醇又清凉①。

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化和多元化，不仅宫廷饮食和贵族饮食继续改善，而且平民饮食也日益丰富。《盐铁论·散不足》在对比秦汉饮食与先秦饮食的不同时，曾对秦汉饮食的变化情况作过比较详尽的描述。由于原文太长，此处恕不转引。以下拟分概貌、主食、副食、饮料、器具等五方面对秦汉时期的饮食习俗做些介绍与探讨。

（一）概　貌中国古代的饮食具有一套比较严密的等级区别和礼仪规定，人们往往通过饮食活动来辨别君臣、尊卑和长幼等。如何《礼记·礼器》说："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我们再比较一下平民的饮食之礼，《礼记·乡饮酒义》说："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乡饮酒是乡人以时会聚饮酒之礼，在这种宴会上，最为恭敬的长者，也只能享受六盘菜的礼，只相当于一个下大夫平日生活水平，而且平民所享受的这种礼，在实际生活中也未必能够真正落实。另据考古工作者用碳十三来测定古代墓葬中出土的人体骨骼，发现不同阶层的人由于饮食不同，骨骼中的成分就不同，证明了贵族菜肴是以肉类为主，平民菜肴则以蔬菜为主，不同阶层的食谱分划极为显明①。

①　林乃燊：《从饮食中看中国古代的阶级生活》，《中国烹饪》1981年第3　期。

①　蔡莲珍等：《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10　期。在饮食礼俗方面的规定十分严密，如《礼记·曲礼》认为，凡是陈设餐食，带骨的菜肴须放在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边。饮食靠着人的左手方，羹汤放在右手方。细切和烧烤的肉类放远点，醋和酱类放在近处，葱等伴料放在旁边，酒和羹汤放在同一方向。如果另要陈设干肉、牛脯等物，则弯曲的在左，直的在右。《礼记·少仪》认为，如上鱼肴时，如果是烧鱼，以鱼尾向着宾客；冬天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天鱼脊向宾客右方。凡是用五味调和的菜肴，上菜时，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于左手上。

在进餐时也有一套繁文缛礼，如《礼记·曲礼》认为，陪长者进餐，如遇主人亲自取菜肴给你时，你应先拜而后食。大家一块进餐时不可只顾自己吃饱，并要保持手的清洁。进餐时还应注意：不要用手搓饭，不要落得满桌是饭，不要流得满桌是汤，不要吃得啧啧作声。不要啃骨头，不要将咬过的鱼肉放回鱼盘，不要将肉骨头扔给狗。不要偏食某种食物，不要将热饭翻来覆去，用手而不用筷子取食黍米饭。不要大口喝汤，不要搅和菜汤。不要当众剔牙，不要喝咸肉酱。如果客人在搅和菜汤，主人应抱歉说菜肴烹调得不好；如果客人吃到酱类的调料，主人应抱歉说食物备办得太少。湿肉可用牙咬，干肉要用手劈。吃烤肉不要一次嚼得太多。饭后，客人应起身帮助收拾碗碟，而主人应委婉地给予制止，请客人再次坐下。《礼记·少仪》认为，与尊长一起吃便饭时，先奉尊长食，同时要等尊长吃完了才停止；不要落得满桌是饭，流得满桌是汤，要小口地吃，快点吞下，咀嚼要快，不要把饭留在颊间咀嚼。

如果与国君一起进餐，更要注重各种礼仪规范。如《礼记·玉藻》认为，通常按共食的礼节，都由主人先祭，客人后祭，如果君赐臣食，臣可以不祭。君以客礼待臣，臣就要祭了，但也得先奉君命，然后才敢祭。上菜以后，侍食的臣子，要代膳宰遍尝各味，然后停下来喝饮料，等国君先开始，才能吃。要是有膳宰代尝饮食，就不必品尝了，等国君开始吃就可以吃，但是吃饭也得啜饮以等候国君。国君请用菜的时候，就得一一尝一点，然后才能依自己的爱好来选食。凡是想吃远处的东西，必须先由近处的开始，然后才渐及远处的，这样可以避免贪多的嫌疑。如果国君还没有吃饱，侍食的臣子不敢先饱。国君吃饱了以后，臣下还要对国君劝食，但也只以三次为度。国君吃完离席之后，就把吃剩的饭酱拿出来分给随从的人吃。凡是陪侍尊者进食，都不得放肆，不得吃饱①。

《汉乐府·陇西行》对汉人接待宾客的情况，曾作过生动具体的描述：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氈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中厨，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亦不远，足不过门枢。

从诗中描写的情景看，当贵客临门之时，家庭主妇要面带微笑，热情地去迎接客人。客人进门以后，主客席地而坐，主妇要直起腰来，抱手当胸，俯身拜跪行礼，接着问安。然后请客人正式入席，把客人让在铺有花纹的毛氈上，就开始饮酒。席上摆好清、白两尊酒，酒尊上放着刻有花纹的酒勺，勺柄要摆向南方。接着主妇先从尊中舀好一杯酒给客人，客人要先表示谦让，主妇则再拜跪表示客气，这才主客各持一杯酒，边饮边叙谈。片刻过后，主

①　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礼俗与习俗论略》，《江汉论坛》1990年第8　期。妇便要吩咐供饭。饭毕，互相叙礼后，主妇才陪着客人缓步送出。客人出门后，主妇送至大门以内，再不远送①。

贵族们在举行宴会时，往往还伴以乐舞百戏来助兴。如山东沂水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中部刻绘着对饮的主宾，他们高举着酒杯互相祝酒。面前摆着圆形食案，案中有杯盘和筷子。主人身后还立着掌扇的仆人在小心侍候。画像石两侧刻绘的便是乐舞百戏场景，使宴会显得隆重而热烈②。又如成都市郊出土的《宴饮观舞》画像砖，中间置樽、盂、杯、勺和饮食之器。后面男女二人共席，席前置案，正在宴饮观舞。右边舞者长袖翩跹，左边一人屈身伸掌、拍鼓为节。左后二人，其一抚琴伴奏，另一人为舞者伴唱。《汉书·张禹传》说：张禹的弟子戴崇位至少府九卿，"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筦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可见其宴饮中有妇女对舞，优人奏乐，与画像砖所反映的何其相似！左思《蜀都赋》说："庭扣钟磬，堂抚琴瑟"，"若其旧俗，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罍中坐，肴槅四陈；觞以清醥，鲜以紫鳞。羽爵执竟，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之上■历；纤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又好像是这个画面的描述③。

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的前室南北两耳室和中耳室，绘有许多厨炊、宴饮和进食场面，并画着管理膳馔、祭祀的共官椽史，充分反映了死者生前"临渊钓鱼，放犬走兔"，"煎炙齐和，穷极五味"的奢侈生活。这座墓中画有大小厨房五个，饮食场面比比皆是。一座墓中能有这么多的厨房是已发现的汉墓中所罕见的。在各厨房灶、井附近有众多的男奴女婢，忙着汲水、涤器、加薪、切肉、酿造、击牛、宰羊、解兽、炙燔、烹饪等，正为男女主人准备丰盛的美餐，死者真算得上"钟鸣鼎食，侍妾满前"之家，其饮食的丰盛不亚于王侯。厨房内悬挂着兽头、鱼、肉、鸡、肺、肝、肠、雉、兔等鲜腊食物，各种肥美的肉食无所不备。厨房旁有饲养鸡、鹅、鸭等禽舍及供鸡栖的高树，以备随时宰杀和食用。厨房内陈放着釜、食案、碗、列鼎、尊、盒、钵、镬、盆、瓮、勺及满盛耳杯的厨架。食具内盛满各种各样的鱼、肉，以候迎主人享用，或男女奴仆正忙着向主人进奉酒食。宴饮时也常伴有乐舞百戏，有女艺人、男艺人和乐队为之助兴①。

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出土一幅宴饮石刻画（图27），长1.53　米、高1.14　米。画面的上缘刻有垂帐，并垂有绶带，其下刻一个帐幕，帐内坐一人，似为墓主，其前刻有长方形大案，案上列有杯盘。画面右边刻四人，其居中一人，衣冠楚楚，作赴宴状。此人的左右各立一人：位于左边的一人双手捧杯；位于其右一人，以手示意，作迎宾状；其身后另立一人，冠戴衣着与赴宴者相似，尾随其后，可能是从属。画面的左边刻一人，席坐，席前刻有杯盘，其右刻二人：其中一人右手端一盘走向墓主；其身后一人，回首看席坐者。画面的下方刻参加宴饮的宾客二人，皆席坐，作答话状，其右有一仆，正在整理炉、盘、杯、樽。此人前后刻有竹笥、盆、壶诸器。画面右下隅所刻数器，图象不清，不知系何器物。从这幅画像石上所刻人物的形象可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02　页。②　王仁相：《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第1　册，台湾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5　页。③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86～87　页。

①　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7～58　页。以清楚地看出：凡身躯高大肥胖、衣冠楚楚的皆为官僚、地主的装束，他们占据画面的主要部位。而手捧杯盘的劳动人民则头戴小冠，在画幅上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封建统治者的阶级偏见在画面上表现得十分突出，显示着封建社会难以逾越的阶级界限。画面表现的仅是宴会之一角，整个宴会规模之大似可想见。这类宴饮图在各地出土的石刻画中比比皆是。

有在前面大吃大喝的，就有在后面厨房内辛勤操劳的。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中还出土了一幅庖厨石刻画（图28），原长1.72　米，高0.92　米，规模也很可观。画上共刻10人，按其操作的程序可分四组：第一组为屠宰。第二组是汲水和洗涤。第三组为烹饪。第四组是把烹调好的食物送上席面。画面的左上角刻肉架二，其上悬各种肉食；架下置牛头、牛腿各一。肉架的右侧刻一蹄足大鼎，鼎腹饰以铺首衔环。鼎裆烈火熊熊，鼎内烹煮肉食。鼎右一人，以棍伸入鼎内搅肉。鼎左一人负薪，向右作行进状，其前刻一灶，灶门可见柴禾燃烧。灶上刻有釜、甑、烟囱。灶侧一人作烹饪状。此图的右下隅刻一带架方井，其上悬有汲桶；井侧立一人，作汲水状。其旁一人，以手端盆，立于缸侧，作取水状。此人与方灶之间刻大盆一、圆形小灶一。图象中部刻有正在煮肉的大鼎。鼎左刻一勺置于瓢内，其下方刻二人，前一人端一盘，盘中盛鱼一尾；后一人端一圆案，其上置有耳杯等物。鼎右刻一人，双手伸向盆中作淘洗状。图的左下方，刻一煮肉大釜，釜下为三足炉，其腹部设有练环。釜左立一人，手持一曲柄勺。釜右一人作曲肢蹲坐状，一手伸向持勺者，另一手伸入盆内作淘洗状。盆前有长方形盘一、小盆一。另外在画像的空间刻各式盆缸多件。这幅画与图27　联系起来组成了连环画，图上在席间端盘子的都是刚从厨房里走出来的。前面大吃大喝的寄生生活与后边汗流浃背的拚力干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庖厨的规模越大，内容越丰富，越显出墓主人生前的富豪气派。同时，图27　上没有表现出来的宴会厅内的其他部分，以及无法表现的饮食的细节部分，都由这幅庖厨石刻画代为补充了①。秦汉人每日进餐的次数在不同的阶层中有所不同。皇帝的进餐次数按礼制为每日四次，即平旦食、昼食、晡食、暮食。《白虎通》说："平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晡，食少阴之始也。莫（暮），食太阴之始也。"贵族的进餐次数为每日三次，如《汉书·淮南厉王传》载，汉文帝时淮南王刘长因谋反而获罪徙蜀，朝廷特许他全家"皆日三食，给薪菜盐饮食器席蓐"，"肉日五斤，酒五斗"。一般人的进餐次数则为每日二次，如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传食律》和《仓律》所示，大多数人都是早晚各一餐。居延汉简中"朝三升，莫（暮）三升"的记载和《礼记·丧大记》中"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以及《汉书·晁错传》中"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的说法也反映了当时一般人每日两餐的情况。

汉代人赵岐在《孟子·滕文公》的注解中认为每日两餐中的早餐称作"饔"，晚餐称作"飧"。早餐的时间大约将近午时，汉代人称"隅中"。《淮南子·天文训》说："（日）至于衡阳，是谓隅中。"衡阳在我国南方，"隅中"是指当太阳运行至衡阳时，时间将至正端午时，所称"隅中"。早餐就是在这个时间开饭。《史记·项羽本纪》载，刘邦攻进关中后，欲独霸关中，项羽后至，闻讯勃然大怒，于是下令说："旦日享士卒，为击破沛公

①　安金槐等：《密县打虎亭汉代画像石墓和壁画墓》，《文物》1972年第10　期；吴曾德：《汉代画像石》，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157　页。

军。"旦日，即指太阳刚刚出来的时辰，此时按当时习惯，本不是开饭时间，但项羽一怒之下，为了尽快进军关中，击破刘邦军队，于是立即下了提前开饭的命令。这种提前下开饭令的情况，大约不在非常情况下不会如此。晚餐除了称作"飧"外，也称作"。。食"，其时间大约是在申时，即今午后三至五时。当时人吃的晚餐多是早餐剩下的熟食，稍一加热便可。所以《说文》对"飧"的解释是"食之余也"。因为汉初在中原广大地区的炊具还是鼎、鬲、镬等青铜器，质地厚重，用火做饭很不容易，因此，晚饭往往只能吃早餐的剩饭。《史记·吕太后本纪》载："日。。时，遂击产。"当时周勃、陈平等诛灭诸吕之乱，正是利用吕产军队吃晚餐之时，猝不及防地给其以突然袭击，才击溃了吕产军队，从而夺取了吕氏军权①。

（二）主　食中国自古以来便以农业发达而著称于世，秦汉时期的农业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农作物品种繁多。粮食作物以所谓五谷或九谷为主。五谷依《礼记·月令》所记，是麻、黍、稷、麦、豆，与《汉书·食货志》、《周礼·疾医》郑注的说法相同。但郑玄在《周礼·职方氏》的注里，却又说五种谷是黍、稷、菽、麦、稻，这又和《素问·金匮真言论》、《淮南子·修务训》高注的说法相同。两种说法的不同点在于后一说以稻取代了前说中的麻。应该说前一种说法基本上概括了先秦时期主要粮食作物的种类，而后一种说法基本上概括了秦汉时期主要粮食作物的种类。因为先秦时，北方的水稻尚少。西周铜簠的铭文中常称"用盛稻粱"；《论语·阳货》记孔子的话说："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可见当时对稻的珍视。汉代在江南各地已广泛种植水稻。江陵凤凰山汉墓所出简牍中记有粢米、白稻米、精米、稻。。米、稻粺米等各种稻米的名称，反映出它是当地重要的主食。洛阳、陕县等地所出陶仓上也常标出其中盛的是"稻"或"白米"，可见这时北方的稻已渐多。麻则指大麻，大麻雄雌异株，枲是雄株，纤维的质量好；苴或茡是雌株，产籽。麻籽虽甘润宜人，然而产量低，出油率也不高。所以就逐渐从重要谷物的行列中被排除了。至于九谷，说法也不一致。《周礼·大宰》郑众注以为是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郑玄注则以为九谷中无秫、大麦，而有粱、苽。苽是菰草的籽，古称雕胡米，产量很低，宋以后已不复培育。黍、稷、粱、粟、秫，指的是或粘或不粘的各种谷子。出土时，谷物多已炭化或仅存朽痕，但在随葬的仓囷模型的题字上却得到比较全面的反映。如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九件陶仓上标出的谷物名称，虽然不等于古文献中的九谷，却大体可以代表汉代最主要的谷物种类。除了16世纪以来引入的美洲作物外，我国传统的主要粮食作物在汉代已经具备。虽说粮食不易保存至今，但也并非没有例外。　70年代在湖北江陵凤凰山167　号汉墓陶仓里发现的稻穗，出土时色泽鲜黄，穗、颖、茎和叶的外形完好，籽粒饱满。经鉴定为粳稻，可能是一季晚稻。它的农艺性状和穗长、千粒重、谷粒形状等同现代粳稻相似，只是每穗的粒数只及现代品种的一半。表明汉代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可能只及现代的一半左右①。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7～98　页。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9　页。在秦代，南方的主食以稻为主，而北方的主食以粟为主。粟是黍和稷的总称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粟就是产量最大也是秦人最常吃的食品。秦穆公时，晋国大旱，向秦借粮，秦"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②。另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仓律》所载，当时栎阳粮仓储粮"二万石一积"，咸阳粮仓储粮"十万石一积"。其中仅粟一种就分为黄、白、青三项不同加工种类收藏。秦国粟量之多可见一斑。秦人对麦的种植不感兴趣，因此，麦子的种植和食用远没有粟普遍。以至到了西汉中期，仍然是"关中俗不好种麦"③。对于菽，秦人是看不上的。秦相张仪就曾轻蔑地说："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饭菽藿羹。"④另一位秦相范雎为了报须贾害己之仇，在须贾来秦国见他时，"坐须贾堂下，置莝豆其前，令两黥徒夹而马食之。"⑤从上述情况来看，转为农业经济之后，秦人以食粟为主⑥。在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种植大小麦为最多，其次是粳稻、黍、粟；北方草原地区以种植荞麦、高粱为主；西北高原地区以种植黍、粟为主；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最多。这种因地理气候的差异而形成的几个不同作物区，至迟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各作物区种植的主要谷类成为各作物区人民的主食来源。

从收成的原粮变为食用的口粮，要经过一系列加工。汉代人粮食加工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国农村至今仍可见到的杵臼、踏碓、风车、石转磨，在汉墓中屡有发现（一般是模型明器）。以杵舂臼的脱壳去秕的技术，出现较早，汉代时仍广泛使用；踏碓、风车以及手推和畜力牵动的石转磨，可能都是西汉时发明的。此外，据桓谭《新论》记载，东汉初还有役水而舂的水碓，但未见实物出土。这四种工具，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其他地区恐怕还没有使用或很少使用。广州发掘的400　多座汉墓表明，岭南终汉代之世，谷物脱壳只知用杵臼，去秕只知用簸箕飏去。其他边远地区大体上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但不论采用什么工具加工，汉人已掌握把谷物磨成粉末或舂成粉末的技术，马王堆汉墓遣策中就有用黄米面做成的"黄粢食"。洛阳汉墓陶仓上有"大麦屑"题字，说明麦麸已从麦粉中分出，移作他用。但是，汉人是否能使谷物粉末发酵，例如把小麦磨成粉，经发酵后做馒头，现在还无法从考古资料中得到证明。《事物纪原》卷九"馒头"条说，馒头始于诸葛亮征孟获时。但据洛阳出土陶器上有"大麦曲"、"小麦曲"、"曲"、"蘖"题字，知汉人已用麦曲作为酿酒的酵母，由此或可间接推知，汉人掌握制作发酵的面食的技术可能要早于诸葛亮南征的三国时期，虽然这种发酵的面食不一定就是馒头。

汉代人的食粮，依加工精粗的不同分为四等，粗米叫粝米，依次叫糳米（粲米），毇米（稗米）、御米。加工消耗率大约是：原粮10O　升，舂为粝米60　升；舂为糳米54　升；舂为毇米48　升；舂为御米42　升。劳动人民吃粝米，精米供各级统治者食用。

①　另据《尔雅》孙炎注、粟与稷同义。

②　《史记·秦本纪》。

③　《汉书·食货志》。

④　《史记·张仪列传》。

⑤　《史记·范雎列传》。

⑥　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　期。

汉代人每人每月的食量（以粝米为准）与现代人差不多，大体是：丁男月食10.8　斗至12　斗，折合今18.96-21.06　公斤；大男（15　岁以上的男性）月食10.8　斗，折合18.96　公斤；大女（15　岁以上的女性）、使男（7　岁至14　岁）月食7.8　斗，折合13.69　公斤；使女（7　岁至14　岁）、未使男（6　岁以下）月食6　斗，折合10.53　公斤；未使女（6　岁以下）月食4.2　斗，折合7.37　公斤。

汉代人以豆麻类作物为食粮也很普遍。洛阳、长沙出土的豆麻类作物有大豆、赤豆和大麻子。《广雅·释草》："大豆，菽也；小豆，菽也。"品类很多。汉人所食的大豆以黄豆、黑豆为主，小豆以赤豆为主①。

西汉史游《急就篇》中"饼饵麦饭甘豆羹"的说法，说明中国古代以饼、饭和粥为常用主食的饮食传统，早在汉代就已形成。

先秦时期虽有饼的雏形的饭食，但当时还不称为饼。《楚辞·招魂》中的"粔籹"属于饼类的馓子，但仅是局部地区的个别食品。西晋束皙在《饼赋》中也说《礼记·内则》中无饼类食品，认为："饼之作也，其来近矣"。束皙所说的"餢飳"、"狗舌"、"豚耳"等饼食多属汉代以来的食品②。汉代的饼是面食的通称，凡以面粉加工的食品，在汉代都是以饼为名。各种饼的区别，往往由其加工方法或附加原料来确定，如蒸成的馒头和包子等叫蒸饼，水煮的面条和面块等称为汤饼，烧成的大饼叫烧饼或炉饼，油炸的叫油饼，加有芝麻的叫麻饼等。古籍中有关饼的记载首见于《三辅旧事》，书中载：汉高祖刘邦当了皇帝后，将他的父亲从故乡沛县（今江苏北部）迎到长安，住在高大的皇宫之内，谁知老汉享不了这个清福，过不惯宫廷里的生活，总是忘不了自己在老家时的悠游自在。高祖无法，又不能再将父亲送回沛县，只得下令把老家的屠夫、卖酒店家及其他商人都迁到关中，在离长安不远的地方新建起一座县城，称为"新丰县"，把老汉送到这县城去居住，就像领略故地风光一样。在迁来的商人中自然有卖饼的，大约刘老汉有爱吃饼的嗜好。现在陕西人吃的面食，说不定有些品种便是因为这个原因来自苏北地区呢！

皇帝的父亲爱吃饼，臣民的父亲也爱吃饼。肖彪当上巴郡太守之后，将父亲接到自己身边供养。这老汉十分爱吃饼，肖彪常用车载着他到街上去买饼。老汉坐在车上，太守亲自把饼买来进给他，也算是孝心一片。有些官员见卖饼有利可图，也做起发财的梦，西汉就有个叫张贵的芝麻官，为干这违法的勾当，以至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受到了严厉制裁。

汉代一般官吏也都爱吃饼，殿中对值班的尚书郎还以饼为美食招待，据说这种待遇比皇帝差不了多少。皇上自然也是极爱吃饼的，汉质帝刘缵就因吃饼后肚胀而丢了性命。光武帝刘秀则因为有人在危难时送过饼给他吃，后来便拜之以都尉，飨以厚禄。

汉代人所食面饼，最常见的当为汤饼和蒸饼。汤饼为水煮的面片和面团，或者是将蒸饼掰碎后再煮而成，现在的陕西人称为"泡馍"。当时的蒸饼未经发酵，食后不易消化。由于汉代以前中国就有了不下五千年历史的蒸食技术，所以面食很容易发挥甑蒸的长处而得以迅速发展，馒头便成了北方人的主食之一，尤其是南北朝时掌握了发酵的技术以后更是如此。这个传统直到

①　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1　期。

②　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8　页。今天仍然是中国与西方饮食相区别的因素之一。西方蒸技晚出，烤技发达，同样是面食，西方却以烤法见长，制出了面包。这一蒸一烤，甚至可以看作东西方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①。

在汉代饼类食品中，还有一种由西域传来的胡饼，即今日烧饼，因其制作之法来自西域，故名。汉代随着丝绸之路开辟，西域胡人不断内迁，西域的生活习俗诸如食胡饼之俗也传入中土，引起汉人的注目和仿效。《御览》引《续汉书》载："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汉末赵岐避难，逃之河间，又转诣北海，常于市中贩胡饼。由此可知，汉末不仅达官显贵喜食胡饼，而且京师百姓甚至边境地区之人也爱食胡饼。迄止唐代，胡饼已遍及全国各地。关于这种胡饼的特点，白居易在《寄胡饼与杨万州诗》中曾有生动反映："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这说明胡饼与蒸饼不同，它采用炉烤而不是笼蒸的方法①。

汉代的平民当然没有太多的机会吃饼，依然要按更古老的"粒食"传统，把麦子等谷类直接做成饭和粥来吃。这不仅省却了繁杂的加工程序，而且能充分利用谷类，可以连带麦麸皮食用。难怪一些官吏为了标榜自己清俭的节操，也时常吃麦饭，史籍上往往还作为美谈加以记载。已佚的谢承《后汉书》说："左雄为冀州刺史，常食干饭；司马苞为太尉，常食漉饭；李固为太尉，常食麦饭。"当官吃麦饭，有时还会受到赞扬。如孟宗在御筵上作呕，吐出了上顿所吃的几粒麦饭，使皇帝感到十分惊讶，连连叹道："至德清纯如此！"名士井丹也好以麦饭为常食，有一次到权贵阴就家中作客，阴就命人以麦饭葱叶相待。不过这次井丹却一反常态，偏要了盛馔享用。丞相公孙弘生活十分节俭，对手下的人也要求很严，一个旧相识在他府中做事，只得到吃麦饭盖布被的待遇，心里十分不满，说是这些吃的用的自己并不是没有，要是为了这种待遇谁会投奔你丞相呢！他还处处散布谣言，说公孙弘"内服貂裘，外服麻枲；内厨五鼎，外膳二肴"，他的俭朴都是假象。公孙弘得知此事，摇头叹息道："宁逢恶宾，不逢故人。"幕僚都不甘心吃麦饭，可见官僚阶层以麦饭为食的人实在不会太多。

麦饭蒸熟后曝干，可作干粮，称为糗糒。《汉书·李广传》说兵士所食糒，其壮如粗砂，便是指的这种干饭。干饭既可用水泡软了吃。也可一边饮水，一边干嚼。《东观汉记》说："张禹巡行守舍，止大树下，食糒干饭屑，饮水而已"；又说"贺玄字文弘，为九江太守"，自带干粮到县里视察，不吃县官准备的盛筵，这事发生在汉代，真是难能可贵①。

还有一种用菰米做的雕胡饭也颇具特色。雕胡饭在秦汉时期以前就已出现，宋玉《讽赋》有"主人之女为巨，炊雕胡之饭"的记述。汉代司马相如《子虚赋》"东蔷雕胡"，枚乘《七发》"安胡之饭"等也都是指的雕胡饭。《西京杂记》里有个故事说：会稽有个人名叫顾翔，自幼丧父，侍秦母亲特别孝顺。他母亲喜欢吃雕胡饭。顾翔常常领着子女到处采集菰米。后来干脆引水凿渠，自己种植菰米供养老母。顾翔家靠近太湖，由于被顾翔的孝行所感，湖中以后自生出雕胡，别的任何杂草都不长了，连虫鸟都不敢到太湖来侵害菰米。顾翔于是得有充足的菰米来供养老母。郡县官员得知此事，特到

①　王仁湘等：《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第1　册，台湾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9～131　页。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9～70　页。

①　王仁湘等：《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第1　册，台湾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1～132　页。顾翔家进行表彰。这个故事进一步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菰米饭就是一味为人们喜欢的食品。"雕胡饭"芳香甘滑，唐宋时期更受到诗人文士的青睐。王维"香饭青菰米"，"楚人菰米肥"，李白"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杜甫"滑忆雕胡饭，香闻锦带羹"，皮日休"雕胡饭熟醍醐软，不步高人不合尝"，陆游"二升菰米晨炊饭，一碗松灯夜读书"等，都是对雕胡饭的赞美①。

汉代画像石中所见的一幅庖厨图（图29），灶前有庖人正在用烧火棍操作火，灶后只见烟气滚滚，甑顶则蒸气腾腾，甑中可能正在蒸饭。从《说文·食部》和《周礼·廪人》郑注等史籍看，秦汉时期吃麦饭和粟米饭等习俗广泛存在②。

平民的常食除麦饭和粟米饭等之外，还有豆粥，就是《急就篇》所说的"甘豆羹"，既可以是纯豆熬成，也可以是米豆合煮。遇到灾荒之年，官府有时便以豆粥赈济饥饿的穷人。公元194年，关中遭灾，谷一斛卖到50　万钱，豆麦一斛20　万钱，民不聊生。汉献帝派一个叫侯汶的侍御史"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虽经救济，但死者仍然不计其数。献帝心生疑问，断定抚恤不实，结果下令打了侯汶50　板子了事。与此相对照，也有廉洁奉公的官吏。《后汉书·独行传》说，有个会稽人叫陆续，官至本郡户曹史，管理户籍。当时遭逢饥荒，太守让陆续安排煮粥给灾民吃。陆续一面分粥，一面问灾民的姓氏。事后太守问救济了多少饥民，陆续随口说出了六百多人的名字，一点不差，太守深感奇异③。

当然，"饼饵麦饭甘豆羹"的说法在汉代主要反映的是北方地区的饮食传统，而在南方地区则流行以稻米为原料的各种主食品。

（三）副　食秦汉时期的副食主要有肉食和蔬果两大类，此外，值得提及的还有豆腐。秦代人的肉食是以牛、羊、狗、猪为主。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秦代都城咸阳即设有酱肉店、干肉。。。其中被视为"简微耳，浊氏连骑"的胃脯，即以羊胃加入五味佐料，制成酱肉进行出售，以致卖肉的浊氏，家累千金，出入连骑，富比王侯。秦代人们还普遍喜欢吃狗肉，所以当时出现了以屠狗为业的人。秦末，跟随汉高祖刘邦南征北战的大将樊哙，微时即"以屠狗为事"。燕太子丹当年派来秦国行刺的刺客荆轲，非常爱喝酒。他"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①。从这些记载可见秦人的肉食比较丰盛，大概当时一般的城市自由民在喝酒时，吃一些酱肘子、酱肉，已形成生活习惯。正因如此，所以他们对不同肉食的品尝能力也相当高。据《吕氏春秋·本味》记载，从战国末年开始，秦人便有了"三群之虫，水居者腥，陆玃者臊，草食者膻"的看法②。

汉人的肉食，仍然是以牛、羊、猪、狗为主。但仅人沿袭周礼，以牛、

①　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3～94　页。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　页。③　王仁湘：《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第1　册，台湾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2　页。

①　《史记·刺客列传》。

②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53　页。羊、豕（猪）为三牲，祭祀或享宴时三牲齐备称"太牢"，如刘邦过鲁，以太牢祭孔。太牢是当时最隆重的礼。如果只用牛羊叫"少牢"。平常除祭祀等外，不食肉，如王吉去位家居，即布衣疏食。"关西孔子"杨震子孙尝疏食步行。而居丧期间，更不食酒肉。如东汉申屠蟠，九岁丧父，"服除，不进酒肉十余年"③，为乡人称颂，而昌邑王刘贺在昭帝居丧期间不素食，而成为霍光废君的理由之一。如果平时食肉，则被人斥责为奢侈。《礼记·王制》上规定："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郑玄注："故谓祭、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安定、富裕，人们对肉食的欲望愈来愈高，屠羊杀狗，渐渐地习以为常。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在《报孙会宗书》中写道："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杨恽虽曾经被封侯，广有产业，但此时他已被废为庶人，声称"戮力耕桑"。他这里以说"烹羊炰羔"，应是一般失意官吏的普遍生活水平。《盐铁论·散不足》也说，当时民间招待客人，鱼肉重迭，烤肉满桌，还有鱼鳖、鹿肉、鸡蛋、鹌鹑排列着，以及鱼肉酱、醋，可谓味丰味美。至于达官显贵更为重视口腹之欲，山珍海味无不厌饱，尤喜欢赶时令，尝新鲜，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食品。春天的小鹅，秋天的小鸡，冬天的葵菜、香菜、嫩姜、紫苏、木耳等都是他们喜爱的食品。当此之时在京师长安以及各地重要城市里，街道铺店里到处是熟食、菜肴，闹市上摆着蒸猪、韭菜炒鸡蛋、切得很细的狗肉、马肉、煎熟的鱼，切好的肝、咸羊肉、冷酱鸡、马奶酒、咸鲍鱼、热米饭、炸肉，应有尽有①。

1978年在山东诸城凉合村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墓中有一幅庖厨图（图30），十分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地主庄园的饮食盛况，是目前所见到的最完整、最全面的一幅有关汉代人进行庖厨活动的画面。此画像石高1.52米、宽0.76　米、残厚0.23　米。有宰牲、炊庖、酿造等组。宰牲方法如宰羊用刀捅耳根；宰牛、猪时，先用锤或棒将牛猪砸昏后再杀。炊爨，则有人劈柴，有人烧火，有人汲水；另一画面，大缸上放一木架，上置一盆，似是酿酒。厨房中人数最多、最忙碌的就是烧烤肉串了②。

在四川出土的大量画像砖中也有不少庖厨图。如在四川德阳县出土的庖厨画像砖，图上肉悬于架，釜炊齐备，厨役们有的切肉，有的于灶上烹调，忙碌地为宴饮准备佳肴。又如在四川彭县出土的庖厨画像砖，图中一人执扇煽薪煮食，后两人坐于长条短案旁切肉，身后的架上悬挂畜肉；其旁有四重矮几，皆置放碗碟。三个庖丁大概也正在准备佳肴①。

汉代最重视食牛肉。《盐铁论·散不足篇》说富人祈望山川时"椎牛击鼓"，中者"屠羊杀狗"，贫者"鸡豕五芳"。可见在肉食中牛以下为羊、狗，再下为鸡、豕。《国语·越语》谓勾践奖励生育，"生丈夫（男），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反映出自东周至西汉前期，犬肉比猪肉更被看重。但到了西汉后期至东汉，猪价却超过犬价。《九章算术》卷八说："豕一头九百，"或说"三百。"而同书卷七说："犬一头一百。"犬价已远逊于猪价。总的说来，肉食这时在食物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还是很小的。《论③　《后汉书·申屠蟠传》。

①　韩养民：《奏汉文化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108　页。②　任日新：《山东诸城汉墓画像石》，《文物》1981年第10　期。

①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象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92　页。衡·讥日篇》说："海内屠肆，六畜死者日数千头。"依《周礼·牧人》的说法，六畜指马、牛、羊、豕、犬、鸡。但马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②，不轻易宰杀，不当在食肉用畜之列。所以《论衡》所谓六畜，大约是《周礼·医职》中举出的牛、羊、豕、犬、雁（在这里泛指禽类）、鱼。全国每天宰杀六畜的总和才有数千头；即便认为指的都是大牲畜，但以人口平均，每万余人亦仅杀畜一头。所以劳动人民的食肉量更少，只能"食蔬粝，煮荤茹，媵腊而后见肉"③，更不要说"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④了。⑤也正因肉食在当时食物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蔡文姬远嫁匈奴后，过不惯匈奴以肉食和奶制品为主的生活，哀叹道："饥时肉酪兮不能餐，冰霜凛凛兮身苦寒"了。

但汉代肉食品的种类比以前却有所增加，这在马王堆汉墓中有所反映。

墓中的肉食品属于兽类的有黄牛、绵羊、狗、猪、马、兔，还有现在长沙地区已经绝迹的梅花鹿。属于禽类的有鸡、野鸡、野鸭、雁、鹧鸪、鹌鹑、鹤、天鹅、斑鸠、鹬、鸳鸯、竹鸡、火斑鸡、鸮、喜鹊、麻雀等。属于鱼类的有鲤、鲫、鳡、刺鳊、银鲴、鳜等。有一个竹笥里，整整齐齐地放置着两只华南兔。有一个竹笥里，层层叠叠地堆积着数十个鹌鹑和竹鸡。有些小鱼，经过文火烤焙，然后用竹签串着，一串一串地放在竹笥里。一、三号墓内各有一竹笥鸡蛋。一号墓竹简记载为"卵一笥"。笥内蛋黄蛋白干涸成纸页状，蛋壳仍大块大块地保存着。三号墓竹简还记载"卵一笥九百枚"。笥内的蛋只剩下壳内的膜了。这些肉食品，都是经过轪侯家厨师精心烹调，然后入葬的①。

关于这些肉食品的烹调方法，墓中遣策所见的有羹、炙、炮、煎、熬、烝（蒸）、濯、■（脍）、脯、腊和醢、酯、苴（菹）等，据有关资料推测和分析，其大概是如此：羹，就是肉汤。马王堆汉墓遣策所见有■羹、白羹、巾（堇）羹、逢（葑）羹和苦羹。■羹即大羹，是只放肉不加五味的纯肉汤。遣策记■羹有九种：牛首■羹、羊■羹、鹿■羹、豕■羹、豚■羹、狗■羹、凫■羹、雉■羹、鸡■羹。白羹是加米屑的肉汤。遣策所见有牛白羹、鹿肉鲍鱼笋白羹、鹿肉芋白羹、小菽（小豆）鹿胁白羹、鸡瓠菜白羹、鲫白羹、鲜■藕鲍白羹。中羹是加葵菜（冬葵）的肉汤。遣策所见有狗巾羹、雁巾羹、鲫肉藕巾羹。逢（葑）羹是加蔓青叶的肉汤。遣策所见有牛逢羹、羊逢羹、豕逢羹。苦羹是加苦荼的肉汤。遣策所见有牛苦羹、狗苦羹。

炙，是将兽肉去毛，用竹签（或铁签）贯穿成串，悬于火上烧烤。遣策所见有牛炙、牛胁炙、牛乘炙、犬胁炙、犬肝炙、豕炙、鹿炙、炙鸡。墓中有炙烤过的用竹签串连的狗肋骨、猪肋骨。各地出土的汉墓壁画和画像石上也经常有炙烤兽肉的画面。

炮，是将兽类不去毛、裹泥，放火上烧烤。遣策所见有胫勺（炮）。洛阳汉墓陶壶上有朱书"炮豚一钟"。

煎、熬，作法略同。放食物于釜锅中，下面生火，使干，至熟叫煎。熬，②　《后汉书·马援传》。

③　《盐铁论·孝养》。

④　《汉书·食货志》。

①　何介钧等：《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32　页。

还要在食物上放桂、姜、盐等佐料。遣策所见有煎鱼、熬豚、熬兔、熬鹄、熬鹤、熬凫、熬雁、熬雉、熬鹧鸪、熬鹌鹑、熬鸡、熬雀。

烝（蒸），如同现在的作法：放食物于甑中，离水隔火，以水气炊熟之。遣策所见有烝鳅、烝■、烝。。。烝煎的食物似乎都是鱼类。

濯，今俗作炸。先熬油（当时只有动物油）至热（或煮水至沸），再投所煮之物于热油（或沸水）中。遣策所见有牛濯胃、牛濯脾含（舌）心肺、濯豚、濯鸡。

■（脍），《说文》"脍，细切肉也"，就是把肉类细切生吃。《论语·乡党》："脍不厌细"，即指此而言。日本至今仍流行这种吃法。遣策所见有羊脍、鹿脍、鱼脍。

脯，就是咸肉条或咸肉片，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而成。遣策所见有牛脯、鹿脯、牛胃脯。洛阳汉墓陶敦上有墨书"鸡脯万斤"。

昔（腊），是将兽类去毛，经火烘烧，再晒干的干肉。遣策所见有腊羊、腊兔。

此外，还有醢、。。、苴（菹）。醢就是肉酱。先把肉剁碎，拌以盐和香料制成。。。就是鱼酱。菹就是腌制瓜菜，如同现在的酱菜、酸菜、果酱。汉初诛杀大臣，其尸体往往被制成醢，分赐各地诸侯品尝。

与烹调技术密切相关的是调味品和对兽肉的选择、切割。遣策所见的调味品有盐、酱、醯（醋）、豉、曲、糖、蜜、姜、葱、韭、桂皮、花椒和茱萸。供食用的兽肉以幼小者为佳，小狗一龄以下为佳，幼猪初生二月到半龄左右为佳。成体者次之，老成个体未见。牲体以肩、胛、肋、脊瘦肉为佳。■（脊肉）、胾（瘦肉）、肤（瘦肉带皮稍肥），就是指对这些部位的切割法。兽类的舌、胃，也是人们嗜爱的佳品①。

秦汉人常吃狗肉，烹制狗肉的技术就精益求精，用狗肉制作的名馔也推陈出新。《盐铁论》中记载汉代的"狗■"，曾是名噪一时的佳肴。"狗■"是切成薄片的狗肉，为一种适口的下酒菜。这款名菜的出现，可能与孔子训诫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有一定关系。吃狗肉已不是整条烧烤，而是变得精工细切了。"庸脯"即狗肉脯，其作法大致是将狗肉片沉于沸汤中煮后捞出，撒上花椒末、生姜粉晒干，再调上各种调味品而制成的一种美味狗肉干儿。这种狗肉制品在市肆间出售，往往被一抢而空。汉代还有一款载入《食经》的狗肉名馔，叫做"犬■"，据《齐民要术》说，它的作法是：30　斤狗肉，6　升小麦，6　升酒，合起煮到三沸。换过汤，再用3　升小麦，3　升酒，将肉煮到骨肉分离。打破30　个鸡蛋，放进肉里，然后把肉裹起来，放在甑里蒸到鸡蛋干透，用石头压榨一夜就可以吃了。值得注意的是，《埤雅》里有这么一段话："凡肉，豚宜炮，犬宜羹，故曰羹献，而礼有犬羹。"这是说狗肉作羹，可以保持原汤原味，也可以减少养料的损失①。

羊肉可以作羹汤吃，也可以加姜椒盐豉等，串在钎子上进行烧烤，更可以加上佐料放入釜中煎熬吃。而其中尤其以烧烤吃，肉香诱人，别具滋味。《汉代画像全集》初集中有两幅描摹汉代人烤肉情况的画像石。一幅选自朱鲔墓室画像石，一幅选自孝堂山墓道石刻。朱鲔生活在西汉末到东汉初，从他墓中发现的烤羊肉串画像当属汉代生活的真实反映。这幅画画着一人，头

①　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1　期。

①　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　页。戴尖顶小帽，身穿长襜褕，蹴在火炉旁，一手拿着穿有肉串的烤肉钎子，举在火上烧烤；一手拿着长方形扇子在炉旁呼呼地扇火。而著名的孝堂山墓道石刻，其画像当属东汉顺帝初年生活的反映。这幅画画着两个好似主客关系的人，席地坐在火炉两侧。一人手中各拿两根羊肉串，举在火上进行烧烤。而火炉的形制又与朱鲔墓画像石上的烤肉炉不同。这只火炉下有双腿支撑，炉身呈长方形悬空中。朱鲔墓画像石之烤肉炉呈圆筒状坐地上。腰部稍细，顶部稍阔。此外，在马王堆一号墓也出土过烤肉炉用的扇子。在一些摹写起居、宴饮的汉画像石中，也经常可以见到烤肉的场景。由此可知，到了汉代烤羊肉串已成为宴饮中必备的食品②。

"五侯鲭"是汉代颇有声名的菜肴，五侯指汉成帝母舅王谭、王根、王立、王商、王逢五人。因他们同时封侯，所以号称五侯。"鲭"同"■"。据《太平广记》采摘《语林》、《世说》、《西京杂记》等记载，王氏五人，同日封侯，他们之间互有矛盾，各不相让，以致各家的宾客之间也不好随意来往。惟有楼护这个人，知识渊博，善于言辞，常去各家进行调解，进而博得了五侯的欢心。于是他们都争着置办珍馐佳肴宴请楼护，楼护便集王氏五家之长，创制了一款菜肴，其味胜过奇珍异馔，时人谓之"五侯鲭"。关于它的烹制法，史籍各持其说。杨慎《异鱼图赞》卷三说："江有青鱼，其色正青，泔以为酢，曰"五侯鲭"。""泔"一般指米泔，但还有作烹和之意解释的。"酢"即古"醋"字。按这种记载，"五侯鲭"的原料是青鱼，烹制时离不开醋。用青鱼、鲫鱼、鲤鱼做汤，本来是很鲜美可口的，不过鲜活的鱼类，一般都有腥味、烹制时加入适量的醋，可以除去腥味。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五侯■法"是："用食板零揲杂鲊、肉，合水煮，如作羹法。"这样看来，五侯鲭原是一种用鱼和肉为原料的"杂烩"。这种说法与《语林》"乃试合五侯所饷之鲭而食"的记载倒是十分吻合的，似可体现出它是"集五家之众长"的佳肴。后世多称美味佳肴为"五侯鲭"①。

秦汉时期的著名菜肴，除了上述各种外，据《盐铁论》所载还有以下几种：枸豚韭卵，枸杞子炖小猪肉和韭菜炒鸡蛋。这两个菜，在西汉时就已经开始有了。

马朘，专以马鞭肉制成的特殊菜肴。

羊腌鸡寒，腌羊肉和凉酱鸡合拼的菜点。蹇膊庸脯，是驴肉干和狗肉脯。其作法是沉肉于沸汤中，捞出后以椒末、姜粉曝使燥，调入五味调料，味道十分鲜美。

胹羔，煮得熟烂的羊羔肉，香嫩可口。

豆饧，即饴糖豆酱一类的甜食品。

鷇膹雁羹，是带汤的炖嫩雀和大雁肉羹①。

当时东南沿海和台湾地区的肉食品有其独到的特点，据三国时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当地的肉食品以水产动物为主，共列举了90　余种，如鹿鱼、海稀、鲼鱼、大鱼、镊鱼、乌贼、鲮鱼、比目鱼、人鱼、鱲鱼、虎鱲、石首鱼、鱼牛、槌额鱼、海、黄灵鱼、■鱼、。。鱼、印鱼、■鱼、奴屩鱼、②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4～76　页。

①　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4～95　页。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79　页。寄度鱼、邵鱼、鱬鰗鱼、伏念鱼、■鱼、陶鱼、戴星鱼、■鱼、机杼鱼、■鯺、土奴鱼、新妇鱼、鲲■鱼、鈆刀鱼、虾蟇鱼、弓鱼、■■鱼、黍鱼、■鱼、土拌鱼、■鱼、鰧鱼、琵琶鱼、黄雀鱼、■鱼、井鱼、镜鱼、含光鱼、■鱼、吹沙鱼、婢屣鱼、铜吮鱼、鼠鱼、三蝬、蚶、蛎、蛱燮、移角、鲤鱼、姑劳、羊蹄、芦雉、乌头、下来蝛、石砝、玉■、倚望、竭樸、沙狗、芦虎、招潮、石蜠、蜂江、海月、土肉、阳遂足、蝞、■、■。。、黿鱼、晬鼊、瑟■、海■、鼂、陵龙、鵀鱼、蝤蛑等。这些水产品，除了书中明确指出的芦虎、蜂江等个别品种不能吃或不好吃外，其余都是这里人民常吃的原料。当地人民对这些鳞介类的肉质、滋味、特色十分了解，如熟知■鱼的滋味很美；蝞鱼似虾，其肉不仅好吃，久食还可使容颜美丽，有媚人的姿色；海■的肉好吃，而且油脂很多；晬鼊的肉很像鼋肉的味道，它的卵如鸭而圆，味道比其他鸟卵还要好；机杼鱼的滋味美于其他鱼类等。

当地人对于本地区丰富的水产品的烹调和食用方式也别具一格。如沈莹书中所记夷州人（台湾人）"饮食不洁。取生鱼、肉朵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乃啖（吃）之，以为上品"，或者是"凿床作器和稀槽状，以鱼、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共食之"。这显然是非常原始的饮食方式。可是，居住在这一带的先进居民，却能根据不同原料的特点，分别把它们烹制成炙、脯、羹、鲊等美馔佳肴。如书中记述的："乌贼。。一枚作鲊，满器受五升。""鲊"在当时是一种工序比较复杂，工艺十分讲究，滋味很美的肴馔。又如"■鱼如指，长七八寸，但有脊骨，宜作羹，滑美似饼。""玉■似蚌。。炙之，味似酒。""。。鱼至肥，炙食甘美。谚曰"宁去累世宅，不去。。鱼额。""①在蔬果方面，建立秦朝的秦人所食的品种已经较多。还在西周时期，秦地就出产郁、薁（一种野葡萄）、枣、瓜、葫芦、韭菜、葵、酸枣、桑椹等。春秋时期，秦国还出现了菜园，称作"具囿"，里面种植各种菜蔬。随着秦与外地的交通往来日渐密切，秦人所食的蔬果种类也不断增多。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巴蜀地区"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食之饶。"疏即蔬菜。巴蜀地区所产的蔬果物品肯定是秦人购买的对象之一。战国时期，"越骆之菌"、"江浦之橘"、"云梦之柚"、"云梦之芹"等远方名特产品也运入秦国，丰富了秦人的食谱。《吕氏春秋·本味》记载说："仲夏之月，羞含桃。"高诱注，含桃是"樱桃为鸟所食"。可见，樱桃也是秦人食用的一种水果。此外，瓜的质量在秦国一直是比较高的，这可能与自然条件有关。《汉书·地理志》载："敦煌，古瓜州地，生美瓜。"《史记·张丞相列传》载：秦东陵侯邵平，"秦破为布衣，贫，种瓜长安城东，瓜美，故世谓"东陵瓜"。"②汉代的蔬菜以葵（冬葵）为主。《灵枢·五味篇》所举的"五菜"，《急就篇》所举的13　种菜，均以葵居首。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曾出葵籽。居延简中关于"治园"的记事称，某亭共种12　畦菜，其中葵就占了7　畦。另外5畦种的是葱和韭，它们也是汉代习见之菜。江苏邗江西汉墓曾出土菠菜籽；过去根据《唐会要》卷二○○、《北户录》卷二、《封氏闻见记》卷七等处的记载，认为唐贞观年间菠菜始传入中国，实际上汉代已有此菜。在广西贵

①　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3　页。②　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　期。

县出土过黄瓜籽，以前曾认为《齐民要术》中"种越爪、胡瓜法"中的胡瓜，是关于黄瓜的最早记载，考古发现则将它在我国栽培的时间上溯至汉。在甘肃泾川水泉寺东汉墓出土的陶灶面上有浮雕的萝卜。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中则出土过不少干蔓菁①。

此外还有■，俗称蕌头，其鳞茎可食，也可制作酱菜。菱芡，俗称鸡头米，据《古今注》所说，其"叶似荷，实有芒刺，其里如珠，可以疗饥止渴。"《汉书·循吏传》载，龚遂为勃海太守，下令每人"种一树榆，百本■，五十本葱，一畦韭"，"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芜菁，根叶可鲜食，也可腌成干菜。蕹，俗称空心菜，嫩梢可食。瓠瓜，俗称夜开花，嫩果可食。芥菜，味辣，根茎可食，也可腌制。蘘荷，其花穗和嫩芽可食。薏苡，其种仁可食，也可用来酿酒。《后汉书·马援传》载，南方薏苡果实比北方大，所以马援在征伐交趾时，常食用薏苡果实以"轻身省欲"，班师时还拉回一大车。而笋、藕、蒜、豆芽等的食法同现在基本相同。

边疆地区的蔬菜种类一般说来比内地要少些，据《居延汉简》所载，当地吏卒经常食用的蔬菜主要是韭、葱、芜菁、大芥、戎芥等②。

汉代的瓜果主要有枣、栗、菱角、梨、柿、梅、杏、李、甜瓜、杨梅等，且已培育出若干著名的优良品种，如"安平好枣、中山好栗、魏郡好杏"，"真定好梨"①之类。被当时视为"超众果而独贵"②的荔枝，曾在广西出土，合浦堂排二号汉墓中的一件铜锅，盛满了稻谷和荔枝。《西京杂记》说汉初南越王尉佗自南海将鲛鱼和荔枝献给汉高祖刘邦。汉武帝时曾在陕西韩城芝川镇起扶荔宫，试种荔枝。它是我国特有的果树，至19世纪时国外才有种植的。在广州"秦汉船场"遗址、广州西村增埗2060　号西汉墓和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中均出橄榄；广州西村皇帝岗2050　号西汉墓出土乌榄，证明这种果木西汉时在岭南已经很多。过去曾认为橄榄是在武帝通西域以后才传入我国的，显然不确。果类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瓜，西瓜子曾在江苏邗江胡场5号西汉墓及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出土。在古文献中，唐以前此果寂然无闻，它最早见于五代·胡峤《陷虏记》，说西瓜是"契丹破回纥得瓜种"。再次则见于南宋初洪皓的《松漠纪闻》，他是使金被扣，于阴山一带见到西瓜的。传统的说法常认为至元世祖时，西瓜才传入中原，南方更晚。所以汉代西瓜子的发现是很值得重视的③。

张骞通西域后，西域的许多蔬果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内地，主要有■头（葡萄）、石榴、胡麻（芝麻）、胡桃（核桃）、甜瓜、胡瓜（黄瓜）、菠菜、胡萝卜、茴香、胡豆（豌豆、蚕豆）、扁豆、苜蓿、胡荽（芫荽）、莴苣、胡蒜（大蒜）、胡葱（大葱）等。如《史记·大宛列传》说："大宛。。有蒲陶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博物志》说："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国石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食物纪原》说："汉使张骞始移植大宛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0　页。②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6～207　页。

①　《艺文类聚》卷八十六引何晏《九州论》。

②　《艺文类聚》卷八十七引王逸《荔支赋》。

③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0　页。油麻、大蒜、大夏芫荽、苜蓿、■头、安石榴，西羌胡桃于中国。"《古今事物考》称："张骞使外国，得胡豆，今胡豆有青有黄者。"①关于汉代蔬果的种类，当时人扬雄在《蜀都赋》中也多有列举，兹不备引。

豆腐在改变人类饮食结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现代世界各国的食谱中几乎都有以豆腐类为原料的食品。就目前说，豆腐为中国人所发明基本上已成定论，但在具体时间和发明者方面仍有争论。最为流行的说法是豆腐的发明者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宋代朱熹在为自己的诗作注时说："世传豆腐本淮南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谷部·豆腐》条称："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叶子奇的《草本子·杂制篇》称："豆腐，淮南王刘安所作。"王三聘的《古今事物考》说："豆腐，始于淮南王刘安方士之术也。"清初高士奇《天禄识籴》也说："豆腐，淮南王刘安造，又名黎祁。"另据近人耿鉴庭考证，日本古代豆腐干上也有"淮南堂"字样。

但国内外某些学者根据有关豆腐的记载，认为在五代以前，文献无征；及至宋代，在当时人陶谷所著的《清异录》上才发现了关于豆腐的最早记载，于是得出豆腐在我国宋代以后才有的结论。那么究竟是那种结论正确呢？近年来汉墓出土文物终于以铁的事实证明，汉代人在当时已经能够制作与今天基本相同的豆腐。1959年到1960年之间，在河南省密县发掘的一号汉墓中发现大面积的画像石，其中就有豆腐作坊石刻。这是一幅从加工豆类到制作成副食品豆腐的生产程序图象。据河南博物馆研究报导，这幅汉画石像可以证明中国豆腐的制作，最迟不会晚于东汉末期。同时鉴于像制作豆腐这样的科技成果，从发明到传播，再到形成作坊，而且被人们绘图刻石，总会有一个不短的过程，所以把豆腐的发明者推到西汉也是可能的。同时刘安其人谙通烹饪，史载与刘安有关的食书有《淮南王食目》、《淮南王食经》、《淮南王食经音》等，看来刘安也有能力发明豆腐。

豆腐具有很高的蛋白质含量。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青菜豆腐保平安"的俗谚，可见豆腐物美价廉，营养丰富，保人健康的特点，早就为汉民族所认识。北宋时，青阳丞时戢，每天都要买几块豆腐食用，习以为常，获益非浅。后来他赞誉豆腐为"小宰羊"，意思是吃几块豆腐，其作用如同吃几块新鲜羊肉一样①。

（四）饮　料茶与酒是中国古代极其重要的两种饮料，它们在中国饮食文化史甚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十分引人注目，以至于目前有关茶文化与酒文化的著述层出不穷。

茶在古籍中又被称作荼、茗、槚、荈等。有人认为茶作为饮料始于神农氏，如陆羽的《茶经》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相传由神农氏所作的《食经》也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后来，又传周公有"槚，苦茶"的说法。《晏子春秋》记载了晏婴为齐国相时，"食脱粟之饭，炙三

①　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8　页。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3～84　页；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5　页。

戈、五卵、茗茶而已。"说明最晚在周代已开始饮茶。

秦汉时期有关饮茶的记载很少，笔者仅见到汉代五褒撰写的《僮约》中曾提到派人去"武阳买茶"和"烹茶"。说明秦汉人饮茶远远没有饮酒那样盛行。

秦汉统治者虽然多次发布禁酒令，如《秦律·田律》载："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还下令禁止三人一起喝酒。汉景帝、汉和帝等也屡次颁诏"禁酤酒"，但秦汉时期饮酒之风却常盛不衰。特别是官僚地主更是宴饮成风，并将饮酒作乐称为"嘉会之好"。据《汉官》和《北堂书钞·西征记》等古籍记载，每年正月初一，皇帝在太极殿大宴群臣，"杂会万人以上"，场面极为壮观。太极殿前有铜铸的龙形贮酒器，龙长二丈，龙口前设有可容40斛酒的铜尊，龙的腹内贮满美酒。需饮酒时，可动特制机器，酒就从龙口内流入酒尊。《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参任丞相，"日夜饮醇酒。。（群臣及宾客）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闻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汉书·叙传》载：张放、淳于长等"入侍禁中，设宴饮之会，及赵、李诸侍中皆引满举白，谈笑大噱"。《后汉书·马武传》载："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时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长，无所避忌。"此外，民间饮酒也很普遍，或"宾昏酒食，接连成因"；或"因人之丧，以求酒肉"；或"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或"论道饮燕，流川浮觞"。汉代民间郡县还有"乡饮"的仪式。同时，每年三月，在学校祭祀周公和孔子时，也要举行盛大的酒会，教师学生都要开怀畅饮。总之，婚丧嫁娶，送礼待客，无不用酒。宴饮的场合很多，有"百礼之会，非酒不行"①的说法。

饮酒还与当时的诗人和诗歌密切相关。饮酒赋诗，咏志抒怀，成为汉代文人的一大雅事。汉代无名氏的一首乐府古辞《古歌》云："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弹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朱火飏烟雾，博山吐微香。清樽发朱颜，四坐乐且康。"诗中生动地描绘了汉代贵族的宴饮场面，也反映出他们的生活面貌。另一篇《今日良宵会》："今日良宵会。。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飙轲长苦辛"，则从宴会起笔，表现出愤世嫉俗、感慨自嘲的情绪。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酒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酵酶，诗歌发展到精灵①。汉代甚至买卖田地或买卖衣物时也都必须买酒来喝。如《居延汉简考释》卷二载："□直长乐里受奴田卅五亩，贾钱九百。钱毕已，丈田即不足，计亩还钱。商人淳于次、孺王兄郑少卿沽酒商二斗，皆饮之。"

"神爵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广汉县二十郑里男子节宽惠布袍一，陵胡■长张仲孙用，贾钱千三百，不在正月□□□至□□□□□□正月书符用钱十。时在旁候史张子卿，戍卒杜忠知卷，约沽旁二斗。"正因秦汉时期饮酒之风盛行，所以当时也出现了许多与饮酒有关的故事与趣闻。如汉武帝时，神仙家们说南方有美酒，饮之可长生不死。汉武帝听说后斋居七日，遣栾巴带领童男童女数十人去寻找，结果还真弄到一些酒回到长安。仙酒摆在大殿上，武帝还未及饮用，站在一旁的东方朔便抢先喝了个干净。武帝大怒，要杀死东方朔。东方朔脸不变色，不慌不忙地说："这如果真是仙酒，杀我我也不

①　《汉书·食货志》。

①　陈爱平：《汉代的饮洒习俗（上）》，《文史知识》1993年第7　期。会死。要是并不灵验，要这酒有何用？"武帝听了，一笑了之。①在汉代考古中还发现了许多以宴饮为题材的画像砖、画像石、帛画和漆画等。如四川成都市郊出土的《宴集》画像砖，正中和左右三方设座，席前樽、案满陈，7　个衣冠楚楚的人，捧盘举杯，饮酒作乐。彭县出土的《宴饮》画像砖，帷幄之下，樽、杯满案，4　个冠服长袍者，猜拳饮酒，逍遥为乐。新都县出土的《宴饮》画像砖，画面有两望楼的屋子，两边房顶各有凤鸟相对；屋内三人，高冠长服席地而坐。左二人正举觞对酌，方案上有食物和箸，右边一人手持一花状物。德阳县黄许镇出土的两条砖上皆有《宴饮》画像，上图共6人席地而坐，前面置三个盛食的器皿。下图共5人也席地而坐，有的执大碗，有的对杯欲饮，有醉生梦死之态。上下两图的宴饮者皆峨冠博带，宽服长袖，显然是地主贵族。《盐铁论·散不足篇》说："今富者银口黄耳（金银酒器），金罍玉钟；中者野王纻器，金错蜀杯。"左思《蜀都赋》则说："合樽促席，引满相罚；乐饮今夕，一醉累月。"②又如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文物中，不仅有大量酒器，而且我们从一乐舞扣饰可以看到，其图象分上下两层，下层二人中间置一酒瓮，几乎与人同样高。出土的贮贝器面部外圈舞蹈人之间，均置一酒尊。而出土的房屋模型中，则有一妇人持一酒筒，对背墙而坐的4人敬酒，其中一人正举筒豪饮，放浪形骸之态，纵情宴饮之姿，都表现得栩栩如生③。汉代画像砖等实物与文献记载相结合，有助于人们对当时宴饮情景的了解。

汉代人不仅宴饮成风，而且酒量很大。如《汉书·韩延寿传》载，韩延寿能"饮酒石余"。《汉书·于定国传》载，于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后汉书·卢值传》载，卢植"能饮酒一石。"《后汉书·郑玄传》载，郑玄可以"饮酒一斛。"还有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说法。

汉代人酒量很大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酒的质量较薄。据《汉书·平当传》说："赐当养牛一，上尊酒十石。"如淳注："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下尊。"似乎多是用糯米或者是麦芽糖做的甜酒，即所谓的醴酒。《书经·说命》记载，西周"若作酒醴，尔惟曲蘖"。曲是"酒母"，即发酵过的稻米和麦子；蘖是酿酒的原料，即发过芽的谷物。到汉代，酿酒只用曲作引子而不用蘖了，酒味是很淡薄的，时间稍长，就变酸变坏，即扬雄《法言》所说的"日昃不饮酒，酒必酿酸。"而用大麦或小麦做酒曲，加上米麦的原料，用"复式发酵"的方法，经过几蒸几晒，由漏斗中流出蒸馏的酒，酒的质量就醇了。所以到东汉后期，王充《论衡》中说："美酒为毒酒，难多饮。"汉献帝建安时期，曹操发明"九酿制酒"的方法，用曲30　斤，流水5　石，米9　斛，3日一酿。经过9　次蒸晒，已成为清酒。若嫌味苦，增加为十酿，就成为美酒了。所以北宋朱肱《北山酒经》中说："酒以投多为善，要在回力相及。"因为当时的酒性不烈，不致使人过醉。

第二，汉代的升斗比近代的升斗量小，至少可以打个七折①。

汉代普遍以曲酿酒，大大促进了造曲技术的发展。《方言》中列举了当

①　王仁湘：《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第1　册，台湾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6　页。②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89～92　页。③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8　页。

①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7　页。时酒曲的不同名称，计有"■"、"■"、"■"、"■"、"■"、"■"、"■"等多种。酒曲众多的不同名称，不仅仅是由于各地方言不同造成的差别，也是酒曲品种增多的一种反映。据郭璞注，■是"大麦曲"，■是"小麦曲"，■是"细饼曲"，■是"有衣曲"。《说文》中收有"■"、"■"、"■"等字，释为"饼曲"。洛阳西郊汉墓出土陶器的文字中，也有"大麦曲"和"小麦曲"的区分①。可见汉代的酒曲已经有了许多不同的品种②。汉代的酒曲不仅在内地广为流行，而且远赠匈奴③。居延边郡也能制作酒曲④。《齐民要术》中有造白醪酒法，可能就是汉代流传下来的旧方⑤。

近年来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不少汉代酿酒或售酒的画面。如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的中室南侧室西壁庖厨图中，绘有酿酒的场面。在一条长桌后面有两个仆役，正忙着将4　个■安放在长桌上，桌下放着4　个红盆，在■的下方正在酿酒⑥。又如四川彭县出土的《酿酒》画像砖和最近在新都县出土的画像砖虽不同模，但内容完全相同。画面是一酿酒作坊，正中大釜为酿缸，一妇人左手扶缸，右手正在缸内操作，似在和曲或搅拌，其右一男人似在协助酿酒。灶前有酒炉一座，内有三坛，坛上有螺旋圆圈，连一直管通至炉上。彭县出土的砖左侧残缺，只见一人推车，下有酒坛，最近从新都具出土的砖上清楚地看见左侧是一推独轮车者，车上置酒，其下一人挑着酒正朝店外走去⑦。也有人认为这幅图所描绘的是卖酒的场面，如汛冰根据上述彭县出土的那块左侧残缺的画像砖提出：一般人将这幅图解释为酿酒图，以为灶前二人是和曲酿酒的。但细审此图，更像卖酒的情况。右上角那人衣帽整齐，有些"斯文"相，应是店主人（这人"斯文"得有些像女人，是否描写的卓文君的故事呢？）。正中一人舀酒装坛，另一人是来买酒的。左上角一人推独轮车运酒出店，其下应是一人担着一挑酒坛，但只有一只，究竟是进是出，人和另一只坛或因砖残或本来就不曾表现在图上，便看不清楚了①。后来在彭县又出土一种《酒肆》画像砖，店内一人似在售酒，店外一人，似在买酒。左上二人正走向酒肆。左下角一头上椎髻的人，一边推车，一边回首向卖酒者话别②。汉代酒的品种迅速增多，各种酒名大量出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类：第一，以酿酒的主要原料分类。汉代酿酒的原料有谷物和果物两类，果物酒不多见，主要是谷物酒。以谷物冠名的酒，见于记载的有"稻酒"、"黍酒"、"秫酒"、"米酒"等。果物酒有葡萄酒、甘蔗酒等。还有所谓"挏马酒"，这实际上不是酒，而是用马奶制成的酸酪。

第二，以酿酒所用的配料命名。为了增加酒的色味，汉代酿酒时常常杂以香料或草药，因此，出现了一些以这类配料命名的酒。如"椒酒"、"柏酒"、"桂酒"、"兰英酒"、"菊花酒"、"百末旨酒"等。

①　《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　期。

②　余华青等：《汉代酿酒业探讨》，《历史研究》1980年第5　期。

③　《汉书·匈奴传》。

④　《居延汉简释文》卷二，第51　页。

⑤　陈直：《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　期。⑥　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　页。⑦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50～51　页。

①　汛冰：《四川汉代雕塑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52　页。②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51　页。第三，以酿造时间和方法分类。汉代酿酒多在冬、春两季，亦有在秋季者，所以有"春醴"、"春酒"、"冬酿"、"冬酒"、"秋酿"等名称。关于整个酿造过程所需的时间，短可一日，长达一年，其间还有十旬（百日）、半年、八个月等，长短不一，差别很大。这种状况也是酒类品种繁多的反映。按照酿造时间长短命名的酒，有"醉酒"，指酿造时间较长的酒。按照酿造方法命名的酒，有："肋（即沥）酒"、"温（即酝）酒"，此二酒名均见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肋酒是过滤后的清酒，温酒指采用连续投料法酿制的。。酒、九酝酒之类。

第四，以酒的色味分类。以酒色称呼的酒有"黄酒"、"白酒"、"金浆醪"、"■醁"等；以酒味称呼的酒有"恬酒"、"甘醴"、"甘酒"、"甘醪"、"旨酒"、"香酒"等。

汉代的酒名虽然非常繁多复杂，但多是仅就某一侧面（或指原料，或指色味等等）而命名，其实简而言之可分为醴醪和清。。两大类：醴醪类的特点是酿造时间较短，用曲量较少，成酒稠浊而味甜，度数很低；清。。类的特点是酿造时间较长，度数较高，酒液较清①。

由于酿酒技术的改进和酒的品种迅速增多，酒已渗透到汉代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用于祭祀、宴饮和赏赐外，酒还用于治病和随葬等。

先看用于治病。早在汉代以前，人们就开始了解到酒的一些特性，并用酒来治疗某些疾病了。我国最早的医书《素问》便提及了以酒行药的效用，懂得用药酒按摩。汉代人则把酒称为"百药之长"，药用非常普遍。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养生方》和《杂疗方》中，就记载了利用药物配合酒曲等物专门酿制各种药酒。有的医学家将《养生方》所载的一张药酒方加以分析，发现其全部酿制的工艺程序竟达10　个步骤，并认为这不仅在世界制药史上，就是在化学史的酿酒方面也占有特殊的地位①。此外，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伤寒论》和华佗的《中藏经》等汉代医书以及武威发现的汉代医方简中，用酒治病的记载也很多，有泡制药酒内服，有作药引，有作外用，反映出汉代酒用来治病的普遍性。

再看用于随葬。厚葬之风的出现，自然是鬼魂迷信深化的反映。汉代官僚地主厚葬成风。汉代人特别迷信，想在死后也能够喝到酒，享受豪华生活，所以酒是当时常见的随葬品。长沙马王堆汉墓随葬有大批精美的漆器，其中有贮酒器钟二，钫四，上分别书有"石"、"四斗"等字样，内均有酒类沉渣，这同遣策上的记载是相一致的。据有关部门测试，仅这6　件贮酒器的容量，即达今70　升以上②。此外，还出土白酒、米酒、温酒和肋酒各2　坛，共8　坛。尤其是满城刘胜夫妇墓内的耳室中陈列着33　个大陶缸，发掘时在缸内能清楚地看到酒液蒸发后的痕迹。这些缸一般高70　公分，有的在缸上写着朱红色的文字，如："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稻酒十一石"等，如果计算一下这些酒缸的容量大约能装酒1　万多斤。至于刘胜一生所饮的酒究竟有多少已无法计算③。我们只知道根据史书记载，刘胜生前确实是以

①　余华青等：《汉代酿酒业探讨》，《历史研究》1980年第5　期。

①　傅举有：《长沙马王堆汉墓研究综述》，《新华文摘》1989年第9　期。②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第78　页。

③　《满城汉墓》，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40～41　页。

嗜酒出名的④。

（五）器　具饮食器具可分为食器与炊具两大类。

1。食器秦汉时期的食器主要有箸、勺、碗、盘、钵、盆、箪、笥、杯、卮、尊、案等。

箸在先秦时期称作"■"或"。。"，即现代的筷子。原先进餐时多用手取食，只有食菜时才用箸，如《礼记·曲礼》郑注："饭以手"，干肉"坚宜用手"。《礼记·曲礼》载："饭黍毋以箸"，"羹之有菜者用挟，其无菜者不用挟"。后来用箸的范围逐渐扩大，《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对刘邦说："臣请借箸为大王筹之。"说明箸已非罕见，可随手取之。《汉书·周亚夫传》载，汉景帝请周亚夫进餐，未置箸，周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箸有木质、竹质和铜质之分，广州先烈路汉墓曾发现铜箸，湖北云梦大坟头汉墓还发现盛箸的箸筩。在山东嘉祥武氏祠的画像石中有持箸进餐的画面（图31）。

碗、盘、钵、盆等既有陶制品，也有漆制品或玉制品等。前者多供平民使用，后者供贵族和富人使用。盛食物的竹器，圆的叫做箪，方的叫做笥。可以盛各种制作不同的食品，数量甚至多到36　件。这种风气从战国到秦汉都是一脉相承，而汉代尤为兴盛。从现代发掘的汉代坟墓中用竹笥所贮藏食品种类的多少，可以考知墓主人爵位的高低。一般人民盛饮食多用竹器，当时叫做算器，只有贵族才能够用铜器和彩画的漆器①。

杯又称耳杯，得名于杯上有耳形把手（图32）。耳杯的大小不一，小耳杯的长径约在11　厘米左右，中等的为14　厘米左右，超过15　厘米的则为大杯。耳杯常用于饮酒。浙江宁波西南郊汉墓所出漆耳杯，内书"宜酒"①。长沙汤家岭西汉张端君墓所出铜耳杯，上有铭刻"张端君酒杯"②。但耳杯并不全是饮器，也用作食器。云南昭通桂家院子出土的铜耳杯，一杯中有鸡骨，一杯中有鱼骨。马王堆一号墓所出漆耳杯中，除书有"君幸酒"者外，还有些书"君幸食"。

卮是汉代常见的饮器，原用木片卷屈而成，在50年代出版的考古报告中，卮常被误称为奁或杯。目前出土的卮的口径大多在10　厘米左右，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卮，高为12.2　厘米，底径11.8　厘米，容积为汉量的5　升多。四川成都汉墓出土的画像砖上有持卮者（图33），以人和卮的比例看，卮的容积也不大。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卮，据遣策及器底铭记，有"斗卮"、"七升卮"、"二升卮"、"小卮"等4　种。最大的卮可容一斗。按《史记·项羽本记》说，在鸿门宴上，项羽赐给闯进去的壮士樊哙"斗卮酒"。根据文中描写的气氛，斗卮应是当时最大的卮。斗卮的容量约2000毫升，再大了便不便举持，也就不成其为饮器了。

④　陈爱平：《汉代的饮酒习俗（上）》，《文史知识》1993年第7　期。

①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　页。

①　《宁波地区发掘的古墓葬和古文化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　期。②　《长沙汤家岭西汉墓清理报告》，《考古》1966年第4　期。

尊是汉代主要的酒器或水器，它分为盆形、筩形、肖形三大类。盆形尊有三足、圈足两种，以后者居多。筩形尊也有三足、圈足两种，而以前者居多。甘肃武威出土的铜盆形尊的内外皆以鎏金错银组成精美的花纹。山西石玉出土的铜盆形尊上有铭文："勮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同时出土的铜筩形尊上也有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可见盆形尊与筩形尊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酒樽"，后者是"温酒樽"。肖形尊指动物形的尊，汉代已出土的有犀尊、羊尊、鹿尊、鸡尊、鸮尊等，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陕西兴平出土的错金铜犀尊（图34），此尊逼肖实物，表现手法既简劲爽利，又威严凝重，从整体上看，这头犀牛显得孔武有力，洋溢着充沛的精力，是汉代匠师的杰作①。东汉后期出现了一种伏兽形陶尊（图35、36），过去对于它是否是实用之器难作判断，近年在四川彭县等地发现的汉画像砖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的一块砖印有酒肆的场景，其上有一大案，案上置一方笥与两件伏羊尊，另有一人推鹿车离去，车上也载有一件伏羊尊，其中盛的似乎是酒②。

秦汉人进餐时一般都席地而坐，所以无足或矮足的食案十分常见，在汉代墓葬中多有发现，类型也很多。就材质分，有木案、漆案、铜案、石案、陶案；就纹饰分，有素案、彩绘案；就形制分，有长案、圆案、单案、叠案。总之，作为汉代日常生活的家具的食案，几乎每座汉墓都有出土，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③。

汉代无足的食案类似托盘，又称作棜案，可以连同放在上面的食器一道端起来。《史记·田叔列传》说刘邦过赵，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汉书·外戚传》说宣帝许后朝皇太后，"亲奉案上食。"《后汉书·梁鸿传》说："妻为具食，举案齐眉。"说的都是棜案的使用情况。汉代的棜案有陶、铜、漆各种质地者。四川重庆江北相国寺东汉墓所出陶棜案，上置杯、盘。广西梧州旺步2　号东汉墓出土刻花铜棜案。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之漆棜案，出土时上置杯、盘、卮和竹箸，案面并绘有精美的纹饰（图37），应即《盐铁论·国疾篇》所称"画案"。

汉代矮足的食案多为长方形，装柱状或蹄状案足，长约1　米，宽约半米，高约10-20　厘米。多为木制，也有铜制或陶制者。辽阳三道壕27　号石椁墓出土的陶案，案面上有刻铭："永元十七年（105年）三月廿六日造作瓦案，大吉，常宜酒肉"①。铭文对其用途作了明确的叙述。食案上常置杯、盘等食器。《汉书·朱博传》称；"博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杯。"此言其自奉之俭约。重庆相国寺东汉墓出土的陶案上置8　杯1　盘，河南灵宝东汉墓所出陶案上置1　魁、1　杯、1　勺（图38）。广州先烈路沙河顶5054　号东汉墓出土的铜案，甚至将耳杯作为纹饰刻在案面上。北京丰台大葆台西汉墓所出彩绘漆案，长约2　米，宽约1　米，装鎏金铜蹄足，应是豪贵之家所用的大食案②。《三国志·吴志·步骘传》谓焦征羌"身享大案，肴膳生沓"。其大案或与此案相近。沂南画像石的祭祀图中，有上置10　杯的8　足大案，也应属于此类（图

①　孙机：《古文物中所见之犀牛》，《文物》1982年第8　期。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化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324　页。③　陈增弼：《论汉代无桌》，《文博》1982年第5　期。

①　《东北文物工作队一九五四年工作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3　期。②　《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　期。

39）。有足的食案除案面呈长方形者外，还有一种案面呈圆形，其名为檈，即《说文·木部》所说："檈，圆案也。"上述祭祀图中也有置食器的檈案。广州沙河顶5054　号东汉墓中的一件铜檈案，面径40　厘米，高8.6　厘米，上置大小铜耳杯6　个，出土时檈上还有鸡骨与猪骨少许（图40）。而且无论方案或是檈案，都可以叠置起来庋存食物（图41）。也许就是《礼记·内则》郑注所说"以板为之，庋食物"的阁③。

2。炊具秦汉时期的炊具主要有灶、釜和甑等。

灶是新石器时代陶灶的进一步发展，秦代的某些地区仍然盛行列鼎而食的青铜礼器，但汉武帝之后发生了变化，在随葬品中列鼎而食的青铜礼器逐渐被灶一类的模型炊具所取代。这一变化起码反映了随着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变化。过去人们顶礼膜拜的是神灵和祖宗，以能用祭器宴饮为荣；现在人们更重视的是五色斑澜的现实生活，以讲究实用为尚。过去人们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是人们能够享用的礼器如何；现在人们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是掌握生活资料的多少。从列鼎而食的习俗逐渐改变以后，人们在地面上开始用砖或土坯垒砌长方形的连眼灶①。这种南北方普遍出现的连眼灶，较之前代在地面上挖成灶穴的土灶进步多了。两千多年来，人们沿用的灶型基本上是这种以柴草为燃料的连眼灶。它的出现，对中华民族的饮食生活和烹饪技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汉代灶型有三个比较明显的发展阶段。最早的汉灶，大约出现在汉武帝初年。汉代早期灶的特点是灶身较短，烟突也短，灶台上一般都是纵列灶眼两个，前眼置釜甑，后眼置釜。灶门敞开，其宽度与灶身同。从结构上看，汉早期的土灶后虽有烟突，但灶门过大，不利于拔火。且烧火的过程中，烟与火都容易反向朝灶门外冒出，对烹饪操作者的影响极大。人们在烹饪实践中很容易发现它的弱点而进行改进。因此汉代早期灶型存在的时间不会为时过久。

汉代灶型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其特点是灶身显著伸长。灶台上可以纵列3　个灶眼。1　眼置釜甑，用以蒸饭；1　眼置釜；1　眼置双耳锅。这样人们可以一面做饭，一面煮菜，同时兼做菜肴食品，既省时又省燃料。同时这一阶段的土灶，灶后烟突也有所加长，呈龙头形上曲状。灶门明显收窄，两边砌壁，这种改进使火道通畅，更有利于拔风起火。而且还在灶门上加砌一堵直墙成为灶额，高出灶台之上，以遮挡烟火，可以避免烟熏火燎之苦。也有例外情况，如南昌东郊西汉墓出土的大灶有4　个灶门和4　个火眼（图42）。

汉代灶型发展的第三阶段，大约在东汉章帝、和帝时期，即公元一世纪后半叶。这一阶段灶型的最大特点是在灶旁附设水缸。水缸的数目少则1、2个，多至6　个。设水缸的优点是，饭做熟后即有温水可供使用，这是汉代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开始学会节约能源的具体反映。

到了东汉末年，我国南方出现的灶型就更为典型。从广州出土的陶灶模型看，其灶面呈平面三角形，后端呈尖状而翘起，上开一大孔以代烟突。灶③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306　页。

①　麦英豪：《从广州汉墓出土的炊具、食具看当时岭南的饮食风貌》，《中国烹饪》1983年第11　期。面前后各置一釜一锅，中间是釜甑，两侧也附设有水缸①。

釜相当于现在的锅，一般用夹砂陶制成，呈红色，扁圆腹、圜底，可套在灶的火眼上（图43）。甑也多为陶制，放在釜上，敞口，外折平口沿，底部有透入蒸汽的孔，需蒸的食物放在甑中②。《考工记·陶人》说甑有"七穿"，即甑底应有7　孔。但如马王堆一号西汉墓所出陶甑只有5　孔，云南大关岔河东崖墓所出陶甑只有6　孔。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出土陶甑则有7　孔（图44）。广州猛狗岗4002　号、七星岗4033　号、麻鹰岗5041　号东汉墓所出明器陶甑上也有7　孔，但这种例子并不多见，所以甑底7　孔之制，汉代或已不再遵循。又《说文·瓦部》说："甗，甑也，一穿。"《释名·释山》说："甗，甑一孔者。"先秦的甗中常上下直通，使用时应在甑底的束腰处置箅。《急就篇》颜注："箅，蔽甑底者。"故所谓一孔之甑本应指甗上的甑而言。但汉甑也有一孔的，如湖南资兴旧市、衡阳茶山坳等地东汉墓出土的甑即为一孔。汉代以釜、甑蒸饭，而不再用鬲、甑合体的甗，这是由于炉、灶的普及，促使三足器在蒸煮用具中退居次要地位的缘故①。

附表：考古所见的汉代食物一览表①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4～97　页。②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　页。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334　页。

①　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1　期。

出土地点谷类豆麻类蔬菜调味类瓜果类资料出处河南洛阳小麦、大麦、稻（粳、秫）、禾、粟、黍（黍米、糜、穄）、粱米、黍粟、高粱、薏米大豆、小豆、豆、麻豆豉、盐豉、盐、酱、醋、曲烧沟101,112,113,154　-159　；考学　56,1,23　；考学56,4,32　-　36　；考学57,4,79　-　82　；考通58,1,36　-　41　；考学63,2,48　；考学64,2,118　；考64,8,405新安大麦、麦、稻（白米）、黍、粟麻盐、曲考学59,2,63山西平陆粟考59,9,468河北满城黍、稻花椒《满城汉墓发掘报告》126,288,408陕西西安小麦、粟、黍、稻（糯）

考通57,6,27　；考63,4,229　；考76,2,129　-　131咸阳粟、黍、高粱、荞麦、大麦、青稞　、薏米考79,2,125　-　128宝鸡黍（糜）、稻（粳）　丛刊4,237甘肃武威黍（糜）、荞麦枣考60,9,25　；文72,12,12居延小麦、大麦、■麦、糜、■■、黍粟、粱粟、稷米、秫胡豆桂、葱、姜、盐、黄酱、曲《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一，244　-　355敦煌麦、大麦、小麦、■麦、粟、糜、青稷豌豆盐、酱《敦煌汉简校文》，1　-　116文81,10,4宁夏银川粟文78,8,89新疆民丰黍、麦、粟、青稞、蔓青萝卜、盐文60,6,26　；考61,3,122内蒙乌兰布和小麦、黍、粟、荞麦，高粱（？）

考73,2,94札赍诺尔黍《文物考古工作二十年》，75出土地点谷类豆麻类蔬菜调味类瓜果类资料出处辽宁辽阳高粱考学57,1,121山东临沂粟、黍（稷）芹菜（？）　枣文77,11,25　；《考古学集刊》第一辑，133　-　135安徽寿县稻考66,3,145，江苏徐州稻、粟考74,2,120连云港黍（稷）　葫芦栗、枣、杏考74,3,180　-　186　；　考75,3,176　；　考78,2,90盱眙梅、李、粗　榧（？）、榛　子（？）考79,5,425邗江稻、小麦、粟、高　梁菠菜、蕹菜梅、枣、藕文80,3,5,6　；　文80,12,5　文81,11,17高邮甜瓜子、核　桃考60,10,20江西南昌稻（粳）　《农业考古》81,1,125湖北光化粟杏、栗考学76,2,168云梦稻（籼）　韭、葱、盐、酱甜瓜子、李丛刊4,15　；秦简传食律江陵稻（稻糯米、稻粝、稻稗、粢秫、　粢稗）、粟、五谷　粮黑豆干菜、姜、花椒、醋甜瓜子、　李、杏、梅、　枣、栗文74,6,51　；　文75,9,7　；　文76,10,32　-　42湖南长沙稻（籼、粳、秫、黄　粢、白粢）、小麦、　大麦、黍（稷）、粟大豆、赤　豆、大麻子冬葵、芥菜、瓠菜、藕、蘘荷、芋、笋、桂皮、花椒、茱萸、姜、醋、豆豉、盐、酱甜瓜子、　枣、砂梨、　梅、杨梅、　柿、菱角、香橙、柚、　枇、桔、栗、　杏（？）马王堆，35,141,142　；标本研究，1　-　19　；　文63,2,19　-　23　；　文74,7,45　-　47　；　文79,3,6广东广州稻、黍、高粱豆花椒梅、杨梅、　酸枣、橄　榄、乌榄、人面子、李考学57,1,148,149　；　考通57,4,28,29　；　考学58,2,53　；　考通58,8,43　；　《广州汉墓》，180　、249　、358　、483出土地点谷类豆麻类疏菜调味类果类资料出处广西贵县稻、粟大麻芋、姜、花椒、葫芦、黄瓜西瓜、青杨梅、梅、李橄榄、乌榄、桔、木瓜、人面子考学57,1,161文　78,9,32梧州豆柑橙文77,1,71合浦稻荔枝、杨梅丛刊　4,53贵州赫章稻大豆《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309兴义稻莲蓬、菱角文79,5,31四川成都粟李（？）　考59,8,418西昌稻考76,5,3281。出土简牍和考古报告中的农作物名称很不一致，根据《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和习惯性叫法，本表对考古报告中的一些谷物名称稍作规范。黍、稷、糜、黍子、糜子、黄米，统称"黍"，或在"黍"后加注"（稷）"、"（糜）"。粟、小米、谷子，统称"粟"。简牍上的谷物名照录，或加括弧，以示同于括弧前的谷物。

2。资料出处：考59，9，468＝《考古》1959年9　期468　页；文＝《文物》；考通＝《考古通讯》；考学＝《考古学报》；丛刊4＝《文物资料丛刊》第4期；烧沟＝《洛阳烧沟汉墓》；马王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标本研究＝《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

四、居住居住是社会风俗的重要环节和表现形式。从文献记载看，秦汉时期的住宅上承春秋战国，变化不是太大，体现出某种相对的稳定性，正是所谓"两汉堂室犹存周制"，"东汉末期建筑犹未尽变旧法"，所以有人在论及秦汉时期居住状况时，往往以主要是反映春秋时期居住状况的《仪礼》的有关记载为依据。但《仪礼》所反映的情况具有阶层与空间的局限性，它主要涉及的是士大夫阶层住宅中的有限空间，即"《仪礼》所言进退揖让之节，仅限于门堂房室之间，后儒绎经为图，其言宅第亦止于门、寝二者。然此特大夫、士住宅之一部耳，决难概其全体。何者，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父子兄弟又各有其配偶，子息繁滋，非东房、西室所能容。而厨、厕、仓、厩、奴婢之室，又皆生活所需，势所必具，决难付诸阙如。凡此数者，其配列结构之状，无关昏丧诸礼，皆十七篇所未言也。故昔儒据礼经释门寝，其劳固不可没，居今日而治建筑历史，则难举门寝而忘全局。且住宅者人类居住之所托，上自政治、宗教、学术、风俗，下逮衣服、车马、器用之微，罔不息息相关，互为因果。自应上溯原始居住之状以穷其源，下及两汉宅第以观其变，旁征典章器物以求其会，而实物之印证，尤有俟乎考古发掘之进展，未能固步自封，窥一斑而遗全豹焉。"①因此，在论及秦汉时期居住状况时，应将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近年来在秦汉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大量遗址、画像砖、画像石、陶屋及其他随葬品等，为我们全面而正确地认识秦汉时期的居住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形象资料。这些资料既涉及住宅及其附属设施，也涉及室内装饰和家具；既涉及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居住状况，也涉及不同阶层如皇帝、官僚、地主、平民等的居住状况；既涉及住宅整体结构方面的庭院式、楼阁式和干栏式等，也涉及住宅木架结构方面的穿斗式、抬梁式和井榦式等。以下择其要者进行介绍。

（一）庭院式住宅秦汉时期的庭院式住宅种类众多，五花八门，既有方形、长方形之分，也有一字形、曲尺形、三合式、四合式、日字形之分，但其基本结构大多是一堂二内，即三间住宅中一间为堂、二间为室，并且都带有庭院，当然面积大小存在差别。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封守》曾介绍了一个被查封财产的士伍的房屋，其文曰："一字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所谓"一字"，即有堂屋一间；"二内"，即有卧室二间。房屋上都覆有瓦，木构齐备。《封诊式·穴盗》又记有一被盗人的房屋，同样是一堂二内。所不同的是二内中之一为正房，正房东有侧室，有门相通，而堂系小堂，在侧房之后。这样其平面图呈曲尺形。房周围当有院墙，其北墙距小堂北缘为一丈，东墙距侧房五步。《汉书·晁错传》说："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当然一堂二内也因贫富而有不同。王充《论衡·别通篇》说："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为内，内中所有柙匮所赢，缣布丝帛也；贫人

①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　卷第3　期，1932年9月。之宅，亦以一丈为内，内中空虚，徒四壁立，故名曰贫。"富人家所住的房屋，不但是一堂二内，而且是如《淮南子》所说的"高台层榭，接屋连阁"了。

先秦时，天子诸侯有左右房，大夫只有东一房，西一室。但秦汉人已不大区别室和房了。如《释名》、《说文》都把堂侧之室也称作房。然而王鸣盛认为，秦汉人是前为堂，后为室的，堂东再有一间，构成一堂二内，其平面为曲尺形。不过在实际营造中，这种刻板的礼法并未被严格执行过。如上述秦简所示，前者恐怕是一字型，中为堂，左右各一房。后者则堂在东后侧，且形制小于正房①。

曲尺形住宅（图45）是由两幢长方形房子组合成一个曲尺形平面，其余相对的两面用矮墙围绕起来，构成一个后院，整体平面又成方形或长方形。大门一般位于正面，也有正、侧两面都辟门的。墙面刻划有柱、枋、。。手，也有镂空成柱、枋和斗拱以承托屋檐的。于此可见汉代木构架建筑的大概情形。厕所一般在屋内后侧，高离地面，有的安设着梯级。屋内常有作舂米、簸米等家庭杂役劳动的陶俑，后院是饲养家畜的圈栏。这种住宅结构布局都比较简单，应为当时一种小型建筑。

三合式住宅是由三幢房子组合成一个凹字形的平面，它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以广州汉墓出土的陶屋明器（图46）为代表。这座陶屋的前面一幢房子作横的长方形，其余两幢对称于背面的两侧，当中用矮墙连接而构成后院，因此，整个平面也为方形。这种住宅的两侧（或一侧）常有走廊，在此设斜梯通往后屋，也有的在正门前廊处设上较矮的栏干。后面的两屋一为厕所，一为畜舍，有的畜舍和院落沟通。这类陶屋多数都在东汉中期的大型砖墓中发现①。

三合式住宅的另一种形式以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出土的陶屋明器（图47）为代表。这座陶屋的平面呈长方形，前后两进平房。大门在前一栋房的右侧穿房而过，进入当中的小院。院后部为正房，房内以"隔山"分成前后两部分，后为一堂一室。院的左侧为矮墙，右侧为一面坡顶的侧屋，似是庖厨。《仪礼·公食大夫礼》中一再提到在"东房"中具馔。古诗："东厨具肴膳。"曹植《当来日大难》："乃置玉罇办东厨。"如院中的正房面向南，则此侧房即东厨。这一庭院大约接近汉代一般民居的布置②。

四合式住宅是由四幢房子组合成一个方形或长方形平面，规模有大有小，有时还可形成多重四合院。在徐州铜山利国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图象中可见一组标准的四合院建筑群，后有正厅，轴线左右对称建有配房，按汉代封建的宗法礼教，长幼有序，内外有别。主要殿宇摆在纵轴线上，次要配房在横轴线上，从而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在居住房屋上分出等级差别。前有门庭，中间为道，两侧设庑以备宾客之宿，展现出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内部空间结构组合。屋顶两侧装饰的双凤为建筑增添了生机③。

在山东沂南北寨村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有一幅日字形住宅的画面（图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229　页；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66　页。

①　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第1～2　页。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　页。③　唐士钦：《徐州汉画中的古建筑》，《中原文物》1991年第3　期。

48），这所住宅由前后两个院落、三排房子组成，每一排房（连门厅在内）都是五间。第一排房的中间是整座建筑的前大门，第二排中间的是中大门。前大门和中大门的门扉上都饰有铺首衔环。最后一排中央的一间未见有门，只是一根柱子上设一斗三升式斗拱承托屋檐，这可能是厅。日字形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列六间的廊房，右侧廊房的两端各建有单体阙。最后一排房子的屋后还建有带栏干的屋子。从一些出土随葬明器看，很讲究的屋子内却饲养诸，因此这也可能是猪圈或厕所。整座建筑有一条从前大门到客厅的中轴线，中轴线的左右两侧对称。若以第二排房为横轴线，则形成前后对称。实际上此种日字形的住宅是四合式住宅的变相①。

在四川成都市郊出土的《庭院》画像砖（图49）上有一方形的宅院，四周墙垣围绕，一座大栅栏门开于南墙西侧。内分左右两院。右院为两进，右前厨房有炉、灶、井栏，后面矗立一座很高的望楼，楼下系一猛犬，院内有持帚的仆役。左院房屋二进，头进是大门，门内有斗鸡一对；二进为正厅，屋宇宏敞，宾主二人正在堂上饮酒，堂下双鹤起舞。左右两院间以长廊相隔。此图展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地主庭院。庭院高墙环绕，楼舍齐备，宾主对饮方酣，且有斗鸡舞鹤之乐。斗鸡在汉代颇为流行。如《汉书·爰盎传》载，汉初爰盎为官，曾"病免家居，与闾里浮湛相随行，斗鸡走狗。"《汉书·张汤传》：宣帝幼时，曾受张贺教养，后宣帝继位，报答张贺之恩，亲身为之"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上少时所尝游处也"。又曰：张放"常从（宣帝）为微行出游，。。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可知斗鸡之戏不仅流行于地主豪门之家和闾里巷间，而且为皇帝宗室所喜好。《汉魏乐府风笺》载曹植《斗鸡篇》诗："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挥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生动地描写了宴饮斗鸡的精彩场面①。

河南出土的汉墓空心砖的一幅住宅图形分前后院，前院临大道，建门阙，院内有花木，为宾客停车马处；后院另辟门，上有重檐，院内盛植花木，为居住部分。画像石上所见的一座贵族住宅的正门中高侧低，侧门为小门便于日常出入，大门内中门皆高大通车马，中门附近为宾客居住房舍，称为门庑。院内为堂，堂后又以隔墙界为内院，为主人居住处，还有后堂。前堂延宾，后堂则为宴饮歌舞生活场所。此外，住宅还包括车房、马厩、厨房、仓库以及奴仆住所等附属房屋，其规模相当大②。

秦汉时期的住宅以庭院式为主。在住宅平面和立面的处理方法上，小型住宅比较自由，中型以上住宅则有明显的中轴线，并以四合院为组成建筑群的基本单位。后者主要是以围墙和廊屋包围起来的封闭式建筑，从汉代到清末，不但住宅如此，宫殿庙宇及其他建筑也大都如此。这使得它们的外观比较简单，而内部以院落为中心的各种房屋的空间组合，以及若干院落的联系调合与变化自然成为艺术处理的主要对象。在技术方面，汉代已使用砖墙，屋檐结构为了缓和屋溜与增加室内光线的缘故已向上反曲，成为屋角反翘的主要原因。这说明汉族住宅甚至整个汉族建筑的许多特征，在两汉时期已经

①　吴曾德：《汉代画像石》，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7～38　页。

①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83～84　页。②　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　页。基本上形成了③。

当然，贫民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一般没有庭院。如《东观汉记》载："李恂坐事免，无田宅财产，居山泽，结草为庐。"又载："迁下邳相，邻国贫民来归之，茅屋草庐千户。"《后汉书·逸民列传》载："台修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居。"又载："矫慎隐遯山谷，因穴为室。"

（二）楼阁式住宅秦汉时期盛行神仙方士之说，根据"仙人好楼居"的说法，统治阶层追求仙居生活的建筑环境，因此楼阁式住宅应运而生。汉人对大自然充满着崇拜与向往，凭高远眺也是一种特有的审美趣好，加上居住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军事的需要等，高层楼阁建筑形成热潮。

西汉的楼阁一般采用井榦式，即主要是用大木实叠而成。《汉书·郊祀志》说："立神明台井榦楼高五十丈。"颜注："井榦楼积木而高，为楼若井榦之形也。井榦者井上木栏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张衡《西京赋》云："井榦叠而百层。"即为此楼也。"

东汉的楼阁一般采用构架式，斗拱的使用也比较普遍化和多样化。高层木构楼阁上的平坐和出檐皆由起悬挑作用的斗拱支承，斗拱已经是整座建筑物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四川三台郪江崖墓中发现的一种斗拱颇具特色，它的拱从栌斗的前后左右四个方向伸出（只雕了前左右三方，后部因不在视觉范围内，所以省略未刻，实际上应是四面相同），其上托斗子，斗子上再承梁枋。这种斗拱宋人称之为"斗口跳"，它是目前发现的汉代斗拱中仅有的一例。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斗拱的栌斗之上刻有一圆柱的形象，说明该墓所摹仿的木构建筑应是内立中柱的多层楼阁，上层的柱子应插在下层立柱的栌斗之上。这种建楼立柱的方式在宋人《营造法式》中称之为"叉柱造"①。而在东汉陶楼上表现出来的逐层施柱、逐层收小减低、逐层或隔层出檐或装平坐等手法，使楼阁外观稳中含变，虚实相生，成为我国古代木构楼阁此后长期遵循的建筑形式。

东汉时楼阁式住宅的种类繁多。《水经注·泚水条》引《续汉书》：南阳樊氏"起庐舍，高楼连阁。"《后汉书·黄昌传》：陈人彭氏"造起大舍，高楼临道"。《后汉书·宦者列传》：外戚宦官所造馆舍"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②。《后汉书·桥玄传》："有三人持仗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求货。"《后汉书》的《黄昌传》、《郑玄传》、《侯览传》、《刘表传》及石刻中也有类似记载③。

汉墓中出土的塔式陶楼，低的为两三层，高的达五层。其中一种在腰檐上置平坐，平坐上施勾栏（图50）。这样不仅可满足凭栏眺望的功能要求，而且由于各层腰檐与平坐搭配方式的不同，或挑出，或收进，明暗虚实错综起伏，形成抑扬变化的节奏感，从而使建筑物的外观神采奕奕。另一种自顶层以下，各层只修腰檐而无平坐，如河南灵宝五号、辽宁旅大甘井子等东汉③　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建筑学报》1956年第4　期。

①　孙华：《三台郪江崖墓所见汉代建筑形象述略》，《四川文物》1991年第5　期。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　页。③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　卷第3　期，1932年9月。墓所出者。特别是河南洛宁故县四号东汉墓出土的一座异型陶楼，平面方形，五层。底层正面与前院相连，以上各层面积递减，最上一层结庑殿顶，正脊颇短，上立一鸟，初看好像攒尖（图51），整个陶楼的造型与北魏石窟中的塔柱及浮雕和壁画中的佛塔很相像。就建筑物的轮廓而言，洛宁陶楼比起佛塔来只不过缺少顶上的相轮而已。有些陶楼的房间分割得很周密，如广州东山象栏岗4016　号东汉墓出土的陶楼（图52），其平面呈"H"形，主楼很高，分上下两层，屋顶是重檐四阿式。展附于两侧的抱厦为较高的单层平房。前后厢房对称于两侧。门楼位于中轴线上。后面左边的厢房作为厕所，右边是禽舍。后院也是饲养牲畜的圈栏。这种布局具有明显的中轴线，是依循着均衡对称的原则处理的。在构架上已普遍使用柱、梁、斗拱的方法，在整体建筑的组合上，高低参错，主次分明，配合得井然有序。广州红花岗出土的一座陶楼的前排是较高的单层建筑，其明间与右次间作纵横组合。前后两排建筑之间是一个进深极小的天井。后排是主体部分，作上下二层，两层的平面布置相同，当中系一个长方形的小房，四周成回廊围绕，上层复以四阿式屋顶。四周墙壁开窗，窗槅是由三角形和圆形复合成的几何图案，颇为新颖。湖北云梦瘌痢墩一号墓所出陶楼（图53），其主楼也分两层，下层并列三室，上层并列四室，都是作起居用的。炊间、厕所、望楼、猪圈等则设在主楼后面。这组陶楼结构谨严，布局合理，楼层高低相间，错落有致。至于四川新津、河南灵宝等地汉墓出土的陶楼，下层均无饲养禽畜的处所（图54、55）。大体说来，北方所出土的汉代陶楼，一般均不在楼内安排畜栏等设施①。在江苏徐州汉画中反映出的亭台楼阁充分展现了当时的建筑风貌，如双沟出土的建筑图的右侧为杂技表演，左侧为一建筑群，刻有楼阁殿宇，峥嵘起伏，鳞次栉比，显得深远壮观，立柱、斗拱、栏杆纵横交错，表现了汉代楼阁建筑的高超水平。楼为四阿式顶，墙以斜方格纹为饰。此与徐州十里堡汉墓出土的重檐陶楼十分近似。铜山县茅村墓中的建筑图上有一处庞大的砖木结构建筑群。右侧有门，双阙之中夹一门庭，阙门用一斗二升的斗拱承托，旁有卫士执戈肃立。从画面形象看，门庭双阙浑然一体，前后布局合理匀称，主次分明，显得格外宏伟壮观，自右向左楼宇相连，逶迤交错，气势雄浑，给人以回味无穷的意趣。屋顶用筒瓦覆盖，其中一楼的正脊上设有火焰尖装置，楼上有人宴饮会见，楼下有登梯、饲马、庖厨、谒见，旁有侍从，恭谨待命，随时供主人使役呼唤①。

在四川金堂县东汉墓出土一座陶楼房高达105　厘米，共分三层。最高一层屋顶为庑殿五脊顶，并用一斗三升的斗拱相托，显得庄严、壮观。底层台基左右各立粗大角柱，两角柱各有侧脚，柱上施一大斗承托横额。正中的坎墙上立竖拱，将开间分为左右两间，左边是楼梯，右边隐刻成谷仓。竖拱之上托一斗三升斗拱，上留、下出、平杀，横眼清晰可见。斗之上托横额，横额上有出檐瓦陇。垂脊尖端有束瓦当作装饰。二楼平座的立柱上各施一大斗，左右暗窗均为镂空菱形格眼。三楼平座上隐刻杆栅式栏杆，角柱的顶上施一斗三升斗拱，拱为曲状（与彭山、乐山东汉崖墓石刻斗拱相似）。正中的一斗三升承托镂空菱形格眼暗窗，栏杆三面空旷，可凭栏远眺。屋顶正脊两端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　页；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第2　页。

①　唐士钦：《徐州汉画中的古建筑》，《中原文物》1991年第3　期。

各有一束瓦当（后来的鸱尾乃沿此发展）。另四垂脊平伸，成庑殿顶形状。屋顶四角微微翘起，筒瓦、板瓦、勾头都完整无缺。它充分显示了当时的木构建筑水平。汉诗《西北有高楼》："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描写的正是这类高楼。

在四川郫县汉墓出土的石刻画像《宴饮乐舞》，楼阁之前（右边）有车载客而来，车后侍婢相随。右上一间硬山式厨房，釜灶齐备，庖者正为宴饷作膳。正厅之侧有歇山式楼阁一座，楼上一妇女凭窗眺望。正厅是一座高大宽敞的建筑，其上有楼，顶作重檐四阿式；楼上有栏杆、回廊，楼下大厅两侧各立一柱，柱端有一斗三升斗拱。厅内设席，宾主五人并坐，酒宴正酣。庭院里舞乐百戏，以助酒宴。有叠案、旋盘及蹋鼓之舞，乐人抚瑟歌唱，舞者长袖折腰。如张衡《观舞赋》所说："搦纤腰兮互折，媴倾倚兮低昂"，"连翩络绎，乍续乍绝；裙似飞鸾，袖如回雪。"

在四川遂宁县东汉墓出土的一座反映地主生活的陶楼房，重檐歇山式，下檐正中檐柱上施一斗三升斗拱，上檐有平台，其左右立柱上仍施一斗三升斗拱，平台上有抚琴俑和歌唱俑，底层右边室内一上身袒裸的俳优正击鼓说笑，形象极为生动①。

楼阁式住宅也有的与庭院式住宅合而为一，如陕西勉县老道寺一号东汉墓所出陶院落，其主体四合院的北、西两面皆为二层楼房。北楼为庑殿顶，有两重腰檐，当是主人起居活动的主要场所。此院东面为宽三间、高二层的仓楼，正面装扶手楼梯，在通向二层之进粮口处设小平台。底层之出粮口处设活动扶梯。东跨院中有畜圈、鸡埘等。最东端的一栋平房，估计是庖厨所在（图56）。河南淮阳于庄东汉墓所出陶院落也是以楼房为主，房屋共三进。第二进顶上三楼并峙，下层则相通连。内院之主楼高大宏伟，而其西跨院内却是一片菜畦②。

（三）干栏式住宅"干栏"即考古学与民族学中所谓"栅居"，一般用竖立的木桩（柱）

构成底架，建成高出于地面的居室。过去只在出土的铜鼓图案中得见有干栏的图案。干栏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魏书》和《北史》。现在在汉画像石、画像砖里得到典型表现，时间上早于《魏书》、《北史》，形式上比铜鼓图案更为逼真，是民族史上的珍贵资料。干栏式建筑的历史渊源由来已久。考古学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出现了干栏式建筑。《北史·蛮僚传》说："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说明它是从远古的巢居方式演变而来的。云南民间传说《山树神的故事》一书说，远古之时洪水泛滥，很多人无路可逃，被凶猛的山洪吞没了。但曾有几家傣族人因巢居于大树之上而幸免了灭顶之灾。可见能防山洪也是干栏的独到之处。加之木构建房的工期短、造价低，山区木材就近易得等原因，所以它受到南方、西南地区民族喜爱。代代相传，在部分山区延续至今①。

从广州汉墓出土的汉代陶屋看，当地的干栏式住宅的结构比较简朴，其

①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84～86　页。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　页。

①　雷建金等：《四川内江汉画民居干栏及大苍》，《中原文物》1991年第3　期。平面布置都有一定的局式。结构分上下二层，底层四周用矮墙围绕，构成一个方形的"基座"，有的施以斗拱，正面安设楼梯，供登降之用，整个底层都是用作饲养家畜的圈栏，在背面墙根处多数都辟有一个"■"形窦洞，以便牲畜进出。这种结构比在四川汉画像砖上所见下层只有支柱而不用围墙的栅居式房屋，在使用上是较为进步的。上层的面积约占底层的三分之二，高架于"基座"的前部，其平面分为横长方形和曲尺形两种，屋顶采用悬山式，正面开门，屋背有小窗。门的位置以居中者多，也有偏于一侧的，门旁还有直棂和菱形的窗穴，这是广州出土的两汉陶屋、陶仓中最常见的一种窗槅形式①。

西南地区值得提及的是四川省内江市东汉崖墓画像石上所表现的干栏式住宅。

内江位于川南，秦汉时属"西南夷"边沿之地，又处于巴蜀两地接合部位，居住的少数民族特别多。由于炎热、多雨潮湿，为了通风、采光和防兽、防盗，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木资源，构筑成楼下架空的干栏式房屋。如今云、贵地区瑶族、傣族的竹楼，苗族的"吊梯"等皆具干栏特征，是古代干栏的标本。其楼上面设有宽敞的前廊，是为了扩大使用空间，增加采光，有利于通风散热。走廊后面为"祭所"和"寝"室。楼下架空，对防潮湿、防兽、防盗等有益。

对于干栏的地方民族特点、建筑形式及其优越性能，古人早已作过考查，古文献上不乏记载，如《旧唐书·南平僚传》认为，南平僚住地"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皆楼居，登梯而上"。《西南风土记》认为，西南地区"其地下僚上雾，四时热毒，民多于水边构楼从居"。宋代《岭外对答》认为，南方岭南山庄农舍"上设茅屋，下豢牛棚，棚上编竹为栈，。。考其所以然，盖地多虎狼，不如是则人畜不得安"。至明代，新都杨慎（升庵）在《送协三峰公韶（内江人）守大理》一诗中，也曾言及"南荒瘴疠"。可见当地人构筑干栏从居，势在必然。

内江民居干栏图一般为高浮雕，分布在墓门、内壁及石函、石棺上面，均为仿木构架，抬梁结构，"吊脚楼"形式。楼分上下两层，下部采用架空的构造，用竖立的木桩承托整个屋顶和楼层，楼下是空的，仅置一梯，其四面无遮拦。楼上为居室，门、窗显然。从画像石的画面上看，内江的干栏式住宅具有以下七个特点：（1）屋顶上为凹曲形屋面，有起翘的屋角。图57　的屋面似锯齿形。图58　为悬山式顶。屋脊正中饰凤凰，两侧屋顶上有天窗。图59　覆盖筒瓦。圆形瓦档，正脊很短，屋面做成上、下两迭形式，这是汉代庑殿式顶的重要特点。图60　为重檐。

（2）这些干栏式住宅已普遍采用了中原、成都地区流行的斗拱技术，增加了屋檐挑出宽度。这对于楼上前廊的构筑、采光、防雨有利。斗、栌斗、一斗二升斗拱、一斗三升斗拱及曲形斗拱等，图上均有反映。

（3）在群体建筑（图58）中，不同民族风格、各具特点的干栏式、楼阁式、双阙、平房、斗拱等协调组合为院落，排列有序，构图匀称，气势宏伟，表现出四川汉代建筑设计、建筑技术的高水平及庄园面貌，也反映出内江各民族之间在建筑技术上的交流与合作。这类"甲第"不可能是一般庶民

①　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第1　页。之宅，只有"豪人之室，连栋数百"的地主官吏才有能力建造。图上的双阙为门阙，是封建礼仪的装饰性建筑，也是权势地位的象征。

（4）东周以来流行的高台基到汉代已经变得低矮了。从上述东汉干栏图上看，其楼下支撑柱的下端似乎是直接埋在地下的，不出柱础和台基，因它的楼下三面无遮拦，不住人，省去费工费时的台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把楼下支撑柱深埋于地下，同样能保证干栏稳固。

（5）内江近年发现两具东汉房屋造型（似殿宇）画像石棺，十分美观，图61　为仿木构干栏式房屋造型石函。屋面（函盖）做成上下迭形式，似重檐，表现出汉代庑殿顶的特征，上盖筒瓦，饰圆形瓦当。石函身前两侧饰栌斗，呈对称状。函顶部架空，用柱承托函身。把石棺刻造成干栏民居形状，可能是墓主人生前住宅的真实写照，反映出葬具的地方民族特色。

（6）楼上一般均为四柱三开间，看不出筑有"前廊"。图57　楼上左侧为横长方形窗，有男女二人站立窗前远眺、私语，中为一门，一妇人侧身而立，右为壁。这同古文献上记载的"人皆楼居"，楼上为"祭所"与"寝"是一致的。

（7）楼梯是干栏的主要构件，因人们住在楼上，必须"登梯以上"。梯置楼层下，倾斜度约30　至35　度，其形状有三：一曰独木梯（图59），在某些少数民族家中至今尚存，用较大的木料做成，制作简单，经久耐用。二曰双沿梯（图60）。三曰转角梯（图57），一般是由于楼层较高，为降低梯的倾斜度才采用的①。

在属于北方地区的江苏铜山也发现了一幅刻划干栏式建筑的石刻画（图62），这是在众多的徐州石刻画建筑图象中唯一的有关于栏式建筑的画面。从画面上看，住宅下用柱子、栌斗和一斗二式斗拱架空。这座干栏式建筑估计不会像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那样因多瘴气、毒蛇、毒虫而建造的，该建筑物的位置可能临水或者就在水面上。总之是为富豪们追求享乐而设计建造的。②（四）住宅附属设施秦汉时期住宅的附属设施很多，常见的有厕、井、仓、灶、牛牢、马厩、羊圈、猪圈、狗圈、鸭栏、鸡埘等。以下主要介绍一下厕所与猪圈。

秦汉时期的厕所与猪圈常常连在一起。如《汉书·燕刺王刘旦传》："厕中豕群出。"师古曰："厕，养豕溷也。"《汉书·酷吏传》：郅都侍上，贾姬如厕，有野彘入厕，上目都击之，都不往，上欲行，都伏谏曰：一姬死复一姬进，上虽自轻，奈太后宗庙何？太后闻之赐都金。正是因为厕所与猪圈连在一起，所以吕后将戚夫人的手脚砍掉后，使其居于厕所，称之为"人彘"。

从近年来出土的陶厕模型和其他考古材料看，汉代厕所的形式多种多样，具体反映了当时不同地区的建筑风格和人们生活习惯的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1）圆或椭圆形猪圈上架空构筑厕所。这种厕的下部通常是一个由圆或椭圆形围墙（围栏）构成的猪圈，围墙上多有扩檐以保护墙壁，圈内常附有

①　雷建金等：《四川内江汉画民居干栏及大苍》，《中原文物》1991年第3　期。陶食槽和陶猪。厕所均架筑于猪圈之上。依其构筑方法不同分为两种形式：①在猪圈围墙的圆周向外凸出一部分做为厕所的基座，上筑厕房。如河南灵宝张湾东汉墓所出的一件（图63）屋顶为四角攒尖式，一侧墙上开门，门外是一个便于人上下的斜坡道。厕房内地板上有一长方形便坑，下通猪圈，粪便可落入圈底。

②厕所底部一端架于猪圈墙上，一端在圈内底部。例如湖南长沙小林子冲东汉墓所出的一件（图64）厕所为硬山式屋顶两面坡，山墙上开一小窗以利通风。厕房内地板上也有一便坑下通猪圈，圈内还有一只母猪哺乳着一群猪崽。

（2）基本结构和第一种类型大致相同，不过猪圈的围墙或围栏的平面为长方形。厕房也建筑得更讲究些。同样可以分两种形式：①在猪圈的一角凸出一部分，三面筑围墙一面向猪圈敞开，上建平台，台上修厕房。例如北京怀柔城北东汉墓所出的一件（图65）猪圈四周围以栅栏，在一角凸出的平台上建厕所，厕所周围平台为悬空的回廊，门前斜坡道有扶栏。

②在长方形猪圈的一端横搭以板，成为平台，平台三面架在猪圈围墙上，厕所在平台一端，例如河南济原旧涧沟西汉晚期墓出的一件（图66）。

（3）在长方形猪圈的两侧或对角建两座厕所，大概分男女厕，分为两种形式：①长方形猪圈两侧对称起造两座形制完全相同的高台厕所，如湖南长沙伍家岭所出的一件（图67），两座厕所之间的猪圈后墙上搭建檐棚，应为猪舍，猪圈前墙正中开一"■"型洞作为猪的出入孔。两座厕所均有便坑分别下通猪圈，并在各自门前筑有台阶。

②长方形猪圈的一对对角上起造两座形式各异的厕所，如山东东平王陵山汉墓出土的一件（图68）。猪圈三面围墙，一面为一平台，平台一端是台阶，一端是一硬山式厕所。另一厕所建在猪圈右边靠墙的平台上，仅有矮隔墙，无顶，很简陋。两厕便坑皆通猪圈，其中简陋些的可能是男厕。

在这一形式的陶厕中有一件堪称精品，为河南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所出。陶厕稍残，大部分保存完好。平面方形，后半部墙加高，上作敞棚悬山顶，顶有天窗可通风以散发臭气。前半部围墙成院，院与敞棚间有一道纵隔墙，分为左右大小两部，左院与棚之间有一道矮墙，墙偏左一小门相通。前院中间为一方形空地，周围铺设印有斜菱纹的方砖。敞棚内右后角为一厕，便坑设一台上，前有尿槽，下为粪池，旁有台阶。右院与敞棚间也作隔墙，隔墙作镂孔栏棚状。敞棚内为猪圈，前院后右角也作一有台的便坑，下为粪池。两厕所的便坑粪池皆与猪圈相通。这件陶厕底部通长42　厘米，宽33　厘米，前墙高16.8　厘米，敞棚高36　厘米。在这个墓里出陶厕的附近还出一陶槽及陶猪，槽当为猪食槽，二者应为原猪圈中的东西。像这种在一个厕院内并列着形制各异的两个厕所无疑是男女分用的。这件陶厕所结构复杂，制作精细，在所有出土陶厕中是罕见的。

（4）厕所附属于陶屋，和居屋组合成一套完整的院落。根据陶屋形式的不同分为四种形式，这里不再详述。

（5）覆钵或覆筒状猪狗圈，顶部开便坑。如湖南长沙汉墓出土的一件"覆碗形猪圈"（图69），像一只反扣的平底钵，在周壁镂刻出整个竖长窗和一"■"形门洞，顶部开有一长方形洞即为便坑。又如江西南昌东吴墓出土的"狗圈"，"与陶狗陶井同出于棺之右侧，筒形，壁上开斜长方形门平底，底上开有椭圆形孔"（图70）。实际上反扣过来也是类似覆钵形的厕所，椭圆孔即便坑，下通狗圈①。

陕西省旬阳县于1976年至1987年，陆续出土了三组汉代厕所与猪圈合一的陶制模型，这三组陶制模型中的猪圈形状，分别为刀把形、条盘形和椭圆形，生动地展现了汉代汉水中游地区居住习俗的一个重要侧面。张沛先生撰有《陕西旬阳出土的汉代陶溷厕》一文，论述较详，并附有图片，可以参看①。

汉代的厕所也有与猪圈分开而单独建造的。如山东沂南画像石中的一处厕所为架空的干栏式建筑，上部是厕所，下部是粪池，四周围以栏干，栏外环以砖铺的道路，再往外立着大水缸，还有做溺器用的虎子和盛粪便用的行清，旁边有位持帚的妇女正在打扫。

广州出土的汉代陶楼院的特点是把各种用途的房屋紧凑地组织在一起，其厕所应位于屋内②。一般说来，住宅平面属曲尺形的，后侧的长方形小室就是厕所，而住宅平面为横长方形的，厕所就附设在屋内的一侧处。

（五）家　具秦汉时期仍保持商周以来席地而坐的习惯，因此几、案、床等家具都比较低矮。几、案外形不一，上面大多涂有黑漆或红漆，并绘制出各种精美的花纹，少数还在表面施有浮雕。它们与汉代精美的漆器杯、盘、尊、壶风格大体一致。汉代的案比先秦的长些。有的还做成重叠的二层案，好放更多的器物。食案则多做方、圆二形③。前已述及，此处不赘。

汉代的小坐具是枰，它比较矮，枰面为方形，四周不起沿。它和大小与之相近的食案之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足的形状：食案之足接近细圆柱形，而枰足的截面呈矩尺形，足间呈壶门形，比食案更能承受重量。《释名·释床帐》："枰，平也；以板作之，其体平正也。"枰上只可坐一人，所以也称独坐。《埤苍》："枰，榻也，谓独坐板床也。"《释床帐》也说："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壁画中有独坐板枰的人像（图71）。不过枰除板制的外，也有石制的。河北邢台北陈村西汉刘迁墓、定县八角廊西汉刘修墓中均出土过石枰，后者还装有铜足。

比枰大些的坐具为榻。《释床帐》："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这里说榻狭而卑，是和床对比而言。服虔《通俗文》："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①以今制折合，则榻约长84　厘米，床约长192　厘米。河南郸城出土的西汉石榻，有"汉故博士常山大博王君坐榻"刻铭，长87.5厘米，与《通俗文》所记长3.5　汉尺之数字极为接近。这种长度的榻当然不能卧，只能坐，如《高士传》说管宁"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

①　张建林等：《浅谈汉代的厕》，《文博》1987年第4　期。

①　《农业考古》1988年第2　期，第167～168　页。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　页。③　陈平：《中国居住文化》，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3　页。

①　《初学记》卷二十五。

榻上当膝处皆穿"②。榻也以一人独坐为尊。《世说新语·方正篇》刘注引《语林》："（杜）预征吴还，独榻，不与宾客共也。"《排调篇》："刘尊祖少为殷中军所知，称之于庾公。庾公引见，坐之独榻上。"这些史料的时代虽稍迟，但与汉制应无大异。二人共坐者，则称合榻。《三国志·吴志·鲁肃传》："合榻对饮"。《诸葛融传》："合榻促坐。"汉画像石上出现过二人坐一榻的图象，应即合榻。至于南北朝时多数人共坐之连榻，汉代似乎还未出现③。

榻除了主人自坐休息外，还用于待客，如《后汉书·徐稚传》："陈蕃为太守，不接宾客，唯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用于见吏，如徐州十里铺东汉画像石中，一地方长吏端坐榻上，三个小吏模样的人，双手执笏恭敬地跪拜于前①。宴饮时，榻更为常设，或主人自坐，或与贵客共坐。辽阳棒台子二号汉墓宴饮图（图72）中，男女主人即各坐一榻，中间设食案，榻上还施以幧帐，一边饮酒，一边欣赏歌舞②。另外，还有一种特小之榻，配以榻登，用于登大床。《释名》："榻登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床也。"③床比枰、榻都大，兼供坐、卧。一般为木制。《御览》卷七○六引《后汉书》："羊茂为东郡太守，夏日坐一榆木板床。"也有石制者，望都二号东汉墓所出石床，长159　厘米、宽100　厘米、高18　厘米，可容一人卧息。在汉代，床是比榻规格更高的家具，如《风俗通义·愆礼篇》："南阳张伯大，邓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礼事之。伯卧床上，敬寝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大床常在一侧设屏、背后设扆，合称"屏扆"。山东安邱画像石与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均有其例（图73）。

汉代人在床、榻上的坐姿，接近于现代通称的跪姿，因此，坐久了会感到累，甚至产生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提到的"腓痛、足痺、转筋"等现象。所以有时要隐几而坐，膝纳于几下，肘伏于几上。这种几被称为凭几，其几面较窄，一般在20　厘米左右。西汉时的凭几面常微向下凹曲，还接近战国时的式样。山东临沂金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的此式凭几，几面两端雕成兔首状，颇为别致。东汉凭几的几面多为平板，有的装四条栅状足，有的只装一条曲足，这两类凭几的使用情况，在画像石上都能看到（图74）。满城一号西汉墓中的漆凭几，木质部分已朽失，但存有鎏金的铜几足，其上部装合页，使几足可以向内折叠。古乐浪出土的一件漆凭几，几足有上下两层，下层几足可撑开也可折入，从而可以调节几的高度，结构很精巧。在冬季，几上还加铺织物，如《西京杂记》卷一："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其上，谓之绨几。。。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以凭之，不得加绨锦。"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遣册中记有"素长寿绣机巾一"，长寿绣比绨锦更高贵，可见《西京杂记》所记并不完全准确。汉代通行跪坐，箕踞和垂足坐往往引起人们的反感。江苏铜山耿集发现的一　块画像石，刻出一执刀人垂足坐于凭②　《太平御览》卷七○六。

③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　页。

①　《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像石墓》，《考古》1966年第2　期。

②　《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考古》1960年第1　期。

③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239　页。几之上（图75）。这是一种无礼的姿势，在当时十分罕见①。

榻上、床上和室内地上就坐之处一般都铺席。席大多以蒲草或蔺草编成。《急就篇》："蒲蒻蔺席"，注："蒻，谓蒲之柔弱者也。蔺草名也，亦莞之类也。蒲蒻可以为荐，蔺草可以为席。"荐，即长卧席。《汉书·文帝纪》载，文帝"以莞蒲为席"，以示其俭。又《东观汉记》载："郭丹师事公孙昌，敬重，常持蒲编席。"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遣策中载："莞席二，其一青缘，一锦缘。"实际则出土莞席四件，完好的有二件，一件长219　厘米，宽81　厘米，另一件长222　厘米，宽82　厘米，席边均用黄绢包缝，边宽20　厘米左右。据《盐铁论·散不足》，先秦时庶人用"单蔺籧篨"。所谓"籧篨"，指粗竹席，汉时同样流行。竹席或称为床第，其精细的称为簟。《东观汉记》："殇帝诏有荏弱平簟。"又《西京杂记》："会稽献竹簟供御，世号为流黄簟。"宁夏银川平吉堡汉墓中出土的竹席，为民间样式。其色灰，席纹作人字形，用薄蔑片编制而成②。除上述草席和竹席外，还有一种缀以兽皮的精席。《释名》："貂席，连貂皮以为席也。"又《西京杂记》："昭阳殿设缘熊席，毛皆长一尺余，眠而拥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见也。坐则没膝其中，杂薰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也。"

坐席之礼也有一定规矩，尊者必有专席。家庭中为长辈设专席，讲堂上为老师设专席，而宫廷中则为帝王及皇后布专席。朝会时，为了优礼功臣耆儒，常常也设专席。《后汉书·王常传》："王常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又《张禹传》："张禹为太傅，尚书，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诏禹与三公绝席。"东汉时，为了提高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决策和监察官员的地位，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起，朝会时皆专席而坐，所以京师号为"三独坐"①。

席铺在地上能够移动，安富尊荣的贵族绅士可累坐八九层席。在学校中，讲学时每人坐一席，但主讲人讲得入情入理，驳倒别人学说的时候，就可以夺人之席。如东汉学者戴凭解经不穷，可以重坐五十余席②。至于一般的寒士，如薛惇则就"坐无完席"了③。

汉代并不流行垂足高坐，所以这时似不应有桌、椅等家具。然而实际上，汉代虽然无椅，却已产生了雏形的桌。河南灵宝张湾二号东汉墓出土的一张绿釉陶桌，上置一圆底小罐。从其足和面的比例看来，这是一张较高的小桌④。不过由于陶桌是明器模型，它所代表的实物的尺寸难以确定。四川彭县出土的市场画像砖上的一张方桌，桌前之人与桌上之人在进行交易，桌的高度可以通过人的体高间接推知，所以可以被确认（图76）。这张桌子的桌腿间无撑，形制较原始，但已与敦煌莫高窟85　窟唐代壁画中的方桌十分接近了。供贮藏用的家具有厨和匮。《论衡·感虚篇》又《是应篇》谓燕太子丹质秦求归，秦王提出的条件中有："厨门木象生肉足，乃得归。"这里所说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223　页。②　《银川附近的汉墓和唐墓》，《文物》1978年第8　期。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235　页。②　《后汉书·戴凭传》。

③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　页。④　陈增弼先生认为这不是小桌，而是"一件与灶台配套使用的厨房中摆放烹调味品的灶边小案"。见《论汉代无桌》，《文博》1982年第5　期。

的厨当指贮物之厨。西周青铜方鬲之座常在正面设两扇门，门上铸出守门之别者。此风可能为后世之厨所沿袭，厨门上也饰有刖者木像，所以说："生肉足"。《晋书·顾恺之传》："恺之尝以一厨画，糊题其前，寄桓玄。"也应是此类厨。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有大厨，厨顶作屋顶形，一女子正开厨门取物，可见其中贮有黑色之壶（图77）。《广韵·上平声十虞》："。。，帐也，似厨形也。出陆该《字林》。"可知厨形似幄帐，正与上述壁画相合。日本奈良法隆寺所藏7世纪制作的玉虫厨子，厨顶仍作屋顶形，还沿袭着这一制度。与厨相比，匮则用以贮存较贵重的物品，如《楚辞·七谏》："玉与石其同匮兮。"《汉书·高帝纪》："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山东沂南画像石中有其图象（图78），河南灵宝与陕具刘家渠汉墓皆出土过陶匮，这些陶匮宽窄高低的比例十分协调匀称，直到唐代其造型仍无多大变化。

汉代还未在室内设平闇、平闇之类天花，为防止梁尘沾衣，多在床顶上悬承尘。《释名·释床帐》："承尘，施于上，以承尘土也。"承尘又名帟。《礼记·檀弓》郑注："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尘。"《周礼·幕人》先郑注："帟，平帐也。"则承尘原是平张于床上的小幕。东汉时，如成都出土的传经画像砖上所见者，讲学的经师所坐高床上之承尘，已绷在带格子的木框上，具有向平棊过渡的趋势了。因此，这时的承尘是室内相对固定的设备，平日不常移动，如《后汉书·雷义传》记雷义拒绝受金，但"金主伺义不在，默投金于承尘上。后葺理屋宇，乃得之"。

平悬于室内用以防尘的是承尘，竖立于室内用以挡风的则是屏风。屏风是一件独立的家具，与附属于床的屏扆不同。《史记·孟尝君列传》中曾提到屏风，说明战国时已有此物，汉代更为流行①。《风俗通》："屏，卿大夫以帷，士以簾，稍有弟以自障蔽也。"《汉书·陈咸传》："万年尝病，召咸教诫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着，头触屏风。"屏风一般用绢绨为之，《仪礼·觐礼》郑注即言汉代有绨素屏风。屏风上多绘有彩画。如《汉书·叙传》言成帝御座旁有画着商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图的屏风。《东观汉记》也载光武帝御座旁有列女图屏风。马王堆汉墓出土有一木五彩画屏风，长72　厘米，高62　厘米，是个缩小了的模型，据遣策所记，其原长五尺，高三尺。也有小型屏风，置于床榻之上，汉画中屡有所见。如辽阳汉墓壁画男女主人的榻后部均有屏风，成折角形②。有的屏风上还带有镜子，如东汉末年曹操刺杀董卓时，就因为董卓从床后屏风上的镜子中看到曹操正在拔刀而惊醒，所以曹操未能成功。

有时屋中仅置屏风还不足以御风寒或挡蚊蝇，所以又置帷帐。帷本指车门帘，时作"车帷裳"。《后汉书·贾琮传》："贾琮为冀州刺史。及琮之部，升车言曰："刺吏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后也用于空内，以自障蔽。《史记·董仲舒传》：董仲舒"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又《后汉书·刘玄传》："更始委政于赵萌，日夜与妇人饮宴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时不能已，令侍中坐帷内与语。"所以《释名》："帷，围也，所以自障围也。"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19、225　页。②　《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　期。

《释名》："帐，张也，张施于床上也。小帐曰斗，形如覆斗也。"可见帷与帐的区别在于：第一，帷用来分隔堂、室，帐则施于床上；第二，帷多单幅横面施帐，而帐则笼罩四面。然而它们的作用都有障翳眼目这一点，所以，床前"帖帖而垂"的帖，因其横面单悬而《释名》称为床前帷。凡是有顶的帷幕也都被称作帐，即使不施于床上也如此。《史记·汲郑列传》："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此武帐即非床帐，而是殿上御座的有顶之帐①。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240　页。五、交通衣、食、住、行是风俗中的四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就有关秦汉风俗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的总量来说，衣、食、住、行等四个方面所占的比重相当引人注目。所以在前面已依次介绍了秦汉时期衣、食、住等三方面的基础上，现在再来看看秦汉时期"行"的有关情况。

（一）陆路秦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为全国性陆路交通网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所以秦汉时期的陆路交通比分裂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陆路交通要发达得多。

驰道是秦汉时期陆路交通网的主干，于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开始修建。早期的驰道以秦的都城咸阳为中心，延伸到全国各地，其分布区域是："东穷燕、齐（今河北省、山东省广大地区），南极吴、楚（今江苏省、安徽省和湖北省）"，"西至临洮、羌中（今甘肃省、青海省一带），北据河为塞"，并沿阴山至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县北）。这样就把战国时代诸侯列国的都城用驰道连接起来，加以完善和扩建，进一步打通了通向中南、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道路，从而构成了通向全国主要城市的干线道路网。包括前代所修道路在内，总里程达到29670　里（约合12387　公里）。其中驰道17920里（不包括直道1800　里），占总里程的54％以上。驰道宽广而壮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驰道在汉代基本保留下来，只是需要不断维修。《史记·平准书》和《汉书·循吏传》中皆有关于维修驰道的记载。直道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开始修建，全长1800　里（合今752　公里）。其起点为秦都咸阳以北的云阳（在今陕西省淳化县梁武帝村），当时是秦始皇军事指挥中心所在地；北至终点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南）。工程虽然艰巨，但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完成了这一巨大工程，当然也耗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所以，司马迁亲自视察了奏直道之后，以同情古代劳动人民的感情，对这条道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西汉以长安为中心的主要驿道把当时有名的都会都连接起来，如号称五都的洛阳、邯郸、临淄、宛（今河南南阳）、成都以及番禺（今广州）等，都有驿道通达。各路上车马杂沓，货物转运，给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除了大都会之外，全国各地区、各城市之间也有大道相连，构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西汉陆路交通网。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幅标有道路的彩色地图，这幅地图96　厘米见方，比例相当于1∶180000，准确地描绘了现今湖南、广东、广西三省交界地区的陆路交通和河流、城镇等①。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是在西汉时期，这条路在当时是贯穿中亚最长的一条道路，也是世界上横贯欧亚大陆最长的一条国际道路。它自长安起，南路经狄道（今甘肃临洮）、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北路经平襄（今甘肃通渭西北），渡祖厉河，入河西走廊至

①　谭其骧：《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文物》1975年第2　期。玉门关和阳关以后，即分为南北两道。南道经塔里木盆地东端的鄯善（古娄兰国），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越过葱岭，通至中亚的大月氏国，距长安11600　里（合今4843　公里）。再通至安息国（今伊朗之哈马丹城），也距长安11600　里（合今4843　公里）。北道经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距长安8150　里（合今3403　公里），再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今新疆疏勒县），距长安9350　里（合今3904　公里）。由疏勒西出葱岭，可通至中亚的大宛（前苏联中亚之费尔干纳），距长安12150　里（合今5073　公里）。此外，还可通至撒马尔罕等地。

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运输十分困难。《汉书·西域传》载："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丐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返）。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队（坠），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由于交通险阻，运输困难，运输主要靠人背畜驮，商人贩运的商品只能是价值昂贵的丝织品和少量金银，这条路也因此被称为"丝绸之路"。据说当时在大秦（古罗马帝国）一磅丝的价格相当于一磅黄金。

东汉时期的陆路交通在西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汉光武帝时修建了飞狐道、交趾道等，汉明帝时对褒斜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工程。据《开通褒斜栈道石刻》记载：修路刑徒2690人，实用工数达760800　多工，修建道路258　里（合今108　公里），桥阁630　间，大桥5　座。此外还有邮亭和驿站等建筑物68　所。耗用工程费用合1499400　多斛粟。196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表了《褒斜道石门附近栈道遗迹题刻》的调查文章，并绘制了栈道想象复原图（图79），再现了这条栈道的艰巨工程情景①。

秦汉时期对于驰道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即天子行中央三丈，而吏民行旁道，诸侯以下无诏令行驰道中者，没入其车马。

《汉书·成帝纪》载："元帝即位，（成）帝为太子。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上迟之，问其故，以状对。上大悦，乃著令，令太子得绝驰道云。"则元帝之前，虽贵为太子，也不能横穿驰道，可知其管理之严格。然而也有特例，如武帝曾"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汉代可行驰道中者，据考还有武帝的馆陶长公主，以太后诏得行；哀帝时丞相孔光四时行园陵，官属以令也曾行驰道中。但即使如此，他们的随从车骑也都遭到处罚。《汉书·江充传》："充出，逢馆陶长公主行驰道中，充呵问之，公主曰："有太后诏。"充曰："独公主得行，车骑皆不得。"尽劾没入官。后充从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又《汉书·鲍宣传》："孔光官属以令行驰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钩上丞相史，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直至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汉朝才正式废除对行驶驰道的法律限制，使驰道进入驿道的行列为运输所用。

《太平御览》卷一九五引陆机《洛阳记》："宫门及城中大道皆

①　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委会：《中国公路史》第1　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6　页；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委会：《中国公路运输史》第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41　页。分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丈，余外分之。唯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夹道种榆槐树。"其所说的是东汉洛阳驰道的情况，一般行人是"左入右出"，也就是说要行人靠左侧通行，与今行人右行正相反。

当时男女行道一般无别。如《淮南子·齐俗训》："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于四达之衢。今之国都，男女切碕肩摩于道，其于俗一也。"但王莽改制时，却一度规定男女行道必异路。《汉书·王莽传》："唐尊为太傅，出见男女不异路者，尊自下车，以象刑赭幡污染其衣。莽闻而悦之，下诏申敕公卿思与厥齐。"这仅是特殊情况。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尽管按儒家礼法是"男女授受不亲"，但男女行道却是"切碕肩摩"，同行无别，这不能不说与秦汉习俗的影响有关。

汉代严禁夜行。如《史记·李将军列传》："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崔寔《政论》："永宁诏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又《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也说："太祖初入尉廨，造五色棒，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①（二）水路水路交通包括海上交通和内河交通两项。

海上交通最迟始于春秋时期，至秦朝初年已相当发达。据《史记·东越列传》，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后不久即平闽越，置闽中郡。同书《主父偃传》："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攻百越。"这次战役规模很大，据《淮南子·人间训》载，大军分五路南进，其中一路由海道直取番禺，所以说"处番禺之都"①。特别是《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封禅书》和《淮南衡山列传》所载的徐福东渡之事，更显示了当时海上交通的发达。

徐福东渡作为一个千古之谜，古今中外既十分关注，又众说纷纭；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传说和记载，也留下了引人注目的迷惘和争论。就徐福东渡的终点而言，主要有日本、朝鲜、台湾、菲律宾、夏威夷、美洲等六种说法。其中到达日本的说法最为流行。很多学者根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说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一语作过细致而认真的考证，并根据日本多达100　余处有关徐福的遗迹和纪念地，推断徐福东渡的终点应是日本。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比徐福东渡晚得多，造船技术也先进很多的日本遣唐使船那么容易沉没，而徐福却能成功呢？对此，日本学者千叶宗雄解释说，一方面是由于日本遣唐使船的船长和重要船员不得其人，航海技术低下；另一方面是由于徐福东渡的航线不同于唐朝和日本间的航线。徐福东渡是从山东琅琊出发，向北顺朝鲜西岸到南岸，再借助于日本海的左旋回流到日本。而唐朝和日本的航线是在长江口和日本之间。

关于日本海的左旋回流，通过投瓶法进行实地测验已被证实。1906年至1912年，日本和田雄治博士受日本国水产调查会之委托，在朝鲜半岛西岸仁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4～255　页。

①　周连宽等：《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文史》第9　辑。川及东北岸图们江口之间的海中投入空瓶750　个，漂至海岸并被发现者达132个。1908年日本海军省水路部也投放空瓶550　个，漂至海岸并被发现者达207个。两次投瓶测验漂至海岸被发现的，共有339　个。其中漂至日本山阴、北陆沿岸的达274　个，占漂至海岸总数的80％以上。可见，日本海中的左旋回流确实形成了由朝鲜通往日本的山阴、北陆地方的一条自然航线。而这也正是徐福东渡的航线。此外，从中日两国出土文物的分布情况看，这条自然航线在先秦时期就被中国的航海者所利用。只不过因其是单向航线，所以中国早期的航海者往往有去无回，只得留居日本。

汉代的航海事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武帝经常远航海上。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自泰山东巡海上，沿渤海湾西岸航行，直抵河北省昌黎县北的碣石山。元封四年，武帝南巡，自浔阳浮江东下，船舶相接达千里，出长江口后入海北向，直抵山东海岸的琅琊。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又东巡，乘海船沿山东半岛航行，直抵芝罘，在诸岛之间巡航。不仅如此，汉武帝还在海上进行军事活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发兵围攻东越（也称东瓯），中大夫朱买臣献策，用海军直趋闽越王的根据地泉山（今福建泉州市）。武帝任命朱买臣为会稽太守，先回郡建造楼船，并准备粮食和战具，然后下令严助率军从会稽出发，从海道往救东越。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王相吕嘉反叛，武帝发五路大军出征南越。另派东越王余善率军从海道进攻南越。东越王抵揭阳，以阻于海上风波为借口，屯兵不前。又南越吕嘉、建德于番禺陷落后，逃亡入海，乘船西去。汉军乘船追捕，卒获两人首级而还。元封二年至三年间，武帝又遣楼船将军杨仆率船军五万人，东渡渤海，平定朝鲜，于其地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汉代自从在岭南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后，此七郡的贡献都从海道而来，足见汉代的航海事业已很发达。航海事业这样发达，当时的航海知识必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据《汉书·艺文志》载有《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其时指南针尚未用于航海，所以舟师主要靠观察天空上日月星辰的方位和现象以测定航向和气象的变化。这六种航海天文古书虽早已失传，但据此也可以窥见当时我国人民航海知识之一斑①。交趾、日南二郡面临南海，港口优越，还有定期变更的季风为航运提供便利。所以成为与海外各国贸易往来的重要场所。如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保存了一段重要史料，大致说：自汉朝日南障塞和徐闻、合浦等地，都可以与海外进行贸易，其航海经过之处有都元国（今苏门答腊东北部）、邑卢没国（缅甸勃固附近）、谌离国（伊洛瓦底江沿岸），步行可达夫甘都卢国（缅甸的卑谬，唐骠国），又航行到黄支国（印度南马德拉斯西南），再南到已程不国（约今斯里兰卡）；回程时经过皮宗（新加坡西边），然后到日南郡最南边的象林县（越南中部广南省的茶荞废墟）才结束航程。带到国外进行贸易的中国特产的各种丝绸织物和黄金；向国外采购的是明珠、璧琉璃、奇石等中国不生产而作为封建贵族喜好的贵重物品②。

汉武帝以后，渤海和山东半岛附近一带的海上航行也非常发达。例如北

①　周连宽等：《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文史》第9　辑。②　洪建新：《我国古代海上交通述略》，《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6　期。海郡都昌县（今山东昌邑）人逢萌，在王莽时渡海至辽东，到东汉初年又渡海回山东半岛，可见当时渤海上航行的容易。公元109-111年间，渤海区域曾发生人民起义，起义军以海岛为根据地，纵横海上，转战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北部。到了东汉末年，如管宁、邴原、刘政、国渊、太史慈等，都由山东半岛航海移居辽东。渤海附近当时如此发达的航海事业，向东的发展不但到达了朝鲜半岛，而且也确立了中国和日本之间比较经常的海上交通。《汉书·地理志》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汉乐浪郡治在今朝鲜平壤附近，由这段记载，可知当时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大约以朝鲜半岛为其中介①。

在对欧洲南部的交通方面，自安息兴起于西亚后，陆路交通受到阻碍，这时中国和大秦都在设法利用海路继续进行贸易。如公元97年汉朝西域都护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至条支西海（波斯湾）为海水所阻而还。公元166年，罗马帝国皇帝（大秦王）安遣使者到汉朝日南郡徼外向朝廷赠送象牙、犀角、玳瑁作为礼物，东、西两大文化古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到公元226年，大秦商人秦论又来到交趾，并北上建业谒见吴主孙权②。

秦汉时期的内河交通也很发达。据《史记·陈丞相世家》、《汉书·武帝纪》和《东观汉记》等古籍记载，黄河、湟水、滇水、漓水和巴蜀之水皆可行船。而行船最为普遍又不大受旱、雨季影响的长年水道，当推长江中下游及相关水系。如《汉书·高帝纪》："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伍被言吴王"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国富民众"。《后汉书·第五伦传》》："拜会稽太守，坐法微，老小攀车叩马，不得前。伦乃伪止亭舍，阴乘船去。"

但自然水道或于枯水季节不得不停航，或因多险滩礁石难以飞渡，使水运受到很大阻碍。并且我国水道多东西流向，对于南北不同纬度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也带来不利。所以需要通过开凿人工运河，尤其是南北向的运河来弥补。

春秋时期开凿的邗沟沟通了江、淮两大水系，鸿沟又沟通了河、淮两大水系，两条运河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连接起来，在东半个中国形成了较完备的水道网。秦朝又兴建了著名的人工运河灵渠。《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秦始皇"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由监禄督造的灵渠，支分湘水，挖开越城峤的山脚，连接漓水，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不仅使秦取得了平定南越的胜利，而且开辟了一条新的水路交通线，由番禺经漓水，循灵渠，穿湘江，入长江，而由江陵经陆路，过南阳，北抵洛阳，或西出武关，奔关中。进一步加强了中原与岭南的交往。

西汉时，由于漕运皆自关东而西，所以打通黄河航道，是中央政府十分关心的大事。据《史记·河渠书》载，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春，郑当时上言说："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武帝以为然，于是"令齐人水工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

①　章巽：《秦、汉、三国时代的海上交通》，《地理知识》1955年第12　期。②　洪建新：《我国古代海上交通述略》，《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6　期。而通。通，以漕，大便利"。但由于以后的几次开渠行动皆不太成功，所以终西汉之世，关中渭河、黄河水道一直未能顺畅无阻。及至东汉定都洛阳，无需再顾及漕运长安，于是渠道开发的重心也从关中移到关东①。

（三）车车是当时陆路的主要交通工具。由于车的形制多种多样，所以按不同的标准可进行不同的分类。例如，按车的不同规模可分为大车和小车，按车的不同用途可分为戎车、猎车和役车，按车的动力的不同可分为马车、牛车、驼车和手推车，按乘车姿势的不同可分为安车和立车，按有无车箱可分为轺车与衣车等。孙机先生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绘有汉代马车各部位名称的示意图，读者可以参看②。

秦汉时期车的制造与使用有三个特点：一是车型由繁变简，双辕车逐渐代替单辕车；二是为适应农村、山区需要，出现独轮手推车；三是造车技艺精湛，官车装饰华贵，民用车种类增多，数量增大，使用较前更为普遍。在中国车辆的发展史上，秦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和变革时期，秦以前车辆制造发展缓慢，到了秦朝开始有了较大的进展。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了"车同轨"。对车同轨的解释，传统的说法是统一了全国车辆的轮距，车辆制造开始标准化。规定车宽6　尺，一车可通行全国。还有人认为，不仅车宽6　尺，而且车舆的各种尺寸都与6　有关，考古工作者曾对约为真车马1／2大的秦代铜车马进行了实测，得知秦代车辆的轮径约为秦制4.2　尺，车宽和衡长都近6　尺，辕长18　尺，轴长10　尺。可见除轴长外，其余数据都是6　的倍数①。但也有不同意见，如有人认为车轨尺寸并非全国统一，而是按官阶有所区别，职位高的官与职位低的官的车轨不一样宽。近年出土的秦车两轮间的距离为101.8　厘米，折合秦尺为3.68　尺，舆宽78　厘米，折合秦尺为2.82尺，因此，"车宽6　尺"之说也不一定可靠。不过即使车宽不是6　尺，车轨因官阶不同而有所变化，至少是在某种范围内统一了车轨，这对沟通全国的交通、提高运输效率仍是巨大的贡献。

秦始皇的御用车辆叫金根车。从秦始皇陵发掘出来的铜车以银装饰的部位都是被饰物的末端，这种车饰方法，古文献上称之为"以金饰诸末"，是金根车的特点。金根车既是银质装饰，而不称为银根车，是因为金字沿袭古义，多用于对金属的泛称。如银称白金、铁称黑金，而金则有专名，称作黄金。再是当时黄金已广泛使用，而银却是刚刚提炼出来的新金属，所以更为名贵。

秦始皇乘坐的金根车中有一种车名辒辌车。这种车车型大，三面有窗，后面有门，四周有帷子，可坐可卧，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所以称作辒辌车。始皇五次出巡，驰骋万里，乘坐的多是此车。在沙丘离宫病死后，《史记·李斯列传》中记有："李斯以为上（秦始皇）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于辒辌车中。"后世用为丧车。

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的铜车马，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秦汉时期的车制具有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9～260　页。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90～92、114　页。

①　王玉哲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　页。极大的帮助。此车通长317.4　厘米，高106.2　厘米，总重约1.8　吨。铜车马上的金质饰物共有747　件，银质饰物817　件。除了一些金银饰件外，其余全部是青铜铸件，结构比较复杂，由3000　多个部件组成。这乘铜车马是以四马驾车，称之为驷。中间驾辕的两匹称作服马，服马外侧的两马称作骖。四马的平均身高约66　厘米，身长约112　厘米。铸造精细，形象逼真。此车为单辕，辕长246　厘米，径围20　厘米①。其车轮绘朱红色三角纹图案，每轮为三十辐，有股有骹，股近毂及毂近牙处各施朱绘一道，轮有飞转两件，上悬于■，其形似圭，由二片铜片组成，顶端呈圆柱形，轴贯于毂中，两个末端有辖，外套银质辖■，轴与舆底三个接触点，中间为当兔，两侧各一伏兔。辕的前段昂起，后段平直，末端有踵。一衡二轭，衡套铸银■。轭缚于衡内侧，其中轭首套有银帽。轭肢扁平，分两脚，末端套接银钩。轭肢内侧有皮质鞍状衬垫，涂朱色，外竖一铜杆，上连于轭颈，下立于■上。两■间连接有扁革带。舆则分前后室。前室为御官驾御处，前面及左右两侧前端立有彩绘栏板，前栏板之上有覆簸箕状盖板，正中置軜。右侧栏板后隅有一角柱，上套铸银盖帽。室底为方格纹，涂朱红色。后室为乘者座席，内有"■"形茵，四周为栏板，上端外翻为车耳，车耳上再立一周箱板，即车轖，上面盖椭圆形车盖，其形由正脊中间向两端逐渐变窄。脊两侧各有十八根对称的轑，轑皆横盖于车轖之上，交接处有卯口。后室前轖及左右侧辖各有一窗，上有镂空菱花纹窗板，可以随意开合。室内前方有轼，断面呈曲尺形，后部有门，其下坎既可作轸，也可当蹬车踏步。此车的车轖、窗牖、门扉的内外侧，以及茵、轼面、车盖内面，均以乳白色为底色，上绘红、紫、蓝、绿、黑等色花纹，四马也通体白色。看来这是一辆迎秋安车②。

轺车是汉代最常见的车型。是由古时的军车转变而来的，因此四面空敞，在汉代为一般吏人用车。驾一马的叫"轺车"（图80），驾两马的叫"轺传"，还有一种驾三马的"轺车骖驾"（图81），中马负轭，而为双辕，两马居外，以加强挽力①。《释名·释车》说："轺，遥也，遥望也。四向远望之车也。"但是近来发现的汉石刻或砖刻画像轺车也有坐乘的，因为轺车四面没有帷帐，就是坐着也可眺远。后来又发展为两面有扶手横板的轺车，叫做施耳轺车。轺车是一种无顶的敞篷车，若是遇到下雨，就没有办法，所以在车厢当中设一如伞的车盖，安插在车厢的中间，有雨可以避雨，无雨可以遮太阳，并随时可以取放下来。《周礼》夏官疏说：车盖有两种意思，一为御雨，一为表尊，就是分别等级，显示尊贵。平常的车盖高约三尺，大官僚们，如河内太守黄霸，皇帝为了表示对他的重视，命他所坐乘的轺车的车盖高一丈，比寻常的车盖要高三倍。车盖既然可以取下来，在途中遇见朋友的时候，就可以坐在一起用来遮太阳，彼此谈心，所以在当时有"白首如新，倾盖如故"的谚语②。

汉代轺车上的伞盖用料、车轓和颜色等都体现了一种等级差别。按《后汉书·舆服志》所载当时制度，政府官吏"三百石（县长）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皂缯覆盖"，二百石以下低级官吏为"白布盖"，但都可有"四维杠

①　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委会：《中国公路运输史》第1　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5　页。②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264　页。

①　王今栋：《中国古代车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　页。

②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91　页。衣"。六百石至一千石的官吏可"朱左轓"，即左边车耳为红色。二千石的官吏则可"朱其两轓"，即两边车耳为红色。《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西汉时司马相如初由成都到长安时，曾于成都北门升仙桥（现称驷马侨）发誓："不乘赤马驷马，不过汝下也。"因为赤色马车是二千石官阶的标志①。从河南南阳两汉画像石来看，某些画面中的一辆辆轺车骖驾騑马，高竖华盖，前有导骑，后有驺从，有的还伴以斧车、鼓车，烜赫过市，场面壮观。有的车舆装饰"姿极耳目"，甚至"奢过王制"。据《汉书·韩延寿传》载，韩延寿出行时，"驾四马，傅总，建幢棨，植羽葆，鼓车、歌车"。《三国志·吴志·士燮传》中描写东汉末年交趾太守士燮的出行情况："雄长一郡，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萧鼓吹，车骑满道。。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仲长统指责这些人是"入则耽于妇女而不及，出则驰于田猎而不还。"②牛车分篷车与敞车两种。篷车在车箱上装卷篷即车枸篓。敞车无篷，其铜制模型曾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图82）。无论篷车或敞车，都只被看作是"平地载任之车"，仅供代步而已。《史记·平准书》说西汉初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史记·五宗世家》说景帝平七国之乱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都把牛车当作规格较低的车。东汉初年牛车的地位仍无变化。《后汉书·朱浮传》说：光武时"自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至或乘牛车，齐于编人"。《后汉书·谢夷吾传》说：章帝时，钜鹿太守谢夷吾"以行春乘柴车，从两吏。冀州刺史上其仪序失中，有损国典。左转下邳令"。柴车在这里指牛车，《后汉书·韩康传》的记载可以为证。太守以乘牛车而得咎，可见当时牛车的规格较低。然而到了东汉晚期，情况则有所不同。《后汉书·宦者列传》说：左悺等四侯"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这时提到牛车，口吻已由轻视改为重视，此为桓帝、灵帝间之事。实际上早在2世纪前期，士大夫已喜爱乘牛车。《后汉书》中有两件颇相类似的记事，可以反映出这种情况的一个侧面。《卓茂传》说："时尝出行，有人认其马。茂问曰："子亡马几何时？"对曰："月余日矣。"茂有马数年，心知其谬，嘿解与之，挽车而去。""他日，马主别得亡者，乃诸府送马，叩头谢之。"这是西汉末年的事。《刘宽传》则说："宽尝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宽车中认之，宽无所言，下驾步归。有顷，认者得牛而送还，叩头谢。"这是顺帝时的事。这时前一例中的驾车之马已为后一例中的牛取而代之了。所以《晋书·舆服志》说："古之贵者不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庶遂以为常乘。"

社会上层人物出行时以牛车代马车，是车制上的重大变化。带篷牛车的车箱本与辎、軿相近，文献中所称辎、軿，有时其实是指牛车。如《后汉书·袁绍传》说袁绍青年时代交游广泛，"辎、軿、柴毂，填接街陌"。根据当时的风尚，这里说的辎、軿应指牛车。不过这时的牛车已踵事增华，在里面安置了凭几等物，使乘车者可自由坐卧。雷台东汉墓中的铜舃车已设凭几；再晚一些，如南京赵士岗东晋南朝墓等处出土的陶牛车中，也都有凭几。加以牛步徐缓，所以乘牛车的颠簸程度比马车小。况且以轺车为代表的马车，车身敞露，乘车者无论坐乘或立乘，都要保持端正的姿势。《论语·乡党》说：

①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2　页。②　王建中等：《南阳两汉画像石》，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8　页。

"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贾谊《新书·容经》也对"坐车之容"、"立车之容"、"兵车之容"提出种种要求，认为"若夫立而跂，坐而蹁，体怠懈，志骄傲，■视数顾，容色不比，动静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气不顺，皆禁也。"乘牛车可以不讲究这一套，这也是它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东汉末年的牛车出现了一种高级的车型。曹操《与杨太尉书论刑杨修》说："谨赠足下：。。四望通幢七香车一乘，青牸牛二头。"这辆牛车上已装通幰①。

在车骑出行时，不同等级的官吏有不同的规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驾车的马匹数。汉制，皇帝出行因目的的不同，所乘的车子也异。

御车有驾六马的，也有驾四马的。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子、皇子、长公主驾三匹马（驾三马一般称为"骖驾"；中间驾辕的马称"服"，左右两匹马称"騑"；也有的说是"左骖右騑"）。大贵人、贵人（皇帝妾的等级）、公主、王妃、三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包括他们的夫人在内）皆驾二马。

（2）导、从者之数。规定公卿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一级的官吏出行时，前有"贼曹"、"督盗贼"、"功曹"三吏分乘三辆车为导车，后有"主簿"、"主记"两吏分乘两辆车为从车。此所谓"导从，置门下五吏"。

（3）骑吏之数。三公以下至二千石的官吏出行时有骑吏四人，一千石至三百石县长的官吏出行时有骑吏二人。

（4）车舆形制。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规定：六百石以上官吏出行时都乘加"轓"车。三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出行时乘辎軿车。以上讲的不包括特殊情况在内。如皇帝出行时随行官员有驾四马的，皇帝的持节特使出行时也驾四马，并且导、从车都为双数（数目要加倍）。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胡作非为的官吏有搞僭越的，或者像士燮那样把本家子弟充作兵骑搞变相僭越的。另外，不任现职的富家大商以及拥有许多部曲私兵的大庄园主的车骑出行情况还不清楚。再说文献本身也不一定十分确切，或者到汉代后期情况有所变化。如山东武氏祠前石室内的车骑出行石刻画，根据榜题，导车中缺少"督盗贼"车，换上了"门下游徼"车。有的车骑出行中导车的数目不足或是从车的数目不足，这大概由于政治与经济每况愈下，官吏的"从事"也凑不够数的现象所致①。

在西汉晚期，劳动人民创造发明了用人力推着走的独轮车（图83），叫做鹿车。《太平御览》卷七七五引《风俗通义》说："鹿车窄小，裁容一鹿也"。有人认为，在我国井上汲水多用辘轳，或称鹿卢，是轮轴类的引重转动器，那末鹿车就是一个有轮轴的车，应劭所解释的未免有些望文生义了②，因为这种鹿车不用牛马而能行走，一个人可以推运，所以俗称这种车为不吃草的牛（木牛），能流转的马（流马）。诸葛亮在西蜀与蒲元、廖立共同研究，为了解决山区崎岖山路的运输问题，就采用这种独轮车，于是就传说诸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8　页。

①　吴曾德：《汉代画像石》，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163　页。

②　史树青：《有关汉代独轮车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6　期。但孙机先生认为，说鹿车"裁容一鹿"并非望文生义，因为四川彭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的独轮车只载一件羊尊（图84），可谓"裁容一羊"。见《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116　页。

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而实际上是积累劳动人民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当时贫寒的读书人坐不起辎軿，就多乘这种鹿车。《后汉书。列女·鲍宣妻传》："宣之妻桓氏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又《独行·范冉传》："冉遭党人禁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荫，如此十余年，乃结草室而居焉。"晋刘伶常著袒服而乘鹿车。若是连鹿车都没有的，则只有自己挑着担子行路。《后汉书·赵孝传》说："孝常白衣步擔（担），从长安还止邮亭。"贫寒士人生活尚且如此，那么劳苦大众行路就更难了①。（四）船船是当时水路的主要交通工具。中国古代的船是以楫拨水前进的，如《易·系辞》："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这种以楫拨水前进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代的楼船水军被称为楫濯士，意思就是划桨手。《史记·佞倖列传》谓邓通"以濯船为黄头郎。"《汉书·百官公卿表》记水衡都尉属官有楫濯令、丞。当提到船的时候，均强调用楫。

已经发现的西汉明器木船正反映出上述情况。广州皇帝岗和长沙伍家岭出土的明器木船（图85、86）都是平底的内河航船，船面较平，两端微微上翘。船首即舻部设櫂，船尾即舳部设舵。广州皇帝岗木船操櫂与操舵的俑都踞坐在木板上，设四櫂一　舵；长沙伍家岭木船则设十六櫂一舵，这里的櫂较长，操櫂的水手大约要站着划船才便于用力。但汉代大船所用之櫂还不止此数。江陵凤凰山出土木船之墓中的遣册记有"大舟皆（？）廿三桨"。由于桨常成对安排，故此舟可能设十一对桨、一舵。《越绝书》所记大型战船"大翼"以五十人击櫂，可能设二十五对桨。至于西方用数百名奴隶划桨的船，在中国古代未曾出现。

但中国古代却发明了行船时作用重大的舵。《淮南子·说林训》："毁舟为杕。"高诱注："杕，舟尾柁。"《玉篇》："杕，船尾小梢巴。"可见西汉时已有雏型的舵。广州皇帝岗木船上的舵与櫂的形状区别不大，它未置于船尾中部，却偏在一侧，用它控制航向还不太便利，反映出当时的舵大约还停留在杕的阶段。长沙伍家岭木船上的舵比櫂长得多，舵叶作刀形，背厚刀薄。它架在该船第二舵之遮栏后壁的凹缺处，正在船尾当中，大概就是《释名》说的："其尾曰柁。柁，拕也，在后见拕曳也；且弼正船，使顺流不使他戾也。"至东汉，如广州先烈路汉墓出土陶船上的舵就更为进步了，此舵的板叶宽大，障水有力，舵下端与船底取齐，水浅时不须提舵，且装在船尾专设的舵楼中（图87）。广东德庆汉墓所出陶船，在舵楼后壁开舵孔，舵孔两侧有托驾（图88）。虽然其舵与托架上所承之物出土时均不存，但从结构看，此船之舵可能已装有原始的舵杆与舵衡，当比广州先烈路陶船之舵更为先进，很可能已是转轴舵。总之，汉代从在船尾一侧使用的原始桨状舵，一直发展到船上设有较正式的舵楼，其过程大致有迹而寻。

广州先烈路陶船在两侧船舷上铺走道，即《淮南子·说林训》"譬犹客之乘舟，中流遗其剑，遽刻其舟■"。■，高注："■，船舷板也。"■是供篙手撑篙用的。《说林训》："以篙测江。"许慎注："谓刺船竹，长二丈，以铁为镞者也。"撑篙行船称作交。《释名·释船》："所用斥旁岸曰

①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92　页。交，一人前，一人还，相交错也。"在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中的大航船上，两名篙手的动作正是如此。铺■的船多撑篙。有人曾以为先烈路陶船上设有六个桨架，其实是六组矛和盾，这艘船不用桨划行，因而无需设桨架。根据此船上塑出的人物身高的比例推算，船长约14～15　米，载量约50　石，相当于《释名》所称"五百斜以上"的船，在当时是一艘中等以上的船。但广州先烈路陶船的四个舱均以席作蓬顶，广东德庆陶船的舱室却模拟瓦顶，其主舱是起脊的四注顶，规格应更高些。

汉代规格最高的船是楼船。汉武帝在昆明池训练水军，"治楼船高十余丈，旌旗加其上，甚壮。"东汉马援讨伐交趾，所率楼船多达2000　余艘。广州西村增埗汉墓出土的明器木楼船上下三层，十楫一舵，可惜残损过度，已经无法复原①。

广东德庆汉墓中出土的陶船（图88）分前、中、后三舱，前为头舱，中为楼舱，后为舵楼。头舱作拱型蓬顶，有水手两人。楼舱为船的主体建筑，置楼顶盖呈庑殿状，两侧有对称的窗户，后有门与船尾舵楼相通。从楼壁纹饰看，楼仓可能是梁柱结构，两侧墙与船舷相接处有三个小孔，估计是底舱的透光排气孔。舵楼船尾墙有一圆孔，当用于放置舵柄。头舵与舱楼下各有一块可以活动的底板。舵手看来是一个人。这是一种小型的楼船②。当时有一种狭而长的小船叫做艨冲，以为冲突敌船之用。还有一种在江上航行最快的船叫做赤马船，船身是正赤色，其快如马，这就是延及到明代所使用的大红船，也叫做满江红。撑船的船夫身穿黄色衣服，戴黄色帽子，通称为黄头郎。秦汉时期的造船业已比较发达，汉代在长安设立船司空，是官营手工业专门造船的机构③。《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汉宫殿疏》说武帝时所造大船，有一种称为豫章大船，可载万人，船上造有宫室。东汉末刘熙所著《释名》说汉代的大船有二层的，称为庐；有三层的，称为飞庐；还有四层的，称为爵室。《释名》中所述及的汉代战船，有先登（冲锋船）、斥候（侦察船）、艨冲（战船）、赤马（快船）、槛（重武装的战船）等等。三国时魏人张揖所著《广雅》述及两汉及三国时代的船名多种，其中的"艆■"即是航海用的船，又有"■"，即《说文》之"拨"，是航海的大船④。1974年底在广州发现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规模巨大，船舌结构采用船舌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可同时建造数艘载重量五六十吨的木船，显示了当时广东地区造船业的发达①。但也有人推测这处造船工场遗址很可能属于宫殿一类的建筑基址，与1988年在广州中山五路百货商店工地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有密切联系②。无论如何，广东汉墓多次出土的木船和陶船模型，毕竟说明当时广东地区造船和航行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③。

汉代的大海船已能通航印支半岛，甚至远达印度洋。④这种船上应装风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122　页。②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0～261　页。③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2～93　页。④　章巽：《秦、汉、三国时代的海上交通》，《地理知识》1955年第12　期。

①　广州市文管处等：《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第4　期。②　文物编委会：《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　页。③　文物编委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32　页。④　沈福伟：《两汉三国时期的印度洋航业》，《文史》第26　辑，1986年。帆，《释名》中曾提到"随风张幔"的帆和挂帆用的桅。汉代的中小型船舶有载量为30　石的■，《释名》说它是一种"短而广"的船。广州红花岗东汉墓所出陶船（图89），可能即■。更小的船如艇，《释名》说"其形径挺，一人二人所乘行者也"。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中出现的小板船（图90）可能与之相当⑤。

除船之外，水上交通工具尚有竹筏。如《后汉书·岑彭传》："公孙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汎将数万人乘枋箄下江关。"《哀牢夷传》："其王贤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汉。"又《后汉书·邓训传》说："令长史任尚将之，逢革为船，置于箄上以渡河，掩击迷唐庐落大豪。"可知今天我国西北黄河上游所用的皮伐子，是由汉代流传下来的。

最为特殊的渡河工具是木罂缻。《吏记·淮阴侯列传》："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集解》："服虔曰："以木柙缚罂缻渡。"韦昭曰：""以木为器如罂缻，以渡军。无船，且尚密也。""其释各异。估计可能是水葫芦，中空，木质，有浮力，数个连成环状，人借其力以渡①。

⑤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　页。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1～262　页；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4　页。

六、婚姻婚姻是男女结合为夫妻关系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地域范围的礼俗，所以婚姻也是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时期的婚姻不仅在秦汉风俗中是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且在整个中国婚姻史上的地位也十分引人注目。尽管它在某些方面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但尤其重要的是它在更多的方面开创了后代的先河。有关秦汉时期婚姻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相当充足，秦汉时期婚姻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多彩，有时甚至使人眼花缭乱。唯因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择其要者略加描述。

（一）婚姻礼仪谈到"婚姻礼仪"，许多人很自然地会想到"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和"亲迎"。但秦汉实际生活中的婚姻礼仪并非与"六礼"完全契合，一般说来，大致有以下八个重要环节：1。排除婚姻禁忌因素首先，是仇人之间不能通婚。秦汉时期的复仇风习很盛行，除个别人试图通过通婚来化解与仇家的怨仇外，绝大多数仇家之间是绝不通婚的。这不仅可以从汉代人婚前夫妻双方家庭关系得到说明，也可以从婚后的某些个案记述中找到旁证。其次，同姓之间的通婚也大受限制。在现在可考的344　例婚姻个案中，异姓通婚者占338　例（98％），同姓通婚者6　例（2％），说明"同姓不婚"在汉代仍不失为一条婚姻禁忌。

汉代婚姻关系中，还排除了直系亲族和旁系亲属之间的通婚。

2。媒人的联系过程秦汉时期婚家双方的联系大多都要经过媒人中介。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把联系男女婚姻关系的媒人比做推荐贤士的人："故士因士，女因媒。"①刘向在《新序·杂事》中也说："妇人因媒而嫁。"特别是东汉末，人们更是普遍认为"夫自炫向媒者，士女之丑行也"②。《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载，蜀郡人何玉通过"媒介"求婚。

但需要指出的是，汉代人"婚约只能由父母通过媒人来安排决定"的传统说法有片面性。当时存在着一些例外：其一，皇帝纳妃娶后不需媒人的环节；其二，男女私奔成婚者也不需媒人，如西汉中期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便未请媒人从中联系；其三，汉代的媒人地位不像后世那样高，一般只起一种传递信息的作用，媒人地位尚未得到法律认可。

3。占卜（第一度）

紧接媒人联系的便是占卜过程，占卜分两个阶段。第一度占卜的目的是考虑到姓氏变迁，当时虽非同姓，但祖先可能是同姓，所以以此手段察看是否同姓。王充指出："父母姓转易失实，礼重取同姓，故必卜之。"①当然，对于不重视同姓禁忌的人，也可不经过这一步骤。

4。男方家庭正式向女方家庭送聘金

①　《盐铁论·大论》②　《三国志·魏志·陈萧王曹植传》。

①　《论衡·诘术》。

婚姻嫁娶送聘金是买卖婚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汉代，这是确定婚姻关系至关重要的环节。如《隶释》卷十二《戚伯著碑》载，戚伯著"娉妻朱氏"。5。占卜（第二度）

聘金送后，婚姻关系基本确定。这时，女方家庭着手准备嫁妆；同时，男女双方家庭同时找卜者确定吉日。卜者通过观察卜骨上的裂纹决定婚日。如《史记·龟策列传》："横吉榆仰首俯，。。可居家室，以娶妻嫁女。"狐络卦，"可娶妇嫁女"。

6。男方家庭迎亲和女方家庭送亲婚日确定后，新妇便携带嫁妆去男方家中成婚，这时男家和女家要分别派人迎亲和送亲。《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献帝起居注》说，汉献帝纳曹操之女为后，派使者持节迎之。《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注引《东观记》载，西汉春陵康侯刘敞为子娶高陵侯翟宣之女为妻，"（翟）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门"。

在去男方家庭的路上，新妇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常常表现出喜忧参半的矛盾心理，既有对于婚后生活的某种向往，又有对未来不可知的生活的担心。如《汉乐府诗·白头吟》说："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7。成婚庆贺成婚之日把新婚夫妇的结婚过程推向了高潮，这时出现了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场面：①新婚夫妇穿着鲜洁。

《盐铁论·散不足篇》载，当时富者结婚，"衣皮朱貉，繁路环佩"，而一般人家也会"长裙交袆，璧瑞簪珥"。东汉时期，"妇人始嫁，至作漆画屐，五色彩为系"，"丽女盛饰，艳如春华"①。由此可见，新人从头至脚，全新装束，富丽堂皇，引人注目。

②家中盛饰。

成婚之日，双方家中（主要是男方家里）要打扫清洁，内外盛饰，装点门楣。汉代人蔡邕描述说："婚礼以举，二族盛饰，威仪有序。。即臻门屏。"②③拜见父母。

新婚夫妇要拜见双方的父母（主要是拜见男方家庭的父母，以表明男方家庭对于新妇的认可）。如《后汉书·列女传》记载，鲍宣与桓少君成婚时，"拜姑礼毕"，其中"姑"是相对于新妇而言的，表明作为一种象征性仪式，"拜见"之礼的意义对于新妇比新夫要大一些。

④亲朋毕至，酒宴庆贺，歌舞助娱，极尽欢乐。

成婚之日大请宾朋的仪式是不可避免的，这部分由于婚嫁过程在汉代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部分是由于汉代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十分重视男婚女嫁，并赋予极高的道德哲学标准，"男女居室，人之大伦"的说法也因之而在各个阶层中颇为流行。由这一社会心理所决定，在举行婚礼时，与当事人有往来的亲戚朋友均要前来祝贺。酒宴庆贺也为婚嫁之日所必不可少，届时自然免不了要热闹一番，戏谑、笑骂充斥于酒宴之上。如《群书治要》张仲长统《昌言》说："今嫁娶之会，捶杖以督之戏谑。"有时在酒醉

①　《初学记》十四引《协和婚赋》。

②　《初学记》十四引《协和婚赋》。

之后，来宾还会作出一些过火的举动。《风俗通义》记载，西汉时汝南张妙参加杜士家婚礼，"酒后相戏，张妙缚杜士，捶二十，又悬足指，士遂致死"。同时，乐声不断于耳，歌舞祈祈在目。如《风俗通义》所说："酒酣陈乐歌矣。"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家庭的乐舞往往较简单："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豪族大贾和商官富户的婚日乐舞则颇为隆重，所以时人称："今者富钟鼓五乐，歌儿数曹。"①8。庙见之礼按照《礼记》、《仪礼》等书的说法，夫妻在新婚应履行"庙见"之礼，即祭祀先祖。但"庙见"之礼的实际例子仅仅见于汉平帝时王莽女儿与皇帝成婚。王莽女儿于婚后三个月"以礼见高庙"。从前后事情的关联看，王莽女儿"见高庙"与其父倡导"复古循经"有关。应当说，在西汉时期是较少存在这种礼仪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汉代人成婚之仪最能体现出它的民族特色①、（二）婚姻形式婚姻形式即嫁娶方法，是单偶婚阶段所特有的。秦汉时期除了注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聘娶婚外，还有以下九种婚姻形式。

1。表亲婚即姑舅表亲婚，汉代人称之为"重亲"。其成立的依据大致有三：①亲族间固有的感情基础；②兄弟姊妹间在财产继承上的某种关系；③古老的姑舅观念，即认为舅家娶姑家女儿为媳是对当初姑的出嫁的一种赔偿或互换。这种婚姻形式在秦汉时期的上层社会中比较普遍，如《汉书·齐悼惠王传》载，懿王薨，厉王次昌继承王爵，其母纪太后让其娶她弟弟之女纪女为王后，"欲其家重宠。"另外，重亲中还有互为婚姻的。如汉武帝立卫青的姐姐卫子夫为皇后，卫青又尚武帝姐平阳长公主。像这种结成世代通家之好的皇亲国戚，在汉代各朝可说是不胜枚举。

重亲中有同辈中互为婚姻的，也有辈分不相当，或娶上辈女子或娶下辈女子为妻的。汉武帝为胶东王时，与姑母大长公主嫖之女互结姻缘，曾演出了"金屋藏娇"的滑稽喜剧，这是同辈结成的姑表亲。西汉时梁荒王刘嘉娶任宝姊妹为妻，又以自己的妹妹嫁给任宝。到梁荒王子立嗣后，任宝之兄又将女儿昭嫁给立。这又是两代同辈人结成的三重亲。不同辈者互结婚姻的也不少，如汉惠帝的张皇后是惠帝姐鲁元公主的女儿；吕后将侄孙女配给高祖之子刘恢为妻；汉成帝娶许后是以表姑为妻；元帝之子刘兴娶卫姬是以姨母为妻。

2。交换婚是指两家互以其异性家属交换为婚的形式。一般而言，上层社会的交换婚主要着眼于政治，是政治利益的需要；下层社会的交换婚主要着眼于经济，是因为双方皆负担不起大量聘礼，交换婚可相互节省一些钱财。秦汉史籍中所载的交换婚主要是上层社会的，如《汉书·郑崇传》云，高密大族郑崇与王家世代婚配，互为嫁娶，成为交换婚的典型表现方式。到了东汉交换婚仍

①　《盐铁论·散不足》。

①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129　页。

在继续风行。明帝、章帝各朝及其子孙多与功臣耿况的后代互为婚姻。到了顺帝、灵帝、献帝各朝，皇室又与伏晨家族世代联姻。婚姻这个纽带成了联系君臣关系、体现权力和国柄的象征。

3。逆缘婚这种婚姻形式表现为"妻姐妹"或"夫兄弟"，是对偶婚的一种残留形式。

汉代宫廷中妻姐妹的现象颇多。如汉景帝的王皇后与妹妹儿姁先后入宫，双双嫁给景帝，俱得贵宠；而体轻如燕、能作掌上舞的赵飞燕，也是姐妹同嫁成帝，专宠汉宫十余年，深得成帝爱幸，贵倾后宫；东汉时马严曾上书明帝，请纳马援三女；明帝后又纳阎章二妹为贵人。终汉之世，这类婚嫁形式在上层社会中较为多见。那时，不仅姐妹同入掖庭，还有长辈与晚辈同入后宫，同嫁一人的。如顺帝永建三年（公元128年）梁商之女梁纳和姑姑同入汉宫，俱被立为贵人。

汉代除妻姐妹的形式外，还有共妻制也属此类婚姻形式。如汉宣帝时，燕代间有"三男共娶一妇，生四子。及至将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争讼。"或者"宾客相过，以妇待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而九江郡一带，竟有淮南王令"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子"①的怪事发生。

4。招养婚即女子不出嫁而招男方入女家为婿的婚姻形式，秦汉时期称之为"入赘"，将男方叫作"赘婿"。它往往是在女方需要养老接代而男方家贫无力娶妻或贪图女方家财时成立。《汉书·贾谊传》载，"家贫子壮则出赘"。《释名》认为"赘"指附于人体上的肉瘤，可见对赘婿的轻视。秦始皇也很轻视赘婿，令他们与囚徒等一起开边和作战，有人认为这与秦始皇痛恨嫪毐与他母亲私通有关。汉朝也常将赘婿列为"七科谪"之一。

5。童养婚这种婚姻形式一般有两种情况：①男家有儿子后抱养或买进别家幼女为养女，达到婚龄后与本家儿子成婚，养女转为儿媳；②男家婚后暂无儿子，先抱养或买进别家幼女为养女，待生子并达到一定年龄时再将养女转为儿媳，这又叫"等郎婚"，有的养女至10　多岁才等来"郎"，如果始终等不来"郎"，则男家将养女出嫁。秦汉时期这种婚俗在汉族中为数较少，而在少数民族中颇为流行。《三国志·东沃沮传》注引《魏略》载，当时东沃沮族（即今朝鲜族）的嫁娶之法，是在女孩10　岁之后许配于人，由男家迎至家中，待其长大成人到了结婚适龄期，将其送回娘家，再举行成婚仪式。这种婚姻形式带有极大的剥削性和强制性，到了后世被汉民族所吸收。

6。掠夺婚俗称"抢婚"，是古代氏族部落外婚制时期用战争手段俘获妇女的一种强制性的婚姻形式，后来在不少民族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但逐渐由真抢变为假抢。《说文》说："礼，娶妇以昏时，故曰婚"，昏夜掠夺也能得手，可见婚姻源于掠夺。《礼记·曾子问》："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有人对此解释说，"三夜不息烛"是怕女子被抢走；"三日不举乐"是怕女家来犯而保守秘密。《易经·归妹》：

①　《汉书·地理志》。

"匪寇婚媾"。有人认为"寇"与"婚媾"截然不同，将其混在一起可能说明古代的婚姻与"寇"密切相关，即认为"寇"与"婚"并提，应是掠夺婚的体现。汉代北部边疆地区的乌桓族盛行这一婚俗。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乌桓族的婚俗是：先掠女子同居，半年或百日之后，送牛、马、羊至女家作为聘礼。然后男子随女子至女家，给女家服役一、二年。之后，女家送一份厚礼给女儿，包括双方住宅、结婚用品，均由女家负责。乌桓族的这种婚俗具有多元性，它既是劫夺婚的形态，也有服役婚的内容。

7。指腹婚也称"胎婚"，指两妇同孕，由父母作主，指腹约定，产后若一男一女，即结为两姓之好。据《后汉书·贾复传》载，贾复在镇压河北农民起义时，被义军击伤，伤势十分严重。刘秀闻讯后大吃一惊，说到："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这是指腹婚的嚆矢。不过这种婚姻形式在汉代并不盛行，至南北朝时此风特盛，到了近代尚未绝迹。

8。转房婚又称收继婚或续嫁婚，主要表现为兄死后嫂嫁给弟，弟死后弟妇嫁给兄，姐死后妹嫁给姐夫或妹死后姐嫁给妹夫等，是古代共夫共妻制的残余形式。有时也表现为嫡子继父妾或伯叔母转嫁侄儿等。汉代的匈奴、乌桓、西羌都实行这种婚俗。如《史记·匈奴列传》："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汉与匈奴和亲后，凡宗室女子嫁于匈奴单于为阏氏者大都无法逃脱转房婚的厄运，即使像积悲怨于后宫、主动要求远嫁呼韩邪单于的王昭君也不例外。当呼韩邪单于死后，她担心按照匈奴婚俗被转房于单于子，曾上书成帝要求返回故土，而成帝却不许，勒令她"从胡俗"。她无可奈何只好再嫁呼韩邪单于长子为阏氏。西域的乌孙也实行转房婚。汉武帝时，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作为公主嫁给乌孙王昆莫为夫人。后昆莫要把细君嫁给自己的孙子岑陬。公主不听，上书武帝，武帝令其从俗。细君只好委曲求全，嫁给了其孙。

汉代少数民族其所以大都实行转房婚，其原因正如《史记·匈奴列传》中所解释的："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性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这些少数民族以流动性极大的畜牧业为主，而牲畜作为活财产是极易失散的，为了确保本族财产和血缘关系不出问题，便必须把妇女看成家长的活财产，让子弟以直接资格继承他们父兄的财产①。

9。野合而婚指男女在野外性交，有时也指不合礼法的两性关系。是原始群婚的残余形式。关于这种婚姻形式，汉代史籍中没有任何记载，但四川成都近郊出土了一块汉代"野合而婚"的画像砖，形象真实地展现了这一存在于汉代的婚姻形式。这块画像砖的作者不仅完全运用写实的笔法着意描绘"野合而婚"的场面，而且在创作态度上也十分鲜明地表现出绝不鄙视，甚至多少具有欣赏玩味的意向。这表明在汉代蜀郡的某些地区颇为广泛地存在着"野合而婚"的婚姻形式②。

此外，汉代的婚姻形式中还有先秦时代留传下来的一夫多妻制。当时的

①　韩养民：《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140　页。②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　页。

统治阶级为了传宗接代和满足一己之私欲，一方面重嫡庶之别，即嫡妻、正室，只准有一个；另方面又可以纳妾，这就形成了婚姻形式中的一夫多妻制。妾的成份较为复杂，大多数是出身贫贱之女，其中有娼妓一类人，往往以色艺起家，被主人所宠幸。这些人是奴婢身份的歌舞艺术家。她们一旦被主人所纳，便会跃身于统治阶级行列，甚至贵为后妃。如邯郸舞伎、秦始皇的生母赵姬，"平阳主讴者"、后为武帝皇后的卫子夫，以及李夫人、赵飞燕、王翁须等。《后汉书·皇后纪序》说："秦并天下，多自骄大，宫备七国，爵列八品；汉兴，因循其号。。，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至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及光武中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从这里所记述的情况看，秦汉时代贵为天子的历朝最高统治者，其后宫美女数字都多得十分惊人，如汉武帝后宫美人七八千人，多是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的处女。他们把天下姿色端丽的女子都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任意掠夺，任意蹂躏，任意抛弃，以致造成了无数"红颜暗老白发新"的人生悲剧。

汉代不仅皇帝实行一夫多妻制，妻妾成群，荒淫至极，就是各诸侯王、官僚、富豪等、也都于正妻外有妾①。时人称妾有以下一些名称：（1）外妇，见于西汉前期。《汉书·高五王传》："齐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时外妇也。"

（2）傍妻，也见于西汉前期。《汉书·元后传》：王禁"多娶傍妻"。

（3）少妇，流行于东汉。《后汉书·董卓列传》："其少妇止之。"

（4）庶妻，流行于东汉。《三国志·魏志·马超传》注引《典略》："初，超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张鲁。"

（5）小妇，通行于两汉。《汉书·元后传》："王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御览》六三九引《风俗通义》也说："小妇子年裁数岁矣。"（6）小妻，通行于两汉。《汉书·佞幸传》载："张彭祖为其小妻所毒。"《后汉书·陈球传》则称："球小妻，程璜之女。"（7）妾，也见于两汉。《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女以为妾。"《风俗通义》也载：陈留富老"取田家女为妾"。

（8）下妻，约在西汉后期出现在关东地区，是时，有人自称"成帝下妻子"①。降至东汉初，这个名称广泛流行，光武帝及明帝多次下诏，严令释放和送归因战乱及饥荒而"为人下妻"者还家。

（9）辅妻，出现在居延边塞地区。《居延汉简甲乙编》简二九·二载橐陀吞胡隧长张彭祖"辅妻南来十五岁"②。汉代的法律并不限制娶妾，名人之女也不讳为人妾。如许皇后姐因与淳于长通奸而为其小妻，窦融女为大司空王邑的小妻。但妻妾的名分和嫡庶的区别却很严格。就妻妾名分说，西汉孔乡侯傅晏以妾为妻，"乱妻妾之位"，所以被夺爵免官，流放于合浦。就嫡庶区别说，妻生的儿子为嫡子，妾生的儿子为庶子，二者有严格区别，如齐悼惠王刘肥为刘邦的"外妇"所生，尽管年龄最大，也不能被立为太子，而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141　页。

①　《汉书·王莽传》。

②　石潭：《两汉妻妾名谓略考》，《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　期。

且"外妇"也不能住在男方家中。又如东汉末割据幽州的公孙瓒，尽管其父祖世世为大官，但他因为母贱，年轻时只能当郡小吏③。

（三）婚嫁消费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的婚嫁消费相当惊人。皇帝、诸侯王、高级官吏、地主阶层、富商大贾等统治阶级成员自不待言；生活并不富裕的市民阶层、占卜之人、行医贩药者也大都花费许多钱财操办婚事；甚至平时省吃俭用、恪守"不及五味之调，芬香之和"消费原则的小农、小工业者，这时也十分大方地拿出他们平日的积蓄。

汉代人的婚嫁消费主要有媒人的报酬、占卜的费用、聘金和嫁妆、婚姻的花费等四项，以下依次说明：1。媒人的报酬定婚之前，婚家双方要付给媒人一定数目的钱财。宋代人袁采曾说："古谓周人恶媒，以其言语反覆，而近世尤甚。给女家则曰：男家不求备礼。给男家则厚许之。"以从其中上下其手，牟取厚利①。汉代媒人也通过联系嫁家而取得钱财，惟因史料缺罕，现尚不知婚家双方付给媒人钱财的确切数目。2。占卜的费用占卜者为婚姻当事人辨同姓、卜吉日也要索取报酬。如《史记·日者列传》云："且夫卜筮者，。。而以义置数十百钱，。。嫁子娶妇或以养生，此之为德，岂直数十百钱哉？"看来，占卜者为婚家行卜一次，要收费百钱上下。而行卜二、三次，则要收费数百钱。

3。聘金和嫁妆婚嫁期间耗钱最多的项目是男方的聘金和女方的嫁妆。在两汉四百余年间，聘金和嫁妆的数目越来越多，形成了三个鲜明特征：①时间长。

从西汉到东汉，婚嫁奢靡之风一直未衰。汉武帝时，"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兢修饰"①，婚嫁尤为铺张。在汉昭帝时的盐铁会上，贤良文学把此作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提了出来。东汉时期，"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②。为了多得聘金，有人将一女许配数家，也有人逼迫亲属再嫁。

②地域广。

汉代绝大部分地区都盛行重聘金嫁妆之风。秦地"嫁娶尤崇侈靡"；太原和上党地区"嫁娶送死奢靡"；卫地"其失颇奢靡，嫁娶送死过度"③。蜀地"俗奢侈"，"归女有百辆之徒车"④。婚嫁重聘金嫁妆在地域上的广泛性还可以从汉安帝的诏令中得到反映："嫁娶送终，纷华靡丽。。。京师尚若③　邓伟志：《唐前婚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99～100　页。

①　《世范》卷一。

①　《汉书·严安传》。

②　《后汉书·章帝纪》。

③　《汉书·地理志》。

④　《华阳国志·蜀志》。

斯，何以示四远？"⑤③波及面大。

汉代绝大多数阶层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重聘金与嫁妆的风习。聘金与嫁妆的数量取决于婚姻当事人家庭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地位等。

就皇族成员来说，其中皇帝娶皇后的聘金最多，一般为黄金二万斤，折合货币二万万钱；皇帝娶嫔妃的聘金约为四千万钱，是娶皇后聘金的五分之一；诸侯王娶王后的聘金多少不等，一般为数百万钱；公主的嫁妆费多者可达百万钱甚至千万钱，少者也不会低于二三十万钱。

就高官与富商来说，其聘金数低于皇族成员，如董卓娶妻，聘以辎车百乘，"马二十匹，奴婢钱帛充路"①，共折合货币一百六十万钱以上，这是特例。一般男性成员娶妻的聘金在数十万至百余万钱之间；一般女性成员的嫁妆费多数为二三十万钱，高者可达数百万钱。

就中小地主与中小官吏来说，其聘金数又低于高官与富商。东方朔娶妻的聘金在十万钱左右，这应是中小地主与中小官吏娶妻聘金的上限；东汉议曹史展允娶妻的聘金为二三万钱，这应是中小地主与中小官吏娶妻聘金的下限。一般女性成员的陪嫁物大约值二三万钱。

就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平民来说，其家资在数万钱至十余万钱之间。一般男性成员的聘金数不会超过其家资的总数，应在万余钱至数万钱之间。一般女性成员的陪嫁物大约值二千钱。

4。婚宴的花费婚宴的花费是婚嫁时的另一项重要的消费。与聘金和嫁妆开支的情形相近，婚宴的丰盛程度与家庭经济状况、政治和社会地位以及日常饮食消费水平成正比。

就皇族成员来说，其中皇帝的婚宴是最豪华奢侈的。宫中有专门官吏为其准备饮食："太宫主膳食，汤官主饼，导官主择米"②，"果丞掌果"③。《西京杂记》、《汉书》、《三辅黄图》中记述的皇帝御用果品有五、六十种。其中许多是来自遥远地区，如来自交趾的桔子，来自西域的安石榴、蒲陶，来自南方的荔枝。这些一般人家宴席上所无法见到的珍品，价格昂贵，"是一物而售百倍"①。皇帝成婚时，来宾的数量大大超过其他阶层，酒、肉、蔬果的消费量也相应多于其他阶层。就高官和富商来说，其平时就积聚了大量食物："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耐，败而不可饮。""废居积贮，满于都城"②。平日的花费便很大，婚日的花费则更大，史称他们"娶嫁设太守之厨膳"③。陕北、南阳、淮阳、江苏、四川、山东等地出土的汉代贵族宴饮画像砖形象而真实地向人们展示了这一热闹辉煌的场景。就一般富户来说，其在婚宴上的花费除去酒、肉、菜蔬和果品外，还包括一些珍味："稻⑤　《后汉书·安帝纪》。

①　《后汉书·列女传》。

②　《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

③　《汉官仪》。

①　《盐铁论·力耕》。

②　《后汉书·仲长统传》。

③　《华阳国志·蜀志》。

米馥芬，婚礼之珍"④，"臑鳖脍鲤，麂卵鹌鹑，。。众物杂味⑤。看来其婚宴花费需数万钱。就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平民来说，由于酒宴为婚日庆贺所必需，所以，其家庭即使贫寒，无钱置办酒席，也要想方设法办理。如陈平与张负孙女定亲，但却无力办宴，张负乃予其"酒肉之资以内妇"⑥。他们在婚日大摆酒席款待来宾。《盐铁论·散不足》说："今宾昏酒食，接连相因，析酲什半，弃事相随，虑无乏日。"此外，还有大量的鱼、肉、鸡和菜蔬。如《风俗通义》说："俗说祝、阿凡有宾婚吉凶大会，异馔饮食，自极至蒸鱼也"；《盐铁论·散不足》又说：古者"宾婚相召，则豆羹白饭，綦脍熟肉"，而到汉代"肴旅重叠，燔炙满案"。汉代酒价一般是每斗三十钱，汉代人一般都能饮酒一斗至数斗，上石者也大有人在。如果婚日来宾客二十人，仅饮酒一项就须支出二千钱以上。汉代肉价一般是七、八钱一斤，如果婚宴用肉五十斤，就得花费三四百钱。再加上粮食消耗的费用，婚宴的花费肯定会超过四、五千钱①。

（四）七弃与三不去"七弃"在秦汉时期又称"七去"，即后来所说的"七出"，是指秦汉时期男子主动解除婚姻关系的七个条件。据《大戴礼记·本命》和《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何休注所说，"七弃"的内容大致如下：（1）"无子"弃妻。孟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宗法社会里能不能传宗接代被看作头等大事，所以不能生育作为出妻的头一条理由自是理所当然的。如西汉后期，扬雄在《答刘歆书》中写道："妇，蜀郡掌氏子，无子而去。"《东观汉记》卷十九载，东汉人应顺与许敬是好朋友，许敬婚后始终无子，于是应顺帮许敬休妻另娶。《拾遗记》载，贾逵姐为韩瑶妻，因无子而归娘家。又据《后汉书·桓荣传》，汉明帝的太师桓荣到40　岁还没有生子，他的得意门生何汤就替老师作主把师母送回娘家，并替桓荣物色了一位女子。可见无子被弃是多么天经地义。

（2）"淫佚"弃妻。如果女子不信守贞节，和丈夫之外的任何男人发生性关系，一经发觉便可被丈夫抛弃。而男子却可以纳妾，可以嬖婢，可以狎妓，可以和家室以外的女子成奸而不受社会的责难。这种两性间的不合理现象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却往往被认为是合理的。（3）"不顺父母"弃妻。侍候公婆是媳妇的本分，如果被认为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个女人就是无德的了，按理说是不能留在家里的，特别是如遇到挑剔的婆婆或苛刻的丈夫则更是如此，如《后汉书·鲍永传》载，鲍永对后母非常孝顺，鲍永的妻子曾在鲍永的后母面前斥责狗，结果被鲍永赶出家门。《后汉书·姜诗传》也载，姜诗极其孝顺母亲，他的妻子对婆婆则更是小心谨慎。老太太有个习惯，喜欢食用江水，因此媳妇经常要到离家六七里的地方去弄江水回来。有一次风很大，媳妇回来晚了，老太太感到口渴，姜诗责骂了妻子之后便把她打发走了。

④　《艺文类聚》八十五，《婚礼谒文》。

⑤　《盐铁论·散不足》。

⑥　《汉书·陈平传》。

①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143　页。

（4）"口多言"弃妻。古人认为，女子话多就会导致亲戚关系不和，造成恶果，如《诗·瞻邛》："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天降，生自妇人。"班昭在《女诫》中也以"妇言"为四行之一。因此多嘴多事的女子也要被离弃。据《汉书·陈平传》，汉初陈平早年因家庭穷困，住在哥哥陈伯家里，陈伯与弟弟非常友爱，自己耕田，让弟弟读书。陈伯的妻子因为要经常拿钱供养陈平便很有怨气。有人看陈平既魁梧又漂亮，就说："陈平这么穷，怎么长得这么好？"嫂子嫉恨陈平光读书不干活，便接口回答道，"也一样吃糠呗，有这样的小叔子，不如没有。"陈伯听到后嫌她多嘴多事而弃之。（5）"盗窃"弃妻。盗窃固然不好，但有人往往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以盗窃为由把妻子休掉。如《汉书·蒯通传》载，某家在夜里丢了肉，婆婆硬是认为被儿媳偷走的，结果将儿媳逐走。《汉书·王吉传》也载，王吉求学时曾和妻子住在长安，东面邻居的大枣树伸到王吉的院子中。有一天王吉的妻子摘了几颗枣给王吉吃，王吉便认为这是偷盗，把妻子休了。邻居听说后很不忍心，要砍掉枣树，结果许多邻里相劝，王吉才答应把妻子接回来。（6）"嫉妒"弃妻。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女子嫉妒会妨碍丈夫讨妾，妨碍丈夫宠婢，妨碍丈夫对一切别的女子产生染指之欲，因此男子十分忌恨女子的这种嫉妒。如《汉书·元后传》载，王禁妻对王禁的多置宠妾表示不满，王禁便以"嫉妒"为借口与妻子离婚。《后汉书·冯衍传》也载，冯衍的妻子任氏泼辣而嫉妒，不许冯衍蓄妾，夫妻共同生活了大半辈子，老了竟把妻子给休了。他给任氏的弟弟任武达写了一封信，谈他弃妻的理由："先圣之礼，士有妻妾，虽宗之眇微，尚欲逾制。年衰岁暮，恨入黄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坏。"可见在古人的观念中，男人讨妾是多么神圣和必要。而遇上个不让讨妾的妻子，竟是败坏家道，令人羞愧了。最后说："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自恨以华盛时不早自定，至于垂白、家贫、身贱之日，养痈长疽，自生祸殃。衍以室家纷然之故，捐弃衣冠，侧身山野，绝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门，阖门不出，心专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7）"恶疾"弃妻。妻子患有重病或恶性传染病，就不能主持家庭饮食和对祖宗的祭祀，以封建观念看来，这样的妻子在家庭中已经基本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须弃之。但在秦汉时期的史籍中，目前尚未找到因"恶疾"而弃妻的实例①。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除"七弃"之外，以下三个方面也可体现男子的离婚权。

（1）妻子主张分居或争财。如《后汉书·独行列传》载，李充家境贫苦，"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其妻主张分居，结果李充"呵叱其妇，逐令出门"。《华阳国志·广汉士女赞》载，广汉某女因争夺财物而到处挑拨，破坏了家庭和睦，其丈夫马上"出妻，让财还弟"。

（2）妻子家中有人犯法。如《汉书·金日c　传》载，霍光女嫁给金日c子，不久，霍光家谋反事发，于是，金日c　子"上书去妻"。又据《晋书·礼志》，东汉末，刘仲武娶妻于毋丘氏，当毋丘氏家族成员毋丘俭拥兵造反时，刘仲武则"出其妻"。

（3）政治上的需要。据《太平御览》卷三八九引《三辅决录》载，汉桓

①　樊静：《中国婚姻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第68～71　页。帝诏令窦叔高娶公主为妻，窦叔高便与其妻离婚。

从妻子的角度看，一方面有所谓"三不去"的规定，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体现离婚权。

据《大戴礼记·本命》和《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何休注，"三不去"

用现在的话说是指：（1）娘家已无人的妻子可以不去，以免离异后妻子无法生活。

（2）与大夫共同为父母居三年丧的妻子可以不去，表示不忘她的恩德。

（3）贫贱时娶的妻子在丈夫富贵后要求离婚时可以不去，表示不使丈夫违背道德规范。

就妻子的离婚权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种情况中：（1）丈夫的品德不良。如《后汉书·列女传》载，吕荣的丈夫许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吕荣的父亲"乃呼荣欲改嫁之"。

（2）丈夫患有"恶疾"。如《汉书·卫青传》载，曹寿患"恶疾"，其妻平阳公主离婚而去。

（3）丈夫家中贫苦。如《汉书·朱买臣传》载，朱买臣家中十分贫困，其妻因此与朱买臣离婚①。

（五）改嫁与再嫁秦汉时期人们关于女子的贞节观念比唐宋时期以后相对淡漠，所以改嫁与再嫁的现象广泛存在。

改嫁指女子与丈夫离婚后另寻新夫。如外黄富人之女在离开丈夫家后改嫁张耳；景帝王皇后在入宫前先嫁给金王孙，后又与金王孙离婚，改嫁文帝太子刘启。长诗《孔雀东南飞》也描述了刘兰芝与焦仲卿离婚后，县令即遣人聘她为妻的情形。

再嫁指丈夫死后女子的重新婚配，它在秦汉时期比改嫁更普遍。在平民中，如西汉时长陵人臧儿，先出嫁王仲，王仲死后再嫁另一男子田氏。在富商大户中，如西汉武帝时临邛大贾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在丈夫死后与司马相如成婚。在官吏和贵族中，如西汉中期苏武出使匈奴长期被扣押，其妻误以为苏武已死于漠北而再嫁他人。东汉后期陈相骆俊为袁术所害，其妻再嫁华歆。在学者中，如东汉著名学者蔡邕之女蔡文姬最初出嫁卫仲道，卫仲道死后，蔡文姬又力匈奴所掳成为左贤王夫人，从匈奴返回内地后，再嫁为董祀之妻。在皇族中，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姐湖阳公主在寡居之后请刘秀为其寻觅新夫，刘秀也郑重其事地亲自处理此事。

除正妻外，妾、小妻、旁妻等在丈夫死后也可以再嫁。如东汉时钟由与荀攸过从甚密，荀攸死后，钟由助其妾再嫁他人，使之得以"善处"。女子改嫁或再嫁的次数在汉代也没有限制，在一般-情形下是一至二次，多者可达五至六次。如阳武户牖富人张负孙女先后结婚六次。

有人认为，张负孙女、卓文君以及平阳公主等人在再嫁时，都遇到很大阻力，说明女子的再嫁与改嫁在汉代趋于消失。这种看法是欠妥的。乍看起来，张负孙女的再嫁中经波折，"人莫敢娶"，卓王孙对女儿自作主张再嫁司马相如十分不满；平阳公主对于自己的改嫁也曾犹豫再三。但进一步分析

①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0～272　页。

便可看出，人们不敢娶张负孙女，并非因其多次再嫁声名不好，而是顾虑她每次出嫁，丈夫辄死去，颇有"克夫"之嫌；卓王孙所愤慨的是，女儿不经自己同意就私奔于其门第相差殊远的司马相如；平阳公主担心的则是，她所欲改嫁之人卫青在飞黄腾达以前曾是自己家中的"从骑"，与他结婚有失旧日主人的身份。而张负孙女遇到不惧"克夫"后果的陈平，便顺利地再次出嫁；当司马相如得宠于武帝时，势利的卓王孙便"喟然而叹，自以为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当人们盛言大将军卫青"于今尊贵无比"、决非昔日家奴可比之后，平阳公主的疑虑顿时冰释，心安理得地改嫁卫青。

秦汉时期盛行妇女的改嫁与再嫁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1）男女交往比较随便。

女子可以和男子一起宴饮。这在社会上层和下层中都相当普遍。如西汉初，高祖刘邦还于沛，置酒于沛宫，沛地男子和女子"日乐饮极欢"①。文帝和窦皇后、慎夫人在上林苑中饮酒，也要让侍郎袁盎于旁作陪。东汉后期，琅琊有种习俗是："倡优男女杂坐"②。夏侯惇在出任陈留太守后，与官属及妇人一起饮酒作-乐①。成都市郊和河南密县打虎亭出土的"宴饮观舞"画像砖，也生动展现了这样的场面。

男女结伴同路而行也是正常之事。如东汉末年，简雍与刘备巡游时"见一男女行道"②。有时还出现陌生男女路上相逢，相互询问，以致产生好感的情形。《汉乐府·相逢行》形象地描述说："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不知何少年，夹毂问君家。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男女同车而行也是正常行为。相传，东汉人糜竺乘车归家，"未达家数十里，路旁见一妇人，从竺求寄载，行数里，妇谢竺去。"③女子可以单独会见男宾。如淮南国中大夫及医者，共饮于医家④。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第四组帛画中，画面上有一男一女，男子是医生，在向女主人问候。　1980年山东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刻画一座二层楼房，房中女子正襟危坐，其左有二男子拜谒。男子身后跟一女子，手持一棵珠树。下层为车骑行列图。这显然是男子进入闺阁之中拜访女主人的场景，它是现实生活的写照。

（2）性禁忌观比较淡薄。

这可从人的裸体画像和塑像在许多地区的发现得到印证。如西汉长安城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裸体男女塑像，形体造型十分逼真，塑像表面涂有肉红色，与人体自然颜色十分相仿；洛阳西汉壁画墓门额上有裸体长发女子横卧于树下，绘制逼真，形象也颇为生动；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出土了三件裸体铜制人俑，从人形象看是一男二女，其形象的逼真程度也绝非写意之-作；南阳出土的画像石上有一男子，动作甚为活泼，又似裸体；山东曲阜颜氏乐园的汉画像中有一石上左右各雕刻三人，其中两人裸体相搏，情趣颇为生动；广西贵县东汉墓中，出土一件裸体男子承灯俑，男子肌肉丰满，面目

①　《汉书·高帝纪》。

②　《风俗通义·怪神》。

①　《三国志·魏志·卫臻传》。

②　《三国志·蜀志·简雍传》。

③　《三国志·蜀志·糜竺传》注引《搜神记》。

④　《汉书·英布传》。

安祥。

（3）男子不以娶离婚女或寡妇为耻。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施行女子"从一而终"和"夫死不嫁"，则应同时主张并施行男子也不娶寡妇或离婚女。但在汉代婚姻关系中，男子娶离婚女及寡妇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仅广泛见诸平民阶层之中，而且在皇族和贵族中也极为常见。如汉高祖刘邦的薄夫人初为魏王豹妻、汉军破魏杀豹后，"有诏纳（薄氏）后宫"①。有趣的是，东汉末年的曹丕、刘备、孙权--以后分别成为魏、蜀、吴的第一代皇帝--都曾以寡妇为夫人。

（4）及时行乐观比较流行。

改嫁和再嫁还与汉代人及时行乐的观念有关。悲叹"去日苦多"是汉代社会颇为流行的一种心态。时人用"人生如白驹过隙耳"来解释自己的尽情享乐。如《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三国志·魏志·诸夏侯曹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记载，东汉人曹文叔在丈夫死后十分悲痛，不欲再嫁，以致于"以刀断鼻"，毁容自誓，人们劝她："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耳，何至辛苦乃尔！"②

①　《汉书·外戚传》。

②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202　页。

七、丧葬中国古人既重视养生，也重视送死，有时对于送死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养生，所以表现送死的丧葬礼俗在中国古代十分盛行。

秦汉时期丧葬礼俗的发展变化以西汉中期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西汉中期以前的贵族大墓多土坑直穴木椁墓，沿用旧的丧葬礼仪，讲究棺椁、礼器制度。墓主人上下有等，身份有定，法度森严，不得逾制，而且墓中随葬品组合是以礼器为主。另外，墓中纳有珍宝、食物、器皿等，品类繁多，资用丰厚。这完全是基于宗教迷信的态度，相信死者在阴间是继续生存的方式，相信死者有知觉和物质要求，相信超自然的幻想世界。亲情哀思只是敬神明鬼的附属。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儒家思想对人日常生活的制约，其以伦理为基础并以人情为旨归的丧葬态度，逐步改变了盲目信奉鬼神的丧葬仪式，象征性的墓室、器物、俑开始大量出现。"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以生者之"貌"为死者设置、装饰，以传达一种感情的寄托，表现生人的哀思①。

西汉中期以后用陶质明器取代实用的贵重器物随葬，是中-国古代丧葬礼俗的一次重大变革，说明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层对随葬品的观念有了显著的改变，认为将庄园中的所有财产都制成象征性的陶质明器埋入墓中，比那些数量有限的贵重器物更有意义，更能全面展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①。

（一）厚　葬厚葬是秦汉时期丧葬礼俗中的重要特点之一。先以秦始皇陵为例，《水经注》卷八载："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丽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斩山凿石，下锢三泉，以桐为椁，旁行周回三十余里，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象其地理之势。宫观百官，奇器珍宝充满其中。令匠作机弩，有所穿近辄射之。以人鱼膏为灯烛，取其不灭者久之。后宫无子者，皆使殉葬，甚众。坟高五丈，周回五里余，作者七十万人，积年方成。。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秦始皇陵在三国时残存的封土堆仍高达120　多米，底部周长2167米。据考古工作者的实地测量，现在陵高约65　米，底边长485　米至515　米，有人测算建陵时堆土约　1180　多万立方米。秦始皇陵还围有长方形的内、外二域。内城周长3840　米，面积972675　平方米；外城周长6210　米，面积2035100平方米。1974年，在陵东1500　米处发现了规模巨大的、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坑。据秦俑考古队的发掘报告，一号兵马俑坑已出土陶俑、陶马约2000　件，木质战车20　乘，各-种青铜兵器40000　余件。估计此俑坑内埋藏的陶俑、陶马约6000　件，战车40　余乘。二号俑坑根据试掘情况估计有战车89　乘，驾车陶马356　匹，陶质鞍马116　匹，各类武士俑900　余件。三号俑坑计有驷马战车1　乘，陶马4　匹，各类武士俑68　件。总计三个兵马俑坑面

①　李宏：《汉代丧葬制度的伦理意向》，《中原文物》1986年第4　期。

①　周苏平：《中国古代丧葬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105　页。积约20780　平方米，有陶俑、陶马7000　余件，战车100　余乘①。

汉代的丧葬习俗仍然依照秦代实行厚葬。如《晋书·索琳传》说："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这就是说，一个新皇帝继位一年之后就开始给自己建造陵墓。要把每年天下贡献的三分之一贡赋作为修筑皇帝陵的费用。如果此说不误，那么汉代皇帝群中寿命最长的汉武帝即位后共执政五十四年，他的茂陵要耗费汉代鼎盛时期十八年的贡赋，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吃惊的数字。据《长安志》引《关中志》说：西汉陵墓一般高汉尺十二丈，方一百二十步，唯茂陵高十四丈，方一百四十步。近年考古工作者实测，茂陵现高仍有46.5　米，顶部东西长39.5　米，南北宽33.5　米，陵底边长240　米。陵园垣墙长430　米，南北宽414.87　米，墙基宽5.8　米。其他各陵如高帝长陵底部东西162　米，南北132.3　米，高31.94米；吕后陵底部东西153.9　米，南北135　米，高31.84　米；景帝阳陵底部东西166.5　米，南北155.4　米，高31.64　米；昭帝以后诸陵的底部边长也都在150　米以上，高30　米左右。这些数字与《关中志》所载基本上是一致的。茂陵不仅工程规模浩大，令人瞠目结舌，而且埋葬的珍宝之多也使后世为之惊叹不已。据文献记载，汉代皇帝死后则沐浴饭-含，饭含之物为珍贵宝珠。身上穿的衣服是以玉为襦、以黄金为缕的珠襦玉匣（详见后文"玉衣"部分）。据《汉书·贡禹传》载，茂陵多藏金钱财物，有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生禽，共有190　种物品。及至武帝死时，由于平日储藏过多，竟达到陵中不复容物的程度。此外，相传武帝墓中还有外国赠送的玉箱、玉杖，以及他生前阅读的杂经三十余卷。尽管后来这些丰富的葬品被赤眉军发掘去一部分，但时隔2000多年后的今天，仅茂陵附近的群众就交献了鎏金兽头银盘、金饼等文物118　件。茂陵还出土了我国稀有铜犀牛尊等珍品。以此推测，茂陵中仍遗存着极为珍贵而丰富的古代文物。

汉文帝被称为倡导"薄葬"的皇帝，《汉书·文帝纪》说："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但晋建兴年间（公元313-316年），有人盗掘了霸陵和杜陵（汉宣帝的陵墓）却获得了大量珍宝，以致当时的晋愍帝都大为惊叹："汉陵中物何乃多邪！"①汉成帝为修造陵寝，"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取土东山，与谷同价"②。其劳民伤财的情况就可想而知，结果弄得国库空虚，民穷财尽，竟然到了"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③的地步，也真是骇人听闻了④。

秦汉时期不仅皇帝的陵墓高大如山，贵族的坟墓也具有相当的高度。《周礼·春官·冢人》注引汉律："列侯坟高四丈，关内候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如同周代相比，则汉代列侯坟墓的高度-超过周天子的陵墓。因为周天子的陵墓才高三仞，即高二丈四尺①。又如汉文帝窦皇后幼年家贫如洗，其父以钓鱼为生，不幸坠渊而死。后来窦氏入宫，被立为皇后，于是"一人得道，鸡

①　详见《文物》1975年第11　期、1978年第5　期、1979年第12　期。

①　《晋书·索琳传》。

②　《汉书·扬雄传》。

③　《汉书·谷永传》。

④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版，第167～168　页。

①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231　页。犬升天"。朝廷派遣使者重新安葬了皇后父亲，起大坟于观津县城之南，高大如山，百姓号曰"窦氏青山"。西汉名将卫青死后，武帝为他筑冢象庐山。霍去病死后，武帝为他筑冢象祁连山，并在冢前雕刻了大型石人石马及其他动物塑像。其中像马踏匈奴、跃马、卧马、伏虎等石雕，都堪称一流的珍品。贵族厚葬的习俗在考古发掘中也可窥其大概。如湖南长沙马王堆一、三号墓尽管受当时文帝"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禁令的限制，没有随葬金银珠宝，但所花费的钱财仍然十分惊人。拿漆器来说，西汉漆器被统治阶级视作很时髦的东西，价钱很贵。据《盐铁论·散不足》说："夫一文（纹）杯得铜杯十"。就是说一件有花纹的漆杯要卖十件铜杯的价钱。根据出土的汉代漆器上的题字，可以知道当时官营作坊中有素工（作内胎），髹工、上工（刷漆）、黄涂工（在铜制附件上鎏金）、画工（描绘花纹）、淜工（或写作■、羽、彤的，意思为锥刻铭文、图纹）、清工（最后修整）、造工（管全面的工师）等工种。由于工序复杂，所花工时极多，"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如果家里拥有大批漆器，被认为是豪富。《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当时"通都大邑"商贾们用以致富的若干种商品，其中就有"木器髹者千枚"一项，认为手里掌握了千件漆器，只要经营得法，可以富足得"比千乘之家"（和千户侯一样的富有）。这里虽然没有具体地讲到漆器的价钱，但可看出它一定是十分昂贵的。马王堆三座墓共出土七百多件漆-器，该是要耗费多么大的一笔财富①！此外，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墓的墓主是一普通地主，但从墓中发掘的大量豪华的随葬品来看，其葬礼竟与周天子不相上下②。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东汉初有人对社会上的厚葬陋俗感叹道："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达"。因埋葬死者弄得倾家荡产，致使活着的人无法维持生活。光武帝针对这一弊病而提倡"薄葬送终"，但收效甚微，到了东汉中期以后，不仅厚葬之风未能稍减，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史载，安帝恭陵高十五丈③，其高远远超过茂陵。一般大臣死后，也往往在冢前修筑石祠、石庙、石阙，雕梁画栋，备极华丽。如《水经注·济水篇》载："黄水东南流，水南有汉荆州刺史李刚墓，有石阙、祠堂石室三间，椽架高丈余。镂石作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侧荷梁柱，四壁引起，雕刻为君臣官属、龟、龙、麟、凤之文，飞禽走兽之像，作制工丽，不甚伤毁。"此外，还有弘农太守张伯雅墓、汉司隶校尉鲁峻冢、蜀郡太守王子雅冢等，其墓旁建筑也都规模巨大，石材精美，雕镂工丽。对于当时的这种厚葬陋俗，时人多有讥讽。如《后汉书·赵咨传》说："国资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自生民以来，厚终之弊未有若此者。"又如《潜夫论·浮侈篇》说："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镂、玉匣、檽梓、梗、柟。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起造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

贵族死后，国家有时特遣羽林孤儿挽送，或派军队列阵送行。如西汉重臣孔光死后，送葬时羽林孤儿诸生共400人挽送，车辆达万余乘，道路皆举哀以过丧。霍去病死后送葬时，武帝发属国玄用军阵送行，从长安一直摆到

①　何介钧等：《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30～31　页。

②　纪烈敏等：《凤凰山一六七号墓所见汉初地主阶级丧葬礼俗》，《文物》1976年第10　期。③　《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

茂陵①。由于厚葬成风，所以有时一般人的送葬队伍也蔚为壮观。如《汉书·爰盎传》："剧孟虽博徒，然母死，送葬车千馀乘。"《后汉书·范式传》："乃见有素车白马，号哭而来。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又《后汉书·郭太传》："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

厚葬成风还表现在助丧家钱财的赙赠上。赙赠分为官赙和私赙两种。如果说私赙还具有某种"助生送死"的意义的话，那么官赙则完全是厚葬的产物并促进了厚葬的盛行。西汉时官赙并不常见，从史料记载看，只限于诸侯王、三公、太后、太后之师以及二千石官吏。到东汉时，官赙已很普遍，见于正史记载的就很多，再加上其他文献资料，东汉官赙内容十分丰富，并且不限于钱和帛，绢、缣、布和粟也成了官赙的内容。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记载："自中兴至和帝时，皇子始封薨者，皆赙钱三千万，布三万匹；嗣王薨，赙钱千万，布万匹。"据此可知，在东汉光武帝至和帝时期，诸侯王的赙赠是有明确规定的，一般都遵照执行。但个别也有超过赙赠制度的规定，如光武帝的儿子中山简王刘焉，死后竟得"赙钱一亿"，这是汉代赙赠钱数最多的一次。相当东汉全部官吏一年俸禄的二十分之一。安帝时，官赙制度发生了变化，由于"戎狄叛乱，国用不足"，始封诸侯王和嗣诸侯王的官赙数量不得不有所削减，如始封诸侯王在和帝前为赙钱三千万，安帝时减为一千万；嗣诸侯王在和帝前为赙钱一千万，安帝时减为五百万；二千石赙钱为百万①。

在厚葬之风盛行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有识之士反对厚葬的薄葬之论。如《汉书·杨王孙传》载，武帝时杨王孙"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得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但对于杨王孙的要求裸葬，其儿子却很为难，如按父亲的遗嘱办则于心不忍，如不按父亲的遗嘱办又违抗父命，不得已便将此事告诉了父亲的好友祁侯。祁侯反对杨王孙裸葬。于是杨王孙重申自己的薄葬论。说裸葬的主要目的是要矫正和改变当时社会盛行的厚葬之风："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糜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又说："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感。于戏！吾不为也。"最后祁侯称"善"，杨王孙也实践了自己的裸葬主张。此外，刘向、王充和王符等人对厚葬之风的盛行也有猛烈的抨击。

（二）葬具在中国历上上曾出现过多种多样的葬具，如金棺、银棺、铜棺、铁棺、水晶棺、玉棺、木棺、石棺、瓮棺、腊棺、革棺、纸棺等。秦汉时期的葬具值得提及的有木棺、石棺和瓮棺。

木棺在秦汉时期最为常见。皇帝使用棺椁的情况因其陵墓皆未被发掘而不太明朗。诸侯按规定应使用一椁三棺，在考古发掘中与这一制度相符的有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173　页。

①　齐书深：《汉代赙赠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　期。

某长沙王妻子曹娂墓、北京大葆台某燕王墓、长沙马王堆西汉第二代轪侯墓（三号墓）、长沙象鼻嘴某长沙王墓（一号墓）等①。西汉中期以后砖室和石室墓的掘起，取代了土坑木椁墓的地位，原先的棺椁制度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从而迅速地由成熟走向衰弱。

汉代统治者对木棺的制造特别用力，满城发现的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所用的漆棺外镶嵌着26　块玉壁，内壁镶满玉版片，共用玉版达192　片，玉版背面还有朱书编号文字，可见它们是预先按照编排顺序而加工和粘贴的。马王堆一号墓用四层套棺，外棺为黑漆素棺；二层棺是黑地彩绘棺，彩绘复杂的云气纹以及穿插其间的许多神怪、禽兽图象；三层棺为朱地彩绘棺，彩绘龙、虎、朱雀、仙人等"瑞祥"图象；内棺内髹朱漆，外髹黑漆，再饰以绒锦和羽毛帖花绢，可谓极尽工巧之能事。当时，宫廷之内设专人管理棺椁制造，皇室成员、高官勋臣常得皇帝赏赐的高级棺椁，如霍光得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董贤得赐"东园秘器"、便房、刚柏题凑；东汉时，蔡茂、梁商等都曾获赐"东园梓宫"。《后汉书·礼仪志》说皇帝死，"东园匠、考工令奏东园秘器，表里洞赤，虡文画日、月、鸟、龟、龙、虎、连壁、偃月，牙桧梓宫如故事"，诸侯王、公主等死，皆用"樟棺，洞朱，云气画"，"公，特进樟棺黑漆"。这些高级棺具和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棺形式相似，木材均用楠梓一类，装饰必求豪华富贵，制造繁琐，耗资巨大。东汉人王符曾尖锐批评这种劳民伤财的做法："其后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楠，边远下士，亦竞相仿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又乃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岭，立千步之高，百丈之溪，倾倚险阻，崎岖不便，求之连日，然后见之，伐斫连月然后讫，会众然后能动担，牛列然后能致水，油溃入海，连淮逆河，行数千里然后到雒。工匠雕治，积累日月，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此之费功伤农，可为痛心！"①正因如此，所以三国时曹氏父子一再下令薄葬，其中内容之一就是简化棺木的制造。魏文帝《终制》说："为棺椁足以朽骨，衣食足以朽肉而已。"②梁容若先生对于中国人过分重视棺椁的倾向评论说：某些人生前未必有一把楸木桌子椅子和桧木天花板，死后要用楸木桧木棺材；生前未必有多少楠木箱子橱柜，死后要用楠木作椁。英国人用最好的木材作船，日本人用最好的木材作建筑，美国人、法国人用最好的木材作家具艺术品，中国人却用最好的木材作棺椁。棺椁一埋了事，使用数量最多，时间最短，造成全国山童野秃，越来越难应付③。

在贵族的木棺上还常见一种与棺等长的旌幡，其中长沙马王堆的二幅旌幡上部较宽，全体呈T　字形；临沂金雀山的一幅旌幡上下等宽，全体成长方条状。它们都系由绢帛制成，绘有精致的彩色图画。图画的内容自上而下分三段，分别表示天上、人间、地下。天上和地下都是根据各种神话传说描绘的。前者主要是绘太阳和月亮，有时也有星辰，太阳中有金鸟，月亮中有蟾蜍和玉兔，有时还有奔月的嫦娥。后者则绘各种怪异的水族动物，实际上是

①　李玉洁：《试论我国古代棺椁制度》，《中原文物》1990年第2　期。

①　《潜夫论·浮侈》。

②　徐吉军等：《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282　页。③　梁容若：《中国丧葬制度之回顾与前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　期。表示海底的"水府"。至于人间，则绘墓主人日常生活的情况，并突出地绘有他本人肖像。上述长沙马王堆和临沂金雀山的三幅旌幡由于有着细致、精美的彩色图画，所以称为"帛画"，被作为珍贵的艺术品而受到重视。类似的旌幡在甘肃武威县磨咀子汉墓中也有发现，有的为丝织品，有的为麻织品，都覆盖在棺上，它们或者完全没有图画，或者只简单地绘着太阳和月亮，但都书写着墓主人的姓名和籍贯等，代替了上述帛画中的墓主人肖像，这就是所谓"铭旌"①。

在棺木方面的等级差别十分明显，各阶层不仅在木棺的规模、数量和装饰上存在很大差别，而且在木材质地上也有明显不同。一般而言，统治阶层多用梓木和楠木做棺，普通人多用桐木、杉木、■木或其他杂木做棺，贫穷者只能以席卷尸。

石棺在四川省境内多有发现，这种棺是指挖一个长方形的墓穴，以厚约半寸的石板若干块镶作棺的四周（一般无底，少数也有用鹅卵石镶砌的），将尸体及随葬品放入后，上面再用几块石板覆盖后封土。据普查统计，四川省已发现石棺葬地点84　处，墓葬3473　座。1978年在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县城东北角内外发掘清理了40　多座石棺墓，出土的陶器以双耳罐较为普遍，还有三连罐、小颈壶、豆、矮罐、纺轮等。葬式比较简单，墓底用黄土平铺，尸身上有用麻布覆盖的痕迹。墓坑分布集中，坑位排列有序，方位大体一致。墓内均为单体，无合葬现象。男的随葬品为剑、盾等，女的随葬品为贝、蚌饰、纺纶等。1982年至1985年在四川宝兴县陇东乡发掘石棺墓108　座。葬式比较复杂，出土文物除了大量双耳罐外，还有三足和四足双耳罐、戒指、发饰等，可能是东汉时青衣羌人的墓葬，是目前所知石棺葬文化时代最晚的一处典型墓地①。

瓮棺在海南省境内有所发现。考古工作者从省内汉墓比较集中的地区的发掘情况看，墓坑多为长方形，较浅，主要是瓮棺葬，有的用三釜一甑，另有一釜套在死者头部，并用两块火烧石置于瓮棺之上；有的用二釜二瓮，其中一瓮高50　厘米，口径30　厘米，腹径60　厘米，两瓮瓮底相接，瓮口向外，釜在头部。随葬品有铁釜、三彩琉璃珠和琥珀珠等。有的葬具由五件陶器组成，如番岭坡M10，中间为三件陶釜，头、脚各一件陶罐，脚旁随葬一件小陶釜，棺上放置两块火烧石。M11　用五件陶釜相套，釜皆穿底，串连套合；脚部随葬二件小陶釜。作为葬具的陶罐，多饰水波纹、篦纹、方格纹地加小戳印；陶釜为板沿口、素面、圜底。在东方县和乐东县一带，葬具和随葬品有米字纹大陶瓮、菱形纹陶罐，也有方格纹加小戳印的陶罐和板沿口、素面、圜底的陶釜。在琼中县乌石发现的一座瓮棺葬，葬具为一件水波纹大陶瓮，口盖一面铜锣；随葬品有铜锅和漆盘等。在儋县、临高一带的瓮棺葬的随葬品还有五铢钱。从葬具排列有长有短、有竖有横的情况看，死者中有小孩也有成年人；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从墓葬的年代看，有西汉也有东汉②。（三）居丧

①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2～93　页。

①　文物编委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52～353　页；文物编委会：《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　页。

②　文物编委会：《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　页。居丧又称守丧、值丧或丁忧，是人们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哀悼之情而产生的一种习俗。在居丧期间，死者的亲属或其他有关人员一般要遵守某些特定的规范或禁忌，这些规范或禁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

秦始皇曾以法令的形式首先在国丧中强制人民实行居丧制度。如《晋书·礼志》："秦燔书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旦夕哀临，经罹寒暑，禁塞嫁娶饮酒食肉，制不称情。"按照儒家礼制的规定，臣为君服斩衰三年①，民为君服齐衰三月。而秦朝却规定臣与百姓一律为天子服丧三年，所以《晋书》的作者说是"率意而行"。秦朝规定天下臣民皆为天子居丧三年，并不准饮酒食肉，嫁女娶妇，显然不太符合现实，所以《晋书》说其"制不称情"。

汉代时的居丧制度出现了礼、法统一的趋向。西汉初年，汉高祖因江山草创，所以下令承袭秦制，"因而不革"，"率天下为天子修服三年"。但实行不久，汉文帝便意识到"其制不可久行"，在遗诏中改变了这一制度，要求"出临三日，皆释服"；既葬，"服大红（功）十五日，小红（功）十四日，纤七日，释服"②。在这里，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被"以日易月"，变成36　天，并垂为定制。儒家原来服丧三年的主张，到此时被文帝的一纸遗诏修正了。

武帝初年，"好儒术"的窦婴、田蚡二人想恢复儒家原来的三年之丧制度，但未能成功。据《汉书·翟方进传》记载，成帝时方进为相，其后母终，葬后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声称"不敢逾国家之制"。可见当时仍然遵循文帝之制。到了哀帝时，又开始提倡三年之丧。如《汉书·哀帝纪》：哀帝诏曰："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行三年之丧而可得万户侯的封赏；博士弟子员有父母死，也诏准告假丁忧。王莽时，开始盛倡三年丧制。《汉书·王莽传》说："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征明礼者宗伯凤等与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又说："居摄三年九月，莽母功显君死，意不在哀。令新都侯宗为主，服丧三年。""建国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莽为太皇服丧三年。"这样，汉文帝的短丧制度又被正式取消。

东汉光武帝刘秀执政期间，国政多趋向简易，因此遗诏丧葬制度"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①，并诏告大臣不许"告宁"。但在这一时期，三年之丧在社会上已蔚然成风。如《后汉书·韦彪传》："彪孝行纯至，义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疾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后汉书·鲍永传》："永迁扬州牧，会遭母忧去官。"《后汉书·廉范传》："父遭丧乱，客死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年十五，辞母西迎父丧归葬，服竟，诣京师受业。"《后汉书·刘平传》："拜济阴郡丞，太守刘育甚重之，任以郡职，上书荐平。会平遭父丧去官，服阕，拜全椒长。"《后汉书·江革传》："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母终，至性殆灭。尝寝伏冢庐，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释服，因请以为吏。"以上这些事例，据杨

①　所谓三年一般只有二十五个月，如《礼记·三年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也有人认为死者死后的第二十五个月进行大祥之祭，再隔一个月还要进行。。祭，所以三年之丧的丧期应为二十七个月。②　《汉书·文帝纪》。

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

树达先生考证均发生在光武帝时期②。由此可见，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经封建最高统治者和儒家的反复倡导、宣扬，至此已深入民心，以致光武帝不许大臣"告宁"及"如孝文皇帝制度"的短丧遗诏也变成了一纸空文。光武帝以后，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更是大行于世。不仅孝子贤孙们多行此制，而且女子亦行之。如《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永元四年，当以选入。会（父）训卒，后昼夜号泣，终三年不食盐菜。憔悴毁容，亲人不识之。"如果大臣不服三年之丧，便为天子所讥。到明帝时，天子本人也自行三年之丧。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邓太后临朝执政时，又提倡三年之丧。《后汉书·刘恺传》说："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内外众职并废丧礼。元初中，邓太后诏：长吏以下，不以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这一诏令，后又被列入《汉律》之中。此后，行三年之丧成为选举仕进的一种资格。久而久之，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终于成为"天下之通丧"。

至于三年之丧的履行，也有某些特殊情况，如按规定，军人可以"遭丧不服"；皇帝也可专门下诏，令臣下释服，后代称此为夺情起复之制。还有某些人利用丧期弄虚作假，欺世盗名，如《后汉书·陈蕃传》所记载的赵宣，葬亲后在墓道中居丧二十多年，被当地人称为大孝之子，但后来太守陈蕃发现赵宣的五个孩子皆在所谓居丧期间所生，真相由此才大白于天下。

按照汉代的居丧之礼，死者的某些亲属主要是子女在死者未葬时应居服舍，葬后应居住在墓旁的草屋中，并不饮酒吃肉，不近妇人，不作乐，不聘妻，不访友。杨树达先生曾援引大量史料对此做过认真的考证①，可以参看。居丧之礼对于贵族的规范尤其严格，例如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隆虑侯陈融、堂邑侯陈季须都因在为母居丧期间奸淫、兄弟争财而服罪自杀。元鼎三年，常山王刘勃也因在父服丧期间奸淫，饮酒作乐而被其庶兄刘悦告发，结果削去爵位，徒徙房陵。刘贺则因居丧违礼被废去帝位。《汉书·霍光传》载：汉昭帝死后无子，大将军霍光等文武大臣迎立昌邑王刘贺继承皇位。但刘贺在居丧期间，毫无"悲哀之心"，当昭帝的灵柩还停放在前殿时，他居然让随从的昌邑乐人击鼓、吹箫、唱歌、演戏。而且还经常派人去买猪肉、狗肉，私下偷偷吃掉。他还与随从的昌邑官员一道偷吃祭灵用的供牲食品和美酒。刚即位二十七天，他就开始与宫女淫乱。由于刘贺居丧作乐、饮酒食肉及淫乐等丑行违背了居丧制度，引起了朝廷上下的一致不满，于是即位不到一月的刘贺被废去了皇位。又据《后汉书·赵孝王良传》，赵惠王刘乾因居父丧私下纳妾淫乐而获罪，被汉安帝削去王位。

汉朝对于遵守居丧之礼的贵族一般都给以赞美和奖励。如《后汉书·东平王苍传》："敞丧母至孝，国相陈珍上其状。永宁元年，邓太皇增邑五千户。"《后汉书·济北惠王传》："次九岁丧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诏曰："济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没哀恸，焦毁过礼，草庐，土席，衰杖在身，头不枇沐，体生疮肿。谅暗已来，二十八月。自诸国有忧，未之闻也，朝廷甚嘉焉。今增次封五千户，广其土宇，以慰孝子恻隐之劳。""《后汉书·任城孝王尚传》记载：任城王尚也"博有孝行，丧母服制如礼"，为此曾受到桓帝嘉奖，增封三千户。又《后汉书·彭城靖王恭传》："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丧陵次，毁胔过礼，傅以相闻，桓帝诏使奉生酒迎王还②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42～243　页。

①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68～273　页。宫。"①（四）黄肠题凑"黄肠题凑"是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一种特殊葬制，其使用者主要是帝王及其妻妾，还有皇帝特许的宠臣。三国时魏人苏林在注释《汉书·霍光传》中释该词时说："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即"黄肠"是指墓葬的材料和颜色（柏木黄心），"题凑"是指墓葬的形式和结构（木头皆内向）。"黄肠题凑"是西汉中期才出现的名称，而在此之前，则称为"题凑"。

"黄肠题凑"葬制在史书中有这样一些记载：《汉旧仪》"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用梓棺黄肠题凑。"《汉书·霍光传》："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赐。。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汉书·董贤传》："（帝）令将作为贤起冢茔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续汉书·礼仪志》："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盐铁论·散不足》："今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楩椁。"

目前最早的黄肠题凑墓发现于河北石家庄市小沿村，墓主身份属诸侯王，时代约当西汉早期。题凑木与椁壁板呈垂直方向垒砌于椁室四周，木头皆内向，题凑前壁略呈方形，长宽各约4　米，直达墓道尽头，因墓在历史上被盗挖而烧毁，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在长沙湘江西岸咸家湖畔发现的象鼻嘴一号墓和陡壁山一号墓为了解"黄肠题凑"葬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两座墓都是带斜坡墓道的岩坑竖穴墓，研究者们认为可能分属于西汉某位长沙王和他的妻子。象鼻嘴一号墓坑口长20　米，宽18　米，坑深7.9　米，底部置木结构的甬道、题凑、前室、后室、两层回廊以及两重木椁和三重套棺。题凑由908　根柏木垒成，围在外椁四周，并略低于外椁，平面呈凸字形，前、后壁宽13.2　米，两侧壁长14.1米。题凑木宽25　米，厚0.3　米，长度在1.5～1.7　米左右。题凑内的外椁空间分前室、内椁和回廊三部分，内椁内设后室，中央置放三重套棺，左右和后方三面有内回廊，分为七室，外椁回廊也分十二室，各小室分别放置陶器、漆器、丝织物、冥钱等随葬品。陡壁山一号墓的"黄肠题凑"是在外椁壁板四周用179　根粗大的黄心柏木垒成，其中，东边垒三层，每层东西方向铺15根，共45　根；南北两边各垒三层，每层南北方向铺18　根，共54　根；西边通墓道只垒二层，每层东西方向铺13　根，共26　根。四边高度都低于椁室外壁板。南北两边最下层的第四、十、十六三根木枋都是平铺垒叠，没有榫卯扣接。现存最长的黄肠木为1.17　米，最短的（有被盗掘者砍断的痕迹）为0.27米，多数残长0.7～0.9　米，均为0.4　米左右的见方。椁顶和题凑外围填塞木炭和白膏泥，起防潮和密封的作用。

1974年到1975年在北京大葆台发掘的两座墓也属"黄肠题凑"式，墓主人据测可能是西汉燕王刘旦或广阳顷王刘建和王后。其中一号墓保存较

①　徐吉军等：《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361、382～383　页；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7～348　页；丁凌华：《中国古代守丧之制述论》，《史林》1990年第1　期。

好，这座墓的题凑用15880　根柏木椽垒成，平面呈长方框形，外径长18　米，宽10.8　米，高约3　米，壁厚0.9　米。北壁共垒30　层，每层纵铺108　根，东西两壁亦各30　层，每层横铺160　根，南壁有缺口（即门），东西两侧30　层，每层纵铺34　根。黄肠木绝大多数制作平整，表面打磨光滑，呈棕褐色，木质很好，经鉴定，是柏木。一般长90　厘米，宽、高各10　厘米，个别也有高、宽各20　厘米的。层层之间没有榫卯固定，全是平堆起来的。有的黄肠木不平正，就垫上薄木片或木屑加以调整，使各层保持严密紧凑，只是在黄肠题凑顶部加一层压边木，以巩固整个结构。这种形式与前引《汉书·霍光传》苏林注所讲的情况完全吻合。与长沙题凑墓不同的是，题凑高度超过了椁室，墓室顶盖棚木直接压在题凑上面，题凑起了承重墙的作用，从而使整个墓室结构更加严密。另外，这座题凑墓的外藏椁建在题凑外面，由扁平立木构成双层"外回廊"，题凑内部空间则被划分为前室、后室和内回廊三部分，后室中部置重椁和三层套棺。形制最复杂、保存最好的"黄肠题凑"墓发现于江苏高邮县天山，墓主人可能是西汉中晚期的某代广陵王或王后。一号汉墓的题凑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35　米，东西宽11.2　米，高约4　米，前后两面设门，门外均用短题凑封闭，使墓室俨如方城。题凑内外各有一层回廊，内回廊同于椁室，重椁套合在一起，椁室内分前、后室，套椁置于后室。内外回廊均被分隔成若干小间，内置木俑、木兽、陶器、漆器、铜钱等随葬品，小室门扉、壁板上有"食官内户"、"中府内府"等字样，表明这些小间是对地面宫室的模拟。这座墓的题凑木较有特点，在857　根木头上均涂有一层黄色颜料，两端横截面中心部位嵌小方木块，又在四面凿出阴阳榫，使与上下左右的题凑木互相吻合。题凑木上加涂黄色颜料，可能与用楠木代替柏木有关，而在两端中心部位镶嵌小方木，或许是《盐铁论·散不足》上"绣墙题凑"的实物证据。

西汉"黄肠题凑"墓是中国传统的木椁墓的继续和发展，前堂、后室、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外藏椁以及多重棺椁、积石积炭等复杂结构标志着木构墓室制的完全成熟。西汉以后随着砖室墓和石室墓的兴起，木结构的"黄肠题凑"葬制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一种高级的葬制，"黄肠题凑"仍受到人们的重视，为了克服建筑材料不足的困难，东汉时期出现了用石头取代木材的做法，于是"黄肠石"应运而生。《后汉书·礼仪志》载：建造陵墓时，"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考古中已发现多座黄肠石墓，河北定县的一座东汉诸侯王墓中出黄肠石4000　多块，大部分凿成近方形，长宽各1　米左右，厚约0.25　米，其中174　块有铭刻或墨书文字，内容为进贡石材的县名和石工的籍贯、姓名或尺寸。黄肠石垒成题凑，围绕在砖构墓室的外侧，在砖室上面又平铺石块三层，用黄肠石建成一个封闭的空间，与高邮天山汉墓的题凑结构较为相似。河南孟津的邙山上发现过一座东汉晚期的黄肠石墓，部分黄肠石上刻有文字，主要是姓氏或尺寸。在徐州土山的东汉彭城国王室墓中也发现过十几块黄肠石①。

（五）玉衣

①　徐吉军等：《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O～274　页；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　页；尤振尧：《"黄肠题凑"葬制的探讨》，《南京博物院集刊》1982年第4　期。

玉衣是供皇帝和贵族死后穿的葬服，又称"玉柙"或"玉匣"，是用许多四角穿有小孔的玉片并以金丝、银丝或铜丝相连而制成的。分别称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②。

玉衣的出现大约是在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属于这一时期的实物目前已发现于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江苏徐州北洞山汉墓和山东临沂洪家店汉墓等。玉衣存在的下限大约是在东汉末年或三国初年。安徽亳县董家村汉墓所出土玉衣的准确年代为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是目前所见实物中年代最晚的。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魏文帝曹丕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下令禁止使用玉衣，而在考古发掘中也确实还未见到三国以后的玉衣。但某些少数民族的情况有些例外，如《三国志·魏志扶余传》记载，扶余国王埋葬时所用玉衣由汉朝政府供给，方法是汉朝将玉衣存放在玄菟郡（其治所在今辽宁省沈阳附近），扶余国王死后可派人前来领取。司马懿消灭公孙渊时，发现玄菟郡库房中还存留玉衣一件，这已在曹丕下禁令之后。以玉衣为葬服的主要目的是使尸体得以永久保存，如《汉书·杨王孙传》载，杨王孙认为玉石能使尸体千年不朽，他说："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后汉书·刘盆子传》也载，西汉各皇帝陵墓中凡穿有玉衣的尸体都完好如生人，这当然不足为信，但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当时人对于玉能防腐的认识①。

根据已发表的材料，我国目前出土汉代玉衣或玉衣片的省、市有：北京、河北、山东、江苏、河南、陕西、安徽、湖南、广东和云南，其中河北出土的数量最多（见附表）。

从附表所列资料可以看出，出土玉衣的西汉墓葬有十八座，所出玉衣为金缕的八座，银缕的二座，铜缕的二座，丝缕的一座，不知为何种缕质的五座。就玉衣片的质料而言，除玉质外，还有用琉璃片作为代用品的。出土玉衣的东汉墓葬有十六座，其中出银缕、铜缕玉衣各一套的有三座，出银缕玉衣的三座，出鎏金铜缕玉衣一座，出铜缕玉衣的七座，所出玉衣不明缕质的二座。玉片的质料有玉质的，也有石质的②。

汉代玉衣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68年在河北满城一号汉墓中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和1973年在河北定县40　号汉墓中出土的中山怀王刘修的金缕玉衣。

刘胜的金缕玉衣（图91）在刚发掘时因年代久远已经变形，部分玉片也因金丝折断而散乱，但整个玉衣仍然完整地保存下来。经考古工作者精心地修复后，这件玉衣全长1.88　米，共用玉片2498　片。玉片的大小和形状按人体各部分的不同形状而设计，以长方形和方形者居多，另外还有三角形、梯形、多边形等。玉片角上穿孔，以便用金丝编缀。玉衣分头部、上衣、裤、手套和袜五个部分，每部分又由若干部件构成。头部由脸盖和头罩组成，上衣由前片、后片和左右袖筒组成，裤由左右裤筒组成。玉衣外表和人体相似，共用金丝1100　克①。这些金丝都经过了细致的加工，并且随部位的不同，既②　史为：《关于金缕玉衣的资料简介》，《考古》1972年第2　期。

①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3～94　页。

②　卢兆荫：《再论两汉的玉衣》，《文物》1989年第10　期。

①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等：《满城汉墓》，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2　页。有圆型、扁圆型和麻花型之分，也有单股和用许多根金丝拧成的合股之分。刘修的金缕玉衣全长1.82　米，包括头、上身、双臂、双手、双腿、双足，以及三角形臂饰二件，在腹部上下垫盖的小玉帘二件，共十三个部件组成，总计用玉片1203　块，金丝约2580　克。玉片形状多为梯形和长方形，少数为三角形和不规则的四边形。玉衣头部长约30　厘米，最大径21　厘米，由头罩和脸盖组成。头罩与风帽相似，顶部为一较大的圆形玉片，全罩用玉片99块。脸盖长13　厘米，最宽处19　厘米，用玉片30　块，脸盖上还用一块整玉刻出鼻罩。上身分前后两片，均由肩部和身部（包括胸、腹部）两段联接而成。上身长52.5　厘米，最宽处35　厘米，前后两片结构相同，前片用玉片125　块，后片用157　块，双臂缀成袖筒状，内侧有开缝，展开后片呈梯形，长约53厘米，上宽34.7　厘米、下宽25.5　厘米，共用玉片162　块。双手作拳握状，长17　厘米、最宽处10.5　厘米。大拇指单独分出，手掌一侧和手指、掌心交界处开缝。左手用玉片46　块，右手用玉片47　块。双腿缀成裤筒状，出土时长55　厘米，上宽50　厘米、下宽33.5　厘米，内侧开缝，共用玉片240　块。双足均作齐头高腰平底鞋状，长27　厘米，最宽处11.4　厘米，鞋帮高6.3　厘米、鞋腰高9.5　厘米、腰口直径9.8　厘米。左右足可分辨，足后跟外侧开缝，共用玉片178　块。所有玉衣部件都用金丝编缀，而各部件相互之间则不联缀。金丝编缀方法一般为四孔联结，用两根金丝在背面十字交叉，穿过园孔，再在正面拧一道麻花，然后自左至右向下盘成圆结。锁边则用一根金丝从相邻的两孔背面穿过，在正面再拧一道麻花，再盘成圆结。玉片大部分用黄玉和青玉制成，色调协调，正面抛光，背面很少切割锯痕。金丝较粗，抽拔成丝后还经过仔细加工，断面一律为圆形，长短也差不多①。

有人认为按汉代葬制的规定，诸侯王死后只能穿银缕玉衣，而刘胜与刘修之所以能穿金缕玉衣，应是皇帝对他们的特殊优待。这种意见实际上是忽视了在葬制方面两汉的区别，而以东汉的葬制比附西汉的诸侯王。按西汉的葬制，皇帝和王侯的玉衣皆可以使用金缕，如《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帝崩。。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缕。腰以下以玉为札，长一尺，［广］二寸半，为柙，下至足，亦缝以黄金缕。"《后汉书·梁竦传》注引《汉仪注》："王侯葬，腰以下玉为札，长尺，广二寸半，为匣，下至足，缀以黄金缕为之。"

从考古发掘中看，西汉诸侯王和列侯的玉衣大多数是金缕的，但也有银缕、铜缕和丝缕的。只是因为西汉的皇帝陵还未发掘，所以皇帝玉衣的形制究竟如何尚缺乏实物来印证，但仍可从《西京杂记》的下述记载中窥见一斑："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缕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到了东汉时期，玉衣分级使用的制度已经确立。《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皇帝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在发掘出土的资料中，可以确定为东汉诸侯王的除中山简王焉用鎏金铜缕玉衣外，其余如中山穆王畅、鲁孝王庆忌、陈顷王崇、鼓城王、下邳王等，皆用银缕玉衣。刘焉的玉衣使用鎏金铜缕可能属于当时皇帝的特赐。《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记载，刘焉与窦太后及窦宪兄弟关系密切，死后丧葬规格特别高，"制度余国莫及"，因而特赐鎏金铜缕玉衣是完全可能的。亳县董园村一号汉墓的银缕玉衣可能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8～359　页。属于始封的列侯，蠡县汉墓的铜缕玉衣应是嗣侯使用的。可见考古发现的东汉玉衣，其等级制度与《后汉书·礼仪志》所载基本相符。

从上述《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可以看出，玉衣是汉代皇帝以及诸侯王、列侯、贵人、公主等皇室成员专用的殓服。这些皇室贵族死后殓以玉衣，是当时丧葬礼仪制度所规定，所以史书纪传一般不作记载。例如皇后、皇太后按制度皆用玉衣，而史书多不载，只在《汉书·定陶丁姬传》和《后汉书·孝崇匽皇后纪》中见到有关玉衣的文字。前者记述王莽奏贬傅太后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为丁姬，以其为"藩妾"，"去珠玉衣"。后者记载孝崇匽皇后死后，"敛以东园画梓寿器、玉匣、饭含之具，礼仪制度比恭怀皇后"。匽皇后为蠡吾侯翼的媵妾，本不应该享受玉匣等待遇，但由于她是桓帝的生母，和平元年（公元150年）尊为皇后，所以死后以皇后之礼葬之，史书因此特加记载。至于考古发现中殓以玉衣的诸侯王，如中山靖王刘胜、怀王刘修、简王刘焉、穆王刘畅和鲁孝王刘庆忌等，在其列传中也没有关于使用玉衣的记述。由此可见，皇族葬以玉衣在当时是理所当然，如无特殊缘故史传无需记载①。

《汉书》和《后汉书》中有关赐以玉衣的记载皆见于外戚、宠臣的列传。如霍光为博陆侯，赐"璧珠玑玉衣"；董贤受哀帝宠爱，预赐"珠襦玉柙"；耿秉为美阳侯，"赐以朱棺玉衣"；梁竦追封褒亲愍侯，"赐东园画棺玉匣衣衾"；梁商袭封乘氏侯，"赐以东园朱寿之器、银缕、黄肠、玉匣什物十八种"。这些外戚、宠臣皆非皇族，因而虽为列侯也需要朝廷特赐才能使用玉衣。这在当时属于特殊礼遇，所以史传特别予以记载。

西汉诸侯王夫妇多并穴合葬，即所谓"同坟异藏"，王和正妃所用的玉衣，属同一等级，例如中山靖王刘胜夫妇所用的玉衣皆为金缕。东汉王侯盛行夫妇同穴合葬，在已发掘的东汉王侯夫妇合葬墓中，除中山简王刘焉墓可能为两套鎏金铜缕玉衣外，其余如中山穆王刘畅墓、下邳王墓、费亭侯墓所出的玉衣都是银缕、铜缕各一套。这个现象十分值得注意，它可能说明在玉衣分级使用的制度确立以后，王侯的配偶只能使用铜缕玉衣②。

附表：考古发现玉衣资料一览表①

①　那志良：《珠襦玉匣与金缕玉衣》，台湾《故宫学术季刊》第2　卷第2　期。②　卢兆荫：《再论两汉的玉衣》，《文物》1989年第10　期。

出土地点出土时间保存情况年代墓主资料出处北京大葆台一号汉墓1974年6　～　8月残存玉衣片西汉后期燕王或广阳王《文物》1977　，　6河北邯郸郎村汉墓1946年9月残存铜缕玉衣片西汉始元六年象氏侯刘安意《文物参考资料》1958　，　11　；《考古》1972.2河北望都二号汉墓1955年4　～　9月铜缕玉衣片452　计东汉光和五年刘姓皇族？

《望都二号汉墓》河北无极甄氏墓1957年7月残存玉衣片东汉晚期？　《文物》1959　，　1河北定县北庄汉墓1959年鎏金铜缕玉衣2　套东汉永元二年中山简王刘焉《考古学报》1964　，　2河北满城一号汉墓1968年6　～　8　金缕玉衣1　套西汉元鼎四年中山靖王刘胜《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河北满城二号汉墓1968年8　～　9月金缕玉衣1　套西汉元狩至太初年间中山靖王后窦绾《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河北定县43号汉墓1969年11　～　12月银缕、铜缕玉衣各1　套东汉熹平三年中山穆王刘畅夫妇《文物》1973　，　11河北定县40号汉墓1973年5　～　12月金缕玉衣1　套西汉五凤三年中山怀王刘修《文物》1981　，　8河北邢台南郊汉墓1978年金缕玉衣片200　余西汉甘露三年南曲炀侯刘迁《考古》1980　，　5河北石家庄汉墓1980年4　～　5月铜缕玉衣片76　片东汉初期？　《考古》1984　，　9河北蠡县汉墓1980年6月铜缕玉衣片222　片东汉中期蠡吾侯家族《文物》1983　，　6山东东平王陵山汉墓1958年铜缕玉衣片1647　片东汉中晚期东平王家族《考古》1966　，　4山东曲阜九龙山三号汉墓1970年残存银缕玉衣片西汉甘露三年鲁孝王刘庆忌《文物》1972　，　5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山东临沂洪家店汉墓1978年5月金缕玉头罩、手套、鞋西汉前期刘疵《考古》1980　，　6山东五莲张家仲崮汉墓1982年金缕玉衣片150　片西汉中晚期东昌侯刘祖《文物》1987　，　9江苏睢宁九女墩汉墓1954年铜缕玉衣片300　余片东汉末年？　《考古通讯》1955　，2　；　1958　，　2江苏徐州石桥一号汉墓1955年残存玉衣片2片西汉中晚期楚王《文物》1984　，　11出土地点出土时间保存情况年代墓主资料出处江苏徐州土山汉墓1970年7￣8月银缕玉衣1　套东汉彭城王家族《文物》1972,3,76　页；《光明日报》1973,4,7江苏睢宁刘楼汉墓1975年12月银缕、铜缕玉衣片140　余片东汉前期下邳王《文物资料丛刊》4江苏扬州"妾莫书"

汉墓1977年10月铜缕玉衣片近600　片（琉璃质）

西汉晚期刘氏家族《文物》1980,12江苏徐州北洞山汉墓1986年9￣11月金缕玉衣片50余片西汉前期楚王《文物》1988,2河南孟律送庄汉墓1964年8月铜缕玉衣片30片东汉晚期？　《文物资料丛刊》4河南洛阳东关汉墓1971年1月玉衣片42　片东汉晚期？　《文物》1973,2河南永城僖山汉墓1986年金缕玉衣片1000　余片西汉晚期梁王《文物报》1986,10,31河南洛阳汉墓1988年2月铜缕玉衣片数百片东汉中晚期？　《中国文物报》1988,3,11河南淮阳汉墓1988年银缕玉衣片1800　余片东汉中晚期陈顷王刘崇《中国文物报》1988,12,16陕西咸阳杨家湾四号汉墓1970年11月￣1976年11月玉衣片200　余片西汉文景时期周勃或周亚夫《文物》1977,10陕西咸阳杨家湾五号汉墓1970年11月￣1976年11月银缕玉衣片202片西汉文景时期周勃或周亚夫《文物》1977,10安徽亳县董园村一号汉墓1974￣1977年银缕、铜缕玉衣各1　套东汉延熹七年元月费亭侯曹腾夫妇《文物》1978,8安徽亳县董园村二号汉墓1974￣1977年铜缕玉衣片数百片东汉末年曹腾家族《文物》1978,8湖南长沙杨家山一号汉墓1958年残存玉衣片西汉中期？　《考古》1959,12,650　页广东广州象岗山汉墓1983年6月丝缕玉衣1　套西汉武帝时期第二代南越王《考古》1984,3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1956￣1957年玉衣片66　片西汉滇王《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八、结语我们已介绍和分析了秦汉时期有关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婚姻和丧葬等六个方面的礼仪习俗。其实，秦汉时期绚丽多姿的礼仪习俗远非这六个方面所能包罗，而这六个方面本身丰富多彩的内容也远非书中所列的几点就能概括。惟因限于本书的字数规定和整套丛书的以下要求：不写或少写前代已详述而本代变化不大的内容，多写或重点写本代有特色又对后代影响较深的内容。所以本书要叙述的内容只好到此为止，更全面系统和更深入细致的探讨只好待以来日。

在阅读本书时，您也许会发现秦汉时期的某些礼仪习俗在以后的各个朝代继续盛行，甚至至今在您的周围仍然存在。这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它除了说明秦汉时期的礼仪习俗在整个中国礼仪习俗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礼仪习俗本身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和传承性，但愿您能从我们对秦汉时期礼仪习俗的介绍和分析中，以及您自己对古今礼仪习俗的比较和思考中得到某种有益的启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秦汉习俗史的研究在本世纪80年代以前相对薄弱，但近10余年来情况有了很大改观，有关专著和论文不断问世，其中不乏高质量的力作，这将秦汉习俗史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本人学识浅薄，对秦汉习俗史研究不深，又鉴于本书偏重于描述性而不是理论性，所以在书中较多地参考、概括和引用了先贤和时贤的优秀研究成果。除了随文皆详加注明外，这里还要专门向那些研究成果被引用的先贤和时贤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秦汉 第027卷 秦汉科技史

【本卷提要】

本书以文献史料和考古发现作为最主要资料，从天文学、算学、农学、医学、地理学等各方面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秦汉时期科学技术的成就和这个时期的生产技术发展水平，同时还介绍了与这些科技成就相关的政策法令、杰出的科技人物及其思想等。这些史实充分说明：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我国古代各学科体系在这时期大多已形成，许多生产技术也趋于成熟。这一时期的科技成就为后世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方向，搭成了骨架。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都是沿着这一方向向前发展的。

一、秦汉科技概述秦灭六国，结束了诸侯长期割据的局面，公元前221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文字和车轨，下令摧毁战国时代在各国边境所修筑的城郭，拆除了在险要地区建立的堡垒，大规模移民于西北与五岭等边远地区，修筑堤防，疏浚河道，兴建驰道、栈道，整治长城。这些措施对巩固全国的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有着重要的意义，对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交流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秦王朝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滥用人力和物力，并实行严厉的思想统治，焚书坑儒，致使民怨沸腾，在人民起义的猛烈冲击下，很快就灭亡了。

汉承秦制，西汉初年继续采取巩固和发展封建制的措施，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提倡农桑，鼓励增殖人口和开垦土地，减徭薄赋，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汉文帝、景帝时期出现了"治世"的兴盛景象，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文景之世"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同时在思想领域里打破了秦时的思想禁锢，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余波仍在荡漾。这些对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提供了有利条件。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各种精美文物，正反映了西汉初年科学技术发展的景象。

汉武帝时，实行盐、铁、酒等官营政策，大大增加了中央的财政收入，对农业生产和钢铁生产的发展以及冶铁术的进步有一定积极意义；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主张"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加强了思想统治。为巩固国家的统一，汉武帝北击匈奴，并开发西南，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间的交流，又加强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汉武帝还施行"垦荒戍边"、"寓兵于农"的政策，对繁荣边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传播起了很好的作用。

汉武帝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灌溉，他认为："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汉书·沟恤志》）。在他统治期间，造成了"用事者争言水利"（《史记·河渠书》）的局面，一批大型的水利工程先后筑成，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兴建不可胜数，出现了我国古代水利史上罕见的盛况。他任用比较熟悉农业生产的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耦（ǒu，音偶）犁和耧车，在西北部分干旱地区施行较先进的"代田法"。又令全国郡守派遣所属县令、三老、力田、乡里老农，到京师学习新的耕作技术。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当时农业生产和水利工程技术、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粮食亩产比汉初有较大增长，水利工程中井渠法（即坎儿井）的发明等等，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汉武帝颁行了一套新的选用官吏制度，注意选拔人才，充实官僚机构。太学的兴办和各种人才的选拔，对于文化的传播和提高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人才的选用方面，也包括了科技人才的选用。如《太初历》的制定，就是在由民间征募来的20　多名天文专家的参与下完成的。在推广新式农具时，也征用了各地的能工巧匠，等等。

汉武帝统治时期，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是社会经济有较快的发展时期，但却由于武帝好大喜功，连年发动战争，加之统治者的挥霍浪费，几乎将人民创造的财富消耗殆尽。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下轮台罪己之诏，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废除）擅赋，力本农"（《汉书·西域传》），表示与民更始，发展生产，与民休息。汉武帝死后，昭帝、宣帝相继当政，由于汉武帝晚年和昭、宣二帝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才使昭、宣时期的社会又暂趋安定，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才得以保持继续发展的势头。刘向评论汉宣帝时称赞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　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风俗通·正失篇》）。

西汉末年，皇室、贵戚、官僚和豪强地主依仗政治、经济特权，疯狂地兼并土地，强占民田，加速了农民的破产流亡。而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弄得国库空虚，民穷财尽。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虽经王莽改制，但却没有挽救社会危机，相反，频繁的战争，沉重的赋税征发，残酷的刑法，使得百姓"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汉书·王莽传》下）。人民已无法生活，更谈不上发展科学技术。终于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豪强势力。在这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新建立的东汉政权接连颁布许多道有关部分赦免奴婢和提高奴婢地位的诏书，并安辑流民，组织屯田，对生产关系作了部分的调整。这些政策均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东汉前期，农民的租税徭役相对减轻；在农田水利事业的兴建方面，不仅修复和扩建了许多已堙废的陂塘，而且又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特别是汉明帝时期，较好地对黄河进行了治理；农业技术基础得到了加强，农耕工具、灌溉工具、农产品加工工具都比以前有所进步。这些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由于东汉政府注重选拔人才，涌现出了以张衡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科学技术也很快恢复并且超过了西汉时期的水平。

在这时期的科学技术中，耕犁得到改进，牛耕技术也受到了普遍的重视，精耕细作的经营方法得到大力推广。铁制农具已经普及，从而也推动了冶铁技术的改进，南阳地区的冶铁工人发明了水力鼓风炉（水排），利用河水冲力转动机械，这是冶炼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冶铁效率和铸造技术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纺织技术也有重大进步。而造纸业的发展，造纸技术的重大突破，更对中国和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天文学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继汉武、昭、宣时期科技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后，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科技发展的第二次高潮。

思想上，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在东汉前期更被典范化和宗教化，谶纬之说极为流行，具有和经学同样崇高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与之相对立的思想也在发展，出现了杨雄①、　桓谭、王充以及张衡等一系列杰出人物，形成了"两刃相割"、"两论相订"（《论衡·案书》）的激烈论争。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一场反对天人感应论、反对谶纬迷信说的论争，这场论争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有一个积累、提高和总结、飞跃的过程。东汉前期科学技术出现的一系列进步是在西汉以来长期积累、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如历法、天文仪器的改进以及天文学其它方面的进步，都有一

①　杨雄，即扬雄。《汉书》作扬雄。经清人段玉裁考证，"扬"应作"杨"。个发展的过程；造纸术的改善也有一个摸索的过程；等等。

东汉后期，统治者日趋腐朽，统治阶级内部有党锢之祸，阶级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导致了黄巾起义。但在医学上却出现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这样的巨著，奠定了我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而华佗更以外科手术、方药、针灸等精湛医术，流传千古。这除了战乱与疫病蔓延的直接刺激外，主要同医药学知识的长期积累有密切关系。同样，这时的天文学亦趋活跃，长期天文观测资料的积累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古希腊的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约与我国战国晚期和秦汉时期相当，这一时期的后期，在古希腊出现了托勒玫（Ptolemaens，约公元90-168年）、盖伦（Galen，公元129-199年）等著名的科学家，他们在天文学、医学等领域进行了总结，形成了古希腊天文学、医学的独特体系。可是他们又是古希腊科学的终结的代表人物，在他们之后，科学的发展几乎陷于停顿，进入中世纪以后更是如此。而东汉时期的张衡（公元78-139年）、张仲景（公元150-219年）也在天文学、医学等领域有很高的造诣，为我国古代天文学、医学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又是继往开来的人物，在他们以后，科学技术均得到持续不断的波浪式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高峰。在秦汉时期，我国在许多科技领域已经超过了古希腊的水平，在中世纪以后，我国古代科技更处于领先地位。

二、我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形成（一）历法体系的形成1。秦及汉初历法战国末期齐国人邹衍等倡立五行学说，论著终始五德之运，他认为周朝是火德，替代它的必须是水德。秦统一中国后，认为秦以水德代替周火德，遂采用颛顼历，相应地改变正朔，在历日制度上作了一些改革。汉代秦，对于秦朝制度，很少改革。因此，汉初仍继续沿用颛顼历。颛顼历和黄帝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等六历，是我国最古的历法，创立于公元前约四世纪，它的回归年采365日的长度。由于秦始皇焚书，六历原本早已失散；14其法散见于各史志及纬书子书等，这些一鳞半爪的资料，只是这些历法的印象，学者早已产生怀疑。

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到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五月，共117年用颛顼历，十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仍称十月而不称正月；第四个月，秦朝因避始皇名讳称端月，汉代则改称正月；最后一个月叫做九月，《史记》中《秦始皇本纪》从二十六年起，秦二世和汉高祖、吕太后、文帝、景帝各本纪中，史事发生年月，完全按照冬、春、夏、秋的顺序排列。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鲁人公孙臣上书说，汉代秦，应该改变正朔、服色制度，丞相张苍坚持汉朝也是"水德"，不宜改变秦朝制度，所以没有采用公孙臣的建议。秦及汉初规定十月朔日举行一年开始的朝贺大典，月名和四季名称一律照旧。

2。太初历--三统历汉初使用从十月朔日开始的历日制度，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显然渐觉这种政治年度和人们习惯通用的春夏秋冬不合。于是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建议修改历法。同时汉初以后，人们对于天象观测和天文知识，确有些进步，这为修改历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十一月初一恰好是甲子日，又恰交冬至节气，是一个难逢的机会。这年五月，汉武帝命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人"议造汉历"，并征募民间天文学家20　余人参加，其中包括治历邓平、长乐司马可、酒泉郡侯宜君、方士唐都和巴郡落下闳等人。他们或作仪器进行实测，或进行推考计算，对所提出的18　种改历方案，进行了一番辩论、比较和实测检验，最后选定了邓平、落下闳提出的八十一分律历。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并规定以十二月底为太初元年终，以后每年都从孟春正月开始，到季冬十二月年终。这种历法叫做太初历，它是我国最早根据一定规制而颁行的历法。从改历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朝野两方对天文学有较深研究者，可谓人才济济。特别是来自民间的天文学家数量之多，说明在社会上对天文学的研究受到广泛的重视，有着雄厚的基础。我国古代制历必先测天，历法的优劣需由天文观测来判定的原则，这时就已得到了确认和充分的体现，这对后代历法的制定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它的制定是划时代的。

太初历的基本常数是，一朔望月为29日，所以叫做八十一分法，或4381八十一分律历。这个朔望月的日数比战国时期四分历的朔望月日数更大，当然是不够精确的，但太初历的颁布施行是经过考验的。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太史令张寿王反对施行太初历，主张用殷历。经考验后，因殷历疏远而仍用太初历。

太初历已具备了气朔、闰法、五星、交食周期等内容。它首次提出了以没有中气（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节气）的月份为闰月的原则，把季节和月份的关系调整得十分合理，这个历法在农历（夏历）中一直沿用到现在。太初历还第一次明确提出了135　个朔望月中有23　个食季的食周概念，关于五星会合周期的精度也较前有明显提高，并且依据五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动态的认识，建立了一套推算五星位置的历法。这些都为后世历法树立了范例。太初历的原著早已失传，西汉末年，刘歆基本上采用了太初历的数据，据太初历改为三统历。它被收在《汉书·律历志》里，一直流传至今。实际太初历以改元而得名，而三统历是以法数而得名。刘歆把邓平的八十一分法作了系统的叙述，又补充了很多原来简略的天文知识和上古以来天文文献的考证，写成了《三统历谱》。《三统历谱》以统和纪为基本，统是推算日月的躔（chán，音缠，日月运行时经过某一区域）离，纪是推算五星的见伏。统和纪又各有母和术的区别，母是讲立法的原则，术是讲推算的方法。所以有统母、纪母、统术、纪术的名称；还有岁术，是以推算岁星（木星）的位置来纪年；其他有五步，是实测五星来验证立法的正确性如何；此外，还有"世经"，是考研古代的年，来证明它的方法是否有所依据。这些就是《三统历谱》的七节。这部历法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著作。它的内容有造历的理论，有节气、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数和运算推步方法；还有基本恒星的距度，可以说含有现代天文年历的基本内容，因而《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依据三统历所讲的根数和原则推算气朔的条件，都已齐全。就推算气朔一方面来讲，其出发点在于规定一月的日数为29日；其余日数，则反而4381是从这朔推出或迁就而得的。即三统历先议定：一月的日数＝　＝日239281294381由于十九年七闰，所以：一岁的月数＝　＝月2351912719因而：一岁的日数＝　365日3851539＝4621201539这个一朔望月的日数，一回归年的月数和日数都嫌太大些。

1　章＝19年＝235月在这个周期，朔旦冬至复在同一天。

1　统＝81　章＝1539年＝562120日＝19035月在这个周期，朔旦冬至复在同一天的夜半。

1　元＝3　统＝4617年在这个周期，朔旦冬至又复在甲子那天的夜半。因为一统的日数是562120　用60　来除，还剩40。所以若以甲子日为元，则一统后得甲辰，二统后得甲申，三统后才复得甲子。这就是"三统"名称的由来。这个元法4617以60　除不尽，所以元首的年名，不能一样。

三统历的元首，设在汉武帝元封七年岁前仲冬甲子，据《汉书·律历志》所载，当时曾实际观测，得到这天朔旦冬至，所以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古人除了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之外，还要配合日月合璧和五星连珠的周期，所以三统历又立5120　元即3639040年的大周期，其起首叫做"太极上元"。并定太初元年二距太极上元的积年为143127　岁，即在大周中已过了三十一个元法。

三统历是我国首先使用交点年和恒星月的历法。它的置闰方法是先定闰余，闰余是所求年前冬至距前朔得朔实（一月的日数）十九分之几分。例如一年是月，每年多12月，三年为月，即月。这样第三年就是71971921191219闰年十三个月，而多余的月，即闰余。倘闰余满十二以上，则冬至以后219一年内有闰月；盖因一年的月数假定为12月，而冬至前已有余数，7191219则至次年冬至之前，必已积至一个朔实以上。求年中闰月的位置，则以两合朔间不逢中气为原则，就是所谓"朔不得中，是为闰月"，意思甚为明显。太初历把一回归年平分为二十四气，接连二气之间，相隔15日；10104617二十四气名称顺序和《淮南子·天文训》所载的相同。并称从冬至起，奇数次的气，如大寒、雨水等为中气；偶数次的气，如小寒、立春等为节气。而在《三统历谱》中，则把雨水和惊蛰二气次序颠倒，清明和谷雨二气次序颠倒，其他各气次序没有改变。（这四个节气次序的改变，是由于刘歆本人的偏见，而不是当时人们遵行的历法）。

太初历的制定是以天文观测记录为依据的，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它的内容比过去的颛顼历丰富得多。《三统历谱》中所叙述历法的天文数据和运算推步方法，都是合乎科学的，成为后世历法的范例。但是，西汉时期逞才邀宠的士大夫，大都利用经术来粉饰各种制度，刘歆为了支持王莽的托古改制，也特意利用《易经·系辞传》来解释太初历的天文数据。这样假借经传来穿凿附会，使天文科学染上神秘的色彩，开2000年来术数家所走歧途的先例，而和科学背道而驰，至为可惜。

王莽篡汉时候，以夏正十二月为正月，以它为岁首；而历法的常数，仍用三统历的数值。东汉初期也用三统历，太初历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行用到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共行了188年。

3。四分历太初历施行100多年后，到东汉初年，人们发现日月合朔常在历书上朔日之前，月食日期，也比太史预推的早一日，东汉光武帝（公元25-57年）时，虽已建议改历，但到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才废止太初历，重订四分历并颁布施行。

东汉四分历的基本常数即岁实和朔策，与战国时期的四分历相同。

1　＝　365141　＝　29499940回归年日朔望月日东汉四分历以文帝后元三年庚辰（公元前161年）"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为历元，这样就校正了太初历施行100多年后所发生的"后天"现象。它又从庚辰年上推两元即9120年（公元前9281年），作为日月食和五星循环周期的开始。又如二十八宿距星间黄赤道度数，二十四气的昏正中星，昼夜漏刻和八尺表日中影的长短等等，这历都载有当时实测的记录。东汉四分历叫做庚申元历。

东汉天文学家不但重视实际观测和前代天文记录，还要同一般迷信纬书、图谶的人们展开斗争，使中国天文学向前发展了。这个时期天文学的进步，给后来制定历法以划时代的影响，如月行速度的迟疾和漏刻的革新是其主要者。

东汉在元和改历以后，屡提改历论，而其议论中心，始终是关于历法的细枝末节，并没有谈到问题的核心。因而仍以支持四分历的人居多，终东汉之世，没有再行改历。

东汉四分历是经过长时期的实测酝酿而制定的。除了有关测定恒星的记录外，还有二十四节气的测定太阳的三种记录：a。日所在黄道去极度即太阳距离北天极的度数，是用浑仪测定的；b。晷景，即太阳经过子午线时表影的长度，是用圭表测定的（汉代表高为八尺）；c。昼夜漏刻是漏壶测定的，昼漏刻等于从日出到日没的时间，再加上五刻，夜漏刻等于一百刻减去昼漏刻。它是我国科学史上最古的、最完整的有关太阳的实测记录，是珍贵的天文史料。

4。乾象历乾象历是后汉灵帝光和年间（公元178-183年）刘洪所创的划时代的历法，它形成一个完整的历法，至迟是在献帝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乾象历创法很多，确比四分历精密，为后世历法的师法。灵帝末年，政局动荡不安，乾象历没有被采用，至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始颁行使用。

刘洪认为四分历的缺点主要是回归年和朔望月都嫌太长，乾象历遂减短为：1回归年＝　365日＝日145689215130589他仍保留十九年七闰的闰周，朔望月减短为：1　＝430261457＝　297731457朔望月日日这种改革，确比旧法进步，但回归年仍是太长，而朔望月又略嫌太短。

乾象历一回归年的分数中，分母589　叫做纪法，朔旦冬至以这个年数而复原，它相当于四分历的一纪（1520年）；二纪叫做乾法，即1178年，朔望节气日期和干支都可复原。它以太初历历元即元封七年丁丑十一月朔旦冬至为历元，再上推十二纪到"上元乙丑"年，作为推算日月五星的起点。乾象历被称为划时代的历法，首先由于它计算了月行的迟疾；它从"过周分"（指月行疾迟一周，过于周天的度数），计算出近点月的日数，和近世实测所得的结果，相差不远。它从实测得出一近点月内，每天月球实际运行的度数，并造表列出了每天实际速度超过或不及平均速度的"损益率"；从"损益率"累积而得盈缩积等项。为了预推日月食的时刻，乾象历有"求朔望定大小余"和"求朔望加时定度"两个算法。它还创"月行三道术"（三道指中道、内道和外道。中道为黄道；内道为阴历，在黄道北；外道为阳历，在黄道南）；推算五星方法，也比四分历进步，其所测五星会合周期，除火星外，都和今值接近。

（二）天文仪器和天象记录1。浑仪浑仪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家用来测量天体坐标和两天体间角距离的主要仪器。浑仪的关键部位是窥管，这是一根中空的管子，好象现代的望远镜，但是没有镜头。人眼在管的一端，通过空管看见天上一个小的部分，将窥管放置于不同方向就能看到天上不同的区域。用来支撑这个窥管，使它能指向天上任何一个方位的是四游仪。四游仪的结构是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圆环，把窥管（又称望筒）夹在中间，窥管可以在这个双环里滑动，这个双环平面内的任何方向都可以看到；这个双环又可以绕两个支点转动，双环所在平面可以扫过全天球；借助双环的旋转和窥管的旋转，两种运动的结合就可以使窥管指向天球上任何一个方向。历史上制造过许多浑仪，这种四游仪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除了四游仪和窥管外，浑仪的其他部分就是代表各种天文意义的环圈和支承结构。一般说来，有地平圈，代表地平面；有子午环，经过天顶过南北方向的环；有卯酉环，东西方向的环；赤道环；黄道环；白道环等。

史籍记载浑仪的制造始于汉落下闳。他是蜀郡人，汉武帝时应召到京师长安参与制订《太初历》。落下闳以他制造的浑仪观测天象，测定了二十八宿的距度、五大行星的运动情况等等，为制定《太初历》取得了第一手资料。浑仪并不是落下闳最先发明的，他说：年轻的时候就能做这种仪器，那时只根据尺寸制作而已，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以后越做越明白，做得也好了，至今已七十岁，才知道了一点其中奥妙，可我又快要老死了。这说明在落下闳年轻的时候，社会上就已出现了浑仪，他并不是首创者。也许，他的家族是世代做浑仪的工匠或发明家。

汉初的浑仪结构不会复杂，大概只有一个赤道环，一个赤经双环夹着窥管，能测得天体的赤经和去极度。赤经以28　宿距星为各个标准点，以入宿度的形式表达出来。用这架只有赤道坐标的仪器来度量太阳月亮的运动，发现两者的运动都不均匀，这同西汉天文学家们的想法不同，于是大家都在找原因，后来发现，日月的运动都是沿黄道的（当时月亮依白道而行的认识还未达到），它们即使在黄道上均匀运动，以赤道来度量当然就是不均匀的了。公元104年，东汉和帝下令贾逵另制一架仪器，用来测量日月的运动，他在浑仪上增设了黄道环，以黄道来测量日月运动，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架黄道铜仪。

贾逵用他的黄道铜仪来测量日月的运动，发现太阳的运动显得均匀了（其实也应该是不均匀的，因他的仪器精度不够，当时也没有这样的认识），而月亮的运动仍是不均匀的。贾逵根据自己的实际观测，大胆地得出结论：月亮的运动是不均匀的。这一发现是改进仪器得到的第一个结果，它导致了历法的进步，也丰富了人们对天体运动的知识，为以后太阳运动不均匀的发现打下了思想基础。

2。浑象浑象是另一种古代天文仪器，主要用于象征天球的运动，表演天象的变化，有时也称浑天象或浑天仪，甚至称为浑仪，同用于观测的浑仪互相混淆。浑象的基本形状是一个大圆球，象征天球，大圆球上布满星辰，画有南北极、黄赤道、恒显圈、恒隐圈、二十八宿、银河等等，另有转动轴以供旋转，还有象征地平的圈（在圆球之外）或框，亦或有象征地体的块（在圆球之内）。由于大圆球的转动带动星辰也转，在地平以上的部分就是可见到的天象了。历史上最早记载制造浑象的是耿中丞，即耿寿昌，他是西汉宣帝时的大司农中丞，大概是因为农业生产同天象变化关系密切，他对天文学也有研究。他把从浑天说认识到的天球形象化地表现出来，可见浑象的大体形状应该是个大圆球，在球上布列了许多星辰，大圆球的旋转就表演出天象的变化。可惜，耿寿昌的浑象和著作都未能保留下来，我们无从知道它的具体结构。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有关浑象的记载要数东汉张衡的《浑天仪图注》为最早了。张衡在前人制造浑象的基础上也制作了一架"水运浑天仪"，实际上就是一个浑象。那是一个大圆球，周长为1　丈4　尺6　寸1　分，相当于4　分为1度，周天共365　度，上面标有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南北二极、黄赤二14道，北极周围有恒显圈，南极附近有恒隐圈，还有二十四节气，日、月、五大行星等。整个浑象以水力推动，与天球转动合拍，这是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创造。

张衡的仪器当然由于年湮代远而不能见到了，但是张衡浑象的式样已被历代继承下来。

3。天象记录秦汉时期，对于天象的观测和记录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各种天象的记录趋于齐备现今世界公认的最早的黑子记录，是西汉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所见的太阳黑子记录。载于《汉书·五行志》："河平元年。。三月己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一记录把黑子的位置和时间都叙述得很详尽。事实上，在这以前，我国还有更早的黑子记载。在约成书于公元前140年的《淮南子》中，就有"日中有踆乌"的叙述。踆乌，也就是黑子的形象；而比这稍后的，还有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日黑居仄，大如弹丸"（《汉书·五行志》），这表明太阳边侧有黑子成倾斜形状，大小和弹丸差不多。黑子，在太阳表面表现为发黑的区域，由于物质的激烈运动，经常处于变化之中，有的存在不到一天，有的可到一月以上，个别长达半年。这种现象在《后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正月，日色赤黄，中有黑气如飞鹊，数月乃销。"我们祖先观测天象，全靠目力，对于太阳只有利用日赤无光，烟幕蔽日之际，或太阳近于地平，烟气朦胧之中，始可观望记录。此后，从汉到明，黑子的记载超过100　次。有些星原来很暗弱，多数是人目所看不见的。但是在某个时候它的亮度突然增强几千到几百万倍，叫做新星，有的增强到一亿至几亿倍，叫做超新星，以后慢慢减弱，在几年或十几年后才恢复原来亮度，好象是在星空作客似的，因此我国古代凡称"客星"的，绝大多数是指新星和超新星。新星和超新星的明确系统的记载也首见于汉代，《汉书·天文志》中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六月，客星见于房"。房就是二十八宿里的房宿，相当于现在天蝎星座的头部，这是人们发现，并在中外历史上都有记载的第一颗新星，但西洋记录未注明月日，也没有注明方位，不如《汉书·天文志》记录简明、准确。又如"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门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后年六月消"（《后汉书·天文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超新星的记录。自此以后到1700年，我国有90　个关于新星的记录，这90　颗新星中，可能有11　颗是超新星。

第二，天象记录日趋详尽、精细对日食的观测，不但有发生日期的记载，而且开始注意到了食分、方位、亏起方向及初亏和复圆时刻等等。日月食是怎样发生的呢？成书于西汉中期（相当于公元前100年）的《周髀算经》中就曾认识到"日兆（照）月，月光乃出"，说的是月亮上的光亮是太阳光照上后发射出来的，而不是月面所固有。月亮本身不发光是发生月食的先决条件之一，因此，《周髀算经》上的认识很重要。东汉张衡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已经知道了月食是由于地球遮住了太阳光而造成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即地球的影子投到月面上就要发生月食。张衡把这种影子叫做"暗虚"。关于彗星，绕太阳运行平均周期是76年，出现的时候形态庞然，明亮易见。据统计，从春秋战国到清末的2000多年中，关于彗星的记录共有31　次。其中，以《汉书·五行志》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记载的最详细："元延元年七月辛未，有星孛于东井，践五诸侯，出河戍北，率行轩辕、太微，后日六度有余，晨出东方。十三日，夕见西方，。。锋炎再贯紫宫中。。。南逝度犯大角、摄提。至天市而按节徐行，炎入市中，旬而后西去；五十六日与苍龙俱伏。"我国古代科学家已能用这样生动而简洁的语言，把气势雄壮的彗星的出现时间、运行速度及路线，描绘得栩栩如生。对于极光的记录，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此时也较以前有增加和提高。如《汉书·天文志》："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天开东北，广十余丈，长二十余丈。""汉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公元前15年3月27日）东方有赤色，大三四围，长二三丈，索索如树，南方有大四五围，下行十余丈，皆不至地灭。"

我国古代对天象的观测和记录的传统，在汉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历代延续不断且有所发展。在望远镜发明以前的漫长年代里，积累了大量有关日食、黑子、彗星、流星雨、新星、超新星和极光等十分准确、丰富的记录，为近现代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三）天文学派人生天地之间，从远古时代起就在思考这盖我载我之天地到底具有什么形状，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诗经·小雅·正月》："谓天盖高，不敢不局（弯曲）；谓地盖厚，不敢不蹐（jí，音及，谓后脚尖紧跟着前脚跟）。"这里表达了古人天高地厚的原始认识，古人仰观这摸不着的天，俯察这挖不透的地，产生了很多有关天地结构的理论。在汉代，有关宇宙结构理论的有盖天、浑天、宣夜三个学派，人称谈天三家。

1。盖天说盖天说，无疑是我国最古老的宇宙说之一。"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当你来到茫茫原野，举目四望，只见天空从四面八方将你包围，有如巨大的半球形天盖笼罩在大地之上，而无垠的大地在远处似与天相接，挡住了你的视线，使一切景色都消失在天地相接的地方。这一景象无疑会使人们产生天在上，地在下，天盖地的宇宙结构观念。盖天说正是以此作为其基本观点的。

盖天说的出现大约可以追溯到商周之际，当时有"天圆如地盖，地方如棋局"的说法。到了汉代盖天说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西汉中期成书的《周髀算经》是盖天说的代表作。认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即：天地都是圆拱形状，互相平行，相距8　万里，天总在地上。

盖天说为了解释天体的东升西落和日月行星在恒星间的位置变化，设想出一种蚁在磨上的模型。认为天体都附着在天盖上，天盖周日旋转不息，带着诸天体东升西落。但日月行星又在天盖上缓慢地东移，由于天盖转得快，日月行星运动慢，都仍被带着做周日旋转，这就如同磨盘上带着几个缓慢爬行的蚂蚁，虽然它们向东爬，但仍被磨盘带着向西转。

太阳在天空的位置时高时低，冬天在南方低空中，一天之内绕一个大圈子；夏天在天顶附近，绕一个小圈子；春秋分则介于其中，盖天说认为，太阳冬至日在天盖上的轨道很大，直径有47.6　万华里，夏至日则只有23.8　万华里。盖天说又认为人目所及范围为16.7　万华里，再远就看不见了，所以白天的到来是因为太阳走近了，晚上是太阳走远了。这样就可以解释昼夜长短和日出入方向的周年变化。

盖天说的主要观测器是表（即髀），利用勾股定理做出定量计算，赋予盖天说以数学化的形式，使盖天说成为当时有影响的一个学派。

2。浑天说盖天说解释自然现象的出发点是把天当做盖在地上的一个半球，日月星辰都在这个半球形的天盖上运动，不会没到地下面去，有时看不见只是因为它们离我们太远了。浑天说正是在这些基本出发点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浑天说认为天是一个整球，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日月星辰随天球而运动；有时看不见是因为它们转到地下面去了。这一看法的起源也很早，在《尚书·顾命》中讲皇室里放置的摆设，其中就有天球在西璧。

浑天说是我国古代科学家为了更好地解释自然现象，避开盖天说所遇到的困难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它同盖天说在科学上的争论延续了好几百年，从汉代以后的1000多年一直占主要地位。经汉代落下闳、鲜于妄人、耿寿昌、杨雄等人的努力，浑天说渐为人们所接受，尤其是西汉末的杨雄提出了难盖天八事，给盖天说以较大打击，东汉张衡则是浑天说的集大成者。

汉代，浑天说制造的浑象和浑仪广泛应用于天文学研究，浑象是浑天体系的形象化仪器，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制成了"水运浑天仪"，他以漏水做动力，使浑象自动运转，其速度同人们所视天空物体运动速度相一致。浑象绕着极轴转动，北极出地的高度为36　度。以北极为中心，在半径为36　度的范围之内的星永远不会转到地下去，这就成功地解释了为什么北极附近的一部分恒星常年可见，不断绕北极转动的现象。同样的道理，在南极附近36　度的范围内永远不会转到地上，所以看不见那里的星星。

在浑象上标出二十八宿和其他恒星，随天球而转动。很显然，二十八宿和其他恒星大体上总是一半在地上可见，一半在地下不可见。由于浑象的旋转，有的星渐渐从东方升起，有的星从西方落下。这就成功地说明了星辰的东升西没，运转不息的现象。

至于四季循环，昼夜长短的交替，盖天说虽然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办法，但也确实存在若干不能解释的问题。而浑天说却较能精确地予以说明，在浑象南北两极的正中间画一个大圆，将浑象分成南北两个半球，这个大圆就是赤道；跟赤道斜分又划一个大圆，两者交角成24　度，这个大圆是黄道，太阳就循黄道而运动。浑象绕极轴转一圈就是一昼夜，当太阳处在黄道上最北点（离赤道最远）时就是夏至日，在浑象转一圈的时间内太阳有一大半时间在地上，一小半时间在地下，这就说明日出在东北方，日没在西北方，说明夏至日白天长黑夜短的现象；当春秋分时，太阳正处于黄道与赤道的交点上，浑象转一圈太阳一半时间在地上，一半在地下，这就说明了日出东、日没西、昼夜相等的现象；当冬至的太阳处于黄道最南点，浑象转一圈太阳在地上的时间少而在地下的时间多，这正好说明冬至日出东南方，日没西南方，昼短夜长的现象。

主张浑天说的许多天文学家对地体的形状作过不少叙述，他们认为地体不是球形，而是上平下圆的半球形，正好填满天球的下半部，圆形地面的直径正好同天球的直径相等，而地面的中心就在阳城（今河南商水西南），不管什么季节，什么时刻，太阳跟阳城的距离都是相等的，由此还可以计算出冬至夏至等不同节气中午时的太阳距地高度，方法仍是勾股定理。这一套看法和知识可算是沿袭了盖天说的成果，没有什么新发展。

浑天说对地体形状的上述看法显然有很大毛病，所以必然惹来麻烦。例如，既然地面同天球的腰正好一样大，那么太阳、月亮等天体怎么能自由地转到地下去呢？浑天说同盖天说都曾认为太阳和月亮的直径都有1000　里，那么地面边缘同天球之间必须有1000　里的空隙才能容许太阳、月亮自由出入，于是张衡对圆形的天球作了微小的改变，认为东西方向要长1000　里，南北方向要短1000　里，这大概就是为了太阳、月亮出入的方便，但是在进行计算时仍把天球当做一个圆球来看待。可是后人也许没有十分了解张衡的用意，说天球像一个鸡蛋那样的扁球形，居然还把浑象也做成一个鸡蛋状，转动起来很不方便，后来又改成了球形。还有就是"地中"之说，认为不管人们走到地面上什么地方，抬头望天总感到自己处于天球正中的下面，都有"地中"之感。这些都是对地体形状的看法不正确所带来的麻烦，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

浑天、盖天，哪个正确？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可以说都不对，又都有点儿对。浑天和盖天代表了历史上人们认识天地结构的不同水平，虽然它们距事实都甚远，但是反映了人们对天体认识的一个发展阶段。

3。宣夜说按照盖天、浑天的体系，日月星辰都有一个依靠，或附在天盖上，随天盖一起运动；或附缀在鸡蛋壳式的天球上，跟着天球东升西落。在这些系统里不会产生日月星辰是否会掉下来的问题。但是人们的思想是很活跃的，盖天说和浑天说都有不少漏洞，特别是日月星辰的运动都各有不同，有快有慢，全不像附在同一个东西上运动，所以在汉代以前就产生了另一种有关天地结构的新思考，它既不同于浑天说，也不同于盖天说。古书上记载为"宣夜之学"，通称为"宣夜说"。"宣夜"这个名字很怪，初看不知为何义，历来也无解释，直到清末邹伯奇（1817-1867年）才说："宣劳午夜，斯为谈天家之宣夜乎？"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释，但在没有任何说法的情况下可聊备一说，即"宣"表示喧嚣达旦，夜就是整个夜里，表示天文学家整夜忙于天文观测，又互相讨论，可见宣夜之学即为有关天文学的知识。

同浑天说和盖天说相类似，宣夜说也是古人提出的一种宇宙学说。《晋书·天文志》说："宣夜之书亡，惟汉秘书郎郄萌记先师相传云，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mào，音冒）精绝，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幽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曜（yào，音耀，七曜指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故各异也。故辰极常居其所，而北斗不与众星同没也；摄提、填星皆东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迟疾任情，其无所系著可知矣，若缀附天体，不得尔也。"

这是关于宣夜说的一段最完整的史料，它包含了有关宣夜说的许多内容。首先，宣夜说起源很早，汉代郄萌（公元1世纪）只是记下了先帅传投的东西。第二，宣夜说认为天是没有形体的无限空间，因无限高远才显出苍色。第三，以远方的黄色山脉看上去呈青色，千仞之深谷看上去呈黑色，实际上山并非青色，深谷并非有实体，以此证明苍天既无形体，也非苍色。第四，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依赖气的作用而运动或静止。第五，各天体运动状态不同，速度各异，是因为它们不是附缀在有形质的天上，而是漂浮在空中。

无可否认，这些看法是相当先进的，它同盖天浑天说本质的不同在于：它承认天是没有形质的，天体各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宇宙是无限的空间。这三点即使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或许正因为它的先进思想离开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太远，它不可能为多数人所接受。试想，一个无限的宇宙空间已是难以想象，更何况众多的天体都毫无依赖地飘浮在空中各自运动呢？在近代科学诞生以后，依据万有引力定律和天体力学规律说明了天体的运动，证明了宣夜说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然而在古代缺乏理论的证明，只能使它保留在思想领域，成为一种思辩的假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宣夜说的观点也渐渐淡漠了。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在他所著的《晋书·天文志》中保留了宣夜说的唯一资料，才使这一思想得以保存下来。

（四）张　衡张衡（公元78-139年），字平子，东汉南阳西鄂（今河南南召县南）

人，东汉时最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伟大天文学家之一。

张衡是浑天说的集大成者，他的《浑天仪图注》是浑天说的代表作，他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俘。"他还指出天体每天绕地旋转一周，总是半见于地平之上，半隐于地平之下，等等。这里张衡明确地指出大地是个圆球，形象地说明了天与地的关系，但"天表里有水"等说法，却是一个重大的缺欠。

张衡不但倡导浑天说，而且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着手制造了用于演示浑天思想的仪器--水运浑象，这对浑天说能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起了重要的作用。该仪器以一直径约5　尺的空心铜球表示天球，上面画有二十八宿，中外星官以及互成24　度交角的黄道和赤道，黄道上还标明二十四节气的名称。紧附在天球外的有地平环和子午环等。天体半露于地平环之上，半隐于地平环之下。天轴则支架在子午环上，其北极高出地平环36　度，天球可绕天轴转动，这就是浑象的外表结构，它们均十分形象地表达了浑天思想。张衡又利用当时已得到发展的机械工程技术，巧妙地把计量时间用的漏壶与浑象联系起来，即利用漏壶的等时性，以漏壶流出的水为原动力，再通过浑象内部装置的齿轮系等传动和控制设备，使浑象每日均匀地绕天轴旋转一周，从而达到自动地、近似正确地演示天象的目的。此外，水运浑象还带动一个称作"瑞轮蓂荚（míng jiá，音名夹）"的巧妙仪器。传说蓂荚是一种奇妙的植物，它每天长一片叶子，到月半共长十五片，以后每天掉一片叶子，到月底正好掉光。"瑞轮蓂荚"就是按这种现象构思的，用机械的方法使得在一个杆子上每天转出一片叶子来月半之后每天又落下一片叶子，上半月看长出几片就知道是初几，下半月看落了几片就知道月半后又过了几天，同时也可知道月相，这个巧妙的仪器就是机械日历。据史书记载，水运浑象制成后，置于一暗室中运转，"其伺之者以告灵台之观天者曰：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

张衡在宇宙理论领域的探索，还涉及到宇宙起源、演化以及无限性等论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均载于他的另一天文学名著《灵宪》中。张衡认为宇宙是在演化着的，其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溟涬（xìng，音幸）"阶段，只存在一切虚无的空间。到"庞鸿"阶段，则已经萌生出物质性的元气，但还混沌不分。而到"太元"阶段时，元气已分成了阴、阳两气，又由于刚柔、清浊、动静等物理因素的作用，逐渐形成了天地万物。在张衡看来，每一阶段都是其前一阶段长期渐变的结果，而且前后两个阶段又是由突变的方式相衔接的。对于"太元"阶段，张衡还特别强调了"自然相生"的理论。他认为由于自然界自身"旁通感薄"，即存在着互相助成，互相影响，互相矛盾的作用或运动，便自然而然地造成了物质世界"情性万殊"的状况。张衡的这些理论是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所作的新概括和新发展。虽然他在宇宙本原的问题上，引进了虚无的观念，但关于宇宙是在发展变化着的，变化分阶段有层次的，其形式有渐变也有突变，其原因则存在于事物的内部等认识，都是十分宝贵的。另外，张衡还认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这则是关于宇宙无限性的精辟论述。

对于日月五星的运动规律，张衡亦试图从理论上加以探讨。他认为日月五星在恒星间运动速度的快或慢，则由它们离天的远或近决定的，二者间的关系是"近天则迟，远天则速"。虽然这种描述还是定性的，而且以此解释五星的运动并不可取，可是，这些理论不但反映了张衡关于日月五星与地球的距离有远有近的观点，并且对日月运动的研究具有指导的意义。

张衡对于月食的成因也提供了理论的说明："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闇（àn，音案，昏暗）虚"，"月过则食"。这里"当日"是指月望之时，"之"是"至"或"抵达"之意。"冲"则有黄白交点或其附近时，才可能发生月食。张衡以为，在阳光的照射下，地总是拖着一条长长的影子--闇虚，在"当日之冲"时，只要月体与闇虚相遇，本身不发光的月亮就要发生亏虚现象。这一理论的基本点与我们现今的认识是一致的。对于陨星和彗星，张衡也有很精彩的论述。他以为陨星原是同日月五星一样绕地运行的天体，只是当其运动失去常态时，才自天而降成为陨石的。张衡还提到一类"错乎五纬之间，其见无期，其行无度"的天体，"其见无期"，特别是"其行无度"应是彗星出没运动的重要特征。张衡把它们与恒星相区别，并把它们归于五大行星的范畴内，亦即把彗星归于太阳系内的天体，这一认识也是十分可贵的。

张衡还对太阳、月亮出没于中天时视大小的变化作了认真的讨论和说明。

张衡对恒星亦进行了长期的观测和统计工作。他把星空共划分成444　个星官，计得2500　颗恒星，这还不包括他从航海者那里得知的在南半球看到的星宿。这一工作不仅大大超过了石申、甘德的同类工作，而且亦非他的同代人甚至后世人可比拟。可惜，张衡的这一工作大都失传。通过观测，张衡得到太阳和月亮的视直径值均为半度的结果，这相当于360°制的29′6　与现代所测的太阳、月亮视直径值（分为32′O　和31′1）已比较接近。

张衡还曾致力于当时历法问题的研究。他曾积极参与有关历法问题的争论。他"参案议注，考往较今，以为九道法最密"，极力主张用月行九道法（由月亮运动不均匀性的认识推导出来的月亮实际行度的计算方法）改进当时的四分历，以更准确地推算朔日的时刻。虽然，张衡的建议未被采纳，但这是试图用定朔法替代平朔法的一次早期努力，在历法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在张衡那个时期，较大的地震屡屡发生，于是对地震的研究成了他十分关切的课题，基于对地震及其方向性的认识，特别是从当时建筑中有一种所谓都柱（即宫室中间设柱）的启示，张衡于公元132年首创了世界上第一架地震仪--地动仪。"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后汉书·张衡传》），里面有精巧的结构，主要是中间的"都柱"（装置在摆的周围的八组机械装置）。尊外相应地设置八条口含小铜珠的龙，每个龙头下面都有一只蟾蜍张口向上，一旦发生较强的地震，"都柱"因震动失去平衡而触动"八道"中的一道，使相应的龙口张开，小铜珠即落入蟾蜍口中，观测者便可知道地震发生的时间和方向。据载，地动仪成功地记录了公元138年在甘肃发生的一次强烈地震，证明了张衡所制仪器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张衡还研究过地理学，曾撰有《地形图》一卷，其中可能附有地形图，此书一直流传到唐代。在数学方面，他对圆周率、球体积的计算法等问题作了研究，所取用的π　＝　10　＝　3.162，是当时比较好的一个数值。张衡又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有不少歌赋之作流传于世，其中以《二京赋》尤为著名，他还是一个画家，曾被人列为东汉六大名画家之一。

张衡是当时一位全面发展的科学家，他在天文历法、仪器制造、地理、数学、文学和绘画等领域均有很高的造诣，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人物。一方面，是那个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位科学巨人；另一方面，又与他个人的努力和素质分不开。张衡好学不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他虚怀若谷，"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他"不耻禄之不伙，而耻知之不博"，即不以追求金钱作为人生的目标，而以探索真知作为人生的最大乐趣。他"约己博艺，无坚不钻"，即抱定向博大精深的知识领域不断开拓进取的决心，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攻坚精神。张衡曾自称："捷径邪至，我不忍心投步"，这是他在探索新知的过程中，不存侥幸心理，不走邪门歪道，而是脚踏实地地工作。对于当时盛行的反科学的谶讳神学，张衡持反对态度，主张"收藏图谶，一禁绝之"。所有这些都是张衡能够攀上那个时代的科学高峰的内在因素。但是，张衡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他曾涉足于"卦侯、九宫、凤角"（以上均见《后汉书·张衡列传》）之术，被后人称为"阴阳之宗"（《后汉书·方术列传》）。他的宇宙生成与演化的思想也带有不少客观唯心主义性质，这也给后人带来不好的影响。三、数学体系的形成（一）《九章算术》的出现在春秋战国数学发展的基础上，秦汉时期出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一批数学专著，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杜忠算术》（16　卷）、《许商算术》（26　卷）两部数学书，早已失传，现在有传本的《九章算术》九卷在《汉书·艺文志》中则没有著录。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依据刘歆的《七略》写成的，可知《九章算术》的编成在刘歆《七略》之后，在公元50年前后（汉光武帝时）郑众解释《周礼》"九数"时，"句股"还没有被安排到"九数"内去，说明包含句股章的《九章算术》的编成不会在公元50年前。另，《后汉书·马援传》说，他的侄孙马续"十六治诗，博观群籍，善《九章算术》"。马续是马严之子，马融（公元79-166年）之兄，他的生年约在公元70年前后，他研究《九章算术》大概是在公元90年前后。因此，《九章算术》的写成大约是在公元50年到100年之间（近人孙文青以为马续就是《九章算术》的编纂者，证据虽不够充分，但这是可能的）。《九章算术》是我国现有传本的古算书中最古老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对后世历代数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以算筹为工具，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数学体系的形成。

经过春秋战国到西汉中期数百年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九章算术》比较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这段时期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的数学成果。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和生产发展，给数学提出了不少急需解决的测量和计算的问题：实行按田亩多寡"履亩而税"的政策，就需要测量和计算各种形状的土地面积；合理地摊派税收，就需要进行各种比例分配和摊派的计算；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土木工程，需要计算各种形状的体积以及如何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商业、贸易的发展，需要解决各种按比例核算等问题；愈加准确的天文历法工作，就愈是需要提高计算的精确程度等等。《九章算术》正是由各类问题中，选出246　个例题，按解题的方法和应用的范围分为九大类，每一大类作为一章，纂集而成的。它所提供的数学解法，当然为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为封建政府计算赋税，摊派徭役等，提供了方便。三国时代的刘徽曾为《九章算术》作过注，他在原序言中说："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他认为《九章》是由周公制礼的"九数"演进而来的，接下去又说，入汉以后张苍和耿寿昌（二人均以善算著称）等"因旧文之遗残，各称删补，故校其目与古或异，而所论者多近语也"。说"周公制礼而有九数"可能是扯得太远，说《九章》是由张苍等人在"旧文"基础上增删而成，可能是真实情况。《九章》的章目都产生过变化，书中文字也和汉代的相近。也就是说《九章算术》一书，是经过长时期由许多人删订增补才最后成书的，它是中国先秦至汉初许多学者共同工作的结晶。经过数学史工作者的努力，大多数人认为《九章算术》大约是在公元一世纪时成书，形成了现传本的样子。

（二）《九章算术》内容介绍该书的体例，有时是举出一个或几个问题之后，叙述解决这类问题的解法；有时则是首先叙述一种解法之后，再举出一些例题。不论那一种，都是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理论联系实际和由个别到一般或由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规律的。它的内容可分章简介如下：第一章　方田（共38　个例题）。是讲关于田亩面积的计算方法。包括有正方形、矩形、三角形、梯形、圆形、环形、弓形、截球形体表面积的计算（后两者的公式为近似公式）方法。在这一章中，还有关于分数的系统叙述，并给出约分、通分、四则运算、求最大公约数等运算法则。

第二章　粟米（共46　个例题）。讲的是比例问题，特别是按比例互相交换谷物的问题。因在"粟米"问题里使用比例算法比较广泛，而且最早，故取作章名。

第三章　衰（cui，音崔，差也）分（共20　个例题）。"衰"是按比率，"分"是分配，是各种按比例分配的问题。衰分是讲依等级分配物资或按等级摊派税收的比例分配问题。

第四章　少广（共24　个例题）。由已知面积和体积，反求一边之长，讲的是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值得指出的是，用算筹列出几层来进行开平方和开立方的计算，相当于列出一个二次或三次的数字方程，把筹算的位置制发展到新的阶段，即用上下不同的各层表示一个方程的各次项的系数。在此基础上，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数字高次方程的解法。

第五章　商功（共28　个例题）。"商"是估算，"功"是工程量，是有关各种工程（城、垣、沟、堑、渠、仓、窖、窑等等），即关于各种体积的计算。还有按季节不同，劳力情况不同，土质不同来计算巨大的工程所需土方和人工安排的问题等等。

第六章　均输（共28　个例题）。是计算如何按人口多少（按正比例）、物价高低、路途远近（按反比例）等条件，合理摊派税收和派出民工等问题，还包括复比例、连比例等比较复杂的比例配分问题。

第七章　盈不足（共20　个例题）。其中大多数是对如下一类题目的求解方法："今有共买物，人出八盈三，人出七不足四，问人数、物价各几何？"即假设人出八则多三，人出七则不足四，这就是"盈不足"问题。因为这类问题一般都有两次假设，所以在其他国家的一些中世纪数学著作中称之为"双设法"，这种方法可用来解决各种问题。

第八章　方程（共18　个例题）。"方"是列算筹呈方形，"程"是计算多少。"方程"是指把算筹摆成方形来求解一次方程组，其中"方程"的含意和现代方程含意不同。这里的"方程"都是一次联立方程问题（包括有二至六个未知数），解法和现在一般中学代数学课本中的"加减消元法"基本相同。当时，是用算筹摆出方程的各系数。一个方程摆一个竖行，方程组中有几个方程就摆出几行，这也可说是筹算位置制的又一新发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本章还引入了负数（用红算筹表示正数，黑表示负数；或者以正摆的算筹表示正数，斜摆的表示负数），并且给出了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第九章　勾股（共24　个例题）。"勾股"，前称"句股"，讲的是利用"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中，夹直角二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平方）进行测量计算"高、深、广、远"的问题。它表明当时测量数学的发达以及测绘地图的水平已达到相当的程度。

（三）《九章算术》在数学方面的成就1。算术方面主要有系统的分数运算、各种比例问题、"盈不足"问题等等。

《九章算术》是世界上最早对分数运算详加叙述的著作（"方田"章），它讲述了约分、通分、比较两个分数的大小、分数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等。在求分母、分子的最大公约数时，用了辗转相除（实际是辗转相减）。而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的分数，多是限定分子为1　的单分数，印度关于分数的论述最早是在公元7世纪方才出现。至于欧洲就更晚了。《九章算术》中的比例问题（"粟米"、"衰分"、"均输"等章）很是多见，计算赋税和徭役的按比例摊派，按等级分物等，都是和社会实际需要密切相关的，应用十分广泛。在一个比例式中，已知三数即可算出第四数，这在欧洲被称为"三率法"。"三率法"在欧洲的出现是比较晚的。"盈不足"算法需要进行两次假说，在中世纪阿拉伯国家的数学著作中，这种算法常被称为"契丹算法"，说明是由中国传入的。在欧洲早期的著作中，也有人沿用"契丹算法"这一名称。

2。代数方面主要有联立一次方程组解法、负数概念的引入和正负数加减法法则、开平方、开立方、一般二次方程解法等等。

关于一次方程组解法，都集中在第八章"方程"之中，这一章共有18个问题，其中：二元一次方程组：8　问；三元一次方程组：6　问；四元一次方程组：2　问；五元一次方程组：1　问；不定方程（6　个未知数，可列五个方程）：1　问。利用一套完整的消元程序，即可准确无误地得出正确的解答。印度一次方程组解法是在12世纪初方才出现；而在欧洲则迟至16世纪。

《九章算术》"方程"章，还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引入了负数的概念，并利用正、负数的概念进行计算（只限于加、减）。在这里，是把卖出的数目视为正，把买入的视为负；凡是加入的数目都视为正数，视减掉的为负数。负数概念，在印度，是在7世纪的算术中出现的；而在欧洲，一直到16-17世纪方才对负数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负数概念还被应用于天文历法的计算（也只限于加减法，正负数的乘除法运算法则，最早出现在元代朱世杰所著《算学启蒙》之中）。

开方和开立方的方法，本应属算术范围，但《九章算术》所载中国古代的开方法却具有代数的意义。a和3 a实际上也相当于求解x2　＝　a，或是x2＝a。在利用算筹开方时，常在最下一层摆一根算筹，相当于摆出未知数的平方x2，或立方x3。整个开方、开立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进行代数变换的过程。因此在中国古代，一般二次方程解法被称为"带从开方"，而三次方程解法则被称为"带从开立方"。直到宋元时期发展到可以求解任意高次的方程--"增乘开方"，仍是离不开"开方"。

（四）《九章算术》的意义及影响《九章算术》的内容包括了现代小学算术的大部分和中学数学的一部分内容，即包括了初等数学中算术、代数以及几何的相当大部分的内容，有着辉煌的成就，而且它形成了有自己特点的完整体系。这些特点就是：它重视理论，但不是那种严重脱离实际的理论，而在实际的计算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有着一整套在当时世界上堪称是十分先进的算筹算法，用算筹的不同位置和不同摆法，不仅可以表示任意大的数目，而且可以表示一个方程的各次项系数或是表示一个方程组中各方程的系数，进一步又可以表示正数和负数。在数学命题的叙述方法上，也是从实际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和公理出发。这些特点，使得中国数学在许多重要方面，特别是在解决实际的计算问题方面，远远胜过古希腊的数学体系，但是《九章算术》却缺乏象古希腊《几何原本》那样严密逻辑的几何学和数学思想。对现代数学来讲，精密的计算和严密的证明理论同样都是不可缺少的。《九章算术》作为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形成的代表作，所显示的在十进制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在计算技术等方面的显著优点，正都是古希腊数学的欠缺之处。后来，正是中国古代数学的这些内容经过印度和中世纪伊斯兰国家辗转传入欧洲，对文艺复兴前后世界数学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九章算术》对中国后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一直是人们学习数学的重要教科书。16世纪以前的中国数学著作，从成书方式来看，大都沿袭《九章算术》的体例。从实际问题出发，提供数学解决方法的传统承继不断。后世许多著名的数学家都曾对《九章算术》进行注释工作，并在这些注释工作中不断引入新的数学概念和方法，从而推动中国古代数学不断前进。

四、造纸术和漆器工艺（一）造纸术的发明和蔡伦的革新造纸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它的出现对人类文明进程有着难以估量的意义。

文字出现以后，就出现了在什么材料上进行书写的问题。在纸张发明以前，我国古代曾用过许多书写材料。四、五千年前曾在石壁、陶器上刻画文字符号；三、四千年前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写文字；接着又在青铜器上刻铸铭文。后人称在陶器上的文字符号为"陶文"，把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叫"甲骨文"，青铜器上的铭文叫"金文"。

从春秋战国时起，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书写材料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开始流行在竹、木片上书写，用来写字的竹片称做"简"，把许多简编在一起叫做"策"，编简成策所用的绳带称为"编"，把丝绳的叫"丝编"，用皮带的叫"韦编"。用来书写的木片叫"版牍"，一尺见方的版牍叫"方"，常用于通信。后人把信称为"尺牍"，把文稿称为"文牍"，就是版牍字义的引伸。古人一般把短文写在版牍上，把长文写在简策上。简从5　寸到3　尺不等，一般是长2　尺4　寸。每简大都只写一行字，字数通常是22　到25　个，最少的仅有2　字。汉代的简也有写二、三行，甚至五、六行的。版牍的行数则一般为四、五行。编连的简策不用时可以卷成一束，这就是后来的书籍以"编"计数的来源。

与简版同时流行的还有帛书，即在缣帛上书写、作画，如同今天在素绢上写字作画一般，缣帛尺幅的大小可按书写的需要剪裁，一般是每幅为一段，卷成一束，叫做一"卷"。"卷"后来也就被延用，作为书籍的一般计数单位。用缣帛写书非常考究，东汉时有个叫襄楷的人，得到一部《太平清领书》，共计170　卷，书上用红色画直格，在格中写字。后来纸本书的"朱丝栏"、"乌丝栏"就是由此演化而来。

简版和缣帛作为书写材料，比起甲骨、铜器等来是一个重大的变革。它们的使用在我国文明发展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汉以前的重要典籍就是靠简牍和帛书才得以流传下来的。但是缣帛和简牍都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缣帛是用蚕丝织成，产量有限，价格昂贵，一般的读书人是用不起的，要广泛地作为传播文化的材料更是不可能的。读书人著书立说或抄录典籍时通常都用竹简。竹简资源丰富，又很便宜，但竹简每简仅写20　多字，要写一部书，或抄一部书往往要用数百甚至数千根竹简，编成简策后体积很大，又很笨重。战国时诸子外出游说，讲学，随身所带的书籍往往要用车运载。墨子南游到卫国去，车厢里就载有许多的书。据说惠施出外游学，随身载有五车的书，后来便衍生出"学富五车"的成语，用来形容人的知识渊博。《汉书·刑法志》载，秦始皇勤于政务，每天要批阅公文一石（秦制一石120　斤，约合今50　余斤）。汉武帝时，有一个叫东方朔的人，写了一篇奏文，用了3000　枚木牍，串成一册，当事官读时得令两个人举起奏文来，花了二个月才读完。简牍之笨重和不便，由此可见一斑。同时，简编的绳带很容易弄断，《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年很爱读《易经》，经常翻读，简编的皮带曾断了3　次。简编的绳带一断，经常要造成错简、乱简，整理起来相当费事。所以，竹简也不是理想的书写材料。于是寻求廉价、方便易得的新型书写材料，逐渐成了迫切的社会要求。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人们终于发明了用麻绳头、破布、旧渔网等废旧麻料制成植物纤维纸的方法，引起了书写材料的一场革命，使之成为交流思想、传播文化、沟通情况、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工具。

"纸"字以丝为偏旁，似乎是用丝做原料而制成的。在东汉以来的许多典籍中，在解说"纸"字时，也都说纸最初是用丝絮制成的。但是，自30年代以来，特别是30多年来考古发掘中出土的西汉古纸，经化验都不包含有丝的成分。现代模拟实验也说明丝不能作为造纸的原料。最早关于纸字的解说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许慎的生活年代与蔡伦同时，是纸的应用得到推广的年代，因而他的记载是有所根据的，也与造纸术的发明并不矛盾。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说"纸"字时说："纸，絮一苫也，从京，氏声。"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造纸昉于漂絮，其初丝絮为之，以■荐而为之。"东汉服虔《通俗文》也说："方絮曰纸"。也就是说，造纸发端于漂絮。在我国古代蚕丝生产中，优质的蚕茧用来抽丝，以纺织丝绸；而质次的蚕茧则用来制丝绵。制丝绵时先要把蚕茧煮烂，脱除蚕丝上的胶质，用手工把茧剥开，放在浸于水中的蔑席或竹筐上，反复捶打，使成丝绵，这个过程叫做漂絮。漂絮过程中，会在蔑席或竹筐上残存一层丝絮，干后剥下成一薄丝片，可用于书写。最早的"纸"字可能就是由此而造出来的，而且汉时用来写字的缣帛也曾被称做"纸"。所以"纸"字开始时是同用丝分不开的。问题不在于"纸"的原意，而是它的含义后来起了变化，被用来作为现今的纸之称谓。

人们从漂絮的过程中也得到启示：既然漂絮能得到薄层状丝片，那么植物纤维经过同样的操作过程，是否也会有同样的效果。由此，人们终于发明了造纸的工艺技术，理想的书写材料--纸也因而问世了。

纸是何时问世的，现在已很难确知了。根据考古出土的文献，我们可以知道纸发明于西汉时期。1933年，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亭故址中出土了一片麻纸，同时出土的木简有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的年号；1957年，在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出土了公元前二世纪的古纸，纸呈泛黄色，已裂成碎片，最大的长宽约10　厘米，最小的也有3×4　厘米。经鉴定，它是以大麻和少量苎麻的纤维为原料的，其制作技术比较原始，质地粗糙，还不便于书写。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居延肩水金关西汉烽塞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了麻纸二块。其中之一，出土时团成一团，经修复展开，长宽为12×19厘米，色泽白净，薄而匀，一面平整，一面稍起毛，质地细密坚韧，含微量细麻线头，显微观察和化学鉴定都表明，它只含大麻纤维，同一处出土的竹简最晚年代是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这些情况表明至迟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在遥远的边塞已有了质量较高的纸，这种纸在内地的出现应更早一些，即它是在灞桥纸后约数十年内出现的。从这些事实说明造纸术自发明以后，其技术的进步是很快的。1978年，在陕西扶风又发掘得西汉宣帝时期的纸。1901年，先后在新疆和甘肃敦煌发现两张东汉纸；1942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旁的东汉烽燧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又掘得东汉时期约公元二世纪初年的纸张，即所谓额济纳纸，上有六、七行残字，这可说是现存最早的字纸实物；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也发现了一张东汉纸；1974年，在甘肃武威县一座东汉墓中，更发掘了一批东汉纸，这些纸比起西汉纸有着明显的进步，十数张纸的上面都有书写的字迹，有的是书信、诗抄，也有的是日常文书，可见这时的纸已经比较普遍地被人们用作书写的材料了。东汉时期，不仅中原地区使用纸，而且传播到了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区。另外，也不仅限于上层统治者使用，而是连民间也比较广泛地使用起来了。可以说，东汉时期是造纸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的时期了。

从出土的实物中我们可以知道，早期的纸都是以大麻为原料制成的。其制造工艺大致为："沤麻"，即把麻浸泡水中，使它脱胶；接着把麻加工成麻缕；然后把麻缕捣烂，又称"打浆"，使麻纤维分散开；最后进行"捞纸"，也就是使麻纤维均匀地散布在浸入水中的篾席上，再捞出干燥，就成纸张。这个工艺过程与漂絮法极其相似，表明造纸工艺正是脱胎于漂絮法。当然，早期的纸还是很粗糙的，麻纤维捣得不够烂，纤维在成纸时也分布得很不均匀，因此还不便于书写，大都只是用来包装物品。但这毕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张，正是由于它的出现，才引起了书写材料的革命。在这场书写材料的革命中，蔡伦以其重大的贡献而留名青史。

蔡伦，字敬仲，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市）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121年。他在汉明帝永平末年（约公元75年或稍前）入皇宫做太监，章帝建初年间（公元76-84年），任小黄门（宦官中职务比较低的）。汉和帝即位（公元89年）后，蔡伦升任侍从皇帝的宦官中常侍，参预朝廷的政务。后来（约公元97年或稍前），蔡伦被任命为尚方令，负责监制御用器物。他总结了西汉以来造纸的经验，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和革新。在原料上，除采用破布、旧鱼网等废旧麻料外，同时还采用了树皮，从而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原料领域，既增加了原料来源，又降低了纸的成本。用树皮做原料，开创了近代木浆纸的先声，为造纸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在技术工艺上，也较以前完备和精细，除淘洗、碎切、泡沤原料之外，还可能已经开始用石灰进行碱液烹煮。这是一项重要的工艺革新。它既加速了纤维的离解速度，又使植物纤维分解得更细更散，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纸张的质量，为纸的推广和普及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公元105年，蔡伦把他用树皮、麻头和破布、旧鱼网制成的纸，献给了汉和帝，很受欢迎。因此他在公元114年被封为龙亭侯，故他主持制造的纸被称为"蔡侯纸"。

蔡伦造纸是现存史籍中关于造纸的最早记载。《后汉书·蔡伦传》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六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后世便以这段记载为根据，把蔡伦视为造纸的鼻祖，流传了1000多年。尽管西汉麻纸接二连三地被发现，表明蔡伦并不是纸的最早发明者。但他首先用树皮、麻头、废旧的麻布（当时的布是麻布，不是棉布）和鱼网等作原料，造出了适用于书写的优质纸张来。因此，尽管纸不是蔡伦所发明的，但他作为一位造纸术的杰出改革家，所立下的伟大功勋仍是巨大的，值得人们赞颂和怀念。

造纸术的发明和发展，可以大大推动文化知识的迅速传播和提高，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之一。

（二）漆器的发展与兴盛漆器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成就。用漆装饰或制造器物是我国古代的一项创造性发明。漆器如同瓷器一样，把实用性与艺术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是实用器具，又是可使人赏心悦目的工艺美术品。

漆俗称大漆，是原产我国的漆科木本植物漆树的一种分泌物，其主要成分是漆醇。《说文解字》中说，漆是木汁可以漆物。从漆树中分泌出来的漆液含有漆酚，在日光作用下会变成黑色发光的漆膜，人们可能就是观察到漆树的自然分泌液形成黑色漆膜的现象，受到启示，而有意识地利用漆液来装饰器物的。后来，人们又发现漆膜美观精致，经久耐用，能对器物起保护作用而开始制造漆器的。

根据出土文物和古文献记载可以知道，我国用漆的历史至少已经有六、七千年之久了。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漆器日见兴盛，这时期出土的大量漆器，表明了当时漆器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秦汉时期漆器工艺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期的漆器制造业几乎遍及于全国各地，设有官营漆器手工业的就有十个郡县，其中以蜀郡（今四川成都一带）和广汉郡（今四川广汉郡一带）的金银饰漆器最为著名。"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汉书·贡禹传》），河南郡怀县（今河南武涉西南）、蜀郡、广汉郡的官营漆器工场每年耗资达5000　万钱，可见其规模之大。除官营外，民间漆工经营也相当发达，"陈、夏千亩漆"，其富"与千户侯等"，更有"木器髹（ｘｉū，音休，用漆涂器物）者千枚"、"漆千斗"的"通都大邑"（《史记·货殖列传》），足见当时漆器业的发达。出土的两汉漆器种类繁多，质量优良，其中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汉初精美的漆器，则是漆器工艺提高的明证。从出土的汉代漆器铭文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官营工场内部的分工和管理情况。当时油漆技术的工序有：素工（作内胎）、髹工和上工（上油漆）、黄涂工（在铜制附饰上鎏金）、画工（描绘油彩纹饰）、■工（刻写铭文）、清工（最后修整）等，开始于素工，完成于清工，井然有序。此外，还有供工（负责供料）、造工（管全面的工师）以及护工卒史、长、丞、掾（yuàn；音愿）、令史、佐、啬夫等监造工官，组织十分严密。各工种的工人各尽所长，分工合作，使漆器工艺日臻完善，盛极一时。《盐铁论·散不足》说，在漆器的制造中，"一杯卷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官营漆器工场内生产和管理的精细和复杂程度。

除了承继和发展前代的各种漆器外，饰以金银铜箍的漆器--"扣器"，在秦汉时期有较大的发展。扣器华贵艳丽，是一种高级的工艺品，被作为皇帝的赏赐之物和富家大户的奢侈品。《汉书·贡禹传》说："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盐铁论·散不足》说："富者银口黄耳，金罍（léi，酒器）玉钟；中者舒玉纻器，金错蜀杯"，又说："夫一文（纹）杯得铜杯十"，就是说一件纹饰漆器等于十件铜杯，而金银扣器自然要比这还要贵重。

这时期，由于人们已经认识到器物上漆之后，不能日晒或风干，否则会干裂或起皱；同时，日晒或风干又易落入杂物灰尘，污染器物，因而采用阴干的方法，漆中的漆醇在阴湿的环境下容易聚合成膜，干后不易产生裂纹或皱摺。为此，人们特意建造了阴室（又写作荫室），创造阴湿无尘的环境，以供漆器阴干之用。《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秦二世胡亥登基之后，想要用漆来漆绘城郭。由于胡亥暴虐、专横，没有人敢于谏止。当时一个聪慧的侏儒叫优旃（

hān，音沾）的，对胡亥说："好。主上如果不提出这件事情，臣也一定会向主上提议的。漆城虽然会使老百姓感到发愁和增加经济负担，但这是一件大好事。漆城光滑无比，敌人来了无法上城。马上就兴工的话，涂漆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建造荫室却非常难了。"于是，胡亥一笑了之，停止了这次劳民伤财的工程。由此可见，阴室在当时已成为漆器制造的重用设施。这种阴干方法后来一直沿用。

秦汉以后，由于瓷器的发展，漆器日用品如杯、壶、盘等渐为瓷器所代替，漆器作为生活用品减少了，但是作为工艺品，仍深受人们的喜爱，传统工艺一直沿袭，并不断有所创新，并先后传到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中亚、西亚各国，并传到了欧洲，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漆器及其制造工艺技术，是我国历史上对世界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

五、地理学（一）《汉书·地理志》的编纂《汉书·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用"地理"命名的地学著作。在这之前，"地理"一词的含义是指地表的形态而言，并且"地理"与"天文"二者常被放在一定的关系上相提并论。如《周易·系辞》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淮南子·泰族训》写道："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这里不但指出了地理是研究大地的陵陆、水泽等情况，而且进一步说明了研究地理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因地制宜地从事生产，以解决穿衣吃饭问题。《山经》和《禹贡》等著作描述了一定地区的山川、物产等的分布情况，它们虽不以"地理"命名，但却是我国最古老的地理著作。自《汉书·地理志》出现之后和在它所产生的影响下，我国地理学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班固（公元32-92年）著的《汉书·地理志》由三部分组成，卷首收录我国古代地理名著《禹贡》和《职分》二篇，这是对前代沿革的简单交待；卷末有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作为附录；中间是主体部分，是班固的创作，这部分以记述疆域政区的建制为主，为地理学著作开创了一种新的体制，即疆域地理志。作者根据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建制，以疆域政区为纲，依次叙述了103　个郡国及所辖的1587　个县、道、邑、侯国的建置沿革。在郡国项下，都记有户口数字，把这些数字加起来，就能得出汉平帝二年的全国人口数为59594978人，这个数字虽不能说十分准确，但它却是当时全国各郡县户口数汇总而成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这也是最早的提供全国人口数字的一部史书。在县、道、邑、侯国的项下，则根据地区特点，分别选择有关山川河流、矿藏、物产、经济发展和民情风俗等等，各郡写法体例一致，便于对比、查找，为今天研究历史地理，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全书还记录了周秦以来许多宝贵的地理资料，如在上郡高奴县下记"有洧（wěi，音委，洧水，水名，在河南省）水，可。。（燃）"，这是最早的关于石油资源的记载；在西河郡鸿门县下记"有天封火井祠，火从地出也"，这里所记的火井，就是天然气；据统计，它载有盐官共36　处，铁官共48　处，反映了当时盐、铁产地的分布情况；书中记水道和陂、泽、湖、池等，合计300　多处，记在发源地所在的县下说明它的发源和流向，较大的河流还记所纳支流和经行里数，这为了解古今水道的改变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汉书·地理志》的影响下，后世以论述疆域政区建制沿革为主的著作不断涌现，例如20　部"正史"中，有地理志的共16　部，它们都是以《汉书·地理志》为典范写成的。自唐代以后编修的历代地理总志，如《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和元、明、清的《一统志》等，都与《汉书·地理志》同为疆域地理志性质的著作。宋代以来，大量增加的地方志如各府志、州志和县志等，也无不受到《汉书·地理志》的影响。

《汉书·地理志》的写作，是在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形势下出现的，并为统治者所欢迎和需要。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汉书·地理志》对于我国的地理学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它开辟了一门沿革地理研究的领域，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它的影响下，地理学的研究忽视了对于山川本身的地貌形态与发展规律的探索。后来，地理学更多地涉及到历史学方面的内容，这也与《汉书·地理志》为地理著作所建立的体制有一定关系。由于历代编修的疆域政区地理志是我国古代地理著述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具有传统特色。如果这种传统可以称之为体系的话，那么古代地理学体系的形成是从《汉书·地理志》开始的。

（二）秦汉舆地图及测绘技术秦灭六国后，收集了包括秦本身的七国图籍，集中贮存于关中咸阳，作为行政管理和军事用兵的依据。之后，为了加强全国的统治、发展驿道交通等需要，秦中央政府又把地图作为工具，曾收集大量图籍，不仅备有"天下"各处之地图，还有全国综合性的一统之图，作为全国军政用兵的准则和依据。秦末，刘邦进兵关中，入咸阳后，大臣萧何首先收集了秦王朝图籍，藏于石渠阁，成为刘邦治理天下的参考。

《汉书·高帝纪》：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沛公至霸上，。。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之书。"《汉书·萧何传》又载："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尝为丞督事。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光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è，通"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三辅黄图》卷6　载："石渠阁，萧何造，其下砻（lóng，音龙）石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萧何入咸阳后，他不去搜虏金银财帛，而是先收取秦王朝政府律令图书、天下图籍，并在京城修建了"石渠阁"，善藏秘书要图，始创了"中国古代第一图库"。由于汉收藏了秦图籍，掌握了全国山川险要，天下阨塞，以及物产的分布、经济的虚实、郡县户籍的数字、当时的社会情况等，因而在楚汉之争中，萧何以丞相的身份，留守于关中，负责输送士卒、粮饷，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王朝起了重要作用。而且由于汉高祖刘邦通过萧何全盘获得了秦王朝行政管理所用的图籍，使汉立国后，行政区划、行政管理体制上基本上沿袭了秦代的郡统县的制度。萧何所收集的秦地图，在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地理志》中还有所引用。

汉立国后，中央政府同秦一样，对地图的绘制、收集和管理等都非常重视。班固的《东都赋》载："天子授四海之图籍"，说明汉王朝曾建立和实行了由各郡国向中央定期呈送地图的制度。特别是汉武帝时对周边地区的战争，必然会促进地图的绘制；促使当时的汉中央政府，通令地方奏进地图，并汇集起来以备绘制全国总图。这些图籍秘书由帝王委派的御史中丞执掌。中国古往今来通称地图为舆地图，或简称为舆图。从历史上看，舆地图的称谓开始于汉代。《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索隐》引虞喜《志林》说："舆地图，汉家所画，非出远古也。"这里的"舆"，是尽载行事之意，即在舆地图上，尽量包罗当时的田赋、户口、行政、车乘等内容。我国史籍中关于汉代舆地图的记载很多。从史籍的记载得知汉代舆地图不仅汉代马援（公元前14-公元19年）、晋代裴秀看到过，其它，东晋虞喜的《志林》、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以及唐代徐坚的《初学记》等都曾提及汉代的舆地图。

关于汉廷应用舆地图和个人绘画地图的事，史书上也有不少有关记载。

《汉书·淮南王传》载："日夜与佐吴等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汉书·李广传》载："陵于是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里，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后汉书·邓禹传》："光武舍城楼上，按舆地图，指示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后汉书·皇后纪·明德马皇后》："十五年（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帝按地图，将封皇子，悉半诸国。"《后汉书·李恂传》："后拜侍御史，持节幽州，宣布恩泽，慰抚北狄，所过皆图乌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封奏上，肃宗嘉之。"说明当时地图广泛应用于军事，还按舆地图评定土地疆界、封建王国。此外，当时的地图测绘技术还有应用于农田水利。如武帝时，水工徐伯就使用了以竖标测定漕渠路线的方法，东汉明帝时，王景治河，疏决壅塞，开凿山阜，进行了地形的测量，东汉末关于地图应用于军事方面的故事就更多了。

由于秦汉时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使得地图测绘技术当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时期，测绘工作的基础数学已经开始形成了体系。我国测绘术萌芽于上古的夏禹治水，战国时使用较广泛，秦汉时测绘术已发展成理论完善、技术较为先进的广泛用于地图测绘的一门测绘技术了。开始时理论上主要建立在"勾、股、弦定理"的基础上，后来发展为"重差法"。在技术上，创造和发明了基本的测量仪器和工具，其中测方向的仪器司南和测距离的仪器矩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测量仪器。随着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研究出测定目标物高、远、大小的各种测量方法，这些都记载在《海岛算经》和《周髀算经》中，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测山、测海、开路、治水的测量实践中总结出的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应用测量学，在世界数学史和测量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图1973年冬至1974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东郊马王堆发掘了一、二、三号汉墓，其中三号汉墓出土了3　幅绘在帛上的地图，它们分别是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根据与地图同时出土的一件随葬木牍的记载，有"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字样，可以断定地图是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以前制作下葬的，迄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

地图按一定的比例、方位，详细地彩绘了西汉长沙国南部（今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衔接地带）的山脉、山峰、河流、水源、县城、乡里、道路、里程等，内容之丰富，勘测之精密，绘画之艺术，均显示了当时的高超水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并以实际勘测为基础的彩色地图，并以其古老、精湛而名震中外，堪称为中国古典地图观止，被世界历史地理制图界人士誉称为"惊人的发现"。马王堆出土的汉初地图，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的古典地图。它表明了我国2100多年前地图科学的蓬勃发展和地图测绘技术的高度水平。

1。地形图马王堆汉墓出土的3　幅古地图中，第一幅属于地形图，经过修复后的原图尺寸，长宽各98　厘米，成正方形。原图无图名，图例，亦未标注比例尺、绘制年代或任何说明文字。但地图本身的内容很丰富、详备，包括山脉、河流、聚落和道路等要素，从地图所表示的基本内容来看，它相当于现代的普通地理图或地形图。也就是汉代通常所称的舆地图。制图区域范围大致包括东经110°至112°30′，北纬23°至26°之间，地跨今湖南、广东和广西三省衔接地带，地图的主区为西汉初年长沙国的南部，即今湘江上游潇水和南岭九嶷山一带，这部分绘得比较准确、详细。主区以外的邻区，尤其是南粤部分表示的内容则很粗略，这部分地区是当时南粤王赵佗的辖地，图的精准程度显然下降，特别是海岸线绘得很不准确，这主要是缺少具有较高水平的测量材料的缘故。整幅地图的比例尺经过对比量测估算，平均的概数为十八万分之一。

图上所绘聚落即居民点共有80　多个，分为二级：县级和乡里级，其中县级居民地共有8　个，乡里级居民地，可辨认的有74　个。县城用方框表示，乡里用圆圈表示，注记写在框里，所用字体近于篆书和隶书之间，这表明地图所使用的符号已作了统一的设计。地图上大部分县城和一些主要乡里居民地之间都有道路联系，图上道路用粗细均匀的实线表示，个别道路用虚线表示，可以判读出来的道路共有20　多条。这幅地形图上山脉、河流的绘制也别具匠心，据统计，图上所绘的河流大小共30　多条，其中有9　条主要河流注记了河流名。图上还标有冷水和澡水河源所在，河流的线状符号的表示如同现代地图，从上源至下游，线条由细变粗，例如图上最大的一条河流，河源部分线符粗0.1　厘米，到营浦以下逐渐加粗到0.8　厘米，水系绘制生动、合理，同现代地形图上的相应部分的水系相比，可以看出河流的分布、流向和弯曲情形大致相符，主、支流的关系明确，河流与山脉间关系处理得当，弯曲自然，河流交汇点的绘法合理，河流名称的注记在汇入主流的河口处，便利读图。由此可见此图的绘制技术已相当高明且有条理。南岭地区山岭纵横交错或盘结成簇，该图采用闭合的山形线表示山脉的座落、山体的轮廓及其延伸方向，在闭合曲线内还附加晕线，使山脉十分醒目，所有山脉在图上皆未注其名称，但在图上九嶷山所在位置标注有"帝舜"和"深水源"五字，九嶷山是传说帝舜死后墓葬地舜陵所在，为当时的名山，因比图上绘画得特别明细，这里的山形曲线绘制成鱼鳞状，以表示其峰峦起伏耸立，又添了九条高低不等的柱状符号，大概是代表九座不同高度的山峰。

综观全图，此图的显著特点是水系表示得较为详尽而醒目，有的河流名称、河源、流向与现代实测地图基本一致；而该图山形地貌的表示，已不拘泥于通常的形象图画，而且用了闭合曲线来表示山体的范围、谷地、山脉延伸方向，并辅以侧视、俯视相结合的方法表示了九嶷山区耸立的峰丛，这与现代地形图上利用等高线，配合山峰符号的画法是相似的。尤其是在地图绘制技术方面，看来当时已有了初步的"制图原则"，例如，对地图内容的分类分级、化简取舍，地图符号图式的设计，以及主区详邻区略等，有些原则至今还在应用。这充分说明了2100多年前，中国的地图测绘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2。驻军图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第二幅地图是驻军图，长98　厘米，宽78　厘米，是用黑、朱红、田青三色彩绘成的彩色军用地图。其范围仅仅是地形图的东南部地区。比例尺大致是八万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一左右，图面注记的字头方向不一致，也许为着便利使用地图的人们从四面观看地图。

驻军图的基本内容除山脉、河流、居民点和道路外，突出表示了九支驻军名称、布防位置和防区界线、指挥城堡、军事要塞、烽燧点、防火水池等地形要素。该图把有关军事方面的内容，用朱红色突出表现于第一平面，而河流等地理基础用浅色表示于第二平面，这与现代专门地图的多层平面表示法是相类似的。山脉的表示在图上也被化简为用单线（相当于山脊线）表示山脉的走向，而与地形图的山脉表示方法完全两样。这对于减轻非专门内容要素的载负量是有好处的，使地图明显易读。驻军图上至少有9　个山头标注了名称，如留山、昭山、蛇山等，专门标注名称，或许是因为它们都是军事上制高点的缘故。图上的河流用淡色调的田青色标绘，大小总计有20　多条，其中14　条河流在其上源注记河名，如：大深水、资水、如水等。

居民地和道路在驻军图上作为与军事驻防有密切关系的地图内容要素来表示。全图注有名称的居民地至少有49　处，大多数用红色圈形符号表示，地名注于圈内，一般旁注居民户数，户数最多的龙里108　户，最少的资里12户。此外，一部分居民地旁注"不反（返）"，一部分居民地旁注"今毋（无）人"字样，该是当时因军事驻防需要而进行调查后记载下来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居民地如"胡里"旁注"并路里"，"诱里"旁注"并波里"，看来是为了军事需要，当时实行了"移民并村"的措施。道路在驻军图上也作了突出的表示，用红点线标绘，有的还注明了里程数。

驻军图重点表示的军事内容是九支部队的设营地。它们包括周都尉军两支、徐都尉军四支、司马得军两支、桂阳□□军一支，共九支驻军。在图上用黑、红两色双线勾框、突出表示，框内标出驻军名称。各支驻军营地大多选择布设在河谷地带内的制高点上。地图中央绘有三角形的城堡，内注"箭道"字样，它是驻军图上的中心城堡，是各支军队的总指挥部。从图形上分析，属于城堡一类，它的位置正当大深水河谷几条支流的汇合点上，三面环水，一面傍山，筑有城垣、战楼和瞭望楼等附属建筑。这种三角形城堡，只需在三个顶点分设岗楼即可控制周围形势。朝着前沿的南边城外，增设一瞭望楼，有"复道"与城垣连接。为了进一步加强军事守备的需要，在图上用朱红色线划绘出了警备设防区域的界线，前沿的防区界上标出了留封、昭封、居向封等边塞烽燧点，相当于现代战争的前沿监视哨所。

总之，驻军图作为军事要图，主题鲜明，层次清楚，体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测绘的高度水平。军事专家们认为该地图反映了汉初长沙国守备作战的兵力部署情况，体现了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复线式部署兵力，重视组织指挥并充分利用地形条件的守备作战思想。从图面上分析这幅图，驻防区域正面约40公里，纵深约有50　余公里，分兵两线，并依托山谷扼守通道，第一线前沿地带和第二线三条山谷，各部署三支军队，西线距离约15-20　公里，三角形指挥部的左后方有两支军队，类似当今军事上的预备队，以上各军队成梯队布列。还有一支左邻部队。在第一线前沿，顺山坡向下前出约5-10　公里处，标有8　个前哨点，形成警戒阵地。从图上反映出守备重点地段在左前方，预备部队和友邻的加强部队的兵力有重点地配置在这里。同时，左翼居民地较多，地形条件利于驻军的隐蔽，又便于防守。加上这里又南临南粤大川，在此驻军又利于出击，通向敌后。从图上可知指挥机关居中部四水汇合口，通过水路与前后方的联系均较方便。三角形指挥城堡设有五个箭楼及防守工事和"复道"。

驻军图不愧为我国现存最早、内容精湛的彩色军事地图，是中国古典专门地图珍品中之瑰宝。

3。城邑图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弟三幅地图是城邑图，开始时曾称为街坊图，这是一个城的平面图，绘有城垣和房屋等，该图表示的城邑具有相当的规模。有人认为它是长沙国首邑以外的某个县城，但图上又绘有多座豪华的宫殿建筑。墓主人是利苍之子，他是长沙国丞相轪（dài，音代）侯家族后代，较大可能图上绘的是长沙国首邑。

这幅古老城邑图的发现，对研究中国早期城邑的形制、规划布局、城防设施、城垣、城堡、古楼阁建筑艺术等方面都是很有价值的图面资料。

（四）气　象　知　识我国古代对气象知识方面十分重视，这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对降水和风力需要有很好的预测和把握。

降水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秦汉时期，政府就规定要上报作物生产时期的雨泽。秦代把它作为一项法令，如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秦墓竹简中有关农业生产的律文规定"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4　页）。汉代也要求"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后汉书·礼仪志》），即在整个农作物生产期间，各地都要向中央上报降雨情况。这时既能报雨泽多少，必有计量单位，但是否已经使用了雨量具，还不很清楚。云的观测在预报天气中用处很大，《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泰壹朵子云雨》和《国章观霓云雨》（这些书很可能都有附图）等书，这说明当时人们已很注重通过云来判断未来晴雨。汉代已用多种风信器观测风向。最简单的一种叫作"伣"（qiàn，音欠），殷墟卜辞中已有"伣"字，它可能是一种在长杆上系以帛条或鸟羽而成的简单示风器。《淮南子·齐俗》记载："伣之见风，无须臾之间定矣。"就是说"伣"在风的作用下，没有一刻是平静的。《后汉书·张衡传》说，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张衡"造候风地动仪"。"候风"和"地动"应是不同的两种仪器，可惜作者对候风仪未加介绍。《三辅黄图》中有两处提到候风仪，一处记台榭时说："郭延主《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另一处记建章宫时说："建章宫南有玉堂，。。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这两种候风仪都是铜制的，一作乌状，一作凤形，都能随风转动，以示风向。汉代的《京房风角》是以"风来处远近"而论风的急缓。至于风向，在战国和汉代著作中常见八方风名。而由八个天干、十二地支和四个卦名组成的二十四个方向在汉代已经出现。

观测湿度的仪器在我国的出现也较早。据《史记·天官书》和《淮南子·天文训》记载，当时是用"悬土炭"的方法，观测冬至或夏至天气的湿度情况。即在衡（类似现在的天平）的两端，一端悬土，一端悬炭（因炭吸湿性强），以测湿度的变化。那时在冬至前两三天把土、炭分别悬在衡的两端，使之平衡。到冬至日，如果炭重，就说明大气的湿度增大了；测夏至日湿度变化的方法也是这样。同时，以阴阳二气的理论进行解释，如《淮南子·天文训》说："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湿；火胜，故冬至燥。燥故炭轻，湿故炭重。"此后，这种观测炭的轻重变化的器具，就成为"悬炭识雨"的晴雨计了。此外，汉代又能视琴弦的弛张，以测晴雨，如王充在《论衡》中指出："天且雨，琴弦缓。"因为湿度增大时，弦线也会随之伸长。

汉代有关天气现象的理论，以董仲舒和王充的有关论述为代表。董仲舒的《雨雹对》以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理论阐述各种天气现象如风、云、雨、雾、电、雷、雪、雹的产生，是唯物的，他认为："攒聚相合，其体稍重，故雨乘虚而坠。。。风多则合速，故雨大而疏；风少则合迟，故雨细而密。"即雨滴是由小云滴受风合并变重下降而成。风大则云滴合并快，使下降的雨滴大而疏，风小则云滴合并慢，使下降的雨滴细而密。这种认识基本上符合现代的暖云降雨理论。王充在《论衡》中也提出了云、雨、雷、电等的形成原因和水分循环理论，他认为雷电是由于"爆炸起电"，他用"一斗水灌冶铸之火"来解释雷声是很有道理的；王充特别对雷电现象有季节性作了科学解释，他把雷电的季节性出现，归结为太阳的热力作用发生变化，认为春季太阳热力作用渐强，所以有发生雷电的可能，夏季太阳热力作用强盛，所以雷电也比较厉害，秋冬太阳热力作用已经衰弱，所以雷电现象也就很难出现了。《论衡》中还有不少天气谚语，如"朝有繁露，夕有列光"，意即早晨要是有很多的霜，夜间的星必定既多又亮。这些说明当时的劳动人民在生产活动中，已了解到不少有关天气变化规律的现象。

六、农艺学秦汉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黄河流域。这个时期，农业生产虽有短时期衰落的现象，但总的说来，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秦汉之际，由于战争影响了农业生产，致使国家不富，百姓生活艰苦。

汉初，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家如贾谊、晁错等，都上书皇帝，劝皇帝采取重农政策，发展农业生产。人民获得了60多年的休养生息时间，经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已是国家富裕，"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然而，汉武帝为了解决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长年用兵，使国力消耗很大。武帝末年，国库空虚，于是又积极推行重农政策，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对农业进行了一些技术改革。

刘秀建起的东汉王朝由于两汉交替期间的连年混战，豪强横行，土地荒芜，百姓饥困。但刘秀毕竟是"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所以"至天下已定，务于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后汉书·循吏列传》）。从而形成了全国人口、农业和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中兴"局面。刘秀的儿子明帝仍能"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因而呈现了"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遍野"（《后汉书·明帝纪》）的繁荣景象。

两汉前期之所以有"文景之治"、武帝鼎盛和"光武中兴"的形成，因素很多，情况复杂，主要是在治国总方针上，以黄老刑名之学力指导思想，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重农贵粟，抑制豪强商贾，保护和开发边疆；在征税上，实行轻徭薄赋和复除制度；在土地制度上，推行限田度田，强化私有，遏制兼并，致力屯垦；在农业生产中，大力推广高产耕作法、先进农具和技术，引进、培育优良动植物品种，兴修农田水利，发展灌溉、漕运事业。此外，在抚困济贫，促进人口增殖诸方面也有显著成效。这些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对提高农业生产，发展国民经济，安定社会秩序，巩固中央集权等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重农思想和农学思想1。重农思想我国的重农思想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早在西周时代，就有了重农思想的萌芽；及至春秋战国时代，则形成了以"农本论"为特色的重农思想；秦汉以后，则产生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重农理论，而成为我国重农的传统。

秦汉时的重农思想，除了继承和发展了农本思想外，更多的是从农业是人民的衣食之源的角度申论重农的必要，从而把我国古代的重农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秦汉时期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保证。

秦汉时期的重农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衣食之源论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因此，他认为：必须"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这样才能"民可得而有也"。

《淮南子》一书中也有相似的论述："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这就是说，吃饭穿衣是人之常情，而解决衣食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农业生产。如果不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丈夫丁壮而不耕"，"妇人当年而不织"，就会"饥寒并至"，人民在饥寒交迫中，"能不犯法干诛者，古今未之闻也"。晁错所说的"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也是这个道理。

（2）重农贵粟论重农贵粟的思想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商君书·内外》中就有"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的说法，这就是说，粮食的价格贵对农民有利，农民有利可得，务农的人就会多起来。《管子》一书中也有"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的说法。到了汉代，晁错更将重农贵粟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在《论贵粟疏》中说："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这样可以收到三方面的效果：一是"主用足"，即国家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二是"民赋少"，即可以减收贫民的赋税；三是"劝农功"，即在社会上可以造成乐于事农的风气。

（3）农工商并重论东汉的思想家王符认为，农工商各有本末，要崇尚其本业，抑制其末业。他在《潜夫论·务本》中说："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这种农工商三者各有本末，农工商并重的思想，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很有见地的思想，对东汉手工技术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2。农学思想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因此在古代，农学家以及思想家、政治家都很注重用理论指导农业生产。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时期，我国古代传统的农学思想，在这时都已基本形成。我国古代"天、地、人"的"三才"理论形成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开始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到了秦汉时期，"三才"的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战国时的"天时、地利、人和"，演变为"天时、地财、人力"。《淮南子》说："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而晁错则对农业生产的"三才"概念，作了更高的概括："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这样，"三才"的概念，就成了：力、地、时。这是对《管子》中"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这一观念的继承和发展。"三才"观念中，人的因素由"人和"演变为"人力"，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这是因为"人和"意味着要使人的主观因素和"天时、地利"等客观因素密切配合，适应自然的气息浓厚一些。而"人力"，则具有重视人工劳动的含义，改造自然的意味浓厚一些。这种意识形态的改变，是要以一定的科学技术为前提的。显然，秦汉时的生产力水平，要比以前有显著的提高，从而为实现这种转变奠定了基础。

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上的"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则，也在这时形成，它是由"三才"理论衍生而来。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农业生产必须根据天时、地利的变化和农业生物生长发育的规律，采取相应的措施。《淮南子·泰族训》对此有深刻的阐述："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绪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这就是说，天时千变万化，地利千差万别，人们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条件下，从事各项生产劳动，就不得不采取多种多样、灵活机动的办法，以适应各种复杂的条件。氾胜之也曾根据农作物的规律，提出了六项共性的措施，而且根据各种作物的特性，总结了因物制宜的个性措施。从而为农业生产确立了"三宜"原则。

扬长避短思想，也是我国传统的营农思想之一。《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

hì，音质，猪）；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qiū，音秋，蒿一类的植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

hī，音知，一种植物）、茜（qiàn，音欠，一种多年生蔓草），千畦姜韭"。这是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农林渔牧生产，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的生动写照。这种优良传统一经形成，就成为我国传统的营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趋利避害，也是我国传统的营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已总结出"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的经验，并且提出了利中取大、害中取小的趋利避害思想："人之情，于利之中则争取大焉；于害之中则争取小焉"（《淮南子》）。

另外，在汉代农学思想中，还有集约经营思想，如"代田法"和"区种法"就是提高精耕细作和集约经营水平的典范。

（二）新型农具与牛耕法1。赵过赵过，西汉农学家，籍贯和生卒年不详。《汉书·食货志》中说汉武帝南征北战，大兴土木，疏于农业，以致国库空虚，朝野不妥，于是武帝"悔征伐之事"，而提出"方今之务，在于力农"，因而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能为代田，所以又使赵过推广"代田法"。

赵过为了使"代田法"的推广有确实的把握，曾作了长期准备和细致安排，他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试验、示范和全面推广等一系列工作。首先在皇帝行宫、离宫的空闲地上作生产试验，证实"代田法"确能比一般其它的田地每亩可增一斛，为推广确定了前提条件。其次是设计和制作了新型配套农具，为顺利推广"代田法"创造了良好的生产条件。再次是利用行政力量在京畿内要郡守命令县、乡长官、三老、力田（地方小农官）、有经验的老农学习新型农具和代田耕作的技艺，为推广"代田法"奠定了技术基础。第四是先在"命家田"、三辅区域公田上作重点示范、推广，并逐步向边郡居延等地发展。最后在边城、河东（今山西西南部）、三辅、太常、弘农（今河南西部）等地作广泛推行，并取得了成效，从而得到"民皆代便田"（《汉书·食货志》）的成功。

根据汉昭帝时桓宽《盐铁论》上记载，推行"代田法"，主要在关中地区。贫户缺牛少马，只能用旧农具耕田，所以，行"代田法"的主要是富户而不是贫苦农民。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耕作方法势必逐渐被淘汰，赵过所创新农具和新耕作法，必然得到更大规模的推广。从在居延所发现的汉简上面，可以看到"汉昭帝初年"、"代田仓"的记载，以汉简和史书互相参证，证明史书上"代田法"曾在居延推行的记载，是确实的。从"代田仓"的建立，也可推断，推行"代田法"后，粮食是得到了增长的。

赵过推广"代田法"取得了"用力少而得谷多"的良好效果，其中与他曾设计、创制和使用了"皆有便巧"的"耕、耘、下种田器"并传授了"以人挽犁"和"教民相与庸挽犁"（《汉书·食货志》）等增产措施大有关系。《汉书·食货志》说：赵过"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但这些便巧的农具的结构形式、制作方法、操作技术和具体效果等在其他古籍上却难有踪迹可寻。东汉崔寔（shí，音时）《政论》记载，赵过"教民耕种，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

"三犁共一牛"即三脚耧，因为它功能多，效率高、沟垄整齐、宽窄划一，深浅均匀，因而为高产低耗创造了条件。我国北方直到建国前，甚至现在，耧在生产上还起着重要作用。

《汉书·食货志》所说的赵过向全国推广"用耦犁，二牛三人"的办法，使铁犁和牛耕法逐渐普及，在此基础上，东汉时期又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为后世的犁耕技术奠定了基础。

赵过和他所创造的新农具和新耕作技术，在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铁犁和牛耕法（1）牛耕法的推广赵过向全国推行"用耦犁，二牛三人"的牛耕法，其中"耦犁"，未知何指。崔寔的《政论》曾论及："今辽东耕犁，辕长四尺，回转相妨，既用二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二人挽耧。凡用二牛六人，一日才种二十五亩"，这与前述的"三犁共一牛，日种一顷"差距很大。崔寔说的其用二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可能就是二牛三人的"耦耕"，这是东汉后期的事，东汉辽东的牛耕很可能是赵过以后才推广去的，亦称之"二牛抬杠"。

赵过推广的"用耦犁，二牛三人"应是这样一种牛耕法，即二牛挽一犁，由三人操作，他们分别掌握牵牛、按辕和扶犁等工作。这同解放前云南省宁蒗纳西族地区还残留的二牛三人的牛耕法相似。这种方法虽然需用较多的人力，但在驾驭耕牛的技术不够熟练，铁犁构件及其功能尚不完备的条件下，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法。因为它通过三人的通力合作，可以较好地掌握方向，保证垄沟整齐和调节深浅，达到深耕细作的目的。随着驭牛技术的日益提高和活动式犁箭的发明，至迟在西汉晚期已进而有一牛一人犁耕法，这是双辕犁的使用和犁铧形式改进的结果。

从全国各地主要是陕西、山西、山东、江苏等省近年来所出土的大量汉代牛耕壁画和画像石以及为数众多形式多样的犁具看，汉代牛耕推广的范围已经很广泛了。

为了保证牛耕的顺利发展，汉初对保护耕牛和加速耕牛繁殖是较重视的，国家明文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盐铁论·刑法论》），即指盗牛者，较盗马加重治罪。并严禁杀牛，"杀牛，必亡之数"（《淮南子·说山训》），为什么？应劭曾解释道："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风俗通义》转引自《艺文类聚》卷八十五）。

光武中兴后，对推广牛耕和保护耕牛也很重视，建武年间（公元25-56年），任延在任九真郡（今越南清化、河静一带）太守时，教民牛耕，因而开垦的田亩年年增加。广西位于中原去九真的必经途中，因此广西推广牛耕理应不迟于九真之后。事实上广西贺县已出土过东汉铁铧两件，说明广西在东汉初期使用牛力耕地确已开始。广东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汉墓中有随葬的牛和水田模型的牛耕迹象，这为汉代广东有可能推广牛耕提供了物证。王景作庐江太守，教民犁耕，提高了耕作效率，因而"垦辟倍多，境内丰给"（《后汉书·王景传》）。由于东汉初年，有些地区经常发生牛疫，因而东汉王朝对损害耕牛者的治罪也不手软，不论宰杀自己的牛或是盗窃别人的牛，一律处以死刑。可见其重视之程度非同一般。

牛耕的推广和耕牛的保护是汉代发展农业政策上的两项相辅相成的重大措施，对提高精耕细作水平，增加农业生产效益起了重要的作用。

（2）铁犁的改进和应用与牛耕法相适应，汉代铁犁铧为了适应不同的需要，形制和大小各有差别。一种为了适用于垦耕熟地，形制较小，上下两面凸起，轻巧灵便。一种为了适用于开垦荒地，形制较大，前端呈锐角，上面凸起，中有凸脊，下面板平，锐利厚重。更有一种为了适用于开沟做渠，形制很大，特大的长宽都在40　厘米以上，重达12-15　公斤，往往需要数牛牵引。

至迟在西汉晚期，犁铧已有翻土的犁壁（或称犁镜）装置，特别是山东安丘、河南中牟、鹤壁、渑池、陕西西安、咸阳、醴泉、陇县等地都有汉代铁犁壁出土。而且犁壁已有多种式样，陕西出土的汉代犁壁，有向一侧翻土的菱形壁、板瓦形壁，有向两侧翻土的马鞍形壁。可见当时对于犁壁的设计和使用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犁壁的发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发展。没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松土、起垅作亩的作用，有了犁壁就可能翻土、碎土。欧洲的耕犁直到11世纪才有犁壁，比我国要迟1000年。

东汉时，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参见《陕北东汉画像石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它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种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是跟犁铧的改进结合在一起的。东汉时，已经大量使用铁制犁铧。和战国以来一直沿用的V　型犁比较起来，铁制铧犁的刃端角度已经缩小，更加坚固耐用，既起土省力，又可以深耕。

目前已发现的汉代犁耕图像和模型，有下列8　件：A。甘肃武威磨嘴子西汉末年墓出土的木牛犁模型，B。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壁画墓牛耕图，C。山东滕县宏道院东汉画像石牛耕图，D。江苏睢宁双沟东汉画像石牛耕图，E。陕西绥德东汉王得元墓画像石牛耕图，F。陕西绥德东汉郭雅文墓画像石牛耕图，G。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牛耕图，H。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牛耕图（犁具已模糊不清）。这些模型和图像，虽然只有粗略的线条，从中还是可以看到当时耕犁的结构。从A、B、E、F、G　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耕犁已有犁床（又称犁底）；从A、B、D、F　等中，可知东汉耕犁大多是单长辕，用两头牛牵引；从C　中，可知东汉耕犁也有双长辕，用一头牛牵引的。从这些模型和图像，可知汉代耕犁都已装置有犁箭，犁箭是控制耕犁入土深浅的部位。从C、D　两图，还可以看到在犁箭和犁辕的交叉处插有活动的木楔，这种木楔在犁箭上可以上下移动，使犁辕与犁床之间的夹角张大或缩小，决定犁头入土的深浅。这是耕犁上的一种比较进步的装置。从犁架上的进步装置和犁铧、犁壁的结构来看，东汉时代耕犁已经基本定型了（参阅张振新《汉代的牛耕》，《文物》1977年第8　期），后世耕犁大抵是沿着这一基本形制发展和演变的。3。农具秦汉时农具的种类趋于完备，从整地、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收获脱粒到农产品加工的石制、铁制或木制的机械有30　多种，其中不少是新型农具，对提高农业生产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耧车。这是赵过推广的重要新农具。崔寔的《政论》说："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尤赖其利。"这里的"三犁"实际上是指三个耧脚。山西平陆枣园王莽时期壁画墓牛耕图上有一人在挽耧下种，其耧正是三脚耧。汉代的耧车由机架、种子箱、排种孔、耧脚、输种管以及牵引装置所组成，其工作原理、构造部件、调节装置等都为以后的播种机的制造打下了基础，它在传统的农机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播种时，一牛拉耧，一人扶耧，种子盛在耧斗中，耧斗通空心的耧脚，且行且摇，种乃自下。传世的三脚耧也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农具。它能同时完成开沟、下种、覆土三道工序，一次能播种三行，而且行距一致，下种均匀，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和质量。据《齐民要术》记载，东汉时，耧车传到敦煌，使用后"所省佣车过半，得谷加五"，即劳动力节省了一半多，产量增加了五成。

风车。1973年河南济源县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有陶风车明器，这说明至迟在西汉晚期，已经发明了这一在谷物脱粒后，清理籽粒，分出糠粃的有力工具。它把叶片转动生风以及籽粒重则沉、糠粃轻则飏的经验巧妙地结合起来，应用于一个机械之中，确是一种新颖的创造。

水碓。碓是由杵臼发展而来的，是杠杆原理的实际应用。它的功用仍是舂米、舂面等。水碓的发展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借用一个长的杠杆，把杵头装在杠杆的一头，人把两脚踏在两个直杆上，当用脚踏动杠杆的一头时，即可借一部分体重作下压的力量，当脚松开时，杵头即启动舂下去，这样就比较省力，这是脚踏碓。第二步是从人力踏碓发展为畜力碓，利用畜力在一定的地点进行一个横轴回转运动，再从横轴上的拨板以拨动碓杆的一头（相当于一个斜齿轮的传动），得到碓的舂米动作。第三步是从畜力碓发展为水碓，在脚踏碓用脚踏的那一头，装上一个水槽，引水注入，当槽内水满，重量增大时，就把碓扬起，同时水槽下落，水被倾泻，重量减轻，碓就下落以舂米。就原动力来说，是完全利用水的重力以代替脚踏的力量。从西汉晚期到东汉后期百数十年间，由杵臼而人力踏碓，而畜力碓而水碓，以适应当时人对于加工数量众多、加工质量清洁纯一、加工时间迅速的要求，所以它所用的原动力，先是劳动力的体力和一部分重力，其次是畜力，再次是水力。桓谭对此评价说："因延力借身重以践踓，而利十倍。杵舂又复设机关，用驴马骡牛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新论》），即脚踏碓的功效十倍于杵臼，装设机械，用驴骡马牛和流水来作动力，功效可增至百倍。桓谭是两汉之交的人，其时已有畜力和水力碓，可见碓的发明应更早。而水碓的发明说明了人们对自然力的利用和机械技术的重大进步。

其它小型铁农具，如臿、、锄、镰等比战国时期一般加宽加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方銎（qióng，音穷，斤斧安柄之孔）宽刃、双齿、三齿耙和钩镰等较先进的铁农具，也先后出现。新式适于深挖土地；三齿耙适于打碎土块；钩镰比战国时的矩镰更适于收割稻、麦等作物，在四川绵阳和牧马山崖墓中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35　厘米，是专用于收割的大型农具，操作起来很方便。东汉时较重要的小型农具有铁制的曲柄锄和镰等，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画像中见到的曲柄锄，是便于铲除杂草的中耕工具，镰则是收获的利器，成都的扬子山东汉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砖，就生动地刻画了农民手持镰收割的场面。

灌溉工具在秦汉时也有所创新。在四川彭山和成都等地发现的东汉墓葬里经常看到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有从池塘通向水田的灌溉水渠，有的还在出口处安置圆形的闸门。特别是汉灵帝时，宦官毕岚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创作了翻车和渴乌，使灌溉技术大大提高了一步。翻车是一种在河边汲水的车，渴乌则是洒水的曲筒，用于给道路洒水。使用水车，较之以前用桔槔提灌，效率当然高得多。

（三）《汜（fán，乡音凡）胜之书》1。内容介绍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时的农家共有9　家114　卷之多，其中《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越氏》五篇；《氾胜之书》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

其中以《氾胜之书》最为著名，本书是2000多年前现存最早的一部农学专著。书中记载黄河中游地区耕作原则、作物栽培技术和种子选育等农业生产知识，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作者氾胜之，生卒年不详，西汉后期成帝时任议郎，曾督导三辅各地种麦，是一位有实践经验的农学家。原书十八篇，多为后世农书所引用，约在北宋末年失传，清洪颐煊有辑本。马国翰从《齐民要术》中辑得十六篇，又从其他书中缀为杂篇上下，凑成十　八篇，共3700　字。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以及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

《氾胜之书》所反映的农业生产技术包括以下几方面：（1）应用综合栽培技术西汉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农作物的生产是多种因素的综合，是各种栽培技术的综合。在整个作物栽培过程中，要注意六个不可分割的基本环节："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

"趣时"，即不误农时，栽培作物要不早不晚，与气候时令同步。

"和土"，即使土壤疏松，有良好的结构。土壤好，庄稼就长得好；土壤不好，庄稼当然就长得差。

"务粪"、"泽"，就是注意及时施肥和灌溉。

"早锄"、"早获"，就是及时锄草，及时收获。

（2）不同作物必须有不同的栽培方法，不能千篇一律《氾胜之书》讲了粮食、衣着原料、饲料等12　种作物的栽培方法，自整地、播种直到收获的各个环节，每种作物的栽培方法都不相同，甚至差别很大，这是因为作物生长期有长短，成熟有早晚，有的需要水多，有的耐旱，有的春种秋收，有的秋种夏收，有的抽穗结实，有的在地下结果。作物的生长方式不同，因此栽培技术自然也不同。比如冬小麦和水稻的栽培方法就不一样。首先是播种时间不同，在关中地区，冬小麦在夏至后70　天播种，水稻是冬至后110　天播种。其次是麦、稻的需水量相差很大。如果秋天有雨，地里墒（shāng，音商，指土壤含有适合种子发芽和作物生长的湿度）量好，麦地就不用浇水；水稻则不同，从播种到成熟，都不可缺水。由于稻田里水的温度对水稻生产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控制水温。氾胜之的办法是在田埂的进、出水口上。当需要水温高一些时，就把进、出水口上下相对地开在一条直线上，使水局部地在这一直线上通过，就可以避免整块田的水温下降；当需要降低水温时，就把进、出水口错开，这样，新进来的低温水在流经整块稻田的过程中带走热量，使稻田里的水温降低。第三，麦、稻中耕除草的方法也不同。

（3）区种法的发明区种法是一种高产栽培方法，主要是依靠肥料的力量，不一定非要好田。即使在高山、丘陵上，在城郊的陡坡、土堆、城墙上都可以作成区田。《氾胜之书》依据不同的地形，采用了两种区田布置方法：一是带状区种法，二是方形区种法。两种布置方式都要求等距、密植、全苗、施肥充足，浇水及时，以及精密的田间管理。这样小麦亩产可达4187　斤，这个数字显然夸大了，但它却给后世指出了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向。

（4）整地改土技术通过整地达到和土保墒，改良土壤的目的，这是氾胜之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新贡献。要求整地要提前进行，春种地要进行秋耕和春耕，秋种地要进行夏耕，使整个耕作层有良好的土壤结构。为了防旱保墒，要特别注意选择耕地的时间，避免秋冬干耕，春冻未解就早耕，冬季要积雪保雪。《氾胜之书》还提到耕完之后，要让耕地长草，然后再耕一次，将草埋在地下。这种作法正是应用绿肥的开端。既利用了有机质，又消灭了杂草，这是我国利用绿肥改良土壤的独特技术。

（5）选种留种技术氾胜之已认识到"母强子良，母弱子病"的种苗关系。有好种才有好苗，有好苗才能高产。为了获得良种，必须选种。选种的标准是生长健壮，穗形相同，子粒饱满，成熟一致。选种的时间是在作物成熟后、收获以前，到田间去选。选好的种子不能跟非种子混杂，要单收、单打、单藏。收藏种子要防止霉烂，防止虫害。因此在收藏前要把种子晒干扬净。特别是要保存过夏天的麦种，更要用药防虫。

（6）施肥技术施肥技术在我国发展很早，据说殷商时已有施肥的记录。然而明确认识施肥是为了供给作物生长的养分，改善作物所需要的土壤条件，又将肥料分作基肥、种肥、追肥和特殊的溲种法等，这都是秦汉时才有，由氾胜之作了总结。

（7）中耕除草与嫁接技术氾胜之讲，中耕除草有四个作用：间苗、防冻、保墒、增产。以小麦为例，当麦苗显出黄色时，那表明太密了，要通过中耕除草把麦苗锄稀些。秋锄后，要用耙耧把土壅在麦根上，这样可以保墒、保温、防冻。麦苗反青时要锄一次。榆树结荚时，地面干成白色，又要锄一次。小麦经过三四次中耕除草，会使产量成倍地增加。

氾胜之又以种瓠（hù，音户，一种葫芦）为例，记述了西汉的嫁接技术。当瓠苗长到2　尺多长时，便把10　根茎蔓捆在一起，用布缠绕5　寸长，外面用泥封固。不过10日，缠绕的地方便合为一茎，然后选出一根最强壮的茎蔓让它继续生长，把其余9　根茎蔓掐去，这样结出的瓠又大又好。

（8）轮作、间作与混作氾胜之记述了西汉农作物的轮作、间作与混作技术。如谷子收获以后种麦；瓜田里种韭菜、小豆；黍与桑堪混播，桑苗生长不受妨碍，还能多收一季黍。这些技术的采用，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达到了增产增收的目的。

《氾胜之书》记载的农业科技成就，显示了秦及西汉时期的农业科学技术水平。

2。代田法和区种法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农业生产的昂扬时期，精耕细作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土壤耕作技术有了新的发展，试验示范和推广了"代田法"和"区种法"，这些在《氾胜之书》中，得到了比较集中的反映。

（1）代田法"代田法"始于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曾在离宫内地上进行过试验，以后又以公田和"命家田"进行过示范，"是后，边城、河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汉书·食货志》）。

"代田法"是一种什么样的耕作法呢？《汉书·食货志》中说："过能为代田，一畮三甽（quǎn，音犬），岁代处，故名代田，古法也。"这里的"畮"是"亩"字的古字，而"甽"则指垄沟，看来它是战国时代"上田弃亩"法的继承与发展。由于它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垄沟和垄台互换位置，所以叫做代田。代田的耕作栽培方法是，"播种于甽中，苗生叶以上，稍耨垄草，因隤（tuí，音颓，使倒塌）其土，以附苗根，。。每耨稍附根，比盛暑，垄尽而根深，能与风旱"（《汉书·食货志》），这就是说，代田是垄作体系中，"种下垄"的一种方法，等到幼苗长起来以后，通过中耕除草，逐渐把垄上的土铲下来，培在禾苗根部，到了盛夏的时候，垄上的土已经铲尽，也就是全部培在禾苗根部去了，于是庄稼的根很深，能抗风、旱。

"代田法"是低作与高作的结合，在春季播种时以及幼苗时是低作的，即播种在垄沟里，但是在夏季中耕除草、培土之后，就成了垄作。由于"代田法"在每个生产周期中，垄沟和垄台互相变换了位置，而它又总是在垄沟里播种，于是就产生了轮番利用土地的效果。即原来种庄稼的地方（垄沟）就休闲起来，原来休闲的地方（垄台）就利用起来。这样，"代田法"就继承和发扬了战国时代的"息者欲劳，劳者欲息"的土壤耕作原则。"代田法"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是在同时同地的条件下，通过垄沟互换的办法，实现了土地的轮番利用与休闲的原则。

"代田法"在春季实行低作，有利于防风抗旱，在夏季实行高作，有利于排水防涝，特别是它具有"垄沟互换，轮番利用"的优点，所以它在当时被誉为"用力少而得谷多"的耕作方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代田。。一岁三斛常过缦田一斛，善者信之"，即"代田法"一般要比普通的耕作方法增产25％，搞好了甚至能成倍地增产。

东北地区至今仍采用着以"垄作轮耕，■扣交替，垄沟互换，轮番利用"为特征的传统耕作方法。■种和扣种是东北地区固有耕作方法中两种最基本的方法。所谓扣种，就是破旧垄，合新垄的垄翻方法；所谓■种，就是原垄开沟播，不行耕翻。这不能不说是"代田法"的遗风至今尚存。它说明"代田法"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2）区种法"区种法"是汉代我国耕作法的另一重要成就，《氾胜之书》首先记载了"区种法"。虽然氾胜之曾伪托区种法是伊尹创造的，但已无从可考，实际上可能是氾胜之本人总结农民的先进经验而加以倡导的。若追溯它的起源，可能是导源于赵过的"代田法"，或更早的"甽田法"。

"区种法"，是综合运用深耕细作，密植全苗，增肥灌溉，精细管理等措施，创造高额丰产的方法。是我国耕作园田化的开端。

"区种法"产生在干旱的环境中，因而它也是一种抗旱丰产的耕作法。

"区种法"有两种耕作法，一种是"带状区种法"，一种是"方形区种法"。"带状区种法"：用一亩地作标准来说，一亩地长18　丈，宽4　丈8　尺，将18　丈横断分作15　町（tīng，音厅，土地面积名），町与町之间留下1　尺5　寸宽的人行道，共有14　条道，每町阔1　丈5　寸，长4　丈8　尺。横着町每隔1　尺，凿一条宽1　尺，深1　尺的沟，将凿沟掘出来的土壤积在沟间。

"带状区种法"的田间布置和整地方式，和今日的畦（qí，音奇）田有类似之处，是耕作园田化的刍型。

"带状区种法"的播种方法是很精细的。它要求种禾黍要种在沟里，顺着沟种两行，行和沟边的距离2.5　寸，行距5　寸，株距也是5　寸，这样，一沟共种44　株，一亩合计有15750　株。

种麦，行距2　寸，一沟种5　行，每行种52　株，一亩地合种93550　株。

种大豆，株距1　尺2　寸，一行9　株，一亩地合种6480　株。

可见，"带状区种法"在耕作栽培上，总的要求是深耕细作，合理密植，等距全苗。

"方形区种法"：因劳力、土质等条件的不同，而有三种耕作方式。

上农夫的区，每区6　寸见方，6　寸深，区间距离9　寸，一亩地里作3700区。一个工作日可以作1000　区，每区种粟20　粒，用1　升好粪，与土混合，亩用种量2　升。到了秋天，每区可收3　升粟，一亩地可收100　斛。两个成年劳动力，可以种10亩，共收1000　斛，一年吃36　斛，可以维持26年。

中农夫的区，每区9　寸见方，6　寸深，区间距离2　尺，一亩地作成1027区，用种子1　升，收获51　斛，一个工作日可以作成300　区。

下农夫的区，每区9　寸见方，6　寸深，区间距离3　尺，一亩地作成567区，用种子1　升，收获28　斛，一个工作日可作200　区。

采用"方形区种法"种麦，区的大小如同上农夫的区，在收获谷子后区种。

采用"方形区种法"种大豆，要作成方、深各6　寸的"坎"，"坎"的间距是2　尺，一亩地作1280　坎，把坎作成后，要取好粪1　升，和"坎"中土搅和，放在坎里，在播种时，每坎浇3　升水，每坎种豆3　粒。

"方形区种法"是一种培养丰产坑或丰产埯的方法。其特点是，局部深耕细作，增肥灌水，等距全苗。它是一种创造高额丰产的方法。

"区种法"有着较高的耕作水平，取得了惊人的高额丰产，它标志着汉代精耕细作程度有了很大提高。

（四）园艺、养马、蚕桑的发展1。园艺在秦汉时，园艺方面有几项突出的发明创造。

一是创造了蔬菜瓜果的温室栽培技术，这体现了人力控制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在黄河以北，冬季天寒地冻，作物不能生长，因此，要想在冬天吃到新鲜蔬菜瓜果，简直成了神话。然而当时人通过智慧和辛勤劳动，终于把神话变成了现实。传说秦始皇时，已在骊山山谷中冬季栽培喜温的瓜类，获得了成功。《盐铁论·散不足》描写了当时富人的生活享受有"冬葵温韭"，"温韭"就是经过温室培育的韭菜。《汉书·召信臣传》记载当时太官园中，冬天能种植"葱韮菜菇"，办法是"覆以屋庑（wǔ，音午），昼夜。。（燃）蕴火（文火），待温气乃生。"这些是温室栽培技术的开端。

二是瓜蔬套作。《氾胜之书》记载说，在瓜田里可以间种薤（xiè，音谢，薤菜）或小豆（采其嫩叶可当作蔬菜），这种巧妙的种植方法是套作的雏形。套作法以后在蔬菜种植方面不断发展改进，并引用到大田作物中去。

三是嫁接法。《氾胜之书》种瓠法中讲到用十株瓠接在一起成一条蔓，蔓上只留三个果实，使十株根系共同滋养一条蔓上的三个果实，以求结出特别大的瓠来。这是当时人们的期望，实际上不可能结出特别大的瓠来，但它却是关于嫁接法的最早记载。

四是移植。汉武帝曾屡次令人把生长于热带或亚热带地方的果树，如荔枝、龙眼、橄榄、柑桔等移植到气候较寒冷的长安来，虽然"岁时多枯瘁"，但有一些还能成活，并能"稍茂"（《三辅黄图》）。

自从汉使通西域后，也引进移植了许多瓜果蔬菜。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西域大宛一带和且末盛产葡萄，自从张骞出使西域时把葡萄带回中原后，推广快，成了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果品。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水果品种还有安石榴，《齐民要术·安石榴第四十一》："陆机曰："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涂扶，安石榴也""。汉初皇家囿园上林苑中还种有"出瀚海北耐寒不枯"的"瀚海梨"、"出昆仑山"的"西王枣"、"出西域"的"胡桃"（《西京杂记》）。

蔬菜中由张骞等从西域带回的大蒜、胡荽之类，《齐民要术·种蒜第十九》："《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得大蒜、胡荽"。据记载，胡豆也是来自西域。

来自西域的植物还有苜蓿，陆机《与弟书》中也记有此事。《汉书·西域传》说罽（jì，音纪）宾（今克什米尔一带）有苜蓿，张骞等使臣取回后，皇帝把它当作珍稀植物种于自己离宫别馆的花园里以供欣赏。《西京杂记》卷1　说："乐游苑自生玫瑰树，树下多苜蓿。苜蓿亦名"怀风"，时人或谓之"光风"。风在其间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为"怀风""。苜蓿在西域本是一种生长茂盛，质地优良的饲草，它的引进、试种和推广是我国畜牧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对加速繁育良种马匹，增强马、牛的体质和挽力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这些植物的移植成功反映出当时育苗、起苗、护苗、装运以至种植、护养、防寒等一套操作技术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五是在东汉时已有了双季稻的栽培技术。扬孚《异物志》已有水稻"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的记载。《四民月令》则有稻秧移栽的记录，这是水稻栽培技术上的一项突出进步。

2。养马我国养马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历来都很重视马种的选育和改良，因此培育出许多马的优良品种。

秦时在边郡设立的牧师苑，成为以后历代王朝建立大规模养马场的先声。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在西北边郡大兴马苑达36　所，养马30　万匹，3　万养马人中，很多是富有养马经验的少数民族兄弟。汉武帝时，为了对周边的少数民族进行征服，因此配备骏马、改善西汉骑兵条件是绝对必须的。汉武帝对引进优良马种十分重视，首先派张骞去乌孙取得乌孙马数十匹。乌孙马，有天马之称，《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种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好马，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大宛马曰天马云。"乌孙马来自乌孙国，《汉书》说："乌孙国距长安八千九百里，距汉都护所一千二百里"，据南京农大谢成侠教授考证，其地清初为准噶尔，即现在哈萨克自治州一带，清初所育的伊犁马，它的老祖宗就是乌孙马。后来汉武帝又听说大宛有更优良的马，匿马而不肯给汉使时，武帝就经常遣使臣去说服、争取，并持千金以至金马去交换，史称"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但大宛还是不答应。于是武帝发兵六万，牛马十三万，攻击大宛。当重兵压境时，大宛终于被迫提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以上引文见《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汉武帝先后得到来自西域引来的乌孙马和大宛马后，就在当时的西北牧区（今陕西、甘肃一带）开展了大规模的马匹良种选育、改良与繁殖工作，并且成效卓著。

西汉前期，尤其通西域后，所谓"奇畜"的"骡、驴、馲（骆）驼，衔尾入塞"（《盐铁论·通有篇》），从而成为中原地区重要的役畜，以至武帝一次就能征伐"牛马十三万"去参加征伐大宛的战争，西汉前期牲畜优良品种的征集与培育对后世家畜品质的提高有着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家畜鉴定和选种技术亦有较高水平，与之相关的家畜外形学知识，即"相畜"已有专门的著作出现，《汉书·艺文志》外载有"《相六畜》三十八卷"。通过《齐民要术》保留下来的汉代（或许是汉以前的）《相马经》，已认识到马体各部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外联系，还科学地指出相马的关键和一些关于马的外形学的知识和理论。东汉名将马援继承了前人和他本人在西北养马以及军事实践的丰富经验，约在公元45年，铸立铜马于洛阳宫中。铜马式等于马匹外形学研究上的良马标准模型。这类相马金属模型，在欧洲18世纪才有所闻。有人认为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即著名的"马踏飞燕"），很可能就是上述的良马模型之一。当时良马等级有"袭鸟"一级，即形容马快可以追得上疾飞的"鸟"。

3。蚕桑在宅前宅后栽桑，用以养蚕织丝，这是我国古代农民的家庭副业之一。

蚕原来野生在自然生长的桑树上，以吃桑叶为主，所以也叫桑蚕。早在殷周时期，我国的蚕桑生产已经有很大发展，可见开始人工养蚕，远在殷周之前。到西周，已经大面积栽种桑树。当时栽种的桑树，有灌木式的，也有乔木式的。《诗经·七月》中已讲到矮小的桑树，"猗彼女桑"，因为城墙上的雉堞叫做"女墙"，即矮墙，"女桑"在这里转引来说明矮桑。同时也提到了采桑养蚕的事，"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说的就是在春天里，妇女们去给蚕采摘嫩桑的事。秦汉时蚕桑业大为发展，从汉画像砖中反映出，这时有的地方已经营大规模桑园，以贸厚利。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的汉墓壁画中，有女子采桑及养蚕用的箔筐之类器物，可知最迟在东汉晚期，内蒙古南部一带已经发展起蚕桑事业了。这是居住在这里的乌桓、鲜卑和汉族劳动人民共同辛勤劳动的成果。也说明了蚕桑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普遍的推广。

桑叶是家蚕的主要食料，桑叶的品质好坏，直接关系到蚕的健康和蚕丝的质量。《氾胜之书》中已有了栽培地桑（鲁桑）的明确记载，方法是：头年把桑椹子和黍种合种，待桑树长到和黍一样高，平地面割下桑树，第二年桑树便从根上长出新枝条。这样的桑树，低矮便于采摘和管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桑树枝嫩叶肥，宜于养蚕。这说明桑树栽培技术的进步。

在秦汉时，已有二化蚕出现，"原蚕一岁再登"（《淮南子·泰族训》），一年能养二次蚕，丝产量就大大提高了。这时，人们还知道，适当的高温和饱食有利于蚕的生长发育，可以缩短蚕龄；反过来就不利于生长发育，并且要延长蚕龄。

在长期的养蚕实践中，蚕农们积累了丰富的防治蚕病的经验。他们采取了许多卫生措施、药物添食以及隔离病蚕等办法，来防止蚕病的发生和蔓延。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说："三月清明节，令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具槌持箔笼。"这是讲，养蚕前必须修整和打扫蚕室蚕具，涂塞隙缝和洞穴，以防鼠患，又可防风和掌握蚕室的温度。对养蚕方法也很注意，要"浴种"，用清水洗去种卵卵面上的污物，这是保护蚕种防治蚕病的一个重要措施。在整个饲养过程中，要及时清除蚕沙（蚕粪），不断消毒蚕具。

有了好饲料，加上讲究蚕的饲养方法，生产优质的蚕丝就能得以保证。

这为丝织业和丝织技术的发展，为高质量的丝织品的出现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此外，西汉伏无忌的《伏侯古今注》还记载了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山东蓬莱、掖县一带，农民采收野生柞蚕丝，制成丝绵的事情。可见山东放养柞蚕与生产柞蚕丝绸的历史起码有2000多年。

（五）水利工程秦汉时期的水利工程继春秋战国以后，在规模、技术和类型上都有重大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农田水利工程的分布以关中地区为中心，同时也扩展到了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

随着经济地区的不断开发，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对黄河的治理要求也就更为迫切。在西汉时期，黄河水灾的记载明显增多，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对黄河的治理中，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在治黄规划和治黄技术上，都有显著的成就，其中以东汉初年的王景治河最为著称。此外，在这一时期中，还发明了许多水力机械，灌溉水车出现了，水排的发明也比欧洲早1000多年，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为兴建水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秦汉时期的大型水利工程有以下一些项目。

1。都江堰都江堰位于岷江由山谷河道进入冲积平原的地方，它灌溉着灌县以东成都平原上的万顷农田。原来岷江上游流经地势陡峻的万山丛中，一到成都平原，水速突然减慢，因而夹带的大量泥沙和岩石随即沉积下来，淤塞了河道。每年雨季到来时，岷江和其它支流水势骤涨，往往泛滥成灾；雨水不足时，又会造成干旱"。远在都江堰修成之前的二、三百年，古蜀国杜宇王以开明为相，在岷江出山处开一条人工河流，分岷江水流入沱江，以除水害。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李冰为蜀郡守。李冰在前人治水的基础上，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在岷江出山流入平原的灌县，建成了都江堰。都江堰是一个防洪、灌溉、航运综合水利工程。

李冰采用中流作堰的方法，在岷江峡内用石块砌成石埂，叫都江鱼嘴，也叫分水鱼嘴。鱼嘴是一个分水的建筑工程，把岷江水流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又在灌县城附近的岷江南岸筑了离碓（同堆），离碓就是开凿岩石后被隔开的石堆，夹在内外江之间。离碓的东侧是内江的水口，称宝瓶口，具有节制水流的功用。夏季岷江水涨，都江鱼嘴淹没了，离碓就成为第二道分水处。内江自宝瓶口以下进入密布于川西平原之上的灌溉系统，"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华阳国志·蜀志》），保证了大约300　万亩良田的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

都江堰的规划、设计和施工都具有比较好的科学性和创造性。工程规划相当完善，分水鱼嘴和宝瓶口联合运用，能按照灌溉、防洪的需要，分配洪、枯水流量。为了控制水流量，在进水口"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使"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华阳国志·蜀志》）。这些石人显然起着水尺作用，这是原始的水尺。从石人"足"和"肩"两个高度的确定，可见当时不仅有长期的水位观察，并且已经掌握岷江洪、枯水位变化幅度的一般规律。通过内江进水口水位观察，掌握进水流量，再用鱼嘴、宝瓶口的分水工程来调节水位，这样就能控制渠道进水流量。这说明早在2300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在管理灌溉工程中，已经掌握并且利用了在一定水头下通过一定流量的"堰流原理"。在都江堰，李冰又"作石犀五枚，。。二在渊中"（《华阳国志·蜀志》），"二在渊中"是指留在内江中。石犀和石人的作用不同，它埋的深度是作为都江堰岁修"深淘滩"的控制高程。通过"深淘滩"，使河床保持一定的深度，有一定大小的过水断面，这样就可以保证河床安全地通过比较大的洪水量。可见当时人们对流量和过水断面的关系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应用。这种数量关系，正是现代流量公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2。郑国渠郑国渠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灌溉工程。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刚即位，韩桓惠王为了诱使秦国把人力物力消耗在水利建设上，无力进行东伐，派水工郑国到秦国执行"疲秦"之计。郑国给秦国设计兴修引泾水入洛阳的灌溉工程。在施工过程中，韩王的计谋暴露，秦要杀郑国，郑国说：当初韩王是叫我来作间谍的，但是，水渠修成，不过"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却"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恤志》）。秦王政认为郑国的话有道理，让他继续主持这项工程。大约花了十年时间这项工程才告峻工。由于是郑国设计和主持施工的，因而人们称为郑国渠。

郑国渠工程，西起仲山西麓谷口（今陕西泾阳西北王桥乡船头村西北），郑国在谷作石堰坝，抬高水位，拦截泾水入渠。利用西北微高，东南略低的地形，渠的主干线沿北山南麓自西向东伸展，流经今泾阳、三原、富平、蒲城等县，最后在蒲城县晋城村南注入洛河。干渠总长近300　华里。沿途拦腰截断沿山河流，将冶水、清水、浊水、石川水等收入渠中，以加大水量。在关中平原北部，泾、洛、渭之间构成密如蛛网的灌溉系统，使高旱缺雨的关中平原得到灌溉。

郑国渠修成后，大大改变了关中的农业生产面貌，"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就是用含泥沙量较大的泾水进行灌溉，增加土质肥力，改造了盐碱地4　万余顷（相当于现在280　万亩）。一向落后的关中农业，迅速发达起来，雨量稀少，土地贫瘠的关中，变得"富庶甲天下"（《史记·河渠书》）。郑国渠的修成，为充实秦的经济力量，统一全国制造了雄厚的物质条件。郑国渠的建设也体现了比较高的河流水文学知识，郑国渠渠首工程布置在泾水凹岸稍偏下游的位置，这是十分科学的。在河流的弯道处，除通常的纵向水流外，还存在着横向环流，上层水流由凸岸流向凹岸，河流中最大流速接近凹岸稍偏下游的位置，正对渠口，所以渠道进水量就大得多。同时水里的大量的细泥也进入渠里，进行淤灌。横向环流的下层水流却和上层相反，由凹岸流向凸岸，同时把比较重因而在河流底层移动的粗砂冲向凸岸，这样就避免了粗砂入渠堵塞渠道的问题。

3。灵渠灵渠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也叫兴安运河或湘桂运河，由于是在秦朝开凿的，又叫秦凿河。秦统一六国后，为了进一步完成统一局面，在北击匈奴的同时，又南征岭南。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出巡到湘江上游，他根据当时需要解决南征部队的粮饷运输问题，作出了"使监（御史）禄（人名，一名史禄）凿渠运粮"（《史记·主父偃传》）的决定。在杰出的水利家史禄的领导下，秦朝军士和当地人民一起，付出了艰苦劳动，劈山削崖，筑堤开渠，把湘水引入漓江，终于修成了这条运河。这条运河成了打开南北水路交通的要道。

我国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之间，隔着巍巍的五岭山脉，陆路往来已很难，水运更是无路可通。但是，长江支流的湘江上源与珠江支流的上源，恰好同出于广西兴安县境内，而且近处相距只1.5　公里许，中间的低矮山梁，也高不过30　米，宽不过500　米。灵渠的设计者就是利用这个地理条件，硬是凿出一条水道，引湘入漓，婉蜒行进于起伏的丘陵间，联结起分流南北的湘江、漓江，勾通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

灵渠长约30　多公里，宽约5　米，开凿灵渠，先在湘江中用石堤筑成分水"铧嘴"和大小"天平"，把湘江隔断。在"铧嘴"前开南北两条水渠，北渠仍通湘江，南渠就是灵渠，和漓江相通。湘江上游，海阳河流来的水被"铧嘴"一分为二，分别流入南渠和北渠，这样就连接了湘江和漓江。"铧嘴"类似都江堰的"鱼嘴"。当海阳河流来的水大时，灵渠可以通过大小"天平"等溢洪通，把洪水排泄到湘江故道去，保证了运河的安全。灵渠选择在湘江和漓江相距很近的地段，这里水位相差不大，并且使运河路线迂回，来降低河床比降，平缓水势，便于行船。灵渠的设计和布局都很科学。在世界航运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

灵渠的渠道工程非常艰巨复杂。南渠一路，都是傍山而流，途中要破掉几座拦路的山崖。尤其是在跨越分水岭，即太史庙山时，更要从几十米高的石山身上，劈开一条河道。这样的工程，在一无先进机械，二无炸药的条件下，全凭双手和简单工具，充分表现了当时人的智慧。

灵渠工程体系完整，设计巧妙，在技术上利用了都江堰的先进经验，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才能。

灵渠修成后，在历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秦始皇就在渠成的当年（公元前214年），平服岭南。汉武帝在平定吕嘉的叛乱中，也曾利用这条交通线。灵渠的畅通，还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4。关中地区农田水利（1）关中漕渠关中是西汉政治、经济中心，为了有足够的农副产品供应本地区，特别是京师的需要，抓紧兴修水利和发展农业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关中素称八百里平川，有肥沃土壤和渭、泾、洛等河纵横流贯其间，充分合理利用这些资源，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元光年间（公元前134-公元前129年），汉武帝采纳了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下令引渭水从长安向东开渠直通黄河，渠长300　余里，既节省了漕运粮食的时间，又可灌溉民田万余顷。这条工程技术要求较高的漕渠渠道是由水工徐伯选定的。渠道开凿的成功；表明在复杂的地形中选线及测量技术的巨大成就。

（2）六辅渠为了使郑国渠旁得不到灌溉的田地也能够得到水浇，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左内史倪宽主持修建了六辅渠，该渠大概是引郑国渠以北的冶峪（yù，音遇）、清峪、浊峪等几条小河为水渠来"益郑国渠傍高仰之田"（《汉书·沟恤志》）。倪宽在六辅渠管理方面创造性地制订了"定水令，以广溉田"（《汉书·倪宽传》）的合理用水制度，因而扩大了灌溉面积，这是农田水利管理史的一个重大进步。

（3）白渠白渠建于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因为是赵中大夫白公的建议，因人而名，故名白渠。这是继郑国渠之后又一条引泾水的重要工程。它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入渭河，"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汉书·沟恤志》）。该渠在郑国渠之南，两渠走向大体相同，白渠经泾阳、三原、高陵等县至下邽（今渭南县东北）注入渭水，而郑国渠的下游注入洛水。白渠的建成使泾阳、三原一带的大片土地，在改善土肥条件，促进生产发展，提高人民生活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广大群众对白公也深为爱戴，并编成歌谣广为传颂："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汉书·沟恤志》），可见人民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以后白渠与郑国渠合称为郑白渠。

（4）龙首渠这条渠大约是在汉武帝元狩到元鼎年间（公元前120-公元前111年）

根据庄熊罴的建议而修建的。这是开发洛河水利的首次工程，征调了1　万多民工，挖通起自征县（今澄城县）终到临晋（今大荔县）的渠道。据说渠成后，重泉（今蒲城县东南）以东的1　万多顷盐碱地得到灌溉，每亩能收10石粮。

引洛水灌溉临晋平原，就必须在临晋上游的征县境内开渠。可是在临晋与征县间却横亘着一条东西狭长的商颜山（今铁镰山）。渠道穿越商颜山，给施工带来了困难。最初渠道穿山曾采用明挖的办法，但由于山高40　余丈，均为黄土覆盖，开挖深渠容易塌方，于是改用井渠施工法。《史记·河渠书》记载当时井渠施工法的技术要领是："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开创了后代隧洞竖井施工法的先河。渠道要穿越十余里的商颜山，如果只从两端相向开挖，施工面较少，洞内通风，照明也有困难。若在渠线中途多打几个竖井，这样既可增加施工工作面，又能加快施工速度，同时也改善了洞内通风和采光的条件。井渠法无疑是隧洞施工方法的一个创新。同时，龙首渠的施工还表现了测量技术的高水平，它在两端不通视的情况下，准确地准定渠线方位和竖井位置，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在施工中掘出恐龙化石，因而渠道叫作龙首渠。

经10余年的时间，龙首渠建成，可惜并未实现原定的设想。失败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井渠未加衬砌，井渠通水后，黄土遇水坍塌，因而导致了工程的失败。但在2000多年前，确实表现出当时测量、施工技术的高水平。5。新疆的坎儿井汉代尤其是汉武帝的主要功绩之一是开发了广大的西北地区。当时把移民实边和修渠屯田作为抗击匈奴侵扰的组成部分，这时西北地区成为仅次于关中的水利重点地区，水利工程技术也大大提高。新疆特殊的水利工程型式--坎儿井也创始于西汉。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宣帝时"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按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三国人孟康注解"卑鞮侯井"说："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可以看出，这个工程有6　个竖井，井下通渠引水，显然是近代的坎儿井。坎儿井是新疆特有的灌溉取水工程型式。在新疆一些冲积扇地形地区，土壤多为砂砾，渗水性很强，山上雪水溶化后，大部渗入地下，地下水埋藏也较深，为了将渗入地下的水分引出，供平原地区灌溉，开挖井渠是比较方便的。而井渠技术已在龙首渠的施工中应用，新疆劳动人民大约吸引了井渠法的施工经验，并将它引用到新的地理条件下，创造出新型的灌溉工程型式。

6。南阳水利秦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灌溉以汉水支流唐白河发展最为显著。唐白河的灌溉那时以今河南的南阳、邓县、唐河、新野一带较为发达。

汉元帝时，南阳太守召信臣对这一带水利有特殊贡献，据《汉书·召信臣传》已载，召信臣"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è，音饿，提阏即堤堰）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在他领导下，几年之内，建设引水渠数十处，灌溉面积约合今200多万亩，成绩是十分可观的。召信臣不仅注意新建工程，而且也重视灌溉管理。为了合理地调配用水，他制定了"均水约束"，也就是今天的灌溉用水制度。由于发展了水利，再加上其他措施，南阳地区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召信臣因而受到老百姓的拥戴，被誉为"召父"。

六门堨（又称六门陂）是召信臣兴建的数十处工程中最著名的一处，它位于穰县（今邓县）之西，兴建于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该工程壅遏湍水，设三水门引水灌溉。元始五年（公元5年）又扩建三石门，合为六门，因而称之为六门堨。六门堨"溉穰、新野、昆阳三县五千余顷"（《水经·湍水注》），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大灌区。

六门堨在西汉末年修有石质闸门六座，修建闸门可以控制河流水位的涨落，是我国古代水利工程的一大进步。

东汉时期，南阳水利进一步兴盛。建武年间（公元25-55年），杜诗任南阳太守，他很重视发展农业，"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后汉书·杜诗传》）。杜诗并曾发明"水排"，水排是我国早期水力利用的重大成就，对后世发展水力机械具有重大意义。因召信臣、杜诗对发展南阳水利有功，被群众称为"召父"、"杜母"。

7。汝南水利汝南地区位于准河支流汝水流域。这一带的水利工程在两汉时期以鸿隙陂最著称。鸿隙陂位于今河南正阳、息县间，亦即淮水和汝水之间。东汉初年，邓晨任汝南太守，他委派懂得水利的许杨为都水掾，用好几年的时间修堤400　余里，恢复了鸿隙陂。百姓得到灌溉的利益，连年丰收。

汉代在汝南地区的类似鸿隙陂的陂塘灌溉工程相当普遍。永平五年（公元62年），汝南太守鲍昱因"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后汉书·鲍昱传》），于是建议用石料修建渠道，加固堤段，效果显著。当时在工程维修时"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后汉书·鲍昱传》）。方梁、石洫起到了显著的效果。晋人郭璞解释"梁"字说："梁，堤也"（《尔雅·释地·注》），方梁大约是断面较大的堤防，因堤防较宽，梯形断面近于方形，故谓之方梁。石洫大约是石砌渠道，石砌的用意是防冲和防渗，防冲的作用显而易见，防渗一来可以防止农田出现次生盐碱化，二来可以节约灌溉用水，因而在相同的引水条件下出现"溉田倍多"的效果。石洫亦即渠道衬砌，它的出现，标志着渠道建设的新进步。

8。治黄事业战国时黄河两岸已修建有连贯的堤防，不过堤防分属有关各国。秦统一六国后，黄河大堤开始实施系统地合理地整治。秦始皇于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东游碣石，在他刻石纪颂统一的功德时，曾特别指出："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史记·秦始皇本纪》），"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即是指改建不合理的堤防，从而使旧有的险工段化险为夷。这可能包括统一整治黄河大堤。

西汉初年，黄河还比较安定，唯一的一次泛滥记载是在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那一年，"河决酸枣，东溃金堤"（《史记·河渠书》）。酸枣在今河南延津县，决口后曾派许多民工前往堵口，从而揭开了治黄的序幕。

武帝时，河决频繁，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下决心堵塞决口，命令汲仁、郭昌主持，动用几万民工参加。为了堵口的需要，竟连"淇园"（战国卫国的苑囿）里的竹子都砍下来使用。通过群众的英勇奋战，决口终于被堵塞了，并在其上修建宣防宫，这就是著名的瓠子堵口。汉武帝在决口现场，当口门尚未堵成时，曾赋诗说："颓林竹兮楗石菑（

ī，音资），宣防塞兮万福来"，所说"颓林竹"，即指砍淇园之竹作堵口材料的事。这次堵口也给司马迁以深刻的体会，他说："余从负薪塞宣防，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史记·河渠书》）。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河渠书》专篇的体例，系统地论述前代治水史实以及当代的防洪、航运和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史事。这篇《河渠书》，是中国第一部水利专史，并为后世历史专著所效仿，成为中国通史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瓠子决口堵塞没多久，黄河又多次决口。但直到东汉时黄河才得到应有的治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王景治河"。

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决口，此后河势越来越恶化，汴渠受冲击，而兖豫地区百姓大受水害，统治者迫于压力，于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派王景治理黄河。

王景，字仲通，与王充为同时代人，《后汉书·王景传》记载，他"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沈深多技艺"，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尤其擅长水利工程技术，"能理水"，而且在从事治黄之前，他已经积累了成功地修治汴渠的实践经验。他对于治黄的利害得失有较深入的了解，所以当汉明帝接见并问及治河问题时，他能对答如流，遂被委派治河。这次治河规模相当大，动员了数十万人参加，施工整整一年时间，所花经费以百亿计，工程终于顺利完成。

关于这次治理黄河，《后汉书·王景传》作了比较简单的说明："（永平十二年）夏，遂发卒数十万，遣（王）景与王吴修渠（汴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今山东利津）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明年夏，渠成。帝亲自巡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

从上面这段史料看，这次治河工作包括："筑堤"，即治河；"修渠"，即治汴两方面。"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即修筑系统的黄河大堤，从而固定了黄河大改道后的新河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这一段文字说的是"修渠"的工程措施，即开凿汴渠的新引水口，堵塞被黄河洪水冲成的汴渠附近的沟涧；加强堤防险工段的防护；将淤积不畅的渠道上游段加以疏浚等等。这些技术在西汉都已具备，并没有技术上的困难。在筑堤、修渠之后，再"十里立一水门"，这样一来就达到了"河、汴分流，复其旧迹"（《后汉书·明帝纪》）的目的。

王景治河取得了重大成就，技术上也有新的创造，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系统地修建了千里黄河大堤，稳定了公元11年决口后的黄河河床。堤防建成当年，汉明帝即下令："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加强对黄河下游全线堤防的维修和管理。这条新的黄河行洪路线比较径直，是黄河下游距海最近的路线，河流比降大，水流挟沙能力强，是一条理想的行洪路线。第二，整修了汴渠。汴渠整修工程除整修堤防、河道外，主要集中在口门处。这次施工中更发展了前代水门技术，总结了"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的办法，发展了在多沙河流上采用多水口形式引水的技术。由于汴口水门成就突出，所以元和三年（公元86年）当地百姓在盛赞王景治河的功绩时特别指出："往者，汴门未作，深者成渊，浅则泥涂。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绩远图，复禹弘业"（《后汉书·章帝纪》）。

关于王景治河的工程技术，近人李仪祉指出："这是一个河、汴兼顾而分治的伟大工程。汴在荥阳接受河水，有一段与河并行，相去不远。河与汴各自有堤。所谓"十里立一水门"，当是开在河与汴之间的汴堤上的。河水涨时，含泥沙的浊水注入汴。汴水上涨，水由各水门注入河汴二堤之间，这样可使洪峰不致过高，不致危害堤岸。涨水从上游开始，所以通过汴堤水门，注入河、汴二堤之间的水，也是从上游的水门先注入。从第一个水门注入二堤之间的水，其流速已稍缓于汴渠正流，流至第二个水门时，受着从第二个水门注入的水的顶托，流速又降低，如此经过第三、四、五、六等水门而流速更缓，水中泥沙沉淀，二堤之间的地淤高，落水时，二堤之间的已经沉淀掉泥沙的清水，又通过各水门，回注入汴渠，使正槽水量增加，可以刷深河漕。这就是"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的道理。这是一个合乎科学原理的非常巧妙的方法。在黄河入海的最后一段播为八道，让部分洪水越过减水坝，减低洪水压力以免溃决，这就是所谓"疏导壅积"，也是很高明的方法。自经王景治河后，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八百多年没有大患。"（李仪祉：《后汉王景理水的探讨》，《水利月刊》第9　卷第2　期，1935年8月。）

9。鉴湖水利鉴湖又称镜湖，是长江以南最古老的大型灌溉工程之一，位于今浙江绍兴县境。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由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修筑了鉴湖，该工程就是在各分散的湖泊下缘修筑一道长围堤，形成一个蓄水湖泊，即鉴湖。

鉴湖水利首次记载于刘宋时期孔灵符所著的《会稽记》中，"顺帝永和五年马臻为太守，创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水高（田）丈余，田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闭湖泄田中水入海，浙以无凶年。其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都溉田九千余倾。"这样，鉴湖的巨大容积可以起到对山溪来水的储存和调节作用，初步解除了这一带的洪水威胁，其中，湖水高于农田，农田又高于海面的高程关系，为农田灌溉和排水提供了前提条件。以后又在湖堤上建了水门，这是控制灌溉和排水的设施，它根据田中需水量进行调节，天旱时泄湖水灌溉，无雨时则将水门关闭，保证了万顷农田的需要。

10。其它水利工程技术秦汉时期的水利工程技术，除上面介绍的外，还有"渡槽"及"坝工"

技术。

渡槽：汉长安县西南有"飞渠引水入城"（《水经·渭水注》）的工程。飞渠者，顾名思义是一条渡槽，其渡槽尺寸多大，用何材料修建，均未见记载。飞渠修建的具体年代也难以断定，大约是西汉时的建筑。它是见于记载的我国第一条渡槽。

坝工：《论衡·率性篇》载："洛阳城中之道无水，水工激上洛中之水，日夜驰流，水工之功也。"这是洛水上的工程。同样的工程措施在河套地区也曾采用，《后汉书·西羌传》载："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岁费一亿计。"什么是"激"呢？《淮南子·诠言训》上说："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由此看来，"激"是修建横断河床的潜水坝，用以抬高水位，引水之渠。另一意义的"激"在河工中应用更广，永初七年（公元113年）在黄河荣口处建八激堤，"于石门东积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冲波，谓之八激堤。"贾让在论述今河南北部一带黄河堤防时，也提出利用石堤激河水改变流向，"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激使东北"（《汉书·沟恤志》）。唐代颜师古注解"激"字说，"激者，聚石于堤旁冲要之处，所以激去其水也"（《汉书·沟恤志·注》），河工上的"激"，显然是近代的挑水坝。

总起来看，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农田水利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在技术水平上，有许多重要的新创造，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水利条件。七、我国临床医学理论的奠基时期（一）秦汉医药学概述秦汉时期医学发展的总趋势是《内经》的基本理论进一步在实践中加以验证、充实和发展，使理论和实践逐步结合起来，能更好地为临床治疗服务。《内经》的医学理论，虽然已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但许多地方还缺乏更充实的实践经验，特别是药物方剂的运用方面经验更少，因此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之间脱节。如理论上虽然认识到各种疾病的基本病变是虚实、寒热，应该按补虚泻实、清热温寒的原则来治疗，但是哪些药物、方剂能起到补或泻、清或温的作用，没有长期的实践经验是很难总结出来的。而这些问题不解决，这些治疗原则就不可能充分运用。原则本身也很难更加具体而明确。《内经》虽然提出补虚泻实的原则，但主要讨论的是针灸手法，很少涉及药物的补泻；对于寒热的病变，则只提到"阳病治阴，阴病治阳"的笼统原则，清热温寒的具体原则根本未提。这些都说明理论和实际的完全结合，尚有相当的距离。而秦汉医学的发展，主要是填补了这个缺陷。

秦汉医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药物方剂的进步，一是对疾病的认识更进一步着重在本质方面（即病机病变方面）来探讨。经过400多年的经验积累，最后初步建立了根据病机病变进行治疗--即后世所说的"辨证理论"的临床理论体系。这就使《内经》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开辟了以后中医发展的健康的、富有民族特点的道路。

战国时代，方剂虽然已经发明，但一般治疗仍以针石等外治疗法为主。

到西汉初，以方治病才成为主要手段。《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仓公治病的事迹就不但以方为主，而且许多方剂已有了固定方名。《汉书·艺文志》载录医书11　家274　卷，并且把医书分成《医经》和《经方》两大类。东汉官府更设立了专门官方的机构，即"方丞"。可见中医以方治病的特点在汉代就完全形成了。1930年在甘肃居延发现的汉简，其中一部分就是记载医药的。

方剂的进步，必须以对药物认识的进步为基础。《汉书·楼护传》载："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可见记载药物的专书"本草"，不但在西汉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达到和医经、方术三足并立的地步。《汉书·平帝纪》载，平帝于元始五年（公元5年）曾"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本草以及五经者，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可见《汉书·艺文志》虽没有本草书的记载，但西汉已有许多本草书籍的存在则是可以肯定的。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一部《神农本草经》。

秦汉时的针灸治疗，仍然占着重要地位。从秦汉之际的淳于意到东汉的华佗、张仲景等都是针、药并用的医生。而据《后汉书·郭玉传》记载，郭玉和他的隔代老师涪（fú，音福）翁则更是专以针灸治病的。据说涪翁还有专书《针经》的著作。根据西晋皇甫谧（mì，音密）著的《甲乙经》知道，汉代针灸有了很大的进步，也是向便于临床实践的方向发展的。河北满城发掘的西汉刘胜墓，出土了药匙、药壶和金针、银针等一些医疗用具，反映了当时针灸、药物应用的情况。

秦汉时的医学理论，主流是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但是基本理论本身，却受到当时阴阳五行说神秘化的影响，再由于统治者提倡道家学说，道家学说更向宗教迷信方向发展，道家的"养生"法也流于腐朽，于是神仙、方士、炼丹、服石，甚至房中术、巫医等纷纷流行。如秦皇、汉武，就千方百计想寻求长生不老之法。社会上也出现了一批自称持有长生之药或有特殊法术的"方术之士"，同时也出现了一批修行成道的"神仙"。这些人所用的方法都不外采药、炼丹、服石、房中术、按摩等，于是这方面的著作也就大量出现，和一般医学著作并列流传。如《汉书·艺文志》把方技列为一类，而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这种情况，对中医理论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使得由《内经》和《伤寒杂病论》奠定的中医理论基础，在以后的1000多年里没有什么发展。

（二）病历的首创者淳于意秦汉时期良医辈出，淳于意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淳于意（公元前205？

-前167年？），山东临淄人，因曾做过齐国的太仓长，故被称为仓公或太仓公。

淳于意自幼爱好医学，26　岁时曾拜同乡公乘阳庆为师。受业3年，尽得所传。又读过许多脉书和药论，故医术精湛。淳于意为人刚直不阿，因他不愿给某些贵族治病而获罪，于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被解送长安，幸得小女缇（tí，音提）萦上书，表示愿"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得免刑，以后即家居，以看病谋生。

淳于意给人看病注重病历记述。凡患者姓名、职业、地址、病名、脉象、病因、治疗、用药、疗效、预后等，皆作详细记录。这就是《诊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淳于意所述"诊籍"25　案，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病例。这是我国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医案。其体例内容，实为后世病历医案的创始。在这些医案中，所记病名有疟、气鬲（gé，音格）、涌疝、热病、风瘅（dān，音单，热症）、肺消瘅、遗积瘕（jiǎ，音甲，腹中蛊胀痛）、迥风、风蹶、热蹶、肾痹、蛲（náo，音挠，人体寄生虫）瘕以及伤脾气、肺伤等。所论病因，以房事及饮酒最多，其次为过劳出汗、风寒湿等外邪。诊断则以脉诊为主，认为只有"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余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其论脉的变化有"肝气浊"、"肺气热"、"长而弦"、"右口气急"、"脉无五脏气"、"阴阳交"、"沉之而大坚"等。论病机病变则有"络脉有过"、"病主在于肝"、"重阳"、"中热"、"血不居其处"、"阴气尽而阳气入"等等。这些方面，虽然也用针灸，但大部分已是用方药了。所用方药有下气汤、火齐汤、苦参汤、柔汤、火齐米汁、丸药等。

（三）《神农本草经》"本草"是我国传统医学中药物著作的专称。《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学专著。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是西汉，称"神农"不过是假托而已。《神农本草经》是我国药学史上对药物第一次进行比较全面、系统地分类著录的著作。它是战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而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神农本草经》共收药物365　种。其中以植物药最多，计252　种，动物药67　种，矿物药46　种。根据药物的性能和使用目的的不同，又分上、中、下三品。上品药物120　种，"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中品120　种，"无毒有毒，斟酌其宜"；下品125　种，"多毒不可久服"。这是我国药物学的最早分类法。以后的历代本草著作，即相沿引用此法。三品分类法明显受到当时服石成仙思想的影响，认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但从每一品的细目看，仍是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分为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米谷、菜等部排列的，这是科学的。书中还明确地提出了医方中主药和辅助药之间的"君、臣、佐、使"理论，同时还提出了药物七情（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理论，阐明了药物配伍的原则。另外，书中还提出"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的"四气五味"说；不同的药物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的制剂原则；以及有关"真伪"、"陈新"、"生地所出"、"采造时月"和"阴干、暴干"、"生热"的不同炮制方法等许多药物学的基本原则。这些为我国药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该书对每一味药的记载都较详细，其中包括有药物的主治、性味、产地、采集时间、入药部分、异名等。书中还提到主治疾病的名称达170　多种，包括内科、外科、妇科以及眼、喉、耳、齿等方面的疾病，如书中有60　多种药明确记载了主治妇人、女子的各种疾病，包括通乳、阴蚀痛、崩漏、不孕、堕胎、闭经、白带、乳瘕、安胎、痛经等。书中所载药物的药效，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如利用水银治疥疮，麻黄治喘，常山截疟、黄连止痢，大黄泻下，莨菪（láng dàng，音良荡，草药名）治癫，海藻疗瘿（yǐng，音颖）瘤（甲状腺肥大）等，已为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从此书所涉及的有关炼丹术的一些记载，可以看到当时已经观察到了一些无机化学变化。如：①丹砂，能化为汞。丹砂又名朱砂、辰砂等，是汞和硫的化合物，加热则发生化学变化，生成二氧化硫和汞。

HgS＋O2 SO2＋Hg（丹砂）　（二氧化硫）（汞）②曾青，能化为铜。曾青是蓝色铜矿物，化学上称为碱式碳酸铜，其组成为［Cu（OH）2·2Cu（CO3）］，在一定条件下能与其它活性强的金属起作用，提取出铜。特别是用木炭与之混合后加热，则起还原反应而提取出铜来。

［Cu（OH）2·2Cu（CO3）］＋C-→Cu＋CO2↑（曾青）　（木炭）　（铜）（二氧化碳）其它还有空青、石胆、水银等的化学变化现象，书中均有记载。

《神农本草经》问世后，对我国医药学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历代修撰本草的医家多以此为基础。陶弘景在此书的基础上加以编撰成《本草经集论》，苏敬等人又加工撰成《新修本草》，药物越来越多，解释越来越详细。（四）医圣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侍医李柱国校订官府收藏的医书时，就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其中有记述基础理论的医经，有治疗内科疾病、妇人婴儿疾病的方书，有治疗战伤和破伤风的《金创瘲瘛（

òng chì，音纵斥，惊风）方》，还有专论汤药、饮食禁忌以及按摩、导引的书籍。这是医药学自春秋战国以来又有了新发展的很好说明。正是在劳动人民和无数医家的医疗实践中取得的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张仲景于三世纪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一书，确立了理、法、方、药（即有关辨证的理论、治疗法则、处方和用药）具备的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使我国医学的基础理论更加切合临床应用，从而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

张仲景，名机，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约生于东汉桓帝和平元年（公元150年），死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后汉书》中没有为他立传，后人认为他少年时曾随同郡名医张伯祖学医，后来官至长沙太守，但此事并不一定属实。据说他刚刚成年时同郡何颙（yóng）就指出了他的特点是："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后来果如其言，张仲景成为汉代最有名的医学家之一。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他申明了"勤求古训，博采众长"的严谨治学精神和重视继承前人的医药学成果的科学态度。他十分推崇与熟悉扁鹊、公乘阳庆、淳于意等医家的工作与贡献，而《素问》、《九卷》（即《灵枢》古本名）、《八十一难》（即《难经》）、《阴阳大论》、《胎胪（lú，音庐，腹前）药录》等古典医籍，则是他的重要参考书籍。他提倡"精究方术"，反对"各承家技，终始顺旧"，提倡以认真严肃和精益求精的态度从事医疗实践。这些都是张仲景在医学上得以作出重要贡献的治学原则。

最初，张仲景在家乡为人治病。后来，曾到洛阳、修武等地行医。他善于运用"经方"给人治病。"经方"是前辈人留下来的经验方药，药味简单，疗效显著，但是比较零散，不容易掌握。张仲景经过多年勤奋求索，并且用这些经方治愈了很多病人。他在群众中有"经方大师"之称，名望也很高。张仲景的医疗态度是十分认真的。他在行医过程中，常常见到有些医生给人看病，"按寸不进尺，握手不及足"，敷衍搪塞，草率处方，单凭一张巧嘴骗人。对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和庸医作风，张仲景非常反感。他在看病的时候，总是先仔细观望病人气色，察听病人发出的各种声音，询问病人的感受，并且结合切脉，对病情进行综合分析，然后作出确切诊断。

张仲景的诊断技术是很高明的。据《伤寒杂病论》及《针灸甲乙经》两书的自序记载，张仲景有一次遇到"建安七子"之一王粲（càn，音灿），见他脸色不好，就对他说：你已经染上病了，应及早治疗，马上服用五石汤，或许可除病根。否则40　岁会掉眉毛，那时不仅不容易医治，此后半年命将不保。时王粲年仅20，正春风得意，听后非常不高兴。认为张仲景是在炫耀自己的医术，也没有吃张仲景给他的药。三天后两人又相遇，张仲景问他是否吃过药了。王粲虽心中不快，但还是敷衍说，已经吃过了。张仲景责备说，从你的脸色可以看出你并没有老实吃药，你为什么这样讳疾忌医，又为什么如此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呢？可王粲仍不在乎，自以为身体健康，始终不相信张仲景的话。20年后王粲果然落　眉。这时想再治病可就来不及了，此后只活了187　天。王粲所患疾病，有人推测，可能是麻疯病。这是一种潜伏期限很长的传染性疾病，不容易诊断，也很难治愈。张仲景对一些病程比较长的严重慢性疾患能够做到早期发现，主张早期治疗，表明他的医术非常精湛。张仲景被尊为医圣，主要是因为他写了一部《伤寒杂病论》。此书被后世称为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著作。据此书原序记载，张仲景家族人口众多，但几年之中竟有三分之二家人患病死亡，其中又尤以患伤寒病者为最多。痛苦的现实，激起了他著书立说、治病救人的信念，于是撰《伤寒杂病论》十六卷。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兼备，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临症诊疗专著，它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为指导，总结和发展了祖国的病因学说。当时，求巫问卜之风盛行，统治者一面提倡谶纬迷信，认为鬼神能主宰人的生死祸福；另一方面竭力散布"天人感应"等神学目的论，用阴阳五行说来解释疾病的发生。如说"逆木，则百姓流行疥癣、热病；逆火，则百姓发生血壅成肿、眼病。。"等等，使医学蒙上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张仲景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明确指出："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这就充分说明了人体发病的原因，是由内部器官机能的改变、或外邪的入侵、或物理因素等所致，和天命鬼神毫不相关。

由于张仲景对疾病的发生有正确认识，因此他对一些变化无常、发展迅速的疾病能够做出科学的解释。例如癔病（歇斯底里）是妇女易患的一种病，发病的时候感情冲动，喜怒无常，"象如神灵所作"，一些人以为鬼神附体作怪，张仲景在《妇人杂病》部分分析了这种病，指出这病是由妇女带脉病所致，"非有鬼神"，只要仔细判断，用针、药医治，是可以"治危得安"的。

张仲景还很重视疾病的预防，主张"治未病"。认为人和自然界息息相关，发病与否，和人体是否能适应外界环境以及四季不　正常的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如果一个人能够保持体内正气旺盛畅达，外邪就不容易侵入体内，不致发病。所以他指出，只要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当，注意锻炼，讲究卫生，内养正气，外慎风邪，就可以预防疾病，保持身体健康。这些见解，是很符合科学道理的。

张仲景在自己的著作中，还以古代辩证法为指导，进一步总结了前人的临症经验，特别深入地探讨了一切外感发热病的诊断和治疗，创造性地提出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的"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确立了理、法、方、药紧密结合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一直到现在，"辨证论治"仍是中医诊断治疗的核心部分。

张仲景所说的"伤寒病"并非现代医学的"肠伤寒"，而是泛指外感风寒导致的种种症状，甚至包括了许多内、妇、儿、外科的杂病。《伤寒杂病论》，总结了秦汉30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和《内经》的基本理论联系起来，并且把它加工充实和发展，或纠正了它的某些不合理的部分，使它更好地应用于临床，为实践服务，开创了我国古代医学健康发展的道路，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大大充实和发展了《内经》的热病学说。热病是泛指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疾病，基本上包括现在的各种急性传染病。《内经》认为它的原因是伤寒，张仲景就把这类疾病直接叫做"伤寒"。《内经》对这类疾病的发展过程、主要症候、治疗原则等都已有了基本的认识，但它把病程简单地归结为12　天，而且认为是机械地一天传一经，治疗原则是3日以内用汗法，3日以上用下法；对本病的不同表现则又按五脏加以分型。这些都是简单、机械、不合实际情况的。张仲景基本上采取了它六经传变的总原则，并根据病邪侵害经络、脏腑的程度，把外感热病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综合症状概括为六大类型，就是太阳、阳明、少阳（即三阳）和太阴、少阴、厥阴（即三阴）"六经"。在每一经中，又概括出某些能反映病理机制的基本症状作为辨识本经病的主要依据，这是主症。例如，太阳病的主症是恶寒、发热、头项强痛、脉浮等；阳明病的主症是高热、谵语（谵，

hān，音沾，谵语即病中说胡话）、口渴、咽干、大便燥结、脉象洪滑有力等；少阳病却以口苦、咽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痛、心烦喜呕、脉象弦细等作为主症，等等。这是根据症状就能断定病属哪一类。

张仲景以朴素的辨证观点看待疾病的发展，认为"六经"病的任何一个类型都不是一种独立的病，而是外感热病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所呈现出的综合症状。也就是说，"六经"之间有一定的有机联系，并且能互相转变。例如一般伤寒初起多呈表症，属太阳病。但是往往由于感受的病邪不同，病人体质强弱不同，或因医疗失误，就可能由太阳病转变为阳明病、少阳病或太阴等三病。一般说来，从三阳病转成三阴病表明病势加重，相反由三阴病转成三阳病却预示好转。张仲景把这种按"六经"次序演变的病情变化叫做"传经"（"传变"），不按六经次序演变的叫"越经"（"转属"）。更重要的是张仲景在指出"六经"的特点后，就紧接着提出不同的处理方法。如太阳病同属表症，有的用麻黄汤发汗，有的则用桂枝汤调和营卫。阳明病同属里症，有的用白虎汤清热，有的用承气汤泻实。而泻实的办法又有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的不同。这样就不但使临床医生便于具体掌握运用，而且使《内经》的基本病变学说和临床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第二，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对病机病变进行治疗的一种临床基本理论。即根据病变的表、里、阴、阳、虚、实、寒、热等不同情况，决定治疗原则，这就是被后人称为"八纲"的辨证论治方法。张仲景把那些病势沉伏而难于发现，恶寒、厥冷、脉象沉迟细弱无力的称为阴症，而把那些兴奋、充血、发热等症候和脉象洪大有力浮滑的称为阳症；病症发生在体表的称为表症，在内部的称为里症；凡病毒滞留体内，而精气已经虚弱的称为虚症，邪气充实，但精力仍足以抵抗称为实症；具有寒性倾向的称为寒症，有热性倾向的称为热症。在"八纲"之中，又以阴阳作为总纲，凡寒症、虚症、里症一般是阴病，凡热症、实症、表症一般是阳病。运用"八纲"来辨识疾病属性（属阴属阳），确定病变部位（在表在里），区分邪正消长（是虚是实），弄清病态表现（发寒发热），就可以全面认识疾病，有的放矢，以便采用合理的疗法。

张仲景这种把通过"四诊"（望、闻、问、切）得来的病人各方面的表现加以综合归纳、层层分析、仔细辨认、做出正确判断的方法，就是所谓"辨证"，他把秦汉以前的诊断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如表症用汗法，里症用下法，虚症用补、实症用泻、热症用清、寒症用温等。这些原则，在《内经》里已经基本形成，但由于各种病变的指证还不够明确和具体，特别是药物治疗方法还比较简单，不能完全按这些原则进行治疗，因此在临床实践上很难充分运用，只有在有了上述各方面的进步和发展，才能使这些原则具体实行，使这种理论能够确立。所以这也是张仲景的一个重大贡献。张仲景还总结出了一套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就是所谓"论治"。他把治疗原则分做驱邪和扶正两大方面，就是一些发病急剧、人体还消耗不大的疾病，例如"三阳病"，就宜以驱邪为主，迅速消除病灶；而对于一些发病缓慢、或病程长久、体力消耗比较大的疾病，例如"三阴病"，就以扶正为主，就是恢复病人的抗病能力，调动人体本身的积极因素。除此以外，他还提出了"随症治疗"的原则，主张"缓则治其本，急则治其标"，把严格的规律性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但必须指出的是，《伤寒杂病论》是一部条文式的临床札记性的著作，而且经过散乱，是别人重新整理编定的。既没有系统的专门的论述，每条条文也不是都加以明确的说明，再加上条文本身有散失、有倒置，所以一般人很难具体掌握。如本书第一条上说"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并没有指示虚实寒热等何种病变，也没有治法。第十三条又说"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痛、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再加上第九十五条"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荣弱卫强，故使汗出。。宜桂枝汤"，第十六条"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第五十一条"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根据以上一些条文以及其他一些条文，才能归纳出：太阳病是表症，汗出的用桂枝汤调和营卫以解肌；无汗的用麻黄汤发汗以解表；前者是表虚症，后者是表实症；前者脉浮缓，后者脉浮紧等这些原则。因此这些原则虽已基本上确立，但还很难普遍推广，直到宋代后又经过很多学者的整理研究，才得到普遍推广，所谓"辨证论治"的理论才最后完成。不过张仲景的奠基之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对热性传染病以外的其它重要疾患也初步纳入"辨证论治"的轨道。如中风、痰饮咳嗽、水病、黄疸、消渴、虚劳等，也都指出它们的不同类型，病机病变，主要特征和治疗原则，不过这方面的原文可能散失更多，混乱更甚，除其中不少方剂仍为今日使用以外，其实际意义就更不如伤寒部分了。

第四，诊断上确立了脉症并重的原则。《内经》在谈到具体疾病时，有时只凭症状下诊断，有时只凭脉象下结论，脉象和症候联系起来考虑的地方很少，而且彼此矛盾之处也很多。《伤寒杂病论》则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脉和症联系起来考虑的。这就开创了以后脉症合参，二者并重的诊断原则。第五，保存了大量有效的方剂。《伤寒杂病论》共选收375　个药方，使用药物214　种，它们大都具有用药灵活和疗效显著的特点。对每一味药的应用都比较明确、谨慎，并指出药物相互配合及增减的原则。对药物的煎法、服法（有温服、冷服、分服、顿服等）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在所用剂型上，有汤、丸、散、酒、软膏、醋、洗、浴、熏、滴耳、灌鼻、吹鼻、肛门栓、灌肠、阴道栓等等。在制药工艺上，也多有创造，如再煎浓缩和入蜜矫味的方法，散剂中的研磨法、搅拌法和筛法等等。由于张仲景汇集了不少药方，保存了民间治病的丰富经验，所以后人称他为方剂学之祖，把他创制的方剂称为"经方"。这些方剂至今还是中医处方用药的基础，其中大部分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证明其有确实效果，这不但是临床实用上的宝贵遗产，而且也是研究祖国医学的重要资料。

总之，从辨证到立法，从立法到拟方，从拟方到用药，环环相扣，联系紧密，形成了一整套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

《伤寒杂病论》这部著作原貌如何，由于年代久远，三国战乱兵燹（xiǎn，音显，兵火）之灾所致已残缺不全，西晋王叔和得到残本后进行了整理加工，重新编排。同时代的皇甫谧在所著《甲乙经》中说："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来看，王叔和所做的工作还不仅限于文献整理，在取舍方面是融合了他自己的学术思想的，这才构成了专论伤寒的一部系统性著作。即使如此，此书仍未引起医学界足够的重视，只是到宋代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之后，才引起广大医家的重视，纷纷著书研究《伤寒论》的理论体系，辨证思想，这才愈来愈显示六经辨证思想体系的优越性。

后人将一些杂病治疗方药理论整理成《金匮要略》一书，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张仲景并不是只能治疗外感热病的内科大夫，书中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这一急救措施的具体应用。书中说如遇到自缢者上吊时间不长，或心下还有热气时，应该："徐徐抱解，不得截绳，上下安被卧之，一人以脚踏其两肩，手少挽其发，常弦弦勿纵之，一人以手按柔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若已僵，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顷，气从口出，呼吸，眼开，而犹引按莫置，亦勿苦劳之"（《金匮要略·杂疗方》第二十三）。这种方法与现今所使用的人工呼吸法基本相同。所谓人工呼吸，也就是说抢救者通过用手按压胸部与牵引肢体活动，可以使被抢救者的胸腔被动地运动，实现气体交换并促进血液循环的进行，经过一段时间，如出现自主的呼吸，抢救就算成功了。而在国外，直到公元1897年，才开始把人工呼吸的方法应用于临床。

张仲景一生著述甚丰，除《伤寒杂病论》外，据史书记载，他还著有《黄素药方》二十五卷、《辨伤寒》十卷、《疗伤寒身验方》一卷、《评病要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等。此外，他的两个学生卫汛和杜度继承他的事业，也写了不少书。可惜这些书都已亡佚了。

（五）神医华佗华佗，又名旉（fū，音夫），字元化，沛国谯（qiáo，音桥，今安徽省亳县）人，生卒年月不可确考，只知道于公元208年以前被曹操杀害。《后汉书》本传说他"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则知他大约生于公元二世纪之初。据《后汉书》和《三国志》本传的记载，华佗是一个"兼通数经，晓养生之术"的人。沛相陈硅曾举他当孝廉，太尉黄琬也曾"征辟"他去做官，可见他是一个淡于名利的民间医生。在《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说华佗曾为三国时的著名将领关羽治箭伤，因为箭头有毒，只好割去肌肉，刮去骨头上的毒药，挽救了关羽的性命。后来曹操患头痛头晕也请他看病，很快就将他多年不愈的痼疾治好了，便强迫他做了侍医，他又借故请假回家，推说妻子有病，屡次催促，坚决不来。曹操派人去看，发现他妻病是假，就把他抓进监狱，最后竟加以杀害。当时曾有人对曹操说，华佗是名医，杀了太可惜，但曹操却以为像华佗这样的一个穷医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需要，什么时候都能找到。直到他的孩子因病不治而死时方才醒悟。

华佗懂得养生之道，又精通方药，曾为许多人治好疾病，因此人们对他特别尊敬，尊他为"神医"，民间流传有许多华佗治病救人的故事。他行医的足迹遍及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的若干地区，有十分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深受广大人民的热爱和尊崇。他取得的成就反映了秦汉时期医药学发展的又一侧面。他的医学成就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外科手术和麻醉术华佗擅长外科，曾为许多人施行过手术。从《后汉书》所记载的病例来看，当时他已经能够成功地进行诸如腹腔肿物摘除、胃肠吻合等大手术。有一次一个患有重病的人请他诊治，华佗仔细检查后对他说："你的病已是根深蒂固，只能剖腹手术治疗，但术后存活期也不过十年，不如算了吧，这病并不会促使你早死。"这人受不了疾病的折磨，一定要除掉病患，于是华佗为他做了腹部手术，症状得以缓解，那人10年后果然死了。

另外，史书还记载华佗为河内太守的女儿治病的医案：河内太守的女儿，年约20　岁，左腿膝盖旁生疮，痒而不痛，反复不愈，已经七、八年了。请华佗诊治。。华佗从疮口中取出一条蛇样的东西，用铁椎贯穿蛇头，在皮肤间扭动许久，不动之后取出，长约3　尺，但头上有眼凹处却没有眼珠，身上有逆鳞。然后在疮口上敷上药膏，7　天后就好了。现在有人认为这是华佗取出慢性骨髓炎的死骨，死骨多空间，凹凸不平，所以说有眼窝却没眼珠，身上好象有逆鳞。至今民间还有把死骨称为骨蛇的。能够认识到骨髓炎必须取出死骨，是了不起的（见韦以宗：《中国骨科技术史》，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64　页）。当然这段文字有些神秘，反而使人不敢相信其事了。华佗能够顺利地施行各种手术，与他发明了"麻沸散"有极大关系，《后汉书·华佗传》有关于华佗使用麻沸散等施行腹腔外科手术的生动描述："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kū，音枯，剖开）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jiān，音间，洗涤）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这是说华佗成功地做了腹腔外科手术。他所以能这样高明而成效卓著地进行这些手术，是和他已经掌握了麻醉术分不开的。他以酒冲服麻沸散，为麻醉剂。酒本身就是一种常用的麻醉剂，即使现代，外科医生还有应用酒于小儿以进行麻醉的。可惜麻沸散的药物组成早已失传。用酒和药物作临床麻醉，这在世界外科麻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纵观《后汉书》的上述记载，可见当时解剖术、诊断术和止血术已有较大进步。如果没有生理解剖的足够知识，没有判断发病部位和性质的能力，没有防止手术大出血的必要方法，要成功施行手术是不可能的。

将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物或用于战争，或用于暗杀，这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华佗总结和发展前人所掌握的药物学知识，使其转而为人类的健康服务，为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麻沸散"的药方虽早已失传，但这种思想却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医生。宋代窦材所著《扁鹊心书》记有睡圣散可做麻醉之用；元代危亦林用草乌散解决骨伤科复位时的疼痛问题；日本外科学者华冈青州也曾于1805年用蔓陀罗花等植物制成"麻沸散"，成功地进行了乳癌切除手术。这种方法较之西方早期所使用的机械性压迫、单纯饮酒、放血的方法无疑要好得多。

第二，诊断疾病华佗擅长于察声望色，对脉象有专门的研究。他"精于方药"，在处方上力求简便精当。

华佗不仅精于外科，而且对妇科、儿科等也很有研究。有一次，某将军的妻子病了，请华佗去诊视，根据脉象断定为妊娠受伤而胎死未去。将军听后说："确实受了伤，但胎已经去了"，华佗摇摇头回答："根据脉象分析，胎没有去。"大家都觉得好笑，胎儿已经流产是客观事实，怎能相信你的"三指一摸"呢？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将军妻子又觉身体不适，请华佗看后仍说是死胎未去，脉和以前一样。接着华佗又向大家作了一番解释："此妇人是双胞胎。先前流产了一个而且流了很多血，所以后一个没有娩出，胎儿死后就失去了血液的营养，一定干瘪附着在母亲身体里。"随即为病人扎针、煎药，并叫接生婆以手操查，果然取出一个死胎，人的形状已经具备，但颜色甚黑。华佗在内科诊断方面，医术也是很高明的。他善于察声观色，根据病人的面目、形色、病状来判断疾病的轻重和能否治疗。《后汉书》、《三国志》里记载了他不少这方面的事例。一次在盐渎（即今江苏盐城）一家酒店里，有几个人正在喝酒。华佗仔细察看了其中一个叫严昕（xīn，音欣）的男子，告诉他说："你有急病，从脸上看得出来，最好不要多饮酒，快回家去。"果然严昕在回家的路上从车上跌下，到家不久就死了。又有一次，一个叫徐毅的人得了病，华佗去看他，徐毅告诉他说："昨天请人针刺胃管后，便咳嗽不已，不能躺卧。"华佗看了他的病说："没有刺中胃管，反而误伤了肝。此后饮食还要减少，恐怕五天以后就不能救了。"后来果如华佗所说，过了四、五天，徐毅就死去了。又如广陵太守陈登，胸中烦闷，面色发赤，食欲不振。华佗给他脉诊后，断定他肚里有虫，就给他配了些汤药，喝下去便打出许多虫来。有一个军吏一直咳嗽不停，经华佗诊断后，认为是肠上长了毒疮，就给他配了些药，服后吐出二升浓血，并逐渐痊愈。又如一郡守患病已有相当长时间了，华佗诊断后认为是激他生气可治好病，因而就留下一封信骂那郡守。郡守大怒，并派人追杀华佗，没追上，更加气愤，吐出黑血，但病好了。

正确诊断对于提高疗效具有重要意义。华佗还善于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根据不同情况，辨证施治，对症下药。例如有两个人都患头痛、发烧，一块来找华佗医治。华佗经过仔细诊断，给一个人开了泻下药，给另一个人却开了发汗药。在一旁的人迷惑不解，请教华佗。华佗解释说："他们二人虽然病症相同，都属实症，但是一个人患的是外实（感冒），另一个患的是内实（伤食），得病的原因不同，所以开的药也不同。"结果那两人服了药后，病很快都好了。

长期生活、行医在民间的华佗，十分注意学习和总结劳动人民中间的治病用药经验，尤其重视运用民间的单方和验方治疗常见病。他处方用药简洁，但是疗效很高。比如象寄生虫病这样一类民间常见疾病，华佗很注意下功夫研究，常常是药到病除。有次华佗在路上遇到一个患"咽塞"不能进食的病人，正要去求医。华佗看了病人的症状后，对他说："我刚来的路上有一家卖饼的，可到那里买三升醋泡蒜泥来，喝下去病就会好。"患者照此而做，喝下去没多久，就吐出一条大虫，病就好了。患者把虫悬挂在车旁到华佗家致谢，见他家里墙壁上挂着很多类似的虫子。原来华佗治过不少这类患者，那些虫子全是病人痊愈后送来表示道谢的。

华佗对许多重症也能诊断出来，如肝硬化腹水的"病人面黑，两肋下满，不能自转反者"，以及"循衣缝"、"口张"、"汗出不流"等都指出为难治的大病（王叔和：《脉经》，卷五）。正是由于华佗能较为准确地诊断疾病，因此他才能在治疗方面取得令人满意的疗效。

第三，提倡体育锻炼疗法华佗提倡用医疗体育锻炼的方法防治疾病，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他对他的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全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折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动彻关节，以求难老。我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育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此即"五禽之戏"，据说吴普照此法锻炼，年九十余，还"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后汉书·华佗传》）这显然是一种简单合理的体育活动。

在医药学的其他领域中，华佗也多有建树，在针灸方面，他特别注重选用穴位，据《三国志》记载，他针灸用穴少、疗效高。"若当灸，不过一二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并且预先告诉病人会引起什么样的针感，沿什么方向传导，得气后即时起针，病就好了。据说，一次华佗碰到一个两脚都不能走路的病人。他便让病人脱下衣服，在脊柱两侧点了几十个穴位，每穴灸十壮，灸后这个人就能行走了。华佗还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创用"夹背穴"。现在临床上仍常应用，被称为"华佗穴"。

关于华佗的著作，《梁七录》载有《华佗内事》五卷，《隋书·经籍志》载有《华佗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一卷，《华佗枕中灸刺经》一卷。又有《华佗方》十卷，注为吴普撰。这些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但王叔和《脉经》卷五有《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的载录，唐代的《千金方》和《外台秘要》也有所引证，可能就是从这些著作中引录的，有人因为本传中记有华佗在狱中烧其著作的事，怀疑这些书都是伪托，这是不适当的。因为华佗烧书即使是事实，亦只能烧掉他在狱中所写的书，绝不可能把他入狱前的著作全部烧掉。华佗的学生，以吴普、樊阿、李当之三人最为知名，樊阿善针灸，并善深刺。他针背部"夹背穴"入一二寸，针腹部穴甚至深入五六寸，打破了当时"凡医咸言背及胸脏之间不可妄针，针之不过四分"的规定，提高了疗效。吴普著《吴普本草》，李当之著《李当之药录》，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为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华佗死后，在他行过医的许多地方都有"华祖庙"，徐州还有"华祖墓"和庙，可见人民对他的怀念。

八、冶铁业的成熟（一）生产工具和兵器铁器化的完成秦汉时期，铁器和冶铁术在广大地区，得到了使用和传播。考古发现表明，西汉初年铁农具和工具已经普遍取代了铜、骨、石、木器，在西汉中后期以后，随着炒钢技术的发明，锻铁工具增多，铁兵器也逐步占了主要的地位，到东汉时期，主要兵器已全部为钢铁所制，从而完成了生产工具和兵器的铁器化进程。西汉中期以来出土的铁器种类较战国时期有所增加，其突出的特点还在于形制进一步成熟，并有加宽加大的趋势，这同西汉前期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恢复与提高的总趋势是相一致的。西汉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土铁器的种类急剧地增加，如灯、釜（fǔ，音抚，一种锅）、炉、锁、剪、镊、火钳以及齿轮、车轴等机械零件，等等，都涌现出来，东汉时期更是如此。铁农具发展的状况，也大体与此相似。这说明在西汉中期以后，钢铁生产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有了重大的发展。这同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国防的需要以及冶铁术的进步有密切的关系，使人力、物力和财力比较集中统一，生产技术还可以较快地在较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和交流，对钢铁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秦汉时期，尤其西汉中期以后，铁的生产量猛增，技术迅速发展，质量显著提高。这个时期是我国古代冶铁业的第二次大发展时期。

汉代铁的应用比过去广泛。铁器逐步取代了铜器。武帝前，铜、铁兵器往往同时并用；武帝后，铁兵器占了主要地位；东汉前期，主要兵器已全部为铁制。生产工具和日常用具，也同样逐渐被铁制品所取代。辽宁辽阳三道壕所发掘的西汉八座居民房址中，每一户都有铁制农具，包括了犁铧、耧、（jué，音觉）、锸（chā，音叉）、耙、锄、镰等从种到收的全套农具。生活上所用的铁制灯、釜、炉、剪、刀以及车輨（guǎn，音管）、齿轮等，在南北各地也多有出土。足见铁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

汉代冶铁生产的规模，也相应地扩大了许多。汉朝政府将冶铁收归官营以后，设有专门机构，管理全国生产。这些官营手工业都使用大量"卒徒"来从事生产，"卒"是指服役的兵卒，"徒"是指犯罪而罚作工役的人。贡禹在元帝即位之初（元帝在公元前48年即位）曾上书说：当时铸钱的官和"铁官"所使用开铜铁矿的"卒徒"多到十万人（见《汉书·贡禹传》）。各地铁官所用的"卒徒"，一般都有几百人。

由于冶铁手工业的发展，铁的生产率提高，铁在市场上的价格比铜要便宜得多。西汉前期，大概铁价只相当于铜价的四分之一，据《史记·货殖列传》说，当时做买卖每年有二分利润，放债每年可得二分利息，一个有铜器千钧（即3　万斤）的商人，有铁器千石（即12　万斤）的商人，有千贯（即100　万文钱）本钱的高利贷者，其收入都和"千户之君"等。当时封君每年可以向每户征取租税200　文钱，"千户之君"每年租税收入可有20　万文钱。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铜器价格是铁器价格的4　倍，铜器3　万斤的价格是100　万文钱，即每斤价33　文强；铁器12　万斤的价钱也是100　万文钱，即每斤价8　文强。

汉武帝时，全国各地共设49　处铁官，在今山东有12　处，河南、江苏各有7　处，河北有6　处，陕西、山西各有5　处，四川有3　处，安徽、湖南、辽宁、甘肃各有1　处。到东汉时代，在西北、西南、东北等边远地区又略有发展。《续汉书·郡国志》所记产铁地点，除了西汉已设铁官之处以外，还记有8　处，四川3　处，云南2　处，湖南、甘肃、河北各一处。而广东、广西、新疆等边远地区，也有当地的冶铁业。从现在发掘的冶铁遗址看，西汉有60多处，东汉有100　多处。这些都反映出汉代冶铁业的扩大和发展。

（二）冶铁新技术秦汉时期，冶铁技术进一步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

高炉炼铁和平炉炼钢，现在已成了人们的常识。西汉时期，随着铁器需要量的大幅度增加，冶铁业的重大发展，炼铁高炉建造得越来越大。历史上最早关于高炉事故的记载在《汉书·五行志》中：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春天，涿郡（今河北涿县）的铁官铸铁，因为技术上的某种关系，铁水如流星似的飞上天空；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正月，沛郡（今安徽宿县）铁官炼铁时，高炉中的铁料堵塞不下，隆隆如雷声，犹如鼓音，13个工人惊慌逃走，等声音停止后，回去一看，高炉炸成10　块，炉基陷落数尺，一炉铁水散如流星。这是高炉悬料后，又突然下落引起的严重爆炸事故。这种事故的发生，是因为高炉相当高大，温度不够均匀，悬料很久不下，高炉下部很长一段炉料已经烧空而熔化，炉缸里聚集了很多沸腾的铁水，当上部炉料突然下降时，炉缸承受的压力过大，引起了严重的爆炸事故。炉子爆炸成10　块，炸得地面塌陷数尺之深，而炉中沸腾的铁水散射如流星一般，说明当时爆炸的力量很大，这个爆炸的高炉必然是个庞然大物了。在这个高炉上同时操作的工匠多达13人，也说明这个炉子很高大，需要装料鼓风的人力很多。

高炉炼铁是一种经济而有效的炼铁方法，因而长期以来成为我国冶炼生铁的主要方法。高炉从上边装料，下部鼓风，形成炉料下降，和煤气上升的相对运动。燃料产生的高温煤气穿过料层上升，把热量传给炉料，其中所含一氧化碳同时对氧化铁起还原作用。这样燃料的热能和化学能同时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下层的炉料被逐渐还原以至熔化，上层的炉料便从炉顶徐徐下降，燃料被预热而能达到更高的燃烧温度。这确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冶炼方法，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长期流传。

在今河南新安、鹤壁、巩县、临汝、西平以及江苏徐州、泗洪、北京清河以及新疆民丰、洛浦等汉代冶铁遗址中，都有高炉的残迹发现。从河南各地冶铁遗址来看，当时高炉有圆形截面和椭圆形截面两种：巩县铁生沟6　座高炉的截面都是圆形的，炉身直径有1.8　米的，也有1.6　米的，又有1.3-1.5　米之间的，有残高1　米左右的。鹤壁市东南5　公里鹿楼村发现有13　座高炉，截面都是椭圆形，炉缸短轴2.2-2.4　米，长轴2.4-3　米左右，面积一般在5.72　平方米左右。江苏徐州铜山北微山湖南岸发现的汉代炼铁炉，炉型作长方形，底部东西宽3.8　米，南北长4.7　米，炉壁厚1　米左右，内腔作椭圆形，长轴2.5　米，短轴1.4　米。炉身北壁在地面以下，估计炉高1.78　米以上。筑炉用石英砂粒和粘土混合而成的耐火泥夯筑而成，采用一层层捣筑结实的方法，每层厚6　厘米。炉基用粘土夯筑而成，范围大于炉身。

从河南郑州市古荥镇西汉中晚期冶铁遗址中发现了两座特大的炼铁高炉，2　号炉的炉缸已损坏，1　号炉短轴约2.7　米，长轴约4　米，面积约8.48平方米。在1　号炉南端5　米处的坑内，挖出了拆炉时取出的1　号炉积铁块，积铁块的边缘立着一块条状的铁瘤，铁瘤和积铁成118　度夹角，向外倾斜，高约2　米。由此可以推知高炉的高度可能达到5-6　米，炉身呈直筒形，其下有一段喇叭形的炉腹与最下部的炉缸连接，有效容积约50　立方米左右。炉子截面筑成椭圆形，是为了使鼓风和煤气流更容易达到炉缸中心，有利于提高炉的中心温度。这样大的高炉，每天可炼出生铁500　公斤。

高炉增大，反映了筑炉、鼓风、原料处理、添加熔剂技术等均有了很大进步。

炉子高大，冶炼时需要的鼓风能力也要相应增大。解决的办法一是在炉壁上增加风口，由原来的1　个风口增加到4　个风口；一是增加鼓风能力，由1　个鼓风皮囊发展到排列在一起的几个鼓风皮囊，组成复合皮囊。山东滕县宏道院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中，有一方是描写冶铁劳动过程的，上有鼓风的图像，其中鼓风大皮囊上排列有4　根吊杆，右方下部是个风管。铁生沟、古荥镇、南阳瓦房庄和鹤壁市的冶铁遗址，均有鼓风风管出土。其中古荥镇和瓦房庄发掘的弯头朝下的陶胎风管下侧泥层已经烧琉，经实践测定，泥层烧琉温度为1250℃-1280℃。就鼓风动力而言，从人力鼓风发展到畜力鼓风，如"马排"、"牛排"等；在两汉之际，又发明了水利鼓风机，取名为水排。东汉建武七年（公元31年），杜诗到南阳做太守，南阳的冶铁业有较长的历史，规模又较大，杜诗总结了当地的冶炼经验，制造了水排来铸造农具，这是几百年冶炼手工业工人劳动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杜诗只是进一步加以推广利用而已。利用水排来鼓风，来冶铸农具，自然比用人力来鼓风"用力少，见功多"。从已发现的在今河南省的汉代冶铁遗址来看，汉代冶铁作坊多半建设在矿山附近，而鲁山县望城岗、桐柏县张畈村两处，却距离矿山较远，相距有10-20　公里，而建设在河流旁边，这两处在汉代正属于南阳郡，很可能就是为了利用"水排"鼓风的缘故。水排的发明和应用，不仅提高了鼓风能力，而且大大降低了成本，因而长期为冶铁工业沿用。

高炉的增大，固然提高了产量，但是炉子过于高大，又会使炉内的煤气上升受到阻碍，影响冶炼。在炉温不够高的情况下，这种矛盾尤其突出。至迟到西汉，冶炼工人在长期实践中观察到，炉料的粒度整齐可以减少煤气阻力，因而在炼铁前，先将矿石加工成粒度在3　厘米左右的炉料，矿石碎屑用筛子筛去。这样做的结果，既节省了燃料，又加速了冶炼过程。

西汉时，已经发明了在炉料中添加一定数量的石灰石作为碱性熔剂，起助熔作用。结果，炼渣中的二氧化硅就和氧化钙结合，降低了炼渣熔点，从而加强了炼渣的熔化性和流动性，使炼渣与铁水更容易分离，并顺利地流出炉外。添加的石灰石除了助熔外，还有一定的脱硫作用。这种技术的发明，对古代冶炼生铁的提高，乃是关键性的一步，是十分重要的创造。从属于西汉中晚期的巩县铁生沟遗址中发现有石灰石，兼之对熔渣的化验发现含有41.99％的氧化钙和3.22％的氧化镁。

除了用高炉炼铁外，西汉时期还有用坩埚炼铁的技术。这是从坩埚熔铜法演变而来的。1959年发掘出瓦房庄附近古宛城西汉冶铁遗址，发现坩埚炼铁炉17　座，其中3　座较完整，都近似长方形。其中一座长3.6　米，宽1.82米，深度残存0.82　米。炉的建筑方法是，就地面挖出长方坑，留下炉门，周壁经过夯打后再涂薄泥一层。炉顶有的用弧形的耐火砖砌成，砖的大小不同，砖的背面涂有约5　厘米厚的草拌泥；炉顶有的用土坯和草拌泥盖成。炉由门、池、窑膛、烟囱四部分组成。门在炉的最前端；是用来装炉和通风的，左右两壁经火烧，已成砖灰色。池在门内，周壁也烧成砖灰色，池底留有厚约1厘米的细砂，是用作燃烧时的"风窝"的。炉膛为长方形，周壁糊有草拌泥，火烧较轻，当是盛放成行排列的坩埚和木柴、木炭等燃料的。炉的后部设三个烟囱，是排放炉烟用的。有的炉内填满木柴灰，有的炉底堆有很多烧土块和砖瓦碎片。坩埚发现3　件，都是椭圆形的圜底陶罐，罐外敷有草拌泥约厚3-4　厘米，泥的内部烧成红砖色，表面则成光亮的深黑色，并存有一层灰白色光亮岩浆。另在一坩埚的内壁还粘有铁渣的碎块。从炼炉的结构以及流传到后世的坩埚炼铁法，可以推知当时的炼铁方法是：把矿石、木炭、助熔剂混合，装入坩埚，再把坩埚排列在炉膛内。装炉前，先在炉底铺上一层适当砖瓦碎片，使炉底通风。砖瓦碎片之间要留出许多空隙作为火口，空隙里放易燃品，以便点火。砖瓦碎片上铺第一层木炭，木炭上面安放第一层成排的坩埚。装满第一层坩埚后，又在这层坩埚上面铺第二层木炭，第二层木炭上面，安放第二层成排的坩埚。这样依次安装，直到把炉膛装满，最后铺上一层木炭、一层碎砖瓦片，盖好。点火时，先点中间的火口，等大量冒烟后，再点两边的火口，这样才能均衡燃烧。点火后，随即鼓风。8　小时以后，停止鼓风，靠自然风冶炼24　小时，即可开炉。这种炉子有大有小，大的一次可装300　个坩埚，小的只装六、七个坩埚。这种炼铁法虽然简便，但不宜大规模生产，因而在历史上处于次要地位。

至迟到西汉中晚期，已经出现了性能较白口铁为好的灰口铁，并很快被用作工程材料。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铁锭，经检验是含低硅、中磷、低琉元素的灰口铁；出土的轴承则为灰口铸铁，具有承载能力大、润滑和耐磨性能好等特点。对河北满城二号墓出土的西汉中期的生铁锭、铁生沟出土的熟铁块和河南渑池出土的汉魏时期的若干铁器的化学成分的分析表明，其含硫量都很低，均在0.07％以下，含磷量偏高些，在0.11-0.38％之间，用现今国内外炼铁的标准衡量，也是合格的优质铁。灰口铁和优质铁的生产，正是炼炉巨型化、鼓风设施强化以及其它技术进步的产物。

（三）炒钢、百炼钢和铸铁脱碳钢技术炒钢技术的发明与百炼钢工艺的日益成熟，是秦汉时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一大标志。

西汉中期前后，虽然在冶炼块铁炼渗碳钢时，反复加热、锻打的次数有明显的增多，使钢的质量逐渐得到提高。但由于块炼铁生产效率低，钢铁的制作在原料上受到很大限制。为了满足社会对钢的需要，在西汉中后期又创造了"炒钢"技术，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炼钢途径。直到如今，生铁仍是炼钢的主要原料。

炒钢，就是把生铁加热到熔化或基本熔化以后，在熔池中加以搅拌，借助于空气中的氧把生铁中所含的碳氧化掉。在古代缺乏化学分析的条件下，炒钢产品中的含碳很难控制在适当水平，需要有熟练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所以当时往往"一炒到底"，把生铁炒成熟铁。炒熟铁与炒钢实质上是一回事，熟铁就是含碳极低的炒钢。熟铁与炒钢的成分均匀，其中的夹杂物，一般比较细小，分布也比较均匀。因此区别炒钢和块炼铁炼成的钢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炒钢夹杂物是含硅较多而含铁较少的硅酸盐，成分比较均匀，含氧化亚铁很少；而块炼铁炼成的钢的夹杂物则以氧化亚铁和含铁较多的硅酸盐共晶为主。

东汉晚期著作《太平经》卷七十二《不用大言无效诀》第110　页说："今军师兵，不详之器也，君子本不当有也，。。不贵用之也。但备不然，有急乃后使工师去治石，求其中铁，烧冶之使成水，乃后使良工万锻之，乃成莫邪"。从这里，可知在汉时期普遍的炼钢技术是：先寻求铁矿石，冶炼成生铁水，即所谓"烧冶之使成水"，然后炒炼成钢，再反复锻打，制成莫邪一类的钢剑，即所谓"万锻之，乃成莫邪"。

王充在《论衡·率性篇》中曾说，世上价值千金的宝剑，如棠溪、鱼肠、龙泉、太阿之类，原本是矿山中普通的铁，冶工把它们锻炼成锋利的剑，岂是锻炼的原料有什么不同，而是由于锻炼到家。如果用价值一金的剑，"更熟锻炼，足其火，齐其■（xiān，音先，锋利）"，也就和价值千金的剑相同了。这样出于天然的"铁石"，经过锻炼就"变易故质"，产生了质的变化。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在汉代用一般的铁经过反复炒熟锻炼也能成为钢。所说"更熟锻炼"，就是反复炒熟和锻炼。由于东汉炼钢技术的进步，铁工具多用钢刃，《考工记·本人》郑玄注："首六寸，谓今刚关头斧。"贾公彦疏："汉时斧近刃，皆以刚铁为之。"到三国时，用钢制作兵器就更加广泛了。

东汉时已有熟铁的专门名称。许慎《说文解字》说："鍒（róu，音柔），铁之耎（ruǎn，音软，柔弱）也"，"鍒"就是柔软的熟铁的专门名称，这正是对刚铁而言。这时以刚柔的性质，分别用来称呼钢和熟铁，该是和当时炒钢技术的推广、钢和熟铁的生产增加有关。

河南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发现了西汉后期炒钢炉1　座，上部已毁损。炉体很小，建造也很简单，从地面向下挖成"缶（fǒu，音否，古代的一种瓦器）底"状坑作为炉膛，然后在炉膛内边涂一层耐火泥。炉门向西，长0.37　米，宽0.28　米，残高0.15　米。炉壁已烧成黑色，炉内尚有未经炒炼的铁块。在河南省方城县赵河村汉代冶铁遗址中也曾发现同样的炉型6　座。这种炒铁炉容积小，呈缶形，温度可以集中；挖入地下成为地炉，散热较少，有利于温度升高；炉下部作"缶底"状，是为了便于装料搅拌。这种炉子的风当是从炉子上面鼓入的。河南南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中，也发现几座炒钢炉，形制、结构都和铁生沟发现的缶　式炒钢炉大同小异，炉底还留有铁渣块。说明当时这类冶铁作坊，不仅用生铁铸造铁器，也还用生铁炒炼成熟铁或钢，缎制成工具、构件。遗址中出土的锻件如凿、镢等，当是该作坊自制的。南阳东郊出土一件东汉铁刀，形制较特殊，类似炊事用刀，刀身有一道平行于刃部的锻接痕迹。刀宽11.2　厘米，长约17　厘米，刀背厚约0.5　厘米，就是用炒钢锻制，其刃部当是用高质量的炒钢锻接而成。

由于炒钢以生铁为原料，价廉易得，生产率高，因此与其它制钢方法比较，有很大的优越性。它的出现和逐步推广，改变了整个冶铁生产的面貌，是钢铁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

由于炒钢法的创造，使得"百炼钢"技术发展到成熟阶段。

从已发现的古代钢制品来看，我国东汉时代已经掌握这种百炼钢技术，当时"炼"的工艺有"三十炼"、"五十炼"、"百炼"等区别。东汉流行一种环首钢刀，叫做"书刀"，因为它的一面常有错金的马形纹样，又称为"金马书刀"，皇帝往往用它来赏赐给臣下，官僚和儒生往往用带子把它系在腰间，因此也往往作为陪葬品。罗振玉《贞松堂吉金图》卷下著录有四件"书刀"，一面有错金的马形纹样，一面有错金铭文，其中三件铭文都是"卅炼"。

1974年，在山东苍山县汉墓出土一把环首钢刀，全长111.5　厘米，刀身宽3　厘米，刀背厚1　厘米，环首呈椭圆形，环内径2.5-3　厘米。刀身有错金火焰纹和隶书铭文："永初六年（公元112年）五月丙午造卅煉（炼）大刀，吉羊（祥）宜子孙"。说明这把大刀是用"三十炼"工艺制成的。经过金相鉴定，钢的含碳量比较均匀，刃部经过淬火，所含夹杂物与现代熟铁相似。1978年，在江苏徐州铜山县驼龙山汉墓出土一把钢剑，锋部稍残，无首，通长109　厘米，剑身长88.5　厘米，宽1.1-3.1　厘米，脊厚0.3-0.8　厘米。剑把正面有错金铭文："建初二年（公元77年）蜀郡西工官王愔造五十湅（炼）□□□孙剑□"，内侧上阴刻铭文"直千五百"4　字。"西工官"是蜀郡的工官，王愔是工官性名。铭文说明这把钢剑是蜀郡工官用"五十炼"工艺制成的。"直千五百"应当是该剑的价钱。1500　钱当时可买50　石粟，可供一个人吃两年零九个月。由此可知"五十炼"的钢剑是比较昂贵的。金相鉴定，这把钢剑和苍山出土的"三十炼"钢刀基本相同，也是用含碳量较高的炒钢为原料反复锻炼而成。

东汉钢制品更有用"百炼"工艺制成的。1961年日本奈良县古墓出土一把钢刀，上有错金铭文："中平□［年］五月丙午，造作［支刀］，百炼清［刚］，上应星宿，［下］辟［不详］"。中平是公元184-189年东汉灵帝年号。铭文说明了这把钢刀是用"百炼"工艺制成的。

在东汉末建安年间，曹操曾令造宝刀5　把，3年才造成，自己留了2　把，其余3　把分给了3　个儿子。这5　把宝刀，也叫做"百辟刀"，是"百炼利器"，据说是用来"以辟不详，摄服奸宄（guǐ，音轨，犯法作乱的人）"的，曹植为此还写了一篇《宝刀赋》，生动地描写了炼制宝刀的经过。"辟"就是折叠锻打的意思，"百辟"是和"百炼"的意义一致的，就是经过100　次左右的加热和反复折叠锻打。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丕也下令造宝刀宝剑，共炼制了宝剑3　把、宝刀3　把、匕首两把、露陌刀一把，据他自己说，所有"国工""亦一时之良也"，"至于百辟"才炼成的。"百炼"代表了当时炼制优质钢利器的工艺质量的最高水平。

1993年初，在陕西兴平出土的东汉中晚期的墓葬中，发现一把向下斜插的铁剑，被坍塌的墓土压成弯弓状，当考古工作者小心翼翼地清除掉剑身坍土时，铁剑突然反弹复原成垂直状，使在场目睹者惊讶不已。据测定，此剑长1.1　米，木质剑柄已朽，剑身表面虽已锈蚀，但剑头、剑刃犹存。经X　光透视，剑身内部未有损伤。剑身被压弯1700多年，仍能反弹复原，是迄今众多古代兵器发掘中的首例，说明此剑坚韧性很强，锻造技术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从而也使"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古诗，得到了有力的实物佐证。这些资料说明，在东汉前期，炒钢以及以此为原料的百炼钢工艺已经相当普遍地被使用了。而在东汉时期，铁兵器完全代替铜兵器，锻制农具和钢工具显著增多的情形，正与这项新技术的发明与推广有着密切的关系。炒钢的发明，不仅是炼钢史上的一次革命，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欧洲用炒钢法冶炼熟铁的技术在18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比我国要晚1900余年。

铸铁热处理技术在汉代也有很大发展，并臻于成熟。在南阳瓦房庄汉代冶铸遗址所出土9　件铁农具，经检验有8　件是黑心韧性铸铁，质量良好，有一些和现代黑心韧性铸铁已无多大的差别。河南渑池汉魏铁器窖藏、北京市大葆台西汉燕王墓及瓦房庄遗址都出土了具有钢的金属组织的铸铁件，有的残存着少量微细的石墨，它们是经脱碳热处理获得的白心韧性铸铁或铸铁脱碳钢件，由于熔铸时经过液态，杂质很少，质地相当纯净，性能良好，可以用作剪刀一类刃具。由实物检测可知，黑心韧性铸铁多用于要求耐磨的农具等，白心韧性铸铁多用于要求耐冲击性能较好的手工工具，说明当时的冶铸匠师对不同材质的性能及适用范围已有较深入的认识，能较为正确的选材和加工以达到工艺要求。南阳、古荥等处还出土有多量薄铁板，它们经脱碳热处理已成为含碳较低的钢板，可以锻打成器，这实际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制钢工艺，是我国古代所独有的。

尤为突出的是，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所出铁，具有和现代球墨铸铁的Ⅰ级石墨相当的带放射状的球状石墨，类似的有球状或球团状石墨的铸铁生产工具已发现36　件，这是我国古代铸铁技术的杰出成就，而现代球墨铸铁是1947年才研制成功的。

汉代铸铁脱碳制钢的工艺成就，突出地表现于郑州市博物馆在东史马发掘到的6　件东汉铁剪上。铁剪需要有较好的硬度和弹性，才便于应用，不致于在使用过程中很快断裂。因此按一般的工艺观点来看，无论就形状和性能来说，是不适宜铸造的。但是，其中一件经过金相检验，发现剪刀的整个断面都是含碳量为1％的碳钢，组织均匀，渗碳体成良好的球状，和现代工业中所用的碳素滚球钢相似，而质地非常纯净，几乎找不到夹杂物。但经过仔细观察，在断面的较厚部位，见到有微小的石墨析出，证明这种剪刀是用铸件为材料经过脱碳退火而成的。它的制作方法，应是先用白口铁铸造出成形的铁条，经过脱碳成为钢材后，磨砺刃部，而后加热弯曲作交股形的8　字形，从这6　件东汉铁剪，可以看到当时这种固体脱碳制钢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但广泛使用生铁铸件脱碳成为钢件，而且能够利用这种成形的钢材，再锻造成为工件。

从铸造技术上看，秦汉时期铁范的使用已大为普及。战国时期已经出现的叠铸技术，这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河南省温县发掘的一处汉代烘范窑，出土有500　多套叠铸范，有16　件铸件，36　种规格，其总浇口直径为8-10毫米，内浇口薄仅2　毫米左右，一套范有4-14　层不等，每层有1-6　个铸件，最多的一次可铸84　件。这就大大提高了生产率。这一时期铸造工艺也出现了更细的分工，根据对汉代铸造作坊出土器物的考察，它大体可分为制模、制范、烘范、熔铁、浇铸等作业，尤其是烘烤铸模、铸范的制造精密，在铸造工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保证了铸件的质量和降低了次品率。

综上所述，我国早在汉代，钢铁技术已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汉代冶铁业规模巨大，遍布全国的冶铁作坊和精湛的钢铁技术成为汉代工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国力增强的物质基础。铸钱业也是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采用铜范、铁范和泥范来制作。除铜、铅、锡外，秦汉时期的金、银、汞的产量也有很大增长，我国古代社会所能冶炼的八种金属--金、银、铜、铁、锡、铅、汞、锌，除锌外，在秦汉时期都已掌握其冶炼工艺了。

九、建筑、交通、纺织及其它技术（一）秦汉长城万里长城是世界建筑奇迹之一。它雄踞于我国北部河山，走向由西向东，跨过黄土高坡、沙漠地带，崇山峻岭、河谷溪流，以其雄伟壮观、工程浩大闻名于世。

长城的修建开始于战国时代。当时，诸侯分立，各自割据一方，经常相互攻伐，进行兼并战争；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东胡、楼烦也经常南侵。因此，秦、赵、魏、齐、燕、楚等国各自筑长城以自卫。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了防范匈奴的突然袭击，把燕、赵、魏等诸侯国的长城连接起来，用30万人力连续10多年，筑成了西起甘肃临洮，沿黄河到内蒙临河，北达阴山，南到山西雁门关、代县、河北蔚县，经张家口东达燕山、玉田、辽宁锦州并延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汉代除重修了秦长城外，又修筑朔方长城（内蒙河套南）和凉州西段长城，后者包括北起内蒙额济纳旗居延海，沿额济纳河到甘肃金塔县北的北长城，从金塔县经破城子、桥湾城到安西县的中长城以及从安西县经敦煌城北直达大方盘城、玉门关进入新疆的南长城。它们是汉武帝时期开始修筑的。据《居延汉简》记载，当时长城沿线"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构成了一个严整的防御体系。

秦汉长城的遗迹至今仍历历可寻。据考察，秦汉长城多就地取材，用夯土筑成。在黄土高原一带是就地挖土筑版而成，现存临洮秦长城遗址就是用这种方法建造的。敦煌西南玉门关一带汉长城，墙身残高4　米，下部宽3.5米，上部宽1.1　米，是用土夯成，距地面50　厘米开始铺纵横交错的一层芦苇或红柳，沙砾石与红柳或芦苇层层压叠，红柳或芦苇摆法相交，有些地方的芦苇至今还保留完好。利用这些植物原料，作为防碱夹层，在干燥地区是不易腐烂的，它们可以防止城墙坍塌，起着加固城墙的作用。无土地带的长城墙则是用石块砌成，如赤峰附近一段的汉长城遗址，就都是用石块砌成的。在山岩溪谷之处，地势陡峭险峻，只用石块来砌筑，城墙容易坍塌，故杂用木石建造。在金塔县和额济纳旗，还存留烽火台200　多座，台平面呈正方形，每边17　米，高25　米左右，蔚为壮观。它也是由夯土或土坯筑成，施工中亦用芦苇。至今仍有许多烽火台，除四角剥蚀外，其余部分都还完好。

长城跨越的地区大都是荒凉偏僻的地方，气候恶劣，数十万民工长年累月地在这里艰辛劳作，生活没有保障。广为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是老百姓对统治阶级不顾人民的死活、兴修长城的控诉。该故事说，秦始皇时，孟姜女的新婚丈夫范喜良被强征去修长城，在沉重的劳役中被折磨死去。孟姜女思夫心切，万里跋涉，来到长城工地为丈夫送寒衣，得知丈夫已死，便在长城下痛哭，把长城哭倒，从而发现了丈夫的尸骸。后来，孟姜女投海自杀。这虽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说明长城是古代劳动人民血泪的结晶。秦汉长城的修建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等方面的高超水平。

（二）木结构与砖结构技术秦汉时期宫殿建筑的主要形式是高台建筑，它是由一种夯土和木结构相结合的建筑形式，它把许多单体建筑聚合在一个阶梯形夯土台上。秦代修建的咸阳新宫、朝宫等都是在夯土台群上修建的庞大宫室殿屋群，周围修筑高架的道路--阁道，同其它的"离宫别馆"相通，极其华丽壮观。秦于公元前230年开始兴建新宫，前后经10年时间，先建成倍宫，作为咸阳各宫室的中心，随后又建立甘泉宫、北宫等，构成了一组大建筑群。"秦尽破诸侯，写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之上"（《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咸阳新宫吸取了六国建筑的不同形式特征，可视为战国以来宫殿建筑的集大成的产物。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又兴建一组规模更为庞大的建筑群--朝宫，其前殿即著名的阿房宫，"先作前殿阿房，。。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达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些宫殿大都采用了高台建筑的形式，西汉时期在长安城先后修建的许多宫殿的形式也是如此。

在西汉时已经出现的多层建筑，到东汉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从出土的明器、画像砖和铜器上，用木架构成的多层楼阁和封建坞壁的门楼、望楼等，就是这一建筑形式的生动说明。这是在梁柱上再加梁柱的迭架技术的应用，表明了木结构技术的重大发展，奠定了后世木结构高层建筑的基础。

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斗拱"结构（"斗"是斜方形垫木，"拱"是弯长形垫木），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在秦汉时期又有很大发展。其形式多样，有直拱、人字拱以及单层拱、多层拱等。四川乐山汉代崖墓的斗拱就有六、七种式样的曲拱。斗拱与挑梁、斜撑同时发展、既用以承托屋檐，也用以承托平座，是建筑结构本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斗拱"结构的出现，说明已有了关于合力、分力等经验性力学知识。

建筑的屋顶也出现了多种形式，如四坡顶、歇山顶、卷棚顶、悬山顶、四角拈尖顶等，具有丰富生动的造型特征。

砖与砖结构技术，在秦汉时期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西周已出现了铺地砖和瓦，从而开辟了新的建筑材料和结构领域，对于建筑质量的提高有着重要意义。战国时期出现的空心砖和小条砖，到秦汉时期已被大量用作建筑材料。由于小条砖具有制造容易，承重性强，砌筑方便，可灵活应用等优点，到西汉晚期终于取代了空心砖。秦汉时期，小条砖逐渐趋向模数化，长、宽、厚的比例是4∶2∶1，使在垒砌墙体时，可灵活搭配。为了防止砖块脱落，人们还创造了榫（sǔn，音损，榫头）卯砖、企口砖、楔形砖等。这些都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取得的科学合理的方法。

初期的砖砌法，砖与砖之间缺乏联系，经过不断实践与总结经验，砖墙的砌法就朝着相互拉结的方向发展，使得砖墙有较好的整体性，既稳固，又能承受压力和推力。在战国时期已出现的数种垒砌技术的基础上，秦汉时期更有式样新颖的垒砌新技术出现，使墙体既坚固又美观。关于砖顶结构，两汉有重大发展。西汉中叶盛行筒拱结构，用条砖，其特点是二边支承；西汉末年出现了拱壳结构，特点为四边支承，它是由拱顶平面为十字交叉、等高的两个筒拱相互贯通穿插而成，充分发挥了砖材耐压的性能。在施工技术上采用了无支模施工法。虽然当时拱壳的跨度不大，但其结构性质，仍与现代的双曲拱砖扁壳类同。东汉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砖结构形式--迭涩结构，它保持了拱壳结构的外形，采用上下砖之间的砖缝成水平的逐层出挑成顶的方法。这种砌法较之不断地改变砖缝面角度的拱结构，在施工上要简便得多。所以该结构的出现，乃是探索一种简便的砖拱结构施工方法的结果。

（三）驰道与栈道驰道和栈道的修建，是秦汉时期规模宏大的筑路工程，对于陆路交通的发达，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具有重大的意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的，有东方大道（由咸阳出函谷关，沿黄河经山东定陶、临淄至成山角），西北大道（由咸阳至甘肃临洮），秦楚大道（由咸阳经陕西武关、河南南阳至湖北江陵），川陕大道（由咸阳到巴蜀等），此外还有江南新道，南通蜀广、西南达广西桂林；北方大道，由九原（今包头）大致沿长城东行至河北碣石，以及与之相连的从云阳（今陕西淳化）至九原的长达900　余公里的直道，等等。1974年，在伊克昭盟发现了长约100　米的直道遗址，路面残宽约22　米，断面明显可见，现存路面高1-1.5　米，用红砂岩土填筑，从直道遗址可以看到南北四个豁口遥遥相对，连成一线，这同《史记·蒙恬传》所载"堑山堙谷，通直道"的记载正相吻合。由此可见驰道工程的庞大和艰巨。

栈道的修筑始自战国秦。公元前三世纪，秦国为了开发四川，就修筑了栈道，正如蔡泽所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到西汉前期已有嘉陵故道、褒斜道、谠洛道和子午道四条通蜀的栈道。其中褒斜道长250　余公里，路面宽3-5　米不等。栈道盘旋于高山峡谷之间，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工程技术措施，或凿山为道，或修桥渡水，或依山傍崖构筑用木柱支撑于危岩深壑之上的木构道路，表现了在筑路工程中，适应十分复杂的地形条件的出色的技术能力。栈道是川陕间的交通干线，历代屡屡修建，在经济文化交流和战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陆路交通的主要工具是各种车辆。秦时规定"车同轨"，亦即每辆车的两车轴间距离相等。这时大多为两轮车，其设计因不同的用途而异，有的适于载重，有的利于速行，有的轻便舒适。秦汉时也有灵活适用的独轮车和稳定性强、载重量大的四轮车等。辽宁辽阳西汉遗址出土有铁车輨（车轴承）、车锏（铁圈）等物，说明汉代已在车轴上加铁圈，使铁与铁相磨，其间加上油脂润滑，增强了车轮的牢固性，减少了车轴承的摩擦力。

（四）船舶技术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都相继建立了水军，并设有专门建造作战用船的工程，能够制造许多类型的战船。秦以后，在甲板上建有重楼的战船--楼船成为主力战舰，秦始皇曾派遣用楼船组成的舰队攻打越国。汉武帝为征伐广东、福建的越人，建造了高达十多丈的楼船，船上插满旗帜，显得非常威武雄壮。汉时以楼船为主力的水师非常强大，一次战役就能出动楼船2000　多艘，水军20　万人。《后汉书·公孙述传》还有"造十层楼帛栏船"的记载，其高大壮观可想而知。秦汉楼船等的出现是我国古代造船技术初步成熟的标志。1974年，在广州发掘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古代船舶工场，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还有木料加工场地，船台和滑道相结合，外形和铁路相似，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枕木分大小两种。滑板宽距可以调节。一号船台两滑板中心间距1.8　米，船的宽度应是3.6-5.4米；二号船台两滑板中心间距2.8　米，能造5.6-8.4　米宽的船。滑板上平置两行承架船体的木墩，共十三对，两两相对排列，高1　米左右，便于在船底进行钻孔、打钉、艌缝等作业。

汉代船舶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橹、舵和布帆等的发明和应用。橹是我国造船和航行技术中的一大发明，在长沙出土的西汉船模中，已有一支橹，说明至迟在公元前1世纪时，橹已经发明和应用。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说："在旁曰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橹的外形有点象桨，但是比较大，支在船尾或船侧的橹担上，入水的一面剖面呈弓形，另一端系于船上。用手摇动橹担绳，就可以使伸入水中的橹板左右摆动，橹板与水接触的前后部分会产生压力差，形成推力，推动船只前进，就象鱼儿摆尾前进。用桨划水，只在桨板划水时才做有用功，而在桨板离开水面之后的整个过程都做的是无用功，浪费了许多人力。橹从桨的间歇划水变为连续划水，提高了功效，因而有"一橹三桨"之说，意即橹的功效可达桨的3　倍；而且橹巧妙地利用了杠杆原理，人们只要来回摇动橹担绳就可以推动船只前进，大大减轻了用桨划水的笨重劳动。这种结构简单而又轻巧高效的船舶推进装置，有人称之为"可能是中国发明中最科学的一个"。大约在18世纪中叶，橹被英国海军所引用。后来，在橹的性能的启发下，发明了螺旋推进器。

舵是我国古代在造船和航行技术方面的另一重大发明。船尾舵的出现大概在两汉之交，《释名》中说，船尾的装置称为舵，舵是拖的意思，在船后可以看到它拖在船尾，用来帮助船只顺着航向行驶而不偏转。1955年在广州近郊的一座东汉墓葬中，出土有一只陶制船模型，船尾有一支舵，舵杆用十字状结构固定，从船尾斜伸出船的后方，表明这已是一种轴转舵的装置。舵为船舶的航行提供了方便有效的制导工具。它的作用原理与桨不同，桨是通过划水所产生的反作用力来推导船只前进的，舵不划水，但是当船舶前进时，船尾所产生的水流会在舵面上形成水压--舵压，由于舵压的作用，船舶就会改变航行的方向。舵在应用的过程中，形状和性能都在不断得到改进。单靠人力划桨、摇橹推动船舶前进来进行远洋航行是难于实现的，古代一般都是依靠风力来进行。在3000多年前的殷代甲骨文中，已有帆字出现，说明当时已发现了帆，利用风力来推动船只前进。到了汉代，帆的结构和性能都有很大改进。这时已经有了布帆，而且大概已经有了升降帆幕和改变帆的张挂方向的装置。《释名》说："随风张幔曰帆，帆，泛也，使舟疾泛泛然也。"这说明东汉已经使用了布帆，它是利用风力解决船舶动力问题的重大发明。

秦汉造船遗址，汉代楼船，以及高效率推进工具橹的出现、船尾舵的出现和风帆的使用，说明我国古代造船技术到汉代已经成熟了。

（五）纺　织1。纺织业的发展随农业的发展，秦汉时的手工业也很快地发展。官、私营手工业都很发达，当时的官营纺织手工业规模都很大。为了供应皇室纺织品的需要，西汉在京师长安没有东、西两织室，由织室令丞主管。这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是纺织业，时谚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纺织手工业一般的来说是与农业密切结合的，一个农户的家庭，总是"男耕女织"，解决衣食问题。

纺织手工业的原料在种桑养蚕，汉时对农桑业很重视，每年必由皇后举行养蚕仪式。这种采桑养蚕也是妇女们的劳动，汉乐府民歌中有一诗名《陌上桑》，叙述秦罗敷在春月采桑时严辞斥责一个侮弄她的太守的故事。

秦汉以前，我国的纺织业绝大部分集中在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以及南方地区主要是生产麻织物。西汉时期养蚕丝织业重心也在北方，但我国南方也早有种桑养蚕方法在流传，位于长江中游的蜀中，蚕桑之利也极流行，四川成都和德阳汉墓出土都有"桑园"图砖，成都出土的"桑园"画像砖上，桑园设有门，一高髻妇女正在园内从事劳作。当时蜀地的人民栽桑养蚕，并生产全国著名的蜀锦。当时在长城以北和西北地区的广阔土地上，也有蚕桑业。1971年秋，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的和林格尔县，发现汉代壁画墓一座，图的左上部画了一大片丛林，有女子在采桑，另外还画了一些筐箔之类的器物，表明庄园内是有蚕桑业的。崔寔的《四民月令》中，记载了从养蚕到缫丝、织缣、擘绵、治絮、染色的全部生产过程，说明养蚕织帛是庄园中的一项重要生产。根据壁画我们可知至迟到东汉晚期，中原的蚕桑生产技术已传播到边远郡县，内蒙南部已经发展起蚕桑之业了。1972年，在距市中心约40里远的嘉峪关市东面的戈壁滩上发掘一东汉晚期砖墓。墓内有大量反映有关蚕桑、丝绢的彩绘壁画和画像砖，其中有采桑女在树下采桑、有童子在桑园门外扬杆轰赶飞落桑林的鸟雀，还有绢帛，置有蚕茧的高足盘，丝束和有关生产工具的画面。这说明当时河西走廊不仅是丝绸之路，而且也是农桑繁盛、丝绸生产的地区。

汉时由于农桑业的迅速发展，全国范围内都普遍植桑养蚕，绵帛生产激增。据《汉书·平准书》记载，在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的一年中，官府收到民间的输帛500　余万匹，根据现存的西汉牙尺推算，500　万匹就是2400万平方米左右，而当时全国人口至多不过五、六千万，由此可知当时纺织生产的发达。

2。秦汉时期的纺织技术汉时纺织品不仅数量大，而且纺织花色品种也已十分丰富多样。就丝织品来说，在缯或帛的总称下，就有纨、绮、缣、绨、、缦、綮（qǐ，音起，细密的缯帛）、素、练、绫、绢、縠（hú，音胡，有绉纹的纱）、缟、■、■，以及绵、绣、纱、罗、缎等色品种。汉代丝织物品种花色如此多种多样，可见织造技术达到了纯熟的境地，是汉代纺织工艺空前提高的标志。在麻织物方面，汉代的布以麻、葛为代表品，也有緆、絺、绤、绉、絟、繐、紨等许多品种。汉代还有把毛织成毡褥，铺在地上，叫做氍毹（qú　shū，音渠书，地毯），或称毛席，是地毯的正式开端。

秦汉时各种纺织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比前代大为提高。马王堆出土了许多精美绝伦的纺织品，更反映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度水平。仅在1　号墓中，除殓尸用的高级纺织品服装外，还出土了各种成衣50　余件，单幅丝织品46卷，此外，还有绣枕、巾、袜、香囊、鞋、镜和乐器的袋套等，五光十色，可称是2000年前西汉初期丝织品和高级服饰的一次博览会。

经鉴定，马王堆出土的丝织品的丝的质量是很好的，丝缕均匀，纵面光洁，单丝的投影宽度和截面积同现代的家蚕丝极为相近，表明养蚕方法和缫练蚕丝的工艺相当进步。马王堆出土的丝织物，从种类上包括了：绢、绮、罗、纱、縠、锦等，许多织品的精细，令人赞叹。其中最能代表当时纺织技术水平的有两种织物：其一就是薄如蝉翼、轻软透明的素纱；另一就是手感厚丰、图案富丽的绒圈锦。

素纱织物，最能反映缫丝技术的先进水平，这种轻纱从观感上来说，可以和现代的尼龙纱相媲美。其中一件素纱单衣，衣长128　厘米，袖长190　厘米，全衣轻薄透明，领口、袖口都用绢缘，总重仅48　克，这是用相当细的纱织造的。现代衡量纤维粗细的单位名称叫。。（dài，音代），它是用9　千米长单纤维的克重来定义的，学名又称"纤维度"。。。数愈小，说明纱的纤维愈细。出土的素纱单衣的纤维度，经测定是11.2　。。。出土的另一块宽49　厘米、长45　厘米的纱料，重量仅2.8　克，其纤维度为11.3　。。。更多的测定证明出土素纱的纤维度是在10.2-11.3　。。之间，这完全可以和乔奇纱相媲美。素纱就是用这种纤细的丝加拈，经丝弱拈，纬丝强拈，用平纺织造而成的。这说明当时的缫丝、纺织技术均已达到很高水平。

锦是一种非常漂亮的提花织物，也可以经过精心的设计，织成花纹美丽的纹锦。此次出土的绒圈锦乃是在纹锦的基础上，使有纹样的地方用起圈的提花方法，用许多起圈的组织，构成突出在织物表面上的隆起的花纹。经分析研究，发现其织造工艺过程十分复杂。假如以幅宽为50　厘米计算，所用经线的密度可达8800-11200　根。其中有四分之一的经线是上一下三的规律，用手纹式提沉，其余的地经和起圈的绒圈经（由4　根以上丝线合股拈成）则需要由提花束综来提沉。尤其是起圈时需用假纬（多股蚕丝或细竹丝）使起绒经绕假纬起圈，织好后再抽去假纬，即可达到起圈的目的。这种起圈的织法一直是绒类织物所必需的，例如现代的平绒就是普遍起圈再经过剪平之后形成的，而洗脸毛巾则是保留整圈不剪。马王堆出土的绒圈锦就是把提花和起圈联系在一起，在有花纹的地方形成突起的织物。构思之精妙，织造技术之高超，真可谓巧夺天工。

除素纱单衣和绒圈锦之外，马王堆西汉墓还出土了各种纹式图案的纱、罗、绮、锦等丝织品。有些是用提花方法织造的，也有一些则是用各种矿物染料（朱砂、绢云母、硫化铅等）和植物染料（靛兰、茜草、栀子、炭黑等）印染而成的。不但有浸染，而且有套版印花、媒染等技术。这些都说明：除缫、络、纺、织等丝织技术之外，印染技术也达到十分精美完备的程度。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织物可知，汉代织物上的彩绘和印花，归结起来约为两种：一为彩色套印，一为印花敷彩。彩色套印的为印银白云纹灰色纱，以灰色方孔纱为地本，用白色和银粉套印成白色细线、金色小圈点的云纹图案，花色极为淡雅。印花敷彩的为印茱萸花敷彩拓黄纱，以柘黄色方孔纱为地本，先用黑色印出茱萸花枝干，然后用白、失红、灰蓝、黄、黑等色加工描绘花和叶蔓。"两者的共同点是，线条细而均匀，极少有间断现象，用色厚而立体感强，没有渗花污渍之病，花地清晰，全幅印到，可见当时配料之精，印制技术之高，都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魏松卿：《座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1972年第9　期）。我国印花和彩绘，起源于秦汉以前，但从未见过早期实物，从这批印花、彩绘织物娴熟的工艺水平看，它决不是初创时期的产物，这是无可疑义的。

马王堆出土的纺织品中，还有一部分是麻织物。其中有灰色细麻布、白色细麻布和粗麻布，俱质地细密柔软，白色细麻洁白如练，灰色细麻布灰浆涂布均匀，布面经过辗轧，平而有光泽。麻织物的原料经鉴定是大麻和苎麻，细麻布的单纤维比较长，强度和韧性也比较好。最细的一块苎麻布，单幅总经数达1734-1836　根，相当于21-23　升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如此精细的麻织物。这些麻布的色泽和牢度，均和新细麻布一样，由此可见，当时从育种、栽培、沤麻、渍麻、脱胶、漂白、浆碾、防腐以及纺、织等技术，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汉时少数民族自织的布、帛、毡类纺织品亦多。当时东北地区的挹娄也能织些麻布，西南方的益州郡、永昌郡产毛织物、木棉布、火烷布（石棉布）。1955年，在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发现大批约当西汉时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反映奴隶制生产和生活的器物，在一具贮贝器上，雕铸奴隶从事家内劳动的场面。一群装束不同的女奴隶环绕在中央高坐的滇族的奴隶主周围，从事纺织和其它家内劳役。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发掘出的东汉合葬墓里，出土的大批织物中有些是棉织品。如复盖在盛着羊骨的木碗上的两块蓝白印花布，男尸穿着的白粗布裤和女尸的黄粗布手帕，都是用棉纤维织造的，证明1800年前，新疆地区就已经有了棉织印染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　期）。此外，《罗布淖尔考古记》所记烽火台遗址中出土的毛织品也不少。汉代丝织品的图案花纹，是我国古代工艺装饰图案灿烂的一页。汉代丝织品图案花样繁多，有龙、凤、孔雀、豹首、双兔、双鹤、爰居等象形图案，又有云气华藻美丽生动的图案。《西京杂记》卷三有"尉陀献高祖鲛鱼荔支，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又卷一载："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蒲桃（葡萄）其时初传入中国，就被引作锦绣的最新图案。1924年发现的诺颜乌兰的匈奴主古墓遗物，墓中绢布上面绣有彩色的山云、鸟兽、神仙、灵芝、鱼龙等物，在流云神仙中间，并刺有"新神灵广成寿万年"吉祥语。蒙古人民共和国通瓦拉古墓出土的汉代丝织物中，除各种花纹外，有"群鹄"、"交龙"、"登高"等字样，还有"云昌万岁宜子孙"等吉祥语文字。汉代丝织物组织复杂，花纹绮丽，证明当时人民已掌握了很先进的纺织技术。

3。纺织机械汉代纺织物如此精美，织纹极其复杂，织造这些织物的工具和工艺技术，当然也必然是先进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纺轮很多，汉时纺轮仍沿用不废。新疆民丰古墓葬中出土带杆木纺轮一副，长16.5　厘米，出土时放在女尸脚下。长沙西汉后期墓葬中也有纺轮出土，可知为汉代个体劳动人民所用之纺具。

汉代纺织工具，在山东肥城孝堂山郭巨祠、山东嘉祥武梁祠、山东滕县宏道院、山东滕县龙阳店、江苏沛县留城镇和江苏铜山洪楼、江苏泗洪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石上的纺织图中，可以见到有络车、纬车、织机3　种，图中的织机构造比较简单，但可以看出当时的织机是由竖机向平机发展中的一种过渡样式，可能是汉代民间一般所常用的普通小型织机。汉代纺织工具见于文献的，有繀（sùi，音岁，纺）车（见《太平御览》八百二十五引《通俗文》），有榬、有络车（见同上书引《方言》，有机杼（见同上书引《列女传》），有棱（见同上书引《通俗文》）。

织机经过不断的改造，到汉昭帝时（公元前86年-公元前74年），巨鹿陈宝光妻创造了一部高级提花机。《西京杂记》说她所用之机，复杂至120蹑，须60　方成一匹，费工费时之多，实在惊人。这种丝织机之构造，属于特殊最精细的绫锦之织机，不便于一般织物适用，至于普通绫机，用蹑不会如此之多，至多五、六十蹑够用。东汉王逸的《机妇赋》有一段对"花机"的描写："兔耳跧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窜身匿蹄。高楼双峙，下临清池，游鱼衔饵，瀺灂（chán

huó，音缠浊，水声）其波，鹿卢并起，纤激俱垂，宛若星图，屈伸推移，一往一来，匪劳匪疲，。。"赋中所说的"兔耳"是控制怀滚的装置，"猛犬"是对于引杆行筘的迭助木的形容。"高楼双峙"，是指提花装置的花楼和提花束综的综絖相对峙，挽花工坐在3　尺高的花楼上，按设计好的"虫禽鸟兽"等纹样来挽花提综。挽花工在上面俯瞰光滑明亮的万缕经丝，正如"下临清池"一样，制织的花纹历历在目。"游鱼衔耳"是指挽花工在花楼上牵动束综的衢线，衢线下连竹根是衢脚，一般要1000多根，挽花工迅速提综，极象鱼儿在上下争食一样快。提牵不同经丝，有屈有伸，从侧面看，确如汉代人习惯画的星图。"宛若星图，屈伸推移"是一句十分形象化的比喻。"一来一往"是指"推而往，引而来"的打纬用的筘。这里把提花机的作用原理，描绘得维妙维肖，提花过程也描绘得十分具体动人。临淄、襄邑两地织工，精深技巧，思图发明织花机代替手工刺绣，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诏书云："齐三服官诸官，织骑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汉书·成帝纪》），是临淄织工在试制织花机。东汉永平二年（公元59年），明帝率公卿大臣祭天地，各着五色新衣，明帝衣刺绣，公卿大臣衣织成，俱着襄邑服官所贡。襄邑织工发明织花机，不知在何年，至少东汉初这种织物已为公卿大臣所服用。虽然织物精美程度比手工刺绣差，但以机械织花代替手工刺绣，这是一项重大的技术改造。世界公认欧洲开始有提花机的时间，较中国为晚，而且还可能受到中国的影响，英国学者认为西方的提花织机是从中国传去的，采用时代比中国晚4　个世纪（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　期）。

（六）其它技术1。秦汉桥梁技术秦汉时的桥工继承和发展了前辈巧匠的宝贵经验，将建桥技术提高到新的水平。

据《水经注》记载：渭水上有桥，称为渭桥（即中渭桥），秦始皇作离宫于渭水南北。《三辅黄图》说："始皇兼并天下，都咸阳，引渭水贯都以象天汉（象征天上的银河），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效法牵牛星座），南有长乐宫，北有咸阳宫，欲通二宫之间故造此桥，广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间，七百五十柱，百二十二梁。"由此可见，这座桥是多跨梁式桥，共有68　跨，由750　柱组成了67　个桥墩，每墩由11　根或12　个根柱组成。《三辅旧事》说此桥是"汉承秦制"，也就是说汉朝的渭桥和秦朝的差不多。这是第一个明确地说明了秦汉桥型和详细记载了尺寸的历史资料。秦时1　丈约等于现今2.3　米，6　丈约合13.8　米，这个数字接近于我国现代大中城市四车道城市桥的宽度15　米。

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的"渭水桥"图提供了当时桥梁的明晰形象。它是一座多跨梁桥，每跨端点连接处各有由四根木柱组成的排架式的桩支承着。这是某座渭桥的一个局部的简化图。

沂南汉墓和成都青杠坡汉墓都有桥梁画像砖，未注明桥名。它们都是多跨，两个边跨倾斜，中间诸跨水平。上部结构和桥柱都与渭水桥相仿。从三个相隔甚远的地区的汉代古墓中发现的桥梁图形竟是如此相似，足见这种多跨梁式桥是当时普遍采用的形式。

为什么桥梁是采取中跨水平边跨倾斜的形式呢？这是出于当时通航的需要。汉朝已有较高的船只，楼船即其一例。《汉书·薛广德传》曾载汉元帝欲乘楼船泛渭河去宗庙举行祭祀的事。汉代桥梁中段高起，可能是为了满足较高船只航行所需的净空。

据《三辅黄图》记载，渭桥南北两头筑有堤激（即泊岸），其作用在于抗波和防坍。砌筑泊岸仍是今天的桥梁工程、码头工程和水利工程常用的技术措施。

据和林格尔汉墓的"渭水桥"图，渭水桥的木柱顶部置有两跳斗拱承托盖梁（盖梁是横梁，用作纵梁的支承），桥头还立有华表（或灯柱），可见当时已很重视桥梁的建筑艺术。

《水经注》记载："秦始皇造桥，铁镦重，不胜。故刻石作力士孟贲等象以祭之，镦乃可移动。"《三辅黄图》也有同样的记述，且指明是建造渭桥。据《康熙字典》载：镦有"千斤椎"之意，那么"铁镦"就是"大型铁椎"之意。《汉书》说："秦始皇为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最末一句是用铁椎夯土坚实之意。秦始皇造桥，铁镦重不可胜，足见造桥时用了大得多的铁椎。筑桥时桥台夯土和桥墩打桩都要用铁椎，特别是打桩时需要使用较重的椎。青杠坡出土的汉墓画像砖上的桥梁，木柱很多而且很细。这些桥柱倘若立脚于河底的天然土壤上是不行的，须在河底打桩，置柱脚于桩顶之上，方能承托全桥。由此可知，秦始皇筑桥时已使用了桩基础，汉朝推广了这种技术。

1957年4月，河南新野县北安乐寨村出土了一批东汉画像砖，刻有拱桥的图形。砖上刻有一座单孔裸拱桥，桥上有驷马，车前有骑马者，桥下还有若干艘船。画面的线条极为清楚，一目了然。这幅图画明确无疑地提供了我国至迟在东汉已有拱桥的科学结论。

秦始皇建阿房宫时修的"阁道"，即天桥，因为上下有道，就称上道为复道。我国两千多年以前的能工巧匠这样精妙地处理双层交通问题，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另外，栈道是木桥早期的一种形式；东汉已有伸臂式的梯桥，能靠斜撑支持悬于湖水之上，山东曲阜孔庙保存的东汉墓石有梯桥浮雕图。

2。制镜技术用青铜制镜子，在我国大约流行了2000年之久，到了近世才给玻璃镜所代替。汉代的铜镜，质量很好，历代都非常珍重。

镜是铸造的，正面平滑可以照人，背面常铸上文字和图案，这主要起装饰作用。关于浇铸的镜坯，如何加工使它光亮照人，《淮南子》上有一段简略记述，大意是：镜子铸好，不能照人，撒上了"玄锡"，再用毛毡磨打（"抛光"），才能照见眉毛头发。"玄锡"可能是二氧化锡，就是锡在熔化时，氧化而成的"锡灰"，因锡中常含杂质，所以是灰黑色，与"玄"字恰相符合。近代二氧化锡仍有用作抛光剂的。

汉武帝曾设"尚方"来监制镜子，所以在镜上常有"尚方作镜真大好"

等类似文句。在王莽时代，镜铭上常有"汉有善铜出丹阳"句。汉朝生产一种叫"魔镜"的铜镜，这种镜又名"透光镜"，"魔镜"是欧洲人的称呼，认为是中国西汉人的伟大发明。这种镜就是一面平滑（反射面）一面有凹凸饰纹（背面）的青铜镜，但奇妙的是，用它的反射面把日光反射到壁上，能显出镜背的饰纹来。

今日透光镜已不多见，上海博物馆藏有两面西汉时期的透光镜，用此镜把日光或灯光聚光反映到墙壁上，能现出镜背上饰纹的朦胧映象。这说明了当时劳动人民已在铸造铜镜中，发现了由于应力所生的"透光"现象，并掌握了必要的研磨技术。

3。其它技术秦汉时期的科学技术在其它方面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女尸以及1975年在江陵凤凰山出土的西汉男尸，尸体基本保存完好。这两具尸体在地下保存了2000多年仍然完好，雄辩地证明了西汉防腐技术的巨大成就。

汉代已经出现了指南仪器，王充《论衡·是应篇》："司南之杓（biāo，音标，北斗第五、六、七颗星的名称，也叫"斗柄"），投之于地，其柢（dǐ，音底）指南"，司南之杓，为磁性的勺子。将磁勺放到地盘上即能指南，解释上有困难，所以有人认为此句中"地"应为"池"，指"水银池"，柢为勺柄。原文的意思是："磁性的勺子，投到盛水银的小容器中，浮着的磁勺的柄将指向南方"。这说明当时人们对于磁体指极性和磁偏角的物理性质已有认识。

当时人们已开始把热膨胀与热应力用之于工程。《华阳国志·蜀志》记都江堰工程时说："大滩江上，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崖有赤白五色。"意即江上的悬崖很难开凿，就用火烧，然后冷却让石头爆裂。公元2世纪初成都太守虞诩（xǔ，音许），曾主持西汉水（嘉陵江的上源）航运整治工程，为了清除泉水大石，用火烧石，再趁热浇冷水，使坚硬的岩石在热胀冷缩中炸裂，《后汉书·虞诩传》注引《续汉书》说："下辩（今甘肃成县西）东三十里有峡，中当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辄（

hé，音折）溢没秋稼，坏败营郭。诩乃使人烧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镌去石，遂无泛溺之患。"这是"火烧水淋法"。这表明秦汉时人们对于热膨胀与热应力学的认识。

汉武帝时，李少君为汉武帝设计了一场幻术。据说汉武帝死了爱妃李夫人，思念不已。当时的术士李少君说可以设法让其相见，他在一个夜晚"张灯烛，设帐帷"，让汉武帝远远地坐着。忽然，汉武帝看见帐帷之上有"好女如李夫人之貌"，忽而走动，忽而坐下。但又看得不甚真切。据后世人记载，当时李少君是用一种特殊的石头，刻成李夫人的形象，在帷帐与灯烛之间动作，帷帐之上就生成李夫人的影子在动作（见王嘉《拾遗记》）。在这里已有了光源、形象与屏幕三个基本部分，可以称得上是影戏的雏形。

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发掘出大量的精美的器物，表现出了西汉时期的高超的手工技术水平。出土的"长信宫灯"，制作十分生动，灯的设计更为精巧，可以拆卸，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随意调整灯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宫女头部可以拆卸，体内空虚，右臂与烟道相通；通过烟道而来的蜡炬的烟被容纳于体内，以保持室内的清洁。出土的错金（把金丝嵌入器物表层，磨光后，面呈纹饰）博山炉是一种用来熏香的铜炉，高26　厘米，分炉座、炉身和炉盖三部分，炉座用透雕方法通座雕满蟠龙纹。炉身的上部和炉盖铸出一层层高低起伏的山峦，在山峦之间还铸有猎人和奔驰的野兽，构成一副非常生动的群山行猎图案；炉的通身还用黄金错出美丽的纹饰，更加显得光彩夺目。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墓中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这两件金缕玉衣都是用2000　多块玉片组成，每一块玉片四角穿孔，然后用黄金制成的丝缕编缀而成；玉片上的孔经仅1　毫米左右，这充分表现出玉工们精湛的技术。

十、学术思想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和谶纬之学的盛行秦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加强思想统治的政策，使十分活跃的学术思想受到禁锢，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西汉前期，思想统治相对削弱，战国诸子学说又有复苏的倾向，学术思想呈现比较自由的景象，这种情况对于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

汉武帝为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采纳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和今文经学派的官学地位。董仲舒从解释儒学的经典着手，建立了一整套神学世界观，使儒学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他提倡"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在政治上论证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它虚构天的至高无上，以树立皇帝的最高权威，来维护和加强人间君主的统治。这就对科学技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排除了进行科学探索的必要性，认为宇宙内的一切，从自然界到人类和社会的所有现象，都是照着天的意志而显现的，"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顺命》），而天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养活人，即所谓"天之生物也，以养人"（《春秋繁露·服制象》），天又完全依照它自身的模型塑造了人，人的形体、精神、道德品质等等，都被说成是天的复制品，与天相符的。这样"天人感应"就成为必然的了。于是灾异被认为是天的谴告，"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则是天的爱、严、乐、哀的表现，天气的暖、清、寒、暑则以帝王的好、恶、喜、怒来解释，等等。它几乎要窒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规律进行探索的任何生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在汉武帝时期，由于董仲舒的这一段神学世界观刚刚确立，非正统的所谓异端思想还在进行顽强的反抗。"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为抱负的司马迁，正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反对在科学知识上面附上宗教迷信，使人"拘而多畏"，他批评"巫祝禨（jī，音击，迷信鬼神的举动）祥"的迷信思想，对"天人感应"的神学世界观持批评的态度。在《史记》中，司马迁在同自然科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上，显示了自己广博学识和求实精神，其《天官书》是我国现存的第一篇系统描述全天星官的著作；《历书》则表达了他关于历法的主张；《律书》、《河渠书》、《货殖列传》等则有关于音律学、水利、地理知识的记述。而且司马迁所开创的在史书中记录科学技术史料的先例，为后世所遵循。他的首创之功，不可湮没。

当时，诸子百家的学说在一些郡国还有一定影响，如淮南王刘安也正在这时召集宾客写成阴阳、儒、道、名、法毕集的著作《淮南子》。所以，这时的学术思想虽已向僵化的方向发展，但还有较大的活动余地。但到了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召集各地儒者到长安石渠阁开会，讨论经义异同，把董仲舒思想体系推到了唯一官学的地位；同时还禁封了诸子百家以及司马迁的著作，甚至由西汉王朝分封出去的刘姓诸侯王手中的这些著作也在禁封之列。从此以后，僵化的神学世界观广为泛滥。

西汉末年，随社会矛盾的加剧，谶纬之说开始广泛流行。谶纬是一种庸俗经学和神学的混合物。谶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箓。这类宣扬迷信的作品，往往有图有文，所以也叫图书或图谶；为了显示它的神秘性，又往往作一些特殊的装饰（如王莽的《金匮书》和刘秀的《赤伏符》）或染成一种特殊的颜色（如《河图》、《洛书》被染成绿色），所以又称符命或符箓。纬是用宗教迷信的观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因为经文是不能随意改动的，为了把儒学神学化，纬书就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把它们说成是神的启示。谶纬说中虽然也包括一些天文、历法和地理知识，但大部分充满着神学迷信的内容。这时今文经学同谶纬之说结合起来，更成为十分荒谬、烦琐、庸俗的混合物，成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严重障碍。

东汉统治者一开始就利用谶纬之说，并力图把它合法化。光武帝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把图谶国教化。汉章帝更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集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的讨论记录，后来由班固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德论》，或简称为《白虎通》、《白虎通义》，成了谶纬国教化的法典，使今文学说完成了宗教化和神学化。正当"天人感应"说和谶纬之学盛行时，一些科学家开始觉醒，他们冲破神秘主义的迷雾，写出了一些著名的作品，给宗教化和神学化的儒学以有力打击。

（二）杨雄及其《法言》杨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成都人，是我国西汉末年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他的先世是做官的，后来没落为"以农桑为业"，因此杨雄在官场上毫无地位，后来由于奏《羽猎赋》得到皇帝的赏识，"除为郎"，历成、哀、平三朝而不升迁，一直到王莽代汉后，他才"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后因政权内部矛盾，几乎送了命（《汉书·杨雄传》）。

杨雄的一生，处于西汉由盛转衰之时，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动荡惶惑状态。杨雄由于其出身和经历的影响，成了当时统治阶级中下层的思想代表。他出于补救统治思想危机之心，写成《法言》一书。史称《法言》为模仿《论语》而作，至于取名《法言》，则本于《论语·子罕篇》："法语之言，能无从乎"和《孝经·卿大夫章》："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法"有准则和使物平直的意思，所以"法言"就是作为准则而对事情的是非给以评判之言。《法言》形式上类似语录，一条一条的。全书共13　类，每卷30　条左右，最后有一篇自序，述说每篇大意和写作意旨，但并不能完全概括各卷的内容。各卷在内容上也有交叉。所以自序实际上是杨雄借此更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思想。《法言》的内容很广泛，对从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到文学、艺术、科学、军事乃至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学派、文献等，都有所论述。阅读《法言》除了能对杨雄的思想有所了解外，还可以知道许多西汉末年以前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知识。

杨雄作《法言》，反对方士巫术、像龙致雨、神仙不死等，对人类能否成仙而长生不死明确否定，他认为："吾闻伏牺神农殁，黄帝尧舜殂落而死，文王毕，孔子鲁城之北。独子爱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益无益子之■矣。"又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君子》）。同时他对传统的天命思想表示不满，甚至不承认天有作用，如对项羽死前说的"此天亡我"，他就明确表示反对，认为"汉屈群策，群策出群力。楚憞（duì，音对，憎恶）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曷故焉？"（《重黎》）。对于古代流行的天命500　岁一循环，500　岁而有圣人出的神秘主义思想，他也不赞成。

在认识论问题上，《法言》中反对生而知之，强调后天的学、习和行，如说"习乎习！以习非之胜是也，况习是之胜非乎"（《学行》）。强调感官闻见在认识中的作用，如说："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吾子》）。他还反对没有验证的妄言，认为"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无验而言之谓妄"（《问神》）。

《法言》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在很长时期内是比较大的。最突出的有两方面：一是《法言》中所表现的对以董仲舒哲学和谶纬经学为代表的神学目的论的怀疑和不满，为后世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所继承和发场，促进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和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积极作用。二是杨雄在《法言》中所表现的捍卫正统儒学的精神，对后世儒家所谓道统的建立有重要的启发作用。杨雄在《法言》中认为，孟子在他的时代为捍卫孔子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要学习孟子，在汉代担负起捍卫正统儒学、批判诸子异说的任务。《法言》对后世所产生的这两方面的影响，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但在当时神学迷信作为正统的官方思想弥漫泛滥于整个社会的情况下，他独能发表这样一些怀疑和不满，是很不容易的。

（三）桓谭及其《新论》桓谭（公元前40年-公元32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

人，生活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曾在农民起义的更始政权中担任过太中大夫。他好音乐，善鼓瑟，遍习五经，精天文，主张浑天说。因宗弘荐拜议郎给事中。桓谭的主要著作《新论》早已失散，现在见到的本子是后人辑录的。桓谭明确指出，谶记纬书是"奇怪虚诞之事"，并非"仁义正道"，应该而且必须抛弃。他指出，谶纬预言虽然也有偶然巧合的时候，但完全不足凭信。他说，王莽崇信谶纬，临死时还抱着他的符命不放，但这并不能挽救他灭亡的命运。王莽的失败，是由于"为政不善，见叛天下"，并非什么天意。所以，在桓谭看来，唯一"有益于政道者，是合人心而得事理"（《后汉书·桓谭传》），从这种观点出发，桓谭反对一切的灾异迷信，他说"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新论·谴非》）也就是说，灾异的变化是自然的现象，并没有什么奇怪。他批判当时的儒学信徒把灾异当作上天的谴告，认为这是很荒唐的。他认为连孔子都讲不清楚"天道性命"，后世的"浅儒"怎么会知道呢？因此桓谭公开对刘秀说自己不读谶，对谶纬表示轻蔑。刘秀非常恼怒，说桓谭"非圣无法"，要杀他的头。结果桓谭被贬为六安郡丞，在赴任途中病卒。

桓谭还反对方术士所宣扬的通过服"不死之药"，达到"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神仙思想，桓谭认为，"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异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新论·形神》）他把人的生死现象看成是一种自然现象，这对秦皇、汉武以来，方士之流所宣扬的"长生不老"是有力的批判。

神仙思想的认识论基础，是认为精神可以脱离形体而存在，精神对形体起决定性作用，如果"养神保真"，就可以长生不死。桓谭认为，精神是依赖于形体的，形体对精神起决定性作用。他用蜡烛和烛火的关系来说明形体和精神的关系，"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形神》），脱离形体的精神是不存在的。

桓谭的思想直接受到杨雄的影响，在其著作中，桓谭曾多次高度赞扬杨雄及其《法言》和《太玄》，甚至把杨雄比作孔子，《汉书·杨雄传》记载桓谭评论杨雄说："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好者尚以为过于五经。。。今杨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杨子之书"指的就是《法言》，可见他对杨雄和《法言》的推崇。

当时，除了杨雄、桓谭外，就连在斗争中动摇不定、比较温和的贾逵，也曾历数谶纬之说的弊端。这说明了思想界反对谶纬之说的广泛性。这种反对谶纬迷信的思想斗争，对于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桓谭，他所阐发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观点，在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并对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有直接的影响。

（四）王充及其《论衡》王充（公元27-约公元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细族孤门"，青年时游学洛阳，家贫无书，常到市肆（店铺）"阅所卖书"。曾做过几任州、县官吏，他疾恨俗恶的社会风气，常常因为和权贵发生矛盾而自动去职，以至于终身"仕路隔绝"不得通显。他十分推崇司马迁、杨雄、桓谭等人，继承了这些先行者的叛逆精神，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谶纬迷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王充建立了一个反正统的思想体系，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论衡·自纪篇》中，王充说自己一生作四部书，因"疾（厌恶）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忧伤）人君之政，。。故作政务之书"；"又伤（痛感）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晚年作"养性之书"。但今天只有《论衡》一书被保存下来。《论衡》全书85　篇，20　余万言。所谓论衡，是说他所论述的是铨衡真伪的道理。在这部书里，他全面地批判了以神秘主义为特征的汉儒思想体系，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王充在《论衡》中，充分利用科学知识为武器，无情地批判了"天人感应"说和谶纬迷信。这些科学技术知识有的是当代的成果，有的则是王充本人对自然现象认真地观测研究的心得。于是，《论衡》不但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杰作，而且也是我国古代科学史上极其重要的典籍。由《论衡》我们看到，一方面正是王充冲决了正统思想的束缚，而在科学技术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另一方面，正是王充勤奋学习，努力掌握当代的科学实践，从而获得同正统思想作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并为阐明自己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王充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元气学说，以元气自然说与神学目的论相抗衡，从而体现出两个思想体系"两刃相割"的总态势。王充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元气"构成的。"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谈天》），"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自然》），即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元气"自然而然地构成的，既然天与万物一样，都是客观存生的自然实体，没有什么手足耳目等感觉器官，因而，天也就没有意识性活动，更谈不上什么嗜欲，不可能有目的地创造万物。王充还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只是元气运动的结果，和人世间的变化根本不存在感应关系；至于宣扬帝王是天的儿子，代表"上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统治有了偏误，便会发生灾异，说是"天造谴告"，这些王充都斥之为虚妄无稽之谈，并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否定了天有意识等正统观念。

元气自然说是王充说明许多自然现象的重要出发点，在批判"天人感应"说和各种迷信思想时，他更从具体地考察自然现象的特殊性入手，以无可辩驳的科学事实，给予强有力的批判。

针对董仲舒土龙致雨的迷信，王充考察了云雨产生的自然机制。指出"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也"（《说日》），即雨并不是天上固有的，而是由地气上蒸，遇冷"冻凝"而成的。先是"云气发于山丘"（《感虚》），而后"初出为云，云繁为雨"（《说日》），科学地解释了降雨的机制。既然云雨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那么一些向天求雨止雨的举动都不过是无用的蠢事。王充还指明了云、雾、露、霜、雨、雪等，只是大气中的水在不同气温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形式，这是王充在同迷信的斗争中取得的合乎科学的可贵见解。

对于雷电是所谓"天怒"的表现，雷电去杀人是"上天"惩罚有罪的人的说法，王充也给予有力地驳斥。他认为雷电是由"太阳之激气"同云雨一类阴气"分争激射"而引起的，这是关于雷电成因的直观、朴素的猜测。由此，王充用自然界本身的原因说明了雷鸣电闪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决不是什么"天怒"。依照这个原理，王充还说明雷电发生的季节，"正月阳动，故正月始雷；五月阳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阳衰，故秋冬雷潜"，驳斥了所谓"夏秋之雷为天大怒，正月之雷为天小怒"的无稽之谈。王充还用"雷者，火也"，"人在木下屋间，偶中而死矣"（以上引文见《雷虚》），说明雷电杀人的现象。

与把虫灾的发生同贪官污吏为害等同起来的观点不同，王充把这两者区别开来，指出虫的特性和一定的生长条件，"甘香渥味之物，虫常生多"，"然夫虫之生也，必依温湿，温湿之气，常在春秋，秋冬之气，寒而干燥，虫未曾生"，并且注意到虫有它们自己的生活史，"出生有日，死极有月，期尽变化，不常为虫（《商虫》），进而谈到干暴麦种、煮马粪汁浸种和驱赶蝗虫入于沟内加以消灭等防治病虫害的办法。这些认识和措施都是与"天罚说"相对立的。

针对潮汐现象是鬼神驱使而生的迷信说法，王充把潮汐涨落同月亮盈亏联系起来，指出"潮汐之兴也，与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同时，他还注意到河道"殆小浅狭，水激沸起"（《书虚》）的现象，并以此作为说明涌潮现象产生的一个原因。这些科学的创见，对于有神论都是有力的打击。王充还对人的生死变化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认为"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形体朽，朽而成灰，何用为鬼"（《论死》），对于那些"道术之士"，企求"轻身益气，延年度世"的荒诞思想，王充也予以批驳，提出了"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死。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道虚》），把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这里王充利用当时的医学成就，继承了桓谭等人关于形神关系的唯物见解以及对"长生不老"术的批判，阐述了无神论和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对当时和后世鬼神迷信观念都是有力的抨击。

在王充的思想中，也包含有宿命论等唯心主义的糟粕，他对一些自然科学问题的见解也不尽正确，甚至落后于他的同时代的人，这一方面同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有关，也同王充本人存在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有关。但是王充毕竟建立了一套反封建神学的"异端"思想体系，而且在同"天人感应"和各种迷信思想的斗争中，王充所应用的科学武器涉及到天文、物理（力、声、热、电、磁等知识）、生物、医学、冶金等领域，这反映了王充有关于科学技术的渊博知识，更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王充的思想，代表着当时人们要求从实际出发，探索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社会要求。又由于生产的发展，人们获得越来越多的感性知识，这就要求突破旧的思想的束缚，开拓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道路。王充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建立，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它确实为新道路的开拓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十一、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秦汉时中外交通贸易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我国同各国人民的往来日趋频繁，这既增进了友谊，又加强了科技文化的交流。当时我国发达的科技文化，也对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各国的优秀科技文化也不断丰富着我国的文明宝库。

（一）中外贸易交通1。海路交通我国同朝鲜、日本之间的交通开辟较早，在朝鲜和日本都曾有汉代文物出土。秦始皇为了求取长生不老药，曾派方士徐福带着童男童女数千人，率领船队航海去寻找三神山。据传，这支船队到达了日本，并在日本定居下来。到汉武帝时，日本国土上的百余个小国中有30　多个小国通过朝鲜与中国交往。通往东南亚诸国和进入印度洋的航路已经开辟，而且交往频繁。在印度尼西亚曾发现不少汉代文物，说明当时两国间已有经济、文化交流。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曾派使臣、贸易官员以及应募商民，从合浦郡的徐闻县（今广东徐闻县西）出发，行船经5　个月到都元国（苏门答腊），又行船约4　个月，到邑卢没国（缅甸太公附近），又行船20　余日，到谌离国（缅甸伊洛瓦底江沿岸），然后弃舟步行10　余日到夫甘都卢国（缅甸蒲甘城附近），又行船2月余，到黄支国（印度建志补罗）、自此往南可达到已程不国（斯里兰卡）；自黄支国返航，经印度东海岸航行8　个月到皮宗（马来半岛），又行8　个多月返回。这是我国船舶经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在印度洋上航行的最早记录。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罗马帝国）王安敦派遣使者航海来到中国，从而开辟了中国和大秦之间的海上通路。与此相适应的是航海船舶的发展和航海术的进步。这时的航海术，大抵是依沿海地理等知识的了解，凭航海者的经验沿海岸航行，但天文航海的知识也不断增长并得到运用。汉初《淮南子·齐俗篇》曾说到在大海中航行"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北极则悟矣"，这是人们已经使用天文知识以确定航向的说明。

2。陆路交通秦汉时期中外陆路交通也很发达。张骞于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到达了中亚、西亚若干国家和地区。张骞死后，汉武帝又派使节继续往西探行，从而开辟了举世闻名的始自长安（西安），西至大秦等地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分为南北两条大道。南路经敦煌、鄯善（新疆罗布淖尔南面的石城镇）、于阗（新疆和田）、莎车等地，越葱岭（帕米尔）到大月氏（阿姆河流域中部）、大夏（土库曼斯坦国境一带）、安息（即波斯，今伊朗），再往西达条支（伊拉克、叙利亚一带）、大秦等国和地区。北路经敦煌，沿天山南麓的车师前王庭（即高昌，今吐鲁番）、龟兹（库车）、疏勒（喀什）等地，越葱岭北部，到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一带）、康居（即康国，今乌孜别克斯坦境内），再往西南经安息，而西达大秦。这两条大路成为当时经济交流的大动脉。那时，中国的丝织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通过这两条通路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所以被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同中亚、西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这时通往印度的陆路也有两条。张骞在大夏时，曾看到四川的竹杖和蜀布，并询知是身毒（印度）转运而来，这说明到印度的通道早已开辟。在公元2世纪以前，由四川经云南往南到缅甸的陆路已经通达，当时中国的物品可能就是经此道由缅甸转往印度。而在张骞出使时，曾派遣副使由大夏到身毒，这就开辟了到印度的第二条通道。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曾从西蜀的犍为（四川宜宾）出发，想探寻前往身毒的捷径，但没有成功。

（二）科技文化的交流1。汉代纺织品的外传西汉时开始有大量的锦绣罗縠输往少数民族地区，作民族间的经济往来。《史记》、《汉书》都称西北匈奴不重珠玉、喜爱锦绣，汉代每年必赐匈奴许多锦绣。《汉书·匈奴传》记载，景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51年）报单于书，赠送礼物有"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又说，"单于好汉缯絮食物"。《后汉书·南匈奴传》说汉朝皇帝赐给单于"黄金锦绣，缯布万匹"，又赐"彩缯千匹、锦四端"，"赐单于母及诸阏氏、单于子女及左右贤王、左右谷蠡（lí，音离）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缯彩合万匹"。这样的赠赐不止一次，而是"岁以为常"。除了赐予外，汉朝廷还指定官员用黄金及丝织物与匈奴、西羌、南蛮等少数民族交换各物。

古楼兰曾是西域转运和销售汉丝绸的重要市场。新疆罗布淖尔考古所得汉代的丝织品，有彩巾、帕、丝织方枕、丝织残片、方眼纱罗、丝绵等，这是汉丝输入楼兰的例证。新疆民丰东汉古墓中出土有汉代布帛制成的服饰，有蓝白印花布残片、淡青色绸衣、绣花镜袋、绣花粉袋、"万世如意"锦袍、"延年益寿宜子孙"锦袜、手套、绸上衣、绸衬衣、绸裙等丝织物，都是汉时从内地输入的。汉代西域同内地的商业往来频繁，物资交流十分通畅，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带去的货物，"牛羊以万计，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此后，汉廷常将大量绮绣杂缯等赠送给西域各地的贵族，西域的商人源源不断地来到内地购买各种货物，其中尤以丝织品为大宗。此外，中亚各地的商人也大批通过西域来到中国内地经商。密切了西域和内地之间的经济交往和文化联系。

汉代丝织品外销的范围极广，近如朝鲜、蒙古，远及西亚、欧洲都重视中国锦绣，有因互市或赠送关系，有因商人贩运远输国外。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附近乐浪王旴古墓中曾出土菱形纹绢残片、罗、C　、绢组纽及组縒纽等，皆是东汉建武、永平时物，颜色美丽，织造技术纯熟，这是汉丝织物输入朝鲜的例证。

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颜乌兰古墓遗物，纺织物有东汉建平年　间的绢布和毛织物，在绢布上绣有彩色的山云鸟兽神仙等物，在流云和神仙中间织有"新神灵广成寿万年"吉祥语文字。另外，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通瓦拉古墓出土丝织物更多。这些丝织物上，除绣有各种花纹外，还有"云昌万岁宜子孙"等吉祥语文字；有些织品上有"群鹄"、"交龙"、"登高"等织文字样。这些都是汉丝输入蒙古，在考古材料上的明证。

古代西域是不产丝的。《史记·大宛传》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漆丝"，这是武帝时，西域尚未有产丝的记载。《后汉书·西域大秦传》记载："又常利得中国缣丝，解以为胡绫绀纹"，又说："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这是汉代史籍里关于丝传入西域的记载。汉代向西域诸国换马和杂罽（jì，音纪，一种毛织品），也用的是锦绣和其它丝织物。汉武帝每年都派遣使者到西方各国出使，又代表国家商队和西方各国进行频繁的商业贸易。

当时有一部分中外商人以番禺为采集地，通过海路，先把丝绸运到印度、锡兰，然后转口到安息，或是经红海以达开罗，再由开罗运往叙利亚的泰尔、培卢特等地，就在当地把从中国运来的丝绸进行复制加工（染色、绣花，或是把生丝络出后掺上麻，再织成胡绫），然后运销罗马帝国。泰尔、培卢特两城竟因而成了叙利亚的丝织中心。

古代西方对我国称为"塞里斯"（Seres，意为"丝国"或"制丝的人"）。"塞里斯"这一称呼，屡见于西方古籍，曾沿用了好几个世纪。据考"塞里斯"一词，系从古希腊人"塞尔"（Ser，意为"丝"）转来。原来，中国的丝和丝织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名扬海外，那时的希腊人，就已经用"塞里斯"来称呼中国。这说明我国的丝织品早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前便已经传入了欧洲。张骞通西域后，进一步打开了东、西方的陆路交通，中国丝绸被大量运销至以罗马为中心的地中海各国，"丝国"的称呼就更为广泛流传了。公元1世纪时，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公元23-79年）在他的名著《自然史》里写道："中国产丝，织成锦绣文绮，运至罗马，。。裁成衣服，光辉夺目，人工巧妙，达到极点。"并说："中国或作塞里斯，在希腊古语里意思是丝。"公元二世纪时，希腊著名地理学家托勒玫在他所著《地理》一书中，也曾几次提到马其顿商人，经由大夏"向称为丝国的中国去贩运丝织物"的情况。贩运、经营中国丝绸，是当时中亚以至地中海诸国的一项重要商业活动。

中国丝绸的西运，大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华丽、轻柔的丝绸传入欧洲后，被认为是最上等的衣料。最初，即使在欧洲的政治、经济中心罗马，也只有少数贵族妇女穿着，以示炫耀。据说在罗马共和国末期，有一次连凯撒穿着绸袍看戏，都被当时人非议，认为过分奢侈。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提比乌斯，为了防止罗马货币的外流，曾以奢华愈制为理由，试图禁止罗马人穿用中国的丝绸织品，但没有成功。而一些转售中国丝绸的商人和国家却取得了极大的利润。

中国和罗马之间的丝绸贸易，无论是陆路或是海路，都要经过好几个国家的转口。由于安息地处丝路的必经之道，因此从很早的时候起，安息就操纵着中国和罗马间的贸易。《后汉书·西域传》载："其（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罽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得。"《三国志·魏志》注引《魏略·西戎传》也说："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得其利，不能得过。"罗马帝国亟欲与中国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直到公元166年，大秦安敦王派的使节由海路到中国，和汉廷谈判中国和地中海各地建立正常的海上贸易问题，以后才开始有了中国和欧洲的直接交通。

汉代的纺织品，不论在产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精美的丝织品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国际市场上有着卓著的声誉，中国被冠以"丝国"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公元1世纪时，汉代华丽、精美的丝绸就通过横亘欧亚的"丝绸之路"向外国输出传播，在世界历史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中外海陆交通的发达，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地理知识。张骞曾把他亲身经历和传闻中的国家，如大宛、康居、奄蔡（里海东北）、大月氏、大夏、安息、条支、身毒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兵力、物产、城镇、交通、河流、湖泊、气候以及彼此间的相对位置和距离等，作了不同程度的介绍，这些知识载于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中，是我国古代有关中亚、西亚、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地理的最早记述。又如，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甘英出使大秦，西抵波斯湾，为风浪所阻，未达目的地，但他回国后，把沿途见闻详加介绍，"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后汉书·西域传》）。这对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对科学技术的交流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外海陆交通的发达，使人员的往来更为频繁。仅沿"丝绸之路"，汉武帝以后，我国西往的使者，一年之中多者十余次，少则五、六回，来回时间长的达八、九年，短的也有几年。沿这条道路保持着大规模的经济贸易往来，伴之而来的则是科技文化的交流。秦汉时期沿海、陆通路，我国出口的主要物资是丝绸、铁器（包括铁农具和兵器）和漆器，与之相应的是丝帛生产技术、冶铁术和髹漆技术的传播。这些技术对朝鲜、日本、东南亚以及中亚、西亚、南亚、西南亚各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中国的铁器和农业生产技术也在这时传入越南，越南人民推广了铁犁和牛耕等农业生产技术，发展了农业生产。越南人民用土特产和中国的铁制农具互相交换，丰富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生活。印度、缅甸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很密切，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永昌（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及哀牢山地区）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使者来访，双方互赠礼物。永元九年（公元97年），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臣向汉王朝赠送珍宝，东汉政府则以金印回赠。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雍由调再次遣使来汉，并"献乐及幻人"，缅甸的音乐和杂技，在当时深受欢迎。自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汉与印度的联系就日趋密切。特别是汉明帝派蔡愔去印度取经以后，印度的僧侣大量来到中国，译佛经，传佛学，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张骞通西域后，中西交通日见发达，除外交活动外，商业贸易也日益频繁。那时，商人们除了将中国的丝织品运往西方外，我国的冶铁技术、铁器、井渠法和穿井法也传入大宛、安息等国。《史记·大宛传》记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他们的漆器和冶铸技术都是从中国传去的，而且通过大宛等国，往西传至更远的罗马等地。井渠法和穿井术传入大宛，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与此同时，朝鲜的人参，大宛的汗血马、花蹄牛、驼鸟，大夏的石榴，大宛的葡萄、苜蓿、芝麻，安息的胡桃（核桃）、胡豆（蚕豆）等植物品种，毛布、毛毡、毛毯等织物和象牙、犀角、玳瑁等，东南亚、南亚的香料、珍珠等，都传到我国，增加了我国的动植物品种和药物种类，丰富了我国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此外，中亚的箜篌、琵琶、胡笳、胡角、胡笛等乐器和乐曲、舞蹈也传入我国，给我国的古典音乐注入了新的声律，古典歌舞场面为之一新。还有犁靬（有人认为是条支的一个港口庇特拉，也有人认为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都属于罗马帝国范围）人的幻术（眩人）也在这时传入中国。中西文化交流，互通有无，有利于社会发展。

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各国人民取长短补，创造了融混中外特色在一起的新物品。如在楼兰，曾发现汉代织有中国和希腊混合风格图案的丝织品；和田出土的一种铜钱，一面铸有汉文"廿四铢"字样，另一面铸着马的图像和法卢文字；日本曾利用中国的铜器熔铸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器物，等等。十二、结语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时期，我国古代传统的天文学、算学、农艺学、医药学四大学科，在这时均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天文学在秦汉时得到相当大的发展，这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是相适应的，因为只有更精确的天文学，才能更正确地推算出与农业有关的季节来。在汉代，天文学研究者分为盖天、浑天、宣夜三派，他们各有自己的天文学思想，虽然在今天看来，他们都还不全面或不正确，但当时的天文学者，敢于大胆地立假说，这就表明了他们探求宇宙的精神。当时的天文学家，不仅敢于做科学的假说，而且不断地用简单的仪器进行天文的测量，来验证他们的假说。据《汉书》记载，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曾立晷仪下漏刻，以追求二十八宿的地位，武帝时，落下闳又创制天文仪器--浑天，宣帝时，耿寿昌更铸铜为象，以测天文。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霍融改进漏刻，十五年（公元103年），贾逵创制太史黄道铜仪，定黄道宿度。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张衡妙尽璇玑之正，作浑天仪，推测星辰的出没移动，皆甚准确，张衡又作候风地动仪，测验地震，亦无不应验。

因为有不断的天文测验，秦汉时期的人们对于日月星辰的运行，比前代人知道得更多。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历法也有了进步，秦汉400余年，历法变更4　次，变更的原因，是因计算不精，但这时的历法已具备了后世历法的主要内容--气、朔、闰、五星、交食、晷漏等，特别是东汉末年，刘洪造的《乾象历》，有推算日蚀月蚀的算法，并且编了一张月亮运行速度表，后来的历法，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和提高的。中国古代的历法体系在秦汉时已经形成，而天文仪器、天象记录以及有关宇宙理论等等天文学内容在这时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历法的推算，天文学的测验，需要算学，所以在天文、历法的研究中算学也被提高了，而土地测量、粟米和均输以及商业等会计也需要算学。《九章算术》的出现则标志着以算筹为计算工具的、独具一格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同时，从《九章算术》中有方程与勾股的存在，我们又可以看出在汉代已有代数学和几何学的萌芽。

农业方面，奠基于战国时代的轮作制、一般作物栽培的基本原理和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技术措施，在秦汉时已得到确立。

秦汉时期，是旱作地区生产技术逐渐定型化的阶段，这一阶段，农业技术上比较突出的成就，是基本上解决了这一地区农业生产中的矛盾，即"春旱多风"与春种的矛盾。

黄河流域气候比较干燥，雨水分布也不均匀，大致是：黄河中下游的春天是"春旱多风"；夏季到秋初，雨水比较旺；冬季雨雪却不多。因此，春种要受到严重威胁，秋种也难幸免。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除在有条件的地区，兴建一些农田水利工程外，还在耕作栽培方面作了不少艰辛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并在这一过程中，创制了适合于不同地区的、多种形式的犁、犁壁、耙、耢、耧车等工具。

首先，他们运用了畦种法的原理创制了"代田法"，土地轮番利用，使产量得到了提高；继则，又在"代田法"的基础上，发展了"负水浇稼"的"区种法"，将田地划分为若干小区或播幅，把作物播种在区里，采取深掘、集中施用肥、水和区内密植等一系列措施，以夺取增产。

土壤耕作方面，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技术措施在这时也基本确立，根据不同质地的土壤，择定各个适宜的耕作时期进行耕作，耕后，加一道"耱平"工序，就可以达到"和土"的目的。土壤经过这样的处理，就具备了保墒防旱的作用，春种作物的出苗也从而得到保证。这种耕作措施，保证了春种作物和冬麦的生产，也促进了它们的栽培技术的发展。在连续种植的经验基础上，又进一步摸清了作物与作物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安排了农作物的倒茬轮作方式。东汉期间，粟、豆、麦已成为一般运用的轮作方式。

这时期，在作物的选种上也同样取得了新的比较突出的发展。汉代已采用穗选法，拣选穗大而子粒饱满的做种，在选种过程中，除注意品种的产量、成熟期等特性之外，还开始注意到它们的抗逆性、纯度等问题。

秦汉时的耕作措施，基本上解除了黄河流域农业生产上的主要威胁，提高了技术水平，促进了旱作地区的农业生产。从生产实践中也总结出一些技术原理和原则，并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提高。《氾胜之书》就提出了生产中的重要环节："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又综合地、辩证地总结了运用天时、地利两个因素的生产规律，即"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这些仍是我们今天农业生产中所必须遵循的规律。

秦汉时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有些水利工程直到现在仍然起着作用，这时也对黄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这样保证了农业的发展。同时，水利工程技术也不断地被发明、改进，一些水利工程技术至今仍被运用。

其它一些农业生产技术，包括养马业、蚕桑业、园艺业在这时均有较大发展。可以说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的确立时期。

医药学在秦汉时期也有很大的进步。因为农业的发达，人类对于植物的性质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在长期的经验中，人类在不断地尝试中，知道某种植物可以医治某病，因而有不少的植物，被引用为药物。《神农本草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编成的，这部书奠定了后世本草学的基础，直到现在，这部书还是中国药物学的经典。

这时期的医学，已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的分别。淳于意、马长、冯信、杜信、唐安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内科医生；而华佗则为外科高手，并创造性地运用"麻沸散"施行外科手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则确立了理、法、方、药具备的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奠定了我国临床医学理论，大大充实了中医药学体系的内容。

地理学在汉代，也添加了新的内容。秦汉以前，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仅限于中国的本部；对于塔里木盆地一带的情形，还是非常模糊；对于日本之岛，且认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神域；对于更远的地方，就更无所知了。秦汉时期，中国政府的使节和商人，先后走到了中国本土以外很多的遥远地区，他们从外国带回来许多关于异国风土人情的记录，这样就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概念，改变了中国古代所谓"天下"的概念。

在《史记》、《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中国本土各地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及物产等的详细情况的记载；同时还可以看到关于南洋各地的记载。在《大宛列传》、《西域传》、《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中亚、新疆、蒙古、辽东、朝鲜、福建、两广以及川、黔、滇等地的地理记载。象这些记录的出现，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地理学上的崭新一页。

而《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开辟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但同时又使地理学成为历史学的附庸，这也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特殊之处。后世以论述疆域政区建制沿革为主的著作都是以《汉书·地理志》为典范写成的。古代地理学体系的形成正是从《汉书·地理志》开始的。

就生产技术而言，我国古代主要的冶铁技术除"灌钢"外在秦汉时均已出现，主要的纺织机械和农具的情况也大抵如此；马王堆出土的纺织品和地图，说明了纺织技术和地图测绘技术的巨大发展；造纸术发明了并且得到了重大的改进，主要的造纸工艺均已出现，漆器工艺更得到高度的发展；庞大的楼船的建造以及橹、舵、帆等的发明与应用，是船舶技术臻于成熟的标志，长城、驰道、栈道、桥梁以及水利工程的兴建，则表明大规模的土木工程技术已有很高水平，等等。所有这些都为后世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道路。

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在秦汉时开始有很大的发展，这是此时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科学技术的进步，给秦汉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有力的推动。也为西汉文帝、景帝和武帝时期以及东汉前期的社会繁荣创造了条件，即这些时期几位统治者施行的一些开明的政策措施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又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给神学目的论和谶纬迷信说以有力的打击，也给两汉时期思想斗争的开展以直接的刺激。因此说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我国古代各学科体系在这时大多已形成，许多生产技术趋于成熟，这些都为后世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方向，搭成了骨架。

秦汉 第028卷 秦汉教育史

【本卷提要】

秦汉教育是中国封建教育的雏形。中国封建教育的一些主要特点，如学校教育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服务，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化等等，在汉代教育中都已显见端倪。本书较为详尽地勾画了秦代的文教政策和教育设施，汉代的文教政策、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并对秦代教育与战国时期的教育、西汉教育与秦代教育、东汉教育与西汉教育作了比较，分析考察了秦汉对后世教育的影响。该书资料翔实可靠，立论精当，有较强的可读性。

一、秦汉教育概述秦汉教育确立了中国封建教育的雏形，特别是汉代教育的宗旨、官学和私学的设施、教育的内容、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等各方面均为后世整个封建时代的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封建教育的一些主要特点，如教育为封建政治服务--培养官吏和实行教化，道德教育的支配与主宰地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多种形式的办学途径，学校教育作为整个社会的组成部分，养士与取士相结合，"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化，贵诵记、精读专攻的教学方法等等，在汉代教育中都已显见端倪。因此，秦汉教育，特别是汉代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中占有关键的地位。

不论是秦代的"以法为教"、焚书禁学，还是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具有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的本质属性，不同之处仅仅是在实施手段上：秦代突出了一个"禁"字，采取的是铁腕手段--镇压；汉代则标榜一个"尊"字，采取相对和缓的诱导方式，其作法是把别的学说摒除于仕途之外，而专以儒家经术和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的三大文教政策，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置明师"、"重选举，广取士"，建构出一个"教育-选士-尊儒"的利用学校教育来为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服务的有效模式。历史表明，这一教育政策起到了借儒术独尊来保证政治法纪、思想意识的"大一统"的作用。"教育-选士-尊儒"，一方面，它使先秦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有了制度化的保证，另一方面，学校成了儒学传播的专门场所，士人也都变成了儒生。它对于维护封建统治是有效的，但对于科学文化的发展则有不利的一面：它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读书做官"这条狭窄的路途上来了，而主要研习的是有限的那样一些儒家典籍的所谓"微言大义"，从整体上说，徒然地浪费了读书人的智力，不利于广大知识分子在广阔的精神视野里发展文化学术事业。

历史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理论研究。作为研究者总是难以避免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去审察历史，臧否人物。也正因为如此，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才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是由人来创造的，而人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造。因而，我们又无法苛求古人。对于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一种举措，我们不应看到它未曾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是应看到它曾提供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做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价值无涉"（Value－Freedom），但论从史出，以史证论却是必要的，这也是我们力图要做到的。

教育是人类关注自我成长的活动，是一项价值引导的工作。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教育史，也就是人们关注人类自身成长与发展的活动的历史。中国秦汉教育史，尽管只是中国悠久的教育史的一个阶段，由于它处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成型时期，这一时期的教育，也就包含了整个封建社会教育的几乎所有的特征。我们在写作时，力图把握住秦汉教育在中国封建教育中的关键地位。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颇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故而只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足之处，恳请学界同仁不吝雅教。

二、秦代的文教政策（一）社会概况公元前221年，秦灭齐，最终统一六国。嬴政称始皇帝。中国的历史，从此时起进入秦代，揭开了中国中期封建社会的序幕。从这一时代起，中国就从初期封建制走向专制主义的封建制。秦代的统一，使土地所有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即中国的土地由封建领主所有完全转化为商人地主集团所有。土地所有关系之改变，必然要引起土地管理机构之相应改变，于是废封建为郡县，遂成为秦代历史的必然。当秦代统一天下后，全国的土地，皆掌握在商人地主手中，经过他们讨论如何管理这些土地，最后决定，施行郡县之制，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随着土地所有关系的改变，土地的经营方法也改变了，这就是领主庄园制度的废除与地主佃耕制度的兴起。随着此制度的诞生，土地兼并，大部分农民遂失掉了土地，沦为大土地所有者的佃户。佃耕制较之庄园制总是有其进步的一面。佃耕制度刺激并发展了秦代的农业。秦代的农业由于土地所有关系的改变，佃耕制度的产兴，生产技术的提高和人工灌溉的推行等，已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此时，秦代的城市手工业也发展到一定的水准。表现为冶铁事业兴旺，铁质武器普遍应用等。秦代的手工业生产，较之前代，已经是一种更高的生产力之体现。由于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扩大了交换范围，为了适应商业交换全面发展的要求，秦代又把前代各自为政的经济制度宣布作废，确立全国划一的经济制度。一切旧的政治束缚和经济障碍都废除了。在税同率、币同值、车同轨、度同长短、量同大小、衡同轻重、政令统一、战争熄灭的条件之下，中国的商业交换出现了空前规模的繁荣。与此同时，秦代政府，一方面有计划地繁荣都市经济，另一方面又执行一种对商业的鼓励政策。由此可见，秦代人的活动，不仅突破了以前各封区的国境封锁，并且也展开了突破四周诸种族之包围的活动。而这又奠定了后来两汉时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构造之转向，秦朝政权的性质，也因之而改变了，封建领主的贵族政治便最终地退出了中国历史，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商人地主的政权。通过一系列的果断变革，在以秦始皇为核心的政治统治集团中，秦始皇以秦国国王兼军事统帅的资格，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开创了一代政治伟业。秦代政权性质的改变，使秦代的社会关系也有着与之相适应的改变。具体表现为旧贵族之最终的没落与转化，表现为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隶属关系之转移。秦王朝的统一和胜利，一方面使统治者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却也令统治者有一种深思远虑。因为旧贵族中，还有不少人逃亡在外，是一股极危险的势力；而投降的旧贵族，又怀着满腹的旧思想，常常"以古非今"，若不彻底地肃清，终是新政权的隐患。另一方面，农民虽已退伍，但大部分的农民，还保有武器，使新政权感到极为不安。为了巩固商人地主统治，镇压农民可能的反抗及残余贵族可能的叛乱，是统治者两项紧急的政治任务。开国之初，秦国的国策可用"崇法尚武"加以概括。这是服务于对外扩张的政治轴心的。对内的刑政包容在崇法的思想之中。天下初定之后，对尚武精神的提倡，不利于长治久安的统治目标，于是，尚刑取代了尚武的位置，统治的中心任务也由进取一变而成维护。于是，高压的强制促进统一的政令纷纷出台。这套大政方针，实际上成为教育宏观上的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在儒、法诸家对立争宠的态势下，始皇支持了法家，下令废黜诸子百家，独以法家"为定于一"的标准，使文化、教育均纳入官方的轨道，使法家的思想（实为皇权思想）成为官方法定的唯一意识形态。废黜百家之举，是百家争鸣的终结。在崇尚法刑的社会背景下，秦国的文教政策也因而染上了一层特有的色彩。

（二）文教政策1。文字改革文字改革是秦朝推行共同文字，促进共同文化形成的措施，也即是历史上著名的"书同文"。

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所用文字也存在很大差异，即使同一国内也往往几种文字杂相使用。一般说来，当时流行着古、籀、篆三种字体，这些异形字的出现，反映了我国文字的不断发展，是化繁为简、推陈出新的结果。事实上，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自然需要新文字的产生。因此，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新旧文字同时并存并不奇怪，何况分裂割据的战国时期。正如许慎指出的，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序》）。这种现象的存在，妨碍秦统一政令的施行和政权的巩固。所以，秦统一中国后，为了实行统一法度，力求文字的简化和字形的接近，直至统一文字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客观所需要的。而秦政权的统一，也有利于缩小原来各国文字方面的差异。《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这样一段记载："（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刻石中有："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的记载；《李斯列传》中则说："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始，同文书。"这些记载说明秦统一六国后，确实开始了律令、度量衡、车轨和文字的统一工作。

周代使用的文字称"大篆"或称"籀文"，字形复杂，笔画繁多，不宜书写。战国时期，由于割据分裂，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文字也不一样，齐鲁地方通行一种简易的字体，称"古文"或称"蝌蚪文"。秦统一后，李斯根据"大篆"和"古文"两种字体加以改造，使笔画更为简单易写，称"小篆"，也称"秦篆"，狱吏程邈又依据小篆再简化而创新的字体，称"隶书"，就成为以后通行的方体字楷书的雏型。但这并不是说秦已完成了统一文字的工作，其实，在当时还是几种文字并存的，所以只能说，秦代文字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是处于新旧交替的时期，还远远没有定型。许慎《说文解字》也承认，秦代进行了文字改革，但未能实现文字的统一。"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秦代虽然存在几种字体的文体，但总的趋势是，由繁趋简、由难趋易、由杂乱而趋统一。而小篆和隶书的出现和使用，于文化学术的推广、教育的开展，是有重大意义的。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出现了以小篆为字体的蒙学教材，如李斯编写的《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编写的《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编写的《博学篇》。这些蒙童课本的编写，巩固了文字统一改革的成果。这种比较简单的小篆字体撰写的学童课本教授童子，当然比字体繁难的大篆要容易得多，学习效果也好得多，从教育角度来看是一大贡献。所以，秦代的文字改革，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方字的简化对推行统一政令，实现思想统一也极其重要，因为以这样的文字书写法令，便于识认，便于下级官吏和人民群众了解和执行，能够做到"普施明法、经纬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促进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2。统一的文教政策秦代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在文教方面也贯彻实施了集中统一的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文教政策，主要有：改化黔首，匡饬异俗的政策；书同文字，经纬天下的政策；颁挟书令，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还包括：行同伦，设三老以掌教化，禁私学以吏为师等政策。

秦始皇为了防止六国旧贵族复辟，在政治上采取种种措施，如把六国富豪和强族十二万户迁到咸阳、巴蜀、南阳等地，让他们远离故土，以便监视。除此之外，对于可能引起割据的思想、民风习俗也加以限制，企图从思想上规范人民，做到"行同伦，黜异俗"。为此，他曾五次出巡，一方面向人民显示权威功绩，另一方面则宣扬要"端平法度"，规范群众，并使"后嗣循业，长承圣治"，"垂著仪矩"。从历史材料上看，除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的巡行外，每次都以东方六国为主，其改化黔首，匡饬异俗的目的十分明显。尤其在秦始皇第三次巡行时，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使人民改过迁善，不论远近同一法度，虽至老年也绝少犯罪。由此可见，统一思想，匡正民俗，不仅要改变原六国贵族的不同民俗、道德和思想，而且要教化百姓，使全国人民同一法度，统一思想，这是巩固统一政权所必需的。

秦始皇第五次巡行，在会稽山（今绍兴东南）祭大禹，刻石颂秦德。其中许多文字都是关于化民成俗统一思想的，特别对男女节操提出严格的要求："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意即严行男女内外之别，禁止淫乱行为，男女之间必须纯洁真诚，此其一；"有子而嫁，倍死不贞。"就是说，有子女背离丈夫再嫁，是失掉贞节的行为，此其二；"夫为寄豭（jiā，音家，母猪），杀之无罪。"意思是，男子淫乱他人之妻，杀奸夫无罪，此其三；"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即为妻的逃其本夫改嫁他人，其所生子女不再称她为母亲，此其四；刻石要求天下人都要方正清白，洗涤污俗，接受美好的风俗、道德的陶冶，敦厚奋勉，奉行同一法律。并且还应该教育后代敬谨奉法，以实现"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以上引文见《吏记·秦始皇本纪》）。总之，"行同伦"融汇了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对促进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

前面提到的"书同文"则以小篆为标准统一文字形体，消除了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设三老以掌教化"使教育权完全控制在统治者手里。"三老"即由国家给予一定公职待遇、在民间中有文化的知识者。"三老"作为基层组织的学官，充当着教师的角色。

秦自商鞅开始实行法家政治，此后秦便废黜百家，独尊法治。具体到教育领域，就形成了秦代统一而专制的文教政策。一系列统一的文教政策，加强了秦王朝对人民的法治教育、耕战教育和尊卑贵贱的思想教化。在这一系列的文教政策中，秦始皇还采纳推行了一项极端专制的措施，即"禁游宦"。所谓游宦，是指通过游说宣传自己的主张，以达到从政做官目的的知识阶层。这与战国时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和游说讲学之风有一定关系，泛言之，宦与士几为同义语，士与读书人义近。因此，讲学求学，求师访友等教育活动、学术活动，都可视作游宦的具体表现。甚至可以加以推论，没有游宦，百家争鸣局面断难形成。秦统治者认为，士人的上串下联，物议纷坛，传播自由思想与主张，不利于秦的"一元化"政治的实施，甚至有颠覆朝政之害，于是明令禁止。换言之，禁游宦是要取缔人们流动、迁徙、集会、结社、会盟、讲学和言论的自由，使士人回到彼此信息不沟通的封闭环境中去。这一政策的颁行，对中国一盘散沙、乐土重迁的国民性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当然，对学术交流和私学的影响则更为直接。

此外，"颁挟书令"以及"以吏为师禁私学"等文教政策，则导致了"焚书坑儒"，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3。"以法为教"

法教是与礼教相对立的，是与"以吏为师"相匹配联系的。在奏未统一六国时，秦孝公就同商鞅、甘龙、杜挚三大夫讨论"正法之本"。商鞅掌握秦国政权后，便强调以法制取代礼治。所谓"知者作法"而"贤者更礼"（《商君书·更法》）。他还写了奏书，陈述"明主忠民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商君书·慎法》）。还说"圣人必为法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商君书·定分》）。结论是"法任而国治矣"（《商君书·慎法》）。到李斯受秦王朝重用时，便直接向秦始皇建议"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朝施行吏师制度的目的，最重要的在于造就一批舞文弄墨的刀笔小吏。吏师制度从此成为秦始皇统治时期重要的政治和教育决策，时间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

"以法为教"不仅把矛头指向儒学，也指向诸子百家，它把战国时期按照学术自由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私学，通通予以取缔，这在韩非笔下，已经提得相当尖锐。如果说，韩非这一主张仅仅是一种舆论准备，李斯则以政府代言人的身份，宣示非予取缔不可，"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代颁行"以法为教"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首先是灭了六国，并不意味着从此天下太平无事。始皇在"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贾谊《新书·过秦上》）的同时，还"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加以集中管理、管制。由于二十九年出现始皇东游至博浪沙第一次遇刺，三十一年在首都咸阳第二次遇刺，凶手一直不曾逮捕归案，更使执政者感到，不实行严刑峻法，如连坐法，奖励告讦等，并使上自官吏，下至老百姓一体知法和守法，不足以保证始皇个人的安全和秦政权的巩固。

4。"焚书坑儒"

为了巩固刚从分裂到统一的专制政权，秦始皇严施法治，压制其他思想，而持不同政见的儒生往往非议政事，因而引起中国历史上一桩空前的"焚书坑儒"事件。

焚书之议，也早在秦统一六国前开始。商鞅首先提出焚书。《韩非子》就有商鞅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之说。而焚书作为禁私学、禁聚语的具体措施，当从李斯向秦始皇建议开始："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接受李斯建议，于是颁"挟书令"，上演了中国历史上破坏文化的焚书悲剧。汉高祖继续实行秦代挟书之律，直到惠帝四年始废挟书之律。焚书是事实，但是否如《旧唐书·经籍志》所说："三代之书，经秦燔炀殆尽"，和《隋书·牛弘传》所说："秦始驭宇，吞灭诸侯，先王坟籍，扫地皆尽"呢？

第一，《秦纪》是为秦统治者歌功颂德并供秦王政的"子孙万世"施政借鉴之书，当然要保藏下来。但不属于《秦纪》的春秋战国"诸国之史"就难逃厄运。如司马迁所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史记·六国年表·序》）。看来是春秋战国史书受损最烈。

第二，儒家"六艺"中《周易》因"为卜筮之书"，所以"独不禁"（《汉书·儒林传》）。其他的按计划当在焚毁之列。但亦有被保全下来的，如"博士官所职"的要留供研究参考。不少经书则是学者和民间背着秦律私下保藏下来：有在孔壁中，如《尚书》、《礼古经》、《礼记》、《春秋古经》、《古孝经》、《古论语》等若干篇章；也有藏于"小岩屋壁"间，到秦亡方献了出来。清崔适就说："《诗》《书》虽焚，"六艺"未尝缺焉"（《史记探原》卷八）。康有为也说："秦焚六经未尝亡缺"（《新学伪经考》卷一）。

第三，诸子百家书未必全毁。像《管子》、《商君书》、《韩非子》为法家著作，不能动；《荀子》中也有法家观点，不会都付之一炬。东汉王充说："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论衡·书解篇》）。赵歧还说《孟子》"其书为诸子，故篇籍得泯绝"（《孟子题辞》）。

第四，医药、卜筮和种树的书，全部保留下来，是没有问题的。像医药和种树属于自然科学，与政治无关。至于卜筮书，秦有"占梦博士"，也算博士官所职。秦始皇迷信神仙，曾派韩终等出去求不死之药，派徐市（即徐福）造大船，带了五百童男童女东渡求仙。《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五年"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便叫占梦博士卜个吉凶。

第五，不在李斯建议之中的，虽与政治有关，也未曾焚毁。例如户口、赋税、地图、族谱。《史记·萧相国世家》和《汉书·萧何传》都记载刘邦进军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图书即图籍，方回《古今考》说"图谓绘画山川形势、器物制度、族姓原委、星辰度数；籍谓官吏版簿、户口生齿百凡之属"。

至于坑儒事件，《太平御览》卷八十六皇王部引《古文奇字》："秦改古文以为大篆及隶书，国人多诽谤怨恨。秦苦天下不从而召诸生，到者拜为郎凡七百人，又密冬月种瓜于骊山硎谷之中，温处瓜实成，乃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各异说，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贤儒皆主焉，方相难不能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死。"这一段记载是否可靠，还有待考证。

历史证明，"始皇之初，非不好儒"。郑樵的《通志·校雠略》说到陆贾为秦之巨儒，郦食其为秦之儒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待诏博士。后来陈胜崛起山东，"二世召博士三十余人问故，皆用《春秋》之义以对"，说明"秦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所以不少史家认为秦坑杀的不是儒生，而是那些搞迷信活动，不能满足始皇愿望的术士，儒生只是极少数。但不论史学家们怎样认为，坑儒事件毕竟在历史上真真切切地发生了。秦始皇三十五年，儒士侯生、卢生指责秦始皇为人刚愎自用，狂妄暴戾，专意任用刑狱之吏，施行重刑杀戮政策，使满朝文武百官畏威而不敢直言进谏。侯生、卢生等人的抨击使始皇大怒，于是下令御史审问诸生。诸生忍受不住刑讯，彼此互相告引，你诬我攀，因此罗致罪名者四百六十多人，秦始皇命令："皆坑之咸阳"，以警告后人。这就是历史上的"坑儒"事件。与"焚书"合称："焚书坑儒"。焚书坑儒，不论其严重性质如何，毕竟是始皇的虐政。焚书的原意为愚民，但它恰恰暴露了始皇和李斯之流之愚。后人章碣有《题焚书坑儒》诗："竹帛烟消帝业虚，昔年曾是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萧冰崖也有一首《咏秦》诗："焚书初意欲民愚，民果俱愚国未墟，无奈有人愚不得，夜深黄石读兵书。"这些都是对焚书辛辣的讽刺。

总之，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在于以法为治，禁止异端邪说。所焚者犯禁之书，所坑者犯禁之人。尽管如此，这种以焚杀的办法来禁止异端的手段是十分愚蠢的，也是达不到目的的。相反，却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次极大的破坏，应该受到谴责。也正是由于秦始皇的独断专行，结果是"忠臣不敢谏，谋士不敢谋"。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而趋于涣散，以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史记·秦始皇本纪》）。应该指出，秦始皇的"燔烧文章，以愚黔首"的文化专制主义，不仅给中国封建文化带来十分严重的恶果，而且也加速了秦朝本身的灭亡。

三、秦代的教育设施（一）学官设置秦以吏为师，使他们仅仅是国家法令的宣传者和执行人。而真正的学官，则承担着保全历史文化遗产，充当统治者的顾问或师傅，或在民间传播文化知识的任务。这表现为在中央设有博士、太傅、少傅，在地方设有"三老"。一是"博士"：博士这个官职在战国时期即已设置。《宋书·百官志》："六国往往有博士。"如公仪伓为鲁博士（《史记·循吏传》），贾祛为魏博士（《汉书·贾山传》），淳于髡为齐博士（《说苑·尊贤篇》），郑同被人们称为"南方之博士"（《战国策·赵策》）。秦朝沿袭六国之制。史书记载，秦朝博士官多至七十多人，包括儒家在内诸子百家，都可以为博士。当时博士的职责是：掌通古今、史事，待问咨询，议礼议政，充任吏师教授弟子。这些博士的事迹散见于《史记》、《汉书》，以及《说苑》、《新唐书》、《通志》等。

在秦朝焚书坑儒之前，博士是很受重视的，常常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秦始皇出游巡行郡县往往有博士陪同。例如，始皇二十八年东行郡县，就曾"与鲁诸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史记·秦始皇本纪》）。说明博士是近臣，可以与始皇共议国家大事。又如卢生、侯生对秦始皇的批评，说明博士了解朝政，并干预朝廷事务。然而，秦代以法家为指导思想的政治路线，是重法轻儒的，因此，有所谓"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这种怠慢行为曾引起儒学博士的不满，甚至逃离秦始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秦代博士的地位。

秦代实行吏师制度，但吏不一定都能为师，而这些掌握古今历史知识，谙熟诗书的博士，可能也曾担任吏师，教授弟子。例如，曾为汉高祖制朝仪的叔孙通，本是秦博士，在降汉时，"从弟子百余人"（《汉书·叔孙通传》）。说明他在秦时就聚徒讲学，而秦又明令禁私学，他可能是担任吏师。伏生"故为秦博士"，在秦朝焚书时，他藏书于墙壁之内，汉朝建立，他出其壁藏《尚书》二十九篇，"即以此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书以教"（《汉书·儒林·伏生传》），说明伏生在秦时也曾聚徒讲学。虽然，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史料证明博士是秦代的教育官，但其中的一些人曾担任教师（或称吏师）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可以说，秦代博士在文化教育方面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二是太傅、少傅：秦国和统一后的秦朝，虽未见有官立学校设置，但贵族子弟教育未断。太傅、少傅即为教育、辅导太子的教官。依《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秦时有太傅、少傅古官。如太傅李洪，字道泓（《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李玑，字伯衡（《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秦孝公时，有太子师公孙贾，太子傅公子虔（《史记·商君列传》）。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事"，说明他也当过始皇第十八子胡亥的老师。关于这方面，虽史籍提供不多，亦可窥见当时宫廷教育的一面。

三是"三老"：三老之官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史记·秦始皇本纪》）。郡下有县，县下有里、亭、乡。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设三老、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盗贼（《汉书·百官公卿表》）。三老"有秩"，"秩，禄也"，即由国家给与一定公职待遇。"三老"大概是民老中之有文化知识者，《礼记·礼运》说"三公在朝，三老在学"。三老名称始于先秦，《礼记》的《东记》和《祭文》都提到"食三老五更于太学"。三老作为地方基层组织的学官，当有相应的教育活动，秦史虽未见记载，但依《汉书·艺文志》说："汉兴，闾里书师台《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仓颉》、《爰历》、《博学》既然都是秦时编的文字课本，各地方当必用来教育学童，而执其事者可能就是三老。

（二）人才荐举秦历代统治者都颇重视人才，他们曾宣布过"不立子弟为王"（《史记·李斯列传》）。《史记》载"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以其罪罪之"（《范睢列传》）。始皇的先世--穆公--以来，商鞅、张仪、范睢、甘茂、蔡泽、尉缭、韩非等人先后入秦。范睢被魏王打得筋骨折断，牙齿掉落，秦昭王收以为客卿；蔡泽"鼻如蝎虫，肩高于项"，还有双膝蜷曲的生理缺陷，却继范睢为相；韩非口吃，秦王赞赏他的内才。始皇行征辟制，叔孙通以文学被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被征（《水经·。。水注》），阜阳人沈逞被征为丞相（未就）（《宋书·自序》）。零陵人周贞宝、居淡山石室，始皇曾三征之（《零陵总记》）；萧何为泗水卒吏，事第一，秦御史亦欲进言征之（《史记·萧相国世家》）。任举亦为秦人仕进途径之一。穰侯魏冉相秦，举任鄙以为汉中守（《史记·白起列传》）；秦将白起亦为穰侯任举，将而攻韩魏（《史记·穰侯列传》）；郑安平则由范睢任举使率兵击赵（《范睢列传》）。总之，凡有特殊才能或功绩的人，经大臣任举，即可拜充官职，如始皇拜李斯为长史，又拜为客卿；拜蒙恬为内史（《史记·蒙恬列传》）。二世即位，拜叔孙通为博士（《史记·叔孙通列传》）。再则是吕不韦，他于始皇的父亲庄襄时立为相，被尊为"仲父"。他招致三千门客，使"人人著所闻"，合编了《吕氏春秋》，内容以儒、道为主，兼及名、法、墨、农、兵、阴阳以及小说家言，所谓"九家者流，尽会聚于关中"，吕不韦也被称为"杂家"。他还将此书"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像这样政治和学术上的大事，始皇不会不知道。他既不曾毁其书，也不曾迫害其门客。即如博士卢生，犯了错误逃之夭夭，始皇只说一句"吾尊赐之甚厚"（《史记·秦始皇本纪》），既表示惋惜，也不追究责任。公元前237年，始皇受秦宗室大臣的压力，发生一起"逐客"事件，李斯即上书始皇。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力陈利害，"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籍寇兵而赍盗粮者也！"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谏逐客书》。始皇受感动，终于取消了逐客令，还派人从临潼召回李斯恢复他的官职（李斯那时也被逐）。西汉政论家贾谊对秦代的人才政策做了全面而符合实际的评价："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四海养，天下之士斐然乡（同向）风。。"（《新书·过秦论》），他认为这也是一项"安危之本"。只可惜始皇后来被胜利冲昏头脑，又听了李斯的话，搞了一场否定历史文化的"焚书"事件，导致知识分子外流，加速了秦王朝的覆灭。

（三）官吏的再教育秦的各级官吏，在始皇统一全国前，忙于搞战争后勤工作；统一后，又忙于制定规章制度，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简直没有时间坐下来学习。再则，他们从政主要依靠的是长期实践，经验是丰富的，可大多数人没读什么书。韩非说"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事实也是如此。但是"得天下"和"治天下"，情况并不一样，它需要知识，这是社会建设的需要。秦既提倡"以吏为师"，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有一篇《为吏之道》，依学者研究，就是供为吏的人学习的文化课本和政治课本。如本篇开头便说："凡为吏之道，必精絜（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微密韱（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篇中列举吏有"五善"、"五失"；要做到"除害兴利，兹（慈）爱百姓"，以及注意教育民众，"民之既教""变民习浴（俗）"等等。全篇概括了为吏的政治修养与道德修养，应担任的事务。有的章节四字一句，体例同《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有些类似。正如《吕氏春秋》一样，《为吏之道》的思想内容也远远超过"以法为教"的范围。其中像"宽裕忠信，和平毋怨"，"恭敬多让，宽以治之"，"有严不治"，"慈下勿凌"，完全是儒家口吻。《韩非子》一书法中有儒，如前述《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并视为天下之"常道"。这个"常道"，便是人主"所以定位一教之道"，是"明主贤臣而弗易也"（《韩非子·忠孝》）。这些思想与云梦秦简说"为人君则怀，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又如出一辙。儒家思想经过一番过滤，可与法家思想携手并肩，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服务，这也是历史条件决定了的。（四）保护儿童、学生的法律秦国有保护儿童和学生的法律：如规定某甲无子，以其弟之子为后嗣，居住在一起，而擅自把他杀死，杀人者应处死刑（"士五甲毋子，其弟子以为后，与同居，而擅杀之，当弃市"）；新生婴儿，身体上没有发育不全，但因孩子太多，不加养育而把孩子杀死，亦以杀子论罪（"今生子，子身全殹，毋怪物，直以多子故，不欲其生，即弗举而杀之，可论［罪］为杀子"）。法律上还禁止笞打自己的孩子（见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学生在学时也有法律保障，如规定，学校或私学教师不适当地将学生除名，或任用保举学生不当，都应受法律处分。对学生实行体罚的，罚一甲；打破了皮肤的，罚二甲（"当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审，皆耐为侯。使其弟子为赢律，及治［笞］之赀一甲，决革，二甲"）（《秦律杂抄》）。在学学生还可以免于服兵役。秦律规定："驾驺除四岁，不能驾御，赀教者一盾"，学徒要被除名，而且还要抵偿服四年徭戍。秦律严禁包藏军卒为弟子员，即禁止冒充学生图谋避役，从而影响兵源补充。这些律令，到了秦统一六国以后，也并没有废置的迹象，而为民间所遵守。因为睡虎地秦简的下限，包括始皇即帝位以后。四、秦代教育与战国时期教育的比较（一）文教政策和制度的比较和战国时代各大国的"崇法尚武"的文教政策不同，秦代是我国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时期，随着这个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逐渐采取了"崇法尚刑"的文教政策，秦代依旧"崇法"，但不强调"尚武"了，其用意就在于为了防止六国残余贵族的反叛，也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秦始皇对于"法"特别强调，以法为教，且特别重视刑，"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史记·秦始皇本纪》），"上乐以刑杀为威"（同上）。秦二世继承并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一政策，以"杀人众者为忠臣"（《史记·李斯列传》）。

根据秦代以法为教的政策，在中央方面，主持刑法的廷尉，可说是中央教育行政长官。秦代文教政策方面的重要决策人物李斯，在秦代初年就是廷尉。李斯是荀卿的学生，原本是儒家人物，但李斯在秦做丞相时已完全倒向法家一面去了。有史书记载荀卿听到李斯受到秦始皇的重用做了丞相时，曾"谓之不食"（《盐铁论·毁学》），因为李斯已完全背弃了他的教义。荀子虽也注意法，但他更重视礼，认为"庆赏刑罚执诈之为道者，佣徒鬻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荀子·议兵》）。他曾公开地在秦昭王的丞相应侯（范睢）面前，指出秦国不重儒是一个大缺点（参见《荀子·富国》）。而李斯则强调以法为教，而且建议禁止一切儒家经典的流行，"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史记·秦始皇本纪》，认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史记·秦始皇本纪》），反对复古法周。

在教育制度方面，战国有私学，如孟轲、荀卿等都是私学大师。在秦代，则禁止一切私学。李斯之所以向秦始皇建议禁止一切私学，原因就在于：秦已统一天下，"六王毕，四海一"，而私学是封建割据时代的现象，"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而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不利于中央封建集权国家的思想统治。李斯的这个建议，经过秦始皇的批准，在全国推行。

战国时有的国君鼓励学术研究，容许各派学者著书立说，并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接纳各派学者，讨论学术方面的问题，如著名的齐国稷下学宫之设立。但到了秦代，这些均被取消了。也就是说，秦代没有学校、学宫之类的教育机构，只有"吏师制度"，而且只允许一家独鸣，就是只允许向法吏学法，"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

在秦代，中央方面负责文教事务的官员，除廷尉外，还有奉尚。奉尚是主持宗庙礼仪的官，等于周初的"宗伯"。但周初以礼为教，宗伯是中央教育行政首脑人物，到了秦代，则是无足轻重的冷官了。另外，还有博士。在战国时，有的国家已经有博士了，他们是中央文教方面的顾问官，秦代也有，"掌通古今"。秦博士地位不高，秩六百石，也不受重视，在秦始皇时，仅是备员而已。博士的成分很复杂，有儒生，如伏生，叔孙通等；有术士、方士，如有所谓占梦博士；还有师傅。师傅是统治人物及其子女的老师，有相当大的权力。如秦代权臣赵高，就是秦始皇少子胡亥的师傅，"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史记·李斯列传》）。又如："始皇立茅蕉为傅"（《说苑》）；功臣战将王翦也曾做过师傅，"翦为宿将，始皇师之"（《史记·自起王翦列传》）。

在秦代，在地方则乡设三老"掌教化"（《秦会要·职官》）。三老是地方基层的教师行政官员。

（二）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的比较秦始皇为了巩固秦王朝的封建统一政权，有利于他的子孙万世帝业，实行"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并且"作制明法，。。专隆教诲"（《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朝的"书同文"和"行同伦"，目的就在于推行共同的文字和促进共同的民俗。所谓"行同伦"，就是秦始皇根据阴阳五行说，自以为秦得"水德"，以十月（亥月，亥属水）朔为岁首。衣服旌旗都以黑色为贵。"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史记·秦始皇本纪》）。庶民用黑布包头，称为"黔首"，又号黄河为德水。秦始皇在帝位十二年间，出巡五次，目的在于"以示强威，服海内"，并宣扬统一四海的功德；同时也包含有"黔首改化，远迩同度"的意义。秦统一中国之初，私学仍然存在，"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甚至"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同上），这对于推行秦王朝的政令，实有很大障碍。为了统一思想，打击那些"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造谤"者们，秦始皇不得不采取法家李斯创议的箝制思想的严厉手段。战国时，各派教育思想都有争鸣的机会，但是到了秦统一六国后，实行严格的思想统治，只允许法家独鸣，法家的教育思想取得独尊的地位。秦始皇本人就对法家的著作倾倒之极，他特别爱读韩非子的著作，"人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斯在上奏秦二世的《督责书》中，引用了申子、商鞅和韩非子的话，秦二世也引用过韩非子的话（参见《史记·李斯列传》），可见法家教育思想在秦的流行。只是秦代的法家教育思想和原始的法家教育思想，已有很多不同，如原始的法家是反对信鬼神的，韩非子就认为，迷信鬼神，是国家衰亡的征兆之一（参见《韩非子·亡征》），但秦始皇却要求仙药，迷信长生不老之说；原始的法家，是反对阴阳家的思想的，但秦始皇却信奉阴阳家的所谓"五德终始说"，并据此制定其教育政策。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认为，各个朝代以土、木、金、火、水等五德的顺序受命，周而复始，"始皇推终始王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史记·秦始皇本纪》），"今秦变周，水德之时"（《史记·封禅书》）。而水德主刑杀，于是秦就剧烈地推行崇法尚刑的政策，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秦始皇本纪》），这种思想在原始法家中也是没有的。

在教育内容方面，秦代继承了法家的传统，实行"以法为教"来取代"礼、乐、诗、书"和"书简之文"。它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把新王朝的法令条文作为教育的内容，无疑是要使教育直接为秦王朝的政治统治服务，使人们明白和遵守法令，这对于巩固刚建立的政权是有利的。但是从办教育这个角度来看，一个王朝的教育内容仅仅限于学习法令条文，而把其他的知识均排斥在外，这样的教育内容未免太贫乏、太狭窄了。它不利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科学的发展，是秦王朝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表现。

而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如齐之稷下学宫，就有像慎到、田骈那样的道法家，荀子那样的儒家。即使是秦国，在吕不韦作丞相时，也收纳了各派学者，作了《吕氏春秋》一书，被称为杂家。可见，战国时期教育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值得提及的是，秦代除了重视法律教学外，还重视书法和识字教育。秦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和太史令胡毋敬分别以小篆为字体编写了蒙童教材《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这三本蒙童教材的中心内容，是教学书法、识字、书写姓名、熟悉语法和识认名物等。这些教材的编写，既是推行"书同文"的基础要求，也是"普施明法，经纬天下"的政治任务。

五、汉代的文教政策（一）社会概况汉代是中央封建集权制度继续发展的时期，秦末农民大起义后，继之以楚汉战争。公元前206年，秦已归刘邦，以后刘邦又于公元前202年击败楚，建立汉朝，建都长安，史称西汉。西汉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9年，最后政权被外戚王莽篡夺。王莽建立"新朝"后不久，农民起义爆发，推翻王莽，建立了更始农民政权。后来，农民军被刘氏宗室刘秀打败。刘秀即位称帝，重建汉朝，建都洛阳，历史上叫东汉，东汉从公元25年到公元220年。

两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繁荣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与中外交流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政治方面，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巩固并加强，皇权被神化，封建官僚制度更加完备，疆域也扩大了。

经济方面，封建生产关系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显示出高于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农业生产得到高度发展，水利得到重视，手工业和商业也日益繁荣。

文化方面，适应中央集权封建统治的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佛教文化开始传入。与唯心主义相对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有所发展。文学以辞赋和乐府诗为主，史学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两部传记体名著。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天文、历法、造纸、数学、医学等都属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张衡、蔡伦、张仲景、华佗、王充等都是有名的科学家、医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

民族关系方面，通过战争与和亲，初步实现了以汉族为中心的各族友好往来。

中外关系方面，开辟了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国和西方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东边与朝鲜、日本，西南与印度、越南、缅甸等国的关系，也都有了发展。

1。汉初的黄老之学与教育汉承秦制，但多有变通。在文教政策上，汉汲取亡秦的教训，不蹈秦代严刑峻法的覆辙。大致说来，汉代的文教政策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杂霸"阶段--倚重黄老之学或刑名之术；二为"罢黜百家"阶段--独尊儒术。这是一条由宽松走向大一统的路线。值得说明的是，秦、汉同是"定于一尊"，但汉代的儒术独尊远较秦代崇法尚刑宽松而又宽厚。

汉代初年，处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的历史转变时期，如何总结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如何确立治国的指导思想？这是巩固新建政权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当时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陆贾，对仍然沉溺于胜利得意之中的刘邦，率先提出警告：研讨治国之策是当务之急。他告诫汉高祖"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必须将指导思想由"打天下"转变为"治天下"。并总结了秦亡的教训在于"举措暴重而用刑太极"（陆贾：《新语·无为》），而主张文武并用，"无为而治"。陆贾在朝廷上对刘邦的建议，与齐相曹参的研讨不谋而合。曹参继萧何任汉相国之后，继续推行黄老之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受到老百姓的拥戴。以后文帝、景帝、窦太后、陈平、汲黯等汉初著名君臣，都坚持以黄老之术为治国的指导思想，造成了这一学派在汉初大盛的局面。

黄老之学的兴盛。汉初的黄老之学，与战国末期齐国慎到、申不害等人的稷下学派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所谓"黄老"，王充讲得较清楚："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论衡·自然篇》）。汉初的黄老之学，是一种特定的学术思潮。黄老之学形成于战国末期，它尊奉黄帝（假黄帝以立言），本于老子，在先秦道法合流的基础上，兼综其他各家思想并注入了汉初的时代精神。它又名黄老刑名之学或新道学。

汉初大盛的黄老之学，与原始道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道家的一个学派。它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黄老之学与老庄一样，以"先天地生"的"道"为世界的本源和决定万物兴衰存亡的客观法则，要求人们遵循它，即"因道"、"守一"。所不同的是，黄老之学将老子玄远的"道"大加发挥，并运用于社会、政治、人生各个方面。老子倡导"无为"，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但却摒弃了老子消极遁世的内容，将"循理而举事"的合理行为视为"无为"，从而将其发展为积极入世的治道，要求统治者节欲、惠民、行仁义，不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以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恢复、发展。黄老之学反映了巩固大一统封建帝国的需要，具有融铸道法，兼采儒墨、名家、阴阳家的特点。黄老并提，还反映了地区文化的综合、融合，即南方老学与北方黄帝崇拜的结合。在政治思想上，它以道家为本，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奠定了汉初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黄老之学，是战国末期以来，学术思潮在争鸣互绌的基础上趋于融合的产物。在阶级关系上，它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下层的利益，故多在隐士中传授。黄老之学的这一特点和阶级色彩，适应了汉初社会发展的需要，颇合刘邦等汉朝开国君臣们的思想情趣，因之受到当权者的赏识，被采纳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在汉初六、七十年间得到广泛传播，因而在文化、教育领域也占据着优势。

汉初在教育方面，学习和传授黄老之学十分发达。从出土文物看，黄老帛书与竹简已是汉代初年官僚贵族教育子弟的读本。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据考证解释，这四种佚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四经》。将托黄帝之言的书与《老子》合抄在一起，证明汉初确实有个黄老之学，并且在侯门大族中传授。

研究汉初黄老学派的教育思想，由于有关典籍的失传，直接资料比较缺乏。但是马王堆出土的黄老帛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依据。河北定县汉简的出土，又说明《文子》一书也是不可忽视的资料。《淮南子》虽说素有杂家著作之称，不过这种"杂"正是黄老之学兼综各家思想的表现，有人说它是"西汉道家思潮的理论结晶"，①而汉初的道家，亦可总其名为黄老之学，因此，《淮南子》也是我们研究汉初黄老之学与教育的依据之一。

黄老学派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它摒弃了老庄"绝圣弃智"、"绝学无忧"及"三齐四无"等思想，也淡化了对法家"法术势"思想的追求；在教育观上，更多地借鉴和兼容了儒家重智、重学的思想，这是黄老学派在教育观上的重要特征。黄老学派继承了从人性出发来探讨教育作用的观点，认为接受教育应以先天之性为前提，而教育又对人性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教育作用上黄老学派借鉴了儒家，而在教育的本体论上，却依旧固守道家"游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部分，第245　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于心虚"的观念，因而在教育内容观上较为突出地表现出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价值观。黄老学派教学方法论的主要特色是"道法自然"，力主因性而教，因势施教和因地施教。

黄老学派的教育思想体系，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旨，法家教育思想为羽翼，糅合儒、墨、阴阳、名家的思想形成的，因此在不同的方面尚保留有各家教育思想的流风余韵，这种思想迎合了汉初时势的需要，经统治者的提倡、首肯，遂弥散性地形成了若隐若现的教育思潮。

重智、重学思想的发展。汉初黄老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儒家重智、重学的思想，从理论上否定了老庄的一些无为而治的观点。《淮南子·修务训》指出，老庄所谓"四胑（肢）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澹（淡）者"，是虚妄之言，说明智慧不是万恶之渊薮，相反，由于"圣人用智，方有天下百姓之利"。智慧是利人的，而"世俗废衰"，并非老庄所说是学而生智的结果，即"非学者多"。《修务训》的作者还进一步批判了老庄认为学习损害人的自然之性的错误观点，他说："人性各有所修短若鱼之跃，若鹊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损益。吾以为不然。"并以马为喻：野马性烈，"人不能制"，也不能为人所用，待"良御教之"，则可以驾驭了。"马，聋（无知）虫也，而可以通志气。犹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人之性，比禽兽优越得多，但是"欲弃学而循性，是谓犹释船而欲蹍水也"。他认为"知（智）之所短，不若愚之所修"，"知（智）人无务，不若愚而好学"，明确提出了重智、重学的观点。

《淮南子》综合老庄、孟、荀的人性论，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者认为世上多数人的品性须经后天教育才能完善。《淮南子·修务训》提出了人性三等说：上等之性是"不待学问而合于道者"，例如"尧、舜、文王"这类圣人；下等之性，是"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严父弗能正，贤师不能化者"，例如"丹朱、商均"这类恶人；而为数众多的中等之性，则是"教训之所喻也"。这和董仲舒性三品说基本相同，都是为了强调教育的必要性。《淮南子·泰族训》和孟子持有近似的观点，认为"人之性有仁义之资"，具有接受教育的基础。但是，"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即只有自然之性，不进行教育，仍不能致道。作者的结论是："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即教养）不能遵道。"他还举例论证这一观点："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伏，累日积之，则不能为绉。"既指出了人的先天之性是接受教育不可缺少的条件，同时又强调了教育对人性完善所起的重要作用。虽然《淮南子》对人性的本质尚缺乏科学认识，其理论并未超越唯心主义的范畴，但是，从人性完善的角度论述教育的作用，确认人的先天秉赋差异对接受教育具有不同的影响，这一见解包含着真理的颗粒，是古人认识教育与人发展关系方面所作的有益探索。

刘安等人还论述了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淮南子》一书多方盛赞古圣贤的教诲之功，它列举了"神农教民播种五穀"、以"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的精神教民识药草的历史传说，说明农耕与医药的进步和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它又以"契教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妻之辨、长幼之序"（《淮南子·人间训》）为例，说明社会道德的进步也是教育的结果，正确地认识并揭示了教育日益发展，社会文明也随之日有进境的事实。《淮南子·修务训》进一步指出，教与学的活动，使人类的知识得到积累和传播，为文化的继承和社会的进步，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修务训》列举了"仓颉作书，容成造历，胡曹为衣，后稷耕稼，仪狄作酒，奚仲为车"等"六贤"的智举，然后指出，当今之人其所以仍能修"六贤"之业，知"六贤"之道，正是依赖于"教顺施续，而知能流动"之故，"由此观之，学不可已（止），明矣。"高度评价了教育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淮南子》还论述了学的效用，说学可以磨砺人，使之成为有用之材。

它还将学与不学的效果加以比较，不学之人仿佛"睁眼瞎"，而学可以使人耳聪、目明，无异于治疗喑聋。该书作者尤为重视学对人智能的促进作用，他说："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始终，可谓知略矣"（《淮南子·泰族训》）。通俗形象地说明了教育对人的各种机能，特别是对人智能的发展所具有的重大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汉初黄老学派为适应初建大一统封建帝国的需要，一改老庄"弃学无忧"的观点，提倡重智、重学。这对于恢复遭受秦朝严重破坏的文教事业，尽快培养造就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

汉初黄老学者，对教学活动曾提出过一些颇有见地的主张。他们认为教学要有成效，必须提倡乐学："谓学不暇者，虽暇亦不能学矣。"意思是说，人若不愿为学，常藉口无暇，即使有暇，也是不会学的。《淮南子·修务训》认为学习只有功到自然成，这是普遍规律，贫富皆然。"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有之也。"即使圣贤也不能违背这一原则。《淮南子》的作者发人深省地提问道：为什么"尧舜之圣"达不到宋人作画、吴人冶镂技艺之高超？又为什么"禹汤之智"不能及于蔡、卫二国少女善做绶的技巧呢？这是由于他们没有"服习积贯之所致"。因此，人只有经过刻苦学习、训练，才能达到至圣的境界。他又指出积累之功愈深，收效则愈大。此外，还通过木植的生长和砥砺磨坚，说明凡事不可急于求成。通过藜藿易长与楩枬豫章之难成的对比，说明下的功夫小则收效小，下的功夫大则收效大，激励人们刻苦学习进取，不计较眼前的得失，不急功近利，唯图长远的宏伟大计。《淮南子·修务训》还将力学精神与自强不息的人生观相联系，深入浅出地说明"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的道理。鼓励人们自强不息，做到"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充分肯定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坚持勤学苦练的重要作用。这与老庄消极颓废、无所作为的人生哲学迥然有别。

提倡思考，强调学习必须融会贯通，这是黄老学派对教学的又一主张。

《淮南子》一书指出，只有充分发挥认识器官，特别是"心"的功能，万事万物是可以被认识的。"目见其形，耳听其声，口言其诚，而心致于精，则万物之化，咸有极矣"（《淮南子·谬称训》）。他还提倡贵是求实的精神，公开反对迷信权贵、圣贤和古人。这种精神，对于抵制当时贵古慕名的思潮，对于解放思想，促进思考，都有积极作用。黄老学者还强调学习知识应融会贯通。《淮南子·原道训》对此有精辟见解。例如，它强调"心"的重要思考作用，认为外来的知识，只有经过内心的认真思考，才能化为血肉，支配行动。《淮南子》所说的融会贯通，既包括对知识的理解、消化与吸收，也包括"主于中"与"应于外"的内外贯通。这是荀子"君子之学，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教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学思结合与知行一致的思想。

"道法自然"、"因性而教"是黄老学派指出的又一重要教学主张。所谓"道法自然"是指以自然为师，它包含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因素。《文子·上礼》篇说礼乐、仁义以及学校教育，都是取法自然而产生的。黄老学者还将"道法自然"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人生、政治、文化和教育的各个方面。他们说圣人行道，皆依国势而调之。这里所说的"势"指社会自行发展的自然状况。《十六经·雌雄节》提出了"因循应变"的观点："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柔弱以静，舒安以定，攻大。。坚，莫能与之争。"这里将"抱雌节"、"贵柔"、"常后"都视为"因循而变"的办法，虽有其消极的一面，体现了遁逃山林的隐士们的处世之方，但是，其中也包含着灵活辩证的策略思想。如果将其运用于教学，对于提高教学艺术，或有一定的启示。黄老学者重视人的基本生理要求，对人性作了进一步研究，强调"因性而教"。他们认为礼乐仁义都是先王"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此皆人之所有于性，而圣人之所匠成也"（《淮南子·泰族训》）。既然教化的内容是因人之性而制作，当然施教就更应顺人之性而为之。这与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性本质的思想相反，黄老学派认为仁义礼智是后于人性而产生的，不是人的自然本性。施教则应遵循人的喜怒哀乐等自然之性去做。诚如"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其而不用"（《淮南子·泰族训》）。他们还批评儒家的礼教，是"禁其所欲"、"闭其所乐"，损害和限制了人性的自然和谐，造成孔门弟子"颜渊夭死，季路葅于卫，子夏失明，冉伯牛为厉，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淮南子·精神训》）。汉初黄老学派关于礼乐仁义因人性而生的观点虽然未能揭示人伦道德产生的根本原因，却开魏晋"名教本于自然"之说的先声。但"因性而教"的思想，有助于深入探讨教学、教育与人性格发展及其生理条件的关系，其中所包含的尊重民心民欲的观点，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根据"因性而教"的原则，黄老学者还提出了尊重各地风俗的社会教化主张："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讳，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进。"（《淮南子·齐俗训》）因此而丰富了我国古代民俗学与社会教育的内容。

西汉初年以黄老之学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实行了宽简的"无为而治"，促进了生产的恢复，社会的安定，人民获得了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体育和美育因之得到了相应的发展。黄老学者继承了道家的传统，注意养生之道，他们对人的生命运动的研究，比先秦百家又有新的建树。《淮南子·精神训》着重论述了这方面的问题，它阐述了人的胚胎发育过程，从而体现了二元论的形神观，其中关于人类个体生命形成过程的见解，已经接近科学的实际。尤应重视的是，它还提出了关于人的生命三大要素--形、神、气之说。现代人体生理学证明，人的生命体的确包含这三大系统，它们的生长和运行情况，与人的生命力及健康水准有着直接影响。形、神、气三大要素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人对自身构造认识的重大飞跃。黄老学者以此为依据，黄老学者提倡"精神内守"、"寡欲抑情"，反对"形劳不休"（《淮南子·精神训》），更反对恣情声色的享乐主义，强调心神对人健康的作用，这符合现代精神卫生学的科学结论，不失为一种可供借鉴的健身之道。黄老学者还继承了老庄动静结合，以静为主的养生思想，强调"静作（动）相养，德虐相成"（《十六经·果童》）。他们主张动静有时，认为"动静不时，种树失地之宜，（则天）地之道逆矣"（《经法·论》）。总之，对于生命现象，只有动静结合得当，才能相互促进，对人才能增进健康。按照上述理论，黄老学派在先秦导引养生术的基础上，又创立了一套健身方法。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曾从道家人士赤松子游，"乃学辟谷导引轻身"。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两份引导资料《却谷食气篇》与《导引图》，反映了汉初人们对学习、传授导引养生术的重视，这与黄老学者的提倡有关。健身需要运动，还需要讲究卫生，《淮南子·时则训》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并加以传播。它指出随着四季的变化，人的饮食起居也应有相应的变化，例如"仲夏之月"，"可以居高明，远眺望，登邱陵，处台榭"，而"仲冬之月"则不然，"君子斋戒，处必掩"等。这种卫生要求，体现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汉初的黄老之学，不仅为古代体育的发展，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健身理论，而且还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健身方法。

黄老学派对汉初的审美教育，也有积极的影响。《淮南子》一书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淮南子》保存了许多优美动人的远古神话，其文华丽铺陈，具有荆楚风格，为我国古代美育提供了宝贵的审美对象，今天也是富有审美价值的文学珍品。不仅如此，《淮南子》一书还包含了丰富的美学思想，为古代美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理论。

首先，《淮南子》的美学观，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它认为美和丑都有一定的客观性，"美之所在，虽污辱，世不能贱；恶之所在，虽高隆，世不能贵。"（《淮南子·说山训》）同时，美丑还具有相对性，因一定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认为绝对纯粹的美是没有的，对美和人的美德，人们不应求全责备。《淮南子》还揭示了美的多样性和美感一致性的关系，它说："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而皆悦于目"（《淮南子·说林训》）。指出表现美和观赏美都不应要求千篇一律。这些见解，和儒家"中和之为美"的审美观有所区别，有助于培养和提高人们的审美修养。其次，《淮南子》的美学观，有助于提高人们创造美的能力。它认为，天地之间虽然有天生自在的美，但是人类可以创造出自然界所没有的人之美。它以木器为例，赞扬了木匠的劳作，使木头改变了天然的形象，造成了具有文彩装饰的牺尊，这比丢弃在沟中的木块要美得多。《淮南子》赞颂了人改变自然的劳动美，同时又鼓励人们去进行美的创造。关于如何创造美，《淮南子》提出了重要的"君形者"说。它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表现人内在的精神--"人形之君"，例如"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矣"（《淮南子·说山训》），在我国美学史上首先论及形似与神似的问题。《淮南子》关于神似为主的观点，是魏晋"以形写神"和"重神轻形"美学观的先导。此外，《淮南子》还提出了"游乎心手众虚之间"、"放意相物"等有关形象思维特点的见解，对于提高人们的艺术创造能力也是有益的。再次，关于美育形式的论述。《诗》教、《礼》教、《乐》教，是古代学校美育的主要形式。《淮南子》认为诗、礼、乐都有"以美育德"的功能，既可以明人伦，又可以挽救颓败的道德，尤其是乐，其"诚心"、"至精"的情感，"动诸琴瑟，形诸音声"，具有"移风易俗"的感化作用，并可以借此了解民风民俗，强调了艺术美对人的感化教育作用。通过自然美来进行美育，是古代学校美育的又一形式。《淮南子》在这方面不同于儒家"以美比德"的观点，它引导人们到大自然中去尽情领略山河宝藏的天然美色。《淮南子》认为这些天生自在之美，是天地阴阳化育的"大巧"，毋需人工修饰，丰富了古代关于自然美的教育内容。黄老学者为我国古代美育提供了新的思想，开辟了新的蹊径，但是道论的虚无主义倾向，以为美和艺术都是"衰世之造也"（《淮南子·齐俗训》），又大大局限了人们的审美活动和美育的发展，这反映了这一学派内在的矛盾。

黄老之学对于汉初的政局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它提倡无为、放任，虽然使老百姓得到了一定的休养生息，却也纵容诸侯王骄恣不法，从而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激化了阶级矛盾，削弱了中央集权。吴楚七国之乱，宣告了黄老之学在政治上的破产，促使一代英主汉武帝，不能不改弦易辙，实行"更化"，采取了"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

2。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对教育的影响在我国古代，还没有哪一门学科像经学这样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学术和教育的发展。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统治者便用经学治世，学校育才，朝廷取士也都以经学为重要标准和基本内容，经学与古代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汉代是经学的昌盛时期，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分立与发展，促成了我国古代社会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的进步与文字学和考古学的创立，以传授经学为务的汉代官学和私学也随之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形成了通经致用的原则和问难论辩的方法，造成了一代学风与士风，谱写了中国古代教育史别开生面的一页。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分。"独尊儒术"虽然结束了"百家殊方"的局面，但是并未结束学术思想的争鸣。在汉代，儒学内部的学术争鸣，始终十分活跃，并且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笼统地说可分为西汉今文学和东汉古文学。就本义说，这两大派别只是由于所据传本的记录文字不同而加以区分的。运用汉代人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传本，称作今文经学。这种经书，多是凭记忆、背诵、口耳相传下来的六经旧典。另一种是用古文（即先秦六国文字）记录下来的传本，称作古文经学，这种经书，据说是从地下或孔壁中挖掘出来的古本。由于最初今、古文经学只是传本文体的不同，区别不大，在西汉时，并未各自标名。诚如皮锡瑞所说："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学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①今、古文经学的公开对立，是从刘歆向朝廷建议为"古文经"设立学官引起的。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虽然都服务于封建地主阶级，但是他们治经的立场、观点不尽相同，对经传的解释也有许多分歧，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是其关于政治之道的论述，六经中的古史资料，都是孔子"托古改制"之作。因此，他们研究和传授六经，偏重于阐述"大义微言"，旨在从六经中寻求治国安邦之道。古文经学家则尊奉孔子为史学家，而且认为"六经皆史"，他们研究和传授六经，主张遵循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原则。今文经学家竭力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将儒学中渗入了大量阴阳五行思想，宣传并相信灾异、谶纬迷信。古文经学家则反对灾异之说，斥纬书为"诬妄"，他们讲求"实学"，研究经籍中的名扬训诂。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政治教育家，传授六经有"普通科"（《诗》、《书》、《礼》、《乐》）与"专门科"（《易》、《春秋》）之分，他们也依这个顺序排列六经。古文经学家则把六经视为历史，因此，按他们考证六经产生的先后顺序加以排列，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它们各自所依学统也不同，今文经学以《公羊传》为主，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由于两派占有的材料不同，治经的观点不同，因此对六经的解释，对史实的看法也有许多分歧。例如对分封制、官制等，今、

①　《经学历史》第88　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古文经学都有所不同。

总之，今文经学"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经学"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①。它们对我国文化学术的发展都有重大的贡献："因今文经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古文经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②这一论断，是为中肯。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论，属于儒学内部的流派之争，这种争论早已有之。到了东汉，由于今文经学自身的腐败，在古文经学大师们的努力下，今文经学大有被取代之势。东汉末年郑玄杂糅了今、古文两派的经说，这场斗争才暂告结束。"今古文经学之争"对于汉代学官的设置以及文官的选举与考核都有直接影响。除此之外，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或以互相争鸣，或以各自的特点，直接作用于汉代的经学教育，使之产生了相应的教学方法、教学原则、教学内容以及学风和士气。

问难论辩学风的形成。问难论辩是汉代经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方法，它有时被运用于社会上的学术论争，有时则在学校内部进行，有的是由统治者亲自提倡，有的是儒师们批判精神的表现，有的则是儒学各派党同伐异的争辩。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汉章帝的主持下召开了著名的白虎观会议，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经学讨论会，今、古文与谶纬神学各派都有代表参加，旨在通过讲论五经同异，建立统一的儒学，讨论成果被编撰成一部贯通五经六义的《白虎通》。这部经典"它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谶纬神学由分歧斗争走向统一融合的产物，适应了东汉时期加强君父统治的需要，标志着统一经学建立的完成。"③汉朝统治者提倡问难论辩，不是为加强学术，主要是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统一全国思想的第一步，如何使享有独尊地位的儒学，服从统一的政治原则，发挥指导思想的作用，则是更为复杂而艰巨的思想文化建设。从孔子死后，儒学就分为不同的派别，这不利于完成统一思想的任务。汉代统治者没有采用简单的办法来处理经义分歧的问题，而是在王权的干预下，依靠儒学大师们相互诘难，用求同存异的方法加以解决。从汉武帝到汉章帝，经过了二百余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建立统一儒学的任务。所谓统一的儒学，并非泯灭了儒学内部的流派，而是指建立了符合统治者要求的，为儒家各派遵奉的统一的政治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汉王朝又将先秦原始儒学改造成为适应汉代统治需要的官方儒学。这种儒学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宗教神学为形式，负有强化君父统治的职能，《白虎通》就是官方儒学的典型代表。汉代统治者运用论辩的方式，不仅达到了进一步统一思想的目的，同时也促进了经学教育问难论辩风气的形成。

汉代儒师中始终存在着思想批判的传统，这是推动问难论辩的重要思想因素，对经学教育有很大影响。王充"疾虚妄"的理性批判精神，是这一传统的光辉体现。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王充从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角度提倡问难论辩，他认为求学的目的就在于"核道要义，证定是非也"（《论衡·问孔篇》）。因此只要有所怀疑，即使其言传来自孔子，也不妨问难。他还主张师生问难。他赞扬汉代博士与弟

①　周予同：《经学历史·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周予同：《经学历史·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第474　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子相互诘难的教学方法，是"极道之深"的有效办法。他还指出师弟子相互问难的过程是教学相长的过程，是磨砺学问的好办法（《论衡·明雩》）。至东汉末年，社会极端动荡不安、政治黑暗，代表下层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的社会批判思潮兴起，它直接继承了王充"疾虚妄"的精神，深刻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王符、仲长统就是这股思潮的主要代表。王符在教学上不仅主张问辩论难，还提出了"疑思问"的重要命题。这一时期，官方经学日益衰败，古、今文融合的条件也已成熟，在社会批判思潮的推动下，经学教育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第一，社会上出现了突破师法、家法的限制，反对只专一经的思潮，涌现出许慎、马融、何休、郑玄等一大批综合诸经、杂糅古今文的经学大师；第二，大学内部在经学研究新风的影响下，也允许学生突破家法的限制，由专经向兼通几经发展；第三，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大学生的政治运动。以上史实说明，东汉末期，经学教育的问难论辩已渗入了批判性的学风。

汉代经学教育的问难论辩，虽有继承先秦"百家争鸣"精神的一面，但却不再是各学派之间的自由辩论，而是在皇权干预下的儒家内部的论辩。它也不同于宋代旨在创新说，立新意的疑经、改经思潮。从汉代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来说，只是希望借此建立统一的官方经学，因此，它的怀疑、批判精神都不如宋儒。从教育理论建设的角度来说，汉代经学教育的问难论辩，虽有丰富、生动的实践，但是缺乏理论论证，同时还有其他不足。尽管如此，如果将它和欧洲中世纪僵化死板的神学教育略作比较，我们不能不看到，其论辩活动透露着一股蓬勃生气，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进取精神。"通经致用"原则的盛行。"通经致用"是汉代经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经"，要求学通经书；一是"致用"，要求以经学用世。至于如何"通经"，今、古文经学各有不同的侧重。今文经学派注重学经义，经师说经也以"大义微言"为主，目的在于利用经说为现实的政治服务，表现了崇尚功利的学风。西汉中期，经学昌盛，经学教育积极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为了便于学生掌握经学的基本精神，今文大师说经比较简约，不拘泥于章句，体现了"温故知新"的思想，克服了先秦儒家"述而不作"的保守性。但是，后来他们走向了极端，有的经师脱离经书的章句，凭空说经，以至于一经说至千万言。最为典型的是《书》经大师秦延君，"尧典"二字要解释十万言，"曰若稽古"四字要解释四万言，使经说变得十分烦琐，完全违背了今文经学的初衷，令人难以掌握，据说有的学生幼年入学至白首才能会讲一经。经说还时常穿凿附会迷信怪诞的内容，很少有学术价值，这也是它的一大弊病。古文经学则不同，它是按经书的字义解释经文，不凭空臆说，具有朴实的学风，后世称之为"朴学"。它的经说内容迷信成分较少，学术价值较高。最初，古文经学大师反对"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经说也比较简明，不像今文经学冗杂。后来，这一学派的名物训诂也出现了支离经文和流于烦琐的弊病。

儒学应当致用，这是汉代儒师的共同主张，但是，如何致用，今、古文两派却各有异同，它们都注意通过培养具有儒学修养的人才来为封建王朝服务，如前文所述今文学大师更急于事功，甚至不惜以儒经附会政事，而古文经大师在政治上有复古倾向，反对迎合世务。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经学对统治者制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王权也为经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如白虎观会议总结了经学用世的经验，形成了法典式的官方儒学。但是，也造成了今文经学的僵化、腐败。东汉后期，政治黑暗，梗直的官僚士大夫屡遭迫害，经学难以挽救极端软弱的王权，也就脱离王权而独立发展。在此时，古文经学派学术研究的风气上升，经世致用的原则也改换了形式，以荀悦、王符、仲长统为代表的经学大师，拿起了社会批判的武器，使经学教育的这一重要原则，具有了新的民主精神。

在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经学教育所传授的知识，是统治者制定各种政策的重要依据。例如在汉武帝时期，统治者需要加强政治上的统一和巩固皇权，经师们为之提出了"春秋大一统"说和"君权神授"说；统治者决心削弱地方势力，经师们为之提出了"君亲无将，将而诛焉"（《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的理论（即臣对君如有弑逆的念头，就可以把臣杀死），使格杀诸侯王具有了合理性；统治者要举师攻打匈奴，经师又讲《公羊传》有"复父之仇"与"复九世之仇"的记载，为王师大张声势。西汉后期，自元帝开始采取向各派政治势力妥协的政策，经师们又捧出了《诗》学，提倡"温柔敦厚"的精神。王莽改制夺权，儒学与谶纬神学都曾为之效力。东汉初年，统治者需要重整朝纲，加强皇权，古文经学家贾逵及时阐述了《左传》的基本精神是"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其核心是阐发"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古文《左传》的经义，正符合统治者的心意，光武帝以"强干弱枝"为理由，削弱三公的实权，"事归台阁"，皇帝大权独揽；他又以"父子之纪纲"为依据，扶植宗室、外戚的势力，作为政权的支柱。总之，在汉代，儒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经学在汉代还有很强的实用性。自从汉武帝提倡经学以来，人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到经书中去找依据，上自朝廷的封禅、巡狩、郊祀、宗庙一类大事，下至庶民的"冠婚吉凶终始制度"，都以经典为准。官僚政客上朝言事、礼仪外宾，缙绅大夫待人接物、举措应对，都必须引经据典，就连帝王的诏书也充斥着经文典故。足见汉代是经文昌盛的时代，也是经文泛滥成灾的时代。吏事更是缘饰经义，吏员们则用经书来代替法律，以至发展到极端。这说明经书在汉代曾起过律令的作用，足见其实用价值。

儒学与仕途结合，使经学教育滋生了一批阿世取荣的章句小儒。但是儒学原有的政治理想并未淹没在利禄的冰水中，一些正派的经师培养造就了不少笃信儒家信仰的忠义之士，他们敢于为民请命，直言极谏，又以儒学律己，修身砺志，保持高尚的德操，这是汉代经学通经致用的又一重要原则的表现。史书记载了不少这方面的感人事迹。

总之，汉代经学教育倡导的通经致用原则，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它密切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所传授的知识在当时都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它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儒家国家观念和道德修养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是维护封建大一统的中坚力量，这一原则后来被宋代地主阶级的改革派，明清之际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以及近代地主阶级的改良派所继承和发扬，将它作为改良弊政，富国强民的一面旗帜。但是，将经义附会政治，造成了经学教育的庸俗化，这又是汉代通经致用的严重缺陷。

兼容各科的教育内容。儒家的经学是一门尚未分化的学问，这就使汉代的经学教育，有兼容哲学、伦理、名物训诂、历史、文学以及自然科学多方面的内容。对作为主要内容的哲学伦理观，前文多有论述，不再重复。由于儒家经典来源于史书，其中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五经中有《诗经》，包含丰富的文学知识。尤其应当说明的是，在经学研究和经学教育活动中，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文字学。古文经书的发现和古文经学的研究与传授，直接推动了文字学的研究和传授。古文经学大师许慎是经学大师贾逵的弟子，他根据古文经《周官》所述"六书"的系统以及其他材料，撰写了我国古文字学唯一经典：《说文解字》。也在这一时期，古老的文字学《尔雅》一书又增加了释诂、释言、释训等篇。这两部文学专著，是学习经书不可缺少的工具，文字学也就成为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对于经学教育传授自然科学知识，人们认识尚不一致。在汉代，科学理论大多与哲学结合在一起。有些专业技术知识较早脱离了哲学的"母体"，独立而成为专门的学问。例如医学专著《黄帝内经》和数学专著《九章算术》都已问世，其中哲学的内容虽然比较淡薄，但是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还是和哲学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医理中就有不少阴阳五行的思想和天人感应的思想。至于其他科学，分化程度尚不如医学，它们和哲学，特别是和兼容并包的儒家哲学，更是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此外，秦汉之际儒学经历了"再造"的过程，经师们有意识地吸取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以充实儒学的内容，增强儒家政治、伦理、哲学观点的说服力。甚至于和谶纬迷信结合的今文经学派，为使其编造的神学谎言令人信服，也大量吸收了自然科学知识，使之神秘化。这样一来，汉代经师们的经说所包含的自然科学知识就比先秦时期的经书更为丰富。经学教育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实例，可证明上述论断。"天时"与"土宜"是重要的农业科学知识，儒家经书上多有论说，如《论语·学而》提出"使民以时"；《尚书·尧典》记写了"敬授民时"的传说；《礼记·月令》开农家月令的先声，为统治者排列了遵照天时进行政治活动的月程表；《周礼·地官·司徒》提出了"土宜之法"，所谓"辨十有二土之名物"用以安排农事，都是有关农作的知识。汉代天人感应思想极盛，统治者出于荒唐的政治目的，却推动了天文观测的发展，《易》多次论述了世界上最早的太阳黑子的天文观测记录。纬书《周易·乾凿度》阐述了有关宇宙演化的理论，《白虎通》又照抄下来供儒生学习。《尚书纬·考灵曜》还保存了有关地动说的材料。这些为西方人士惊异瞩目的天文学知识，在汉代经学教育中都得到了传授。乐教是儒家重要的教学内容，经师往往擅长音律学，并通过经学教育加以传授。正因为经学教育研究并传授音律学，所以儒家门下曾培养造就过著名的音律学家，如汉代的《易》经博士京房，他创造了六十律，制作了弦律。汉代经学教育十分重视传授数学知识，据说："汉儒用数理讲《周易》，纬书兼讲天文历数学，因之数学成为儒学的一部分。"①汉代经师中颇有通算的学者，刘歆、第五元先、马融、郑玄、贾逵等人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汉代各门学科的界限不很分明，反映到教育上，就有一师兼教几科的现象，特别是东汉后期，社会批判思潮兴起，出现了突破师法、家法限制的要求，不仅读经注意兼通古今，而且经师传经也常常是兼传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这说明这一时期古文经学大师们注意培养"通才"，经学教育中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活动是很活跃的。

同时，也要看到经学教育对科技教育的发展还有消极限制的一面。儒学中，盛行一时的天人感应思想，对自然科学进行了许多歪曲附会的加工，诸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235　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如将天文现象与政治兴衰相比附，给律数、易数蒙上神秘的外衣，向医学理论中渗入迷信思想等等。特别是自然科学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逐步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学问时，儒学却以独尊的地位，将其强行纳入自己的体系，将自然科学人文化，大大局限了人们的视野。这样一来，经学教育便成为破坏自然科学发展的阻力，传授这方面的知识就极其有限了。

3。造纸术的发明对教育的影响造纸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我国和世界文化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桩大事。

纸是文字信息的载体。我国最早的文字载体为陶片、甲骨和青铜器，后来应用简牍，有了进步，但仍不方便。《汉书·刑法志》说秦始皇"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就是说，他每天要批阅用简牍书写的公文一石重量（秦代一石为一百二十秦斤，相当于现在25　公斤多）。

西汉时，东方朔写了一篇奏章给汉武帝，共用了三千根木牍，据说由两个身强力壮的大汉吃力地抬进宫去。战国时期开始应用蚕丝制成的丝织品--缣帛做书写材料，到秦汉广为流行。但用蚕丝制成的缣帛书写，虽具有柔软、平滑、轻便的特点，却由于生产成本太高，难以普遍推广。据研究，汉代一匹缣帛（2.2×40　汉尺）的价格可以买到六石（720　汉斤）大米，它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买得起，用得上的。

根据考古的一系列发现说明，纸的发明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创造，但也不能抹杀蔡伦在造纸技术方面的贡献。依《东观汉记》（四库全书馆辑本）记载："蔡伦典尚方，用木皮为纸，名谷纸；故鱼网为纸，名网纸"和"麻，名麻纸也"。蔡伦当东汉的尚方令，掌管宫廷中日用品生产和供应，凭显赫的政治地位，管理皇家做纸作坊，在拥有雄厚的资本，众多技术熟练的手工业工人，先进的操作技术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本的基础上，创造出高质量的纸，曾受到皇帝的表扬，下令推广。它给魏晋以后，植物纤维纸的进一步生产，奠定了技术基础，并且从麻类扩大到用稻草、麦杆、藤皮、楮皮等当原料。大约是东晋穆帝永和年间，我国造纸技术传到朝鲜（百济），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传到日本，公元751年以后西传到阿拉伯，再传到欧洲和非洲。公元1150年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沙提伐城建立欧洲第一座用破布作原料的造纸工场，距蔡伦造纸时间大约晚一千零四十多年。

从以上造纸术发明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纸的发明对教育的重大影响，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纸和它之前的文字载体（如陶片、简牍等）相比较，不仅更柔软、平滑、轻便，而且生产成本低，这样使得它能最大限度地推广，几乎使所有的知识分子，甚至平民百姓都可以买得起，用得上，这样人们接触知识的机会大大增多，同时扩大了人们的知识面和了解世界的渠道。

第二，在上述基础上，知识信息随着载体的轻便、快捷，实用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和宣传，这无疑有利于教育的发展、延续，加快了人们认识世界的速度和进程。

第三，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从而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二）"无为"与"尚贤"相结合的人才观黄老学派主张君臣异道：人君无为，人臣有为。所谓"主道圆"，"虚无因循"；"臣道方"，"守职分明"（《淮南子·主术训》）。君主无为的目的在于不任一己之力，而用众智众力，使"千官尽能"，"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淮南子·主术训》）。君主行无为之政的条件则是尚贤使能。黄帝帛书《十六经·观》指出："吾句［苟］能亲亲而兴贤，吾不遗亦至矣。"这些论述说明，黄老学派的人才思想是"无为"与"尚贤"相结合。这种观点和老子"绝圣弃智"的思想大相径庭，而是以道家"无为"为体，以儒、墨"尚贤"为用。以人君"无为"作为"尚贤"的前提，包含着反对君主独裁的民主精神，这又是与儒家尚贤有所不同之处。

黄老学者在总结战国以来各国兴衰存亡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高度评价贤臣和人才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贤臣当政可以"长利国家社稷，世利万夫百生［姓］"（《十六经·前道》）。并指出能否任用贤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所谓"能收天下豪杰、骠雄，则守御之备具矣"（《经法·君正》）。黄老学者反对人君以权谋挟持下臣的法家思想，他们主张礼贤下士，并以老子以退为进的辩证观点阐述了礼贤下士的意义和作用。指出人君屈尊待士，不惜重金延揽有智和有道的贤者，可以使国重、身贵、功得、财生、令行，是谓王天下之道。他们还重申了儒家关于贤臣可为王者师的思想。这是说视人臣为师友，是帝王之道；待人臣如雇佣或奴虏，则是危国、亡国之道。猛烈抨击了不能礼贤下士的暴君。

识别人才，是尚贤的重要方面。黄老学者吸取了名家的"刑［形］名之术"，指出欲知得失，请必审名察刑。他们提出以循名责实的原则来考察人臣的行为。循名责实，可以正确认识人的行为即"达于名实应，尽知清［情］伪而不惑"（《经法·论》）。这就告诉人们，凡是名实相符，就是真的、善的；凡是名实不符，就是假的、恶的。所以循名责实，为人们提供了识别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方法。

使用人才，是发挥人才重要作用的条件。《淮南子》的用人思想，颇有独到之处。首先，用人必须各因其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人所任职务与其才干相当，既不可大才小用，犹如"虎之不可使捕鼠"；也不可小才大用，犹如"狸之不可使搏牛"。只有各因其材，才能人尽其才，使"贤者尽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也才能不致浪费人才。《淮南子·主术训》以良医采药作比喻说："天下之物莫凶于鸡毒，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犹无可弃者。"深刻指出，善于量材用人，使人各得其宜，就能发挥其所长，这样，就不会发生"弃才"现象。反之，如果用人不当，不仅会造成"弃才"、"遗才"，而且，即使对人才有所使用，他们也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其次，用人必须赏罚得当。《淮南子·主述训》指出，人君赏罚下臣不应以各人喜怒为则，而应"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这样才能正确掌握"善否之情"，做到赏罚得当，即"德泽兼覆而不偏"，这是"群臣劝务而不怠"的重要条件。为保证赏罚得当，提高吏治效率，刘安吸取了法家"法不阿贵"的思想，认为"尊贵者不轻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这种不以地位之贵贱尊卑而根据实际表现定赏罚的思想，实际为奖善罚劣，这有利于人才在实干中成长，在今天仍有价值。

（三）法治教育向德治教育的转型西汉初年是我国古代教育从秦代的法治教育向汉代"独尊儒术"的德治教育转变的时期，黄老学派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摈弃了先秦道家"绝仁弃义"的观点，改变了抨击儒家学说的立场，而将儒家的德治思想与道论相结合。他们认为儒家关于"正信以仁，兹（慈）惠以爱人"的德治，正是实施"无为而治"和"柔节"（《十六经·顺道》）。这样，西汉初年的黄老学派大师们，就将儒家的德治并入了道家的大纛之下。黄老学派大师又不同于先秦道、法合流的稷下学派，他们经历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总结了历史教训，几乎都发表过猛烈抨击先秦法治的言论，反映了汉初的社会舆论。尽管他们猛烈抨击法家，但却并不抛弃法治，甚至还提出人君应"案法而治"，认为"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经法·君正》）。不过，他们反对"深刑刻法"，并从国家兴衰的高度揭露繁法密禁是亡国之道。黄老学者提出了"道生法"的观点（《经法·道法》），即法要从属于道，不可违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原则。总之，黄老学派兼求德治与法治，并使二者都纳入道学的体系。在德与法的关系上，他们主张德主法辅，这一思想，体现了西汉初年的时代特点是由秦代法治教育向汉代"独尊儒术"的德治教育转变时期的文教政策。以德为主，在政治上则倡导重民、尚贤；在经济上则主张重农、轻徭薄赋、毋夺民时；在教育上则一改秦朝废学弃教的舆论，重申兴学设教的思想。

教化，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控制人民思想的一种手段，黄老之学倡导的社会教化，却包含着反对愚民与暴政的民主因素。他们认为借教化统一百姓的思想，较之以法箝制百姓的思想好得多，是"惠民"、"宁民"、"利民"之举。《淮南子》的作者，受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震动，从治乱兴亡的高度，继承发扬了孟子、荀子、管仲和《吕氏春秋》的重民思想，认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淮南子·诠言训》）。反复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说林训》告诫统治者："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马，若蹍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因此，牧民之术不可不讲求，更不可不慎重。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比《吕氏春秋》更加强调对老百姓的安抚与教化，甚至认为"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视德教为法治的保证，因此，明确主张"立大学而教诲之"（《淮南子·泰族训》）。

黄老学者十分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他们说"治国之本在于治身"，"未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文子·上仁》）。黄老学者认为统治者修身进德是得民心之举，所谓君主"兼爱无私，则民亲上"（《经法·君正》）。《文子·精诚》篇还提出了"抱道推诚"之说。"抱道"，是说统治者应以道为主导，道德修养要"因道"。"诚"，是指人内心的道德意识与情感至于纯洁、专一、强烈、真挚的境界，"诚"是道的体现。"推诚"，是指道的实施，即以至诚的德操去感召天下黎民。"抱道推诚"是黄老学派对统治者修身的重要要求，他们认为若能这样做，就是抓住了治国的根本。《文子·精诚》曰："抱道推诚，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影之像形，所修者本也。"又说："勇士一呼，三军皆辟，其出之诚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诸己也。"他指出如果统治者不注意修身，政令则难以推行，无法移风易俗，即"悬法设赏而不能移风易俗者，诚心不抱也。"只有"抱真效诚"，才能"令行禁止"。黄老学者还认为统治者的进德程度，将影响整个国家的道德风气。黄老学派视人主为"民之师"，指出他们的言行对于改变"淫乱之世"是至关重要的。黄老学者在论证修身意义的基础上，得出了与儒家相同的治国之道："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后及补人。外内交接，乃正于事之所成"（《十六经·五正》）。这些论述，酷似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所不同在于，黄老学派以修身作为实现无为之治和"贵生"之道的条件。他们认为只有统治者注意修身节欲，才可能不扰民，不与民争利，从而实施道家的宽省政治。《淮南子·主术训》直陈了社会上贫富尖锐对立的现实，以此告诫统治者要节欲、省约。黄老学派的修身说，虽然有禁欲主义的内容，但是，它已触及到教育与人自身发展的关系问题，并体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心和同情，有助于抑制统治者的贪欲和恣意妄为，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确立和巩固封建宗法制度，这是儒家德治论的主旨。面对初建封建帝国的形势，黄老学派摒弃了庄周追求无差别境界的思想，汲取了儒家的宗法观念，并列为教化的重要内容。《黄帝帛书》托黄帝言："唯余一人，兼有天下"（《十六经·果童》），肯定了封建大一统天子的至尊地位。又指出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是使国家强盛的重要保证，"主主臣臣，上下不■［越］者，其国强"（《经法·六分》）。在君臣关系上，黄老学者并不赞赏法家要求臣对君绝对服从，他们吸收了"原始儒学"的君臣观，认为"主愿臣忠"，国家才能相安无事，如果君"行毋［侮］而索敬"，那么"君弗得臣"，即君臣关系就会破裂。在父子关系上，他们也主张"父慈子孝"这种双方都尽义务的伦理观，并指出父"行曾［憎］而索爱"，那么"父弗得子"。这种教化内容，对于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巩固新建政权，是有积极作用的。

综上所述，西汉初年，是法治教育向德治教育转变的时期，儒、法、名、阴阳等各家思想，都隶属于道家，儒家的德治论也在道家的体系内发展，至《淮南子》一书问世，德治论大有突破道家窠臼之势，预示着"独尊儒术"时代的到来。

（四）"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1。"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儒学的恢复。由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恢复上升过程。在秦朝暴力统治的驱使下，秦汉之际，有许多儒士投奔农民起义军，其中也有投奔汉王刘邦的，但却遭到冷遇，说明汉高祖最初不喜欢儒生。但随着儒生政治作用的发挥，逐渐改变了他的看法。例如郦食其曾帮助汉王驰说诸侯，立过不少功劳，使高祖再也不敢轻待儒生。开国之初，儒家学者叔孙通（原秦博士）率弟子百余人归附高祖，被拜为博士，号稷嗣君。由于他制定朝仪有方，使汉高祖尝到了帝王之尊，又晋升为太常，身居九卿之列，诸生也被聘为郎官。西汉初年的思想家陆贾，对汉王朝采取无为政治出力很大，与此同时，他也用儒家的仁义学说劝谏当朝君臣，对提高儒家地位有积极作用。汉高祖在他死前一年，使用"太牢"祭祀孔子，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了挟书律，在法律上为儒家的发展扫除了障碍，儒学的研究和传授活动也随之活跃起来。汉初儒家为补救"秦火"之后古籍佚散之缺，纷纷搜罗先秦遗文片简，并结合汉代情况编写了许多论文。在西汉初年，黄老学派占优势的情况下，儒学逐渐恢复起来，从理论建设上完成了先秦儒学向董仲舒儒学的转变，其学说内容也更加切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因而也日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孝文帝时期，开始设置了儒学的专经博士，说明儒学地位有显著提高。文帝还重用了著名的儒家学者贾谊，贾谊批判地继承了陆贾的思想：坚持以仁义为治国之本，并主张建立"礼制"，否定了无为，提出了有为。他还进一步陈述了儒术的意义和提倡教化，注意太子教育的重要性。贾谊的思想虽然遭到元老重臣的反对，未能付诸实践，但是他对儒学理论进行了重要的建设，并预示了董仲舒的方向。汉文帝时抬高儒学地位的作法，大大扶植了儒家势力的发展，为"儒老相绌"创造了条件。儒学在汉初的恢复和发展，还表现在它对执政者施政思想的影响上。儒家仁政的主张，在推行无为政治的大纛下逐渐体现出来，例如，陆贾所谓仁义与无为并提的思想，黄老帛书中德主刑辅的观点等等，这是黄老学派"援儒入道"，也是儒学对汉王朝政策的间接影响。儒家关于孝悌为本的宗法思想，则直接被汉统治者所接受，并形诸政策。儒家重视教化的思想也初步被统治者采纳。儒家经过几十年恢复，逐渐有了与道家抗衡，争夺学术霸主地位的力量。

汉景帝时期的"儒老相绌"。汉景帝时期出现了"儒老相绌"，而这场学术斗争的背后，则隐藏着尖锐的政治斗争。窦太后喜欢黄老道家之术，并以此包庇权贵分裂势力，干预朝政，严重削弱了皇权。为巩固皇权，汉景帝进一步起用儒家学者，立辕固、董仲舒、胡毋生等为博士，聘王臧为太子少傅，丁宽为梁孝王将军。由辕固与黄生、辕固与窦太后就"受命"与"放弑"、"家人言"与"司空城旦书"引起的两场争论，揭开了"儒老相绌"的战幕。这两次论战，儒家都未取胜。在其后更尖锐的一场斗争即继嗣问题的斗争中，儒家取得了胜利。使汉代进一步巩固了"立嗣必子"的制度，强化了皇权，避免了内乱与分裂，同时也保证汉武帝的继嗣权，决定了他一生的政治命运。研究《公羊传》的是儒家学者胡毋生和董仲舒，这一时期被立为博士，说明统治者对儒学的政治作用有了进一步认识。汉景帝时的"儒老相绌"，儒家以失败开始，以胜利结束，为"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十六岁即位，窦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她欲以黄老之术把持朝政。汉武帝为了加强君权，依靠一批儒家学者推行儒术。建元元年，"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汉书·武帝纪》），这就是"罢黜百家"的重要表现。被废黜的百家，应以黄老道家为主，其所以未提其名，主要是有碍于太皇太后。窦太后并不甘休，于建元二年逼迫赵绾、王藏下狱自杀，免除了丞相田蚡、太尉窦婴的官职，利用权势打击儒家，扶植黄老。但是黄老之学已是强驽之末，抵挡不了尊奉儒术的社会潮流。建元五年，汉武帝将儒家经典列为官学，设置五经博士，建元六年窦太后崩，田蚡仍任丞相，公开"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及文学儒者数百人"，完成了史称"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赞》）之大举，标志着"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谈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必然要涉及董仲舒的"三对策"，他的对策，对于这一文教政策的确立和贯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不能因此而忽略了这一政策产生的深刻的社会原因。

2。"独尊儒术"文教政策产生的原因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古代史学家多认为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所谓一个是为了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一个是出于争夺学术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问，一拍即合。其实，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样，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只要深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细加钩沉比勘，就不难揭示其事实真相。

首先，"独尊儒术"是改善治民之术的需要。统一的封建帝国，自秦始皇建立到汉武帝执政，经历了近一百年，封建帝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即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如何处置和缓和这一矛盾，是封建统治者选择和确立统治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如何统治人民的问题，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了秦亡的教训，认为秦统治者在取天下时是成功的，但在守天下、治天下时却是失败的，这是由于不懂得"逆取顺守"的道理。这一论断符合历史实际。秦建立以后，对于如何处理高度集中的政治与高度分散的经济之间的矛盾还缺乏经验，不懂得为了加强集权统治，必须用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来管辖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尤为失策的是未能改变兼并六国时的法治手段，没有采用伦理道德教化的方式来处理各种社会问题。为了统一思想，秦统治者采用了凶残的"焚书坑儒"的措施，使不应激化的矛盾激化了，驱使众多的知识分子参加了农民起义。秦王朝的暴力统治不仅表现在政治文化上，而且在经济上也进行了空前的横征暴敛，强使精壮劳力服役，搞得民不聊生，终于在公元前209年暴发了农民大起义。秦二世而亡，意味着法家暴力统治思想的破产。

汉代初年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代统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无为之治"，并因之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这种治民之术，既不能解决化民易俗，建立统一的封建伦常观念的问题，也不能使分散的小农经济与政权凝聚为一体，更为有害的是这种放任政策，听凭富贾豪族掠夺民财，兼并土地，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到汉武帝时期，农民已处在"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的悲惨境地，迫使农民奋起抗争，在文帝之时，京城长安内也发生了"盗贼"的暴力事件。阶级矛盾逐渐加剧，使汉代统治者意识到"清静无为"政治已不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了。

儒家集以往文化之大成，对于如何御民的问题，制定了一套符合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国情的办法：第一，以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驾驭天下。我国的封建社会改造并保留了奴隶社会的宗法制度，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特点。对此，先秦以来的各个学派，有着不同的认识。法家认法不认亲，对宗法制度有否定的一面。墨家主张"兼爱"、抹煞等级差别，不利于宗法制度的确立。管仲学派则是肯定与否定参半，黄老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没有对宗法制度给予至高的位置。儒家则不同，声称以"孝悌为本"，主张强化君父之权。儒家经典系统保存了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战国以来有关宗法观念的思想资料。经历秦汉之际思想学术的大融合，儒家学者又根据井田制废除，私有经济产生，宗族解体为家族，以及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确立等新情况，对古老的宗法制度进行了一番加工改造，设计了一套以个体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宗法制度，这一加工改造体现在汉初儒师的"造礼"活动之中。董仲舒继之又明确提出了"三纲"、"五常"之说，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并有助于巩固中央集权。按照儒家的学说，可以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理顺国家政权和家族性个体农业者之间的关系。儒家关于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论，符合我国封建社会的实际状况，这是它被定为一尊的重要原因。

第二，主张推行"仁政"。儒家学说有一重要特点，就是把政治伦理化，将统治者与服从者的政治关系染上宗法观念的温情色彩。这一理论运用于治道，则提出了"仁政"的主张，这是儒家有别于其他学派的又一重要表现。法家认为仁义是过时之物，故滥用暴力，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黄老学派主张"持以道德，辅以仁义"（《准南子·览冥训》，行仁义必须服从于自然无为的道论，从而放纵了地主阶级的贪婪本性，使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儒家提倡仁政，对地主阶级有一定制约，防止他们干出"杀鸡取卵"的蠢事。汉初儒家吸取了刑名之学的思想，认识到礼乐刑政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主张将仁政与法治结合起来，以德为主，以刑为辅，重视道德教化，较妥善地处置了德与刑的关系，符合"逆取顺守"的治国方略。贾谊是汉初儒家的杰出代表，他劝导君主和各级官吏带头为善，对百姓施以示范开导的政策。同时他又主张对反对朝廷、渔肉百姓的地方割据势力，施以"斤斧"，加以镇压制裁。董仲舒将兴学置教、培养贤吏与推行仁政紧密结合起来，发展了先秦儒家"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对于建设贤德而干练的封建官僚机构，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儒家的仁政主张，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提高吏治水平，不失为封建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之策。

第三，以天道人情教化百姓。封建统治者需要借助宗教神学的力量来加强统治，中国和外国概莫能外。法家的无神论和统治阶级的需要是相抵触的，秦汉之际的方士为帝王求长生不死之药，只服务于统治者个人，并未解决统治百姓的问题。董仲舒却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着眼于巩固整个封建国家的政权，对儒学进行了神学化的改造：他的"天人感应"论，使伦理道德神学化了；他的"君权神授"说，为君主专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学的论证。董仲舒建造的神学化的儒学体系，虽然有别于出世而消极的宗教，却积极配合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进而抬高了儒学的地位。

汉儒除重视"天道"之外，还重视"人情"。所谓"人情"是指人之常情。儒家经典是古代史官保存的典籍，其中记载了上自五帝时代，下至春秋战国的民情风俗。儒家的纲常名教正是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相联系的，富有"人情"味，具有平易近人，近俗的特点。因而儒家的教义很容易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发挥"一民心，齐民俗"的教化作用。儒学既不像法家学说那样强硬，也不像道家学说那样玄远，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便于推行道德教化的思想工具，这是它受到封建统治者青睐的又一原因。其次，"独尊儒术"是加强君权，制止分裂割据的需要。

中央集权与分裂割据的矛盾，在汉初七十年间从未平息过。汉朝建国时，分封异姓功臣为诸侯王，实行郡、国并行的制度，结果发展了割据势力。刘邦为了维护统一与君权，采取了削藩的政策，剪除了异姓王，改设同姓王以拱卫王室。但是同姓诸侯王很快也发展成为一种离心的势力，并且和朝廷内的太后、宗族多有联系。如何对付宗族权贵集团形成的分裂割据势力，是摆在汉朝统治者面前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至文帝执政时，吴王刘濞肆无忌惮地发展实力，并且"谋作乱逆"。但是，文帝信奉黄老之术，采取了"静以待动"、"不为祸先"的办法，反而滋长了吴王的野心，终于酿成"七国之乱"。吴楚七国之乱虽然平息了，但是，诸侯王分裂割据的状况仍然存在，这就迫使封建统治者必须改变"清静无为"政治。由于宗族权贵集团组成的分裂割据势力，与君主存在着宗法血缘关系，因此，儒家关于巩固和强化宗法制度与宗法思想的理论，特别是有关宗法继嗣制度的理论，有助于削弱地方势力，"强干弱枝"，加强君权，建立和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秩序。董仲舒针对当时统治阶级集团内的尖锐矛盾，提出了"大一统"说。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最后，"独尊儒术"是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国的需要。

汉初实行"清静无为"的政治，虽然加强了汉王朝与各少数民族在文化、经济上的联系，但是也助长了西北地区匈奴贵族的贪婪性和掠夺性，致使"暴害滋甚"。到文帝时，匈奴的进犯竟逼至到长安附近，对西汉王朝造成很大的威胁，这就要求统治者结束黄老道家的无欲政治，改为多欲进取的政治。儒家一贯提倡积极有为的人生哲学，董仲舒又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论证了实行"更化"的需要，鼓吹君主"强勉"行道，这正符合西汉中期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适应了将被动妥协的对外政策转变为主动出击的"征抚"政策的需要，正对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口味。虽然有些个别儒家学者在对外征伐上主张和谈，反对诉诸武力，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儒家的学说体系推动了西汉王朝采用多欲进取的政治，并在这总的前提下，改变了对外政策。所以，儒学能够定于一尊，和它提倡的人生哲学得以满足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的需要直接有关。

3。"独尊儒术"对教育的影响首先，提高了教育的地位，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儒家德治论的核心是"以教为本"，而不是"以法为本"，它从统治政策的高度论证了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以三纲、五常这类道德规范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不是以法术、吏事为主要内容。"独尊儒术"，这是地主阶级加强思想统治的重要措施，也是对"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有力批判，从而将教育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战略"地位。自此以后，教育逐渐被社会公认是"为政之首"，"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春秋繁露·精华》）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使我国形成了重视教育的优秀传统。在这一政策的直接推动下，汉代则有兴太学、设学校、广育人才的重大改革，确立了我国封建官学制度，有效地促进了我国传统教育的发展。

其次，促成了教育的政治伦理化。"独尊儒术"意味着统治者将教育视为有别于暴力的政治统治手段，所谓"教化立而奸邪皆止"（《汉书·董仲舒传》）。他们有意识地强化教育的政治作用，扶植政治化的儒学。儒家的政治，是封建宗法的政治，即伦理化的政治。儒家学者一贯认为教育的政治作用，不在于以法教民，使之不敢为非，而在于以纲常名教化民易俗，使之耻于为非。儒家的教育内容诚如董仲舒所说："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春秋繁露·五道》），即以人伦道德为教，从而促成了教育的伦理化。教育的政治伦理化，有古老的渊源，周公制礼作乐，兴德育教，首开其端；孔于创办儒家私学，使之进一步完善；至"独尊儒术"，周礼之教借助朝廷力量方被推行于全国。这一文教政策，对于我国教育政治伦理化特点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种政治伦理化的教育，被历代统治者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之发挥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重大作用。又由于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保存了一些从原始社会沿袭下来的良好道德传统，比如敬老慈幼、诚实和睦、团结互助等，这种传统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密切结合，因此，推行这种教化，对于形成我国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良风美俗，有着重大的影响。

最后，结束了"百家争鸣"，实现了教育的"儒学化"。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文化专制政策的贯彻势在必行。汉武帝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在推行文化专制政策时，没有使用暴力手段，而是运用改革文化教育的方式，选择了适合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儒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从而达到了加强思想统治的目的。"焚书坑儒"与"独尊儒术"虽然都是为了推行文化专制，但是，由于二者采用的手段不同，实施的内容不同，因而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同。"独尊儒术"结束了"百家争鸣"，有限制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消极作用。但是，由于它维护和巩固了新兴的封建专制制度，所以在汉代以及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都具有进步意义。在教育上，采用儒经作为养士和取士的唯一依据，实现了教育的儒学化，使文化教育完成了适应新兴封建制度的重大改革。地主阶级的教育改革，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孔子在春秋中期首先高擎改革大旗，出现了文化教育的空前繁荣。秦始皇"焚书坑儒"，使这场改革遭受严重挫折，学校教育一片萧条。汉武帝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实行了"独尊儒术"，在确立地主阶级政治指导思想的同时，完成了地主阶级的教育改革。这一政策的实施，虽然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但不意味着禁绝了"百家"。尊崇儒学与罢黜百家，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至于不妨害封建专制制度的学术思想，汉代统治者始终允许研究和传授。随着中央集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关这方面的教育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从"独尊儒术"的实施情况可以看出，汉代统治者已经开始懂得区别政治与学术，对于文化教育事业能够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这是汉代教育成就较大的重要原因。

六、汉代的教育制度（一）官学制度1。汉代的太学太学的兴办。汉代至武帝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地主阶级才有了培养统治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汉代太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

太学的创办需要一定的条件，必须具备经济与政治的基础和社会的需要。西汉初年，汉高祖竟配备不齐四匹一色的马来驾车，将相大臣有的只能乘坐牛车，经济如此凋敝，不经过长时间的恢复，根本没力量创办官学。当时中央集权制尚不巩固，统治者忙于削藩和应付匈奴的侵扰，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之事。至汉武帝时，生产恢复，经济得到初步的发展，国力充实，政治统一，才具备了兴办太学的条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采用所谓"推恩法"，对诸侯王实行分土不治民的制度，大小官吏逐渐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初步建立了统一的官僚机构。封建帝国的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能否牢牢控制官僚机构，各级官僚机构能否把朝廷的号令、政策及时地贯彻到所辖地区，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牢固树立儒家大一统国家观念和宗法思想的人才，以充实各级官僚机构，就成为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制的关健，这就要求统治者解决人才来源问题。所以建设有效的吏治，需要培养符合要求的人才，这是兴办太学的强大动因。同时，汉代太学的兴办，也得力于两个治《公羊春秋》的儒家学者，一个是董仲舒献策于前，一个是公孙弘以丞相之职贯彻于太学的发展。汉代太学初建时规模很小，只有几个经学博士和五十个博士弟子。至汉代中期昭帝、宣帝时，为了缓和因连年战争而一度紧张的国内阶级矛盾，实施了与民休息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国家又呈现出兴盛的气象。特别是汉宣帝整治吏治，考核实效，注意人才的培养，因此太学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太学生在汉昭帝时增至一百人，到汉宣帝时则增至二百人。西汉后期，刘氏王朝由盛至衰，豪强势力猖獗，君主采取妥协政策，统治思想发生相应变化，由提倡儒学为主、刑名学为辅的董仲舒春秋公羊学，改为提倡宽柔温厚的儒家《诗》学，放纵了豪强势力的发展，但统治者的进一步重儒，却推动了以研讨儒学为主旨的太学的发展，太学生数目不断增多。王莽执政时，还采取种种措施扩建太学：为太学兴建校舍"万区"，立乐经，增设博士等等。虽然王莽扩建太学，怀有个人政治目的，但他对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却不应抹煞。以上是西汉年间太学发展的大致状况。东汉期间的前期，汉光武帝与汉明帝执政，皇权比较巩固，外戚和宦官不敢公开作恶，社会一度比较安定，太学也因之得到了正常发展。章帝以后，东汉政治进入了黑暗时期，太学教育一度衰落。至邓太后把持朝政，她吸取了以往外戚失势的教训，既注意并用外戚和宦官，又注意表扬儒学，尊礼三公。直到顺帝永建六年，太学得到重修，扩建了"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以后又增加了太学生的来源，还增加了甲乙两科学生及太学生的俸禄，于是太学生人数大增。汉质帝时，梁太后朝政，为巩固她的政权，重又表彰儒学，广招太学生，结果使太学生多至三万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我国东汉末年的太学远远胜过了"波大"，这一史实又一次证明了我国古代教育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太学的管理与教学。汉代朝廷掌管文教的官员为太常，居九卿的首位。

太常原名奉常，是秦旧官，汉景帝时更名太常，王莽新朝改秩宗，东汉时期又恢复了太常的名称。太常负责管理文教，这种教育行政体制，明显地保留着"政教合一"的性质。朝廷对太学的管理，除委任太常总负责之外，皇帝还亲自到太学视学，说明我国古代教育行政管理，在肇始之初就受到格外重视。

太学的教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以教学为主。但"国有疑事"仍应"掌承问对"（《后汉书·百官志二》），即参加朝廷的政治、学术讨论。此外还有"奉使"及巡视地方政教等项工作，汉代的博士是过问政治的，其教职体现了"通经致用"的原则。众博士之上还设有首席长官，西汉时博士首席称仆射，东汉时改为祭酒。祭酒由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的博士担任，他是后来大学校长的前身。

汉代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西汉的博士多由名流充当，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东汉的博士要经过考试，还要写"保举状"。由于博士属于朝廷命官，所以也有由诸科始进和他官迁升的。两汉挑选博士非常慎重严格，博士必须德才兼备，要有"明于古今"、"通达国体"的广博学识，具有"温故知新"的治学能力，应当为人师表，使学者有所"述"，又可以尊为道德的风范。此外，还必须具有足以胜任博士职责的专经训练和相当的教学经验，以及身体健康等条件。后来皇帝颁布的诏书又规定，任博士必须在五十岁以上。经过严格挑选，在汉代大学执教的博士，一般来说质量较高，其中不乏一代儒宗学者。由这些人执教，对提高太学教学质量，起着保证性作用。应当指出，太学毕竟是封建官学，封建社会政治上的腐败现象，不可能不侵蚀太学的行政管理，造成太学博士的选择存在着弊端。不过，从总体上说，"严于择师"仍是汉代太学的主流。

汉代太学还有尊师的传统，太学博士享有较高的经济、政治待遇。汉代太学博士，负有议政、奉使、巡视等职责，说明他们的政治地位不低。

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到东汉时简称"太学生"或"诸生"。太学生的补选办法，两汉时期并无严格规定，最常见的是两种形式：其一是太常直接选送；其二是郡国县道邑选送，选送不实的，负责长官要受处罚。选送的条件大致参照公孙弘拟订的办法。此外，还有通过考试和因"父任"而入学的。招收太学生，没有严格的学龄限制。公孙弘拟定的方案中虽有十八岁入学的规定，实际上，汉代太学生既有六十岁以上的白首翁，也有十二岁即显名于太学的"任圣童"（即任延年）。由太常选送的太学生为正式生，享有俸禄，由其他途径入学的为非正式生，费用自给。家境贫寒无力经达的博士弟子，可以由郡国遣送，至太学后也允许一边求学一边靠劳作为生。王莽以后，太学生的成份逐渐发生变化，起初有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的规定，继而又增加了公卿子弟及明经下弟入学的规定，太学的贵族子弟日渐增多，贵族化的倾向也有所发展。

太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各有不同：有的成为卿相，有的任官为吏，有的收徒为师，但也有学而无成白首空归的。除大将军、大官僚的儿子不靠太学的资格就可以做官之外，大部分的大学生，其出路仍体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办学宗旨。统治者建立太学，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吏治效能，加强中央集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汉代太学实行了养士与选才相结合的办法，与此同时又改革了文宫的补官与晋级规定，使之与太学的选才原则一致起来，这一方案也是由公孙弘统一拟定的。公孙弘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批准，自此以后，"文学礼义"、"通一艺以上"都被列为补官、晋级的条件，而且优先使用"诵多者"。官吏的文化程度，儒学的修养水平受到高度的重视，造成汉代"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汉书·儒林传》）的局面，即从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都会讲经学。儒学和仕途完全结合起来，读书人都变成了儒生。养士育才和职官制度的一致性，是汉代政治思想统一的重要原因，也是贯彻"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关键一环，这在当时具有顺应历史发展需要，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补充和修正世卿世禄制度的积极作用。但是，剥削阶级升官发财的思想，也随之侵蚀着学校教育，毒害着读书人的思想，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是应当批判的。

太学对学生的生活管理比较松散，缺乏经验。太学建有供太学生居住的房舍，学生们可以分室而居、偕家室同居以及在校外赁屋而居。太学的教育及对学生的学习管理也不尽完善，但确有一些独到之处：第一，以经师讲学为主，学生互教为辅。

汉代文具虽然已有缣帛、纸、笔，但是使用并不普遍。在书写出版相当困难的汉代，大师们的经说难于书诸简牍，多是师师相传，学习儒学就必须从师，经师讲学也就成为汉代大学的主要教学形式。经师讲学有专门的讲堂，据说洛阳太学的讲堂"长十丈，广三丈"，还有内外之分，称"内外讲堂"，可以想见当时讲学的规模宏大。太学博士多为一代名儒，对儒经都有专门研究，他们说经，具有讲学性质，致使我国封建社会的太学，在其初创阶段就有了学术性。同时汉代社会也较注重经师的教学艺术，这种时尚直接影响太学的教学。

为了确保师师相传的经说不致"走样"，促成政治思想的高度统一，汉代统治者规定传授经书必须信守师法与家法。所谓师法，是指传经时以汉初立为博士的经师的经说为准绳，例如《公羊春秋》就以董仲舒所传的经说为师法。后来，大师的弟子们在传经时，又有所发展，形成一家之言，这就叫家法，例如后汉就有"颜氏公羊"与"严氏公羊"两大家。一般说来，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这是符合经学自身发展顺序的。朝廷对信守师法和家法的要求很严格。此外，社会上的察举和太学内的考试，都要求严格遵守师法、家法。由于没有统一教材，师法、家法也没有规范标准，因此这方面的纷争一直没有平息，至东汉熹平四年，发生了镌刻石经立于太学门外的盛举，初步解决了统一经书的问题。熹平石经，是我国古代由政府统一颁布的第一套标准教材，是经学发展史上第一部公诸于世的官定经书，是书法被视为一门艺术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令人瞩目的创举，熹平石刻，进一步说明汉代统治者对信守师法、家法要求之严格，对箝制思想的高度重视。清代学者皮锡瑞估计，由高年级优秀生教低年级学生，是汉代太学辅助经师讲学的一种形式。

第二，注重考试与自学。

汉代太学注重考试，并建立了一定的制度。考试在太学有两种作用：一是选材手段，一是督促，检查学生学习的管理手段。董仲舒在对策中建议："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说明最初建立考试制度，重在选材。后来太学生数目剧增，教师难于照顾周全，考试的管理作用也就更为明显。汉代的考试方法有射策和对策两种。所谓"射策"，犹如后世的抽签考试，内容侧重于对经义的解释、阐发，博士先将儒经中"难问疑义书之于策"，加以"密封"，由学生投射抽取，进行解答。最初射策根据难易程度分为甲乙两科，每科有规定的取官名额。所谓"对策"，是根据皇上或学官提出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撰文以对。对策多用于朝廷的荐举，而后才被授官；射策则多用于太学内的考试，它有助于督促学生认真读经，明了经义。但任何一种考试方法，都有其侧重的方面，不可能是万能的。射策也是这样，它对于培养和考察学生通经致用（即"务本"）的能力，就有局限，太学考试，大致西汉为一年一试，东汉为两年一试。王莽时曾将两科改为三科，并增加了各科的取官人数。东汉初年又恢复了甲乙两科。随着太学规模的扩大，考试制度也进行了若干改动，改动的思路是愈加重视考试，这种专重考试的作法，对系统地进行教学，无疑有所妨碍。但是有助于鼓励学生兼通几经，成为博学的通才，这是在西汉专经基础上的重大发展。

汉代太学除经师讲学外，学生有充裕的时间自学。学校当局允许学生自由研讨学问和向社会名流学者就教。这种管理方法是先秦游学的遗风。提倡自学、允许自由研讨，使太学培养造就了一批有研究能力、学识广博的高材。汉代太学提倡自学、允许自由研讨、鼓励学成通才的做法，对于我们今天改革大学教育，培养造就学识渊博、具有研究能力的创造性人才，仍然富有启发。就教育发展而言，太学的教学直承稷下学官，进一步确立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制度，宋以后的书院又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使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有较高的质量。太学允许学生们自由研讨，是在政治思想统一前提之下进行的。朝廷对太学生采取了各种控制手段，但是，为了反对宦官集团侵夺仕路，汉代太学生仍然爆发了政治运动，遭到残酷的镇压，这就是著名的两次党锢之祸。汉代太学生的政治运动，涉及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斗争，不过，多数太学生在斗争中都表现了反抗黑暗政治，不畏强权，砥砺名节的精神，谱写了古代学生运动史的第一页。

2。宫邸学与鸿都门学由朝廷直接管辖的中央官学，除太学之外，还有宫邸学和鸿都门学两类。宫邸学。汉代的宫邸学有两种类型：一是为贵族子弟开设的贵胄学校，它创始于东汉明帝永平九年即公元66年，称作"四姓小侯学"。"四姓"是指外戚樊、郭、阴、马四氏；"小侯"是指这四氏都不是列侯。"四姓小侯学"的创立，一方面反映东汉时期外戚势力强大，在教育上享有特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加强皇权的需要，即最高统治者企冀以儒学教化外戚子弟，使他们进一步树立正统观念，不致滋事分权。这所贵胄学校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由朝廷直接延聘名师执教，设备也较好。所学以《孝经》为主，兼及《尚书》等儒学内容。由于教育质量高，耸动了外族，匈奴族就是这个时期遣弟子留学的。邓太后临朝施政时，认识到贵族子弟不受教育的危害，她为了"褒崇圣道，以匡失俗"，决心立学设教，于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又开邸弟，设立一所贵胄学校，并为年幼的配置师保，开办了"幼儿班"，邓太后亲临监视，勉励子弟"上述祖考休烈"，认真学习。

宫人教育早已有之，邓太后入宫后就从曹大家（gū，音姑）受经书、天文、数学，这说明原来宫中就曾延师施教。但是，教育宫人的宫廷学校则有可能是邓太后创立的。尽管邓太后兴学有特定的政治目的，但是，她对发展太学，兴办宫邸学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特别主张贵族女子和宫中的妇女皆可入学受教育，都是不应抹煞的。这些政绩和她学识渊博，富有家学传统分不开。

鸿都门学。鸿都门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院，开唐代专科学校之先声，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鸿都门学创建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二月，因校址设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学生皆由州、郡、三公荐举"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经过考试合格方得入学，据说曾招"至千人焉"（《后汉书·灵帝纪》）。鸿都门学以尺牍、小说、辞赋、字画为主要学习内容。尺牍，是古代书信的名称，由于当时的书信都刻之简牍，规格为"以尺一寸"，所以称"尺牍"、"尺翰"、"尺简"、"尺牒"等，原来是一种实用文体，使用广泛，有一定书写格式，包括"章"、"奏"、"表"、"驳"、"书"等类，至汉代，尺牍中已有不少精彩散文，所以，学习尺牍，既有实用性，又有文学性。鸿都门学所学的"小说"，不同于今天的小说，只是它的前身，诸如神话传说、街谈巷语、志怪志人之作等。总之，鸿都门学以学习文学、艺术知识为主，不同于以儒学力主的其他官学。鸿都门学的学生，大多是无身份地主及其子弟，都是士族看不起的"斗筲之人"，他们以文艺见长而受灵帝的宠信，出路十分优厚。由于擅长文辞而被朝廷委以重任之事，并不是自灵帝开始，例如汉武帝时，就有一批文学艺术家在朝廷供事，其中司马相如以《子虚赋》、《上林赋》闻名于世，曾为进攻西南夷出了很多力。此外，严助、朱灵臣等辞赋、散文家，也受到武帝重用。这些文入学士在政治上积极支持汉武帝的政策，在文学上又表现出非凡的学识与才能，因而受到重用和赏识。但是灵帝宠信的文学之士，却受到士族集团的猛烈攻击，这是因为鸿都门学的创设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经过党锢之祸，士族集团虽然受到很大挫折，但在舆论上却始终是得势的。宦官集团却相反，政治上虽然得手，但由于社会地位低、又得不到知识分子的支持，所以在舆论上一直不占优势，这使他们深深感到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重要。为了与士族以及他们支持的太学抗衡，宦官决意借助灵帝嗜好文艺，创办了鸿都门学，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加强控制舆论阵地。因此，鸿都门学一经创设就遭到士族、儒生们的最激烈反对，可见，鸿都门学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但是尽管政治上有需要，如果没有文化教育的内在条件，鸿都门学也是不可能产生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是这所文艺专科学院创立的又一重要条件。汉代的散文，辞赋一直被公认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书法至汉代也有长足进步，它开始被人们视为一门艺术。汉代的绘画也很发达，以人物画力主，朝廷也借绘画来表彰忠臣义士。总之，文艺的发展，为文艺专门教育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汉灵帝在历史上是一个平庸的皇帝，在政治上毫无建树，但是，他能顶住来自士族的强大压力，坚持创办了鸿都门学，扶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为唐代各种专科学校的设立开辟了道路。我国古代取士除以儒经为主要依据之外，还有以诗文取士的，表现了重视人的才华的倾向。汉灵帝重用文学之士，正是文学取士的导源，这些都是他对我国古代教育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3。郡国学校郡国学校的建立。汉代的郡国学校，是指以行政区划"郡"、"国"为范围的地方官学。蜀郡守文翁，对于创建郡国学有倡导之功。据《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推行儒家的仁政之说，重视教化。他任蜀太守期间，为改变当地落后的风习（"蛮夷风"），选拔县郡小吏中的优秀之士，派遣京师，"受业博士"，学习儒经和汉代的"律令"，学成归蜀，从而引进了中原先进的文化。与此同时，文翁又在城都市创设官立学府（谓之"学宫"），收招生徒，免除他们的徭役，学成之后，授以重任。他还采取了各种诱奖进学的办法，取得相当的社会影响。文翁兴学，有显著的成就。此事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为了统一全国的政治思想，他诏令全国："郡国皆立学校官"。虽然郡国学未能普遍设立，但是，作为由朝廷统一管辖的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学，却由此而产生。

太学建立之后，郡国负有举荐博士弟子的职责，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之下，汉代的地方官学进一步发展起来。至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由于王莽的提倡和主持，朝廷颁布了地方官学制度，汉代的郡国学才得以普遍设立，并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郡国学校的建制。汉代的地方官学与行政区划是相一致的，分别称为学、校、庠、序。由课程设置可知，学与校程度相当，有经师之设；庠与序程度相当，有《孝经》师之设，比学、校低一级。有的专家认为，学、校大致属于中学，庠、序大致属于小学。当然，这都不是今天所说的中、小学，只是就其教学程度的高低差别而言的。汉代地方学校的教官，其供奉相当于卒史。汉元帝时，由于郡国学有所发展，朝廷颁布"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汉书·儒林传》）。说明郡国经师俸禄大约为百石，俸月为十六斛，享受中等官吏的待遇。汉代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地方学校的隶属关系，记载不详。郡文学多为学者名流担任。东汉还有"文学祭酒"（或学官祭酒）的职称。郡文学增进地方教育的事迹，史籍亦有记载。汉代郡文学，有可能为兼管地方文教的行政长官，这一建制延续到三国。清代学者黄本骥在《历代官职表》中标示：西汉的郡文学和东汉的文学祭酒，相当于后世的府儒学教授，官居校、学经师之上，看来也是教学与行政兼管。乡的《孝经》师则隶属于"司隶校尉"（《后汉书·百官四》）。平帝时，由于王莽的提倡，在郡国又设立了专门教育皇亲宗室的"宗师"，尊称为"宗卿师"。东汉时期，郡国学设置比较普遍，边陲辟壤都建了学校，例如西北的武威、东北的辽东、西南的九真（即今越南河内以南）等地都设立了郡国学。这在古代社会，是件很了不起的大事，说明汉代统治阶级对教育是相当重视的。

郡国学校以社会教化为宗旨，这鲜明地体现在各地立学设教的目的中。

例如文翁，是为了改变"蜀地辟陋有蛮夷风"的状况才在蜀地兴学的。再如丹阳太守李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后汉书·李忠传》）。宋均任辰阳长时，为了改变当地信鬼神的陋习而"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后汉书·宋均传》）。郡国学是这样，庠序之教更是这样，《孝经》师和乡三老都致力于一乡的教化。地方学校既讲教化，因此特别重礼行礼。我国古代学校祭祀孔子即由此而兴。据史书记载，一些郡守都曾令文学、校官、诸生演习礼容，借以引导地方的礼仪教化。致使汉代的地方学校都有春秋飨射文礼和升降揖让之仪，成为朝廷推行社会教化的基地。这在当时，的确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应。除行礼之外，汉代的地方学校也学习经书。郡太守有的延请名师教授生徒，有的则亲自授徒讲学。汉代的地方官学也有考问经学，根据成绩优劣，斟酌授官的事。应当提到的是，在韩延寿的主持下，郡国之学还有"都试讲武，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后汉书·文苑列传》）。由此可知，汉代的地方学校，尚属草创阶段，缺乏明确的管理制度，办学以推行道德教化为主，学习儒经，注重礼教。4。"宦学事师"制度宦学事师，是"政教合一"的教学形式，即求学要入仕途，就教于官府，边仕边学，学为官之术，在国外将这种制度称之为职官教育。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政教分离"的重大变化，文化教育得到迅猛发展。秦代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在文教上采取了比宦学事师更为狭隘的"吏师制度"以取代学校教育，大大限制、破坏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但我们也不能就此全盘否定宦学制度，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有些专业知识和技能，边仕边学可能更方便些。汉代，在大力发展学校教育的同时，保留了宦学，形成了多种形式办学的特点。汉人常说的"文吏之学"，就是汉代的宦官事师制度。由于宦学"长大成吏"，出路明确，加之官府愿意录用熟悉吏事的"学僮"，以致影响一些士人"好仕学宦，用吏为绳表"（《论衡·程材》），说明汉代宦学事师十分兴盛。

汉代宦学文武分途。文吏之学要学习以下的内容：第一，学习"史书"。两汉时期对史书的内涵，在解释上略有变化，前汉多指写字、习文，后汉多指书法等。汉代选拔官吏，十分注重史书功夫。学史书除习字之外，还要掌握办理公文的书体，也就是要练习书法，文吏还要学习写作官文书。第二，学习儒经，明习法令。宦学要读经和律令。汉代注重对宦吏的考核，各州部设有司隶校尉之职，负有督察的责任，其属吏中有孝经师一人，负责"监视五经"，即对京畿地区的官吏考核五经，说明文吏必修五经。此外律令也是文吏之学的重要内容。汉代的法令体系十分强大，不进行专门学习是很难掌握的。而要学习律令，一般人家的子弟，只有就学于官府。宦官之家才有可能私藏律令以教子弟。文吏在学史书时，还要学习实际的案例。总之律令是宦学不可或缺的内容。第三，修养为吏之道。宦学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进行职官道德教育。秦简《为吏之道》和《语书》是吏学教材，其中有良吏与恶吏的对比教育。汉承秦制，出土汉简《急就章》中就有与秦代相仿的为吏之道教育，要求他们经常"砥厉身"，切不可只图私利而陷于"依溷污染贪者辱"的境地；告诫他们要以"廉洁平端拊顺亲。奸邪并塞皆理训"自勉；待人处事要谨慎，这些都是十分具体的职业道德教育。尽忠报国是朝廷对整个官僚机构每个成员的统一要求，这种政治、伦理教育主要通过通经致用来进行，宦学也不例外，文吏都要读经，借以形成儒家的"大一统"和忠君观念。宦学已涉足仕途，但学僮与正式官吏是有区别的，居延汉简中所谓"私从"、"私吏"、"助吏"等称谓，多是指宦学的生徒，他们学成之后，必须经过某种形式的考核，合格才能做正式官吏，获得命官的职称。文吏的考试与官学生不同，是以考察吏事为主。秦代武吏也有考核制度，所谓"及壮试吏，为泗上亭长"（《汉书·高帝纪》）就是武吏之试。汉代也保留了这一制度，例如韩延寿就有"都试讲武"之举。总之文武官吏都要经过考试而后任命。

汉代的宦学事师制度，是统治者提高吏治效能，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它和封建官立学校都是朝廷建立的。因此汉代的官学制度，严格他说，既有官吏学校，简称官学，也有职官教育，简称宦学，二者相互补充，各有长、短。从办学宗旨说，汉代官学体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原则，汉代宦学则体现了"仕而优则学"的原则。官学本着"士先志"的精神施教，宦学则根据"官先事"的方式传授。王充对官学（或私学）培养的儒生和宦学造就的文吏，做过认真的比较。两种办学形式在实践中互相渗透，不断改进。封建官学后来增添了历事制度，以提高儒生的实际吏治能力。宦学向高级发展，有的专业从官僚机构中分化出来，成为官学中的专科教育，例如魏晋时期律学的产生，有的则在官僚机构中增设专门的教学编制。而这些教育形式的产生，都是在汉代宦学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我国封建官学制度在西汉时期形成了基本格局：分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两类；有初等教育（庠、序），中等教育（学、校），高等教育（太学）三级；以儒学为主体，官立学校为主干，兼有其他专业教育和职官教育。汉代太学创立了我国古代传统的教学形式和管理方式，即以经师讲学为主，学生互教为辅，注重考试和自学。汉代太学育才与选才相结合的尝试，朝廷任官标准与学校培养目标相一致的做法，以及公费限额与自费推荐相结合的办学形式，都是促进学校教育发展的有益实践。两汉时期尊师重教的风尚和严于择师的管理经验，更为后世所借鉴，形成了我国古代教育的优秀传统。总之，汉代官学制度的确立，为我国封建官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这一课题，是十分有意义的。

（二）私学制度1。私学教育发展概况及其原因秦始皇以武力统一天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思想文化，而采取了禁私学、焚书坑儒等极端措施，但私学并未被禁绝，一批儒生学者隐匿民间，继续以私学教育私相传授，尤其是齐鲁一带仍保留着私人讲学的传统。史料记载的种种事实表明，秦朝一直有人在齐鲁一带私人教学。在秦末战乱之时，私人教学仍然在继续。

汉初，统治者尚无暇顾及兴学设教，文化教育事业更依赖私人教学维持，而汉初在文教事业的恢复和建设中做出重要贡献的许多名儒学者，有不少就是秦朝以来隐匿民间的私人讲学大师及其弟子门徒。私学师生成为汉初朝廷中官吏的重要来源之一，汉代重视任用儒生实自此始。

文景之世，政清治平，隐贤逸材相继复出。这些人多是长年在民间从事私人教学颇有成绩者，不少人还继续从事私人教学。汉初，私人教学不仅有儒家学派，黄老、道、法、刑名之学也有私人传授。此时，法家有相当势力，传授法律、刑名之学者为数不少。文景之世，晁错、韩安国均以学刑名闻世，黄霸、路温舒、赵禹、张汤，皆少学法令。这些人对汉代刑法律令建设起过重要作用。此外，如田蚡学杂家，主父偃学纵横术，司马季主以卜筮带弟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初算学历律也颇有人私相传授。传授卜筮学的学者也包括着一部分自然科学内容。史料表明在私人教学中颇有重视自然科学教育的传统，后世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也多通过私人教学或家学。

汉初的私人教学，还保留着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遗绪，又显示出各学派相互吸收、融合的趋势。有的人既学儒学，也学黄老、律令，这是汉初私人教学的重要特点。

汉初私人教学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封建统治者由武力征讨逐步转入政治、经济、文教事业的恢复和建设，建立日益庞杂的各级官僚机构，因此急需大批治术人才，然而又来不及兴学设教立即培养，只能大力搜集吸引民间的隐贤逸材，一批从事私人教学的学者及其弟子得到仕进之机，如叔孙通及弟子百余人皆得为仕，在客观上激发了私人教学的积极性，促进了私人教学的发展。第二，汉初经过一段休养生息，政治比较清平，经济渐有复苏，特别是中小地主阶层和城乡富户愿迁子弟入学受教，谋求进一步发展，但国家尚无力办学，而"汉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备具，可视简而诵也。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录。非若后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两载也。"①于是靠私学来满足这一要求，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汉武帝时期，根据董仲舒等人的建议，立太学、置明师，开始兴办和发展官学。但私学并未因此而停顿，反而在官学发展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繁荣。这是因为：第一，西汉官学主要设在中央，地方官学未得到发展，直到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当政时才开始建立地方学校系统，郡县比较普遍建立学校。第二，中央官学设在京师，路途遥远，入学困难，并且名额十分有限，难以满足众多读书人的入学要求。私人教学容纳的学生人数远比太学为多。实际全国大部分教育任务仍然靠私学来承担。官学和私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一历史现象值得认真总结。

西汉在武帝之后，私人教学相当发达，一些硕学名儒在未从政或任博士之前一直从事私人教学。西汉官学立博士充满着斗争，未立为博士的经学大师，仍坚持私人传授，逐渐发展成今古文经学的长期激烈论争，从而更促进了私学的发展。有些人一面做官，一面收徒讲学，罢官后仍然继续从事私人讲学。

东汉时期，私学更加繁荣。原因是：第一，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日益激化。大师名儒政治上不得势，或被当权者排斥，或不愿卷入政治风浪，或中途退隐，或征召不就，皆避世隐居，私人收徒讲学。第二，古今文经学之争更趋尖锐激烈。古今文经学之争，起于西汉末，至东汉更加尖锐。学派论战是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反映。随着不同政治势力的消长，古今文经学之争更趋尖锐激烈，古今文经学的地位也不断变化。但终汉之世，在官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学派主要是今文经学，而古文经学家多以私人讲授的方式进行研究和传播，因此，古今文经学之争常常表现为私学与官学的斗争。第三，官学管理不善，行不修，学不实，师生关系也不融洽。一些学者不愿去官学任教，甘愿私人收徒讲学；读书士子也不愿进官学习业，宁愿自择名师求教。王充对汉代学风和学校教育进行过尖锐的抨击，他终生居家讲授，致力著术。郑玄亦是私学大师。汉代官学最高额达三万人，可谓甚众，然而私人讲学，一名师著录弟子最多者达一万六千人，所以受教于私学者当数倍于官学。第四，汉代兴办官学，无论中央太学，还是郡国学校，都以讲授经学为主，其他学问，特别是自然科学，东汉时仍极发达，乃全赖私学和家学传授。第五，汉代官学无蒙学教育阶段，初识文字、术数和基本行为规范又是进一步学习或为人处事所不可缺的，所以，启蒙教育的任务主要由私学或家教承担。东汉时期的私学除了讲习专经的精舍之外，还有大量初等教育性质的书馆，这是汉代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私人施教的书馆已相当普遍。

由上所述，可见从秦末到汉初，由西汉到东汉，私人教学始终长盛不衰。在官学建立之前，私人教学成为教育事业的主体；在官学建立之后，私学教育仍继续存在，并有进一步发展，承担着相当繁重的教育任务，成为官学教育的重要补充和汉代教育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官学和私学也是有斗争的，但又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这是汉代教育制度的一个特点，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

也是整个古代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2。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及其内容汉代的私人教学或私学教育在先秦私学发展的基础上，开始按不同层次，建立了不同类型的私学教育。根据现有史料，大体上可以认为，汉代的私学教育可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或三种不同层次，也可以说，有低、中、高三种程度。这就是以书馆为主要形式的蒙学教育，以"乡塾"为主要形式的一般经书学习，以"精庐"或"精舍"为主要形式的专经教育。其中一般经书学习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的蒙学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据考证可单独作为一种类型。而这种分化的时间大体是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开始的。

启蒙教育。汉代启蒙教育的场所主要是书馆，教师称为"书师"，始于汉代，为私学性质，"书师"由私人教学的蒙师担任。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识字、习字。汉代的"书馆"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一书师以家室或公共场所，坐馆施教，附近儿童入馆就学，人数数名，十数名，数十名不等，多达百人至数百人；一种是贵门富户聘书师来家施教，本家或本族学童在家受教，也叫"家馆"。在东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专设"宫邸学"，专教贵胄子弟之前，皇帝子女也是通过私学性质的"家馆"接受启蒙教育。汉代启蒙教育阶段的私学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通用教材，教学内容和要求趋向统一。中国很早就有识字、习字教材，通称字书。最早的一部字书是《史籀篇》，相传是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四字句，不过久已失传。秦代实行"书同文"，重视字书编写，李斯作《仓颉篇》，胡毋敬作《博学篇》，多选自《史籀篇》。西汉初，闾里书师综合秦时三种字书写成《仓颉篇》，断六十字为章，凡五十五章。汉武帝后又有《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其中《凡将篇》收入字数超出了《仓颉篇》。

汉代启蒙教育阶段的私学除学习识字、习字为主外，兼习算术。《九章算术》为书馆的通用教材。启蒙教育犹重品德伦常和日常行为规范的培养，并且寓于书算教材和教学之中，以收课程简化、重点突出之效。

初读经书。学童学完字书后，接着进入初读一般经书阶段。这一阶段一般由"乡塾"来承担，其教师称"塾师"或直接称"孝经师"，主要学习《孝经》、《论语》，有的还学《尚书》或《诗经》，个别有学《春秋》的，但《孝经》、《论语》为必读。尽管记载的学习内容不尽相同，但在识字、习字、学算之后，进入学习一般经书阶段则是比较肯定的。这个阶段既是为了巩固识字、习字的成果，又是进入更高学习阶段的准备和过渡，也是进一步深化品德教育的需要。汉代许多人都想通过这个阶段学习而成为才行出众的人。

史料记载说明：在识字、习字教育完成后，诵读《论语》、《孝经》等一般经书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阶段，出现了专门教授一般经书的私学和比较固定的教师。

西汉末地方官学相继建立，平帝元始三年立学官。光武帝后地方官学比较普遍，但数量毕竟有限，地方教育仍靠私学承担。有些地方官、私学校并无严格界限，还曾出现公众办理的"义学"，章帝时，许多诵读《论语》、《孝经》等一般经书的乡塾，实际是个人或公众办理的私学。这个阶段的教学要求是对经书"粗知文意"或"略通大义"，不要求有精深的理解，所以主要方式是"诵读"。王充所谓"日诵千字"，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教学情况。诵读一般经书作为一个独立的教育阶段逐步分化出来，找到了由大量集中识字到专经研习的过渡桥梁，这在教育制度发展上有重要意义。西周以来，官学笼统地分为小学和大学，至汉依然。从私学的实践中，为完善教育体系提供了实践经验，这也是私学发展的一个贡献。此后，我国古代教育大体上确立了由集中识字到诵读一般经书，然后进入专经研习的基本体系。在此过程中，诵读一般经书阶段的分化，是关键的一步。通过这一阶段既巩固了集中识字的成果，又为专经研习奠定基础，作好了必要的准备。《论语》和《孝经》成为最通用的初、中级经学教材，并非偶然。一方面汉代独尊儒术，推崇孔子，突出孝悌为伦常之本的思想；另一方面这两部书内容和形式都很接近人们的生活实际，语言流畅，适于教学，所以流传较广。汉代以后，无论私学还是官学，《论语》都是经学教育的基础教材。

专经研习。汉代教育的基本内容是经学教育。只要通达经术，即可飞黄腾达，得到高官厚禄。通达经术成为士子受教育所追求的主要目的，无论官学，还是私学，概莫能外。识字，习字，诵读《论语》、《孝经》等，都是为通经作准备，都要求进入专经研习的阶段。汉代私人讲学大师都是精一经或数经的学者，他们以自己的专长传授弟子，吸收大批生徒于门下。东汉时专经讲授更盛，名师众多，收徒甚伙。东汉专经阶段的私人教学，逐渐确立了稳定的组织形式，建立了治学、讲学的基地，多取名为"精舍"或称"精庐"。精舍的建立，或在大师家乡，或选山水胜地，均带有避世隐居的性质。精舍常筹集大量资财，供求学者食宿。不少生徒远道而来，有人在精舍附近，择地而居，朝夕请益。精舍讲学已初具学术讨论与研究性质，经师边讲边说，边著述。有人据此认为专经讲授的私人教授，极似后世的书院，有人直接把"精舍"或"精庐"视为最早的学院。当然，精舍还不等于书院，因为当时还不具备大量藏书的条件。不过，精舍的建立和发展对书院的产生和教学确有重要的影响。

家学。家学是私学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更为普遍的启蒙教育。家学中不仅传授知识、技能，而且讲究治学态度和方法，尤其重视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伦理道德教育。现仍保留有不少历代人的家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家学、家教的极好的原始材料。家书是写给家人子弟看的，言真意切，发挥着巨大的教育作用。

汉代在确立了独尊儒术的基本政策后，其他各派学说的传授并未完全中断，并且还有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是朝廷组织人专门整理、研究，另一方面是通过私学教育，特别是家学传授。历律、天文、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专门技术成为家学的重要内容。司马迁继承家学，著成《史记》，其中的《天官书》、《历书》、《河渠书》，总结了远古至汉代在天文、历数、地理等多方面的科学成果。上述私学教育基本类型及其内容，从启蒙教育，诵读经书到专经研习，包括家学在内，其对象都是中上层地主仕宦家族的子弟，至于一般劳动人民，连最起码的私学教育也难有享受的权利和机会，最多只能受到一点极初步的识字教育和伦理道德教化，而且主要是通过私学和家庭教育。一些技艺常常是父子相传，或师徒相授，所以，家传世业和师徒传授成为劳动人民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往往是在生活实践、生产劳动过程中进行，没有特定时间，没有固定场所，没有专门教材，只是一种极原始的教育方式。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决定了教育的方式和教育的内容，不仅制约着官学的发展，而且也制约着私学的发展，在官学教育中劳动人民没有地位，在私学教育中也常常受到排斥。这是汉代教育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整个封建社会教育的一个基本特点。

3。私学教育的得失汉代私学教育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古代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在官学制度未建立之前，私学教育承担了几乎全部的教育任务，使中国古代教育从未中断，而且有相当的发展。自秦代焚书、秦末战乱、汉初"无为而治"前后近百年，私学教育从未停顿。古代的文化典籍、科学知识主要通过私学教育得以保存和传播。参与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人才，也大都是私人教学锻炼和培养出来的。

在官学制度建立之后，私学教育成为官学教育的重要补充，继续承担着繁重的教育任务。私学生徒数倍于太学生。地方官学发展迟缓，郡国内不过一校或数校。地方私学更远远超过地方官学。官学系统中几乎全无启蒙教育，蒙童教育则几乎全由私学或家学承担。书馆的书师是一批相当庞大的教育大军，担负了数十万儿童的教育大任。成千上万私学教育家和教师对中国古代文化教育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不可磨灭的。

第二，私学教育促进了不同学派的发展。秦代专尚法律，焚书坑儒，以法为教，法家之外的学术成就，在禁私学的禁令中继续得到传播和发展，主要是通过私学。秦末战乱，私学犹存，讲诵弦歌之声不辍。汉初尚黄老之学，官学未立，各种学术流派都以私学方式传播。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后置太学。黄老道法阴阳纵横以至杂家仍以私学讲授。古今经学之争起，今文经学常居主导地位，古文经学常以私学讲授，不断展开斗争，各自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最后促进了两大学派的相互吸收和融合。正是由于古今文经学的反复斗争，私学与官学不断争夺，两大学派互相取长补短，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克服了各自的片面性。相对而言，官学笃守师法、家法之风盛甚，私学教育却较少受此限制，许多私学大师兼通古今经，表明私学教育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

第三，私学教育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许多经验在官学中应用、推广。

首先，私学教育创造并积累了蒙学教育的经验，尤其是识字、习字教学的经验。识字教学是一项繁重的任务。汉代字书已有多种，它们将汉字按应用范围，分为若干类，有的按偏旁部首归类编写，易读易记，方便了教学。汉代字书相对稳定，又随之增删完善，在启蒙教育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次，找到了巩固识字成果，并向高层次过渡的桥梁。汉代私学在集中识字、写字之后，马上进入诵读阶段，选择文字通畅，争议较少，切合实用的典籍，如《论语》、《孝经》，令其诵读，不求深究，只要略通大义，粗知文义即可，使"之、乎、者、也"顺口而出，使书上文句如出己口，这方面的经验也为后世所吸取。最后，还有专经研习的经验。私学大师讲授，各以自己所长教授弟子，不仅教经典本身，而且讲授研习方法和心得，提倡质疑问难，这些经验为后世书院教学的张本。私学大师讲学，弟子众多，遂创立了"传以久次相授业"，高业弟子转相传授的经验，创造了及门弟子和著录弟子的经验，这些都为当时的太学所采用。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方式扩大了授徒名额，满足了诸生求学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增加了实际锻炼的机会。

第四，私学教育重视学风和气节的训练和培养。汉代学风特别重视认真刻苦钻研经典，力求精通章句，并注意实用。这种学风在私学教育中尤为突出。私学教育极重士气节操培养，特别是当政治腐败，朝野风气衰弊时，大批"鲠直"之士不愿同流合污，他们崇尚气节，隐身私学展开斗争。不少人不畏强权，不慕禄位，不惜生命的气节，带动或影响了一代士风。这也是私学教育的重要优良传统，后世书院教学中得到进一步发扬。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教育发展状况的影响，私学教育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私学教育师生主要是封建社会的中上阶层，教育的目标和教育内容的主导方向和官学教育并无原则区别。一般说来，官学和私学并非对立，基本方向也大体一致。

私学教育的教师、教材得不到切实的保证，往往是有师才有学，无师则学废；教材多由教者自定，能教什么教什么，确有专长的不少，不称职者也大有人在。

私学教育缺乏必要的规章制度。私学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是其突出的优点，但无必要的规章制度毕竟是一种缺陷。

私学教育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虽有不少教师忍饥受寒仍讲学不辍，但无经费保证教学会有严重困难。

因此，笼统地说私学教育在一切方面都优于官学也是不科学的。私学教育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也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进行考察。

（三）察举取士制度1。察举制度的发展变化汉高祖刘邦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封建帝王，在他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历程中，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天下渐渐统一后，汉高祖决心改变秦代专以武功、法令取人的制度，下诏多方求贤，加强政权建设。这说明了贤士大夫对朝廷长治久安的重要作用，表达了朝廷对选贤任能的诚意，并制定了登记形仪、品行、年龄、逐级察访、上报的办法，首开汉代察举制度的端绪。正式作为选拔官吏的察举制度，是从汉文帝起始的。那种由各级官员荐举贤良，送到朝廷，皇帝亲自策问，要求针对时政提出建议，"周之密之"作答，答策要封好交皇帝亲自拆阅，评定高下，酌授官职的办法，不仅是察举制度的正式开端，而且包含着科举考试制度的雏型。不过，文帝诏举贤良仅是偶一为之，未定荐举期限和人数，尚未形成制度。但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这一科目却保留下来，为两汉察举制度所通用。

汉代察举制度成为比较完备的制度，是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对汉代统治策略上的重大转变已经酝酿成熟，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大局已定，以儒术取士的察举制度也就应运而生。汉代察举制度的实质或核心正是儒术取士的精神成为两汉选拔统治人才的主要途径。察举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充实，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而严格的察举法规。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实行奖惩赏罚严明的察举责任制。汉承秦制，选任得人与否，选任者与被选任者要负连带责任，功罪赏罚相同。武帝时令郡国贡举，由于选令严苛，以致有"阖郡不荐一人者"，于是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又下必须定期举人的诏书，有才不举，轻则免官，重则以"不敬"论处。西汉末，平帝即位，王莽执政，曾诏令适当放宽荐举法，结果滥举之事，屡有发生。东汉初年，为了纠正察举不实，官非其人的弊病，重申选举之法。两汉时期，确有官员因选举不实而坐罪者。可见，两汉对执行察举法规还是相当严格的，即使身居高官要职者，选举不实，同样治罪。如果选举得人，不仅被举者可以升迁，举者也要受到嘉奖。有才不举，举而不实坐罪；有才即举，举而得人受奖。奖惩严明，责任清楚，才能保证察举制度的正常进行，当然在封建社会是难以真正彻底贯彻始终的。

第二，增加察举的科目，规定察举的期限和人数。汉代察举的科目是逐步固定下来的，并且逐步增加，以适应选拔多方面人才的需要。汉高祖时，只是笼统地提出"贤士大夫"，尚无明确科目的标准。汉惠帝、吕后虽确定了明确的科目，但不十分固定，也比较单一。汉武帝以后，科目逐渐增多，并且日益固定下来，使之制度化。两汉时期比较通行的科目主要有：孝廉、茂材、贤良方正、文学、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及其他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察举的期限也逐步有了比较明确、固定的规定。上述各种科目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常科，另一类是特科，有的虽不是岁举，但也要经常举行，有的则根据临时需要或某个皇帝的特殊兴致偶尔为之，如：贤良方正差不多每代皇帝都曾举用，而鸿都门学则在东汉灵帝时举用过。察举的人数也逐渐有了明确的规定，如孝廉原是每郡岁举一至二人，由于各郡区大小不等，人口多少不一，举人相同则颇不平等，于是在东汉和帝时改以按人口为标准，大概每20　万人举一人。

增加察举科目，并且相对固定，又确定了察举的期限，规定了比较合理的察举人数，使察举制度更趋完备。尽管其间仍有不少变动，但基本制度相对稳定，使察举制度的实行仍能有法可依。

第三，制定察举的标准和条件。汉代察举科目繁多，最初并没有统一的基本要求，没有明确的标准，对每个科目的要求有时笼统，有时又常变动，在执行中较难掌握，也不便于考查，因此，要求制定统一的察举标准。汉武帝之后，大致确定了四项基本标准，也称"四科取士"。这里所谓"四科"，不是具体科目，而是四项基本要求，以此作为察举的标准。当然，每个科目不可能要求四项兼备，不同科目可以侧重某一项或某两项的要求，但"孝悌廉公"则必然"皆有"。然而这些标准的制定，尽管考虑得比较全面周详，但在实际执行中却难以真正实现，不免流于形式，成为冠冕堂皇的空文。汉代察举对被举者与举荐者的具体条件也陆续作出苦干规定。当然，这些条件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执行中常因时因人而变动和调整。举荐者的条件也有若干规定，例如，每年例行的岁举，由刺史、守、相等地方长官负责。负责察举的主管机关西汉时是三公中的丞相，九卿中的太常、光禄。丞相司直、司隶校尉与刺史均为监察察举虚实的机关。西汉后期，尚书逐渐参与掌察。至东汉时，尚书权力更大，郎官与博士弟子的选考虽归太常、光禄，但最后铨选权总归尚书。郡国察举初委任三府，后也转归尚书。后世掌管选官人事大权的吏部尚书权力最大，地位最高，即渊源于此。

第四，实行察举与考试相结合。汉代选拔统治人才主要通过察举，但是并非不要考试，而是察举与考试相辅而行。察举是否得其人，还要经过考试，而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诏令特举的贤良、文学，还是郡国岁举的孝廉、茂材，均须经过中央复试。此外，公府与州郡辟除之士，三署郎官、博士及博士弟子也要依照规定进行教育。不过，汉代察举制度下的考试，在西汉并不占重要地位，察举为主，考试只作为区分高下，授官大小的参考，这和后世的科举截然不同。有时竟有不经考试而直接授官的，这在西汉更为普遍。东汉时，为纠正察举之滥，始重考试。左雄建议严加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体制，而且考试的成份有日益加重的趋势。

汉代考试方式有对策、射策。对策就是提出问题，令应试者口头或书面作答，也称策问，或策试；射策类似一种抽签考试。对策多用于考试各类举士；射策多用于考试博士弟子。汉代的考试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是皇帝策试。依诏令特举之士，皇帝亲加策试。始于文帝，成为定制。二是公府复试。郡国岁举的孝廉、茂材，到京师之后，依科目被举人的情况，由公府分别考试。此制行于东汉，后又依左雄建议，凡举吏者先试之公府，又复试于端门，创立了复试制度，表明东汉对考试的重视程度更提高了。三是博士三科。博士本由察举、荐举，征召而来，既为博士之后，仍须经过考试，以分高下。东汉时，竟有博士考试为争高下，而行贿，私改经书文字的，只好将五经文列于后，作为考试的依据，避免因经书文字不统一而发生争议。四是博士弟子课试。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弟子博士员以后，博士弟子通过考试，选补官吏，成为定制。博士弟子由郡国选送，或以令诣太常授业的，也有因父任而入的。既为博士弟子，定期参加考试，视考试成绩，授以不同官职，屡试不中，"辄罢之"。西汉时，博士弟子较少，规制较严；至东汉人数大增，规制松弛，考试不严，弊伪丛生，质量遂降。在察举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两汉察举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以察举为主，辅以考试，是两汉选拔人才制度的基本特点。

2。察举取士的主要科目和内容汉代察举的科目繁多，目的是选拔各方面的人才，以应各级各类统治人才的需要；同时，通过科目的设立，也体现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在提倡什么，崇尚什么，以鼓励人们按统治者意图争相进取，并形成一种社会风尚。汉代许多察举科目的设立和确定，往往以此作为基本出发点。汉代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茂材、贤良方正、文学、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童子及其他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

孝廉。孝廉科就是察举孝子廉吏。汉惠帝吕后都曾有诏举"孝悌力田"

之举。汉武帝确立了独尊儒术的基本政策，选拔统治人才特别重视人的品德。根据儒家的思想，强调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方，因此，察举孝廉被确定为选拔人才的最重要的科目，成为汉代察举制度最有代表性的典型科目。察举孝廉原为两个科目，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就是举孝一人，察廉一人。然而终两汉之世，孝廉往往连称而混同于一科。被举者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儒经的儒生，被举后，没有官职者授以官职，原为小官者升为大官。

汉代举孝廉定为岁举，即各郡每年按规定人数举荐人才，送至朝廷，成为汉代选拔官吏和任用升迁的清流正途。自汉武帝之后，至于东汉，从地方官吏到朝廷的名公巨卿，有不少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通过举孝廉，在社会上造成"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舆论和风尚，起了"化元元，移风俗"的社会教育作用。察举孝廉在西汉时考核比较严格，吏治也较清明。东汉中期之后，考核松弛，察举不实，有不少滥竽充数者，竟闹出"察孝廉父别居"的大笑话，这和吏治腐败互为因果，造成恶性循环。

茂材。茂材也是汉代察举的一个重要科目。西汉时，原称为"秀才"；东汉时因避光武帝刘秀之讳改为茂材，或作茂才。茂材科主要是选拔奇才异能之士，所以通常称"茂材异等"，或"茂材特立之士"。察举茂材，始于汉武帝。西汉时，茂材属于特举，东汉光武帝改为岁举。此后，茂材和孝廉皆为岁举，往往并称。不过孝廉为郡举，茂材则为州举，因此茂材的数目远少于孝廉。以茂材被举者多为现任官吏，属于对有特异才能品行和突出贡献的官吏进行升迁和提拔，可见，茂材比孝廉任用重。汉代察举茂材常与皇帝派人体察民情，览观风俗、考核吏治相联系，其目的一是得人才，二是敦风俗、善吏治，既是选拔统治人才的措施，又是一种宣教活动，这和察举孝廉是极为相似的。

贤良。汉代察举贤良属于特举。此科具体名称不固定，一般称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察举贤良方正始于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此后，两汉屡有诏举贤良方正之令。有时贤良方正连言"能直言极谏者"；有时单举"能直言者"。有时贤良方正连言"可亲民者"，即直接选拔亲民的官吏；有时贤良方正又与"有道术之士"相联，于是，"有道"曾为东汉察举的独立科目。在汉代，贤良方正常与文学相连称，有时以贤良与文学并立为二科，有时则连称为贤良文学。实际上，贤良与文学相似，都是指通经达变之士，文学实指经学。东汉灵帝时曾立鸿都门学，也以"文字"诏举，专尚书画、尺牍、辞赋，然多为士林所非，视为滥进。此后，诏举贤良不再与文学连称。汉代诏举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主要是表示广开直言之路。按照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认为各种灾异都是上天对人世帝王的谴告，灾异降临，表明帝王有过，必须自我检讨，并下诏书求贤，征求意见，匡正过失。所以诏举贤良方正多在日月之蚀，冰雹虫害、瘟疫流行之机。所以，贤良之举属于特举，非为岁举，但与其他特举科目相比，则是察举次数较多的科目。

察举贤良是依照皇帝诏令的规定，由公卿诸侯王、郡守等高级官吏举荐，送至朝廷，皇帝亲自过问，分别高下，授以官职。有时一策即毕；有时还有二策、三策，如董仲舒即连对三策，而授以江都相。每诏贤良对策者常达百数人。在汉代所有察举科目中，皇帝对贤良方正一科极为重视。有人说，论轻重以贤良为重，论得人以孝廉为多。这是有根据的论断。

童子。汉代察举专设童子科，规定儿童年龄在12　岁至16　岁之间，能"博通经典"可以入选，"孝廉试经者拜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察举童子是一种奖励天才儿童的方法，表明我国早在汉代就曾注意到对才能特异儿童的破格举用和特殊培养，这是令人惊异和赞叹的。不过，这种制度，过分鼓励儿童在幼小时期就钻进经学圈子，束缚思想，影响健康，造成儿童的早熟速衰。同时助长一些人强制儿童机械背诵书本，甚至隐瞒年龄以作弊起仪，这也是应当引以为戒的。后世对童子科称誉者有之，反对者也大有人在，所以，此科时举时废，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应当客观地分析，给以科学的评价。其他特举。汉代察举还有许多偶尔一举或仅有几举的科目。这些科目的确立，多是为了提倡和鼓励某些才能的发展、某些知识的掌握、某些品德的发扬；或是以应某种临时需要；有时还因某一皇帝的特殊嗜好而设立。其一为：明经，就是察举通晓经学的人才。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两汉各科察举都重经学。特立明经一科，表明对学习儒经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提倡。西汉时，有不少人以明经举为高官。由于明经科的设立和举明经者得授官职较高，使汉代讲习儒经成风，社会影响较大，其二为：明法，就是察举明习法律的人材。汉代政治"本以霸王道杂之"，儒法兼用，所以，选拔人才除重视儒生外，也把明习律令文法者作为重要科目。汉代以明法被举者也有多人，使研习法刑律令者也有被选仕和升迁的机会。其三为：尤异。在汉代，各级官吏治绩最好者称为"尤异"。察举"尤异"，就是鼓励官吏忠于职守，精于政事；也是从现在官吏中选拔高级官吏的一种措施。考察政绩作为升迁的依据，调动了各级官吏的积极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一部分官吏有基层工作的锻炼机会。其四为：治剧。在汉代，郡县的治理困难易分为剧、平，能治剧就是能治理最难的郡县。特立治剧为察举科目，目的在于鼓励郡守、县令到最难治理的郡县任职，这样，使一些条件艰苦，易出乱子的郡县得以治理。其五为：兵法，就是察举勇猛知兵法之人。勇猛知兵法之举多在所谓"灾变不息，盗贼众多"之时，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以维护封建统治，有时也是为了鼓励勇士猛将保卫边疆。其六为：阴阳灾异。汉代君臣深受"天人感应"之说影响，相信阴阳灾异和国家治乱安危有联系，当出现社会动乱，阴阳错谬，风雨不调之时，就求助于迷信，举明阴阳灾异之士。

除上述数科之外，还有不少临时特定的科目，如：哀帝初诏举吏民"能浚川疏河者"；平帝元始五年，王莽秉政，曾举行过一次规模巨大，范围甚广的荐举，"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等等。汉代选官，上述诸科，都是依照朝廷的诏令由公卿大臣和州郡按规定察举。此外，还有公府与州郡辟除，就是由高级官吏选任属员；皇帝直接征聘；私人荐举；任子为官；纳赀及其他多种途径。有的属于察举的变形，有的则是沿袭旧制。总之，是以察举为主，多种途径并行的选拔统治人才的制度。

3。察举制度的经验和局限性汉代察举制度推行近四百年之久，可以说，在当时有利有弊，有得有失；于后世，留下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相对而言，西汉时期优于东汉时期，两汉前期分别优于两汉后期。班固在《汉书·倪宽传》的赞语中概括了汉武帝时期选官得人的盛况。汉武帝一朝人才济济的盛况集中代表了西汉察举制度积极的一面。

总观两汉之世，察举制度在大部分时间内起着积极的作用，造成人材辈出、功业兴盛的局面，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有积极的贡献。汉代所以能在我国历史上成为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甚至在当时还无愧于举世闻名的文明大国，也与察举得人密切相关。察举制度成功之处在于：第一，对人才高度重视。汉代总结前人的历史经验，认为治国安邦，要在得人。汉高祖刘邦明确提出周文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汉武帝更是求贤若渴。在汉代，凡是深谋远虑、励精图治的皇帝都重视人才、尊重人才。有了重视、尊重人才的基本观念，才能有积极取贤的行动和制定较合理的选贤措施和制度。

第二，适时地改变人才观念，更新人才的质量标准。秦和汉初用人，主要看军功和资叙。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步由夺取统治地位转入巩固统治秩序，展开政权建设，经济复兴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汉代统治者适时地改变了人才观念，更新了选用统治人才的标准，由重点选用军功和文法吏，改为以选用"疏于进取，精于守成"的儒生为主，由循资擢升改为破格进用，由重武功改为重德行道艺。广开才路，不拘一格，唯视品学才绩，是汉代盛世察举制度的主要经验。

第三，建立严格的察举法规，以保证察举制度的正常实施。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基本的指导方针，还必须有严密的法规作保证，才能使察举收到实效。无章可循、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即使是正确的认识和指导方针也会落空，这是汉代察举制度执行过程中所提供的又一条宝贵经验。汉代察举制度自建立时起，就十分注意察举法规的制定，并善于在实行过程中根据情况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遇到的新矛盾随时修正、补充、调整，使之更加完备和比较合宜，如：建立严格奖惩赏罚的察举责任制，既注意察举不实，又注意避免造成有才不举的偏向。对于确实精励向进者，即使发现所举不实，也要分清情况和性质，"不以小疵妨大才"。同时还规定了察举得人者受奖的制度，保护和鼓励荐举者的积极性。又如：明确规定了察举的科目、条件、标准、期限、人数、年龄等等。察举科目既有常设性的，又有临时特定的，力求规范化，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再如：坚持以察举、荐举为基本方式，但也不忽视或放弃其他方式，多途取人，不拘于一途。西汉时期确有不少违背选令而被削官免职，坐罪服刑者，也有因察举得人而受奖晋职者。即使在东汉时期，弊伪丛生，仍有顶风冒险，忠于选令的清官。汉代察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了严密的法规，而且执法甚严，违法必究，又有一批忠于选令，严于守令的清正之官。这是汉代察举制度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

汉代察举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从根本上说，这是由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而且察举制度本身也有极不完善之处。具体说来，有下列几点：第一，选拔人才的大权为权门势家所把持。选拔人才的根本目的是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是为了封建王朝长治久安，因此，掌握察举大权者和被选拔者都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会违背这一根本原则。所谓"人才辈出，功业兴盛"，也只是为封建统治效力者多，封建统治得以加强和巩固。偶有少数贫贱之士获得晋升的机会，不过是封建"德政"、"盛世"的点缀，而且连这些人也要以效忠于封建王朝为前提，不可能为真正利国利民的志士仁人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因而"耆宿大贤多见废弃"。权门势家把持察举大权，必然做伪成风，流弊百出。在察举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权门请托，贵戚书命、行贿作弊等腐败现象，虽多次明令禁止，但仍层出不穷，至东汉后期更是愈演愈烈。

第二，汉代察举虽然标明德才兼顾，实际是重德轻才。从科目的确立到取人的标准、条件等都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中心。伦理道德的评价常以统治者自身利益为转移，因此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主观随意性。所谓孝悌廉公，德性高妙，志节清白，敦厚直朴，勇猛刚毅。。都浸透了剥削阶级的私利。因此察举标准常随秉政握权者的临时需要、主观意志和个人好恶而变动，这就为任人唯财、唯亲、唯势大开方便之门，可见，以德才举人并不能真正贯彻执行。在一般情况下，普遍存在着重德轻才的偏向，而且大量产生德才全然不顾的现象。东汉中期，左雄握权，曾试图纠正德才相违、重德轻才、崇虚厌实的弊端，实行加强考试和复核、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等措施，这自然是察举制度的改革和一大进步，但考试内容过于狭窄，考试中作弊现象也屡见不鲜。看来请托贿赂，营私舞弊，弄虚作假是剥削制度的痼疾，只有消灭剥削制度，清除私有观念，才能革除此弊，真正做到人才辈出。

第三，汉代选拔统治人才号称多途，这一方面可以广开才路，多途求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统治集团内部的某些特权。如除通行的察举诸科外，还保持公府州郡辟除、皇帝征聘、私人荐举、任子、纳赀卖官等等。这就保留了高级官吏可以任用属员的特权，便于他们发展私人势力，也使士人养成依托权门的恶习，然而剥削阶级不会放弃这种特权，所以，终两汉之世，任子制度一直得到保护。汉代选官制度中所保留的种种特权，是察举制度正常执行的破坏力量。特权不除，人才难出，这是汉代选官制度提供的一条重要的历史教训。

汉代察举制度的利弊得失及其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是深刻的，丰富的，而选拔人才的制度对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有重要影响，因此，研究教育史必须研究历代选举史，而改善教育工作也必须同改革人事制度统盘思考，同步进行。

七、汉代的教育思想（一）董仲舒的教育思想1。生平与教育活动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大约生于汉文帝前元年（公元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主要生活在西汉中期。董仲舒的生平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幼壮之年修学设教。这一时期大约从董仲舒出生到39　岁。董仲舒出生在一个富有藏书的地主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据史书记载，他学习十分专心刻苦，甚至达到了如痴若醉的境地，一天到晚行事、走动都在思索学问。他求学以儒术为主，《汉书·儒林传》说他"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董仲舒在钻研儒家学说的同时，还兼习道家和阴阳五行学说及神仙方士之术。由于勤奋学习，董仲舒成为当时著名的博学君子。董仲舒学术日精，声誉益高，许多读书人都拜他为师，促成他"下帷讲诵"，开始了设学授徒的生涯。他究竟于何时开始教育活动，史书记载不尽相同。董仲舒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十分注意修身力行，深受学士敬仰，求教弟子日益增多。由于学生众多，他还创立了"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的制度，即由高材生或老学生，向程度较差或新学生转相传授老师所教内容。这样，有些学生跟他学习了多年，却很少直接听他讲课，有的人甚至没有见过他的面。这说明董仲舒办学规模不小，成效卓著。

第二阶段：中年从政兼授徒。这一时期大致是从董仲舒39　岁到58　岁，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汉武帝即位不久，让各地举荐贤良文学之士，以备咨询问对，董仲舒也在被举之列。他给汉武帝的三篇对策写得十分精彩，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卓识和学术造诣之深，颇受汉武帝赏识。当时应诏的人"前后数百"，他竟名列第一，为群儒之首。贤良对策又名"天人三策"。董仲舒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封建政权及其伦理道德的合理性，提出了君权神授和王道之三纲皆源于天等重要命题，集中体现了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亦即被他改造成新儒学，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神化的儒学。这一学说满足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构成了汉代上层建筑的中心指导思想。但是，董仲舒的命运和孔、孟相似，生前并未受到重视，对策之后，只被武帝任用为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刘非是武帝的哥哥，是一个具有分裂野心的武夫，他企图借助董仲舒的才学与声望为其篡夺中央政权服务。董仲舒面对骄横残暴的刘非，不顾个人安危，坚守《春秋》大一统的立场，以儒家仁义学说为依据，婉言制止了刘非的分裂割据行动，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贡献。董仲舒虽然尊崇孔子，但是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大有区别。他从政期间，搞了很多求雨、止雨等迷信活动，也因此被贬。贬官之后，董仲舒又从事教学活动，传授《公羊春秋》。大约与此同时，汉武帝让他和《谷梁春秋》学者江公论难，结果是江公"不如仲舒"。武帝认为董仲舒的经说最佳，并且引起了武帝对《公羊》学的兴趣。这就是董仲舒促成《公羊》学大盛于西汉的史实。公孙弘曾推荐董仲舒做胶西王刘瑞的国相。刘瑞也是武帝哥哥，为人比刘非更凶残、蛮横。刘瑞素闻董仲舒贤德，对他比较尊重，但"仲舒恐久获罪"，便于公元前121年告病回家，从此结束了他的仕宦生涯。董仲舒出仕，经历坎坷，但是，他"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说明董仲舒确有以儒术正身治国之修养本领。

第三阶段：晚年修学著书。这一阶段大致从董仲舒58　岁至75　岁。董仲舒辞官归家后，不问家产，一心著书立说。董仲舒治《春秋》传儒术，主张"以儒正法"、"通经致用"，并对汉代学风有深刻影响。他晚年居家修学著书，一生著述富瀚。这些著作大部分都散失了，流传下来的只有《春秋繁露》一书。有关董仲舒的事迹则散见于《史记·儒林列传》、《汉书》的《董仲舒传》、《儒林传》、《艺文志》、《五行志》、《食货志》、《匈奴传》等史籍中。公元前104年，董仲舒病卒，葬于西汉京师长安西郊。董仲舒一生从教多年，通过讲学为汉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董仲舒的教育活动不仅见效于政界，培养了一批叱咤于汉代政治舞台的卿相大夫，而且更见效于学坛，为发展儒学造就了一批学者儒师。董仲舒无愧于"汉代孔子"的盛名。

2。教育政策思想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诏举贤良、文学。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教育主张，其中囊括了他的教育政策思想，也可称为"三大文教政策"。

其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三大文教政策的总纲，是文化教育改革的总体指导思想。按他的建议，先秦儒学"不达时宜，好是古而非今"，便利用《春秋》经文字简单晦涩易于穿凿附会的特点，任意发挥其朦胧的"大一统"思想，借儒术独尊来保证政治法纪"大一统"。

其二：兴太学，置明师。这是独尊儒术的具体化措施。董仲舒认为，行教化必须兴办学校，通过培养高级统治人才去推动教化。他明确地提出要在京师置太学，将举贤养士之遗风，吸纳到王权的控制之下，变成自觉的养士行动。更由于太学教师为五经博士，教学和考试内容均为儒家经典，所以，太学的办理，实际上乃是为独尊儒术服务的。利用学校教育，来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服务的传统，大致可以说是自董仲舒发轫的。

其三：重选举，广取士。董仲舒改革吏治，改革选士制度，建议养士与选士并重。这一建议，实际上成为汉武帝强化察举制的理论纲领。察举制度既是任官制度，又可视为求才于学校之外的选才制度，因此，可以将它认定为社会教育的"指挥棒"。由于它的选才标准也是儒家的德行道艺，所以它只是以入仕为钓饵，诱使人们循规蹈矩，不为"异端邪说"所动。说到底，重选举依旧是为独尊儒术服务的。

董仲舒所建构的一套文官政教体制，通过汉武帝作为"三大文教政策"

付诸实施之后，造成了汉代的文明气象。自此，进教化、立官制、重文士、轻武夫--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成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这个由董仲舒参与、确立于汉代的政治--教育系统，与原始儒学建立在氏族家国血缘贵族（个体）基础上的"修齐治平"的政教，已大不相同了，它把政治伦理统治建筑在宇宙自然秩序的比附上：治乱兴衰不再仅仅依靠作为首领的"圣人"，而且更依靠着这整套的官僚行政体制所代表、所支持的"天道"。尽管如此，三大文教政策建议推促了文教发展的主导面，还是应予肯定的。

3。论人性与教育人性学说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他综合了先秦的性善论和性恶论，提出了人性有善有恶论。董仲舒将人性界定为："性者，生之质也。"他依据阴阳五行学说，将人的天生之质一分为二：属于阳的仁义之性（善端）和属于阴的贪利之情（人欲）。情欲观念的植入，表征了人的本性中生来就存在着两种对立因子--善端可以发展为善，而情欲可以发展为恶。因此，他所主张的人性论，可看作孟、荀人性论的调和或综合。这种"性非教化不成"的发展观的人性论，较"良知良能"的性善论和"化性起伪"的性恶说，更强调变化的复杂性，这自是其优长处。然而，董仲舒进而建构的"性三品"说，就教育的对象和作用而言，较之于孟、荀，却又是一个倒退。所谓"性三品"，即是从广义的人性概念中，将人性分为三个级差：上品之性--圣人之性--至善之性--不教而成；中品之性--中民之性--有善有恶--教而善，不教而恶；下品之性--斗筲之性--至恶之性--教而难善。显然，就狭义的性、情二元论的人性概念而言，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是不可能包容其中的。因此，上品、下品便被排除在教育的范围之外。无疑，相对于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和荀子"涂之人可以为禹"的命题，这无疑是一个倒退，即使是较之于孔子"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和"困而不学者"，董仲舒的"性三品"亦不可视作超越。董仲舒却是以天赋道德观为基点，重视"中人"和"中民"的教育，认定教育对"中人"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具体而言，对于中民之性的个体，教育的作用表现为：可浇灭人们内心天生情欲的火焰；"损其欲而缀其性"便是其功用之所在。因它特别强调万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只是有善的可能，但并非善的现实。在可能和现实间，必须经由教育的桥梁。在肯定董仲舒对教育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的同时，还必须指出这种作用论的明显缺失。这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决定论，对受教育者个体的能动作用和创造精神，必然有所忽略。至于教育对国家和社会的作用，他所强调的依旧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儒家套路："任德教而不任刑罚"，以"德治"取代"法治"，是他的总体思想。不过，他并未完全放弃刑罚的作用，认为"刑威"是"内法外儒"的统治所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见，他把教育的作用集中到了使民"耻犯其上"的政治问题上来。在教育的经济作用和政治作用间，董仲舒显然是薄前厚后的。他的学说强调伦理，崇尚的是政治作用。

4。论道德教育一是重义轻利的德育本体论。董仲舒将"仁"和"义"两个伦理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由于正我是安人的前提，所以"义"便成为德育的第一要务。董仲舒承认了"利"的地位后，又进而推导出重义轻利的必要。他建立了对后世影响极深的命题："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的非功利价值观，决定了重精神（义）、轻物质（利）的德育基调。当它抹去了先秦儒家"先富后教"思想色泽之后，以德育为中心，以道德为重心的封建教育，至此已经完全定型。

第二是"仁德"与"智德"关系论。所谓"仁德"，指儒家政治伦理道德。"智德"则是"其知利害早，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等理性洞察力和判断力。这本属思想方法问题，但董仲舒要求"智"须"其动中伦，其言当物"，故谓之"智德"。他认为："近乎仁"是德育的根本目标；"急乎智"是通达目标的基本方法。这揭示了处理德、智关系的三个要点：一是德与智相济相成；二是"仁而不智"和"智而不仁"均有片面性；三是智育终究是为德育的目标服务的。

第三是"三纲五常"的德育内容。从课程和教材来看，董仲舒还是采用"六艺"和《六经》。但他所强调的德育内容，实却浓缩为"三纲五常"。所谓"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社会道德总的准绳；"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形成后，一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规范的基本模式。在这种有主有从的等级框架中，不仅没有"天赋人"的平等观念，甚至连先秦儒家"民贵君轻"的重民思想，也失去了它的地位。所谓纲常民教的定型化，"四大绳索"的编织等等，均可归功于这位"汉代孔子"。

第四是道德修养的原则方法。"正我安人"--"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既是处理人我关系的要领，又是增进道德的法则。责己严，待人宽的道理在于："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仁义法》）。"明于性情"--道德修养是一个以正压邪的过程，因而必须首先明了哪些是仁义之性，哪些是贪欲之情，然后才能"引其天性所好，而压其性之所憎者也"（《正贯》）。"经权结合"--"经"为原则性，"权"为灵活性，如"男女授受不亲"，儒家道德之"经"；而"嫂溺援之以手"，于仁却是相宜之"权"。不过，贸然行"权"和因"小德"行"权"亦不可。"中和养生"--和谐是儒家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之一。董仲舒发展了《中庸》中的有关思想，甚至对道家的养生论也有所继承，提出了"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的"以中和养其身"的方法论（《循天之道》）。

5。论教学与教师重抽象知识，轻具体知识。首先应予界定的是，董仲舒所言的知识教育的主体，不是自然知识，而是社会知识或道德知识。有关"众物"的具体知识，并非真正的知识。在他看来只有与"天命"相吻合的关于"本心"的抽象化的知识，才是有学习价值的知识。这种条理化、集约化的知识观，准确说来，是一种重抽象知识、轻具体知识的知识观。如就理性认识的特殊性而言，它无疑有着自身的合理性。然而，当它否定实践活动和感性认识时，将"内视反听"作为获取知识的根本方法，便使其知识观的严重缺陷暴露无疑。知识教育的内容。董仲舒承袭了先秦儒家的传统，以《六经》作为基本教材，并对诸经的功用作了解释。他自己尤重《春秋》，并以此名家。这是他与先秦儒家的不同之处，也是今、古文经学的分水岭之一。从科学意义上讲，将《春秋》奉为"先王之遗道"，并据此打出"奉天法古"的旗号，是没有多少根据的。然而，由此引伸而出的主张，如重视历史知识的教学等，却不能不说是甚有见地的。它使传统儒学教育分成经、史两大门类，并使"经史之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别称。

知识教学的原则方法。一是强勉努力。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认为只有"勉强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二是专精虚静。学习非专精专一不能成其事，向善好善必须一以贯之。这显然是经验之谈，是对荀子"虚壹而静"的发展。三是博而适度。教学应处理好博约关系。他指出："太节则知暗，太博则业厌"（《玉杯》），正确方法是博节统一，"多连博贯"。

教学的"圣化"之功。董仲舒所提倡的"圣化"之功，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教学艺术，一个好教师施教，可以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似乎也可称之为具有"圣化"之功。董仲舒的"圣化"是对教师的综合要求，其中体现了多种教学原则，要求教师德才兼备，具有人格感化的力量，又能以身作则，胜任自己的工作。"齐时早晚"，是及时施教原则，既要求注意学生的学龄，又要求掌握好他们学习的心理机制。"任多少，适疾徐"，是对教学份量与进度的要求，强调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稽而勿苦"，包含着教师主导作用如何与学生积极性相结合的思想，要求教师对学生的督促考核不要压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主动性，不能使学生只觉学习的困难艰苦，而不知学习的乐与益。"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是因材施教的原则，要求教师在深入观察学生所作所为的基础上，根据他们的心理特点加以施教。所谓"圣化"，就是以上多种教学原则综合实施的结果，可见他对教师的要求是全方位的，也是非常严格的。

6。论教育作用董仲舒不仅对封建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提出过比较中肯的建议，而且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教育的作用：重申儒家的德治学说，高度评价教育的社会政治作用；发展了儒家的人性学说，进一步指出教育对人性发展的意义。德治学说与教育作用论。董仲舒在谈论汉代国策时主张"王霸道杂之"，在谈论教育问题时，提出"任德教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并将这一主张附会天意，说"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汉书·董仲舒传》）。因此，他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春秋繁露·精华》），把教育视为治国的根本。董仲舒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教育的政治作用：其一，强调培养统治人才的重要。董仲舒结合汉代的社会实际，发展了儒家"修己安人"的思想，认为统治者进德修身，将影响一代世风，统治者节制贪欲，才可能清明政治，实现所谓仁政德治的理想。他还以史为证："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汉书·董仲舒传》）。这都说明统治者的道德面貌对下民影响之大。因此，董仲舒以孔子"人能弘道"的理论为依据劝勉最高统治者"积善累德"（《汉书·董仲舒传》），加强个人道德修养。

汉代建国历六七十年之后，经济逐渐发展，统治阶级的贪欲之心也随之膨胀起来，董仲舒针对这一社会现实指出，统治者修身进德的关键在于节制贪欲，不与民争利。他说："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汉书·董仲舒传》）。他从统治者长远利益着眼，反对他们干出"杀鸡取卵"的蠢事，并警告说，如果贪得无厌"乘富贵之资历，以与民争利"，就会使老百姓"日削月朘，寖以大穷"。民不聊生，轻则犯罪，重则铤而走险，"其患祸必至也"，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绝不可掉以轻心。面对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董仲舒进一步向统治者提出了节制贪欲，清明政治的政策主张。

董仲舒还竭力提倡加强治术人才的培养教育。他向汉武帝进言，要让未来的统治者"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汉书·董仲舒传》）。他认为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是为官的基础，长成之后要量才而用。在使用人才时，他注意"养才"，使其有官职，享利禄，"无后顾之忧"，专心职务，谨守君臣之道。如果这些人又懂治术，善教化，德刑并用，那么，儒家德治仁政的理想就会顺利实现了。

其二，强调社会教化的极端重要。汉代经过六、七十年的恢复，国力强盛了，但离心的危机仍然存在。董仲舒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敏锐地认识到统一的封建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如前所述他提出的三大文教建议，就是旨在解决统一文化思想。他主张不用法家加强刑罚的办法，而采用社会教化，以形成统一的民心和民俗，并系统阐述了他的社会教化理论。董仲舒告诫统治者，要防范百姓"犯上作乱"，就必须建造牢固的"堤防"。他认为这种"堤防"就是社会教化，其作用远非刑罚可比。他还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社会教化的意义和作用。首先，他以儒家尊崇的圣君贤臣为例，认为他们当政之时是"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义，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汉书·董仲舒传》）。由于人民各得其宜，又有知耻之心，因而无人触犯刑律，致使"囹圄空虚"。董仲舒将教化和刑罚的效用作了一番比较，指出刑罚只能触伤人的肌肤，并不能启迪人的觉悟和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教化却能造成统一的人心，形成道德力量，使民耻于非。其次，他又以秦朝为反面教员，来具体说明放弃社会教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总结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之后，董仲舒尖锐指出了汉代的现实政治问题，正是忽略了化民成俗这件大事。因此，他告诫统治者，要"南面而治天下"，必须"以教化为大务"。

董仲舒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还深刻看到社会教化一旦转化为民俗民风，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力量，长期制约人们的思想行为。所谓"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汉书·董仲舒传》），进一步说明加强社会教化是长治久安之策。怎样施行社会教化呢？董仲舒提出一要靠统治者以身示范；二要靠各级官吏"承流宣化"，进行训俗活动；三要以学校为基地，即"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四要建立一套礼乐制度，"节民以礼"、"乐成其德"，使人民有遵循的规范。他的这些见解，促进了我国古代社会教育的发展，至今仍有启发意义。毋庸置疑，董仲舒加强社会教化的主张，完全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替统治阶级设想，目的是为巩固封建统治，强化对人民的思想控制，这是其阶级性的必然体现。但是，应当看到他的主张反映了历史发展的需要，有助于加强新建帝国的统一和维护社会的安定，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所以又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董仲舒的社会教化理论，是以儒家德治学说为依据的，其主旨在于重教化轻刑罚，这有利于限制统治者的暴虐淫毒，缓和阶级矛盾，又是它所体现的民主性和古朴的人道主义精神，如果与秦王朝的严刑苛法相比，无疑也是一种进步。

人性学说与教育作用论。人性学说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他综合了先秦的性善论和性恶论，提出了人性有善有恶。将统一的人性分为性与情两个对立的方面，这是董仲舒的创造。他认为天有阴阳，人是天的副本，所以人性中既有善又有恶。所谓善，是指"性有善端，心有善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在董仲舒看来，人有此善端和善质，就具有了接受王道教化而至于善德的基础。也正因为有善质和善端，所以教化而致善是人性的继续和发展，而不是像荀子所谓是人性的逆转（即由恶变善）。这种将教化视为人的发展的观点，更接近现代的教育理论，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种深化。董仲舒十分重视人性所具有的善质，并认为这种仁义之性，是居于情欲之上的"阳"，是人性的主导方面。他以此为据，重申了儒家德教为上的一贯主张。董仲舒揭示了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主要指道德认识能力，并将此视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在教育发展史上不失为一个十分有价值的观点。董仲舒将"善质"与"善"这两个概念作了严格的区分，纠正了孟子混淆"可以为善"和"已为善"的逻辑错误，得出了"善，教诲之所然"及"性非教化不成"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道德先验论，强调了王道教化的重要作用，是积极的，有意义的。董仲舒不仅否定了人性可以不教而善，而且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性非教化不成"的原因在于人性之中有情欲，而情欲正是造成各种社会罪恶的渊薮。他指出对情欲不加约束，就会使"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春秋繁露·度制》），这必将破坏现存的社会秩序，危及封建帝国的根基。所谓情恶，则囊括了荀子性恶论，突出了"人为"和教化的作用。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扩充人的善端，恢复人的善性（即"求放心"），但是难以说明何以要用刑政来压制人的情欲。董仲舒与孟子不同，他继承了荀子"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荀子·性恶》）的思想，在强调德教的同时，兼顾刑政，主张以礼、法来节制人的情欲。就其节制情欲的内容看，其主要方面在于压制劳动人民追求幸福的愿望。但是也包括了限制统治阶级"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的内容，这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改造了原始儒家的人性论，提出了人性有善有恶的思想，综合并发展了先秦学者顺性而教与节制情欲的主张，为西汉王朝重德教与兼施刑政的文教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明确提出帝王的任务就在于"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汉书·董仲舒传》）。将帝王的德教刑政提到了天命不可违抗的高度，这是前所未有的。董仲舒综合孟、荀的人性论，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他对教育作用的论述，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即抬高了圣人与帝王对社会教育的作用，强化了君权至上的观念。为增强圣人与帝王的权威，董仲舒违背了善非先天所能的立论原则，在一般人性（所谓中民之性）的上面，炮制了一个"过善"的圣人之性，并说这种性是他人先天所不能的，后天所不可及的，这种圣人便是天下的楷模。在美化了圣人和帝王天性的同时，董仲舒又丑化了万民之性。他将民比附为"瞑"，说他们都是"萌而无知"之众，因此天立帝王以教民，并以此为据，批判孟子的性善论是"矢天意而去王任"，即取消了统治者受命于天教化百姓的根本使命，因而是完全不可取的。这鲜明体现了董仲舒"屈民而伸君"的政治立场，反映了加强封建专制制度的时代需要，这也是他有别于孟子关于人性与教育作用理论的根本原因。

董仲舒关于人性有善有恶的理论，是我国古代人性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后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在论述人性时往往都沿用了性情对立的观点。董仲舒关于"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的思想，又是我国古代"性三品"论的先驱。他的人性学说，丰富和深化了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的理论。在教育史上具有一定意义和价值。

（二）扬雄的教育思想1。生平和教育学术活动扬雄是西汉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一生长期从事社会活动，曾专门授徒讲学，在其著作中，总结了不少有关教育的理论和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研究。

扬雄（公元前53-前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生于西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卒于新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精通训诂之学，"博览无所不见"（《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但因"口吃不能剧谈"，因此，"默而好深湛之思"（《汉书·扬雄传》），从小善于思考。"家素贫"，"家产不过十金，无儋石之储。"不过扬雄却安贫乐道，视功名富贵若浮云，他有理想，"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谨守儒家的训条，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道德观念，并作为自己施教的最主要准绳和依据。扬雄壮而"好辞赋"，非常倾慕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他很崇敬屈原，曾亲"自■山投诸江以吊"。蜀中有严君平，"雅性淡泊，学业如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著《指归》"（《华阳国志》卷十上《先贤士女总赞上》《蜀郡士女》。《指归》即《老子指归》），扬雄称其德，尝拜其为师以从学。此外，扬雄还从临邛人林闾学文字音韵，为日后作《方言》奠定了基础。扬雄作《成都城四隅铭》等。汉成帝时，得蜀人为郎的杨庄（亦作壮）以扬雄文章似司马相如而推荐给成帝，于是得成帝召见而闻名。接着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因"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为待诏（《汉书·扬雄传》）。

此后扬雄主要是以文艺的形式，通过写赋来阐述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对社会的看法，同时进行有关方面的教育。成帝二年（公元前11年）正月奏《甘泉赋》以讽，劝戒奢泰。是年三月，又以积极态度上《河东赋》以劝"自兴至治"。十二月扬雄从上羽猎，亲见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夺民膏腴，希望后世无复修前好，"故聊因《校猎赋》以风"，荐劝统治者要"承民乎农桑，劝之以弗迨，侪男女使莫违"。此外还要"开禁苑，散公储，创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第二年秋，成帝又大肆发民进行游猎，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致使农民不得收敛。扬雄跟随至射熊馆，回来后借"曲笔"作《长杨赋》以讽。

以上所述《甘泉》、《河东》、《校猎》和《长扬》，就是扬雄最著名的"四赋"。扬雄作赋的目的，正如班固在《汉书·扬雄传》里说："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很明显，"风"正是教育之意。扬雄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用文艺的形式和艺术的语言，劝教王者归之于正，即应当"玄默为神，澹泊为德"，"平不肆险，安不忘危"。要养民惠民，"仁露恩洽"，决不要扰农夺民，让老百姓能过上安定生活。这种教育的作用和社会效果在当时来说可能是很小的，扬雄自己也承认，所以才提出"壮夫不为"，即不再作赋。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文艺仍是一种积极的普遍的社会教育手段。至于从长远看，它的潜移默化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汉哀帝时，扬雄仿《周易》著《太玄》，以教天道、自然、历数等。只因文字古奥，"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影响了宣传教育效果，故时人或有嘲之，或有难之。扬雄分别作《解嘲》、《解难》以进行解释说明，想得到学者的理解，无疑也想扩大其宣传教育效果。此外，扬雄还针对当时"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和时人的请教，仿《论语》而作《法言》，用以应求教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扬雄死后大思想家桓谭所说："自雄之没至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

王莽时，大学者刘韵的儿子刘棻拜扬雄门下，专门学习古文奇字。据此，扬雄还进行过专门的语言文字教育活动。正是刘棻从扬雄学字的关系，扬雄受刘棻事件牵连，畏惧投阁自杀，几死，后幸得免。经过这次打击，扬雄晚年更是清静自守。但也有不少好事者慕其学行而"载酒肴从游学"，拜伏门下，常从受教，较为有名的如巨鹿人侯芭，甚至长期"从雄居"，专门学习《太玄》、《法言》。扬雄死，"侯芭为起坟，丧之三年"（《汉书·扬雄传》），可见师生情义之深。看来扬雄的晚年完全是在教育活动中度过的，直至去世之时也未脱离教育。

2。论教育的功能关于教育对人的作用功能的认识，扬雄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扬雄对人性的看法，既不同于孟子的"性善"，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他继承了战国时"有性善，有性不善"的学说，并有所发展，提出了"人之性也，善恶混"（《法言·修身》），认为人的基本素质，人体的基本机能有好的因素"善"，也有不好的因素"恶"。对于人，它们都不是决定因素，也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东西。人是"可铸"的（《法言·学行》），决定其变化的根本原因则是教育。正如扬雄说："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身》）。这正如御马涉道一样，"由通衢则迅利，适恶路则驽蹇"（《修身》李轨注）。人的善恶在他看来，虽有先天因素，但最根本的仍是后天教育的结果。由此可见，教育对人性的改造作用，扬雄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扬雄认为改造人性使之去恶从善，最重要的是"修性"、"学正"、"习是"。他说："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法言·学行》）。还说："习非之胜是"，"习是之胜非"（《法言·学行》）。特别强调了人只有接受正确的教育，得到良好的习染，才能达到"正"而不至于变"邪"。这也正是教育对"人性"改造的结果。扬雄还论述了"学"的重要作用。首先，扬雄从反面强调："玉不琢雕，玙璠不作器。"这正是后人所说的"玉不琢，不成器"（《三字经》）。又说："人不学，虽无忧，如禽何！"（《法言·学行》）扬雄认为："天下有三门：由于情欲，入自禽门；由于礼义，入自人门；由于独智，入自圣门"（《法言·修身》）。扬雄的"三门"论并不科学，不过他强调人通过学习，以人类的理智道德，理想情操来控制人的生物性的本能和感情，脱离低级的蒙昧观念，改造其"人性"，使之进入人类自身文明高尚境界，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因为如此，扬雄强调人一定要学为君子。君子决不会从天而降，"未有不求而得之者"（《法言·学行》）。恰恰相反，只有努力去"求"，即是说通过良好的教育，自己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去认真从学，才可能达到完善的境界而成为"君子"。学，对于人的改造，完善，其作用正是如此。

扬雄也强调了教育对社会，特别是对动荡衰微的社会的重要功能作用。

他反对并批驳了道家老庄"学无益"的不承认教育作用的观点。扬雄认为，如果这样，小至个人便不会有进取，大及社会更将停滞不前。正如刀不经过砻砺，玉不经过琢磨，是毫无用处的废物一样。接着扬雄从正面强调教育对社会政治的功能作用，他认为："君人者，务在殷民阜财，明道信义，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粲也，晏也"（《孝至》）。因此，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立政鼓众，动化天下"（《法言序》）。就是说要对广大人民施行教育。还说："君子为国，张其纲纪，议其教化"（《先知》）。这样不仅可以开发民智，而且还可以巩固统治。"为政"决不能"先杀后教"，正如自然天气，只有"先春而后秋"，决不会"先秋而后春"（《先知》）一样。对待老百姓，只"可使觌德，不可使觌刑。"因为"觌德则纯，觌刑则乱"（《先知》），因此，以教化为先，才是治国的根本大计。扬雄认为："辟廱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复其并列，勉人役，唐矣夫"（《孝至》）！学校是教育之本，而教育又是立国之本。在位者认真兴学施教，国家便会自然安定而兴旺发达。

3。论教育的目标杨雄认为，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把人培养成为"君子"，"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学行》），这一思想与儒家孔孟的主张并无二义。学者如何学为君子？扬雄则认为最根本的要求就是："日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系"，这样"则玄之道几矣"（《玄搐》），就是说，作为君子，必须发展善性，消除恶性，使人性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就是要达到"玄"与"道"的境界。

"玄"是什么？桓谭认为如老子的"道"，孔子的"元"（《新论》），扬雄自己则说是"天道"、"地道"和"人道"，"兼三道而天名之"（《玄图》），就是说，"玄"包括了天下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系，揭示了万事万物的奥秘，"玄"是最高的原理。君子必须懂得这个原理，当然也就懂得万事万物的奥秘了。此外，"玄"又是平衡的准则。扬雄说："玄者以衡量者也，高者下之，卑者举之，饶者取之，罄者与之，明者定之，疑者提之"（《玄搐》）。这些都是对君子的基本要求，同时也反映了扬雄在抽象思维方面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对于培养君子，扬雄认为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懂得并去实践"道"。他说："大人之学也，为道"（《学行》）。"道"在扬雄看来，并不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神秘东西。他说："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问神》）。又说："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玄莹》），"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问道》）。从这些论述可知，扬雄所说的道，无疑是指历史或现实人事的规律，亦或人的崇高理想境界。扬雄还进一步说："道若深，若川。。深虽曲而通诸夏则由诸，川虽曲而通诸海则由诸"（《问道》）。由是可知，人要学为君子，当然是不可能离开"道"的。要为道，一定要以圣人为榜样，因为"圣人重其道而轻其禄"（《五百》），就是着重于理想的追求，而不在乎物质利益的享受。只有这样，才算是"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问道》）。君子如何去适应正道？扬雄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他说："君子之道有四易：简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见也，法而易言也"（《吾子》）。此外，还要"取四重，去四轻"，就是要"重言、重行、重貌、重好"，因为"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反之，"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修身》）。做到这些的人，当然就可以视为君子了。君子要知"玄"为"道"，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实际本领，因此，扬雄特别强调了知识的重要，他特别重视"智"。有人向他求教"人何尚"时，他肯定地回答："尚智"（《问明》），而且以"皋陶以其智为帝谟"，"箕子以其智为武王陈洪范"（《问明》）的事迹来说明"智"的重大作用和明显的社会效果。这正是"灏灏之海济，楼船之力也。船人无楫，如航何"（《寡见》）？渡海须用舟船，行船则要桨楫，君子要解决实际问题，当然需要知识，不仅需要，而且一定要广博。扬雄说："通天、地、人曰儒"（《君子》）。"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君子》），即是说，对于天、地、人要无所不知，才能算得上懂得了真正的最高的知识。如何获取广博的知识和知识的来源，扬雄首先肯定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他说："或问神。曰："心"。请问之。曰："潜天而天，潜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测者也。心之潜也，犹将测之，况于人乎！况于事伦乎""（《问神》）！神是微妙高深莫测之意，潜是深入钻研、追求、理解最深的道理，心无疑是人们的思维认识能力。天地自然虽微妙而深莫测，人的"心"尚能"潜"而认识之，更何况人间事理。据此，我们得知，扬雄对知识来源的认识，正是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探求。扬雄的这些认识，无疑是唯物主义的观点，是相当进步的。客观世界是可知的，能被人们认识而使人获得知识，但知识如何才能广博，扬雄则认为，必须"多闻见"（《寡见》），就是要多方面的广泛地接触实际，广泛地探求，就是见多识广。但这决不是不加选择地盲目见识，而是要"识乎正道"，这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识，反之"识乎邪道"（《寡见》），那当然要带来危害。

4。论教育的内容扬雄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基本上没有跳出儒家传统教育的窠臼。不过，由于扬雄所处的时代和他自身的社会实践、教育实践的某种特殊性，其教育内容也有一定的特色。除上面所论述涉及的"玄"、"道"外，具体还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仁、义、礼、智等为主的儒家传统的道德教育。扬雄针对西汉季世人们道德衰微的现实，特别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他说："常修德者，本也"（《孝至》），"君子全其德"（《君子》），对于君子，最为重要的是道德修养的完善。所以一定要"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渊骞》），"使之利其仁，乐其义"（《先知》），这些内容，基本继承了孔孟的仁义思想。扬雄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经常以"道德仁义礼"或"仁义礼智信"并论。他锐："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一人兼统四体者，其身全乎"（《问道》）。"道德仁义礼"是对于人的最基本的要求，是立身行事的最根本的准则。人具备此五者，好比人体具备完整的四肢，一切活动便能自在自如了。对此，扬雄还进一步解释说："或问仁义礼智信之用。曰：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符也。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修身》）。"仁义礼智信"并提，这是受董仲舒的影响，"仁宅"、"义路"之说，完全是孟子思想的发挥。扬雄形象地阐明了仁义等道德观念对人的重要作用。君子不仅要具备仁义等最根本的道德修养，而且还要辅以刚柔、果勇、慎言以及不谄、不骄等，人格才能得以完善。扬雄说："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君子》），扬雄认为要像孟子提倡的"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式的"果"、"勇"，不过这些最终还得与"礼乐"联系起来。正如扬雄所说："绛侯勃之果，霍将军之勇，终之以礼乐，则可谓社稷之臣矣"（《渊骞》），作为社会的人，视听言行决不可能孤立的表现，它必然要与客观的现实亦或与人之间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人在建立自我完善的道德修养的同时，还必须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必须推己及人，就是要"动则成德"（《君子》）。扬雄提出了具体要求，与人交必须实践"仁"；办任何事必须"得其宜"，即按"义"行事，而且决不能"食其言"，就是要讲"信"（《重黎》）。因此，君子必须"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问明》）。因为，"礼"能"矫世"（《重黎》）"君子动则拟诸事，事则拟诸礼"（《孝至》），"义"必须"得其宜"。由此可以看出，扬雄不仅强调了道德对人的改造的巨大作用，而且也肯定了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节以及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对社会的改造等的巨大作用。

以辞赋为主的美育教育。扬雄是大辞赋家，他的美育教育，其内容主要是以辞赋为主体，辅之以诗、乐等。扬雄"以天下国家为己任"，①他作赋，完全是从他的政治目的出发，用婉转曲折的语言，文学艺术的形式来对统治者进行规劝，希望他们能像古代圣贤一佯，节俭而不奢靡，裕民而不夺民。他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吾子》），扬雄把美育与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肯定了美的实用功利原则。

关于美育对人的思想感情的陶冶改造和发展的作用，扬雄看得极为重要。他与儒家的传统认识完全一样，把美育与德育紧密地联系起来。要作为圣人，君子，不仅是外表的美，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内在的美。扬雄说："或问圣人表里。曰："威仪之辞，表也；德行忠信，里也""（《重黎》）。对于广大人民，最起码要教之以"礼乐"，使其受到应有的道德约束和美感的陶冶。礼修于外，乐修于内，就是这个道理。扬雄认为，听乐一定要有是非之分，不能乱听，必须符合政治理想和道德信念，必须"惟正之听"，反之，对于"荒乎淫，拂乎正，沈而乐者，君子弗听也"（《寡见》）。此外，扬雄也强调"诗"的陶冶情志的作用，他说："说志者，莫辨乎诗"（《寡见》）。李轨注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正是"诗言志"的道理。扬雄在论及人的"文质"时，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诗》《书》以光之"（《先知》），这同样肯定了"诗"对于人的心灵陶冶的巨大作用。关于辞赋的美育教育，扬雄还提出了两条最重要的原则。首先扬雄把辞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两种（《吾子》），前者划为"丽以则"，就是如上所述，要求美必须符合政治的目的，符合圣人之道，而且"以德行为其真实内容"。①后者则是不足取的"丽以淫"。扬雄的这一思想，不免含有儒家对于美的认识的狭隘政治功利的观点，但肯定美与政治的关系，并以此来要求人们接受健康的美感教育，美感的陶冶，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其次，扬雄论美育，提出了"文"与"质"的关系问题，认为是表里内外的关系。如前所述，"文"是善的道德在外部的表现，"质"则是内在的善的品德。扬雄认为，一个人的表里内外应该统一。他说："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修身》）。又说："圣人文质者也。车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诗》、《书》以光之。笾豆不陈，玉帛不分，琴瑟不铿，钟鼓不擅，则吾无以见圣人矣"（《先知》）。这与先秦儒家的传统看法完全一致，与孔子的"文质彬彬，可以为君子"（《论语·雍也》）同是一个道理。在"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上，扬雄和先秦儒家一样，把"质"放在首位，"文"的形式必须符合"质"的内容，才有真正的价值。他说："无质而文，失贞也"（《玄首》），因此扬雄反对那种"其文是也，其质非也"的"羊质而虎皮"的现象。扬雄对美育是非常重视的，成就也是明显的。对于他的这份遗产，应当加以很好地总结。

三是文字教育。扬雄不仅是大辞赋家，思想家，而且也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的语言文字的修养和造诣，从实践到理论都是很精深的。他精心研究过"古文奇字"，而且撰有专著。班固：《汉书·扬雄传》说他著有《训纂》，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说他著《方言》。后汉应劭《风俗通义》的《序》中亦提及此事。刘韵的儿子刘棻专门"从扬雄学作奇字"（《汉书·扬雄传》）。

①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519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①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522　页。

《太玄》中尤多用古文奇字，人难识之。由此可见，扬雄专门从事过这方面的教育和研究。扬雄肯定了语言（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对于人的重要作用及其社会意义。对此，他提出了"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的重要命题。他认为，人的心理或思想意识情感，要得以表现，必须依靠语言。如果要"记久明远"，使之得以传播，则要依靠"书"--文字，即书面语言。扬雄把二者结合起来，相提并重，这是对先秦以来儒家重视语言教育的一个重大发展。"言"和"书"都是人们用以表达、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所以，扬雄称"言"为"心声"，称"书"为"心画"。此外，扬雄又把"心声"、"心画"的说教，与人格品德联系起来，提出"君子"与"小人"之分。这虽然体现了扬雄自身的阶级局限，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不同思想感情，不同品格修养的人，总会反映出不同的语言。什么人说什么话，语言与个体人格是不可能截然分割的，这也是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如果从书法、绘画艺术来理解，这正是我们公认的"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画如其人"的道理。语言是思想感情的流露，是行为品德的反映，扬雄对此亦有深刻的认识，他教人，特别强调语言美。他说："言不文，《典》、《谟》不作经"（《寡见》）。语言的美还必须与人的行为美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说："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言必有中"，"群言之长，德言也；群行之宗，德行也。"如果语言夸夸其谈，华而不实，行为表现矫揉造作，故弄玄虚，这必然是道德品质虚伪而不实的表现。所以，扬雄又说："足言足容，德之藻矣"（《吾子》）。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扬雄的教育内容并不算丰富多彩，但是仍有其一定特色。他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传统的道德教育，在政治思想教育中，强调了"玄"与"道"，发展了爱民裕民的思想，使之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服务。特别是美育和语言文字教育，可以说独树一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认真总结。

5。论教学和教师扬雄好学，博览，学问宏深，根基雄厚，执教认真。在其著作中，总结了不少有科学价值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第一，学思结合。学与思结合并重的问题，是先秦儒家优良的传统教学原则。扬雄不仅重视，而且从发展思维能力，培养智能方面予以了新的发展。人不仅要学，而且更要思，扬雄说："学以治之，思以精之"（《学行》）。扬雄对于思的认识，已不限于对知识的理解的深透和认识的飞跃，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发展智能。有人请教"哲"，扬雄回答："旁明厥思"（《问明》）。旁明即广明。"明"，扬雄解释为"微"，他说："微而见之，明其誖乎"《问明》）！誖通勃，宏盛广大之意，能辨察细微，博通广大，就是明，也就是"哲"。这正是人的智能发展的重要表现。

第二，习行为上。习行虽是先秦儒家的优良传统，但在扬雄的思想中，更加突出其重要性，从正反两面辩证地进行阐述和发挥。他首先强调："君子强学而力行"（《修身》）。行对于学，更为重要。他又说："学，行之，上也"（《学行》），人有所学，必有所知，只有认真地习行，才是真正的学问。习行必须有所选择，分清是非，扬雄说："习乎习！以习非之胜是，况习是之胜非乎！于戏！学者审其是而已矣"（《学行》），还要"知是而习之"（《学行》）。人有可塑性，是可铸的，习行什么，对于人的塑造有着极其重要而且是决定性的作用，习行"是"就能胜非，习行"非"当然要胜是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不可抗拒的法则。

第三，言必有验。扬雄在教学中，提出"言必有验"的重要原则。他说："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迈，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无验而言之，谓妄。君子妄乎不妄！"（《问神》）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教师所教学的内容，所说明的道理，必须与事实相符合，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否则便是虚妄，是自欺欺人。扬雄还要求事辞相称，他说："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吾子》）张岱年先生解释说："事胜辞！辞不能尽量表述事实，失之粗直；辞胜事，辞超出了事实，失之虚浮。事辞相称，才是标准。"①扬雄这一原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王充为之继承与发展。

第四，广博与简约结合。广博与简约结合是一条符合辩证法的原则。学习，做学问，既要广博的雄厚基础，又要简约的精深卓识。扬雄说："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君子》），这是强调广博。又说："学者之说可约"（《寡见》），这是"疾夫说学繁多，故欲约省之也"（李轨注）。还说："可约解科"（《寡见》），这是"使得其义旨不失其科条"（李轨注）。这些都说明了简约的重要。广博与简约二者并不矛盾，而是辩证的统一。广博并不是繁多驳杂，简约亦非孤陋寡闻。扬雄进一步全面指出："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吾子》）很明显，简约的精深卓识，必须以多闻广博为基础，二者同样不可孤立地截然分开。这是教与学的宝贵经验，至今仍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五，新故相代。人事与自然，总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新陈代谢，新故相代，新知识代替旧知识，新一代超过老一代，他们之间既有继承因循，又有改革发展，这是人事自然发展的必然规律。扬雄说："新故相代，阴阳迭循，清浊相废，将来者进，成功者退，已用则贱，当时则贵"（《玄文》）。还说："新则袭之，敝则益损之"（《问道》），"可则因，否则革"（《问道》，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如何相代？其意义如何？扬雄进一步全面阐述了这个道理。他说："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时，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丧其纪。因革乎因革，国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动，成败之效也"（《玄莹》）。这段话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这是普遍的规律，特别于我们今天高度的科学文明时代，更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六，循序渐进。扬雄认为，人的认识，对于知识的掌握，总有一个过程，总是由易及难，由细到大，这正是循序渐进的道理。对于人事活动，扬雄从思想，实践的始末，从不同的层次，考虑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过程，即"九事"说。他说："一为规模，二为方沮，三为自如，四为外他，五为中和，六为盛多，七为消，八为耗，九为尽弊"（《玄数》）。规模即开始设想和计划，方沮即想做而又未考虑周全成熟，自如即考虑成熟尚未实施，外他即开始见诸实施，中和即左右逢源，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盛多即超越限度而有所过头，尽弊即过时而已经陈旧了。这个过程即是说一切活动总是从设想计划开始，逐步付诸实践。取得一定的效应成果，然后逐步转入陈旧衰败乃

①　张岱年：《扬雄评传》，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3　期。

至被新生所陶汰。教育活动，接受知识的过程当然也不例外。扬雄的"九事"说不免有其牵强和形而上学的成份，但从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角度看，仍符合循序渐进的原则，而且充满了"新旧交替的辩证思想，意义是比较深刻的。"①对"新故相代"的思想也是一个补充说明。

第七，潜心专一。这条原则扬雄是从人和事物的主、客观因素来论述的。首先，扬雄充分肯定人的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同时也说明世间的一切事物是可知的。天地自然是玄妙神奇的，历来都被认为是高深莫测的，然而人只要潜心专一，即深入钻研，积极追求，认真思索，"心"总能认识其奥妙，把握其规律。扬雄还进一步认为，圣人只要潜心专一，不仅能认识神秘的客观世界，掌握其深奥的道理，而且还能将自然与人事协调，使自然与人事和谐无间，乃至为人事所利用。扬雄不仅强调了人的心理、精神、思维活动能力，还特别充分肯定了对自然改造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又肯定了客观自然事物的可以被认识。扬雄这一思想，永远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

扬雄对教师的论述是比较全面的。教师是关系教育事业成败的关键，古代的贤明君主、著名教育家、学者，无一不重视教师。他们无一不把教师的作用看得极为重要，地位抬得极高，同时也对教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扬雄也不例外，扬雄对教师的论述，我们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论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扬雄对教师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师者，人之模范也"，人们"务学不如务求师"（《学行》）。李轨注释道："求师者，就有道而正焉。"人们要长进，要有道而正，要求学读书，就必须从师学习或得师指导。扬雄还说："一卷之书，必立之师"（《学行》），教师是人之模范，担负着教育、培养、造就人才，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重任。教师的素质、品格与教学工作的好坏，可以说对人才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扬雄又说："师哉！师哉！桐子之命也"（《学行》），桐子，李轨注曰："洞然未有所知之时"，即未成年的青少年。这些人是社会的未来，他们的命运，也可以说是社会未来的命运，完全有赖于教师的教育。可见教师对人才的成长以及社会的文明进步的作用和意义是何等重大，教师确实不愧为人世"模范"，当然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应予以发扬光大。

论对教师的基本要求。教师的地位极高，作用重大，因此对教师的要求自然要格外严格，决不允许滥竽充数，扬雄对此亦有深刻认识，他对教师提出了多方面的基本要求。第一，要有深厚的基础和广博的知识。扬雄说："通天地，人曰儒"（《君子》），"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君子》），这里的"儒"和"圣人"，虽不全指教师，但从扬雄的许多论述可知，"儒"、"圣人"，还有"君子"，多包括教师在内。教师必须对世间的知识广泛全面探求，具有广博的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要精专卓识，融汇贯通，甚至还要懂得更深奥的"大知"。扬雄又说："师之贵也，知大知也。"李轨注"大知"说是"圣道"（《问明》）。过里明显地说明了教师必须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这与扬雄一贯的提倡是完全一致的。反之，对于那些"小知之师"当然属于"贱矣"（《问明》）。不言而喻，作为教师，如果基础薄弱，一知半解，当然不能担负培养人才、创造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重任，严格地说，不仅不能享受教师的崇高地位，而且就根本没资格当教师。

①　张岱年：《扬雄评传》，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3　期。

第二，要乐教，学不厌，诲不倦。扬雄这一思想，完全继承了先秦儒家孔子的思想。扬雄推崇孔氏备至，他说："圣人乐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于世，不离于群"（《先知》）。扬雄因受到政治打击，有清静自守的思想，但作为教师，对于教育事业，他完全是抱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当一个教师，不仅要乐教，而且要积极主动地施教，决不能逃避现实，离群自守。扬雄还说："仕则欲行其义，居则欲彰其道，事不厌，教不倦"（《五百》），这完全是孔子思想的再现，也是儒家的传统。作为对教师的要求，树立专业思想，忠于职守，诲人不倦，仍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第三，教师教人必以规矩。他说："断木为棊，烷革为鞠，亦皆有法焉。"李轨的注说得更为具体："大匠之诲之也，必以规矩"（《吾子》）。办任何事都要依据一定的法则，遵循一定的规律，教育也不例外，同样有自身的规律。教育者要想收到满意的效果，必须按教育规律办事。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这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第四，要以身作则。教师要为人师表，必须以身作则。扬雄说："人必先作然后人名之，先求然后人与人"（《吾子》）。又说："先自治而后治人之谓大器"（《先知》）。如何能"先"？这就要求教师首先要"立身"，因为，"身立则政立矣。"李轨注得很清楚："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先知》），自己正，也才可能严格要求别人正。此外，教师教人，务必"苟欲令人顺己"（《修身》），这就要教师自己先做到"言不惭，行不耻。"这就是说，"言不违理，故形不惭；行不邪僻，故心不耻"（李轨注）。教师的一言一行，即使不是有意的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巨大的潜移默化作用，所以教师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要做学生的表率。

总的说来，扬雄对教师的要求虽不够全面，不过，从现有的内容看，仍不失为关键性的要求，而且言之成理，正中要害，只要能认真做到，仍然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可以为我们借鉴和利用。

（三）王充的教育思想1。生平和学术思想王充（公元2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今浙江上虞），原魏郡元城人（今河北大名）。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卒年不详，据史料分析，他的卒年应在公元97-105年之间。王充生活于东汉前期，经历了光武、明、章、和帝四朝，正是赤眉起义失败，农民运动处于低潮，东汉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在学术思想领域，这个时期正是俗儒守文失真，方士仙士惑众，阴阳五行灾异谶纬之说猖獗的时代。王充目睹紫朱杂厕，瓦玉集糅，论说纷云，莫之所宗，"听者以为真然，说者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者不绝"，甚至"南面称师"，也诵读宣扬奸伪邪说的状况，他企图使人们"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于是以"心愤涌，笔手扰"的心情作《论衡》，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论衡·对作》），批驳虚妄伪说。范晔称他的著作能"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汉书·王充传》）。纪晓岚称王充的思想"殊有裨于风教"（《四库提要》卷一二○，子部杂家四），近人钱穆说他是"开魏晋新思想之先河。"①王充祖上曾因"从军有功，

①　钱穆：《中国思想史》第88　页，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年7月　版。封会稽阳亭"，但时间不久。后来他的先世"以农桑为业"，他的祖父王汎，父亲王涌"以贾贩为事"，因与豪家丁伯结怨迁居上虞，所以，他自称出身于"细族孤门"，接近一般人民群众生活，属于下层社会，被人讥讽为"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论衡·自纪》）。他一生"仕路隔绝，志穷无如"，晚年"发白齿落，日月逾迈，寿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处境相当困难。他罢官归家以后，一面招收生徒教学授业，一面研究学问专心著述。

王充自述他对仕宦淡漠，说："不贪富贵"，"不慕高官"，"贬黜抑屈，不恚下位。"他抱着"世能知善，虽贱犹显；不能别白，虽尊犹辱"的心情看待世俗人情，立定以"忧德之不丰，不患爵之不尊；耻名之不白，不恶位之不迁"的高尚情操立身处世，宁可过"处卑、位贱"的生活，也不趋炎附势（《论衡·自纪》），所以，晚年不仅物质生活极端贫困，而且精神也受到极大压抑。

从王充的《自纪篇》来看，他罢官归乡以后，以对"世书俗说"、"考论虚实"的精神著书立说，希望将自己的思想留给后人，以垂教后世。他说："充仕数不耦，而徒著书自纪，"又说："既晚无还，垂书示后"（《论衡·自纪》）。所以他的著作都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和思想界的现实问题而写的，贯穿着新鲜明朗的批判精神。王充讥恶那种"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故旧叛去"的庸俗世风人情，撰《讥俗》一书；他忧患人君治民之道，不得其宜，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作《政务》一书；痛感"俗书伪文多不诚实"，于是作《论衡》一书。晚年由于生活贫困，精神孤寂，年老体弱，作《养性》书十六篇，在著述中结束了一生。

王充的著作虽多，但现存仅《论衡》一书。王充写作《论衡》的目的是针对当时"俗书伪文"和"俗儒守文"而发的。他以不畏强暴的大无畏精神，求真理，正是非。他以科学为依据，以"证验"为尺度，对一切虚妄谬论给予无情的批判。在谶纬迷信充斥于世的条件下，他敢于公开抨击"天人感应"，"神灵怪异"，一扫汉代二百多年阴阳谶纬之风，为东汉学术另辟途径，在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论衡》是中国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攻击儒家的天人感应说，使中国哲学史上掀起了一大波澜。据《后汉书》记载，《论衡》共八十五篇，内《招致》一篇有录无文，实际上只有八十四篇，是他用了30年心血写成的一部哲学政论巨著。由于《论衡》直指官方神学化的儒学，因此被列为禁书，不得流传，东汉政权瓦解后，才重见天日，但这已是王充死后百年的事了。

在《论衡》这部著作中，也谈到教育问题。如环境与教育在人的培养中的作用；反对"生而知之"，主张"学而后知"的学习论；反对呆读死记，重视实际锻炼的学习方法；反对复古，重视现实的教育内容；反对"信师是古"，提倡"问难探索"的学风，等等，这些对以后唯物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王充依据自然科学理论，吸收道家"无为自化"和荀况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思想，建立起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

王充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传统。他认为，天地是物质性的，宇宙的运动变化和万物的生成是自然现象。他曾说："夫天者，体也，与地同"（《论衡·祀义》）。又说："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很清楚，王充把天当作自然物，不是人格化的，有意志的，有无上权力的神。所以他说："春观万物之生，秋观其成，天地为之乎？物自然也。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论衡·自然》）他以造物须用手，天没有手不可能创造各物为理由，通俗地证明天是自然物而不是神。他以"日月行有常度"，即天体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一种自然过程，否定天是有目的，有意志，可以降福佑善，下祸惩恶，谴告人事等"天人感应"的谬论。他又以鱼生水中，兽在山林来证明物各有其自然本性，所以得出结论："夫天地不能为，亦不能知也。"（《论衡·自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灾变呢？他说，这乃是运行规律的失调，而非意识性的感应，就好像人生病一样，"血脉不调，人生疾病，风气不和，岁生灾异"（《论衡·谴告》）。他针对人死变鬼，可以祸害生人的谬论，指出，人之生是由于夫妇合气，是自然现象。同样，人死气灭，也是自然现象，怎能变鬼？他解释说："鬼者，归也，神者，荒忽无形者也"（《论衡·论死》）。人死精神消失，骸骨归土，消亡无形，从医学生理学角度论证了人的生与死乃是普通的自然现象。王充还进一步从精神与肉体的关系，阐述了形神关系，有力地驳斥了鬼神的存在，坚持了唯物主义原则。但是，王充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无神论的思想，还是朴素的直观的，他不可能对于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有本质的认识，因而有些解释也缺乏说服力和科学性。

2。论教育的功能王充以人性论为出发点，论证了人的可塑性和教育的必要性。他在《本性》篇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情性者，人治之本。"把人性当作治理人的根本。怎样去治理人呢？他认为，关键在于教育。他说："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在他看来，人有卑谦辞让之性，所以要"制礼"以使其得到恰如其分的发展，人有好恶喜怒哀乐之情，所以要"作乐"以使其严肃，正常的表达。他把人性作为教育的基础和前提。

王充关于人性论的观点。关于人性是怎样形成的，他没有做出科学的答案，只是笼统地说是由"气"构成的。他说人性"禀气有厚泊（薄），故性有善恶。"又说："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论衡·率性》）并且把"五常"之道也归诸禀性之多少。他把人只看作单纯的自然物，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他的人性论仍未能超脱唯心主义的窠臼。然而，王充人性论可贵之处，在于他认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凝固的东西，认为人性是可变的，变化的动力在于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在《率性》篇中他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论证人性的可塑性和教育与环境在人的个性形成中的巨大作用。

首先，王充以自然界事物的变化为依据阐述人性的可变性。他说，譬如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所以，"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犹此类也。"又以，"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为例，说明"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他举例说，被世人称为价值千金的利剑棠谿、鱼肠、龙泉、太阿，未经冶炼之前，也不过是普通的铜铁，经过良工的锻炼之后，才成为举世闻名的宝剑。同样道理，具有"五常"之性的人，只要"教导以学，渐渍以德，亦将日有仁义之操"（《论衡·率性》），在他看来，人的善恶在于教育。

其次，他以社会人事为例进一步解释人的可塑性。他说，学习伯夷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气节，贪夫也可以变廉洁，懦夫也可以有志向。人受柳下惠高尚风范的影响，刻薄的人也能变敦厚，器量狭小的人也能心胸广大。他更以子路未入孔门受教之前，是"戴鸡佩豚、勇猛无礼"之徒，但经过孔子的诱导、教诲，"猛气消损，骄节屈折"，最后成为孔门十哲之一，擅长政事的人才，来说明教育的巨大作用。所以他说，人的成长"在化不在性"，"凡含血气者，教之所以异化也"（《论衡·率性》）。赋予了教育在人的个性形成中以重大的作用。

再次，他认为由于人生活的环境不同，也可以改变人性。他说，齐国人性格和缓，秦国人性格傲慢，楚国人急躁，燕国人憨直，假若"使四国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单处，性必变易。"意思是说，使四国性情不同的人相处一起，相互交往，长期脱离原来的环境，移居异国他乡，那么，原来的性格必然会发生变化。他十分重视良好环境对人的影响，"孟母之徙宅"就是极好的证明。因此，他认为，只要使人们"迫近君子，而仁义之道数加于身"，则一定能够成为优良品德的人。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强调统治者应该重视教育，发挥教育在治国化民中的重大作用。他告诫："凡人君者"，对于人民"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近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他指出，"孔门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就在于他们都蒙受了圣人之教，实为"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所以他要求统治者，懂得"王法不废学校之官，不除狱理之吏。欲令凡众见礼义之教，学校勉其前，法禁防于后"的道理（《论衡·率性》）。对于人民，既要注意教育，又要以法制加以约束，这样，就一定能够达到"驭情治性，尽材成德"的目的（《论衡·量知》）。

3。论教育的内容汉代自武帝起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后，儒家《五经》成为官方必读教材，讲经解经日趋繁琐，五经博士各立门户，师法家法极严，不许稍有冒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完全消失，限制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到了王充生活的东汉时期，书传记载夸张失实，经典注疏杂入谶纬，使儒学失去本来面目，日益神学化，邪学流行，甚至比较有名望的文人学士也随波逐流，竞相慕习。在这种不正学风影响下，教育内容狭窄，只限于《五经》，而讲解多章句注疏，不务实学。王充反对"守信经文"，守一家之言的教学。他指出，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所谓儒生，都是"夫一阅备，皆浅略不及，偏驳不纯，俱有阙遗"的，是一些"所当知，然而不知"的庸庸之辈。有的人，连儒家经书中最起码的知识也"不能晓"，然而他们都各持满而自藏，非彼而是我，不知所为短，不悟于己未足。王充主张改变这种状况，提倡博览古今，通百家之言，扩大教育内容。

王充在《谢短》篇中，对在"守信经文"、"守信师法"的学风束缚下培养出来的儒生给以无情的批判。他认为，在《五经》束缚下的儒生，不了解当今时事，不懂得人类历史，知识贫乏，无一所能。所谓经师也只是徒能说经，传授一些脱离实际和无实用的知识，培养一些愚昧无知的庸人，他称这样的人为瞎子，聋子。王充的批判切中儒经一统天下的时弊，在"儒术独尊"的汉代是具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开拓思想的难能可贵之举。王充在《别通》篇中，进一步抨击那些"守信一学，不好广观，无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览之暗"的儒生，称他们是"腹为饭坑，肠为酒囊"的"死人之徒"。由于他们囿于《五经》，所以使他们"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王充将这种人比喻为"目盲耳聋鼻痈者"《论衡·别通》）。

王充要求培养有大人胸怀，才高智大的"上儒"。王充规定"上儒"应该冲破《五经》的桎梏，学习"圣人之言，贤者之语，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论衡·别通》）。王充力图打破汉代《五经》独占教坛的局面，扩大教育内容。学习范围不仅有儒家的经典，而且包括天文、历算、地理、历史等各方面知识。不仅教授儒家思想，而且还应包括法家、墨家、道家等百家之言，尤其要重视当代知识的学习和研究。王充本人就是既有天文、历算、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又有人文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是博览众流百家之言的学者。王充关于"博览古今，众流百家"教育内容的主张，对于学术发展有极重要的意义，对于培养"德优"、"才大"，多闻博识，深知道术的人才十分重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发人深思的，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也应该指出，王充虽然对汉代只重《五经》和信守一家之言的学风十分不满，但他毕竟也是儒者，不可能完全超脱儒家的影响，所以他把礼乐列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他希望通过礼的教育以节制人们，养成谦恭辞让等优良品德，通过乐的教育以陶冶人们，修养好、恶、喜怒哀乐等情感。在这方面，王充虽然没有超出一般儒者的主张，但有不同于一般儒者的地方，他不把礼乐教育的作用过分夸大。在他看来，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礼乐教育能否生效的前提，也就是说，首先要使人们得到温饱和安定的生活，然后才谈得上礼乐教育。他明确指出"礼义之行，在谷足也"（《论衡·治期》）。事实证明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人民要求的首先是温饱，而不是什么"礼仪之教"。就教育本身而言也是这样，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所谓发展教育也只能是一句空话。王充正确指出，人们物质生活和礼义之道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历史证明，只有在丰衣足食的条件下，才能谈得上对人民的道德训练，形成好的道德风尚。同样，人们的优良的思想品德有利于社会安定和促进社会进步，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

4。论教学与教师王充对教学和学习有其独特的见解，他冲破当时不正学风的束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远见卓识，很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第一，反对生而知之，主张学以求知。为了正确地认识王充求知的观点，首先需弄清他的认识论，即王充坚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神秘主义的先验论。他还进一步认为，凡事都应该经过事实验证，才能判断是非、真假，否则，不可相信。因此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衡·知实》）应该肯定，此乃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发展，在批判当时唯心主义先验论，反对神学迷信方面，都有着积极意义。但也应该看到，在王充的这一思想中，也存在着就事论事的成分，还停留在直观的初级阶段，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有本质的区别。

知识的来源问题，历来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争论的课题。王充坚持学以求知的观点，他认为知识的获得必须赖耳目等感官去感知，观察客观世界，无论何人都是学乃致知的。但是，在儒学神化的汉代，孔子被看作"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圣人。王充反对这种观点，他在《知实》篇中列举了十三件事证明孔子不是先知先觉的，天地之间也没有生而知之的人，即使"圣人"也不例外，有力驳斥了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他说："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所谓圣者，须学以圣"（《论衡·实知》）。这是唯物主义的学习论。感知事物是从学习开始的，不是学习的终结。欲求得真知，还必须经过"阴见默识"与"用思深秘"。就是说，还应该观察细微和用心思考。事实证明，仅仅通过耳目感知，而不加思考，往往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可能出现事非相反，黑白颠倒。所以王充要求，在耳目感觉之后，还应"考之以心，效之以事"。认识的经验告诉我们，"用明察非，非无不见，用理铨疑，疑无不定"（《论衡·定贤》）。由此可见，王充将学问思辨作为致知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求证存真，不然，"空言虚语"，"人犹不信"（《论衡·薄葬》）。王充学以求知，求证存真的学习方法，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冲破信师是古学风的羁绊，强调独立思考，不随声附和，不泥古守旧，主张"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即使是"众心非而不从"，只求"黜其伪"，"存其真"（《论衡·自纪》）。他力排众议，大胆地对世人所奉守不渝的《五经》提出怀疑，"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论衡·正说》）。他号召人们冲破藩篱，以求证存真的精神对所学知识予以一番虚实是非之辨，怎样去分析真伪虚实呢？王充提出了"圣心贤意，方比物类"（《论衡·薄葬》）的方法，就是要内用理智加以思考，外以事实比较订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论衡·案书》）。

第二，主张循序渐进，提倡"勤学不舍"。知识的获得既然靠学习，那么就必须立志发奋，力学不辍，只有这样才有成功的希望。王充以河水结冰，积土成山为例说明学习靠日积月累，不断进取。他主张"宿习"反对"暴习"。他认为"学不宿习"，一曝十寒是很难成功的。他用枫树桐树生长快，但木质不坚固，檀树生长虽慢，但"其材强劲"，证明在求知上："其进锐者退速"，要求人们踏踏实实地循序渐进地学习，不要企图一蹴而就。在学习上若只追求速度，就会像"酒暴熟者易酸，醯暴酸者易臭"（《论衡·状留》）一样，欲速则不达。王充以古人成才为例，进一步证明在学业上不能急于求成，他说吕望到了晚年辅佐周武王伐纣才封侯显贵，百里奚晚年被秦穆公任用为相，始表露才华，说明"大器晚成"，"任重，取进疾速，难矣"（《论衡·状留》）。王充用了大量自然和人事的实例来说明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勤学不舍，因此，他强调学习中的日见日为的功夫，刻苦锻炼，反复练习是学习成功的保证。他以骨、象、玉石经过切磋琢磨，才成为宝器，来说明"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论衡·量知》），注意学习锻炼，强调反复练习是符合学习规律的。教育欲育人成才，受教者欲奋发进取都应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王充认为，若取得学业成就，不仅要勤学不舍，而且必须"精思"好问。他认为，可以被人们学会的知识，经过思考可以弄懂；尚未了解的知识，向别人请教也能够得到解决。事实上，天下的事情，人间的事情，假若通过深思熟虑可以弄明白的，即使是愚笨的人最终也能明白。假若通过努力探求还不能理解，即使是圣人也难弄懂。所以，他认为，"不学自能，无师自达"（《论衡·实知》）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总之，求知在于学习。

第三，反对，"信师是古"，主张"极问"。汉代学风，"好褒古毁今"，以古为贵。汉儒学者，固守先圣先贤学说，奉为金科玉律，不敢稍有异议，所以汉代学术空气沉寂，不利于学术的发展。王充不因循陈规，反对"信师是古"，主张为学要有创造，有新义。首先，他对汉代贵古贱今的思想给以无情地揭露和批评。王充针对这种"好高古而下今"的思想从符瑞、治乱、农作、衣著、教化等各方面论证汉代比前世大有进步，断言"周不如汉"是有充分根据的。王充在《齐世》、《宣汉》等篇中引用大量吏实，从自然人事不同角度驳斥了今不如昔的错误思想。他指出："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变易，气不改更。"就是说，天体古今一样，并没有什么"改变，不存在什么古优于今。人类历史证明，无论古人、今人，都有仁义等道德行为，善恶品德古今一样。所以他说："才有深浅，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因此不应该"好珍古不贵今"，更不能说"古人贤今人"（《论衡·案书》）。不仅如此，他将汉朝与周朝相较，认为汉朝功业不仅不逊于周朝，而且远远超过周朝的功业。王充通过分析证明了这一点。王充的分析，若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不无道理，一代胜过一代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不然人类社会就会停滞不前。当然，也不像王充所颂扬的那样，汉代一切都非常兴盛美好，连最微小的缺点也不存在。事实上，汉朝统治者也如其他封建君主一样，存在着许多落后、反动的东西，这些都必须予以抛弃。对于这一点，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认识到的，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王充的古今无别，今优于古的历史进化观点是正确的。事实证明，一味信古，或者厚古薄今，必然看不到当代的成就，否定自己的创造价值，甚至影响社会进步。在学术上则可能将人们引向脱离实际，述而不作的歧途。所以，王充的思想不仅对冲破汉代流行的复古、拟古风气有积极意义，即使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其次，在学习上，王充主张独立思考，不迷信偶像，不盲从附会，摒弃师法，不因循旧说。汉朝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设博士弟子后，"专经"、"师法"成为官学教学的特点。各经博士自立门户，形成各自独立的学术系统，作为猎取功名利禄的捷径，为保护自身利益，又立家法，讲经解经。由于《五经》各有家传，私相授受，解经日益脱离实际，陷于章句训诂，使汉代学术远离经世致用之道，影响了汉代学术的研究。《汉书·儒林传》说的传经授业，其结果就是，博学者"不思多闻阙疑"，而"务辟义逃难"，只求"便辟巧说"；学习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以致"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王充讲求学术自由，求真求实，抛弃师法，独立研究。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大胆的见解。

王充主张本着求真求实的为学态度，凡事只求真理，不避权贵，哪怕是被神化了的孔子，也敢于质疑问难。然而"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问难。"王充指出，一味信师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不知问难，就不可能对所学知识真正理解，当然也无法学习到利学的知识。所以他主张在教学中，师生之间应展开讨论，学生要敢于对教师所讲内容提出疑问，打破对权威偶像的盲目崇拜。

在《问孔》篇中，王充采用以其矛攻其盾的办法，指出孔子言论中许多上下相违，自相矛盾的地方。在《刺孟》篇中，也列举了八方面问题，一一加以质问。他以孔孟言论中的自相矛盾和失实错误之处，证明并非"贤圣所言皆无非"，而是破绽百出。他不迷信偶像，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在王充看来，对待圣人的言论，即使是正确的，也往往由于"意沉难解"，不能体会圣人原意，也应该问难，做到："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他说："圣人之言，不能尽解。说道陈义，不能辄形。不能辄形，宜问以发之；不能尽解，宜难以极之。"他举例说"，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回答说："毋违"。后来，孔子对樊迟说，孟孙问我孝是什么意思，我答复他不要违背。樊迟问，不要违背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解释说，父母活着的时候，侍奉应合乎礼，死了，埋葬时应合于礼。王充分析道：孔子说的这里不要违背，是指不要违背礼。然而孝子也应该体会父母之心意，顺从他们的心愿，不违背父母的愿望。孔子只说不要违背，那么孟懿子听了孔子的话，怎么见得不会误解为不要违背父母愿望呢？等到樊迟追问时，孔子才说明不要违背的本意是不要违背礼。事实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文字，各个地域有不同的方言，再加上相隔时间久远，古今语言的差异，若不"极问"，后人也很难理解。追根求源，务求甚解的学习态度，是值得提倡的。王充认为，在求学道路上，"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论衡·量知》）是不行的。但守信师法，独名一师之学，随旧述故，也不能博学多闻。王充主张独立研究，反对因袭模拟。他说："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又说："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辨伪以实事"（《论衡·自纪》）。学习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不拘泥于师法家法，不屈从于传统习俗，不崇拜偶像权威，不人云亦云。假若只模拟前人，"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论衡·超奇》），这种不屈从传统，独立研究，创新立异的治学精神，是极其可贵的。

第四，提倡"博达疏通"，主张"学为世用"。王充在谈论治学之道的时候，强调"博达疏通"，为学的目的，不为一己，不为装饰，要求"学为世用"。

首先，在《别通》篇中论述了博古通今的重要意义。他以大海为例，比喻人的学习也要像大海汇合百川一样，兼容众家，避免浅陋窄狭。他认为，善于学习的人"其于道术，无所不包"。只有这样，方能才高智大，受到知识界的重视，被称为"上儒"，担负起国家的重任。王充用大量事实说明，学习在通明博览，多闻多识，切忌"守信一学，不好广观"。王充认为古代文书典籍，记叙了人类优秀文比和嘉言懿行，若能广泛阅读，取其精华，可以利于言行，"圣贤言行，竹帛所传，练人之心，聪人之知。"他列举了历史上和汉代的名人，都是能够孜孜不倦，好学博览才学成立业的。人的品德也赖于"好道乐学"。所以说，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就在于"通仁义之文，知古今之学也"（《论衡·别通》）。王充远见卓识之处，还在于他已意识到知识的力量。他说："人有知学，则有力矣。"怎样去获取这种力量呢？关键在"博达疏通"。所以只能说一经的儒生，是不能算作有力的。然而当时一些儒生守信师法，不览古今，所以殷周的事迹虽然载于六经，却不能了解。因为不能博览，因之秦汉事迹也不知晓。至于汉代借鉴周秦的历史经验，更是一无所知。这些，都是由于信守一师，固守一经，孤陋寡闻之过。因此，他得出结论："儒生力多者，博达疏通。故博达疏通，儒生之力也。"他正确地指出："儒生以学问为力"（《论衡·效力》）。

其次，王充明确提出"学为世用"的观点。他指出，治学的目的在治世济民，著书立说是为了应用。他说："圣人作经，贤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论衡·对作》）。很明显，任何社会，任何阶级，发展文化教育都是为了改造社会，教育人民。著书立说若不能劝善惩恶，有益于社会和人民，即使"文如锦绣，深如河汉"也毫无价值。所以他说："盖寡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也就是说，著书作文只要于民有利，多多益善。著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流传于世，成为丹青"，以劝善惩恶，不是为了"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论衡·佚文》）。王充就是本着这种精神著书立说的。他写《论衡》就是为了警世骇俗，使"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者若聋之通耳"（《论衡·自纪》）。

王充"学为世用"思想，在汉代章句之风盛行，谶纬迷信成灾的情况下，有其重要的意义，对改变汉代崇古、拟古，脱离实际的学风有一定的作用，在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进步意义，应予以肯定。

（四）郑玄的教育思想1。生平和教育学术活动郑玄继承了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又吸取了汉代关于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本末论方面的思想，对教育的作用和意义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儒家经籍中对人性的论述多本于思孟学派，即认为人具有先天的道德素质，如仁、义、礼、智等，但这种素质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得以显现、扩充和巩固。郑玄基本上继承了这一思想，例如，他对《论语》中"人之生也直"的解释是："始生之性皆正直"（《郑氏逸书·论语注》卷三），这与其师马融解释为"言人之所以生于世而自终者，以其正直之道也"（《玉函山房辑逸书·论语马氏训说》）完全不同。

将自然界的"五行"之说与社会伦理道德的"五常"观念相比附，虽然并不正确，但其理论色彩却大大增强了。

郑玄明确指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进"，用以促使本有的良好素质得以发扬光大。他以"玉虽美，需雕琢而成器"的比喻来鼓励后生小子求学，都是遵循传统的儒家观点。但是现实中的人各有善恶，并非"皆有仁义"，郑玄也发现有些人甚至达到"教不能胜其情欲"（《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地步，因此他也承认"凡人之性有异"（《郑氏逸书·尚书注》卷二），而将其归结为"气"的作用。他说："性谓人受血气以生，有贤愚吉凶"（《郑氏逸书·论语注》卷三），强调要"兼气性之效"（《礼记正义》卷二十二），这实际上是后来理学家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说的先驱。陈澧指出："程子云论性不论气，不备。郑玄兼气性之说，可无不备之饥也"（《东塾读书记》卷十五《郑学》）。

郑玄十分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巨大影响，他在阐发孔子"里仁为美"

的观点时说："居于仁者之理，是为善也"，"求善而不处仁者之里，不得为有知也"（《郑氏逸书·论语注》卷二，卷四），他进而高度强调后天学习的意义。在注释《论语》中孔子自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一句时，郑玄指出："言此者，劝勉人于学也"（《郑氏逸书·论语注》卷二，卷四）。在注释《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一句时，郑玄再次强调"劝人学诫其身也"（《礼记正义》卷五十三）。郑玄尽管推崇圣人的天才，但更为提倡作"学而知之"的贤人。

对"困而知之"的人，郑玄也不抱鄙视态度，他说这种人"长而见礼义之事，己临之而有不足，乃始学而知之，此达道也"（《礼记正义》卷五十三）。困而知之虽然被动，但仍能学以致知。在郑玄看来，这也是应该肯定的。《礼记·礼运》将人情比做农田，将教育比做耨草："讲学以耨之"，郑玄注："存是去非类也。"（《礼记正义》卷二十二），"存是"即保存和发展天生的善性，"去非"即消除后来滋生出来的不良品德观念，这一比喻和解释形象地说明了教育对于个人发展的作用。

从政治意义上说，儒家历来将教育置于刑罚之上。这是从"务本"的角度强调提倡儒家学术，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就可以化民成俗，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所以郑玄说："博学可以为政也"（《郑氏逸书·三礼目录》）。《礼记·礼运》："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

郑玄引用《老子》中"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话，说明仅靠政令刑法治国的弊病在于"以违大道、敦朴之本也"（《礼记正义》卷二十一）。他指出："圣人因人情而教民，民皆乐之，故不肃而成也"（《郑氏逸书·孝经注》）。

郑玄不仅强调了"因人情而教民"的必要性，还肯定了它的可能性。

人的情欲可能导致善行，也可能导致恶行，但人的本质总是追求善和美的，所以"顺其性而动者，莫不得其所"。正因为善的本性外情欲有内在调节的功能，所以通过教化的方式来劝人为善具有优于刑法惩治的特点。尽管这种"德教"政策具有对老百姓进行精神麻醉的一面，但它也包含着承认人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基本需要的合理因素。另外，着眼于"情"字上的思想感化方式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2。论教育的功能《周礼》中将教育内容归结为"六德"、"六行"、"六艺"、"六仪"，等等。其中"六仪"均为礼仪，显然可以归入"六艺"之中，而德和行也本为一体，郑玄承袭了其师马融的观点，认为"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力行"（《礼记正义》卷三十六），所以郑玄将教育内容归结为两大类，即道德行为的培养和知识技能的传授。他概括说："学，修德学道"（《郑氏逸书·易注》卷六），"道"即包括"艺"在内，马融说："道，六艺"（《郑氏逸书·孝经注》）。德行和道艺各由师氏和保氏负责，在地方学校则由相应的师和儒分别负责。郑玄说："师，诸侯之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之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后汉书·郑玄传》）。

由于德行的培养总是融合在社会生活中进行的，所以，学校的教学活动总是以知识技能的传授为主，而体现着培养道德行为的精神实质。所以在《礼记》中学校教育内容则为诗、书、礼、乐四项。《王制》："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王世子》："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郑玄注："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诗也"（《礼记正义》卷二十）。这样就将二者的说法统一起来，即春学乐、夏学诗、秋学礼、冬学书。

以阴阳之学来解释各种事物，本是汉儒的学风。郑氏的这种解释尽管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他强调"四时各有宜"、"因时顺气，于功易成"（《礼记正义》卷二十）的原则，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郑玄作为儒家经学家，最为看重的当然是关于儒家思想和学术的教育内容。《礼记·学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郑玄注："所学圣人之道也"。这已超出训释经文的范围而在阐发个人的主张。正如孔颖达所疏："郑恐所学则小小艺之事，故云所学者圣人之道。"（《礼记正义》卷三十六）。郑玄这一注释代表了他关于教育内容的基本主张。

他甚至主张："非《诗》、《书》则不言，非礼乐则不行"（《郑氏逸书·孝经注》）。

由此可见，在学习方面，郑玄继承了孔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后汉书·郑玄传》）的思想，他自己虽然是"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覩秘书纬术之类"（《后汉书·郑玄传》），但这些毕竟都是属于"圣人之道"的范畴，况且"博稽"、"粗览"和"时覩"的措辞就包含着鲜明的主次之分。他的有关天文、历法、算学方面的知识，也是为研究儒家经籍服务的。对于非属"圣人之道"的所谓"小道"、"末事"，郑玄均抱轻视和排斥态度。《王制》中规定祝、史、射、御、医、卜、百工之类，"执技以事上者"，"出乡不与士齿"。郑玄注："贱也"（《礼记正义》卷十三）。《论语》："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郑玄注："小道，如今诸子书也。泥，谓滞陷不通"（《郑玄逸书·论语注》卷十）。《论语》："军旅之事，未之学也。"郑玄注："军旅，末事。本未立，则不可教以末事也"（《郑玄逸书·论语注》卷八）。在排斥了专门技艺、诸子学说和军旅之事后，所剩下的教育内容只有儒家的所谓圣贤之学了，这是作为儒家经师的郑玄所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3。论教育的内容第一，立志与实行。树立坚定不移的志向是儒家一贯提倡的美德，也是他们认为取得事业上的成就的必备前提。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郑玄注："匹夫之守志，重于三军之死将也"（《郑氏逸书·论语注》卷五）。如果说郑玄在这里只能算是因义释义的话，那么在注释孔子的另一句话"未若贫而乐"时，他就是有意地强调立志了。他说："乐谓志于道，不以贫贱为苦也"（《郑氏逸书·论语注》卷一）。

郑玄不仅重视在逆境和压力之下的坚定志向，也注意到在顺利条件下和平凡的生活中保持始终如一的操守。他批评那种"初时学其近者，小者，以从人事，自以为可，则侮狎之。至于先王之道，性与天命，则遂扞格不入，迷惑无闻"（《礼记正义》卷五十五）的作法，他认为这种小有进步便不再继续努力的人正像会一点游泳之术就自以为可掉以轻心的人一样，往往会遭到灭顶之灾。所以郑玄强调："善人君子，其执义当如一也"（《毛诗正义》卷七）。

学业和道德修养总要体现于实际行为之中，郑玄说："以行为验，虚言无益于善也"（《郑氏逸书·三礼目录》）。这是继承了儒家学者重实行而反对虚言的传统，而行为规范的集中体现就是"礼"，所以郑玄十分重视"礼"。他认为"习多言而不学礼"（《礼记正义》卷二十四）是舍本求末之事，于国家于个人均无益处。他在《戒子书》中谆谆告诫自己的儿子："咨尔茕茕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①这段话充满了父子之情，同时又包括严格的要求和殷切的希望，即立志追求君子之道，兢兢业业，始终不渝。荣誉要靠他人给予，自己不必追求，德行却全靠个人的志向和努力来培养，他人无法代劳。学业上的成就也是如此，这就是儒家一贯提倡的"自强"精神，郑玄注："自强，修业不敢倦"（《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这种孜孜不倦，矢志不渝的精神是值得发扬和提倡的。

第二，"心解"和"启发"。强调"思"本是儒家教育原则的一个重点，郑玄也不例外。他指出："思而得之则深"（《礼记正义》卷三十六）。只

①　（《后汉书·郑玄传》。

有经过个人的认真思考，才能对学习内容有深入的理解；也只有从内心中真正理解了所学的内容，才能巩固地掌握它。反之，即使囫囵吞枣地学到一点东西，也难以长久保持。这就是郑玄所说的："学不心解，则亡之易"（《礼记正义》卷三十六）。

"心解"与"启发"是教学过程中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学生的"心解"来源于教师的"启发"，而教师的"启发"则是以学生的"心解"为目的的。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郑玄对孔子关于启发和举一反三的教学原则进行了阐发，指出其目的在于使学生"识思之深也"。在注释《易·蒙卦》"初筮由告，再三渎，渎则不告"一句时，郑玄再次援用了这一观点。进　而指明："不复告"的目的也在于留给学者"思而得之"的余地。郑玄尤其反对那种"务其所诵多，不惟其未晓"（《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注入式教学，他认为作为教师来说，"其言少而解臧，善也"（《礼记正义》卷三十六）。郑玄将启发教学与促进学生思维活动联系起来，使教与学在统一的原则之下形成一个整体，这是他的一个贡献。

第三，循序渐进与因材施教。郑玄认为，掌握知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他主张"先易后难以渐进入"（《礼记正义》卷三十六）。他非常欣赏《礼记·内则》中关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学习内容安排。例如："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郑玄注："成童，年十五以上。""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也。"他赞同《学记》中"不陵节而施"的主张，并进一步阐发为"不教长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钝者以大也"（《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这已是兼有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的含义在内了。孔子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郑玄将其含义概括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郑氏逸书·论语注》卷六），应该说是抓住了实质的。《学记》："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者也。郑玄对此作了具体解释和阐发。

这样就将其与上述孔子有关因材施教的叙述联系在一起，而使这一教学原则具体化了。

4。论教学原则与教师郑玄遵循儒家经籍中的一贯思想，力主尊师。他指出："尊尊师以教民，而以治政则无过差矣"（《礼记正义》卷二十二）。《诗·周南·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毛传："言，我也。"郑玄笺："重言我者，尊重师教也"（《毛诗正义》卷一）。

值得注意的是，郑玄总是将尊师与重道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个人思想的体现。例如：《学记》"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郑玄注："尊师重道焉，不使处臣位也"（《礼记正义》卷三十六）。《曲礼》："请业则起，请益则起"。郑玄注："尊师重道也"（《礼记正义》卷二）。《曲礼》："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这本是尊师之礼，郑玄也将其概括为"尊道艺"（《礼记正义》卷一）。由此可见，在郑玄看来，尊师的实质在于重道。这是由于教师是道德和学术的代表者。马融曾说："师者，教人以事以谕诸德也"（《通典》卷五十三），郑玄继承了这一师说。也指出："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周礼注疏》卷九），这种以重道的角度来看待尊师的意义的态度，比起单纯将师与天、地、君、亲来作比附的态度要积极得多。郑玄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他指出："师说之明，则弟子好述之"，"教者言非，则学者失问"（《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这不仅反映了汉代经师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符合教学的一般规律的。

教师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郑玄说："师善则善。"他将教师本身的品德、学识以及教学态度视为教育成败的关键。郑玄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一，教师必须行以正直，这在儿童教育中尤为重要。郑玄说："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无诳欺"（《礼记正义》卷一），这种"以正教之"的主张既是一项教育原则，又包含着对教师本人的严格要求。

第二，教师必须精通学业。郑玄批评那些"自不晓经之义，但吟诵其所视简之文，多其难问"（《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教师，这种人看起来是教学方法不佳，其原因还在于他们自己对经籍就没有真正理解，又怎么可能教好别人呢？所以《学记》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郑玄注："此或时师不必解，或学者所未能问"（《礼记正义》卷三十六）。总之，只知照本宣科，死诵经文，而自己没有研究成果的教师不能说是称职的。

第三，教师必须积极施教。虽然教师有"不往教"及"不复告"的戒律，但郑玄认为这并不是减轻教师的教育职责。首先，在教育对象上，郑玄认为"人虚己自洁而来，当与其进之"（《郑氏逸书·论语注》卷四）。凡是虚心求学有上进心的，就应该予以促进，而不应因枝节问题而拒之门外。其次，在教学过程中，郑玄虽然反对填鸭式的强行灌注，但他也认为"学者既开其端意，进而复问，乃极说之"（《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而反对"师肩所隐"（《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作法，可见郑玄并不否定教师的积极施教。只是这种施教应在学生具有上进心和求知欲的情况下，以启发学生积极思考的方式进行。

第四，教师应该不断深造。按郑玄的话说，就是能够通过教育活动而"见己道之所未达"（《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虽然是教诲别人，但要能够通过教育活动达到"自反"即"求诸己"的目的；虽然是促进别人提高，但要能"自强"即自己也"修业不敢倦"。也就是说，教师既应是教育者，又应是受教育者。总之，教师只有具备以上几个方面的品格和作风，才能当之无愧于崇高的地位和重要职责。

郑玄毕生致力于儒家经籍的研究和传授。他破除了宗师和学派的门户藩篱，集汉代经学之大成，他的经注是后代经学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儒家经籍中所记载的教育设置和教育观点作了大量精辟的阐发，其涉及面之广要超过一般思想家的专题论述。特别是郑玄的教育思想多以经注的形式出现，尽管有依附于经籍，失于支离的弱点，但在将儒家经籍内容奉为"圣人之道"的古代，却有着超出一般学者论述的影响。

（五）其他文献中的教育思想1。《史记》第一，关于教育作用。教育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历来为各　统治阶级所重视，成为其治国安邦，平定天下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历代的思想家总是要顺应时代的需要而阐发他们对教育的基本看法。《史记》提出了在治理国家中教育及教育者的作用。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史记·礼书》）。在这里，把教师看成是治理国家之本，与天地、先祖和君王并列，缺乏任何一项，都不会造就出本阶级所需要的"安人"者。法令只能惩恶，无以劝善，而使人民行善为仁，则需教化。这种教化作用，虽不能完全等同于学校教育，但这种无形的自上而下的影响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可以使人民心悦诚服，政令得以顺利行施。《史记》关于教育作用的阐述，就是看到了教育与社会上层建筑的关系和对社会、人民的直接作用。这反映了儒家教育思想的逐渐兴起和统治者利用教育治理国家的迫切性。

第二，关于教与学的方法。教学，是教育者作用于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接受教育者教育的一种双边活动。先秦以前的教育，私学初兴，官学不昌，因而统治者所言教育多为随政令，入民俗，广义的大众传播。汉朝统治者看到了固定教育方式的特殊作用，认为教师的言传身教更有效。《史记》说："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有广博的学识，然后才能教育学生。"先醒"于人，这个道理是很有价值的。

第三，关于教学内容。汉初，儒家思想的地位逐渐提高，因而传统的儒家教育内容开始成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司马迁虽"异端于正统"，但亦把孔子所倡导的"六艺"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史记》云："为天下制仪法，乘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史记·孔子世家》），同时，他强调把孔子的君臣父子主张作为社会教化不可缺少的内容。当然，《史记》中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既有尊儒的一面，又有不完全拘于儒的倾向，这反映了百家子学余绪在司马迁思想中的影响。这些教育内容反映了封建社会儒家教育内容在汉代学校教育中突出的地位正在加强。

2。《白虎通德论》《白虎通德论》对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予以极大的期望。认为"教者，所以追补败政，靡弊、溷渴"（《白虎通德论》卷七《三教》）。　汉初，兴教化以克服"败政"之乱，"靡弊"之废，"溷渴"之状为当务之急。因而《白虎通德论》指出："教育何谓也？教育效也。上为之，下效之，民有质朴，不教不成"（《白虎通德论》卷七《三教》）。如何促使百姓及其子弟能"知人伦"，"以别于禽兽"，《白虎通德论》中提出了这样的教育方案：第一，要"立庠序以导之"，立庠序的目的在于"行礼乐，宣德化"（《白虎通德论》卷七《三教》）。

第二，要用"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为右师，教导里中子弟（《白虎通德论》卷四《辟雍》）。

第三，以"忠"、"敬"、"文"作为向百姓教化的基本内容。在这里，教人以忠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忠于一切行为之本。

很明显，这里所提出、倡导的内容，不过是孔子行忠信的儒家教育学说。关于学校教育最基本的教学内容，《白虎通德论》中有具体的要求：以"五常之道"训化人的德性，以"五经六艺"培养人的才术。

"五常之道"的教育内容分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明三纲，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其二，正六纪，即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做到"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这些内容的确定，是汉朝统治者实行"独尊儒术"以来，儒家道德教育理论在学校教育中的反映。历史证明，自汉以后的中国教育史，儒家的道德教育理论一直占有绝对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影响到近代。

"五经六艺"包括智育、美育等。教育内容分以下几个方面：诗教，培养人温柔宽厚的性格；乐教，培养人广博易良的情操；礼教，培养人恭俭庄敬的品质；书教，培养人属辞比事的志趣。

《白虎通德论》关于教师的作用也有明确的阐述，认为人要懂得道理，获取知识，就必须向老师学习。"是以人虽有自然之性，必立师傅焉"（《白虎通德论》卷四《辟雍》）。教师应在社会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是任何人不可取代的，"尊师重先，生之道也"（《白虎通德论》卷四《辟雍》）。另外，学习要外出求师，"天子、太子、诸侯、世子皆就师于外"。家庭内的道德传授不得提倡，原因在于："为世所读也，又授之道，当极说阴阳，夫妇变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它反映了尊重教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必须发扬光大。

3。《潜夫论》关于教育目的，《潜夫论》中说："夫教训者，所以遂道术而崇德义也"（《潜夫论·务本第二》），所谓"遂道义"和"崇德义"，即指进行智育与德育的教育。而教育首先要重德育，"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都，莫神于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改之也"（《潜夫论·德化第三十三》）。

以德为先，一方面要重德化，加强道德的社会教育作用，使"德政加于民"（《潜夫论·德化第三十三》）；另一方面又要重礼义，加强学校道德教育的意义，"明礼义以为教"，这样，作为教育的基本作用便可达到。至于为学的作用，则有两方面：其一："君子终日乾乾，进德修业者，非直为博己向已也，尽乃用思述祖考之令闻而以颂父母也"，"学也，禄在其中"（《潜夫论·讚学第一》）。显然，这是把学习作为光宗耀祖攀高结贵的手段。

其二，学习是人获得美质与才能的手段，"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

关于学习的方法，《潜夫论》中提出：第一，学习要重疑问，养成善于思考的习惯，不能随便接受旧说，即使对"先圣遗业，莫大教训"，也要"博学多识，疑则思问"（《潜夫论·叙录第三十六》），这样才是作学问的上乘之道。

第二，学习要重方法。学习时尽量凭借有效的手段来学习。"学也，聪明无蔽，心智无滞，前纪帝王，愿定百世。此则道之明也。而君能假之以自彰乎？"（《潜夫论·讚学第一》）这犹如再能跑的人，不如乘车快，所以，学习如果忽视了方法，那么虽智力相差不到百倍，而成效则差于万倍。

第三，学习要重互助。圣人"天地之所贵者人也"（《潜夫论·讚学第一》），他们所追求的是学问，而学问是人与人的经验与成效的结晶，非任何一个人所能为，所以学习时要与周围人交换其所知，切忌闭门读书，不相往来。

《潜夫论》中关于教师的作用亦有论述，指出人非生而知之，即使像黄帝，孔子这样的圣人犹从师学习，"而况于凡人乎"。因此，"从师就学"的目的在于尽快地使"德近于圣矣"。显然，这个思想是唯物的，反映了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对汉末时期思想的影响和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积极意义。4。《太平经》《太平经》是东汉原始道教的经典，编撰于东汉安、顺帝之际。据范晔《后汉书·襄楷传》记载：琅邪宫崇把他的老师于吉的《太平请领书》献给顺帝。《太平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在阐述了"致太平"的政治观和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后，接着阐明了他们的教育思想。

第一，教育作用。《太平经》的作者认为教育具有重大作用，能为国家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贤才。

第二，教育内容。一是学之以道。认为应对君子--贤才进行"道"的教育。因为"道"是万物的元首，大化的根本和师长。"得之者昌"、"失之者败"。二是学之以德。认为对贤才要进行"德"的教育。包括：人人平等；互助互爱；自食其力；善恶报应等。三是学之以文。所谓"文"的教育，《太平经》作者没有明确指出具体内容，但通观《太平经》全书，似乎是指全部文化知识，范围非常广泛。

第三，教育原则和方法。《太平经》的作者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教育原则和方法：一是接触外物，二是博学力学，三是熟读详思，四是学贵力行，五是知人善教，六是重视试用，七是明师指路。

综观原始道德经典著作《太平经》所阐述的教育思想，反映了当时庶族中，大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它主张通过教育的作用培养君子--贤才，而且提出了一套教育内容、原则和方法。这种教育思想的主流是进步的，但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即它穿着神学的外衣，它把教育作用、内容等与神联系起来，反映了它落后的一面。

八、秦汉教育的特点及对后世教育的影响（一）西汉教育与秦代教育的比较1。文教政策与教育制度的比较刘邦的西汉政权建立后，尽管在个别制度上和秦不同，但基本上仍因袭秦朝的规模，"汉祖帝天下，秦余制度虽违古而犹继之"（扬雄：《剧秦美新》，《文选》卷四十七）。但西汉吸取了秦代苛法严刑，对于农民过份的剥削和压迫，以致招致农民起义而灭亡的教训。西汉即在政治上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相对地缓和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对于秦代"以法为教"的传统有所修改，因而在教育上，就表现出许多与秦代不同的地方。

西汉在汉武帝前实行"以道为本，以法为符"的教育政策。黄老派道家学说在西汉初年，取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黄老学派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要求以"无为"来缓和"刑法"，做到不要像秦代那样剑拔弩张地实行法治，以致激起人民的反抗。因此，"法"是必要的，但不能太露骨。所谓"虚静谨听，以法为符"（《经法·名理》）就是这个意思。"虚静"就是不要太露骨，也就是以无为来缓和法治。仁义礼等，也是不可少的，但都要以道为本。在汉朝初年陆贾所著的《新语》一书中，就表达了这种思想："是以君子握道而治，依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新语·道茎》）。汉武帝以前，在教育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从汉武帝起，"以道为本，以法为符"的教育政策改为"以儒为主，杂以刑法"。"法"仍保留，"道"则为"儒"所代。"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董仲舒传》），认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同上）。但实际上董仲舒的所谓"推明孔氏"，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了。孔子是不多谈天道和阴阳五行之说的，但董氏大谈天道，并把阴阳五行之说渗入到儒家思想中，使儒家披上了神秘的宗教外衣，贯穿以神学目的论的说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汉一方面标榜尊崇儒学，"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汉书·儒林传》），一方面又任用酷吏（参见《史记·酷吏列传》），如汉武帝重用酷吏张汤，"严法任刑"（《盐铁论·轻重》），"任刑名之徒"（《盐铁伦·刑德》），从而发生了"以法律为诗书"（《汉书·盖宽饶传》）的现象。这种外儒内法的文教政策，终西汉之世而未改。西汉对秦代文教政策的沿革由此可见。

在教育行政制度方面，由于西汉并不独尊法家，不像秦代单纯以法为教，因此，法吏就失去了其主宰支配教育的特权。在汉武帝以前是"以道统法"，黄老学派成了教育行政上的主宰。当时的当权人物，多是好黄老之术者。到了汉武帝尊崇儒学以后，法吏有问题时，得向儒学大师请教，如汉武帝常派宫居廷尉的张汤到董仲舒那里去请教，"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汉书·董仲舒传》），这种现象，在秦代是没有的。秦代主管宗庙礼仪的"奉常"到汉代改名为"太常"，职权扩大了，原因是秦代未设立学校而汉代设立学校，太常除管理礼仪外，还管教育。博士弟子的考试选举亦由太常主持。在秦代，"博士"与"奉常"是分立的，但到了汉代，"博士"则成为"太常"的属官。博士在秦代不担任教学任务，因为秦代不设学校。但汉代从汉武帝时起，博士就担任太学教师了。

秦代没有私学，到了汉代，则允许私立学校，学习内容主要是儒家经书。如董仲舒就是一个私学大师，他的学生很多，不能逐个亲自教，就由他的高材生代他教（参见《汉书·董仲舒传》）。又如薛广德"以鲁诗教授楚国"（《汉书·薛广德传》）；吴章亦有弟子数以百计。以上所举，均是大学性质的私学。除此之外，还有小学性质的私学，称为"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进则授《尔稚》、《孝经》、《论语》"①。

2。教育内容与教育思想的比较秦代以法律为教育内容，汉则以经学为主要内容。儒家在汉初虽未取得独尊地位，但它在学术文化上的潜在势力颇大。汉景帝时，已立一经博士，如辕固生"治《诗》，孝景时为博士"；更早的如韩生，也善言《诗》，"孝文帝时为博士"；又如善言《春秋》的胡毋生和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也是"博士"（参见《史记·儒林列传》及《汉书·董仲舒传》）。在汉初，无论儒家儒学，当时都未受到重视。

汉初的黄老学派很明显地表露出贬低、轻视儒家以仁义礼乐为中心的教育主张："《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淮南子·汜论训》）；"弦歌鼓舞，缘抑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繁登降之礼，饰绁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财不足以赡其费（《淮南子·俶真训》）。在他们的教育主张中，仁义礼乐之教只是"外道"或"世俗之学"，远非他们推崇的"真道"或"圣人之学"。这种主张能够较妥帖地解释汉初私学兼容并包的教学内容，也说明黄老学派反对汉武帝独尊儒术和制礼作乐的做法。当然，黄老学派并非绝对排斥儒家的教育内容，在"以道为本"的前提下，对儒学既有排斥的一面，也有融通的一面："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非德必顷（倾）"（《淮南子》）。

西汉的教育内容的广泛，从选举科目亦可见一斑，包括文学、经学、德行、政治、军事、水利、农事、法令、历算、医学等。

秦代是独尊法家，汉代则把法家教育思想，由台前拉到幕后。汉武帝以前，是黄老派的道家教育思想支配一时，"法"就渗入黄老派道家教育思想中。自汉武帝起，儒家被抬出来作为正宗思想，处于独尊地位，"法"就渗入儒家思想中。"法"仍有一定势力，为统治者所信奉。因此在汉代，就形成了黄老派道家教育思想、儒家教育思想和法家教育思想三派的矛盾对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神学化的儒家教育思想认为"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以淮南王刘安为代表的黄老派道家教育思想认为"道"是"本"，而仁义礼乐等，都是"末"，要崇"本"抑"末"；以《盐铁论》一书中的"大夫"为代表的法家教育思想认为只有靠刑罚才能"寇止奸禁"（《盐铁论·大论》），能用法才是察治乱审是非的圣人（参见《盐铁论·申韩》，另外，还有以扬雄为代表的反神学目的论的教育思想。由此可见，与秦代相比，西汉时期有着较为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

（二）东汉教育与西汉教育的比较1。文教政策与教育制度的比较东汉与西汉在政治制度上无甚差别，施政方针也大体一致，而在教育方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

面却有所不同。在文教政策方面，两汉均是"以儒为主，杂以刑法"，但东汉更进一步地把儒家学说神学化了，这突出地表现在谶纬学说的盛行上。本来谶纬在西汉时已有，但在东汉则特别重视，普遍流行。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大力推行"谶纬之学"，经常以谶纬决定政事，并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进一步把图谶和儒家经典结合起来。汉章帝时，又召集许多儒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用谶纬解释经义，撰成《白虎通义》一书，并由皇帝"称制临决"，亲自裁定作为国定教本。

西汉不设司徒，东汉则恢复了司徒这一官职，称为司徒公，"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逊顺谦俭，若养生送死，则议其礼，建其度"（《东汉会要》卷十九），可见地位甚高。

在学校设置方面，东汉与西汉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有的学校是西汉所没有的，有的在西汉已设置，但在东汉有其特点。

如官学方面的太学，两汉均有，西汉称博士弟子，东汉称诸生或太学生。东汉太学生的人数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西汉学生最多时是成帝时的三千多人，东汉桓帝时"诸生三万余人"（《后汉书·党锢列传》）。西汉在平帝时曾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时只有今文经学博士。官学方面的郡县学，东汉较西汉发达，"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班固：《东都赋》）。地方官兴学者，在西汉时只有文翁最出名，在四川办学，但到东汉时，这方面的记载却很多，如李忠之在丹阳，卫飒之在桂阳，任延之在骆越（分别见《后汉书》、《李忠传》和《循吏传》）等等。东汉私学也较西汉发达，私学学生人数动辄千人，如樊鯈"授《尚书》，门徒三千人"（《后汉书·樊鯈））传》）；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后汉书·姜肱传》）。

东汉新设置的学校有：贵族学校。"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

（《后汉书·顺冲质帝纪》），每年考试一次，经考试高第者为郎中，次者为太子舍人。官邸学，专为外戚子弟入学的学校。汉明帝时，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设学，"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后汉书·明帝纪》）。又在安帝年间，邓太后"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后汉书·邓皇后纪》）。鸿都门学，这是一所宦官集团为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以与太学中的世族地主人士对抗的学校，因此，受到世族地主人士的攻击，"士君子皆耻于为列焉"（《后汉书·蔡邕传》）。该校学生学习的主要课程是辞赋、书画、尺牍以及乡俗里闾之事，与太学中的经学大不相同。它在突破经学的束缚而专门研究文艺图画等当时所谓"雕虫小技"方面，含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并开了后代文艺专科研究的先河。

2。教育内容与教育思想的比较由于东汉大力提倡谶纬之学，于是就普遍出现了以纬释经的现象，甚至以通七纬为内学，通五经为外学（朱彝尊：《原纬曝书亭集》卷六十），内学的地位高于外学。这样，当时不少经师就都兼通图纬。如苏竟"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善图纬"（《后汉书·苏竟传》）。西汉在经学研究上重"师法"，而东汉则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家法"从"师法"分出。东汉特重"家法"，"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后汉书·儒林传》）。东汉晚期，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玄传》）。郑玄"注《仪礼》，并存古文今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陈澧：《东塾读书记》）。在其注其他经书时，亦兼采古今文。这种古今文兼收，突破经学研究上的宗派主义的学风，含有追求真理的自由思想，是东汉晚期经学研究和教学上的一种特色。

和西汉相比，东汉的教育思想，由于儒学的进一步神学化，也就涂上了浓厚的神学外衣，这在班固所纂集的《白虎通·奏议》中有充分的反映。同时，一种较西汉扬雄等教育家更为全面而尖锐的无神论教育思想，也在这时提出，这可以以王充为代表。在桓谭、王符、仲长统等人的著作中，也透露出这种光辉。如汉光武帝时，桓谭因"极言谶之非经"，几乎遭杀身之祸，"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后汉书·桓谭传》）。特别是王充反对"守信一学，不好广观"（《别通》），提倡教学应兼容百家之学，要有百川归海，不弃涓流的胸怀。王充设譬说；"良医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怀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乱"（同上），矛头直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秦汉教育对后世教育的影响1。文教政策对后世的影响秦代虽只存在了15年，然而秦代文教政策的专制主义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恽敬：《三代因革论》）。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谭嗣同更痛切断言："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仁学》）。具体到专制主义色彩极浓的文教政策，均为后代帝王不同程度的加以承袭。如：汉武帝的"罢黜百家"，隋唐的重振儒术，宋明时期对理学的崇尚，清代的文字狱。。对教育、师生和知识分子的控制，都可视为秦代文教政策的幽灵的闪现。学校教育的关键是教师。秦代"以吏为师"的极端做法，焚书坑儒的历史阴影，一直笼罩在教师的头上，对教师在民族文化的传播和丰富的作用起到了相当消极的影响。

汉代大一统的文教政策，对后代产生的影响就更深远了。"大一统"的文教政策，它使得教育与政治所结成的"联盟"，更具有韧性；将法家的机械的刚性的"政教合一"，加工成富有弹性的刚柔结合的"政教合一"。无可否认的是，重教兴学却由此成为主导社会进步的方略之一，并对汉唐文明的贡献颇丰。然而，教育的从属地位及赋予它的工具职能，却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汉代的三大文教政策，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大学，置明师"、"重选举，广取士"，其目的首先在于借儒术独尊来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董仲舒在《对策三》中明确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天）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通，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而兴太学，置明师，则是独尊儒术的具体化措施。董仲舒认为，行教化必须兴办学校，通过培养高级统治人才去推动教化，在《对策三》中他指出："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无）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他明确地提出要在京师置太学，将举贤养士之遗风，吸纳到王权的控制之下，变成自觉的养士行动。又因为太学教师为五经博士，教学和考试内容均为儒家经典，所以，太学的办理，实际上乃是为独尊儒术服务的。利用学校教育，来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服务，董仲舒是始作俑者，对后世影响之深之广是显而易见的。"重选举，广取士"，养士与取士并重，是"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化，仍然是为独尊儒术服务的。在西汉中叶，儒学独尊，甚至以通一艺经岁试合格而为文字掌故补郡属，高第者可以为郎中。自此以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列传》）。读书做官不仅为统治者提倡，而且有制度上的保证。一些读书人官至丞相，如"邹鲁大儒"韦贤，因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征为博士，后封为丞相；其子玄成，亦以明经历位至丞相。因而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读经成为统治者禁锢知识分子头脑的手段，也是知识分子在仕途上向上爬的阶梯。董仲舒所构建的一套文官政教体制，通过汉武帝作为"三大文教政策"付诸实施。自此，进教化、立官制、重文士、轻武夫--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成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为后世所沿袭。

2。太学模式和博士设置对后世的影响汉代以前的西周，相传有太学之设，因时代久远，无史实可稽，儒士臆想成份多，故影响有限。汉代按儒者们的政治理想创设的太学，完善了规章制度，成为后世的楷模，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汉代太学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有完备的规章制度、史实翔尽可考的学校。自始创至清末，历代的最高学府多被泛称为太学，其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其次，从根本上来说，利用学校教育来强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实在是肇始于汉代的太学。五经博士的设立和经学考试法的强化，使统治者摸索到了强化统治思想的手段。官学教育与儒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亦滥觞于汉代的太学。

再次，汉代太学教学中存在着排斥异己学说，严守师法、家法的不良学风，并以繁琐考证、空谈义理代替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探索，严重地束缚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对后世产生了不良影响。

第四，汉代太学的考试制度使"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思想制度化，有其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是对太学生提出比较严明的要求，从中选择学习成绩较优的学生给予官职，以充实封建统治机构，比"任人唯亲"的世卿世袭制度要好一些；坏的方面是为着做官而努力学习，把读书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读书做官"的狭小通道上，不利于对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这种"读书做官"的腐朽的教育目的论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直至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在中国封建社会，注重考试选官，由汉代开其端，始于隋末，完备于唐宋、盛行于明清的科举取仕制度便是其继承和发展。

第五，历代的京师由于有最高学府的存在，成为学术文化和教育的中心，是天下学者士人向往和云集的地方，确实在推进教化、顺导人心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太学成为知识精英的荟萃之地，因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所难免。东汉太学生为了反抗黑暗的宦官政治，所发动的政治运动，掀开了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的第一页。

第六，兴建太学善待天下之士，建构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组成的"士--官僚"文官行政制度，作为大一统帝国的重要支柱，对封建社会制度在中国苟延二千多年起了重要作用。

秦汉设置博土，在中国教育史上亦有其意义。博士一职，始见于战国之末。秦置博士，多见史载。秦博士成员驳杂，习诸子百家之学者不乏其人，但以儒居多。秦博士在坑儒前多达70人，秦二世时亦有30人，其职责是掌通古今、史事，待问咨询，议礼论政，或充吏师。《史记》载有（秦）"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之语，秦博士显为闲职。但能将他们供养、保护起来，仍属幸事。他们可被视为古代文化的特殊载体，对文化的传承很有作用。根据汉儒多为秦代博士来看，秦代博士起到了储备师资的现实作用。在汉代，博士已成为专门司教之职，其他职责退居其次。博士之名西汉称仆射，东汉称祭酒。其职为掌太学之政，相当于一校之长。但不是专门的教育行政官员，他还必须亲自教授学生和主持学业考试。

3。教育制度对后世的影响从学制来看，汉代所建构的学制系统的雏型为后世所沿袭与发展。先秦儒家根据他们自己的教育理想图式，描绘出了西周"尽善尽美"的学制系统。实际上是子虚乌有，但是汉代儒士却对此深信不疑，并根据《周礼》所载进行了具体擘划。

汉代始建于汉武帝、初成于汉平帝时期的官学系统，按其办理的相应行政级别，可划分为五级：①中央朝廷开办的太学、四姓小侯学和鸿都门学；②郡国开办的学校--学；③县道邑开办的学校--校；④乡开办的学校--庠；⑤聚开办的学校--序。总体看来，即有官学与私学之分，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之分，在此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中，大抵如此。

汉代亦是中国古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萌芽时期。汉代教育管理的措施主要有二：一是劳赐，一是视学。劳赐是赐给师生酒肉或实物，这是一种激励手段，用以调动师生的积极性；视学指皇帝亲临太学或指定要员来太学视察工作。东汉许多皇帝常常视察太学，来时召集博士讲经，生员及同行的文武大臣旁听；有的皇帝还亲自考查学生学业，颁发奖品。这是后世视学制度产生的渊源。

汉代建立学校教育制度之始，官学即为国家选士之一途。"汉制，郡国举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贤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然是三者在后世则各自为科目，其与乡举里选又自殊涂矣"（《文献通考》卷二十八）。汉代太学生完成学业后，即可根据考试的等级名次获得相应的官职，而地方官学和私学出身的人，则通过郡国察举或朝廷直接征召的途径入官。随着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加强，国家需要通过考试录用的形式将选举大权牢牢控制在中央政府之手，于是有了"诸生试家法，文吏深笺奏"的作法，"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三国志》卷二十七《王昶传》）。汉始，历代统治者重视考试取士，终于导致了隋末科举制度的产生，并盛行于此后整个封建社会。

4。教育内容和方法对后世的影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典上升为官方推崇的圣人之书，成为士人学习研究的主要对象。教育内容经历了由旧"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到新"六艺（六经，即《诗经》、《尚书》、《礼记》、《乐记》、《易经》、《春秋》）的演变，也就是由重视行为技能的训练到重视书本知识学习的演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王符：《潜夫论·赞学》），"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不仅经籍的学习完全以读书为基础，与经学有关的史学、诸子学和文学，也都离不开书本知识，即使是文学创作，其基本功仍是大量阅读。"或问扬雄为赋，雄曰："读千首赋，乃能为之""（《西京杂记》，卷一）。此语为后人引伸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书读得多，读得熟，既是才华和学问的象征，又是猎取功名富贵的必由之路。宋真宗的《励学篇》公然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书本知识的学习，又主要是儒家经典著作的学习，取得了压倒其他一切知识技能学习的绝对优势，读书成为教育活动的最基本形式和方法，均肇始于汉代。

董仲舒说："夫义出于经"。经传，大本也（《春秋繁露·重政》）；仲长统说："教化以礼义为宗，礼义以典籍为本"（《群书治要》卷四十五引《昌言》），唐代韩愈亦将《诗》、《书》、《易》、《春秋》列入仁义道德之"文"；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更为明确地指出："圣贤所认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关了门，闭了户，把断了四路头，此正读书时也"（《朱子语类》，卷十）。在这种情况下，最受称道的是"三年不窥园"（《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侍讲积年，未尝转眄"（《后汉书》卷六十四，《卢植传》）以及头悬梁、锥刺股之类的专攻苦读的精神，终于发展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过于注重向书本学习，缺乏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观察和研究，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科学文化日趋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教育内容，以读书为主的教育方法，自汉至清末，未有改观。虽对此批评不绝于耳，从西汉时大夫指责儒生"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盐铁论·利议》），到唐代大诗人李白《嘲鲁儒》："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闪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①直到清代颜元指责官方正统教育是"率天下人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之人"（《朱子语类评》）。

汉代太学、书馆（或家馆）、乡塾和精舍（或精庐）的教学方法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汉代太学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之一集会讲经，为后代书院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所继承；书馆贵记诵、重体罚的教育方法，历代蒙学或私家教学，也都相当看重。精舍采用的次相授业的方法（亦称高足弟子代授法），后代官学大都借鉴其法。

5。教育思想对后世的影响秦汉教育作为中国封建教育的成型时期，其教育思想是颇为宏富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广泛和深远的。

秦汉教育思想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推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他把培养人才与选拔人才结合起来，并且不论养士还是选士均以儒家学说为准绳，入太学应选士又是做官的必要途径，把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要做官非学儒不

①　《李太白全集》，第1157　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可，从而使学校成了专门学儒的场所，士人也都变成了儒生，对后世发生了重大影响。

董仲舒的"性三品"思想，进一步论证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论证了他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同时，他的"性三品"思想，也为最高皇权的神圣化、专制统治绝对化以及社会各阶级阶层地位的构成和权力的永恒化寻找到了理论根据。他的"性三品"思想已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有所不同，它否定了孟子所说的"我与圣人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和荀子所说的"涂之人可以为禹"的古代平等思想，后来的儒者韩愈及宋明理学家，继承和发展了"性三品"的学说。

另外，董仲舒的重义轻利的德育本位论也是极有影响的。他将先秦儒家"仁"和"义"两个伦理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由于"正我"是"安人"的前提，所以"义"便成为德育的第一要务。据此，他建立了对后世影响巨深的命题："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他在《对西胶王》中说："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这两者文殊意同）。董仲舒的非功利价值观，决定了重精神（义）、轻物质（利）的德育基调。当它抹去了先秦儒家"先富后教"的思想色彩之后，以德育为中心、以道德为重心的封建教育，至此已经完全定型。中国封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教育，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教育。尽管这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但先秦儒家的思想以及董仲舒重义轻利的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汉扬雄反神学的儒学教育思想、东汉极具批判精神的王充的教育思想，对于中国唯物主义的教育思想的发展有其积极的影响。东汉郑玄教授经典重视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这其源、涉其流。他的经学教授对后世的经学讲习有很大影响。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对郑玄的教学作了很高的评价："自汉末郑康成的经学教授门下，著录者万人，流风所播，士皆以通经积学为业。而上之举孝廉，举秀才，亦多于其中取之，故曾经刘石诸朝之乱，而士习相承，未尽变坏。"所以，郑玄在从事教育，传授经学，培养封建士大夫方面的贡献和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九、结语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写作使人精确。写作是学习，而且是最好的学习，因为，它使读书不能满足于泛泛浏览，而必须是一种研读。

教育内容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其变化的过程中，总会增加或淘汰某些课程，但不论如何变化，历史和文学，是教育两大永恒的支柱。中国封建教育，以西汉教育为发轫，将儒家经典作为养士与取士的主要内容。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六经皆史"。而中国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这大概是中国封建教育尽管有诸多弊端，但仍培养出了一些优秀人才的原因吧。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国内许多学者专家呕心沥血之作，在此一并深致谢忱。由于我们学识浅陋，难免有不妥之处，敬希指正。

秦汉 第029卷 秦汉文学史

【本卷提要】

本卷起自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迄于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军阀大混战，共包括秦、西汉、东汉三个封建王朝。其基本内容有"秦汉文学概述"、"秦代文学"、"汉代赋体文学"、"汉代散文"、"汉代诗歌"、"汉代文学批评"、"结语"七部分，大体涵盖了这一历史时期内所有的文学现象。

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学承传先秦的肇始期，从自发向自觉过渡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虽然总体上的文学意识还较模糊，但文学毕竟已基本上从学术中分化而出，涌现了众多的文学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发展出较丰富的文学品种和文章形式，文学批评也渐趋活跃，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貌；然而各类文学的发展又不大平衡，所取得的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也存在差异。鉴于上述特点，本卷在撰写时，不取一般文学史将各种文学品类混在一起，按时代平推介绍的方法，而是分文体专章论述，以突出各自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此外，于专章论述中，在全面把握文学现象的基础上，充分重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思想观念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既翔实地展现文学的客观状况，也力求探寻形成此种状况的内外动因。再者，由于汉赋作为两汉四百年文学的主流，在文人普遍创作的基础上不仅出现了杰出的专业作家，而且形成了创作中心，在文学史上率先表现出文学的自觉，无论是文学题材、艺术表现手法，抑或文学审美意识等方面，均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故此，本卷将其列为重点，不带偏见地恢复其本来面貌，重新评价其历史作用。

一、秦汉文学概述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在相继灭掉韩、赵、魏、楚、燕之后，又派大将王贲从燕地向南挥戈攻齐，生俘齐王建，六国遂平，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自称始皇帝，建立了秦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也使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名符其实的大统一。这种大统一不仅是政治上的统一，正如当时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所说："。。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秦始皇本纪》）。而且也表现为军事统一，经济统一，文化统一，即所谓"车同轨，书同文"。从此以后，在世界的东方，在中国大陆上，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就对自己的祖国，表现出了一种无比强大的向心力，虽经多次内乱与外患，但仍然"分久必合"，保持了文化文明诸方面从未间断过的连续性，使华夏炎黄子孙始终得以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前所未有的大统一，不仅在更广阔的背景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而且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是，由于秦始皇和先秦法家一样，过分迷信武功、法吏而轻视文治，完全接受了法家"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的偏颇的理论主张，尤其在他晚年（公元前213年）在社会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社会危机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又错误地接受了不懂得如何守成的法家人物李斯的"焚书"建议，严酷地推行旨在愚民的文化专制政策，妄图以此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结果更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致使"坑灰未冷山东乱"①。到秦始皇死后第二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秦王朝自建立只短暂的十六个年头，就在公元前206年被刘邦、项羽的起义大军推翻了。

秦王朝覆灭后，又经过四年的楚、汉之争，到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项羽，重新统一中国，定都长安建立了汉王朝，史称西汉。

汉承秦制，是指汉王朝从本质上承继了秦王朝以郡县制为典型特征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国家政体，以及制定了与此相应的诸如律令、军法、历法、礼仪等一整套制度，而并非是说也继承了秦王朝极为酷虐的政治统治。相反，由于"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馕，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发自草莽之间，以农民起义取得政权的汉高祖刘邦，深知广大人民百姓渴望得到休养生息，故而改变了秦朝酷法严刑的督责之术，采取了对百姓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即位仅三个月后，便遣散部分军队，令士兵归田，并下令招集流亡者各归本县，凡是庶民因饥饿贫困而卖身为奴婢者，一律释免。又定律令，抑商贾，轻税役，和匈奴，铲除成为割据势力的异姓诸侯王，迁徙山东六国旧有的豪强十余万户入关中，从而为恢复生产、巩固新政权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汉高祖之后，无论是惠帝刘盈，还是文帝刘恒、景帝刘启，都崇尚"黄老"思想，倡导"无为而治"，继续奉行相对宽松的与民休息政策，特别是经过长达四十年的"文景之治"，不仅进一步从制度上解决了同姓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使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更加巩固，也大大促进

①　见唐章碣《焚书坑》。

了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　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上》）。遂使西汉王朝发展到顶峰，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第一次繁荣昌盛。因此，随着秦王朝的建立所实现的国家大统一的政治局面给社会进步带来的种种优势，对文明发展提供的种种契机，才真正发挥出积极的正效应；而文学创作的繁荣，尽管因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还有相当漫长的曲折道路，但是也毕竟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以更大的步伐向前迈进了。

汉代逐渐繁荣起来的文学，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产生于战国后期的赋。因为赋才是两汉四百年间，从总体创作实况来看发展得最昌盛，最富于艺术的审美价值，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也最先表现出堪称为自觉创作意识的文学品种。早在西汉初期，这种文学体裁就已经开始风靡，不仅有此时最杰出的文学家贾谊的传世名作《吊屈原赋》、《鵩鸟赋》等，而且甚至先后在吴楚地区的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的府中，集中枚乘、庄忌、枚皋、司马相如等一大批艺术风格各异的名家，形成了影响很大的创作中心。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这位汉赋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早年正是仰羡梁孝王府中的赋家名望，才辞官前去投奔入盟的。不仅如此，在淮南王刘安府中，竟还出现了"淮南小山"、"淮南大山"这样的集体创作笔名。从作品数量上看，仅据《汉书·艺文志》依一百多年后汉成帝时刘向校宫中秘书所整理著录的，就多达一百七十二篇；考虑到这些创作属于地方私家作品，不可能全部入宫保存，一百多年后的刘向未必得见全豹，故而实际一定不止此数，足见创作之富。从作品艺术价值看，不仅现存枚乘《七发》是汉散体大赋的奠基之作，而且淮南小山《招隐士》也是骚体赋中极具艺术魅力，被称为"绍楚辞之余韵，非他词赋之比"的优秀作品。而到西汉中期的武、宣时代，由于国家鼎盛，帝王欣赏，更为赋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温床。创作中心从地方诸侯移往中央帝京，创作规模也较以前愈加扩大，不仅出现了作为"言语侍从之臣"的专职赋家在"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且公卿大臣也在"时时间作"，数量之多，艺术成就之高，使赋体文学成为后世称道的"两汉文章之盛"的代表。这一时期，既有将汉赋推上发展顶峰的天才赋家司马相如，以其宏丽的《子虚赋》、"古妙"的《长门赋》等雄踞赋坛，也有堪称最富于艺术情趣的优秀赋家王褒，以其美仑美奂的《洞箫赋》创造性地完成咏物之体，还有艺术个性极为鲜明的东方朔，以其利刃般辛辣嘲讽的《答客难》又开新风。不仅如此，据《西京杂记》，司马相如甚至还提出了"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心说"，从创作理论上阐发了"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通过艺术构思，描绘艺术形象的赋体的美学特质，标志着汉赋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学样式。尽管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具有弊病，诸如结体庞大而臃肿，重体物而轻抒情，往往表现出很强的颂圣应制性，常有"劝百讽一"的缺欠等，从而在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真切抒发作家内心情志上受到限制。但是，它毕竟在当时独一无二地以审美的观照，艺术地再现了泱泱大汉的图景，强烈地反映了时代精神，而且为我国文学体物手法的发展、表现题材的开拓等等方面，作出了前无古人的重大贡献。

这一时期散文创作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虽然纯文学的散文作品很少，绝大多数都是应用性很强的文章著作，但是从中所显示出的艺术价值却是巨大的。散文在这一时期所发挥的积极的社会作用也是其他文学体裁所不能比的。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有效地说服了秦王政放弃错误的逐客令，促进了统一六国的历史进程。而西汉初期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政论散文，或则雄肆磅礴，或则沉实透彻，在总结治乱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解决现实面临的重大困难上，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应指出的是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的问世，更使这一时期的散文放射出灿烂的异彩。《史记》不仅被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家绝唱"，而且又以其所开创的传记体文学，极大地丰富了文学样式。除此之外，宣帝时桓宽《盐铁论》，也以其全面而丰富地反映武帝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方面社会现实的内容，以及简劲明快、自然流畅的语言风格，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虽然比较沉寂，但是由于汉武帝大兴乐府，且采集民歌，毕竟也使当时北至燕、代，南达吴、楚，东起齐、郑，西抵陇西，遍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直接来自民间"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间诗歌得以搜集、整理，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但从《汉书·艺文志》著录汉成帝时刘向校书所提供的六十三首数字来看，也较可观了。更重要的是，从此掀开了我国诗歌史上独具魅力的汉乐府的一页，对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西汉从元帝以后直至灭亡的六十年间，由于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王朝衰颓，思想领域复古思潮隆起，文学创作也由武、宣鼎盛逐渐下滑。大赋篇章，此时也少见往日文采。尽管有扬雄较为突出，以《甘泉赋》、《长杨赋》等作品成为继司马相如之后另一位具代表性的赋家，但终因时代不同，既无"鸿业"可供"润色"，也无"上德"可供"宣扬"，本身臃肿颂圣、体物淹情的缺欠已经越来越显露出来，所以最终被他放弃，并从理论上批判其为欲讽反劝的"童子雕虫"，从而宣告了这种风靡一百多年的文学形式正在失去活力。然而，长时间居于支流的骚体赋，却由于适合文学家在王朝末日抒发内心的忧思悲慨，反倒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出现了刘歆《遂初赋》这样以述行寄意显示赋体转变的较好作品。这一时期诗坛仍然寂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民歌谣辞的流行。民歌谣辞以特有的朴实尖锐直刺暴政，反映民瘼，而且其规整的五言形式，为后世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创新和发展作了准备。

公元8年，西汉王朝终于被自身的腐败所摧垮。篡夺了政权的野心家王莽建立的新朝，也由于更为暴虐，不过十五年就被农民大起义推翻。到公元25年，南阳豪强地主刘秀称帝，建立了东汉王朝，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东汉前期，由于吸取了西汉与新朝灭亡的教训，在政治上实行对人民的让步政策，政权逐渐巩固，又出现了国家安定繁荣的景象；但在思想上则加强了文化专制，推行今文经学的谶纬迷信，激起了具有进步思想的文人的抵制和斗争。到和帝即位后，统治集团内部宦官、外戚擅权乱政，东汉政权跌入黑暗腐败的后期，至桓、灵末世愈发不可收拾。这种社会现实反映到文学上，则明显地表现为保守与革新的猛烈撞击，从而呈现新的发展与变化。首先在仍居主导地位的赋体文学上，一方面班固从官方正统思想出发，重新从理论上全面肯定已经衰落的颂圣性质的大赋，并以更加庞大的篇幅创作《两都赋》，企图重振西汉武、宣时代的声威，另一方面以行情寄志为方向的探索革新的尝试也同时并行。张衡就曾以《二京赋》加强对时弊的针砭，最后终于以抒情小赋《归田赋》出色地完成了赋体革命性的变革，推动赋体文学走上了更具艺术活力的全新的道路，引出了蔡邕《述行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等优秀作品。

另外，在散文创作上，不仅出现了抨击统治集团大力提倡的今文经学、谶纬迷信，以及种种社会弊病的佳作，如桓谭的《新论》、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等，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班固以卓越的才识，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又撰修出了我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第一部杰出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汉书》以其体制的科学严整，内容的博大精深，开启了我国封建王朝延续不断的隔代官修正史的先河，不仅全面反映了西汉一代的社会整体状貌，而且成为仅次于《史记》的传记文学名著。

再者，在诗歌创作上，一方面乐府诗歌放射出夺目的光彩，迄今我们能见到的几十篇优秀作品大多出自东汉；另一方面文人诗也终于开始走出沉寂的低谷，无论是张衡、秦嘉、赵壹，还是未能传名的《古诗十九首》等篇的作者，都以他们优秀的诗歌创作，为五言诗体的成熟作出了重要贡献。

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学从初始的自为逐渐走向自觉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不仅表现在各种体裁作品的创作上，同时也表现在文学批评的日益活跃上。这时不仅出现了西汉毛苌的《毛诗序》、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等文学批评的论文，而且还围绕屈原楚辞和汉赋展开了激烈的文学论争。此外，在王充的《论衡》中，相对集中地针对文学创作的目的性、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作家的才学修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刻的理论探寻与阐发，很多观点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秦代文学公元前221年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从此，中华大地首次实现了名符其实的大一统局面。这种大一统广泛地深入到了从政治、经济至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不仅对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由于一系列政治的历史的原因，诸如实行十分严酷的文化专制，使文学活动受到窒息，以致不可能利用大一统所带来的新的历史契机，在先秦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且立国过于短暂，前后仅十六年，使得处于残苛高压夹缝中的文学，来不及发挥自身顽强抗争的属性，形成富于时代特色的风貌，而犹如荒漠，虽然偶或出现零星的几丛植株，也大多被掩埋在一片虚空之中。故此，所谓秦代无文学之说就总体而言，大抵是符合实情的。秦代文学家唯有李斯一人。李斯（？-公元前208年），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人。年轻时曾从学于荀卿；后入秦国，投吕不韦门下为舍人；又因吕不韦举荐，任为郎，受到秦王嬴政的赏识，累拜长史、客卿、廷尉，二十余年间辅佐秦王灭六国，实现统一。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拜为丞相。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在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谋立胡亥为二世皇帝。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曾针对某些政弊进行劝谏，但遭秦二世严厉的责拒，于是转为阿意取容，竟献更酷虐的督责之术。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终为赵高所害，腰斩于咸阳，夷灭三族。

李斯在文学上以散文见长。其文上承战国荀卿，下启西汉邹阳、枚乘，不仅布局谋篇构思严密，而且设喻说理纵横驰骋，既重质实，又饶文采，往往文质互生，在寂寥的秦代文坛上一枝独秀。

李斯散文现传四篇，计为《谏逐客书》、《论督责书》、《言赵高书》、《狱中上书》。其中作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的《谏逐客书》，是传诵千古的名篇。当时韩国为阻滞秦国的进攻，谋求耗蚀秦国的国力，故而派遣水工郑国入秦修灌渠。后被察觉，秦王嬴政遂在宗室大臣的怂恿下并不明智地颁布了逐客令。李斯为客卿，也在被逐之列，于是作此文，意欲谏止逐客。文章站在"跨海内、制诸侯"，"成帝业"的战略高度，紧紧抓住秦国利弊得失这一要害立论，起首即开门见山："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言词委婉而意旨鲜明；接着就援引自春秋前期"缪公求士"至战国后期"昭王得范雎"，四百余年间秦国发展壮大的史实，从正反两方面极论"以客之功"；再以当前喜好非秦所产的四方享乐之物，而与取人则"非秦者去，为客者逐"作对比，指出"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的错误，然后经过分析，顺势极警醒地强调这种错误的严重性："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求国无危，不可得矣"。全文立意高远，议论恢宏，不尚空谈，笔锋犀利，说理透辟，首尾贯通，一气呵成。在语言上也极富文采，例如：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文章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时而排比，时而对偶，时而设问，既严密整饬，又灵动多变；既词采富丽，具观赏美，又抑扬铿锵，具音节美，有明显的辞赋化倾向。此谏书呈上后，立即打动了雄才大略同时也刚戾自专的秦王嬴政，遂取消逐客令，对以后顺利实现秦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谏逐客书》可以说是语言运用艺术的直接实用性与审美价值高度统一的力作，历来为人们所宝重。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曾赞誉："。。李斯之止逐客，并烦（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谏逐客书》作于秦统一之前，故而表现为文采斐然的战国纵横家风韵；但秦统一之后，李斯以丞相身份，作为"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法家"刑名之学"文化专制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其文风也一改富丽华美而为简质峭刻。这从秦二世时所作《论督责书》、《言赵高书》中即可看出。然而当他受赵高陷害，自觉面临生命之危时，为自己辩诬之作的《狱中上书》，虽不为富赡华美，但全篇皆用反语宣泄受诬陷获罪的满腔怨愤，感情激荡，表现出了很强的感染力。

李斯作品除上述散文外，还有碑铭。秦始皇先后曾五次巡行天下郡县，其中自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四次巡行中，都命李斯刻石记功，计有《邹峄山刻　石》、《泰山刻石》、《碣邪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七通。这些刻石铭文从内容上看，全为歌　功颂德。例如作于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的最后一通《会稽刻石》：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四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全文以当时始皇帝"亲巡天下"至会稽"群臣诵功"写起，继而追颂因六国诸侯"暴虐恣行"、"数动甲兵"，奋而以"义威"，"殄熄暴悖"，使"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的丰功，以及统一之后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建立法度，扭转陋俗，推行共同伦理，"嘉保太平"的伟绩，最后以随从臣僚"请刻此石"来"光垂休铭"作结。全文虽然充满了溢美之辞，但言简意赅，褒扬充分。从写法上看，除《瑯邪台刻石》前为每句四言，两句一韵的韵文，后为散体，韵散相续之外，其余六篇皆为每句四言，三句一韵的韵文，具有明显的承衔《诗经》中雅、颂体式的特点，虽然形式上不免板滞之嫌，缺乏文学形象的审美价值，但是体貌庄重，气度雄壮，也颇显朴质廉劲之风。这些铭文作为现传最早的功德碑铭，为后世历代相沿的此类文章的撰著提供了范本，影响所及还是相当深远的，故而历来颇受重视。刘勰的《文心雕龙》不止一处予以评论，其中《封禅》篇云："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箴铭》篇云："至于秦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

秦代文学除李斯所作外，值得注意的还有诗歌。据班固的《汉书·百官公卿表》、杜佑的《通典·职官七》所记，秦时已有乐府的官署建制，掌管供皇帝享用的俗乐。史料所载内容，已得到证实。1977年在西安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秦代错金甬钟的乐器，钟柄镌有秦篆"乐府"二字。有乐必有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曾使博士作《仙真人诗》，待此年巡行天下时，则"传令乐人歌弦之"。只是这些乐府诗歌早已失传，无法见其面貌。然而民间歌谣却有少量被记录下来，一直传至今天。如《三秦记》中所载的《甘泉歌》：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万人讴，金陵余石大如■。

这首民歌的创作是由于"始皇作骊山陵，周回跨阴盘县（即今陕西临潼）界。水背陵障，使东西流，运大石于渭北渚。民怨之"（《三秦记》）。诗作杂言，声韵和谐，表现了当时百姓苦不堪言的悲愤情绪。又如杨泉《物理论》所载的《长城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

此诗不仅在内容上以修长城为背景，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出秦代无休止的徭役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民间由此引发的悲愤和抗议，而且在艺术上也以相当成熟的规整五言，开我国古典诗歌最重要的五言诗体制的先河，因此尤其引人瞩目。另外，《异苑》所载的《秦世谣》：秦始皇，何强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飧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

全诗大体为质朴而短促的三言，隔句用韵，在揭露、控诉进而指斥、诅咒中，愤怒之情的宣泄显得格外直截而强烈，预示着农民大起义风暴的来临。中国历来有十分悠久而丰厚的民歌传统。秦时暴政，必然会激发各地的民歌创作，尽管高压，也不可能沉寂。只是由于得不到搜集、整理，流传下来的才如此稀少，然而也就显得弥足珍贵。

秦代文学原还有赋的创作，传至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孙卿赋十篇"之后，尚著录有"秦时杂赋九篇"，可惜早已亡佚，不然倒是可以弥补赋体从先秦宋玉、荀况伊始至西汉大盛之间的空白，从而勾勒出更加完整的赋体文学的发展轨迹。

三、汉代赋体文学（一）汉赋的源起、文学特征及其兴盛原因汉代四百年间，发展得最繁盛，最富于艺术的审美价值，同时也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品种，莫过于赋，因此在文学史上犹如"唐诗"、"宋词"、"元曲"等，一向有"汉赋"之称。然而，由于汉代还没有形成自觉的文学意识，文学创作尚处于自在自为的发展阶段，再加之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之后，文学家的思想受到儒家"诗教"片面强调"尚用"观念的箝制，尽管在直觉上颇显艺术美的追求，在理念上却不能不陷于言圣道之志中，所以虽然赋家辈出，赋作繁富，引人瞩目，在艺术上对后世影响颇深，但是赋体文学的观念则始终是比较含糊的。这种含糊首先表现为在概念上界定不够明确。汉人对赋，往往与战国诗人屈原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相混淆，时而称赋，时而称辞，时而连称为辞赋。由此，又表现为在体制上往往抹杀了赋所具有的独立文学属性，将其简单地纳入《诗经》六义中赋的范畴，视之为"六义附庸"。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诗赋序》就本于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诗赋略》："《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端），材知（智）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罹）谗忧国，皆作赋以风（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故而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直到魏晋之后，随着文学的自觉，儒家思想束缚的松弛，对于赋文学本体属性的认识才逐渐归于明确。西晋陆机的《文赋》已认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不仅明白地将赋与诗判为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而且还精当地指出了这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其根本区别即在于一缘情，一体物。至南朝齐、梁时，刘勰则在其《文心雕龙》文体论中，专辟《诠赋》篇，深入地对赋体文学的源流、沿革、特征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刘勰认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瞽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物，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诵）"，班固称"古诗之流也"。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　、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乘）、（司）马（相如）同其风，王（褒）、扬（雄）骋其势；（枚）皋、（东方）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帝）时，校阅于成（帝）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据此可知，赋作为在汉代盛极一时的文学形态，其名称是由它的本体特征所确定的。赋字在文学上原为铺、敷、布字的假借，《广雅·释诂三》云："赋，布也。"王念孙疏证说："赋、布、敷、铺，并声近而义同。"而从布之义，可以引申出并非依乐歌唱的诵读、吟咏；从敷之义，可以引申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朱熹《诗集传》）的《诗》六义中的记叙手法；从铺之义，又可以引申出排比铺陈的艺术技巧。然则赋文学的本体特征恰恰是"不歌而诵"，"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论及赋体文学的兴起，汉人认为赋体发自《诗》六义中的"赋"，这个观点是不准确的。倘溯其渊薮，固然最早可以与上古一种"不歌而诵"，以叙物言情为特点的诗相连络，但这种古诗虽符合赋的"体物写志"的意旨，毕竟"结言■韵"，过于简约，不讲求、也做不到"铺采摛文"，所以并不就是文体意义上的赋。实际是自屈原在楚国民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以《离骚》为代表的规模宏大、词采富丽的新诗体楚辞，从而为赋体文学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之后，受楚辞的直接影响，到战国后期在楚国宋玉及长期留居于楚的荀况等人手中，才"爰锡名号"，首次出现赋体的创作。而赋体文学一旦出现，很快就相对地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以至"秦世不文"，尚"颇有杂赋"；自汉代初期，遂"顺流而作"，并且一发而不能收，经武帝、宣帝到成帝时，则无论"京殿苑猎，述行叙志"，抑或"草区禽族，庶品杂类"，仅"进御之赋"，即多达"千有余首"，名符其实地"蔚成大国"，而为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文人文学创作的瑰伟奇观。刘勰所述的"讨其流源，信兴楚而盛汉矣"大体符合实况。

关于赋的文学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在内容上"体物写志"，亦即作家通过对所观察和感受到的客观事物的描摹，来抒发内心情志。第二，在艺术上采取"铺采摛文"的技法，亦即从各个不同角度，调动大量华美雅丽的词藻，对所描摹事物的外象、内理进行多层次、多侧面、全方位细致具体的铺叙形容，所谓"极声貌以穷文"。第三，在语言形态上需虽"不歌"而能成"诵"，也就是句式在长短错落中又求相对规整，而且按韵相押，讲究诗一样的声律节奏，琅琅上口。第四，在结构体制上为"遂（述）客主以首引"，也就是以客主问答对话的方式，引起全篇。综上可见，赋既有散文的章法格局，适于状物叙事的铺张扬厉，又有诗歌的节奏韵律，显现言志抒情的诗意，然而它又既不是诗歌，也不是散文，而是介于散文与诗歌之间的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

赋体文学既然"拓宇于楚辞"，故而在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始终可见楚辞的明显影响。到汉代，最早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高祖时"陆贾赋三篇"、吕后时"赵幽王（刘友）赋一篇"、文帝时"贾谊赋七篇"。陆贾、刘友赋皆不存，无从置论；贾谊赋只存《吊屈原赋》、《鵩鸟赋》、《惜赋》、《旱云赋》。从贾谊传下来的四篇赋看，在内容上表现为全部是抒情言志，抒发忧思悲慨之情；在形式上表现为全部是追迹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被后世称作骚体赋。其实汉初贾谊的骚体赋，严格地说尚未构成赋体，只不过是赋从楚辞脱胎的过程中，还基本保持母体属性并未成熟的一种形态，因此在汉成帝时刘向编辑《楚辞》时，就把《惜誓》收录在内。汉人所以将其称为赋，是由于文学观念的局限，他们是连同屈原《离骚》都视作赋的；而后世所以将其称为骚体赋，则是由于当赋体已经成熟了的时期，也确实有一些在声调上仍采取与贾谊楚韵相同的作品，如宣帝时王褒《洞箫赋》等；另外，还由于当汉赋走过二百多年铺张扬厉、"极声貌以穷文"的漫长道路，"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无可挽回地衰败了之后，又从自身革新旧制，变臃肿为精干、变体物为缘情，而出现更富于艺术个性、更具活力的抒情小赋的时候，从创作精神上可以说反倒是与贾谊之作遥相脉通的了。然而骚体赋尽管从西汉初期起就时有所作，但毕竟在整个汉代并不为主流。在整个汉代占据主导的赋，则是自景帝时枚乘所作《七发》开始，直接承继于宋玉《风赋》、荀况《礼》、《智》等赋篇，"述客主以首引"，采用问答方式，有散有韵，散文意浓，极尽铺张，规模宏大，动辄洋洋数千言，完全"与诗画境"了的散体赋，又称大赋。这种散体大赋以其独特的风范，到武帝、宣帝朝雄肆文苑，盛极一时。从作者来看，上自帝王，下至臣庶；从作品数量来看，仅进御之篇，就达千有余首，可称洋洋大观，而且余势所及，直至东汉中期，都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创作的主体。所谓汉赋主要指的是这种大赋。

汉赋能够发展得如此繁盛，以至成为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学主体，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的原因的，实在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就其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而论，赋体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精神现象，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必然进入不断发展演变的轨道中，赋家也必然要通过赋的创作，尽其才力，形象地艺术地再现自己对极其丰富复杂、多姿多采的社会、人生的观察、体验、感受与思索，并借此表达、宣泄自己的心绪情态与理想愿望，而这一切又无可避免地必然打上时代的鲜明烙印。赋产生于南方楚国，原本就具有南国人文独特的神秘诡谲、绮靡华采的风韵，又以体物为其特色，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自然会更广泛地吸收融合策士纵横游说的雄肆恢宏、铺张扬厉的语言表达技巧。而到汉代，继秦以后政治上所出现的空前的大一统局面，再加之思想上所实行的相对宽松的政策，愈加促进了文化上的吸收融合，为其形成骈散整饬的体物大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例如西汉伊始，高祖时的陆贾，即以纵横家的身份作"骋辞之赋"（刘师培《论文杂记》）。陆贾赋虽已不存，但从其《新语》十二篇中那富赡宏丽的词藻、排比铺陈的声势、抑扬铿锵的韵律，差可想见其所作之赋的形制规模。从高祖时纵横家陆贾的"骋辞之赋"，到景帝时也为游谈之士的枚乘所奠定的散体大赋，数十年中汉赋趋向成熟的发展轨迹，大体可以理出这种历史必然的自身规律性。

第二，汉赋繁盛又是时代需求的必然。西汉初期从高祖统一开始，就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经惠帝、吕后抵"文、景之治"，政治上更采取"无为而治"的黄老之说，于是六十多年间生产力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以致经济繁荣，人口蕃殖，国库充裕，工商业也极为兴盛，有钱达一万万的富商大贾不乏其数，为国家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武帝之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正是凭借如此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位五十多年中，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南征百越，东至高句丽，大大开拓了疆域，使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从来没有这样强大过，也从来没有这样统一过。帝国威仪，如日中天，中华文明，广泛四布，甚至沿丝绸之路远远地放射到万里之外的印度、波斯、罗马。在这时期，自有一种空前高昂的民族精神、大气磅礴的时代气质，而这洋溢着英雄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时代气质，是一定需要一种文学形式将其形象地显现出来的。因此，以前传统的以纤细地言志抒情为特色的诗歌及以忧思悲慨为特色的骚体赋，显然就不适于表现这一内容了，而以宏放地状物叙事为特色的散体大赋，则无疑更切合时代的需要，遂得以进一步发展。

第三，君主贵族的大力提倡也为散体大赋的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汉统治者为了表示皇帝的至高无上、皇权的赫赫威仪，在宫殿苑囿的建筑上，力倡恢宏阔大、富丽堂皇之气派。高祖时就以"非壮丽无以重威"，修建未央宫；文、景之后国势强盛，经济繁荣，物产丰茂，则更加以巨大的规模兴造动工，武帝时不仅兴建了甘泉宫、上林苑，其他离宫别馆也使其"穷年忘归，独弗能遍"。除此，他们的生活也越发奢侈，声色犬马、田猎巡狩日甚一日。在寻欢作乐的同时，他们又需要歌功颂德的文学以愉耳目、适快意。这正如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说："至于武、宣之世"，为了"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月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甚至当汉宣帝愉悦于王褒等赋家歌颂，而"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时，宣帝则先引《论语》中孔子的话："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然后再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予以肯定。因此善于状物叙事的散体赋，自然规模更加走向宏大，愈发铺张扬厉、典雅富赡，并且一时成为文士的进身之阶，吸引了众多有才华的作家呕心沥血，竞相制作。如果说文帝、景帝崇尚俭朴，不好辞赋，枚乘等大赋作家集中于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大贵族门下，那么到武帝时尚宏丽，赋家就纷纷从吴楚走向长安，从王府进入宫廷，赋作也渐由颂扬掩讽谕，以至"劝百而讽一"，成为汉代最时兴的文学样式。人们从　汉武帝即位就以安车蒲轮征召枚乘，以及随后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乃至汉宣帝时王褒、汉成帝时扬雄等等，是怎样因为献大赋而得官，即可知大赋在汉代所占据的煊赫的文学地位了。

（二）西汉前期赋的创作西汉前期，自高祖、惠帝、吕后、文帝至景帝，历时六十多年，是汉赋的肇始期。在这一期间，由于文化政策相对宽松，优待士人，一改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焚书坑儒"的暴虐，故而使战国后期从楚国开始兴起的赋体文学，得以利用四海统一所提供的新的契机，融合南北的文明成果向前发展。但是，又由于继亡秦之后，百业凋弊，百废待兴，社会经济曾极度困窘，正如《汉书·食货志上》所说："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钱），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所以当整个社会皆处于如此严重的饥馑之中时，自然是不可能谈得上文学发展的，即使"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也仍然远远未能解决问题；到文、景之治，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才逐渐形成富庶繁荣景象。而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相应，赋体文学也必然是走着一条相对渐进的道路。另外，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道家黄老"清静无为"，以省俭为本的思想。这种政策注诸文学，固然不会扼制汉赋的兴起，也不可能为以"铺采摛文"为特点的大赋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优裕的条件与丰厚的土壤。鉴于上述，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继续着楚辞的余绪，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因此有的文学史家称："汉初，。。只可算是辞的时代，而不是赋的时代①。"是基本合乎实际的。

汉初之赋，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八家，即陆贾、朱建、赵幽王刘友、贾谊、庄忌、枚乘、淮南王刘安以及未具名的淮南王门下群臣宾客，作品共一百七十二篇。其中陆贾三篇、朱建二篇、刘友一篇，刘安八十二篇已全部亡佚，无法具论；余下四家之作虽也不全，然毕竟尚可窥豹一斑。

1。贾谊贾谊（公元前201-前169年），洛阳人。聪慧好学，年十八，就以能诵诗书善属文闻名于郡中。当时河南守吴公曾将他召置门下，十分喜爱。汉文帝初年二十余岁时，由于吴公推荐，以精通诸子百家被召为博士。虽年少，因每次诏令议事，皆能出诸老先生之上，而深受文帝器重，遂破格迁升，一年之内官即至太中大夫，随侍宫廷，唯诏命所使，掌论议。此时的贾谊少年得志，意气昂然，奋发有为，在政治上、经济上，为维护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多有建树。于是文帝议以他任公卿之位，但却由此触发了贵幸重臣积于心中的忌恨，不仅时任右丞相的绛侯周勃、任太尉的颖阴侯灌婴以及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纷纷诋毁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而且文帝身边十分亲幸的奸佞邓通之流，也乘机进谗，致使文帝对他疏远，不再用他议事，并很快将他谪出朝廷，远调为长沙靖王吴差的太傅。四年之后，虽被召回，但毕竟"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又被任命为文帝少子　梁怀王刘楫太傅。这时期贾谊尽管针对政事数上谏言，但并未起多大作用。不上几年，梁怀王因坠马死，贾谊遂自伤作为太傅有失职责，哭泣而卒，享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所作赋，《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七篇，至今所见则为四篇，计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载《吊屈原赋》、《鵩鸟赋》、《惜鸟赋》二篇，《楚辞》所收《惜誓》一篇，《古文苑》所收《旱云赋》一篇。此外，《艺文类聚》卷四十四乐部四以及《古文苑》卷二十一皆录贾谊名下的《。。赋》残文，分别为七句三十九字、六句三十六字。姑不论《。。赋》是否为贾谊所作，只此数句残文，而且《艺文类聚》与《古文苑》又多牴牾，已经失去考评价值。《楚辞》所收《惜誓》，虽然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清代王夫之《楚辞通释》认为是贾谊的作品，但是去贾谊未远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毕竟早已指出"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而疑不能明"，历来都不能确切判定为贾谊作品，况且形式上完全摹拟屈骚，内容上也无新意，不少词句都袭用《吊屈原赋》，被朱熹《楚辞辩证》视为"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疾痛而强为呻吟者"之列，故可不论。这样，贾谊赋现在实际上只有三篇是可靠的。

贾谊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志向远大，思想敏锐，见识深刻，是勇于革故鼎新的政治家。正当他以过人的才学识量深受皇帝器重，功业发展如日上中天的时候，却遭到了小人谗毁、权贵忌害，以致无端被逐，远贬长沙。如此人生际遇的蹭蹬，自然使他陷入忧思悲慨之中，因此在去往长沙国都临湘（今湖南省长沙市）渡湘江之时，忆想到楚国先贤屈原当年忠耿忧民，同样亦因受佞臣谗忌而不见信楚王，被流放湘沅，最后自沉汩罗的惨痛事实，不禁悲

①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哀伤悼。在凭吊自己所敬仰的往昔仁人君子不幸遭遇的同时，更发思古之幽情，沉郁自伤，遂追步屈骚的余韵，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篇《吊屈原赋》。全文如下：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汩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鸱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顿兮，铅刀为铦。于嗟默默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缩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弥融爚以隐处兮，夫岂从■与蛭螾？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煇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摇增翮逝而去之。彼寻常之汙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兮，固将制于蚁蝼。

此赋前段正文集中对屈原"遭世罔极"、"逢时不祥"而"独离此咎"，由衷地表示深沉痛切的惋叹和悲悼，同时在对导致屈原人生悲剧的楚国政治那种"贤圣逆曳，方正倒植"的强烈抨击中，也宣泄了自身遭受谗陷，"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的抑郁愤懑。对屈原的寂寞身后，贾谊以自己的作品第一个表现出了心通神会。继而在独出心裁甚至篇幅超过了正文的"讯"词尾声中引发了自身的感慨，表现出激昂而耐人寻味的抗争。对于在这里贾谊看似怨屈原"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表示"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应该如"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煇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摇增翮逝而去之。"两千多年来议者每以为贾谊心胸不如屈子"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贞崇高，而不乏责难，甚至由此贬损此赋少得屈心。实际上这种批评往往忽略了贾谊与屈原所处的不同时代，以及不同的理想志向、价值观念。屈原生当战国，诸侯纷争，作为楚国王室贵族，对于国家社稷的认识是相对狭窄的；而贾谊生当大汉，四海一统，较之整个天下，诸侯割据本应削弱，这在他贬长沙前的《论定制度兴礼乐疏》及回长安后的《陈政事疏》等皆有剀切议论。"彼寻常之汙渎兮，岂容吞舟之鱼！"在屈原，忠于一楚国，或可不能做此想；而在贾谊，以天下之大，九州之阔，自然不甘拘于一隅受肖小"蚁蝼"之"制"。而本为"骐骥"，反受昏王佞臣"系羁"，形同"犬羊"，乃至于悲叹"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愤而"自沉"，这不正是屈原惨绝人寰的人生悲剧之所在吗！百年后的贾谊，当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又向前迈进了之后，能够从精神上反思出"逝而去之"，以示对丑恶势力决绝的抗争，不正是体现出了更加积极彻底地捍卫真、善、美的人格尊严的观念的进步吗？屈原在《离骚》中已经深沉地呐喊过"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且在最后慨叹"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之后，也确曾表示"又何怀乎故都？"以此论之，贾谊心灵上所迸发的决绝的抗争，何尝不是两代贤人百年求索的精神的结晶！由于品格、际遇的诸多相似，贾谊较之后世深受儒家礼法观念桎梏的封建文士，更与屈原心心相通，所谓"湛思邈虑，具有屈心"。刘勰《文心雕龙·哀吊》说："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覈，辞清而理哀"，可说是深知贾谊者。

由于时代所限，屈原的求索，最终只能是"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以生命殉理想。这是时代的悲剧，令人扼腕，亦催人奋进。而贾谊的决绝，却又只能是表示为精神理念上一时耀眼的火花，在行动上还不可能有与之相应的任何积极举措。这样，谪居长沙的漫长岁月，就必然使他陷入痛苦的矛盾中而无法自拔，于是在不堪忍受的抑郁寂寞支配下，寿命不永的不祥思绪时时以生的悲哀与死的恐惧剧烈地激荡折磨着他，不禁自伤自悼，并试图寻觅解脱，于是创作了另一篇重要的《鵩鸟赋》：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闲暇。异物来集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鸟入处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数之度兮，语予其期。"鵩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嬗。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错缪相纷。大专槃物兮，坱轧无垠。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迟数有命兮，恶识其时？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权兮，品庶凭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亿变齐同。拘士系俗兮，攌如囚拘；至人遗物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淡乎若深渊之静，氾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在这篇赋中，贾谊以当地楚人俗称为"鵩"的不祥之鸟山鸮（猫头鹰）

偶然飞入其室，停落他的座位近旁为契机，在疑惧不安的精神状态下，幻化出与鵩鸟的对话。这一时期贾谊在忧郁困境中，受到颇为时行的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对自然、社会、人生诸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富于哲理的探索，一方面苦苦地试图对自己的遭遇、处境寻求合理的解释：从"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大专（钧）槃（播）物兮，坱轧（圠）无垠。""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等等辞句中，可以看到他是怎样吸取了道家发展、变化的宇宙观，积极渴望摆脱厄运的困扰；另一方面又从中不可避免地落入了道家哲学中的不可知论："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于是必然导向了虚无："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结果依然无法摆脱。因此，只好消极地从"通人大观，物无不可"，"大人不曲，亿变齐同"，"至人遗物，独以道俱"，"真人淡漠，独与道息"，"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的虚幻中，以无可奈何的"释知（智）遗形，超然自丧"来自我麻醉，自我安慰。然而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是始终存在的。从贾谊对黑暗的恶势力强加给他的苦难厄运的抗争，到无法克服时代的局限、自身的软弱，而不得不违反奋发进取的初衷，向"其生若浮，其死若休"的消沉逃避，勾画出了两千多年前封建专制社会中，无数正直耿介、清操自守的文人遭受创痛的心灵历程，既显现了属于贾谊的个性，又具有普遍的共性，令人嗟叹，令人回味。

《鵩鸟赋》在艺术形式上尤为值得注意。它虽然仍"声多类骚"，但与《吊屈原赋》相比较，其"述主客以首引"，采用对话，语言为大体规整的四言，多排句，可以见到已经融汇荀况赋体，而从楚辞中嬗递出来，完成了散体汉赋的前期形制，因此是汉赋发展过程中现存最早的一篇独立成新体的重要作品。从这个意义　上说，贾谊也是开创汉赋的第一位大家。

贾谊的《旱云赋》以其强烈的现实性，更成为汉赋发展长河中极其少见的优秀篇章，尤为引人瞩目：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云之蓬勃兮，滃澹澹而妄止。

运清浊之澒洞兮，正重沓而并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时仿佛而有似。屈卷轮而中天兮，象虎惊与龙骇。相抟据而俱兴兮，妄倚俪而时有。遂积聚而合沓兮，相纷薄而慷慨。若飞翔之纵横兮，扬侯怒而澎湃。正帷布而雷动兮，相击冲而破碎。或窈窕而四塞兮，诚若雨而不坠。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邪而狼戾！终风解而雾散兮，陵迟而堵溃。或深潜而闭藏兮，争离而并逝。廓荡荡其若涤兮，日炤炤而无秽。隆盛暑而无聊兮，煎砂石而烂渭。

汤风至而含热兮，群生闷满而愁愦。畎亩枯槁而失泽兮，壤石相聚而为害。农夫垂拱而无聊兮，释其耨耨而下泪。疆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惜稚稼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独不闻唐虞之积烈兮，与三代之风气。时俗殊而不还兮，恐功久而坏败。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阴气辟而留滞兮，厌暴至而沉没。

嗟乎！惜旱大剧，何辜于天无恩泽忍兮，啬夫何寡德矣！既已生之，不与福矣。来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可悼也！憭兮慄兮，以郁怫兮；念思白云，肠如结兮。终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云何怨，奈何人兮！

查《汉书·文帝纪》，汉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间，只记载了"九年（公元前171年）春，大旱。"和"（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夏四月，大旱，蝗。"可见旱情的严重。而后元六年的那一次，贾谊已去世十一年；九年春的大旱，又与赋中所说："惜稚（幼）稼之旱夭兮，离（遭）天灾而不遂。"完全相合。因此，可以断定《旱云赋》作于汉文帝九年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时。

此赋开篇即以"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点题，义正词严，悲慨万端；继而用铺叙，生动而真切地描写了密云虽积聚然终又消散不雨的景象，心情沉郁而焦灼；接着则正面表现了"煎砂石而烂渭"、"畎亩枯槁而失泽"的严重旱情，以及农夫"释其鉏耨而下泪"的悲伤愁苦。对此，作者在忧虑痛楚之时，难能可贵的是并没有仅仅停止在就事论事、悲天悯人上，而是以政治家见微知著的卓识，将时与政密切联系在一起："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极深刻地揭示了统治者的人治弊端，是加重天灾，使百姓陷入苦难的本质根源。最后则面对大旱，愁肠百结，痛斥天地鬼神无恩寡德、不仁不信，遂将其忧时伤政、关切民瘼的感情淋漓尽致地宣泄无遗。

统观汉代的赋体文学，骚体赋一般共同的主题皆为抒写志士际遇的忧思悲慨，所谓言志抒情，感士不遇，而散体赋则一般铺采摛文，揄扬颂功，但有讽谕，其效果也大抵劝百讽一。像贾谊《旱云赋》这样，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直接表现现实的灾害与政治的失和给百姓带来的巨大苦难，哀民生之多艰，其境界之高，可谓仅有。

2。枚乘贾谊是以政治家兼文学家，故所作之赋主情志而不尚藻饰，"文洁而体清"（《文心雕龙·体性》），即便是其奠定了散体汉赋初期形制的《鵩鸟赋》，也依然表现为"致辨于情理"，思胜于辞。而二十余年后枚乘以游谈之士而为文学家，所作之赋才充分显现了"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的散体汉赋的特点，使之成为"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全新的文学体裁，脱离楚辞余绪，"与诗画境"而成熟。

枚乘（公元前？-前140年）字叔，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县）人。文帝时，吴王刘濞招四方游士，枚乘遂仕吴，为郎中；曾上书谏吴王，不听，于是离吴至梁，从游于梁孝王刘武。景帝即位后，召为弘农都尉；因不乐郡职，称病而辞，复游梁。待梁孝王病薨，遂退归淮阴。武帝为太子时就闻枚乘之名，及即位，就以安车蒲轮征之，然枚乘已年老，未至长安而卒于道中。《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有九篇，然现在枚乘名下仅存三篇，为载于《文选》的《七发》、载于《古文苑》的《梁王菟园赋》及《忘忧馆柳赋》。其中《梁王菟园赋》曾被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为"举要以会新"。但文字已错脱不可理，近世虽经黄侃校释，勉强可通，但为《古文苑》作注的宋代章樵早已疑曰："乘有二书谏吴王濞，通亮正直，非词人比。是时梁王宫室逾制，出入警跸，使乘果为此赋，必有以规警之。详观其辞，始言苑囿之广，中言林木禽鸟之富，继以士女游观之乐，而终之以郊上采桑之妇人，略无一语及王，气象萧索。盖王薨、乘死后，其子（枚）皋所为，随所睹而笔之。史言皋诙笑类俳倡，为赋疾而不工。后人传写，误以后乘耳。"究竟如何，已难考定。至于《忘忧馆柳赋》，最早出自晋代葛洪《西京杂记》，文词骈俪，而且两处不避汉惠帝刘盈之讳，故被认为是后世伪托之作。这样，枚乘赋传下来的只有《七发》一篇了。《七发》是假托楚太子有病，而吴客前往探视，以客、主二人问答的形式铺写而成。其内容是从自文帝到景帝汉代的王公贵族日益奢侈腐化，精神状态也日渐萎靡颓唐的现实出发，通过对大量富于典型意义的腐败现象的具体描述，向统治者痛下针砭，并积极地提出以"要言妙道"为其解救的方法。全文篇制弘阔，长达二千多字，是首先出现的第一篇名符其实的散体大赋，在汉赋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所谓《七发》，《文选》李善注为："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全文共分八段，第一段写"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指出太子之病，源在于生活过分地侈靡安逸，所谓"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内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无所。饮食则温淳甘膬（脆），脭脓肥厚；衣裳则杂遝曼暖，■烁热暑。。。且夫出舆入辇，。。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燕，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长此以往，"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进而提出"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也。"也就是用思想启发、振作精神的办法来治疗。这一段是全篇的基础、立赋的宗旨，思想性最强，可谓痛下针砭，一针见血。待楚太子表示："仆愿闻之。"之后，从第二段至第七段，吴客就分别以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六种事，由静而动，由近及远地一步步启发太子，诱导他改变生活方式。这六段虽然并不是作品的中心思想之所在，但却是全赋的主体结构。作者以铺张扬厉之法，细致精工地描绘了许多贵族生活富丽堂皇的场面和情景，同时又寓明显的讽谕和劝戒，在艺术上不仅藻饰盛丽，颇具音律之美，而且还不显雕琢堆砌。其中第七段观涛描写广陵长江大潮的奇观，历来被称为最精彩的一段美文。文中先写大潮到来之前已足以使听者心动向往的江水混浩荡漾之态："怳兮忽兮，聊兮栗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俶兮傥兮，浩瀇漾兮，慌旷旷兮。。。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纷纭其流折兮，忽缪往而不来。"继而再写"江水逆流，海水上潮"的壮伟景观："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晲，前后骆驿。颙颙卬卬，椐椐强强，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轧盘涌裔，源不可当。。。"如此声势威貌，极尽夸张、渲染，确如方伯海所评："心思魄力，凿险洞幽，神技也，亦绝也。"（引自《评注昭明文选》）像这样描写景观的词采声色，是枚乘之前从未有过的。

然而对以上六种事物活动，楚太子依然不能"起而观之"，于是最后第八段即顺势写吴客适时揭出第七种事："将为太子奏方　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所谓"说到精论，更无容费词"。表现出以精神修养克服物欲的主旨，从而结束全篇。

枚乘《七发》对后世汉赋创作的繁盛有很大影响。这不仅如前人所指出的第二段写音乐"虽只二百字，而实具《子虚》规模，　后来箫、笛、琴赋祖此"。第五段写游观"内具七种意思，山川、辞赋、宫馆、鸟鱼、草木、声伎、女色，次第铺叙，绝紧严，而造语更工妙，是《高唐》、《子虚》缩体"（《评注昭明文选》引孙月峰语）。而且致使"七"也成为一种特定体裁，西晋傅玄在《七谟序》中说："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　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马季常（融）、张平子（衡）亦引其源其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黜瑰奢而托讽咏，扬辉播烈，垂于后世者，凡十有余篇。"直到魏晋，还有曹植作《七启》、左思作《七讽》等等，南朝梁时，卞景居然汇集"七"体作品成《七林》十　卷，可谓洋洋大观。然而皆不如枚乘《七发》，所以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说："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

3。庄忌及淮南小山汉初文、景时期，沿楚辞余绪创作骚体赋并有作品传世的，在贾谊之后还有庄忌以及淮南王刘安诸宾客淮南小山。

庄忌，吴地人，生卒年不详，大约与枚乘同时。曾先后为吴王刘濞与梁孝王刘武门客，世称庄夫子。《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二十四篇，但大多不存，只留《楚辞》所收的《哀时命》一篇。

王逸《楚辞章句》认为《哀时命》是"（庄）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辞，叹而述之，故曰"哀时命"也。"这　种看法并不确切。实际上"时"即当今，"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此"予"就是自己，并非指屈原。这从篇中援引古代贤士高风亮节的"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汩罗。虽体解其不变兮，岂忠信之可化？"中，可以清楚看出。因此，庄忌此作，是在哀伤自己虽然"志怦怦而内直兮，履绳墨而不颇。执权衡而无私兮，称轻重而不差。。。形体白而质素兮，中皎洁而淑清。"但是却生不逢时，颠沛流离，一直沉于下僚，不过寄贵族篱下作清客，无由施展才智，以致"老冉冉而逮之"，白白虚度时光的人生际遇。因此，他对当时社会美丑不辨、贤愚不分，"璋珪杂于甑窐兮，陇廉与孟娵同宫"，"释管、晏而任臧获兮，何权衡之能权！"的不正常、不健康、不合理的现实深感不满，故而"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强烈而真挚地表达了当时很多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内心苦闷和抗争。这样的内容题材又是汉初骚体赋最适于表现的，所以《哀时命》大体上完全模拟《离骚》的形式，尽管在艺术上没有多少创新的意向，然而在感情的宣泄上毕竟较真切、沉实，非一般无病呻吟者所能比。

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及其门下臣僚宾客也是这一时期赋的重要创作者。《汉书·艺文志》著录刘安赋八十二篇，但均已不存。人们从《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说当武帝命他做《离骚传》时，能"旦受诏，日食时上"，而且其中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给予极高评价，可见他对屈原楚辞不仅极其熟知、擅长，而且倾心推崇，故而推测他的赋必为追步屈原的骚体；另外，淮南王宾客目前仅存的署名为淮南小山的一篇《招隐士》，全为屈原《九歌》笔法，以上下大抵所好同一声气，也可证明这一推测是有道理的，故而萧统《文选》径直将此篇标为刘安所作。

淮南王臣僚宾客的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四十四篇，现除淮南小山《招隐士》收在《楚辞》中之外，余皆不存。关于淮南小山，最早见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招隐士序》称："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近世学者多以为类似现在的集体笔名。

关于《招隐士》，《楚辞章句·招隐士序》认为是"（淮南）小山之徒悯伤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虽身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但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则认为是"义尽于招隐，为淮南招致山谷潜伏之士，绝无悯屈子而章之之意。"考其文意，王夫之的见解更符合实情。

此赋采用铺写手法，十分生动地描绘出荒山谿谷的凄凉幽险："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　？　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层波。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极其成功地渲染出令人怵目惊心的艺术氛围，显现隐士幽居的寂寥艰危，急切地表达"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的意向，感情浓郁，意味深长，音节和谐，优美动人，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很高的美学价值，历来为人所宝重，堪称汉代骚体赋的精品，故王夫之评赞道："其可从类附《离骚》之后者，以音节局度，浏漓昂激，绍楚辞之余韵，非他词赋之比。虽志事各殊，自可嗣音屈、宋"，"其辞致磅礴弘肆，而意唯一致，真得骚人之遗韵"。

（三）西汉中期赋的创作西汉中期从武帝经昭帝至宣帝，九十余年间是汉赋的鼎盛期。这一时期，由于积七十余年休养生息的持续发展，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疆域辽阔，封建皇权至高无上，思想观念也趋向杂儒霸的舆论一律。与此相应，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并形成风气，因此上自皇帝，皆喜爱最适于形象地再现这种时代风气的赋体文学，从而给予大力提倡。这样就为赋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厚的土壤，很快吸引了几乎所有的文士为之呕心沥血，殚思竭虑，驰骋才华，于是迅速出现了繁荣景象。仅据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依照刘向在成帝时经过审查筛选，"论而录之"的六十一位有主名的赋家和九百三十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就占了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枚乘《七发》所展示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而继楚辞余绪的骚体赋则退居支流，为世所轻了，所以这时才真正是赋的时代。

1。司马相如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赋家是司马相如。正是他将枚乘《七发》所开创的散体大赋发展到定型的极致，使得以后的创作从总体来看，大抵皆不能出其圭臬。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少年时即好读书，有文才志向，初名犬子，因追慕战国蔺相如义而有勇的为人风范，故更名为相如。以家产仕为郎，景帝时任武骑常侍。由于景帝不好辞赋，故因病去职。客游于梁，作《子虚赋》。梁孝王死后，回归家乡。武帝即位，喜其《子虚赋》而征召，又作《上林赋》以续《子虚》，被任命为郎。曾奉使巴蜀、西南，对安定、开发西南边地有所贡献。在此期间，也曾针对朝廷政事及武帝放纵，多有所讽谏，但颇不得志，而且遭受诽谤，故常称病闲居。后为孝文园令，又因病免职，不久卒于家。

《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的赋有二十九篇，然而多数已不存。现在能见到的有《史记》本传中的《子虚赋》、《哀秦二世赋》、《大人赋》；另外还有《文选》中所收《长门赋》，《古文苑》中所收《美人赋》以及《文选·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引《梨赋》、《北堂书钞》引《鱼葅赋》、《玉篇·石部》引《梓桐山赋》片断。其中《美人赋》从内容到结构，全为模拟被称为宋玉所作的《登徒子好色赋》，历来有人怀疑并非是司马相如的作品；《梨赋》、《鱼葅赋》、《梓桐山赋》皆不过零言片语，无从析论。

就目前司马相如所存之赋来看，《子虚赋》是最成熟的汉赋，堪称其代表作。据《史记》，此赋包括《子虚》和《上林》两部分。《子虚》作于景帝朝客游梁孝王时，而《上林》则续成于武帝朝被征召时。司马相如自己表示赋中的""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也就是说，此赋虽然前后相隔数年才完成，但是经过艺术构思，先是虚构出楚国子虚、齐国乌有先生两个人物互相夸耀、责难，再虚构出无是公更极力铺陈渲染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及射猎盛举的宏大，以压倒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这样就既颂扬了大一统中央皇朝无可比拟的气魄和声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精神，也对诸侯、天子侈靡享乐，耽于游猎，提出了规劝讽谕。

此赋的前半"子虚"部分，讽谕性更强一些，表现出作者在政治上维护王朝统一，反感诸侯割据坐大的进步思想。梁国之地在战国后期曾主要分属齐国、楚国，所以虚构出楚之子虚、齐之乌有先生，在地缘上是恰切的。另外，当时发生过的七国之乱，主要是盘据吴楚与齐地的诸侯反叛，而梁孝王刘武参与平乱后，居心叵测，在窦太后的支持下，不仅"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拟于天子。。。多作兵弩弓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钜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汉书·文三王传》）。而且招延四方豪杰，重用羊胜、公孙诡，一心想当皇帝了；当武帝刘彻被立为太子后，甚至派人刺杀反对此事的朝廷大臣十余人。司马相如游于梁孝王数年，耳闻目睹，对此当然是清楚的，所以他在借子虚之口，炫耀楚国云梦湖山的辽阔崔嵬、禽兽的珍奇凶悍，以及楚王射猎的豪举侈靡之后，立即又借乌有先生之口斥责他"是何言之过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而且在夸饰齐国海山茫茫，"吞若云梦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蒂芥"之后，又表示"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以示安分，这就明显是针对梁王的所作所为，在委婉曲折的言词中有感而发的了。正因为这样，深爱辞赋同时又雄才大略、唯我独尊的汉武帝读到后，才极为欣赏，甚至慨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当听到担任狗监的蜀人杨得意说："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立即召问，而引出后半"上林"部分的续作。

如果说"子虚"部分作者是以游客的身份针对僭越的诸侯，尽管不能不用曲折的手法、委婉的言辞，但毕竟意在于讽；然而"上林"则是以在仕宦上不甘寂寞的才士初次面对皇帝，因此其创作主旨自然在驰骋才情、歌功颂德上，于是便极力颂扬天子富有四海、无上至尊，卒章显志的规谏，也是以"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茫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览听余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于是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赡氓隶；。。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观而勿仞。发仓廪以振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即以天子自悟而主动革弊利政的方式，更加委婉地表达明智的主张，故而使一代雄主的汉武帝阅罢大悦。

《子虚赋》在艺术上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不仅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对文学创作的方法作了有益的探索。这主要表现在作家的创作活动，如何充分运用艺术虚构，去对具体的客观事物进行细致形象并独具特色的艺术加工，使其更有典型意义和审美价值。而这在当时还是全新的课题，并没有多少经验可供借鉴。据《西京杂记》，司马相如曾主张"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这就是著名的"赋心说"。它虽然指的是赋，实则对文学有普遍意义。《子虚赋》则是此一美学理论第一次自觉的艺术实践。如对上林苑的描绘：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丰、镐、潦、潏，纡余委蛇，经营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州淤之浦，经乎桂林之中，过乎泱莽之野，。。于是乎崇山矗矗，＞　？　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参差。。。于是乎周览汜观，缜纷轧芴，茫茫恍忽，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榱璧珰，辇道C　属，步櫩周流，长途中宿。夷嵕筑堂，累台增成，岩突洞房。俯杳眇而无见，仰攀橑而扪天；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拖于楯轩。。。那八川分流，崇山崔巍的宏大雄伟的声势气魄，那宫殿楼馆、高廊曲阁的壮丽豪华的堂皇规模，确实足以压倒齐、楚诸侯，张扬天子的无上尊威。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所兴建的上林苑，原本就极为辽阔宏大，占地东起宜春，西达盩厔，绵延一百五、六十里，北靠阿房宫旧墙，南与终南山相连，纵贯亦六、七十里，包山括水，林麓丰衍，作为巨型皇家苑囿，可谓空前绝后。将如此规模的客观场景从总体上艺术地再现出来，在两千多年前除以"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为其创作特点的汉赋，没有第二种文学形式；而赋家倘若缺乏"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艺术修养和凌云健笔，也不可能成功。司马相如在富于独创性的精妙构思中，以深厚的艺术积累，发挥过人的想象力，驰骋才情，通过铺排、夸张、比喻、渲染、对照等多种艺术手法，完成了这一长达三千五百多字的赋体宏篇巨制，取得了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遂将汉赋推上了艺术发展的顶峰，不仅表现了对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的维护、对高亢的时代精神的感受以及在封建专制皇权的重压下对统治者侈靡现象的不满和巧妙规戒，而且也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因此，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高度评赞司马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越汉代"。

《子虚赋》在体物文学出现的初期，在描绘浩大而复杂的场景上，也毕竟存在着不成熟的的缺欠。这主要表现为第一，结体庞芜，不够精练，少有尺幅之中具万里之势的气度。第二，竭力铺叙，往往句式重复堆砌，如子虚夸饰楚之云梦："其山则。。其土则。。其石则。。其东则。。其南则。。其西则。。其北则。。"行文有板滞之嫌，不够活泼灵变。第三，为追求新奇，使气骋才，好用生僻怪字，甚至搜罗相同偏旁部首的字，致使文章幽晦难读，《文心雕龙·练字》转用曹植的话批评说："趣幽旨深，读者非师傅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而这些缺欠一旦被后学者也当做祖法的典式去摹拟仿效，势必泛滥有加，酿成灾难性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是汉代散体大赋的顶峰，但同时也孕育了其无可挽回的衰颓。

司马相如的散体大赋大概因为王莽的新朝被起义军推翻后，长安曾两次遭兵燹焚掠，宫室文物毁坏殆尽，故而只赖《史记》保存下来《子虚赋》一篇。至于《哀秦二世赋》、《大人赋》以及《长门赋》，则全为骚体。其中《哀秦二世赋》是他在随从武帝游猎长杨宫之后，经过当年秦二世胡亥被杀并埋葬的宜春宫苑，"登陂阤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览迹兴怀，感哀秦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执。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而作。联系此次随猎所上《谏观猎》文所发"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所忽者也"，此赋在吊古之中又不乏伤今之慨，感情深沉而忧郁，故《文心雕龙·哀吊》称："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怆恻，读者叹息，及卒章要切，断而能悲也"。"此赋《史记》所录甚短，不足一百六十字，因疑仅为节录，而非全文。

《大人赋》是司马相如为孝文园令时，见武帝好长生不老的神仙之道，他认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于是遂作此以讽。赋中袭从《楚辞·远游》的笔意，写"在于中州，宅弥万里，曾不足以少留"的"大人"，因"悲世俗之迫隘"，故"朅轻举而远游"。于是"垂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驾应龙、骖赤螭，逍遥天宇，与众仙徜徉。但是当他到北极之山的"玄阙"、天北门的"寒门"时，就不能不将随之而往的"屯骑"、"先驱"留在后边，而成孤家寡人，致使"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独存"，揭示了规讽的意旨。然而由于手法过于含蓄委曲，所以武帝读毕不仅不能体味出谏旨，反到"大悦，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后人常将汉赋的社会作用批评为"劝百而讽一"，这可以说是早期典型了。

《长门赋》因不见于汉代典籍而载于南朝萧统《文选》中，并且赋前有序，称"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云云，所以后世常有论者据此以为非司马相如之作。但是《文选·长门赋序》从语气上看，实际只是保存此赋的史家或选家的作品介绍性文字，并不是司马相如的手笔，因而都不足以否定他对此赋的著作权。

这是以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陈皇后被废幽居长门宫为由所创作的一篇表现后妃失宠，悲苦哀伤的骚体赋，情致深婉，凄楚动人。宫怨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戕害人性的重要弊病之一，历来有不少正直的诗人、文学家以此为题材，进行揭露和批判，而《长门赋》可谓最早出现的成功之作。此赋一开始，就以"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充满同情地推出一位美丽而憔悴的后宫妇女的形象，继而通过她"登兰台"所望见的疾风、俘云、沉雷、桂树等阴郁的自然景象，"下兰台而周览"的高崇空旷的宫闱景观，以及清夜洞房的垂泪、梦魂牵绕的睡寐、惊起之后的冷月寒星，交织成一幅幅凄凉忧伤的画面，表现出女主人公内心由于被遗弃而积郁的悲哀愁苦，委曲深婉，悱恻感人，既有一定的认识意义，更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对古代延绵不断的宫怨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被朱熹誉为"此文古妙，最近楚辞"，是这一时期骚体赋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2。武、宣赋坛在从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九十余年汉赋的全盛时期，除司　马相如之外，活跃在赋坛上的赋家既有文学侍臣，如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枚皋、东方朔、庄葱奇、王褒、张子侨等，也有公卿大夫如兒宽、孔臧、董仲舒、司马迁等，只是大部分人的作品都已失传。像枚乘的庶子枚皋，史称："从（武帝）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其多产，终汉一代实一人而已，但却一篇也没有保留下来。有作品流传至今的，不过仅东方朔、董仲舒、司马迁、王褒等极少数人。（1）东方朔东方朔（公元前154？-前93年？），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省惠民县）人。聪明机敏，有才智胆气，性格诙谐，善讽刺，放言不羁。武帝初，上书自荐，而待诏公车，奉禄微薄；后因滑稽笑谑，受到爱幸，先后任过常侍郎、太中大夫、给事中等职。东方朔关心政事，热衷仕进，时常"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但武帝始终将他当作俳优一类的弄臣，而不予重用，因此内心忧愤之中，越发放诞，嬉笑怒骂，玩世不恭，被视为"狂人。"

东方朔的赋，《汉书·艺文志》未予著录，但是在《汉书》本传及枚皋传中，则至少提到了诸如《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皇太子生赋》、《平乐观赋猎》等六、七篇，其中保存下来的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答客难》是东方朔晚年的作品。他从二十岁负才自荐"可以为天子大臣"以来近四十年间，虽然"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而对他，却一直与对枚皋、郭舍人一样，"诙啁而已"，"终不见用"。因此内心幽愤难以平衡，遂作此篇，发泄牢骚，自慰表志。作品开始即虚构出一位"客"以不解之辞问难东方朔："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愤懑不平之情已经沛然而出。继而再以"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辩答，引出一大篇"发愤以表志，。。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文心雕龙·杂文》）的妙文。在这部分中，作者旁征博引，谈古论今，首先以"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的所谓"时异事异"，表面上看似责怪"客""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颂扬当今之"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实际上则是在机巧地反话正说，极辛辣地讽刺汉武帝刚愎昏暗、贤愚不分，甚至还不如战国诸侯明白"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的用人之道。尤其是当他嘲弄了"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的所谓盛世之后，顺势揭露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凭个人好恶，对人才"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致使才士"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其感情的激越、笔锋的犀利、针砭的深刻，都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至于后面对自己的困境，表示要以"务修身"，完善道德来求得解脱，自慰之中，又流溢出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多数正直的知识分子内心的无奈与悲哀。

《答客难》在艺术上成就也是很突出的。它承继被称为宋玉的《对楚王问》，又有重要发展创新。就汉代赋体文学而言，它既不同于以司马相如《子虚赋》为代表的对统治者表示规谏的散体赋，也不同于正面抒发遭世不遇的骚体赋，而是以散文笔法通过反话正说、对比映照，在似是而非之中进行耐人寻味的发泄与嘲讽，名为"客难"己，实则为独出心裁地"难"皇帝。和贾谊《吊屈原赋》以来的骚体士不遇赋相比，前者沉郁悲慨，后者则辛辣尖刻，从而更加丰富了汉赋的艺术表现力，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扬雄、班固、张衡、蔡邕，"迭相祖述"；《解嘲》、《答宾戏》、《应间》、《释诲》，应运而出，蔚为大观。

《非有先生论》也是一篇优秀的散文赋。赋中开始先虚构"非有先生仕于吴，进不称往古以厉主意，退不能扬君美以显其功，默然无言者三年矣"。于是吴王问难他："盖怀能而不见，是不忠也；见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经一再启发，非有先生才极其感慨地回答："于戏！可乎哉？可乎哉？谈何容易！"接着就以"谈何容易"为中心，引经据典，借古讽今，指陈"邪主之行固足畏"，如果不遇"明王圣主"，志士仁人则不想被杀戮，就须避世以全身。全文纵横捭阖，气充辞沛。在艺术风格上与《答客难》明显有别，不以嬉笑怒骂的尖利讽刺见长，而更加表现出深味仕途艰难的感慨。结尾所展示的吴王听后"俯而深惟，仰而泣下文颐"，痛下革弊的决心，三年之后出现"海内晏然，天下大洽"的太平盛况，实际是集中阐发了东方朔一生的政治理想。此赋写于武帝晚年已经国事日非，皇皇大汉无可挽回地由极盛渐入衰微之时，所以倍显沉重而耐人寻味。故而，班固称赞："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

（2）董仲舒及司马迁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东北）

人。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初，举贤良对策，为江都王相；后废为中大夫。遭主父偃嫉害，曾下法吏受审，当死，经赦免。又遭公孙弘嫉，而任行为纵恣的胶西王相，恐久获罪，称病，罢官，于是居家，以修学著书为事。以寿终。董仲舒是西汉一代著名的大儒，曾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武帝采纳，而开启封建王朝以儒学为正宗的局面，影响极深远。他的赋不见《汉书·艺文志》著录，只是在《艺文类聚》及《古文苑》中保存有一篇《士不遇赋》。赋为骚体，从所叹："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孰若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可知作于晚年屡遭嫉害而称病罢归时。赋中感慨自己"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自己作为"耿介而自束"的"贞士"，"虽日三省于吾身兮，犹怀进退之惟谷"，因此对当时"彼实繁之有徒兮，指贞白而为黑。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辩而言讷。鬼神不能正人事之变戾兮，圣贤亦不能开愚夫之违惑"的现实予以抨击。此赋所传正文从"呜呼嗟乎，遐哉邈矣"至"不出户庭，庶无过矣"。仅十八句，然后即是尾声"重曰"，显然并非全篇。但是作为儒学思想家之赋，在艺术上远绍荀卿，不以词藻富丽取胜，而以朴素沉实见长的风格，还是很清晰的。这是汉代最早出现的以"士不遇"为题的赋，从而开创了汉赋的又一新体，影响也颇大，以后常有人继之而作，最著名的为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武帝朝中，以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才华，继承父业，为太史令；晚年因李陵之祸，被受宫刑，蒙冤负屈，遭世大辱，悲愤莫名。他不仅有不朽巨著《史记》（对此将有专章论述），同时还是独具特色的赋家。《汉书·艺文　志》著录他的赋共八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艺文类聚》所载的　《悲士不遇赋》。此赋甚短，全文不过一百八十余字，因此有人怀　疑仅为节录，但是仍能看到其特有的艺术风神。全文如下：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行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炤炤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从辞意可以味出，必为遭受宫刑之后，含悲忍垢，发愤继续撰修《史记》时所作。面对奇耻大辱，司马迁于此不仅"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表现了为实现"志行"坚韧不拔的精神境界，而且对"穷达易惑"、"美恶难分"的社会黑暗现实，表示了强烈的控诉和批判。感情悲愤激越，语言简劲铿锵，个性鲜明，震撼人心，是董仲舒所创"士不遇"赋体中极为成功的作品。

（3）王褒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一改西汉前期的黄老无为政治而为尊儒的多欲政治，对外用兵，对内兴作，好大喜功，风气侈靡，固然成就了一代鼎盛辉煌，也为赋体文学的创作繁荣提供了丰饶的土壤，但是毕竟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经济濒于崩溃的沉重代价，故而昭帝即位后，复行无为政治，与民休养生息，于是赋坛相对沉寂了一个时期。到宣帝时，一方面"数审诏公卿大夫务行宽大，顺民所疾苦"，使国家出现史称"中兴"的景象；一方面又重"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颇好歌诗，欲兴协律之事，。。颇好神仙。。"（《汉书·王褒传》），因此辞赋创作再次振起。史载："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但是规模、气象毕竟不如从前，而显出自顶峰下滑的势态。像司马相如《子虚赋》所表现的那种声势气魄，已经不见；而且就在王褒为宣帝大猎、宫馆作赋歌颂的时候，甚至遭到舆论非难，"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这实际上预示了汉赋的开始衰微。王褒，字子渊，蜀地资中（今四川省资阳县）人。生卒年不可考。宣帝时，因益州刺史王襄奏荐其有逸才，受征有，不久擢为谏大夫。

王褒是这一时期艺术上成就最为突出的赋家。他的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十六篇，但是流传至今的只有存于《汉书》本传的《圣主得贤臣颂》，存于《艺文类聚》的《甘泉宫颂》，存于《文选》的《洞箫赋》，以及存于《楚辞》的《九怀》等。

王褒是汉代最具有文学情趣的赋家。他的赋往往并不追求政治上的讽谕规诫，而是"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显现出唯美的"辩丽可喜"，"娱悦耳目"，有"鸟兽草木多闻之观"的纯文学属性，因此不符合当时儒家言志尚用的标准，但却更具作为语言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价值。这从《汉书》本传所载："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使得太子"疾平复"，可见一斑。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精神需求、美感享受也必定趋向更加丰富的多元化。其实早在春秋后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已经注意到了这点。他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著名论断就是证据。从这一意义上讲，王褒赋所自觉表现出的唯美意识，不仅在当时赋坛独树一帜，而且符合文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洞箫赋》可以说是王褒美赋的代表作。此赋在艺术形式上采用骚体，但内容却并非贾谊以来抒发忧思悲慨的"缘情"，而是细致描绘洞箫的"体物"，完全是大赋的格局，庶几可以标明汉代骚体赋终于完成了由辞到赋的转化。同时这种独特风格的骚韵大赋，又不以"叙客主为首引"，虚构人物，进行问答，而是开始即对所咏之物直接描绘再现；也不在"卒章显其志"，着意规诫，劝百讽一，而是意在表现小小洞箫的竹质、制作、声音、功效，从外形到内理，音容体貌无不生动毕见，美仑美奂，自然地流露出作者对美好事物的赞叹爱赏。另外，在语言上也不是散韵分离，堆垛奇字，而是始终用韵，音调和美，而且铺排之中，多用精巧骈偶。例如描写洞箫竹干：托身躯于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朝露清泠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巅。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处幽隐而奥屏兮，密漠泊以■猭。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喧。。。可谓钟天地自然之灵秀，秉性素洁而清静，恰是极佳箫材。用笔精细，颇具诗情画意。凡此种种，都和司马相如所定型的散体大赋区别明显，表现了艺术上难能可贵的创新。咏物赋最早起于荀卿的《云》、《蚕》，但词既简略，又多隐语，只是初具雏形而已。晋代葛洪《西京杂记》虽说过景帝时梁孝王曾使枚乘作《柳赋》，路乔如作《鹤赋》，邹阳作《酒赋》，公孙乘作《月赋》，羊胜作《屏风赋》，而且其中《柳赋》、《鹤赋》、《月赋》、《屏风赋》还载在《古文苑》中，但是历来都被怀疑为伪托，不足信。因此，《洞箫赋》实为目前所能见到继荀卿之后完成咏物赋体的第一篇。这不仅丰富了当时已露式微的大赋，而且对后世咏物文学也都影响深远。

（四）西汉后期赋的创作西汉后期经元帝、成帝、哀帝、平帝近六十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在政治上，皇权削弱，外戚专擅，吏治腐败，豪强大户肆意兼并，统治集团日益侈靡，导致百姓愈发贫困化，无以为生。仅据《汉书》，从元帝即位开始，在这一时期无论史实记录，抑或大臣所上奏书，一句"人至相食"，竟多次出现，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遂使局势动荡不安，不可收拾，整个政权渐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哀帝时，谏大夫鲍宣就曾上书痛切指陈："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无度，穷困百姓，。。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复剧于前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王莽篡位，西汉灭亡。如此政局，势必给文学以深深的影响。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其创作精神既然主要是"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那么经一百多年的发展，随着王朝的兴旺，当其跃上全盛的顶峰之后，这时又随着王朝的衰颓，既无什么"鸿业"可供"润色"，又无多少"上德"可供"宣扬"，所通"讽谕"不过起到"劝百"的作用，所尽"忠孝"亦只能为虎作伥，再加上本身结体庞大臃肿，对客观事物的靡丽铺排往往淹埋主体情志，大量罗列奇词僻字更使作品生涩诘屈，因而不可避免地渐露衰败，走下坡路，而重在抒情言志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1。扬雄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

人。出身贫寒，自幼好学，为人简易，不慕富贵，故而博览群书，讲究融汇贯通，终于成就为一代学识渊深，经学、小学、辞章兼长的学者、作家。成帝时，以善赋被召见，后除为郎，给事黄门，成为文学侍从。历事成帝、哀帝、平帝三朝，由于政治腐败，始终不得迁升；王莽篡汉后，以三朝耆老的资历，虽"转为大夫"，但终因新朝混乱，仕途险恶，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遂默默而卒。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又一位汉赋大家，在文学史上并称"马、扬"。然而，如果说司马相如的成就主要在于通过创作，使汉代散体大赋从体式结构、描写手段到语言表现等方面，都完成了定型法式，而将其推上煊赫的顶峰，那么百余年后扬雄的成就，则主要在于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总结，都令人信服地给这种虽曾盛极一时，却专以"铺采摛文"的"体物"，为专制皇权唱颂歌的奉命应景文学，从总体上画了句号，宣告其缺乏艺术的活力，不再有继续发展的前途，从而客观上为抒泄情志为主的骚体赋越过障碍，活跃发展，最终取代散体大赋，成为主流，使赋体文学经涅槃获得新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扬雄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十二篇，至今所存者为十一篇，为：《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反离骚》、《解嘲》、《解难》、（以上七篇均载于《汉书》本传）《太元（玄）赋》、《逐贫赋》、《蜀都赋》、（以上三篇均载于《古文苑》）《酒赋》（载于《艺文类聚》）。这个数量，是西汉赋家中迄今存赋最多的。此外，《文选》注还残存其《覈灵赋》零星佚文，《汉书》本传又存其《广骚》、《畔牢愁》两篇篇目。扬雄生当西汉王朝已经步入未世衰微之时，由于经济凋弊、生民饥馑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使得朝野正直之士普遍反思从武帝开始愈演愈烈的奢侈之风，缅怀文、景之治的节俭务本、休养生息，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相应隆起一股反思怀古、以伦理文化求治的思潮。正是在这种思潮的浸润之下，扬雄思想上有复古的倾向，创作上则喜模拟。他的散体大赋追踪司马相如。《汉书》本传称："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扬）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这在他早年所作《蜀都赋》中看得很清楚。此赋在具体描述蜀地风物时所用的铺排句式，以及罗列同部首僻字等方面，几乎与司马相如同出一辙，从而明白地显示了大赋的进入艺术上已经少有创意的模拟期。然而，扬雄毕竟是学识渊博、才气横溢的大手笔，所以虽有模拟，却仍能驰骋才学，构思遣辞，表现出属于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即便是《蜀都赋》，在宏大的结构中，以瑰丽的文采，专写蜀郡成都山河壮伟、物产富庶，也开创了表现都城大邑题材的先河，对以后著名的东汉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都有影响。

扬雄大赋的代表作，历来公认为作成帝文学侍从时所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这四篇赋尽管如《汉书》传赞所说，是"以为。。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依而驰骋云。"但是倘与司马相如赋相比较，即可看出其中存在着区别。首先司马相如《子虚赋》主旨在于颂扬大汉天子之声威，有所讽谕，也是"曲终奏雅"，并未能有机地贯通于全篇。扬雄四赋的主旨即在讽谕，且能有机地贯通于全篇，规诫的目的始终很明确。如《甘泉赋》的创意即在于："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宫外近则洪厓、旁皇、储胥、弩阹（宫），远则石关、封峦、枝鹊、露寒、棠梨、师得（宫），游观屈奇瑰玮，非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周宣所考、般庚所迁、夏卑宫室、唐虞采椽三等之制也。且为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天）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党鬼神可也。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豹尾中。故（扬）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却虙妃"，以微戒斋肃之事"（《汉书·扬雄传》）。从此创意出发，全篇在以写实、比喻、夸张等多种艺术手法，对甘泉宫室苑圃进行描绘时，突出犹如天帝紫宫的气象，暗谕其过分奢侈；特别是当写到"乘云阁而上下兮，纷蒙笼以掍成。曳红采之流离兮，飏翠气之冤延"之后，突将笔锋劈入"袭琁室与倾宫兮，若登高眇远，肃乎临渊"。用历史上著名的末代暴君"桀作琁室，纣作倾宫"，警示"登高远望，当以亡国为戒，若临深渊也"（《汉书·扬雄传》颜师古注引应劭语）。故而《文心雕龙·诠赋》称道："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讽）"。

其次，由于这种自觉重视讽谕的创意，使得扬雄四赋在铺陈中又融入说理，表现出辞采昳丽，且思理深赡的独特风范，而不同于司马相如。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长杨赋》。此赋的创作缘由，据《汉书》本传为："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网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网为周阹，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扬）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借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讽。"全文一千多字，结体宏大，开篇虚构人物对话，"叙客主为首引"，中间铺陈，"闳侈巨衍"，凡此种种都效司马相如；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并未描写田猎的盛大场景，而是先以"子墨客卿"的提问，寥寥十数句，通过"盖闻圣主之养民也，仁沾而恩洽，动不为身"，反衬"今年猎长杨，。。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立即点出讽谏之旨："亦颇扰于农人。。。岂为民乎哉？。。本非人主之急务也。"如此干脆利落，指陈当今，与司马相如赋就迥然相异了。接下去以"翰林主人"作答而展开时，又先追叙历史上为除暴秦高祖的艰难创业："当此之勤，头蓬不暇梳，饥不及餐，鞮鍪生虮虱，介胄被沾汗，以为万姓请命乎皇天"；为守成业文帝的躬服节俭："绨衣不弊，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无文。。。"为安边患武帝的振旅兴伐："疾如奔星，击如震霆。碎轒辒，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遂躐乎王庭。。。"以前世功业，来与当今荒淫扰民作对比。而在叙及此次田猎时，则采用反话正说，看似颂扬，实乃否定的手法，如"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复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农不辍耰，工不下机，婚姻以时，男女莫违。出恺悌，行简易，矜劬劳，休力役，见百年，存孤弱，帅与之同苦乐。"从强烈的矛盾反差中，取得既含蓄又有力的讽刺效果。最后，更通过子墨客卿听此一段起伏跌宕的宏论后，"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体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发矇，廓然已昭矣。""表现出耐人寻味的思理。总览全赋，在运笔行文上，也显流利晓畅，没有词藻的堆砌，无涩滞臃肿之感，不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大赋少见的高度。唐代韩愈认为："子云、相如，同工异曲"（《进学解》）。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扬雄的骚体赋则以屈原楚辞为楷模而学之。《汉书》本传说他早年即"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由此可见其模拟。至今仅存的《反离骚》，在为屈原鸣不平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内心身处昏暗的郁愤，但从辞中所反复提出的一系列疑难来看，则表现了缺乏屈原的情志坚贞，而显得消极；在艺术上又没有创新，因此成就不高，被刘勰批评为"思积功寡，意深反骚，故辞韵沉膇"（《文心雕龙·哀吊》）。

扬雄的赋文，更值得注意的是《逐贫赋》与《酒赋》。

《逐贫赋》别开生面地将"贫"拟人化，而由作者"扬子""呼贫与语"，通过一番煞有介事的斥责：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飡。。。徒行负赁，出处易衣。

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体霑肌。朋友道绝，进官凌迟。厥咎安在？职汝为之！舍汝远窜，昆仑之颠；尔复我随，翰飞戾天。舍尔登山，严穴隐藏；尔复我随，陟彼高冈。舍尔入海，泛彼柏舟；尔复我随，载沉载浮。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复久留。

表现了生活贫困的窘境以及极想摆脱而又摆脱不掉的无奈心态，于谐谑中寓悲愤辛酸。然后再以"贫"作答辩，赞颂清俭治世，谴责奢富乱政：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尧，誓为典则。土堦茅茨，匪雕匪饰。爰及季世，纵其昏惑。饕餮之群，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骄。瑶台琼榭，室屋崇高。流酒为池，积肉为崤。是用鹄逝，不践其朝。

又在谐谑中抨击了当时社会的未世堕落和黑暗，生动而有味。如此作品，可谓立意新颖，构思奇妙，寓庄于谐，揭露深刻，是赋体文学中前所未有的创新，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唐代韩愈《送穷文》、柳宗元《乞巧文》，皆源于此。

《酒赋》所传甚短，不足百字，然而却创意新奇，笔锋老辣，充满艺术魅力。全文如下：子犹瓶矣。观瓶之居，居井之湄；处高临深，动常近危。酒醪不入，藏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缠微。自用如此，不如鸱夷。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常为国器，托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由是言之，酒何过乎？

作者采用借物喻人的手法，十分形象地以汲水之瓶喻高洁之士，处处掣肘；以盛酒的鸱夷（皮囊）喻得势小人，却"常为国器"。巧诘滑稽而深寓愤世疾俗之思。

扬雄作为与司马相如齐名的赋家，对赋体文学所作的贡献，除表现为在创作上引人瞩目的成就外，还表现为经多年实践，最终首先从理论的高度，对风靡一时的汉代散体大赋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汉书》本传说："（扬）雄以为赋者，将以风（讽）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讽），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而不为。"《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亦说："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这些看法，在他的学术著作《法言》中都有明确的论述。如：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

"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以上观点，从儒家传统的重教化的思想出发，单纯强调讽谕、法度，而排斥审美取向，乃至于完全否定了包括他自己创作在内的赋体文学，当然是片面而偏激的。但是，就散体大赋的发展实况而言，其歌颂应景往往流于帮闲；即便有所讽谕，也多被闳侈巨衍的丽靡之辞所淹，委婉含蓄到极不分明的程度，主观创意与实际效果相矛盾；不厌其详的铺陈体物，又妨碍了内心情感的抒发。这些都确实影响了作为文学作品所应该起到的反映并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作用。不仅司马相如《大人赋》有此缺欠，就是自觉贯彻讽谕意图的扬雄《长杨赋》，尽管用反话正说手法讥刺成帝荒侈，也要绕一个大弯子纵谈"今朝廷纯仁，遵道显义，并包书林，圣风云靡，英华沉浮，洋溢八区，普天所覆，莫不沾濡。"等等，难免不"览者已过"，"劝而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讲，扬雄的批判又是尖锐而深刻的。作为最优秀的汉赋作家，扬雄基于这种认识"辍而不为"，实际预示了散体大赋已不再有前途，必须由体物向缘情转化。

2。刘向与刘歆在西汉末世反思怀古思潮的影响下，当扬雄激烈地否定汉赋之前，与他同时代的前辈及同辈著名学者、文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则都大力提倡抒情述志、表现忧思悲慨的骚体赋，为赋体文学向缘情的转化先期作了准备。刘向（公元前79-前8年），字子政，沛（今江苏省沛县）人，西汉宗室，为楚元王刘交之后，本名更生。年二十在宣帝朝被擢为谏大夫，曾因事下狱，后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为文学侍从。元帝即位后，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由于反对外戚横行、宦官擅权，两次入狱，并被被夺爵位，免为庶人。直到成帝时，才又被起用，改名为向，任光禄大夫，依然关心政治，上书言事。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受命整理校雠皇家所藏经传诸子诗赋等书。每一书成，则条其篇目，撮其旨要，录而上奏，成《别录》。后以中垒校尉终。

刘向学识渊博，是兼通经、史的学者和文学家。早在宣帝朝，即"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汉书·艺文志》就著录有三十三篇，其数量仅次于枚皋、淮南王、严助，在西汉赋家中居第四位。但目前所传，除《古文苑》中"缺讹难读"无法见其面貌的残文《请雨华山赋》外，只有保存在他所编辑的《楚辞》中的《九叹》一篇。刘向一生，身历昭、宣、元、成四世，恰临王朝由盛入衰、赋体文学也随着发生转变的时期。宣帝时，他以二十余岁的青年人，受召进对，投皇帝所好，所献数十篇赋，尽管无一存留，但从情理推测，必为时尚的体物大散。这在《请雨华山赋》的残文中隐约可见端倪。元、成之际，政治腐败，国事日非。刘向以身为宗室，"吾而不言，孰当言者？"屡屡上言切谏，却反遭迫害，于是反思怀古之心愈浓厚，故放弃大赋，转而创作骚体赋，排遣忧愤。他的《九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王逸在《楚辞章句·九叹叙》中说："（刘）向以博敏达，典校经书，辩章旧文，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叹者，伤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泽，犹伤念君，叹息无已。所谓赞贤以辅志，骋词以曜德者也。"可以说大体准确。《九叹》共分九个章节，即：《逢纷》、《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远游》。其内容为代屈原立言，反复抒发其不见容于君、不受知于世的忧思悲慨，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虽为伤悼先贤，也是借古人杯酒浇自己胸中块垒，如《怨思》中写："念社稷之几危兮，反为仇而见怨。思国家之离沮兮，躬获愆而结难。若青蝇之伪质兮，晋骊姬之反情。。。孽臣之号咷兮，本朝芜而不治。犯颜色而触谏兮，反蒙辜而被疑。。。时混浊犹未清兮，世殽乱犹未察。"这与自贾谊《惜誓》以来作品的情结大体上是相一致的。从其结构来看，每章独立成篇，且篇未都有"叹曰"为尾声，显然追踪屈原《九章》，在创作思想上，复古的倾向更分明。

刘向除通过创作上改变赋体，以表达重视长期以来并非时尚的骚体赋外，更重要的还有借整理文献，编选了被后世誉为"总集之祖"的《楚辞》。在《楚辞》中，首先收录了屈原《离骚》以下的全部作品，以示尊崇；其次再选录从宋玉《九辩》至自己《九叹》，各个时代著名赋家严格采用骚体悲悼屈原、寄寓哀思的作品，以示承继。这就为以缘情为特点的汉代骚体赋经盛世的相对沉寂之后，于未世重新振起，再度活跃，作了正本清源的重要工作。

刘向之后，其子刘歆也基于反思怀古、以礼乐求治的思想，在倡导古文经学的同时，又有骚体《遂初赋》的创作，显示了汉末赋体转变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

《遂初赋》作于哀帝朝。当时刘歆因欲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于学官，遭坚持今文经学的《五经》博士的反对，故而写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触怒时为执政大臣的大司空师丹，于是不得不放弃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的朝职，自求外任。他先为地处中原的河内太守（郡治在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但到任伊始，又因宗室不宜典三河地区，而徙往地处塞外荒漠的五原郡（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于是因"朝政已多失"，自己"以论议见排摈，志意不得之官"，所以当"经历故晋之域"时，"感今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往事而寄己意。"（引文出《古文苑·遂初赋序》）。此赋开始从贤佞不分，朝政昏乱，自己由于惧祸而不得不出朝，远"守五原之烽燧"写起，继而以白描的手法，叙写过太行山，入天井关，经旧黎侯国的壶关县，到高都县而北行，直到太原，行进在三晋大地，一路上吊古伤今，以春秋时晋国后期"枝叶落而不省兮，公族阒其无人。日不悛而愈甚兮，政委弃于家门。。。宝砾石于庙堂兮，面隋、和而不视。始建衰而造乱兮，公室由此遂卑。"抒发了对当时外戚专擅危及社稷的忧伤，并对蛾眉见妬、方直难容的世道积习，表示了悲愤的批判。特别是当登越句注山，历雁门，入云中郡，抵达边城五原时，通过对萧条旷野、漫漫沙埃、积雪严寒、凄风惨怛等等塞外景象的生动而具体描绘，强烈地宣泄出内心谪居的苦闷之情。像这样融真情于实景的艺术手法，丰富了赋体文学的表现力，开启了后世述行赋的先河，是值得肯定的。刘歆《遂初赋》可谓西汉末叶最后一篇优秀的赋作，同时也是骚体赋再度活跃时有创意的力作。

（五）东汉前期赋的创作公元8年，西汉王朝被自身的腐败击垮，掌握大权的外戚王莽篡位，建立了新朝。从此以后的十五年中，王莽打着变法改革的旗号，实际推行更加残暴的统治，很快就激发了遍及全国的农民大起义，整个社会陷于战乱之中，王莽新朝被摧毁。到公元25年，南阳豪强刘秀称帝，重建汉朝，因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东汉自光武帝、明帝至章帝的六十余年，史断为前期。这一时期大致可称新建政权的经营、巩固和发展期。值王莽新朝农民大起义之后，各地豪强并起，纷纷割据一方，因此光武帝首先面临的是削平割据，安抚百性，整顿吏治，恢复生产。经过十多年用兵，国家得到统一，实行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政权逐渐稳固。到明帝时，甚至出现了"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后汉书·明帝纪》）的繁荣局面。如此社会状况，反馈到文学艺术主体的赋的创作中，就使得一个时期之内，前后景观颇不相同：光武帝建武年间，继西汉末世仍为散体大赋衰歇，骚体赋活跃发展；而明帝永平年间，散体大赋却犹如回光返照，再度复燃，但毕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成为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后一搏。

1。建武赋坛此时最早有赋传世的是《汉书》的著者班固的父亲--史学家、文学家班彪。他的《北征赋》作于公元25年。当时刘秀虽在高邑（今河北省高邑县西南）称帝，而旧都长安实际上已有被新市、平林义军所立的更始帝刘玄。不久，起义军分裂，赤眉军攻入长安，在战乱中长安被毁，于是二十三岁的班彪出逃凉州安定郡的高平（今宁夏固原），因作此赋。《北征赋》用骚体，追迹西汉刘歆《遂初赋》述行的声气，不以浪漫的比兴抒情，而写从长安到安定途中见闻，感时伤乱，既表现了自身"遭世之颠遣兮，罹填塞之厄灾"的流离之悲，又反映了乱世之中社会的动荡和民生的疾苦，尤其应该肯定的是，除吊古伤今外，还即景生情，通过对塞外荒野的描绘，抒发内心情怀，虽然模拟刘歆《遂初赋》，但较之更为简练而不失之繁缛，情与景交融得更显和谐。如："隮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猋发以漂摇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鸡鸣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悢以伤怀。"《北征赋》全文不过五百多字，尽管由于班彪涉世未深，还不可能抒泄出更深曲的情思和沉至的怨愤，但这样与大赋迥异的短小篇幅，实已开抒情小赋的先河，表现出赋体文学风格的转变，在赋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与班彪同时的赋家还有被誉为"豁达激昂，鹰扬文囿"（张溥《冯曲阳集题辞》）的冯衍。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人，幼有奇才，二十岁而博通群书。王莽时，不肯出仕。义军起，投更始帝部下；因后降刘秀，故不被重用，出为曲阳县令。在此期间，由于结交外戚，迁为司隶从事，然亦由此而得罪，免官归里，闭门自保。建武末年曾上疏自陈，犹不被任用，故作《显志赋》以自励。

冯衍《显志赋》前有序文，慷慨自论作赋缘由及主旨，表示自己二十余年来，虽然"正身直行"，"好俶傥之策"，但"时莫能听用其谋"，故"喟然长叹，自伤不遭"，只有退而幽居"新丰之东，鸿门之上"的祖茔，"游精宇宙，流目八纮。历观九州山川之体，追览上古得失之风，悯道陵迟，伤德分崩"，并"眇然有思陵云之意"。于是仿效屈原《离骚》、《哀郢》、《涉江》的笔法风格，抒发了个人遭时不遇的忧愤不平，艺术个性有所加强。2。班固与建武年间抒情寄慨的骚体赋承传前世而继续发展活跃的势态相反，到明帝永平时，由于政权的巩固，出现东汉一代的太平盛世，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点缀升平，所以早在西汉成、哀之　际，就被刘向、扬雄否定并逐渐消歇的散体大赋竟再次抬头，这　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班固。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人。东汉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汉书》是我国第一　部断代史，为后世封建王朝官修正史的楷模（对此将有专章介绍）。作为赋家，他的创作活动主要表现在身体力行地提倡散体大赋上。班固有浓厚的忠于皇室的正统思想。根据明帝批评司马迁《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表彰司马相如"颂述功德，。。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的诏令（见《文选·典引序》），他不仅在《离骚序》中，一反自西汉刘安《离骚传》以来对屈原的高度评价，指责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对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而且在《两都赋序》中，与扬雄论赋截然相反，对以司马相如为首的西汉大赋从为封建王朝"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角度，给予了毫无保留的全面肯定，将其与儒家至高无上的经典《诗经》相提并论，赞其"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炳焉与三代同风"，认为"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理论的支配下，他在明帝永平年间创作了著名的《两都赋》。

《两都赋》在结体与手法上完全仿效司马相如《子虚赋》。《子虚赋》分《子虚》、《上林》两部分，《两都赋》则分《西都》、《东都》；《子虚赋》虚拟"亡是公"针对楚之"子虚"、齐之"乌有先生"互相炫耀，而"明天子之义"，《两都赋》由虚拟"东都主人"针对"西都宾"赞扬长安，"望朝廷西顾"，而"盛称洛邑制度，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子虚赋》前后两部分转接用"亡是公听然而笑曰"，《两都赋》则用"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两相比较，如出一辙，在总体风格上缺乏艺术创新，未能越出西汉藩篱，不过是以超过《子虚赋》近一千二百字的篇幅，更加典丽宏大而已。至于相如《子虚赋》针对当时诸侯曾割据谋叛，而维护皇朝统一，且就帝王淫侈，尽管委婉，毕竟有所讽谏，而扬雄《长扬赋》，讽谕之旨则更为自觉；但班固《两都赋》选材不过是涉及都长安、洛阳，哪个更有利王朝统治，中心思想则只在"宣上德而尽忠孝"，从内涵意义而言，又似不如了。

然而班固毕竟天资聪颖，"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后汉书》本传），学识渊深，有精湛的艺术修养，写作文章，独具风范。《后汉书·班固传赞》评道："（班）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娓娓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这种特色在《两都赋》中，也有明显的表现。首先，《两都赋》所描述的具体内容，已不再像司马相如那样重在帝王宫苑、游猎，而是借鉴扬雄《蜀都赋》，创造性地发展为京都山河形势、表里布局和雄伟气象，虽然不能全免大赋夸张渲染失实之病，但由于采用了不少实际的历史地理资料，而不显过分虚浮，有真切的现实感。如对长安城内及郊野的介绍：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万，疆埸绮分，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敷棻。

无论是都城形胜、街市繁华，还是郊野气象、农桑丰硕，都有具体而生动的艺术表现，确实"文赡而事详"，引人遐想。另外，在语言的运用上，排偶之中，音调和谐，极少奇僻的异体字，明畅顺达，无汉赋常见的臃肿涩滞之弊，又确实"使读之者娓娓而不厌"。正因如此，班固赢得了与司马相如、扬雄以及稍后张衡并称汉代四大赋家的盛誉，《两都赋》所开创的京都大赋体制，也直接影响了张衡《二京赋》以及西晋左思《三都赋》的创作，不仅蜚声文坛，而且被萧统《文选》列为第一篇，刘勰也称其"明绚以雅赡"。尽管《两都赋》在艺术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历来为士大夫所重，但是总体来看，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革除早已被扬雄针砭的散体大赋自身具有的通弊，从而扭转其衰竭之势。就赋体文学发展的趋势而言，当大赋已经定型为以"穷泰极侈"的笔墨达颂圣之旨，即便有讽谕，也不过"劝百讽一"，而以骚体为代表的抒发内心情怀之赋，正越来越成熟，在显示出强劲的艺术生命力之时，仍要恪守老路，企图重新振兴，毕竟是违反客观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断不会成功。

其实在对待赋体文学的正常发展走向上，班固实际也是自相矛盾的。这不仅表现在其于明帝永平初给辅政的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的奏记中，曾高度评价屈原："屈子之篇，万世归善。"与以后希明帝诏旨诽毁屈原"露才扬己"大相径庭，并效《离骚》之体，作《幽通赋》述志明意，而且当章帝继位后，因官职未能高升而有怨思时，又效东方朔"托古慰志，疏而有辨"的《答客难》体，作《答宾戏》，尽管表面上堂皇地表示自己"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但通过"宾"之口"戏主人"所说的"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带冕之服，浮英华，湛道德，■龙虎之文，旧矣。卒不能摅首尾，奋翼鳞，振拔洿涂，跨腾风云，使见之者景骇、闻之者响震"，仍能味出其内心不平衡的情绪。正如范晔《后汉书》本传所道破的："固自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作《宾戏》以自通焉。"所以虽然成就不能与东方朔独辟蹊径相比，然而还是发泄了隐秘的真情。

3。永平、建初赋坛这一时期赋坛是很活跃的。凡在《后汉书》中列于文苑、或有专传的文臣，很少有未作过辞赋者。其中具代表性的有杜笃、傅毅。

杜笃（？-78年），字季雅，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人。博学，善文辞。他在光武帝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左右，曾作《论都赋》。此赋颇具创意。他缘以东汉政局稳定之后，光武帝行幸长安，"经营宫室，伤悯旧京，。。凄然有怀祖之思，喟乎以思诸夏之隆"，而洛阳人士心存疑虑，于是写此赋，阐明"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并上奏。《论都赋》采取大赋设客主问答的形式，开篇以散文为序，本体以韵文展开，语多铺排，言辞辩赡，打破了以往文学之士献赋颂圣娱悦的老例，居然作为疏章，奏谏国事，提高了赋体文学的政治品位，将经国济世的应用性与审美娱情的艺术性结合在一起，在大赋衰竭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表现题材，扩大了内在张力，在内容上直接启发了班固《两都赋》的创作。杜笃还有一篇《首阳山赋》载于《古文苑》中传世。此赋并非意在写山，而是通过神遇西周初隐居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来宣泄自己遭时不遇的内心郁愤之情。短小精悍，独创新风。特别是开始对首阳山的描绘："嗟首都之孤岭，形势窟其盘曲；面河源而抗岩，陇塠隈而相属。长松落落，卉木蒙蒙；青萝落漠而上覆，穴溜滴沥而下通。高岫带乎岩侧，洞房隐于云中。"寥寥数笔，描绘出幽深之意境，寓情于景，将情与景较完美地融为一体，在赋体转变的过程中作出了贡献。

傅毅（公元45？-90？年）字武仲，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咸阳市西）人。少博学。章帝建初中，以文学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和帝永元初年，为大将军窦宪司马，不久而卒。傅毅在文坛上，与班固齐名，曹丕《典论·论文》称他们"伯仲之间耳"。在赋的创作上，当散体大赋已经式微，虽然班固重又提倡，并写《两都赋》身体力行，但也总是不可能恢复司马相如时代的风采，于是傅毅另辟途径，更以复古的手法，去追踪大赋的祖型。这显然有革除司马相如大赋"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的积弊，而使其恢复正常发展的意图，可谓用心良苦。为此，他继踵枚乘《七发》作《七激》。这是二百多年来所谓大赋中"七体"的第一篇赓续之作，并一时引起了纷纷仿效的"七体"热，然而从成就看，却不能与枚乘《七发》相比。《七发》是基于贵族王侯日益严重的生活侈靡、精神颓萎，痛下针砭，并以包融百家文化的"要言妙道"去解惑，现实的针对性很强，思想观念上积极有为；而《七激》则是针对"徒华公子，托病幽处，游心于玄妙，清思乎黄老"，而批评他"变度异趣，违拂雅心，挟六经之指，守偏塞之术，亦有所蔽与，何图身之谬也！"于是以历述音乐、饮食、车马、田猎、游观等，"论天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综道德之弥奥"来启发他，最后全为颂圣："汉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协畅，万机穆清。于是群俊学士，云集辟雍，含咏圣术，文质发矇，达牺农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坟，遵孔氏之宪则，投颜闵之高迹。推义穷类，靡不博观；光润嘉美，世宗其言。"这在语言的运用上虽然有如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所评的"会清要之工"，但平心而论，在总体艺术上既没有创新，在思想观念上也愈显相对枚乘的偏狭和倒退，因此价值并不高。另外，傅毅更向上袭祖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的形式，创作了《舞赋》。这倒是一篇在艺术上颇具创意，有很高审美价值的优秀作品。此赋假托楚襄王游云梦将置酒宴饮，与宋玉以"何以娱之？"相问答，于是宋玉陈赋"材人之穷观，天下之至妙"的舞蹈。这是古代对大规模宫廷乐舞的第一次细致而生动的文学描绘。它首先叙写了在明月之夜，于灯火辉煌中，宫中舞场的布置、气氛，舞女的容貌、妆扮，伴舞的乐声、歌辞，接下去具体再现了舞女美妙舞蹈的全过程：于是蹑节鼓陈，舒意自广。游心无垠，远思长想。其始兴也，若俯若仰，若来若往。雍容惆怅，不可为象。其少进也，若翱若行，若竦若倾。兀动赴度，指顾应声。罗衣从风，长袖交横。络绎飞散，飒擖合并，鶣鷅燕居，拉■鹄惊。绰约闲靡，机迅体轻。。。于是合场递进，按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佚态横出，瑰恣谲起。眄般鼓则腾清眸，吐哇咬则发皓齿。摘齐行列，经营切拟，仿佛神动，回翔竦峙，击不致。。，蹈不顿趾，翼而悠往，暗复辍已。及至回身还入，迫于急节，浮腾累跪，跗蹋摩跌，纡形赴远，漼似摧折，纤縠蛾飞，纷猋若绝。超逾鸟集，纵弛殟殁，蜲蛇姌袅，云转飘忽，体如游龙，袖如素霓。徐收而拜，曲度究毕，迁延而笑，退复次列。

如此精湛传神的文学笔法，确实上承宋玉，下启曹植，充分显示了傅毅深厚的艺术功力和美学追求，其价值远过"宣上德而尽忠孝"的平庸之作，是这一时期汉赋中不可多得的美文。

（六）东汉后期赋的创作公元88年，汉章帝死，年仅十岁的和帝即位，外戚窦宪掌握了朝权；四年后，和帝依靠宦官郑众诛杀窦宪，又开始了宦官干政。从此，东汉王朝进入了由盛入衰的后期。经安帝、顺帝到桓帝、灵帝，百余年间，外戚、宦官往往通过野蛮屠杀交替专权，政治极其腐败黑暗，豪强势力恶性膨胀，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各种矛盾不断激化，最后终于触发了黄巾大起义，导致全国性的军阀混战，而东汉统治也就让位于三国鼎立了。这样的时代环境，使班固重新提倡的以"雍容揄扬"地颂圣为特点的大赋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抒下情而通讽谕"，还是"宣上德而尽忠孝"，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现实迫使他们对朝政失掉信心，总要在作品里强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绪、思索。再加上文学领域除赋之外，诗歌也逐渐摆脱传统经学、夷夏观念的束缚，冲破音乐附庸的地位，成为语言艺术的重要形式，走上自觉发展的道路，文苑已经不再是赋体一统天下。凡此种种，都必然给赋的创作以深刻的影响，促使其从内容到形式都一定要革故更新，从有固定模式，热衷于脱离实际地聚事征材、纂组辞藻而忽略、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转变为灵动自由，短小精悍，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抒情述志的新体制，否则就势必被不断发展的文学所淘汰。而这一时期，恰恰是汉赋完成了自身转化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张衡则为杰出的代表。

1。张衡张衡（公元78-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省南阳市北）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和杰出的文学家。少年时即善属文，曾游学长安附近的三辅地区，后抵京城入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却无骄色，且淡泊宁静，不追逐名利。因慨于王公贵族日益腐败，被举为孝廉而不行，公府征召而不就，甚至大将军邓骘几次邀请，他都拒绝。直到安帝亲下诏令，才入朝为郎中。后迁尚书侍郎，又转为太史令，前后十四年主持天文、地理、气象等观测和研究，著名的浑天仪、候风地动仪等自然科学的旷世杰作，就制造于这一期间。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升为侍中。因秉性正直，受到宦官谗毁，于永和元年（公元136年）被挤出朝，任河间相。虽然任内"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擒，上下肃然"，有效遏制了河间王刘政的"骄奢不遵典宪"，打击了"豪右共为不轨"，颇有政声，但是毕竟深慨于朝廷昏暗，志向难伸，前途凶险，不得不于永和三年（公元138年）上书"乞骸骨"退休。然而不获允，并再调回朝任尚书。一年后去世，终年六十二岁。

张衡是汉赋发展史上承前启后、具有划时代巨大贡献的重要作家。在他一生作赋的生涯中，首先是虚心学习，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近取班固《两都》而有《二京赋》；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踪班固《幽通》作《思玄赋》；七体则步枚乘《七发》、傅毅《七激》作《七辩》；文赋则依东方朔的《答客难》、班固的《答宾戏》作《应间》。其他还有受扬雄《蜀都赋》启发作《南都赋》；效傅毅《舞赋》而再作《舞赋》等等。以上所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如《应间》，固然踪迹东方朔的《答客难》和班固的《答宾戏》，但是又不似东方朔反话正说，辛辣尖刻地发泄遭时不遇的愤诽，也不似班固隐微地抒发内心"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的不平衡的怨思，而是通过有人对自己自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为太史令，六年未迁升，建光元年（公元121年）转官接近皇帝、较有权势的公车司马令后，于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又复任太史令，认为是"失志"，"非进取之势也"，故说非难闲话的回答，重在表明自己坚持高尚修洁的操守："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歙（胁）肩"。"奉顺敦笃，守以忠信；得之不休（美），不获不吝（耻）"。并且尽管不被世俗理解也不愁闷，"居下位而不忧"，一心"与世殊技，固孤是求"，在太史令的位置上笃志于天文、科技的潜心研究，根本不以官职势禄为意的人生志向。考察张衡一生正直不阿，淡泊宁静地投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而且做出了享誉世界的伟大成就，推动了人类文明进展的事实，此赋自有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经如此广收博取的学习继承，张衡更突出的还在于能融汇贯通，极富创造性地以《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采摛文、闳衍巨侈、重体物而淹情志，向清新爽丽、短小精练、情境相生的转变，而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

张衡赋的代表作历来公认为是《二京赋》、《思玄赋》和《归田赋》。

《后汉书·张衡传》说："（和帝）永元中（公元96年左右），。。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全赋结体宏富，长达七千六百多字，为汉代所仅见，然而就形式而言，则完全蹈袭班固的《两都》，不过是标准的大赋，并没有实质上的发展创新，未能越出旧模式的藩篱。论到成就，则主要表现在惩奢劝俭的讽谕立意、丰富多彩的具体内容以及灵动流利的艺术技巧几方面。

首先，在立意上既不同于"曲终而奏雅"，也不是"宣上德而尽忠孝"，而是真正实践了"抒下情而通讽谕"，并且较之扬雄的《长杨赋》更显深刻。这表现在上篇《西京赋》虚构"凭虚公子"盛陈西京气象时，就始终贯注着对汉代帝王奢靡淫侈的揭露。如："惟帝王之神丽，惧尊卑之不殊。虽斯字之既坦（大），心犹恁（懑）而未掳（舒）。思比象于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庐。"身居于极尽豪华富丽的宫殿中，仍然唯恐与人臣显不出尊卑的不同，还觉不满足，而想天帝的紫微宫，恨不能占有被项羽烧掉的阿房宫。所谓"取乐今日，遑恤我后！既定且守，焉知倾陁？"更有甚者，竟异想天开"立修茎之仙掌，承云表之情露。屑琼药以朝飧，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乔，要羡门乎天路。想升龙于鼎湖，岂时俗之足慕。"造仙手承露盘，作长生不老药，幻想成仙飞升。于是紧接着极辛辣地质问："若历世而长存，何遽营乎陵墓！"力度之大，前所未见。到下篇《东京赋》，则又通过虚构的"安处先生"历数古代特别是秦亡的教训，畅说节俭宽民、遵教兴化的重要，对"凭虚公子"的侈靡之论进行批驳。所举之事，皆为两汉前期奉行与民休息的让步政策呈现的盛世景象，毫不涉及当今，而且最后更严厉斥责"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娱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初制于甚泰，服者焉能改裁？"其明确的针对性和思想的深刻性，都是迄今同类大赋罕见的。如此始终一贯的惩奢劝俭的讽谕立意，使得《二京赋》充盈着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个性特征明显，具有相当突出的积极的思想价值。

第二，在具体内容上，由于《二京赋》规模空前巨大，故而其内在容量也更加丰富多彩。为体现对统治者长期以来愈演愈烈的骄奢淫逸的揭露，以及提倡节朴宽民、遵教兴化的立意主旨，张衡在选材上竭思殚虑地罗织了大量的有关事物场景，凡诸山川城邑、宫殿苑囿、草木鸟兽、衣食乘舆、祷祀射猎、歌舞百戏、。。无不搜奇辑异，极尽铺陈，其表现范围大大超过了司马相如以来此类大赋作家的作品，虽然不能全免虚诡的弊病，但对汉代社会状况的再现确实更全面细致，不仅具有很高的人文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如《西京赋》中最为人所重视的对广场之上角觝妙戏（杂技百戏表演）的描写：乌获（力士）扛鼎，都庐寻橦（爬竿），冲狭（钻矛剌席筒）、燕濯（燕子点水），胸突铦锋（硬气功），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箎。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逶迤；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各种化妆舞蹈）。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霹雳激而增响，磅■象乎天威（舞台效果）。。。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魔术表演）。。。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侲僮逞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陨绝而复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橦末之伎，态不可弥，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杂技表演。）

第三，在总体框架上虽然未能跃出前人大赋的藩篱，但在创作技巧上，却表现出以过人的艺术才华，汲取自有文学，特别是辞赋创作以来，不断发展积累的成功的经验，消化吸收，融汇贯通，创造性地为我所用，铸成独具魅力的灵动风格。《二京赋》大量运用了浪漫的想象、夸张、渲染，但并不显过分的虚滥，很多都收到出人意表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艺术效果，极为生动形象，上举杂技百戏表演即是一例。再如对甘泉宫通天台的描绘："通天眇以竦峙，径百常而茎擢（直立一百六十丈而如巨树上拔），上斑华以交纷，下刻峭其若削，翔■仰而不逮，况青鸟与黄雀！伏櫺槛而俯听，闻雷霆之相激。"极写其高耸峻拔壮丽之貌，甚至伏栏俯听，滚滚雷声在下，使人不禁有身临其境之感。另外在语言上，宏富而不堆砌，藻丽而不平板，转接自如，清新流畅，无罗列奇字诘屈涩滞之病，铺张扬厉之中又不乏诗情画意的优美。如对洛阳宫苑的描绘："濯龙（池）芳林（苑），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蛿。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冽清。鹎鵘秋栖，鹘鸼春鸣；睢鸠鹂黄，关关嘤嘤。"与以前大赋中皇家宫苑一味豪华典重的描写，迥然异趣，更显自然真淳。

《二京赋》由于上述成就，而被后世评为"长篇之极轨"，确实堪称集汉赋之大成的作品。但是，如此一篇精雕细琢耗十年心血始能完成的作品，因受早已形成的固定模式、题材范围等限制，毕竟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不遗余力地"铺采摛文"而造成的臃肿呆板的缺欠，也不能从心所欲地述志遣怀，即使是对痛心疾首的丑恶腐败亦不能直接揭露批判，而需迂回缠绕，在大唱颂歌中隐寓讥刺，客观效果上还是难免欲讽反劝的弊端。因此，愈是再难企及的顶峰之作，就愈加宣示这种形式不再有继续发展的前途，必须彻底改造才能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论，《二京赋》实为标志着大赋体裁自西汉末衰歇，虽经班固重倡，似乎复燃，终究不过如昙花一现而已。此后赋坛再也不属于大赋了。就是张衡本人也转向了述志抒情的创作。如顺帝阳嘉四年（公元135年），因受宦官谗毁，"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而"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此赋为骚体，乃效屈原《离骚》，面对当时珍"萧艾于重笥兮，谓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羁要袅（骏马）以服箱（驾车）。行陂僻（邪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的贤佞不分、小人得意的黑暗政治，自己既然坚持正道，"不抑操而苟荣"，不"巧笑以干媚"，却受到排挤，而"何孤行之茕茕兮，孑不群而介立？感鸾鹥之特栖兮，悲淑人之稀合"。因此在悲愤伤痛之中，通过浪漫的想象，虚幻地超绝尘世，神游八极，寻觅安身立命之处。然而最终又不能不落于尘世，无可奈何地表示"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默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逍遥"，在儒家独善其身、道家避世无为中聊度余生。全篇针对衰朽混乱的现实以及自己志向难伸的境遇，抒情寄慨，有较强的感染力。但是也应该指出，像这样的骚体赋，在两汉时代已经有三百余年的创作历史，大抵都是仿效屈原楚辞，艺术上既无创新，内容上更不能与屈原作品那种与日月争光的博大辉煌媲美，正如《文心雕龙·辨骚》所说："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模拟文学总是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因此，张衡《思玄赋》就其继往开来的赋体文学创作道路而论，还只是属于并不成功的尝试。经过四十余年不断的继承、实践、探索，他终于在去世前一年创作出了著名的《归田赋》。此赋作于顺帝永和三年（138年）于河间相任上"乞骸骨"时。由于深感阉竖当道，朝政日非，豪强肆虐，纲纪全失，自己既"俟河清乎未期"，又"无明略以佐时"，使他从《思玄赋》所宣泄的精神反抗中顿悟到"徒临川以羡鱼"，不如退而织网，于是决心"超尘埃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以归隐田园的实际行动表示对黑暗政治的诀绝与抗争了。全赋极其短小明畅，不过二百一十一字，一洗以前汉赋闳侈巨衍、堆垛凝滞、虚夸损情的旧弊，脚踏实地，直抒心迹，特别是对想象中归田后田园景象的描绘：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睢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寥寥几笔，即勾勒出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一派欣欣向荣的自然风貌，既表达了对归田生活的向往，同时也暗寓对官场龌龊的厌恶。寄情于景，情景交融，语言清新，优美生动，历来深受人们爱赏。《归田赋》作为迄今最成功的抒情小赋，在赋体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代表了自西汉末叶以来赋体革新转变的最高成就，基本结束了大赋为主流的创作时代，而开辟了灵巧自如的小赋的新时期，使赋这种文学形式得以继续活跃发展。从此以后，特别是经魏晋到唐宋，虽几经演化，但无论是散韵、骚韵、俳体、文体，有成就的作家大多循此路径抒情述志、咏物叙事，丰富了文苑。

2。桓、灵赋坛顺帝之后，到桓帝、灵帝时，东汉王朝更深地陷于衰朽之中，统治集团异常酷虐，整个社会动乱不堪，正直之士沉沦下位，动辄横遭迫害、杀戮，因而悲愤抑郁，伤时慨乱。如此时代特点，反弹到文学上，为已经产生的抒情小赋提供了充分的发展契机，使其逐渐上升为赋坛主体，而流行了三百年的大赋，虽然由于惯性未曾绝迹，还不时有人拟作，却再也无可挽回地退居末流，成为古董。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小赋作家当属蔡邕、赵壹。

（1）蔡邕蔡邕（公元133-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省杞县南）人。少年博学，通经史、数术、天文，精辞章、音律、书画，是著名的学者、文学家。桓帝时，因憎恶宦官专权，一直居闲，不交当路。灵帝即位，始受聘桥玄。后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于东观，再迁为议郎。因上书言事，密奏奸邪乱政而得罪，被判死刑，后改流放，远徙朔方（今内蒙古）。翌年遇大赦放回，遂为避祸，亡命江海十多年。董卓乱政时，被逼任职，后被王允所杀。

蔡邕是汉代最后一位辞赋大家。其所作赋绝大多数为小赋，取材多样，切近生活，语言清新，往往直抒胸臆，富于世态人情，很有艺术的感染力。其中代表作品为《述行赋》。

据蔡邕自序，《述行赋》作于桓帝延熹二年（159年）秋。当时宦官擅权，朝政腐败，"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而昏庸的桓帝听中常侍徐璜说蔡邕善鼓琴，于是敕陈留太守将其送到京城。蔡邕行至洛阳附近的偃师县，即称病不前。因"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此赋一开始即以上路时的秋雨连绵、积滞成灾，即景生情，抒发"郁抑而愤思"的内心情感。"玄云黯以凝结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败而无轨兮，途泞溺而难遵"，于彤云密雨、路途泥泞的描写中，隐寓社会黑暗、世道艰难以及浓烈的忧思。接下去通过京畿所见所闻所感：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贵宠煽以弥炽兮，佥（皆）守利而不戢（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趋而竞入。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谄媚奸人），纠（查办）忠谏其骎急。。。周道鞠（尽）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淴（没）。

将统治者的穷奢极侈与人民百姓的极端贫苦，奸佞之徒的受到纵容与忠贞志士的横遭迫害进行比照，不仅强烈抨击了腐败政治，而且抒发了整个王朝陷入穷途末日的悲愤之慨。最后表示既然"无亮采以匡世兮，亦何为乎此畿？"故决心"爰结踪而回轨兮，复邦族以自绥。"尽管未免消极，但拒不为垂死王朝作点缀，也真切显现了作者的反抗和血性。全赋短小精悍，感情沉痛，批判深刻，情辞俱佳，是汉末抒情小赋的力作。

蔡邕小赋的题材多样，他甚至用以表现男女情爱，风格大胆而直率。《青衣赋》就是相当感人的好作品。在这篇言情小赋中，他真实地坦露了对一位出身微贱的美女的爱情：爱她的姿容："盻倩俶丽，皓齿娥眉"；爱她的勤快："精惠小心，趋事如飞"；爱她的能干："中馈裁割，莫能双追"；爱她贤淑："关睢之洁，不陷邪非"；热情地赞扬她："察其所履，世之鲜希"；为她的社会地位不平而惋叹："金生砂砾，珠出蚌泥。叹兹窈窕，散在卑微"；同时也为由于门第相隔而不能结合深感痛楚："寒雪缤纷，充庭盈阶。兼裳累镇，辗转倒颓。昒昕（晓明）将曙，鸡鸣相催。饰驾趋严，将舍尔乖。矇冒矇冒，思不可排！"感情是真挚的，表现了人情与封建礼法的矛盾撞击。如此题材的作品在汉赋中可谓惊世骇俗，绝无仅见，甚至招来卫道士的谴责，如当时的张超就写了一篇《诮青衣赋》，讥其"文则可佳，志卑意微"，因此愈显难能可贵。

（2）赵壹赵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人，与蔡邕同时代。

为人高才狂傲，秉性耿直，被世俗所不容，但不屈服。灵帝光和年间，曾因名望，十次被公府延聘，却皆不肯就职，终老于家。

赵壹的赋流传下来的只有两篇，即《穷鸟赋》和《刺世疾邪赋》，均载于《后汉书》本传。《穷鸟赋》为咏物抒情之作。因其倨傲耿介为世俗不容，屡次获罪，几乎被杀，由于友人救助才得脱免，故写信致谢。在信中深感不能畅所欲言，于是就作此赋，托穷鸟以自喻，用文学的形式表达世道险恶，自己横遭迫害的满腔愤激之情，以及对友人的由衷感戴。全篇才一百字，用规整的四言连骈而下，却似信笔挥成，通脱自如，绝无雕凿，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如写穷鸟的走投无路："毕网加上，机阱在下；前见苍隼，后见驱者；缴弹张右，羿子彀左，飞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内独怖急，乍冰乍火。"这虽然表现的是个人的际遇情怀，但确也写出了当时正直之士的普遍处境。

《刺世疾邪赋》在仅四百余字的篇幅中，对黑暗腐败政治的揭露抨击，其尖锐激烈直截了当，在整个汉赋中都是无与伦比的，尤其引人瞩目。赋一开始，就将批判的锋芒毫不含糊地指向了自"五帝三王"以来迄今一切封建末世："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而只能愈演愈烈："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即在于统治者"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其深刻犀利，实为一般惯于恪守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所不能及。继之又通过反复对比，对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公开曝光：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而这一切又都由于"实执政之匪贤"，"近习秉其威权"。那么不贤的人如何能执政？宦官近习又如何能秉权？说到底还在于"九重既不可启"！这样就层层深入地活画出了具有东汉末世时代特点的从舐痔拍马的谄佞，到掌握大权的执政、宦官，再到昏庸皇帝的那种"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极端腐败的政局。因此，他义无返顾地表示："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非存。"与之毫不妥协地抗争，愤怒激越的感情，直如火山喷发，震人心魄。与思想内容相协调，此赋一改堂皇典雅而为疏朗明快。尤其在最后，颇具独创性地以两首在文学史上有重要价值的优秀五言诗作结尾，更增强了艺术上的清捷简劲。《刺世疾邪赋》的出现，表明了汉末抒情小赋已经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强劲的艺术活力，令人信服地取代了僵化的大赋，而跃居于赋坛主体地位。

（七）汉赋的价值、成就及其嬗变的根本原因汉赋作为两汉四百年间文学现象的主体，其本身客观存在的重大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这种价值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

第一，汉赋是我国古代文学从自在、自为向自觉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最早脱离先秦文学不同程度地附着于音乐歌舞的状况，率先成为以文字为唯一载体、纯语言艺术为特征的文学品种，从而在文学史上掀开了不再借助其他艺术形式的独立的文学创作新时期。其意义的巨大、影响的深远，就文学本体的发展而言，不啻于革命性的变化。

第二，汉赋是这一历史时期审美意识不断丰富和提高的具体体现。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们势必冲破传统的相对封闭的自我，对多姿多彩的客观世界投入更多的关注，精神需求、审美意识也逐渐趋向多元化。而汉赋则正是这种文明进步在文学上的物化。它将先秦时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文学创作重在内心情绪的感发，延展到对外界事物形象的艺术再现，从注重美政、美德，扩大到包括自然美在内的一切客观美的追求，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愉悦性情的需要，从而对使文学的艺术功能更趋完善作出了贡献。

第三，汉赋是后世津津乐道的两汉文章之盛的主要体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风采。正是汉赋，以前所未见的浓笔重彩，形象而细腻地再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首次呈现的享誉世界的辉煌景象，不仅艺术地描绘出当时诸如自然山川、都会城邑、宫观园囿、帝王生活、民生疾苦、婚姻爱情、经济生产、物质文化等极为广阔的社会画卷，而且多层次、多侧面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在特定环境中饶具特色的诸如进取意识、自我完善意识、补衮意识、悲剧意识、怀旧意识、隐逸意识等精神心理，从而成为人们认识当时社会无可替代的珍贵艺术资料。

汉赋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非常令人瞩目的。这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

第一，极大地丰富并发展了我国古代体物文学，使其日趋成熟。先秦时代，文学的叙事状物是不够发达的。诗人总是重在抒发主观的内心情感，表现自我，而比较地忽视有意识地运用形象思维去搜捕客观的创作对象，进行细密的艺术概括，大抵不出"有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的范围，很少"体物写志"。这样就势必限制了文学所特有的艺术张力，不能充分展现广阔的大千世界。直到汉赋，才首次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践上，自觉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段"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不仅"极声貌以穷文"，而且"蔚为雕画"，从而奠定了我国体物文学的基础。其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影响之深远，甚至泽及现代。诸如在艺术观念上以大为美，强调"赋家之心，包括宇宙"，追求气势力量的宏阔博大；在创作构思上充分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驰骋想象，巧构幻境，夸张渲染，拟人状物，使所表现的事物往往较之自然形态更富于艺术创意，而显得神采飞动，激越人心；在描写技巧上善于把握整体铺陈扬厉，将宏观与细节结合在一起，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化描绘；在语言运用上非常注意熔铸华赡的词藻，词汇丰富，造语多变，句式参差，韵律铿锵，极大地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典雅华丽，发展了修辞技艺，奠定了美文学的语言基础。

第二，极大地开拓了文学题材。由于汉赋体物写志的特性，导致作家有可能将文学的触角探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较之前代开拓出了广泛得多的文学题材，几乎达到了无意不可入的程度。在中国文学史上，汉赋是体物文学的发端，大到城市建筑，小至花木虫鸟、工艺器皿，无不摄手；汉赋又是山水文学的先声，已经出现专门对自然山水景物的描绘篇章，如张衡的《温泉赋》、蔡邕的《汉津赋》等。除此之外，汉赋还开创了宫怨题材，田园题材，确立了纪行文学等。凡举种种，对文学艺术的繁荣无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盛极一时、形成汉代文学洋洋大观的大赋毕竟衰落了。虽经班固重新提倡，也无法挽救，最终不得不放弃故辙，让位给灵活短小、更加注重抒情述志的小赋。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是很耐人寻味的。汉赋的如此嬗变，原因很多，诸如形成了固定的体制模式，陈陈相因，再难有实质上的突破；虽说体物以写志，但连骈铺陈、穷极物象、往往庞大而臃肿，作家情志未免常被淹抑等。然而仔细分析，这些原因毕竟是属于表象、次要的。更深层的原因还在大赋的颂圣应制性。这种文学体裁自从在司马相如手中由吴楚郡国走进宫廷，成为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专利品，就决定了它基本上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以迎合皇帝一人所好为极致，而赋家也靠此得以进身，成为皇帝身边的"言语侍从之臣"，亦即御用文人。纵观两汉以大赋名世的赋家，几乎概莫能外。大赋一旦成为进身的"敲门砖"，势必吸引了大多数文人对此趋之若鹜，甚至东汉后期顺帝时，张衡《论贡举疏》中还特别奏谏"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能有焉。。。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可见早已形成风气。既然连扬雄、班固、张衡作大赋都要祖式司马相如而转相摹拟，更何况其他诸生。向皇帝献赋、在朝廷试赋，当然不出"宣上德而进忠孝"的颂圣。而一旦成"言语侍从之臣"，又必应制而"朝夕论恩，日月献纳"，仰天子之鼻息，诚惶诚恐，投其所好，为其帮闲；即使心有讽谕之思，在此场合，用此体裁，也不敢越雷池，只能将真情淹隐在一片颂辞之中，不可能率兴而发，明抒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过任何一种纯语言艺术的文学体裁像汉代大赋那样，从定型的时期开始，无论内容抑或形式都是完全颂圣应制性的。这种特性除使偏爱它的帝王感到欢愉和满足之外，很少能使有才华、有识见、有个性的作家真实而强烈地表现出主观情思，相反倒是常处于艺术创作时的知与行、心与手失衡的矛盾痛苦中，故而或转用适于行情的别体宣泄，或抑郁悲悼，或弃而不作。如司马相如的不得志"称病闲居，不慕官爵"，且做骚体《哀二世赋》、《长门赋》；枚皋"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故其赋。。又自诋娸（丑）。"；扬雄更蔑称其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因为文学毕竟是作家心灵的物化，不可能通过大赋这种文学形式充分展示作家心灵，而只能去取悦统治者，这才是汉代大赋走向绝境，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辟灵活自如的小赋，以真正体现"体物写志"宗旨的根本原因。

四、汉代散文（一）汉代散文的总体状况先秦之后，虽经"秦世不文"的短暂寥落，到汉代，散文又在国家政权封建大一统的广阔社会背景之下，继续发展起来，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汉代散文在前世基础上品类更加繁多。凡刘勰在《文心雕龙》文体论中所涉及的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三十种散文文体都已独立出现，而每种文体往往又细分为若干不同式样用途的小类，如书与记，就有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等二十四种之多，所谓"事本相通，而文意各异"。总之，确乎洋洋大观，如刘师培所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①此外，汉代散文虽然大多为应用文，很少有现代观念中的纯文学的散文，但是在优秀作家手中"述理于心，著言于翰"，往往"杂用文绮"，锻炼成为语言运用的艺术，将直接的实用性与艺术的审美价值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从而成为文学史上成就斐然、影　响巨大的文学现象。这里所说的直接的实用性，是指这些品种的散文在记事、论说中，主要用于针对社会与国家大事，表达政治　的、哲学的、伦理道德的思想观念、意见主张，以及在人与人之间进行诸如赞誉、劝诫、思念、哀悼等等情感的交流，有很强的工具性意义。而同时，为了取得最佳效果，这些散文品种又都十分讲究诸如布局谋篇、句式结构、修辞藻饰等形式上的完美；善于运用比兴、取象的手法，在叙事、说理或感情抒发中，都追求感性的直观性；再有，无论所涉及的是何种题材，即便是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也总是注入内心强烈的投入参与的意识，寄托自己的理想愿望、爱憎褒贬，从始至终流荡着主观激情。这样就使得文章自然地洋溢着形式美、形象美与情感美，有很强的审美价值。正因如此，使得汉代散文不仅品类繁多，诸体大备，而且文质相生，异彩纷呈。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正是在汉代散文的创作中，出现了司马迁的伟大巨著《史记》。它不仅以无与伦比的史学成就被公认为"史家之极则"（赵翼《廿二史札记》）、"史家之绝唱"（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而且在文学领域里也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新品种，并一举登上了无人能企及的高峰，使汉代散文愈加发射出璀璨的光辉。

（二）西汉前期的政论散文西汉王朝是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建立起来的。初建伊始，庶民出身的汉高祖刘邦对如何治理国家、巩固政权，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和理论上的准备，因此摆在他面前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尽快总结秦王朝乃至古往今来治乱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利自己的长治久安。于是，他曾对陆贾提出："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故而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

①　参见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书曰《新语》"（《史记·陆贾列传》）。从此在西汉散文中，首先掀起了以切用为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政论文著作热潮。

陆贾的《新语》是西汉最早出现的政论散文，但今之所见已非原本，真伪不可确认。陆贾之后，汉文帝时又有贾山"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名曰《至言》"。《至言》载于《汉书·贾山传》中，其内容反复以秦暴而亡、古代圣王贤德而兴为喻，忠心耿耿地为汉王朝出谋划策，文章大量使用排比、对偶句式，感情充沛，雄肆磅礴，既保留有战国游说的余风，又有儒家思想倾向，而这恰恰表现了当时政论散文的时代特征，所谓"汉初之文如此，昭、宣以后，盖希有矣"（姚鼐《古文辞类纂》）。

这一时期除贾山之外，政论散文的著名作家还有贾谊、晁错、邹阳、枚乘等人，其中贾谊、晁错的成就最高。1。贾谊的散文贾谊（生平事迹已见前）作为汉代杰出的文学家，不仅辞赋创作成就很高，而且散文创作也为世所瞩目。他的散文，《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五十八篇；今传有《新书》十卷，几乎全为政论，但因不能肯定辑成于何时，而且传写抄刻，脱烂失次，语句亦多不可解，故此历来读贾谊文，大多以《史记》、《汉书》所载的几篇奏疏为准。

大约在文帝初年贾谊超迁太中大夫前后，即以政治家的敏锐和卓见，热情而积极地投身于当时政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热潮中，写出了著名的《过秦论》上、中、下三篇。此文三篇，实为三段，扣准秦之过失的本题，分别论述始皇不明攻守之势，二世不知正倾，子婴不能救败，连环相属，剖析精微，得出"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的结论，最后归于为汉王朝总结教训引以为戒的大旨："野谚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全文分中有合，联三篇而相表里，章法灵活而又严谨；在语言表达上更是吸收战国论辩的长处，极富文采藻饰，铺张扬厉，纵横驰骋，使文章感情充沛，气势雄健，神完意足，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集中体现了经国济世的实用价值与语言艺术的审美价值的完美统一，被誉为"千古论说文中的魁杰"。

然而作为卓识远见的政治家，贾谊并非仅仅追随总结历史的时代风气，而是将审视的目光、探索的精神更加广泛地深入到当时社会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等几乎所有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写出了多篇广为流传的优秀文章。其中在他从长沙王太傅任上重返长安后，针对王朝形势仍"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处于"抱火厝之（至）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的危机中，但无论上下却误以为"天下已安已治"的严重局面，而集数篇奏疏剪裁熔铸而成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则堪称其代表作。此文洋洋洒洒六、七千言，涉及了王朝内部诸侯割据势力日益壮大危及中央集权的矛盾，对外纳币匈奴行臣下之礼愈使边境不安的祸患，以及富者侈靡、贫民卖身、官吏塞责的社会弊端，进而主张削诸侯、强国威、重农耕、易风俗、健全礼制、提倡道德、推行文教等等，并且提出具体措施和办法，内容丰富，慷慨陈词，感情浓烈，酣畅淋漓，议论说理，指陈时弊，毫无顾及，而且时用比喻，更增加了生动性，不仅是西汉一代的"鸿文"，而且也是散文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篇感人肺腑的"万言书"。《汉书·食货志（上）》还载有贾谊这一时期脍炙人口的著名政论散文《论积贮疏》。此文鉴于当时生产还没有根本上从秦末战乱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物资仍很匮乏，百姓仍很贫困，但少数富豪却"淫侈之俗，日日以长"，直接危及王朝政权这一形势，而适时提出重视农业生产，以积贮为"天下之大命"，社会的针对性极强。全文不足四百字，但既有透辟的分析，又有形象的描述，依然体现出"疏直激切，尽所欲言"的特点，产生了纠正时弊的积极作用，使文帝看到后，"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

由于贾谊政论散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故而历来深受推重，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称："贾生谋虑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经制之文，非经生所能道。汉臣后起者，得其一支一节，皆足以建议朝廷，擅名当世。然孰若其笼罩群有而精之哉！"

2。晁错及其他政论作家这一时期与贾谊同时，还有另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政论家晁错，也以很高的成就活跃在文坛上。

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颍川（今河南省禹县）人。曾学法家申、商刑名之学，兼通《尚书》。文帝时，以博学辩才且精于治政术数，拜太子家令，深得皇太子刘启的信任倚重，号称"智囊"，后屡屡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上书言事，纵论守边备塞，劝农立本，贤明政治等，为文帝所赏识，擢中大夫。到太子即位为景帝后，晁错更被委以重任，累迁内史、御史大夫，参预政要。这时，为巩固中央集权，他继续上书请削诸侯封地、权限，多所更定法令，又"为人峭直刻深"，而受到诸侯及朝中权贵的忌恨。于是在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等七国诸侯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终于发动武装叛乱时，由于景帝一时软弱轻信谗言，遂导致被杀，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者。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晁错有文章三十一篇，然大多已不存，现传的只有散见于《汉书》中的《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文学对策》等少数几篇政论散文。作为与贾谊相颉颃的政论家，他的文章在内容上不仅应合当时时代的热潮，积极总结古代圣王治世和秦朝覆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如其《贤良文学对策》答"明于国家大体"时，为"窃以古之五帝明之"，答"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时，为"窃以秦事明之"等，而且也与贾谊一样，以政治家深刻的洞察力和匡正时弊的满腔热情，将其视角敏锐地投向事关国计民生、政权安危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并通过分析论证，不失时机地提出切实可行的主张和具体措施，往往起到对现实的指导作用。

就在晁错任太子家令不久，因匈奴屡侵边境，于是他及时上《言兵事疏》。先是肯定文帝一反汉兴以来畏惧匈奴而明诏抗御，继而纵论用兵之道、临战之术，具体剖析"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指出："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确实言之凿凿，非一般纸上谈兵者所能比，受到文帝高度赞扬和重视。其后，晁错又上《守边劝农疏》，继续就抗御匈奴问题深入议论，在历史上首次卓越地提出屯田戍边的建议，并周密地设计了实施举措："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勿下千家，。。先为室屋，具田器"，然后从罪人至庶民，广泛招募，当免罪的免罪，当赐爵的赐爵，予以鼓励；开始时为其提供衣食，直到"能自给而止"；所募之人死去妻子或丈夫，出钱使其再婚；凡能从入侵匈奴手中夺得所掠财物，奖其一半归己，由官府补偿被夺本主的损失等，以使屯戍者"久安其处"。此疏奏上后，即被文帝采纳，定为国策，对当时乃至后世西北边疆的开发，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这一时期，晁错还针对农业生产尚未完全恢复，粮食供应一直紧张，经济形势很严峻，社会安定、边防巩固受到危及的形势又上脍炙人口的《论贵粟疏》。全文紧紧抓住"贵粟"，从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实际出发，高屋建瓴，援古况今，层层剖析，反复论证，又明确提出"损有余补不足"的"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以振兴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国力，对历史上"文景之治"的局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晁错的政论散文在语言艺术上也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和贾谊相比较，晁错的文章同样体现了汉初受战国纵横家的影响，铺排渲染，言词激切，气势磅礴，富于鼓动性，但同时又显出更加脚踏实地，分析透彻，逻辑严密，妥贴平实的个性。如果说贾谊更具文采，往往书生意气，挥斥方道，那么晁错则更为沉实，不刻意求奇，而以深识感人。例如《论贵粟疏》对农民状况的表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住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有排句，有对句，整散相间，错落有致，但却句句实在，气盛言宜，以情动人，充分写出了农民的困苦艰辛，自然传达出问题的严重性和内心深沉的同情。因此鲁迅说贾、晁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

这时以散文见长的还有邹阳、枚乘。

邹阳（公元前？-前129年）齐人。以文辩著名，曾以客的身份投吴王刘濞。后察觉到刘濞有谋反的迹象，于是上书劝谏；不纳，遂离去转为梁孝王客。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故被谗入狱，将处死，终因上书自辩而得免。他的文章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七篇，今所传仅剩《上吴王书》与《狱中上梁王书》两篇。

邹阳是汉初的游谈之士，故其文有明显的战国纵横家风范，博引史事，取喻设譬，排比铺陈，反复陈词，激昂慷慨，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但在思想上则是忠于汉室，维护统一，并非为追求个人的富贵利达，而与战国游士不同，明显地表现出西汉特色。例如《上吴王书》，为劝谏吴王刘濞停止谋叛阴谋，他首先引秦朝亡于"列郡不相亲，万室不相救"为教训，再顺势论析北方胡人、南方越人以及齐、赵、淮南各自有难，并不可靠，暗讽吴王阴连其人的不明之患，然后又连举吕后、文帝以来诸侯王谋乱皆无好下场，警告吴王："今天子新据先帝之遗业，左规山东，右制关中，变权易势，大臣难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复起于汉，新垣过计于朝，则我吴遗嗣，不可期于世矣！"结尾更以天子之强大深诫吴王不要妄动："高皇帝烧栈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东驰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则章邯以亡其城，陆击则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国家之不几者也。愿大王孰察之。"愈显文气充沛，气象磅礴，动撼心魄。

与邹阳同时的枚乘，也针对吴王谋反，先后写过两篇著名的《谏吴王书》。枚乘是杰出的赋家，他的散文则明显表现出辞赋特点，铺张扬厉，富于辞采，多用形象的比喻来增强直观性和感染力。特别是写于吴王兴兵作乱之前的第一篇，在开始时诚恳地表示"臣乘愿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恻怛之心于臣乘言"后，谏文几乎全用比喻启发明理，而且连用韵语，形成韵散相间的特殊风格。如："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太山。今欲极天命之寿，敝无穷之乐，究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以为大王惑也。"既将规谏的道理论说得十分透辟，又生动形象，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三）西汉中期的散文创作武帝即位之后，西汉历史掀开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诸侯势力的削弱，社会已经安定，政权已经巩固。因为汉初的那种积极总结历史成败兴亡经验教训已经不再是急需，统治者在政治上所热衷的焦点转变为如何更加强化中央集权，使自己的一家天下世代勿替，长治久安。因此，在思想上就需要新的理论，于是曾经盛行过的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不再适合统治者口味，而儒家君权天授的思想则更受到大一统皇权的青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才出现了《汉书·武帝纪》所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以及《史记·儒林列传》所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这种局面自然不能不深刻影响到文化建设和文章写作上，因此讲所谓"天人相与"、"灾异谴告"的今文经学出现了，汉初纵横驰骋的文章风格也发生了变化。其间，被称为大儒的董仲舒是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

1。董仲舒董仲舒（生平已见前）的文章，《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一百二十三篇，现存主要有《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和《举贤良对策》三篇。从他的《举贤良对策》中，可以看到武帝与高祖不同，他反复提出的问题已经变为"求天命与情性"。正因如此，董仲舒才有机会一方面大谈"天人相与"、"阴阳灾异"："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另一方面更为明确地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在文章的写作上，则可看出变纵横驰骋为典雅醇正，激切无忌为委婉含蓄，藻饰富丽为质朴平易，俨然学者坐而论道，游谈风度荡然无存，故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称："汉家文章，周秦并法，惟董仲舒一路无秦气。"影响所及，使以后汉儒文章多如此，削弱了艺术的审美价值。

但是，又由于从武帝到宣帝在政治上实际所推行的是杂王霸而用之，并没有完全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建议，搞文化专制，加之他们本人就是文学艺术的欣赏者，大力提倡美文辞赋，再有长期来形成的百家并举、注重藻饰的风气也不是轻易可以彻底扭转的，所以董仲舒虽然影响很大，然而还不足以垄断文坛，此一时期依然先后有司马相如、刘安、东方朔、王褒等一批文学家，无论在政治、学术抑或杂文等散文写作中，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2。司马相如、东方朔和王褒司马相如是才华横溢的汉赋大家，同时又是优秀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其中《谕巴蜀檄》是一篇政府文告。缘自使臣唐蒙出使西南夜郎僰中时，曾征发巴蜀吏卒扰民，引起当地百姓大惊恐，于是武帝派司马相如前往责唐蒙，并代表朝廷谕告巴蜀百姓唐蒙所为并非皇帝之意，以安定之。文章短捷，表现出赫赫煌煌的大汉声威："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颡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情怠，延颈举踵，喁喁然，皆向风慕义，欲为臣妾。"有力地说明现在"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虽行文不免虚夸，却有很强的感染力，说服力，文势气魄，显出赋家手笔。《难蜀父老》则因司马相如以中郎将出使西南进行开发时，蜀地长父多言打通西南夷没有用处，朝中大臣也以为如此，他不敢直陈己见，所以假借驳诘蜀父老的形式，为朝廷已行政策辩护。文章采用赋体主客问答的方式展开，曲折进谏，表明"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以突出"蜀都耆老大夫搢绅先生之徒"所发问疑不正确，"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反而造成咄咄逼人的艺术效果。《谏猎疏》是司马相如随从武帝猎于长杨宫苑，见武帝"好自击熊豕，驰逐野兽"，而上的一篇奏书。表现皇帝田猎，这是汉赋常见的题材，当时包括司马相如在内的几乎所有文学侍从都进行过创作，一般也都有讽谏之意旨，但又无不淹抑在颂圣的铺叙之中，文章美则美矣，讽谕则不可能很明显。而此篇奏疏作为公文，与赋体文学截然不同，朝臣戒谏的应用性极强，完全没有颂圣之辞，而是就事论事，直截了当。文章先指出：皇帝"凌阻险，射猛兽"，"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然后再论"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出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最后拳拳劝谏："盖闻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臣愿陛下之留意幸察。"语言朴素自然，并不借助富丽的藻饰，却将满腔忠悃强烈地寓于其中，而显出独特的审美价值，与雍容典雅的坐而论道不同。东方朔是武帝时著名的多智滑稽的侍从之臣。从他的赋中，人们已经可以感受到那饶具特色和魅力的文学才气。他的作品除所擅长的赋之外，还有奏谏之类的散文，同样显示了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就在董仲舒已经以《贤良对策》提倡醇儒之风以后，东方朔在《上书自荐》中，仍以游谈之士的口吻尽力铺排己能，并不理会那种谦谦君子的典雅含蓄："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甚至连武帝读罢都"伟之"。他的奏谏类政论散文成就最高的，当属《谏除上林苑》及《化民有道对》。这两篇议论文在内容上与汉赋的颂圣以谏完全不同，直陈谏止之意，而在笔法上则全为汉赋的铺张扬厉，纵横捭阖，文势滔滔，气象磅礴，旨意直率而析论透辟，具有泰山压顶之势。如《谏除上林苑》：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某地从汧、陇以东，商、洛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浐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薑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价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故务苑囿之大，不恤农时，非所以强国富人也。

面对汉武帝这样的一世雄主，就他具体所喜好，如此切直毫无顾及地从政治经济、政权民生等方面剖析利害，指陈弊端，最后还以"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叛，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宫之殿而天下乱"棒呵警厉，其胆识之大，振撼之重，实前所未有。尽管这样的文章、文风已经不合好大喜功的汉武时宜，不被采纳，但在文学史上却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此一时期宣帝朝中才华卓著的赋家王褒，在散文创作中独到的贡献也是颇引人注目的。他有一篇文学性极强的杂文《僮约》，以极诙谐幽默的笔法，为一个不听使唤的奴仆写买卖契约，规定"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在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中，天天从清晨到夜半，都要一刻不停地辛苦劳作，屋里忙完作外事，家务活计与田园耕作件件都得干好："晨起早扫，食了洗涤。居当穿臼缚帚，截竿凿斗，浚渠缚落（篱），锄园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辘轳。。。登山射鹿，入水捕龟，浚园纵鱼，雁鹜百余。驱逐鸱鸟，持梢牧猪；种薑养芋，长育豚驹；粪除常洁，餧饲马牛；鼓四坐起，夜半益刍。。。"直至"奴老力索"，还得"种营织席，事讫休息，当舂一石。夜半无事，浣衣当白"。当"奴不听教"时，则"笞一百"，予以责罚。照此契约，奴仆是绝对不会有活路的了，所以"读券文适讫"，被买之奴即"仡仡叩头，两手自缚，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审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蚯蚓钻额。。。。""这篇杂文当然不是王褒果真写了如此的买奴契，而是被称作俳偕的文学创作，在排比铺陈之中，夸张事态，游戏笔墨，极尽谐谑捉弄之能事，但又寓庄于谐，艺术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奴婢的悲惨命运，令人忍俊不禁中，又能引起辛酸的回味，在散文史上确是十分独特的文章。

3。《淮南子》这一时期，承继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按古代图书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又出现了一部子书《淮南子》。《淮南子》是当时著名的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的淮南王刘安招会其门下的宾客方术之士，集体编撰而成的，全书共二十二篇。据东汉末高诱的《淮南子注序》称："淮南子名安，厉王长子也。。。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也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这大体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淮南子》兼采百家之论，所谓"该百家则《淮南子》"（《艺概·文概》），被《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在思想内容上是较复杂的。然而，就其大体而言，仍以道家为主，崇尚汉初以来风行的黄老无为，反对武帝热衷的多欲政治和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独尊儒术的文化统治。例如《修务训》中说：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践位者，非以逸乐其身也。为天下强掩弱，众暴寡，诈欺愚，勇侵怯，怀知而不以相教，积财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齐一之。为一人聪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绝国殊俗，僻远幽间之处，不能被德承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是以地无不任，时无不应，官无隐事，国无遗利，所以衣寒食饥，养老弱而息劳倦也。《氾论训》中又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这些观点，在政治上为诸侯势力张目提供理论依据，既不适时，也不可取。然而在思想上强调"利民为本"，破除天命迷信和独尊儒术的文化箝制，又不乏闪光之处。

以文章而论，《淮南子》继承并发扬了先秦诸子散文特别是《庄子》连类喻义的风格，往往寓哲理于物象的生动描绘中，或纵横驰骋、汪洋恣肆，或层层剖析，反复申说，或浪漫想象，奇伟宏富，有根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的价值取向。例如其开明宗义的第一篇《原道训》对"道"的阐释：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析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受无形，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滒，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作者以直观的形象描绘取代逻辑的概念论证，酣畅淋漓的笔墨，将老庄哲学中抽象的"道"，发挥得如此可视可感，引人遐思。然后又以古代得道善御的冯夷、大丙作喻，继续表明"道"的无所不能："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蜺，游微雾，骛恍忽，历远弥高以极往，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影，扶摇抮抱羊角而上，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顺势再发挥丰富的想象，塑造出体"道"的"大丈夫"形象：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淡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纵志舒节，以弛大区，可以步而步，可以骤而骤，令雨师洒道，使风伯扫尘，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雿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刘览偏照，复守以全，经营四隅，还反于枢。

真是神幻奇诡，宏伟富丽，令人目眩情迷，美不胜收，深得庄子遗韵。

故而刘熙载《艺概·文概》称："《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另外，《淮南子》由于在论证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故而有很多文学性很强的故事、传说赖以保存下来，　尤其99是保存了不少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上古神话传说，如《天文训》中"共王怒触不周山"、"日出旸谷"，《览冥训》中"女蜗补天"，《本经训》中"羿射九日"等等，以及"商汤祷雨"、"武王伐纣"等传奇色彩很浓的历史故事。其中"女蜗补天"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记载，"日出旸谷"、"羿射九日"等，也都较之《山海经》等其他典籍要完整周详。如"日出旸谷"：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胐明；至于曲阿，是谓旦明；至于曾泉，是谓早食；至于桑野，是谓晏食；至于衡阳，是谓隅中；至于昆吾，是谓正中；至于鸟次，是谓小还；至于悲谷，是谓晏食；至于女纪，是谓大还；至于渊虞，是谓高舂；至于连石，是谓下舂；至于悲泉，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蒙谷，是谓定昏。日入于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亿万七千三百九里。

全文表现了上古先民根据所观察到的每天日出日入的自然现象，以丰富的想象，将这一辉煌灿烂的过程，以如此宏伟而又充满生命活力之笔描绘出来。这里有日出旸谷沐浴于天池，光影拂上扶桑木枝头而破晓的情景；有太阳神羲和乘六龙车送自己的儿子太阳上路的情景；有一天之内顺着太阳的行进从清晨至正午到黄昏经九州七舍行程五亿万七千三百零九里的全过程，而抵达悲泉之后，太阳神羲和又怎样止住六龙车，只让儿子太阳单独进入虞渊水滨到蒙谷休息，这时天空大地就一片黑暗了。其景象的壮观实在使人叹为观止。《淮南子》正因为保存了丰富的上古神话传说，故而不仅大大提高了本身的文学价值，而且也成为后世进行神话研究的渊薮。

4。桓宽与《盐铁论》西汉中期，继董仲舒之后，正当一般治今文经学的儒生坐而论道，大谈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时候，桓宽则以简劲明快、自然流畅的文风，写了一部脚踏实地、内容丰富的优秀散文著作《盐铁论》，在文学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桓宽，生卒年不详。据《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赞》所提供的简略资料可知，他是宣帝时汝南（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人，字次公。治《公羊春秋》举为郎，曾官庐江太守丞，知识渊博，擅长文学。《盐铁论》是他根据汉昭帝时召开盐铁会议所留下的文字记录，经过整理推衍，"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而成。

汉武帝时，为增加财政收入，强化中央集权，支持对匈奴的战争，任用大商人出身的著名理财家桑弘羊等人，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政策，并取得了相当的时效。但是长时期经济上的国家干预官商垄断，也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形势十分严峻。因此，昭帝继位后，为调整政策，摆脱困境，与民休息，于是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会议，以朝廷中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僚属为一方，各地方所推举的贤良、文学为另一方，就现行的政治经济政策广泛地进行质疑、检讨。双方针锋相对，争辩激烈。后罢郡国酒榷、关内铁官。《盐铁论》全书共六十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首篇《本议》到四十一篇《取下》，为整个会议进行情况的全面记述；第二部分从四十二篇《击之》到五十九篇《大论》，为会议结束后的余论，是贤良、文学向丞相及御史大夫辞行时，由大夫提出的关于匈奴以及法治、礼治诸问题的辩论；第三部分为最后一篇《杂论》，是作者序言。作为一部大著作，《盐铁论》从内容到结构极其完整而统一。全书抓住首篇开明宗义的"问民间所疾苦"，按时间的顺序，在第一部分集中针对直接关切国计民生的盐铁、酒榷等具体经济政策展开争论，以反映会议情况：而第二部分则在前面会上争论结束后，将所旁涉的诸问题进一步继续争论，以反映事件的全过程。这两部分是全书主体，作者完全忠实于事件的本来面貌，对争辩双方的论点论据，尽管不无倾向性，但仍采取"两刃相割，利害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论衡·案书篇》）的公正态度，依照原发言兼收并蓄，并不作主观评判，即使有所剪裁，也是出于组织安排的需要；两部分之间，又以"于是遂罢议，止词。奏曰："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猥以盐铁而为不便。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奏可。"与"贤良、文学既拜，咸取列大夫，辞丞相、御史。"来上下转绾过渡，最后再以"大夫曰：诺，胶东倏逢雨，请与诸生解。"作为全部争论的结束，有始有终，首尾呼应。而第三部分的序言，才以对整个事件以及各当事人言行的评论，笼带全书。由此可见全书合中有分，分中有合，联系紧密，前后一气，不可分割，俨然成为完美的整体。这在迄今为止被列为诸子类的著作中是没有先例的，可谓独具特色的首创。

正因为《盐铁论》在著作上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内容极为丰富。它不仅全面而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大规模地发动地方民意代表，与最高负责官员一起开会，对中央政府一系列现行政治经济政策进行研讨的情况，而且广泛深入地揭示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尤其是对官商垄断、行政权利直接进入生产流通领域，给生产和百姓生活带来的严重后果，都有极为剀切的揭露和抨击，描绘出汉代社会现实的长画卷。例如《水旱》中贤良曰：故（旧时）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价），器和（合适）利（便利）而中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民铸时）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延）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赊），民不弃作业，置田器，各得所欲，更徭省约。。。今总其原，一其贾，器多坚。。，善恶无所择；吏数（屡）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镇（锈）生；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淡）食。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强配）与民；卒徒作不中呈（限额），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徭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

将铁官用不尽力的罪徒铸不出好农具，官商售货不负责任，卖不出去实行强配，完不成产量强征百姓无偿加工，致使农民木耕手耨吃无盐食等弊害合盘托出。

《盐铁论》在语言运用上也很有特色，不仅明畅自然，传达出辩论各方不同的个性特征，像桑弘羊的雄辩严谨、逻辑缜密，表现了身负要职的现行政策制定者、实施者居高临下睥睨一切的傲气，贤良、文学则滔滔夸夸、子曰诗云，不免流于书生气，却又不惧权势，执著抗争，而且在大段对话的承接处，往往能极精当地三言两语就描绘出人物的神态，使整个争论事件具有了生动的情节性，像《国疾》中，当文学强硬地面折桑弘羊"今执政患儒贫贱而多言，儒亦忧执事富贵而多患也！"时，作者先描述了"大夫视文学，悒悒而不言也。"继而表现丞相史打圆场偏袒大夫说："夫辩国家之政事，论执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所以贵儒术者，贵其处谦推让，以道尽人。今辩讼愕愕然，无赤（孔子弟子公西华）、赐（子贡）之辞，而见鄙背之色，非所闻也！。。诸生不直谢大夫耳！"接着再写"贤良、文学皆离席"，看似道歉，实则软中带硬地说："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称，以逆（抵触）执事。夫药酒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故愕愕者福也，■■者贼也。林中多疾风，富贵多谀言。万里之朝，日闻唯唯，而后闻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药针石。"在这种情况下，才"大夫色少宽，面文学而苏也。"然后转向贤良继续辩论。正因如此，郭沫若甚至将《盐铁论》称作是"一部处理经济题材的对话体的历史小说"（《盐铁论读本序》），足见其文学价值之高了。

（四）司马迁与《史记》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还是这一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撰修的不朽巨著《史记》。《史记》不仅是我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历史散文作品的顶峰，而且还开创了新的文学门类--传记文学，并为其树立了一座难以企及的丰碑。

1。司马迁的生平与思想司马迁（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县南）人。其父司马谈是西汉著名学者，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兼通百家，尤倾向道家黄老思想，所著有《六家指要》，纵论儒、墨、名、法、阴阳各家所长所短，独肯定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无所不宜"，观点明晰，笔锋犀利，不乏真知灼见，从思想到文风都保持了汉初特点。这对司马迁无论思想、人格，还是治学态度上，显然都有很大启发和影响。

作为一般中小地主阶层文人出身的司马迁，童年时期"耕牧河山之阳"，是在家乡田野上度过的。十岁左右，司马谈任太史令，于是随父移居长安。此时开始"诵古文"，并从董仲舒受今文经学《公羊春秋》、从孔子后裔孔安国受古文《尚书》，从而在黄老思想的熏陶之外，又系统地接受了今、古两派儒家教育。

大约二十岁时，司马迁开始了名山大川的漫游。他首先南下江淮，考查南国遗迹：上会稽，探禹穴，闚九嶷，浮于沅、湘，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的光辉成就及悲剧一生，使他无限赞叹和同情。然后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又乡射邹、峄，访孟子居里。再留连于沛、薛、彭城一带，查看了往昔逐鹿中原的古战场。最后经睢阳、大梁返回长安。不久，司马迁因父任被擢为郎中，开始了仕途生涯。这一时期，常随武帝巡幸各地，又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总之，足迹所至，历今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两湖、四川、贵州、云南等十多个省区，遍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采访了大量的遗闻轶事，不仅获得了极为丰富而新颖的史料，而且增长了见识，扩大了视野，同时也广泛而深入地接近了社会，看到了百姓疾苦，体察了人民的愿望和思想感情。这一时期，是司马迁学习、积累和成长的时期，也是撰修《史记》的重要准备阶段。

汉武帝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东巡，至泰山封禅，司马谈因病滞留洛阳而未能随行，于是病愤交加而卒。弥留之际，他曾执司马迁手"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于是司马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缺""（《史记·太史公自序》）。郑正地答应父亲完成其修史的未竟之志。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果然接替父亲的职务被任命为太史令。从此，他更以极高的热情，全身心地为汉王朝服务，正如《报任安书》中所说："绝宾客之知，亡家室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除主持修改历法制定了《太初历》之外，他还"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在作了四、五年的史料整理工作之后，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四十二岁时，正式开始了《史记》的撰修。

正当司马迁勉力撰写《史记》的时候，却意外地遭到了飞来横祸。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李陵全军覆没受伤被俘而降匈奴事，武帝大怒。司马迁在劝谏时没有对李陵落井下石，说了几句老实话，于是触犯武帝，竟被"幽于缧绁"；又由于为人清廉，家贫，无钱自赎，亲朋故旧亦无一相助，遂于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被残暴地施以宫刑，囚于蚕室，受到了士大夫所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使他不仅在肉体上，更严重地是在精神上遭到致命打击，以至"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在这种情况下，深以为"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司马迁确曾想到过自裁。但是，由于《史记》尚草创未就，更坚信"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故而终于横下心来，以整个民族的文化事业为重，克服一己受辱的私念，虽"就极刑而无愠色"，坚强地活下去，将全部心血投入到《史记》的著述中。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一生际遇、思想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虽出身寒微，幼年耕牧，青年漫游，广泛而深入地接触过社会民生，对历史和现状都有精湛的认识，但是他毕竟是西汉帝国统治阶层的一个成员，而且太史令尽管官职较卑微，对他终究是子承父业一帆风顺的。故而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遮住他认识现实，尤其是认识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视野。因此，他才"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在此之后，整个事件的残酷性，给了他极深刻的教训，使他有机会拭去蒙在眼上的泯翳，打破统治思想的偏见，更深地认识了社会现象的本质，从而激发出了较前强烈得多的爱憎。他憎恶统治者的丑恶，同情广大民众以及被迫害、受侮辱者的苦难。从此，司马迁正是饱蘸着这种强烈的爱憎感情，隐忍着身心所受的创伤，在痛苦的愤激之中撰修《史记》。

到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司马迁终于以非凡的才智，前无古人地完成了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著作。就在这一年冬十一月，司马迁给他因受牵连而处死刑的朋友任安写了著名的《报任安书》，信中不仅满腔悲愤地向世人坦露了他是以怎样的心境发愤完成《史记》，而且表示要将其"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以偿前辱之债。这是他为世人留下的最后一篇优秀的散文作品。然而，仔细玩味他在信中反复痛切陈述受宫刑之后实在是为《史记》而生，因此有理由认定《史记》问世之日，即是司马迁抱长恨毅然离开人间之时，故而其卒年当在写信不久的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

2。《史记》的总体概况《史记》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作为通史，它不同于以前史书只记载某一时期，如《春秋》、《战国策》，而是上记轩辕，下至汉武帝，纵贯三千年，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太史公·自序》），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翔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我国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作为纪传体，它又不同于以前史书所采用过的以年代先后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编限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在史学体例上是影响极为深远的创举。从此以后，从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最重要的"纪"、"传"，都绝无例外地沿袭《史记》体例，而成为传统。

《史记》规模宏大，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按编排顺序，第一为"本纪"十二篇。所谓"本纪"，乃编年记本的意思，是以时间先后为历代帝王作传。在秦朝以前是一代一纪，如《五帝本纪》《夏本纪》等，《秦始皇本纪》也是写秦始皇帝、秦二世及子婴。从汉高祖开始，则一帝一纪。其中有并非帝王而作本纪的例外情况，如《秦本纪》、《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第二为"表"十篇。所谓"表"，即谱系，是用表格的方式，将历代帝王、诸侯之间的大事简明扼要地排记下来，使人观之一目了然，以作为全书叙事的连络和补充。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第三为"书"八篇。所谓"书"，是典籍、文献的意思。其中分别以专篇，对有史以来的典章制度、音乐文化、天文历法、农田水利、财政经济等发展情况作了系统的记述，如何《礼书》、《乐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与后世各种专史相近。第四为"世家"三十篇。所谓"世家"，即世代相承绪的意思，主要记载诸侯贵戚及有重大贡献的将相名臣的历史，如《晋世家》、《外戚世家》、《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绛侯周勃世家》等，只是《孔子世家》与《陈涉世家》是例外。第五为"列传"七十篇，其中包括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所谓"列传"，意即序列行状，传写事迹，是各个时代各个不同类型、不同阶层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这里有贵族公子、官僚大夫、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生、巫卜、商贾、俳优、幸臣等等，此外还有国内外其他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等。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与《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可见现在所见之本，有后人所补者。对此，唐代颜师古曾注引三国时张晏说："（司马）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史记·太史公自序》无《兵书》。据《史记·龟策列传》唐代司马贞索隐，此当为《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帝）、成（帝）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这里所说的褚先生名少孙，西汉元、成之间以经术文学为郎。他自己在所补的《三王世家》中也曾说："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列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

3。《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史记》不仅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而且也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故而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文学价值最突出地表现在"本纪"、"世家"、"列传"这些人物传记中。作者写他笔下历史人物的时候，没有用一般平板叙述的方法，而是将其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通过对他们具体的语言、行动、神情、风貌的描绘，再现形象，使人读起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有栩栩如生之感。另外，作者又不是自然主义地有闻必录，而是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把握住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在描绘的过程中，始终贯注着鲜明的倾向性，闪现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使这些历史人物既真实不虚，又代表了其所从属的社会阶层的特质，有很高的典型性。

统观《史记》人物传记的思想内容，大抵可见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封建统治者的恶行，特别是对西汉王朝统治者上自皇帝下至酷吏，都能不虚美，不隐恶地予以大胆深入地揭露和讽刺。如对高祖刘邦，除肯定他灭暴秦、平内乱、重新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之外，也真实地描写了他的虚伪、狡诈和无赖相。起义前，他在家乡"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起义后也无大改变，"慢而侮人"，"入咸阳，欲止宫休舍"。作了皇帝，曾当众问他父亲："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二兄）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一副小人得势的嘴脸。再有楚汉彭城之战时，汉大败，"大风从西北而起，。。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通过这一细节描写，极真切地表现出其贪生残忍，所谓"受命于天"的皇帝，不过如此而已。再如对武帝，原作《今上本纪》，据东汉卫宏说，是触犯了武帝的忌讳，被"削而投之"了，这已经能说明问题，但毕竟见不到具体内容，然而《封禅书》、《平准书》中揭露他迷信方士装神弄鬼，屡屡受骗而不悟；穷兵黩武，侈靡挥霍，当财政匮乏时，又任用一批官吏大肆向民间搜刮，则是实实在在的。又如所作《循吏列传》，五人之中无一是汉代人，而《酷吏列传》所载则全部为汉代人，其中除号曰"苍鹰"的郅都以及宁成是景帝时官吏外，余九人皆武帝暴政的执行者。像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却最受武帝信任。他治狱时，全看武帝眼色行事，"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杜周也如此。当有人责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他则回答："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义纵任定襄太守时，一日竟"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亦二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为治"。"少时椎埋为奸"的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扑郡中豪滑"竟"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肆屠杀，"至流血十余里"！西汉法律，春天不行刑杀人。对此，他甚至"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但却"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另外，揭露吕后，写她在高祖死后专权时，居然将所怨恨的戚夫人"断手足，去眼，煇耳，饮暗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其凶残无人性连她的儿子孝惠帝见了之后都"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如此直率而深入地揭露、抨击当代统治者的丑恶，在正史中可谓绝无仅有。第二，较全面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人民生活的痛苦及反抗。这在《秦始皇本纪》中，固然写出暴政之下百姓的苦难，如秦二世即位后，葬始皇时，"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就是汉朝百姓深受的剥掠也仍然多所表现。如写将军灌夫："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所以当地百姓恨之，儿歌都唱："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再如酷吏宁成不仅称言："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到他得罪归家，就"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致产数千万。"

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的酷吏们虽然"以恶为治，。。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庐、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尽管武帝派朝廷大臣督责发兵镇压，但"犹弗能禁"，"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酷吏列传》）。司马迁毕竟是汉王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成员，所以他仍要将造反的百姓称之为"盗贼"，然而，还是如实地描绘出了由于官逼民反，人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图景。人们从他对于前代农民起义的领袖如何热情地予以歌颂，又可细味出他内心深处的感情。如对陈胜，不仅写入"世家"之中，充分肯定反抗暴秦首难者的英雄业绩，而且在《太史公自序》中，更热情地以"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将其与汤、武、孔子相提并论，高度评价了由他所发起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再如对项羽，并不恪守封建正统以成败论英雄。作者一方面批评他刚愎自用，残酷暴烈，坑杀秦降卒，"欲以力征经营天下"的错误，但同时更赞扬了他的英勇善战，所向披靡，性格直率，疾恶如仇。作为推翻秦朝的主力，作者充分肯定了他巨大的历史功绩："乘势起陇亩之中，遂将五　诸侯灭秦"，"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故而对他不善计谋，粗放窄量，骄傲狂疏而失败，寄予了深深的遗憾和同情。正因此，才最后以凄怆而悲壮的笔调，描绘了垓下之围、乌江自刎这样英雄末路的场景。

第三，大力表彰了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者，热情地弘扬了爱国　主义思想。

如《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渑池会"、"将相和"等情节突出了蔺相如在强敌面前大义凛然，英勇机智，在同僚面前忍辱负重、精诚团结的感人的英雄形象，赞扬了他"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尚品格，也突出了廉颇粗豪爽直、勇于改过、忠于国家的将军形象。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对屈原伟大的爱国精神，以"与日月争光可也"毫无保留地给予歌颂。而《李将军列传》，则细致地表现了西汉名将李广如何奋不顾身地保卫祖国，使敌人闻风丧胆，以及体恤士卒、爱护百姓的优秀作风。以至当李广因被迫害含恨自尽时，"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第四，将史笔广泛地深入到现实社会的各个阶层，为一些被官方所轻贱的下层人物作传。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意义的是《游侠列传》。游侠这一社会现象无论儒家法家都是鄙弃而不能容忍的，放而在当时自然不符合"杂王霸而用之"的正统思想规范，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然而游侠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他们见义勇为、抱打不平的言行，在封建专制社会普通百姓处于受侮辱、被损害而往往投诉无门、缺乏人身安全保障的状况下，又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平民的愿望和要求。所以司马迁不顾官方箝制，持赞扬的态度，对他们的正义活动给予了生动的表现。如鲁人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轵人郭解，也是"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矜其功"，歌颂了他们"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总之，《史记》的人物传记，写出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各阶层、各方面许许多多有代表性的人物活动，真实地记录了上古三千年间社会风貌，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矛盾和斗争，不仅有巨大的认识价值，而且有巨大的教育意义。与此同时，作为传记文学，在艺术上又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有极强的感染力。

《史记》首先是历史著作，并不是纯文学创作，因此在描写人物时，必须忠实于史实，也就是"实录"，而不允许主观悬拟与虚构。这当然就使描写受到了限制，不能随心所欲。但尽管如此，《史记》人物仍然如此生动形象，个性鲜明，呼之欲出，足见写作技巧之高妙。总括起来，大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用所谓"互见法"。在为历史人物作传时，并不是自然主义地有事必录，而是紧紧围绕中心有所侧重，通过对历史素材的审慎选择，精心剪裁，集中最能体现主题的主要事件，正确反映所写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与作用，既鲜明地表达作者所寄予的爱憎感情，又突出人物思想性格的本质。如对项羽，一篇《项羽本纪》所突出表现的是他作为推翻暴秦的起义领袖那种叱咤风云、盖世拔山的英雄形象和性格特征，故而所集中的重要事件即为此中心服务，从而使得这一历史人物的形象既完整又和谐，充溢着感人的艺术魅力。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去批评项羽的缺点和军事、政治上所犯的错误，而是将这些放到《淮阴侯列传》中去表现了。这样就既没有损害项羽英雄形象的塑造，又显示了韩信非凡的军事才干和过人的胆略。

第二，敏锐地抓住人物的本质特征，运用细节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如《酷吏列传》中写张汤儿童时，"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这样，张汤的残苛即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再如《万石张叔列传》写官僚石建的拘谨小心："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字与尾当五（划），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写完奏章，检查出"马"字少写了一笔，就害怕到如此程度，不仅其性格状貌跃然纸上，而且也反映了伴君如伴虎的特殊心态。一部《史记》像这样精彩的细节描写，在人物传记中举不胜举。

第三，作者还极善于通过紧张激烈的斗争场面，把所写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急流湍涡中，使其形象、性格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最著名。在那里，刘邦的怯懦而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张良的冷静善应变，樊哙的忠勇而果敢，项伯的重义而轻信，范增的老辣而急躁，无不活龙活现，神情毕肖。

第四，在语言运用上也显示了极大的艺术创造能力。首先，人物语言高度个性化，充分传达出了"这一个"的美学特质。如《项羽本纪》中项羽路见秦始皇出巡威仪，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极坦率，表现其强悍爽直的性格。而《高祖本纪》中刘邦则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委婉曲折，表现出其贪婪而谨慎的性格。其次，行文通俗而与口语相近，叙述语句与对话一致，并且大量引用民间的俗语、谚语、歌谣等，加强了丰富性、生动性和晓畅性。如《张丞相列传》写"为人强力，敢直言"的汾阴侯周昌，当高祖欲废太子而立戚夫人子如意时，"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两个"期期"描摹口吃之状，将周昌急、怒、直的声貌惟妙惟肖地再现出来。另外，《李将军列传》引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淮南衡山列传》引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等，都是很成功的例证。

4。《史记》文学上的地位和影响鲁迅曾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司马迁《史记》的巨大吏学价值与文学价值予以精辟的概括和充分的肯定。即以文学而言，也确实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自《诗经》、子史、《楚辞》到《史记》的那种"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一脉相承的发展轨迹。这正如刘熙载的《艺概·文概》所评论的："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马迁之史，与《左氏》一揆。《左氏》"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依经以辩理"，"错经以合异"；在马则夹叙夹议，于诸法已不移而具。""文如云龙雾豹，出没隐见，变化无方；此《庄》、《骚》、太史所同。"因此，虽然封建时代的正统文人针对其进步的思想倾向或有微词，但是在传记文学上，却也都是交口赞颂、推崇备至的。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郑樵在《通志序》中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在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史上，《史记》不仅集先秦之大成，而且为后代之楷模。后世凡优秀的散文家无不承传它的精神，学习它的方法，从中汲取教益；尤其是每当文学史上思想进步、态度严肃的作家奋起与或浮靡、或险涩的形式主义不良倾向做斗争时，《史记》以及《史记》的精神，总是他们赖以凭靠的锐利而有效的武器。中唐韩愈和柳宗元所推动的古文运动如此，北宋欧阳修和苏轼所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也如此。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在散文创作中莫不奉《史记》为圭皋。如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污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等传世名作，都曾得力于《史记》，故《艺概·文概》还指出："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纡徐，故引绪乃觇入妙。"不仅如此，就是我国魏晋以来的文言小说，特别是从唐传奇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乃至宋元以后的白话小说、戏剧，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巧设、细节描写的传神、艺术语言的提炼，甚至内容题材的移植等等方面，也都直接、间接地受到《史记》的启发。

（五）西汉后期及东汉散文西汉后期，从元帝开始摈弃"王霸杂用"的儒学，而用所谓"纯儒"，于是武帝对董仲舒所提倡的今文经学才真正大体上得到独尊的地位。这种政策反映到散文写作上，就比较彻底地改变了前时受战国影响而表现出的纵横驰骋的文风，而形成普遍的书生论道，引经据典，大谈天人感应，故而思想沉闷，缺乏文采，几无可以称道的成就。直到成、哀之世，由于社会危机日深，反思怀古之风渐盛，而出现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对抗，才又给散文写作重新注入一些活力。经王莽改制的大混乱至东汉王朝的建立，由今文经学的天人感应之类恶性膨胀出的迷信怪胎谶纬学，被统治者以国策的形式推行天下，而与此同时有进步思想的散文家则不断奋起抵制并予以抨击。这样，在政治、思想、学术诸多领域错综复杂的激烈斗争中，文坛上也有了新的收获。到东汉末年，经学思想的束缚终于随着统治集团的腐败糜烂而越来越减弱，文人学者才有条件运用散文作武器，写出痛切指陈时弊的好作品。

1。刘向与扬雄刘向（生平事迹已见前）在学术上是今文经学家，青年时期曾受命从江公孙学习《春秋谷梁传》，为当时推阴阳、言灾异的重要人物。但是，他与一般俗儒不同，并不赞同神鬼，又有很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出于对大汉王朝的忠心，对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腐败丑恶现象痛心疾首，思想上有浓重的怀古反思以矫时弊的倾向，故而在散文著作中往往虽讲天命灾异，却饱含现实的针对性。正如明代张溥在《刘子政集题辞》里所说："感灵异而论《洪范》，戒赵、魏而传《列女》，鉴往古而著《新序》、《说苑》，其书皆非无谓而作者"。因此，作为学识渊深的学者和艺术修养颇高的文学家，他的散文作品在当时内容贫乏、文采寂寥的文坛上，最早以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令人瞩目。

他写了不少奏疏类的政论文章，如《使人上变事书》、《条灾异封事》、《极谏用外戚封事》、《理甘延寿陈汤疏》、《谏营起昌陵疏》等。其中以《谏营起昌陵疏》最为著名。

《谏营起昌陵书》写于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成帝继位第二年，就在渭城延陵亭大兴陵墓为初陵；但修造了十年后，到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却又放弃，改在新丰戏乡另造昌陵，弄到"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役百乾谿，费拟骊山，靡敝天下"的地步；然而五年后于永始元年没有修成的情况下，再次放弃，仍反回到初陵，扩大规模"广盱营表，发人冢墓"，致使"百姓财竭力尽，。。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汉书·谷永传》）。正是在这种极为严重的情势下，刘向愤而上此谏书。文章一开始就直率而大胆地引经据典，指出："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来警戒奢侈无度的成帝，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魄力。然后以孝文皇帝感悟张释之的进谏，"遂薄葬，不起山坟"为发端，援征历史上自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圣帝明王贤君智士"之薄葬，吴王阖闾、秦惠文、武、昭、庄襄王及秦始皇"大作丘陇，多其瘗藏"，却"咸尽发掘暴露"，一正一反对比强烈的经验教训，说明"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的道理。言之凿凿，感情充沛，是非分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尤其是讽举秦始皇厚葬的一段：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宫人，生埋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藏椁。自古至令，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

以去古未远尽人皆知的秦亡事实，揭示残暴奢靡营陵厚葬的祸害，排比铺陈，气充词沛，全不同书生坐而论道，毫不讲阴阳灾异，直追汉初政论的声气，而非当时儒者委婉雍容所能比。最后力逼成帝营陵之弊："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尖锐犀利，无所顾及，足见置生死于度外的耿耿之心。

刘向所编的《新序》、《说苑》、《列女传》三部著作也是颇值得注意的。虽然书中都是取材于先秦至西汉的百家传记，但是由于其中很有一些生动的历史、寓言故事，或是以巧妙的比喻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或是揭露讽刺统治者上下的昏庸贪苛，语言形象，富于情节性，颇近于小说，故而有较强的文学性。例如《新序·杂事第五》中著名的"叶公好龙"的故事：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夫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

绘形绘色，历来广为传诵。再如，《说苑·谈丛》中也有一则绝妙的讽刺性寓言：枭逢鸠，鸠曰："子将安之？"枭曰："我将东徙。"鸠曰："何故？"枭曰："乡人皆恶我鸣，以故东徙。"鸠曰："子能更鸣可矣。不能更鸣，东徙，犹恶子之声。"

借猫头鹰只想更换地方避人厌恶，极幽默地讽刺了不想改正缺点的人。

《列女传》是专为封建社会妇女所编的教科书，其中当然有部分要求妇女尊守礼法三从四德的封建糟粕。但是，其编写目的是在于看到成帝时皇后赵飞燕与妹赵昭仪以及卫婕妤荒淫奢侈，"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以戒天子。"因此力诫帝后去其无耻行径，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从所编一百余个历史故事来看，多数还是表彰美善，歌颂古代妇女高尚品德、聪明才智以及反抗精神的内容，而且有些情节生动感人，颇具女性文学的特征。

如果说刘向在思想上是怀古反思，那么其后的扬雄（生平已见前）则进一步表现为复古了。作为文学家，扬雄前期创作集中在大赋上，而后期则基于复古思想而予以抛弃，改变为从事散文的写作，正如《汉书·扬雄传赞》所说："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他的《太玄》、《法言》分别为模拟《周易》与《论语》之作，但却并非为复古而复古，而是针对哀、平、新莽之时政治极端黑暗，当权者利用今文经学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大搞鬼神谶纬的社会现实，以谈学术的方式表示不满和批判。如在《太玄·莹》中，以"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故不攫所有，不强所无，譬诸身，增则赘而割则亏。故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也，其可损益与？"通过对自然观的阐释发挥，不仅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同时也可细味出对权势争夺者的讥刺。再如《法言·君子》说："或问："人言仙者，有诸乎？""吁！吾闻伏犧、神农殁，黄帝、尧、舜殂落而死，文王毕，孔子，鲁城之北。独子爱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无益子之汇矣。"。。或曰："世无仙，则焉得斯语？"曰："语乎者，非嚣嚣也与？惟嚣嚣为能使无为有。"。。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对于迷信神仙的人予以批评，而对制造神仙的人则予以抨击。由此可见，扬雄复古的动机还在于借古非今，批判当世，故而其进步性是应当肯定的。但又须看到，这类著作模拟古人，语言也力求古奥，"好为艰深之辞"，如此行文，必定会减损其文学表现上的价值，可谓矫枉过正。

然而，扬雄所写直陈政见的政论文以及直抒胸臆的杂文，则并无古奥艰深之病，而是明白晓畅，有很强的感染力。如写于哀帝建平四年（公元3年）的《谏不受单于朝书》。当时匈奴乌珠留单于上书愿朝五年，公卿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但是任黄门郎的扬雄认为这是"大事"，倘"不许而辞之"，则"汉与匈奴从此隙矣。"因此力排众议，上此书劝谏。文章首先指出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甚不可使隙甚明"，然后称引大量秦以来的历史事实论述汉与匈奴的关系，以证与之开隙的严重性：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又高皇后尝忿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妄阿顺旨！"于是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使韩安国将三十万众徼（伏）于便地，匈奴觉而去之，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漠，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虏名王贵人以百数。自是以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附）以恶（威），其强难屈，其和难得，。。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轻也。

可谓言之凿凿，说理透辟，条分缕析，气势酣畅。最后再指明形势，剖析利害，将劝谏之意毫无隐晦地和盘托出：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奈何拒以"来厌"

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吝）一，臣窃为国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统观全篇，内容充实，语言朴茂，笔力劲健，不仅继承了汉初政论的长处，也充分显示了赋家宏壮的声势，在汉末文坛独领风骚，是难得的佳作。2。东汉文坛扬雄之后，由新莽入东汉，在神学迷信大肆泛滥，图谶符命充斥政坛的时候，著名学者、散文家桓谭首先奋起，强烈予以抨击，使文风发生了新的变化。

桓谭（公元前23？-公元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省宿县）

人。西汉成帝时，以父任太乐令而为郎，博学多通，能文章，尤好古学，而喜非毁俗儒。在王莽居摄及篡汉时，天下之士莫不竞作符命以求容媚，桓谭独能自守，默然无言。东汉建立之初，被光武帝征待诏，后拜议郎给事中，常上书言事，因不合光武心意而不被采纳。后痛斥迷信，请禁图谶，几乎被杀，贬出为六安郡丞，郁郁卒于道中。

桓谭的文章既无西汉后期以来日趋典雅雍容的风貌，更无扬雄的拟古艰深，而是纵意而谈，不刻意修饰，通俗如口语，往往快言快语，直接将思想观点全盘托出。如反图谶上书：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

在当时谶纬符命之类，被皇帝利用来作为自己统治合理性的证据，光武帝明确表示"吾欲以谶决之"的情况下，桓谭能毫不含糊地直斥其为"矫"假，是"欺惑贪邪"，光武所为"又何误也"，其思想的果敢坚毅，批判的力度之大，都是在此之前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斗争中所没有的。

桓谭的思想、文风在所著《新论》中表现得更明显。如《新论·形神》，以蜡烛燃烧形象地比喻"精神居形体"，反复申说，侃侃而论，有很强的直观性和说服力，对后人影响很大。王充就曾极口赞誉"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

桓谭之后，反对神学迷信最有力的是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家王充。

王充（公元27-96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

出身于"细族孤门"，自幼聪颖，曾到京城就读于太学，师从著名学者班彪。好博览，而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读市上所卖书籍，过目能成诵，遂博通百家。后归乡里，曾在县、郡任功曹小吏，因与上司政见不合而受贬黜，于是离任，闭门著书。和帝永元中，病卒于家。王充平生著述很多，曾著《政务》、《讥俗节义》、《论衡》诸书，但是流传至今的，只剩《论衡》八十四篇。作为思想家，王充是当时勇敢地向占统治地位的神学迷信挑战的最坚决的斗士。在这方面，他已经不是停留在西汉末期扬雄以来的"复古"，而是发展为兼重今古，无论是古是今，凡虚妄者皆疾之，凡实诚者皆求之，因此他说："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篇》）。这样就避免了与神学斗争中的厚古薄今之弊，从而建立在相对科学的基础上，更具有彻底性。他的《论衡》内容十分丰富，广泛地涉及了历史和现实的许多方面，然而主要集中在辨伪，所谓"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论衡·对作篇》）。锋芒所向，是从哲学与政治角度对种种谶纬符瑞的荒谬之说进行批判，语言质朴流畅，运用口语，信笔挥洒，举大量事例，上下古今，反复论证，面面俱到，如长江大河，浑浩雄肆，富于逻辑性，有很强的说服力。如《实知篇》抓住当时"儒者"传说"孔子将死，遗谶书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制造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则知，不问自晓"的神话，为图谶之类的灵验张目。于是王充先断言"此皆虚也！"然后再根据历史本事指出"始皇不至鲁"，证明谶书之伪，这样凡圣人的神话也就不攻自破了。再如著名的《论死篇》，驳世俗"人死为鬼"的荒诞谬说，全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论述："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洋洋洒洒，反复设喻以证其"无据"，尤其是"天地开辟，人皇以来，随寿而死，若中年夭亡，以亿万数，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既分析透辟，驳斥有力，又切近生活，生动形象。

王充的这种文章风格，无论对当时还是对后世的散文创作影响都很大，魏晋时期的通脱、任诞之风，即可追溯到《论衡》，因此历来评价甚高。王充友人谢夷吾所上荐书中，就将其与孟轲、孙卿、扬雄、刘向、司马迁相提并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赞道："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故不独蔡中郎、刘子玄深重其书，即韩退之性有三品之说，亦承藉于其《本性篇》也。"

东汉后期，随着政治日趋腐败，社会愈加黑暗，著名学者文士的散文作品也由前期主要活跃在思想、学术领域，逐渐转向更多地关切政局，指陈时弊。在这方面，王符是很突出的。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省镇原县）人，生卒年不详，当生于汉章帝时，主要著作活动在顺帝期间，卒于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以后。据《后汉书》本传载，王符出身寒素，少好学，有志操。因耿介不同于俗而不得升进，志意蕴愤，长期隐居著书，著作有《潜夫论》。

王符的《潜夫论》是"议当时得失"之作，特点是"指讦时短，讨谪物情"，对很多政治风气的弊端都有揭露和批判。例如《论荣篇》即对东汉以来愈演愈烈的门阀制度进行了抨击。文章首先从理论上界定"所谓贤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贵荣华之谓也。此则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为君子者也。所谓小人者，非必贫贱冻馁辱陒穷之谓也。此则小人之所宜处，而非其所以为小人者也。"然后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当今"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的不合理，尖锐得出"由斯观之，人之善恶，不必世族，性之贤鄙，不必世俗。"全篇引经据典，侃侃而论，语言练达，很有说服力。再如《浮侈篇》，揭露了从京城洛阳漫及天下的种种不事生产奢侈糜费之风，给贫苦百姓和国家社稷带来的灾难，言之凿凿，感情愤激，似有雷动之声。如：而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锦绣绮纨，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琥珀瑇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转相夸咤。其嫁娶者，车軿数里，缇帷竞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饷之所费，破终身之业。

真是活画出一幅腐朽糜费末世沉沦的可悲图景，可谓针砭时疾，深刻见骨。

（六）东汉时期的历史散文汉代自司马迁撰修《史记》之后，著史之风颇盛。到东汉，先有班彪修《史记后传》，继则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又修成著名的《汉书》；与之同时，也开始了本朝历史的撰修。据范晔《后汉书》载，从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刘珍与刘騊駼、刘毅、李尤等人受诏在班固、陈宗、尹敏、马严、杜抚等所撰东汉中兴纪传的基础上，正式开始了《东观汉记》的撰修工作，中间经桓帝元嘉（公元151-152年）、永寿（公元155-157年）著名学者伏无忌、边韶、朱穆等人继承前业，直到灵帝熹平年间（公元172-177年）马日c　、蔡邕、卢植等人的努力，共修成自光武帝至灵帝一百五十多年间的历史共一百四十三卷。这部著名的《东观汉记》在魏、晋时期，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颇受重视。只是在南朝宋时范晔集东汉史传之大成的《后汉书》问世之后，才逐渐被淹没，以至到唐、宋之后严重残缺，无法复见本来面目。除此之外，还有赵晔的《吴越春秋》、袁康的《越绝书》等杂史传世。

1。班固及其《汉书》班固是继司马迁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史家。他的父亲班彪在东汉初年曾著《史记后传》六十五篇，以补司马迁《史记》西汉武帝太初年以后的历史。在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去世之后，班固认为《史记后传》所续的史实未能详尽，于是"谮精研思，欲就其业"，重新加工整理，而开始了堪称规模浩大的《汉书》的撰修工作。但是几年之后，有人上书明帝，告他私自改作国史，因此明帝下诏将其逮捕下京兆狱，并且尽收书稿送京城洛阳。这时其弟班超惟恐班固被郡吏审讯不能自明，就驰赴京，上书辩白，而被抄书稿恰好也已送至，明帝看后，大为赏识，于是召班固入京，任兰台令史，后迁升为郎、典校秘书，令他继续撰修《汉书》。二十余年后，至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除八篇表及《天文志》未能撰成之外，基本上完成了这部继《史记》之后又一历史巨著。在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由于东汉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化，班固被仇家洛阳令种兢挟嫌报复而横遭逮捕，竟不幸死于狱中。于是，和帝命其妹班昭参考东观皇家藏书，补足八表；又命马续协助修成《天文志》。至此，《汉书》在班固主撰之下，实际上先后经过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之手，历三、四十年始成完书。《汉书》所记起自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迄于王莽新朝地皇四年亦或汉更始帝元年（公元23年），前后共二百三十年的西汉王朝一代历史。全书分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篇，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从此，开了中国封建王朝沿续不断的一代修一正史的先河，其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汉书》在体例上继承《史记》的传统，而又有重大发展，尤其是内容宏大的十志，虽取法于司马迁所创八书，但记事更为丰富，编排更为合理，不仅合《史记》的《律书》、《历书》为《律历志》，合《礼书》、《乐书》为《礼乐志》，改《平准书》为《食货志》、《封禅书》为《郊祀志》、《天官书》为《天文志》、《河渠书》为《沟洫志》，而且新增加了《史记》所没有的《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详细记载了诸如司法制度、自然变迁、地理沿革、文化典籍等等状况。后世历代所修正史，大体上都是依据此十志而稍加增减，从而使我国封建王朝从汉代起，两千多年来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史料，多借志书得以完整保存，创下世界历史上的独一无二的奇迹。

《汉书》在人物传记的撰写上，继承并发扬了自先秦以来中国史学"直笔"、"实录"的优良传统，尊重客观事实，不虚美，不隐恶，不伪饰，因此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这种严肃的修史态度，也为后世撰修断代史树立了楷模。在史料的取舍上，武帝太初年以前，基本照录《史记》，即使是一般评论文章经常论及的改《项羽本纪》、《陈涉世家》为列传，也只是更符合全书体例，并非是将这两位秦末大起义的领袖在地位上降格。与《史记》两相对照，《汉书》在表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时候，除了为使语言风格和谐一致，而仅在无关思想内容的个别文词上小有改动之外，甚至连赞语都基本援引《史记》。而武帝太初年之后的内容完全为《史记》所未写，班固在独立撰修的过程中，更是多方面表现出了一代杰出史家实事求是，公正不阿，忠于客观史实的优秀品质，以及过人的眼光、学识和胆略。例如为李陵立传。李陵是西汉名将李广之孙，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颇有乃祖之风范。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与匈奴的战争中，主动请缨，率步卒五千深入匈奴腹地，转战千里，终因外无援兵，矢尽粮绝，受伤而降，结果全家被武帝杀尽。这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当年司马迁就是因为同情李陵的遭遇，憎恶官场落井下石的丑行，而触怒武帝，惨遭宫刑的。他虽然在《史记·李将军列传》后，附有李陵的事迹，但终因不尽知，也不便写，而只是寥寥数行，不足三百字。班固在《汉书》中，则以良史之才，不避同为刘汉王朝的忌讳，为李陵树碑立传，洋洋洒洒二千多言，详细记述了李陵以五千步卒转战大漠，面对匈奴单于亲率的八万骑兵，从容镇定，指挥御敌，战功赫赫，"杀数千人"，"斩首三千余级"，"复杀数千人"，"复伤杀虏二千余人"，前后歼敌逾万，迫使单于"欲去"，连匈奴"诸当户君长皆言："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只是最后已经临近汉边境时，由于叛徒告密，"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才使匈奴单于下决心全力攻击，而导致兵败覆灭，"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而对此降，班固又尤具深意地特别加了一段当年司马迁对武帝为李陵的申辩，除几乎一字不差地引用《报任安书》中对李陵的赞语："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之外，还明确指出："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后又在《苏武传》中，更用互见之法，通过李陵之口自白："陵虽驾怯，令汉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予以坐实。这样就不仅用详实的史料，酣畅淋漓地还李陵历史的本来面貌，以极大的同情为司马迁所遭受的屈辱鸣不平，同时也毫不含糊地暴露了汉武帝的刚愎、残暴，不明是非。

《汉书》对刘汉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揭露批判所在多有，并不仅限于汉武帝。一篇《外戚传》，就多方面如实记录了宫中帝后妃嫔的种种丑行：夺势争宠，阴谋陷害，淫秽乱伦，奢侈无度，不一而足。尤其是汉成帝与赵昭仪合谋共杀亲生子一段，令人发指，充分暴露了封建帝王的凶残。另外，与此相对，《汉书》在不少人物传记中，都写到了民生疾苦，表现了一个正直的史学家关心民瘼的可贵品德。如《龚遂传》，写宣帝即位，渤海左右郡岁患饥荒，盗贼并起，二千石的太守不能擒制。于是宣帝垂问龚遂，"遂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不仅对百姓的饥寒流露出一定程度的同情，对龚遂这样的贤吏予以表彰，对贪官污吏鱼肉百姓予以谴责，而且还难能可贵地指出了官逼民反的道理。

《汉书》在语言的运用上也很有特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班固是汉代著名的辞赋大家和诗人，因此撰写《汉书》时，在散文中熔铸了诗赋的语言，不仅富赡雅丽，而且严整凝练，讲究韵味，对历史事件及人物形象的叙述和描绘，细致生动，从而使其继《史记》之后，成为我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又一光辉典范。如《陈万年传》，写汉宣帝时谄媚权贵的官僚陈万年病中训子，而他的儿子陈咸"有异材，抗直，数言事，刺讥近臣"，气节品格与乃父大相径庭，故而自然对之反感，因此，当陈万年"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时，"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只通过这一极富戏剧性的细节描写，寥寥数语，就一针见血地活画出陈万年的丑态。再如《苏武传》，则更是非常突出的优秀代表作。在这篇人物传记中，班固倾注心力，刻画了苏武这一不朽的爱国者的形象，通过许多生动具体的细节描写，突出地再现了苏武作为汉使无理被扣匈奴后，十九年之间始终不为威服，不被利诱，艰苦卓绝，视死如归的感人事迹，热情讴歌了其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忠心耿耿的高尚品德。全文写得清晰明畅，有声有色。试看卫律劝降的一段：单于使使晓武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剑斩虞常已，律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副有罪，当相坐。"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复举剑拟之，武不动。律曰："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义汝为见！且单于信汝，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观祸败。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卿；宛王杀汉使者，头悬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

写苏武先是面对"举剑拟之"的凶狠威逼而"不动"，继而又对"赐号称王"的富贵利诱而"不应"，最后当卫律软中带硬地暗示机会只此一次时，苏武则犹如火山喷发，痛斥其投敌变节的丑行，以及"斗两主，观祸败"的险恶用心，并警告其严重后果，严词厉语连骈而下，充分显示了大汉使节威仪堂堂、庭前折冲、绝不可侮的气度，人物的形象、性格活脱脱跃然纸上。正因如此，苏武这位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二千年来家喻户晓，直至今天仍活跃在各种文学艺术的舞台上。

《汉书》也有一些较明显的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与《史记》相比，封建正统观念较为浓厚。例如《高帝纪》，在撰写汉高祖刘邦的事迹上，二者内容大致相仿佛，但评语则完全不同。司马迁将汉王朝的建立归结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故汉兴承敝易变"，是所谓历史循环；而班固则大段引经据典，首先肯定刘氏乃帝尧后代，再归结为"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是所谓"奉天承运"。又如《游侠列传》，司马迁颇站在庶民立场，热情肯定朱家、郭解等"布衣之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优良品质，认为"要以功见言信，侠容之义又曷可少哉！"所以"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特为之作传。班固则虽然基本上用《史记》的史料，但立场、观点却根本不同了。他在序言中，首先从"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故上下相顺"的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立场出发，完全否定游侠，认为他们是"背公死党"，继而指斥"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虽然不能不承认"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却又"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再如《货殖列传》，司马迁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承认并肯定工商业的积极作用，"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进而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班固则依然从"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的封建等级"上下之序"出发，用儒家抑商的偏见代替严肃科学的事实分析，认为工商只会引起社会动乱，乃至"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因此，他作《货殖传》的目的，也就与司马迁完全相佐，变成了"列其行事，以传世变云"。以上种种，就决定了《汉书》在思想深度上，终较《史记》稍逊一筹。然而综观全书，实确属足以与《史记》比肩的体大思精之作，缺点毕竟是小疵，瑕不掩瑜。

2。《吴越春秋》与其他杂史东汉历史散文中还有《吴越春秋》等一类杂史。《吴越春秋》的著者为赵晔。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生卒年不详，大抵为明帝、章帝时人，《后汉书》有传。

赵晔所著《吴越春秋》，《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二卷，今本则十卷，写的是春秋末年吴国、越国争霸的历史，主要取材于《国语》，同时兼采《左传》、《史记》的有关记载。但是书中却并不拘泥于历史事实，而是在铺叙故事、描写人物时，吸收了相当多的不见于史传的民间传说，而且在手法上也多有夸张、渲染和虚构，故此史学价值不大，不可视为信史，然而文学性较强，类似后世传奇小说，正像明代钱福在《重刊＜吴越春秋＞序》中所说："其字句间或似小说家。"例如卷三《王僚传》中写伍子胥逃往吴国时，过昭关、遇渔父、逢击锦女的一段：至江，江中有渔父，乘船从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谓曰："渔夫渡我。"如是者再。渔夫欲渡之，适会旁有人窥之，因而歌曰："日同昭昭乎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子胥即止芦之漪。渔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寖急兮当奈何。"子胥入船。渔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寻之津。子胥既渡，渔父乃视之，有其饥色，乃谓曰："子俟我此树下，为子取饷。"渔父去后，子胥疑之，乃潛身于深苇之中。有顷，父来，持麦饭、鲍鱼羹、盎浆。求之树下，不见，因歌而呼之曰："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芦中而应。渔父曰："吾见子有饥色，为子取饷，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属天，今属丈人，岂敢有嫌哉？"二人饮食毕，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剑，以与渔者："此吾前君之剑，中有七星，价值百金，以此相答。"渔父曰："吾闻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岂图取百金之剑乎！"遂辞不受，谓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为楚所得。"子胥曰："请丈人姓字。"渔父曰："今日凶凶，两贼相逢。吾所谓渡楚贼也。两贼相得，得形于默，何用姓字为？子为芦中人，吾为渔丈人，富贵莫相忘也。"子胥曰："诺。"既去，诫渔父曰："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渔父诺。子胥行数步，顾视渔者，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矣。。。如此叙写，有故事，有情节，全据民间传说。书中描绘了不少历史人物形象，大多性格鲜明，如伍子胥的忠直，范蠡的智慧，文种的谋略，勾践的自励，夫差的刚愎，都能表现得生动活脱。其中特别是身系吴国兴亡的中心人物伍子胥，作者从卷三到卷五，集中通过一系列情节进行刻画，从他逃楚至吴辅佐吴王阖闾攻破楚国，报杀父杀兄之仇，并使吴王称霸，直写到吴王夫差即位后，面对其骄纵任佞，如何以托孤老臣的身份多次强谏，最终被逼而死，吴国也即被越王勾践灭亡，写得生动曲折，有声有色，不仅为后世文学、戏剧等艺术创作提供了素材，而且可视为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历史散文还有一部据传为袁康所著的《越绝书》。作为杂史，《越绝书》在生动性与形象性上较之《吴越春秋》要差得多，文学价值不高，但有个别的文字也相当精彩，如《计倪内经》中对钱塘江大潮的描写：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濬流，沉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可救，未知命之所维。

寥寥数笔，可谓绘声、绘色、绘形。

五、汉代诗歌（一）汉代诗歌的总体状况及形成原因就文学创作而言，两汉时代是辞赋的时代，并不是诗歌的时代。从以艺术形象为特征的语言艺术角度来审视汉代的诗歌创作，即可发现继先秦《诗经》、楚辞之后，在长达四百年的时间里，尽管政治上并没有秦王朝严酷的文化专制，文学艺术藉以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相对地比较宽松、优越，也不乏卓越的人才，但是，发展的进程却很缓慢，与堂堂大汉的文治很不相称。这突出表现在：第一，诗歌作者很少。根据《汉书》《后汉书》等史料统计，凡有姓名的诗歌作者不过七十多人，其中西汉二十多人，东汉五十余人，这一数量较之辞赋作家相差甚远。第二，诗歌作品也很少。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西汉的歌诗才一百四十多篇（此数字为全部所存三百一十四篇中除去显然并非汉歌的《河南周歌诗》、《河南周歌声曲折》、《周谣歌诗》、《周谣歌诗声曲折》、《周歌诗》等一百六十六篇所得），即使再加上《史记》、《汉书》、《古今乐录》、《玉台新咏》等书中提到而未包括进去的有姓名的诗人诗作二十多篇，也不过一百七十余篇，较之同时代辞赋千余篇的数目，则更是不能同日而语。第三，总体质量不高。从诗人看，不仅没有出现如战国后期楚国屈原那样的伟大诗人，就是如三国时曹植那样能够代表一个时代诗歌风貌的优秀诗人也绝无所见。从诗作看，不仅没有出现像屈原《离骚》那样的伟大诗篇，就是像三国蔡琰《悲愤诗》那样动人心魄的优秀诗篇也绝无所见；即便以此时期成就最高的乐府诗而论，也不能和建安时出现的《孔雀东南飞》相比肩。此外，虽然这一时期的诗歌作者包括了上至皇帝王侯、公卿百僚，下至一般官吏、布衣文士，但却各自分散，随兴而发，既没有出现如辞赋中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府以及长安武帝、宣帝宫廷那样赋家麇集的创作中心，也不讲求艺术上切磋琢磨的相互交流，以利提高；尽管在武帝时乐府中也曾集中了司马相如等不少优秀的文学家创制诗歌，然而正如《汉书·礼乐志》所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只是为郊祀活动作歌词，主要是合乐并不是进行语言艺术的诗歌创作。

汉代诗歌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状况，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当时人们的诗歌观念不利于诗歌艺术的发展。汉代的诗歌观念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第一，雅正与卑俗畛域泾渭分明。所谓雅正诗歌一是指以《诗经》为典范的华夏传统的四言诗，二是指来自荆楚民间歌舞曲的楚声歌；而所谓卑俗诗歌，则是指流行于下层民间的五、七言以及杂言体歌谣辞。四言诗由于历史悠久，自西周以来就是华夏高雅文明的象征，正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所说："雅言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故而特别为汉代士大夫文人所推重，尤其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诗经》成为神圣化了的经典，连"诗人"的名号都只给了《诗经》诗篇的作者，当时人即使作四言诗的也没有资格称"诗人"。随着《诗经》的经典化，雅正的四言诗在汉代也进一步学术化，成为伦理道德的说教，而不是通过语言创造艺术形象的文学了。因此，这一被视为最高级的雅正诗歌形式，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显得僵化落后，到这一时期更加变得呆板而缺少艺术审美的活力，因此，几乎没有一首值得称道的作品问世。就楚声歌而言，本属于卑俗诗歌，所以汉初没有哪一位士大夫文人进行创作。但是由于文化层次虽低却做了皇帝的高祖刘邦喜爱，并作了著名的《大风歌》，故而很快便成为宫廷上层流行的抒情诗歌，特别是"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汉书·礼乐志》）。楚歌不仅登堂入室，而且居然骤升为庄重肃穆的宗庙祭乐，于是就确立了高雅的地位，帝王妃嫔有作，也流向士大夫文人。但惟其如此，也就很快失去了民歌活泼真切的审美特征，那些用于宫廷堂庙的，逐渐僵化；士大夫文人效仿的，则大多变为赋体文学的组成部分，武帝之后这一诗歌形式就已萧条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按现代的诗歌观念，汉代源于屈原楚辞的骚体作品也应当是诗歌，而且在当时确实也树立了体兼《风》、《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崇高地位，但是按汉代人的观念，则骚体诗从来不被认为是诗歌，而是高雅的语言修辞艺术，是韵文、文章，故此实际走上了诗歌之外的另一条赋体文学的道路。至于五言、七言与杂言体诗歌，在汉代，特别在西汉，一向被士大夫文人所鄙视，认为是卑俗之体，不符合雅正标准，没有人进行创作，一般只是由于诗本身独有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而活跃于民间。就是武帝时乐府官署收集这些民歌，也是"于俳谐倡乐多用之"（挚虞《文章流别论》）。虽然晋代以后，开始有人认为五言古诗之中有西汉枚乘、苏武等人的作品，但是早被怀疑为是东汉后期下层失意文人所作。而《史记》所载东方朔杂言，则是典型的滑稽俳谐之作；宣帝年间杨恽作杂言《拊缶歌》，那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恪守儒家正统，自称"才朽行秽，文质无所底"（《报孙会宗书》），而且作此诗时已被免为庶人，是在"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的情况下唱出的。然而也正因为这些民间诗歌未受传统儒家"思无邪"、"温柔敦厚"诗教的束缚和干扰，才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的现实生活，强烈地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感，表达人们追求幸福，反抗压迫的意愿，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成为汉代诗歌最重要的部分。

第二，在这种雅俗畛域的桎梏之下，既然以《诗经》为典范的传统四言已被尊为经典学术，楚辞系统的骚体又已成为文章，因此在汉代的观念中，所谓诗歌很长时期中，实际上是专指歌辞而言的，不称诗歌，而称歌诗。《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中，在"辞赋"之后著录了"诗"，情况如下：《高祖歌诗》二篇《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十四篇《宗庙歌诗》五篇《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十篇《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四篇《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四篇《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四篇《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反歌诗》一篇《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五篇《杂各有主名歌诗》十篇《杂歌诗》九篇《雒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诸神歌诗》三篇《送迎灵颂歌诗》三篇《周歌诗》二篇《南郡歌诗》五篇全部都是歌辞，而没有任何一篇《汉书》纪传中载过的文人诗歌创作。

而歌辞是从属于"乐"的，只是音乐舞蹈艺术形象的语言表现形式，就其本身的艺术性而言，只重语言解辞的风格和技巧，"辞达而已矣"，并不再另外要求独立地创造艺术形象。

很显然，在这样的诗歌观念支配之下，是不可能在先秦《诗经》、楚辞的基础上使诗歌迅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这也表明，汉代还不是诗人自觉创作诗歌的时期，而仅仅处在自发、自在的发展阶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东汉，上述诗歌观念已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安、顺以后的东汉后期，由于社会愈发黑暗动乱，儒家思想文化的统治受到冲击而日渐松动，雅俗畛域也出现反向扭转，并开始相互影响、渗透，俗体趋雅，雅体通俗。从士大夫到下层文人普遍都有俗体五言诗的创作，出现了如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三首》，赵壹的《秦客诗》、《鲁生诗》以及无名氏的《古诗》等一些优秀名篇，为五言体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相应，传统雅正的四言诗也开始复苏，重新成为以生动的形象、清雅的语言、和谐的声韵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人生体验，具有鲜明个性的诗歌形式，并涌现出张衡的《怨诗》、朱穆的《绝交诗》、秦嘉的《赠妇诗》等几篇好作品，虽然数量很少，分量也还轻，但毕竟为以后曹操、嵇康、陶潛等诗人四言杰作的出现，起了开辟道路的作用。

（二）汉代乐府民歌1。关于汉乐府所谓"乐府"，是古代掌管音乐歌舞的官署，但是魏晋以后，又将这一官署所制作、收集的乐舞歌辞也称作"乐府"了，如南朝梁时昭明太子萧统所编辑的文学总集《文选》，就在"诗"类中，单辟"乐府"一门；刘勰的《文心雕龙》文体论中，也于《明诗》篇后另有《乐府》篇，于是"乐府"就成为一种诗歌体裁的专名。因为汉乐府中最优秀的作品是来自民间的歌辞，所以我们现代所说的汉乐府主要指的是两汉民歌，这一观点最早始于班固。他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著录了当时所见包括帝王贵族以及名文人所作的宗庙、郊祀祭乐和宴享娱乐作品在内的全部乐府诗歌后，于序论中只评价了民间歌谣："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而对帝王文人之作未置一词。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说："乐府是官署之名，。。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名之曰乐府。"

"乐府"作为掌管音乐的官署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秦代。汉承秦制，西汉建立之初，这一官署也被沿袭下来。《汉书·百官公卿表》即有这样的记载："少府，秦官，。。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十六官令、丞。"有官必设署，1977年在西安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一只秦代错金甬钟，钟柄镌有秦篆"乐府"二字，即为《汉书》所记提供了物证。此外，《史记·乐书》载："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即《大风歌》），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也证明了汉代乐府高祖时就有设置，而且直到景帝亦未取消，这原本是无可怀疑的事实。然而人们却多以为汉代乐府始建于武帝时。看来问题是出在《汉书·礼乐志》中的一段话上了：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如果将此理解为"到汉武帝时才建立乐府"，那么就显然与本书所载的《百官公卿表》相牴牾了。对这同一事件，《史记·乐书》是这样记载的：至今上（武帝）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

基本意思相同，只是没有说"乃立乐府"。这是因为在"至今上即位"

的前面已有上边所引过的"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可见，司马迁的意思很明确：乐府并不是武帝时才建立的，而是早在高祖时就有。司马迁是武帝朝人，且担任过掌管皇家典籍、档案的太史令、中书令，记载当时史事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只能以他为准。然而是否班固在《汉书》中记载有误呢？细审语意，也并非如此。后世之所以在乐府问题上出现讹误，其实是误在了句读上。"乃立乐府"与下文"采诗夜诵"之间，不应断开，如当今流行的标点本所印"乃立乐府，采诗夜诵"，而应连读为"乃立乐府采诗夜诵"。这里的"立"不是"建立"、"设置"的"立"，而是"确定"、"决定"的意思。《后汉书·郎f　传》有"恭陵火灾，主名未立。"李贤注曰："立犹定也。时考问延火者姓名未定也。"如此，"乃立乐府采诗夜诵"即为"于是就确定由乐府（负责）采诗夜诵。"而之所以这样安排，则是又与当时的典礼制度相关了。原来汉承秦制，有两个音乐机构，一为掌管宗庙祭祀乐舞的"太乐"，隶属于"奉常"，《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另一即是隶属于"少府"的"乐府"，掌管专供皇帝享用的世俗乐舞。然而归太祝掌管的祭祀天地山川鬼神的郊祀之礼却没有乐舞，只祭供祝祷，没有气氛，也不热闹。但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于是他就将此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有鼓舞乐，今郊祀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袛可得而礼。"。。于是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史记·封禅书》亦见《汉书·郊祀志》）。既用乐舞，则需整理古者原有的旧乐，但这些旧乐过于古奥难懂，乃至太乐官署的乐工只靠世代传授，"但能纪其铿锵，而不能言其义"（《汉书·礼乐志》）。也就是只能凭记忆照谱演奏，而不懂其乐舞曲辞的高雅涵义，不能担当全面整理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武帝才决定将此事交由乐府负责，令所宠幸的善歌通音律、时任侍中的嬖臣李延年掌其事，并为适应王朝政治的需要，在古奥旧乐之外另造新乐，如《汉书·李延年传》所说："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但这些由司马相如等文士作的"诗颂"《十九章》，仍过于典雅艰深，甚至"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必须"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还是不合郊祀之用，于是才转向民间"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理清了这些史实，即可知道《史记·乐书》不言汉武帝立乐府，而《汉书·礼乐志》所说"乃立乐府"的确切意旨。《史》《汉》两家并不矛盾相牴，只是所记各有详略而已。

综上所述，汉乐府到武帝时，已比高祖承秦所设时在业务范围和规模上都大大扩展了。它要采集、整理、创编音乐歌舞并组织演出，不仅满足皇帝朝会庆宴的娱乐享受，而且为郊祀仪礼服务，机构十分庞大。据《汉书·礼乐志》载，到汉哀帝即位诏"罢乐府官"，将其中属郊祭乐及符合经典"非郑、卫之乐者"，经甄别，安属太乐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所奏报的情况中曾提供了一份人员编制清单，多达"八百二十九人"。这一数字虽包括昭、宣、元、成四朝的增添，但还是可以反映出武帝朝国家鼎盛时期的状况。但是，如此规模庞大的人员编制中，几乎全是各种器乐杂技的演奏艺人，负责采诗夜诵的人员极少，音乐与诗歌的创编人员也未能有所反映，可见主要供宫廷娱乐而不在采诗。尽管如此，西汉时期各地流行的一部分民间诗歌毕竟借之得到收集和整理。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著录的情况看，到汉哀帝时，计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

洛阳歌诗四篇南郡歌诗五篇共六十三篇，涵盖了北到燕、代、雁门、云中（今河北、山西至内蒙河套一线），西抵陇西（今甘肃东部），东至齐地（今山东），南达吴、楚（今江浙湖北一带），遍及黄河上下、长江南北的广大地域。到西汉末年，哀帝虽罢乐府，采诗活动暂告停止，已采民歌也有散失，但东汉伊始，光武帝就"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据《后汉书》载，直到后期汉灵帝还"诏公卿以谣言（百姓风谣）举二千石为民蠹害者"（《后汉书·刘陶传》），著名的"举谣言"制度始终未断，大量民歌民谣被收集，以至现在所见的汉乐府民歌多数为东汉作品。

两汉乐府民歌经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的社会大动乱，有不少散失。到晋以后，曾有总集专门进行了收录，如《隋书·经籍志》就记载有《古乐府》、《古歌录钞》等书，但都已失传。目前能见到的最早记载这些歌辞的是南朝梁时沈约所撰《宋书·乐志》。后来宋朝人郭茂倩编有《乐府诗集》，搜罗最为完备，总数超过六十首，不过其中显然杂入了某些不知姓名的下层失意文人的模拟之作。《乐府诗集》在吸收东汉以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历代乐府诗歌分为十二大类：一、郊庙歌辞。

二、燕射歌辞。

三、鼓吹曲辞。

四、横吹曲辞。

五、相和歌辞。

六、清商曲辞。

七、舞曲歌辞。

八、琴曲歌辞。

九、杂曲歌辞。

十、近代曲辞。

十一、杂歌谣辞。

十二、新乐府辞。

其中汉乐府民歌集中分属于"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三部分之内。"鼓吹曲辞"，又称"短箫铙歌"，《汉书·叙传》称：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

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

故而刘。。《定军礼》说："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到东汉被列入汉乐四品之三的"黄门鼓吹"。蔡邕《礼乐志》说："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其短箫铙歌，军乐也。。。盖《周官》所谓"王师大献则令凯乐，军大献则令凯歌"也。"根据以上资料大体可认定，"鼓吹曲辞"是汉初从西域传入的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主要用作军乐。今存汉铙歌十八首。从这十八首"鼓吹曲辞"的汉铙歌来看，其内容主要并不是军乐战歌，而是情歌、怨歌、游子歌、谏歌等，有民歌，但也有文人作品，情况很复杂、因此有人认为铙歌大约原本只有乐声而无歌辞，现在见到的歌辞是后来陆续填补进去的。

"相和曲辞"，是指这种歌曲"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宋书·乐志》），而且"人声相和"。汉乐府的这部分诗歌是"街陌谣讴"，绝大多数皆为民歌，现有三十多首，是汉乐府民歌被保存下来的主要精华所在。"杂曲歌辞"，被认为是原属曲调"不知所起"，无可归类，所以名之为"杂曲"。这一类中所保存的两汉乐府民歌也较多，有十多首，价值很高。2。汉乐府民歌的文学成就由于汉乐府民歌直接来自汉代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几乎遍及全国的广阔民间，又具"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的特点，并非词臣文士应制颂圣、着意修饰之作，所以在内容上十分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丰富多彩的社会风貌，强烈地抒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情绪，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认识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揭露了两汉社会普遍存在的剥削、压迫等不合理的现实状况，并表现了人民的悲愤与反抗，其真率和强度不仅为当时主要的文学体裁辞赋所无法相比，就是下层文人的诗作也不能望其项背。

汉代作为封建专制的社会，即使在与民休息的初期，居于统治地位的王公贵族与官绅阶层对广大平民百姓的剥削和压迫也是广泛存在的，这从贾谊、晁错等人的政论中即可看到。武帝之后，则愈演愈烈，百姓生活也更加贫困痛苦，就是《汉书》、《后汉书》这样的官修正史也不能讳言，像"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甚至有将自己在市上与牛马同栏出售为奴的记载。特别到两汉末年，社会动乱，人民遭遇越发悲惨。然而就文学艺术而言，当时居于主体地位的辞赋则极少有所涉及，只是在乐府民歌中得到了集中而形象的表现，收到了使人心灵震颤的艺术效果。例如"相和曲辞"中的名篇《妇病行》：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此诗用叙事手法，真切地描写了一户赤贫之家妻死儿孤的凄惨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普通百姓生活在怎样的境遇中。"抱时无衣，襦复无里"，取得食物则需"闭门塞牖"，到市场"从乞求与孤买饵"。最后，又通过路遇的亲友到他家中看见的孤儿"啼索其母抱"的惨状，以徘徊一无所见的"空舍中"，沉思慨叹孤儿必定也要和其母一样夭折而无计可施，只能"弃置勿复道"，将这种凄惨境况推向极端。全诗从头到尾以"泪"贯穿。先是弥留之际的妻子"当言未及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后为丧妻之夫赴市行乞时，"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对交啼泣，泪不可止"；结尾则"孤儿啼索其母抱"，可谓字字血泪。再如《孤儿行》：孤儿生，孤儿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皵），足下无菲（屝，草鞋），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见嫂难与久居！这又是一幅血泪斑斑的画卷。诗中通过一孤儿受到兄嫂残酷虐待的种种事实，揭露了以金钱利益为转移的封建社会大量存在的泯灭人性的行为。继承了财产的兄嫂居然将小弟弟视为奴仆，百般折磨。如果说，西汉王褒所写的俳谐杂文《僮约》，表现了当时奴隶主将如何一刻不停地役使所买的奴仆，那么，《孤儿行》则以诗歌唱出了他们已经在毫无人性地施暴了。与《僮约》相比，前者是用谐谑幽默进行讽刺，于轻松中寓辛酸，此诗则是血淋淋地扯下一切表面的伪装，赤裸裸地将奴隶主对奴仆凶残冷酷的剥削压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正如宋长白《柳亭诗话》所评："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以上所举是直接揭露控诉社会人生的不合理，而汉乐府民歌中还有用寓言的形式曲折暗示的。如《乌生》，作歌者借被弹弓射死的鸟的魂魄所发悲鸣，以"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钩尚得鲤鱼口。"表现无辜而遭迫害者简直无处可逃遁。再如《枯鱼过河泣》，作歌者更是发奇谲之想象，以不慎离水而枯死的鱼路过河边而追悔莫及的悲泣，写他要写信给尚在水中的鲂鱼、。。鱼，劝诫他们小心谨慎，不要轻易出入，同样表现了遭受迫害者的悲愤之情。这确实使人不禁联想起晚唐诗人杜荀鹤的诗句："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如此惨重的剥削和压迫，普通百姓已经无以为生，必然要激起愤怒与反抗，而《东门行》就是表现贫苦人民为了生存，不惜铤而走险，奋起抗争的代表作：出东门，不愿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

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糜。上用（因）仓浪天故，下当用（因）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这篇诗歌直可以看作是《妇病行》的姊妹篇。在"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的无食无衣贫困难居的状况下，虽然思想上"出东门"、"来入门"几经反复，但是当对生活，对黑暗社会已经完全绝望时，也只能横下一条心"拔剑东门去"，铤而走险了。尽管善良顺受的妻子因惧怕凶险，用上天，用幼子来劝阻，然而天道不公，幼子也将逃不脱《妇病行》中"行复尔耳"的悲惨命运，这是这位赤贫的丈夫十分清楚的："白发时下难久居！"故而他的慷慨悲愤，决心造反，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如果说他的反抗究竟属于落草的方式，那么《平陵东》则公开表示卖牛买剑进行起义了。请看：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上，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此诗《乐府诗集》题解说："崔豹《古今注》曰："《平陵东》，汉翟义门人所作也。"《乐府解题》曰："（翟）义，丞相（翟）方进之少子，字文仲，为东郡太守。以王莽方篡汉，举兵诛之，不克，见害。门人作歌以怨之也。""关于翟义在王莽称摄皇帝时起兵诛讨的事，《汉书·翟方进传》有记载，写他在公元七年，据东郡兴兵反王莽，且引起长安附近二十三县义军并发。王莽大惧，调重兵镇压，于是翟义兵败，在固始（又称固陵）地界被捕，后磔尸。这首"缘事而发"的乐府民歌《平陵东》，显然反映了西汉末年大动乱方兴未艾之时，人民群众对起义烽火的态度。作者得知翟义兵败逃至固陵被捕，并听说交钱百万可以通融赎出；但赎出后又遭追吏再捕，故而悲愤恻怛，乃至心中滴血，于是决心归家卖掉黄牛也去起义！这种用武力推翻官府的思想内容，对于黑暗暴政的反抗，当然就更为明确而激烈了。第二，揭露了长期征战的兵役和徭役给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

西汉初期，由于奉行无为政治，与民休养生息，故此很少有战争，百姓的徭役负担相对也不沉重。然而自武帝时一改政策，变无为为多欲，对外战争也很频繁。当然这里有反击匈奴入侵的正义战争，但无可讳言也有许多向外扩张的不义战争，如征大宛，攻南越，伐朝鲜等；即使是抗击匈奴，连续用兵数十年，不仅耗蚀了巨大的财力、物力，也耗蚀了巨大的人力资源，给国家造成了极沉重的负担，而这负担又必然以各种兵役、徭役、赋税等等形式不可避免地全部转嫁到了人民身上，从而给广大人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对于这种社会现实，作为当时文学主流的辞赋极少有直接反映，而在乐府民歌中却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悲愤的控诉，强烈地传达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例如"相和歌辞"《东光》：东光平，苍梧何不平？苍梧多腐粟，无益诸军粮。诸军游荡子，早行多悲伤！

这首诗歌所表现的就是武帝时从征南越军士的悲怨之情。据《汉书》载，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王相吕嘉反，武帝遂发兵征讨。但因路途遥远，且为南方瘴疠之乡，吏民多不愿，故所发内地兵丁很多是罪犯，行军之地多卑湿荒蛮，所受艰辛是可想而知的。诗一开始就以讽刺口吻反诘：内地的东光（今河北景县东北）是平静的，而南越的苍梧（今广西梧州）为什么不平静？接着就以苍梧卑湿，粟米皆腐烂不能食，连军粮都不能提供，以表达去到那里劳民伤财有什么用的厌战情绪。最后则用"游荡子"的困乏疲惫形象形容行军的士兵，直率地抒泄出他们心中的悲伤。

如果说《东光》所反映的是远征军旅的苦难，那么"鼓吹曲辞"《战城南》则是就战争所造成的死亡对统治者发出愤怒的诅咒和抗议了：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嚎。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诫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这是一首追悼亡灵的诗歌。诗人在对战场阵亡将士深深哀悼中，既表现了战争给百姓造成的巨大痛苦与悲伤，又表达了对发动战争的"君"即皇帝强烈的指斥。诗一开始直接叙事，写激战之后，尸横旷野，乌鸦群集，争啄尸肉，描绘出战场一片肃煞惨寂的景象。接着则采用奇幻的想象，出人意表之外地请争啄死难战士遗骨的乌鸦们，在啄食之前先为之嚎叫，作为招魂之礼，而且告诉乌鸦：未葬的尸体不会逃遁，不影响嚎叫后再吃！这样就收到了动人心魄且令人毛骨悚然的特殊效果。试想在弃满尸体的战后死寂中，大群乌鸦一齐盘旋号叫，这是怎样凄厉的场景！诗人正是通过这种手法深切地表现了内心极大的悲哀和对战争的无比憎恶。而下面"水深激激"等四句的景物描述所渲染的情境，则更加重了感情色彩，为后边对统治者的直接斥责做了铺垫。

表现兵役之苦的还有一篇《十五从军征》：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春谷持作飰，采葵持作羹。羹飰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此诗虽然载于《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名为《紫骝马歌辞》，前面多出"烧火烧野田"等八句，但是较之更早的唐代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已经指出""十五从军征"以下，古诗也。"而这"古诗"即《宋书·乐志》中所说的"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所以清代朱乾的《乐府正义》将它归入"相和曲"。诗中通过一位少年即被征兵，转战一生，历经九死，直到年八十始得返乡的老兵归家所见，极其强烈地控诉了战争灾难的深重。一句"松柏冢累累"写尽了他早已家破人亡的悲惨际遇。面对荒芜残败的家园，以及作完野菜饭而不知给谁吃的凄凉，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战争幸存者，不禁老泪纵横。其中的批判力量之强，实在足以震撼人们心灵，正如清代范大士在《历代诗发》中所评："后代离乱诗，但能祖述而已，未有能过此者。"

第三，揭示了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中，普通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出外行役谋生的现实，抒发了流离转徙的游子的辛酸苦难。

在封建专制的汉代，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无疑具有本质特征。一方面是王侯贵戚、富商大贾的过度侈靡，如"相和歌辞"《鸡鸣》中所讽刺的："黄金为君门，璧玉为轩堂。上有双樽酒，作使邯郸倡。刘王碧青瓦，后出郭门王。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鸣声何啾啾，闻我殿东厢。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来时，观者满路旁。黄金络马头，颎颎何煌煌！"另一方面则是广大百姓辛苦行役以维持生计，从而产生了不少游子悲歌，成为汉乐府中的一大主题。例如"相和歌辞"《艳歌行》之一：翩翩堂前燕，冬藏更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揽取为吾■。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写流宕在外行役的几兄弟辛苦劳作，衣破而无人为之缝补时，幸赖女主人好心相助，却又遭男主人的疑忌冷遇，内心甚感侮辱委曲。诗一开始用比兴手法，暗示不如燕子归去有时，而结尾慨叹"远行不如归"，于章法有致中蕴含无尽酸楚。另外，"杂曲歌辞"《悲歌》更将此种行役思乡的悲苦十分沉痛地抒发出来：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真真声声泪泪，敲人心扉。再如《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

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诗中写"胡地多飚风"，表明行役已远离内地而到边塞，那种艰辛苦难更非比寻常，所以忧伤的情绪才以"秋风萧萧愁杀人"的急风骤雨的方式倾泄而出。"鼓吹曲辞"《巫山高》表达了离淮水家乡而行役到蜀地不得东归的游子悲思：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深以逝。我欲东归，害（何）梁不为？我今无高曳（篙栧），水何汤汤回回。临水远望，泣下沾衣。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

"山高"、"水深"，已形象地写出处境的艰难；而面对"汤汤回回"

的浩莽江水，又既无桥梁可越，也无船桨可渡，只能"临水远望"，进一步表明了所陷入的绝境。凡此种种，都与《鸡鸣》中统治阶层骄奢淫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真实而深刻地显示了社会的极度不合理。

第四，通过对妇女题材的表现，不仅写出了她们对爱情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主要的还是写出了她们对封建礼教及婚姻制度的控诉和反抗。

妇女题材从先秦《诗经》开始，就是诗歌创作最关心的热点之一，这是因为婚姻爱情不仅以独有的审美价值成为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而且在私有制社会中妇女又实际处于被侮辱、被损害的最底层。她们要忍受最深重的苦难，同时自身的人格、命运又最缺乏保障，弃妇怨女普遍存在于生活之中，因此最能引起正直人们的同情与关注，是无法回避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汉乐府民歌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从各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大胆的表现。汉代自武帝独尊儒术，在思想教化上以儒家的道德伦理为正统之后，封建礼教对人们的束缚和压迫更甚于先秦，因此，在爱情和婚姻方面极少有《诗经》"国风"中所表现的男女自由相悦的热情欢歌，即便大胆追求，也往往打上苦涩的时代烙印。如"鼓吹曲辞"《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诗中的抒情女人主公为了爱情，呼上苍发誓，连举五项中原地区绝不可能发生的事，表示自己的勇气与决心，感人肺腑。然而，惟其如此，才以极大的感染力表现出争取爱情的无比艰难，以及为此她需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还有一首《有所思》，则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艰难：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令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狶！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皓知之。相恋的时候，两地相隔，犹如大海南北；闻知对方变心，愤愤地将准备赠与的定情礼物珠簪摧毁烧焚，以示决绝；经如此巨大的感情挫伤后，清夜痛苦地回忆往事，既然"鸡鸣狗吠"，已被邻里与当家的兄嫂所知，事关作女孩儿的名声，同时也实在不了解家中人能否允许让自己断绝关系的决心得以实现　。。总之，女主人公还是陷入于无法自拔的悲伤之中，以至在秋风肃肃中，听到晨风鸟（鴙）的鸣叫而倍感哀音伤心。待东方日出，新的一天开始后，她是否真的能知道如何处理此事呢？她果然可以从这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社会悲剧中解脱出来吗？这就是诗中坚贞而无辜的怨女所遭受的感情蹂躏，留给人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然而汉代的妇女毕竟去古未远，她们对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压迫，毕竟富于反抗精神。"相和歌辞"《白头吟》即表现了妇女为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与负心男人相决绝的意志：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卸沟上，沟上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从结尾两句的指斥，可以获知此男人所以背弃爱情而负心，是因为卑劣地贪财。既然如此，诗中秉性高洁如山上白雪、如云间明月，重感情、轻金钱的女主人公，就毅然决然地斩断情丝，既不悲戚，也不泣啼地与他饮完最后一杯酒而各奔东西了！那磊落的胸襟，那在婚姻上只以忠贞的爱情选择丈夫的坚定信念，使这一形象闪烁出耀眼的美的光辉，强烈体现出我国妇女传统的高尚品格。

以上所举，毕竟都是未婚女子争取婚姻幸福的诗歌，而封建礼教对于已婚妇女的损害则更为严重，因而产生了大量的弃妇现象。汉乐府民歌以悲愤与同情，对此也作了真实的反映。如《塘上行》：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傍能行仁义，莫若妾自知。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毫）发故，弃捐素所爱；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莫以麻枲贱，弃捐菅与蒯。

这首诗歌在《乐府诗集》中列在"魏武帝（曹操）"名内，然而《文选》李善注引《歌录》已经指出："《塘上行》，古辞"，只是"或云（魏）武帝"，故清代朱乾在《乐府正义》中说："凡魏武乐府诸诗皆借诗寓意，于己必有所为。而《蒲生篇》则但为弃妇之词，与魏武无当也，知其非魏武作矣。"诗中叙述了一位无辜妇女，只是因为如"毫发"一般的小事，就遭到不"行仁义"的众口毁谤间离，而他的丈夫本就喜新厌旧，只要觉得更好的"鱼肉"可以容易得到，就不惜抛弃以前虽曾"爱"而现在认为不如"鱼肉"好的"葱薤"，因此她竟被残酷地遗弃，从而陷入极度苦悲之中，以至"夜夜不能寐"。诗人正是以由衷的同情，通过这一被弃妇女的形象，对毫无道德的负心汉及其社会基础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而著名的《上山采蘼芜》则是以巧妙的对话，表达了诗人对弃妇者的无情鞭笞：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出！""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全诗采用"即事生情，即语绘状"的手法，于"永言和声之中"，写一位美丽、善良、勤劳而能干的妇女，居然被喜新厌旧的丈夫毫无道理地遗弃，而这一切却又是通过对话表现的。"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出"，出自弃妇之口，回忆往事，一面是新妇从正门热闹地被娶进，一面是自己黯然地从小门被逐出，情景历历，心中的悲苦委曲自是不言而喻。而丈夫喜新厌旧的丑恶心灵，则又是通过他再娶新妇之后，对路遇的前妻重行夸奖，耐人寻味且不打自招地暴露出来的，"用意之妙，绝出千古"（胡应麟，《诗薮》）。汉乐府中另一首杰出的民歌《陌上桑》，在揭露并抨击当时达官显贵淫靡贪色，路见良家美女就无耻调戏，而且公然肆无忌惮地要占为己有的卑鄙行径，以及妇女大胆反抗时，也是通过对话表现的。诗中写美丽的罗敷面对车马煊赫的太守的无耻调戏，不仅义正辞严地大胆予以斥责："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而且采用民歌中常用的夸耀自己夫婿的方式对他进行揶揄嘲弄，于诙谐幽默中达到道德上扬善惩恶的艺术效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高超的艺术手法也给有文化的乐师以很大的影响和启发，署名为辛延年所作的乐府歌辞《羽林郎》就是一例。诗中通过细节描写直接揭露了权贵之家的恶奴是怎样令人作呕地"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愤恨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正面表现了美丽的酒家女是怎样凛然不可侵犯地在恶奴动手动脚时，"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然后即给恶奴以严辞拒绝："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汉乐府民歌不仅在内容上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两汉时代社会生活的画面和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有很强的思想性，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具有令人瞩目的审美价值，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缘事而发"的叙事之美。

汉乐府民歌最显著的艺术特质即在于生动的叙事性。汉代的审美意识崇尚叙事，这不仅体现在汉赋和传记文学的高度发展中，而且也必然体现在诗歌的创作中。在此以前，《诗经》中已经出现叙事诗，但除了在《大雅》中有几篇平铺直叙并无多少情节的追记祖先创业的小型史诗之外，在《国风》中几乎没有一首成熟意义上的叙事诗，即便是《卫风·氓》，每一节也无不是以第一人称重在抒情。而汉乐府民歌则发展到出现了以第三人称叙述完整故事的作品，如《陌上桑》、《孤儿行》、《东门行》等。这些诗歌中不仅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而且往往能精确地提炼出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描写，通过人物的行动和高度个性化的语言，塑造出活生生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突出主题。在这方面，《陌上桑》开始时对罗敷的描写堪称神来之笔：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鬚；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归来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这里有春光和煦的景色渲染，有清新明丽的肖像勾勒，更有富于喜剧气氛的行人伫目爱怜的多种衬托，于是人们心目中美的典型极具艺术魅力地宛然而立了，技巧的清淳圆熟令人叹为观止。这种叙事性无疑是对《诗经》以来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与创新。因此，汉乐府民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实际标志着叙事诗的趋向成熟。在此基础上才于建安时代出现了伟大的叙事诗章《孔雀东南飞》。

第二，灵活多样的形式之美。

汉乐府民歌的诗体形式既不像《诗经》以来传统雅正的四言那样呆板和僵化，也不像骚体那样趋于文章化，而是有机地吸取《诗》、《骚》贴近生活的优点，呈现自由灵活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往往很自然地依顺社会生活本来的面貌，随着诗歌所表现的内容和情绪发展，当整则整，当变则变，或五言，或杂言，不拘一格，不泥一体，流动奔逸。如《东门行》，为表现主人公在贫困煎熬之下悲愤而激烈的情绪和毅然反抗的决心，全诗别具匠心地将一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多种句式，参差错落地组织在一起，在看似无序之中，却最强烈地表现出反叛并打破封建统治秩序的气势，恰好收到了人为整饬所难以收到的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此外，像《上邪》、《有所思》、《妇病行》、《孤儿行》等无不以句式的灵活多变而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除杂言体外，汉乐府民歌中更值得提到的是全新的五言体的创立。这种新歌体因为具有"二二一"或"二一二"的音律节奏，非常适合容纳汉语发展了的双音词，而且活泼灵变，既提高了语言的表达功能，又具有婉转流动的音节之美，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所以一经出现，很快被缘事而发的民间歌者所喜爱，创作出许多特具魅力的新歌，形式上也逐渐臻于完美。如《陌上桑》、《艳歌行》、《白头吟》、《上山采蘼芜》等等。更有深远意义的是，这种五言新歌当时虽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俚俗之体，但由于本身所具有的巨大艺术感染力，逐渐吸引了文人的注意，先是模拟，继而创作，到东汉后期遂产生了一批艺术价值很高的作品，使这种新诗体走向成熟，并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重要形式。即此而论，汉乐府民歌艺术上的开发之功确乎是光照百代的。

第三，质朴生动的语言之美。

汉乐府民歌来自民间，源于生活。作歌者就是城邑乡村的下层民众。他们没有多高的文化，甚至不识字，只有自在的艺术敏感和卓越的口头表达，感于哀乐，率性而发，所以全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口语入歌，并无人为的藻饰。一旦成歌，再经流传，不仅句句朗朗上口，而且质朴简练，生动鲜亮，充满了真情真性，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绝无刻意修饰、矫情虚冒之病，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为历来诗家所倾倒，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即称："惟汉乐府诗谣，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矢口成言，绝无文饰，故浑朴真至，独擅今古。"例如《上山采蘼芜》一诗，全诗仅八十字，没有一句藻丽文饰之语，而弃妇的勤劳、美丽、才干与被弃的悲苦，以及前夫喜新厌旧的卑劣、得新又念旧的心态，无不声形毕肖，跃然纸上，正所谓"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辞藻气骨略无可采，而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诗薮》）。再如《孤儿行》、《妇病行》，其语言运用的"浅而能深"，也早有定论。宋长白在《柳亭诗话》中即指出："病妇、孤儿行二首，虽参错不齐，而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后贤遇此种题，虽竭力描摹，读之正如嚼蜡，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也。"

3。汉乐府民歌的地位和影响我国诗歌创作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历来有诗国的美誉。早在西周至春秋，就有《诗经》的结集。战国期间尽管中原争战，文士热衷于纵横之术或理论思辨，诗歌呈寥落之状，但南方楚国却出现了光照千秋的伟大诗人屈原，从此在诗歌发展史上掀开了诗人创作的崭新的一页，又足以使这一时期诗坛熠熠生辉。但是经秦到汉的四百年间，由于在文学上是辞赋的时代，诗歌创作很不景气，直至东汉后期之前，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诗人诗作，寂寞的诗坛大抵呈一片荒芜。然而恰在此时，从汉武帝"采诗夜诵"到东汉一代"举谣言"，遂使大量优秀的民间诗歌以乐府的形式得以保存，于是不仅适时填补了汉代诗坛的相对空白，而且"简直是使荒漠变成了花园"（余冠英《乐府诗选·前言》）。从这种意义上讲，正是汉乐府民歌使中国诗歌从《诗经》开始的现实主义精神，发展成为延续未断的更加丰富、更加具有创作活力的传统，其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自明的。

汉乐府民歌对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当然首先表现在"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继承上。正是在汉乐府民歌的滋养下，直面人生的汉代诗人创作才逐渐活跃起来，从开始时的模拟到创新，为建安诗坛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诗家所推崇的"建安风骨"、"魏晋风力"，又是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运动的一面旗帜。到盛唐，伟大诗人杜甫"即事名篇"所作的"三吏"、"三别"等不朽诗章，到中唐，白居易、元稹标举的"新乐府"运动，到晚唐，皮日休"正乐府"，整个唐代，汉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都在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中起指导作用。甚至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在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时代，仍自觉地取"乐府之神理"。至于汉乐府民歌所开创的五言诗体，一直作为中国古典诗体的主流，以及汉乐府民歌在叙事技巧、语言艺术等方面对后世起到的显著作用，都已有目共睹，毋庸赘言了。

4。汉代民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第十一大类收录了上古三代以来的一些无乐器伴奏的徒歌、谣以及口头诵说的谚语，其中汉代部分存有五十多首。其实汉代民间制作流传徒歌、谣、谚的风气很盛，数量也很多，据史料记载，保留至今的就不下二、三百首。这些歌谣一般都来自社会的现实生活，迅速快捷地反映民俗民意，具有针对性强、爱憎褒贬态度鲜明、短小精悍、尖锐泼辣的特点，往往有舆论作用和讽谏意义，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传播很广泛。因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被"中国人民所喜好"，甚至与被服饮食一样，同为"奉生送死之具也"。西汉时就被贤良官吏用来了解民情，如《汉书·韩延寿传》载，汉昭帝时韩延寿出任颍川太守，"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尚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而东汉自光武帝起就有听谣之举，直至末年不衰。

汉代民谣就内容而言，主要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者施加到他们身上的种种压迫与剥夺，以及他们对王朝政治的种种感受与评判，有很强的时代性和战斗性。在这些民谣中可以看到对帝王权贵、贪官污吏的无情揭露抨击和讽刺嘲弄。如《五侯歌》：五候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象西白虎。

此歌谣直刺汉成帝时的外戚王根。据《汉书》载，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王皇后的五个兄弟同一天都被封侯，王潭封平阿侯，王商封成都侯，王立封红阳侯，王根封曲阳侯，王逢封高平侯，号为"五侯"，穷贵极富，而王根最为厉害。这首民谣则揭露他大修园林宅第，从长安城西引进高都水，直到城东的外杜，在开凿的水池中筑土成渐台，所修字室居然模仿皇帝未央宫内的西白虎殿，十分尖锐地抨击了外戚的骄横。另外还有《燕燕谣》：燕燕尾涏涏。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

这首民谣对汉成帝及赵飞燕的荒淫残虐作了大胆而激烈的抨击，表示了人民群众的愤恨之情。歌谣一开始用形象的比兴手法，以翘着光泽鲜亮尾巴的燕子谐音喻本为阳阿公主家貌美舞女的赵飞燕。然后说她是汉成帝在佞臣富平侯张放的引导下私游时见到并被引进宫来的，这自然也包括了赵飞燕之妹赵昭仪，其中的荒淫行径就当时人而说，自能体会。而民谣作者更将矛头指向由赵氏姐妹导演实施的宫廷对成帝亲子的血腥杀戮，最后她们自己也得到了头朝下吃粪矢的下场，简练而明快。东汉灵帝时的《城上乌谣》则直刺董太后的贪婪并旁及整个当朝显贵，其内含的容量之大、战斗性之强，更是非同一般：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作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

民谣的作者一开始还是用比兴手法将帝后官宦统统极形象地比喻成丑陋贪嘴的秃尾巴乌鸦，接着指斥他们老子当官作恶而儿子承传效法，父子师徒相因；一个作恶多端而死，却引出了更多百倍的新凶。据《后汉书》载，不可一世的大将军梁冀被宦官除掉之后，所有参与其事的宦官都得到权势，朝政更加腐败不堪。至于桓帝死后，窦武等车马班班到河间迎立汉灵帝，而灵帝之母董太后就是一个极贪财的妖女，《后汉书》载她曾"使帝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堂满室"。她在河间所搜刮来的金钱当然是民脂民膏，"石上慊慊舂黄粱"即表达了百姓连隔夜粮都没有。而这时想到官府击鼓告状，却只能引起官吏的怒罚！完全是一幅朝廷上下野蛮贪剥，而百姓投诉无门的腐败黑暗图卷。在这种政治统治下，出现《侯非侯谣》所描述的情景，就是必然的了："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邙！"汉末光熹元年（公元189年），宦官中常侍张让、段珪等人曾劫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出走，公卿百官追随到洛阳郊外北邙山下。这是实事，然而又极深刻地揭示了造成如此情状的原因，恰恰在于长期以来"侯非侯，王非王"的腐败。

朝廷王侯贵戚如此，地方吏治也就可想而知。《后汉书·樊晔传》就记载了百姓为光武帝时任天水太守的酷吏樊晔所传唱的《凉州歌》：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见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冀府寺"指天水郡衙。从歌中可见天水简直比正哺乳幼虎的母虎洞穴还要可怕。这位樊府君对流落至治下的游子之凶残实在令人发指：凡是经过此城夜间在路边歇息，一律逮捕投入狱中，他只要大笑，犯人就得死，而他发脾气时，倒将犯人搁置起来，一副喜怒无常的凶煞形象。他还是号称廉洁的，百姓已经"安可再遭值"！《东门涣谣》则辛辣地指刺东门涣这一贪官："东门涣，取吴半；吴不足，济阴续。"在吴郡就贪敛去了全郡的一半财富，然而并不满足，调到济阴继续贪剥！而《刺巴郡守歌》又将贪官如何凶恶剥夺具体化地表现了出来：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迎，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为。思往从邻贷，邻人己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恶吏的贪欲无度，百姓的极端贫困，具在歌中。在朝廷上下无处不在的贪官污吏如此凶狠地压榨之下，贫苦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是必定要反抗的。请看这首《小民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从来必可轻，夸何欲望平？

面对统治者严刑、杀戮的暴政，"小民"明确地认识到了"吏不必可畏"，从而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坚韧意志，不要说割发的髡刑，就是头被砍下来也还要呐喊！官吏指望靠峻法严刑来平息反抗的怒火是不会成功的。

汉代民谣在艺术形式上都此较简捷，并没有过多的加工，但往往一针见血。表现手法上也多种多样，有的直叙其事，有的比较曲折隐晦，如《桓帝京都童谣》："茅田一顷中有井，四方纤纤不可整。嚼复嚼，今年尚可后年铙（哓）。"从字面上解似乎是写田地荒芜不可整理，如果总是吃了又吃，今年还可维持，明年就会发生混乱。但是据《后汉书·五行志》载此童谣的解释，则为"茅田一顷者，言群贤众多也。中有井者，言虽阨穷，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纤纤不可整者，言奸慝大炽，不可整理。嚼复嚼者，京都饮酒相强之辞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饮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锢也。后年饶者，陈、窦被诛，天下大坏也。"原来是一首暗喻宦官管霸、苏康结党擅权，挑起党锢之祸的政治谣讴，于平浅中又见深沉。

（三）汉代文人诗歌1。概说两汉文人诗按现代的诗歌观念来考察，有四言、楚歌、骚体、七言、五言等几种不同的体裁。四言体大致有以下几类：第一，庙堂颂歌。如高祖时唐山夫人编乐的《房中乐》十七首中的十首，武帝时《郊祀歌》中《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惟泰元》、《齐房》、《后皇》等八首，东汉东平王刘苍《武德舞歌诗》。第二，外族进献歌舞的译词。如白狼王唐菆所献《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归德歌》。第三，辞赋结尾的歌词。如司马相如《大人赋》中的《大人歌》，班固《两都赋》中的《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等。第四，文人言志诗。前三类蹈袭《诗经》"雅"、"颂"，从内容到形式都公式化、概念化，毋庸多论。而文人的四言言志之作，从汉初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到宣、元时其七世孙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以及东汉傅毅的《迪志诗》，不仅寥寥数篇，而且同样恪守《诗歌》典雅庄重的传统，形式僵化，毫无创意，艺术上几无价值可言。只是到东汉后期，思想观念上开始冲破雅俗畛域，从民歌谣谚中吸取了生动活泼的抒泄真情，从辞赋创作中借鉴了优美圆熟的语言技巧，重视艺术形象的创造之后，才逐渐有所转变，开始出现值得称道的好作品。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张衡的《怨诗》：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之远，我劳如何。

此诗前有小序："秋兰，咏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表明了立意和主旨。这是一首咏物诗，虽用《诗经》四言形式，但以秋天兰花喻幽隐的才德之士，抒发倾慕之思，又可体味到融通楚辞的意韵。感情真挚，个性鲜明，语言清丽典雅，全无以前四言诗的呆板说教之病，被《文心雕龙·明诗》赞为"清典可诵"，表明了四言体的新收获。再有，稍后的朱穆所作《与刘伯宗绝交诗》也很可观：北山有鸱，不洁其翼。飞不正向，寝不定息。饥则木揽，饱则泥伏。饕餮贪污，臭腐足食。填肠满嗉，嗜欲无极。长鸣呼凤，谓凤无德。凤之所趣，与子异域。永从此诀，各自努力。

朱穆是东汉顺帝、桓帝间人，性刚直，居官清廉，对逐利之徒疾恶如仇。有刘伯宗者曾几次投奔他为属吏，后来此人钻营为大臣，竟派人召朱穆去拜谒。朱穆怒其"于仁义，道何其薄哉！"而作《与刘伯宗绝交书》，并作此诗。全诗皆用比兴手法，以丑恶的邸鸟比刘伯宗，以凤凰自比，形象生动，爱憎分明，尖锐激烈，痛快淋漓。虽采用传统雅正的四言体，但全无"温柔敦厚"的诗教束缚，语言流畅而不古奥，融汇了民间歌谣的口语化特点和辞赋骈偶排比的修辞技巧，充分表现了主题。除此之外，桓帝时秦嘉的《赠妇诗》一首，更是大胆打破传统，居然用这种庄重肃穆的四言体抒写思念妻子之情，精心构思，反复比托，以时令景象来渲染独居空室的寂寥冷清，倾诉对爱妻的深深眷恋，真切感人，表现了艺术追求的自觉趋势。以上虽然可见四言体发展的新收获，但毕竟数量太少，质量也未臻一流，还不能形成创作潮流。

楚歌主要流行于西汉初期到中期的宫廷帝王妃嫔之中，产生了著名的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武帝刘彻的《秋风辞》，以及吕后时赵王刘友的《幽歌》、武帝时远嫁乌孙的公主细君的《悲愁歌》等。至于文士所作除乐府歌辞外，只有枚乘《七发》中的"麦秀蔪兮雉朝飞"短歌、司马相如《美人赋》中的"独处室兮廓无依"短歌、李陵的《别歌》等几首。这以后，就十分寂寥了。直到东汉，才又陆续出现息夫躬的《绝命辞》，梁鸿的《适吴诗》、《思友诗》，班固《两都赋》尾声的《宝鼎诗》、《白雉诗》、《汉颂》中的《论功歌诗》，崔骃《安封侯诗》、《北巡颂》中"皇皇太上湛恩笃兮"短歌，傅毅《七激》中"陟景山兮采芳苓"短歌，张衡《舞赋》中"惊雄逝兮孤雌翔"短歌、《定情赋》中"大火流兮草虫鸣"短歌，徐淑的《答秦嘉诗》，仇靖的《李翕析里桥郙阁颂新诗》（已残），蔡邕的《琴歌》，也不过十五首，而且除梁鸿的《适吴诗》、徐淑的《答秦嘉诗》比较有特色外，其余不是作为赋文学的一部分，就是并不足观。如此而论，楚歌作品在两汉文人诗歌中分量当然是很轻的。至于骚体已属辞赋文学，七言刚刚从楚歌楚辞中萌芽，不过只有张衡《四愁诗》和《思玄赋》中尾声系辞"天长地久岁不留"两首而已。其中《四愁诗》虽堪称佳作，一向为人所重视，但四章的开头一句中间皆夹一"兮"字，如"我所思兮在太山"，表明体式尚未臻于成熟；而《思玄赋》系诗，不仅还未从赋体中独立出来，而且比较幼稚，类似打油诗，显然也不能成为汉代文人诗歌的重要内容。

汉代文人诗歌中唯一具有代表性重要意义的只有五言诗。

2。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五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自建安以来就最为诗家所重视，如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因为这种诗歌体裁"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而汉代恰为五言诗的成熟时期。正是在汉代，五言诗经过数百年自在自为的发展，终于脱离了"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从属于音乐歌舞的民间歌谣、乐府歌辞阶段，而跃进到重在个人抒情述志、具有独立语言艺术特点的文人创作轨道，从而为诗歌自觉走上繁荣昌盛、成就辉煌的新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言诗的出现最早源于民间歌谣。大约在春秋未、战国初，民歌中就已经有了较之"文繁而意少"的四言体更便于容纳双音词，以表现愈来愈丰富的社会现实生活和人们内心世界的五言体雏形。如《孟子·离娄上》所载楚地民歌《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到秦代则已出现完全规整，而且隔句用韵，音节更为舒展协调的《长城歌》。目前可以见到的汉代最早的五言体，是《史记·项羽本纪》张守节正义所引陆贾《楚汉春秋》的虞姬《和项王歌》：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乐生！

此外，汉乐府清丽可喜的情歌《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也被认为是汉初民歌。而像这样优美生动悦娱耳目的民歌，在武帝时被采入乐府后，必然会引起文人的注意，并有意识地模仿、学习。现在看来以音乐歌舞侍奉皇帝的倡优先行动起来了，李延年就有一首著名的《李夫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此歌第五句作七言，表现在模仿初期还不十分规范。然而随着模仿的频繁增多，特别是文化水平更高的文人的加入，使得其形式逐渐规范，而且意趣也向抒情论理转变。在乐府古辞中即可以看到明显为文人创作的歌诗，例如"相和曲辞"《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此歌以园中葵上的朝露太阳升起后会晒干起兴，慨叹阳春、凛秋万物盛衰有时，进而劝勉人应该趁少壮努力，否则就会老大无成，伤悲也徒劳无益了。运用比兴，语言近于民歌的朴实浅显，但又有文采，思理警策深刻，抒情性强，艺术品位较高，显出作者具有文化修养，与民间百姓口头传唱的歌谣不很相同。同曲的另外一首文人创作的特征更突出：岧岧山上亭，皎皎云间星，远望使心思，游子恋所生。驱车出北门，遥观洛阳城。凯风吹长棘，夭夭枝叶倾。黄鸟飞相追，咬咬弄音声。伫立望西河，泣下沾罗缨。

歌辞中抒发了游子思乡思亲的悲伤感情，不仅"游子"、"驱车"、"罗缨"明确交待了不同于百姓的文人身份，而且"凯风"二句，用《诗经·邶风·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的典故；"伫立"两句，用战国时曾任魏国西河太守的卫国人吴起别母时说："不为卿相，不复入卫。"后被迫离西河洒泪而去的古事，则更是文人诗歌的显著特征。只是由于当时诗歌观念中雅俗畛域的限制和束缚，视五言为俗体，被士大夫所轻贱，不能登大雅之堂，作歌者多为下层文人，而且也不署名，所以迄于西汉，我们见不到上层士大夫的作品。然而，五言体毕竟在民间和下层文人中无可阻遏地活跃发展，并以比其他体裁更为优越的长处从歌辞向徒诗迈进，成为诗人抒情寄志的理想形式，因此到东汉，文人创作的歌辞不仅更多，而且终于出现了由班固所创作的文学史上第一首完全脱离音乐的五言诗《咏史》，尽管质量不高，却标志着新的诗歌创作时代的开始。

3。署名文人的五言诗关于汉代署名的文人五言诗，六朝时曾先后传出有西汉李陵、苏武、甚至枚乘的作品。南朝梁时萧统的《文选》第二十九卷"杂诗上"，就选录《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苏子卿诗四首》；稍后徐陵在《玉台新咏》卷一，又将《文选》列为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中的八首以及西晋陆机所拟的古诗原作"兰若生春阳"一首共九首诗放在枚乘名下。然而，这都是错误的，很早就有人指出其为伪作。南朝宋时颜延之的《庭诰》就说："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所谓"总杂不类"，也是指李陵有楚声歌《别歌》载于《汉书》本传，与五言诗完全不同，所以当时流传的李陵诗歌"非尽陵制"，不见正史的五言"元是假托"。后来《文心雕龙·明诗》又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指其乐府歌辞《怨歌行》）见疑于后代也。。。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指《古诗十九首》之"冉冉孤生竹"），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到现代，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经详细考证，而下断语："绝对不承认这几首诗是李陵、苏武作的"。至此，文学史家大抵一致认为这些诗实为东汉末年桓、灵时代的下层文人作品，已经没有疑义。这样，在中国文学史上被公认的现存第一首署名文人的五言诗，即是《史记·仓公列传》张守节正义所注引东汉班固的《咏史》了。

班固《咏史》的出现，表明当时上层士大夫已经开始冲破正统的雅俗观念，亲自尝试用这种新兴的俗体抒情遣怀，创作纯语言艺术的徒诗。《咏史》所咏是西汉初期，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救父，而文帝诏除肉刑之事：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此诗大概作于他初修《汉书》被系京兆狱时，即遇而发，因事讽政，有"感慨之词"，但平铺直叙，如钟嵘的《诗品》所评"质木无文"，故《文选》不予收录。其时五言诗尚在初创阶段，技巧还不熟练，艺术性也差。直到五十余年后，张衡的《同声歌》问世，用新婚女儿自述的口吻，写她在幸福欢乐之时，表示矢志忠于丈夫。《乐府解题》认为是以此来"喻臣子之事君"。较之班固的《咏史》，《同声歌》不仅塑造出真切生动的艺术形象，而且感情诚挚细婉，词采绮丽。如"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所以徐陵将其选入《玉台新咏》，表明文人五言诗的技巧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又过五、六十年，到桓、灵之际，五言诗人与五言作品更多，艺术上也渐渐成熟，如秦嘉、郦炎、赵壹、辛延年等，皆有佳作流传。

秦嘉是桓帝时陇西郡吏。他有著名的五言《赠妇诗》三首，写他以上计掾奉役离郡到洛阳，而爱妻徐淑正因病回娘家，故上路时不得当面辞行，于是心情抑郁，思念忧愁。如第一首：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省书情悽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卷。表现出抒情主人公在即将启程的夜晚，独坐空房，不能与妻话别的悽怆心绪，语言朴素自然，感情深挚笃厚，缠绵悱恻，不仅表现了对妻的爱恋，而且传达了下层小吏身不由己的境遇，虽然不是什么重大的主题，但所抒发的那一段真挚的情愫是很感人的。

郦炎是灵帝时的青年诗人，有壮志，对汉末的黑暗政治极为愤慨。他有五言《见志诗》二首。前一首以凌厉激扬的气势，抒发了超迈绝尘的雄心壮志，如"舒吾凌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躯，倏忽谁能逐。"后一首则感愤社会昏乱，自己生不逢时，如"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语言朴实清雅，感情充沛，形象生动，个性鲜明突出。

赵壹则在其著名的《刺世疾种赋》尾声中，假托"秦客"、"鲁生"，作了两首五言诗。其中《秦客诗》为：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

开始即突兀而起，表现对当时的黑暗政治完全不抱希望，不存幻想。接着则以比喻、对照的手法铺排而下，生动而鲜明地揭露了社会的污浊。"伊优"，形声词，如"■哑"，小儿学语之态，喻谄媚小人；"抗脏"则为高亢正直之士。此二句写小人高居显位，而正直之士却倚于门边。全诗充满了愤激抗争，感情极为强烈。《鲁生诗》为：势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弛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表示"鲁生"听"秦客"所诉后的回答。"守尔分"指坚持操守；"勿复空驰驱"则明确表示与统治集团决裂，其悲愤之情，更为强烈。

从以上诸作可见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已经日趋成熟，成为抒情寄志的重要形式。

4。佚名文人的五言诗东汉后期，除署名文人五言诗作之外，还有数量更多、质量也更高的佚名文人的五言诗流传，对后世影响更为巨大而深远，被誉为典范之作。这些优秀作品首先应该论及的就是倍受推崇的"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的名称，最早见于南朝梁时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所以如此定名，是因为对萧统而言，诗是古代的诗，已经不知作者姓氏，另外只选了十九首。这十九首古诗在《文选》中编排顺序如下：1。《行行重行行》。

2。《青青河畔草》。

3。《青青陵上陌》。

4。《今日良宴会》。

5。《西北有高楼》。

6。《涉江采芙蓉》。

7。《明月皎夜光》。

8。《冉冉孤生竹》。

9。《庭中有奇树》。

10。《迢迢牵牛星》。

11。《回车驾言迈》。

12。《东城高且长》。

13。《驱车上东门》。

14。《去者日已疏》。

15。《生年不满百》。

16。《凛凛岁云暮》。

17。《孟冬寒气至》。

18。《客从远方来》。

19。《明月何皎皎》。

其中第5、12、1、6、2、9、10、19　首，被南朝徐陵于萧统《文选》之后，依此顺序编列在枚乘的《杂诗九首》之中。关于西汉初期枚乘绝不可能创作出这样风格的五言诗，历来诗家学者已经充分辨明，上节提及，此不复赘。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征去考察，《古诗十九首》当为东汉后期从顺帝到少帝之间桓、灵时代的作品。虽然《乐府诗集》将其第8　首《冉冉孤生竹》列为乐府"杂曲歌辞"的古辞，第13　首列作《驱车上东门行》古辞，但是并非民间口头传唱的歌谣辞，而都是下层文人仿乐府的创作。这是因为首先，民间歌谣的总体特点为"缘事而为"的叙事性，而《古诗十九首》则全为抒情之作，而且抒发的又全是游子思乡，离愁别恨，人生不长，及时行乐等个人情怀，抒情主体的个性鲜明而突出，与民间歌谣集体口头传唱的风格很不相同。其次，民歌一般直抒其意，朴质自然，而《古诗十九首》则在朴质自然之中又往往锻炼词藻，清雅秀丽，运用典故以扩大意趣。这些正是具有很高文化的文人创作的明显标志。

《古诗十九首》因为就六朝人而言传自古代，并无作者名姓，西晋陆机已经只当作古诗拟作，所以自然不是出于一人之手，也非写于一时一地，故而内容复杂，题材范围相当广泛。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归纳出四大类：第一，表现男女离情、思妇闺怨。诗有《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涉江采芙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

第二，表现游子怀乡。诗有《去者日已疏》。

第三，表现热衷于仕宦荣名。诗有《今日良宴会》、《回车驾言迈》。

第四，感叹人生无常，诗有《青青陵上陌》、《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

第五，怨愤世态炎凉。诗有《西北有高楼》、《明月皎夜光》。从上述分类可以看出，《古诗十九首》正是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东汉后期下层文人"离其父兄，去其邑里"，为功名、生计，离乡背井，奔波劳顿，而由于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人情的浇薄，理想和追求并不能合理地实现，往往"或身殁于他邦，或长幼而不归，父母怀茕独之恩，思人抱东山之哀，亲戚隔绝，闺门分离，无罪无辜，而亡命是效"抒发了他们内心寂寞、苦闷、伤感、悲哀等种种情绪，虽然并未涉及什么重大主题，也未鸣放出激昂的时代强音，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风貌。

征人思妇的主题是《古诗十九首》中表现得最充分，同时也是最感人的一类，共有十首。在封建社会，下层文士为了求取功名，离开家庭，游宦在外，这是普遍现象，故而势必循环往复地造成情侣夫妻不得团聚的人生悲凉。东汉后期的诗人将这一离愁别绪的内心情结，表现得非常真切深沉，足以引起百代共鸣。在《行行重行行》中，一开始诗人即以思妇的口吻，沉重地慨叹与不得不出门远游的丈夫生死别离的愁思和幽怨："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一个"生"字，脱口而出，却倾吐了多么巨大的伤感与悲哀！因为这"生别离"，就必定意味着"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她不能不失去应该享有的正常家庭生活，陷入对丈夫的痛苦相思之中，一任青春蹉跎而又无可奈何："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然而她毕竟在独自承受之中，还是将关怀和体贴充满亲情爱意地寄与了漂泊在外的丈夫："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表现了东方女性以柔弱身心坚强地担起苦难的道德情操。如果说这一首抒发的是成婚已久的主妇的忧思，那么《冉冉孤生竹》则是表现"千里远结婚"立即就与丈夫"悠悠隔山陂"的新婚女子更为凄苦的怨思。"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如此怨嗟发自新婚少妇之口，那一份委曲和哀伤尤其使人扼腕叹息。《涉江采芙蓉》又是以远游在外的丈夫对妻子的怀恋思念，来表现两地离居的沉痛："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总之，在这组古诗中，多角度、多侧面地揭示了夫妇分离的相思之情，而这一主题尽管没有直接涉及社会政治的大波澜，却从中折射出时代的不合理，具有历史的认识价值。而在感叹人生无常的四首诗中，虽然表现了消极的及时行乐的思想情绪，然而仔细品味，仍能咀嚼出当时下层文人在生活重压以及世风颓败腐蚀下，心灵深处的创伤。其中《青青陵上柏》则在表现洛中王侯也逃不脱"戚戚何所迫"的感触时，又含蓄地暗示了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内部尖锐激烈的矛盾倾轧；《驱车上东门》虽然结尾将人生戏谑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但是在遥望洛阳北邙那一片王侯贵族的墓地后所揭示的"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中，不是可以意会到这种及时行乐的消沉，正是来自对东汉政权的绝望，以及对当时圣贤、神学在精神思想上严重桎梏的抗争吗？再有《明月皎夜光》所表现的对人情淡薄、世态炎凉的愤懑，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冷漠和严酷："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以前的同门好友，一旦"高举"，立即变脸；所谓友谊，不过如天上的南箕北斗与牵牛星，统统徒有空气，根本靠不住：名箕而不能簸，名斗而不能杓，名牛而不负轭拉车。如此道德沦丧，又正是封建末世的象征。诗中表现的虽为个人遭遇的体验，但其愤世疾俗的针砭却直戳那一时代的弊端，具体而真切。《古诗十九首》除在内容上以浓重的感伤情绪表现了东汉末世大动乱前夜的社会黑暗，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外，在艺术上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是我国文学史上文人五言诗的典范，被誉为"五言之冠冕"。

首先，作为抒情诗，作者极善于寓情于景寄景生情，使景与情完美交融，故而不仅形象生动，而且情致委婉真切，感人至深，有强大的艺术魅力。例如《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抒。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诗人首先以仰望星光灿烂的苍穹写起，将目光停在遥远银河两岸明亮的牵牛与织女星上，那辽阔神秘的夜空之景一下子就使读者进入了美丽而又伤感的神话意境之中，此时景即是情，情即是景，情与景水乳交融为一体了。然后自己生发出浪漫的想象，织女与牛郎隔河相思，"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清绮哀怨的故事，不正是人间夫妻离别不得团聚的生动写照吗？全篇写景，又全篇抒情，字字句句无不敲击情弦，令人涵泳无尽。

其次，作者又极善于通过生活情节抒写内心活动，使整体形象具体而鲜明，有很强的可感性。由于汉代文人五言诗本来就学自民间歌谣，与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歌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整体结构上一般都保持了叙事的艺术方式，很少有单纯直接的抒情，总是融抒情于叙事之中，抒情如同叙事，而且技巧圆熟，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这在《迢迢牵牛星》中已经可以充分看出，诗人就是在叙述遥望星空的所见、神话传说的所想中，抒发爱侣相思的似水柔情。再如《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全诗皆通过明月照床而独居不寐的思妇自叙，表现她的忧愁、徘徊、怨嗟、彷徨、流泪，当思念丈夫的悲愁抒写完毕，诗也自然结束了，可谓句句叙事，却又事事抒情，叙事即是抒情，不仅女主人公思亲的情绪脉络极其清晰，而且伤感落泪的形象也始终宛然可见，情与事交融到天衣无缝的地步。再次，作者又非常善于运用比兴手法，使诗歌言简而意深，语短而情长，着墨不多，却含蓄蕴藉，余味无穷。如《青青河畔草》，以"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起兴，河畔青草生机勃勃，园中垂柳柔韧秀美，而此两种常见之物又都暗喻绵绵思绪、离别情意，用来引起既美貌又多情的"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的女主人公，在丈夫漂荡不归的寂寞之中，"空床独难守"的内心情结。而《冉冉孤生竹》，开始以"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起兴，将女子出嫁视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心情形象地揭示出来，再以"兔丝附女萝"为新婚作喻。当新婚就遇长期离别时，又以贞洁秀雅的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自喻青春妩媚的年华，然而"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那离愁，那哀伤，统在形象的比喻中委婉道出，收到了极高妙的艺术效果。

另外，《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异常精炼，而且浅近自然、清丽如话，做到了"天然去雕饰"，显示了诗人炉火纯青的语言锤炼技巧。如此例证，俯手可拾，不胜枚举。像《迢迢牵牛星》中叠字的妙用：以"迢迢"示遥远，以"皎皎"喻明洁，以"纤纤"饰秀美，以"札札"形机声，以"盈盈"、"脉脉"传达似水柔情因路途阻隔而不得抒发的忧伤。全诗共十句，而六用叠词，愈使诗意隽永。

综上可见，《古诗十九首》不仅在艺术上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而且也确实标志了我国五言诗已经发展成熟，从此，诗坛开始了五言的时代。

东汉佚名文人五言诗除《古诗十九首》外，还有传为苏武别李陵的《别诗》四首和李陵的《与苏武诗》三首等。关于这七首诗绝非西汉中期苏武、李陵的作品，而是与《古诗十九首》大体同时的东汉桓、灵期间文人之作，前人已辨之甚详，无须多论，然而就诗而言，确为"委曲含蓄"、情深意厚的佳作，是历来为诗家所公认的。具体考察，所谓"苏武"《别诗》，其内容分别为：其一"骨肉缘枝叶"，为兄弟间送别；其二"黄鹄一远别"，为游子间送别；其三"结发为夫妻"，为夫妻间离别；其四"烛烛晨明月"，为主客间送别。所谓"李陵"的《与苏武诗》，其内容则全是朋友间送别。而这样的送别诗在《古诗十九首》中尚未见到。因此，这些《别诗》又恰可弥补《十九首》所缺，使这一时期下层文人的精神情态得以更充分的表现，其价值也是不言自明的。其中"结发为夫妻"，将恩爱夫妻因被征上战场而近于生离死别的伤情表现得尤为真切：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诗中先从征夫与妻子的恩爱之情叙起。"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看似夫妻欢娱，细味则充满辛酸，结发夫妻的柔情蜜意也只有今夜了！然而即将出征的丈夫还要心神忐忑地从床上起身注意天时，到"参辰皆已没"天将破晓时终于要上征途了，想到"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故此与爱妻握手离别时，禁不住长叹落泪。诗人通过这一系列细节描写，将生离死别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动人肺腑，强烈地反映出战乱给下层人士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最后的临别相嘱与深情誓愿，更是催人泪下。全诗依然融抒情于叙事，语言真率，感人至深。

六、汉代文学批评（一）汉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状况汉王朝建立之后，经过将近七十年的削平内乱、休养生息，到武帝继位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于是文学艺术也在前期的基础上日益活跃。这时的文学创作，不仅辞赋已从"六艺附庸"发展为"蔚成大国"，进入空前繁富的鼎盛时期，而且其他文学形式诸如乐府诗歌、史传文学、各类散文，亦无不以丰富多彩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总结的那样："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燕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偃）以鼎食，擢公孙（宏）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朱）买臣负薪而衣锦，（司马）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吾丘）寿王之徒，严（助）、终（军）、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余采，莫与比盛。"堪称郁郁乎文哉。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批评亦随之得到了发展，并对文学创作或积极或消极地起着指导和制约作用。虽然较之后世文学自觉时代尚显得不够系统与专精，但却在许多重要课题上都有着继往开来的巨大影响。

汉代的文学批评就其总体状况而论，表现出两大特点。一大特点是日渐活跃，成绩突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对文学的特性有了进一步认识，从而注意到文学与学术的区别，开始以"文"、"文章"来专指文学性的创作，而以"学"、"文学"来专指学术著述，以示泾渭。这在班固的《汉书》中看得最清楚，凡文学家的文学之文概称"文"、"文章"。如《贾谊传》，称其"以能诵诗书、属文，称其郡中。"（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汉之得人，于兹为胜；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司马相如叙传》："文艳用寡，《子虚》、《乌有》。"《扬雄叙传》："渊哉若人，实好斯文，初拟相如，献赋黄门。"至于其《艺文志》，更是先"六经"，次"诸子"，次"诗赋"，将文学与六艺、诸子的学术著述明确分开。

第二，和先秦时期较零碎地散见于诸子著述之中的文学评论相比，汉代的文学批评不仅在各种文章著作中更加频繁地出现，涉及内容更为丰富，而且在一部著作中有关文学批评论述也相对系统、集中，如扬雄的《法言》、王充的《论衡》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产生了文学批评的专篇论文，如毛苌的《毛诗序》、刘安的《离骚传》、刘歆的《诗赋略》、班固的《两都赋序》和《离骚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等。

第三，开始了关于文学情感特征的探索。《毛诗序》继先秦"诗言志"

的理论之后，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情"的观念，并将"情"与"志"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司马迁则更进了一步，提出"发愤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往述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此外，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采择刘歆的观点，论述乐府诗歌的特征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王逸在《楚辞章句》的题序中，多处以情感为契机评屈原的作品，如《九歌序》："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因为作《九歌》之曲。"《远游序》："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秀发。"王充在《论衡》中更明确地指出了情感对文学的决定性作用："居不幽者思不至，思不至则笔不利"（《书解》）。"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超奇》）。

第四，萌生出一些文学批评的新见解、新观念。这尤其集中地表现在王充的《论衡》中。例如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提出"外内里表，自相副称"的原则；（《超奇》）在语言表达上，提出"喻深以浅，喻难以易"，"欲其易晓而难为"的主张；在批评态度上，提出"丧黜其伪而存其真"的观点；在作家修养上，提"才"、"气"、"学"、"习"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见解等等。

秦汉文艺批评的另一大特点则是始终笼罩于儒家文艺思想之中，大体不出"言志"、"美刺"的诗教，强调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尚用"。汉代所谓醇儒的文学批评理论固然一切以儒家标准为依据，不肯越雷池一步，如毛苌的《诗序》言《诗》是"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侈风俗。"班固论赋则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通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扬雄更是主张"原道"、"宗经"、"征圣"；就是不专儒学而杂黄老的刘安、司马迁在评价屈原及其楚辞作品时，也是"《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作辞以风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甚至最具独立思考，敢于"非圣""问孔"的王充，也还是在总体上离不开儒家的教化、"尚用"，而说："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论衡·对作》）。"化民须礼义，礼义须文章"（《论衡·效力》）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着深厚的历史与时代的渊源。儒家的思想学说在先秦时期就是诸子百家之中对士大夫文人影响很大的"显学"；尽管在秦代、汉初曾经分别受到法家刑名、道家无为思想的压制，但却并没有失去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儒学之士仍大有人在。到汉武帝为进一步巩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加强推行专制政策之后，儒学更一跃而居王朝钦定的正统地位，成为唯一由官方颁布用来指导、规范人们思想行为不可违背的经典。武，宣期间虽然"王霸杂用"，但那实质上只是统治权术；元帝以后更加迷信保守；直到东汉末年由于政治极端腐败，儒学独尊才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然而作为箝制思想的准则，已经深入社会文明的各个方面，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了。这种思想文化专制当然也必定深入到文学批评中，使儒家观点成为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并在其基本理论观念上，对中国整个封建专制时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代文学批评的上述总体特征，一方面表明了其引人注目的发展与进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促进文学自觉时期到来的催化剂，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则又表明了其不可避免的儒家保守与僵化的消极影响，实际上是落后于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的。

（二）《毛诗序》与抒情言志的诗歌理论产生于春秋中期的《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所收录的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纯文学作品，因此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实际上是文学的代称，关于诗的理论批评也就具有文学批评的普遍指导性。先秦诗论起于儒家，宗法儒学，从理论上强调言志，很早就提出了"诗言志"这一"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尚书·虞书·尧典》曾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即便《尧典》绝不是三代之文，可能出于战国，甚至更晚，然而"诗言志"的观点则肯定由来已久。《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即载文子告叔向曰："诗以言志"；到战国时，《庄子·天下》与《荀子·儒效》也都分别讲过"诗以道志"、"诗言是其志也"的话。而这里所说的"志"，是指与修身、治国也就是政治、教化密切相关的志向、怀抱，属于理性的范畴。由此可见先秦诗论尚未明确涉及诗歌情感性的特质，没有抒发内心情绪的"诗缘情"的自觉认识，故此是片面而不完整的。首先接触到诗的情感特征，并将其与言志联系在一起予以较系统地论述的，则是完成于汉代的《毛诗序》。

《毛诗序》有所谓大序、小序之说。小序是指传自汉初的《毛诗》三百零五篇中每篇的题解，大序则是在首篇周南《关雎》题解之后所作的全部《诗经》的序言。这里所说的《毛诗序》即指大序。关于《毛诗序》究竟出于何时、何人之手，这是自汉代以来一直聚讼纷纭的一段公案，至今也未能圆满解决。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当时就有《毛诗》二十九卷与《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两种，而班固只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在《儒林传》中还是只说："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均未指明毛公的名字。后来从郑玄到三国时吴人陆机，又相继传出有鲁人毛亨为大毛公，赵人毛苌为小毛公，皆在汉初先后治《诗》。至于《诗序》，则有孔子弟子子夏所作的说法。一直到清代，就呈众人各持一辞争执不下的局面。综合各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序首二语"，也就是《关雎》题解的小序，"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小序之后的大序，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这种看法大体近是。也就是说《毛诗序》总结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诗经》的理论主张，经汉景帝时赵人毛苌之手又有重要发展，并形成文章，其后再由毛苌弟子辈不断加以修订完善而成。

《毛诗序》是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文学史上第一篇诗歌专论。即此而言，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上所具有的开创之功，已经是十分令人瞩目的了。然而更重要的是，它首先注意到了诗歌创作最本质的情感因素，并且明确地将情与志紧密联系在一起，去论述产生诗歌的动因，提出了抒情言志的新观念。《序》文一开始就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就不仅是承传了先秦以来所认识到的诗歌是心志、怀抱等理性表现，而且阐明了理性表现要靠情感的萌动。固然心志用语言表现出来就是诗，但语言表现则须"情动"，而且只是语言还不足以成为《诗经》中辞、乐、舞合一的"风"、"雅"、"颂"的诗，还须情感更强烈的"嗟叹"、"长歌"、手舞足蹈。所以《序》文接着说："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进一步指出了诗歌在情感的强烈抒发过程中所创造的审美属性，以及由艺术美而引起的巨大感染力。应该说，《毛诗序》以上对《诗经》情感特质的论述，除了因为当时诗歌创作尚未从附属于音乐舞蹈的初始状态独立出来，成为自觉的语言艺术，故而表现出的混于乐、舞的局限性之外，就其本质而言，已经接近了文学自觉时期的诗歌理论。这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对后世诗论影响极大，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关于"诗缘情以绮靡"的"缘情说"理论就始于此。

但是，《毛诗序》以上对诗歌情感特质开创性的论述，在下面评议所谓《诗经》的"六义四始"时，却又陷进了先秦儒家"诗教"所论只能为礼义政教服务的怪圈中，而出现了矛盾和谬误。这段全文如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情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个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这里所说的"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正由于诗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使其具有独特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陶冶性情的社会价值，"先王"才用之来完善道德，实施教化。这里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得出诗歌只能为道德、教化服务，而不能有其他诸如愉娱、审美作用的结论。但是《毛诗序》却恰恰得出了这一结论，提出要"发乎情，止乎礼义"。于是便背离了前面所论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广泛包容性，而退化为情感必须规范于人为的属于意识形态的"礼义"之内，失去了热情活跃富于创造力的自由驰骋，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因此，"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这"情"就不再允许是真正属于本性的"情"，而变为虚假的投合统治者专制口味的"情"；"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就成为诗歌创作唯一的目的和归宿，并且"刺"时，也一定要"主文而谲谏"，闪烁其词、婉转委曲。总之，一切又回到了春秋后期孔子"思无邪"、"温柔敦厚"的"诗教"中，前面情感论所放出的光芒也就开始暗淡了。正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尖锐批评的："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既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因此，在论述"六义四始"时，只涉及了与为王政教化服务的内容密切相关的"四始"："风"、"大雅"、"小雅"、"颂"，至于艺术表现手法的"赋"、"比"、"兴"，则只字未提。这样就又为后世俗儒完全屏弃情感，力主先秦落后的"言志说"打开了方便之门。

综上所述，《毛诗序》实际上是文学批评上的真知灼见与谬误保守主张的矛盾混合体，而无论是堪称卓越的情感阐发，还是落后错误的以志反情，都对后世诗论有深远影响。一篇专论中所以出现如此的自相矛盾，这大抵就是因为它并非出于一人之手的缘故。南朝宋时范晔著的《后汉书》，在《儒林列传》中说："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以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又提出了卫宏于西汉、东汉儒学复古、谶纬之风最盛时期"作《毛诗序》"，与东汉、三国时说法不一致。倘卫宏确实参与了《毛诗序》的文字加工，以当时的儒学甚至走上以神话为王权统治服务的程度，对西汉初期毛苌的论点妄加篡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三）围绕屈原楚辞而出现的文学论争产生于战国中后期南方楚国的屈原楚辞，与中原华夏地区以《诗经》为代表的诗人创作相比较，文化背景既不同，艺术特征也各异，表现出明显的抒情和浪漫特色。这在屈原的自述中本来写得明明白白的。如："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离骚》）"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九章·抽思》）。"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九章·思美人》）。像这样的例证可以说不胜枚举。但是到了汉代，在认识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异变，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其放入儒家"上以讽谏，下以自慰"的诗教传统中，并从西汉后期开始，就其正统地位问题展开了颇为激烈的批评争论。

目前所知，最早对屈原楚辞进行文学理论评述的是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可惜原文已经不存，只在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及班固的《离骚序》等著作中节录了部分内容，详略也有所不同。现据《史记》录之于下：《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仅此一段，即可知道刘安对屈原代表作《离骚》，从内容到艺术在理论上做了全面的肯定和崇高的评价。但是，这种肯定与评价却并不是得自对《离骚》独特的楚文化丰富内涵与驰骋想象、奇谲瑰丽的艺术风格实事求是的认同，而是认定它符合儒家经典的言志、美刺的诗教。因此，虽然对后世认识屈原及其创作有很大影响，却也不可避免地对把握其愤悱抗争的伟大精神实质起了有害的负面作用。

到司马迁，才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卓越地指出并论证了屈原楚辞"发愤抒情"的情感特征。《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这种认识，这种评论，显然已经超出了"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发乎情，止乎礼义"，儒家"言志"、"美刺"、"温柔敦厚"的诗教规范，更接近屈原创作的精神实质，因此更具有进步性。然而，也正因如此，到武、宣之世由于"王霸杂用"，思想文化专制相对还较为宽松的时期结束，从元帝开始更用保守僵化的纯儒加强了思想箝制之后，就有人起来反对了。其代表人物先是西汉末年的扬雄，后为东汉前期的班固。

扬雄在他的文学批评中对屈原的直接评论很少，言辞比较含蓄温和，但是认为屈原的楚辞作品不符合儒家之道，从而有缺欠，不值得提倡的倾向性还是宛然可见的。他在《法言》中曾说："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原也过以浮，如也过以虚。过浮者蹈云天，过虚者华无根"（《文选·宋书谢灵运传论》注引《法言》佚文）。从"原也过以浮"的批评，联系到他对包括屈原楚辞在内的一切辞赋的看法，就可了解他是以儒家诗教为准则，对屈原楚辞持否定态度的。他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虽然并未点出屈原之名，但"诗人"既是《诗经》作者的专称，屈原又为辞赋之宗，那么他的作品自然也在"丽以淫"之列，而这正与"过以浮"异文互见。由此与刘安、司马迁所论兼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的评价相比较，其贬低之意就清楚了。

东汉班固批评屈原楚辞"未得其正"，则从正统的官方儒学立场，在思想内容上翻刘安、司马迁全面肯定的案。他在《离骚序》中说：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先是征引儒家经典《易·乾》"潜龙勿用"，"不见是而无闷"，《论语》孔子对《诗经·关雎》"哀而不伤"的评论、对卫国大夫蘧瑗和宁武子"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无道则愚"的赞誉，以及《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来表明君子道穷是天命，须明哲保身，不应抗争；再批评屈原有悖于此，虽品德高尚，但终归是"贬洁狂狷"之士，所作《离骚》也多"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因此，他只能同意到如刘歆的《七略·诗赋略》所论述的"有恻隐古诗之义"（《汉书·艺文志》），而绝不同意"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当然班固还是以文学家的敏锐，从艺术上充分肯定了屈原楚辞的文辞优美，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对汉赋的发展影响巨大：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也。

这看起来很矛盾，但实际上恰是当时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以儒家观念维护其政权，只能如大赋那样歌功颂德，而不能允许如楚辞那样的忧思悲慨、激烈抗争的必然反映。

但是，东汉统治者加强思想专制、大兴图谶之风，始终受到进步的思想家的抵制与批评，就儒学内部而言，迷信、保守与求真、进步的斗争一直未曾停息。在班固时代即先后有桓谭、王充等著书抨击；班固时代之后，东汉已进入衰颓的后期，反神学僵化的思潮随着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更为活跃，张衡甚至上《请禁绝图谶疏》，公开揭露被皇室视为思想舆论基石的神学为"欺世罔俗"。在这种背景之下，文学批评中儒家诗教最保守的那一部分实际已经发生了动摇，故而又出现了王逸通过《楚辞章句》，重新弘扬屈原伟大的人格与抗争精神，对屈原楚辞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手法，全面进行了再评价，对班固的贬损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从而成为整个汉代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的最高成果，其影响所及延续至今。

王逸的《楚辞章句》是为西汉成帝时刘向所编的《楚辞》十六卷作注，并附上自己所作《九思》一卷而成十七卷。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楚辞》注本，屈原的全部二十五篇伟大作品唯赖此本才得以完整地保存到今天，因此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是极其巨大的。《楚辞章句》除各卷皆有注、有序外，还有总序一篇，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专论。文章首先论述屈原楚辞的创作背景、创作目的以及成就和影响：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

这里大体不出刘安、司马迁缘出《诗经》、发愤抒情的论断范围。接着回顾并肯定了西汉刘安《离骚传》到刘向校编《楚辞》的成绩，进而批评东汉章帝时班固《离骚序》"义多乖异，事不要括"的错误。在批评班固时，先从"人臣之义"的理论上，驳斥他援引儒经的"道穷安命"、"明哲保身"为"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在当时政权日益腐败、政治日益黑暗的背景下，有很强的现实的针对性，并且就其思想精神而言，也是很大胆、很勇敢的。接下去则高度褒扬了屈原精神品格的伟大："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斥责班固所污的"露才扬己"论，"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殆非厥中矣。"虽然所取论据也不出儒家经典、仲尼之论，却总给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感觉。最后，在总括指出"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似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时，在西汉刘安以来"与日月争光可矣"的基础上，不仅肯定屈原楚辞的精神、思想，而且肯定了《楚辞》的辞章艺术，表现出两汉屈原作品研究质的飞跃，并从理论批评的角度，成为这一时期预示以语言艺术创造形象的文学正在走向自觉的一记强音，对以后魏晋时期乃至更久远的文学批评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王逸毕竟还是不能超脱时代思想的局限。他在评价屈原楚辞时，又一味地将其与《诗经》牵强比附，如说""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等，这实际上又取消了楚辞文化的独特魅力，抹杀了屈原作品所独有的审美价值。（四）王充的文学批评东汉王充被认为是开辟了文学批评新纪元的理论家。他的《论衡》不仅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界定了"论"与"作"、"述"之间的区别，专"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进行理论的批评，而且比较集中地通过《语增篇》、《儒增篇》、《艺增篇》、《别通篇》、《超奇篇》、《对作篇》、《自纪篇》等篇，对一系列文学理论问题作了阐发，既以极强的针对性和卓越的批判精神扫荡了当时文学现象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又为文学自觉时代的理论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虽然他由于生当文学自为的发展期，还不可能对文学的艺术特征作出更为科学的论断，他的文学观念还很宽泛，几乎包容了一切文章形式，而且在理论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机械论的偏颇，但他确实是汉代最杰出的文学批评家。

王充在《论衡》中所提出的文学批评，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于以下几方面：首先，极其重视文学的实用价值。这实际上已经接触了文学理论的基本课题之一，即文学的社会作用。他针对当时文坛在思想专制、谶纬迷信笼罩下，一片空言虚美，"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的恶劣现象，大声疾呼"为世用"（《自纪篇》），主张"起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对作篇》）。王充这里所主张的"有益于化"，与当时俗儒的经学教化有很大的不同。弥漫于世的俗儒经学，是将一切教化都纳入进儒家经典的轨道，而这些所谓圣贤之言又被认为是不变的"道"，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而王充则是泛指一切有用之文，并非一成不变的僵化经典。在《佚文篇》中，他已经作了明确的论述："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造论著说之文，尤宣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这就与经学"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文化专制，基本上划清了界限。正是在这种"为世用"的前提之下，基于文学能"载人之行，传人之名"，有"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的教育意义，同时也基于文学能"练人之心，聪人之知"（《别通篇》），如"足蹈于地，迹有好丑；文集于札，志有善恶"，有"占迹以睹足，观文以知情"（《佚文篇》）的认识意义，他特别提出了文学"劝善惩恶"，"匡济薄俗"的重要原则，而反对"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无益于弥（弭）为（伪）崇实之化"的文章。

第二，从文学"为世用"的目的论出发，王充非常注重内容的真实性。

一部《论衡》，他曾概括为"一言也，曰："疾虚妄"。"这也足以表明他对文学的真实性重视的程度。他之所以反复申明"疾虚妄"、"务诚实"、倡"真美"，既是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学有效地发挥其社会作用，同时也是针对当时失实之书、虚妄之言过多过滥，而世俗又偏偏信伪迷真，致使风气大坏的恶劣状况，有为而发。在《对作篇》中他说：《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事实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悦）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不绝，则文载竹帛之上；不舍，则误入贤者之耳。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

正因如此，他为文章内容的真实性提出了三条原则。其一为述真事："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自纪篇》）。其二为辨真理："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使后进晓见然否之分"（《对作篇》）。其三为抒真情："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倜傥，可谓得论也"（《超奇篇》）。

论文学内容，当然就不能不涉及文学形式及表现手法。在这方面，王充显然注意到了内容与形式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故而也有很精辟的论述。他在《超奇篇》中说：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

认为文学作品如树木，有根茎、有花叶；如果实，有肉核、有皮壳；如禽鸟，有身体、有羽毛。就树木而言，根茎是第一位的，否则不成其为树木；就果实而言，肉核是第一位的，否则不成其为果实；就禽鸟而言，身体是第一位的，否则不成其为禽鸟。花叶、皮壳、羽毛则皆是第二位的。文学作品亦然：内容是第一位的，否则即无文学；而形式是第二位的，"苟有文而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矣。"但是，内容与形式之间又相依相存，缺一不可，"文见"才能"实露"。无花叶之树木，无皮壳之果实，无羽毛之禽鸟，也会僵死，且无美感。故而在《书解篇》中他又说："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札为文，文辞设施，实情敷烈"；"龙鳞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蚡■；龟知，背负文。四者体质，于物为圣贤。且夫山无林，则为土山；地无毛，则为泻土"；在《量知篇》中说："绣之未刺，锦之未织，恒丝庸帛，何以异哉？加五彩之巧，施针缕之饰，文章炫耀，黼黻华虫，山龙日月。学士有文章之学，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正因为这样，他才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首先卓越地阐明了内容与形式应该"外内表里，自相副称"，完全统一，其影响所及，甚至延至现在。

上述理论，因为主要是针对当时文坛普遍存在的华而不实的劣风，所以具有很强的矫枉的性质，王充更多地是在指斥批判"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是非之分，无益于弥（弭）为（伪）崇实之化"的倾向，于是矫枉过正之嫌就难于避免了，遂出现了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和偏颇，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形式之美，也不禁流露了轻视甚至否定的意见："丰文茂记，繁如荣华，诙谐剧谈，甘如饴蜜，未必得实"（《本性篇》）；"夫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丰草多落英，茂林多枯枝。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救火拯溺，义不得好；辩论是非，言不得巧"（《自纪篇》）。正是基于这种理论上的偏颇，为强调写实求真，他完全否定了想象与夸张两种艺术手法。在《艺增篇》中，他有一大段指陈《诗经》运用想象是"增"，亦即夸大其辞：《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言鹤鸣九折之泽，声犹闻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穷僻，名犹达朝廷也。言其闻高远，可矣；言其闻于天，增之也。彼言声闻于天，见鹤鸣于云中，从地听之，度其声鸣于地，当复闻于天也。夫鹤鸣云中，人闻声仰而视之，目所闻见，不过十里，使参天之鸣，人不能闻也。何则？天之去人以万数远，则目不能见，耳不能闻。今鹤鸣从下闻之，鹤鸣近也。以从下闻其声，则谓其鸣于地，当复闻于天，失其实矣。其鹤鸣于云中，人从下闻之；如鸣于九皋，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无以知，意从准况之也。诗人或时不知，至诚以为然；或时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

像这样的所谓求实的分析，完全否定了艺术想象。如果说王充作为真儒，对儒家经典的《诗经》，还能比较客气地说其"增过其实，皆有事为，不妄乱误少以为多也。"那么对非儒家经典的文学想象，态度就非常严厉了。例如《对作篇》中批评《淮南子》：《淮南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下，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鲁阳战而日暮，援戈挥日，日为却还。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

竟然连上古的神话传说皆不允许存在了。《论衡》中就文学的内容与形式问题所出现的这种错误，究其本源，应该归结于当时还没有形成普遍自觉的文学创作意识，而将其混合于一般的文章，因此，是时代所造成的错误，并非王充一人之咎。

第三，也是从"为世用"的目的论出发，主张言文一致。文学语言应通俗易懂，反对"深覆典雅，指意难睹"的文风。这方面的意见比较集中地表现在《自纪篇》中：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夫文由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狱当嫌辜，卿决疑事，浑沌难晓，与彼分明可知，孰为良吏？夫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荴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应该说，论文学语言从其本质来说，"文字与（口）言同趋"，这是很有见地的。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作家才可能从新鲜活泼通俗易晓的口语中不断汲取营养，生动而真切地抒情达意，表现现实生活，使作品起到应起的社会作用。倘若故作"深迂优雅"，行文"深沌难晓"，就不可能做到明白畅达。王充此论，可以说直到现在仍然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然而通俗易懂是不是会降低文学的艺术性呢？王充对此通过形象的比喻，明确地予以了答复：玉隐石间，珠匿鱼腹，故为深覆。乃玉色剖于石心，珠光出于鱼腹，其犹隐乎？吾文未集于简札之上，藏于胸臆之中，犹玉隐珠匿也；及出荴露，犹玉剖珠出乎！烂若天文之照，顺若地理之晓，嫌疑隐微，尽可名处。

如珠玉一般的优美文章，只有"荴露"，也就是明白展现，才能"烂若天文之照"；而古奥艰深的语言，则恰同"石间"、"鱼腹"，不仅不能增加文章的艺术性，反倒足以将"珠"、"玉"掩埋起来，遮闭光华。所以他提倡"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喻深以浅"，"喻难以易"。

第四，在文学的继承与发展的问题上，也提出了不少深刻精辟的见解。

首先，他很注意继承前人。在《正说篇》中说："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但是，他更注意发展创新。"温故"不是目的，目的还在"知新"。因此，他不仅提出文学家要博古通今："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谢短篇》）。而且尤其提出今胜于古，反对"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从此出发，他又力主创新，反对因袭模仿。在《自纪篇》中，他专有一段回答《论衡》"不类前人"的重要论述：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文必有与合然后称善，是则代匠斫不伤手，然后称工巧也。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辩伪以实事。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谓文当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条，禹目当复重瞳。

以生动而形象的比喻，反复阐发"文辞相袭"的不可取，"各以所禀"

保持个性的重要性，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还是首创。

王充的《论衡》又在有关文学创作的其他方面，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观念和见解，对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例如，他首先注意到了作家的才气与学习的问题。在《效力篇》中曾说："才力不相如，则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鬲中呕血，失魂狂乱，遂至气绝。书五行之牍，奏十言之记，其才劣者，笔墨之力尤难，况乃连句结章，篇至十百哉！"很重视先天的才具，因为这是客观存在。但同时他也很重视后天的学习，认为才与学是相辅相成的，《量知篇》说："《程材》所论，论材能行操，未言学知之殊奇也。夫儒生之所以过文吏者，学问日多，简练其性，雕琢其材也。故夫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材成德也。"此外，他还注意到了文学鉴赏的审美价值取向与陶冶愉悦功能。在《佚文篇》中他说："孝武善《子虚》之赋，征司马长卿；孝成玩弄众书之多，善扬子云，出入游猎，子云乘从。使长卿、桓君山、子云作吏，书所不能盈牍，文所不能成句，则武帝何贪，成帝何欲？故曰：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韩非之书，传在秦庭，始皇叹曰："独不得与此人同时。"陆贾《新语》，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称曰万岁。夫叹思其人与喜称万岁，岂可空为哉？诚见其美，欢气发于内也。"

王充的《论衡》虽然还不是文学批评的专著，但是毕竟以相当多的篇幅，相对集中地对许多文学理论问题作了堪称为系统而全面的论述与探讨，内容十分丰富，不少观点精辟深刻并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后世的不断完善奠定了基础，影响极为深远。《论衡》的出现既是汉代文学创作在先秦基础上不断繁荣的结果，同时也预示了中国文学经历了漫长的自在自为发展，即将跃进到新的自觉时代的历史大趋势。

七、结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明的不断进步，以及人们精神需求的不断扩大，文学艺术也必然随之活跃、丰富和提高。这是历史的大趋势。秦汉时期，由于名副其实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体，掀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政治、经济、军事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空前规模的发展，从而带动了文化的广泛进步。所以，文学艺术也在先秦的基础上获得了更大的动力，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按照自身的规律性，逐渐繁荣起来，在通向自觉创作的道路上迅速前进，并取得了世所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更加活跃。就辞赋而言，从西汉初期就先后形成了吴、梁、淮南三大创作中心，武、宣时代更集中京城，其规模之大，终其两汉近四百年，很少有文士没有辞赋创作，仅西汉成帝时刘向校书，就整理出作品千余篇，而且风格多样，题材广泛，无论骚赋、大赋、文赋、抒情小赋，皆有表现时代水平的杰作传世；就散文而言，不仅极为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以至文章之盛，历来有口皆碑，而且出现了结体宏大、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伟大的历史巨著《史记》，以及开中国二千年封建王朝隔代官修正史之先河的杰作《汉书》，显示了中华古代文明的灿烂辉煌；就诗歌而言，不仅民歌民谣"缘事而发"遍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广阔城乡，而且文人创作经一段时间的相对沉寂之后，也终于在东汉后期开始活跃，创作现象趋于普遍，优秀五言"古诗"不断出现，被后世视为"冠冕"。文学批评也随之更加发展，不仅结束了先秦时代文学理论贫乏，只停留在诸子偶尔零散论及的阶段，开始出现专论，掀开了作家、作品的批评论争，而且产生了如王充这样卓越的文学批评家，就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系统论述，很多观点影响了整个古代的文论，甚至有些直到如今还不失其借鉴意义。

综上可见，秦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重要而影响深远的阶段。尽管从总体而言，还处于文学的自为时期，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为不久就将到来的文学的自觉积蓄了至关重要的力量。

秦汉 第030卷 秦汉艺术史

【本卷提要】

秦汉艺术在纵向上对先秦艺术进行了成功的汲取与提炼，在横向上对四邻艺术进行了合理的吸收与融汇，从而形成壮阔豪放、自由率真的艺术特色。本书在科学地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的基础上，紧紧扣住秦汉时期政治格局稳定、经济形势繁荣、文化事业发达、民族融合加速和疆土范围扩大的宏观大背景，从绘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书法、篆刻、音乐、舞蹈、百戏、建筑艺术、工艺美术等多方面对上述的艺术特色进行了深入浅出、惟妙惟肖的描述和剖析，阅后令人耳目一新，余味无穷。本书既可供专家学者参考，又可供一般读者阅读。

一、秦汉艺术概述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时期。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横扫六国，统一宇内，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秦朝。汉朝是继秦朝而出现的又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包括西汉和东汉。秦汉王朝历时400余年，虽然历经多次的兴衰变迁，但从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上看，是处在蓬勃发展的上升阶段。当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疆土大为扩展，民族空前融合。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东汉班超出关经营，建立和巩固了真正意义上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中西交通的开辟使得中外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增多，为艺术的兴盛创造了条件。秦汉文化在战国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和综合，形成了西汉初年的黄老学说、西汉中期的新儒家学说，东汉时期在神仙家、道家学说的基础上又产生了道教，佛教也从中亚传入中国。四方交融，雍容为大，蓬勃的时代、新鲜的思想刺激着秦汉时期的艺术家，他们为秦汉帝国雄伟而繁荣的气象所陶醉，大多怀着一种未曾有过的喜悦、激动和自豪的心情运用不同的手段予以描述、予以表现。或通过夯土、砖瓦；或通过雕刻、拿捏；或使用节奏、曲调；或通过动作、技巧；或用线条、色彩；或用造型、装饰，共同抒发出艺术创作者的精神体验，表现出时代的风貌，这些表现时代精神的特殊手段就是艺术的形式。秦汉艺术也正是从这一时代的绘画、雕塑、书法篆刻、音乐舞蹈、杂技、建筑、工艺等方面得以充分体现。

从绘画上看，秦汉时期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个繁荣而有生气的时期，它明确显示了这种艺术形式的要求和所蕴含的力量，取得了赫赫的战果，涌现了壁画、帛画、木画、漆画、彩绘、石刻画等多种形式。秦代咸阳宫第三号秦宫遗址壁画是一成组的长卷式图画，画法着色富于变化，勾勒平涂点染兼用，反映出秦代绘画已具较高水平。汉代不仅有大量史料记载绘画艺术的盛况，而且留有丰富的绘画遗迹。卜千秋墓壁画、河北望都汉墓壁画、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河南偃师杏园村汉墓壁画等，都是十分精彩的壁画；长沙马王堆西汉帛画和临沂金雀山西汉帛画都是帛画中的杰作；甘肃居延、江苏邗江出土的木板画，工艺装饰画中的漆画也有不少作品精美绝伦；还有大量的画像石与画像砖；这都使得汉代的绘画艺术异彩纷呈，夺人眼目。汉代绘画在艺术上运用了写实和装饰两种风格相结合的手法，这为后代的绘画起到了"奠基搭架"的作用。

从雕塑上看，这一时期也可谓成绩斐然。秦代铸有12　个各重千石（一说24　万斤）的庞大铜人，还塑有规模庞大、刻划栩栩如生的秦陵兵马俑，均可称秦代雕塑之典范。汉代霍去病墓前雕刻组群，可称得上西汉雕塑的代表作之一。高颐墓前昂首挺胸、迈步前进、焕发出力量与壮伟之美的石狮和甘肃武威东汉墓中的铜奔马，都堪称东汉雕塑的不朽之作。汉代画像砖石，构图严谨，主题鲜明，技法稚拙简练，其表现手法有纯绘画性的阴刻，有阴线刻划形象的减地平雕，有"压地隐起"的薄肉雕，也有阴线刻与主体造型相结合的浮雕以及高浮雕和透雕，其中阴线刻与立体造型相结合的浮雕形式占绝大多数。画像砖石是绘画、雕刻和建筑三种艺术形式相融合的一种综合艺术形式，是以刀代笔的绘画艺术，其目的是为了求得壁画的长远保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雕刻和绘画在这一时期有着难以分解的缘分。总之，秦汉时期的雕塑以其特有的艺术语言，多方面地反映了历史和现实生活，体现了那一时代气势宏阔、奔放有力、自豪自信的精神面貌。

从书法上看，秦汉书法也足以与秦汉绘画、雕塑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称。这一时期，小篆、隶书、草书、行书和楷书等各种书体都已相继出现，奠定了后代书体的基础。不过，草书、行书和楷书的成熟要推至魏晋之际。秦汉时期主要是小篆和隶书的天下。秦代李斯的小篆，笔画均匀，圆浑遒健，沉着舒展，蕴含着雄强浑厚之气。汉代隶书结体方正，具有充实、丰满和劲利之美。这些书法作品多存于刻石之上，在艺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至东汉末年，书法已经脱离实用而成为人们创作和审美的对象，并且出现了为人们所崇敬的书法家和最早的书法理论著作。秦汉时代的书法以其风格多样的艺术实践和理论上的可贵探索，为后代书法艺术进入更为辉煌神圣的殿堂开启了大门。

从音乐和舞蹈上看，由于各民族交流的日益频繁，中西文化交流的增多，秦汉时期的音乐、舞蹈艺术与先秦时期相比，有了质的飞跃。汉代乐舞风格是以先秦时期的楚声、楚舞为基调，融汇其他民族及外域民族的乐舞艺术而形成的。许多新乐器如笛、箜篌、琵琶从中亚传入内地，加入了中国乐队。丝竹乐器取代了先秦时期的金石乐器，既改变了乐队的结构，也改变了音乐的旋律、节奏和风格，同时又使舞蹈的节奏、舞容、舞态发生变化。汉代乐舞不仅具有中原内地原有的轻歌曼舞的特色，而且也包涵了边疆少数民族和外域民族文化中激烈、强悍的力度美。

从杂技上看，秦汉时期处于杂技艺术的形成和成长时期。其成就主要表现为杂技系统的基本建立，艺人队伍的初步形成和表演艺术的初具规模。秦代角抵戏正式登上舞台，秦二世在甘泉宫作角抵俳优之戏，角抵在此处已不是狭义上的摔跤了，而是作为秦国有代表性的技艺并兼汇六国杂技而形成的新型艺术的总称，杂技已成为一种表演艺术。秦代首开全国杂技、歌舞、滑稽戏汇演的风气，这种盛会为汉、唐、宋各代所沿袭。汉代的角抵戏内容更为充实，难度更大，品种更多。汉代杂技还受到西域杂技幻术的影响，西域杂技的优秀技艺很快被我国艺人吸收，并融入传统节目之中，使中国杂技变得更为多彩多姿，从而促进了汉代杂技艺术的成熟。"百戏"作为一种以杂技技艺为中心并汇集各种表演艺术于一体的新品种终于在东汉时期诞生并定型，且活跃于朝野上下，成为秦汉艺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建筑上看，秦汉建筑极具魅力。有建于咸阳北阪之上仿六国宫殿的建筑组群，仅前殿阿房宫就给后人留下无尽的遐想；有南依骊山，北临渭水，现存仍高43　米的始皇陵；还有东起辽东碣石，西至甘肃临洮，绵延万里，巍峨磅礴的万里长城。西汉长安城北临渭水，南部长乐和未央两宫东西错列，总面积约为36　平方公里，是商周以来规模最大的城市。未央宫虎踞龙首山上，坐北朝南，俯临长安。其雄伟壮丽，不下阿房。王莽时期还建有雄伟而富有纪念意义的礼制建筑。东汉洛阳城的德阳殿，其规模也不下于阿房、未央两宫。秦汉都城特别是两汉都城的平面布局，具有由不规整型（战国都城为代表）向规整型（曹魏及隋唐的都城为代表）发展的过渡时期特征。秦汉时期已经粗备中国建筑艺术的基本特征，它的木结构体系以及综合运用绘画、雕刻、工艺等作各种建筑构件的装饰等艺术表现手法，已形成了有异于世界其他各系建筑的独立风貌。总体建筑风格具有气魄豪放、雕饰华美的特点。

秦汉时期的工艺艺术，也呈现出璀璨夺目的景象，在陶瓷、玉雕、丝绸、青铜、髹漆等实用工艺领域均有若干创造。西汉后期低温铅釉陶的出现标志汉代陶瓷工艺的高超水平，陕西咸阳北郊渭陵附近出土的羽人骑天马玉雕、陕西宝鸡北郊东汉墓出土的玉辟邪均为汉代玉雕的珍品。铜镜和铜灯具是秦汉青铜器中的两项最大宗的实用工艺品。还有承袭战国新出现的装饰技法--金银错、鎏金工艺，其代表作有河北定县西汉墓出土的"错金银狩猎纹铜车饰"和河北满城出土的"长信宫鎏金铜灯"。此外，边境各族古代艺术匠师也为秦汉的金属工艺增添了夺目的光彩。例如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贮贝器、北方匈奴族的高浮雕卧羊包金饰牌等铜饰牌均是代表作品。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100　余件丝织品，其中有件素纱。。衣极为轻薄，重量只有48　克，突出地反映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缫纺蚕丝的高超水平。秦代漆器以湖北云梦出土的"提绳漆筒"、"彩绘兽首凤形漆勺"、"双鱼单凤纹漆盂"为代表。代表汉代漆器最高水平的是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数百件漆器。这些漆器多在漆面上绘有图案，质地轻巧，造型美观，色泽光洁。二、绘画（一）引　论在艺术上，最能自由描摹万象，直接而简练地表现艺术家的精神和幻想并容易激起人们强烈的审美欲的当属绘画。

秦汉时期是中国绘画繁荣而有生气的第一个重要时期。秦汉绘画继承了战国时期创立的写实作风和表现方法，突破了商周时期的实用性、装饰性和神秘性风格的束缚，显示了这种艺术的明确要求和力量，闪耀出一种近于奔放的自由之光。

秦始皇虽实行文化统制，钳制学术，但绘画并未停止发展。秦始皇追求奢华享乐，大兴土木，营建宫殿。顶梁架柱、山节藻棁、墙壁门窗都需要绘画来装饰映衬。绘画是宫廷生活必不可少的点缀品，考古已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明。秦宫遗址残存的壁画令今人瞩目。西汉绘画事业兴盛，绘画的"成教化，助人伦"的政治伦理功能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和提倡，绘画被广泛应用于忠孝节义等伦理的宣扬，所以汉代绘画有"礼教画"之称。例如西汉宣帝和东汉明帝先后进行了大规模地绘制开国功臣的壁画创作，"有不在画上者，子孙耻之"，可见，绘画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绘画仍是有助于美化实际生活所必需的物品，例如附属于建筑、器皿上的装饰画。

秦汉绘画的题材大体包括三类：第一，以社会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为题材。此类作品的大量出现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有关。由于汉代皇帝、贵族、地主生前竞相豪奢，模拟描摹现实生活显示气派，死后也贪恋现世，欲将现实的生活图景带到地下，描摹刻画于墓室内，因此表现宴饮、战争、乐舞、车骑、杂技、风俗、生产等生活实况的题材所占比例最大。第二，以宣扬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为题材。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伦理起着规范人们思想和行动的重要政治功用，深得统治阶级的宣扬和提倡，因此这类宣扬政教的题材也不少。第三，神怪题材。汉人崇神仙、好方术、迷谶纬、求厚葬都是有名的，其意识形态中包含着十分强烈的幻想和浪漫成分，所以这类神怪题材也占有一定比重。

秦汉继承春秋战国以来的绘画实践并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写实的传统，即要求对形象作如实逼真的描摹。汉代张衡（公元78-139年）说："画工恶画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后汉书·张衡传》）这段话透露出两个信息，第一，汉代艺术家继承了战国韩非的艺术观点，要求绘画具有写实的特点。第二，汉代绘画毕竟还处于"实事难形"的稚拙阶段。汉代绘画除要求对物象作如实的勾画外，还要求作大块大面的体现。从大处着眼，防止因小失大。汉代刘安在《淮南子·说林训》一书中提出了绘画应防止"谨毛而失貌"，高诱注解释为"谨细微毛，留意于小，则失其大貌"。即要求抓住物象的比例神态，处理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另一方面，汉代绘画理论已经有了写神、写意的要求。提出了具有承先启后意义的"君形"说。所谓"君形"，就是要反映出人物的"生气"、神采。刘安在《淮南子·说山训》中说，如果一件作品，画西施的面孔，形象虽很漂亮，却缺乏动人的神态；画勇士孟贲眼睛很大，却无逼人的力量，那么这还不能算作一件成功的作品，其失败之处就在于没有表现出人物的神采。汉人的"君形"说可以看作是后来以形写神说的先声。汉人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公元150年前后）对于"图画天地"提出了"写载其状，托之丹青"与"随色象类，曲得其情"的要求。"写载其状"是求形似；"曲得其情"是求神似。这种见解为东晋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其"随色象类"实际上正是后来南齐谢赫的"随类赋采"说的先声。

秦汉绘画在艺术表现上技法古拙而风格鲜明。其总体风格具有质朴、雄浑、鲜明、奔放的特点。当然在深沉雄大中，还嫌粗率，大多数作品的写实手法不高，人物形象多取侧面，缺乏深入精致的表达能力，表达形式还未足以与丰富的内容相匹配。汉代绘画力求抓大貌大势，在处理大场面上有独到的长处。为了弥补其造型能力不高的弱点，在描摹人物时，往往结合情节气氛，同时运用夸张的手法，着力于神情的刻画，使表现力发挥到最大限度。汉画作品的画面结构，还没有离开习惯的平列和填充性结构，但整个画面饱满、热烈，布局疏密而有韵致，主调明朗而不含混，汉代艺术家在人物关系的经营和重要情节的表现上具有较高的水平。"经营位置"是对空间的处理方法，汉人已具备了多种空间处理方法，如通过散聚的变化，配之以楼阁、山岭的背景表现前后左右的空间感。最常见的表现前后距离关系的，往往以上下的位置来说明。位于画面下者为前景，位于上者为后景，它的特征是前后景很少重叠，也不因距离按比例缩小远方的景物。这种使画面的每一部分都可能出现景物的表现方式就是散点式构图法。这种方法可见于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晚期墓壁画，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桌子或席子的画法并没有因远距离而使后面的一端缩小，画出的是一个近似平行的四边形，用现代西方的透视观点来说，这种画法没有消失点，用的是平行透视法。这种例子在汉代画像石中也屡见不鲜，它的长处是只要画面许可，就可因平行线所到之处，把画面的纵深表达出来，但缺乏纵深的空间感觉，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透视画法。散点构画法成为中国画的特点，直到今天还具有很大的势力。汉人描摹形象的"笔触"、线条为后世的中国画奠定了用笔的基础。汉人继承战国楚帛画的表现技法，手法极其熟练，具有非常高超的技巧，特别是在用笔上，常常有一种运笔成风，以少胜多的感觉，寥寥数笔勾画出人物的动态和神情，往往体态飞舞，神情自若，线条准确流畅。长沙马王堆西汉帛画那种纤细挺拔、富有弹性的被称为"高古游丝描"的长线条和洛阳卜千秋墓壁画中起伏跌荡、粗细有致的线条，共同构成了中国线条的两大系统。更重要的是从笔调的轻重疾缓、柔劲坚挺变化中，透露出画家心手相应的律动感，流露出充满中国情调的笔意和神采。在着色上，秦汉画家广泛应用了朱、深红、浅红、黄、土黄、丹黄、青、绿、浅蓝、深黑、浅黑、白等颜色，并且充分发挥了色彩的性能和技巧，掌握了对比调和、清淡浓重色调的运用以及渲染平涂的技法。中国传统的工笔重彩的体裁在汉代已开先河。另外汉代绘画在表现动态上如人的舞蹈、云气的动荡和动物的奔驰等方面，都发挥了相当高的水平。

秦汉画家地位不高，是技艺工匠，百工中的一种，称画工。他们只能和工匠一样，隶属于皇家官府，被征发驱使去装饰宫廷中的各种器用车銮、服饰旌帜以及宫殿墓室的墙壁。他们的名字及事迹，大多湮没无闻，只有少数人的名字流传下来，或被考古所发现。如在乐浪汉墓出土的漆器上，附有纪年和画工名字，画工文、画工定、画工长、画工广就是其中几例。这些人都是民间画工，是秦汉绘画的基本队伍。史籍记载的西汉画家只有6人，他们都是宫廷画工。画工毛延寿善"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画工陈敞、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画工阳望、樊育亦以"善布色"著称（《西京杂记》卷二）。其中以画王昭君像的毛延寿最为人熟知。东汉绘画开始受到一些士大夫的重视，一些达官、文人、科学家也兼善绘画，如张衡官居侍中、河间王相，既是著名文学家、科学家，也是杰出的画家。长陵（咸阳北）人赵岐亲为自己的寿藏（坟墓）作画题辞，一改当时流行的享乐宴饮题材，画自己所仰慕的先秦政治家子产、季札、晏婴、叔向四人肖像，也画上自己的肖像（《后汉书·赵岐传》）。桓帝时蜀郡太守刘褒也是画家，据说他"曾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历代名画记》）。汉末陈留（河南杞县）人蔡邕（公元132-192年），官居左中郎将，是鼎鼎大名的文史学家、书法家，也是画家。他曾画"赤泉侯五代将相于省，在鸿都门学画过"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刘旦、杨鲁也都是著名的宫廷画工，曾作画于鸿都门学。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意味着绘画的地位和艺术性得到了提高。

秦汉绘画艺术，大致包括宫殿寺观壁画、墓室壁画、帛画、木刻画与木简画、工艺装饰画等门类，兼有绘画和雕刻特点的画像石艺术，将另起一章介绍。

（二）宫殿寺观壁画秦汉时期的地主阶级为了满足娱乐享受的目的及受竞相豪奢社会风尚的影响，加上推行政教的需要，纷纷在各种宫殿衙署、学堂庙宇的墙壁上绘以图画，壁画极为风行。或画以精美图案，或绘以历史故事，或绘制功臣肖像，或描摹生活实况，令人目不暇接。

秦代宫殿壁画，可从考古上略知它的本来面目。70年代中后期，在今陕西咸阳市东郊窑店镇牛羊村北塬上，先后发现两处绘有壁画的秦宫遗址，即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和第三号宫殿遗址。这些壁画也可能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战国时代就已存在，但由于艺术的传统性很强，短时期应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此即使出于战国，用它来代表秦朝壁画也不无不可。

秦宫一号遗址出土了440　多块壁画残迹，①其形式比较简单，多是些彩绘流云纹和以黑色为主的菱格几何纹。发掘简报上说壁画颜色有黑、赭、黄、大红、朱红、石青、石绿等，以黑色所占比例最大，赭、黄次之。壁画五彩缤纷，鲜艳夺目，规整而又多样化，风格雄健，具有相当高的造诣。

秦宫三号宫殿遗址壁画画面保存较多，是一幅成组的长卷式壁画。②在长32.4　米，残高0.2-1.08　米的廊道坎墙残垣上，绘有《车马出行图》、《仪仗人物图》、《楼阙建筑图》、《树木图》、《麦穗图》。在《车马出行图》中，可以看出有7　组车马，都作四马驾一车的组合形式，马的颜色有枣红、黄、黑之别，车辕或直或弯，车厢有大、小二窗，黑褐色的车伞盖前平后高，并有一桥形耳。东壁北组的《车马图》较为完整。马均为枣红色，马面饰白色面具，带衔镳，颈有白轭，腰部饰有白色或黑色飘带，体态骠壮雄健，驾车舆飞驰前进。车单辕，上有车盖，下为有窗的车厢。在两组车马间，画有4　株树。《仪仗人物图》中仪仗人物有11人，都穿前裙盖足、后裙曳地的长

①　《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1976年第11　期。

②　《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　期。袍。每人的袍色有褐、绿、红、白、黑不同色彩，头部似戴有面具。残存的《楼阙建筑图》上，仅能看出它有上下两层，左右还各有一个角楼，楼内有人物活动。两壁的《麦穗图》作图案形。壁画形象刻画简洁生动，以线描为主，运笔流畅，着色富于变化，平铺晕染兼施，风格瑰丽豪放，壁画人物形象稍嫌粗犷稚拙，但总体气势颇为煊赫壮观。上述壁画，仅为咸阳宫殿建筑壁画的零星遗存，已是如此绚烂多彩，不难想象秦宫殿建筑群里的完整壁画该是何等的灿烂辉煌。

汉代宫殿壁画更为兴盛，但地面遗迹多已不存，我们只能从史籍记述的盛况中领略一二了。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在未央宫承明殿绘制象征纳谏的"屈轶草、进善旌、诽谤木、敢谏鼓"，表示皇帝能听取臣下意见，标榜吏治清明。武帝时"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武帝还令人在甘泉宫画上教子有方的金日c　母的肖像壁画。汉宣帝追怀在增强国力、解除边患的过程中功勋卓著的文武大臣如辅政于宣帝的霍光、张安世、抗匈奴有功的赵充国以及被扣于匈奴忠贞不屈的苏武等11人，而将他们的肖像绘于麒麟阁。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在洛阳南宫云台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图绘开国功臣的壁画创作，绘制辅佐刘秀有功的28名武将即"云台二十八将"。汉明帝曾偕同马皇后观览宫中画室，帝指娥皇、女英肖像而对皇后说："恨不得如此为妃。"当走到陶唐氏画像前时，马皇后指尧对明帝说："群臣百姓恨不得君如此。"明帝转头看着马皇后笑了（《后汉书·马皇后纪》）。这一事例反映了东汉初年利用图画崇奖节义的风气。灵帝时宫廷中画功臣胡广、黄琼像。

皇帝之下，诸侯的宫室也装饰着壁画。如广川惠王刘去的殿门画短衣大袴带长剑的勇士。另一个广川王刘海阳在宫室内画有猥亵的裸体画（《汉书·广川王传》）。西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所建造的灵光殿，主要通过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而为后世所熟知。据赋中所述，其壁上"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不仅描绘了千变万化的事物，还包括自远古以降的历史人物，如人皇、伏羲、女娲、黄帝、唐尧、虞舜以至"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其目的在于"恶以诫世，善以示后"。一方面有严肃的礼教内涵，反映了当时政治、哲学的主导观念，另一方面又有灵异的神话形象，透露出当时神秘的宗教色彩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赋中所描绘的如此完美辉煌的汉代殿堂壁画，确实引发了后人无限的向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殿堂壁画的内容和盛况。各地州郡府堂也绘饰壁画。"郡府厅事壁诸尹画，肇自建武（公元25-56年），迄于阳嘉（公元132-135年），注其清浊进退"，即在郡府厅堂上，图画该地历任地方官，"明其品德，以资鉴戒"（《后汉书·郡国志注》）。汉章帝时，益州"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惮焉"（《后汉书·莋都夷传》）。学堂也有壁画。据《后汉书·蔡邕传》载，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另据《玉海》记述，汉献帝时所立的成都学，有"益州刺史张收，画盘古三皇五帝、三代君臣与仲尼七十二弟子于壁间"。

除此之外，随佛教东传，佛教寺院壁画也开始出现了。汉明帝派遣使臣蔡愔、蔡景赴西域寻求佛法，从月氏偕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携佛经及释迦像东还洛阳，遂于洛阳西门（雍门）外，建立白马寺，寺壁曾绘千乘万骑绕塔图。

（三）墓室壁画由于中国古建筑是木制结构，极易毁坏，建筑不存，壁画也就化为乌有，因此宫殿寺观壁画多已不见实迹。现在所能见到的壁画，主要是墓室壁画。秦代墓室壁画遗迹，尚未发现，目前汉代墓室壁画发现不少。

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始于本世纪20年代初。河南洛阳八里台空心砖壁画的发现是西汉墓室壁画的首次发现。1931年辽阳金县营城子壁画墓的发现使东汉墓室壁画也展现于世。目前汉代墓室壁画已发现不少，迄今见诸正式报导者达30　余处，它的分布东至山东，西迄甘肃，北到内蒙，南达长江流域，范围很广。时间上也涵盖了整个两汉，大致可划分为西汉前期、西汉中后期、新莽时期、东汉前期、东汉中后期等阶段。重要的壁画按时期分为：西汉前期有河南永城芒砀山梁王墓壁画、广州象岗山南越王赵昧墓壁画；西汉中晚期有洛阳卜千秋墓壁画、洛阳老城西北西汉墓壁画、洛阳八里台西汉墓壁画；新莽时期有山西平陆枣园村墓壁画、洛阳金谷园墓壁画、陕西千阳墓壁画；东汉前期有辽宁金县营城子墓壁画、山东梁山后银山墓壁画；东汉中后期有辽宁北园一号墓壁画、河北望都一号墓壁画、辽阳棒台子屯墓壁画、辽阳三道壕墓壁画、内蒙古和林格尔墓壁画、河南密县打虎亭二号墓壁画、嘉峪关汉墓壁画、河南偃师杏园村东汉墓壁画等。

墓室壁画的创作题材大多是表现墓主人生前显赫生活的。较常见的有车骑出行图、宴饮百戏图、庖厨图等，其次是宣扬历史人物事迹的，再次是表现天界神仙怪兽的。

在艺术表现上，壁画已能深入地揭示人物的精神状态。如辽宁金县营城子墓壁画中的门卫，浓眉大目，威猛而富有神气。技法上有勾勒平涂、有没骨法。线条有粗有细，用笔熟练老到，开始有了刚劲柔婉的区别。望都墓壁画中人物衣褶用粗细不同的线纹细致地表现出来。和林格尔壁画用笔遒劲而顿挫，马的勾勒已显示用笔的规律。在着色上有平涂，有浓淡的渲染。辽阳汉墓壁画中，出现了大笔涂刷的画法，类似写意。汉代画家继承战国时期的绘画风格，并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和创造，对于后世绘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洛阳卜千秋墓壁画中的《升仙图》下部画有一只青蛙，作游泳奋进状，尽管没有画水，但有水的感觉。后来中国画出现的写意画讲究"无笔墨处而见笔墨"的意境大致可以在这些壁画中寻求到它的渊源。洛阳八里台人物画砖上所绘的人物，以墨线勾画轮廓，并施以朱、紫与淡青等色，简略生动，极有神韵。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正是继承了这种传统表现形式而获得发展的。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墓室壁画。

洛阳卜千秋墓壁画①：1976年发现于现今河南洛阳市面粉厂内，壁画制作年代大约在西汉昭帝、宣帝之间（公元前87年-前49年）。分别绘于墓门内上额、后壁和墓顶。墓顶由20　块方形砖拼砌而成，绘有墓主夫妇升仙图。女墓主乘三头凤，捧三足金乌，男墓主乘龙持弓，后随一犬，在仙女仙翁的引导下，浩浩荡荡地在飘渺的云雾中行进。周围绘有日（内有金乌）、月（内有桂树、蟾蜍）、流云、人身蛇尾的女娲、伏羲、交缠奔驰的青龙、展翅飞

①　《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　期。

翔的朱雀、昂头翘尾的白虎、身似羊而枭首张翅的枭羊、蛇头双耳双鳍的黄蛇等诸多神灵异兽。墓门内上额，画有人首鸟身、立于山顶的仙人"王子乔"，后壁绘猪头大耳的"方相氏"。整个画面现实人物和幻想虚构交织在一起，具有大胆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如画面中的神灵异兽便综合了自然界多种禽兽的特征，以艺术夸张的手法，表现得威灵显赫。伏羲、女娲被描绘为人首蛇躯。男女墓主形象虽小，但生动自然，神态敬谨肃穆。壁画勾线流畅，运笔轻重疾徐，虚实转折多变，显得十分粗放、自由、有力。与马王堆帛画匀细的"高古游丝描"截然不同，起笔细，中途重，收笔又轻，笔致极为优美，反映出画家对所使用画笔的柔软性作了更有意识的运用。人物形象姿态平正，面容平和，但人物披肩、袖口和须发等线条流畅洒脱，使人物形象生气勃勃，毛发欲动，大有翘举飞扬之势，与整个画面的动荡活跃气氛取得了统一。色彩有朱红、淡赭、浅紫、石绿四种，以朱红为主调，相互映衬，鲜明而热烈。赋色的方法已非平涂，有了明显的退晕染色法，于人物额、鼻等部位适当地留出空白，可以认为这是后代中国仕女画中仕女脸上以三白法（上、下额鼻留白）表现立体感画法的最早的创造性尝试。画面上的月中桂树，用赭色作干枝，紫色点树叶，采用的是没有勾勒的没骨画法。这一出自民间画工之手的壁画，虽表现的是升仙题材，但使用了写实主义的手法，其作风粗犷、奔放、自由率真，体现了汉代画家卓越的技法和丰富而浪漫的想象力。洛阳烧沟六十一号汉墓壁画①：1957年发现于洛阳老城西北1　公里处，时代约在元、成之间（公元前48-前7年）。壁画绘于墓顶、门额、隔墙和后壁。前室顶脊绘有《天象画》；门额上绘有《神虎吃女魃图》：墓中隔墙上部的透雕砖上，绘饰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方相氏等神异形象；隔墙后面铺首门左右的三角形砖上，绘有《墓主夫妇御龙升天图》；前室西面隔墙横梁上绘有《二桃杀三士》；后室背壁绘有《宴饮图》，有人说此画题是鸿门宴。这两幅历史故事画在这组汉墓壁画中尤为突出。

《二桃杀三士》壁画呈长方形，高25　厘米，长206　厘米。其故事载于《晏子春秋·内谏篇》，大意是齐景公采晏婴之计用两个桃子引起手下有功而跋扈的三勇士发生争端，从而杀掉了他们。画面人物共十三人，分三组。右侧一组描绘三壮士，自右至左分别为古冶子、公孙接、田开疆，各呈不同姿态，田开疆身旁置一几，几上盘中盛有两个桃子。中间一组有五人，中间一个身躯高大、威严站立的是齐景公，两旁侍卫四人，其中三人持矛而立，一人跪禀，这样的构图不仅使人物生动自然，而且衬托了齐景公的地位。左侧一组有五人，其中身材矮小的应是晏婴，他左右两人是作画者用来陪衬晏婴个矮的标尺。这幅壁画人物形象刻画细致生动，将众人物的不同性格表现得栩栩如生。如三勇士的勇武倨傲、持矛侍者的恭敬谨慎、齐景公的高大威严、晏婴的矮小从容都生动地呈于画面。

《宴饮图》或称《鸿门宴》，壁画呈梯形，高23　厘米，顶边140　厘米，底边193　厘米，共画八人一兽合成三组，在布局和造型上，颇能注意人物的呼应和表情。最右边悬挂肉块和一个牛头，炉火熊熊，两个人正准备飧事。往左有二个人席地而坐，相向对饮，右邀饮者应为项羽，左褐衣者应为刘邦。刘邦左边有一人站立，左目睨视，两脚分跨作势，有意掩护刘邦，应是项伯。再往左有一类猫的长毛巨口怪兽，怪兽的左边有两人拱手并肩而立，都是宽

①　《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　期。

袖长衣，头戴冠，腰佩剑，着紫色衣、面有忧色的应是张良，着黄褐色衣、睁目怒视的应是范增。范增的左边有一个貌极狰狞、执剑欲刺的应是项庄。所画宴会的瞬间，表面平静，但人物的不同动作和神态烘托出一种紧张的气氛，寓动于静。描绘的人物在技法上尚嫌稚拙，但人物神情的刻画却各不相同，或怒目、或睨视、或狰狞、或忧戚，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人物以流畅的细线勾勒，若干人物的衣袍描绘，更见夸张，以线条勾出飞扬的衣袖，似在加强人物的力量，表现出画家对线条有意识的运用。在构图上，将人物成组平列，遵守对称原则。色彩有紫、红、赭、绿、蓝，赋采典雅庄重。从整体上看，整个墓室壁画似较洛阳卜千秋墓略为逊色，线条勾勒、形体造型较率意粗拙。

洛阳八里台西汉墓彩绘砖①：1925年出土，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约为西汉晚期作品。共有五块壁画空心砖。彩绘砖两面都有画，其中有两块为长方形，绘有身穿长衣，或立或行，招呼对语的男女贵族。有三块砖是三角形，虎、熊相斗，人物多持短矛或鞭，大约是驯兽场面。各砖上所画人物都以墨线描画，于画底衣着显明处则施彩色，有鲜红、淡青、紫等色，大多已剥落。笔致流利准确，绝无滞涩、添改、修润之迹，线条表现非常精确。人物姿态情致活泼有生气，女子衣袖标举，栩栩如仙。情态的生动，超过洛阳卜千秋墓壁画。

山西平陆枣园村汉墓壁画：②1959年发现于山西平陆枣园村，从年代看约在新莽时期（公元9-23年）或稍晚。墓室顶部绘有云气、星辰、太阳（内有金乌）、月亮（内有蟾蜍）、白鹤、青龙、白虎、玄武等，这是当时最流行的题材。墓室北壁西部绘《耧耕图》，绘有山峦田野，农人驾黄牛，用耧车播种，田头树技上悬方形物，状似鸟笼，一人蹲树下督工，大路上有牛车奔走。西壁北部绘一短衣赤足的农人扶犁扬鞭，驱两牛翻田。北壁东部绘《坞壁图》，在起伏的岗峦中绘有坞壁。坞壁图、耧耕图运用了黑、白、红、黄、蓝数种颜色，写形状物能力不太高明，但从人、兽、树、山的安排看，已经显示出成熟的空间透视观念，前后左右的空间已有了充分的表达。坞壁图中山峦的描绘虽仅有简率的轮廓，但在整体布局上，似初具中国山水画技法的特点。这种现象说明了画家已不将山水、树木等形象当成单纯的装饰图案，而是企图以此表达人们视觉经验中的空间世界。此墓壁画生动地再现了地主庄园生产劳动和其他方面活动的场景。绘制方法是先在壁上涂上一层羼和麦糠的泥土，约厚0.5-1　厘米，外敷白粉，然后在上面绘画。

营城子汉墓壁画①：1931年发现于辽宁金县营城子，为东汉早期作品。

墓内两侧有《门卫图》，绘有两个手持兵器的武士，尤其是左侧手持刀戟、威严肃立的武士，浓眉大眼，髯发上举，极富威猛勇武之气。人物几无色彩，类似白描，用笔粗率，似不经意，却简练传神，质朴雄浑。门上拱壁绘有一个大头无面、两臂伸张的怪物。墓室北壁绘云气、朱雀、苍龙、身披羽毛手持树枝作引导的羽人和头戴方巾身着长袍立于云端的方士。与方士相对于云中是墓主人，戴冠佩剑，形体高大，后随一童子捧物侍立。此图下部绘有3个人执笏作跪拜状，前置几，上有一奁，几前后列3　个耳杯。应是墓主人的

①　朱杰勤：《秦汉美术史》第二编第四章绘术，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②　《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考古》1959年第9　期。

①　王伯敏主编：《中国美术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家属祭奠和祈祝死者灵魂升天的景象。在布局上采用的是以墓主人为中心的散点式的构图法。墨线勾勒，略加朱色，线条粗率而泼辣，作风与洛阳八里台西汉晚期壁画极其相似。

望都一号汉墓壁画①：1954年在河北望都发现，其年代约在公元144年左右，属东汉晚期作品。壁画画于前室四壁和通往中室的甬道。墓主人生前是一名高级官吏，在墓壁上主要绘有墓主生前属吏多人，是一别具风格的作品。前室南壁、墓门两侧画躬身迎候的门卫--"寺门卒"和"门亭长"，都是戴帻长衣，前者持杖，后者佩剑。前室西壁画击鼓禀奏的"追（搥）鼓掾"、办理衙寺杂务的"门下史"、维持治安的"门下贼曹"、"门下游徼"和管理赏罚的"门下功曹"等6人，都戴冠穿长袍，佩剑，或拱手或持笏，躬身致敬。东壁11人，有职掌刑狱的"仁恕掾"、维持治安的"贼曹"等，服饰姿态与西壁人物相同，有车前护卫开道的"辟车伍佰"8人，都戴帻，上衣短至膝，束腰，手持旗或杖，个个粗眉圆目，另有办理杂务的"门下小史"1人，宽袍持笏，作长跽状。北壁门左右画主管文书簿册的"主簿"和主管记录的"主记史"，前者手持笔和奏牍，坐矮榻上，后者拱手端坐。在甬道左右的壁面上画有侍从主人的"侍閤"、办理主人私人事务的"小史"、向主人面陈事情的"白事吏"。这些僚属以不同的服饰姿态体现他们不同的身份等级，或短衣系带，持兵器站立；或宽袍持笏，拱手躬身；或坐于矮榻，袖手执笏，姿态悠闲，各种人物具有不同的相貌神情，就连眼睛的画法也各不相同。作为门卫的"寺门卒"和卫队的"辟车伍佰"，粗眉圆目，威武勇猛，而其他属吏则显得恭谨肃穆，具有鲜明的类型特征。这个墓室壁画没有其他墓室壁画的复杂情节，是一个个单独的人物所组成的画面，所描绘的人物形象都很高大，比例准确，性格鲜明，写实感较强。虽然动作姿态变化不多，却眉目传神。人物有的高80　厘米左右，线条极为流畅，寥寥几笔即勾画出来，没有滞涩修改的痕迹，用笔准确流利。人物襟袖处用重笔提示渲染，表现出一定的立体感，为他处所未见，有很浓的书法味道。在其他汉墓壁画中常见的稚拙感，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了。望都一号汉墓壁画堪称东汉壁画最优秀的代表作。

北园一号汉墓壁画①：1943年发现于辽宁辽阳北园，为东汉晚期作品。

原墓已被破坏，其壁画摹本现存辽宁省博物馆。内容有《燕居宴饮图》、《属吏图》、《舞乐百戏图》、《斗鸡图》、《车马出行图》。在构图上"全墓各壁合之则为一体系，分之则各成独立画幅"，颇具意匠。每幅画都能做到复杂而不乱，整齐而不板。在人物刻画、个性表现上尤见苦心，各尽其妙。《车马出行图》中绘有墓主人乘坐华丽的轺车，在随从前呼后拥下出行的情景。数骑并列昂首前奔，或回首嘶鸣，四蹄腾空，体态矫健，气势甚壮。画工以简练概括的手法，劲健的笔力，鲜艳的色彩，将其生前显赫的场面活现出来。在赋彩方面，已非平涂，物体每加阴影。例如墨廓红色服装色感重而板，于是又间以粉红色复廓，以求醒目，马体上往往也有这种画法。又如墨廓橙黄色服装，沿墨线加染以浅红，增其暗影，加强人物的立体感。鳞状树枝枝干全无墨廓，近于后世技法中的"没骨法"。其中的云水纹；又以朱红、淡紫、粉绿或粉青阔线排比，已表现出后世"晕锦"彩法的痕迹。

①　《河北望都县汉墓的墓室结构和壁画》，《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　期。

①　《辽阳北园画壁古墓记略》，《国立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汇刊》1947年第1　期。棒台子屯一号汉墓壁画②：发现于辽宁辽阳棒子台屯，东汉晚期作品。内容有《出行图》、《宴乐百戏图》、《庖厨图》、《门卫图》等，描绘社会生活广泛、细致、深入，场面宏大。在艺术表现上，与北园一号汉墓壁画相比较，其生动纯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主室门两旁的守门老卒和门犬为例，门犬细身长颈挺胸蹲坐，颈上系一红绳，张口而吠，神气活现，老门卒作武士装束，头戴红白帻，着朱红袍，一手持长方形盾，一手持环首长刀，目光炯炯，须眉狷立；神态威武，轮廓准确，线条飘逸。老门卒大侧面的取象和鼻眼的轮廓与传神显示了画工高超的写实能力，其"传神的阿堵"反映了汉代肖像画所达到的水平。《庖厨图》画厨房中忙碌的景象。有的在俎上切肉，有的坐炉旁烤肉，有的在煺鸭毛，有的洗涤器皿，有的榨汁。厨房内陈列有双釜长方灶，木橱、壶、盆、案、筐、笼等各种用具，横枋上悬挂龟、兽首、鹅、雉、鸟、猴、鱼、小猪等，可谓"百态俱陈"。其中绘有一男子双手握牛角，牛似懼而不前，男子就用力拉牛至大铁锅前，描绘细致生动而富有情趣，形似骨气兼而有之。

密县打虎亭二号墓壁画①：1960年发现于河南密县，也是属于东汉晚期的作品，内容有《车马出行图》、《乐舞百戏图》、《庖厨图》、《天象与升仙图》、《收租图》等。内容丰富，色彩鲜明。绘制方法比山西平陆枣园村汉墓壁画更有进步，不仅涂上一层厚约0.5　厘米的白灰，还加以打磨，使之光滑平整，再用墨笔勾勒出题材的轮廓，继之用朱砂、朱膘、赭石、石黄、石绿、白粉等颜色绘成彩色壁画。色彩以朱红为主题，兼用石青、石绿、藤黄、土黄。《乐舞百戏图》是一幅长7.3　米，高0.7　米的巨幅壁画。画面的上边绘彩色帐幔，其下绘百戏图，画的西边绘红地黑色帷幕，幕前绘有大案，上有朱色杯盘。案旁坐两人，身着长衣，似为墓主人宴饮景象，两边各绘一排穿着不同颜色袍服的贵族人物坐在席上宴饮作乐，同时观看百戏。绘画之细致，竟连席前的杯盘碗筷都画得清清楚楚。帷幕两侧各绘4　个衣着不同的侍者，或跪或立。百戏由民间艺人表演，有跳丸、盘舞、吹胡角、耍折棍等多种姿态，场面紧张热烈，色彩富丽，结构严谨，体态生动，线条流畅，苍劲有力，如高古游丝，颇见功力，真实生动地描绘了贵族地主的生活图景。画面的空间处理法是俯瞰式的平行斜向表现，例如《宴饮图》中桌面的画法，前端与后面是一致的，这种方式成为中国画独特的空间表达方式，至今也很少改变。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①：1971年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公社，属东汉晚期作品。保存较好，内容极为丰富，共有彩画50　组，是迄今所见汉代壁画中图幅和榜题保存最多的一处，保存画面超过100　平方米，题材从"举孝廉时"到"使持节护乌桓校尉"，有繁荣的城池幕府，有各逞技能的乐舞百戏，有农耕放牧的庄园生产，有繁忙丰盛的庖厨宴饮，有显赫的车马仪仗，还有孝子烈女等画面，仿佛是一部形象的东汉社会百科全书。其中画幅较大，比较重要的作品有：（1）《使持节护乌桓校尉车马出行图》（120×350　厘米），这幅画是以墓主人生前担任护乌桓校尉时的生活片断为题材的。场面宏大，有10　乘②　《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　期。

①　《密县打虎亭汉代画像石墓与壁画墓》，《文物》1972年第10　期。

①　《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文物》1974年第1　期。车、129　匹马、128　名文武官吏和仆从等。画幅的中部画有墓主人乘坐在主车上，三匹饰红缨的黑马驾车，车后有赤节，墓主戴帻穿红色禅衣。主车前后，人马簇拥，前后都有众多的车骑相护卫，行进的场面浩浩荡荡，在众多的车骑中，主车醒目突出，构图严谨，主次分明。车骑人物采用概括写意形式，勾线流畅，运笔转折多变，渲染赋彩，活泼生动。

（2）《宁城幕府图》（129×318　厘米），描绘了护乌桓幕府的设置和活动。以内府为中心，屋宇纵横，廓房曲折，城池建筑巍然。画中人物多至数百，各具情态。正屋中有墓主人护乌桓校尉，身着红衣，仰面向前，状极高傲，正在观看台阶下的乐舞百戏，有4　名艺人在表演。墓主人周围有或立或跪的侍从。幕府前立戟如林，警卫森严，极有气魄。

（3）《乐舞百戏图》（80×110　厘米），是绘于中室北壁最精彩的一幅。画面右侧为乐队，其中箫、埙等乐器历历可辨，左上角有6　个人在观赏，戴帻着宽衣长袍端坐，前面放置有盛食物的镟和耳杯。正中画有高大建鼓，两旁各有一个红衣人执槌擂击鼓面，四周许多艺人正在表演百戏：一人在跳丸，五丸在手中递抛递接；一人舞轮，车轮在空中飞旋；一人飞剑，数人倒立，其中一人倒立于四重叠案，矫健灵巧。令人尤为注目的是橦枝（爬竿），一人仰卧于地，手撮长竿，顶部横杆上跨骑一人，两端各有一人作反弓倒挂状。表演者臂系红带，有的赤膊，有的束髻，观赏者附近，画有一束髻裸上身的男子和一个执飘带的细腰女子翩跹对舞，舞姿妙曼袅娜。

（4）《庄园图》，画有廊舍、坞壁、厩栅、牛耕、采桑、沤麻、渔猎、牧马、牧羊、酿造等生活场景。厩栅中畜养着马、牛、猪、羊。身着短衣的农人扶犁耕作，两牛合力拉犁向前，旁有收获成堆的粮食，并放有斗、斛等量具，一列牛车载着粮食待运，远处还有一排储存粮食的囤仓。牧马的场面更是雄壮，右上角有一个导骑，下部画三匹驰骋的马驹，还有六匹并列披鬃的骏马，有一个放牧的人在后面尾随。或许是因为地处边陲，画家对马的形体非常熟悉，用笔遒劲，马肢体上夸张流转的曲线，呈现出极为强烈的力感，骏马奔腾的动势，颇具轩昂威悍的形态美，比辽阳北园汉墓壁画中的骏马更为雄美，代表了汉代马的造型理想。

就其艺术性而言，壁画线条运用熟练、准确，轻重转折，顿挫婉转，伸曲自如。如马、驹的运笔劲健流畅，刚柔兼济。《宴饮图》中对男女主人的刻画也较突出。画家以粗细结合的笔触和重彩，绘出了宽松飘飞的衣裙，纤细入微地刻画了须眉鬓发。整个画面空间的处理采取了上下左右自然开展的方式，对于纵深空间的处理采取上为远、下为近的方式。在用色上有上红、朱、赭、石黄、石青等颜色，并能熟练地掌握渲染的技巧。就整体艺术看，总不脱一般汉墓壁画的粗放率意之风，描绘人物形象的水准仍嫌稚拙。若以严谨、精致求之，有逊于望都一号汉墓壁画；若以细润雅逸求之，也当差于打虎亭汉墓壁画一筹。但其规模宏大，气魄豪放，仍不失为东汉时代壁画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偃师杏园村汉墓壁画①：1984年发现于河南偃师杏园村，属于东汉晚期作品。内容是一幅前后连续的《车骑出行图》。壁画绘于横前室的南、西、北三面墙壁的上部，前后总长12　米，幅宽0.6　米。共计画了9　乘马车，70余个人物，50　余匹奔马。保存最好的有三部分画段。第一部分是第一车与第

①　《偃师杏园东汉壁画墓的清理与临摹札记》，《考古》1987年第10　期。二车之间的6　员骑吏和1　名伍伯；第二部分是主车之前的骑吏和伍伯；第三部分是第五车与第六车之间和第七车与第八车之间的骑吏。

杏园村壁画着重使用的是大笔涂刷的写意法，但同时也继续沿用着单线勾勒平涂色块的方法和表现质感的渲染法。杏园村壁画在画马的技法上有独到之处。马分乘马和辕马两类。乘马一般步履轻捷，作腾跃奔驰状。画工利用颠簸的车舆来烘托奔马的神速，马尾顺风飘摆，一笔顺势而下，由浓渐淡，形象准确，增强了乘马的动感。辕马一般体型硕壮，昂首曲颈作奔驰状，周身曲线强劲有力。画工运笔洒脱洗练，颇具一番神韵，经常是一笔侧卧弯转而下即准确地勾画出马臀部形体的圆润刚健，技法准确高超。马蹄的画法既形象准确，又生动真实，达到了结构造型的完美与生动简洁用笔的和谐统一。如果与内蒙古和林格尔墓壁画中的马相比较，后者侧重于线条的起伏顿挫，简洁流畅，从而达到形神兼备；而前者则侧重于笔意的概括，以粗犷、豪放、酣畅而取胜。

杏园村壁画对人物的刻画也很出色。画工能根据不同人物的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特征运用不同的线描技法，粗细刚柔交错使用，使人物形象神采奕奕，表现人物性格、身份恰到好处，尤其是已注意传神之妙在于点睛。例如主车之前的一名骑吏不同于一般骑吏，他一边催马行进，一边回身后顾，似在监察管理前后秩序，显示出他与别人身份的不同。伍伯画了不足10人。北壁墓主车前的6　名伍伯，衣纹勾勒流畅，宽袖袍随风飘摆，行笔格外潇洒。杏园村壁画整体结构是将几壁画面连成一个主题的平列布局。画面疏密适当，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给人一种气势连绵、宏伟壮观的感觉。

壁画颜色相当丰富，也很鲜艳。整个壁画着色以黑、红为主色，其他颜色均为衬色，色调典雅古朴。从绘画程序上观察，未发现有起稿的墨线或色线，直接以色墨晕染，分出浓淡层次。同时还保留着西汉平涂色块、单线勾勒的技法，先上色，再以浓淡不同的墨线或色线勾勒，如伍伯衣纹，马的轮廓。笔法根据不同的对象而有所不同，有的粗犷遒劲，求其神韵；有的婉转顿挫，起伏轻重运转自如，求其稳健而富于变化。

杏园村壁画的绘画风格和技巧充分体现了汉代绘画的古拙质朴和雄浑奔放的特点，题材上的写实性和表现手法上的写意相配合是这幅壁画的主要特征。这幅壁画无疑可推为东汉晚期壁画的代表作，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四）帛画秦汉绘画除了不可移动的壁画外，还有另一种重要的形式--帛画，即画在绢帛上的卷轴画。在这种可移动的绢素上作画更为方便，两汉时期大为盛行。史籍记载，汉武帝临终前，命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霍光。东汉顺帝的梁皇后，"常以列女置于左右以为鉴戒"。这些当然都是帛画作品了。两汉帛画作品极多，据唐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所记："汉武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鸿都门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及董卓之乱，山阳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余乘，遇雨道艰，半皆遗弃。"可以想见当时汉代帛画数量的浩大，经天灾人祸，毁坏极为严重。现在能见到的汉代帛画作品是出自汉墓的"非衣"、"铭旌"（旌幡）等随葬品。现今发现的西汉帛画大致出于三个墓，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一幅；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4　幅；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出土了一幅。均是西汉帛画。题材主要分为三种：一是以灵魂升天为题意的，如马王堆一、三号墓中覆盖在内棺上的两幅"T"形帛画和山东金雀山出土的帛画；二是以墓主人生前生活为题意的，如马王堆三号墓中张挂在棺室东西两壁的两幅帛画；三是有关"养生之道"的气功强身图，即马王堆三号墓中藏于东边箱漆奁内的帛画。新莽至东汉也有类似长沙马王堆和临沂金雀山汉墓的旌幡帛画的发现。例如甘肃武威磨咀子第23　号、54号两座约属新莽至东汉初的墓中发现几幅绢麻柩铭帛画。不过这几幅帛画都不像西汉帛画那样复杂与完整，呈现出简化的趋势，上方往往绘金乌、蟾蜍或金乌、蛟龙为代表的日月，下方则用方正宽博的篆书，写明墓主人的籍贯姓名，以代替繁复的人物画面。54　号墓柩铭为"姑臧东乡利居里壶"，23号墓柩铭为"平陵敬事里张伯升之柩，过所毋哭"。或有虎和云气，其功力也较为粗率，不能与西汉帛画相比。下面介绍几幅重要的西汉帛画作品。马王堆一号汉墓"T"字形帛画：1972年发现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轪侯利苍妻墓中，时代约为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以后的数年间，画艺精绝，想象力极为丰富，足以代表汉朝人冥想中的宇宙，为现有汉代帛画中的稀有珍品。这幅帛画长205　厘米，上宽92　厘米，下宽47.7　厘米，呈"T"字形布局，是丧葬时作张举悬挂用的旌幡。帛画的内容分为天界、人间、地下三个部分。上部代表天上，右上角画一轮红日，中有金乌，日下为扶桑树，树叶间有8　个小型的红太阳。左上角画一弯新月，月上载有玉兔和口吐云气的蟾蜍，日月之间有人首蛇身的女娲，整个天上以女娲像为中心，女娲头披长发，上身着蓝色衣，两手抄在袖中，向左而坐，蛇身环绕蟠踞，显得端庄肃穆。女蜗两侧有昂首的仙鹤五只。日月下方各画一个张口吐舌的巨龙，左侧有翼的是应龙，月下有一女子似乘龙翼轻扬而上。两龙之间二鹤翔飞，下悬一铎，两个兽首人身的司铎骑异兽，手牵绳，似在振铎作响。铎下画"天门"，门阙上伏一豹，门阙内，两守门神拱手对坐。这部分画面表现了古代人想象中的天国景象。帛画的中部代表人间，约占全画1／2，以墓主人的形象和祭祀图为中心内容。墓主是一位体态雍容的老年妇女，身穿有云气纹的彩衣，拄杖缓行，身后有三位侍女随行，前有两个跪迎捧案的侍者，他们6　个人都立于一个长坛上。所绘应是女墓主生前生活的写照。他们上方绘有由花纹、鸟纹构成的三角形华盖，他们下方绘有展翅的"鸱鸮"，两侧绘有蛟龙、仙禽、瑞云等，从而构成一个向天界冉冉上升的氛围。坛由两神豹托起，神豹下踩两蛟龙身，二蛟龙龙身在中部交汇，一同穿绕于圆壁孔间，壁下悬一大磬，上有左右流苏，流苏上有两个羽人，应是引导墓主人灵魂升天的仙人。在悬磬之下有一案桌，上放置有鼎、壶和重叠的耳杯等祭器，案前有6　个人分左右拱立，象征墓主的家属在祭祀，左后单立一人可能代表祝祭时赞祀的祝吏。图象表明墓主人已经死亡，他的神明冉冉上天，人间的家属正在祭享他的亡灵。这一死者升天图，构图诡奇，充分显示了这位无名画师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创造力。帛画的下部代表地下，正中画有一个赤裸着的"地祗"，双手托着象征大地的平板，下方有蛇、交颈缭绕的两条大鱼，两侧有口衔流云的大龟、鸱鸮等神异动物，是想象中的地下世界。整幅画包含了古代神话传说的内容，表现了汉人追求升天成仙、永生不朽的观念。这幅帛画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对人物形象的写实和神态的刻画上。以画中的女墓主为例，女墓主拄杖而立，身躯微向前倾，身体骨架的结构不仅合乎力学和解剖学原理，而且人物高傲的神情、肥胖的体态体现出一位雍容华贵的老夫人的气质。巧的是墓主人的尸体竟历2000年而未朽坏，画像和实际人物的脸庞相像，充分反映了画师高超的应物象形能力。帛画在群像的处理上善于突出主要人物，从墓主尸体看，墓主个子偏矮，但在帛画中的形象却比身后侍者高大得多，这种为了突出其身份地位而夸大表现的画法在中国肖像画中经常使用，西汉帛画的使用是较早的范例。帛画人物形象大多是侧面像，这是绘画仍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

其次，就构图而言，画师布局技巧极为高超，法度精严，在汉画中应居首位。在这幅画中，画师采用了以缠结的双龙为中心的装饰性构图，向上下同时发展形成对称均衡的大结构。日月分居两上角，显示出开阔的天空，形成对称结构。中部以墓主人为中心，两对龙盘旋贯串，把众多的景物结合在一起，使用了中国画中讲究的开合原则。画面对称统一，又富有变化，避免了单调、平板。日月所占的空间大小不同，女娲左右仙鹤右三左二，女墓主身旁侍者前跪二人，后立三人。在墓主人身旁侍者的画法上，表现了画师的空间处理能力。右方三位侍从女仆依序排列站在一起，以重叠的方式出现，三位侍女下身的衣摆虽然结合在一起，上半身却是前一后二，这种细微的变化说明画家已能充分地在二度空间的平面上展露出三度空间的立体感，把整个环境的纵深表达出来。

在用笔上更显示出深湛的功力，这幅帛画以线条勾勒作为造型基础，人物的描绘多采用匀细而刚劲的线条，很像后人所说的"高古游丝描"。纤细富有弹性的长线条传达出服饰绸缎柔软轻盈的质感，人物的脸部至下额以一笔勾成，线条曲尽服饰随人物骨架的转折而变化，将线条的机能结构发挥得淋漓尽致。至于描绘动物和器物则运用了浑厚质朴的粗线，格调迥然不同，表现出画师娴熟的技巧。

帛画设色也很出色。这是一幅相当强烈的重彩画。所用颜色丰富，鲜明而沉着，以墨线为"骨"，平涂、渲染兼用。全幅目前看来呈灰暗的赭红色调，突出强调的朱红、土红显示出既庄严又热烈的效果，再配上白粉，粉中加青和其他色彩，既诡异又绚烂，正体现了汉朝人充满神秘诡异的浪漫奇想。马王堆三号墓帛画：1974年出土，共4　幅，年代约为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以后几年。

"T"字形帛画，覆盖在内棺上。形式和内容都与马王堆一号墓"T"字形帛画大致相同，分天界、人间、地下三部分，作风技巧略同，只不过墓主人是一个戴冠佩剑穿红袍的男子，侍从稍多，前有三人跪迎，后有六个人随行。

《仪仗出行图》，长2.12　米，宽0.94　米，是棺室西壁的帛画。已残缺不全。全画现存百人，数百匹马，数十乘车。这幅帛画与汉代壁画中所常见的出行图不完全一样，描绘的不是行进中的车马行列，鼓乐、骑从、属车都从不同方位而向左上方。构图也很有特点，为适应宏大场面的需要，不再采用平列画法，而采用了俯视角度，标志着构图技巧的进展。

棺室东壁的帛画，残损严重。从残片上观察，内容有建筑、车骑奔马、妇女荡舟等，大约是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

《气功强身图》，藏于57　号漆奁内的一幅帛画，现存画面分4　排绘出40　多个男女的各种运动姿态，用意在于显示健身方法，所以没作艺术处理，但从单个形体的描绘上也可以看出西汉绘画的技巧水平。

金雀山帛画：1976年发现于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墓，西汉时代的帛画。

长200　厘米，宽42　厘米，也是覆盖在棺上的"非衣"。在布局上也是上部为天界，中部为墓主贵妇的生前活动，下部为地下或大海。上部画日（内有金乌）月（内有蟾蜍）、云气，象征蓬莱、方丈、瀛洲的三座"仙山"，象征"琼阁"的建筑物。山与天相接表示死者灵魂可以自山巅上升至天庭。地下部分不作"地祇"托地，仅有鱼龙水族之类的动物，表示"黄泉"世界，形式也很简洁。画幅的中部占整个画幅比例最大，用来表现现实生活中人的活动。按上下排列的五层画面分别描绘了不同的情节。第一层画面画有帷幕下的墓主人，是一位体态肥胖的老年妇女端坐像，有四个奴仆侍候其旁，其中三个人拱手侍立，一个人执杯跪献。第二层画面是乐舞场面，中间有一个女子长袖而舞，右有两个人是乐师，一弹瑟，一吹竽，左有两个人面对乐舞而坐；形象已模糊不清，可能是观赏者。第三层画面画戴冠着长袍的五个男子，互相拱手施礼，当是与嘉宾相聚的场面。第四层画面画左方有两个人拱手相对，似在交谈，右方是纺绩场面，有一个女子在纺车旁操作，有三个人站立观看。第五层画面画角抵表演。中间有一个武士身着肥大衣衫，似戴有面具，腰束红带，双手交叉于前，精神抖擞；右侧的一个武士头戴有饰物，手戴红镯，双方摆开架势，正准备一斗。中间部分与马王堆"T"字形帛画不同，这部分没加图案，没有双龙穿壁的画像。画面分五档自下而上排列，最下面一档最大，最上面一档最小，给人以向纵深发展的感觉。从帛画内容看，情节大体可以连贯，主要表现了墓主生前的生活。

在艺术表现上，与马王堆西汉帛画殊为相近，两地相距千里，风格非常接近，这说明了汉统一后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深远影响。当然，两者也有明显的差异，如这幅画面更多地以描绘现实生活为主。在绘制方法上，金雀山帛画以淡墨线和朱砂线起稿，着色平涂渲染兼用，最后以朱砂线和白粉线作部分勾勒。这幅帛画以平涂色块为主，勾勒的细线退于辅助地位，有如后世的"没骨画"。这与马王堆西汉帛画以墨线为"骨"，勾勒填彩是不同的。如果说马王堆一号墓西汉帛画勾勒线条是古代"高古游丝描"的典范，那么金雀山帛画是古代绘画中"没骨法"的先驱。

（五）木板画与木简画描绘在木板上、木简上的画像即为木板画、木简画。近年来汉代木板画、木简画在甘肃居延、甘肃武威、江苏邗江等地屡有出土，下面略作介绍。居延的木板画共有三件，即《人马图》、《白虎图》和《车马出行图》，还有木简画一件，均为西汉作品。①《人马图》出土于居延肩水金关，高20　厘米；宽25　厘米，由两块木板组成。画有一棵大树，树下系一匹大黑马，马后站立一人，执鞭，树上方有鸟，远处似有两个人。作风古朴，技法稚拙。马的轮廓以墨线勾出，马身填以枯墨干笔，整个画面纯用墨绘，颇得写意风趣。

《白虎图》出土于居延破城子，高6.6　厘米，宽9　厘米，画一只带翼的白虎，两足作前奔状，线描细劲，运笔富于变化。虎的造形常见于汉代肖像印中。

《车马出行图》出土于居延破城子，板画高3　厘米，宽13.2　厘米，已残。

①　《河西出土的汉晋绘画简述》，《文物》1978年第6　期。《汉简考叙》，《考古学报》1963年第1　期。残存的四匹马都是黑色，乘骑穿红、黑袍，运笔流畅，画面比金关《人马图》更为生动。

居延木简画出土于甘肃居延查科尔贴。木简残长17　厘米，宽3　厘米，两面都绘有画，一面上方画一个官吏，侧脸，微须，戴冠，着长袍，佩剑而立；下方竖画一匹鞍马。另一面上方画一人，侧脸，微须，长袍黑靴；下方一人，戴帻，拱手。全部画面以墨线勾画，简略稚拙，风格和金关《人马图》相似。江苏邗江的木板画出土于江苏扬州邗江胡场汉墓，共有两件，一为《人物图》，一为《墓主生活图》，都是西汉中晚期作品。①这两幅木板彩画的制作是先涂刷一层灰白泥打底，然后以墨线勾描，敷以颜色，当属壁画性质的作品。

《人物图》长47　厘米，宽28　厘米，彩绘四个人物，上部有两人，仅存墨线轮廓，是身着长袍相向拱手而立的文吏；下面是两名武士双手持矛倚肩，其中一个身着黑衣，腰部佩剑，作拱手状。人物形象描绘准确生动，线条简洁流畅，色彩鲜艳明快，与洛阳八里台西汉彩画砖风格相仿。而与居延木板画略有不同。

《墓主生活图》长47　厘米，宽44　厘米。上部有四个人；左边的一人坐在榻上，身躯高大，衣施金粉，当为墓主人形象，其余的三个人或跪或立，拱手施礼。下部是宴乐场面：帷幕下有一人坐于床榻，前置几案，案上有杯盘，侍女或跪或立于后。绘有艺人表演场面，或倒立，或反弓，彩衣飘举，姿态优美。还有乐队伴奏，有人击钟磬，有人吹笙，有人弹瑟。另有宾客在旁，亦各具情态。整个画面主题突出，疏密有致。

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也发现了木板画，都是东汉时期的作品。其中磨咀子七十二号墓出土的《羌人像》长36　厘米，高8.6　厘米。画有一个高鼻圆目、披发有须的羌人形象，他穿短袍侧立，左衽，中系腰带，裹腿，左手下垂，右手举起，面部刻画，极富生气。墨线勾勒，用笔简洁。武威磨咀子五号墓出土的《妇人图》高14　厘米，宽50　厘米。画有两个女子相对而立，左侧穿白衣红裙，一手扬起，似为主人，右侧拱手而立者是女仆。旁边有树，树木打上墨点来表示树叶。系彩色描绘，画面涂白粉，图用黑、红二色。在技法上较稚拙。

（六）工艺装饰画秦汉时期绘制在漆器、铜器、陶器上的工艺装饰画极为繁盛。从题材看，既有动植物纹和几何纹花纹图案，也有表现现实生活、历史故事和神怪形象的画面。装饰画虽然在表现空间上受到器物限制，不能更为自由地发挥绘画技巧，但表现能力并不逊色于壁画，章法疏密得当，格调自由奔放，蕴含着蓬勃清新之气。

漆画是秦汉时期工艺装饰画的主要形式，漆画的表现技巧丰富多样。在色彩处理上，大多在黑漆地上用明暗不同的朱红漆描绘事物。有黄、红、绿、棕等色彩的平涂渗入，显得色调明快。间或描以金银色，更显得富丽华美。在装饰方法上，主要采用描绘法，先在漆器面上涂以底色，或用色漆线描绘物象，或用色漆把物象平涂出来。彩绘方法不仅有平涂，还有点彩、堆漆。

①　《扬州邗江县胡场汉墓》，《文物》1980年第3　期。

用笔蘸色多寡的不同，不仅能显示不同的色调，而且能取得多样的"笔触"效果。在线描方面，不论是用色漆线描绘或用墨线勾勒，甚至用针刻的方法，都具有奔放有力、生动流畅、刚柔结合的特点。这些方法和经验为后世漆画艺术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

秦代的工艺装饰画以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双鱼单凤纹漆盂、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人物纹漆梳篦为代表。前者绘有一只凤与二条鱼，连续萦回，线条流利，逼真生动，富有写实意味。后者在梳篦的圆拱形柄部两面均绘有图画，有歌舞、宴饮、角抵、送别等场面，线条简练流畅，人物婉约多姿，构图明快醒目。这两件作品都是玲珑小巧之物，但是在这方寸画面上显示了大匠风度，体现了秦代漆画的高超水平。

到了两汉，工艺装饰画的艺术表现更加成熟。两汉的漆画作品发现很多，其中有不少精品，在工艺装饰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下面举例介绍：长沙马王堆一号墓的漆棺彩画：在马王堆一号墓中的一个四层套棺中第二层黑地彩绘棺和第三层朱地彩绘棺，画的是云气和各种神怪异兽。黑地彩绘棺上用白、红、黑、黄等色画了100　多个体态生动的仙人怪物和流动漫卷的云气纹。朱地彩绘棺上绘云气、龙虎相搏、奔鹿、山峰、怪兽、玉璧等图像。马王堆汉墓中的漆棺大多绘饰有云气纹，气势极为豪放，象征死者可随云气飞升上天。漆棺画法潇洒生动，主要运用堆漆和沟填法，线条奔放而又绵密，刚柔相济，色彩鲜艳和谐，显示了画工熟练的技巧。

长沙砂子塘西汉早期墓中的彩绘漆棺：外棺的头端档板和足端档板上各绘有一幅装饰画。前幅是在朱红色画面正中画一个深黄色的拱璧，两旁一对形似鸾凤的巨鸟相对而立。从臂下穿出的鸟颈向上伸直，鸟嘴各衔两个用丝绢穿系的编磬。璧和磬之间悬有用珠瑀穿系的流苏璎珞。画面充实，装饰性强，寓夸张与写实于一体。后幅的画面正中画一巨磬，磬下悬有一个大钟，磬下方两角，穿有四串流苏，磬上两边各有一豹匍匐相对，豹背各坐一羽人。这两幅漆画形态逼真，色彩鲜艳，施彩独到。尤其是磬上的色彩，用"谷纹"装饰，具有浅浮雕的效果。

湖北江陵凤凰山八号西汉前期墓出土的漆龟盾：1973年出土。正面画有一个神人和神兽。神人作人首人身禽足，侧身面向左边，身着十字花纹衣裤，两腿前后伸开，作奔走状。下部画了一个三足一尾的怪兽，昂首曲身，与神人朝同一方向奔走欲飞。龟盾背面画有两个相向而立的人物，都身着十字纹衣裤，腰束带，足穿鞋。左侧的人头上有须状装饰物，右侧的人身佩长剑。这件漆龟盾在绘画技巧上取得了卓越成就。神兽以红漆浓笔平涂，用色堆法，显得厚重，突现出神兽的威力。人物形象一般以粗线条勾勒，简练生动，构图精巧；画工用漆如墨，笔法粗犷，具有古拙之美。艺术风格与随县战国曾侯乙墓漆画相仿。是西汉漆画中颇具特点的艺术佳作。

江苏连云港市海州西汉侍其繇墓出土的乐图漆奁：1973年出土的西汉中晚期作品。在器盖和器身的土黄色底上用黑漆勾绘出三个男子形象，头顶均束发，系帕头、衣右衽长袖袍。一人似在奏乐，一人舞蹈，一人似在坐听。人物中间以云气纹，并涂以红、黄、绿色。漆绘人物姿态生动，用黑漆勾绘形象，线条流畅劲细，采用平涂法，填以红、黄、绿等色彩漆。色彩鲜艳调和，图像颇为醒目。构图对称，人物姿态不一，整个画面既匀称齐整，又不使人感到板滞重复，与1941年黄土岭西汉墓出土的车马舞女漆奁风格相似。武威磨嘴子四十八号汉墓出土的车马舞蹈漆樽：西汉末年作品。《舞蹈图》画面上一个男子扬带，两个女子旋转起舞，翩翩舞姿具有飞动之感。《车马图》上一匹奔马拉着轺车，御者戴黑帻，主人戴冠。画面线条很流畅。画工用几个形状不同的点子画脸部的五官和胡子，并在人物脸的半侧施以浅灰色，产生了明暗光影对比。这种处理手法颇值得注意，在河西晚些时候的绘画作品上还能看到。

朝鲜平壤南井里（东汉乐浪郡）出土的玳瑁小匣和竹编彩箧上的漆画：东汉时期作品。玳瑁小匣上绘《观舞图》，图上人物有的在欣赏舞姿优美的艺人表演，有的在互相议论，表情很生动，有的紧张，有的欢笑，整个画面人物神态各异。中部似为羽人。竹编彩箧上绘有《历史人物图》，绘有黄帝、纣王、吴王、越王、楚王、西施等历史人物和丁兰、刑渠、魏汤等孝子故事，共有94　位人物，这些人全部都坐在地板上，为了避免单调感，漆匠应用构图使一些人倾向左，一些人倾向右，有的在讲话，有的在打手势，人物的服饰、年龄刻画各异，脸形丰圆，形象逼真，神态生动，性格鲜明，彼此顾盼传神。用笔精细，在黑漆地上绘以朱、赤、黄、绿、褐等颜色，色彩绚丽，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是东汉时期漆画的代表作。

除了漆画外，还有彩绘画。彩绘有时也施于铜器装饰上。例如西安红庙坡发现的西汉彩绘车马画像镜，彩绘分里外两圈，钮座旁的黑圈，在浅绿的底色上，画蔓草团花图案；紧靠连弧纹的外圈，在朱红的底色上，画谒见、宴享、射猎、游归等生活场面，画面情节连贯，构图富于节奏，极具艺术性，另外在河南洛阳、湖南长沙、山东临沂等地的西汉墓中还出土了不少彩绘陶器，如洛阳北郊烧沟出土的彩绘陶壶，其中一件彩绘几何纹，在壶的肩腹部绘有朱雀、青龙、白虎等神兽，奔腾于云气间。另外一件彩陶壶，绘有两只朱雀、人面虎身和人面鸟身等神怪图像，应与墓主灵魂升天内容有关。彩绘方法是先用胶质的白粉涂在壶壁上，然后用红色画。这些彩绘陶壶虽然都是小型的绘画片断，但可与同一时期的墓室壁画在艺术上相媲美。东汉彩绘陶作品代表有河南荥阳河王村东汉陶仓楼上的《观舞图》和河南密县后士郭村东汉陶楼上的《纳租图》，都是生活气息浓郁的作品。前者上部绘有5　个人，左侧两个男子着红衣，其中一人佩剑，似为主人。右侧跪着3　个男子。下部绘有4　个人，中间是一个细腰红衣女子绕五盘婆婆起舞，后面有一个赤裸上身的男子似与女子对舞，另一个男子在击鼓，舞者对面有一个男子着红衣，手持棒状物。彩画鲜丽，运笔奔放。后者《纳租图》绘有4　个人，最右一人面庞丰肥，衣袍宽大，戴冠着黑衣，跪坐于地，作持物状，似为管家。左边站立2人，右侧一人面带愁容、两手张一粮袋似为交粮的农民，此外还画有粮堆、斗、斛及装满粮食的粮袋等。彩画内容与密县打虎亭一号墓石刻收租图相同。墨线流畅，施以红、赭、黄等色彩，颜色鲜丽，在艺术表现上与荥阳陶楼《观舞图》相近。

三、画像石与画像砖（一）引　论画像石与画像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也是独具特色的秦汉美术遗产。画像石是以石为地，用刀代笔的绘画，多见于墓室、石享祠、石棺、石阙、石碑、崖墓等石质建筑中。画像砖是模印或捺印有图画的砖，一般都是砌墓室的。其制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与画像石不完全相同。

画像石在汉代以前尚未发现，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沂水鲍宅山凤凰画像是最早的画像石。画像石大约废止于汉末三国时期，魏晋南北朝就不多见了。画像砖在秦代就已经兴起，当时一些大的空心砖和实心砖上都出现了"画像"，其鼎盛期在东汉，东汉是我国画像艺术进入到最具有时代特征和典型意义的阶段。由此可见，画像石和画像砖是汉代最富时代特征的艺术品。

汉代画像砖和画像石的兴盛与汉代人厚葬的风气密切相关。汉人重孝信鬼；迷信成仙升天，提倡厚葬。上至皇族贵戚、下至平民百姓竞相攀比，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朝代的人像汉代人那样将如此巨额的钱财花费在坟墓和陪葬品上。他们选择风水好地作为墓地，建造富丽堂皇的墓室，陪葬大量精美的物品。例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文物多达1000　余件。河北满城汉墓的两个墓室内出土的随葬品共计2800　余件，铜器、金银器、玉石器、漆器、丝织品、陶器等应有尽有，可谓一座罕见的地下宫殿。其中有两件金缕玉衣，其中仅刘胜身着的玉衣就用玉片2498　片，金丝约1100　克。在汉代制作这样一件玉衣，一个玉工需用十余年才能完成。随着砖圹墓、石椁墓逐步代替木椁墓，砖石材料逐渐用于墓室建筑，汉代贵族地主们开始在石面上雕刻各种花纹图案。墓室石壁的坚固性，画面保持的耐久性颇能满足汉人厚葬的欲望，因此画像砖、石墓得以产生和发展，画像砖、石艺术也获得了长足进展，其手法之精妙、意匠之丰富，大有空前绝后之势。

秦汉的画像砖、石比起同时期的壁画、帛画、漆画等艺术品来不仅数量众多，分布地区广泛，而且大都完好无损。画像砖、石艺术以山东、河南、四川最为发达。这三个地区是当时工商业发展最快的富庶地区，山东有鱼盐之利，河南是四方交通的中枢，商品经济非常活跃，四川地处一隅，早为秦国所并，避免了战争过多的破坏，又有盐铁等天然资源和水运便利的优越条件，都是当时的富庶之乡。同时这三个地区又是达官贵族、豪富巨商聚集之所，山东淮海是汉高祖刘邦的家乡，河南南阳是东汉光武帝的故园，封建达官贵族不少，豪强富商更多，他们无不修造规模巨大的墓室以使自己在地下继续过生前的豪华生活，或者寄希望于羽化升天。墓室力求华美，富于雕饰，坚固耐久，因此画像砖、石艺术在这三个地区最为发达。

各地的画像砖、石各具特色，或古朴厚实、或泼辣粗犷、或严谨朴素、或活泼清丽。题材也很丰富多彩。这里既有优美神奇、变幻莫测的神话世界，又有古老深沉、英勇悲壮的历史故事，更有丰富多彩、热闹非凡的现实生活。各种神龙仙怪、古圣先贤、孝子烈女、车马出行、庖厨宴饮、乐舞百戏、丰收纳租等场面无不毕现，人们漫步于一块块画像砖、石之间，犹如置身于瑰丽的历史画廊之中，神话--历史--现实的图景相互交织，铺陈出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画像砖、石是在砖石的平面上先经过绘画，然后再进行雕刻，一般都是浅浮雕和线刻的形式。因此是介于雕刻和绘画之间的一门艺术，又比较接近于绘画艺术的效果。当然石刻画由于受材料和工具的限制，不可能完全像绘画那样作历历具足的描绘，也不能像圆雕那样作面面俱到的塑造，因而石刻画难以对形象的细部及内在的精神思想、感情性格作出细腻的刻划，所以它都是通过外在的形体动作来反映所要表现的内容。重动势、重气势、重大体大貌就成了这种艺术的共同特点。虽然各个地区的画像砖、石具有不同的风格，但在形象刻划上都是取其大貌，不拘小节，依从大动势来表现，造成强烈的气势，形成紧张的力度，从而构成了秦汉画像砖、石所特有的奔放飞动之美。

画像砖、石是我国古代绘画艺术的珍品。古代艺术家以刀代笔在坚硬的石面上刻画出生动的形象，从绘画角度看，它具备了中国画的特点，以线条作为主要表现手法，是装饰画与浮雕、线雕相结合的产物。秦汉画像砖、石艺术对以后魏晋隋唐的绘画和雕刻艺术有着重要影响。

（二）画像石1。综述根据现有资料，汉代画像石应萌发于西汉昭、宣时期，山东沂水鲍宅山凤凰刻石和河南南阳赵寨砖瓦场画像石墓的楼阁、门阙图像都雕造于昭、宣时期，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作品。技法属于凹面阴线刻，题材较为单调。新莽时期画像石在数量上和艺术上都有所发展，重要作品有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山东汶上县"路公食堂画像石"，画面为阴线刻成的车马出行图，形象写实而生动。另外还有河南南阳东南唐河县汉郁平大尹冯君孺画像石墓，是新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所造，墓内雕刻着30　余幅画像，题材丰富，雕刻技法主要是减地浅浮雕，阴线刻仅有一石。此墓画像石具有布局疏朗，主题突出，形象质朴等特点，是新莽时期画像石墓的最佳遗例。东汉时期画像石艺术更为蓬勃地发展起来，分布极为广泛，依其主要分布可以分为四大区域，即山东和苏北地区、河南地区、四川地区、陕北晋西地区。此外在北京、河北、浙江海宁等地也有零星发现。

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①单线阴刻。图象和石面在同一平面，接近于白描绘画效果。②减地平雕。图象轮廓线外的空间减去一层，图象突起拓出，近于剪纸效果。③减地平雕兼阴线。平面突起的形象以阴刻线条来表现细部。④减地浮雕。形象细部虽然不作具体刻划，但形呈弧面突起，属于弧面线浮雕性质。⑤沉雕。刻法和上述减地法相反，形象凹入平面以下，略现起伏，呈低于石面的薄肉雕，这种形式后世木雕艺人名之为沉雕。汉代艺术家在画像石内容的处理上颇具匠心。如历史故事画往往选取某个情节处于高潮的片断，这样使人窥一斑而见全豹，简洁集中地表达了整个历史故事的主题思想。如"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用荆轲负伤向秦王掷出匕首的瞬间来表现。又如画宴饮场面，优秀的画工并不面面俱到地表现宴会上的人物，而只是有针对性地选取宴会的一角，全局隐于局部。而表现庖厨场面时则往往面面俱到，采取了类似组画的形式。石刻画在内容的安排上有两种类型。一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来安排内容，往往把不同时空的事件围绕一个主题表现在一个画面上，即散点透视法。如沂南画像石中的"百戏图"。将那么多需不同时间演出的百戏集于同一个画面，用来表现欢庆的气氛。山东诸城画像石中的庖厨图，将打猎、捕鱼、宰杀猪鸭、用辘轳打水等活动围绕厨中烹调俱呈于画面。这种布局法在内容安排上有较大的幅度可供回旋，有利于艺术家的构思和创作，是丰富并充实画面内容的一种巧妙方法，是我国绘画的传统形式之一，对于后世的绘画有着深远的影响。另一类型是把同一时空的事件纳于一个场面中，例如河南密县打虎亭画像石的"收租图"，在表现地主收租的同时，地主少爷正在弯弓射鸟、奴仆为他牵马，这些细节有力地配合了主题的表现。

汉代石刻匠师对线条的运用也十分娴熟，他们能根据不同的需要分别使用婉转流畅或刚直豪放的线条，刻画准确生动。如四川的一块朱雀画像石，朱雀的冠和尾用弧线勾勒，非常秀丽活泼，脚部和双翅采用直线，刚健有力，结合在一起成为惹人喜爱的婷婷玉立的朱雀。当然由于工具、材料的限制，绝大多数画像石还做不到惟妙惟肖地刻画物象的细部，但汉代石刻艺术家能够扬长避短，善于抓大体大貌，突出物象的基本特征和外在动作，用简练概括的手法突出强烈夸张的动势。主要靠动作、行动、情节来表现，而不是靠细腻的刻画，富"神"于粗犷的外形中，使"形"与"神"有机地结合，从而构成了汉代画像砖石艺术的古拙风貌。当然，这种古拙风格在汉代绘画、雕塑等其他艺术形式上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画像石以其不事细节修饰的粗犷外形和夸张姿态造就了力量与动感，从而形成一种气势之美。山东武氏祠画像石中的《荆轲刺秦王》，图中匕首掷出插入柱中的一瞬间；武氏祠画像石《泗水取鼎》，图中鼎将坠未坠、拽绳拉鼎的人们正在一个个仰面跌倒的一刹那，无不透露出紧张激烈的气势，显示出其力量和速度。其中运动状态下的动物造型更令人惊心动魄，例如生死相抵的牛、行动如风的虎、千姿百态的马，在汉代天才艺术家的刀笔下表现得十分豪放洒脱、雄健奔放，仿佛在它们的体内孕育着无穷无尽的力量。即使是许多静态的形象，也仍能使人感觉到那内在的力量和气势，表现出汉代艺术古拙而富有气势的特有魅力。汉代各地画像石的艺术风格各有不同：山东和苏北画像石以质朴厚重见长，古风盎然；河南画像石以雄壮有力取胜，豪放泼辣；四川画像石清新活泼，精巧俊爽；陕北晋西画像石纯朴自然，简练朴素。画像石所表现的内容极为广泛，凤飞龙降、女娲伏羲、忠臣孝子、伏兵跃马、斗鸡走犬、跳丸弄剑、百灵嬉戏等场面靡不毕现，反映了汉人安邦乐居、其乐融融的社会生活，表现了"气魄深沉雄大"的大汉风貌。

2。山东画像石山东是汉代画像石遗存最多的地区，全省有60　多个县市发现了近3000块汉代画像石，其中又以鲁中、鲁南地区最多，也最具代表性。绝大多数作品都属于东汉时期。属于东汉早期的作品以肥城栾镇村张氏墓画像石和长清孝山堂郭氏祠为代表。前者是东汉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由石工王次所作，刻有攻战、渔猎、乐舞、宴飨以及女娲伏羲等画像，单线阴刻，部分画面稍向下凹，线条流畅，画面工整。后者大致是东汉章帝、和帝时期（公元76-105年）作品，与前者在刻石内容、构图技巧、雕刻手法和边框图案等方面大体相似。这些作品阴线勾勒，铲线粗，精练质朴，粗壮古拙。东汉中晚期重要的作品有山东济宁两城山《永建食堂画像石》、嘉祥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武氏石阙画像石、安丘画像石、沂南画像石、山东诸城汉墓画像石、临淄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梧山里石社碑画像》和滕县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石碑画像等，这一时期画像石刻法发展到以减地阳平面兼阴线勾勒为主，兼及肉雕、薄肉雕和线刻的多种方式的运用，尤其是阴线刻，线条流畅、整个风格工整细润，与东汉早期的那种粗壮古拙的风格有显著的不同。大致到了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由于山东处于战乱局面，画像石墓不再修造，画像石艺术也就告一段落。在大量的山东画像石遗迹中，我们选出孝堂山郭氏祠、嘉祥武氏祠、沂南画像石墓三个有代表性的画像祠墓略作介绍。

孝堂山郭氏祠：此祠位于山东长清孝里铺孝堂山上，传说是东汉孝子郭巨为他的母亲所建的享祠。从绘画内容看与郭巨生平事迹不符，可见此说未必可靠。据考证，此石祠应为东汉前期作品。"郭氏祠"是石筑单檐悬山顶式建筑，平面呈横向长方形，有北、东、西三面石壁，石祠前檐由三个八角形石柱承托。画像就雕刻在石室内部的东、西、北三面壁和中央石柱的三角形石梁上。

北壁画像分上下两层，上层刻车马出行行列，以二骑二马车和两行由吹箫、击鼓、负弓箭筒的骑士等十二人组成的前导队伍，后面有荷戈卫士二人、马十骑，随之是巨大的鼓乐车和装饰华丽的"大王车"。下层并列刻有三座殿宇，两侧有阙。殿阁上层有多人两相对坐，下层有多人伏地或持笏致礼，是朝拜参谒的景象。殿阁顶上饰有珍禽异兽。

东壁画像分六层。上层三角形部共有两层，顶部刻蛇身人首持矩形物的伏羲氏，下有坐车击鼓的雷神和坐门楼内持弓的东王公等。两层均属于神话题材。第三层绘有轺车、乘马、三人乘象、二人骑骆驼、步行持戟、持弓、持笏、拱手等迎迓人物。第四层是平列展开的人物，都作致礼状，左侧一组绘有周公辅成王的故事。第五层刻有庖厨、舞乐、杂技场景。第六层是巡猎场面。

西壁也分六层。第一层是蛇身人首持规状物的女蜗氏。第二层绘刻有贯胸国人、西王母、人身兔首者等。第三层刻车骑出行图。第四层刻有一行排列整齐的人物，似为贵族相遇致礼的场面。第五层刻《战争图》。双层楼阁的下层内坐一王者，旁有侍者，王前有四人作禀报状。楼阁外有一个跪坐，背题"胡王"二字，前跪有三人，缚手，又有一斧架，上面悬挂两个人头，一人持刀旁立。当是献俘场面。战争场面刻画生动，双方骑兵冲击，众弩齐发，人仰马翻，场面极为激烈。其中的胡军形象均作高冠、深目高鼻，当是异族的外貌。这种战争图的刻画可能与墓主人生前的事迹有关。

石梁的东面刻有《捞鼎图》。鼎耳系绳，桥上左右各有四人拉鼎，桥下河中有四只小舟，各有二人在舟中。又作游鱼以示为水。以外尚有五人正在祈祷，还有连理木、比翼鸟等图案。西壁刻桥上坠车图。石梁底部刻日月星辰图象。

石室画像石所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其中以《战争图》和《捞鼎图》刻划最生动。特别是《战争图》包含了60　多个人物，由骑兵、胡王、随从、汉王、侍者、大臣、战马、楼阁共同组成了首尾完整的情节，从而发挥出最大程度的表现效能。其余画面的人物表现多为侧面像，平列展开，姿态表情变化不多，不过对马的刻画已很生动，造型准确，技法娴熟。全部画像都是先行磨光，然后阴刻浅纹，铲线甚粗，作风简练，别有一种古拙之趣。可以代表东汉早期质朴单纯的风格。

嘉祥武氏祠：此祠位于山东嘉祥县南15　公里的武宅山北麓，早被发现，据考证这个武氏宗族石刻群是公元147年前后的作品。原有三个石室即武梁祠、武荣氏祠或武斑氏祠和武开明祠。今将三室遗石共置一堂之内，总称之为武氏祠堂，具有构图完整的画像石50　余块。现在略选武梁祠数石加以描述。

武梁祠建于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现存5　石即石祠东、西山墙、北墙及屋顶前后两坡。石刻画像大多有隶书榜题。

东山墙画像分为五层。顶部正中是端坐的东王公，两侧有各种仙人神兽。第二层从左方起有伏羲、祝融、神农、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禹、夏桀等像顺次刻出，像旁各有隶书题名。伏羲手执蛇身之矩，神农执耒耜、夏禹执锹，颇引人注目。第三层刻孝子事迹：最右为曾母投杼、向左分别为闵子骞坠鞭、老莱子彩衣娱亲、丁兰在二亲木像前跪拜的场面。第四层刻刺客事迹：从右起分别为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荆轲刺秦王。第五层刻有两辆车马、六个骑者和一个步行者。

西山墙也分五层。顶端刻西王母、神兽、仙人。第二层刻列女事迹：代赵夫人、梁节姑姊、齐义继母、京师节女。第三层刻孝子事迹：三州孝人、义浆羊公、魏汤、孝孙（原穀）等人。第四层刻刺客事迹：要离刺庆忌、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王、无盐丑女钟离春。第五层刻庖厨和县功曹迎处士图，大约是描述墓主人事迹。

北墙画像分四层。第一层与东西山墙第二层相接，刻列女事迹：梁高行拒聘、鲁秋胡戏妻、鲁义姑姊、楚昭贞姜渐台。第二层刻孝子事迹：柏榆受笞、刑渠哺父、董永佣作侍父、田章孝母、朱明友悌、忠孝李善、金日c　拜谒阙氏像。第三层中间刻楼宇燕居，楼上端坐一名妇女，旁有侍女4人，右方刻蔺相如奉璧于秦、范雎辱魏须贾；左方刻7人画像，居中3人身份高贵，其右2人作跪禀状，左2人拱手躬身侍立。第四层中央为上通第三层的楼宇下层，室内画4人，是宴享场面，室外两侧画人物车骑。

屋顶前后两坡皆刻祥瑞图案。

其他石室的画像石题材内容、装饰方式都和武梁祠相仿，在内容上还有泗水取鼎、孔子见老子、孔子门生、水陆攻战、鱼龙曼戏、仙人出行、雷神出行等构图。左石室所刻的《荆轲刺秦王》画面保存完整，它和《泗水取鼎》都具有贬斥秦王的含意，是汉代最流行的画像石刻题材。

武氏祠画像石是用减地平雕加阴线刻的技法雕成即画像轮廓之外减去一层，而画像轮廓内，如面相、衣纹等细部又为阴刻，比轮廓外刻画稍深。这种表现形式在汉代画像石中是最有代表性的。风格工整而朴实，布局严谨，人物多作侧面像平列展开，形象处理规律化，造型上偏于静滞，装饰趣味极浓。整个画面物象单纯、造型简洁、虚实相间，颇有节奏感。武氏祠画像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作者善于抓住情节发展的高潮，捕捉生动的瞬间，运用夸张的手法，有力地表达了主题。如《荆轲刺秦王》一图的处理就是刻画了情节发展的最高潮；荆轲一刺秦王不中，被人拦腰抱住，他双臂劲举，怒发直竖，奋力掷出匕首，不幸未中，秦王绕柱疾走，大惊失色。画中秦王和荆轲的动作及其相互位置都渲染出这一场面的紧张。旁边还以燕国勇士秦舞阳吓得仰面倒地的形态来烘托气氛、特别引人注目的细节是匕首刺穿柱心并露出锋尖，夸张地表现了荆轲孤注一掷的抗争。这一作品人物形态夸张，气氛紧张，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魅力。《泗水取鼎》同样生动有趣地表现了事物发展到一个转折点的瞬间：宝鼎已被人拉出水面，突然龙咬断了系鼎的绳子，鼎即将坠落，拉鼎人欲仰面跌倒，表现的正是由成功转向失败的那一刹那，充满了戏剧紧张。《闵子骞失鞭》刻画了闵子骞跪向父亲，他的父亲弄清真相后愧爱交加的一瞬间，他的父亲左手扶桯，转身以右手抚闵子骞脖颈，表现了他的怜子之情。《狗咬赵盾》刻画了赵盾逃出宴会，晋灵公的熬犬追咬他，他的救护者祁弥明正举足踢向熬犬。祁弥明的足尖恰在犬的颔下，非常形象地表现了这一尖锐的戏剧冲突。武氏祠画像刻画生动，耐人观赏，不论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代表了东汉画像艺术所取得的成就。

沂南画像石墓：1954年发现于沂南县北寨村，东汉晚期墓葬。墓分前、中、后三主室，墓门和各主室都有画像，全墓画像石计42　块，共73　幅作品，可分为四组加以介绍。

第一组是墓门画像。共有四幅。横额刻《攻战图》用来颂扬墓主人生前的显赫战功。横额下的三根立柱上雕饰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和其他神仙异兽图象。

第二组是前室画像。刻奇禽异兽和神仙：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凤鸟、羽人等等。还刻有献祭图：众多人物排列成行，面向祠堂鞠躬行礼或拜伏于地，堂前有领祭的人，前后陈设各种祭品，西壁图中有读祝文的；南壁图两侧还有轺车，描述了墓主人身后的荣光。

第三组是中室画像。刻绘了历史故事：苍颉造字、周公辅成王、齐桓公与卫姬、晋灵公谋害赵盾、孔子见老子、蔺相如完璧归赵、苏武、管仲等等。四壁横额上刻墓主生前的生活图景，其中有《出行图》、《仓廪图》、《庖厨图》、《乐舞百戏图》。《出行图》是由四幅相连接的画面组成的，在一个宅第前停着轺车及其出行的车马仪仗，众人肃穆恭敬拜伏于地迎接主人或贵客的到来。《仓廪图》刻粮仓前停放着装运粮食的牛车，仆役们正忙于量谷装袋。监工席地而坐。《庖厨图》刻有抬猪、宰牛、剖羊、做菜、烧火的繁忙场面。《百戏图》刻有奏乐、击鼓、载竿、戏车、飞剑、跳丸、盘舞、鱼龙曼衍、马术等精彩场面，画面突破了时空关系，集中而全面地描绘了百戏的热烈场面。

第四组是后室画像。刻侍女捧奁、送馔、仆人涤器、备马等图像，描刻了墓主夫妇生前优裕的生活。

沂南画像石的雕刻技法近似武氏祠，大部分为减地平雕兼阴线刻，但铲地薄而刀向不一，图像轮廓不象武氏祠那样清晰明朗，有的部位纯用阴线刻。沂南画像石善于大场面的处理，其构图的讲究和复杂超过武氏祠、郭氏祠。如墓中室的《百戏图》的处理是在平列的各组技戏中分别主次，以戏竿、伐鼓、乐队和戏车为最突出的焦点，配合飞剑、跳丸、七盘舞、走绳，最后再以小队奏乐和送酒浆的人物穿插点缀而完成了一个横而长的热闹画面。作者已注意表现画面的纵深空间，利用若干平行的斜线来交待空间的存在，如画有自左上到右下的平行斜置的席铺，与打虎亭二号墓壁画宴饮图中表现桌面的方法相似。同时为了避免平行席铺一再出现而产生的单调感觉，在右端又特别增加了不同角度斜置的席和车，以求空间描述的变化。对于人物形象的表现，无论形体比例还是动作姿态更趋自然合理，比武氏祠所显示的古朴与略带生涩之感的艺术风格显然更自由活泼。对人物形象类型的描绘更趋成熟，如门额上的《攻战图》左方的一群战士都是深目高鼻、短衣、戴盔，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胡族战士的类型特点。在线面关系中更是强调了线条龙蜕蛇变的作用，刀法畅快，线条纯熟纤劲流利，婉转自如，富有韵味，颇有行云流水之致，显示出石刻匠师高度娴熟的手工剔刻技巧。

3。苏北画像石江苏北部一带也是汉画像石遗存较多的地区。以徐州为中心，东至黄海之滨的赣榆，北接山东，西至丰县、沛县，南至睢宁、宿迁，共发现汉代画像石300　余块，大多出自墓室，也有画像石棺，年代多属东汉时期。题材内容广泛，有神仙怪兽、历史故事、现实生活各个方面的内容。雕刻技法和艺术风格与山东南部的画像石极为相似，因为在汉代这些地区同属于徐州刺史部。苏北画像石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大致是西汉末东汉初的作品，以沛县栖山画像石为代表，它的雕刻方法是先把石料凿平，未加打磨，用阴线刻出物象轮廓，然后细部稍加修整。画面布局疏松，造型不够准确，技法古拙草率。后期大致是东汉中后期的作品，以茅山汉墓画像石为代表。这时的作品雕刻技法已趋成熟，发展为两种风格：平面阴线雕和剔地浅浮雕。平面阴线雕是先将石面打磨平整，在平面上刻出轮廓，上加细密阴线刻划细部。睢宁县九女墩、邳县燕子埠画像石为这一风格的代表，线条流畅，挺拔劲利。剔地浅浮雕又称减地平雕是先刻出轮廓并剔地，然后在突出的轮廓内用较多的阴线表现，并使石面略具弧形，有的弧面突出近两公分，这种风格在徐州地区最为多见。粗犷豪放，浑朴古拙。

苏北地区画像内容前期以写实为主，后期写实写意并行。写实的形态逼真，如沛县境内的《六博画像石》刻一六博棋局，二人对弈，左方一人正将手中的骰子抛出，那神态分明使人感到他刚将骰子在两掌中揉搓一阵，怀着侥幸的心理抛将出去。在宴饮、车马出行、舞乐百戏图中，作者也运用了有利于表现主题的处理手法。如刻画车马时抓住马匹昂首嘶鸣，前蹄高扬，车饰后飘，车马疾驰。写意时大胆想象，创作出了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珍禽异兽，如鸾凤、麒麟、行龙、翼龙、翼虎等，是据现有动物加以夸张，使之理想化。至于神话中的人物和动物，虽近于荒诞离奇，但使人感到趣味盎然，活泼生动。还有不少以汉代生产劳动为题材的作品。徐州附近铜山县青山泉发现的纺织画像石，剔地浅浮雕，值得重视。画面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描写家庭纺织的劳动场面，左方刻一织机，织机旁的人回身从另一人手中接抱婴儿；右方刻纺具和纺纱者，旁一人躬身而立，似为纺织者递送物件，情节被镌刻得非常细腻，在汉代的画像中是不常见的。睢宁双沟发现的牛耕画像石生动地再现了汉代农家生产的场景。这些画像石增添了苏北画像石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

从画面布局看其特点是构图紧凑，不留空白。要表现的主要内容占据中间，空隙处加点缀，画面虽满不乱，富于装饰性。车马出行、人物会见的场景采用并列法加以刻画，避免了由于透视关系造成的近大远小而不利于石刻表现的特点。在刻行龙走兽、鸟禽之类时，往往夸张这些动物腿部和颈部的动作，给人以强烈的动态感。所刻人物多为半侧面像，人物表情"寓形寄意"。也有少量正面画像，如骑马形象和轺车形象，这种表现手法因其难度大，在汉代绘画和其他地区画像石中很少见到。一些不易表现的如棋盘、耳杯等违反常例平刻在画面上。较大的场面往往采用散点透视法，即为了表现一定的内容，把不同空间的东西放在同一画面里。房屋、楼阁建筑不刻前墙，便于表现房内人物的活动。这些多种表现方法都是为了突出主题这一目的服务的。总之苏北画像石艺术在汉代画像石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4。河南画像石河南画像石以南阳地区为多，南阳地区发现的画像石多达1200　多块，多装饰在墓室门楣、门扇、立柱和横额，用作壁画的不多。东汉早期的作品以南阳扬官寺画像石墓和唐河针织厂画像石墓为代表。后者平面呈"回"字形，画像内容有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雕刻技法主要采用物象外留有粗犷凿纹的浅浮雕，布局简洁疏朗，物象鲜明醒目，具有古朴豪放、深沉雄大的风格特点。

东汉中期南阳地区画像石最为发达，占总数的2／3　以上。襄城茨沟永建七年（公元132年）画像石墓、南阳草店、军帐营、石桥画像石墓都有许多代表性作品。题材广泛，有日、月、苍龙星、白虎星、玄武星等天文星宿图象，有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嫦娥奔月等神话人物，还有狗咬赵盾、伯乐相马、范雎受袍等历史故事，最多的还是乐舞、角抵、蹴鞠、投壶、六博等百戏娱乐场面。南阳画像石在表现动物方面很有水平。一些野兽如虎、牛的造型非常生动而有气魄。如方城东关的《龙虎斗》与《阉牛图》，动物造型异常生动，同时表现出动物运动的迅猛之势。这一时期的雕刻技巧是减地浅浮雕，石面比较粗糙，剔地并凿以坚或斜的并列条纹，在浮起的画像上刻以阴线形成人物或景物的细部。形象刻划夸张而生动，具有强烈的动感和力感。但线条粗放，刻划简单，不求准确，构图比较疏朗，形成了其特有的泼辣粗放、豪放古拙的地区风格。东汉晚期盛极一时的南阳画像石艺术已见衰退，数量不多而且作风草率。以南阳东郊李相公庄建宁三年（公元170年）许阿瞿画像墓为代表。该墓画像石上部刻许阿瞿虽年仅五岁，但以贵人的形象坐于榻上，后有一侍者，前面有三个人赤身着短裤，各具姿态；下部刻乐舞百戏场面。一人抱盘而立，可能是在奏节鼓，一人赤膊袒腹在跳丸弄剑，中间一女子扬长袖跳七盘舞，此外还有弹瑟者一人，吹排箫者一人。此墓画像石在制作上继承了前一时期的传统技法，但有些过于追求对称和图案化，造型趋于呆板，不如盛期富有生气。

除南阳地区外，河南登封嵩山三阙画像和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画像石颇具代表性。特别是密县打虎亭一号墓很值得一提。

此墓发现于1959年，是东汉宏农太守张伯雅之墓。墓以画像石构筑，是东汉晚期墓，艺术上却未见南阳地区出现的衰退气象，很有特色井与南阳地区盛期画像艺术迥然异趣。

密县打虎亭一号墓长26.46　米，最宽处为20.68　米，是用巨大的石块和大青砖混砌的穹窿墓，券顶最高处为6.32　米，全墓由墓门、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和三个耳室构成，除中室和后室外，其他各室和墓道以及石门两面都有内容丰富的石刻画。

各个墓室顶部和石门以仙神、奇禽异兽和云纹图案为主，其余部分主要表现墓主生前的享乐生活。比较精彩的有刻于东耳室的《庖厨图》、北耳室西壁的《宴饮图》、南耳室南壁的《收租图》，以《收租图》最为突出。《收租图》刻绘了地主收租剥削农民的场面：右侧刻了一座带楼梯的高大仓楼，楼前有一奴仆牵马，马上一小童作张弓状，可能是地主少爷在游猎。上方刻有一个身材肥胖的地主坐在席上，席前有案，案侧置一砚；地主前面跪有一人，双手捧物呈纳，跪者身后站立一人，这二人当是前来交租的农民；地主身后站有一人，双手前伸作接物状，可能是地主的仆人；席的下侧有租粮三堆，正待过斗入仓。下方刻有一人作交租状，一人张袋收粮，另一人正准备把粮食入仓。地上放着满袋的粮食和量粮的斗斛。另有一人运来一车粮食，正用斗把粮食从车上取下。这一画面意在炫耀墓主人生前的权势和对财富的占有。

此墓画像是在事先打磨平光的石板上用减地平雕兼阴线刻的手法雕成，铲地平整，无横凿之纹，构图缜密、造型严谨，整个画像石的作风极其工整精细，与南阳地区造型夸张、粗犷泼辣的风格截然不同，却与陕北晋西特别是山东、苏北地区的大多数东汉晚期画像石作风相一致。

5。四川画像石四川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岷江和嘉陵江流域，新津、乐山、成都等地区。

四川的画像石不少刻于崖墓上。崖墓是西南地区的一种特殊墓制，依天然的崖壁凿成墓室，其中置雕有画像的石棺、石函，称崖墓画像。另外也有用以构筑墓室的画像石，还有石阙。均属东汉中晚期作品，以新津画像石和乐山崖墓画像为代表。新津画像石所刻内容多为历史故事和百戏，也有部分神话题材的作品。在表现上有刻线铲底较浅的，有浮雕的。四川乐山崖墓画像主要分布在城郊的肖坝、麻浩、柿子湾和车子乡一带，都镂刻在崖墓上。崖墓画像的雕法多采用浅浮雕兼以粗率的阴刻线，形象浑朴古拙而活泼生动，艺术风格明显地受到南阳画像石技法风格的影响。郫县竹瓦铺砖室墓石棺画像刻法是减地平雕兼阴刻线；地子多凿以排列密集的条纹，基本上与山东武氏祠技法风格略同，只是凸面物象不如武氏祠那样平光。

四川是汉石阙遗存最多的地区，许多石阙上都雕刻有画像，一般雕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绵阳平阳府君阙和雅安高颐阙还雕饰有车骑人物像，有的还雕饰有兽首、人物等极为生动的高浮雕。

四川画像石墓以成都扬子山一号墓为代表。其墓壁有车骑出行和宴乐百戏画像。画像由8　块石材拼接而成，纵高45　厘米，横长1120　厘米，刻画了贵族连车列骑的出行场面和樽案罗列、百戏杂陈的宴乐活动。雕刻手法为减地平雕兼阴线刻。现藏重庆博物馆，是汉代画像石的优秀之作。

6。陕北、晋西画像石这个地区画像石以陕北绥德出土为多，在陕北榆林、米脂及晋西离石等地也有发现。这个地区在汉代同属于上郡，自东汉和帝时窦宪大破北匈奴后，上郡成为北方边塞上的军事重镇和交通往来的枢纽。迄今发现的陕北、晋西画像石一般属于东汉中期作品。陕北、晋西画像石题材内容比较单纯，以反映农、牧业生产和狩猎活动为最多，虽然也有表现墓主生前生活的车马出行、乐舞百戏、家居等画面以及一些神话题材，但场面都不及山东沂南画像石、武侯祠复杂浩大。与别处最大的不同是刻画历史故事的题材很少，仅见到荆轲刺秦王一幅。在这些画像石中最为人熟知，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1953年在陕北绥德县城西山寺出土的王得元墓画像石。全墓画像共26　石，其中一幅门楣上的画像较为重要：正中刻一楼阁，阁内两人对坐，似为墓主夫妇，两侧雕歌舞、车马出行或狩猎、放牧场面。墓室左壁门框上下分格，雕出树木、禽兽、牛耕、禾穗等图象。也有在门框上分格雕以神兽、仙人、马匹、牛车及人物。墓中画像石以《牛耕图》、《麦穗图》、《树下饲马图》、《牛车图》、《狩猎图》、《放牧图》最有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此外，1971年在陕北米脂县官庄村出土的4　座汉墓画像石，无论题材内容、装饰风格以至具体构图和形象特征均与王得元墓一致，其中也有《牛耕图》和《麦穗图》，只是这里是二牛曳犁的"耦犁"和前者一牛拉犁不同。

陕北、晋西画像石的刻法大多为减地平雕，凸面不刻阴线，如影画效果，也有少数人物面部、衣纹、禽兽和建筑细部加刻阴线的，与山东武梁祠等画像石雕法相近。还有一种纯为阴线刻，刻纹粗而深，但与山东郭氏祠画像石刻法不同。石材多采自当地褐红色细砂岩，一经开采出便是平整的板块，石面不经打磨加工便可绘稿、雕刻。石面虽不像郭氏祠、武氏祠画像石那样平光，却自有其天然质朴的美。有的画像石还留有清晰的墨笔线稿或朱砂的痕迹，正可以证明画像石是先画后刻的。经过雕凿，具有雕铲微痕的凹地与平面突起的物象因反光程度不同而使物象剪影似的显现出来，产生了与其他地区画像石不同的单纯简洁的艺术效果。在处理内容较丰富的大型横幅构图时，常利用起伏回环的云气纹使画面形象产生一种活跃的律动感。构图颇具特点，画工采用分格表现法将石条隔成许多块，上面刻绘《牛车图》、《骏马图》、《牛耕图》、《麦穗图》等精彩的图象，把本来很普通的生活现象描绘成为极其新颖别致、富有情趣的绘画小品，耐人玩味。从整体风格看，虽没有四川、山东的精美细致，但表现得更为质朴、简洁、有力，另有一番特色。

（三）画像砖画像砖是秦汉时代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其上有模印或捺印的图象，其图象有的是绘画性的，有的是浮雕性的，有的两者兼而有之。其盛行期上起战国后期，下迄东汉之末。秦代画像砖多用于装饰宫殿府舍等地上建筑。西汉以后画像砖主要用于构筑墓室，装饰墓室。东汉是画像砖艺术的鼎盛时代。秦代的画像砖分大型空心砖和实心的扁方砖两类。主要发现于陕西临潼、凤翔和咸阳。　1957年临潼出土的狩猎纹画像砖印有骑马射猎图，表现猎人骑马追射奔鹿，猎犬紧紧追逐，形象极其活泼。临潼出土的一块空心砖，今藏陕西省博物馆，上印有侍卫、宴享、苑囿和射猎四种图象，是迄今发现的秦代横印画像砖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件。上部侍卫图饰有五名持盾执戟的卫士，相向而立，都戴冠着长衣，身躯修长，造型质朴。宴享图印有主宾对坐，前有酒食器皿，右侧有一乐伎。下部的狩猎图描写山丘间野兽出没，一猎者弯弓骑马，小鹿惊逃，猎犬追逐，背景部分有树木、亭阙和流云等，是苑囿景色。整块画像砖构图洗练，刻画生动，内容较为丰富，是秦代模印画像空心砖的代表作。相传出土于凤翔的秦代宴享画像砖，画面分六层，从一至五层画面相同，表现宴享宾客的场面，第六层画面是苑囿景色。因为是以同一的印模在未干砖坯的不同部位反复捺印，所以同一砖面上常出现相同的画像。秦都咸阳第一号、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出土的画像空心砖，其中有龙纹空心砖和凤纹空心砖两种。龙纹空心砖有单龙和首尾相衔的双龙两种。凤纹空心砖的砖面有立凤、卷凤和水神骑凤三种。龙凤的刻线流畅、矫健生动，凤的造型极为洗练，似白描起笔，线条的轻重粗细运用自然。可以看出秦代工匠已具有相当的写实水平。上述模印的制作显然吸取了陶器、铜器的某种范印办法，它的出现既简便又丰富，满足了当时成批生产的需要。

汉代的画像砖多分布于河南和四川两省，在陕西、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也有发现。如1965年发掘的咸阳杨家湾西汉初期墓的兵马俑坑内有回字纹和菱格纹的模印铺地方砖。今藏陕西省博物馆的一块侍卫瑞壁纹模印画像空心砖饰有侍卫作双手捧盾状，状貌颇威武。这里主要介绍一下河南、四川的画像砖。

河南多是西汉和东汉早期的作品。画像砖主要出土于郑州至洛阳陇海铁路沿线，多为空心画像砖，上面花纹除几何纹外，还有人物、鸟兽、树木等图象。这些画像除以简洁明快的阴线勾勒外，还有以平面浅浮雕、阳线、阴线施阳线等模印手法。其中马、奔鹿等造型生动雄健、协调自然，骨胳、筋肉与动作极合自然规律。但这一时期的作品仍然较为拘谨且带有图案化的作风，没有相互关联的总体构图意匠。东汉中期以后，画像砖兴盛的中心地区转移到了南阳地区，在这一地区空心砖和实心砖都有。题材内容和该地的画像石相类似，如新野出土的《迎客拜谒图》、《七盘舞图》、《朱雀百戏图》、《二龙穿璧图》、《仙人六博图》、《虎牛角抵图》、《兽斗图》、《西王母、玉兔捣药图》等等，唐河出土的《迎宾百戏图》、《官邸拜谒图》，浙川下寺出土的《宴饮图》、《狩猎图》等。大多数是一模一砖，也有多模一砖的。画像砖中的形象质朴粗犷而生动，艺术风格与画像石相一致。动物造型也颇为成功，如新野县出土的兽斗画像砖刻捺有一牛一虎相向扑抵一熊，牛低首扬蹄，以双角猛力冲刺，虎昂首张牙舞爪，更有意思的是在熊身旁有一鸟雀转首作欲振翅状，为紧张争斗的场面增添了情趣。乐舞百戏的构图也很复杂和谐。如新野县出土的《七盘舞》捺印有一女伎绕七盘展长袖而舞，下跪有一俳优，长袖拂于俳优头顶上，构成了一幅布局和谐的画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新野县城郊任营村杂技百戏画像砖，画面上的杂技表演技艺高超，浮雕写实生动，艺术性很高。

四川画像砖：这一地区画像石大多分布在成都地区及其附近的广汉、德阳、新津、彭县、新都、邛崃、彭山、宜宾等县，一般属于东汉晚期作品，都是实心砖，是镶嵌于墓壁间作为壁画装饰用的。砖面画像是和砖的成型时一起模制而成的，类似浅浮雕的形式，与陕西、河南一带多模印成的画像砖大异其趣。四川画像砖在题材上也很有特点，一般没有像山东画像石上那些大量描写忠孝节义之类的历史故事和大量的神话故事，只有少量的如西王母、伏羲、女娲、日、月等画像，绝大部分刻画现实生活，如表现墓主生前社会地位的车马出行、门阙仪卫、宴饮歌舞、待客迎谒、六博、讲学等场面，也有若干反映封建庄园经济农副业生产活动和集市贸易活动的画面。构图简练，形象写实生动，空间透视也较自然合理，其中描绘生产劳动场面的尤为清新隽永，乡土气息浓郁，富于诗意，这是其他地区的画像石、画像砖所不及的。四川画像石的线条阴柔与其他地区画像石的阳刚刻线不同，颇接近用毛笔所造成的线条效果，人物的线条婉转流畅，相当接近于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的表现。下面介绍一些较为重要的作品。

弋射收获画像砖：成都出土，画面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弋射场面：荷池岸边枯树下，两人张弓仰射，天空雁鹜惊飞。其中一位射者仰身向后，右肘着地，作用力拉弓状，射者身后都有绑线架。那雁鹜惊飞的紧张，猎人沉着的神态，特别是猎手富有弹力的丰满肌肉和引弓待发所蓄积的力度，充满着紧张、力量和韵律感，体现出一种气势。弋射场面以"天远鸟征"的画法来填充空间，远近对象的比例大小不一样，填塞的附加物已逐渐被淘汰，这样加强了空白的空间效果，表明当时的四川工匠处理空间结构的能力较前人有了进展。远处的树木稀疏的枝叶和水中的莲蓬都暗示了秋天的景色，与下层的收获场景相关联。下层是收割场所：两人持镰割稻，三人在后拾稻捆束，一人送食，手提篮，肩挑稻束，生动地再现了蜀地收获季节的繁忙景象。整个画面上下虽然是两种活动，却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洋溢着亲切的生活情趣，犹如一幅耐人寻味的抒情风俗小品。

荷塘采莲画像砖：德阳出土。砖上刻有一池塘，水鸭在塘中凫水，一人泛舟采莲，池边山峦起伏，树林间鸟雀翔飞，于平凡的生活中表达出诗一般的意境。构图采用了鸟瞰透视法，将人物活动安置于朴拙的山水形象之中。这幅画像砖对山水空间的处理方式可与和林格尔壁画的庄园图互相辉映。盐场画像砖：成都扬子山一号墓出土。左下角有一盐井，井上竖架，有四人站在两层架上引绳提取盐水，绳上有滑片，盐水由以竹头制成的运盐水的长管，经过几座小山后送到右侧的置于长灶上的锅内，灶口一人在烧火，两人正从山上背柴下来。画面为群山层层环绕，山中杂树层生，禽兽出没，一人正弯弓而射。这一作品生动地再现了汉代四川井盐生产的过程。此外，在这一作品中还有不少山野自然风景画，也可作为早期山水画的资料来看待。

宴饮观舞画像砖：成都扬子山二号墓出土。上部左上方画有一男一女共坐一席，可能是墓主夫妇，其下方有两个吹排箫乐人共坐一席。右方上部有两人都是赤膊宽裤，一人弄丸，一人右手执剑，左肘上立一坛，机敏活泼，健壮有力。右下方有舞者两人，一高髻细腰女子双手持长巾而舞，另一裸上体的男子，右手振■，一手前伸作势。内容虽不像画像石那样丰富，但气氛热烈，扣人心弦。整个画像砖用阳线兼浮雕的手法表现得写实而生动。

宴饮画像砖：成都出土。画面上部及左右设座，上部有三人，左右各有二人坐于席上，都是宽袖长衣，席前设案，并置酒尊，旁有耳杯。人物姿态各不相同，画面人物的处理有别于汉代画像石中常见的平列或两人对坐的构图。动作姿态多样，角度有正面、侧面、背侧面，表现出画面一定的纵深关系。还运用了席铺所成的平行斜线来处理宴饮的空间，凸起的阳线婉转流畅，显示了艺术技巧上的进步。

四、雕塑（一）引　论秦汉时期是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初创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经济繁荣，科学技术进步，财力和人力空前荟萃集中。统治阶级上自皇帝，下至豪强地主，或出于政治目的，或为了满足个人享乐的需要，都十分重视运用雕塑这种手段，来显示王权威严、美化陵园建筑、纪念功臣将相或宣扬政教伦理。于是雕塑作品以空前的规模和数量涌现出来，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秦汉时期在陶塑、石雕、木雕、青铜铸像及工艺装饰雕塑上均有辉煌的建树。陶塑雕像多为陶俑艺术，重要作品秦代有威武雄壮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西汉有陕西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陪葬墓中从葬坑中的彩绘武士俑、咸阳杨家湾和江苏徐州的大型兵马俑、西安白家口的舞女俑和侍女俑、山东济南无影山的乐舞百戏俑；东汉有河南淅川县的陶水榭、广东佛山■石圩的陶水田模型、洛阳烧沟的杂技百戏俑、四川成都天回山的击鼓说唱俑和郫县的立式说唱俑。以上这些都是精美的作品。总体看来，秦代陶塑作品阵容庞大，气势空前，细部写实逼真，具有细致精深的特点。到西汉时代，作品形体变小，气势略逊于秦，但仍不失壮大伟劲的风貌。大多数作品人物面部表情缺少变化，风格比较稚拙，只有少数作品如西汉白家口彩绘舞俑才略有克服。东汉陶塑作品题材更为广泛，反映生活更加深入，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且有情节，刻画人物更具情态，最动人的是歌舞、杂技、说唱题材的俑，极为传神，艺术性很高。

汉代的木雕艺术颇具特色。木雕的人物和动物都有比较传神的作品。湖北江陵凤凰山167　号西汉墓出土的24　件车仗奴婢彩绘木俑，俑身颀长，轮廓富于曲线，彩绘服饰鲜丽典雅，是汉初木雕的代表作。江苏邗江胡场出土的西汉说唱木俑，雕刻精细，五官清晰，表情生动细致，感染力强，是西汉后期木雕艺术的代表作。

秦汉的青铜塑造已失去了商周时代的威势，但仍然出现了不少优秀之作。如秦始皇陵的铜车马、西安的跽坐铜羽人、茂陵的鎏金铜马、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等均是极其难得的艺术珍品。秦汉的石雕艺术成就卓著。当时的建筑如宫邸、陵墓周围往往立以石雕作品，如石人、石兽等，增加了建筑的雄伟之感。还在石阙、石质横额、石柱等石质建筑上饰以浮雕，增加了艺术效果。汉代的画像砖、石也是一种雕塑，前已介绍，兹不再述。著名的石雕作品霍去病墓前石刻，堪称汉人石刻的代表作。

秦汉的工艺雕塑品，放在工艺类中重点介绍。

秦汉的雕塑从其作用来分，可概括为两大类：一是宫殿、陵墓等建筑装饰用的雕塑；二是作为殉葬用的"明器"。从题材上看，主要是对现实生活方方面面的刻画，如舞蹈、奏乐、说唱、杂技、守卫、种田、打杂等人物活动和野兽、家禽、家畜、车马、仪仗等动物器物图象，还有楼房、水榭、仓库、厨房、井栏、猪圈等建筑物，反映出汉代统治阶级当时极度奢华的生活。秦汉雕塑的艺术造诣很高。就人物造型上看，秦兵俑重写实，人物形体依照真人，手法严谨，人物个性突出，形象逼真生动，气概动人。汉兵俑造型洗练，神态威严，但体型小，多少带些写意风格和纪念意义。秦汉兵俑总体上仍嫌模型化，动态也较僵直。汉代其他种类人物俑也颇具神采，情动于中是其特色，尽管一些侍从俑雕刻形体仍较僵直，对形体起伏的细微变化也未作细致的处理，但情感的变化在眉宇之间有了明确的流露，某些作品还在真实形态的基础上加以夸张和变形。如成都的击鼓说书俑，从人体比例上看很不准确，但艺术家抓住其手舞足蹈的击鼓姿态、眉飞色舞的生动神情，简练概括地塑造了一个有趣生动的说书艺人形象。在传达神情风貌时，不同地区具有各自的风格，体现出不同的风土人情。如关中、中原一带的人俑多为文静、典雅，神态严肃、沉静。而四川的人俑动态大，表情更丰富生动。就动物形象的塑造而言，更富神奇色彩。马的塑造极富魅力，秦陵陶马、霍去病墓前的石马都是旷世之作，二者在造型上都采用静态来表现，而甘肃武威的铜奔马却以动态取胜，马的形体结构比例合理，刻画精细，生动地表现了天马的形象。在动物的塑造上分为两种风格：①为写实，刻划准确，比例合理，如秦陵陶马、武威的铜奔马；②为写意，简略概括地勾勒出动物的挺胸、昂首、张口、吐舌、疾走等具体姿态来加以夸张、变形，突出它们的主要特征。或柔软圆浑、或劲健凶猛、或野性未羁、或温顺绵善，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如霍去病墓前的石兽、河南辉县的陶狗、山东高唐的绿釉陶狗、河北建国的陶猪都带有写意的特点。

从雕塑手法上看，第一个突出特点是雕塑和彩绘相结合的特点，如秦始皇陵兵马俑、汉代彩绘陶俑都以色彩绘饰细部。第二个特点是圆雕浮雕线刻等各种表现方法常被不拘一格地混合并用于一件雕塑品上。圆雕浮雕造出轮廓，表现出立体感，线刻表现细部、人物的衣饰、家禽家畜的羽片和其他细部。四川都江堰出土的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造的李冰石像，视觉所能看到的仅是浑厚稳重的人体轮廓和线刻表现细部的几根流畅的线条。汉代的拱手女俑在整体上呈现出柔美的身姿，其领口、阔大的袖口和长袖转折处都刻有浅浅的数道线条，衣质的厚重、领口的隆起、衣袖的长阔等都能从这些浅浅的线条中感觉出来。霍去病墓前石刻是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加以融会的典范，这构成了中国雕塑传统中特有的风格。第三个特点是借助自然条件灵活处理的特点。汉人雕塑往往借助"天然"，因材施"雕"，利用石块的天然形状依势雕刻成某些相关的动物或人体。石块千姿百态的天然形态诱发创造者的偶发构思，借助自然造化之功，创造出具有某种神韵的作品。如霍去病墓前一些石兽都是在天然石块上稍作雕刻而成的。同时汉人还借助于自然环境，追求与自然相契合的妙韵。霍去病坟冢就是仿照祁连山的形状堆筑而成，象征性地表彰他在祁连山击败匈奴的伟大功业。在坟冢周围还遍植树木，散置竖石，使石雕、坟冢、林木、竖石和原有的自然环境结合成有机的综合群体，造成一种深山野林猛兽出没的人化自然境界，令人对祁连山产生无限遐想，形成了一个气象壮阔、意境深邃的艺术境界。

在雕塑的构思安排上，更是各具魅力。如果说秦陵兵马俑是以惊人的数量、庞大的规模直观地再现了秦代强大的军队，那么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则是以静静的一人一马间接地表现了汉匈战争的结果，在这一主体雕像周围还有许多动物像如猛虎、野猪、牯牛、大象、野人搏熊、跃马、卧马等散置在墓上，造成了幽险奇诡的气氛，有力地为主体雕刻马踏匈奴作了烘托，使各个分散独立的作品有机地结成一个整体。马踏飞燕铸像以健壮奔马的三足腾空、一足踏飞燕而飞燕回首惊视的处理方法表现了骏马奔驰的自由风姿，创造出一个天马行空，超越一切的旷阔意境。这些雕像都充分代表了秦汉雕塑艺术玄妙奇特、壮阔丰伟的构思。

秦汉雕塑艺术风格与同时代的绘画、石刻画像、建筑等风格是完全一致的。秦代的雄壮威严、汉代的深沉博大在这些雕塑品上充分体现出来，秦汉雕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中国雕塑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二）陶俑秦汉陶塑艺术的主要成就表现在陶俑上，陶俑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兵马俑，二是奴婢、伎乐俑，三是动物俑。秦陵兵马俑数量、规模、气势和写实水平都是无与伦比的，汉代兵马俑以咸阳杨家湾和徐州狮子山出土的陶塑兵马俑为代表。从整体布局、俑的头饰和衣着看，秦俑与汉俑之间有一定联系，但又有相当大的差别。秦俑重写实，兵马形体大小仿照真人真马，人俑平均身高1.8　米，战车和兵器多为实用器，以逼真的形象和强烈的气概取胜；汉俑体型小，均半米以下，手中所持多为象征性兵器，战车已不见。在个体大小和制作精细方面，汉俑已较秦俑逊色，却仍然威风凛凛，犹存气势。造型简洁洗练，生动自然，人物和战马更富于动势感，具有某些新的特点。汉代奴婢和伎乐俑最具艺术性，早期汉俑多模仿战国时期木俑形象，身躯扁平，拱手直立，下部衣裙作喇叭形，并施加彩绘，造型较为单纯。后期汉俑在制作上由模制发展为捏塑，造型由扁平的身躯转为较合理的体态，可以用双脚直立，可以四面围观，面部表情和全身的姿态、动作配合得非常巧妙，诞生了大批艺术性较高的作品。汉俑面部表情非常生动，受地区和制作机构的影响，又大致分为两种基调的作品：一种是汉代都城长安、洛阳及受其传播影响地区的作品。如西安霸陵文帝刘恒皇后窦氏陵旁从葬坑出土的陶侍女俑、西安白家口西汉墓彩绘舞俑、洛阳烧沟出土的杂技俑、济南无影山西汉墓出土的乐舞杂技陶俑盘，还有汉代兵马俑，大致都归属于这一类型。大都是当时官营作坊"东园署"的东园匠制作的，系采用模制和捏塑并刻划成形，制作的大多是服侍墓主人的男女侍俑、兵俑，也有一些乐舞杂技俑。由于是官营作坊，受到封建等级尊卑观念的束缚，制作出的人物姿态多拱手恭立，表情多恭顺、文静，比较严肃，缺少变化，甚至给人以呆板沉滞的感觉。另一种是汉代巴蜀地区的作品，四川出土了大批红陶歌舞俑和说书俑，多出自民间私营作坊，俑的造型不受约束，民间艺人可自由发挥，作风朴实浑厚而生动，极富生活气息，以"击鼓说书俳优俑"最为传神。

汉俑第三种类型是陶塑动物，重要作品有陕西兴平马嵬坡出土的西汉釉陶狗和陶马、山东高唐的东汉绿釉陶狗、河南辉县百泉区的东汉陶家禽、四川的东汉动物陶塑、洛阳烧沟的釉陶马等都是其中的佼佼之作。各地出土的陶家畜常具地方特色，如辉县出土的陶家畜颇具写实之风，山东高唐出土的绿釉陶狗和河北建国出土的绿釉陶猪则有夸张、变形之风。四川陶塑动物风格朴素多样，不主故常，如陶马不像一般常见的汉马那样劲健挺拔，而多塑造成带有好动、顽皮稚气的马驹形象，十分独特。成都天回山陶马、乐山斑竹湾的东汉陶马驹都属此类，其他如狗、羊、鸡等陶塑动物造型浑厚朴素。另外陶塑作品还有一些其他内容，如河南淅川县东汉墓的陶水榭，由水池、亭榭和其间的主人、侍者、动物等塑像组成，再现了东汉豪强贵族典型的生活场景。广东佛山■石圩出土陶水田模型、山东济源出土的陶米碓和陶风车、河南密县的彩绘陶楼，都极为丰富全面地反映了东汉庄园经济的各个方面。下面就秦汉陶塑艺术中的优秀作品举例加以介绍。

秦始皇陵陶塑兵马俑①：1974年以来，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1000　多米处先后发掘了三座大型兵马俑从葬坑，这里埋葬着约8000　件陶制车马和人俑，还有实用兵器万件。三个从葬坑总面积达2　万平方米，其中呈长方形的一号坑最大，总面积达13000　平方米，整齐有序地埋葬着与真人真马等高的陶塑兵马俑，按密度推算，总数达6000　件，系以战车和步兵混合编组的主力部队。二号坑约6000　平方米，估计俑器有1500　件，为弩兵、战车、骑兵穿插组成的混合部队。三号坑最小，约5000　平方米，共有俑器69　件，有战车、车马、御者、武士、系统帅一、二号坑的军事指挥部，从而组成一个统一完整、威武雄壮的军阵构图，它们是秦代禁卫军的真实写照，在总体设计上，既担负着守卫陵园的象征职能，又是对秦始皇完成统一中国这一历史功业的纪念碑式的雕塑。

秦陵兵马俑首先是以整体的雄伟气势震撼人心。一、二号兵马俑坑内的武士俑基本上都是面朝东方的。在庞大的军阵最前面的是三列横向的前锋部队，三个领队身穿铠甲，其余兵士免盔束发，身着轻便短褐，腿扎裹腿。刻划了前锋部队"轻足善走"特点及迅猛歼敌的精神气概。强大的后续部队是由38　路纵队和几千个铠甲俑簇拥着的战车的主力军队。将士们斗志昂扬、手持刀矛剑戟等武器簇拥着战车，拉车的战马，四匹一组，昂首前视，显示主力部队阵容的壮大。在军阵左右各列以卫队担任警戒任务，以防敌军的突然袭击。兵俑均在1.8　米上下，马有真马大小，这形体高大、阵容整齐、组织严密的雄壮军阵，充满着临战前的紧张气氛，气势磅礴，的确再现了秦军横扫六国的威风。其次，秦陵兵马俑的个体形象也塑造得极为成功。这些陶兵马俑的数量、尺寸空前庞大，制作方法是塑模兼用，分段制作，装成粗胎，再用细泥进行细致刻划，窑烧后，加施彩绘。陶俑按姿态、服饰、装备和所在位置区分为不同的兵种和职司，有头戴双卷尾长冠、身着战袍和鱼鳞铠甲、手按宝剑的将军俑，有头戴单卷尾长冠、披戴铠甲或胸腹甲作指挥状的武官俑，有头戴圆形介帻、身穿窄袖短袍和齐腰铠甲、立于马旁的骑士俑，有装束多样的武士俑，还有射水俑、车兵俑等。工匠们在刻划人物上本着朴素的写实态度，逼真、准确、洗练地表现出对象的特点，没有采用任何夸张变形的艺术手法，细致精微地塑造了面目各异、个性不同的武士肖像。仔细观察，会发觉众多将士中没有完全雷同的形象，但又共同具有着秦川一带人物的相貌特征。发式、髭须、披戴、相貌各各不同的秦俑，充分体现了匠人们天才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以一号坑第二过洞马前直立的三俑为例，一个面孔方圆，年纪略大，双唇紧闭，圆睁大眼，凝视前方，是一久经战场、沉着勇敢的战士形象；一个面孔修长，低头沉思，是一足智多谋运筹帷幄之士；一个年纪较小，生气盎然，满面笑容，表现了这个年轻战士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和活泼爽朗的性格。与战国稚拙的人物雕塑相比，秦代在短短的岁月中创造出如此生动而写实的大型人物彩塑，确实令人惊讶。而陶马的塑造也同样令人赞叹不已。马的形象劲健有力、昂首伫立、比例匀称、结构准确。在造型上，着力刻划战马蓄势而动的特点，或昂首扬尾、或张口嘶鸣、那双耳上耸、鼻孔翕张、双眼全神贯注的形象，给人以跃跃欲动、急不可耐地要驰骋疆场

①　《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第11　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第12　期。

之感，体现了一种轩昂骏健的风神。秦陵陶马是我国古代长期盛行的骏马雕塑艺术的真正开端。第三，秦俑在总体构思上，虽以实战的精神为出发点，但并未直接描写战斗的情景，而是选取了临战前的场面。陶兵陶马的姿势大都取静态的表现，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构成了巨大肃穆、寂静的场面。这是一种暴风雨前的寂静，在这可怕的寂静中蕴藏着一股行将爆发的巨大力量，给人以排山倒海的气势。然而有少数的俑如立射俑、跪射俑，则取动态的表现，将军俑右手紧握左臂，手腕的力度感十分鲜明，还有双臂前举乘驾战车的御者，跃跃欲动的战马，这些都增强了人物、战马的内在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巨大的寂静。寓动于静，于统一中求变化，这又是秦始皇陵兵马俑艺术的高妙之处。

咸阳杨家湾兵马俑①：1965年在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葬坑中发现，西汉前期作品。出土骑兵俑583　件，步兵俑1800　多件，另有文官、乐舞俑、杂役俑100　多件，共计2548　件，是所见汉墓出土陶俑最多的。步骑俑排成战阵，骑兵俑高68　厘米，步兵俑高44-48　厘米，它再现了汉初军阵形式，在艺术上也是写实的，它承袭了秦俑坑的遗制，只是在军阵上以骑兵为主，战车已不见，人俑个体小于秦俑，手中所持已非秦俑所持的真正实用兵器，而多为象征性的兵器。在造型手法上，人俑显得头大，也缺乏细部与性格的刻画，这是难与秦俑相媲美的。但杨家湾汉俑面宽唇厚，多蓄胡须，刻划单纯洗练，神态威武，与秦俑健壮强劲的特征相一致。杨家湾俑的彩绘保存较好，这在汉俑中也是非常罕见的。兵俑、陶马周身彩绘，有红、白、黑、绿、黄等多种颜色。立式俑罩衣上多绘有甲片，袖口、领口、帽、靴等处也有彩绘。陶马形象昂首翘尾、胸体宽阔、额宽腰短，尤为挺拔神骏，威风凛凛，再配以磅礴的阵势，显示出汉初国力的强盛。

徐州狮子山兵马陶俑①：1984年发现于江苏徐州狮子山西麓，共发现了四座兵马俑坑，已出土兵马俑2300　余件，都是陶质，质地细腻，为西汉中期或偏早的作品。是继咸阳杨家湾汉俑、西安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以一号坑为例，兵马俑排列成密集的多路纵队，一律面向西方，立式俑高的达47-48　厘米，矮的达42-43　厘米，跪坐俑高25-28　厘米。按装备和姿态分为兵士俑、盔甲俑和跪坐俑。兵士俑身着长袍，盔甲俑穿戴盔甲，有的还背负箭壶，狮子山陶俑脸型上宽下窄，不留胡须，具有东夷人清秀的特征。步卒作持械状，手中所持亦多是象征性的兵器，神态肃穆，面相饱满，气势咄咄逼人，与西汉前期一般陶俑相似。狮子山陶俑身上的彩绘大多已脱落，从目前所见色彩保存较好的少数陶俑与杨家湾陶俑有相似之处，通体彩绘红、白等色，以红色为主，似更简练抽象，同时更注重面部表情的刻划，它是西汉重要的陶兵马俑雕塑艺术珍品之一。

西安陶塑彩绘侍女俑和拂袖舞女俑②：前者以西安霸陵文帝刘恒皇后窦氏陵旁从葬坑出土的42　件陶侍女俑为代表，后者以西安白家口出土的陶俑最为出色，均为西汉前期的陶俑，是官营机构东园署的产品，系采用模塑和捏塑

①　《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文物》1966年第3　期；《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　期。

①　《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2　期。②　《西安任家坡汉陵从葬坑的发掘》，《考古》1976年第2　期；《中国古代雕塑漫谈》，任荣著，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成形，衣褶大都省略，面部塑造却颇为用心。前者彩绘陶侍女俑分立、坐两种姿态，立者高53-57　厘米，着长襦和方头方口履，两手半握，拳眼相对，似拥物而立，神态端庄文静，恭谨温顺，人物面貌各异，表情若有所思而难于捉摸。坐者高33-35　厘米，袖手跪坐，脚掌向上，臀压掌上。其中有一女俑裙缘甚宽而扑地，面庞丰满，姿态非常恬静端庄，是西汉女俑的杰出典范。另有女侍俑两手半举，左手指作轻巧动作，头微右偏，似在抚琴，情态专注。侍女俑通体敷白粉，再用黄、黑、红等色彩绘于面部眉发和衣裳。塑绘结合，加强了雕塑的表现力，这成为我国古代彩绘艺术的传统。这组彩绘女俑衣着艳丽，体态端庄，是典型的宫廷侍女形象。后者拂袖舞女俑身着长袖舞衣，上身略俯，腰肢微扭，舞步轻盈，双手一高一低，甩动长袖翩翩起舞，体态极为洒脱，其细部刻划和神态表现略嫌简略，但作者抓住大的动势，着重表现了舒缓优雅的舞姿。这种注意动势、注重意态的表现手法正是汉俑的特色之一，这是汉俑中极为精彩的佳作。

济南无影山杂技百戏俑①：1969年在山东济南无影山西汉墓中出土。在一个长不到67　厘米，宽47.5　厘米的陶盘上，塑造了22　个彩绘陶俑。其中有长袖而舞的女伎2人，表演倒立、折腰、柔术等杂技的青年男伎4人，还有奏乐的8人，或吹笙、或抚琴、或执棒敲钟、或击扁形小鼓、或击大型建鼓，其余为袖手而立的旁观者。这组陶俑布局井然有序，人物主次分明，在人物安排上一反过去观赏者被安置在中心位置的作法，而是将乐舞杂技者作为主要形象，观赏者处于陪衬的地位，人物有动有静，以观赏者的静态烘托乐舞杂技者活动的动态，使人感觉表演者更加生动活泼，优美多姿。缺点是人物面部表情缺少变化，未作细致刻划。

四川的几件击鼓说书俑：一件是1957年在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刻划一个说书人坐在那里，左手抱鼓，右手举棰，袒露上体而坐，赤足而跷举其一，伸头拱背，眉眼带笑，张口而谈，似乎正说唱到入神之处，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眉飞色舞，人们并不了解他在说些什么，但那充满激情的动作、那憨然可爱的神态已足以打动观赏者的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另外成都扬子山出土的一件，其姿态和前者极类似、只是未跷足，右手未伸出而已。再如1963年郫县出土的一件也很有特色，俑高66.5　厘米，立式，左手执鼓，右手执棒，头戴圆帽，缩颈歪头，张口吐舌，神气活现，也是一件充满生活气息的传神之作。这几件作品充分代表了巴蜀地区陶俑的艺术特点和成就，作品不局限于常规的比例，而是用夸张的手法，头大身小，突出人物的动态和表情，姿态动作变化多端，富于动势，灵活自然，力图表现出最具特征、最动人的瞬间姿态，面部神情和动作密切相关，人物笑容刻划得丰富微妙富有个性特点。辉县百泉区陶家畜：发现于河南辉县百泉区东汉晚期墓中，有陶羊、陶猪、陶狗等10　余件，形制很小，最大者高不过12　厘米，最小者高仅2.2　厘米。作者塑造这些家畜，往往抓取它们最具情态的一刻，而非静态地塑造。如陶母羊的塑造就是抓取它且行且叫，眼睛急切张望，侧耳谛听子羊的响应那一神态，使人感受到母羊寻找子羊的急切心情，领会到那种感人的母子之爱。与之相映照的是陶吠犬，陶犬张口而叫，却与母羊呼唤儿女的叫迥然不同，这是一种警惕的狺狺。另外的一件小陶狗（或称狐）刻划也很生动，它探头向前，双目前视，两耳竖起，尾巴翘起，小心迈脚前行，出色地刻划了

①　《试谈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西汉乐舞、杂技、宴饮陶俑》，《文物》1972年第5　期。小狗所特有的警觉和稚气。陶猪以幼猪的样子最为有趣，作者塑造了幼猪因幼小无知，过分警惕，一遇响动便惊慌奔逃的神态，非常生动可爱。

（三）木雕汉代木雕艺术承继战国并有了进一步发展。战国时期楚地以木俑随葬的习俗在西汉前期继续盛行，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凰山、湖北云梦大坟头出土的木俑可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长沙马王堆轪侯利仓之妻墓出土木俑260　余件，分着衣和彩绘两大类，头像雕刻得比较精致，比当地楚墓木俑更为写实。江陵凤凰山167　号、168　号西汉墓出土几十件车仗奴婢木俑，包括持戟谒者俑、伫立侍女俑、荷锄农奴俑、驾车木马和木轺车等，都是比较有写实趣味的作品，俑身颀长，躯体轮廓富有曲线变化，彩绘服饰鲜丽雅致，堪称汉初木雕佳作。云梦大坟头一号墓出土的木俑技法尚嫌粗糙，脸面保留着刻削的棱线，仍存战国楚木俑的古朴稚拙之风。

西汉后期的木俑以江苏连云港出土的木俑和江苏扬州邗江胡场汉墓出土的木俑为代表。连云港出土的抄手侍俑高51　厘米，体态丰盈，亭亭玉立；持盾俑表情庄重，刀法明快。邗江胡场出土了30　件木俑，以说唱俑的造型和雕刻为最佳。雕刻精细，五官清晰，均喜形于色，神态生动活泼。有一件木俑高50　厘米，坐状，平顶，大腹便便，右手向上挥扬，左手力按腹部。另有一件木俑高33　厘米，坐姿，头有髻，髻有簪，大臂弯曲，小臂向上，左臂撑于左腿之上，手势生动，感染力强，比以往发现的西汉木俑具有更高的艺术水平。与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西汉乐舞、杂技、宴乐陶俑相比较，邗江胡场木俑面部表情刻划细致生动得多。形体塑造上与四川东汉击鼓说书陶俑相比，略为逊色，但神情、姿态的生动又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群出土木雕作品较多，其中有一些较好的作品，其时代归属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有大型的木招车、木马和木牛，采用分部雕凿、嵌接成形的制作方法。中小型的木俑和家禽家畜多用单块木头刻削而成，木雕外表均施彩绘，刻有老叟、舞女、鸡、狗、猴、独角兽、羊、鸟等木雕形象，其中老叟六博俑的专注神情，舞女俑优美的舞姿，木猴的轻盈、灵巧、顽皮，木卧狗的温顺机敏等都刻划得栩栩如生，这些都是比较写实和具有生气的作品。

从总体上看，木雕作品为数较少而且大多不精，其艺术水准，无法与同时代的石刻、铜像和陶塑艺术相媲美。

（四）青铜铸像秦汉的青铜雕像已无商周时代狰狞神秘的威势，但也不乏灿烂辉煌的杰作。有的以形体的巨大，有的以设计的精妙，也有的以工艺的精良，今后世叹为观止。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初，收缴了各诸侯国的兵器，熔铸成12　个巨大的铜鐻金（铜）人，置于宫廷之中，据说每个铜人重24　万斤。如此巨大的作品，可惜未能流传至今，这些铜人在汉末以后全部被销毁了，因而已无从得知其具体面目。1980年冬，在秦始皇陵西侧发掘出土了两乘彩绘铜车马，其形体为真人真马的1／2，每乘总重量1200　多公斤，气魄恢宏，铸工无比精良，造型极其谨严准确，铜人马和陶兵马一样生动传神，表明秦代青铜铸像艺术成就可与其陶塑艺术相媲美。汉代青铜雕塑作品的形体已不如前代之巨大，但艺术上更趋进步。其作品见于史籍记载的有：汉武帝时柏梁台上的承露铜仙人，蜚廉观上的铜飞廉，未央宫前的铜马、铜龙，东汉光武时代宣德殿前的铜马，洛阳宫门的铜马和铜驼，灵帝时代的四人铜像。这些都是用于宫苑装饰的大型青铜铸像。其中最宏伟的青铜景观雕像是神明台上建造"高三十丈，大七围"的铜铸仙人承露盘，这些个体巨大丰伟的纪念性装饰性的青铜铸像如今已不可见。今存世的两汉青铜雕像多是些个体不大的陪葬用品，如陕西兴平茂陵东侧出土的鎏金铜马、广西贵县风流岭出土的大铜马和老者铜俑、西安汉城遗址出土的铜羽人、河北满城跪坐说唱铜胡俑和长信宫灯、甘肃灵台傅家沟出土的四人铜俑、河南偃师出土的铜奔羊、广西合浦出土的铜屋模型、甘肃武威擂台东汉墓的铜奔马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堪称秦汉青铜艺术的代表之作，下面选择一些作品加以介绍。秦陵铜车马①：1980年发现于秦始皇陵西侧，共有两套车马，形制大致相同。以二号铜车马为例，车上御官铜人俑作跽坐姿态，两臂前举，双手执辔，每个手指的关节、指甲都塑得非常逼真，俑身略同前倾，双目注视前方，半抿双唇，面带微笑，神态恭谨，一个忠于职守的高级御官形象活脱脱地被塑造出来。铜马共有四匹，四肢粗大，比例匀称，膘肥体壮，筋骨强健，中间两马举颈昂首，两侧马头微向外转，静中寓动，造型风格和秦陵陶马相似。车马工艺精湛，如装饰用的缨络，用细铜丝绞结而成，颇似麻毛。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错磨和彩绘相结合，大大增强了艺术效果。作者按马体的不同部位的毛向错磨，再涂彩色，造成真实的皮毛感。细部的真实和鲜明的质感是这乘铜车马造型艺术的一大成就。车马通体彩绘，图案花纹风格朴素明快大方，以白色为基调的彩绘肃穆典雅，配以大量的金银构件，更显得华贵富丽，这套大型的人俑车马代表了秦代青铜铸造工艺的突出成就。

鎏金铜马①和其他鎏金铜器②：前者于1981年在陕西兴平茂陵东侧的葬坑中发现，是西汉作品。铜马高62　厘米，长76　厘米，四肢粗壮，雄伟有力。所用的数道线条流畅洗练，造型朴实稳重，比例匀称，通体鎏金，色泽鲜亮。后者于1974年在河南偃师寇店的一处窖藏中发现，是东汉铜器窖藏，大量鎏金铜像和铜器在此出土。如铜象：高3.5　厘米，长4.2　厘米，呈站立状，大耳后掠，四腿略嫌粗壮，体形肥硕，长鼻下垂而鼻尖内卷，二目圆睁，小尾右摆，通体鎏金。铜牛：通体鎏金，牛体健壮，双角卷曲，二目圆睁。铜鹿：通体鎏金，头顶直立一角，昂首竖目，颈部有刻纹项圈。小铜马：通体鎏金，造型夸张，竖耳张口，颈部粗壮，腿较短，头部刻出銮衔，肩部刻出飞翼纹样。铜羊：呈奔驰状，四腿蹬踏有力，短尾上翘而后掠，极为生动，通体鎏金。

贵县大铜马和老者铜俑③：出土于广西贵县风流岭，西汉时期的作品。铜马分头、耳、身躯、四肢、尾等九段铸造装配而成。体型高大，肌肉丰满，四肢刚健，昂头竖耳，张嘴，前腿提起，作前奔嘶鸣状。腿至身高115.5　厘

①　《秦始皇二号铜车马初探》，《文物》1983年第7　期。

①　《陕西古代珍贵文物展览开幕》，《人民日报》1982年6月10日第4　版。②　《河南偃师寇店发现东汉铜器窖藏》，《考古》1992年第9　期。

③　《广西贵县风流岭三十一号西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1　期。米，长109　厘米，这种体型高大的青铜马，继秦陵铜车马之后，除河北徐水防陵村的一对东汉大铜马（高116　厘米）外，在全国少有出土。铜俑高39厘米，作跽坐状。是一个络须老者，戴冠，着长袍，披甲，高鼻，深目，两眼正视，端庄朴实，双手置于胸前，似原有物在手中，袍甲上残留有涂朱痕迹，似为军吏铜俑。

西安铜羽人①：1946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市未央区南玉丰村，西汉作品。

高15.3　厘米，形状奇特，长脸尖鼻，颧骨，眉骨隆起，两个大耳竖立高出头顶，脑后梳有锥形发髻，曲膝跪坐，身向前倾，穿一件无领紧袖交襟长衣，背部有卷云纹双翅。这是汉人神仙思想的产物，可能构思羽人的面容时借用了外国胡人相貌。

满城刘胜墓的长信宫铜灯和跽坐说唱铜胡俑②：1968年分别发现于河北满城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和刘胜墓中，西汉前期作品。灯高48厘米，通体鎏金，造型非常别致，为一持灯的宫女，宫女身着长衣，衣袖宽大，发髻扎巾，左手擎托灯盘，右臂高举，手掐灯盖，双腿跽坐，头部五官清晰，神态恬静自然，刻划比较细腻。说唱铜胡俑：共有两件，似为一对，均斜披错金锦纹衣，偏袒右肩和胸腹。面型宽扁，额小颧凸，鼻梁低而鼻翼较宽，似为"胡人"，作谈笑风生状，表情滑稽，神态生动。几件作品均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灵台四铜俑③：发现于甘肃灵台西汉墓中，四件铜俑应为一组，均为男性，平均高度为9　厘米，合范铸成。衣纹、眉、须经过刀刻修理，造型和面部表情各不相同。一露齿作嘻笑叫喊状，一双目圆瞪、闭嘴鼓腮、呈怒相，一低头双目微闭、撇嘴、作表情苦闷样，一呈笑意。姿态也各不相同，一袒右肩、左手上举，一袒双肩、右肘支于右腿上，左臂支于地，一袒左肩、左手伸扶于左膝，右手着地支撑，一躯体前扑、左手着地、右手平展，似为索要之势。各俑造型生动，人物比例准确，喜怒哀乐分明。这是一组突出刻划人物内心活动的雕塑，堪称我国古代雕塑中的精品。

武威铜奔马①：1969年在武威雷台东汉晚期墓出土了大批铜俑，其中铜男女俑共45　件，驾车乘骑的铜人马38　件，铜牛1　件，铜车14　辆，铜奔马1件，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车马仪仗。其中铜奔马堪称绝品。铜奔马又称马踏飞燕或马超龙雀，造型上一反秦汉雕塑以静态或静中寓动的方法表现马的方式，而着意表现马的动态，雕塑了一匹躯体健壮的骏马头微左侧、张口嘶鸣、束尾飘举的俊逸姿态，完全符合骏马在运动中的自然形态，给人协调自然、神采飞扬的印象。尤为让人惊叹的是雕塑家那富有诗意的想象，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踏在飞燕上，飞燕回首惊视，衬托了骏马超越飞燕的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创造出一个天马行空、超越一切的旷阔优美的意境，具有了一种虚空飞驰的气势。作品不仅造型优美，而且极为符合力学原理，奔马全身重量的着力点都集中于踏飞燕的一足之上，毫无其他物体支撑，却非常稳定，符合重心平衡的科学原理。雕塑者将无比高超的写实技巧和丰富浪漫的想象力极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可谓是非同凡响的旷古之作，是古代雕塑中的稀世珍

①　李浴：《中国美术史纲》上卷，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②　《满城汉墓发掘纪要》，《考古》1972年第1　期。

③　《甘肃灵台发现的四座西汉墓》，《考古》1979年第2　期。

①　《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2　期。

宝。

（五）石雕石刻秦代石刻主要见于史籍，如《三辅黄图》记载，秦始皇扩建渭水横桥时，"乃刻石作力士孟贲等像"，用以激励服役工匠的士气。同书还记载秦代营建骊山陵园时，曾雕刻一对高一丈三尺的石麒麟，开后世陵前营建大型石兽之先河。《三秦记》记载，秦时在长池中刻巨型石鲸。《水经注》记载，蜀郡太守李冰在都江堰刻石人三躯以镇江流，刻石犀五躯以压水怪。以上记载的各种雕塑品现在均已不存在了。

西汉时代在石雕艺术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作品有不少留存至今。现存最古老的汉代大型石刻是西汉南粤王赵佗先人墓附近的跽坐石人，系用青石雕成的一对裸体石人，1985年发现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北郊小安舍村，男像高174　厘米，女像高160　厘米。两像都是椭圆脸，尖下巴，大眼、直鼻、小口，头戴平巾帻，腰间系带，作双手抚胸跽坐状，身上无衣纹。其跽坐姿态及古朴风格与西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织女像相近，而与山东曲阜及四川灌县等地出土作站立姿态的东汉石人相异。年代略晚的是汉昆明池牵牛、织女跽坐石刻像，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所造，也是一组大型石刻，系用花岗岩雕成，造型简洁，风格古朴，堪称我国古代园林景观的第一座丰碑。1973年在西安北郊还出土了汉太液池的巨型石鱼，也是简洁古朴，略具形式。上述汉代石雕作品基本上都是装饰建筑石雕形式。除此之外，在汉代最为盛行的雕塑形式是陵墓雕塑，从现有实物看，汉代没有发现帝王陵墓前的雕刻作品，主要是贵族陵墓雕刻。陵墓雕塑主要是陈设于地上、地下的石阙、石人、石兽、画像石。

阙是古代置于门外的建筑，主要有宫阙、庙阙、墓阙三种形式。宫阙多为木阙，石阙主要放置在墓前或庙前。石阙是仿木阙建造，其本身是一种建筑艺术，由基座、阙身和阙顶三个部分组成，形体起伏有韵律，仿房顶的阙顶有如鸟展开的翅膀而具有一种升腾之感，造型优美。阙身上遍布高低不等的浮雕，有如画像石，因此石阙也是一种特殊的雕刻艺术。石阙是陵墓雕塑在观赏者心理上掀起的第一个波澜，现存著名的石阙作品有河南登封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山东平邑县皇圣阙，嘉祥县武氏阙，北京石景山的汉幽州书佐秦君阙，四川所存石阙最多，大约20　多处，如四川渠县冯焕阙和沈府君阙、绵阳平阳府阙、雅安高颐阙，以上这些石阙都是东汉作品，阙身雕刻精湛。以沈府君阙为例，其阙身上部刻有朱雀的侧面浮雕，朱雀昂首挺胸张翼举足，神气活现，意态昂扬，代表了汉代雄浑高亢的时代风貌。

陵墓前竖立的石人、石兽等石雕是陵墓雕塑在观赏者心理上掀起的第二次波澜。单个欣赏这些石雕作品，自然会得到许多感受，但若进一步追寻这些石雕作品的群体联系以及与自然环境的空间联系，就会体会到某种意境和氛围，欣赏到某种和谐之美。最为完整、最具代表性的石雕作品当推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它以巧妙的构思，独特的技法独领两汉石雕艺术之风骚。西汉石雕在技法上的特点是利用大块岩石的原状雕出物象的轮廓，在相当长时间内，动物雕像是不把四肢之间雕空的，人物圆雕更是如此，颇近似通体浮雕形式。

东汉官僚贵族坟墓前的石雕大都为一对石兽，少数为石人或石羊。东汉石刻新成就主要体现在这些造型劲健的石兽上，这些石兽汉人称为"天禄"、"辟邪"，一般形体都不是很大，动感很强，或跨步扭身，或仰首吼叫。在表现动感的同时，又注意刚柔兼济。汉石兽比较注意的是与动物本身形体相像的造型效果，使人感到它们不再是石兽，而是有生命的血肉之躯，焕发出一种汉代特有的神采之美。著名作品有河南南阳宗资墓前的石天禄和石辟邪、咸阳沈家村的石兽、洛阳孙旗屯及伊川出土的一对石辟邪、山东临淄的石狮、嘉祥武氏祠前的石狮、曲阜孔林的石兽、四川雅安高颐墓和芦山杨君墓前的两对石辟邪等，都是东汉晚期造型凝重、器宇不凡的优秀作品。东汉动物石雕在艺术上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动物四肢之间已被镂空，造型和雕刻技法上已不带西汉时期的古拙风格。

立于墓前的石人一般称为石翁仲，翁仲本是秦始皇的一力士之名，他守卫临洮，威震边陲。他死后，其形象被铸为铜像，置于咸阳宫前，用于震吓匈奴人。后人便将立于宫阙、特别是陵墓前的铜人、石人统称为翁仲。与石兽相比，东汉墓表前石人遗迹较少。现存河南登封中岳庙前的一对石翁仲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翁仲雕像，作于东汉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高约1　米，用方柱形石材雕成，雕塑手法简练，形象庄重稚拙，具有汉代石人的一般特点。山东曲阜乐安太守麃君墓前的两个石人神态肃穆，手法简练，也有类似特点。山东邹县匡衡墓前的石人，高约120　厘米，用砂石雕成，双手叠置胸前，作站立姿态。以上作品都属石翁仲性质。当然也有其他形式的造像，如四川灌县都江堰出土的李冰石像是作为观测水位用的"水则"。另外还有石俑作品。河北望都、四川重庆、峨眉、芦山等地都出土了一些东汉石俑，以河北望都二号墓出土的骑马俑最为完好。望都骑马俑刻划了一位买鱼沽酒、骑马悠然而归的骑者，雕刻细致，马腹与基座之间已作镂空处置，这标志着圆雕技艺益加成熟。

另外，东汉出现了佛教题材的雕刻，如山东滕县画像石中的六牙白象，沂南画像石中顶有头光，手施无畏印的佛像，均属佛教雕刻遗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四川乐山麻浩崖墓享堂后壁上方的浮雕坐佛像，通头光高39　厘米，头顶有高肉髻，身著通肩袈裟，右手施说法印，左手执襟带状物，结跏跌坐。此外，江苏省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中，释迦说法立像与涅槃变浮雕都是佛教雕像，上述的后两种佛像石刻当属东汉晚期作品。下面择要介绍其中的优秀之作。

霍去病墓石刻：这是一组纪念碑性质的大型石刻群，存于陕西兴平县道常村西北，系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优秀石刻匠师所雕造。

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18　岁任剽姚校尉，受汉武帝重用，参加了反击匈奴的战争，后升任骠骑将军。从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至元朔四年（公元前119年）的五年之内，六次出击匈奴均获胜。汉武帝曾因他屡建奇功，为他修建宅第，他说出了"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千古名句。这位青年将军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病逝，年仅24　岁。汉武帝特地在茂陵东面不远处，选定霍去病的墓址，建大冢似祁连山，来纪念元狩二年霍去病在河西战役中取得的关键性胜利。并令中府工匠为他雕刻巨型石人石兽置其墓前和墓上以表彰他的功勋。

霍去病墓石刻包括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二、野人、野兽食羊、卧牛、人与熊、野猪、卧蟾等14　件，另有题铭刻石两件。另外还有更多的岩块是未加雕凿的。这些竖石分别安放于坟墓前面，丛立于坟冢之上，石雕、竖石、坟冢、草木共同组成了一个艺术综合体。这种独具匠心的坟墓设计，既有天然的背景，又有人工的雕凿，分散的作品和人化的自然烘托了主体雕刻马踏匈奴，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群体。

这组石刻的主题石雕是马踏匈奴石刻，这是一件不同寻常的纪念碑式的雕塑，它形象地歌颂了霍去病击败匈奴的重大历史功绩。其手法是写意的，以一人一马集中概括了汉匈战争，以少胜多，给人以更多的想象揣摩余地。这件作品高1.68　米，长1.9　米，为一匹器宇轩昂的战马和一个被踏翻仰倒的匈奴人的形象，构成了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形象。雕像用一整块大石雕成，从比例上来看并不十分准确，马的胸部过于宽大，马头很大，四肢过小，这是为了表现的需要，宁可放弃对比例的追求。过大的马头是为了显示胜利者豪迈威严的气概，过宽的胸部是为了使躺倒的匈奴人的头正好夹在马的两腿之间，马的形象塑造得粗犷有力、矫健轩昂、庄重沉着，而匈奴人的形象被塑造得矮小狼狈，仰倒在马下，但并未被处理成屈服无力或僵尸横陈或跪地求饶的可怜相，而是双手紧握弓箭，两腿弹挣欲起的垂死挣扎之状，显示了气氛的紧张激烈。在这紧张的气氛中，马的沉着傲然体现出汉人的勇猛豪迈的英雄气概。这件作品给人以自然雄浑的印象，人们不由自主地被它的整体气势和内在气韵所吸引，感觉不到它的失真。创作者纪念和颂扬霍去病丰功伟绩的主题思想被传神地表达了出来，这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典范。

跃马和卧马石刻也是一种纪念碑式的雕刻，前者后腿曲蹲，前腿抬起，体态强健，作昂首奋力腾跃之势。后者作憩息之态，但却昂首警惕，有随时纵身跃起的神态。这两件作品均神态昂扬，既表现了战争环境的紧张气氛，也表现了一种勇猛无敌的气概。

卧牛本为善良、温驯的动物，但作者却赋予它和战马类似的警觉张望的神情，虽卧不眠，形体庞大厚重。虎本是凶恶野蛮的动物，但作者却不作张牙舞爪威风凛凛的表现，而是作伏卧之状，只是通过刻划其瞪起的双眼，似在咀嚼的嘴，微妙地表现了其迅猛凶狠的性情，处理得含蓄有力。

14　件作品的艺术作风抽象而浪漫，风格浑朴厚重。雕刻手法简练，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应物象形"的表现形式和手法，即利用大块岩石原有的自然形态，作为雕塑造型的坯胎，仅在石面上就势斧斫，混合运用了圆雕、浮雕、线刻相结合的造型手段，使原有的形态特点在艺术家具有丰富想象力的雕造下得到充分利用和发挥，他们并不着眼于精工细刻，只是以粗犷雄劲的刀法草草勾勒一下，剔掉被认为不需要的部分，便使顽石获得了内在的生命。如卧牛石雕，在浑厚的体块之中似乎凝聚着无限的张力，整体圆润而脊呈棱角，极有强度，开张的鼻翼，似有声息。又如伏虎石雕，很好地利用了石头表面的起伏和石纹的走向，刻出的虎似乎使人感觉出虎皮的光泽和虎身的柔软。石人，雕刻者只是浅浅地刻划了一下眉目和须发，近看似乎不像，远观却夺人心魄。卧蟾，雕刻者在一块巨石上雕凿了几道纹理点线，竟脱化为一只卧蟾。这种简练传神的表现手法，不求写形，但求写神，很象中国画中的大写意，非常符合老庄的"既雕既琢，复返于朴"的艺术思想，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高颐墓石兽：位于四川雅安城东北10　公里的姚桥高颐墓的神道两侧，共为一对石狮。高颐曾任益州太守，卒于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石狮当建造于此时或其后不久，是东汉末年作品。造型似以狮子为基础，身高1.1米，长1.6　米，都作张口吐舌、昂首挺胸、阔步前进的姿态，其体态采用了S　形屈曲造型，刻划简练，瘦劲有力，生动逼人，胸旁刻有两重肥短的飞翼，这大概是受往东传入的西方艺术的影响，在古籍中定名为辟邪，是想象中的神兽。这件作品强化了狮子雄健威武的气势，具有一种勇往直前的风度神采，焕发出壮伟之美，反映了东汉时期人们自强自信、昂扬向上的活力和气魄，也体现了汉民族自强不息、勇健雄强的精神，是汉代雕塑艺术的代表作。另外，雕造于公元147年的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的一对石狮，其驱体四肢粗壮，神态活泼而威严，可谓别具一格。

东汉李冰石人像：四川都江堰出土，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雕造，是东汉晚期作品。此像作立姿，高290　厘米，形象浑朴稳重，雍容大度。利用一块岩石凿成，极其概括，上刻几根流畅的线条来表现面目、衣领、衣袖和鞋，雕刻手法集圆雕、浮雕、线刻于一体。它是当时用来测量水位高低而用的"水则"，但又可以看成为一尊纪念秦代水利名人的历史纪念像。山东曲阜麃君墓前的两尊石翁仲、河南登封中岳庙前的一对石翁仲都具有类似的特点，均神态肃穆恭谨，作风浑朴稳重，手法粗略概括，这是汉代雕塑艺术特有的风格。

五、书法篆刻（一）引论书法篆刻是我国特有的一门艺术。中国的文字不仅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还作为一门艺术而存在。人们在写字时还追求其形态之美，使它成为一种表达民族美感、主观意识、心绪和感情的艺术，而中国的毛笔是最柔软、最有表现力的书写工具，从而为书法艺术的追求提供了条件。用毛笔写出的文字跟画画一样优美，每一根线条里都有许多轻重快慢的变化，又像音乐一样富有起伏跌宕之美。例如隶书的"一"字，开始的时候，让毛笔在竹片上顿一顿，所以墨汁便在竹片上留下一个圆点，称为"蚕头"，然后，用很端正的姿态把笔锋从左向右水平移动，到了结尾的时候，毛笔再轻轻地往上提，用笔尖收起一个美丽飞起的尾巴，像鸟的尾羽，称为"雁尾"。从上述的描述可以看出，中国的书法与其他艺术相比，更具有抽象意识，其艺术表现不是很直接，不如绘画、雕塑等艺术能更直接触动人们的感官，激起人们强烈的审美欲，这是书法和其他艺术区别所在。

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字书体变化衍生最丰富，也是最复杂的时期，是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其书体可称为大篆，又叫做籀文。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推行"书同文"制度，规定以小篆作为统一中国的标准字体。小篆的产生是书体由繁就简的必然趋势。战国末年，民间使用的文字已将商周大篆简化到一定程度，只是诸侯各国的文字体式不一致。到了秦统一后，李斯等人在文字方面进行了统一整理简化的工作，总结出小篆的书体，因为又是秦代的官方标准文字，所以又称为秦篆。随着春秋战国以来知识的下移，汉字打破了商周时代为少数史官所垄断的局面，使用文字的人日益增多，文字的社会化和通俗化愈来愈要求其走向简化，因此为了适应这种需要，秦代又出现了另一种字体--隶书，它进一步简化了篆书，变曲笔为方笔，字体结构由圆形转为方形，提高了书写速度，当时书写公文书信大都用这种字体，而书写者大都是"徒隶"一类的小吏，因此被称为隶书，秦代的隶书被称为秦隶。秦代诞生了一批著名的书法家，如李斯、程邈、胡毋敬、赵高等，皆有所发明。到了汉代，隶书这种书体由涓涓细流发展为汪洋大河，隶书取代小篆成为官方文书通行的文体，中国书法史从此进入了汉隶的时代。

西汉早期的隶书很接近于云梦秦简的秦隶，显得古拙，因此被称为古隶。西汉中期是由古隶向成熟的汉隶演变的时期，其体势逐渐趋向长方形，笔画上出现了波磔。西汉晚期体势由长方渐变为扁方，波势愈加明显，汉代的隶书进入了成熟时期，通常这种隶书被称为汉隶或分隶。到了东汉，汉隶向华美的风格转化，这主要是受东汉"碑碣云起"的风气影响而引起的。东汉时树碑立传之风盛行，贵族官僚用以颂扬自己的功德；汉代统治者利用碑刻来刻写儒家经典，进行教化。并且多请书法名家来书写刻石，因此汉代书法的代表作多见于东汉石碑。汉隶的出现是书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书法的用笔表现不再拘于篆书的匀圆内敛，而任由笔锋波拂挑踢，毛笔的特性逐次显露，终至发展出笔法复杂、毛笔功能发挥至极的楷书。

继篆隶之后兴起的新书体是草书。其实草书的起源很早，据晋代卫恒《四体书势》说："汉兴而有草书。"根据考古新资料，可以说，草书在秦代就已出现，它几乎和隶书同时发生，篆书隶化往庄整方面发展是隶书，往草略方面发展便是草书。草书有章草、今草之分。所谓章草就是用于公文奏章的隶书的草写，其字与字不相连属，用笔犹与隶体相近，又称隶草。今草是章草演变而来的，字体更为简化，笔势相连不断的草写。

两汉时代还出现了行书的雏形，考古出土的《流沙坠简》、《玉门官隧次行简》、《居延汉简》、《东汉永寿二年瓮》等的文字类似今日行书的比比皆是。汉末颖川人刘德升善写行书，相传行书是他所创的说法并非准确，实际上刘德升应是当时以行书闻名的大书法家。另外，汉代具有楷书笔意的文字开始出现，如《神爵四年简》（公元前61年），罗振玉称："为今楷之滥殇。"不过行书和楷书包括草书的真正成熟和完善是在魏晋以后了，整个两汉400余年仍是隶书盛行的时代。

东汉末年，书法已经脱离实用而成为人们创作和审美的对象，人们愈来愈明确地把书法当作一门艺术来对待和追求。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在洛阳鸿都门设立学校，专门招收学生学习辞赋、绘画、书法，史称"鸿都门学"，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设置有书法课程的学校。它对书法艺术的普及和提高起了积极作用。东汉出现了许多为人们所崇拜的书法家，著名的有曹喜、杜度、崔瑗、张芝、蔡邕、刘德升、王次仲、师宜官、梁鹄等，还诞生了最初的书法理论著作，如崔瑗的《草书势》、蔡邕的《笔论》、《九势》等都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切都标志着书法艺术已进入了成熟时期。

秦汉篆刻是篆刻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印章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期。秦印精美，汉印朴茂。秦代私印朱文（阳文）较多，汉印绝大多数是白文（阴文），后人模仿古印，有"秦朱汉白"之称。种类有官印、私印、吉语印、肖形印等，非常精美，在艺术上已臻成熟。

（二）秦代书法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说秦代有八种书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仔细研究，其中五种是指书体的应用场合。如刻符用于古代调兵遣将，虫书用于幡信，摹印用于印章，殳书用于兵器，署书用于门榜或封简，都是指应用于不同场合的书体，在书体上并无太大的差别。秦代实际只存在大篆、小篆、隶书三大类书体，秦统一全国后，实行"书同文"，统一整理六国篆书为小篆，作为官方公布的规范书体，秦代刻石是最标准的小篆书体。另外在秦代日常书写的书体，并不是像秦刻石那样标准的小篆书，而是一种比较草率的体方笔直的篆书，已接近于隶书，这在秦代的权量诏版上的铭文和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都可以见到，现在称它为秦隶，是民间日常使用的书体，也是小吏公文上奏所使用的书体。下面就分别介绍一下这两种书体。

1。秦代石刻小篆从中国书法发展的角度看，秦代是以小篆光耀史册的。所谓小篆当以秦刻石为代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巩固统治，加强影响，他带丞相李斯和百官巡视各地，刻石记功，以颂扬他废分封、立郡县、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从而留下了珍贵的秦代刻石，相传为丞相李斯所书。秦始皇东巡刻石多已残毁佚亡，今所存者仅《泰山刻石》、《琅玡刻石》，虽已残毁，但秦篆面目尚存，而《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均为后人翻刻，仅存字形格局，而神意俱失。《泰山刻石》也称《封泰山碑》，是秦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字刻石。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内容是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颂辞144　字，二世诏78　字，共计222　字。李斯手书。碑石四面环刻，书体为小篆。今存10　字，字形结构长形整齐一致，运笔流畅飞动，转折处柔和圆匀，风格优美，生动有力。

《琅玡台刻石》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是秦始皇下泰山南登琅玡山所刻，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四周环刻，剥蚀严重，仅存两面13　行86　字。清代书法家杨守敬在《平碑记》评价道："嬴秦之迹，唯此巍然；虽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

以上诸碑皆为丞相李斯书写的小篆，充满雄强浑厚之气。笔画停匀，提笔疾过，圆浑而遒健，笔法若玉箸，所以后人又称其为"玉箸篆"。它结体平稳，上密下疏，沉着舒展。这类风格的篆书非常适合于庄重严肃的场合。秦刻石上的小篆比《石鼓文》、《秦公簋》上的籀文简化，并且结束了战国时六国文字混乱的现象，统一了全国的书体。

除刻石之外，秦代小篆还铭刻在秦虎符上。如《阳陵虎符》，铭文是极精美的小篆，笔道圆匀，笔力雄健，对称均衡，结法谨密，更兼字画错金为之，灿灿金光，眩人眼目。《新郪虎符》也是笔道圆融，结体严密，字体风格属于秦系文字，精美异常。

2。秦隶所谓隶书，就是将篆书圆转的笔法改为方折的笔法，而且在结体上更加简化。关于隶书的发明，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秦代有一个叫程邈的狱吏，因得罪始皇而下狱，在狱十年中，他把篆书简化，变圆形为方形，变曲笔为方笔，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书体--隶书。不过，程邈个人创造隶书的说法恐怕难以成立，更多的可能性是秦初刚完成统一，国家事务异常繁多，国家的下级吏员因使用篆书，字画多，书写速度慢，不能满足当时社会的需要，于是便产生和创造了一种较篆书更为简易、书写速度更快的书体，由于主要行用于"徒隶"一类的下层吏员，因此称为隶书。程邈可能是在隶书的创造和书写上取得较高成就的人物。目前所能看到的秦代日常通行的书体，虽然仍属篆书结构，但笔法中已含有隶书的笔意，体方笔直，已接近隶书了，被称为秦隶。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秦隶有两类：一是秦代权量、诏版上的铭文。那是秦代统一度量衡的量器和刻有皇帝发布统一量器诏令的铁版，其书体基本上是小篆，不过它每字作方形，用笔方折，因其目的在于实用，书写似不经意，大小不一，字形长方，纵有行而横无列，参差错落，自然模实，奇趣多姿，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还有在秦瓦当上的小篆都带有方折体势，与诏版书法相合。二是秦代竹木简。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1100余枚墨书竹简，其书体是典型的秦隶，约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五六年间的遗物。仍存小篆的形体，改篆书的一些偏旁为隶书写法，用笔上的波磔挑笔已初具形态，起笔重而露锋顿笔，收笔出锋。结体偏方，字体厚重，其简宽仅半厘米，但字体饱满，笔小气壮，有大字浑厚之象，足见作者驾驭毛笔能力的高超和精到。

3。秦代书家秦代涌现了一些著名的书家，在书法上颇多发明，现在介绍几位重要的书家。

李斯（？-公元前208年）：字通古，楚上蔡（今河南上蔡）人。从荀卿学帝王术，后入仕于秦。秦始皇兼并六国，以李斯为丞相。李斯善写大篆，后省改大篆创小篆书体，笔法也极精妙。唐人张怀瓘在《书断》一书中称赞："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秦代诸名山碑玺铜人上的书法大都出自李斯之手。李斯也颇为自负，传说他曾说："吾死后五百三十年当有一人替吾迹焉。"曾书写《苍颉篇》。曾与赵高、胡毋敬共同参与省改大篆创制小篆的工作，并有突出的贡献。

程邈：字元岑，秦下邦（今陕西西安南）人。传说他在狱中创造出隶书书体，秦始皇大为赞赏，释放出狱，委任为御史，下层吏员多使用他所创制的书体书写公文。今天看来，书体的创造单靠一人是很难奏效的，应该说程邈只是在总结、规整和完善民间早已流传和使用的隶体上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书家。

胡毋敬：本为秦栎阳狱吏，后为太史令。博识古今文字，与李斯、赵高共同省改大篆成为小篆书体，作《博学篇》。在创制小篆并使之规范化的工作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另外他还著有《史籀篇》。

赵高：秦始皇时为中车府令，秦二世时为郎中令，后拜为中丞相。曾是秦始皇少子胡亥的老师，书写有《爱历篇》，在创制小篆并使之规范化的工作中做出了一定成绩。精于篆刻，在书法篆刻上都有较高的造诣。

（三）西汉书法西汉初年，在书法上仍沿袭秦代的传统，严肃庄重的宫廷器物铭文仍是沿用整饬规矩的小篆书体。西汉书法家吸取了秦代官定典范书体如《泰山刻石》、《阳陵虎符》等铭文结构谨严的优点，以及秦代隶书中笔道方折易刻易写的长处，综合为一种崭新的书体，称为汉篆。其整齐规矩胜于秦代诏版。汉篆作品主要见于金文和某些石刻。如神爵四年的《成山宫渠斜》、初元三年的《上林豫章观铜鉴》、嵩山启母庙、太室、少室三石阙。同时汉代是书法蓬勃发展的时代，隶书获得了大发展，西汉时隶书已成为官方文书通用的书体。西汉早期的隶书仍受秦隶的影响，显得古拙，被称为古隶，直到西汉晚期才完成转变，发展为带波挑、波磔、结体呈横势扁方的今隶，也称汉隶。下面较为详细地介绍一下整个西汉书法的发展情况。

1。金文西汉金文书法继承秦代金文的传统，又有一定的发展。西汉金文有的是秦代官方正统小篆书体风格的忠实继承者。如神爵四年的《成山宫渠斜》、初元三年的《上林豫章观铜鉴》、陕西三桥出土的周博造《上林铜鉴》等铭文，体方笔圆，行款整齐，均法度森严，极为精美，可与《阳陵虎符》铭文相媲美。而另一些金文作品则篆、隶混用，笔道方折。如天汉四年的《南宫钟》、阳朔元年的《上林铜鉴》、阳朔四年的《上林铜鉴》、永始三年的《永始高镫》等铭文，其中多数字仍依篆法，少数字如"重"、"年"、"造"、"天"等已纯然是隶书，具有波挑的笔道。另外，还有一些出自下层隶民之手的金文作品，如《谷口鼎》铭文潦草、稚拙，为草隶。这样的字体在西汉简牍文书中比比皆是。西汉最为精美的金文作品是新莽时期的货布文字、量器铭文。王莽在文字上也极力复古，以秦文字为效法模式，使用小篆。如《新嘉量》铭文，书体虽为小篆，但已有汉篆笔道方折的特点。其字形结构纵势长方，将其舒展而下的重笔画予以夸张处理，整个字撑挺大方，气势雄放。所铸货币既有悬针篆书的"货泉"、"布泉"，又有钱线篆书的布货十品，形式极美，对后世书家影响很大。魏晋官私印中使用的悬针篆就是直接取法这类作品的。清代书家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一书中，对布货十品的评价很高，他认为"王莽之十布，精劲绝伦，为钱线之祖，学篆书者，纵极变化，不能出其范围"。金石家邓散木在《篆刻学》一书中也称赞到："泉布等品，类皆瘦劲廉悍，咄咄逼人，而笔势舒展，尤大足为治印之助。"

2。石刻隶书西汉传世石刻甚少，据近人徐森玉《西汉石刻文字初探》所收集的刻石计有10　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鲁灵光殿址刻石》（公元前149年）、《霍去病墓石刻字》两石、《五凤刻石》（公元前56年）、《麃孝禹刻石》（公元前26年）、《莱子侯刻石》（公元16年）等。其中《鲁灵光殿址刻石》的文字与秦代权量文字相近。霍去病墓前有二石刻字，一石刻有"左司空"、另一石刻有"平原乐陵宿伯口"及"霍去孟"等10　字。"左司空"三字属于篆书，雄健浑朴，以豪气取胜。后10　字介于古隶今隶之间，笔道沉稳有力，结体平正中也见变化出奇。两石刻字虽不如秦泰山刻石谨严，但活泼异趣，朴茂自然。这种充分活力的新书体在同时代的简帛书法中得到了呼应。在西汉石刻中，在作品完整性和艺术性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五凤刻石》和《莱子侯刻石》。

《五凤刻石》：刻于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一名《鲁孝王刻石》。共13　字，以形体结构论，已是隶书。笔道圆浑沉稳，但是其中两个"年"字却垂笔拖长且重按结束，取纵势，使整幅字的章法有了较大的跌宕起伏，与《建昭二年简》的墨迹书法风格完全一致，是书法艺术成就很高的西汉隶书碑刻的代表作品。

《莱子侯刻石》：刻于王莽新朝天凤三年（公元16年），属于隶书，共7　行，每行5　字。单字结构取左斜扁方之势，章法上纵有行，但不尽拘于界格；上下字距宽，左右行距略小，行距小于字距，开汉碑章法的法规；左右大体照应，但不过分追求横列。粗糙的绳纹边栏与不匀齐的界格，以及粗细有所变化的笔道，和谐自然地融为一体，朴中有妍。清代杨守敬在《平碑记》中称赞此石"是刻苍劲简质"，确为定评。此石是清乾隆年间于山东邹县卧虎山前发现的。

西汉刻石作品太少，隶书的波磔还不明显，尚非典型正规的汉隶碑刻，但仍能使人感受到其浑厚、质朴、博大的艺术风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

3。缯帛、简牍上的隶书西汉帛书、竹木简书迹虽出于无名书手，但多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而且风格多样，是极珍贵的书法作品。重要的作品有1972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汉墓中的竹简、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竹简木牍和帛书、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1972年-1976年间在甘肃北部额济纳河流域（古称居延）发现的第二批居延汉简、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68　号汉墓出土的竹简，此外，还有1949年建国以前出土的流散国外的《流沙坠简》。下面择其要者予以介绍。

马王堆汉墓帛书：包括《老子》甲本、《老子》乙本、《战国纵横家书》等。书体很接近湖北云梦秦简的秦隶，仍有篆意，同属古隶，但笔法中隶意更加显著。虽结体修长，但许多笔画的波挑十分突出。特别是《老子》乙本更接近今隶。其字体方正，取横势，点画安排均匀，波挑增多，同时还有楷书撇捺。为西汉初期的作品。

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是西汉初年（公元前186年）的遗物，字体仍属古隶，与秦隶接近，仍存篆意。而江陵凤凰山木牍上的隶书已有明显的变化，结体更加趋简，笔画粗细变化较大，波挑已见飘逸之态。

西汉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的竹简证明，至迟在汉宣帝年间已有了带波势的汉隶，隶书已完成了从秦隶到汉隶的转变，篆笔基本消失，由纵势变成横势，结体扁方，用笔提按顿挫，线条的波磔变化大。西汉简牍帛书的隶书风格呈现出多样性，字体具有不规范性，具有质朴率真的特点。用笔恣肆，有的非常草率，写法类似章草，有的则隐约可以看出楷书的先兆。在西汉《流沙坠简》、《居延汉简》等竹简上时常能看见类似今日行书的字体，这说明行书、章草、楷书等书体西汉已在孕育之中。汉隶到了东汉时期发展为今隶，又称"八分"。之所以称"八分"，主要是因为隶书横势的笔画扩展，体势相背，字形很像"八"字分开。汉隶"八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从实用向审美的过渡。

（四）东汉书法东汉书法艺术走向繁荣，篆、隶、草、行、楷诸体具备，但东汉仍是以隶书为轴心的时代，隶书大为风行并发展到顶峰。东汉刻碑立石之风甚盛，多采用隶书，镌刻精细，所留"丰碑"极多，琳琅满目，丰富多彩，富有装饰趣味的燕尾波挑在汉碑中得到发展，趋向华美的风格，隶书至此已经完全成熟。篆书受到隶书影响，产生了缪篆。从隶书衍生出的章草、今草已经开始更广泛地使用，草书的兴趣为书法艺术开拓了更大的领域。许多书法家和书法理论著作在汉末也大量涌现。近代还出土了大量东汉竹木简，为东汉书法艺术宝库增添了珍贵的书法资料。总之，东汉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下面按其书体介绍其发展面貌。

1。碑刻隶书东汉石刻书法作品众多，汉碑见于著录，有案可稽的有700　余种，流传至今的碑刻、拓片也有170　余种。东汉刻石有的刻于山崖，多数刻于碑版之上，因此从形制上可分为碑刻与摩崖两大类，多为隶书作品，隶书作品风格多样，今就其艺术特点相类者综述如下。

第一类是古朴厚重、茂密雄强类。如《开通褒斜道刻石》（公元63年）、《裴岑纪功碑》（公元137年）、《郙阁颂》（公元170年）、《西狭颂》（公元171年）、《衡方碑》（公元168年）、《张迁碑》（公元186年）、《夏承碑》（公元170年）等等。这一类碑刻，总的特点是体方笔拙，笔力遒稳，气派宏大，浑厚雍容。其中前面三个作品更为古拙一些，字体刚由篆到隶，没有明显的波磔笔画，以拙取胜。《开通褒斜道刻石》是现存最早的东汉刻石，是摩崖刻，当是开道工人信手刻凿，不分篆隶，笔道挺硬，没有婉曲波磔之态，非常古拙，但气势雄伟。《裴岑碑》字体长方，波挑之笔也不十分强调，类似西汉隶书。《郙阁颂》也是摩崖刻，是东汉仇绋所书，字体体势也是由篆变隶之间，显得厚重古朴。而后几个作品在用笔上有了一些变化，有了波磔，笔道粗细也变化较大，有了明显的波势，于雄强朴茂中显得更为活泼。这些特点充分表现在《西狭颂》、《衡方碑》、《夏承碑》等作品中。《张迁碑》与上述几个较为活泼的作品略有不同，它用笔严正朴茂，结构谨严，方整劲挺，笔画粗硬，也见有波势挑法的笔画，具变化之妙。《西狭颂》是摩崖刻石，刻于甘肃成县天井山，为东汉仇靖所书。结体方整雄伟，庄严浑穆，笔力稳健，已有波磔笔画，但不少字还有篆书结构，于方整中又带圆融，有浑厚气韵，气魄很大。

《张迁碑》是东汉晚期作品。此碑通篇为方笔，方整劲挺，棱角分明，结构谨严，笔法凝练，初看似乎稚拙，细细品味才见精巧，章法、行气也见灵动之气，沉着有力，古妙异常。近代书家李瑞清认为《张迁碑》上承西周《盂鼎》书风，四周平满，严正朴茂，而且接近楷法，开启北魏《张猛龙》、《龙门二十品》一路书法。

《衡方碑》既不比《西狭颂》之圆浑，也不比《张迁碑》之方整，介于二者之间，但其体势更近于《张迁碑》的方整，用笔略为圆融，字体显得沉着宽厚，字体结构聚散疏密更为合理。

第二类是奇纵恣肆类。如《石门颂》、《杨淮表记》、《刘平国颂》、《三老讳字忌日记》等等。这类作品用笔奔放不羁，纵逸有致。

《石门颂》为摩崖刻石，刻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审其用笔，笔势放纵，其点画如长枪大戟，挺劲有力，纵横飞动。结体开放，舒展大度，波势自然，接续处时有断笔，笔断意连。此碑以篆籀笔法参以隶书，转折波挑之势如天马行空、气象开阔。这种大胆泼辣、奔放不羁的笔势正是汉代艺术中追求气势、力度、速度的典型表现。其章法取纵长方形，纵有行而横无列，字距行距不求其一律，疏而不散，密而不犯，因文章格式而自然形成的长行、短行交替出现，更兼部分字大小错综排叠，使高约2　米的巨幅书法作品于气势开阔中又有了强烈的节奏感、韵律感。《石门颂》并不追求整齐、威严之美，而体现出自然、劲健之美。有人比喻《石门颂》是一首无声的歌颂开通石门的协奏曲。书法点线的变化使人感受到它的自然明朗的动态美，像音乐一样体会到它的旋律和节奏。清代书法家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赞颂《石门颂》说："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

《三老讳字忌日记》刻于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其笔画虽有波磔波挑但并不着力重按，所以不太突出，笔画肥瘦粗细节奏变化不大。所成的点画藏头护尾，纵收得体，沉稳有力。单字结构也是别具特色，一字之中往往半边僵直呆板而另一半则笔画逸出，打破了平直相似的格局，使整个字顿时活跃起来。其笔画纵逸，又安排有致，整个书风活泼烂漫，饶有风趣。第三类是典雅工整、法度谨严类。如《华山庙碑》、《熹平石经》、《史晨碑》、《乙瑛碑》、《尹宙碑》、《朝侯小子残石》等等。这类作品字体均极工整，中规入矩，一丝不苟。

《熹平石经》刻于东汉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公元175-183年）间，已为残石。由于当时勒刻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传录观摩的，代表了官定标准隶书，因此它集中体现了隶书法则，端庄稳重，笔法铿锵，极为工整严肃，但也由于过于整齐拘束，自然风趣就少了。其中由东汉著名书家蔡邕亲自书写的一部分石经最为出色。据《后汉书·蔡邕列传》载："及其碑始立，其观祖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华山庙碑》是东汉桓帝延熹六年（公元163年）郭香察书刻，立于西岳华山庙。此碑用笔方圆兼备，笔道丰满厚重，方整沉稳之中多具波势变化，横磔波挑，奥折多姿，俯仰有致。波挑收笔，有的圆润、有的方整、有的丰满、有的峭拔，其用笔绝不机械重复。章法整肃庄重，而笔道、结字都能追求变化，充分体现了汉隶笔法上的丰富性。

《史晨碑》刻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书风和《华山庙碑》相同，略比《华山庙碑》峻峭。工整谨严，端庄而不板滞，方圆兼备，刚柔适度，结体平正，法意两得。平整兼有秀雅从容之气，谨严而又风神流宕。《乙瑛碑》刻于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碑书方正雄伟，端庄秀雅，温柔醇厚。与《史晨碑》作风相似，但更为宽博。此碑书法方圆兼备，圆润隽利，苍峻滞洒，波磔分明，没有特别瘦挺的线条。

第四类是飘逸秀丽和瘦劲刚健类。如《曹全碑》、《礼器碑》、《韩仁铭》、《沈府君阙》、《孔宙碑》等等。尤以《曹全碑》和《礼器碑》为代表。

《曹全碑》刻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其书含蓄秀逸，寓刚于柔。用笔刚柔相济，藏多于露，圆多于方，中锋用笔，体态扁平。含蓄中时见波磔锋的逸笔，左右甚为开张舒展，波挑笔若兰叶迎风，笔致翩翩，寓险于平正。其竖用悬针，更增轻盈。其章法整肃、宁静，纵横排列，井然有序。上下字距宽，左右行距窄，应规入矩，法度井然，是东汉隶书章法的标准格式。此碑秀逸与刚健并存，其波挑、波磔反复不断出现，与其他较短而有粗细变化的点线配合，形成了舒缓的、微波荡漾的旋律节奏。如果说《石门颂》如同在急风暴雨中慷慨雄壮的《大风歌》，那么，《曹全碑》则像《古诗十九首》，如同微风细雨中的田野抒情曲。

《礼器碑》刻于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碑书瘦劲如铁，笔画刚健。宽博大方，古茂典雅，在端庄之中其文字又极其流动，充满了秀逸之气，其笔法瘦硬而雄强，实汉隶中的瘦金书。波磔挑笔提按的幅度极大，轻重变化富有弹性和韵律。结体紧密又能开张舒展，斜中见正，一字重出者各不雷同。清代书法家王澍在《虚舟题跋》中赞颂它"为书中无上神品"。东汉碑刻的隶书，风格走向成熟。大体早期作品风格浑厚，而后期作品逐渐华美流丽。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皆为名品，在中国书法史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

2。石碑上的篆书东汉隶书登峰造极，然而篆书仍在使用。汉碑中的篆书数量与隶书相比，可谓凤毛麟角，然而也是很有特点的。其中较著名的作品有《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山碑》、《嵩山少室、开母庙石阙铭》等。

《袁安碑》刻于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结构宽博，笔画较瘦，具有稳重、宏伟的风貌，是汉篆精品。它的书体和《袁敞碑》如出一手，篆书是接近秦隶风格的篆书。

《袁敞碑》刻于东汉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年）。也是接近于秦隶风格的篆书，笔势瘦劲，结体宽博，和《袁安碑》刻石大小相同，结体用笔相近，只是用笔比《袁安碑》略为方折而厚重，大约为同一个人所书。

《祀三公山碑》刻于东汉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年）。此碑用笔圆而结体近方，笔法方劲，起止转折处用隶法，奇崛浑穆，康有为赞其风格为"苍古"，此碑为汉代篆书中的奇品。

《嵩山少室、开母庙石阙铭》刻于东汉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

这两阙铭是篆变的开始，篆法直接承袭秦篆，笔道圆融流动，体势长方，不像汉代金文那样多方折。少室石阙额所题"少室神道之阙"几字是唐代李阳冰篆书的先声。《开母庙石阙铭》较《少室》为方，线条也略粗拙方折，更代表汉篆的特点。

另外，在一些汉碑碑额上常存有篆书，汉碑额篆字字数虽少，但篆隶结合，多彩多姿。汉代篆书在砖瓦、钱币上均有。

3。章草及其他两汉的章草、今草都已出现并有所发展。相传章草是汉元帝时期的黄门令史游所创。另一说是东汉章帝喜欢杜度的草书，叫他用草书书写章奏，所以叫章草。但史游或杜度创草书的说法早在东汉时代就有人反驳。东汉书家赵壹在《非草书》中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隶书趋急速耳。"是指隶书写快了，写潦草了便成了章草，又称作隶草。又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和卫恒《四体书势》都认为汉兴有草书。照以上几家的看法，隶草就是章草，起于秦末汉初。证之近年大量出土的汉代竹木简，大致此说不误。如《流沙坠简》中有纪年的《汉元帝永光二年简》（公元前44年）、《新莽殄灭简》（公元13年）都有章草墨迹。近代学者罗振玉在考定《新莽殄灭简》时称"此简章草精绝，虽寥寥不及二十字，然使过江十纸犹在人间，不足贵也"。东汉时的章草墨迹有《居延汉简》、《武威汉代医简》（东汉早期）与《敦煌汉纸墨迹》等。今草是楷书的草书，它虽然是从章草变化、脱化而来的。隶草用笔沿袭隶书，在起笔住笔处，多为隶法，只是从求速应急出发，简便书写，但它在每一字的笔画中已有萦带的笔法，开创了"今草"的连绵笔势。1949年后出土的《武威医简》、《居延汉简》中都有不少今草的简文。今草是去掉了波磔，笔势已真书（楷书）化了，具有"方不中矩，圆不中规"、"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的特点。相传东汉书法家张芝最善于写章草，但是今草他也有创造发展之功。张怀瓘《书断》中说："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加其流速，拔茅连菇，上下牵连。"当然今草的最后形成和完善恐怕要到东晋时期以后了。

（五）两汉书家与书法理论著作两汉是书家辈出的时代，尤以东汉为盛，留传于今的众多东汉碑刻足可证明。不过汉碑一般未署书者姓名，年代久远，更无可考。今欲知两汉书家的名字和事迹，惟有在史籍中寻找。见于史籍的两汉著名书家有：史游，西汉元帝时（公元前48年-前33年）的黄门令。相传他作《急就章》，解散隶体以适应急就，开了草书之先河，被推为章草鼻祖。

曹喜，字仲则，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东汉章帝时（公元76-88年）为秘书郎。篆隶并工。其所作小篆相当知名，世称（李）斯（曹）喜之法，但又与李斯的篆法略有不同，他创造出中锋用笔的悬针法、垂露法，为后世奉行。著有《笔论》一卷。

杜度，原名操，字伯度，京兆杜陵（今西安市南）人。东汉章帝时为齐相，善草书，章帝诏令他上奏表章时须用草书，世称草圣。

崔瑗（公元78-143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今属山东省）人。举茂才，为济北相。其草书师法杜度，世称"杜崔"。唐代张怀瓘《书断》中称赞其草书"点画精微，神变无碍，利金百炼，美玉天姿"。他被人称为草贤。崔瑗也善写小篆，被《书断》列为妙品。著有《草书势》、《篆书势》、《飞龙篇》。

张芝（？-公元192年），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作草书、相传他学书极勤奋，家中衣帛必先用来书写然后染色，因临池书写，每天洗笔，池水尽黑。草书行书最佳，隶书也不错。张芝草书原师法杜度、崔瑗，善写章草，后来加以变革，将字字独立的章草变为上下牵连的今草，气势连贯，一笔而成，开后世狂草之先河。著有《笔心论》。汉代韦诞称张芝为"草圣"。他的字在当时很珍贵，有"寸纸不遗"之说。与其弟张昶（字文舒）并称于世。张昶有"亚圣"之称。

蔡邕（公元133-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少时便博学多识，历任郎中、校东书观、迁议郎、左中郎将等官职，有"蔡中郎"之称。他于经史、文辞、音韵、天文、书画无所不善，尤工书法，以隶书著称，甚得"八分"精微，书写极佳。蔡邕曾建议把经文的标准读本写刻于石碑，得到朝廷采纳。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开始，陆续刻石立于洛阳太学门外，蔡邕亲自书写镌刻了一部分经文，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相传当时来观看蔡邕书迹的人和车马把街巷堵得水泄不通。据说蔡邕有一次偶然看到工匠在修饰鸿都门时用刷白粉的帚写字，从中得到启发，创造了"飞白书"。这种书体笔划中露出丝丝白道，像枯笔写成的模样，为后世所取法。唐代张怀瓘《书断》列其"八分"、"飞白"为神品，小篆、大篆等为妙品。著有《大篆赞》、《小篆赞》、《隶书势》、《九势》、《笔论》。

王次仲，上谷（今属河北省）人。相传他善写隶书，"建初（东汉章帝年号）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王愔《文字志》）首创楷书的书法。另有一说他是秦代人，创制"八分"书体。

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东汉桓帝时人。传说他创制行书。实际应是在一位在行书的书法上很有创造性的书家。

师宜官，南阳（今河南南阳）人，汉灵帝时在鸿都门为官，他书写的八分字体，大则一字经丈，小则方寸千言。《巨鹿耿球碑》是师宜官的书迹。梁鹄，字孟皇，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人。灵帝时是选部尚书。少好书法，受法于师宜官，善八分隶书，曹操破荆州后，专募梁鹄，悬其字于帐壁赏玩，论者以为胜过师宜官，传世墨迹有《孔子庙碑》。

汉代书法理论著作的出现是书法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西汉著名学者扬雄提出的"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这成了书法美学的重要论断而光耀千年书史。汉代书法理论著作流传至今而又可靠者有东汉崔瑗的《草书势》、赵壹的《非草书》、蔡邕的《笔论》、《九势》等，这些著作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赵壹在书中非短草书，认为草书不古，是秦末以来"临事从宜"的简易之作，既"非圣人之业"，也非"常宜"，是"伎艺之细者"耳。汉代草书大行是书法发展历史的必然之势。赵壹所持论点不合历史发展规律，所以"其说终不能行"，但其所论草书渊源，叙述汉代草书发展盛况却是十分有用的。蔡邕在《九势》中提出"书法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焉"和"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的重要思想。这表明他已经把书法当作充满生命力的审美对象，正如中国文字之美来自自然一样，中国的书法之美也来自自然。同时"纵横有象"不仅指单纯的物象，单纯自然，而且是一定物象和物象所引发的情境的结合，人们将其生命和精神之美贯注于书法之中，使其具有人格之美，书法就是在一派笔墨纵横中表现出一种自然之美、生命之美。蔡邕在《笔论》中提出的书法创作对心理状态的要求和结字、用笔的理论，都为书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理论今天仍然是我们衡量书法作品优劣高下的重要标准。

（六）篆刻篆刻是中国传统艺术之一，它是镌刻印章的通称。印章字体一般采用篆书，先书后刻，故称篆刻。印章的起源不迟于春秋中期，战国时广泛应用，至秦汉时期趋于鼎盛，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远胜于前代，以至后代也难以企及，一直到清代篆刻才掀起新的高潮，形成了印章发展史上"两头大，中间小"的特殊现象。

1。秦代篆印秦代虽然短暂，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印章艺术上也是如此，秦印是从战国古鉨到汉印的承前启后的过渡形式，秦印较战国古鉨更为谨严方正。秦代对印章有一定的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称玺，臣下一律称印。秦印最大特点是印章边栏有界格，方形的是田字格，长方形为日字格。印材以青铜为主，多出凿刻，铸印较少。在进行文字改革的同时，以小篆代替籀文入印，并使文字更适合印章形式而加进方、直笔意，印文字体与秦诏版、权量的篆法相近。秦代的阴文印对有些繁复字体还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简化，为汉印的缪篆打下了基础。

秦汉印除佩带外，还有不少封泥。就是用来封敛公牍。当时公牍是竹木简，用泥封，天子用紫色印，臣下用青泥，然后用钤印盖。

秦代私印朱文（阳文）较多，与阳文古鉨多用窄边不同，喜用宽边，与印文的细劲产生强烈的对比效果，后人有"秦朱"之称。秦代私印字体精严，同时显示了"疏能走马，密不容针"的章法原则。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两枚《冷贤》印，一玉一铜，一篆一隶，是秦代私印的典范。而据近人沙孟海的《印学概论》所言，《十钟山房印举》中有两个《邦侯》印，都是白文《阴文》，长方形，日字界格，不避刘邦讳，肯定是秦印。这两个《邦侯》印应是秦代官印。

2。汉代篆印秦代以前，印章字体与社会上通用的字体是一致的。而汉代的应用字体已演变为隶书，印章却仍袭用篆文。这是因为隶书的笔画有波磔，毛笔书写虽省事，但镌刻反而不易，而且隶书入印不如篆体那样有整齐美，所以后代均以篆体入印，印文用篆字成了千古不易的定则，篆刻成了印章的代名词。汉印所用文字有小篆、缪篆、鸟虫书等。汉印中的小篆书体受隶书影响，趋于简直方正。铸印笔道圆浑似秦阳陵虎符文字，凿印笔道方折劲挺似秦诏版文字，章法布局严谨、工稳。汉缪篆印是印章文字中独具特色的篆书美术字，其篆体往往把繁复的笔画简化，笔画曲折而延长，笔道屈曲流动，印面布满，显得茂密且有运动感。汉代缪篆盛行一时，这种印只用于私印。另外汉鸟虫书或称鸟篆是汉玉印中的一种字体屈曲，笔画有作鱼形的装饰美术字。因其用色过于艳丽，绘画性多于书法性，装饰性太强。作为印章艺术，偶用此法，亦见别致；如果滥用，就会矫揉造作，应摒弃于书法艺术的大门之外。汉印格印与秦印不同之处在于汉印绝大多数是白文（阴文），后人有"汉白"之称，还因字形方正，省去边框，只有少数"印信"之类朱文（阳文）印才加窄边，与先秦古鉨阳文的宽边迥然异趣。汉印朴茂，有温雅淳厚之感。

汉印大致可分为官印和私印两大类。帝王专用玉玺，臣下按官位、爵秩的高低分别用金、银、铜印，另外还有琥珀印、玛瑙印、木印等。由于汉印的材质大多是金属的，其制印方法共有两种：一是铸成的，是笔画极粗而工整的白文印，浑穆圆润，雍容流畅；二是"凿印"，也称为急就章，是指军情紧急，拜将出征，来不及铸印就用刀凿之法草草凿成，一凿到底，凿印笔势劲直，别有一种威武气概。西汉的官印大多数是铸造的，只有少数民族将军印和少数民族首领官印是凿印的。

西汉官印的形制，有的和秦印相类似，也有边框界格，为田字格、日字格，多白文（阴文）印。如《上林郎池》、《鼓城丞印》、《白水弋丞》等印都属此种类型。多数印没有界格，如《渭成令印》、《三封左尉》等印都是典型的汉印。西汉私印以白文（阴文）为多，有铜印、玉印、银印等。其玉印有《隗长》、《李嘉》、《利苍》等印，线条圆润流畅，可称得上"玉筋篆刻"。缪篆和鸟篆私印中的字多盘曲屈绕，有的线条起止有鸟虫形，如《公乘舜印》、《新成甲》、《夷吾》等印。

新莽时期的官私印印文多至五六字，如《军曲侯丞印》、《新戊左祭酒》、《集降尹中后侯》等，近人多称莽印平正方直，渐失古籀遗意。

东汉印章与西汉比较，凿印多而铸印少，布白不及西汉谨严。现仍能见到《顺陵园丞》、《步昌祭酒》等东汉官印。

汉代官私印章的词句除一般有封号的外，其他多为吉祥用语，如《建明德，子千億，保万年，治无极》金印，也有《大年》、《长乐》、《常富》、《宜官内财》、《日入千石》等一般私印上的吉语，这类印章称为吉语印。还有一种刻有图象的印章，称为肖形印或画像印。肖形印在两汉特别盛行，其内容极为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方寸之内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爱好和社会风尚，题材有歌舞、车马、人物之类，也有动植物图象。肖形印在当时的功用，一是作为一般印信的取信作用；二是供把玩欣赏之用的，别具一格。不但有艺术价值，还有历史价值。另外还有封泥印，它在汉代应用也很广泛，地下出土实物也很多。这种封泥印拓墨之后，原印为白文者此即为朱文，而且印文笔道或则残缺断续，或则与边栏相粘，与厚重而且断续不齐的边框相映成趣，古拙质朴，是印章艺术的瑰宝。

六、音乐舞蹈（一）引论秦汉时期是我国音乐舞蹈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综合转型时期。秦代乐舞面貌由于历史的短暂和岁月的久远而变得模糊不清，但绝不是低潮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每破诸侯，写放（仿）其宫室，作为咸阳北阪上。。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因此七国乐舞文化和表演艺人汇合于京城咸阳，七国乐舞的聚集和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秦代乐舞。1976年在秦始皇陵出土了一件有错金篆书铭文"乐府"的钟，这说明管理乐舞的重要机构--乐府在秦代就已设置，这是秦代在乐舞管理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措施，它使人们对秦代乐舞发展状况的认识有了突破。秦代的万里长城巍峨雄壮，在修筑这项伟大工程中，当时的人们创作了《筑城曲》，以《筑城曲》为代表的秦声伴随着长城的修建和延伸，此伏彼起，惊天撼地，成为秦代特有的时代交响曲。

汉代是文化艺术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其音乐歌舞艺术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汉高祖刘邦在儒者叔孙通的帮助下重新恢复了秦代的朝礼乐制度，重建了乐舞管理机构。周秦以来具有浓重教化意味的雅乐歌舞虽然重新在汉初出现，但先秦雅乐真正的精神已经失传，不为汉人所了解，汉代乐师们"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汉书·礼乐志》）。然而民间俗乐俗舞却受到了汉代统治阶级广泛欢迎，战国时南方楚国的音乐舞蹈--楚声、楚舞在汉代的宫廷乐舞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成为时代风尚。楚声楚舞这种民间俗乐弱烈地冲击着汉代宫廷乐舞。汉武帝时扩大改组了乐府机构，任用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大力采用民间乐舞，这些民间乐舞在当时称为"郑声"或"郑卫之声"，至隋始称为俗乐。为了收集记录民歌的需要，当时已经创造了一种叫做"声曲折"的记谱法，把民歌的曲调记写下来。在《乐府诗集》中记录了吴、楚、燕、代、齐、郑各地歌诗314　篇，汉武帝堂皇的理由是通过俗乐以观民风，实际是为了宫廷娱乐。汉代民间乐舞和宫廷相融合，诞生了汉代大曲--相和歌。相和歌是在民歌的基础上，继承周代的"国风"和战国的"楚声"传统发展而来的。其特点是歌唱者自击节鼓与其他伴奏管弦乐器相互应和而成为相和歌，主要用于娱乐和欣赏，应用广泛。其中最重要而且最能反映当时艺术水平的是相和大曲，这是一种有器乐、歌唱和舞蹈相配合的大型演出形式，在艺术构成上与先秦的宫廷乐舞没有显著的差别，但其内容和风格却有明显的不同。这表现在它的世俗性上，颇为生动活泼，表现手段更为丰富多样，有"艳--曲（解）--趋或乱"的复杂结构和节奏层次以及平调、清调、瑟调、楚调、侧调等不同的调式的运用。相和大曲的出现说明汉代音乐舞蹈比先秦有了长足进步，它是唐代大曲的先声。汉代乐舞之所以发达，更主要是受西域和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艺术影响的结果。自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中西交通开辟，西域的乐器和乐舞传入了中国，使中国本土的乐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乐器如琵琶、竖琴、笳、觱篥、角、都昙鼓、鸡娄鼓、铜钹、贝等纷纷传入，许多乐器加入了中国乐队，改变了乐队的乐器结构，金石乐器被丝竹乐器取代，音乐的旋律节奏也随之改变。西方的乐曲在中华大地上广泛流行，如张骞带回的《摩诃兜勒》曲和李延年按胡曲所改编的新乐曲，鼓吹乐也随之流行。鼓吹乐是一种以鼓、排萧和笳等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为主的音乐，原是西域乐曲，传入内地后成为流行乐曲，被宫廷采用后，用于军队、仪仗和宴乐之中。由于乐队的编制和应用场合的不同，而有"横吹"、"骑吹"、"短箫铙歌"、"箫鼓"等不同称谓。其乐曲内容奇幻，声调雄壮，颇改楚声之调。随着音乐节奏、旋律和情调的改变，必然会使舞蹈的舞容和节奏发生变化，使飘逸轻柔的楚舞风格中增添了惊险性和节奏感。西域舞蹈多以跳跃翻腾的动作、矫健的姿态表现出刚劲的风格，巴蜀地区賨人的巴渝舞也是剽悍刚劲的风格，这与中国传统的轻柔和缓的舞姿大不相同，它们的输入为汉代舞蹈注入了勃勃生机。汉民族的舞蹈正是吸收了其他民族的舞蹈而发展起来的。班固《东都赋》里记录了四夷乐舞齐集都城洛阳的盛况，有东夷的《矛舞》、西南夷的《羽舞》、西夷的《戟舞》和北夷的《干舞》。西方传入的杂技、幻术也对汉代舞蹈的内容发生了一定影响。西域文化的传播到了东汉晚期达到了高潮，汉灵帝（公元168-188年）深好西域艺术和风俗习惯，在他的倡导下，胡帐、胡服、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等成为上层社会奢靡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西域音乐舞蹈乐器随乐舞艺人和乐队组织频繁东来，使汉唐乐舞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中积淀下来。史籍的记载表明，汉代奢靡之风很盛，上至皇室贵族官僚豪富，下至平民百姓，都十分喜爱歌舞，常常用歌舞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同时，皇帝贵族豪富地主都搜罗了大批乐人，有些高级贵族甚至发展到"与人主争女乐"的地步（《汉书·礼乐志》）。民间百姓的"闾里之歌"和童谣也非常盛行，汉乐府中至今仍保留了不少民间作品和大量的"街陌讴谣"。汉代乐舞百戏充斥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郊庙祭祀有雅乐，民间祠有鼓舞乐，天子进食有食举乐，欢宴群臣有黄门鼓吹乐，振旅献捷有军乐，出行卤簿有鼓吹乐，豪富吏民宾婚嘉会有乐，丧葬有挽歌。皇室贵族在宴会上常作歌以唱，或率性起舞，或"相属以舞"，或观赏乐人起舞。这些都表明汉代乐舞艺术的发展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

汉代厚葬之风甚盛，在"谓死如生"、"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的葬俗观念指导下，在墓中随葬了不少乐器和乐舞俑，并且还在墓内刻绘了许多反映墓主生前宴饮时观赏乐舞百戏的图像，这给我们了解汉代乐舞艺术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二）乐舞管理机构秦汉乐舞管理机构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奉常（汉景帝时改为太常）属下的太乐署，二是少府属下的乐府。

太乐署是国家特设的管理雅乐的官署，其长官是太乐。汉哀帝即位之后，下令罢乐府官。将郊庙乐及古兵法武乐，交由太乐领属。其职能主要是负责唱奏表演先秦古乐舞，属于雅乐系统。

乐府始建于秦代，汉承秦制，也设立了乐府机构。它的职能有多种：①监造乐器。秦代乐府钟的出土和广州南越王墓出的具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铭文的铜全正都可作为此项职能的证明。②职掌郊庙祭祀及古兵法武乐。这是汉代新制作的雅乐，并非先秦流传下来的雅乐，所以在哀帝以前，尽管宗庙礼仪由太常职掌，但这些新制雅乐却因其带有俗乐的特点而由乐府承担演奏，直到哀帝罢乐府后，才将此类音乐改由太乐领属。③职掌俗乐。俗乐是指民间乐舞，当时称为"郑卫之声"。这是汉代乐府的最主要的一项职能即搜集、整理和改编民间乐舞并进行一些配乐的工作用于表演。

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下令对乐府进行过一次大的改组，扩充了搜集、整理、改编民间音乐的人员，改组后的乐府设在长安西郊专供帝王游乐的上林苑里，其组织十分庞大。其人员专门从赵、代、秦、楚、燕、齐、郑、吴各地采集民间歌舞以供演唱，一方面用以观民风，以供统治参考；另一方面供宫廷欣赏娱乐。汉武帝时乐府盛极一时，规模十分庞大。主持音乐的改编和创作的"协律都尉"由音乐世家出身的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担任。一些音乐家、文学家如张仲春、司马相如等几十个知名人物都参与其事，"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到了汉成帝时仅乐工就有千人之多。乐府有管理乐工的"仆射"二人，专门选读民歌的"夜诵员"五人，专做测音的"听工"一人以及"柱工员"、"绳弦工员"等乐器制作和维修的工匠与宴会服侍人员，还有进行艺术表演的乐工，如表演祭祀乐的"郊祭乐员"，演奏用于出行仪仗鼓吹乐的"骑吹鼓员"，演奏南北各地民间音乐的"邯郸鼓员"、"江南鼓员"、"巴渝鼓员"，演奏各地民歌的"蔡讴员"、"齐讴员"等，表演各地百戏的"秦倡员"、"秦倡象员"，表演"颠歌"（西南颠族歌曲）及"提鞮"（西域各族）等少数民族音乐的"诸族乐人"以及"竽员"、"瑟员"、"琴员"等乐器演奏员。他们的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民间具有丰富艺术经验的艺人，其中有些是少数民族的乐人。

主持乐府事务的李延年是一位造诣很高的音乐家，擅长歌舞，而且长于音乐创作。《晋书·乐志》记载了他利用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横吹曲《摩诃兜勒》编成28　首"新声"，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明确的标有作者姓名和乐曲曲名，用外来音乐进行加工创作的事例。李延年不仅善于创作，又是一位阉人歌唱家，"每为新声变曲，围者莫不感动"。他曾在汉武帝面前演唱："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其歌声悠扬委婉，意味无穷，竟使武帝大为感叹，并使李延年的妙丽善舞的妹妹，即歌中所咏的"佳人"深受武帝宠爱，被立为李夫人。

乐府官署由于远在上林苑，不能满足宫廷宴乐的需要。为求传呼的方便，武帝、元帝和成帝都在宫廷黄门集中了一批乐府名倡，在掖庭也集中了一批女乐，到哀帝时，由于他"性不好音"，厌弃俗乐，于是诏罢乐府，将当时乐府的829　个乐工裁去441人，将乐府所掌管的郊庙乐和古兵法武乐等转交太乐领属，剩下的388人划归太乐署。太乐署是掌管雅乐的，但这时的雅乐多是汉时所创作的新雅乐，而原先的先秦古（雅）乐更趋衰亡。

东汉仍有太乐宫，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改为太予乐，官称太予乐官，到曹魏明帝太和初年，又依诏复其旧名。太乐职司雅乐，详言之，应是职掌郊庙、祭祀、上陵、殿诸食举、辟雍、飨射、六宗、社稷等庄重场合下的音乐演奏和创制，同时职掌乐器的制造。东汉时，皇帝也在内廷设立了黄门鼓吹机构，满足了皇室宴乐之需。

乐府机构在东汉仍未复设，使采集民间歌谣及配乐的工作，没有专门机构职掌，这就对民间乐舞的发展和提高造成不利的影响。但在乐府存在的时期已创造了不朽的业绩。据《汉书·艺文志》载，汉代共辑乐府诗138　篇，它们多为"街陌讴谣之词"，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痛快淋漓地抒发了普通民众的慨叹。这些歌谣的演唱弹奏直接促成了汉代民间音乐的繁荣，对其后千百年间中国音乐的发展依然有着深刻影响。由于年代久远，曲调不存，留下的歌谣成为了一种新的诗歌体裁。这种新诗在形式上为诗歌带来了刚健、清新之气，倡导了一代新风，"乐府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丰碑。魏晋直至唐代模仿乐府风格也创作了一批作品，也被称为"乐府"。宋代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把乐府歌词进行分类，其特点是概括而不繁琐。今天从音乐角度沿用他的分类法仍然是十分适用的。第一、二类是郊庙歌曲和燕射歌曲，属于雅乐范畴，音乐风格大致是平缓的、呆板的。第三、四类是鼓吹曲、横吹曲，是以打击乐器鼓和吹乐器排箫、笳、角为主的音乐，其音乐风格是激烈豪放的，主要来源于外来音乐。第五、六类是相和歌、清商曲，是击乐器和管弦乐器互相应和的音乐，也是民间音乐的称呼。第七类是舞曲歌，分为用于郊庙朝飨的《雅舞》和用于宴会行乐的《杂舞》，如《巴渝舞》、《盘舞》、《鞞舞》、《拂舞》等。第八类是琴歌曲，伴琴而歌，著名作品如《胡笳十八拍》等等。

（三）雅乐与俗乐根据音乐的演出场合和性质，我国古代音乐分为雅乐和俗乐。在古人的概念中，乐的含义比较广泛，不仅包括乐曲，还包括歌诗（词）、舞蹈。雅乐和俗乐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战国时期，人们将古乐视之为雅乐，这些古乐是指古代祭祀天地、祖先和朝会、宴享时使用的正统音乐。以六代舞最著名，它们是《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部乐舞，相传分别创作于黄帝、尧、舜、禹、商、周六个时代。六代舞也称"大舞"，是郊庙祭祀之乐。另外，周代还有六个"小舞"，即《帔舞》、《羽舞》、《皇舞》、《旄舞》、《千舞》、《人舞》，是教育贵族子弟的舞蹈，有时也用于祭祀。"大舞"和"小舞"还可分为武舞和文舞两类，执干（盾）、戚等兵器的称武舞，其余的称文舞。这些古乐一般和礼制相结合，有一定的使用规范，不同等级、不同背景的人使用不同的乐舞，不得逾制。这些乐舞由于长期和礼制紧密结合，成为典礼仪式性的乐舞，艺术上走向僵化，先秦以后不再受到人们的欢迎。

俗乐是当时流行的世俗之乐、民间音乐，是新兴的乐舞，又称"郑卫之声"。在春秋战国时代兴起，并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战国齐宣王就曾向孟子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直好世俗之乐耳。"这标志着民间音乐已经进入了各国宫廷并为王侯贵族所接纳。在南方楚国的民间音乐--楚声兴起，伟大诗人屈原曾利用这种音乐创作出《九歌》等著名作品。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楚声"随着以楚为基地并以楚为旗号的起义大军而在全国扩大着它的影响。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都来自楚地，他们所歌所咏多为"楚声"。其中刘邦亲自创作的《大风歌》是楚歌名作，其歌辞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歌虽然只有三句，但气势磅礴，沉郁高亢。刘邦教沛中少儿120人歌唱，亲自击筑伴奏，唱到后来，刘邦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史记·高祖本纪》后来这首歌被用于郊庙祭祀的场合，刘邦的唐山夫人作有《房中词乐》17　章，也是用"楚声"创作的。汉代郊庙祭祀乐除沿用少数先秦雅乐如《文始舞》（原《韶舞》）、《五行舞》（原周舞）外，大多是汉代用"楚声"所创作的乐舞，所以在当时未被列入雅乐系统，仍归属于民间音乐，由乐府领属。到了汉哀帝时，诏罢乐府，依大臣孔光、何武所奏，将这些汉代所作郊庙乐归于太乐领属，升格为雅乐，从此打破了人们传统上只把先秦古乐作为雅乐的概念。

雅乐、俗乐的区分在于：雅乐是用于郊庙祭祀、春秋飨射以及朝廷举行的各种典礼仪式上的乐舞，乐人多由具有一定身份的"良家子"充当，乐器虽然也有丝竹乐器，但以钟、磐为主，是金石之乐。雅乐表演时，舞人俱进俱退，整齐划一，闻鼓而进，击铙而退，文武有序，音乐和谐，气氛庄重。俗乐是宴会之乐，流行音乐，皇室贵族吏民宴乐时常在宅院、广场上演奏这种乐舞，旨在娱乐。乐人往往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倡优、女乐，乐器虽时有钟、磐，但以管弦乐器为主，其舞蹈腾跳杂乱，表演轻松活泼。

汉代是俗乐兴盛的时代，来自民间的楚歌楚舞在汉代上层统治者中广泛流行。楚歌是一种感情色彩极为浓郁、具有抒情性的民间曲调，整个两汉"楚声"不歇。刘邦有《大风歌》、《鸿鹄歌》、武帝作《秋风辞》、《瓠子之歌》、昭帝的《黄鹄歌》、刘邦之子赵幽王刘友的绝命歌、唐山夫人所作的《房中祠乐》、戚夫人所歌的《出塞》、《入塞》、《望归》、燕刺王刘旦的绝命歌、华容夫人的应和歌、李陵的《别歌》、东汉末年弘农王被董卓所逼与妻唐姬绝别时所唱和的悲歌，都是楚歌。楚舞往往和楚歌相伴，刘邦的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西京杂记》）；汉成帝时赵飞燕"体轻腰弱"，能作掌上舞，可见其轻盈。华容夫人、唐姬的舞蹈恐怕也是楚舞。从史籍的描述看，楚舞具有轻柔、飘逸、舒缓的特点。如《长袖舞》、《折腰舞》、《巾舞》等，其翘飏长袖、长巾和折转舞腰的特点正好体现了飘逸、轻柔的楚舞特色。少数民族賨人（板循蛮）的民间舞即《巴渝舞》的传入给轻柔、曼缓的楚舞增添了惊险性、热烈感。民间乐舞的兴盛也使庄重场合下宫廷乐舞的内容发生了改观。如楚歌《大风歌》成为汉代庙堂祭祀乐，唐山夫人用楚声创造庙堂之乐，《巴渝舞》后来成为宫廷礼仪舞蹈，民间古老的农作舞成为朝廷祭祀后稷神的《灵星舞》，因此汉代庙堂祭祀之乐由于使用了新鲜活泼的民间俗乐竟不得列入雅乐，直到汉哀帝时才正式作为雅乐，这也说明此时的郊庙祭祀之乐的面貌又趋刻板僵化，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汉代乐舞以楚歌楚舞为基础，又吸收了外来民族乐舞，同时也受到其他艺术表现形式如杂技、角抵、俳优的影响，形成了它既有飘逸、曼缓的一面，又具有惊险、刚劲的一面，有时还渗入了丑角的喜剧美，所以能够满足欣赏者多方面的审美要求，艺术上达到了很高水平。

（四）音乐与歌唱汉代的乐歌大致分为"相和歌"和"鼓吹乐"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构成了汉代歌唱和音乐的主旋律。

相和歌的名称最早见于汉代，它是在"街陌谣讴"的民歌基础上继承先秦"楚声"等传统而形成的一种音乐形式，其特点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宋书·乐志》），即歌唱者自击节鼓与伴奏的管弦乐器相应和，并因此而得名。主要在官宦巨贾宴饮、娱乐等场合演奏，也用于宫廷的朝会、祀神乃至民间风俗活动等场合。

初期的相和歌几乎全是来自民间的"街陌谣讴"。最简单的是所谓"徒歌"，这种形式犹如今日的"清唱"，它的特点是不用乐器伴奏，这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演唱形式。先秦时期已涌现了一些著名的徒歌歌手如秦青、韩娥等，他们的歌声声震林木、动人心魄，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西汉初年，最著名的徒歌能手是鲁人虞公，刘向称他"发声清哀，盖动梁尘"①。汉代徒歌在民间特别流行。《后汉书·五行志》中保留的一些童谣、歌谣就是用徒歌形式演唱的，有一些后来配上弦管，用乐器伴奏演唱。

有一种多人演唱方式也是从徒歌发展而来，即在徒歌基础上加上和声，也就是加上帮腔，由主唱者唱一段，伴唱者和一段。在汉代新出现的"但歌"是"一人唱，三人和"的演唱形式。这些有和声的乐曲很可能是起源于楚歌。《文选》所载宋玉《对楚王问》中曾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这是楚地盛行唱和的例证。但歌的曲式，一般结构比较简单，大都是由单个的"曲"组成，"曲"保持着民歌"有辞有声"的本色，"辞"即歌词，"声"是衬腔所唱的虚词，如"羊吾夷，伊那阿"之类。（《古今乐录》）有的也和"楚声"一样，在"曲"后加"乱"。汉代的歌谣配上管弦乐器伴奏就是"相和歌"。由一人手里拿着一种叫"节"的乐器，一边拊节打着拍子，一边唱歌，并用丝竹管弦伴奏。现在保存在《宋书·乐志》中的相和歌，包括13　支曲调、15　首歌辞，其中有6　首辞是汉代作品。可以看出这些相和歌一般有两个名称，即歌辞名称和乐曲名称。从这些名称中仍然可以看出最初歌辞配乐的痕迹，如汉代古辞《东光乎》，乐曲名《东光乎》；古辞《江南可采莲》，乐曲名《江南》；古辞《鸡鸣高树颠》，乐曲名《鸡鸣》等。歌辞与乐曲同名正表示这些乐曲原本就是为这些歌谣配作的。

相和歌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与舞蹈相结合，成为一种有器乐、歌唱与舞蹈相配合的大型演出形式，被称为"大曲"或称"相和大曲"，它是最能反映当时艺术的水平。后来它又脱离歌舞，成为纯器乐合奏曲，称作"但曲"。"大曲"或"但曲"是相和歌的高级形式，其结构比较复杂，典型的曲式结构是由"艳--曲--乱或趋"三部分组成。"艳"是序曲或引子，在曲前，多为器乐演奏，有的也可歌唱，音乐可能是委婉而抒情的，故称为"艳"。它可以是个唱段，如《艳歌何尝行》；也可以是个器乐段，如《陌上桑》。"乱"或"趋"是乐曲的结尾部分，"乱"是形容演奏未章时众音鸣奏的音响，是歌舞曲的高潮部分。"趋"可能是形容迅急奔放的舞步的。"曲"是整个乐曲的主体，一般由多个唱段联缀而成。在歌唱的段与段之间名为"解"，"解"在《相和大曲》中是歌唱段落之间的舞蹈乐曲的过门，通常一个唱段称为一"解"。大曲至少有二解，最多可有七解或八解。歌的节奏一般以婉转抒情舒缓为特点，而后附的"解"一般是奔放、热烈、速度较快的，是歌唱中间以舞蹈来穿插变化的部分，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实际创作中，大曲的曲式可以灵活运用。有的大曲，只有"艳--曲"，而无"趋或乱"，如《碣石》；有的大曲有"曲--乱或趋"，而无"艳"，如《白头吟》、《王者布大化》；有的只有"曲"，如《东门行》。

相和歌有瑟、清、平三调和楚调、侧调。相和歌的乐队从其得名推测至

①　《艺文类聚》卷四十二引刘向的《别录》。

少应有丝竹（竽、瑟）与鼓，在汉未三国之际，其伴奏乐队已由笛、签、节鼓、琴、瑟、筝、琵琶等7　种乐器组成。这种乐队实际应用时，乐器的多少是灵活的，有时可不用节鼓，而用筑。此外，还可有其他组合形式。在这种乐队中，笛是一种横吹的竹管乐器，先秦称"篴"，在战国时期已经流行。西汉早期的马王堆三号墓曾出土两件形制相同而长短不同的横吹竹类单管乐器，尾端开孔，有一个吹孔与七个按音孔。笙与竽类似，竽的形体比签大，其气斗用匏制，上按一定规律插有竹管，再加上簧片，安上斗嘴，利用吹气振动簧片而发音，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乐器。"节"是一种圆形的革制鼓类乐器，演奏方式是用手拊来打拍子。筑是汉代流行于民间的演奏俗乐的重要乐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有筑，为木制，形似四棱长棒，尾部细长。筑的首尾两端各嵌一横排竹钉，共5　个，可张弦5　根。首端竹钉外侧有一圆柱是用来缠绕竹钉上多余的弦的。演奏时用手拨，或以竹尺击之或弹拨。琴是我国古老乐器之一，是相和歌中的主要伴奏乐器，其形体大体是一头宽一头窄的长四方形，一般是7　弦，要用螺钿或玉石等材料在琴面上标注音标，这就是琴徽。在演奏时应能弹出嘹亮的散音、轻盈的泛音、坚实的按音，有攫、援、摽、拂等右手指法，其演奏技艺基本成熟。瑟也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乐器，与琴同是弹统乐器，形状相似，比琴长和宽，琴瑟能合奏，声调协调。瑟常为25　弦，一弦一音，只弹散音，与琴不同。筝是汉代常用的俗乐乐器之一，形制与筑相似，是一种颈细如棒状的五弦弹拨乐器。东汉中期以后流行一种形状似瑟的筝，共鸣箱较大，共13　弦，为相和歌乐队所使用，这种筝，据说起源于汉代的并、凉两州（今甘肃一带）。琵琶在古籍中写作"枇杷"，大体分为秦琵琶、曲项琵琶、曲项多柱琵琶。秦琵琶长三尺五寸，四根弦，盘圆直项，有12　柱。它最早出现于秦长城沿线，由懂音乐的民工在筑城之余，把鼗鼓系上弦演奏。后来河套地区被匈奴人所占，这种汉人所制的原始琵琶流传于匈奴人中，并得到了匈奴人的改进，又传播到西域地区。汉武帝时，乌孙公主远嫁昆弥，又令知音的乐工对琵琶作了改造，因此可以说秦琵琶实际上是古代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共同的智慧的结晶。秦琵琶是相和歌的主要伴奏乐器之一。汉代以后波斯的曲项琵琶又传入了中国，两者结合融汇，还产生了一种新型琵琶--曲项多柱琵琶。汉代秦琵琶的演奏技法还比较简单，但因为是多柱，发音较为丰富，与其他乐器相比，有其优越性。

汉代相和歌的部分曲目来自战国楚声的旧曲，如《阳阿》、《采菱》、《激楚》、《今有人》等，而绝大部分都是汉代民间创作的，后又经过加工整理或另填新词。汉代相和歌涌现出大量优秀作品。如《江南》、《妇病行》，相和大曲有《东门行》、《白头吟》、《陌上桑》，但曲有《广陵散》等。这些作品题材广阔，形式新颖，主题鲜明，从不同程度反映了人民的思想和愿望。《江南》是一首汉代民歌，其歌辞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这首歌曲被认为是相和歌的正声。最古的一种演唱形式应是前三句为"一人唱"，后四句为"三人和"，是但歌形式。其唱和的歌声将鱼儿在莲叶间互相追逐的意趣表现得活灵活现；抒发了人们对江南水乡优美恬静生活的赞美之情。《妇病行》是相和歌里的瑟调曲，它以病妇临终托孤和丈夫为饥儿乞讨求饮的情节，反映了汉代贫民家庭的悲惨图景。全曲由"曲"与"乱"两部分构成，"乱"的部分比"曲"长，这与楚辞中"乱"词一般都比较短的情况不同，由此可见汉代相和歌在形式上对"楚声"的发展。

《东门行》描写一个城市贫民为生活所迫，不顾妻子反对，铤而走险的故事。全曲由一个分为四解的"曲"组成，它的曲式是相和大曲里最简单的形式。

《陌上桑》又名《艳歌罗敷行》，原是一首叙事歌曲，后来成为由"艳--曲--趋"组成的大型歌舞曲。此曲通过民女罗敷机智、勇敢的光辉形象，鞭挞了统治者的丑行，是一难得的佳作。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从曲名上看，最早可能是广陵地区（今江苏扬州一带）的一首民间乐曲。汉末诗人应璩有"马融谭思于《止息》"的诗句，此曲至晚在马融活动的年代即东汉中期（公元85--150年）已经出现。大约在汉末三国之际（公元196-226年），它已是一首有"曲"有"乱"的大型乐曲，同时也是琴的独奏曲和用笙、笛、琴、琵琶（阮）、筝、瑟等乐曲合奏的"但曲"。但曲"广陵散"在唐代教坊里仍是经常演出的节目①，南宋以后失传。只有琴曲《广陵散》一直保存至今，载于明朱权编印的《神奇秘谱》中而流传下来。现存琴曲《广陵散》虽屡经后人加工，与汉代原曲已有一定距离，但可以发现它还保存着汉代《广陵散》的某些特点，如有"序--正声--乱声"三大部分，使用汉代相和歌常用的"叠句"形式，带有民歌的色彩。总之，《广陵散》的结构布局、主题发展手段，调性调式的安排以及反映生活的能力，都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首乐曲与其他汉代艺术一样，气魄深沉雄大，给人以粗犷、质朴之感，是一首结构庞大、有丰富社会历史内涵的优秀作品。

鼓吹乐是汉魏六朝时期流行的一种以击乐器-鼓和管乐器-排箫、横笛、笳、角等合奏的音乐，有时也有歌唱。秦末汉初，鼓吹乐已在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居住区流行，大约来源于西北少数民族的马上之乐，当时用鼓、角、笳来演奏。角和笳这两种吹乐器和畜牧生活可能有密切的联系。角最初是用兽角制作的，后改用竹、木、皮革、铜等材料制作。笳最初是用芦叶卷起来吹奏，后来把芦叶做成哨子，装在一根有按孔的管子上吹奏，叫做笳管。两者都是具有特色的少数民族乐器。鼓吹乐始以外族音乐为主，进入中原后，这种形式因其嘹亮雄壮被用于军乐，以后又与各地民间音乐相结合，逐渐形成各种不同风格的鼓吹乐，汉哀帝时乐府里的邯郸鼓员、江南鼓员、淮南鼓员等可能指的就是不同地区的鼓吹乐工。从《乐府诗集》所收的汉代鼓吹乐的歌词看，不仅仅限于军乐军歌，还有不少涉及爱情题材和反故内容的作品。其中有女子与无情无义的负心男人决绝的《有所思》，歌颂女子坚贞不渝的爱情的《上邪》，诅咒统治阶级发动战争的《战城南》等曲，原都是汉族民歌，后被各地鼓吹乐所吸收。

鼓吹乐被宫廷采用后，用于军队、仪仗和宴乐之中。由于乐队的编制和应用场合的不同，而有"黄门鼓吹"、"横吹"、"骑吹"、"短箫铙歌"、

①　唐·崔令钦：《教坊记》。

"箫鼓"等不同称谓。

"黄门鼓吹"由皇帝近侍掌握，主要列于殿廷，称为"食举"乐"，宴席、饮膳时所用。也用于皇家仪仗。《西京杂记》载："汉大驾祠甘泉、汾阴，备于乘万骑，有黄门前后部鼓吹。"

"横欢"得名于用横吹（横笛）作为主奏乐器。它的乐队一般由鼓、角、横吹（横笛）等组成，有时可加用筚篥（管）与排箫。"横吹"多用于军中。最初的曲调有汉武帝时协律都尉李延年以西域乐曲《摩诃兜勒》为素材创作的《新声二十八解》，此曲由《黄鹊》、《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等28　首乐曲联缀而成，后人称它为《汉横吹二十八解》。它的歌词，在《乐府侍集》中存有《出塞》一首：侯旗出甘泉，奔命入居延；旗作浮云影，阵如明月弦。

这首词描写了汉匈战争中军队出征的威严阵容，具有豪放悲壮的气概。

"骑吹"得名于用鼓、笳、角等乐器在马上吹奏，一般用于封建帝王和贵族的仪仗音乐。

"短箫铙歌"是一种以笳、排箫、鼓、铙等乐器在马上演奏的军乐。这种军乐使用了旋律乐器，比先秦时代军乐只用钟、铎、铙等击乐器前进了一大步。后来在发展中又有了一定变化，不单是作为军乐之用了。今天犹存汉代铙歌18　篇，有《上邪》、《有所思》、《战城南》等优秀之作。以《上邪》为例，其词为：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是一个女子的誓言。这种深挚强烈的感情正是通过"铙歌"这种悲壮格调典型地体现出来，其音乐风格是激烈豪放的。

"箫鼓"得名于用排箫与鼓合奏，一般也用作仪仗音乐，有些乐工可以坐在鼓车中演奏。这种鼓车大都有楼，又叫楼车，楼上站立两个乐工敲击巨大的建鼓，楼下车厢里可坐四个乐工吹奏排箫。这种器乐合奏也可用作军乐。（五）舞蹈秦汉时期，民间舞蹈蓬勃发展，秦二世曾在甘泉宫作角抵俳优之观，必然包含有舞蹈的内容。在汉代，民间舞蹈楚舞竟成为宫廷舞蹈的主要内容。汉武帝时期，异域之风吹进了中原大地，内地舞蹈的风貌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楚舞体系受到冲击，汉代舞蹈艺术水平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并达到了一个高峰，使我国舞蹈在世界舞蹈艺术的大家庭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

汉代舞蹈获得了大发展，其表现为：第一，舞蹈活动具有广泛性。不仅皇室贵族公卿，连富豪之家也有私家女乐，民间的祭祀、丧葬、喜庆等民俗活动也广泛伴有歌舞活动。其地域范围也很广，巴蜀地区有《巴渝舞》，东北地区的夫余国有《迎鼓舞》。第二，舞蹈的大集中使各地的舞蹈以及其他艺术种类之间获得了广泛交流和提高。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的春天，征调全国各种舞蹈百戏荟萃长安上林苑的平乐观，"三百里内皆观"（《汉书·武帝纪》）。这么多人前来观看，只有宫殿外的广场才能容纳。在巨大的广场上，舞蹈、杂技、幻术、俳优等艺术形式竞相登台。在汇演中，各种艺术互相借鉴、融合，从而获得了提高、发展。西汉杂技中的许多特技动作如折腰、倒立、旋转、腾跳、翻滚等难度较高的技巧都发展为舞蹈语言，大大扩大了舞蹈动作的表现力。第三，民间舞蹈地位的上升，中外舞蹈艺术的交流，使汉代舞蹈艺术异彩纷呈。有极其写实化，表现农业劳动过程的"灵星舞"，有细腰长袖、多情妙曼的楚舞，有执戈扬盾、雄壮古朴的"巴渝舞"，也有踢跳腾挪、刚劲有力的"盘鼓舞"，还有自由抒发感情的家庭宴会舞蹈，这些生机勃勃的舞蹈一扫雅舞的拘泥、沉闷，令人心悦神迷。第四，汉代舞蹈艺术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它以楚舞为基础，吸收了外域和全国各地的舞蹈精华而形成，比起先秦舞蹈有了飞跃性的提高，质的变化，舞蹈艺术的感梁力大大增强。正是在这种高水平舞蹈艺术的薰陶和丰富多彩舞蹈实践的启发下，汉人傅毅写出了《舞赋》，张衡也写出了《舞赋》、《七辩》等文学作品，表达了他们精湛的舞蹈美学见解。

汉代舞蹈分自娱性舞蹈和表演性舞蹈两种。前者重在抒发个人情感，舞技的工拙在其次。后者更注重舞技的优美高超，给人以美的享受。前者有两种形式，一是自起舞，二是"以舞相属"。后者有雅舞和杂舞，雅舞包括"灵星舞"、"巴渝舞"等，杂舞包括有长袖舞、巾舞、铎舞、鞞舞、剑舞等，是汉魏俗舞的总称。上述这些舞蹈都有乐、歌伴奏，却都是以舞为主要表现手段。另外有一种歌、舞并重的形式，如相和大曲，其曲末的"趋"便是形容迅急的舞蹈步法，这在前面已有介绍。下面详细介绍一下这些舞蹈。

1。自娱性舞蹈当歌咏不能充分抒发情怀的时候，人们便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这便是自娱性舞蹈。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起舞，如汉高祖刘邦自作《大风歌》，"令儿皆和习之，上乃起舞"（《史记·高祖本纪》）。有些自起舞，除抒发个人情怀外，还有浓厚的娱人性质，如西汉官员许伯设宴款待宾客"酒酣乐作，长信少府檀长卿起舞，为《沐猴与狗斗》，坐皆大笑"（《汉书·孟宽饶传》）。还有些是家中夫妇起舞的自娱性舞蹈。《汉书·杨敞附杨恽传》记杨恽《报会宗书》曰："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卬，顿足而舞。"这在汉画像石（砖）上都可以看到。成都市郊出土的一块画像砖，一乐人在鼓筝，身后一女子为歌者，左下角一乐人举桴击鼓，右上角一男一女坐于席上，右下角一舞者着冠，长袍拂地，徐舒广袖，正和着音乐的节奏舞蹈。舞者的冠饰衣着与右上角观赏者相同，而与奏乐的乐人有别。席前的酒器和食案烘托出酒酣起舞的气氛。四川鼓县出土的一块画像石刻绘的是一男一女在舞蹈，两旁为手持便面的侍者，这应当是夫妇对舞。这种自娱性舞蹈者的服饰一般是长服曳地，与乐舞百戏中的艺人服饰有别。另一种是"以舞相属"，这是一种友谊性舞蹈，一般最先由主人起舞，然后邀请宴会上最尊贵或最亲近的客人起舞，此人必须从席（或榻）上起身以舞相报，如果拒绝起舞，往往是看不起对方的表现，邀舞者很失面子，会记恨对方。在通常情况下，客人定会欣然起舞以报。拒绝起舞是特殊情况。如《汉书·灌夫传》记载："酒酣，（灌）夫起舞属（田）蚡，蚡不起，夫徙坐，语侵之。"《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邕坐上章事，自徙及归，将就还路，五原太守王智饯之。酒酣，（王）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极。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衔之。"这两例拒绝起舞的举动都引来了麻烦，可见"以舞相属"在汉代社交中的重要性。

2。汉代雅乐舞蹈汉代创作了一些具有民间风格的雅乐舞蹈。汉初巫风很盛，汉高祖祭祀天地山川使用了北方的秦巫、晋巫和南方的荆巫、汉巫等。巫教的流传在很大程度上是运用歌舞娱人的手段，"巫"、"舞"同音，巫者以舞降神。汉高祖曾下今天下立灵星祠，祭祀灵星成为全国性祭祀活动。灵星是天田星，主谷，又称后稷神。祭祀时跳灵星舞。灵星舞大概起源于民间的农作舞，又用于祭祀，以后升格为雅乐舞蹈。舞者为童女16人，舞蹈动作是教民种田的劳动过程，模拟农业劳动，有除草、耕种、耘田、驱雀、舂簸等动作。从西南地区传入中原的賨人舞蹈《巴渝舞》，本是一种民间舞蹈，传入中原后成为宫廷舞蹈，以后又演变为雅乐舞蹈。"巴渝舞"和"灵星带"同属群舞。汉代编排有序的群舞，注重队形的整齐，动作的规范，整体感强。很少运用多层次的队势、参差不齐的舞姿、此起彼伏的舞动、丰富多变的场面来表现舞蹈的内容、美感和意境，大多是用"大齐舞"的编导手法来表现群舞场面，在整齐、统一、协调的律动中，使人感受到群体的力量和美感。汉代群舞保存了古代舞蹈质朴无华的风貌，具有统一、协调的特征。

3。汉代杂舞汉代乐舞有雅乐舞蹈和杂舞之分。雅乐舞蹈主要用于郊庙、朝飨等庄重场合；杂舞一般是在宴会场合使用，它往往起源于民间舞蹈，经过宫廷音乐家的加工、创作，成为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舞蹈形式，其风格比较典雅，也有娱乐性的一面。汉代杂舞主要包括"鞞舞"、"铎舞"、"巾舞"、"拂舞"、"剑舞"。早期的"巴渝舞"大约也属于杂舞。

鞞舞得名于舞人所持的舞具--鞞鼓。鞞是一种带柄的扇形小鼓。汉画像石反映鞞舞场面的共有两幅：一幅是山东滕县龙阳店画像石乐舞图，上方左、右两角舞人双手持有双耳的鞞，大步腾跳，舞姿豪迈奔放；另一幅是安徽褚兰汉画橡石墓刻绘的乐舞图，舞女们弄鼓击拍，合着乐曲，歌咏曼舞，舞姿雍容典雅，非常优美，这是一种歌舞型的集体舞。这两幅鞞舞图，舞姿的风格迥然不同，说明是应和着不同的舞曲翩翩而舞的，鞞舞起源于民间，很早就成为宫廷宴飨用乐，用以美化统治阶级，粉饰太平，逐渐成为一种程式化、仪节性的舞蹈，失去了原来具有的轻松活泼的娱乐情趣。

巾舞得名于舞人的舞具--巾。它的由来可能与周代的《鞞舞》有关，《鞞舞》是手持五彩缯而舞。汉代祭祀后稷的灵星舞还用这种五彩缯作舞具。巾舞在汉代称为《公莫》，这是因为歌辞首句有"公莫"二字，它流行的地区很广，时间很长，是汉代著名的杂舞。汉画像石（砖）中，多有反映巾舞场面的。从画面上看，舞人所持的双巾有的等长，有的长短不一，舞姿热烈奔放。有乐队伴奏，以鼓为主，并有拊掌而歌者。这说明是有歌辞可供演唱，而且是比较注重节奏的舞蹈。山东安邱县的一块汉画像石上，刻有一舞女高髻细腰，穿着分为四片的舞裙，裙长及地，双手各持一巾而舞。巾舞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还附会了一个动人的历史传说。相传鸿门宴上项庄舞剑，项伯以袖隔之，使他不能伤害汉高祖刘邦，而且对项庄说："公莫。""古人相呼曰"公"，云莫害汉王也。今之用中，盖像项伯衣袖之遗式"（《宋书·乐志》）。

铎舞指持铎而舞，铎是古代传乐的乐器，文事振木铎，武事振金铎。铎舞汉曲有古词《圣人制礼乐》篇，因声辞杂写，已难解读。晋傅玄所作铎舞曲《云门篇》说明了铎舞内容以及动作和音乐节奏。铎舞一直流传至唐，清商乐第63　曲中的《铎舞》尚存。

拂舞指持拂而舞，拂的特点是有柄可持，一端系以塵尾或麻绳、旄朱尾等物，并以所系物名之。过去一直将汉画像石中这种柄上系巾的舞称为巾舞，萧亢达则认为这种棍上系巾的舞具已属于"拂类"，可以称为"巾拂"，所以此舞应为拂舞。①迄今拂舞歌辞仍有存留。《宋书·乐志》中保存了5　篇，是时代最早的拂舞歌辞。每篇所作时间有早有晚，内容略有差异，长短也不相同，虽然同用《拂舞（歌）行》调，但每篇所配曲调旋律未必相同，从而舞姿也会有所差别。四川扬子山发现的汉画像砖上画有一个梳双髻的细腰舞女，舞双巾，巾端系于短木棍上，人持木棍舞巾，旁有击鼓和吹排箫的乐人伴奏，另有人在跳丸、弄剑。山东膝县大郭村画像石刻有一个大建鼓，在建鼓顶盖上有一个男舞人单足而立，手持短拂而舞。从上述画像石看，舞人所持木棍上系的巾有长有短，姑且名之为"长拂"、"短拂"。长拂类似今日红绸舞所执的。一般女性执长拂而舞，男性持短而舞。女舞人执长拂左手上举，右手平置腹前，四首顾盼，长拂飘飘，细腰袅袅，绰约风姿。男舞人执短拂，姿态雄健豪放，极富阳刚之气。拂舞的伴奏乐队比较简单，可以用建鼓或排箫。剑舞指持剑而舞。鸿门宴中，项庄舞剑便是表演剑舞，风格雄健豪放，潇洒迅捷，为古时的文人武士所尚。巴渝舞是西汉初年从西南地区賨人（板盾蛮）那里传来的舞蹈。汉高祖刘邦在平定三秦时，招募了一批賨人作前锋，賨人勇猛善战，其风俗又善舞，刘邦便命乐工学习和改编了他们的舞蹈，因为賨人生活于巴郡渝水一带，所以就称此种舞蹈为"巴渝舞"。巴渝舞传入宫廷后，成为宫廷舞蹈，用来在宫廷宴会上表演军旅战斗的场面，歌颂帝王功德，是汉代著名杂舞。表演时，舞者自披盔甲，手持矛、弩箭，口唱賨人古老战歌，乐舞交作，边歌边舞，舞者有36人，是群舞。由于这种舞蹈是武乐舞蹈，汉哀帝罢乐府后，对巴渝鼓员36人仍认为不可罢，交由大乐领属，将它列入雅乐舞蹈的系统。其伴奏乐器以铜鼓为主，配合击磬、摇鼗、抚琴，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等4　篇。巴渝舞发展到魏晋，已完全变成庙堂祭祀性质的舞蹈。巴渝舞在我国古代舞蹈艺术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4。"女乐"俳优歌舞汉代还有一种专门用来娱乐的舞蹈，即由贵族地主所蓄养的"女乐"俳优等艺人表演的舞蹈，他们的舞蹈不再有任何教化的意味，主要是供统治者娱乐享受的，因此其表演艺术性较强。如汉高祖的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汉成帝的宠妃赵飞燕以身轻如燕闻名，相传汉成帝曾让人制作了一个小晶盘，赵飞燕能在别人托举的这个盘子上潇洒自如地起舞，这成为舞蹈史上　的美谈。还有武帝的李夫人、燕王刘旦的华容夫人都是色艺俱佳的艺人，她们以其精湛的舞艺、轻柔的身姿、婉转的歌喉赢得了王侯的喜爱，甚至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除了在与亲人诀别或处于绝望的特定场合，她们极少表现哀伤悲切的情绪，其总的基调是欢快的、奔放的，充满娱乐性的。这些"女乐"艺人的表演大致以舞袖为特征，称"长袖舞"或"长袖折腰舞"。还有一种著名舞蹈是"盘鼓舞"，其特点是气势昂扬，雄健有力。在这些舞蹈中常常夹杂一些俳优的谐戏表演，轻松诙谐，活泼欢快。这两种舞蹈是汉代舞蹈中最常见、最具代表性的，那柔美轻捷、刚健雄壮、开朗明丽的舞蹈形象是汉代兴盛发达、欣欣向上精神风貌的象征。"长袖舞"以舞长袖为特

①　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　版。征，舞人无所持，以手袖为威仪，凭借长袖交横飞舞的千姿百态来表达各种复杂的思想感情。长袖舞在秦代以前已经存在，曾是战国楚国宫廷的风尚，汉人继承楚人艺术，长袖舞更为盛行。舞女多是长袖细腰，有的腰身蜷曲，能使背后蜷成环状，如京戏中的"下腰"。京戏中的"水袖"动作颇似古代的舞长袖动作。汉人傅毅在《舞赋》中形容长袖细腰的舞女为"体如游龙，袖如素虞"。戚夫人的翘袖折腰之舞正是这种舞姿的体现。迄今所获的汉代舞蹈资料说明"长袖舞"实际包括了许多不同的舞蹈，许多种舞蹈都以舞袖为特征。舞人有男有女，有单人舞、双人对舞和多人群舞，以单人独舞为主。分婉约和奔放两种风格。婉约风格的长袖舞，舞人身着长而委地的束腰舞衣，这种舞衣限制了下肢的激烈动作，舞姿委婉飘逸，娴静婀娜，以腰部和手、袖的动作为主。腰肢纤细，体态袅娜，舞袖流动起伏。这种舞蹈不但有纤腰的前俯后仰，还有一种颇具特点的侧体折腰。南阳唐河县湖阳辛店新莽时期的冯儒久画像石乐舞图和山东微山县汉画像石乐舞图，展现了舞人侧体折腰成90　度、双袖翘起的姿态。奔放风格的长袖舞，舞衣较短，一般长稍过漆，正是为了表演热烈奔放的动作而设制的。比较注重腿部的跨越腾跳动作，其舞姿矫健舒展，粗犷奔放。有的与侏儒俳优串演，诙谐逗趣。如河南南阳县出土的画像石乐舞图，一舞人挥袖起舞，舞衣较短，身旁一俳优正表演谐戏，穿插逗笑；另一边跽坐两人，似为歌者。另外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乐舞图也有此类表现。长袖舞舞衣的长袖有两种：一种犹如衣袖的延长，是上下一样宽度的窄长袖。例如河南南阳出土的汉代早期画像砖，舞者头梳高髻，穿长袖舞衣，头侧低，注视地上的球，右肘抬起，上下一样宽的窄袖下垂，左袖向斜下方拂去。另外还有一种又宽又长的舞袖，如西安汉墓出土的拂袖女舞俑就是穿这种服装。第二种是宽袖下接窄袖，大都是细腰长袖，较宽，约齐手腕处，延伸出一段窄长的舞袖，有的像戏曲中的"水袖"。如山东膝县汉画像石刻有两个舞人都戴帽，飘曳此种长袖，相对而舞。

舞者在舞动中，配合躯干的曲线和曳地长裾的飘洒，运用臂膀含蓄的力量，将长袖横向甩过头部，在头顶规则地形成一个弧形，与此同时，另一臂反方向将袖从体前甩过髀间，这样两袖形成一个弧度很大的"S"，身躯也同时形成一个弧度极小的"S"，两个S　套在一起，成为一个极优美的造型，这一造型每每出现在汉画像石中。其舞袖空中摆动，或如波回，或如云动，或如虹飞，或如烟起，其美妙殆不可言。那扬举的长袖，飘曳的长裾，行曲的腰肢，婀娜的体态，飘若浮云，翩若惊鸿，取得了追魂夺魄的艺术魅力。"盘鼓舞"是汉代著名舞蹈，它是将盘、鼓置于地上作为舞具，舞人在盘、鼓之上或者围绕盘、鼓进行表演的舞蹈。这种舞蹈以使用七盘为多，所以又称"七盘舞"。

盘、鼓的数量、陈放的位置无统一的格式，可以根据舞蹈动作的要求灵活掌握，要求舞人必须且歌且舞，并且用足蹈击鼓面。盘鼓舞有独舞和群舞，以独舞为主。舞人有男有女。独舞见于山东沂南画像石，刻有排列在地上的七盘一鼓，一男子头戴冠，身着长袖舞衣，正从盘鼓上跃下，回首睨顾盘鼓，舞袖冠带飞扬，动作豪放。群舞见于山东济宁画像石，刻有三个高鼻鸦鬓的男子，赤膊跣足，在五个鼓上作虎跳、倒立的动作。迄今所见的群舞，最多为四人。

舞伎在盘、鼓之上纵跃腾踏，蹈击出有节奏的鼓声，还要准确而且富于感情地完成许多高难度的舞蹈动作，表现出舞蹈的美感和意境。

汉代辞赋家和工匠们将盘鼓舞动人的舞姿表达得淋漓尽致。汉代张衡《舞赋》有"历七槃而踪蹑"的辞句，这表明舞者既要在盘鼓上腾踏纵跃，发出有节奏的鼓声，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同时需要对身体的控制能力，否则就不能达到高"纵"轻"蹑"的要求。傅毅《舞赋》有"及至回身还入，迫于急节，浮腾累跪，跗蹋摩跌"的辞句。它是说舞人在快节奏的音乐节拍中，轻捷地腾空跳起，然后又几次跪倒，以足趾巧妙地蹈击盘鼓，身体作跌倒姿势，摩击鼓面。这颇为形象地描写了盘鼓舞的优美动作。山东嘉祥武班祠汉画像石有这一图景的刻绘：地上排列有五面鼓，一个舞人穿着宽长袖舞衣俯身鼓上，双膝、双脚跪踏鼓面，一手拍击鼓面，一手反扬舞袖扭头仰视。前后二人跪地，面向舞者，每人左手都执有鼓槌，扬臂飞舞，似与舞者结合表演，相机击鼓。在辞赋中还描绘有一种在退却中蹈鼓的舞姿。卞兰的《许昌宫赋》写有"振华足以却蹈，若将绝而复连。鼓震动而下乱，足相续而不并"的辞句，即要求舞人在"却蹈"时，既做到蹈鼓的鼓声仍按节拍一点不能凌乱，还要求做到前足将离鼓面，后足就刚好踏在另一鼓面上，双足弹跳连续不绝，始终不相并落在同一鼓面上。南阳石桥画像石盘鼓舞图便细致而准确地表现了这一艺术造型。前鼓向后倾斜，表示右足向后蹬离鼓面，舞人四首斜眄身后一鼓，似全神贯注要后足踏鼓。"

"盘鼓舞"也很注意手袖和腰肢的动作。张衡《舞赋》有"裾如飞燕，袖如回雪"的描写。傅毅《舞赋》有"罗衣从风，长袖交横"的辞句，都是反映了舞者轻盈敏捷的动作，舞袖衣裙掀扬的姿态。边让《章华台赋》有"俯仰异客，忽兮神化"辞句，张衡《舞赋》有"搦纤腰而互折，嬛倾倚而低昂"的句子，这些辞句都是描写女舞者那纤细灵动的舞腰所具的神妙姿态，体现了舞者柔韧的腰功和高超的技巧。盘鼓舞也常和俳优谐戏串演在一起，这使盘鼓舞的场面更加轻松活泼，增加了宴会的欢乐气氛。陕西绥德大坬梁汉墓出土的石刻门楣画像石上刻有两个女舞人正蹋鼓而舞，身后各有一个俳优，正跳跃向前。河南荣阳河王村汉墓出土的彩绘陶楼，正面绘有乐舞图，图中绘有盘鼓舞。地上置有五盘，一个红衣舞女双臂高扬，甩长袖于身后，似正用急速的舞步，向前踏盘奔去，粉红色的长袖翻卷，她身后有一个上身赤裸、下身穿红裤的侏儒，伸臂向前追逐那个红衣舞女，喜剧效果极浓。

一般来讲，汉族的舞蹈以舞手、舞袖为主，而外来民族的舞蹈则以脚踢旋转见长。"盘鼓舞"既舞手舞袖，表现腰功技巧，又踏盘踏鼓，反复徘徊旋转，表现腿功技巧。舞蹈中长袖的走向，下腰的造型，给人以流动感、婉柔美，而盘鼓上腾跃、顿踏的形象给人以节奏感、刚劲美。因此"盘鼓舞"既富于轻柔之美，又有着惊险性和力度感。有柔有刚，刚柔相济。与之相比，"巴渝舞"偏于刚，而"巾舞"偏于柔。"盘鼓舞"是汉族舞蹈与外来民族舞蹈融合后产生的一种崭新舞蹈。这种舞蹈中有时还掺入丑角，专用侏儒伴舞，伴舞的笨拙与主舞者典雅的舞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起到了烘托的作用。"盘鼓舞"不仅仅是纯舞技的展现，更重要的是它表现意境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张衡《舞赋》描写了"盘鼓舞"各种舞姿的动作、眼神与音乐密切配合的精美绝伦的表演，深刻揭示了舞蹈所表现的诗一般美丽、深邃、广阔的意境，令观者"游心无垠，远思长想"。其舞姿时而挺拔昂扬，有高山巍峨之势；时而婉转流畅，似流水荡荡之形。同时有"显志"的功效，即根据舞蹈内容、舞者内心情感设计舞容舞态，变换动作。舞蹈所表现的情操和艺术趣味达到令观者叹为观止的境界，"雍容惆怅，不可为象"即精美至极，已无法用语言文字来形容。张衡对汉代盘鼓舞的描述生动地反映了汉代舞蹈所达到的高超艺术水平，因此盘鼓舞成为汉代人们最为喜爱的舞蹈，风靡数百年。

七、角抵百戏（一）引　论古老的角抵犹如今天的"摔跤"，是一种比力度的竞技运动，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出现。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销天下之兵器，罢讲武之礼，提倡角抵，这样便将民间流传甚久的、带有角力、竞技和杂技色彩的角抵引入宫廷，减弱了武技的实用色彩，而增加了戏乐的内容。秦代统一和集中了六国技艺。为了满足享乐需要，是在公元前207年，秦二世在甘泉宫作角抵、俳优之观。把当时全国杂技、歌舞、滑稽汇集起来表演，角抵和俳优包括了宫廷的一切表演艺术。这里的角抵可能已是所有杂技的统称，是泛指。其戏乐的性质进一步加强了。当时所聚集的节目已具相当规模。众多的、五彩缤纷的节目，致使秦二世沉湎其间，迷不知返，连丞相李斯上奏国事也不愿理会。狭义上的角抵并不足以至此。这也说明当时的表演技艺高超，艺术性很高。因此杂技作为真正系统化的表演艺术，是在这时出现的。

汉初，朝廷鉴于秦的覆灭，对"角抵"采取了排斥的政策，但角抵杂技的发展正方兴未艾。不仅民间无法禁绝，连皇室官僚内部也常有杂技活动。如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就十分喜好斗鸡、蹴鞠等娱乐。秦宫中的大批艺人，或被汉宫接收，或流散于民间，他们活动于各种宴会活动之中。经过汉初高、惠、文、景四朝近70年的经济积累，给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提供了物质基础。汉武帝时，连年对外用兵，随着其疆域的拓展，中西交通的开辟，使得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各国使节纷纷来汉朝贡，还有外国杂技艺术家的献技，如安息（古波斯）国王的使者带来三黎轩（即今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幻术表演家。汉武帝为了显示汉帝国的富庶和强盛，于元封三年（前108年）的春天，在首都长安设"酒池肉林"的盛大宴会和赏赐典礼，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角抵"表演，显示奇技，招待外国使臣。西汉在"角抵"之前冠以"大"字，大角抵当为各种杂技的总称。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于是大角抵，出奇戏诸物，多聚观者。。。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用角抵来待客，是由于它是不需要语言介绍的视觉艺术，非常适用于外交活动。另外它能以其险技奇能充分表现中华强悍勇武，又能与外国魔术相匹敌，从而满足武帝的张国威的夸耀心理。从此武帝多次在上林苑平乐观前广场举行角抵奇戏的演出。由于外交和娱乐庆贺的双重需要，角抵已成为朝典中必备的节目。《续后汉书·礼仪志》中引蔡质《汉仪》记载，汉代正月初一必演鱼龙曼衍、走绳、藏人幻术等，以庆贺新年。遇有外事活动，汉帝国也把本土杂技活动作为"九宾彻乐"，进行会演。自汉武帝开始的这种年年增添内容的杂技会演大会，持续了64年之久。因为节目日益增多，便称之为"角抵诸戏"。如《盐铁论·崇礼》说："汉廷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虫不畜之兽，角抵诸戏，炫耀之物陈夸之。"这直到汉元帝初元五年才罢止。《汉书·贡禹传》载汉元帝纳贡禹之谏"罢角抵诸戏"。以皇室国家力量提倡而兴盛连续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其发展丰富是可以想象的，这从文献资料的记载和汉代丰富的画像砖、石的刻铭中可以看出来。况且朝廷对角抵虽有时罢弃，但仍时有复兴。东汉杂技比西汉更盛，其艺术水准也更高。

汉代的百戏艺术，在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传统技艺的同时，又吸收了中外各族的杂技幻术，因此取得了重大发展。汉代的百戏艺术受西域各国，特别是受大秦的影响最为显著。大秦在西汉称为犛轩和黎轩。黎轩是古罗马帝国亚历山大一带。据《汉书·张骞传》记载，武帝时，大宛诸国使节随汉使来到长安，"以大鸟卵及黎轩眩人献于汉。"东汉安帝时，大秦的魔术团又随掸国使者前来朝贺，表演了吐火、易牛马头、跳丸等许多杂技幻术。《后汉书·西南夷传》史书记载，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吐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①。内传的杂技甚为丰富，有"安息五案"，安息即今伊朗；有"都卢寻橦"，爬竿的杂技在春秋时称为"侏儒扶卢"，到汉代，称为"都卢寻橦"，"都卢"为南洋之国名，可以想见汉代的长竿技艺必然与都卢国有密切关系；有"水人弄蛇"，弄蛇是印度所擅的杂技，很可能是从印度传来的。此外，西域传来的节目以幻术最多。西域技艺的东来，汉人兼收并蓄的态度，有利于百戏体系的形成。

东汉杂技更为繁盛，开始把"角抵诸戏"称为"百戏"。《后汉书·安帝纪》载：延平元年十二月"罢鱼龙曼延百戏"，是百戏之名的最早记载。其盛况可从张衡《西京赋》里窥见一斑。张衡关于百戏的描写，虽托言汉武故事，但此赋作于武帝去世的百年之后，若作者本人未看过杂技表演，是难以描写得如此生动具体的。所以实则反映了他所处的东汉时代百戏的盛大规模。他在赋中罗列了各项百戏节目，有"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跳丸剑"、"走索"、"总会仙唱"、"东海黄公"以及幻术驯兽表演。《西京赋》中所描写的"角抵妙戏"，较之西汉元封三年的大角抵，可以说在节目品种、技巧质量和演出规模上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在艺术处理上已日渐成熟，在演出形式上也日趋完整，初步形成了百戏艺术的系统。汉代画像砖石上保留极为丰富的汉代百戏演出的形象资料。山东沂南北塞村东汉墓壁上的巨幅雕刻《百戏图》，就是一幅极为宏伟、艺术性很高的图象。此图从左至右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表演"跳丸弄剑"、"载竿"和"七盘舞"节目的，载竿技巧高超，一人额顶十字长竿，上有三小孩作倒垂翻转表演。跳七盘舞者袖带飞舞，飘曳潇洒。第二部分是乐队，有磬、钟、建鼓、琴、埙、排箫等各种乐器，共15人演奏，可见当时之盛况。第三部分是"刀山走索"和"鱼龙曼衍"之戏，前者极为惊险，一人立在刀尖朝上的绳索间拿顶倒立，两端还各有两人在索道上相对表演，一位手挥流星锤，一位双手执戟。后者气魄宏伟，有人扮的鱼、孔雀之形。第四部分是"马戏"和"鼓车"表演，马上或作倒立，或玩耍流星，人欢马跃；鼓车更是隆隆如闻其声，一人在竿上作柔术表演，技巧极为高超。这幅巨型雕画，使我们看到一场十分生动而规模盛大的杂技演出，设想当时的真人演出场面，该是多么宏伟壮观。

百戏是一种以杂技、技艺为中心汇集各种表演艺术如幻术、俳优戏、角抵、驯兽等于一体的新品种。在百戏的表演中，非常重视音乐的配合。百戏是用俗乐伴奏的，它广泛流行于民间，与俳优歌舞杂奏，合称为散乐。东汉时每年正月接受朝臣和蛮、貊、胡、羌朝贡，举行朝贺之礼，都要在德阳殿前作"九宾散乐"，演出各种杂技、幻术等节目。①庞大的乐队场面，钟鼓交作，管弦齐鸣，衬托出丰富多彩的百戏节目，使全场充满了欢乐愉快的气氛。

①　《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

①　《后汉书·礼仪志》注引蔡质《汉仪》。

（二）杂技杂技是百戏艺术体系的中心环节，它在百戏中占有重要地位。秦汉时期是杂技形成和成长时期，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考古所获资料及文献记载看，汉代的杂技艺术已堪称恢宏博大。其名目繁多，但基本功夫离不开"腰、腿、筋斗、顶"。越往后则越丰富。秦汉杂技艺术奠定了我国的腰腿顶功为主要特征的杂技艺术的基本技巧。今日的许多杂技节目，都是从中发展而来的，有些节目至今仍在舞台上表演。汉代杂技体系大致可分为以下门类：1。倒立"倒立"，现今杂技艺术中称之为"顶"功。一般所谓"拿大顶"，足部朝天，手臂（有时用头部）在下，支撑全身的重量，成为倒立平衡，这一节目在汉代被称为"倒植"。表演倒立技巧有多种表演姿态，最基本和最常见的是双手据地而立。山东无影山出土的一组西汉前期百戏俑，即有此类形象。表演者双手据地起顶，弯腰，双足在前作"塌腰顶"的动作。山东微山县西城山画像石所见，有的则双人倒立于地，作侧体交叉。还有"倒立手行"，以手代足前后行走。难度更高的是在圆球上双手倒立，以手滚动圆球行走。顶功的尖端技巧是单手倒立，这不仅要求艺人有更强的臂力，而且还要求艺人能更好地控制身体的平衡。河南南阳汉墓画像石有单手顶的表演，表演者一臂据地，身体倾斜着调节重心。汉代单人倒立较常见的是在樽或壶的口沿上表演，演技者多为女性。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出土一件百戏陶奁，陶奁提手是用倒立伎人的造型图象作成。底座为二个伎人于樽口沿倒立，各用一足掌对接成拱形，另一伎人又双手倒立拱上。这又比单手倒立于樽上的难度大多了。

倒立技艺还常掺杂或糅合在其他节目中表演，最常见的莫过于糅合在"安息五案"中了。这是一种叠案伎，表演者在五个叠起来的桌案上倒立，大概是吸收了安息（古伊朗）传来的某些杂技因素发展而成的，即今天"椅技"或"椅子顶"的前身。四川德阳汉墓画像石有五案倒立图。四川彭县画像砖上的叠案倒立，是在十二屋案上拿顶倒立，技巧难度更大更精险。此外在高垣（走索）和寻橦技中，也糅合有倒立的动作。沂南画像石百戏图中，中间一伎在颤动的绳索上握绳倒立，这对伎人平衡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绳索下面还反插四把刀剑，使演出更加惊险。在同一画像石上的戏车橦顶端平板上，一伎人正塌腰起顶，伎人要经受车马绕行的震动，可见其高超的技巧。此外，在山东邹县城关出土的一块歌舞百戏画像石上，一伎人双手倒立在绳索上的伎人双肩上，绳上坡度达45　度，下面的伎人既要防止下滑，还要保持平衡，上面倒立之人更需尽力保持平衡，难度很大。这说明汉代的倒立技巧已相当精深，为中国倒立技巧至今走在世界前列打下了基础。

2。柔术杂技的另一重要的功夫是腰腿的柔软功夫。中国的柔术渊源流长，在汉代已经成为招徕胡人的节目，其柔术表演有"反弓"和"倒挈面戏"。

反弓是演技者向后反弓腰背，以手掌和脚掌据地成弓形之状。与倒立相辅相成的反弓，是在倒立的同时，利用柔软的腰肢，将两足弯曲向前，它与直体倒立有区别，它更重视的是形体的柔美。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西汉杂技俑，其中一俑正折腰反弓下地，另二俑正在倒立，双足弯曲向前，展现他们的柔软腰腿功。辽阳棒台子屯古墓壁画中绘有一女童在黑漆宋彩细腰鼓腔式木台上作反弓表演。小演员双足立在小台边，身向后仰，双手也向后翻转，把双手支撑在小台上，构成反弓的形式。山东苍山县汉墓画像石中有柔术倒立反弓衔壶的形象，与今天柔术中三道弯技巧很相似，体现了汉代柔术的技巧已达到相当高超的程度。

倒挈面戏是难度较大的柔术动作，它要求伎人的头从身后弯曲置于两足之间，用双手握住足胫，整个身体团成圆球，对表演者柔软性的要求就更高了。在汉初还是一种难度大，比较新奇的杂技节目，被列于乐府，用于招徕胡人。西汉早期山东无影山杂技俑中也有一俑在作倒挈面戏的表演，说明民间艺人有的已经掌握了这一技艺。

3。筋斗筋斗又称翻跟斗，是一种向后仰翻，双手据地，连续翻动的杂技艺术。

从考古资料上看，至迟在汉代已经出现。它是杂技的基本功之一，应用十分广泛，不但可以单独表演，也可以糅合到其他杂技项目中。山东曲阜县东风公社旧县村出土的汉画像石中有一例：一人正原地连续后翻筋斗，旁边一人拊掌为节，并有人击鼓、吹箫伴奏。山东滕县子村画像石亦有一伎作腾空后仰翻，旁有乐队伴奏。

4。跳丸、弄剑汉代出现了一系列手技节目，这是一种用手熟练而巧妙地耍弄、抛接各种物体的技巧表演。它是掌握物体时空运动规模的一种技巧。在这些节目中，出现得最多的是"跳丸"或"跳剑"。

"跳丸"也称"弄丸"、"飞丸"。是一种玩弄弹球的游戏，将二个以上圆球用手抛接，可分为单手和双手抛接。汉画像砖石中抛丸球的场面到处都有，抛掷的方式分横抛、直抛两种。在山东西城山画像石上，中间有一人在弄丸，抛掷的姿势是屈身横掷的。在四川扬子山的画像砖上，更明显地看出是横抛掷的。另外如山东肥城孝堂山郭巨室画像石的弄丸，则系向上直抛的，球弹的运动作双行式，这种行式在辽宁辽阳汉墓壁画和河南新野县画像砖上也可见到。单手抛接的跳丸最多是六丸。双手抛接以三至七丸较多。圆丸数量越多，难度就越大。据说到五丸之数时，要想增加一丸，非有二三年功夫不可。表演时银丸从手中有规律地连续抛接，状如喷泉，如果是多人集体表演的相互抛接，更是令人目不暇接。

"跳剑"也称"弄剑"，类似"跳丸"的抛掷游戏，但却困难多了。弄丸只要能接住就行，接触到球弹的任何一面都可，而跳剑则必须操纵剑在空中的运动方向，以使剑柄恰好被接住。汉画像砖石中跳剑的场画，就没有弄丸普遍，而且剑数也少。以沂南画像石《百戏图》最为清楚，其左上角便是跳剑表演：一位老年艺人裸露上身，双腿微蹲，双手作抛接状，三剑在空中，一剑在手；身边还有五只带斑点的小球，那可能是他刚抛弄过的丸铃。这种凿有小孔的球弹在抛接中，由于气流震动，会发出悦耳的哨声，因此称为丸铃。

"跳丸剑"是抛接若干个（把）小圆球和剑，物体轻重有别，又要保持剑把着手，难度更大。汉代跳丸剑己达到很高的水平。不但抛接的丸剑数量较多，而且也能兼用人体不同部位抛接。抛接之数最多的是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所示，为三剑十一丸，抛接的部位是手、膝、跗兼用。汉代"跳丸剑"在今天看来，颇属"神技"。"跳丸剑"也可以和其他杂技项目配合表演，成都市郊出土的画像砖所示，一伎用肘耍坛，右手抛接一丸一剑。抛接丸、剑之数不多，但演员既要注意掌握陶坛的重心平衡，还要抛接丸剑，一心二用，也可谓高超神妙了。

5。耍坛、旋盘"耍坛"是将坛抛向空中之后，不是用手接，而是使坛向人体其他部位转移，如转向肘、小臂。抛的高度有限。河南南阳唐河县湖阳辛店画像石上有一伎裸上身，着裤，右手跳双丸，左手托坛。另外四川成都西门外出土画像石上在女舞人之后，有一人一手跳一丸一剑，另一手臂抬起，用肘承接坛。因此推测其技是先将坛托于手中，接着便抛向空中，用肘或小臂承接，然后再从陶坛所在部位颠向空中，转移到人体其他部位承接。在表演中，陶坛必须保持平衡，令其不倾不倒，当然更不能落地。汉代耍坛，从画像砖石图像上看形体不大不重，耍弄的部位是上肢（手、肘、臂）。同时耍坛可以糅合跳丸剑等手技作综合表演。

"旋盘"又称"舞盘"、"转碟"。表演时用一根三尺长的细竹竿做成竹签，顶在盘碟底部，抖动腕，使盘、碟在竿首晃动旋转，以盘、碟不掉竿落地为原则。汉代舞盘还只限于一人一盘。辽阳棒台子的壁画上有舞盘的表演。图中一人曲蹲着，用两根细竿在舞弄一只大盘，盘中似乎还放了一只耳杯。在四川广汉县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石上，有一伎正蹲坐以额顶竿，竿上旋一盘。从汉画像石看，演员或坐或立，或边走边旋，或用左、右手执竿交替旋盘，潇洒自如。

6。乌获扛鼎与舞轮乌获本是秦国有名的大力士，后泛指扛鼎一类的举重表演者。汉代"乌获扛鼎"是指演技者将大铜（铁）鼎高举过头顶。这一杂技图象仅见于江苏铜山县洪楼汉墓画像石。图象中右起第三人双手抓住鼎口沿，鼎足上翘，高举过头并倒扣头顶。

由于汉代铜鼎作为先秦礼器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民间已经难得见到了。因此民间要表演扛鼎力技类杂技，多数情况可能便用车轮代替。由此产生了"舞轮"之技。舞轮之技是将车轮这一重物用手向空中抛接。与跳丸相近，只是舞轮以力气为主。辽阳棒台子屯汉墓壁画《丰收宴饮百戏图》中，一位穿戴黑帻襦衣的男演员正把一只带有横杆的车轮抛向空中，他左足微蹲，头向上仰，望着上空刚抛起的车轮，一副稳健有力的神态。山东济宁县南张出土的画像石上其中刻有一人舞轮，抛起后下降的车轮使之在上臂和小臂间滚动。可见汉代在力技上是很有成绩的。

7。都卢寻橦"寻橦"之技，今天称为长竿技艺。"寻橦"即指长竿。《方言笺疏》卷一："寻，长也。""橦"，《后汉书·马融传》注："旗之竿也。"都卢是一个国名，在交趾以南，据说其国之人体轻善攀。汉代称此长竿之技为"都卢寻橦"，可知长竿技艺和都卢国的密切关系。汉代所用的橦，有的较短，有的很长。从图象看，汉代普遍使用长橦。所用长橦，有"T"、"＋"和"1"形三种，前两种较常见。立橦有三种形式。

①固定式。即将橦固定在地上，用绳索向两边打桩固定，有的则固定在某物体上（如建鼓橦），也用绳索向两边打桩固定；还有的固定在框架之上。②移动式。底座用手擎、肩扛、或额顶，现今称为"扛竿"。扛竿时底座必须随时调整重心，保持长橦平衡，以便攀竿演员灵巧安全地在橦上进行表演。

③"戏车高橦"。"戏车"是指用来表演百戏的马车，西汉时已经出现所谓"戏车高橦"，就是把长橦固定在马车之上。对长橦而言，是固定式的。但设在奔驰的马车上，就整体而言，又是移动式的。戏车高橦，表演时既要经受戏车奔驰时的颠簸，还要在高橦上表演各种花式动作，难度比固定式长橦要大。

长竿技艺的各种技巧动作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上竿，二是竿上技巧，三是下竿。

汉代的上竿技巧，迄今只见"双手把竿"和"猫行"两种。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上刻一十字长杆，一人双手攀竿，双脚夹竿，正向上攀行。汉画像石上还有一刻石上刻有戏车高橦，两辆马车各竖一竿，中有绳索相连，后辆马车一人正双手攀竿，两足蹬竿而上，如猫爬树。

汉代竿上技巧的动作花样比较丰富，有倒、挂、腾、旋、舞、坐等。"倒"是在橦端或"＋"字横竿上作各种倒立的动作。山东安丘黄家庄画像上刻有一人在"＋"字高杆上做倒立动作。"挂"就是身体倒挂在竿上，有跟挂、腿挂和用手攀挂。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上"＋"字高杆的另一端一演技者在竿上突然倒投，好像从高竿坠落，但却巧妙地用足倒挂在竿上，非常惊险，是典型的"跟挂"。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的橦技图上绘有二伎人正在用小腿挂竿，倒挂在竿上，为"腿挂"。汉代这种"挂"竿动作，身躯和手、足还可以形象地表演各种造型，最有名的当推"鸟飞"。沂南古墓画像石额顶长橦图上，其十字高竿上右边演技者手攀挂于竿上之后，作出鸟飞展翅的造型动作。左边一伎还用脚挂于攀杆上。"腾"是指在双橦或多橦之上，作腾跳动作。沂南古墓画像石戏车上建有双橦，一艺人正在建鼓橦上作倒立动作，车前尚立一长橦，推测艺人要在前、后橦上作腾跳表演，从后橦跃到前橦，或从前向后。"旋"是指演技者在橦顶旋盘上作旋转动作，古代称为"腹旋"，沂南古墓画像石额顶长杆图上，其"＋"字形的竿顶一艺人正以腹贴旋盘，作旋转动作。"舞"是艺人在竿上舞蹈，山东微山县南村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上，刻一"＋"字固定式长橦，在竿顶一人作长袖舞。这种将长竿之技和舞蹈糅合在一起的表演，既新颖又惊险动人。"坐"是双腿跨骑或蹲踞竿上。

最能体现汉代橦技高超技艺的应当是糅合高橦之技的"双车双橦联索"。河南新野县任营村出土的一块反映汉代高超杂技的画像砖，画面是一场戏车、履索综合表演：图中前后两辆戏车，车上各树一"T"字形高橦，车中各两人。前车橦端横竿一人倒悬跟挂，双手平伸，掌心向上各置一如拳大小的圆球，球上各有一人，一人叉腰半蹲圆球上，情态悠然；另一人单足站在球上，一腿抬起，状似金鸡独立。演技者必须有惊人的臂力。后车橦顶端横竿蹲踞一人，右手握绳一端，另一端握于前车乘者手中，形成一个与橦木成约56　度夹角的斜绳。后边驭手仰首望索，紧勒马缰，控制车速，使之慢于前车，保持两伎所拉软索呈斜向直线状态。令人惊叹的是，绳上一人正举步上行，履索难度远远超过平地设平索的技艺。河南新野县樊家村出土的画像砖上，图中车马正列以过桥，桥左前后两辆戏车，各立一长橦，前接顶端蹲踞一人，右手执绳的一端，左手执一悬空艺人之足，以维系身体平衡，绳索另一端系于后橦顶端，前竿中部一人双手握竿，身体悬空呈水平状。后橦一人"猫行"攀竿而上。在连接双橦的绳索上，一人作倒悬跟挂动作。这些高难动作的完成，确实有些出于今人想象之外。

8。高絙"高絙"在现代称为"走索"或"走钢丝"。这是一种将绳索两端固定，由人在悬空的绳索上表演各种花式动作的杂技项目。李尤《平乐观赋》称之为"陵高履索"，在汉代相当流行。

汉代走索亦颇为险奇，演技者除了行走之外，还能在绳子跳跃，甚至旋转舞蹈。为了增加惊险性，有的还有索下插置利刃向上的刀剑。沂南古墓画像石百戏图中，中间一伎正在绳索上倒立，两侧各有一伎人舞弄着长棍正在绳上行走，看上去像是从两边斜着的绳子上走上来的，两人在绳索上要相遇，切肩而过，在绳索下还反插四把刀剑，增加了惊险气氛，表现了艺人的熟练技艺。

绳索有两种放置形式。一种是长绳呈水平状，另一种是长绳呈倾斜状。

汉代"高絙"之技较为引人注目的大概是两伎在索上相逢并切肩而过的技艺。汉人记述多有提及。《后汉书·礼仪志》注引蔡质《汉仪》说，汉代天子于正月行朝贺礼，"作九宾彻乐，。。以丝绳系两柱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对面相逢，切肩不倾。"张衡《西京赋》中，也有"走索上而相逢"的词句。走索技艺往往与长竿技艺结合在一起表演。走斜索的技艺，难度较大，因为演技者不但要努力维持身躯的平衡，还要克服下滑，有的还要在跳动的戏车上表演，还需克服戏车奔跳所产生的震动。如河南新野县任营村出土的汉墓画像砖中，其斜56　度的斜绳完全靠演技者臂力拉紧，而且是在行动中的两辆车之间，一伎正在斜绳上上行，既有难度，又富于惊险性。这幅图将高竿、走索、戏车、马术集于一堂，显示出汉代高空履索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9。冲狭"狭"本义是狭窄，这项杂技所用的环只能容一人钻过去，所以把环称为"狭"。这种技艺就是今天的钻圈，钻环。汉代"冲狭"使用的环，有手执环和固定环。手执环必须注意执环人与冲狭者的密切配合，才能准确地一穿而过。这种环是用苇席或柔软的草木制作，环周不插刀、矛。固定环是将环树立于框架之上，有时使用"刀环"、"火环"。"火环"与"刀环"相比，仍然安全，尚无性命之忧。刀环较为危险。"刀环"、"火环"主要是表现穿环的惊险，周围不附它物的圆环主要表现穿环动作的轻捷、矫健、优美。汉画像砖石中常有反映。如四川宜宾县公子山崖墓石棺的百戏图上有一人双手持环，另一人凌空跳起，身体水平，双手并拢前伸，直冲圆环，作"冲狭"。河南南阳出土的画像石《冲狭》图象，其固定环是一个带底座的圆环，圆环内的刻纹似缕缕黑烟，为一个正在燃烧的火环。火环右侧有一伎人已纵身跃起，腾空呈水平线"一"字形，面向火环冲去。这是在作钻火圈的表演。火环的左侧还刻有一个头挽高髻、身穿长袖衣、弯腰侧身的女伎人形象。从她的衣带向后飘拂、立地未稳的姿态判断，她是刚刚冲过火圈。以后的钻圈杂技，就是从汉代的冲狭发展而来，基本上未脱汉代冲狭技艺的窠臼，只是将以上特点发挥得更突出，例如从徒步腾身钻，发展到骑马奔腾钻。表演更为矫健、轻巧、优美。

10。蹴鞠"蹴鞠"也称"蹵鞠"、"蹋鞠"。"蹴"即用足踢；"鞠"是一个外表用皮革制成，内填以毛的圆球，可说是古代的皮球，据《西京杂记》记载，刘邦的父亲就喜欢斗鸡，蹴鞠。这说明蹴鞠这项活动至迟在秦王朝就已流行于下层群众之中了。又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驻军塞外时，曾叫人平整出一块场地来玩蹴鞠。汉成帝刘骜酷爱蹴鞠，但是大臣却不以为然，觉得这种游戏不仅费体力，而且与皇帝的高贵身份不相称。汉成帝说：我喜欢，要我不蹴鞠，除非找一种既与蹴鞠相似又不费体力的游戏来替换。从此事例可以看出，蹴鞠带有体育运动的性质，需要一定的场地。蹴鞠不单为一种体育运动，而且还经常作为表演艺术散见于汉画像砖石的百戏图中。河南南阳画像石上就有一幅蹴鞠图，一个头挽高髻、身穿长袖衣的女子单人踏弄双鞠，边踏边舞，挥动长袖，姿态优美。南阳汉画像石中有一幅建鼓蹴鞠图：建鼓左侧一男子，头和身子后倾，右膝抬起，鞠在其膝上方，姿态也呈舞蹈状，优美潇洒；建鼓右侧一男子以棰击鼓，就势将球踢起。山东滕县龙阳店百戏图戏球艺人多达十九人，他们各运球环建鼓而舞，有的单脚弄球，有的棍上弄球，有的球上腹旋等。总括画像砖石的蹴鞠图，蹴鞠常与音乐、舞蹈、杂技场面合在一起，表演者有男有女，单人蹴鞠占多数，二人蹴鞠也往往是一人蹴一鞠，鞠的位置有的是在表演者脚面上方，有的在膝盖上方，有的在脚底下，这说明除用脚踢外，还可用脚踏，用膝顶，或利用身体其他部位蹴鞠。从目前汉画像石资料看，秦汉时的蹴鞠是一项技巧运动，其踢法很可能类似今天的踢毽子和缅甸的踢藤球。到隋唐以后，才向"足球运动"发展。

11。角抵这里是指狭义上的角抵，是指角力、摔跤、相扑之类节目，在秦代颇为盛行，并定名角抵。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一件木篦，一面亦有漆绘相扑图象。圆拱形木篦背上绘有三人，上身赤裸，下穿短裤，腰系长带。图右二人正奋力扑向对方，图左一人侧身而立，前伸双臂，在注视着竞技的进行。可见秦代盛行角抵之一斑。秦二世时，角抵的含义便有所扩大，到汉代，又称为大角抵，包括其他门类的杂技表演。从河南、四川、山东等出土的汉画像石砖中，常常可以看到角抵形象。汉代角抵，可分为徒手相搏、徒手对器械和持械相斗数种。

徒手相搏也即古籍所言之"手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力见长。东汉晚期的河南密县打虎亭二号墓壁画中发现一幅，双方上身赤裸，下穿短裤，头束朝天发辫，伸手作态，相互凝视，武勇异常，准备扑向双方，很像是相扑刚开始时的情景。时代稍晚，属三世纪中叶到四世纪的高句丽墓也发现有相扑的图象，其中以角抵冢中的一幅最有名，双方的装束和秦汉墓所出图象一致，正扭抱对方的腰部，奋力相搏。另一种是立足于拳术技艺，类似现代武术表演中的两人徒手对打。在汉画像石中也可以见到。服饰装束与前一种"相扑"截然不同。皆短袍齐膝、束腰、长裤，擐衣出臂。图中有三人，中间一人马步推掌，右侧一人右弓步，推右掌，钩左手。此二人双睛对视，伺机向对方攻击。而左侧一人亦亮掌作态，在周围跳跃，既像在观察评论，也像在指点他们训练。画面简洁，生动。徒手对器械的场面在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中有数幅，其中一幅双方擐露臂胫，持杖者执杖进攻，徒手者亮掌相迎。除徒手对杖外，南阳画像石还有徒手对剑的图象，在汉魏时称为"空手入白刃"。

持械相斗是汉画像石（砖）、壁画角抵图象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使用的兵器有短有长。徐州市十里铺汉墓画像石有一幅表现角抵前的情景。图中左数第二人手持长戟，装束整齐，后者赤裸上身，下穿长裢，右侧地上置一短襦和环首刀一、勾锒一，是供他穿戴和使用的，右边墓主人坐于榻上观看。这是角抵前生动的描绘。山东嘉祥县洪山村有一汉画像石表现的是墓主人正坐于榻上观看，两组武士正用剑相搏，场面激烈。

应该说，汉画像砖石的角抵戏虽然竞技性很强，但仍以娱乐、表演为目的。这从有些图中尚有歌舞、其他门类的杂技表演，甚至还有乐队伴奏可以得到证明。这种角力、角技艺射御的竞技表演，深得各阶层人们的喜爱。（三）幻术秦汉的幻术，是在中土与西域两大系统融合基础上出现的奇葩。秦汉时期，神仙思想广泛流行，皇帝，贵族、地主追求奢侈享受、长生不死，类似秦始皇和汉武帝求访神仙、寻觅不死之药的记载更是数不胜数。许多方士、神仙家之流便应运而生。他们高谈阔论并巧设机关，迷惑皇帝，以求取权势和财富。在今天看来，汉代方士表演的神奇方术，与幻术是同一性质的把戏。如汉武帝时，方士少翁制造幻景，使武帝看到了他已死的李夫人的灵魂。方士栾大利用磁力，使"棊自相触击"。因此这一时期的幻术带有我国早期幻术特点，与神仙思想有很大关系，有神仙人物，神仙境界、仙禽仙兽。另外中国本土的幻术多以巨大的道具，众多的人员集体表演为主。如"蹈局出身，藏形于斗中"。大概就是一种缩身于斗中不见的幻术。张衡《西京赋》描写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幻术表演。起笔先向人们展现了一个神仙境界："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熊罴；向虎鼓瑟，苍龙吹箎，女娥坐而长歌。。洪涯立而指摩。。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这里既有四时变幻的幻术表演，还有乔装的动物、神仙人物戏，展现了中国本土幻术的特点。徐州铜山县洪楼出土的汉代祠堂顶部画像石图象，展现的是天上神仙世界，接近《西京赋》中所表现的情景。图上部一列出行车骑，表现的是河伯出行，前为三鱼驾车，车前一御者，车厢内坐一戴鱼帽的"河伯"。前为羽人骑龟为前导，其前方是一弄蛇"水人"迎接。图右下角为鼓车，用四龙驾车，车厢上坐着白虎，正执桴击鼓，鼓车前为雷神在拖石鸣雷。这幅图象展现的神仙世界正是百戏与神仙思想的奇妙结合。当时最为著名的幻术则为"鱼龙曼延"。"鱼龙"和"曼延"实为两个相连接而演的幻术。曼延，也写作漫衍。实为彩扎巨兽背上突现神仙景物，即后代鳌山灯彩之类。"鱼龙"变幻则复杂得多。《汉书·西域传赞》注中解释为"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障目，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即日瑞兽含利，变化为鱼，鱼激水，化为黄龙，有几个连续重复的变化，简言之，是一种鱼龙形状互为变化的戏法。

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随着中西交流的开辟，从西域传来了许多新幻术，如"吞刀"、"吐火"、"自支解"、"自缚自解"、"易牛马头"、"种瓜"等，很快被汉代杂技艺人所吸收。如"吐火"演技者既有外族，也有汉族。河南新野县汉画像石有吐火图，图上一人头戴顶冠（尖端前倾），长胡子，高鼻梁，长裙，服装与汉服不同，显然是"洋人"。手握布带，脸部前面有一道白光，像是从嘴里吐出来的。南阳县王塞有一汉人服饰者在做吐火表演。西域幻术多属形象残酷的幻术，"吞刀"真的把刀插入食道；"吐火"也属苦刑幻术。"屠人"、"杀马"、"自支解"大都来自印度，均为血淋淋的玩艺，唯"种瓜"乃流行于印度及南亚的优秀节目，将下种、引蔓、结瓜等表现于顷刻之间，颇受汉人喜爱。

西域幻术传入后，经过我国幻术师的不断加工提高，融进了中国艺人的智慧，如今已成为典型的中国幻术而著称于世。

（四）斗兽与驯兽"斗兽"是动物戏中最原始的形式。汉代畜兽很盛，皇室广建苑囿，上林苑中养百兽，就连一些豪富也竞相畜养。其畜养的目的与斗兽、田猎的风气有关。汉人的斗兽可分为持械斗兽与徒手斗兽两种形式。河南南阳唐河县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上，有一幅"人与虎斗"图。左一人持矛刺虎，猛虎扬尾昂头，姿态雄伟，线条优美，正向前奔跑。图右则有一人右手举钺，左手前伸，前面一熊人立伸前爪，正作殊死斗。斗兽最紧张惊险的莫过于徒手与猛兽相搏。汉代画像石斗兽图中，确有不少力士"袒褐"与猛兽搏斗的图象。南阳县出土的一块画像石，有一幅"人与牛斗"图，一袒褐力士双足分跨，左手屈肘收掌在胸。右手一拳击于牛顶，牛则俯首奔来以角相抵。南阳汉画像石中还有单人徒手斗双兽的（一狮一牛；一虎一牛），神勇无比。斗兽除人与兽斗外，还有兽与兽斗。汉画像石中不乏兽与兽斗的图象。南阳唐河县所出画像砖，阙旁一牛一虎相斗。四川绵阳平杨府君阙楼部高浮雕虎斗图，两只猛虎正在拼死相搏，一虎扑在倒卧于地的另一虎身上，相互狠命嘶咬，这是极为生动激烈的兽斗佳作。此外画像石还见有斗鸡图。斗鸡是我国古代一项古老的娱乐活动，在汉代，斗鸡风气很盛。汉高祖的父亲便喜斗鸡，汉宣帝小时也喜斗鸡走马。四川成都出土的一块画像砖，有一处田字形住宅，宅内有宾主宴饮，庭前有双鹤起舞，院中有二鸡相斗的场面。

"驯兽"较之斗兽又前进了一步，汉代百戏图中，驯马、驯象、驯虎、驯鹿、驯蛇均有发现。驯马术是较有成就者之一。我们传统习惯所谓马戏，一般仅指驯马，包括使马作出种种表演，人在马上作技艺表演，以及众多的演员和马匹、装饰道具配合的集体表演等三个方面。舞马在汉画像石中屡有发现，如徐州柳泉地区的汉画像石上所刻有马举足行礼状，马曲扭舞转，及马前足据地，后足腾空动态。沂南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上有两小儿各自在马上作表演，两马相向奔驰，右边一小儿左手执马鞭，右手执曲柄幢立于马上，此所谓"立骑"技艺。右边一小儿双手执戟据于马背，横体腾空，双足后翘。河南登封少屋石阙画像上，有两匹奔驰的骏马，前面马上一人正用两臂和头部支撑在马上，竖起大顶，身躯挺直，下部后弯。至于集体马戏的表演，往往是和戏车综合进行。在山东临淄文庙中，曾发现过一幅汉代石刻画像，更明显地看出集体马戏的形象。图中一马在前小跑，前面一伎双手平伸，似接此马。马背坐一伎，双手举起，身后上方一伎身躯腾空，似从马后一辆戏车上跃下来，双手欲抓骑者左手，而马后还有一伎腾空跃起，右手欲抓马尾。此马之后为一戏车，一马驾辕，辕马背上亦立一伎，双手前后上举，可能是表演或协助表演的，其上有一伎横体腾空，在戏车车厢上坐乐人四，车后还有一人，摆出将跳跃上车的姿势。根据以上的这些材料，说明我国的马戏，在汉代已达到比较成熟的程度。

汉画像石中《象戏》表演图象也有一定数量。汉代北方地区的象大抵都从南方和西域等地进献而来，这些象大抵都是驯化的。南阳唐河县湖阳新店新莽时期的冯儒久墓画像石，图中象背上铺有织物，一人倒骑，一人卧于象背。山东济宁城南张汉墓画像石，也有《象戏》图象，象背上坐有数人，另一伎人立于挺起的象鼻上，这说明驯象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汉代驯服猛兽比较确凿的有虎，汉画像石中可以得到证明。冯儒久墓画象石百戏图象中有驯虎图，图中虎项系绳，虎尾一猿，前肢攀持虎尾和虎后腿，右上角尚有一小虎伏于地。四川新都县马家公社收集的一块汉画像砖，图中骆驼身上着鞍，驼峰间置建鼓，前后各有一伎儿挥袖而舞。这是调教骆驼作百戏的证明。弄蛇在汉代十分流行，在山东、浙江、云南画像石中，经常见到。山东嘉祥县武氏祠第五块上层和下层有这样的图：上层的正中，地上立着一只喇叭口的小台，上面盘弄着一条蛇，屈尾昂首，蛇的左右，各有一人用手指点着作对话状，右方一人，高冠后垂，为弄蛇的人。下一幅图，图中三人都是高冠后垂的弄蛇人。中间一人跪在地上，一条大蛇绕在人身上，头部高伸，弄蛇者转身扬面，对蛇作顾盼状；左右各有一人都张着口，执着锤形的物件，走向中部。此外，猿猴戏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五）象人戏"象人"指戴假面装扮各类动物、神仙、人物的乐人。"象人"戏指乔妆的动物戏、神仙戏或人物戏。

"象人"戏起源很早。传说尧舜时期就有所谓"百兽率舞"之说，这是指人们装扮成各种禽兽之形进行舞蹈。这种戏一般与宗教祭祀有关，如"傩戏"是用以驱鬼逐疫的戏。秦汉时期盛行的还有具有娱乐性质的"象人"戏。这在汉代画像石中多有表现。如山东沂南古墓画像石乐舞百戏图，其中有"象人"扮演的"鱼龙曼衍"之戏。鱼、孔雀都由"象人"扮演，在执鼗鼓、花树的导引者后面，排成一行，边舞边进，其中"鱼舞"很像至今流传在民间的"鲤鱼灯舞"，人举着头尾活动的鱼形，摇头摆尾地向前游动，扮孔雀的人披着、戴着笨重的服饰道具，形虽很象，但舞动可能不太方便。舞动的"龙"和驾车的龙是由马装扮而成的。在图象中有一幅手执小旗的"豹"正在逗猴的一场景。"豹"和"猴"均是由"象人"扮成的。

汉代还出现了《总会仙唱》和《东海黄公》这种扮演特定人物、略带故事情节的、集象人戏、幻术、角抵戏、器乐演奏、歌唱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表演。

《总会仙唱》是人们乔妆在各种动物、神仙和传说人物演唱、演奏，并进行幻术表演的综合剧。张衡《西京赋》中引人入胜地描写了其动人的场景，大意如下：在布置的风景如画的仙山背景下，《总会仙唱》表演开始了。"戏豹舞罴"是模拟动物情态的舞蹈，扮成"白虎"的演员在鼓瑟，扮成"苍龙"的演员在吹箎（chí，竹管乐器），这都是乔妆动物戏，另外扮作娥皇、女英的演员在歌唱，歌声清脆而婉转，洪厓（相传是三皇时代的乐人）穿着羽毛做成的服饰在指挥，一曲未完，忽然"云起雷飞"，雪越下越大，"转石成雷"，隆隆雷声，震天动地，四时变幻纷繁。接着有人装扮的怪兽、大雀、白象等出场，以后又有精采的幻术表演。这些扮成娥皇、女英、洪厓的乐人很可能戴假面，这从汉画像石上百戏图中所扮神仙世界仙人常戴假面，可以推知其大概。

《东海黄公》是汉代著名的"角抵之戏"，有人虎相斗的角抵表演，又是"象人"戏。张衡《西京赋》对此描写较详，大意是说：东海黄公能以法术伏猛虎，后来年老力衰，法术失灵，为虎所害。从上述记载看，这出《东海黄公》已具有固定完整的情节。扮演"黄公"者，戴绛色绸子束发的假面，有"赤刀、禹步"的记载，说明他手持赤金刀。在表演动作上还有一定的规定。山东临沂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石与此较为接近，图中黄公戴面具，左手执刀，右手抓住老虎的一条后腿老虎欲逃不得，张开巨口，回首望着黄公，场面紧张生动。表演的大概是黄公少时的情况。有人认为这种"象人之戏"已具有戏曲艺术的特点。如专门研究戏曲史的周贻白先生在所著《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中评论说："假令戏曲的必备条件，必须是从故事情节出发，然后构成剧本，再通过演员们所扮人物形象而表演出来，这才可以称为戏剧的话，那么"东海黄公"这项角抵戏，便应当成为中国戏剧形成一项独立艺术的开端。"

（六）俳优戏俳优是古代对表演诙谑滑稽节目的男性乐人的称呼，也称"俳"或"优"，多以侏儒为之。俳优戏在秦汉时期仍然颇为盛行，这从文献记载和考古所获资料可以看出。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二世在甘泉，方作角抵俳优之观。"《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优旃利用滑稽荒诞的比喻对秦始皇、秦二世的荒唐行为的讽谏。这说明在秦宫中蓄养了一些俳优艺人。他们一般是侏儒。优旃说过"我虽短也，幸休居"。汉代皇帝宫中也蓄养了一批俳优，以供皇帝取乐。著名的俳优有郭舍人、东方朔等，他们往往随侍主人左右，作调谑、滑稽、讽刺等即兴表演，并以此来博得主人和观赏者的笑颜。东方朔虽非侏儒，但以其谈吐诙谐为汉武帝以俳优待之。他为博取武帝的"青睐"，曾哄骗侏儒说他们将被皇帝杀掉，引得侏儒惊恐万分，并向武帝哀求饶命。结果武帝召见了他，他趁机幽默地说他和侏儒身材相差很大却领取同样的俸禄，以致"臣朔饥欲死，侏儒饱欲死"的令人发笑的不满之词，引得武帝大笑，从而获得升迁。

俳优戏在民间也很普遍。在汉代画像石百戏图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身躯粗短，上身赤裸，形象和动作滑稽的表演者。在汉墓中也有类似形象的陶俑出土。如1957年成都天回山东汉崖墓出土的俳优俑，短胖身材，头上着帻，戴笄；上身赤裸、两肩高耸，赤足，坐于圆榻上，左臂环抱小鼓，右手握一鼓槌，左足曲蹲，右足翘举，张口嬉笑，神志滑稽生动。1963年四川郫县宋家岭东汉墓也出土一具俳优俑，双腿偻曲而立，上身袒裸，长裤欲掉，歪嘴伸舌，右手持鼓槌，左手握一小鼓，造型滑稽可笑。俳优的演出一般都辅以一些道具，如鼓、鞀之类，正反映了俳优表演的艺术特征。

除戏谑之外，俳优还往往身兼其他技能。武帝的幸倡郭舍人，除"滑稽不穷"之外，兼善投壶。从汉代画像石（砖）乐舞百戏图象看，这些俳优还普遍兼长歌舞杂技，在汉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中，常可以看到在女舞人身旁有一上身袒裸，体形粗短，形象滑稽的侏儒在旁作插科打诨式的舞蹈表演，有的还表演弄丸剑等杂技。他们的舞姿及杂技的动作仍然具有滑稽、戏谑的特点。如河南荥阳河王村汉墓出土的彩绘陶楼和四川成都扬子山汉墓出土的百戏画像砖上都有类似的俳优表演。

汉代俳优表演时大都赤裸上身，为半裸体，主要是为了取得滑稽诙谐的表演效果，逗人笑乐，从而增添一种丑角的喜剧美。

八、建筑艺术（一）引论在各类艺术中，最为壮观和有气势者当为建筑。专制政体的国家君主为了满足自己的穷侈极欲，并体现君主至尊威严，往往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宫殿。秦汉初建大一统帝国，国力昌盛，经济发达，其帝王极尽豪奢，建造了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其占地之广、规模之巨、气派之大，非后代所能及，显示了"非壮丽亡以重威"的帝王尊严。贵族地主官僚也奢侈逸豫，广务第宅，群起效尤。建筑由此兴盛。秦汉时期，建筑的主要类型、结构、形制以至细部装饰的技巧及其体现的主题思想、美学特征已大致形成，中国特色建筑的一整套艺术表现手法和构图原则已基本确立。其特点表现为下面五个方面：首先，就其都城规划方面，秦汉都城总体上还未做到规整对称，但具体宫城如长安城的未央宫城内主要建筑已取中轴对称的群体构图形式。东汉都城洛阳，已初步规整化，在城的纵轴线上，矗立南北两座主要宫殿。因此秦汉都城体现了从战国时盛行的不规整格局向魏晋以后规模布局过渡的特征。秦汉都城格局虽未臻完善，却有着更为丰富的创造力和更加活泼的魅力。其次，建筑物注重群体性的有机排列。秦汉建筑规模庞大。秦代朝宫"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通相属"（《三辅黄图》）。汉代未央宫是由一座座宫殿、台榭、假山、池泽、苑囿围绕正殿（未央前殿），组成的一个统一的建筑群体。建章宫内宫殿、门阙、楼台、池岛、树木、花草，清幽淡雅，别具情趣。秦汉建筑整体布局风格伟奇，为后代建筑所仿效。再次，秦、西汉宫室建筑基本沿袭战国出现的高台建筑形式，夯土为台，上起房屋。不过秦、西汉主体宫殿为求壮观、省工，多利用自然地形。秦代阿房宫依南山为基，层垒而上。西汉长安城的未央宫，也虎踞龙首山，坐北朝南，俯临长安城。东汉以后，高楼大量出现，从此取代了夯土高台的建筑方式，表明中国木结构建筑体系趋于成熟。

第四，中国式的屋顶、屋身结构、装饰等木构架建筑部件已大致具备。

汉代由木构架结构而形成的屋顶有五种基本形式--四面坡的庑殿顶、两坡的悬山顶、方形攒尖顶、歇山顶和囤顶。屋脊上的雀、凤、人、猿、山字博山炉等装饰已经出现。汉代屋顶坡面多直斜而下，只有少数上陡下缓呈凹折状，成为具有曲线美"反宇"的初期形状。屋檐几乎全是平直的，没有角翘，只是在脊端每每用三块瓦当叠起形成微微上翘的曲线，减少了僵直的感觉。在屋身结构上，也出现了新的形式，如穹窿平座、栏杆，有了新的变化，如起着承托外伸屋檐作用的斗拱类型众多，造型自由。门窗、柱形、柱础也有变化。中国建筑整个外观造型的三个段落，已各具形式特征，屋顶量体高大，表面密实，外廊线有的已初步呈现出斜曲感，屋身表面、梁窗门柱表面呈露轻巧，线条呈现较强的垂直感，台基厚重，线条呈现较强的水平感。这三个段落的有机结合，显现出中国建筑艺术的神韵。

第五，秦汉陵制在殷周以来的基础上已趋于定型。通常都有高大的覆斗形封土，封土周围有双重陵垣，都四向辟门。陵前建享堂，陵侧有寝殿。东汉大墓前通常上有双阙、置石兽、墓碑、墓表，加强了陵墓建筑的纪念气氛。墓的结构，多仿地面宫殿布局。墓室建筑，东汉多用砖石，出现了用砖头或石材搭建的穹窿顶和拱顶式的新式地下建筑。

秦汉建筑艺术集造型、雕刻、绘画、工艺于一身，是具有高度综合性的艺术整体，它将实用性、思想性、艺术性融为一体，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思想意识和美学观念。

（二）秦代建筑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秦王朝带有的一寰宇内、势不可挡的气势，秦始皇父子的穷侈极欲、豪华铺张以及专制威权，都首先凝结在它的建筑艺术中。秦国自秦王嬴政继位至统一后的30余年时间内，大兴土木，建筑了许多宏伟的工程。秦始皇每灭掉一个诸侯国，便征集其国内的巧匠和良材，在首都咸阳附近，仿造其国的宫室建筑。这样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也是各国建筑的技术和样式融合荟萃于咸阳城的过程，并得到了新的发展，形成了秦国建筑艺术集众美于一身的特色。秦代咸阳都城"象天设都"，规模宏大。阿房宫富丽堂皇，空前绝后。还有中外皆知的万里长城，高大的临潼骊山的始皇陵，仅始皇陵东侧陪葬坑内的几千件兵马俑军阵，已令世界瞩目。秦代建筑装饰包括壁画、瓦当等门类。秦都咸阳第一号、第三号宫殿、第六号宫殿都发现了壁画残迹，虽仅是极零星的遗存，但已显示出宝贵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联系秦始皇陵所出阵容庞大的兵马俑，可以想象绘饰于秦宫殿建筑群里面的壁画是何等的灿烂。战国时屋顶已覆以瓦，其前沿檐端的榱头之上开始饰有瓦当，多为半圆形。秦代逐渐改为圆形，一般面积都比较大。秦有一大瓦当高43　厘米，直径61　厘米，呈半圆形，其面积之大，空前绝后，令人吃惊。秦统一中国后，瓦当图案更加丰富多彩：动物纹样有鹿、鸟、昆虫、蝴蝶、夔纹、蝉纹等，已破除了早期单一形象的风格，出现了四雁、四兽、双虎、子母鹿等多个形象，采用新的对称的组合方式。植物纹样有叶纹，葵花纹、变形葵纹等，有自然写实的作风。几何纹样有来格纹、网纹、三角纹。特别是云纹，几乎是一种主要的纹饰。还出现了一种文字瓦当，文曰"延元万年，天下唐宇"等，赞颂统一大业。总之，构图更加饱满，形式益加华丽。秦国陶花砖面上有的有纹样，有菱形花纹、三角形花纹、回纹、卷云纹等。还有绘画形式，如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狩猎纹空心砖"、"画像纹砖"、两幅都是捺印出来的生动的人物画，刻画了文武侍吏的形象。特别是狩猎的画面，表现了苑囿景色和骑马射猎的情节，富有新鲜活泼的风格。在秦始皇陵兵俑坑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地方用素面石板铺地，有的地方则用很美的线雕菱纹铺地石铺地。秦代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博采六国建筑之长而形成的，因而产生了秦代特有的气势宏伟的建筑艺术。

1。咸阳城和阿房宫秦都咸阳始建于战国中叶秦孝公时，北依塬，地势北高南低，南临渭水。秦始皇又大加营建，筑咸阳宫，象征天之"紫微宫"星座。宫殿区在北部塬上及近塬一带，东西横贯全城，居高临下，气魄雄伟。秦始皇于统一东方六国过程中，在咸阳北阪上仿建了六国宫殿，经勘察，六国宫殿分处于旧宫殿区的东、西两端，今柏家嘴、毛家沟一带曾分别出土燕国与楚国形式的瓦当，推测是六国宫殿遗物。1974年至1975年，在陕西咸阳市东15　公里的牛羊村北塬（即北阪）一个东西长60　米，南北宽45　米，高出耕地面6　米的台地上，把秦都咸阳宫的第一号宫观建筑群的基址、墙体挖掘出来。秦宫1　号在咸阳故城的轴线附近的"牛羊沟"之西。秦宫2　号在沟东，尚未发掘。经发掘，证明秦宫1　号建筑群是一处台榭式建筑，台高约6　米，平面呈曲尺形，尺柄向东，另一端向北。第一号室是主体殿室，为两层的高层建筑，台顶主体宫室之厅堂部分，有压磨光洁的朱红色地面。周边有上下两圈围房，共十一个宫室--包括居室与盥洗沐浴的用房和贮藏室，以及走廊过道与四个排水池，七个窖穴。其一至七室的地面为光滑、平整、坚硬、表面施朱红色的"丹池"，其他室的地面则是用方砖铺成。方砖上有的为素面，有的有几何纹饰。宫室的墙壁是夯土与土坯混用，壁间有壁柱，墙面先以掺存禾茎的粗泥打底，再以掺有米糖的细泥抹面，然后再刷白粉。屋顶仍沿袭商周的四阿式，下由木柱，柱础、栌（斗）奕（拱）与梁、檩、榱（椽）支撑。屋顶用瓦覆盖。遗址中出土不少板瓦、筒瓦和瓦当，瓦当绝大多数饰有动植物纹及云纹。此外在一室的甬道与八至十二室的内墙壁上还有壁画作装饰。另外在挖掘的秦宫3　号遗址中，发现了车骑、人物等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秦代壁画。这些发掘部分揭示了秦都咸阳宫殿建筑群的辉煌面貌。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地处渭水北岸的咸阳故城已不能适应需要，同时也为了接近东出潼关的渭南大道，于是在渭水南岸营建许多宫、苑，重新设计了新的都城计划。秦始皇作信宫，名为极庙，象征"天极"，又作甘泉前殿、梁山离宫，又营建朝宫。其朝宫就是有名的阿房宫，因先营建朝宫前殿，即名"阿房"。"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史记·秦始皇本纪》）阿房宫建筑群若是全部完成，其壮观是难以想见的。以南山山峰为阙，阙是宫门外的高台，"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阿房宫以南山这一自然景观作为宫外高台，其宏伟气魄真是太大了。阁道是架空的廊道。阁道飞渡渭水，将阿房宫与咸阳宫联接起来，气势多么磅礴宏大。秦朝最后形成的离宫苑囿范围"北至九峻甘泉、南至长扬五柞，东至河、西至沂渭之交，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相望属也"（《史记·秦始皇本纪》）。阿房宫及其周围的离宫别馆，广殿层台，复道横空，长桥飞渡，复压关中数百余里，在中国建筑史上是空前的壮举。然而这一建筑奇观，却寿命不永，秦末西楚霸王项羽将整个咸阳故城及阿房宫付之一炬，可惜这富丽堂皇，空前绝后的阿房宫没有保存下来，阿房前殿基址仍存，在今西安市西郊的赵家堡与大古村之间，探掘与实测的结果得知其殿基夯土台址东西约1300　多米，南北长500　米，面积约60　万平方米，高出周围地面约7-8　米，规模之大可以想见。这里曾出土秦代瓦当等建筑遗物。

秦都整个建筑格局的宗旨是以天为则，追求与天同构，天地相应，人神一体，模拟星象，一切悉从"天制"来建立一种来自于上天的绝对权威。其总体框架是，以始皇的咸阳宫（在渭北）为中心，取法天之"紫微宫"，以渭水象征银河--"天汉"，横桥飞渡渭水以法"牵牛星"，更命信宫为极庙，蒙天极，建阿房以象"离宫"，修复道，"自阿房渡渭以象天极阁道"。分三十六郡以象群星灿灿，拱卫北极。更具匠心的是，每到十月，天象恰恰与这一都城乃至整个"天朝"的布局完全吻合，这时的"银河"与渭水相应，"离宫"星座与阿房宫同往，"阁道""牵牛"与通达阿房的驰道、横桥交相辉映，形成一个天地人间一体化的神奇世界。

2。长城长城之制非创自秦始皇，六国中如赵、燕、齐等国都曾营建。秦始皇为防御北方匈奴，派大将蒙恬役使30　万役夫在原有边境城墙的基础上，"因地形，用险制塞"，连接发展而成的。虽然这一工程与阿房宫等一样，在当时是一种暴政，恰足以证明专制独裁政治的威权。但它还有着巩固国防的积极意义，同时它还代表着一种人类力量的伟大，是一个民族奇迹，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绵亘万里，像耸天的巨阙，如透迤的巨龙，穿引在高山峻岭，悬崖陡壁上面。秦长城仍处在夯土为城的阶段，其建筑方法及材料在今日看来，未免有些朴陋，但其为后代的长城创造了一个不朽的范例。其规模巨大，摄人心魄，它是人类劳动在建筑的庄严上所能达到的雄富之体现。通过从临洮长城坡发现的板瓦和陶管等，长城宏伟博大的风格至今还历历可见。一块大瓦长49　厘米，大的一端宽30　厘米，小的一端宽28　厘米，厚1.5　厘米。据说这么大的瓦在秦汉仅算中等程度的瓦。中国长城和埃及金字塔同样既是一种专制威权的体现，也是人类伟大的奇观，如今都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

3。秦始皇陵秦始皇陵的修建历始皇、二世两代，也没有最后完工。始皇陵位于陕西临潼城东10　里，南依骊山，北临渭水。陵墓封土呈高大的覆斗型。经1974年普查与部分发掘的结果得知，陵园及其从葬区的范围总面积是12.5　万平方公里，陵园面积也近8　平方公里，有内外两城，内城六门，外城四门，门上各有阙楼，陵墓在内城南部。封土底部每边约350　米，呈三层台级状，现存高43　米，已经远较当初的所谓"周围五里，高五十丈"为低了，这自然是长期风雨侵蚀，人掘畜踩而逐步降低的结果。

封土周围有两重陵垣，皆四向辟门，外垣北墙距内垣北墙甚远，超过一公里。陵南枕骊山，北望渭河，地势南高北低，以北门为正门，使骊山成为陵的天然背景，加长入门后的纵深距离，可收加强印象之效，是结合地形的良好设计，对后代陵墓的形制有很大的影响。

秦始皇陵地宫就在现有的陵封土堆下，目前找到的是地宫宫墙和通往地宫深处的甬道。地宫轮廓呈长方形，长约460　米，宽约400　米，大于现有封土堆的底面积。据史书记载：宫内藏满了珍怪奇器，有暗弩相护，以水银灌输其内，象征江河、大海（《史记·秦始皇本纪》）。从1981年开始，考古队会同中国地质科学院物探研究所对陵区及周围的含水银量进行了多次取样分析，发现地官中心有大量集中的水银存在，分布面积达1.2　万平方米，其他地区则无。地宫内水银分布有一定规则，构几何图案。这些图案可以反映地宫部分结构。

在陵东3　里处，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埋葬着陶俑、陶马8000　多个和数以万计的实用兵器。军阵庞大，气势恢宏。陵西还发现有两套铜车马和御车俑。陵北有密集的建筑遗址，据推测可能是作为供奉秦始皇的寝殿建筑。

（三）汉代建筑汉代的建筑艺术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不少辉煌灿烂的杰作。是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及形制的基本完成阶段。在城市设计上，西汉长安城和东汉洛阳城是由战国时不规整型城市向魏晋时期规整型城市过渡的代表。在宫城建筑方面，壮丽奢华的未央宫，秀美绮丽的建章宫，都毫不逊色于秦代的阿房宫。汉代的长城又将秦长城加以修缮，并使之向东西两方延伸，今天我们还能在新疆、甘肃不少地方看到汉代的烽燧和长城遗迹的残存，令人涌起无限想象。王莽时期还诞生了巍峨雄伟、含有无数象征意义的礼制建筑。东汉时出现了以洛阳白马寺为代表的佛寺建筑。在陵墓建筑方面，汉承秦制而又有发展。汉高祖之长陵，是长180　米，宽175　米，高80　米的大封土堆，远望状若山丘隆起。其周围有夯筑的土城和阙门痕迹，附近还有吕后冢和当年良臣名将的几十座陪葬墓，1965年在四号陪葬墓旁发现了彩绘兵马俑3000　多个。最为高大的汉武帝之茂陵和其他西汉帝王陵墓也大体若此，形制均类始皇陵。东汉诸陵多在洛阳北邙山上，形制大体同前，但规模小于西汉诸陵。两汉帝王陵墓周围，多建有城垣，内置寝殿和苑囿，陵旁有贵族陪葬墓，陵前排列翁仲（石人）与石兽，再前有石阙、石表，这种形制为以后历代帝王陵墓奠定了基本模式。汉代重厚葬，贵族地主官僚大墓形制也很豪侈。其墓葬建筑布局亦多仿地面宫殿建筑，随葬品异常豪华奢侈。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凿山依岩而筑，墓室规模庞大。霍去病墓亦有封土，状仿祁连山。东汉砖石建筑出现颇多，但主要用在墓穴方面，一直未能取代以木构为主的地面建筑。墓上常建有享堂，墓前常有双阙，东汉多以石为原料，出现许多石享堂、石阙。两者属于全由石造的地面建筑物。如保存较好的有山东长清孝堂山郭巨墓之享堂石室，山东嘉祥武氏祠及其石阙，现存石阙以四川雅安高颐阙最为精美。东汉大墓前开始置狮子、辟邪等石兽，还有墓碑及柱形墓表，加强了坟墓前的纪念气氛。东汉盛行砖石墓，已取代自商周以来流行的木椁墓，地下建筑（墓室建筑）也淘汰了适应木材的梁架系统，发展为拱券和穹隆结构。石墓有的以石条石板组成，以石板盖顶，如山东沂南汉墓，辽阳汉墓；有的以石块为主，叠砌而成，以楔形石块作穹窿顶，如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砖室墓多以青砖作壁，方砖铺地，以空心砖盖顶。砖石墓内常有刻画，成为汉代特有的画像砖、石。事实表明汉人完全有能力建造出不易朽坏的砖石等建筑物，只不过由于文化、心理等原因，未能在这方面有新追求，砖石建筑始终未能成为地面建筑的主流，"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大概代表着汉民族在建筑上的美学追求。汉代住宅房屋等建筑物，虽无复存，但我们还是能从汉代画像砖、石、器以及文献中知其大致形象。

从汉代明器归纳，四面坡庑殿式顶、两坡歇山式顶、悬山、四角攒尖及囤顶五种基本形式走向成熟。汉代屋顶主要是四坡的庑殿顶和两坡的悬山顶。东汉画像石和明器中较高的望楼及阙均使用重檐四坡顶，许多住宅也是四坡及悬山并用的组合式，形态自由生动。汉代屋顶坡面多直斜而下，也有少数上陡下缓呈凹折状，是所谓"反宇"的初期形状。中国"反宇"的曲线使中国建筑的静态精神产生波动，产生一种生命的律动感，是中国建筑生动感人的力量之源泉。汉代屋檐几乎还是平直的，没有角翘，只是在屋脊尽端微微翘起，用筒瓦和瓦当予以强调，并在脊上用凤凰等其他动物作装饰。汉代斗拱形象大量出现在石阙和明器中，在形式上已非常精炼，应用普遍。有一斗二升及一斗三升，其功用在于承托外伸的屋檐，同时也具有重要的造型意义。汉代斗拱，由屋内伸出的常挑出很远，形制简单，粗大而自由。

东汉初期，高楼大量出现，高层木结构建筑技术已经发展成熟。各地豪强地主庄园所建的高楼既是瞭望台，又是可以居住的建筑物，多数为三至四层的楼阁建筑，最高的已达五层。著名的陶塑建筑有河北省阜城桑庄东汉墓出土的五层陶楼，四川成都羊城山东汉画像砖中的望楼，陕县出土的绿釉陶水阁等等，都反映了这一建筑风格。汉代宅第建筑风格多样，有由门、墙、庭院、厢房、寝屋四廊相配合而形成的带庭院的平面建筑，如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祠庙画像，还有以低小次要房屋、庭院衬托中央高层主体建筑，使整个组群呈现有主有从和富于变化的轮廓，如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绿釉五层陶碉楼模型。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风格样式。

汉代瓦当都是圆形，大都沿用秦代的各式云纹，还有各种鸟兽纹，如麟、凤、双鱼，飞鸿、青蛙等，仪态万方，颇具匠心。文字瓦当更多，字体成篆成隶，最常见的文字如"千秋万岁"、"长乐未央"，最少则一字，如卫瓦，多则十二字，如"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瓦当形式或阳文或阴文，不仅实用，而且颇有观赏价值。王莽时出现了四神瓦当，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它们都是方位之神，所以分方向施用。四神瓦当形象矫健活泼，又有统一风格。

汉代建筑所采用的装饰花纹边大量增加，大多以彩绘、雕、铸等方式应用于地砖、梁柱、斗拱、门窗、墙壁、屋顶等处。色彩方面，汉代宫殿的柱涂丹色；斗拱、梁架、天花板施彩绘；墙壁界以青紫，有的绘有壁画，官署用黄色。雕花的地砖和屋顶瓦当等也因材施色。总之，汉代建筑综合地运用绘画、雕刻、文字等作各种构件的装饰，达到结构与装饰的有机结合，成为以后中国历代建筑的传统手法之一。

1。长安城西汉长安城是自商周以来规模最大的城市。长安城位于今陕西西安城西北约10　公里处渭水南岸的台地上，城市平面大体近似方形，地势南高北低，总面积约为36　平方公里。最初汉高祖刘邦就秦朝的离宫兴乐宫遗址兴建长乐宫，在其西又建未央宫和北宫。长乐、未央宫是西汉长安城内最主要的两个宫殿区。据考古勘测，未央宫的宫墙周围近9　公里，长乐宫的宫墙周围超过10　公里，仅这两处宫殿，即已占据主城面积的1／2，此外，还有东阙、北阙、武库、太仓等宫殿，其壮丽豪华的程度竟使刘邦发出责词，而主持兴建的萧何的"非壮丽亡以重威"的答词又使刘邦由怒转为满心欢喜，心安理得。汉武帝仍不以此为满足，又兴建了未央宫北的桂宫、长乐宫北的明光宫和城外的上林苑，内有宫观数十，最大者为建章宫。据文献记载，这时的长安城内还有九市和一百六十闾分布于地势低洼的城的北阪。王莽时代在长安城外的南郊还建有十几个规模巨大的礼制建筑。汉长安城城墙全部为版筑的夯土墙，墙基底厚16　米，原高度因颓圮不明，现存高度达7　米以上。城的方向基本为正南北，前面城墙约长6　公里，周长25.1　公里，合汉代60　里强，前面三个城门，四面共十二个城门。城门为"骑楼"式建筑，即在城墙上预留阙口，在两侧沿边密排几对柱础石，上立木柱，再在其上建筑城门楼，与后代的拱券式城门有别。由城门通向城内的道路都是三条，中间一条最宽，称驰道、御道，属皇帝专用。其中贯通南北的西安门内大街长5　公里半，这条街宽约50　米，御道宽20　米。由于长安城系秦旧宫多次扩建而成，受渭水影响，城墙随渭河多次转折，呈一不规则方形，城内总体也未规矩对称，未能充分达到理想的效果。但其布局已受《考工记》"前朝后市"、"旁九门"等都市设计布局的影响，开始向规整化过渡。

汉长安城以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桂宫、北宫、明光宫为主体，各宫自为宫城，大宫中套有若干小宫，而小宫在大宫（宫城）之中各成一区，自立门户，并充分结合池泽、山坡等自然景物，显示出格局之庄严，气魄之宏伟。特以未央、建章二宫城为代表。

未央宫是筑于高台之上的宫城，作为大朝之用。它占全城总面积的1／5。

呈平面方形，前面二公里许；四面辟门，南面端门正对大城南墙的西安门，是宫城正门。端门北的未央前殿为主要建筑，此殿的平面阔大，而进深浅，呈狭长形，是这时宫殿建筑的一个特点。它利用龙首山岗地，削成平台，为宫殿的台基，故"宫基不假累筑，直出长安城上"，颇有气势。《三辅黄图》说前殿本身东西五十丈（约合120　米），深十五丈（约合35　米），面积比现存北京的明清宫殿正殿太和殿还大出一倍以上。现在夯土基址还矗立在地面上，南北长约340　米，东西宽150　米，由南向北次递增高形成三个大台面，至北端高达10　余米。站在殿址北部最高处向北可以远望渭水，这一建筑展现出这一古老宫殿的宏伟气魄。

宫内除前殿外，还有十几组宫殿。前殿之前是广庭，左右和后方有一些次要殿堂，它们四周另有宫墙围绕。有东西掖庭宫，北有后宫十四区，众小宫如众星拱月，衬托出主要宫院的气势。西掖庭之西为园林，有沧池、渐台（即水中之台）。未央宫北部还建有天禄、石渠二阁，是藏典籍之地。宫东门对着长乐宫的西门，门外建东阙；北门外建有北阙。据刘歆《西京杂记》记载："未央宫，周围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围七十里，台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亦在后宫，门闼凡九十五。"可以看出，未央宫是由一座座宫殿、台榭、楼阁、园林、假山、池泽围绕正殿（前殿），形成一个统一的布局整齐的建筑群体。

建章宫为武帝所创，建于长安西郊，是苑囿性质的离宫，与未央宫颇有不同。建章宫也是高台建筑，建章前殿高过未央前殿，《西都赋》说它"层构厥高，临平中央"。遗址现存有高8　米的巨大夯土堆，雄伟壮观，可见一斑。正门在前殿南，称阊阖门，意即天门，是以建章来比拟天宫。门楼三层，堂陛用玉修成。楼顶铸铜凤，下有转枢，可迎风而动。门北立别凤阙，对峙左右。前殿北是太液池，池中有名为"蓬莱、方丈、瀛洲"三岛，池边以石刻成鱼龙奇禽异兽，以之象征海中神的奇异。池中也有渐台，池岸植物茂盛。建章北门称北阙门，应在太液之北。建筑布局，除前殿一路有规整轴线外，其余众多部分，应皆因势利导，作自由式布局。数十座宫殿各有宫院，各成系统。其中著名建筑还有神明台和井干楼，两座建筑相连属。神明台上有九室，其上有铜仙人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用，求为神仙。建章宫合建筑、山、水、植物、动物于一园，使人们在庄严肃穆之中，可找些清幽淡雅的去处，是一极富浪漫情调的大宫苑，与未央宫的正式规整大不相同。

2。洛阳城洛阳原为东周的成周城，西汉洛阳作为陪都，修建了南宫。其位于河南洛阳市与偃师县交界之地，北倚邙山、南临洛水，东汉时作为都城。明帝在南宫以北七里处又建北宫，以复道联系南北二宫。南北二宫形成的轴线通贯全城，富有表现力，这样的布局发展了以宫城为主体的规划思想。全城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约合汉代9　里，东西约合汉代6　里，所以有"九天城"之称。在北宫以北建有苑囿，直抵城的北垣，二宫间有24　条街道，成方格形，分布方整的闾里。南城墙至洛水之间建筑了明堂辟雍、太学、紫坛（天坛）及灵台（天文台）。城内主要建筑为宫城、宫殿、衙署、苑囿等，辉煌绮丽，雄伟壮观。东汉北宫德阳殿"周旋客万人，陛高二丈，冠绝他殿"，据说从40　里外就可以望见。东汉太学始建于建武五年（29年），规模宏伟，"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太学遗址在故城南郊，呈现为大面积布局规整的夯土基址。东汉灵台，据文献记载，"高六丈，方二十步"。位于洛阳南郊的灵台也已发掘。遗址范围约4　万多平方米，周围有墙，中心建筑是一座残高8　米多的夯土台，台的四周有上下两层平台建筑遗址，下层平面是环筑回廊，上层建筑四面各有五间建筑，依方位四面建筑墙壁，分别涂以青（东）、红（南）、白（西）和黑（北）色，象征四灵。东汉洛阳城是向规整型都城过渡的最后一座城市，但二宫分设南北，将全城分隔为二，东西交通很不方便。以后曹魏邺城汲取这个教训，只设北部宫殿，最终完成了规整都城的新格局。

3。王莽时期的礼制建筑1956年在陕西西安西北郊发现了西汉末期的一组建筑遗址，可能是明堂或辟雍。其遗址在长安南墙中门安门外大道路东。它的形制是：外围方院，前边长235　米，四面正中开门，院外环以砖砌圆形平面水沟，院内正角建曲尺形平面配房，内向；院正中夯土筑圆形低台，台上有■字形平面遗址，约42　米见方，但东西稍长。四向为廊，廊内为厅，中间有17　米见方亦东西稍长的夯土台，台四角各附小方夯土台。此建筑原状是一座呈三层的高台建筑，下层四厅及各厅的左右夹室共为"十二堂"，象征十二月，中层前面也各一堂，用以告朔行政；上层台顶中央建筑是"太室"，又称"土室"，四角小方台顶各有一亭式小屋，为金、木、水、火四室；五室用祭五帝。

整群建筑十字对称，院庭广阔，气度宏伟，很符合它的包纳天地的身份。中心建筑以台顶中央大室为统率全局的构图中心，四角小室是其陪衬，壮丽庄重。中心建筑外向，和四围建筑遥相呼应；四角曲室内向，和中心建筑取得均衡。

在明堂辟雍之西，位于正对未央宫正门的长安西安门大道的路左（东），发现了王莽时期的另一组建筑遗址，应为宗庙，共有十二庙。十二庙中各庙的形制和明堂辟雍差不多。总体布局是前端正中一座最大，可能是黄帝庙，另十一座排为三排方阵，第一、三排各四座，第二排三座，方阵四周有大围墙，东西1300　米，南北1500　米，南北墙四门，东、西墙三门，都和各庙之门相直。

匠师们在这两组建筑中设计极为巧致，既满足了礼制规定的多种使用功能要求，又照顾到了各种繁琐的象征意义，同时达到了符合建筑性质的审美效果，这两组礼制建筑，成为两汉建筑艺术的精品。

4。高颐阙现存汉代石阙都是东汉以后的石阙，全国大约有30　多处，除了河南嵩山之阙--太室、少室、启母庙阙为神庙石阙外，其余都是坟墓石阙，分布于四川、河南、山东。其中以东汉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所建的四川雅安县高颐石阙之形制和雕刻最为精美，是典型汉代墓阙的作品。

高颐阙分东、西两阙，所以也称双阙。其西阙的檐部下层雕刻角柱和方斗，阙总高6　米（包括台基），阙身分母阙和子阙。母阙身宽1.6　米，厚0.9米，子阙高3.39　米，身宽1.1　米，厚0.5　米。阙身立在一个基座上，基础四周雕刻出矮柱和石斗。从阙身到檐系用五层石块堆砌而成，檐逐渐向外挑出，舒展自然。阙顶仿照汉代木结构建筑，雕刻成四阿重檐形式，上下之间相距紧密，顶部为瓦当状，脊中刻一只雄鹰，口衔组绶。子阙较矮，屋顶为单檐庑殿式。高颐阙上的精美雕刻，是该阙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阙身雕刻的蜀柱承托着枋子，枋子和斗拱之间，平面浮雕人物故事，转角斗拱各雕一角神，还雕刻着许多历史故事、奇禽异兽，都充满着当时人们神话般的传说和幻想，形态极其生动。整个阙的轮廓曲折变化，古朴浑厚，雕刻风格浑朴生动，表现了汉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阙前排列着汉刻石兽两只，还有墓碑，阙北有高颐墓。阙、墓、碑、兽构成了高颐阙布局的整体，加强了整个组群建筑所要求的隆重感。

5。汉代陶楼河北阜城桑庄东汉墓的M1：95　陶楼在全国已发现的汉代陶楼中应属上乘之作。这一陶楼是仿木建筑的模型，整个陶楼外观讲究，结构严谨，使用的斗拱装饰繁多，陶楼与底部的基座、栏杆、门楼浑然一体，共五层。前层由斗拱承托腰檐，其上置平座，将楼阁划分数层，并在层檐上加栏杆，这种营造方法虽然已见于战国铜器，但到此时更合理地运用了木构架的结构技术，表现出在功能上能满足遮阳、避雨、凭栏眺望的要求，同时各层腰檐和平座有节奏地挑出和收进，使陶楼外观既稳定又富有变化，并产生虚实明暗的对比作用。其斗拱的使用是直接将拱身插入四角的墙壁内，其上置一斗二升斗拱及数层仿小方木垒砌的斗拱，并与上面的支条垂直形成转角铺作，用来支撑每层的平座腰檐。这种转角铺作的使用在当时应是先进的，陶楼的装饰具有瞭望、防卫的象征意义。每层四面都布有战争所用的盾牌和弩等，且都塑有瞭望人。夹层结构严谨，在顶层置有报警的锣，并塑有守护侍者。此陶楼相当真实地再现出当时这种屋宇重迭、防御森严的楼阁的图景，也反映了中国楼阁式建筑的特殊风格。后来南北朝时期盛极一时的木塔就是在这种楼阁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甘肃省武威雷台东汉墓的绿釉五层陶碉楼：此陶碉楼系1969年出土，底座平面正方形，四周有高大围墙，正面开门，上建门楼，门侧各出一斗拱承托门楼屋檐，门左右两旁上部各开一窗，院墙三面设复壁，每面复壁各开小门。内分为五个院落，正中院内为方形，中有五层高楼，每层四面出檐，各层无平座，檐下无斗拱，每层各面皆开一门两窗，顶为庑殿式，覆筒瓦板瓦，无脊饰。院墙四隅各建二层角楼，角楼门楼之间均以飞桥相连。此件作品，充分展现了东汉时代盛行的坞壁形制。

6。汉代住宅据史籍记载的汉代画像石得知，汉代的大型住宅一般有多个院落，有前大门（正大门）、中大门等多重门，门是宅院的脸面，在设计上讲究高大、美观、坚固和实用。住宅前面常建有左右对称的一对建筑物--阙。"阙"与缺通。一对阙之间留下的空缺之地，是作为通向阙后面的建筑物的通路。它具有装饰建筑物大门的作用，使建筑物显得更加雄伟庄重。汉代住宅建筑组群有多种布局：有方形、长方形、梅花形、曲尺形、"一"字形、"日"字形、"田"字形，不拘一格，加之建筑手法的不同，似有千变万化之感。①山东沂南北寨村出土的汉画像石墓祠庙的"日"字型住宅画像。它由前后两个院落、三排房子组成，每一排房（连门厅在内）都是五间。第一排房的中间一间是整座建筑的前大门，第二排中间的是中大门。大门的门扉上都饰有铺首衔环。最后一排中央的一间未见有门，只见一根柱子上设一斗三升式斗拱承托屋檐，这可能是厅。"日"字形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列六间的廊房，院左前后的两端各建有似角楼那样的建筑。最后一排房子的屋后还建有带栏杆的走廊。从一些出土随葬明器看，很讲究的屋子内却饲养猪，因此很可能是猪圈连接厕所。整组建筑物前立有双阙。整座建筑有一条从前大门到客厅的中轴线，中轴线的左右两侧对称。若以第二排房为横轴线，则形成前后对称。实际上此种"日"字形的布局又似"四合院"。因此，我国北方四合院式住宅至晚于汉代就已起源。

②四川成都出土的东汉庭院画像砖。这是一处方形住宅，四周有围墙环绕，内分左右两院，这两院又都有前、后两个庭院，构成一"田"字形布局。前院进深较小，后院进深较大。右部前院围墙开一大门，装置栅栏，是入口。进了栅栏门，来到左侧前院，院中有二鸡相斗。来到后院，正中建堂，有三间正厅，宾主边饮酒边欣赏院中起舞的仙鹤。右部前院较小，是服务性内院，有厨房、水井、晒衣的木架。右侧后院有一高高的望楼，又称为"观"，楼下卧一犬，应是豪强地主的护卫措施。东汉豪强地主都有家兵部曲看守住宅，并修建望楼瞭望报警。

③广州郊区出土的坞堡式陶屋宅。坞堡平面作方形，四周有高墙环绕，如城垣一般。前后有大门各一，门前有持械的守卫者，大门上有门楼，墙的四角有角楼，这些门楼角楼既是瞭望所，又是居高临下射击、格杀的地方。墙内是殿房建筑，分上、下两层。

九、工艺美术（一）引论秦汉工艺美术继承战国工艺美术异军突起的态势而继续向前发展。昔日具有礼仪等级色彩的重器、礼器仍在走向衰退，品种繁多、造型活泼的新型生活用器和带有新时代特点的旧品种大量出现。

秦代历史虽短，但它开创了全国统一的局面，从而为手工技艺的大交流、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发掘出土的秦代文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巨大规模和工艺美术生产的统一性，同时还带有较明显的地方风格。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社会经济有了全面的发展。汉代手工业生产多由官府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如中央的少府，蜀郡、广汉以及其他各地的地方工官管理经营着很大的官营作坊。另外也有私营手工业，其中有豪强地主的私人工场，还有农民的副业生产。《汉书·货殖列传》载，"通都大邑，货物交易动以千万计"。当时已出现拥有大批工匠的私营工场，也出现了许多经营盐铁致富的人，著名的有蜀卓氏、程郑、南阳孔氏等。例如汉铜镜，有西蜀刘氏作镜，汉漆县也有"卢氏作"等字铭，这表明了私营手工业的兴盛。

汉代手工业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西汉初期，即手工业的恢复时期。第二时期是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即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和繁荣时期。第三时期是东汉末期，即手工业的衰落时期。汉代手工业的发达促使汉代手工业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均获得显著的提高，也进一步推动了国际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的大发展。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国开辟了通往西域直达波斯湾等地的交通道路，中国各种手工业产品大量出口，外国的犀、象制品和珠玉等珍贵奢侈品不断涌进。商业贸易的发展也极大地刺激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工艺美术是附属于当时手工业产品的，工艺美术在手工业生产普遍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基础上有了全面的进步，并开创了我国工艺美术史上的第一个全盛时期。如青铜工艺更多地转向日用品方面发展，各具特色的铜灯、铜炉、铜壶、铜镜、铜洗等争奇斗艳，铜镜成为国内及国际市场上较流行的商品之一。染织品工艺复杂精湛，饮誉海外。漆器工艺中出现了涤粉贴金新工艺。漆器产量很大，全国各地均有出土，蒙古、朝鲜也有发现。陶瓷工艺更加成熟。汉代陶瓷工艺的杰出成就之一便是西汉晚期低温铅釉陶的出现。在东汉中、晚期，商周时期已萌芽的原始瓷已发展为真正的瓷器，这是我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成就。其他如玉雕工艺也有一定的发展。从海外输入的部分工艺品种如玻璃工艺，与我国自产的玻璃工艺进行了技术上的交流，产生了汉代的玻璃器皿，另外在我国边疆地区，如北方草原地区、西南地区、南越地区也诞生了具有很高艺术性的青铜工艺品。

两汉儒学思想和神仙思想盛行，儒学教化和谶纬神学相交织，构成了两汉思想的基调。这些思想学说影响渗透到了各个领域中，工艺美术领域也不例外，其装饰内容也充满着这一时代特征。忠臣、孝子、烈女、义士等三纲五常的伦理人物，神话传说中的东王公、西王母、四神、羽人等，以及表现现实生活的宴饮狩猎攻战舞乐及生产，不仅是绘画，雕刻上的主要内容，也成为工艺装饰上的主题。在表现手法上，多采用平面的翦影法，刻划形象多采用翦影法的侧面处理，侧重把握物象的典型特征，注重大动向的效果，图案样式化，装饰性很强，给人以古朴浑厚的感受。其构图处理采用填充法、空间填物，不留空白，因此布局是满而多的，但运用线作分割处理，或用云气纹穿插，使它联系并统一起来，其效果是满而不乱，多而不散，大小相宜，动静相间，交映成趣。这些都构成了汉代工艺美术总的时代风格和基调。（二）秦代工艺美术秦朝国祚甚短，仅15年，但仍能从一些考古发掘中发现其在铜器、漆器和陶器三个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代工艺美术的概貌。

青铜器是秦代一个重要的工艺生产品种。秦都咸阳曾发掘出一处制铜工场，占地达900　平方米。秦代统一后对青铜器皿，尤其是兵器，控制很严格。大收天下兵器铸成金（铜）人即为一例，另外还用这些铜制品铸造了大批便利百姓的器皿，如铜质的秦权、秦量，这在考古中有大量发现。传统的青铜器如精旧的礼器、饪食器已大为减少，仍保留下若干礼器和切合实际用途的器物，如鼎、簋壶、铜镜、带钧等器物。秦鼎的造型腹浅，矮蹄足，腹间有一道弦纹，具有浓重的地方风格。陕西秦墓中出土的鼎一般具有这个特点。簋的造型是口敛、小耳、没有垂饰。秦代铜镜以湖北云梦睡虎地9　号墓出土的武士刺虎豹纹镜为代表，镜背中央有三弦纹的小钮，方形钮座四周，在细密的菱形羽地纹上，饰以两两相对的浅浮雕武士刺虎豹纹，武士手持剑、盾，作伺击向野兽发起突袭状。另外秦代还有两种具有浓厚地方艺术特色和时代特色的铜器品种，鍪和蒜头瓶。鍪是一种锅，造型优美，扁圆腹、圜底，敛颈而口沿外张，肩腹交接处常附有环耳，形成圆的调和；蒜头瓶是在瓶口处鼓大，作六瓣形蒜头状。

漆器是秦代的另一个很发达的工艺生产品种。1975　至1976年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140　件秦代漆器。这座大墓经证实为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修建的。其中有漆盒、漆壶、漆奁、漆耳杯、漆盂、漆风鸟勺、漆匕等十多种。除两件为竹胎外，其余皆为木胎。多为内红外黑，并在黑漆上绘红色或赭色花纹。其中有继承战国时期作风的，也有独创的新作。如两件漆盂心正中，用朱漆彩绘二鱼一凤，鱼的形态简单，类似现代鲤鱼。站立在两鱼之间的凤鸟，一件凤鸟头顶缨络，提起一只腿，昂首阔步在向前行走，另一件凤鸟俯首注视着什么。描绘真实生动，是两件非常优美的漆器作品。三十四号墓还出土一件凤鸟形勺，整个勺形为凤鸟，凤头作柄首，凤颈作柄，凤身作勺体，漆黑漆，并用红色和赭色画出羽毛，这是一件象生的漆器，是实用与装饰结合较好的器物。另外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两件木梳和木篦最为杰出。木梳和木篦的上部呈弧形，正反两面都有用黑漆勾线，用红、黄等色敷彩的人物装饰图案。木梳正面反面为宴饮歌舞场面；木篦的正面表现送别的场面，反面则是描写相扑的比赛，人物形象生动，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装饰性。出于商品生产管理的需要，漆器上常书写、刻划一些文字和符号，其中有的是地名，如"咸亭"、"亭上"、"许市"，有的是工匠姓名如"朱三"。

秦代陶器的制作也很发达，在首都咸阳就有许多制陶作坊，既有官营的，也有私营的。品种很多，其中有的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如茧形壶，又名鸭蛋壶，腹部向两侧扩展，酷似蚕茧，造型洗练优美，别具特色。蒜头壶也是对壶口进行艺术处理，大如蒜头，都极有地方特点。秦代陶器也同漆器一样，多印有文字，以表示产地、工匠的籍贯和姓名等。如"咸亭"、"蒲里"、"阳安"、"少厚"、"沙寿"等等。最能代表秦代陶塑工艺水平的是秦始皇陵出土的陶兵马俑，秦代工匠运用雕、塑、堆、提、贴、刻、画等多种技巧来显示主体形象的体、量、形、色、质等艺术效果，如头部的鼻、嘴、眉，主要系捏制而成，眼睛则剔挖出来，毛发是先粘泥条再行刻划，躯干是用泥条盘筑法一层层地叠筑而成，脚、腿、手系实心雕出。至于陶马各部位则分别泥塑、套合烧成。不同的部位用不同的色彩，以体现其质感，例如面部和手用粉红，以表示肤色，铠甲用褐色，而甲扣则用朱红。按身体的部位分模制作，然后粘接套合，有的是先烧后按，有的是先接后烧。这些兵马俑烧制得火候匀、色泽纯、硬度大。如此巨型的陶塑，几乎没有变形或裂缝，表明了秦代制陶工艺的惊人成就。

秦代工艺美术的一般作品造型简单洗练，注重实用，具有敦厚质朴的艺术美。

（三）汉代铜器工艺汉代的铜器沿着战国以来青铜器变革的道路继续发展。青铜器走下庙堂，回到生活之中，在制作上不再多饰花纹，以无纹饰的素器最为流行，一般仅饰以弦纹或铺首纹。汉代是素器制作成就最高的时期。汉代的素器具有一种朴实无华的独特之美，它们侧重于器物的造型，如牛灯、熊灯、雁鱼灯、朱雀灯，造型洗练、单纯而精致，有内涵，既便于实用，又可作为装饰品。当然汉代并不是不追求纹饰的时代，恰好相反，汉代对华美的追求也十分狂热，这从宫室、墓室的壁画、漆器、衣饰的华丽精美上均可以看出。也有的铜器比较华贵，施以鎏金，或饰以金银错。汉代铜镜更是汉代青铜器中极有特色的一个品种，它是朴素与繁缛、实用和艺术的统一体。它的镜面光洁明亮，一尘不染，镜背浮雕精美，在圆内极尽巧妙之构思。这集简繁二式于一身的铜镜，体现了汉人对古代文化的兼容和创新。

汉代官方制铜的机构有少府属管的尚书令、考工令，有蜀郡、成都、广汉郡的工官，其中以蜀郡、广汉郡所制的器物最为精美。

汉代铜器的品种中镜、灯、炉、奁、洗、壶最为流行，其中又以铜镜和铜灯具为大宗。此外，汉代还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雕塑品，因在雕塑艺术中已作介绍，不再赘述。下面分类介绍汉代铜器。

1。铜镜汉代铜镜的制作是继战国以后的又一次大发展，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兴盛的局面。铜镜是汉代青铜工艺中一个重要的品种，数量极大、式样丰富、制作精美。有的出自国家"尚方"的工官，汉代置左、中、右尚方，管理为皇帝服务的官营手工业，其中"后尚方"主制镜、槃、釜。有的是出自私人作坊，可从铜铭上的铭文"刘氏、王氏、邹氏""李氏"等得到证明。汉代铜镜的特点是圆形、薄体、平边、圆钮，装饰程式化。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风格，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指西汉初期至中期、末期。这时期的铜镜用平雕手法，镜面较平，花纹平整，镜边简略，装饰性强。汉初沿袭战国铜镜的装饰作风，多采用底纹与主纹相结合的重叠式手法，战国盛行的云雷纹地的蟠螭纹镜继续流行，镜背中心作圆形成矩形，有的加铸铭文，通常如"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等言语。西汉中叶，即武帝前后，铜镜的形制及花纹发生显著变化，地纹逐渐消失，三弦纹桥形纽经过伏兽纽，蛙纽及连峰状纽后，普遍变成半球状圆纽，花纹严格对称于镜的圆面中心，或匀称分为四区，当时除流行简化蟠螭纹镜外，还流行星云纹镜和草叶镜。星云纹实际上是由蟠螭纹演变而来，因乳丁甚多，星云纹镜又称百乳镜。草叶镜的纽座为方形，四周饰以对称的草叶，有的像花瓣，有的像叶片，外缘用十六个内向连弧纹作边缘。这类铜镜因流行时间长，在汉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约从宣帝开始，又出现了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一圈铭文的日光镜和有"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乎日月"二圈字铭的昭明镜，间以绳纹，连弧纹，作同心的重圈组织，均是以铭文作为主要装饰。

第二时期指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这时期主要流行规矩镜。王莽铸镜为炫耀其政绩，曾制作了一批华美而精巧的作品，汉镜以王莽时期最为精美。规矩镜：因其铸造雕镂都非常精细规矩，镜纹有规则的TLV　形装饰格式而得名，外国学者也称之为TLV　镜。其程式相当标准，一般均划分镜背而为若干装饰区，从纽座起，以圆纽为中心作为一个单独装饰单位，纽座的外形有圆形、方形、覆萼形几种。紧接着纽座的幅面为内区，是主要花纹的部位。花纹中的"T""L"形，常常是在铜镜内区的四面，对称地排列于主花中，起着穿插作用。再向外为外区，多装饰上由卷草纹或鸟兽纹以及几何纹组成的带状图案。最后的外缘区，有全素的，有作简单联弧纹的，也有加饰绳纹、锯齿纹花边的。内外区之间多加饰上铭文带。其分成五个区域，布局严谨端正，但机械呆板少变化，给人以千篇一律的感觉。规矩镜在东汉前期还在流行，但发生了一定变化。这时期的铜镜多在内区主花位置铸造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所谓四神，有的还在纽座边加上十二生肖铭文，或"左龙右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的字句，所以也称规矩四神镜。"TLV"实系古代六博的棋局，山东费县曾出土石六博盘，长沙马王堆三号墓曾出土全套博具，其棋局上均有TLV　纹。规矩镜在汉镜的发展中，是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也是汉镜中最为优秀的一种。

第三时期指东汉中期至末期。这时期镜面微凸，便于照出面形的全形，符合科学原理。镜钮变得更厚大结实。与第一时期相反，连弧形多在内区。这时期铜镜布局也更为活泼，区域划分简单，通常带有"长宜高官"或"长宜子孙"、"位至三公"等吉祥语作为铭文。这一时期还创造了浮雕式作法，纹饰较高，主要的有双夔纹镜、蝙蝠纹镜、画像镜、方铭镜（神兽镜）等。双夔纹镜打破了当时流行的以纽座为中心的内向或外向的放射式手法，而运用了对称的格式，取得了别开生面的效果；蝙蝠纹镜实际上是柿蒂纹的变形和扩张，纹样抽象化，形式美观；画像镜是以浅浮雕形式表现人物、鸟兽、花草，和当时画像石、画像砖的作风趋于一致，此类镜大多出土于浙江绍兴，几乎占90％；方铭镜也称神兽镜，指在铜镜的四周有一圈突起的半圆和方块，多表现神仙禽兽的题材。浙江绍兴是东汉后期最重要的铜镜制造中心，该地铸造的重列神兽镜和画像镜标志着铜镜纹饰的新发展。后者与前者的不同之处除神兽形象外，还有歌舞、车马、历史人物及传说故事等浮雕图象。汉代后期的神兽镜还出现一种新的图案排列形式，即作一方向的阶梯形排列，类似木雕的散点透视，称为阶段式镜，流行于建安时期（公元196-220年），又称建安式。

此外，在汉代铜镜中还有一种奇特的铜镜，即所谓透光镜。透光镜外形和普通镜一样，当镜面照向日光时，背面的花纹影像会隐约反射到与镜面相对的墙上。这类铜镜古人称为幻镜，外国称为魔镜。实际上并非真能透光，而是在制镜时产生铸造应力，在研磨时又产生压应力，因而使镜面产生与背面花纹相应的曲率，引起透光效应。上海博物馆藏有"内清质以昭明"透光镜一面。

汉代是铜镜的繁荣昌盛时期。其装饰图案和纹样丰富多彩，纹饰规律，组织严谨，具有程式化的图案美。

2。铜灯汉代是铜灯制作的鼎盛时期。在各地汉墓中出土了各式各样的铜灯，制作精巧，颇多佳作。铜灯是科学技术与造型艺术相结合的艺术品，在视觉效果上生动而亲切，在功能上巧妙而实用，其形式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为盘灯。这种灯有灯盘，一般和高足豆相近，也有许多仿生的盘灯，设计十分巧妙，如朱雀灯的灯体为鸟形，嘴衔灯盘；雁足灯的灯盏呈环形盘状，下连一雁足形支架；羊形灯的整个灯为羊形，羊背为活动的盖，翻开即为灯盘，可平置在羊头上，合盖则是一只卧羊；人形灯是以手托灯盘。第二类为虹管灯。灯体有虹管，灯座可以盛水，利用虹管吸收灯烟送入灯座，使溶于水中，这是利用科学原理以防止空气污染，同时配以优美的造型。著名的如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它通体鎏金，塑造了一优美的仕女形象，作跪地侍奉状，左手托灯，右手提灯罩，以手袖为虹管，点燃后烟尘通过衣袖而集中于人体之内，这就保持了室内空气之清洁，另外在其灯座上还有活动的环壁形灯罩，根据需要又以调整照射的方向，控制灯光的强弱，灯座、灯罩、头部和右臂还可以拆卸，以便揩拭和清理烟尘，可以说是一具结构科学、造型优美的上乘之作。1980年，在江苏邗苏二号汉墓中发现一件牛形灯，灯座为一站立的黄牛，腹中空，背负灯盏，盏上有两片可以转动的瓦状灯罩，罩上还有穹顶形盖，罩顶有弯管通向牛头顶心，可借此将烟炱收集到牛的腹腔内，牛灯通体饰以错银云气纹饰，造型别致，生动逼真，是一件非常精美的工艺品。1987年在山西朔县西汉晚期墓中出土了一件造型生动、工艺考究的雁鱼灯，全系铜铸，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雁额顶有冠，眼圆睁，颈修长，体宽肥，雁喙张开衔一鱼，鱼身短肥，下接灯罩盖，雁冠绘红彩，雁、鱼通身施翠绿彩，用墨线勾出翎羽，鳞片和夔龙纹。雁鱼灯由雁首颈（连鱼）、雁体、灯盘、灯罩四部分套合而成，鱼身及雁颈、体腔均中空相通，灯盘圆形，直壁，浅腹，内有两道直壁圈沿，一侧附灯柄，可控制灯盘转动，盘下有圈足，与雁背上的直壁圈沿以子母口套接，灯罩为两片弧形屏板，其上部插入鱼腹下的开口，下部插入灯盘内的直壁圈沿中，可左右转动开合，既能挡风，又可调节灯光的照明。灯光点燃时，烟雾通过鱼和雁颈导入雁体内，防止了油烟对室内空气的污染。雁鱼灯的四个部分又可自由拆装，便于擦洗。1971年广西合浦县望牛岭西汉墓中的一对凤灯，背有圆孔放置灯盘，凤颈高伸向后弯转，口衔喇叭形灯罩，颈部有套管可以转动调节灯光，灯罩可以使烟尘落入体内，保持室内清洁，凤尾垂地与双足保持灯体平衡，通体精细地刻上羽毛。此类灯佳作频出，构思及制作都极尽工巧之能事。另三类分别是圆筒形的筒灯，灯盘有长柄以利手持行走的、以及有链条可以悬挂的行灯和吊灯。汉代的铜灯造型丰富多彩，灯体优美，又符合科学原理，达到了实用和美观的统一，体现了卓越的设计意匠和艺术构思。

3。铜炉铜炉在汉代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品种。汉代流行一种铜制熏炉，炉体呈豆形，其下有承盘，上有炉盖，一般雕镂成山形，以象征海上仙山博山，所以又通称"博山炉"，用于烧香料用。汉代有燃香料以熏住房和衣被的习俗。汉代和西域相通以后，输入了沉檀等名贵香料，燃之香气弥漫用以熏住房和衣被。这种习俗，又和宗教意义联系起来，烟雾飘渺，如同仙境，博山炉盖上山峦群峰，常饰以飞禽走兽，山间有孔，香烟可以从孔中散出。炉座成盘形，可以盛水，以助香气的蒸发。铜炉有鎏金的，也有金银错装饰。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柄镂空，炉体饰以错金云气纹，山峦起伏的盖上布满云气和飞奔的禽兽，造形庄重饱满，线条优美，是一件极精美的工艺品。在山西浑源出土的西汉四神铜炉，炉身镂空，铸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浮雕，下施方座，由两个力士承托，是珍贵的艺术品。此外1981年在陕西兴平茂陵附近一号无名冢曾出土西汉时期的鎏金银竹节高柄铜熏炉，炉柄竹节形，共五节，节上有竹枝，座为圆形，塑一蟠龙，竹节柄的下端衔在龙口中。竹节顶端也塑三蟠龙，承托炉体。炉体下部有十组三角形，内饰龙纹，中为银带，饰四条金龙。盖作山峦形，云雾缭绕。盖口有铭文。这是一件造型特殊的罕见的熏炉作品。

4。铜壶汉代的铜壶继承春秋战国时期的传统样式，圆壶称为钟，方壶称为钫。

壶既是酒器，也是盛水器，汉代还作为量器。汉代铜壶已有定式。造型优美。小颈是鼓腹，口外侈而圈足，饰弦纹，腹侧有一对铺首衔环，此种形式具时代特色。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乐宫钟和错金银鸟篆文壶，都是代表性的精美作品。前者全身布满方格纹，其上鎏金，方格中嵌以淡蓝色琉璃，金色与蓝色相互辉映，色泽美丽；后者遍体布满纤细流畅的鸟虫文字。

5。铜奁铜奁又称酒樽，是盛酒和温酒的器皿。山东右玉县大川村出土的西汉铜奁，一件高24.5　厘米，腹部画像上下两层，两带浮雕有猿猴、骆驼、牛、兔、羊、鹿、虎、豹、熊、凤、龙、鸟等动物纹，盖上有龙、虎与羊的浮雕，有的伫立、有的奔驰、有的张望、有的缓步，动态各异，艺术手法自由而纯熟，是一件杰出的作品。

在广东东郊沙河出土的一件铜奁，也很精美。奁身用宽带纹划分为三段，并用对称的两只衔环铺首，分器身为东西两组进行装饰。上段密组各刻划上两龙一凤，中段各刻一龙一凤，近底一段用连续菱形、回纹、三角形等交错组成带状图案，盖面作花蕾形，并配置上蕉叶纹及凤纹，下有三熊足。线刻细如毫发，令人赞叹不已。

此外在汉代铜器中，常见的还有铜洗、鐎斗、铜盘等。各种类型的生活器皿均有佳作。

（四）边疆各族铜器工艺秦汉时期边疆各族创造了富于本民族特色的青铜艺术，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到他们与先进的中原文化长期交流与互为影响的事实。北方草原地区、西南地区、南越地区由于处在几种文化的交接地带，所以它们的艺术也带有一种多元性的色彩。北方草原青铜器的东胡、匈奴、鲜卑的各种铜饰牌最具特色，这些铜饰牌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结构紧凑，具有张力。小小的铜牌凝聚着一个形体，一个场面，充满着一种蓄积的力。各种形象相互衔接，紧张生动，夸张恰到好处。那些牛、马、羊、狼等动物形象以及摔跤等场面，洋溢着北方草原的乡土气息，而那些龙凤形象，则又表明了中原文化的重要影响。体现云南滇文化特色的青铜器多有出土，其中以江川县李家山、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最具代表性。其青铜贮贝器、铜扣饰最具特色，此外还有一些兵器和透雕铜饰牌。云南人青铜器的特点主要是塑而不是雕，形体的动态也是塑出来的，很少用雕线去表现结构的细节。这些雕塑极富运动感和情节性，造型准确生动，气氛紧张激烈。尤其以那些人与动物之间的较量、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搏斗最为惊心动魄，充满了力的平衡，将生与死的纠缠表达得非常成功。某些青铜贮贝器上用圆雕表现祭祀和表现战争。云南的青铜器艺术手法是写实的，完全是现实生活的再现，赤裸裸地塑造和表现一些残酷屠杀的场面，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云南滇人社会的原始性和落后性。在云南、广西、广东、贵州以及湖南、四川等省，古代还流行一种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青铜制品--铜鼓，许多少数民族都使用这种铜鼓。汉代铜鼓的制作非常精美，式样繁多，其最主要的纹饰是鼓面中心的太阳纹浮雕，那种放射式的图案给人以扩张至无限空间的感觉，敲响铜鼓后声震于耳的听觉与这种可视的光芒四射的图象相得益彰。下面介绍几类含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铜器制品，借以反映边疆地区各民族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1。铜饰牌这是浮雕加透雕的牌状形式挂在衣服或腰带上的一种特殊装饰品，也有叫铜饰板的。在内蒙古集宁、二兰虎沟、准格尔旗、和林格尔等地发现了不少匈奴族青铜造物。其中青铜饰牌有20　余面，很能体现民族性格，有的表面镀金，花纹以动物纹饰为主，常见的有蹲踞的鹿、马、虎的侧面形象，一般是单躯的；也有的由两个或多个组合而成，形象大都是侧面的，造型十分生动，神态逼真。虎的造型与当时中原地区的"白虎"大不相同，虎颈较长，头向下而颌微，身躯有力地向上拱屈，整体效果健壮雄浑，极富原始魅力，与商代青铜器、石磬上的虎纹或兽纹类似。除铜饰牌外，匈奴族青铜工艺作品还有兽头刀剑、杖头和竿头圆雕、铜带钩雕饰和动物圆雕四类，件头较小，大者不过十余厘米，小者仅四五厘米，小巧轻便。雕刻主要以动物为题材，有虎吃羊、狼吃羊、群兽搏斗的激烈场面，很有动感和生气。

另外1956年在辽宁西丰县的西岔沟发现了约为西汉中后期的古墓群，出土了大量文物。这一带是古代鲜卑、乌桓等东胡部族的活动地区，因此专家认为是东胡乌桓部遗物。所出土的20　余件青铜透雕饰牌很有特色，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游牧民族的生活情景和审美情趣。题材内容以各种动物为主，有马、牛、羊、骆驼、猎狗、猎鹰、猛虎等，表现手法鲜明有力。画上的动物或格斗厮咬、或温静相处，神态不一。《双牛饰牌》是两头水牛相向而立，牛头俯伸向前下方，两对弯角对称设在中部，翘置于背上的尾巴和腹下长毛，均用阳线构成的尖叶形，夸张而富于装饰性，构成了一幅很有神气的双牛图案。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三面铜饰牌上有骑士出猎和骑士捉战俘的场面。《骑士出猎》雕铸了两骑士按辔徐行对语的场面，虽没有疾驰射猎的场面，但武士的英姿自然可见，衣褶用阳线加以刻划，而不着重起伏变化，边框铸以自由卷曲的勾连云纹，使武士的头部和马的四足不受限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极有限的空间。另有两块铜饰牌上都雕铸了一位战士骑马仗剑，一手抓住披发的俘虏，同时一只猛犬扑在俘虏身上猛咬，生动地表现了游牧民族的现实生活。这些铜饰牌的题材所体现的生活气息极为浓厚，工艺家在这些方形或长方形的有限空间内，巧妙地组合安排，装饰变形，利用镂空的突出形象，使虚实相生，疏密有致，给人以美的享受。

这些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地区相当广大，因此这种动物纹装饰艺术在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非常盛行，和南西伯利亚以及黑海沿岸发现的"斯基泰"（古代的游牧部族）的青铜器有很多相似之处。

铜饰牌在北方游牧民族发现很多，但它绝不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专利"，在云南青铜器中也有透雕铜饰牌。后者不同于前者，其形制较大，不是片状而是圆雕。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在形式上更多变化。题材绝大多数是表现动物之间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袭击或激烈的搏斗。如《二豹斗野猪》、《二虎噬牛》中刻划野猪与豹，牛与老虎那拼死相搏、紧张至极的场面，令人惊心动魄，屏气窒息。由此可见，古代滇人艺术工匠对野兽的细微的观察能力和高超的表现技法，表现出滇人特有的审美趣味和粗犷泼辣的风格。

2。铜贮贝器这是滇人特有的用以存放货贝并具有一定政治和宗教意义的青铜器皿。

在铜贮贝器的盖面上多铸有表现集体场面的群像。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了大量别具一格的铜贮贝器，其中一件"杀人祭柱（或鼓）"的贮贝器，在直径不到35　厘米的器盖上，焊铸各种人物多达120　余躯。整个构图以"干阑"式建筑物平台上的活动为中心。台上坐一体型高大通身鎏金的人物，其旁列坐群僚。平台前置鼎镬等作"刑牲屠马，杀猪宰羊"之状，旁有猛虎、孔雀等。平台后置铜鼓和一柱一碑，柱上铸有盘蛇，碑上缚一裸体男子，平台四周还活动着男男女女各色人物。这个场面的含义，有人推测是滇王与其他部族首领盟誓的仪式。与之类似的一件贮贝器，盖上有41　个铜人，也是表现杀人祭祀铜柱的场面。一件鼓形的飞鸟四足贮贝器上表现了纺织场面，其盖上铸有18　个小铜人，表现一女性奴隶主监督一群女奴隶用原始的"腰机"艰苦织布的场面。女奴隶主抚膝安坐，闭目养神，旁有奴隶侍候。女奴隶主身材高大，身上鎏金，表现出社会地位的尊贵。另外还有验收保管布匹的人物，非常生动地展现了2000多年前滇族社会中奴隶制纺织手工业的实况。在两件表现战争的贮贝器上，一件表现为敌方士卒向滇人指挥官和士兵跪地投降，为受降场面。另一件则是一群滇人健卒在捕杀、践踏少数敌方士卒，借此夸耀本部族作为战胜者的荣耀和光荣，实际上暴露了滇人奴隶制社会的落后性和野蛮性的一面。还有一件贮贝器的盖上铸造了一组纳贡人物像，塑造了17个异族人物，他们头顶箩筐、牵着牛马，携着货物来进贡，构成了一幅滇王室统治和支配其他弱小民族的图景，其优点在于多角度地表示了纳贡人物之多的场面，给人以络绎不绝的印象。每个人物着以不同的民族服饰，穿插以牛、马等动物，使得这组雕塑组群起伏跌宕，丰富多彩。

3。铜鼓铜鼓是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的一种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铜器，它原是一种打击乐器，以后又渲化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它为民族首领贵族所独占，被视之为一种珍贵的"重器"或礼器，因此也成为被祭祀的对象。自春秋战国直至明清均有铜鼓，而以汉代制作得最为精美，式样最多，是西南许多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文物。依照铜鼓流行地区和式样不同，可分为滇系和粤系两大系统。大体上滇系铜鼓体型较小，花纹大都用单弦分晕，晕圈构成大小宽窄的变化。粤系铜鼓体型高大，鼓面多有立体的青蛙浮雕。

铜鼓的装饰花纹，常见以下几种：太阳纹是铜鼓最普遍的鼓面中心饰纹，它有两种表现形式，滇系的太阳纹光芒呈长的锐角，而粤系的太阳纹光芒则细长如针。

蛙纹是最富特色的一种装饰，均作立体浮雕状，有四只、五只、六只不等。这些蛙有的全部面向鼓心，有的背向鼓心，有的向一个方向旋转。最有趣味的是叠蛙，也称累蹲蛙，大蛙背上蹲小蛙，有多达三四层的。

鹭鸟纹：鸟头有大的羽冠，作飞翔状，姿态优美。

此外，还有舞蹈纹、竞渡纹等。

（五）汉代金银工艺我国运用金银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商周时代就已开始，到战国时又采用了金银错和鎏金等工艺，这是传统青铜镶嵌技术的新发展，对后代影响很大。到汉代，由于贵族富人追求奢华，夸富耀贵，金银工艺在战国时期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又有一定发展。汉代金银器主要是制作各种装饰用品，也制作一部分器皿。1980年曾在江苏邗江县甘泉山汉墓出土了大批的黄金首饰，其中有金胜七件，制作得非常精美，嵌有小金珠，多面反光，金碧辉煌。汉代的金银错工艺品的代表当推1965年在河北定县西汉墓出土的"金银错狩猎纹铜车饰"，车饰长26.5　厘米，径3.6　厘米，竹管状，表面模拟成凸起的竹节，使车饰分为四段：第一段表现在山峦云气背景间，有一只行走的大象，背上骑着三个人，青龙扬首跟在象的后面，周围点缀着熊、鹿、狼、马、鹤、鸟等飞禽走兽；第二段描写一骑马猎人在反身射虎，云气间点缀有各种飞禽走兽；第三段有一人骑骆驼，并有虎和野猪，熊和野牛在搏斗，周围狐狸、鹿、山羊、鹤、鸟表现出各种动态；第四段有一只正在开屏的大孔雀，前面还伫立一只较小的孔雀，鹤、雁、鸟在飞翔，獐、兔、野猪、野牛在奔跑。各段之间，用菱形纹、波纹、锯齿纹作装饰，以间隔画面，纹饰精巧，色彩精美，是一件极珍贵的金银错工艺品。另外比较杰出的作品有河北满城出土的错金铜熏炉、错金银鸟虫书壶。汉代的鎏金器，其代表作品如1968年河北满城陵山刘胜夫妇墓中出土的"长信宫鎏金铜灯"和"鎏金铜壶"，它们不仅造型奇巧，而且通体鎏金，显得精致富丽。鎏金工艺到了西汉以后更为普遍。1974年河南偃师寇店发现了一处东汉铜器窖藏，有大量的鎏金铜器，铜象、铜牛、铜鹿、铜马、铜羊均通体鎏金。但错金银及镶嵌绿松石等细工却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纯金银饰器发达起来，东汉的金银饰物在各地墓中均有出土。

（六）汉代织染刺绣工艺随着汉代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皇室、贵族、官僚豪奢之风日甚，对丝织品的需要量日益增大，生产量和消耗量都颇为惊人。汉武帝一次出游就消耗缯帛100　余万匹，他的幸臣董贤建住宅竟至"柱槛衣以绨锦"。民间有钱的人也都服用"绣衣戏弄"、"素绨锦冰"，甚至连犬马也"衣文绣"了。当时的丝织品已经成为商品在广泛流通，许多人以贩缯为业。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汉和西域的联系已经沟通，中国的丝织物以及丝织生产技术陆续传入中亚，西亚和欧洲各地。以我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连接中亚、西亚、欧洲的贸易通道，是以运销我国的丝绸织物而著名于世的，所以被称为"丝绸之路"。汉代丝织远销国外，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因此汉代丝织的需要量和生产量相当巨大。汉代的染织刺绣工艺也随之有了空前的提高和发展，很多产品不仅柔软光滑，细密结实，而且花纹瑰丽，色彩绚烂，织造意匠，图案设计，品种花色，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在我国织染工艺史上形成第一个兴盛时期。

汉代丝织物的主要产地分布在日益发展的商业大都市里。《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记，在首都长安设置负责为皇室官僚生产高级丝织物的纺织场--东织室、西织室，并由隶属于少府的东织室令、西织室令，主管纺、织、染等手工业。在齐郡临淄（今山东临淄）专设服官专制御用丝织物；在蜀郡成都、陈留郡襄邑（今河南睢县）设置工官，专司管理锦缎等织物生产及征收税帛。临淄、成都、襄邑都是当时织染工艺生产的著名地区。除官营纺织业外，还有私人经营的作坊，而且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组织。据《汉书·张汤传》载：富豪张安世家那开设雇拥工匠七百多人的织染作坊。在边远的少数作坊地区，也有比较发达的，如《后汉书·东夷传》：挹娄"知种麻养蚕作锦布"。以下，从织染工艺的种类分述其概况。

1。丝织工艺汉代丝织品的品种很多，缯帛为其总称。根据制作原料及染织技法的不同，又分为锦、绫、绮、罗、縠、纱、缣、缟、纨、绢以及织成等名目，如锦为多层织文、纨为素缯、绮为文缯等。汉代丝织花纹可分为云气纹、动物纹、花卉纹、几何纹、茱萸纹以及文字等种类。

汉代丝织品遗存至今的实物，建国前后均有发现，其中内容丰富，参考价值较大的要算是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100　多件基本完整的丝织品。其中有匹端单幅的丝织物46　段，成件衣服58　件，如同一座"丝绸之库"，给我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丝织工艺资料。出土的织染品按照丝织的品种来说，有绢、纱、罗、绮、锦缎几类。从织造方法来说，有平纹、斜纹和罗纹（纹经）。可以说，概括了汉代的主要丝织工艺。

汉代的锦是一种"经丝彩色显光"的丝织品，通称为"经锦"，这种织造图案的特点是同一图案，同一色彩，形成直行排列。马王堆出土的锦有绀地绛红纹锦、几何纹锦、香色地红茱萸纹锦、隐花波纹锦、孔雀纹锦等等。在这些织锦中，发现一种特殊织造的锦，被称为绒圈锦（起毛锦），是以往尚未发现过的精细丝织品。这是由三枚经线提花和起绒圈的经线四重组织，织出的花纹有层次，有绒圈，绒圈大小交替，纹样具有立体效果，外观极为华丽，这需要相当复杂的提花装置和起绒装置。

汉代纹绮是由一色经线上起花，在素地上显出花纹。罗是在"纠经"的织机上织出，特别是显花的纹罗，织造更为复杂。在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有菱纹锦、对鸟菱纹锦、朱罗、纹罗绣花丝绵袍、绣罗香囊等绮罗制品。纱是一种平纹丝织品，由单经单纬交织，形成方孔的表面，显得非常轻薄。在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一件素纱縠衣。这件长128　厘米，袖长190　厘米的縠衣，只重49　克，不到一两重。真可谓古人所云的"轻薄如空"、"举之若无"，为世界纺织工艺所罕见。绢和缣都是平织的，但缣比绢更为精细。绢的经线和纬线的密度大致是相等的，而缣是经线密于纬线。汉代"织成锦"在制作上和一般锦绫不同、通经继纬与唐宋时期的缂丝相像。近年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出土的汉代"织成山石树木锦"残片，即通经断纬，是珍贵的汉代织成锦实物。另外，在新疆楼兰、民丰、吐鲁番等地也曾发现过大批汉代丝织物，有"龙纹"、"云气纹"、"菱纹"、"鸟兽葡萄纹"等花纹锦、绮，还有许多文字纹，如韩仁绣、万世如意、延年宜寿、大宜子孙等。其图案设计的用色，可多至四、五色，甚至可以有三、四种颜色不受经条的限制而遍地出现。举世闻名的"韩仁锦"就是具有代表性的织品。

2。印染工艺汉代的印染工艺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关于丝织色彩，在文献上记载得较为具体的是史游所著的《急就篇》，结合湖南长沙马王堆、新疆民丰汉墓出土汉代丝绣遗物来看，可知当时至少已能染出朱红、深红、绛紫、墨绿、黄、蓝、灰、香色（浅橙）、浅驼（灰褐）、宝蓝等30　余种色泽。染色除先染线后织以外，还有在丝织及麻棉制品上印染花纹的技术，称为"染缬"。染缬的印花法，是采用小块木刻凸板套印和镂空板漏印二法。染色的染料大都是天然矿物或植物染料，而以植物染料为主。汉代的印染方法有：涂染、浸染、套染、媒染等多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织绣品，色彩十分富丽，据粗略统计，现存色相有浸染色相29　种，涂染色相7　种，其中以绛紫、烟色、青色、墨绿、蓝黑、朱红等色染得最为深透均匀。

反映汉代印染工艺最高水平的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和金银色印花纱，这是凸版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产物。前者是先用印版印出地纹，然后用朱红、银灰、深灰、白、黑五种颜色，印出藤本科植物的变形纹样，有花冠、花穗、花叶、蓓蕾、枝蔓，线条婉转，交叉自然，由此形成卷草网状图案。后者是3　套版印花：第一套印出龟背纹的骨架网格，第二套印出主花，第三套印出金色小点。其花纹是由均匀细密的曲线和一些圆点组成，曲线为银灰色及银白色，小点为金色及朱红色，线划光洁纤巧，套印较准确，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多套版印染工艺品。以上两件作品是我国印染史上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印染代表作。

另外1959年至1960年间，新疆民丰东汉合葬墓中出土的的两件蓝白印花布也极有特点。其中一件的正中印菱形网状图案，四边围绕宽窄不同的直线纹，但在花布的一边加上由圆圈组成的带状图案。另一件在大部分印有斜方纹的尽头处，印一半身人像，后有背光，袒身着缨络，手捧长形器物，神态庄严有生气，制作的相当精细，从图案的染色效果看，可能是腊染作品，是一件珍贵的印染实物。

3。刺绣工艺刺绣工艺是汉代较为普遍流行的手工艺之一，与锦缎并列，被称为锦绣。其针法有多种，如平针、辫绣、钉线绣等等，一般是用战国以来传统的辫绣法，目前苏州刺绣称这针法为锁绣。汉代刺绣的纹样与丝织的花纹相似，但其在艺术表现上更自由一些，针脚整洁，多运用简练的"线"，而不是"面"来表现形象。各地出土的汉代刺绣实物比较多，其中以新疆地区和湖南马王堆汉墓所出数量最多，也最重要。新疆地区出土的毛织物绣片用辫绣及钉线绣方法交替绣成线描勾勒的效果，不用块团，极富于立体感；在丝绸上面，则多用平针绣表现出生动的龙凤和花草纹，较织锦花纹更为生动活泼，绣艺纯熟达到极高程度。马王堆出土大量汉代刺绣的品种有乘云绣、信期绣、长寿绣、茱萸纹绣、云纹绣、棋格绣等六种绣法，花纹不同，绣法各异。其中信期绣、长寿绣、乘云绣是汉绣中的精品。信期绣针法精巧，十分精美；长寿绣用茱萸纹组成装饰性很强的优美图案，虚实相间，线条比较粗放；乘云绣在飘动的卷云中点缀神兽，色彩对比很强，花纹较大，线条也比较粗放。还有一件铺绒绣，以平针用绒线绣出棋格纹，是一种别致的作品，也是目前见到的我国最早的平针绣品。在绢、绮、罗地上绣花，以锁绣法并用绛红、朱红、土黄、宝蓝等各式丝线，绣出成朱的卷草、浪花的漩涡和豆萸的菜叶，针法细腻流畅，艺术性比锦更高。

4。麻毛棉织工艺汉代的布主要是麻葛制品。布产地的知名度当首属四川。《盐铁论·本议篇》："齐陶之缣，蜀汉之布。"《居延汉简》也有"广汉八緵布"的记载。汉代的布是以经纬的多少命名的，称为"緵"或"升"。一緵等于麻缕八十根，布宽为二尺二寸。此外，浙江生产的越布也很有名。如《后汉书·独引陆绩传》记载：会稽产越布，陆绩"常喜着越布单衣，光武帝见而好之，自是遂敕令会稽常献越布"。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精细麻布，约合21-23　升苎麻布，像这样精细的麻布需要当时一个女工花费1-2年的时　间才能织成。

当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能生产一些麻布，如云南的哀牢人生产一种称为"阑干细布"的苎麻织物。同时西南、西北等地少数民族已能生产棉布，并经过艺术加工成为名品。利用一种灌木型棉花，俗称木棉作原料，制成棉织品，如海南岛的"广幅布"，云南哀牢山区的白叠花布，均为木棉织品。西汉中期，西北新疆地区传入非洲棉。在新疆罗布淖尔的楼兰遗址中，发现过棉布残片，新疆民丰汉墓中也发现过东汉时代的两片蓝白花棉布残布。

汉代的毛织也很发达，主要生产在我国北方和西南地区。由于毛织作法不同，有多种名称，如罽、褐、毯、毡等。罽是精细的毛织物，用提花机织出花纹的称为花罽。1959年，在新疆民丰汉墓中出土了两块东汉时代的人兽葡萄纹罽、龟甲四瓣花纹罽，前者典雅清秀，完全是新疆风格；后者用纬起花法织制成龟甲纹，中间嵌以红色四瓣小花，是内地汉族人所喜爱的图案花纹。褐是粗毛织物。新疆民丰也曾出土东汉蓝色斜褐一件。毯是用马蹄形打结法织造的毛织物。新疆民丰出土的东汉毛毯残片，色彩鲜艳，花纹清晰，表现了相当高的织毯工艺水平。毡是无纺毛织物。毡有素毡和花毡两类。花毡的装饰有用各种染色羊毛铺压成花纹。在新疆许多地方都出土了汉代毡片，表现了当时新疆制毡业的普遍。制毡技术传入中原后，很快和刺绣相结合，使得毛毡制品更加绚丽多彩，使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七）汉代漆器工艺漆器工艺在战国时期发展的基础上，到汉代进入了繁荣鼎盛的时期，无论从生产上还是从艺术上都称得上是一个高峰时期。在贵族生活用品中，华丽轻巧的漆器代替了过去的青铜器，成为一种生活时尚。

汉代的漆器生产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设官管理漆器生产的就有八郡：广汉郡、蜀郡、河内郡、河南郡、颍川郡、南阳郡、济南郡、泰山郡等。此时，盛产漆器的楚地似已衰落，而四川的蜀郡、广汉郡则已成为漆器生产的主要中心，产量很大，制作精美。远在朝鲜平壤（汉时的乐浪郡）出土的漆器，从漆器铭文上表明它们或是广汉郡或是蜀郡的皇家工场的出品。从朝鲜平壤出土的汉代漆器铭文上，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一器之成，要经过很多不同的工序、工种及监造人，至少要经过素工（制胎）、髹工（制漆）、上工（涂漆）、铜扣黄涂工（鎏金）、画工（彩绘）、沮工（雕工？）、清工（清理磨光）、造工（管理全部过程的工匠）、供工（供应原料）等九道工序，并且还有一些护工卒史、长、丞、掾、令史、佐、啬夫等工官来审查和监护。从漆器铭文反映的制作年代看，从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个（公元61年）的前后100年间，当是汉代漆器生产的发达时期。

汉代漆器的出土地点很多，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其中尤以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一、三号汉墓出土的漆器最富代表性，总共出土漆器500　余件，其制作之精美，品种之齐全，代表了汉代漆器工艺的最高水平。

汉代漆器的制胎有木胎、竹胎、夹纻三种，主要是木胎。木胎作法有三种：旋削法，用于鼎、壶及大型器物；剜凿法，用于勺、匜等不规则器物；卷制法，将木料制成薄板，卷制成形，如奁、厄等圆形器物，胎体较轻。在马王堆汉墓漆器中有竹胎漆勺，造型优美。其中有些奁盒是夹纻胎和木胎相结合，盒本身是夹纻胎，盒底部是木胎，夹纻胎是先用泥或纸浆制成模，再在模上裱糊布帛，干后脱去泥模。

汉代漆器的造型比战国更为丰富，以前的漆器多为小件器皿，此时增了大件的物品，如漆鼎、漆壶、漆钫。漆器的器种有耳环、漆盘、漆盒、漆奁、漆匜、漆厄、漆案、漆几等。具体说来，每种漆器的造型也是多种多样，如漆盒，有圆形、方形、长方形、椭圆形、马蹄形，还有双菱形盒。安徽天长汉墓还出土了鸭嘴形盒，盖和器身作鸭形，设计别致新颖。就漆器的设计制作而言，既出于实用，考虑到使用的方便、放置的容积，又注意到图案纹样的变化多样性，富于装饰性。例如，多子盒是在一个大的圆盒中容纳多种不同的小盒。像马王堆出土的"双层九子奁"，奁内放置九件不同形状的小盒，在圆形漆盒的空间作巧妙的排列，既节省位置，又美观协调。又像"龙纹漆几"，几面下放置长短两种几足，可根据高低两用的使用目的放置长足或短足。这些设计都别出心裁，设计精妙。

汉代漆器的装饰手法似以新绘为主。如马王堆漆器上彩绘的技巧很高，画法生动潇洒，奔放有力，线条干净利索，用笔刚柔结合，非常华美。同时继续沿用战国新起的针刻装饰并加以发展。马王堆汉墓遣策上称用细针在漆面上刻出花纹的针刻为"锥画"。此外还发现汉代使用堆漆的方法，即挤压漆液使成装饰花纹高出画面，形成浮雕效果。最引人注目的是扣器及镶嵌、金箔贴花等技法在漆器装饰上的大量使用。汉代是扣器最发达的时代。汉代的扣器有金扣、银扣、铜扣，有的漆器几乎不用任何装饰花纹，而只是采用铜扣。漆器的黑色和金属光泽相映衬，显得格外典雅华丽。金箔贴花是西汉中期新起的一种装饰加工方法，用金银薄片，镂成为各种装饰花纹的贴片，黑漆地衬以金箔贴花，显得异常华美。镶嵌技术很精巧，用银薄片刻成柿蒂纹，镶嵌琉璃、水晶等。这种金银贴花和金银镶嵌，是唐代"金银平脱"的前身。有的用玳瑁装饰，乐浪发现的玳瑁小盒是用玳瑁片镶嵌在漆器上，运用玳瑁的自然斑纹，形成特殊的装饰效果，这也是后来　"罗钿"技法的最早应用。

（八）汉代陶瓷工艺汉代的陶瓷工艺有了进一步提高和创新，各类陶瓷已取代了一部分铜器和漆器的地位。陶器和瓷器的品种有灰陶、红陶、彩绘陶、釉陶、青瓷等，其中彩绘陶、釉陶、青瓷在汉代陶瓷工艺中最富有特色。

顾名思义，彩绘陶就是在陶器上加以彩绘，盛行于战国，到西汉仅用于墓葬中的随葬明器，但图案构成和色彩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汉代厚葬之风盛行，因而彩绘陶的制作达到了极盛，在全国许多地方的汉墓中都出土有大量的彩绘陶，仅洛阳烧沟一处，新中国成立以来，即出土汉代彩绘陶780多种。彩绘陶的纹饰大体上和同时期的漆器，纺织品上图案有着相同的地方，多以几何纹、植物纹和动物纹样组合起，有规律地组成带状，富有生活气息。在色彩配置上，有极高的装饰意趣，运用颜色的方法很多，一般以红与黄、黑与白互为主宾，混合使用。这四种颜色本来都是最强烈的对比色，所以彩绘陶器的色彩感十分强烈而鲜明。常见的彩绘陶造型有壶、盒、盆、碗、炉、奁等各种生活器皿，而以壶为最常见。河南洛阳出土的"老虎双凤彩绘陶壶"是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釉陶是指涂有黄绿色低温铅釉的一种陶器，因而又称铅釉陶，大约在西汉初，陕西关中地区首先烧制釉陶成功。西汉中期以后，这种釉陶的制作普遍盛行起来。它的主要色剂是铜和铁，在氧化气氛下烧成，铜使釉料呈现出美丽的翠绿色，铁呈黄褐色和棕红色。铅釉陶因火度较低，烧成温度为800℃左右，不宜实用，和彩绘陶一样，也是用以随葬的明器。北方地区釉陶的釉作浓黄色或浓绿色，在宝鸡一带还发现一些同时施用黄、褐、绿三色釉的器物，色调配合十分新颖。这种复色釉的原理为后代的"唐三彩"奠定了基础。北方地区盛行铅釉陶，南方地区则盛行薄釉硬陶，其烧制时火度高，釉质较硬，釉作浅黄色或淡绿色，多数是薄釉，近似于洒上的，很接近瓷器，它是青瓷发展过渡的产物。其代表作品有咸阳石桥乡任家嘴及兴平陈阡村西汉墓出土的浮雕云山鸟鲁纹绿釉陶樽，河南济源织城四涧沟西汉墓出土的棕红釉熊戏座陶灯盏、骑马俑及绿釉执盾俑，西安东汉墓出土绿釉陶水榭及河南灵宝汉墓出土绿釉陶六博俑等。

商周时代已经萌芽的原始瓷于秦汉初期在越国故地复兴。汉代的早期瓷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东汉的中后期已经进入了完成阶段。这种早期瓷器以青瓷为主。建国后，在浙江的上虞、余姚、宁波、永嘉等地发现了大量的东汉窑址，其研究成果表明，东汉中晚期，在制瓷的科学技术上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条件。浙江窑场普遍采用依山坡地形而筑的长大的龙窑，提高窑温到1300℃左右，同时也选用了高岭土一类的制瓷原料，氧化铁含量较高，能在较低的火度中烧出具有强度、硬度较高的瓷器，这是我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成就。当时早期青瓷的品种有壶、钟、罐、碗、盏、盘、瓿等，还有少量的砚、唾壶、五联罐、耳杯等。早期青瓷普遍存在上釉不匀的毛病，只有弦纹、波纹等简朴的装饰，在艺术上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在南方除浙江、江苏外，广东、湖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地也都有青瓷的发现。在北方，河南信阳擂鼓台，洛阳中州路浇沟等汉墓中也发现有早期青瓷，但未发现窑址。

（九）汉代玉雕工艺汉代玉雕技艺精湛，水平杰出。汉代的治玉技术基本上是继承战国时代的技艺而有很大的提高。汉代以前的玉雕大多以造型为主，汉时则发展了透雕、刻线、浮雕、粟纹等多种装饰加工方法。根据器形和用途，仅代的玉器可分作下列几类：一为礼品，有璧、圭等。在秦以前作为礼器的璜、琥，已作为饰物之用了。河北满城一号墓出土的玉璧有25　件，玉圭3　件，均属此类。天津博物馆所藏的白玉双螭谷纹璧，璧身满布粟纹，璧的上半镂雕动物卷草，精巧玲珑。二为葬玉，用为明器。有玉琀，作蝉形，放在死者口中。另外还有玉豚，用玉豚殉葬的习俗从两汉一直延续到隋代。最为费工费料的是用来包裹帝王后妃的及显贵们尸体的金（或银、铜）缕玉衣，是用玉片根据死者的体型大小，爵位高低，分别用金丝或银丝、铜丝连缀而成，其用意是希望尸体不朽以利成仙。最著名最完整的首推1968年在河北满城陵山刘胜夫妇墓出土的两件"金缕玉衣"（又称"玉匣"）。刘胜玉衣长1.88　米，共用玉2498　片，其妻窦绾的玉衣长1.72　米，用玉2160　片，薄玉片为长方形，四角穿孔，用纯金丝连缀成头至脚的玉石衣裳，穿缀粘贴十分牢固，结合紧凑，连为一气，十分美观，真可谓金玉联合的大型工艺三为日用品、装饰品，有玉灯、玉钫、玉佩、玉鸠杖首、玉杯、王刚卯、玉镯、玉带钩、玉剑饰等。这一时期最为流行的是刚卯和玉剑饰。刚卯是一种随身佩带的长方形玉，常刻以咒语，兼有驱疫避邪之意。玉剑饰在战国时已经产生，这时更为流行，其上多雕螭纹。如在广州象岗山南越王赵昧墓中的玉剑具上，雕饰有螭虎纹，通过高低起伏，回环倚侧的形式处理，产生忽隐忽现，变幻无穷的艺术效果，十分耐人寻味。

四为浮雕和圆雕的美术品，主要是供贵族赏玩的玉器。西汉玉雕的杰出代表作是1966年在陕西咸阳北郊出土的羽人骑天马玉雕。其质料为洁白润泽的羊脂玉，以圆雕形式雕琢而成。玉马昂首扬尾，作奔跃状，上骑一人，束巾短衣，双手紧拉鬃毛。玉马下有云状托板相连。马的姿态富有动感，而云状托板，又增加了画面的安定感。该处还出土了玉辟邪、玉熊等作品，造型都极古朴精美。东汉玉雕的杰作当推陕西宝鸡北郊东汉墓出土的玉辟邪，高18.5　厘米，造型格外威武雄奇，那昂首嘶鸣的姿态仿佛有震天撼地的力量，不愧为一件杰出的珍品。此外，北京丰台和山东即墨出土的玉舞人的那飘拂的双袖和优美的舞姿，也反映了汉代玉雕的高度艺术水平。

十、结语秦汉时期艺术的表现手法虽各有不同，但却具有共同的风格，那雄阔浑朴却不失华美精致，厚重写实却无板滞陈腐之态，而有着生动活泼的意态和神秘奇伟的幻想。毋庸讳言，秦汉艺术仍然处在草创阶段，某些形式和手法尚难能适应丰富的社会内容的表达，不免带有幼稚、粗糙、简单和拙笨的特点，但其所包含的底蕴却无比丰厚，特别是那种雄壮奔放的气势、生动活泼的情态、神奇幻想的境界、运动迅捷的韵律和冲涌旺盛的激情，反而因其手法的简练和稚拙而越显得优越和高明，以至于令后代艺术难以企及。

秦汉时期的艺术上承春秋战国，下启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它在纵向上对先秦艺术进行了成功的汲取与精炼，在横向上对四邻艺术进行了合理的吸收与融汇，从而形成壮阔豪放，自由率真的艺术特色。一言以蔽之，秦汉时期的艺术为中华民族艺术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 第031卷 魏晋南北朝政治史

一、魏晋南北朝政治概述

东汉末年，各路军阀割据争雄，东汉统一帝国名存实亡。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劫持到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试图在汉的旗号下重新实现全国政治统一，但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及人为努力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在汉帝国的废墟上出现魏（公元220-265年）、蜀（公元221-264年）、吴（公元222-280年）三个鼎立对峙的政权。公元280年，继承魏的西晋（公元265-317年）统一全国，但西晋仅稳定统治了20余年便在各种矛盾的影响下土崩瓦解。西晋灭亡后，江南相继出现东晋（公元317-420年）、宋（公元420-479年）、齐（公元479-502年）、梁（公元502-557年）、陈（公元557-589年）等五个前后相承的政权，北方则经历了十六国（公元304-439年）、北魏（公元386-534年）、东魏北齐（公元534-577年）及西魏北周（公元535-581年）等政权的统治。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后，与江南的宋、齐、梁、陈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史称南北朝时期。公元581年，隋取代已统一北方的北周政权，并于公元589年灭陈，重又统一全国，魏晋南北朝历史时期结束。上接秦汉，下启隋唐的魏晋南北朝，是介于两个统一帝国之间的分裂动荡时期，同时也是继承秦汉的历史遗产，孕育隋唐新的统一帝国的时期。

分裂和动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最突出的表面现象。在近四个世纪中，先后出现34　个政权，其间只有西晋20多年相对安定的统一时期，仅十六国北朝，中国北方就出现了三度分裂与三度统一。战争与残杀成为经常的事，攻城略地，杀人盈野，官渡之战、夷陵之战、淝水之战以及西晋灭吴之战等著名战役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宣告了这一时期的到来，而隋灭陈之战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结束，战争与这一历史时期相始终。由于秦汉长期统一的历史影响，也由于春秋战国以来儒家学说关于大一统的种种理论阐述，这一时期任何一个分裂割据政权都不认为分裂是合理的现象，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把消灭其他与自己同时的政权，实现统一，作为自己的责任，只要条件许可，它们都要在统一的旗号下发动兼并战争。正因如此，当造成这一时期分裂割据的各种因素消失后，比秦汉更为强盛的隋唐帝国便如涅槃的凤凰，从动乱中获得新生。

民族冲突和民族融合是魏晋南北朝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西汉曾经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匈奴反复交战，东汉也曾为解决它与当时西北方古老的氐族和羌族的冲突而精疲力竭，但东汉时，匈奴、氐、羌等族都已主动或被动，集中或分散，从边境地区迁居于内地，继匈奴兴起于北方草原上之后鲜卑各部也逐渐迁徙到边境地区。三国时，北方由于东汉末年的战乱，汉族人口急剧减少，少数民族内徙趋势更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正是这一潮流淹没了西晋统一帝国。西晋灭亡后，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在中国北方建立起自己大大小小的民族政权，形成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随后，游牧于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趁十六国时期各族衰弱之机南下，建立北魏政权，进而统一北方。北魏灭亡之际，北方边境还未完全丧失其民族特征的拓跋鲜卑族人及与拓跋鲜卑逐渐趋于融合的其他少数民族人，又在原北魂的统治区域内建立起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两个东西对峙的政权。十六国、北魏、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形成三个前后衔接的民族融合的高潮。由于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发生的主要地区--中国北方是汉族传统的居住地，汉族人口在总数上远多于内迁的各少数民族，根基深厚的汉族传统文化对于没有文化典籍的各少数民族又具有强烈的影响力，而汉族传统的政权组织形式亦为各少数民族政权所模仿，因此，这一时期民族冲突的结果是民族融合，民族融合又以各少数民族汉化为主流。隋唐统一帝国正是在十六国北朝以各内迁少数民族汉化为中心的民族融合基础上绽放的灿烂花朵。

魏晋南北朝是社会阶级分化最为复杂的时期，各种各样标明社会身份的名词多得不胜枚举，有些至今还未能完全探明其确切含义，而这一时期的政治史与门阀士族这一社会阶层的兴起、成长和衰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地方大族。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并普遍具有儒家文化素养，容易步入仕途，取得官职。东汉中后期，地方大族已基本上垄断了地方政权机构，并不乏世代为朝廷公卿的显贵家族，他们族大宗强，世代官宦不绝，被称为世家大族。东汉末年政治纷争及社会动荡时期，世家大族极为活跃，三国魏、蜀、吴政权的创立，或多或少都与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有关。随着魏、晋政权的和平递交，魏晋之际的高官显贵家族取得了政治上世代为高官、经济上免除徭役的特权，成长为门阀士族。东晋政权就是在流亡江南的门阀士族拥戴下建立起来的，门阀士族操纵政权因而成为东晋一代的政治特征。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独占地位使之易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冲击，后者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常用办法即是以各种手段挤入门阀士族的行列，这在南朝造成了士族队伍的扩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门阀士族的特权起着否定的作用；门阀士族凭借家族地位获取高官，又强烈干预了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南朝宋、齐、梁时期，皇帝往往通过重用非门阀士族出身的人即所谓寒人来执掌军政大权，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门阀士族的政治地位也逐渐衰落；门阀士族在优越的环境中越来越丧失其实际的政治能力，这也是他们日益衰落的重要原因。十六国北朝时期，魏晋时出现的门阀士族人士因其社会影响和他们所具有的文化知识，使他们成为各族政权拉拢的对象，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如十六国后赵及北魏，继续沿用或推行士族门阀制度，这对各少数民族汉化尤其是少数民族上层的汉化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历史的发展总要不断否定一部分人的特权，实际的政治地位总是要取代门第的影响，南北朝后期，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门阀士族都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东晋南朝王、谢高门华宅中的燕子终于飞进隋唐时平民百姓的家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无论其统治区域广阔还是偏居一隅，也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采用了秦汉以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由于社会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有所削弱，东晋时门阀士族专政，皇权更是衰弱不堪，南朝各代皇权上升，但很长一段时间还需通过宠任寒人的办法来削弱门阀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干扰。十六国北朝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在采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同时，还采用部落组织的形式统治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分治，皇权的上升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又成为各少数民族政权汉化深入的标志。

魏晋南北朝各项具体的政治制度承袭秦汉而有变化发展，成为隋唐制度的渊源。

从中央行政制度看，魏晋南北朝因袭东汉以来的发展趋势，尚书台（省）的权力越来越重，掌拟诏令的中书省及审定诏令的门下省也相继设立起来。西晋时，三省分立制度基本确立，取代了两汉三公九卿对朝廷大政的决策权力，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尚书仆射成为实际的宰相，其属下各部尚书分掌政令，而中书省长官中书监，中书令及门下省长官侍中、散骑常侍参与议政，又抑制了尚书令、仆射权力的过分集中。东晋南朝及十六国北朝大都沿用这一制度，虽由于皇权强弱不同和政治形势的差异而各有变通，如南朝尚书省的尚书令史、中书省的中书通事舍人凭借皇权实际运转这两个最高权力机构，北朝门下省长官侍中的权力特重，但三省分立制度一直沿用不绝。西魏末年及北周时期，仿《周礼》置六官，另创一套中央行政制度，隋取代北周后，仍旧采用三省制。

从地方行政制度看，魏晋南北朝承东汉末年制度，以州、郡、县三级行政为其核心，并有许多新的变化。变化之一是，由于皇权及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往往在州之上再增加一层权力机构。三国魏开始在重要的州及战略要地设置都督，代表中央控制军队，镇抚地方，地方军、政分途，但都督若使持节，有权诛杀州、郡长官。西晋时，都督制进一步发展，并多由皇室子弟担任，逐渐成为州以上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东晋南北朝各代继续实行这一制度，北周虽改都督为总管，但实质不变。各代都督府属官全由中央尚书台（省）吏部任命，而州、郡、县属官多由各级长官从当地大族人士中选择，因而都督制是中央控制地方的有效手段。但由于都督往往拥有数州甚至十余州军事大权，兼任要州刺史，势力雄厚，又成为他们干预中央政治的有利条件。东晋南朝地方与中央的冲突都与这一制度有关。北魏除采用都督制外，还广泛推行魏、晋以来即已出现的行台制，行台即行尚书台，由中央分派官员，授予尚书台（省）官员的名号或直接由尚书台（省）官员到地方，代表中央行使职权，全权处理地方军、政事宜，都督亦在其指挥之下。北魏后期及东魏、北齐，行台基本演变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职权特重者则称为大行台，一些权臣也以大行台操纵全国政权。

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变化之二是，州、郡、县系统以外的地方行政机构，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地方机构。三国魏开始在少数民族集中地区设置护军，职同郡、县，实行军政合一的统治，这一制度在十六国时期及北魏前期被广泛采用；北魏中期以前还普遍推行十六国以来出现的镇、戍制度，在偏远地区及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区设置镇、戍，镇相当于州，戍相当于郡，实施军事统治。随着各少数民族不断汉化，定居农耕，护军、镇戍制度也相继废除，镇戍也演变为军事指挥系统。东晋南朝还在蛮、俚等族居住地区设置郡一级地方机构，但并没有进行绝对统治，只表明一种统治关系，被称为左郡，在隋唐时期羁縻州郡制度中，还可以看到这一制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变化之三是，州、郡、县各级行政机构因其所在地区的地理位置及所统民户多少，被分为不同的等级，其长官以及属下官员的官品及俸禄待遇都大不相同，这在北魏及东魏北齐已发展为比较完善的制度规定，并为隋唐所继承。

二、三国鼎立（一）三国肇始公元2世纪末，一种绝望的情绪在中国北方蔓延。先是黄巾起义，后是董卓之乱，接着，那些在讨伐董卓的旗号下起兵的州郡牧守们相互厮杀，战祸似乎没有尽头；汉统一帝国的荣光已成昨日昙花，皇帝在长安被置于凉州军阀们的股掌之上，人们失去了任何权威性的保护；由于战乱，昔日繁华的都市成为瓦砾，肥沃的土地退化为荒野，军阀们或以桑椹，或以螺蚌充军饷，甚至腌制人肉供给军粮。诗人痛苦地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①面对这种形势，军阀之一的公孙瓒也完全绝望。他在驻地挖凿10　道壕沟，在每道壕沟内构筑高耸的堡垒，自己住在最里边的堡垒中，7　岁以上的男性不得进入，让女性宣达命令，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自保无虞。

正是这个时候，曹操从各路军阀中异军突起，逐渐掌握了中原逐鹿中的主动权。

1。曹操统一北方（1）"奉天子以令不臣"

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据称是西汉相国曹参之后。沛国曹氏是东汉时当地有名的大族，曹操祖父曹腾，汉顺帝时官至中常侍、大长秋，为宦官之首，历侍四帝，汉桓帝时封费亭侯；父曹嵩，曹腾养子，汉灵帝时官至太尉。曹操少年时以任侠放荡著名，但他也曾游历太学，博览群书，特别喜欢兵法。"党锢之祸"时，他上书为窦武、陈蕃翻案，当时太尉桥玄称赞他是安定天下的"命世之才"，掌握士人品题的许劭也称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①他20　岁时举孝廉为郎，步入仕途，时宦官乱政，为世人所疾。出身宦官家庭的曹操在任洛阳北部都尉时，棒杀灵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后任济南相，"除残去秽，平心选举"，不惜得罪朝中宦官，"以建立名誉"。②汉灵帝末，曹操升任西园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及董卓入洛阳，废少帝立汉献帝刘协，曹操拒受骁骑校尉之职，隐姓埋名逃回家乡，散家财，纠合一支5000人的武装。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十二月，加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牧守讨伐董卓的联军。董卓挟汉献帝西奔长安，关东牧守各图发展。这时，袁绍向昔日好友曹操表示自己将"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并问曹操的打算。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③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曹操奉袁绍之命，击败河北农民起义军黑山军白绕部于濮阳（今河南濮阳南），就任东郡太守。次年，兖州（治今山东鄄城东北）刺史刘岱被青州（治今山东临淄）黄巾军击杀，兖州官吏推曹操

①　曹操：《蒿里行》。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及注引《异同杂语》。

②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

③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为兖州牧。曹操随即击败青州黄巾军，俘获兵士30　多万，男女100　多万口，将其中精锐组建为"青州兵"，力量大增。就在此时，日后成为曹操重要谋士的兖州治中从事毛玠，向曹操提出在群雄纷争之际自存并求发展的重要策略："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①当时汉献帝西迁，王纲不振，但统治全国数百年的汉室仍具号召力，作为以皇权为依托的宦官的后裔，曹操无疑也知道汉天子在政治斗争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他极赏识毛玠的建议，当即派使辗转到长安，以示忠于汉朝廷，并利用黄巾军余众，在许县（今河南许昌市西）附近开展屯田，聚集粮食，招纳军队，获颍川（治今河南许昌市西）名士荀彧为谋主。其后三年多时间，曹操将据有南阳（治今河南南阳市）的袁术逐至淮北，两次进攻徐州（治今江苏邳县南），败徐州牧陶谦，并消除内乱，将一度袭据兖州的吕布逐至徐州。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十月，汉献帝任命曹操为兖州牧，黄河南边这块地方，成为日后曹操消灭北方割据群雄的势力基础。

兴平二年春，凉州军阀李傕击杀另一凉州将樊稠，焚毁长安宫殿，将汉献帝挟持到自己的军营中，郭汜则将汉室公卿扣作人质，相互攻杀。李傕部将杨奉叛离，于同年八月拥汉献帝东奔洛阳，他联合河东（治今山西夏县西北）白波军首领韩暹等，摆脱李傕、郭汜的围追堵截，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抵达洛阳。当时洛阳残破不堪，百官自己采集野草籽裹腹，甚至饿死于残檐断壁间。荀彧趁机向曹操建议："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①曹操于是致信杨奉，表示自己粮食充足，可以接济。八月，曹操率兵入洛阳，反对接纳曹操的韩暹望风逃走，汉献帝以曹操为录尚书事、领司隶校尉，参预朝政。九月，曹操接受董昭的意见，以求粮为名，将汉献帝及朝廷百官迁到自己的根据地许县，改名许昌，以为都城，自任大将军，从而摆脱杨奉等对汉朝廷的控制，将汉献帝牢牢地置于自己掌握之中。

建安元年九月，汉献帝下诏给当时已据有青、冀（治今河北冀县）、幽（治今北京市）、并（治今山西太原市南）四州之地的袁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②。这是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第一个政治行动。随后，汉献帝又下诏给吕布，称赞他诛杀董卓的功绩，令其与曹操共辅朝廷。献帝东迁后，关中出现权力真空，数十名大小军阀各拥兵自保，曹操任命侍中钟繇为守司隶校尉，持节都督关中诸军，凉州将马腾、韩遂分别送子到许昌为人质，曹操又通过汉天子将关中暂时置于自己的号令之下。次年，曹操又遣使任命当时已据有江东的孙策为骑都尉，继承其父孙坚乌程侯爵，领会稽太守，令其与徐州的吕布等发兵讨伐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的袁术。吕布虽事实上据有徐州，却不得不派人求曹操，希望朝廷正式任命自己为徐州牧。荆州（治今湖北襄樊市）牧刘表据地自保，名义上仍臣服于曹操控制的汉朝廷，贡献不绝。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正月，

①　《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

①　《三国志》卷十《荀彧传》。

②　《后汉书》卷七十四《袁绍传》。

渔阳（治今河北密云西南）太守鲜于辅因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终能定天下"，"率其众以奉王命"，①被任命为建忠将军、都督幽州六郡，曹操于是在袁绍后方安下一个楔子。后来曹操与袁绍决战，双方谋士估量战局，无不将曹操奉天子有义战之名作为曹操政治上居于优势的重要法码。

而且，随曹操奉汉献帝迁都许昌，他不仅获得了董昭、钟繇等原汉室臣僚，而且赢得了大批士人的归心。经荀彧推荐，荀攸从荆州、郭嘉从袁绍处投到曹操麾下，避乱江南的杜袭、赵俨也于次年返归许昌，"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②他们从各方面为曹操出谋出力，使曹操能"任天下之智力"，最终平定北方。

这样，作为政治家的曹操，在汉末群雄竞逐的局面中，胜了第一个回合，接着便施展他作为军事家的才能，消灭北方群雄。

（2）官渡之战与平定河北曹操迎献帝都许昌后，对他构成威胁的势力有依托荆州牧刘表、据有南阳的凉州将张绣、徐州吕布、淮南袁术及河北袁绍。建安二、三年，曹操两次挥师击张绣，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十一月，在曹操与袁绍兵戎相见的时刻，张绣审时度势，举军降附"奉天子以令天下"的曹操。

袁术出自东汉时"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正宗，袁绍族弟。汉灵帝末官至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董卓乱中，他逃到南阳，杀太守张咨而据其地。初平四年（公元193年）被曹操逐至寿春，遂自称扬州刺史。建安二年（公元197年）于寿春称帝。他奢侈无度而士卒饥寒交迫，称帝以后，试图联合吕布不成，遂与吕布相攻。同年九月，曹操乘机进攻，杀其大将多人。袁术逃至淮南，资粮告罄，士卒散走，于建安四年六月病死。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九月，曹操举兵进攻吕布，屠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围下邳（今江苏邳县南），引水灌城，吕布被部下执降，为曹操所杀。至此，曹操全据黄河以南地区，形成足以与河北袁绍抗衡的势力，官渡之战随即爆发。

袁绍（公元？-202年），字本初，汝南（治今河南平舆北）人。自其高祖袁安在汉章帝时担任司空、司徒之职后，历安、桓、灵三朝，袁氏四代有任三公者，号称"四世三公"，汉末州郡牧守多为袁氏故吏，势倾天下。袁绍少年时便知名全国，灵帝末，官至司隶校尉，与大将军何进合谋诛除宦官。及董卓欲立献帝，袁绍不从，愤而逃至冀州，董卓仍任命他为勃海太守以相笼络。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牧守起兵讨伐董卓，推他为盟主，"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①及联军解体，袁绍逼袁氏故吏冀州牧韩馥将冀州让与自己，其谋士沮授进策说："横大河之北，合四川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阳，号令天下，以讨未复。"②此与毛玠进曹操之策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杨奉等拥汉献帝从长安到达河东时，沮授又劝袁绍迎接。"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而袁绍另一谋士郭图却认为汉室已难兴复，当中原逐鹿之时奉迎天子，"动

①　《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三年。

②　《后汉书》卷八十下《称衡传》。

①　《后汉书》卷七十四上《袁绍传》。

②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

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不如勿迎。③袁绍从郭图之议，在与曹操的斗争中，先失一着。曹操控制献帝，使关中诸将臣服后，袁绍顿生悔恨之心，但他没有接受田丰趁曹操立足未稳而袭击许昌，夺取汉献帝的建议，忙于兼并河北四州。他以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并于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攻破公孙瓒潜心构筑的堡垒，全据河北，军队数十万；又以"盟主"身份获得荆州牧刘表的支持，形成对曹操的夹击之势。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六月，袁绍选精兵十万，马万匹，举军南进。

八月，曹操进驻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遣青州豪族臧霸率部从徐州入青州，防守东线，派于禁屯守黄河南岸，分兵守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与袁绍隔河对峙。另派卫觊镇抚关中，再次取得关中诸将的服从。南阳张绣投奔曹操，刘表拥兵十万，坐观成败，袁绍二人夹攻曹操的计划破产。这年底，曹操率军远离主战场，前往徐州平定刘备在那里发动的骚乱，袁绍又以儿子生病为由，拒绝了田丰趁势大举进攻的意见，贻误了战机。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大军进驻黎阳，遣大将颜良渡河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曹操只有三四万人，难以硬拼。四月，纳荀攸之议，领兵东趋延津（今河南延津北），作出渡河北上袭击袁绍后方的态势。袁绍分兵增援，曹操便直扑白马，斩杀颜良，解白马之围。袁绍愤而驱兵渡河追击，曹操以在白马所获辎重为诱铒，分散袁军兵力，趁势击斩袁绍另一勇将文丑，顺利地退回官渡。曹操虽获小胜，但军粮将尽，河南百姓又因赋税加重而叛应袁绍。沮授劝袁绍利用兵多粮足的优势，延续进攻速度，消耗曹操势力。袁绍不听，于八月全面进攻官渡，连营而进，东西数十里。九月，曹操遣其将徐晃于官渡北袭烧袁绍粮车千余辆，袁绍又让淳于琼督运粮饷至官渡东北方的乌巢，而其谋士许攸因事叛投曹操，透露了这一机密。曹操遂留部下固守，自己领兵五千，改用袁军的服装旗号，于夜间偷袭乌巢。袁绍闻讯，弃粮草于不顾，猛攻官渡未下，结果淳于琼被杀，万余车粮草被烧。袁绍部将张郃、高览因与郭图不和而投奔曹操。在曹操反攻下，袁绍溃不成军，率800　多人逃回河北，前后留下7　万多冤魂。

建安七年（公元202年），袁绍病死，其子袁谭与袁尚争为继承人，袁绍昔日谋士逄纪、审配拥戴袁尚，辛评、郭图依附袁谭，相互火拼。曹操趁机进攻袁绍这些"豕犬子"。建安九年二月，攻克袁绍老巢邺城（今河北磁县南），夺得冀州。次年正月，又攻下南皮（今河北南皮北），杀袁谭、郭图，随后进军幽州，袁熙及从冀州逃亡而来的袁尚逃奔辽西乌桓。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三月，曹操击灭降而复叛的并州刺史高干，河北四州全部被曹操控制，遂下令整齐风俗，抑制袁绍统治时期纵容的豪强兼并之风，将许多河北名士辟为掾、属，以利用稳固地控制这一地区。

（3）东征乌桓与西定关陇曹操平定河北时，袁熙、袁尚兄弟投奔乌桓首领蹋顿。乌桓亦作"乌丸"，这个少数族自东汉初以来便族居于今辽宁西部和河北东北部的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与汉民和睦相处。东汉朝廷曾封其首领为王，并置护乌丸校尉加以统治。东汉末，乌桓逐渐强大，借东汉衰落之机，多次叛乱，杀掠官吏百姓，并向南劫掠青、徐、幽、冀四州。建安初，袁绍在河北寻求发展，与③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献帝传》。

号令三郡乌桓的乌桓王蹋顿结盟，合力攻灭据有幽州的公孙瓒，假借汉朝廷的名义，任命蹋顿为乌桓单于，后又从乌桓各部首领的请求，以楼班为单于，封蹋顿为王。袁熙等逃奔蹋顿时，幽、冀二州官吏百姓十多万户随其东奔乌桓，对曹操新占领的河北构成威胁。郭嘉就说："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恐青、冀非己之有也。"曹操因此暂时弃荆州刘表于不顾，决意东征乌桓，铲除这股不安定的势力。

建安十二年五月，曹操率军至易县（今河北雄县西北），依郭嘉之议，舍辎重，轻军赴无终（今天津蓟县〕。八月，避开泥泞难行而乌桓已预作防御的滨海大道，经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穿越二百年来行人绝迹的山中小径，直扑乌桓居住地区。蹋顿率数万骑兵迎战，大败于柳城（今辽宁朝阳南），蹋顿战死，乌桓族众及汉人归附者20　余万人被杀，袁尚兄弟复亡奔辽东太守公孙康，不久被杀。曹操将汉民及万余落乌桓人迁到河北，招乌桓勇士为骑兵，成为他军队中最精锐的一支骑兵。

建安十三年，曹操南下夺取荆州，但随即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败于赤壁，向南扩张不成。他在镇压了汉献帝周围与之为敌的势力，稳定内部后，便将兵锋指向与他若即若离的关中地区。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春，曹操命钟繇、夏侯渊率军向关中进发，以讨伐割据汉中的张鲁为名。关中拥兵自重的将领中，韩遂名义上是汉朝的征西将军，马超为偏将军，但曹操大军进入关中，是他们不能容许的，于是二人与侯选、程银、杨秋、李堪等联合起来，共十万人马，屯守潼关，阻挡曹军。七月，曹操亲临前线指挥，他让大军继续在潼关与韩遂等对峙，暗中遣徐晃率四千精兵从蒲坂津（今山西永济西）渡过黄河，建立营寨，接应潼关被阻大军。曹军因此迅速占领渭水以北地区，向南推进。韩遂、马超等被迫撤离潼关，在渭水南岸结集。九月，曹操大军全部渡过渭水，与韩遂、马超军对阵，他通过离间的办法使马超与韩遂相互猜疑，然后发起进攻，结果马超等败逃凉州（治今甘肃武威），成宜、李谌等被杀，关中大部分地区被曹操实际占领。

建安十八年，马超纠集羌、胡等少数族，举兵陇右（今甘肃及青海东北部地区），杀凉州刺史韦康，击败夏侯渊来援之军，但随即被韦康部将杨阜、姜叙击败，马超只身投奔张鲁于汉中。在马超起兵时，韩遂也在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招动氐、羌、胡人，聚集一万多骑兵，夏侯渊率军将他击败，韩遂在逃亡中被杀。夏侯渊又趁势包围兴国（今甘肃庄浪西），驱逐先后支持马超、韩遂的氏王千万，收降其部众，关陇地区最终安定下来。

2。孙氏据江东长江东流，至今安徽芜湖附近，急转北流，自汉至唐，人们将自此以下的江南广大地区称为江东。东汉末，这一地区为扬州（治今安徽寿县）辖境。东汉时期，江东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市）二郡的经济发展很快，孕育了一批地方大族如吴郡顾、陆、张氏，会稽虞、魏、周氏等，他们在汉末动乱中还不足以形成独立的力量，参与中原争逐，因而江东地区相对稳定。"是时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①流亡江南的"贤士大夫"以徐州淮河、泗水一带的人士居多。

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三月，袁术被曹操赶到淮南后，杀扬州刺史陈温，据有其地，以其故吏惠衢为扬州刺史，汉朝任命疏宗刘繇为扬州刺史，驻曲阿（今江苏丹阳），奉汉号令，抚纳江东。不久，袁术部将孙策奉命攻杀庐江太守吴郡人陆康，刘繇将孙策之舅丹阳太守吴景及丹阳都尉孙贲逐至江北，与袁术隔江对峙，汉末动乱的战火终于延烧到江东。

孙策（公元175-200年），字伯符，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祖上无闻，其父孙坚于汉灵帝熹平二年（公元173年）以会稽郡假尉之职招募兵士，镇压了该郡许昌领导的农民起义，因此步入仕途，后因军功封乌程侯。董卓乱中，孙坚于长沙太守任上起兵北上，参与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隶于袁术。初平三年，孙坚在为袁术进攻荆州牧刘表部将黄祖时遇刺身亡，孙策于是率领他父亲留下的一支部队。

孙策在此以前，已广结江淮人士，舒（今安徽舒城）人周瑜（公元175-210年）成为他的至交好友。他代父统众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北）人张郃为他制定了自立的方略："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①刘繇驱逐吴景等后，孙策被袁术任命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率一千余兵及宾客随从数百人南进，沿途招募至五六千人。兴平元年（公元195年），孙策从历阳（今安徽和县）渡过长江，击败刘繇，据有丹阳郡（治今江苏南京市），复进军击败汉吴郡太守许贡、会稽太守王朗，消灭会稽豪族严白虎的武装。当曹操奉汉献帝建都许昌时，孙策已全据江东三郡。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术称帝，孙策让张郃致信袁术，陈述九条反对意见，要他奉戴汉朝，并与袁术断绝关系，转从曹操那里接受汉骑都尉、假明汉将军的任命。次年，曹操又以汉朝廷名义任命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并将自己的侄女嫁给孙策小弟孙匡，加以笼络。建安四年，孙策渡江北上攻袁术所置庐江太守刘勋，夺得其地，回师南下，迫降豫章（治今江西南昌市）太守华歆，势力横跨大江南北。孙策自领会稽太守，以舅吴景为丹阳太守，朱治为吴郡太守，孙贲为豫章太守，部将李术为庐江太守，又分豫章置庐陵郡（治今江西吉安市西南），以侄孙辅为太守。用彭城人张昭及张郃为谋主，托周瑜、朱治、程普等为武将，追剿山区屯聚自保、不从号令的"山越"①，收其强者为兵，将弱者充为屯田民，稳固对江东的控制，加强自身势力。

建安五年，当曹操与袁绍鏖兵官渡的关键时刻，孙策率部到长江边，部署诸江，欲袭许昌，夺取汉献帝以号令天下，但不慎被原吴郡太守许贡的部下刺杀。临死，孙策审时度势，自忖虽凭孙坚旧部及淮、泗人士夺取江东，而"深险之地犹未尽从"；从淮、泗流亡江东的"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

①　《三国志》卷十三《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

①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注引《吴历》。

①　山越是当时皖南、浙东及赣西山地居民，他们一部分是古代越人的后裔，一部分是逃亡的汉族百姓。参见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第1　版。嘱张昭、周瑜辅佐弟孙权，令孙权"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②。孙权（公元182-252年），字仲谋。他代兄统众时年仅18　岁。他诚心信重张昭、周瑜，二人也尽心扶持，在他们的影响下，鲁肃、诸葛瑾、步骘等"宾旅寄寓之士"纷纷归附孙权；孙权在诛杀江东与他不合作的大族名士的同时，又积极拉拢江东大族；对"深险之地"的山越也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孙权终于实现了保据江东的任务③。建安七年，他拒绝了曹操要他送子弟到许昌为人质的要求。

这时，孙权又萌生举军北上，奉戴汉室，建"桓、文之功"的想法，并征询鲁肃的意见。鲁肃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釁（xìn，音信，意为裂痕、缝隙）。。。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之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①孙权依计行事。建安八年，孙权西击江夏（治今湖北鄂城）太守黄祖，将这个杀父仇人逐至夏口（今湖北武汉市）。建安十三年春，孙权再次西进，击斩黄祖。孙权还未来得及夺取荆州，实现"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的战略计划，夺取河北的曹操已率大军南下，要与他"会猎"江东了。

3。赤壁之战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正月，业已稳定地控制着黄河南北的曹操，废汉三公官，不久自任丞相，独揽朝纲。七月，率军进攻荆州牧刘表。

汉献帝初平元年，皇室疏宗刘表出任荆州牧，驻镇襄阳，统今河南西南及湖北、湖南数千里地，精兵十余万。他先后接纳凉州将张绣及刘备防守北境，招徕关中、兖、豫学者，坐谈讲学，于群雄相争之际，坐守自保，不思进取。建安十三年八月，刘表病死。九月，曹操大军至新野（今河南新野），刘表次子刘琮率荆州军七八万人及荆州官吏迎降。屯于樊城（今湖北襄樊市）的刘备闻讯，率众一路向南败逃，与刘表长子刘琦所领万余人汇合，共二万余人，同奔夏口。曹操领精骑5000　追击刘备，一昼夜行军三百里，抵达江陵（今湖北江陵市），招降荆州江南数郡，遂志得意满，致信孙权，将其旧兵及收编刘琮降军所得一共二十多万的部队夸大为八十多万，表示将与孙权争夺江东，以为江东指麾可定。

孙权在鲁肃、周瑜的策划下，拒绝张昭等降附曹操的意见，决计联合刘备，共抗曹军。周瑜奉命率水军三万，沿江西进，与刘备会师，联军西上，和曹操东下之军遇于赤壁（今湖北蒲圻）①。当时曹军多骑兵，不习水战；且中原士兵不习南方水土，军中疫疾流行；刘琮新附之众又军心不稳，于是驻扎在长江北岸，与孙、刘联军对峙。周瑜部将黄盖用诈降之计，率部伪投北岸曹操大营，趁东南风之势，放火烧毁曹军船舰营帐。曹操初战败北，见无可乘之机，而孙权又在长江下游率军北击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使其面临两线作战的危险。于是曹操留大将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自己率②　《三国志　》卷四十六《孙策传》，卷四十七《孙权传》。

③　参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1　期。

①　《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

①　赤壁今地又有湖北武昌、黄冈等不同说法。

军北返。次年冬，曹仁等受到周瑜的进攻，也败归襄阳。

赤壁之战的结局，使曹操的势力被局限于北方；孙权将其地盘扩张到荆州地区，建安十五年又取得交州（治今广东广州市），并多次成功地阻击了曹操在淮南的军事行动；赤壁之战的另一赢家刘备也在荆州找到一块立足之地，三国鼎立的局面初步出现。

4。刘备"借"荆州与夺益州刘备（公元162-223年），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西汉皇室疏族，少以织席贩鞋为生，好交结豪侠。汉灵帝末，他结识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人关羽和同郡张飞，参与镇压黄巾军的活动，后又随关东联军讨伐董卓。此后十余年中，他率一标人马，辗转奔走于陶谦、袁绍、曹操之间，虽自诩为汉室之后，力图兴复汉家天下，但无稳定的地盘，也无一贯的自强方略。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在曹操的逼迫下，投奔刘表，被刘表安置在新野，充当荆州的守门人。刘备在新野，一面招聚军队，一面苦苦思索自己失败的原因，寻访谋略之士。建安十二年，他屈尊三顾茅庐，拜识了隐居隆中，当地人称为"卧龙"的琅邪（今山东沂水）人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寻求兴复汉室，"信大义于天下"的方略。诸葛亮指出，当时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而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均难与争锋；荆州地方广阔，刘表在两方夹击下将难自存，可取为基业，益州牧刘璋昏庸，内部矛盾尖锐，亦可取而有之。"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①一席话使刘备茅塞顿开，有如鱼得水之感。这便是传颂千古的《隆中对》。

作为赤壁之战的胜家，曹操败走后，刘备分兵取得了荆州长江以南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市）、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市）、桂阳（治今湖南郴县）、零陵（治今湖南零陵）四郡，推刘琦为荆州刺史。不久，刘琦死去，刘备自领荆州牧，原荆州文武如庞统、黄忠等也投到他的麾下。孙权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以示友好，同时又驻军于长江沿线的江夏、南郡（治今湖北江陵市），势力西及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使刘备难以实现进取益州的计划。建安十四年，刘备亲自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请求孙权将荆州全部让给他。周瑜要孙权趁机软禁刘备，以瓦解其新近形成的势力，但当时曹操虎视淮南，曹军仍据守着荆州北边重镇襄阳，随时可以寻机南进。孙权不敢轻起事端，于是采纳鲁肃的意见，将北部仍被曹军控制的南郡"借"给刘备，以增强抗曹力量。

建安十五年，周瑜向孙权提出与诸葛亮《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类似的战略计划，请求西取益州，进窥汉中，再夺襄阳，东西齐举，以图曹操，并邀刘备一同出军西进。周瑜不久病死，孙权奋威将军孙瑜承其计策，率水军进驻夏口。益州是诸葛亮为刘备规划的长期战略计划中的一部分，刘备既已"借"得荆州，横断长江，自不容孙权得手。于是令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今湖北秭归）、诸葛亮据南郡，自守屠陵（今湖北公安西南），沿江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层层设防，孙权只好召回孙瑜。刘备进入益州的时机随即成熟。

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汉室疏宗刘焉出任益州刺史，后改称益州牧，驻成都，辖境包括今四川、云南、贵州大部分地区及陕西汉中地区。他利用从南阳、关中进入益州的流民组成所谓东州兵，压制当地豪族，受到强烈反抗。刘焉死后，其子刘璋继任，于天下大乱之际昏庸而无所作为，如诸葛亮所说，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赤壁之战中，刘璋遣别驾张松到江陵拜见曹操，观察动静，曹操接待轻慢，后张松见刘备，刘备厚加礼接，张松还益州后，劝刘璋派军议校尉法正与刘备联络。二人均认为刘备是可以奉戴的谋略之主，于是将益州地理和军事情况向刘备作了详细的报告。

建安十六年，已平定关中的曹操有进军汉中的迹象，刘璋惧难自保，遂接受张松的意见，派法正率兵四千接应刘备入益州。刘备留诸葛亮、关羽守荆州，自己领兵数万，以庞统为军师西上。刘璋推刘备为汉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增其兵至三万人，令北击割据汉中的张鲁。刘备进至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屯守不前，树立恩德，收买人心。建安十七年，曹操击孙权于淮南，刘备趁孙权求救之机，要求刘璋补充战士万人及军饷。刘璋未能全部满足，刘备因此激怒部众，举兵南下，攻克涪城（今四川绵阳市），收降刘璋部将李严于绵竹（今四川绵竹西南），分兵平定各县，率众攻雒城（今四川广汉），在此受阻近一年。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初，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自率赵云、张飞西上，攻克江州（治今四川重庆市），然后兵分两路，赵云沿岷江攻占江阳（今四川泸州市）、犍为（今四川彭山），张飞沿涪江攻占巴西（今四川阆中）、德阳（今四川遂宁西北），合围成都。四月，刘璋开门投降。刘备将刘璋旧部及其所排斥的董和、黄权、李严、费观等纳入自己的阵营中，迅速稳定了在益州的统治，然后挥师北上，与曹操争夺汉中。

汉中原属益州一郡，刘焉入益州后，令其督义司马张鲁驻守，刘璋继为益州牧，张鲁便拥众独立。张氏世传五斗米道，张鲁自号"师君"，初入道者称"鬼卒"，入道久而诚信者称"祭酒"，祭酒各统部众，领部众多者则称"治头大祭酒"，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几近三十年①。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进军汉中，张鲁举众投降，曹操的势力深入賨人居住的巴中（今四川嘉陵江上游），威胁到刘备的生存。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正月，刘备接受法正的意见，进军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杀曹操守将夏侯渊，攻占进入汉中的门户，曹军在张郃的带领下退守阳平关。曹操急从长安赶来接应，刘备据山守险，袭击曹军，曹操进军缓慢，军粮不继，士卒逃亡，而关羽在荆州、孙权在淮南均已作出进攻姿态。五月，曹操不得不退出汉中，放弃这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刘备夺得汉中，便上表给曹操控制的汉献帝，自封为"汉中王"。收之桑榆而失之东隅，刘备虽全据益州，荆州却被孙权乘机夺走。

建安二十年，刘备夺取益州不久，孙权更要刘备交还"借"走的荆州，遭到拒绝，便派吕蒙袭取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刘备起兵东下，命关羽进驻益阳（今湖南益阳西），欲夺回失地。而曹操当时进入汉中，刘备又担心益州有失，于是与孙权讲和，沿今湘江平分荆州，将湘江东边本属自己的长

①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

沙、桂阳二郡拱手送与孙权，自据零陵、武陵及南郡南部。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留守荆州的关羽举兵北进围攻襄阳、樊城，试图将曹操的势力逐出南郡。樊城守将于禁投降，曹操控制的南阳一带骚动不安，于是打算迁都以避其锋。后按司马懿等的意见，以长江以南地方封给孙权为条件，让其袭击关羽后方。关羽获悉这一情况后，是攻是退，犹豫不决。孙权采吕蒙之计，以治病为名，召回驻于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为关羽忌惮的老将吕蒙，派年仅21　岁而名不见经传的陆逊接任。陆逊到任后，致信关羽，对他大肆恭维，关羽遂失后顾之忧，抽调后方守军，强攻襄、樊。孙权于是率军西上，以吕蒙为前锋。吕蒙等改穿商人服装，白衣过江，骗过关羽沿江哨所，直奔江陵城下，迫降江陵和公安（今湖北公安南）守军。关羽闻讯，撤军回防，及江陵失守，援军不至，便西奔麦城（今湖北当阳西南），被孙权追军围杀。

孙权夺得荆州，将刘备东出的大门紧紧关上，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两路进军中原的计划成为泡影。至此，曹操、刘备、孙权，任何一方要立即消灭另一方，改变势力均衡状态，恢复汉家天下，都是不现实的事。于是各安内部，用政治手段巩固自己的战果，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5。三国的建立及其政治制度三国的创立者们，无论是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还是在外交中折冲樽俎，无不以汉朝廷的名义行事，尽管汉朝廷只剩下一个作为摆设的皇帝。曹操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活动中，权势迅速上升，建安十三年，任丞相，独揽大政，建安十八年，受封为魏公，位在汉诸侯王之上，以冀州十郡为封国，在邺城建魏国宗庙社稷，设置百官。建安二十一年，又进封为魏王，次年，建天子仪仗，距称帝代汉只一步之遥。但在恢复汉室权威的旗号下奋斗了二十多年的曹操，并没有跨出这一步，而是以周文王自处，将称帝代汉的任务留给王太子曹丕（公元187-226年）。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逝，遗令薄葬，次子曹丕继为汉丞相、魏王，改年号为延康。十月，登坛受汉献帝"禅让"，称皇帝，以魏为国号，改元为黄初，以洛阳为都城，封汉献帝为魏山阳公。继王莽以后，再次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的合法性，这成为魏晋南朝及北朝后期权臣夺取帝位的固定模式。

曹丕称帝建魏后，以汉室继承人自居的刘备在指责曹丕为"汉贼"的同时，迫不及待地于次年三月称帝，以汉为国号，建都成都，因其仅据益州之地，史称蜀汉，或单称蜀。

据有长江以南的孙权因争夺荆州与刘备结仇，称藩于魏，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封他为吴王，孙权虽于同年十月自建年号为黄武，却不敢贸然称帝，招二国之兵，而且其内部与江东大族的关系还须调整。当一切条件成熟后，便于公元229年正式称帝，国号为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史书习以孙吴称这个政权，以别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

魏、蜀、吴三个鼎立的政权，仍奉行秦汉以来皇帝独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政治制度大体沿袭汉制，而各有变通。

在中央，魏恢复了曹操于汉末一度废除的司徒、司空、太尉三公，三公仍有部分参议朝政的权力，但主要决策权被曹操执政以后借以控制朝政因而权力猛增的尚书台取代。尚书令职权相当于宰相，下分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曹尚书，负责各项政令。魏文帝曹丕又改汉秘书令为中书令，增设中书监，以掌机密，魏明帝曹叡更加倚重中书监、令，以分尚书令决策大权。秦汉以来的九卿及所属官员，基本上成为尚书令、中书监下达的政令的执行者，汉代三公九卿分掌国家大政的制度不再推行。蜀汉初置丞相而权特重，后诸葛亮及其后继者均以尚书令之职总揽朝政，尚书令之权重于曹魏。吴则常置丞相，有时甚至分置左、右丞相，总领百官。

在地方，魏、吴沿用汉末以来形成的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蜀因只有一州，实际上实行郡、县两级行政制度，三国均未给宗室封王以控制地方的权力。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曹魏还实行一种都督制，置扬州、青州、荆州、雍州、河北等都督，代表中央，统军驻守战略要地，一些都督还兼任刺史，这一制度为两晋南北朝各代继承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各代政治。吴除了郡、县制外，还在长江沿线及江南内地一些地方设督，每位督控制一块地方，进行军政合一的统治，以加强其在突然事件产生时的应变能力。

官吏选拔制度在这一时期发生重大变化。汉代实行察举、征辟制，曹操削平北方割据群雄时，急需各种人才，而战乱的局面使察举、征辟所依靠的乡闾评议难以实行，于是经常让中央官吏推荐其家乡的人才。曹丕即位前，吏部尚书陈群吸取这一经验，创立九品中正制，在各郡设置中正，例由该郡任职于朝廷的官员兼任，中正将其本郡的士人根据才干、德行、家世等标准，评定为上上、上中以至下下九品，上报司徒府备案，作为吏部选任官吏的依据。曹魏后期，又在各州置大中正，亦以朝官兼任，统辖郡小中正，对士人品第拥有更大的权力。九品中正创立之初，将东汉末已由地方大族名士操纵的选举权收归中央，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后来中正逐渐由世家大族出身的官员把持，对士人的品评也集中于家世即父辈、祖辈官阶爵位一项上，成为影响两晋南北朝政治的门阀士族阶层形成的催化剂，九品中正制也因此历两晋南北朝沿用不绝①。孙吴虽没有这样一套完整的制度，由于江东大族作为其立国基础，大族出身的人实际上享有优先作官的特权。蜀汉因诸葛强调以法治国，官员选拔则更重实际才干。

6。三国鼎立的原因从公元220年曹魏政权创立到公元263年蜀汉灭亡，三国鼎立达43年，若以公元280年孙吴灭亡作为这一时期结束的标志，则长达61年。汉统一帝国崩溃后出现的这一长期分裂割据局面，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经济因素：政治势力的抗衡必须以经济势力为后盾。东汉时期，江东的浙东平原与益州的成都平原经济状况虽不及黄河南北地区繁荣，但都有很大进步。汉末，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称益州为"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鲁肃也说荆州地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足以为"帝王之资"②。据《后汉书·郡国志》所记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各地户口数统计，益州各郡有户152　万，人口625　万；扬州、荆州、交州除去孙吴后来未能完全控制的九江、庐江、南阳三郡，有户197　万，人口857　万。虽然就其地域广阔这

①　参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②　《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

一角度着眼，与当时全国960　万户，4，915　万人口的总数还不成比例，但在东汉末北方长期战乱，人口死伤逃亡，户口不过汉代全盛时一大郡的情况下，仍具相当的优势，这是吴、蜀得以立国的条件，而随经济发展成长起来的地方大族，则是其政治基础。而且，吴、蜀二国在短期交战后，长期结盟，首尾呼应，在三国鼎立中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虽进攻不足，但自保有余，更进一步促成了长期的三国鼎立局面①。

地理因素：在依靠步兵，以骑兵为唯一的机动力量的时代，地理条件限制了人为的努力，为分裂割据势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孙吴在建国过程中，苦心孤诣地要全据长江，而刘备则按诸葛亮的计划，进入益州，"保其岩阻"。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虽很快削平了北方群雄，却一时间难以对躲在长江及崇山峻岭后面的孙权、刘备用其技。三国鼎立时期，孙吴凭借浩浩荡荡的长江，沿江置督，扼守要津，文长期在长江北岸沿线控制着一条狭长地带，以保障长江天险。魏文帝曹丕虽数次进攻淮南，兵临长江，却只留下了"嗟乎！固天之所以隔南北也"的感叹②。蜀国则东边屯兵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防孙吴经三峡西进，北边则依靠秦岭天险，扼守山间谷道，并利用秦岭南坡疏缓、北坡陡峭，易守难攻的地理形势，多次主动出击曹魏③。蜀有崇山之险，吴有长河之固，曹魏只得"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因祁山"①，处处设防，暂时承认鼎立对峙的局面。

人谋因素：汉末三国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长期动乱不仅造就了曹操、刘备那样老资格的政治家，激烈竞争也使年轻人脱颖而出。孙权继守江东只17　岁，陆逊被委以长江中游军事重任时，也只20　多岁，诸葛亮在26　岁时便提出了纵观全局、指点天下的隆中对策。曹、刘、孙各网罗人才，积极进取，武将驰骋疆场，文士运筹帷幄，终于使三国分立局面得以形成。

三国鼎立结束了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的战乱局势，使社会经济得以在相对安定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三国鼎立又是对秦汉统一帝国的否定，不过统一的传统使割据的任何一方都不承认这种分裂局面。曹魏用"黄初"作第一个年号，孙吴相继用"黄武"、"黄龙"，都旨在表明自己是汉法统的继承者，而蜀汉则一直以汉室正宗相号召。这些都预示着因势力平衡而暂时出现的分立对峙只是新的一轮竞争的开始。在上述三国鼎立形成的三个因素中，只有地理因素是一个不变的条件，在魏晋南北朝及这一时期以前、以后的历史过程中，一直发挥着影响，而经济和人才却是两个不断变化的条件。当战国、秦汉以来经济繁荣、人文荟萃的黄河流域从战乱中摆脱出来并逐渐恢复后，三国间的势力平衡便不复存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者便打着统一的旗帜，克服地理障碍，结束了分裂割据局面。

①　参周一良《论诸葛亮》，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1月版。②　《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吴录》。

③　参侯甬坚《魏蜀间国界线的地理学分析》，中国魏晋南北史学会第四届年会提交论文。

①　《三国志》卷三《明帝纪》。

（二）三国政权的政治轨迹1。魏魏文帝曹丕是与其父曹操、弟曹植并称为"三曹"的著名文学家。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他依靠曹操所创基业，称帝建魏。同年，将魏的玺绶等物授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以加强对入塞匈奴部落的控制，并设置护鲜卑校尉，以镇抚这一北方草原地区继匈奴之后兴起的游牧民族。次年，魏又借西域鄯善、龟兹、于阗等国遣使朝贡的时机，设戊己校尉，屯田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恢复了东汉后期一度中断了的中原政权同西域地区的关系，扩大了魏的影响。魏文帝还于黄初三年、五年两次率兵抵达长江北岸，欲攻取江南不成，但却乘势削平了青、徐一带的豪族势力，巩固了魏的统治①。魏文帝以东汉外戚专权为戒，下令"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②。他还将曹氏子弟封王者的封国置于远离京城的地方，令封王各归封国，不使留京预政，并严加约束，王国官属均以才能低劣者充当，王国军士最多不过200人，且以年老残疾者充任，以此加强皇权及中央集权。他还继承了曹操一贯坚持的节俭作风，于黄初三年预作遗嘱，严令死后薄葬。黄初七年五月，魏文帝病重，立其子平原王曹叡（公元205-239年）为皇太子，令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辅政。

魏明帝曹叡即位的当年，孙权趁曹丕新死之机举兵进攻襄阳。次年，蜀汉降将、新城（治今湖北房县）太守孟达复叛投蜀汉，蜀丞相诸葛亮进驻汉中，开始他的北伐活动。曹叡遣司马懿击败孙权，消灭孟达，自己坐镇长安，派曹真击退诸葛亮，后令曹真、司马懿多次击败诸葛亮的北伐。景初元年（公元237年），世代据有辽东的辽东太守公孙渊叛魏，自称燕王，改元绍汉，设置百官，并策动鲜卑部落侵扰魏北边疆土。次年正月，魏明帝令屯守长安的司马懿率军4　万击公孙渊。八月，司马懿攻克襄平（今辽宁辽阳），追杀公孙渊、公孙修父子，诛其所置公卿百官以下7，000　多人，消灭了这股割据势力，收降辽东、玄菟（治今辽宁沈阳市东）、乐浪（治今朝鲜平壤）、带方（治今朝鲜沙里院南）等四郡。

魏明帝崇尚儒学，重视刑律，他经常亲自主持审判重大案件，并令陈群等将行用已久、繁缛不堪的《汉律》删减为《魏律》18　篇，又制行政法令《州郡令》45　篇，《尚书官令》及《军中令》共180　篇。

当时，北方安定日久，社会上玄学思潮兴起，一些年轻的士大夫官僚崇尚玄学，声称才能与品行不相一致。尚书诸葛诞、中书郎邓飏等15人结为朋党，相互标榜，以散骑常侍夏侯玄等为"四职"，诸葛诞等为"八达"，中书令孙资子孙密、中书监刘放之子刘熙及吏部尚书卫臻子卫烈为"三预"，以示入流①。魏明帝宣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之饼，不可啖也。"②尊崇其祖父曹操以来排抑浮华朋党的政策，于太和四年（公元230年）二月

①　参田余庆《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问题》，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3　期。②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

①　《三国志》卷二十八注引《世语》。

②　《三国志》卷二十二《卢毓传》。

下令，郎吏须学通一部儒家经书，确有治民之才，经博士考试合格，才加任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①。两年后，诸葛诞、邓飏等人均被贬黜。魏明帝还令散骑常侍刘劭制定《都官考课法》，试图加强对官员的考察。由于长期稳定，魏明帝放弃了其父、祖崇尚的节俭作风，后宫贵人以下至于仆役多达数千人，又夺兵士女子以充后宫，仿朝廷百官制女官等级，享受百官同样的禄秩。他常往来于洛阳、许昌之间，在两处大修宫殿苑囿，并让公卿大臣负责营建。

景初三年，魏明帝病死，临终遵照魏文帝宗室藩王不得辅政的遗训，以武卫将军曹爽为大将军，同司马懿辅佐年仅8　岁的太子曹芳即位。

司马懿（公元178-251年），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自东汉以来，司马氏世代有人作将军、太守等官职，以儒学传家，为当地大族。曹操为汉司空时，曾欲以司马懿为司空府属官，司马懿推辞，因此一度受到猜忌，后出任曹操丞相文学掾，以勤于职事而被信任。曹操为魏王，任他为太子中庶子，辅导曹丕。曹丕即帝位后，对他尤其信重，封他为侯，官至抚军将军、录尚书事，参与军国大政，临终又让他与曹真等辅佐魏明帝。魏明帝时，司马懿因平孟达、阻击诸葛亮等功升任太尉，获得总掌全国军事的名义。曹芳即位后，司马懿与曹爽各领3000　士兵，轮流居皇宫处理政事。

与年高德重、功勋卓著的司马懿相比，年轻的曹爽权轻势弱。为了抑制司马懿，曹爽引用他所亲信的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执掌政令，何晏专掌选举；又以毕轨为司隶校尉、李胜为河南尹，掌握京城地区的行政大权。并按何晏等人的意见，加强尚书对朝政的决策权，又让小皇帝曹芳下诏，以优宠为名，免去司马懿太尉之职，授以太傅虚位，任命曹爽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统领禁军。

曹爽所引用的都是魏明帝曾经贬抑的"浮华之士"，他们这批人好《老子》、《庄子》等书，喜欢清谈，崇尚虚无，在当时颇有名声，何晏则是魏晋玄学的开山鼻祖。他们主持朝政后，试图按自己的思想改革政治，因此经常改变前代奉行的制度，并贬黜阻挠其改革的资深的朝廷大臣。曹爽等人又奢侈无度，引起老一代官僚的普遍反对，使他们结合在司马懿周围，反对曹爽等①。正始五年（公元244年），曹爽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采纳邓飏等人的意见，不顾司马懿的劝阻，发兵六七万人出击蜀汉，"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②。结果无功而返，更使其失去民心。到正始九年，司马懿与曹爽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这年五月，司马懿称病不预政事，以麻痹曹爽等，暗中却与其子、掌管禁军的中护军司马师等谋诛曹爽，曹爽等人也准备在次年三月以武力解决司马懿。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初六，曹爽等随同皇帝曹芳到洛阳90　里地外的魏明帝高平陵去扫墓，司马懿乘机以皇太后的命令，闭洛阳城门，令司马师率兵屯司马门控制皇宫，自己率兵屯洛水浮桥，切断曹爽归路，派人劝曹爽自动归罪，许诺免官不杀。曹爽于是拥曹芳还洛阳，当即被软禁。初十日，曹爽兄弟及何晏、丁谧、毕轨、李胜以谋反之罪被杀，诛及三族，司马懿独掌朝政。

嘉平三年（公元251年），亲附曹氏的太尉王凌于扬州（治今安徽寿县）

①　《三国志》卷三《明帝纪》。

①　参王晓毅《正始改制与高平陵政变》，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　期。②　《三国志》卷九《曹爽传》。

密谋举兵诛除司马懿，废曹芳，拥曹操之子楚王曹彪为帝。四月，司马懿先其未发，率大军南征，收杀王凌及其党羽，均诛及三族。六月，司马懿病死，其子司马师以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等职继掌军政大权。嘉平六年二月，中书令李丰及原曹爽同党夏侯玄谋诛司马师被杀，司马师趁势废黜年纪已大的曹芳为齐王，另立魏文帝曹丕孙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次年正月，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合谋起兵，传檄州郡，以讨司马师为名。司马师带病出军，将他们击败，死于回军途中，其弟司马昭以大将军、录尚书事的身份继掌朝政。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五月，征东大将军诸葛诞据扬州起兵，连结孙吴，反司马氏，次年二月被司马昭击杀。甘露五年正月，司马昭晋升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高贵乡公曹髦见权势日去，愤怒地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其辱。"①自率数百仆役欲攻司马昭，被杀。司马昭复立曹操之孙、14　岁的常道乡公曹奂为帝。

司马懿父子在控制朝政，铲除异己的同时，增置州大中正，给世家大族出身的高级官僚操纵选举提供更大的方便条件，他们还将国家屯田民及公家的土地、耕牛赏赐给朝廷公卿，以获取他们的支持。司马懿父子还先后击败了来自孙吴诸葛恪及蜀汉姜维等人的进攻。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五月，司马昭命钟会、邓艾灭掉蜀汉。次年三月，司马昭进爵为晋王，但他还没来得及取代曹氏的帝位，便于同年八月病死。西晋建立后，为了表彰他们的创立之功，追尊司马懿为宣王，庙号高祖；司马师为景帝，庙号世宗：司马昭为文帝，庙号太祖。

2。蜀汉（1）蜀、吴夷陵之战与再度结盟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七月，刘备称帝继汉不久，举全国大部分兵力，沿江东下击孙权，欲夺回荆州，为关羽复仇，且借以夸耀武力，以图自存。孙权夺取荆州后，迅速将政治中心从建业迁到长江中游的武昌（今湖北鄂城），派陆逊督军进驻巫县（今四川巫山）、秭归（今湖北秭归），防刘备东下。刘备来攻，孙权遣使求和，遭到拒绝，遂向曹魏称臣，接受魏吴王之封爵，以免遭两面受攻的危险。刘备则以镇北将军黄权督军游弋于长江北岸地区，以防曹魏进攻自己。

蜀军顺流而下，气势甚盛，迅速攻占秭归。陆逊将上游诸军撤回以避敌锋芒，固守猇亭（今湖北宜都北）。章武二年二月，刘备率军至猇亭，前锋抵夷道（今湖北宜都），在陆逊的阻击下，不得前进，遂将水军移到岸上，在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一带的山岭中安营扎寨，连绵700　里，与陆逊相持数月。至闰六月，陆逊趁蜀军师老兵疲之机反攻，放火烧蜀军营帐，连破40　余营，刘备逃归白帝城，蜀水陆军资损失殆尽。黄权因归途受阻，也于同年八月举军降魏。陆逊惧魏乘机攻江南，不敢乘胜追击，撤军而回。九月，魏军攻淮南。十月，孙权遣使与蜀讲和，刘备也只得派使酬答，孙权于是建年号为黄武，以示不奉曹魏而独立，三国鼎立局面被肯定下来。

章武三年四月，刘备病死于白帝城，临终从成都召来丞相诸葛亮，将子刘禅（公元207-271年）托附给他，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

①　《三国志》卷四《高贵乡公纪》注引《汉晋春秋》。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①五月，刘禅即位，改元建兴。六月，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豪族雍闿起兵反蜀汉，与孙权联络，孙权遥授以永昌太守之职，本不稳固的蜀、吴关系又出现裂痕。为了给稳定因夷陵之战失败而不安定的内部创造条件，诸葛亮执行他在《隆中对》中提出的"东连孙权"的既定策略，于十月派尚书邓芝出使孙权，订立共抗曹魏的盟约，孙权于是与魏绝交。建兴七年（公元229年），孙权正式称帝，诸葛亮力排众议，放下汉室正统继承者的架子，派卫尉陈震前往武昌祝贺，登坛盟誓："自今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②所谓"分土"，指蜀、吴二方预先对消灭曹魏后作出的势力划分：吴有徐、豫、幽、青四州，蜀有并、凉、冀、兖四州，司州以函谷关为界，西属蜀汉，东归孙吴。从此，蜀、吴间再无战争，为其各安内部，长期与曹魏并立创造了条件。

（2）诸葛亮治蜀与北伐曹魏诸葛亮在刘备死前，采用恩威并施的策略，使随刘备进入益州的人士与原刘璋的旧部逐渐融为一体。他辅佐刘禅执掌大政后，开放言路，集思广益，"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③。对于破坏团结的尚书令李严、长水校尉廖立等，严加惩处，忠于蜀汉的益州人士如李恢、张嶷、马忠等都得到重用，以此从政治上稳定了蜀汉政权。他又令修复都江堰，发展农业；置司盐都尉与司金中郎将，掌管盐铁；蜀锦即使在三国对峙时期也远销魏、吴两国。蜀汉时期，成都平原继战国秦汉以后，经济进一步发展。

内部稍安，诸葛亮便着手平定南中。南中指益州南部越嶲（suǐ，音髓。治今四川西昌）、益州、牂（

āng，音臧）柯（治今贵州黄平西南）、永昌（治今云南保山西北）四郡，这一地区从汉武帝开西南夷以来，一直和中央政府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刘备据益州后，置庲降都督于建宁（今云南曲靖），统治这一地区。建兴元年（公元223年），益州郡豪族雍闿趁刘备死去的时机，杀太守正昂，策动当地少数族，反对蜀汉统治。越嶲豪族高定、蜀牂柯太守朱褒也随之起兵。当与孙权的联盟巩固下来，内部趋于稳定后，隐忍不发的诸葛亮便于建兴三年分兵三路，进入南中。

诸葛亮自率西路军经安上（今四川屏山）进入越嶲郡境，击杀屯兵据守的高定。五月，渡过泸水（今金沙江），穿越人烟稀少的地区，与从僰（bò，音驳）道（今四川宜宾）出发、攻下牂柯的马忠部及庲降都督李恢率领的一支军队会师于益州郡。当时雍闿已死，孟获继统其众抗击蜀军。诸葛亮采取"攻心"战，七次捉住孟获，又将他放掉，终于使孟获心悦诚服，放弃抵抗。平定南中后，诸葛亮将原南中四郡增改为六郡，在迁徙部分当地豪族到成都的同时，尽量委任当地人作六郡官吏，一些当地豪族人士还被召到成都作官，孟获就官至监察百官的御史中丞，这样，蜀汉在南中的统治稳固下来，在分裂局势下，实现了局部地区的统一。诸葛亮还在南中推广牛耕等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当地少数族逐渐从深山密林中迁居平地，修建城邑，务农种桑，西南腹地逐渐得到开发，为西晋时在当地置宁州，使之成为中央所属一级地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②　《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

③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方行政机构创造了条件。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南中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成都，南中地区的少数族人万余家被迁到内地，借以组建成一支所向无敌的部队，这些都增强了蜀汉与曹魏对抗的军事和经济势力。

建兴六年（公元227年）春，诸葛亮上表给蜀后主刘禅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①随后即率军进驻汉中。次年春，遣赵云等率部据箕谷（今陕西襄城北），作出由斜谷（今陕西眉县南）直袭曹魏关中重镇长安的姿态，自率主力，从汉中西北进军祁山（今甘肃礼县祁山堡），试图先取陇右，再居高临下以图关中。蜀军经长期准备，兵精将勇，魏陇右天水、南安、安定等郡相继叛魏响应蜀军。魏明帝曹叡亲自到长安坐镇指挥魏军阻击，魏将张郃于街亭（今甘肃秦安东北）大败依山据守的蜀军前锋马駿所部，蜀全军震动。诸葛亮遂退回汉中，怒斩马駿以明军纪，并请求后主将自己贬官三等。建安七年冬、八年春，诸葛亮又率军两度进攻曹魏，夺取武都（治今甘肃成县）、阴平（治今甘肃文县西北）二郡。建兴八年六月，魏军分三路主动进攻汉中，诸葛亮率军阻击，魏军因连日大雨，道路不通，军粮不继而退。建兴九年春，诸葛亮率军围攻祁山，与魏军统帅司马懿相持，不久因军粮不足退回。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春，诸葛亮率领经过长期整顿的十万大军，出斜谷攻魏，驻军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与在渭水南岸背水筑城的司马懿对峙。司马懿采取拖延待敌战术，诸葛亮求战不得，于同年病死于五丈原，蜀军随即内讧，退回汉中。历史上将诸葛亮这五次出军路线不一的主动出击及一次防御行动习称为六出祁山。

诸葛亮北伐，使国小民疲的蜀汉长时间对势力雄厚的曹魏处于进攻姿态，但势力悬殊也使他只能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企图，难有重大发展，但他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常为后人所称道。

（3）蜀汉的衰亡诸葛亮死后，蒋琬（公元？-246年）、费祎（公元？-253年）相继执政，他们力求维护蜀汉内部稳定，继续与孙吴保持和好关系，对曹魏也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二人仍和诸葛亮一样，常率军驻汉中，"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①，对曹魏实行战略防御。费祎执政时，卫将军、录尚书事姜维（公元202-264年）屡欲从陇右大举进攻曹魏，费祎加以劝阻说："吾等不如丞相（即诸葛亮）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无以为希冀儌倖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②费祎死后，姜维不久升任大将军，总掌军事大权，连续出击曹魏，均被魏大将邓艾等击退。景耀元年（公元258年）以后，后主刘禅宠信宦官黄皓，黄皓控制朝政，试图用自己亲信的右大将军阎宇代替姜维。姜维则经常屯据沓中（今青海东南境），景耀五年后，不再到成都朝觐，蜀汉北门汉中的防御力量因此削弱。由于豪族兼并人口，蜀汉末国家所控制的户数与人口数已分别由东汉中期的152　万和625　万下降到28　万和94　万，这94　万人口中，军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①　《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

②　《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

队及大小官吏就有14　万多。国弱民疲，人才缺乏，内部矛盾激化，蜀汉已难抵御曹魏的进攻。

魏景元四年（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魏执政者司马昭遣三路大军灭蜀，镇西将军钟会率军十余万突破蜀军防线，由斜谷、子午谷穿越秦岭，直据汉中；征西将军邓艾率军三万攻姜维于沓中，姜维撤军至桥头（今甘肃文县北），又受到自祁山而来的魏雍州刺史诸葛绪率领的三万大军的阻击。姜维突围至剑阁（今四川剑阁西），与从成都奉命北上御敌的廖化、张翼等军会合，据险与钟会、邓艾相持。邓艾出奇策，率军经阴平山中小径，绕过剑阁天险，直扑江油（今四川江油北），逼降蜀守将马邈，然后进攻涪城。蜀涪城守将、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败守绵竹，与子诸葛尚战死，绵竹陷落。成都的蜀汉君臣慌作一团，或主张投奔孙吴，或主张逃至南中，最后刘禅采纳光禄大夫谯周的意见，于十一月向邓艾军投降。在剑阁与钟会对阵的姜维、廖化等也奉后主之命自动解除武装。蜀汉经二主43年而亡。

3。吴（1）孙权时期的政治孙权17　岁从其兄孙策手中继承江东六郡基业，此后近二十年中，他利用其父、兄所收罗的以淮泗人士为核心的文士和武装，不仅巩固了在江东的统治，而且据有荆州及交州，全据江南，与北方的曹魏和西边的蜀汉鼎足对峙。在其初期，孙权曾严厉惩罚不合作的江东大族人士，后来为了实现保据江东的政治目的，又竭力加以拉拢、利用，随着淮、泗人士的自然减少，江东大族人士逐渐在孙氏政权中取得主导地位，孙氏政权也最终稳定下来。黄武八年（公元229年）四月，孙权正式称帝，改元黄龙。九月，将都城从武昌迁到建业。

孙吴虽据有长江以南广阔地区，但当时只有浙东平原及长江中游平原经济相对繁荣，广大江南腹地还有待开发。为了增强与魏、蜀对抗的势力，孙权进一步讨伐江南山地居民，以补充兵员及劳动人手，在长江沿线大兴屯田，鼓励农耕。孙权还试图从远方异域获取人口和军资，黄龙三年（公元231年），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精兵一万远征夷州（今台湾）和亶州，因卫温等仅获取数千人而还，孙权将他们处死。嘉禾二年（公元233年），孙权又不顾丞相顾雍等人的劝阻，令太常张弥等率兵万人，携带珍宝到辽东，封割据该地的公孙渊为燕王，欲以此威胁曹魏并获取辽东战马。结果公孙渊杀张弥等人，将其所送兵士财物据为己有。孙权向外扩展失败，但还是和高丽（今辽东及朝鲜北部）、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天竺（今印度）、大秦（罗马帝国）发生了联系，使海外交流较汉统一时期有新的发展。

孙氏依靠淮、泗人士夺取政权，又仰赖江东大族加以巩固，在这一过程中，孙吴允许将领世袭领兵，并赐予大量土地，使他们拥有荫庇人口不纳赋税的特权，即所谓世袭领兵制和复客制①。土著的江东大族的政治、经济势力更是迅猛发展，"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②。这在一定

①　参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②　《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

程度上又与专制皇权发生冲突。孙权命边镇将领将妻儿送到建业为人质，又置校事，审查州郡及百官文案，引起大将军陆逊与太常潘濬等人的反对。赤乌元年（公元238年），孙权虽杀因窃弄权柄而引起公愤的校事吕壹，但并未废除这一制度。及其晚年，沉湎于酒，果于杀戮，大臣将相均有不自安之心。

孙权晚年，将相大臣围绕其继承人问题分为对立的两派。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等拥护太子孙和，而骠骑大将军步骘、大　司马全琮等支持孙和的弟弟鲁王孙霸，"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①。孙权本人偏爱孙霸，谴责、不信任拥护孙和的大臣。赤乌八年，陆逊忧愤而卒。孙权怕引起冲突，于赤乌十三年采取断然措施，废孙和，杀孙霸，以自己最小的儿子孙亮为太子。太元二年（公元252年），孙权病死，临终令大将军诸葛恪入朝，以太子太傅的身份辅孙亮即位。

（2）孙吴政争与灭亡诸葛恪（公元203-253年），字元逊，为孙权创业功臣诸葛瑾长子，蜀汉丞相诸葛亮侄。诸葛恪少以才干知名，后征讨山越，北御曹魏，皆有功勋。陆逊死后，孙权任命他为大将军，驻武昌，代陆逊领荆州事。诸葛恪拥孙亮即位后，废除校事，取消百姓欠交的赋税，除关税，恩待朝臣，"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②。

诸葛恪仰慕叔父诸葛亮之为人，赞赏其勉力北伐曹魏的志向，认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王者当"务兼并天下"③。他认为吴与魏相比，势力相差甚远，保据江东结果只能是坐而待毙，应趁司马氏据曹魏政权不久，政局未稳之机进攻。建兴元年（公元252年）十月，诸葛恪率大兵修复孙权为了阻遏湖水以挡魏军而修建的东兴堤（今安徽含山西南），并于同年十二月击退前来争地的曹魏7　万大军，诸葛恪因此受封为阳都侯，加荆扬二州牧，督中外诸军事。次年三月，诸葛恪征发20　万人进攻曹魏，围攻魏合肥新城，至八月未拔，兵士因疲劳暑热，死伤涂地，诸葛恪被迫撤军，损失惨重。

诸葛恪放弃孙吴保据江东的一贯政策，大发士众，引起拥有世袭领兵特权的大族们的不满，"百姓骚动，始失人心"，至其无功而返，"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①。同时，孙权晚年因继承人之争而引发的矛盾还未消失，诸葛恪本人似有再次拥立孙和的意图，并有迁都武昌的打算，使矛盾更加激化。建兴二年十月，宗室、武卫将军孙峻与皇帝孙亮合谋，趁诸葛恪赴宴之机，将他杀死。孙峻以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等职辅政。

孙峻本无功勋名誉，执政以后，信任宗室，排斥大臣，以刑杀树威，内乱迭出。太平元年（公元256年），孙峻病死，其同祖弟孙綝以侍中、武卫将军、领中外诸军事等职继掌朝政，骠骑将军吕据上书请以卫将军滕胤为丞相，以分其权。孙綝遂杀吕据、滕胤，自为大将军，总揽军政大权。次年，孙亮亲政，不满孙綝专权，对其表奏多加责难，并选兵士子弟3000　多人在宫苑中操练。太元三年九月，孙亮谋与太常全尚、将军刘丞等人诛杀孙綝，孙綝将全尚、刘丞杀死，废孙亮为会稽王，另立孙权第六子琅邪王孙休为皇帝。

①　《三国志》卷五十九《孙和传》注引《通语》。

②　《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③　《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①　《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孙綝晋升为丞相、荆州牧，其兄弟孙据等同时封侯，"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②。这年十二月，孙休在将军张布、丁奉的帮助下，在孙綝入朝时将他杀死，诛及三族。从此，孙吴政争才逐渐缓和下来。

孙休虽除掉孙綝，但他只不过是一个"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③的君主，无多大作为，他又特别喜欢打猎，竟因派人到交阯郡（治今越南河内西北）征调孔雀、大猪，引起当地人的反叛。他用其宠信的濮阳兴为丞相，掌朝政，张布为左将军，掌宫城禁卫，二人因权弄巧，相互勾结，使百姓失望，孙权以来在长江沿岸置立的屯守士兵，竟因赋税过重，生活无着，乘船往来于长江上，作起生意来。

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孙休死，当时司马氏控制的曹魏政权已灭掉蜀汉，孙吴人心震恐。濮阳兴、张布遂拥立孙和之子、23　岁的乌程侯孙皓为皇帝，以稳定人心。孙皓刚即位便暴露出残暴骄横、酗酒好色的本性，并于同年十一月将后悔拥立他的濮阳兴、张布杀掉。此后，孙皓宠用小人，滥施酷刑，横征暴敛，大修宫室，境内暴动不断，而"大臣将相，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①。只因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西晋后，需要一定时间整顿内部，陆逊之子陆抗在荆州竭力撑持，孙皓才得以苟延残喘十五六年，于其天纪四年（公元280年）三月向西晋大军投降。

②　《三国志》卷六十四《孙恪传》。

③　《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休传》。

①　《三国志》卷五十三《薛综传》注引干宝《晋纪》。

三、西晋的统一与瓦解（一）西晋的建立及其政治制度1。西晋的建立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权臣司马懿发动政变，诛杀执政的曹爽及其党羽，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操纵朝政。他们先后击败了王凌、毋丘俭、诸葛诞等亲魏势力的武装反抗，诛杀与其不合作的朝廷大臣与名士，笼络朝中权贵，任意废立皇帝，并趁蜀汉衰弱之机将其消灭，司马氏的地位日益巩固。魏元帝曹奂延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昭由相国、晋王建天子仪仗，设晋国官属，取代曹魏只是一个时间选择的问题了。

延熙二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其长子、晋国王太子司马炎（公元236-290年）承父、祖遗业，继为相国、晋王。九月，以魏司徒何曾为晋国丞相，镇南将军王沈为御史大夫，中护军贾充为卫将军，议郎裴秀为尚书令，魏只剩下一个名号。十二月，司马炎用曹魏代汉的办法，登坛祭天，受魏"禅让"，取得帝位，封魏帝曹奂为晋陈留王，以晋为国号，改元泰始。历史上为了把这个以洛阳为都城的政权同随后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的司马氏政权区别开来，因洛阳位于建康西北，称之为西晋。

2。西晋的政治制度西晋的政治制度上承曹魏，别有创新，有些为东晋南北朝所奉行，深刻地影响了西晋一代及其以后的政治。

（1）三省制度的初步确立西晋代魏，同曹魏代汉一样，以王朝禅代的方式和平地进行，曹魏时的显贵大都成为新朝的开国元勋。司马炎称帝后，模仿古代名称，杂采近代制度，同时设置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名号，号称八公，以宠待勋臣贵戚。其中太尉、司徒、司空虽沿汉魏仍有宰相之称，但除了司徒还拥有掌管州郡中正对士人乡品的品第职权外，与其他五公一样，几乎都是尊宠虚衔。由于曹爽及司马氏父子先后操纵曹魏政权时，都利用尚书机构发号施令，使汉魏以来权力日益上升的尚书机构在西晋时取得了朝廷大政的决策权。尚书台（省）以尚书令、尚书仆射主掌，西晋初尚书台下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度支、屯田六位尚书，后又改置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书，六尚书分掌三十五曹，各曹以郎中负具体责任。尚书台长官尚书令、尚书仆射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职权上，都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事的真正宰相，有时皇帝还特置录尚书一职以委任权宠，全极处理尚书台事务，太常等九卿及地方官员，均奉尚书台命令行事。曹魏设置的中书省长官中书监、中书令不仅掌管诏令、文书的撰定，而且参议政事，地位、声望都较曹魏时期大为提高。门下省长官侍中、散骑常侍等既保持其在皇帝身边为皇帝提供政策咨询的权力，又获得审查尚书机构上行下达的文案的职权，权力增重，这样，三省基本上取代汉代的三公九卿，成为中央皇帝之下的最高权力机构①。

（2）分封制的演变分封制是西晋政治制度中一个重要内容。早在魏延熙元年（公元264年），司马昭任相国执掌朝政时，尚书仆射裴秀便奏行五等爵制，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及县公、大国侯、次国侯、大国伯、次国伯、大国子、次国子、男共八阶，封授勋旧，司马氏党羽"自骑督六百余人皆封"②。其中司马懿弟、魏太傅司马孚食邑万户，地位等同于魏宗室诸王，其余县公食邑1800户，封地75　里；大国侯食邑1600　户，封地70　里；次国侯邑1400　户，地方65　里，以下爵位每降一阶，食邑户数减200　户，封地减去5　里，至男爵食邑400　户，封地10　里。裴秀本人即封为济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户，以高苑县济川墟为侯国"③。属次国侯。

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十二月，晋武帝司马炎刚即帝位，又改革分封制度。鉴于当时人议论以为曹魏宗室诸王力量弱小，使司马氏才得以顺利取代曹魏，晋武帝将其祖司马懿以下宗室子弟均封为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兵千五百人"④。司马炎叔父司马干、司马伦、司马亮分别封为平原王、琅邪王、扶风王，弟司马攸封为齐王，均为大国，司马炎叔祖安平郡王司马孚则超越制度，食邑户数多达4　万户。司马炎的弟弟、堂兄弟、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同时封王者达27人。司马氏创业的勋臣贵戚均加封进爵，为公为侯，封邑达1　万户者为大国，5000　户者为次国，不满5000　户者为下国，大司马石苞、车骑将军陈骞、尚书令裴秀、侍中荀勖、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骠骑将军王沈、司空荀彧、镇北大将军卫瓘均封为公。

泰始元年分封以后，因宗室诸王均留居京城洛阳，未到封国，制度规定的王国军队仍未建立。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司马炎因齐王司马攸声望很高，担心身后将出现皇位继承人之争，想让他到自己的封国去，再次制定分封食邑制度。司马宗室诸王封国仍分大国、次国、下国三等，而下国亦"制所近县益满万户"，三等王国皆置中尉统领王国军队，大国诸王除嫡长子世代继承王爵外，其他儿子均"各以土推恩受封"为公；功臣封公者，封国制度如小国王，亦以中尉领兵，郡侯封国内也可以置1100人的军队①。于是诸王多回到自己的封国中，其因职未归封国者，大国置守土100人，次国80人，下国60人。晋武帝曾就这一制度询问中书监荀勖的意见，荀勖认为：诸王当时大多担任各地都督，若让他们各归封国，将使西晋控制地方的力量削弱；而且分割郡县，充实封国，将使被移徙的百姓怨声载道；王国置军，也会削弱国家军队的数量。晋武帝根据荀勖的意见，对都督制作了一些调整，使之与分封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详见下述。

晋武帝平定江南后，为了将军权收归中央，下令罢减州郡所领军队，少

①　参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第159-188、283-290、337-34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　版。

②　《晋书》卷三十五《裴秀传》。

③　《晋书》卷三十五《裴秀传》。

④　《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

①　《晋书》卷二十四《百官志》。

数边郡虽仍有军队，也被大大削减，诸王国军队成为地方主要的武装。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淮南相刘颂又上书，认为诸王封国方圆千里，但军力不足，"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宜令国容少而军容多"，增加王国军队数量①。

西晋分封制度并未实现晋武帝巩固司马氏政权的初衷，封王们结纳封国内的士族人士，引用在西晋士族制度确立以后难以仕进的寒族士人，形成一个个与中央政权相背离的政治集团，并凭借其王国军队争取自己的利益。晋末八王之乱中，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均凭其"国兵"起事，参与最高权力的争逐②。

（3）都督制的定型西晋沿袭汉魏，地方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全国统一后，共分19　州、173　郡，州置刺史，属官有别驾、治中、从事等；郡以太守主事，若为诸王封国所在，则郡称为国，太守则改称内史，属官有主簿、记室、录事等；大县置令、小县置长，下有主簿、录事史等属员。

为了加强中央特别是司马皇室对地方的控制，西晋将曹魏时已采用的都督制进一步制度化。早在司马氏代魏以前，司马氏子弟即已以都督或监军的身份出镇许昌、邺城、长安等战略要地，为司马炎顺利称帝建晋提供了条件。西晋建立后，曾试图在宗室诸王封国内建立军队，但初无成效，因此都督制得到广泛推行。宗室诸王及一些功臣被授予都督诸军、监诸军、督诸军等名号，出镇地方，掌一州或数州军事大权。都督若加使持节可以不经禀报朝廷而杀地方二千石以下官员；若为持节则平时可杀无官之人，战时权限同使持节者；假节者可以在战时杀犯军令者。由于都督掌地方军事，州刺史虽拥有将军名号，也只专掌民政。

咸宁三年，晋武帝改定分封制度，遣宗室诸三各归封国。为了解决"诸王已为都督，若遣之国，则阙方任"等问题，按中书监荀勖的意见，"使军国各随方面为都督"，实行"转封"①，即一方面将诸王都督辖区转到其封国所在地区，一方面将诸王的封国转封到其时本人任都督的辖区内。前者如同年扶风王司马亮改封汝南王，出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伦改封为赵王，督邺城守事，勃海王司马辅改封为太原王，监并州诸军事；后者如东莞王司马乂当时任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遂改封为琅邪王，汝阴王司马骏因当时任镇西大将军、使持节、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遂徙封为扶风王。诸王封国在其都督区内，使他们得以长期留任，如赵王司马伦坐镇邺城达14年之久。这种诸王封国与其都督区相合的制度在西晋末因政治渐乱，不再严格执行，但都督制本身却并未废除，东晋南北朝各代均加沿用，在东晋成为士族专兵，凌驾皇权的重要手段，南朝各代又借宗室诸王以都督身份出镇地方，来加强皇权，而这种制度在南朝也与西晋末八王之乱一样，成为皇室内部冲突的祸因②。

晋惠帝末，由于战乱，州刺史加军号者也得以领兵，置长史、司马等属官，以掾、属分曹主事，西晋末至东晋初，军府掾、属逐渐改称为参军事。

①　《晋书》卷四十六《刘颂传》。

②　参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黄山书社1987年4月第1　版。

①　《晋书》卷三十九《荀勖传》。

②　参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1　版。历东晋南北朝，州刺史及一些郡太守例带将军号，设置军府属官，刺史无军号则被习称为单车刺史，于是州既有掌民政，由州刺史从该州人士选任的别驾、治中等僚属，又有由中央尚书吏部任命的长史、司马、参军事等属官，形成州刺史下军事、民政分属不同机构的双轨制。

（4）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三国魏初，魏文帝曹丕为了抑制浮华朋党之弊，采纳陈群的意见，郡置中正，根据当地士人的品行、才干及家世评定为九品，作为吏部授人任官的依据，由中央官员兼任的中正逐渐影响到吏部的用人权。司马懿执掌魏政后，又奏置州大中正，中正进一步操纵了士人的入仕途径。到西晋时，九品中的二品（一品从未有人，形同虚设）逐渐取得了作官的优先权，特别受重视，被称为上品，其余各品则被看作是寒士下品。由于中正之职实际掌握在魏晋禅代之际荣宠不绝的官僚贵族手中，士人品评中品行、才干两项已不被重视，唯计门资定品，家世官爵即所谓"门第"、"阀阅"成为品评的主要依据，上品因此基本上由朝廷显宦子弟把持。西晋初年刘毅上奏陈述九品有"八损"说："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①。与刘毅同时的段灼也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也。"②得上品的官僚贵族子弟极易步入仕途，而且升迁迅速，他们一入仕，即可担任尚书郎、秘书郎、著作郎、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等职闲位重的官职，这些官职也由此被称为"清官"、"清职"。晋武帝初年虽多次下诏征用"寒素"，试图加强皇权对官员选拔的干预，改变寒门下品升进无路的状况，但终难扭转现实。如诗人左思在其《咏史诗》第二首中感叹的那样："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武帝在灭吴之后颁定的"户调之式"中，不仅允许官员据官品占有土地和人口，而且规定"士人子孙亦如之"①，给予在政治上已享有实际权利的"士人"以经济上占有人口并免除徭役的特权。这样，汉魏以来政治经济势力不断上升的世家大族终于形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中一个特权阶层，士族门阀制度因而确立②，门阀士族遂成为东晋南朝政治中一种最为活跃的政治势力。

①　《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

②　《晋书》卷四十八《段灼传》。

①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②　参唐长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二）西晋灭吴晋武帝承父、祖之业建立西晋时，其统治地区包括今天整个黄河流域及西南三省，对凭借长江天险统治江南地区的孙吴政权形成包围之势。由于春秋战国以来，自三皇五帝以下天下一统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而且有秦汉大一统的历史影响，晋武帝和他以后的分裂时代有作为的君主一样，立志要统一天下，混一六合，并有九州，创建传之万代的功业，并借此使自己免于"有禅代之美，而功业未著"③之讥。西晋建立后，晋武帝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巩固新建立的政权，发展经济，使西晋初年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力量上升，而孙吴在孙皓的残暴统治下，将相离心，国弱民疲，危亡可待。

孙吴立国江南，以江面宽阔、波涛汹涌的数千里长江为其地理屏障。孙权称帝以后，为了依托当时经济最为繁荣的江东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地区的经济作为立国基础，将政治中心从武昌（今湖北鄂城）迁到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以免江东地区的财物逆流运输的不便，并相继在西起建平（今湖北巫山）、东至京口（今江苏镇江市）的长江沿线设立二十多个军事区，设督统领，防御北边的曹魏及西方的蜀汉。在孙吴长江防线中，以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市）一带的上游地区尤为重要，孙吴时期，吕蒙、陆逊、陆抗等著名将领先后驻守荆州，总管上游军事，以加强这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区的防御力量。由于蜀汉被司马氏兼并，并为西晋政权继续统治，孙吴联络蜀汉，共抗曹魏，以保据江南的战略失去效力，荆州地区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孙皓凤凰三年（公元274年），荆州牧陆抗临终上书说："西陵（今湖北宜昌市）、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汎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他部，以救倒悬也。。。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①并说自己辖下只有数万已衰弱不堪的士兵，请求将荆州军队增加到八万人，但孙皓不以为意。陆抗死后，孙吴内部的官员即已认识到吴亡之势已成。吴丹阳太守沈莹说："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矣！"②晋武帝即位不久，便开始作灭吴的准备工作，并将孙吴荆州地区作为伐吴的首攻方向。他任命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撤销江北都督，将其军队并归羊祜全权统领，后又听从羊祜的建议，让益州刺吏王濬留任，加龙骧将军，监益州诸军事，暗中修造船舰，为顺流东下灭吴作准备。羊祜在襄阳坐镇十余年，兴置屯田，整顿武备，与镇守江陵的孙吴大将陆抗对峙，多次招诱孙吴边将叛投西晋。陆抗死后不久，羊祜便向晋武帝提出了灭吴作战的具体计划："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如此，军不踰时，克可必矣。"①晋武帝对此大为赞同。咸宁四年（公元278年），羊祜死后，晋武帝又根据他的推荐，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③　《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①　《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陆抗附传》。

②　《三国志》卷六《孙奂传》注引《江表传》。

①　《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都督荆州诸军事，代羊祜主持伐吴大计。

当时朝廷重臣太尉、录尚书事贾充等反对进攻孙吴，认为吴有长江之险，南方人善于水战，北方人难以取胜。咸宁五年十一月，晋武帝力排众议，下诏伐吴，令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伷进军涂中（今安徽全椒）、安东将军王浑进军牛渚（今安徽当涂西北）、建威将军王戎进军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杜预率军进攻江陵、龙骧将军王濬与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水军沿江东下，军士东西各军共二十多万，实施羊祜先前提出的全面进攻、重点突破的战略计划。晋武帝虽逼迫反对出兵的太尉贾充担任大都督，自己却在度支尚书张华的协助下，实际担任起灭吴各军统帅的工作。

晋军来攻，吴丞相张悌虽认识到败局已定，仍勉力率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等三万多人的军队渡江迎战王浑军，结果全军覆没，张悌等三人战死。晋王濬、唐彬所率八万水军顺流而下，攻克西陵，杜预攻占江陵。次年二月，王濬、唐彬奉晋武帝命令，继续东下，与胡奋、王戎合军攻下夏口、武昌，"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广，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②。三月，王濬军逼近建业城下，王浑、司马伷部也渡过长江，从陆路攻向建业。孙皓穷途末路，放弃抵抗，自己将双手绑在胸前，让人抬着棺材，向王濬投降，孙吴统治的扬、荆、交、广四州共43　郡313　县并入西晋版图。唐朝诗人刘禹锡凭吊古迹，感叹孙吴灭亡之速，赞赏王濬所建奇功时写到："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①西晋灭吴，结束了汉末以来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全国重新统一。晋武帝在平吴的次月，改元太康。太康十年中，由于战争状态结束，人心安定，生产进一步发展，社会经济一时间呈现出繁荣景象。但西晋帝国中孕育着各种促使其瓦解的因素，使西晋的统一像一现的昙花，随即凋谢。②　《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①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三）统一帝国中的不安定因素1。薄弱的政治经济基础西晋继承了秦汉统一帝国奉行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专制皇权为中心，通过行政官吏实施对地方的统治，用强大的军队消灭各种反抗力量，这是秦汉统一帝国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秦汉统治者与其统治的广大百姓之间固然存在尖锐的矛盾，但秦尚吏能、行法治，重功爵，西汉初期一度重用军功贵族，不久便推行察举、征辟制，按统治者的标准将社会上有才干及德行的人纳入统治集团中，并打击豪强兼并，维护社会安定，这使皇权乃至整个帝国政治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特殊的社会阶层的利益，具有相对广泛的政治基础。自西汉后期，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一批豪族地主，他们逐渐与儒教结合，取得了作官吏的优先权，在东汉时形成了一个集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于一体的世家大族阶层，他们在社会上有极大的影响，东汉帝国由分裂割据的三国政权取代，与这种社会阶层的活动有很大关系。经过魏晋政权和平递交，在魏晋之际连为高官的一部分世家大族取得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成为门阀士族，他们把持西晋政权，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大部分人也被排挤出上层统治集团之外，更不用说那些躬耕的百姓与贩夫走卒了。由此，西晋帝国的政治基础远较秦汉统一帝国薄弱。

奉汉统一帝国有维护其统治的政治哲学。秦按法家学说治国，将一切纳入法的轨道，西汉初期，统治者鉴于秦严刑峻法而速亡，崇尚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董仲舒兼采儒家和阴阳家学说，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论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认为上天是世间万物的主宰，皇帝正是接受上天赋予的权力，统治天下百姓。东汉末年，儒家经学由于沦于繁琐荒诞而彻底衰落，一种代表世家大族的哲学思潮逐渐酝酿成熟。三国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倡导一种"贵无"的学说，成为魏晋玄学的宗师，他们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以"无"为本源。后在司马氏执政时，嵇康、阮籍因不满司马氏专权，攻击司马氏这个儒学世家标榜的儒教社会伦常及政治制度，亦即所谓"名教"，主张超越名教，崇尚"自然"。但无论王弼等所贵的"无"，还是嵇康等崇尚的"自然"，都还是世间万物的最高主宰，是万物得以生存的条件，到西晋时，郭象将玄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万事万物并没有一个主宰，而是相互无关独自突然产生的个体，"独化而足"。哲学思想固然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但它毕竟折射着社会现实。从"贵无"到崇尚"自然"，再到"独化"，我们无疑可以看清魏晋时期形成的门阀士族从要求摆脱专制皇权的控制、寻求自身发展，到最后获得政治经济特权，足以靠门地自存的发展历程。因此，西晋时，门阀士族纷纷放弃其汉魏以来世代相传的儒家经学，投入玄学的怀抱，董仲舒为汉帝国潜心构建的那一套实用哲学在现实政治中便失去了效力。与此相应的是，维护门阀士族家族利益的"礼"与"孝"等观念大受重视，并在现实政治中得到提倡①。我们可以看到，西晋灭亡之际，地方豪族往往结坞自保，或举族流亡，当轴权贵也急于备置三窟，不再有两汉末年那样大规模的"勤王"之

①　参祝总斌《略论晋律之"儒家化"》，载《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1　期；唐长孺《魏晋南北朝的君父先后论》，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师，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秦汉帝国以为数众多的自耕小农为赋税徭役的基础，并从中征发维护帝国统一的军队。东汉极盛时，载于国家户籍的民户为969　万，人口4915　万，而西晋全盛时的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仅有377　万户，这些为国家控制的民户中，很大一部分为西晋分封制下王、公们的封地百姓，他们每户要将本应交给封建国家的4　斛租中的一半及3　匹绵中的1　匹交给受封王公。国家法令还允许官员从一品到九品分别占有50　顷到10　顷的土地，拥有50　户到1户佃客，"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其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②，即这些人均可免除向封建国家承担的徭役。贵族、官僚们在制度允许范围外，千方百计多占人口，进一步削弱国家的经济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西晋政权又设置叠床架屋的政府机构，为数众多的大小官员均仰赖国家控制的数量不多的民户。由于"官众事殷，复除猥滥，蚕食者多而亲农者少"，所以在号称繁荣的太康初年便出现"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①的窘况。经济基础薄弱使西晋政权只能继续沿用三国魏创立的士家　制度，直接控制一部分人口作为兵士来源，并大大削减它在地方的军队。沉重的赋税徭役负担又使一般百姓难以承受暂时的天灾与动乱，遂使西晋末出现封建政府无以遏止的流民，他们成为西晋帝国掘墓人中的一部分。

2。不稳定的江东西晋在灭掉孙吴后实现全国统一，而孙吴政权仰赖东汉以来江东地区业已成长起来的世家大族作为它的政治基础，他们是孙吴世袭领兵制及复客制的受益者，因而势力进一步膨胀，拥有大片田庄和成群的依附人口。西晋虽灭掉孙吴政权，却不可能铲除这些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只好"其牧守以下，皆因吴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简易"②。尽管这样，江东地区仍极不稳定，吴将复兴的政治谣言到处流行。晋武帝因此向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人华谭询问"绥靖新附"的办法，华谭说："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之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③一句话，要承认江东大族既得利益。晋武帝虽下诏将江东人士陆机、陆云、张翰、周处等召入洛阳，但他们在门阀士族当政的西晋政权中难以施展才干，张翰常思念江东，陆机则委身于成都王司马颖，参与八王之乱，顾荣、戴渊等见西晋政乱，便各归江东，自图发展。西晋虽从军事上实现了统一，却未能从政治上将这种统一巩固下来。

3。日益尖锐的民族问题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西晋时期，承汉魏以来民族关系的发展②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①　《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

②　《晋书》卷三《武帝纪》。

③　《晋书》卷五十二《华谭传》。

趋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东汉末至三国时期，由于战乱，中原汉族居民大量迁徙死亡，人口成为各种割据势力控制的目标，汉代统一时期居于边境或偏远地区的各少数族也成为掠夺和迁徙的对象，一些少数族也趁内地人口减少之机主动内徙。曹操击败袁绍后，远征辽东，消灭袁氏残余势力，并将亲附袁氏的三郡乌桓迁到河北，后平定关陇，又将大量氐族人迁到关中各郡，与氐族一样原居于今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地区的羌族人也大量地迁居关中。东汉初年举国内徙至今内蒙古草原的南匈奴则逐渐南移，曹魏时分为五部，族居于今山西汾水河谷，曹魏及西晋初期，游牧于蒙古草原的众多的匈奴部落受到草原上新兴的鲜卑族的压力，亦纷纷迁到长城以南地区。在今汾水河谷与匈奴杂处的还有一个自称为匈奴后裔的民族--羯族，不过他们鼻子高耸，眼眶深陷，与源出蒙古人种的匈奴人差别颇大。

在上述内徙的氐、羌、匈奴、羯人的外围，东到辽东，西至今　青海，横跨蒙古草原，一个新兴的游牧民族集团渐趋活跃。这个总称为"鲜卑"的民族集团，起源于今大兴安岭东麓，当蒙古草原　上的匈奴帝国在西汉武帝以来连续打击下解体后，他们逐渐向西迁徙，吞并融合残余的匈奴部落及从西伯利亚南下的丁零族，　力量逐渐强大。东汉末年及曹魏初，鲜卑先后在蒙古草原上建立起以檀石槐及轲比能为首的部落联盟，其内部社会关系也逐渐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曹魏末年到西晋初期，鲜卑慕容部、宇文部、段部据有辽东、辽西；拓跋部雄居塞北，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为其政治中心，并先后与魏晋政权发生政治联系。鲜卑乞伏部及拓跋部的一支迁徙到今陕西、甘肃北部边境地区，而慕容鲜卑的一支吐谷浑则移居到青海草原。

在内徙的乌桓、匈奴、氐、羌等少数族中，一部分成为西晋政权的编户齐民，承担封建国家规定的赋税徭役，其主体部分则族聚而居，虽受封建国家的控制，但各自有王、侯、部帅等首领。封建政府的剥削、王公贵族对少数族人口的掠夺以及与汉民杂居时造成的民族纷争，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各少数族首领也往往利用这种矛盾，伺机获取自己的政治权利。西晋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境内的鲜卑人秃发树机能举兵反晋，西晋损兵折将，直到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才将其镇压下去；泰始七年，南匈奴右贤王刘猛起兵反晋，因其内部不和迅速败亡；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匈奴豪族郝散起兵攻上党郡（治今山西黎城南），不久战败被杀；元康六年（公元296年），郝散弟郝度元率冯翊（治今陕西大荔）、北地（治今陕西耀县）一带杂居的匈奴人和羌人起兵，秦州（治今甘肃甘谷西）、雍州（治今陕西西安市）二州的氐人和羌人群起响应，推氐族首领齐万年为皇帝，到元康九年（公元299年）才被西晋政府镇压下去。

曹魏末至西晋时，一些有识之士越来越注意到少数族内徙后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并提出种种解决办法。曹魏末年，邓艾就曾向执政的司马师建议遏止匈奴南单于统辖其部民的权力，逐渐将关中地区与汉民杂处的氐人和羌人迁到他们原来的居住地区；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御史中丞傅玄又请求在今陕北地区新置一郡，将秦州数万鲜卑人迁到该郡及其毗邻的安定郡（治今甘肃泾川北），以绝后患；太康初，侍御史郭钦又提出将居于关中的氐、羌迁到北地、西河（治今山西离石）、安定等郡，募徙汉民充实上郡、冯翊，以死罪囚徒及中原兵士之家充实平阳（治今山西临汾西）北部各县，防止匈奴势力的发展，并"渐徙平阳、弘农（治今河南灵宝北）、魏郡（治今河北磁县南）、京兆（治今陕西西安市）、上党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使"裔不乱华"①。及关中氐、羌、匈奴等族共拥齐万年反晋，晋山阳县令江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论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而各少数族"以贪鄙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是隐伏的大患，因此提出具体的"徙戎"措施，"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②西晋时，各少数族内徙的各种原因并未消除，政治经济基础薄弱的西晋政权要解决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问题，也难骤收成效，而沉迷于奢侈的西晋统治阶层也不可能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因此，江统等人基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传统观念提出的种种迁徙少数族的措施，不可能实行，他们对少数族乘机起兵的忧虑在西晋末年终于因八王之乱而成为事实。内徙及将要内徙的各少数族不仅将西晋帝国送入坟墓，而且在其后两个多世纪中，在中国北方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

①　《晋书》卷九十七《匈奴传》。

②　《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四）西晋的瓦解1。政坛奢侈之风与清谈之弊西晋皇室本出世家大族，又因执政而夺取政权，魏代公卿大臣亦为新朝开国元勋，没有经过艰难的创业过程，西晋建立后，也少有励精图治之举。晋武帝虽在灭吴之战中显示出他的政治才能，但他过分优宠贵戚大臣，听任其结党营私，争权夺利。晋武帝本人也追求享乐，泰始九年（公元273年），下令选取公卿以下女子充入后宫，禁止百姓婚娶，灭吴之后，又将孙皓后宫5，000　多人全部收取，宫女万人，许多人受到他的宠幸，以致于他无所适从。他还卖官取钱以供享乐，被人当面指责为不如东汉桓、灵二帝。上而如此，下必甚焉。太尉何曾衣服装饰，极尽奢华，一日餐费达万钱，还说没有可口的饭菜。何曾子何劭亦官至三公，奢华超过乃父，每日生活费高达二万钱。侍中和峤竟用人乳养小猪以供蒸食。当时贵戚王恺、羊琇、石崇等人均以奢华相较量，石崇与王恺斗富，任意毁坏大量财物，夸示豪富，则令人触目惊心，可是晋武帝不但不加禁止，反而推波助澜。为了满足奢侈的需要，贵族官僚们广占土地，掠卖人口，视钱如神。时人鲁褒曾作《钱神论》加以讽刺说："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谚曰："我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钱而已。"①权贵们在生活上极尽奢华，对政事却不加用心。西晋时，玄学盛炽，玄学人士手中挥舞标明身份的麈（

hǔ，音主，兽名，形如鹿）尾，以《老子》、《庄子》及《易经》为"神聊"的主题，追求一种放达而无拘束的生活，其末流则以沉醉不醒，裸体相逐为荣。当朝权贵如王戎、山涛等均为玄学名士，他们追求玄学所倡导的"自然"，但又舍不得放弃权势，于是宣扬一种周公、孔子"名教"与"自然"相同的说教，表明自己虽身处朝堂，内心却在自然山水之中，因而他们一方面官高位显，一方面又怠弃政务，参与清谈，以短言隽语博取名誉。王戎堂弟王衍在晋武帝末及惠帝初历官黄门侍郎、尚书令，而终日"唯读《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更改，世号"口中雌黄"。。。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①。在他的影响下，尚书郎以下官员也羞于谈论儒家伦理及致治之术，以废弃政务者为高雅，流风所及，"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②。当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之时，为政者却崇尚清谈，追逐玄虚，后人常指斥王衍等人以清谈误国，确实没有错怪他们。

2。八王之乱西晋封宗室子弟为王，又让他们充当都督，出镇战略要地，他们"或出

①　《晋书》卷九十四《隐逸·鲁褒传》。

①　《晋书》卷四十三《王戌传王衍附传》。

②　《晋书》卷五引干宝《晋纪》总论。

拥旌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③，欲以此拱卫司马氏皇权，反给他们争逐皇位提供了条件。晋武帝建立西晋，不忘其父、祖司马昭、司马懿等创立之功，将他们的子弟均封为王，又为他死后皇位继承人之争埋下了祸根。因权势争夺而激化各种社会矛盾，使西晋政权崩溃的八王之乱，正是不同派系的司马氏宗王之间的厮杀。八王中，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是司马懿的儿子，河间王司马伷、东海王司马越也是司马懿一系的人物；齐王司马伷是司马昭的孙子，因其父司马攸曾过继给司马师，名义上又是司马师的后代；楚王司马玮、长沙王司马伷、成都王司马颖则是晋武帝的儿子。宗室诸王如竟陵王司马懋、常山王司马衡、新蔡王司马腾、梁王司马肜等也参与了八王的角逐。

八王之乱开始于宫廷斗争。晋武帝晚年，诸子幼小，太子司马衷（公元259-306年）又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白痴，朝廷百官大都倾心于身兼侍中、司空、太傅数职的齐王司马攸。司马攸是晋武帝弟弟，曾过继给司马师，司马昭执魏政时，自以为得之于司马师，有过让司马攸作身后继承人的打算，临死又让司马攸之兄司马炎即晋武帝继任。在晋武帝初期，司马攸待人宽厚，好学而勤于政事，因而受到朝臣的推崇。晋武帝对这个弟弟本就心怀猜忌，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紞因谄媚求进受到司马攸的痛恨，他们怕司马攸继承帝位后于己不利，遂劝晋武帝令诸王各返封国，司马攸首当其冲。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晋武帝不顾众多朝廷大臣留司马攸于洛阳匡辅朝政的请求，逼司马攸归封国，司马攸不久忧愤得病而死。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四月，晋武帝病死，皇太子司马衷即位，即晋惠帝，其外祖父杨骏任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辅政。杨骏弟杨珧任卫将军、杨济为太子太保，共掌朝政。惠帝皇后贾南风企图自己掌握大权，遂利用宗室诸王不满杨氏兄弟专权的情绪，于元康元年（公元291年）二月密召都督荆州诸军事楚王司马玮入朝，次月诛灭杨氏兄弟及其同党，以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与朝廷重臣太保卫瓘共同辅政，宗室诸王多被召入洛阳，授以要职。这年六月，贾后又令当时任卫将军的司马玮杀死司马亮、卫瓘，随即又以司马玮擅杀朝廷大臣为名，将他处死。此后数年中，贾后依靠其族兄贾模、内侄贾谧及名士张华、裴頠、王戎等控制朝政，政局相对稳定。惠帝所立皇太子司马伷非贾后所生，而司马伷又与贾模发生冲突。元康九年十二月，贾后将司马伷废黜，并将他囚禁起来。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三月，又假托惠帝命令，将司马伷处死。四月，梁王司马肜、赵王司马伦利用其掌握的禁军，又借惠帝名义，废贾后，杀司空张华、尚书仆射裴頠、侍中贾谧等，司马伦自任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永宁元年（公元301年）正月，司马伦称帝，尊惠帝为太上皇。三月，镇许昌（今河南许昌市）的齐王司马伷、镇邺城（今河北磁县南）的成都王司马颖、镇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的河间王司马伷联合举兵，以讨伐司马伦为名，豫州刺史李毅、兖州刺史王彦、新野公司马歆起兵响应。四月，司马伷、司马颖击败司马伦的军队，进入洛阳，拥惠帝复位，司马伷随后被任命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掌朝政。

太安元年（公元302年）三月，晋惠帝唯一的后人皇太孙司马尚病死，皇位继承人空缺。司马伷遂立晋武帝子清河王司马遐年仅8　岁的儿子司马覃③　《晋书》卷五十九序言。

为皇太子，以图长期执政，并打消司马颖、司马伷作为晋惠帝弟弟对皇位的觊觎。十二月，司马伷上书朝廷，称司马伷欲自立为帝，与司马颖、司马歆及范阳王司马伷再次起兵攻洛阳，逼司马伷罢职。在洛阳任骠骑将军的长沙王司马伷趁机举兵攻杀司马伷，惠帝于是任命司马伷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执政，司马颖、司马伷各还本镇。

太安二年八月，司马颖与司马伷又以反对司马伷专执朝政为名，各率大军向洛阳进击，与司马伷军战于洛阳城外，三四十万大军急战三个月之久，洛阳城内粮食缺乏，而"诏命所至，一城而已"①。留住洛阳城内的东海王司马越于是联络部分禁军将领，擒司马伷，开城求和，司马伷被处死，司马越被任命为尚书令。司马颖升任丞相，他将自己的五万多部队布置在洛阳各城门，又以三支部队代替宿卫禁军，自己却返回邺城。司马伷也回到长安。永兴元年（公元304年）三月，司马颖经司马伷推举，被封为皇太弟，作为晋惠帝的法定继承人，以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身份，在邺城遥控朝政。他"僭侈日甚，有无君之心。。。大失众望"②。七月，司马越率豫章王司马炽、襄阳王司马范及朝廷百官，举兵十余万，奉惠帝进击司马颖，在荡阴（今河南汤阴）大败于司马颖军，惠帝被俘入邺城，司马越逃归封国，集合力量。司马伷则乘此机会，令其部将张方率军进驻洛阳。八月，与司马颖有矛盾的幽州刺史王浚联合司马越弟、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率乌桓、鲜卑士兵进击司马颖，攻下邺城，司马颖拥惠帝逃奔洛阳。十一月，张方将惠帝劫持到长安，司马伷遂废司马颖皇太弟名号，改以晋武帝第二十五子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自以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身份执政。

永元二年（公元305年）七月，司马越于徐州（治今江苏徐州市）起兵，向西进攻司马伷。次年六月，击败司马伷军，迎惠帝还都洛阳，司马伷、司马颖相继被杀，历时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方告结束。十一月，惠帝病死，皇太弟司马炽继位，即西晋怀帝。司马越以太傅、录尚书事之职执政，八王之乱造成的恶果也由司马越一人独吞，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与少数族反晋活动交织在一起，使洛阳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3。流民起义晋惠帝即位以后，政乱朝危，八王之乱后期大规模的内战又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加上惊人的旱灾，在安定时期也仅能勉强生存的广大百姓遂抛弃家园，奔迸流移，结成一股股声势浩大的流民群。地方豪族乃至一些地方官吏也随流民活动，往往成为流民群的首领，这使西晋末年的流民起义与秦汉农民大起义相比，独具特色。

早在晋惠帝元康年间，由于氐族人齐万年起兵反晋，秦、雍一带又连遭旱灾，略阳（治今甘肃天水东北）、天水（治今甘肃天水）等六郡民数十万人在李特、阎式、赵肃等氐、汉豪族的率领下，到梁、益二州逃荒避乱。益州刺史赵廞召集六郡人中勇壮者万余人，密谋割据称雄。后赵廞猜忌氐族人李特兄弟，李特率流民7000　余人进攻成都，赵廞败逃被杀。继任益州刺史的罗尚逼六郡流民返归故土，并试图杀其首领以掠取财物。李特于是聚集流民

①　《晋书》卷四《惠帝纪》。

②　《晋书》卷五十九《司马颖传》。

起兵，自称益州牧，因其政令简明而受到益州当地百姓的拥护。李特战死后，其弟李流、李雄相继统领起义流民。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十二月，李雄攻下成都，自称成都王。晋永兴元年（公元306年），李雄称皇帝，年号"晏平"，国号大成，以成都为都城。后李寿于东晋咸康四年（公元338年）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这个割据政权在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被东晋消灭。

李特兄弟在益州起兵时，西晋政府令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市）征发武勇赴击，严期督促。被征发者离家不远，便流亡聚集。太安二年春，平氏县（治今河南桐柏县西）小吏张昌在安陆县（今湖北安陆）聚集流亡到该地的数千人，攻下江夏郡（治今湖北云梦），推山都县（治今湖北谷城南）吏丘沈为皇帝，建元神凤，张昌自为相国。丘沈改名为刘尼，声称自己是汉皇室后裔，江、汉间百姓群起响应，迅速控制了荆、江、徐、扬、豫五州大部分地区。同年秋，张昌被晋荆州刺史刘弘部将陶侃攻杀。次年，奉张昌之命率军进攻江、扬二州的石冰、封云也相继败亡，起义失败。

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西晋政权派兵遣送聚集在南阳一带的关中流民回归本土，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王如率流民少年将政府军击败，与庞实、侯脱等流民首领相率起兵反晋，王如自称大将军、领司雍二州牧。但他们相互攻击，王如称臣于反晋的匈奴刘聪，侯脱则勾结羯人首领石勒。后侯脱被石勒所杀。永嘉六年，王如向西晋将领王敦投降，不久亦被杀。李特等关陇流民在益州起兵时，益州土著居民四五万家流亡到荆州和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市），他们受当地地方官员的歧视和压迫，与当地居民也不断发生冲突。永嘉五年，流民李骧于乐乡（今湖北松滋东北）聚众起事，晋荆州刺史王澄袭杀李骧，并将8000　多流民沉杀于长江中，晋湘州刺史荀眺也打算将益州流民全部捕杀。流民遂同时起义，推乡里望族、原益州秀才杜弢为首领。杜弢自称梁益二州牧、领湘州刺史，攻湘州各郡，直到晋愍帝建兴三年（公元315年）才最后失败。

4。刘渊、石勒的反晋活动与流民起义相比，匈奴刘渊与羯人石勒的反晋活动对西晋政权的威胁更大，并最终消灭了西晋政权。历史上将匈奴、羯人反晋活动称为永嘉之乱。八王之乱中，争战的各方及依附于八王的西晋州郡牧守纷纷联络各族居的少数族，以扩大势力，为少数族参与西晋政争并自求发展创造了条件。早在晋惠帝即位之初贾后专权时，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伷及并州刺史司马腾均私自遣使到塞北的鲜卑拓跋部，加以笼络，司马颖还上奏朝廷，让并州匈奴左部帅刘渊作行宁朔将军、监匈奴五部军事，晋安北将军王浚竟先后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辽东鲜卑首领务勿尘、苏恕延。

司马颖将刘渊收罗在自己麾下，他受封为皇太弟时，任命刘渊为太弟屯骑校尉，后击败司马越，又任命刘渊为冠军将军，封他为卢奴伯。当司马腾招集鲜卑拓跋部，王浚拥辽东鲜卑及河北乌桓，连军进攻邺城时，司马颖接受刘渊的建议，任命他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让他回并州招集五部匈奴反击司马腾等。刘渊还至匈奴族众所在的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后，匈奴贵族认为摆脱西晋统治的时机已到，于是共推刘渊为匈奴大单于，迅速建成一支5　万人的军队。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司马颖被王浚击败，逃奔洛阳，刘渊便自称为汉代皇室刘氏之后，追尊蜀汉后主刘禅，自封为汉王，年号元熙，公开反晋。

刘渊称汉王后，击败司马腾，并州地区两万多户汉族百姓随司马腾向南流亡，号称"乞活"，随后数十年中，这些"乞活"的流民组织一直与匈奴及羯族政权为敌①。刘渊不久得到在青徐二州起兵反晋的东莱（今山东掖县）人王弥及羯人石勒的归附，势力很快扩大到黄河以北地区。

石勒（公元274-333年），字世龙，出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羯人，他的祖父和父亲均为羯族部落小酋长。石勒曾因作小生意到过洛阳，后还乡耕种，代其父统辖所部羯人。晋惠帝太安年间，并州地区饥荒骚动，刺史司马腾虏掠羯人，卖到河北，以获取军饷，石勒也被卖给茌平（今山东茌平县西）一家人作奴隶，不久被主人放免，为人佣耕求食。当时西晋在茌平设有养马的马苑，石勒与马苑长官汲桑联络，招集王阳等八个伙伴，乘苑马抢掠财物。及成都王司马颖败于王浚、司马腾，司马伷将晋惠帝劫持到长安并废黜司马颖皇太弟名号后，原司马颖部将公师藩在河北起兵，抗击司马伷，石勒与汲桑率马苑牧人投靠公师藩。公师藩不久被晋濮阳太守苟晞击杀，石勒、汲桑逃回马苑，率牧人劫郡县囚徒，招山泽亡命，以拥成都王司马颖为名。后奔袭邺城，杀从并州逃亡而来的司马腾，但不久却遭到司马越部将苟晞毁灭性的打击，汲桑战死。石勒逃回上党，率于当地筑垒自守的羯族酋长张郃督、冯莫突等投奔刘渊，被任命为辅汉将军、平晋王，统领羯人，时在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末。石勒从此成为少数民族反晋的领袖人物。

永嘉二年，刘渊基本上控制了并州全境，于是称皇帝，以汉为国号，都于平阳（今山西临汾），任命石勒为汉持节、平东大将军、都督山东征讨诸军事，进军河北。石勒迅速攻占冀州（治今河北冀县）各郡，杀西晋地方官吏及冀州刺史王斌，攻陷100　多个汉族豪族及百姓屯守的坞壁堡垒，将强壮者充作兵士，并将其中"衣冠人物"集中在一起，称"君子营"，以赵郡中丘（今河北内丘县东）人张宾为谋主，"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①。这时，刘渊之子刘聪也奉命攻下上党郡（治今山西黎城西南），打通了进军洛阳的道路。

永嘉三年，刘聪渡过黄河，进至洛阳城外，司马越据城迎战，将其击败，乞活帅李恽等赴救洛阳，刘聪退走。永嘉四年六月，刘渊病死，刘聪杀其兄刘和，自立为汉皇帝。九月，刘聪命刘曜、刘粲、王弥等再次进攻洛阳，石勒也渡过黄河，攻占南阳、襄阳等城，收降王如等反晋的流民起义军，对洛阳形成迂回包围的态势。洛阳发生饥荒，司马越发羽檄急召州郡赴援，晋怀帝对使者说："为我语诸征镇，若今日，尚可救，后则无逮矣。"①但司马越执政后，专擅威权，谋取帝位，"州郡携贰，上下崩离"，而州郡牧守如琅邪王司马睿等各图趁乱发展自己的势力，"所征皆不至"②。十一月，司马越弃怀帝，率众20　多万逃离洛阳，向东进发。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三月，司马越病死于项城（今河南沈丘），大将军、襄阳王司马范与太尉王衍率众

①　参周一良《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载《燕京学报》第37　期。

①　《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①　《晋书》卷五《怀帝纪》。

②　《晋书》卷五十九《司马越传》。

继续向东逃窜。四月，王衍等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县东）被石勒大军追上，王公以下及士卒共10　余万人被杀，王衍及晋宗室诸王48人被俘，不久亦被杀。八王之乱中硕果仅存的司马越势力就此消失，清谈家王衍从此留下"误国"的骂名。

5。西晋的灭亡司马越逃亡之军覆灭后，洛阳孤城对敌。永嘉五年六月，刘曜、王弥、石勒挥师洛阳，洛阳城中的西晋公卿作鸟兽散，晋怀帝试图逃奔长安，被刘曜等追上，公卿士卒3　万多人被杀，洛阳宫殿被烧，妃后受辱，晋怀帝被掳入平阳。永嘉七年二月被刘聪所杀。

洛阳失陷，怀帝被俘后，逃亡在外的晋司空荀藩传檄州镇，推镇守建邺（今江苏南京市）的琅邪王司马睿为盟主；青州刺史苟晞则拥立晋武帝孙豫章王司马端为皇太子，自封为尚书令，拜置官属；驻于幽州（治今河北涿县）的大司马王浚也承制假立太子，署置百官。永嘉六年，豫州刺史阎鼎挟持晋武帝另一个孙子秦王司马邺西奔长安，雍州刺史贾疋遣兵迎接。次年四月，怀帝死讯传到长安，司马邺被拥立为帝，即西晋愍帝。晋州镇势力人物如司马睿、王浚、凉州刺史张郃等虽遥奉晋愍帝的号令，但他们对长安这个几乎由清一色的关陇人组建的临时政府并不感兴趣，各图自保，未能响应晋愍帝的号召，派兵共骧义举，"荡除凶寇"，"奉迎梓宫，克复中兴"①。

这时长安频遭战火洗劫，"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②。关中地区发生严重饥荒，疾病流行，盗贼遍起，百姓被迫相互残食，关中豪族各筑坞自守，临时政府分别任命他们为将军、太守，朝廷大臣阎鼎、索綝、梁综等又相互猜疑，甚至兵戎相见，因此晋愍帝长安政权难以形成稳定局势的力量。

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八月，刘曜围攻长安，"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③。在外援不至的情况下，晋愍帝决定投降，"庶令黎元免屠烂之苦"，于十一月"肉袒衔璧，舆榇出降"④，与其公卿大臣一同被俘入平阳。次年十二月，晋愍帝被杀，西晋灭亡，琅邪王司马睿随即称帝，仍以晋为国号，在江南建立起司马氏流亡政权。

西晋的瓦解与东汉帝国瓦解一样，有其内部政治与经济的因素起作用，但又不全同于东汉帝国分解为三个鼎峙的割据政权，因为民族冲突逐渐成为西晋末年动乱的根源。全国的重新统一就有待于各个进入中原的少数族的活力逐步消失，民族融合完成以后，才可能出现。

①　《晋书》卷五《愍帝纪》。

②　《晋书》卷五《愍帝纪》。

③　《晋书》卷五《愍帝纪》。

④　《晋书》卷五《愍帝纪》。

四、十六国政权的兴亡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使西晋帝国处于极度混乱和衰弱的状态，八王之乱后期，匈奴、鲜卑等少数族加入不同阵营，推波助澜，并自图发展，形成八王之乱后以民族矛盾为主要内容的永嘉之乱。西晋灭亡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族先后在中国北方建立起近20　个民族政权。民族矛盾尖锐，政权兴替频繁，民族迁徙不断，社会动荡不安，成为北方社会的主要特征，直到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最后统一北方，这一历史阶段才告结束。北魏后期，历史学家崔鸿曾撰《十六国春秋》，分国记载这一时期16　个民族政权的历史，后人们将这一时代概称为"五胡十六国"。

（一）十六国前期的民族政权1。十六国初期北方民族矛盾大势匈奴刘渊起兵反晋，羯人石勒附从，占据河北，攻陷洛阳、长安，俘获晋怀帝、晋愍帝，西晋北方遗存州镇却与鲜卑以及氐、羌等少数族联合，抗击匈奴、羯人，并遥受江南晋室流亡政权东晋的号令。在西晋灭亡前后较长一段时期，宗晋与反晋成为北方民族冲突的主要内容。

早在刘渊称汉王之初，晋并州刺史司马腾便联合雄居塞北的鲜卑拓跋部进攻匈奴。司马腾被逼南逃后，刘琨（公元270-318年）奉命辗转战斗，到达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就任并州刺史，继续联络拓跋部，抗击匈奴十余年，拓跋部首领猗卢因此接受晋愍帝代王的封号。永嘉乱中，晋宁朔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则联合鲜卑段部，屡败袭据河北的石勒，一度迫使石勒俯首称臣。石勒攻陷并州后，刘琨投奔鲜卑段部，与继王浚之后自称晋幽州刺史的段部首领段匹c　歃血结盟，誓共击石勒。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六月，刘琨与段匹c　及慕容廆等北方抗胡首领180人共同上书坐镇建康的司马睿，劝他速称晋帝，"外以绝敌人之志，内以固阖境之情"①。鲜卑段部当时据有"西尽幽州，东界辽水"一块不大的地方，"所统胡、晋可三万余家，控弦可四五万骑"②，甚为石勒所惧。段匹c　虽因忌惮刘琨而杀之，但仍以抗击石勒为己任，及其因内乱衰亡，犹率子弟奔晋冀州刺史邵续于厌次（今山东惠民东），最后被石勒俘虏，仍"著朝服，持晋节"③，为石勒所杀。慕容廆后来虽削平辽西而据其地，但直到其孙慕容。。于东晋永和八年（公元352年）称帝以前，一直接受东晋燕王的封号，以晋的旗号行事。

在西北地区，长安陷落后，晋宗室司马保联合氐、羌等少数族，据有秦州（治今甘肃甘谷东），自称晋王，坚持到东晋太兴三年（公元320年）才被匈奴前赵政权攻灭。晋凉州刺史张郃及其子弟依靠河西走廊上的世家大族，招纳流亡汉族百姓，保据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奉晋旗号，到东晋太元元年（公元376年）才被氐族前秦消灭。

正因为上述北方晋室遗存州镇及一些少数族部落宗戴晋室，各保一方，牵制了匈奴和羯族政权的力量，才使东晋政权得以顺利地建立起来，并利用北方南下流民组成的军队，长时间把民族战争的战火基本控制在黄河以北地区。

上述形势还影响到西晋灭亡之际及以后一段时间北方汉族百姓的流亡方向。他们除逃向匈奴、羯族政权势力难以到达的江南外，还大量逃奔辽西和河西地区。投奔辽西者以黄河以北地区的人占多数，鲜卑慕容部首领慕容皝因而被东晋任命为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史称："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①致使流亡而至者超过当地原有居民达10　倍之多，这为慕容鲜卑迅速强大，并

①　《晋书》卷六《元帝纪》。

②　《晋书》卷六十三《段匹传》。

③　《晋书》卷六十三《段匹c　传》。

①　《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

在继羯族继续统治中原时内部胡汉矛盾较为缓和创造了条件。当匈奴、羯族的军队越过黄河进攻洛阳时，河南地区的汉族群众及世家大族又大量逃亡江南，促成了东晋政权的建立。刘曜攻占长安，进据关陇后，关中、陇右的汉族百姓大都逃亡凉州，使黄河西边这块弹丸之地成为汉族文化的保护者。宗晋与反晋这一民族斗争趋势，使刘渊以"汉"为国号招纳汉族百姓的希望破灭，在西晋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匈奴和羯族政权内部，统治民族和汉族群众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它们被迫采取压制汉人的民族分治政策，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匈奴、羯族政权也因此迅速衰亡。羯族后赵政权灭亡之际，鲜卑、氐、羌等少数族在中原自谋发展时，都异常小心，避免直接与汉族群众发生冲突。羌族首领姚弋仲率部归附石氏，被任命为西羌大都督，封西平郡公，临死却谆谆告诫他的儿子们说："吾本以晋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①氐族首领苻健欲率部众返回关中，不得不自称为晋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雍州刺史，以争取关中汉族及氐、羌等少数族群众的归附。因此，这些少数族政权内部统治民族和汉族百姓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统治民族与被统治的其他少数族的矛盾则逐渐上升并影响着这些政权的政治发展，尽管这些少数族政权与江南东晋政权之间的民族矛盾一如既往。

2。匈奴汉政权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匈奴大单于刘渊称汉王，年号元熙，都离石（今山西离石），仿汉代旧制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官。汉永凤元年（公元308年），刘渊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又改从东汉三公之制，以其子刘和为大司马、刘欢乐为大司徒，任命匈奴贵族呼延冀为大司空，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光兴元年（公元310年），刘渊病死，刘和继位，刘和弟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事刘聪杀之自立为帝。刘聪遣石勒、刘曜等攻陷洛阳后，重新创定政治制度。他杂采汉、晋，中央设相国、丞相、太师、太傅、太保、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凡八公，后又并丞相职于相国，共七公，位皆上公；又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亚公。实际政令仍由尚书机构掌握。置辅汉、都护、上军等大将军，均以其子担任，各领兵2000人。在地方除沿用州、郡、县等行政机构外，又在京城平阳周围分置不同机构，以统辖虏掠或降附而来的汉族及少数族人，实行民族分治政策。统治汉族的为各领20　万户的左、右司隶，下设各领1　万户的内史，共43　个内史；以单于台统治少数族人，下置单于左辅、右辅，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余万落"①，每万落置一都尉。所谓"六夷"，即匈奴、羯、鲜卑、氐、羌、乌桓等少数族。

都于平阳的匈奴汉政权影响及于黄河南北，但它实际控制的地区并不大。石勒攻陷洛阳不久，计杀王弥，吞并其部众，横扫晋豫州（治今河南淮阳），一度兵临长江，试图渡江进攻建康的晋琅邪王司马睿。嘉平二年（公元312年），石勒听从其谋士张宾的意见，回师河北，以襄国（今河北邢台

①　《晋书》卷一一六《姚弋仲载记》。

①　《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

市）为政治中心，自图帝王之业，嘉平四年，击杀晋幽州刺史王浚，麟嘉元年（公元316年），又进军并州，逐晋并州刺史刘琨，虽受刘聪大都督陕东诸军事、东单于、上党公、幽冀二州牧等位号，却"潜有跨赵、魏之志"②。刘曜攻下长安，占有关中，被刘聪任命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就地镇守，实亦一方独立诸侯。

刘聪即位不久，醉心于酒色，立上、左、右三皇后，而享受皇后待遇者有10　余人，他常于后宫作乐，或一醉数日不醒，军国大事由上、右两皇后的父亲靳准一人包办。靳准与宦官王沈等擅权弄奸，太宰刘易愤恨而死，御史大夫陈元达也因无力回天而自杀。政治腐败导致经济萧条，麟嘉元年，平阳一带发生大饥荒，其司隶统辖的20　多万户汉族百姓在石勒的招诱下逃奔冀州。次年，靳准、王沈又劝刘聪子相国刘粲陷害皇太弟刘乂，以争夺继承权，刘乂及其亲侍的朝廷大臣、东宫官属数十人被杀，东宫士卒1500人被活埋，10　多位氐、羌酋长也受到严刑拷问。于是单于左右辅统辖的氐、羌10　余万人发动叛乱，右司隶所辖汉民3　万多人盗牧马，携妻小，投奔与汉为敌的流民武装。

麟嘉三年七月，刘聪病重，召石勒、刘曜入平阳辅政，二人均坚决拒绝。于是以宗室及匈奴贵族刘景为太宰、刘骥为大司马、刘乂为太师、朱纪为太傅、呼延晏为太保，并录尚书事；范隆为尚书令、仪同三司，靳准为大司空、司隶校尉，轮流审决尚书奏事。刘聪死后，皇太子刘粲即位，昼夜荒淫于酒色，又受匈奴以后母为妻旧俗的影响，成天与刘聪几个年少皇后在宫中胡天胡地。靳准通过其两个女儿向刘粲进言，杀刘景、刘骥、刘乂及大司马刘劢，朱纪、范隆逃奔刘曜于长安。靳准遂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总掌军政大权。八月，靳准率兵入宫，杀刘粲，"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于东市"①。又掘刘渊、刘聪之墓，焚烧刘氏宗庙。靳准自号大将军、汉天王，署置百官，遣使向东晋称臣。

关中的刘曜与河北的石勒闻讯，均起兵进军平阳。这年十月，刘曜称汉帝，改元光初，以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进爵为赵公。十二月，靳准被杀，刘曜回军长安，石勒据有平阳，与刘曜公开决裂。

3。匈奴前赵与羯族后赵光初二年（公元319年），刘曜在长安立宗庙社稷，改国号为"赵"，又尊匈奴冒顿单于为先祖，以求获得匈奴族众的支持。在此以前，刘曜欲封石勒为赵王，又畏石勒强盛，将奉命前往授封的使臣追回来杀掉。同年十一月，石勒于襄国自称大单于、赵王，按春秋列国纪年之法，称元年。为了区别这两个均以"赵"为国号的政权，人们将匈奴族建都长安的政权称为前赵，将羯族建都襄国，后改都邺城（今河北磁县南）的政权称为后赵。前、后赵政权基本上沿用了匈奴汉政权的政治制度及民族分治办法。

光初三年，刘曜进军陇右，击败自称晋王的西晋宗室司马保，镇压了关陇氐、羌的反抗，前赵尽据关陇；石勒攻灭割据今山东一带，在自己与东晋之间首施两端的原王弥部将曹嶷，又趁祖逖死去之机，进军河南，击败多股②　《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

①　《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附刘粲载记》。

奉东晋号令的流民武装，将前赵的统治区域从河北扩展到淮河以北。

光初八年，石勒将石他率军骚挠前赵边境，刘曜督兵追击，杀石他，进围石勒将石生于洛阳。石勒遣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石虎率军4　万迎战，刘曜大军无故夜惊，毫无战斗力，刘曜只得退回长安。前赵光初十一年（公元328年），石勒创立"太和"年号，六月，遣石虎率军攻蒲坂（今山西永济西黄河边），试图进入关中，被刘曜击退。十一月，刘曜率军10　万再次围攻洛阳。石勒召集6　万步兵及近3　万骑兵，从襄国南下，诡道兼行，直扑洛阳，刘曜于洛阳西边置阵迎战，南北10　余里。及战，刘曜昏醉不堪，战败被擒杀。次年，石勒军入据长安，随即俘杀逃至上邽（今甘肃天水市）的刘曜二子刘熙、刘胤及前赵公卿将相3，000　多人，将关陇氐、羌15　万落迁至河北，前赵统治区域于是纳入后赵版图，前赵经11年而亡。

太和三年（公元330年）二月，石勒由赵王改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

九月，正式称皇帝，改元建平，仍以襄国为都城，但又开始营建邺城，欲以为新都，又修复洛阳，试图据以为都城。

石勒定都襄国，创立后赵政权后，称羯人为"国人"，视为其政权的政治基础，对他们施行与汉人不同的法律。又置大单于一职，统辖汉人以外的各少数族，"镇抚百蛮"，以他们为后赵政权的军事基础，实行胡、汉分治办法。他又以佛教为"胡人"的宗教，传自远方异域，与羯族入居中原相似，加以提倡，尊之为"国教"。不过，石勒还是注意调整汉族与统治民族之间的关系，早在他依附刘渊的匈奴汉政权袭击河北时，他虽对西晋政权的官吏肆意残杀，却注意笼络河北土著豪族。他攻占坞壁堡垒等民间自卫组织后，任命坞壁堡垒主为地方长官，借以征调军队和财物，力图进行一种有秩序的统治，还将其中的士族集中在一起，号称"君子营"，致使"衣冠之士靡不变节"。他在襄国正式创立政权后，又将朝臣中掾、属以上出身魏、晋士族者300　多家迁到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加以掌管，并严令少数族人"不得侮易衣冠华族"。他还置左、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恢复晋代士族制度。石勒本人虽不曾读书识字，但对汉族文化典籍却特别爱好，常让人读书给他听，从中吸取统治经验，并设立太学，选其将领臣属子弟入学学习，后又在襄国四门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四所小学，教育将佐豪右子弟。他按两汉魏晋旧制，令州郡推举秀才、孝廉，恢复了秀、孝策试儒家经典的制度，后来又在各郡国置学校，每郡设博士祭酒2人，学生150人，学生成绩优秀者被授以官职。石勒还注意发展生产，他刚刚较稳固地控制河北后，便令州郡查实人户，每户收绢2　匹，租2　斛，并多次遣使到各地督促农耕。他称赵王后，设劝课大夫、典农使者等官，"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他还因耗费粮食而严禁酿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石勒曾下令铸造"丰货钱"，令公私用钱币交易，试图扭转北方由于战乱而形成的自然经济状态，不过没有成功①。石勒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激烈的胡汉冲突，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使后赵政权基本上控制了除河西张氏、塞北鲜卑代国及辽西慕容鲜卑燕政权以外的整个黄河流域地区。

后赵建平四年（公元333年）七月，石勒病卒，其子大单于、皇太子石弘即位。次年十一月，石勒侄石虎在击败各种反对他的政治势力后，废黜石

①　本段引文均见《晋书》卷一○四、一○五《石载载纪》。

弘，自称居摄赵天王，统治后赵政权。次年，石虎将都城从襄国迁到邺城，改元建武。建武三年（公元337年），石虎改称大赵天王。建武十四年，石虎临死之际，又改称皇帝。

石虎沿用了石勒时期尊重汉族士族，崇尚儒学的一些作法，但他却又是十六国时期最为残暴的君主之一。他穷兵黩武，多次征发士卒进攻辽西慕容燕政权及凉州张氏，又欲进攻东晋。史称其害说："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五十万人。兼公卿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船夫十七万人为水所没，猛兽所害，三分而一。"他又大修洛阳、邺城宫殿，长年服苦役者达40　万人。石虎又设立后宫女官二十四等，太子东宫十二等，公、侯妻妾各九等，征发百姓年龄在13　岁以上20　岁以下的女子3　万多人充数，权贵们私自采发夺取者又近1　万人，百姓妻子年轻貌美者也多被强行夺取。石虎又耽于射猎，禁止黄河南边广大地区的百姓捕猎禽兽，他派遣的禁猎御史又因而作奸，剥夺百姓。结果后赵境内"荆、楚、徐、扬间亡叛略尽"，"海岱、河济间人无宁志"，社会矛盾迅速激化。为了镇压不断出现的反抗，石虎施行严刑峻法，"立私论之条，偶语之律，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滥，公卿以下，朝会以目，吉凶之间，自此而绝。"他又认为汉族群众不可信，将会反抗，特地征发邺城周围汉族男女16　万人，在邺城北修建华林苑及筑长墙，以"苦役晋人"，更加剧了羯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①。

石虎称帝后，以其子石邃为皇太子，总管朝政。石邃骄淫残暴，后因谋杀石虎，与其子女共26人一同被处死。石邃弟石宣继为皇太子，淫虐甚于石邃。建武十四年八月，石宣杀受石虎宠爱的弟弟石韬，以固皇太子之位。石虎又处石宣以极刑，杀太子四率以下300人，令原东宫卫士10　多万人戍守凉州（后赵凉州治今甘肃兰州市西北），石虎也因此愤恨得病。

建武十五年（公元349年）正月，东宫卫士中1　万多被称为"高力"的勇士在贬戍凉州途中到达雍城（今陕西凤翔），在高力督梁犊的率领下，起义东返。梁犊自称晋征东大将军，迅速聚集10　万人，出潼关，袭击洛阳等地，石虎命令依附后赵的羌族首领姚弋仲及氐族首领苻洪合力将他们镇压下去，氐、羌势力因而大大增强。四月，石虎病死，皇太子石世继位，石虎诸子纷纷起兵争夺帝位。五月，镇守关中的大将军石遵在姚弋仲、苻洪的支持下攻入邺城，夺得帝位；镇守蓟城（今北京市）的石冲举兵南下，被石遵击杀；镇守长安的石苞也跃跃欲试。石遵当皇帝还不到半年，石虎之子石鉴在冉闵的协助下于同年十一月发动政变，杀石遵自立为帝。

冉闵原为汉人，本姓冉，小时候被石虎收为义子，所以改姓石，因作战勇猛，官位也不断上升。他支持石鉴夺取政权后，自任大将军执政，随即将石鉴软禁起来，并下令各地诛杀羯人。次年正月，冉闵令石鉴改姓李，改国号为"卫"，以消除汉族百姓对石氏赵政权的反感。又下令关闭邺城城门，亲自率汉人诛杀羯族人，不分男女老少，死者20　多万，屯守四方的汉人武装也接受冉闵的命令，大杀羯人，"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①。石虎末年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终于酿成民族间大规模血腥屠杀的悲剧。

冉闵下令诛杀羯人的次月，又杀石鉴及石虎28　个孙子，尽灭石氏，遂自

①　本段引文均见《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上》。

①　《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下附冉闵载记》。

称皇帝，国号"大魏"，改元为永兴，恢复自己的汉姓冉氏，"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②。但在激烈民族冲突中出现的冉魏政权不可能在北方实现稳定的统治。三月，石虎子石祗于襄国称大赵皇帝，与冉闵相抗，匈奴、氐、羌等少数族均起兵响应石祗。冉闵与石祗相攻杀近一年，无日不战，被前赵政权从青、雍、幽、荆等州强行迁到河北地区的汉族百姓及氐、羌等少数族群众"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③。河北大乱，东晋政权趁机遣兵北伐，招降纳叛，将其势力范围又推进到黄河南岸；氐族苻健也乘机在关中建立政权；辽西的慕容鲜卑亦举兵南下。冉闵于其永兴二年（公元251年）四月攻杀石祗，彻底消灭了羯族政权，而冉魏政权也于次年八月在慕容鲜卑进攻下灭亡，冉闵被俘杀。于是，在原后赵统治区域内，又兴起氐族前秦及慕容鲜卑前燕两个对峙的民族政权。

4。慕容鲜卑的兴起及前燕政权慕容鲜卑是源出大兴安岭东麓的鲜卑民族集团的一支，三国魏时，其首领慕容涉归率部迁居辽东，逐渐接受汉文化的影响。西晋元康四年（公元294年），慕容涉归子慕容廆（weǐ，音伟）迁居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①。永嘉初，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后接受晋愍帝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国公之号。西晋灭亡后，慕容廆又遣使从海道到建康劝司马睿称帝继晋，被东晋授予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这为他积极招纳流亡辽东的汉族人士提供了便利。史称他"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shí，音士）、河东裴开为股肱，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讚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huǎng，音晃）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②。东晋咸和八年（公元333年），慕容廆死，其子慕容皝以晋平北将军、行平州刺史的名义继统部落。次年，东晋遣使授予慕容皝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等名号。在流亡汉族人士的鼓动下，慕容皝于东晋咸康三年（公元337年）称燕王，后得到东晋的正式认可。咸康七年，慕容皝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市西北）。

慕容皝统治时期，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击败鲜卑段部、宇文部及高句（gòu，音勾）丽，全据辽西。他采纳其记室参军封裕的意见，罢公家苑囿，将其土地及公家所掌耕牛赐给贫穷百姓，减轻租税。慕容皝还设置学校，令大臣子弟入学，由公家供给生活费用，学生达1000　多人，他自己又撰《太上章》作为学童识字课本，并著《典诫》以教育贵族子弟。这使辽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得到发展，慕容鲜卑也因此逐渐汉化，慕容燕政权的势力迅速增长。

②　《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下附冉闵载记》。

③　《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下附冉闵载记》。

①　《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

②　《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

东晋永和四年（公元348年），慕容皝死，其次子慕容。。（jùn，音、义均同俊）继称燕王。永和六年三月，慕容。。乘后赵内乱之机，率军南下，攻占蓟城，并将其将吏家属逐渐从龙城迁至，蓟城，令慕容恪、慕容评等继续率军南下，攻城略地。永和八年（公元352年）四月，慕容评等败俘冉闵。八月，攻陷邺城，在冉闵称帝时拥兵割据州郡的后赵将领纷纷遣使降燕。十一月，慕容。。伪称获得秦始皇时铸造的表明正统所在的传国玺，建年号为元玺，自称皇帝，以燕为国号，史称前燕。这时，东晋遣使到邺城，还试图以藩国的地位对待已据有河北的燕政权，慕容。。对使者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①前燕光熙元年（公元357年），慕容。。迁都邺城，削平拥兵割据的原后赵将领张平、李厉等人，使前燕在河北的统治稳固下来。

慕容。。称帝时，以汉族士人封奕为太尉、阳骛为尚书令、皇甫真为尚书左仆射，"其余封授各有差"②。前燕政权的创立正是鲜卑慕容部与流亡辽西的以河北地区为主的士族人士长期合作的结果，其政治制度奉行魏晋旧制，不再设大单于之职，胡汉分治政策因而废除，前燕内部的民族矛盾也较匈奴、羯族政权大大缓和。

光寿四年（公元360年），慕容。。死，其子慕容。。即位，年仅11　岁。慕容皝子慕容恪任太宰、录尚书事，总摄朝政。慕容恪执政时期，前燕政治较清明，前燕在黄河南边同东晋的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将东晋的势力又一次逐到淮河一线。慕容恪弟弟慕容垂（公元326-396年）以文武双全，出任都督荆扬等十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镇鲁阳（今河南鲁山），防守河南地区。建熙八年（公元367年），慕容恪临死之际，推举慕容垂代其辅政，但其叔父慕容评与皇帝慕容。。母亲可足浑皇太后勾结，得以执政。结果"内则。。母乱政，评等贪冒，政以贿成，官非才举，群下切齿焉"①。慕容。。后宫妃嫔4000人，仆役数万，王公贵　戚竞以奢侈相标榜，虽赋税屡加，但国库无积蓄，兵士缺乏衣服器械。当时前燕官员过多，慕容评又新置众多的将军名号，使"公私驱挠，人无聊生"②，对百姓征调赋税徭役没有一定标准，征收时又放纵豪族而加重贫弱者的负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这时，尚书左仆射悦悺因王公贵族掠占人口，使国家赋役减少，奏请检括户口，清出20　多万户。慕容评大为不满，将他杀死。

建熙十年（公元369年），慕容垂勉力击败东晋执政者桓温率领的北伐大军，却遭到慕容评的猜忌，慕容垂只身投奔关中前秦政权。次年，前秦王猛、杨安等率军6　万进攻前燕，慕容评率军40　多万迎敌。主要以汉族百姓充任的前燕军队本就"人怀愤怨，遂至奔亡"，③战斗力不强，慕容评身为统帅，却在军营驻地"障固山泉，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更使"三军莫有斗志"①，燕军大败。十一月，前秦军攻克邺城，慕容。。、慕容评欲逃回龙城，被秦军追获，与其王公大臣及慕容鲜卑族人4　万多户一同被迁到关中，前燕

①　《晋书》卷一一○《慕容。。载记》。

②　《晋书》卷一一○《慕容。。载记》。

①　《晋书》卷--《慕容。。传》。

②　《晋书》卷--《慕容。。传》。

③　《晋书》卷--《慕容。。记》。

①　《晋书》卷--《慕容。。记》。

在中原地区只统治了19年。

5。张氏前凉与拓跋鲜卑代国西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散骑侍郎、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张轨出任凉州刺史，镇姑臧（今甘肃武威）。他引用当地大族人士，绥怀迁居该地的鲜卑部落，将河西地区的形势稳定下来。西晋乱亡之际，关陇及中原人士及百姓多投奔河西，张轨置武兴、晋兴二郡以处流民，又奖励农耕，选拔贤才，设置学校，威名甚盛。后其于张郃、张郃子张骏先后称晋凉州刺史、凉州牧，奉晋愍帝建兴年号，统治河西。张骏还乘前赵灭亡之机，进据陇西，又遣兵降服龟兹（都今新疆库车）、鄯善（都今新疆若羌）等西域诸小国，在今吐鲁番置高昌郡，进行直接统治。张骏尽管控制着广大地区，仍每年派使节到建康，以示自己为东晋的臣属。建兴三十四年（公元346年），张骏死，子张重华继任，建兴三十七年，其属官共尊他为凉王。建兴四十一年，张重华病死，其子张曜继位，年仅10　岁。次年，张重华弟张祚废张曜自立为凉王，建年号为"和平"。从此，张氏家族及当地豪族宋氏为争夺凉州统治权相互杀戮，势力逐渐衰弱，最后张重华子张玄靓取得胜利，又去凉王之号，称凉州牧，奉东晋穆帝"升平"年号。张玄靓迷恋酒色，不恤政事，升平二十年（公元376年），前秦大将苟苌、姚苌等率军来攻，张玄靓叔父张天锡举众投降。张氏从西晋末至其灭亡，统治凉州共达76年，史称前凉。与前凉差不多同一时期，塞北草原上还存在一个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为政治中心的少数族政权，即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国。

西晋愍帝建兴三年（公元315年），因游牧于塞北的鲜卑部落联盟首领拓跋猗卢先后助并州刺史司马腾、刘琨击匈奴刘渊，封他为代王。猗卢于是引用投奔拓跋部的汉族人士卫操、姬澹、莫含等，按中原王国官制创立起王国机构，并试图加强代王对各部落的直接控制，引起部落首领即所谓"大人"们的反抗。次年，猗卢被杀，鲜卑代国仅存在一年便被部落联盟体制取代。公元338年，拓跋猗卢曾孙什翼犍在羯族后赵政权的支持下回到塞北，什翼犍曾作为人质在后赵都城襄国及邺城住了近10年，他复称代王，定年号为"建国"，并引用汉族人士，置长史、郎中令等王国官属，又置左右近侍及内侍长等官，加强对各部大人的控制。他还制定法律，保护私有财产，禁止血亲复仇，维护代王权威。经过10余年的征战，什翼犍建立起一个"东自。。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阴山，北尽沙漠，率皆归服，有众数十万人"①的草原帝国。但什翼犍建立的代国王官机构还未能完全突破旧的部落联盟体制，代王对各部的控制力还很弱，未能形成一支足以威胁中原的强大势力，因而代国先臣服于后赵，后又臣服于继后赵统治中原的前燕。前燕曾数次越过代国到漠北草原袭击游牧的敕勒族，掠取战马和人口，并在盛乐驻有军队监视代国。建国三十年（公元367年），什翼犍与关中的前秦联络，起兵驱逐前燕驻军，暂时取得独立。建国三十九年，前秦在进攻张氏前凉的同时，又遣大军进入塞北，击败鲜卑部落军队，俘获什翼犍及其子孙，鲜卑代国又一次灭亡。

①　《资治通鉴》晋成帝咸康四年十一月条。

（二）前秦统一北方与淝水之战1。氐族前秦政权的创立西晋末永嘉之乱中，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东南）氐族部落小帅蒲洪散家财招聚才士，拥众自保，后依附匈奴前赵政权，被封为氐王。前赵亡后，蒲洪率所部2　万户降后赵，被封为护氐校尉。后赵建平三年（公元333年），徒秦、雍二州豪族及氐、羌10　多万户到中原，蒲洪及其部民被迁到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蒲洪被任命为龙骧将军、流人都督，率部为后赵作战，屡立功勋，不断加官进爵，其部下被授予关内侯爵位者达2000　多人，蒲洪因此被任命为关内领侯将。后赵乱亡之际，蒲洪遣使向东晋投诚，东晋穆帝永和六年（公元350年），遥授以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等职，秦、雍徙民欲奔故乡，纷纷投奔蒲洪，推他为主，众达10　余万人。蒲洪于是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又改姓"苻"，据说为了以此应"艸付应王"之谶语①，实际上是为了利用这个氐族中早已存在的大姓招徕氐族群众。苻洪认识到，在当时民族冲突激烈的情况下，只有回到氐族聚居地，才有可能自图发展，他为此击败了试图率部返回关中的羌族首领姚弋仲。不久，苻洪被人刺杀，他临死告诫其子苻健："关中周、汉旧都，形胜之国，进可一同天下，退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后，便可鼓行而西。"①但这时关中豪族也纷纷起兵，与东晋遥相呼应，其中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杜洪占据长安，自称晋征北将军、雍州刺史，关中汉族和少数族群众依附他的人很多。面对这种情况，苻健代父统众后，放弃三秦王之号，称晋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雍州刺史，率众入关，击败杜洪召集的关中各路豪族武装，据有长安，并遣使向东晋呈报战绩，随即又称天王、大单于，建年号为皇始，设置百官。东晋梁州刺史司马勋与杜洪联络，从汉中率军3　万进入关中，被苻健击退。皇始二年（公元352年），苻健称皇帝，以秦为国号，史称前秦。苻健称帝后，关中豪族武装并没有立即拥戴这个氐族政权。皇始四年，东晋征西将军桓温率军4　万进入关中，在关中豪族支持下兵临长安。苻健坚壁清野，桓温因军粮不继败退而回。于是苻健实施简明的法律，减轻赋税，留心政事，推行儒教，注意笼络汉族豪族及其他少数族首领，前秦在关中的统治逐渐巩固下来。

苻健称帝时，曾采用从前、后赵政权那里学得的胡汉分治的办法，任命其子苻苌为大单于，苻苌在与桓温作战中死去后，前秦不再设大单于一职，政治制度上几全仿汉魏旧制。

2。苻坚、王猛治秦与前秦统一北方皇始五年，苻健死，其子苻生继位。苻生生性残暴，即位之后，滥杀大臣，曾因杀丞相羌族人雷弱儿，引起羌族大规模的反叛。后来变本加厉，"宗室勋旧、亲戚忠良，杀害略尽，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归，人情危骇，道路以

①　《晋书》卷一一二《苻洪载记》。

①　《魏书》卷九十五《临渭氐苻健传》。

目"②。寿光三年（公元357年），苻健侄苻坚率众入宫废黜苻生，随后将他杀死，苻坚被推为大秦天王，改元永兴。

苻坚（公元338-385年），字永固。他少而好学，"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①。苻生在位时，他任龙骧将军，朝中大臣如御史中丞梁平老、光禄大夫强汪、尚书吕婆楼等氐人贵族都充当他的羽翼。"怀佐世之志，希龙颜之主，敛翼待时，候风云而后动"②的汉族人士王猛（公元325-375年），先拒绝了桓温要他南下到东晋任职的要求，隐居华山，却接受苻坚的邀请。苻坚与他"一见便若平生，语及兴废大事，异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③。正是在这些人的策划下，苻坚夺得政权。

苻坚即位后，任梁平老为尚书左仆射、强汪为领军将军、吕婆楼为司隶校尉，以王猛为中书侍郎，兼掌机密。他改置官员，整顿吏治，鼓励农耕，发展经济，大力推行儒学教育，积极改善民族关系。先后以王猛为尚书左丞、咸阳们内史、京兆尹、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等职，并令其掌宿卫禁军，坚决支持他打击豪横不法的氐族贵族，不久又委王猛以司徒、录尚书事等重职，总掌军国大政。王猛执政公平，罢免尸位素餐的官僚，进用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④，有罪必罚，有才必用。于是百废俱兴，兵强国富，百姓丰衣足食，前秦因此具备了统一北方的政治经济势力。前秦建元六年（公元370年），苻坚命王猛率军灭前燕，据有黄河南北地区，获民户240　万，共998　万人口，先后将慕容鲜卑4　万户及河北豪族与其他少数族10　万户迁到关中，势力更盛。建元九年，前秦攻占东晋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市）。建元十一年，王猛病死于丞相、中书监、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任上，苻坚极为痛苦，以为上天不让他实现统一天下的愿望，但王猛开创的事业仍在发展。次年，前秦攻灭张氏前凉和鲜卑拓跋部的代国，统一北方。建元十五年，前秦攻占东晋北边前沿重镇襄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节节向南进逼。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苻坚命吕光率军进入西域，击平三十六小国，吕光被任命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前秦统治区域"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①，达到极盛。苻坚于是决心凭借其百万大军，一鼓作气地消灭东晋，一统天下。3。淝水之战与前秦灭亡建元十九年八月，苻坚令其弟阳平公苻融率步骑25　万为前锋，指向淮南，以羌族人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诸军事，拟袭西晋王濬以上游奇兵东下灭吴的故伎，顺流东下。苻坚自己从长安统步兵60　多万，骑兵27　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②，向南进发。苻坚以为必胜，预以东晋孝武帝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并在长安为他们修建府第。②　《晋书》卷一一二《苻生载记》。

①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②　《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③　《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④　《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①　《高僧传》卷五《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

②　《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

从兵力上看，前秦较之东晋具有绝对优势，但政治上并非如此。前秦经过数年兼并战争，消灭北方各族割据政权，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国家。为了削弱各族的反抗力量，加强对日益膨胀的帝国的控制，苻坚采用前、后赵政权的办法，将各族豪酋及一些部民迁到长安周围，以便就近监视，同时又将氐族即所谓"种人"15　万户分遣到各军事要地镇守，造成"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①的局势，这对于部落分散，较匈奴、鲜卑本就缺乏民族凝聚力的氐族来说，并非上策。苻坚虽重用各族首领，但短时间内并不能完全消除他们因国破家亡而对前秦政权的敌意。当时王猛、苻融等重臣都担心群聚长安附近的慕容鲜卑及羌族人将趁机起事，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事实上，当苻坚兵败之后，曾竭力鼓动他进攻东晋而被委以军事重任的慕容垂、姚苌等均各图兴复，长安附近的慕容鲜卑族众在慕容泓、慕容冲带领下，起兵反抗前秦，苻坚败回长安后，也只得尽诛长安城中的鲜卑男女老少，坑杀俘获的鲜卑族众以泄愤。

前秦的统治民族氐族不仅和鲜卑、羌族矛盾重重，和汉族的矛盾也未完全消泯。前秦初创时，关中豪族曾以拥晋相号召，对这个氐族政权构成威胁。苻坚即位后，还有人据图谶中有"氐在中，华在表"之文，请苻坚"徒■（qiān，音千）陇诸氐于京师，三秦大户置之边地"②。苻坚攻晋的重要原因即是以当年桓温因"民心思晋"入关中为训，认为东晋不得不灭。③江南东晋政权确实是苻坚一个难以根除的心病。熟谙儒教的氐人苻坚在与其他各族交往时，处处以正统相诩，但与以中华正统号召的东晋相比，却总是显得不那么名正言顺。王猛临死，已察觉到苻坚必兴灭晋之师，因而婉言相劝："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④而通过统一战争消灭东晋，使自己从一个"戎族"偏霸之君成为普天下的共主，以争得正统地位，正是促使苻坚兴兵攻晋的主要动机。在苻坚之前，羯人石勒在灭掉前赵，"廓平八州，帝有海内"后，仍闷闷不乐，石勒以为："司马家犹不绝于丹阳，恐后之人以吾为不应符箓，每一思之，不觉见于神色。"①苻坚亦是如此。但前秦毕竟还是一个以氐族为主体的民族政权，这使苻坚发动的统一战争，又必然具有侵略战争的性质②。

前秦政治上的劣势在具体的战事中暴露无遗，成为苻坚失败，前秦崩溃的主要原因。

当苻融率前锋25　万接近淮南时，东晋荆州刺史桓冲在长江中游率众向北进攻被前秦占领的襄阳等城，苻融被迫遣部将慕容垂前往增援。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十月，苻融率余众攻下寿阳（今安徽寿县），东晋遣谢石、谢玄、桓伊、谢琰等率以北府兵为主力的7　万多人的军队与苻融对阵。这时，苻坚率大军抵达项城（今河南淮阳西北），从凉州及幽冀二州召集的军队分别到达咸阳、长安及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苻坚听说秦军获胜，东晋兵弱

①　《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

②　《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

③　《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

④　《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①　《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

②　参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37-252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第1　版。的情况，弃大众，率8000　骑兵驰赴寿阳，派其度支尚书、原在襄阳战败被俘的东晋将领朱序劝谢石等投降。朱序趁机劝谢石在前秦百万大军未全部结集时发起攻击，挫其锐气。十一月，谢玄遣北府兵骁将刘牢之突袭前秦卫将军梁成所部，杀其15000人，谢石等乘势进军，苻坚于是心生畏惧，远望寿阳城北边的八公山，以为满山草木，皆是晋兵。前秦军在寿阳城东的淝水边置阵迎战晋军，谢玄请苻坚稍退以便晋军渡过淝水决战。苻坚试图利用晋军渡河之际进攻，挥军后退，"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①的前秦军因而乱成一团，不可收拾。东晋军队借机大举进攻，于乱军中杀前秦前锋主帅苻融，苻坚也被流箭射中，秦军自相践踏，溃不成军，死伤遍地。苻坚率余众北逃，"闻风声鹤唳，皆谓晋师之至"②。

淝水之战，前秦只是战役上的失利，如果前秦政治稳定，苻坚聚集后续部队八九十万人，与长江中游的慕容垂军及益州的姚苌部再次进攻，结局未可预料。但由于前秦内部民族矛盾尖锐，淝水战后，姚苌回到关陇，招动羌族反秦，"慕容垂擅兵河北，（慕容）泓、冲寇逼京师，丁零杂虏，跋扈关洛，州郡奸豪，所在风扇，王纲弛绝，人怀利己"③，苻坚因此一蹶不振，逃回长安，东晋趁势又将其控制地区扩大到黄河南岸。

苻坚败回长安后，受到慕容泓、慕容冲先后率领的军队围攻达一年之久。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85年）五月，苻坚率数百人弃长安逃奔到五将山（今陕西岐山东北），被姚苌的羌族武装围困，七月被擒杀。这时，原镇守邺城的苻坚之子苻丕受慕容垂攻击，已退到晋阳。苻坚被杀次月，苻丕于晋阳称帝继秦，然后率军奔关中，以靠近氐族部落。次年，苻丕被率慕容鲜卑族众东返的慕容永击杀。苻坚孙苻登在关陇氐族势力的推举下占据枹罕（今甘肃临夏），改元太初，有众10　余万，继续以前秦政权的名义进行统治。太初九年（公元394年），苻登被羌族后秦攻杀，氐族前秦最后灭亡。

①　《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

②　《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

③　《晋书》卷一一五《苻丕载记》。

（三）淝水战后北方民族政权的勃兴1。淝水战后北方民族矛盾新趋势如前所述，十六国初期北方民族矛盾集中在少数族中匈奴、羯族与汉族的矛盾，并体现在"宗晋"与"反晋"活动上。这促使匈奴汉、前赵及羯族后赵政权长期实行民族分治政策，压制汉人。但在这以后，慕容鲜卑前燕与氐族前秦政权中，统治民族与汉族的矛盾相对缓和，各少数族之间的斗争则逐渐上升为北方民族冲突的主流，因此之故，苻坚时，前秦有识之士所忧及各种政治谣言所指，均为聚集关中的鲜卑、羌人等少数族将乘机起兵。而前燕灭于前秦后，河北地区仍流行燕必复兴的政治谣言。淝水战后，慕容鲜卑族众主体部分仍在关中受慕容泓等指挥，慕容垂只身回到河北，得到原仕于前燕的汉族世家大族的支持，迅速建立起后燕政权；关陇豪族则纷纷承王猛之子王永之檄起兵，拥戴苻丕。不再有人向东晋投诚，各少数族起兵，亦不再用晋的旗帜以相号召，与后赵灭亡时的形势大相径庭。

前秦灭亡后，北方民族关系呈现出更为纷纭复杂的局面，每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少数族都寻机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任何一个民族政权都以"夷夏"归附、即其他少数族和汉族群众的支持为立国之基，没有哪一个民族政权能够控制整个北方，甚至同一民族或历史渊源相近的民族也分属不同的政权。从关中回归的慕容鲜卑西燕政权与慕容垂的后燕政权相对抗；同属匈奴后裔的沮渠蒙逊和赫连勃勃分别建立起北凉及夏政权；氐人吕光和汉人李傕均得以割据一隅。各族政权相互仇杀，兴灭无常，民族迁徙更为频繁，民族间的融合也最有成效。民族政权间严重的分裂对峙，使它们难以抵抗新兴的民族势力，在前秦败亡后复兴的拓跋鲜卑代国日益壮大，利用北方混乱局面，凭借其强大的骑兵部队，长驱进入中原，一个个吃掉它们，再度统一北方，给十六国时期划上一个句号，并开启民族融合的新阶段。

2。鲜卑慕容部的后燕、西燕、南燕、北燕淝水战后，慕容垂以祭扫祖先坟墓为名与苻坚脱离，到邺城，受苻丕号令，率军进攻于黄河南边起兵反抗前秦的丁零族人翟斌。慕容垂反与翟斌联合，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号燕元元年（公元384年），聚集20　多万军队，反攻邺城。一年后，苻丕败奔晋阳。燕元三年（公元386年）正月，慕容垂称皇帝，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县），二月，改元建兴，史称后燕。苻坚兵败淝水后，被前秦迁往关中的慕容鲜卑贵族拥前燕最后一个皇帝慕容。。的弟弟慕容泓为济北王，建元"燕兴"。不久，鲜卑贵族又杀慕容泓，拥其弟慕容冲。慕容冲称帝，率鲜卑族众围攻长安，鲜卑贵族又为争夺领导权杀戮不休，最后前燕宗室慕容永获胜，以大将军、大单于、河东王的身份率30　多万鲜卑族人东返故土。由于后燕已据有河北，慕容永在击败苻丕后，于长子（今山西长子西）称帝，以燕为国号，号中兴元年（公元396年），史称西燕。

后燕建兴七年（公元392年），慕容垂渡过黄河，消灭都于滑台（今河南滑县）的丁零族翟氏魏国政权，据有河南。次年，慕容垂进攻西燕，于建兴九年八月攻下长子，西燕立国10年而亡，后燕大致恢复了前燕时期的版图。

慕容垂攻灭西燕后，试图消灭塞北拓跋鲜卑新兴的代国政权失败，代王拓跋珪趁机于后燕永康元年（公元396年）率军进入河北。慕容垂死后继为后燕皇帝的慕容宝于次年弃中山，率万余人逃回慕容鲜卑发迹之地龙城，招集当地慕容鲜卑族众及再度流亡辽西的汉人，继续以燕为国号。慕容宝及其子慕容盛相继被鲜卑贵族杀死，慕容垂最小的儿子慕容熙被拥立为帝，号光始元年（公元401年）。慕容熙据弹丸之地，却大兴宫殿，赋役沉重，民心不安。建始元年（公元407年），其禁军将领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冯跋起兵杀慕容熙，推慕容宝养子高句丽人高云为帝，冯跋以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身份执政。史称高云、冯跋的政权为北燕，后燕立国24年而亡。高云正始三年（公元409年）十月，冯跋杀高云，自称燕天王，改元太平。冯跋虽为汉人，但已和慕容鲜卑人融合在一起，他心其子冯永为大单于，下置单于四辅，实行胡、汉分治，慕容鲜卑仍是北燕的政治基础。冯跋兴置太学，奖励农耕，特别鼓励种植桑树，促进了辽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太平二十二年，冯跋死，其弟冯弘夺得政权，改元太兴，北燕从此不断受到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拓跋鲜卑北魏政权的进攻。太兴六年（公元436年）五月，北魏军攻下龙城，北燕共经28年而亡。

后燕灭亡之际，慕容垂弟慕容德从其镇守的邺城率4　万户向南逃窜，河北汉族世家大族多随他南奔。慕容德渡过黄河，据有滑台，称燕王。后以青、齐一带土地肥沃，足以立国，迁居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以为都城，改称燕皇帝，号建平元年（公元400年）。建平六年，慕容德死，其侄慕容超继位，称太上元年。太上六年（公元410年）二月，被东晋执政者刘裕率军攻灭。南燕据有今山东半岛及其以西一些地区共11年。

3。羌族后秦与鲜卑西秦后赵灭亡时，被后赵迁于冀州清河（治今河北清河）的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县境）羌人姚弋仲、姚襄父子试图率其统领的数万羌族人返回关中，受到苻洪的阻击。前秦创立后，姚襄弟姚苌率部众回到关中，几经争战后，降附前秦。苻坚败于淝水后，姚苌在渭北地区招纳羌人及关陇豪族，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号白雀元年（公元384年）。及慕容鲜卑在慕容永率领下撤离长安东返，姚苌入据长安，称皇帝，改元建初，国号秦，史称后秦。

建初八年（公元393年），姚苌死，其子姚兴继位。姚兴消灭了以苻登为主的氐族前秦残余势力，一度将后秦的势力范围从关中扩张到陇右、河西，并趁西燕灭亡及东晋乱亡之机，夺取今山西南部及河南大部分地区。姚兴在位时期，重视学校教育，注意选拔人才，崇尚节俭，鼓励农业生产，社会相对安定。弘始十八年（公元416年）正月，姚兴病死于诸子争立的斗争中。姚兴长子姚泓继位后，东晋执政者刘裕率兵攻后秦，而姚泓弟、镇守蒲坂的姚■与其堂兄、镇守安定（今甘肃泾川）的姚恢却弃外敌于不顾，先后率兵入攻长安，致使刘裕大军从潼关长驱深入，于次年灭掉后秦。后秦共存在33年。

前秦败亡时，乞伏鲜卑首领乞伏国仁于苑川（今甘肃榆中县东北）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号建义元年（公元385年）。乞伏部为鲜卑一支，在南迁过程中成为鲜卑如弗斯、出连、叱卢三部的共主，并于西晋初进入今宁夏、甘肃境，过着以游牧为主，兼营农耕的生活。建义四年，乞伏国仁死，其子乞伏乾归迁都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依附前秦残余势力苻登，被封为金城王。苻登被后秦攻杀后，乞伏乾归尽据陇西，自称秦王，史称西秦。西秦太初十三年（公元400年），乞伏乾归向后秦投诚，入居长安数年，后回到苑川，复称秦王，号更始元年（公元409年）。更始四年，乞伏乾归死，其子乞伏炽磐迁都枹罕，灭南凉，尽据陇右、河西，并屡败游牧于今青海草原的吐谷浑，西秦势力范围扩大到浩亹（gèmén，音个门，今青海乐都东）。建弘九年（公元428年），乞伏炽磐死，其子乞伏暮末因刑罚严峻，部民离叛，后因饥荒迁都于南安（今甘肃陇西西）。永弘四年（公元431年）正且被匈奴夏政权攻灭。西秦历国47年。

4。匈奴夏政权西晋末，刘渊率并州五部匈奴反晋时，命北部帅刘虎率匈奴族人4，000余落居肆卢川（今山西忻县北），抵御晋并州刺史刘琨及鲜卑拓跋部的进攻。后赵石虎又以刘虎子刘豹为平北将军、左贤王、丁零单于。刘豹子刘卫辰娶代王什翼犍女为妻，却因受到什翼犍的不断进攻，降附前秦。前秦消灭代国后，以刘卫辰为西单于，驻代来城（今内蒙古东胜县西），统摄河套地区鲜卑及匈奴等少数族。由于这支匈奴族人逐渐和鲜卑人融合，匈奴男子多娶鲜卑女子为妻，这种婚姻产生的后裔在北方少数族语言中被称为"铁弗"，因此，刘卫辰的部落被称为铁弗部。

淝水战后，什翼犍孙拓跋珪重建鲜卑代国，攻下代来城，刘卫辰被部下所杀，其子勃勃逃奔后秦高平公、鲜卑族人没奕于，娶没奕于女为妻。勃勃后入长安，后秦皇帝姚兴对他特别赏识，任命他为持节、安北将军，统领三交（今陕西榆林西）五部鲜卑2　万余落。不久，勃勃杀其岳父没奕于，吞并其部落，力量大增，于是称天王、大单于，号龙升元年（公元407年）。勃勃因《史记》、《汉书》都记载匈奴是夏后氏的后裔，遂称其政权为"大夏"，又以匈奴从母姓刘不得体，帝王"继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于是改姓赫连①。

赫连勃勃建立政权后，不设固定驻地，采取游击战术，不断袭击后秦北方城镇，逐渐控制了今宁夏全部、陕西北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凤翔元年（公元413年），赫连勃勃在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修建城墙高大坚固、殿宇壮丽的都城，取名统万城，将其城门命名为招魏门、朝宋门、服凉门、平朔门、以示自己将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凤翔五年，赫连勃勃发兵击败东晋灭后秦后留守长安的部队，占据长安，称皇帝。随后留太子赫连璝镇长安，自己回到统万，以防备北魏的进攻。

真兴七年（公元425年），残忍嗜杀的赫连勃勃死去，其子赫连昌继位，改元承光。次年，北魏军队攻占长安，随后袭击统万，赫连昌败逃上邽（今甘肃天水市）。承光四年，北魏攻占上邽，俘赫连昌，赫连昌弟赫连定率众逃至平凉（今甘肃平凉市西北），称皇帝，年号胜光。胜光四年（公元431年）正月，赫连昌攻下陇西，擒乞伏暮末，灭西秦，俘获10　余万人。六月，

①　《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传》。

赫连定欲率众到河西击北凉而据其地，途中遭到吐谷浑袭击，赫连定被俘。匈奴夏政权经25年而亡。

5。氐族后凉、鲜卑南凉、汉族西凉与卢水胡北京前秦灭亡后，今河西走廊地区相继出现四个自称为"凉"的政权。

苻坚败于淝水后，前秦西域校尉吕光率部东返，击败据玉门关而守的前秦凉州刺史梁熙，进入凉州治所姑臧（今甘肃武咸），称凉州刺史、护羌校尉。苻坚死后，吕光自称凉州牧、酒泉公，号太安元年（公元386年），后改称三河王。麟嘉八年（公元396年），吕光称大凉天王，封置百官，改元龙飞，史称后凉。吕光与前秦皇室同出临渭氐族，其部下也以氐族人为核心，吕光凭借其统领的军队，控制着河西走廊及今新疆南部地区，但在与鲜卑、卢水胡等部落争夺河西的战争中，其势力不断削弱。龙飞四年吕光死后，后凉统治者之间相互拼杀，民不聊生。后凉神鼎三年（公元403年）八月，吕光侄吕隆被迫降于后秦，后凉立国18年而亡。

吕光据凉州后，其时游牧于河西地区的鲜卑部落首领秃发乌孤被任命为冠军大将军、河西鲜卑大都统、广武县侯。河西鲜卑为拓跋鲜卑的一支，"秃发"即"拓跋"的异译。约在三国初年，他们在其首领秃发匹孤的率领下与拓跋鲜卑主体部分脱离，从塞北向西南迁徙，游牧于今甘肃、青海、宁夏三省毗邻地区。至秃发乌孤时，推广农耕，部众渐盛，遂筑廉川堡（今青海乐都东）为政治中心。秃发乌孤接受吕光任命不久，自称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号太初元年（公元397年），随后又改称武威王，迁都乐都（今青海乐都）。秃发乌孤弟秃发利鹿孤（公元399-402年在位）改称河西王，迁都西平（今青海西宁市）。利鹿孤弟秃发傉檀统众后，迁回乐都，自称凉王，史称南凉。后秦降服西凉，控制河西后，秃发傉檀向后秦称臣，被任命为凉州刺史，镇姑臧。秃发傉檀不久背叛后秦，据姑臧再称凉王，后因不断受到卢水胡北凉的进攻，迁回乐都。南凉嘉平七年（公元414年），西秦攻陷乐都，秃发傉檀部众逃散，被迫投降，于次年被杀。南凉政权也只存在18年。后凉末年，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李傕已联络河西汉族豪族据有敦煌，后凉灭亡，李傕自称冠军大将军、沙州刺史、凉公，号庚子元年（公元400年），史称西凉。建初元年（公元405年），李傕迁都酒泉。西凉实际控制的只有今甘肃西北部酒泉、玉门、安西、敦煌数县地，李傕虽屯田积谷，推行教育，但力量极弱。嘉兴四年（公元420年），李傕子李歆在位时被北凉攻灭。

北凉是临松（今甘肃张掖南）卢水胡首领沮渠蒙逊建立的政权。卢水郎今甘肃黑河。东汉时期，卢水流域的小月氏、匈奴、羌等各少数族逐渐融合成一个独特的民族集团，被称为卢水胡，汉末三国时，他们已遍布于关陇各地。沮渠蒙逊先世曾作过匈奴左沮渠的官职，因此以之作为姓氏。沮渠蒙逊父沮渠法弘曾任前秦中田护军。吕光建立后凉时，任命沮渠蒙逊叔父沮渠罗仇为西平太守，以沮渠蒙逊兄沮渠男成为将军，让沮渠蒙逊仍领本部落，以相笼络。后沮渠罗仇奉命攻西秦，兵败而回，被吕光处死。沮渠蒙逊以会葬为名，聚集本部落数万人反后凉，与沮渠男成共推吕光部将段业为主。段业于是自称大都督、凉州牧、建康公，号神玺元年（公元396年），攻下张掖，以为都城。后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称凉州牧、张掖公，号永安元年（公元401年），史称北凉。

北凉建立后，沮渠蒙逊连续进攻继后凉争逐河西地区的南凉与西凉。永安十一年，他将南凉势力逐出姑臧，于次年迁都于此，称河西王，改元玄始（公元412年）。玄始九年，沮渠蒙逊又攻灭西凉。北凉极盛时，据有今河西走廊及青海东北部与内蒙古极东边一大片地区，西域诸小国也遣使臣服于它。北凉永和七年（公元439年），北魏大军围攻姑臧，沮渠蒙逊子沮渠牧犍投降。

西凉经39年而亡，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宣告结束。

（四）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十六国时期是民族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民族政权兴亡不定，伴随大规模的民族迁徒甚至民族仇杀。十六国时期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当这一时期结束以后，曾经在中国北方建立过自己的政权的匈奴、羯、鲜卑慕容部、鲜卑乞伏部，均不再以民族集团的形式活跃于历史舞台，古老的氐、羌等族亦成为历史上的民族。

民族冲突与民族迁徙是促进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以前，氐、羌、匈奴、羯等族虽均已移居于原汉族居住地区，与汉民族杂处，但基本上仍各自有其集中的居住地，形成大杂居小族居的状况，各族仍保留着原有的部落等社会组织形式及语言、风俗等民族文化。在这一时期，由于严重的民族冲突，民族迁徙成为经常现象，各族政权为了控制其他少数族和汉族，增强自己的政治军事势力，常将其他各族迁徙到自己的政治中心地区。如匈奴汉政权在其都城平阳附近的单于左、右辅即统治着"六夷"20　多万落，左、右司隶又统治着40　多万户汉族百姓；氐族前秦都城长安附近遍布着鲜卑、羌、羯等族人。一些少数族政权还将本族人分往军事政治要区，加强对各地的武力控制，如匈奴汉政权时，刘曜率匈奴族人镇守长安，在汉灭亡时，借以建立匈奴前赵政权；羯族后赵石虎将其诸子分往长安、蓟城、襄国镇守，其率领的军队亦以羯人为核心；前秦苻坚亦将氐人15　万落分往各地，以资镇抚，其子苻丕正是利用其率领镇守邺城的氐族人，在前秦灭亡之际，继续以秦的继承者相号召。

民族迁徙的结果是各族迁离原来的聚居地。如慕容鲜卑从辽西主动迁到中原，建立前燕，后又被前秦迁到长安附近。前秦灭亡后，其主体部分又迁徙到今山西南部地区，随后又被后燕迁到河北各地。后燕灭亡后，一部分被北魏政权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一部分南迁广固，建立南燕，只有一小股逃回辽西，成为北燕政权的支柱。不久，慕容鲜卑便从历史上消失，只留下"慕容"一词，成为《百家姓》中的一员。这种长期的、大规模的迁徙，使各民族小族居的状况被彻底打破，民族冲突带来频繁的民族接触，各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及风俗习惯、语言等都不可能再一成不变的维持下去，民族融合也就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①。匈奴夏政权的创立者赫连勃勃即兼有匈奴和鲜卑族人的血液，为"胡父鲜卑母"的后裔。

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融合是多向的，既有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也有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但其主要方向是各少数民族的汉化。

首先，尽管晋末永嘉乱中北方汉族人口大规模流亡迁徙，但相对于各少数族在人数上仍占优势，当各少数族原有固定的居住地被打破后更是如此。西晋末流亡辽东的汉族人口竟超出当地慕容鲜卑10　倍有余；匈奴汉政权迁徙人口到平阳附近，汉族有40　多万户，各少数族即所谓"六夷"只20　多万落，"户"与"落"相当，汉族人口亦倍于各少数族；而其统治地区内，绝大部分还是汉族群众。在民族融合中，人口多的一方总是居于优势，汉族的语言、习俗以至生活方式都给各少数族施加强有力的影响，慕容廆即曾鼓励农耕，石勒亦曾下令禁止羯人在兄长死后以嫂为妻的习俗，石勒本人的名字也是在他起兵后按汉人习惯取的。

①　参黄烈《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3　期。其次，各少数族从部落组织形式转而为政权统治，其政权机构无一不模仿汉族传统的政权组织形式，为此，不得不引用汉族知识分子，亦即引用当时汉族中最有文化素养的世族人士，从前面的叙述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慕容鲜卑前燕的创立，正是流亡辽东的世族人士活动的结果；石勒创立政权，汉族人士张宾功不可没；苻坚治国，亦以汉人王猛为股肱。尽管匈奴汉、前赵及羯族后赵采取民族分治政策，以部落组织形式统治各少数族，但其政权的主体仍是传统的汉族政权那一套。各少数族按汉族传统政权的形式实施统治，促使其原有的社会组织趋于瓦解，这是各少数族汉化的重要内容。

最后，同时也最重要的是，十六国时期创立民族政权的各少数族均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及文化典籍，各族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无不热心于学习汉族文化典籍①，十六国政权无例外均兴建学校，培养人才，而其学习的也无一不是儒家经典。通过利用汉文字，学习汉文典籍，各少数族逐渐熟谙汉族文化，按汉族文化观念行事，最后便认同于汉族，抛弃本族习俗。而且，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各族在借用汉字时，汉字本身并不随各族语音不同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由于统一的汉文字的规范，各族在使用汉字，学习汉文化时，其语言也逐渐趋同，汉文字这种特点有效地将各少数族整合为一个使用同一语言文字的民族，即汉族。②

①　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僭伪诸君有文学"条。

五、东晋门阀政治①（一）司马氏流亡政权的创立1。东晋建立前的江东局势西晋灭吴后，江南尤其是江东地区孙吴以来迅速膨胀的世家大族，仍然保存着自己强大的社会基础及私家武装，他们对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居于排他地位的西晋政权持一种不合作态度，前文已述。八王之乱中，出仕西晋的江东大族名士大都弃官返居乡里，伺机发展。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张昌起义于荆州，其部将石冰攻占孙吴旧都建邺，于江东置派官吏。这年底，义兴（治今江苏宜兴）人周玘联合江东大族起兵击石冰，推江东首望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人顾秘为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传檄各郡，杀石冰所置官吏。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市）贺循，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华谭及丹阳（治今江苏南京市）葛洪、甘卓等均起兵响应。他们与驻于广陵、率大军督运江南粮食以供给洛阳的陈敏配合，攻下建邺，将石冰的势力逐出江东。

陈敏击败石冰，力量大增，被西晋朝廷任命为广陵相。他试图利用西晋内部政治动乱，匈奴刘渊起兵反晋的形势，联合曾与他共击石冰的江东大族，在江南建立割据政权。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十二月，陈敏起兵据历阳（今安徽和县），遣诸弟攻略江东，驱逐西晋朝廷任命的官吏，据有江东。他与甘卓连姻，任命顾荣为右将军，贺循为丹阳尹，周玘为安丰太守，江东大族名士受命为将军、郡守者40　多人。于是陈敏自称都督江东诸军事、大司马、楚公，加九锡，并宣称要率兵夺取晋惠帝南下。

次年，司马越控制晋惠帝，结束了八王之乱后，开始注意江东局势。时华谭为其僚属，奉命致信顾荣等江东人士，称陈敏出身卑微而无才干，不足以建立孙策、孙权兄弟那样的功业，又称司马越已安定朝廷，将兴兵南下平定叛乱，要他们改弦易辙。而陈敏据有江东后，刑政紊乱，子弟凶横，江东大族也逐渐讨厌他。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二月，顾荣、周玘与丹阳纪瞻等联络镇守寿春（今安徽寿县）的西晋征东大将军刘准，攻围建邺，受陈敏信任，悉统其精兵的甘卓临阵与顾荣等合谋，陈敏兵败被杀。江东一时出现权力真空。同年九月，琅邪王司马睿奉司马越命出任扬州刺史，镇守建邺。2。"五马渡江"与"百家士族"

司马睿（公元276-322年），字景文，西晋创立者司马懿之后。八王之乱后期，继承琅邪王爵位、任左将军的司马睿支持东海王司马越，司马越率兵夺晋惠帝还都洛阳时，任命他为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保卫后方。随即又任命他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

晋惠帝还居洛阳后，匈奴刘渊兵势益盛，西晋征镇叛服不常，流民起义方兴未艾。在这种形势下，司马越谋主、身居尚书令要职的名士领袖琅邪（今山东临沂）王衍认为中原乱局已难收拾，劝司马越任命自己的弟弟王澄为荆

①　本章标题系沿用田余庆师《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第1　版）一书书名，文中观点亦多采该书，不再一一注明。

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与洛阳为三窟，形成进退有据的战略形势。王敦因此与族弟、司马睿安东将军府司马王导（公元276-339年）策划，让拥有都督扬州名份的司马睿从下邳南下，真正实现对扬州的控制。史称："（王）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①司马睿出镇建邺后，司马宗室彭城王司马绎、西阳王司马伷、汝南王司马伷、南顿王司马宗或先或后，投奔江南，当时谣称五马渡江。

随着中原局势进一步恶化，洛阳陷落，中原士族人物纷纷南奔。由于关陇地区暂时还相对稳定，关中豪族又拥戴晋愍帝在长安建立新的中央政权，而河北迅速被石勒占据，河北士族大多逃奔幽、并等晋室遗存州镇，所以永嘉乱中流亡江东的士族大部分来自黄河以南地区。如琅邪王氏、诸葛氏、刘氏，陈郡（治今河南淮阳）谢氏、袁氏、殷氏，颍川（治今河南鄢陵西）庾氏、钟氏、荀氏，谯国（治今安徽毫县）桓氏等。历东晋南朝，这些流亡士族均用谱牒记其祖先地望、家族源流，以示尊贵，流亡士族的总谱号称《百家谱》。百余家流亡士族成为东晋政权立足江南的政治基础。

司马睿虽属西晋皇室疏宗，但他既具有晋室宗王的名份，又经西晋朝廷正式任命为都督扬州诸军事，是流亡士族足以凭借其号召力在江东站稳足跟的唯一人物。于是王导与不久出任扬州刺史的王敦兄弟俩全力拥戴，与汝南人周玘、渤海人刁协等成为司马睿的腹心股肱，百余名流亡江东的士族人士也进入司马睿幕府，充任僚属，或出为郡县守令，维持江东的稳定。

要稳定地控制江东，还需争取江东大族的支持。司马睿出镇建邺后，在平定陈敏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顾荣、贺循、周玘、纪瞻等都在王导的积极拉拢下，担任司马睿府佐，并通过他们争得更多的江东本地人士的归心，他们"委质霸朝，预闻邦政；典宪资其刊辑，帷幄佇其谋猷；望重搢绅，任惟元凯，官成名立，光国荣家"。①但中原士人群聚江东，受司马睿委任，仍使一些江东大族感到司马睿组建中的政权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他们的政治利益，所谓"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②周玘任司马睿仓曹属，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吴兴（治今浙江吴兴南）人钱。。举兵反司马睿，周玘纠合宗族乡里，与司马睿部将郭逸等击杀钱。。，加上他先前起兵击石冰、陈敏，号称三定江南。事后，司马睿任命他为吴兴太守，又在其家乡立义兴郡，以示对他三次举"义兵"的奖赏。但周玘却因未能入建康③得到一个可以借以控制政局的职务而怀恨在心，又受到司马睿左右刁协的轻视，遂和党羽密谋诛除司马睿左右执大政者，由自己操纵建康政权。周玘不久死去，其子周勰奉其遗命，于建兴二年（公元314年）和吴兴人徐馥各率宗族私兵起事，以讨王导、刁协为名，孙吴皇族之后孙弼也起兵响应。次年初，周勰等兵败，徐馥、孙弼被杀，司马睿、王导等仍因周氏族大宗强，不加追究，周勰继续居官任职。不过，北方流亡士族在建康政权中居主导地位的形势未加触动，并逐渐将江东士族排挤出最高统治阶层，因此江东大族与北方士族的矛盾虽在整个东晋南朝时隐时现，却未能给各朝政治带来严重

①　《世说新语·言语》注引邓粲《晋纪》。

①　《晋书》卷六十八史臣语。

②　《晋书》卷五十八《周处传周勰附传》。

③　西晋初沿孙吴旧称为建业，太康三年（公元382年）改名建邺，晋愍帝司马邺即位后改称建康。的危机。

3。东晋政权的建立司马睿出镇建康10年时间中，不仅在南北门阀士族的支持下占稳了足跟，而且利用西晋末年动荡的政治形势，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整个长江以南地区，为东晋政权成立准备了条件。

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扬州都督周馥愤司马越不尽臣节，上表朝廷，请晋惠帝离开孤城待敌的洛阳，迁都寿春，并称自己将率精兵3　万迎奉大驾。这一行动既损害了司马越的利益，也对司马睿刚刚在建康创立的局面构成威胁。因此司马睿遣甘卓、郭威等与听从司马越号令的淮南太守裴硕一道，击败周馥。次年，洛阳失陷，晋惠帝被俘，司马睿被晋司空荀藩传檄州镇，推为盟主。司马睿于是假借朝廷名义，署置官司，改易地方官吏。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刺史华轶、豫州（治今河南淮阳）刺史裴宪不奉号令。司马睿遣王敦率甘卓、周访等击斩华轶，逐走裴宪，任命甘卓为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市）刺史，周访为浔阳（治今江西九江市）太守、陶侃为武昌（治今湖北鄂城）太守，其势力从扬州扩张到长江中游地区。随后，王敦又指挥甘卓、陶侃、周访等击败杜弢领导的荆、湘一带的益州流民起义军，巩固了对长江中游的控制。建兴三年（公元315年），陶侃又击败王机，据有广州（治今广东广州市），司马睿的势力延伸到岭南。

晋愍帝在长安即位后，遥命司马睿为丞相、大都督中外诸军事，令其率众北伐，共击匈奴汉政权，收复洛阳。司马睿忙于占据江南，根本不考虑北伐的事。其军谘祭酒祖逖（公元266-321年）请求率军收复中原，司马睿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他1000人的粮饷，却不给武器。祖逖于是率随他流亡南下的100　余家部曲渡北上，中流击楫而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①他收纳流民武装，联合黄河以南据守坞壁的豪族，驱逐石勒在河南的军队和官吏，"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②。直到他病死军中，数年之间，石勒不敢进兵河南。祖逖的北伐活动使江南免受少数族军队的骚扰，为东晋顺利建立创造了条件。

建兴四年（公元316年），长安陷落，晋愍帝被俘，司马睿全副武装，率军于野外扎营，传檄四方，征兵天下，作出即将北伐的姿态。次年二月，在士族人士的拥戴下，称晋王，改元建武。建武二年（公元318年）三月，晋愍帝被杀的消息传到建康，司马睿于是正式称皇帝，仍以晋为国号，因建康位于洛阳东南，史称东晋。

东晋是西晋政治上的延续。西晋士族制度下形成的百余家流亡江南的门阀士族是其政治基础。西晋时确立的士族特权在东晋进一步制度化，士族子弟虽生为白痴，也可以凭其"门荫"、"世资"、"门地"出任高官，享受厚禄。西晋时一些人还竭力反对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情况在东晋则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所谓"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③。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特权进一步扩大。

①　《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

②　《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

③　《宋书》卷九十四《恩倖传序》。

东晋时期，皇室虚弱，一些高门大族长期操纵政权。东晋未能像西晋那样，由宗室诸王出镇地方，手握强兵，相反，重要州镇几乎全控制在门阀士族手中。执政家族往往凭借宗族人物，分居内外，彼此呼应，以维持家族势力于不坠，东晋一代不断出现的荆、扬之争，正是控制荆州军事重镇的士族人物凭借强大兵力，干涉建康（扬州治所）朝政的产物。执政的门阀士族并没有创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来保障他们的家族利益，而是利用魏晋以来形成的尚书省和中书省。与门阀士族特权进一步巩固，一些高门士族凌驾皇权之上的情形相应的是，尚书省成为门阀士族控制政权最有效的权力机构，职无不总的录尚书事基本上成为固定官职，并长期由操纵政权的高门大族的代表人物担任。他们还往往兼任中书监，控制中书省，掌握朝廷政令的拟定大权。士族人物几乎垄断了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郎及中书省中书舍人以上的显要官职①。

东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流亡政权，不仅依仗流亡士族为其政治基础，而且凭借北方流亡群众为其武力支柱。东晋前期创立，在拱卫京城建康，抵御北方少数族政权南进中功勋卓著，对东晋末年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北府兵，正是一支流民武装，长江中游重镇荆州也以流民为主要兵员。从永嘉之乱开始，由于北方少数族政权时兴时灭，激烈的民族矛盾使大量汉族百姓不断抛弃家园，举家南迁，并因流亡先后呈现依次向南推进的趋势。从今山东、江苏北部以及河北、安徽北部南下的部分流民大都移居于今江苏南部南京、镇江、常州一带；从今河北及山东黄河以北地区南下的流民则大多迁居今山东黄河以南地区；从今河南、安徽北部南下的流民主要移居今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及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地区；今山西及部分河北流民迁居今湖北南部及湖北北部；今陕西及河南西北部的流民南下后多定居在以今襄樊市为中心的湖北、河南汉江流域地区；今陕西北部及甘肃流民大都迁居今陕西汉中及四川东北部地区。①东晋初年，朝廷还寄希望于北返旧都，流亡群众也思念故土，于是在流民集中地区，根据流民来向，设置与其原来州郡同名的州郡，又常在州郡名前加一"南"字以示与北方原来州郡相区别，称为侨州郡。侨州郡统辖的流民最初不承担赋役，因而其户籍称为白籍，承担赋役的民籍则称为黄籍。随着流民长期定居后安于新土，政府便开始逐渐取消侨州郡建置，将流民正式登录于所居郡县的户籍上，以供政府收纳赋税，征调徭役，这种活动被叫作土断。由于北方时局变化，流民南下高潮一波接一波地出现，侨州郡也不断兴置，土断直到南朝中后期还在进行。

作为一个流亡政权，东晋建立后，一直以华夏正统相号召，坚持不与北方在西晋废墟上建立的匈奴及羯族政权交往，并利用各少数族之间的矛盾及少数族政权兴灭无常的形势，对北方政局施加影响，三度收复洛阳，先后消灭割据今四川地区的氐族成汉、今山东半岛的慕容鲜卑南燕及关中地区的羌族后秦政权。东晋时期，北伐活动经常出现，虽因门阀政治的掣肘，往往成为权臣借以增强势力和提高威望的手段，偶有收获，随即丧失。但东晋政权终究凭借流民武装，打赢了淝水之战，使东晋北方防线在东面长期徘徊于黄河与淮河之间，在西面与各少数族政权反复争夺汉中及汉水流域，从而确保了江南地区的相对安定局面，保证了汉族传统文化的自然延续与江南社会经

①　参祝总斌《西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188-196　页，前引。

①　参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学报》第15　期。

济的稳步发展，为东晋以后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王、庾、桓、谢家族代兴东晋一代政治史，大部分时间表现为几个执政家族兴衰交替的历史。琅邪王氏因创业之勋，首创"王与马，共天下"，即琅邪王氏在尊重司马氏皇权名份下操纵政权的政治格局。其后，颖川庚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相继维持这一政治格局。由于抵抗北方少数族南下，号召南来流民需要司马氏这个旗号，也由于门阀士族之间为权力分配而相互牵制，司马氏皇权虽极度衰弱，执政家族尽管能驾驭皇权，却不能取而代之，使皇权成为门阀政治的装饰品。这样，形成东晋一代独具特色的门阀政治。

1。琅邪王氏琅邪王司马睿出镇建康，是东晋政权建立的关键。司马睿作为西晋皇室疏宗，"譬彼诸王，权轻众寡，度长絜大，不可同年"①，名份和势力都远逊于八王之乱中相互争逐的八王，他之所以能匹马渡江，使司马氏皇统在江南延续百余年，主要因为其封地士族人士王导的谋划与扶持以及王导族兄王敦平定长江中游的功绩。永嘉南渡后，王导始终居中策划，王敦则总上游征讨大权，王氏家族亲属居内外要职者人数甚多，远较渡江的司马氏"五马"强盛。史称："（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②因此，晋元帝司马睿登基称帝时，执意要拉王导共登御座，后王敦起兵攻入建康时，他又表示愿意再作琅邪王，让出帝位。

司马睿即位后，王导任侍中、司空、录尚书事，领中书监，居中辅政，王敦则为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荆二州牧，握强兵坐镇上游。与勤恪奉公的王导相比，王敦更具政治野心。他早在奉司马睿命平定上游各州，拥有都督六州大权后，便擅自选置刺史以下地方官吏，将屡立战功的荆州刺史陶侃贬逐为广州刺史，以族弟王濬（yì，音意）为荆州刺史，竟引起陶侃部将的反叛。当群臣与拥戴司马氏的晋室北方遗存州镇及少数族首领劝司马睿称帝时，他又因司马睿难于驾驭，想在司马氏中推举一位柔弱易与的人物，便于王氏专权，因王导坚持推奉司马睿而作罢。东晋建立后，王敦坐镇武昌（今湖北鄂城），"专任阃（kǔn，音捆，意指国门）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二。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①司马睿并不甘心空有皇帝虚名，他即位不久，崇尚法家学术，讲求刑法，整顿吏治，任命刘隗为侍中、丹阳尹，刁协为尚书令，以分王导之权，对他们极为信任。刘、刁二人力主伸张皇权，排抑权贵，受到王氏的嫉恨。大兴三年（公元320年），湘州刺史甘卓调任梁州刺史，王敦欲以亲信沈充任湘州，司马睿却据刘隗的意见，任命宗室谯王司马承为湘州刺史，试图削减王敦在上游的势力。次年，又在刘隗、刁协的主持下，下令征发扬州各郡沦为奴隶的北来流民，清查豪族隐占的依附人口，借此扩充军队。刘隗因此出任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淮阴（今江苏淮安），尚书戴渊为

①　《晋书》卷五十九传序。

②　《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

①　《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

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讨石勒为名，实备王敦。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王敦起兵东下建康，以诛刘隗、刁协为名。吴兴人沈充也于乡里起兵响应王敦。司马睿急召戴渊、刘隗还守京城，却不敢与王氏公开决裂，拒绝刘隗尽诛王氏子弟的建议，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领兵防守，而王导以门户私计，默许王敦的行动。四月，防守建康石头城的右将军义兴人周札开门投王敦，尚书令刁协在逃亡途中被杀，刘隗投奔石勒于河北，戴渊与尚书左仆射周玘为王敦所杀，湘州刺史司马承与梁州刺史甘卓也被王敦部将攻杀。王敦进入建康，自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还屯武昌，除原所督六州外，又加督宁、益二州。他改置百官及州镇长官，转职及被贬黜者达百余人，以其兄王含为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族弟王舒、王彬、王邃分别为荆州、江州、徐州刺史，将相岳牧悉出其门。其党羽沈充、钱凤为其出谋划策，杀戮异己，劫掠财物，原来因司马睿加强皇权家族利益受到损害从而支持王敦的门阀士族，转而反对他。

这年闰十一月，司马睿怀恨而死，其子司马绍（公元299-325年）即位，即东晋明帝，司徒、尚书令王导受遗诏辅政。王敦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兼领扬州牧，就近控制朝政，他忌惮右将军、会稽内史周札家族强盛，在沈充、钱凤的鼓动下，诬其谋反而杀之，尽诛义兴周氏，又诛杀司马绍亲信武官公乘雄、冉曾等人。

太宁元年（公元323年）四月，王敦经沈充、钱凤的挑动，准备再次举兵入建康，自取帝位。次年六月，司马绍任命王导为大都督，领扬州刺史，与丹阳尹温峤、右将军卞敦共守石头城，又采用尚书令郗鉴之计，召活动于江北的流民武装首领豫州刺史祖约、兖州刺史刘遐、临淮太守苏峻入援建康。次月，王敦于病中令王含、钱凤率水陆军5　万人攻建康，沈充也从吴兴率万余人与王含汇合。王含等大败而返，王敦因而病死、沈充、钱凤被晋军追杀，王含逃到荆州，被王舒沉杀于长江。王敦第二次起兵失败，琅邪王氏元气大伤，吴兴沈氏、义兴周氏等江东强宗也因此一度在政治上销声匿迹。太宁三年五月，陶侃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原荆州刺史王舒调任广州刺史，随即调任湘州，受陶侃节度，琅邪王氏控制上游强兵，威胁建康的局面基本结束。

太宁三年（公元325年）闰八月，晋明帝司马绍病死，遗诏命太宰西阳王司马伷、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阳尹温峤辅年仅5　岁的皇太子司马衍（公元320-342年）即位，即东晋成帝。这表明门阀士族之间势力达到一定平衡，但这种平衡因司马衍舅氏庾亮兄弟权势的急速上升而被打破，颖川庾氏也就取代了琅邪王氏在东晋政治中的地位。

2。颍川庾氏颍川庾氏兴起于魏晋之间，西晋时代有名人。司马睿出镇建康后，庾亮（公元289-340年）过江为其镇东将军府西曹掾，其妹嫁给司马睿之子司马绍。司马睿在位时，庾亮历任中书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司马绍即位后，升任中书监，王敦败后，转任护军将军，掌管禁军。庾亮本人因儒雅而善谈玄而为当时人推重。司马睿时，他反对司马睿加强皇权的措施，保护门阀士族的利益，曾受到王敦的赞赏。晋明帝司马绍平定王敦后，亦曾试图加强皇权，临死之际，准备让宗室西阳王司马伷及抚军大将军南顿王司马宗同其宠信的右将军虞胤辅佐太子司马衍，排斥王导等朝廷大臣。庾亮突入皇宫，向明帝力陈如司马伷等得势，将危及东晋政权的稳定。在他的策划下，明帝遂让他与王导等门阀士族人士辅政。晋成帝司马衍即位后，明帝司马绍皇后庾氏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庾亮改任中书令，与录尚书事王导共同执政。庾亮进一步排除司马宗室。咸和元年（公元326年），南顿王司马宗以谋反罪被杀，西阳郡王司马伷被免去太宰之职，降爵为弋阳县王，汝南王司马统被废为平民。

对王导、庾亮维系的门阀政治构成最大威胁的是苏峻、祖约等流民帅，他们在平定王敦叛乱中立有首功，事平之后；祖约从平西将军升为镇西将军，仍为豫州刺史，率其兄祖逖原北伐之众屯守寿阳（今安徽寿县）。苏峻任使持节、冠军将军、历阳内史，有精兵万人。明帝死时，苏峻未列入辅政大臣名单中，后请求提升官职，又未得到王导、庾亮应允，因而怀恨在心，自恃强兵，阴有异图，招亡纳叛，骄纵不法。历阳迫近建康，更使庾亮感到如芒在背。

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庾亮不顾王导、卞壶劝阻，执意召苏峻入建康任大司农，以便解除其武装。苏峻于是联合祖约，于同年十一月举兵反叛。次年二月，苏峻率其众与祖约所遣部将祖涣、许柳渡江围攻建康，放火将建康官府衙门全部焚毁。尚书令、领军将军卞壶，丹阳尹羊曼等战死，庾亮与诸弟乘船狼狈逃奔江州刺史温峤。王导留京陪伴小皇帝司马衍。苏峻自为车骑将军、录尚书事，任命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分兵攻略建康附近的宣城（治今安徽宣城）、义兴、晋陵（治今江苏常州市）等地，杀宣城内史桓彝。

苏峻初起兵，江州刺史温峤欲率兵赴援建康，庾亮担心荆州刺史陶侃有异谋，加以阻止。陶侃也因未入辅政大臣之列而拒绝了温峤要他援救建康的请求，按兵不动。及建康失陷，庾亮只得赞同温峤，推陶侃为盟主，以击苏峻。这时陶侃也因其子庐江太守陶瞻被苏峻击杀，慨然答应，与温峤率军6万，沿江东下。九月，苏峻战死。咸和三年（公元329年）二月，温、陶联军彻底击败叛军，收复建康。王导、庾亮仍继续辅政，但庾亮因引发苏峻之乱而引咎自责，以平西将军、都督扬州之宣城江西诸军事、领豫州刺史的身份出镇芜湖。陶侃晋升为侍中、太尉，还镇武昌，除原督荆、湘、雍、梁四州外，又加督交、广、宁三州诸军事。咸和五年，陶侃起兵击杀擅自夺取江州的流民帅郭默，又加督江州，兼任江州刺史，遂试图举兵废黜纵容郭默的王导，因庾亮劝阻而止。陶侃坐镇上游，手握八州军权，地位有如昔日王敦，但他自知出身寒贱，不敢轻举妄动。

庾亮虽外镇芜湖，仍遥控朝政，与以侍中、司徒之职居中辅政的王导对立。咸和九年（公元334年），陶侃病死，庾亮任征西将军、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迁镇武昌，总上游强兵，对王导形成威胁。王导则以堂侄王允之为宣城内史、监扬州江西四郡诸军事，出镇于湖（今安徽芜湖市西北）。次年，王导又假借石勒来犯，将亲信武将部署在建康附近的长江沿线，并命王允之改镇芜湖，以防庾亮东下。成帝咸康四年（公元338年）五月，王导由司徒升任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六月，又升任丞相，以示他在名义上独揽军政大权。咸康五年，庾亮宣称北伐，却命其弟辅国将军、梁州刺史庾怿从北伐前线回师东下，就任豫州刺史，镇守芜湖，将王允之赶走。庾亮借机致信镇守京口（今江苏镇江市）的太尉郗鉴，指责王导任用小人，在成帝司马衍成年后仍不归政，"挟震主之威以临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邀郗鉴共举兵，以扫除"大奸"，因郗鉴阻止而罢①。咸康五年（公元339年）七月，王导病死，庾亮弟庾冰任中书监执政，"以舅氏当朝，权侔人主"①。次年正月，庾亮亦病死，庾冰弟庾翼代领其职，庾氏兄弟内外呼应，东晋政权全部掌握在庾氏手中。咸康八年六月，晋成帝司马衍病死。司马衍病中，庾冰为了继续以帝舅身份辅政，力劝司马衍不要以自己还在襁褓中的儿子为继承人，应立长君以抗北方强敌。司马衍遂遗令同母弟司马岳（公元322-344年）继承帝位，即东晋康帝。司马岳在位仅两年，便于建元二年（公元344年）九月死去，其年仅两岁的皇太子司马聃即位，即东晋穆帝。同年十一月，庾冰病死，次年七月，庾翼亦死，颍川庾氏后继乏人，庾氏作为执政家族的地位不久便由谯国桓氏取代。

3。谯国桓氏谯国桓氏始兴于东汉初的桓荣。桓荣曾因精通儒学为汉明帝师傅，官至太常，东汉一代，其子孙爵禄不绝，桓氏遂为当时望族。三国魏齐王曹芳时，桓荣后裔桓范任大司农，为曹爽党羽，在高平陵事变中为司马懿所杀，故桓氏在西晋默默无闻。永嘉乱中，桓范曾孙桓彝过江，为司马睿丞相中兵属。桓彝遂交游渡江名士，与谢鲲、王澄、羊曼等慕竹林七贤，披发裸体，纵酒为乐，号称江左"八达"，又与庾亮、温峤等被称为"中兴名士"②。晋明帝时，桓彝以散骑常侍参与平定王敦的谋划，被封为万宁男。苏峻乱中，桓彝死于宣城太守任上。桓彝子桓温（公元312-373年），依仗桓彝振兴的家族名望，娶明帝女南康公主，因缘时会，操纵东晋政权。

桓温少年时，勇武有气概，后手刃父仇，受当时人称赞。娶南康公主后，袭父爵为万宁男，出任琅邪太守。庾翼对他特别赏识，认为他是平定天下的人才。建元元年（公元343年），庾翼倡言北伐，以桓温为前锋小督，不久又任命他为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庾翼临死上表朝廷，请求以其子庾爰之为荆州刺史接替他。朝廷大臣大都认为庾氏兄弟在荆州经营多年，人心归附，应同意庾翼的请求。录尚书事何充反对说："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按：指十六国后赵），西临劲蜀（指氐族成汉），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岂可以白面少年猥当此任哉！"①推举桓温，认为他既可当此重任，又可以制服庾爰之。永和元年（公元345年）八月，桓温被任命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镇江陵（今湖北江陵市），取代了庾氏在上游的地位。

这时，晋穆帝司马聃年幼，皇太后褚氏临朝听政，领司徒蔡谟与晋元帝子、抚军大将军会稽王司马昱各录尚书六条事辅政，皇太后父褚裒与名士殷

①　《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

①　《晋书》卷七《康帝纪》。

②　《世说新语·品藻》"明帝问谢鲲条"注引《晋阳秋》；《晋书》卷七十四《桓彝传》。

①　《晋书》卷七十七《何充传》。

浩分任扬州刺史和兖州刺史，镇守建康周围，政局相对安定，玄学风流盛于一时。桓温正是利用这一时机，巩固了在上游的地位，并借北伐旗号，一步步攫取政权。桓温首先将其兵锋指向西晋末年以来割据今四川达46年之久的氐族成汉政权。

成汉最后一个统治者李势骄奢淫逸，不关心政事，任用恩幸，排斥旧臣，又滥施刑罚，内部矛盾激烈。永和二年（公元346年）十一月，桓温在未经朝廷正式允许的情况下，率军沿江西上。次年三月，攻克成都，李势投降。东晋版图扩大到长江上游，桓温也因此进位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临贺郡公，增强了他对朝政的影响。

永和五年（公元349年）五月，桓温因后赵皇帝石虎死，上书朝廷，请求北伐。居中执政的司马昱与殷浩惧其势力再度膨胀，不加答复。七月，征北大将军褚裒率军北进，败退而回，年底病死。次年初，殷浩任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青徐兖五州诸军事，主持北伐。桓温既不得志，遂暗中与朝廷相抗，"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①。永和七年十二月，桓温再次声称北伐，却率军四五万人从江陵顺流而下，抵达武昌，经司马昱反复调解，才回军江陵，随即升任太尉。殷浩被迫率军两度北进，虽进入西晋旧都洛阳，却屡战屡败，丢盔弃甲。永和十年，桓温上表追究殷浩败军之罪，殷浩被贬为平民，桓温因此尽掌内外大政。

永和十年（公元354年），桓温率军进攻关中氐族前奏政权，败军而返。永和十二年，桓温再次北伐，击败活动于河南一带的羌族首领姚襄，收复洛阳，留兵戍守，自己还镇江陵，他收复的河南地区不久又被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政权夺取，桓温却高卧上游，拥强兵而遥控朝政。

升平五年（公元361年）五月，晋穆帝司马聃病死，其子司马丕（公元341-365年）继立，即东晋哀帝。次年，桓温请求将永嘉乱中流亡江南者尽数北迁河南。朝廷百官惧其威势，莫敢先言，只有著作郎孙绰反对，他说流亡江南者早已安居乐业，而洛阳一带残破不堪，如执意北迁，"离坟墓，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餐之饭，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结果人们将不但没有返归旧土的欢乐，反有送死之忧①。桓温本意只在借此胁迫朝廷公卿，因此虽对孙绰表示不满，也就此作罢。作为回报，桓温于兴宁元年（公元363年）五月进位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假黄钺。兴宁二年三月一日，在桓温主持下，大规模清查户口，厉行土断，因这一天为甲子庚戌日，故称庚戌土断。彭城王司马玄因藏匿五户而被桓温表请监禁，大量被豪族隐占的户口被清查出来，收到"财阜国丰"②的效果。这年五月，桓温又加任扬州牧，但因为长江下游拱卫建康的豫州、徐州等重镇还未控制在手中，他拒绝了朝廷要他到建康执政的征召，于同年八月率兵进驻赭圻（今安徽铜陵市西北），逼近建康。次年正月，又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其弟桓豁、桓冲分任荆州和江州刺史，据守长江沿线战略要地。

兴宁三年（公元365年）二月，晋哀帝司马丕死，其同母弟司马奕（公元342-386年）继承帝位。太和元年（公元366年），因梁州刺史司马勋反，

①　《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

①　《晋书》卷五十六《孙绰传》。

②　《宋书》卷二《武帝纪中》。

桓温弟桓秘从宣城内史调任监梁益二州诸军事，姑孰以西全由桓氏控制。太和四年，桓温第三次请求北伐，借此将徐州刺史郗愔调任会稽内史，自己兼任平北将军、徐州刺史，将他多年凯觎的"京口兵"控制在自己手中。桓温5　万北伐大军被前燕大将慕容垂击败，死者3　万人。桓温归罪于随军北伐的豫州刺史袁真，以其子桓熙代任豫州刺史。这样，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桓温在北伐的旗号下，将桓氏势力从长江上游一步步扩张到下游，建康成了他掌中之物。但他北伐败军，威名大损，急需以某种手段提高自己的威望。太和六年（公元371年）十一月，桓温挥师进驻建康城下，入朝废黜司马奕，封他为海西公，立晋元帝子、丞相司马昱（公元320-372年）为帝，即东晋简文帝。喜欢弄武的太宰、晋元帝子武陵王司马唏及桓温忌恨的庾氏、殷氏两强宗的子弟随即遭杀身之祸。于是桓温威振内外，司马昱也常恐遭被废黜的命运。

桓温行废立以立威后，拒受丞相之职，还镇姑孰，试图以兵威胁迫朝廷就范，延请自己荣登帝位或专制朝政。但掌握朝廷决策大权的士族人士却使老谋深算的桓温的企图成为泡影。

咸安二年（公元372年）七月，简文帝司马昱病重，一日一夜连发四道诏书，令桓温入朝辅政。桓温希望司马昱禅位给他，至少允许他像古代周公辅成王一样"居摄"，即不为皇帝却名正言顺地行使皇帝一切权力，但他却假惺惺地推荐"朝贤时誉"吏部尚书、中护军陈郡谢安与侍中、左卫将军王坦之。①王坦之利用他掌握诏令颁发大权的条件，与谢安合谋，在简文帝安排身后大事的遗诏中，只给桓温像诸葛亮辅蜀汉后主刘禅及王导辅东晋成帝那样的权限，使他难以僭取帝位。又不待桓温入朝，立即将简文帝10　岁的儿子会稽王司马曜立为皇太子，同一天又将他拥立为皇帝，即东晋孝武帝（公元362-396年），由谢安、王坦之辅政。

自称为了身后留名不能留芳千古也不惜遗臭万年的桓温虽痛恨王坦之、谢安，却不敢铤而走险，默认了这一结果。次年七月，桓温于病中求朝廷给自己加九锡殊礼，在谢安、王坦之拖延不决中死去。死前，桓温因自己的几个儿子均不成大器，让弟弟桓冲作自己的继承人，并告诫他不要与谢安、王坦之动武，以免家族遭没顶之灾。陈郡谢氏因而乘时骤兴。

4。陈郡谢氏陈郡谢氏在东晋初年还不是逃亡江南的门阀士族中的高门，其家族人物屡遭高门人士歧视。谢鲲（公元280-323年）在西晋末曾为司马越相府参军，永嘉之乱中过江，后入王敦幕府，累升至王敦大将军府长史，因不赞同王敦以诛刘隗等为名起兵，被逐为豫章太守，死于任上。谢鲲过江后，追求放达，与玄学名士交往，和桓温父桓彝同列为江左八达。谢鲲弟谢裒，东晋初官至太常卿。谢氏地位因谢鲲、谢裒兄弟的活动而上升。谢鲲子谢尚（公元308-357）及谢裒子谢安（公元320-385年）等，以其学识才干在王、庾、桓等几个家族的角逐中异军突起，并在桓温死后，取代了桓氏在东晋最高层政治中的地位，使陈郡谢氏与琅邪王氏同列为东晋南朝的第一流高门。

谢尚幼时即以聪颖高雅著名，初为王导司徒府椽属，官位不断上升。建

①　《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

元二年（公元344年），庾冰死于江州刺史任上，谢尚被朝廷任命为建武将军、南中郎将、领江州刺史，利用他来削弱庾氏在上游的力量。庾冰弟庾翼从荆州率兵东下，将庾冰旧部夺取，自领江州刺史，谢尚只得转任豫州刺史，镇守历阳。桓温继庾氏总兵上游后，谢尚又成为朝廷借以防范桓氏，保卫建康的重要力量。升平元年（公元357年），谢尚病死于任上，因无儿子，谢安兄谢奕继任。次年八月，谢奕死，其弟谢万继为豫州刺吏。谢万崇尚清谈而轻忽士卒，升平三年，奉命率众北伐前燕，援救东晋刚刚收复的洛阳，中途轻率退军，士卒溃散，因此被免除官职为平民。

谢安字安石，以儒雅风流，有盛誉于朝野。当谢尚兄弟辈坐镇豫州时，他流连于会稽青山绿水，交游名僧名士，高卧东山，不应征辟，当时人竟说："安石不肯出，其如苍生何！"①谢万被黜后，谢安为保持家族地位，受征为桓温征西大将军府司马，历吴兴太守、侍中，升任吏部尚书、中护军。他与王坦之合谋挫败桓温控制全部朝政甚至夺取帝位的阴谋后，谢氏家族步入政治上的黄金时期。

孝武帝司马曜康宁元年（公元373年），谢安升任尚书仆射。次年，中书令王坦之出任徐兖二州刺史，谢安又总管中书省，全执朝权。这时氐族前秦已消灭慕容鲜卑前燕，永嘉乱后分崩离析的中国北方逐渐趋于统一。前秦政权不断向南方推进，攻取东晋梁州（治今陕西汉中市），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市）及江汉一带的樊城（今湖北襄樊市）、邓城（今河南邓县），东晋政权面临建国后来自北方少数族政权的最大一次威胁。谢安发挥其政治才能，担当起庇护苍生的重任。史称："时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②谢安既为人心所向，加上他本人雍容大度，使他和桓氏的矛盾逐渐缓和，桓冲先后让出扬州、徐州。太元二年（公元377年）七月，谢安兼任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八月，桓冲兄桓豁死于荆州刺史任上，桓冲由江州刺史转任荆州，以其子桓嗣为江州刺史，桓氏虽仍握有上游强兵，却能与谢氏合作，共抗前秦。太元二年，谢安利用前秦大军压境，朝廷议举良将御敌的时机，推荐兄子谢玄为兖州刺史，镇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太元四年，谢玄又兼任徐州刺史。谢玄重建东晋初年郗鉴招纳流民创立的徐州军，他招募、征发江淮地区勇猛善战的北来流民，并以其首领刘牢之、何谦等为将领，逐渐组建成一支约5　万人的精锐部队①。因谢玄兼任的徐州治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东晋以来其军府称为北府，这支军队也被称为北府兵。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苻坚督百万大军进攻淮南，谢安弟谢石从尚书仆射转任征讨大都督，率谢玄及谢安子、辅国将军谢琰等拒敌，其主力即是谢玄指挥的北府兵。桓冲也在上游率军北攻襄阳，分散前秦兵力。同年十一月，谢玄等在淝水之战中大败秦军，随后继续推进，攻占黄河以南大片土地，梁、益二州也被晋军收复。

淝水之战的胜利使谢氏家族的政治地位达到顶峰，谢石升任尚书令，谢安进位太保，又趁桓冲病死之机，都督扬荆等十五州诸军事。谢氏也因此受

①　《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

②　《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

①　参杨德炳《关于北府兵的兵数与兵将夹源》，载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　期。到业已成人并力图兴复皇权的孝武帝的猜忌，孝武帝委重同母弟、录尚书六条事司马道子，谢安被逼离开建康，到广陵附近筑城而居。太元十年（公元385年），谢安病死，司马道子为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领扬州刺史，独揽军政大权，谢石由尚书令转任卫将军，卫将军府所属文武属官却尽配给司马道子骠骑将军府。不久，谢石以有病为名辞官，淝水战后升任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诸军事的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也以病辞职，就任会稽内史。太元十三年，谢石、谢玄相继病死。东晋建立以来门阀士族操纵皇权、运转东晋政治的局面基本结束，但司马氏皇权的短暂复兴激发了各种矛盾，东晋政权在各种政治势力的争逐中迅速灭亡。

（三）东晋的灭亡1。主、相之争与方镇兴兵谢安死后，司马道子专擅朝政，势倾天下，但他昼夜饮酒作乐，"蓬首昏目，政事多阙"，又宠任其妃太原王氏的堂兄中书令王国宝，"官以贿迁，政刑谬乱"①。司马道子崇信佛、道二教，巫道僧尼充塞相府，窃权弄奸，台府局吏，禁卫武官，均用寒人仆隶充当，引起士族人士强烈不满，孝武帝司马曜也对他怀恨在心，试图夺回权柄。于是主、相二人各借重方镇，以争夺权势。

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六月，桓温侄、荆州刺史桓石虔死去，司马道子任命王国宝弟王忱为荆州刺史，取代桓氏，握荆楚强兵，坐镇上游。次年二月，孝武帝便任用皇后王氏之兄王恭为青、兖二州刺史，镇京口，控制北府兵以相抗，王恭与王国宝兄弟虽同为太原王氏，却与他们矛盾极深。太原王氏人物虽内握朝政，外总强兵，但他们分别依附于主、相一方，与昔日王、庾、桓、谢在政权中的地位已难相比，虽然从中还可看出门阀政治的影响。

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王忱死于荆州任上，司马道子试图用王国宝继任，孝武帝却不经司马道子控制的吏部任命，径直下诏用他信任的黄门郎殷仲堪为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以抑制司马道子。太元二十一年九月，沉湎于酒色的孝武帝司马曜暴死，皇太子司马德宗（公元382-418年）即位，即东晋安帝。司马德宗是一个分不清冷热的白痴，司马道子由司徒进位太傅摄政，王国宝参掌朝政，威震内外，升任尚书左仆射，加后将军、丹阳尹，尽统安帝原东宫禁卫军。王国宝又将族弟王绪推荐给司马道子，被任命为建威将军、琅邪内史，二人力劝司马道子裁夺王恭、殷仲堪的兵权。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四月，王恭在征得殷仲堪答应支持的情况下起兵，以讨王国宝、王绪为名。司马道子被迫杀王国宝二人，王恭于是罢兵还京口。殷仲堪复抗表朝廷，遣其部将杨佺期率兵进驻巴陵（今湖南岳阳市）。王国宝等死后，司马道子依仗宗室谯王司马尚之及尚之弟司马休之为心腹，任王国宝兄王愉为江州刺史，出镇浔阳（今江西九江市），防殷仲堪东下，牵制王恭。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七月，王恭、殷仲堪与豫州刺史庾楷及荆州势力人物、桓温子桓玄联合起兵向建康进军，以讨司马尚之为名。王恭迅速从京口进入建康城下，让北府兵旧将刘牢之尽统北府精兵。司马道子命其子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率军御敌，司马元显遣其部将、原北府兵将领高素劝刘牢之背叛王恭，以代任王恭之职相许。刘牢之原受王恭轻视，遂乘王恭检阅军队之机，反戈一击，王恭逃亡被俘，送入建康处死。刘牢之于是任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晋陵诸军事，总帅北府兵，赴援司马元显。

殷仲堪等起兵后，杨佺期与桓玄率众一前一后，沿江东下，司马道子党羽王愉弃江州而逃，被桓玄部将抓获。杨佺期、桓玄进入建康地区时，司马元显遣使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召回不从殷仲堪举兵的原雍州刺史郗恢，又任命桓玄堂兄桓修为荆州刺史，取代殷仲堪，并命屯驻芜湖的殷仲堪罢兵。桓玄、杨佺期喜得朝廷任命，又畏惧刘牢之所率精兵，

①　《晋书》卷六十四《司马道子传》。

于是不服从殷仲堪要他们急攻建康的命令。殷仲堪虽被剥夺了荆州刺史之职，仍拥有强兵，见桓玄等不听指挥，率军西返，扬言桓玄等部兵士如不弃主返归荆州，将杀其亲属。桓玄、杨佺期军心不稳，不敢与殷仲堪对抗，仓惶退军，在浔阳赶上殷仲堪。于是三人于浔阳结盟，不奉朝廷号令，各交换子弟为人质，连名上书为王恭申冤，求诛刘牢之、司马尚之。司马元显不得不取消桓修荆州刺史的任命，重新以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于是三人率军各归本镇。

2。孙恩起兵桓玄、殷仲堪罢兵后，建康受逼的形势暂时缓解。司马元显通过安帝，解除其父司马道子扬州刺史、司徒等职务，自任扬州刺史，总录尚书事，尽据朝权。他急于组建一支自己可以直接指挥的军队来巩固权势，下令征发"东土"即今浙江东南部各郡原为奴隶、后经放免成为豪族依附民的佃客，将他们集中到建康，称为"乐属"。这引起了各郡豪族的普遍反对，"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①道教首领孙恩趁机聚众起兵反晋。

孙恩（公元？-402年），琅邪人，世代崇信五斗米道。琅邪孙氏本无名望，孙恩先代在西晋末八王之乱中，又为赵王伦谋主，名列叛逆，因此孙氏在东晋时难以跻身于高层政治中。东晋时期，道教在浙东地区甚为流行，并逐渐影响到门阀士族，孝武帝司马曜及前后执政的司马道子、司马元显都是狂热的道教徒。东晋末，钱唐（今浙江杭州市南）人杜子恭因世为五斗米道首领，"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②。孙恩叔父孙泰也师从杜子恭，杜子恭死后，孙泰传其道术，"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①由于东晋中后期常发生道教徒即所谓"妖贼"举兵的事件，孙泰的活动引起执政者的警觉，司马道子把他流放到广州，广州刺史王怀之却因信道，让孙泰作郁林太守，后太子少傅王雅又劝信道的孝武帝将孙泰召回，问以养生之法，司马元显也多次向他访求法术。司马元显执政后，先任命孙泰为徐州主簿，后又升任辅国将军、新安太守。王恭、殷仲堪等举兵攻建康，孙泰奉司马元显命招集数千人防守京城。事后，孙泰认为东晋即将灭亡，聚集道教徒，准备发难，会稽内史谢輶报告朝廷，孙泰因此被杀。孙恩逃亡海岛，纠集流亡者百余人，立志复仇。

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十一月，孙恩利用司马元显征发"乐属"，浙东不安的形势，从海上攻上虞（今浙江上虞），杀县令，袭据会稽，杀会稽内史王凝之，聚众数万。浙江会稽、吴郡、吴兴、义兴、临海（治今浙江临海东南海滨）、永嘉（治今浙江温州市）、东阳（治今浙江金华市）、淳安（治今浙江淳安西北）等八郡一时具起，杀郡县官吏，响应孙恩。浙东土著豪族大多参与其中，东晋官吏许多被杀，定居浙东的北方门阀士族往往合门遇祸。十余天中，孙恩聚集了几十万人，于会稽自称征东大将军，称部下为"长生人"，下令诛杀不信道者，煽动狂热的宗教情绪，并准备进军建康。东晋朝廷下令全国戒严，遣卫将军、徐州刺史谢琰督吴兴、义兴二郡军事，

①　《晋书》卷六十四《司马道子传司马元显附传》。

②　《宋书》卷一○○《自序》。

①　《晋书》卷一○○《孙恩传》。

率刘牢之指挥的北府兵前往镇压，连败孙恩部将。各郡起义者烧仓库房舍，伐木填井，投奔孙恩于会稽。孙恩见谢琰等渡过浙江（今富春江），率众20余万乘船逃入海中，晋军沿海设防。次年，孙恩复攻上虞，随后击杀谢琰。刘牢之全权指挥北府兵，再次将孙恩赶入海中。

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五月，孙恩率军沿海北上至长江口，攻杀驻防沪渎（今上海市）的晋吴国内史袁山松。六月，进至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东），战士10　余万，舰只2000　多艘，被奉命赴援建康的刘牢之部将刘裕击败。孙恩见攻建康不成，回军攻下广陵，沿海北上攻占郁洲（今江苏连云港市东）。但屡败于刘裕，又沿海南下。由于晋军防卫严密，孙恩给养发生困难，加上疾疫，部下死伤过半。次年三月，孙恩举军攻临海失败，蹈海自杀，其部认为他作了"水仙"，随他跳海者百余人。

孙恩死后，他的妹夫卢循率余众数千人，虽接受东晋永嘉太守的任命，但仍不断进攻浙江郡县，连为刘裕所败。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卢循率众由海道进攻广州治所番禺（今广东广州市），百余天后将其攻占，自称平南将军、广州刺史。次年，东晋朝廷正式任命他为征虏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

3。桓玄建楚与刘裕创宋孙恩于"东土"起兵反晋，被北府兵为主力的军队镇压下去，桓玄却借机在上游将江、荆、雍三州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伺机取代摇摇欲坠的司马氏政权。

桓玄（公元369-404年），字敬道，桓温之子。桓温死后，谢氏当政，继以司马氏振兴皇权之举，桓温兄弟辈桓豁、桓冲相继去世，桓氏尽失桓温时逐步控制的各州镇。由于桓温曾有篡位的活动，其子侄辈在政治上的出处极为尴尬。桓玄在兄弟之中，最受桓温喜爱，临死让这个妾所生的儿子继承南郡公的爵位。桓玄23　岁时才得以出仕，后任义兴太守，因不得志，弃官归南郡（治今湖北江陵市），上书朝廷，称其父有大功于晋室，而"自顷权门日甚，丑政实繁，咸称述时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晋之罪人。"①桓玄虽受朝廷排抑，但其父辈在荆州经营30余年，根基雄厚，荆州一带的人亲附桓氏，并不看重朝廷任命的荆州刺史。殷仲堪任荆州刺史时，曾打算诛除桓玄，却不敢下手，后接受桓玄建议，连兵东下，反对执政司马道子，"匡辅朝廷"②。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殷仲堪与桓玄、杨佺期于浔阳结盟共抗朝廷时，新任江州刺史的桓玄被推为盟主。次年，桓玄举兵西进，击杀雍州刺史杨佺期，驱逐荆州刺史殷仲堪，东晋朝廷被迫任命他为都督荆江司雍秦梁益宁八州及扬豫二州八郡诸军事、江州刺史，桓玄又擅自以其兄桓伟为雍州刺史，桓氏又尽据上游，势力范围　达到距建康不远的芜湖附近。桓玄于是蓄积力量，阻断长江，禁止商旅船运，建康所依赖的财源之地浙东又经孙恩起兵后破坏，致使士卒只能以糠皮橡籽为生。

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正月，孙恩基本上被镇压后，司马元显控制的东晋朝廷下诏指斥桓玄罪责，司马元显就任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

①　《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

②　《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

令镇北将军刘牢之率北府兵为前锋，进击桓玄。桓玄也抗表朝廷，传檄四方，历数司马元显罪恶，举兵东下。刘牢之惧败桓玄后不为司马元显所容，遂接受桓玄策反，举军投附桓玄。三月，桓玄率军进入建康，总掌朝政，分桓氏子弟各据州镇，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及其党羽被贬黜杀戮。司马道子父子执政时被压制的门阀士族人士受到重用，因此他们希望桓玄能稳定垂亡的东晋政权，保护他们的家族利益。史称："自祸难屡构，干戈不息，百姓厌之，思归一统。及玄初至也，黜凡侫，擢俊贤，君子之道初备，京师欣然。"①而桓玄本人立志要取代门阀士族分享政治权益的东晋政权。元兴二年八月，桓玄自称相国、楚王，加九锡。十二月，逼晋安帝司马德宗让位于己，将他迁往浔阳，自立为皇帝，改元永始，以楚为国号。门阀士族仍联袂登朝，分据政治要津。

桓玄收买北府兵主帅刘牢之，顺利地取得东晋朝政后，竭九要消灭桓氏历来忌惮的北府兵。他以桓修为徐兖二州刺史，镇京口，将刘牢之调任会稽内史。刘牢之愤而欲聚北府兵反击桓玄，但其旧将僚属因他多次反复于执政者之间，而桓玄贬逐司马道子等后，颇受士家大族拥护，大都不从。结果刘牢之与北府兵旧将高素、竺谦之、孙无终等相继被杀，北府兵作为一个军队建制不复存在，但其遗存势力却成为消灭桓玄，进而取代东晋开启新朝的政治基础。

桓玄永始二年（公元404年）二月，刘裕起兵反桓玄。刘裕（公元356-422年），字德舆，小名寄奴。原籍徐州彭城（今东苏徐州市）人，属门阀士族下层，其祖上流亡过江，侨居京口。东晋末，刘裕加入北府兵，在平定孙恩的战争中，屡建奇功，升任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刘牢之密谋反击桓玄时，刘裕认为桓玄既据建康，人心已定，加以劝阻，并就任桓修右将军府参军。桓玄称帝建楚后，刘裕认为反击桓玄的时机成熟，于是以拥戴司马氏相号召，纠合原北府兵下级军官何无忌、魏詠之等百余人于京口起兵，杀桓修。北府兵另一批下级军官刘毅、孟昶及刘裕弟刘道规等也同时在广陵起事，杀桓修弟青州刺史桓弘，渡江与刘裕会师，进军建康。桓玄的军队在建康附近溃败，于是带着晋安帝逃回桓氏老巢江陵。刘裕于建康权置朝廷，任命百官，自任徐州刺史、都督扬徐等八州诸军事，遣兵追击桓玄。五月，桓玄从江陵招聚人马，再次东下，在峥嵘洲（今湖北鄂城附近江中）大败于刘毅，复逃还江陵，随即被杀。此后，桓氏残余势力在上游反复起兵，均遭失败，桓氏家族从此在东晋南朝的政治中消失。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三月，晋安帝被迎回建康，再登帝位，刘裕任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后又升任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他常驻京口，控制北府兵，和他同时举事的北府兵将领则分据州郡，东晋政权逐渐落入刘裕的手中，门阀士族操纵皇权的门阀政治寿终正寝。义熙五年（公元409年）三月，刘裕率军北伐，于次年二月攻　灭都于广固（今山东淄溥市东）割据今山东半岛的慕容鲜卑南燕政权。同月，领导孙恩余众割据岭南的卢循在与刘裕虚相周旋数年后举兵北上，与刘裕争夺政权。卢循自率一部经湘江北上，攻占湘州治所长沙，进至巴陵（今湖南岳阳市），拟攻江陵。卢循妹夫徐道覆则率主力沿赣江进军，攻陷江州所辖南康（治今江西赣州市）、庐陵（治令江西吉水北）等郡，击杀江州刺史何无忌

①　《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

于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刘裕北伐时留守建康的尚书左仆射孟昶因处置失宜而畏罪自杀。刘裕闻讯轻骑奔回建康，他布置在江淮一带的北府兵将领也纷纷率军入驻建康防守。

卢循接受徐道覆的意见，放弃攻江陵的计划，率军东下与徐道覆会师，于同年五月在桑落洲（今江西九江市东北江中）大败西上拒敌的晋卫将军、豫州刺史刘毅，直下建康，战士10　余万，绵延100　余里，建康城中骚动不安。刘裕力排迁都避敌之议，加强防守措施，与卢循相持两月之久。七月，卢循因士气懈怠，军粮不继，退守浔阳，遣徐道覆西攻江陵，欲实现其据荆、江二州以迫建康的一贯想法，但徐道覆败军而回。十二月，卢循、徐道覆再次率军数万东下，被刘裕指挥的西上大军击溃，卢循率数千人逃奔广州，徐道覆退守始兴（今广东韶关市）。次年二月，刘裕部将刘藩攻占始兴，徐道覆战死。卢循至广州，番禺城已被刘裕将孙处从海道攻占，卢循攻围20　多天未能攻下，却受到里外夹击，率众败逃至交州（治今越南河内西北）境内，投水而死。

刘裕消灭南燕，击败卢循后，升任太尉、中书监，执掌朝政，便开始着手解决其阵营内部抑制他权力继续上升的势力。刘裕策划推翻桓玄时，北府兵旧将孟昶、刘毅等迫于形势，推他为主帅，但他们的行动以恢复司马氏政权为名，与刘裕并无君臣名份。桓玄败后，刘毅等竭力阻止刘裕独掌朝政，刘裕当政后，虽也注意拉拢门阀士族，但对反对他的士族人士也大开杀戒，附于桓玄的尚书左仆射太原王愉及王愉子荆州刺史王绥、豫州刺史渤海刁逵、东阳太守殷仲文及其弟殷叔文、原桓玄秘书丞琅邪王迈之等均因反抗刘裕被杀。刘裕还严肃法纪，抑制豪族，禁止人口兼并，会稽豪族虞亮因隐占人口被杀，会稽内史司马休之也因此免官。人才凋零、失去军权的门阀士族不敢与手握强兵的刘裕公开对抗，便转而在刘裕同僚中寻求可以保护自己家族利益的人物。

卢循事变中，何无忌战死，孟昶自杀，刘毅则因击卢循有功于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四月出任荆州刺史，代替刘裕弟刘道规。刘毅自以功勋与刘裕相当，对刘裕很不服气，他与不学无术的刘裕相比，颇有文雅，"朝士素望者多归之"①，尚书仆射谢混与丹阳尹郗僧施与他联系密切，刘毅于是试图依托荆州，控制上游，与刘裕对抗。九月，刘裕杀谢混与刘毅堂弟兖州刺史刘藩，率军西击刘毅，攻陷江陵，刘毅自杀。次年二月，刘裕又杀其同僚卫将军诸葛长明及长明弟辅国大将军诸葛黎明，刘裕成为北府兵唯一元老。同年七月，刘裕部将朱龄石又攻克成都，击杀趁东晋末年政乱割据益州达八年之久的益州豪族谯纵，刘裕的声望又一次提高。

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继刘毅任荆州刺史的东晋宗室司马休之与雍州刺史鲁宗之联合反对刘裕专擅朝政。刘裕再次率兵西上，司马休之与鲁宗之战败，逃奔都于长安的羌族后秦政权。晋宗室司马楚之、司马文思、司马道■，原晋辅国将军温楷、晋陵内史鲁轨、荆州属吏韩延之、殷约，平西参军桓谧、桓璲及桓温孙桓道度、桓道子，陈郡袁式，渤海刁雍等士族人士数百人同奔后秦。后秦利用他们在荆、雍的影响，骚扰晋境。刘裕为了建立更大的功勋，为其夺取帝位创造条件，同时铲除鲁轨等残余势力，于次年就任中外大都督后，率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等北进，攻克洛阳，

①　《晋书》卷八十五《刘毅传》。

经黄河攻入关中。义熙十三年九月，刘裕攻下长安，活捉后秦皇帝姚泓，送斩于建康，于回师途中接受了东晋朝廷给予的宋公封号及九锡殊礼，其留守长安的部队却在自相残杀中于次年底被匈奴夏政权消灭。

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十二月，刘裕心腹受命绞杀晋安帝司马德宗，司马德宗同母弟司马德文（公元385-420年）被立为帝，即东晋最后一个皇帝恭帝，刘裕亦进封为宋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六月，刘裕从驻地寿阳到达建康，演出"禅让"的丑剧，取代司马德文称帝，以宋为国号，东晋政权历十一帝104年而亡。

六、南朝盛衰东晋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江南相继出现以建康为都城的宋（公元420-479年）、齐（公元479-502年）、梁（公元502-557年）、陈（公元557-589年）四个政权，它们先后与黄河流域的北魏及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政权对峙。唐初史学家李延寿将宋、齐、梁、陈四代史合编为《南史》，又将北魏至隋的几个北方政权的历史合编为《北史》，于是人们习称宋、齐、梁、陈为南朝，或将它们与此前定都建康的三国吴与东晋合称为六朝。

（一）宋、齐、梁、陈递嬗与政治1。宋东晋末，刘裕纠合北府兵下层军官，起兵消灭桓玄，击败卢循，摧毁南燕、后秦两个少数族政权，权势日益上升，最后取代名存实亡的东晋，以宋王的身份取得帝位，号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国号为宋。刘裕即宋武帝。刘裕创宋，奠定了南朝各代基本的政治格局。

首先，刘裕借助北府兵建立新的政权，北府兵在刘宋初由东晋徐兖二州控制的方镇武力变成由皇帝直接指挥的中央禁军，由中央领军将军、护军将军、中领军、中护军、卫将军等武官统领，中央尚书台（省）下的五兵尚书或皇帝所亲信的人掌握的某些机构如制局监秉承皇帝旨令，掌管军官任免及军队调动，中央禁军也因此被称为台军。南朝各代虽政权更迭频繁，皇位继承也往往伴随激烈的军事冲突，台军的构成及地域来源不断变化，但台军一直是中央借以控制地方的主要武装。台军将领几乎全是各代创业者的扈从亲信或皇帝信任的寒人武夫，他们通过军功上升，以致出将入相，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因此丧失了他们在东晋时期专兵的特权。这样，东晋时期皇权衰弱的局面不复存在，东晋门阀政治演而为南朝皇权政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南朝重新确立。

其次，刘裕即帝位后，吸取他创建政权时获得的经验，以"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①，规定只能由皇子作刺史；又因扬州为都城建康所在，乃立国基础，也必须由宗室亲近充当刺史。其他重要州镇也多由皇室控制，高门士族人士只能作州府僚佐。南朝各代沿用这一惯例，并不断削弱荆州等军事重镇的实权，又由中央直接委派典签之类的州府小吏，挟皇威以监视州镇。因此，东晋时期门阀士族控制州镇，尤其是控制荆州以威胁建康的形势为之改观，皇位继承不再由门阀士族操纵，但伴随皇位更替而来的宗室残杀则成为南朝政治的突出现象。

其三，刘裕以低级士族身份创立政权，门阀士族因其在政治及社会文化上的地位和影响，在新政权中仍受重视。中央各部门的首脑如尚书令、尚书仆射、各部尚书尤其是掌管选举的吏部尚书以及侍中、散骑常侍、中书监、中书令、中书侍郎等，多由高门士族人士担任；皇室子弟出为都督、刺史，其军府上佐亦由士族人士充任，号称府望；门阀士族子弟仍能仅凭借门第担任重要官职，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但门阀士族在南朝各代毕竟只能依附于皇权而不能凌驾于皇权之上，各代为了削弱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影响，皇帝们往往利用出身微贱而有实际才干的人即所谓"恩幸"来控制中央各部门，如尚书省的尚书令史、中书省的中书通事舍人实际把持了这两个最高权力机构，门阀士族人士越来越成为政治中的摆设，被剥夺了实权。门阀士族尽管瞧不起那些拥有大权的受皇帝委信的寒人，拒绝和他们交往，并以门第和婚宦自相标榜，但他们的政治地位乃至社会地位仍处于不断衰落的过程中。而且，由于门阀士族人士的实际政治才干因优越的地位而每况愈下，也由于他们在各种政治斗争中动辄得咎，频遭杀戮，他们在梁朝末年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

①　《宋书》卷六十八《刘义宣传》。

宋永初三年五月，刘裕病死，其长子刘义符（公元403-424年）以皇太子身份即位，尚书令、中书监、护军将军傅亮，司空、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徐羡之，领军将军谢晦等三人辅政。刘义符沉溺于戏狎，傅亮等欲加废黜，而刘裕次子刘义真举止轻浮，也难当重任。于是，次年二月，傅亮等首先免去刘义真庐陵王爵，将他贬为平民，随即将他杀死。五月，他们又与应召入朝的南兖州刺史檀道济、江州刺史王弘合谋，以皇太后的名义废刘义符为营阳王，迎立刘裕第三子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公元404-453年）为帝，即宋文帝，改年号为元嘉。

宋文帝即位之初，徐羡之、傅亮居中辅政，谢晦则率原领军府所统精兵强将出为抚军将军、都督荆湘雍益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欲与镇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的檀道济分领强兵，配合徐、傅，控制朝廷。东晋那种门阀士族专政的情形又现端倪。文帝最初隐忍不发，用其原荆州僚属王华为侍中，到彦之为中领军，以分徐羡之、傅亮的权势，又争得檀道济、王弘的支持。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正月，杀徐、傅二人，亲自督檀道济、到彦之率军西进，于次月将谢晦擒杀。此后，宋文帝既委任诸弟控制州镇，执掌朝政，又加以防范，同时尽力增强中央禁军及太子东宫军队的力量。宋文帝先后任用门阀士族人士王弘、王濬首、殷景仁、范晔、庾炳之、徐湛之、何尚之等人参与大政，又利用他们相互牵制。元嘉三十年间，中央政局事变频出；元嘉十三年，文帝诛杀随刘裕创宋的一代名将江州刺史檀道济及其几个儿子；元嘉十七年，文帝又因其同母弟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权势太盛而将他贬为江州刺史，杀其党羽前领军将军、丹阳尹刘湛等人；元嘉二十二年，左卫将军、太子詹事范晔等因密谋拥立刘义康被杀，刘义康亦遭囚禁，后被毒杀。但这些政治事件都未酿成大规模的政治动乱，政局相对稳定，加上文帝发展生产、缓和社会矛盾的一系列措施，使百姓能致力农耕，元嘉时期成为东晋南朝社会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被后人盛赞为"元嘉之治"。

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文帝长子皇太子刘劭利用巫蛊诅咒文帝早死之事暴露，文帝谋改立皇太子。元嘉三十年二月，刘劭利用东宫所统万余精兵，与其同母弟始兴王刘濬合谋，拥兵杀文帝及尚书仆射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侍中王僧绰等人，自即帝位，宠任东宫心腹将帅。刘劭弟江州刺史武陵王刘骏（公元430-464年）与会稽太守随王刘诞、文帝弟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等联合起兵，反对刘劭。四月，刘骏军队攻到建康附近，刘骏称帝，即宋孝武帝。五月，刘骏攻入建康，刘劭、刘濬被杀，刘骏以其部将沈庆之、柳元景分任领军将军、护军将军，组建成新的中央禁军，其旧部将领王玄谟、宗越等均被委重。

刘骏即位后，其叔父刘义宣因坐镇荆州十年，兵强财富，拒绝入朝，其部下蔡超、竺超民等贪图富贵，也积极鼓动他起兵夺取帝位。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刘义宣于荆州称帝，与豫州刺史鲁爽、江州刺史臧质、兖州刺史徐遗宝等举兵反刘骏。鲁爽、徐遗宝迅速败亡，刘义宣与臧质合兵10　余万，进至芜湖，被沈庆之、王玄谟击败，逃回江陵。六月，刘义宣与其16　个儿子被攻杀。大明三年（公元459年），刘骏又派沈庆之将其弟刘诞击杀于兖州刺史任上。

孝武帝刘骏竭力用寒人恩幸控制朝政和州镇，以强化皇权。刘骏在宋文帝时，曾因引用寒人为府佐受到借重门阀士族的文帝的指责，他即位之初，便下诏政事不得全部让尚书令、尚书仆射处理，责令尚书省较低级的官员尚书郎勤于政事，后甚至同时置两位吏部尚书以削弱其选举权力。寒人出身的戴法兴、巢尚之、徐爰等人以低级官职专执朝权，官员选拔、升迁、奖惩，刘骏都要和他们商议后再作决定，由高门士族担任的尚书令、尚书仆射只剩下"望白署空"即在公文上签名认可的权利。沈庆之、沈攸之、黄回、吴喜、宗越等寒人武将更是权势熏灼。刘骏还通过改置州镇的办法削弱地方势力，他即位初，将扬州分为扬州及东扬州二州；将东晋以来废置不常的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市）最后稳定地设立起来，分统原荆州所统长沙等八郡；后又分荆州、湘州、江州、豫州共八郡置郢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横跨数州之间；东晋以来，雍州侨置于荆州之内，无实际统治区域，宋文帝曾分荆州襄阳等五郡归雍州统辖，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刘骏又进一步分荆州郡县充实雍州无实土的侨郡县，使雍州重镇形成，荆州因此再也不能发挥其昔日威胁建康朝政的影响。刘骏还委任寒人恩幸担任州镇军府掌管文书的典签，他们负责监视州镇长官，并拥有随时将情况直接报告朝廷的权力，州镇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至此到南齐，寒人恩幸专制朝政、武夫掌兵权、典签控辖州镇成为惯例。①大明八年（公元464年）五月，孝武帝刘骏病死，皇太子刘子业即位。

刘子业荒淫无道，竟杀其姑母新蔡公主的丈夫，将她纳入后宫为贵嫔。他宠任禁军将领宗越、谭金、童太一等，先后杀其叔祖江夏王刘义恭及孝武帝时重臣柳元景、颜思伯、沈庆之等，又杀其弟新安王刘子鸾，肆意侮辱其叔父湘东王刘濬、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祐等人，并欲加杀害。次年十一月，刘濬联络刘子业左右阮佃夫、王敬则、寿寂之等人；杀子业及其弟扬州刺史豫章王刘子尚，宗越等人也以谋反罪被杀。次月，刘濬称帝，即宋明帝。明帝杀侄自立的同月，刘子业弟弟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顼、郢州刺史安陆王刘子绥、会稽太守浔阳王刘子房等举兵反抗，刘子勋于浔阳（今江西九江市）称帝，设置百官。徐州刺史申令孙、司州刺史庞孟虯、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广州刺史袁曇远、益州刺史萧慧开、梁州刺史柳元怙、湘州刺史何慧文均响应刘子勋，真可谓普天同叛。刘濬凭借其兄刘骏组建的中央军，又令将领各自招募以加强力量，将反叛州镇平定，刘子勋兄弟10　余人被杀，但沈文秀、崔道固与徐州刺史薛安都等投附北魏，到泰始五年（公元469年），北魏尽据刘宋淮河以北青、冀（二州共治今山东益都）、兖（治今山东济宁市东北）、徐（治今江苏徐州市）四州。

明帝继续用寒人操纵朝政，典签监视州镇。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他诛杀因镇压刘子勋等叛乱有功而执掌大政的弟弟刘休仁、刘休祐，其兄弟辈巴陵王刘休若、庐江王刘濬、武昌王刘浑等亦相继被杀，只有桂阳王刘休范因无才能而免于一死。宋文帝、孝武帝子孙死者数十人。但明帝诛杀宗室诸王，并未能实现他巩固皇位的初衷。泰豫元年（公元472年）四月，明帝病死，其子刘昱（公元463-477年）即位。元徽二年（公元474年）五月，江州刺史刘休范据州起兵，率军2　万东下进攻建康，右卫将军萧道成拒战有功，升任中领军，总帅禁军，借此扩张势力。元徽五年，萧道成杀刘昱，立其弟刘准为帝，自执朝政。升明三年（公元479年），萧道成又取代刘准，建立南

①　参作者《宋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载《西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3　期。齐政权，宋经59年而亡。

2。南齐齐高帝萧道成（公元423-482年），字绍伯，原籍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市峄城镇）人，祖上因永嘉之乱迁居江南，为南兰陵（今江苏常州市西北）人。兰陵萧氏据称为西汉相国萧何之后，东晋时亦为低级士族，与刘宋皇室刘氏的社会地位相同。萧道成父萧承之在宋文帝时以战功官至冠军将军、南泰山太守。萧道成少年时曾从当时儒学大师雷次宗习读经书，16　岁即率军出征，屡立战功。宋明帝杀侄自立，任命萧道成为右军将军，领宿卫禁军，奉命击败反对明帝的会稽太守刘子房。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徐州刺史薛安都起兵反叛，连结北魏，败宋将张永、沈攸之，北魏军队随后进驻淮北地区。萧道成受任为都督北讨前锋诸军事，镇淮阴（今江苏淮安），保护淮南，后升任都督兖青冀三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萧道成初镇淮阴，部下不足千人，他在淮阴四五年中，收纳青、徐一带拥有私兵的豪族垣崇祖、垣荣祖、刘怀珍、刘僧副、刘善明、李安民、崔祖思、崔慧景等，力量日益壮大，民间甚至出现萧道成将作天子的谣言，引起宋明帝的警觉。泰始七年，明帝召萧道成入京，其部下多劝他拒召，萧道成认为明帝诛杀宗室，骨肉相残，宋室行将大乱，正是借机创业的时候，于是入建康任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萧道成在青徐招纳的豪族成为他日后创建南齐的政治基础。史称："太祖（萧道成庙号）作牧淮兖，始基霸业，恩威北被，感动三齐，青冀豪右，崔、刘望族，先睹人雄，希风结义。"①萧道成后来就封齐王，称帝后以齐为国号，与他凭借"三齐"即今山东一带豪族"始基霸业"颇有关系。

宋明帝临死，命护军将军褚渊、尚书令袁粲、荆州刺史蔡兴宗、郢州刺史沈攸之及中领军、尚书右仆射刘濬辅佐皇太子刘昱。萧道成因与褚渊有私交，得到推荐，被任命为右卫将军、领卫尉，并享有任免淮南各州官吏的权力。刘昱即位后，萧道成遂与褚渊、刘濬、袁粲共执朝政。及平刘休范，萧道成升任散骑常侍、中领军、持节、都督南兖徐兖青冀五州军事、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不久，又升任尚书左仆射，既与褚渊等合称朝廷四贵，又拥有统领禁军及调动淮南各州军队的权力。元徽四年（公元476年）七月，宋宗室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起兵，萧道成率军将他击败，威名更盛，深受刘昱猜忌，屡欲加害。萧道成谋逃到江北起兵，并打算让其在淮南的心腹部将骚扰北魏边境，制造紧张局势，使自己得以从建康脱身。后接受垣荣祖、刘善明等人的意见，固守建康，相机行事。

元徽五年七月，萧道成利用刘昱左右王敬则、杨玉夫等杀刘昱，以兵威逼袁粲、褚渊等，迎立刘准为帝，改元升明，自以录尚书之职总掌军政大权。十二月，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东下，传檄州镇，指斥萧道成专擅朝政，袁粲与新任尚书令的刘秉等也联络刘昱禁军武将卜伯兴等，谋诛萧道成。萧道成攻杀袁粲等人，于次年击灭沈攸之的荆州武装，受封为齐王。升明三年（公元479年）四月，像刘裕取代东晋建宋一样，在军队的威胁下，演出一场"禅让"的闹剧，取代刘准，建立南齐政权。

萧道成称帝前后，下令禁止奢侈，并身体力行，又禁止诸王封占山泽，

①　《南齐书》卷二十八末史臣语。

减免百姓赋税徭役负担，曾表示自己如在位10年，将使黄金与土块同价。建元四年（公元482年）三月，萧道成病死，皇太子萧赜（公元440-493年）继位。

齐武帝萧赜曾与其父一同创建南齐，颇知民间疾苦，他在位10余年中，经常下令减免赋税，鼓励农耕，发展生产。武帝还注意发展教育，下令建国子学，以宰相王俭兼任国子祭酒，在王俭的倡导下，儒学出现复兴迹象。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也于其别墅西邸招集沈约、谢眺等文学之友，探讨义理，点缀了永明年间相对稳定的政局。但武帝因百姓诈冒士族等行为篡改户籍致使国家赋役征收对象减少，下令清查户籍时，却于永明三年（公元485年）激起浙东地区由唐寓之领导的暴动，结果不了了之。

在政治上，齐武帝委任纪僧真、刘系宗、茹法亮、吕文显等寒人，他们虽官高爵显，仍常兼中书通事舍人及制局监，参掌朝廷政令与全国军队调动，权势显赫。武帝既让子弟出任州镇都督、刺史，又亲自安插僚属典签，严加防范，所谓"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指典签，因权重被称为签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居，动应闻启"。都督、刺史只得"端拱守禄，遵承法度，张弛之要，莫敢措言。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苟利之义未申，专违之咎已及"。①武帝第四子萧子响在荆州刺史任上因置60人左右的武装侍从，并与他们饮酒作乐，武帝在得到萧子响长史及典签等人的密报后，便派禁军前往，将萧子响击杀。通过这种严密控制，南齐很少出现刘宋那样出镇宗王趁朝廷政局变故而起兵向阙的情况，却也为齐明帝萧鸾（公元452-498年）诛杀宗室诸王提供了条件。

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十一月，武帝病死，其太子萧长懋先他而死，武帝不立因才干文雅而深孚众望的次子萧子良，却以萧长懋子萧昭业为皇太孙，作为法定继承人。武帝临死命萧子良与自己的堂弟尚书令萧鸾辅政，萧子良随即因受萧昭业猜忌忧愤而死。萧昭业荒淫无道，宠信中书通事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及禁军将领曹道刚、周奉叔等，欲杀执政萧鸾。次年七月，萧鸾与朝廷重臣尚书左仆射王晏、车骑大将军陈显达等合谋诛杀萧昭业众党羽，以皇太后令废萧昭业为郁林王而杀之，立萧昭业弟萧昭文为帝。萧鸾总掌朝政，萧昭文虽身为皇帝，想吃条蒸鱼也先得通报于他。这年十月，萧鸾又废萧昭文为海陵王而自称帝，即齐明帝。萧昭文不久被杀。

明帝萧鸾在政治上没什么作为，唯以诛除其伯父萧道成及堂兄萧赜子弟即所谓"高、武诸王"，稳固自己的皇位为要务。从他立萧昭文到其死前，三次大规模屠杀高、武诸王及萧昭文的两个弟弟，共杀20　多人，连年只7岁的幼儿也不放过。他每次开杀戒之前，都要作猫哭鼠状："先烧香火，呜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相杀戮也。"②而诸王虽大多为都督、刺史，但因受府佐及典签的控制，毫无反抗能力，无不引颈受戮。明帝在杀诸王的同时，又将屠刀指向高、武以来的朝廷大臣，杀尚书令王晏。永泰元年（公元498年）四月，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则因属高、武朝旧臣而受猜忌，举兵反，百姓扛篙肩锄随从者达10　多万人。王敬则兵败被杀，明帝也于同年七月死去，临死向皇太子萧宝卷（公元483-501年）传授经验，要他遇事别落人之后。

①　《南齐书》卷四十传论。

②　《南齐书》卷四十《萧子岳传》。

萧宝卷即位后，承父遗训，勇于杀戮。他利用禁军中的寒人武官诛杀朝廷大臣扬州刺史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尚书左仆射沈文季、尚书右仆射江祐等人。太尉、江州刺史陈显达因此起兵，攻近建康；豫州刺史裴叔业据州反，裴叔业死，其子裴植投降北魏，北魏遂占据淮南重镇寿春（今安徽寿县）；奉命率军击裴叔业的崔慧景也于广陵起兵反攻建康。永元三年（公元501年）十二月，雍州刺史萧衍终于在起兵一年后攻下建康，杀萧宝卷，追贬他为东昏侯。次年四月，萧衍又以梁王的身份取代他拥立的齐和帝萧宝融，建立梁朝，南齐历24年而亡。

3。梁梁武帝萧衍（公元464-549年），字叔达，齐高帝萧道成族人，其父萧顺之曾助族兄萧道成创齐，官至领军将军、丹阳尹。萧衍博览群书，有文武才干，曾被齐竟陵王萧子良召入西邸，与沈约、谢眺等著名文士合称西邸八友。萧衍因助齐明帝杀齐武帝诸子，被迅速提升，齐明帝死前，任命他为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雍州刺史。雍州自宋文帝、孝武帝从荆州独立后，力量骤增，而且因其地处与北魏交界处，当地北来流民在与北魏交战及镇压当地蛮族的活动中，形成一股股精锐武装，其势力和影响超过了东晋以来的上游重镇荆州。萧衍任雍州刺史不久，齐东昏侯萧宝卷杀戮朝廷大臣，乱事遍起，萧衍便劝说其兄郢州行事萧懿，联合二州，相机举事："郢州控带荆、湘，西注汉、沔；雍州士马，呼吸数万，虎视其间，以观天下。世治则竭诚本朝，时乱则为国翦暴，可得与时进退，此盖万全之策。"①被萧懿拒绝。萧衍则将其弟萧懿、萧伟接到襄阳，暗中集武装，铸造兵器，为起兵作准备。

永元二年（公元500年）四月，萧懿率兵击败围攻建康的崔慧景，被东昏侯任命为尚书令。同年十月，东昏侯又杀萧懿及其弟卫尉萧畅，并派一支禁军前往雍州袭击萧衍。萧衍闻讯，与府佐王茂、吕僧珍等谋举"义兵"。雍州豪族曹景宗、柳庆远、邓元起、席阐文、韦叡等群起响应，荆州行事萧颖胄也在府佐夏侯详、蔡道恭等人的推动下，支持萧衍，共推东昏侯弟荆州刺史南康王萧宝融（公元487-502年）为主。次年二月，萧衍率雍、荆二州军队及其召集的豪族武装，沿江而下。三月，萧宝融在江陵称帝，即齐和帝，年号中兴。七月，萧衍在围攻5　个月后攻下郢城（今湖北武汉市）。十月，包围建康。十二月，东昏侯将王珍国、张稷杀东昏侯而降。萧衍进入建康，杀东昏侯党羽40　多人，总掌朝政。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初，萧衍进位相国，封梁公，如九锡，又进封为梁王。四月，齐和帝从江陵东下至姑孰（今安徽当涂），萧衍不等他进入建康，便以齐明帝皇后宣德太后的名义颁布禅让诏书，称帝建梁。萧衍即梁武帝。

梁武帝在位48年中，注意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他即位之初，一反宋、齐建立之后大杀前朝宗室人物的作法，笼络齐高帝萧道成嫡系子孙，萧道成孙萧子恪、萧子显兄弟16人并出仕梁朝。梁武帝创业功臣都得善终，梁宗室子弟只要不蓄意谋反，都被信重。梁武帝还废除了宋、齐用典签监视出镇宗王的制度，在他统治期间，没有出现州镇起兵反抗朝廷的事件。梁武帝积极

①　《梁书》卷一《武帝纪上》。

维护门阀士族的利益，反对寒人诈称士族，为此，他特地改革官制，将前代一至六品官改为十八班，以士族人士充任，班高为贵，又设流外七班和三品蕴位、五品勋位，用寒人充任，不过寒人只要升入十八班序列，便成为士族，士族队伍迅速扩大，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因此趋于瓦解。梁武帝也注意到随着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地方豪族兴起的事实，他反对高门士族子弟年纪一到20　便被委任清显官职，而寒人往往过了30　岁才得以担任低级小吏的惯例，下令在各州、郡、县分别设置州望、郡宗、乡豪等职，以举荐各地豪族子弟，并规定不管门第高低，出身如何，只要能通晓一部儒家经典，就可以通过考试作官。在实际政治中，萧衍先后重用徐勉、周舍、何敬容、朱异等精于吏治的低级士族人士，让他们执掌朝政，这既克服了高门士族官僚鄙弃政事的弊病，又避免了宋、齐时委任寒人恩幸而对政权机体所带来的伤害。梁武帝是南朝最有学问的一个皇帝，他即位以后，虽政事繁杂，仍手不释卷，一生撰写注释、阐释儒经及佛教经典的著作数百卷，文学作品集120卷，组织并参与编撰了长达600　卷的《通史》。他即位不久，便置国子学，聘请当时著名的儒学家明山宾、贺玚等为国子博士，聚徒讲学，并责成他们博采经传，撰成1000　余卷的礼仪大全，儒学因而呈复兴趋势。《诗品》、《文心雕龙》等著名文学批评著作出现在他统治时期，与他的倡导和政治稳定有很大关系。

梁武帝早年是一个道教徒，后来崇信佛教，臣下上书甚至称他为皇帝菩萨。他在位时期，屡屡将大量财物施舍给佛教寺院，还于大通元年（公元527年）、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太清元年（公元547年）三次到同泰寺舍身，最后一次竟在寺庙中住了37　天，臣下为了将皇帝"赎"回来，前后将国库中的几亿钱搬到同泰寺中。作为一个忠实的佛教信徒，梁武帝自奉俭朴，常以豆羹糙米为主食，身穿布衣，50　岁后便不近女色。尽管如此，由于他佞佛，仅建康城中便用百姓卖儿贴妇钱建起500　多座壮丽的寺院，僧尼10　余万人，大都拥有雄厚的资产。梁武帝又纵容官吏，任其盘剥百姓，百姓们或逃亡哨聚，或弃农经商，或依附于豪强大族，国家编户齐民大大减少。他统治末年，散骑常侍贺琛曾上书极陈时弊，梁武帝大为恼怒，以自身节俭对贺琛严加斥责，不思改弦更张。①梁朝建立初期，梁武帝凭借他带入建康的荆、雍二州精兵勇将，多次遣军北伐，试图夺回南齐末北魏占据的寿春城，曹景宗、韦叡等率梁军与北魏军在以寿春为中心的地区与北魏军反复交战，常处优势，韦叡治军严明，作战勇猛，尤为魏军所惧。但梁建立后一二十年中，曹景宗、韦叡等创业将领相继病死，后继乏人，梁武帝利用荆、雍地方军组建的中央禁军也在历次北代战争中损失惨重。中大通元年，梁武帝利用北魏末年政治动乱之机，立南逃的北魏宗室元颢为魏帝，令陈庆之率军护送元颢北上，却只能给陈庆之数千人马。陈庆之虽很快攻进洛阳，但由于军力不足，援军不至，全军覆没，陈庆之本人伪装成和尚才逃回江南。梁武帝虽念念不忘统一全国，其晚年改年号为大同，甚至作梦也梦见自己平定中原，但由于兵士社会地位低下，更由于百姓衰弊，自东晋以来作为组建中央常备军队的募兵、募将制度难以取得成效，一些人虽应募为兵，甚至出钱买一个军籍，却只在各军府挂一个虚名，以获取徭役及关税豁免权，为自己经商制造方便。中央军队衰落，梁武

①　参周一良《梁武帝及其时代》，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帝不得不重用由于各种原因从北方逃亡而来的人，尤其是其中带领武装而来的降将。梁朝后期，北来降人元法僧、元树、元显达、王神念、杨华、羊侃等都成为梁武帝倚重的武将。王神念、元法僧先后但任率领禁军的右卫将军、左卫将军；羊侃则是侯景之乱中固守台城的副帅；随后率荆州地方军消灭侯景的王僧辩是王神念子，亦随其父从北方逃亡而来。侯景之乱正是梁武帝重用降将背景下产生的事变。

侯景本是东魏怀朔镇镇兵，北魏末年，随高欢创立东魏政权，位至司徒，任河南道大行台，统精兵10　万，辖东魏黄河以南13　州，抵御西方的西魏及南方的梁政权。梁太清元年（公元547年）二月，侯景因与东魏执政高澄不和，请以所督河南各州归附梁朝，梁武帝认为这是实现他一举平定中原的大好时机，不顾梁与东魏已互通使节的和好关系，任命侯景为大将军、大行台，封他为河南王。八月，梁武帝遣其侄豫州刺史贞阳侯萧渊明率军北进，援助侯景。梁军于十一月在彭城附近被东魏军全部歼灭，萧渊明被俘。太清二年正月，侯景也被东魏大将慕容绍宗大败于涡阳（今安徽蒙城），率步骑800余人南据寿春。梁武帝见出师不利，侯景败逃，惊恐异常，于是答应与东魏讲和，准备用侯景赎还萧渊明。这年八月，侯景于寿春举兵叛梁，以讨权臣朱异为名。十月，梁武帝侄、都督京师诸军守卫建康的萧正德为谋取帝位，暗中派数十艘大船将攻至京口的侯景接到长江南岸，侯景本只有几百匹战马及千余人的军队，及并有萧正德军，势力大增。侯景拥萧正德为皇帝，自称丞相，攻下东府城，围攻台城。①羊侃统帅城内诸军，多方御敌，不幸于十二月病死。梁州镇援军30　余万，群聚秦淮河两岸，推司州刺史柳仲礼为大都督，但相互劫掠，没有斗志，只有韦叡孙、原衡州刺史韦粲率部下冲锋陷阵，与其子弟数人一同战死。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陷台城，抛弃萧正德，复拥梁武帝，自称都督中外诸军事、大丞相、录尚书事，以一纸诏书解散城外援军。五月，梁武帝饿死，侯景又立皇太子萧纲为帝，即梁简文帝，改元大宝。侯景控制建康后，遣军四出，试图削平不从号令的梁州镇势力。大宝二年（公元551年）五月，侯景沿江西进部队被梁武帝第七子、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公元508-554年）部将王僧辩击败于巴陵（今湖南岳阳市）。八月，侯景废杀简文帝萧纲，改立萧纲兄萧统子豫章王萧栋为帝。十一月，侯景又废萧栋，让他"禅位"给自己，以"汉"为国号。次年三月，王僧辩率荆州军与从广州率军北上的陈霸先部攻下建康，侯景于逃亡中被杀。

侯景之乱使繁盛的建康城残破不堪，作为东晋以来江南政权财源之地的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吴兴（治今江苏湖州市）及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市）等地也经战火洗劫，一片荒凉。东晋以来高居政治上层的门阀士族或举家遇祸，或避难逃亡，受到毁灭性打击。南朝因而急剧衰落，政治势力也发生巨大变化。侯景乱中，都督荆雍湘郢等九州诸军事的荆州刺史萧绎只派其子萧方等率军1　万救援建康，后为舆论所迫，又遣王僧辩率军1　万增援，他弃建康及父亲于不顾，却竭力在救援京城的旗号下实现对上游各州的控制。萧绎长兄萧统子、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及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chá，音查）兄弟不奉他的号令，萧绎遣兵围攻湘州，击杀萧誉，又驱逐占据郢州以击侯景相号召的六兄邵陵王萧纶。萧詧率雍州兵攻荆州，并向西魏求援，西魏发

①　东晋南朝建康城主要分为台城、石头城、东府城三个部分，台城为皇宫及政府机构所在地，城墙坚固；石头城位于台城北，因地势险峻，常屯兵防守；东府城位于台城西南，是扬州刺史驻地。兵南下，萧绎被迫遣子为人质，萧詧则成为西魏的附庸。侯景被杀后，萧绎在江陵称帝，即梁元帝，年号承圣。由于其部下臣属大部分是当地人，不愿东下建康，便以江陵为都城，但实际控制地区方圆不过千里。萧绎称帝不久，其弟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也于益州称帝，并率部东下攻江陵。萧绎一面派兵在三峡一带阻击，一面求西魏派军袭击萧纪后方。承圣三年（公元553年），萧绎军杀萧纪，益州被西魏夺取。次年十一月，西魏军与萧詧连兵攻下江陵，梁元帝被俘杀。

江陵失陷不久，陈霸先率部攻杀驻守建康的王僧辩，立梁元帝子晋安王萧方智为帝，即梁敬帝。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十月，陈霸先废萧方智，建立陈朝。

4。陈陈武帝陈霸先（公元508-559年），字兴国，吴兴长城（今江苏长兴）

人，永嘉乱中，其祖先从颍川迁居此地，遂为当地土著。陈霸先出身贫寒，常以捕鱼为生，曾作过里司、油库吏，但他喜读兵书，武勇有谋，受到梁宗室、吴兴太守新渝侯萧映的赏识。萧映迁任广州（治今广东广州市），让陈霸先作自己的幕僚。梁末，陈霸先渐以军功升任西江督护，高要郡（治今广东肇庆市）太守，督七郡诸军事。

梁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七月，陈霸先率部攻杀响应侯景的广州刺史元景仲，迎梁宗室萧勃为刺史，自率兵北上击侯景，受到岭南俚族女首领冼夫人的支持及始兴郡（治今广东韶关市）豪族侯安都等人的归附，势力增强，继续沿赣江北上，一路击败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豪族军队的阻击，并加以收编，被以梁朝廷名义行事的荆州刺史萧绎任命为江州刺史，封长城县侯。大宝二年（公元551年），陈霸先率精兵3　万，舟舰2，000　艘与萧绎部将王僧辩会师于湓城（今江西九江市），登坛结盟，立誓共讨侯景。侯景败亡后，陈霸先被梁元帝萧绎任命为司空、南徐州刺史，镇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承圣三年（公元554年）十一月，西魏攻占江陵，梁元帝被杀，陈霸先与镇守建康的太尉、尚书令、扬州刺史王僧辩合谋，迎梁元帝第九子、江州刺史晋安王萧方智至建康，重建梁中央政府。次年初，北齐军队攻到长江北岸，并护送梁武帝侄萧渊明继承帝位，试图在建康建立北齐的傀儡政权。王僧辩在其部将裴之横阻击失败后，于同年七月将萧渊明接到建康，奉为皇帝，以萧方智为皇太子。九月，陈霸先在其部将侯安都的支持下，起兵袭击建康，杀王僧辩，废萧渊明，拥萧方智即帝位，改元绍泰。陈霸先自任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南徐二州刺史。

陈霸先袭杀王僧辩控制建康后，王僧辩旧部杜龛据吴兴、张彪据会稽、韦载据义兴（治今江苏宜兴），起兵反抗。陈霸先率兵击韦载，王僧辩部下徐嗣恢、任约又招引江北北齐军队，袭据建康。陈霸先回师击败北齐军，杜龛、张彪也相继被攻杀。太平元年（公元556年）三月，北齐大将萧轨率军10　万再次渡江攻建康，陈霸先在激战三月后，击溃北齐军，斩萧轨等北齐将领。陈霸先随后升任丞相、录尚书事。次年二月，广州刺史萧勃又举兵北上击陈霸先，江州豪族余孝顷等附从，陈霸先遣部将侯安都、周文育将其击败。九月，陈霸先任相国，总领百官，封陈公，加九锡殊礼。十月，进封陈王，随即以"禅让"的方式取得帝位，国号陈，改年号为永定。

陈朝建立时，北周已趁梁末内乱，据有今四川、湖北全省，北齐也借机将其版图扩张到长江北岸，陈朝全盛时期的统治区域也只和三国吴相当，且尽失江北，对北方政权的防御力量还不如孙吴，只因北周、北齐对峙于北方，相互牵制，陈朝才得以长时期保据江南。陈朝是南朝四个政权中势力最弱的一个。

陈武帝陈霸先虽建立陈朝，却未能实现对整个江南地区的统治。原梁元帝部下湘州刺史王琳在江陵陷落后，被梁上游州镇推为盟主，向北齐、西魏（北周）及西魏（北周）附庸梁王萧詧称臣。陈霸先杀王僧辩立梁敬帝萧方智时，王琳拒绝接受侍中、司空的任命，招集军队，准备进攻建康。陈霸先称帝前夕，遣侯安都、周文育等率军沿江西上进攻王琳，就在他称帝的同月，侯安都等兵败被俘，后伺机逃回建康。王琳进据郢城（今湖北武汉市），有精兵10　万人。次年正月，王琳又下据湓城，迎先送至北齐为人质的梁宗室永嘉王萧庄到郢城，奉以为梁帝，与陈霸先相抗。

与此同时，江南各地还存在大大小小的豪族割据势力。东晋南朝，江南闽、浙山地及湘、赣流域，甚至岭南地区，社会经济都有比较大的发展，随着江南腹地的开发，涌现出许多拥有私家武装的地方豪族，陈霸先起家建陈，正因岭南及江州地区部分豪族拥戴的结果。这些新兴豪族在东晋以来门阀士族把持朝政，排斥寒人的政治形势下，难以进入高层政治中，却在当地扩展政治和经济势力，在梁代已形成一种不安定的因素。侯景乱中，各地豪族趁机举兵自保。史称："梁末之灾殄，群雄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①梁元帝在江陵称帝后，不得不承认既存事实，委任各地起兵豪族首领为刺史、郡守。陈霸先控制建康后，也只得沿用这一办法，赋予地方豪族以控制当地政权的政治权利。陈朝建立后，各地豪族虽接受陈朝官职，却拥兵自重，有的还与王琳暗中联络，其中主要有豫章（治今江西南昌市）熊昙朗、临川（治今江西南城西南）周迪、东阳（治今浙江金华）留异及晋安（治今福建福州市）侯宝应等豪族。

永定三年（公元559年）六月，陈霸先病死，其子陈昌先从梁元帝在江陵，被俘入长安，陈霸先死后，北周遣陈昌返江南，试图借以操纵陈朝政局。陈霸先旧将侯安都力拥于陈有创业之功的陈霸先侄陈蒨（公元？-566年）为帝，即陈文帝，随后将陈昌溺杀于归途。陈文帝即位后，遣军迎击沿江东下的王琳军，天嘉元年（公元560年）二月，王琳溃败，带着他拥立的梁帝萧庄逃到北齐。陈军继续西进，将趁王琳东下时袭据湘州的北周军队逐回长江以北。此后四五年中，陈文帝先后派军击杀留异、周迪、陈宝应，将江南地区全部置于陈朝的统治之下，恃功骄纵不法的侯安都也于天嘉四年被处死，陈朝政局基本安定下来。

天康元年（公元566年）四月，陈文帝病死，其子陈伯宗即位，文帝弟安成王陈顼（公元530-581年）以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身份执政。陈顼镇压朝廷中的异己势力，湘州刺史华皎心怀恐惧，于光大元年（公元567年）五月举兵反叛，招引北周军队，周将拓跋定率军2　万过江。陈顼遣大将吴明彻、淳于量等率军击败华皎，俘拓跋定。次年十一月，陈顼废陈伯宗为临海王，于太建元年（公元569年）正月自即帝位，陈顼即陈宣帝。这年十月，广州刺史欧阳頠据州反叛，于次年初被平定。

①　《陈书》卷三十五末史臣语。

陈宣帝统治的14年中，政局比较安定。陈宣帝竭力加强皇权对军队和地方的控制，改变陈武帝以来将领世袭统兵，地方豪族世袭州郡的状况，陈国力有所增强①。太建五年，陈宣帝命吴明彻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率军10　万过江北上，进攻北齐。吴明彻屡败北齐军，攻占寿春，夺得淮河以南地区，兵锋到达彭城附近。太建九年（公元577年），北周武帝率军灭北齐，陈宣帝又令吴明彻借机北进。次年二月，陈军在吕梁（今江苏徐州市西南）大败于北周将王轨、梁士彦，全军覆没，主帅吴明彻被俘。至太建十年底，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又全部被北周攻占。北周灭北齐后，统一长江以北，又控制长江上游今四川地区，高屋建领之势已成，陈朝处于危亡之中，只因周、隋禅代，内部政治还需时间调整，陈朝才得以延数年之命。

太建十四年正月，陈宣帝病死，皇太子陈叔宝（公元553-604年）即位，即陈后主。陈后主即帝位之初，隋文帝杨坚写信给他以示和好，在信中自己称名道姓，并向陈后主致敬，表明两国对等。陈后主却夜郎自大，在回信末尾说："想彼统内如宜，此宇宙清泰。"②将小小陈国夸示为"宇宙"。陈后主在位八年中，不思自强待敌，贪于淫乐，大修宫殿，尚书仆射江总、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王濬等朝廷大臣也废弃政事，常与陈后主及后宫嫔妃们凑在一起，饮酒赋诗，寻欢作乐。施文庆、沈客卿等小人受陈后主宠信，执掌朝政，却不识大体，唯以聚敛财物供后主享乐为要务。后主末年，秘书监、中书通事舍人傅縡被施文庆陷害入狱，于狱中上书说："陛下顷来酒色过度，不虔郊庙之神，专媚淫昏之鬼；小人在侧，宦竖弄权，恶忠直若仇雠（chóu，音绸，意为仇敌），视生民如草芥；后宫曳绮绣，厩马余菽粟，百姓流离，僵尸蔽野；货贿公行，帑藏损耗，神怒民怨，众叛亲离，恐东南王气，自斯而尽。"①陈后主大怒，当即将傅縡赐死于狱中。

祯明二年（公元588年）十一月，隋军51　万人向国家户籍上总人口只有200　万的陈朝发起全面进攻，掌管机密的施文庆、沈客卿却阻止将领上报军情，使隋军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渡过长江。次年正月，建康失陷，陈后主扮演了归命侯孙皓的角色，与其群臣被迁入长安，陈朝灭亡。

①　参作者《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　期。②　《南史》卷十《陈后主纪》。

①　《南史》卷十《陈后主纪》。

（二）南北对峙与南朝衰落南朝刘宋初创时，北方黄河流域存在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拓跋鲜卑北魏、都于龙城（今辽宁朝阳市）的北燕、都于统万（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南）的匈奴族夏、都于枹罕（今甘肃临夏东北）的鲜卑乞伏部西秦及都于姑臧（今甘肃武威）的卢水胡北凉等五个民族政权。在消灭慕容鲜卑南燕及羌族后秦政权后建立起来的刘宋政权，东面以黄河为界，同北魏对垒，西边据有汉中，遏止关陇各族政权。势力强于北方各政权。

宋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北魏明元帝拓跋嗣趁宋武帝死后刘宋政乱之机，亲自督军越过黄河，于次年攻占洛阳、滑台、虎牢、许昌等城，夺取宋青、兖二州，宋虽随即收复青、兖，但北魏仍据有洛阳等城。宋文帝刘义隆积极联络北凉、夏、北燕等与北魏敌对的政权，同时远交今青海地区的吐谷浑、辽东及朝鲜半岛北部的高丽及横跨蒙古草原的柔然汗国，牵制北魏，而柔然南进的势头更使北魏无暇南顾。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宋文帝令到彦之等率军收复河南失地，事先遣使告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说："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承认南北对峙，自动放弃东晋以来自居中华正统而兴兵北伐的旗号。但拓跋焘对这一说法并不认可，他大怒说："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必进军，今权当敛戍相避，须冬行地尽，河冰合，自更取之。"①及宋军北进北魏河南戍军全部撤到黄河以北，但到这年冬天，又大举反攻，再次夺取河南等城，在河南占据一块不大的地盘。

元嘉十六年，北魏业已击败柔然，兼并北燕、北凉，统一北方，南北对峙局面最终形成。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不顾劝阻，大发民丁补充军队，命沈庆之、王玄谟率军北伐，指向河南，又令雍州刺史刘诞遣部将柳元景、侯安都等自汉水流域北上，以相策应。王玄谟久攻滑台城不下。这年冬天，拓跋焘自率大军南下，号称百万，反击宋军，王玄谟仓惶退军，已攻占潼关的柳元景等部也被迫撤退。十二月，拓跋焘兵临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扬言渡江进攻建康，宋内外戒严，沿江设防。由于北魏内部民族矛盾还十分尖锐；北魏当时还定都平城，战争以掠夺为目的，并不重视对农业地区的长期占领；北边柔然的威胁仍然存在；而且魏军虽攻到长江北岸，但黄河以南及江淮地区还有许多刘宋军队据城坚守，拓跋焘不敢贸然渡江，于次年初退回，北魏仍只据有河南一小块地区。由于北魏军在战争及撤退中大肆烧杀掠夺，对其所到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史称："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①刘宋从此无力北进，两国和谈，使臣往来不绝。江南人观察南北形势，遂产生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北魏作战仰仗马匹，适于平原作战，南方依靠舟楫，易于水乡争斗，南不能胜北，北亦不能胜南。在此种议论中，沈约的一段话可作为代表："夫地势有便习，用兵有短长，胡负骏足，而平原悉车骑之地，南习水斗，江湖固舟楫之乡；代马胡驹，出自冀北，楩楩豫章。植乎中土；盖天所以分区域也。若谓毡裘之民，可以决胜于荆、越，必不可也；而曰楼船之夫，可以争

①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①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锋于燕、冀，岂或可乎。。。因此而推胜负，殆可一言以蔽之。"②但事实证明这种论调站不住脚。

如前节所述，宋明帝初，刘宋统治阶级内部由于皇位争夺而相互厮杀，北魏趁机夺取淮河以北。齐武帝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对南朝的压力进一步增强，孝文帝亲自率军与南齐争夺汉水流域，攻占南阳等城。南齐东昏侯在位时诛杀大臣，方镇反抗不绝，北魏又借机夺取寿春，势力及于淮河以南。齐、梁更替之际，北魏军队攻占汉中，进入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市）境内。梁武帝即位之初，虽曾多次举兵北伐，与北魏反复争夺对淮南的控制，但已难以进入淮北地区。梁武帝统治中期，北魏由于政治动乱，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个政权，它们又分别为北齐和北周取代，与梁及梁之后的陈政权形成三国鼎峙之局，可是梁朝在北魏内乱时亦无力大规模向北进攻，只不过利用北魏逃奔到江南的宗室人物，影响北魏政局而已。梁末侯景之乱及梁室宗王为争夺帝位而进行的内战，给东、西魏提供了向南扩张的机会，继东魏的北齐政权夺取了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西魏则获取长江中游北岸地区及长江上游的益州，南朝政权的统治区域从刘宋初期的黄河南岸退缩到陈朝建立时的长江以南。陈朝初年，北齐、北周军队都曾渡过长江，进入江南地区。当北周消灭北齐以后，陈的灭亡已指日可待，尽管消灭陈朝统一全国的任务是由北周的继承者隋朝完成的。

虽然北方政权每向南推进一步几乎都是由于南朝内部政治动乱或政权更替造成的结果，但这却是南北不同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形势带来的必然趋势。南朝各代均凭借皇室子弟出为都督、刺史以巩固皇权，而宗室残杀及伴随而来的政权交替不仅给北方政权南进造成有利时机，也使南方政权的势力在一次次内部战争中日益削弱。南方各代政权创立者所组成的中央军往往在一代人以后便衰弱不堪，而募兵、募将制度又难以获得实效，既为新的地方武装夺取政权提供了便利，又使南方政权难以在战场上和北方政权长期抗衡。我们不难发现，刘裕借"气吞万里如虎"的北府兵消灭南燕、后秦，击败内部各种政治势力，建立刘宋政权，但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进攻北魏却只能征调民丁，结果一败涂地。宋孝武帝借雍州地方武装进入建康，组建新的中央军，但20多年后，萧道成又借青、齐豪族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南齐。南齐亦仅存在20多年，便由梁武帝所率领的荆、雍地方武装取代。梁武帝统治20余年后，由于中央军的衰落，只得重用北来降将，结果酿成侯景之乱，陈霸先因而依靠江南豪族武装乘势而起，建立陈朝。与此相反，北方无论是北魏还是后来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都拥有强大的军队和稳定的兵源，中央权力强大，政治相对稳定，因此，在南北对峙中，北方逐浙处于优势地位。北周灭北齐，并为隋灭陈打下基础，正是因为从西魏以来府兵制度不断发展，并将其统治区域内的各种政治势力凝聚为一个整体所致，如我们后面叙述的那样。

经济势力尤其是封建政府控制的民户数量，是封建政权之间对抗的物质基础。北魏孝文帝朝开始实行均田制、三长制等改革，北魏后期全盛时有民户500　多万；北齐虽仅据有中原及江淮地区，其灭亡之际亦有民户300　多万，人口2000　多万，北周户口虽无确切记载，但民户应不少于100　万户。①刘宋②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①　参冻国栋《隋代人口的若干问题管见》，载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9、10　期合刊，1988较强盛时民户只有90　万，共517　万人口，陈灭亡之际只有50　万户，200　万口。虽然由于豪族隐占人口，上述数字并非各政权内实际户口数，但封建政权的经济基础却正是这些见于国家户籍的户口。两相对照，我们不难从中发现南朝各政权在与北方抗衡时日益衰弱的部分原因。

从北方来讲，北魏统一北方后很长一段时间，还依赖拓跋鲜卑族人组成的精锐骑兵对北方各族进行武力统治，内部民族矛盾仍相当尖锐，与南方对抗时，并不占绝对优势。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宋文帝举兵北进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还曾宣称要率部到阴山，以避其锋。随着拓跋鲜卑不断汉化，逐渐适应城居和农耕生活，民族矛盾也日趋缓和，其战争方式也由利用骑兵在秋冬时节向南劫掠转而为稳步向南推进。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厉行汉化改革后，情况更是如此。这样，沈约所说的分隔南北的地理形势便不再有利于南方，北方政权不仅能与南方竞逐于江淮湖泽之区，而且能越过长江天险，结束南北对峙局面。

北方形势在北方各族不断汉化的基础上趋于稳定，是南北对峙中北方日益取得优势的重要原因，也是全国重新统一的重要条件。北魏统一北方，结束了十六国以来那种动荡不安的局面，南朝各政权已不可能像东晋那样，利用正统旗号，对北方政权施加影响，并借以维持自己的存在。南朝前期，南方人仍称北魏为"索虏"，随拓跋鲜卑汉化的进展，不得不改称北魏为"魏虏"，当北方民族矛盾缓和后，北方人也蔑称南方政权为"岛夷"。在实际的外交活动中，南方政权却不得不将北方政权视为对等的"上华"之邦①，因而南北双方都妙选使臣，必使人地兼美，折冲樽俎，以示文明富盛②。史称："自魏、梁和好，书下纸每云："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梁后使其书乃去"彼"字，自称犹著"此"，欲示无外之意。（魏）收定报书云："想境内清晏，今万国安和。"梁人复书，依以为体。"③国书末尾词句的这种改变，表明在北方民族矛盾缓和后，南北对峙中原本具有的民族冲突性质已消于无形，势力雄厚的北方政权便因此在南北对峙中处于优势。

南齐永明中，当北魏孝文帝前期，北魏遣使向南齐索取书籍，南齐朝臣经商议准备拒绝其请求。南齐中书郎王融主张答应，认为这是使拓跋鲜卑学习汉族文化，从而使天下大同的机会。他说："若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汉家轨仪，重临畿辅，司隶传节，复入关河，无待八百之师，不期十万之众，固其提浆佇俟，挥戈愿倒，三秦大同，六汉一统。"④南北统一确如王融所说，须待北魏的统治民族拓跋鲜卑即王融贬称的所谓"虏"汉化有成，南北道合风同，文化上趋于一致后才可能实现，只不过历史发展结果不是像王融所希望的那样，由南方政权来实现这种统一而已。

年12月。

①　《南齐书》卷五十八《高丽传》。

②　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条。

③　《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

④　《南齐书》卷四十七《王融传》。

七、拓跋鲜卑的汉化与北魏政治淝水战后，中国北方各少数族政权方兴未艾，被前秦消灭的拓跋鲜卑代国也在塞北再度复兴，并趁中原各族政权相互厮杀之机长驱直入，建立起北魏政权。北魏经过长期战争，有效地阻止了蒙古草原上新兴的游牧民族柔然的南进势头，消灭了北方残余的各族政权，继前秦后再一次统一中国北方，与江南的宋、齐、梁等政权形成对峙局面。拓跋鲜卑复入中原后，便开始了艰难曲折的汉化历程，并使北魏一代政治受到深刻的影响。

（一）鲜卑代国复兴与北魏统一北方1。鲜卑代国的复兴与北魏政权的创立公元376年，前秦消灭拓跋鲜卑建立的代国，将代王什翼犍及其子孙迁往长安甚至蜀地，代国原所统各部被一分为二，黄河以东地区由原部落大人刘库仁统领，黄河以西由什翼犍女婿匈奴人刘卫辰统领，又将各部遣散，派官吏统治。淝水战后，慕容垂趁苻坚失败在河北复兴慕容燕政权时，令什翼犍孙拓跋珪（公元371-409年）返回塞北活动，以扩大自己的势力（拓跋珪祖母为慕容垂姐妹）。拓跋珪得到什翼犍时的旧臣及其母亲所属贺兰的支持，复称代王，号登国元年（公元386年），鲜卑代国又一次复兴。

拓跋珪称代王后，引用塞北地区的汉族人士，以许谦为代王右司马、张衮为代王左长史，建立起直属于代王的政权机构，又设置都统长、幢将等武官，统领禁卫亲军，逐渐将各部纳入自己的直接指挥之下，使代王的权力在突破部落大人的阻挠中日益成长起来。从登国元年到登国六年，拓跋珪在后燕军队的协助下，消灭了刘库仁子刘显及活动于河套地区的刘卫辰，征服了阴山南北鲜卑各部及柔然、高车等少数族的一些部落，恢复了什翼犍时鲜卑代国的势力范围，横跨阴山南北，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为政治中心。于是，拓跋珪试图摆脱后燕的控制，拒绝慕容垂要他贡献名马的要求，并与后燕的敌国、都于长子（今山西长治）的西燕联络。

慕容垂灭掉西燕后，于登国十年七月令其太子慕容宝率8　万大军进攻代国。拓跋珪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于同年十一月在参合陂（今内蒙古丰镇县北）大败慕容宝军，慕容宝率数千人逃回。次年三月，慕容垂倾全国兵力，抱病亲征，结果病死军中，后燕军随即退回。后燕威胁一经解除，拓跋珪便于六月建皇帝仪仗，改元皇始。率军攻后燕，于九月占有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市），竭力收罗他创立政权急需的汉族士人，于是设置尚书台、中书省等中央机构，任命刺史、太守等地方长官，并特别规定直接处理政务的尚书郎以下官员由汉族文人担任。

皇始元年（公元396年）十月，拓跋珪率军经井陉越过太行山险，进入河4　北。后燕郡县望风而降，只有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及邺（今河北磁县南）、信都（今河北冀县）三城坚守，拓跋珪分军围攻。次年三月，后燕皇帝慕容宝在信都陷落、反攻失败后，率少数人马一路逃到其祖先发迹地龙城（今辽宁朝阳市），中山城中官吏百姓因拓跋珪曾坑杀参合陂战败被俘的后燕军数万人，男女结盟，人自为战，到十月才被攻陷。邺城守将慕容德率城中4　万户居民逃到黄河以南，后燕分裂为北燕和南燕两个政权，拓跋鲜卑占有河北。

皇始三年正月，拓跋珪在邺、中山置行尚书台，简称行台，行使中央权力，统兵威摄河北，自率大军驱其俘虏的慕容鲜卑族众及原后燕官府控制的手工业者四五十万人北返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地区，给被徙者耕牛，按人口赋予土地，令他们耕种，称为新民。六月，根据汉族士人崔宏的意见，正式改国号为"魏"，除去原受西晋封与的"代"，并相应地在礼仪制度上进行改革，以表明拓跋政权已承三国魏统治中原，为中华正统，而偏安江南的东晋为伪政权①。次月，定都平城，将大量鲜卑部落解散，把部落民安置在以平城为中心方圆千里的地区内，营建宫殿和宗庙社稷，制定官制律令及朝廷礼仪。十二月，拓跋珪正式称皇帝。史称北魏。

2。拓跋焘反击柔然与统一北方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与明元帝拓跋嗣（公元392-423年）统治时期，北魏实际控制着今河北、内蒙古、北京市地区及今山西中北部。东晋及取代东晋的南朝宋政权控制着黄河以南地区，在与北魏的边境冲突中居于优势。泰常八年（公元423年），明元帝趁刘裕死后刘宋政治动乱之机亲率大军越过黄河，几经争夺，只占有洛阳、滑台（今河南滑县）、虎牢（今河南巩县西北）等几座孤城。北魏占领河北后，关陇地区局势发生变化，羌族后秦政权灭亡，后凉、西凉、北凉、西秦、夏等政权相互攻击，兴衰不常。来自蒙古草原上新兴的柔然汗国的攻击，使北魏道武、明元二朝无暇在中国北方扩张其统治范围。

从拓跋猗卢到什翼犍时，柔然一直臣服于鲜卑拓跋部，拓跋珪重建鲜卑代国时，柔然与之为敌，被拓跋珪击败。柔然残部在其首领社■率领下逃到大漠以北。社■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采用拓跋珪从中原学得的统御部众的方法置军将、幢帅，奖励军功，迅速吞并漠北草原上的高车及匈奴余部，在拓跋鲜卑进入中原之际，已建立起一个"西则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度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的草原大帝国。社■自称"丘豆伐可汗"，意为"驾驭开张的皇帝"①。柔然及其控辖的部落逐水草放牧，常常在冬日天寒地冻之时进入大漠以南，进行动掠，甚至兵临北魏京畿地区，威胁北魏政权的生存。从拓跋珪天兴五年（公元402年）到拓跋嗣统治时期，柔然几乎每个冬天都举兵南下，平城一直处于惊扰之中。拓跋珪不得不在京畿北边的犲山（今内蒙古丰镇县北）修筑行宫，常率大军驻跸于此，防备柔然。拓跋嗣沿用其父办法，甚至东起赤城（今河北崇礼东），西至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修建长达2000　多里的长城以阻挡柔然骑兵。柔然的威胁使北魏政权建立不久便将注意力集中于阴山南北草原地区的争夺，不能全力在中原寻求进一步发展。神瑞二年（公元415年），拓跋嗣曾打算迁都邺城以解决平城地区发生的严重饥荒，因担心柔然将趁机南进而作罢。次年，刘裕率军溯黄河入关中进攻后秦，北魏也因柔然在后不敢全力阻击。

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八月，太武帝拓跋焘（公元408-452年）即位不久，柔然牟汗纥升盖（制胜）可汗大檀率6　万骑兵进犯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拓跋焘率军赴击，被柔然军团团围困。这个当时年仅16　岁的皇帝愤而将柔然改名为"蠕蠕"，把他们比喻为无知的虫豸①。在以后30年中，先后六次大规模出击柔然，并长期活动于阴山南北地区，使柔然马首不敢南向，其中以始光二年及神麔二年（公元429年）两次进军对柔然打击最大。神麔二年四月，拓跋焘采用太常卿崔浩的意见，趁柔然部落于初夏分散游牧，

①　参作者《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3　期。

①　《魏书》卷一○三《蠕蠕传》。

①　《魏书》卷一○三《蠕蠕传》。

毫无防备的时机，兵分两路进入漠北，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②的范围内，对柔然进行搜剿。柔然可汗大檀率数百人逃亡，魏军缴获大量牲畜，仅战马就有数十万匹。原臣服于柔然的高车族人30　万落100　多万人口降附北魏，被安置在阴山南北东西达3000　里的地区，畜牧耕种，使北魏获得了大量财富和兵源，增强了对抗北方其他民族政权的势力。

经此一役，柔然汗国中衰，继大檀之后的敕连（神圣）可汗吴提与北魏和亲，娶拓跋焘女海西公主，拓跋焘也娶吴提妹妹，封她为左昭仪。以后八九年间，魏北疆晏然无警。拓跋焘利用这一时机，于神麔四年进军关中，消灭了据有关陇的匈奴夏政权；太延二年（公元436年），又消灭据有今辽宁西北及天津市地区的北燕政权。太延四年，拓跋焘因柔然复绝和南侵，再次率三路大军进入漠北，柔然不敢应战。次年，拓跋焘亲自率军攻下姑臧（今甘肃武威），灭掉占据河西的卢水胡南凉政权，继苻坚之后，再一次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匈奴刘渊建汉以后北方长达136年的战争状态，尽管拓跋焘消灭上述政权主要目的是掠夺财物，并借以孤立柔然。

在反击柔然、消灭北方其他民族政权的同时，拓跋焘还多次遣使到西域，扩大北魏的影响。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拓跋焘派军击灭鄯善国（都城在今新疆若羌），设镇管辖，促进了中原和该地区的政治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

②　《魏书》卷一○三《蠕蠕传》。

（二）北魏前期政治与政治制度1。北魏前期的政治重心北魏刚刚据有中原，拓跋鲜卑的主体部分刚刚放弃游牧生活，在平城周围定居下来，便受到漠北草原上新兴的游牧民族柔然的进攻，致使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均将防御和反击柔然作为主要的政治活动。政治上的这种倾向与拓跋鲜卑本身具有的游牧民族特征相结合，使北魏前期政治重心长期游离于阴山及其以北草原地区。拓跋焘虽以武力实现了中国北方的局部统一，但并没有致力建立一种整齐划一的政治经济制度来稳定北魏在北方的统治。柔然衰落、北方统一后，拓跋焘仍每年一半以上时间都是在阴山以北的行宫中度过的，留守平城的官员也常到那儿去朝觐。拓跋焘孙文成帝拓跋珪（公元440-465年）虽开始将江南的刘宋政权视为北魏的主要对手，但他及他的儿子献文帝拓跋弘（公元454-476年）都沿袭祖宗旧例，每年夏天率大众前往阴山地区。与此相应，北魏虽定都平城，但从拓跋珪到拓跋弘，数代皇帝、皇后及一些勋臣贵戚死后，都远葬于阴山南麓拓跋鲜卑祖先发迹之地云中，皇帝们也常到这个称为云中金陵的地方拜谒。从拓跋焘开始，北魏便在阴山南北设置镇戍机构，影响北魏后期政治的所谓"六镇"即源于此，但由于皇帝亲率大军游弋这一地区，北魏前期六镇只不过是屯垦积蓄，镇抚被迁徙到该地区的高车族人的地方机构，并非边防重镇。

由于各位皇帝率大军往来于平城、阴山之间，拓跋鲜卑的北魏政权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游牧行国的特征，使源于游牧民族的拓跋鲜卑族众得以重温游牧射猎、往来迁徙的生活，保持马背上生活的传统。拓跋焘反复打击柔然的原因之一即是"漠北高凉，不生蚊蚋，水草美善"，便于"夏则北迁，田牧其地"，以获取拓跋鲜卑生活必需品毡皮牲畜①，而诸帝每次北巡，几乎都伴随大规模的捕猎及对漠北其他游牧部落的劫掠活动。当北魏群臣风闻刘宋将向北进攻，请求拓跋焘派兵保护黄河沿线的谷帛等物资时，拓跋焘竟说："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国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绵帛！"②从此可以看出阴山地区在北魏前期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

北魏前期致力于控制阴山南北地区，有效地阻止了柔然南进的势头，避免了又一次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而引起的骚乱，但长期以草原地区为政治重心，以游牧射猎及劫掠为其重要的经济来源，又严重的阻挠了拓跋鲜卑的汉化进程，使北魏长期以武力威慑的方式控制中原，民族矛盾一直十分尖锐，政治制度也长时间处于胡汉杂揉状态③。

2。鲜卑贵族在政治中的支配地位北魂政权的创建者拓跋珪从部落联盟首领一跃而成为皇帝，但他要拥有秦汉以来传统汉族政权的皇帝那样的专制权力，还必须解决在此以前一直阻

①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②　《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八月。

③　参作者《"阴山却霜"之俗解》，载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2　期。挠拓跋王权成长的部落势力。拓跋珪定都平城后，将众多的鲜卑部落分散于平城周围。被剥夺了直接统领原有部落的部落首领成为皇帝任命的各级官吏，同时又拥有王、公、侯、子等不同级别的爵位，并根据爵位驱使200人到12人的奴隶，战争掠夺及由此而来的赏赐更使他们拥有的奴隶数量成倍增长，他们由原来的部落大人变成新政权中的贵族。

被分散于平城周围的鲜卑族众是北魏前期实施军事统治的支柱，他们被称为国人，他们使用的鲜卑族语言也被称为国语。拓跋珪虽将聚集到平城附近的各部落的部落组织打散，但仍用部落的方式来管辖这些定居下来的鲜卑人，他在平城四面八方各置一名大夫，称为八国，后又分别在八国置大师、小师，以辨明姓族，选举人才。八国所辖的鲜卑族人在政治上处于独占地位，在法律上也与其他民族区别对待，鲜卑族人有罪，由鲜卑贵族担任的三都大官根据特别的法律条文处置①。

在平城畿内以外的山区，还有许多内迁的游牧部落未经解散，以北魏的依附国的形式出现，其首领被称为"宾国诸部大人"或"四方蕃附大人"②，在战时有责任率部民随北魏皇帝行动。

拓跋珪称皇帝之初，曾试图按传统汉族政权的方式实施统治，并据此制定了官制和皇朝礼仪，但鲜卑贵族凭借隐隐存在的部落势力，使他难以贯彻初衷。鲜卑贵族对权势甚至皇权的觊觎，使他在下诏反复声称自己是天命圣主、帝王之位不能非分企求的同时，又多次改变制度，以消除"改王易政"的政治谣言①。尚书省屡经改动，以适应鲜卑贵族的权力要求，到天赐二年（公元405年）被彻底废除。明元帝拓跋嗣时，先置八部大人官，后又置天、地、东、西、南、北六部大人官，总掌朝政。为了强化皇权，北魏前期形成一套直接由皇帝控制的内行官体系，并在政治中逐渐处于支配地位②。

北魏前期，鲜卑贵族尤其是帝室十姓长期干预皇权，每一位新皇帝即位，都要用黑色毡毯盖住7　个人，新皇帝站在上面向西拜天，然后登位。这7　个人代表拓跋鲜卑在草原上兴起时的最初7　个兄弟部落，以此表示皇帝仍像原来部落联盟首领一样，须经这7　个部落共同拥戴才行。天赐二年，拓跋珪废除他不久前通过汉族士人按照儒家礼仪制定的圆丘祭天、方泽祀地的仪式，改用鲜卑族在草原上即已实行的每年四月于西郊祭天的仪式。祭天坛上，配祭拓跋鲜卑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还设置7　个木人，代表原7　个兄弟部落祖先的神位，并从帝室十姓中选7人主持祭仪，参与祭礼的不仅有朝廷百官，还有"宾国诸部大人"。

鲜卑贵族对新兴皇权的干预，迫使拓跋珪定下制度，将立继承人时，将被立者的母亲处死，以防止其所属部落借以控制朝政，这就是所谓"子贵母死"之制③。但拓跋珪未能采用传统汉族政权立皇太子以为法定继承人的制度，他死后，分散于平城周围的各部落纷纷招聚族人，活动异常。拓跋嗣时，担心自己死后再次发生那样的变故，采用崔浩的意见，以长子泰平王拓跋焘为"监国"，置六位辅佐大臣，内总朝政，外掌军权，才保证了皇位的顺利

①　参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第125-150　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第1　版。②　《魏书》卷三《明元帝纪》，卷一○八《礼志一》。

①　《魏书》卷二《太祖纪》。

②　参严耀中前引书第50-76　页。

③　参李凭《北魏子贵母死故事考述》，载《山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1　期。交接。拓跋焘即位后，由于实行了一系列有损于鲜卑贵族利益的改革，包括他两个弟弟在内的鲜卑贵族都密谋废黜他，迫使他于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冬采取果断措施，令鲜卑贵族罢官归家，让皇太子拓跋晃助掌大政，重新选置官吏，并引用大批汉族士人，但他还是不得不通过图谶，证明从什翼犍、拓跋珪到自己乃至拓跋晃均是天命真主。尽管如此，拓跋焘及后来文成帝拓跋珪死后，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冲突。

3。北魏前期在北方的统治北魏道武、明元二朝，未能在其控制的河北地区实施稳定的统治，而是依靠鲜卑骑兵，在该地区发生动乱时，"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进行武力威慑①。河北地区虽置有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并任用鲜卑贵族为地方长官，但最基层的地方机构没有建立起来，北魏政权只得承认汉族世家大族及地方豪族长期以来拥有的控制宗族、乡里的权利，称他们为宗主，让他们统领依附人口，以致出现三五十家为一户的情况。在匈奴、丁零等少数族集中居住、反抗势力较强的地方，北魏设置镇、戍等军事机构，或设置集军、政权力于一体并直隶于平城大将军府的护军机构，全用军事统治。拓跋焘统一北方后，也没有采用通行全国的地方行政制度。史称："世祖即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鲁之登于俎用者以牣膳府。"①在少数族最为集中，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关陇地区遍设镇、戍，镇相当于州，有镇将、副将、监军、长史、司马、录事、参军等官员，戍相当于郡，有戍主、戍副等。关陇各族不仅是镇、戍控制的对象，也是镇、戍军队的主要来源。各少数族群众还被迁往各边镇，充当北魏征服战争的炮灰。因此，北魏前期，其统治区域内民族矛盾一直很突出。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九月，杏城（今陕西宜君南）镇将卢水胡人盖吴举兵反魏，联络江南刘宋政权，关陇氐、羌等少数族群起响应，拓跋焘调动全国大军，用了一年时间才将他们镇压下去。

4。拓跋鲜卑的缓慢汉化及北魏与汉族世家大族关系的调整拓跋鲜卑进入中原时，河北世家大族与少数族政权的关系经过百余年的适应，已渐趋融洽，与慕容鲜卑的前、后燕政权尤其如此，因而他们视受汉文化影响较小，以武力征服和杀掠为事的拓跋鲜卑为侵略者。拓跋珪进攻后燕时，世家大族或积极抵抗，或消极逃亡，留居原籍者也大都不愿和北魏政权合作，以固守乡里为要务，视到平城任职为畏途。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十二月，拓跋珪下令将原后燕地方长官及豪族2000　多家迁往平城，以稳固北魏在河北地区的统治，却激起强烈的武装反抗。拓跋嗣试图再次迁徙豪族，亦以失败而告终。那些被俘入平城而接受官职的汉族士人，许多因讥鄙拓跋鲜卑野蛮落后而遭到杀戮贬斥，也有一些人希望拓跋鲜卑能抛弃旧俗，接受汉族传统文化，使北魏政权成为汉、魏文化的继承者。

①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①　《魏书》卷一一○《食货志》。

作为一个没有文化典籍的民族，拓跋鲜卑建立政权及统治中原，需要大量的文化人才。拓跋珪率军进入中原前，便在盛乐设立了有1000　多学生的太学，定都平城后，又将太学规模扩大到3000人。拓跋嗣时，将太学隶于汉族士人集中的中书省，改名为中书学，拓跋珪、拓跋嗣及拓跋焘等皇帝也师从儒生学习汉文典籍。但直到拓跋焘前期，北魏政权最主要的任务是战争，"戎车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①，文治还未提上议事日程。拓跋焘即位的同年，汉族士人崔浩、寇谦等利用道教，鼓吹一位"太平真君"将出现于北方，他将尊崇儒教，实施文治，继承周公、孔子以来断绝千载的儒学正统，实现"太平之化"，并声称这位"太平真君"就是新皇帝拓跋焘②。在崔浩等的推动下，拓跋焘在反击柔然，消灭北方其他各族政权的同时，兴建太学，与原中书学并立，使更多的贵族子弟有入学机会，太学中还祭祀孔子、颜渊等先圣先师。拓跋焘还废止拓跋嗣时掌管朝政的六部大人官，重新设立尚书省，又新置秘书省；改定律令，将儒教观念引入新制定的法律条文中。他还积极笼络世家大族，令州、镇长官辟举当地人士为属官，指名将卢玄等40　多位大族人士召入平城，又令地方官举荐人才，并严禁州郡长官沿用先前逼迁豪族的办法，强调州郡长官的职责只是宣传他求贤若渴的本意，被举荐者须经各地推举产生，自愿到平城者将被重用。结果世族人士应召入平城者达数百人，他们最初大都被安置在中书省和秘书省，很多人被任命为中书博士，他们或参议政事，或掌管图书秘籍，或从事教学活动，使平城一时间出现济济多士的局面。拓跋焘灭南凉后，河西地区的世族人士也大都被迁入平城，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其中常爽在平城附近开置的学馆中，学生便达700　多人。大批汉族人士进入平城，居官任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魏政权统治阶层的民族结构，缓解了北魏政权与中原汉民族之间的对立关系，并使拓跋鲜卑族众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因此，拓跋焘在统一北方后，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慨然以复兴儒教的"太平真君"自居。

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二月，出于对反抗文治与改革的鲜卑贵族的反击，拓跋焘下诏铲除佛教，诏书指斥佛为"胡神"，"胡妖鬼"，是造成西晋末年以来百余年动乱的原因，指出"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是为了"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①。在废佛诏下达的次日，又命令朝廷百官子弟必须到太学读书，以宣扬文教。此后，还下令在平城西边立石刻写司徒崔浩所注《五经》，用儒经经义裁断疑狱。可是，作为这一系列活动主持人的崔浩，头脑发热，竟进一步想分辨姓族，按世家大族的愿望，重建西晋创立并为十六国一些政权继承的士族门阀制度，且因此宣称西汉时投降匈奴的名将李陵是拓跋鲜卑的祖先，在他主持编纂，后来公开立石刊行的本朝史书《国书》中将这一说法记载下来，《国书》还暴露了其他一些拓跋鲜卑的陋习，这引起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太平真君十一年，崔浩以不明不白的罪名被杀，秘书郎吏以下数百人遇祸，与崔氏连姻的范阳卢氏、太原王氏、河东柳氏等著名家族也遭到族灭的厄运。

导致崔浩国史之狱的两种文化的冲突，并未能阻止拓跋鲜卑这个落后民族学习汉文化的进程，北魏政权要稳定地统治北方，还需继续同根基雄厚，

①　《魏书》卷八十四《儒林传序》。

②　参作者前引文《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

①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社会影响巨大的世家大族合作。拓跋焘孙拓跋珪即位后，颇以自己对儒家经典知之不多而感到遗憾，他重用汉族士人高允、刁雍，决心用儒教礼仪改革鲜卑旧俗，令"皇族、师傅、王公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①。第一次用诏令的形式将世家大族与鲜卑贵族划入同一社会阶级中，为二者通过连姻而趋于融合创造了条件，也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汉化改革即将到来。

①　《魏书》卷五《文成帝纪》。

（三）孝文朝改革1。冯太后执政及其改革活动和平六年（公元465年）五月，文成帝拓跋珪在26　岁时英年早逝，他12　岁的皇太子拓跋弘继承帝位，即献文帝。次年二月，拓跋珪皇后，时称皇太后的冯氏密定大计，诛杀专擅朝政的太尉、录尚书事乙浑，临朝听政。一年多后，冯氏归政于献文帝，但却一直发挥着她的政治影响。皇兴五年（公元471年）八月，冯氏逼献文帝传位给他4　岁的皇太子拓跋宏（公元467-499年），即孝文帝。延兴六年（公元476年）六月，冯氏又杀被尊为太上皇的拓跋弘，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再次临朝听政，直到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病死，她一直牢牢地掌握着朝政，死后谥为文明太皇太后。

文明太后冯氏（公元442-490年），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属北燕皇族。北燕灭亡后，其家族被迁到平城。冯氏父冯朗官至魏秦雍二州刺史，因罪被杀，冯氏因而被没入后宫为奴婢，得到她的姑姑拓跋焘左昭仪的提携，学了一些文化，14　岁时被选为文成帝拓跋珪的妃子。拓跋珪将立拓跋弘为皇太子，按照"子贵母死"的惯例，杀拓跋弘生母李氏；冯氏遂被册封为皇后，使她有机会收罗一股政治势力，在拓跋珪死后操纵政权。

冯氏执政，所信重的首先是她周围的宦官、恩幸及内侍，他们成为中央各部门的首脑，许多人还被派到地方，控制重要州镇。冯氏还利用他们监视百官甚至孝文帝，颁给他们金书铁券，保证他们即使犯罪也可免受极刑。宦官张郃、赵黑、王琚及恩幸王濬甚至被封为王，张郃、王濬还进入八议，参与最高政治决策，优宠莫比，一些权势显赫的鲜卑贵族在他们面前也得唯唯诺诺。高层政治势力的变化，使冯氏有可能推行她期望的改革。

冯氏崇尚儒教古训，她诛杀乙浑后第一次执政时，便将汉族士人中书令高允及中书侍郎高闾召入宫中，参与决定大政，下令在全国各郡设置太学，选当地大族子弟入学，以复兴儒教。她第二次执政后，高允、高闾、游明根、李冲等汉族士人极受重用，冯氏不仅依仗他们制定改革方略，还让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撰写《劝诫歌》、《皇诰》等书籍，用儒教观念教育孝文帝及鲜卑贵族。冯氏还下令设立皇宗学，让皇族子弟入学读书，孝文帝因此被培养成为一个事事以儒经为准则的皇帝，一些鲜卑贵族子弟尤其是孝文帝的兄弟们也因此成为孝文帝日后进行汉化改革的得力助手。

冯氏以女主执掌朝政，利用宦官、恩幸维系其权势，不太可能像北魏前代各位皇帝一样，带着人马往返于阴山与平城之间。在她执政时期，没有一次巡幸阴山的活动，率军防御柔然，镇抚北疆的任务，最初委托给她亲信的朝廷大臣，后来又征调大量鲜卑武士和各地豪族充实拓跋焘时创立的北边镇戍，使之成为足以抵御外侮的军事重镇。冯氏还下令在平城北边修建她死后安葬的陵墓，孝文帝也在其旁边预建自己的坟茔，云中金陵因此被抛弃。北魏政权终于摆脱了阴山南北地区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政治重心因之完全移到平城，并向中原转移。

政治重心的变化，意味着北魏前期那种游牧、射猎及劫掠性的经济失去了依据，以前那种对群臣大规模的赏赐活动也不可能继续实行。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六月，下令改革前此百官没有俸禄的旧制，远遵《周礼》，近循汉魏，颁行俸禄制度，每户百姓增收绸二匹，谷二斛九斗，作为俸禄的财政来源，百官按任官品级每季度领取一次。次年，制定皇族的俸禄。太和十年，又规定州、郡、县等地方官吏依据所统民户多少享受俸禄。太和八年颁禄诏令还规定，俸禄制推行后，官吏贪污布帛一匹，将被处以死刑。不久，鲜卑贵族临淮王拓跋提因贪污被发配到北镇为兵，章武王拓跋彬因此被免除王爵，汝阴王拓跋天赐与南安王拓跋桢均因贪赃枉法被贬为平民。他们虽因属皇族未被处死，却也表明了冯太后惩治贪污的决心。

要使北魏政权在新的政治形势下获得稳定的经济基础，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沿用汉魏政权通行的办法，抑制豪强兼并，重建小农经济，以保证赋税徭役的来源。太和元年，冯氏便下令百姓尽力农耕，规定一个成年男子必须耕种40亩土地；太和五年，又制定包括五个条款的户籍制度。随着改革的不断蕴酿，太和九年到十年间，均田制、三长制、州郡制等相互关连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均田制规定全国15　岁以上的男子、妇女分别耕种40亩及20亩土地，如当地土地富有，还可以加倍甚至加两倍耕种，领受均田的百姓每户须交纳丝绵或麻布一匹、粟二石，还得负担兵役和徭役。为了遏止豪族荫占人口，增加小农数量，使均田制得以推行，每五户百姓置一邻长，合五邻置一里长，合五里置一党长，即所谓三长，北魏前期实行的宗主督护制被废止，地方基层组织逐渐建立起来。太和十年，北魏下令在全国设置38　个州，裁撤镇戍，全面推行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制度，以有利于设置三长，编定户籍，实施均田令。太和十一年至十六年间，遍布关陇地区的镇戍基本上被州郡取代，这表明三长制及均田制陆续在全国各地得到推行，十六国以来各少数族在汉化过程中逐渐定居农耕的成果也由此被肯定下来，北魏政权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日趋缓和。

冯氏在北方推行均田制等项改革的同时，还下令对平城畿内地区居民实行分并改组，使赋役有定准，并罢除阴山南北的公家苑囿，将其土地分给百姓耕种，令北镇地区整修渠道，实行农耕。通过这些办法，拓跋鲜卑的主体部分逐渐从游牧射猎经济中摆脱出来，与汉族一样定居农耕。

朝廷礼仪与社会风俗方面的汉化改革也是冯氏改革的重要内容。她执政之初，即下令禁止贱民奴隶升任高官，除非他们有特殊功绩，并重申文成帝拓跋珪关于王公贵族与汉族士人不得与卑贱者通婚的禁令。太和七年，下令禁绝鲜卑旧人同姓婚娶的旧习，太和十一年又令各州在党、里内推举年老而有德行的人，用儒家礼义教导其乡人。太和十年以后，北魏政权还制定了上至皇帝、下至地方长官的礼服样式，以革除以先穿"羊皮袴"的旧俗，儒家经典宣扬的明堂、辟雍、圆丘、方泽等礼仪建筑也相继在平城建造起来。这些都为孝文帝进一步实行汉化改革创造了条件。

2。孝文帝迁都洛阳与汉化改革太和十四年九月冯太后病逝后，孝文帝才获得了一个皇帝的全部权力，由于冯氏长期的熏陶，这个鲜卑族人的皇帝对汉族文化典籍和儒教礼仪异常熟悉和热心，极其鄙视本民族的种种旧俗。他在冯太后葬礼一事上大作文章，坚决表示要按儒教古训，为冯氏服丧三年，反对鲜卑贵族要他遵守鲜卑族举行葬礼后即穿平常服装即所谓"国家旧事"的意见，宣称先祖自拓跋珪以来虽进入中原，但均"锐意武功，未修文德"，自己要遵照文明太后的教诲，沿着她开创的文治道路，"稽参古式，宪章旧典"，使"四海移风，要荒革俗"，超越魏晋，"侔踪轩唐"①。于是，改革进一步向前发展。

太和十五年正月，议定北魏在五行中的位次，将东晋、南朝宋、齐及十六国政权定为僭伪，北魏远承西晋金德为水德，为中华正统；四月，改建太庙，重新议定祖宗庙号，尊最先率拓跋鲜卑进入中原的拓跋珪为太祖；五月，议改律令，新的法律条文于次年颁布；十月，大定官品，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察，加以提升或贬黜。太和十六年正月，废除西郊祭天旧俗；七月，以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宣扬孝顺之道。太和十七年六月，颁行《职员令》，新职令基本上废除了北魏前期沿袭鲜卑旧俗创立的各种官名，沿用魏晋制度，上有三公、九卿，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分掌政务，地方则以刺史、太守、县令等主事，官员均被分列为九品。

经过近三年的改革，孝文帝认识到鲜卑人族居的平城使他难以在汉化改革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步伐，而洛阳为周公创始，东汉、三国魏及西晋旧都，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又深深地吸引着他。如他所说："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甚为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①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率平城鲜卑武士及从全国各地召集的军队共100　多万人，以讨伐江南齐国为名南进，于八月到达洛阳。当时阴雨连绵，兵士劳苦不堪，大家都不愿再向南进军，于是孝文帝以迁都洛阳作为停止南伐的交换条件，迫使鲜卑贵族就范。随后，孝文帝任命大臣修建新都，自己返回平城，向留守百官解释迁都的原因，将太庙祖宗神位及平城居民一并迁到洛阳，在平城及其附近地区设置恒州，于平城设代郡。太和二十年，恒州刺史穆泰等一大批反对迁都及汉化改革的鲜卑贵族合谋，企图拥立喜爱平城的皇太子拓跋恂，建立割据政权。孝文帝采取坚决措施，废拓跋恂，派兵将蕴酿中的叛乱势力扑灭，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孝文帝迁都后的改革，旨在消除拓跋鲜卑和北魏政权的民族特征。主要内容有：（1）制定姓族源出游牧尺族的拓跋鲜卑本无姓氏、籍贯，唯以部落名称相互辨识，而北方汉族世家大族自十六国少数族政权统治以来，始终以姓族、地望相标榜，两者间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使他们难以迅速结合在一起。太和十九年，孝文帝令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河南洛阳为籍贯，死后葬于洛阳北边的邙山，于是原鲜卑"国人"成了"河南洛阳人"，对于鲜卑贵族来说，京城成为他们的地望。同年，又下令依据鲜卑贵族祖先在原拓跋鲜卑部落联盟中的地位及北魏政权创立以后的仕宦情况制定姓族，分别门第，高者为姓，低者为族；同时又规定世家大族也根据他们的名望及在北魏政权中的任官情况分别为甲、乙、丙、丁四姓，使二者相比配，汉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及陇西李氏与鲜卑■贵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地位相同。其实质"一方面是在阶级分化完成的基础上完成拓跋鲜卑的封建化；另一方面则是使门阀化了的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合流，以便消除矛盾，加强合作。对于汉族士族和非士族豪强，又是和鲜卑贵族一起在新形势下，制定新

①　《魏书》卷一○八《礼志三》。

①　《魏书》卷十九中《拓跋澄传》。

的标准，重新编制门阀序列。"①新的门阀序列制定后，孝文帝再次强调鲜卑贵族只能与汉族士族高门通婚，并指定他的几个弟弟分别娶陇西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及鲜卑勋臣八姓之一的穆氏家族的女儿为王妃。太和二十年，孝文帝又宣布将鲜卑多音节的部落名号改为汉语单姓，拓跋氏改姓元氏，取万物之首之义。其他或取其中一音，如丘穆陵氏改姓穆，步六孤氏改姓陆；或取其意，如是楼氏改姓高，土难氏改姓山。

通过设籍贯，定姓族高下，改鲜卑部落名号为汉语单姓，鲜卑贵族逐渐士族化，与汉族世家大族融为一体。

（2）禁绝鲜卑服饰和鲜卑语言冯太后执政时，已制定了官员的制服，作为礼仪场合使用，而鲜卑族百姓及鲜卑贵族平时仍编发左袵，穿皮制衣服，戴鲜卑帽。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颁行按汉族服饰制定的衣帽式样，令鲜卑人按样缝制，放弃本民族服饰，并亲制督促，制止违令的情况发生。次年六月，禁止百官尤其是年纪在30岁以下的官员在朝廷中讲鲜卑语，"断诸北语，一从正音"①，"北语"即鲜卑语，"正音"即洛阳地区汉族所讲语言。通过这两项改革，鲜卑人和汉人逐渐趋于一致。

（3）改革官制太和十七年，孝文帝颁布《职员令》，对北魏前期胡汉杂揉的官制进行整顿，但他对这个职员令并不满意，当时就表示还需加以改正。迁都洛阳后，随着汉化改革的进展，特别是新的门阀制度的确立，更需要对官制进行调整，并吸收南方汉族政权的某些制度。新的职员令在太和二十三年孝文帝死前完成，随后颁行。

新令将官员分为九品，各品有正品、从品二等，四品及其以下正、从二各品又分为上、中、下三阶，共九品42　阶。新令废除了太和十七年令中仍旧保留的中散、宿卫统、千人督、高车虎贲将军等北魏前期官职。当时南朝官分清、浊，职轻禄重，迁任迅速的所谓"清官"大都为高门士族把持，而寒人大多只能作职事繁重，俸禄寡少而极难升迁的所谓"浊官"。孝文帝极赞同这种作法，声称北魏前期崇尚质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②因此，新职令中，九品42　阶官员为士人所作之官，号称九流，而其四品及以下各品官员又分辨清、浊，并在清官下注明属于第一清官还是第二、第三等清官，四品以下武官大都为浊官，士族人士多不愿担任。"三清九流"外，又制定了七个等级的"小人之官"，由非士族出身的人充任。③通过孝文帝改革，北魏政权从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上完全转变为汉族传统形式的政权，拓跋鲜卑的主体部分也迅速和汉族融为一体，孝文帝本人及北魏政权都由此受到汉族士人的衷心拥戴，十六国以来北方民族融合进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过，孝文帝虽以强制的方式让迁居洛阳的鲜卑人完全接受了汉文化，平城及其以北即所谓六镇地区的鲜卑族人却仍处于缓慢汉化的过程中。孝文

①　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

①　《魏书》卷二十一《元禧传》。

②　《魏书》卷五十九《刘昶传》。

③　参张旭华《从孝文帝清定流品看北魏官职之清浊》，载《北朝研究》1992年第1　期。帝推行的士族门阀制度及分别清、浊的官制不仅使迁居洛阳的鲜卑武士对鲜卑贵族与汉族世家大族合流而出现的门阀士族深怀怨愤，而且增强了因丧失昔日政治地位的北镇武人及北方酋庶对洛阳政权的离心力，这又成为北魏末年大动乱的一个原因。

（四）北魏的衰亡1。宣武帝朝的政局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遑宁处，亲自率军出击南齐，攻占新野、南阳等城，以确保洛阳的安全。太和二十三年，齐将陈显达反攻，孝文帝率军阻击，病死军中，临死仍念念不忘他的迁都和改革大计，命其弟北海王元详、咸阳王元禧、堂叔彭城王元澄、堂祖广阳王元嘉及汉族人士吏部尚书宋弁、尚书令王肃辅佐皇太子元恪（公元483-415年），要他们完成自己平定江南，行儒教于天下的未竟之业。

16　岁的宣武帝元恪即位后，左右近臣有人劝他将都城重新迁回平城，一度引起骚动，宣武帝最终否定了这种意见，坚持定都洛阳，并扩大洛阳城的规模，筑320　坊作为民居，使洛阳成为一个商贾四方云集，文化繁荣的国际性都市。他还趁江南齐末内讧及梁朝初建尚未巩固之机，发动进攻，在东南方将北魏版图扩大到淮河以南，在西南方占据汉中，并推进到今四川东北部地区。洛阳彻底摆脱了江南政权的威胁①。

对外军事上取得胜利，而内部政局却出现乱亡征兆。孝文帝安排的六位辅政大臣中，宋弁还未受命就死去，尚书左仆射元澄在孝文帝改革活动中立有大功，孝文帝却让不久前从南齐逃亡而来的王肃任尚书令，居于其上。不久，元澄以谋叛为名，将王肃囚禁起来，虽随即将他释放，却不再让他居中辅政。首辅元禧、元详擅权不法，贪聚财物，为宣武帝所嫉恨。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宣武帝在领军将军于烈的协助下，将元禧、元详及他另外一个叔叔彭城王元勰用武士挟持到宫中，将大政收归己有。这年五月，元禧试图谋反被杀，从此，宣武帝不再信任父辈诸王，宠任他的舅舅高肇及王仲兴、赵修、茹皓等一帮恩幸。高肇为高丽人，宣武帝即位后才到洛阳，被封为平原郡公，一二年间，历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尚书，升至尚书令，他"既无亲族，颇结朋党，附之者旬月超升，背之者陷以大罪"②。正始元年（公元504年），高肇因元详为太傅、录尚书事，权位高过自己，诬陷他谋反，元详因而被杀。此后，高肇又离间宣武帝与他几个弟弟的关系。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八月，宣武帝弟、冀州刺史元愉以诛高肇为名起兵，称皇帝，设置百官。高肇趁机劝宣武帝将宗室诸王软禁起来，让他们学习经书，并杀太师彭城王元勰。元勰功勋卓著，声望很高，他被杀后，全国百姓都为之叫冤。

延昌元年（公元514年）十一月，宣武帝命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率军10　万出攻梁朝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市）。次年正月，宣武帝病死，侍中、领军将军于忠与右将军侯刚定计，以元澄为尚书令，与宣武帝叔父高阳王元雍辅年仅5　岁的皇太子元诩（公元510-528年）即帝位，即北魏肃宗孝明帝。执政者召还西伐军队，于禁中击杀高肇。于忠独揽大权，授意朝廷给自己加官进爵，汉族人士尚书左仆射郭祚与尚书裴植劝元雍将于忠逐出朝廷，于忠杀掉他们，免除元雍太傅、领太尉的官职，引起朝野怨恨。在这种情况下，明帝生母胡氏在宗室诸王拥戴下临朝听政。

①　参周一良《魂晋南北朝史札记》"魏宣武帝元恪"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②　《魏书》卷八十三下《高肇传》。

2。魏末乱政宣武帝死时，皇太子元诩生母只是九嫔之一的充华嫔，皇后是高肇侄女高氏，元诩即位后，高氏被尊为皇太后。于忠等杀高肇，将胡氏保护下来，使她成为北魏历史上第一个没有按"子贵母死"惯例被杀的皇太子母亲。不久，高太后被逼出家为尼，延昌四年（公元515年）八月，胡氏被尊为皇太后，次月，临朝听政。胡氏执政之初，群臣称她为"殿下"，她下达的文书称"令"，后改"令"为"诏"，自称为"朕"，群臣称她为"陛下"，完全以皇帝的身份处理朝政。①胡氏宠任妹夫元叉及宦官刘腾，元叉迅速从员外郎升至侍中、领军将军，取代于忠，既掌诏令，参议朝政，又统禁军，势倾天下，却经常受到胡氏情夫、太尉、侍中清河王元怿的抑制。元叉后诬元怿试图自己当皇帝，把他囚禁起来，又因元怿是孝文帝之子，怕宗室诸王借此反对他，遂与刘腾合谋，于正光元年（公元520年）七月将胡氏软禁起来，杀元怿，以拥戴明帝元诩为名，独掌朝政。次月，北魏宗室、相州刺史元熙以诛元叉、刘腾为名起兵，被杀。

元叉掌权，与升任司空的刘腾共相表里，沉迷酒色，荒废政事，朝廷百官每天早晨都要先拜见刘腾，观其颜色，然后才回到各自衙门处理公务。一切事都视钱财多少而办，地方官上任都得向他们交纳财物，以至于郡县小吏都不能公正选拔，甚至剥削六镇兵士。贵族官僚竞相奢侈，"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务修园宅，互相夸竞"①，诸王斗富，过于西晋之时，地方官则大都以盘剥百姓为事。为了增加奢侈的物质来源，甚至向百姓预收以后六年的租调。在这种政治形势下，频繁发生的水旱灾害显得尤其严重，百姓纷纷投靠佛教寺院，以避免赋税徭役，全国僧尼猛增到300万人。正光五年，北镇镇兵和关陇城人相继起义，北魏政权岌岌可危。

正光六年四月，胡太后利用元叉懈怠之机，联合丞相、高阳王元雍，挟持明帝，复临朝听政。但她不仅不能控制漫延各地的动乱，反而宠幸郑俨、李神轨、徐纥等人，他们"位总禁要，手握王爵，轻重在心，宣淫于朝，为四方之所厌秽。文武解体，所在逆乱"②，北魏政权终于土崩瓦解。

3。北镇暴动与城民起义政纲不张，官吏贪鄙，只是北魏末年大动乱的催化剂，其根源来自北魏后期军事本制及政治制度的缺陷。

北魏前期，皇帝亲自统率原鲜卑部落民组成的军队，抗击柔然，威慑中原，在北方少数族集中居住地区则设镇戍以相控制。经过孝文帝的改革，北魏社会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军事体制也发生相应变化，迁都洛阳以后，均田农民须自带资粮服兵役，但中央军羽林、虎贲仍由迁居洛阳的鲜卑族人组成。羽林、虎贲在北魏前期以武力治国，鲜卑人被称为国人的时代，地位极高，仕途通达，但迁洛以后，由于推行文治，加上新的门阀序列建立，官分清浊，

①　《魏书》卷十三《宣武灵皇后胡氏传》。

①　《洛阳伽蓝记》卷四。

②　《魏书》卷十三《宣武灵皇后胡氏传》。

低级武官被视为浊官，升迁极难，而门阀士族人士掌握选举大权，阻止鲜卑武人担任所谓"清官"，更引起羽林、虎贲强烈不满。神龟二年（公元519年）二月，征西将军张彝子张仲瑀上密奏给朝廷，请求制定不同的选举条例，以进一步杜绝武人升任清官的现象，洛阳羽林、虎贲群情激愤，围攻尚书省，火烧张彝宅，张彝被殴伤致死，其长子尚书郎张始均被投进火中烧死。胡太后虽下令将羽林、虎贲中几个首要分子捕杀，却不敢彻底追查，下令大赦，并允许武官根据资历参与正常选举。由于武官多而文官少，一官争做者十余人，吏部尚书崔亮只得制定所谓"停年格"，不问家族才干，唯视资历，"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①。武夫入选虽暂时平息了羽林、虎贲的情绪，却更使北魏官僚阶层污浊不堪。

孝文朝时，关陇镇戍相继改为州郡，原镇戍统辖的百姓成为州郡治下的均田民，而镇戍军队转由州郡统领，称为州军。州军主要由关陇氐、羌、杂胡等少数族群众组成，他们与其家属住于州城之内，世袭为兵，身份低贱，非经放免不得为平民，被称为城民或城人。北魏后期，几乎所有州都有由城民组成的州军，他们不仅是北魏维持地方治安的重要武装，而且也常被征调参与大规模军事行动，但由于城民社会地位低下，又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北魏后期，城人暴动经常发生，而且往往一起事便占据州城，使北魏地方统治立即崩溃。

北镇地区则更不安定。从太武帝拓跋焘开始，在阴山南北设置镇戍，镇抚高车，随着孝文朝北魏政治中心南移及迁都洛阳，北镇军事力量进一步加强，成为北魏防御北疆的军事重镇。当时北镇以从东到西的御夷（治今河北赤城北）、怀荒（治今河北张北）、柔玄（治今河北尚义西）、武川（治今内蒙古武川西）、怀朔（治今内蒙古固阳东南）、沃野（治今内蒙古乌特拉前旗西南）六镇为主，所以又概称为六镇。六镇上层武官多属北魏前期的"国人"，北魏后期，他们仍说鲜卑话，保留鲜卑旧俗。与洛阳的羽林、虎贲一样，其政治地位每况愈下，他们的同族人迁居洛阳，进入门阀士族序列者，多为高官显宦，而他们留守边镇，被称为府户，与边罪配边者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侯、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少者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①。而灵太后胡氏及元叉当政时，诸镇长官，任用非人，"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②，政以贿成。六镇地区可以引水灌溉的上田好地多为镇戍长官攫取，镇兵所得尽为坏田坏地，难以为生，"无不切齿憎怒"③。反抗北魏统治的风暴于是最先从六镇发起。

正光五年（公元524年）三月，沃野镇高阙戍所统镇民破六韩拔陵因戍主与镇兵发生冲突，聚众起义，杀戍主，攻下沃野镇，号真王元年。六镇镇民纷纷起兵，高平镇（治今宁夏固原）镇民赫连恩等也推高车酋长胡琛为主，攻下高平镇，响应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拔陵随即分兵攻下怀朔、武川二镇。北魏朝廷派兵镇压，但养尊处优，纪律涣散的中央羽林、虎贲一触即溃，北魏不得不借兵于北镇所防御的柔然进攻起义军。次年春，柔然可汗阿那瓌率

①　《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

①　《魏书》卷十八《广阳王元渊传》。

②　《魏书》卷十八《广阳王元渊传》。

③　《魏书》卷十八《广阳王元渊传》。

军10　万攻下武川、沃野，在柔然与政府军的夹击下，20　余万起义军被迫投降，北魏将他们与六镇其他降户一并南迁，安置在冀州（治今河北冀县）、定州（治今河北中山）、相州（治今河北磁县南）三州。

六镇起义虽然失败，但被迁于河北三州的义军余众情绪仍未稳定。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八月，柔玄镇人杜洛周率北镇降户在上谷（治今河北居庸）起兵，继续称真王，屡败魏军。次年正月，鲜于修礼又率一部分降户在定州起义，称鲁兴元年。同年九月，鲜于修礼部将葛荣夺得定州起义军的领导权，在白牛逻（今河北蠡县南）大败魏军，杀魏军统帅广阳王元渊与章武王元融，葛荣于是自称皇帝，国号为齐，年号广安。此后，起义军势如破竹，攻克殷州（治今河北隆尧东）、冀州，河北汉族百姓与官府及私家奴隶纷纷投奔起义军。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初，葛荣兼并当时已据有幽（治今北京市）、定、瀛（治今河北河间）三州的杜洛周起义军，随即攻下沧州（治今河北盐山西南），有众数十万，号称百万，向北魏都城洛阳进军。

在六镇起义及六镇余众在河北继续起义期间，关陇城人起义风起云涌。

正光五年六月，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市）城人莫折大提率众杀为政残暴的刺史李彦，自称秦王，南秦州（治今陕西成县西）城人亦杀刺史，举州响应。莫折大提不久病死，其子莫折念生称帝，年号天建，设置百官，迅速控制了岐州（治今陕西凤翔）、泾州（治今陕西泾川）、凉州（治今甘肃武威），与北魏西道行台、大都督萧宝夤统率的政府军长期作战，兵锋一度达到潼关。孝昌三年（公元527年），莫折念生被部下杀死，其部属多投奔继胡琛领导高平镇起义军的万俟丑奴。萧宝夤与万俟丑奴连战皆败，受到北魏朝廷的怀疑，遂于同年十月据长安称帝，国号齐。次年正月，萧宝夤兵败，也投靠万俟丑奴。万俟丑奴于是称皇帝，以萧宝夤为太傅，年号神虎，关陇地区几乎全被起义军控制。

4。尔朱氏的暴兴速败北镇镇兵与关陇城人起义，北魏地方军事体制彻底瓦解，衰弱的中央羽林、虎贲已难恢复北魏政权的统治，州郡豪族也纷纷起兵，自称都督、将军，割据当地，许多黄河以南州镇长官及北魏宗室人物叛投江南梁朝，梁武帝于是趁机封拜北魏傀儡皇帝，兴兵北伐。在这种形势下，摇摇欲坠的北魏洛阳政权内部，把持政权的胡太后与明帝元诩的关系迅速恶化。孝昌四年（公元528年）正月，明帝的妃子生下一个女儿，胡太后便采用郑俨的意见，称所生为皇子，大赦天下，改元武泰。二月，明帝突然死去，胡太后便将那个出生仅一个月的女婴立为皇太子，让她继承帝位，过了几天，又下诏说明真象，改立宗室、年仅3　岁的元钊为皇帝。对这一变故，朝野议论蜂起，都认为明帝被胡太后与其宠幸的郑俨、徐纥合伙所杀，于是北边酋率之一的契胡酋长尔朱荣趁机举兵南下洛阳。

尔朱荣（公元493-530年），字天宝。其祖先尔朱羽健曾率其所领契胡武士助北魏创立者拓跋珪夺取中原，被封为第一领民酋长，统率契胡部落居于北秀容（今山西朔县北）一带方圆300　里的地方，游牧射猎。孝文帝迁都洛阳，特许其酋长右将军、光禄大夫尔朱新兴"冬朝京师，夏归部落"①。正

①　《魏书》卷七十四《尔朱荣传》。

光年间，尔朱新兴子尔朱荣率部落兵镇压了汾州（治今山西隰县）、肆州（治今山西忻县北）一带各少数族及北魏牧场中放牧奴隶的起义活动，被授予安北将军、都督恒朔讨虏诸军的名号。尔朱荣遂驱逐北魏肆州刺史，以其堂叔尔朱羽生为刺史，北魏朝廷因他拥有一万精兵及数万匹战马，不敢谴责。葛荣起兵河北时，尔朱荣分兵据守险地，阻止起义军进入其势力范围，并积极招纳人马，于是平城及其以北地区的豪强酋帅，或先与起义军作战失败，或参与镇民起义后又叛逃，大都投入尔朱荣麾下①。他们竭力鼓动尔朱荣"伐叛匡主"，挽救垂亡的北魏政权，寻求自己的政治权利。

胡太后杀明帝后，尔朱荣利用"上下离心，文武解体，咸企忠义之声，俱听桓文之举"②的形势，抗表朝廷，以诛郑俨、徐纥为名，向洛阳进军。四月十一日，尔朱荣渡过黄河，拥孝文帝弟彭城王元勰之子元子攸（公元505-530年）为帝，即北魏庄帝，胡太后所遣防御将领因而纷纷倒戈。尔朱荣令洛阳百官奉迎庄帝。十三日，尔朱荣采纳统领洛阳羽林、虎贲的武卫将军穆泰的意见，以祭天为名，将公卿百官驱赶到河阴（今河南洛阳市西北），指责他们为官贪婪残暴，未能尽心辅助朝廷，纵兵杀戮，死者2000　余人，胡太后及其所立小皇帝元钊被投进黄河，羽林、虎贲因对朝廷公卿怀恨在心，竟作壁上观。河阴事变后，尔朱荣见人心不稳，打消了自己称帝的意图，将庄帝送入洛阳城中，改元建义，下诏追赠河阴死难者，在接受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等一系列官职及太原王的封爵后，返回其势力所在的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遥控朝政。

尔朱荣拥立新朝廷后，即开始他的"伐叛"行动。建义元年（公元528年）九月，他率军东进，在滏口（今河北磁县西北）击败向洛阳移动的葛荣起义军，葛荣部数十万人顿时瓦解，尔朱荣将其余部迁到晋阳附近，委任其中首领，加强自己的势力，于是又改元永安。永安二年四月，率河北地区流民起义于今山东一带的邢杲也被尔朱荣所遣军队俘杀，黄河南北基本被平定。而这时，梁朝立河阴事变后逃亡江南的魏北海王元颢为北魏皇帝，令陈庆之率梁军数千人护送元颢北返洛阳。陈庆之等连陷河南30　余城，逼近洛阳。五月，庄帝弃洛阳北逃。七月，尔朱荣复率军南下，击败据有洛阳的元颢、陈庆之，庄帝还洛阳，授予尔朱荣天柱大将军的殊号。随后，尔朱荣遣其侄尔朱天光率一支武装进入关中，于永安三年镇压了万俟丑奴及其后继者万俟道洛、宿勤明达先后领导的关陇起义军。

尔朱荣虽凭借武力消灭了威胁北魏政权的各种武装力量，但未能从政治上使其长治久安。河阴事变中，许多世家大族人士被杀，其子侄在各地聚集武装，隐隐与尔朱氏为敌，而尔朱荣在晋阳遥制朝廷，政治腐败一如既往，他与其所立庄帝的矛盾也逐渐激化。永安三年九月，庄帝利用朝廷中反尔朱氏人物，趁尔朱荣入朝之机，将他及其党羽太尉、上党王元天穆刺杀。尔朱荣子侄尔朱兆、尔朱世隆等逃回晋阳，拥立北魏宗室元晔为皇帝，改元建明，反攻洛阳；庄帝则授予河北世族人士以官职，令其各返故乡，聚集武装与尔朱氏对抗。十二月，尔朱兆等攻陷洛阳，杀庄帝。次年二月，尔朱兆又废元晔，立孝文帝孙元恭为帝，改元普泰。十月，领有六镇余众的高欢与控制州郡的河北世家大族结合，拥立宗室元朗为帝，年号中兴。中兴二年（公元532

①　参朱大渭《代北豪强酋帅崛起述论》，载《文史》第31　辑。

②　《魏书》卷七十四《尔朱荣传》。

年）二月，高欢击败尔朱氏，四月，进入洛阳，废尔朱氏拥立的元恭及自己所立的元朗，改立孝文帝另一孙子元修为帝，此即北魏帝位所谓"一年三易换"。

高欢拥立元修后，仍采用尔朱荣的办法，以大丞相、天柱大将军的身份坐镇晋阳，遥制洛阳朝政。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孝武帝元修试图进攻高欢不成，西奔据有关陇的宇文泰于长安，高欢另立孝文帝曾孙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宇文泰、高欢在相互厮杀的同时，都拥立孝文帝后裔为皇帝，以魏的旗号相号召，史称建都邺城的政权为东魏，建都长安的政权为西魏，北魏政权的历史到此结束。

八、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对峙及其势力消长北魏灭亡后，其废墟上出现东魏（公元534-550年）和西魏（公元535-556年）两个相互对峙的政权，它们又分别被其执政的家族高氏和宇文氏取代，转而为北齐（公元550-577年）和北周（公元557-581年）两个政权。最后，原本弱小的西魏北周政权由于政局相对稳定，力量不断发展，消灭了内部纷争频繁、政治腐败的东魏北齐政权，并为隋朝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东魏北齐的政治及其衰亡1。东魏北齐政权的创立（1）东魏的创立及其政治基础东魏创立者高欢（公元496-547年），祖籍不详，他后来自称为渤海蓚县（今河北景县）人。高欢生长于六镇之一的怀朔镇，他既能说汉话，又能讲鲜卑话，并拥有一个鲜卑语名字，叫贺六浑。他本是一个镇兵，后当地鲜卑豪族娄氏家的一个女儿见他气慨不凡，自愿嫁给他，他才有了马匹骑乘，因而担任队主，后又升任往来怀朔与都城洛阳间传递公文的函使。据称他在洛阳曾亲见羽林、虎贲焚烧征西将军张彝住宅那次骚乱，回到怀朔后，散家财，与怀朔镇小吏司马子如、孙腾、侯景等结为奔走之友。

六镇起义失败后，高欢等人被迁到河北，杜洛周领导六镇余众继续起义，高欢及其怀朔镇的伙伴尉景、段荣等附从，后试图谋杀杜洛周失败，逃奔葛荣，不久又逃奔尔朱荣，尔朱荣任命他为亲信都督。尔朱荣进军洛阳及镇压黄河南北起义军，高欢屡立战功，被任命为晋州（治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刺史。及尔朱荣被庄帝所杀，其侄尔朱兆等又杀庄帝，拥立元恭为北魏皇帝，河北世家大族纷纷起兵反抗尔朱氏，控制州郡，尔朱兆子是让高欢带领一部分六镇余众前往镇压。高欢兵临河北，当时在河北世家大族拥戴下据有冀州（治今河北冀县）、自称冀州刺史的封隆之遣其子封子绘前往迎候，纠集宗族乡里据地自保的赵郡（治今河北赵县）人李元忠也亲自前往，他们力劝高欢"举义"，反击尔朱氏。高欢接受他们的意见，顺利地进入冀州，于是整顿军纪，告诫他统率的六镇鲜卑人："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①以进一步争取河北世家大族及汉族百姓的支持。在河北世家大族的推动下，普泰二年（公元531年）十月，高欢终于在冀州公开举起反尔朱氏的旗帜，推北魏宗室元朗为皇帝，年号中兴，自为大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于是，各地世族人士及流离中原、依附于北魏朝廷与尔朱氏之间的六镇酋豪，群聚到高欢麾下，使他势力迅速增强。次年四月，高欢在击败尔朱氏后进入洛阳，改立孝武帝元修，自己于晋阳设立大丞相府，统率军队，遥执朝政。

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七月，高欢从晋阳率兵南下，驱散孝武帝元修凭借洛阳原孝文帝从平城迁来的鲜卑人即所谓"六坊之众"与黄河以南州镇武装组成的军队，孝武帝西逃关中。十月，高欢改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高欢虽多次率军进攻关中，但终究未能消灭宇文泰在长安创立的以魏为国号的政权，史称邺城政权为东魏，元善见即东魏孝静帝。

高欢起兵反尔朱氏，创立东魏，首先依赖其率领的一部分北镇兵士，尤其是怀朔镇豪酋，他消灭尔朱氏后，北镇余众几乎全归他统领。这些北镇兵士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长期留住北边，受汉文化影响较弱，语言、服饰仍保留鲜卑旧俗，迁居北镇的高车等其他少数族人包括部分汉族豪族也受鲜卑风俗的影响，被当时人看成是鲜卑人，他们构成东魏及随后北齐政权的政治基础，而高欢本人居住的怀朔镇人则成为其核心。在东魏北齐政治中，鲜卑勋贵长期在政权中处于支配性地位，高氏与鲜卑勋贵窦氏、尉氏、厍狄氏、斛律氏、段氏长期连姻，更使其势力根深蒂固。

①　《北齐书》卷一《神武帝纪上》。

高欢在削平尔朱氏，控制洛阳政权后，以大丞相身份坐镇晋阳，利用晋阳附近长期形成的武力，培育自己的军事力量，北镇鲜卑大都被迁至该地区。高欢在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肆州（治今山西忻县）、汾州（治今山西汾阳）三州地区设恒、燕、云、朔、蔚、显等侨州郡，管理从原北镇地区迁居到这些地方的鲜卑人，而鲜卑勋贵在拥有朝廷官爵的同时，大多被授予领民酋长或镇人酋长的名号。高欢及其后继者正是利用北镇鲜卑组成的军队，长期与关陇宇文氏西魏北周政权对抗，据有黄河南北地区。

东魏建立后，原封不动地采用了北魏孝文帝改革后的政治制度，高欢也一如既往地坐镇晋阳大丞相府，凭借当地武装控制朝政，形成邺城政治中心与晋阳军事中心并立的格局。高氏取代东魏建立北齐政权后，这种情形虽有所缓和，但由原大丞相府外兵曹、骑兵曹演变而来的外兵省和骑兵省却置于晋阳，独立于尚书省之外，拥有对全国军队的调动权力，北齐皇帝也不断往返于邺城、晋阳之间，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晋阳和邺城这种分立，实际上反映了武功与文治的对立，并影响着东魏北齐历史上鲜卑贵族与汉族世家大族长期的政治冲突。

高欢得以顺利控制河北地区，与当地世家大族的支持密不可分。北魏后期，随着士族门阀制度的重新建立，河北世家大族凭借宗族和乡里，势力急剧增长，他们也是东魏北齐政治中一股影响很大的政治势力，高氏也与其中的赵郡李氏、范阳卢氏等通婚，以求获得他们的支持。但高欢以北镇鲜卑为其军事基础，鲜卑人因此欺压汉族百姓。高欢曾试图调解两者间的矛盾，也只不过两相安抚，对鲜卑兵士则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对汉族百姓则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帛，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当汉族人士要求他清除"内贼"即残害百姓的勋贵们时，高欢却称："诸勋贵身犯锋镝，百死一生，虽或贪鄙，所处者大，岂可同之常人也！"①历东魏北齐，政治上拥有特权的鲜卑贵族称汉人为"狗汉"、"一钱汉"，他们与世家大族以争夺政治权力为主要内容的斗争也异常激烈，最后两败俱伤，北齐政权也因之衰亡。

（2）东魏、北齐禅代高欢虽依靠鲜卑武人于晋阳遥制邺城东魏朝政，在与西魏的战争中也一直处于优势，但鲜卑兵士与汉族百姓之间的矛盾以及高欢纵容鲜卑武人的策略，使他并没有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汉族百姓尤其是世家大族仍怀念孝文帝及其以后实行文治的北魏政权，也因此拥护"魏"的法统。西魏执政者宇文泰以"魏"的旗号相号召，厉行改革，国力蒸蒸日上，东魏境内世族人士举兵响应西魏的事件频频发生，也使高欢不敢贸然取代东魏而自立。当有人劝他称帝时，他非常知趣地说："世人无事常道我欲反，今闻此，更致纷纭，慎莫妄言也。"①元善见遂得以在高氏卵翼下当了17年的"魏"皇帝。

高欢也意识到要稳固统治，必须压制过分骄纵的鲜卑勋贵，缓和与世家大族的矛盾。天平三年（公元536年），其子高澄（公元521-549年）以尚书令、京畿大都督身份入邺城辅政，并拥有统辖鲜卑、高车酋庶的权力。高澄是高欢诸子中最热衷于儒家典籍的一位，他执政后，废除北魏末年以来专

①　《资治通鉴》梁武帝大同三年九月条。

①　《北齐书》卷四十二《阳休之传》。

凭资历选官以笼络武人的办法，选拔有实际才干的人，尚书省各曹郎均用世族人士担任，"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假有未居显位者，皆致之门下，以为宾客，每山园游燕，必见招携，执射赋诗，各尽其所长，以为娱适"②，使高氏政权与世家大族的关系得到调整。

兴和二年（公元540年）以后，高澄又兼任大将军、中书监，总掌朝政。他因朝廷中鲜卑勋贵多贪鄙不堪，用世族人士崔暹为御史中尉、崔季舒为中书侍郎、宋游道为尚书左丞，支持他们弹劾权贵。与高欢一同创业的权贵如孙腾、尉景、司马子如、高隆之等均以贪赃枉法受到谴责或被免去官爵，一时间出现"风俗更始、私枉路绝"③的清明局面。但这却使高澄及他信任的世家大族与鲜卑勋贵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武定四年（公元547年），高欢病死，高澄掩盖其死讯达5　个月之久，但还是被拥兵10　万，专制河南的侯景发觉。侯景自恃与高欢同时起兵创业，不服高澄统辖，指责他"使嬖幸弄权，心腹离贰"①，举军反叛。高澄一面将他从高欢那儿继承来的渤海王封地分赐给勋贵督将，以示抚慰，一面遣高欢时不被重用的慕容绍宗进击侯景，将这股祸水引向江南的梁朝。

高澄继任大丞相后，仍重用崔暹、崔季舒、杨佺等世族人士，压制鲜卑勋贵。他消灭侯景，稳固地控制朝政后，这些人也积极支持他称帝。当他与崔季舒等人"屏斥左右，署拟百官"时，被人刺杀而死，其弟高洋（公元529-559年）继掌朝政。高洋随即赴晋阳安抚鲜卑勋贵，在高隆之、司马子如的坚持下，将高澄借以排抑鲜卑勋贵的崔暹、崔季舒各鞭二百，流放边地充兵。

武定八年，高洋受封为齐王，同年五月，从晋阳率大军到邺城，以"禅让"的方式取得帝位，以齐为国号，史称北齐。高洋即北齐文宣帝。鲜卑勋贵厍狄干、斛律金、可朱浑道元等和高氏子弟一样，受封为王，北齐政权终于在鲜卑勋贵支持下建立起来。

2。北齐政治与政争（1）文宣帝时期的内政外交文宣帝高洋在位前期，勤于政事，史称他"初践大位，留心政术，以法驭下，公道为先。或有违犯宪章，虽密戚旧勋，必无容舍，内外清静，莫不祗肃"②。他下令恢复中央国子学，又令各郡国修建学校，尊尚儒学。他还命魏收修撰《魏书》，备一代之吏。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又针对北魏末年以来地方机构膨胀，"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③的情况，下令并省州、郡、县，共罢除3　州、153　郡、589　县。因此，政治较为安定，北齐国力呈上升趋势。

当时，西魏联络北方草原继柔然后新兴的游牧民族突厥，多次进攻北齐。为了防止突厥南下，文宣帝于天保三年、六年两次修筑长城，从西河郡（治②　《北齐书》卷三《文襄帝纪》。

③　《北齐书》卷三《文襄帝纪》。

①　《北齐书》卷三《文襄帝纪》。

②　《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

③　《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

今山西汾阳）曲折北上，沿古长城向东至于大海，东西3000　多里，每隔10里置一戍所，并在其沿线战略要地置25　个州镇。天保八年，又在先修筑的长城里边修筑一道长400　多里的城墙，加强防守力量。他还主动率军出击依附突厥侵扰边境的库莫奚和契丹，平定了居住于今黄河与汾河之间被称为山胡的少数族，增强了防御突厥及西魏北周的力量。

高洋还利用梁朝衰亡之机，先后立逃到邺城的梁宗室萧渊明、萧庄为梁帝，遣大军护送他们返江南，操纵、影响南朝政局，并夺取了长江以北的土地，北齐达到全盛。史称："观夫有齐全盛，控带遐阻，西苞汾、晋，南极江淮，东尽海隅，北渐沙漠，六国之地，我获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①。在与关陇北周与江南陈政权的鼎足对峙中，北齐处于绝对优势。

天保六年以后，文宣帝高洋开始变得精神失常，加上酗酒，经常干些荒唐事，甚至公开乱伦。他肆意杀戮，朝廷大臣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等都无罪被杀，文武近臣朝不保夕，大家对他都深怀怨恨。他又大修宫殿，百役繁兴，公私困弊，府库空竭。只因先后担任尚书仆射、尚书令的杨佺尽力维持，才使高洋在天保十年十月死去以前，未发生大的动乱。

（2）杨佺事件与二王争位文宣帝在代魏建齐前，为了争取鲜卑勋贵的支持，曾将其兄高澄执政时重用的世族人士加以贬斥，但北齐政权建立不久，他又开始引用世族人士。崔暹从流放地召回邺城，被任命为太常卿，文宣帝还主持将高澄的女儿嫁给崔暹之子。天保末年，崔暹升任尚书右仆射；崔季舒也在天保初被召回邺城任将作大匠，历任侍中、尚书左仆射、仪同三司，受到文宣帝宠任。与崔暹、崔季舒二人同出博陵崔氏的崔昂在天保初任散骑常侍，兼任太府卿、大司农，文宣帝曾当着鲜卑勋贵的面称他为国家柱石之臣，临死又认为只有崔昂可以"纲纪省闼"①，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出于弘农杨氏的杨佺则在天保中历尚书仆射、尚书令，开府封王，"权综机衡"，"任遇益隆，朝章国命，一人而已"②。世族人士受重用，预示着鲜卑勋贵与他们之间又一场权力争夺即将到来。

文宣帝临死，担心他的两个弟弟大司马、录尚书事常山王高演与太尉长广王高湛权势太重，不利于皇太子高殷，遂让他的三个妹夫尚书令杨佺、侍中燕子献、黄门侍郎郑子默辅佐高殷即位。高殷即位后，杨佺因文宣末年滥行封赏，请求朝廷免去自己开府仪同三司的名位及王爵，许多无功受封的鲜卑武人都被免去爵位，"风教粲然，搢绅称幸"③，而这些人都归附高演、高湛，反对杨佺等。杨佺又因私怨，解除尚书右仆射崔昂与尚书左仆射崔季舒的职务，削弱了支持自己的政治势力。当杨佺等人进一步试图削弱高演、高湛的权势时，二王与鲜卑贵族高归彦、贺拔仁、斛律金等联合起来，称杨佺等为汉人，不应专执朝政，皇帝高殷母亲出赵郡李氏，亦为汉人，不宜为皇太后，母仪天下。乾明元年（公元560年），二王与鲜卑勋贵发动政变，拘捕杨佺、燕子献、郑子默及侍中宋钦道、领军将军尔朱浑天和等人，假借高欢妻太皇太后娄氏的命令，将他们处死，同死者80　多人。高演任大丞相、都

①　《北齐书》卷八末魏征总论语。

①　《北齐书》卷三十《崔昂传》，卷三十四《杨愔传》。

②　《北齐书》卷三十《崔昂传》，卷三十四《杨愔传》。

③　《北齐书》卷六《李百药传论》。

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高湛为太傅、京畿大都督，共执朝政。八月，高演又将当皇帝不到一年的侄儿高殷废黜为济南王，自立为帝，改元皇建。高演即北齐孝昭帝。

高演即位后，下诏安抚鲜卑勋贵，但也遵用儒家古礼，改革时弊。史称他"情好稽古，率由礼度，将封先代之胤，且敦学校之风。征召英贤，文武毕集。。。乃眷关右，实怀兼并之志，经谋宏远，实当代之明主"①。这说明他联合鲜卑勋贵诛杀杨佺等人，主要是为了争夺权力，而不是要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上另搞一套。

高演与弟长广王高湛合谋诛杀杨佺等时，曾答应事成之后立他为皇太弟，但他即帝位后，返居晋阳。立儿子高百年为皇太子，居邺城，任命高湛为右丞相，留守邺城，又以亲信厍狄丰乐为领军将军，削弱高湛权势。高湛与亲信密谋起兵，宗室高元海劝他公开高演假借娄太后名义夺取帝位的秘密，招集文武百官，拘捕厍狄丰乐，杀尚书令高归彦，重新拥济南王高殷为帝，"号令天下，以顺讨逆"②。高湛还未付诸行动，高演便于皇建二年（公元561年）十一月病死。高演可能预料到高百年像高殷一样，不可能安然继承帝位，遗诏传位给高湛。高湛即北齐武成帝。

（3）齐末乱政与北齐衰亡高湛在位共4年，于河清四年（公元565年）四月将帝位传给史称北齐后主的皇太子高纬（公元556-578年），自称太上皇。但直到天统四年（公元568年）十二月死前，高湛一直居晋阳控制朝政。高湛、高纬父子统治时期，由于政治腐败和政争频繁，北齐迅速走向衰亡。

高湛即位后，为了巩固皇位，大肆诛杀宗室诸王。河清元年，高氏疏宗平秦王高归彦在冀州阴谋举兵被镇压后，文宣帝之子太原王高绍德、河南王高孝瑜、河间王高孝琬、高演子高百年及高欢之子平阳王高淹、彭城王高浟先后被杀。高湛极其荒淫，又宠任一批鄙陋无知的小人，西域商胡后裔和士开因善握槊之戏，且滑稽谄媚，升任侍中、尚书右仆射。和士开竟劝高湛说，自古帝王无论是尧、舜那样的圣主，还是桀、纣那样的昏君，死后都成灰土，没什么两样，"陛下宜及少壮，恣意作乐，纵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敌千年。"①高湛甚为赏识他，临死竟称和士开有伊尹、霍光之才，把朝廷大政托付给他。东魏及北齐前期沿用北魏法律，而量刑定罪多凭执法者一时之意裁定，刑法严酷，案件往往历久不决。高湛为此下令制定北齐律，于河清三年颁行，"法令明审，科条简要"，②并让官吏子弟诵读，民间因此大都明白法律条文。但为了处置临时发生而法律条文又没有规定的案件，高湛又令制定《权令》及《别条权格》，与法律并行，奸吏于是利用两者间的差异，舞文弄墨。到高纬时，"权幸用事，有不附之者，阴中以法。纲纪紊乱，卒至于亡"。③河清三年，高湛还颁布新的均田法令，却不能扭转文宣帝高洋末年即已出现的豪强兼并，民户逃亡，国家租税力役大减的情况。

高湛刚死，他排斥宗室，任用恩幸小人造成的政治危机便爆发出来。高

①　《北齐书》卷六《李百药传论》。

②　《北齐书》卷十四《高思宗传高元海附传》。

①　《北齐书》卷50《恩幸·和士开传》。

②　《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

③　《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

欢侄太尉赵郡王高叡与高欢子冯翊王高润、高澄子安德王高延宗联合娄定远等鲜卑勋贵，请求后主贬逐和士开。和士开依仗高湛妻皇太后胡氏的庇护，于武平元年（公元570年）杀高叡。和士开反而进封淮阳王，兼任尚书令、录尚书事二职，权势更甚，招纳富商大贾，一些不知廉耻的朝臣也依附他，甚至给他作义子，与市井小人称兄道弟。武平二年，后主高纬弟琅邪王高俨利用其总领京畿诸军的条件，联合侍中冯子琮与领军将军厍狄伏连，假传诏令，杀和士开，并率3000　多人围攻宫城，试图杀受后主宠信而干乱朝政的后主保母陆令萱及陆令萱子骆提婆，宗室人物及勋贵子弟均踊跃支持。后主命经常率军出征而名高德重的斛律光出面，将高俨部众解散，冯子琮、厍狄伏连当即被杀。不久，后主又据祖珽的意见，将高俨处死。

祖珽出范阳大族，此人甚无德行，善于投机取巧，又因善弹琵琶，懂鲜卑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得到高湛宠信。高湛曾打算废皇太子高纬，改立极受他喜爱的高俨为继承人，祖珽勾结和士开，劝高湛立即传位于高纬，自己作太上皇，以保证皇位稳定，因此又得到高纬和胡太后的宠信。祖珽于是企图将和士开和尚书令赵彦深逐出朝廷，自任宰相，结果激怒了高湛，被流放到外地，弄瞎了双眼。高湛死后，后主将祖珽召回京城，任他为侍中、尚书左仆射，与陆令萱等依以为谋主，势倾朝野，左丞相斛律光对此极为不满。祖珽遂勾结受斛律光鄙视的骆提婆、韩长鸾等，利用北周反间而散布的谣言，于武平三年二月诬陷斛律光谋反，将他及他的几个儿子一同处死。斛律光在高湛统治时期，多次率军北击突厥，西败北周来犯之军，从未失利，斛律光被杀无异于自毁长城。立志灭北齐的北周武帝闻讯大喜，在国内宣布大赦。斛律光死后，祖珽独掌机要大政，于是他试图引用世族人士，贬黜宦官恩幸，整顿和士开执政以后混乱的政治，甚至希望处理后主宠信的陆令萱及骆提婆。祖珽信重侍中崔季舒、尚书左丞封孝琰等世族人士，封孝琰等也称赞他为衣冠宰相。武平四年五月，在陆令萱、韩长鸾等的主持下，祖珽被贬为北徐州刺史。骆提婆被任命为尚书令，韩长鸾升任领军大将军，后主另一宠臣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他们与陆令萱沆瀣一气，宰制天下，"多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①。宫中奴婢宦官、乐人、商人等数万人暴得富贵，均得高官显爵，后主玩弄的几十个西域胡人小儿只因能歌善舞，便得仪同、开府，甚至封为王，他们"排突朝贵，尤为士人所嫉"②，鲜卑勋贵和世族人士这两个长期斗争的政治势力全都失势。后主又大修宫殿、佛寺，豢养斗鸡及鹰犬，并封它们以仪同、郡君等名号，赋税日重，徭役繁兴，百姓衰弊，国库空虚。后主竟克扣军饷，允许佞幸卖官取钱，地方官职多由富商获取，竞相剥削百姓，民不聊生。

祖珽被逐不久，陈军进攻淮南，攻围寿阳（今安徽寿县）。身为宰相的骆提婆、韩长鸾却游戏不顾，声称即使黄河以南全丢了也无妨，只恨人生短暂，应及时行乐。后主欲率众到晋阳，侍中崔季舒、张雕虎，散骑常侍刘逖、封孝琰，黄门侍郎裴泽、郭遵等从驾文官连名劝阻，要后主留住邺城，以免示敌以弱。韩长鸾竟称这些汉族士人想谋反，将他们全都杀于殿庭，抛尸漳河。武平五年二月，宗室、南安王高思好于朔州（治今山西朔县）起兵，罪状朝廷，称后主"昵近小人，疏远忠良。遂使刀锯刑余，贵溢轩阶，商胡丑

①　《北齐书》卷八《后主纪》。

②　《北齐书》卷五十《恩幸传》。

类，剥削生灵"，③并宣称要为崔季舒等人复仇，晋阳鲜卑武士都表示将高呼万岁迎接他。高思好兵败被杀，只因北齐不久后便被后周吞并，鲜卑武士才未来得及采取新的反抗行动。

③　《北齐书》卷十四《高思宗传高思好附传》。

（二）西魏北周的政治与政治制度1。西魏政权的创立与巩固西魏创立者宇文泰（公元506-557年），鲜卑语名叫黑獭。其先为匈奴族人①，后迁居北魏北镇之一的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为当地豪族。北魏末年，六镇暴动，宇文泰父亲宇文肱与武川酋豪贺拔胜、念贤等招聚人马，攻杀破六韩拔陵部将卫可孤。北镇起义失败后，宇文肱、宇文泰父子和北镇降民一道被迁往河北，随后参与了鲜于修礼领导的起义。宇文肱被政府军击杀后，宇文泰又在葛荣领导的起义军中任将帅。后尔朱荣击败葛荣，宇文泰及其家人被迁到晋阳，他为尔朱氏征战，官至镇远将军，步兵校尉。

永安二年（公元529年），控制北魏政权的尔朱荣令其侄尔朱天光率1000人马进攻关陇起义军，后又增加到3000人，以贺拔胜弟贺拔岳和侯莫陈悦分别为左、右副帅，宇文泰作为贺拔岳部将行动。这3000　多人基本上是六镇人，而以武川镇人为多，他们成为日后西魏北周政权的核心，影响及于隋代及唐初政治。

尔朱天光进入关陇后，通过招募及打击小股起义军获取兵员，二三年间，基本上镇压了关陇地区自建名号，公开反抗北魏政权的起义军，宇文泰也因功升任征西将军。普泰二年（公元532年），控制洛阳政权的尔朱氏兄弟与据有河北另立政权的高欢决战，尔朱天光应召赴战，时任陇右行台的贺拔岳与秦州刺史的侯莫陈悦联军进入长安，杀留守的尔朱天光弟尔朱显寿。随后，贺拔岳镇长安，侯莫陈悦还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市），夏州（治今内蒙古乌审旗南）刺史斛拔弥俄突、灵州（治今宁夏灵武）刺史曹泥据地自保，河西牧子首领纥豆陵伊利、万俟受洛干亦自守其地，关陇仍处于分崩离析状态。高欢击败尔朱氏，控制洛阳政权后，宇文泰向贺拔岳提出了决定武川军团命运的策略。他认为高欢不可能久为魏臣，劝贺拔岳率军至陇上，据守要地，迫使灵、夏二州及河西牧子归附，以充实军队，"西辑氐、羌，北抚沙塞，还军长安，匡辅魏室，此桓文之举也"①。当时北魏孝武帝元修与高欢的矛盾加剧，也密令贺拔岳反击高欢，任命他为大都督，总关陇二十州军事。贺拔岳接受宇文泰"因地势，总英雄"以"匡社稷"②的建议，率军到平凉（今甘肃华亭西），连营数十里，声称往原州（治今宁夏固原）牧马。于是万俟受若干、斛拔弥俄突及陇右各州刺史都率部到平凉，接受贺拔岳指挥，宇文泰被任命为夏州刺史，代斛拔弥俄突镇抚其地。

永熙三年（公元534年）正月，贺拔岳被侯莫陈悦刺死，宇文泰奔赴平凉，临危为诸将所推，代贺拔岳总帅众军，击败侯莫陈悦，分置刺史、太守，将关陇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接受孝武帝兼尚书仆射、关西大行台的任命，遍发檄文，罪责高欢，公开与他决裂。七月，率军迎孝武帝到长安，自任丞相。这年底，宇文泰因与孝武帝元修发生冲突而杀之，改立北魏孝文帝孙元宝矩（公元507-551年）为魏帝，史称西魏，元宝矩即西魏文帝。后废帝元钦（公元？-553年）、元（拓跋）廓（公元？-556年）相继为西魏皇帝，

①　参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年12月第1　版。

①　《周书》卷一《文帝纪上》。

②　《周书》卷一《文帝纪上》。

西魏在宇文泰卵翼下存在23年，被宇文氏的北周政权取代。宇文泰因创立之功，北周建立后，被迫尊为北周文皇帝，庙号太祖。

西魏初建，与据有江南的梁及拥有黄河南北的东魏鼎足对峙，但实力远逊于二方。从十六国以来，西魏统治的关陇地区是民族纷争最为频繁的地区，几乎这一时期每一个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民族都在这里留下过自己的痕迹。北魏末年，关陇大乱，由于十六国及北魏时期民族融合的成就，没有像十六国后期那样涌现众多的民族政权，但民族势力仍隐隐存在，使关陇未能出现一个足以控制全局的政治势力，这既给宇文泰为首的武川豪族酋帅提供了走向政治前台的机会，也给他们提出了如何稳定关陇局势的难题。

宇文泰"田无一成，众无一旅，驰驱戎马之际，蹑足行武之间"①，因缘时会，为诸将所推，创立西魏，但他并未能像东魏创立者高欢那样，控制大量的北镇军人，只统有几万人的军队，军士大多是在镇压关陇起义者后补充的，所谓"军士多是关西之人"②。孝武帝逃入关中，所率羽林、虎贲也不过万人。宇文泰拥戴魏室，借北魏法统提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使其可以在政治上与东魏抗衡，但力量却悬殊过甚。

东、西魏对峙之初，东魏执政者高欢试图凭借其优势兵力，消灭长安政权，独吞北魏的遗产。西魏文帝大统二年（公元536年）正月，高欢率精骑万余突袭夏州，擒西魏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西魏灵州刺史曹泥、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刺史刘丰叛投高欢。十二月，高欢指挥10　万大军，分兵三路，进击西魏。次年正月，宇文泰拒绝诸将分兵御敌的意见，声称退保陇右，率精锐部队自驻地广阳（今陕西临潼县北）潜赴潼关，尽歼东魏军窦泰部，进入渭河以北地区的高欢及攻占上洛（今陕西商县）的东魏司徒高昂率军退走。同年八月，宇文泰趁势率李弼、独孤信等12　将东进，攻占恒农（治今河南陕县）、邵郡（治今山西垣曲）及正平（治今山西新绛西南）三郡地。

大统三年（公元537年）九月，高欢再率10　多万人进入渭北，命高昂率军3　万围攻恒农。宇文泰时军士不足万人，屯驻渭南，诸州兵来不及赴战。宇文泰惧高欢渡过渭河，进攻长安，使人心不安，于是造浮桥渡过渭河，背渭河为阵，与高欢会战于沙苑（今陕西高陵县），伏兵于芦苇丛中。东魏军轻敌赴击，军阵大乱。宇文泰鸣鼓出击，李弼率精锐骑兵横冲敌阵，伏兵奋起，东魏军被拦腰切断，被俘杀者8　万余人，高欢连夜退军，高昂也退守洛阳。沙苑大捷后，宇文泰挥军东进，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西）豪族敬珍等纠率乡里，率10　万户归附西魏，河南豪族也相继举兵附西魏，东魏洛州（治今河南洛阳市）刺史元湛与守将高昂弃城逃奔河北，河南地区尽归西魏。

此后，东、西魏之间的战争几乎全都发生在河东、河南，互有胜负，洛阳数度易手，最后还是被东魏夺得，但东魏军队再也未能突破潼关和黄河，进入关中。大统十二年，高欢率10　万大军围攻西魏玉壁城（今山西稷山西南），西魏守将韦孝宽坚守50　多天，多方拒敌，高欢部下将士战死者7　万多人，仍未攻下，无功而返。

当西魏与东魏连年鏖战时，江南的梁朝没有任何行动，而趁北魏衰亡之机复兴于北方草原的柔然汗国却跃跃欲试。高欢将东魏宗室女嫁给柔然可汗阿那瓌，称兰陵公主，柔然于是支持东魏，多次进犯西魏北境。宇文泰遂遣

①　《周书》卷一、二《文帝纪》。

②　《周书》卷一、二《文帝纪》。

使与阿那瓌和亲，并让西魏皇帝元宝矩元配皇后乙弗氏出家为尼，于大统四年娶阿那瓌14　岁的大女儿郁久闾氏为皇后。大统六年，郁久闾氏死于难产，阿那瓌认为是西魏谋害所致，发兵南进，直抵夏州，迫使元宝矩让他恋恋不舍的乙弗氏自杀。大统十一年，高欢娶阿那瓌女儿为妻，高欢死后，其子高澄又按柔然风俗与她结合，并生下一个女儿。柔然于是又与西魏为敌，并于大统十三年南侵，兵锋及于高平（今宁夏固原）以南。

面对东魏与柔然联合的形势，宇文泰开始在北方草原寻求新的联合对象。这时，源出今阿尔泰山本附于柔然的突厥部落逐渐兴起，开始与西魏贸易往来。大统十一年，宇文泰派使到突厥，突厥随后也遣使到西魏，突厥首领土门于是公开与柔然为敌。大统十七年，宇文泰又将西魏文帝元宝矩的女儿嫁给土门，土门发兵攻柔然，在怀荒（今河北张北）北大败柔然，阿那瓌自杀。土门自称伊利可汗。其后，土门子木杆可汗俟斤吞并柔然，西败■哒，北并契骨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①。西魏及其后的北周政权长期与突厥联盟，有力地阻止了东魏北齐向关陇的进攻。

当西魏与东魏经过战争而趋于势力平衡时，江南的梁朝却因侯景之乱而四分五裂。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与上游盟主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兵戎相见。大统十五年，萧詧向西魏投诚，遣妻及子为人质，请求援兵。宇文泰命杨忠为三荆十五州总督，与长孙俭率军前往，于次年初，相继攻占义阳（治今湖北枣阳东南）、随郡（治今湖北随州市）、安陆（治今湖北安陆）、竟陵（治今湖北天门西北）等地，威逼江陵，迫使萧绎订立城下之盟，遣子为人质。萧詧则据襄阳，受西魏梁王之封，成为其附庸。

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梁益州刺史萧纪举兵东下，与其兄萧绎争夺帝位，萧绎竟请西魏袭击萧绎后方。宇文泰趁机遣大将军尉迟迥率军夺取汉中、益州，将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大部分地区纳入西魏版图。次年九月，宇文泰又派柱国大将军于谨、大将军杨忠等率兵5　万攻萧绎。十一月，攻下江陵，萧绎被处死，将今湖北全省纳入西魏统治之下。西魏将梁王萧詧统辖的雍州收归西魏军队控制，让萧詧进驻江陵空城，并驻军监视，由此奠定了北周的版图，并为北周灭北齐及继北周的隋政权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西魏由弱变强，和宇文泰卓越的政治才能及其创立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

2。西魏政治与政治制度宇文泰及西魏创业功臣大多出于北镇豪强酋帅，文化素养高于东魏创立者高欢及其扈从。宇文泰被尔朱荣俘获到晋阳时，虽处动乱之中，仍请教师教育其侄宇文护等，他执西魏朝政后，"崇尚儒学，明达政事"①，曾与高僧谈玄论道，还能从儒家经典中探求治国方略。他任大行台时，在行台处置学校，让属官白天处理政务，晚上学习儒家经书。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几个儿子均习读儒家经典，如彬彬文士。贺拔胜一介武夫，"自居重位，始爱坟籍。

①　《周书》卷五十《异域下·突厥传》。

①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乃招引文儒，讨论义理。。。身死之日，唯有随身兵仗及书数千卷而已"①。与高欢纵容鲜卑勋贵贪残乱政相反，西魏一创立，宇文泰便力求用政策法令扭转官吏贪婪而怠弃政事的恶习，实现政治稳定。大统元年（公元535年），他因"戎役屡兴，民吏劳弊，乃命所司斟酌今古，参考变通，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为《二十四条新制》，奏魏帝行之"②。大统七年，他又颁行《十二条新制》，并下令重申所有官员都必须忠于职守。大统十年，又将前后颁行的《新制》加以修定，合为5　卷，重新颁布，称为"中兴永式"。"搜简贤才，以为牧守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数年之间，百姓便之"③。次年，他又下令，强调所有官员都必须戒除私心，应废寝忘食，"思上所以匡人主，下安百姓"，"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虚受"④。西魏政治因此远较东魏清明。

（1）《六条诏书》西魏政治纲领性的文件是苏绰制定的《六条诏书》。苏绰（公元497-546年），武功（今陕西武功）人，武功苏氏是当时关中世家大族之一。大统初，宇文泰为大行台，苏绰就任行台郎中，他博览群书，具有很强的政治才能。由于偶然的机会，"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⑤的宇文泰得知苏绰的才干，向他寻求治理国家的方法，并为苏绰的谈论所感动，任命他为大行台左丞，参掌机密，对他极其信重。在宇文泰支持下，苏绰撰成《为政之法六条》，于大统七年经西魏文帝以诏书的形式颁发，故称《六条诏书》。宇文泰极重视《六条诏书》，把它作为座右铭，并命令百官学习背诵，地方长官如不能通晓《六条诏书》便不能作官。

《六条诏书》首先强调，官员必须端正自己的思想，明白是非曲直，按照最公正的原则统治百姓。同时，官员们还必须端正自己的行为，亲自实践孝悌、忠信、礼让、廉平、节俭等儒教美德，以自己的行为给百姓作出表率。《六条诏书》认为，人们的思想因环境教育而变化，因此，官员们都应在端正自己思想的前提下，用道德行为感召百姓，提倡淳朴的风气，使百姓中不正当的思想和贪图享受的本性不知不觉地消除，然后用孝悌、仁顺、礼义等儒家伦理教育百姓，使他们相互慈爱，家庭和睦，讲求礼让。这是扭转数百年来衰败的社会风气，消除北魏末年以来严重的社会动乱的根本手段。《六条诏书》要求地方长官必须督促百姓尽力农耕，发挥土地的全部潜力，因为百姓只有丰衣足食，才可能接受教化，社会才可能安定。地方官员必须保证每一个劳动力都从事耕种，即使是农闲时，也应鼓励百姓栽种果树，种植蔬菜，饲养鸡猪，为生儿育女和赡养老人提供足够的财富。征发劳役应在农闲时候，绝不能延误农时，否则就是剥夺百姓的生命。

《六条诏书》指出，选拔德才兼备的人作官，是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因此选拔人才，不仅要考察被选者才干，还必须审查他的志向行为，以保证该人将其才干用于治理百姓，而不是用来干坏事。要选拔真有才干的人，就必须改变以前那种只注重祖先官爵和门第，以"门资"取人的办法，不管家

①　《周书》卷十四《贺拔胜传》。

②　《周书》卷一、二《文帝纪》。

③　《周书》卷一、二《文帝纪》。

④　《周书》卷一、二《文帝纪》。

⑤　《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

庭出身如何，只要是人才，就加以任用。在保证选用贤才的前提下，还必须削减官员数量，官员少了，就容易找到贤才来担任，官员过多，便会鱼龙混杂，使政治混乱，因此应将州郡长官用地方大族子弟充当的兼官、假官全部罢免，将选举权收归中央。

《六条诏书》反复申明，地方长官必须慎用刑罚，准确判案。应本着最公正的思想，放下徇私枉法的企图，把案件的曲折原委弄清楚，根据人心和公理，参照礼仪和法律，量刑定罪，严禁舞文弄墨，动辄拷打。对罪大恶极、伤风败俗者必须严惩，杀一儆百。只有这样，才能使百姓归心，政治安定，国家政策法令及教化才可能推行下去。

《六条诏书》还指出，当前战争频繁，不能大规模削减赋税徭役，地方官员必须在遵守国家规定的前提下，鼓励百姓发展生产，然后根据民户贫富情况征收，保证负担平均，"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①。作为西魏政治纲领的《六条诏书》，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其核心，使民族成份复杂的关陇地区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统一起来。这以后，西魏北周特别重视学校教育，都城长安有太学、小学，地方州、郡、县都有太学的分支机构，各总管府也置有学校。这有助于出于武川的鲜卑贵族、关陇汉族及各少数族群众凝为一体。同时，《六条诏书》还通过对官员特别是地方长官处理政事的各种具体规定，保证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

（2）周官制度西魏之初，沿用北魏孝文帝远承魏晋、近采南朝而创定的官制，但宇文泰认为魏晋官制繁琐，试图加以改革。宇文泰十分重视周代制度，曾因西晋以来文章华而不实之风盛行，命苏绰仿《尚书·大诰》体裁制定文章格式，作为朝廷政策法令的标准文体。与此同时，又令苏绰、卢辩根据《周礼》改创官制。大统十四年，开始按《周礼》设置六卿官。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周官制度最后完成。中央设天官大冢宰府、地官大司徒府、春官大宗伯府、夏官大司马府、秋官大司寇府、冬官大司空府，下统群官，代替原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及太常等九卿，处理政务，如经天子"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的特命，大冢宰则总摄其余五府，操持权柄。魏晋以来按品辨别官位高下的办法也被废除，以卿、尹、大夫、士等名目形成上下等级，按《周礼》九命制度确定高下，九命各分正、从，正九命最高，相当于过去的正一品，从一命最低，相当于从九品。

与周官制度相应，车服制度与朝廷礼仪也遵从《周礼》，"革汉、魏旧法"①。从西魏废帝元钦开始，不再设年号，而以元年、二年纪年，北周第一个皇帝宇文觉即位后，不再称皇帝，而称天王。到周明帝武成元年（公元559年），又因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才又设年号，称皇帝。

《周礼》毕竟是儒家将西周制度理想化的产物，因此，周官制度虽在西魏末颁行，并为北周沿用，但却经常更改，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且，宇文泰等并没有照搬《周礼》，"首先，像军队的建设，六军禁卫和府兵制度，并没有因实行周官制度而打乱；还有，自总管、刺史、郡守、县令，下至党正、里长那一套自上而下的地方政府组织以及连环保制度，也依旧原封不动地对封建政权起稳定和巩固作用。所以北周模仿《周礼》，实施六官，

①　《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

①　《周书》卷二十四《卢辩传》。

并没有像新莽改制那样，招来了巨大灾祸"②。

西魏北周推行周官制度，和以前王莽及后来武则天利用《周礼》改革制度一样，也有其政治意图。首先，西魏北周据有关陇，相对于东魏北齐据有的河北地区，文化相对落后，更不能与江南以中华正统自居的梁政权相比拟，因而需要有一种有异于其他两方的文化政策，维系关陇各族人心，使其融为一体①。热衷古典，摒落魏晋的宇文泰便采用源于关中的西周古制来实现这一政治目的，取代西魏的宇文氏政权也因此径以"周"为国号。其次，西魏初继承北魏后期官制体系，官分清浊，选举讲究门第，这与《六条诏书》中所强调的罢除门资、唯重才干的选官原则相抵触，通过官制改革，改变官名，建立与秦汉以来中央官制完全不同的等级序列，官职的清浊标准自然失去效力，选举才有可能避免世家大族人士争逐某些地位清显，职闲禄重的官职，并有助于提高鲜卑贵族的社会地位②。再次，通过官制改革，可以加强宇文泰对朝政的控制权。宇文泰虽被诸将所推，创立西魏政权，长期担任大行台、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等官职，但并没获得超越创建西魏的军功贵族的绝对权力，在府兵体系中，宇文泰只是八位柱国大将军之一。西魏皇帝虽没多少权力，但直到大统十七年，尚书令一职长期由宗室扶风王元孚、广平王元赞、义阳王元子孝等担任，这势必使宇文泰处处有掣肘之虞。大统十七年以后，宇文泰以大冢宰之职统领百官，才真正凌驾于西魏朝廷之上，为宇文氏取代西魏政权创造了条件。③（3）关陇集团的形成宇文泰之所以能在民族关系复杂的关陇地区实现政治稳定，还在于他将关陇地区原来的及北魏末西魏创立时期进入这一地区的各种政治势力结合为一个整体，这就是史学前辈陈寅恪先生概称的"关陇集团"。①宇文泰创立西魏，所依仗的为武川豪酋及其吞并的关陇地区以各少数族为主体的反北魏武装，后又融入孝武帝元修从洛阳带来的部分"六坊之众"及贺拔胜从荆楚带到关中的残部。各支部队最初虽在西魏政权的名义下由宇文泰统一指挥，但各将领对长期跟随的部众拥有独占性的权利。大统十一年，仿西周天子六军之制，置六军，各支军队的代表人物李虎、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被任命为柱国大将军，各领二大将军，每位大将军又统二开府，每开府率领一军兵。宇文泰本人柱国大将军，却又以都督中外诸军事之职统领其他几位柱国，形成一个完整的指挥系统，府兵制度初具规模。上述各支军队在西魏初与东魏的多次战争中损失很大，宇文泰曾试图用战争中俘获的东魏鲜卑兵士补充军队，但大统四年他们在关中发动叛乱，竟占据弘农、长安，几乎使西魏政权崩溃。关陇土著豪族中一部分虽曾率私人武装随宇文泰征战，但并未成为西魏军队的主要来源。大统九年，西魏"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②，将关陇豪族的私人武装纳入国家军队编制中，不久又征发关陇百姓中家富于财，体格健壮者充当府兵。此后，关陇豪族纷纷②　王仲荦《北周六典》前言，中华书局1979年12月第1　版。

①　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82-99　页，中华书局1963年5月新1　版。②　参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171-178　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　版。③　参张伟国《关陇功臣集团与西魏至隋初政治之研究》，第67-75　页，北京大学91　届博士学位论文。

①　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前引；又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　版。②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被授予仪同、大都督、帅都督等府兵将领职衔，豪族武装正式进入府兵的指挥系统。这不仅使府兵逐渐强大，而且由于不同的政治势力都在府兵体系中享受同样的政治待遇，有力地将他们凝聚为一个整体。

3。宇文护执政与北周前期政治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十月，宇文泰在西巡途中病死于云阳（今陕西泾阳），他第三子、15　岁的宇文觉继任太师、大冢宰之职，其侄大将军、小司空宇文护（公元513-572年）受遗命辅助宇文觉。这时，与宇文泰一同创业的勋贵大都希望自己执政，不服从名声和地位都不高的宇文护，所谓"群公怀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①。在柱国大将军、大司寇于谨的支持下，宇文护升任柱国大将军，执掌朝政。

宇文护既得执政，立即策划用宇文氏取代西魏皇权，提高自己的声望。

同年十二月，宇文觉被西魏皇帝册封为周公，随即禅位。次年正月，宇文觉称大周天王，号元年，北周政权正式诞生。宇文觉即北周闵帝。宇文护以柱国大将军、大司马的身份掌握了兵权。次月，宇文护以谋反的罪名杀不服从他的柱国大将军、太傅、大冢宰赵贵，又令柱国大将军、太保、大宗伯独孤信自杀，提拔宇文氏亲信，使北周政权巩固下来，宇文护也因此升任大冢宰。同年九月，闵帝宇文觉因不满宇文护专权，谋加诛除，被宇文护杀死，宇文泰庶长子宇文毓（公元534-560年）被立为天王，后改称皇帝。武成二年（公元560年）四月，宇文护因为明帝宇文毓聪明睿智，难以驾驭，将他毒杀，改立宇文泰第四子宇文邕（公元543-578年）为皇帝，即北周武帝。宇文护兼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冢宰府又被赋予统领其他五府的权力，兼总军政大权。从北周建立到周武帝天和七年（公元572年）被杀，宇文护执政共15年之久。

宇文护执政时期，致力于提高宇文氏皇权，随西魏创业功臣被诛杀或自然死亡，西魏创业武将影响朝政的情况基本结束。到天和六年，柱国大将军竟多达41人，其中11人为宇文氏子弟，大将军则多得无法统计。这样，宇文泰创立府兵制度时一柱国统二大将军，一大将军辖二开府的结构被打破，柱国、大将军、开府等军号逐渐变成散官、勋号，不再统领军队，实际统领军队的是府兵系统中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较低级的武官，直隶于都督中外诸军事府，即所谓中外府，府兵真正成为巩固皇权的支柱。宇文护以中外府和大冢宰府控制朝政，这两个机构实际成为北周的最高权力机构，两府属官掌握实权，而其中功臣武将子弟很少，汉族人士占绝大多数，他们中许多人在北周后期的隋代政治中极有影响。这表明北周政治逐渐摆脱北镇鲜卑武人的影响，其政治基础越来越立足于关陇本地，关陇集团的政治基础进一步扩大。①宇文护还继承宇文泰联合突厥以抗击北齐的策略，在与北齐的战争中，北周逐渐处于进攻姿态，为周武帝灭齐创造了条件。

宇文护长期执政，虽促成了北周政权的建立及宇文氏皇权的巩固，但他

①　《周书》卷十一《宇文护传》。

①　参前揭张伟国博士学位论文第3　章。

本人长期控制军政大权，"有人臣无君之心，为人主不堪之事"②，又强烈干预了皇权。他自树亲党，中外府及大冢宰府许多属官横行不法，伤政害民。周武帝对他外示尊崇，暗中却准备处理他。天和七年三月，周武帝趁宇文护入宫之机，将他击杀，并杀其诸子党羽，下诏宣告其罪行，改元建德，自揽朝政。

4。周武帝治绩及灭北齐周武帝宇文邕杀权臣宇文护后，积极强化皇权。从军队指挥系统看，都督中外诸军事一职被废除，皇帝成为军队的直接指挥者。周武帝多次检阅部队，赏赐、宴请都督以上的军官，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史称他"劳谦接下，自强不息。以海内未康，锐情教习。至于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每宴会将士，必自执杯劝酒，或手付赐物。至于征伐之处，躬在行阵。"①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又将各军军士改称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也"②。军士称侍官，表明他们直接受皇帝指挥，效忠于皇帝，而"夏人"即汉人大量被编入府兵，不仅增强了府兵的势力，而且进一步削弱了府兵初创时所具有的民族特征。

周武帝还对周官制度进行了调整，使之更加适应皇权政治。

建德元年六月，杀宇文护不久，即改置宿卫武官，改组宫廷禁卫，特设直隶于皇帝而不是六卿中夏官大司马府的司武、司卫二职，统领宿卫禁军③。天官大冢宰府不再拥有总领其余五府的特权，朝廷重大决策往往避开六卿，而让六卿下属中接近皇帝的官员参与。天官府中的御正大夫因"任总丝纶"，实际拥有魏晋以来中书监、中书令的职权；出入侍从的纳言大夫亦如门下省侍中；春官大宗伯府中的内史中大夫则因"朝政机密，并得参详"，形如尚书令，成为实际上的宰相。④如周武帝时柳敏为内史中大夫，"当途用事，百僚皆出其下"①，这为隋文帝取代北周建立隋政权后，抛弃周官制度，恢复、创定三省六部制提供了条件。

周武帝亲政后，还进一步增强中央集权的物质基础。他下令解除宇文泰时攻占江陵所俘获人口的奴隶身份，使他们成为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严禁乡官隐匿户。土地，正长隐匿五户百姓或三顷以上的土地，将被处以死刑。周武帝还"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庙塔之下"②，于建德三年下令废除佛教和道教，捣毁佛像，焚烧佛经，沙门、道士并令还俗。近百万僧侣、道士及依附于寺院、道观的人口由此成为承担赋役的国家编户，收到了"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盛"③的效果。当然废佛活动与周武帝推崇儒教有很大关系。随着政治稳定，经济势力增强，周武帝立志消灭内部政治斗争频繁的北②　《周书》卷十一《宇文护传》传论。

①　《周书》卷六《武帝纪下》。

②　《周书》卷六《武帝纪下》。

③　参唐长孺《魏周府兵制度辨疑》，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第1　版。④　参前揭王仲荦《北周六典》前言。

①　《周书》卷三十二《柳敏传》。

②　《广弘明集》卷二十四释昙积《谏周祖沙汰僧表》。

③　《广弘明集》卷十周武帝诏中语。

齐。这时，柱国大将军、勋州（治今山西稷山西南）刺史韦孝宽奏陈灭齐三策，主张趁北齐丧乱之机，联合江南陈政权，兵分数道，一举加以平定。建德四年七月，周武帝征集18　万大军，分数路进入北齐黄河以南地区。周武帝亲率六军攻下河阴（今河南孟津东），进围洛阳，其他各支军队也先后攻下洛口（今河南巩县东北）、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南）。但洛阳未下，北齐大军来援，周武帝又于军中得病，遂率军退回。

建德五年（公元576年），周武帝准备再度出军，决定不再以对于北齐并不重要的河南地区作为首攻方向，改从汾河河谷出军，直扑晋阳，捣毁北齐这个军事重镇。十月，周武帝对群臣说："前入贼境，备见敌情，观彼行师，殆同儿戏。又闻其朝政昏乱，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谋夕。。。若复同往年，出军河外，直抚其背，未扼其喉。然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窟穴，混同文轨。"①这时许多将领都不愿出军，周武帝以军法处置相威胁，亲自率步骑14　万多人，进军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北齐守军急报住于晋阳的后主高纬。高纬这时正在外面射猎，得报之后，竟听从其宠妃冯淑妃的请求，"更杀一围"，②然后才率10　万精兵南下救援。这时平阳已被周军攻陷，齐军反攻平阳，北周主力退守玉壁城。齐军即将攻下平阳，后主又命令缓攻，好让冯淑妃和他一起观看城陷的情景。冯淑妃因梳妆打扮，姗姗来迟，北周守军趁机加强防御，遂未被攻下。十二月，北周主力8　万人进到平阳城下，与北齐军决战，后主带着冯淑妃弃军逃跑，北齐主力军溃败。周军迅速攻下晋阳，并于次年正月攻克北齐都城邺城。四处逃亡的北齐后主被周军俘获，北齐残余势力很快被铲平。周武帝继苻坚、拓跋焘之后再次统一黄河流域。

北周消灭北齐，获民户330　万，人口2000　多万。周武帝将原北周境内实施的废佛及放免奴隶、杂户的措施推行到新占领的北齐境内，北周的政治经济势力进一步加强。北齐灭亡之际，陈大将吴明彻率军攻占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并准备继续北进；突厥他钵可汗又一度接受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将他立为北齐皇帝，率部众南犯幽州（治今北京市），以为高绍义复仇为名。周武帝于是打算"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间，必使天下一统"③。但壮志未酬。宣政元年（公元578年）五月，周武帝亲率五路大军，从长安出发，准备北伐突厥，出军仅三天，便因病退军。六月，周武帝去世，终年36　岁，他所开创的平定江南。击败突厥的事业只好留待不久取代北周的隋政权去完成。

①　《周书》卷六《武帝纪下》。

②　《北史》卷十四《后妃下·冯淑妃传》。

③　《周书》卷六《武帝纪下》。

（三）杨坚创隋周武帝死后，其太子宇文赟（公元559-580年）继位，即北周宣帝。宇文赟在位时期唯一的功绩是承周武帝灭齐余威，派军击败陈将吴明彻，将北周东方版图扩大到长江北岸。字文赟为皇太子时，就因不称职而被周武帝严加约束，他当上皇帝后，肆意胡作非为，以严刑威慑百官，杀戮朝廷重臣，迷恋酒色，选全国美女以充后宫，任意改变典章制度，以修造宫室为急务。由于贪图享受和妄自尊大，大象元年（公元579年）二月，他将帝位传给自己年仅7　岁的儿子宇文阐，自称天元皇帝，所居宫殿称"天台"，不允许旁人名字中有"高"、"大"字样，姓高者改姓姜，高祖改称长祖，官名中有"大"字者也改为"长"，如大司马改为长司马。自己躲在"天台"中寻欢作乐，废弃政事。大象二年五月，这个荒淫无度的"天元皇帝"病死，抛下他封立的五个皇后，年仅22　岁。北周政权落到天元大皇后杨丽华之父杨坚手中。

杨坚祖籍弘农，其祖上在北魏时因戍边迁居武川镇。其父杨忠是创建西魏北周政权的武川镇军团的主要成员，宇文泰创立府兵时，杨忠为12　大将军之一，后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随国公。杨忠死后，杨坚承继随国公爵位，宇文赟时，因为是皇后父亲，官至大司马、右司武，掌握禁军。宇文赟病死前，曾因怒欲杀杨丽华，族诛杨氏，并让杨坚离京任扬州总管。杨坚还未离开长安，宇文赟暴病身亡，掌握拟定诏令大权的御正下大夫刘濬、内史上大夫郑译及柳裘、皇甫绩等人，伪造诏书，令杨坚辅佐静帝宇文阐。

杨坚以都督中外诸军事、大丞相的身份执政后，掩盖宣帝宇文赟去世的消息，将周武帝的弟弟赵王宇文招等五王召到长安，不久又将他们及周明帝、周武帝的儿子们处死，以削弱宇文氏的势力。杨坚还减轻宇文赟加重的刑罚，恢复周武帝下令废除的佛教和道教，笼络人心。拥戴宇文氏的相州（治今河北磁县南）总管尉迟迥、郧州（治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市）总管王谦以武力反抗杨坚，相继败亡，杨坚因而进封为随王。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二月，杨坚取代宇文阐称帝，因"随"字中有意为"走"的"辶"　字旁，遂改为"隋"，年号开皇，隋政权建立。

杨坚即位前，曾下令让西魏北周时被赐予鲜卑姓的汉人官员改从汉姓，即位同一天，又下令废除北周奉行的周官制度，在中央政府机构上采用魏晋以来不断趋于成熟的三省六部制。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十六国以来北方各少数族曲折的汉化过程最后结束，隋政权将以全新的面貌走上历史舞台。

九、结语魏晋南北朝是介于汉与隋统一帝国之间的一个动荡不宁的时代。"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的作者在观察汉末动乱到西晋统一这一阶段历史后如是说。用以评述汉、隋间长达四个世纪的历史运动过程，似亦中肯。在这一时期，数十个政权辗转更替，众多少数民族盛衰兴亡，一些社会阶层升降沉浮；历史过程一波三折，仅中国北方就经历了三次统一三度分裂，西晋统一帝国很快就因历史运动的本身规律而崩溃瓦解，南、北对峙局面一再出现。而这些最终都因隋的统一而成为历史，世事沧桑，留与后人评说。但《三国演义》的作者只能就朝代兴亡作机械地观察，不可能超越政权兴替的表面现象，探索更深层的历史规律。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的时代，分裂必然伴随战争和屠杀，伴随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分裂又突破了秦汉统一帝国时期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合二为一的固定模式，在秦汉统治中心黄河流域以外的地区，在辽西、塞北、河西、西南、江南等秦汉人眼中的偏远蛮荒之地，也形成一个个政治中心。任何一个分裂割据政权的比较明智的统治者，都会致力于发展生产、推进文化、扩张地盘、以求自存，这必然促进各地区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三国蜀汉对南中的开发，慕容鲜卑前燕及北燕政权对辽西的开发，都远远超过秦汉时期；十六国五凉政权对河西的开发及其中一些政权在西域地区的直接统治，更使中原地区与西域的联系豁然贯通；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应属于分裂时代的功绩。正因为有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区域开发的成就，后起的隋唐帝国的统治区域才比秦汉时期更为广阔，经济文化也远较秦汉文明富盛。当然，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分裂时代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事，联络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大运河只有在隋结束南北对峙局面后才可能出现。

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时期。统一政权瓦解后，曾被秦汉政权斥于边地的古老的少数民族氐、羌，曾与秦汉政权厮杀的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匈奴，还有羯、乌桓、丁零等少数族以及鲜卑各部，都在黄河流域这个政治舞台上留下过自己的身影，但他们又都或快、或慢、或直接了当、或几经曲折地融进汉民族中。在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蛮、山越、俚等少数族在政治上虽不如北方各族活跃，也经历了同样的民族融合过程。在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基础上出现的隋唐帝国，内部民族冲突较秦汉时期大为缓和，汉民族居住区域进一步扩展。各少数族融进汉民族中的过程，也是汉族传统文化不断吸收各少数族文化因素的过程，隋唐文明因此比秦汉文明更加博大恢宏。

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动荡过程是秦汉时期不断孕育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大规模调整过程。在这一时期，秦汉以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受到严峻的挑战，但又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经过不断调整和更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重又获得凌驾一切社会阶层之上的绝对权力，为隋唐统一帝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这一时期，秦汉时屡遭中央政府打击的地方豪族终于取得政治、经济特权，成为门阀士族，他们虽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社会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但还是未能突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躯壳，找到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新的政治体制，结果在皇权更新发展中败下阵来。隋唐时期，地方大族不再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威胁。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汉族传统文化经受了严重的考验。这一时期，反映门阀士族政治、经济要求的玄学兴起；外来的佛教逐渐站稳了足跟；土生土长的道教在佛教影响下复兴；各少数族文化也随着各族内迁与汉族传统文化发生冲突。但儒家学说在各种文化的冲突与排斥过程中，并没有丧失其生机，最终仍以它为核心，将各种文化内容吸收、融合，凝聚为一个整体，隋唐统一帝国的出现标志着汉族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重新确立，隋唐政权是传统的汉族政权。当然，隋唐时期的汉民族，受魏晋南北朝文化冲突和民族融合的影响，也由于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变化，与秦汉时期的汉民族在语言、衣着、社会风俗及伦理观念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作为汉民族，其精神内核仍是汉民族本身的文化典籍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取向，这也是汉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

魏晋南北朝 第032卷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

一、魏晋南北朝经济概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上承两汉，下启隋唐，是两个大一统时期中间的一个分裂、战争的时代。

两汉时期，国家统一，户口繁息，垦田增加，整个社会经济有了较迅速的发展。人口最盛时近6000　万，垦田最多时达到800　余万顷。在战国的基础上，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有了进一步的普及和推广。手工业和工艺品的制造，日益丰富、精美。国家虽然重本抑末，但因国家统一，交通便利，"富商大贾，周流天下"，"船车贩贾，周于四方"，商业也相当活跃。但是，两汉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最发达的是以两汉都城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中原地区，其次是巴蜀和淮北，再次是淮南、汉水流域和长江下游以南的丹阳、吴、会等地。东汉中期以后，长江流域人口增加，前、后汉比较，扬州由302　万增至433　万，荆州由336　万增至626　万，益州由454　万增至724万。南方虽在总体上仍然落后于北方，但南方进一步开发的趋势却越来越明显。

与两汉经济增长相伴而来是地主势力的膨胀。他们不仅占有大量田宅、奴婢、徒附，而且还有强大的社会势力和私家武装。他们是汉末分裂的种子。黄巾大起义动摇了东汉的统治，早已分裂的东汉统治集团，便由政治斗争发展为军事斗争，又进而演变成魏、蜀、吴三国鼎立。此后，直到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除了西晋有30余年（公元280-316年）的统一外，国家一直处于分裂和战争之中。这就是说，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是在完全不同于两汉时的环境下发展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的分裂，民族矛盾上升，战争的破坏，使经济的发展显得尤为艰难。特别是汉末和西晋末年的两次全国性大动乱，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因此，怎样进一步开发尚待发展的南方经济，恢复受到惨重破坏的北方经济，是当时统治者面临的一大课题。这一基本课题及其相关的具体问题解决的程度，决定着各个封建王朝经济成就的优劣。也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其独特的风貌。

（一）两汉时期，土地兼并和与之相伴的小农破产沦为奴婢、流民，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魏晋以后，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地广人稀，土地已不再是主要问题，劳动力的不足已成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为此，国家与国家、政府与世俗或僧侣地主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人口的斗争。各国之间不断地相互虏掠、迁徙人口。各国内部，政府一面实行赐客、复客、荫客、荫亲属、送故、给干力、佛图户、僧祗户等制度，满足世俗或僧侣地主的部分要求，以巩固其政权的阶级基础；一面又千方百计地控制、扩大编户，采取括户、土断、检籍、强化符伍制度、立长校户等措施，禁止、限制豪强对人口的无限制占有。利用国有荒地，实施屯田、占田、均田制度和与之配套的租调制度，使农民有田可耕，负担也可以承受，以保证对劳动力的控制。而世族豪强也毫不让步，与国家针锋相对，或隐占、或豪夺、或巧取、或公开反抗，力图保持对人口的占有。由对土地的争夺，转向对劳动力的控制，是本期经济的一大特点。

（二）战乱引起的人口大规模迁徙，使当时的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由于大量人口向东北、西北、巴蜀和江、淮以南转移，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北方经过反复的破坏之后，逐渐进入正常发展轨道。先后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在经过由畜牧到农业，由不熟悉农业到熟悉农业，由早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以后，北方经济得到了恢复和较迅速的发展。这种人员、技术、信息的多相交流，打破了两汉时期关中、中原先进，四周越远越落后的经济格局，使其向全国均衡发展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三）在分裂动乱、经济残破的环境下发展经济，更需要改革创新精神，需要不断解决新问题。因此，此期南北双方经济上的小调整不断，大的改革也时有出现。这些调整、改革的重点，集中在控制户口，使民有田可耕，调整农民负担，保证国家收入，放免奴婢、杂户，放宽对工、商的限制等问题上。在这些方面，北方实行的措施深入、有力；南方除土断外，则显得表面、零碎、无力。这大概是北方终于能灭掉南方的经济原因。

（四）伴随着民族斗争、民族融合而出现的少数民族定居农业化、封建化，是此期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在南方，这种变化往往是由军事征服和政治高压而实现的，如东吴的征山越、蜀汉征南中、南朝及魏周时征诸蛮，均属此类。而在北方，入主中原的胡族统治者多半是自觉地接受封建的汉族文化。典型的如北魏的孝文帝、北周的文帝、武帝，他们的改革不仅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为后世提供了崭新的经济模式。

（五）此期的另一个独特的经济现象是商业的畸形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钱币衰落，布帛、粮食等实物货币盛行。但这并不等于商业的衰退。实际上，在战乱中，南北之间的和平交往，包括经济、文化往来，从未间断过。各封建王朝对水陆交通的重视、南北贵族们对财富和奢侈品的追求，都为商业的发展、活跃创造了条件。由于政治腐败、官商勾结，更为商业的畸形繁荣提供了动力。这一时期，南方的海外贸易，北方对西域的贸易，都不逊于前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残酷的时代，是人民苦难最深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活跃的时代，是最能显示人民力量的时代。在十六国时期，历史似乎走上了绝路，但经济仍然按照它自身的规律为自己开辟着前进的道路。其具体表现就是生产力的社会代表--生产者通过各种斗争，或在生产斗争领域中进行新的创造，或迫使政治上层建筑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干脆摧毁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权。他们的努力，也使保护生产力的政权得以生存、巩固、发展。劳苦大众是默默无闻的，但他们是历史的真正主宰。

二、三国西晋经济的逐步恢复（一）汉末北方经济的大破坏东汉后期，政治一片黑暗。宦官外戚轮流擅权。他们不仅相互倾轧，卖官鬻爵，滥兴刑狱，而且还利用权力疯狂兼并土地，并将沉重的租赋徭役转嫁到百姓头上。统治者的横征暴敛、竭泽而渔，使作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日趋破产，部分丧失了进行简单再生产的能力。实际上，在黄巾起义前，东汉王朝的社会经济已遭到很大的破坏。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在镇压黄巾大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官僚、军阀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相互征讨，形成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局面。战乱频仍，灾荒不断，瘟疫横行，东汉社会经济由隐性破坏变得明朗化。在这场持续几十年的规模空前的巨大浩劫中，全国各地区社会经济都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其中，北方经济所受破坏尤为惨烈。人口锐减、宫阙破败，农田荒芜，工匠逃匿，饿殍载道，尸横遍野。古老的北方大地顿成人间地狱。

1。户口的大量耗减汉末是一个分裂和战争的时期。当时，战争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战争；另一类是割据一方的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征战。让我们先看第一类。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军在北方7　州28　郡同时俱起。张角、张梁、张宝兄弟领导的冀州黄巾军主力同皇甫嵩激战，兵败阵亡者近20　万人；皇甫嵩、朱。。击败颍川黄巾军，仅斩首者便不下13　万人；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公孙瓒袭击青、徐州地区的黄巾军，屠杀义军6　万人以上，起义者的鲜血染红了江河。这里记载的只是官兵杀死起义者的一部分，而在双方进行殊死大搏斗时，官兵的死亡也不会少。大战以后，"千里无人烟，无鸡鸣犬吠之声"。这些被大量屠杀的，原本是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直接生产者。他们被大量杀害，致使社会生产力所受破坏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军阀间的战争给无辜百姓造成的灾难，更是不可胜言。军阀战争残害百姓，一是战场上的互相斩杀，二是杀害无辜百姓。前者如董卓死后（公元192年），部下李傕、郭汜相攻连月，"死者以万数"①。兴平二年（公元195年）袁绍部将麴（qū，音曲）义破公孙瓒于鲍丘（今河北省渔阳县），"斩首二万级"②。陶谦和曹操作战，陶谦兵败而逃，"死者数万。"③袁绍与曹操决战官渡（今河南中牟县境内）时，袁绍军队溃败，曹操将投降的袁军士兵数万人全部活埋。这是军阀相残的人口减耗。无辜百姓在军阀屠刀下丧生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董卓入洛阳以后，曾派军到阳城（今河南登封县），正赶上百姓聚在一起举行春季祭社活动。卓军便诈称这些人要造反，于是把男子全部砍头，将妇女和财物全部抢走，回到洛阳，声称破贼大胜。董卓西迁长安时，将洛阳人口数百万悉数胁迫随行，"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

①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②　《后汉书》卷七十三《公孙瓒传》。

③　《三国志》卷八《陶谦传》。

董卓死前，其部将李傕等在中牟战胜朱。。（jùn，同俊），乘势抢掠陈留、颍川各县，"杀掠男女，所过无复遗类。"①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再攻陶谦，下取虑、雎陵、夏丘等五县后，把无辜民众全部杀掉。正是由于这些军阀们滥杀无辜，才造成了到处烟火断绝，杳无人迹的荒凉景象。

战争往往伴随着天灾和疾疫。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已不注重生产和抗灾；而人口的大量死亡又是疾疫流行的温床。汉末，自黄巾起义以后，小的、局部的天灾几乎年年都有。其中，重大灾害是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发生的蝗灾和旱灾。史书记载说，这一年，蝗虫起，百姓大饥。"三辅（关中）大旱，谷一斛五十万，人相食，白骨堆积"。曹操与吕布争兖州，因"军食尽"，想投靠袁绍，后听程昱建议乃止。次年（公元195年）七月，汉献帝自长安东归。十二月，渡过黄河至安邑（今山西夏县）。因为这一年又发生了旱灾和蝗灾，所以仍然"无谷"，随从官吏靠食枣、菜活命。仅有的一点粮食，也因"诸将不能相率"，被抢吃光。献帝曾采取拜坞主为官的办法，希望能得到他们赠一点食品，刻官印供不应求，便用锥子画一画，表示有文字就算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汉献帝到了洛阳，随从官吏依然没有粮吃，尚书郎以下皆亲自采野稻充饥。曹操到洛阳迎接汉献帝，"所将千余人，皆无粮"；到了新郑（今河南郑州），杨沛将收藏的千余斛干桑椹献给曹操，以救一时之急②。由此可见，自兴平元年到建安元年的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等于给当时的战乱经济雪上加霜。

瘟疫的流行，是造成经济破坏的又一个因素。据记载，汉魏之际，大疫共有三次。一次是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大概与统治阶级残酷屠杀黄巾军有关。第二次是建安（公元196-220年）中，张仲景为长沙太守时，大疫流行，宗亲死者甚众，百姓得伤寒死者十之七。这成了他编撰医学名著《伤寒论》的一个契机。第三次是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这一年，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陈琳、应瑒、刘桢皆染疫而亡。曹丕在给吴质的信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①说的就是这次大疾疫。大疫降临，往往造成"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其甚者全家死光，"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②，连逃亡躲避也来不及。可谓一人染疾，一家俱亡；一家染疾，一族俱伤，只有坐以待毙。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战争、灾荒、疫疾是造成汉末中国，尤其是北方人口锐减的最主要的原因，它们对经济的严重破坏，确如晋人山简所综述的那样，从初平元年到建安末年的30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③　。

除了直接死于兵燹、灾荒、疾疫之外，北方人民为了逃避天灾人祸，大量流移逃奔他乡，流向相对安全的区域。在汉末三国之初，民户流徒方向及区域有三：一是由关中、中原流入长江上游的巴蜀以及中游的荆襄地带。史载：刘璋为益州牧时，"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今四川）数万家"④。又"关

①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②　《三国志》卷十五《杨沛传》。

①　《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

②　《后汉书》志十七《五行志》注。

③　《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附山简传》。

④　《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引《英雄记》。

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①二是由中原流入东北或渡海依公孙度于辽东。史载，国渊、邴原、管宁、王烈等均避难辽东；袁绍据河北时，逃入乌丸、鲜卑的汉人也不少；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为扫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征三郡乌丸，大破之于白狼山，"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②。其中，一部分就是流入乌丸的汉人。三是由中原流徙入江、淮间。青、徐、兖、豫及淮北人民大都先避难淮南，继而再渡江，散居江东。三路流民中以这一路为最多，故亦屡见记载。史载，孙策占有扬州以后，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③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欲北徙江淮间十余万户，结果弄巧成拙，这些人均渡长江进入吴境。《三国志·吴书》列传中有名的吴臣约60人，其中，来自中原者约占半数。至于普通群众及依附于士人流徙江南的则难以统计。如，鲁肃便是由淮、泗间率其部众"男女三百余人"④避乱江东。可以想见，随他人流徙江南者必不在少数。

战争、天灾、疾疫造成的人口的大量死亡，加上人口的四散流徙，使北方人口骤减。西汉平帝元始年间，有户12233062，有口59594978，这是西汉户口的最高记录。东汉桓帝永寿年间，有户10677960，有口56486856，这是东汉户口的最高记录，及至西晋灭吴以后，总计不过有户2459804，有口16163863。而且，这是在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统一南北后的数字，是经过三国半个世纪恢复后的数字。三国时期户口数字，自然比这要少。故史言当时天下户口减耗，十存其一，这是曹操已败袁氏以后的估计。到曹丕称帝以后，蒋济和陈群在上疏中都说到当时户口"不过汉时一大郡"①。对这些议论，朱大渭同志经过考察后认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②在战乱频繁的地方，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在当时人的诗文中也有反映。王粲在《七哀》中说："出门无所条，白骨蔽平原。"曹操在《蒿里行》中说："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是对当时现实的写照。

2。汉末农业的大破坏汉魏之际，由于战争、天灾、疾疫和流移逃散，北方的人口骤减。农业生产受到非常严重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土地荒芜，粮食匮乏，粮价高涨和人的饥馑死亡。洛阳附近是"树木成林"，河内地区一片荒凉，至晋初，仅此一郡即垦荒五千余顷。所谓"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③的现象十分普遍。淮河南北，"不居者各数百里。"④与土地荒芜相伴而来的，是粮食的匮乏和粮价的高涨。董卓时，"谷一斛至数十万"。汉献帝兴平元年，三辅"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

①　《三国志》卷二十一《卫觊传》。

②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③　《三国志》卷十三《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

④　《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注引《吴书》。

①　《三国志》卷十四《蒋济传》，卷二十二《陈群传》。

②　《魏晋南北朝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见《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　期。③　《三国志》卷十五《司马朗传》。

④　《三国志》卷五十一《孙韶传》。

人相食啖，白骨委积"⑤。"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旱蝗之灾，人始知采稆（lǔ，音吕，野稻），以桑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⑥伴随粮荒的是饥馑和死亡。袁绍军在河北，靠桑椹充饥；袁术军在淮南，以蒲蠃（蚌蛤）果腹。"江淮间空尽，人相食。"曹操在兖州，逢兴平元年大旱，蝗灾，"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以至新招募的吏兵，因为没有粮食供给而罢遣。荆州本富庶之区，经过战争，"荆州荒残，人物殆尽。"从这些简单的记录可以看出：东部，起黄河以北的幽、冀，南至江淮；西部，北起关中，南至荆、襄，到处是饥荒，甚至人吃人也屡见不鲜，反映出长江以北的发达的农业区如今都是满目荒凉了。

3。城市和工商业的破坏三辅、三河地区，素以经济发达闻名天下，两汉的都城洛阳、长安和中原的若干大城市，均位于这一地区。然而，在东汉末年这场浩劫中，它们却首当其冲。史载，董卓西迁长安时，命令他的部下将洛阳城周围二百里之内烧掠一空。他自己则亲自带队把洛阳城内南北宫、宗庙、府库、民家洗劫一空，并付之一炬，"城内扫地殄尽。"①故而，当汉献帝由长安落难逃回洛阳时，昔日繁华的洛阳城只剩下断壁残垣；曾错落有致、宽阔通达的大街已掩埋于一片杂草、瓦砾之下。三辅地区及其政治、经济中心长安城，所受破坏也一样严重。董卓死后，其部下李傕、郭汜争权混战，死尸枕积，"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病、弱）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②，咸阳萧条，人无以衣食，吃酸枣、野菜，穿从坟中掘出的衣服以蔽体。素以"天府之国"著称于世的关中地区顿时变成面目全非的一片荒土。河北的邺城，算是破坏较轻的，但人口稀少，经过曹操父子的苦心经营，才略有起色。徐州原本"百姓殷盛，谷食甚丰"，经过曹操的几次屠杀，许多县城成了空城。汉末仲长统在《昌言·理乱》中说：自春秋以后，天下愈乱，破坏愈甚，东汉末年的大破坏所造成的是所在"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①，充分概括了当时城乡一片荒凉景象。城市手工业由于城市之破坏而陷于停顿。在锋镝（di，音滴）之下侥幸活下来的工匠们，或随流民四下逃散，或被一些军阀集团所控制。当时，矿冶业几乎陷于停顿。铁成为稀罕的材料，原来用以铡断罪人左右脚的铁刑具，这时都换成木制的。不但是铁，连铜也几乎停止开采。魏国曾经一度废除钱币，以谷物交易。这主要是由于商品生产萎缩，不需要钱币，但铜的缺乏也是重要原因。史称，刘备曾"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②我们知道蜀地本身是产铜之区，西汉赐给邓通的铜山即在蜀。此时假使产铜丰富，刘备的帐钩就没有销毁的必要。由于农业、手工业破坏严重，商业、商品经济自然更谈不上了。货币基本上停止流通，有些交易也多以谷帛为媒介。市场虽未断绝，但萧条冷落。魏初文帝至南阳，以"市不丰乐"⑤　《后汉书》卷九《献帝纪》。

⑥　《太平御览》卷三十五引王粲《英雄记》。

①　《三国志》卷六《董卓传》及注引班彪《续汉书》。

②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①　《全后汉文》卷八十八。

②　《南齐书》卷二十八《崔祖思传》。

拘捕了太守杨俊。

总之，从黄巾起义到三国初年的三十几年间，中国北方经济--包括关中、中原和淮北，在战火、饥荒、瘟疫的交相侵袭之下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人民流散，烟火断绝，呈现一片萧条景象。而巴蜀、江南凭依高山、大江之险，经济所受的破坏要轻些。南北经济的这种不同，是三国鼎立的物质基础。三国立国后，针对不同的经济形势，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以促进各自经济的恢复。

（二）魏国地区经济的初步恢复1。屯田制的实施（1）推行屯田条件的形成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曹魏政权的开创者和继承者面对的是社会经济饱受战乱、灾荒、疫疾破坏的北方"重灾区"。这里，粮食奇缺，粮价昂贵，人民死于饥馑者不计其数。不仅百姓饥寒交迫，朝不保夕，就连割据一方的军阀武装，也常因粮饷匮乏而"瓦解流离，无敌自破"①。在这种形势下，谁能把失散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起来，并保证他们能进行正常生产，谁就能生存、发展、壮大。在这方面，曹魏统治集团比当时北方的其他集团觉悟得早。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刚到兖州，治中从事毛玠就向他建议说："如今天下分裂，献帝西迁，百姓不能生产，因饥馑而到处流亡。公家无一年的储备，百姓也无安居乐业的心思，这样是无法维持很久的。如今袁绍、刘表，虽然人多兵强，但都没有"经远之虑"，也没有"树基建本"的行动。战争以正义取胜，但胜利成果要靠发展生产来保持。因此，政治上应该迎汉献帝回来，经济上应该发展农业生产，这样才可能成就霸王之业。"曹操听了，深感毛玠意见之正确，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还不成熟，所以不能立即实行②。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平定兖州之乱后，又打败颍川、汝南黄巾余部，占有兖、豫二州之地，实施毛玠建议的条件基本具备了。就在这一年，曹操在《置屯田令》中，明确指出："秦人（商秧变法以来）以急农兼天下，孝武（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①由此可见，曹魏统治集团主要是从秦汉以来的赏农功、行屯田得到启示的。他们把汉代西域屯田这种形式同当时魏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内地推行屯田，这是他们的一种创造。在内地屯田，也不是曹魏首创。在建安之前，徐州牧陶谦，在镇压黄巾军之后，于其境内实行屯田。他以陈登为"典农校尉"，"巡田土之宜，尽凿溉之利"，收到"秔稻丰积"的效果②。幽州的公孙瓒，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在易京（今河北雄县西北）"开置屯田""积谷三百万斛"③，以逸待劳，同袁绍争衡。这些都为曹操集团提供了现实的借鉴。但是，把屯田大规模推行于内地，则是自曹操始。汉末以来，"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屯田用土地不成问题。建安元年，曹操镇压了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部，获得一批屯田所需的劳动力、耕牛、种子，实行屯田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因此，当谋臣枣祇、韩浩再次提出实行屯田的建议时，曹操立即采纳，并在许县开始兴立屯田④。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　许多人认为建安前曹操已行屯田，并举夏侯惇为例。据《三国志》，公元194年，惇为东郡太守，张邈为陈留太守。邈等叛迎吕布，操只有鄄城、范、东阿三县，皆不在济阴、陈留郡。公元195年，吴资为济阴守。夏，操始拔济阴郡治定陶；12月，始拔陈留郡治雍丘。因此，惇为陈留、济阴太守必在建安元年以后。详见张可礼：《三曹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第一版。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或《全三国文》卷二。

②　《三国志》卷七《陈登传》注引《先贤行状》。

③　《后汉书》卷七十三《公孙瓒传》，《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

④　《三国志》卷一《魏武帝》。《全三国文》卷二。

（2）屯田的两个系统曹魏屯田，就其全过程而言，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安元年到建安末年，以民屯为主。第二阶段，从曹丕建国到魏末，军屯民屯并重。建安元年许下屯田"得谷百万斛"，效果显著，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将民屯制推广到新开拓的地区。随着曹操争夺战的胜利和魏国军事上的需要，民屯制不断扩大。建安末年，这种以民屯为主，军屯为辅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据史载，建安21年（公元216年）曹操受汉献帝封为魏王，司马懿乘机进谋让20　余万军队"且耕且守"①，曹操采纳了这一建议。这对军屯由次要地位上升到与民屯并重的地位，起了关键的作用。曹丕称帝后，军屯的组织系统便完备起来了，直到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又在邓艾的筹划和司马懿的支持下，扩大了淮南地区的军屯②。因此，从建安末年到曹魏末期，是军屯的迅速发展时期，也是军屯与民屯并行的时期。

军屯和民屯是曹魏屯田的两种类型。民屯组织系统和管理机构，不同于州、郡、县系统。曹魏时，凡有民屯的郡或国，均设有典农中郎将，或设典农校尉，二者均相当于郡守，主管该郡国内民屯。凡有民屯的县，同样均设典农都尉，相当于县令，主管该县内民屯。由于郡国有大小轻重之别，故典农中郎将与典农校尉及典农都尉的官俸、级别亦有高、低之分③。典农都尉又称"屯田都尉"或"绥集都尉"。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均可简称"典农"。其下属官有司马、功曹、纲纪，上计吏等④。典农所属屯田民，叫"屯田客"或"典农部民"，是不同于郡县编户齐民的一种封建依附民。他们不由郡县乡里组织管辖，而是由屯田官管理。民屯的基层组织叫"屯"。每屯设司马一人，谓之"屯司马"。每屯多少人，很难确说。晋武帝咸宁元年（公元275年）下诏，派邺城（今河北磁县南）奚官奴婢往新城（今河南伊川）代替屯田兵种稻，"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⑤如果这里是曹魏旧制，则民屯或以50人为一屯，与军屯以60人为一营不同。屯田民既不能自由迁徙，也不能向郡县管辖的编户转移，只能世代替官府屯垦田地，接受其军事编制的严密监督，过着农奴式的生活，被人们视为贱类。

军屯的开创，大致与民屯同时。但大规模正式创立，大概始于建安末年司马懿建议军队"且耕且守"之时。军屯的组织系统，完全与军队的组织系统相同，军屯的各级将领同时就是军屯的管理者。营，是军屯的基层组织，但军屯创立初期每营多少兵士尚不明确。曹魏齐王芳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始创每"营六十人"的制度①。至于军屯的管理机构，也存在一个发展过程。建安年间，除各级将领兼管军屯以外，无其他管理军屯的组织系统。但到魏文帝黄初年间，由于军屯的扩大，也设置了专门管理军屯的官吏。管理基层组织营的长官是司马，上面依次设度支都尉、度支校尉或度支中郎将，各属于县级、郡级主管军屯的官吏。军屯的组织系统与管理机构所经历的变化与逐步完善的过程，反映出军屯比重的增加确实晚于民屯。曹魏的兵士称

①　《晋书》卷一《宣帝纪》。

②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③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魏志》。

④　《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及《晋书》卷四十八《段灼传》。

⑤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①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为"士"，其子谓"士息"，妻谓"士妻"，家谓"士家"，其户籍谓之"士籍"。他们的妻室儿女，不仅不能随军居住，而且被先后集中于邺城与洛阳等地，作为人质，以防止士兵的逃亡和叛变。他们作为兵士的身份是世袭的，一旦被列入士籍，就不能改业，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相袭为兵士，甚至兵士身死后，其妻也得改配士家，其子女也只能在士家之间婚配。这即或制度上不完全是这样，但在实际上也往往如此。他们被迁徙至邺、洛阳附近易于控制地区以后，也被组织起来进行屯田，近人称为"士家屯田"。士家屯田是军屯的一个部分。

（3）屯田兵民的课役负担屯田军民的课役负担，因具体情况差异而各不相同。战斗部队利用战斗间隙的屯田，其产品可能全部上缴国家，然后计日领取口粮。屯田客和以屯田为主要任务的田兵和士家，实际上是封建国家土地上世代相袭的农奴。他们租种国家的土地，有的还使用官牛，给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田租，交多少，依什么为标准来交，在实施屯田之前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计牛输谷"，即按租用官牛头数计租。这种主张，最初曾一度占据上风，并据此拟好了实施办法，准备施行。但羽林监枣祗等人坚决反对，反复来说计牛输谷，"大收，（官）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减免），大不便"，因而主张按实际产量分成，实行计产分成制。军祭酒侯声反对枣祗的主张，说："如祗议，于官便，于客不便"。原因是它不像计牛输谷那样，收成增加了，归了佃客，而是大部分归了国家。这种办法有利于官府积聚粮谷，而佃农则吃亏了。故曰"于官便，于客不便"①。侯声是站在佃客立场上讲话，争论的结果，自然是"于官便"的计产分成制占了上风。于是规定：租用官牛者，官六民四；用私牛者，官民中分。这个租率与秦汉以来的公私地租率大体相同②。屯田客、田兵、士家大致都是按这个标准向国家纳租。田兵还有作战运输等负担，而民屯佃客是否还有兵役和徭役负担，目前还有争论。我认为：建立民屯之初，是"专以农桑为业"的，因为当时生产粮食是比服役更重要的任务。其后，从制度规定来说，依然如此，是不服役的。但是，与屯田相关的劳作如修建粮仓、修路建桥、运粮入库等，都是他们份内的事。在吴、蜀边境的屯田客都有且佃且守的任务。居于内地的屯田客，若遇突发事件，往往也被临时征调参加战斗。如颍川典农参与镇压许昌叛乱即其一例。其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屯田地位下降，新统治者往往不再遵守祖先成法，征调屯田客服役，如魏明帝征调屯田客大修宫室即其例。魏明帝以后，破坏原有规定的事更多了。但这些都不足以证明按制度规定屯田客是服兵役、徭役的。

（4）屯田的规模和成效曹魏的屯田区分布很广。自建安元年许下屯田取得成功后，第二年便下令"州郡例置田官"，屯田便在当时的辖区内推广了。曹操当时的辖区还只限于司、兖、豫三州，见诸记载的屯田区有颍川、许昌、襄城、汝南、西平、西华、睢阳、梁国、陈国、谯郡、沛国、洛阳、新城、荥阳、河东、河内、野王、弘农、宜阳、原武、汲郡、上党、陈留、济阴、东阿等地，这对于司、兖、豫三州来说，可谓是"州郡例置"了。它们主要分布在今河南省及其与

①　《三国志》卷十六《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

②　《汉书·食货志》上载：秦汉以来私家地主出租土地的地租率为"见税什伍"。汉代居延一带屯田收租则为50％。

邻省交界地区。后人对史书记载一面说曹魏屯田"州郡例置田官"，一面见诸记载的屯田区又只有数十个迷惑不解，这是由于忽视了下令"州郡例置田官"的时间和空间。其后，曹魏在统一北方过程中和统一后又新设了一些屯田区。如平袁氏后，便在冀州首府附近设邺、魏郡，列人等屯区；又因幽州是对乌桓的前线，因此，在蓟（今北京市）及其附近地区设蓟、潞、昌平等屯田区。曹操统一北方及建国以后，主要战争已在吴蜀前线，因此，在对蜀前线的关陇地区设长安、槐里、陈仓、上邽等屯田区；在对吴前线的淮南地区，设淮南、寿春、合肥、皖、蕲春、广陵等屯田区。此外，为了保持与西域的联系，在酒泉、武威等地也设了屯田区。总之，见诸记载的屯田区或有迹象证明可能属屯田区的约有40　多处。其中，以淮河南北的屯田区规模最大。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司马懿伐吴，因而提出扩大屯田，以为灭吴之资。乃派邓艾考察颍水两岸以至寿春等地带。邓艾以为这一地区田良水少，不能发挥水利，主张开渠溉田，以积军粮。于是提出停止颍水上游许昌一带的稻田、引水东下，淮北安2　万人，淮南安3　万人，十分之二的人轮休，经常耕作的有4　万人，且佃且守。如果水流充足，每年比许昌一带的年收成高出三倍以上，除去消费，每年可积军粮500　万斛，六七年间，便可积3000万斛，足够10　万军人吃5年。依此灭吴，则无往不克了。司马懿听后，立即上报施行。在江淮间，北临淮水，自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以南，横石（今安徽安庆江对岸）以西，直抵沘水（今安徽六安，霍山一线）凡400　余里，作为淮南屯田区；又在颍水两岸设淮北屯田区，扩建淮阳、百尺二渠，与黄河支流连接，下通淮、颍二水，水源便有了保证。又修了大小许多陂（bēi，音碑）塘，在颍水两岸开水渠300　余里，灌溉农田2　万余顷。淮南主要是军屯，淮北大概主要是民屯。淮南、淮北连成一片，又与豫州原有的屯田区连接，所以说，从寿春到京师，屯民田兵，烟火万里，鸡犬之声不断，田畴阡陌相连。汉末袁术在淮南时的残破景象不见了。

曹魏屯田，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算起，直到魏国被晋取代（公元265年），几近70年。历时长，范围广，影响深，作用大。广行屯田的结果是：许昌屯田，得谷百万斛，其后"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①王昶为洛阳典农时，"都畿树木成林，昶斫（

huó，音酌）开荒莱，勤劝百姓，垦田特多。"②明帝曹叡时，司马孚以关中"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①刘馥为扬州刺史，广屯田，修水利，灌溉稻田，使得官民都有积蓄。特别是邓艾在淮水流域的屯田，效果尤其显著。从前征吴，运兵过半，既费钱粮，人又劳苦，总以为是大役。屯田后，大军征吴，乘船而下，到达江淮前线，"资食有储"，已不劳转运。曹魏屯田为曹操"兼灭群贼，克平天下"和司马氏灭吴统一全国，提供了物资保证。

屯田按军事编制进行生产，人身束缚很强，剥削也重，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农奴制。但是，在当时战乱与大破坏的形势下，它是保存和发展生产力的适当形式之一。

①　《三国志》卷十六《任峻传》。

②　《三国志》卷二十七《王昶传》。

①　《三国志》卷三十七《司马孚传》。

2。州郡农业的发展屯田以外，曹魏政权对州郡所辖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加强了管理。为数众多的小农经济对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也起着重要作用。曹魏政权按户口、垦田的增减作为考核官吏的标准，决定官吏的升降。于是，各级地方官都注意招集流亡，督促农民垦辟土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汉末，关中战乱，十余万家流入荆州。后来听说本土安定，都想回来，但因缺犁、牛无法生产。卫觊请示曹操实行食盐专卖，用收益买犁、牛发给返乡农民，结果"流人归还，关中丰实。"张既为京兆尹，"招怀流民，兴复县邑"；颜斐为京兆太守，令民"整阡陌，树桑果"，闲月上山砍木材做车，又令民养猪狗卖以买牛，使京兆成为关中富实之区。苏则为金城太守，招诱流民，"流民皆归，得数千家。"杜畿做河东太守16年，注意发展农业，规定百姓养母牛、母马和猪鸡狗等，结果"百姓勤农，家家丰实。"曹操征关中，军粮全靠河东供给，战争结果，尚有余粮20　余万斛。郑浑为沛郡太守，垦田年年增加，政府租入增加一倍。刘馥为扬州刺史，招集流亡以万数，农业生产有了发展。各郡、县地方官所招集的流亡人口，构成数量很大的小农或自耕农的个体经济。他们由政府给犁、牛及土地，但必须负担田租和户调。在曹魏平邺以后，就立刻颁布了《收田租令》，规定田租每亩征收4　升，户调征绢2　匹，绵2　斤。二者合称租调制。曹魏实行的租调有不同于汉代的新特点。就田租来说，"亩收四升"，改变了汉代定率田租制（"三十税一"至"什税一"不等）为定额田租制，此其一；其二"他不得擅发"，除去了秦汉沿袭下来的附加税，如刍、槀税等。这样，小农获得了增产不增租的好处，还免去了估产时的额外盘剥。我们再看一下曹魏的户调，它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以实物税"户输绢二匹，绵二斤"代替了汉代"口钱，算赋"以钱币纳税。二是按户计赀征收，户调之名由此而来，这同汉代口钱、算赋按人口征收大不相同。三是除每户调绢2　匹、绵2　斤的定额外，无其他征发。即户调制也属于定额税制度。曹魏租调制是一种适应对"自耕农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特点"的剥削制度①。它客观上有利于小农的生存和发展；其实施后流民自归，安心生产，当与此密切相关。

3。曹魏农业经济的恢复曹魏在大兴屯田和州郡农业的同时，兴修水利，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精耕细作，单位面积产量迅速提高，北方的农业较快地恢复了。就水利事业而言，曹魏时兴建修复了不少渠堰堤塘，以满足灌溉农田的需要。这些水利设施中，重要的有刘馥任扬州刺史时在淮南修复的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堨（è音饿，犹堰）；豫州刺史贾逵所修鄢、汝新陂、小弋阳陂和贾侯渠；沛郡太守郑浑在萧、相二县内修的郑陂、济阴，陈留太守夏侯惇所修太寿陂，刘靖在蓟县附近修的戾陵堰，车箱渠，青龙年间在关中修的成国渠，临晋陂，以及邓艾在淮水以北所修的水利工程。其中，青龙元年（公元233年）修的成国渠，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至槐里（陕西兴平东南）；筑临晋陂，

①　翦伯赞《中国历史纲要》第二册第8　页。

引■、洛、溉■鹵之地3000　余顷，粮食丰收，国用充实①。幽州蓟县附近的戾陵堰、车箱渠，流经四、五百里，溉田万余顷②。芍陂，周围120　里，可溉田万顷③。七门三堰，则可灌溉田2　万顷。而郑陂既成，连年丰收，垦田年年增加，"租入倍常，民赖其利"。

曹魏政权注意改革生产工具和推广新的生产技术。东汉时已开始使用的灌溉工具翻车，经马钧改革后更轻便适用；西汉赵过创立的耧犁耕作下种技术，在曹魏嘉平年间，由敦煌太守皇甫隆带到敦煌加以推广，结果改变了这一地区旧的耕作方法，"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④。

水稻在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的种植，始于殷商时期，历西周、春秋、战国至秦汉，均未间断。曹魏时开始在北方大规模种植水稻。据近人考证，建安元年的许昌屯田，以淮水，颍水南北一带的屯田，沁水流域的屯田等都是水稻田⑤。由于屯田种植水稻多，所以单位面积产量得以迅速提高。晋人傅玄说："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旱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①。比较当时亩产平均三斛（hú，音胡）左右，（一斛约相当二斗多）十斛则为良田来说，粮食亩产量确有很大提高。在北方大面积种植水稻，不只标志曹魏农业的发展，而且是农业技术上的一个进步。综上所述，在汉末社会经济残破，生产凋敝，群雄割据的过程中，曹魏统治集团洞察当时严峻的形势，一方面在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使自己师出有名；另一方面，采取了积极有效的经济措施，广开屯田，大兴水利，招徕流民，开垦荒地，颁布新的租调制等等。实行的结果，使北方残破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随着户口、垦田的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封建政权的收入随之增加，"所在积粟，仓廪盈溢"多见于记　载。经济实力的增强，直接而有力地支援了曹魏政权的军事行动，并且日益巩固了其政治地位。还为后来西晋统一全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4。曹魏的手工业和商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作为封建国家而言，这一点体现得尤为突出。

因此，随着曹魏统治区内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一些起色。先看手工业。曹魏时，马钧改进了织绫机，既省工时，织出的绫锦也十分美丽。魏明帝时，曾赐倭女王绛地交龙锦，绛地绉粟罽，茜薿、绀青，绀地句文锦，白绢等丝织物，则当时丝织品的花色品种还不少。这些丝织品或来源于官府工匠所织成②，或来源于西蜀。作为同农业密切结合的副业而存在的民间丝织业更是遍布州郡。丝织业的原料是蚕桑，因此，可以想见，曹魏的桑蚕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此外，由于战争和生产的需要，

①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②　《水经注》卷十四《鲍丘水》。

③　《水经注·肥水》。

④　《三国志》卷十六《仓慈传》注引《魏略》。

⑤　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1986年12月版，第117　页。

①　《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

②　《三国志》卷十二《司马芝传》载：芝"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此女工即在官府作坊织造官练者。

武器和农具的需求量很大。汉武帝时所创之盐铁官营，东汉中期本已废除，至三国初又恢复。在冶铁业方面，曹操懂得"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①的道理，取得河北以后，立即派王修为首任司金中郎将，专管冶铁事务。韩暨为监冶谒者，改变过去冶铁鼓风使用马排的旧方法，凭借水流创造出水力冶铸鼓风机（即水排），其功效数倍于旧②。韩暨任监冶谒者七年，以"器用充实"，功劳卓著，加官为司马都尉，位仅次于九卿。在制盐业方面，魏有海盐，河东解池盐，武威、酒泉池盐。卫觊与荀彧书曾说："盐，国之大宝也"。嘉平四年，以五千人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邓艾平蜀后，曾建言"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③曹魏在当时的情况下，承继汉武帝以来的盐铁专卖政策，由政府设官专管盐铁，保证了战争急需的武器以及恢复农业生产急需的农具、耕牛（如以盐之收入买牛、犁租给返回原籍关中的流民）。

到曹魏中期，商品交换也有了起色。首先，五铢钱在明帝时重新使用，直到西晋。同时，昔日被夷为废墟的洛阳，到齐王曹芳时，已是"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了。而邺城，由于它是曹操为魏王时的魏国都城，位于冀州要冲，遂为黄河流域一新兴商业名城。但这种发展是畸形的，有限的。如南阳太守杨俊曾因"市不丰乐"受到魏文帝的处罚。货币的使用也有限，往往是谷帛并用。

总之，曹魏的经济，尤其是农业，成就是巨大的。在一个经济残破，人民到处饥馑流亡的时代，发展生产是社会最高利益，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以曹操为代表的曹魏统治集团，抓住了这一环，并取得了成就，所以他们在群雄角逐中胜利了。他们的继承者承袭了这个传统，所以，又使历史前进了一步，完成了统一。

①　《三国志》卷十一《王修传》注引《魏略》载曹操与王修书。

②　《三国志》卷二十四《韩暨传》。

③　《三国志》卷二十一《卫觊传》，卷二十八《邓艾传》。

（三）吴蜀地区经济的初步恢复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在东汉末年的大混战中，社会经济受破坏最严重的是关中、关东两大古老经济区以及东汉中期才开发出来的江淮之间的经济区。在这场大破坏中，位处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的荆、扬、益、交各州，由于高山大河的屏障作用，受到波及的程度小得多。因此，这些地区就成为北方流民逃难的乐土。北方流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开发江南不可或缺的劳动力，为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1。蜀汉的经济（1）刘备入蜀我们知道，赤壁战前，曹魏集团已经平定了河北袁氏的势力，统一了除关陇外的北方广大地区。而此时，作为后来蜀汉政权创立者的刘备，尚寄寓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在荆州期间，刘备多方延揽群士，充实自己的队伍。尤其是请出了流寓荆州的琅琊阳都人诸葛亮为其出谋划策。另外，经过刘表的同意，清查荆州管内逃户，扩建自己的武装力量。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又给此后刘备蜀汉政权的建立和三国鼎峙局面的出现勾勒出了一幅蓝图。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备、孙权联合，共挫曹军锋刃于赤壁。

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战后，曹军退回北方，刘备占据荆州江南四郡，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同时，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策》中的战略意图伺机向益州发展。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大破马超，占据关中地区，并派兵进攻汉中张鲁。应益州牧刘璋之邀，刘备趁机率军入蜀，留关羽等守荆州。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取刘璋而代之，正式占据益州。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击退曹军，占据汉中，巩固了益州北面门户。同年。孙吴袭杀关羽，占有荆州。其后，刘备曾想夺回荆州，结果失败。至此，蜀汉集团的控制区局限于益州了。

（2）蜀汉的农业蜀汉政权控制下的益州地区，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益州本部，以川西平原为中心的巴蜀地区；二是作为益州北面门户的汉中盆地；三是益州西南部的南中地区。前两个部分自战国以来已得到较好的开发，其经济发展水平不亚于中原地区，故而很早便有"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美誉。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以后，刘焉、刘璋父子先后领益州牧，统治益州本部；而汉中则在道教首领张鲁的控制之下。那时，中原大乱，益州独安，故而流民不断迁入。史载："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者数万家"①，而关西（关中陇右）民从子午谷奔汉中者亦"数万家"②。在刘备规取前，益州是"国富民强，户口百万"③，汉中地区也是"民殷国富"①。这同惨遭破坏，户口"十才一在"的中原形成显著的反差。由于刘备集团占据益州之后所面临的社会

①　《三国志》卷三十一《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

②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

③　《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经济状况同北方的曹魏集团不一样，因而治理蜀汉，恢复、发展经济的政策便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首先，恢复农业生产不是采取以大规模屯田为主的措施，而是大力扶植和发展州郡农业经济。史载，刘备既定益州以后，曾有人建议，将成都城内屋舍和城外园地桑田分赐将士，赵云反对说："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②刘备接受了这个意见。这样，让百姓"安居复业"，然后征其赋役，就成为蜀汉发展农业的基本政策，并得以延续下去。小农经济是蜀汉立国的基础。

诸葛亮作为蜀汉政权的实际治理者，深谙足兵足食是"富国安家"③之根本，也是匡复汉室的前提条件。因此，他始终重视"务农殖谷"这件大事。史书上关于他"务农殖谷，闭关息民"；④"闭境劝农，育养民物"⑤，"休士劝农"⑥等记载，比比皆是。他反对"妨害农事"⑦。认为"使民心不乱"，才能安心地从事农业生产。为了保证农业丰收，诸葛亮十分重视农田水利灌溉事业。自战国时秦蜀守李冰作都江堰以来，它一直是西蜀农业的命脉。诸葛亮继续维护这里的水利设施。据《水经注·江水》记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为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用"征丁千二百人"保护一个水利工程，可谓前无古人，充分表明了他对农业生产的命脉--水利设施的重视。由于有都江堰灌溉，水旱由人，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①，出现一片繁荣景象。蜀地本来就"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之饶②，加上诸葛亮的精心治理，农业产量很高。处于都江堰灌区的绵竹（今德阳）、广汉一带的水田，保持着亩产三十斛③以上的记录。

诸葛亮在发展州郡农业的同时，也进行屯田。见于记载的，有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屯田于渭滨。史书云："（建兴）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司马懿）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④。蜀末，姜维率兵士屯沓中种麦，说明军屯仍然存在。除军屯外，又设有民屯，且民屯长官由同级行政官员兼领。史载：吕乂（yi，音义）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⑤，便是其证。由于益州的经济没有遭受如中原那样严重的破坏，没有广行屯田的必要和可能，故而，其屯田的规模也不如魏、吴大。尽管如此，它对减省军粮转运之烦，减少小农的经济负担，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诸葛亮征南中后，促进了南中的进一步②　《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

③　《诸葛亮集》卷三《治人》。

④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

⑤　《三国志》卷四十二《杜微传》。

⑥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

⑦　《诸葛亮集》卷三《治人》。

①　左思《蜀都赋》。

②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

③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④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⑤　《三国志》卷三十九《吕乂传》。

开发及其与内地的联系。李恢为陜降都督（今云南味县），重视农业生产，所在屯垦，政绩颇著，故南人称味县为"屯下"。他又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二郡从事农业生产。他在任期间征调耕牛、战马、金、银、犀革等，使军国所用充足①。史称诸葛亮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畜积饶。"②就是对他发展农业的肯定。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继续执行诸葛亮的既定国策，重视内部安定，没有轻易出兵攻魏。因此，蜀中农业生产在这一时期能持续稳定发展。直至蜀末，犹谓"男女布野，农谷栖亩"③，农业也未受到根本损伤。（3）蜀汉的工商业在蜀汉农业发展的同时，工商业方面也很有起色。手工业方面，以盐、铁、织锦业最为发达。刘备刚定益州，立即实行盐铁专卖，把这两个"利入甚多"的部门抓到政府手里。为此，设置盐府（或曰司盐）校尉，下设盐府典曹都尉，掌管盐业。蜀中素来富有井盐、铁矿资源。史载，蜀地"家有盐泉之井"④，临邛的井盐，"一斛水得五斗盐"，产量不低。至于临邛的铁冶历史，更可追溯到汉代。蜀汉政权设司金中郎将，负责农具和武器制造。盐铁官营，不仅满足了国家的需要，而且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盐、铁之外，蜀汉的丝织业，特别是织锦业，上经两汉，至汉末三国达到发达时期。刘焉、刘璋父子治蜀期间，蜀锦的产量就相当可观了。否则，刘备据有益州之初，就用现成的蜀锦赏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各千端"（每端六丈）⑤就是不可想象了。到诸葛亮治蜀时，设锦官，专门管理蜀锦生产⑥。晋左思《蜀都赋》形容其繁盛状况是："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织锦业的规模和产量提高了。蜀锦驰名全国，远销吴、魏，其收入成为蜀汉政府军费的一大来源①。终蜀之世，锦和其他丝织品的产量一直较高。以至蜀亡之时，库存锦、绮、彩、绢尚"各二十万匹"②。锦、绮都是名贵而技术要求极高的丝织品，能生产如此之多，充分显示出蜀国手工业生产的昌盛和发达。据专家考证："蜀锦之盛，当在蜀汉之世"；"蜀中工业之盛，较之中原各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也"③。农业生产是手工业生产的基础。蜀汉手工业的繁盛状况，反过来说明了诸葛亮及其继承者治理蜀国，的确卓有成效，农业及整个社会经济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蜀汉的商业可分两类，一类以交聘、互市的形态存在。如诸葛亮曾以川

①　《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②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③　《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刘敏"条。

④　左思《蜀都赋》。

⑤　《太平御览》卷八百十五《锦》。

⑥　徐中舒：《蜀锦》，《说文》三卷第七期；缪钺：《成都设置锦官始于蜀汉》，《成都晚报》1962年7月12日。

①　《太平御览》卷八百十五《布帛部·锦》引《丹阳》；《太平御览》卷八百十五引《诸葛亮集》曰："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

②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斐注引《蜀记》。

③　徐中舒：《蜀锦》，见《说文》三卷第七期。

马、蜀锦作为和吴交聘的礼物，而魏国所得之蜀锦，则"市于蜀"④。交聘也好，互市也好，由于各国币制及币值不一致，恐怕多是以物易物。这是属于第一类。至于蜀汉之境内贸易，通用货币，则属于另一类。如刘备刚平定益州，在府库被将士抢光之后，为了重新筹集军资，曾接受刘巴的建议，铸造直百大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数月之间，"府库充实"⑤。这是一次特殊交易，但同样显示了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蜀汉货币的流通，交换经济的活跃，长期胜过中原。蜀都成都，商业也相当繁荣。左思《蜀都赋》形容成都的商业时说："市廛所会，万商之渊。

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由于商业发达，店铺林立，各种奇珍异品，均穷极于时，市场呈现出繁荣景象。

总之，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益州地区社会经济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刘备控制益州之初，蜀中经济仍是比较好的。其后，虽然由于连年北伐，经济发展受到一些影响，但由于益州基础和自然条件好，加上诸葛亮及其继承者们的悉心经营，直至亡国，社会经济也不是处于危机之中。

2。吴国对江南的开发（1）孙吴在江东立国三国鼎立时期，吴、蜀一在长江中下游，一在长江上游，唇齿相依，首尾相应，使鼎足之势得以维持数十年。

吴国政权的基础，是在孙策时期奠定的。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孙策打败扬州刺史刘繇，"得现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①到赤壁战前，已占有会稽、吴、丹阳、豫章、庐陵、新都六郡，主要在长江三角州和赣江流域一带。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遇刺身亡，弟孙权继续执政。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联合刘备，在赤壁打败了曹操的进攻，进一步巩固它在江东的统治。之后与刘备争荆州，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袭杀关羽，全部占有荆州。与此同时又取得了在交州（今两广地区）的统治权。其后，吴蜀夷陵之战，结果是对孙吴占有荆州的再一次确认。从此，天下三分，最后定局。

孙吴在开国的过程中，曾遭到江南土著山越人的抵抗。山越乃是古代百越人的后裔，分布在今苏、皖、闽、赣等省的山区。他们知道种植谷物和用铜铁制造武器，崇武尚力，勇敢善战。孙吴为了扩充兵源、财源和最后确立他们在江南的统治，反复对山越比较集中的鄱阳湖周围以及江西与闽、浙两省接界一带的山区用兵。他们对被征服的山越人采取"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方针，让他们参加作战和生产。

（2）孙吴以前的南方经济汉司马迁说：南方物产丰富，珍贵的木材有楠木和梓木，上等调味品有生薑和肉桂，贵重金属有金、银、铜、铁、锡、铅，珠宝有瑇瑁、珠玑、象牙、犀角，名贵药材有丹砂、药石，以及竹木之器和柑桔等。南方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水运便利，是发展经济的好环境。

④　《太平御览》卷八百十五《锦》。

⑤　《三国志》卷三十九《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①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早在商、周时期，它们的势力已发展到江南。春秋、战国时期，荆楚、吴、越都曾在长江流域立国，经济和文化都已有相当的发展。但是，当时南方的特点：一是地广人稀，二是生产力低下。这两点决定人们谋生比较容易，对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对土地的进一步垦辟，既没有特别的紧迫感，也不完全具备那样的条件。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都安于"火耕水耨"，"饭羹稻鱼"的生活；"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贫富分化也没有北方那样剧烈。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先进的生产技术也逐渐传到南方。王莽末，北方大乱，一些人流亡到江淮以南，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也会传到南方。有些好的地方官，尚知百姓疾苦，关心生产，也传布先进生产技术。东汉的桂阳太守茨充，教百姓种桑麻养蚕，织布帛；王景作庐江太守，教民牛耕，兴修水利；会稽太守马臻修镜湖，溉田九千余顷，说明北方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确已传到江淮以南。但是，这些对于广大的南方，还只是星星点点，更多的地方依然处于相对落后状态。

汉末，北方又一次天下大乱，百姓或有流移至江南者。曹操征徐州，百姓不安，管融率男女万余口，先到广陵（今江苏扬州），而后流移至豫章（今江西南昌市）。赤壁战后，曹操、孙权争淮南，曹操担心沿江各县百姓被孙权掠去，乃强制百姓北迁；百姓惊恐，十余万户，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等地出发，相率渡江，给江南增加了生产的生力军。

（3）吴国的农业山越人的出山，北方流民的渡江，与南方各族人民一起，开始了共同开发江南的新征程。

孙吴统治集团重视农业生产。三国时，各国都想吞灭对方，把打赢战争放在第一位。许多农民被迫放弃了农业生产，江淮间，尤其缺乏粮食储备。为此，吴国大将军陆逊上疏孙权，"请令诸将各广其田"。孙权回答他说："很好，现在我们父子都亲自受田，驾车的八头牛，也拿去拉犁，分成四个耦犁耕田。我这样作，虽然还赶不上古人，但也是想与众共均劳苦啊！"史书说：吴国的"务农重谷"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时间是孙权称吴王的第五年，即公元226年。

孙吴的农业，如同曹魏一样，也是分为两个部分：屯田与郡县农业。孙吴屯田早在孙权称吴王以前便开始了。对山越人的镇压，为实施屯田提供了条件。到黄武五年（公元226年），东吴屯田制得以推广。同曹魏一样，东吴屯田也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之制，盛行于孙权、孙亮时期；直至东吴末年，军屯仍然存在。即使从孙权执掌江东政权（公元200年）算起，到西晋灭吴（公元280年），也存在了七八十年之久。军屯最基层组织也叫"屯"，诸屯之上则由所属各级军官督领。"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以死效。"①出战入耕，是屯田兵的两大任务。和军屯一样，民屯也实行军事编制。其基层机构，也叫做屯或屯府。内设屯吏，专司屯田事务。在诸屯之上，设屯田（或典农）都尉与典农校尉，以管民屯事务。屯田都尉或典农都尉相当于县令或县长；典农校尉则相当于郡守。这一点同曹魏制度一致。但是，曹魏的屯田往往是在郡、县内划出屯田区，自成系统，与郡县互不干涉；而东吴则不同，一个屯田区往往就是一郡或一县。例如溧阳、湖熟，原是汉代

①　《三国志》卷六十一《陆凯传》。

旧县，吴时便把它们改为两个县级屯田区；孙吴的毗陵典农校尉屯田区，两晋南朝时为晋陵郡。在这样的屯田区里，屯田官即郡县官，也管地方的事，如吴之毗陵典农校尉即管数县事。这与曹魏时郡县与典农截然分开是不同的。孙吴屯田以军屯为主，民屯为辅。有时表面看起来像民屯，而实际是军屯，那是因为孙吴的军人家属有些是随军，与军人生活在一起的。魏青龙三年（公元235年），孙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②兵以家计，说明其家属是随军的。吴赤乌（公元238-251年）中，令诸郡出部伍屯田于毗陵，新都郡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男女数万口参加屯垦。这里的屯田有男有女，似为民屯，实际上是由军官郡都尉统率的"部伍"，是军屯。

孙吴的屯田者，如同曹魏一样，也是且耕且守。吴国的士兵家属，凡随军者，便不像曹魏士家那样与士兵分开，实行士家屯田，而是随军屯垦。这种屯垦，大概有统一的管理，但每家有独立的经济。至于军屯成果如何分配，因为缺乏记载，不好妄断。有人说：兵士及其家属屯田所得全部上交国家，因而其生活来源也全部由国家供给。根据一些材料看，似乎不是这样。孙休永安元年（公元258年）下诏说："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①魏晋以后，吏与兵相近而地位略高。武吏的任务就是当兵作战，服役期既出人，又出粮（"限米"），如果他没有自己的经济，如何出"限米"？次年，又下诏说："自顷年已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离开农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亦由租入过重农人利薄使之然乎！"②这里的弃农从商者，包括州郡吏民，也包括经营农业的"诸营兵"，即屯田兵；弃农从商原因是"租入过重"。因此说，屯田兵也是纳田租的，至于纳多少，就不知道了。在史书中常见有兵家困苦，饥饿死亡，产子不育的记载，主要是因赋役过重造成的。

孙吴的民屯，从记载上与军屯往往不易分清，这是因为一部分军人家属随军屯田，同时，也是因为民屯规模远小于军屯的缘故。民屯的成果如何分配，同样不得其详。

孙吴屯田的规模并不小，地域也相当广阔。据陈连庆先生考证："在长江沿岸，屯田据点，连绵不断。东起吴郡，西至夷陵，东西几千里之间，形成一条防线。"③其具体分布情况是：在今江苏有溧阳、湖熟、于湖、江乘、赭（

hě，音者）圻（qí，音其）、毗陵、吴郡；在今浙江有海昌、上虞；在今安徽有新都、皖城；在今江西有柴桑；在今湖北有寻阳、阳新、武昌、江陵、夷陵等十三处。这些屯田据点的建立，主要服务于两点：一是服从于征讨山越的战争；另一个是，服从于对魏国防卫的需要。有的地方屯田规模很大，如毗陵（今江苏武进）屯田，仅顾承，陈武所领就有男女五六万口，寻阳屯田仅赐与吕蒙的就六百人，留下当然会更多。魏青龙三年，吴遣民屯田江北，共派遣"数千家"；每家以五口计，总该近2　万人。

孙吴屯田，为孙吴政权的创立和巩固提供了物资保障，同时为以后江南的进一步开发奠定初步基础。

屯田之外，孙吴的郡县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特别是世家大族的经济有②　《三国志》卷二十六《满宠传》。

①　《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休传》。

②　《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休传》。

③　《孙吴的屯田》，《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6　期。

突出的发展。孙吴政府对江东世家豪强和文武大臣，多方优待。"吴郡有顾、陆、朱、张，三国之间，四姓盛焉。"①"公族（指孙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②，他们在中央和地方都有很大的势力。此外，会稽的虞、魏、孔、谢四大家族也在兴起。除了旧有的世家大族以外，他们还通过赏赐军功的办法培植一批新的大地主。如吕蒙，因为夺皖城有功，除了分赐"所得人马"以外，还"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他死后，其子霸袭爵，又给守冢户300　家，复田（免租税田）50　顷。蒋钦有功，卒后，赐其妻子"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陈武有功，卒后赐"复客200　家"。这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其子陈表到那里一看，说这些人都可以为精兵，上表还官；官府乃从"郡县料正户赢民以补其处。他仍得200　户免除徭役的佃客。类似事例还有，不再列举③。孙吴政府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培养了一批大地主。这些新旧世族豪强在吴国的保护和培植下，势力迅速膨胀起来。"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商贩千艘，腐谷万庚。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粱肉余于犬马，积珍陷于帑藏。"④由于南北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江南大地得以进一步开发。"其四野则畛畷（

hěn

huì，音诊缀，田间的纵横小路）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①，反映吴国农业确实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像交州这样荒远之地，也出现了"田稼丰稔"的景象②。孙吴的农业还继承了以往江南发展园艺业的传统。襄阳李衡，曾遣客十人到武陵龙阳（今湖南龙阳）的一个洲上作宅，并种柑桔树千株，每年收绢千匹。

江南地广人稀，要维持一个政权，人民的负担是够重的。对于百姓，吴国的方针似乎是：凡是可以当兵的，尽可能征其为兵；为兵者，凡有可能生产的，又尽可能让他们参加生产。军政开支，加上统治者的大兴土木，奢侈享受，人民的负担更重了。孙权时，骆统上疏说：敌人未灭，征战不已，横征暴敛，饥疫死亡。郡县荒虚，田畴芜旷；户口日减，又多残老，少有丁强。为兵者，生则无有温饱，死则骸骨不收。因此，人皆视征役如死亡，倾竭家财，贿买官吏，故为兵者皆贫穷势弱之人。或有不顾王法，亡聚山泽，起而为"盗贼"者。民间，"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③天生之而父母杀之。困苦如此，生产乐趣又能有几多！这又是吴国经济的发展受到局限的一方面。

（4）吴国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吴国的手工业中，重要的有海盐业、冶铸业、丝织业、造船业和青瓷业。下面逐一说明。

吴国在中央置尚方，掌管宫内衣饰金银器皿等用品制作，宫廷中的织室为生产纺织品的官手工业作坊。孙策时，策与周瑜率2　万人步袭皖城，"得

①　《世说新语·赏誉》注引《吴录·士林》。

②　《三国志》卷五十六《朱治传》。

③　以上均见《三国志·吴书》各本传。

④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四《吴失》。

①　左思《吴都赋》。

②　《三国志》卷六十一《陆胤传》。

③　《三国志》卷五十七《骆统传》。

（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人。"①这些"百工"自然成为孙吴官营手工业的基本工匠。孙休时，交趾太守孙谞曾"科郡上手工千余人送建业"②，进一步充实宫廷手工作坊的力量。吴国纺织业的主要产品是葛布和麻布。早在东汉初，吴人陆续喜着越布单衣，光武帝刘秀见而好之，因命会稽郡贡越布，越布早就成为南方名产了。当时，华覈曾建议要吏、兵家妇女纺织，他说：假令每户一女，十万户则十万人；每人年织一束（十匹），则一年织成十万束。数年之后，就会服用充裕。左思《吴都赋》说："蕉葛升越，弱于罗纨"。蕉葛指细好的葛布，升越指细好的越布。葛布、越布比罗纨还要柔软，可见这些布的精致了。官府、民间都大量生产葛、麻，葛、麻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较汉代有提高。孙吴境内虽说有"八蚕之绵"，但丝织业却远不及中原和西蜀。《太平御览》说："江东历代尚未有锦"，吴锦是西蜀而来。绢等丝织品的生产，也还赶不上中原一带。

吴国的海盐业和冶铸业也很发达。早在春秋战国时，吴、越一带的冶铸业就有很好的基础。有些名剑和著名冶工就出在这里。吴国的铜矿和铁矿多集中在会稽、丹阳、豫章等郡。会稽郡铜镜制造业最为发达。丹阳郡（今江苏南京）"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③武昌的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官方冶铸十分活跃。近年的考古发掘证明，黄武元年武昌官手工业曾铸造铜釜3438　枚④；陶弘景《刀剑录》也记载："吴主孙权黄武四年（公元225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这些大规模的冶铸活动，反映了吴国冶铸业的发展状况。至于海盐，吴有漫长的海岸线，取之不尽的海水资源。左思、周瑜都说孙吴"煮海为盐"。浙江的海盐是吴国食盐的著名产地，江苏的常熟产量也不少。食盐的生产和销售由司盐校尉专门负责，这一点与魏、蜀相同。从当时一些记载看，吴的海盐产量相当可观，且用途甚广。如大将朱桓死后，孙权曾赐他盐五千斛，以供丧事费用。显然，食盐已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行使货币的职能。

孙吴时，青瓷制造业也有较大发展，青瓷成为吴国著名特产。新中国建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绍兴、南京等地发现的孙吴时期墓葬都有大量的青瓷器。1954年在南京市赵冈吴赤乌十四年（公元251年）墓出土的青瓷虎子（夜壶），1958年在南京市北京路吴甘露元年（公元265年）墓出土的青瓷熊灯和一对青瓷卧羊，在釉色上和造型上都相当精美。看来，青瓷已逐渐成为当时统治者日常生活用具的一部分。此外，绍兴出土的永安三年（公元260年）墓葬中的楼台谷仓，在器物上塑造着许多人物、飞鸟、楼阁等等，这是青瓷器中较早的珍品。同时，瓷器所上釉色已显现较深绿色，施釉也较厚，离开了早期釉薄而呈淡绿带黄色的阶段。以上出土的青瓷器，反映了吴国青瓷工艺的发展水平，标志着我国瓷器进入了成熟阶段。

造船业是吴国最发达的手工业。同蜀魏争夺长江屏障控制权以及海上交通的需要，促使孙吴的统治者大力发展造船业。当时，建安郡的侯官（今福州），临海（今浙江临海东），番禺（今广州）是吴国三大造船中心，置有典船都尉，管理造船事业。建安设有很大造船工场，很多罪人，如会稽太守

①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

②　《三国志》卷四十八《三嗣主传》。

③　《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④　《湖北鄂城发现古井》，《考古》1978年第5　期。

郭诞、中书令张尚，都因事"送建安作船"①。因造船业发达，吴国已拥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水师。大的战船有上、下5　层，海船大的长20　多丈，可乘数百人，装载物资可达万斛（500　吨以上）。孙权曾派使者到辽东，返回时随船带回84　匹高丽马；孙权还派遣万人船队多次出访台湾等地。孙皓降晋，王濬收其舟船，还有5　千余艘。这些，表明了江南造船业的规模和造船技术的进步。

经济的发展，造船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吴国的商业较中原活跃得多。在长江中下游的江南一带，河湖港汊，纵横交错，有利于舟楫的往来。货币是商业交换的中介物，孙权先后于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及赤乌元年（公元238年）各铸当500　及当千大钱。由于吴钱在经济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才有晋元帝渡江以后，继续"用孙氏旧钱"②的事情。使用钱币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不过，吴国也有以盐、绢帛与货币并用的情况，如上述朱桓得赐盐5000　斛，李衡在武陵的柑桔每株值绢一匹，都是用盐、绢帛作货币的实例。建业（今江苏南京）原名秣陵，汉代只是扬州丹阳郡一个小县，自孙权于公元211年在此建都，改名建业以后，商业兴盛，富商大贾云集，贩卖名地货物，遂成为江南第一大商业都市。赤乌八年（公元245年），孙权派3　万屯兵从句容西南的秦淮河到今丹阳延陵镇西开凿了一条破岗渎，开辟了建业同东部吴、会稽的交通航道。这条人工运河，加强了首都与三吴地区的联系，也促进了三吴地区交通贸易的发展。与破冈渎相连接的秦淮河上的方山埭，后来成为南朝征收商税的重要关津。建业城内市场完备，分为大市、小市和北市。《吴都赋》称："器用万端。。交贸相竞。。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反映了孙吴首府建业城的繁盛。武昌原名鄂，因地势重要，孙权曾于公元221年到公元229年迁都于此，并改名武昌，后来孙皓于公元265年到公元267年又曾一度迁都于此。随着两次建都，武昌成为长江中游的经济重心，又是与蜀交通贸易的要地，成为江南第二大城市。这时，孙吴与南方交趾的经济联系也很密切。建安末，士燮领交趾太守，每遣使见孙权，均贡献大量奇珍异果。交趾归附吴国以后，孙权于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分交州（分后的交州包括交趾、九真、合浦、日南四郡）置广州（包括南海、苍梧、郁林、高凉四郡），派官治理。交、广二州同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成为吴国交通南海诸国的基地。三国期间，吴国同魏、蜀两国间的经济联系没有中断。孙吴拥有的香料、珠宝和南珍奇货，为魏、蜀统治者所需求，吴则缺少军马与织锦，因此，以珠宝、香料等换取马匹与织锦的交易，成为吴国与魏、蜀互市的主要物资。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遣使至吴，"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孙权全部满足了他的要求①。嘉禾四年（公元235年）魏使以马200　匹求易珠玑、翡翠，孙权表示："此朕不用之物，乃与交易"②。今湖北汉川县北的石阳，是吴、魏边境互市的地点。吴蜀则通过经常互通聘使交换方物。黄武二年（公元223年）蜀遣邓芝使吴，送马200　匹，锦千端，

①　《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卷五十三《张紱传附张尚传》。

②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①　《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江表传》。

②　《建康实录》卷二。

及方物。自此以后，聘使往来不断。吴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③。此外，孙权还派人从海上到辽东与公孙渊通好互市，换取马匹，所谓"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迁有无"④同各地区的官方保持了频繁的聘使交易。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割据，军事上的对峙，商业的正常进行和交易的扩大受到阻碍，边境民间的互市也常遭战争的破坏与掠夺，充满了危险。这些都制约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孙吴立国，不闭关，不锁国，面向大海，敞开胸怀，积极开拓与南海各地的政治经济联系。首先是加强了对台湾的联系。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派遣上万兵士组成的船队到达夷州（今台湾），卫温、诸葛直率兵回来时，从岛上带回数千人，这是大陆与台湾大规模交往有年代可考的最早记录。自汉武帝以来，我国与东南亚已有海上贸易往来。孙吴时，这种关系又有新的发展。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南海诸国，他们所经过和了解到的国家达"百数十国"①。朱应和康泰的出使，发展了吴国与东南亚诸国的政治经济联系。此后双方使者往来增多，赤乌六年（公元243年）扶南即遣使至吴贡献土、特产品。东晋以后，海南诸国同南朝的贡使往来就更加密切了。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印度、大秦（罗马帝国）等地的僧人、商人经海路到达吴国。如康僧会，世居天竺（今印度），其父因经商移居交趾，赤乌（公元238-251年）年间由交趾到达建业，孙权特为他敕造建初寺，以供他译经传教。黄武（公元222-229年）时，大秦商人秦论，从南海到交趾，后至建业，受到孙权的接见和优遇，在吴居住数年，回国时孙权赠送他男女各10人，并派官员送行②。从上述可见，吴国发展海外关系的政策，收到一定的效果，孙权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综上所述，富阳孙氏之所以能在汉末群雄争霸的角逐中发展壮大，最终拥有东南半壁河山，与魏、蜀成鼎足之势，除了政治上能举贤任能以外，还直接得益于对江南地区的开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东吴政权建立和巩固的基础，并拉开了六朝江南经济大开发的序幕。

③　《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吴历》。

④　《三国志》卷八《公孙渊传》注引《魏略》。

①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

②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

（四）西晋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统一全国前的西晋经济魏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乘曹爽集团陪魏帝曹芳到洛阳城南拜祭魏明帝高平陵之际，在洛阳城内发动了政变。从此曹魏政权实际归了司马氏。司马懿死后，子师、昭相继执政。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派邓艾、钟会伐蜀。灭蜀后，司马昭还未来得及称帝便病死了。公元265年，其子司马炎废魏帝曹奂，自立为帝（晋武帝），国号晋，都洛阳，史称西晋。

西晋自建国到统一全国（公元265-280年）的15年，是它的初期。这时，西晋已经占有原来魏、蜀两国的地区。魏国地区，因为魏明帝大修宫殿一度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司马氏掌权后，作为一股新起的政治力量，保持了经济发展的势头。蜀国地区，在司马氏攻占之初是一个经济不景气的时期。长期的战争，弄得百姓财尽力竭；但蜀地自然条件好，也较快地开始复苏起来。不过此期的西晋经济，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屯田制被逐渐破坏，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土地和劳动力占有的兴趣增加了。早在魏文帝时，便允许典农官派屯田客去经商，以增加部下的收入。到魏明帝时已发展到不可控制的程度。及曹爽执政，"（何）晏等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①司马懿诛曹爽集团时，把这算作他们的罪状之一。但是，正如唐长孺先生指出那样，"司马氏父子当国期间却更加紧了对屯田制度的破坏。"所谓"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即租用官牛的屯田客）数各有差"，实际是司马氏为了争取"公卿已下"的支持采取的措施。这就是说，这两个集团，一个从土地上，另一个从劳动力上，破坏着屯田制。自从司马氏将租牛客户赐给公卿已下之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山西太原地区，用匈奴胡人作佃客，多者数千②。这就是说，有很大一批劳动力投靠了私家豪强，其中也包含着一部分屯田客。典农官的经商谋利，破坏了屯田制"专以农桑为业"的创立宗旨；加上人为地从土地和劳动力两个方面对它的侵蚀，它再也没有在郡县之外自成系统存在的必要了。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下令"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③司马炎称帝的第二年，即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再次下令"罢农官为郡县。"④这样，自曹魏以来的民屯便废止了。民屯废止以后，典农校尉和典农中郎将作了太守，典农都尉作了县令，屯田客成了州郡的编户百姓。屯田客从军事编制下解放出来，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行动也比较"自由"了。他们一部分被赏与公卿作佃客，一部分沿着魏文帝以来典农经商的路子从事商业活动，一部分贫穷的人就像原来破产编户那样，投靠官僚权势之家作依附农民。官僚、地主乘机继续占夺土地和人口。西晋初，骑都尉刘尚帮助尚书令裴秀"占三更（轮耕）稻田"；司隶校尉李傕上奏皇帝，请将裴秀关押治罪。晋武帝下诏说：裴秀有功于王室，不要关押他，只

①　《三国志》卷九《曹爽传》。

②　《晋书》卷九十三《王恂传》。

③　《三国志》卷四《陈留王纪》。

④　《晋书》卷三《武帝纪》。

追究刘尚的罪行就可以了。司马睦封中山王，辖八县。咸宁三年（公元277年），他派人到八县去检查，把查出的逃亡者、被私人占有者、以及改变姓名、诈冒免役者共700　余户，迁到自己的私属地。事情被冀州刺史杜友揭发，说他"招诱逋（bū，音峬）亡（逃亡的人）"不宜再作国王。晋武帝认为这是引诱百姓犯法的事。不能宽容，于是把他从"王"贬为"县侯"。像裴秀、司马睦这样占夺公田、人口的，绝不止他们2人。当时"地有余羡"，"土广人稀"，所以法律对占夺土地不如对强占人口那样严。晋武帝刚即位，便下诏禁止募客①。泰始五年（公元269年）正月又下命令："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②所谓"私相置名"，就是把劳动者占为己有。晋武帝为私占人口问题两次下诏，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和皇帝对它的重视。此外，大量游食商贩的存在也影响农业的发展。"地有余羡，而不农者众"③，人和土地分离，两者都闲着，还谈什么生产。大量人口脱离农业生产的原因。石苞说"今四海多事，军国用广，加承征伐之后，屡有水旱之事，仓库不充，百姓无积。"④这里包含两点，一是因为战争，农民负担重，二是天灾，使百姓无所积蓄，因此百姓才逃亡。傅咸说："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者，诚由官众事殷，复除猥滥。。"⑤这里说的也是两点：一是官多费多，农民负担过重，不愿务农，二是免除赋役之人太多，把负担都加在无庇护的农民身上，因此他们才逃亡。总之，农民是因为负担过重才逃亡。为了发展农业，皇帝三番五次地颁诏，要地方官驱民归农。泰始四年（公元268年）下诏说：能使农民"弃末反本，竞农务功"的，只有"郡县长吏"。五年下令"诸郡国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同年，表彰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而熟田常课顷亩不减。。其赐谷千斛，布告天下。"同时批评"刺史、二千石，百里长吏（州郡县三级官吏）未能尽勤。"八年，司徒石苞上奏说：因为对州郡管理农业无赏罚制度，建议派人到州郡去考核。评定等第，然后决定升降。为此，皇帝又下诏强调："农殖者，为政之本，有国之大务也。"同时给石苞增派10人参加州郡农业的考核。经过上述种种努力，农业也有些进步，但从整体看，似乎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可从傅咸说：自晋建国十有五年，"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①得到证明。灭吴之资，主要是靠曹魏以来不断发展的屯田事业，特别是淮河南北的大规模屯田。

2。"户调式"

如前所述，西晋初期存在着大量游食商贩，存在着"地有余羡而不农者众"和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的状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战争、官众、"复除猥滥"和天灾使农民负担过重。灭吴后，除了战争减少以外。其他问题依然如故。面对这种经济形势，西晋统治集团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统一后，罢

①　《晋书》卷九十二《王恂传》。

②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③　《晋书》卷三十八《齐王攸传》。

④　《晋书》卷三十三《石苞传》。

⑤　《晋书》卷四十七《傅咸传》。

①　《晋书》卷四十七《傅咸传》。

州郡兵以归农，增加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是他们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措施。颁布"户调式"，是他们采取第二个，但又是更全面更重要的一项措施。关于"户调式"，唐长孺先生说："律、令、格、式是四种"文法之名"。照《食货志》所说，似乎所载的文件就称为户调式。但也可能所谓"户调之式"乃是后人综合相关法而加以"式"的名称。不管怎样，户调式的内容包含了三个部分：一是户调之制，二是占田、课田之制，三是荫族和荫客之制。"①唐先生把户调、占田、课田、荫族和荫客等制度，都囊括在"户调式"这一法令文献中，是一个正确的理解，符合《晋志》原文的精神。"户调式"是西晋统治集团处理统一后经济问题的一个基本方案。这个方案实质上是统治阶级瓜分土地、劳动者及其劳动成果的方案，也是规范统治者权益和劳动者义务的方案。如果就"户调式"的内容看，明显地可以划分为互相关联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确认和规范统治阶级的权益，如关于官吏、国宾、先贤之后，士人子孙们的占田、荫族、荫客的规定；另一部分是关于百姓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的规定，如户调、平民占田、课田等，这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的权益而必然要涉及到的一些规定；而令民享有的一点权益（如占田），也仅仅是为了让其实现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下面，让我们分析一下"户调式"所包含的各项制度的具体内容，以便对它有更清楚的了解。

（1）户调制"户调式"规定：凡丁男（男、女年16　以上至60　为正丁）之户，每年每户交调绢3　匹，绵3　斤（以下以此为基数）；丁女及次丁男（年15　以下至13，61　以上至65　为次丁）之户，折半输纳；边郡纳2／3，远郡纳1／3。少数民族交賨（chóng，音从。古代巴人称赋曰賨）布，户1　匹，远者1　丈。户调绢3　匹、绵3　斤，并不是各户的实际交纳数，而是同类户每户应交户调的平均数。每户实际交纳多少，要根据各户的土地、房屋、桑树等的数量和质量评定家资，划为九等，然后按家产的等级分类分户交纳，这在当时叫作"九品混通"。所以，户调制实际上是"资调"，即家庭财产税。自魏晋以后，以至南北朝，大都沿用这种制度。

（2）平民占田、课田制"户调式"规定：男子1人可占田70亩，女子30亩。课田：丁男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为丁男的一半，即25亩，次丁女无课田。所谓"占"，就是向官府申报、登记；登记以后，就表示这些东西归他所有。占田就是向官府申报，登记为自己所有的土地。这些土地可以是自己原来所有的，也可以是自己新垦辟的，但不能超出法定限额。西晋政府对百姓占田的规定含混不清，只说"男子"、"女子"，不说年龄，没有老少丁中的限制，这或者是针对当时地广人稀，有奖励耕垦之意；或者为了轮耕，让百姓多占些土地。"课"有督劝、征课两重含义。督劝是从政治、思想上强制，计亩征课是从经济方面强制。因此，课田是官府要百姓必须耕种的田，并且是官府向农民课收租税的田。西晋时的丁男课田50亩，交多少田租，"户调式"中没有交代。经过学者们多年的发掘，终于在唐人徐坚编撰的《初学记》中找到了回答："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①平均每亩租谷8　升，较曹魏高出1　倍。准此推算，丁女20亩，出租谷1　斛6　斗，次丁男25亩，输租谷2

①　《西晋户调式的意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　页。

①　《初学记·宝器部·绢》条引《晋故事》。

斛。边郡地区的少数民族没有课田，每户出义米3　斛；远郡每户5　斗；再远的每人算钱（人头税）28　文。

"课田制"大概起源于魏的屯田制。西晋初傅玄说："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旱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②魏初讲究精耕细作，所以课田面积不大，但收获不小。曹魏自建安元年开始屯田，到魏文帝黄初年间，已经历了近30年。随着时光的流逝，屯田区的人口增加了，但耕田面积却无法扩大，因此典农官就将多余的劳动力派出去经商，以增加部下的收入。为此，他们遭到许多人的非议，说他们破坏了屯田"专以农桑为业"的传统。对此，典农官们辩解说："留者为行者宗田，计课其力，势不得不尔；不有所废，则当素有余力。"①这段话是说：留下的人帮助出去经商的人种田，是由于计算了课耕的田亩和劳力以后，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如果不让一些人弃农经商，劳力就会有许多剩余。由此可见，曹魏屯田中对每一个屯田客都规定有固定耕作面积--"课田"。晋武帝为了解决农业问题，想把屯田中的课田制移植于编户民中，强制农民生产，以保证课税收入。

（3）官吏的占田、荫族、荫客制"户调式"又规定：官吏第一至第九品，可"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占50　顷，以下每降一品减少5　顷，至第九品可占田10　顷。

"户调式"又规定：官吏"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所谓"荫其亲属"，就是靠其政治地位庇护其族人获得免役的权利。"多者"、"少者"是根据官品的高低。"九族"包括上起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下至子、孙、曾孙、玄孙，加上自己的一代，共9　代。"三世"则指父辈、子辈，加上自己的一代，共3　代。这就是说，一个家族中只要有一人作了高品官，全族（不只一家，而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姓）人便都有了免役的特权；就是作了低品官，也有3　代人获得免役特权。而且，这种特权不只给予品官，宗室（皇族人）、国宾（它所承继的前一个或数个王朝的退位皇帝或其嫡系后裔）、先贤之后、士人子孙等，都可以享有这样的特权。"户调式"又规定：各级官吏"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荫衣食客，六品以上3人，第七第八品2人，第九品和禁卫军的低级军官1人。荫佃客，第一、二品不得过15　户①，三品10　户，四品7　户，五品5　户，六品3　户，七品2　户，第八第九品1　户。对于佃客，这容易理解，即它是受官僚的庇护，耕种官僚的土地，为他们纳租、服役的。而衣食客是作什么的，它的社会地位怎样，以往的一些论著往往估计得比较高。有的说他们是由主人供给衣食的宾客，有的说像战国时贵族界的食客，有的说是有文化和管理才能的贵族管家等等，其实都不是。在封建社会里，车服标志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等级森严，不可踰越。晋宋时期，人们的服饰共分六等，前面的几等是官贵，可以不说；第五等是"骑士卒百工人"，第六等，即最低下的一等，是"奴婢衣食客。"②衣食客与奴婢同列在一个等级，并排在奴婢之后，其地位之低②　《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

①　《三国志》卷十二《司马芝传》。

①　《晋书·食货志》作"五十户"，与以下各品不成阶梯。《册府元龟·邦计部·田制》作"十五户"，故从之。

②　《宋书》卷十八《礼志五》。

下可以想见。

因此，我推想他们应该是负责主人衣食生活的近侍奴客。《隋书·食货志》说典计包括在佃客数中，但未说衣食客也包括在内，说明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户调式"对官僚、贵族占田、荫族、荫客的规定，大都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他们原有的土地不会被割夺；原有土地不足占田限额的，自然要依限占足。他们占田的限额，虽然比起两汉时地主豪强动辄有土地数百乃至千顷来，并不算多，但比起百姓占田数，少则十几倍，多则几十倍。西晋实行240　步的大亩，一亩相当于汉代百步为亩的2.4　倍。这样，一、二品官法定占田数已是相当汉代百顷以上的大地主了。当时，土地问题虽然不是尖锐的社会问题，但因西晋官多，良田沃土也大致被他们占完了。聚族而居，占有大量宾客（凡宗族以外的皆称为宾客或客）、部曲，在汉代已经有了。汉末，天下大乱，他们往往结坞自保，称雄一方。如山阳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今山东巨野西南）。"江夏周直有"众二千余家"。谯国许褚，"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①在这种时候，除非他们自愿，是不会向任何势力交租税，服徭役的。曹操时，济南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节家前后未尝给徭"，"宾客每不与役"，这是权豪大族保护自己的宗族，宾客不服徭役的一个典型。在当时，这样的人家，绝不止刘节一家一户，而是大都如此。一般地说，中央势强则输课役，弱则不输。魏末，"赐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后，许多小民为了避役，愿意到贵势之门当佃客②，这样，官僚们合法和不合法荫客数目就大大增加，"复除猥滥"的问题也就日益严重。如果对"复除猥滥"的问题不加以解决，不仅严重地威胁到国家的役源、财源，还将助长私家侵占户口风气的发展。因此，晋朝政府才决心将"复除"问题规范一下，既照顾官僚士大夫们的既得利益，又想阻止它的无限发展。这种限制不一定能产生实效，因为享有占田、荫族、荫客特权的，都是有权有势之人；其中高门大族又往往不止一人作官，官品日迁月易；在占有合法荫客的同时，还占有奴婢；因此，谁为合法，谁为非法，谁是奴，谁是客，是不能查出，也是无人敢来查的。只要不犯谋反大逆，灭门抄家大罪，一般都是听之任之，无人过问的。所以，限制只是一句空话；虽然如此，政府这样作，终究还是给自己留了个回旋余地；东晋时一些忠于皇室的地方官进行括户，大概就是依政府规定的荫客限额为依据的。但是，不管怎样说，封建政府以法律形式对官僚士大夫荫族、荫客权的确认，标志着官僚士大夫（士族）的大胜利，中央皇权的削弱。东晋南朝时期，只是因为这种分割劳动力的制度继续存在，所以才不会有真正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出现。

关于农民的占田、课田、田租、户调的规定，一个总的目的是驱民归农，以保证国家的收入。占田上的松弛规定；占田与课田间差额部分不纳田租；田租、户调虽较曹魏时高，但并不太重，这些都对驱民归农有积极作用。咸宁三年（公元277年），杜预曾说过"自顷户口日增"①。说明在太康之前户口已在增加；但是，编户民的显著增加，还是在太康以后。惠帝元康六年（公

①　以上均见《三国志》卷十八各本传。

②　《晋书》卷九十三《王恂传》。

①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元296年），束皙上疏说："司州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三魏指魏郡、阳平、顿丘三郡，即今黄河以北冀、豫两省交界一带地区。这一带人口特别稠密，可能同曹魏长期经营邺城，不断向这一带迁徙人口有关。魏、蜀战争时间，魏国曾将陕、甘交界地区不稳定的三郡人迁到阳平、顿丘二郡。束皙说：这些被迁到二郡的人，"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狭，谓可徙还西州，以充边土。"②从前是迁边地人口到内地，如今又迁内地人口充实边地，反映中原地区人口在增加。不仅"司州十郡"，其他各州户口也在增长。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西晋共有246　万户；到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便增到377　万户①。在二三年间，增加了130　多万户，其中除了人口自然增长外，当与"户调式"推行后申报登记户口的人增多有关。史书在谈到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时说："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②"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③永宁（公元301-302年）之初，"洛中尚有锦帛四百万（匹），珠宝金银百余斛。"④这些记载除去虚夸成分，还是能反映西晋太康年间确实出现过一个小康的局面。这是汉末大破坏以来社会经济恢复的一个高峰。

3。西晋后期经济的大破坏太康年间，社会经济在恢复发展的同时，已经潜伏着危机。"户调式"

规定官僚士大夫有荫族、荫客特权，所荫的范围又是那样宽，西晋前期的"复除猥滥"问题并无丝毫缓和；赋役负担加在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身上的局面也没有改变。因此，影响农民回归或固着于土地上的进程。前面提到的束皙于元康六年上疏中还说："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较计九州，数过万计。可申严此防，令监司精察，一人失课，负及郡县。"⑤按他的说法，当时城市中无业游民还相当多，天下九州，"数过万计"。他们不生产，不占田，也无课田，自然也不输纳租调。因此他奏请主管监察的部门严加检察，"一人失课"，要追究郡县守令的责任。这说明当时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没有回到土地上来。

当时，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奢侈腐败的社会风气。灭吴后，国家统一了，天下太平了。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治集团的物质享受欲望也增长了。晋武帝在平吴之后，"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他"后宫殆将万人"，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朝章紊乱，请托公行。公卿大臣奢侈成风。大臣何曾日食万钱，其子何劭日食二万钱；任恺更胜过何曾父子，每餐万钱。王济请武帝赴宴，"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其中有蒸肫（清蒸小猪）一个，味甚美，帝问原因，王济回答："小猪是以人奶喂养"。大臣傅咸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古代尧住草房，如今百姓②　《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

①　《三国志》卷二十二《陈群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

②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③　干宝：《晋纪·总论》。

④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⑤　《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

争建好屋；古代大臣吃不到精米，如今商人吃粱米大肉；古代后妃才能特殊装扮，如今婢妾也穿绫罗衣裳；古代大夫以上才能坐车，如今奴仆也乘车骑马。"下层人有高品位的享受，除了商人之外，便是豪门富室的奴仆，一般平民百姓是没有份儿的。

公卿、贵族们的奢侈享受，自然是靠剥削各族劳动者的生产成果。自汉末以来，一方面由于中央集权国家的削弱，无力阻止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另方面，也由于大乱之后，户口减少，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竞相招纳，少数民族纷纷入居塞内。"西北诸部，皆为戎居"。关中户口百万，"戎狄居半"。原来散居长城以北的鲜卑各部，后来也陆续南下，或入居内地，或住河西，以至青海。进入内地的各族，逐渐转向农耕，官府强迫他们"出谷"，"输租调"，"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官僚地主又往往掠夺他们作奴婢、佃客，歧视侮辱他们，使他们"怨恨之气，毒于骨髓"。随着人口的增长，势力的壮大，各族人也伺机起来反抗。泰始六年（公元270年），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在今甘肃固原县起义，发展到20　万人，坚持斗争十余年，攻陷凉州，杀了西晋两个刺史，对西晋震动很大。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又有匈奴人郝散领导的起义，后来发展成为芦水胡、氐、羌各族人的联合斗争，推举氐人齐万年为帝，众至7　万，直到元康九年（公元299年），才被西晋所镇压。造成少数民族内迁及反抗的原因，阮种曾有一段朴实入理的议论。他说："自魏以来，各族内附，很少有不驯和侵害之患。因此，边守懈怠，障塞不设，让他们内迁，与汉人杂处，边吏也习以为常，人又忘战；边区的州镇长官又人非其才，或以狡诈的手法欺侮他们，或为了邀功请赏而任意杀戮他们。想用一根细弱的疆绳控御一匹悍马，又用鞭子不断地抽打它，这匹烈马不能控制，也是自然的了。"①西北各族人民，在公元270-299年间，断断续续地坚持斗争了近30年。这些斗争虽然还只限于局部地区，但却影响深远。第一，他们开了少数民族反抗的先例；第二，从经济、政治上开始摇动西晋的统治基础。史书说："元康中，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②这是西晋末最早的一次大规模人口流移，是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发出的第一个信号。但西晋统治集团却忽视它，继续享乐腐化，争权夺利。开始是外戚之间，而后是外戚与诸王之间，最后是诸王与诸王之间，斗争形式由政治斗争转向了军事斗争。自惠帝永宁元年正月至永兴三年十二月，诸王整整打了6年的战争。战场从洛阳、长安扩展到黄河南北，破坏也日益扩大。赵王伦称帝，齐王濬、成都王颖、河间王濬起兵反对，双方大战60　余日，死了10　余万人。幽州都督王浚起兵讨司马颖，攻入邺城后，烧杀抢掠，妇女被鲜卑兵掠去后又投进易水的就有8000　多人。"八王之乱"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为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实现其野心提供了机会。自四世纪初，饥民、流民和少数民族的反晋斗争，彼伏此起。其中，以匈奴左贤王之子刘渊和羯族部落小帅之子石勒领导的斗争影响最大。由他们首难发展起来的这支力量，于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和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先后攻陷洛阳、长安，俘虏了晋朝怀、愍二帝，推翻了西晋王朝。在这一过程中，西晋的经济遭到了最大的破坏。晋怀帝即位后，不满司马越专权，就给苟晞一道诏书，叫他联合各州，协同大举，以讨石勒、

①　《晋书》卷七十六《阮种传》。

②　《晋书》卷一百二十《李特载记》。

王弥（依附于刘渊的汉人）。苟晞在给各征、镇将军和州郡牧守的信中说：刘渊、石勒起兵之后，陷邺城，逼洛阳，兖、豫震动，杀三刺史、二都督和数十个郡守县令，"百姓流离，肝脑涂地。"①永嘉元年，刘琨为并州刺史，在赴任的路上给怀帝上书说：途中"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辛苦备尝"，才到达壶关口。自到并州境，看到百姓"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十之八九，已经流移四散。留下的，生者鬻妻卖子，生离死别；死者"白骨横野"无人掩埋。群胡数万，满山遍野。到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后，又上书说：所见"府寺（官衙）焚毁、僵尸蔽地"，生者面无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敌人来袭，常以城门为战场。百姓下田，都背着楯，带着箭，敌人不来便进行生产；若是敌人来了便进行战斗②。刘渊部将刘曜、王弥等围困洛阳，"府帑既竭，百官饥甚，比屋不见烟火，饥人自相啖食。"③以上都是洛阳失陷前后的情形。洛阳失陷后，愍帝在长安即位。当时天下分崩，"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于时，"天下丧乱，秦、雍（今陕、甘地区）之民，死者十八九。"①战乱之外，天灾、疾疫又肆虐不止，增加了百姓的灾难和痛苦。怀帝时期，"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包括今冀、晋、豫、陕、甘五省）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盗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②。

这次大破坏与以往不同。秦、汉末年的三次大破坏，旧的权力中心摧毁了，新的权力中心不久又在斗争中形成，封建秩序又得以恢复，生产也可以逐步复苏。西晋末则不同：第一，旧有的权力中心本来就弱，经过诸王战乱，这个中心早已荡然无存。第二，在西晋灭亡前，汉族中可能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人物已经凋零殆尽；少数民族虽有出众之才，如刘渊、石勒等，但难以团结人口最多的汉族，权力中心依然无法形成。第三，因此，新的秩序无法建立，生产也就不能前进。既然形不成新的权力中心，混战就长期不止；由于有民族矛盾错杂其间，这个过程就更痛苦更长。因此，各族人民，特别是长期生活于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为了生命安全，便纷纷逃向安全的地方。有的逃向东北，有的逃向凉州，有的进入巴蜀，甚至南中，大多数逃向淮南、襄樊，进而移居江南，甚至交、广和闽南。这些，将在以后有关的章节中谈到。原居于周边的各族进入中原与汉人杂居，中原的汉人又迁徙到东、西、南方，形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其深远。

①　《晋书》卷六十一《苟晞传》。

②　《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

③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①　《魏书》卷九十九《张寔传》。

②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三、十六国北朝经济的曲折发展（一）十六国时期的北方经济1。十六国时期政局的演变西晋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刘渊部将刘曜围攻长安，晋愍帝出降，西晋亡。西晋亡后，司马睿在江南重建晋朝，都建康，史称东晋。在北方，从刘渊建国到北魏统一北方（公元304-439年）的130多年中，各族上层分子乘机纷纷立国，历史上称为十六国时期。十六国是由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得名。它所记的十六国包括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成（汉）、后燕、南燕、后秦、夏、西秦、后凉、南凉、北凉和西凉。因为十六国政权多是匈奴、羯、氐、羌、鲜卑五个少数民族所建，故又称为"五胡十六国"。实际上，在当时立国的不全是五胡，前凉、北燕和西凉便是汉人建立的；所建的政权也不止十六个，还有北魏的前身代国，冉闵所建的冉魏，慕容永建立的西燕，丁零人翟钊建立的翟魏，武都氐杨氏所建的仇池国，以及慕容部别支建立的吐谷浑等。

十六国的历史，以淝水之战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建国最早的是賨（cóng，音从）族李特之子李雄在益州建立的成国（公元304年-347年）。成汉最盛时，版图几与蜀汉相等，后为东晋所灭。在成汉建国同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建立汉国。后因内乱，权力转移到渊侄刘曜手中。他自立国，改国号赵，史称前赵，辖区包括今陕西和晋西南，公元329年被后赵所灭。建立后赵的羯族石勒，起事不久便投靠了刘渊，为匈奴汉国的创建立有大功。后来，他与刘曜发生矛盾，便脱离汉国。于公元319年建立后赵，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后赵一度统一北方，于公元350年被它的大将冉闵、李农推翻。冉闵建立的魏国（公元350-352年），只存在一年多便灭亡了。在匈奴、羯人逐鹿中原之时，有几支力量在边地悄悄兴起。一是活动于蒙古草原的鲜卑拓跋部，他们建立的代国（公元310-376年），存在了60多年。二是活动于东塞外的鲜卑慕容部，他们建立的前燕（公元337-370年），先后建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市）、中山（今河北定县）和邺（今河北临漳）。前燕乘后赵瓦解进入中原，一度占有整个华北和辽河流域，后被前秦所灭。三是张轨在河西地区建立的前凉（公元314-376年），最盛时曾占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天山以南地区。以上三支力量，都曾与占据中原的后赵共存，最后被前秦所灭。前秦是临渭（今甘肃秦安）氐族所建。后赵瓦解时，他们从被迁的中原回到关中，建立前秦（公元351-394年），都长安。前秦也一度统一北方和攻占益、宁二州，只是因为急于统一全国，在淮南被东晋打败，才迅速走向崩溃。

前秦是唯一跨越淝水之战（公元383年）前后的政权，也是当时最有作为、最有成就的政权。淝水战后，原为前秦所征服的各族纷纷自立，在半个多世纪（公元383-439年）里，先后建立了16　个政权。现择其要者分三区简介如下：关东地区：公元386年，鲜卑拓跋珪恢复被前秦灭亡10年的代国，都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改国号魏，史称北魏。在长城南的华北地区，鲜卑慕容部建立了4　个燕国。淝水战后，苻坚部将慕容垂，自称燕王，都中山，史称后燕（公元384-407年）。次年，慕容冲建西燕（公元385-394年），都长子（今山西长治），后为后燕所灭。后燕一度恢复前燕版图。公元395年，北魏败后燕，占领后燕都城中山和河北一些郡县，把后燕分割成南北两部。北部退回龙城，仍称后燕；南部由慕容德率领从邺城退到广固（今山东益都），建立南燕（公元398-410年），后被东晋所灭。后燕末年，政治腐败，大臣冯跋夺权建立北燕（公元409-436年），仍都龙城，后为北魏所灭。

关中地区：公元384年，羌族姚苌自称秦王，都长安，史称后秦（公元384-417年）。后秦以今关中为中心，西及金城（今甘肃兰州），东至徐、兖（鲁豫苏皖交界一带），最后被东晋所灭。在关中的另一个政权，是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公元407-431年），都统万（今陕西横山），后为北魏所灭。

河西地区：金城以西迄于南疆，先后建立了5　个政权。西秦（公元385-431年）是陇西鲜卑乞伏国仁所建，都苑川（今甘肃榆中），存在40余年。后凉（公元385-403年）是氐族吕光所建，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北凉（公元397-439年）是后凉的尚书段业、沮渠蒙逊所创建，都张掖，存在40多年。南凉（公元397-414年）是河西鲜卑秃发乌孤所建，都今青海乐都，辖区包括今甘肃中部及青海西宁一带。西凉（公元400-421年）是北凉县令李傕所建，都敦煌、酒泉，最后被北凉所灭。

2。战乱下的北方坞堡经济十六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战争最多、经济破坏最甚、人民苦难最深的一个时代。对百姓任意屠杀、虏掠的记载，在史籍中随处可见。刘渊部将刘景，在延津打败晋将王堪后，"沉男女三万人于河。"①汉人不堪刘聪的残暴统治，盗官马3　万匹载妻、子逃跑，刘聪派人追击，杀死1　万余人。石勒在河北起兵，渡河攻陷白马，"坑男女三千余口"。攻下武德（今河南武陟），又"坑降卒万余"②。至于石虎，更是"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鲜有遗类。"③人祸之外，还有天灾。后赵末年，关中蝗虫大起，禾苗草木全被吃光，牛马无所食，以至互相把毛都啃光。前秦末年，长安大饥，人相食，饿死在路上的人随处可见。苻登的军队无粮，靠战争中杀死的人肉充饥。他对部下说："汝等朝战，暮便饱肉，何忧于饥！"姚苌同姚登对阵，派人将姚硕德部队调来支援，对他说：如你不来，我的人将被苻登吃光。

当时，因为人口大量减少，兵士和生产者奇缺，占有人口成为割据者的第一要务。刘曜在长安连吃败仗，"乃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④刘曜攻晋将傅祇，陷落后，复迁其2　万余户于平阳。刘曜破陇西，徙秦州（今甘肃甘谷县东）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⑤后赵时，夔安征东晋，掠7　千余户而还。慕容皝征鲜卑段部，"掠五千余户而归。"慕容。。征夫余，

①　《通鉴》卷八十七永嘉三年。

②　《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③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秀龙载记》。

④　《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

⑤　《晋书》卷一百零三《刘曜载记》。

"虏其王及部众五万余口以还。"苻坚征讨匈奴、拓跋鲜卑叛者，徙6　千余户于长安。灭前燕、前凉后，又先后徙10　万户和7　千户于长安。后秦的姚兴也多次成千成万地迁徙民户到长安。当时，不论哪个政权，大军所至，第一个任务就是掠夺和强制迁徙人口。南凉的史暠说："今不以绥宁为告，惟以徙户为务"①。道出了当时争夺人口的实际情况。掠夺者大都把被徙者安置在它的都城或其他易於控制的地方，为他们提供丁、粮。徙户不甘于这种处境，一旦有机可乘，便纷纷逃回故土。后秦姚兴将李闰堡的羌人3　千家迁于安定；不久，羌酋便率领部人逃回李闰。西海郡（今内蒙古乌兰浩特市额济纳旗）人被后凉吕光徙于境内，久而思归，歌唱道："朔马心何悲？念旧中心劳。燕雀何徘徊？意欲还故巢。"於是互相煽动；吕光又把他们徙於乐都等地②。掠夺者若对徙户处置不当，将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大敌外逼，徙户内攻"，危及一个政权的生存。

当各族上层分子统率铁骑到处屠杀、虏掠的时候，人们为了生存便纷纷结坞自保。坞就是设防的田庄，文献上又叫堡，壁、垒、砦，或坞堡、坞壁、垒壁、堡壁等。坞堡大概源于汉初徙民实边。晁错对汉文帝说：每年派人轮流戍边，"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千家一堡，"高城深堑"，设礌石，布蒺藜，且耕且守。后世的坞堡大体仿此。西汉末，天下大乱，地主豪强的坞堡第一次在内地大量出现。此后，每逢乱世，这种自卫性的坞堡便林立于各地。东汉末，袁绍的宾客布满汝南郡各县，"拥兵自守"；曹操派满宠率兵"攻下二十余壁，得户二万"；平均每堡约千户，这是当时坞堡的一般规模。西晋末年以后，由于人口减少，坞堡的数目增多，但规模有缩小的趋势。刘曜等"周旋梁、陈、汝颍之间，陷垒壁百余"；刘聪命将攻"齐鲁之间郡县，垒壁降者四十余所"；石勒攻襄阳，"陷江西垒壁三十余所"；石勒攻冀州，陷"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张平在山西，有"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淝水战后，苻坚与慕容冲争关中，"关中堡壁三千余所。。。相率结盟，遣兵粮助坚。"这时，关中百姓都成为堡户了。

坞堡选建在有田可耕、有水可饮、有险可守之地为最理想；但尽如人意者少，所以平地起堡者也不少见。如前所述，人们结堡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生命、财产的安全；要实现这一目的，起码应作到两点：有粮，不饿死；有武器，敌人来了能自卫。这就是说，坞堡起码应具备两种职能：组织生产和组织战争。为此，需要权威和秩序。这权威和秩序一般的就是来自坞主；而能成为坞主的一般都是豪强大姓。自汉魏以来，他们的宗族、乡党、姻亲、故旧、门生、义故、宾客、部曲等，就同他保持着一种很强的依附关系；结堡后，这些人都成了他的堡户，这种依附性更强化了。在这里，坞主的权威和秩序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就是离故土、就山险结坞者，也往往以豪强大姓为核心，形成权威和秩序也不会太困难。一个典型的事例，便是西晋末年的庾衮。他出身颍川高门，率众保于禹山，众口一辞推他为主。他利用这种权威，与众共立誓言：遵守秩序，遵守纪律，遵守道德，"戮力一心，同恤危难"。然后率众整修堡塞，树立屏障。敌人来袭，他又亲自整率队伍，严阵以待；敌人挑战，他也不为所动。敌人"服其慎而畏其整"，因而多次围而不敢攻。后又率众保于大头山，"而田于其下"。他亲自参加生产，及将收获，与子

①　《晋书》卷一百二十六《秃发利鹿孤载记》。

②　《晋书》卷一百二十二《吕光载记》。

一同下山，不幸坠岩而卒。庾衮的坞堡较典型地反映了坞堡建立权威、秩序和组织生产和战争的职能。关于坞堡的生产状况，文献上没有直接的记载，但坞堡从事生产没有疑问。第一，堡民都参加生产。汉末，田畴率众保徐无山，"躬耕以养父母"；上述庾衮保于大头山，"而田于其下"。他们都是一堡之主，尚且参加生产，一般堡民自不待言。晋末，曹嶷攻坞主邵续，"破其屯田，掠其户"，证明邵续的坞堡也是组织生产的。第二，坞堡内都储有大批粮食。后燕与北魏争河北，燕信心不足，有人主张"令郡县千家为一堡，深沟高垒，清野待之。"封懿以为不然，认为建堡营聚，"不足以自固，是则聚粮集兵以资强寇。"最后，还是采纳了坚壁清野的战略，"于是修城（堡）积粟，为持久之备。"①这说明结坞自保需要储备粮食；若不生产，粮从何来？第三，坞主向胡人君主输粮。石勒攻冀州，许多坞壁投降，坞主接受胡人给的官号，乃"运粮以输"②。又如前面提到的，苻坚与慕容冲争关中时，关中坞主结盟，"遣兵粮助坚"。这些，都说明坞堡是从事生产的。坞堡内的生产关系怎样，因为没有记载，不好妄断。不过，我们可以设想：若是在原籍就地起堡，因为土地是坞主的，堡户与坞主的关系可能就是汉晋以来那样的租佃关系；若是离开故土，就山险结坞，因为土是无主荒地，又是共患难之时，经济关系可能有些不同，独立生产和通财合计都有可能。

立堡以保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目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西晋末，河北人刘遐为坞主，"贼不敢逼"；庚衮保禹山，敌人数围之而不敢攻；石勒攻淮南，失败退军，晋人"皆坚清野"，使他"采掠无所获"；李流据蜀，"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流）野无所略"，都显示了坞堡的自卫功能。但是，如果敌我力量过分悬殊，坚持抵抗有被斩尽杀绝（如石勒、石虎所为）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坞主就要对敌我力量作正确的估计，权衡利弊，作出选择。有时被迫投降，输送兵粮，但并不想永远效忠于它。强则附之，弱则离叛，这是坞堡对割据政权的规律，它是当时政权频繁更替的重要原因之一。

3。十六国前期诸国的经济十六国前期诸国的经济，虽然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比后期诸国好。汉和前赵，刘渊时，不准部下滥杀。他的部将石勒攻下河北诸坞堡，便任坞主为将军、都尉，选强壮者为兵，"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刘渊死后，刘聪、刘曜等人，除了掠夺人口、粮食以外，在经济上无建树可言。相反，他们大建宫殿、坟墓，耗尽了民力。刘曜为其妻、父建墓，用6　万人整整修了100　天，共用600　万工，"费至以亿计"。农业荒废，加上天灾，百姓饥馑，流离死亡。"北地饥甚，人相食啖"；"平阳大饥，流叛死亡十有五六"；"河东大蝗，。。平阳饥甚，司隶部民（汉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①刘曜时，因为搞民族歧视，引起各族30　万人的反抗，"关中大乱，城门昼闭"。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经济又怎能发展！

与汉和前赵相比，后赵比较重视发展经济。石勒起初，也曾滥杀百姓和

①　《晋书》卷一百二十四《慕容宝载记》。

②　《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

①　《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

降卒，但较快的作了纠正。他进攻鲜卑段部，下令将其境内3　万余户流民遣还农业，"置守宰以抚之"。在当时人口稀少的情况下，他采取奖励生育的政策。黎阳人陈武妻、堂阳人陈猎妻，皆一产多胎。石勒下令各赐奶母一人，又赐数量不等的衣、粮和杂綵，免除陈猎徭役3年。他又如其他国君一样，迁徙大量人口到他的统治腹地。他尽力劝农：第一，派官吏"循行郡县，劝课农桑"；第二，设劝课大夫、典农使者、典农都尉等专官，使督课农桑制度化；第三，经营农业成绩突出者赐爵五大夫（二十级军功爵之第九级），可免役或为官。他采取的另一重要措施，是制定租赋制度。原来，他们向民间征粮，或是任意掠取，或令坞主助输，无有定制。后"司冀（令豫北及晋、冀南部）渐宁，人始租赋。"在平定幽州以后，乃下令"州郡阅实户口，户赀（赀调）二匹，租二斛。"①征租税有了制度，而且较轻，有利于农业发展。石虎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但对农业还比较重视。他到长乐、卫国等地视察，见"有田畴不辟、桑业不修者"，便毫不留情地"贬其守宰"。他还叫典农中郎将王典"率众万余屯田于海滨"。由于重视生产，后赵的农业成就相当可观。石虎因"租入殷广，转输劳顿"；下令除了向中仓（京师太仓）每年输入百万斛，其余应入官者，皆就地输送到郡国靠近河道的仓库②。石虎派军"戍于海岛，运谷三百万斛以给之。又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斜诣高句丽。"③这样大量的粮食储备和外运，反映了当时农业确实取得好的成就。后赵一度统一北方，是同他们重视发展经济分不开的。

石虎死后，后赵瓦解。掌权的冉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思"，把后赵的粮食储备全散光了。因为冉闵推行民族报复政策，大杀胡羯，时局失去控制，于是"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故乡）者十有二三。"因为徙户逃回，中原大乱，"诸夏纷乱，无复农者"④，连生产的人都没有了。

建立前燕的鲜卑慕容部，其政治、经济的发展已与中原相近。西晋末，还在塞外时，就"教以农桑"，发展农业了。两晋之际，中原大乱，大批汉人逃往辽河流域，慕容廆（wěi，音委）"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此后，流人不断增加，甚至出现流人比旧有人口多出十倍有余，人多地狭的情况。为了安排流民，慕容皝曾将禁苑的部分土地分给贫民耕种，用官牛者，官得8　分，私得2　分；用私牛者，官得7　分，私得3　分。对此，大臣封裕以为禁苑应全部开放，让农民耕种；流民刚来没有资产的，赐给耕牛。租税不宜过重，应依曹魏屯田租制：耕官田、用官牛，官得6　分，民得4　分；用私牛者，官民中分。同时，建议兴修水利。慕容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强调农为国本，提出对垦辟土地最差的地方官要给予惩罚。前燕重农，为它进军中原奠定了物资基础。前燕的经济发展，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官吏过多，并且不想精减，理由是战争多，立功人多，因此说工、商、学都可以减，但"官僚不可以减。"①二是政治腐败，偏袒贵族与豪强。太宰慕容评是个"专以聚敛为心"的人，

①　《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

②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

③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

④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

①　《晋书》卷一百零九《慕容皝载记》。

占锢山泽，"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这样一个人当权，又怎能去管别人。因此，史书说当时"政尚宽和，百姓多有隐附"；兵户则封赐给军官，国家控制的户口日益减少，财政日益困难。政治上清浊不分，赏罚不明，官吏同富豪相勾结，"每于差调之际，无不舍越殷强，首先贫弱。"②这样，百姓对生产又有何乐趣！

建立前秦的氏族，本是农业民族，被迁到中原后，他们的农业生产技术更有进步。苻犍率部回到关中以后，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省刑薄敛，勤于国政，尊老尚贤，振兴儒学，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有了复苏的景象。他还命令苻菁攻下上洛郡后，在丰阳县（今陕西山阳县）立荆州，与东晋互市，"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①苻坚（公元351-385年在位）即位以后，继承苻健的政策，重视发展经济。他派官吏巡行郡国，劝课农桑；又开放山泽，让百姓樵采。针对关中少雨易旱，他一面推广汉代的区种法，精耕细作，保种保收；一面征调王公、富室的奴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亢（kǎng，音抗，高也）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②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又注意发展交通事业。长安通往各州的大道都整修一新，路两旁栽上柳、槐，20　里设一亭，40　里设一驿，方便行旅和驿使。关中本是天府沃野，加上相对安定，悉心经营，经济渐渐恢复。史书说：苻坚时，"田畴修辟，帑藏充盈"；"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行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③，反映当时经济确有一定的起色，是晋末以来最好的时期。前秦统一北方后，它的凉州刺史梁熙曾派人到西域去宣扬苻坚的威德，送给各国许多丝织品。因此，西域也有十余国到长安献天马千里驹及其他"珍异五百余种"。其后，又有鄯善、大宛等62　国来献各种地方特产。这个显赫一时的政权，在淝水战后虽然还支撑了十余年，但经济是日趋没落了。

前凉虽奉晋朝为正统，但"官非王命，位由私议"，实际是个割据政权。张氏统治凉州70余年，在经济上并无大的举措。当时，中原大乱，凉州相对安定，"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④。他们安置流民，组织生产，经济恢复，人民生活比较安定，货币又重新流通。据当时人索辅说：两汉时，五铢钱在凉州畅通无阻，西晋初废钱用布帛，不仅交易不便，而且把人们辛勤织成的布帛也破坏了。因此，他建议恢复使用钱币。张轨采纳了他的建议，规定了钱、布比价，钱遂渐渐代替了布帛，人民也感到方便。前凉在张骏统治的22年中，国力发展，"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①。他派杨宣伐龟兹、鄯善等，又打败原西晋任命的戊己校尉赵贞，于其地置高昌郡（今新疆吐鲁番），前凉就占有了今兰州以西直到南疆的广大地区。中国的丝绸和西域的珍异叉得以交流。河西水草丰美，畜牧业盛，毛织业也随之发达起来。西晋末，朝廷财政危机，张轨即献马四百匹，毯布三万匹。前凉的农业似乎只能自给，前线经常出现缺粮，一有天灾，米便涨价。张骏时，"境内尝大饥，谷价踊贵"，②　《晋书》卷一百十一《慕容。。载记》载申绍上疏。

①　《晋书》，卷一百十二《苻健载记》。

②　《晋书》，卷一百十三《苻坚载记》。

③　《晋书》，卷一百十三《苻坚载记》。

④　《晋书》卷八十二《张轨传》、《张骏传》。

①　《晋书》卷八十六《张轨传》、《张骏传》。

姑臧（今甘肃武威，前凉首府）市长建议把官仓米借与百姓，秋收时借一还三。后来，由于有人反对而作罢。

成汉偏安西南一隅，因为是从流民起义发展而来，最初不知征租税；军队乏粮，一靠大地主范长生接济，二是到村坞"就粮"。李雄的军队无粮，就到郪县（今四川三台县南）去"就谷"，甚至"掘野芋而食之"。李雄正式建国后，对于来归附之人，全部免除徭役；归而复去者，再来也不受惩罚，一样宽待。史书说："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它所征收的租调也较轻，"其赋：男丁岁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不满一匹），绵数两。"宽松的政治环境，较轻的经济负担，都有利于经济发展。所谓"事少役稀，百姓富实，闾门不闭，无相侵盗"②，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生活安定的时期。但是，承平日久，统治者的欲望也在增加。李寿认为："都邑空虚，工匠器械，事未充盈，乃徙旁郡户三丁以上以实成都。兴上（尚）方御府，发州郡工巧以充之。"①充实城市户口，发展手工业，本无可厚非；但主要用来供统治者奢侈；又"广修宫室"，百姓"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也就不奇怪了。

综观十六国前期各国经济，是处于大战乱、大破坏之中。但是，中原曾两度统一和经济的某种恢复，边地得到进一步开发，从这些来看，这一时期并非一团漆墨。

4。十六国后期诸国经济十六国后期建立的政权更多，战争更频繁、激烈，破坏也更大。战乱造成人力资源的匮乏，争夺人口的斗争也就更加激烈。以西秦为例，据《晋书·乞伏国仁载记》记载：在西秦统治的46年中，降附者10.7　万户（落），外加2.7　万口；俘虏约1.6　万户，外加7　万口；强制迁徙者5　万户。合计17.3　万户（落），外加9.7　万口。若每户（落）平均以5　口计，17.3　万户则为86.5万人，加上9.7　万口，共96.2　万人。由此可见当时争夺人口之激烈。而且，不仅西秦，其他各国也大都如此。对于这些新获得的人口，一般都是以丁壮补兵，老弱生产。为了增加农业劳动力，有时也遣散一部分士兵归农。后秦姚兴打败前秦的苻登，便"散其众归复农业"②。后燕的慕容宝，"校阅户口，罢诸军营，分属郡县"③。这里不仅罢兵归农，还进一步清查隐户，以增加政府直接控制的户口和财政收入。增加生产人口的第三种办法，是释放奴婢。姚兴曾下令：凡是因饥荒自卖为奴婢者，一律"免为良人"①。总之，各国统治者都在想法增加生产人口，同时也采取一些其他有利生产的措施。例如北燕的冯跋，励精图治，从多方面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第一、轻徭薄赋，去除繁苛；第二、郡县长官不得任意征发，侵害百姓，兰台御史应严加监察；第三，荒废田地的人要杀掉，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努力耕织的人，要给予表扬和奖励。经过努力，取得了"疆守无虞，百姓宁业"的效果。但是，他②　以上均引自《晋书》卷一百二十一《李雄载记》。

①　《晋书》卷一百二十一《李寿载记》。

②　《晋书》卷一百十七《姚兴载记上》。

③　《晋书》卷一百二十四《慕容宝载记》。

①　《晋书》卷一百十七《姚兴载记上》。

认为"田亩荒秽"的问题还未解决，距离"家给人足"还很远。因此，他又规定每人种桑100　株，柘（

hè，音这，桑之一种）20　株。在十六国君主中，像他这样重视发展农业的还不多见；但他用严刑强制达标的作法是脱离实际的，因而效果并不显著。

在河西地区，西凉李傕时经济比较好。苻坚末年，曾将江汉人万余户迁于敦煌；其后，中州之人因田畴不辟而被徙于敦煌者又有七千余户；后凉攻武威，武威、张掖以东之人奔于敦煌者又有数千户。等到李暠从敦煌迁都酒泉之时，便将他们都迁到了酒泉，分置会稽、广夏、武威、武兴、张掖五郡，一面生产，一面守疆。西凉建国之初，"诸事草创，仓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务农养士。"在攻下玉门、阳关以西诸城之后，便在那里"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三年过后，"资储已足，器械已充。"迁都酒泉后，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史书说："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穑。群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立碑颂功）酒泉。"②这些记载说明西凉经济确曾一度有较大的发展。李傕依靠这种经济力量恢复了前凉的版图。可惜其子李歆不肖乃父，不顾百姓疾苦，大修宫殿，最后被北凉所灭。

其他各国，也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一些利农措施，但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并无大的起色。南凉初建，也"务农桑"，后来，又采取汉人生产，鲜卑人作战的办法发展经济①。但是由于他们歧视汉人，经济也没有发展起来，甚至"不种多年"，"连年不收"②。北凉的创立者沮渠蒙逊是匈奴的别支，这时已变成农耕民族。他立国后，曾说战争造成"农失三时之业，百姓户不粒食"，因此下令"蠲省百徭，专功南亩，明设科禁，务尽地利。"③但"赋役繁重"，时有旱灾，农业发展也只一般。后秦、后燕、南燕等，所占据的关中和山东地区都是老农业区。有的当政者也想发展经济。如前所述，后燕曾"校阅户口，罢诸营分属郡县"，后秦也曾罢兵归农，释放奴婢，这些都是为了发展农业。关东地区汉族地主势力较强，隐户特多。南燕的韩■说："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公避课役，擅为奸宄，损风毁宪，法所不容。"因此，他建议核实户口，整顿户籍，以增加政府控制的编户和财政收入。慕容德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他负责，共清除5.8万户。但他们的这些举措，往往遭到强烈的抵制，后燕的核查户口和罢军封，曾引起汉、鲜上层分子的反对，被查出的隐户和罢归郡县的军户，因为要出赋役也不满。"上下离德"，加速了后燕的灭亡。南燕括户同样引起汉族地主不满，他们支持刘裕北伐，终灭南燕。后秦不伤害豪强、军将的利益，反而加以保护，并扩大免役面。姚兴下令：皇帝亲兵家属大营户，"世世复其家，无所豫（役）"。其后，又下令：参加在马嵬打败前秦苻登的堡户，免除徭役20年。姚泓又下令：为国殉难者的家属，永远免除徭役。这些规定可能给部分百姓带来好处，但也照顾了坞主；而且由于免役面过大，把负担转嫁到其他人民身上，从总体上看，并不利于发展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新兴贵族们享受欲望的不断增加。他们大修宫殿，大建坟墓，所谓"赋敛繁多，事殷役苦"，"宫室是务，人力凋残"，除了战争原因外，②　以上均引自《晋书》卷八十七《李玄盛传》。

①　《晋书》卷一百二十六《秃髪利鹿孤载记》。

②　《晋书》卷一百二十六《秃髪傉檀载记》。

③　《晋书》卷一百二十九《沮渠蒙逊载记》。

就是因为他们大兴土木。如后燕的慕容熙，"筑龙腾苑，广袤十余里，役徒二万人。"在苑内起土山，高17　丈，建逍遥宫、甘露殿，"连房数百，观阁相交"。修建时正值盛夏，"士卒不得休息，渴死者大半"①。像这样的事例，几乎各国都有。

因为农业不发达，所以时时发生饥荒。例如后凉，吕光时，"谷价踊贵，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吕隆时，"姑臧谷价踊（yǒng，音永）贵，斗直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十余万口。"②这种情况，不只是后凉，其他各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用掠夺作补充。南凉发生饥荒，秃发傉檀对他儿子说："今不种多年，内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③说罢，就率兵攻打它西方的乙弗鲜卑，掠马牛羊40　万。南凉去掠别人，别人也掠南凉。西秦乞伏炽盘打败秃■武台，"获牛马十余万"。西秦还认为投降于它的乙弗鲜卑不可靠，于是"税其部中戎马六万匹"。所谓"税"，实际上是文明的掠夺。掠夺是当时一些国家经济的组成部分。

总之，十六国时期是我国古代一个生产大破坏、经济发展的低潮时期。

作为生产力体现者的劳动人民，曾推动历史两度统一，由于促成分裂的那些矛盾还没有解决，所以统一又很快瓦解。这一时期，原来经济水平较高的中原地区，遭到一次又一次地破坏；相对而言，东北和西北的开发却有新的进展。中国北方的各经济区，又向均衡发展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①　《晋书》卷一百二十四《慕容熙载记》。

②　《晋书》卷一百二十二《吕光载记》及《吕隆载记》。

③　《晋书》卷一百二十六《秃发傉檀载记》。

（二）北魏前期经济的缓慢进步1。鲜卑拓跋部的兴起远古时期。。在我国大兴安岭北端东麓一带，曾生活着一支以游牧射猎为生的游牧部落--鲜卑拓跋部。那时，他们还处在刻木记事的原始时期。

千百年过去了，拓跋社会也缓慢地向前发展着。

东汉末年，在大酋长拓跋洁汾的率领下，他们终于走出了高山深谷，历"九难八阻"，来到了匈奴故地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北）。公元258年，洁汾的儿子力微迁居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举行祭天大典，正式取得了部落联盟的领导权。又遣使与魏晋通好，派长子沙漠汗住在洛阳，双方使节往来不绝。但他们当时还没有法律和监狱，没有形成正式的国家，也还保留着相当浓厚的原始社会遗风。沙漠汗久居洛阳，"风彩被服，同于华夏"，部落大人们担心他以后即位会"变易旧俗"，就在他回国途中把他杀掉。这是拓跋族内部，氏族旧俗同封建新文化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冲突。

力徽死后，"诸部离叛，国内纷扰"，但是拓跋部从野蛮进入文明的进程，却没有停止。

猗卢时期，拓跋部再度崛起。猗卢总摄拓跋三部，"控弦骑士四十余万"。并与西晋的并州刺史刘琨结盟，抗击石勒。公元314年，猗卢被晋封为代王，受封陉岭（今山西代县北）以北的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地。这时，拓跋部中已经有了一些汉人。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使中原失意士人卫操、卫雄、姬澹等投奔到拓跋部，并受到猗卢的哥哥猗■的重用，"以为辅相，任以国事。"他们说服猗■、猗卢招纳晋人，于是归附拓跋部的晋人渐渐多了起来①。给这个古老的氏族输入了新鲜血液。与此同时，拓跋社会的商品交换也有了新的发展。洛阳的大商人，带着金帛货物，经常"往来（代）国中"。"家世货殖，赀累巨万"的大商人莫含，还受到猗卢重用，"常参军国大谋"②。由于这些汉人的影响，使拓跋社会在政治、经济上都进了一步。不过猗卢不断进行战争，征发频繁，采取严刑峻法维持统治，遭到部民抵制。两年后，他被其子六脩所杀，接着纷纷扰扰，拓跋酋长们又进行了长达23年的争夺部落联盟领导权的斗争。

公元318年，什翼犍即代王位。什翼犍曾作为"质子"（结盟双方互派的人质），在后赵襄国（今河北邢台）住了十年，受汉文化影响较深。这时拓跋部"始置百官，分掌众职"，国家机构逐渐完备。什翼犍在政治上模仿魏晋制度设置官吏，任汉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法律上强调君主权威，制定了关于赎罪、大逆、婚姻、私斗和保护公、私财产的法令，盗私产比盗官物加倍惩罚，表明拓跋部已有了私有制，进入了阶级社会。公元340年，什翼犍正式定都盛乐，次年筑盛乐新城，代国开始有了定居的政治中心。定居以后，种植穄（jì，音记，类大黄米，不粘）田，农业也出现了。

拓跋部有了阶级、私有制，有了雏形的国家和法律，有了初步的农业，跨入了文明的门槛。

①　《魏书》卷二十三《卫操传》。

②　《魏书》卷二十三《莫含传》。

正当拓跋部向前发展的时候，公元376年，前秦苻坚征服了代国，什翼犍被儿子实君所杀，部落离散，余众被分为东西两部，分别由苻坚任命的匈奴铁弗部的刘卫辰和刘库仁统领。从此，拓跋部经历了十年痛苦的亡国时期。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后，前秦土崩瓦解。

三年以后，什翼犍的嫡孙拓跋珪（道武帝）在各部酋长的拥戴下，重建代国。同年改称北魏（公元386-535年）。这个充满活力的民族，重新站了起来。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进入了中原，而且在中国北方统治了近200年（包括北齐、北周），在历史上深深地打下了他们的烙印。2。统一北方过程中的掠夺经济北魏建立之初的北方，割据政权林立。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谁有力量，谁就能主宰别国的命运，掠夺别国的财产。

北魏也不例外，同其他尚残存着氏族社会思想残余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样，他们把通过战争掠夺财富看成是劳动手段之一，甚至是比进行创造性劳动更容易、更荣誉的事情。因此，从它建立之日起，便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征服和掠夺战争。

这些征服战争，以公元397年魏破西燕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北魏还比较弱小，因此以自保和扫平蒙古草原各部、在大漠南北称雄为目标。此期，它先联合后燕，先后攻降匈奴刘显、贺兰部、独孤部、契丹莫溪部、纥突邻等部落，击败高车、匈奴刘卫辰，获得草原霸主地位，随即因后燕强迫拓跋珪献良马而与后燕反目，参合陂（今山西大同市西）一仗，尽灭燕军主力，终灭后燕。第二阶段，强大起来的北魏开始统一北方。从道武帝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到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北魏东征西伐，先后灭掉大夏、北燕、北凉等割据政权，又征服了柔然、屈丐、高车等少数民族，在黄河流域上，建立起了空前庞大的鲜卑王朝，并咄咄逼人，准备南下江东，进一步统一全国。

大小数百次战役，锻炼出了骠悍的鲜卑铁骑，打出了强盛一时的拓跋王朝，也给北魏带来惊人的财富。拓跋部的铁骑每至一处，都获得了大量的人口、牲畜和金银财宝。其典型事例如：魏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平定后燕，徙吏民36　万，百工伎巧10　余万口充实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天兴二年（公元399年）大破高车，获民9　万余口，马近40　万匹，牛羊140　余万头；始光四年（公元427年），魏攻克夏都统万（今陕西横山），获马30　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府库珍宝，车骑器物"不可胜计"；神祐二年（公元429年）大破柔然，获戎马100　余万匹，柔然民30　余万落（户）降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灭北凉，得城内户口20　余万，仓库珍宝不可胜数。郡县中所降"杂胡"，又有数十万。等等。仅据史料中有明确记载的数字统计，北魏在战争中，至少掠夺了400　万左右的人口，1000　万头（匹）以上的马、牛、羊和"不可胜计"的金银财宝！至于史书中诸如"破。。，大掠之"，"大掠而还"之类的记载中，究竟还有些什么东西，人们已经难以弄清了。

掠夺战争对于北魏前期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直接抢劫来的数以"巨万"、"亿万"计的财宝，以千万数的牲畜，使北魏"渐增国用"，"畜牧兹息"。而降附者的进贡纳赋，更使北魏府库充实。对此，《魏书·食货志》曾得意地说："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难，收获珍宝，府藏盈积。"这种局面，大约一直维持到文成帝时期（公元452-465年）。魏收说，当时文成帝用缴获和进贡的金银，令尚方署制作了12　个直径2.2　尺的"黄金合盘"，并刻上铭文，以炫耀国家的富强。还下诏由国家包下所有70　岁以上老人的膳食①。

府库充盈，国用不乏，只是战争给北魏带来的表面好处。实际上，北魏在战争中所掠的数百万人口，那些达官士子、能工巧匠、农夫牧民，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因为这不仅为拓跋族补充了宝贵的人力资源，更重要的是为北魏政权、思想文化建设，为北魏农工商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秀的专门人才。其对北魏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积极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过份的。不过，掠夺经济也有它消极的一面，这就是战争也使北魏境内的奴隶数量直线上升。自道武帝开始，每次战役胜利以后，皇帝都无例外地把战俘作为奴婢、臣吏、僮隶赏赐给部下，少则数户（口）、数十户（口），多则成百上千户（口）。国家掌握的奴婢、杂户数量更多。政府和贵族家里管理奴隶的官，叫做"典师"②。奴隶被用于各种各样的生产劳动中，或织绫造锦，或养马喂牛，或耕田种菜，或服侍主人。他们的生活，一般都很悲惨。

大量奴隶的存在，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缺乏生产积极性，从而制约着整个北魏社会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3。"离散诸部，分土定居"

随着拓跋珪时期巨大的军事胜利，拓跋部原有的氏族组织也开始解体了。《魏书·贺讷传》说："太祖（拓跋珪）平定中原，。。以后更下令离散各部，使他们分土定居，不准随意迁徙。部落的酋长大人，都成为普通的编户。"也就是说，大致在破燕以后，拓跋珪开始使拓跋各部按地域在塞上定居。其定居地区，一般是在首都平城及其四周地区。为了便于管理，拓跋珪设立了"八部帅"（又称"八部大夫"）。其职责是"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①即督促部民进行农业生产，征收租赋，并根据成绩决定优劣。

鲜卑拓跋部能够在这时候开始分土定居，不是偶然的。因为第一，正是在北魏破燕以后，他们才算真正接触到了中原的封建生产方式；第二，他们从中原强迫迁徙大量的汉人及汉化程度较深的少数民族到平城，固然对其经济发展有利，但也使拓跋部内原就存在的氏族成员与外来者错居杂处的情况更加严重，部落组织已不能适应这种新局面；第三，由于军事上的空前胜利，拓跋珪已建立起了君主的权威，各部大人、酋长们已不敢轻易违抗他的命令。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使拓跋部终于向封建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同任何一个开始定居的民族一样，拓跋各部定居的地域开始也是大致按"姓族"，即氏族成员的血缘关系划分的。拓跋族部落联盟的结构相当复杂，早在建国之前，就"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在统一蒙古草原过程中，又征服了许多非鲜卑族的少数民族。同时，一些北方部落也或以姻亲，或以加盟的形式加入拓跋部。这些部落被统称为"乌丸"。他们大都保持了部落

①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②　《魏书》卷一百十三《官氏志》。

①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组织形式和相对的独立性。从现实和可能看，拓跋珪都不可能把这些部落统统打乱。然而，一当错居杂处的定居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便必然会出现血缘关系淡化，地域联系加强的趋势。实际上，到道武帝天赐元年（公元404年），就已经出现了因"八部姓族难分"，下令立大帅小帅，以"辨其宗党，品举人才"的情况①。"辨其宗党"的"宗"，是指氏族关系，而"党"则有地域的含义。这说明，由氏族组织向地域组织的转化，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了。

这时的"离散诸部，分土定居"，还不能理解为所有从事畜牧生产的人都忽然一律变成了定居农民。事实上当时还有相当多的部落，仍然继续着他们的游牧生活（如高车等，下详）。但是，无论如何，拓跋部出现以上这些变化，毕竟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4。北魏前期农业的初步发展北魏前期农业的兴起，始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

天兴元年，在北魏史上是相当重要的一年。在此之前，北魏刚刚攻克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消除了一大劲敌，一跃为北方最强大的国家。拓跋珪则在这一年正式称"皇帝"，以中原之主自视。这时，为了适应新形势，北魏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第一，把都城从盛乐迁往平城；第二，参照汉制立官职、制礼仪、定律令、考天象；第三，令朝野人士皆束发加帽；第四，命令郡县大量搜集儒家经典，置五经博士，设太学②。这四项措施的总精神，十分明确，就是力图去掉"胡气"，建立中原"正朔"的新形象，以利于巩固北魏的统治。

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也在这时应运而生。《魏书·食货志》说，公元398年魏破燕后迁到"京畿"地区（今内蒙古凉城、山西大同市及代县之间的三角地带）的40　余万吏民，都被授给了耕牛、土地，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这大概是北魏建立的第一个大型农业区。

为了保证平城一带的新兴农业的顺利发展，激发"分土定居"后的拓跋部民对农业的兴趣。天兴三年（公元400年），在北魏史上，皇帝破天荒地举行了"籍田"（天子象征性地亲耕农田）仪式，以向天下表明自己愿为发展农业作表率的决心。这样，由于地方官吏的督促，皇帝的提倡，北魏农业一度兴盛，史称"比年大熟"，粮价特贱，一匹布就可买谷80　余斛①。

不过，这时北魏的农业，只能算是刚刚起步：农业区仅限于平城一带，全国的耕地并不多；拓跋部民似乎还不习惯于农业生产，京师"游食者众"，真正的农业生产者，还只是被强迫徙来的内地民户；农业基础设施十分薄弱，无法抵御天灾的袭击。因此，十余年后，北魏的农业发展，仍然远远赶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此，魏收写道："太宗（拓跋嗣）永兴（公元409-413年）年间，频频发生水旱灾害。。到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又出现荒年。平城境内，"路有行馑（jǐ，音紧）"。由于灾情严重，太宗甚至考虑把都城迁到邺城（今河南安阳市北）。后来虽因崔浩反对作罢，仍然准

①　《魏书》卷一百一十二《官氏志》。

②　参见《魏书》卷二《太祖记》，卷三十三《李先传》。

①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许百姓中特别贫困者到山东逃荒。"这段记载说明，自道武帝时期的小高潮以后，农业发展十分缓慢，粮食问题并未解决。而且这一状况，给北魏社会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因此，自明元帝以后，农业问题进一步引起北魏统治者的重视。皇帝频频发出劝农诏。在诏书中，他们反复强调：政府兴农，是为了使人民"家给人足"、进而"知礼义"；"劝农平赋"，是地方守宰的天职和急务；"尽力三时"（春、夏、秋三个农事季节），更是百姓应当认真承担的义务。同时宣布严禁"弃本贩沽"（弃农经商），严禁官员擅兴徭役，侵夺农时。督农不力的官员，情于农桑的百姓，都会受到严厉处分①。

从这些诏令中可以看出，儒家"以农为本"，"衣食足，知礼义"的思想，此时已基本上被北魏统治者接受。

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北魏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弛禁罢苑：北魏初年，曾大面积禁封良田，山泽作为牧场或官府苑囿，导致耕地面积减少，一些地方甚至因"园囿过度"而"民无田业"②，严重影响农业发展。太武帝时，汉族大臣高允、鲜卑贵族古弼都曾严厉批评这一政策，要求改正，"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③从此之后，弛禁罢苑，改牧为农成为政府的一项既定政策。以后的献文帝、孝文帝多次发布诏书，或弛禁猎场苑囿、山林川泽，任凭百姓耕垦樵采，或干脆赐给贫民耕种。通过罢苑弛禁鼓励垦殖，增加了耕地面积，使贫苦农民拥有了土地。改牧为农--这是北魏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

检括、迁徙人口，计口授田：北魏前期，土旷民稀，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当时，人口的自然增长暂时还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于是北魏采取了这两项应急政策。

检括人口，又称"括户"，指国家清查因战乱而逃亡或依附豪强，脱离政府户籍的那些"隐户"，使其重入户籍，纳赋服役。这项工作，道武帝做过，不过他当时只是挖出隐户，"令输纶绵"，即作为为政府提供纺织品的手工业户。结果是"诸逃户占（登记）为细茧罗縠（即纺织户）者甚众，。。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①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仍未解决。到太武帝时，随着以农为本思想的确立，毅然废杂营户为农户，归郡县管理。献文帝和孝文帝前期继续括户。《北史·韩均传》说，韩均为冀州刺史、广阿（今河北隆尧东）镇将时，在定、青、冀、东青、相五州（约今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山东中西部地区）搜括户口，查出隐户十余万户。孝文帝也在延兴中（公元373年或374年）派了十个大使巡行天下，大规模括户。并宣布若豪强、逃户继续隐匿户口，就要"论如律"②，加以法律制裁。

北魏前期的括户，收到了一定效果。

迁徙人口和"计口授田"是配套措施。迁徙人口的目的，是为了强干弱枝，加强对新征服地区的控制，同时也为了解决京师一带人丁奇缺、百业待

①　以上诏令，参见《魏书》卷四至卷七的《世祖记》、《高宗记》、《高祖记》。②　《魏书》卷二八《古弼传》。

③　《魏书》卷四八《高允传》。

①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②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兴的问题。所以北魏前期屡屡大规模移民：自道武、明元帝时，先后徙山东河北守宰豪民、高丽杂夷、百工伎巧及流民实京师后，太武帝灭夏、征辽东、击蠕蠕（柔然）、平凉州，又先后徙这些地区的民户充实京师和河北地区；献文帝时，亦徙山东的平齐民到京师。迁徙人口，总计在100　万左右。

移民到新地区后，政府一般都给耕牛、农具，并计口授田，下举两例：天兴元年（公元398年）二月，"诏给内迁（平城）新民（十余万家）

耕牛，计口授田。"③永兴五年（公元413年）八月："置（内徙之越勤倍泥部）新民（二万余家）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授田。"④除了给内迁民户以土地、耕牛和生产工具外，由于移民人心不稳，"人怀去就（怀有离去之心）"，北魏政府还给予其他优惠：或开仓赈济，或给衣服廪食，或在一定时期内使其享受减免赋、役的优待。在这些工作做得好的地区，"徙者如归"①，"百姓安乐"②，人心得到安定。

迁徙人口、计口授田，给耕牛、农具，并使新民享受一定的政策性优待，是一项一箭双雕的政策。它一方面把劳动力转移到人口稀少地区，缓和了劳动力不足的危机；另一方面，把新附地区的官吏、豪强迁离本土，使其不易造反，也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但另一方面，这一政策也有副作用：道武帝迁夏民于京师，"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十才六七。"③即强迫徙民，本身又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此外，北魏徙民，多为壮丁。这固然有利于新地区的开发，但也影响了原地区的生产。因此，说到底，这个政策应急可以，作为长期政策则不合适。

初建制度，劝农课农：太武帝后，北魏的劝农政策，逐渐形成"农职之教"，带有制度的性质，主要内容有：各级长官，必须"励精图治"，以"劝课农桑"、"课督田农"、"务尽地利"，"勿令人有余力，地有余利"为职责，尽力劝农。若不尽责，轻者免官，重者治罪杀头。

禁止随意征发，影响农时。规定凡因"徭役不时（农忙时征发）"、"妄有征发"而影响农业生产的，必须治罪；监察部门对此要严肃处理，不得宽纵。

关于农民耕作的具体要求。如规定："一夫制治四十亩，中男二十亩"；农户应"各列家别口数，所劝种顷亩，明立簿目。""所种者于地首标题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即确定农民垦田数量，登计在册，并以在地头插耕者姓名标牌的方法，辨明责任，奖勤罚懒。为了保证贫苦户不致因畜力不足而影响春耕，北魏还强行规定富人必须借牛给穷人，如不遵从，全家终身不得为官；又规定了穷、富人家"人牛相贸（换工，大致人力一亩，换牛力三亩）"的比例，使双方均能接受。

这些规定，均以诏书形式发出①，要求各地严格执行。

屯田：道武帝时期，即在塞外的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一带进行屯田。到孝文帝前期，又设"营田大使"，内地亦广开屯田。如徐州一带的屯③　《魏书》卷二《太祖纪》。

①　《魏书》卷三十《娥清传》。

②　《北史》卷三十三《李祥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

①　参见《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卷五《高宗纪》，卷七上《高祖纪上》有关诏书。田，计有耕牛万头，良田十万余顷；淮北一带的屯田，有田兵五万余人，豫州屯田，"水陆皆作"。而且大都收到了"频岁大获"、"公私俱济"的效果。北魏前期的屯田，基本是军屯，目的主要是解决军粮问题。但屯田的兴起，扩大了农业规模，对当时北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总的来看，北魏前期的农业，发展比较缓慢，也不太平衡。从横向看，京畿地区发展较快，其他地区就要差一些；从纵向看，也是起伏不定，而非稳步增长。按《魏书》记载：大致是皇帝促一下，下面动一下②。前期诸帝时，都出现过皇帝下诏书或派使者巡行天下，监督察办劝农不力的官员之后，便出现连续几年农业丰收，粮价极贱，"军国用足"，"民以安乐"的情况，但都维持不久。

一旦风头过去，或遇战争、水旱，马上又出现衰退，或至"路有饥馑"，又迫使官方开仓赈济，放任百姓逃荒。出现这种情况，有中国传统农业本身对自然灾害抵抗无力的因素，也有人为破坏--战争和官吏的贪残。但中央的力农思想和政策，没有真正地、普遍地被地方官员所理解和执行，当是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

这时北魏的农业，还处在初级阶段。

5。"牛马驼羊、色别谷量"

我们已经知道，拓跋部原来是一个逐水草而居，以游牧射猎为主的民族。前秦时，苻坚想从拓跋族中选拔一批带兵将领，便去问什翼犍，请他推荐人选。什翼犍答道："我们部族能捕捉野兽、牲畜，善于奔跑，逐水草而居罢了，哪里有什么能力去带兵打仗。"①什翼犍是不愿族人为前秦卖命，所以才这样说；但从话中还是可以看出，到什翼犍时，拓跋族人仍然以畜牧业作为自己的传统经济。

北魏前期巨大的军事胜利，给拓跋族带来了数以千万计的牲畜、广袤的牧场和众多的劳动力，使北魏的畜牧业一花独放，飞速发展。

官方的牧场，遍布全国，而且规模巨大。《魏书·食货志》中提到的河西牧场，有马200　多万匹，骆驼100　多万峰，牛羊无计其数。河阳牧场内经常保持有军马10　万匹，作为京师警备之用。他们每年都赶着牲畜，由北而南，从河西一直放牧到并州（今山西省南部地区）。孝文帝迁都之前，又特命宇文福为"都牧给事"，让他到中原先选好牧场。宇文福一下子将黄河北岸东起石济（今河南淇县南）、西至河内（今河南沁阳），近7.5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都圈了进去，然后从平城迁来牲畜。宇文福完成工作十分出色，牲畜在迁场过程中毫无损失，受到了孝文帝的嘉奖①。

拓跋珪"离散诸部、分土走居"时，有一部分游牧部落如高车等，"以类粗犷，不任役使"②，实在难以改变其原有生产方式。于是北魏也就顺其自然，给他们酋长以封号、封地，让其以放牧为业，为政府提供畜产和皮毛。如安置在漠南的高车、封在秀容川（今山西原平一带）的尔朱氏、封在善无②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①　《晋书》卷一百十三《苻坚载记上》。

①　《魏书》卷四十四《宇文福传》。

②　《魏书》卷一百零三《高车传》。

城（今山西左云西）的库狄干氏等，均是这样。孝文帝时，尔朱新兴家中的牲畜，以毛色分群，用分布的山谷来计算数量。朝廷每有军事行动，他都要贡献大批军马和粮食；到京城去，王公们给他珍宝，他便以名马回报③。高车自太武帝时降魏以后，每年均给北魏上供，其数量之巨，竞使北魏境内牲畜价格大跌，皮革大量积压④。

民间饲养的牲畜也相当多：王公贵族们，从皇帝的赏赐中得到了大量的牲口；平城一带拓跋族大牧主的牧场，"牛马以谷量"⑤；一般百姓家，也有不少牲畜。明元帝泰常六年（公元421年）诏令：六部民凡家中羊满百口，调军马一匹⑥。魏广阳王元深为恒州刺史，私家凡有马千匹以上者，他必夺百匹⑦。政府征发、官吏掠夺，羊以百口、马以千匹为单位，说明民间牲畜数量的确可观。

政府对畜牧业的发展，十分重视，仅设置的专门机构，就有太仆、驾部尚书、外牧官、监御曹、都牧、典牧都尉、龙牧曹等等。如为官时"牧产不滋（不盛）"，或者私占牧田，都会被免官，重的还会被判刑、流放。

北魏的畜牧业，以前期为最盛。到中后期，仍然保持了一定水平。尽管从太武帝开始便逐渐开弛禁苑，改牧为农，但官方在河阳的军马场仍然存在，民间如尔朱氏的牧场等也保持着原来的规模。自公元523年六镇起义爆发后，北方政局混乱，官、私牧场均受到威胁，牲畜多被"贼寇"盗掠。原附属于北魏的大大小小的领民酋长也纷纷反叛，北方畜牧业渐衰。东魏北齐时，略有所恢复，政府在代、忻二州设了马场，场内"悉是细马（良马），以为军用。"①但总的讲，规模和数量已大不如北魏时期了。

北魏建国之初，首先是畜牧业得以迅速发展，并不足怪。拓跋族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牲畜既是他们的主食之一，又是代步工具，马匹更是作战的重要装备。它所征服的，基本上是活动在大漠南北、有游牧传统的少数民族。它当时进入的中原，在饱经战乱之后，已成为满目疮夷、荆棘丛生、千里无鸡鸣、路上断行人的荒凉大地，复非昔日发达农业区的本来面貌。传统习惯的驱使，现实条件的影响，使拓跋部自然产生的第一个信念，就是发展他们最熟悉的畜牧业。要求这样一个民族一入主中原，就该立即抛弃原有的生产部门而转入定居农业，并不现实，也没有多少道理。事实上，任何一个落后民族要接受先进民族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方式，都需要一个过程，都要经历痛苦而曲折的道路。北魏前期农、牧经济并存，而且畜牧业相对兴盛，究其根本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北魏前期的经济，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混合体：掠夺经济、畜牧经济、屯田及郡县农业，构成了北魏经济的四大支柱。在这一时期，由于传统思维的影响、战争的进行和中原地区的被破坏，使掠夺经济及畜牧业还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定居农业和手工业也在发展。这是北魏社会的发展方向，并正逐渐成为北魏发展经济的既定③　《魏书》卷七十四《尔朱容传》。

④　《魏书》卷一百零三《高车传》。

⑤　《北史》卷五十四《娄昭传》。

⑥　《魏书》卷三《太宗纪》。

⑦　《魏书》卷十八《广阳王元深传》。

①　《北史》卷五十五《白建传》。

国策。

（三）均田制的实行和北魏后期的农业1。孝文帝经济改革的历史背景北魏前期的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既包括以鲜卑拓跋部为主的北方各游牧民族的畜牧经济，又包括新征服的中原地区比较稳定的农业经济；既包括农业、畜牧业生产经济，也包括野蛮的掠夺经济。在前期，它依靠这个混合体，具体地说，依靠私有农业、国家屯田、畜牧业和掠夺，实现了统一和独立建国的目的。但是，这几根经济支柱，对于在中原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有的是不可靠的，如掠夺经济；而能起基本稳定作用的部分，如中原地区的农业，由于它自身内部的关系，以及它与其他相关部分的关系，尚未协调好，也难以较好地发挥作用。所谓"它自身的内部关系"未协调好，是指以汉族地主为主的封建农业经济中，地主不但占有大量土地，而且以宗主或坞主身分控制大量户口；而农民则没有土地，或只有极少的土地，被迫流亡，或依附地主豪强，租种他们的土地，缴纳很重的田租，生产积极性得不到发挥，政府收入也受影响。所谓"它与其它相关的部分的关系"未协调好，一是指北魏社会正处在转型期，政治、经济制度还不十分健全，例如孝文帝太和八年以前，百官无俸，让官吏任意取之于民；租调虽有规定，但往往额外征收；这都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影响农业发展。二是指畜牧业无限制地发展，使中原许多肥沃土地变成牧场，也影响农业发展。把农业发展纳入正常轨道，是在中原建立稳定政治统治的基础，所以，解决以下一些问题显得日益迫切。

第一，宗主督护制。晋末以来，豪强称雄，坞堡林立，到魏初依然如故。河东薛辩、薛永宗、斐骏等各拥强兵，雄据一方。河北"韩、马两姓各二千余家，恃强凭险，最为狡害，劫掠道路。侵暴乡闾。"①幽州卢溥，统摄乡党屯聚海滨②。北魏初入中原，无力扫平这些坞堡，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任命这些坞堡为"宗主"，让他们代表政府去"督护"百姓，并通过他们向农民征发租调力役，维持统治秩序。

然而这样一来，就给北魏的政治经济建设至少带来两大消极后果，首先是北魏境内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使政令难以推行。其次，大量隐户的存在。正如《魏书·李冲传》所说："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这些依附豪强的人口，对政府是"皆无官役"，而"豪强征敛，倍于公赋"。政府的财源，就这样流到了豪强家里。第二，吏治腐败。魏初，百官无俸，但严禁贪污。明元帝曾派使者巡行诸州，检查守宰资产，凡提不出证明确为自家资财者，一律定为赃物③。献文帝时也下诏：凡地方官吏受贿羊一口或酒一斛者，皆罪至大辟（杀头）①。条例相当严厉，但效果却不太理想，官吏们仍是"颇好货利"，"贪虐未悛"。究其原因，一是在官吏选拔上，并非德才兼备，素质不高；二是法令虽严；

①　《北史》卷三十六《薛辩传》。

②　《北史》卷三十《卢玄传》。

③　《魏书》卷三《太宗纪》。

①　《魏书》卷二十四《张充传附张自泽等》。

但执法不严，结果"网漏吞舟，时挂一目"②。三是既然国家不给官吏发放俸禄，"取给于民"③，便是堂堂正正了。

第三，赋役苛重。此期由于战争频繁，政府对所控制的民户的剥削是相当惊人的。建国初规定："天下民户分为九等纳租赋，平均每户征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交帛一匹二丈给各州府库，以供调外之费"④。实际上，农民的负担远不止此。自文成帝始，又兴发十五项"杂调"（杂税），"颇为怨重"。明元帝、孝文帝以战争而兴的临时征发，一户竟收租五十石，为正常年租赋的二倍半！至于地方官假借朝命，擅兴徭役，宗主督护"纵富督贫，避强侵弱"，更是史不绝书，屡禁不止了。

第四，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鲜卑贵族和跋在因罪被杀前，谆谆告戒弟弟们要在灅水（今河北遵化县沙河）以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⑤世祖太子拓跋晃，在下令全国力农的同时，自己也"营立田园，以取其利"⑥。表明鲜卑贵族掠夺的眼光，已转向土地。而汉族地主，更是不遗余力地掠夺土地。李安世上均田疏和孝文帝均田诏中都说"豪右多有占夺"，"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chán，音蚕，即一家之居。望绝一廛，指无容身之地）。"而贫苦农民，"或因（与豪强）争亩畔而亡身，或因饥馑以弃（农）业。""困饥流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情况之严重，连孝文帝都感叹地说，如此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

上述各种矛盾，导致了北魏政权的不稳定和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不断发生。据统计，自道武帝到献文帝，仅史书所载的各族人民起义就有54　次。孝文帝即位后，矛盾更加尖锐，从延兴元年（公元471年）至太和六年（公元482年）的12年中，就爆发了29　次①。地点遍及今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甘肃等省，甚至在首都平城，也发生了策划推翻北魏政权的事情。以上种种，成了北魏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它说明，北魏统治者继续按原来的制度和办法进行统治是很困难了。于是，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感到必须改弦更张，解决当时经济、政治的各种问题，缓和日益紧张的阶级和民族矛盾，巩固他们的统治。

2。均田、三长、租调制的制度和实施太和九年（公元485年），任魏主客给事中的李安世首先上"均田疏"。奏疏中，论证了古代井田制、限田等制度的合理性、必要性。列举了当时豪强侵夺田产，造成土地争讼，严重影响生产的事实，提出了他的主张：政府不要浪费精力，陷入无休止、无法判定的土地官司中去，重要的是使人民都有一定的土地，能生产和生活，保证政府能有租赋收入，把重点放在土地的重新分配上去，这样才能解决根本问题②。

②　《魏书》卷八十八《良吏传序》。

③　《魏书》卷二十四《崔玄伯传附崔宪传》。

④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⑤　《魏书》卷二十八《和跋传》。

⑥　《魏书》卷四十八《高允传》。

①　据张泽咸、朱大渭编《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统计。

②　《魏书》卷五十三《李安世传》。

李安世的建议，是可行的，因为当时已具备了实行这一变革的条件：政府手中既有大量的官田，牧苑和无主荒地，又有"计口授田"的传统；历代的田制改革可以借鉴；北魏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为推行改革提供了政治保证。

由于李安世的建议比较切合实际，故"高祖深纳之"，并在当年十月，发布均田诏和均田令，其主要内容是：（一）男子年15　岁以上受露田（只种谷物）40亩。妇人20亩。为了轮种，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露田不准买卖，年老免课或死亡以后还给官府。（二）百姓原有土地为桑田，桑田是世业，不在还授范围内，按制度每人可拥有20亩。原无桑田者，依制受田；原有而不足者依制补足；多余者将多余部分充抵应授的露田中的"倍田"，再多的也不充做露田来还授。随着人口的增减，多余部分可以卖出，不足部分可以买进，但买卖都不能超过应得份额。在桑田上，除谷物外，还必须按规定种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树。非桑之乡给麻田，男子10亩，妇人5亩，还受法同露田一样。

（三）奴婢受田与良人相同。丁牛1　头受田30亩。限4年，还受依奴、牛有无而定。

（四）土广民稀处，如果民有余力，政府可暂借土地任民超额耕种；以后人口增加或有新迁户来，再依制授田。土狭民稠之处，增丁应受田又无田可授，民又不愿徙至宽乡者，以其家桑田抵新丁应授之正田，如不能授足，则举家不给倍田；再不足，全家正田减额。愿迁者，住到空荒之处，不受州、郡、县界的限制，但不得逃避赋役。地足之处，不准无故迁移。

（五）官吏给公田。刺吏15　顷，太守10　顷，治中、别驾8　顷，县令、郡丞6　顷。离职时移交下任，不得转卖。

紧接着，李冲在太和十年（公元486年）给孝文帝的疏奏中，又提出建立两项重大制度--三长制和新租调法。

所谓三长制，即将天下民户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的方式编制起来，各设邻、里、党长一人，以乡中精明强干而又谨慎者充当，并享受一定政策优待。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管理农民，征发租调力役。三长制建立后，就代替了宗主督护制。

新租调法的内容大致包括三点：（一）新租调额：一夫一妇交帛1　匹、粟2　石；15　岁以上未婚男女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　头，分别交一夫一妇之租调。麻布之乡，改交帛为布。

（二）调帛的分配：大致10　匹中，5　匹为公调（入国库），2　匹为调外费，3　匹为内外百官俸禄。

（三）特殊规定：如民80　以上，允许一子不服役。乡中老弱病残及特困户，由三长内居民轮流赡养。

李冲的奏疏，涉及到改变过去政、经两项基本制度--宗主督护制和租调九品混通制，还包括有国家同豪强大族争夺劳动力的含义。所以大臣们担心出现社会混乱，建议暂缓执行。但由于冯太后、孝文帝十分赞成，于是新法得以通过，并立即颁布天下。

三个新制度颁布之后，三长、租调制大概立即在各地推行。如三长制下的清查户口工作，从当年便开始。《魏书·闾毗传》说，闾毗的儿子闾庄，在"太和中，初立三长"时，"为定户籍大使，甚有时誉。"又有尧暄，当时任"东道十三州使，更比户籍。"①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京师大旱，孝文帝下诏，准许灾民到粮食丰收地区"就谷"，并要求灾民所至地区，三长要负责"赡养"。表明在太和十一年，三长制已基本推行到全国。同年魏齐州（今山东济南，刺史韩麒麟上表，说新租调额太轻，齐州"租粟才可（供）给（官）俸，略无入仓。"①《魏书·食货志》在太和十年条下说，新租调制施行后，百姓负担"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新租调的立即兑现，看来也无问题。

均田制在太和九年颁布的同时，下诏说："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但因种种原因，可能并没有立即执行。《魏书·食货志》在三大制度的记载上有一点明显的不同。就是关于三长、租调制，在列举了其内容以后，紧接着便叙述执行情况；但均田制的实施情况，则只字未提。太和十一年，即按说均田制已实行两年后，魏齐州刺史韩麒麟的上表中却说：京师地区"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之二。"建议"制天下男女，计口授田"②。似乎这位北魏重臣到这时还不知道有均田令，全国也丝毫未动。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孝文帝再次下诏"依准井丘之式，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隐口漏丁，即听附实，若朋附豪势，陵抑孤弱，罪有常刑。"③这一诏书中的"井丘之制"，应该就是均田制。因此，很有可能北魏到这时才正式执行均田令。所以诏文中才有派使者到各地"宣行条例"、清查隐漏户口、警告官吏不得在均田时优待豪强、压抑贫弱这样一些属于开始性工作的内容。

北魏推迟实行均田制，可能是由于当时自然灾害特别严重的原因，据《魏书·高祖纪》记载，均田制颁布后，北魏连续出现自然灾害：太和九年，京师及全国13　州镇"水旱伤稼"，接着太和十年、十一年均出现全国性"大饥"，"民多饥窘"，平城尤甚。从孝文帝太和十一年七、九月的两个诏书中我们知道，这些灾荒除了造成人员伤亡、迫使政府开仓赈济外，还带来两个后果：第一，灾民逃荒造成北魏境内民户的大规模流动；第二，由此，三长制建立时造的户籍被打乱，需要重定。这是太和九年至十一年的情况。

太和十二年、十三年，自然灾害有所减轻，但规模仍然不小。十二年关中、河南一带"民饥"，十三年又"州镇十五大饥"。同时政府为解决水旱的危害，两次下令在全国兴修水利，并派专家到各地具体指导，整个这一系列赈灾、兴复农业基础设施、重建家业的工作，直到太和十四年才结束。均田制的推行，要以社会的稳定、隐户的括出，户口的核实为基础。而自太和九年以来的连年灾荒及其严重后果，打乱了北魏的原定计划。

太和十四年后，一切恢复正常，均田工作便逐渐在全国展开。

均田、三长、租调三个制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北魏推行这些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在不触动地主阶级基本利益的前提下，缓和阶级矛盾，基本解决土地问题，从而把更多的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国家的直接编户，以保证政府的租调收入和力役征发，稳定封建秩序。这些在以上的法令条文中反映得是非常充分的。

①　《魏书》卷四十二《尧暄传》。

①　《北史》卷四十《韩麒麟传》。

②　《北史》卷四十《韩麒麟传》。

③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虽然如此，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些制度的制定和推行，仍有较大的积极意义：首先，它标志着农业生产自此在北魏经济生活中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包括拓跋族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人民成为均田户，有利于巩固他们的定居农业生活和进一步封建化。其次，农民有了一定数量的可耕土地，租调相对固定和减轻，农民的生产条件有所改善，这对生产的发展是有利的。再次，从经济思想上看，均田制的颁布，反映了北魏政府对过去的国有土地制观念，有了新的认识和突破。在解决土地与劳动力结合，如何在残破地区恢复经济问题上，北魏采取了国有土地制这一适合当时情况的形式。但既未照搬历史上西周"王田"下绝对平均的并田制，也未沿袭曹魏带有强烈军事性质的屯田制，更未移植西晋政府只限占地最高额的占田制，而是吸收众制度的优点，既限又均，既维护其统治基础--鲜卑、汉族地主的利益，又强调农民小块土地的获得，同时还保证了农民有一定的自主性。因此，均田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北魏经济本身的影响，还在于它是中国土地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制度，后来被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和隋、唐继承和发展。其影响是深远的。最后，在均田制中，还体现出一些新的经济概念，如"先贫后富"原则；"进丁受田恒从所近"中体现出的对土地位置与级差关系的认识；鼓励由狭乡迁至宽乡中透露出的重视农业人口的适当分布思想等等，都启发了后人，对当时和以后的生产，也有指导意义。

3。北魏后期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北魏后期，相对前期而言，战争要少些。北方的少数民族，基本已归顺朝廷；南方的齐、梁与魏，除了梁初时争夺巴蜀的战争和边境地区的一些小冲突外，双方在大多数时间内还是和平相处的。这种外部环境，为北魏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均田、三长、租调制的推行，又给北魏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政策的稳定性，牢固树立以农业为本思想，是北魏农业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之一。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前期工作--均田、三长、租调制的制定和推行，实际上是在其祖母冯太后主持下进行的。但这一改革成果，并未因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九月冯太后的去世及孝文帝的亲政而断送。如前所述，正是在冯太后去世后第三个月，即太和十四年十二月，孝文帝颁布了在全国大行均田的诏令。接着在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又三次发布诏书，再次强调"务农重谷，王政所先"、"农惟政首"①宣武帝继位后，又连下两次劝农诏，中心意思仍是指出"民本农桑，国重蚕籍。"②重农政策的连续不断，对北魏的农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政治环境。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就快一些；反之则慢、停滞，甚至倒退。孝文帝时期，"肃明纲纪，赏罚必信，肇革旧轨，时多奉法"③。吏治有了好转。北魏又把平宪狱、修吏职、赈贫因、减赋役、进贤退奸、发展人口，作为官吏六大职责，要求他们认真履行④。当时的

①　《魏书》卷六下《高祖纪下》。

②　《魏书》卷八《宣武帝纪》。

③　《魏书》卷八十八《良吏传序》。

④　《魏书》卷八《宣武帝纪》。

一些官吏，也能较好地贯彻朝廷意图。如元澄曾针对均田制执行中的一些问题，提出"地制"八条，以补充法令之不足⑤。鹿生为济南太守，郡内赌博成风，自夜达旦，影响农业。他下令严禁，获得人们一致称赞⑥。梁州刺史寇携、相州刺史李平等，还通过兴办郡学，结合儒教进行思想教育的方式，转变当地风俗，发展农业⑦。这些，都有力地保证了农业的发展。

保持充足的农业人口，是封建社会中发展农业的关键。在这一方面北魏除坚持前期的一些好的作法，使百姓"乐业保土"，以保持自耕农的稳定外，还十分重视人口的自然增殖，采取了奖励生育政策。孝文帝曾下令，官员要提供场所、机会，使那些错过婚龄的青年人能结识嫁娶；宣武帝更明确规定，男女到了一定时期不结婚，政府就要采取手段，"务令媾会（结合）"①。北魏还以法律形式规定：百姓生二男，便奖羊五口或绢十匹②。所以北魏后期，户口增长很快。一些过去几千户的州，增加到了几万户；过去因人少而并省的州郡，现"人口既多"，又重新设置。北魏初年，其户口大约只相当于西晋的一半左右，到孝明帝神龟年间（公元518-520年），则反过来超出西晋户口一倍③，达到500　多万户，增长三倍有余。

水利灌溉事业，在后期发展最快。孝文帝时，鉴于水旱灾害对农业的严重破坏，先是下诏在六镇（今内蒙古中部及河北北部一带）、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河西和关内六郡修水田，既而命令在"诸州镇有水田之处，各通灌溉"，并派遣匠人到各地去具体指导。兴修水利之风，由此而开。其著名者，如崔亮在洛阳修汴、蔡二渠，"公私赖焉"④；卢文伟在范阳（今河北涿县）修复旧督亢陂，灌田万余顷⑤；裴廷。。在燕郡（今北京市）修复旧戾陵堰，"溉田百万余亩，为利十倍，百姓赖之。"⑥一些官员，像沈文秀，虽然当政时社会治安不好，但却能"大兴水田"，也给百姓带来了一定好处。据《魏书·地形态》记载，到东魏孝静帝武定年间（公元534-539年），除了新开的灌溉水渠外，经北魏历朝修整并能继续发挥作用的旧渠、陂、池，就有雍州咸阳郡池阳县（今陕西泾阳）的郑白渠，司州林虑郡共县（今河南辉县）的卓水陂，殷州南赵郡广阿县（今河北隆尧东）的大陆陂，相州魏郡（今河北磁县南）的鸬鹚陂等24　处。这种现象，发生在缺乏灌溉传统的北方，发生在原本缺乏农耕传统的游牧民族统治的时期，的确是令人惊叹的。

垦田数量的多少，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农业的发展。可惜《魏书》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全面、系统的资料；但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也可窥其一斑。卢道将为燕郡太守，在郡内敦课农桑，"垦田岁倍"①。孝文帝在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巡幸邺城（今河南安阳市北），专门下诏禁止在王公贵族墓⑤　《魏书》卷十九《任城王元澄传》。

⑥　《魏书》卷八十八《鹿生传》。

⑦　见《周书》卷三十七《寇。。传》，《魏书》卷六十五《李平传》。

①　《魏书》卷八《宣武帝纪》。

②　《北史》卷四十三《邢峦传附邢邵传》。

③　《魏书》卷一百○六《地形志》。

④　《北史》卷四十四《崔亮传》。

⑤　《北史》卷三十《卢玄传附卢文伟传》。

⑥　《北史》卷三十八《斐延。。传》。

①　《北史》卷三十《卢玄传附卢道将传》。

地附近开荒，说明在一些人口稠密地区，可供开垦的土地已经不多。孝明帝时，又下令改沃野、怀朔、武川等军镇为州，改镇民为编户，耕田积粟，以为边备。看来边境地区的土地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而且，北魏后期推行均田制，继续执行罢苑弛禁政策，可以推断，随着人口大量增加，耕地面积一定也有较大的增长。

仓储增多，是此期的一个特点。北魏置官仓，主要是为了备战、备荒。

因此凡州镇要地、漕运沿线及京师皆置官仓，以"仓曹"主管其事。太和十二年以后，又特置"常平仓"，设"和籴大使"。丰年籴积，饥年出粜，以赈灾民。仓库储量也相当丰盛。《梁书·夏候亶传》说他于普通七年（公元526年）率军攻魏合肥，得米20　万斛。其弟夏侯夔亦缴获粟60　万斛。东魏孝静帝初（公元534年），迁都邺城，徙民60　余万户，下令出官粟130　万石，作为移民生资；史称当时历经丧乱，"仓库虚竭"，但仓储仍然如此之巨，可见史载神龟、正光之际（公元518-525年），"府藏盈积"的话不虚。仓储丰盛，从一个方面显示出农业的发展。

北魏的农业技术，到后期也有较大的进步。从北魏贾思勰所著的农学名著《齐民要术》中，我们可以看到，北魏在继承传统农业技术的同时，又有许多创新。如根据土地的墒情（土壤湿度）进行耕作的技术，水选、溲种（拌种）等种子处理技术，种子保纯防杂技术，水稻催芽技术以及绿肥的使用、轮种和复种，果树裁培和嫁接等，反映出北魏的农业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据《齐民要术》记载，当时的稻谷亩产量一般在4　斛左右，若精心耕作，可达10　斛①。已经超出了汉代平均亩产3　斛的水平。

在封建社会里，经济发展，首先是地主经济势力的增长。

北魏的地主，有些是原来的汉族豪强，有些则是由拓跋贵族蜕变而来。

通过皇帝赏赐、掠夺和买卖等途径，他们一般都拥有很多的土地、奴婢、部曲和"别业"（园圃），有的还经营盐铁和其他手工业。他们家中"殷富"，"督课田户，大致储积"，"藏镪（钱）巨万（万万）"者比比皆是。咸阳王元禧，"奴婢千数，田业盐铁遍于远近。"醇醪肥鲜，不离于口，宾客盈门，妓妾满堂，飞鹰走马，终日逍遥。一个地主说："人生何常，唯当纵饮"，另一个地主引用汉末名人孔融的话说："坐上客常满，罇中酒不空，其余的也不用我关心了。"②反映了他们奢侈放荡的生活和腐朽的人生观。

北魏的地主，大多是聚族而居，形成三世、四世乃至七、八世同堂的大家庭。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增进亲情，加强家族内部的凝聚力，既符合儒家传统，又能保持整个家族的势力。反过来，若是分财异居，或虽同居而异财分炊，则被视为"江南之俗"，为时人讥笑①。

一些地主，还能在乡中发挥组织、帮助农民生产、赈济贫困等积极作用。如赵郡李士谦曾在荒年拿出粟万石以赈贷乡人。次年又饥荒，他招来欠债的人，把债券全部烧掉，至春，"又出田粮种子，分给贫乏"②。清河房景远讲信义，好施舍，乡遇荒年，遍赡宗亲；又在大路旁接济贫困，"存济甚众"③。

①　《齐民要术·耕田第一》。

②　《北史》卷四十五《夏侯道迁传》。

①　《北史》卷四十五《裴叔业传附姪裴植传》。

②　《北史》卷三十三《李安世传附孙士廉传》。

③　《北史》卷三十九《房法寿传附房景远传》。

猗氏人令狐仕"力田积粟，博施不已。"④等等，但总的来说，其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因素。掠夺土地、鱼肉乡里、横行不法，是地主阶级中的普遍现象。北魏末年均田制崩溃，并出现社会动乱，与大地主豪强势力的增长，是有较大关系的。

北魏后期，佛教兴盛，从而寺院经济十分发达。当时，寺院到处"侵夺细（小）民，广占田宅"，仅洛阳就"寺夺民居，三分且一。"

每一所寺院实际上就是一所地主庄园。高级僧侣就是地主，一般僧侣就是佃客。在寺院的劳动者中，除从事生产的劳动僧侣外，还有佛图户和僧祇户。佛图户专为寺院服杂役和种田输粟，身份相当于奴隶；僧祇户每年每户必须向僧官交纳60　斛粟，身份相当依附农民。凉州赵苟子等二百家僧祇户，因为不堪僧侣地主的剥削，"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寺院还大放高利贷，在追债时"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⑤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可以说是极为残酷的。到魏末，全国寺院总数达到3　万多所，僧侣人数高达200　多万，约占国家总户口的15％。僧侣不敬帝王，不必遵守世俗法律，也不给国家纳赋服役。给北魏社会的正常统治秩序和政府的财政收入，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不良影响。

④　《北史》卷八十四《孝行传》。

⑤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四）北魏的手工业和商业1。北魏的工商机构和工商地位的逐渐改善中国北方并不缺乏工商传统。自两汉以来，长安、洛阳、邯郸、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宛（今河南南阳市），即是当时著名的商业都市，又是发达的手工业中心。长安、临淄、襄邑的丝织品，长安、洛阳的金银器和纸，宛的铁器等都质地精良，驰名远近。但是这一切，在西晋末年和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连年烽火中几乎荡然无存。商业活动近于停止，手工业衰败凋残，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这就是拓跋族进入中原时面临的严峻局面。

出于战争和满足日常生活用品的需要，也由于拓跋贵族对中原、江南、西域的珍奇宝货、精美物品的艳羡和追求，使北魏一入主中原，便立即着手工商业的恢复工作。

最先建立的，大概是官方的工商系统。

官商的最高机构，是设在尚书省的商贾二曹令①，以下各级官府，都相应地配置了一些商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代表官府从事对江南、西域的大宗贸易及其他商业活动。除此以外，大概还充当政府密使或与少数民族交往的翻译②。《魏书·世祖纪》说，一次匈奴贵族刘显想乘太武帝出巡时于众中刺杀太武帝，商人王霸知道后，悄悄踩皇帝的脚示意，太武帝警觉，立即还宫。看来这个王霸，还具有皇帝随从的身份。

官商在北魏前期，一直具有垄断地位。与此同时，民间商业也在悄然兴起，道武帝时，首都平城已是"不设科禁，买卖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①。到文成帝时，"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②，已经十分活跃了。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官民商业并存之后，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孝文帝下诏"罢诸商人，以简民事"③，才算基本结束了官商制度。

道武帝时，曾在山东设置了许多铁冶，以罪犯为工匠，打造兵器和农具。破燕以后，又迁"百工伎巧"于京师。大概官手工业的建立由此开始。以后，随着北魏社会的发展，政府的手工业也逐渐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工官系统：在太府寺、将作寺下，分设了数十个署、局，如左、中、右尚方，司染、细作（精美工艺品）、左校、诸冶等等。从事营建、冶炼、兵农器及各种手工业品的制造。北魏前期，政府对手工业生产的控制，非常严格，私营手工业是被绝对禁止的。法律规定：民间凡"私养"、"私藏"工匠，一经发现，要诛灭整个家族④。但这种垄断局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同样逐渐被打破。太和十一年，孝文帝下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⑤第一次明确允许私人丝织业的存在。以后，相继允许民间冶炼、煮盐。到北齐、

①　《北史》卷五十《费穆传》。

②　参见吕恩勉《两晋南北朝史》第1089-1090　页。

①　《魏书》卷六十《韩显宗传》。

②　《魏书》卷五《高宗纪》。

③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④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⑤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北周时，开禁项目已扩大到"细作之务"和"百工"⑥，完全放开了。

从官方到民间，是整个北魏工商业的发展趋势。

工商业者的地位，也逐渐有所提高。北魏初期，官手工业中的匠人，除了强征而来的民间工匠外，大部分是俘虏和罪犯。商人则自古以来受到歧视，因此他们地位十分低下。在官方的早期文件中，"工商"与"皂隶"并称。政府规定：手工工匠必须终身服役，世代相传，不准改行；又规定工商不得与自由民通婚，不准衣锦绣，不准做官①。其种种限制，实际上等于将他们置于变相的奴隶或半奴隶地位。

然而，正如以上所谈到的，随着北魏封建化程度的加深，歧视工商的政策在实际生活中已难以执行。早在文成帝时，就已出现鲜卑贵族贪图工商财富，自动与他们联姻的事情②。孝文帝初，"有司滥纵"，工商业者"或染清流"（作了按规定应是高级贵族或士大夫作的官）③。在这种情况下，北魏被迫放弃原有政策。除了上述者外，孝文帝延兴二年（公元472年），开始允许"工匠杂伎，尽听赴农"。太和八年的诏书中，又把"工商"与"吏民"同列，并要求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对"利民益治"或"损化伤政"的事提出建议和批评④。后来，孝文帝"南伐"（约公元494年），亲自给"以行商致富"、出粟助军的商人王训授以代理清河太守之职⑤，商人名正言顺地成了政府官吏。

从身同皂隶到允许赴农，从上书言事到为政府官吏，这一系列变化，表明到孝文帝时，政府压抑工商的政策，有了一些改变，工商的地位，有所提高了。这对北魏后期工商业的发展，显然是极为有利的。

2。纺织、矿冶和制盐业的发展北魏的手工业、主要是纺织业、矿冶和煮盐。此外还有酿酒、制瓷、军工、造纸、制革、粮食加工等行业。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概况。

纺织业：布帛、绵绢，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政府大力提倡农桑，户调征绢布，以及它在当时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情况下当作货币使用，促进了纺织业的生产。纺织业是北魏手工业中最发达的一个部门。

北魏的纺织业，主要是丝织业和毛纺织业。官方掌握的丝织业，规模巨大。为政府生产绫罗锦绣等各种精美丝织品的，有宫内或京城内的官方工场、作坊，还有注籍为"绫罗户"、"细茧罗縠户"的民间工匠。在一些传统的丝织业中心，如泾州（今陕西泾川）、雍州（今陕西西安市）、定州（今河北定县）等地，政府还设立了丝局，作为生产、经营丝织品的专设机构。民间的纺织业以家庭手工业为主，比较分散，但在一些久负盛名的丝绸之乡，如河北、山东一带，民间的丝织品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十分精美。山东的⑥　《北齐书》卷八《后主纪》。

①　见《魏书》卷五《高宗纪》，卷七上《高祖纪上》。

②　《魏书》卷五《高宗纪》。

③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④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⑤　《北史》卷七十八《王辩传》。

大文绫、连珠孔雀罗，阿县的缟，都闻名远近。河北的产品也毫不逊色，颜之推说：河北妇女织出的"黼黻锦绣罗绮"，即绘、刺有各种精美图案的丝织品，比江南的要高级得多①。

过去，在拓跋部中，丝织品十分匮乏。什翼犍时，"国中少僧帛"，一个叫许谦的人偷了两匹绢，守官竟告到了皇帝那里去。后来什翼犍担心"为财辱士"，叫守官不要再追究，此事才算罢休②。到北魏中期以后，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政府仓库中绢帛出积，"露积于廓（仓库四周的空地）者不可校数"。皇帝赏赐臣下，动辄数十、数百，甚至上千匹①。胡太后时赏百官绢帛，干脆让他们"任意负物而取"②。北方的绢价，一降再降：石勒时，匹值三四千钱，魏初则匹值千钱，到孝文帝时，骤降至二百钱③。如果丝织业没有大的发展，是不可能出现以上这些情况的。

毛纺织业是北魏独有的纺织部门。其产品，有混纺型的，如以羊毛、木皮和野蚕丝混合制成的"织成"（有彩色图案的纺织品），但主要是毡。《北史·文苑传》说樊仲以造毡为业，收入除了养活自己一家外，还能资助弟弟樊逊念书。可见织毡业在北魏比较普及，而且利润颇丰。毡的用途很广，做襦（短衣）、袴（套裤）、靴垫皆可，还可以用来做帐蓬。有的毡帐相当大。颜之推说：我原在江南，不信北方有能住千人的毡帐；河北又不信南方能造两万斛的大船④。"千人毡帐"和"万斛大船"，在制造工艺水平上可能无法相比，但制成能容纳千人这样大的一个帐蓬，就是在今天也是颇为壮观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魏毛纺织业的普及和发展水平。

冶铸业：北魏有铁、银、铜冶，汉水流域有淘金场一处。从开采矿石到产品销售，基本上由政府垄断。

在诸冶中，冶铁业最为发达。这是因为铁是兵、农器的原料，与国民生计相关。因此，境内凡有铁可采的地方，政府都设立了"铁官"，由政府来组织采矿、冶炼和铸造。在这些官冶中，最好的是相州的牵口冶。该冶所造的刀，为全国之最，全部送入大内（京师的府藏）武库。北魏铁的产量也很高，元嘉之战时（公元450年），刘宋军队攻克北魏碻磝戍（今山东聊城东），一次就缴获铁3　万斤，大小铁器9　千余件①。北齐的綦毋怀文能造"宿铁刀"，其刀既有非常强的硬度，又有韧性，"斩甲过三十札"②。这虽然是北齐时的情况，但技术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可以推知，北魏后期，在炼钢技术上，必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

私人冶铸，在后期开始出现。山东长白山出铁，三齐和兖州一带的豪强，都跑到那里去立冶"鼓铸"、"密造兵仗"，"奸党多依之"。直到东魏初年，才被辛子馥上奏罢除③。看来此时私人鼓铸已经合法化，只要不危及政府

①　《颜氏家训·治家第五》。

②　《魏书》卷一《序纪》。

①　《魏书》卷四十二《尧暄传》。

②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③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④　《颜氏家训·归心篇》。

①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②　《北齐书》卷四十九《綦毋怀文传》。

③　《魏书》卷四十五《辛絽先传附辛子馥传》。

统治和正常社会秩序，便不会被随便取缔。

到北魏中后期，银、铜、锡矿的开采冶炼也开始进行。其地点总计有银矿（包括银锡共生矿）4　处，铜矿7　处。其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银矿是发现才开，而且政府经营管理都不太严格。后期甚至将好矿开禁，"与民共之"。之所以如此，大概是白银作为货币，在北魏使用率极低的缘故。铜矿则不一样，政府不仅大力开新矿，对旧矿也进行重复开采。对1　斗矿炼铜8两的富矿固然重视，但对1　斗矿仅炼铜4　两的贫矿也不放过。当时，铜的用途较广，既可造农具，又可制成工艺品，以铜铸钱，更是大利之所在。而且自孝文帝"诏天下用钱"之后，铜实际上就等于货币。所以政府对铜矿控制得很严，凡是私人采矿及铸钱，都要从重治罪。

但总的来讲，北魏的矿冶，除铁以外，银、铜、锡，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北魏后期钱币仍然不多，政府铸钱量也不大，与铜冶的不发达，是有一定关系的。

制盐业：北魏境内出产海盐，还有大大小小的盐池及放水溉田后池内干结的"鹹鹾（xián cuo，音咸矬）盐"，产量极大。盐的品种也很丰富，有海、白、黑，胡、戎、赤、驳、臭、马齿等9　种①，分别用作食盐或药用盐。产盐地中最著名的是河东郡安邑县（今山东运城东北）的盐池。郦道元说，安邑自春秋以来就是产盐重地。其盐池，东西长70　里，南北宽17　里，水呈紫色。其中之盐自然形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只是怕山洪暴发使池水泛滥流失，所以官、民都十分重视防洪。在安邑盐池西，旧猗氏城（今山西临猗县南）南面，还有一个稍小的盐池，东西25　里，南北20　里，称做"女盐泽"，产量也相当丰富②。

盐是人民生活中不可须臾离开的必需之物。无论官方还是豪强，只要经营盐业，都会获得巨额收入。所以北魏从建国以来，一直是以官方为主导进行盐的生产。其方法，或是彻底垄断，政府置"盐池都将"、盐户，自产自销；或是允许民间采盐，官方收取一定的税和盐户的"贡物"。税一般是十一税，然后每年"供百官食盐二万斛"，"输马千匹，牛五百头"③。但从执行情况看，两种政策都有弊病。政府垄断盐业，百姓不乐，且"前后居（盐池都将）职者多有侵隐（贪污）"④，损公肥私；要体现"政府宽简"，开禁便民，得实利的又是豪强地主。他们视盐池为己物，擅自封固，一般百姓去采盐，给豪强交税"倍于官司"，而且是否准许采盐、价钱高低，全由他们说了算。所以盐池究竟是开是禁，北魏政府一直感到头痛。从开国到灭亡，盐业政策变来变去，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北魏的建筑业和其他手工业部门也有一定的发展。在建筑业方面，北魏拥有蒋少游、郭善明、侯文和、柳俭等能工巧匠，建造了"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的静轮天宫①，高20　余丈的白台②，高达千尺的九层佛塔③，还造出

①　《北史》卷三十三《李孝伯传》。

②　《水经注》卷六《涑水》。

③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④　《北史》卷二十七《寇。。传》。

①　《魏书》卷一百十四《释老志》。

②　《魏书》卷三《太宗纪》。

③　《洛阳伽兰记》卷一《永宁寺》。

了"楼观出云"、"重楼起雾"的高级住宅④。这些建筑，都具有一定的工程难度和工艺水平。在酿酒业方面，政府专门设有酒坊，酿制百官饮用之酒。民间酿酒十分普遍，名酒有："鹤觞酒"，"饮之香美而醉，十日不醒"⑤；"桑落酒"，其味如"兰薰麝越，自成謦远⑥；"酃酒"，味道醇美，均为上贡之佳品。政府有时因饮酒影响治安、耗费粮食而禁酒，且法令极严。但北魏人豪爽好酒，积习难改。一旦禁令松弛，则酿造、鲸饮如故。此外，北魏还有以白瓷为主的制瓷业；制造飞梯、冲车、火车、火嵍（

hàn，音钻，小矛）的军工业；以水碓为主的粮食加工业；造皮靴、帽、衣的制革业；造纸业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北魏时期的手工业，总的来说，除了个别行业外，是处在一种艰难发展的境地中。其原因，一是原来的破坏太大，恢复起来困难较多；二是政府奉行重农抑末政策。政府重视的只是非常有限的几个认为重要的部门，而且控制得很严。民间手工业往往处于压抑的状态；后期有所松动，也不过是放任自流而已。所以发展水平不太高，而且充满了曲折反复。如琉璃（玻璃），早在太武帝时就由西域传入。后来，北魏在京师仿制成功，工艺"美于西方来者"；而且由于大量生产，价格低贱，至于"人不复珍视"①。但至隋初，又说："时中国久绝琉璃，匠人无敢措意"②，失传多年，无人会造了。3。城市的复兴和对外贸易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北魏的商业政策，实际上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怕人民务商废农，影响国家的租调收入，又担心商人势力膨胀，破坏封建等级秩序，所以"崇本抑末"，压抑商人；另一方面，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又利用商人为他们贩来各种各样的奢侈品，这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人有钱，善于钻营，勾结官府、豪强，为所欲为。这就使北魏的商业比手工业更容易发展一些。富商大贾，周流郡国，"无所不至"；奇珍异宝，充满富贵人家，政府的禁令，早已形同具文，"竟不施行"。

商业的重新活跃，使城市经济再次复兴。前后京师平城、洛阳，以及东西重镇邺城、长安，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在这些地方，经商已成为社会风气："京师（平城）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③。长安"去农崇商，争朝夕之利，。。贵者崇侈，贱者薄仁（义）。"洛阳"俗尚商贾，机巧成俗。"邺城呢，还是"浮巧成俗，。。得京（长安）、洛之风"④。可以说，在这些地方，经商赚钱，已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切。

这些商业城市，都相当繁华。如首都洛阳就有"大市"、"小市"和"四通市"三个市场。其中大市"周回八里"，内设通商、达货、调音、乐律、退酤、治觞、慈孝、奉终、准财、金肆"十里"，里内"千金比屋，层楼对④　《洛阳伽兰记》卷四《法云寺·开善寺》。

⑤　《洛阳伽兰记》卷四《法云寺》。

⑥　《水经注》卷四《河水》。

①　《魏书》卷一百零二《西域·大月氏传》。

②　《北史》卷九十《何稠传》。

③　《魏书》卷六十《韩麒麟传》。

④　参见《隋书·地理志》。

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望临"。住的几乎都是家藏千金的工商大户①。政府在市内，设有等级不同的市官，以管理市场，监督工商业，征收商税。市场是定时市，市官朝启市门，日落击鼓罢市。凡在市内交易，无论是坐商还是行贩，均要征收关市邸店之税：小商行贩入市贩卖者，凡入市门，人交一钱；如开店经商，则分为五等，按等级征收②。为了防止商业诈骗活动，北魏还规定，凡买卖牛等大宗物品，必须亲到物主家中，查实此商品确为物主所有，才能买卖③。

以上制度，也适用于全国各地的大小市场。

大都市的富商，往往从事大规模的长途贩运。如洛阳的著名大商人刘宝，在全国各州郡治所都设有分号，并采取统一的价格；凡是车船能通，行人能至的地方，都有他的商业活动。人们说，四海之内的任何货物，他家都有；他富埒王侯，就像家里藏有金穴、铜山一样④！

贩运性商业的发展，是与当时较为发达的交通分不开的。从北魏前期起，出于战争的需要，北魏曾大力修整旧道，开辟新路，先后修建了井陉路（今河北井陉--定县）、直道（约今山西浑源县--大同市）、沙泉道（今山西灵丘--河北定县）、河西猎道（不详）、斜谷旧道（今陕西眉县--汉中）等道路，把首都平城与原中原的驿道网连接了起来。孝文帝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北魏又进一步发展水上交通，一方面充分利用河、洛、汾、汴、泗、清、淮河等自然水系；另一方面开凿人工运河、水渠，通河洛二水①。又修永丰渠修引平坑水西入黄河以运盐②，蔡、汴二渠以通边运③，等等。这些水陆通道，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交通条件。

除了国内贸易外，北魏也开展"对外贸易"。其对象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对南朝的南北互市，另一个则是与西域地区的贸易。

南方出产丰富，手工业品精良，其柟梓姜桂、羽毛丹砂、齿革犀象、珠玑玳瑁、锦锈纂组等物，一直为北方胡人统治者所垂涎。所以，自五胡十六国时期起，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就不时采取主动姿态，促进南北贸易。如东晋初叶，后赵石勒给祖逖通信，请求通使交市，祖逖不回信，但默认互市④。前秦苻坚也在丰阳县（今陕西山阳东）立市"以引南金奇贷，弓竿漆蜡"⑤。北魏建国后，与南朝刘宋对峙，开始双方关系紧张，北魏虽求互市，而南方不许。但自公元450年"元嘉之战"后，拓跋焘乘战胜之威，再求互市，刘宋无力拒绝，"时遂通之"。对此，《魏书·食货志》得意洋洋地记载道："自魏德既广。。，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当时南北互市的主要形式，一是地方官员、将领主持下的贸易。如崔宽为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镇将，以弘农的漆、蜡、竹、木，与南方贸易往

①　《洛阳伽兰记》卷四《法云寺》。

②　《通典》卷十一《食货典·杂税》。

③　《北史》卷七十《孟信传》。

④　《洛阳伽兰记》卷四《法云寺》。

①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②　《宋史》卷九十二《河渠志》。

③　《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

④　《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

⑤　《晋书》卷一百十二《苻坚载记》。

来，不仅自己因此致富，百姓也得到极大好处①。边境一带将领，利用士兵从事武装贩运，"贩贸往返，相望道路"，简直忘了还有镇守边疆的责任②。另一种则是利用使节往来交聘之机进行互市。《魏书·李安世传》说，每次江南有使节至北魏，政府便拿出金银财宝给京邑富室，"使任情交易"，炫耀国力。反之，一旦北魏派使节去南方，王公贵族为买南珍奇货也纷纷相托，使者家则门庭若市。这种情况发展到北齐，干脆变成权贵自己派人随使团前往，更方便省事③。

在当时，南北之间的贸易是比较兴盛的。但南北互市，很受时局影响，往往随着双方关系的变化时开时禁。而且往往由官方主持，如果私人进行贸易，就叫做"私市"，就触犯了法律，要受到严厉制裁。

北魏与西域的通商，大致从太武帝时期开始，经文成、献文、孝文三帝而达到高峰。而且到了后来，通西域的商道，也由二变成四④，对西域的贸易，也扩大到波斯（伊朗）和大秦（东罗马帝国）。

西域的商人，大多是随着北魏统一中原，西域各国相继臣服于魏，遣使进贡而进入内地的。这就是所谓"藩贡继路，商贾交入"⑤。进来以后，便散布于各方。西域商人经营的主要是金银珠玉、珍物器玩，换回中国的丝织品、工艺品等。两者比价相差甚大。所以一旦胡商骤多，就造成政府"珍货常有余，国用恒不足"的财政困难①。但北魏与西域通商，除了想从西域诸国得到那些"天下难得之货"外，还有"怀远"、"振威德于荒外"的政治意图。所以虽然财政紧张，仍然不禁胡商东来，且在政策上给以一定的优惠。故北魏一朝，西域胡商至中国者络绎不绝，京师州都，穷乡僻壤，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仅京师洛阳的胡商，就有万余家之多②。

北魏的商业，可以说是相当活跃，可北魏的货币，又十分的不发达。《魏书·食货志》中，赫然记着："魏初至于太和（公元386-499年），钱货无所流通。"也就是说，直到北魏建国后一个世纪，商品交易中仍然不使用金属货币。直到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孝文帝才设"铸钱都将长史"专管铸造钱币，"始诏天下用钱"。由此开始，共铸三种铜币，即：太和五铢：孝文帝太和十九年铸；永平五铢：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铸；永安五铢：孝庄帝永安二年（公元529年）铸。

三种铜币，政府铸造时均"铜必精炼，无所杂私"，都是质地优良的货币。但实行结果，却很不理想："太和五铢"仅流行于京师一带；"永平五铢"各地或铸或停，人民"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永安五铢"仅铸了三个月便停止，钱量既少，又劣币风行，也无法解决钱币问题③。

①　《魏书》卷二十四《崔玄伯传附崔宽传》。

②　《魏书》卷六十九《袁翻传》。

③　《北齐书》卷三十《崔暹传》。

④　《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

⑤　《魏书》卷六十五《邢峦传》。

①　《魏书》卷六十五《邢峦传》。

②　《洛阳伽兰记》卷三《龙华寺》。

③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所以北魏一朝，占统治地位的是实物货币--绢帛。在北魏有关史籍中，绢作为货币的材料，可以说数以千百计。它既以价值尺度在交易中计值论价；又作为支付手段使用。凡施舍、赠与、偿还债务、支付物品价格和劳动费用，政府收租调、造预算、计赃定罪，社会上行贿受贿，也多用绢帛计。而且不仅前期如此，就是行铸币以后，大多数地区仍然以布帛交易。例如河北地区，直到公元513年，还是"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劣质绢布）"作为货币，而且"分裁布帛"，"裂匹为尺"，以供零星使用。到熙平元年（公元516年），任城王元澄的奏疏仍称，钱币仅"专贸于京师，不行于天下"①。钱币流通之难，绢帛通用之广，由此可见。

北魏钱币衰落，既有东汉以来封建自给自足经济发展，物贵钱贱，人们乐于使用实物货币（谷、帛等）的历史原因，也有钱币滥恶的现实因素。特别是后者，对钱币的推广产生了极大的阻力。由于盗铸利润颇丰，政府最初又允许民间自铸，故"利之所在，盗铸弥众"②。即使后来改变政策，宣布盗铸者"罪重常宪"，仍是"得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鸡眼、镮凿等薄小私钱屡禁不止，甚至滥恶到"风飘水浮"，"薄甚榆夹，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③。这些伪滥小钱，本身几乎没有价值，一千钱才能买一斗米，使人们原来就有的厌恶用钱、乐用绢帛的心理更加深了一步，如此恶性循环，结果是钱币始终"略不入市"，难以流通。

总之，北魏的商业，显示出其时代特点，即低水平的贷币流通与较发展的商业相结合，官商的逐渐衰落与民间商业的逐渐发展，成为其总的发展趋势。这大概也是同当时经济和拓跋族封建化的大趋势一致的吧。

①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②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③　《北史》卷五十《高道穆传》。

（五）齐、周对立时期的北方经济1。北魏末期的经济大破坏北魏后期，经济有了进步，同时也隐伏着危机。随着经济的发展，皇帝和鲜卑贵族们的生活日益腐化，肆意挥霍，赏赐无度，攀比斗富，奢靡成风。政治上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地方官吏"聚敛无极"。豪强横行乡里，肆意掠夺土地、高利放贷，迫使人民破产流亡，均田制也濒于崩溃。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阶级矛盾又尖锐起来。从孝明帝正光四年（公元523年）起，在北魏境内，先后爆发了破六韩拔陵点燃的六镇起义（公元523-524年），杜洛周、葛荣领导的河北起义（公元525-528年），山东邢杲领导的流民起义（公元528年），莫折大提率领的关陇各族人民起义（公元524-528年）。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形成一批军阀势力。尔朱荣在镇压河北人民起义后，杀了在中央专权的胡太后，专擅朝政。不久，又发动"河阴之变"（公元528年），杀王公大臣2000　余人。北魏末年的大战乱，使北魏初步繁荣起来的经济又受到了严重打击。"郡国荒废，农商废业"；"烟火断绝"，"尽为丘墟"；"伏尸流血"，"白骨不收"。过去的繁荣犹如昙花一现，留下的是满目疮痍。

这时，北魏的统治，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公元523年，在镇压六镇起义中起家的地方军阀高欢率部攻入洛阳，尽杀权臣尔朱氏之党，并废杀魏节闵帝，立元修为帝（孝武帝）。元修高欢发生矛盾，逃奔关中的宇文泰。高欢随即立元善见（孝静帝）为帝，迁都邺，史称东魏（公元534-550年）。后宇文泰杀孝武帝，另立元宝炬为帝（文帝），都长安，史称西魏（公元535-557年）。东西魏没有维持多久，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掉东魏，建立北齐（公元550-577年）。七年以后，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也废掉西魏，建立北周（公元557-581年），形成了周、齐对崎的局面。

大致说来，东魏北齐据有的地区，北至沙漠，南至江淮，东至海，西部以黄河及河南洛阳以南一线与西魏北周为邻。西魏北周的疆域，东与东魏北齐为界，西至流沙，北至河套，南至巴蜀、云贵和汉水流域。这是两个并立于中国北方的王朝，却呈现出不同的经济风貌。

2。东魏北齐经济的盛衰（1）东魏经济的畸形繁荣魏末大破坏，主要是在黄河以北地区，并非整个北魏境内都已残破不堪。战争中耗减的人口，由于六镇人进入中原得到补充。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一共有200.8　万户。二年，高欢派孙腾、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巡行郡县清理户籍，又查出无籍户60　余万。加上这时对外战争掠来的人口，到北齐初，北齐拥有户近300　万，口2000　余万。这是恢复、发展北方生产的基本力量。

东魏北齐拥有的地区，地处黄河南北，本是当时最富庶的产粮区。东魏政府比较重视农业，迁邺后，为了帮助徙户尽快安居乐业，尽可能地拿出了一些土地进行分配；颁布了七条"劝田事"。同时，宣布对新降附地区免除十年租调，开官仓出粟130　万石赈济穷人，又给衣服、种粮，派使者到各地"问人疾苦"①。这些措旅的实施，使东魏初有了一个发展经济的外部环境。由于以上措施，东魏时，农业恢复得比较快。天平初（公元534年），自洛阳迁都邺城，出粟136　万石以救济贫民。其后，政府在各州沿河的津梁之处，都建有官仓，而且都装得满满的。元象、兴和年间（公元538-542年），由于连年丰收，谷粟一斛只卖到9　钱①，同魏末斗粟值练数匹②，形成鲜明对比。

北齐建立之后，继续兴办水利和屯田。《隋书·食货志》说：齐废帝乾明中（公元560年），在石■等地屯田，岁收数万石，自后"淮南军防粮廪充足"。孝昭帝时，又开幽州督亢旧陂，在长城左右屯田，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河内郡（今河南沁阳）等地的屯田，则用来保证河南的军粮。在水利方面，除了对北魏时期的旧渠加以利用外，又开了一些新渠，如在邺城附近决漳水，建"万金渠"（又称"天平渠"）；在南荆州"开立陂渠"；斛律羡在幽州导引高梁水等，皆有利于农业之发展。

东魏初，很重视海盐的生产，政府在沧、瀛、幽、青四州（今河北、山东地区）的沿海地区设盐官、傍海煮盐。沧州有盐灶1484　口，瀛州452　口，幽州180　口、青州546　口，每年可产盐20.97　余万斛。民间盐户向政府交纳一定税金后，也可以煮盐出卖。海盐的生产，对东魏北齐经济极有裨益。《魏书·食货志》说，扩大海盐生产后，仅盐业一项的收入，就能保证政府军费和日常开支了。有时用盐税、调绢折卖粮食，使仓库充实，有水旱灾，即能随时赈济。

此期的钱币，仍然沿用北魏的"永安五铢"。但由于私铸盛行，"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河阳钱"等名目繁多货币，充斥市场。有的小而薄，有的杂以铅镴（là，音腊，铅锡合金），还有加生铁的。东魏北齐一再三令五申，采取了重刑、铸新钱"常平五铢（公元553年铸）和加强管理等方法企图加以制止；然而和铸之风"至于齐亡，卒不能禁。"①不过，钱币的混乱，似乎对商业的影响甚微，商业依然活跃异常，商人数量增加，商人的地位也比北魏有较大提高。这时，法律明确保护商人，无故夺取商人财物者，要受免官处分。商人与政权、达官贵人的联系也更加紧密。李延寿说：北齐宗室诸王"多取富商群小，鹰犬少年"为臣佐幕僚②；尚书右仆射段孝言掌选举，"富商大贾，多被铨擢"③；齐后主时，"州县职同，多出富商大贾"④。纵观北齐一朝，不与商人来往的官僚贵族，几如凤毛麟角。《北史·杨愔传》说，杨愔与太保、平原王高隆之为邻，一天看见高家大门外有胡商数人，禁不住感叹："我家门前幸好没有这些东西！"

可是，此期商业的繁荣，商人地位的提高，并非商品经济发达的表现，也不是社会发展的反映，而是与东魏北齐社会上奢侈之风、政治腐败密切相

①　《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

①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②　《魏书》卷五十七《崔挺传附子孝。。传》。

①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　《北齐书》卷十《襄城王淯传》。

③　《北齐书》卷十六《段荣传附子孝言传》。

④　《北齐书》卷八《后主纪》。

关，是一种十分不正常的现象。

东魏至齐初，经济取得了初步繁荣，可与此同时，社会上再次乱起了魏末那种奢侈之风。皇帝、执政者带头"穷极侈丽"，官僚贵族竞相奢侈，宫女们也"宝衣玉食"，一条裙子值绢万匹，一座镜台花费千金。甚至连宫中的狗马鹰鸡，都连带着享受"三公"、"公主"的待遇⑤。整个社会奢靡之风如此，以至于贵族韩晋明请客，一席万钱，"犹恨俭率"，连叹自己寒酸①。奢侈享受和政治上的贪污腐败，是一对孪生子。权贵们挥金如土，享用的全是民脂民膏。所以，东魏北齐的政治，从一开始就不太清明，到了后期，更是"文武在位，罕有廉洁。"②官吏们勾结商人，"競为贪纵"，"剥削生灵，劫掠朝市。"③权贵门前："富商大贾，朝夕填门"④，他们权钱交易，狼狈为奸，残害人民。

（2）土地兼并与均田令的重新颁布官僚地主在醉生梦死，劳动人民的生存条件却在日益恶化。

如前所述，东魏北齐的统治区，与北方其它地区相比，经济要发达一些，但同时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也更为严重。例如关东地区，除了有崔、卢、李、郑这些头等士族外，"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等，都是"烟火连接，比屋而居"，"一宗近将万室"的大地主。他们勾结官吏，"强弱相凌，持势侵夺，富有连畛互陌，贫无立锥之地。"⑤百姓丢去土地之后，"轻致藏走"，到处流亡。到齐文宣帝后期，情况已经严重到"户口租调，十亡六七"⑥，给政府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危机。

土地兼并，人口流亡，财政减少，日益尖锐地摆在高齐统治集团面前。

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北齐重新颁布均田令。规定：男子受露田80亩，妇女40亩，不再给倍田；每个给桑田20亩作为永业田；奴婢受田与良人同，受田人数按官品高低，限制在300　至60人之间；丁牛一头受田60亩，限四牛，设"富人（民）仓"，以赈贫民；以垦田、人口、教化的政绩考核官吏等等。在颁布均田制同时，对租调制也作了调整：18-65　岁均田农民的租调额是：一床（一夫一妇）输调绢一匹、绵八两，垦租（田租）二石，义租（赈灾的"义仓"租）五斗。未婚者纳半床租调，奴婢纳普通人的一半。有牛者，一头交绢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北齐的均田制与北魏相比，大体相同，只是奴婢受田有些限制，奴婢的租调有所增加，意图可能是对王公贵族和地主豪强的权益给予大保护，小限制。北齐均田制规定：邺城周围三十里皆为公田，按等级分赐六镇鲜卑，这可能造成部分汉人的财产被剥夺，只是客观上有利于六镇鲜卑的封建化。新租调制比北魏有所增加，加上征收时，调绢帛"幅度长广"，或调外加收，"所在征税，百端俱起"①，人民的实际负担比规定的要多得多。

⑤　《北齐书》卷八《后主纪》。

①　《北史》卷五十四《韩轨传附子晋明传》。

②　《北史》卷五十五《杜弼传》。

③　《北齐书》卷十四《上洛王思崇附弟思好传》。

④　《北齐书》卷五十《和士开传》。

⑤　《通典》卷二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

⑥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①　《北齐书》卷八《后主纪》。

在均田制的实施过程中，由于豪强同官吏勾结，"贵势皆占良美，贫弱咸受瘠薄。"权贵们的奴、牛皆先占满均田定额，而贫民或不能得。当时人宋世良曾请求"请以富家牛地先给贫人"，在朝诸公，也都认为合理，但就是不能执行。这虽是北齐均田制前不久的事，推行均田制时，也不会有什么两样②。北齐境内豪强势力强大，推行均田制又无有力保证，加之均田令颁布较晚，所以还未见什么效果时，北齐便被北周吞灭了。

3。西魏北周经济的改革和发展（1）西魏的政治经济改革同"王四渎（江、河、淮、齐）之三，统九州之五"的东魏北齐相比，西魏北周的经济底子要薄得多。在西魏的统治区中，只有号称"天府"的关中是产粮区。但这片地区在经过数百年的战火后，已元气大伤。

穷则思变。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吧，西魏北周从建立开始，便不间断地进行改革。其中经济改革及与经济相关的措施主要有：制定"中兴永式"：这项工作，从西魏建国便已开始。史称：当时执政大臣宇文泰，因"戎役屡兴，吏民劳弊"，严重影响生产，于是命有关部门"斟酌古今，参考变通"，立"新制"二十四条。继而又"奏行十二条制"。穷十年心血，方最后确定"益国利民，便时适治"的"中兴永式"三十六条，班行天下，其要点是禁贪污、任贤才，减冗官等，为经济发展创立良好环境。建立"计帐"、户籍制度：大致与此同时，宇文泰又命关中名门、号称"博物多通"的苏绰建立"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①其主要内容如何，从隋唐史籍和计帐的发现知道，这是一整套的制度，包括编制户籍、计帐及国家预算等。大致是先由县登记户籍（包括人口、田宅、奴婢等），称为手实。根据手实编制计帐，送州并上报尚书省，作为全国户籍的底本。尚书依据全国的户籍编制下一年的财政预算，收入用黑墨水写，支出用红墨水写，叫作"朱出墨入"。中央将预算收入总额按人口分配给各州，按计划征收。建立这种制度的优越性，主要在于可避免逃匿，百姓赋役负担公平，政府财政收入有保证。

"尽地利"和"均赋税"：大统十年（公元544年），苏绰又提出加强内政建设的六条建议。其中涉及经济的有两条。第一条是"尽地利"。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强调"令民废农者，是则绝民之命"；抓农时应同抗洪救火、打击盗贼一样紧急。第二条是"均赋役"。重点在强调不优容豪强，不压抑贫弱；不放纵奸巧，不使老实人吃亏。其余四条强调选贤任能，是非分明，办事公正，民风淳朴等①。宇文泰对苏绰的建议十分重视，他建议魏帝（西魏文帝）用诏书形式颁下，史称"六条诏书"。"宇文泰下令特别规定：凡不通晓"六条诏书"及计帐户籍法的人，不准当官。

以上制度，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以清正廉明的吏治，淳朴敦厚的社会风气，公平合理的赋役负担，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达到革易时政，强②　《通典》卷二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

①　《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

①　《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

国富民的目的②。

西魏初期的经济，不及东魏。但同时关中门阀士族的力量也相对较弱，阻力较小，加之不断深入改革，贯彻有力；故改革能取得成功。

（2）周武帝释放奴婢和灭佛北周建立之后，周孝闵帝、周明帝继续贯彻"太祖（宇文泰）遗志"，致力于"政化循理，黎庶丰足"，巩固改革成果。到周武帝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又继续进行了三项改革。

第一，释放奴婢、杂户在整个魏晋南北朝，都存在着使用奴婢进行生产的情况。奴婢是主人的私产，可以像畜牲那样任意转让和买卖，甚至刑杀。杂户，有时与隶户互称，是指分配给官府和贵族、官僚作杂役或从事被当时人视为贱技之人。杂户多来自罪犯或俘虏，一旦沦为杂户，几乎终身不得解放。北周的统治者，特别是因武帝受儒家德政或仁政的思想影响，大量释放奴婢和杂户。公元554年，西魏攻破肖梁的江陵，把俘虏来的10　余万居民，除200　家外，全部没为奴婢①，并将其中的一部分赏赐给有功将士。但是，第二年即颁下免奴为良令，宣布免江陵战俘为奴婢者数千人为良人。以后，北周诸帝释放奴婢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涉及面越来越广。周武帝平齐（公元577年）以后，终于开始大规模释放奴婢和杂户。

这一次释放奴婢、杂户的范围，根据史料记载，涉及以下三类人：一是黄河以南诸州自公元572年以来被北齐掠为奴婢者，不论官私，一律放免；二是释放北周境内（包括北齐）自北魏以来的全部杂户，并废除抑配杂户的刑律；三是释放北周境内自公元534年以来在东西战争和南北战争中所有被掠为奴婢的人②。

周武帝下令释放奴婢和杂户，主要是想体现北周是体恤百姓疾苦，以宽仁为怀的统治者，"施轻典于新国"；同时也由于认识到"一从罪配，百世不免"，世世为奴的不合理性。北周释放奴婢和杂户，使东汉以来的奴婢问题在北方得到了缓解，使被束缚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同时也标志着鲜卑族比较彻底地摆脱了奴隶制的锁链，大步踏上了封建制的大道。

第二，灭佛、铲除寺院经济北朝佞佛（nìng，音宁，迷信之意），源远流长。而僧侣地主横行不法，又与政府争夺劳动力和收入，乃是北朝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这个道理，北朝的历届统治者不是不明白，但由于信佛，就是对佛教下不了手。周武帝则不同，他是一个"克己励精"的皇帝，怀有"必使天下一统"的决心。要统一天下，首先要"富国强兵"，尽量扩充国家的兵源、财源。为了富国强兵，周武帝毅然下决心，向佛教开刀，以"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庙塔之下。"①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周武帝下诏废佛，把北周境内几百年来僧侣地主的寺宇、土地、铜像、资产全部没收，充作以后伐齐的军费之用。同时把近百万的僧侣、僧祇户、佛图户编入民籍，进行生产。又选其中壮丁②　《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

①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②　《周书》卷六《武帝纪下》。

①　《广弘明集》卷二十四。

为兵，进一步扩大了府兵队伍。灭佛的成功，增大了赋税面，充实了军力，缓和了阶级矛盾。周武帝能在3年后灭齐，废佛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周武帝从国内的行动中体会到了灭佛的好处，于是平齐之后，立即扫平寺院经济。佛教经典的记载说：北齐被灭前，境内佛教很盛，有寺庙4　万座，佛教徒300　万。周武帝灭齐后，寺庙赐给王公作第宅，佛教徒或充兵，或为编户从事农业生产。佛像被捣毁，佛经被烧掉，寺院财产一律归公。这样，通过两次彻底的灭佛，北周的国力大大充实了。

第三，颁行"刑书要制"

如前所述，北齐末年政治腐败，官吏贪污成风，均田制成为一纸空文。

大族劫掠财物，隐没户口，强占土地。周灭齐后，"齐之旧俗，未改昏政，贼盗奸宄，颇乖宪章。"②周武帝鉴于此，于灭齐当年下令颁布"刑书要制"。其中的一条重要规定就是：官吏监守自盗20　匹（绢）以上，豪强隐没户口5户和10　丁以上，或土地3　顷以上，一律处以死刑。

"刑书要制"是封建法令，本质上是镇压人民的。但周武帝在灭齐之后，立即颁布这一法令，却明显含有打击北齐豪强势力的意味。挟战胜之威，以重典抑制豪强，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3）均田制和北周的经济建设西魏北周在进行改革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抛弃过去封建王朝有关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的好的作法。如天子亲耕籍田、下劝农诏、灾年开仓济贫以及各种类型的蠲赈、罢苑弛禁等等。其中的一条重要措施，就是均田制及其相关制度的颁行。

均田制的施行，可能自西魏初即开始，但正式颁行，大约是在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随书·食货志》称："太祖作相，创制六官"。紧接着就记载均田、租调、榷盐诸法。掌握这些政令实施的长官如"载师"、"司均"、"司仓"、"司赋"、"司役"、"掌盐"等，为"六官"（天、地、春、夏、秋、冬）中"地官"下属。而史载宇文泰直至废帝三年才自任"太师"、"大冢宰"、"初行周礼，定六官。"①因而其各部职掌及有关制度的正式颁行，大致当在此时。

西魏北周的均田制，参照了北魏制度，也有一些创新。其主要内容有：有室（已婚丁男）者授田120亩，未婚丁男授田100亩；租调量为有室者每年纳租5　斛，绢10　匹，绵8　两，未婚者纳半数；凡民18-64　岁皆纳赋，每年具体所征又视年成而定：亩收4　釜（fǔ，音斧，容器。一釜合6.4　斗，一说合10　斗）为上年，全赋；亩收3　釜为中年，半赋；亩收2　釜为下年，征1／10；官吏俸禄的发放比例，与征赋额相同。百姓服役年龄为18-59　岁，丰年服役1月，中年20　天，下年10　天；凡征发徭役，家出1人，不得超过。此外，对各种情况下的免赋、免役，也作了具体规定。

这个制度，同"中兴永式"、"六条诏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租粟看似偏高，但若综合中、下年的减免看，总体上还略低于北魏和东魏、北齐的数量。徭役日期有了明确规定，不再滥征，是一大进步。特别是赋、役征发及官吏俸禄的发放，均视年成而定，很有弹性，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的。

②　《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

①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由于以上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的实施，均田制的颁行，西魏北周的经济发展得比较快。农业方面，除了关中地区较快地得到了恢复以外，随着益州、荆州及关东地区的产粮区相继并入北周版图，寺院经济的铲除，农业劳动人口、耕地面积猛增，农业基础更为雄厚。屯田规模也扩大了。大统（公元535-551年）初，西魏为满足战争需要，"欲大置屯田"，任命薛善为司农少卿，管理同州夏阳县（今陕西韩城南）二十屯①。魏废帝时，又在梁州置屯田，"数州丰足"②。周武帝保定二年（公元562年）在蒲州开河渠，在同州开龙首渠，水利事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官员注意"恩威并重"、"政尚仁恕"，使许多少数民族也开始了定居农业。如申徽在大统十二年（公元546年）为瓜州（今甘肃敦煌西）刺史，为政勤劳廉慎，"俭约率下"，农业连续5年丰收，"边人乐而安之"③。澧州（今湖南石门）民俗"不营农业"，周孝闵帝时，刺史郭彦"劝以耕稼"，一举由缺粮区而"仓廪充实"④。周明帝初，元定为岷州（今甘肃岷县）刺史，"威恩并济，甚得羌豪之情。"于是许多羌人出山，交纳赋税⑤。

此期的手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冬官"之下，设有工部、匠师、司金、司水、司玉、司皮、司色、司织等大小50　多个部门，较之北魏，分工更为详尽。一些官手工场，规模巨大，如夏阳诸山的铁冶，营造军器，拥有工匠8000人①；一些工艺品，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西魏文帝时造的"仙人"、"水芝"二欹器，精巧绝伦，令人叹为观止②。此外，北周的盐业十分兴盛，有海盐、池盐、井盐，还有制成虎形，以供祭祀和接待宾客之用的"形盐"和作药用的"饴盐"。政府垄断盐业，凡百姓取用，都要征税。

西魏北周时期的货币仍然比较混乱。政府先后造"布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五铢"等钱，仍不能制止民间私铸及杂伪钱的流行。不过钱币的混乱，对商业影响不大。西魏中期以后，修复了关中至汉中、巴蜀的通道，又与西域大规模通商，"卉服氈裘，辐凑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③商业更加兴盛。地方守宰"多经营以致赀产"④，民间亦颇多富商大贾，商人有持金20　斤入京师贸易者⑤。河西诸郡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皇帝以银钱赏赐臣下⑥，说明此期金银作为货币开始流通。值得一提的是，在与西域通商过程中，一些地方官有意识地利用商业扶贫，发展地区经济。如韩褒为西凉州（今甘肃张掖西）刺史，州内贫富不均，民俗嫌贫爱富，穷人备受欺凌。于是每当西域商人到州之际，韩褒便先令贫者与胡商交易，

①　《周书》卷三十五《薛善传》。

②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③　《北史》卷六十九《申徽传》。

④　《北史》卷七十《郭彦传》。

⑤　《北史》卷六十九《元定传》。

①　《周书》卷三十五《薛善传》。

②　《周书》卷三十八《薛憕传》。

③　《周书》卷四十九《异域传上》。

④　《北史》卷七十《刘璠传》。

⑤　《周书》卷二十二《柳庆传》。

⑥　《周书》卷二十五《李贤传》。

从中获得丰厚利润。于是州内"贫富渐均，户口殷实。"⑦以商扶贫政策获得成功。

当然，西魏北周的经济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由于战争较频繁，对整个社会生产影响较大，修宫室、筑长城等土木工程，给人民带来的徭役还是相当深重；官吏聚敛、贪污之事也时有发生；周武帝灭齐后，有穷兵黩武的苗头出现。然而，无论如何，从大的方面看，西魏北周紧紧抓住了长期以来影响中国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即豪强、僧侣地方隐占土地、户口，与国家争夺劳动力；编户的逃亡失散和奴婢杂户的存在这三大问题。前两个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社会生产，造成重赋--民户逃亡--再加赋--民户加速逃亡的恶性循环。后一因素则极大地影响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回顾北朝历史，我们看到，在如何解决这三大问题上，北魏孝文帝曾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在解决豪强隐占土地户口及民户逃亡问题上，他做得较好。但遗憾的是，寺院经济和奴婢问题，他都没有涉及。东魏北齐则做得更差一些--三大问题的种种恶果，在东方地区都表现得比较充分。只有西魏北周通过两步改革，使这三大问题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解决。这就是西魏北周能够由弱变强，最终灭掉北齐，并奠定了以后隋朝统一全国的经济基础的根本原因。

⑦　《北史》卷七十《韩褒传》。

四、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开发（一）步履艰难的东晋经济1。北方流民南下与侨州郡县的设置如前所述，王莽末与东汉末，北方人民曾两度南下，但规模都不大。西晋末年的大乱，因为比以往复杂，持续时间久，所以流民南下的规模之大，时间之久，都超过以往。据谭其骧先生对《宋书·州郡志》的统计，侨州郡县户口约90　万人，占南方总人口的1／6，北方总人口的1／8。这些南下人口，侨居今江苏者约26　万口，安徽17　万口，湖北6　万口，江西、湖南各1　万口，总共51　万口。如再以晋、宋时期的扬、荆二州户口进行比较：西晋太康时，扬州31　万多户；刘宋时，相当于西晋扬州地区的各州包括扬、南徐、南兖、南豫、江州，户数总和为41　万多户，较西晋太康时多出10　万户，以每户5口计，也是50　万口左右。这样的统计当然只是个概数，因为许多流人并不著籍。所谓"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都是反映流民不著籍的情况。假如不著籍者与著籍者相等，南下江淮以南者约百万人左右。这百万人到达南方，给南方的生产增加了生力军，带来了北方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是南方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同时也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影响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永嘉南渡的流人，在流移过程中，有些是依附于一个较有威望的大姓或官僚，推他为行主。如胶东人苏峻，先被推为坞主，后在北方无以自存，乃率数百家从海路南渡，到了广陵（今江苏扬州）。东莞姑幕（今山东诸诚）人徐澄之，率子弟及邻里士庶千余家南渡，寓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县）人祖逖，率领亲戚乡党数百家避难于淮北，后又徙居京口。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县北）人郗鉴，在洛阳陷落后，率千余家保于峄山（今山东邹县东南），后发展到数万人，被晋元帝任命为兖州刺史，进位扬州都督、太尉，成为东晋政府重要的依靠力量。凡是跟随大姓豪强或官僚一同南渡的人，到了南方，自然成了官僚、豪强的部曲或佃客。而分散南下的人，两手空空，到了人生地疏的南方，生活无着，被掠卖或自卖为奴婢的很多，所谓"中原子女鬻于江东者不可胜数"①是也。有的则投靠侨旧大姓以为佃客、部曲，所谓"南北权豪，竞招游食"②，"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③是也。人口是政府的财源和役源。这么多的劳动人口为权豪所占有，无论是从眼前着想，或是为长远打算，东晋政府都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其次，刚刚流亡到南方的北方人，士族不愿丢掉自己高贵门第郡望，庶民百姓担心在当地入户籍后照常纳赋服役，所以都不愿入当地户籍。再次，西晋末年，因为流民问题处理失当，激起流民到处反抗，成为西晋灭亡原因之一。东晋政府有鉴于此，就采用了设置地方流亡政府--侨州郡县的办法安置流民。这样作，一则可防止流民无限止地流入私门，二则可以安慰流人怀土恋旧，希望有朝一日能返回故土的情思，三则满足侨姓士族保留郡望的愿望。

①　《晋书》卷八十四《殷仲堪传》。

②　《晋书》卷八十八《颜舍传》。

③　《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上》。

据史书记载，当时在许多地方都设有侨州郡县。自永嘉乱后，"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如郗鉴徙淮南流民于江南之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起初，侨州郡县并没有自己的地盘，只是临时住在南方原有州郡所在地。有时一个旧的地方政府所在地，就设立了许多地方的侨政府。后来，有的侨州郡县有了实土，但同时也有其他侨置政府寄住在这里。如徐州政府本设在淮北彭城（今江苏徐州），后来因为淮北被石勒攻占，就侨立徐州于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同时在江北设置侨州的，还有兖、幽、冀、青、并诸州。其后，东晋收复淮北，乃称淮北为北徐州，淮南称徐州。再后，幽、冀合于徐州，青、并合于兖州。宋初，又改称淮南的徐州为南徐州，淮北只称徐州。宋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又以江北为南兖州，将南徐州设在江南扬州之晋陵，原兖州在江南的几个侨郡，都划归南徐州统辖。这样，南徐州这个侨州这时就包括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个州的郡县，其中属于北方各州的又都是侨郡县①。像这样"名号骤易，境土屡分"，侨旧杂属，废立随时的，不仅仅是南徐州，其他各州也多如此。故沈约说：北人流亡南下，为了表示对乡邦的怀念，纷纷建立自己的地方流亡政府。但是，由于"民单户约，不可独建，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遇迁流，迄无定托，邦名邑号，难或详书。"②沈约是齐梁时的人，连他都说侨郡县名号难于详列，其繁琐、复杂是可想而知了。侨州郡县设立之后，流民便可到自己的流亡政府那里登记户口，称为侨户，其登记的户籍称为"侨籍"。因为"侨籍"是临时性户籍，登记在白纸上，所以又称"白籍"。侨户最初对国家无课役负担；后来虽有，一般也比正式编户为轻。

2。给客制度与"括户"

因为人口骤减，政府同豪强对劳动人手的争夺一直比较激烈。曹魏末年的"赐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孙吴实行赐客、复客制，西晋的荫客、荫亲属制，都是政府在同豪强大族在争夺劳动力问题上作出的安排，想在承认他们的特权的同时给予某种限制。在实际执行中，特权是给了，限制呢，虽然在某时对某人也有过很严的时候，但就整体说，往往成为具文。东晋建国，虽然经济发展并不甚好，但仍不忘优先照顾官僚士族。它规定官吏可按品级高低占有数量不等的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官品第一、第二，占佃客无过40　户，以下每降一品，少占5　户，至第九品仍可占5　户。佃客耕种地主的田，把收获的一半以上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典计是政府赐给官僚地主主持家计的人，大概是地主的管家农奴。西晋没有赐典计的记载，是东晋给予官僚的新特权。官一、二品给3人，三、四品2人，五品以下议郎以上1人。这些典计都计算给官僚地主应占的佃客总数之中，说明它的身分地位与佃客相当。佃客、典计、衣食客以及作为官僚地主的听差和侍卫的"左右"，都没有独立户籍，而是注于官僚地主家的户籍中，称为"皆注家籍"。这在当时被称为"给客制度"，大概始自东晋，历宋、齐、梁、陈而未改。推行给客制的目的也是两个：一是优待士族，换取他们的支持；二是限制他们对劳动力的

①　《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一》南徐州条。

②　《宋书》卷十一《志序》。

无限占有。但在实际生活中，优待是实，限制是虚，他们在法外占有大量劳动人口，官府往往视而不见。当时地方官为国家争夺户口，一般实行招抚的办法。如东晋王彪之作会稽内史8年，"亡户归者三万余口"①。也有依法检出豪强占有的隐户的，称为"括户"。东晋初，山遐作余姚（今浙江余姚县）令时，依法惩处隐藏户口的不法豪强，不到80　天，便检出隐户万口。这引起"诸豪强"的"切齿"痛恨，余姚大姓虞喜因为藏匿户口当斩，山遐便将他逮捕。这些不法豪强便拿虞喜大作文章，上告到中央。说虞喜"有高节，不宜屈辱"，又说山遐到县后便"造县舍"，请治遐罪。当时，他的顶头上司、会稽内史何充为他说情，山遐自己也申请再留一百天，等把大姓隐藏的逃户清理完，愿受罚无怨。结果都被拒绝，最后竟被免官。私自隐藏户口的无罪，清查隐户的官吏反被免官，反映了豪强大姓在朝野中势力之强大。这样情况，直到东晋末刘裕执政时才颠倒过来。同样是余姚大姓虞氏，虞亮隐匿户口千余人，会稽内史司马休之庇护不报，裕乃诛虞亮，免司马休之官，私人不得隐匿逃户的法令才得以贯彻执行。

3。"土断"

如前所述，东晋政府为了安抚、控制北方流民，陆续设了许多侨州郡县；侨民著侨籍后，仍然享受减免国家赋役的优待。这样，虽然北方南下的人在不断增加，但于国家兵源、财源无补。随着内乱的接连发生和北伐战争不断进行，越来越感到对北方流民这一兵、财之源充分利用之重要。因此，除了局部的、零星的括户外，又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土断"。所谓"土断"，就是让流民以所居之"土"为断，人在哪里便在哪里著籍，便算作那里的编户民，同原住民一样纳课服役。但是，"土断"并非一纸命令即可完成，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加上北方流民不断南下，南方本身也在不断产生流民，所以"土断"反复多次进行，土断的对象也由最初的北方侨人演变到包括所有的脱籍之人。

据记载，东晋南朝共进行十次土断。最早的一次是在晋成帝咸和三年（公元328年）苏峻进京"版籍焚烧"之后。这次土断，《晋书》没有记载，是从陈霸先的祖先由颍川迁到江南后，于晋成帝咸和（326-334年）中被土断为长城（江苏长兴县）人知道的①。第二次是晋成帝咸康七年（公元341年）四月："实编户、王公以下皆正土断，白籍。"②对这一段文字，学术界中句读、理解历来不一，我这样点，是我的理解。"实"者，核实也；"实编户"，就是核实州郡户口。"王公以下"，说的是核查范围。"皆正土断"，即以当时所居之土为正，说的是核查的原则和方法。"白籍"，是要求将核查的结果登记在白纸造的户籍簿上。中国自汉代发明造纸术以后，以纸代替简、帛，既方便又省费；但纸有它的缺陷，即怕虫蛀。但是，聪明的中国人很快找到了防蛀的办法：即将造好的白纸放在黄蘗（俗称黄柏）泡制的药水中漂染，虫就不蛀了。因为这种能杀虫防蛀的药水是黄色的，故经它染过的纸便成了黄纸。此后，凡是重要的，需要长期保存的图书、诏敕、户籍、士籍等，

①　《晋书》卷七十六《王彪之传》。

①　《陈书》卷一《高祖本纪上》。

②　《晋书》卷七《成帝纪》。

便都用这种黄纸书写，称作黄卷、黄敕、黄籍、黄纸等；而属短期性的，或不甚重要的，则用白纸书写。关于晋籍、齐梁时的沈约说："咸和初，苏峻作乱，版籍焚烧。此后起咸和三年（《南史·王僧孺传》作"二年"）以至于宋，并皆详实，朱笔隐注，纸连悉缝。"对这部晋籍，沈约称赞备至，说"此籍精详，实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①那么，在苏峻焚烧旧晋籍之后，一部如此完备的新晋籍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知道，苏峻是在咸和三年（公元328年）入建康的，所以不会有一个在咸和二年整顿户籍的事发生，也不会像沈约所说的在旧晋籍被焚烧得"文籍无遗"的咸和三年起便立即有一个"详实"的新"晋籍"。如前所述，在咸和中（约公元330年）进行过一次土断。但是，仅仅土断侨户是无补于晋籍的重新编制的。此后的十许年中，东晋政府可能一直在致力于晋籍的重订，也可能取得一定成效，但就全面、完备来说，也可能不太理想。因此，才有咸康七年这一次全国性的人口大普查。因为这一次是人口普查，不是单针对侨户；普查的结果也不是一开始就正式上籍，所以就临时登记在白纸造的户籍簿上，称作"白籍"，以与国家的正式户籍--黄籍相区别。所以，白籍、黄籍的最初区分还不是侨、旧户籍的区别，而是临时户籍与国家正式户籍的区别。这次普查相当彻底，应该是被沈约赞为"精详"的晋籍的底本。但是，在将这种"白籍"转抄为"黄籍"时，由于客观条件还不成熟（从以后的范宁的议论可知），"挟注本郡"的侨户白籍并没有转成黄籍。这样，白籍与黄籍的区分又有了新的含义，即侨、旧户籍之分。这次户口清查虽然没有把侨户纳入黄籍，但为以后进一步土断和取消白籍打下了基础。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三月庚戌，桓温进行了东晋的第三次土断，历史上称为"庚戌土断"或"庚戌制"。史书上对这次土断的记载也极简略：兴宁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戌制。"②所谓"大阅户人"，也是检查户口，包括检查隐户。据记载，晋彭成王司马玄在庚戌土断时被查出隐匿人口五户，违反了"不得藏户"的命令，被送廷尉治罪，体现了"严法禁"的精神①。但从刘裕于义熙九年（公元413年）的《上土断表》来看，"庚戌制"不只是检查户口，而且对土断侨户征收租调，收到了"财阜国丰"的效果。施行"庚戌制"后25年，即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范宁上书陈时政，奏请废除白籍，实行土断，建立赋役、里伍制度，以增加政府收入和巩固东晋统治。从他的议论看，白籍、侨州郡县，以及相关的侨户输租调等问题，似乎还未完全解决。其原因可能是：原土断不彻底，或庚戌制在松弛、破坏，或又有新的流民到来。晋安帝义熙七年（公元411年）握有强权的刘裕下令禁止"权门兼并"和私藏户口，结果有余姚大姓虞亮被诛和会稽内史司马休之被罢官之事发生。九年（公元413年）刘裕进行了东晋的第四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土断--"义熙土断"。他借桓温庚戌土断大造舆论说："百姓没有固定的乡籍，严重影响着国家的治理。庚戌土断以后，侨旧百姓一样纳租服役，当时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实由于此。自那以后，时隔多年，制度又渐渐崩弛了。现在侨人杂居各地，里伍制也不健全，这是国弊民贫之所在。如今流人到南方已经几代，对新地早该有了故乡的感情。因此，我请求按庚戌制的办法进

①　《通典》卷三《食货三》。

②　《晋书》卷八《哀帝纪》。

①　《晋书》卷三十七《彭城穆王叔传》附。

行土断，让经济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起来；生聚教训，然后超大江而跨黄河，抚九州而复旧土，想回故乡的愿望，或者可以提前实现。"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除了徐、兖、青三州人流寓在晋陵郡者外，其余一律"依律土断"。结果是"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②义熙土断是一次比较彻底地的土断。此后，白籍不见了；侨州郡县除了晋陵和北边诸州外部被并省了。南朝的土断的对象，已不只限于北方流人，而是包括"侨归"、"杂民"，甚至饥荒求食之人，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土断了。

4。东晋经济的艰难起步自公元317年司马睿立国，到公元420年刘裕代晋，东晋的统治延续了一个世纪有余。在这一百多年中，士族高门轮流执政，政出多门。国君与士族、士族与士族、高级士族与低级士族之间，能保持平衡时，便天下太平；一旦平衡打破，内乱便起。王敦、苏峻和祖约问阙于前，王恭、殷仲堪称兵于后；桓玄立楚失败，刘裕终于代晋。胡羯虎视于北，石勒数窥淮南，苏峻与石勒相结，几危晋室。南渡有志之士，力图复国，祖逖北伐，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其后，禇裒、殷浩北伐无成，桓温三次北伐又得而复失。王羲之说：这些北伐都不是"深谋远虑"的结果；相反，不顾国力，各从已志，结果是"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以致国贫民疲①。国家之动荡不安，赋役繁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北方流人南下，虽然对南方经济的发展是个有利条件，但把他们纳入生产的正常轨道需要一个过程，加上优待士族，使军政的赋役负担都落在国家直接控制的州郡编户身上；这些又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因此，尽管南方物产丰富，自然条件好，有各族人民开恳的成果，东晋政府也较重视农业，但整个经济的发展依然步履艰难。

公元307年，司马睿移镇建康之初，"公私窘磬"；军国所用，完全按西晋旧制收取。除向编户百姓征收租调外，还向少数民族收取馈布、米，数量多少不定。五年后，国库依然空虚，作为货币使用的布帛仅有三四千匹①。军粮也常供给不止。他即帝位后，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下诏：郡守县令都按收入谷物多少衡量政绩优劣；凡不是警卫的特别需要，所有军人一律参加农业生产，其收成便作为军人的薪俦和粮饷。这是两项比较切实有力的措施。王敦之乱后，应詹建议：中央各机构，内外诸军，所有裁减下来的人员，都应参加农业生产；简选流民，实行民屯。这个建议，可能只得到部分实行。总之，实行这些措施，还是收到一定的效果。苏峻举兵入建康，发现官库"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②结果被苏峻耗费净尽。苏峻之乱后，东晋刚刚复苏的经济又陷入危机。咸和八年（公元333年），会稽孔愉拒绝受赏，上书说："方今。。政烦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后，仓库空虚。"③这是苏峻之乱后的情况。又有记载说："时②　《宋书》卷二《武帝纪中》。

①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①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②　《晋书》卷一百《苏峻传》。

③　《晋书》卷七十八《孔愉传》。

帑藏空竭，库中惟有綀数千端。"④綀是用粗丝织成的布；一端六丈（杜预说一端二丈，两端一匹），"数千端"，大体上又回到东晋初三四千匹的水平，财政危机又出现了。当时，因为国库空虚，在朝的官员发不起俸禄，海道又被海贼所断，等江州为刺史刘胤运米；而刘胤却不顾京官的死活，"以私废公"，用官船大作倒运买卖⑤。后来，大概已实在无法，便征王公以下京官的家丁共千余人。规定每人运六斛米到京师，才算暂时解决了饥荒⑥。晋成帝时，江逌上疏说：国库空虚，百姓力竭，"军国之用，无所取给"，比之前代，算是最困难之时了⑦。针对这种情况，东晋曾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苏峻之乱次年，开始实行度田收租之制，每亩税三升（贺昌群考证："升"作"斗"。疑是），可是到第三年作统计时，发现有五十多万石没有收上来。直到桓温实行"庚戌制"之后，财政状况才有好转。简文帝咸安元年（公元371年）下诏说：京师已有足够消费一年的储备，暂停一年向京师运米、布。第二年三月又下诏，说：今京师储备日渐丰富，可适当增加官俸①。各地官仓大概都堆满了米谷，仓督监们乘机盗窃或因不负责而损耗官米往往以万斛计，仅余姚一县耗盗官米便有十万斛。难怪王羲之感概地说：这真是"重敛（百姓）以资奸吏"啊②！官仓的盈溢，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但同时也是由于对百姓重敛的结果。这从当时人王羲之、刘波、范宁诸人的议论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王羲之的言论已引过许多。刘波在淝水之战后五年上疏说："今政烦（苛）役殷（众），所在凋弊，仓廪空虚，国用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属。略计户口，但咸安已来，十分去三。"③刘波上疏是在淝水之战后五年，即太元十三年（公元388年），上距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共十七、八年，因赋役过重，人口就逃亡了3／10，要说经济形势好是很难的。三吴地区本是东晋政府的财政基地，若一旦遇到天灾，贫苦农民便走投无路。就在京师储备渐丰，准备给百官增俸那一年，"三吴大旱，人多饿死。"不仅三吴，其他地区也莫不如是。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年谷不登，百姓多匮"。由此可见，当时的经济基础是多么脆弱。到了孝武帝末年，东晋经济又有一个短期的发展。史书说："至于（孝武）末年，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①孝武帝末年已是公元四世纪末，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是公元396年。从三年后即公元399年发生孙恩起义，"旬日之间，众数十万"人响应来看，我们对史书上的溢美之辞，在认识上就不能不打折扣了。

总之，在东晋统治的一个多世纪中，由于南方有良好的自然条件，有各族人民长期开发的基础，有北方人民大量南下所增加的劳动力和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有东晋政府的重视农业和重新编组北方流民的措施，有农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创造劳动，由于有了这一切，所以东晋的经济还是在缓慢地时④　《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

⑤　《晋书》卷八十一《刘胤传》。

⑥　《晋书》卷七《成帝纪》。

⑦　《晋书》卷八十一《江逌传》。

①　《晋书》卷九《简文帝纪》。

②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③　《晋书》卷六十九《刘波传》。

①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起时伏地向前发展。造成缓慢、起伏的原因，最主要是由于东晋政府过度剥削和奴役劳动群众。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战争和无深谋远虑、无充分准备的北伐战争，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也影响了东晋经济的发展。

（二）南朝的农业和南方的开发1。发展的趋势和概况与东晋比较，南朝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又多一些。首先，经过东晋的几次土断，北方来的流民已被纳入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此后，虽然仍然有流民南下，但已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全局。其次，南朝时期，南北通使，对立有所缓和，战争有所减少，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但是，东晋时影响经济发展的那些因素，在南朝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些因素包括：第一，士族官僚依品占田、占山泽和荫客的特权依然存在；第二，同北方的对立和战争，南方政权更迭和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依然存在；第三，政府控制的编户较少，人民赋役负担沉重的状况依然如故；第四，朝代更替后的新贵，贪婪残暴胜于旧人。

上述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决定了南朝经济发展的趋势与东晋大体相同，即缓慢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国内外安定，经济发展的步子就大一些；否则便缓慢、停滞，甚至倒退。梁沈约说：自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司马休之逃奔后秦，到元嘉末（公元453年），共三十九年。其间没有战争，国家也不劳扰百姓；百姓得以勤于农亩，安居乐业，多余的粮食都放在田里，晚上睡觉也不关门闭户，这是两晋以来少见的盛世啊①！这就是所谓"元嘉之治"，南朝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丹阳、淮南、吴兴、义兴四郡和京师建康大水，建康城里乘船往来。水灾发生后，官府立即从无灾区调来数百万斛救灾②。沈约说：这次水灾之所以"病而未凶"，是因为平时有储备，政府能及时救济的结果。此后，元嘉二十三年又大丰收，粮食储备更多了。国力强了，宋文帝就想有所作为。他想北伐，说是要拯救北方百姓，一同文轨，并赋诗言志，让群臣讨论。正在这时，魏军大举南下，进攻汝南悬瓠。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宋魏大战爆发。结果宋军大败，拓跋焘率军长驱南下，饮马长江，给刘宋造成很大威胁。魏军退却时，烧杀抢掠，"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淮河南北原有数十万口，如今除了不足1／10　的人逃亡山泽之外，其余的人都被魏军杀死或掠走。村井一片空荒，鸡犬之声无闻。因为房屋都已被毁，春天燕子归来，连个筑巢的地方都没有①。经过这次战争，不仅积蓄耗光，而且淮河南北破坏无遗。此后，宋魏绝和，宋文帝死后国内政局动荡，经济日益不振。齐初，刘思勰说：宋大明（公元457-464年）以来，经济日益凋弊。赋税比以往增加了，但国库却比以前空虚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还未消除，又征发人们从事新的战争，百姓实在没有活的乐趣了②。大明末年发生旱灾，灾害还没有严重到以往一半的程度，死亡的人却超过了一倍。原因是没有储备，国君也不像以前的国君那样关怀百姓。宋明帝时，"经略淮泗，军旅不息，荒弊积久，府藏空竭"，经济状况更不如以往了。齐代宋以后，国内安定，又同北魏通好，内外安定，经济情况又渐好转。史书说："永明之世（公元483-493年），十许年中，

①　《宋书》卷五十四传论。

②　《宋书》卷五《文帝纪》。

①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史臣曰。

②　《南齐书》卷五十四《顾欢传》。

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盛服。袨，xuàn，音旋）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③这里，当然有文学上的夸张，但齐武帝永明的十年间有个短期的升平当是事实。此后，政局又开始新的动荡。梁代齐后，国内是安定了；但内则吏治腐败，梁武帝对宦吏贪污听之任之；对外长期失和，大战不断，又连续失利，因此经济并无大的起色。梁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北魏六镇起义爆发，从此北方战乱不止，直到北魏分裂，东西大战。梁武帝以为收复北方失地的机会到来，不断向北用兵，结果并无大的成就。梁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东魏大将侯景以河南十三州之地请求投降梁。梁武帝多年用兵求之不得的事，如今突然到来，自然欣然答应。其后，因为梁朝的处置失当，逼得侯景起兵反梁。历时五年的侯景之乱，南朝的经济受到一次严重的摧残："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①。在侯景之乱时，东、西魏乘机攻占了长江以北和今川、云、贵广大地区，陈朝建国时，便只有江陵以下，长江以南的地区了。陈朝文、宣二帝时，经济虽有恢复，但那已是回光返照、落日残红了。总之，继东晋之后，南朝的经济又有新的发展。但是，真正称得上大跨一步的，只有元嘉二十七年以前的三十几年，其次是齐永明年间。宋元嘉以后，南方经济虽然仍在前进，但步子越来越小，后劲越来越不足，这大概是南方终于被北方所灭的经济原因。当然，我们指出南朝经济的这种发展趋势，并不是否定它在南方整体开发上的贡献。从历史的长河看，南朝时期是整个南方开发史的重要一环。

2。土地经营与农业生产在封建社会里，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农业的基础。因此，我们应当先看一看当时的土地占有、经营方式和各类经营方式中的农业生产者。（1）国有土地的分配、经营和生产参与者按当时人的观念，山林川泽与无主荒地都属于国有土地。就这种意义上说，东晋南朝时期国有土地还不少。当时国有土地的分配、经营方式是：山林川泽，由国家垄断，逐渐允许私人占有，登记上资薄，向国家纳资调。这一点，下面还要详述。可耕地，一部分用作对贵族、有功的文武官员、孝弟忠义之人等的赏赐，其中包括各类赏田、厨田、园田、脂泽田、茔地等。这一部分占国有土地的一小部分。以上两部分，一旦允许私人占有并登记为私人财产，或者经赏赐，它们就带有私有性了。可耕地的另一部分是用作官吏的菜田和职田。晋朝规定：第一品：菜田十顷，田驺十人；第二品：菜田八顷，田驺八人；第三品：菜田六顷，田驺六人①。

菜田，大概主要是给住在京师高品官的；如果他们到地方作都督、刺史以下的地方官，则按地方官的级别给予职田（详下）。在给菜田的同时给予田驺，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菜田的生产者便是田驺。驺本为官府养马的士③　《南齐书》卷五十三《良吏传序》。

①　《南史》卷八十《侯景传》。

①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卒，身分略高于奴隶。如今转让给官吏耕田，养马，身分相当于农奴。关于职田，东晋时应詹建议："都督可课佃二十顷，卅十顷，郡五顷，县三顷。"②东晋末，陶潜为彭泽令，想在三顷职田上全部种秫（shú音孰，高粱，可酿酒），妻则要求种梗，最后决定"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梗。"③陶潜的事例说明官吏给职田是实行了的。从以后的记载看，南朝一直保有职田制度。宋初，曾下诏增中二千石者公田一顷。其后，常有地方公田的废、复，以及太守以"田米"赈灾等记载。为了处理好新旧官吏交接时田米的归属问题，东晋规定："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离任的，田米全归新人；此后离任的，则归旧人。宋文帝元嘉时，才改"计月受禄"④。地方官职田上的耕作者，应詹建议是："皆取文武吏、医、卜，不得扰乱百姓。"医、卜是官府中的医生和卜筮之人，人数不多，因此主要是文武吏。彭泽县的三顷公田，陶潜想"悉令吏种秫稻"，使用的也是吏。吏在汉代有长吏、少吏即小吏之分，长吏地位较高，小吏地位低下，被视为"厮贱"。魏晋以后，长吏、少吏之分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封建依附关系的强化，吏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魏晋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军政机构都有很多的吏。刘宋初，刘裕下诏限制荆州将、吏人数：军府"置将不得超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①这是限额后的数字，限制前该多少，更是可想而知了。当时，官府里的吏又称"力"、"事力"、"吏僮"、"干吏"等。宋文帝时，刘义康代王弘为司徒，王弘将司徒府的"事力"二千余人转交义康。吏主要来源于吏户。吏户从州郡编户中分立出来独立户籍，称为"吏家"，地位低于将门，而高于兵户，与州郡编户相等。吏户是当时负担最重的阶层之一，兵役、杂役之外，还要从事生产。东晋应詹建议，地方官的职田，"皆取文武吏"耕作；宋孝武帝曾下诏："内外官有田在近道，听遣所给吏僮附业"②；都说吏用于农业生产。宋元嘉初，始兴太守徐豁在郡上书说："郡大田，武吏军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至十三，皆课米三十斛。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③。说明吏家除了服役外，还要耕种官田，纳高额地租，有似魏晋军屯户。因为课役过重，到要纳租年龄时便开始逃亡，或断绝肢体，或产子不养，以求活命或免役。国有土地又一经营方式，便是屯田。东晋南朝的屯田，不像魏晋、孙吴那样当作农业生产制度去普遍推行，但随时屯垦的事，却时时见诸记载。东晋庾翼为荆州刺史，请求在乐乡（今湖北松滋县）"广家稸谷"；其后，又在襄阳"大佃积谷"，准备北伐①。殷浩执政时，想乘石虎死，北方大乱之际北伐，派谢尚、荀羡等"开江西疁田（即江北的大耕田）千余顷"②。荀羡"镇淮阴、屯田于东阳之石鳖"（今江苏洪泽县南）。刘宋时，张邵为征虏将军，领宁蛮校尉，②　《晋书》卷七十《应詹传》。

③　《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④　《宋书》卷九十二《阮长之传》。

①　《宋书》卷三《高祖武帝纪下》。

②　《宋书》卷六《孝武帝纪》。

③　《宋书》卷九十二《徐豁传》。

①　《晋书》卷七十三《庾翼传》。

②　《晋书》卷七十《殷浩传》。

雍州刺史，在襄阳附近立堰蓄水。"开田数千顷"③。梁朝的裴邃为竟陵太守"开置屯田"；升为北梁、秦二州刺史时，"复开创屯田数千顷。"④这说明当时国家控制可垦之田还比较多。屯田的生产者是武吏和兵士。吏，前面已经说过，不再赘述。在汉代，兵的地位与编户民相等。魏晋以后，人丁减少，各个割据势力为了保证基本兵员，便用强制手段控制士兵，"士家制"、"世兵制"、"世袭领兵制"便产生了。这样，士兵的地位渐同于私家部曲。他们单立户籍，称"士籍"或"兵籍"。有"士籍"或"兵籍"的人家，便被称为"士家"、"兵户"、"营户"或"府户"。兵户世代为兵，父子兄弟互相袭代。兵和武吏一样，战时作战，平时生产，是屯田的主力。梁夏侯夔在苍陵立堰，溉田千余顷，就是由军人完成的。陈庆之为司州刺史，罢义阳（今河南信阳）镇兵后，立即停止各地向前线运粮，率领军人开田六千顷，两年之后，仓廪充实。那时，兵是赋役负担最重，生活最苦的一个阶层。逃亡、自残、生子不养者甚众。兵户日渐衰微，官府便用招募流亡，"发奴为兵"或以罪犯及其家属补兵等办法补充军队，结果使兵户与奴婢、罪犯为伍。因为兵家役苦，加之身分低下，将领虐待士兵，兵士便以逃亡或怠战方式反抗。掌军者，为了在战争中取胜，便采取焚"兵籍"的办法收买士兵为自己效力。这样，兵家才逐渐获得解放。

（2）地主的大土地经营西晋占田令规定，各级官吏可以按官品的高低占田，似乎对他们占田数量有所限制；但从西晋占田令颁布后，李重曾说："人之田宅既无定限"①，以及强弩将军庞宗、尚书令王戎等人占田都超过法定数量来看，当时官僚地主占有土地似乎并无限量。东晋，作为西晋的后继王朝，大致也应如此。东晋南朝实行给客制度，对荫客数有规定，而对占田却无规定，就是因为劳动力的缺乏已代替土地兼并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渤海（今河北省南皮）刁氏，西晋末渡江，住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到东晋末，已发展成为"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的大地主。后来，他被刘裕灭族，不是因为他占了大片土地，而是因为他依附于桓玄等反对刘裕。

东晋南朝时期，地主土地私有制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山林川泽的占有。山林川泽本属封建国家所有，其收入归少府，供皇帝私人消费和赏赐之用。汉末以来，一则因躲避战乱，往往寻找那些有险可守、有田可耕、有水可饮之地结坞自保；二则自老、庄流行，佛、道盛行，爱恋山水成风，这些都增加了人们对山林川泽的兴趣。北方的士大夫们渡江以后，因为肥田沃土多为吴姓地主所占，加上看到江南有那么多的好山好水，因此，在"行田视地利"的同时，开始抢占山林。在东晋建立20年后，这股风已发展到需要皇帝颁诏严加禁止的程度。晋成帝咸康二年（公元336年）壬辰诏书规定："占山护泽，强盗律论，赃一尺以上皆弃市"②。诏书是这样严历，但从以后的事实看，似乎是禁者自禁，占者自占，所以此后才有多次禁占山泽的诏令颁布。宋孝武帝大明（公元457年）初年，扬州刺史、西阳王刘子尚看到当时世家权豪不遵守禁令，"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打柴割草都无地方）"，③　《宋书》卷四十六《张邵传》。

④　《梁书》卷二十八《裴邃传》。

①　《晋书》卷四十六《李重传》。

②　《宋书》卷五十四《羊希传》。

建议重申壬辰旧制。而尚书左丞羊希则认为壬辰诏书禁令过严，势难遵行。因此建议：第一、先已封占，并且继续经营有成效者，可不追夺。

第二、规定按官品高低封占山泽限额：一二品三顷，以下每降两品减少五十亩，至九品及百姓，一顷。并将所占山泽登上赀簿。

第三、已占足者，不得再占；先占不足者，得依法占足。

第四、凡非第一条所列，皆不得封锢山泽。

第五、以上各条，有犯者，侵水土一尺以上皆计赃，依强盗律治罪。

此制若行，请废晋咸康二年壬辰诏书的规定。

宋孝武帝采纳了羊希的建议，并下令贯彻执行。这个"占山格"，承认了原属于国家所有，收入作为皇帝"私奉养"的山林川泽可以由私人封占，标志着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新发展。占田、荫客，再加个可以封占山泽，使官僚地主发展自己的经济势力有了法律依据。虽说其中也含有限制之意，但高门大族往往同时有多人作官，而且官品日迁月易，有权有势，谁又敢过问他们占有的田地、山泽、佃客之多少呢！所以，实际上是任其所占，年月一久，一点一点地突破，限额也就不存在了。

琅玡王氏是东晋南朝侨姓第一大族。渡江后，王导有赐田80　顷，在建康（今江苏南京）钟山侧。这份田产，自东晋初到梁武帝于普通元年（公元520年）从王导裔孙王骞手中强购施与大爱敬寺为止的两百年间，一直保持在琅玡王氏手中。王导的两个孙子王濬和王珉在吴县的虎丘山有"别业"（墅），后来施舍给和尚，成为虎丘山的东、西二寺。王导侄王羲之，一到浙东，便爱上了那里的"佳山水"，与谢安等一大批名士，"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①他有许多土地，散布在三吴（吴郡、吴兴、会稽）各地。刘宋时，王鉴"广营田业"，兼并的土地也一定不少。南齐时，王秀之听说任命他作吴兴太守，非常高兴，因为那里有他的"隐业"。这个"隐业"是他祖父王敬弘的遗产，地点在吴兴余杭（今浙江杭州西）东山，或曰"舍亭山"。舍亭山是王敬弘的"旧居"，"林涧环周，备登临之美"，因此当时人称他为王东山。另外，王敬弘在会稽的始宁也有田宅，谢灵运在《山居赋》自注中说：始宁有■山，白烁尖最高，其下有良田，是王敬弘精舍（读经书之地）。刘宋时的王素，曾到东阳（今浙江金华市）隐居，"颇营田园之资"，一定也占有不少土地。

与琅玡王氏并驾齐驱的侨姓高门是陈郡（今河南淮阳县）谢氏。谢安的家业，可以从他的嫡孙谢混的财产状况看到一斑。史载：谢混继承父、祖遗产，"田业十余处，僮役千人"。后来，因为他党附刘毅，被刘裕所杀，并命令他的妻子晋陵公主与谢家断绝关系。当公主离开时，便把家业托付给谢混的侄子谢弘微代管。九年后，刘宋政府又允许公主回到谢家；她回来后看到"室宇修整，仓凛充盈，门徒不异平日，田畴垦辟，有加于旧"，真是感慨万千。到公主死时，还有"遗财千万，园宅十余所"；此外在会稽、吴兴、南琅玡（今南京市北）等地还有谢安、谢琰留下的产业和奴婢数百人②。继承父、祖留在始宁县的故宅及墅，又在会稽修营别业，家产丰厚。他"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他还先后向会稽太守孟顗请求

①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②　《南史》卷二十《谢弘微传》。

将会稽城东的回踵湖和始宁的岯崲湖的水放掉，改作自己的农田，结果遭到孟顗的拒绝。但由此可见他对土地的渴求是多么的强烈。陈郡谢氏的经济势力，就整体而论，超过琅玡三氏。对山泽的占领，则以兰陵萧氏为其突出代表。齐竟陵王肖子良"于宣城、临城、定陵三县界（今安徽南陵、青阳交界处）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①。梁萧正德，在自征虏亭（今南京城西）至于方山（南京东南）秦淮河西方圆40　余里的地区立墅②。规模较小的，则有梁朝的徐勉。史书上说他"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常居贫素"；但实际上他是个小康人家。他在京师清明门有宅，后来一部分施与宣武寺。又去"东田"经营了一座小园，卖与韦黯，获得"百金"。他用这笔钱为儿孙结婚盖了两所住宅，俸禄散赐亲族，还去姑孰买了田③。比徐勉更穷的，当然也有，那是属于清正廉洁一类的官吏了。

高门士族而外，庶族豪强也多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梁、陈之际的沈泰，有田四百顷，食客不止三千。长沙临湘（今湖南长沙市）土豪欧阳頠"家产累积"，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会稽余姚县大姓虞氏千余家，县南又有豪强数百家，其中多是庶族地主。

官僚地主们占有了大量土地和山泽之后，便开始经营具有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的园、墅，又称"别业"。如前所述，王导"有旧墅在钟山"，又有"西园"。谢安、谢玄于淝水战前下棋赌"墅"，说明他们都有"墅"。谢灵运的父、祖在始宁有"旧宅及墅"。会稽的孔灵符在永兴立墅，周回33里。萧正德在秦淮河西立墅，绵亘数十里。梁朝的裴之横率僮仆数百人于芍陂大营田墅，遂致巨富。他们的墅都比较大而且大都建于山水之间。园的情况则不同，一种是重观赏价值的，一般面积都较小，人工修饰彩色较浓。如东晋顾辟疆的名园，梁朝徐勉的小园，穿池种树，聚石移果，"桃李茂密，桐竹成荫"，华楼迴榭，颇具临眺之美。另一种是重经济价值的，如沈庆之"广开田园之业"的田园，面积较大。大的墅和园，往往占有大片的水陆地供种植和养殖。孔灵符的永兴墅是水陆地265　顷，沈庆之的田园一定也有大片肥田沃土。谢灵运在《山居赋》中说：田间的田埂和小路纵横交错，灌溉的渠流像经脉那样时散时合，茂盛饱满的■谷，香气浓烈的香稻，夏末以前出穗，入秋以后就可收成。若兼有高岗和陆地，就种麻、麦、粟、菽，掌握好季节，边经营也就边成熟了。如果以谢灵运《山居赋》所载，再综合其他文献，可以了解当时园、墅中的多种经营的情况：谷物：秫，高粱；秔，即稉，香谷；大麻，籽可食，皮沤后可织布；麦、粟、菽（豆类）等。

菜蔬：蓼（liǎo，音了），味辛香，可调味；蕺（jí，音吉），鱼腥草，可食，入药；荠（jì，音记），菜名，味甘；葑，又名蔓菁或芜青，即大头菜或芥菜头；菲，又称"诸葛菜，即萝卜；薑、白薤（俗名藠头）、寒葱等，都可作调味品。

竹木：竹有箭竹二种，苦竹四种，另有水竹、石竹等。木有松、柏、檀、栎、桐、榆、楸、梓等。

果品："百果备列"：杏、■、桔、栗、桃、李、梨、枣、枇杷、林檎

①　《梁书》卷五十二《顾宪之传》。

②　《南史》卷五十二《萧正德传》。

③　《梁书》卷二十五《徐勉传》。

（苹果）、柿等。

药物：菊花，天门冬，麦门冬、附子、天雄、乌头、卷柏、茯苓等。

此外，还有各类手工艺品、副食品生产。除食盐、铁器外，几乎应有尽有，自给自足性比较强。以上无论是耕植所得，或取之自然，多数是自己消费，有余也不绝对排除交换。

园、墅中的生产者，有奴婢、佃客、部曲、门生义故等。

奴婢用于生产还占有很大的比例。东晋刁逵"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谢混有"田业十余处，僮役千人"。谢灵运"生业甚厚，奴僮既众"。沈庆之"产业累万金，奴僮千计。"这些拥有大量田业的人，总是同时拥有大量奴婢，说明奴婢用于生产。南朝谚语所谓"耕当问奴，织当访婢"，乃是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奴婢的来源，主要来自自卖或被掠卖的破产农民；其次是俘虏和罪犯及其家属。奴婢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受压迫、剥削最甚。奴隶们不堪忍受其苦，杀主、逃亡、暴动的事时有发生。由于奴隶们的斗争，通过"发奴为兵"、"免奴为客"、释放奴婢等途径，才暂时得以摆脱奴婢地位。

佃客：官僚地主占有的"客"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官品合法占有的，包括佃客、典计、衣食客。他们没有独立的户籍，而是登记在主人的户籍上，叫作"客皆注家籍"。佃客佃种地主的土地，"其佃谷皆与大家（地主）量分（两分），对官府则"皆无课役"。这些，在前面已经谈过，不再赘述。佃客中的另一部分，是官僚地主挟藏的"隐户"，同样不上籍，不向国家输课役。

部曲，原于汉代军队编制之名。后又借指私家武装。私家部曲，主要从事作战和防卫；后来，部曲的人数多了，战争少了。主人不愿部曲坐吃山空，于是便也开始用于生产。梁张孝秀"去职归山，居于（庐山）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①夏侯夔、譒父子"有部曲万人"，除了偶尔"为州助防"外，平时"常停于乡里"，吴郡张瑰"宅中常有父时旧部曲数百"，像这些部曲，恐怕主人也不会让他们长期坐耗粮谷。

门生义故：门生和义故，有时合称，有时分开单称，有时又称"门徒"、"门附"、"门义"或"义附"等。他们多是庶族子弟，有的家还很富庶，投靠世族豪门的目的，是求得世家的推荐作官。刘宋时，贵戚徐湛之"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丽"①刘宋时的刘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宋）孝武大惊，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数千人"②。主人推荐门生义故作官，一般地说，并无定限，因时因人而异。东晋谢安作桓温的司马，请用门生数十人。桓温认为过多，说用一半；但桓温部下赵悦子却全用了，原因是谢安威望高，不好拒绝。宋孝武帝时，王琨作吏部郎，因为公卿权贵都来请托，王琨感到为难，于是规定：自公卿至一般士大夫，一律只用两个门生。因为门生义故有求于主人，所以他们对主人都尽一定的义务，作些杂役，如抬轿、采药、垦田等；像谢灵运那样，还让数百名义故门生"凿山浚湖"，作很重的劳动，记载上还不多见。（3）小农的个体生产

①　《梁书》卷五十一《张孝秀传》。

①　《宋书》卷七十一《徐湛之传》。

②　《南齐书》卷二十七《刘怀珍传》。

刘宋时，"山阴民户三万"③；而南齐的顾宪之则说："山阴课户二万"④。山阴县宋齐之间"民户"与"课户"间所差一万户，多认为是"不课户"。"不课户"的意思，大概是租调力役全免户。顾宪之所说的二万课户中，包括了"有资者，多是士人复除"的纳租调而不服力役户。除了这两部分外，"悉皆露户役民"，也就是独立的个体生产者，约占全县户口三分之一左右。会稽山阴县是南北权豪集居之地，合法的荫户与非法的隐户都比较多，独立的个体小农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可能较全国其他郡县为小。就一般情况说，个体小农应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实际上并非全能如此。宋会稽永兴（今浙江省山县）人郭世道，因孝顺父母，官府免除了他的"税调"。他们夫妻死后，其子原平不愿看到别人在父母坟前的田里赤身露体地劳动，于是变卖家产，花高价买了坟前的数十亩田，从此成为自耕农。但是，这个小农家庭所走过的路却非常曲折。郭世道本来"家贫无产业"，佣工以养继母。继母死，接受亲戚资助；事毕，便佣工加倍偿还。其子郭原平是个熟练的木工，靠作木工养双亲。父亡，原平自卖为十夫客，作为丧葬之费。十夫客是部分卖身的劳动者，与佣工者不同。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市）人吴逵，因传染病家中亡十三人无钱办丧事，而"逆取邻人夫直"，即向邻人预支佣工钱；丧事毕，他"皆佣工报答焉。"他只要佣工足以偿还预支的工值就可以了。而郭原平则不同。他每月卖身十个工日（"十夫"），一次获得部分卖身值；父亲丧事毕，便到买主家去履约，同买主的奴隶们一起劳动。直到"聚以自赎"为止。如果他不积攒足够的钱以"自赎"，就是到买主家作多少工，也是不能改变他的"十夫客"身份的。因此，他把他的劳动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每月拿出十天到买主家履约服役；另外二十天是他的"私夫"，即自己可以去支配的时间，到处为人作墓、作木工。所得，一部分用以养母，一部分"聚以自赎"。自卖为十夫客，多是家中突发事故后无力应付时采取的应急措施，数量也不多。从已知材料看，除了宋郭原平外，还有南齐时义兴（今江苏宜兴）人吴达之。他因嫂亡无力办丧事，乃"自卖为十夫客"。他并不是一无所有的人。他有少量土地，远房弟、弟媳被人掠卖，他卖掉自己的十亩田，把他们赎回来。又把"世业旧田"（大概是族中的共同遗产）让给族弟。他当时之所以"自卖为十夫客"而不卖土地，是因为土地是一家人生活的基础，一旦卖掉便无以为生；而"自卖为十夫"后，还有"余夫"经营自己的土地，一家生计还可以维持，所以他采取了前者。当时，小农多处于濒临破产的困境，像郭原平那样"自卖后又能自赎"，而后又买了数十亩土地，生活渐渐有起色，是因为他具备特殊的条件。第一，因其以孝得免"税调"，减轻了一大负担；第二，他是一个熟练的匠人，又会造墓，故"求者盈门"、生意甚好；第三，有了土地以后，经营商品生产，自己又有船，运瓜到市场出卖。如果单纯从事粮食生产，又无免"税调"的优待，就困难得多。沉重的赋役负担，人们已难承受，若再遇天灾疾疫，就只有卖田宅，鬻子孙，甚至自卖为奴或破产逃亡了。个体小农是国家征调课役的基础，所以政府总是想尽力维持个体小农的存在。但由于这一点始终要服从保障地主阶级利益，服从于国家财政需要，所以始终也解决不了这个矛盾。

总之，东晋南朝时期的土地占有、经营形式，主要有三种：国有的公田，③　《宋书》卷八十一《顾覬之传》、卷九十二《江秉之传》。

④　《南齐书》卷四十六《陆慧晓传》及附传。

地主的园墅和独立的个体小农。由于劳动人手不足，各种可能使用的劳动力都被纳入不同的土地占有、经营形式之中。从户口数量说，独立的个体小农居于多数；从在整个农业经济的地位来说，地主的园墅经济似乎又占首位；而国有公田的经营则只是前两者的补充。有一种意见认为：地主的园墅经济是一种理想的经营形式，由于生产者受到庇护，对官府"皆无课役"，不像自耕农那样脆弱，容易破产；同时又能依靠协作的力量开发山林川泽，这都是个体小农所没有的或不能办到的。这种意见，无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孤立的，而是从当时经济的整体上来看地主的园墅经济，认识上就会有所不同。正是由于园墅主人占有大量的荫户和隐户，对官府"皆无课役"，国家便把全部赋役负担转嫁到个体小农身上，使它们破产，无以自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阻碍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因此，不可以把地主园墅经济的积极作用估计过高。

3。农业技术的进步和产量的提高农业是当时的主要生产部门。东晋南朝的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农业。

东晋的重农措施前面已经提到，不再赘说。刘宋元嘉八年下诏：要求地方官对农民善加劝导，使各自努力，作到地无遗利，耕田养蚕，各尽其力。对有突出成就者，列名上报，给予奖励。元嘉二十年，再次下诏：近年各地百姓依然穷困，没有积蓄，赋役稍重，人民就心怀愁怨。一年不收，家家饥寒，这都是地方官引导无方的结果。主管机关应重申旧令，严加监督执行。类似的诏令，几乎各朝都有。除了一般的号召、要求和督劝以外，对小农的破产流亡还给予了较多的注意。如徙贫民垦起湖田；开放苑囿，租与贫民；把没收罪犯人家的土地分赐贫民；令地方官好好安置流民；农民垦荒，给予免若干年租调的优待；减免农民拖欠的租调，贷与种粮，赈灾救济等，屡见不鲜。史书上的这些记载，一方面是宣扬封建帝王的德政，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关心赋役来源。虽然如此，这些措施对农业的发展也会有些积极影响。

这时，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原来，江南主要是用"火耕水耨"的方法进行耕作。东晋以后，铁犁、牛耕渐渐推广。梁武帝为了放水淹驻在寿阳的魏军，派康绚在淮水上作浮山堰，将京城东、西二冶所存数千万斤铁器，全都倾倒河中。这些铁器，"大则釜■（xín，音寻思之寻，大釜），小则鋘（húa，即铧）锄。"①库存这样多的铁鋘和铁锄，说明铁农具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不过，因为铁器难得，当时人仍较珍视。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宋将申元吉破魏重要军事据点碻磝城，获得大量战利品，其中便包括"铁三万斤，大小铁器九千余口。"①牛耕也在逐步推广。宋孝武帝和明帝时期，在农耕即将开始的春天，都曾下诏禁止太官宰牛。太官是少府卿的的属官，负责皇帝的膳食。皇帝於春耕前下诏禁杀牛，象征重农之意。也反映牛在农耕中的重要地位。宋王玄谟为徐州（今江苏徐州）刺吏，以百姓饥馑，散私谷十万斛，牛千头赈饥。这些牛，平时必有一部分用于农耕。齐戴僧静为北徐州（今安徽凤阳东）刺史，"买牛给贫民令耕种。"②这里，牛用于耕田非常明确。齐明帝时，徐孝嗣以"军国虚乏"，建议于淮南及江汉

①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②　《南齐书》卷三十《戴僧静传》。

地区大力开展屯田，"田器耕牛"由中央政府按实际需要供给③。尽管此事没有施行，但它依然明确地告诉我们，农业已广泛用牛耕田。不过，应该注意一点，这里所举三例都说的是长江以北地区。江南如何呢？齐末南郡（今湖北江陵）太守萧颖胄响应萧衍起兵，曾"发百姓车牛"，说明当时民间有牛，用它驾车，自然也可以用它耕田。萧颖胄给萧衍献很多粮、钱、盐，但牛只有两头。萧景先临终遗嘱：有"牛数头"，二头交国家，一头送太子。齐明帝将自己常骑的白■牛赏给萧颖胄。这些事例说明：江南牛少，多用于驾车、骑乘，甚至达官贵人也常用牛代步。其用于耕田者当不及江北那样普遍。南方，江河湖泊，纵横交错，水资源丰富；但水旱不时，经常闹灾。为了保收、增收，地方官在屯垦的同时，多能注意修筑配套的水利工程，灌溉农田。这些水利工程，对农业增产起了保证作用。（将在下面各地经济开发中作具体说明）

与汉魏比较，这一时期南方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作物种类的增多。在两汉，江南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而此时则有稻、麦、黍（黏谷）、粟（谷子）、菽、麻，以及其他各种杂谷。它们在播植时间上和耕地的利用上，可以与水稻交错进行。这样，土地的利用率和粮食的产量，在总体上就会大大提高一步，使南方的农业生产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宋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七月下诏说："近来农稼受损，除了水旱灾害外，也由于未能因时因地种植。自今，南徐、兖、豫三州及扬州之浙江（今浙江富春江及其上游）以北各郡，皆督令种麦，以救粮谷之缺乏。尽快运鼓城、下邳等地现存麦种，交刺史贷与贫民。徐、豫二州的许多地方宜于种稻，而百姓却习惯种植陆地作物；可通知二州考察各地旧有水利工程，已崩坏者应及时修补，并督课百姓耕垦，为来年丰收作准备。"①孝武帝大明七年（公元463年）九月又下诏："浙东干旱，稻稼多伤；种植二麦尚不为晚，加之最近连续下雨，可通知浙东各郡抓紧种麦，贫无麦种者，官府宜酌情贷给。"②宋周朗建议，凡不是火耕水耨之田，皆种豆、麦。由此可见北方作物在南方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北方陆地作物的大量移植到南方，有利于土地的充分利用，粮食产量的增加，对缓解春荒也有好处。

北方传到南方的另一种生产技术，便是区种法。区种法本西汉成帝时汜胜之总结出的一种精耕细作的耕作方法，通过深耕细作、肥水充足适当，使产量成倍增长。西晋末河内积县（今河南济源县）名士郭文避乱南渡，住在今杭州西数十里的无人山谷中"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①竹叶可入药，木实野果可食，拿到市场售出后买盐，加上自己种的麦、豆就可以活命了。他不仅供自己食用，还有"余谷"救济附近的穷人。嵇康说区田亩产"可百余斛"②，这虽不一定可信，但这种方法能高产应该无疑。它在南方的传播情况如何，因无记载，就不好妄言了。

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的兴修，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提高了。东汉时，仲长统说肥瘠土地平均亩产3　斛，良田高些，瘠土则少于3　斛。汉末，钟离③　《南齐书》卷四十四《徐孝嗣传》。

①　《宋书》卷五《文帝纪》。

②　《宋书》卷六《孝武帝本纪》。

①　《晋书》卷九十四《郭文传》。

②　嵇康《养生论》。《嵇康集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　页。牧在永兴（今浙江肖山县）种稻20　余亩，舂米60　余斛，平均每亩得米三斛。按谷二米一计，则亩产谷6　斛。

梁夏侯夔在寿舂立苍陵堰，溉田千余顷，得谷百余万斛，平均亩产十斛，大概是属于"良田"了。宋雷次宗说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市）江西岸有盘石，其"下有良田，极膏腴者，一亩二十斛。"③那时的1　斛相当于今日2　斗多；20　斛则相当今之4　石，产量是相当可观了。当然，这是膏腴上田的产量，至于一般土地，亩产五、六斛也就不错了。

由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士庶地主都储存大量粮食。宋周朗说："今长江以南，到处都是丰收。。现在可令民得爵：凡能向国家缴纳供五十人吃一年的粮食者，赏爵一级；不过千家，便可得养近十万人吃一年的粮食，然后让接受口粮的人到淮南去屯田。"④周朗说"不过千家"即可得近十万人吃一年的口粮，意思是说：平均一个地主一年所能输纳的粮食不止五十人的年食量，而可能是加倍。按当时每人每日五升食量计算，每人月食米一斛五斗，按每斛谷出五斗米计算，折谷三斛，年食量则为36　斛，百人则为3600　斛谷。当然，这是平均数，有的大地主剩余粮食可能更多。宋明帝时，因为战争屡起，财政困难，又许民上米、钱、杂谷得官，标准如下：米钱杂谷得官200　斛5　万500　斛边远县令。

300　斛8　万1000　斛五品正令史，或四品在家。

400　斛12　万1300　斛四品正令史，或三品在家。

500　斛15　万1500　斛三品正令史，或署内监在家。

700　斛20　万2000　斛边远郡守或署诸王国三令在家①。

这次赐入米、钱、杂谷者为官，主要是针对庶族地主的，说明当时庶族地主中许多人都有大量的粮食。这是农业发展的标志之一。

4。南方开发的概貌自公元317年司马睿于江东立国，到公元589年隋灭陈，东晋南朝共经历了270多年。如果再加上孙吴（公元222-280年）的59年，则六朝共经历了330多年。在这三个多世纪中，由于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共同开发，南方的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以下，让我们按西晋的行政区划扬、荆、梁益、交广几个大区作个考察。

扬州：西晋时的扬州包括今江苏大部，浙、闽、赣的全部和鄂、皖的各一部。苏皖的淮南地区，处江、淮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两汉时已有一定的基础。汉末、三国间，淮南成了魏吴争夺的焦点，曹魏在淮南大兴屯田，兴修水利，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西晋末，北人南下，许多人停留在这里，利用旧有的灌溉工程，开发淮南。东晋的伏滔说：寿春有"龙泉之陂，良畴万顷"。因为土地已经开发，地主阶级逐渐壮大，"豪右并兼之家，十室而七。"①刘宋元嘉初，刘义欣镇寿春，派人修理年久失修的堤坝，引淠水入陂，③　《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豫记》。

④　《宋书》卷八十二《周朗传》。

①　《宋书》卷八十四《邓琬传》。

①　《晋书》卷九十二《伏滔传》。

"良田万余顷"得以灌溉②。直到元嘉末，一直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宋魏战争，淮南遭到严重破坏。齐、梁时期，依然惨淡经营淮南，寿春附近，有"陂田之饶"；阳平不鳖（今江苏洪泽县南）"田稻丰饶"③，在一些地区仍然维持一定水平。齐在齐郡（今江苏六合南）垦废田二百余顷，决沈湖灌溉④。梁在豫州修苍陵堰（芍陂附近），溉田千余顷，每年收谷百万石⑤。不仅官府，私人也在这里垦辟。河东（今山西夏县）人裴之横，自曾祖父起流亡南下，寓居于寿春。之横少好交游，不事产业，兄之高特为他作窄被、蔬食来激他。之横遂发奋图强，"与僮属数百人，于芍陂大营田墅，遂致殷积。"⑥像他这样寓居淮南的侨人，开发致富者，必不止裴之横一人。

建康是六朝的都城。历朝对以建康为中心的京畿地区都苦心经营，东晋在曲阿（今江苏丹阳）立新丰塘，溉田八百多顷。宋在湖熟（今江苏湖熟）起废田四千多顷。又向京口（今江苏镇江），姑熟（今安徽当涂）移民开垦。齐在句容（今江苏句容）修赤山塘。陈时，京东的丹徒、兰陵二县因涨水形成沙田千顷，当即有人建议耕垦。梁末，姑熟地区已是"良田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了①。

吴郡、吴兴、会稽三郡，号称"三吴"，当时人比之两汉之三辅、三河，是东晋南朝的财政基地，经济发展尤为突出。东晋在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筑荻塘，溉田千顷。宋又在乌程筑吴兴塘，溉田二千余顷。宋孝武帝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把山阴（浙江绍兴）的贫民迁到浙东沿海的余姚、鄞、鄮三县开垦湖田，"并成良业"②。会稽郡"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顷，膏腴上地，亩直（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鄠音户，今已改为户。户、杜是西汉京城长安附近两个土地最肥沃的县，而会稽的数十万顷，有的又超过它们，可见会稽土地之肥沃了。梁沈约说：江南立国，土地辽阔，但"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而扬又以丹阳、吴郡、会稽最发达，"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③由此可见这些地区开发之广度与深度了。

丹阳、吴、会的发展，带动了今浙江西部和南部的进步。临海、东阳（今浙江金华）、新安（今浙江淳安西北）等地也逐渐开发。梁在临海乐安县（今浙江仙居）"堰谷为六陂以溉田"④。经济开发的结果，出现了像刘瑱那样有"资财巨万"的大地主⑤。东阳《隋书地理志》把它列入吴、会一类，"川泽沃衍，有水陆之饶"的富庶地区。土豪留异，世为东阳著姓，梁陈之际，曾运大批粮食支援陈文帝。新安（今浙江淳安）地处山区，梁张率为新安太守，②　《宋书》卷五十一《刘义欣传》。

③　《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上》。

④　《南齐书》卷五十三《刘怀慰传》。

⑤　《梁书》卷二十八《夏侯夔传》。

⑥　《梁书》卷二十八《裴之横传》。

①　《陈书》卷五《宣帝记》。

②　《宋书》卷五十四《孔灵符传》。

③　《宋书》卷五十四《孔灵符传》。

④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七。

⑤　《陈书》卷三十三《王元规传》。

一次便自郡送三千石米到吴郡老家。郡中豪强程灵洗，"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于水陆所宜，刈获早晚，虽老农不能及也。"①如此熟悉耕艺的大地主，自然是当地农业发展的产物。湖南的松阳县，也修建有通济堰，观阮堰等水利工程。至梁代，永嘉（今浙江温州）已成为"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②新安、乐安、永嘉，以及松阳等地发展，反映了丘陵及谷地都已渐渐开发。与浙江相邻的，南为闽中，西为鄱阳湖及赣江流域。闽中，"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此地以求安堵。"③其中，林、黄、陈、郑，号为"闽中四姓"。侯景之乱时，浙东灾荒，"而晋安（今福建福州市）独丰沃"，陈宝应就从海路攻浙东，又载米粟与浙东贸易，由此大发横财。可见福州开发之一斑。鄱阳湖周围及赣江流域，《隋书》说：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市）"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又说："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从此可以想鄱阳湖周围小农勤于耕织的情况。豫章又是优质米产区，"稻米之精者，如玉映彻于器中。"④豫章之周昙朗，临川南城（江西南城东南）之周迪，皆是当地著名豪强。侯景之乱，迪同族人周续起兵反景，迪募乡人响应。周续"所部渠帅，皆郡中豪强"。这批"豪强"的出现，反映临川开发已久，大概是山越、宗部开发的贡献。

荆州：西晋时的荆州以洞庭湖为中心，包括今两湖地区和河南的西南部，以及川、陕、赣的各一小部分，东晋南朝的荆、湘、郢、雍四州之地。说到六朝经济，一般总是强调荆、扬二州。梁沈约，一则说"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二则说"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柟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①这里都说可与扬州并驾齐驱的只有荆州。"江左大镇，莫过荆扬"②。这里所说的"荆"是荆州首府江陵，"扬"指扬州首府丹阳，即建康。江陵西通巴蜀，东连吴会，北达襄樊，南极湘沅，是四通八达的一大都会。江陵附近的上明（今湖北枝江西南对岸），"以田地肥良，可以为军民资实"③。江陵西北的沮水西岸，"田土肥美"，皆成良田。梁与魏通和罢义阳（今河南信阳）镇兵后，"江湖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三年之后，仓廪充实。"④萧憺为荆州刺史，也曾"广辟屯田"⑤。湖州治长沙，本自荆州分出。湖州"民丰土闲"，开发潜力很大。齐末，长沙太守刘坦运30　万斛米支援萧衍起兵。梁张缵为湖州刺史，"在政四年，流民自归。户口增益十余万。"⑥孙谦在零陵作官，"常勤劝课农桑，务尽地利，收入常多于邻境。"⑦华皎作陈朝的湘州刺史，搜得大批粮食、竹、

①　《陈书》卷十《程灵洗传》。

②　《全梁文》卷五十六载左迟：《永嘉郡教》。

③　《通鉴》卷一百十三元兴二年八月注引宋白曰。

④　《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豫章记》。

①　《宋书》卷五十四传论。

②　《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下》。

③　《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下》。

④　《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传》。

⑤　《梁书》卷二十二《始兴忠武王憺传》。

⑥　《梁书》卷三十四《张缵传》。

⑦　《梁书》卷五十三《孙谦传》。

木、油、密、脯、米等送到建康⑧。汉水流域原属荆州，淝水战后始侨立雍州于襄阳，宋正式置立雍州。"襄阳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⑨东晋初，桓宣镇襄阳，以他在淮南的旧部曲为主体设立义成郡，又招怀流亡，劝课农桑。他以车载锄犁，或亲自耘草于陇亩，田畴垦辟，甚得众心。"胡亡氐乱"（后赵瓦解和符坚败于淝水）之后，北人又一再南下，也多留驻襄阳，因此于襄阳附近又设立了一些侨郡县。如在襄阳设立京兆郡，其西北置扶风郡，西南置安定郡，东南置冯翊和天永等郡。因为处于对敌前线，历任官长都比较重视发展生产。宋张邵在襄阳"修立堤堰，开田数千顷，郡人赖之富赡。"①刘秀之作襄阳令，修治六门堰，溉良田数千顷②。沈亮作南阳太守，修复从前遗下的石堰，又修治马人陂，"民获其利。"③所有这些，都反映原荆州地区的普遍开发。襄阳地区本有发展之良好基础，只是由于处于兵家必争之地，几度易手，发展也受到了影响。

益州：在西晋泰始二年以前，益州包括今巴蜀、汉中和云、贵等地；其后，遂分为梁、益、宁三州。益州，尤其是以蜀郡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物产丰富，号称"天府"。秦汉时，益州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汉末，庞统对刘备说："今益州户口百万，土沃财富，诚得以为资，大业可成也。"④然自汉末以后，益州也进入政局动荡的时期，政权频繁易手，大小战争不断，影响益州经济的长足发展。但是，由于它具有一些发展生产的有利条件，经济发展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水平。晋末，关陇氐羌反，晋曾以鹿车（小车）载成都米以供军需。天水等六郡饥荒，十余万人流入汉中，官吏就上表说："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就谷。"他们至蜀后，立即得到开仓赈济，继而"随谷佣赁"，赈饥问题比较快地解决了，说明蜀中确实比较丰实。成汉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续）。。。事少役稀，百姓富实。"①公元342年，桓温灭成汉，到公元413年晋朱龄石灭益州割据者谯纵，中间60余年，政局动荡，生产破坏。此后，蜀土安定，至元嘉年间，逐渐兴旺起来。元嘉九年（公元432年），"仇池大饥，益、梁丰稔。"②远方的商人带上"百万"资本到蜀土经商。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陆徽为益州刺史，"民物殷阜，蜀土安悦。"③元嘉二十五年（公元448年），刘秀之作梁、南秦二州刺史，镇汉中，因"梁、益二州土境丰富，前后刺史经营聚蓄，多者致万金。所携宾僚并京邑贫士，出为郡县，皆以苟得自资。"④这一批"京邑贫士"是特意来到梁益搜刮百姓的。以上的情况，说明益州虽历经战乱，但经济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发展水平。当然，就整个益州而论。各地的发展并不平衡，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地发展最快，梁⑧　《陈书》卷二十《华皎传》。

⑨　《南齐书》卷十五雍州条。

①　《宋书》卷四十六《张邵传》。

②　《宋书》卷八十一《刘秀之传》。

③　《宋书》卷一百《自序》。

④　《通鉴》卷六十六建安十六年。

①　《晋书》卷一百二十《李特载记》。

②　《宋书》卷七十八《肖思话传》。

③　《宋书》卷九十二《陆徽传》。

④　《宋书》卷八十一《刘秀之传》。

州次之，宁州又次之。

交广二州：汉代于今两广、越北立交州，至吴分交州立广州。宋明帝又割交、广立越州。交、广地域辽阔，民族复杂，统治松散。"广州诸山并俚、仃，种类繁炽。"⑤西晋的陶璜曾说过，当地人多不著籍，也不输纳课役，"广州南岸（即西江及其上游以南以区）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今广西柳州东南）不羁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⑥五千对六万，十分之一不到，余下的十分之九不"服从官役"，可见当时统治的薄弱。这是交广地区的第一个特点。其次，两晋南朝的统治者害怕南方各族人民掌握冶铸技术，制造武器，反抗他们，所以特别强调防止冶铁技术传给南方各族人，陶璜切切的告诫他的部将，断绝与夷越人的盐铁贸易就可以打败他们。但是，实际上还是禁绝不了。东晋庾翼执政时，三吴人为避赋役多逃往广州，广州刺史邓岳大兴冶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①，农具便更不用说了。早在东汉任延作九真（越南北部）太守时便已教农犁耕，如今又学制造农具，生产力便提高了一大步。广州的俚人，"巢居岸处，尽力农事"②，陈徐陵为广州刺史欧阳頠作《德政碑》曰："工贾竞臻，粥（同鬻，卖）米商（贩卖）盐、盈衢通肆，。。市有千金之租，田多万箱之咏。"③这里，"万箱之咏"有夸张成分，但米同盐一样，成为市场的主要商品，也反映农业有一定的发展。据载，交州的水稻，一年两熟，米不外散，恒为丰国。"④当然，也有不从事农耕的地方。西晋的陶璜说合浦（今广西合浦西北）土地瘠薄，无人种田，百姓皆以采珠为业，贸易往来，以珠换米。这至少说明合浦的沿海一带，农业还非常落后。不过，从广义上说，开展采珠业，也是一种开发。广州地近海，"外接南夷，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比。"⑤因此，广州的海外贸易特别发达，这在下面的商贸一节还要提到。

⑤　《宋书》卷九十七《夷蛮传》。

⑥　《晋书》卷五十七《陶璜传》。

①　《晋书》卷七十三《庾翼传》。

②　《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

③　《广东通志·金石略》。

④　《水经注·温水注》。

⑤　《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上》。

（三）东晋南朝的手工业1。工官和工匠西汉时，修建归将作大匠，盐、铁归大司农，器物的制造归少府。土木修建这里暂且不谈，盐、铁的属领关系变化较大，下面将谈到，这里着重谈一谈少府。少府是官手工业的主要管理机构。它所属的考工室掌管武器及其他器物的制造，东、西织室管纺织，尚方管禁物（官府严格控制的器物）制作，御府掌作天子衣服，东园主管棺椁等陵内器物的制造。。。东汉继承西汉的制度，只是盐铁划归所在郡县，负责武器制造的考工令划归了太仆。两汉之后，"魏、晋继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齐，亦无改作。梁武受终，多循其旧。"《隋书·百官志》的这一段话，是说汉晋南朝的官制一脉相承，大体未变。既然整个官制如此，工官自然也不会例外。实际的情况是：在名称和隶属关系上，不时地有小变，短时的变，但无大变，在汉、晋少府属官中变。如冶铸，汉魏之际一度划归地方，西晋时又划归卫尉，领冶令（凡产铜铁之地皆置冶令）39，冶铸工匠5350　户，皆在江北。在江南的梅根（今安徽贵池县）和冶塘二冶，则由扬州管理。东晋不设卫尉。冶铸及兵器制造又划归少府所属的冶令和尚方，其中最重要的是建康的东、西二冶（宋齐时设南冶，后废）。东晋哀帝时一度废置少府，其所属机构，或划归丹阳尹，或归相府。刘宋建国后，将相府所辖的作部划归尚书省，称为左尚方，东晋原来的尚方称为右尚方，皆掌兵器制造。又将相府所辖专门制作金银器物、珠宝镶嵌和织作绫罗锦绣的细作署划归门下省管辖。孝武帝大明（公元457-464年）中，又改细作署称御府，后废帝又改御府称中署，隶属于右尚方。总之，在东晋南朝的文献中，尚方、细作署、御府、中署等，都是官手工业的管理机构，都是从汉代少府所属的机构演变而来。有时，它们的分工相当细，名目也比较多。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外，其他如平准令掌染署，甄官掌造砖瓦、玉石，炭库负责烧炭和储存，纸官负责造纸，典船负责造船，等等。中央之外，地方也遍设手工作坊。东晋承东吴之后，在产盐和各类金属的郡县设冶令和盐官。各地方政府也设立作部。宋刘式之作宣城太守，规定一人逃亡，抓不着，相连坐的五家和里中的小吏便要被送到州的"作部"去劳动。宋竟陵王刘诞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谋反，因为兵力不足，便"赦作部徒"为兵，帮他作战。这说明州郡都有"作部"。

东晋南朝的工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继承前代，向民间征发。吴国的交阯太守曾征发"手工千余人送建业。"①东晋王羲之曾说：百工因受到过分的役使，"家户空尽，差代无所"，在役工人病故或逃亡，连个顶补的人都找不到。宋宣城郡历任太守到任，"多发调工巧，造作器物"。这些"百工"、"工巧"，自然都是民间工匠。若属修建之类的工匠，活动比较自由，如刘宋时的木工郭原平便是到处作匠。但若是作器物出卖，则必须向主管官吏申报备案，然后才能制作出售。如《晋令》规定：作漆器出卖者，须先向主管官吏报名，才能制作。漆器作好后，必须用红漆写上制作年月，工匠姓名②。工匠的第二个来源是招募。东晋时，王弘向司马道子建议屯田，说南冶

①　《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休传》。

②　《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五引。

有"募吏数百"，屯田也可以仿效南冶那样招募逃亡山湖之人。工匠的第三个来源，也是主要的来源，是罪犯及其家属。以刑徒补充官府作坊工匠，渊源久远。曹丕代汉时，有一名叫刘朱的老妇虐待儿媳，有三人先后被逼自杀。刘朱被判减死罪一等，"输作上方"，即到尚方管下的官手工作坊去劳作。东晋王羲之曾建议：将减死罪及判五年徒刑的人充作"百工"①。刘宋时规定：凡是"反叛、淫盗，三犯（一事三犯）补冶士"②。这些都是以罪犯补充工匠的具体记录。此外，还用奴婢补充手工工匠。如用官婢作贵族们穿的贴身内衣便是。当时，工匠地位低下。晋、宋之世，上自公卿，下至奴婢，服饰共分六等，"骑士卒百工人"列在第五等，在奴婢、衣食客之上③。自魏晋以来，兵士地位低下，高于奴婢，低于平民，百工地位也是如此。只是由于工匠日益减少，由于他们不断地逃亡和斗争，到南朝后期，他们的地位才逐渐有所改善。南齐建武元年（公元494年）十一月诏书规定："细作、中署、材官（掌木材及木器制作）、车府，凡诸工可悉开番假，递令休息。"④在梁朝，梁武帝曾说：凡兴建营造的工人，"皆资雇借，以成其事。"⑤陈宣帝太建二年（公元570年）诏书：凡"巧手"在服役中死亡或老病，不再从工匠家中征人顶补⑥。享受"番假"，给予雇值，工匠病老，死亡不再顶补，虽然只行之于局部，但也反映了工匠地位之改善。

2。手工业发展概况人口的增加，农业的发展，战争的需要，促进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概况如下：（1）纺织业颜之推说："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⑦一个吃饭，一个穿衣，是人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吃饭问题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再讲穿衣问题。东晋南朝时期，纺织业还是比较发达，原因除了它是人生所必需外，还因为政府征收调要丝、绵、麻、布、绢；有的地区以谷帛作货币，也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布的原料是麻、葛、蕉等。南方的布很早就有名，柔软细密，凉快舒适。东汉时，吴人陆续穿越布单衣，光武帝很喜欢，从此越布成为贡品。养蚕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豫章（今江西南昌市）等地，"一年蚕四五熟"；永嘉（今浙江温州市）一年可出"八辈蚕"。这"八辈蚕"，并不是同一种蚕相继产卵、成虫、吐丝八代，而是数个品种的蚕，经过不同的技术处理，在不同的时间成虫、吐丝、产卵。其中包括■蚕二代，爱蚕二代，寒蚕二代，外加柘蚕和四出蚕共"八辈"，在三至十月间分七批（■蚕第二代与柘蚕同时》吐丝。即或如此，也反映养蚕技术的进步①。当时

①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②　《宋书》卷三《武帝纪下》。

③　《宋书》卷十八《礼志五》。

④　《南齐书》卷六《明帝纪》。

⑤　《梁书》卷三十八《贺琛传》。

⑥　《陈书》卷五《宣帝纪》。

⑦　《颜氏家训》卷一《治家》。

①　《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五引《永嘉郡纪》。

的中央政府鼓励农民种桑养蚕，宋文帝多次下诏："蚕桑麻纻"，"耕蚕树艺"，都要"各尽其力"。梁朝的沈瑀作建德县（今浙江建德县）令时，规定每个成年男人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或梨、栗，妇女减半。

自从马钧改进织机之后，生产率也提高了一步。豫章勤于纺织的妇女，"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②有一首《古艳歌》说："为君作妻，心常恻悲，夜夜织作，不得下机，三日载匹，尚言吾迟。"③这个妇女很勤快，三天织成一匹，丈夫还嫌她织得慢。一匹四丈，三日成匹，则一日一丈三尺余，可能是当时效率较高的了。丝麻之外，还有一种吉贝，即木棉，也可以用来织布。但当时的木棉布在国内还很少生产，只在今云南的少数民族（"哀牢夷"）地区有生产，其余则来自林邑和扶南。

在这一时期，在南方的大部分地区，丝织品生产都不及麻布那样普遍。

在西晋以前，江南的丝织业还比较落后，高级丝织品的生产，只有益州比较发达。宋山谦之说："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①当时，无论南北，纺织巧手都比较缺乏，争夺工匠的斗争也比较激烈。早在汉末，孙策袭击袁术的皖城，得术"百工"等，皆迁往江南。晋灭吴后，宣布吴国"百工"等愿渡江北迁者，免徭役20年，刘裕灭后秦，又"迁其百工"于建康，于斗场设织锦署，从此江南才有了正式的织锦机构。这种对工匠的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的反复迁掠，反映了工匠的紧缺。不仅对立政权之间互相争夺，而且在国内也禁止私藏工匠。宋朝廷讨伐刘诞叛乱，把"名工细巧，悉匿私第"列为罪状之一。当时，官府库存丝织品比较多。就以军服来说，原来军服多著铠，后来便改穿绢绵作成的袍袄和。。裆（背心）。站岗巡逻，防卫迎送，白天御寒，晚上睡眠，都穿绢绵制的袍袄，不到一年便破坏不堪，其用量之大，可以想见。侯景将叛，从寿春上书"启求锦万匹，为军人袍。"梁武帝听亲信朱异的话，说御府所藏之锦，是作赏赐之用，不用作边城军服，因而拒绝了侯景的请求，加速了侯景叛乱的爆发。官府库藏大量绢布，主要是调自民间。宋沈怀文说：少府仓库里的绢，"年调钜万匹，绵亦称此（即与调绢数相当）"。百姓为了输调，"买绢一匹至二三千，绵一两亦三四百。"贫者买不起，则"卖妻儿"，甚至"自经死"②。因为绵绢贵，所以种桑养蚕，纺织绢帛的也越来越多；但是，即或加倍努力生产，绢价始终居高不下。布则不同，自东晋以来，不断下降。据南齐的萧子良说：宋初，布匹值一千，元嘉时降至六百；至齐，"匹裁三百"，最低时，"入官好布，匹堪百余。"①南齐时布价减降，除了因货币少，"钱贵物贱"的因素外，产量增加也是原因之一。齐武帝时，因为丰收，命中央和各州共出钱10060　万，购买米谷布帛纹绢丝绵等，反映当时纺织业之盛。就整个南方来说，荆、扬、益三州最盛。沈约说：荆扬二州，"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②。益州"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③②　《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

③　《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六引。

①　《太平御览》卷八百十五引《丹阳记》。

②　《宋书》卷八十二《沈怀文传》。

①　《南齐书》卷二十六《王敬则传》。

②　《宋书》卷五十四史臣曰。

③　《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

（2）冶铸和煮盐冶铸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部门。铸钱用的铜，铸造武器和生产工具的钢铁，服饰器玩用的金、银，都离不开冶铸。如前所述，西晋时卫尉领冶令39，冶工5350　户，主要集中在江北。东晋南朝时，没有完整的统计数字，但从记载看，冶址似乎也不少。京师建康有东、西二冶，宋、齐时省西冶置南冶。《宋书·王弘传》还提到"留铜官大冶及都邑小冶"，也在京师城内。丹阳自古就是铜的产地。京南的永世县南百里有铁岘山，周广近二百里，出铁，为扬州重要冶铁基地④。石头城附近有冶城寺；寺以冶城命名，当是冶铸集中之地⑤。剡（shàn，音善）县（今浙江嵊县西南）三白山"出铁，常供戎器。"⑥晋、宋两朝曾在吴县（今苏州市）光福山附近采铜⑦；梁朝曾在今江苏溧水县东南的芦塘山开采铜、锡。总之，扬州境内的矿址还比较集中。扬州之外，冶铸矿址较多的便是益州了。据《续汉书·郡国志》记载，后汉时，巴蜀产铁者7　处，产银、铜各4　处，锡3　处，铅2　处，金1　处。蜀汉时，设司金中郎将，专主冶铸。东晋南朝时，宋益州刺史刘道济，在蜀立冶。"一断民私鼓铸，而贵卖铁器"①。齐武帝时，一度派人到益州严道县（今四川荣经县）蒙山下采铜铸钱，得钱千万②。梁天监年间，张齐作巴西太守，"立台传，兴冶铸，以应赡南梁（州）。"③萧纪在蜀十七年，"内修工商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他从益州回建康船上的货物是黄金万斤，白银五万斤，还有同样价值的锦、缯、罽（ji，音记，毛料）、采（同綵，有颜色的丝织品）"等④。刘悛作益州刺史，"在蜀作金浴盆"，还有与作金浴盆用金一样多的各种金器。他们在蜀获得如此之多的金银和金银制品，说明益州的金银开采一定可观。

荆州武昌大冶白雉山有铜矿，南朝历届政府都曾在此采铜⑤。江夏郡（今湖北武昌）的北济湖本是一个冶塘湖，宋元嘉初曾在此以水力鼓风冶铁。在广州，东晋邓■作广州刺史，"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⑥这是说，冶铸技术在岭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推广了。始兴郡（今广东韶关市）银矿有银民三百户，专门从事采银。南朝的货币，在大部分地区用铜钱或谷帛，只有岭南地区用金银。这也反映了交、广地区采金银业的发展。

当时，铜的产量不高，钢、铁产量似乎可观。南齐时"钱贵"，梁武帝罢铜钱、铸铁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铜原料不足。反之，钢、铁产量似乎较高。孙权在武昌山冶铸，"作千口剑，万口刀"；梁武帝罢铜钱用铁钱后，因为"铁贱易得"，故盗铸者众，以至"所在铁钱，遂如丘山"；梁武帝修浮山堰，以数千万斤铁截流；这些都说明铁的产量较高。从冶炼技术来④　《太平御览》卷四十六引山谦之《丹阳记》载《永世记》。

⑤　《陈书》卷十二《徐度传》。

⑥　《太平御览》卷四十六引《南徐州记》。

⑦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四。

①　《宋书》卷四十五《刘道济传》。

②　《南齐书》卷三十七《刘悛传》。

③　《梁书》卷十七《张齐传》。

④　《南史》卷五十三《武陵王纪传》。

⑤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十二。

⑥　《晋书》卷七十三《庾翼传》。

说，自后汉、三国以来的水力鼓风（水排）冶铸技术，已在推广。武昌附近最大的冶铸基地--冶塘便是用水力鼓风。史书上都说，用水排比用人排或马排效率提高三倍。炼钢术有新的进步。梁陶弘景说当时有一种"杂炼生（生铁）、鍒（熟铁）"以作"钢铁"的方法，即将生铁和熟铁放在一起冶炼，生铁熔点低，先化，渗入到熟铁中，经过生熟交熔，取出锤炼，如此反复多次，把铁中的杂质去掉，便可成为作刀、镰的钢铁。近代是用化学方法去掉铁中杂质，而古代则是用物理的，即锤炼的方法。好的钢铁都是经过反复锤炼。梁朝"公家（官冶）自作百炼"，百炼钢大概就是经过反复锤、炼而形成的钢。当时，还有一种灌钢法。大致将生铁熔液浇灌在熟铁中，经过技术处理，即可成钢。炼钢技术的另一个进步是"淬（热处理）"的改进。用什么液体淬，淬多少时间，怎样淬法，对钢的质量影响甚大，而这些全靠经验的积累。经过长期的实践，出现了一批能工巧匠，上虞（今浙江上虞县）的谢平，右尚方师黄文庆都是炼钢、制剑的"中国绝手"。

煮盐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手工业部门。东晋南朝时，南兖州的盐城（今江苏盐城县），有盐亭123　所，"县人以鱼盐为业，略不耕种。"①吴郡的海盐（今浙江海盐县），"滨海广斥，盐田相望"②，益州盛产井盐。据《华阳国志》记载，临江、朐■、汉发，南充各县都有盐井。"巴西充国县有盐井数十"。蜀郡各县，一县之内的盐井，少则十余，多则至百；有的地方甚至是"家家有焉"。巴郡临江县，"其豪门亦家有盐井"。左思在《蜀都赋》中说蜀地"家有盐泉之井"，虽有夸张，但巴蜀大地盐井甚多，则是事实。（3）造船业我国南方河流纵横。水路特别方便，以船为主要运输工具是很自然的事。南方的造船业自来就比较发达。三国时，吴国已能建造上下五层、船长20余丈的大船。西晋为了灭吴，在蜀建造大船连舫，方120　步（每步6　尺），可载2000　余人。舫上建木城，开4　门，可以骑马在船上驰骋①。东晋末年，卢循率水军攻建康，"戎卒十万，舳舮千计"②。其中，"八槽大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余丈。"③梁末，侯景叛乱，也有鸼■千艘，每船160人操棹，每边8O人，迅捷如风电④。孙吴时，每艘大船可载万斛，到南朝时可载二万斛，不仅船的数量增多了，载重量也加大了。南方河流多，常打水战，因此修建战船成为造船业的一项重要任务。那时，战船的名目繁多，有飞龙、翔凤、金翅、青雀，艨衝、舴艋等大小战斗船舰。大的战舰，一般都装有拍击敌船的"拍"。其法，在船上装一个或数个拍竿，竿头装上可投掷火球、重石的装置，与敌舰接近时施拍，或令敌舰起火，或将敌船击沉。这些，在本书军事卷中将有具体叙述。

（4）制瓷业瓷器是由陶器发展而来。汉代的釉陶，南方的印文硬陶，都可以发展为瓷器。在江、浙、闽、赣、两广和湖南等广大地区出土的印纹硬陶，胎质细，

①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四引《南兖州记》。

②　《初学记》卷八《江南道》。

①　《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②　《晋书》卷一百《卢循传》。

③　《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六引《义熙起居注》。

④　《梁书》卷四十五《王僧辩传》。

烧制温度高，质地坚硬，施釉烧制便可成为瓷器。

瓷器是魏晋南北朝的新兴工业。南方的瓷器以青瓷为代表。青瓷胎质灰白细密，釉呈青色或缥色（淡青），有的杂有深浅不一的绿或微黄，东晋以后的器物上往往加有酱色釉彩斑。但是，它主要特点是釉呈青色，故曰青瓷。青瓷大致在三国、西晋时渐渐成熟起来。三国时，吴国的青瓷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在前面已经讲过。西晋的青瓷，在江苏宜兴的周处墓中发现42　件之多，其中的熏炉非常精巧；它们的胎和釉，经过分析，已同南宋官窑瓷器的化学成分接近。青瓷的产地，孙吴时主要在浙江绍兴、上虞一带。东晋以后，重要的产地有萧山的上董，德清的戴家山，余姚的鳌唇山，以及金华、鄞县、永嘉等地。其他如江苏宜兴的丁蜀镇、江西丰城等也是江南青瓷产地。已经发现的青瓷，品类繁多，有钵、盂、壶、罐、盘、碗、灯、熏炉、虎子等，反映瓷器在人们生活中已得到广泛应用。此外，发现作为随葬用的仿生活用品（明器），有人俑、动物俑、仓、灶、猪圈、鸡舍、井、杵臼、米筛、畚箕、扫帚、木桶等，应有尽有。此外，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江南各地的制瓷技术都有进步，并各有自己的特点。从釉色看，武昌的翠碧，福州的深脛（深油白），广东的闪黄，都和浙江的青莹一样有特色。

（5）造纸业自汉代发明造纸术以后，经过一段简牍、缣帛与纸张并用的时期以后，纸张逐渐有取代简、帛之势。这从当时人关于用纸的记录中可见一斑。东晋王羲之作会稽太守，谢安向他要纸，他便将库存的九万张纸全部给了谢安①。东晋末桓玄曾下令："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①此后，用纸更加普遍。梁萧纲为太子时给人写信说："特送四色纸三万枚。"萧绎为湘东王、出为荆州刺史，曾"上武帝纸万幅。又奉简文（萧纲）红笺五千番。"又说："特送五色（纸）三万枚。"②我们对这里作为量词单位使用的幅、番、枚究竟有何不同，虽然还不清楚，但动辄数千数万，其产量之高，使用之普遍，是可想而知了。

这时，不仅纸的产量提高了，造纸技术和纸的质量也提高了。本来，麻、楮（chǔ，音褚，树名，叶似桑，皮可造纸）皮、桑皮、藤皮皆可造纸，但最好的还是藤纸，又称"藤角纸"。东晋的范宁就认为土纸不可以作文书，只能用藤皮造的藤角纸。藤纸的著名产地，一是剡溪，二是余杭县的由拳村（今杭州市西由拳山下）。造纸技术进步还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压光。原来的纸凸凹不平，且多有网眼，后来经过压平，纸面平整光滑，白纸则洁白精美。当时人作诗赞美说："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③二是染色。前面谈到纸有"四色"、"五色"，这早在东晋末已经能制作了。桓玄曾"命平准作青、红、缥、绿、桃花纸，使极精。"三是"染潢"。即为了防虫蛀，将造好的白纸在黄蘗制成的药液中浸过，便成了黄纸。黄纸是抄写书籍、经卷和其他重要文书的书写材料，这在东晋土断一节中已经讲过，此处不再赘述。

①　《太平御览》卷六百零五引《语林》。

①　同上，引《桓玄伪事》。

②　元鲜于枢《笺纸谱》。转引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上册，第485页。

③　萧詧：《咏纸诗》。

此外，漆器、制茶等，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手工业虽然在总体上还不及两汉，但就某些部门如造船、造纸、制瓷，以及冶铸中武器的制造等，都超过了汉代，为隋唐时期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东晋南朝的商业汉代的商业曾有相当的发展，所谓"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①，就是对两汉商业发展的概括而又生动的写照。汉末以来，国家分裂，生产破坏，城市萧条，交通阻隔，商业也随之衰落，甚至被说成是进入了中古的自然经济时期。实际情况是：自三国鼎立局面最后确立之后，迄于西晋，随着经济的恢复，商业也在逐步复苏。永嘉之乱后，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政局相对安定，工农业的发展，加上有水陆交通的便利，南方的商业还相当活跃。

1。市场、商品和商税（1）市场说到商业，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市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无论是地主的园、墅，还是男耕女织的个体小农，都带有较强的自给性质。北齐的颜之推说：最好的治家人，要能作到：除食盐以外，家中生活需要什么就应该有什么。这种自然经济思想，乃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写照。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与市场完全隔绝；事实上，也不可能什么都由自己生产，这一点，早在战国时期就被孟子驳斥过了。人们需要交换，因而也需要市场。

当时的市场，除了城市中的列肆贩卖，摆摊设点的正规市场以外，还有农民的临时集市交易的草市，有军队设的军市，与少数民族交易的夷市，有与界外交易的互市和沿海城市的海外贸易。当时，大大小小的城市几乎都有市场。如六朝都城建康，东晋时有人口4　万户，到梁朝便发展到28　万户。城中有四市："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公元258-264年）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公元397-401年）中发乐营人交易，因城市也。"①单是秦淮河以北，便有大市一所，小市十余所②。建康城里的28　万户中，"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城内居民、市场、店铺，与两汉之长安、洛阳不相上下。"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京邑（建康），亦一都会也。"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等太湖周围的大郡，因为"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③，这些地方当然都有市场。郡国原无市场的，则特下诏书设立市场。钟离（今安徽凤阳东）郡告无市，宋江夏王、南兖州刺史刘义恭便向宋文帝请求置市，从此钟离郡也有了市场。不仅都城郡国有市，一般县乡也有市。晋吴相争，吴将周浚攻石阳县（今湖北孝感地区），正逢石阳集市，闻吴兵至，皆弃货争先入城，城门几乎都关不上。这是石阳县有市之证。县一般实行定期集市，如巴郡平都（今四川丰都县）"县有市肆，四日一会"④。那时，县的商人与大中都会的市场有联系。江陵是荆州大镇。随郡（今湖北随州市）人双泰真有才能，荆州刺史沈攸之闻其名，想召他到自己帐下效力，他不肯。后来他到江陵经商，被

①　《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①　《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七《资产部七·市》引《丹阳记》。

②　《通典》卷十一《食货十一·杂税》。

③　《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扬州条。

④　《水经注·江水注》。

沈攸之扣留。这说明大都会往往就是周围地区的贸易中心。有些大中城市专设有农产品市场，称为"草市"。建康、寿春等地都有这种草市。

军市是军中设立的临时市场。三国时，魏、吴都立军市。吴国潘璋"征伐止顿（屯），便立军市，他军所无，皆仰取足。"①由此可知，军市是随军队的行踪而废置。军市也与民交关，贸易有无。陈时，"军市中，忽闻小儿啼，一市皆惊。"②说明直到南朝末期仍有军市。

夷市是专对少数民族设立的市场。东晋陶侃为武昌（今湖北武昌县）太守，"立夷市于郡东，大收其利。"③互市是官方与"敌国"在边境上的贸易，市场设在两国间的关津口岸。

这种贸易在晋吴之间、东晋与十六国之间、南北朝之间都曾有过，留在后面再说。

（2）商品当时，市场上的商品虽不能说应有尽有，但百姓的一般生产、生活用品，贵族、官僚用的奢侈品，大体都可以买到。根据记载，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甲、衣食类：这包括粮食、食盐、水产品、肉类、蔬菜等，具体地说，则有米、谷，麦、菽以及其他杂谷、麻、葛、丝、绵、布、绢、帛等与纺织相关物品以及鞋（"芒屩"和木屐）帽等。其中，又以米谷、绢帛为大宗。乙、衣食外的其他生活用品。根据记载，其中包括用于汲水的工具，夏日用的葵扇，寝卧用的簟（diàn，音垫）席，书写用的纸笔，学习用的书籍，僧尼念诵的佛经，绘画用的碧青，涂物或照明用的漆、腊，建筑用的砖瓦，盛物用的陶瓷器，纪日用的日历，治病用的医药，婚丧用的嫁装、棺槨，甚至针、线，头发等，都是市场上的商品。

丙、官僚、贵族人家用的奢侈品。这包括国内的特产或特制品，以及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其中，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等最为珍奇。南齐东昏侯肖宝卷的妻子潘氏，穿戴"极选珍宝"，一支虎魄（琥珀）钏价值百七十万。锦是贵族常用的奢侈品，贵族们几乎生活在锦的世界中。

丁、重要的动产和不动产的买卖。这包括马、牛、土地、房屋，以及重要农具等。

戊、一种特殊商品--人的买卖。这包括四种情况：一是自卖或被掠卖为奴者；二是自卖为十夫客，部分为奴者；三是短期典贴者（多为妇女）；四是出卖劳动力而不卖身的雇佣劳动者。

（3）市场的管理和商税市场是人们交易有无之地，又是封建政府重要财政来源之一。为了维持市场秩序，保证财政收入，官府一般都比较重视对市场的管理。汉晋时，市场的管理都是由市场所在地的地方官负责。南朝时，建康市属丹阳尹，但中央的少府丞也参与领导，建康大市设大（又作太）市令，下有"刺奸"，负责市场治安；牵涉到法律的市场案件，则由市令判决。最后由市魁执罚。州郡县的市场，一般由地方官主管。东晋王彪之为会稽内史，颁《整市教》，说山阴市"多不如法"：其一曰"店肆错乱"，没有按行业"列肆"贩卖；

①　《三国志》卷五十五《潘璋传》。

②　《陈书》卷八《周文育传》。

③　《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

其二曰"商估没漏"，偷税漏税严重；其三曰"假冒豪强之名，拥护贸易之利，凌践平弱之人，专固要害之处"，是批评与官府勾结的豪商欺行霸市，垄断贸易①。这是地方官管理市场的具体例证。梁元帝时，道士陆法和为郢州（今湖北武汉市）刺史，对市场进行独特的管理：市场内不设管理的官吏，收市税也无人受理，只在道间放一上了锁的箱子，上开一口，可以向里投钱；行商和坐贾"随货多少，计其估限"，然后自己把税款投入箱内。到了晚上主管人才打开箱子，整理好账目后，便连同税款一起上交国库②。王彪之和陆法和的事例告诉我们：尽管他们办法不同，但都积极负责市场管理。其次，他们都比较注意市场的整顿，除了行商外，要求店人"列肆"贩卖，铜街、铁市、葱肆、鱼市等不得"错乱"。第三，他们都把征税作为主要任务。东晋南朝时期的商税，包括市税、商品交易税，以及与商品流通相关的关津、航埭税等。

市税，又称市租或市调。税市大概自东晋始。庐江杜夷是当时的儒学名士，许多人请他作官，他都拒绝。扬州刺史刘陶指示庐江郡对他要多加关照。"常认市租供给（杜）家人粮廪，勿令缺乏。"③这说明东晋已有市租。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下诏说："州郡估税，所在市调，多有烦刻。"这里将市调与估税（商品交易税）分开叙述，说明"市调"与"估税"不是一码事，而是估税外的一种独立税目。李剑农先生说："市租因营交换业务者，须在市区内占一肆之场所，可称为场税。"④李先生的意见是对的。

估税即商品交易税，这是当时商税收入之大宗。据《隋书·食货志》说："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根据这段记载，我们知道东晋南朝的商品交易税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券（契约）的，称为估税（或曰输估）；另一种是无文券的，称为"散估"；二者都是抽交易额的百分之四作为交易税，卖者出三，买者出一。估税税率明确，但征收的范围似乎不限于市场内，而是凡有这种交易行为者，皆在随时征收之列。

关津航（桁）埭税，是与商品流通相关的货物过境税。关税是过陆路关口税，津税是过水路关口税，航（桁）税是过大江大河的航渡税。埭（dài音代），是在河流水浅处修的水坝，提高水位，以便船从中间的航道（又称陡门）通过。船逆水过陡门时，航行困难，需要人力或畜力帮助，故过埭要收税，称为埭税或牛埭税。后来，即或不用帮助，他们也照样收税。

中国古代理想政治的内容之一，是"关市几而不征"，即只检查有无禁物和人是否逃犯，而不征税。关卡征税，大概自春秋、战国开始。曹丕代汉称帝前下令说："关津所以通商旅，。。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①这是说：关津税在汉代已有，并且超过"什一"；曹丕为收买人心才下这道减关津税的命令。从此魏晋都是实行"什一"的关津税。东晋都城建康，西边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设津主一人，掌一津

①　《全晋文》卷二十一王彪之《整市教》。

②　《北齐书》卷三十二《陆法和传》。

③　《晋书》卷九十一《杜夷传》。

④　《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第一版，第103　页。

①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魏书》。

全面事务；贼曹一人，掌与津渡有关的治安、刑法；直（值）水五人，可能是负责检查和税收。自丹阳、吴郡往浙东，有西陵埭、浦阳南、北津、柳浦等。对它们的管理，大体与对石头、方山两津管理相同。因为石头津通江北，检查较严；方山津通向内地，检查比较疏略。当时规定：凡是过津的货物如荻（芦苇类）、炭、鱼、薪等，皆征"什一"之税。西陵牛埭税，官定指标是每日3500　钱，有人认为，实际上可增一倍，一年即可多征百万以上。当时津埭官员征税并不完全按官府规定行事，而往往是横征暴敛。南齐的顾宪之说：津埭的官员为了多征税收，一是断绝别道，只能在他这里通行；二是空船照样收税；三是货物刚把船底铺满，便加倍增税；四是过埭不需要帮助，也照样收税。不仅关津桁埭税如此，市税和交易税也是如此。如前所述，自刘裕、刘义隆以来，公私言论一直指责市租、估税"重滥"、"烦刻"，皇帝也三番五次地下诏要求减降从宽。到了梁、陈时期，估税时罢时复，又时有减降，才有所减轻。

商税是南朝政府收入之大宗，因此受到当时政府的特别重视。北魏大臣甄琛对魏宣武帝说："今伪弊相承，仍崇关■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①他的意思是说：南朝所重的是关津税和市税，北朝所重的是田租和户调。因为商税在南朝国家财政上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才注意保护这个税源，一再下诏不要征税"过刻"；但同时又不愿放弃这笔收入，甚至还想多增加些收入。为此，官府采取了投标的办法把税收承包与私人。官府对市税，估税或关津桁埭税的每天收入都有定额，叫作"官格"。例如南齐时，西陵牛埭税规定每日官格是3500　钱，官府就依此与人签订承包合同。由于这些职位都是肥缺，所以人们竟相以高出"官格"的价格承包。以西陵埭为例，西陵戍主杜懿愿以比"官格"多一倍的价格，即每日7000　钱承包。这样一埭每年就多收百万，再加上浦阳南、北津和柳浦埭，共四埭，每年即可多收400　万。齐武帝听后都动了心，只是由于顾宪之的一再反对才作罢。顾在驳议中还提到了市税的承包情况："且此见加格置市者，前后相属。"所谓"加格置市"，就是以超出"官格"的金额承包市税；"前后相属"，是说这样作的人很多。有人为了能争到承包权，在前人的合同还没到限期，便到处探听，积极申请接替前人。梁朝邓僧琰承包鱼税的期限是"讫今年五月十四日，"期限未到，肖颖达便已探知并提出接代的申请，愿以一年交50　万进行承包。他这种热衷于私利的行为，为大臣任昉所奏，才使他未能如愿。南齐的萧子良也批评过市税承包制。他说："司市之要，自昔所难。顷来此役，不由才举，并条其重资，许以贾街。前人增估求侠，（疑为"使"字，以形似致讹。凡朝廷派任者皆可称"使"，如"台使"）后人加税请代。"①这段话的意思是：市官自古难选，近年选此官不以才，只看他有多少家产可供抵押，能出多高的承包价。结果是"前人增估"，"后人加税"，竟出高价争夺此职。而以高价求得此职的人，又多非"廉谨"之人，而多贪浊之辈。因此，上任之后，便千方百计压榨百姓，掠夺商人。即或如此，有时也完不成承包定额，"非惟新加无赢，并是旧格犹缺。"②意思是说：不只他多报的增收额没得到，就连原来的"官格"也未达到。原因，是有的真没有完成，而有的则是由于贪污

①　《魏书》卷六十八《甄琛传》。

①　《南齐书》卷四十《萧子良传》。

②　《南齐书》卷四十六《顾宪之传》。

中饱。但是，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只要未能向国家交足承包定额，就要承担责任。梁武帝天监七年（公元508年）正月丁巳下诏说："凡坐为市埭诸职割盗、衰减被封籍者，其田宅车牛。。皆优量分留，使得自止。"③这是说：凡是承包市税、牛埭税因为贪污中饱或没有完成承包定额而被判罪、没收家产的人，对于田、宅、车、牛等都尽可能多给他们留一些，使他们能够继续生活。皇帝是这样的关照他们，但他们和皇帝是否也这样关照百姓呢？

2。各色人等的商业活动东晋南朝时期，参与商业活动的，大致有以下四种人：官商、官僚贵族经商、私商、农民的商业活动。

（1）官商是指官府经营与从事的商业活动。这包括官府办的专卖事业和官府经营的商业。前者如宋益州刺史刘道济及其长史费谦等自己主冶，"一断民私鼓铸，而贵卖铁器"，就是属于这一类。此外，还有盐、酒等，都由政府垄断。后者，如官府通过经营屯、邸等，以增加政府的收入。据唐长孺先生考察，屯是建在山区进行开发的组织，公立的和私立的都有。梁武帝的诏书中有"凡公家诸屯戍。。"，"复公私传、屯、邸、冶"等句，说明屯、邸等有公家设立的。从有关材料看，官府设立屯、邸的目的，在地方是为了增加行政开支；当然，地方官也可以从中肥私。宋刘敬宣作宣城（今安徽宣城）太守，"郡旧立屯，以供府郡费用。前人多发调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罢私屯"①。这条材料告诉我们：第一，这个"屯"是郡立的；第二，立屯的目的是"供府郡费用"；第三，办法是发工巧，造器物出卖。由此可见，屯是一个开发、制作、销售三位一体的组织。常常与"屯"并提的"邸"，按字义讲，是居住和堆积货物的地方。东晋南朝的邸也有这两个方面的含义，但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其含义又不止于此，它还参与销售和放高利贷。如在会稽郡，"王公妃主，邸舍相望。。子息滋长，督责无穷。"②这是邸舍放高利贷之证。又"子尚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为患遍天下。"①这是邸舍经商之证。这些贵族的邸舍放高利贷，经商逐什一之利，则公主的邸舍当不会例外。当时，既然政府的财政满足不了公私的需要，于是便允许他们开立屯、邸，经商逐利，藉以自润，也是自然之事。

（2）贵族官僚经商这是东晋南朝商业的主要组成部分。西晋人江统说："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②这是说两汉的王公贵族已在通过经营土地，出售蔬果、药材等以营利。魏晋时，王戎、潘岳、石崇等，继承了这一传统。南朝的为人所熟知的孔灵符，墅中有果园九处，谢灵运的"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百果备列。。"，都带有商业性质。他们把这当作一大财源，"商贩逐末，竟早争新"，不等果子成熟便到市场出售，以③　《梁书》卷二《武帝纪中》。

①　《宋书》卷四十七《刘敬宣传》。

②　《宋书》卷五十七《蔡兴宗传》。

①　《宋书》卷八十二《沈怀文传》。

②　《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致要皇帝下诏禁止采择未熟的"肴核众品"到市场出售。当时，园中所产，也的确能得重利。宋柳元景种菜园数十亩，本为自给，但守园人把自给有余的蔬菜拿去出售，竟获得二万余钱。沈庆之身为三公大官，"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他经营田园，"产业累万金，奴僮千计"；向政府献钱谷，一次便是"钱千万，谷万斛"③。不只沈庆之，"在朝勋要，多事产业"，都在营谋私利。如前所述，当时的王公妃主，多立屯、邸，"列肆贩卖，逐什一之利，或放高利贷，其典型事例莫如齐、梁时的萧子良和萧宏了。南齐的萧子良，身为司徒，在宣城、临城、定陵三县（今安徽江南地区）立屯，封占山泽数百里，禁止百姓打柴、采集、捕鱼，垄断山泽之利。梁武帝六弟萧宏，特别能兴生聚敛。他有库房百间，贮钱，一千万一库，共20　余库，有钱"三亿余万"；其余60　余库，装满了布、绢、丝、绵、漆、蜜、纻、腊、朱沙、黄屑、杂货。他在京师及会稽等地设立了数十座邸店，放高利贷，以田宅邸舍作抵押；到期不还，便驱逐主人，将抵押品夺为己有。后经梁武帝禁止，他才罢手。

贵族、官僚经商的另一种形式便是贩运求利。刘宋山阴县孔觊的两个弟弟在建康作京官，回乡时"辎重十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自然是为了出卖。宋将吴喜派人到襄阳、蜀汉等地，与当地的土豪、地主官勾结，"侵官害民，兴生求利"，返回时，大船小船"钱米布绢，无船不满。"目的当然是转售求利。东晋南朝时，地方官离任时，当地都要送他大量钱物，称为"送故"。加上他在任时搜刮所得，就成了他的"还资"，其数量相当可观。南齐豫章王萧嶷，"斋库失火，烧荆州还资，评直三千余万。"①宋张兴世，"雍州还资见（现）钱三千万"，一夜之间被人抢光，忧愁加上惊吓，发病而死②。这些"还资"，有时是当地的土特产，易地而售，可获巨利。梁王筠作临海太守，还资是"芒屩两舫"。还有两舫其他物品。东晋谢安的同乡作中宿县（今广州市清远县）令归来，"还资"是"蒲葵扇五万"。这些物品自然都是为了出卖营利。谢安为关照他的这位同乡，便以自己的声望带头买了一把，结果人们竟相购买，扇价骤增数倍，他的同乡因此发了大财。当时，军人和官僚士大夫经商都有免除关市之税的特权③，所以他们的贩运转卖利润特多。

贵族、官僚从事商业性经营和参与商业活动，有增强市场活力和促进商品流通的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官、商一体，权钱结合带来的许多弊病。这些弊病包括因为建立屯、邸，封占山泽，使百姓樵采无地；放高利贷，夺人财产；垄断专卖，限制交易数额，阻碍商品流通；利用权力走私和免税；有的还一面"百端营生"，一面又劫富使商旅，"致富不赀"，不是平等竞争，影响私商的发展。

（3）私商的活动东晋南朝的私商数量不少，也比较活跃。由于长江上商船成群结队，军人偷袭敌人时，往往伪装成商人。陈将周迪谋反，将袭华皎，派人率兵"伏甲于船中，伪称贾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人的活跃。

③　《宋书》卷七十七《沈庆之传》。

①　《南齐书》卷二十二《豫章王萧嶷传》。

②　《南史》卷二十五《张欣泰传》。

③　同上，卷七十七《沈客卿传》。

经商者多能获利致富。梁陈之际的何妥，其父为西域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定居于郫县（今四川郫县）。后来发了大财，"号为西州大贾"①。巴蜀殷富，是商人经商的理想地方。刘宋时，"远方商人多至蜀资货（交易），或有直数百万者。"②当地商业也较活跃，商人多富有而奢侈。"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③宋周朗说：商人之家的服饰，男人穿的像王侯，女人穿的象妃主；出在街上，"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④东晋南朝政府劝农但不抑商，多次下诏要减轻商税，个别官吏抢夺商人财产，还受到免官的处分。但是，商人依然被视为低贱之人，他们必须穿着标志着身分低下的白色衣服，被视为只知贪财好利而不知仁义的"污秽之人"。为了改变这种处境，他们便以手中唯一的有力武器--金钱向掌权者进攻，使掌权者成为他们的保护人，进而使自己也成为掌权者。梁朝吴（今江苏苏州）人陆騐，家贫而又不务正业。后来，他投靠同乡富人郁吉卿，靠郁借给他的一些钱、米经商，"遂致千金"。发财以后，就去京城，"散资以事权贵"，包括他的同乡、梁武帝的亲信朱异。经朱异推荐，他先后作了少府丞、太市（即大市）令，负责管理商业和市场。他作太市令，"以苛刻为务"，商人既怕他，又恨他。数年后升为列卿，最后死在太子右卫率--东宫禁军统帅的任上①。陆騐是个通过经商发财，又依靠财力买通权贵，最后登上政治舞台的典型。像他这样的人，在当时并不少见。南朝掌机要的寒人，如戴法兴之父"以贩纻（麻）为业"，法兴少年时曾"卖葛于山阴"；周石珍"世以贩绢为业"，他们都是商人出身。宋朝贵戚徐湛之，"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②。宋孝武帝时，"兰台（御史台，掌督察）令史，并三吴富人。"③这些巴结贵戚，后来又作令史之类"三吴富人"，其中必有不少就是陆騐、戴法兴一类的商人。

（4）平民的商业活动这主要是指农民和市民参与的商业活动。当时，促使农民同市场结缘，首先是由于"租入过重，农人利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有两种选择；一是弃农经商，二是在种粮的同时，也种些经济作物，投入市场。农民投入市场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政府用折变的方法征收租调：或谷、帛、绵、绢互折，或以谷帛折钱、银，把农民逼入市场。广州中宿县本不产银，俚人世以农耕为业，而官府却要他们每丁缴银"南称半两"。这样，俚人便去卖粮，买银，缴银，被逼进了市场。当时，因为不禁人民从商，故参与商业活动也较普遍。吴兴沈瑀，出自豪族，未作官前曾到余姚卖瓦器。在城镇及其近郊的人，男女老少多参与商业活动。老妇，有的卖针，有的卖糖，有的担菜到市场上卖①。会稽陈氏有三女，祖父母都已八、九十岁，父患重病，母欲改嫁，灾年无食，三个女儿便一起到湖中采菱角和水葵菜，轮流到市上出卖，维持

①　《北史》卷八十二《何妥传》。

②　《宋书》卷四十五《刘道济传》。

③　《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和传》。

④　《宋书》卷八十二《周朗传》。

①　《南史》卷七十七《陆騐传》。

②　《宋书》卷七十一《徐湛之传》。

③　同上，卷八十四《孔觊传》。

①　《南齐书》卷五十三《傅琰传》，卷五十五《乐颐传》。

一家最简单的生活。若某地遇到灾荒，人们便到丰产区贩运粮食。南齐时，吴兴闹灾，而会稽丰收，人们便纷纷在两地之间倒运粮食，有的是商人图利，有的是为了拯救一家老小。无论如何，东晋南朝政府的重农而不抑商的政策，给困苦中的百姓也多开了一条生路。

3。互市贸易和对外贸易互市贸易和对外贸易，是在特定范围内的官营商业。这一时期，国家分裂，各地区间互相隔绝，贸易往来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互通有无，取有余以补不足，乃是人的一种自然愿望。因此，就创立了这种独特的交易形式--互市。如前所述，互市在晋吴间和十六国东晋间已经出现。西晋灭吴前，晋将周浚在弋阳（今河南潢川西）"南北为互市"②。两晋之际，祖逖北伐，石勒忧虑，乃派人带信求通使、互市。祖逖不复信，不通使，但默许互市，"收利十倍"③。前秦建国后，苻健派他的侄子苻菁在丰阳（今陕西山阳县）立荆州。通关市，来远商，"引南金（黄铜）奇货，弓竿漆蜡"，以给国用④。进入南北朝后，互市时开时禁，其原因，一是战争，二是有人反对。战争一起，互市便中断。其后，一方要求恢复，另一方就有人反对。虽然如此，因为通使互市是一种趋势，所以互市仍在时断时续地进行。互市的目的，北方在于取得"南货"，包括南方生产的和从南海诸国进口的珍珠、香药、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翡翠、孔雀、鹦鹉、南金（铜）、昆仑奴等。而南方则希望得到北方出产的名马、骆驼、皮革、毛毡以及金、玉等。南北互市的地点，西线在襄樊，东线在以淮河为界，沿淮的义阳（今河南信阳附近），弋阳、安丰津、寿阳等地。北方人说："又于南垂（南部边境）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①但是，由于互市只是官方在固定的时间、地点进行的有限贸易，又严禁渡淮私市，所以有很大的局限性。北方人对"南货"得不到满足，南方人也埋怨得到的马匹太少，说一年还得不到一千匹。因此，走私便不断发生。当时，走私的渠道有多种：一是使者本人或带人到对方私市，这以北人至南买"南货"者居多；二是靠近边境的文武官员利用方便走私，"贩贸往还，相望道路。"②三是民间的私市。梁郁州（今江苏连云港市）与魏接境，"民俗多与魏人交市。"③宋元嘉年间，宋魏通和，"两民之居，烟火相接，来往不绝"④，其中自有更多的贸易活动。"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⑤如今，许多人从事走私，一旦发现，往往受到处罚。北齐初，崔季式跟随司徒潘乐征江淮，因为他乘机派人到边境私市，回京后就被关了禁闭。其后不久，北齐的齐州刺史崔季舒，因为"遣人渡淮互市"被判罪，只是因为赶上大赦，才得免刑。这些事例说明：国家②　《晋书》卷六十一《周浚传》。

③　同上，卷六十二《祖逖传》。

④　同上，卷一百十二《苻健载记》。

①　《魏书》卷一百十《食货志》。

②　同上，卷六十九《袁翻传》。

③　《梁书》卷十六《张稷传》。

④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⑤　《北齐书》卷四十六《苏琼》。

的分裂阻碍商业的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的对外贸易是逐步扩大。当时，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除了东方的日本和高句丽、百济外，还有林邑（今越南中部）、扶南（今柬埔寨）、诃罗縠（今印尼）、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今印度），以及海西的陂斯（今伊朗）、大秦（东罗马帝国，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等欧亚国家。这些国家的商人到中国来，有些是打着"使者"的旗号，以求得保护和中国的赠赐。据记载，宋齐时，与海外交往有十余国，梁时，则"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①那时，来中国经商的商船还比较多。东晋安帝元兴三年发生了一次狂风骤雨，建康附近江面上以"万计"的"贡使商旅"船只，都在风雨中漂没②，沈约说：刘宋时，因为皇帝特别喜爱外国商品，所以外商"舟舶继路，商使交属。"③梁时，来广州的外船，从每岁数至发展到"岁十余至"④，一些国家生怕中国关上国门，因而要求中国"市易往反，不为禁闭"。当时，内外交流产品，输入中国的大致就是北方人想从南方得到的那些"南货"；而输出的，主要是绫、绢、丝、锦等。

4。货币谈商业，自然要谈到商品交换的媒介，或称之为商品之一般等价物--货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最大的特点是金属铸币与谷帛兼行。秦汉是用金属铸币，东汉章帝听从尚书张林的建议，"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⑤，但行之不久便停止了。汉末，董卓铸小钱，不久为曹操所废，复行汉代五铢。五铢钱虽然比较合用，但因为行之既久，耗损很多，加之原料缺乏，没有铸新钱，故钱少物贱不已。因此，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①从此，三国两晋南朝历届政府，虽然不断地改铸金属货币，但"以谷帛为市"一直未断。魏明帝时，鉴于有人以湿谷、薄绢市买，便下诏"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②新的货币是没有铸造，但以谷帛为币却一直没有停止。说到物价，多以绢布的匹数为尺度，自三国迄南朝都是如此。东晋时，一面继续使用吴国的大钱，同时兼行谷帛。司马睿给祖逖北伐的经费是"千人廪，布三千匹"，它可以作衣食用，也可以用来交换其他物品。他捉拿石勒的赏格，从最初的"赏布千匹"，上升到"赏绢三千匹，金五十斤"③。这些都是当作货币来赏赐的。金属铸币与谷帛兼行，在整个南朝都没有间断。刘宋时，先铸四铢，与五铢并行。因为二者形制轮廓相同，钱上的篆字百姓又不认识，行一年多便停止。后又铸"孝建四铢"，薄小，盗铸的人多。后又铸二铢小钱，也因过于薄小，人不乐用。南齐时，曾派人至蜀开山铸钱，得千余万，因费工而停。梁武帝铸两种五铢

①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海南诸国传。序》。

②　《宋书》卷三十三《五行志四》。

③　同上，卷九十七史臣曰。

④　《南史》卷五十一《吴平王景传》附。

⑤　《后汉书》卷四十三《朱晖传》、《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①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②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③　《晋书》卷六《元帝纪》，卷二十六《食货志》。

钱，以后又陆续铸几种钱与这两种较好的五铢并行，币制混乱，百姓依然爱用古钱。铜钱本来就不多，由于缺铜和有人将铜钱卖给夷人作铜鼓，铜钱就更少了。因此，人们便以七十、八十或九十钱作为一百钱使用。最少时，以三十五钱顶作一百。后来因铜钱多被剪凿、盗铸，梁武帝乃下令废铜钱，铸铁钱。因为铁容易得，盗铸更甚，钱多物贵，交易时以车载钱，不再计数，成了钱灾。陈朝，除继续使用梁朝的两种小钱外，自己也铸了六铢、五铢两种。

南朝时，虽然铸币在增多，但谷帛仍在作货币使用。刘宋时，"汉川（今汉中和川北地区）悉以绢为货"，刘秀之为梁州刺史，才"限令用钱"。宋孝武帝时，萧道成将一匹烈马送给刘怀珍，刘以百匹绢作为报酬。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人胡叟，于刘宋初流亡入蜀。宋文帝对蜀郡沙门法成聚众造佛像很反感，想要杀他。

后来，由于胡叟到建康说情，法成才得免一死。为了感谢胡叟，法成送"价值千余匹"的"珍物"给他。这些事例说明南朝时期，依然把谷帛作为货币在使用。"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城，全以金银为货"。至陈，"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云。"①这一时期，为什么会长时期存在钱帛并行的局面呢？如前所述，秦汉是用钱的，谷帛作为货币使用，是从汉魏之际开始的。其所以这时开始用谷帛作为交易媒介，是由于长时期的战乱，经济受到极为严重的摧残，生产几乎停滞，谷帛已极度缺乏。那时，不仅能投入流通的商品极少，就是保存人们生命最低需要的粮食也很少。因为缺粮，"谷一斛十万"，"数十万"，以至"五十万"，"豆、麦二十万"②。有的连橡实、桑椹都采不着，以至"人相食"。在这种情况下，谁有谷帛，谁就是真正的富有者。在人们的心中，谷帛的地位早已超过了金银珠宝和钱币。"百姓皆卖金银珠玉宝物"③，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在这种形势下，魏文帝才下诏罢五铢钱，"以谷帛为市"。当时以谷帛作钱币，还有重农的思想起作用，以为这样可以鼓励耕织，发展生产。此后，经济逐渐恢复，而谷帛与钱并行，继续作为货币使用，则是另有原因。首先，经过多年的损耗，古钱已大量减少；加上铜冶业不发达，原料缺乏，也无法铸造大量新币。结果形成钱少物贱，影响生产发展，需要谷帛作为流通手段的补充。其次，那时的当权者多不知货币的发行需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以为想怎样做便怎样作。他们看到：既然钱少物贱，谷贱伤农，于是便毁大钱作小钱，或者增大钱币的面额，一"当百"，一"当五百"，甚至"当千"，以为这样钱就多了，钱少物贱的矛盾便可以解决了。岂不知，这样又造成货币的滥恶。这种滥恶，由于有人剪凿、盗铸而变得日益严重。滥则钱多物贵，钱不值钱；恶则钱坏不可用，人们不欢迎。他们新的小钱又小又薄，如刘宋的鹅眼钱，"一千钱长不盈三寸"；比这更差的一种，除了中间的大方孔外，周边像围一条线，所以叫"綖（线）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十万钱还不满一捧。因此，人们宁愿接受谷帛也不要这种钱。

①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　《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兴平元年，《三国志》卷六《董卓传》、《太平御览》卷三十五引王粲《英雄记》等。

③　《三国志》卷五《文昭甄皇后传》。

再次，政权动荡，政权更替频繁，新政权建立后，对旧政权发行的钱，有的继续使用，有的则罢废不用，人们损失太大，还不如谷帛可靠。用谷帛作货币是有弊病，如谷帛本作衣食之用，作货币用之后，"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确实是一种浪费。又如，以谷帛为币有许多不方便，所谓"千匹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如市，未易于越乡"，这是主张罢钱而专用谷帛的人也知道的。如果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它必将成为一个障碍。但是，在当时优质货币缺乏，货币滥恶流行的情况下，以谷帛作补充，有利于商品的流通。

（五）人民的沉重赋役负担1。南朝赋役制度的演变在南方维持一个与北方对峙的政权，需要一定的人力和财力。战争多，养军、作战的人力、财力就要多；照顾官僚士大夫利益，给他们荫客、荫亲属的特权，政府直接控制的课户就减少。二者形成尖锐矛盾，使东晋南朝人民的赋役负担特别沉重。

在汉代，官府对编户民征收定率租和人头税。大约自东汉中期起，出现人口逃亡，赋改为计赀（财产）征收。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平定河北，下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①从此，田租便从定率租改为定额租，赋调则继承东汉后期的按户赀分等级收绵绢布帛。西晋继承曹魏的租调制，只是数量有所增加而已。魏晋编户之力役负担似无定制，根据需要而取。西晋准备灭吴，大举征发：凡年龄在十七以上、五十以下，"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似应包括五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②后世，凡大举发兵，双数取其半自不必说，单数则视其需要，三取一或二，五取二或三，演变成"三五"发兵之制。服役的吏、兵之家被称为"三五门"。司马睿南渡，江东草创，租调征收一依西晋为准。这种制度在东晋初大约维持十余年，到咸和五年（公元330年）开始进行田税改革。史书说："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哀帝即位（公元362年），乃减田租，亩收二升。"①这里"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则每亩产米三斗，按二斗谷出一斗米折算，则亩产谷也只是六斗，显然不合乎当时实际情况。因此，这"三升"、"二升"的"升"字应是"斗"字之误②。汉末三国以来，粮食产量一般为亩（小亩）产六斛，亩收米三斗，即为什一之税。汉初行什一税，是财政紧张时的权宜之计，一俟经济恢复，便为十五税一了。东晋恢复汉初的什一税，显然比较重。

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大旱，会稽、余姚米斗五百，人相食，所以第二年竟出现有五十多万石税米收不上的情况。但这并没有动摇亩收米三斗的制度。经过27年之后，即哀帝即位后，才减为亩收米二斗，采取十五税一之制。计亩输米，不利于地主，所以在孝武帝即位（公元376年）后，立即废除度田税米之制，改为计口输米，规定："公王以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③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又增口税米五石。"由计亩改为计口，当然有利于地多人少的地主家庭，而地少人多的农民家庭，负担无疑是加重了。东晋的调与西晋相同，即户绢三匹，绵三斤，计资评等，以"九品混通"的办法征收。

南朝的租调制，宋齐大致沿袭晋制，田租依然是口税米五石。宋齐史书

①　《三国志》卷一《太祖纪》注引《魏略》。

②　《文馆词林》卷六六二载晋武帝《伐吴诏》。

①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②　参见贺昌群：《升斗辨》，载《历史研究》1958年6　期；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144-146页，农业出版社1958年第一版；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　第224-226　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③　《晋书》卷九《孝武帝本纪》。

没有改变晋代田租制和另立新租制的记载，但却有屡有蠲免或减少田租的记录。这说明当时有田租的，它应该就是继承东晋的田租制。宋齐时期的调，与魏晋有两点不同。一是曹魏西晋时以绢、绵为主，而东晋、宋、齐时则以布、麻为主。第二，数量有了变化。西晋时是丁男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户纳丁男户之一半。东晋继承这种制度，但宋齐与两晋不同。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公元461年）下诏："制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①晋宋以来，一般都是承认一匹布可抵一匹绢；如今规定要出四匹布，当然是超过绢三匹了。

到了梁、陈时期，南方的租调制度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即由计资评等按户征收改为按丁征收。关于这次变化，史书上说："（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始去人资，计丁为布。"②改革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它规定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次丁男和丁女皆纳丁男应纳租、调之半。第二，它重新规定了丁男、丁女和次丁男的年龄：男18-60　岁为丁男，16-17　岁，61-65　岁为次丁男；女子已嫁、或虽未嫁但年已20　岁到60　岁为丁女，不在丁男、次丁男、丁女之列者为老、小。

第三，除租、调外，田税：亩税米二升。

梁武帝的赋税制度改革，除田税（附加税性质）以亩计外，租、调皆计丁征收。之所以有这种改变，原因在于：第一，按口征田米并不合理，因为老小不能生产也如数缴纳田米，农民的负担是太重了。第二，过去的计资评等按户征收方法不容易做得公平合理、准确。东晋刘超作句容县令时，每村放个大箱子，让百姓自报家产数额投入箱内，然后依据自报数额定等输调。在当时，像刘超这样通情达理者极少，多数是对百姓苛虐无情之人。用当时人的话说，说是"务在裒克"，"刻又刻之"，想方设法多计算百姓家产，提高百姓家赀等级，多掠夺百姓一些财产。所谓"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资实"；所谓"围桑品屋，以准资课"，就是他们评百姓家资时"刻又刻之"的具体表现。他们这样作的结果是百姓树不敢栽，土不敢垦，房屋破败漏雨不敢加泥盖瓦，严重损害了百姓的正常生活，压抑了百姓生产的积极性。因此，一些有识大臣，早就看出了计资分等按产纳调的弊病，奏请计丁输课。刘宋时，周朗曾对宋孝武帝说："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资"①。但孝武帝没有采纳。直到梁初，广汉（今四川广汉县）人罗研认为：派官"围桑度田，劳扰百姓"。于是奏请革除弊政②，梁武帝采纳了罗研的建议，才实行了上述租调制的改革。计丁征调，前提是对户口的控制，如果脱籍人多了，在籍之人的负担便加重了。2。各种名目下的巧取豪夺东晋南朝时租调的征收，按制度规定已经很重，而在具体贯彻中，官府又想方设法盘剥农民。其主要手段有：

①　《宋书》卷六《孝武帝本纪》。

②　《梁书》卷五十三《良吏传序》。

①　《宋书》卷八十二《周朗传》。

②　《南史》卷五十五《邓元起传》附。

（1）折变所谓"折变"，就是不按原来的名目征收，而是折合成政府所需要的东西征收。例如有时把布折成米，有时又将米折成绵、绢，有时将租米、布绢折成现钱或其他实物。这种折变制度，大概起于东晋，至南齐永明四年（公元486年），由皇帝下诏。扬州（治今江苏南京），南徐州（治今江苏镇江）当年的户调2／3　收布，1／3　收现钱。来年以后，1／2　交布，1／2　折交现钱。布折钱时略减布价，按每匹400　钱计算。从此，折变制度成为"永制"，并盛行于南齐，至梁实行新租调制后逐渐少见。在推行折变过程中，官府往往欺压百姓。宋初，官布出卖每匹千钱，但百姓折价交钱时，允许每匹只交900；元嘉年间，官布每匹600，百姓折交布钱可以只交500，这时都还关照百姓。但到南齐时，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官布每匹只值100　多钱，而官府却仍按宋时的布价收500　钱。就是齐永明年间规定的每匹400，也比当时布的实价多交近300　钱。这是官府对百姓的直接的野蛮掠夺。此外，当官府将租调折钱征收时，要求百姓所交的钱必须又圆又大。可是，当时钱少，许多人去盗铸；为了获得原料，往往把流通的铜钱弄得缺边少沿，完整的很少。百姓为了上交好钱，便须花1700　普通钱去买1000　好钱；买不到时，便"以两代一"上交官府。这样，百姓的负担间接地又增加了一倍。在折变缴纳的买卖过程中，还要经受商人的剥削。对少数民族，政府也不放过。如始兴郡的中宿县（今广东清远县西北）的俚人，本以农耕为业，不产银；但官府却规定每丁必须交银南秤半两。俚民无法，被迫到市上卖掉农副产品，再买回白银交给官府。因为他们与外界语言不同，加上不懂交易，所以在买银上交时常常受欺。山民生性朴实，吃亏不知如何申理，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

（2）杂税除了正规的租调以外，东晋南朝还有许多杂税。它包括一度存在于南齐朝的人头税--口钱，行之于宋齐时的代役钱--恤，实行于浙东五郡的塘丁税，国家实行专卖的盐、酒税，对商旅征收的通行税（关、津、桁、埭税），对市场交易征收的市税和估税，地方官府需要的杂供给，对地方官到任离任的迎送钱，百姓捕鱼、樵采的鱼税和山林川泽税等。关于商旅、市易、买卖等项税收，前面商业部分已有叙述，这里，仅把口钱、恤钱、塘丁税、官吏的杂供给和迎送钱等，略作介绍。

口钱之名起自汉代，称为口赋。南齐征收口钱，见于记载的只有两次。

一次是建元二年（公元480年）萧嶷为荆州刺史时，因为谷贱，下令允许百姓以粮代口钱。第二次是梁武帝萧衍即位后，于天监元年（公元502年）下诏：民欠口钱不再收缴。如此而已。由此可见，征口钱只行之于南齐朝。但向谁征收，每人征收多少，都无记载。

恤，就字面讲，是关心、同情、给予救济的意思。但在这里是作名词用，把一种纳钱代役的人和钱都叫作恤。作为人来讲，有时同僮、吏连称，叫作"僮恤"、"恤吏"；因为恤作为"将"或"官"的俸禄的一部分，所以又称为恤俸。"僮恤所上，咸是见直（现值）"，是说恤钱不要实物，只要现钱。南齐虞玩之说：自宋孝武帝即位以来，真假有军勋者很多，再加上交恤钱免役的人，这二者加起来，就占了应该服役的大半。由此可见，这恤钱就是代役钱。从军将"举恤为禄，实润甚微，人领数万"来看，恤数额并不太大。但因政府收钱必圆大，而当时好钱又少，所以成了纳恤代役者的一项沉重负担，以致"逋恤"（拖欠的恤钱）很多。纳恤代役的究竟是什么人，因为没有记载，无法确指，但从字里行间推测，应是服吏役的人。自晋、宋以来，吏的数目很大；南齐政府可能是既需要大量的钱，又感到不必要那么多的吏，于是就允许富有的吏纳钱代役，表面说是对吏的■隐（同情、怜悯），实际上他们真正关怀的是军将和官吏①。

塘丁税是官府强加于民的又一种赋税。浙东地近海，陂池湖塘常因海潮或大雨崩坏，泛滥成灾，道路桥梁也被冲毁。当地士庶为了生产和生活的安全，先是出力"皆保塘役"，后来，感到不需要那么多劳力，于是就按丁收钱，作为筑堤保塘的费用。这本来是民间的一种自助组织，塘丁所交的钱，也不入官府。可是到了王敬则作会稽太守时，奏请皇帝，把塘丁税列为税目，上交国库，齐武帝同意。从此，浙东地区，"租调之外，更生一调。"齐东昏侯时，又把塘丁税扩大到整个扬州、南徐州去征收。自从塘丁所上赋钱被官府垄断后，他们并不用来修堤补路，致使陂池湖塘崩坏，洪水横流，道路也无人修。由于塘丁税收钱要圆大，成了农民的又一项沉重负担。

迎送钱，是迎新送故钱的简称，它指的是迎接地方官到任和送他们离任或死去时赠送的人、物和现钱。这种风气大约起源于东汉，至魏晋后而益甚。东晋时，吴郡"常有迎送钱数百万"①。孔愉为会稽内史，离任时，郡"送资数百万。"②作都督、刺史的方镇大官，离任时送的更多。东晋孝武帝时，范宁上疏说：州镇长官离任时，"皆割精兵器仗以为送故。。。送兵多者至千余家，少者数十户"。这些兵户作为"送故"给了调任的州镇长官之后，就成了他们可以奴役的对象；但吃、穿仍由官府供给，这也就是在给他们大量精兵的同时，又给了"米布之属，不可称计"的原因③。这些官对送故兵可以奴役多久，最初似乎没有定限；一直到晋宋之际，似乎才有了规定。王韶之作吴郡太守，去郡后因为长期占有"送故"被免官，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刘宋时，以吏、兵作送故的逐渐减少，渐以送钱、物为主。"送故"钱多少，可能根据各地之土地、人口、贫富而有所不同。上述富庶的吴郡、会稽是"数百万"，王锡自临海郡归，得"百万以上"。蔡轨作长沙太守，送故钱五十万，梁范述曾作永嘉太守，送故钱是二十万。这种不同，大概就是南齐萧嶷所说的"迎送旧典"了。

齐武帝曾一度下诏停止地方上"送故输钱"，但似乎并没有废除迎新送故制。梁、陈时期，郡、县设有专门的迎新送故的吏员，并规定郡县官到任或代下，都"有迎新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①。由此可知，迎送钱是百姓的一项固定负担。如前所述，起初，送故是割精兵器仗，米布之属，是"化公为私"；后来，国家把这项负担转嫁给百姓了。

"杂供给"，是指地方官在"公用（办公费）、公田（给都督至县官的公田）、秩石（官吏的薪俸）、迎送"诸费以外的收入。自刘宋以来，一直到南齐地方官的俸禄和杂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南齐豫章王萧嶷有鉴于此，便上疏说：地方官的"俸禄之制，虽有定科（上列的第二、三项），而其余资给（即"杂供给"），复由风俗。"这个"随土所出，无有

①　关于恤，参阅李春润：《血恤和南朝的代役制》。《中国史研究》，1986年3　期。

①　《晋书》卷九十一《邓攸传》。

②　同上，卷七十八《孔愉传》。

③　《晋书》卷七十五《范宁传》。

①　《隋书》卷二十六《百官志上》。

定准"和"复由风俗"，就给了地方官大肆搜刮的余地；刮多少，完全依靠地方官的贪廉、人际关系而定。贪者可无厌，廉者惟取足；有势缘者，虽贪也算合乎"通规"，无势缘者，廉者也可能"入罪"。当时，许多地方官就是靠制度上的漏洞贪取不已。因此，萧嶷奏请"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为恒制。"②齐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格"是怎样定的，执行情况如何，便都不得而知了。

3。沉重的徭役东晋南朝百姓，负担最重的要算徭役了。按西晋政府规定：男子16　至60　岁为正丁，服全役；15　至13　岁和61　至65　岁为次丁，服半役。12　以下和66　岁以上为老小，免役。对于这个规定，晋宋的统治阶级中都曾有过争论。东晋时，范宁批评说：根据古礼，19　岁叫"长■"，因为还未成人，15　岁叫"中■"，因为还是童幼，如今以16　岁为全丁，意味着他该服全役了。以13　为半丁，他身上的担子可就不是童幼的事了。怎么可以"伤天理，违经典，困苦万姓"到这种程度呢！如今应该按礼的规定改正，以20　为全丁，16　至19　为半丁，这样人就不会夭折，可以生长繁殖了。"皇帝听了，说范宁说得好，但并未采纳①。宋元嘉初，依然实行晋制。徐豁为始兴太守谈到武吏耕田纳租时说：16　岁课米60　斛，纳全租；13　至15　课米30　斛，纳半租。13　岁的少年还不能耕田，或者没有大人给予关照、帮助，无粮可缴，故一到收租时，便都逃跑了②。过几年，王弘又向宋文帝建议15　至16　宜为半丁，17　为全丁。宋文帝采纳了王弘的建议。从此，全丁提高一岁。半丁提高两岁。梁、陈时期，役龄再次作了调整：18　至60　为全丁，16　至17　和61　至65　为次丁。全丁与次丁又皆提高一岁。以上，便是国家规定的役龄。

但是，并不是所有在籍者到了这个年龄段都去服役。第一，自两晋以来，品官、国宾、先贤之后，士人子孙皆免役。这些人又有荫亲属特权，多者九族，少者三世。第二，官僚贵族所占有的合法户口：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也"皆无课役"。第三，有军勋者，纳钱代役者，也可以免役。第四，出家为僧尼、道士者可以免役。除了公开的合法的不服役者外，官僚、贵族、地主还占有大量非法户口--隐户。这些本该服役的"诸郡役人，多依士人为徒隶，谓之属名。。凡属名，多不合役。"①所谓"全丁大户，类多隐没"②，说明这种隐户还真不少。与"隐户"相对的是"露户"，他们是在籍的无免役权的编户，所以又叫"露户役民"。如前面举过的会稽山阴县，有课户2　万，财产不满3000　的就有13至12。当时人顾宪之说："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这就是说，当时的徭役负担主要落在这占户口总数13至12最贫穷人的身上。他们的负担主要是两大项：一是租调，②　《南齐书》卷二十二《豫章文献王嶷传》。

①　《晋书》卷七十五《范宁传》。

②　参见《宋书》卷七十二《徐豁传》。

①　《南史》卷五《齐本纪·东昏侯》。

②　《陈书》卷三十四《褚玠传》。

二是徭役。租调、杂税前面已经讲过，因此这里只说徭役。

关于徭役负担，当时的政府也有个规定："其丁男，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③对于这段材料，需要作两点说明：第一，一般都认为《隋志》的这段话说的是梁、陈时的制度。但是，从南齐自州郡征发吏民服"正厨诸役"时"公获二旬，私累数朔"④来看，似乎梁以前也是丁男每年服役20　天（"二旬"），只是由于路途往返，或者到期不遣，才使农民有"数月（"数朔"）之累"。第二，每岁"十八人出一运丁"，平均每人每年也是20　天，但这与前面的"其丁男，每岁不过二十日"不是一码事。前者是指"运役"以外的各种役，如上述的"正厨诸役"，以及修堰、建屋、挖壕、筑城，或其他临时性的杂役等，它主要服务于地方政府，有时也服役于中央。后者则单指"运役"，包括运输租米到州郡和京师，或战时的运粮等。因为它与前一种是分开的，所以文中加"又"字以相区别。运役，尤其是战时的粮运，是不可能恰好20　天的。一次战役可能是十天半月，也可能一连数月，被调来随军粮运的人，总不会在战争中途撤换。如果一年所服运役超过20　天，则可以用多余数抵消以后的运役。但每人平均20　天这个规定不变，所以文中又加了个"率"字。以上是当时政府对每个露户役民应服徭役时间的规定。当然，在实际上，百姓的负担沉重得多。首先是役的名目繁多。东晋庾龢代孔严为丹阳尹后，曾表免除众役60　多项。所除者已如此众多，未除者尚不知多少。其次，徭役繁重。前面已经指出，按政府规定，每丁每年服役总共不过40日。而实际上不知超过几倍？东晋时的范宁说："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①第三，延长服役年龄。按规定两晋是13　岁开始服半役，以后提高到16　岁，退役一般都规定在66　岁。按理说让13　岁的少年和60　以上的老人服役已经是伤天害理；而实际上又不止于此。宋元嘉中，沈亮给宋元帝报告中说：西府②的兵士，有的年近80　还在服役，有的刚刚7　岁便已在役。可知当时人的服役年龄都是大大超前和延后了。第四，徭役征调，历来是说"三五属官，盖惟分定"，即实行"三五"征发制度，三丁抽一，五丁抽二，顶多是三抽二，五抽三，但实际上一旦军情紧急，往往"尽户发丁"③或"空户从役"。第五，制度没有妇女服役，但在实际需要时，也往往征发妇女服役。宋刘劭据京师以抗诸军对建康的围攻，男丁召完之后，便"召妇女亲役"④。沈攸之在荆州造反，尽征男丁之后，"耕田载租，皆驱女弱。"①郢州（今湖北武汉市）是一个百姓很穷，难于治理的地方。梁萧秀作刺史时，征发不到男丁，"至以妇人从役"②。萧衍大同七年（公元541年）下诏停止各地征妇女服役。由此可知，当时征妇女服役还不是个别地方。

③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④　《南齐书》卷五《海陵王纪》。

①　《晋书》卷七十五《范宁传》。

②　东晋咸和四年，于历阳（今安徽和县）侨置南豫州，立军府为一时重镇。因历阳在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西，故称"西府"。

③　《通鉴》卷一百二十五元嘉二十七年。

④　《宋书》卷九十九《二凶传》。

①　同上，卷七十四《沈攸之传》。

②　《梁书》卷二十二《安成王秀传》。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东晋南朝时期农民的赋役负担是非常沉重的。其中最苦的是那些最穷的人。所谓"极贫者，悉皆露户役民"；所谓"贫者但供役"，"应充猥役，必由穷困（之人）"；所谓"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都是说的"贫者"。他们在饥饿、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着：断截肢体，卖儿卖女，产子不育，典妻贴妇，自卖为奴，逃窜山湖，自缢沟渎，最后也有挺而走险、奋起反抗的。

4。政府的检籍和"符伍制度"

在逃避徭役的过程中，一些稍富一点的农民和中小地主，逐渐发现了另一条路，即花钱收买官吏，改变户口的籍注。

农民逃亡反抗，地主贿买官吏改变户籍，手法不同，目的都是为了逃避政府的赋役。这是官府最害怕的两点。因此他们用检籍来对付改变户籍，用加强符伍制度对付农民的逃亡。以为这样就可以控制住编户，但事情的发展都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

历代封建王朝都特别重视户籍，因为它是政府征发租调和徭役的依据。

南齐的虞玩之说："黄籍（国家的正式户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意思是：治国理民千头万绪，抓住户籍，才是关键的一环。如前所述，东晋南朝的户籍，自苏峻入建康焚烧晋籍起就有混乱了。其后，经过晋成帝（公元326-342年）时期的整顿，晋籍才又重新健全起来。从此直到宋元嘉末，户籍号称"精详"。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宋魏战争起，宋在南兖等州"发三五民丁"，规定以下七种情况可以免征，即父、祖、叔、伯、兄、弟中有：①在州作从事；②在北徐州、兖州作皇弟、皇子从事者；③作庶姓（非皇族）州、镇长官主簿者；④作皇弟、皇子府参军；⑤作皇弟、皇子府督护；⑥作皇弟、皇子国三令；⑦作王国相府舍者①。

由于有了这七条规定，人们便想通过收买官吏在黄籍上注明他们的父、祖、叔、伯、兄、弟有人曾为此官，达到免役的目的。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重新登记户口，有钱的人认为机会已到，用钱收买官吏，在户籍上弄虚作假便开始了。当时，一般用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买通户籍官。人们节衣缩食积到足够的钱，便去行贿，一时间篡改户籍成风。篡改的内容：一是诈注爵位、军勋；二是改注生年月日，诈老诈小；三是假注身有残疾；四是假注门户已绝；五是假注逃亡；六是假注服役未归；七是假注为士人；八是假注为僧、道。在刘宋后期，改籍之风一直在吹着。刘宋政府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开始检籍。方法是百姓把户籍交到县，县不加检查便送到州；州查出有虚报的情况，便返回县，要它改正，称为"却籍"。县官为了受贿往往拖着不办，所以进展很慢。以扬州九郡为例，州退还给县的不实户籍有7.1　万户，自泰始三年（公元467年）到元微四年（公元476年）的10年间，改正

①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过的还不到4　万户。南齐建国后不久，萧道成便命虞玩之、傅坚意检查户籍。虞玩之鉴于刘宋检籍进展缓慢，建议另组机构，设令史专门负责检籍，规定每人每天必须检出若干户作假籍者。因为检籍令史贪污受贿，作假的反而没有退回改正；反之，为了完成定额，便把未作假的拿去充数。由于贪污令史"应却而不却，不应却而却"，便激起人民的反抗。人民的反抗被镇压了，但检籍也废止了。齐武帝永明八年（公元490年）下诏说：户口的混乱是前朝造成的，非本朝之过。既往不咎，齐建国以前的籍注维持原样，因检籍被罚到边境服役的，准许他们回家。这样，由于遭到反抗，检籍也就失败了①。东晋南朝政府，为了保证租调收入和役源，一直在想方设法控制户口，其中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建立符伍制度。当时，仍像汉代一样，按里伍制度管理居民。其组织系统，五家为伍，二伍一什，十什为里，以上还有乡。伍、什、里分别由伍长、什长、里魁管理。乡有乡官，是当时最基层的官了。这个系统的基层是伍，官府规定伍中之人要互相监督，有罪要告发，否则，一旦发现伍中有人犯法，便一同问罪。这叫做"押符"。建立这个制度，本来是为制止百姓逃亡，而实际上它又促成更多人逃亡。东晋的王羲之说："百姓在战争中或运役中常有死亡或叛散。按规定，死亡或叛散后的缺额必须派人补代，于是又去征调。被征调者，在路上又多亡叛，押送的官吏怕担罪责，便跟着一起逃亡。查明谁人逃亡之后，又限令其家属和同伍之人去追捕；追捕不得，家人及同伍又逃。如此循环不已，造成百姓更多的流亡"①。刘宋时，卫将军，分掌尚书事的王弘曾与尚书省的重要僚属讨论强化符伍制度，要官吏士大夫的奴客们也参加"押符"，遭到官僚士大夫的强烈反对。最后，皇帝支持了王弘。这说明宋代依然保存了符伍制度。刘式之作宣城（安徽宣城）太守，凡有一人逃亡而未追回，便将同伍之人和里吏都送到州的"作部"（官手工作坊）去劳作。沈攸之作八州都督，荆州刺史，"将吏一人亡叛，同籍、符伍充代者十余人。"百姓"一人逃亡，合亲补代"②。在梁朝，符伍制日益强化，但人民的逃亡也日甚一日。据《梁书》记载：梁朝建国以来，以五征二，三征一的"三五"之制征兵，主将对吏兵刻薄少恩，很少关怀；士兵死了，便把他们列在逃叛的名单里。有的死在战场上，仍被加上叛亡的罪名，然后通知地方政府以追捕亡叛的名义到死者家里抓壮丁补代。结果死者家属被迫合家逃亡，于是又取同族之人。同族又逃，便取邻伍；邻伍逃亡，则见到村人便捕。结果是"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③。东晋南朝政府始终未能处理好这个农民破产流亡的问题，这也就是南朝经济发展受到局限，最终不及北方的原因。

①　《南齐书》卷三十四《虞玩之传》，《通典》卷三《食货三》。

①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②　《宋书》卷七十四《沈攸之传》。

③　《南宋》卷七十《郭祖深传》。

五、结语前面，我们对魏晋南北朝各个时期的经济状况作了具体的叙述和分析；下面，可以谈几句结论性的话了。

第一，从宏观上说，由于战乱不断，这一时期的经济，在纵的方面，表现为艰难曲折、波浪式的前进。在北方，东汉末年大破坏之后，有三国至西晋太康时的发展；西晋末年十六国时期的大破坏中，还出现过后赵、前秦的两度统一和经济上的两度复苏；十六国时期的大破坏之后，经过缓慢的发展，出现了北魏后期的繁荣；魏末大乱后，又有齐、周时的发展。在南方，有孙恩、桓玄时的变乱、宋魏战争、侯景之乱等的大破坏，也有东晋太元、宋元嘉、齐永明和梁武帝前期的发展。横的方面，由于北方的屡遭破坏、江南以及东北、西北的发展，向着全国均衡发展的方向跨进了一步。

第二，上述经济的前进与后退，都与一定的政治环境相关。国内外相对安定，经济就前进；否则就停滞、后退。经济的发展从来不是与政治无关，而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环境相配合。北周的成功，是这方面一个最好例证。第三，发展经济要同本国实际结合才能奏效。曹操把汉代在边疆屯田的经验，同曹魏统治区内人民流亡，"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的现实结合起来，在内地实行大规模屯田，取得成功，最具典型意义。吴、蜀发展经济的措施与曹魏不同，也收到一定的效果，都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措施适宜的结果。第四，经济的持续深入的发展，要靠逐步深入的改革来推动。北朝的经济，魏孝文帝的改革给了第一次巨大的推动。但如果没有西魏北周宇文泰、苏绰、周武帝的继续改革，其成果也许不能获得保持和发展。

第五，发展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要求有一定良好的政治环境与政策措施相配合外，就经济内部而言，也需要许多措施的配合。如农业的发展，就与水利的兴修，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提高与推广等密不可分。第六，江南的世族豪强经营园、墅，不只重视谷物的种植，平原土地的利用，而且注意山泽的开发，实行多种经营发展大农业，很有启示。肥田沃土，固然是宝贵资源，山林川泽，因地制宜，也都可以生产财富。

第七，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专制集权较弱，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代。

因而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也相对宽松，经济活动也比较活跃。这在南朝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对外交往方面，孙权能够敞开国门，面向大海，利用舟楫之便，积极向海外开拓，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很有典型性和启发性。其后，南朝各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北方，即或如十六国的大动乱时期，也同西域保持着交往。这是中国的好传统。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只是破坏，更不是一团漆黑；它也有光明，也有创造和启示。

注：本书1　章、2　章第4　节、3　章第1　节、4　章、5　章，以及拟定写作大纲、通稿等，均由刘静夫负责。2　章第1-3　节由夏志刚执笔。3　章第2-5　节由刘伟航执笔。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始终得到朱大渭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史惠芳同志在帮助整理材料、誊抄稿件中作了大量工作。张帆、谢兴志帮助誊写了部分稿件。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魏晋南北朝 第033卷 魏晋南北朝军事史

一、魏晋南北朝军事概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3　个历史阶段，具体时间是从曹操迎汉献帝于许县的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至隋文帝杨坚篡周称帝的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共历386年①。

东汉末年，以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诸州郡牧守起兵讨伐专擅朝政的董卓为标志，刘氏天下陷入群雄混战的分裂割据局面。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占据兖、豫2　州的曹操把名存实亡的汉献帝迎至自己控制的许县，将其当作傀儡，自己以司空执掌朝政，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地位。随后，曹操经过10余年的东征西讨，相继消灭各股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并由此奠定了曹魏的基础。在曹操统一北方的同时，刘备占据了巴蜀地区的梁、益2　州，孙权继承父兄基业，巩固了江东地区的统治，曹、孙、刘三足鼎立的局面逐渐形成。至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代汉称帝，建立曹魏政权。曹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孙权称吴王，吴黄武八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建立孙吴政权。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魏、蜀、吴三国之间在经过了不断的大规模战争之后，曹魏于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灭掉蜀汉。随后，司马炎于咸熙二年（公元265年）代魏称帝，建立西晋王朝。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出兵灭掉孙吴，统一全国，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西晋的统一没能维持多久。由于西晋王朝实行的是保护优待士族高门、残酷压迫和剥削各族人民的门阀政治，因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加上晋武帝司马炎死后不久爆发的统治阶级之间混战争斗的"八王之乱"，更使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至西晋末年，终于相继爆发了流民和各族人民的反晋大起义。西晋政权在遭受各族人民的不断沉重打击后，于建兴四年（公元316年）被匈奴汉国灭掉，北方再度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之中。西晋灭亡后，晋琅玡王司马叡在江南称帝，以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为都，史称东晋。与此同时，北方进入长期分裂割据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是指匈奴、羯、鲜卑、氐、羌等5　个少数民族。"十六国"，是指以五胡等少数民族为主建立的16　个割据政权。十六国包括：成汉、二赵（前、后赵）、四燕（前、后、南、北、燕）、五凉（前、后、南、北、西凉）、三秦（前、后、西秦）和大夏。实际上，当时北方存在过的割据政权不只16　个，除上述外，还有西燕、冉魏、代国等政权。十六国时期是一个长期分裂割据的时期，各族政权之间互相争雄，征战不已。其中羯人石勒建立的后赵及氐人苻氏建立的前秦都曾一度消灭群雄，统一北方，但由于当时北方民族隔阂还比较深，各族人民之间的融合还没有能够完成，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他们的统一都没能维持多久，北方更多的时间是处于分裂割据与争斗混战之中。直至北魏太武帝于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统一北方，这种局面才告结束。这一时期的东晋，长时间地偏安江南，与北方十六国处于南北对峙的局面。但东晋也曾发动过数次北伐战争，有些北伐战争并曾取得不小成果。东晋于元熙二年（公元420年）被刘宋取代，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时期，天下处于南朝各代与北朝各代对峙的局面。

①　关于魏晋南北朝的起始年限，有不同的说法，本书采用建安元年说。

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北府兵下级军官出身的权臣刘裕篡晋称帝，建立刘宋政权。宋升明三年（公元479年），执掌刘宋禁军大权的萧道成仿效刘裕，代宋称帝，改国号为齐，建立南齐政权。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齐宗室萧衍代齐称帝，建立萧梁政权。梁敬帝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在平定梁末侯景之乱中立有大功的陈霸先取代萧梁，建立陈朝。祯明三年（公元589年），陈灭于隋，天下复归于一。上述宋、齐、梁、陈4　朝相继在南方立国，皆以建康为都，这一时期史称南朝。

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进兵灭掉北凉，完成北方的统一。北魏为鲜卑拓跋部所建。登国元年（公元386年），拓跋部落酋长拓跋珪在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称王，建立北魂政权，后以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为都，拓跋珪即北魏道武帝。北魏建国后，凭借其强悍骑兵四处征伐，至太武帝时终于统一了北方的广大领土。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北方重又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高欢割据今山东、河北（太行山以东）地区，拥立魏宗室元善见为帝，以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为都，建立东魏政权。与此同时，宇文泰割据关陇地区，拥立西奔入关的魏孝武帝元修，以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为都，建立西魏政权。东西魏的皇帝都是傀儡，朝政大权分别掌握在各自的丞相高欢和宇文泰手中。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代东魏称帝，建立北齐政权。西魏恭帝三年十二月（公元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代西魏称帝，建立北周政权。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周武帝宇文邕出兵灭掉北齐，又一次完成北方的统一。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杨坚代周称帝建立隋朝，至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掉南方的陈朝，统一全国。从北魏统一北方至隋文帝灭陈，这一时期史称北朝。除去隋代周后到灭陈间的9年不算，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各朝共历143年。

南北朝对峙期间，南北之间（如北魏与刘宋、北魏与萧梁）曾爆发过几次大规模的战争①。虽然当时双方都不具备消灭对手的条件，但从战争结果看，南朝败多胜少，北朝败少胜多，北朝居于优势地位。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分裂、大动荡、众多民族相互争斗而至融合的时代。在魏晋南北朝的386年内，除西晋30余年的统一外，南北始终对立，天下长时间地处于分裂状态。就南北各自的形势来说，南方虽大体有一个统一的局面，但却先后有孙吴、东晋、宋、齐、梁、陈6　个政权存在，广大北方地区则始终处于分分合合的局面之中。曹操、后赵、前秦、北魏曾四度统一北方，但曹魏和北魏所开创的统一局面各维持了百年左右后，最终还是被分裂局面所代替，而后赵、前秦的统一则根本没能维持多久。到建德六年（公元577年），随着各族人民的大融合，周武帝再一次实现北方的统一时，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已经接近尾声了。除去上述的统一时期，北方其余时间则处于各族政权林立，各政权之间互相争雄混战的局面之中。北方自曹魏开始，先后存在过24　个政权，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之中①。

战争次数多、战争规模大，是魏晋南北朝的一个时代特点。据《中国军事史·附卷·历代战争年表》（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统计，这一时期的

①　此指隋取代北周前的南北朝对峙期间，亦即本书所涉及的年代范围。

①　24　个政权为：曹魏、前赵、后赵、冉魏、前燕、前凉、前秦、后秦、后燕、西燕、西秦、后凉、南凉、南燕、南凉、大夏、北燕、代国、北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大小战争共有666　次之多，而从史籍上看，实际的战争数目恐怕还不止于此。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政权林立，各政权之间常进行攻灭他国的兼并战争或关乎双方生死存亡的决战，因而战争的规模往往很大。西晋灭吴之战，西晋共出动水陆大军2O　余万，多路齐发，一举灭吴。秦晋淝水之战，前秦一方以步骑25　万为前锋，共出动近百万大军进攻东晋。十六国前赵、后赵、前燕等政权，都拥有数十万军队，它们之间也常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前后赵的洛阳决战，双方投入的兵力都在10　万左右。

在当时大分裂、大动荡、众多民族互相争斗而至融合、战争频繁等历史条件下，魏晋南北朝军事的各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

这一时期的军事制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从三国曹魏开始创设的中外军制度，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个王朝所沿用。三国时期逐渐形成的世兵制，也大体为后来的各朝采用。而十六国各少数民族的军事制度则既有对自己民族特点的保留，又有对汉族制度的吸收。北朝，东魏北齐的夷汉分兵制与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各具特色，而其中的府兵制经改造后直接为后来的隋唐所采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时间的南北对峙，使得南北双方都注意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扬长避短，力图在南北抗争中战胜对方，从而促进了南北双方在军队建设及战略战术上的发展和进步。这一点在南北朝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南朝的地理特点是江河湖泊星罗棋布、水运便利，又先后以黄河、淮河、长江为界与北朝对峙，极利于水军作战。因而南朝各代极重视水军的建设，其水军比前代有很大的发展，不仅有各种类型的大小战船，还在战船上配置"拍"等新式武器。在与北朝交战时，无论攻与守，南朝大体都以水军为主力。在战略战术上，南朝针对当时的敌人北魏骑兵强大，长于野战不善攻坚的特点，在与其交战时常采取固守坚城、坚壁清野的策略。为了发挥水军的优势，南朝在向北魏发动进攻时，也常选择雨水充沛、河水涨满、利于水军行动的盛夏出击。而北朝的北魏，拥有数十万强悍的骑兵，长于野战，不善攻城。针对南朝选择盛夏进兵、固守坚城等特点，北魏则常采用后发制人的策略，即当南朝军队乘盛夏来攻时，北魏军队暂避一时，及至"秋凉马肥"时，利用骑兵优势，大举反击。同时，北魏常弃短就长，采用绕过南朝军队固守的坚城，进行远距离迂回纵深穿插的战法，直插南朝腹地。刘宋元嘉末年，北魏太武帝即采用这一策略，连过刘宋六州之地，饮马长江，直逼其京师建康。而北魏后来逐渐注意发展步兵，使之与骑兵协同作战，就是对其单一骑兵不利攻城这一缺陷的弥补。

魏晋南北朝是众多民族由争斗而至融合的时代，当时的军事活动也呈现着民族的特点。各少数民族在争雄战争中都注意发挥自己民族的优势，扬己之长，克敌之短。这既丰富了当时的战略战术，也促进了相应战略战术的发展。一般来说，北方各少数民族都精于骑射，因而他们在战争中常以骑兵为主力。北魏为鲜卑拓跋部所建，拥有数十万精悍骑兵。在战争中，北魏常以骑兵为主力。北魏太武帝在攻破柔然之战中，充分发挥骑兵优势，以轻骑兼马突袭柔然大获成功。又南燕为鲜卑慕容氏所建，也以骑兵为胜。而东晋末年刘裕北伐时，针对南燕铁骑强大的特点，重新使用久遭废弃的车兵，与骑、步协同作战，增强了自己一方与骑兵作战的能力，终于一战成功，灭掉南燕。刘裕以骑、步、车协同作战的战术，便是针对南燕骑兵强大而对战略战术进行调整改进的结果。

由于这一时期政权林立，各政权之间称雄争霸，战争不断，因而每个政权不管实力如何，欲图自保以至发展，所要对付的常常不止一个对手。这使得各个政权更加注意兵略谋略的运用。各政权统治者都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争取制敌于先，谋而后动，他们或联此抗彼，或声东击西，或各个击破。这一时期兵略谋略的发展因此显得极为突出。三国的曹操、诸葛亮、吕蒙、陆逊，两晋时期的羊祜、杜预、刘裕、谢安、调玄，十六国的石勒、王猛，北朝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崔浩、高欢、宇文泰、周武帝宇文邕等，都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人物。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如官渡之战、彝陵之战、淝水之战等都发生于此时，正是这一时期兵略谋略得到重大发展的直接体现。

二、三国的军事制度魏蜀吴三国正式成立的时间分别是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蜀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但三国鼎立的局面及三国各自的立国规模，却早已形成。因此，这里所述及的军事制度，包括三国尚未正式成立却已初具规模这一段时间。

（一）曹魏的军事制度1。军事领导机关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于许县（今河南许昌东），并以许县为都，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都许后，曹操先后以司空、丞相执政，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汉献帝完全成为傀儡。所以史家说汉献帝自"都许之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①在这种情况下，曹操的司空府、丞相府即所谓"霸府"，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同时，它也就成为当时的中央军事领导机关。在曹操的霸府中，军权由曹操自己独揽，下设领军、护军各一人为最高军事幕僚。领军、护军平时辅佐曹操理事，参与军事机密与决策，战时则可在外代表曹操指挥、监护诸军。此外，曹操霸府中先后设置有司马、军师祭酒、军师等多种军事幕僚，佐理兵事。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后，曹氏霸府转化为曹氏王朝，曹丕转以皇帝身份执掌全国军政大权。曹丕为防大权旁落，废丞相、恢复仅作为虚衔的东汉三公制度，又将原属内廷少府的尚书出为独立部门，使其成为全国的中枢行政机关。同时，曹丕又设置中书监、令，掌管朝廷机要。从行政部门说，曹魏尚书五曹中有五兵尚书一职，掌管军事，这应该是曹魏的中央军事领导机关。但实际上，由于军政大权集于皇帝一身，而典掌机要又与皇帝接近的中书监、令由于常能参与国家机密及决策，其权力往往大于尚书。曹魏时，还有掌管全国军事的"都督中外诸军事"一职。任此职者，实为全国军事统帅，权任甚重，因而并不常置。曹魏宗室大臣曹真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出为"上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为此职之初设。曹魏后期，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3人相继以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掌握朝政大权，曹氏皇帝逐渐成为傀儡。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又仿效曹操，自任相国，总理朝政。司马氏执政期间，与曹操如出一辙，其大将军、相府成为实际的中央军事领导机关。

2。军队体制曹魏的军队，由中央直属军队及地方军队组成，其中央直属军队又分为中军、外军两部分，地方军队即各地州郡兵。

中军指驻屯京师地区的中央直属军队。中军既担任京师宿卫，又承担出处征战的任务，是曹魏军队的主力，总兵力达10　万以上①。曹操时期的中军，以中领军、中护军为其统帅，其中包括"虎豹骑"等曹操的护卫亲军。当时的中军，即外从曹操四处征战，内充曹操霸府、汉献帝宫阙及京师宿卫。曹操对傀儡皇帝看护甚严，"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②因而袁绍在讨伐曹操的檄文中说："操以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称陪卫，内以拘质。"③这些宿卫任务，即由中军担任。曹丕称帝后，中军主要由武卫、中领、中护、中坚、中垒等营组成，其中中领军和中护军为中军的统帅，而尤以中领军权任为重。中军中的武卫营职掌宫廷宿卫，其他各营负责宫廷之外的京师各地宿卫。此外，东汉以来的屯骑、步兵、射声、越骑、长水五校尉营，仍属中

①　《后汉书》卷72《董卓传》。

①　《晋书》卷2《景帝纪》云："帝统中军步骑十余万以征之"。

②　《后汉书》卷10《献帝伏皇后传》。

③　《后汉书》卷74　上《袁绍传上》。

军之列，但其兵力已很有限④。

外军指屯驻京师以外各地的都督所领军队，相对于中军而得名。外军虽居于外，但从性质上仍属中央直属军队，这一点与州郡兵有所不同⑤。曹操起兵之初，兵力不多，统治区域也很有限，无所谓中外军之分。及至其势力获得巨大发展后，遂在新统治区内设置将领率兵镇守，这是曹魏外军之起源。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征孙权还，命伏波将军夏侯惇都督26军驻屯居巢（今安徽桐城南），这是曹魏都督之初设。曹魏建国后，魏文帝曹丕为适应军事需要，正式设置都督诸州诸军事一职，在沿边诸州"初置都督诸军，东南以备吴，西以备蜀，北以备胡。"⑥时任都督者，随其资望轻重分别加以征（征东、征西、征南、征北）、镇（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安（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平（平东、平西、平南、平北）等将军号，有时或兼任所督州之刺史。都督主管一方军政，是所督区域的最高军事统帅。但都督从名义上说是皇帝派往外地镇戍的中央官员，要随时听候中央调遣。都督所领军队由中央授与，也要经常接受中央调动，属中央直属军队。曹魏都督所领外军、主要分布于东部青徐、东南扬州、南部荆州、西部雍凉、中部豫州、北部冀幽并等重要地区①。外军是曹魏军队中的重要力量。

曹魏州郡兵指各州郡所拥有的地方军队。州郡兵归所属州刺史及郡太守统辖，其主要职责是维持境内社会治安，保护封建秩序。但有战事时，也要接受中央及所属都督调遣外出征战。再魏州郡兵的数量随其州郡情况各不相同，但州郡兵的兵力从总体看远逊于中、外军力量很弱，在曹魏军队中不占主要地位。

3。军兵种与兵役制度曹魏是三国中最为强大的国家，占有汉13　州中的9　州，地广人众，其全国军队最多时近50　万，兵力甚为雄厚。曹魏数十万大军主要由步、骑兵及少量水军组成。

步兵是曹魏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曹操时期，其军一度仅有骑兵600　余名，此外全为步兵。后曹操先后平定袁绍占领的青、冀、幽、并4　州，消灭乌桓及平定关中，缴获大量马匹并收编不少精于骑射的少数民族部队后，骑兵数量急剧增加。尤其在消灭乌桓后，曹操"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①此外，曹操还在平定关中的同时占领了西北凉州等产马地区，这更有力地支持了其骑兵部队的建设。自曹操统一北方后，其军中骑兵的数量虽尚不如步兵，但已在军中占相当比重，与步兵共同成为曹魏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骑兵速度快，冲击性及机动性都远强于步兵，骑兵在曹魏军中的作用甚至超过步兵。此后，曹魏出兵，一般皆以步骑配合，协同作战。

曹操早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就曾在邺城（今河北监漳西南）

修玄武池训练水军。曹操在占领荆州后，更是收编了荆州的绝大部分水军。④　《三国志》卷14《魏志·刘放传附孙资传》注引《资别传》云："今五营（谓五校尉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

⑤　参见何兹全先生《魏晋的中军》，载《读史集》。

⑥　《资治通鉴》卷80《晋纪》二武帝咸宁五年，胡三省注。

①　参见唐长孺先生《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①　《三国志》卷30《魏志·乌桓传》。

但不久曹操大败于赤壁，所有水军一朝复灭，荡然无存。此后，曹操及后来的魏文帝曹丕出于对吴军事斗争的需要，都曾修治水军，使曹魏始终拥有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但从整体看，水军在曹魏军队所占比例很小，远不能与步、骑二军相比，在军队中不占主要地位。

曹魏前期，其集兵方式主要有召募、征发、强制降附及亡户充兵，以少数族人为兵等4　种。曹操起兵之初，除投奔他的豪强地主所带私兵部曲外，主要即由召募而来。而实际私兵部曲的加入军队，也可以视作另一种形式的"应募"。在平定一些地区后，又常在这些地区征发百姓及豪强宾客充兵。强制降附充兵也是曹操的主要集兵方式，如汉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得青州黄巾降卒30　余万，收其精锐组成一支军队，号"青州兵"。此外，曹操还常以匈奴、乌桓等少数族充兵②。

曹魏建国前后，世兵制逐渐形成，并成为曹魏主要的兵役制度。所谓世兵制，即是一旦为兵，要与一般民户分离单立户籍，成为军户；军户不经放免要世代为兵；军士身份地位因此日渐微贱的一套制度。为了防止士卒逃亡或降敌，曹魏统治者将兵将家属集中到统治中心作为人质，这些兵将及其家属便是军户，或称士家。将士如有逃亡等事，便要罪及家属。曹魏建国后，魏文帝曾一次"欲徙冀州士家10　万户实河南"①。可见世兵之盛。世兵制是当时为了保证兵源，国家强迫一部分人世代充当职业士兵的特定制度。

②　以上参考何兹全先生《魏晋南朝的兵制》，载《读史集》。

①　《三国志》卷25《魏志·辛毗传》。

（二）蜀汉的军事制度蜀汉开国君主刘备在赤壁之战前，仅以一支不很强大的军队寄寓荆州，没有自己的地盘。赤壁之战后，刘备经过多年经营及收编荆州军队，兵力达到数万，并占据了荆州大部。随后，刘备进军益州吞并刘璋，全据荆、益二州，蜀汉王朝初具规模。

刘备在称帝前，先后以左将军、益州牧、汉中王等名义组成政府机构，他自己既是政府首脑，又是最高军事统帅。同时，刘备在其府中设置一整套军政幕僚，以军师将军诸葛亮为幕僚长，又以亲信将领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等分统众军。刘备称帝后，以皇帝名义继续统帅全国军队，以诸葛亮为丞相、录尚书事，总理全国军政。刘备时期，以刘备为主，加上诸葛亮以及刘备手下幕僚和近臣，组成了蜀汉政权的中央军事领导机关。

刘备死后，继位的太子刘禅年仅17　岁，而且才质庸劣，诸葛亮以丞相辅政，掌握朝廷军政大权。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姜维等先后以大将军、录尚书事执掌军政大权。他们虽都带兵居朝外，但朝廷"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①刘禅在位期间，名义上的最高军事统帅当然还是他自己，但实际军权却掌握在执政的大臣手中。而诸葛亮等人的丞相府、大将军府，也就成为当时真正的中央军事领导机关。蜀汉后期，也曾设置都督中外军事一职，如姜维就曾在蜀汉廷熙十七年（公元254年）"都督中外军事。"②任此职者，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

刘备称帝前，其军队无所谓中外之称，由刘备亲自领导和指挥。其手下将领，分别以各种将军号统率诸军。刘备称汉中王后，以亲信大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为前、右、左、后将军，使其分统诸军驻屯地方及中央各地，为一方军事统帅。其中前将军关羽镇守荆州，权任最重。同时，刘备又以大将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镇守另一战略要地汉中，亦为一方军事统帅。

刘备称帝后，蜀汉军队渐有中外军之称。但蜀汉军队由于总数不多，又常年处于调动战斗之中，有时中外军的区分不甚明显。比如蜀汉丞相孔明、大将军蒋琬等人所率军队从性质上说应为中军，但实际上其军却长年驻屯汉中对魏前线，更似曹魏的外军。

蜀汉意义比较明确的中军是中央禁卫军，主要由左右羽林及虎步、虎骑二营组成③。左右羽林分由左右二部督统率，虎步、虎骑二营各有将士约五六千人，其首领为虎步监和虎骑监。④蜀汉的中央禁卫军职掌皇宫及京师宿卫，其统帅没有固定职位，由皇帝指定任命。此外，蜀汉亦如曹魏，袭汉旧制设步兵、屯骑、越骑、长水、射声等五校尉营，但兵力也很有限。

蜀汉的外军是都督所领驻扎于京师之外的军队。蜀汉建国前，即曾以魏延督汉中。建国后，蜀汉"于缘边诸郡皆置都督，领兵屯守。"①据清洪饴孙《三国职官表》，蜀汉有江州、汉中、永安、关中、康降等都督称号。蜀汉

①　《三国志》卷44《蜀志·费祎传》。

②　《三国志》卷44《蜀志·姜维传》。

③　参见《三国职官表》相关条目及《三国志》卷43《蜀志·李恢传》，同书卷44《蜀卷·姜维传》。④　参见《三国职官表》相关条目及《三国志》卷43《蜀志·李恢传》，同书卷44《蜀志·姜维传》。

①　《三国职官表》持节都督条。

任都督者，加以一定将军号，主管一方军政。

蜀汉的中外军从性质上都属中央直属军队，是蜀汉军队的主体。如同曹魏一样，蜀汉各地也有由地方官所统的郡县兵，职掌维护地方治安，属于地方部队，在蜀汉军队中所占比例不大。有战事时，郡县兵也要听从调遣，出征作战②。

蜀汉立国于西南一隅，在三国中最为弱小，全国总兵力仅有10　余万人。

蜀汉军队主要由步兵、骑兵、水军、弩兵、车兵等组成。步兵是蜀汉的主要兵种，刘备自荆州入蜀时，所统军队便是"步卒数万人"③。终蜀汉一世，步兵始终是其军队的主体。骑兵也是蜀汉军队中的一个主要兵种，如张飞、赵云都曾率骑兵与敌交战，又诸葛亮在《后山师表》中也曾提到至汉中一年之间，已死掉"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④但从整体上看，骑兵在蜀汉军队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大，远比不上步兵、水军等兵种。水军是蜀汉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刘备寓居荆州时，麾下就有"关羽水军精甲万人。"⑤后诸葛亮率张飞、赵云等与刘备会攻益州，也以水师溯江西上。蜀汉连遭荆州、夷陵两次大败，水师舟船损失殆尽。此后，经过经营，蜀汉仍拥有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如蒋琬任大将军时，就曾"多作舟船，欲由汉、沔"①水路伐魏。弩兵是蜀相诸葛亮为了抗击曹魏强大的骑兵而特意建立的一支军队。蜀汉的弩兵多由今云、贵、川等地的少数民族组成，战斗力极强，为蜀军之精锐。诸葛亮曾为弩兵设计一种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②蜀汉还有一定数量的车兵，诸葛亮垂名后世的八阵图，实即步、弩、车、骑4　兵种合成编组方阵③。

蜀汉的军队最初是由召募和收降而来，刘备在攻取荆益二州后，方始建立世兵制与征兵制并行的兵役制度。一般来说，蜀汉开创基业过程中的旧有士卒，大多成为世兵。此外，蜀汉为保证兵源，在其统治区内实行征兵制，使境内百姓都有充兵役的义务。与此同时，蜀汉还以召募、招降、强征等方法，大量以西南各少数民族充兵，因而蜀汉军队中有"青羌"、"賨叟"等名目。

②　《三国志》卷43《蜀志·马忠传》云："先主东征，败绩猇亭，巴西太守闫芝发诸县兵五千人以补遗阙。"③　《三国志》卷32《蜀志·先主传》。

④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⑤　《三国志》卷44《蜀志·蒋琬传》。

①　《三国志》卷44《蜀志·蒋琬传》。

②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③　参见《中国军事史·兵制卷》第三章第一节《三国的兵制》。

（三）孙吴的军事制度孙吴开国皇帝孙权依据父兄孙坚、孙策开创的基业，占有江东地区，后在此基础上南抚岭南、西并荆州，于曹魏太和三年（公元229年）称帝，正式建立孙吴政权。

孙权在称帝前，与刘备一样，曾先后以讨虏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名义开府，建立政权机构。孙权自己掌握军政大权，下设军师、长史等僚佐分掌众事，并设护军、领军、典军等统兵将领。因而孙权的将军府便是当时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有战事时，临时授任将帅，称督或大督，后又称主持方面战事的统帅为大部督。如赤壁之战时，周瑜、程普即分任左、右督。夷陵之战时，陆逊为大都督总统诸军抵御蜀军。

孙权称帝后，改以皇帝身份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同时，孙权设置众多臣僚及各种名号将军以参军事及统兵作战。孙权以后，历代吴帝仍为最高统帅，其下由丞相或大将军等重臣加"领中外诸军事"①或"督中外诸军事"②等衔指挥全国军队。

孙吴军队也有中外军之分。

孙吴的中军，以中央宿卫军为主，有羽林、武卫、绕帐、帐下、解烦等营③。各营至少有兵近2000人，分以羽林督、武卫将军、绕帐督、帐下左右部督、解烦督等为其首领④。以上各营将士大多由孙氏的故将部曲组成，其首领亦多由孙氏宗族子弟担任。此外，孙吴的宿卫军中也保留有汉代的长水、步兵等五校尉营。中央宿卫军外，孙吴中军还有京下督、都下督、中军督、无难督、骑督等所领军队。

孙吴中央直属军队中，直接统率部兵的将领，一般都加以"督"的称号。因而孙吴的外军便是各种名号的"督"所统率的驻扎于全国各地的军队，其性质属中央军。当时，在孙吴各战略要地设有西陵督、江陵督、信陵督、巴丘督、夷道督、武昌督、公安督、濡须督、广州督、交州督等数目众多的"督"。孙吴的"督"，从职权上说就是"都督"，但其设置的范围，要比都督广泛得多。凡为"督"者，率所领军队主持一方军务，为其地最高军政长官，有时还兼当地太守等地方官。其所领兵力，多者数万，少者数千。"督"要随时接受中央调遣，其所领军队为中央直属军队。

此外，孙吴也有郡县兵等地方部队，由当地地方官统带。

孙吴的军力强于蜀汉、逊于曹魏，总兵力大约有20　余万人。其军队主要由步兵、骑兵和水军组成。

步兵和骑兵都是孙吴的主要兵种。早在孙策时，就曾以步兵"千余，骑数十匹"①开创基业。后平定扬州刺史刘繇，招降其军，"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②可见孙吴最早的军队，即以步、骑为主要兵种。此后，步兵与骑兵一直是孙吴的主要兵种。由于孙吴地处江南，境内江河湖泊众多，适合

①　见《三国志》卷64《吴志·孙綝传》。

②　见《三国志》卷64《吴志·孙峻传》，同书同卷《吴专·诸葛恪传》。③　参见《三国职官表》吴羽林督、绕帐督、帐下左右部督及武卫将军条。④　《三国志》卷57《吴志·张温传》云："特以绕帐、帐下，解烦兵五千人付之。"

①　《三国志》卷1《吴志·孙策传》。

②　《三国志》卷1《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舟师行动，因而水军是孙吴军队中最为发达的军种。孙吴水军最盛时，有战船5000　余艘。其所拥有的战船，大者长达20　余丈，可载将士六七百人，载重量达到万斛。孙权所乘楼船，有"飞云"、"盖海"等名号，上皆雕镂彩画，华丽非常。孙权又曾造名曰"长安"的大船，上可坐将士3000人。为了加强水军的建设，孙吴在侯官（今福建闽侯）等地设有大规模的造船厂，造船技术高超，置典船都尉一职主管造船诸事。为了对敌军事斗争的需要，孙吴还在濡须口（今安徽巢县南）及西陵（今湖北宜昌）建立水军基地，以保证长江中下游的安全。孙吴的水军战船多、装备精、将士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远居于魏蜀的水军之上。由于航行技术高超，孙吴水军可以完成航海远征的任务。

孙吴军队的兵员，早期主要由世家大族的部曲私兵及临阵收降的士卒组成。孙权时开始实行世兵制，兵民单立户籍，列入军户者要世代为兵。孙吴的世兵制与曹魏有所不同，军户家属不集中居于中央充当人质，而是随军由所隶将领管理，一般居于驻军的附近。

从孙权开始，孙吴政权强征江南的山越人口为兵，以作为保证其兵源的一个重要途径。山越是指居于今江、浙、皖、赣等地山区中的土著居民。孙吴统治者曾连年向山越用兵掳掠大批人口，"强者为兵，赢者补户"①。吴将陆逊进攻山越，一次就得到山越组成的精兵数万人。根据《三国志·吴志》各传记载，当时通过强征山越组成的精兵就有10　余万人左右，其数目占孙吴总兵力的一半以上。

孙吴还存在与魏蜀所不同的世袭领兵制。世袭领兵制下，大族官僚所统领的军队，可以世代相承，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些军队名义虽属国家，但已具有私人武装的性质。需要指出的是，大族官僚可以世袭统领的军队，主要是其本身所统部曲及经过国家授与的那部分军队，而非其统率的全部军队。孙吴政权是在南北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建立的，这些世家大族都有着相当的军事、经济实力，世袭领兵制是孙吴政权为了保证他们的利益并继续求得他们的支持而给予他们的一种特权②。

①　《三国志》卷58《吴志·陆逊传》。

②　此节的撰写曾参考《中国军事史·兵制卷》第三章第一节《三国时期的兵制》。三、三国时期的重要战争（一）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东汉末年，刘氏王朝在外戚与宦官两个集团轮流专政下，已经名存实亡，而随后的州郡牧守拥兵自重，互相征伐，更使皇帝完全成为摆设，天下陷入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在这天下大乱之时，雄才大略的曹操乘势而起，凭着他出色的政治军事才能，四处征伐，成功地消灭了多股割据势力，恢复了北方的统一局面，并由此开创了后来曹魏王朝的基业。

1。曹操的起兵曹操，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宦官官僚家庭中。

曹操20　岁时入仕，任官颇有政绩。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外戚何进谋划铲除宦官势力未成被杀，由此招来董卓之乱。董卓本为西北军阀，进入京师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后废杀汉少帝刘辩及太后，改立汉献帝刘协，独擅朝政，杀戮大臣，劫掠百姓。当时任典军校尉的曹操不愿与董卓同流合污，潜出洛阳，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散家财，合义兵"①，组织起一支5000人的军队，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月参加以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的联军，进兵讨伐董卓。由于参加联军的关东诸州郡牧守意在伺机发展自己势力，因而除曹操等少数将领外，无人肯战。不久，各军之间又发生摩擦，乃至相互火并。与此同时，黑山等农民军东山再起，攻打东郡（治今河南濮阳西南）等地。初平二年七月，曹操率军入东郡大破农民军，稳定了东郡的局面。不久，袁绍表奏曹操为东郡太守。初平三年，曹操大败青州黄巾农民军，收降卒30　万，将其中精锐整编成一支军队，号"青州兵"。同时，曹操被兖州州吏万潜等人推举为兖州牧，控制了兖州（治今山东金乡西北）地区。曹操改编青州兵，使自己有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占有兖州，则使自己有了一块根据地，这是他得以成事的基本条件。不久，曹操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州（治今安徽亳县）一带。

东汉末年，刘氏政权名存实亡，皇帝大臣流离颠沛，际会风云的各路诸侯，莫不觊觎皇位。他们有的是一代名将，善战骁勇；有的是世家大族，名望素重；有的实力雄厚，兵精粮足，但他们最终都没能成事。而出身于人所不齿的宦官家庭，最初实力也不是很强的曹操却获得了成功。这除了曹操自身具备的一些基本条件外，还因为他顺应和充分利用了当时的客观条件。汉献帝刘协在董卓之乱中被劫持到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后又在董卓部将李傕等人的内讧中返回洛阳，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但尽管如此，皇帝仍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具有无可替代的号召力。曹操在献帝返回洛阳后，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亲自接献帝到自己控制的许县（今河南许昌东），便改以许县为都。从此，曹操将献帝控制在手中充作傀儡，自己以司空执掌朝政，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这是曹操在政治上的一大成功。汉魏之间，饥荒不断，粮食奇缺，军粮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曹操迁都许县以后，大力恢复农业生产，利用攻破黄巾军时缴获的物资，在许地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下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大力推广屯田。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的军粮问题，有力地支持了曹操统一北方

①　《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纪》。

的战争。这是曹操在经济上的一大成功。迎献帝、迁都于许和兴办屯田是曹操得以成功的两个重要条件，这两个条件的具备是曹操善于利用和顺应当时客观条件的结果。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曹操在条件具备后，开始了他翦灭群雄、统一北方的战争。当时，曹操的北边和东边，是占有冀、并、幽、表四州的袁绍；南边，是占据扬州的袁术；西南，有占据荆州的刘表；东南，有占据徐州的吕布；西边，是尚未完全服从许都中央政权的关中诸将；在离许都不远的宛县（今河南南阳市），还有与曹操为敌的张绣。上述割据势力中，以袁绍的实力最强。曹操要想争天下，与袁绍的决战势不可免。根据对手的情况，曹操决定先消灭与自己距离较近的吕布，为以后和袁绍的决战去掉后患。建安二年九月，曹操大败自扬州（治今安徽寿县）进犯的袁术，袁术退往淮南。经此一役，曹操解除了袁术对许都的威胁。随后，曹操于建安三年九月向占据徐州（治今江苏睢宁西北）的吕布发动进攻。当年十二月，曹操即消灭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吕布，攻占徐州，消灭吕布后，曹操又出兵攻占司州（治洛阳）的河内郡（治今河南武陟西南），占有兖、徐、豫、司等州的广大地区，势力获得迅速发展。

2。攻灭袁绍的官渡之战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春，袁绍攻灭困守易京（今河北雄县西北）的公孙瓒，占有幽（治今北京城西南）、并（治今山西太原西南）、青（治今山东淄博临淄北）、冀（今河北临漳西南）四州，地广人众，兵精粮足，气势甚盛。当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10　万，战马万匹，准备南下一举攻灭曹操，实现他"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①的抱负。当时，袁绍集团内部对此出现分歧。监军沮授认为己方连年用兵，百姓疲惫，仓库无积，赋役沉重，这是应该认真对待的"国之深忧"。而且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己方师出无名，不如一方面务农息民，一方面遣使向汉献帝报消灭公孙瓒之捷。如果不能得通，则以曹操阻隔王路为名，进军黎阳（今河南滑县东北），渐营河南，添造舟船，修治兵器军械，分遣精骑骚扰曹操边境使其不得安宁。这样下去，3年之内，便可轻而易举地平定曹操②。别驾田丰也认为应该"外结英雄，内修农虞，"然后以奇兵"乘虚迭出"③，以逸待劳，达到最终消灭曹操的目的。但治中审配、郭图等人认为以己方的实力进攻曹操，就如同翻手一样容易，现在进兵伐曹，正当其时。袁绍由于骄傲自大，急于消灭曹操，没能采纳沮、田二人的正确建议，而以审、郭二人的见解为是，决定大学南进，直捣许都。关乎袁曹双方各自命运的官渡之战由此展开。官渡之战以前，袁绍占据冀、青、幽、并四州，曹操占有司、兖、豫、徐等地，双方大体以黄河为界，南北对峙。官渡之战，袁绍居于优势地位，属于进攻的一方；曹操居于劣势，属于防御的一方。袁绍家族，曾"四世居三公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①，势力本就很大，取得上述四州后，土地及实力更是大大增加，尤其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②因此袁绍实力非

①　《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纪》。

②　见《后汉书》卷74《袁绍传上》。

③　《后汉书》卷74《袁绍传上》。

①　《三国志》卷6《魏志·袁绍传》。

②　《三国志》卷6《魏志·袁绍传》。

常之强，有军队数十万，兵精粮足，曹操实力比袁绍弱得多。曹操所占的黄河以南地区，地盘既小，又久经战乱，残破不堪，虽经曹操推广屯田，但这一地区的经济尚未完全恢复，物资远比不上袁绍那样丰富。曹操的总兵力不过数万人，投入前线的据记载是"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③这一记载虽不完全可靠，但曹操之兵力远少于袁绍却是确凿无疑的。

由于袁绍势大，曹操手下众将都认为不可抵敌，曹操胸有成竹地安慰众将说："吾知（袁）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④建安四年八月，曹操率军进屯黎阳，并命在青、徐一带有潜在影响的吕布降将臧霸攻占齐（治今山东淄搏临淄北）、北海（治今山东寿光东南）等地，以巩固右翼，防止袁军从东面夹击许都；又命大将于禁屯兵黄河南岸，监视袁军。九月，曹操分兵扼守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自己暂回许都。十一月，袁绍拉拢驻于穰县（今河南邓县）的张绣未成，反使张绣投降曹操。曹操不计前嫌，真心相待，委任张绣为扬武将军，并娶张绣之女为儿媳，使自己又免除了一个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曹操使治书侍御史卫凱镇抚关中，随后又从卫凱之议，命司隶校尉锺繇镇治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暂时安抚了关中诸将。曹操在完成上述一系列有利于日后决战的部署后，于当年十二月亲率大军赶至官渡前线，准备迎击袁绍。由于敌人强大，曹操的决战方针是扼守要隘，以逸待劳。因而他没有将防守重点放在黄河沿岸，而是放在黄河以南、许都正北的咽喉要道官渡一线。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就在袁曹大战一触即发之时，左将军刘备袭杀曹操任命的徐州刺史车胄占据徐州，使曹操顿时处于腹背受敌的形势之下。曹操决定即刻率大军亲征刘备，众将怕袁绍乘机来攻，皆劝曹操先不要进攻刘备。曹操回答说："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①遂进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破刘备。果然，及至曹操得胜回军，也未见袁绍有所举动。

当年二月，袁绍率大军进至黎阳，命大将颜良进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南），拉开了大战的序幕。四月，曹操亲自领军北上解白马之围。他采纳谋士荀攸的建议，先进军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在白马以西）做出要北渡黄河袭击袁军后方的态势，引诱袁绍分兵西向，然后突然率军兼程东进授救白马。曹操率军杀到，白马袁军猝不及防，颜良被曹军杀死，袁军大败。曹操救出白马军民，沿黄河向西撤退。袁绍闻知，立即渡河追赶，直至延津之南。曹操止军于山坡之下，命将士解鞍放马，并将辎重抛弃道路之上。袁军追兵大至，争抢辎重，阵形混乱。曹操乘机率仅有的600　骑兵突然杀出，大破追兵，阵斩袁绍另一大将文丑。颜良、文丑是袁军名将，两战分别被杀，军中大震。曹操初战告捷，主动撤军，继续扼守官渡。

八月，袁绍大军连营而进，逼近官渡，依沙堆为屯，东西数十里。曹操接战不利，遂坚守营垒，伺机而动。袁军向曹营发动猛攻，先是作高橹（高楼）、起土山，由上向曹营射箭，曹军将士皆蒙盾而行。曹操命士卒造霹雳车（一种利用杠杆原理发射石头的兵器），将袁军高橹尽皆击碎。袁绍又命③　《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传》。

④　《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传》。

①　《三国志》卷1《武帝纪》。

将士挖掘地道，欲从地下袭击曹营，曹操针锋相对，于营中沿防线挖长壕以拒之。双方一攻一守，相持近两月之久。时曹操所辖境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①曹操处境极为困难。这时，袁绍又命刘备去汝南（治今河南平舆北）联合反叛曹操的刘辟从后方袭扰曹操，曹操只好分兵命大将曹仁去将其击溃。由于形势非常紧张，曹操一度曾想退兵，去信和留守许都的谋士荀彧商量。荀彧回信说："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②于是曹操继续在官渡苦撑。不久，果然等来了战机。

十月，袁绍从河北地区运来粮食万余车，命大将淳于琼率军保护，屯于距袁绍大营40　里之处的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恰好这时袁绍谋士许攸来投曹操，献计让曹操偷袭乌巢。曹操大喜，立即挑选精锐步骑5000人，打着袁军旗帜，亲自率领，乘夜从小道偷袭乌巢。曹军至乌巢后，四面放火，袁军大乱，淳于琼据营垒固守。袁绍闻知乌巢被袭后，认为这正是进攻曹操大营的机会，因此派出往乌巢的授兵很少，而命大将张郃、高览率重兵围攻曹操大营。曹操在乌巢，挥军猛攻淳于琼营，不久袁军救兵赶到，左右请曹操"分兵拒之"③。曹操不许，大怒说："贼在背后，乃白（禀告）！"①于是曹军将士皆奋勇死战，大破袁军，阵斩淳于琼，尽烧其粮食辎重。张郃、高览等围攻曹营，营未攻破，乌巢败讯已经传来，袁军军心摇动。这时，郭图等人又诬陷张郃，说他高兴袁军兵败，出言不逊。张郃忿惧之下，与高览投降曹操。于是袁军自相惊扰，不战而溃。曹军乘势出击，大败袁军，斩杀7万余人，尽获袁军辎重图书珍宝，袁绍与其子袁谭率800　余骑逃回黄河以北。官渡之战遂以曹操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从客观条件说，曹操一方本处于劣势，但曹操能够正确地分析客观条件及敌我双方的差异利弊，并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因而他能够扬长避短，抓住时机，采用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使战争向自己有利的方面转化。所以当时名士诸葛亮认为曹操能"以弱克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②袁绍和曹操正好相反，他不善于正确地分析客观条件，也不能够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而是盲目骄傲，自大轻敌，使己方的长处不能发挥作用，而己方的弱点却被敌人利用，以优势兵力打了败仗。官渡之战前，凉州从事杨阜从许都返回关中，诸将问其袁曹胜败，杨阜回答说："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③这番话，道出了袁曹主观上的差异。

官渡之战是曹操攻灭袁绍势力乃至统一北方的关键一战。战后，袁绍一蹶不振，于建安七年（公元202年）病死。袁绍死后，其长子袁谭与少子袁尚争位相攻，袁氏势力更渐衰弱。至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先后攻占冀、青、幽、并四州，杀掉袁谭及袁绍外甥高干，逼迫袁熙、袁尚兄弟

①　《三国志》卷6《魏志·袁绍传》。

②　《三国志》卷10《魏志·荀彧传》。

③　《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纪》。

①　《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纪》。

②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

③　《三国志》卷25《魏志·杨阜传》。

远投三郡乌桓，在中原地区肃清了袁氏势力。

3。攻灭三郡乌桓及平定关中之战乌桓是塞外的一支游牧民族，东汉末年，辽西（治今辽宁义县西）、辽东（治今辽宁辽阳）、右北平（治今河北丰润东南）三郡的乌桓部落结合一处，是为三郡乌桓，辽西部的酋帅蹋顿是三郡乌桓的首领。蹋顿与袁绍关系一直很好，袁熙、袁尚兄弟被曹操打败后，裹胁冀、幽二州军民10　余万户投奔蹋顿。蹋顿并屡次入塞为害，掠夺北边的人口和财产。曹操为了巩固黄河以北的统治和消灭袁氏残余势力，必须解决乌桓问题。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进军讨伐乌桓。五月，大军到达无终（今河北蓟县）。时正雨季，无终一带地势低洼，道路积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①乌桓又沿途扼守要地，曹军受阻无法前进。这时无终人田畴建议曹操改从一条久已断绝，但"尚有微径可从。"②的路线进军，曹操采纳。为麻痹乌桓，曹操佯装退军，并立木牌于路旁，上写"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③字样，然后以田畴为向导，率大军从小路偷袭乌桓。曹操大军登徐无山（在今河北玉田县北），出卢龙塞（在今河北喜峰口一带），塞外道绝不通。遂"堑山堙谷五百余里。"④直指乌桓老巢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曹军距柳城不足200　里时，乌桓才发觉。袁氏兄弟与蹋顿率数万骑迎击曹军。八月，两军在白狼山（今辽宁白鹿山）相遇。当时，曹军辎重在后，"被甲者少"，而乌桓军势甚盛，曹军将士"皆惧。"①曹操登高瞭望，见敌军虽多但阵势不整，便命令大将张辽为先锋，趁敌军阵形稍动之机，率军发动猛攻。乌桓在曹军冲击之下阵势大乱，四处溃散，曹军阵斩蹋顿，大获全胜，降服了胡汉人口20　余万。袁氏兄弟和乌桓其他首领逃奔割据平州（治今辽宁辽阳）的公孙康。曹军将士有人劝曹操乘势进击公孙康，曹操说："吾方使（公孙）康送尚、熙道，不烦兵也。"②率军还师。不久，公孙康果然杀掉袁熙、袁尚，并将首级送与曹操。众将不明其中奥妙，曹操解释说："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③众将恍然大悟。至此，三郡乌桓被曹操攻灭，袁氏残余也彻底肃清。

曹操志在统一天下，消灭袁氏后，准备南攻荆州（治今湖北襄樊市）刘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曹操为了进一步专断朝政，自任丞相，随后于七月南征荆州。但不久曹操在江东孙权与寄寓荆州的刘备强有力的抵抗之下，大败而回。曹操见不能一举平定南方，遂转过头来解决关中问题。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在用2年多的时间进一步稳定了内部后，开始对关中用兵。所谓关中，指古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以西、秦岭以北地区。当时关中尚处于分裂割据之中，但关中诸将在名义上都还服从中央政权，曹操贸然加之以兵，还须师出有名。当年三月，曹操遣司隶校尉钟繇以讨伐割据汉中的张鲁为名进兵关中，关中马超、韩遂、杨秋等十部

①　《三国志》卷11《魏志·田畴传》。

②　《三国志》卷11《魏志·田畴传》。

③　《三国志》卷11《魏志·田畴传》。

④　《三国志》卷1《武帝纪》。

①　《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纪》。

②　《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纪》。

③　《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纪》。

人马心生疑惧，起兵反叛。曹操在取得进兵口实后，立即派大将曹仁进攻关中，马超等屯据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北）守御。七月，曹操起大军亲征关中。

关中兵素称精锐，善使长予。曹操手下对此疑虑重重，曹操自信地说："战在我，非在贼也。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诸君但观之耳。"①八月，曹操兵至潼关，自己率军与马超等夹关对峙，暗中派徐晃、朱灵二将率兵乘夜从蒲坂津（今山西永济西）渡过黄河，在潼关以北的黄河西岸建立营寨。然后曹操率军北上，在徐晃河西军的接应下，从蒲坂津渡河西进。马超见曹军已至河西，放弃潼关，退至渭口（今陕西华阴东）布防。曹操全军到达河西后，"连车树栅"②为甬道，循河南进。一路之上，曹操多设疑兵，又乘敌不备之时，偷偷用船渡精锐入渭水搭设浮桥，然后连夜分兵渡过渭水，在渭水南岸建立营寨。九月，曹操大军全部渡过渭水，在渭南与马超等军对峙。马超等人自忖难敌，请割地求和，曹操不许。马超率军来战，曹操坚守不出。马超等又请求以儿子为"质任"求和，曹操为了有机会分化瓦解关中诸军，听从谋士贾诩之计，假意许和。韩遂早年与曹操相识，请求会见。曹操答允，与韩遂在军前见面，二人交马而谈，曹操故意只谈京都旧事，不提当前战情。韩遂返回军中，马超问与曹操何所言，韩遂称"无所言"③，马超心生疑忌。曹操又亲笔给韩遂写信，故意多所涂抹，如同韩遂自改一般，马超见到，更起疑心。关中诸将由此渐渐离心。曹操见时机成熟，出动大军与敌决战。两军接战之时，曹操先以少数军队诱敌，然后突然用精锐骑兵夹击，大破关中诸军，阵斩关中将成宜、李堪等人，马超、韩遂逃奔凉州，杨秋逃至安定（治今甘肃镇原南）。关中基本平定。后韩遂被部下杀死。马超投奔汉中张鲁，关中割据势力不复存在。

曹军初至关中时，对方不断增兵，每来一军，曹操都面有喜色。战后，诸将问其所以，曹操回答说："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適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①诸将叹服。可见曹操深通用兵之道。史称曹操"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与虏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军无幸胜。"②从曹操攻灭乌桓和平定关中之战中，确实可以看到曹操用兵的这些特点。这也是曹操能消灭群雄，统一北方的重要原因。

曹操取得进攻乌桓及平定关中诸将的胜利后，就成功地统一了北方，并为后来的曹魏奠定了基础。

①　《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纪》。

②　《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纪》。

③　《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纪》。

①　《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纪》。

②　《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纪》。

（二）奠定三分的赤壁之战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在彻底肃清袁氏势力，基本统一北方后，亲率大军南进，准备消灭荆州刘表，进而平定江南。割据江东的孙权与寄寓荆州的刘备联兵抵抗，大败曹军。战后，曹操退回北方，孙权与刘备都站稳了脚跟并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曹、孙、刘三家鼎立的局面由此形成。1。战前形势曹操在消灭袁绍后，全据司、兖、豫、徐、青、冀、幽、并等州，除关中各股割据势力尚未完全服从中央外，已经基本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在此期间，他在统治区内实行了打击豪强、功课农桑、推广屯田、兴修水利、选拔贤能等有利于发展的措施，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并使北方的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曹操自任丞相，将朝政大权完全集于一身，随后准备凭借在战争中造就的强大军队南进，统一天下。曹操南进的首要目标是距自己较近的荆州（治今湖北襄樊市）。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是西汉宗室中山王刘胜的后代。东汉末年大乱时，刘备也聚众起兵，先后依附过当时军阀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等人。官渡之战时，他曾帮助袁绍袭扰曹操后方，后投奔荆州牧刘表。刘备素有恢复汉室、重建统一之志，但由于他身边缺乏智谋之士，又没有一块自己的根据地，一直没能在群雄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荆州期间，刘备受刘表之命，先后屯于新野（今属河南）、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樊城），防备曹操南侵。刘备乘机延揽人才，扩编军队，发展自己势力。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经徐庶推荐，请得在隆中（在今河北襄樊市西）隐居的名士诸葛亮出山，助他夺取天下。诸葛亮与刘备一见面，便在著名的《隆中对》中为他制订了夺取荆、益（治今四川成都市）二州为根据地，与江东孙权结盟共抗曹操，一旦时机成熟，从荆州和汉中（治今陕西汉中市）两路进军夺取中原的战略方针。刘备对此大为赞赏，遂以诸葛亮为心腹，并依此谋略在荆州积蓄力量，待机而动。

孙权字仲谋，吴郡富春（治今浙江富阳）人。孙权继承父兄孙坚、孙策开创的基业，占有江东地区（古称芜湖、南京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为江东），他利用这一地区战乱较少，自然条件也比较好的条件，注意招徕北方南下避乱及当地的人才，发展生产，协调内部关系，使江东政权出现了"国险而民附，贤能之用"①的稳定局面。由于江东地处长江下游，如果孙氏政权能够占有荆州，既可以确保江东的安全，又有利于向外发展。因而孙权手下将领鲁肃、甘宁等都建议孙权夺取荆州，然后"竟长江所及，据而有之"②，成就霸业。建安十三年春，孙权采纳甘宁的建议，进兵攻灭江夏太守黄祖，占领原本隶属荆州的江夏郡（治今湖北云梦）。

从曹、刘、孙三方面来说，荆州都是各自夺取天下所要争夺的重要目标。孙权攻取荆州的江夏，引起曹操的警觉，他立刻率军南下来争荆州。赤壁之战由此展开。

2。曹操攻取荆州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为防止孙权攻占江夏后进而全据

①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

②　《三国志》卷54《吴志·鲁肃传》。

荆州，亲率步骑10　余万南进，抢先来取荆州。曹操采用谋士荀彧提出的"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③的作战方针，以部分军队作出从宛（今河南南阳市）、叶（今河南叶县南）进军的态势，而暗以大军经新野直扑荆州州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八月，荆州牧刘表病死，其子刘琮继任其位。九月，曹操大军进至新野。刘琮见曹军势大，从荆州众僚佐之议，向曹操奉表投降。

驻军樊城的刘备听说刘琮投降曹操后，率军往江陵（今属湖北）撤退。

江陵是荆州重镇，存有大量军用物资。曹操怕江陵落入刘备之手，亲率5000轻骑自襄阳追赶，一昼夜行300　余里，在当阳县的长坂（今河北当阳东北）追上刘备将其击溃。刘备抛妻弃子，与诸葛亮及将领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走，所携带的大批人众及辎重皆被曹操获得。曹操击败刘备后，乘胜进占江陵，占有荆州八郡中的江北四郡。随后，曹操改以刘琮为青州刺史，使他离开荆州，又大封荆州降吏以收人心，并收容荆州军队七八万人及蒙冲、斗舰等各种战船千余艘，总兵力达到20　余万。十二月，曹操给孙权写信进行恐吓，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①同时亲率大军沿江东下，准备一举消灭退至樊口（今湖北鄂城附近）的刘备，进而谋取江东。

3。孙刘抗曹联盟的建立早在刘表刚刚去世之时，孙权便派鲁肃以吊丧为名去荆州探望虚实，并准备劝说寄寓荆州的刘备，请他安抚荆州士卒，共拒曹操。鲁肃到江陵时，刘琮已经降曹，刘备正在向南撤退。于是鲁肃在当阳长坂与刘备见面，说明己方意欲与刘备联合共抗曹操的意图。刘备欣然许诺，率长坂兵败后与他会合的关羽水军及刘表长子刘琦所部共2　万余人，退屯樊口。孙刘二家本来都想争夺荆州，但这时见兵力强大的曹操占有荆州大半，危及自己安全，便想联合一处先合力抗往曹操，再图后计。这是孙刘双方的合作基础。

建安十三年十月，刘备闻知曹操即将顺江东下，连忙派诸葛亮随鲁肃去江东会见孙权，落实孙刘联盟。孙权割据一方，不愿以"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①愿意和刘备联合抗曹，但他对刘备新败之后的实力及曹操的汹汹来势疑虑重重，不敢遽下决心。诸葛亮就此替他分析说：刘备虽然新败，尚有2　万余人。而曹操兵力虽然雄厚，但其远途跋涉，连续作战，已是强弩之末，况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军民也并未真心归附曹操。只要孙刘两家联合，定可击败曹操，逼迫其北撤。这样，江东、荆州不仅得以保全，还可由弱转强，三分天下的鼎足局面就可形成。孙权听后大喜，转与部下商议。但恰于此时，曹操的恐吓信送到，孙权的主要谋士张昭等人被曹军声势吓倒，认为己方根本无法与其抗争，主张投降。鲁肃力主抗曹，劝孙权召回江东军事主将周瑜共商大计。周瑜奉命从鄱阳（今江西波阳）赶回，对孙权说：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是汉贼，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应当为汉家除去曹操，怎么可以投降呢！现在曹操北方并未平定，马超、韩遂是其后患；而且他舍鞍马，仗舟楫，来与我方争衡，正是弃长就短；何况现正严冬，马无草料；以北方士卒远来江南，不服水土，一定会生疾病。这几点都是用兵大忌，而曹操犯此多处忌讳，我方破曹，就是眼前之事。当夜，周瑜又为孙③　《三国志》卷11《魏志·荀彧传》。

①　《三国志》卷47《吴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①　《三国志》卷47《吴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权分析曹军兵力说：众人见曹操书信中说有水步80　万，便信而恐惧，是没有核之实际的结果。实际上曹操从北方带来军队不过十五六万人，已很疲惫，收编荆州军也不过七八万人，尚怀狐疑之心。曹操以疲惫之卒，御狐疑之众，即便数目众多也不足畏。只要有5　万精兵，我方就可以制服它。孙权听后大喜，疑虑尽消，遂以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使其统率水军3　万，与刘备会师共抗曹军。

4。赤壁之战曹操大军自江陵沿江东下，至赤壁（今湖北嘉鱼东北，在长江南岸）与孙、刘联军相遇。当时曹操军中流行疾疫，接战不利，退屯乌林（今河北嘉鱼西，在长江北岸），与联军隔江对峙。

周瑜部将黄盖见曹操水军战船首尾相接，建议火攻，周瑜同意。于是黄盖先使人送书信于曹操，诈称投降，并与曹操约定归降时间，曹操信以为真。等到约定之日，黄盖率蒙冲斗舰数十艘，内装柴草，灌以膏油，外用帷幕围裹，并另备快船系于战舰之后，以备起火后换乘，舰上张挂投降信号旗帜，依次往曹营而进。时东南风急，黄盖以蒙冲斗舰居前，张帆直趋曹军水师。曹军将士见黄盖临近："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①丝毫不以为备，船队距曹军2　里之处时，黄盖令各船同时点火，于是"火烈风猛，往船如箭，"②曹军船队被火船引燃起火，延至北岸陆地营寨，曹军烧死、溺水死者不计其数。周瑜率大队水军乘势从南岸渡江猛攻，曹军大败，舟船全部被烧。曹操率军从陆路经华容道（今湖北监利西北）撤回江陵，一路又遭风雨，道路泥泞，人马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孙刘联军乘胜水陆并进，追击直至南郡（治江陵）。

曹操见大军已败，当时疾疫流行又日益严重，遂留大将曹仁、徐晃镇守江陵，乐进镇守襄阳，自率大军回师。赤壁之战遂以孙刘联军大败曹操而告结束。

5。战争后果及曹操失败的原因赤壁之战后，孙刘联军乘胜进军。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周瑜攻占江陵。于是孙权以周瑜为南郡太守，镇守江陵，又以程普为江夏太守，镇守沙羡（今湖北武昌西金口），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使江东政权更加巩固。刘备在赤壁之战刚一结束，立刻推举刘琦出任荆州刺史，并利用刘琦是刘表长子的身份，很快将荆州的江南四郡武陵（治今湖南常德）、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南）、零陵（治今湖南零陵北）、桂阳（治今湖南梆县）控制在手中。建安十四年，刘琦病卒，刘备征得孙权同意，出任荆州牧，从此有了自己的地盘。不久，孙权为了联刘抗曹，又将南郡借给刘备，并同意他都督全部荆州的请求。刘备占有荆州大部，初步实现了诸葛亮为他设计的占据荆、益二州的战略设想。曹操大败之后，将防线退缩到襄阳、樊城一线，一时无力南进。曹、孙、刘三分天下的局面逐渐形成。

曹操以优势兵力大举南进而最后以赤壁大败告终，主要是犯了骄傲轻敌，急于求成的错误。正如诸葛亮与周瑜在战前所分析的，曹操在北方尚未真正实现统一的情况下，以不习水战的北方士卒急于南进，与擅长水战的孙刘二军来争短长，犯了以己之短攻敌之长的兵家大忌。而孙刘联军在鲁肃、

①　《三国志》卷54《吴志·周瑜传》。

②　《三国志》卷54《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诸葛亮、周瑜等杰出人物的筹划下，善于抓住和利用曹军的弱点，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终于以弱胜强，一战成功。由此使江东政权更加巩固，刘备势力获得巨大发展，曹操的雄心严重受挫，从而奠定了后来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

（三）吴蜀争夺荆州的战争赤壁之战后，曹操以重兵扼守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樊城）、合肥（今安徽合肥西北）等要地，对东南采取战略守势，转头以主要精力巩固内部及解决西北关中问题。孙权的江东政权于战后得到巩固，并向南发展，控制了岭南地区。刘备在战后控制了荆州大半，后进军巴蜀，攻占益州（治今四川成都）。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至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之子曹丕废汉自立，建立曹魏政权。翌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再下一年，孙权在建业（今江苏南京市）称王，建立孙吴政权。魏蜀吴三国正式成立。在吴蜀正式建国前后，双方出于各自利益，爆发了一场争夺荆州的大战。

1。吴蜀争夺荆州的背景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北据汉水，南控湘江，东连江东，西通巴蜀，是魏、蜀、吴三家都想控制的一块战略要地。赤壁之战后，荆州被三家瓜分；曹操占有江北的襄阳、南阳（治今河南南阳市）等地；孙权占有中部的南郡（治今湖北江陵）、江夏（治今湖北云梦南）郡；刘备占有武陵（治今湖南常德）、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南）、零陵（治今湖南零陵北）、桂阳（治今湖南郴县）等江南四郡。三家之中，以刘备获益最大，但实际上包括刘备在内，三家对这一状况都不满意。因此，围绕着荆州问题，曹孙刘三家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十分激烈。后来吴蜀之间爆发的战争，便是这种明争暗斗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曹操在赤壁之战后，见到孙刘联盟比较稳固，深知对这两股势力一时难于消灭，便对其采取战略守势，而着力经营北方。与此同时，曹操运用外交手段，对孙权采取一打一拉的策略，以图破坏孙刘联盟，坐收渔利。

曹操主动停止对荆州的争夺后，孙刘两家的矛盾逐渐显现乃至激化。赤壁之战后，孙刘各自占有荆州一部，关系很好。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为了"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①，又将南郡借给刘备，并答应了刘备请都督整个荆州的要求。孙权此举，是在当时曹操从东西两方面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将刘备推至与曹操对抗的前线，使其为自己负担西翼的南郡防务，而自己专力防卫东翼合肥一线的权宜之计。由于孙权将南郡借与刘备将使他失去对长江中游的控制，而这显然不符合他"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②的传统国策，因此他不可能让刘备长期占有南郡。刘备在赤壁之战后势力不断获得发展，乃至占有南郡，便初步实现了诸葛亮在《隆中对》为他设计的占有荆、益二州的建国规划。对于南郡乃至荆州，他不会再轻易地还给孙权。由此，孙刘两家在荆州问题上就埋下了危机。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率军入蜀，占领益州，取得了全据长江上中游的优越地位，势力迅速扩展，并对长江下游的孙权政权构成威胁。孙权对这一局面无法忍受，便于刘备取蜀的第二年向刘备讨还荆州。刘备当然不肯归还，以"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③为辞推托。孙权大怒，派大将吕蒙率军攻占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刘备闻知，急率大军东下，驻屯公安

①　《三国志》卷54《吴志·鲁肃传》。

②　《三国志》卷54《吴志·鲁肃传》。

③　《三国志》卷32《蜀志·先主传》。

（今湖北公安西北），命荆州主将关羽率军回夺长沙等三郡。与此同时，孙权也率大军进驻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督战。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恰巧此时曹操进攻汉中（治今陕西汉中东），刘备怕益州有失，便遣使向孙权请和，孙权许诺。于是双方以湘水为界共分荆州：江夏、长沙、桂联3　郡归孙权，南郡、武陵、零陵归刘备。双方达成协议后，刘备仍以关羽镇守江陵（南郡郡治，今湖北江陵），孙权以鲁肃镇陆口，双方暂时相安无事，但矛盾却并未真正解决。

2。吕蒙袭取江陵之战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一向主张联刘抗曹的鲁肃病卒，孙权以吕蒙代统其众，镇陆口。吕蒙对待刘备的态度与鲁肃不同，他认为刘备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①同时关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②因此他建议孙权尽早谋取关羽。孙权深以为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五月，刘备击败曹军，占领汉中，又遣军攻占房陵（今湖北房县）、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等地，声势其盛。当年七月，关羽留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自率大军向曹魏樊城襄阳方向发动进攻。关羽一路进展顺利，先利用汉水泛滥之机在樊城以北大破左将军于禁等七军，迫降于禁，擒杀对方将领庞德，随后进围樊城，又分兵围攻襄阳。曹操设置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投降关羽。关羽"威震华夏"，曹操准备自许县（今河南许昌东）迁都以避其锋。这时丞相军司马司马懿等人建议说："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躡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①曹操从其议。

孙权早有谋取荆州之心。关羽进军之时，吕蒙便向孙权建议说：关羽讨樊城而留在南郡许多军队，这一定是怕我袭其后的缘故。我常有病，请以治病为名使我返回建业。关羽闻知，一定会调走留守部队尽赴襄阳。我大军乘机沿江昼夜西上，袭其空虚，就可以攻克南郡，也可以擒获关羽。孙权采纳，遂公开召吕蒙回建业治病。吕蒙途经芜湖，年轻将领陆逊与之交谈，也建议他出其不意袭取荆州。吕蒙见陆逊与自己不谋而合，表面不动声色，但回建业立刻推荐陆逊代己之任，以便顺利实施偷袭荆州的方案。陆逊本来就"未有远名，非羽所忌"②，到任后，又给关羽写信，卑辞谦恭，极力捧誉关羽，并提醒关羽曹操用兵狡猾，不要轻敌等等。关羽久攻樊城、襄阳不下，曾连连征调驻在上庸等地的刘封、孟达出兵相助，但刘孟二人推托不肯发兵，关羽颇感兵力不足。这时关羽见吕蒙病还建业，又误以为陆逊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③，遂抽调南郡留守部队助攻樊城。曹操约请孙权从后攻击关羽的书信到达时，孙权偷袭荆州的准备工作已渐就绪。正好此时关羽因军粮不济，强取孙权存于湘水关戍的存米为食。孙权大怒，决定即刻进兵偷袭荆州。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孙权以吕蒙为大都督，率军偷袭江陵，自己随后也率军西上。临行。孙权遣使告诉曹操，自己将如约袭击关羽之后，并请曹操为他保密。曹操接信后与群僚商议，众人都认为应从孙权之请，但

①　《三国志》卷54《吕蒙传》。

②　《三国志》卷54《吕蒙传》。

①　《资治通鉴》卷68《汉纪》六十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②　《三国志》卷58《吴志·陆逊传》。

③　《三国志》卷58《吴志·陆逊传》。

谋士董昭认为，应表面答应孙权，而暗中将此消息传布出去。董昭的意思是，如果关羽闻讯回军，则樊城之围立刻可以解除，并可以使孙刘相仇争斗，坐待其毙。如果真替孙权保密，便会使孙权得志，而且受围的魏军将士不知将有解救，也容易心生恐惧而有他变。所以应该公布这一消息。曹操认为董昭的建议很好，便命人将写有这一消息的书信射入樊城围中及关羽军中。受围曹军闻之士气倍增，而关羽得信后不知真假，既怕前功尽弃，又自恃江陵、公安防务坚固，没有及时撤军。

吕豪军至寻阳（今湖南黄梅西南），将精兵尽藏于大船舱内，使船夫都衣以商贾服装，昼夜兼行，直趋江陵。关羽沿途所置的哨所皆被吴军出其不意地攻占，因而关羽对此一无所知。吕蒙军至公安，利用傅士仁、糜芳二人与关羽素有嫌怨，又因军资不供怕被关羽治罪的矛盾，劝说二人先后归降。于是吕蒙兵不血刃，便即攻占公安与江陵这两个荆州重镇。吕蒙攻占江陵后，厚待关羽麾下将士家属，同时封存江陵府库，严明军纪，不许吴军士卒骚扰百姓，以求收到瓦解关羽军心的作用。

关羽闻知江陵失守，急忙率军南撤。回军途中，关羽手下将士得知吕蒙厚待他们的家属，皆无战心，许多人离营逃散。十一月，关羽自知势单力孤，无力收复江陵，被迫西保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不久，关羽弃城出逃，但因道路早已被吴军切断，于十二月被吴将马忠俘虏，后与其子关平等人皆被孙权杀掉。

至此，吕蒙偷袭江陵大获成功，荆州遂被孙权全部占领。而刘备由于荆州的失守，使原来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失去攻守两利的战略要地，将被迫局促于巴蜀之地。这是刘备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二者之间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夷陵之战。

3。陆逊击败刘备的夷陵之战孙权背盟袭取荆州，擒杀关羽，这对刘备是沉重的打击。荆州丢失，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制定的据有荆、益二州，相机从荆襄和汉中两路进军中原的建国发展战略就将成为泡影。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在称帝不久，便决定不惜与孙　权彻底决裂，用武力夺回荆州。蜀汉群臣都不主张对孙权用兵，大将赵云认为蜀汉的主要敌人是曹魏，而不是孙权，不应该将主要敌人放置一边去与孙权作战，其他大臣也纷纷劝谏。但刘备急于报复，一无所纳，坚持立刻伐吴。孙权为了巩固占有荆州的既得利益，遣使向刘备请和，刘备不许。曹操在孙权攻取荆州后，为了进一步拆散孙刘联盟，曾表孙权为骠骑将军、领荆州牧。孙权也遣使称臣，与曹操修好。这时，孙权见向利备求和不成，便继续与曹魏通好，同时任命陆逊为大都督，率军5万西上，准备迎敌。

当年七月，刘备留诸葛亮镇守国都成都，派遣将军吴班、冯习攻占秭归（今属湖北），为大军打开由蜀入荆州的通道，然后亲率大军进驻秭归。章武二年正月，吴班、陈式等率水军进至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夹长江两岸安营。二月，刘备以黄权为镇北将军，使其督率江北蜀军防备曹魏袭击，然后自己率军从秭归东下，沿途立营数十屯，直抵猇亭（今湖北东南古老背，在长江北岸）、夷道（今湖北宜都）一线。同时，刘备命侍中马良至武陵，以财帛官爵拉拢当地蛮族，使其助蜀攻打孙权。

陆逊面对蜀军的汹汹来势，采取了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方针，率军实行战略退却，将最后防线设在夷道、猇亭一张，然后坚守不出，以逸待劳，等候时机。当时孙权侄儿孙桓被蜀军围于夷道城，众将都请陆逊出兵救援。陆逊认为孙桓得士众之心，夷道城固粮足，不会有危险，不许出兵，众将认为陆逊年轻怯敌，一些功臣宿将便不肯服从将令。陆逊按剑对这些人说："刘备天下知名，连曹操都要惧怕，这是强敌。我们应该和睦以共，消灭刘备上报国恩。现在你们不听号令，这是为什么？我虽然一介书生，但却是受命于主上，国家所以委屈诸君归我调度，是因为我有尺寸之长，而能够忍辱负重的缘故。军令有常制在，不许违犯！"众将这才不敢再言。刘备大军被阻于夷陵一带的沿江山地之内，无法继续东进。刘备屡次派军挑战诱敌，陆逊坚守不出。

到当年闰六月，刘备与陆逊的夷道、猇亭一线相持已达半年之久。蜀军自巫峡、建平（今四川巫山北）至夷陵连营700　余里，欲战不能而营地分散，供应困难，又兼天气湿热，士气日渐低落。陆逊见蜀军师老兵疲，决定展开反攻，先上书孙权说：我当初顾虑蜀军水陆俱进，现在他们却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不会有什么变化。您可以高枕无忧了。陆逊手下众将认为，如果反击刘备应在其进兵之初，现在对方已深入五六百里，一些要地也都被其占领，反击一定会失败。陆逊解释说：刘备是狡猾的敌人，经多识广，其军始集时，思虑精专，不可以轻易进攻他。现在蜀军顿兵此地已久，没有得到进攻我方的机会，兵疲志馁，无计可施。这正是打败他们的时候。

陆逊先派军对一座蜀营作试探性进攻，没能成功，但他从中找出了利用火攻这一正确的进攻方法，于是命将士各持茅草一把，抵进蜀营实行火攻。蜀营本皆设在草树丛生的山间，极易起火，突遭火攻，蜀军顿时大乱。陆逊乘势指挥各军全线发动反攻，连破蜀营40　余座，阵斩蜀将张南、冯习及蛮王沙摩柯等。刘备率军退上马鞍山（在今湖北宜昌北），陈兵自守。陆逊督率诸军四面围攻，蜀军土崩瓦解，死者数以万计。刘备乘夜逃出重围，多亏沿途驿站蜀人焚烧溃兵丢弃的铠具断道阻挡追军，才得以逃至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此役，蜀军出动军队大约五六万人，大部分被消灭，所携带的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也损失殆尽，江北黄权所率军队由于水路被陆逊派军截断，被迫投降曹魏，入武陵招降蛮族的马良也死于吴军的进攻之下。夷陵之战遂以陆逊大败刘备而结束。

吴蜀争夺荆州之战，蜀国先败于江陵，再败于夷陵，是彻底失败的一方。蜀汉的失败，是因它在政治策略和用兵谋略上的失误所造成的。在政治策略上，结好孙权共抗曹操本是刘备创业之初即定下的基本国策，这是基于当时曹操力量强大、孙刘两家力量弱小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正确国策。但关羽及刘备在这一问题上都有重大失误。关羽身为荆州主将，不仅没能主动执行这一国策，消融孙刘两家之间潜在的矛盾以保相安无事，反而在孙权主动请与他结亲表示友好时，痛骂来使，辱及孙权，后在北征樊城时，也没能与孙权联络通气，而且强取孙权的湘东存粮，任意恶化双方关系而毫无顾忌，终于使双方潜在的矛盾迅速激化，促使孙权立即实施谋取荆州的计划，断送了刘备攻取益州、汉中之后出现的大好局面。刘备在丢掉荆州后，也将传统国策置于脑后，急于恢复失去的优势地位，忿而用兵，结果大败于夷陵，损失惨重。设若刘备能从大局出发，乘孙权求和之机，暂与其修好，待局面稳定后再谋他途，虽不一定能恢复到据有荆州时那样的优势局面，但也断然不会招致夷陵之败而大伤元气。正因为联孙抗曹是蜀汉迫于当时形势必须要执行的策略，因此尽管蜀汉两次大败于吴，并被对方夺去荆州，具有政治眼光的蜀相诸葛亮还是在夷陵败后的第二年即派尚书邓芝出使吴国，主动与吴释嫌修好。在用兵谋略上，关羽主动进攻樊城、襄阳并没有错，因为"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①但由于关羽"刚而自矜"①，他的准备工作却没有做好。比如在对孙权的关系上，北攻樊城之前，关羽如果能顺水推舟，利用孙权主动修好之机使用怀柔政策暂与其相安一时，便会为自己解除后顾之忧，也很可能迟滞延缓孙权对江陵的袭击。而关羽却不是这样，他既要远离江陵去攻魏，又同时任意恶化与孙权的关系，甘心将自己置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丝毫不懂打一拉一的常见用兵谋略，实在是太"刚而自矜"了。这实际上和没能实行联孙抗曹的政治策略是同一个问题。又如他在江陵留守人选的确定上，糜芳、傅士仁是"素皆嫌（关）羽轻己"②的人，但关羽却将镇守江陵，公安的重任交给他们。试观关羽，首先不惜与孙权交恶，甘愿两面作战，其次既考虑到孙权有可能袭取荆州也留有重兵防守，却留下很不得力的糜、傅二人担任主将。此外当二人因军粮供应不利遭关羽责备心生疑惧时，又没能及时预见到二人有可能因惧怕而生二心，未作任何调整或采取预防措施。由于关羽用兵上的上述致命问题，终致授人以隙，自取败亡。这都可以从关羽的"刚而自矜"、骄傲轻敌上找到原因。也还是因为关羽的"刚而自矜"，吕蒙、陆逊的骄兵之计大获成功，当陆逊卑辞示意，别有用心地捧誉他时，他却信以为真，以为陆逊有"谦下自托"之意，遂抽调江陵守军助攻樊城，酿成大败。至于刘备，虽是一时人杰，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但对行兵作战却并不精通。夷陵之战，可能是因为极力反对伐吴的缘故，颇富韬略的诸葛亮和久经战阵的名将赵云都没有随刘备出征。这更使刘备在用兵谋略上出现问题时不易修正和补救。刘备在夷陵之战中，一是舍弃敌军所惧怕的"水陆俱进"而"舍舟就步"①，使自己大军困于山林之中；二是从巫峡建平到夷道络绎结营达七百余里，都是十分拙劣的作法。因而陆逊见刘备"舍舟就步"则以为破敌时机已到；魏文帝得知刘备如此扎营则惊呼："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此兵忌也。孙权上事（喻报捷）今至矣。"②此外，用兵贵在多变，而刘备在大军顿于夷道、猇亭一线达半年之久，对方又坚守不出实行战略防御的情况下，既没有相应调整部署，也没能预见到对方针对己方安营弱点实行火攻的可能而加以防范，被动地困在数百里山地间一无所为。因而以对方大举反攻时，蜀军惊惶失措，顷刻土崩瓦解。从夷陵之战看，刘备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事统帅。

反观孙权一方，政治策略及用兵谋略都比蜀国高明。孙权在当时曹、刘、孙三者的关系中，始终采取拉一打一的策略，而其中又以联刘抗曹为其主要策略。孙权对这一策略实行得非常之好，就在他谋取荆州的同时，仍不露声色地主动与关羽结亲修好，后与刘备交恶，又结好曹操，甚至不惜称臣纳贡，表现了很灵活的策略。在用兵谋略上，吕蒙与陆逊两位主将更是明显高于关羽、刘备。吕蒙、陆逊行骄兵之计大获成功，兵不血刃袭取荆州，陆逊主动让敌一步，伺机反攻而大败刘备，都成为著名的成功战例。由此看来，孙权

①　《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

①　《三国志》卷36《蜀志·关张马黄赵传》评曰。

②　《三国志》卷36《蜀志·关羽传》。

①　《三国志》卷58《吴志·陆逊传》。

②　《三国志》卷2《魏志·文帝纪》。

一方能取得胜利也是势所必然。

吴蜀争夺荆州之战结束后，蜀汉实力严重削弱，失去了攻守两利的荆州，局促于西南巴蜀一隅，再攻曹魏，只能从汉中一途，失去了荆州、汉中两路夹击的条件。吴国得到长江中游的荆州，使自己的江东政权更加巩固，解除了蜀占据荆、益二州从上流进攻己方的威胁。战后，吴、蜀出于当时曹魏力量强大的现实，又恢复了同盟关系。吴蜀结盟后，合二国之力足以抗衡曹魏的南进。三国鼎立的局面最终确立。

（四）诸葛亮平定南中和北伐之战蜀汉荆州一败，丧师失地，"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①元气大伤。刘备在战后的第二年去世，临终托孤于丞相诸葛亮，请他辅佐太子刘禅（蜀汉后主），主持蜀国军政。当时蜀汉东失荆州屏障，北临强魏威胁，局促西南一隅，力量寡弱，南中（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及云南、贵州一带）一带的少数族又起兵反叛，正是"危急存亡之秋"②。诸葛亮面对这严峻形势，先遣使与吴通好，恢复联吴抗魏的国策，然后修明政治，严肃法令，劝课农桑，与民休息，很快稳定了蜀国的局面。局面稳定后，诸葛亮决定先平定南中叛乱，然后北伐曹魏。

1。平定南中之战夷陵之战后，南中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东）豪帅雍闓杀太守正昂反叛，通过吴交阯太守士燮求附于吴。不久，当地少数族大姓孟获、牂柯（治今贵州黄平西南）太守朱褒、越嶲（治今四川西昌东南）夷王高定等亦皆起兵叛蜀。南中叛乱，不仅威胁蜀汉的安全，而且牵制着蜀汉向外发展。但当时诸葛亮因刘备刚死，大局不稳，隐忍未发。

蜀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在内部逐渐安定后，进军平定南中。临行，参军马谡针对南中各少数民族"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的实际情况，建议诸葛亮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服其心而已"①的策略。马谡的建议与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已提出的"南抚夷越"②正好一致，诸葛亮欣然接受。当年三月，诸葛亮亲率大军自成都（今属四川）南进，然后折返西上进攻越嶲夷王高定，又命门下督马忠进攻东南方向的牂柯朱褒，嶲降督李恢进攻益州郡。诸葛亮率军进入南中，所向克捷，很快消灭高定，攻占越嶲。雍闓被高定部下杀死，孟获代统其众。马忠一军出击败朱褒，顺利占领牂柯。李恢率部由驻地平夷（今贵州毕节）进军建宁（治今云南曲靖）。当地各少数族聚集一处，攻击李恢军。李恢先施缓兵计使敌麻痹，然后集中兵力大破敌军，随后乘胜追击，南至槃江（今云南南盘江），东至牂柯，将叛军尽皆平定。

当年五月，诸葛亮在攻占越嶲后，率得胜之师渡过泸水（今金沙江），深入南部不毛之地，追击南撤的孟获叛军。由于孟获在南中夷、汉百姓中威信很高，诸葛亮决定在他身上实现"心战为上"的策略。为了让孟获心服，诸葛亮对他"七纵七擒"③。最后孟获终被感动，心悦诚服地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④诸葛亮最后降服孟获，正是李恢在建宁大破叛军的时候。至此，南中地区被诸葛亮顺利平定，前后仅仅用了数月时间。

诸葛亮在政治、军事都取得巨大成功后，采用以夷治夷的办法，在南中不留外籍官吏和蜀汉军队，大量任用各少数族渠帅，各郡太守等高级官吏也

①　《三国志》卷58《吴志·陆逊传》。

②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

①　《三国志》卷39《蜀志·马良传附马谡传》注引《襄阳记》。

②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

③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④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尽量由当地人担任，以求达到"纲纪粗定，夷汉粗安"①的局面。由于诸葛亮处置得当，终其一世，南中地区再没有发生反叛之事。不仅如此，南中地区的大量资源、物品还成为蜀汉政权军国物资的一个来源，所谓"军资所出，国以富饶。"②2。北伐曹魏之战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便积极"治戎讲武"③，准备大举伐魏。蜀汉在丢掉荆州后，已失去了东西两路伐魏的有利条件，但诸葛亮仍决定按照他在《隆中对》中为刘备制定的国策，北伐曹魏。蜀汉建兴四年（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病卒，诸葛亮决定乘机北伐。自此开始，诸葛亮先后发动5　次伐魏战争。

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三月，诸葛亮向后主刘禅上书表明自己心志，并指出："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④随后率大军10　万进驻汉中（治今陕西汉中东）。汉中地形险要，是屯兵聚粮的理想基地，但从汉中北进，必须经过数百里长的高山险谷。当时自汉中北进，大体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翻越秦岭入关中（古称函谷关以西、秦岭以北地区为关中。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从东至西主要有子午道（自今陕西西安东南至今陕西汉中东）、傥骆道（自今陕西周至西南沿骆谷水、傥水河谷南至今陕西洋县）、褒斜道（取道褒水、斜水两河谷而得名，南口称褒谷，在今陕西勉县褒城镇北十里，北口称斜谷，在今陕西眉县西南三十里）三条通路。这个方向路途较近但很艰险，架有栈道，进军比较困难。另一方向是自汉中经阳安关（在今陕西勉县西）、武兴（今陕西略阳）向西北出祁山（在今甘肃礼县东北）至天水（治今甘肃甘谷东）。此途路较远却平坦，进军便利。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正月，诸葛亮自汉中北攻曹魏。行前，丞相司马魏延认为曹魏镇守关中的夏侯惇"怯而无谋"①，建议由自己率精兵5000人负粮而行，直出褒中，循秦岭东行，至子午道折返北上，不出十日可至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届时夏侯惇定会胆怯逃走，蜀军可不战而克长安。等到曹魏救兵赶到时，诸葛亮大军也可从斜谷而至长安了。如此，则可一举平定长安以西。诸葛亮认为魏延此计过于冒除，没有采纳。于是，诸葛亮另作部署：先扬言自斜谷进攻郿县（今陕西眉县东），令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今陕西汉中北）；自率大军主力出祁山，攻取陇右（今甘肃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一带）。

曹魏由于蜀国"数岁寂然无闻，是以略无备豫。"②及至诸葛亮扬言自斜谷进攻郿县时，魏明帝曹叡才以大将军曹真都督关中诸军于郿县防御。诸葛亮亲率大军进攻祁山，阵容齐整，号令严明，兵锋甚锐。曹魏南安（治今甘肃陇西东南）、安定（治今甘肃泾川北）、天水三郡叛魏响应蜀军，曹魏朝野恐惧，百官群僚不知计之所出。魏明帝沉着果断，认为蜀军远离汉中险阻而来，正是消灭他们的机会，遂命右将军张郃率步骑5　万西拒蜀军，随后自

①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②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

③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

④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

①　《三国志》卷40《蜀志·魏延传》注引《魏略》。

②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己亲至长安督战。

诸葛亮进军之初，认为参军马谡才器过人，通晓军机，遂舍弃魏延等宿将不用，使马谡督率诸军为先锋，进据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马谡虽然善论军机，但缺乏实际才能，兵至街亭，他不去据城屯军，反而"舍水上山，举措烦忧"①，部将王平几次劝谏，马谡不肯采纳。张郃率军进至街亭，断绝蜀军水道，马谡大败，街亭失守。这时，进驻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指挥蜀军进攻的诸葛亮闻知马谡丢掉街亮，以己方"进无所据"②，被迫退回汉中。与此同时，赵云、邓芝也败于箕谷，赵云聚众固守，然后亲自断后退军，才没导致大败。南安、发定、天水三郡遂又被曹魏平定。退兵后，诸葛亮因用人不当，引咎自请贬职三级，以右将军行丞相事。第一次伐魏遂以失败告终。当年十二月，诸葛亮乘曹魏败于孙吴，关中兵力空虚之机，再次出兵伐魏。此役，诸葛亮改从秦岭直接向北的路线进军，率军出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直趋陈仓（今陕西陈仓东）。由于曹真事先判断蜀军必定会从陈仓进攻，已命将领部昭、王双等整修城备，严阵以待，因而诸葛亮围攻陈仓20　余日而不能克。魏明帝得讯，派张郃率军援救陈仓。诸葛亮仓促进兵，军粮未及齐备，不久即告紧张。这时又听闻张郃大军来援，遂主动撤围回军。魏将王双见蜀军退走，率军追击，诸葛亮设伏将其杀掉，安全撤回汉中。这是诸葛亮的第二次北伐。

建兴七年（公元229年）春，诸葛亮派遣将军陈式进攻魏武都（治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治今甘肃文县西北）二郡，发动第三次北伐。曹魏雍州刺史郭淮率兵救援，诸葛亮亲率军进至建威（约在今甘肃西和西南），郭淮退走。蜀军随之攻克武都、阴平二郡，诸葛亮率军返回汉中。由于此胜，蜀后主诏令诸葛亮官复原职，仍任丞相。

建兴九年（公元231年）二月，诸葛亮率大军再出祁山，向曹魏发动第四次进攻。为了保证军粮供应，特地令中都护李严催督粮运，并创制木牛①以利运粮。当时曹魏大司马曹真患病在身，魏明帝命大将军司马懿西屯长安，督率大将张郃、费曜、戴陵、郭淮等人西拒蜀军。司马懿命费曜、戴陵率精兵4000　镇守上邦（今甘肃天水市），亲率全军西救祁山。

诸葛亮分兵围攻祁山，自率主力赴上邦迎击曹魏援军。郭淮、费曜等人邀击蜀军，诸葛亮将其击败，与回救上邦司马懿军相遇于上邦之东。司马懿针对蜀军缺乏粮食、难于持久的弱点，收军依险据守，不与蜀军交战。诸葛亮求战不得，向祁山方向撤退，司马懿于后尾随，至于卤城（今甘肃天水市及甘谷之间）。诸葛亮率军回战，司马懿又"登山掘营，不肯战。"②魏众将数次请战，司马懿皆不许。贾栩、魏平二将为此当面质问他说："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③五月，司马懿在众将逼迫之下，命张郃进攻祁山南面蜀军，自率军与诸葛亮大军相持。诸葛亮命魏延、高翔、吴班等迎敌，大破魏军，斩首3000人，获玄镗5000　领，角弩3100　张。魏军败逃回营，继续坚守。六月，大雨连绵，蜀军后方粮运不继。主持此事的李严怕担罪责，使参军狐

①　《三国志》卷43《蜀志·王平传》。

②　《资治通鉴》卷71《魏纪》，三明帝太和二年。

①　木牛：一种运输工具，类似后世的手推独轮车。

②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③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忠等人假喻后主旨意，召诸葛亮退军。诸葛亮当时军粮也已将尽，遂承旨退军。司马懿命令张郃随后追击，诸葛亮在木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设伏，张郃中箭而死，蜀军安全退回以中。诸葛亮回军后，察知李严失职及假侍旨意等事，将其贬为平民，徙往边地。诸葛亮此次北伐遂又无功而返。

诸葛亮数次北伐无功后，深感军粮屡屡出现问题，而使"己志不申"①，决定尽全力解决粮运问题。建兴十年（公元232年）诸葛亮又创制流马②，与木牛一起投入使用，提高运粮效率。翌年，诸葛亮又命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并在斜谷修建邸阁储存军粮。

建兴十二年（公元334年）春，诸葛亮再发大军10　余万自斜谷北进，向曹魏发动第五次进攻。进兵之前，诸葛亮派使者赴吴，约孙权共攻曹魏。四月，蜀军经斜谷到达郿县，屯于渭水之南。这时，司马懿也已赶至渭南，背水结营抵御蜀军。诸葛亮见司马懿坚守不出，欲进兵占据北原（今陕西眉县至宝鸡间之渭水北岸），却被魏将郭淮抢先一步占领，蜀军乘郭淮立营未固之机发动进攻，又未能成功。诸葛亮遂率军屯于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南）。为作长久打算以待敌军之隙，诸葛亮命将士"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③。五月，孙权如约从东向曹魏发动进攻。魏明帝一面命魏将秦朗率步骑2　万人助司马懿抵御蜀军，并严令司马懿"坚壁拒守"④，不许出战，一方面亲率大军迎击孙权。由于魏明帝措置得当，到当年七月，孙权就在魏军的压力下被迫退军。吴蜀两面夹击曹魏的计划未能实现。

诸葛亮与司马懿在渭南相持百余日，多次派军挑战，司马懿始终不肯出战。诸葛亮派人送去妇女用的衣帽等物羞辱司马懿，以激他出战，但司马懿丝毫不为所动。为了安定军心，司马懿又假意派人远赴千里去问魏明帝。魏明帝积极配合，命卫尉辛毗持节监军，重申不许出战。在司马懿坚守不战的拖延策略下，诸葛亮始终未能找到决战的机会。当年八月，积劳成疾的诸葛亮在军中发病，终于赍志以殁。蜀军在长史杨仪率领下被迫退军，司马懿对诸葛亮心有余悸，未敢放手追击，蜀军安全退回汉中。诸葛亮的第五次北伐也随之结束。

蜀汉在失去荆州后，局促益州一地。是魏蜀吴三国中最为弱小的政权。

诸葛亮北伐的对手曹魏占有司冀等9　州之地，人力物力及军事实力都比蜀汉强大得多。面对如此强敌而一再北伐，诸葛亮在这里采取的是以攻为守并希望由此获得发展的战略。因为从长远来看，强大的曹魏必然要进兵攻蜀。蜀汉与其坐待敌国来攻，不如主动进攻，寻机削弱对手，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因此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以先帝（指刘备）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①这是一个应该肯定的战略，是蜀汉有可能生存并有希望创造出较好局面的可行途径。

诸葛亮虽然最终没能成功，但他在几次北伐中始终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在与对手的争斗中也基本处于上风，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这是因为他

①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

②　流马：一种运输工具，亦为人力推车。

③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

④　《三国志》卷3《魏志·明帝纪》。

①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审时度势，采用了正确的战略战术的结果。在战略主攻方向上，诸葛亮选择了对方防守力量较为薄弱的陇右地区。陇右地处西北高原，蜀军一旦控制陇右，就可以利用当地较为丰富的人力物力，进则虎视关中平原，退则掩护蜀汉门户汉中。而且陇右地势高险，交通不便，蜀军占领后，曹魏反攻困难。从诸葛亮以攻为守的方略说，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战略目标，蜀汉宿将魏延曾几次请求自秦岭直接北进，进攻长安，都未获诸葛亮批准，魏延为此怨恨，诸葛亮也因此被认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①但揆之当时形势，且不论北出秦岭道路艰险，大军逶迤于数百里山谷中极易遭敌截击而进退失据，即使如愿攻占长安，也未必能出现对蜀汉有利的局面。长安是曹魏西方的战略要地，为京师洛阳之屏障。由于洛阳是四战之地，历来以洛阳为都者，必须控制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以为依托。曹魏丢掉长安，必定要以倾国之力来攻，长安地处平原，交通发达，东方的人力物力可从黄河、渭水源源不断地运来支援。而以蜀汉的弱小实力和曲折艰难的后方补给线，即使投入诸葛亮费尽苦心练就的全部10　余万军队，也很难说能在曹魏的强大反攻之下长期保住长安。何况不管能否守住长安，花费自己全部力量远离本国去争夺一城一地，消耗自己本就很弱的实力，本身就是取败之道，这显然不符合诸葛亮以攻为守的用兵方略。因而诸葛亮摈弃魏延的建议不用，坚持自己"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②的战略方针。明清间大思想家王夫之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认为诸葛亮"知魏之不可旦夕亡，而后主之不可起一隅以光复也。其出师以北伐，攻也，特以为守焉耳。以攻为守，而不可示其意于人，故无以服魏延之心，而贻之怨怒。"③综观诸葛亮北伐，其中亦有两次从秦岭直接北进，进攻关中平原。这看似与其一贯战略相悖，而实际正好表现了诸葛亮灵活的战略战术。一攻陈仓，是在孙吴攻魏并大破魏军之时；再攻渭南，则是在孙吴许诺与蜀东西夹击曹魏的情况之下。这说明，诸葛亮在客观形势可以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及强弱形势的情况下，还是善于用奇的。诸葛亮在北伐中屡屡处于主动地位，还因为他善于带兵和用兵。诸葛亮经过多年的"治戎讲武"①，训练出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他带兵"戎陈整肃，赏罚肃而号令明。"②行军安营中规中矩，皆合法度。司马懿在诸葛亮病卒后曾"案件其营垒处所"，不得不叹服说："天下奇才也。"③再看诸葛亮的几次进兵北伐，皆进退自如，处于"制人而不制于人"的地位，除第一次北伐因用人不当导致局部失败外，其他几次都处于上风，需要回军时则安然退回，并曾设计杀掉追击的张郃、王双等魏将。由此看来，诸葛亮深通将略，善于手兵，所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评价，并不符合实际。

诸葛亮北伐最终没能成功，除蜀魏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外，还有其他客观上的原因。从诸葛亮的对手来说，魏明帝和司马懿都是杰出的谋略家。魏明帝结合当时吴蜀结盟图己的形势，严格遵循前代"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

①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评曰。

②　《三国志》卷40《蜀志·魏延传》注引《魏略》。

③　《读通鉴论》卷10《三国》第十二。

①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

②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

③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

固祁山"④的成规，对蜀汉采取坚守要隘，不与其主力决战的方针。诸葛亮北伐后期的对手司马懿老谋深算，坚决执行魏明帝"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虚略无所获，则必走，走而追之，全胜之道也"⑤的拒蜀方略，直至拖死诸葛亮，迫使蜀汉退军。无疑，曹魏君臣的正确对策，将诸葛亮北伐原本就很小的成功可能性降到了最低点。从诸葛亮的盟友来说，吴蜀虽为同盟，但却各有打算，互存戒心，并不能真正配合攻魏。因而诸葛亮的北伐，实际上并未得到孙吴多少配合和帮助。这也是他北伐难以成功的一个原因。

④　《三国志》卷3《魏志·明帝纪》。

⑤　《资治通鉴》卷72《魏纪》四明帝青龙二年。

（五）曹魏灭蜀之战三国后期，雄踞北方的曹魏经过多年经营，国力日益增强，而与之相峙的吴蜀二国却在日渐衰弱，此长彼消，曹魏统一天下的时机趋向成熟。根据当时形势，执掌曹魏大权的司马昭决定先进兵一举灭蜀，然后伺机灭吴，统一全国。

1。战前形势及曹魏取蜀方针的确定曹操自赤壁之战和攻取汉中失败后，基于"蜀贼棲于山■"、"吴虏窜于江湖"①而一时难图的现实，采取了"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②以防吴拒蜀巩固北方，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审时度势、待机而动的基本国策。自此数十年间，曹魏执政者基本循此方略治国，北方由此保持了长期安定的局面，社会经济日渐恢复，曹魏国力因之不断增强。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太傅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件"，一举控制了朝政大权。随后，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成功地清除了曹氏势力，稳定了司马氏专权之局。在此期间，司马氏为了争取人心和巩固其地位，实行了任贤使能、减轻赋役等有利于发展的措施。因而曹魏国力并没有因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而削弱。这成为司马氏最终能够吞并吴蜀统一天下的物质基础。

蜀汉在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辅政，他们谨守诸葛亮治国成规，"保国治民，敬守社稷"③，因而国内一度比较安定。但到蜀汉后期，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宠信宦官黄皓，政治日益腐败。大将军姜维的连年伐魏，又消耗蜀国大量人力物力，造成国困民疲的后果。当时蜀国形势正如吴使者薛珝所云："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①已呈败亡之象。蜀汉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姜维请杀黄皓未获后主准许，率军避祸沓中（今甘肃岷县民），削弱了汉中地区正面的防守，更为曹魏的伐蜀提供了便利条件。

魏景元三年（公元262年），执掌魏政的相国司马昭集群臣商议对吴蜀用兵之事，他计议道："今吴地广大而下湿，攻之用度差难，不如先定巴蜀。。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下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②对于司马昭先一举灭蜀的战略方针，群臣多不赞成，但司隶校尉钟会极力附合，并建议令青、徐、兖、豫、扬等州大造战船，扬言攻吴以麻痹蜀国君臣。司马昭决心乃定，下令各州造船，并以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去关中为灭蜀预作准备。

2。曹魏灭蜀一战成功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八月，司马昭征集四方之兵18　万，分兵三路大举伐蜀。其部署如下：西路由征西将军邓艾率军3　万自狄道（今甘肃临洮）向沓中进军，牵制姜维，使其不得东顾援救汉中。中路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率军3　万余人自祁山向武街（今甘肃成县）、阴平桥头（今甘肃文县东南）一

①　《三国志》卷14《魏志·刘放传附孙资传》注引《资别传》。

②　《三国志》卷3《魏志·明帝纪》。

③　《三国志》卷44《蜀志·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

①　《三国志》卷53《吴志·薛琮传附薛珝传》注引《汉晋春秋》。

②　《资治通鉴》卷78《魏纪》十元帝景元三年。

线进军，目的是切断姜维东南归路。东路为曹魏伐蜀主力，由钟会率军10余万，自关中分从斜谷、骆谷、子午道三途直趋汉中，进而南下取蜀。汉中是蜀国门户，所谓"无汉中则无蜀矣。"①司马昭的用意，便是以两路大军牵制堵截姜维，而以主力直捣汉中，争取一战成功。

汉中地势险要，为蜀汉门户。蜀汉历来重视汉中的防御。自刘备取汉中，便在险要之地交错设置围戍，"实兵诸围以御外敌。"②后诸葛亮又于汉中修筑汉（在今陕西勉县东）、乐（在今陕西成固东）二城，以加强汉中防务，并亲自屯兵汉中镇守。姜维在蜀汉后期主持军政后，认为汉中交错设围，只能御敌于外，不能取得大胜。因此他建议后主将诸围戍敛兵聚谷，退守汉、乐二城，放敌人进入汉中平坦之处，然后坚守要隘，并以游军伺机骚扰，敌军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运粮必定会疲困，待其被迫退军之日，各城蜀军一时并出，一定可以歼灭敌人。后主认为姜维所言为是，命汉中都督胡济退守汉寿（今四川广元西南），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守汉城。姜维这一作战方案的设想是诱敌深入予以歼灭。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放弃外围纵敌深入，后边要隘的防守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万万不能有失，而且为保万全，应该配备机动兵力予以策应。否则，一旦要隘被敌攻破，这一作法不啻开门揖盗。而实际上，姜维率主力远屯沓中的作法，与他这一作战方案并不相符。当姜维闻知钟会在关中准备攻蜀时，感觉到汉中空虚，立即上表请求后主派左右车骑将军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在今陕西宁强西北）关口及阴平桥头，自己仍未想率主力东还汉中。而后主听信黄皓魏军不敢来攻的鬼话，竟将姜维的建议搁置一边。直到魏军发动进攻时，后主才命廖化率军往沓中支援姜维，另命张翼和辅国大将军董厥等往阳安关口助守。

由于汉中地形险要，魏军翻越秦岭南进本来极为困难。曹操当年进兵汉中，几次感叹说："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①由于蜀军弃险不守，钟会主力军10　余万人一路畅行无阻，九月抵达汉中。钟会分兵攻打蜀军汉、乐二城，自率主力直趋阳安关口。蜀守关副将蒋舒诡称"出城克敌"，开关投降魏军。魏前锋胡烈乘势攻城，蜀主将傅佥战死，魏军攻占阳安关。这时蜀救兵张翼等人尚未赶到。钟会闻阳安关已克，置汉、乐二城不顾，亲率魏军主力长驱直进，准备夺取剑阁（今四川剑阁北），直逼成都。姜维闻知钟会已入汉中，迅速摆脱邓艾军的纠缠，向阳平方向撤退。这时，魏诸葛绪军已占领武街和阴平桥头，切断了姜维的归路。姜维见状，立即调头北上，向诸葛绪侧后方向运动。诸葛绪恐姜维断其后路，退军30　里，让开阴平桥头。姜维乘机折返南向，通过阴平桥头顺利撤回，于路与廖化、张翼等人会合，先钟会一步返回剑阁据守。剑阁号称天险，是由汉中入成都的咽喉，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钟会率10　余万大军到达后，屡攻不能下，粮食渐至匮乏，钟会准备暂时退兵再谋他途。至此，由于姜维机动灵活的杰出表现和魏将诸葛绪的无能。司马昭一举灭蜀的战略计划面临破产的危险，而蜀汉由此获得了转机，已呈转危为安之势。

就在这时，邓艾向司马昭提出了一个出奇制胜的作战计划。他指出：蜀军已经遭受挫折，应当乘势进攻。如果从阴平由小路经汉德阳亭（今四川剑

①　《三国志》卷41《蜀志·杨洪传》。

②　《三国志》卷44《蜀志·姜维传》。

①　《三国志》卷14《魏志·刘放传附孙资传》注引《资别传》。

阁西北）趋涪城（今四川绵阳东北），出剑阁以西百里，离成都三百余里，以奇兵冲其腹心，出其不意，剑阁守敌一定会还赴涪城，那样钟会便可长驱而进，如果剑阁守敌不还，则涪城敌军兵力寡弱，就会被我攻破。司马昭闻听此计，欣然接受，立即命令邓艾自阴平进军。

阴平一带峻岭横生、道路险阻，自此由偏僻小道，东经阳安关可入汉中，南出江油（今四川江油北）、涪城可达成都。自阴平至涪县，一路行于崇山峻岭之中，只有羊肠小路，有些地方只能一人通过，大军行进极其困难。十月，邓艾亲率精兵万人自阴平出发，"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①。行至无路之处，邓艾便"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②经过艰苦行军，邓艾终于进至江油。蜀江油守将马邈见魏军突然出现，不战而降。后主遗卫将军诸葛瞻督诸军抵御邓艾、尚书郎黄崇劝他"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③。诸葛瞻屯军涪城，迟疑不决。邓艾乘机长驱直进，击败蜀军。诸葛瞻退守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邓艾乘胜追击，再败蜀军于绵竹，诸葛瞻父子战死。十一月，魏军兵临成都城下，后主刘禅从大臣谯周之议，自缚出降，并诏令姜维率军降魏。至此，曹操一战成功，存在了43年的蜀汉政权遂告灭亡。

曹操一举灭蜀，是由许多主客观的因素促成的。首先，曹魏政治稳定，国力强盛，这是它一战成功的根本保障。其次，曹魏在战争谋略和战役指挥上也有很多成功之处。司马昭制定的灭蜀计划恰当而又周密，他乘姜维远在沓中，汉中空虚之机，以邓艾、诸葛绪两路大军牵制姜维主力，阻其回救汉中，然后以钟会主力军直取汉中，并在战前命令各州造船扬言攻吴麻痹蜀军，以收出其不意之效。从姜维闻知钟会治兵关中自己却滞留沓中按兵不动，蜀后主未及时从姜维之议派兵加强阳安关口及阴平的防守看，曹操的麻痹蜀汉的计谋应该说是收到了效果。曹操主将钟会乘虚攻入汉中后，置仍为蜀军占领的汉、乐二城于不顾，亲率主力长驱直进，终于在蜀汉援军赶来之前攻占阳安关这一入蜀咽喉要地。及至魏诸葛绪军中计，放姜维主力通过阴平桥头回守剑阁，魏大军困于剑阁之下无法前进时，另一主将邓艾大胆用奇，克服重重险阻，偷渡阴平，连克蜀军，直逼成都城下迫使后主投降，使魏军从诸葛绪失误造成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重新掌握了主动，一举灭蜀。除上述主观因素外，蜀汉战略战术上的失误，为曹魏一战成功提供了客观上的条件。蜀汉的最大失误在于放弃汉中诸围守，使钟会军得以长驱直入。面对魏蜀实力悬殊这一现实，姜维不思据险坚守，反而想诱敌深入予以消灭，弃险不守，而且他自己率主力远屯沓中，没有使这一设想建立在坚实可靠的防守基础之上，给了曹魏一举攻占汉中的机会。其次，姜维在闻知曹魏将大举进攻时，仍率主力滞留沓中观望，仅仅建议后主派兵加强阳安关口等地的防守，但这一点也因后主听信谗言而没有做到，使魏军一举攻占阳安关口、阴平桥头等要地。乃至姜维机动灵活骗过诸葛绪返回剑阁后，蜀汉已呈转危为安之势。但在魏邓艾偷渡阴平孤军深入时，诸葛瞻在涪城未能采纳尚书郎黄崇的建议，犹豫不决，坐待邓艾走出山谷。其实邓艾偷渡阴平，既是奇兵，又是险

①　《三国志》卷28《魏志·邓艾传》。

②　《三国志》卷28《魏志·邓艾传》。

③　《资治通鉴》卷78《魏纪》十元帝景元四年。

招，如果诸葛瞻依托绵竹、成涪，据险而守，邓艾进退失据，就会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正是蜀汉方面一连串的失误，在客观上促成了曹魏的一战成功。四、三国时期的著名军事人物（一）曹魏军事家曹操三国时期的军事家首推曹操。曹操（公元155年～公元220年），又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东汉末年，刘氏皇帝名存实亡，天下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曹操以5000人的军队起家，通过进攻农民军，占据兖州（治今山东金乡西北），又收编农民军组成一支颇具实力的"青州兵"，成为众多割剧军阀中的一个。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抓住时机，将虽已徒具虚名却仍有着无可替代号召力的汉献帝迁往自己控制的许县（今河南许昌东），并改以许县为都，自己以司空执掌朝政，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随后，曹操又募民在许县及其他地方屯田，解决了自己的军粮问题。从建安二年起，曹操开始四处用兵，实现他翦灭群雄、统一天下的抱负。不久，曹操就攻灭割据徐州的吕布，占领徐州。建安五年（公元220年），占有北方青、冀、幽、并四州之地的袁绍见曹操势力迅速发展，起10　万大军来攻曹操。曹操当时实力比袁绍弱得多。由于敌强己弱，曹操采取扼守要隘，以逸待劳、相机而动的正确方针，坚守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一线。战争打响后，曹操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连杀袁军大将颜良、文丑，随后抓住机会，亲率轻骑突袭袁军屯粮之所成功，大败袁军。官渡之战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曹操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役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为他成功地统一北方打下了基础。当时名士诸葛亮评价此役说，曹操能"以弱克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随后，曹操进兵肃清袁绍残余势力，又率军远征平定三郡乌桓，尽占袁绍故地，基本统一北方。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率大军南进，但遭到江东孙权与寄寓荆州的刘备强有力抵抗，曹操自己又以北方将士与江东军队进行水战，犯了以短击长的错误，大败而回。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亲率大军西征关中，一路屡设奇谋，顺利进入关中腹地，又巧施反间计，使关中诸将互相猜忌离心，随后一战成功，平定关中。至此，曹操统一北方，也为后来的曹魏政权奠定了基础。此后，曹操几次试图向东南、西南发展都没有获得成功，于建安二十五年死于征途之中。曹操在当时各股割据势力中实力并不很强，但他却能逐一翦灭群雄，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他所具有的良好的军事素质和出色的指挥才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曹操深通兵法，他曾熟读孙武、吴起等前代军事家的著作，在习诸家兵法的基础上，写成《兵书接要》一书，并注《孙武兵法》十三篇，流传至今。曹操也善于带兵，他治军严整，法令严明，《通典·兵典》中收录的《魏武军令》、《魏武船战令》、《魏武步战令》等，便反映了他严明的军令。曹操更善于用兵，史称他"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①他确实是一个极为杰出的军事家。西晋人陈寿称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②，看来不是过誉之辞。

①　《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　《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纪》。

（二）蜀汉军事家诸葛亮诸葛亮（公元181年～公元234年），字孔明，琅玡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东汉末年，诸葛亮隐居隆中（今湖北襄樊西）读书，留心世事，自负地认为自己是春秋名臣管仲和名将乐毅一流人物。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在群雄中屡遭失败的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助自己成就霸业。对天下大势了然于胸的诸葛亮向刘备提出了占据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③，然后谋取中原曹操的战略设想。这即著名的《隆中对》。刘备听后大为叹赏，遂请诸葛亮为谋士，诸葛亮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建安十三年，基本统一北方的曹操率十数万大军南进，直扑刘备寄寓的荆州。新任荆州牧刘综慑于曹军声势，不战而降，刘备形势岌岌可危。诸葛亮这时挺身而出，亲自去江东劝说孙权与刘备联合抗曹。结果孙、刘联手大破曹操，刘备并在战后占据了荆州。建安十八年，诸葛亮率军自荆州沿江西上，配合刘备攻占益州。至此，诸葛亮帮助刘备实现了当初他在隆中提出的战略设想。建安二十四年，镇守荆州的关羽大意失去荆州。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为夺回荆州，在称帝不久即向孙吴发动进攻，结果大败而回，军资器械损失殆尽，蜀汉元气大伤。章武三年，刘备病死。从此，蜀汉的担子落在身为丞相的诸葛亮身上。

当时，蜀汉东失荆州屏障，北临强魏，局促西南一隅，而南部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又乘机起兵反叛，形势异常紧张。在这"危急存亡之秋"，诸葛亮先根据战略形势的需要，毅然与孙吴捐弃前嫌，派使臣主动与孙吴通好，随后修明政治，严肃法令，很快稳定了蜀汉的政治局面。蜀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亲率大军平定南中叛乱。针对南中的实际情况，他采取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正确方针。南中大族孟获，在各族中很有威信，诸葛亮为了让他心服，对他七擒七纵。最后孟获终被感动，声称："南下不复反矣。"由于处置得当，诸葛亮仅用数月时间便平服了南中各少数民族，终诸葛亮一生，南中没有再发生过反叛之事。

从蜀汉建兴六年到建兴十二年间，诸葛亮曾五次出兵伐魏，试图以攻为守保住弱小的蜀汉政权并希望能创造出对蜀汉有利的局面。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诸葛亮最终没能获得成功。于建兴十二年八月在第五次北伐中赍志以殁。

诸葛亮北伐虽没成功，但他仍然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诸葛亮在对强大曹魏的5　次北伐中，除第一次因错用先锋马谡导致小败外，其他几次都处于主动地位，进退自如，制人而不制于人。这正说明了他出色的军事素质和杰出的指挥谋略。他也善于带兵和用兵，行兵作战，部伍"戎阵整肃，赏罚肃而号令明。"行军安营皆合法度。诸葛亮死后，他的对手司马懿巡视其营垒处所，不得不叹服他为："天下奇才"。诸葛亮针对蜀弱魏强的特点，培训出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弩兵，并改制出"一弩十矢俱发"的连弩，号称"元戎"，用来武装军队。他又针对己方粮运困难的情况，设计出新的运输工具"木牛流马"，在对魏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他还曾设计出步、弩、车、骑四兵种编组作战的"八阵图"。诸葛亮带兵突出的成功之处是法令严明，人们所③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

熟知的"失街亭、斩马谡"的故事便是诸葛亮法令严明的例子。但他法令虽然严明，却处置公平，而且凡有法令，一定三令五申，使被罚者心平口服，死无怨言。因而史称他"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①毫无疑问，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

①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评曰。

（三）孙吴名将1。吕蒙吕蒙（公元178年～公元219年），字子明，汝南富陂（今安徽阜南东南）人。吕蒙少时南渡，依姐夫孙策部将邓当。邓当死，吕蒙代理其众，任别部司马。后随孙权四处征讨，屡立战功，被孙权任以横野中郎将。赤壁之战时，吕蒙随周瑜、程普等人大破曹操，后又随周瑜击走曹操大将曹仁，收复荆州。因功拜偏将军，领寻阳令。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率大军南攻濡须（今安徽巢县南），吕蒙随孙权拒敌，屡进奇谋，又劝孙权夹濡须水口立坞堡以为依托，终使曹操知难而退。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吕蒙代病故的鲁肃镇守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与蜀汉荆州对峙。建安二十四年，吕蒙利用蜀汉荆州守将关羽北攻曹魏之时，设巧计袭破荆州，同时采用厚待蜀军家属的攻心策略，使从对曹前线回救荆州的蜀军军心迅速瓦解。关羽士卒溃散，兵败被吴军擒杀，吕蒙夺得荆州全境。吕蒙袭取荆州之战是历史上著名的奇袭战例。此后不久，吕蒙病死。吕蒙初时不喜读书，后从孙权劝告，攻读兵书史籍。大将鲁肃再见到他，称赞他："吾谓大弟（谓吕蒙）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①吕蒙可算是孙吴一位兼资文武的名将。

2。陆逊陆逊（公元183年～公元245年），字伯言，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家世江东大族。陆逊21　岁时，入仕孙权幕府，历任东西曹令史、定威校尉、帐下右部督等职。吕蒙袭取荆州时，为麻痹关羽，称病返回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以智谋出众又"未有远名"的陆逊代任其职。陆逊对关羽卑辞通好，很好地配合吕蒙达到了麻痹关羽的目的，使吕蒙的奇袭计划大获成功。孙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蜀汉刘备亲率大军南进，企图一举夺回荆州。陆逊被孙权委任为大都督，率军5　万人抵御蜀军。面对刘备的汹汹来势，陆逊采取避敌锐气、后发制人的策略，率军实行战略退却，在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一线坚守。待蜀军师老兵疲，有机可乘之时，陆逊率将士发动全面反攻，火烧蜀营40　余座，歼敌数万人，缴获军资器械无数，创造了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成功范例。战后，陆逊以功加拜辅国将军，领荆州牧。此后，陆逊历任上大将军、右都护等职，后又为丞相，先后屡建大功。后陆逊因废立太子事得罪孙权，于吴赤乌七年（公元245年）愤恚成疾病故，年63　岁。

①　《三国志》卷54《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五、两晋十六国的军事制度（一）两晋的军事制度曹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西晋建兴四年（公元316年），汉国刘曜攻陷长安，俘晋愍帝司马邺，西晋灭亡。建兴五年（公元317年），晋琅玡王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建立东晋。至元熙二年（公元420年），东晋被刘宋取代。两晋共历156年。两晋的军事制度不同于前代，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1。军事领导机构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以皇帝身份亲自掌握全国军政大权。同时，晋武帝另设尚书省为全国行政中枢，掌理军政事务。又设中书省，掌管朝廷奏章、诏命及顾向应对，中书省的官员是皇帝的近臣，常可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实际权力大于尚书省。西晋灭吴之前，晋武帝是名实俱符的全国军事统帅，直接领导和指挥全国军队。灭吴后，晋武帝在尚书省六曹尚书中设置五兵尚书一职，其下再设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别兵、都兵、骑兵等尚书郎，主管全国军政事务。但尚书省要听从皇帝旨意，军事最高领导权仍在皇帝手中。此后直至东晋，五兵尚书历代沿置，成为主管日常军政事务的国家军事领导机关。两晋还设有都督中外诸军事一职，任此职者，可代表皇帝统率全国军队，权任甚重。西晋初年，晋武帝就曾以宗室重臣司马孚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晋武帝以后，任此职者常为权臣。尤其东晋时期，皇权不振，心怀叵测的权臣常以此职掌握全国军政大权，威胁皇帝，图谋不轨。

两晋的地方军事领导机构主要是都督及州郡行政系统。

沿曹魏旧制，晋代在全国各地设置都督。任都督者，主管一方军政，为所督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都督所督地区少者一州，多者数州，东晋时所督州数更多，但当时的州已比西晋时要小得多。都督所辖兵力也大小不一，但一般都在2　万以上。晋代都督按权力大小有"都督诸军"、"监诸军"、"督诸军"及"使持节"、"持节"、"假节"等称号，加"使持节"者有权杀二千石以下的官员，"假节"者可杀无官位人，"持节"者只能在有战事时杀违犯军令的人①。晋代都督还常兼任所督地区的州刺史，既掌军，又治民，权力更大。

晋代各州郡都设有州郡兵。州郡兵由各州郡的刺史太守统带，职掌维护社会治安，有战事时也要听从朝廷调遣出征作战。由于各刺史太守掌管各自辖区之内的州郡兵，因此可以将其视为地方上的军事领导机构。

2。军队体制晋代的军队主要由中、外军组成，另有所占比重很小的各地州郡兵。中军，指驻扎于京师地区的中央直属军队。西晋中军分为驻于京师之内的宿卫军及驻于城外拱卫京师的牙门军两部分①。西晋的中央宿卫军以六军为主，即领军、护军、左卫、右卫、骁骑、游击六将军所统军队。此外，还有左军、右军、前军、后军四将军所领军队，谓之四军；又有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所领军队，后晋武帝又增置翊军校尉一营，并称为六营；又

①　见《宋书》卷39《百官志上》。

①　见何兹全先生《魏晋的中军》，载《读史集》。

有积弩、积射二将军所领军队，谓之二营。上述诸军中，左右二卫地位最为重要，职掌宫廷宿卫，左右二卫将军，每天要轮流在宫中值宿。其他各军，职掌宫门及京城各地的宿卫。晋武帝称帝后，曾置中军将军一职，总统宿卫诸军，后又改置北军中候，职掌同于中军将军，此后及于东晋，上述宿卫诸军基本沿置，宿卫军统帅或为北军中候，或为领军将军，变换无恒②。西晋时，太子的东宫亦设有宿卫兵。晋初设左右二卫率，各领一军，职掌东宫宿卫，后增置前后二卫率及中卫率，共五卫率，军力也很可观。东晋初年，曾一度废置太子前后二卫率，后复置。从序列上说，太子五卫率所统军队亦应属中央宿卫军。西晋时，中央宿卫军总兵力至少在3　万以上，战斗力极强，是西晋军队的精锐③。

牙门军是指驻扎京城之外的中央直属军队。晋武帝即位前夕，曾"置四护军，以统城外诸军"④。既须置四护军统率，可见城外诸军数目之多。西晋初年，京师内外驻有36　军⑤。除去城内宿卫诸军，其余均为牙门军。

由宿卫军和牙门军组成的中军，西晋时的总兵力在10　万以上，大多为精锐部队。中军平时宿卫及拱卫京师，有战事时出征作战。东晋时，中军的力量大为减弱，这也是东晋皇权衰弱的一个原因。

外军主要是指各地都督所统军队。西晋时，各地都督所统军队数量很大，总兵力达到30　万人左右。都督所统军队在性质上本属于中央直属军队，但"八王之乱"后，西晋都督逐渐脱离中央的直接控制，朝廷已不能对其征召如意，其所领军队也逐渐地方化。及至东晋，各地都督多兼任刺史，其所统军队名为国家的外军，实则已成地方军队，甚至私人武装。他们更是经常不听中央调遣，某些身为都督的权臣还常利用手中的军队举兵向阙，发动叛乱。东晋时，除京师所在地扬州外，荆州是最为强大的都督区。此外，侨置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广陵（今江苏扬州）的南徐、南兖二州也是重要的都督区。徐、兖二州刺史所领军队，大多由北方流民组成，战斗力极强，号称"北府兵"。北府兵在东晋中后期是一支极为重妄的军事力量，它的趋向常能影响国家的政局。

西晋初年，曾大封诸王，并规定，诸王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兵千五百人。"①王国所属军队从形式上说，也应属于外军。

西晋时期，各州郡亦都设有由刺史、太守统率的州郡兵。州郡兵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保证封建秩序的稳定，但需要时亦须出征作战。州郡兵从性质上属于地方部队。西晋灭吴后，晋武帝曾一度令"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②同时罢去刺史兼任的将军名号，不再使其领兵，并实行军民分治，都督、校尉治军，刺史、太守治民①。但这一规定在晋武帝死后不久便遭破坏。

3。两晋的军兵种②　见《宋书》卷40《百官志下》。

③　《晋书》卷62《刘琨传》谓刘琨与孙会"率宿卫兵三万距成都王颖。"可见宿卫兵至少有三万之众。④　《晋书》卷3《武帝纪》。

⑤　《晋书》卷64《秦献王司马柬传》云："武帝尝幸宣武场，以三十六军兵簿令柬料校之。"

①　《晋书》卷14《地理志上》。

①　参见唐长孺先生《魏晋州郡兵的设置和废置》，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两晋军队的总兵力，前后差异很大。西晋代魏时，国内大约有军队50万人，及至灭掉孙吴后，收其降卒20　余万，全国总兵力达到70　万人左右，这是西晋军力的鼎盛时期。西晋惠帝（公元290～公元306年在位）时期发生的"八王之乱"，使西晋军队在诸王的混战中受到极大的削弱。又由于各地都督势力的壮大，他们所统的外军已不再完全听从朝廷的调遣，因而西晋朝廷直接控制的军队，仅剩10　余万人。后这支军队又被羯人石勒全部歼灭，西晋王朝由此失去军事支柱，不久便被匈奴汉国灭掉。东晋建立后，由于江南的人力物力有限，全国军队的总兵力大约有20　万左右。东晋的20　万军队，大多为各地都督所拥有，中央所能控制的军队数量很少②。

两晋的军队包括步兵、骑兵及水军等兵种。西晋数十万军队中，步兵的数量最大，是最基本的一个兵种。骑兵数量虽不及步兵，但因其冲击力大，机动性强，战斗力远强于步兵，是西晋军队中的主力。水军也是西晋军队的主要兵种。西晋建立后，利用灭蜀后占有长江上游的便利条件，命益州刺史王濬在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市）修治战船，训练水师。经过7年时间，王濬建成一支"舟楫之盛，自古未有"①，足以与孙吴一决高低的强大水军。其水师中的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②后来的灭吴战争，王濬统率这支拥有七八万之众的水军，沿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直取吴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立了头功。灭吴后，西晋收降了孙吴的水军，水军实力更强。东晋军队的兵种仍为步、骑兵及水军。但因其立国江南，水军在整个军队中的比例要大于西晋时期。除上述兵种外，两晋军队中还都拥有一部分车兵，但在军队中的比重不大，数量也很少。

4。两晋的兵役制度两晋的兵役制度以世兵制为主。世兵制下，军户要与普通民户分别立户，军户不经放免要世代为兵。

西晋时期，军户是国家军队的主要来源，当时的中外军战士大体皆由世兵充任。一般情况下，西晋朝廷禁止召募兵士。晋初，武帝曾特许新任武威太守马隆募兵西进平叛，朝内公卿大臣都认为现有军队很多，"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③。后西晋"八王之乱"时，各地将领也曾召募士兵补充军队，但都为一时权宜之计，而非国家常制。

东晋时期，世兵制仍在其境内实行，但由于西晋中军在西晋灭亡时已损失殆尽，广大北方地区又已非其所有，东晋的世兵数量已大为减少。当时，仅剩下晋元帝司马睿任琅玡王时所统率的外军及流徙至江南的部分世兵。为了保证兵源，东晋朝廷曾采用调发奴客、搜括逃户以及各种罪犯充兵的办法补充世兵。如东晋太兴四年（公元321年），晋元帝就曾下诏"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①又晋安帝时，权臣司马元显也曾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充兵。由于这种做法触犯了大族官僚的利益，同时征发奴②　《晋书》卷98《王敦传》载王导与叛将王含书云："导所统6　军，石头万5　千人，宫内后苑2　万人，护军屯金城6　千人"。则时有宿卫军4　万余人，但此书信息在劝降，或有夸大之处，未必全是实数。

①　《晋书》卷42《王濬传》。

②　《晋书》卷42《王濬传》。

③　《晋书》卷57《马隆传》。

①　《晋书》卷6《元帝纪》。

客充兵，也必然会引起奴客的反抗，因而这种做法常常会引起社会的动乱。以搜括出的流亡民户及罪犯充兵，也是东晋统治者常常采用的增加军户的作法。

由于上述种种做法并不能解决东晋军队的兵源问题，因而东晋朝廷在实行世兵制的同时，还采用募兵和征兵的办法补充军队。东晋时期，募兵比较常见。祖逖北伐，朝廷只给兵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召募"②。吴兴内史孔坦也曾"募江淮流人为军。"③东晋中后期，募兵已是东晋集兵的重要方式，像被称为百战百胜的北府兵数万人，就皆为召募而来。征兵也是东晋的一种集兵方式，但没有募兵那样常见。晋康帝时，荆州刺史庾翼准备北伐，曾发所统六州良人为兵④。晋安帝时，权臣司马元显也曾"发京邑士庶数万人，据石头以距之。"⑤但从整体上说，征兵在东晋不是主要的集兵方式，只是在需要时偶尔为之。

②　《晋书》卷62《祖逖传》。

③　《晋书》卷78《孔愉传附孔坦传》。

④　《晋书》卷73《庾亮传附弟庾翼》记庾翼上疏北伐自称："臣所以辄发良人，不顾忿咎。"后记其"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嗟怨"。参见何兹全先生《读史集》之《魏晋南朝的兵制》一文。⑤　《晋书》卷64《会稽王司马道子传附子司马元显传》。

（二）十六国的军事制度西晋建兴四年（公元316年），晋愍帝被汉国刘曜俘虏，西晋灭亡。从此直至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魏太武帝统一北方，北方处于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这即历史上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是指匈奴、羯、鲜卑、氐、羌等5　个少数民族。"十六国"，指以五胡等少数民族为主建立的16　个割据政权，它包括：成汉、二赵（前、后赵）、四燕（前、后、南、北燕）、五凉（前、后、南、北、西凉）、三秦（前、后、西秦）和大夏。实际上，当时除上述十六国外，还有西燕、冉魏、代国等政权。十六国时期是分裂割据的时期，各政权立国时间一般都不很长，其政治、军事形势也各不相同，有些政权事实上并没有建立起完备的政治军事制度。因此，这里仅以几个较大的政权为主，大体描绘一下当时军事制度的一般情况。

1。军事领导系统十六国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领导系统比较复杂，各政权既有对魏晋（西晋）制度的沿袭，又有对自己民族传统制度的保留。

大体说来，各少数民族政权一般都实行胡汉分治政策，即在国家的政权组织上，设置胡汉两套官员系统，分府理事，并分别隶属于最高统治者皇帝。如匈奴汉国（后改称赵，即前赵）主刘聪即在其统治区内"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人"①，以统治汉族百姓；同时，又在他自己所任的大单于之下设"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②以统治各少数民族人民。

胡汉分治之下，各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一方面称帝（或称王），一方面又保留其大单于的称号，以表明他们的少数民族政权性质。各少数民族政权中，军队成员及兵源主要来自少数民族，因而胡治系统中的大单于实即最高军事统帅。从这一点说，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一般兼任大单于，也是他掌握军权的实际需要。大单于系统的办事机构为单于台，大单于属下的最高官员为单于左右辅、单于元辅、左右贤王等。以大单于为首的单于台，既负责统治各少数民族人民，又主掌军队征战诸事，握有军政大权，是胡汉分治下少数民族政权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各少数民族政权中，大单于一职也有由太子或皇帝兄弟担任的，但一般要加以大司马、相国、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等汉官称号。如汉主刘渊曾以其子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事；刘聪任国主时，曾以其弟刘乂为皇太弟、领大单于、大司徒；后赵主石勒也曾以其太子石弘为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大单于。这时的大单于已不仅仅是各少数民族的首领，而是皇帝之下的高级官员，其地位已降于皇帝之下。这时的皇帝仍是全国最高军事统帅，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而以大单于为首的单于台虽仍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但要听命于皇帝。

随着各少数民族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十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的官制。从军事领导系统说，各政权一般都设置了主管全国军政的都督中外诸军事一职，并仿汉制设置各种名号的武官和将军。这时的都督中外诸军事或握有实权的高级武官（如太尉、大司马等）以及他们的一套办事机构，便成为某一政权的国家军事领导机构，但最高军权仍是在这一政权

①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

②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

的国主手中。一般来说，出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及握有实权者皆为各族政权中的本族子弟甚至宗室子弟。前秦时，汉人王猛因得秦主苻坚信任曾出任都督中外诸军事，但此为特例，而非常制。

2。军队体制十六国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军队体制，大体沿袭魏晋，但也有其自己的一些特点。各政权的军队一般都同于魏晋，有中、外军之分。但由于当时战争连年不断，各国疆域又经常变化，因而各政权中、外军的界限常常不是以军队的驻地来决定，而是以同皇帝的亲疏关系和统御系统来区分①。

大体说来，凡是以本部族兵为主组成的军队，都属中军。其中一部分精锐由皇帝亲自领导和指挥，称禁卫军。禁卫军一般皆由皇帝本族成员组成，有左右卫、左右禁、羽林骑、龙腾中郎、亲御郎等各种称呼，禁卫将士地位高于一般士卒，是全军精锐。禁卫军由皇帝选任宗室子弟或亲信将领担任统帅，如后赵主石勒就曾以其侄儿石虎为"都督禁卫诸军事"，总统禁兵。禁卫军平时宿卫军阙，战时随皇帝或跟从皇帝指定统帅出征作战。汉国主刘聪曾以卫尉呼延晏为前锋大都督、前军大将军，配以"禁兵二万七千"②，使其进攻晋军。此外，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太子东宫，也设有宿卫将士。如后赵太子石宣，有"东宫卫士十余万人"，称为"高力"，皆为"多力善射，一当十余人"，"攻战若神"③的勇士。东宫卫士另立统帅，有"四率"、"左右统将军"④等称号。从体制上说，东宫卫士也属于中央禁卫军。前赵主刘曜就曾设置"都督二宫禁卫诸军事"⑤一职，总管皇帝与太子的众多宿卫兵。各政权禁卫军之外的中军，一般亦由宗室大臣或皇帝亲信率领，负有护卫京师之责。如汉国刘渊时，大司马刘聪便"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①统领禁军之外的中军者，有都督中军、中军将军、卫将军等称号。

十六国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外军，是指其统治区内的各地都督、刺史及城主、镇将、护军等所统军队。当时的许多少数民族政权，都仿照魏晋之制，在地方州一级的行政区内实行军政长官互兼的制度，以驻屯各军事要镇的统兵将领兼任所在州的刺史，有时加以都督称号，主持一方军事。他们所领的外军从性质上属于中央直属军队。如前秦主苻坚曾以郭庆为都督幽州诸军事、扬武将军、幽州刺史。外军中城主、镇将、护军所统军队，则兼有中央直属军和地方州郡兵的性质。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常在一些地方修筑城堡，按部族居住其中。城堡中的成员平时从事畜牧业或农业生产，战时出征作战，是一种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的结合体。随着十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进程，这种军事组织形式的城堡逐渐增多，部分代替了原来的地方郡县，成为军政、军民合一的地方组织形式。这时的城堡中，既有作为基本统治力量、由各统治者的本族或宗室子弟率领的族人，也包括作为士卒来源和剥削对象的被强行迁徙或掠夺而来的各族人口。城堡的首领称为城主、镇将、护军等，他们上直接听命于所属政权的皇帝，下统治城内军民，是军政合一，以军统

①　参见《中国军事史略》第三编第三章第一节。

②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

③　《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

④　《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

⑤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①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

民的地方长官。其所统军队因而兼有中央军与地方军两种性质。

3。军兵种与兵役制度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都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几个主要政权更是各自拥有数十万军队，最多者将近百万，军事实力非常雄厚。各政权的军队，主要由骑兵和步兵组成，个别政权也曾拥有少量水军。

十六国的几个主要政权皆为北方游牧民族所建，游牧民族以骑射见长，其本族的部落兵都是骑兵。因而各政权建立初期，军队中一般只有单一的骑兵，后来随着在中原地区征战的需要，比骑兵更适合于攻取坚城的步兵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其军队中的另一支主要力量，而且在数量上超过了骑兵。此后，各少数民族政权常以步骑配合出征，协同作战。如后赵主石勒，曾派石季龙统"中外步骑四万"①进讨曹嶷。又前秦主也曾命邓羌等将率"步骑二十万"②进攻代国。前秦大举进攻东晋时，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③。在各政权的军队中，骑兵数量虽少于步兵，但因其战斗力强，仍是军队中的主力。

十六国中的个别政权除步、骑之外，也拥有少量水军。如后赵石季龙时，曾命桃豹、王华等将率"舟师十万出漂渝津"④，进攻辽西鲜卑段辽。石季龙还曾令青州"造船千艘"⑤，以支持戍于海岛的渡辽将军曹伏。再如前秦苻坚在大举进攻东晋时，也曾命"蜀汉之军顺流而下"⑥，以形成"东西万里，水陆齐进"⑦之势。

十六国时期，各政权军队人的基本兵力是以本统治民族部落兵为主体的少数民族部落后。当时的各少数民族，大都还保留着部落组织。落又称邑落，为近亲家族，是社会的基层组织。落以上为部，每部统落数量不等，少者数百，多者上千。落的首领称小帅，部的首领称大人、渠帅等。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各部落成员都有当兵的义务，凡成年男子，都是部落的战士，他们平时生产，战时出征，这即部落兵制。各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后，以本族的部落兵组成中军，由本族或宗室子弟统率，成为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这时中军将士的家属一般随军，分居于各营，称为营户，各少数民族屯驻于外地各军镇的外军，既有本统治民族的部落兵，也有其他各族人口，其家属也皆随军居住，称为镇户。营户和镇户，是各政权中外军的主要兵源。他们既是兵，又是民，不归郡县管理，隶属于各主管军将。各军将既是他们的军事长官，又是他们的行政长官。营户、镇户的适龄男子，都要终身为兵，他们兼有少数民族部落兵和魏晋世兵制的双重性质。这也是十六国兵役制度的一个特点。

除营户和镇户之外，各政权还用强征和收降等手段补充兵源。

强征主要是征发汉族民户充兵，这是各少数民族政权在有战事时常用的补充兵源的办法。后赵主石季龙为进攻前燕，曾"令司、冀、青、徐、幽、

①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②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③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

④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

⑤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

⑥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⑦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①。又前燕慕容。。为向中原发展，"令州郡校阅见丁，精核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欲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期明年大集。"②前秦苻坚在大举进攻晋时，也令各地州郡"人十丁遣一兵。"③上述强征的汉人兵，一般在战事结束后即行返乡务农，不编入常备军中。

收降也是各少数民族政权扩大兵源的一个途径。后赵石勒创业时，曾大批攻陷当时中原林立的坞堡，随后便将其中强壮劳力编入军中，有时还收编坞堡主，授以将军、都尉等军号，使其继续统兵。石勒攻陷魏郡、顿丘等地坞堡时，"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①其他匈奴汉国等政权也常用此法补充军队②。

①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

②　《晋书》卷110《慕容。。载记》。

③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①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②　此节的撰写曾参考《中国军事史·兵制卷》第三章第三节。

六、两晋十六国时期的重要战争（一）西晋灭吴之战曹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十二月，执掌朝政大权的相国司马炎代魏称帝，国号晋，改元"秦始"，史称西晋，司马炎是为晋武帝。西晋建立之时，全国只剩下局促于江东的孙吴政权与之对抗。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晋武帝发动志在统一的对吴战争，这就是西晋灭吴之战。

1。战前形势及西晋的灭吴准备西晋建立后，占有广大北方及巴蜀地区，统治区域辽阔，政治稳定，军事力量强大，人力物力充足，处于强盛时期。与西晋南北对峙的孙吴政权则只据有江东一隅，综合国力比西晋差得多。西晋发动灭吴战争前，孙吴政权又正处于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中，这更为西晋灭吴提供了条件。孙吴在吴大帝孙权去世后，宗室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政局一直不稳。吴元兴元年（公元264年）即位的孙吴末代君主孙皓，更是当时有名的暴君。他猜忌刻薄，贪恋酒色，滥施刑罚，杀戮无辜。即位当年，孙皓便将拥立他的濮阳兴、张布等人杀掉。此后，前代吴主孙休的皇后及其二子、大臣王蕃等皆被他杀死。孙皓嗜酒，每宴会，必令君臣尽醉，有违犯者，轻者施刑，重者杀掉。又截水入营，宫女有不合意者，立即杀掉用水冲走。又设剥人面皮、凿人眼睛之刑，有横眉逆视他的，便施用此刑。由于孙皓的滥施刑罚，吴国朝野"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谋夕。"①孙皓还黜远正臣，信用奸佞，他所宠信的岑■"好兴攻役，众所患苦"②。孙皓的种种倒行逆施，使吴国"上下离心，莫为皓尽力"③，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政治上的危机，导致了吴国军事防卫的松驰懈怠。长江中上游的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南）、建平（今四川巫山）二地，是吴国西侧屏障，如其有虞，是须"倾国争之"④的军事要地。吴建衡二年（公元270年），吴名将陆抗曾请求加派精兵3　万巩固西陵的防守，以防晋军顺流而下。孙皓自认为有长江天险可恃，不予理睬。后晋将王濬在长江上游修造舟舰，木屑漂至下流。吴建平太守吾彦以此测知晋军将以水师顺流来攻，请求加强建平的防务，孙皓仍不加理睬。吴凤凰三年（公元274年），主持长江中下游防务的陆抗去世，吴国失去熟谙军事的统帅，防务力量更加削弱。

早在司马氏代魏之前，晋武帝的父亲司马昭就制定了"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⑤再平吴国的战略方针。晋武帝即位后，继续执行这一方针。晋秦始五年（公元269年），为了加强与吴对峙的东南方面的军事力量并有利于日后的灭吴战争，晋武帝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征东大将军卫凱都督青州诸军事，镇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东莞王司马叡为镇东大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秦始八年，晋武帝采纳羊祜的建议，使本该入

①　《三国志》卷48《吴志·孙皓传》《评曰》。

②　《三国志》卷48《孙皓传》。

③　《三国志》卷48《孙皓传》。

④　《三国志》卷58《吴志·陆逊传附子陆抗传》。

⑤　《晋书》卷2《文帝纪》。

朝任职的益州刺史王濬留任，命他在蜀地修造舟舰，整治水师，以备将来顺流而下直取吴地，与此同时，晋武帝对孙吴实行怀柔攻心策略，封拜蜀汉后主刘禅子孙及群臣爵位，叙用蜀汉旧臣子弟为官，以达到瓦解孙吴人心的目的。西晋对吴前线主将羊祜积极配合晋武帝这一策略行动，他对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①。平时游猎，至边境则止，捕获禽兽有先被吴人射中者，皆送还吴人。行军或入吴境，如割用其谷，必以绢帛偿还其值。于是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②。西晋在灭吴的准备大体就绪后，针对当时吴国日益衰败的现实情况，开始把灭吴战争提上议事日程。

2。西晋君臣的灭吴谋议晋武帝即位后，就将消灭东吴统一天下视作大事，但西晋君臣明确的灭吴谋议却是从咸宁二年（公元276年）羊祜上疏开始的。羊祜的上疏首先从晋吴双方政治、经济、军事诸因素入手，全面论证了晋定可一举灭吴的道理。随后又为晋武帝规划了具体的用兵方略，即："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平南将军胡奋）、豫州（豫州刺史王戎），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旗帜）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③晋武帝览羊祜此疏后，深以为是，但因当时的种种原因，没能付诸实行。咸宁四年（公元278年），羊祜因病入朝，再与晋武帝议灭吴之事，羊祜力主即刻对吴用兵，说："吴人虐政已甚，可不战而克。。如舍之，若孙皓不幸而没（死），吴人更立令（好）主，虽百万之众，长江未可越也。"①羊祜不久去世，临终举荐与之谋议相合的杜预代任其职。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八月，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请求伐吴，说："孙皓荒淫无道。。若今不伐，天变难预。令皓卒（倅）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背离），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②晋武帝见王濬疏后，决定立即对吴用兵。这里，一向反对伐吴的朝廷重臣贾充、荀勖等仍固谏不可伐吴。恰好此时有人表奏孙皓将要派军北侵，于是朝中更议第二年出师。继羊祜镇守襄阳的杜预闻知此事，接连两次上表奏请即刻伐吴，他认为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伐吴十有八九能够成功，此外的十分之一二也不过是无功而已，不会有什么害处。同时他也建议应乘孙皓暴虐之时进军，一举成功。杜预之表章送呈时，晋武帝正与大臣张华弈棋。张华也主张进兵伐吴，乘机力劝武帝出兵，晋武帝这才下定决心即刻伐吴。至此，西晋的伐吴谋议才最后确定。

3。晋军水陆齐发一举灭吴咸宁五年十一月，晋武帝分派6　路大军，水陆齐发，大举伐吴。其部署如下：镇东大将军"琅玡王司马叡率军自下邳直趋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自寿春（今安徽寿县）向江西（长江下游北岸地区）进军；建威将军、豫州刺史王戎自安城（豫州州治，今河南新蔡西）向武昌（今湖北鄂城）方向进军；平南将军胡奋自新野（今属河南）向夏口

①　《晋书》卷34《羊祜传》。

②　《晋书》卷34《羊祜传》。

③　《晋书》卷34《羊祜传》。

①　《晋书》卷34《羊祜传》。

②　《晋书》卷42《王濬传》。

（今湖北武汉市）方向进军；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直趋江陵（今属湖北）；龙骤将军、益州刺史王濬与巴东监军唐彬率水师自巴蜀浮江东下，直趋建业（今江苏南京市）。西晋6　路大军，共水陆20　余万。为了统一指挥，晋武帝又命太尉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铖、大都督，冠军将军杨济为其副，率中军镇襄阳，节度诸军。一直阻挠伐吴大计的贾充此时又力陈伐吴不利，并自称年老不肯受任。晋武帝下诏说："君不行，吾便自出。"①贾充才勉强受命。同时，晋武帝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主管漕运军粮等事。晋武帝又命令王濬所统水师，至建平时归杜预指挥，至建业时归王浑指挥，以使号令统一，水陆协同作战。

综观晋军以上部署，实即羊祜上疏中所提战略设想的具体实施。其中王濬水师，便是着祜所提出的"梁益之兵水陆俱下"；杜预之众，便是"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司马叡、王浑二军，便是"徐、扬、青、兖并向秣陵（即建康）。从整个战略部署说，是多路出击、水陆齐发，以6　路大军分别从长江上、中、下游同时进攻，使吴军首尾不能相顾。这也正是羊祜所指出的"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而后来的战争结果，正是"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以致千里之国顷刻土崩瓦解。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正月，晋各路大军攻入吴境。杜预陈兵于江陵一线，遣参军樊显等人率兵沿江西上，连克吴人城戍；又遣牙门将周旨等率兵乘夜渡江，袭取吴地乐乡（今湖北松滋东），以策应沿江芝进的王濬水师。周旨与王濬军配合作战，生擒吴军都督孙歆而还。二月十七日，杜陵所部攻克江陵。与此同时，胡奋军攻克江安（今湖北公安）；王浑军连克吴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濑乡诸戍，俘获吴将周兴等；司马叡军向涂中推进，兵锋直逼长江。在西晋由北向南的五路大军顺利进军之时，王濬所率的东进水师也取得重大进展。太康元年正月，王濬、唐彬率水师自成都（今属四川）东进，共有水陆将士7　万，"舟楫之盛，自古未有。"①二月初一，王濬军攻克吴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向西陵进军。时吴军于江中险要之处设置铁锁，"横断江路"②，又于江中暗置丈余长的铁锥，以阻挡晋军水师。由于羊祜在世时曾擒获吴间谍，晋军早知此情。王濬命人造大筏数十个，上缚草人，命善泅者驾筏先行，将铁锥拔起带走。王濬又命人作10　余丈的大火炬，灌以麻油，置于船前，遇铁锁，点燃火炬，顷刻间便将铁锁融裂。于是晋水师畅通无阻，一路连克西陵、荆门（在西陵与夷道之间）、夷道（今湖北宜都）、乐乡等城，斩俘吴军各地守将，兵锋锐不可挡。杜预军攻克江陵后，自沅、湘二水以南至于交、广（今岭南一带），吴之州郡望风归降。杜预杖节称诏抚慰归降吴人，前后共斩杀及生俘吴都督、监军14人，牙门将、郡守120余人，声威大振。

这时，晋武帝根据晋军进展情况，下诏调整部署：命王濬与唐彬率军继续沿江东下，"扫除巴丘（今湖南岳阳），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鹜，直造秣陵。"③命杜预南下，镇抚零陵（治今湖南零陵）、桂阳（治

①　《晋书》卷40《贾充传》。

①　《晋书》卷42《王濬传》。

②　《晋书》卷57《吾彦传》。

③　《晋书》卷3《武帝纪》。

今湖南郴县）、衡阳（治今湖南湘潭西）三郡，同时分兵1　万与王濬、分兵7000人与唐彬。命胡奋在平定夏口后，分兵7000人补充王濬军。王戎在平定武昌后，分兵6000人补充唐彬军。大都督贾充移镇项城（今河南沈丘），总统诸军。晋武帝的新部署，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王濬水师的作用。晋　各路大军依诏令而行，王濬军在王戎军配合下，攻克夏口、武昌二城。就在晋军顺利进军之时，贾充再次阻挠灭吴大计，他认为吴国不可能一举平定，而且江南地势低湿，易生疾疫，建议暂时收军。晋武帝、杜预等人都坚持一举建功，置贾充之议不顾，命晋军继续向前，直逼建业。

太康元年二月，当王浑军南进之时，吴主孙皓命丞相张悌督率丹阳太守沈莹等军3　万渡江迎战。军至牛渚（今安徽当涂北采石矶），沈莹建议在原地等候晋军东下，以免渡江一战失败，大局不可收拾。张悌认为吴大势已去，如坐待晋水师到来，军心惊骇，士气难再振作，不如过江迎战，如战败则为国而死，如战胜则可乘势反击，遂渡江北上迎击晋军。三月，张悌等军在江北被王浑军击败，张悌、沈莹等人尽皆战死，所部将士损失殆尽。经此大败，吴国震动，已呈土崩之势。司马叡军逼近长江，派将领王恒渡过长江，直趋建业，吴国上下更加惶恐。当此有利之时，扬州刺史周浚劝王浑迅速渡江直取建业。但王浑宥于晋武帝诏令，不肯见机行事。在王浑贻误战机的同时，王濬军已从武昌顺流疾趋建业。孙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军万人抵御晋军，但吴军军心涣散，不战而降。王濬军经三山（今江苏南京西南）直入建业。这时王浑以晋武帝早有成命为由，请王濬驻军上岸议事，王濬不肯丢掉快速灭吴的良机，回答说："风利，不得泊也"①。径自挥师疾进。当初王濬军至西陵时，将依晋武帝之命受杜预指挥，但深通军机的杜预不肯束缚王濬手脚，与之书信鼓励他抓住机会率军直进，建立旷世之功。由此可见杜、王二位主将在用兵韬略及气度上的优劣。

孙皓见西晋多路大军逼近建业，分遣使者向王浑、王濬、司马叡奉书乞降。王濬进展神速，其军"戎卒八万，方舟百里"①，于三月十五日攻入建业。孙皓面缚舆梓，亲至王濬军门投降，吴国灭亡。

西晋灭吴之战是一场水陆配合、多路并进的成功范例。西晋从司马昭提出"水陆并进"的战略设想，经羊祜丰富和发挥，杜预、王濬等人坚持，最后晋武帝力排众议付诸实施，终于实现了一举灭吴的战略目的。西晋之所以能一举成功，主要是准备充分，谋划周密、切合实际，发动战争的时机选择得当等原因。另外，晋武帝不顾朝中某些重臣的一再阻挠，果断明决；杜预、王濬等人临战不拘泥于命令，善于抓住战机；西晋君臣在政治上对吴国采用分化瓦解的怀柔政策，也都是晋军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吴国方面政治腐败，军无斗志，防务松驰，守军望风而降等种种问题，则成为西晋迅速胜利的外部原因。

①　《晋书》卷42《王濬传》。

①　《资治通鉴》卷81《晋纪》三武帝太康元年。

（二）西晋末年各族人民的反晋战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武帝在灭掉江南的吴国后，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西晋的统一局面并没能维持多久。西晋推行的是腐朽的士族门阀政治，其治国方针是尽力维护士族门阀的利益，它实行的种种政策，都以保障和扩大这一阶层的政治经济　特权为出发点。西晋士族门阀统治集团是历史上最腐朽的统治者，他们垄断高官显职，缺乏实际才干，广占田地人口，生活穷奢极欲。由于统治阶级的种种特权，必然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上，因而西晋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此外，西晋统治者对当时内迁的众多少数民族也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甚至常常将少数民族人民掠卖为奴，这使得西晋时期的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后不久，统治集团之间又爆发了长达十余年的"八王之乱"。连年的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加上当时蝗、旱灾荒不断，百姓无业为生，奋起反抗。各族人民反晋斗争的序幕由此拉开。

1。西晋末年的流民起义战争西晋末年，广大人民饥寒交迫无以为生，只好背井离乡四出逃亡，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的流民浪潮。当时全国流徙人口的总数近30　万户，100　余万口，涉及秦、雍、并、冀、梁、益、豫、荆、兖、宁等十余州。流民的生活非常悲惨，他们"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①西晋统治者对备受苦难的流民不仅没能给予妥善安置，反而采用了强迫流民返回故地的极端手段，结果直接引发了流民大起义。

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十月，略阳（治今甘肃天水东北）賨人首领李特率领流入益州（治今四川成都）的秦（治今甘肃甘谷东）、雍（治今陕西西安西北）二州流民在绵阳（今四川绵竹东南）首先举起反晋义旗。李特起义后，进兵屡败晋军，攻占广汉（今四川射洪南），迅速向成都推进。晋益州刺史罗尚向朝廷求救，晋廷派河间王司马叡率大军分三路进剿义军。李特捉住战机，分派诸将乘敌立足未稳之时主动出击，大败晋军。义军乘胜连克梓潼（今属四川）、巴西（治今四川阆中）等地，进逼成都，罗尚龟缩孤城成都固守。于是李特自称益州牧，改元"建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李特在久胜之下麻痹大意，遭到假意归附义军的地主坞堡武装及罗尚的内外夹击，义军大败，李特战死。李特死后，其弟李流及其子李雄相继统率这支义军。当年九月，初掌义军的李雄设置苦肉计，鞭打义军将领朴泰后，命他向罗尚诈降，诡称李雄等首领"饥饿孤危，日斗争相咎"①，请充任官军内应，消灭义军。罗尚信以为真，倾巢出动，命将领隗伯等率军乘夜袭击李雄驻守的郫城（今四川郫县）。晋军兵至郫城，义军早已设下伏兵，晋军夜遭伏击，大败逃回。义军追击残敌，直至成都城下，冒充晋军攻占少城，罗尚退保太城。闰十二月，义军终于攻占成都，全据巴蜀。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十月，李雄自称成都王，又于光熙元年（公元306年）称帝，国号大成，后至李寿执政时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成汉政权存在44年，于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被桓温所灭。

①　《晋书》卷62《刘琨传》。

①　《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

李特起义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又接连爆发了张昌、石水，王如，杜弢等人领导的起义。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晋廷为镇压李特起义军，强征荆州（治今湖北江陵）武勇入蜀。荆州武勇不愿远征，"展转不远，辄复屯聚。"②当年五月，义阳（治今河南新野南）蛮人张昌乘势在安陆（江夏郡治，今湖北安陆北）聚众起义，武勇及当地流民纷纷归附，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张昌进军攻占江夏，拥立刘尼为天子，建立农民政权。晋廷增调军队分驻汝南（治今河南息县）、宛县（今河南南阳市），阻止义军北上。张昌亲率大军北攻襄阳（今湖北襄　樊市），临战斩杀晋新野王司马歆，继续北上，晋军望风奔逃，义军声势甚盛。与此同时，义军将领陈真率兵南下，连克长沙、湘东、零陵、豫章诸郡。另一将领石水挥师东进，一路大败晋军，尽占江（治今江西南昌市）、扬（治今江苏南京市）二州之地。短短几个月内，晋荆、江、扬、徐（治今江苏徐州市）、豫（治今河南淮阳）五州，皆被义军控制。晋廷对义军的迅速发展极为惶恐，急调大军围剿。由于众寡不敌，义军战败。永安元年（公元304年）秋天，张昌被俘牺牲。这时，扬州地区的大族地主周玘、贺循等人也联合向石水义军发动进攻。石水义军也在地主武装联合镇压下失败，石水投奔另一义军首领封云，后二人一起被叛徒杀害。张昌，石水起义宣告失败。

张昌起义失败不久，宛县爆发了王如领导的流民起义。永嘉四年（公元310年）九月，武吏出身的王如率流徙至宛县一带的雍州流民起义。义军进兵击败催促他们返乡的晋征南将军山简、南中郎将杜蕤等军，得到流民的热烈响应，迅速发展到四五万人。王如自称大将军，进军北破襄城（今属河南），南逼襄阳，山简被迫退守夏口（今湖北武汉市）。这时，在北方起事的石勒义军南下，王如为争地盘进攻石勒，被石勒击败，实力大损。此后，王如义军由于缺乏粮食，更兼将领之间互相争斗，处境日益艰难。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王如向晋将王敦投降，不久被杀。建兴元年（公元313年），义军余部转战汉中（治今陕西汉中），被晋将晋邈击败，起义最后失败。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一月，荆、湘（治今湖南长沙）地区又爆发了杜弢领导的巴蜀流民起义。在西晋末年的流民浪潮中，巴蜀地区有十余万流民流徙至荆、湘一带。永嘉五年一月，巴蜀流民李骧在乐乡（今湖北枋滋东）聚众起义。荆州刺史王澄在击败义军后，竟将起义流民8000　余人沉于长江之中，并将其妻子充作军赏。王澄的暴行引起流民更大的怨恨，蜀人杜畴等聚众再举义旗。这时湘州刺史荀眺议为巴蜀流民皆欲造反，"欲尽诛流民"。①巴蜀流民怒不可遏，"四五万家一时俱反"②，共推益州秀才杜弢为首领。于是杜弢自称梁、益二州牧、平南将军、湘州刺史，派军攻破湘州州治长沙（今属湖南），俘虏荀眺。接着，义军南克零陵（今属湖南）、桂阳（治今湖南彬县），东攻武昌（今湖北鄂城）。荆州刺史王澄因作战不力被撤去职务。晋琅邪王司马睿改以周玘为荆州刺史，使其与扬州刺史王敦共剿义军。义军集中兵力进攻荆州，将周玘困于浔水（今湖北黄梅西南）。王敦命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访等进攻义军。陶侃进兵救出周玘，司马睿改以陶侃代周②　《资治通鉴》卷85《晋记》七惠帝太安二年。

①　《资治通鉴》卷87《晋纪》九怀帝永嘉五年。

②　《资治通鉴》卷87《晋纪》九怀帝永嘉五年。

玘为荆州刺史。

建兴三年（公元315年）二月，王敦、陶侃等人合军向义军发动进攻，义军接战不利，损失严重。这时，杜弢动摇，向晋廷求降并被接受。但晋军为邀功请赏，仍不断袭击义军。杜弢大怒，杀掉晋廷受降使者，继续与官军对抗。但义军因寡不敌众，渐渐走向失败。八月，义军内部分裂，杜弢杀部将张奕，众将惊恐，纷纷投降官军。不久，义军大本营长沙被官军攻陷。杜弢出逃，后不知所终。坚持达5年之久的杜弢流民起义遂以失败告终。

2。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晋战争在南方流民起义如火如荼的时候，北方各族人民也举起了反晋的大旗。

自元康九年（公元299年）至建兴五年（公元317年）西晋灭亡，北方各族人民进行了多次起义斗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石勒与王弥领导的两次起义。

石勒，羯人，居于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早年曾被西晋官僚司马腾掠卖为奴，历尽苦难。后石勒招聚王阳、郭敖等人组成"十八骑"，共奉牧师汲桑为首领，劫掠富家财物，逐渐走上武装起义之路。永兴二年（公元305年），石勒与汲桑等数百人投奔起兵为成都王司马颖报仇的公师藩。到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四月，石勒与汲桑率领牧奴发动起义，汲桑自称大将军，石勒称扫虏将军，四处攻略郡县。五月，义军临陈杀掉新蔡王司马腾，攻占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随即进军兖州（治今山东郓城西北）。镇守许昌（今河南许昌东）的东海王司马越闻讯大惊，急调敬苟晞、王濬等军进剿义军。义军与官军在几个月间交战三十余次，互有胜负。义军后在东武阳（今山东莘县境）被官军击败，汲桑逃走，兵被官军杀掉，石勒投奔建立汉政权的匈奴贵族刘渊。

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三月，东莱（治今山东掖县）人刘伯根在青州（治今山东淄博东）起义。王弥率家僮参加刘伯根义军，被任为长史。不久刘伯根战死，王弥继续领导这支义军，转战于青、徐二州，后被晋将荀彧击败。永嘉二年（公元308年）三月，王弥收集亡散部众，声势复振，进兵攻略郡县"，所在陷没，多杀守令，有众数万，朝廷不能制"①。四月，王弥攻克军事重镇许昌。五月，王弥西攻晋京师洛阳（今河南洛阳东），直抵洛阳城下。晋廷惊慌失措，急令司徒王衍总督军事，率大军拼死抵抗。不久，王弥在晋军联合进攻下失败，率残部投奔刘渊。

建立汉政权的刘渊是匈奴贵族，曾任五部匈奴中的北部都尉。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刘渊在离石（今属山西）起兵，自称大单于，意欲乘晋末大乱之机恢复匈奴帝国的统治。刘渊起兵后，得到饱受西晋统治者剥削压迫的各族人民的热烈响应，部众迅速扩大。为了取得汉人的支持，刘渊建国号为汉，自称汉王。随后，刘渊进兵连败晋军，赶走晋并州刺史司马腾，控制了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的大部分地区。石勒、王弥归附汉政权后，刘渊势力随之发展，成为北方各族人民反晋斗争的领袖。刘渊任命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汉王，任命王弥为司隶校尉。从此，北方各族人民走上联合反晋的道路。刘渊起兵的目的是重建匈奴帝国的统治，这与石勒、王弥等起义军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刘渊的反晋斗争在客观上符合人民的愿望，具有积极的意义，也起到了联合各族人民反晋的积极作用。

①　《晋书》卷100《王弥传》。

永嘉二年（公元308年）九月，石勒、王弥合军攻打邺城。随后，石勒、王弥与刘渊族侄刘曜等人攻打魏郡（治邺城）、汲郡（治今河南汲县）、顿丘（治今河北清丰南）等地，攻陷壁垒50　余座。从永嘉二年九月到永嘉四年之间，石勒、王弥、刘曜等反晋武装纵横于并、冀（治邺城）、幽（治今河北涿县）、青、兖、豫等州之间，攻城略地，歼灭晋军，斩杀朝廷地方官吏，摧毁了晋廷的统治基础，自己势力则获得巨大的发展。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春，石勒抓住战机，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南）全歼太尉王衍率领的晋主力军十余万人。随后，石勒又在洧仓（今河南许昌东）将从洛阳出奔东海王司马越之丧的东海王妃、世子司马毗及同行的宗室48　王全部消灭。西晋的主力军及大批王公被石勒消灭殆　尽。同年六月，石勒、王弥、刘曜合军攻克洛阳，俘晋怀帝，西晋王朝至此已名存实亡。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十一月，刘曜率大军攻破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俘晋愍帝至平阳（今山西临汾），西晋最后灭亡。石勒在攻破洛阳后，吞并王弥，渐渐脱离汉国的控制。东晋太兴二年（公元319年），石勒称赵王，建立了后赵政权。从此，他从人民起义首领转变为少数民族酋帅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

虽然西晋流民起义最终皆告失败，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也成为匈奴刘氏及石勒等人改朝换代的工具，但长达18年之久的晋末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终于推翻了腐朽的西晋王朝，他们前仆后继的英勇战斗也为中国古代战争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三）东晋前期的北伐战争西晋灭亡后，琅邪王司马睿于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在江南称帝，以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为都，史称东晋。司马睿是为晋元帝。东晋实行的是典型的士族门阀专政，这就决定了它的治国方针必然是满足于偏安江南一隅，不思进取。晋室南渡之初，晋元帝忙于巩固自己统治，无心北顾。此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互相之间争权夺利，再加上北渡士族经一段时间后，大多建立起自己的庄园经济，更很少有人顾及北伐之事。但当时某些有识之士，志在恢复北方领土，力倡北伐。此外，一些人出于个人目的，也曾以北伐谋己之私。因而东晋前期，也曾出现过几次北伐。

1。祖逖北伐祖逖，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北）人，其家"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①祖逖年轻时便有济世之志，与好友刘琨同寝，常常"闻鸡起舞"。西晋永嘉之乱后，祖逖率亲戚宗族数百家自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南迁避难。当时尚未称帝的司马睿先后任用他为徐州刺史、军谘祭酒，使他居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祖逖素怀报国之心，以恢复中原为已任，建议司马睿乘中原"人有奋击之志"②的时机，进军北伐。司马睿虽无心北伐，但也不好公然拒绝，便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并"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鎧仗"③，使其自行召募士卒北进。祖逖对此毫无怨言，于建兴元年（公元313年）率原宗党部曲百余家慨然渡江北上，船至中流，祖逖击楫宣誓说："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④祖逖率部曲过江后，屯于江阴（今江苏靖江西南），起铁冶打造兵器，组织起一支2000人的队伍，进军北伐。当时中原地区，有许多流民屯聚自保的坞壁堡垒，流民首领拥兵各据一方，对北方胡族态度不一，矛盾重重。祖逖北进后，击斩与他作对的流民道领张平，进据太丘（今河南永城西北），降服另一流民首领樊雅，收复谯城（今安徽亳县）。太兴二年（公元319年），祖逖进攻依附羯人石勒的流民首领陈川，又设奇计大败救援陈川的石虎5　万军队，进驻雍丘（今河南杞县）。随后，祖逖数次派遣军队截击石勒，石勒手下镇戍将士归附者甚众。与此同时，祖逖又遣使　为互相争斗的流民首领李矩、魏浚、郭默等人讲和，并使他们都归于自己麾下。经过祖逖的努力经营，"黄河以南尽为晋士"，"石勒不敢窥兵河南"①，北伐形势非常之好。祖逖在雍丘安抚百姓，　劝课农桑，又默许与石勒互市通商，收利10　倍，于是"公答丰赡，士马日滋。"就在祖逖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将要"推锋越河，扫清冀朔（喻北方）"②之时，晋元帝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6　州诸军事，镇合肥（今属安徽）。晋元帝此举虽然主要为防备权臣王敦，但祖逖却要因此归入戴渊管辖，行动不能不受到牵制。祖逖眼见北伐大业难成，又虑东晋内乱将起，忧愤成疾，于大兴四年（公元321年）死于雍

①　《晋书》卷62《祖逖传》。

②　《晋书》卷62《祖逖传》。

③　《晋书》卷62《祖逖传》。

④　《晋书》卷62《祖逖传》。

①　《晋书》卷62《祖逖传》。

②　《晋书》卷62《祖逖传》。

丘。祖逖死后，黄河以南广大地区又陷入北方胡族之手，此次北伐遂以失败告终。

2。庾亮兄弟及褚裒、殷浩的北伐庾亮是东晋著名大族颖川庾氏的代表人物，妹为晋明帝皇后，成帝（公元336～342年在位）时以帝舅辅政，有志北伐。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庾亮出任征西将军、都督江荆豫益梁雍6　州诸军事，领江荆豫3　州刺史，镇守武昌（今湖北鄂城）。时后赵主石勒新死，庾亮认为东晋可乘机收复中原，积极准备北伐。咸康五年（339年）三月，庾亮开始实施北伐计划，命豫州刺史毛宝与西阳太守樊峻率精兵1　万戍守邾城（今湖北黄冈），以弟庾翼为南郡大守，镇江陵（今属湖北），又命梁州刺史陈嚣率军向汉中（治今陕西汉中东）而进，自己准备率大军10　万进驻襄阳（今湖北襄樊），为诸军声援。庾亮的北伐目标是北方的后赵和蜀地的成汉。庾亮的北伐遭到大多数朝臣的反对。正在这时，后赵主石虎派大军攻陷邾城，守将毛宝、樊峻突围赴水而死，北伐之计遂告停止。庾亮忧闷成疾，翌年病死。

庾亮死后，弟庾翼代任其职。庾翼有才干，他上任后，很快稳定了邾城失利后的前方局势，遂以"灭胡平蜀为己任。"①建元元年（公元343年），庾翼率将士4　万移镇襄阳，誓师北伐。但不久前锋梁州刺史桓宣败于后赵将李傕，随后晋康帝和北伐主将之一庾水相继病死，北伐又告中止。建元二年十一月，庾翼退回夏口（今湖北武汉市），"缮修军器，大佃积谷，欲图后举"②。但翌年七月，庾翼发病死去，庾氏兄弟的北伐随之宣告结束。

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四月，后赵主石虎病死，中原大乱。晋廷准征北大将军褚裒之请，任其为征讨大都督，率兵北伐。七月，褚裒率将士3　万向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进军，北方士民见晋军北上，归附者日以千计。时鲁郡（治今山东曲阜）百姓500　余家联合起兵附晋，请求褚裒援助，褚裒命部将王龛、李迈率精兵3000人接应。后赵南讨大都督李农于路截击晋军，王、李二将全军复没。褚裒本非将才，一战即败，连忙退屯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当时北方有百姓20　万人南渡黄河来投东晋，褚裒退军之后，这些百姓被北方胡族杀掠殆尽。褚裒惭恨得病，不久死去，此次北伐也告结束。

褚裒之后，又有殷浩的北伐。殷浩为东晋名士，本不懂军事。褚裒死后，晋廷为阻止权臣桓温北伐，任命他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徐兗青五州诸军事，主持北伐之事。永和八年（公元352年），殷浩以淮南太守陈逵、兖州刺史蔡裔为前锋，安西将军谢尚、北中郎将荀羡为督统，自寿春（今安徽寿县）进军北伐。由于谢尚不能抚慰降将张遇，张遇复降于氐人苻健，并与苻健军在许昌（今河南许昌东）大败谢尚，晋军死者1.5　万人。于是谢尚败归淮南，殷浩退屯寿春。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十月，殷浩再率大军7　万，自寿春进军北伐，意欲进据洛阳，修复晋室园陵。但前锋羌人姚襄于路倒戈，在山桑（今安徽蒙城北）袭击殷浩，殷浩丢弃辎重，逃至谯城，晋军死伤万余人。殷浩北伐也以失败告终。

3。桓温北伐桓温是东晋著名大族谯国桓氏的代表人物，"英略过人，有文武器干。"

①　《晋书》卷73《庾亮传附庾翼传》。

②　《晋书》卷73《庾亮传附庾翼传》。

①永和元年（公元345年）庾翼病卒，桓温被任为安西将军、都督荆司雍益梁宁6　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江陵。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率军一举攻灭蜀地的成汉政权，威望大著。桓温自负才力，意欲恢复中原增加自己的威望，以便取代晋室称帝，自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开始，几次上表朝廷请求北伐。晋廷怕桓温北伐成功后更加无法控制，对其请求置之不理，后又以褚裒、殷浩北伐来塞桓温之口。及至褚、殷二人相继大败而回后，晋廷再也无法阻止桓温的北伐。自永和十年（公元354年）至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接连进行了三次北伐。

永和十年二月，桓温亲率步骑4　万北伐关中的前秦苻氏，大军由水路自江陵沿汉水北进，取道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入均口（今湖北均县），再由陆路经浙川（今属河南）直趋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同时命梁州刺史司马勋率军出子午道（古代从关中到汉中的南北通道），直取前秦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晋军一路进展顺利，先攻上洛（今陕西商县），生擒秦荆州刺史郭敬，随后攻克青泥（今陕西蓝田西南）。前秦主苻健遣太子苻苌等率军5　万进屯峣关（今陕西商县西北）抵御晋军。四月，桓温率晋军与秦军展开激战，终于大败秦军，进至灞上（今陕西西安东）。苻健退保长安，深沟固垒，不敢出战。关中百姓闻晋军至，皆持牛酒来迎，耆老感激而泣，说："不图今日复见官军。"①桓温进军之初，本想割取关中地区已经成熟的麦子充作军食，但苻健命令百姓"芟苗清野"②，晋军粮草匮乏。不久，桓温又被前秦丞相苻雄击败，将士死伤万余人。六月，桓温被迫回师，迁徙关中人口3000　余户返回襄阳。这是桓温的第一次北伐。

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二月，桓温上表朝廷，请求迁都洛阳。由于众多朝臣的反对，晋廷不许迁都之事，只任命桓温为征讨大都督，加督司冀二州诸军事，使其进攻叛晋的羌人酋长姚襄。当时姚襄屯于许昌，准备进攻后赵旧将周成据守的洛阳。当年五月，姚襄向周成发动进攻。七月，桓温率军自江陵北伐，目标是攻占洛阳。八月，桓温军至伊水（今河南洛阳南），姚襄闻晋军来攻，撤洛阳之围回军迎战。桓温在伊水大败姚襄，杀伤其将士数千人，姚襄败走平阳（今山西临汾）。据守洛阳的周成见桓温大军逼近，献城投降，晋军收复洛阳。桓温进入洛阳后，留颍川太守毛穆之、督护陈午、河南太守戴施率将士2000人戍守洛阳，自己率军返回江陵。桓温的第二次北伐击走姚襄，收复洛阳，有一定的成果，但洛阳后又被前燕攻占，得而复失。桓温自第二次北伐后，权势更重，先后被任命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牧，又加领徐兖二州刺史，中外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桓温为了再以北伐胜利提高自己威望，于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发动第三次北伐，进攻目标是前燕。前燕为鲜卑慕容氏所建，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

当年四月，桓温率5　万大军自镇地姑孰（今安徽当涂）北进。六月，大军抵达金乡（今山东金乡北）。时天旱水浅，水运不通，桓温令冠军将军毛穆之凿渠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300　里，引汶水（今大汶河）会于清水（古济水自臣野泽以下称清水），再以清水入于黄河，以通舟运。参军郗超认为此举难于解决通运问题，不如尽起大军直趋燕都邺城，或可一战成功；如果

①　《资治通鉴》卷97《晋纪》十九，穆帝永和元年。

①　《晋书》卷98《桓温传》。

②　《晋书》卷98《桓温传》。

想稳妥行事，也可"顿兵河、济，控引粮运，令资储充备，足及来夏"①，再徐图进取。但桓温不肯采纳，继续北进。七月，晋军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距邺城仅200　余里。前燕主慕容。。闻桓温大军逼近，惊惶失措，准备逃奔和龙（今辽宁朝阳市）。燕吴王慕容垂自告奋勇，请求抵御晋军，慕容。。乃以慕容垂为南诗大都督，率军5　万迎击晋军，同时遣使向前秦求救。与此同时，桓温未能抓住战机，乘敌军慌乱之时直捣邺城，反而徘徊于河岸不进，意欲不战而胜。八月，前秦主苻坚派大将苟池等率步骑2　万东出救燕，军于颍川（治今河南禹县）。桓温进军之初，曾命豫州刺史袁真进攻谯、梁（治今河南商丘南），打开荥阳的石门（在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入汴渠（今河南荥阳西南索河），以使晋军能由水路退回淮南。袁真进军攻克谯、梁两地，却没能打开石门。九月，晋军水运不通，军粮匮乏陷入困境。桓温率军与燕屡战不利，又闻秦军将至，遂焚毁舟船丢弃辎重，从陆路退兵。桓温退至襄邑（今河南瞧县西），遭慕容垂伏击，晋军大败，损失将士3　万余人。桓温第三次北伐遂以大败告终。

从祖逖到桓温，东晋的数次北伐无一成功。这里有北伐统帅选择不当，军事指挥失误及某些北伐者（如桓温）怀有私念等原因。但东晋最高统治者所实行的不图进取、偏安江南一隅的传统国策却是北伐失败的最主要原因。由于士族门阀满足于偏安江南一隅，保护自己在江南的既得利益，他们大多安于现状，不肯再冒风险去收复国土，回归故园。因而他们极力反对北伐，有些人甚至认为"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若还保长江。"①即放弃手中的淮南，隔江而守。在这种国策之下，东晋的历次北伐不仅得不到起码的支持，反而无一例外地受到朝廷上下的反对，遭到王公大臣的掣肘和刁难。在这种情况之下，北伐的接连失败就是势所必然的事情了。

①　《晋书》卷67《郗鉴传附郗超传》。

①　《晋书》卷80《王羲之传》。

（四）东晋后期的北伐战争东晋末年，北府兵低级将领出身的刘裕乘平定桓玄之乱的机会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刘裕以侍中、录尚书事、扬徐兖三州刺史等职掌权后，实行了打击豪强、整顿吏治、减轻人民负担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东晋末年的政治经济较前有所改善。在此基础上，刘裕先后发动两次北伐战争并获成功，威望大著，为后来代晋称帝扫清了道路。当时与东晋相邻的北有南燕，西有后秦，因此刘裕的北伐目标也即是南燕和后秦。

1。刘裕攻灭南燕之战南燕是鲜卑慕容氏在前秦政权瓦解后建于北方的一个政权，占有今山东地区，以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为都。东晋义熙　五年（公元409年）

二月，南燕主慕容超派兵攻陷晋、宿、豫（今江苏宿迁）等地，俘阳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等人，大掠百姓而去。淮北百姓纷纷筑垒自固，抵抗燕军。三月，刘裕上表朝廷，决定立即北进伐燕，消除它对东晋北境的威胁。当年四月，刘裕率大军10　万自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出发，从水路自淮水入于泗水（淮水下游第一大支流，流经今山东、江苏）北上。五月，晋军进抵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留下舟船辎重，自陆路经琅邪（今山东临沂北）继续北进。为防燕军切断己方归路，刘裕所过之处，皆筑城分兵留守。南燕闻知晋军将至，大将公孙五楼建议南燕主慕容超扼守大岘（即今沂山，在今山东省中部，地势险要），刈除禾苗，坚壁清野，使晋军求战不得，又无法补充给养，旬月之间，便会不攻自破。慕容超不从，他认为晋军"远来疲劳，势不能久，但当引令过岘（即大岘），我以铁骑践之，不忧不破"①。刘裕进军之初，也曾有人指出，南燕闻知我军远来，不敢出战，如果不拒守大岘，便会刈除禾苗，坚壁清野，那样我方将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刘裕胸有成竹地说："鲜卑贪，不及远计，进利克获，退惜粟苗。谓我孤军深入，不能持久，不过进据临朐（今属山东），退守广固。我一得入岘，则人无退心，驱必死之众，向怀贰之虏，何忧不克？彼不能清野固守，为诸君保之。"②后来战局的发展果然一如刘裕所料。晋军不战而过大岘，刘裕大喜，举手指天说："吾事济矣。"①六月，晋军进至东莞（今山东沂水）。慕容超遣公孙五楼等率步骑5　万进据临朐，不久闻知晋军已过大岘，又亲率步骑4　万赶往临朐。为了切断晋军水源，慕容超命公孙五楼率骑兵进据临朐40　里之外的巨蔑水。晋军前锋孟龙符率骑兵抢先到达，击退燕军，占据巨蔑水。

时晋军已过大岘，进入平原地带。为了防备南燕强大骑兵的突袭，刘裕将战车4000　辆分为左右两翼，步兵夹于战车之间，缓缓而行，车上张挂帷幔防敌箭矢，又以轻骑为游军，警戒敌人偷袭。晋军进至临朐以南数里，燕军铁骑万余名来攻，前后夹击晋军。刘裕指挥众将迎敌，双方展开激战。日已过午，晋燕胜负未决。这时参军胡藩建议刘裕说：燕军倾其将士来战，临朐留守兵力必然寡弱，愿以奇兵从小路偷袭其城。刘裕采纳，便命胡藩、檀韶等率军潜出燕军之后，偷袭临朐。胡藩等人依计而行，当日即克临朐，尽获燕军辎重，慕容超逃至燕将段晖军中，刘裕知晋军已克临朐，挥军猛攻，阵

①　《宋书》卷1《武帝纪上》。

②　《宋书》卷1《武帝纪上》。

①　《宋书》卷1《武帝纪上》。

斩段晖等燕将十余人，大败燕军，慕容超逃回广固。刘裕乘胜进军，攻克广固大城（外城）。慕容超退据小城（内城）固守，并遣尚书郎张纲和尚书令韩范先后向前秦求救。刘裕命士卒修筑长围继绝广固内外交通，并"抚纳降附，采拔贤俊"②，以收到分化瓦解燕军之效。这时，刘裕闻知张纲善制攻城器械，便命将士在张纲返回广固时将其擒获。随后命张纲绕城大呼，称大夏国大破后秦，秦军无兵来救。城内燕军闻知，惊恐不安。刘裕命张纲修造各种攻城器械，准备大举攻城。慕容超见秦救兵不到，向刘裕割地请和，刘裕不许。南燕向后秦求救之时，后秦主姚兴遣使威吓刘裕说：秦已遣铁骑10万进屯洛阳，如晋军不退，将长驱东进。刘裕知其虚张声势，对其使者说："语汝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指后秦）。今能自送，便可速来。"①后秦本无真心东进，后又败于大夏，果未出兵救燕。十月，晋军攻具齐备，向广固发动猛攻。燕军处境日益困难，出降者络绎不绝。翌年二月，燕尚书悦寿献城投降，晋军攻克广固。慕容超突围被俘，南燕灭亡。刘裕攻灭南燕之战，制定谋略知己知彼，计划周密。在战争过程中，注意车步兵的协同作战，行军路线选择山路，这些都是针对南燕骑兵强大而制定的符合实际的战术方针。同时，刘裕善于利用敌人弱点，并注意以分化瓦解敌军的政治攻势与军事进攻相结合和吸取敌方的人才为己所用等办法从多方面去打击对手。以上所有这一切，都是刘裕一战成功的重要因素。南燕主慕容超骄傲轻敌，不善于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屡次失去战机，这是其迅速败亡的直接原因。

2。刘裕攻灭后秦之战后秦为羌人姚氏建立，以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为都，占有关中（古称函谷关以西地区为关中，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及山西、河南、内蒙等省的一部分。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二月，颇有作为的后秦主姚兴病卒，诸子争位，国中发生内乱。与此同时，后秦北、西两面不断受到大夏、西秦侵扰，国势渐衰。这为刘裕北伐后秦提供了便利条件。

刘裕在攻灭南燕后，本想乘机灭秦，后因国内卢循、徐道覆起义军发展迅速，使其计划耽搁。到义熙十二年，刘裕不仅彻底镇压了起义军，而且消灭了北府兵中刘毅、诸葛长民等异己势力，自己加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在晋廷中的地位更加稳固。在内外条件都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刘裕决定发动攻灭后秦的第二次北伐战争。

当年八月，刘裕留其子刘义符及刘穆之等人镇守京师，自己亲率大军北进。进攻部署如下：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率步军向许昌（今河南许昌东）、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一线进军；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直趋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直趋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建武将军沈林子、鼓城内史刘遵考率水军出石门（在今河南荥阳北），自汴水（即今河南索河）入黄河；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锋诸军，凿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入黄河。以上诸军除沈田子、傅弘之部趋武关以牵制关中外，其余四军皆从正面进军，会攻洛阳。刘裕自率水军主力由建康驻屯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准备水路打通后，溯黄河西进，会同诸军进攻关中。刘裕第一阶段战略目标是攻取后秦东翼的军事重镇洛②　《资治通鉴》卷115《恶纪》三十七，安帝义熙五年。

①　《宋书》卷1《武帝纪上》。

阳，打通水路，为第二阶段大举西进做好准备。因此刘裕命令前锋诸军："若克洛阳，须大军至，未可轻取"①。

九月，刘裕率水师进抵彭城。前锋诸军向后秦发动攻击，进展顺利。王镇恶、檀道济军所向皆捷，连克项城（今河南沈丘）、许昌、新蔡（今属河南）等城。沈林子军自汴入河，攻占仓垣（今河南开封北）。王仲德率水军入河，北魏滑台（今河南滑县北）守将尉建恐惧逃跑，晋军进占滑台。这时北魏明元帝派人质问晋军，王仲德、刘裕先后皆称晋军是为收复洛阳，假道于魏，不会对魏有所侵害。十月，秦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阳城守将先后投降，晋军进至成臯（今河南荥阳汜水镇），逼近洛阳。后秦洛阳守将姚洸急向后秦主姚泓求救，姚泓派将领闫生等人率军往救。后秦援兵未至，晋军已长驱直至洛阳。姚洸束手无策，献城投降。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正月，刘裕在晋军攻占洛阳后，依据原先的战略计划自彭城进军，准备沿黄河水路至洛阳与诸军会师。

晋军进占洛阳后，后秦内部生变，并州牧姚懿、征北将军姚恢先后起兵叛乱。叛乱虽被秦东平王姚绍平定，但却给晋军提供了进军机会。本来晋诸军在占领洛阳后，依刘裕之令齐集洛阳，等待刘裕西进。这时王镇晋等人见后秦内部生乱，决定乘机立即进军。义熙十三年二月，晋前锋诸军在王镇恶、檀道济等人率领下挥师西进。这时，已平定叛乱的秦东平王姚绍率步骑5　万来拒晋军。王镇恶等人在潼关（今陕西潼关县北）外大败姚绍所领秦军，攻占潼关。姚绍退守定城（在潼关西30　里），据险固守。此后二军相持于潼关、定城一线达5　个月之久，其间姚绍几次派兵断晋军粮道，都被晋军击败。晋军长期困于潼关，军食紧张，人心浮动，有人主张丢弃辎重回就刘裕大军，后经沈林子等一再坚持，王镇恶亲向当地百姓征粮成功，才坚守潼关未退。刘裕水军自二月从彭城出发，三月进入黄河准备西进。为防止占据黄河北岸的魏军截击，刘裕先遣使者向北魏借路。北魏虽然答应，但怕刘裕登岸北侵，同时为了向有联姻关系的后秦表示救应之意，派大将娥清等率兵10　万屯于黄河北岸监视晋军。刘裕率军西进，北魏在北岸以轻骑数千跟随晋军船队监视，并不时杀掠被风浪吹至北岸的晋军将士。刘裕为使水师得以顺利通过，命人携带兵车100　辆登上北岸，在水滨以兵车列成弧形"却月阵"，宁塑将军朱超石率2700人依托"却月阵"以大弩、断矛等兵器大破魏军3　万骑兵，魏军退走。晋水师顺利西进，七月到达潼关。

刘裕抵达潼关后，开始实行一举灭秦的第二阶段战略计划。部署如下：沈田之、傅弘之率军入武关，出秦军南侧；朱超石等率军北渡黄河，攻取蒲坂（今山西永济），出秦军北侧；刘裕自己率主力自潼关直接西进，正面进攻长安。沈田子、傅弘之率军入武关，后秦各地守将望风而逃，二人进抵青泥（今陕西商县西北）。后秦主姚泓怕腹背受敌，亲率步骑数万来攻青泥晋军。沈田子二人本属疑军，所领仅千余人。得知秦大军来攻，沈田子激励将士，乘敌人立足未稳主动出击，经过激战，大败秦军，斩首万余级，姚泓逃回长安。晋军北上朱超石军进展不利，被秦将姚璞击退，退回潼关。晋军没能实现三路夹击后秦的战略目标。王镇恶这时请求以水军自黄河入渭水直趋长安，刘裕批准。于是王镇恶率军乘坐行动便利的蒙冲战船溯渭水西进，一路进展顺利，直至渭桥（在长安城北）据守定城的秦军见晋军自渭水威胁长

①　《宋书》卷45《王镇恶传》。

安，退守郑城（今陕西华县），刘裕大军随之进逼郑城。

当时长安附近，后秦军尚有数万，姚泓分派诸军拒守长安附近各军事要地，自己率军屯城西逍遥园。王镇恶军至渭桥，令将士饱餐后弃舟登岸。渭水流急，战船须臾之间尽皆漂去。王镇恶激励将士说，只有奋勇向前，才可死里逃生并立大功。随后身先士卒，向渭桥晋军发动进攻。晋军将士随王镇恶拼力死战，大败镇守渭桥的秦姚应军。姚泓引兵来救，不战而溃，王镇恶率军攻入长安城。八月二十四日，姚泓出降，后秦灭亡。九月，刘裕军至长安。十一月，刘裕留其子刘义真及王镇恶、沈田子等镇守长安，自己率大军返回建康。

刘裕此战，选择后秦内外交困之时进兵，时机恰当。刘裕采用第一阶段攻占要地洛阳，畅通水路，站稳脚跟，第二阶段全力夺取关中的作法也是恰当的。因为从江南到关中，面临北方与敌国联姻的北魏的威胁，一举灭掉颇具实力的敌国，如此远距离的长途进军，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如此复杂的军事形势，没有充分的准备而想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此外，刘裕采用"却月阵"消除魏军威胁，充分利用水军优势自渭水突袭长安，都是其战术上的成功之处。

（五）东晋末年的农民战争东晋是门阀士族专政的鼎盛时期。东晋的士族，在政治上有世代垄断高位的特权；经济上有广占良田沃土及供其驱使的劳动人民的特权；法律上有减免处罚的所谓"八议"的特权。东晋王朝对士族优待的另一面，就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从根本上说，士族的特权建立在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之上。而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便是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的萎缩，也即自耕农这一阶层的衰落。自耕农是东晋王朝赋税和徭役的主要承担者，由于他们不断地破产，其绝对数目的不断缩减，他们身上的负担也就愈来愈重。东晋在淝水之战后外部威胁减轻，内部矛盾又趋于激化。隆安元年（公元397年）至隆安二年，青、兖二州刺史王国宝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两次起兵，讨伐执掌朝政大权的司马道子。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等都起兵响应。司马道子之子司马元显施计使王恭部将刘牢之倒戈，暂时平息了叛乱。但此后桓玄、殷仲堪等方镇各据一方，东晋朝廷政令所行，仅限于今江浙一带。这些地区本是南北士族麇集之地，百姓所受剥削极为沉重，而这时东晋中央政权的财政负担几乎全部压在他们头上，使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因此，这一地区成为东晋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一场人民起义斗争终于在这里爆发。

1。孙恩起义的三次攻晋战争孙恩，祖籍琅邪（治今山东临沂北），世奉五斗米道。孙恩的叔父孙秦曾为三吴（指令稽、吴、吴兴三郡地区）五斗米道道首。王恭之乱时，孙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煽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①晋廷怕孙泰为乱，于隆安二年（公元398年）诱杀孙泰及其六子。孙恩逃亡海上，"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欲复仇。"②隆安三年，继掌朝政大权的司马元显为了组建一支自己控制的军队以与方镇势力对抗，征发三吴地区原为奴隶后被放免为佃客的人充兵。由于当时兵士身份低贱，因而此令下达后，"东土嚣然，人不堪命。"③当年十月，孙恩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发动起义。他率领徒众数百人从海上登陆，连克上虞（今属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二城，杀会稽内史王凝之。孙恩起义得到百姓热烈响应，东土地区"一时俱起，杀长史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④孙恩成为东土诸郡的领袖，他自称"征东将军"，号义军将士为"长生人"。

孙恩义军四处出击，攻杀郡县守令，焚烧官衙府署，很快控制了东土大部分地区。晋廷对义军的迅速发展甚为恐慌，急调徐州刺史谢琰、辅国将军刘牢之率号称"百战百胜"的北府劲旅进剿。孙恩在攻占东土诸郡过程中，交战对手是"承平日久，人不习战"①的郡县兵，所以战无不胜。但孙恩因此产生骄傲情绪，对部下说："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而至建康。"②富于战斗经验的谢琰和刘牢之乘机向义军发动袭击。隆安三年（公元399年）

①　《晋书》卷100《孙恩传》。

②　《晋书》卷100《孙恩传》。

③　《晋书》卷64《会稽文孝王司马道子传》。

④　《晋书》卷100《孙恩传》。

①　《晋书》卷100《孙恩传》。

②　《晋书》卷100《孙恩传》。

十二月，谢琰军攻陷义兴（治今江苏宜兴），杀义军所置太守许允之，随即攻占吴兴（今属浙江）。刘牢之进军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后与谢琰部将高素联军攻克会稽（治今浙江绍兴）。义军在北府兵的连续进攻之下，形势不利，被迫撤回海岛。孙恩率众退入海岛后，刘牢之还镇京口，谢琰被任为会稽内史，戍守海边，以防义军再次登陆。

孙恩第一次攻晋虽告失败，但主力未受重大损失。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四月，孙恩率休整后的义军突然从海上登陆。谢琰闻讯，急调军阻击义军，义军为麻痹谢琰，主动退回海岛。几天之后，义军再次登陆，攻入邢浦（今浙江绍兴北），击败阻拦晋军，乘胜直逼会稽。谢琰部下见义军势盛，建议加强守备，列置水军，设伏以待义军。但谢琰狂妄自大，不肯听从。五月三十日，谢琰亲率大军与义军相遇于山阴。时谢军尚未早餐，谢琰自认必胜，说："要当先灭此寇而后食也。"③率军出战。山阴一带河湖密布，道路狭窄，官军只能鱼贯而行，义军将士分列战舰之中，以弓箭射敌。晋军前后失去联系，中箭者人仰马翻，大败溃散，谢琰及其二子皆被义军杀死，义军乘胜再克山阴。晋廷闻谢琰兵败被杀，急调宁朔将军高雅之等率军进攻义军。义军针锋相对，在余姚（今属浙江）大败高雅之军。晋廷又以刘梁之为都督会稽五郡诸军事，命其进剿义军，孙恩为保存实力，暂时退回浃口（今浙江镇海南甬江入海处）。

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二月，孙恩率义军复出浃口，先后进攻句章（今浙江宁波南）、海盐（今属浙江）二城，遭到刘牢之部将刘裕的顽强抵抗，城未能克。五月，孙恩率水师北上进攻沪渎（今上海青浦），克沪渎垒，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及晋军4000　余人。这时，义军为避开刘牢之和刘裕的晋军主力，实行战略大转移，以10　万大军分剩战船千艘，浮海进攻京口，兵锋直逼东晋京师建康。晋廷闻义军来攻，宣布京师"内外戒严"，布阵列守，并火速召豫州刺史司马尚之入卫京师。六月一日，义军进至丹徒（今属江苏），建康震动。时司马尚之正在途中，其他晋军惧怕义军不敢进兵，只有刘裕率部下倍道兼行驰援建康，与义军同时到达蒜山（今江苏丹徒西）。为了攻敌要害，义军主力弃刘裕于不顾，乘船直趋建康。但义军由于所乘楼船高大又逆风而行，速度缓慢。义军抵达白石（今江苏南京北）时，司马尚之已赶至建康，同时刘牢之也率北府主力入援建康，建康防卫力量大大加强。孙恩乘官军分散，攻敌不备的战略目标没能实现之际，根据当时情况，孙恩重新部署，将义军分为两部，自己率主力从海上往郁州（今江苏连云港市，时为海岛），另部义军由首领卢循率领进攻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不久，卢循消灭晋军3000　余人，至郁州与孙恩会师。八月，刘裕等人率大军追击义军，义军失败，损失严重。由于义军长时间于海上航行，没有时间休整，给养得不到补充，战斗力大大下降。十一月，义军试图在沪渎、海盐登陆未获成功，加上义军"饥馑疾疫，死者大半。"①孙恩被迫率军退回海岛。

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三月，孙恩乘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火併之机，率义军再从海上登陆，进攻临海（治今浙江临海东南），向东晋发动第三次进攻。由于此次攻晋与前一次仅相差3　个月，义军大败之后尚未恢复元气，战斗力大为减弱。义军攻临海未能克，连遭晋军攻击，损失惨重，处境日益艰③　《晋书》卷79《谢安传附谢琰传》。

①　《宋书》卷1《武帝纪上》。

难。孙恩见大势已去，于临海投海自尽，家属及部下一同殉难者数百人。孙恩起义至此失败。

2。卢循、徐道覆的分道北征卢循是孙恩的妹夫，随孙拂一同起义，孙恩死后，余众推举卢循为义军首领。

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五月，卢循率义军进攻东阳（治今浙江金华），被刘裕击败，转而攻占永嘉（治今浙江温州）。次年正月，卢循派其妹夫徐道覆再攻东阳，又被刘裕击败。义军转移至晋安（治今福建福州市），刘裕率军追击，卢循为了摆脱晋军追击，决定作战略大转移，向广州（治番禺，广东广州市）进军。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冬，卢循、徐道覆率义军南下。元兴三年十月，卢循攻占番禺，徐道覆攻占始兴（治今广东韶关西南）。于是卢循自攝广州州事，称"平南将军"，设置郡县地方官吏，在广州重建起农民政权。卢循满足于苟安岭南一隅，遣使者向晋廷称臣进贡。新执晋政的刘裕为稳定局面，便暂时接受卢循的要求，授他以征虏将军、广州刺史等职。徐道覆是义军后期的主要将领，他深知晋廷不会容忍义军长期居于广州，在始兴招募士卒，训练队伍，筹集物资，准备待机而起。同时，徐道覆施用巧计，购买大批木材藏于民间，以备日后扩建水师之用。

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刘裕率兵北伐南燕，建康防卫空虚。徐道覆闻知此讯，建议卢循乘机直捣建康，卢循初时不许，后经徐道覆一再坚持，卢循才勉强同意。义熙六年二月，卢循、徐道覆分义军为东、西两路，二人亲自统率，由水路长驱北进。由于徐道覆早有准备，义军利用所储存的木材装造大型战舰，"舟舰大盛。"①徐道覆率领这支强大水师从东路沿赣江而下，攻破南康（治今江西赣州市）、庐陵（治今江西吉水县北）等地，直逼豫章（治今江西南昌市）。与此同时，卢循所率西路军连破桂阳（治今湖南彬县）、湘东（治今湖南衡阳）、长沙（今属湖南）等地，进至巴陵（今湖南岳阳市），准备向江陵（今属湖北）进军。三月，江州刺史何无忌率大军南下，至豫章阻击义军。参军殷闾义为义军战斗力强，锐气正盛，建议何无忌坚守豫章，待己方援军到达后，再合击义军。何无忌不听，率水师与义军大战于赣水之上。徐道覆先使强弩手数百人埋伏于岸边，待敌水师靠近时，百弩齐发，打乱其队形。徐道覆乘机指挥义军大型战舰乘风猛冲敌阵，晋军水师多为小型战舰，在义军冲击之下，全线崩溃。义军大获全胜，阵斩何无忌，攻占江州（治豫章），乘胜前进。

四月，豫州刺史刘毅亲率水师2　万，自姑孰（今安徽当涂）溯江而上，堵截义军。徐道覆见刘毅倾师来攻，认为这是与晋军主力决战的大好机会，送书信于卢循，建议集中二人优势兵力消灭刘毅水师。卢循同意，立即从巴陵东进与徐会师，二军"戎卒十万，舳舻万计"②，连旗而进，声势甚盛。五月七日，义军与刘毅水师在桑落州（在今江西九江东北）展开决战，义军再获大胜，全歼敌军，仅刘毅率数百名残兵自陆路逃回。东晋的军事支柱主要是北府兵，而刘裕、刘毅、何无忌是其中实力雄厚的三个主要将领。

刘毅、何无忌接连大败，支撑局面仅剩刘裕一军。刘裕闻知卢循、徐道覆北进后，急速从北方还师，先率精锐从陆路赶回建康。时建康混乱不堪，

①　《晋书》卷85《何无忌传》。

②　《晋书》卷100《卢循传》。

刘裕所部经数月征战又远程回奔，已属疲惫之师。尚书左仆射孟昶等人建议迁都，刘裕不许，主张以现存兵力拼死抵抗。孟昶认为东晋大势已去，绝望自杀。义军屡战屡胜，士气高昂，有"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①，形势非常之好。但卢循得知刘裕返回，心中恐慌动摇，竟欲回师寻阳，攻取江陵，割据江、荆二州与晋廷抗衡。徐道覆反对退却，力主乘胜而进。二人争论多日，卢循才肯采纳徐道覆的正确意见。但战机却已在这数日之间失去，刘裕因此赢得了征调军队，加强建康防卫的时间。刘裕一方面大开赏募征兵，一方面急调诸州军队入卫京师，同时自己移镇石头城（在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加固防御工事，保证援军到来之前建康的安全。

五月十四日，义军进至淮口（秦淮河入长江处，在今南京市西北）。徐道覆针对建康兵力寡弱的缺陷，建议从新亭（今江苏南京市南）至白石（今南京市北）一线齐头并进，分道强攻，敌人捉襟见肘，义军便可突破敌军防线，直捣建康城内。徐道覆所提出的是攻敌要害的正确作战方案，刘裕亦曾为此担忧害怕。但卢循不肯接受这一方案，反而严令徐道覆停泊蔡洲待命。他对徐道覆说："大军未至，孟昶便望风自裁，大势言之，自当计日溃乱。今决胜负于一朝，既非必定之道，且杀伤士卒，不如按兵待之。"②卢循想等敌人不战自乱，后来战局的发展证明这完全是一种幻想。这时，东晋各路援军陆续开至建康，分屯附近各战略要点。刘裕又于建康外围修筑城垒，并分派宿卫兵加强内外防卫。卢循在刘裕完成军事部署后，因未见敌军溃乱，才同意主动进攻。卢循派战舰十余艘强攻敌军重兵布防的石头栅，义军久攻不克，回泊蔡洲。刘裕命人扎缚大筏，乘风冲击义军，义军大舰漂没，水师损失严重。卢循因水师未能取胜，改从南岸登陆进攻。为了迷惑敌军，他先命老弱士卒佯攻白石，待刘裕率主力军驰援白石后，再以主力自查浦（在今南京市西南长江南岸）登陆进攻。刘裕察觉上当，立即率军返回，命参军朱龄石等渡过秦淮河反击义军。朱龄石所部多为鲜卑骑兵，长枪大马，冲击力强，义军与战不利，被迫退回。

至此，义军由于指挥出现失误，在建康附近一无所获，师老兵疲，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退却，由主动优势转向被动劣势。七月，卢循放弃进攻建康的计划，率义军向寻阳方向退却。刘裕随即转入反攻，为彻底消灭义军，他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他先以庾悦为江州刺史，命其往镇豫章；虞丘为鄱阳太守，率军往鄱阳（治今江西波阳北）；又命建威将军孙处率3000人自海道攻番禺，截断义军归路。同时，他命各路军队在义军撤退后尾随追击。为了与义军水师对抗，刘裕又大建水师，所修战舰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①。此后数月内，义军先后败于鄱阳等地。十二月，卢循、徐道覆率数万将士在雷池（在今安徽宿松至望江东南）与刘裕亲率的官军水师展开激战，义军大败，伤亡万余人。卢、徐二人遂分率义军向广州撤退。

义熙七年（公元411年）二月，徐道覆退回始兴。晋军随即向义军发动进攻，徐道覆战死，始兴被晋军占领。三月，卢循率义军3000　余人退至番禺。时番禺已被孙处占领，义军攻城未能克，转头攻占合浦（今广东合浦东北），进逼交州州治龙编（在今越南河内天德江北岸），交州刺史杜慧度率军拒守。

①　《宋书》卷1《武帝纪上》。

②　《宋书》卷1《武帝纪上》。

①　《宋书》卷1《武帝纪上》。

六月二十五日，卢循率义军与晋军展开激战，晋军发射火箭点燃义军战船，义军大败，卢循中箭投水自尽，义军最终失败。

从隆安元年（公元399年）孙恩起义到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卢循最后失败，东晋末年的农民起义战争持续达12年之久。义军以强大的水师纵横于我国东部沿海及长江、赣水、湘水等几大水系之间，两次进逼东晋京师建康，几乎一举推翻东晋王朝。这次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给当时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首先，义军沉重打击了士族官僚，摧毁了东晋大量的地方行政组织，并将东晋王朝的军队主力消灭殆尽。经过义军的沉重打击，东晋王朝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其次，这次起义主要对高门士族造成了沉重打击，由此打破了高门士族垄断朝政的政治局面。以刘裕为代表的庶族地主集团开始进入最高统治阶层，逐渐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　　（六）石勒统一北方的战争1。石勒创建后赵的战争石勒，羯人，西晋末年起兵反晋。在西晋末年混乱的局面中，石勒不仅与各族人民一起推翻了西晋王朝，而且凭借自己出色的政治军事才能，使自己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消灭北方多股割据势力及匈奴刘氏建立的前赵，实现了北方的统一。

1。石勒创建后赵的战争石勒于晋末起兵后，投奔匈奴贵族刘渊建立的汉国。随后，他利用与汉国联合作战的有利形势，纵横于黄河下游及江淮一带的广大地区，在给西晋王朝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他的势力也急剧扩大，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人。与此同时，他采用搜罗重用汉族士人的政策，设置专门容纳他们的"君子营"，并任用其中的杰出人物张宾为谋主，刁膺、张敬等人为谋士，这一做法对石勒后来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四月，石勒率部歼灭晋太尉王衍统率的晋军主力十余万人及大批王公大臣。当年六月，石勒会同汉国刘曜及另一起义将领王弥攻陷西晋京师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俘晋怀帝。至此，西晋政权已名存实亡。石勒见与汉国决裂的条件日趋成熟，遂自洛阳南屯许昌（今河南许昌东），准备脱离汉国控制，独立发展自己势力。当年十月，石勒吞并与他"外相亲而内相忌"的王弥，势力进一步扩大。随后，石勒试图向南发展未成后，采纳张宾之计，于永嘉六年（公元312年）七月进据襄国（今河北刑台），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永嘉六年十二月，幽州刺史王浚命督护王昌及辽西鲜卑段疾陆眷兄弟等人率大军5　万进攻襄国，企图一举消灭石勒。石勒出战失利，回军坚守襄国。段疾陆眷大造攻具，准备攻城。石勒因为襄国城堑不固，粮储不多，而且没有救兵，想尽现有兵力出城与敌决战。但众将都不同意，他们主张待敌人久攻不下师老兵疲时再行攻击。这时张宾与另一将领张苌献计说："敌军中以段末柸（段疾陆眷之堂弟）最强。敌军连战获胜，认为我军孤弱不敢出战，我国现在应按兵不出，示之以弱。然后暗中在北城修凿暗门20　余道，待敌军来时，出其不意从暗门杀出，直冲段末柸营，段末柸措手不及，一定会被我军击败。段末柸一旦兵败，其余各军就会不攻自破。石勒采纳了张宾等人的建议，命将士依计而行。不久，段疾陆眷向北城发动进攻。石勒登城观战，见敌军久攻不下士气渐衰，有的人竟"释仗而寝"①时，立刻命令将士出击。石勒将孔苌依令率精锐杀出，直奔段末柸营，段末柸出营接战，至北城门外被石勒军士活捉。段疾陆眷见段末柸被捉，急忙回撤，孔苌率军追击，斩首不计其数，缴获战马5000　匹。石勒为了拉拢鲜卑段氏，使其不再为王浚所用，便放回段末柸，并与段疾陆眷结成同盟。从此，鲜卑段氏"专心附勒，王滩之势遂衰。"②襄国保卫战的胜利，使石勒稳定了自己在今河北一带的统治。随后，石勒在所辖区内实行一些有利于拉拢汉族士人，缓和民族矛盾，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同时，石勒分派诸将四处出击，继续扩展自己势力。这时，消灭王滩，吞并幽州（治今北京城西南）被石勒提上议事日程。

王浚，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是当时著名的世家大族。西

①　《资治通鉴》卷88《晋纪》十怀帝永嘉六年。

②　《资治通鉴》卷88《晋纪》十怀帝永嘉六年。

晋末年大乱时，王浚担任幽州刺史。当时天下大乱，各地避乱士人多归附王浚，加上王浚又得到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的支持，势力渐盛。但王浚为政残暴，赋敛无度，幽州境内人不堪命，上下离心，襄国之战后，鲜卑段氏又脱离了他的控制，势力渐衰。石勒乘此机会进兵，正当其时。建兴元年（公元313年）十一月，石勒与张宾商议攻取幽州之事。张宾劝石勒假意归附王浚，遣使以厚礼卑辞奉其为主，观其动静后再作打算。石勒依计派舍人王子春等携带珍宝，奉表推王浚为天子，劝他应天顺时，早登帝位，并说自己奉戴王浚如天地父母一样。王浚见表大喜，封王子春等为列侯，立即遣使者回报。石勒为了麻痹王浚，在王浚使者来时以隆重礼节相待，并将精兵锐卒隐藏起来，将老弱疲卒及空虚府库显示给来使看。王浚使者返回幽州后，向王浚报告石勒力量寡弱，真心拥戴，没有二心。王浚信以为真，从此对石勒丝毫不加戒备。

石勒麻痹王浚的目的达到后，开始谋划袭击王浚之事。当时并州（治晋阳）刘琨及鲜卑、乌桓都有相当的力量，石勒意欲进兵而怕这三股势力为患，因而迟疑未发。张宾进言说：幽州众叛亲离，我大军逼近，便会土崩瓦解。我以轻骑奔袭，不出二旬更可返回，即使这三股势力有所行动，我军也来得及回救。况且刘琨、王浚虽同为晋臣，实为仇敌，如果修书结好刘琨，刘琨"欣于得我，喜于浚灭，终不救浚而袭我也。"①石勒听后大喜，决定即刻进兵。建兴二年（公元314年）二月，石勒亲率轻骑日夜兼程，远道奔袭幽州。于路遣使者奉笺于刘琨，自称罪过深重，请求讨伐王浚以自效。刘琨素来怨恨王浚，便传檄州郡，称石勒知命思过，允许他的请求。三月，石勒军至易水，守将报告王浚，并请进兵阻击。王浚大怒说："石公来，正欲奉戴我也，敢言击者斩"②。命令设酒宴迎接石勒，诸将不敢再言。石勒军至蓟城（幽州州治，今北京城西南），恐怕城内设有伏兵，先驱赶牛羊数千头入城，声言上礼，实际是想使牛羊填街塞巷，令敌兵不得发。石勒入城后，率军直奔王浚官署，王浚外出迎接，被石勒将士擒住。王浚此时方知中计，但为时已晚。石勒将王浚押回襄国杀掉，命晋尚书刘翰任幽州刺史。镇守蓟城。石勒千里奔袭，智取王浚，充分显示了他的指挥才能。从此，幽州被石勒控制。

石勒平定幽州后，将进攻矛头指向并州刘琨。并州刺史刘琨在石勒攻灭王浚后，知道石勒并无降意，惶恐不安，上书晋廷说：东北八州，石勒已灭其七，自己进退维谷，首尾狼狈。虽想效忠朝廷，但已力不从心。建兴四年（公元316年），石勒为免除后顾之忧，与青州刺史相结交好，然后向并州发动进攻。当年十一月，石勒进攻乐平（今山西昔阳西南），乐平太守韩据向刘琨求救。当时刘琨新得到其子刘遵及信义将军箕澹从鲜卑拓跋部落带回的部众3　万，实力有所增强，想乘锐气一举击溃石勒，于是不听部下劝阻，尽起大军救援乐平，命箕澹率步骑2　万为前锋，自己率大军随后而进。石勒闻刘琨来攻，于山上设置疑兵，又据险设置两道埋伏，然后亲率轻骑出阵诱敌。石勒与箕澹接战，略一交手，便佯败退走。箕澹纵兵追赶，石勒两道伏兵齐出，前后夹击，大败箕澹，获其鎧马数以万计。箕澹逃奔代郡（治今山西蔚县西南），韩据回就刘琨。并州长史李弘见箕澹战败，向石勒献州投降。刘琨进退失据，逃奔鲜卑段匹c　，后被段杀掉。石勒将乐平等地百姓迁往襄

①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②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国，设置并州守宰，然后还师，并州从此又被石勒所控制。

此后，石勒先后攻灭重新攻占幽州的鲜卑段氏，割据青州（治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的曹嶷等势力，全据冀（治今河北临漳西南）、幽、并、青四州广大地区，形成在北方与前赵对峙的局面。东晋太兴二年（公元319年），石勒与汉国公开决裂，在襄国称赵王，以襄国为都，后于东晋咸和五年（公元330年）称帝，史称后赵。

2。石勒攻灭前赵之战匈奴刘氏的汉国在建兴四年（公元316年）攻破长安灭掉西晋后，一度成为中原的共主，这是汉国的全盛期。但随着中原地区军事形势的发展，北方出现多股割据势力，如石勒先后控制了冀、幽、并等州，曹嶷控制了青州。自汉主刘曜于太光二年（公元319年）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迁都长安后，匈奴刘氏政权所能控制的地区只有关中和晋南地区。而在此区域四周，尚有成汉、前凉、仇池杨氏等割据政权。前赵（汉）历代统治者大都荒淫无道，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也不知道发展生产，因而其国势日见衰落。然而前赵仍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其进攻前凉时，有"戎卒二十八万，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①石勒在称赵王前后，实行了一些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措施，这使得后赵出现了比较好的政治经济形势。在政治上，石勒注意对汉族士人的利用，实行魏晋时期的九品官人法，为汉族士人入仕提供条件，并针对当时民族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明令"不得侮易衣冠华族"②。这不仅使后赵政权得到了汉族士人的支持，也使后赵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基础。经济上，石勒实行了整顿户籍、劝课农桑、固定征收百姓田租户调等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因而后赵统治区内的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在此基础上，后赵国力日渐增强。平定青州曹嶷后，后赵无论在所控制的区域上，还是在国力上，都已超过前赵，完全具备了消灭前赵统一北方的实力。石勒志在统一北方，而前赵一度曾为中原共主，对迅速崛起的石勒非常忌恨，也想消灭石勒恢复自己对中原的统治，二者之间终于爆发关乎各自成败的决战。

东晋太宁二年（公元324年）正月，后赵司州刺史石生进兵攻打前赵新安（今河南洛阳西），斩杀前赵河南太守尹平，掠取人口五千户而归。前后赵洛阳决战的序幕由此拉开。翌年五月，石生进据洛阳，攻略河南郡县。东晋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屡次败于后赵军，又乏军食，向前赵投降。前赵主刘曜遂遣中山王刘岳、镇东将军呼延谟率军东进，围困石生于洛阳金墉城（洛阳西北角之小城）。后赵中山王石虎率步骑4　万救援石生，在洛阳城西大败刘岳，刘岳退保石梁关（在今河南洛阳东，洛水之北）。石虎率军修筑堑壕木栅，将石梁关团团围住，同时进兵击败前赵呼延谟部，阵斩呼延谟。刘曜率军往救刘岳，但其军夜间无故自惊，士卒奔溃，刘曜退回长安。六月，石虎攻破石梁，生擒刘岳以下将佐80　余人，坑杀其士卒9000　余人。与此同时，郭默、李矩相继被后赵军击败，郭默单身逃往江南，李矩死于南奔途中。至此，河南之地又为后赵所有。

东晋咸和三年（公元328年）七月，石勒命石虎率军4　万自轵关（今河南济源西北）向前赵河东（郡治今山西夏县西北）地区发动进攻。石虎军入

①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②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河东，诸县起而响应者50　余县，随即进围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刘曜闻知后赵来攻，亲率大军10　万救援蒲坂，石虎恐惧退兵，刘曜率军追击。八月，刘曜在高侯（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追上石虎，大败其军，石勒逃奔朝歌（今河南淇县）。刘曜取胜后，率军自大阳（在今山西平陆西南）渡过黄河，向洛阳发动进攻，决千金堨（在今河南洛阳北）水灌金墉城。与此同时，刘曜分遣诸将攻打后赵汲郡（治今河南汲县西南）、河内（治今河南沁阳）等地。后赵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投降前赵。前赵攻势凶猛，后赵京师襄国大震，石勒决定亲率大军赴援，前后赵在洛阳的决战由此展开。

当年十一月，石勒分派诸将进军，援救洛阳，命已攻占东晋寿春（今安徽寿县）的石堪、石聪等率部北上，会于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石虎自朝歌进据石门（在荥阳北），自率步骑4　万自襄国直趋洛阳。进军途中，石勒与谋士谈论军情说："曜盛兵成皋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①十二月，后赵诸军齐集成皋，共有步卒6　万，骑兵2.7　万。石勒兵至成皋，闻知没有前赵军队，大喜过望，命诸军卷甲衔枚从小道多路疾进，进逼洛阳。

刘曜顿兵洛阳城下，不抚将士，不纳人言，专与身边佞臣饮酒赌博。及至闻知后赵大军渡过黄河，才开始商议增兵荥阳、黄马关（在荥阳附近）等事。后刘曜得知石勒亲率大军前来，惊惶失措，急忙撤金墉之围，集中全部军队在洛阳城西列阵，南北达十余里，共有将士10　万人。石勒军至洛阳，遥见前赵列阵于城西，大喜，对左右说："可以贺我矣！"②率军进入洛阳。石勒根据敌军情况部署诸军，命石虎率步兵3　万自城北向城西，攻击刘曜中军；石堪、石聪等各率精骑8000人自城西向北，攻击前赵前锋；自己亲率主力出洛阳阊阖门（洛阳西侧北边门）夹击敌军。刘曜酗酒成性，临战之前饮酒数斗，乘马将出又饮酒斗余，至西阳门（洛阳西侧中间门），指挥中军直入平地。石堪率精骑猛冲敌阵，前赵阵势大乱，将士溃散。石勒、石虎等各自率军夹击，前赵军大败。刘曜昏醉奔退，因马陷于石梁之中，坠于水上，被石堪活捉。前赵军全线溃散，被后赵军斩杀5　万余人。石勒生擒刘曜凯旋，洛阳决战遂以后赵大败前赵结束。此战，是决定前后赵各自存亡成败的关键一战，前赵失败后元气大伤，已不能抵挡后赵的强大攻势。

石勒回到襄国后，命刘曜给其太子刘熙写信使其归降，刘曜不肯，石勒将他杀掉。前赵大败后，国内人心惶惶。东晋咸和四年（公元329年）正月，刘熙与南阳王刘胤等率百官西奔上邽（今甘肃天水市），前赵各地征镇皆弃守从之，关中大乱。后赵石勒即乘机进据前赵京师长安。当年九月，石勒派遣石虎率军进入关中大败企图反攻长安的刘胤，乘胜攻占上邽，生擒刘熙、刘胤及其王公卿校以下3000　余人，随后将他们全部杀死，徙其文武百官、关东流人、秦雍大族9000　余人于襄国，前赵灭亡。

石勒攻灭前赵后，氐王苻洪、羌酋姚弋仲相继归顺后赵。至此，石勒经过多年的征战，终于实现了北方的统一。

①　《晋书》在105《石勒载记下》。

②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七）苻坚统一北方的战争苻坚，氐人，祖籍略阳临渭（今甘肃天水东北）。苻坚的祖父苻洪曾为氐人酋下，先后投靠过前赵刘曜和后赵石虎。东晋咸和八年（公元333年），石虎徙关中豪杰及氐羌于关东，任命苻洪为流民都督，居于枋头（今河南浚县西）。东晋永和五年（公元349年），石虎病死，诸子争位，后赵陷于混乱。苻洪率部众十余万回返关中，准备成就霸业，但不久被后赵降将麻秋毒死，其子苻健杀麻秋，代统父众。永和七年（公元352年）苻健返回关中，自称大秦天王，以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为都，翌年称帝，史称前秦苻健是苻坚的伯父。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苻健死，其子苻生继其位，苻生残暴好杀，苻坚于东晋升平元年（公元357年）杀死苻生，自立为大秦天王。苻坚是十六国时期杰出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他即位后，重用汉人王猛及吕婆楼、强汪等优秀人才，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他先后实行了加强中央集权、打击豪强势力、劝课农桑、与民休息、兴办学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前秦政权在苻生的昏乱政治之后迅速稳定并强大起来。随后，苻坚开始了他统一北方的战争。

1。苻坚攻灭前燕之战前燕为鲜卑慕容氏所建。慕容氏崛起于今辽宁地区，东晋咸康三年（公元337年），慕容氏酋长慕容。。称燕王，建立前燕政权。东晋永和六年（公元350年），继任燕王的慕容。。乘后赵衰乱之机，率大军20　万南下，攻灭代后赵称帝的冉闵，进据中原。永和八年（公元352年），慕容。。称帝，后从蓟城（今北京城西南）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成为与前秦东西对峙的强大国家。慕容控制中原后，本想进而灭掉前秦和江南的东晋，一举统一天下，但未及动兵，便于东晋升平四年（公元360年）病死。慕容。。死后，年仅11　岁的慕容。。即位，太原王慕容恪、上庸王慕容评等辅理朝政。东晋太和元年（公元366年），慕容恪病死，"性多猜忌"①的慕容评主理朝政，主昏臣佞，政治每况愈下。慕容恪临终，曾向慕容。。推荐文武兼资的吴王慕容垂，请以他执掌兵权，对抗秦、晋。但慕容评性多猜忌，不仅不肯重用慕容垂，反而想乘机杀掉他。慕容垂无法自全，与其子慕容全于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十一月投奔前秦。这为苻坚进攻前燕提供了条件。

苻坚即位后，志在统一天下。当时前秦周围除南方的东晋外，东面与前燕对峙，西面有仇池杨氏和前凉，北面有鲜卑拓跋氏建立的代国。上述几股势力中，以前燕最强，而且与前秦相邻最近，因而苻坚的首要进攻目标就是前燕。慕容恪死后，苻坚因畏惧慕容垂的威名，未敢遽然进兵，这时慕容垂来降，大喜过望，立刻任其为冠军将军，礼遇甚重，并决定立即进兵伐燕。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十二月，苻坚命尚书令王猛与建威将军梁成、洛州刺史邓羌等率步骑3　万进攻前燕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前燕闻知，遣乐安王慕容臧率兵10　万赴援。王猛命梁成率兵万人迎击慕容臧，在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大败其军。燕洛州刺史慕容筑在王猛劝降之下献城归顺，秦军进占洛阳。慕容臧军退守新乐（今河南新乡一带）。王猛留邓羌镇守洛阳，率军凯旋。前秦攻占可以沿黄河东进转而北上的要地洛阳，为后来的潞川之战打下了基础。

①　《晋书》卷111《慕容。。载记》。

太和五年四月，苻坚仍以王猛为统帅，使其率杨安等10　将共步骑6　万，再次伐燕。临行，苻坚亲送王猛于灞水（在今陕西西安东）以东，说："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从壶关（今山西潞城西）、上党（治壶关）出潞川（今浊漳河），此捷济之机。吾当躬自率众以继卿后，于邺相见。已敕漕　运相继，但忧贼，不烦后虑也。"①王猛豪迈地回答：一定迅速消灭敌人，只希望您请有关部门为归降鲜卑安排住处。随即挥军东进。七月，王猛命大将杨安进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自己率军进攻壶关。从前秦的用兵方略上看，是兵分两路，以主力沿黄河自洛阳北上攻敌之要地上党，然后直趋燕都邺城；另以偏师攻敌晋阳，一以掩护主力侧翼，二以牵制晋阳燕军，使其不能南救上党。此外，利用渭水、黄河通运，保证大军补给。

八月，后燕主慕容。。派慕容评率精兵40　万救援壶关、晋阳。不久，王猛攻克壶关，前燕郡县望风而降。九月，王猛亲率军助杨安攻克晋阳。前燕慕容评畏惧王猛，大军屯于潞川，迟疑不敢进。十月，王猛留将军毛当戍守晋阳，自率大军进至潞川与前燕军决战。慕容评认为王猛"悬军远入，利在速战，议以持久制之"②，坚守不肯出战。但他"性贪鄙，鄣固山泉，卖樵鬻水，积钱绢如陵，三军莫有斗志"①。王猛见燕军不肯出战，便派将领郭庆率骑兵5000人，乘夜从小路偷袭燕军背后，傍山点火，烧其辎重，大火见于邺城之中。慕容。。看到火光恐惧，催促慕容评出战。慕容评无可奈何，被迫派使者向王猛请战。王猛知燕军人无斗志，慨然应战。临战，王猛集合军队誓师，激励将士奋勇杀敌，共立大功。于是秦军群情振奋，"破釜弃粮，大呼竞进。"②经过激战，秦军大败燕军，俘斩5　万有余，乘胜追击，又俘斩十余万人。慕容评单骑逃回。潞川一战，燕军主力损失殆尽，已无法抵挡秦军的强大攻势。王猛取得潞川大捷后，乘胜进军，直逼燕都邺城。当年十一月，苻坚亲率精锐10　万赶往邺城相助。十一月初七日夜，前燕散骑侍郎徐蔚等人见大势已去，率夫余、高句丽及上党燕将质子500　余人开城迎纳秦军。慕容。。与慕容评等人出城北逃，被秦军抓获，被迫率手下百官投降。前燕灭亡。前秦灭燕后，共得郡157　个，户246　万、人口99　万，势力达到极盛，成为北方唯一强国，统一北方已是时间问题。

2。苻坚乘胜统一北方苻坚灭掉前燕后，开始向其他几股割据势力发动兼并战争，第一个进攻目标是仇池杨氏。

仇池杨氏为略阳氐人的一支，世居陇右（指今陇山以西地区），为氐民族大姓，因居仇池山（在今甘肃成县西汉水北岸）而得名。酋长杨世统部时，归附苻坚，被任为赤秦州刺史、仇池公。但不久杨世又转投东晋。太和五年（公元370年），杨世死，其子杨纂继位。杨纂继位后与苻坚彻底决裂，遣使投降东晋。杨世之弟杨统起兵武都（治今甘肃西和西南）与杨纂争位。太和六年（公元371年）三月，苻坚派遣西县侯苻雅、大将杨安与益州刺史王统率步骑7　万，进伐仇池杨氏，并伺机向巴蜀地区扩展势力。四月，苻雅率军进至鹫峡（在仇池山北），杨纂率军5　万迎击苻雅。两军大战于峡谷之中，

①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下》。

②　《晋书》卷111《慕容。。载记》。

①　《晋书》卷111《慕容。。载记》。

②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下》。

结果杨纂大败，士卒兀者十之三四，杨率残部奔回仇池。苻雅乘胜进军，杨统率部投降。这时，仇池将领杨他派其子杨硕暗中归降苻雅，请做内应夹攻杨纂。杨纂恐惧，自缚出降，苻雅将其送往长安。于是苻坚任命杨统为平远将军、南秦州刺史，又命杨安加领都督，使其督镇仇池。至此，仇池杨氏归入前秦掌握之中。

兼并仇池杨氏后，苻坚兵锋转向前凉。前凉为汉人张氏所建。前秦势力崛起时，前赵政权因长年的王位之争已日渐衰落。早在东晋太和二年（公元357年），苻坚曾遣王猛率军援助前凉叛将李俨，大破前凉军，斩获甚众。及至先后灭掉前燕和仇池杨氏后，苻坚为了"以德怀远且跨威河右"①，便将俘获的前凉将士5000人归还前凉，并使王猛给前凉主张天锡写信劝降。张天锡畏惧前秦威势，归顺称臣，苻坚以他为骠骑大将军、凉州刺史、西平公。但张天锡不久因苻坚不断加强对其控制区域的渗透，又暗中与东晋结盟，相约夹攻前秦。东晋太元元年（公元376年）正月，苻坚派遣武卫将军苟苌、左将军毛盛、中书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苌等率骑兵13　万，以张天锡"虽称藩受位，然臣道未纯"②为名，向前凉发动进攻。又命尚书郎闫负、梁殊随军先行，诏张天锡入朝。当年七月，闫负、梁殊进至姑臧（今甘肃武威），宣苻坚之诏。张天锡杀闫、梁二人，遣龙骧将军马建率兵2　万迎战。八月，前秦梁熙等军自清石津（黄河渡口，在今甘肃兰州西北）渡过黄河，攻占前凉河会城（在湟水入黄河处）；苟苌自石城津（亦为黄河渡口）渡过黄河，与梁熙合军攻占前凉緾缩城（约在今甘肃兰州西北）。凉军马建恐惧，自杨非（今甘肃永登西）退保清塞（在杨非西北）。张天锡闻知，又遣征东将军常据率兵3　万，与马建合军在洪池岭（在今甘肃武威南）布防抵御秦军，自己率中军3　万出屯金昌城（约在今甘肃临夏西北）。苟苌见前凉增兵，命姚苌率甲士3000人为前锋，急攻马建、常据。马建自料难与秦军抗衡，率军投降。常据接战大败，临战自杀，秦军进入清塞。张天锡又遣司兵赵充哲率军5　万出战，再次大败而回。张天锡逃回姑臧，遣使奉表请降。苟苌进军姑臧，张天锡自缚出降，苟苌将其送往长安，前凉灭亡。九月，苻坚任命梁熙为凉州刺史，镇姑臧，迁徙豪右7000　余户于关中，进一步稳定了凉州的局势。至此，苻坚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只剩下一个代国还未解决。

代国为鲜卑拓跋氏所建，居于塞上，以盛乐（在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

为都。东晋太元元年（公元376年），代王拓跋什翼犍进攻居于塞北的匈奴刘卫辰。刘卫辰难于抵挡，向前秦求救，苻坚决定乘机进军灭掉代国。

当年十月，苻坚以幽州刺史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幽州兵10　万进讨代国，同时使后将军俱难、镇军将军邓羌、尚书赵迁、李柔、前将军朱彤、前禁将军张蚝、右禁将军郭庆等率步骑20　万，东出和龙（今辽宁朝阳），西出上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南）、与苻洛会于代国王庭，对拓跋什翼犍形成三面夹击之势。拓跋什翼犍先后派遣白部、独孤部及南部大人刘库仁迎敌，皆大败而回。拓跋什翼犍当时身患重病，众大臣无人能领兵退敌，遂率国人逃奔阴山之北。代国大败之后，臣附部族高车等尽皆反叛，纵兵抄略，代国部众无法畜牧，拓跋什翼犍又退至漠南。在前秦大军压迫之下，代国内部生变，

①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②　《资治通鉴》卷104《晋纪》二十六，孝武帝太元元年。

拓跋什翼犍的庶长子拓跋珪君轻信人言，起兵杀拓跋什翼犍及诸皇子①。诸皇子之妻及宫人连夜投奔秦军告知此事，李柔、张蚝率军进逼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东北），代国部众溃乱，秦军生擒拓跋珪君及其同谋，后将两人送往长安杀掉，代国灭亡。苻坚为更好地控制拓跋部众，分代国部众为东、西二部，令代国南部大人刘库仁及匈奴刘卫辰各统一部，随即命秦军凯旋还师。

苻坚攻灭代国后，就将北方的割据势力全部兼并，实现了北方的统一，成为与东晋南北对峙的北方唯一强国。

①　拓跋什翼犍之结局诸家史书说法不一，此从《魏书》。

（八）秦晋淝水之战前秦主苻坚在统一北方后，意欲乘其累胜之威一举灭掉东晋，统一北方，遂于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向东晋发动进攻。东晋方在奋起抵抗。二者之间由此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就是淝水之战。

1。战前形势及双方的战略决策苻坚即位后，任用汉人王猛为主要谋士。王猛是北方汉族士人中的杰出人才，他辅助苻坚实行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改革措施，使前秦在数年间取得巨大发展。当时的前秦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国力增强。这也正是前秦顺利统一北方的物质基础。但前秦在成功地统一北方的同时，也出现了深深的隐患。由于苻坚的统一是纯粹的军事征服，在当时民族矛盾还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一些暂时归附他的少数民族贵族尚怀有二心，他们时刻都在谋求脱离前秦独立发展，因而前秦的统一是不稳固的统一。同样由于当时民族矛盾还十分尖锐的原因，广大的汉族人民并不真心臣服于前秦统治者，而仍将江南的东晋视为自己的故国。此外，前秦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但连年不断地用兵，消耗了无数人力物力，使当时出现了"兵疲于外，民困于内"①的局面。这一切，都是苻坚必须认真对待并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前秦贤相王猛在临终前曾告诫苻坚说："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死）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②王猛在这里为苻坚设计了一个苻合当时实际的治国方略，这就是首先巩固内部，清除异已力量，在解决好这一问题后，再谋求消灭东晋，统一天下。然而遗憾的是，王猛提出的这一正确方略没能被苻坚采用，他死后不久，苻坚就发动了对东晋的进攻。

东晋自宁康元年（公元373年）权臣桓温死去之后，朝政大权落入著名大族陈郡谢氏的代表人物谢安手中。谢安是东晋名相，他当政，正是"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疆场多虞"③的时候。谢安针对当时形势，实行东晋初年王导所制定的"镇之以静"④的政治策略，与桓温之弟桓冲、王彪之等大臣推诚相侍，"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不存小察，弘以大纲。"①注意处理好国内各个方面的关系，使东晋出现了"君臣辑眭，内外同心"，"民为之用"②的稳定政治局面。另一方面，东晋咸和（公元326年-公元334年）年间以来，王导、桓温等人成功地实行了旨在整理户籍人口、增加国家税收、限制豪族私匿人口的"土断"政策。这一政策促进了社会生产。淝水之战前后，东晋境内出现了"财阜人丰"③，"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④的形势，这从经济上保证了政局的稳定。此外，谢安执政后，以其侄谢玄为兖州刺史，使他在兖州州治京口（今江苏镇江）

①　《资治通鉴》卷104《晋纪》二十六，孝武帝太元元年。

②　《资治通鉴》卷103《晋纪》二十五，孝武帝宁康三年。

③　《晋书》卷79《谢安传》。

④　《晋书》卷65《王导传》。

①　《晋书》卷79《谢安传》。

②　《资治通鉴》卷104《晋纪》二十六，孝武帝太元七年。

③　《宋书》卷2《武帝纪中》。

④　《晋书》卷26《食货志》。

招募北方流民组织起一支新军，号称北府兵。这极大地增强了东晋原本非常寡弱的军事实力。

苻坚素有消灭东晋、统一天下之志，早在东晋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他就曾派遣梁州刺史杨安、益州刺史王统等人率军攻占东晋的梁（治今陕西汉中东）、益（治今四川成都市）二州，形成了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进攻东晋的有利局面。统一北方后，苻坚积极筹划攻晋之事。太元三年（公元378年）二月，他遣尚书令苻丕率武卫将军苟苌、尚书慕容。。等率步骑7　万进攻东晋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另遣大将石越、慕容垂、苟池等各率大军从鲁阳关（在今河南鲁山一带）、南乡（今湖北均县东南）、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北）等地进兵，与苻丕会攻襄阳。七月，苻坚又命兖州刺史彭超进攻东晋彭城，同时命后将军俱难率大将毛当等步骑7　万进攻东晋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盱眙（今江苏盱眙）等地。苻坚的战略意图是，占据上述各战略要地，与梁、益两州连为一线，全据长江北岸，为将来大举攻晋创造条件。翌年二月，西路苻丕所率各军经过激战，攻克襄阳，生擒守将东晋梁州刺史朱序。东路彭超等军初时进展顺利，先后攻占彭城、淮阳、盱眙等城。但不久魏军在东晋兖州刺史谢玄所率北府兵的反击下，接连战败，被追放弃淮阴、盱眙等地，退至彭城。东晋谢玄在歼灭秦军六七万人，夺回淮阴、盱眙等要地而稳定了江淮的局势后，主动撤回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东路秦军虽损失惨重，但也终于占据了彭城这一要地。

太元七年（公元382年）十月，苻坚集群臣商议伐晋之事。苻坚力主伐晋，他认为己方有精兵97　万，定可一战灭掉东晋。前秦群臣中除少数人附和苻坚外，大多数人反对伐晋。尚书左仆射权翼等人认为，东晋上下同心，政治清明，又有长江天险可恃，非可图之国，己方应该养兵积谷，静得时机。朝议之后，苻坚又私下与其弟苻融商议，苻融也认为东晋上下同心，百官用命，而己方连年用兵，"兵疲将倦，有惮敌之意"①，不可伐晋。苻坚听后大怒，认为前秦"有众百万，资仗如山"，伐晋是"以累捷之威，击垂亡之寇"②。苻融随后又以鲜卑、羌、羯等族将会有异志并用王猛遗言来劝谏苻坚。苻融的劝谏是有道理的，当时鲜卑慕容垂和羌人姚苌都竭力劝苻坚伐晋，其目的正是为给自己谋求独立发展创造机会。但苻坚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决定立刻伐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七月，苻坚颁下诏令，命百姓每10人出1人充兵，各州郡公私马匹全部征充军用。共集戎卒60　余万，骑兵27　万，号称百万大军，克日伐晋。八月，苻坚部署诸军，分道南进：苻融督率大将张蚝、梁成等步骑25　万为前锋，直趋寿阳（今安徽寿县）；龙骧将军姚苌督率梁、益二州军队，沿江而下；北方幽、冀之兵自彭城南下。苻坚自己亲率主力随苻融之后继进。苻坚的战略设想是从东、西、中三路进攻而以江淮方面的中路为主攻方向，三路夹击，会攻东晋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市）。面对前秦的汹汹来势，东晋积极部署防御。当年九月，东晋朝廷以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率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桓伊等北府兵8　万进赴淮南，沿淮水一线抵御秦军；又遣龙骧将军胡彬率水军5000人自洛口（今安徽寿县东北）沿淮河西进，增援寿阳。淮南是建康门户，只有保住淮南，东晋方能依托长江天险抵御强大的敌人。谢玄所统8　万精兵是

①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②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东晋的主力，这是东晋防御的重点。此外，东晋荆州刺史桓冲早在前秦大举进攻之前，就采"全重江南、轻戍江北"①的防御方针，将州治自江北的江陵（今属湖北）迁往江南的上明（今湖北松滋西）。其战略方针是扼守长江南岸，阻止秦军顺流而下，而在江北牵制秦军。前秦大举进攻时，桓冲有水陆军10　万，防御荆州一线，保证京师建康上游的安全。

2。洛涧之战与淝水决战太元八年九月，苻融所率前锋进抵颍口（颍水入淮处，在今安徽寿县西南），向寿阳发动进攻。与此同时，苻坚抵达项城（今河南沈丘）。十月，秦军攻占寿阳，俘虏东晋守将徐元喜。寿阳是淮水两岸的水陆交通枢纽，北控汝、颍、淮诸河水道，南扼经淝水（淮河支流，经寿阳东南流向）、巢湖而通长江的水路，是南北必争的战略要地。苻融攻下寿阳后，立即派遣梁成率王显、王濬等将共5　万人进据洛涧（在今安徽怀远西南），并在洛口（洛涧入淮之口）设木栅横截淮水，阻止晋军西救寿阳。东晋胡彬于途中闻知寿阳失守，退守硖石（在寿阳西北的淮水北岸）。苻融分军围攻胡彬。东晋主将谢石、谢玄率军进至洛涧以东25　里处，得知秦军已据洛涧，止军不进，准备迎击秦军。

胡彬被困硖石，军粮将尽，遣使向谢石求援。秦军俘获胡彬使者，尽知东晋军情。苻融即刻命人去见苻坚，说"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①苻坚得报大喜，遂留大军于项城，亲率8000　轻骑驰赴寿阳。与此同时，苻坚意欲不战而胜，便命东晋降将朱序去晋营劝降。朱序本是被迫归秦，仍怀报国之心，因而他到晋营后不仅没有劝降，反而向谢石献计说："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②谢石本想不战而疲困秦军，经谢琰等人劝说，决定采纳朱序建议，乘秦军前后脱节之机，进军消灭其前锋。十一月，谢玄依计命北府勇将刘牢之率精兵5000人出击。刘牢之挥军西进，率参军刘袭、诸葛求等强渡洛涧，奋勇冲杀，阵斩梁成。随后，刘牢之分兵占据要津渡口，断敌归路，秦军步骑溃乱，争赴淮水，被斩俘者1.5　万人，军械辎重尽被晋军缴获。洛涧之战是淝水之战的序战，此役，晋军以5000人大败10　倍于已的敌人，并缴获大量军械辎重，这极大地鼓舞了晋军的士气，也坚定了谢石等统师的破敌信心，为后来的淝水决战创造了对己有利的条件。而前秦一方，由于此役的失败，丧失了沿淮水对晋军实行封锁的有利局面，对后来的决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洛涧之战后，谢石、谢玄等率晋军水陆并进，直逼淝水东岸。苻坚与苻融登寿阳城瞭望，见晋军部伍严整，士气高昂，又见附近八公山（在寿阳东北5　里）上草木摇动，以为皆是晋军，对苻融说："此亦强敌也，何谓少乎？"①心中始有畏惧之意。

晋军逼近淝水，秦军于对岸列阵，两军夹淝水对峙。由于秦军沿淝水列守，晋军无法渡河，而双方力量的众寡悬殊，又不允许东晋一方与对手过久相持。谢玄决定行诱兵之计，利用自己一方士气高涨，部伍严整的优势突然

①　《晋书》卷74《桓彝传附桓冲传》。

①　《资治通鉴》卷105《晋纪》二十七，孝武帝太元八年。

②　《资治通鉴》卷105《晋纪》二十七，孝武帝太元八年。

①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袭击，一举击溃秦军。于是谢玄遣使向苻坚说："君悬军深入，而置阵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阵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②面对谢玄的激将诱敌之计，秦军将领都认为"敌众我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③但苻坚及苻融却不愿使自己居于不欲速战"的地位，苻坚甚至想将计就计，说："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铁骑蹙而杀之，蔑（无）不胜矣。"④随即命令秦军稍向后退。秦军一退，阵势大乱，不可复止。谢玄、谢琰、桓伊等立即渡河向秦军发动猛攻。朱序见秦军阵势混乱，在阵后高声大喊呼："秦兵败矣！"⑤秦军将士信以为真，四散奔逃，全线溃乱。苻融飞马掠阵，想阻止秦军溃散，但坐骑跌倒，被晋军杀死。于是秦军大败，自相践踏而死者蔽野塞川，淝水为之不流。逃出战场的秦军惊魂不定，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是晋军杀到，昼夜不敢歇息，一路风餐露宿，加以饥饿困冻，死者又十之七八。苻坚身中流矢，单骑逃回淮北。谢玄挥军乘胜追击，直至青冈（在今安徽寿县西北30　里）。随后，晋军收复寿阳，缴获苻坚所用云母车及仪服、器械、军资、珍宝等多如山积，获牛、马、驴、骆驼等牧畜10　万余头。历时4　个月的淝水之战遂以晋胜秦败而告终。

3。战后形势及晋胜秦败的原因淝水之战后，晋军乘胜反攻。太元九年（公元384年）正月，刘牢之攻克前秦手中的淮城（今安徽亳县），桓冲遣上庸太守郭宝攻克秦魏兴（治今陕西安康西）、上庸（治今湖北竹山西）、新城（治今湖北房县）三郡。随后，晋军接连攻克襄阳、鲁阳、彭城及益州等地。到翌年二月，东晋将战前丢失的地区全部收复。

淝水之战的失败使前秦政权迅速瓦解，各少数民族贵族纷纷拥众起事。

先是慕容垂设计脱离苻坚去谋求独立发展，建立后燕。随后另一鲜卑贵族慕容泓集部众起事，围攻长安，这一股势力后来建立了西燕政权。羌人贵族姚苌则乘苻坚派他镇压慕容泓之机，在渭北称秦王，后建立后秦政权。太元十年（公元385年）七月，苻坚在五将山（今陕西岐山西北）被姚苌抓住杀掉。后苻丕、苻登等相继称帝，使前秦政权又维持了近十年，至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被西秦最后灭掉。淝水之战后，北方再度陷入分裂割据局面，除上述后燕等外，还相继出现了南燕、北燕、北魏、大夏、西秦、后凉、北凉、南凉、西凉等政权。

淝水之战，前秦拥有数倍于敌（仅指前线参战兵力）的兵力，是主动进攻的一方；东晋力量远比对方弱小，属防御的一方。战争最后的结果却是处于劣势的东晋一方获胜，这种结局的出现是由许多主观和客观上的因素促成的。

淝水之战前，苻坚被军事上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企图乘"累捷之威"一举灭掉东晋。他认为东晋不过是"垂亡之寇"，甚至在进兵之前就为预计将要擒获的晋孝武帝、谢安、桓冲等封授官职，预修住所。然而苻坚这些美好的愿望却都是建立在对主客观形势的错误估计之上的。从主观来说，前秦的统一北方是不稳固的统一，有很深的隐患。从客观来说，东晋君臣和②　《资治通鉴》卷105《晋纪》二十七，孝武帝太元八年。

③　《资治通鉴》卷105《晋纪》二十七，孝武帝太元八年。

④　《资治通鉴》卷105《晋纪》二十七，孝武帝太元八年。

⑤　《资治通鉴》卷105《晋纪》二十七，孝武帝太元八年。

睦，政治稳定，根本不是什么"垂亡之寇"。但苻坚由于骄傲轻敌，急于求成，看不到主客观的实际情况，也不能实事求是地倾听别人的正确意见，贸然用兵，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前秦在具体战役指导上也有很多失误。其一，进兵之初，苻坚的计划是分东、西、中三路并进，并先期占领了梁、益二州及襄阳、彭城等战略要地。但在战争过程中却没有见到三路大军间的呼应配合，投入战斗的实际只有中路军，没能充分利用三路并进的优势。其二，前秦号称百万大军，但实际投入战争的仅前锋25　万人，兵力配备前后脱节，前锋已近寿阳，后续部队尚有在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未动者。而且前锋部队在兵力使用上也有零碎分散，缺乏互相掩护的缺陷，这造成了梁成5　万大军的被歼。其三，苻坚临阵轻敌，对敌我双方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在淝水之战中临战后退自乱阵脚，授人以隙，直接导致了失败。

东晋之所以能以弱胜强，也有主客观上的原因。从主观上说，谢安执政期间，是东晋历史上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加上当时民族矛盾的尖锐，广大汉族人民在大敌当前时热爱自己民族的政权，积极支持和参与抵御少数民族进攻的斗争。因而当时出现了君臣和睦、上下同心，"民为之用"的局面。其次，东晋"土断"带来的"财阜国丰"，从经济上支持了东晋的对秦战争。其三，谢玄练成的北府兵在对秦战争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北府兵的来源大部为北来侨民，他们对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烧杀抢掠有切齿之恨，而对汉族政权无比热爱，因而他们士气高昂，作战勇敢，成为东晋取胜军事上的保证。从客观上说，对前秦不利的因素大体上就是东晋能够取胜的因素，已见前述。在军事指导上，东晋也有成功之处。战争之初，谢安、谢石等人定下了确保淮南，依托长江天险以卫京师建康，同时巩固长江中游防卫，控制江汉地区，从上游保护京师安全的防御方针，事实证明，这是符合当时秦晋实际情况的正确方针。在具体战役指导上，谢石等人先是按兵不动，观敌动静，待朱序来报，发现敌之弱点，立即调整部署，发动突然袭击，取得洛涧之胜。淝水决战时，谢玄行诱兵之计，使敌军自乱阵脚而已方取得大胜，体现了晋军统帅灵活机动的战术。

（九）北魏崛起的参合陂之战淝水之战后，前秦政权瓦解，北方各少数族贵族纷纷建立割据政权。前代王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也乘机于北魏登国元年（公元386年）纠合旧部，称代王，恢复了代国的统治。不久，拓跋珪改称魏王，其政权史称北魏。拓跋珪即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复国后，以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为政治中心，四处征伐，扩展自己势力。至登国六年（公元391年），拓跋珪先后消灭分掌代国旧部的刘显及刘卫辰，尽收其部众，恢复了对前拓跋部落联盟的统治权。与此同时，拓跋珪又向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柔然、高车、库莫奚等部发动进攻，掠其部众及牧畜，势力获得巨大发展，成为塞外的唯一强国。北魏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当时北方强国后燕的忌恨，二者之间产生矛盾并逐渐激化，终于爆发一场战争。

1。北魏与后燕的反目为仇后燕为鲜卑慕容氏所建。淝水之战后，早先投降前秦的前燕贵族慕容垂乘机脱离苻坚控制，往中原地区独立发展。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正月，慕容垂在攻占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后，在中山（今河北定县）称帝，即以中山为都，国号燕，史称后燕。后燕占有今山东、河北及河南、山西大部的广大地区，是当时中原地区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由于拓跋氏与慕容氏世为姻亲，双方关系原本甚好，拓跋珪在攻灭刘显、刘卫辰及开拓疆土的过程中曾屡次得到后燕的帮助。但后来拓跋珪势力的急剧扩展引起了慕容垂的忌恨，而拓跋珪雄心勃勃，也意欲吞并后燕，使自己成为北方的强大国家，双方之间由此产生矛盾。登国五年（公元390年），北魏与后燕合军大破贺兰、纥突隣、纥奚等部落，拓跋珪遣秦王拓跋觚出使后燕。翌年，后燕扣留拓跋觚以向北魏索求良马。拓跋珪闻之大怒，遂与后燕绝交，转与西燕慕容永通好。燕魏矛盾至此激化。登国八年（公元393年）慕容垂发大军进攻西燕。西燕主慕容永向北魏求救，拓跋珪遣陈留公拓跋虞、将军庾岳率骑兵5　万东渡黄河援救西燕。后燕虽最终灭掉西燕，但与北魏之间嫌怨更深，两国终至反目为仇。

2。参合陂之战后燕灭掉西燕后，开始专心对付北魏。登国十年（公元395年）四月，拓跋珪率军侵逼依附后燕的诸游牧部落，慕容垂决定即刻进兵伐魏。当年五月，慕容垂遣其子慕容宝、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麟等率军8　万经五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北进，又命范阳王慕容德等率步骑1　万为其后继。慕容垂的用兵谋略是以大兵连续而进，意欲一举灭掉当时还不十分强大的北魏。在慕容垂看来，北魏虽有很大发展，但还不是自己对手，由于他已年老体衰，想趁自己在世时消灭北魏，除去后患。拓跋珪闻知后燕来攻，与众臣商议对策。左长史张兖献计说："（燕）倾国之资力而来，有轻我之心，宜赢（弱）形以骄之，乃可克也"①。拓跋珪从其计，决定采取避敌锋锐以骄其心，然后伺机消灭敌军的策略。于是将部落人口牲畜全部迁徙于黄河以西千里之外，同时派人向后秦请求救兵，并选练精锐士卒，以备将来反击之用。

登国十年（公元395年）七月，慕容宝率大军抵达五原。时北魏部落早已远徙，燕军收降北魏别部部落3　万余家，收穄（糜）田百余万斛，随后进

①　《资治通鉴》卷108《晋纪》三十，孝武帝太元二十年。

军临河，修造舟船准备渡河攻击魏军。九月，燕军修造舟船完毕，但在将渡之时，突起暴风，燕军渡船数十艘随风飘走。这时，拓跋珪已开始筹划反击之事，率军逼近黄河，缴获燕军漂走渡船及甲士300　余人。慕容宝自中山进军之时，慕容垂已身患疾病，此后数月，慕容宝不知慕容垂之消息。拓跋珪为动摇燕军军心，命被他擒获的后燕使者临河大喊："若（你）父已亡，何不早归。"②燕军将士闻听，军心摇动。到当年十月，慕容宝率军北进已近半年，师老兵疲一无所获，临河恐惧不敢渡河，又风闻慕容垂已死，只好退军南返。十月二十五日，慕容宝命令烧掉船只，乘夜撤军。由于当时黄河尚未封冻，慕容宝认为魏军无法渡河，便不设斥候，仓惶撤军。

拓跋珪在慕容宝屯兵黄河之时，率挑选好的精兵逼近黄河，"连旌沿河东西千里有余。"③拓跋珪又命陈留公拓跋虔率骑兵5　万屯于东边，断绝燕军左侧退路，略阳公拓跋遵率骑兵7　万屯于燕军之南，断其回归中山之路，东平公拔跋仪率骑兵5　万屯于黄河之北，以承燕军之后。当慕容宝被迫撤军时，拓跋珪立即率军向燕军展开猛烈反击。十一月初三日，拓跋珪乘天寒河冻之机，率大军渡过黄河，留下辎重，亲率2　万轻骑急追燕军。十一月初九傍晚，魏军于参合陂（在今内蒙凉城东北）追上燕军。慕容宝至参合陂，疏于防卫，经部下一再陈请，才命慕容麟率3　万骑兵居后以为防备。慕容麟也认为魏军不会来追，纵骑兵游猎，未能认真布防。慕容宝随后又从术士勒安之言，遣骑兵侦候魏军。但慕容宝带兵无方，军纪松弛，将士不肯为其尽心。侦候骑兵出行10　余里，便即解鞍宿营，没能探知北魏大军已在眼前。

十一月初九日夜，拓跋珪分派诸将罗列东西，相援布阵，成犄角之势。

魏军衔枚潜行，暗中调动，燕军丝毫不觉。次日清晨，魏诸军一时齐进，登山自高而下直逼燕营。燕军清晨集合将要东进，回头见魏军漫山遍野杀来，自相惊扰，部伍大乱，四处奔走。拓跋珪挥军直进，燕军大败，人马相压，死伤者数以万计。这时魏略阳公拓跋遵又率军迎头截击，燕军前后受敌，四五万人全部放下兵器，束手就擒。慕容宝单骑逃回，仅以身免，燕鲁阳王慕容倭奴、桂林王慕容道成等王公将吏数千人被俘，器甲辎重损失无数。参合陂遂以燕军的惨败而告终。

3。参合陂之战的影响参合陂之战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二：一是后燕一蹶不振，二是北魏从此成为强国。

参合陂一战，后燕近10　万大军生还者不过千余人，元气大伤。战后，慕容宝耻于参合陂之败，屡次请求慕容垂再攻北魏。登国十一年（公元396年）三月，慕容垂亲自率领从国内各地重新征调的精兵进攻北魏，一度攻克平城（今山西大同），俘虏拓跋部众3　万余人。但燕军经过参合陂时，见去年战败之地积骸如山，军中死者父兄尽皆大哭，声震山谷。年老多病的慕容垂感愤惭愧，发病吐血，燕军被迫还师。当年四月，慕容垂死于途中。慕容垂是当时少数民族政权中杰出的人才，其子慕容宝才质平庸，"轻果无志操，好人佞已"①，远非其匹。后燕先是参合陂大败，精锐尽失，既而失去杰出的领袖人物，从此日渐衰落，终至一蹶不振，至北魏天赐四年（公元407年）被②　《资治通鉴》卷108《晋纪》三十，孝武帝太元二十年。

③　《魏书》卷2《太祖纪》。

①　《晋书》卷124《慕容宝载记》。

北燕所灭。

与后燕相反，北魏以参合陂之战为契机，迅速获得发展，一举成为北方强国。参合陂之战的胜利对北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北魏此战击败了当时中原最为强大的国家，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拓跋珪坚定了吞并后燕自己取而代之的设想。其次，北魏由此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增加了自己的实力。除去军资辎重外，北魏还在俘虏中得到了汉族士人贾彝、贾闰、晁崇等，这些汉人后来在北魏的发展中都起了重要作用。第三，北魏参合陂一战，将后燕精锐消灭大半，极大地剥弱了后燕的实力，从此在与后燕的力量对比中处于主动地位。

拓跋珪在慕容垂死去的当年八月，便亲率40　万大军向后燕发动进攻，一路所向克捷。到北魏皇始三年（公元398年），北魏全据原属后燕的今山西、河北地区，成为当时北方东部的唯一强国。

七、两晋十六国时期的著名军事人物（一）两晋名将1。羊祜羊祜（公元221年～公元278年），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家世吏高官。羊祜于曹魏末年入仕，任权臣司马昭相国从事中郎，甚得司马昭信任，参掌相府机密，后迁中领军，总统宿卫，权任甚重。西晋初年，晋武帝密谋伐吴，以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与吴交界的襄阳（今湖北襄樊市）。羊祜是晋廷朝臣中力主伐吴的人物，他在荆州多年，平时"缮甲训卒，广为戎备"，并对相邻的吴人采取分化瓦解的怀柔政策，以期有利于日后的伐吴战争。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羊祜与晋武帝谋划伐吴之策，力劝晋武帝使益州刺史王濬留任，令他在蜀地修造舟舰，训练水师，以便日后顺流而下直取吴地。咸宁二年（公元276年）羊祜又上疏晋武帝，从当时晋吴双方经济、政治及军事诸因素出发，全面论证了晋可以一举灭吴的道理，并规划出水陆并进、多路齐发的具体战争方略。咸宁四年，羊祜因病入朝，再向晋武帝面陈伐吴之计，极力主张乘吴国昏乱之时即刻进兵灭吴。当年，羊祜病重去世。二年以后，西晋多路大军齐发，一举灭吴，其用兵方略就是羊祜所上战略规划的具体实施。

2。杜预杜预（公元222年～公元284年），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杜预于曹魏末年入仕，西晋代魏后，历任河南尹、秦州刺史，在职以"明于筹略"著称。后任度支尚书，"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叹美，号曰"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①时晋武帝谋划伐吴之事，朝臣多有异议，唯杜预与羊祜、张华三人赞同伐吴。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杜预接替羊祜任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主持与吴对峙的东南军事。他"缮甲兵，耀威武。"积极为灭吴战争作准备。准备就绪后，杜预接连上表晋武帝，请求乘东吴政治腐败之时尽快伐吴。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正月，杜预率荆州军队参加灭吴战争，一路进展顺利，于三月攻克吴重镇江陵（今属湖北）。于是，自沅、湘二水以南至于交、广，吴之州郡望风归降。杜预杖节称诏抚慰归降吴人，前后共斩杀及生俘吴都督、监军14人，牙门将、郡守120　余人，声威大著。随后，杜预鼓励本隶于他指挥之下的王濬率水师乘势沿江直趋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建立奇功，充分体现了他机动灵活的指挥艺术及大将风度。杜预自己也随之率军直进建业。平吴之后，杜预认为天下虽然统一，但忘战必危，在荆州仍重视军队训练，加强荆州各地的防卫。杜预不仅兵略出众，而且精通经书，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书籍，是一位文武兼资的儒将。杜预于太康五年去世，年63　岁。

3。王濬王濬（公元206年～公元286年），字士治，弘农湖县（今河南灵宝西南）人。王濬有大志，在西晋曾任参征南军事、巴郡太守、广汉太守、益州刺史等职。秦始八年（公元272年），晋武帝与羊祜密谋伐吴，使本该入朝任职的王濬继任益州刺史，命其在蜀地修造战船，操练水军，以备日后伐吴

①　《晋书》卷34《杜预传》。

之用。王濬在益州7年，建成了一支"舟楫之盛，自古未有"的强大水师。咸宁五年（公元279年），王濬上疏晋廷请求伐吴，言辞恳切。此疏帮助晋武帝坚定了伐吴的决心，遂有第二年的大举伐吴。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王濬率水师8　万浮江东进，一路势如破竹，连克吴城，直趋吴都建业，在灭吴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王濬军至建业，受诏指挥王濬的安东将军王浑贻误战机，命王濬放弃直入建业的机会，止军上岸议事。王濬不予理睬，以风急船不得停泊为由，率水师直入建业，迫使吴主孙皓投降，立下不世之功。战后，王濬因违抗诏命被王浑劾奏，功高不赏，时人皆以为冤。后经大臣秦秀等人为其诉冤，才升任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王濬于太康六年去世，年80　岁。

4。谢玄谢玄（公元343年～公元388年），字幼度，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

人，是东晋名相谢安之侄。谢玄初时被权臣桓温辟举为掾属，后前秦势力大盛，谢安举荐谢玄为兖州刺史，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东晋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前秦派大军进攻东晋襄阳、鼓城等城。次年，谢玄率军救援彭城，他设巧计调动秦军，救出晋将戴逯及其手下将士，然后主动南撤以避敌锋。随后，谢玄在秦军继续南进锐气渐衰时，率军大举反攻，阵斩秦大将都颜、邵保，接连大败秦军，将彭城以南的失地全部失复，稳定了江淮地区的局势。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主苻坚亲率大军南侵，谢玄被作为前锋都督。与征讨大都督谢石共率8　万北府兵于淮水一线抵御秦军。当秦军逼近时，谢玄抓住战机，命北府勇将刘牢之率精兵主动出击，攻敌不备，全歼秦先锋梁成所部数万人，取得初战胜利。随后，谢玄与谢石率北府兵水陆并进，与秦军在淝水展开决战。时两军夹淝水而阵，谢玄利用己方士气高涨而苻坚求胜心切之机，行诱兵计大获成功，使前秦军一退不可复止，全线溃散，晋军因而取得大胜。淝水之战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而谢玄是这场战争的主角。淝水之战后，谢玄率军乘势北进，连定兖、青、司、豫四州。太元十二年（公元383年），谢玄因病去世，年46　岁。

5。刘裕刘裕（公元363年～公元422年），字德舆，祖上为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后迁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刘裕即宋武帝，是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至永初三年在位。刘裕于东晋末年入北府兵为低级将领，曾随北府名将刘牢之进攻孙恩义军。东晋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刘裕起兵平定桓玄之乱，入执东晋朝政。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刘裕亲率大军北伐南燕。针对南燕骑兵强大的情况，刘裕采用车、步、骑三兵种混合结阵，协同配合的战法，同时派奇兵突袭南燕后路大获成功，一举灭掉南燕。灭南燕后，刘裕率军火速回师建康，解除了卢循、徐道覆起义军对建康的威胁，并随之将义军镇压下去。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率军北伐后秦。根据江南到关中路途遥远，北方又面临北魏强敌的实际情况，刘裕采用第一步攻占洛阳，畅通水路，第二步再以洛阳为依托，一举攻取关中的分阶段进攻的正确战略。同时，对北魏采用先礼后兵的策略，利用"却月阵"消除魏军威胁，使己军顺利通过黄河，保证了灭后秦的一战成功。义熙十三年八月，刘裕军攻入长安，灭掉后秦。灭掉后秦后，刘裕威望更重，升任相国，封公，后改封进爵为宋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国号宋。刘熙永初三年去世，年60　岁。

（二）十六国名将1。石勒石勒（公元274年～公元333年），字世龙，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人，羯族。石勒是后赵的开国皇帝，后赵太和元年（公元328年）至建平四年（公元333年）在位。石勒年轻时曾被汉族官僚掠卖为奴，历尽苦难，后与汲桑等于西晋末年聚众起事，投靠匈奴汉国主刘渊。此后，石勒凭借他出色的军事才能，纵横于黄河下游及江淮一带的广大地区，屡次击败西晋军队，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人，并注意重用汉族士人，势力逐渐扩大。永嘉五年（公元311年），石勒与王弥等人攻陷西晋京师洛阳后，开始脱离汉国控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次年，石勒进据襄国（今河北邢台），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不久，石勒施巧计大破前来进攻的鲜卑段氏，力保襄国不失，保住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西晋建兴元年（公元313年），石勒先以计麻痹幽州刺史王浚，随后亲率轻骑远道奔袭幽州，消灭王浚，占据幽州。建兴四年，石勒又设伏大破并州刺史刘琨，逼走刘琨，攻占并州。接着，石勒先后攻灭再次攻占幽州的鲜卑段氏和割据青州的曹嶷等势力，全据冀、幽、并、青四州广大地区。东晋咸和三年（公元328年），石勒率军在洛阳大破前赵军队十余万人，擒获前赵刘曜。次年，石勒肃清前赵残余势力，统一北方。石勒于东晋太兴二年（公元319年）称赵王，咸和五年（公元330年）称帝，其政权史称后赵。咸和八年，石勒病卒。石勒不识字，但他颇富政治军事天才，因而能在当时的群雄混战割据中异军突起，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开创一代基业。

2。王猛王猛（公元325年～公元375年），字景略，北海剧县（今山东寿光东南）人。王猛少时贫寒，博学好兵书，怀有治平天下之志。后前秦主苻坚召请王猛为中书侍郎，请其辅佐自己成就大业。王猛初治事，明法峻刑，打击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前秦政治颇见振作。王猛因此甚得苻坚信任，一年之中五次迁升，权倾内外。东晋太和二年（公元367年），王猛率军援助前凉叛将李俨，大破前凉军，斩获甚众。太和四年，王猛率军自关中东进，攻占前燕洛阳，为后来的大举进攻前燕打下了基础。太和五年四月，王猛率杨安等10　将共步骑6　万人，再攻前燕。当年十月，王猛在潞川（今浊漳河）大破燕军数十万，将前燕主力歼灭殆尽。十一月，王猛乘胜进军，攻克燕都邺城，一举灭掉前燕。前燕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割据政权，前秦灭掉前燕后，统一北方已是大势所趋。王猛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他辅佐苻坚后，前秦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发展，国力蒸蒸日上。在此基础上，他亲率大军四处征讨，败前凉，灭前燕，为前秦统一北方立下了大功。王猛于东晋宁康三年去世。临终，他根据当时的南北形势，力劝苻坚不要急于进攻东晋，而要着力稳定自己内部，对暂时归降的鲜卑、羌族等要留有戒心。然而苻坚由于骄傲轻敌，没有认真考虑王猛的意见，终于导致了淝水之战的失败，前秦政权也因此瓦解。

八、南朝的军事制度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至陈后主祯明三年（公元589年），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相继在江南立国，皆以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为都。这一时期史称南朝。宋、齐、梁、陈四朝的军事制度一脉相承，大同小异，以下一并加以介绍。

（一）军事领导机构1。中央军事领导机构南朝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主要为中军和尚书省两个系统。

中军是南朝各代的重要军事力量。南朝中军的主要部分是六军，即领军、护军、左卫、右卫、骁骑、游击六将军所统军队。此外，还有左军、右军、前军、后军四将军所统军队，称为四军；又有虎贲中郎将、冗从仆射、羽林监所领将士，谓之三将；又有屯骑、步兵（梁为步骑）、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所领将士，谓之五校尉；还有积射、强弩二将军所统军队①。萧梁时，曾改六军中的骁骑将军为云骑将军，游击将军为游骑将军，另置左、右骁骑将军和左、右游击将军，位在云骑、游骑将军上，也属中军之列。上述诸军皆为中军，但六军为中军主力。中军中的左、右卫二军宿卫宫阙，其余诸军宿卫京师各地。中军职掌宿卫，有战事时亦须外出征战。宋武帝曾下诏："有征讨悉配以台见军队，行还复旧"。所谓"台见军队"，即指中军。

六军中的领军将军，是中军首领，资历名望轻些的称中领军，史称"领军将军一人，掌内军"①。内军即中军。由于领军将军掌管"天下兵要"②，权力很大，南朝人称其为"端戎"③。中军中的另一首领是护军将军，资历名望轻些的称中护军。护军将军权力也很大。与领军将军并称"领护"，时"诸为将军官，皆敬领护"④。南朝人称其为"总戎"⑤。关于护军将军的具体职掌，《宋书·百官志下》说："护军将军一人，掌外军。"这里所谓的"外军"，应该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与领军将军具体职掌的"内军"相对而言，也即中军中的外军。南朝领军将军的具体职掌的内军，从史籍记载看，是指中军中驻于京师建康台城（宫城）之内的宿卫兵，而护军将军所掌管的是虽也宿卫京师，但不负担宫阙宿卫的其他部分中军⑥。另一层是指与中军相对而言的外军，即各地都督所领军队。刘宋蔡廓论诸官位次时曾说："今护军总方伯，而位次故在持节都督下。"⑦说明护军将军有掌管外军的权力。但史籍中有关护军将军直接掌管都督军队的记载却不很明显，这或许是外监（详后）侵权以及都督中外诸军事常居其上的缘故。护军将军虽为中军首领，但地位要低于领军将军。

南朝中军的总兵力不见具体记载，但一般认为数量很少，远不如魏晋时的中军。然而从南朝中军的几次出兵看，其总兵力亦当有10　万人左右。又梁武帝萧衍于齐末进攻建康时，东昏侯萧宝卷遣征虏将军王珍国等"列陈于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余万人。"①随后，东昏侯"悉焚烧门内，驱逼

①　《宋书》卷40《百官志下》云三将、五校尉自江左以下不领营兵，但从史传记载看，南朝三将、五校尉似仍有所领。

①　《宋书》卷40《百官志下》。

②　《梁书》卷34《臧盾传》。

③　《南齐书》卷23《褚渊传》。

④　《南齐书》卷16《百官志》。

⑤　《南齐书》卷32《张岱传》。

⑥　参阅陈勇《刘宋时期的皇权与禁卫军》，见《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3　期。⑦　《宋书》卷57《蔡廓传》。

①　《梁书》卷1《武帝纪上》。

营署、官府并入城，有众二十万"。上述军队中虽包括入援京师的外军在内，但也说明中军的兵力之多。由此可见，南朝中军的实力未必很弱。事实上，南朝各代的开国皇帝，大多是在前朝出任领军将军，掌握中军大权后，才得以篡权自立的。这说明中军在当时是一支具备相当实力，并在当时政治斗争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军事力量。

南朝各代太子东宫的宿卫兵，也是当时京师的一支军事力量。东官兵包括太子左卫率、太子右卫率所统将士；还有太子屯骑校尉、太子步兵校尉、太子翊军校尉、太子虎贲中郎将及殿中将军等多人，他们或领兵，或为太子身边的高级侍从武官。由于太子的皇储身份，东宫兵实力很强，最多时达万余人。东宫设太子詹事一官，职比朝廷尚书令及领军将军，总理东宫宿卫等事。东宫兵由太子亲自掌管，自成系统，不隶于领军将军，宋世曾规定，东宫兵不得进入台城。但朝廷有战事时，东宫兵须接受皇帝调遣，出征作战。尚书省是南朝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另一系统。魏晋以降，尚书省成为封建王朝的中枢行政机关。南朝尚书省设五曹尚书，分理朝政，其中有五兵尚书一人，专总兵事。五兵尚书下辖中兵、外兵，骑兵等曹郎，分头理事。刘宋曾一度废置五兵尚书，但中兵、外兵二曹郎不废。南朝各代有战事时，由皇帝下诏，尚书下符，调遣指挥全国军队。

除特殊时期（如权臣当政）外，南朝的最高军政大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各军呈领导机构都须向皇帝负责，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在皇帝手中。由于皇帝自己不可能亲自掌管军队，而他们对于掌握军事大权的领、护将军又不放心，于是南朝皇帝在利用寒人掌机要的同时，更设置外监（制局监）这一机构，由其幸臣任职，专掌军事，以便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外监成为与领、护将军平行的军事领导机构，因而其与君主的密切关系，有时更凌驾于正常军事机构之上。如齐武帝时吕文度为外监，"专制兵权，领军将军守虚位而已"①。但如果任领军将军者威望较重，或深得君主信任时，便可正常发挥职能，并可使外监置于其统辖之下。如宋文帝时，赵伯符出任领军将军，"先是，外监不隶领军，宜相统摄者，自有别诏，至此始统领焉。"②又宋孝武帝去世前，也遗诏命将外监事委以领军将军王玄谟。总之，南朝的外监成为与领护军将军平行的又一军事机构，这虽加强了君主对军队的控制，却也带来了军事指挥上的混乱等弊端。

南朝除皇帝之外，也设有总理全国军队的都督中外诸军事一职。任此职者，有权指挥全国军队，等同全国最高军事统帅。南朝各代的开国君主都曾在前朝担任此职，从而凭借军权夺得皇位。

2。地方军事领导机构南朝的地方军事领导机构包括都督和州郡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的军队统称为外军。

魏晋以降至于南朝，都督的设置已成制度。都督府成为南朝地方上的重要军事领导机构。南朝都督沿袭两晋，按权力大小分为使持节、持节、假节及都督诸军、监诸军、督诸军等各种名号。承两晋以来都督滥设的趋势，南朝都督遍设于境内各地。都督所督区域少则数郡，多则数州，最多有督16州者。都督概兼刺史，既掌军，又治民，成为居于州之上的地方军政长官，

①　《南史》卷77《茹法亮传》。

②　《宋书》卷46《赵伦之传附子赵伯符传》。

其都督府遂成为一方军事领导机构。南朝都督拥有的兵力十分可观，所谓"群蓄岳峙，锐卒精旅，动有万数"①。有些大州都督所拥有的兵力更是大得惊人，如刘宋沈攸之为都督荆湘等8　州军事，荆州刺史，有"战士十万，铁马二千"②。因而南朝各地的都督军队，不仅在总数上大大超过朝廷的中军，即或某些大州都督一州的兵力，也足以与中军相匹敌，这也是南朝时期内轻外重政治军事形势的根源所在。

南朝都督所统军队属于中央直属军。都督出镇，常由中央配以军队。刘宋世，晋熙王刘燮任郢州刺史，即由朝廷"配以实力，出镇夏口"③。又朝廷派中军出讨，有时即留于方镇。如刘宋护军将军萧思话率精兵3000　助镇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不久他转为监徐兖等四州军事、兖徐二州刺史，其所领中军遂转为都督军队。总之，都督军队常由朝廷配给，其性质是中央直属军队，都督皆由中央任命，君主有对其征召调遣的权力，朝廷对他们也常有一些具体限制。如宋孝武帝曾诏令"刺史守宰，动民兴军，皆须手诏施行。"①都督概兼刺史，这自然是对他们的限制。此外，南朝某些时期的都督或"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②，或"自非临军作战，不得专杀"③。这些显然都是对其权力的限制。但南朝都督既已成为一方军政长官，某些大州都督的实力又足以与中军相匹敌，完全有条件抗命不遵，乃至起兵谋叛。因而南朝方镇起兵向阙者史不绝书，而齐梁二朝的开国皇帝更都是以方镇军队起事成功，从而夺得帝位的。

南朝州郡皆有兵，州郡兵为地方军队，也称作外军。州郡是都督之下的地方军事机构。这里所讲的州兵，对南朝为数不多的未设都督的州来说，即指州所拥有的地方兵；而对设有都督即一州有府、州两套官僚机构的州来说，则指原州系统下的州兵。州刺史僚属中有祭酒从事史一职，置员随州之大小不等，主掌兵事，但州兵的最高指挥权在刺史手中。南朝郡守下设尉一人，主掌兵事，但郡兵的指挥权也是在郡守掌握之中。州郡兵的主要职责是维持社会治安，保证封建统治秩序。州、郡根据大小领兵不等。以郡来说，多者有兵数千，少者也有数百。州郡无权擅自出兵，受所隶都督指挥，有战事也直接听命于中央。

①　《宋书》卷51《临川王刘道规传》。

②　《宋书》卷79《竟陵王刘诞传》。

③　《宋书》卷75《桂阳王刘休范传》。

①　《宋书》卷6《孝武帝纪》。

②　《宋书》卷5《文帝纪》。

③　《宋书》卷6《孝武帝纪》。

（二）军队的编制及军兵种1。军队编制南朝军队的编制序列大致为军、幢、队、什、伍等单位。

南朝军队最高一级的建制单位是军，当时出兵作战防戍，大体皆以军为单位。刘宋明帝时，殷孝祖为前锋都督进讨雍州刺史袁凯，"前锋有五军在虎槛，五军后又络绎继至。"①南齐时，为防北魏南进，"于梁山置二军、南置三军、慈姥置一军、洌州置二军、三山置二军、白沙洲置一军、蔡州置五军、长芦置三军、菰浦置三军、徐浦置一军。"②军的首领称军主，副首领称军副，各军皆置军主、军副，负责指挥全军。一军所领兵数，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但从一些散见史料可推知大概情况。南齐时，豫章王萧嶷曾命帐内军主戴元孙率2000人出外作战。齐末梁武帝萧衍起兵时，石头军主失僧勇率水军2000人归降。梁末侯景之乱时，荆州刺史萧绎"遣步骑一万，使援京师"③。另一史料记载此事说萧绎"凡遣五军入援京师"④。据此，则一军约有兵力2000人。此外，当时还有1500人之军。如刘宋时，荆州刺史沈攸之曾派军主孙同、沈怀奥率军3000人援助京师。梁武帝时，军主王怀静筑城戍守肥水堰，后北魏攻陷其域，"千余人皆没"⑤。齐武帝也曾遣军主张应期、邓惠真率"三千人袭豫章"⑥。另有一些军只有兵力1000人，如宋明帝时，军主王敬则率1000人隶于刘怀珍麾下出征。又宋陈显达为军主时，率1000人镇守下邳。根据以上的史料，南朝正常建制的军所拥有的兵力分别为2000人、1500人、1000人三种情况。这其实并不奇怪，与当时的置军情况正好吻合。东晋南朝袭西晋旧制，诸王国根据户数分为大、中、小三等，"大国置上、中、下三将军。。次国置中、下二将军；小国置将军一人。"①而依据晋制，王国置军，"大国中军二千人，上、下军各千五百人；次国上军二千人，下军千人。"②可见自西晋至南朝，军素来有2000人、1500人、1000人之分。其中2000人及1500人的军多为中军或大州都督所统军队，而且更为常见。军以下的建制是幢。幢介于军与队之间，因此当时常"军幢"或"幢队"并称。宋竟陵王刘诞反叛时，其"幢主孙安期率兵队出降。"③说明幢的建制在队之上。幢是紧接军以下的一级作战单位。宋江州刺史刘骏起兵讨伐刘劭，即"分麾下以为三幢，（刘）道隆与中兵参军王谦之、马文恭各领其一。"④从史籍记载看，幢主的地位不低，如宋蒯思"以宁远将军领幢。"⑤宁远将军虽为小号将军，但当时以小号将军出任军主的却不在少数。又宋卜伯宗以正

①　《宋书》卷74《沈攸之传》。

②　《南齐书》卷57《魏虏传》。

③　《梁书》卷44《萧方传》。

④　《陈书》卷11《游于量传》。

⑤　《梁书》卷12《韦叡传》。

⑥　《南齐书》卷3《武帝纪》。

①　《陈书》卷28《世祖九王等传》。

②　《晋书》卷24《职官志》。

③　《宋书》卷79《竟陵王刘诞传》。

④　《宋书》卷45《刘怀慎传附刘道隆传》。

⑤　《宋书》卷49《蒯恩传》。

员将军为幢主⑥，而正员将军属宫廷宿卫将领，地位当然不低。而与他同时的皇甫仲远以正员将军出任军副，可见幢主身份地位与军副相差不多。这表明，幢应为仅次于军，而高居于队之上的一级建制。一幢的兵力大约为500人，如宋时，"幢主杨仲怀领五百人居前"，后"仲怀所领五百人死尽"⑦。又《宋书·索虏传》称："城内有虏一幢，马步可五百。"此虽指北魏军队，但也可作为南朝军队编制的参证。

幢以下的建制单位是队。队是南朝军队除什、伍以外最低的基层单位，队设队主、队副各一人，负责统带全队。一队大约有兵50人。西晋皇帝出行仪制中有步骑兵卒三十队，每队五十人。"①刘宋"兼用汉、魏之礼"②，此种仪制应与西晋相同，因晋与汉魏在制度上本是一脉相承。刘宋"诸镇常行，车前后不得过六队。"③一队50人，则为300人。也与当时情况相符。又宋王僧达为征虏将军、吴郡太守时，朝廷许其领兵，"台符听置千人"，他却"辄立三十队，队八十人。"④正因为王僧达所领队数及每队人数都超出规定，史家才特意指出其以"八十人"为一队。队主由于所统兵力不多，身份地位很低，宋衡阳王刘义季手下队主续丰"母者家贫，无以充养。"⑤关于队的兵力还有一些特例。东晋末年，刘裕进攻刘毅，攻破江陵时，"大城内，（刘）毅凡有八队，带甲千余。。金城（内城）内。。尤有六队千余人。"⑥这里的队有百余人至二百人许。又刘裕北伐后秦时，遣白衣队主丁旿"率七百余人。。为却月阵。"⑦一队竟有700　余人。上述队所有的兵力属于特殊情况，不是队的正常建制。

队以下是什、伍等传统的军队基层建制，按传统惯例，十人为"什"，设什长一人；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

2。军兵种南朝军队主要由水、步、骑等兵种组成。

南朝的地理特点是江河湖泊星罗棋布，水运便利，而且先后以黄河、淮水、长江为守，因而其水军极为发达，是军队中的主要兵种。南朝各代出兵，或以舟师为主，或必辅以舟师。宋元嘉末年，北魏逼近长江，宋文帝令太子刘劭总统水军御敌，时"陈舰列营，周亘江畔，自采石至于暨阳，六七百里，船舰盖江，旗甲星烛。"①宋南郡王刘义宣起兵反叛，"率众十万发自江津，舳舻数百里。"②陈初，陈武帝陈霸先命临川王陈蒨率兵西讨，"以舟师五万发自京师。"③⑥　见《宋书》卷84《邓琬传》。

⑦　《宋书》卷87《殷琰传》。

①　见《晋书》卷25《舆服志》。

②　见《宋书》卷14《礼志一》。

③　《宋书》卷61《江夏王刘义慕传》。

④　《宋书》卷75《王僧达传》。

⑤　《宋书》卷61《衡阳王刘义季传》。

⑥　《宋书》卷45《王镇恶传》。

⑦　《宋书》卷48《朱龄石传》。

①　《宋书》卷95《索虏传》。

②　《宋书》卷68《南郡王刘义宣传》。

③　《陈书》卷2《高祖纪下》。

南朝水师比前代有很大发展，一是战船种类大大增多，二是所用攻具比前代有了进步。南朝水师的战船很多，有平虏、金翅、青龙等大型战舰，又有蒙冲、斗舰等各种名称的小型战船，还有拍舰、水舫、水车等多种专用战船。大型战舰上建有重楼，故又统称楼船。楼船一般修建三层重楼，高达十余丈，船四周列防护女墙，上开有弩窗矛孔，并在甲板设置抛车，可以抛掷垒石等物。由于楼船既可远攻又可近搏，颇具威力。小型战船专门用来冲锋陷阵。蒙冲战船以生牛皮蒙体，不畏矢石，船仓开设掣棹孔，划船水手皆在舱内，船上左右前后皆设有弩窗矛穴，敌人不能接近。由于此船防卫性能好，速度快，常用来冲锋，在敌人猝不及防时，快速冲破敌阵。斗舰上设有多重防护女墙，专门用来与敌舰正面冲杀。当时小型战船还有多种多样，名称各异。梁末侯景之乱时，叛军侯子鉴有"■■千艘。。两边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来趣袭，捷过风电。"④看来这是一种轻型战船，是唐杜佑称为"走舸"的一种⑤。专用船只中，拍舰即古代炮舰，可以发射掷远兵器。火舫、火车等船，大约是用于火攻的战船。南朝水师的武器装备也比以前有了进步，像矛、弩等兵器都在战船上得到广泛使用，但水军中最主要的新型武器是"拍"的普遍使用。陈初，侯安都进攻叛将留异，"起楼舰与（留）异城等，放拍碎其楼雉。"①又陈平定华皎叛乱时，阵将吴明彻等"募军中小舰，多赏金银，令先出当贼大舰，受其拍。贼舰发拍皆尽，然后官军以大舰拍之，贼舰皆碎，没于中流。"②陈时平定王琳之乱时，定州刺史章昭达"乘平虏大舰，中江而进，发拍中于贼舰。"③从史籍所记载拍的使用情况看，所谓拍实即古代利用杠杆原理抛射石块等物的抛石机。东晋时，杜弢义军曾于战船之上竖"木桔槔"以攻官宫，而抛石机正是"中立独竿首，如桔槔状。"南朝的拍，即从东晋水师所用的"木桔槔"发展而来。前边提到的拍舰，可能即是大量设置抛石机以从远处轰击敌舰的专用战船。古代抛石机又称炮，所以拍也可以称炮。《陈书·黄法■传》称"施拍加其楼堞"，而《南史》同传称"炮加其楼堞"。所以拍舰实即古代炮舰。拍的广泛使用，加强了南朝水军的战斗力。

步兵也是南朝军队中的主要兵种。南朝各代宿卫守边，攻伐征战，都离不开步兵，有时水军弃舟登岸，即成步兵。步兵在南朝军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骑兵因其速度快，冲击力强，在古代战争威力最大。骑兵也是南朝军队的主要兵种。南朝各代，常以骑兵出征作战，如宋文帝时，骁骑将军段宏就曾率精骑8000人，配合到彦之北伐。但从总体上看，南朝骑兵不够强大，远不如其水、步军那样发达。南朝境内大部分地区不产马匹，马匹资源始终比较贫乏。素称兵马大镇的雍州，在梁武帝萧衍起兵时，仅有"马千余匹"①。宋荆州刺史沈攸之有战士10　万，战马也只有2000　匹。而这已是南朝强藩拥有骑兵的最高数字。即便朝廷的中军骑兵，从几次出兵的情况看，似也不过④　《梁书》卷45《王僧辩传》。

⑤　《通典》卷160《兵典十三》。

①　《陈书》卷8《侯安都传》。

②　《陈书》卷20《华皎传》。

③　《陈书》卷9《侯瑱传》。

①　《梁书》卷1《武帝纪上》。

万余人。因此宋沈庆之论及南北军事时说："马（指北魏军）步（指刘宋军）不敌，为日久矣②。说明南朝军队在脱离了适宜水军作战的南方后，就要以步兵为主了。

②　《宋书》卷77《沈庆之传》。

（三）兵役制度南朝各代通行的兵役制度是世兵制、征兵制和募兵制。

魏晋以来，世兵称为"军户"或"士家"。军户与普通民户分立户籍，其户籍由军府管辖，军户不经放免，要世代为兵。由于长期的战争消耗、私家分割及世兵逃亡等原因，南朝世兵逐渐减少。又由于军户身份的卑贱，除了一部分罪犯及被征服者被充为世兵外，没有人肯于加入世兵行列。因而整个南朝时期，世兵的数量日益减少。此外，世兵的卑贱地位，极大地影响了其士气和战斗力③。世兵数量的减少和其战斗力的日渐低下，使南朝的世兵制日趋衰落。南朝统治者为提高世兵的士气和战斗力，常以放免军户为平民的办法来刺激世兵为其效力。但这并不能挽回世兵制日见衰落的趋势。南朝的世兵，已达不到维持封建统治的目的。

代世兵制而成为南朝主要集兵方式的是募兵制。募兵，即招募人丁自愿为兵。募兵可以选择身强力壮、身负军事技艺的劲勇为兵，因而募兵的战斗力很强。南朝的募兵分为公、私两种。所谓公，指朝廷诏令准许的募兵；私，则指将领或豪强私自募兵。

南朝各代的军队，大体都靠募兵补充。宋元嘉末年北伐，曾"募天下弩手，不问所从，若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①宋明帝时，因四方反叛，曾遣黄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黄）回宁朔将军、军主"②。萧齐时，防戍北边与北魏对垒的军队人，多为募兵组成③。南朝时期，朝廷有事时经常下诏募兵，这属于朝廷的公开招募。不经朝廷允许的私家招募在南朝更为盛行。宋中期以后，内外战乱频仍，各统兵将帅常私募将士。由于私家募兵毫无限制，齐高帝萧道成代宋后，立即下诏禁断，称："设募取将，悬赏购士，盖出权宜，非曰桓制。。自今以后，可断众募。"④但此后的私募之风，并未因此而砬弱。齐末梁武帝萧衍起兵时，即"颇招武猛，士庶向从，会者万余人。"⑤梁末侯景之乱，江南地方豪强峰起，他们的武装大都由募兵组成。陈武帝陈霸先以平定侯景之乱起家，他的军队也由募兵组成。他经过几次招募，终于组成一支颇具战斗力的精兵，后遂凭此夺得帝位，建立陈朝。

南朝募兵是军队的主要来源，通过招募集兵是当时最重要和最普遍的方式。不论公私，募兵都不是终身为兵，应募者在一定期限后，可以免去当兵的义务。募兵的身份地位较世兵要高，这有助于南朝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征兵制也是南朝采用的一种集兵方式。征兵，即朝廷强行征发民丁为兵。南朝各代遇有重大战事时，都经常征发民丁为兵，以弥补兵力的不足。刘宋元嘉末年北伐，即曾"发南兖州三五民丁"，并命令"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盱。"①所谓三五民丁，即户有三丁者，出一人为③　参见何兹全先生《魏晋南朝的兵制》，载《读史集》。

①　《宋书》卷95《索虏传》。

②　《宋书》卷83《黄回传》。

③　参见何兹全先生《魏晋南朝的兵制》。

④　《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

⑤　《梁书》卷11《吕僧珍传》。

①　《宋书》卷95《索虏传》。

兵；户有五丁者，出二人为兵。所征民兵丁接到命令后，要按时到指定地点集合，　如果违期不至，则要受到严惩②。齐武帝时，北魏扬言南进，朝廷遂"发扬、徐民丁"③，预作准备。萧梁时，也曾征发民丁为兵。

南朝的征兵制，似不是朝廷常制，一般是在有重大战事时为补充兵力，以临战应急之用，战事结束后，被征民丁便解甲归田。征兵制下的兵士多来自平民百姓，由于缺乏军事训练，军纪和战斗力都很差，他们在军队中不占主要地位，因而征兵制不是南朝主要的集兵方式。

②　参见《宋书》卷91《孝义孙棘传》。

③　《南齐书》卷57《魏虏传》。

九、南朝时期的重要战争（一）刘宋元嘉末年的宋魏战争刘宋元嘉（公元424年～公元452年）年间，宋文帝刘义隆在其父宋武帝之后继续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刘宋政治较之前代有很大改善。是时社会安定，经济复苏，国力逐渐增强，是南朝历史上著名的小康时期。与此同时，在北方崛起的拓跋魏也日趋强大，当时在位的太武帝拓跋焘先后攻灭几个割据政权，统一了北方。太武帝志在统一全国，几次派兵南下侵扰。国力渐强的刘宋也不甘心于坐守江南，意欲收复被魏夺去的河南之地。宋魏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至元嘉末年，双方终于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1。战前形势早在刘宋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北魏明元帝乘宋武帝去世之机派兵南侵，攻占了刘宋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刘宋因当时政局不稳，隐忍未发。元嘉元年（公元424年），宋文帝即位。他在统治稳固后，便于元嘉七年（公元430年）三月以后将军到彦之为主力，发兵10　万北伐，意在攻占黄河以南各战略要点，收复失地。北魏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先将魏军全部撤至黄河以北，　让宋军暂时收复河南地区。至十月时机成熟时，魏军大举反攻。

结果宋军大败而回，所收复之地尽皆失去，军队损失2　万，丢弃的甲仗器械不计其数，国家武库为之空虚。前去增援的名将檀道　济施尽计谋，才得以全军而退。刘宋经此大败，一时无力再战，遂　转头休明政治，恢复国力，以图再举。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刘宋国力稍见恢复，宋文帝立即着手为再度北伐预作准备。为加强北境力量及为将来用兵提供便利，宋文帝以左军将军徐琼为兖州刺史，由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移镇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南）；以大将军参军申恬为冀州刺史镇历下（今山东济南市西）。次年，又以武陵王刘骏为雍州刺史镇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接着，宋文帝又罢南豫州并入豫州，以南平王刘铄为豫州刺史，镇寿阳（今安徽寿阳）。至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年），宋文帝闻北魏与柔然交战，决定乘机北伐。于是改以广陵王刘诞为雍州刺史，镇襄阳。又因襄阳为临魏军事重镇，罢江州军府，以其文武悉配雍州，又命湘州租税转运雍州，以备北伐军粮。

北魏自统一北方后，不仅去除了南进的后顾之忧，军事实力也大大增强，于是兵锋南向，多次侵扰刘宋边境兖、青、冀等州，及至元嘉二十六年大破柔然，又俘获人户蓄产百余万，国力充实，后防安全，主攻方向指向刘宋。宋、魏双方都素有战争准备，一场大战已势不可免。大战之前，双方对峙于黄河以南由东向西排列的碻磝（今山东长清东南）、滑台（今河南滑县西南）、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潼关（今陕西潼关县北）一线。上述沿线各点皆为战略要地，当时都在魏军的控制之下。魏军以此为据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十分主动。刘宋从东至西以历城、彭城、寿阳、襄阳等战略要点为北伐基地，利用河、淮之间泗、颍、清、济诸水，可以用舟师直捣河南，并可从水道运输辎重补给诸军。刘宋北伐的主要战略意图是夺回河南失地，因而其进攻的战略目标便是黄河以南魏军据守的各战略要点。

2。刘宋北伐这次战争是以刘宋北伐开始的，因而战争之初，刘宋处于战略进攻的地位。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六月，宋文帝决定利用夏季河渠水盛之机大举北伐。左军将军刘康祖以当年季节已晚，请再等一年，宋文帝不许。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认为"马步不敌，为日已久"，急于北伐"将恐重辱王师，难以得志"。宋文帝反驳说："虏所恃唯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则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复拔。克此二戍，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间，城守相接，虏马过河，便成禽也。"①当时，太子刘劭及护军将军萧思话等都固谏北伐之事不可遽行，但宋文帝一无所纳，决意即刻进军。

当年七月，宋文帝分派诸将分三路北伐，部署如下：东路军6　万，以青、冀二州刺史萧斌为统帅；以宁朔将军王玄谟率沈庆之、谘议参军申坦等水军为先锋，经淮、泗入黄河，进攻碻磝、滑台等地；徐、兖二州刺史刘骏率军水陆继进配合行动。中路军由太子左卫率臧质率东宫禁兵及骁骑将军王方回、建武将军刘康祖等步骑10　万，直趋许昌（今河南许昌东）、洛阳；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率所部后继配合。西路军以雍州刺史刘诞为统帅，进攻弘农（今河南灵宝北），直指长安；梁、南秦、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率所部袭扰■（山名，在今陕西陇县西南）、陇（山名，在今陕西陇县至甘肃平凉一带）一带，配合行动。此外，宋文帝又特使太尉、江夏王刘义恭进驻彭城，统一调度诸军。

七月中旬，宋东路军首先向魏军发起攻击，萧斌部下建武司马申元吉率军猛攻碻磝，魏济州（治碻磝）刺史王买德弃城逃走，　宋军占领碻磝。萧斌进驻碻磝，亲临前线指挥，命王玄谟部沿黄　河西攻滑台。王玄谟使钟离太守垣护之领战船百艘为前锋，进占滑台西南120　里处的黄河渡口石济津，全军进围滑台。王玄谟所部士卒众多，器械精良，魏滑台岌岌可危。但王玄谟指挥出现失误，垣护之以滑台城内多茅草房，建议火攻，王玄谟不肯采纳。垣护之又以北魏救兵将至，军情紧急，建议强攻，又被王玄谟拒绝。由于王玄谟指挥失误，宋军一再失去战机，遂致围攻滑台近3　个月而未能克。

与此同时，刘铄率军在中路向魏军展开进攻。刘铄命中兵参军胡盛之、到坦之分两路会攻长社（今河南长葛东），魏长社戍主鲁爽败走，宋军攻克长社。随后，宋军幢主王阳儿击败魏豫州刺史拓跋仆兰，进据大索城（在今河南荥阳一带），仆兰退保虎牢。刘铄再遣安蛮司马刘康祖为到坦之后继，合军进攻虎牢。

当宋东、中两路军向魏军发起进攻时，西路军积极配合。八月，刘诞派中兵参军柳元景率振威将军尹显祖、奋武将军鲁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宠法起、广威将军田义仁等军自襄阳分头北进。闰十月，宋军攻占弘农。随后，薛安都等军进攻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大败来援的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所部步骑2　万，攻占陕城。同时，宋军庞法起部攻占潼关。宋军的胜利，使"关中诸义徒并处处蜂起，四山羌、胡咸皆请奋"①。北魏关中摇动，宋军的北伐形势极为有利。

刘宋开始北伐后，各路军进展顺利，但自魏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后，战争形势开始向宋军不利的方面转变。

3。北魏的反攻

①　《宋书》卷77《沈庆之传》。

①　《宋书》卷77《柳元景传》。

刘宋北伐之初，北魏群臣皆请太武帝立即出兵救援。但太武帝主张后发制人，他认为当时天气炎热，急于出兵一定会没有功效，等到十月秋凉马肥之时反攻，便可一举击败宋军。九月，太武帝令太子拓跋晃率兵屯于漠南防备柔然，随后亲率大军南下，号称百万，其势甚盛。

闰十月初七日，魏军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太武帝立即派殿中尚书长孙真率骑兵自石济津渡过黄河，以切断宋军退路；又派关内侯陆真等人潜入滑台，慰抚守城魏军。次日，太武帝亲临前线，率大军渡河，直逼宋军。宋军主将王玄谟顿兵滑台近3　个月，见魏大军逼近，惊慌失措，竟弃水军于不顾，临战脱逃。宋军失去主将，阵势大乱，被杀万余人，损失军资器械无数。魏军以缴获宋军之战船用铁索相连，拦断黄河，企图阻断滑台以西的宋水军退路。宋水军主将垣护之率军奋勇而下，用大斧砍断铁索，冲破三道封锁线全军而还。东路主帅萧斌重新部署诸军，以王玄谟守碻磝；以申坦、垣护之守清口（今山东东平西）；自率诸军退还历城。至此，东路宋军败局已定。宋文帝因东路军已败，魏军南下，西路柳元景等不宜再进，遂诏柳元景等退军。于是弘农、陕城、潼关等又为魏所有，西路军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付之东流。从此，宋军从东向西转入全面防御，北魏相应转入全面反攻。

魏军初战得胜后，分兵五路大举南下：永昌王拓跋仁自洛阳　奔寿阳；长孙真直趋马头（今安徽怀远南）；楚王拓跋建向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高凉王拓跋那向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太　武帝亲率主力自东平（今山东东平东）向邹山（今山东邹县东南）。十一月初，太武帝军攻占邹山，继续南进。拓跋建进屯彭城门户萧（今江苏萧县西）、留（今江苏沛县东南）二城。宋徐、兖二　州刺史刘骏、江夏王刘义恭派参军马文恭、军主嵇玄敬分别进军萧、留二城，双方展开彭城外围争夺战。拓跋仁军连克悬瓠（今河南汝南）、项城（今河南沈丘），直逼寿阳。宋文帝怕寿阳失守，急调进攻虎牢的宋军回援寿阳。刘康祖率8000　将士退至寿阳以北数十里时，被拓跋仁所部骑兵追上。刘康祖命部下结车为营，沿大道而进，魏军从四面围攻，宋军拼死抵抗，杀敌万余人。但宋军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刘康祖身被10　创，中流矢坠马而死。拓跋仁进攻寿阳，同时分兵袭扰马头、钟离等地。宋刘铄率领所部将士，固守寿阳。十二月，魏军各部抵达淮水一线。太武帝决定置彭城、寿阳等城于不顾，命诸军深入刘宋腹地，直指长江。十二月三日，魏诸军渡淮南进。太武帝军于路进攻盱眙（今属江苏）未能克，绕城继续南进，宋各地守军望风而逃。十五日，太武帝军至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与宋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市）隔江而对，其他魏军也全部抵达长江北岸。魏军拆毁民房，伐苇作筏，声言渡江。宋文帝极为恐惧，命令建康内外戒严，令领军将军刘遵考率宿卫兵分守津要，水军沿江巡逻，又令太子刘劭总统水军，镇守石头（今江苏南京城西），丹阳尹徐湛之守石头仓城，吏部尚书江湛兼任领军，总统军事。

太武帝虽声言渡江，其实完全是虚张声势。魏军逞一时兵威，从黄河北岸一直打到长江北岸，连过宋青、冀、兖、徐、豫、南兖6　州之地，沿途烧杀掠抢，遭到江淮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纷纷用坚壁清野的办法对抗魏军。魏军一路抄掠无所得，军资匮乏，人马饥困，前有长江天险，没有强大水师难以渡江，后有刘宋数座坚城未克，难免后顾之忧，同时沿路征战，士马损失大半。这种形势之下，魏军退兵已是大势所趋。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正月，魏军掳掠百姓5　万余户，收兵北撤。魏军撤退后，沿途宋军不敢主动追击，魏军安全退回，大战宣告结束。

4。战争的后果及南败北胜的原因对宋元嘉末年的宋魏战争，以刘宋北伐开始，又以刘宋失败而告终。刘宋不仅没能收复失地，反而使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尤其是北魏南进沿线，经魏军破坏，赤地千里，邑里萧条，刘宋的小康局面遂告结束。此后，南方基本上已无力北伐，北强南弱的局面逐渐形成。北魏方面虽然取得战争的胜利，并曾进军长江北岸，但既没有达到消灭刘宋的目的，也没能获得其他实际利益，最终还要返回河南之地。而且北魏统一北方不久，统治并不稳固，经战争破坏的北方经济也远未恢复，国内各种矛盾本来就很尖锐。大战之后，魏军死伤大半，国力也被削弱，各种矛盾更加激化。因此，这次战争的实际结果是宋魏两败俱伤。

此次战争南败北胜的结局，当然不是偶然的。战争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全面较量，宋魏双方在这些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先看刘宋。从政治上看，刘宋初年虽号称盛世，但东晋以来君权衰弱、权臣专政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宋文帝本人就是在宫廷政变中登上帝位的。权臣功高震主的阴影始终存于宋文帝心中，名将檀道济便因此遭猜忌被杀，这导致刘宋北伐缺乏将才。由于他唯恐大权旁落，不敢放手使用将帅，常常"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①。严重束缚了临战将帅的手脚。从经济上看，当时刘宋虽号称小康，但不过是与乱世比较而言，其经济实力还不足以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从军事上看，刘宋兵力不足，临战还要征发民兵，而且兵种不全，军队多为水军、步军，缺乏冲击力强的骑兵。刘宋在军事指挥上也有不少问题，前锋主将王玄谟毫无大将之才，既乏谋略又无胆识，而且刚愎自用不纳人言。他先是坐失战机，继而惊惶失措临阵脱逃，导致东路军溃败，牵动北伐全局。而宋文帝的遥控指挥，常常是"诏从远来，事势已异"②。这都是刘宋失败军事上的原因。再看北魏。北魏政治虽不甚稳定，但毕竟统一了北方，而且其中央集权力量强大，指挥征调自若。经济上，北方地大物博，北魏又新破柔然，补充了大批人力物力。军事上，北魏有数十万久经战阵的强悍骑兵，战斗力极强。亲临前线的太武帝富有军事天才，正确采用后发制人的战略，选择有利于己的秋季反攻，善于利用骑兵优势，应用绕过坚城、迂回深入穿插的战法大获成功。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这场战争，必然以宋败魏胜而告结束。

①　《宋书》卷5《文帝记》史巨曰。

②　《宋书》卷77《沈庆之传》。

（二）萧梁的北伐战争南齐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宗室萧衍起兵攻入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代齐称帝，建立萧梁，萧衍即梁武帝。当年，北魏乘萧梁初建之机派兵南侵，围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攻占义阳（今河南信阳）。梁武帝在国内政局渐趋稳定而北魏政治日渐衰败之时，向北魏发动进攻，这就是萧梁的北伐之战。

1。萧宏的北伐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梁武帝以魏军屡次南侵，始谋北伐之事。

当年二月，梁武帝派遣威名素著的老将杨公则率宿卫后2　万进军洛口（洛水入淮之口，今安徽淮南东），对西边的寿阳（今安徽寿县）魏军形成进攻态势。与此同时，北魏利用梁汉中太守夏侯道迁投降之机，派军攻占梁州（治今陕西汉中），继而进攻益州（治今成都四川）。八月，义阳魏军也向雍州（治今湖北襄樊市）发动进攻，策应西部魏军。梁杨公则初战曾大败魏军，后因左翼军战败，退屯马头（今安徽怀远南）。十月，梁武帝以其六弟临川王萧宏为统帅、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帅，使他们督率诸军大举北伐，又"以兴师费用，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资"①。萧宏率诸军进发洛口，"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②萧梁这次北伐的战略目标是收复寿阳、义阳等淮南军事重镇。

天监五年（公元506年）二月，萧梁北伐诸军向对方发动攻击。北徐州刺史昌义之为北伐前军，攻打梁城（在寿阳、钟离之间）大败而回。于是萧宏命记室丘迟给魏梁城守将陈伯之写了一封著名的《与陈伯之书》劝降，陈伯之被感动，率将士降梁，昌义之占领梁城。豫州刺史韦叡率军攻克小岘城（今安徽含山北），进军合肥（今属安徽）。时梁右军司马胡略久攻合肥不下。韦叡察看地形后，命令堰肥水（古水，源出安徽合肥西北）通水道，修造斗舰，利用水师进攻。这时，北魏遣大将杨灵胤率军5　万援救合肥，韦叡沉着应战，施计大破杨灵胤军。五月，梁军攻占合肥，俘虏魏军万余人，获牛马绢帛无数。与此同时，梁其他各军分别攻克魏宿预（今江苏宿迁东南）、羊石城（今安徽霍丘东）、霍丘（今　属安徽）、朐山（今江苏东海）等地。至此，梁北伐诸军进展顺利，　从东北至西南方向对寿阳形成扇形攻势。

北魏见梁军来攻，调兵遣将迎击梁军，以中山王元英为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率兵10　万从北向南反击梁军，以尚书邢峦为都督东讨诸军事，从西侧击梁军，又发国内定、背等六州州兵10　万人补充前线部队。此时梁军韦叡自合肥北上逼近魏军，昌义之驻守梁城，其他诸将各据已克之城，统帅萧宏屯于洛口。萧宏本非将才，既无谋略又无胆识，出征以来部署诸事常不合时宜，"多违朝制"①。梁军进展顺利，众将皆请乘胜前进。但萧宏闻北魏援军将至，畏懦不敢再进，反而召集众将商议退军。众将见主帅如此胆怯无能，怒不可遏。昌义之鬢发戟张，责问萧宏："岂有百万之师，轻言可退，何面目得见圣主乎？"马仙琕认为："天子扫境内以属王，有前死一尺，无却生一寸。"朱僧勇、胡辛生等拔剑而起说："欲退自退，下官

①　《梁书》卷2《武帝纪中》。

②　《梁书》卷22《临川王萧宏传》。

①　《南史》卷51《梁宗室上·临川王萧宏传》。

当前向取死。"副帅柳惔也坚决反对退兵。萧宏见众怒难犯，只好暂停退军之议，但不许诸军再进，下令："人马有前行者斩。"于是众将离心。魏军见萧宏懦弱不进，编成歌谣嘲笑说："不畏萧娘与吕姥（指附合萧宏的吕僧珍），但畏合肥有韦虎（指韦叡）。"②九月，洛口夜降暴风雨，梁军惊恐。萧宏胆怯，竟与手下数骑弃军而逃。梁军将士寻统帅不见，自行溃散，"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强壮仅得脱身。"①萧宏乘小船渡江，逃回建康。当时韦叡驻地距魏军仅20　里，闻梁大军已败，命令辎重前行，自己亲自断后，徐徐撤军。魏军素畏韦叡威名，不敢放手追赶，韦叡全军而还。萧梁这次北伐遂因主帅无能、临阵脱逃而失败，不仅初期取得的战果化为乌有，军力也受到巨大损失。

梁军大军溃逃，魏军乘势进军。十月，元英率军围攻钟离，守将昌义之率将士拼死抵抗。幸赖韦叡、曹景宗等人及时救援，并于翌年三月利用淮水暴涨之机大败魏军，钟离才得保全，萧梁也才由此阻住了魏军南进的势头。2。陈庆之的北伐萧梁普通五年（公元524年），北魏国内爆发人民起义，契胡酋长尔朱荣乘镇压人民起义之机控制了北魏朝政。北魏宗室元颢见大势已去，与其子元冠南投萧梁。梁武帝见元颢来降，认为可以利用他向北扩展势力，遂封元颢为魏王，命名将陈庆之护送他北还，由此引出了陈庆之的北伐。

大通二年（公元528年）十月，陈庆之率军护送元颢北上。当时北魏正以大军平定邢杲之乱，陈庆之乘虚连取魏郿县（今安徽宿县西南）、荥城（今河南宁陵南）二地，随即转攻睢阳（今河南商丘南）。魏睢阳守将丘大千有众7　万，在城外分筑9　座城垒抵御梁军。陈庆之率将士奋力作战，自清晨至下午，连破魏军3　座城垒，丘大千力屈投降，梁军攻占睢阳。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四月，元颢在陈庆之攻克睢阳后，在睢阳称帝，并任命陈庆之为镇北将军、前军大都督。魏济阴王元晖业率军2　万往救睢阳，于路闻睢阳已破，屯驻考城（今河南民权东南）。陈庆之进攻考城，命将士浮水筑垒，很快攻下"四面縈水，守备严固"①的考城，生擒元晖业，获租米车7800　辆。当年五月，陈庆之进军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魏军望风归降。

北魏朝廷见梁军渐逼近京师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乃遣南道大都督杨昱镇守荥阳（今属河南）、尚书右仆射尔朱世隆守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左卫将军尔朱世承守轘辕（在今河南偃师车南轘辕山上）。陈庆之引军进攻荥阳，时荥阳魏军有7　万之众，陈庆之则仅有将士7000　名，而这时魏上党王元天穆等已攻破邢泉还救荥阳。梁军前有坚城，后有大敌，形势危急。陈庆之激励将士说："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虏骑多，不可与之野战，当及其未尽至，急攻取其城而据之。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脍。"②随即命令全军一起攻城。梁军将士个个争先，相率蚁附登城，虽死伤500　余人，荥阳即时而下，活捉杨昱。这时，元天穆等大军已至荥阳，陈庆之亲率3000　骑兵背城迎敌，再次大破魏军，元天穆等败逃。陈庆之挥军疾进，连克虎牢、轘辕等地，直逼洛阳。魏孝庄帝眼见洛阳难于保全，北渡黄河逃往河②　以上皆见《南见》卷15《梁宗室上·临川王萧宏传》。

①　《南史》卷15《梁宗室上·临川王萧宏传》。

①　《梁书》卷32《陈庆之传》。

②　《资治通鉴》卷153《梁纪》九，武帝中大通元年。

内（治今河南沁阳）。北魏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等率百官迎元颢进入洛阳。元颢入居洛阳宫，改元建武，晋封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不久，陈庆之回师攻克一度被北魏收复的大梁、睢阳等城。陈庆之北伐，自攻占郿县到进入洛阳，连克魏32　城，共经47　战，所向皆捷，一时声势甚盛。

元颢与梁武帝本是互相利用，元颢企图凭借梁军在北方立住脚，梁武帝则是想乘机扩展自己势力。因此，元颢在进入洛阳后，一方面志得意满，极尽享乐；另一方面，因自己目的已经达到，心中渐起异心，与萧梁已是貌合神离。陈庆之对此有所察觉，便建议元颢向梁廷请求增兵，以图控制元颢。元颢唯恐陈庆之兵多难于扼制，不许其请。为防止陈庆之暗中向梁请兵，他抢先给梁武帝上表，声称"州郡新服，正须绥抚，不宜更复加兵，摇动百姓"①。梁武帝信以为真，竟令梁诸军皆停于边界，不得入魏境。于是陈庆之所率不足1　万梁军在洛阳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当年六月，遥控北魏朝政的尔朱荣聚集大军，号称百万，与尔朱世隆、元天穆等奉孝庄帝反攻洛阳。闰六月，尔朱荣等军进至洛阳以北的黄河北岸，与陈庆之军相峙于黄河一线。当时陈庆之守北中城（河阳三城之一，为洛阳外围戍守要地，在今河南孟县西），元颢守河桥（黄河浮桥，在今河南孟县西南、孟津东北黄河之上，北中城即在河桥北岸），安丰王元延明沿河拒守。尔朱荣军缺乏舟船，无法渡河。黄门郎杨侃献计，让尔朱荣征发民间木材，多扎木筏，沿河遍布，作出将从沿岸多处渡河的态势，使梁军首尾不能兼顾，然后于一处集中兵力突破，必可成功。尔朱荣大喜，依计而行。恰巧这时世居马渚（黄河码头）的伏波将军杨檦与其族人有小船数只，自愿充当向导领魏军渡河。尔朱荣令杨侃、尔朱兆、贺拔胜等人率精骑乘夜渡过黄河。元颢子元冠领军迎战，被尔朱兆等人击败，元冠被俘。元延明闻知元冠被擒，先自逃走，其众溃散。元颢率左右亲随数百人南逃，于路被人杀死。陈庆之见元颢、元延明兵败，收集部下马步军数千人，结方阵渡河东还，尔朱荣率军追赶。陈庆之退至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西，恰逢嵩高山洪涨溢，梁军被水冲淹，死散殆尽。陈庆之剃发扮成僧人，只身从小路经汝阴（今安徽阜阳）逃回江南。洛阳被北魏重新占领，梁军北伐所克之地也尽皆为魏所收复。从陈庆之北上到只身逃回，萧梁始终未派一兵一卒赴援接应，陈应之所取得的辉煌战果终因孤军奋战而付之东流。

3。萧梁北伐失败的原因萧梁两次北伐均告失败，大体有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调兵遣将任人唯亲，北伐统帅用非其人。萧梁第一次北伐，梁武帝以其弟萧宏为统帅，这是极大的失策。综观萧宏一生，唯知聚敛财物，腐朽无能，从未在军事上有所作为。梁武帝这一决策完全是把军国大事当作儿戏。萧梁当时并非没有统军人才，像韦叡即是极为合适的人选。韦叡富有军事天才，素具谋略，而且久经战阵，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但梁武帝怕军权旁落，用人唯亲，这显然是第一次北伐失败的直接原因。

第二，萧梁的北伐缺乏周密的部署和通盘的考虑，也缺乏决心和勇气。

萧梁的第二次北伐，正当北魏大乱之时，但梁武帝此次用兵的目的，只是想利用魏宗室元颢控制北魏以扩展自己势力，无意大举进兵。因而梁武帝此次北伐缺乏周密的部署和通盘的考虑，派陈庆之轻军北上，却没有下一步的相

①　《梁书》卷32《陈庆之传》。

应部署。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一件极其复杂细密的事情，用兵之前，要有通盘的考虑和周密的部署，也要有坚定的决心，进则全力以赴，不进则待时观变。而萧梁此次用兵，对于战争全局发展任其自然，全无相应措施。陈庆之进展顺利，不见有所接应，对其孤军深入的危险，毫无警惕，最后败退，又没有丝毫救援。萧梁如此的做法，陈庆之全军覆没，便是势所必然的了。

第三，萧梁的北伐时机选择不当。从军事力量上说，萧梁弱于北魏。但这并不能说明萧梁北伐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如果用人得当，善于选择时机，也有可能取得胜利。其实陈庆之北伐之时，便是萧梁大举北伐的一个绝好时机。当时北魏政权在人民起义的打击下摇摇欲坠，其军事实力也在与起义军的战争中大为削弱。但梁武帝却不能抓住这个良机，仅派陈庆之孤军送元颢北上。尽管如此，陈庆之仍取得了连破32　城，历经47　战所向皆捷的战绩。北魏慓悍骑兵多次被梁军击败这一事实，就说明了北魏军事力量的衰弱。如果梁武帝真下决心大举北伐，调度得宜，陆续增派大军后援，很可能出现对萧梁有利的局面。由于梁武帝热衷于通过元颢控制北方，不肯发兵赴援，北魏在镇压了起义军后，腾出手来全力对付梁军，以致陈庆之全军覆没。与此相反，萧梁第一次北伐时，北魏国势虽已呈衰败之势，但其政权尚称稳定，军事力量还很强大。即使梁军用人得当，在进入淮北利于骑兵而不利于舟师的地区后，也不会有太大的作为。综观萧梁两次北伐，该大举进兵时不进，不该进时却贸然轻进，进退失机，不合时宜，没有遵守待机而动的用兵原则，这是萧梁北伐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三）侯景乱梁之战东魏武定四年（公元546年）十二月，执掌东魏大权的丞相高欢病重。

他怕"狡猾多计，反复难知"①的司徒、南道行台侯景作乱，便使其子高澄召侯景入朝。久怀叛志的侯景"虑及于祸"，起兵反叛，侯景被东魏击败后，转投萧梁，由此揭开了侯景乱梁之战的序幕。

1。侯景叛梁导因侯景，朔方（今内蒙杭锦旗北）人①，与高欢同出于北魏六镇戍兵。侯景"骁勇有膂力，善骑射"②，驭军严整，长于谋略，追随高欢开创东魏基业，多有战功，甚为高欢所倚重。高欢使其领兵10　万，总揽河南13　州军政。侯景专制河南14年，渐有不臣之心，武定五年（公元547年），高欢病卒，他便据河南之地起兵反叛，遣使者向萧梁请降。继高欢执掌东魏的高澄见侯景反叛，派兵进攻侯景。侯景因梁援未至，转以河南13　州请降于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正欲向东扩展势力，便派军东进解除了东魏军对侯景的围攻。但宇文泰是个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深知侯景素有野心，反复无常，未必肯真正臣服于己。因而他对侯景来降采取冷静审慎的态度，待东魏军退走后，他命西魏军东进，逐步侵蚀侯景之地，又征召侯景入朝，准备削其兵权。侯景也深知自己与西魏为敌多年，结怨甚深，转投西魏只是权宜之计，这时显见自己难容于西魏，遂转头一心投靠萧梁。

萧梁政权当时正是危机四伏，士族政治黑暗腐朽，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侯景使者前来献降，群臣都反对接纳，但昏庸的梁武帝看不到自己的统治危机，反而认为"得景则塞北可清，机会难得。"③决定接纳侯景使其北伐，以扩展自己势力。于是梁武帝任命侯景为河南王、大将军、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又命司州刺史羊鸦仁等率精兵3　万北上接应侯景。同年六月，侯景不应西魏宇文泰之召，进据悬瓠（今河南汝南）、项城（今河南沈丘）等地，请援于梁军羊鸦仁，正式投靠萧梁。

梁武帝接纳侯景的目的是想利用他向北发展自己势力。因而当年八月，他便命贞阳侯萧渊明率军10　万自水陆两道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与侯景互为犄角成夹击之势，大举北伐。九月，萧渊明率军进至彭城寒山（在今江苏徐州东南），依梁武帝之命修筑寒山堰，堰清水（即泗水，淮河下游第一大支流）淹彭城。两旬之后，寒山堰修成，梁军以大水直灌彭城，魏彭城守将王则率军坚守。十一月，高澄派西南道大都督高岳率军10　万来救彭城。梁军统帅萧渊明本无统军之才，谋略不出，号令不行，屡失战机，大将羊侃先是劝他乘水猛攻鼓城，后又建议乘高岳军远来疲惫时击之，他都不肯采纳。不久，东魏救兵进至彭城，决堰放水。东魏将慕容绍宗向梁军发动猛攻，萧渊明正大醉不能起。于是梁军大败，将士损失数万人，萧渊明被俘。

慕容绍宗击败萧渊明后，转而进攻侯景。侯景退保涡阳（今安徽蒙城），与东魏军相持于涡水（今涡河）之北。侯景所部北方将士不愿南渡，纷纷倒戈，侯景见大势已去，收集散卒步骑8000人南撤，夺占梁将韦黯据守的寿阳

①　《梁书》卷56《侯景传》。

①　一说其为雁门（治今山西右玉南）人。

②　《梁书》卷56《侯景传》。

③　《资治通鉴》卷160《梁纪》十六武帝太清元年。

（今安徽寿县）。侯景占据寿阳后，召募士兵，扩充军队，并向梁廷请求兵器甲杖等物，梁武帝对他毫无戒备，皆从其请。

东魏在大破萧渊明及侯景，将河南失地收复后，便表示愿意与萧梁讲和，以离间侯景和梁的关系。梁武帝见侯景丧师失地，已无利用价值，同意与东魏讲和。侯景显见不利于己，一再反对议和。梁武帝既不予理睬，也不加以防范，而且欲以侯景换回被东魏俘虏的萧渊明。侯景见自己"坐听亦死，举大事亦死"①，遂起兵叛梁。

2。侯景攻取建康之战梁太清二年（公元547年）八月，侯景以诛中领军朱异等奸佞为名，自驻地寿阳起兵，攻打马头（今安徽寿县西北）等地。梁武帝闻知，一而悬赏购侯景首级，一面以侍中、邵陵王萧伦持节总督裴之高、柳仲礼、萧范、萧正表等四道都督进讨。侯景起兵之前，曾暗结一直觊觎帝位的梁临贺王萧正德，以事后立萧正德为帝的条件，与之达成里应外合攻取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的密约。侯景闻梁军来讨，与亲信王伟商议对策，王伟认为兵贵神速，建议说："莫若直掩扬都（指建康），临贺（指萧正德）反其内，大王反其外，天下不足定也。"②侯景深以为是，遂决定乘梁军未至，以轻骑快速通过淮南，与萧正德内外呼应，袭取建康。九月，侯景留其中军大都督王贵显镇守寿阳，自己诈称射猎，率军潜出寿阳。十月，侯景采取声东击西之计，扬言进攻合肥，却直趋谯州（治今安徽滁县）。梁军助防董绍先献城投降，侯景占据谯州。梁武帝闻侯景南下，派太子家令王质率兵3000人巡江防备。侯景挥军转攻历阳（今安徽和县），历阳太守庄铁战败投降。侯景既克历阳，兵锋逼近长江，梁沿江镇戍相率驰告建康。梁武帝召群臣商议，都官尚书羊侃建议"急据采石（在今安徽马鞍山市长江东岸），令邵陵王袭取寿春。景近不得前，退失巢窟，乌合之众，自然瓦解"①。但朱异等人却认为"景必无渡江志"②。羊侃的正确建议遂被搁置。

侯景攻克历阳后，以庄铁为向导，南进临江。这时，与侯景早有密约的萧正德以载运荻草为名，调遣大船数十艘至长江北岸，接应侯景渡江。梁武帝知侯景临江，以王质水军兵力较弱，改以云骑将军陈昕代王质戍采石守江，征王质入朝。十月二十二日，王质军已退走，而陈昕军尚未抵达，梁军江防出现漏洞。侯景探得此讯，急率军从采石渡过长江，有将士8000人，战马数百匹。侯景渡江后，分兵进攻姑孰（今安徽当涂），自己率军进至慈湖（今安徽当涂北），逼近建康。侯景猝然而至，建康一片混乱，"百姓竞入，公私混乱，无复次第"，"军人争入武库，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③梁武帝急令京师文武分守建康内外诸要地：太子萧纲居中书省总统军事，扬州刺史宣城王萧大器都督城内诸军事，羊侃为其副，南浦侯萧推守东府城（今江苏南京市通济门一带），西丰公萧大春守石头城（在今江苏南京清凉山），轻车长史谢禧守白下（今江苏南京金川门外）。二十四日，侯景军进至建康朱雀桁（建康正南门朱雀门外之浮桥）南。萧纲不知萧正德与侯景暗中勾结，

①　《南史》卷80《贼巨侯景传》。

②　《南史》卷80《贼巨侯景传》。

①　《梁书》卷39《羊侃传》。

②　《南史》卷80《贼巨侯景传》。

③　《梁书》卷39《羊侃传》。

使其镇守宣阳门（建康另一南门），又命东宫学士庾信守朱雀门。萧纲命庾信拆除朱雀桁以阻侯景，萧正德劝萧纲暂缓拆桥，以安定人心。侯景军至，瘐信折桥不及，又见景军将士皆佩铁面具，心中恐惧，弃军而走。侯景与萧正德合兵一处，从宣阳门攻入建康。于是梁诸军离散，萧大春弃石头奔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谢禧弃白下逃走，侯景占据石头城。次日，侯景指挥将士围困台城（宫城）。从此，梁军开始了130　多天的台城保卫战。

台城被围之初，城内有士民10　万，带甲将士2　万余人，军民齐心协力，坚守台城。侯景命将士四面攻城，梁都官尚书羊侃久经战阵，智勇过人，全面指挥台城防务。侯景先对台城大司马、东华、西华诸门实施火攻，羊侃命将士钻门为孔，洒水灭火。侯景又先后以起土山及用木驴、尖头木驴等攻城器械各种方法猛攻台城，都被羊侃以相应办法击退。侯景遍施攻术不逞，遂沿台城筑起长围，隔绝其内外联系。十一月初一日，侯景如约立萧正德为帝，自任丞相。随后，侯景派兵攻下东府城，台城更加孤立。侯景为了瓦解城内军心，并增强自己兵力，引诱城内的奴隶出降充兵，规定凡投降者皆免为平民，赐以官职。朱导家奴出城投降，侯景任命地为仪同，并使其身着锦袍、骑乘良马向城内炫耀。于是城内奴僮竞出投奔侯景，侯景兵力剧增，加以沿途收合及掳掠者，已有数万之众。十二月，指挥台城防务甚为得力的名将羊侃病卒，台城梁军处境日益困难。侯景乘机用飞楼、登城车、阶道车、火车等攻具，"百道攻城"①，梁军奋力坚守。这时，梁降将宋嶷建议侯景引玄武湖水灌城，侯景依计而行，于是台城"阙前御街并为洪波"②。在侯景围攻台城的过程中，萧梁各地勤王援军陆续到达，集结于建康周围，有众30　余万，共推司州刺史柳仲礼为大都督。侯景久历战阵，富有战争经验，他乘援军劲旅韦粲营垒未合时率精锐出城突击，阵斩韦粲，大败其军。柳仲礼闻讯来救，亦被侯景击败。盟军初战不力，士气大衰。此后盟军诸将帅之间矛盾重重，务求保存自己实力。全无战心，援救极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台城终于于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三月十二日被侯景攻破。台城破时，城中生存者仅剩二三千人。

侯景入城，自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执掌朝政大权，矫诏命"证诸牧守各复本任。"①各路援军或降或散，一时尽去。侯景废掉萧正德帝号，囚禁梁武帝，改以萧纲为傀儡皇帝。不久，梁武帝忧闷而死。随后，侯景分兵攻占素称富庶的三吴地区，势力达到极盛。

3。王僧辩、陈霸先攻灭侯景之战侯景攻破台城之时，梁湘东王荆州刺史萧绎受梁武帝密诏，以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主盟。梁武帝死后，梁各地宗室方镇觊觎帝位，相互火并。大宝元年（公元550年）七月，侯景乘机派大将任约率军进攻长江中游的郢州（治夏口，今湖北武汉市），萧绎派大将徐文盛率军东下阻击任约。从此，侯景与萧绎的荆州军在郢州一带展开激战。

十一月，徐文盛大败任约，侯景派将领宋子仙率兵3　万救援。翌年三月，徐文盛军收复被任约一度占领的武昌（今湖北鄂城）。任约告急，侯景亲率水军2　万西上赴援，大败徐文盛军，袭破武昌。在侯景率军西上时，萧绎命

①　《梁书》卷56《侯景传》。

②　《梁书》卷56《侯景传》。

①　《梁书》卷29《邵陵王萧伦传》。

大都督王僧辩率诸军东下迎战。王僧辩军至巴陵（今湖南岳阳），闻徐文盛兵败，止军不动。侯景这时未能乘胜进攻江陵（今属湖北），取得主动地位，反而设长围、筑土山，围攻坚城巴陵。侯景久攻巴陵不能克，军中食尽，将士疾疫死伤大半。五月，萧绎遣将领胡僧佐率兵往救巴陵，侯景命任约率精卒数千截击。六月，胡僧佑与信州刺史陆法和在赤亭（今湖南岳阳西）大败任约军，生擒任约，杀伤对方士卒甚众。侯景闻知任约被擒，连夜奔还建康，所占诸城皆被梁军收复。赤亭之战，成为侯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萧绎以王僧辩为征东将军、尚书令，使其率军乘胜东进。承圣元年（公元552年）二月，王僧辩自湓城（今江西九江市东）率军东下，讨伐侯景。侯景叛梁之初，梁高要太守陈霸先以讨伐侯景为名起兵，进屯南康（今江西赣县），待时观变。大宝二年（公元551年）二月，萧绎以陈霸先为江州刺史，命其进兵截断任约退路。于是陈霸先率甲士3　万，舟船3000　艘沿赣江顺流而下，进屯巴丘（在今湖南岳阳）。王僧辩自湓城东进之时，陈霸先率所部自南江（今赣江）出湓城，与王僧辩军会师于白茅湾（今安徽怀宁东）。王、陈二人筑坛盟誓，两股强大军事力量携手东进，直指建康。三月十二日，王陈联军进至建康，与侯景军在建康外围展开决战。联军先在石头城西北连筑8　城牵制敌军。随后，陈霸先与侯景在石头城西北展开激战，王僧辩率大军自后相继。侯景大败，携其二子弃建康东逃。四月，侯景与其心腹数十人乘船入海出逃。羊侃之子羊鲲随侯景出走，暗使舵师返回京口。侯景发觉，羊鲲进前将其杀死，送尸于王僧辩。至此，历时将近4年的侯景之乱终被平定。

4。侯景乱梁之战的历史影响侯景自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八月于寿阳起兵，仅仅7　个月就攻破台城。他以不善水战的3000　将士长躯直入，横渡长江，一举摧毁萧梁政权，这不是偶然的。侯景久经战阵，善于带兵，对部下恩威兼施，将士乐为他效死。他行军作战，指挥灵活，变化多端，兵法谓："兵不厌诈"，这正是侯景用兵的一大特点。侯景专制与萧梁接境的河南地区14年，熟悉萧梁内部情况，他采用揭露萧梁的腐败统治，军事上集中打击以萧梁宗室为首的高门士族集团等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百姓，使其野心能够得逞。从萧梁方面看，其士族统治极其腐朽，在侯景之乱前已呈土崩之势，各种社会矛盾都非常尖锐。侯景正是利用了这些矛盾，才得以偷渡长江、攻破台城、横行江南近4年之久。此外，萧梁承平日久，兵不习战，号令不一，军事上不堪一击，也是侯景暂时得胜的原因之一。

侯景乱梁之战是南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给当时的历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一，侯景乱梁之战直接摧毁了萧梁政权，继之而起的陈朝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更为削弱。自刘宋元嘉末年宋魏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南弱北强的趋势至此明朗化，南北双方表面势均力敌的局面被彻底打破。陈朝的统治区域在南朝中最小，"西不得蜀汉，北不得淮淝。"①仅仅局促于长江中下游的大江以南地区。其二，侯景之乱对江南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萧梁京师所在地扬州及附近的三吴地区，是江南的经济发达区，也是南朝各代财政的主要来源地。而持续近4年之久的侯景之乱就主要发生在这一地区之内。建康地区及三吴地区遭此浩劫，经济一落千丈。这种情况使陈朝因疆域缩小而导

①　《读史书舆纪要》卷4《历代州域形势》。

致实力削弱的问题更加严重，它已完全没有力量与北方的周、齐相抗衡了。其三，侯景之乱使本已渐趋衰落的江南士族势力遭到沉重打击，促使其进一步走向衰落。侯景起兵之初，就有打击高门士族的企图。他围攻建康时，"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②由于建康是士族聚居之地，侯景起事之初的主要锋芒又主要指向士族，因而被杀者大部分都是士族。台城被围数月，城中人口死亡殆尽，其中也包括不少士族。因而"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至是在都者复灭略尽"①。后西魏攻破江陵，又有大批士族被掳往江北。侯景之乱后，士族势力遭到极大削弱，更快地走向衰落。其四，侯景之乱为江南少数民族酋帅和地方豪强的兴起开辟了道路。江南士族经侯景之乱的沉重打击，在政治上从此一蹶不振。江南的少数民族酋帅和地方豪强乘势兴起，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大批涌入陈朝最高统治集团。侯景之乱后，少数民族酋帅和地方豪强逐渐成为江南政治舞台的主角。

②　《南史》卷80《贼臣侯景传》。

①　《北齐书》卷45《颜之推传》引《观我生赋》自注。

十、北朝的军事制度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太武帝统一北方。永熙五年（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东、西魏随之被北齐、北周所取代。后北周灭北齐，再次统一北方，但不久又被隋所取代。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灭掉江南的陈，统一全国。这一时期北方先后出现的6　个政权，总称为北朝。这里所讲的军事制度，只涉及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

（一）军事领导机构1。中央军事领导机构北朝时期，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三个时期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各有特色。

北魏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前后期有很大的不同。

北魏为落后的鲜卑拓跋部所建。建国初期，拓跋部刚刚进入奴隶社会，其政权带有浓重的氏族部落联盟的痕迹。北魏建国初，道武帝拓跋珪仿照魏晋旧制设置百官，其中包括不少武官。但北魏前期，这类官职徒有虚名，真正掌握军政大权的是与之并行的鲜卑官职。鲜卑官职主要包括八部大人和内侍官两部分。天兴元年（公元398年），道武帝置八部大夫，"以拟八座，谓之八国常侍。。出入王命。"①八座，指魏晋尚书省的八座。次年，道武帝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十六曹，令大夫主之。"②至此，八部大夫成为北魏前期的中央军政中枢机关。八部大夫即拓跋部落酋帅，又称八部帅，他们还掌管京畿地区亦兵亦农的部落成员。八部大夫常"坐止车门右，听理万几"③，是辅佐皇帝处理军政的决策机关，也即当时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北魏前期的内侍官有都统长、幢将等。都统长领殿内之兵，值卫王宫，幢将员六人，主三郎卫士值宿禁中者。他们是皇宫宿卫武官，掌管殿内及禁中的宿卫军。当时还设有外朝大人一职，为皇帝侍从官，掌管出纳诏命。内侍官由于身在皇帝左右，常可"迭典庶事"，"参军国之谋"④，他们有时也可以充任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职能，参与军政大事。

北魏太武帝时代（公元424-公元451年），北魏前期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发生一些变化。太武帝即位后，加强本不起多大作用的尚书省的实权，渐渐弃置八部大夫不用，尚书省成为全国行政中枢。尚书省中的殿中尚书、南部尚书、北部尚书等成为中央军事领导机构。当时，北魏的内侍官仍然保留，继续发挥作用。

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仿汉制改革官制，从此，北魏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有了根本的变化。北魏的军事力量在改革后包括中兵、镇戍兵、州兵三部分。其中中兵是军队的主力，是北魏王朝的主要支柱。因此，中兵的指挥系统是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主要部分。

中兵的领导体制仿效汉制，设领军将军一人，总统中兵。北魏领军将军权势极大，宗室元叉在北魏后期任领军将军，时人称他"总握禁旅，兵皆属之"①。领军下设左、右卫将军各一人，左、右卫将军以下又各领武卫将军二人。领军将军下还有领左、右等职，以下还有各种名号武官。此外，又置东、西、南、北四中郎将，分统镇守京师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四面关津的中兵，另设护军将军总统四中郎将（一度归属领军将军）。

中兵系统外，北魏后期尚书省设七兵尚书一职专管兵事。七兵尚书下设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都兵等曹郎，分统众事。这是北魏后期

①　《魏书》卷113《官氏志》。

②　《魏书》卷113《官氏志》。

③　《魏书》卷25《长孙嵩传》。

④　《魏书》卷29《叔孙建传》。

①　《魏书》卷16《京兆王元黎传附继子元叉传》。

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又一主要部分。此外，当时还常置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等官职，掌管军事。

应该指出，无论北魏前期还是后期，最高军事领导权在皇帝手中，军事领导机构要对皇帝负责。

东魏北齐时期，中央军事领导机构也有一个变化过程。

东魏皇帝是傀儡，朝延的军政大权掌握在丞相高欢父子手中。高欢及其子高澄、高洋等人皆在东魏担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等官职，替代皇帝成为全国的最高军事统帅。高氏丞相府中设内、外二曹专管兵事，内曹为骑兵曹，管中兵即鲜卑兵诸事；外曹是步兵曹，管外兵即汉人兵诸事。这是东魏真正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

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高洋代魏称帝，建立北齐，高洋即文宣帝。高氏代魏后，中央军事领导机构随之发生变化。文宣帝称帝后，立即罢丞相府，将丞相府诸司合并入尚书省，只留下骑兵、外兵二曹，改立为省，称骑兵、外兵省，命亲信大臣唐邕、白建分任二省长官，仍掌兵事，由自己亲自统辖。于是，骑兵、外兵二省成为北齐特有的中央军事领导机关。北齐仍袭北魏旧制，设置领军将军等一套官职统带中兵，还设五兵尚书及所属曹郎主管兵事，大体情况如上述魏制。同时，北齐又在京师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设置京畿大都督一人，统带京畿地区领军将军系统之外的所有军队，职权也很重①。以上也都属于北齐中央军事领导机构。

西魏北周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自成系统，与北魏、北齐大不相同。

西魏皇帝也是傀儡，实际掌握政权的宇文泰自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是全国的最高军事统帅。宇文泰在他的丞相府中设有谘议、中兵、外兵等参军及各种僚属，分掌军事，其丞相府成为当时的中央军事领导机关。西魏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虽归宇文泰统带，但却属于宿卫兵，也即是中兵。府兵的指挥系统是西魏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另一重要部分。西魏府兵制，设八柱国大将军，宇文泰自任其一，实为府兵统帅，另一柱国大将军元欣仅具虚名，实际统兵者只有六柱国大将军，其各领一军，是为六军。六柱国下，各设二大将军；大将军下，又各设二开府；开府下，又各设二仪同，以下还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职。宇文氏代西魏建立北周后，周武帝宇文邕为加强君权，将府兵收归自己亲自统率指挥，府兵从此成为名符其实的皇帝的宿卫军。

北周时期，实行的是仿《周礼》制定的官制。在北周官制中，夏官系统执掌军事，其长官为大司马。周武帝时，卫刺王宇文直"请为大司马，意欲总知兵马，得擅威权。"①说明大司马确掌兵权。大司马下，设有小司马、兵部中大夫、小兵部下大夫等多种属官，分掌众事。大司马府是北周时期的中央军事领导机关。

如同北魏一样，北齐、北周的皇帝是最高的军事统帅，各级军事领导机构都要对其负责，最高决定权在皇帝手中。

2。地方军事机构北魏建立后，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曾在一些地方设置军府，在缘边地

①　《周书》卷36《王士良》云："东魏徙邺之后，置京畿府，专典兵马。"

①　《周书》卷13《卫刺王宇文直传》。

区设置镇戍，并在"诸州各置都尉领兵"②。诸州设置都尉协助刺史领兵，各镇戍设镇将统御镇戍兵，这都可视作北魏的地方军事机构。但北魏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军事机构，是地方都督制。

北魏建国之初，道武帝即曾仿魏晋之制设置都督，但地方都督制的确立，却似在太武帝时期（公元424～公元452年）。神麔三年（公元430年），太武帝下诏："诸征镇将军、王公仗节边远者，听开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员。"③大约在此时，仗节在外的将军王公等都督方可开府置吏，都督制也才逐步完善。北魏都督，一般由朝廷委派，督率一方军队，统辖范围常达数州。在名位上，北魏都督也有使持节、持节、假节以及都督、督诸军的高下区别，唯独都督诸军之下、督诸军之上的监诸军似不常设。北魏都督一方者，可以全权处理一方军事。北魏赵郡王元干出任都督关右诸军事时，孝文帝因为他"总戎别道"④，特意嘱他以司空穆亮等人为师。北魏前期，前督虽常兼任刺史，刺史却未必全是都督，而且都督所督常不止一州。但至后期，北魏都督设置渐滥，诸州刺史甚至郡守大多为都督。所以北齐高隆之说："魏自孝昌已后，天下多难，刺史太守皆为当部都督，虽无兵事，皆立佐僚①。这时的都督已成为地方州郡常设的军事机构，而且具有军政合一的性质。

东魏北齐的地方军事机构大体同于北魏后期，其主体也是都督制。东魏北齐的都督，从形式上说应有两种。一种是有使持节、持节等名号的主管一方军政的都督，其统辖区域少则数州，多则十余州。另一种是具体领兵的州郡都督。东魏北齐承北魏后期都督滥置之弊，州郡牧守也大多出任当部都督。东魏时，尚书仆射高隆之曾建议整顿地方都督滥置的现象，诸州郡"自非实在边要，见有兵马都，悉皆断之"②。可见这种情况之严重。此外，东魏北齐沿袭北魏，也在沿边地区设置镇戍。东魏北齐的镇戍，镇设镇将、副将；戍设戍主、副。镇戍，也是东魏北齐地方军事机构的一部分。

西魏北周的地方军事机构也大体同于北魏，但于名称上有些变化。西魏时期，地方军事机构的主体仍是都督制，仍与北魏一样，有主一方军政的都督和州郡都督。当时称总一方军政的都督为大都督，加"大"字，可能即为了与州郡都督和当时的实即领兵官的各种都督区分开来。北周时期，地方军事机构的主体是总管制。总管，实即原来的都督。武成元年（公元559年），周明帝"初改都督诸州军事为总管"③。此后，总管制正式建立。北周的总管有大、小的区别，大者一般统辖数州或十余州，最多者可至数十州；小者仅统一州，实即原来的当州都督。宇文宪在武成（公元559～公元560年）年间出任"益州总管、益宁巴泸二十四州诸军事、益州刺史"①，这是大总管。保定五年（公元565年），周武帝"令荆州、安州、江陵等总管并隶襄州总管府"②。这里的荆州等三州总管应是小总管，即仅掌管一州军事的总管。北②　《魏书》卷113《官氏志》。

③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④　《魏书》卷二十一上《赵郡王元干传》。

①　《北齐书》卷18《高隆之传》。

②　《北齐书》卷18《高隆之传》。

③　《周书》卷4《明帝纪》。

①　《周书》卷12《齐煬王宇文宪传》。

②　《周书》卷51《武帝纪上》。

周末年，益州总管王谦反叛时，"所管益、潼、新、始、龙、邛、青、泸、戎、宁、汶、陵、逐、合、楚、资、眉、益十八州。。多从之。"③这里王谦显然是大总管，其所统18　州之总管应属小总管。西魏北周在边境及一些重要地区也设置镇戍，镇戍设镇将、戍主主管镇戍事务，镇戍也是西魏北周地方军事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③　《周书》卷21《王谦传》。

（二）军队体制1。北魏的中兵、镇戍兵和州郡兵中兵又称台军，是北魏军队的主力，其性质属于中央宿卫军。北魏前期的都统长等内侍官及其所统，便是北魏宿卫军的雏形，此后经过历代的发展，形成庞大的中兵编制。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发京师南伐，步骑三十万。"这里的数十万军队，大约全是中兵。孝文帝改制后，中兵称为羽林、虎贲。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孝文帝"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④。次年，他又"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①。中兵中的王室子弟称宗子、庶子兵。中兵平时宿卫皇宫和京师，战时出征作战，有时也戍卫地方。北魏中兵的领导体制前后期有所不同。前期，中兵的统帅有都幢长、幢将、四厢大将、十二小将等各种名号。后期，领军将军是中兵统帅，领军将军之下，有各种名号将军，分统中兵。领军将军直接统帅宿卫皇宫及驻屯京师的中兵，权势极大。此外，护军将军亦为中兵统帅，主管驻屯京师四周各要津关戍的中兵，下有东、西、南、北中郎将各一人，直接统带京师四周戍守要津的中兵各部。护军将军的职权逊于领军将军。护军将军所统四中郎将曾归入领军将军指挥，这时的领军将军权势更重。北魏建立后，为了防备北边游牧民族的侵扰，在北疆设立镇戍，派兵镇守。后来，镇戍又设置于南部边界及内地的一些重要地区。镇戍的守兵即镇戍兵。镇戍兵的主要任务是戍边守土，有战事时也要受朝廷调遣出征作战。镇设镇将、副将，戍设戍主、副，统率镇戍兵，镇将的地位相当于州刺史，戍主地位相当于郡守，戍主也常由郡守兼任。各镇戍领兵数量不等，一般来说，镇拥有兵力三、五千人。道武帝时期所置的军府，便"军各配兵五千"②，又明元帝时王慧龙"拜洛城镇将，配兵三千人镇金墉"③。但实际上各镇戍因其地位的重要与否所有兵力大不相同，多者可至数万，少者不过千余。镇戍兵主要由鲜卑兵组成，如六镇，主要是"国之肺腑"，虽然其中也有"中原强宗子弟"，但他们也都鲜卑化了。镇戍兵相对中兵而言，可以视为外军。州郡兵即州、郡属下的兵，属于地方军队，相对中兵，也可称为外军。

北魏建立后，曾"制诸州各置都尉以领兵"①，这是北魏州郡兵的早期形制，此后随着北魏的四处征伐，在新占领区设官置守，同时便在全国各州郡形成了一支为数不少的州郡兵。州郡兵的主要职责是维持当地的社会治安，保证封建的统治秩序。但朝廷有大规模军事行动或其需要时，州郡兵也要奉调作战或到外地屯戍。北魏孝明帝时，冀州刺史李韶清简爱民，他死后，"有冀州兵千余人戍于荆州，还经（李）韶墓，相率培冢，数日方归。"②这是州郡兵外出屯戍的例子。

2。东魏北齐的夷汉分兵制东魏北齐的军队体制大体沿袭北魏，也分为中兵、镇戍兵、州郡兵三部④　《北史》卷32《魏本纪·高祖孝文帝》。

①　《魏书》卷7　下《高祖纪下》。

②　《魏书书》卷58《杨播传附杨椿传》。

③　《魏书》卷38《王慧龙传》。

①　《魏书》卷58《杨播传附杨椿传》。

②　《魏书》卷39《李宝传附孙李韶传》。

分，但其军制也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夷汉分兵制。

东魏北齐的开创者高欢在起事之初，赖以成事的都是鲜卑或鲜卑化了的其他少数民族和汉人。后来魏孝武帝西奔，随他入关的洛阳"六坊"鲜卑不过万人，其余的"六坊"鲜卑兵大都归了高欢。因此，东魏的军队主体是鲜卑兵，总数当在20　万以上。高欢所采取的是以鲜卑人打仗，汉人务农纳粮的作法。当时，也有汉人兵，但与鲜卑兵分开，单立一军，由汉人统率。北齐时，文宣帝挑选鲜卑兵中勇力绝众者组成精兵，号称"百保鲜卑"。同时，"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③。后北齐又正式以汉人服兵役，仍取高欢时作法，以汉人兵单为一军。高欢在东魏任丞相时，曾于相府内设内、外二曹主管兵事，内曹是骑兵曹，掌中兵鲜卑兵事；外曹是步兵曹，掌外兵汉人兵事。北齐代魏后，相府诸司并于尚书，唯内、外二曹一度不废，改称外兵省、骑兵省，仍掌兵事。内、外二曹的设立，也是夷汉分兵制的产物。后来北齐尚书省中的五兵尚书所辖尚书郎，也分为掌中兵鲜卑兵事及外军汉人兵两部分。①3。西魏北周的府兵制西魏北周实行的是独具特色的府兵制。

西魏北周的开创者宇文泰赖以割据的武川军团，主要由改编关陇各族人民起义军的将士而组成。后来又加上随孝武帝入关的"六坊"鲜卑兵万余人，西魏的总兵力大约有七八万人左右。随着与东魏之间的不断战争，西魏军队的补充日渐困难。由于居住于关陇的鲜卑人很少，宇文泰征召汉人"关陇豪后"的依附人口为兵以扩充军力，并以当地的豪族大姓统领这些汉人兵。为了协调胡汉关系，密切主将与士兵的联系，提高士兵身份以加强军队战斗力，宇文泰糅和周官六军之制和鲜卑早期部落兵制，创建府兵制。

西魏大统十年（公元550年），宇文泰仿拓跋部早期八部之制立八柱国大将军，正式建立府兵制。恭帝元年（公元554年），宇文泰又仿拓跋部早期"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的形制，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②。即凡府兵中统兵官，不论汉人还是其他族，一律赐以鲜卑部落旧姓，其所统将士亦从主帅改姓。府兵制下，共设八柱国大将军，其中宇文泰自任其一，又兼任都督中外诸军，实为府兵最高统帅，另一柱国大将军魏宗室元欣仅挂一虚名，实际领兵官为六柱国，各领一军，是为六军，六柱国下，各设二大将军，共十二大将军；每大将军，又各设二开府，共二十四开府；每开府下，又各设二仪同，共四十八仪同；以下还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领兵官。府兵的兵力配备是每仪同领兵千人，则开府领兵二千，大将军领兵4000，柱国大将军领兵8　千，总兵力近5万人。早期府兵包括鲜卑兵、关陇军户、"关陇豪后"所领乡兵，没有一般民户。府兵另附军籍，不编入民籍，不负担赋税，平时半月训练，半月宿卫，战时出征。北周武帝时，将府兵征召对象扩大至上等民户，后又扩大至一般民户。由于府兵可以免除赋税，人们纷纷应召，因此史称"是后夏（汉）人半为兵矣"①。北周府兵也由此直线上升，至灭北齐时，已有府兵20　万人。③　《隋书》卷24《食货志》。

①　见《隋书》卷27《百官志中》。

②　《北史》卷9《周本纪上》。

①　《隋书》卷24《食货志》。

西魏时期，府兵虽以宿卫军的身份出现，但领导权不在皇帝手中，归于权臣宇文泰之手。北周武帝时，改称府兵军士为"侍官"，并将领导权收归皇帝。至此，府兵才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宿卫军。

西魏北周军队的主体是府兵，但府兵不是当时唯一的军队。府兵之外，还有另成系统的宫廷宿卫军、镇戍兵、州郡兵等军队。大体说来，府兵和宫廷宿卫军是西魏北周的中军，州郡兵和镇戍兵是其外军。

4。北朝的军队编制北朝军队的基本编制是军、幢、队、什、伍。

军是北朝军队基层编制的最高一级，军设军主、军副各一人，统率全军。一军所统兵数，没有明确记载。北魏建国之初，曾设置军府，每军配兵5000人，但这似非北魏常制。从一些散见史料看，北魏一军的正常编制，大约为千人左右，当时有所谓"千人军将"①的称呼。这里的军将，大概即是指军主或与军主同一级别的统兵官。又当时的柔然军制，是以"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②柔然与北魏军制虽未必有直接的关系，但二者处于同一时代又相互交战频繁，相互之间产生影响是极有可能的事。因此，柔然军制可以作为北魏军制的参证。东魏北齐在制度上多循北魏，军的编制应与北魏无大差别。西魏北周府兵制下的仪同将军所统一军亦为千人。大体说来，北朝时期一军的兵力为千人左右。

军以下的编制是幢，幢设幢主、幢副各一人，统领全幢。《隋书·百官志中》记载北齐官制，以军主、副，幢主、副为序列，记军主官品为从七品，军副为从八品，幢主为从九品，每级相差一品。由于军、幢是序列关系，所以当时常"军幢"连称③。一幢所统兵数，也没有明确记载。柔然军制是以"百人为幢"，但据《宋书·索虏传》记载，"（汝阳）城内有虏一幢，马步可五百。"则北魏一幢兵力远不止百人。大体来说，其一幢似有兵力数百人。幢以下有队的编制，队有队主、队副，统带全队。北魏孝武帝时，朝廷派台使至岐州，因"驿逻无兵，摄帅检核"。岐州刺史元谧队主高保愿"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④一队所统兵数，史籍也没有明确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军队中"队"的这一编制有些特例。如皇太子的卫队，其地位要高于一般的队。从官品上看，皇太子的二卫队队主为从五品，诸队主为从六品，二卫队队副为从七品，诸队队副为从八品①。这里的卫队队主地位比军主要高2　品，诸队主比军主高1　品，而军主的品级仅相当于二卫队队副。这里的队显然非一般建制的队。

队以下是什、伍等传统基层建制。以上幢、队所述主要为北魏军队编制，但东魏北齐大体同于北魏，西魏北周早期军制与北魏略同，后期虽建有府兵，其军队基本编制与北魏大致相同。

①　参见《魏书》卷30《尉拨传》，同书卷42《尧暄传》。

②　《魏书》卷103《蠕蠕传》。

③　参见《魏书》卷72《路恃庆传附弟路思令传》，同时卷78《传普惠传》。④　《魏书》卷二十一上《赵郡王元千传附子元谧传》。

①　见《隋书》卷27《百官志中》。

（三）军兵种与兵役制度1。军兵种北朝军队的兵种主要是骑、步二种，而其中又以骑兵为主。

北魏前期，由拓跋部部落成员组成的军队，全是擅长骑射的骑兵。由于游牧民族的特点，早在北魏建国之前，拓跋部已有"控弦之士数十万，马百万匹"②。直到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的军队主要都是骑兵。孝文帝改制后，汉人开始正式负担兵役，又由于北魏势力的向南延伸，单一的骑兵已不适合攻城略地，北魏军队中步兵成份逐渐增长。因而北魏后期，步骑协同作战的情况逐渐增多，而骑兵单独出击的实例逐渐减少。至后期，北魏军队的步兵比例似已超过骑兵。但由于骑兵在古代战争中的强大战斗力，骑兵仍是军队主力。

东魏北齐军队中，骑兵所占比例也很大。它所拥有的20　万鲜卑兵，几乎全是骑兵，因而其主管部门称骑兵省。东魏北齐的汉人兵则主要是步兵，其主管部门则称步兵省。东魏北齐的中军即宿卫军多为鲜卑骑兵，而外军即州兵和部分镇戍兵则由汉人步兵担任。但东魏北齐有大规模军事行动时，则步骑配合使用。

西魏北周军队也以步、骑为主要兵种，骑兵所占比例同样很大。出征时也常步骑混合使用。

北朝时期，由于各代都曾与江南对峙，因而在步、骑之外，其军队也还有一定数量的水军。如北魏神麔三年（公元430年），太武帝为防刘宋北进，就曾"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①，孝明帝时，扬州刺史李崇因萧梁军北侵，"密装船舰二百余艘，教之水战，以备台军。"②后李崇又曾派部将李神"乘斗舰百余艘，沿淮与李平、崔亮合攻硖石（萧梁控制之城）。李神水军克其东北外城"③。说明北魏在与南朝交界的边境一带，有一支颇具战斗力的水军。但从北朝整个军事形势看，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特点以及北方地理环境的条件，北朝的水军很不发达，在军队中所占比例不大，远不能和南朝的水军相比。

2。兵役制度北朝时期的兵役制度主要包括世兵制、征兵制和募兵制。

北魏前期的军队，主要是拓跋部落联盟内各部落的部落兵。各部落内所有适龄男子都有当兵的义务，都是当然的战士。随着北魏社会的发展和连年的征战，本来亦农亦兵的部落兵成为职业兵，北魏庞大的部落兵系统也随之转化成为国家常备军。北魏的职业兵，户籍与普通民户单立，当兵成为他们的特有义务，世兵制由此形成。北魏的世兵称为兵户，又有营户、镇户、府户等称呼，大体皆为一类。兵户不经放免，要终身为兵，地位低于普通民户。北魏的镇戍兵、中兵都是兵户，但身到羽林、虎贲的中兵由于担任皇帝宿卫，是兵户中地位较高的一种。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后，兵户制逐渐衰落下去。东魏北齐由鲜卑兵组成的中军还是职业兵，仍属世兵。但从高欢开始，②　《魏书》卷24《燕凤传》。

①　《魏书》卷4《太武纪上》。

②　《魏书》卷66《李崇传》。

③　《魏书》卷66《李崇传》。

东魏北齐的统治者都采取尊崇鲜卑的政策，尤其对鲜卑兵采取只用其行军作战，不使其负担赋税力役的作法，因而东魏北齐兵户的地位有所提高。

西魏创建府兵制之前，宇文泰所统领的鲜卑兵亦多为职业兵，从性质上说也是世兵。西魏后来实行的府兵制下，府兵编入军籍，不负担其他赋役，平时宿卫训练，战时出征。从其性质说，当然也是职业兵，但因其不负担其他赋役，身份地位也因府兵的改革而大大提高，与北魏时期的世兵已大不相同。

征兵制是北朝各代都使用的集兵方式。

北魏前期，已有征发汉人充兵的事例。到孝文帝时，已普遍征发汉人服兵役，当时各州州兵，大体都为征发而来的汉人民户。由于州兵服役有一定期限，定期番代，又称番兵。东魏时，亦常征发民户充兵。北齐建立后，正式规定民户服兵役的年限为"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①。凡适龄男子，都要按时到军中服役。由于北齐"北兴长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战"，征战频繁，北齐民户服兵役的期限和征兵的范围常常超出规定。西魏北周时民户也要服兵役。当时规定："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②北魏和东魏北齐都有少量募兵，但在其兵役制度中不占主要地位。募兵比较常见的是西魏北周。西魏宇文泰在正式创建府兵制之前，就曾"广募关陇豪后，以增军旅"①。后北周武帝时，也曾"募百姓充之（府兵），除其县籍"②后周武帝又"诏荆、襄、安、延、夏五州总管内，有能率其从军者，授官各有差，其贫下户，给复三年。"③其中周武帝的两次募兵，都是为了增加府兵的兵力。

①　《隋书》卷24《食货志》。

①　《周书》卷2《文帝纪下》。

②　《隋书》卷24《食货志》。

③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十一、北朝时期的重要战争（一）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的战争北魏是由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拓跋氏于公元386年建立的一个政权。自从道武帝拓跋珪（公元386～公元409年在位）开国以来，北魏凭借其强悍的骑兵四处征伐，势力迅速发展。至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太武帝拓跋煮即位时，北方除大夏、北凉、北燕三个政权所辖区域外，已全部为北魏所占据。当时，与北魏对立并存的还有南方的刘宋和大漠以北的柔然。太武帝即位后，志在统一全国。经过审时度势，他决定采取先北后南、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即先逐渐统一北方，再伺机南进，与刘宋政权争雄。始光二年（公元425年），太武帝遣使者出使江南，暂与刘宋修好，然后开始了他统一北方的战争。1。攻灭大夏之战大夏的创建者是匈奴人赫连勃勃。大夏占有今陕西、宁夏、内蒙古河套及山西南部等广大地区，拥有精锐骑兵十余万，军事实力很强。

始光二年（公元425年）八月，大夏主赫连勃勃死，诸子争位相攻，国内大乱。次年九月，太武帝闻知此讯，改变原定大举进攻柔然的计划，决定先伐大夏。太武帝调遣诸将分两路进军，一路由司空奚斤率义兵将军封礼等4.5　万人进袭蒲坂（今山西永济）、宋兵将军周己率兵万人攻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一路由太武帝亲率大军自君子津（今内蒙托克托东南）渡河进袭大夏都城统万（今内蒙乌审旗南）。

十一月，太武帝军至君子津，留大军于后，亲率2　万轻骑突袭统万。当时大夏主赫连昌正与群臣宴会庆贺冬至日，闻知魏军突然杀到，上下一片慌乱。赫连昌仓惶出战，败还入城。太武帝以己方轻军深入，而统万城坚难攻，又怕大夏救兵从后来攻，遂掠获牛马十余万主动回军。北魏奚斤等军进展顺利，连下蒲坂、陕城二地。十二月，奚斤乘胜进军，攻占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

始光四年（公元427年）正月，大夏主赫连昌派遣其弟赫连定率兵2　万反攻长安。太武帝闻知，决定将计就计，乘虚进攻统万。四月，太武帝再发大军伐夏，具体部署如下：将军贺多罗率精骑三千为前侯；司徒长孙翰、廷尉长孙道生、宗正娥清等率骑兵3　万为前躯；常山王拓跋素、太仆丘堆等率步兵3　万为后继；南阳王拓跋伏真等率步兵3　万运送攻城器具。为免除后顾之忧，太武帝在进兵前派高凉王拓跋礼坐镇长安加强长安的防卫力量，又派使者与刘宋再次通好，并命龙骧将军陆俟率军镇守大碛（阴山北沙漠）防备柔然。

大夏统万城"高十仞，基厚二十步，上广十步"①，全用蒸土筑成，坚固异常，易守难攻。太武帝决定智取。五月初九日，魏军自君子津渡过黄河，进抵拔邻山（今内蒙准噶尔旗）。太武帝命将士就地筑城，并留下辎重，准备亲率3　万轻骑直趋统万。群臣都反对轻军深入，认为应与步兵和攻具一同前进。太武帝说：用兵之术，攻城是最下策，不得已才用。如果以步兵、攻具和骑兵俱进，敌军便会怕我而坚守不出。现在我以轻骑至其城下，敌军先闻我有步兵而只见骑兵，便会松懈大意，我再示之以弱形，敌军便可能出城

①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附赫连勃勃传》。

交战，这样我军就一定能击败它。显然，太武帝用的调虎离山之计，意图是引诱敌军离开坚城，在野战中加以歼灭。六月初一日，太武帝率轻骑至统万，分军埋伏于深谷之中，以少数军队攻城诱敌。

这时，大夏将夏子玉投降魏军，告知太武帝赫连昌准备坚守统万，以待赫连定回师。太武帝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立即退兵示弱，再诱夏军。赫连昌见魏军后退，又听魏降卒说魏军粮尽，辎重在后，步兵未至，以为魏军果真胆怯退走，遂率步骑3　万，出城追击。太武帝见夏军中计，命令将士继续后退，待夏军追击疲劳时再图反击。赫连昌因魏军继续后退，命令夏军展开，成两翼阵形攻击魏军。这时忽有大风雨从东南而来，助夏军之势，有人劝太武帝赶紧收军。太常崔浩大声叱止，说：千里制胜之计，怎能因风雨轻易改变！敌军贪进，已与后军隔绝，应当分军出击，攻其不备，太武帝以为是，分兵为左右翼夹击夏军，双方展开激战。激战中，太武帝因战马突然惊蹶坠地，大将拓跋齐拼死掩护，太武帝重上战马，亲手刺杀夏军十余人，身中流矢仍奋战不已。于是魏军将士个个奋勇向前，夏军大败，死者万余人，赫连昌败走上邽（今甘肃天水市），魏军攻克统万，俘获大夏王公卿将及妃嫔万余人，获马30　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府库珍宝器物不计其数。太武帝留拓跋素镇守统万，又遣娥清等人增援长安，自己率军返回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围攻长安的赫连定闻统万失守，率军撤回上邦。

统万一战，大夏军事实力大为削弱。始光五年（公元428年）二月，北魏平北将军尉眷进击上邦，赫连昌败走平凉（今甘肃平凉西北）。不久，赫连昌被魏军俘虏，赫连定在平凉继任夏主。当年三月，赫连定乘魏将奚斤冒进之机，复占长安。至神麔三年（公元430年），赫连定配合刘宋北伐，约与刘宋夹击北魏。太武帝再率大军亲征，大败夏军，尽复长安等地。翌年六月，赫连定进击北凉，被吐谷浑击败被俘。延和元年（公元432年），吐谷浑送赫连定于魏，大夏灭亡。

2。攻破柔然之战柔然，又称为芮芮、蠕蠕，是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之间存在于我国北方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其控制区域东起大兴安岭、西逾阿尔泰山、南至大漠、北达贝加尔湖以南。北魏建国以来，柔然常利用大漠为掩护，以其铁骑南侵魏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东北）、平城等地。魏军进讨，柔然则退至大漠以北，行动飘忽，来去不定。每当北魏对外用兵时，柔然必从其后侵扰，北魏欲成功地统一北方，非解除柔然的威胁不可。

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八月，柔然纥升盖可汗乘北魏明元帝去世、太武帝即位不久之机，率骑兵6　万人寇云中，太武帝亲率轻骑驰援，柔然退走。次年十月，太武帝为解除柔然威胁，亲率大军五道并进，北伐柔然。魏军达到漠南，舍辎重以轻骑渡大漠突袭，柔然部落惊骇北逃，魏军无功而返。此后，北魏专力攻夏，伐柔然之事暂时搁置。

神麔二年（公元429年），太武帝伐夏取得重大成果，与夏主赫连定暂时处于休战状态，遂再议北伐柔然之事。当时北魏群臣因为南方的刘宋正扬言北伐，都不赞成对柔然用兵。但崔浩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刘宋虽声言北伐，其真意却在自固，不会贸然北进，力主立即进兵北讨柔然，然后南向对付刘宋。太武帝也认为，即使刘宋果真起兵来攻，如果不先灭柔然，"便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敌，非上策也。"①决意起兵北伐。

当年四月，太武帝以太尉长孙嵩等留守京师平城，自率大军从东道向黑山（今内蒙和林格尔附近），使平阳王长孙翰率军从西道向大娥山（约今内蒙托古托一带），两路军成钳击形势，同会于柔然王庭（在今蒙古哈尔和林西北）。五月，太武帝军至漠南，按照预定的作战方略，舍弃辎重，轻骑兼马渡大漠突袭柔然。魏军军至栗水（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数百里），柔然毫无防备，民畜遍野，见魏军突然杀到，柔然部众皆惊怖散去。纥升盖可汗之弟匹黎掌管柔然东部，闻讯率部众西就其兄，路遇长孙翰军截击，大败。纥升盖可汗见匹黎战败，焚烧庐舍，狼狈西逃。于是柔然部众四散，窜伏山谷，杂畜遍野，无人收管。太武帝指挥将士分军深入搜讨，东西进军5000　余里，南北时军3000　余里，斩俘甚众，收降柔然部众30　余万，俘获战马百余万匹，畜产、车庐不计其数。七月，魏军得胜回师。

柔然经此惨败，元气大伤，纥升盖可汗不久死去，国势由此渐衰，一时无力再南下侵扰，太武帝此役远程奔袭，出奇制胜，终于大破柔然，为统一北方及后来的南进解除了后顾之忧。

3。攻灭北燕、北凉之战太武帝攻灭大夏、大破柔然后，开始对弱小的北燕和渐趋衰落的北凉用兵。

北燕为汉人冯跋所建，占有辽东地区，所辖区域较小，军事力量很弱。

神麔三年（公元430年），冯跋死，其弟冯弘尽杀冯跋诸子，自为燕主。延和元年（公元432年）七月，太武帝亲率大军伐燕，进围北燕都城和龙（今辽宁朝阳）。后因和龙久攻不下，太武帝掳北燕民户3　万家而还。太延元年（公元435年）六月，太武帝派遣骠骑大将军拓跋丕等率骑兵4　万再伐北燕，又掳其男女6000人而还。在太武帝不断围攻北燕和龙，掳掠其人口，削弱其国力的战略打击下，北燕处境日渐艰难，已无法继续维持。次年，太武帝再遣大军伐燕，冯弘无计可施，率和龙军民逃奔高句丽，北燕灭亡。

北凉为卢水胡沮渠氏所建，占有河西地区，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延和二年（公元433年）四月，北凉主沮渠蒙逊死，其子沮渠牧犍继其位。大延五年（公元439年）六月，太武帝在灭掉北燕歇兵3年之后，亲率大军自平城西进，分兵两路伐凉。八月，魏军进围姑臧，沮渠牧犍派人向柔然求救，同时派遣其弟沮渠董来出城拒敌。沮渠董来率军不战而溃，沮渠牧犍遂闭门固守。九月，沮渠牧犍见大势已去，出城投降，北凉灭亡。

太武帝在南有刘宋、北有柔然的威胁之下从容用兵，终于统一了北方。

其成功之处有三：第一，太武帝及其主要谋臣崔浩具有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能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制定和及时调整战略方针。在当时大夏、柔然、刘宋等几个主要对手之间，北魏对其或战或和，以及和战时机的掌握上，都能因势制宜，应付得当。第二，太武帝能够做到充分了解敌情，能够根据对手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战略战术。大夏统万城坚，便诱其弃长就短，终于大获成功。进击柔然，则针对其特点，运用闪电般快捷之突袭战，大军一接近漠南，立即舍辎重以轻骑疾进，使原本以行动疾速为特长的柔然竟然来不及逃走，也大获成功。第三，太武帝善于用人，其调兵遣将，划谋定策，都重用一批颇有才干的将领和谋士。特别是对著名的政治家、谋略家崔浩能够言听计从，

①　《魏书》卷103《蠕蠕传》。

故而能每战必克，一次又一次地取得战争的胜利。

（二）北魏末年各族人民的起义战争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北魏孝文帝病卒，宣武帝即位。宣武帝当政后，"宽以撮下"，北魏朝政自此日趋衰败。延昌四年（公元515年），宣武帝病死，年仅7　岁的孝明帝即位，其母胡太后临朝听政。神龟三年（公元520年），宗室元叉与宦官刘腾合谋幽禁胡太后于北宫，专制朝政。北魏政治从此大坏，朝廷上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王公贵族穷奢极欲，生活腐化，地方上各级官吏贪赃枉法，聚敛无极。在此情况之下，北魏百姓的负担不断加重。他们为逃避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被迫离开本土，四处流亡，劳动人手与土地严重分离。这使得田园荒芜，户口减少，阶级矛盾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各族人民大起义。

1。六镇兵民的起义战争六镇指北魏初年为防柔然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以北修筑的沃野镇（今内蒙乌拉特前旗东南）、怀朔镇（今内蒙固原西南）、武川镇（今内蒙武川西）、抚冥镇（今内蒙四子王旗东南）、柔玄镇（今河北尚义西）、怀荒镇（今河北张北）等6　个军事据点。当时戍守六镇的士兵大多是拓跋族的氏族成员，每镇设置镇将，"统兵备御"。北魏末年，由于北魏政权的封建化及以刑徒发至六镇充兵的作法，六镇兵户从高于一般编户的地位急剧下降为低于编户的卑贱军户。又北魏迁洛之后，六镇边任渐轻，镇将常由"底滞　凡才"充任。他们和六镇豪强是六镇的统治阶级，这些人大多贪婪残暴，残酷压迫和剥削六镇军户。魏末，六镇成为当时社会矛盾最为错综复杂又异常尖锐的地区，既存在着六镇军户与六镇统治者及洛阳政权之间的阶级矛盾，又存在着六镇统治者因受南迁贵族岐视而与洛阳政权之间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还存在着北边各族人民与洛阳政权之间的阶级和民族矛盾。在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柔然主阿那瓌率部南侵，北魏发兵北讨，柔然退走。柔然军队的洗劫和当时的塞北大旱给六镇地区造成了严重饥荒，饱受压迫的六镇军户无以活命，奋起反抗，魏末人民起义终于首先在六镇地区爆发。

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初，沃野镇高阙戍戍兵破落韩拔陵聚众杀戍主，首先起义。各镇兵民纷纷响应，义军声势迅速扩大。于是，义军分兵两路：一路由破落韩拔陵率军南攻沃野镇；一路由卫可瓌率军东逼武川镇。义军的战略意图是尽快占领六镇，然后分两路东进，直捣魏旧京平城。不久，南路义军攻下沃野镇，东路义军围困武川镇，并分兵攻打怀朔镇。

北魏闻六镇起义，于正光五年（公元524年）三月派临淮王元彧率大军进讨义军。元彧畏惧义军，顿兵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东北）不进。怀朔镇将杨钧派人向元彧求救，元彧才率军西进，并派别将李叔仁北攻武川。这时，义军卫可瓌已攻克怀朔、武川二镇、俘获武川豪强贺拔度拔父子。五月，元彧军至五原（今内蒙包头市西），与破落韩拔陵军遭遇。两军交战，义军将士奋勇向前，大败官军。卫可瓌闻李叔仁进犯武川，派兵于白道（在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北，为阴山南北重要通道）相拒，再次大败官军。元彧连败，被魏廷削去官爵，义军声势更盛。七月，继任进讨义军主帅的尚书令李崇率主力直逼五原，又命抚军将军崔暹进攻武川。卫可瓌率军于白道全歼崔暹军，随后与破落韩拔陵会师，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李崇。李崇退回云中。八月，六镇东、西二部敕勒起兵响应义军，归附破落韩拔陵，义军控制了全部六镇地区。

正当六镇义军顺利发展之时，内部发生叛乱，以贺拔度拔父子为首的六镇豪强袭杀卫可瓌，据怀朔镇投降官军。与此同时，北魏朝廷深感单凭自己力量已不可能消灭义军，遂于孝昌元年（公元525年）三月请求柔然主阿那瓌出兵助剿义军。从此，破落韩拔陵义军处于孤军奋战，又南北两面受敌的不利形势之下。柔然主阿那瓌率兵10　万进攻沃野镇，屡次袭击义军得手，俘杀义军将领。魏军新任统帅广阳王元渊乘机从平城进军，夹击武川、沃野等地义军。六月，元渊施诱降之计，使西部敕勒脱离义军。接着，元渊又设计伏击义军。破落韩拔陵中计，义军大败。随后，义军又在对方夹击之下，大败于五原，被迫降魏者20　余万，破落韩拔陵下落不明，六镇起义失败。

2。河北起义战争六镇起义失败后，20　余万六镇降户被朝廷迁徙至河北地区就食。但当时河北也是饥荒连年，朝廷又不给赈济，根本无食可就。六镇后民本就留恋本土不愿迁徙，于是他们再举义旗，这就是河北起义。

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八月，柔玄镇兵杜洛周在燕州上谷（治今北京延庆）率领降户起义，进兵攻陷郡县，围攻燕州治所广宁（今河北涿鹿）。九月，朝廷急诏幽州刺史常景布防阻止义军南下。杜洛周没有急于南下，而是率军西进桓州（治今山西大同市），六镇降户纷纷参加义军，杜洛周势力迅速扩大。次年正月，安州（治今河北隆化）戍兵2　万余人起兵响应杜洛周，随后与杜洛周义军在军都关（今北京昌平北）大败官军，二军胜利会师，由此打开了南下幽州（治蓟城，今北京市）的通道。四月，义师挥师南下，在蓟城大败官军，阵斩幽州都督李琚，围攻蓟城未克，返回上谷。五月，义军出师攻占广宁，全据燕州。随后，杜洛周再次南下，一举攻克蓟城，幽州刺史常景迁州治于范阳（今河北涿县）。十一月，在义军久围之下，范阳城民擒捉常景归顺义军。杜洛周攻占范阳后，据有燕、幽二州，声势大振。

杜洛周起义不久，六镇降户鲜于修礼于孝昌二年（公元526年）正月在定州（治中由，今河北定县）西北的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举起义旗，内迁降民和流民纷纷响应，义军迅速发展至十余万人。鲜于修礼击败前来进攻的中山太守赵叔隆，兵锋直逼中山。朝廷闻鲜于修礼起义，派大都督长孙稚、河间王元琛率军进剿。四月，鲜于修礼率义军至滹沱河迎击官军，由于元琛畏怯不进，义军大败长孙稚，官军溃败。五月，朝廷改以元渊为大都督进剿。这时，义军发生内讧，将领葛荣杀掉鲜于修礼，自任义军统帅。九月，元渊乘机北进至白牛逻（今河北蠡县）。葛荣夺得义军领导权后，乘官军长途行军疲惫之时，率轻骑袭击，经过终日激战，义军阵斩魏大将元融，大败官军。元渊率残兵逃跑，被义军擒杀。白牛逻一战，义军基本消灭了河北官军主力。随后，葛荣率义军先后攻克殷州治所广阿（今河北隆尧南）、冀州治所信都（今河北冀县），杀殷州刺史崔楷，俘冀州刺史元孚。孝昌三年（公元527年）十二月，葛荣在阳平郡（治今河北馆陶）北再次大败官军。阵斩魏将源子雍、裴衍。此战是白牛逻之战后义军又一次大量消灭北魏主力军的重要战役。与此同时，杜洛周义军攻占中山。北魏相州（治今河北磁县南）以北，全部被义军控制。孝昌四年（公元528年）二月，葛荣吞并杜洛周，号称百万，军势甚盛，挥师直逼北魏京师洛阳，北魏政权岌岌可危。

这时，契胡酋长尔朱荣凭借其强悍的骑兵已控制了洛阳政权，正在伺机消灭义军。当年八月，葛荣向洛阳进军，尔朱荣率精骑7　万东出滏口（今河北磁县西北处），迎击义军。葛荣自以为胜利在握，临阵轻敌，列阵数十里"箕张而进"①，给了敌人可乘之机。善于用兵的尔朱荣利用葛荣战略上轻敌、战术上兵力分散的弱点，将士卒伏于山谷之中，多设疑兵，命武勇在前突阵，自己率精骑从后夹击。两军交战，义军腹背受敌，兵力分散，终至大败葛荣被俘，义军数十万众皆被俘虏。滏口之战成为义军由胜而败的转折点。此后，尔朱荣渐次消灭义军余部，河北起义失败。

3。关陇人民的起义战争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四月，高平（今甘肃固原）镇民赫连恩等聚众起义，推举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响应六镇起义。六月，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城民薛珍、刘庆等人因刺史李彦刑政酷虐起兵反抗，杀李彦，推举羌人莫折大提为帅。莫折大提自称秦王，攻占高平镇。莫折大提不久病卒，众人推其子莫折念生继任秦王，念生改称天子，设置百官，改元"天建"。以秦州城民与高平镇民为核心的关陇起义由此拉开序幕。

北魏朝廷在莫折大提起义之初，即急诏雍州刺吏元志进剿。当年十一月，义军大将莫折天生在连败元志军后，攻占岐州治所雍城镇（今陕西凤翔），生俘元志。莫折天生屯军于黑水（今陕西兴平西），兵锋直逼雍州（治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与此同时，莫折念生命将领卜朝等率军从北道进攻泾州（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卜朝等进军平凉（治今甘肃华亭西），大败北魏薛峦等军。于是两路义军进展顺利，声势浩大，震动关中，朝廷急调大军进剿。孝昌元年（公元525年）正月，莫折天生所部义军与魏大都督萧宝夤、都督崔延伯大战于黑水以西。时义军有十余万人，而官军只有5　万，但莫折天生恃众骄矜，结果主力前锋部队被北魏名将崔延伯击败，遂使全军溃散，损失将士近十万人。黑水一战是秦州义军由盛转衰的关键性战役，义军自此转入低潮，不久，义军又起内乱，形势更加困难。孝昌二年（公元526年）九月，莫折念生被迫诈降于萧宝夤。

秦州义军处于低潮之时，高平义军迅速发展起来。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十一月，高平镇民袭杀秦州义军将领卜朝，迎胡珲入据高平镇。翌年四月，胡琛命将领万俟丑奴、宿勤明达率军东进泾州。魏军萧宝夤、崔延伯击败莫折天生后移师泾州，有"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匹"①，气势甚盛。万俟丑奴屯军于泾州西北的当原城，派轻骑诱敌，准备将魏军主力引来加以歼灭。崔延伯自泾州北上，万俟丑奴先遣使诈降麻痹对手，然后突然发动进攻，宿勤明达从东北，万俟丑奴从西面，两路夹击，歼灭官军2　万余人。崔延伯退回安定后，耻于前败，不使主帅萧宝夤知道，孤军偷袭义军。义军奋勇迎战，再次大败官军，阵斩崔延伯。高平义军的此次大捷，成为关陇义军由低潮向高潮的转折点。

孝昌二年（公元526年）九月，秦州莫折念生再举之旗，与胡琛结盟共同对敌，秦州、高平两支义军走上联合发展之路。不久胡琛去世，万俟丑奴总领关陇义军。次年正月，义军于安定再次大败官军。至此，义军已将朝廷派往关陇的15　万军队基本消灭。义军乘胜进军，控制了长安地区以外的整个关陇地区。二月，义军攻克潼关（今陕西潼关县北），势力达到极盛。潼关

①　《魏书》卷74《尔朱荣传》。

①　《魏书》卷73《崔延伯传》。

失守，朝廷震动，命令"中外戒严"①。这时关中的豪强纷纷组织武装，袭击义军，官军也乘机反攻。义军被迫放弃潼关。九月，义军内部生乱，将领杜粲袭杀莫折念生，投降官军。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尔朱荣已消灭河北义军，派遣尔朱天光及六镇豪强贺拔岳等入关进剿关陇义军。四月，万俟丑奴误中诡计，义军大败，万俟丑奴被俘。翌年，宿勤明达也被尔朱天光消灭。持续6年零10　个月的关陇起义遂也宣告失败。

魏末各族人民起义延续8年之久，在战斗中曾取得辉煌战绩，但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这主要有四个原因：其一，敌人力量强大。义军是在官军、柔然贵族武装、六镇豪强和契胡贵族等四股力量联合镇压下失败的。其三，义军领导集团成分复杂，其中混入不少各族上层分子，他们在关键时刻变节投敌、残杀义军将领，常给义军以致命的打击。其三，义军缺乏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自己限制了自己的活动余地，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其四，农民是小生产者，思想意识狭隘，缺乏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各股义军常常不能团结一致共抗强敌，而且在将要胜利的紧要关头，常常骄傲轻敌，以致最终归于失败。

①　《魏书》卷9《肃宗纪》。

（三）高欢开创基业的广阿、韩陵之战北魏末年，契胡酋长尔朱荣借镇压人民起义之机，控制了北魏政权。尔朱荣被不甘于做傀儡皇帝的孝庄帝杀死后，其侄尔朱兆等起兵攻入北魏京师洛阳（今河南洛阳东），杀孝庄帝，改立节闵帝，继续控制朝政。是时，尔朱氏"分裂天下，各据一方"①，势力极盛。北魏建明元年（公元530年）十二月，出身于六镇兵户并得到尔朱荣重用的晋州刺史高欢骗得尔朱兆信任，率领10　万六镇兵民进驻山东（今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地区），走上了脱离尔朱氏、谋求独立发展的道路。高欢到了山东地区后，首先取得了当地大族封隆之、高乾等人的支持。接着他假称尔朱兆欲以六镇后民配于契胡为部曲，又伪称尔朱兆要征发六镇兵民去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充兵，以使六镇兵民怨恨尔朱氏而拥戴自己。高欢在得到了当地大族封、高等人的支持和六镇兵民的真心拥戴后，于次年六月派高乾进攻殷州（治广阿，今河北隆尧东），袭杀殷州刺史尔朱羽生，与尔朱氏公开决裂。尔朱氏见高欢背叛自己，各自起兵共讨高欢，高欢针锋相对，奋起抵抗。由此，双方展开了决定各自命运的广阿、韩陵两大战役。

1。广阿之战高欢与尔朱氏决裂之时，尔朱氏势力正盛。当时尔朱世隆、尔朱度律、尔朱彦伯等共掌洛阳朝政，尔朱天光占有关中（古称函谷关以西地区为关中，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尔朱仲远占有徐（治今江苏徐州）、兖（治今山东兖州）二州。听说高欢起事的消息，尔朱兆亲率步骑2　万自晋阳出井径关（今河北井径西）直扑殷州，尔朱仲远、尔朱度律等也起兵来讨高欢。大敌当前，高欢听从部下孙腾的建议，拥立北魏宗室元朗为帝，以正己名，然后准备迎战。

普泰元年（公元531年）十月，尔朱氏数路大军逼近，尔朱兆军号称10万，屯于广阿（今河北隆尧东），尔朱仲远、尔朱度律与大将斛斯椿、贺妆胜等军屯于广平（今山东莘县）。高欢见敌军势大，便采用大将窦泰之议，施反间计瓦解敌军。他先假称尔朱世隆兄弟（世隆、仲远、彦伯为兄弟）欲谋杀尔朱兆，又说尔朱兆欲与自己合谋诛杀尔朱仲远等。尔朱氏内部本有矛盾，听得传言，尔朱兆与尔朱仲远之间"两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进。"①结果尔朱仲远等军不战而退，仅剩尔朱兆军与高欢相对。高欢施反间计大获成功，使自己摆脱了两面作战的困境，可以集中兵力与尔朱兆交锋。但尽管如此，高欢兵力与尔朱兆相比仍处于劣势。高欢为此信心不足，问计于亲信段韶。段韶针对所谓敌军众强分析道："所谓众者，是得人出死力相助；所谓强者，是得天下人之心。现在尔朱氏杀天子、屠公卿、虐百姓，人心尽失，智者不为其谋，勇者不为其斗。您以顺过逆，如滚水融雪，尔朱氏有什么人多、势强可言呢？"高欢听后疑虑尽消，坚定了胜利的信心。

高欢率军向广阿的尔朱兆军发动进攻，两军展开决战，结果高欢一方大获全胜，俘获对方甲卒5000　余人，尔朱兆率败军逃回晋阳。高欢乘胜进军，次年正月攻下相州治所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擒获尔朱氏相州刺史刘延。高欢与尔朱氏的第一次决战取得胜利，并扩大了自己的势力。

①　《魏书》卷75《尔朱天光传》。

①　《魏书》卷75《尔朱兆传》。

2。韩陵之战高欢广阿之战的胜利及其势力的发展，对尔朱氏形成威胁，这使得他们又团结起来。普泰二年（公元532年）三月，在洛阳秉朝政的尔朱世隆送厚礼于尔朱兆，卑辞请他至洛阳，并请魏节闵帝元恭纳其女为皇后。尔朱兆捐弃前嫌，与尔朱世隆、天关、度律等盟誓和好，商定共讨高欢。当年闰三月，尔朱氏各起大兵，尔失天光自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尔朱兆自晋阳，尔朱仲远自东郡（治今河南滑县），尔朱度律自洛阳，共会师于邺，号称20万大军，沿洹水（今名安阳河，在河南省北境，当时流经邺城南）两岸列阵，准备一举消灭高欢。

高欢闻知尔朱氏大军来攻，令吏部尚书封隆之镇守邺城，自己率军出屯紫陌（今河北临漳西，漳河以北）迎敌。高欢当时的实力远逊于尔朱氏，只有步兵不足3　万，战马也不足2000　匹。

闰三月二十六日，尔朱兆率轻骑3　千夜袭邺城西门，不克而还。二十八日，高欢率军渡漳水进至韩陵山（在今河南安阳东北十六里）布阵。由于寡不敌众，高欢将军队布成一圆形阵势，并拴系牛驴无数，将退路堵塞，以使将士以必死之心与敌决战。高欢采用的是"陷之死地而后生"①的战法。这种战法的使用是有条件的，一是军令要严，一是要有高昂的士气和很强的战斗力。高欢的军队具备这方面的条件。早在起事之初，高欢就向六镇兵民要求："犯军令，生死任吾。"①众兵民答应："死生唯命。"②高欢将士的士气也很高昂，他们怨恨尔朱氏，拥戴高欢，渴望与尔朱氏决战。高欢的军队也有很强的战斗力。当时，河北大族高敖曹率乡里部曲3000人随高欢出战，高欢见其手下皆为汉人，恐不足御敌，想分派鲜卑兵千人与其部曲合编作战。高敖曹婉言谢绝，说：我所率兵将，训练已久，格斗作战，不比鲜卑差，相杂而用，互相之间会不融洽，反而不好，不必配鲜卑兵了。高欢答应。由此可以看出，高欢军中不仅久经战阵的鲜卑兵有很强的战斗力，汉人兵训练有素，战斗力也不弱。

两军对阵于韩陵，尔朱兆责备高欢背叛自己，高欢据理驳斥。于是两军接战，高欢命高敖曹率左军，使堂弟高岳率右军，自己则率中军，将圆阵改为进攻之横阵出击。高欢中军初战不利，尔朱兆乘机猛攻。这时，高岳率500精骑迎头冲击尔朱兆前军，另将斛斯敦收集中军散卒从尔朱兆背后袭击，高敖曹率千余骑兵从尔朱兆侧翼横击。高欢军三面夹攻，尔朱兆顾此失彼，阵势大敌，高欢反败为胜，大败敌军。尔朱兆军大败之下，其他各军溃散。尔朱兆逃回晋阳，尔朱仲远逃回东郡。尔朱氏的大将贺拔胜、杜德投降高欢。高欢彻底摧毁尔朱氏集团军事实力的韩陵之战遂告结束。

尔朱氏大败之后，内部生变。四月，大都督斛斯椿等人背叛尔朱氏，擒拿尔朱世隆、尔朱彦伯斩于洛阳，又活捉尔朱天光、尔朱度律送于高欢，高欢随之进入洛阳。七月，高欢进兵晋阳，尔朱兆北逃秀容（今山西朔县北）。高欢建大丞相府于晋阳，遥控朝政。次年，高欢出兵再攻尔朱兆，尔朱兆自杀，尔朱氏势力被彻底肃清。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高欢拥立魏孝静帝元善见割据北方东部地区，以邺城为都，开创了东魏北齐的基业。

①　《孙子·九地篇》

①　《资治通鉴》卷155《梁纪》十一，武帝中大通三年。

②　《资治通鉴》卷155《梁纪》十一，武帝中大通三年。

广阿、韩陵两次战役都以高欢以少胜多而结束，这不是偶然的。从高欢一方说，一是他成功地利用了尔朱氏内部的矛盾，施反间计使广阿之战一举取胜。二是他正确运用了"陷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法，使将士奋勇向前，取得韩陵这胜。三是他军令严明，手下将士士气高涨，这也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从尔朱氏一方说，尔朱氏掌权后，政治极度腐败，"天下之人，莫不厌毒"①，士卒不愿为其卖命。此外，其内部互相之间争权夺利，矛盾重重，给高欢以可乘之机，广阿之战即因此失败。韩陵之战时尔朱氏虽又暂时联合，但矛盾并未消除，因而不能同仇敌忾，一致对敌，这又为高欢取胜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

①　《魏书》卷75《尔朱彦伯传附弟世隆传》。

（四）东西魏之间的兼并战争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北方又形成两个政权东、西对峙的分裂局面。东西魏的皇帝皆为傀儡，朝政大权分掌在各自的丞相高欢、宇文泰的手中。高欢、宇文泰都想吞并对手统一北方，由此，两国之间开始了连年的兼并战争。

1。小关之战东魏天平三年（公元536年），西魏所在的关中地区（古称函谷关以西为关中，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发生饥荒，"人相食，死者十七八。"①当年十二月，东魏丞相高欢乘机发兵进攻西魏，命司徒高敖曹领军进攻上洛（今陕西商县）、大都督窦泰率兵万余直趋潼关（今陕西潼关县北），自己率主力进屯蒲坂（今山西永济西），三路大军共约十余万人。次年正月，高欢进至蒲坂，在黄河上修筑浮桥3　座，作出欲渡河攻击渭北（今陕西渭河北）的态势，而实际目的是想以此迷惑西魏军，掩护窦泰夺取潼关。

西魏丞相宇文泰闻知东魏来攻，率军出屯广阳（今陕西临潼北），准备迎敌。经过认真分析敌情，宇文泰识破了高欢的战略意图，决定将计就计，对高欢所部采取守势，暗中突袭窦泰军。窦泰是东魏猛将，常为前锋，其手下将士精锐善战，每战多捷。宇文泰的战略意图是想利用窦泰屡胜而骄的弱点，攻其不备，只要击败窦泰军，则高欢军自然会退走。西魏将士都认为高欢军近在眼前，如果己方舍近求远进攻窦泰，一旦有所闪失则后果不堪设想，劝宇文泰分兵抵御。宇文泰说：东魏大军前来，认为我们只能自守，有轻视我方之心，乘此机会袭击他，还怕不能攻克？敌人虽然修架浮桥，不能立即就渡河，不出5日，我们就一定会击败窦泰。因诸将仍然疑惑不定，宇文泰于正月十四日返回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问计于直事郎中宇文深。宇文深说："窦泰，欢之骁将。今大军攻蒲坂，则欢拒守而泰救之，吾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不如选轻锐潜出小关，窦泰臊急，必来决战，欢持重未即救，我急击泰，必可擒也。擒泰则欢势自沮，回师击之，可以决胜。"②宇文泰见宇文深与自己不谋而合，消除疑虑，决定依计而行。

于是宇文泰声言退军以保陇右地区（古指陇山以西地区），于正月十五率精锐自长安出发，疾驰直趋小关（今潼关之东）。正月十七日，宇文泰率军抵达小关，向窦泰发动突然袭击。窦泰想不到西魏军突然出现，猝不及防，依山列阵仓惶应战，阵势未成，西魏军猛烈冲击，窦泰军大败，窦泰自杀，手下将士全部被西魏歼灭。高欢闻知窦泰兵败，救援不及，拆撤浮桥退走。与此同时，东魏高敖曹部进展顺利，攻克上洛，准备乘胜进军蓝田关（今陕西商县西北）。高欢因窦泰全军覆没，命人将高敖曹召回。高敖曹退军之后，西魏军乘势东进，攻占东魏弘农（今河南灵宝北）。

小关之战遂以西魏胜利而告终。

2。沙苑之战天平四年（公元537年）闰九月，高欢为雪潼关兵败之耻，调动20　万大军再次向西魏发动进攻。当时关中连年饥荒，宇文泰率军万人在弘农"就谷"已50　余日，尚未撤军。高欢命高敖曹率兵3　万进攻弘农，兵锋直指长安，自

①　《资治通鉴》卷157《梁纪》十三，武帝大同三年。

②　《资治通鉴》卷157《梁纪》十三，武帝大同三年。

己亲率大军经壶口（今山西黎城东北）直趋蒲津（今山西永济西），准备西渡黄河从北进攻长安。

宇文泰闻东魏来攻，率军从弘农退回关中，征调各州军队准备迎敌。高敖曹在宇文泰退回长安后，进军围攻弘农。与此同时，高欢率大军渡过黄河，再涉洛水，屯军于洛水之南的许原。宇文泰征各州军队一时未至，见高欢逼近，准备以现有将士进击。众将以众寡不敌，皆劝宇文泰再等一下。宇文泰说："（高）欢若至长安，则人情大扰，今及其远来新至，可击也。"①立即在渭水上架设浮桥，令将士携带3日用粮，轻骑渡渭，于十月初一进至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洛、渭二水之间），距东魏军60　里。

十月初二，高欢听说西魏军至，率军来攻。宇文泰召集众将商议破敌之策，大将李弼说：敌众我寡，不能平地布阵，由此往东10　里有渭曲，可以先占据以待敌军。宇文泰从其议，率军向东10　里，将士卒编为两个方阵，分由大将赵贵、李弼统带，在渭曲背水为阵，东西20　里，又命将士放倒兵器伏于芦苇之中，约定闻鼓声一时俱起。下午3　时许，东魏军进至渭曲。都督斛律羌举认为渭曲地形复杂，幕深地泞不好用兵，劝高欢不要急于进攻而与西魏相持，然后派精锐奇袭长安，如果偷袭成功，宇文泰可不战而擒。于是高欢问众将说：用火攻怎么样？侯景说：应该生擒宇文泰让百姓看看，如果将他烧死，谁能相信呢？彭乐说：我众贼寡，百人擒一，还怕不胜！高欢认为侯、彭二将所言为是，舍弃斛律羌举的建议不用，命令进攻。

两军相交，东魏军见对方人少，争相进击，行列大乱。这时宇文泰亲自擂鼓，西魏伏兵一时俱起，李弼率铁骑将东魏军横截为二，西魏将士奋勇向前，向东魏军展开猛烈反击。东魏军在西魏伏击之下，全军溃散，高欢骑骆驼追上已经离岸的渡船，才渡河逃回。此役、东魏损失甲士8　万余人、铠仗18　万，精锐损失大半。

东魏另军高敖曹围攻弘农未能克，闻高欢兵败，撤围返回。沙苑之战，又以东魏失败告终。

3。河桥之战宇文泰沙苑大胜后，乘势东进，连下东魏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蒲坂二城，继而略取河南之地。东魏元象元年（公元538年），高欢大举反攻，于是东西魏间战事又起。

元象元年二月，高欢派遣大都督贺拔仁进攻西魏南汾州（治今山西吉县），大行台侯景等整军于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准备收复河南失地。不久，西魏南汾州刺史韦子粲献城投降东魏。与此同时，东魏陆续收复了河南失地。三月，宇文泰因河南战事不利，返回长安，准备倾关中之兵与高欢决战。

七月，东魏将侯景、高敖曹合兵洛阳，围攻金墉城（洛阳西北角之小城）。西魏守将独孤信拼力固守，并向宇文泰告急求救。于是宇文泰留尚书左仆射周惠达辅佐西魏太子元钦留守长安，自己与傀儡皇帝元宝炬尽起关中之兵东救洛阳，并命大将李弼、达奚武率骑兵千人为前锋，兼程疾进。八月初，西魏军至谷城（今河南洛阳西北），东魏将莫多娄贷文等率所部迎击，被李弼等人击败，西魏军进至■东（今河南洛阳东），威胁侯景等军后方。侯景恐惧，乘夜解围撤兵，宇文泰舍弃大军，亲率轻骑追赶。

①　《资治通鉴》卷157《梁纪》十三，武帝大同三年。

侯景退至黄河，北据河桥（在今河南孟县西南、孟津东北黄河上）、南依邙山（今河南洛阳北）布阵，以待西魏军。宇文泰率军进攻，其所乘战马忽中流矢惊奔，西魏军因而溃乱，宇文泰附马险些被俘，幸亏都督李穆相救，才得免于难。这时西魏大军赶到，展开布阵，宇文泰率大将王思政等为中军，独孤信、李远等为右军，赵贵等人为左军，李虎等人为后军，向东魏军发动攻击。东魏军以相应阵势迎敌，于是，两军排开长长阵势，展开鏖战。双方从清晨战至午后，战场上尘气四塞，目不能见。西魏左、右军皆败。由于两军置阵庞大，首尾不能相顾，独孤信、赵贵等不知中军战况，皆先自退走，路遇后军李虎，遂一同返回长安。西魏中军经过激战，大败敌军，东魏军退走，宇文泰尾随追击。东魏将高敖曹恃勇迎击，临阵被西魏将士杀掉，所率将士全军覆没。宇文泰虽然取胜，但因左、右、后三军已先自退兵，又闻知高欢亲率精骑7000　自晋阳（今山西太原）来援，遂留仪同三司长孙子彦镇守金墉，自己率军返回关中。高欢率骑兵赶至黄河北岸，西魏军已退走，高欢遣军过河追击，被西魏断后的王思政军击败。高欢见宇文泰已率军远去，遂转头进攻金墉。西魏守将长孙子彦弃城而走，高欢焚毁金墉而还。

河桥一战，东西魏互有胜负，但东魏损失惨重，勇将高敖曹战死，甲士被歼1.5　万，赴河死者又万余人。综合起来看，东魏仍是失败的一方。

4。邙山之战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二月，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虎牢投降西魏。宇文泰以高仲密为侍中、司徒，亲率大军至洛阳接应，同时派遣大将于谨进攻柏谷（今河南偃师东南）。三月，于谨攻克柏谷，继而围攻河桥南城（在今河南孟津东北）。高欢闻西魏来攻，亲率10　万大军赶至黄河北岸，于是双方之间大战又起。

宇文泰知道高欢大军至黄河北岸，退军至縈水之西，用火船从上流漂浮而下焚烧河桥，想以此阻止高欢渡河。东魏将张亮用水船百余只，各带长锁，于河中将火船截住拖往岸边，河桥因而得以保全。高欢率大军渡过黄河，依邙山布阵，采用稳扎稳打的战略，数日按兵不动。

宇文泰见东魏坚守不出，遂于三月十七日夜率军登邙山偷袭东魏军。东魏哨兵发现西魏来攻报告高欢，高欢令部下严阵以待。三月十八日黎明，宇文泰挥军发动进攻，双方交战。东魏将彭乐任全军右翼，亲率数千骑乓冲击西魏军之一侧，直入宇文泰营中。西魏将士大乱，四处奔逃，宇文泰败走，仅以身免。彭乐生俘西魏临洮王元柬以下王公将佐数十人。东魏诸将乘胜攻击，大败西魏军，斩首3　万余级。

三月十九日，宇文泰整军再战，自己为中军，以赵贵为左军，领军将军若于惠为右军。高欢以相应阵势迎战。两军激战中，西魏右军攻破东魏左翼，与宇文泰之中军合攻高欢中军，随之又大破东魏中军，将其步卒全部俘虏。高欢战败落马，经其部下几次拼死相救，才得免于难。西魏左军赵贵等战败，东魏军势复振。宇文泰率中、左二路军与东魏再战，又告失利。恰巧此时天色已晚，宇文泰乘机率军退走。东魏军随后追击，幸得西魏将独孤信、于谨等收合散卒自后袭击追兵，宇文泰才得平安退回关中。高欢见宇文泰退走，己方又经大战之后，无心再战，遂引兵东还。邙山之战至此结束。

东西魏邙山之战，异常激烈，双方虽互有胜败，但从结果上看，东魏是胜利的一方。西魏此役损失惨重，失去甲士3　万余人，使西魏本不很强的军事实力更见削弱。

5。玉璧之战武定四年（公元546年）八月，高欢又亲率10　万大军自晋阳南下，向西魏发动进攻，攻击目标是地当冲要的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九月，高欢军至玉璧。镇守玉璧的是西魏名将韦孝宽，东魏来攻，韦孝宽率部下坚守不出。由此，东西魏之间开始了长达50　余日的玉璧攻守战。

高欢挥军向玉璧发动猛攻，昼夜不停，韦孝宽指挥将士全力固守。高欢遍施攻术，先后以断水、起土山、挖地道、攻车撞城等多种办法攻城，韦孝宽随机应变，以相应办法抵御。最后高欢又于玉壁城四面穿掘地面为20　道，于其中施梁柱，然后纵火烧柱，柱毁城崩。韦孝宽在城崩之处坚立木栅抵御，东魏军仍未得入城。高欢攻城之术已尽，而韦孝宽守城之方有余。高欢无奈之下，遣使劝韦孝宽投降，被韦孝宽严辞拒绝。高欢又设立赏格命人射入城，称能斩杀韦孝宽者，封拜太尉、开国郡公、赏帛万匹。韦孝宽在赏格背面写上"若有斩高欢者，一依此赏。"①返射城外东魏军中。高欢无计可施。自九月至十月，东魏军围攻玉璧五十日，将士阵亡病死者达7　万之多，而韦孝宽镇守的玉璧岿然不动，东魏一无所得。高欢智力俱困，又痛惜将士，因而患病。十一月，高欢被迫撤围回军。

高欢回去不久死去，侯景之乱随之而起，东西魏之间的兼并战争遂暂告结束。

从整体上说，长达10年的东西魏战争，双方大体打成平手，处于僵持状态。从实力上说东魏军事力量本强于西魏。但双方较量之初，高欢自恃兵力雄厚，骄傲轻敌，结果导致失败，精锐损失大半。此后，双方互有攻守，彼此各有胜败，谁都无力一举消灭对方，说明双方综合实力相当。高欢、宇文泰都是杰出的军事统帅，但从双方实践看，宇文泰驾驭战争的能力似胜高欢一筹。因而在历次战争中，西魏胜多败少，而东魏军败多胜少，西魏军队的损失也比东魏要小。甚至高欢也因在长期的对西魏战争操劳过度，最终愤悒而死。

①　《周书》卷31《韦孝宽传》。

（五）周武帝统一北方的战争公元六世纪中叶，东、西魏先后被权臣高氏建立的北齐和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所代替，于是北方成为齐、周东西对峙的局面齐、周二朝大体以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为界，北齐占有弘农以东，北周占有弘农以西。

从实力上说，北齐占有素称富庶的东部地区及多出北周一倍以上的人口，在双方力量对比上居于优势地位，而北周则相对处于劣势。然而从东魏以至北齐，高氏的政治非常腐败，其境内豪强大族兼并土地、强占人口，百姓负担沉重，军队战斗力减弱，国力日渐衰落。与此相反，从西魏至北周，宇文氏实行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一系列改革，北周的政治清明，人民负担相对较轻，军队战斗力加强，国力日渐增加。北齐、北周在国力上的优、劣势地位不断向北周有利的一方转化。

北周武帝宇文邕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志在消灭北齐，统一北方。而此时在位的齐后主高纬却是"政出多门，鬻狱卖官，唯利是视，荒淫酒色，忌害忠良。合境嗷嗷，不胜其弊"①。其政治腐败到了极点，这为周武帝灭齐提供了条件。

周武帝为消灭北齐，在战略上北连突厥、南和陈朝，以便形成对北齐的夹攻之势，使其疲于奔命，难于应付。他先与突厥和亲，娶突厥可汗之女为皇后，约其连兵伐齐；又于北周建德元年（公元572年）与陈通好，使陈攻击北齐的淮南之地以牵制北齐。陈于翌年出兵，攻占了北齐淮南之地。北周伐齐的时机逐渐成熟。

1。第一次伐齐之战建德四年（公元575年），周武帝见北齐政治日益腐败，决定乘机一举灭齐，统一北方。当年七月，周武帝出动18　万大军伐齐，以北齐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为进攻目标，沿黄河两岸，水陆数道并进。周武帝自率大军6　万进攻河阴（今黄河孟津东）、洛阳，命大将杨坚、薛迥率舟师3　万，自渭水入黄河顺流而下，宇文宪率兵2　万直趋黎阳（今河南浚县）。这是北周的主攻部队。周武帝又命李穆率兵3　万镇守河阳（今河南孟县）道，侯莫陈芮率兵2　万镇守太行道（在河阳北），于冀率兵2　万出陈、汝（今河南淮阳汝水间地区）一带，以牵制和阻击北齐各路援军。

八月，北周各路大军攻入齐境。周武帝军攻下河阴大城（外城），再攻子城（内城）未能克。宇文宪军攻克武济（今河南孟津），进围洛口（洛水入黄河之口，今河南巩县东北），攻下洛口东西2　城，烧毁浮桥。周武帝指挥周军进攻河阳3　城（当时河桥南、北及黄河河中洲上各筑一城，称河阳3城，为洛阳外围戍守要地。河桥在今河南孟县西南、孟津东北黄河上），顺利攻克河阳南城后，进围河阳中■城，猛攻2　旬未能克。周武帝亲率将士进攻洛阳城，也未能攻克。与此同时，周军宇文宪、李穆、于翼各部进展顺利，先后攻克北齐30　余城。

九月，北齐右丞高阿那肱率大军自晋阳（今山西太原）来援洛阳。这时，周武帝也正好身患疾病，于是周军尽弃所下诸城，撤军西还。

北周第一次北伐，在进攻目标上的选择不很恰当。出兵之前，北周谋臣宇文■鲍宏等人都认为洛阳是敌之重兵所在，不易攻取，而且其地四面受敌，

①　《周书》卷31《韦孝宽传》。

即使攻下也不便防守。他们都认为从平阳（今山西临汾）、晋阳一线进军较易成功。周武帝对他们的建议未能采纳，结果果然顿兵坚城久攻不下，遂使第一次伐齐无功而返。但周武帝此次进兵虽无结果，却尽知北齐虚实，见齐之"行师，殆同儿戏"，又见其"朝政昏乱，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谋夕。"①更坚定了灭齐的决心，遂有第二次伐齐之举。

2。第二次伐齐之战建德五年（公元576年）十月，周武帝再起大军伐齐。北周这次进军，改以晋州（治平阳，今山西临汾）为攻击目标。晋州是高氏兴起之地，素为北齐重镇。周武帝的战略意图是：攻击晋州，扼敌咽喉，北齐朝廷必然派重兵来救，这时己方集大军一举消灭来援的敌之主力，然后乘胜东进，直指齐都邺城。

十月初四，周武帝以越王宇文盛、杞国公宇文亮、隋国公杨坚为右三军，谯王宇文俭、大将军窦恭、广化公宇文崇为左三军，以齐王宇文宪、陈王宇文纯为前军，自己亲自统率全军，东进伐齐。十月十八日，周军进至晋州汾曲（今山西临汾南），周武帝分派诸将各据要地阻击北齐各地援军，又命凉城公辛韶率步骑五千镇守蒲津关（今山西永济西），以保障后方安全，然后命内史王谊督诸军进攻平阳（晋州州治，今山西临汾）。

北周围攻平阳之时，北齐后主正在晋阳天池（今山西宁武西南管涔山上）与宠妃冯淑妃射猎。当平阳告急文书到达时，齐后主本拟立即整军救援，但冯淑妃却"请更杀一围"②，昏庸的齐后主竟然同意。于是直至十月二十五日，齐后主才率10　万军队自晋阳南下救援平阳。

周武帝每日自汾曲亲至平阳督战，北周将士奋勇攻城，北齐平阳守军渐渐支持不住。十月二十七日，北齐晋州刺史崔景嵩献城投降，周军攻克平阳。与此同时，北周宇文宪军连克北齐洪洞（今山西洪洞北）、永安（今山西霍县）二城。这时，北齐救援大军已渐逼近平阳，周武帝为避敌锐气，任命大将梁士彦为晋州刺史，使其率精兵1　万镇守平阳，自己率全军撤退至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一带，待机而动。又命宇文宪率军6　万屯于涑水（今山西涑水河）一线，遥为平阳声援，自己返回长安。

十一月初三日，齐后主率大军抵达平阳，指挥齐军对平阳发动猛攻，昼夜不停。梁士彦率手下将士拼力死守，力保平阳未失。

十一月下旬，周武帝自长安东返，与诸军会合，准备亲率大军东进平阳与北齐决战，又命宇文宪率所部6　万自涑水先期开赴平阳。十二月初四，周武帝亲至平阳，于是北周诸军齐会平阳，共有将士8　万。周武帝指挥周军逼近平阳布阵，东西长20　余里。两军大战一触即发。

北齐进围平阳之时，因怕周军主力退而复来，便于平阳城南挖掘堑壕，东起乔山（今山西襄汾北），西抵汾水。周军回攻平阳，便于堑壕南侧列阵，齐军则相应列阵于堑壕以北。十二月初六清晨，周武帝挥军向齐军发动进攻，但因堑壕之隔，两军自清晨至申时（下午3-5　点），"相持不决。"①这时，齐后主问臣下是否与周军决战，其手下幸臣说："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

①　《周书》卷6《武帝纪下》②　《北史》卷14《后妃下·后主冯淑妃传》

①　《资治通鉴》卷172《陈纪》六，宣帝太建八年。

尚能远来，我何为守堑示弱！"②齐后主遂令齐军填堑而进。周武帝见之大喜，督率周军与齐军决战。二军激战之中，北齐军东翼稍稍退却，与齐后主一同观战的冯淑妃惊慌失措，大叫："军败矣！"①幸臣穆提婆也认为己方已败，连声催促齐后主逃跑，齐后主竟然不辨真假，将激战中的十余万大军置于不顾，临阵而逃。齐后主逃跑途中，北齐大臣奚长劝他说："半进半退，战之常体。今兵众全整，未有亏伤，陛下舍此安之。马足一动，人情骇乱，不可复振，愿速还安慰之。"②从奚长所言看，北齐军队并不曾真败，如果齐后主肯于采纳他的意见，返回阵地安抚将士，胜负尚未可知。但齐后主惊魂不定，已无战心，加上穆提婆等人认为奚长的话不可相信，齐后主遂与冯淑妃一齐逃回晋阳。北齐失去主帅，人心涣散，因而大败，死者万余人，损失军资甲仗无数。平阳一战，北齐军队主力损失严重。

北周军乘胜前进，连克高壁（今山西灵石东南）、介休（今属山西）2地，逼近晋阳。齐后主逃至晋阳后，忧惧不知所为。十二月十三日，齐后主见周军已至晋阳，以安德王高延宗为并州刺史守城，自己逃离晋阳，意欲北投突厥，后因臣下阻拦，逃回邺城。

十二月十七日，北周攻克晋阳，高延宗被俘，北齐文臣将士大多投降北周。周军继续向邺城进军。

齐后主回至邺城后，下令以重赏召募勇士，但最终也没拿出财物来，广宁王高孝珩请求他用宫女珍宝赏赐将士，他也不肯答应。大臣斛律孝卿为激励士气，请齐后主亲自慰劳将士，为他写好讲辞，并希望他能慷慨落泪，以感动人心。然而齐后主出见军士时，却把讲辞忘掉，而且哈哈大笑不卡，左右幸臣也随之嬉笑。

齐军将士大怒，互相说：他自己尚且如此，我们着什么急！于是军心涣散，人无战心。不久，齐后主见大势已去，将帝位传给年仅8　岁的太子高桓，自为太上皇。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正月十八日，周军进抵邺城。其时邺城人心惶惶，北齐文武百官出降北周者，络绎不绝。齐后主自知邺城难保，率百余骑逃往济州（治今山东聊城东南）。正月十九日，周军攻克邺城，北齐王公百官皆降。当月下旬，辗转逃至青州（治今山东益都）的齐后主及其子高恒被周军擒捉，北齐灭亡。至此，北周第二次北伐取得全胜。

此后，周武帝陆续攻灭北齐各地残余势力，统一了北方。

周、齐对峙于北方，齐之国力本强于周。但北齐政治腐败，国力日衰，至齐后主时主昏臣佞，更是弊政百端。北齐以鲜卑为主力的军队战斗力本也很强，但由于政治衰败，于是其行兵作战殆同儿戏，双方倾国兵力之平阳决战，齐后主临阵还带着宠妃，而且竟以意气用事，授人以隙，招致战败亡国。反观北周，不独政治清明，周武帝在用兵上也颇有成功之处。如在进攻目标的选择上，周武帝先攻洛阳无功，便改以晋州为攻击目标，攻敌之所必救，诱敌主力出援，以达到歼灭其主力军的作用。再如具体战术的运用上，周武帝第一次伐齐，胜而有节，主动撤兵（当然其有病在身）。第二次伐齐，北齐10　万大军南救平阳，兵锋甚锐，周武帝乃用"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战②　《资治通鉴》卷172《陈纪》六，宣帝太建八年。

①　《资治通鉴》卷172《陈纪》六，宣帝太建八年。

②　《资治通鉴》卷172《陈纪》六，宣帝太建八年。

术，暂时退兵，待至齐军顿兵平阳月余，锐气尽失时全力反攻，终于一战成功。从周武帝用兵的战略战术上看，他是以随机应变，寻机消灭敌的主力为指导原则的。他几次与北齐交战，都小心翼翼，能进则进，不能进则退，能胜则胜，不能胜则求之不败，力争在最适当的时机消灭敌人。这与北齐殆同儿戏的用兵，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十二、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军事人物（一）南朝名将1。檀道济檀道济（？～公元436年），刘宋名将。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北）人，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东晋末年，檀道济随宋武帝刘裕起兵开创刘宋基业，屡立战功。刘裕代晋自立后，檀道济被任以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甚得宠信。宋武帝死后、宋廷为防北魏南进，任命檀道济为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镇守北边。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宋文帝征讨荆州刺史谢晦，檀道济率军继中领军到彦之之后而进。到彦之战败，檀道济赶至，谢晦军惧怕道济威名，不战而溃。檀道济以功封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刘宋大举北伐，先胜后败，宋军在北魏反攻下节节败退。次年正月，檀道济受命率军北援，一路征杀，20　余日间与敌交战数十次，每战多捷，进据历城（今山东济南）。不久宋军军粮将尽，檀道济准备退军。这时魏军闻知檀道济粮尽，前来追赶，宋军恐惧，人心浮动。檀道济镇定自若，连夜命将士以少数米复于沙土之上，然后唱筹量沙以充军粮，用以欺骗魏军并安定军心。魏军见之，以为宋军军粮有余，不再来追。檀道济率军安然撤回。自此，檀道济威名大振，魏军闻之丧胆。檀道济屡立战功，威名甚重，渐遭朝廷猜忌。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檀道济及其十三子被宋彭城王刘义康矫诏杀掉。道济被收之时，脱帻掷地，愤怒地说："乃坏汝万里长城！"①魏人闻听此讯，却高兴地说："道济已死，吴子辈（指宋军）不足复惮。"②2。韦叡韦叡（公元441年～公元520年），萧梁名将。字怀文，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韦叡曾入仁于南朝宋、齐，后随梁武帝萧衍起兵，"多建谋策，皆见纳用。"③萧梁建立后，韦叡历任廷尉、豫州刺史等职。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韦叡随梁监川王萧宏北伐，亲设奇谋，率军经过激战，大败魏军，攻克合肥（今属安徽）。后梁军因统帅萧宏指挥不当，归阵脱逃，招致全线溃败。韦叡军当时离魏军最近，韦叡乃令辎重前行，自己亲自乘坐小舆殿后，全军而退。天监六年，萧梁军事重镇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遭魏转攻，形势危急。韦叡受命率军救援，他命将士结车为营，以强弩射敌，大破魏军。随后，韦叡又装造大舰组成水军，乘淮水暴涨之机，以水攻大破魏军，终保钟离未失。此役，韦叡居功至伟，自豫州刺史升任通直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后韦叡历任各种官职，于普通元年（公元520年）病卒于家。韦叡身体瘦弱，临战不能骑马，唯以乘舆带步。但他既具胆识，又富谋略，临敌之际镇定从容，调度有方，又身先士卒，奇谋屡建，因而百战百胜，屡立战功，威名振于南北，魏人称为"韦虎"，畏惧不敢与之战。

3。羊侃羊侃（公元494年～公元548年），萧梁名将。字祖忻，泰山梁甫（今

①　《南史》卷15《檀道济传》。

②　《南史》卷15《檀道济传》。

③　《梁书》卷12《韦叡传》。

山东新泰西）人。羊侃祖父羊规之曾在刘宋任官，后随徐州刺史薛安都降魏。羊侃自小长于北魏，雄武过人，能用20　石之硬弓，又博览书籍，尤好《孙吴兵法》。羊侃曾随其父羊祉在魏为将，后于梁中通元年（公元529年）南奔萧梁，被梁武帝任以安北将军、徐州刺史等职。太清元年（公元547年），羊侃随梁贞阳侯萧渊明北伐，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羊侃监修寒山堰，两旬而成。后梁军因统帅萧渊明屡失战机，导致大败。损失惨重，唯羊侃一军结成方阵缓缓而退，毫无损失。当年十月，侯景叛梁，转攻萧梁京师台城（皇官城）。羊侃出任都督城内诸军事，全面负责台城防务。侯景先后以木驴等攻具、火攻、挖地道、起高楼等办法猛攻台城，都被羊侃用相应方法击退。侯景遍施攻术不逞，将羊侃之子羊侃抓至城下，欲挟迫羊侃投降。羊侃凛然说："我倾宗报主，犹恨不足，岂复计此一子。"①丝毫不为所动，后又挽弓欲将其子射死，以绝侯景之念。侯景军士忙将羊侃带走。从十月到十二月，羊侃坚守台城近两月之后，积劳成疾，卒于城内。羊侃死后，侯景继续猛攻，台城终在次年三月被其攻破。羊侃文武兼资，谋略过人，忠于梁廷，是萧梁一位难得的名将。

①　《梁书》卷39《羊侃传》。

（二）北朝著名军事人物1。雄才大略的魏太武帝拓跋焘拓跋焘（公元408年～公元452年），鲜卑拓跋族人，北魏皇帝，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即位。拓跋焘即位时，北魏王朝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势力已有很大的发展，但北方仍未统一。当时，北方与北魏对立并存的有大夏、北凉、北燕、柔然等多股势力，南方则有刘宋与之对峙，形势是严峻的。拓跋焘即位后，志在统一天下，定下了先北后南、各个击破的正确战略方针。始光三年（公元426年），拓跋焘不顾大臣长孙嵩等人的一再阻挠，毅然采纳汉人大臣崔浩的意见，亲率大军进攻大夏，后因大夏都城统万城坚难下，掳其人口、牲畜而还。次年，拓跋焘再率大军攻夏。鉴于统万城坚难攻，拓跋焘采用调虎离山之计，亲率轻骑诱敌，然后经过激战大破夏军，攻克统万，基本平定大夏。神麔二年（公元429年），拓跋焘再次力排众议，采用崔浩提出的以轻骑奔袭柔然的战略方案，率大军进攻柔然。当年五月，拓跋焘军至漠南，舍弃辎重，亲率骑兵渡大漠突袭柔然。柔然为游牧民族，本以行动快速飘忽著称，但因魏军的突然袭击，竟然未及抵抗和转移，被魏军消灭殆尽，仅其可汗率族党逃掉。拔跋焘经此次战役，基本解除了柔然的威胁。随后，拓跋焘又进兵消灭力量较弱的北燕。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拓跋焘谋划进攻北方仅剩的北凉，时大臣李顺因受北凉贿赂，与弘农王奚斤等30余人以凉州没有水草为由反对进兵。拓跋焘再次摈弃这些人意见不用，听从崔浩的意见，进军一举灭掉北凉。至此，拓跋焘凭借他的雄才大略，紧紧依靠汉人崔浩，统一了北方，奠定了北魏后来近百年的基业，使北魏成为与南朝刘宋南北对峙的北方唯一强国。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拓跋焘在刘宋大举北伐之时，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先是收兵固守，然后大举反攻，从黄河南岸一直打到长江北岸，取得大胜。正平二年（公元452年），拓跋焘被宦官宗爱谋杀，死于北魏统治阶级的内部争斗之中。拓跋焘一生东征西讨，奠定了北魏统治北方的格局，是北魏杰出的军事家。

2。军事谋略家崔浩崔浩（公元381年～公元450年），字伯渊，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人。崔浩出身于北方著名大族，历仕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3　朝。明元帝时，崔浩任博士祭酒，始参军国大事。由于屡设奇谋，他深得明元帝信任，被任为相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为军中谋主。太武帝即位，崔浩被任为太常卿，参决军国大计。自此以后，崔浩独居辅弼之重，帮助太武帝运筹帷幄，设划良谋，在北魏统一北方的大业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太武帝进攻大夏时，群臣皆以为难，唯独崔浩力主进兵，亲随太武帝远征并取得成功。后北魏进攻柔然时，朝臣又都认为不可轻动，崔浩则坚持立即进兵，并提出了以骑兵奔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具体战略方针。针对朝臣以南朝刘宋会乘虚来攻为由阻挠进攻柔然的议论，崔浩正确分析了南北形势，认为刘宋不会来攻，力劝太武帝讨伐柔然，后来事情一如崔浩所料。神麔三年（公元430年），太武帝谋划消灭大夏残余势力。北魏群臣认为南朝刘宋军正在黄河一线，如乘虚来攻，北魏将会失去东部地区。太武帝犹豫不决，问计于崔浩。崔浩根据刘宋军队的态势，认为其"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为幸，无北渡意"①。太武帝采纳崔浩建议，立即进兵，彻底消灭大夏残余势力。事后，太武帝称赞崔浩说："才略之美，当今无比。朕行止必问，成败决焉，答合符契。"②迁升他为司徒。太武帝讨伐北凉时，大臣李顺、奚斤等人以凉州没有水草为由阻挠。崔浩凭借他丰富的学识，引经据实予以驳斥。太武帝遂立即进兵，一举灭凉。而凉州也正如崔浩所说："多饶水草。"③崔浩既具军事谋略，又富学识，因而太武帝命他率大臣高允等人修撰记载北魏历史的《国史》。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崔浩以修《国史》"尽述国事，备而不典"④，暴露拓跋部前期"国恶"的罪名被杀。崔浩"纤■洁白，如美妇人"⑤，但他富于谋略，屡建奇勋。太武帝曾当众夸赞崔浩说："此人■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刀，其胸中所怀，乃踰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意，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⑥确实，没有崔浩的运筹帷幄，屡设奇谋，北魏的统一北方便不会如此顺利地实现。

3。开创东魏基业的高欢高欢（公元496年～公元547年），渤海郿县（今河北景县南）人，世居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固阳西南），遂成为一个鲜卑化的汉人。魏末六镇起义时，高欢曾参加义军，后投奔契胡酋长尔朱荣，因战功升至晋州刺史。魏末人民起义失败后，魏孝庄帝杀掉专檀朝政的尔朱荣，尔朱荣之侄尔朱兆等人随之杀掉孝庄帝，继续执掌朝政。魏建明元年（公元530年），高欢骗得尔朱兆信任，率领10　万六镇兵民至山东（今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地区）开创自己的事业。高欢到山东后，首先取得当地大族高乾等人支持，并设计使六镇兵民怨恨尔朱氏而拥戴自己，然后与尔朱氏公开决裂。普泰元年（公元531年），高欢在广阿（今河北隆尧东）巧设反间计，使尔朱氏内部不和，以寡击众，大破尔朱兆军。次年，高欢又在韩陵（今河南安阳东北17　里）以弱胜强，以不足3　万的军队大破号称20　万之众的尔朱氏联军，打垮了左右当时北魏政局的尔朱氏势力。广阿、韩陵大捷之后，高欢乘胜进军，肃清了尔朱氏势力。永熙三年（公元534年），高欢拥立北魏孝静帝元善见割据北方东部地区，以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为都，自己任大丞相控制朝政，开创了东魏北齐的基业。高欢在魏末尔朱氏专权的形势下，以10　万六镇兵民起家，经过艰苦奋战，最终消灭势力浩大的尔朱氏集团，表现了他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高欢执东魏朝政之后，几次率大军进攻割据关陇地区的西魏，准备统一北方，但由于西魏执政者宇文泰是一个更为出色的军事统帅，而且东魏实际没有消灭西魏的实力，因而双方多次交锋互有胜负，基本打成平手。武定四年（公元456年），高欢亲率大军进攻西魏玉璧（今山西稷山西南）。但由于西魏名将韦孝宽的坚守，东魏军猛攻50　余日城不能克。高欢于征途之中患病，被迫还师，次年死去。高欢虽屡伐西魏无功，但从其起事及一生军事生涯看，他应是当时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①　《魏书》卷35《崔浩传》。

②　《魏书》卷35《崔浩传》。

③　《魏书》卷35《崔浩传》。

④　《魏书》卷35《崔浩传》。

⑤　《魏书》卷35《崔浩传》。

⑥　《魏书》卷35《崔浩传》。

4。开建西魏和创建府兵制的宇文泰宇文泰（公元507年～公元556年），字黑獭，北魏武川镇（今内蒙武川西南）鲜卑族人。北魏末年，宇文泰曾随其父宇文肱参加人民起义军，后归降尔朱荣。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宇文泰随尔朱荣部将贺拔岳至关中进攻关陇起义军。贺拨岳死后，宇文泰代领其众，后遂以这支军队割据关陇地区。永熙三年（公元533年），魏孝武帝西奔关中，宇文泰奉迎他迁都长安，建立西魏，自己以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执掌朝政。西魏建立后，与东魏东西对峙，二者之间进行了长达10年的兼并战争。东魏地大物博、军事力量雄厚，执政者高欢意欲吞并西魏，屡向西魏发动进攻。宇文泰以不足10　万人的军队与东魏20　万左右的军事力量抗衡，他利用东魏军骄傲轻敌的弱点，屡施巧计攻其不备，先后取得小关、沙苑等战役的胜利，歼灭东魏大量精锐部队。由于西魏兵力寡弱，宇文泰征召汉人为兵，由当地大族人物统领。为协调胡汉关系、密切主将与士兵的联系，提高士兵身份以加强战斗力，宇文泰于大统十年（公元550年）实行府兵制。府兵制采取拓跋部早期部落兵的形式，"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①即统兵官不论汉人还是其他族人，一律赐以鲜卑旧姓，其所统兵亦从主帅改姓。府兵的建制依照拓跋部早期八部之制设八柱国大将军，宇文泰为八柱国之一，总领府兵，实力府兵统帅。另一柱国元欣仅挂虚名，实际统兵官为六柱国。六柱国之下设各种名号将军分统部众，总兵力近5　万人。宇文泰创建的府兵制改变了北魏后期以降士兵地位低贱的状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后北周武帝在此基础上扩大府兵建制，使之成为北周消灭北齐统一北方的军事基础。而府兵这种形式，更直接为后来的隋唐所继承。宇文泰在执西魏朝政期间，还曾实行改革官制，颁行均田制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的措施。因而这一时期的西魏，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国力蒸蒸日上，为后来北周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宇文泰于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病卒，年52　岁。宇文泰一生在政治、军事上多所建树，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5。再现北方统一的周武帝宇文邕宇文邕（公元543年～公元578年），鲜卑族人，北周皇帝，保定元年（公元561年）至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在位。宇文邕即位时，朝政及府兵大权掌握在权臣宇文护手中。建德元年（公元572年），宇文邕杀宇文护，将府兵大权收归自己，随后对府兵进行改革，建德二年，周武帝"大选诸军将帅"①，整顿府兵指挥系统。次年，他又改府兵军士称呼为"侍官"，使府兵在名称上也直接隶属于皇帝。与此同时，宇文邕一方面加强府兵的军事训练，常亲自集合诸军将帅讲武，"试以军旅之法"②。另一方面，他开始"募百姓充兵"③，加强府兵实力。此后，府兵数量急剧增长，至灭北齐时，北周已有府兵近20　万人。而由于宇文邕重视府兵的训练，其战斗力也大大提高。宇文邕志在消灭北齐，统一北方，为了对北齐形成夹攻之势，他采取北连突厥、南和陈朝的战略，约其连兵伐齐。建德三年，陈出兵攻占北齐淮南之地，

①　《北史》卷9《周本纪上》。

①　《周书》卷5《武帝纪上》。

②　《周书》卷5《武帝纪上》。

③　《隋书》卷24《食货志》。

北周灭齐的时机逐渐成熟。建德四年七月，宇文邕亲率18　万大军伐齐，以北齐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为进攻目标。北周军队攻入齐境后，进展顺利，连下齐城30　余座，但因洛阳金墉（洛阳西北角之小城）城坚难攻，未能攻克。九月，北齐右丞高阿那肱率大军来救洛阳，宇文邕当时又正好生病，遂命北周军尽弃所下之城，主动撤军。宇文邕第一次伐齐虽无功而返，但却尽知北齐虚实，更加坚定灭齐信心。建德五年，宇文邕再次出兵伐齐。这次进军，宇文邕改以北齐重镇平阳（今山西临汾）为进攻目标。他的战略设想是：攻击平阳，扼其咽喉，齐军必来援救，这时集大军一举消灭来援的敌之主力，然后乘胜东进，直指北齐京师邺城。当年十月，宇文邕亲率大军攻入齐境，十月二十七日即克平阳。北齐后主所率10　万救援大军随之赶至平阳。宇文邕见齐军士气正盛，决定采取"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战术，留大将梁士彦镇守平阳，自率主力暂时西撤。十二月，宇文邕乘齐军屡攻平阳不下，士气渐衰之时，率军东进，在平阳城南大破齐军，取得灭齐的关键性胜利。随后，宇文邕挥军直进，于次年正月攻占邺城。齐后主逃至青州被周军俘虏，北齐灭亡。自此，广大北方地区被宇文邕统一。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宇文邕因病去世，年36　岁。宇文邕改革府兵，亲手消灭实力强于北周的北齐，统一北方，是当时最为出色的军事家之一。

十三、结语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分裂、大动荡、众多民族互相争斗而至融合的时期，因而它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为频繁、军事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代沿革嬗变的军事制度；惊心动魄的疆场交锋；各具特色的战争形式；变幻莫测的战争结局及其内在原因；穷极变化的兵略谋略--主帅的运筹帷幄、谋臣智士的制敌于先；勇士良将的骁勇善战、果敢明决。。，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长长的绚丽多彩的军事画卷，也为我们留下了一座足资取用的军事文化宝库。

向读者介绍古代精彩的军事画卷，发掘和继承珍贵的军事文化遗产以为今用，是当代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也就是本书的撰写目的。本书以重点介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制度、重要战争及重要军事人物为主，有关这三方面的主要内容，大体都包括在内了。至于未单列章节叙述的当时丰富多彩的兵略谋略及其他军事方面的内容，则尽可能在相关的战争、人物章节中多作些介绍。然而由于本书体例及字数的限制，更由于作者才质学识的不足，有关内容的选择取舍未必完全恰当，相应的叙述也可能有许多错谬之处，作者在此衷心地希望读者给予指正，以便将来有机会时加以修改。

魏晋南北朝 第034卷 魏晋南北朝思想史

一、魏晋南北朝思想概述魏晋南北朝，上承两汉，下接隋唐，时间跨度近四百年（公元220-589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充满战争和灾难的时代，是一个大分裂、大倒退的历史时期。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有必要廓清和纠正。毋容置疑，在这一历史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匈奴、羯、氐、鲜卑、羌"五胡乱华"；晋分西东。接着是南北对峙；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代，北朝有过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在民族关系上，北方边境各少数民族在东汉末年豪强军阀连年内战的时机，主动或被迫内迁，与当地原来的汉族人民错杂而居；南方依溪傍涧的少数民族，也在威胁与利诱下纷纷出山。这种三国鼎立、南北朝对峙以及民族大迁移，是和平与一统的对立物，也是社会动乱不安的表现形式。但是，从更高的理论层次去看，在分裂中有竞争，在迁徙中有融合，在破坏中有建设，在黑暗中有光明，却又是事物发展运动的最基本原理。从中华民族整体的视野而言，我们不能因循过去的历史偏见，把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入中原视为"五胡乱华"，称十六国为"僭伪诸国"；也不能回避赞扬分裂的嫌疑，把"统一"和"分裂"这两个概念绝对化，片面强调统一的积极意义，从而抹煞分裂对抗后达到新的统一的客观效用。

从实际情况看，魏晋南北朝也并不像旧史学家们所说那样是黑暗和倒退的中衰阶段，而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魏晋南北朝经历的是一段急流险滩和峰回水转的航程，仿佛万里长江中的三峡，乱石穿云，惊涛拍岸，猿声哀啼，催人泪下。那险象环生的峭壁悬崖，那一泻千里的激浪狂澜，给勇敢者以选择，给智慧者以力量。就宏观而言，它给秦汉时期的中国文明带来了新的活力，又为隋唐时代的中国文明作了新的准备。对于这样一个颇有特色的历史时代，我们怎能以"黑暗"、"倒退"等一言以蔽之呢！

那么，若与秦汉和隋唐历史时期相比，魏晋南北朝又有什么特点呢？

其一，朝代更迭频繁和新经济区得到开发毋容置疑，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朝代变更最为频繁的时代，但其变更方式大都比较温和，如曹丕代汉建魏，司马炎代魏建晋，刘裕代晋建宋，萧道成代宋建齐，萧衍代齐建梁，都是以"禅让"方式取得的。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的情况也莫不如此。另外，在魏、蜀、吴三国鼎立期间，战争固然不少，但各国统治者主要致力于内部建设。特别是三国鼎立之初更是如此。如曹操在许都屯田，每年可得谷百万斛，接着在各州郡列置屯田之官，大规模地推广军屯和民屯，每年收获的谷物增加到数千万斛之多。据《三国志·任峻传》说："数年中，所屯积谷，仓廪皆满。"又见同书《国渊传》说："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这些记载表明，中原地区的经济正在得到恢复和发展。在蜀汉政权内部，诸葛亮对于经济建设也是不遗余力。他曾征调兵丁1200人修护都江堰，并称为"都安堰"，使这个土地肥美的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①在汉中地区，诸葛亮也设置屯田之官，开展屯田事务。在发展织锦业方面，蜀汉政权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蜀锦远销中原北国的曹魏，以及江东地区的孙吴，直到蜀汉垂

①　《水经·江水注》。

亡之际，府库中仍存"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②。在江东地区，孙权在整顿军备的同时，也进行军屯和民屯，设置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对于水利事业，孙吴政权筑东兴堤，修东渠和开凿破岗渎，不但保证了都城建业（今江苏南京市）附近的农业生产，同时也使江南运河水系的雏形初具规模。

人们普遍以为，十六国时期是经济严重破坏、社会极端紊乱的苦难年代。诚然，在西晋后期"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日子里，中原地区确乎遭到了浩劫。但是，如果我们放开视野并作深入考察，就不难发现各少数民族统治者，诸如石勒、慕容廆、苻坚、李雄、慕容德、沮渠蒙逊等人，在恢复发展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也出现过两次短期统一和两个值得称道的经济开发区。在后赵石勒执政时，他在张宾等汉族士人辅佐下，统一了除辽西前燕、凉州前凉以外的整个北方，又依汉魏之制发展经济和文教事业。在前秦苻坚执政时，他在汉人王猛等人辅佐下，建立起一个"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的一统政权。宰相王猛不仅"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而且"劝课农桑，教以廉耻"，终于出现了"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的景象③。其中工商业的发展更快。如《晋书·苻坚载记》说：当时"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易于道。"这些记述难免有溢美夸大的地方，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情况仍然可见一斑。

所谓两个经济开发区，一指辽西地区，一指凉州地区。在两汉以前，辽西地区虽然生活着一些少数民族的游牧部落，但生产力低下，仍然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西晋后期，鲜卑族酋长慕容廆率领族人徙居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南）。西晋永嘉丧乱期间，由于洛阳、长安相继被匈奴族刘曜攻占，中州士除十有六七避乱江左以外，其余大部分则徙向辽西地区。世家大族如河东裴嶷、裴开，右北平阳耽、阳裕，渤海封抽、封裕，鲁国孔纂，平原宋该以及安定皇甫真等人，都纷纷举族迁移至辽西。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对于开发新的农业耕地和提高农业品种数量与质量方面，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至慕容廆、慕容皝相继执政期间，中原地区的流民又一批一批地涌进辽西地区，出现了"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的局面。慕容皝、慕容、慕容。。祖孙三代，以"崇奉晋室"为号召，成立侨郡、侨县，开放牧场、苑囿，允许流民垦荒耕种。他们又重用汉族士人，参照魏晋政府的屯田、占田制度，订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征收赋税之法，使鲜卑族人和汉族流民得以安居乐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慕容皝、慕容。。除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以外，还在军事上不断扩充实力，败段氏、破高丽，却前秦，灭冉魏，使辽西地区的经济文化走上了新的台阶，成为令人瞩目的经济开发区。

凉州地区的面貌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在两汉时期，除河西走廓有一些农业生产以外，其他地区还是十分荒凉。如《汉书·地理志》说："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充其量只是养羊放马的游牧区。魏晋之际，先是敦煌太守皇甫隆教习当地人民制作耧犁和改进生产技术，后有镇西将军邓艾招引数万鲜卑族人移居河西走廓，使这一地区逐渐繁荣起来。西晋后期，张轨出任凉州刺史。他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又下令铸造五铢钱，②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刘禅传》。

③　《晋书》卷一百十四《王猛传》。

改变过去以物易物的落后状况。当匈奴贵族刘曜攻破洛阳、长安前后，张轨及其长子张实又积极安排逃来凉州的难民，别置郡县，兴建学校，选拔人才，使凉州地区的面貌大为改观。此后三、四十年间，继为前凉国主的张茂、张骏和张重华等人，经济上因地制宜，农业、畜牧业同时并举，又积极发展与西域诸城邦的商务贸易，并在吐鲁番建置高昌郡，还打退了后赵石虎的多次进攻，保障了各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使凉州成为新的经济文化开发区。南北朝时期，南朝虽然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与北朝也曾多次发生军事冲突，但战争主要在交界处进行。另外，南北军事虽然对峙，但经济文化交流还是通畅的，双方互派使者访问竟达10　余次之多，民间来往更是从未中断。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北朝还是南朝的封建统治者，都以代表"中国"自居，以一统全国为己任，从而蕴藏着一种通过竞争以求发展的积极因素，有利于促进南北朝地区经济的发展。

如果说，中国经济重心在两汉三国以前一直在中原地区，那么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已明显地开始南移。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中原世家大族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此后100多年间，中原地区人民又曾多次大规模地移往荆、扬、梁、益诸州。在南北人民的通力合作下，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得到了充分的开发，那里土地肥沃，河汊纵横，农作物可以一年两熟或三熟。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对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极为有利。据《陈书·宣帝纪》载：当时江南已经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也是当时全国范围最广、经济最发达的新开发区。这种情况发展到唐朝，全国财富以扬州为第一，益州为第二，我国的经济重心进一步向南方转移。

其二，民族大迁移与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又一个特点，是这一期间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民族大迁移的浪潮，加速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大大地增强了以汉族为主干的中华民族的活力。早在两汉时期，经过从夏至秦约1800年的酝酿，一个以华族--汉族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在初步形成。东汉末年豪强军阀的连年混战，以及魏晋期间的多次内乱，为北方边境各少数民族内迁提供了机会。按《晋书·文帝纪》载，当时匈奴、羯、氏、鲜卑、羌等各少数民族内迁的人口数字是8.70　万余口。这个数字可能过于夸大，但它反映出内迁人数一定不会太少。若是按晋惠帝时太子洗马江统著《徙戎论》的估计：内迁各族人口与关中汉人的比例是："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①这些内迁后的各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十分散漫，往往成为犬牙交错的状态：同一个地区常常居住着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却又交错居住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原来又都是汉族人民劳动生息的场所。这样，它在客观上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北方各少数民族统治者纷纷建立地区政权的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加强对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控制，必须得到汉族世家豪强的支持和合作，并参酌采用魏晋时期的制度和政策。如羯人石勒礼请张宾，氏人苻坚重用王猛，羌人姚兴擢拔尹纬，便是少数民族统治者拉拢和优待汉族士人的突出范例。另外，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在辗转流离迁徙的过程中，在长期共同生产劳动的岁月里，

①　《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也逐渐消除各民族间的隔阂、歧视和偏见，联姻通婚，相互支持，从而开始了各民族之间的初步融合。在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下，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过程和民族融合的步伐变得越来越有利。因此，到了北朝时期，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日子里，更是大力推行汉化。他以正统继承华夏文化的姿态出现，积极改变鲜卑族的旧制习俗，除实行均田制、三长制、班禄制和依魏晋官制改革政府组织以外，还涉及生活文化等各个领域。如禁胡服，改汉服；禁鲜卑语，改说汉话。又如将北魏皇族九氏（姓），以及北魏初期所统的部落一百十八氏（姓），一律改为汉姓，将拓跋氏改为元姓，丘穆陵氏改为穆姓，步六孤氏改为陆姓，独孤氏改为刘姓等等。孝文帝还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门阀世家通婚，他自己就娶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家女儿以充后宫，以陇西李冲的女儿为夫人，并为诸皇弟娶汉族大姓之女为妻。这么一来，鲜卑族与其他各少数民族，同穿汉服，同说汉话，同姓汉姓，又互通婚姻，久而久之，族别就再也难以辨认清楚。于是，原来的匈奴、羯、氏、鲜卑、羌等各少数民族的名称，便在以汉族为基础的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逐渐消失，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

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情形也大概如此。当初，南方主要有越、蛮、傒、俚、僚、爨等族，其中以越族、蛮族为最大。孙吴政权建立以前，百越中的一支"山越"仍散居于今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地的深山峡谷之中，过着村社生活。吴主孙权为了补充兵源和劳动人手的不足，曾先后派出诸葛格、吕范、太史慈、韩当、周泰、凌统等将领、诱逼他们出山，移居于平原或丘陵地区，与汉族一块生活。其时出山的山越，当不会少于二三十万，如诸葛恪在今安徽宣城附近，一次就得到山越4　万人之多。这些出山的山越，或是选入军队中荷戈作战，或是将他们编为屯民、屯田客，或是馈送给有军功的世家豪强作为部曲、佃客。由于长期与汉人杂居，大约到南朝末年已融合于汉族之中。

蛮族的分布地区更为广泛，支族的名目也很多，如豫州蛮、荆州蛮、雍州蛮、五溪蛮、莫徭蛮、建平蛮、天门蛮、临江蛮等。三国孙吴时的黄盖，西晋时的应詹，南朝刘宋时的沈庆之、刘道产等人，都曾对蛮族进行招抚出山，与汉族人民错居杂处，或为将领之家直接役使的"营户"，或直接成为国家的"编户"。这些出山的蛮族，与汉族人民共同劳动，互为婚姻，年深日久，民族间的隔阂和偏见越来越淡漠。到南北朝后期和隋唐之际，蛮族人民亦基本上融合于汉族之中。

生活于今江西南部、广东北部的傒族，生活于今两广、湘南山地的俚族，以及广西、贵州一带山区的僚族，和云南东部的僚族等，人数虽然较少，生活习俗也各自不同，但在政府的威逼引诱下，也逐渐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与汉族人民杂居、通婚。待至隋唐时期，史书上再也难于找到这些少数民族的名称，看来亦已融合于汉族之中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各少数民族在先进的汉族文化影响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汉化和封建化，这不仅有利于边远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同时也使汉族吸收了不少新鲜血液，为中华民族撰写了新的历史篇章。

其三，世家大族的门阀政治所谓门阀，即世代做大官的阀阅之家。按旧时制度，这些显赫人家门前均立有两根柱子，左边为"阀"，右边为"阅"，以表示家族的荣耀。重视门第阀阅的风气，大约兴起于东汉。及至魏晋时期，随着九品中正选举之制的实行，以及占田制、赐客制、荫客制和荫亲属制的规定，使那些"经明行修"、累世为官的显贵之家，从法律形式上获得了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形成了富于时代特色的门阀政治。

世家大族享有种种经济特权。他们除了按官品依数占足土地额数、荫庇亲属多至九族以外，还有荫庇衣食客、佃客和部曲等特殊权利。实际情况尚不止这些。西晋后期"永嘉之乱"时纷纷过江的中原世家大族，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陈留阮氏、高平郗氏、太原孙氏、谯国戴氏、鲁国孔氏等，很快在江东地区重建起一座座封建庄园。《宋书·武帝纪》曾追述当时情况说："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兼并，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如晋元帝司马睿为了感谢王导拥戴之功，"夺钟山农田八十顷以赐王导"；王峤初到江左，晋元帝"给钱三十万，帛三百匹，米五十万斛，亲兵二十人"，帮助他重建家园。它如王敦"大起营业，侵人田宅"；刁逵"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等等，都散见于《晋书》各传。刘宋时期，政府又优待世家大族，作出依官品占山的规定，使世家大族的经济实力又有所发展，如沈庆之"家素丰厚，产业累万金，奴僮千人"；孔灵符"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等等。

世家大族在政治上也享有种种特权。举凡高门大姓的子弟，不论其才能和品行如何，"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以琅邪王氏的子孙为例：东晋时王恭原为光禄大夫王蕴之子，定皇后之兄，"自负才地高华，恒有宰辅之望"；刘宋时王僧达，其曾祖为东晋丞相王导，父为太保王弘，因而"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南齐时王骞，其曾祖为宋诗中王昙首，祖为吏部尚书王僧绰，父为尚书右仆射卫俭，因而"尝从容谓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进，不须苟求也""。当时的所有清要之职，如秘书郎、吏部郎、尚书郎、散骑侍郎以及王国公府参佐等职，都为世家大族子弟所把持，且便于升迁。而出身于庶姓、寒门、贱门的子弟，即使才华过人，也只能充任州郡僚佐、小吏或军府舍人等卑职。这种强调门第不问才能的门阀之制，只能导致朝政的腐败。

在世家大族集团内部，既有膏梁、华腴、甲姓、乙姓等的等级之分，又有侨姓、吴姓、郡姓、虏姓等的地区之别。侨姓指避乱江左的中原大族，吴姓指土著江南大族，郡姓指滞留于山东、关中的世家大族，虏姓指各少数民族中的大姓。《新唐书·柳冲传》曾载及此事说："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吴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都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其余各个名门望族，亦皆冠于"著姓"、"右姓"、"华族"、"旧姓"、"疆宗"、"盛门"、"高门"等不同称谓。这些世家大族，为了维护既得的种种特殊权益，总是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以保证门第的庄严性与血统的纯洁性。其办法主要有四：一是标榜族姓的荣耀，二是罕与庶姓寒人交接，三是实行集团内婚，四是撰修谱牒以防混杂。在这些措施中，士庶不婚和集团内婚是为最关键的因素。如据《文选》卷四十《沈休文奏弹玉源书》载：有富阳人满璋，出钱五万为子满鸾觅婚。时王源丧妇，乃将其女嫁于满氏，以余钱纳妾。沈约为此奏议免去王源之官。又如据《南史·侯景传》，侯景为子"请婚于王、谢"。梁武帝回答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由于士庶之间不相通婚，带来的只能是世家大族内部互为连姻。如琅邪王氏，主要与陈郡谢氏通婚。因为婚姻圈过分狭隘，又造成了不计行辈的婚媾情况，如谢尚女适王茂之，茂之从子僧朗却娶谢裕女，低一辈；谢安女适王国宝，安孙璞娶国安姐妹，高一辈，谢璞从女适王愔，则又低了一辈等等。其他世家大族之间的婚姻，也往往如此。这种不正常的婚姻现象，其目的只是要维护世家大族的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不利的，但世家大族由于享有种种特权，能够在比较优越的条件下从事各种文化事业，或书或画，或文或史，客观上有利于文化科学的进步。

其四，思想文化事业的辉煌成就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历史时期。人们有理由认为，它是继春秋战国以后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实际上，这一时期思想文化上的收获，远比春秋战国时期要深刻和丰富得多。在思想意识方面，人们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之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突破了两汉时期定儒学于一尊的思想束缚。当时，儒家的伦理济世之学，玄学家的宇宙本源之学，印度佛教的思辨哲学，道教的养生之学，以及杨泉的物理论、裴頠的崇有论、郭象的独化论、鲍敬言的无君论、范缜的神灭论和杨朱的人生哲学等等学说，象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样，错综复杂地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织成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图。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学说，经过冲突与较量，改造与糅合，使得以儒学为主体、以佛教和道教为两翼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构架初步形成了。

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是辉煌的：今文经学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独尊儒术的局面已被打破；原始道教得到了改造，建立起比较系统的神学理论和教仪、教规；外来的佛教受到了洗礼，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作为魏晋思潮的玄学，也在宇宙本源和哲学思辨方面大大超越了两汉哲学的藩篱。范缜的无神论思想，更代表着我国封建社会唯物哲学的最高峰。以上是学术思想的基本轮廓。至于文学、史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这一时期的成就也是十分突出的："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风骨"，以及田园诗、山水诗和讲究格律的"宫体"诗，为唐代律诗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的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才形成的。有关历史著述的各种体例，在这时已经具备。至若艺术方面，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莫不多开凿于这一时期，成为举世瞩目的我国三大艺术宝库。又如"书圣"王羲之，"画圣"顾恺之，以及祖冲之、刘徽、裴秀、皇甫谧、葛洪、贾思勰、綦毋怀文、马钧等科学家，他们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都在中国文化科技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其中不少发明创造，就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因遥遥领先而独放异彩，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表征。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时期，它在中国全史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本书只涉及思想史方面的内容，其他另有专书论述。

二、魏晋思想的觉醒（一）儒学陷入困境自从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年在位）接受博士董仲舒的建议，颁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了一门官方政治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载体。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正统儒学，尽管也有一些讲阴阳灾祥的迷信色彩，诸如"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以及"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而儒学本身不重天命而重人事，强调立德立功立言，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该是没有错的。

但是，就董仲舒本人而言，他不是继承孔孟之学衣钵的"纯儒"，而是一位兼采儒、法、道、阴阳诸家学说的"杂家"。在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中，虽然也讲一些《春秋》的微言大义，但更多的是宣扬阴阳五行和五德终始，以及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迷信之说。究其目的，旨在于神化人君汉武帝，把汉武帝说成是"受命于天"，从而建立起绝对的君权政治。因此，这种"霸、王道杂之"的董仲舒之学，与孔孟之学相去甚远，是属于汉家制度的儒学。

董仲舒之学又被称为"今文经学"，这是由于他和门徒们所讲解的五经之书，用通行的今文即隶书写成。在讲解内容上，强调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人合一"唯心哲学，以及"五行""三统"的循环终始之论。这种宣传谶纬迷信的"今文经学"，很快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从而出现了与之相抗的"古文经学"。所谓"古文经学"，是指研究和讲解用古文即小篆写就的五经之学，这些书籍是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故宅的夹壁中得到的，估计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由孔子的后代偷偷地保存下来的。古文经师们依据这些被发现的古籍，力求维护孔孟之学的朴素传统，"举大义"，"不为章句"，训诂时简约明了，不故弄玄虚，不凭空臆造，尽量恢复孔孟之学的本来面目。另外，古文经师们鄙视今文经师们的神学谬说，对弟子们主要进行六艺和历史教育，反对迷信。这样，儒学虽然以"独尊"的姿态出现，但由于逐渐形成了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两大派，从而损害了儒学本身的"光辉"形象。

今文经学家们为了适应当朝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在讲解五经时不得不支离蔓衍，东拉西扯，既烦琐而又穿凿附会。结果呢？往往经书上的几个字，却要用上几千字甚至几万字去进行解释，造成了"博士买驴，书满三纸，未有"驴"字"的状况。这种皓首穷经并无实用的"今文经学"，对于有比较清醒头脑的士人来说，当然不会有多少吸引力。

不仅如此，"今文经学"虽然被捧为官方哲学，但它本身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它所宣扬的"受命于天"的天命论，以及黑、白、赤"三统"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剋的"五德终始"循环论，后来竟被王莽用来作为篡夺汉室的思想武器。外戚王莽为了改朝换代，以谶纬符命为幌子，自居"白统"、"土德"，轻而易举地建立了"新"朝，使延续二百年之久的西汉王朝倏忽而亡。残酷的事实告诉人们，儒学已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境地了。东汉王朝创建者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以后，儒家学说内部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局势，以桓谭、班固、王充、张衡、马融、郑玄等人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们，相继起来攻击今文经学家鼓吹的天人感应、谶纬符命的奇谈怪论，揭露迷信神鬼的危害。特别是《论衡》一书作者王充，特立《变虚》、《疑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等篇，把阴阳五行之说，驳得体无完肤。又立《刺孟》、《非韩》、《问孔》诸篇，对时人毫无原则的泥古崇圣的观念进行抨击。再如《论死》、《订鬼》诸篇，则是对迷信鬼神的无情揭露。王充等人的唯物思想和战斗精神，固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去动摇今文经学，因为只要当朝统治者不垮台，作为君主政治护身符的迷信哲学便会继续存在下去，但对有识之士说来，却进一步看清它的丑恶和虚伪性。

东汉王朝后期，政治更趋腐败，特别是在桓帝刘志、灵帝刘宏统治期间（公元147-189年），朝廷大权完全由宦官集团把持。宦官张让、赵忠、侯览等人，为了打击外戚、官僚、名士，先后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捕杀了李膺、范滂、巴肃、陈蕃等一百多名"党人"，株连所及，又有一千多名太学生遭到迫害，永远不准他们出来做官。"党锢之祸"的结果，不仅封住了士人的口，而且也伤透了士人本来已经破碎了的心，作为士人借以立身扬名的儒学，其地位越来越低落了。

然而，儒学的蹇剥命运还没有到头，它继续往下滑坡。中平元年（184）

爆发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黄巾起义，彻底暴露了儒学的无能和虚弱，因为黄巾起义要的是推翻被称为"苍天"的东汉王朝，建立起一个"黄天"即穷人当家作主的天下。黄巾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但东汉王朝已经成了名存实亡的空架子，继之而来的是群雄割据、天下纷争的紊乱局面。作为官方政治哲学的儒学，又有谁再去问津呢！

在汉献帝刘协继位期间（公元189-220年），整个天下全乱了套，先是董卓专断朝廷，劫持献帝西徙长安，临走前还纵火焚烧了京师洛阳。随后是袁绍、袁术、曹操、公孙瓒、孙坚、刘表、陶谦、公孙度等人拥兵自重，相互攻战，使中原北国到处是"千里无鸡鸣"、"白骨蔽平原"的惨象。接下来的是，经过"赤壁之战"（208）初步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态势。在这20多年混战的日子里，儒家学说完全丧失了诱惑力，贼臣董卓和妄自称帝的袁术自不必说，就是以一统天下为己任的曹操，也根本不把儒学放在眼里。在曹操的心目中，真正的人才不是那些"尚德行"的"廉士"，而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进取之士"，这在曹操的四次《求贤令》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来。曹操认为，伊挚是奴隶，傅说是泥瓦匠，吕尚是渭水之滨的钓叟，苏秦曾经不守信用，韩信有胯下之耻，陈平有盗嫂受金的骂名，吴起则母死不归和杀妻求将，这些人虽然或出身低微，或有见笑之行，或是不仁不孝，但正因为有了他们，才能安邦定国，临敌力战，"成就王业，声著千载"。换句话说，在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形势下，以孝悌仁义治天下的儒家学说，再也无人理睬，像被遗弃于道旁的梅花那样，只好"零落成泥辗作尘"了。

行之数百年之久的儒学，如今却沦落到这般地步，对于众多的士人来说，实在是不堪回首，可悲可叹。因为士人总是有理想追求的人，他们既然失去了原来的精神支柱，却又没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学说去取代它，便只有在严酷的现实世界里，观望徘徊，徬徨苦恼，甚至做出连自己也不敢相信的生活行为来。这种变态心理，说得冠冕堂皇一点，便是"众人皆醉我独醒"。

然而，若从积极意义而言，从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角度去观察问题，儒学的衰歇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坏事。士人们由于解脱了精神枷锁，不再受独尊儒术的羁绊，就会带来思想上的解放，以及学术自由的风气。过去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之学，曾几何时只能不绝如缕地潜存着，如今又重见天日，摆到了桌面上来，让人们去审视、研究、品评、挑选。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一时身价倍增，深受士人青睐，被视为是新形势下的精神依托。于是，老庄哲学复活了。

（二）老庄哲学的复活老庄哲学的创始人是老子，他的学说在先秦诸子中被称为道家，其继承和发挥者是庄子，后人便将他俩的学说合称为老庄学派。

据《史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外字聃，故又或称老聃。他是春秋时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曾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当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向他问礼求教，并称赞他是属于"龙"一类的人物。他曾著《老子》（又名《道德经》或《德道经》）一书，创立起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这就是"道家"一词的来由。《老子》一书凡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为《道经》，后四十四章为《德经》，全书五千余言，故又约称"五千字文"。该书文字不多，思想内容却相当丰富。略而言之，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学术思想以"道"为特色，主张"道"为"万物之奥（主）"，是宇宙万物的本质、构生、变化和本原。它的本身，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视之不见"和"听之不闻"的。换句话说，这个主宰宇宙的"道"，实际上是看不见、摸不着，没形状、没声响的"无"。老子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种认为世界本原为"无"的学说，哲学体系上是属于唯心主义哲学范畴。

其二，政治态度上主张"无为而治"，对当朝统治者深表不满，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又反对战争兼并，咀咒"兵者不祥之器"。

其三，历史观上持后退论，认为"利器"、"伎巧"即科学文明是世间争乱的根源，主张"绝圣弃智"，要求回复到"结绳而用之"、"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中去。

其四，方法论上具有朴素辩证法，认为宇宙万事万物都处于相互对立和不断转化的状态之中，提出"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命题。这部以"道"为核心的经典著作，由于"道"的玄奥，具有宗教色彩，因而被道教奉为教经，称为《道德真经》，老子本人后来亦被尊为道教教主之一的太上老君。

道家的继承和发挥者庄子，《史记》中亦有记载，他名庄周，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曾做过漆园吏小官，学识渊博。相传楚威王慕其高名，曾以厚礼聘任他为楚相，但遭他拒绝，并从此终身不仕，以表明自己对统治者不满和对当时社会制度的蔑视。他曾著《庄子》一书，有十余万言，凡五十二篇，今存郭象注本则为三十三篇。

庄子著书立说的目的，按《史记》为"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该书多以寓言故事去阐发哲事，想象力强，内容丰富多彩，文字洒脱飘逸，故在哲学、文学上有颇高价值。就哲学的基本思路而言，《庄子》不但追踪《老子》之学，而且有所发挥，因而同属于先秦道家的重要经典。在思想核心问题上，庄子继承和发挥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明确提出"道"尽管"无为无形"却又"有情有信"；它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为什么呢？因为"道"是"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的。在认识事物的方法论上，庄子一方面继承了老子关于矛盾对立和相互转化的法则，具有"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和"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的辩证法；另一方面，庄子却把事物的相对性加以绝对化，从主观意识上否认事物之间质的差别。他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意思是秋毫比泰山大，八百岁的寿星彭祖要比几岁便死去的小孩短命。这种否认事物之间是与非、大与小、生与死、贵与贱的相对主义，正是他怀疑一切和毫无原则的处世态度的反映，也是他追求安时处顺、逍遥自得的精神境界的体现。

老庄哲学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它含蕴着有关宇宙、社会、人生、理想、自由等问题的根本看法。关于这些，在后文王弼《老子注》和郭象《庄子注》中再分别进行论述。

那么，老庄哲学为什么受到士人的偏爱呢？除了社会的动乱和儒学的消沉等客观因素以外，主要还应从它的本身去寻求答案。简单地说，老庄哲学的最高概念，既不是天，也不是上帝，鬼神，而是作为"万物之母"的"道"。这个"道"就是"自然"，而"自然"的终极则为"无"。这种以"道"为宇宙本源之说，冲破了殷周以来人格精神天子至上的权威，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革命，因而赢得了士人的重视。其次，老庄哲学的社会政治思想核心是"清静无为"，与儒家学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它强调一切都应顺其自然，不必有所作为，否定儒家提倡的仁义礼忠信等伦常道德。这对于看透了儒学的虚伪的士人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再次，老庄哲学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是悲观的，对人世间的尔虞我诈抱着鄙视态度，希望通过消极退隐和逍遥自在的行为，去寻求精神世界的宁静。这种处世办法，当然也会引起失意士人思想上的共鸣。基于上述的原因，老庄哲学能够在士人中间产生较大的影响，赢得较多的赞赏，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群雄割据、杀戮不止的战乱年代中，在三国鼎立、相互攻伐的艰难岁月里，不少士人在老庄哲学思想的薰陶下，或者韬光遁世，逃入山林，躲进土穴，过着一种隐士般的生活；或者言不臧否，养性全真，身在田园追求适意逍遥；有的人迫于无奈，出仕为官，但虚食俸禄，委曲周旋，过着逢人开口笑的日子。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实际上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矛盾和苦恼，如理想与现实，悲观与乐观，外化与内化，随俗与孤傲，虚假与真善，安命与逍遥等等。这些士人面对严酷的现实，心里都很明白，但又不能不故意装聋作哑，虚以委蛇，只好从《老子》《庄子》中寻找安慰，或者在纵酒谈玄中乐以忘忧。在《世说新语》卷上《言语篇》里，有一则关于"水镜先生"司马徽的故事，很能代表当时士人的生活态度。

书中写道：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辩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其婉约逊遁如此。尝有妄认徽猪者，便推与之，后得其猪，叩头来还，徽又厚辞谢之。司马徽为一时名士，见多识广，声誉隆高，深受诸葛亮尊崇，但他在品评人物时，只说好听的，从不说人家半句坏话，甚至当别人把自己家里的猪诓走时，也不据理力争。这种言不由衷屈辱求全的人生哲学，就是老庄哲学的处世观。又如另一名士孔融，论学识才华堪称当时第一。他"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荐达贤士，多所奖进"，但他爱发议论，说话行事均不符合曹操的旨意，因而颇受冷落，只能借醉浇愁，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①结果呢？孔融以"谤讪朝

①　《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

廷"，"大逆不道"之罪被曹操下狱弃市，连妻子老小也被杀了。再如名士郭太，博通坟籍，善人伦识鉴，名震京师，但他目睹宦官擅政，不愿出来做官，不为危言覈论，明哲保身，闭门教授，宁肯做一个"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教书先生②。于是，当"党锢之祸"时，诸如李膺、范滂等党人均遭杀害，只有郭太和袁闳等人得以保全。

老庄哲学中的"道"，其义理是比较玄奥难懂的。无独有偶，儒家学说《五经》中的《周易》，对于自然、社会、人事的变化和吉凶，则是以卦和爻来占卜的，是一部占筮之书，在义理方面也是玄奥莫测。据《史记》载："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又说："越王勾践放文王《八卦》以破敌国，霸天下。"③照他说来，《周易》的玄秘与《老子》、《庄子》书中的"道"，虽然不相同而或可以相通，因为都同属于玄奥之学。也就是在同书同卷中，司马迁曾多次直接引用《老子》、《庄子》之言，进行比附解惑。于是，在后人的心目中，常常把《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为"三玄"。这就是说，士人们在将老庄哲学奉为圭臬的同时，也对易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这么发展下去，到了曹魏正始年间（240-249），便形成一门新的哲学，即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玄学"。

②　《后汉书》卷六十八《郭太传》。

③　《史记》卷一二七《日者列传》。

（三）关于清谈、清议与玄谈在论及魏晋思想觉醒的问题上，既要注意其时士人的著作，还要重视其时士人之间的话语言谈，因为言谈与书本不同，它可以通过讲话、问难、答辩等直接对话的方式，使谈话的内容往纵深处发展。在通常情况下，甲乙双方分为主客，人数不限，两人、三人或更多一些人。谈话的席位称为"谈坐"，谈论的术语称为"谈端"，谈论时引经据典称作"谈证"，谈论的语言称为"谈锋"。在主客双方谈论的过程中，甲方可以提出自己对主题内容的见解，以树立自己的论点，乙方可以通过对话，进行"问难"，推翻对方的结论，同时树立自己的理论。在相互论难过程中，其他人也可以发表意见，表示对讨论主题的赞成或反对，称为"谈助"。待到谈论结束时，或则主客双方协调一致，握手言和，或者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于是，有人出来调停，暂时结束谈论，这就叫"一番"。这样，也许还有"二番"、"三番"，直至有所结论，胜者一方得"胜论"，败者一方为"败论"。

这种类似今天学术会议的对话方式，古时未有一个专有名词加以确评。

于是，学界对此议论纷纭，以"清谈"、"雅谈"、"清议"、"正论"、"玄学"、"清论"、"玄谈"、"谈玄"的名目相标，在有关内容上又常常混淆不清，多生抵牾。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上列诸提法可以归纳为"清谈"、"清议"和"玄谈"三个名目。所谓"清谈"，绝不是"空谈"，不专指"玄学"、"玄谈"之类，而是泛指汉魏六朝各种思潮流派谈说辩论活动的总称，是弥漫于士人内部的民主自由的社会风气，它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如宇宙观、人生观、天文地理、政治历史、人物臧否、道德伦理等等，但不是海阔天空的神聊，也不是漫无边际的虚谈，而是有的放矢，并且以辩析其中的哲理为目的。应该看到，清谈是一种活泼的和有效的思想交流方式，清谈的内容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精神，因为清谈的本身，给了学术思想界以一个朝气勃勃的生机，使士人们从自己的书斋中走出来，进入一个相互辩论寻求真理的境界，一个形而上的境界。因此，清谈对于魏晋思想的觉醒，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清议、清论、正论等在形式上都是清谈，但其内容则侧重于具体的人物或政治事件的批评，而玄学、玄谈和谈玄，也都是清谈，但其内容主要侧重于《老子》、《庄子》和《周易》等"三玄"之学的检讨和研究。作如是观，尽管还不那么精致准确，但总体上说来大概不会有错的。

清谈在东汉末至三国鼎立之初，其主要内容为人物批评，这是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后，士人们为了明哲保身，再也不敢去评论当时的腐败政治，而只好转到人物议论方面。据《后汉书》载，当时的郭太、谢甄、苻融、边让等名士，既善于鉴别人物的贤愚善恶，又能够以巧妙的辞令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一是免得伤害被品评的人，二是也与当时的政治不发生直接关系。郭太是以善于评论人物而扬名天下的，他对袁奉高、黄叔度的人品评论道："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波（原文为"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量也。"①稍后的许劭、许靖哥俩，也是闻名乡里的名士。当时，出身微贱的曹操，就曾卑辞厚礼请许劭给自己评估。许劭看

①　《后汉书》卷六十八《郭太传》注引《谢承书》。

不起曹操，逼于无奈只好评道："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①曹操认为许劭有眼力，评得对，高兴地扬长而去。

及至董卓专权，群雄割据和三国鼎立，清谈之风越吹越旺，内容已不限于人物品评。如"孔公绪（即孔伷）能清谈高论，嘘枯吹生"②，"荀公（即荀爽）之清谈"③，焦和"入见其清谈干云"④，许靖"虽年逾七十，。。清谈不倦。"⑤书中所载的"嘘枯吹生"、"干云"之辞，表示孔伷、焦和之辈在清谈时，高谈阔论，意气风发，还说得头头是道，大有能将死人说活、活人说死的意思。至于他们说的内容有哪些，是否除了人物批评以外，已搀杂了《庄子》、《老子》、《周易》等玄远之学，我们尚不清楚，但清谈内容的范围肯定要大多了。

然而，荀彧的小儿子荀粲，已经开始重视玄远之学，这毕竟成为事实。

史书上说："粲字奉倩。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又说："太和初，（粲）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顷之，粲与嘏善。"⑥这则材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荀粲与他的哥哥荀恽、荀俣、荀诜、荀彧等人不同，也与傅嘏不同。这些人的论议所据为儒家的名理之学，而荀粲独好道家的玄远之学；二是荀粲与傅嘏清谈时，一开始就分成了两派，双方之间进行思想交锋，由于各执一词，意见多有不合。后来，经过第三者裴徽从中调解折衷，两人握手言欢，成了志趣虽异而关系甚笃的好朋友。

上面所举的事例表明，清谈之风可以追溯至东汉后期，而清谈内容则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侧重，从"党锢之祸"至天下大乱群雄割据这段期间，清谈主要表现为人物评论，亦即为"清议"。及至魏蜀吴三国鼎立前后，清谈内容已开始转向老庄哲学的探讨，亦即由"清议"发展为"玄谈"，但这并不能绝然分割，而只是就主要倾向性而言，即使到了玄学形成的正始年间，清谈也不能单指"玄谈"，还应有"清议"等其他内容。

清谈是一种新的思想交流方式，它与儒家经师开馆授徒不同，没有严格的师承关系和家法师法的限制，也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在"谈坐"席上，在"谈主"与"谈客"之间，甚至对于来到清谈场上的旁听者，人与人的人格关系是平等的，不分老少，不分等级，既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也可以摇唇鼓舌，彼此问难，一番又一番地争论下去，直到分出胜负为止。可以说，这种清谈方式，给士人们带来了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为促进思想解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另外，参加清谈的士人们，除对敏感的政治问题避而不谈以外，其他内容都不必顾忌，如宇宙是怎样生成的？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怎样才能延年益寿？音声的本身有无喜怒哀乐？语言能否完全表达意思？日月星辰有没有意志？应该怎样度过一生等等。每一番清谈，都可以围绕着一个主题进行，或者引经据典，以深邃内容击败对方，或者自由发挥，以华丽言辞吸引听众。

①　《后汉书》卷六十八《许劭传》。

②　《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

③　《三国志》卷十三《钟繇传》注引《魏略》。

④　《三国志》卷七《臧洪传》注引《九州春秋》。

⑤　《三国志》卷三十八《许靖传》。

⑥　《三国志》卷十《荀彧传》注引《晋阳秋》。

在清谈场上，既不受论资排辈的限制，也不由官方出面去"裁决"，谁胜谁负，完全取决于谈者的理论水准和说话技巧。这种平等辩论，以理取胜的清谈风气，自然会受到士人们鼓掌欢迎、交口称赞的。

正是在这种良好的学术环境下，维持了数百年之久的独尊儒术格局被打破了，原来因罢黜百家而沉寂下去的诸子之学，诸如法家、道家、墨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等，又都破土而出，纷纷登上学术思想舞台，出现了继战国时期以后的第二次"百家争鸣"局面。经过学术探讨、辩论和比较，士人们认定"《庄》《老》《周易》，总谓三玄"的玄远之学，最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也最能对宇宙、人生、社会诸问题，作出精辟的分析和深刻的回答。于是，被后人称为"玄学"的新哲学理论，遂风靡于思想界，成为时代新思潮的主流。

三、正始玄学（一）正始玄学的形成1。玄学的定义及其特征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魏晋玄学常常与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相提并论，被视为学术思想链条中的三个热点。魏晋玄学风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但其正式形成却在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因而又称之为正始玄学。

其实，"玄学"一词，既不见于正始年间，也不见于整个魏晋时期，而是出现于南朝刘宋和萧齐两朝。据《宋书》载：元嘉十五年（438），征（雷）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庚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①。

另据《南齐书》载：右泰始六年（470），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正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干一人，门吏一人，典观吏二人。建元（479-482）国，掌治五礼。永明三年（485），国学建，省①。

上面两则材料，为"玄学"立学官和建学科的最早记载。何尚之"置玄学，聚生徒"讲学一事，在《宋书》本传中也有记载可为互证。那么，"玄学"一词既然晚出于南朝宋齐之际，后人为什么要把魏晋时期的哲学思潮也称之为玄学呢？这就是我们在论述魏晋玄学时必须首先弄清的问题。

什么叫"玄学"呢？"玄"字一义，取自《老子》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语，意为深奥神妙，玄奇难测。当时，士人们为穷究"天人之际"，探索自然界和社会界的种种奥秘，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作为谈话资料，冀求得到一种比较合乎哲理的解释。这三部书，人们统称为"三玄"。三玄之学虽然独标高深莫测，玄乎其玄，文字是比较难懂一些，但它并不脱离社会现实，只要深入地进行研究，便会从中得到丰富的知识和无穷的乐趣。按过去的学术流派而言，《老子》、《庄子》属于道家著作，而《周易》则是儒家五经之一。因此，玄学是儒、道两家学说的结合。至于哪一家学说为玄学思想的主体，学术界则意见不同。目前仍存在着三种解释：第一种意见认为，玄学是用儒家思想去解释《老子》、《庄子》，以儒家为主，可称之为"新儒学"。第二种意见认为，玄学是用老庄思想去解释《周易》、《论语》，以道家为主，可称之为"新道家"。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哲学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形成了儒、墨、道、法、名、纵横、阴阳、兵、农诸家，但在长期的相互交融消长的过程中，已经不存在"纯儒家"、"纯道家"。因此，玄学一经形成，就有别于儒家或道家，而是属于一门新学说。玄学家在为《老子》、《庄子》和《易经》、《论语》等进行解注时，已多与原意有所不同，如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周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郭象的《庄子注》等，便都进行了大胆发挥。可以说，这是旧瓶装新酒，是

①　《宋书》卷九十三《雷次宗传》。

①　《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

在旧的蓝图上描绘出新花样，它标志着中国哲学的进步，应视为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的哲学思潮。

2。正始玄学形成的政治背景新的哲学思潮--玄学的形成，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诸如封建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门阀士族的出现，两次"党锢之祸"，黄巾大起义，儒家学说的沉沦，老庄思想的复活，以及清谈之风的兴起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刺激了玄学的产生。这些因素，都是玄学滋生的土壤。但是，玄学之所以能在正始年间形成，开绽出一株株绚丽之花，却是与当时的政治态势紧密相连的。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以后，初步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曹魏政权的奠基者曹操，虽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一统天下的愿望，但他仍然扯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旗帜，发布了一次又一次的求贤令，公然提出要用像伊尹、傅说、吕尚、韩信、陈平、吴起那样出身低贱、行为越轨、不仁不孝但有治国用兵本领的人。这些求贤之令，表面上看来是选举官员的标准，实际上是对儒家的忠孝名节思想的否定，其意义之重大，是促使士人们思想的裂变，为新的思想开拓了道路。联系曹操本人的生活作风，也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他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①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②这些通达洒脱的人生态度和不受拘束的浪漫行为，正是道家思想的写真。因此，曹操在政治军事上固然"览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谋，"③但从他个人生活和求贤令所表达的思想来看，道家学说的比重越来越大。夏曾佑先生曾指出："曹操明言廉士不足用，盗嫂受金，皆可明扬仄陋，其用意可知，文帝（即曹丕）因之，加以任达，。。于是六艺隐，而老庄兴，经师亡而名士出，秦汉风俗，至此一变。"④延康元年（220），曹丕代汉称帝，改国号魏，更年号黄初，是为魏文帝，追尊曹操为武帝。转年，刘备建蜀称帝，建年号章武，是为昭烈帝。9年以后，孙权也建吴称帝，建年号黄龙，是为大帝。对于曹魏政权来说，因为在名义上是以禅让的方式得来的，而在人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是篡逆行为，因此在曹丕即位之初，仍然沿用具有汉王朝统治标志的社稷祭祀、礼乐正朔，以收拢人心。但后来由于刘备称帝，声称承汉正统，于是出现了曹魏、刘蜀之间谁是正统的争端。刘备为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自然容易被人们公认为正统。接着，孙权称帝，与曹魏政权争衡，使得曹魏想再继续维持正统已经毫无实际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魏明帝曹叡决定改正朔，变制度，正式建立新的礼乐之制。他在改正朔诏令中说：改朔变制的结果，魏明帝追尊武皇帝曹操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为魏高祖，明帝本人则为魏烈祖，换句话说，曹魏政权的建立具有特殊性，曹操是拨乱反正、创业定天下的，曹丕是继承父业、受禅得天下的，曹叡本人是通

①　《曹操集》诗集《短歌行》之一。

②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③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陈寿后论。

④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88　页。

过改朔变制才真正建立起曹家的天下，曹叡的改朔变制，从法律的形式彻底割断与两汉王朝的关系，使刘家天下最后变为曹家天下。

世系相袭，同气共祖。犹豫昭显，所受之运著明天人去就之符，无不革易制度，更定礼乐。。。至于正朔之事当明于变改，以彰异代，曷疑其不然哉①？

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必须要有不同于前朝的法律和制度。于是，魏明帝诏令刘劭与庾嶷、荀诜等人，在革除汉家法律的同时，制订《新律》十八篇，并作《律略论》以申明大义。在选举制度方面，曹魏政府也不断改进，先是曹操推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接着是曹丕建立"九品官人法"，待到曹叡改制时，又命刘劭订出"都官考课法"七十二篇。我们虽然已无法详悉《新律》和《都官考课法》的具体内容，但它对巩固曹魏政权无疑是有利的。

3。"四聪八达"与"浮华"案任何一种新思想学说的诞生，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不但要经历长期的酝酿、比较、鉴别的过程，而且总是以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为温床，另外，还必须尊重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哪家哪派的学说、思潮，都毫无例外地有一群富于文化学识的人为载体，只有通过他们，才能使新学说新思潮逐渐弥漫开来。正始玄学的形成当然不可能例外。在正始以前，即在魏明帝曹叡继位的太和、青龙、景初年间（公元227-239年），已有那么一批年轻的"名士"们活跃在思想舞台上，探索道家老庄学说和儒家《周易》、《论语》等经典结合的可能性，并在交往活动中逐渐形成一个群体。这批年轻的"名士"，就是因"浮华"案而遭到撤职查办的"四聪八达三豫"集团，也可以说是早期玄学家们。

关于"四聪八达三豫"集团，由于资料短缺，无法窥见其全部内容，其中比较翔实的资料是这样写的：是时，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此，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①。另据《曹真传附子爽传》说："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　②对照上面两则材料，十五人中能考定的为夏侯玄、诸葛诞、邓飏、何晏、李胜、丁谧、毕轨、刘熙、孙密、卫烈等十人。这是"四聪八达三豫"集团成员的基本情况。关于何晏，后文另立专题，至若刘熙、孙密、卫烈三人，史无明文。其他集团成员大致情况如下：夏侯玄（209-254），字太初，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志》有附传③。他家世显赫，族祖父夏侯惇、从祖父夏侯渊都是曹操手下的大将，父亲夏侯尚在魏文帝曹丕时官至征南将军。夏侯玄十七岁时，继父侯爵，初仕为散骑黄门侍郎，后因得罪魏明帝曹叡左迁为羽林监。他精于（"三玄"

①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六，第1106　页。

①　《三国志》卷二十八《诸葛诞传》注引《世语》。

②　《三国志》卷九《曹真传附子爽传》。

③　《三国志》卷九《夏侯尚传附子玄传》。

之学，与诸葛诞、邓飏等人关系甚好，被誉为"四聪"之首，也是早期玄学倡导者之一。太和六年（232）"浮华"案发被免官时，年二十三岁。后累迁大鸿胪、太常，因拟谋杀司马师，事泄被杀。著述颇丰，原有集三卷，多已散佚，今存《答司马宣王书》、《皇胤赋》等。

诸葛诞（？-258），字公休，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县南）人。《三国志》有传①。他是诸葛亮的从弟，初为尚书郎，屡迁至御史中丞尚书。当时，他与夏侯玄、邓飏等人相互标榜，行为孟浪，被誉为"八达"之首。太和六年（232）"浮华"案发时，被一度撤职。后官至司空，因举兵反对司马昭被斩，夷三族。

邓飏，字玄茂，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三国志》有附传注②。他是汉代大臣邓禹的后代，年少时便在京城里很有声名，出仕为尚书郎，后迁洛阳令。"初，飏与李胜为浮华友，及在中书，浮华事发，被斥出，遂不复用。"可见他也是早期玄学倡导者之一。后迁侍中尚书，在"高平陵政变"中被司马懿所杀。

丁谧，字彦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志》有附传注③。他父亲丁斐在曹操时为典军校尉，深受袒护。他不爱交游，喜读诗传，颇有才华，但因得罪诸王被捕下狱。后官至散骑常侍，与何晏、邓飏同僚，亦在"高平陵政变"中被司马懿所杀。

毕轨，字昭先，不晓何方人氏，只知其父毕子礼曾为典农校尉。他少有名声，明帝曹叡时为黄门郎，子尚公主。后迁并州刺史。若依上引《曹真传附子爽传》，他在浮华案中曾遭抑黜。但按同传注引则无此记述，是否因为他儿子与明帝的女儿结婚，于是旋黜旋用又改迁为并州刺史，亦未可知①。李胜，字公昭，不详籍贯，父亲李休曾历任上党、矩鹿二郡太守，后还京师拜议郎。他雅有才智，在京师与曹爽、何晏、邓飏、毕轨等人有交流，于是"明帝禁浮华，而人白胜堂有四窗八达，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连引者多，故得原，禁锢数岁。"②后官至河南尹，在"高平陵政变"时被司马懿所杀。

以上是因"浮华"案而遭免官的主要人员的情况。那么，"浮华"的罪名又有哪些内容呢？综合有关资料看来，包括以下两个主要内容：一是不诵诗书，仰慕道家《老子》、《庄子》之学，造成了"经学废绝"的严重局面。朝廷认为这些"名士"都是一些"虚伪不真之人"，其罪责是"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二是行为佯狂疏放，浮夸不实，藐视权贵。如丁谧被捕的原因为：他在邺城借了人家一间空房住着，但某王也要借，并直入空房。丁谧见某王进来，"交脚卧而不起"，表现出一副不屑理睬的神气。接着，丁谧又大声对身边仆人说："此何等人，促呵使去。"③某王见丁谧不但不起身迎接自己，反而疏狂无礼，要仆人赶走自己，恼怒已极，便告了他一状。结果，明帝便诏令将丁谧逮捕入狱。

①　《三国志》卷二十八《诸葛诞传》。

②　《三国志》卷九《曹真传》注引《魏略》。

③　《三国志》卷九《曹真传》注引《魏略》。

①　《三国志》卷九《曹真传》注引《魏略》。

②　《三国志》卷九《曹真传》注引《魏略》。

③　《三国志》卷九《曹真传》注引《魏略》。

另据史载，在"浮华"案发生前两年，即在太和四年（230）二月，魏明帝曾经发出一道反"浮华"诏书说：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它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①。

这个诏令，实质上是警告年轻的官员和太学生们，要杜绝浮夸不实的思想作风，努力学习经书，以使将来官职屡迁，反之，朝廷就要采取措施，罢退不用，但是，看来诏令未能生效，浮华之风日甚一日，泛滥成灾。司徒董昭见无法煞住这股风气，便于太和六年（232）启奏魏明帝，要求进行法律制裁。他在奏议中有一段话说：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以更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誉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②。

对此，魏明帝联系自己两年前所发的诏令，不禁恼羞成怒，　"于是发切诏，斥免诸葛诞、邓飏等。"③这就是震动一时的"浮华"案。

"浮华"一案表明，在正始以前，在以"四聪八达三豫"为代表的一批士人中，出现了一股躁动的、反现实的社会思潮。被卷进这种思潮的士人们，思想上不再重视儒家经典，行为上不再恪守儒家礼教。他们相互标榜，合党连群，制造舆论，干扰选举，甚至对皇帝的警告也置若罔闻。这批代表新思潮的人群，仰慕的是旷达疏放的浪漫情调，追求的是返朴归真的太古之世，他们要做"自然而然"的"至人"，要畅恣意逍遥的"玄风"。尽管这些早期玄学的倡导者们，丢了官，罢了职，有的在狱中竟被囚禁了数年之久，但他们洋溢起来的新思想，却激荡着新的一代人，诸如李丰、王广、裴徽、荀粲、刘陶等有识之士，都是"浮华交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于是，在社会新思潮的冲击下，到了正始年间，为儒家经典《周易》、《论语》和道家经典《老子》、《庄子》进行注解的著述相继问世，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新学说--玄学终于形成了。

①　《三国志》卷三《明帝纪》。

②　《三国志》卷十四《董昭传》。

③　《三国志》卷十四《董昭传》。

（二）何晏的政治哲学思想1。何晏生平及其著述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三国志》有附传。生年不详。他祖父何进，汉末灵帝时官至大将军，因与袁绍、曹操谋诛宦官集团反而被杀。父何咸，早亡。按《世说新语》和《魏略》所载，曹操为司空时，纳何晏母，收养何晏。何晏七、八岁时，"明惠若神"，深得曹操宠爱，"欲以为子"。但他生性豁达，不为曹操的长子曹丕所喜，只叫他"假子"。于是，当曹丕建魏称帝以后，何晏未能得到官职，至明帝曹叡继位之初，何晏仍然赋闲在家。这时他大概已过而立之年了。

何晏曾尚金乡公主，故得赐爵为列侯。他是一位爱修饰装扮自己的人，"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①又"少有异才，善谈老庄，"②因而在贵戚官僚子弟中享有崇高声誉。当时，大将军曹真之子曹爽，与"四聪八达"集团的夏侯玄、丁谧、毕轨、李胜等人多有交往，而何晏亦与夏侯玄、丁谧等人关系甚洽。于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待至太和六年"浮华"案发时，何晏、夏侯玄、丁谧、毕轨、李胜等人皆免官。曹爽由于他父亲是大将军，自然会另有安排照顾。

景初三年（239）魏明帝死，年仅8　岁的齐王曹芳继位，由曹爽、司马懿辅政。转年改年号"正始"。由于曹爽得势，原来因"浮华"案而颇受压抑的"名士"们翻身了，夏侯玄、诸葛诞、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人，不但官复原职，而且多有超迁。至于何晏，更以才能升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不久，又攫升为尚书，主持官员选拔工作。于是，原来与何晏关系密切的人，也都得到了任用。这样，就学术思想方面来说，以何晏、夏侯玄为首的玄学队伍进一步壮大起来，诸如王弼、钟会、傅嘏、乐广等一批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就是在这时候开始冒尖的。

然而，政坛风云在变幻着，以曹爽为首的曹氏集团和以司马懿为首的司马氏集团之间，矛盾不断恶化。不久，曹爽接受何晏、邓飏、丁谧等人的建议，由曹氏亲党典掌禁兵。司马懿于是称病不与政事，暗地里策划夺权。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春，司马懿趁魏主曹芳与曹爽等人去祭扫高平陵（魏明帝墓，在洛阳南）之机，迅速关闭城门，控制了洛阳。结果，曹爽被杀，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人亦被一网打尽，并夷三族。这就是历史上的"高平陵政变"。何晏死时约50　多岁。

何晏是以正始玄学领袖之一的身份活跃于思想舞台的。关于他的著述，史书所载讹传谬误甚多，诸如《隋书·经籍志》说，何晏曾著《老子杂论》、《魏晋谥议》、《乐悬》等；《旧唐书·经籍志》、《册府元龟》又说，何晏曾撰《周易讲疏》十三卷、《周易私记》二十卷等。对此，清代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和今人王葆玹《正始玄学》等书已有所辨明，这里不再赘述。何晏在吏部尚书任内，曾撰《官族传》，这是一部兼有官志、史传和族谱性质的书，多达十四卷，虽题为"何晏撰"，当是"何晏等撰"的省称。

另见《世说新语·文学篇》载，何晏曾为《老子》一书作注。据说，当

①　《三国志》卷九《曹真传附何晏传》注引《魏略》。

②　《世说新语》上卷下《文学》。

他见到后辈王弼亦作有《老子注》时，觉得王弼之作较己注"精奇"而"神伏"。他说："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于是，何晏将己注改名为《道论》和《德论》。在《三国志·曹真传附何晏传》亦说，何晏"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据此可知，何晏确曾著有《道德论》，但原书早已亡佚，只在张湛《列子注》中保存了若干片断，并以《道论》、《无名论》的书名出现。

何晏的传世学术著作为《论语集解》。该书题为"何晏撰"，大概是由于他是吏部尚书，其实参与者尚有孙邕、郑冲、曹羲、荀彧等人。在《论语集解》问世以前，为《论语》作注解的不乏其人，在汉代则以马融、郑玄诸家的注解影响较大。及至曹魏之初，陈群、王肃、周生烈等人在讲解《论语》时，虽然由于师承关系，多依郑玄之说，但亦时有差异，因而出现了注解《论语》有"七家"之说。这是何晏著述《论语集解》以前的大概情形。

何晏撰写《论语集解》，与前人多有不同：一为"集诸家之善说"，将凡是自己认为好的解释进行采录；一为"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即把不妥的注去掉，改弦易辙，赋予新意。关于这点，南朝梁代皇侃在《论语义疏》中说："何晏注《鲁论》集季长等七家，又采《古论》孔注，又自下己意，即世所重者。"何晏既"好老庄言"，注解《论语》时又"颇多改易"和"自下己意"，当为不再拘泥于汉儒诸家的旧说，而是用《老子》、《庄子》、《周易》的"三玄"之学去进行演绎和发挥，从而出现了外儒内道、儒道互补的"新学"。

2。何晏"新学"的"贵无"的思想何晏的"新学"究竟"新"在哪里呢？简而言之，就是"以无为本"的"贵无"思想，在《晋书·王衍传》中，曾载有这么一段话："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存务，无往不成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①意思是说，"无"不但是化生万物的根本，同时也是认识世界和待人接物的指南：统治者笃守无，就会成为有道德的正人君子；被统治者安于无，就不会因犯上作乱而遭杀戮之灾。联系《列子注》中所引的《道论》和《无名论》，何晏的"贵无"思想表现得更加充分。他说：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响而出气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规以之圆。圆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②。又说：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自天地以来，皆有所有矣。然犹谓之道者，以其能复用无所有也。故虽处有名之域，而没其无名之象，由以在阳之远体，而忘其自有阴之远类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疆为之名。"仲尼称尧"荡荡无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则疆为之名，取世所知而称耳，岂有名而更当云无能名焉者耶？夫惟无名，故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之，然岂其

①　《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附从弟衍传》。

②　《诸子集成》第3　卷《列子·天瑞篇》注引《道论》。

名也哉③？

以上两则材料，表明何晏哲学思想含蕴着下面四点看法：其一，世界上一切的有，都是由"无"生出来的。这个"无"是世界本源；其二，"无"就是"道"，而"道"的本身是无名、无形、无声的，它能生出有名、有形、有声的万事万物；其三，世界万物之所以有名称，只是为了方便而强称之有名，实际上，"有名"的本来面目是"无名"，因为"有"的终极仍归于"无"；其四，老子的道家学说与孔子的儒家学说毕竟是相通的，就像尧虽然有巍巍功名，但其最后仍归复为无名。照此说来，何晏认为"无"是一种超越物质的虚静的本体，是不可名状和难于捉摸的东西，但它神通广大，法力无边，能够创造出具体的物质世界，因而是世界万物的根源。何晏的宇宙本源为"无"的学说，显然出自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之学，在哲学思想上属于唯心论范畴。

何晏是玄学的开宗，性好老庄之言，而他最初接受的却是儒家学说。因此，他在注解《论语》时，既不可能像两汉经学家们那样采取全然肯定的态度，也不可能像后代玄学家们那样去否定，而是表现出一种"似儒而非儒，非道而似道"的假象。为了说明他的思想转变，这里不妨举出几个实例。如："温故而知新"句，何晏注说道："温，寻也，寻绎故者，又知新者，可以为师矣。"这一解释，与孔子的原意已有不同，孔子是说为师的人知故即知新，并非含有温习旧的知识又知道新的知识的意思。又如"畏大人"句，按原意"大人"为大官、贵族，而何晏却注为"大人即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也。"这样，"大人"成了德行高尚的圣人。又如"夫子言性与天道"句，何晏注为"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若按荀子的看法，天道是自然的现象，是一种规律，即"天有常道"，是可知的。而在何晏的笔下，这个天之道是深微莫测的，是无形、无状和无声的神，既神秘而又不可知。

何晏的思想具有儒道互补的特点，其主要倾向为外儒内道，或者说授道入儒，即用老庄之学去解释儒家经典《论语》。这里不妨再举两个例子。如"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句，何晏将之注解为"君子为儒，将以名道；小人为儒，则矜其名也。"又如"仁者乐山"句，何晏也是以《老子》的"道"即"无"去加以解释的。他注说道："仁者乐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动，而万物生焉。"这些解释，是何晏主张"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之说的极好注脚。何晏的"贵无"思想源出于道家，他把"无"理解为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神"，其用意是"盖欲以神况诸己也。"①但是，儒家学说在当时还占有市场，他不可能完全否定儒学，因而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即用道家思想去研究《周易》和注解《论语》，企图创立一个儒道互补、道本儒末的"新学"。由于《周易》比较深奥难懂，何晏自己也承认尚"不解《易》九事"。然而，正当他向《易》学迈进之际，却由于"高平陵政变"而死于非命。

何晏是以朝廷大臣兼玄学家的双重身份活跃于政治思想舞台上的。他能清言，文章也写得很是逸致，因而在他为吏部尚书期间，"谈客盈坐"，"天③　《诸子集成》第3　卷《列子·仲尼篇》注引《无名论》。

①　《三国志》卷九《曹真传附何晏传》注引《魏氏春秋》。

下谈士多宗尚之"②。正因为如此，他后来颇受儒学家们的攻击，如晋人范宁便斥责他"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是"言伪而辨，行僻而坚者。"③其实，这种攻击只能看成是腐儒之见，因为何晏的《论语集解》，不但为南朝士人们推崇，而且也在唐朝被定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解，对于儒家思想的发展曾起过应有的作用。正是这个缘故，清人钱大昕曾就此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他说：自古以经训颛门者，列入儒林，若辅嗣（王弼字）之《易》，平叔（何晏字）之《论语》，当时重之，更数千年不废，方之汉儒即或有间，魏晋说经之家，未能或之先也①。何晏是正始名士中的头面人物，也是正始玄学的倡导者。在正始时期思想舞台上的新派知识分子群体中，他无疑是具有新思想的官僚贵族子弟的领袖。在他和夏侯玄等人的影响和提携下，一批才华横溢的少年思想家脱颖而出，而王弼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②　《世说新语》上卷下《文学》。

③　《晋书》卷七五《范汪传附子宁传》。

①　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二《何晏论》。

（三）王弼的政治哲学思想1。年轻的玄学领袖在早期玄学家何晏、夏侯玄等人的倡导和启迪下，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主体的"三玄"之学，迅速地成为京师洛阳贵族少年们十分感兴趣的热门话题。一时之间，玄风劲吹，奏出了富于时代特色的强音--"正始之音"，形成了一股亦儒亦道、儒道融合的新思潮--玄学思潮。当时，不少■袴少年，诸如卫瓘、裴秀、钟会、王弼等辈，都是十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虽然童年时代都读《四书》、《五经》，但年轻气盛，热情奔放，保守思想较少，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因而给正在形成的玄学带来了蓬勃生机。其中，尚未进入弱冠之年的王弼，更是一位后起之秀。他勤奋著述，大畅玄风，被誉为继何晏之后的玄学领袖。

王弼（公元226-249年），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县西北）人。按《世说新语》和《三国志》所记，他的祖父王凯和族叔祖父王粲，都是熟读儒家经典的人。父亲王业，官至谒者仆射，也是诗书满腹。王弼幼年时便以聪明敏慧见称，十多岁时转而喜好老庄之学，富于思辨，又有口才，得到吏部郎裴徽的赏识。裴徽问王弼："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王弼应声回答道："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意思是说，宇宙万物生于"无"，但"无"的本身无法教育他人，因此孔子不说"无"。老子主张万物本源为"无"，但他认为"无"能生"有"，因而说"有"，正是这个缘故，老子经常说"无"能包容一切。当时，首倡玄学的吏部尚书何晏，对于王弼的玄理和辩才也极为赞叹。这是因为，王弼在与多人谈玄的谈坐上，才思敏捷，在答难中驳倒了众多谈客，不仅如此，他还"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何晏为此心悦神服地说："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在何晏的心目中，这位还不到20　岁的小伙子，已经具备了谈论天道与人事的资格，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后生可畏"啊！

当时，何晏打算注解《周易》，但觉得有不少问题难于搞清，无法下手，只好先注《老子》。可是，在他刚注完《老子》时，却见到了王弼的《老子注》，比自己的注解还要"精奇"。于是，何晏在"神伏"之余，将自己的注改名为《道论》和《德论》。这就是说，年纪轻轻的王弼，"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学术之深邃，思辨之精当，已大大超越了何晏的水平。

何晏有意提拔王弼，想起用他为黄门侍郎，但这个职位被曹爽的亲信王黎夺走，使王弼不得已在王黎手下当补台郎。王弼怏怏不乐，对那些事务性工作毫无兴趣，后来干脆潜心学术，深入研究易老学。他在注《周易》和著《老子指略》、《道略论》等论文中阐发的玄学思想，再一次使何晏、刘陶、钟会、荀融等人折服。可是，王弼不善交际，还常常以自己所长去取笑他人，因而他几乎没有朋友。

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年初，辅政大臣之一的司马懿，为了执掌曹魏实权，发动"高平陵政变"，捕杀了同为辅政大臣的曹爽，并将曹氏集团的骨干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人杀害和夷三族。王弼与何晏的关系虽然比较密切，但在年龄上属于后辈，在政治上也没有多少联系，只是在哲学思想上遥相呼应而已，因此，王弼没有因何晏之死而受到株连。然而，兔死狐悲，心境凄凉，自是难免。同年秋天，王弼因患疠疾病亡，年仅二十四岁。这位被称为思想界的"奇才"，就这么过早地英逝了。

值得庆幸的是，王弼的著作流传到现在的颇为不少。如：《周易注》。

《周易》亦称《易经》，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内含《经》和《传》两部分。《经》为我国古代占筮之书，内容包括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并有卦辞、爻辞予以说明。王弼注《周易》，与东汉郑玄所注多有不同，常常以《老》解《易》，具有援道入儒的特色。今本王弼注本内含《道经》、《德经》六卷，另有《周易略例》一卷，称为七卷本。而晋韩康伯注本除以上七卷外，另加《系》、《说》等三卷，称为十卷本。

《论语释疑》一书，亦为王弼研究儒家经典的力作。王弼在对《论语》疑难问题进行注释时，借题发挥其"以无为本"思想。如他注孔子"老于道"一语时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是道不可体，故但老慕而已。"这样，孔子的"道"成了"无"的代称。该书在《隋书·经籍志》记为三卷，《新唐书·艺文志》则记为二卷。原书已佚，梁皇侃《论语义疏》和宋邢昺《论语正义》中有若干引文，今收入中华书局版《王弼集校释》。

《老子注》，或称《老子道德经注》、《道德经注》、《玄言新记道德》、《集注老子》等，为王弼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分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书中充分发挥了老子"有生于无"的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是魏晋玄学思潮的集中表现。版本颇多，其中以中华书局版楼宇烈《王弼集校释》所载较为详备。流入日本的则为明孙鑛本。

《老子指略》。此文原佚，后经近人王维诚在清理《道藏》中发现。前段为《老君指归略例》，计1350　字，后段为《老子微旨例略》，约1202　字，合2522　字。此文可视为王弼有关《老子》研究的学术论著，基本思想与《老子注》同，今收入《王弼集校释》。

除此以外，散见于诸书所载的尚有《老子杂论》、《周易大演论》、《周易穷微》、《易辨》等，这些书文的内容与王弼思想略同，但书文的名称则为后人所加，自然不能算是王弼之作。

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只活了二十四岁的王弼，撰写和注解了如此之多的著述，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因此，后人在论及他在玄学领域的成就时，认为远远超过了玄学倡导者何晏，应该尊之为玄学领袖。是故，人们在提到魏晋玄学时，常常何、王并称，或者干脆只称王弼，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2。宇宙本源"以无为本"的本体论王弼注释道家经典《老子》和儒家经典《周易》等书，旨在为阐明自己的玄学思想和政治观点。《老子》、《周易》的内容相当玄奥，它探讨的是"天人之际"的哲学问题，故而引起历代学者们的重视。两汉时代的司马迁、杨雄、张衡、王充等人，都曾对《老子》的"道"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他们认为，在天地万物出现以前，宇宙中充满着既无形又无名的"元气"，这些混混沌沌的"元气"，经过十分漫长的扬清抑浊阶段，逐渐分出了阴阳二气，而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便化生出天地万物。至于《周易》这部以占筮、卦爻为内容的哲理之书，为之注释的亦有孟喜、梁丘贺、京房、马融、郑玄等人，他们通过演绎、推理的手段，企图释出宇宙生成的基本过程。以上是王弼以前学界对《老子》、《周易》进行注释的一般情况。

王弼注《老子》、《周易》等书，方法和旨趣都超出了前人，他并不羁囿于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而是着眼于宇宙万物生成的根据。换句话说，王弼站到了抽象思维的哲学理论高度，去探索万物之真、万物之本和万物之性，并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以无为本"的唯心论体系。那么，王弼又是怎么样去注释《老子》、《周易》等书的呢？

先是，王弼从玄学家的角度出发，融合儒、道两家关于"道"的解释。

他在《论语释疑·述而篇》作注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这里的"道"字含义，已失去了孔子"志于道"一语中"道"字的本意，而与老子的"道"即"无"的含义相合，成了玄学家所说的宇宙本体。接着，王弼在《老子注》的各章中，将"道"释之为"无"、"道隐无名"，将"玄"释之为"冥"、"默然无有"。于是，"道"、"玄"、"无"三者互为一个等式，即道＝玄＝无，从而丰富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

王弼并没有因此停住脚步，他为了给宇宙本源下一个更合适和更丰富的定义，还对《老子》中"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一句，进行了发挥。他作注说："名以定形，混成无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对于"道"与"大"二者关系，王弼先把"道"解释为万物遵循的规律，是哲学概念中最高的称号，然后说："言道取于无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为最大也。"①这样，王弼又把"大"也拉进"道"、"无"、"玄"的体系中来。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完结，《老子指略》中的话，才是他的玄学体系的总结。他指出：夫"道"也者，取乎万物之所由也；"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深"也者，取乎探赜而不可究也；"大"也者，取乎弥纶而不可极也；"微"也者，取乎幽微而不可睹也；"远"也者，取乎绵邈而不可及也。然而道、玄、深、大、微、远之言，各有其义，未尽其极也。然弥纶无极，不可各细；微妙无形，不可名大。是以篇云："字之曰道"，"谓之曰玄"，而不名也。

据此可知，经过王弼的巧妙解释，玄学是一门玄远深奥的学说，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它强调宇宙本源为"无"，是属于唯心主义哲学。

玄学既然主张宇宙本源为"无"为"道"，那么，"无"怎么生"有"

呢？道又为什么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呢？这是王弼的本体论所碰到的又一个难题。这个问题如若不能说清楚，"以无为本"的玄学就会不攻自破。且看王弼是如何自圆其说吧！

王弼自筑堤防，从原则上肯定"无"与"有"之间是"本"和"末"的关系。他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意思是天下万物总是有形生有形，但这个"有"不是随意而生，是有条件和原则的。这个原则不是别的，就是有生有的现象的主宰"无"。"有"只是现象，"无"才是本质，才是根据。

至于"道生一"，王弼先是肯定"道"就是"无之称也"，然后将"无"与"一"的关系推论为"道"与"一"的关系上去。他解释道："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意思是说，"道"与"一"的本身并无实质性差别，万物万形不过是"道"的表现，"一"为万物万形的总名称，

①　《老子·二十五章注》。

而"无"则是导致万物万形统归于"一"的根本。这么一来，"无"就是"道"，"道生一"就是"无"生"一"。那么，《老子》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

王弼是一位富于思辨的玄学家，他的"无"即"道"和"道生一"的解释，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无"为"有"的生成者，二是"无"为"有"存在的根据。这种把握宇宙本源的理论和方法，超越了前代的哲学家们一直未能达到的高度。值得注意的还有，王弼并不满足于名称和概念，而是进一步去说明"道"或"无"对万物万形的具体作用。他说：凡物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玄之又玄也①。

文中的"始"和"成"，是为万物万形的两个发展阶段，"始"为初生，"成"为使之完善，全文的意思旨在表明，"无"具有无比的神力，不但能够使万物始生、始形，而且要让万物得长、得育、得亭、得毒。这里的"亭"和"毒"二字，"亭谓品其形，毒谓成其质"，即为成形和成熟之意。"始"而后"成"，就是万物万形由无到有、由微而著，经过初生、发育、定形、乃至成熟的整个过程。

王弼的"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可谓独树一帜，自成系统。这种宇宙本源为"无"之说，深化了老子的"无"生"有"和"道生一"的唯心论，从宇宙万物生成论过渡到宇宙万物本体论。另外，王弼的本体论，将玄学倡导者何晏的"贵无"说，由粗浅的事物认识，发展为比较精致的哲学思辨。若与两汉时期的经学相比，王弼的"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更是与众不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宣扬的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宗教化儒学，对于诸子百家则是以政治手段斥之为谬说，严重地阻碍着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以王充、桓谭等人为代表的古文经学，虽然对老子的"道"解释为"元气"，赋予唯物论以新意，但在分析问题时，却停留于感性认识阶段，只看到阴阳、五行等相互关系的表面现象，缺乏逻辑推理的抽象思维，因而未能建立起"元气"说的理论体系。王弼的"以无为本"的哲学命题，不仅解决了人们认识的局限，即回答了《老子》中关于"无"生"有"和"道生一"问题，而且把《老子》的"道"、"玄"、"无"以及"大"、"元"、"微"、"远"等名称概念归纳为一个系统，将"道"视为万物遵循的基本法则，将"无"解释为形名学的概念，将"玄"视之为认识论。这样，王弼不但从玄学出发，赋儒家创始人孔子的"道"于新意，而且对道家创始人老子哲学中的疑点进行演绎发挥，融合了儒道两家之说，建立起比较精致的玄学理论体系。

3。融合儒道的"名教本于自然"说儒道两家的学说，是彼此对立相互排斥的。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孔子，主张仁义，以名立教。道家以天道无为立论，主张道法自然，万物自然化生，其政治观则表现为清静无为。那么，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说，又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呢？

①　《老子·一章注》。

众所周知，两汉的官方政治哲学核心为名教之治，所谓"名教"，就是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它包容着"忠"、"孝"、"仁"、"义"、"礼"、"信"等教条。这些名教，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改造，赋予"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神学成分，并发展为"三纲"、"五常"的政治道德规范。但是，这种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伦理道德观，经过桓谭、王充等人的批判，特别是两次"党锢之祸"和黄巾大起义的沉重打击，名教之治再也无法起到维系封建秩序的作用，儒家之学陷入了难于自拔的困境。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早期玄学家何晏、夏侯玄，以及后起的玄学领袖王弼，企图以道家学说去解释儒家的名教，为名教的合理性提供一种新的论证，即名教本于自然，这就是玄学中的"天人新义"。

道家始祖老子，曾提出"道法自然"、"莫之命而常自然"的观点，但对"自然"的含义没有作出解释。大抵说来，"自然"即"天然"，是指非人为的本来状态。东汉唯物论者王充，则将之发挥为"元气自然"说。他在《论衡·自然篇》指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认为"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故自然之说，未见信也。"对此，早期玄学家夏侯玄提出不同看法，以为"自然"本身并非"元气"，而是"道"的体现。何晏《无名论》载道："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换句话说，"自然"是自然而然，不论是对天际还是人事，都是一种无拘无束的现象。王弼则在夏侯玄自然观的基础上，作出演绎发挥，融合儒道两家学说，形成了一门"新学"，即"名教本于自然"的学说。

王弼对老子的"自然"是怎样理解的呢？他说：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物施化，有恩有为。造物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载矣。天地不为兽生芻，而兽食芻；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则莫不瞻矣。若慧由已树，未足任也①。

又说：自然，其瑞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无物可以易其言。。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②。

在王弼的笔下，"自然"是指天地间万事万物在没有人为因素作用以前的本来面目和状态，就像天覆盖万物，地负载万物，牛羊吃草，人吃狗那样，是自然而然的。但"自然"本身，无迹象可寻，无意图可观，它虽然有"自然"的名称，但并不是任何实在的东西。于是，由于"自然"作用，事情得以成功，但人们仍然不可能认识其所以然。

若是换个角度，从学术思想的高度去看，王弼的"自然"观，则具有以下三种属性：其一，"自然"即"道"

所谓"道"，一言以蔽之，乃是万事万物产生和变化的根本规律，也是万事万物所经过的必由之路。王弼说："夫晦以理，物则得明；浊以静，物则得清；安以动，物则得生，此自然之道也。"③这些带有规律性的发展变化，

①　《老子·五章注》。

②　《老子·十七章注》。

③　《老子·十五章注》。

是"自然而然"的，非人力之所为所禁所止的。因此，"道"与"自然"，只是名称上的不同，对于"道"说来，"自然"是它的内容和规定；而对于"自然"说来，"道"则是它的表现形式。二者之间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自然而然，而不必问其所以然。

其二，"自然"即"性"

王弼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①又说："自然之质，各定其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②王弼认为，万事万物都有特性，如时有春夏秋冬，人有生老病死，燕雀会本能地交配，寒冷地区的百姓会本能地穿皮衣，这些都是"自然"。对于人的身体各个器官来说，也是人的生理自然需要。如眼为观，耳为闻，口为吃，心为思，但若是外界故意强加给这些器官以正常需要之外的东西，那必然适得其反，破坏了它们的自然之性。因此，当王弼为《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句作注时，写道："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敌谓之爽。夫耳、目、口、心，皆顺其性也。不以顺性命，反以伤自然，故曰盲、聋、爽、狂也。"③其三，"自然"即"无"

关于这点，前面已有所说明，这里不再赘述。需要引为注意的是，"自然"的特征为无形、无象、无言，它既看不见、摸不着，也听不到，是寂然无有的，无法进行把握的。但是，它却是万事万物最根本的法则，是万事万物生成和发展的必由之路，法则也罢，道路也罢，都离不开万事万物的本源，而这个本源不是别的，正是"无"。因此，"自然"与"无"实际上是一回事，对于"无"说来，"自然"是表现；对于"自然"说来，"无"是本质。归根结底，是一个意思的两个不同角度而已。

综上所述，可知王弼的"自然"观是包罗万象而又囊括一切的，举凡大千世界里的万事万物的生成和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于是，王弼在绕了一个大弯以后，终于道出了他的真正意图，提出了极富于玄学特色的理论，即融合儒道两家学说的"名教本于自然"说。

让我们再看看王弼是怎样立论的。

王弼以天地万事万物本乎"自然"为出发点，运用比较精致的哲学思辨方法，通过论证"形名"、"名实"之间的关系，去求得"名教本于自然"的理论根据。他在《老子指略》一文中说："凡名生于形，未有形生于名者也。故有此名必有此形，有此形必有其分。"接着，他又以《庄子·逍遥游》中的"名者，实之宾也"的说法，将儒家的"仁义"加以分析。他认为，"仁义"是"名"之一种，是概念，其所以能在人们生活中表现为有内容的"形"，是因为它出自人们心中真实情感的"实"。他指出："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①意思是说，对父母的孝是一种"自然"而又真实的情感，推而广之，将这种"自然"的爱施以他人则为"仁"。又说："夫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应感而动，则发乎声歌。所以陈诗采谣，以知民风，既见其风，则损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达其礼也。。。若不采民诗，则无以观风。

①　《老子·二十八章注》。

②　《周易·损注》。

③　《老子·十二章注》。

①　《论语·学而注》皇侃《疏》引。

风乖俗制，则礼无所立，礼若不设，则乐无所乐，乐非礼则动无所济。"②由此可知，儒家提出的"孝"、"仁"、"礼"、"乐"等名称，本来都出自人们内心的真实情感，是"自然而然"的一种追求。于是，因"名"立"教"，逐渐发展为人们的道德规范，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精神支柱。这就是"名教本于自然"说的原由。

但是，王弼同时看到严酷的社会现实，"名教"实际上被践踏被抛弃了，人们往往只注重它的"名"，而忽视它的"实"，使社会变得那么不"自然"，到处是尔虞我诈。他揭露道："夫敦朴之德不著，而名行之美显尚，则修其所尚而望其誉，修其所道而冀其利，父子兄弟，怀情失直，孝不任诚，慈不任实，盖显名行之所招也。患俗薄而名兴行，崇仁义，愈致斯伪，况术之贱此者乎？"①这里，王弼毫不留情地斥责那些违背"自然"的伪君子，指出他们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只是为了名利，更何况有的人干脆反其"自然"，去干着不仁、不义、不慈、不孝的勾当呢！

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王弼愤慨地提出要"绝仁弃义，以复孝慈"②。其实，通观王弼的全部思想，他并不反对仁义，而是反对假仁假义，因为他一面强调："夫仁义发于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③一面又说："既知不仁为不仁，未知仁之为不仁也。。。绝仁非欲不仁也，为仁则伪成也。"④意思是说，仁义本发自于内心，是一种极为"自然"的情感，但做起来还难免失真，假仁假义怎么能长久呢！现在，人们只知有的人是真的"不仁"，却不知有的人表面上为"仁"而实际却"不仁"。因此，有的人表现要"绝仁"，不再讲仁义，但其内心仍然想着"仁"，如若他真的去讲"仁"，人们便要说他是"伪成"了。应该说，王弼这番话所含蕴的思想是很深刻的，他并不反对儒家的"仁义"，而是要用道家观点去解释儒家名教之治的天然合理性，这就是"名教本于自然"的真正意图所在。

4。"政治无为"论的建立在通常情况下，哲学总是要为一定的政治提供理论依据的，而一定的政治也总是离不开哲学理论的指导。作为玄学领袖的王弼，并没有将自己关在哲学"象牙之塔"里，而是将"以无为本"本体论和"名教本于自然"认识论推向社会政治，提出"政治无为"之论。

那么，王弼是怎样描绘社会政治蓝图的呢？他说："大人在上，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施，干涉）。"①这个"大人"，是指君主。意思是说，居于最高统治者之位的君主，所作所为都要任其自然，不去干预或阻挠，做到"无为"和"不言"。这里的"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干，"不言"也不是什么都不说，而是不去做那些伤害"自然"的事，不说那些违背"仁义"的话。简言之称作"君道无为"。这一君道思想的具体内②　《论语·泰伯注》皇侃《疏》引。

①　《老子指略》。

②　《老子指略》。

③　《老子·十八章注》。

④　《老子指略》。

①　《老子·十七章注》。

容为：其一，"节俭爱费，天下不匮"②；其二，"法制应时，然后乃吉。贤愚有别，尊卑有序"③；其三，"夫不私于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诚焉。且公且信，何难何备？不言而教行，何为而不威如？"④其四，"处得尊位，为讼之主。用其中正，以断枉直。中则不过，正则不邪，刚无所溺，公无所偏。"⑤其五，"若乃多其法网，烦其刑罚，塞其径路，攻其幽宅，则万物失其自然，百姓丧其手足。"⑥其六，"处上独立，近远无助，危莫甚焉。。。若能知危之至，惧祸之深，忧病之甚，至于涕洟，不敢自安，亦众所不害，故得无咎也。"①以上所举，可归纳为几个内容；提倡节俭，反对奢华；健全制度，尊卑有别；公私分明，立诚立信；赏罚公平，法网宽松；身处高位，如临深渊。王弼在主张"君道无为"的同时，也强调"巨道无为"。那么，作为替君主治理天下、管辖百姓的大臣们，又应该恪守哪些原则呢？略而言之，亦有如下几点：其一，要谦虚谨慎，勤于政事。他说："能体谦之，其唯君子，。。上承下接，劳谦非解（懈），是以吉也。"②其二，要以身作则，摒除私欲。他说："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贪货无厌，其身必少。"③又说："以清廉导民，令其去污。"④其三，要宠辱皆忘，知足常乐。他说："宠必有辱，荣必有患，宠辱等、荣患同也。为下得宠辱荣患若惊，则不足以乱天下也。"王弼的"政治无为"思想，是建立在道家哲学基础上的。道家哲学中的"无"、"一"、"寡"、"静"，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以无统有"、"执一统众"、"以寡治众"和以静而"广得众心"。作为君主，如果能做到清静无为，设官分职，定好名分，便可坐享其成；作为大臣，假若能恪守清廉勤谨，不求名利，谦恭地教导百姓，那么天下必然大治。这种"政治无为"的主张，实际上是为曹魏政权的长治久安在献计献策，它的内容貌似迂阔，但却包含着不少真知灼见，并且只要认真对待，也还是切合实际而可行的。以上的分析表明，玄学虽然是一门哲学，但并不脱离政治学，而作为玄学领袖的王弼，虽是一位玄谈家，却非空谈家。

5。玄学范畴及其思辨术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两汉的唯物哲学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其方法却是经验论，喜好连事比类，偏重于局部的、具体的事物，难于得出揭示事物本质的结论。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不仅大大拓宽了学术研究范畴，而且在辨名析理时，重视逻辑推理的抽象思维，从而使中国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关于玄学所讨论的范畴。主要有以下七对概念：②　《老子·六十七章注》。

③　《周易·鼎注》。

④　《周易·大有注》。

⑤　《周易·颂注》。

⑥　《老子·四十九章注》。

①　《周易·萃注》。

②　《周易·谦注》。

③　《老子·四十四章注》。

④　《老子·五十八章注》。

其一，"无"与"有"

"无"与"有"这对哲学概念，最早见于《老子》。老子曾提出"有生于无"，"道在物先"和"天道无为"等说法。汉代唯物论者王充，将之改造为"元气自然"说，赋予唯物色彩。王弼则不然，他将《老子》的"无"加以绝对化，而把"有"说成是"无"的派生物。他解释道："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①王弼为了说明"无"生"有"这个命题，利用《老子》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提法大做文章，把"道"与"玄"、"深"、"大"、"微"、"远"乃至"寂寞"、"恍惚"等混成一体，得出"道"是"万物之所由"和"无之称"，以及"无"是万物本源的结论。这种辨名析理的方法，追求的不是事物外在的因果关系，而是内在的逻辑依据，得出的便是最高的抽象的概念，也就是"无"能生"有"的"合法"依据。

其二，"本"与"末"

"本"与"末"这对哲学概念，犹如树根与花果，含有本体与末用的辩证关系。王弼为《老子》作注，穷究老子著书的宗旨，最后得出结论说："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以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观其所由，寻其所归，言不远宗，事不失主。"①又说："载之以道，统之以母。。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②可以看出，王弼这对哲学概念，蕴含着"无有"、"体用"、"主从"、"先后"、"始终"等一系列哲学范畴，它既有两汉哲学母子生存论，又有玄学中的宇宙本体论。"本末"概念在哲学上的运用，表明中国哲学思辨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其三，"体"与"用"

"体"可作为身体之体，形体之体，卦体之体，亦可理解为根本或基础，"用"则主要说明"体"的作用、表现或显现。在王弼的笔下，"体用"这对概念，已不局限于《老子》和两汉哲学中的生存或起源问题，而是将之解释为本体与作用、内在与外在、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多种含义。按王弼的解释，"无"是宇宙存在的本源，也是万事万物生成的依据，自然界中的诸般现象，如声音、光影、黑白、方圆等，都不过是"无"的性能和作用。他说："舍无以为体，则失其为大矣。"③又说："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有以无为用，此其反也。"④应该指出，王弼所使用的"体"，从哲学层次可理解为"无"，指事物存在的根据，但他承认"用"是"有"，是客观事物的存在，而佛教的"体用一如"则根本否认"有"，认为事物的存在皆为虚无缥缈和空泛不真。这是需要加以区别的。

其四，"一"与"多"

在王弼著述中，常常出现"无"与"有"、"寡"与"众"、"一"与"多"等对立概念，认为"无"能生"有"，"无"与"一"同。他说："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也。"①又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由无乃一，

①　《老子·四十章注》。

①　《老子指略》。

②　《老子·三十八章注》。

③　《老子·三十八章注》。

④　《老子·四十章注》。

①　《周易略例·明象》。

一可谓无。"②在为《周易》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句作注时，王弼也用"一"和"四十九"去表明"一多"这对哲学概念。句中的"大"为大数，"衍"同演，即运算之意，"大衍"指用大数去演算卦爻象数。王弼作注说："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大极。四十有九，数之极也③。这个不用的"一"，可以通"无"，而"四十九"，则是"多"，可以释为"有"。联系他为《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句来看，这个"道"也是"无"，实际上同于"一"。从数字变化而言，这是一个"一"与"多"的发展过程；而从万物生成角度来说，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变化过程。这样，"无"可以生"有"，"一"可以生"多"，"寡"可以治"众"，构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大千世界。但是，若从"数之极"和"物之极"去看，"数"和"物"都要"返本"和"归一"，结果呢？由"多"而"一"，由"有"而"无"，这就是宇宙万物的本源。

其五，"静"与"动"

按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来说，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王弼的看法与此不同，认为静是绝对的，动是相对的。他在为《周易》的《复卦》作注说："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又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①这两则材料表明，王弼在"动静"观问题上，不是无视事物的矛盾运动，认为诸如上下、贵贱、远近、爱恶、强弱等都会转化。但是，万物虽然变动无常，不过是表面现象，而静止寂然才是它的真性和本质。"动"不能离开"静"，"动"最后要归于"静"。他说："夫晦以理，物则得明，浊以静，物则得清；安以动，物则得生，此自然之道也。"②有趣的是，王弼将这些哲学思辨，引伸为社会政治观点。他说："夫静为躁君，安为动主。故安者，上之所处也；静者，可久之道也。"③换句话说，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主之道必须"清静无为"。这样，王弼关于"动静"观的哲学思辨，与政治学说得到了协调和统一。

其六，"言"与"意"

"言"与"意"也是王弼哲学思辨中的一对概念。"言"是说话，是用以表达"象"、"意"的工具。王弼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④这里，涉及到两个范畴，一为语言与意境，一为现象与意境（作实质、本质）。在言意范畴方面，其矛盾是言能尽意还是言不尽意；在象意范畴方面，其问题是能否通过现象去把握本质。王弼的宇宙学说是"以无为本"的，认为"无"就是"道"，而"道"是无形、无象、无言的，因此，只有"无言"、"不言"才能明道、明本，语言根本无法完全表达意象，②　《老子·四十二章注》。

③　《周易·系辞传》韩康伯注引。

①　《老子·十六章注》。

②　《老子·十五章注》。

③　《周易·恒卦注》。

④　《周易略例·明象》。

这就是"言不尽意"。王弼又认为，作为宇宙本源的"无"是独立的，它并不存在于现象之中，现象世界"有"不过是本源"无"的一种表现，它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揭示本源"无"的全部内涵，这就是"象难观意"。于是，王弼在"言不尽意"和"象难观意"作为前提下，提出了"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的主张。他举例说，蹄是长在兔子身上的，筌是用来捕鱼的，猎人一旦得到了兔子就可以不考虑蹄，渔夫一旦得到了鱼便可以不考虑筌。为什么呢？因为猎人要的是兔子，渔夫要的是鱼。这叫只求得意，可以忘言、忘象，语言的本身便是无所谓的了。显然，王弼的"言意"之辩，旨在强调精神境界，是属于唯心哲学。

其七，"性"与"情"

性，通常指人的本性。性情，则是属于伦理思想范畴，为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命题。这里只谈王弼的性情之辨。王弼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①。

王弼认为，圣人与常人一样，都具有喜、怒、哀、乐、怨等五情，但圣人的性却与常人有别，富于"神明"而不以情乱性。常人则不然，总是胡来瞎闹，追逐声、色、香、味、触等五欲，致使社会乱了套。王弼的"性情"说，较之何晏的圣人体无而不具五情的提法显然进了一步，因为这种比较圆通的说法，更富于人之常情，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以上是王弼哲学思辨的主要范畴，其他不多赘述。

①　《三国志》卷二八《钟会传注引王弼传》。

四、竹林七贤（一）"竹林七贤"所处的时代环境在世人的心目中，"竹林七贤"这个名号，其认知的深度和广度，无疑大大超过了"正始名士"。就思想发展史角度而言，"竹林七贤"继"正始名士"之后，在历史舞台上也有着出色的表演，弹奏出一曲时代的强音。如果说，王弼、何晏所弹唱的"正始之音"，是以"名教本于自然"为主调的话，那么，"竹林七贤"却在此音符上，唱出了要"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个主旋律，显然是更为高亢和激越，从而更能振荡着人们的心弦。然而，在那奋发亢进的高强音背后，有一组如泣如诉的伴奏曲，那音声虽浑厚而低回，情调却抑悒而悱恻，它仿佛蕴含着一种难言的痛苦和深沉的悲哀。这组不协和音，正是"竹林七贤"的人格双重性的写真。

"竹林七贤"为魏晋之际七个"贤士"的合称，他们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以及阮籍的侄儿阮咸。按《世说新语》下卷上《任诞篇》载，嵇康等"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他们经常聚会的地点，是在嵇康的家乡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修武）。聚会的时间跨度，史无明文，大抵在魏正始之末和嘉平之初，即约为公元249年至252年之间。当初，曾官至中散大夫的嵇康赋闲在家，而山涛、阮籍亦分别于正始九年和十年辞去官职，为作竹林之游提供了机会。不久，"高平陵政变"爆发，改年号为嘉平。而在嘉平四年，山涛、王戎相继出仕朝廷，阮籍重返京城的时间还要更早些。由于他们都在洛阳任职，要想"常集于竹林之下"是不容易的。因此，把"竹林七贤"聚会定在正始、嘉平之际的三、四年间，大概不会有多大出入。

一提起"竹林七贤"，人们莫不以为他们是一伙飘飘然的人物：枕青石，卧松岗，临渊而啸，曲肱而歌，又性嗜酒，善抚琴，好赋诗，喜玄谈。真可谓是，放浪形骸，遨游于山水之间；手执麈尾，寄情于流俗之外。恍恍乎若神仙之化身，淡淡乎与尘世毫无牵挂。其实，"竹林七贤"决非甘于寂寞的隐逸之士，而是一些才华出众又有理想抱负的人。他们的思想与言行，莫不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他们的组合与后来的分化，也都和政治态势与个人实际紧紧相连。要想比较准确地把握"竹林七贤"的思想脉搏，只有将他们置于那个时代激流之中，加以分析和检讨，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竹林七贤"所处的时代，正是曹魏政权的衰世，表现在政治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司马懿和他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为首的司马氏集团，和以曹爽、曹髦等人为核心的曹氏集团之间，进行着一场明争暗斗的夺权与反夺权。经过长期间的冲突较量，司马懿父子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并为后来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建晋铺平了道路。但不能忽略的是，司马氏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了极大的胜利，而在道义上却是一败涂地。究其原因，是司马氏公然践踏了封建道德中的两个最重要的标准--"正统"和"名教"。司马氏为了窃掌曹魏实权，对曹氏集团的核心和主要的追随者，实行了残酷的屠杀镇压。请看下面的事实：正始十年（249），司马懿趁少帝曹芳出城祭奠先祖之际，突然关闭城门，发动"高平陵政变"。结果，曹爽、何晏、邓飏、丁谧等八族全被诛杀，就是原来与曹氏集团并无直接关系的人亦多被枉遭牵连，"同日杀戮，名士减半"。司马懿将少帝控制在手，改年号嘉平。

嘉平三年（251），王凌谋立楚王曹彪，在淮南举兵反对司马懿，兵败自杀，牵连者均遭灭族。司马懿虐杀楚王曹彪，又令曹氏王公悉移邺中，严加管制。

嘉平六年（254），司马师杀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等，株连者甚众。

接着，司马师废少帝曹芳为齐王，另立十四岁的高贵乡公曹髦为帝，亦称少帝，改年号正元。

正元二年（255），镇东将军毋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起兵于寿春（今安徽寿县），讨伐司马师。司马师领兵镇压。结果，毋丘俭败死，文钦与子鸾投吴。

甘露二年（257），曾与邓飏、夏侯玄友好的诸葛诞，不愿接受司马昭要他入朝之命，起兵寿春，称臣于吴。司马昭挟持少帝曹髦进兵寿春。转年初，寿春城破，诸葛诞死。

甘露五年（260），少帝曹髦忍受不了司马昭专权，率殿中宿卫讨伐司马昭，结果反而被杀。司马昭于是改立十五岁的常道乡公曹奂为帝，是为元帝，改年号景元。

如上所述，可知在"高平陵政变"以后的十一年中，司马懿父子采用了种种残酷手段，引爆了一个个本来可以避免的事件。司马懿父子的做法，不仅使朝廷、地方正直的官员们为之侧目，也为那些深受封建礼教薰陶的名士们瞧不起，认为是大逆不道卑鄙龌龊的行为。对于司马氏和曹氏两大集团的矛盾冲突，不少知识分子采取了观望或回避的态度。而在嵇康、阮籍等人，则更多的是表现为愤慨与不满，认为司马懿父子一方面进行着窃夺朝权的勾当，一方面却又高唱尊孔读经和仁义道德，其本身就是对儒家纲常名教的亵渎。于是，嵇康等七人便作竹林之游了。

"竹林七贤"在同游竹林之初，无疑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若以"高平陵政变"的时间计算，当时山涛已44　岁，阮籍为39　岁，嵇康26　岁，向秀约22　岁，王戎只有16　岁。刘伶和阮咸的生年不详，但比向秀、王戎的年岁要大。他们在一块切磋"三玄"之学--《庄子》《老子》和《周易》，以发言玄远相互标榜，以不拘礼节假装糊涂，以遨游山水表示清高，因此时人称之为"仙真"。但应该指出，他们同游竹林的时间既不太长，也根本不存在什么组织原则或行动纲领之类的东西。他们祖述《老》《庄》，只因为老子的无为之论，能为他们的处世哲学提供借口，庄子的适意逍遥可以缓解他们的不安与痛苦。他们提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只是由于司马氏集团践踏了封建礼教的尊严，因而在生活行为表现出违礼背俗和荒诞不经。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反而是将封建纲常名教奉为圭臬的。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很好的见解。他说："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司马氏和曹氏两大集团的斗争，在曹爽、何晏、曹彪、李丰、夏侯玄等相继被杀以后，胜负已经明朗化，司马氏集团已稳操胜券，改朝换代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在继续剔除曹氏集团残余势力的同时，在对待名士的政策上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通过威胁与利诱，要他们出仕为官。于是，本来就很不稳固的"竹林七贤"内部，便出现了重大的分化，除嵇康坚决不肯出来做官以外，其余六人都相继出仕司马师控制下的曹魏政权。景元三年（262），嵇康被杀。转年，阮籍抑挹而死。活着的五个人继续为官，并在西晋王朝正式建立以后，仍然为晋武帝司马炎所用，其中山涛升尚书仆射，加侍中，兼领吏部，最后官至司徒，可谓位极人臣；王戎为荆州刺史，在惠帝时屡迁尚书左仆射、司徒，也是位列三公；向秀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刘伶官至建威将军；阮咸历仕散骑侍郎，始平太守。"竹林七贤"的聚合与分化，是时代的必然，也是当时一部分知识界对政府当局态度的一种折光。在他们中间，态度坚定不与合作者有之，曲意周旋虚以委蛇者有之，虚食俸禄纵酒佯狂者有之，积极求治利国安民者亦有之。就政治哲学思想而言，能够作为麈尾在握的领袖人物，当然应属嵇康和阮籍。（二）嵇康的政治哲学思想1。嵇康的生平及其著述嵇康（公元223-262年），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州西南）人，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音乐家。《晋书》卷四十九有传。他少时孤贫，好读书，博览无不该通，喜诗文，工书画，善抚琴。身长七尺八寸，风度仪表非凡，后为曹魏宗室夫婿，拜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关于嵇康和曹氏的关系，本传过于简略。按《三国志》卷二十《沛穆王林传》及注载，沛穆王曹林为魏武帝曹操的杜夫人所生，而曹林之子曹纬之女，则为嵇康之妻。因此，嵇康应为曹操的曾孙女婿。大概与这一层姻亲有关，嵇康对于当时掌握朝廷实权的司马氏集团嫉恶如仇，始终拒绝与之合作，情愿在家乡与向秀一块打铁，对于来访的贵公子钟会不理不睬。当旧友山涛举荐他为官时，他还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表明心迹。于是，司马昭以其"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罪名杀害了他，年仅40　岁。又据载，在他将被临刑东市时，有太学生三千人要求当局赦免他，"请以为师"，可见他在士林中的声誉是很高的。嵇康的著述颇多，其中关于学术思想的有《太师箴》、《养生论》、《难张叔辽自然好学论》、《释私论》、《明胆论》、《管蔡论》、《声无哀乐论》和《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等。今传《嵇中散集》十卷，曾经鲁迅校订。在如何评价嵇康的学术思想时，学界的议论颇多分歧。略而言之，可以归纳为二：一为他是儒家学说和封建礼教的反对者还是信奉者？一为他的哲学思想及其认识论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这两个问题提出的本身表明，要了解嵇康的思想倾向殊为不易，亦儒也罢，亦道也罢，是难以一言以蔽之去说明问题的。

2。心在儒术而向往"至德之世"

那么，嵇康究竟是儒学的信奉者，还是儒学的叛逆者呢？

当时，有个叫张叔辽的人，曾写了一篇题为《自然好学论》的文章，把儒家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亦称"六艺"）比作太阳，说不学习它就变成了黑夜，并认为人们对"六经"都是自然而然地好学的。为此，嵇康写了《难张叔辽自然好学论》进行驳斥，指出"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

另见《与山巨源绝交书》。他在与旧友山涛的这封信中，说自己不适宜官场有九条理由，"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其中一条是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于是，他决定与山涛分道扬镳。

大概是由于以上所举内容的缘故吧，不少人便认定嵇康是儒家学说的叛逆者了！

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内涵和基本倾向，并不能以他本人对自己评估中的片言只语为依据。标榜自己，炫耀自己，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挂着羊头却卖狗肉的现象难道没有吗？应该说，在嵇康的更多作品中，凡是提到汤武周孔等儒家圣贤时，一般都是比较推崇的。如在《管蔡论》中，嵇康称文武周公为"三圣"。在《释私论》中，他颂扬"周旦不顾嫌而隐行，故假摄而化隆"，认为他在治国方面收到"济世而名显"的功效。对于儒家学说创立者孔子，嵇康认为他是"损己为世"和"经营四方"的"圣人"。另外，值得重视的还有，嵇康虽然说过一些非汤武薄周孔的话，但在训诫儿子嵇绍的时候，仍然把儒学"忠孝节义"作为教条去约束自己的儿子，甚至当自己身陷囹圄、命在须臾之际，也勉励儿子要"口与心誓，守死无二"。后来，他儿子嵇绍谨遵父教，在讨伐河间王颙、成都王颖的战事中，勇敢地"以身捍卫"晋惠帝，并以"血溅御服"而成为可歌可泣的忠臣烈子。

深入一步去进行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出，嵇康偶尔非议汤武周孔，只是一个零星的、表面的现象，他所否定的并非是儒家学说本身的精髓，而是当朝"礼法之士"那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说得更明白一点，嵇康的矛头是指向践踏儒学圣殿的司马氏集团。在《太师箴》一文中，他奋笔直书，揭露当时的社会现实说：季世凌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教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沉。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

很显然，嵇康的话里有话，实际上是在攻击司马氏，斥责他们口头上要推行"仁义"和"谦让"，而事实上却是为了篡夺曹魏政权。诚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①明白了嵇康的政治立场和对儒学的基本态度，再回过头来看嵇康给山涛、张叔辽写的书信和文章，就会好理解多了。嵇康向山涛表示不愿出山做官，是把自己与阮籍相比较以后而得出的结论。他认为，阮籍不仅有"口不论人过"的优点，而且还得到了司马昭的关照，只是由于饮酒过度，还常常遭到礼法之士的仇恨，日子尚不好过，像他自己那样"刚肠疾俗"和"遇事便发"的性格，以及"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人，又怎么能混迹官场呢？应该指明，嵇康在信中所说的汤武周孔，并非实指其人，而是含沙射影地斥责司马昭。这是因为，在他给山涛写信之前，手握实权的大将军司马昭，已经通过贾充、成济之手杀了少帝曹髦。按儒家的观点，这种行为是犯了以臣弑君之罪。而对于被尊为圣贤的商汤王、周武王，也曾兴兵讨伐夏桀王、商纣王，实质虽然不同，但表现形式却有其相似之处。嵇康当然不敢破口大骂司马昭，只能巧妙地借古讽今了。

至若《难张叔辽自然好学论》一文，也难于证实嵇康在否定儒家学说。

首先，嵇康说的"六经未必为太阳"这句话，并不是反对"六经"本身，而只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张叔辽的错误而已。因为太阳是自然而生的，是"洪荒之世，大朴未亏"之前就已存在了的，"六经"则是人造的，是在"至人不存，大道陵迟"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因此，把"六经"与太阳等同看待，说不学它世界就成为长夜，这在逻辑和认识方面都说不通。其次，人们编造"六经"，旨在改变"大道陵迟"的社会和人心，使之出现一个"至德之世"。嵇康所反对的，是那些口头上吹捧"六经"的乖巧之徒，以及企求通过"积学明经，以代稼穑"的苟且之辈。嵇康在问难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今子立六经以为准，仰仁义以为主，以规矩为轩驾，以讲诲为哺乳"，其目的只是

①　《鲁迅全集》第3　卷，第391-392　页。

为了"唯学为贵，执书擿句"，从而达到"以为荣华"，正是这个缘故，才出现了"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的错误。再次，嵇康从小诵读"六经"之书，认为它于世有补，但并不盲目崇拜。他说："今若以明堂为丙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臰腐，。。则吾子好学不倦，犹将阙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在这里，嵇康以"若以"一词为假设，要人们正确对待"六经"，把它作为"以婴其心"，提高道德修养，而不应"学以致荣"，为个人谋取富贵，更不能将"六经"视为太阳，显得幼稚而荒唐，愚昧而可笑。

嵇康作为一代思想家，对于古代诸子百家的学说是博览多通的。他在批判现实社会的前提下，描绘出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至德之世"。在问难张叔辽的文章里，他勾划出来的轮廓是："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在《答难养生论》中，他对理想社会已作出了具体说明：圣人以不得已面临天下，以万物为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与天下同于自得，穆然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虽居君位，飨万国，恬若素士接宾客也。虽建龙旗，服华裘，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足于下，岂劝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必欲之而不已哉！

可以看出，嵇康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有两个要点：一为"天下为公"的思想。作为"圣人"来说，不是"割天下以自私"，而是要"在宥群生"，做到"蒸民家足"，使百姓安居乐业；一为"君民同乐"的思想。圣人虽然高居君位，食万国之禄，穿华裘之服，但仍然要和百姓同心同德，做到与万民同乐。在嵇康看来，如若"圣人"（即君主）不得已身居君位，坚持不做那种"岂劝百姓之尊己"的事，而是立足于"与天下同于自得"，那么，一个"大朴未亏"的"至德之世"就会到来。

综上所述，可知嵇康思想是将儒道两家学说熔为一炉的。就他的思想倾向而言，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去接受道家思想。他的"至德之世"蓝图，与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并不相悖而是相互协调的。

3。"元气"说与"越名教而任自然"说嵇康哲学中的"自然"概念为"元气"说，应属于唯物主义哲学范畴，但其唯物思想是不彻底的，还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他的形神相即的认识论，也具有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却陷入于不可知论。在政治观点上，他提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有跳出儒家而遁入道家的倾向，而行动上却还是裹足不前。因此，曾经在历史上产生过久远影响的嵇康哲学，在学术界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评价。这里，试就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一些分析，以求给予正确的评估。其一，"元气"说在魏晋哲学思想中，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总是喜欢使用"自然"这个重要的概念，以图说明宇宙的本源。但是，人们在解释这个概念时，由于哲学基本观点的差异，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自然"观。执"贵无"说牛耳的王弼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无"，因而应属于唯心哲学范畴。嵇康的看法与王弼不同，认为宇宙的本源是"元气"，天地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生，是阴、阳二气矛盾运动和相互作用所致。他在《明胆论》一文中说："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然。"意思是天地万物都是禀受最原始的物质即元气而生。在《太师箴》一文中，他进一步解释说："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太素"即元素，为构成宇宙万物始基的最初物质形态；"二仪"是指天和地。由于阴阳相互作用，便有了整个自然界，有了人类社会。在《声无哀乐论》一文中，嵇康更具体地指出："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在他看来，由于阴阳二气互为作用，万物滋生，春去秋来，形成了金、木、水、火、土等五种物质之间的相生相克，出现了青、黄、赤、白、黑等五各颜色，表露为宫、商、角、徵、羽等五种音声。这个多彩的世界，既不是上帝或造物主的有意安排，也不是来源于精神性的本体"无"，而是阴阳二气矛盾变化的结果。因此，嵇康的"元气"说，无疑是属于唯物主义哲学。

嵇康的"元气"说，与汉代王充的哲学思想不无相通之处。王充的"自然"观，也是植根于阴阳二气，认为天地合气而万物生，就象夫妇合气而生子一样自然而然。然而，同古代的唯物论者一样，嵇康的唯物思想也是有局限的。他在《养生论》中说："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难以目识。"接着，他在《答难养生论》中，也不得不承认："至理诚微，善溺于世。"这个超乎一般"物"、"理"之上的"至物"、"至理"，究竟是否为客观存在，这不能不给人们以神秘主义的感觉。

在对待"神鬼"方面，嵇康唯物哲学的不彻底性表现得更加明显。他既反对天命论，对"万事万物，无非相命"的说法表示否定，但又对到底有没有神鬼提出怀疑，认为不能"偏守一区"，说有或没有。在《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一文中，他认为"神祗遐远，吉凶难期。"又说："吾怯于武断，进不敢定吉凶于卜相，退不敢谓家无吉凶也。"当有人对嵇康的问难表示不解时，他又在《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中，提出要使"人鬼同谋，幽明并齐。"意思是要让人和鬼对话，使阴曹和人世相通。另据史书载，嵇康曾和断头鬼促膝谈心，并向断头鬼学习弹琴①。这件事当然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嵇康对神鬼问题的暧昧态度却应是事实。

从"元气"说出发，嵇康对人及其才性优劣试图作出合理的解释。他在《明胆》一文中说："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然，赋受有多少，故人性有昏明。惟至人特钟纯美，兼周外内，无不毕备。降此以往，盖阙如也。或明见于物，或勇于决断，人情贪廉，各有所止，譬诸草木，区以别参。兼之者博于物，偏受者守其分。"接着说："五才存体，各有所生，明以阳曜，胆以阴凝，岂可为有阳而生阴而无阳耶，虽相须以合德，要自异气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人的才性的优劣，决定于他禀受和摄入"元气"的多少。凡兼备勇、智、仁、信、忠等五才的人，可以做到"博于物"，而有所偏受的人，就只能"守其分"。同一道理，凡受阳曜之气多的人，显得聪明智慧，而受阴凝之气多的人，则表现为勇敢果断。嵇康这些论证，未必完全正确，因为他把人在后天实践中形成的才性，都说成是人所禀受的"元气"，从而只重视人的生物属性，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另外，文中提出的"至人"，却是超乎常人的特种人，至纯至美，全是优点。按他在《养生论》所说，这种"至人"可以与王乔、羡门等古代仙人比寿，"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这样，他的"元气"说又有神秘化的成分。因为即使在人的平均寿命相对要长

①　《太平御览》卷五七九引《竹林七贤传》。

的今天，要想活数百岁也是不可能的。他的"元气"说是正确的，但其中还掺杂不少唯心主义杂质。

其二，"形神相亲"说形神关系，实际上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就人而言，形为表，神为里，形神相互依存，便有思维和行为。嵇康在《养生论》一文中说："形恃神以立，神需形以存。"二者相互支撑，缺一不可。他告诫人们，不要轻视精神在生命中的作用，如曾子由于亲人之死十分哀伤，一连七天都不觉得饥饿。一个人如若忧心忡忡，烦躁不安，也会整个晚上合不上眼。因此，人们不要以为"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伤身，轻而肆之。"他比喻说："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

嵇康从祛病延年、长生久视的思想出发，指出人们如果一味追求"唯五谷是嗜，声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务淫哇"，让滋味、醴醪、香芳、喜怒、思虑、哀乐等伤情害性，那么，"身非木石，其能久乎？"为此，他主张"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换句话说，通过修心养性、体育锻炼和药石治疗等多种办法，以求得心旷神怡，身强体健。在《释私论》一文中，嵇康也提出了不少养生学的知识，认为只有"收情以自反，弃名以任实"，从保护"自然之质"即身体出发，收起五情六欲，抛却名誉地位，才能做到身心健康。如果"匿情不改"，"溺于常名"，不能"无私无非"，那就无法达到"体清神正"的最佳境界。嵇康的"形神相亲"之说，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养生学，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嵇康的"形神相亲"的观点，未能指出形是神的基础，以及物质精神的柱石，而是过分夸大了精神的作用。这是个明显的缺点。因此，他的"形神相亲"说仿佛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给人以重精神而轻于事物的感觉。但是，这同把精神说成是可以离开人体而独立存在的唯心哲学还是有区别的。其三，"越名教而任自然"说"越名教而任自然"说，是嵇康哲学的核心，也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主旋律。不久以前，王弼曾唱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基调，把道家的"自然"和儒学的"名教"结合起来，以证明名教的合理性。然而，其后不出十年，嵇康却一反其调，高唱要"越名教而任自然"，这又是为什么呢？

嵇康是曹氏宗室的女婿，他耳闻目睹着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之间夺权与反夺权的全过程：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及尚书令何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马懿杀扬州刺史王凌和楚王曹彪；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师杀太常夏侯玄、中书令李丰、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废魏主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司马师杀镇东大将军毋丘俭；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司马昭杀征东大将军诸葛诞；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司马昭杀魏主曹髦，立曹奂。经过一系列的明争暗斗，司马氏集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曹氏集团被彻底地击垮了。嵇康在政治上是不肯和司马氏合作的，也鄙视他们网罗罪名去诛杀异己，对于那些所谓礼法之士，诸如何曾、钟会等人，口头上侈谈仁义、名教，而实际上却在践踏名教，更是深恶痛绝。因此，他变得不再谈名教，认为名教不出于自然，名教和自然对立，表示要与礼法决裂，超越名教而一任自然。这就是嵇康高唱"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原由。

嵇康认为，儒家的六经之学由于被人篡改利用，已成为束缚人性的咒语，困扰人性的迷网。他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①。

这段话的意思表明，在嵇康思想的深处，仍然迂执地认为儒家的"名教"应该出于人的自然本性。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仁义"成了虚伪，"廉让"在于争夺。因此，他不得不慨叹地说，"名教"已经"非自然之所出"了。正是这个缘故，一向视儒家"名教"与"自然"并无相悖的嵇康，终于喊出了要"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他说道："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②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说，看似通达和洒脱，崇尚道家的自然无为，抛却儒家的名教，去过一种与世毫无牵挂的退隐生活。但在思想深处和行为表现，嵇康仍然未能摆脱儒家"名教"的羁绊。他曾经表示要以老子、庄周为师，并跑到深山里跟着孙登过了一段隐居生活，但最后还是回到令人愤懑的现实人世中来。嵇康那个"刚肠疾恶"、"遇事便发"性格，"显明臧否"的处世态度，以及坚持养生学的执着人生观，表明他还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老庄思想影响不过是嵇康儒家哲学的一种补充而已。

4。"名实"之辩与"心声"之论嵇康是以思想新颖、思辨力强而活跃于中国古代思想舞台的。他善于通过比较细致的形式逻辑和某种程度的辩证逻辑，去探求事物的自然之理，具有立论独特和析理周密、层层推进的特点。当时玄学中关于"才性"、"形神"、"名实"、"言意"、"心声"等论题，嵇康都曾进行了探讨。这里只对别具一格的"名实"、"心声"两对哲学概念进行介绍。

名，指概念，与实相对，"名实"之论是名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嵇康认为，名号的确定，必须依据事物的真实，这叫做"因事兴名"，名实相符。但是，嵇康严肃地指出当时的社会现象都是另一回事，是名不副实，名实乖离。他说：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类似而非似者，不可不察也。故变通之机，或有矜以至让，贪以致廉，愚以成智，忍以济仁，然矜吝之时，不可谓无廉，情（猜）忍之形，不可谓无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谗言似言，不可谓有诚，激盗似忠，不可谓无私，此类似而非似是也。故乃论其用心，定其所趣，执其辞而准其礼，察其情以寻其变，肆乎所始，名其所终，则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负其是。故实是以暂非而后显，实非是暂是而后明①。

嵇康的这番议论旨在表明，看一个人是贪、愚、忍、私，还是廉、智、忠、仁，关键在于他的实际行为，而不能因名称概念去定他的是非。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变成有名无实或有实无名，被那些"似非而非非"或"似是而

①　《难自然好学论》。

②　《释私论》。

①　《释私论》。

非是"的假象所迷惑。应该说，嵇康对名实问题的探讨是精辟而细密的。嵇康的"名实"之论，是与"言行"、"公私"、"是非"等概念至为联系的。他说："夫言，非自然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趣举一名，以为标帜耳。"①名与言只是标帜或符号，具有随意性，并非实实在在的事物本身。因此，嵇康在《释私论》中，公开亮出"弃名以任实"的主张。在他看来，人们的行为应该是"无措"的，即行为不要有意为之，而是出于自然而然。如果人们的行为总是先考虑名分，用名教的种种规范去加以权衡，看看将要做的行为是否名正言顺，那么，他的行为实际上只是有意为之，并非出于内心的自然要求。另外，人们的行为如果总是先考虑名分，那就可能将实在的意愿隐蔽起来，从而出现似是而非或似非实是的情况。这样，良好的意愿很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出现事与愿违的结局。究其原因，是由于只求名不求实的缘故。嵇康的"名实"观，通过正反两面的综合分析，力求透过表面现象去把握事物的本质，这在当时条件下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心声"之辩是嵇康哲学思辨中又一个重要的课题。心与声的关系实质上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是主观情感与客体音乐本身的冲突与调和问题。传统的观点是把心与声混为一谈的，认为音乐直接反映政治和风俗民情，甚至还反映着宗教迷信，把音乐艺术视为政治道德的工具。这就是"声有哀乐"说的基本情况。嵇康一反前人的立论，运用推理、判断、分析、综合的逻辑思辨，从心与声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出发，得出了"声无哀乐"的正确结论，并写出了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声无哀乐论》。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强调指出："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心而调，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之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换句话说，诸如籥、萧、琵琶、钟、鼓等乐器，由于自身构造不同，所发出的音频、音响和音色是不一样的，它的本身并没有哀乐的情感。反过来，人们的哀乐喜怒之情，却是产生于人所遭遇的社会环境或生活环境，与乐器本身发出的声音完全是两码事。为此，他得出结论说："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这种看法显然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嵇康在主张心与声为二元的基础上，将心与声联系起来作综合性的考察，也就是将情感与音乐的关系进行分析。他发现同一首乐曲，在不同人的身上感发出来的情感也是有差别的，有的人闻歌而舞，有的人闻歌而哭。他说："异方殊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歌，或听歌而戚。"这种情况表明，音乐与情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被感发出来的情感，不论是哀还是乐，则早已蕴藏在人们的心中，人们之所以听音乐而歌哭，只是一种共鸣而已！

嵇康强调"声无哀乐"，并不反对音乐的教化作用，而是主张音乐与情感统一起来，达到一种新的和谐。他认为，历史上有过一段美好时期，人们处在和谐而又自然的境界之中，没有欺诈，没有虚伪，一切都是那么淳朴而合乎规律。人们在听音乐时，由于"和心足于内"，自然就会"和气见于外"。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人心开始产生不平和哀乐之情。结果，本来极其自然而没有情感的音乐，在人们的理解中却用哀乐之情去赋予它，造成了认识上的错误。按照嵇康的意见，既然声无哀乐，那么就要改变风衰俗败和伪善强暴的客观环境，使人们的心回复到原来的自然和宁静状态。

①　《声无哀乐论》。

嵇康的"声无哀乐"说，揭示了音乐本身是无情的事实，又论证了心与声之间的关系，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认识程度。不仅如此，嵇康还精于弹琴，他在临刑以前弹奏的《广陵散》一曲，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我国最著名的古琴曲之一。

集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于一身的嵇康，在人生的旅途上却是謇蹩多乖的，并且只活了40　岁，就被司马昭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罪名杀害。在那个司马氏向曹氏夺权的残酷斗争年代里，嵇康虽然自称好老庄之学，但思想深处仍然推崇儒学，只是由于司马氏集团虚伪地侈谈仁人，破坏礼教，他才提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强调独立思考，加强理性认识，不以圣人之言作为立论的标准。这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嵇康的元气自然论坚持了汉代王充以来的唯物主义传统，否认何晏、王弼"以无为本"的唯心论，这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名实"、"形神"和"心声"之说，以及其求证方法，表明他不但思想独特，而且具有相当高的思辨能力，这些都是他成为进步思想家的基本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嵇康的学术思想存在着唯心主义杂质，社会观和人生观涂上了幻想色彩。如他在《答难养生论》中说："今使瞽者遇室，则西施与嫫母同情。聩者忘味，则糟糠与精粺等甘。"又说："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智用则收之以恬，欲动则纤之以和。"意思是客观环境太险恶了，如果能够像瞎子、聋子、傻子那样地生活，不辨西施、嫫母的美丑，不分粗食、美味的好坏，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收藏起来，用忘富、遗贵和怡然自得的态度去对待现实，知足常乐，那么，美丑、好坏也罢，善恶、爱憎也罢，就都没有什么区别了。然而，嵇康毕竟是一个"刚肠疾恶，轻肆直言"的人，不但不肯投靠司马氏集团，而且在唱反调。他的被害，既是他个人生活的不幸，也是社会政治的悲剧。

（三）阮籍的政治哲学思想1。阮籍思想的轨迹阮籍（公元210-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晋书》卷四十九有传。他官至散骑常侍，转步兵校尉，故世称阮步兵。在"竹林七贤"中，论年龄小山涛5　岁，比嵇康大13　岁，比王戎大24　岁，又是阮咸的叔父。他与嵇康齐名，著述颇丰，《乐论》、《通老论》、《通易论》、《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是他在哲学、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又精于琴，能长啸，善赋诗，今存《咏怀诗》八十余首，是一位知名的思想家、诗人，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后人辑有《阮嗣宗集》。

在阮籍54　岁生涯中，由于时局动荡，与当权的司马氏有矛盾，政治抱负难于实现。就思想的发展轨迹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其一，早期攻读诗书，志在儒学阮籍出生于名士之家，他的父亲阮瑀是东汉末很有声誉的文学家，为"建安七子"之一，又是曹操丞相府里掌管军国书檄的记室，有《阮元瑜集》传世。阮籍在30　岁以前，是十分推崇儒家学说的，所著《乐论》就很能反映出他的思想观点。在这篇文章里，他赞颂制礼作乐的教化作用，强调要维护儒家封建等级之制和封建道德规范，认为"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又说："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在他看来，礼正乐平是"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的基础，又是"四海同其欢，九州一其节"的重要保证；若是礼崩乐坏，则政教无度，人伦乖离，社会秩序就会乱了套。因此，他对魏明帝曹叡的弊政深表不满，斥责统治集团"纵耳目之观，崇曲房之嬿"，致使"天下若其殃，百姓伤其毒。"他痛心地叹息道：要是这么长此下去，只能是"诚以悲为乐，则天下何乐之有？"而立之年以前的阮籍，思想主导显然是儒家的名教。

其二，中期转向道家，志在老庄之学在何晏、夏侯玄等早期玄学家的影响下，阮籍在景初、正始之际，转而喜爱老子、庄子之学，并开始用道家思想去阐发儒学，表现出儒道融合的思想倾向，《通老论》和《通易论》可视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就这两篇文章而言，认为"名教"本于"自然"，主张无为而活。他在《通易论》中说道："是故圣人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阴阳之道，别刚柔之节，保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他要求为人君者，"在上不凌乎下"，为百姓者"处卑而不犯乎贵"，认为只有各守本分。顺其自然，才能出现安定太平的局面。又据《晋书》本传，阮籍"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这种任性不羁的思想行为，显然与老庄哲学有关。当时，官至太尉的蒋济，要请他出仕为官，他却表示"方将耕于东臯之阳，输黍稷之余税。"在不得已出山"就吏"以后，又曾三次以病辞归田里。究其原因，是当时司马氏与曹氏之间夺权反夺权的斗争已日益深刻化，阮籍不愿意卷入政治漩涡。不久，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曹氏集团的骨干曹爽，何晏等人被一网打尽，而阮籍却在家乡未受牵连，故"时人服其远识"。这些情况表明，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在他脑海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其三，后期倡导"元君"说，行动上诋毁礼教阮籍在约40　岁以后的十多年中，不得已出任散骑常侍、东平相、步兵校尉，但他看不惯司马氏集团所作所为，经常借酒浇愁，行为疏放，不遵礼度。由于抑悒寡欢，好友嵇康又惨遭杀害，便亦于转年抱病而终，年54　岁。

据《晋书》本传载，他的《大人先生传》一文，是在游访苏门山隐士孙登以后写成的，而孙登退隐于司马昭掌权以后，故写作时间不会早于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又见《达庄论》一文，其思想倾向与《大人先生传》基本相同，因而可以推知，《达庄伦》亦属阮籍的后期著作。

2。"自然"唯物观及其局限与王弼的"自然"为"无"的概念不同，阮籍认为自然是一个物质实体。他在《达庄论》中说："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当其无外，谁谓异乎！当其有内，谁为殊乎。"换句话说，宇宙的本源不是"无"，不是无能生有，而本来就是一个无垠的物质统一体，它无边无际，万物竞生，有其自身的结构，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在《通老论》一文中，阮籍认为存在于自然界内部的千变万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即使是统治者也应遵循这个客观规律。他说："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这种认识论，不仅与王弼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不同，而且也与汉代董仲舒今文经学的神学目的论有根本差别，在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进步。

阮籍还认为，宇宙万物的生成，都是阴阳二气作用所致。在《达庄论》中，他曾就此问题有过精辟的论述："地流其燥，天抗其湿。月东出，日西入。随以相从，解而后合。升谓之阳，降谓之阴。在地谓之理，在天谓之文。蒸谓之雨，散谓之风。炎谓之火，凝谓之冰。形谓之石，象谓之星。朔谓之朝，晦谓之冥。通谓之川，回谓之渊。平谓之土，积谓之山。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事。入谓之幽，出谓之章。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是以重阴雷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这里，阮籍认为自然界的诸般现象，如天地日月的形成，风雨雷电的交作，水火山川的形势，饮食男女的差别，都是阴阳二气运动的结果。就万物本源而言，阴阳二气的分解和化合是其生成的原因，就万物形态来说，阴阳二气的盛衰升降带来了雷同和差异。正是这些"解"、"合"、"异"、"同"，才构成了万物的统一和谐而又多姿多彩的世界整体。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阮籍也有过很好的见解。他说："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意思是人的形体和精神都是自然界的产物，身体是"精气"作用的结果，精神则是自然界的功用所致，只有保自然之性而养自然之神，人体才能健康长寿。

阮籍的自然元气之说，无疑是对的。但是，在观察事物时，他的认识论却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达庄论》一文中，他继承和发挥了庄子的唯心主义观点，说："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视之，则万物莫不大。殇子为寿，彭祖为夭，秋毫为大，泰山为小。故以死生为一贯，是非为一条也。"这种齐生死、等寿夭、混善恶、无是非的态度，显然是错误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又说："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生究其寿，死循其宜。"在他看来，人应该完全听其自然。活着不觉得是幸福，死了也怡然处之，生和死就是那么一回事。这种悲观消极的人生观，是社会现实与理想矛盾冲突的产物。因此，阮籍的自然元气唯物哲学，一旦与政治观点挂钩，就暴露出无法弥补的缺陷了。

3。"无君"说中的理想社会阮籍生于乱世，愤世嫉俗，由崇尚名教转而诋毁名教，幻想出现一个合乎"自然"的理想社会。

这个理想社会的模式是怎样的呢？阮籍先是捏造出一个超乎常人之外的"至人"，说这位"至人"是独立于万物之外的，具有完美的人格，"与道俱成"，"不知乃贵，不知乃神。"接着，他描述"至人"的生活环境说："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也。"①一句话，他所仰慕的"至人"就是神仙，而所追求的环境就是"自然"社会，在那里，一切都是和谐圆满，没有斗争，没有善恶，人们的行为不受任何拘束。

阮籍的理想社会，是在批判现存社会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在《达庄论》中，揭露那些"盛仆马，修衣裳，美珠玉，饰帷墙"的礼法之士们，不外乎是表面上"诵乎六经之教，习乎吾儒之迹"的伪君子，是一群"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矫厉才智，兢逐纵横"的可怜虫。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更是极尽喜怒笑骂之能事，对那些自命为君子的人进行无情的鞭挞，讽刺他们是钻进裤裆里"饥则啮人"的虱子。他说："世人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裤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裤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裤中乎！"

阮籍还把矛头指向当朝统治者，揭露他们"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又说："今汝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形，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对于当朝统治者推行的礼法制度，阮籍也不屑一顾，蔑视地说道："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自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以上情况表明，阮籍对现行的礼法和虚伪的名教是极其反感的。

基于对现实社会的否定，阮籍幻想建立一个"无君"、"无臣"、"无贵"的社会，即回到原来的"自然"状态中去。他为此解释道："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阴藏其气，阳发其精。害无所避，利无所争。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为夭，存不为寿。福无所得，祸无所咎。各从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威，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

①　《大人先生传》。

惟兹若然，故能长久。"①又说："夫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各足于身而无所求也。"②这种没有贫贱富贵，没有君臣礼法，各顺其命，各无所求的"至德之世"，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却反映出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愿望和追求，也是一代思想家在批判现实以后，所能作出的认真的探索。阮籍的"无君"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它不仅开魏晋南北朝无君思潮的先河，而且也启迪着后人对改造社会的积极思考，不能一笔抹煞。

4。一代名士的苦恼"名士"是一个褒义词，可以理解为文化层次高，不拘小节而有清逸之气的人。魏晋之际，曾出现过"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中兴名士"、"兖州八伯"等名士派。然而，有的人附庸风雅，形似而神下达；有的人内藏锦绣，神达而形不似，真正够得上内蕴清心傲骨，外现神韵飘逸的人并不多。阮籍可谓是一代名士。

阮籍的学问自不消说。他"容貌瓌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拘。"又"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只就如《晋书》本传所载的这些情况，表明他绝非"立德、立言、立功"的儒家式人物，是一位寄迹山林追求适意逍遥的道家中人。但是，这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蕴藏着儒家的理想与信念，只是在理想与现实无法调和的情况下，表现为一种双重人格罢了。

阮籍出身于世儒之家，从小就受着儒家思想的熏陶，对儒学是有较为深厚感情的。他后来在《咏怀诗》中也自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他在早期著作《乐论》、《通易论》中，也曾设计出一个合德天地的名教社会。然而，在司马氏向曹氏夺权的过程中，不仅儒家名教被司马氏集团所利用，而且大批士人遭到杀害，出现了"名士少有全者"的恐怖局面。阮籍面对残酷的现实，只好"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以酒去浇心中块垒。而对于素来笃信的名教，便也由于愤激而下愿再读它，甚至要在行动上去否定它。他本来"尤好《庄》、《老》"，崇尚自然。但既然儒学思想底蕴无法实现，便转而变为超然脱世，旷达疏放，成了一位具有名士风貌的人格形象。

应该说，作为一代名士的阮籍，他的后半生一直是在痛苦失意中度过的。与嵇康的"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不同①，阮籍"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②这种"至慎"的处世态度，并非是不分是非黑白，而是用不着边际的话去搪塞应付，不去评论某一个具体的人。实际上，他在《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中，对那些伪君子的批评和揭露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嵇康。他不满意司马昭的所作所为，当司马昭要替儿子司马炎向阮籍家求婚时，"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用长醉不醒的方式拒绝与司马氏联姻。这种内在的疾恶如仇与外在的明哲保身的生活态度，使阮籍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窘

①　《大人先生传》。

②　《大人先生传》。

①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②　《世说新语》上卷上《德行》。

境之中。

在对待礼法名教方面，阮籍内心的痛苦也是深沉的。他本来"性至孝"，但当他听到母亲死去的消息时，仍然坐着"与人围棋"，并且还要对方"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对于前来吊唁的礼俗之士，阮籍"以白眼对之"。反过来，当好友嵇康"赍酒扶琴"来他家吊唁时，"籍大悦，乃见青眼"。换句话说，这个会作"青白眼"的阮籍，只好用无声的眼色去表示自己的爱憎。在《晋书》本传中，还载有阮籍诋毁礼俗的不少例子。如："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又"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类似这些"旷达不羁，不拘礼俗"的反常举动，表面上是蔑视礼法，实际上是反对司马氏集团宣扬的虚伪名教。出仕还是遗世，是混迹官场还是遨游山林，这又是阮籍后期生活中的一个难题。他做官的时间并不算短，当过司马懿父子的属官从事中郎、散骑常侍，后又改任东平相、步兵校尉。但他去东平是由于"乐其风土"，当步兵校尉也是因为"厨营人善酿，有貯酒三百斛"。诚然，由于儒家思想的底蕴，他也希望自己要像《咏怀诗》中所说那样，做一个"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的人，但现实的残酷又使他不得不哀叹道："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作为一代名士的思想家阮籍，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位很有名望的人物。

他的《达庄论》、《大人先生传》和《咏怀诗》八十二首，都在学术界和诗坛上享有盛名。这里要引为人们重视的，他还是一位音乐家，不但善弹琴，能长啸，而且还有《酒狂》一曲传世。按《神奇秘谱》载："籍叹道之不行，与时不合，故忘世虑于形骸之外，托兴于酗酒，以乐终身之志。"《酒狂》一曲采用三拍节奏，基调是表现纵酒佯狂者内心深处的徬徨苦恼，并借酒以渲泄胸中不平之气，为古代音乐中难得的佳作。而曲中的纵酒佯狂者不是别人，正是阮籍自己。

在通常情况下，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永恒的。特别是在政局动荡、道义乖离的时代，二者的对立更趋于激化。阮籍身处其境，理想抱负难于实现，只能走着一条由"济世"到"遁世"的道路，从儒家之学转向庄老之学。在社会生活方面，阮籍鄙视虚伪名教，表现为"越名教而任自然"，干出了种种违礼背俗的行为，看似洒脱放纵，无拘无束，实际上却隐藏着深沉的哀伤。他游乐山水，经常泡在酒中，发出了"人不可以为俦，不若与木石为邻"的感叹，以为醉酒可以忘掉世界，忘掉自我。然而，这些弥合心理失衡的做法，虽然暂时可以减免痛苦，但不可以从根本上解除痛苦。这是因为，客观现实既得不到合理的改变，主观世界又仍然如此执著，心灵的负担和躁动就一刻也不会减轻和宁静的。

（四）"竹林七贤"人物品鉴"竹林七贤"的群体形象，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是美好的。据《晋阳记》说：他们"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的情景，"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①在发掘两晋南北朝古墓时，我们总是能见到墓壁上绘有"竹林七贤"的画。仅就南朝墓而言，在已知的南京西善桥、丹阳胡桥与建山等古墓中，都绘制着《高逸图》（即"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其中1960年发掘的南京西善桥墓的砖刻壁画，保存得最为完好。

该墓《高逸图》共两幅，分嵌于墓室南北两壁中部，各长2.4　米，高0.8米。南壁绘刻嵇康、阮籍、山涛、王戎4人，北壁绘刻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4人。各人之间以同根双枝形的树木分离，成为能够各自独立的画面。嵇康左侧绘银杏一株，头梳双髻，无中饰，赤足而坐，双手抚琴，抬头傲视远方，表现出高迈绝俗的性格。山涛则是头裹巾，赤足屈膝而坐，他一手挽袖，一手执耳杯，坐前有一瓢尊，意在抒写他饮酒八斗不醉的神态。王戎别有一番情趣，他一手靠几，一手玩弄如意，仰首而曲膝，坐前亦有瓢尊、酒杯，意在歌颂他不修威武欲作如意舞的形态。其他如善作长啸的阮籍，一肩袒露的向秀，嗜酒成癖的刘伶，以及善弹琵琶（相当于大阮）的阮咸和弹琴的荣启期，也莫不刻画得情态逼真，各尽其妙。这组壁画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是驰名中外的艺术珍品。

这两幅《高逸图》，描绘的是竹林中人大畅玄风的场面，他们饮酒、弹琴，志在高山流水，情属得意忘形。正是这个缘故，"竹林七贤"不仅在古代受到人们的推崇，就是在近现代，人们也还对此津津乐道，欣赏他们，赞叹他们。

若是按照字面去解释，所谓贤者，通常是指德才兼备的人。《尚书》说："所宝为贤，则迩人安。"《春秋繁露》则云："人之清者为贤。"另见《毛诗》载："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综合这些说法，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贤人应是人群中出类拔萃者，品行善美，才华横溢，清心寡欲，居乡邑则使亲邻友爱，处高位则致天下太平。那么，就"竹林七贤"而言，是否非得要按这个尺度去进行把握呢？这确实是值得重新认识的问题。如前所述，"竹林七贤"是在曹魏政权内部曹氏与司马氏两大集团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化的背景下"作竹林之游"的。就政治倾向而言，竹林中人认为司马懿父子践踏了封建礼教的庄严，侈谈仁义，旨在篡权，破坏了礼法名教，因而对司马氏集团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竹林七贤"群体的形成表明，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面对曹氏、司马氏两大统治集团之间水火不容的尖锐矛盾，以及司马氏集团的血腥屠杀，政治思想上同情曹氏，但在行为上则采取了观望或回避的态度。他们为了免遭何晏、邓飏、毕轨、李胜等"正始名士"的悲惨命运，退隐山林，纵酒谈玄，以抚琴赋诗表示清高，从而出现了大畅玄风的思潮。

"竹林七贤"是正始玄学出现以后的一个学术团体。从年龄上看，阮籍、山涛、嵇康等人晚于早期玄学家何晏、夏侯玄，而却大于玄学领袖王弼。从关系上看，竹林名士与正始名士有过一些交往，但联系并不密切。比如嵇康与何晏同为曹氏的女婿，何晏妻为金乡公主，嵇康妻为长乐亭公主，前者为

①　《世说新语》卷下之上《任诞篇》。

沛王太妃杜夫人的女儿，后者为沛王太妃杜夫人的曾孙女，在辈份上相差悬殊。何晏比嵇康也大33　岁。又如阮籍为太尉蒋济椽属时，曾与夏侯玄就音乐功能问题进行过辩论，但在政治上也没有直接加入曹爽、何晏为代表的曹氏集团。因此，当正始名士遭到司马懿大批杀害时，竹林名士并未受到株连，其中山涛还是司马懿的亲戚，自然会另眼看待的。

"高平陵政变"以后，"竹林七贤"的活动仍然持续了三、四年光景，因为在此期间里，除阮籍出仕为从事中郎以外，其余六人均未出山。后来，山涛、王戎先后投靠司马师，刘伶、阮咸可能不久也出山做官。这时，大概只有嵇康、向秀两人，不肯投靠司马昭，仍然在大树下一块打铁。然而，当嵇康惨遭杀害以后，向秀也动身去洛阳，表示不再隐居。这么说，在嵇康被害前后，"竹林七贤"的群体已不复存在。接着，阮籍又在转年病逝，群体从此便烟消云散。

"竹林七贤"虽然是在正始玄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一个学术团体，但在司马氏掌权的新环境里，也出现了新的动向：一是庄学在"三玄"中之地位日益被重视，二是在自然与名教关系上，为何晏、王弼倡导的"名教本于自然"说日趋冷落，代之而起的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说甚嚣尘上。在竹林名士中，对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约略可分为三个不同流派：其一，内儒外道、援道入儒的激进派嵇康、阮籍是这一派的典型。关于他们的情况，前面已作交代。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嵇康之所以被杀，并不是他不愿意出来做官，根本问题在于他对当时司马氏的虚伪名教，采取了过分迂执的态度，认为司马昭的所作所为亵渎了名教，因而转为不谈名教，甚至批判名教，其真实意图是揭露司马昭以禅让为幌子进行夺权的阴谋。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坚决不向司马昭妥协的声明书，因而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怒焉"。钟会曾奉司马昭之命去拜访嵇康，嵇康又"不为之礼"，甚至对钟会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由于嵇康事事与司马昭作对，凡是司马昭所搞的假仁假义，以及尊崇汤武周孔那一套，嵇康都说不好，因而钟会劝司马昭对他"宜因衅除之。"鲁迅评论说："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①阮籍的做法与嵇康不同。他一方面"口不臧否人物"，在批评人物时至慎谨言；一方面第一个出仕司马氏政权。这是因为阮籍曾在曹爽执政时辞官回乡，故被误认是曹爽的反对派。当司马懿杀戮大批正始名士以后，特意辟他为从事中郎，他不敢推辞，只好应命。其实，他对做官并不感兴趣，因而在司马师执政时也只是官至散骑常侍。在司马昭掌权时，他出徙东平相，骑了一匹毛驴去上任。到郡府以后，他拆除衙门前的围墙屏障，"使内外相望"，缩小了官民之间的距离，又"法令清简"，施政有方，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在东平郡只干了一旬便倏然而归。及至魏元帝曹奂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由于司马昭表示谦让，公卿们要阮籍为辞劝进。阮籍想借酒推却，"据案醉眼"，但还是没有能够敷衍过去，不得己写了一份"辞甚清壮"的劝进表递交上去。应该说，阮籍的心情是非常痛苦的，《咏怀诗》写得十分隐晦，使后人难以猜测。及至嵇康被害，他更是"忧思独伤心"，"姿态愁我肠"，亦于转年冬泫然病逝。

①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90　页。嵇康、阮籍是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作风，正是这一竹林玄学特色之所在。从思想发展史上看，竹林玄学的出现，是对"名教本于自然"的正始玄学的批判，也为西晋时期玄学进一步深化开拓了途径。

其二，弃儒就道、纵欲玩世的狂放派阮咸、刘伶属于这一类型。他们与嵇康、阮籍虽然都被称为竹林中人，但既不研究宇宙本源等哲理，也不向往什么"至人之世"的理想社会，而是不遵礼法，任诞疏狂。一句话，随心所欲，追求个性的奔放。

阮咸，字仲容，年轻时曾与叔父阮籍等人同作竹林之游，以"妙解音律，善弹琵琶"闻名于当时。在他后来出任散骑侍郎期间，就因中书监荀勖所定新律声高问题进行辩论，认为荀勖的新律不合古制，结果被左迁为始平相。但他毫不介意，"惟共亲知弦歌酣宴。"阮咸是儒家名教的叛逆者。在他为母亲服丧期间，"纵情越礼"，公然与姑母家的女奴婢私通。当他听说姑母已携女奴婢离去时，他不顾一切拍马去追，最后还是把女奴婢带回自己家里。为了表示自己的放诞，他在与同宗叔侄团坐饮酒时，干脆以大盆盛酒，大酌狂饮。更有甚者，"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其上，便共饮之。"①这种与猪一块喝酒的举动，实在是无可称道人所共耻的事，连他叔父阮籍也认为过于荒诞而不赞成。然而，这里要附带提及的是，阮咸在音乐史上却享负盛名。他所弹的琵琶与现今的琵琶不同，是一种有圆形共鸣箱、直杆、四弦有柱的乐器，即今民族乐器中的"大阮"、"小阮"。又见《乐府诗集》引《琴集》载，唐时广为流行并传至今日的《三峡流水》一曲，据说便是他的作品。至若刘伶，更是一位"放情肆志"以酒为命的人。他不以家产为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晋书》本传还载有"刘伶醉酒"的故事：尝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仍引酒御肉，隗然复醉。

刘伶虽然以"酒鬼"、"酒仙"扬名，但"机应不差"，假装糊涂。他的传世之作《酒德颂》，便是向往酒后能够绝对自由的自白书，他乐意当一个"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惟酒是务，焉知其余"的人，称赞"兀然而醉，柷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的大人先生。又见《世说新语》载，这个官至建威参军的刘伶，在家里一丝不挂地纵酒，客人来了，也不隐避穿衣，还笑着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①伤风败俗到了如此地步，难道这也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表现吗？

阮咸、刘伶只得竹林名士的皮相，而未得竹林名士的神韵，在思想发展史上是难得占一席之位的。

其三，儒道互补、各适其性的温和派向秀、山涛和王戎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与嵇康、阮籍和阮咸、刘伶均有所不同，大体上持续着正始玄学的基本观点，主张儒道互补、儒道合一，

①　《晋书》卷四十九《阮咸传》。

①　《世说新语》卷下之上《任诞篇》。

属于竹林玄学的温和派。然而，在旨趣方面，他们的表现又有明显的歧异。向秀在玄学理论方面，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思想家。按《世说新语》载，向秀"有拔俗之韵"，"不虑家之有无"，又"弱冠著《儒道论》"①。成年以后，论著较多，但大都散失，其中《庄子注》是他的代表作。在宇宙本源说方面，向秀的学术观点与何晏、王弼的"本无"论相似而不相同，强调万物自生自化。他说：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则生自生耳。生生者岂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则化自化耳。化化者岂有物哉？无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则与物俱化，亦奚异于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后能为生化之本也。"②就字面解释，向秀认为大千世界的万物是自生自化，不存在什么"生生者"和"化化者"。然而，与此同时，他又承认有一个"不生不化"者，它是一切生生化化的本源。他的万物生化论，就成为西晋后期郭象"独化论"的先声。

向秀的自然与名教观点也是富于特色的，既与何晏、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说有别，又与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说不同，可以视为"名教同于自然"之说。他强调指出："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飨滋味，以宣五情，纳御声色，以达性气，此天理之自然。"又说："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当节之的礼耳。"③可以看出，向秀力图从理论上解决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主张儒道互补，宣扬儒道为一。郭象的"名教即自然"之说，就是在向秀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起来的。正因为向秀、郭象之间思想上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故而产生了关于《庄子注》作者问题的悬案，这事容后另作叙述。

向秀是"竹林七贤"中最晚出仕为官的一个，政治背景是好友嵇康和吕安被杀。他虽然历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转散骑常侍，但心殊怏怏，"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①他悼念惨死的友人，作《思旧赋》，但又不敢得罪掌权的司马昭。该赋只写了一百多字，看样子是刚刚开头，就煞尾打住，没有继续写下去②。这种耿耿于怀却又不敢发作的情愫，表现出严酷现实下部分知识分子的徬徨和苦恼。

山涛与王戎都没有留下学术著作，后来又都成为西晋王朝大臣，位列三公，官至司徒。在自然与名教关系上，他们强调二者互为一体，但旨趣却相差悬殊。山涛为冀州刺史时，"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以致"人怀慕尚，风俗颇革"。他所推荐的乐广、裴楷等30　多人，后来都显名于朝廷。即使是在悬车告老以后，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认为全国虽然一统，仍然"不宜去州郡武备"。他虽摄居相位，却仍然过着贫士般的生活，"贞慎俭约，虽爵同千乘，而无嫔媵"，对于朝廷给他的薪俸，他"散之亲故"，以致在他死后，只有"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山涛被誉为"年耆德茂，朝之硕老"③，正是他名教与自然并重的必然结果。

①　《世说新语》卷上之上《言语篇》注引《向秀别传》。

②　《列子·天瑞篇》张湛注引。

③　《难嵇叔夜＜养生论＞》。

①　《晋书》卷四十九《向秀传》。

②　《晋书》卷四十九《向秀传》。

③　《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

王戎对于自然与名教也是视为一体的。他在司徒任内，曾问阮籍的侄孙阮瞻："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阮瞻回答道："将无同"。王戎认为阮瞻这三个字回答得巧妙，嗟叹之后，便许以官职，"时人谓之"三语掾""④。"将无同"三字，可以理解为自然与名教大概没有不同吧！但是，王戎毕竟与山涛不同，他虽然位极人臣，却很少过问政务，而是"间乘小马，从便门而出游，见者不知其三公也。"这似乎深得道家的蕴藉。可他"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盲之疾。"①于是，王戎又沦之"俗儒"之类了。

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名士，其组合与解体都是时势发展的必然。他们的种种违礼背俗举动，当然是不足为效的。但在另一方面，他们敢于揭露虚伪的名教，蔑视封建的礼法，向往个性的自由，憧憬理想的人生，却又具有不容忽视的进步意义。

自嵇康、阮籍相继辞世以后，以及西晋王朝的建立，玄学思潮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时期。然而，待到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又风靡开来，出现了新的学说和流派，这就是"中朝玄学"的"虚无"派、"崇有"派和"独化"派。④　《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

①　《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

五、西晋后期玄学三派西晋是一个短暂的统一的王朝，前后不过五十二年（公元265-317年）。以晋武帝司马炎之死为界（公元290年），可分为前后两期。司马炎篡魏建晋以后，曾平服东吴，一统全国，出现了"太康之治"。但是，司马炎山陵未干，便出现了杨党、贾党之争，接着是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继之而起的是"永嘉之乱"。于是，"五胡"入主中原，晋室偏安江左，西晋灭亡。

西晋后期，社会动乱，一度潜行发展着的玄学思潮又勃然兴起，出现了新的学说流派。略而言之，可分为王衍"虚无"派、裴頠"崇有"派和郭象"独化"派。

（一）王衍"虚无"派王衍（公元256-311年），字夷甫，为"竹林七贤"王戎的从弟，小王戎22　岁，是西晋后期的玄谈领袖。他在少年时候，便以"神清明秀，风姿详雅"受到老一代玄学家的赏识。山涛嗟叹说："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王戎在回答晋武帝问"夷甫当世谁比"时说，"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经过山涛、王戎的品评，使王衍在做官以前就已享负盛名。又由于他"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因而在年轻一代的士人中，更成了独标玄风、行步顾影的风流人物。

《晋书》本传说："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但是，纵观王衍一生，不仅根本没有写出有关玄学方面的理论著述，就连一篇诗辞歌赋也未见。他推崇何晏、王弼的"贵无"之说，但并不理解"贵无"是为了全有，其主旨在于探求宇宙的本源。王衍崇尚"贵无"，侈谈老庄之学，实际上只得其皮相，不懂其"名教本于自然"说的真谛，当然只有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了。

王衍之所以成为西晋后期的玄谈领袖，大概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他才三十刚出头，就因夤缘附势，由中领军屡迁尚书令、中书令、司空、司徒，成为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其二，他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手持玉柄麈尾，口出老庄之言，因而成为年轻士子们崇拜的偶像；其三，他标榜清高，自比子贡，对妻子郭氏聚敛无厌的行为不满，既不理家财，也不从自己口中说出一个"钱"事。正是由于他"累居显职"，"妙善玄言"，对何晏、王弼等人的玄理妄加篡改，"口中雌黄"，致使"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结果是"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①应该指出，王衍虽然根据何晏、王弼的"贵无"说立论，但只做到了"口不论世事"、"口未尝言钱"和"未尝语利"，未能把握住"贵无"的"无"是无条件的"无"，是"无"能生"有"的"无"。因此，王衍的"无"成了子虚乌有的"虚无"。从哲学思辨性这点看来，王衍是大大地落后于何晏、王弼，他虽然被誉为玄谈领袖，但却够不上是玄学家。

在王衍"虚无"说的影响下，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不但王衍的弟弟王澄疏狂颓放，连同王衍所亲善的王敦、谢鲲、庾凯、阮修也结为"四友"，终日纵酒闲聊消磨时光。影响所及，谢鲲、胡毋辅之，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和光逸等人，更是变本加厉，喝酒时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称之为"八达"。如谢鲲，《晋书》本传说他"好《老》《易》"，"恬以荣辱"。他家中虽有妻室，却千方百计地勾引邻家高氏的女儿。当"女投梭，折其两齿"以后，他还厚颜无耻地说："犹不废我啸歌"①。又如毕卓，官至吏部郎，却常常因醉酒而不任职，还不顾体面地跑到邻居家里偷酒喝，结果被人捉住。他毫不隐瞒自己的人生观，说："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②类似

①　《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

①　《晋书》卷四十九《谢鲲传》。

②　《晋书》卷四十九《毕卓传》。

"四友"、"八达"这些年轻官员们，大抵皆无学术，却以为已得玄学真趣，放浪形骸，旷达不拘，颇有玩世不恭的态度。当时，另一位玄谈领袖河南尹乐广，听到王澄、胡毋辅之等人聚众裸体酗酒，甚至对弄婢妾，呼狗喊驴，也认为太过分了。他说："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③以王衍为领袖的"四友""八达"及其追随者们，是所谓名士队伍里的渣滓，是玄学流派中的颓废派，既干扰了朝政，又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失控的现象。王衍本人虽居宰铺，在"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中，"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最后被羯族酋帅石勒所杀。这时，他才悔恨地叹息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①正是在"虚无"派敲响"亡国之音"的情况下，出现了玄学中的另一流派，这就是以裴頠为首的"崇有"派。

③　《晋书》卷四十三《乐广传》。

①　《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

（二）裴頠"崇有"派1。裴頠简历及其立"崇有"说的原由裴頠（公元267-300年），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他是尚书令、地理学家裴秀的儿子，为司徒、玄学家王戎的女婿，又是晋惠帝皇后贾南风的表兄弟。为人弘雅有远识，博古通今，初为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屡迁国子祭酒、侍中、尚书左仆射，是晋惠帝一朝的重臣。晋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大权掌握在贾皇后手里。裴頠虽然与贾皇后有表亲关系，但立身公正，光明磊落，他鉴于贾皇后专横肆姿，生活不检点，曾与司空张华计议，要废贾后另立谢淑妃为皇后。在任光禄大夫期间，他多次直言上疏，详论古今朝政的得失成败，虔虔之心，使他在朝中威望日隆。他用人不拘出身贵贱，只求德才兼备。对于那些出身贫素而有长进肯为朝廷出力的年轻人，他更是关怀备至，大胆提拔他们，这在门阀世族专权的时代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然而，时不我济，裴頠由于坚决反对贪残凶暴的赵王司马伦，终于被赵王司马伦杀害，年仅34　岁，成了"八王之乱"的牺牲品。

裴頠在朝堂上不愧是一位积极有为的良弼，在学术论坛上又是一位雄辩滔滔的玄学大师，语言犀利，机锋迭起，"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薮"①。当时，被誉为玄谈领袖的王衍的周围，形成了"四友"、"八达"等鼓吹"虚无"之论的团体，行为放荡，不任政事，严重污染社会风气。于是，在人们思想上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儒家学说是否真的毫无用处？道家学说能否有利于国计民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怎样才能摆平？裴頠在与王衍、乐广、阮籍等清谈家辩论过程中，为了击败"虚无"派，为自己的主张立论，便专门写了一篇叫《崇有论》的文章。《晋书》本传说："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由此可见，裴頠的《崇有论》，不仅是玄学上的有无之辩，而且直接干系着政治，目的在于匡时救弊。

2。《崇有论》主要内容其特色《崇有论》全文约一千七百字，是一篇极富战斗性的玄学论文。在该文中，裴頠开宗明义反对王弼、何晏等人倡导的"贵无"之说。他说："夫总混群体，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宇宙间最高的境界是"道"，它不是别的什么，也不是不可名状的"无"，而是万事万物的总称，各种不同事物的品类和形象，是本来就有的。它们之间，由于相互作用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变化，但又是有规则的，而其所依据的本体便是"有"。在他看来，绝对的"无"是不可能生出任何东西来的，万物的产生和存在，是自生自长出来的。他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化。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已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

①　《世说新语》卷中《赏誉篇上》。

遗者也。"意思是既然自生的本体为"有"，只有"有"才能哺生万物，那么，所谓"无"这个概念，只是在没有了"有"以后的"遗者"，是不能与"有"相提并论的。这就是说，"以无为体"的"贵无"之说，颠倒了本末的位置，是站不住脚的。

裴頠不仅批判王弼、何晏"贵无"说的理论谬误，而且进一步提出"贵无"说在实际生活中的危害。他指出："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万物为"有"，"无"不能保全已经产生的万物；众生要生活，"无为"不可能治理众生。接着，他又联系实际说："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鳞，非偃息之所能获也；陨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审投弦饵之用，非无知之所能览也。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这段话明确地告诉人们：心不同于事物，它是制裁事物的；匠人不同于器具，他是制作器具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制裁万事的心本身不是事，制作器具的匠人本身不是器具，就说心和匠人的作用是不存在的。正是这个缘故，你想钓到深水里的鱼，光是躺着就不行；想射得高墙上的鸟，光是坐着等待也不可能有收获，关键要在鱼食和弓箭上下功夫。由此证明，凡是促成万物万事得以实现的是"有"和"有为"，"无"和"无为"对于人们说来是毫无用处的。裴頠的《崇有论》，强调只有物质性的东西，才能产生出物质性的万事万物，而无的本身什么也没有，是不可能产生世界万物的。这种主张"有"和"有为"的"崇有"之学，无疑是属于唯物主义哲学。

裴頠在强调"崇有"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别致的人生哲学观--"于无非无"和"于有非有"。他在《崇有论》中，对老子著书立说的意图做了重新解释。他说：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庶秽杂之弊，甄举静一之义，有以令人释然自夷，合于《易》之《损》、《谦》、《艮》、《节》之旨。。。观老子之书虽博有所经，而云"有生于无"，以虚为主，偏立一家之辞，岂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夫有非有，于无非无；于无非无，于有非有。是以申纵播之累，而著贵无之文。将以绝所非之盈谬，存大善之中节，收流遁于既过，反澄正于胸怀。宜其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故其辞曰"以为文不足"。

裴頠的意思是，老子的宇宙观强调"有生于无"，以无为本，但其主旨却是在于"全有"，表现在人生哲学上，是要做到"于无非无，于有非有"。换句话说，人生不能走两个极端，偏执"无"或"有"。人们要穿衣吃饭，才能维持生命，但不能没有减省节制，过分去奢求锦衣玉食，沉迷于声情色欲，而应该做到"存大善"、"收流遁"和"反澄正"，以守天理之真，以举静一之义。

裴頠的"于无非无，于有非有"的人生哲学，旨在于匡时救世，扭转社会上种种伤风败俗的现象。以日常生活为例：偏执尚无的一派如阮籍"不拘礼教"，刘伶"不以家产有无介意"，王衍"口未尝言钱"；偏执尚有的一派如何曾"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石崇"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①在裴頠看来，这些士大夫们的生活态度都是不足为效的，它使人扭曲变形，失去常态。作为贤人君子，应该"躬其力任，劳而后飨"，做到

①　均见《晋书》各传。

"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志无盈求，事无过用"，这才是人生的真谛。若是联系他给朝廷的奏疏，可知他心目中的贤人君子，是像伊尹、傅说、吕望（姜太公）、萧何、张良、樊仲那样的历史名臣。因此，裴頠的"于无非无，于有非有"的主张，是他"崇有"哲学在人生态度、政治抱负的一种补充，它不仅指出偏执"虚无"、"贵有"两个极端的错误，而且揭露和批判了官场上的歪风邪气，树立起一个正面形象。这种安邦济世的人生观，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它的积极意义。

裴頠的"崇有"之论，尽管篇幅不长，思辨性也较弱，但在中国思想史上可谓独树一帜。比较而言，它具有如下三个特点：首先，在宇宙本源的探讨方面旗帜鲜明，强调"无"不能生"有"，执着地认为"自生而必体有"，与何晏、王弼等人的"贵无"论截然相反，可以视为是魏晋玄学中的革新派。值得重视的还有，裴頠不但看到了万事万物有各自的特点，即"所禀者偏"，而且指出它们不能孤立地存在，只能同自身以外的其他事物相联结而存在，即"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这种主张宇宙本源为"有"以及"万有"之间互为依存的认识论，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进步。

其次，裴頠将哲学探微与政治之学进行结合，以积极态度去寻求"自然"与"名教"之间的调和与统一。裴頠讲"有"，主要还是侧重于儒家的"有为"。他不满意玄学家何晏、阮籍等人的"口谈浮虚"和"仕不事事"，对当时的玄谈领袖王衍、乐广等人"不以物务自婴"的态度也进行抨击，认为君子立言"在乎达旨"，要力求做到"崇济先典，扶明大业，有益于时"。哲学与政治学的结合，是《崇有论》的一个特色。

再次，裴頠的"于无非无，于有非有"之说，并不是模糊"有"、"无"界限的哲学概念，而是关于思想方法和立身旨趣问题，也是他对人生价值的理解。他认为老子之所以强调"无"，是为了纠正过分纵欲的倾向，即过分的"有"。而作为贤人君子，应该把握好"于有"而"非有"，"于无"而"非无"的中道，不偏执"有"或"无"两个极端。裴頠的人生行事之旨趣及其思想表述方法，也是与其他玄学家不同的。

裴頠的《崇有论》发表以后，王衍、乐广等人立刻与之辩论。《世说新语》说："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又说："乐广与頠清闲，欲说理，而頠辞喻丰博。广自以体虚无，笑而不复言。"①据此可知，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派，在西晋后期曾一度开展了对王衍为首的"虚无"派的批判。《崇有论》一文，亦被称誉为"文词精富为世名论"。然而，由于裴頠被赵王司马伦杀害，这场争论只好以此中断了。

①　《世说新语》卷上之下《文学篇》。

（三）郭象"独化"派1。关于《庄子注》作者的悬案郭象（？-公元312年），字子玄，河南（今河南洛阳）人。他是西晋后期最为有名的玄学家。当时的"虚无"派玄谈领袖王衍，很是赞赏他玄谈的机锋，说："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他官职不高，屡迁黄门侍郎，后为东海王司马越所器重，引为太傅主簿。在玄学流派中，郭象以"独化"派自成一家，并被评为是魏晋玄学的顶峰。其"独化"之说的全部内容，体现在《庄子注》一书里。但是，《庄子注》的作者是否只有郭象？郭象有无剽窃向秀《庄子注》的行为？通引本《庄子注》独标郭象一人是否准确？曾在学界引起一番争论，成为一桩尚待解决的悬案。

"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曾作《庄子注。据《晋书》本传载：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书讵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及成，示康曰："殊复胜不？"①郭象亦曾为《庄子》作注。按《晋书》本传所载，当时的情况是：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其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令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②。

以上是有关《庄子注》作者问题的最早记载。目前，学界对此仍有争论，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不同看法：第一种意见认为《庄子注》作者应是向秀，侯外庐、杜国庠是这一看法的代表。他们从晋人张湛注《列子》中所引的《庄子》向秀注文，与今本郭象《庄子注》的注文加以比较，证明郭象确有"为人行薄"剽窃向秀注文之事①；第二种意见认为《庄子注》作者应是向秀和郭象，持此说的有范文澜、任继愈、汤用彤、冯友兰等人②。如范文澜说："向秀曾注《庄子》，郭象据向秀注再加修订，成为《庄子注》的定本。《庄子》书得郭象注，对玄学说来是一个大发展。"第三种意见则认为《庄子注》作者的题名应是郭象，持这种说法的有唐长孺、余敦康等人。唐长孺从张湛注《列子》的《天瑞篇》引向秀注文中得出结论说："这个不生不化的生化之本不是物，颇有无生有的倾向，而通观《庄子注》却贯彻崇有思想，因此向、郭义即使有很多地方相同，在崇有这一点上只能说是郭象的主张。"③余敦康进一步认为："郭象确实利用了不少向秀的注，但他是根据自己的独化的思想体系有选择地利用向注的，这个独化的思想体系是向秀所无而郭象卓然成

①　《晋书》卷四十九《向秀传》，《世说新语·文学篇》所记略同。

②　《晋书》卷五十《郭象传》，《世说新语·文学篇》所记略同。

①　侯外庐、杜国庠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向秀与郭象的庄注疑案与庄义隐解》。②　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298　页；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二册，第210　页；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第103　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634　页。③　唐长孺：《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34　页。家的主要依据，因而《庄子注》的真正作者应该是郭象而不是向秀。"又说："尽管郭象在个别的枝节问题上吸收了向秀注的成果，但是贯穿于《庄子注》全书的独化论的思想体系都是郭象个人的发明创造。"④唐长孺、余敦康等人的见解，是思想史研究中的新成果，应予以充分重视。

问题在于，向秀是首先对《庄子》为之"隐解"的，是他"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而郭象是在向秀注的基础上"述而广之"。今本《庄子注》计33　篇，若按《晋书》所载，郭象只自注《秋水》、《自乐》二篇，又改注《马蹄》一篇，其余都是剽窃向注。这种说法未必完全可信，但郭象确实是在向秀作注的基础上完成《庄子注》的。因此，今本独标郭象一人之名，诚为不妥，应该署名为郭象、向秀，以正视听，才比较合理。

2。《庄子注》中的"崇有"说学界有人认为，魏晋玄学以王弼、何晏为倡导，经过嵇康、阮籍、裴頠等人的改造和发扬，至郭象时出现一个"顶峰"。"顶峰"之说的本身是不科学的，特别是在思想认识方面更是如此。但是，郭象《庄子注》中的哲学思想，在糅合儒道二家学说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哲学方法论等方面，堪称与王弼同为双璧，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应占有较高的地位。

有关郭象哲学思想，目前哲学界仍持有三种或更多的不同意见，一为"崇有"的唯物主义，二为"独化"而"玄冥"的唯心主义，三为自生的多元论等。按照哲学的最基本原则--物质与精神谁为第一性而言，郭象哲学基本思想应属于唯物主义哲学范畴。

让我们看看《庄子注》的几段注文。郭象在《齐物论》注一文中，针对"贵无"说倡导者王弼的"道"（形名学上称为"无"），表示出截然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

又说：而或者谓天籁役物使从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也者，万物之总名也。莫适为天，谁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

在这里，郭象强调"无"不能生"有"和物各"自生"，从根本上否定了王弼、何晏等人主张"无"能生万物的观点。对于"天"的名号，郭象也否定了王弼的"天"即"自然"而"自然"为"无"的说法，认为"天"是万物的总称，从而肯定了物质世界的实在性。另外，郭象认为构成万物的基本要素是"气"。他在《知北游》注中说："今气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气散而死，汝不能止也。"在《寓言》注中，郭象指出万物"虽变化相代，原其气则一。"这个天地万物不管怎样千差万别，都是由"气"构成的观点，与汉代王充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的说法基本相同，属于唯物主义天道观。

若是将郭象的哲学思想，与同一时期裴頠的"崇有"之说做一番比较，我们不难发现郭象的唯物观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裴頠认为"无"是"有之所遗者"，把"无"看成是"有"消失以后的一种状态，仿佛给人以"有"④　余敦康：《郭象》，见《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第261-262　页。能生"无"的错觉。郭象在《知北游》注中则说："非惟无不得化而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矣。是以夫有为之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不得一为无，故自古无未有之时而常存也。"他在《齐物论》注中进一步说："万物万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终不得，则明物皆自然，无使物然也。"这等于说，"无"不能生"有"，"有"不得化"无"，"常存"的一切事物"有"，既非"无"所生，也不是"真宰"所主，而是自然而生的。因此，郭象关于"有"的提法，是裴頠"崇有"之说基础上的深化，他廓清了以往关于"上帝"、"造物主"的谬说，否认有"真宰"的存在，这在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必须指出，郭象对于事物之间的联系方面的看法，却比裴頠要落后。

裴頠认为"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承认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而郭象则主张事物"适足其性"，"独生而无所资借"，从而割断了事物的内在联系，出现了难以弥补的缺陷。

3。儒道合一的"无为而有为"说如前所述，儒家学说在东汉后期陷入了困境，以至到魏正始年间，出现了研究《老子》、《庄子》、《周易》的"三玄"之学。但是，不管是正始玄学的"名教本于自然"说，还是竹林玄学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都无法否认儒家纲常名教的政治作用。曹魏政权和西晋王朝的统治者，尽管改朝换代，也无一例外地要以儒家学说去加强统治。于是，表现在学术思想上，便出现了授道入儒，崇尚自然的所谓"新道家"，以及以儒释道，重在名教的所谓"新儒家"。郭象在《庄子注》序中阐述的"明内圣外王之道"宗旨，便是他儒道合一思想的最高体现。

儒家学说的理想人格是"圣人"，传说中的尧、舜、禹和历史上的商汤王、周公旦、周文王、周武王以及孔子，都被推崇为理想人格的化身。郭象为《庄子》作注，本身便表明他对道家学说的重视和偏爱，但他仍然称儒家学说倡导者孔子为圣人。如在《徐无鬼》篇里，郭象在"丘也闻不言之言矣，未之尝言"这句话的下面作注说："圣人无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这是直接称孔丘为圣人。在同篇中，郭象也把以孝著称的传说人物舜视为圣人，说："圣人之形不异凡人，故耳目之所用衰也，至于精神则始终常全耳。"反过来，郭象对嵇康、阮籍心目中的理想人物"至人"提出批评，认为"至人"那种"离人群"和"超世间"的行为，不足仿效，只能看成是"俗中之一物"。他在《天地》注说："圣人未尝独异于世，必与时消息，在皇为皇，在王为王，岂有背俗而用我哉！"

在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的相互关系上，郭象力图将二者调和统一起来，使之"不废名教而任自然"。郭象的做法分为两个步骤，先是论证封建君主制度的合理性，然后说明服从封建礼教就是顺应了自然。他在《人间世》注中说："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乱则散。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应帝王》注中说："天下若无明主，则莫能自得。令人自得，实明王之功也。"这是论证君主之制的重要性和君主与臣民之间等级差别的必然性，实际上是抬高了君主的地位。接着，郭象在《齐物论》注中指出："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则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又在《天运》注中说："夫人之一体，非有亲也；而首自在上，足自处下，府藏居内，皮衣在外。外内上下，尊卑贵贱，于其体中各任其极，而未有亲爱于其间也。然至仁足矣。故五亲六族，贤愚远近不失分于天下者，天理自然也，又奚取于有亲哉。"经郭象这么一解释，君臣上下的存在是合理的，贫贱富贵的存在也是必然的，社会上的诸般现象，正如同身体里的各种器官一样，各司其职，各守其位，各安所处，各尽其能，一切都是那样的合理、自然。

在政治思想学说方面，郭象也极力进行弥合调和。本来，道家崇尚自然，对现实社会中种种不尽人意的黑暗面，抱着"无为"的洒脱态度，主张超凡遁世，到社会现实之外去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儒家学说则不然，它强调"有为"，认为人生在世应该立德、立功，主张积极济世，通过推行仁义礼教，以求建立"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这就是说，儒道二家的政治学说是完全对立的。

郭象真不愧为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他没有沿着正始玄学和竹林玄学的老路走下去，而是另辟蹊径，将儒道二家的政治思想调和起来，创立起别具一格的"无为而有为"新理论。

在郭象的笔下，《庄子》一书中的"无为"之说，不但不同儒家的"有为"之说相互对立，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无为"即是"有为"，"有为"亦同于"无为"。那么，郭象是怎样给"无为"下定义的呢？这里不妨摘引几个明显的例证。他在《天道》注文中说：夫无为也，则群才万品，各任其事而自当其责矣。无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为耳！然自得此为，率性而动，故谓之无为也。今之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

《大宗师》注说：所谓无为之业，非拱默而已。所谓尘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

《在宥》注也说：君位无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与焉。二者俱以不为而自得，则君道逸，臣道劳，劳逸之际，不可同日而论之也。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于威刑也。直抱道怀朴，任乎必然之极，而天下自宾也。仅如上述，可知郭象心目中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事也不干，而是"自当其责"、"率性而动"，"任其自为"，不要"迫于威刑"。在具体内容上，郭象解释道：上至君主、冢宰、百官，下至万民，各就其位，各行其事，各安其业，这是有为而实际上是自得无为。他甚至认为，人骑牛乘马，给牛穿鼻或给马套上嚼子，都是一种"有为"的举动，但对于牛马本身说来，却是一种"无为"的现象，这是因为牛马一生下来，生性就是供人役使和坐骑的，是"顺乎物性"、"当乎天命"的。

郭象的"无为而有为"的新理论，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因为经过他的解释，现存的一切不合理的阶级差别和剥削制度，似乎都是那么符合"天理"，而反映出来的高低贵贱和贫富祸福，也仿佛都是那么顺应"自然"。君主高高在上，是"不得已而临天下"；文武百官管理万民，是守其本分而御事；庶民大众劳苦耕作，也是"率性"而又"自得"的事情。在郭象看来，只要君民上下各安"本性"，顺乎"性命"，为尊者不骄，为卑者不怨，把"有为"看成是合乎自然的"无为"，将"无为"视之为实际上是"有为"，那么"无为而有为"、"有为亦无为"，天下就会永享太平。

郭象的儒道合一和"无为而有为"的思想学说，是儒道二家冲突与圆融的产物。魏晋时期的谈玄说道之风，固然不可能给统治者带来什么直接的祸害，但作为统治者来说，单是依仗道家学说去统治是远远不行的。反之，主张"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的儒家学说，虽然由于自身弱点和时代潮流的冲击，陷入了难于自拔的困境，但它的纲常名教仍然是为政者所不可缺少的思想武器。因此，郭象为《庄子》作注，并不是本着道家思路去阐发庄子学说，而是以儒家的济世精神去充实道家的玄虚。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作为玄学家的郭象，对于儒家的纲常名教，也采用道家的自然无为去进行解释，让儒道二家出现一个新的同步，这就是"不废名教而任自然"的儒道合一观，表现在政治上便成了"无为而有为"的新学说。4。"独化"说的基本论点"独化"一词，是郭象在探求事物发展变化时独创的一个学术用语，也是郭象哲学思想的一条主线。什么叫"独化"？郭象在《齐物论》注中说："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卒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意思是事物的产生和变化，既不受外力的推动，也没有内在的根据，如果要寻找事物赖以产生的根源，则推上去无穷无尽，无所结果，这样就必然得出事物是自己产生和自己运动的"独化之理"。郭象的"独化"论，是魏晋玄学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它究竟是属于哪一类哲学体系，学界的看法分歧较大，有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也有认为是客观唯心主义，还有认为是唯物主义。我们同意唯物主义的看法。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归纳为以下三点进行论述：首先，在魏晋玄学的辩论焦点"有无之争"问题上，郭象是反对无中生有的崇有论者。关于这点，前面已有涉及，这里只补充与独化有关的两则材料。他在《庚桑楚》注中说道："非谓无能为有也。若无能为有，何谓无乎？一无有则遂无矣，无者遂无，则有自剡生明矣。"他的意思是：否定此"有"能产生彼"有"，并不是说"有"是"无"产生的，如果"无"能生"有"的话，那就不是"无"了。因此，"有"是自生的。他在《天地》注中也说："夫无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即然"无"不能上"物"，而"物"却是存在的，这说明"物"是自然而生的。郭象否定"无"能生"有"，进而肯定"物"为自生，实际上是否定了造物主的存在，也否定了所谓上帝的"第一次推动"。这是郭象哲学的根本所在。

其次，郭象的"独化"论。是在批判继承前人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造的新概念。起初，庄子在《秋水》、《齐物论》等篇中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运自行"、"固将自化"的客观规律。随后，王充、向秀、裴頠亦继承了"自生"之说。如庄子在《秋水》中，曾借北海若的话对河伯说："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死生。。。物之生也，若聚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又如王充在《论衡》的《自然篇》中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郭象的"独化"论，就是在前人的"自化"、"自生"观点上形成的新概念。他在《大宗师》注中说："然则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然而独化也。"在《知北游》注中，他进一步指出："所以明其独生而无所资借，言万物虽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种而生，明神气之不可为也。"这些提法表明，郭象的"独化"论有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万物的产生和变化不依赖于他物，二是此种类型之物只能生出同一类型之物。在物各"独化"的前提下，郭象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还作了描述，认为天地万物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是无时而不移的，是推之不去，留之不停而有客观规律性。他在《天道》注中明确地指出："当古之事，已灭于古矣，虽或传之，岂能使古在今哉！"在《养生主》注里，他又慨叹论说："夫时不再来，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这种认为事物日新月异在变化和时不再来、珍惜现实的观点，对于启迪人们思想觉醒方面是有进步意义的。

再次，在"独化"所依据的条件上看，郭象的"独化于玄冥"之说，并不是"玄冥"等于"无"。他在《齐物论》注中是这么说的："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者，则不是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原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景是影子，罔两是影子外面淡薄的阴影。至于"玄冥"，郭象在《大宗师》注中曾说："玄冥者，所以名无而非无也。"联系上引《齐物论》所注文字，当作如下解释：第一，"无"不能"造物"；第二，"罔两"相当于"玄冥"，是一种混沌的、晦暗的东西，它是存在着的，表面上是"无"，从客观上是否存在来说却是"非无"。这种"玄冥"之境，就是万物产生之初的那种混沌的境界。

郭象的"独化"论，是在"崇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新的学术概念。它以万物"自生"、"自化"为出发点，把大千世界的生生化化作了精采叙述，使用了"自生"、"自化"、"自造"、"自成"、"自通"、"自为"、"自尔"、"自正"、"自任"、"自毁"、"自止"、"自失"、"自息"等不同行为的词。在他看来，世界万物具有"各足其性"的本能。它们"生而自生"、"顺乎物性"，形状和作用自是不同，如大鹏善飞，燕雀能跃，牛羊吃草，菇菌初生，白日高照，阳春熙和，秋霜普降，木叶自凋。这些率性而动的万物，独化而足，自足而得。于是，茫茫宇宙，气象万千，生者自生，去者自去，其意也融融，其乐也陶陶，何等的美妙，又是何等的自然！郭象的"独化"论，是对王弼、何晏"贵无"说的批判，也是对所谓"真宰"、"造物主"的否定，它指出"无"不能生"有"和物各"自造"，强调事物存在的原因应该从事物本身中探求，而不能到它的外面去寻找所谓根据，这是认识论的一个进步。但是，任何事物的存在，除事物本身起决定性作用以外，事物外部的某些因素，也会直接或间接对事物产生一定的作用。因此，郭象的"独化而足"和"无所资借"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和不科学的。

5。哲学思辨范畴举要郭象哲学的内容丰富，理论思维也比较深刻精致，形成了一套思辨性很强的体系。这里列举其主要哲学概念如下：其一，"有"与"无"

在郭象哲学体系中，"有"是存在，"无"则是与"有"相对的不存在。有无之辩是魏晋玄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命题。王弼主"无"，认为"无"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和始基，把"有"说成是本体"无"的体现和功用，是"本末"中的"末"。郭象一反其说，否认王弼"有生于无"的观点，指出"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这种说法与裴頠的"崇有"之论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郭象不但认为"无"不能生"有"，而且主张"有亦不得化为无。"郭象的这一观点，在总体意义上来说是对的，因为他看到了宇宙存在的永恒性，论证了"有"是唯一的"存在"，把"天"解释为"万物之总名"。这种"天地常存"的观点，否认了在"有"以前还有一个"无"的世界的存在，在当时"虚无"说甚嚣尘上的条件下，不能不说使人们的认识水平大大前进了一步。

但是，郭象的"有"与"无"的关系也出现了错误，他把每一个具体事物的存在绝对化了，否认具体事物的存在和变化都是有条件的，不是孤立的，认为事物一旦成形，虽然千变万化，但总是永无止境地存在下去。究其原因，是郭象把作为宇宙全体的"有"和作为每一具体存在物的"有"（即"万有"）混为一谈，没有能够区分绝对存在的宇宙整体和相对存在个体（即具体事物）之间的界限，从而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和谬误。

其二，"自性"与"天理"

按现代哲学范畴而言，"自性"相当于"个别"，"天理"可解释为"一般"或"共性"。郭象笔下的"自性"，即是"物各有性"，每个具体事物所禀受的"自然之气"。结果呢？甲有甲之性，乙有乙之性；此马有此马之性，彼马有彼马之性。以马为例，此马两蹄生风，日行千里；彼马双目如电，夜行八百。又如树木，松树、栢树由于"特禀自然之钟气"，故能成为"众木之杰"。这等于说，郭象强调的事物，都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并且各因其"自性"而和其他事物分割开来。对于这些单独的个体而言，只要物任其性，事称其能，那就做到了"性足"和"逍遥"。他在《齐物论》注中解释说："夫以形相对，则大山大于秋毫也。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苟各足于其性，而秋毫不独小其小而大山不独大其大矣。若以性足为大，则天下之足未有过于秋毫也；若性足者为非大，则虽大山亦可称小矣。"又接着说："是以蟪蛄不羡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贵天池而荣愿以足。"按郭象的意思是：就形体的自足而言，秋毫不为小，大山不为大，就事物的自性而言，夏蝉并不羡慕大椿树而鸣声啾啾，燕雀并不羡慕天池而飞去飞来，因为它们都是自足其性而自得其乐。这样，郭象注意的只是事物的个性和事物的差别性，却忽视了事物的共性和事物的一般性，用个体事物的偶然性代替了总体事物的必然性。正是由于他只承认"个别"而忽视"一般"，只承认"自性"而否认"天理"，因而在研究宇宙事物一般规律时，不得不发出"故天下莫不芒也"即不知其所以然的感叹！其三，"迹"与"所以迹"

在郭象《庄子注》中，经常出现"迹"与"所以迹"的哲学概念。"迹"是指事物活动留下的痕迹，如人走路时踏出来的足迹，亦称"有迹"，"所以迹"则可以理解为之所以"有迹"的缘故，亦称为"无迹"。从现代哲学概念上看，可以归入现象与本体关系范畴。他在《在宥》注中说："夫尧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圣人一也，而有尧舜汤武之异，明斯异者，时世之名耳，未足以名圣人之实也。"意思是尧、舜、汤、武是一个个具体的圣人，但这不过是人事上的名称，而不是圣人之实，因为圣人之本体是"无迹"的，它只是顺其性，任其行而已。一般人的错误在于只是去追求和效法圣人的行为，以为这样就可以当圣人，实际上圣人与一般人的本体是不同的。他在《胠箧》注也说："法圣人，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应变之具也，奚足尚而执之哉！执成迹以御乎无方，无方至而迹滞矣。"意思是一般人本来没有圣人之性，却要去追求、效法圣人的行为，结果只能是失去了自己的本性，越去追求就越错误。因为"所以迹"是"无迹"，是事物的"自性"而无法认识的，当然也是学不到的。

照此说来，郭象的"迹"与"所以迹"关系的命题，是在告诫人们要安于"自性"，不要去做不合乎本性的行为。不必去怨天尤人。由于"所以迹"的缘故，帝王可以"载黄屋，佩玉玺"，过着骄奢生活，而老百姓则只能"耕织"、"守愚"过一辈子。因为老百姓就是老百姓，如若违背本性去效法帝王，其结果只能是越走越不通的。

其四，"自是"与"相非"

郭象从世界万物各有"性分"的角度出发，否认人的认识有是非之分和客观标准，认为是非之争辩完全是由于人的主观偏见所致。他在《齐物论》注说："我以为是而彼以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者，由彼我之情偏。"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他接着指出："夫物之偏也，皆不见彼之所见，而独自知其所知。知其所知则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则以彼为非矣。"换句话说，每一个认识者只能看到事物的一部分，而看不到事物的另一部分，自己看到的就认为"是"，看不到的就认为"非"，从而出现了以自为是，以彼为非。那么，究竟谁是谁非呢？回答只有一个，无法判断谁是谁非。

评判谁是谁非有没有客观标准呢？这是认识论中的真理观问题。辩证唯物论认为，人们的认识有对错之分，主观符合客观就是真理，反之就是谬误。郭象为了消除"自是"与"相非"的对立，达到无是无非的理想境地，找到了一个"自正"的独特解决办法。什么叫"自正"？就是一方面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承认各人对事物认识的是非是各有各的道理，而在另一方面，各人都要自任其事，不必去互证是非。如此，就消除了是非的对立，达到了至人所说的无是无非的最高境界。

郭象的无是无非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万物独化而生而又各足其性的基础之上的。由于万物各有"性分"，那么社会上的贫富贵贱就是完全合理的，人们应该安于自己的地位和命运，不要去反抗和抵制。因此，它对劳动人民来说，只能是一副安慰痛苦灵魂的麻醉剂。

六、魏晋思辨学、人生观与无君社会思潮在魏晋玄学形成发展过程中，宇宙本源有无之争始终是玄学的主题。但是，哲学思想总是与社会政治现实联系在一起的，也离不开人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实践。玄学虽然"玄之又玄"，归根到底只能是儒、道两家学说兼及其他学说矛盾交叉下的必然产物。为此，人们在探讨宇宙本源或无或有的同时，势必涉及到更多的哲学领域，诸如生与死、形与神、名与实、音与声、乐与哀、才与性、言与意、古与今、是与非、祸与福等等问题，使魏晋时期的哲学思辨水平有了空前的进步，并在玄学的影响下，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

（一）名实之辩与刘劭《人物志》名与实问题，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名，指名称、概念；实，指事实、实在。名与实，本来是对立的统一，即有其实才有其名，这就是"名符其实"，或者叫"名实相当"，反之便是"名不符实"或"名实不相符"了。孔子提出"正名"。他在《论语·子路》里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认为人人都应该严格遵循既定的名分和规范去行事，做到以"名"正"实"。老子否认名称概念能够正确反映实在，强调只有无名才能把握"道"的全体。庄子主张"圣人无名"，认为"名"虽然是"实之宾"，名由实派生，但又常常不合乎于实。其他如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人，都对名实问题发表过不同见解。问题在于名与实总是难得相符，特别是在政治腐败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到了东汉末年，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原来的乡闾清议和征辟察举之制流于形式，使被选拔的士人往往名不符实。晋朝葛洪在《抱朴子》一书里，曾引用当时人们流传的歌谣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①意思是被选举为"秀才"的人不知经传，被推荐为"孝廉"的人把父亲赶出家门，有"清白"名声的人像泥一样污浊，号称"良将"的人却胆小如鸡。这种名不符实的严重现象，就是社会动乱、政治腐败的反映。

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之初，魏武帝曹操便提出"唯才是举"的选举标准。

多次颁发《求贤令》，要起用那些虽有不仁不孝之名却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的椽属"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也主张要综合名实，说："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仲尼之所以贵者，名实之名也。"②意思是名称概念是由事实而起的，并不是先有名才有实。先有长的、短的东西，才有长短的名。孔子之所以强调正名，就是因为这个名是实的名，而不是徒有虚名。蜀丞相诸葛亮也强调要综合名实，他分人才为"十夫之将"、"百夫之将"、"千夫之将"、"万夫之将"、"十万夫之将"和"天下之将"六等，并总结出一套考察名实的"七观"之法。他说："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①以上所举表明，三国鼎立之初，名实之辩与人物的考评是深受当权者重视的。下面，我们就专门介绍刘劭所撰的品鉴人物的论著《人物志》。

刘劭，字孔才，生卒年不详，三国魏广平邯郸（今河北邯郸）人。《三国志》有传。他初为计吏，历仕武、文、明诸帝，屡迁太子舍人、秘书郎、散骑侍郎、散骑常侍。由于学问通博，举凡文学、名理、法律、礼乐、制度诸科无所不究，深受魏明帝曹叡器重。生平著述甚多，计有《新律》十八篇、《律略论》、《乐论》十四篇、《法论》、《都官考课》七十二条、《说略》和《人物志》共一百多篇。魏齐王芳正始中，赐爵关内侯，死后追赠光禄勋。《人物志》计3　卷11　篇，是一部从人的"才"、"性"入手去研究名实

①　《抱朴子》外篇《审举》。

②　《徐伟长集·中论·考伪篇》。

①　《诸葛亮集·兵要》。

关系的心理学著作。刘劭在该书开头就说："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又说："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②意思是人物各有不同，其原因在于他们的情性有所不同，而情性是天赋的，这个问题很是玄奥奇妙，只有圣人才能考察出来。凡有血气的人，都是以阴阳、五行去决定形貌和情性的。他又说："若论其材质，稽诸五物，五物之征，亦各著于厥体矣。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③又说："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矣。"①在刘劭看来，人的形体是五行的体现，在品德上则表现为五常：即骨属木，表现为仁；筋属金，表现为义；气属火，表现为礼；肌属土，表现为智；血属水，表现为信。

刘劭在论述五行与五常的相互关系以后，就开始研究人的品质、才能和性格。他说："虽体变无穷，尤依乎五质。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又说："然皆偏至之材以胜体为质者也。"②大意是说，人之所以各不相同，是由于所受的五行成分有差别，它既体现在道德品质、性格、才能上，也显现在音容笑貌和兴趣爱好诸方面。由于人所禀受的元气即质有所偏差，因而便有了偏至之才，这就是不同的人才。

《人物志》中的"材质"，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才能"或"能力"，而情性则包括人的禀赋、气质和脾气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人的性格。刘劭认为："夫学，所以成材也。"又说："能出于材，材不同量。"③换句话说，人们的才能与学习和实践有关，通过学习可以成才，但由于环境、条件等多方面的制约，人们的才能便有"偏至"，这个"偏至"就是不同的类型，也可以解释为不同的"家"。按照刘劭的分析，人们的才能可以分为12　个类型，或12　家。兹列表如下：②　《人物志·九征》。

③　《人物志·九征》。

①　《人物志·九征》。

②　《人物志·九征》。

③　《人物志·九征》。

才能类型才能特点人物举例清　节德行高妙　容止可法晏　婴法　家建法立制　强国富人管　仲术　家思通道化　策谋奇妙张　良国　体德淳风俗　法正天下伊　尹器　能法正乡邑　术权事宜子　产臧　否好尚讥诃　能察是非子　夏伎　俩错意施巧　伎艺传奇张　敞智　意具有权事　颇通人事陈　平文　章善于著述　卓有文采司马迁儒　学传道解惑　足以安民毛　公口　辩应答送迎　随机应变乐　毅雄　杰胆略绝众　威猛过人韩　信刘劭根据人们禀受阴阳元气和五行属性的不同，也把人们的性格分为12种类型。亦列表如下：性格类型性格优缺点强毅之人厉直刚毅，志在矫正，失在偏激柔顺之人优柔安愁，多所宽容，失在寡断雄悍之人勇猛强悍，雄才杰健，失在多忌惧慎之人小心怕事，善于恭谨，失在多疑凌楷之人勇往直前，强楷桢干，失在专固辨博之人辨析理绎，博大宽广，失在流宕弘普之人弘量宽爱，普博周洽，失在溷浊狷介之人洁身自守，节于俭固，失在拘扃休动之人休动磊落，业务攀跻，失在疏越沉静之人沉静机密，精于玄微，失在迟缓朴露之人本真朴实，质在中诚，失在不微韬谲之人韬略权谋，谲诈多变，失在依违在《人物志》中，刘劭还特别写了《英雄》一篇。他认为：英和雄是有分别的，"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既聪明秀出又胆力过人，则可以够得上"英雄"。但是，人的才能总是"偏至之材"，有的人英占二分，雄占一分；有的人雄占二分，英占一分，即使都是英雄，也还是有差别的。他说：高祖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都算得上是英雄，但比较起来，项羽在英方面是少一些，虽然力拔山兮气盖世，还是被刘邦打败了。刘邦的英的成份多一些，一身兼有英雄，所以"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

那么，英和雄究竟怎样成为英和雄的呢？刘劭在《九征》篇中已作出回答，英就是阴气多的"玄虑之人"，雄就是阳气多的"明白之士"。刘劭还认为，君主也是英或雄，而且还能兼有英和雄，因而能够驾驭与使用英和雄。究其原因，是由于他禀受阴阳之气的多少恰到好处，即不偏不倚的"中庸"；还由于他体内"五行之质"充满，因而能做到五德具备。

刘劭还认为，对一般人来说，由于才能、性格上的差异，因而不可避免地同时存在着长处、短处和优点、缺点。作为人君和英雄，在选拔人才时，就要在综合名实的前提下去识别人才，使人才选拔能够做到名实相符，人尽其才，各有所适。那么，如何去识别人才呢？刘劭提出了"八观"、"五视"之法：八观是"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恕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其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①五视是："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①刘劭《人物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系统性的人才学著作，讨论的根本问题是怎样认识人物，什么人物适合于作什么官，能发挥什么作用？刘劭提出的有关认识人物的原则和考察人物的方式方法，都是很有意义的。问题在于他过份强调人的天赋，否认人的知识才能主要是出于后天努力和社会实践这一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这样，他把人君之才、人臣之才都视为是天赋本质所决定的，而那些被统治的劳苦大众就只能是"命"中注定的了。

值得注意的还有，刘劭撰修《人物志》，按他的话说是要以孔子的"圣训"去考察人物，书中也曾多次援引《论语》和《周易》的观点。然而，在《八观》和《释争》诸篇里，却也用《老子》的观点去解释孔子的思想，出现了援道入儒的思想倾向。这个情况表明，在三国曹魏初期，儒、道二家学说已在互相渗透和互为补充。何晏、王弼、嵇康、阮籍等人，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始深入探索儒道二家学说而成为玄学家的。

①　《人物志·八观》。

①　《人物志·效难》。

（二）才性之辩与钟会《四本论》才与性问题，是魏晋玄学中经常谈论的命题。钟会所著的《四本论》，就是有关才性之辩的研究成果。

所谓才、性，可作两方面解释：一是才为人的才能，性为人的道德品质；二是才为人的才能，性为人的才能所根据的天赋本质。前者为才与德的关系，后者为才与天赋的关系。乍看起来，这是两组不同的概念，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由于人们对"性"的看法不同，将天赋与道德品质混为一谈，使才性之辩在魏晋玄学形成以前就已开始争论了。

早在战国时期，孟子曾提出"性善"说，认为人性皆善，人生下来便具有仁、义、礼、智四端，肯定才与性的统一。荀子主张"性恶"说，认为人在生理上有物质的需求，善只是人为的，不是天赋的，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和教育使人性向善。因此，荀子认为才与性是不统一的。庄子认为性是人所具有的素质，是命定不变的。这与荀子的重在教育之说法不同。告子则提出"性无善不善"之说，认为性如同水一样，"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这种说法又与孟子之说对立。两汉以后，才性问题继续争论。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把性分为上、中、下三品，认为圣人之性近于全善，小人之性近于全恶，中民之性则可善可恶，可上可下。可善可恶的中民之性，经过教育和学习可以改恶从善。王充的观点与董仲舒之说基本相同。他在《论衡》一书中多有论述，如《本性篇》说："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凡是中人之性，"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在《率性篇》中，王充又说："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善渐于恶，恶化于善，成为性行。"及至三国鼎立之初，由于人物品评和人才选拔的需要，才性问题再次成为人们清议、清谈时重要的内容。曹操虽然不是清谈家，但他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和四次《求贤令》，显然是主张才能与道德品行是两回事，他的椽属荀彧、郭嘉、徐幹等人也主张才性要分开。对照一下，与曹操抗衡的袁绍则崇尚道德品行，即重名轻实，结果他手下的才能之士都跑到曹操那里去了。因此，才性之辩既是哲学命题，又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三国时期，在曹魏政权内部，随着曹氏与司马氏两大集团矛盾的激烈化，以及正始玄学的形成，才性之辩也随之深刻化，于是产生了钟会所写的《四本论》。

钟会（公元225-264年），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太傅兼书法家钟繇之子。《三国志》有传。他博学多才，初为秘书郎，屡迁黄门侍郎、司隶校尉、镇西将军。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平蜀后因谋叛罪被司马昭所杀。曾著《道论》、《四本论》，但均已失传。

据《世说新语》载："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令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下载。"①这就是说，当时在讨论才性问题时，出现了分歧，有主张才与性为一回事的傅嘏，主张才与性是两回事的李丰，主张才与性是两回事但二者有密切关系的钟会，主张才与性是两回事而二者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的王广。但是，由于傅嘏、李丰、钟会、王广等人的辩论文章均已不存，而钟会的《四本论》亦已佚失。因此，我们只能在仅有的材料基础上作些说明。

①　《世说新语》上卷下《文学》注引《魏志》。

关于傅嘏主"才性同"，按《三国志》本传说，当刘劭奉诏写成《都官考课》72　条时，官至尚书的傅嘏曾诘难他说："昔先王之择才，必本行于州闾，讲道于庠序，行具而谓之贤，道修则谓之能。"意思是以前的统治者选拔人才，必先了解州闾乡间人士对他道德品质的评价，还要看他在学校里的表现和成绩。他的行为表现好，就叫贤。他的道德修养好，就叫能。这等于说，才能和道德是分不开的，实际上是一回事。大概这就是傅嘏"才性同"的主张。

说也奇怪，傅嘏的"才性同"的具体内容，虽经钟会集而论之而未能保留下来，而与傅嘏同时代或略晚些时的袁准的《才性论》，却有幸地抄存在《艺文类聚》里。袁准《才性论》说："凡万物生于天地之间，有美有恶。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夫金石丝竹，中天地之气；黼黻玄黄，应五方之色。。。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钩，直者中绳，轮桷之材也。贤不肖者人之性也，贤者为师，不肖者为资，师资之材也。然则性言其实，才名其用，明矣。"①袁准是否为傅嘏一派，我们无从证实，但他以体用释才性，认为才之美恶为性之美恶的外见，性善则行清，也必然才美；性恶则行浊，也必然才劣。看来袁准也是主张才性同的。

中书令李丰是主张"才性异"的，屯骑校尉王广是主张才性离的。但他们在《三国志》中没有立传，因而情况难得稽查。当时，与李丰同朝的侍中卢毓，在才性问题上是主张"才性同"或"才性合"的。据《三国志》本传载："毓于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黄门李丰尝以问毓。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丰等服其言。"②李丰"问毓"，是因为他对卢毓的做法有怀疑，才提出不同的意见。卢毓则认为，才是用以行善的，大才能为大善，小才能为小善。如果说某人有才，但他不能行善，只是说他的才不中用，也就是无才。看来，李丰听到卢毓的话以后，当场表示信服，没有再说什么。

《四本论》中所载的才性之辩，既是魏晋玄学中经常争论的命题，也是从实际政治出发而又归宿于实际政治的命题。按当时各派的代表人物分析，主张"才性同"和"才性合"的傅嘏与钟会，和执掌实权的司马氏关系密切，而主张"才性异"和"才性离"的李丰与王广，则没有在政治上依附司马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李丰终于被司马师杀害。又竹林名士嵇康，在政治上不愿与司马氏合作，也瞧不起主张"才性合"的钟会。据载："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①又说："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②钟会见嵇康瞧不起自己，便向司马昭说嵇康的坏话，结果嵇康也被杀害。

才性之辩的争论高潮在魏晋政权交替之际时大概已经结束，但直至东晋南朝仍然是人们谈论的一项内容，诸如殷浩、殷仲堪、支遁、王僧虔等人，就都是争辩的高手，但这时的才性四本之说已与现实政治关系不大，而仅是作为知识和谈锋上的炫耀罢了。

①　《艺文类聚》卷二十一《人部五·性命》。

②　《三国志》卷二二《卢毓传》。

①　《世说新语》卷上之下《文学》。

②　《晋书》卷四九《嵇康传》。

（三）言意之辩与欧阳建《言尽意论》"言意之辩"为魏晋玄学家经常讨论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讨论的中心是语言和思想的关系，即思想能否离开语言而存在？语言能否表达思想？语言在认识中起什么作用？言和意的关系问题，最早见于"三玄"中的《周易》。该书《系辞传》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本来，"书不尽言"和"言不尽意"的本身，蕴含着朴素辩证法。但在魏晋玄学形成过程中，由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争论，以及人物评论的活动，名士们常常讲一些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话，去显示自己的清高，风雅，因而引起了"名""意"关系问题的广泛讨论，即为"言尽意"还是"言不尽意"。

那么，语言能否完整而准确地表达思想呢？主"言不尽意"者，大概以荀彧的儿子荀粲为最早。荀粲说："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①可以看出，荀粲是以《系辞传》中的言、象、意三者关系为言不尽意立论的。他认为理是微妙难明的，不是物象所能表达的，圣人的"意"属于象外，并不为《系辞传》中的言象本身所蕴含，因此无法由之窥见圣人的微言大义。在这里，荀粲注意到语言的本身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但它并不等于思想本身，是合理之处，可他把言意对立起来，说语言不能表达思想，这样就否认了语言的特征就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因而实际上把思想神秘化了。

王弼的"言意之辩"，是建立在他的本末、体用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并由此导引出"得意忘言"的结论。关于王弼的"得意忘言"之说，前面已作交代，这里不再赘述。问题在于，王弼的"言意之辩"，突破了过去单纯的学术方法，超越了一般的"言尽意"或"言不尽意"的概念，并将"言意之辩"提到更高的认识水平上，虽然其哲学体系是"以无为本"的本体论。

主张"言不尽意"的代表人物是嵇康。他曾著有《言不尽意论》，可惜这篇文章今已不存，无法了解其全部内容。在他著的《声无哀乐论》一文中，可以窥见其"言不尽意"的基本观点是："知之之道，不可待言也。。。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这个"知之之道"就是意，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嵇康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标识"，可以作为事物的一种符号，但它仅仅是符号作用而已，更何况还有地域、民族、风俗的不同呢！因此，这个"知之之道"的意，只能是"不可待言"即无法用语言完全表达了。

和"言不尽意"相对立的是"言尽意"，即认为语言能够完整准确地表达思想。荀粲的哥哥荀俣便持这种看法，他诘难弟弟说："《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①然而，能够比较系统地表述"言尽意"观点的代表作，则为欧阳建《言尽意论》。

欧阳建（？-公元300年），字坚石，渤海（治今河北南皮东）人，《晋书》有附传。他是当时最大富豪石崇的外甥，富有理想，才藻美瞻，有"渤

①　《三国志》卷十《荀彧传》注引《晋阳秋》。

①　《三国志》卷十《荀彧传》注引《晋阳秋》。

海赫赫，欧阳坚石"之誉。曾任山阳令、尚书郎、冯翊太守。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在"八王之乱"中，他与舅舅石崇同被掌权的赵王司马伦杀害，年约30　岁。他的代表作《言尽意论》，得以在《艺文类聚》中保存下来，全文仅300　多字，兹转录如下：有雷同君子，问于违众先生曰："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若夫蒋公之论眸子，钟、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为谈证，而先生以为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时行焉；圣人不言，而鉴识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以彰。然则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而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苟其不二，则无不尽，吾故以为尽矣①。

欧阳建这篇文章，假借雷同君子和违众先生之间的问答，批评言不尽意之说。文中的蒋公为蒋济，钟、傅则为钟会，傅嘏。意思是说当他们在品评或鉴识人物时，都碰到了人的言谈举止等外在行为与内在本质的矛盾，因而都认为言不尽意。欧阳建一反其说，认为语言是能尽意的：首先，他肯定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是不以人们对它们的名称和语言为转移的。春秋四时是如此，或方或圆也是如此，都是先有其事其形而后有其名称。名之于物，言之于理，语言能够反映客观对象；其次，他认为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和手段，言谈旨在畅志，名称在于认识和分辨事物，语言和思想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就像形体和影子一样，二者不能分离也不可分离；再次，他从发展的观点去看待语言和思想的进化，指出语言不是僵死不变的，人的认识也是不断进步的。由于事物在发展变化，语言和思想认识也在日益丰富和深刻。这就是"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最后，他毫不含糊地认为，既然是有形才有象，形存而影附；有形才有名，形迁而名变。那么，语言和思想二者不可分离，语言是能够表达思想的，言能尽意这个道理也就是无疑的。

欧阳建的《言尽意论》，正确地把握住思维和语言之间的不可分离关系，肯定了语言的作用，批判了"言不尽意论"的错误，这在玄学发展史上是有贡献的。但应指出的是，形影关系并不同于言意关系，言意之间也不是"不得相与为二。"因为，语言在表达思想时，不可能像形影关系那样完全正确地反映出来，而是有局限的。从生理学来说，当大脑中的语言中枢的某些部分遭到破坏或损伤的，思维并不一定会受到影响；再从心理学来说，语言不是表达思维的唯一工具，有些事物往往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只能以眉目传情，或者是只能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在用语言进行表达思想时，事实上也常常是"词不达意"或"言不尽意"的。这种"言外之意"或"词外之情"，在人们交往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里，还是存在着的客观现象。因此，就哲学思辨而言，在承认"言尽意"的前提下，还应重视对"言不尽意"的研究，这才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①　《艺文类聚》卷十九《人部三》。

（四）天人之辩与杨泉《物理论》天人之辩，指的是天道与人道或自然与人为关系的辩论。这个命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是春秋战国时期哲学论争的中心议题。孔子虽然相信天命，但主张"人能弘道"，注意人为的作用。老子提出"道法自然"，认为人应当顺应自然。但这个"自然"是"无"。两汉时期，天人之辩围绕着是否"天人感应"问题展开争论，董仲舒糅合天命论和阴阳五行学说，提出了"君权神授"和三纲"可求于天"的说法。王充则提出"天有形体"和天体由元气组成，对"天"进行唯物主义的解释。及至魏晋之际，随着玄学的兴起，以王弼为代表的唯心哲学，认为"万物皆由道而生"，而"道者，无之称也"，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宇宙本体论。这是王弼的"自然"观（即天道观）。表现在"天人之辩"问题上，王弼则主张"名教本于自然"。王弼的学说，不仅遭到另一派玄学家嵇康等人的非议，而且也为唯物论者所不满。他，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哲学家杨泉。

杨泉，字德渊，三国西晋时梁国（治今河南商丘南）人，终生不仕，史书无传，家庭身世及其生平均难查考。在东吴灭亡以前，他曾在吴越（今江苏东南部和浙江东北部）地区居住，还游览太湖。西晋初期，会稽相朱则曾上书晋武帝，推荐杨泉出来做官。朝廷嘉奖他的为人和学识，征召入朝，但他辞不赴任，宁愿隐居著书。他对哲学、天文、历法、农学、医学等均有研究，著述甚多，有《物理论》16　卷，《太玄注》14　卷，《集》2　卷，《录》1　卷等。可惜这些著作均已亡佚。其中《太玄注》十余条，由马国翰辑入《玉函山房辑佚书》；《织机赋》、《蚕赋》等文，由严可均收入《全三国文》；《物理论》辑有1　卷，载入孙星衍《平津馆从书》，虽非全貌，亦可见一斑。杨泉《物理论》主要内容有：其一，宇宙本源"元气"说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上，最早主张元气即原始物质为产生和构成天地万物的，为东汉时期的王充。他在《论衡》一书中，认为"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就像夫妇双方合气而生孩子一样。这种说法无疑是对的，但仍不免有直观思维的色彩。真正能够对元气作出科学抽象思维的唯物主义解释的，杨泉可以说是第一人。

杨泉的"元气"说，是建立在比较天体结构学说"盖天"、"浑天"、"宣夜"等"谈天三家"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他认为，整个浩瀚无垠的宇宙是由"气"构成："元气浩大，则称皓天。皓天，元气也，皓然而已，无他物焉。"他解释说："星者，元气之英也；汉，水之精也。

气发而升，精华上浮，宛转随流，名之曰天河，一曰云汉，众星出焉。"不仅天体充溢着"气"，就是地上的万物也莫不由"气"组成。他说："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又说："地有形而天无体，譬如灰焉，烟在上，灰在下也。"地上的水本身是"气"，土也是"气"的"游浊"部分，"水土之气，升而为天"。而比土密度大的"土精"为石，则成了"气之核"。这就是说："气"有清浊之分，清者上升，浊者下沉。另外，杨泉认为，"气"分阴阳，日是"太阳之精"，"月与星，至阴也"。天体和万物的运动变化，莫不与阴阳有关。他说："天者，旋也，均也。积阳为刚，其体回旋，群生之所大仰。"至若风，则是"阴阳乱气激发而起者也"；雷，是"积风成雷"；电，是"风清热之，气散为电"。总而言之，杨泉认为举凡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天体和现象，都是由有清浊、阴阳之性的"元气"所构成。这种对天体、气象进行朴素唯物主义的解释，不仅否定了王弼哲学"以无为本"本体论，而且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王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其二，形神问题的"血气"说在人的智慧和生死方面，杨泉也是以元气自然说进行解释的，认为人由精气所生，否定灵魂不死。他说："人含气而生，精尽而死。死犹澌也，灭也。譬如火焉，薪尽而火灭，则无光矣。故灭火之余无遗炎矣，人死之后无遗魂矣。"非常明显，人的生命是"气"的一种表现，"气"聚则生，"气"散则死。人死而灵魂灭，与薪尽而火灭是同样的道理。这样，杨泉把人同自然界的物质统一起来，人的本身也是自然产物，是从自然界内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神的意志或者什么特殊的创造物。

杨泉以"元气"说为基点去解释形神关系，并进而去探求物质与意识、大脑与智慧的关系。他认为，人的意识与智慧来自"血气"，说："智慧多则引血气，如灯火之于脂膏，炷大而明，明则膏消；住小而暗，暗而膏息，息则能长久也。"意思是人的智慧是血气引发出来的，血气消耗多，引发出来的智慧就大。这种把智慧看成是"血气"引发的特殊功用的观点，已包含着以"血气"为体、以"智慧"为用的内涵。待至南朝，范缜便在"血气"说的观点基础上，更明确地提出形质神用的说法，并将薪与火的关系这一比喻，改成为刃与利的关系，使之更加科学和更加准确。因此，在我国古代唯物哲学发展过程中，在汉代王充、南朝范缜两大古代唯物主义者中间，杨泉可以说是继往开来的最有代表性的唯物主义者。

其三，强调人事的"有为"说王弼哲学主张"以无为本"，在政治上则表现为"无为"，反对用智用力，要人们消极地听命于天道的摆布。杨泉则不然，他一方面重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人事上的"有为"，要用人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去改造客观世界。他说："稼，农之本；穑，农之末。"又说："稼欲少，穑欲多。"意思是农民种植庄稼，目的是为了收割，只有在耕耘上多下功夫，才能得到更多的粮食。他认为："夫工匠经涉河海，为■［　以浮大渊，皆成乎手，出乎圣意。"工匠们要想渡过江河湖海，就必须运用聪明的才智和辛勤劳动，才能建造成大船巨舰。杨泉还认为："夫蜘蛛之罗网，蜂之所巢，其巧妙矣，而况于人乎！故工匠之方圆规矩出乎心，巧成于手，非睿敏精密，孰能著勋形，成器用哉！"在他看来，蜘蛛织网，蜜蜂作巢，只是动物的本能，尚且把网、巢造得如此巧妙，更何况是万物之灵的人呢！因此，工匠在制作器物之前，思想上已经有一个方圆规矩的图案。若非匠心巧手，哪里能制造出既精美又实用的产品呢！杨泉在《织机赋》中，在赞美织工们的巧夺天工之后，还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观点--"事物之宜，法天之常，既合利用，得道之方。"这个科学结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告诉人们，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得更加理想的效果。

由于《物理论》的内容亡佚过多，我们无法了解杨泉思想的全貌，也不敢肯定他是否直接卷入了"自然"与"名教"的争辩之中，但显而易见的是，他对那些脱离实际的高谈阔论是鄙视的。他批评当时的情况说："见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见其本也。"他坚持"元气"自然本体论，主张"血气"说和"有为"说，强调要在生产实践和自然科学知识中去探究"自然之体"和"自然之理"，做到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至于那些"尚其华藻"的"虚无之谈"，他指责为"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已。"可以这么说，杨泉《物理论》中的哲学思想，是与当时的玄学思潮完全对立的，也是唯物哲学史上的一枝奇葩，我们不能因为他史无传记和著作多已亡佚而埋没他的功绩。

（五）人性觉醒与人生价值取向1。人性觉醒及其原因人们的生活，不外乎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的个人的本性生活，一是伦理的社会的道德生活。人们不可能离开社会，而社会则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作为儒家的人生哲学，强调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要求人们必须遵守古代圣贤遗训，从个人修身做起，按照礼法之制和固定的道德规范，克己复礼，控制人性中的七情六欲，排除自然人的本态，去过一种合乎伦常道德的理智生活，使自己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成为一个品行端正、理智坚定而有益于社会的人。儒家主张人生在世，要立德、立功、立言，不但要通过修身养性，使自己成为一个正人君子，而且还要肩负建设社会、改造社会的重任，以积极态度去济世、补世和救世，使之实现"大同"社会。按照儒家的人生哲学，修身的行为是"自治"，而其目的在于治民与为政，因此它强调身教与言教。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言教方面，注意《四书》、《五经》的学习，加强"六艺"的教育，通过道德、名节、礼法和知识的教养和修习，使受教者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逐渐接近于儒家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社会上做一个仁、义、礼、智、信五常毕备的拳拳志士，成为温、良、恭、俭、让五德在身的彬彬君子。

儒家人生哲学，从理论上说来无疑具有不可比拟的积极意义，而且在培养人才的教育方面也取得了良好成绩，但在生活行为方面，它要求人们循规蹈矩、进退揖让的繁文缛礼，忽略了人的本性真情，压制了人的生活趣味。所谓丝竹五音之娱，男欢女爱之恋，香甜五味之欲，穿绫佩玉之求，统统都受到礼法名教的约束，使得自然的人性倍受压抑和限制。由于人性的至真之情得不到发挥，一切虚伪、欺诈、阴谋、暴力等假丑恶行为便因此而生。这就是说，作为经国治世的儒家学说，由于过分强调人生的伦理化和道德的规范化，使得在一些失意的士人心目中，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怎样去度过不顺心的惨淡人生？因为这些昔日追求功名事业的士人，由于现实的残酷和政治的绝望，不得不由积极济世的人生观，转向于适情任性的逍遥，并借以抚慰痛苦的灵魂。在这些失意的士人看来，名教内并没有乐趣，礼法只能束缚手脚，必须超脱现实，返朴归真，回到自然本性的真实自由中去，生活才算过得有意义。这种新的人生价值观，便是儒家人生哲学的反动，也叫做人性的觉醒。

为什么人性觉醒的思潮会产生于魏晋时代呢？原来，东汉后期的两次"党锢之祸"，给了奉儒家学说为圭臬的名士们以沉重打击。此后数十年间，黄巾起义爆发，军阀豪强混战，魏蜀吴三国鼎立，接着是曹魏政权内部曹氏、司马氏之间的明争暗斗，真可谓是天下大乱，政局动荡，了无宁日。在这些日子里，儒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一洛千丈，继李膺、范滂等人之后，孔融、弥衡、何晏、邓飏、嵇康等一批又一批名士，都遭到杀害。反过来，那些执掌大权的统治者们，表面上高唱礼法名教，实际上却干着种种卑鄙的勾当，把儒家学说的仁义道德作为篡权夺位的工具。于是，头脑清醒、思想激进的一批读书人，视儒学《五经》为秕糠，骂礼法名教为绳索，在行为上便表现出种种违礼背俗的举动来了。

儒家伦理哲学的日趋衰落，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复兴，便成为人性觉醒的标志，以及魏晋士人们人生观的基础。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逍遥齐物，杨子的贵生重己，列子的贵虚独行，都给失意的士人们带来了乐趣。他们认为，天道就是自然，不是什么有意志有情感的神灵，天人感应之说不过是一种欺骗。同样，人道也是自然，礼法名教也只是一种虚伪，是套在人们行为上的无形的绳索。人们的思想言论，以及生活行为，应该是人的本性真情的体现，是自然的流露，是随心所欲，只有做到一切顺其自然，就会从中得到快乐和幸福，就真正理解人生的真谛了。

应该说，人性觉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也是很复杂的，它绝不是某一家思想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下，以及个人切身经历下形成的。但有一点必须指出，人性觉醒是对儒家礼法名教的冲击，认为立德立功立言是人生自欺欺人的伎俩，仁义道德是伤生损性的荒谬理论。在失意的士人们看来，社会上到处是尔虞我诈，巧取豪夺，聪明才智不能发挥，理想志向无法实现，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苦恼、悲哀和伤心、绝望。于是，他们经过沉重的反思以后，把现实的怀疑和不满，从主观精神上进行自我开脱，认为只有返朴归真，适情任性，自在逍遥，我行我素，陶醉于自由精神的世界，才算是无愧于人生。

2。乐天安命说与养生论人的一生应该怎么度过呢？这是一个最不容易回答的问题。魏晋时代是人性觉醒的时代，人生价值的取向便也与两汉时期有所不同。其中，乐天安命的人生观可算是最富于时代特色。

天命是什么？两汉人认为是上帝的旨意和命令，把天看成是有意识有判断力的神灵。魏晋人却不然，认为天是自然，天命则为自然而然，是没有意识和情感的，不论是圣智还是鬼魅都无法改变它。魏晋人的宇宙自然观，否认了君权神授的天人感应理伦，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也把儒家中制天、胜天思想抛掉了，认为自然就是"无"，"无"却能生世界万物，生死、贵贱都是天命，人力是非常渺小的，贵不能生，贱不能夭，爱不能厚，轻不能薄。在魏晋人看来，既然天命威力无穷，人就只有顺其自然，做到"当死不惧，在穷不戚"，一切都听天命的安排，儒家那种修身积德、立功求治的行为是荒唐可笑，怨天尤人、长吁短叹的精神态度是自寻烦恼，只有乐天安命、听之任之才算是重返自然。

魏晋人这种乐天安命的人生观，集中表现在天命与人力关系的矛盾上。

当时，《列子》一书在士人中颇受青睐，其中的《力命篇》便是专门讲述天命、人力之间的冲突。文中写道：力谓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寿夭穷达贵贱贫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而困于陈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于吴，田恒专有齐国，夷、齐饿于首阳，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无功于物，而物若此耶？此则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朕岂能识之哉？朕岂能识之哉？"

这是天命与人力之间拟人化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天命真是雄辩滔滔，他列举人所众知的传说人物和历史人物，说明寿夭、穷达、贵贱、贫富皆非人力之所能为，而是天命所归，自然而然，人力是毫无办法的，一切努力和挣扎也是枉然。这场对话还告诫人们，人生天地中，对于生死祸福，穷达贵贱，都应该是得过且过，听其自然。这种乐天安命的人生观，要实行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其中能达到最佳境界的当推陶渊明。他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情愿自免去职，归隐田园，并写出传诵千古的《归去来兮辞》。兹节录如下：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

乐天安命说是一种消极厌世的人生观，但厌世并不等于厌生，并不完全否定人生的意义，也不排斥对幸福和快乐的追求，而不过是追求的途径与方法不同而已。于是，在那种归隐田园或遁入山林的行动背后，主张养性保生、延年益寿的养生之说，也与乐天安命之说相行而不悖。持养生论的人认为，按照自然法则，人的自然寿命肯定要比通常人们的寿命要长，但由于人们伤身害性，违反了自然，因而才死于非命。因此，养生之说是有它积极的意义与价值的。

嵇康是主张养生说的论主，他曾著有《养生论》和《答难养生论》两篇文章。略而言之，其主要论点可分为三：其一，主张养性以保神他说："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棲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①其二，强调去欲以安身他批评世人说："世人不察，惟五谷是见，声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务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煮其肠胃，香芳腐其骨髓。。。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外内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②其三，力戒用智以调情他认为，智的作用在于养生，而把智用在贪图名利地位则反而是伤生。

他说："所以贵智而尚动者，以其能益生而原身也。。。然则欲与生不并立，名与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顺为得生，。。故动之死地也。是以古人知酒肉为甘鸩，弃之如遗；识名位为香饵，逝而不顾。使动足资生，不滥于物，知正其身，不营于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①以上是嵇康养生论的主要内容。在嵇康看来，人的自然寿命大概有数百

①　《嵇中散集·养生论》。

①　《嵇中散集·答难养生论》。

年，如若导养得法，也可以与羡门高和王子乔等古代仙人争年比寿。但是，他又感慨地叹息道："养生有五难：名利不灭，此一难也；喜怒不除，此二难也；声色不去，此三难也；滋味不绝，此四难也；神虑转发，此五难也。"②是的，养生谈何容易！君不见养生说的论主嵇康，只活了40　岁便死于非命了吗！那么，他之被杀，却是犯了"五难"中哪一难了呢？

3。《杨朱篇》与纵欲论在东晋张湛《列子注》一书中，有一篇题名为《杨朱篇》，近代学者一般认为是魏晋时期的作品。就该篇所表述的思想内容和语言文字而言，当属魏晋人的作品，绝非战国魏国人杨朱所作。

《杨朱篇》所表达的思想主题为纵欲论，它追求的是"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认为只有享受官能的刺激和满足，才是人生的趣味和幸福。因此，它与主张顺其自然的乐天安命说不同，与主张修养身心的养生说更是大相迳庭，是属于消极颓废的人生观。

纵欲论者的最大特色是不要虚名，不讲道德，不顾身后，抓紧现实，求得肉体的物质的最大快乐和满足。纵欲论者认为：人生几十年，孩童和衰老时期几乎占去一半，夜眠、午睡又占去剩余的一半，疾病、忧愁、哀苦的时间再占去剩余的一半，剩下的时间还有多少了呢？就这么一点时间，如果还斤斤计较什么生时的名利地位与身后的虚誉和余荣，这岂不是白活一辈子吗？以此为基点，纵欲论者发挥了一通有关生死观的议论。《杨朱篇》写道：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虽然，贤愚贵贱，非所能也，臭腐消灭，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贤非所贤，愚非所愚，贵非所贵，贱非所贱。然而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

《杨朱篇》又说：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彼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之勿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矣。彼二凶也，生有纵欲之欢，死被愚暴之名，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虽毁之不知，虽称之勿知，此与株块以异矣。彼四圣虽美之所归，苦以至终，同归于死矣。彼二凶虽恶之所归，乐以至终，亦同归于死矣。

在纵欲论者看来，人生活在世上，虽有贤愚贵贱的不同，但人死了以后，都一样地归于臭腐与消灭。他们认为：大舜、夏禹、周公、孔子，虽有圣人的美名，在世时却过得很辛苦，没有享受人生的快乐。反之，夏桀、商纣虽然被骂为二凶，在世时却享受着无穷的快乐。那么，既然都是同归于死，为什么不趁此活着的现在，好好地享受一番呢！

纵欲论者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还在《杨朱篇》里编造了不少故事：公孙朝好酒，喝醉以后，什么世道安危，九族亲疏，甚至水火兵刀摆在面前也无所谓了；公孙穆好色，后房有佳丽数十，昼夜宣淫，三月一出，还觉得意犹未尽；端木叔好玩，家中万金，举凡楼台、吃喝、穿戴、声乐、女色、旅游、宴客等，无所不好，又将家产先散给宗亲，乡里，最后散给国人，②　《嵇中散集·答难养生论》。

独不为子孙留遗财。端木叔六十岁时，有病无钱医治，死后连棺木也没有。但是，凡是受过他恩惠的人，都凑钱安葬他，还给他的子孙好些钱财，以上是魏晋人的人生价值观中比较典型的三种流派情况，不论是乐天安命说也罢，还是养生说、纵欲说也罢，都是在人性觉醒为前提下的不同表现。平心而论，这些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对儒学的礼法名教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波，强调着人的个性，也曾起过思想启迪的某些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人生哲学都是不健全的，消极悲观的色彩相当严重。他们考虑的只是个人，追求个人心灵或是肉体的满足，缺乏拯救社会，改造世界的进取精神，是不值得仿效的。尤其是纵欲论，把人降同为衣冠禽兽，既糟蹋了自己，也伤害了他人，还危害着社会国家，更是荒诞不经，堕落无聊，理应受到谴责和批判。（六）无君思潮与鲍敬言《无君论》在魏晋思想觉醒的园圃里，"无君"思想可谓是一束独放异彩的奇葩，它以激进的姿态批判当时的社会现实，启迪着人们对美好世界的追求，这种独树一帜的"无君"思潮的特点是，既反对魏晋玄学的名教本于自然之说，又以天无意志的无神论去反对君权神授的目的论。它的经济、政治学说，也与当时形形色色的思潮不同：经济上反对世家大族巧取豪夺，剥削百姓，主张人人安居乐业，自耕自足；政治上不满封建等级的尊卑贵贱，反对君主专制统治，主张无君论。这种"无君"思想的出现，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曾著《无君论》一文的鲍敬言，便是这一思潮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鲍敬言，两晋之际人，生卒年不详，著作亦无可考，只知他与思想家葛洪（公元284-364年）为同时代人。在葛洪《抱朴子》一书中，专门立有《诘鲍篇》，文中说："鲍生敬言，好老庄之书，治剧辩之言，以为古者为君，胜于今世。"又说："鲍生贵上古无君之论，余既驳之矣。后所答余文多，不能尽载，余稍条其论而诘之。"这两段文字表明，一是鲍敬言是好老庄之学的能言善辩的无君论者，一是鲍敬言曾与葛洪相互辩论多次，《诘鲍篇》则为葛洪对论敌鲍敬言的反驳之作。因此，《诘鲍篇》中所摘录下来的片断，不可能是鲍敬言思想的全貌，其中还难免有所歪曲或贬低之处。这是必须引为注意的。

鲍敬言的《无君论》主要内容有：其一，以元气一无论去反对天命论鲍敬言提出质问道："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言，亦将欲之者为辞哉！"意思是说，难道皇天真的有意志，谆谆告诫人们要树立君主，还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借口呢？鲍敬言为了驳斥"儒者"宣扬的"君权神授"，"受命于天"的天命论，运用元气形成宇宙之说去加以驳正。他说："夫天地之位，二气范物，乐阳则云飞，好阴则川处。承柔刚以率性，随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无尊卑也。"世界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天地、万物、人类皆统一于元气，因而不存在什么尊卑、贵贱的差别，而是各有所安，各随其性。他在否认天的神秘性，肯定元气形成天地的前提下，又进一步说："彼苍天果无事也"。意思是说，天本身不过是没有意志，无事无为的自然界，当然不可能为人们选择和安排什么君主。那么，君主又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鲍敬言回答说："夫强者凌弱，则弱者服之矣；智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则隶属役御，由乎争强弱而较愚智。"一句话，上天没有意志，君主则为强权的产物，是强暴与掠夺、奴役与压迫的化身，是人间一切灾难的根源。这样，鲍敬言把自己的无君思想主张，置于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哲学基石上，显得坚实而无可争辩。

其二，咒骂战争，反对剥削，为劳苦大众鸣不平鲍敬言坚定地站在劳苦大众立场上，揭露封建统治者制造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他说，封建统治者为了争夺疆土、城池、金玉和权柄，不惜"造剡锐之器"，"推无仇之民，攻无罪之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战争。结果，"僵尸动以万计，流血则漂橹丹野"，"黎民暴骨以外"。刹那之间，本来是五谷飘香、丰收在望的农村，变得荒无人烟，满目凄凉；昔日繁华热闹、车水马龙的城邑，成为一片瓦砾的废墟。

鲍敬言又指出，封建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横征暴敛，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他揭露封建统治者"繁升降陨益之礼，饰绂冕玄黄之服；起土木于凌霄，构丹绿于棼橑；倾峻搜宝，泳渊探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极其变；积金成山，不足以赡其费；澶漫于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去宗日远，背朴弥增。"统治者吃喝玩乐，无所不用其极，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高楼大厦，家里有的是金玉珠宝，整天过着荒淫生活。反过来，劳苦大众却"且冻且饥"，扶老携幼到处流亡，陷于"煎扰乎固苦之中"。那么，这种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是怎样造成的呢？他回答说："獭多则鱼扰，鹰众则鸟乱，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在这里，他把官吏们比作獭和鹰，认为设立衙门带来了百姓困苦。他还指出，贪官污吏们如此"夺之不已"，"劳之不休"，还幻想劳苦大众"欲令弗乱"，"其可得乎"！因此，鲍敬言在替劳动人民鸣不平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总结说："此皆有君之所致也。"

其三，鼓吹建立一个无君社会鲍敬言是这样描绘理想社会蓝图的：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山无蹊径，泽无舟梁。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渊不漉。凤鸾棲息于庭宇，龙鳞群游于园池。饥虎可履，虺蛇可执。涉泽而鸥鸟不飞，入林而狐兔不惊。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万物玄同，相忘于道。疫疠不流，民荻考终。纯白在胸，机心不生。含。。而熙，鼓腹而游。其言不华，其行不饰。安得聚敛以夺民财，安得严刑以为坑阱？

在这个理想世界里，没有君臣上下，没有尊卑贵贱，没有战争掠夺，没有剥削欺骗。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含。。而熙，鼓腹而游，自由自在，寿考而终。在这个理想世界里，鸾凤在庭院里作巢，鱼龙在园池里游戏，水鸟见人而不飞，狐兔见人而不惊。一切都是那样地和谐，而又充满了自然情趣。这种没有聚敛、没有刑罚的理想社会，反映了当时受尽封建剥削和压迫之苦的人民大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是对以君主为代表的封建制度的无情揭露，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鲍敬言的无君思想，是与儒家"天生烝民而树之君"的神权政治理论相对立的，否认君临世界的天命之说，具有无神论的性质。还应该注意的是，鲍敬言的理想社会蓝图，虽然有不少地方出自《庄子》一书，受到老庄学说的启发和影响，但它终究与老庄思想不同，庄子提出的"至治"之世，是以"绝圣弃知"、"掊斗折衡"，不要知识文明为出发点的，是一种消极的、荒谬的理论，而鲍敬言所要建立的无君社会，是以废除和消灭封建君主制为出发点，是一种积极的、进步的理论。另外，庄子的"至治"之世，只能看成是当时没落奴隶主阶级在绝望中的哀鸣，而鲍敬言的无君社会，却是广大农民反对压迫剥削，要求建立美好社会的正义呼声。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诚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鲍敬言的无君社会也具有浓厚的原始性和落后性，特别是大量援引庄子的言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无君思想的战斗性。如鲍敬言在反对剥削制度的同时，也反对进步的文化生活；在强调"群生以得意为欢"的同时，也主张不要任何政治生活。这些理论中的弱点，就成为葛洪用来攻击鲍敬言无君思想的主要素材。而葛洪《诘鲍篇》中主张历史进化论的思想，也因之而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闪耀着光辉。总的说来，鲍敬言的无君社会理想之花，尽管在当时是一束不可能结果的鲜花，但它仍然以美好的芬芳沁人心脾，使后人为之折服。同样，鲍敬言无君论的缺陷与局限，也是时代的折光，而不应苛求于他。

七、东晋儒玄佛道诸家学说的消长交融（一）儒学复兴与士大夫儒玄双修如果说，魏晋之际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以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玄学，主要表现为以道释儒的话，那么一到了西晋后期，裴頠的"崇有"和郭象的"独化"之说，则主要反映出以儒释道的思想倾向。这个变化的本身表明，曾经在东汉后期和魏晋之际陷于困境的儒家学说，再次受到人们的重视。及至西晋乱亡，晋室东迁，儒学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玄学则向两极分化，一是与佛学开始合流，一是继续与儒学结合。表现在士大夫们身上，便是一种亦儒亦玄、儒玄双修的思想风貌。

儒家学说是以伦理、政治为轴心的人文之学，它那熟通六艺、重在教化和积极用世的优良传统，以及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念，始终蕴藏着潜在的生命力，是维护和支撑封建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正是这个缘故，即使是鼓吹"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阮籍，他们心灵深处并不反对儒家学说的伦理秩序。而裴頠、郭象反对王弼、何晏的"贵无"之说，表面上虽然是玄学内部关于本源"有"、"无"之争，而实在目的却是为了恢复儒学中的名教，要用儒家的济世之学去重建封建统治秩序。

在儒家经典中，《周易》、《论语》自始至终都受到了玄学家们的重视，这在魏晋玄学中已多有述及。至于《尚书》，则是命运多乖，它自经孔子删定成书以后，始燔于秦始皇焚书之祸，后酿成东汉时期今文经、古文经之争。待至东晋王朝建立之初，又出现一个新《尚书》本的学案。原来，在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即晋元帝司马睿在江左重建晋室那年，豫章内史梅赜曾将一部用隶书写成的新的《尚书》献于朝廷。不久，豫章太守范宁因感隶书传授不便，改用当时流行的楷书写出，并撰成《尚书集解》10　卷。稍后，谢沈注《尚书》15　卷，李颙注《尚书》10　卷。于是，新本《尚书》在东晋一朝广泛流传。后来，南朝宋姜道成、梁费甝分别作《尚书集解》10　卷、《尚书义疏》10　卷，至唐孔颖达奉唐太宗诏命撰《尚书正义》时，仍然是以新《尚书》本为底本。那么，这个新《尚书》本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东晋时已有人表示怀疑，因为它与两汉时期的今文本和古文本已多有不同。后经明人梅鷟、清人阎若璩等人认定，新《尚书》本为西晋皇甫谧所造。尽管仍有学者提出异议，但由于新《尚书》已成为今天《十三经注疏》定本，争论的价值似乎已不大了。

在其他儒家经典方面，东晋时期的注释工作亦出现了好势头：孙毓著《诗同异评》10　卷，评毛公、郑玄、王肃三家注的优劣，而偏重于三国魏经学家王肃所注；干宝在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人遍注《周礼》基础上，作《周礼注》13　卷；江熙在郑玄、何晏、卫瓘诸家遍注《论语》的基础上，撰成《论语集解》10　卷。另一名训诂学家郭璞，亦在樊光、李巡等注《尔雅》的基础上，旁征博引，作成《尔雅注》3　卷。这部书"洽闻强识一详悉古今"，亦因刊入《十三经注疏》赖以保存下来。在《春秋左氏传》方面，东晋时流行的主要是西晋杜预撰成的《左氏经传集解》30　卷。为《春秋公羊传》作注者，则有王愆期注《春秋公羊经传》13　卷和孔衍撰成的《春秋公羊传集解》14卷。为《春秋谷梁传》作注者，则为孔衍《春秋谷梁传集解》14　卷，徐邈注《春秋谷梁传》12　卷，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12　卷等。另外，由于东晋偏安江左，"侨姓"、"吴姓"中的王、谢、袁、萧、顾、陆、周、张等门阀大族重视门第阀阅，故为《仪礼》作注者亦不少，其中被誉为"当世儒宗"的太常、太子太傅贺循，就撰有《丧服要》6　卷、《丧服要记》10　卷、《丧服谱》1　卷和《葬礼》1　卷等。

在东晋儒林中，孔衍是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他字舒元，鲁国（今山东曲阜）人，为孔子二十二世孙，年十二能通《诗》、《书》。早年晋元帝司马睿还是琅邪王时，便被引为安东参军，专掌记室。及至司马睿即帝位，他出任中书郎，领太子中庶子。后为王敦所恶，被启出为广陵太守。太兴三年（公元320年）卒于官，年53　岁。他是一位"经学深博，又练识旧典"的儒学大师，为了弘扬家学，一生勤于著述，计有《春秋公羊传集解》14　卷、《春秋谷梁传集解》14　卷、《汉魏春秋》9　卷、《魏尚书》10　卷、《汉尚书》10卷、《汉春秋》10　卷、《后汉尚书》6　卷、《后汉春秋》6　卷、《后魏春秋》9　卷、《春秋时国语》10　卷、《春秋后国语》10　卷、《国历志》5　卷、《孔氏说林》2　卷、《兵林》6　卷、《凶礼》1　卷和《琴操》3　卷等几百余万言。可谓是孔子家学的继承者中的佼佼者。

在东晋一朝中，名列儒学家之林的士人大都兼通玄（道）学。反之，玄学之士亦兼综儒学。从比较意义上说来，他们都在走着儒玄双修的道路，差别只是"以儒释道"或"以道释儒"的不同而已。这里先以《晋书》中的《儒林传》为例，如释《毛诗略》、注《孝经》的虞喜，是个"束修立德"、"博闻强识"的人，但他"高枕柴门，怡然自足"，颇得玄风的旨趣。被认为一代"儒宗"的徐苗，既"作《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微论》，前后所造数万言，皆有义味。"他临死前，"遗命濯巾漧衣，榆棺杂砖，露车载尸，苇席瓦器而已。"又如被尊为"太儒"的范宣，年10　岁能诵《诗》、《书》，由于手不释卷，遂博综众书，尤善《三礼》。他以讲诵为业，平时不谈老庄之学。本传说："客有问人生与忧俱生，不知此语何出。宣云："出《庄子》《至乐篇》。"客曰："君言不读《老》《庄》，何由识此？"宣笑曰："小时尝一览。"时人莫之测也。"儒玄兼修，可谓是东晋士人的一大特色。在朝廷官员中，主张儒玄双修又强调儒本道末的人亦为数不少。如江惇"性好学，儒玄并综。每以为君子立行，应依礼而动，虽隐显殊途，未有不傍礼教者也。若乃放达不羁，以肆欲为贵者，非但动违礼法，亦道之所弃也。乃著《通道崇俭论》，世咸称之。"①又如王坦之，"弱冠与郗超俱有重名，时人为之语曰："盛德绝伦郗嘉宾，江东独步王文度。"。。坦之有风格，尤非时俗放荡，不敦儒教，颇尚刑名学，著《废庄论》曰："。。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弥贯九流，玄同彼我，万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②再如戴逵"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乃著论曰："夫紫之乱朱，以其似朱也。故乡愿似中和，所以乱德；放者似达，所以乱道。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且儒家尚誉者，本以兴贤也，既失其本，。。其弊必至于末伪。道家去名者，欲以笃实也，苟失其本，。。其弊必至于本薄。。。苟乖其本，固圣贤所无奈何也。。。"。"①

①　《晋书》卷五六《江统附子惇传》。

②　《晋书》卷七五《王湛附曾孙坦之传》。

①　《晋书》卷九四《戴逵传》。

从江惇、王坦之、戴逵等人的言行中，表明当时不少有见识的士人，走的都是儒玄兼综之路。他们认为儒学有通六艺、重教化、定人伦、齐风俗的积极意义，是个人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的张本。对于道家学说，他们也并不排斥，强调要得老庄之学的自然情越，主张要依礼而动，而不应疏狂肆纵。这些儒玄双修、儒本道末的人生哲学，在当时士大夫的思想风貌中是表现得相当充分的。这里不妨再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如"累迁丹杨尹，为政清整"的刘惔，不但通博儒学，雅善言理，而且喜好《老》《庄》。当他死以后，廷尉卿孙绰曾为诔文说："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②又如官至侍中的韩伯，曾作《辩谦论》以表明自己态度说："道足者，忘贵贱而一贤愚；体公者，乘理当而均彼我。。。体有而拟无者，圣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③儒玄双修、亦儒亦玄的修身治国之道，是儒道二家学说冲突与圆融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儒道二家学说的互为补充。当时，撰修《后汉纪》的史学家袁宏也是兼综儒玄，他既作《竹林名士传》，又修《三国名臣颂》，对于儒学与道学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有过精当的见解。他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未有违失天地之性，而可以亭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者也。末学肤浅，不达名教之本，牵于事用，以惑自然之性。。。违自然之本，灭自然之性，岂不哀哉！"①袁宏的这段议论，代表着当时士大夫们对儒道二家学说关系的普遍看法。那就是：儒学与道学的观点和旨趣虽说不同，但总的说来并不矛盾，人伦中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理"，是合乎于自然中的"性"；人品中的七情六欲之"性"，也合乎自然中的"理"。换句话说，作为当时统治阶级的世家大族，一方面要用儒家礼教去巩固以家族为基础的政治组织，维护封建的统治；一方面要以强调适情任性的玄学，去证明他们享受的特权皆出于自然，各有各的妙用。这就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

②　《晋书》卷七五《刘惔传》。

③　《晋书》卷七五《韩伯传》。

①　《后汉纪》卷二六"汉献帝初平三年"条。

（二）名士名僧交游与玄佛合流佛教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宗教，其精灵极庄之说，行斋祠祀之方，在两汉时期尚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特别是削发损容之规，抛家弃子之习，更遭到公卿士人的反对。然而，到了魏晋之际，佛教毕竟在中国扎下根来。及至晋室东迁，不但民间信仰佛教的善男信女日多，就是朝廷公卿名士们与佛教名僧往来的亦为数不少。更有甚者，诸如晋元帝司马睿、晋明帝司马绍、晋哀帝司马丕、晋废帝司马奕和晋简文帝司马昱等人，也都颇为信佛。其中晋明帝为太子时，"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对佛祖释迦牟尼（即如来佛）至为崇敬。这些情况表明，外来的佛教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以后，已经在中国土地上开花结果了。

印度佛教之所以后来变为中国佛教，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在东晋一朝，则主要表现为玄学与佛学的合流。

按说，玄学家们一般都是不相信神鬼的，主张"崇有"的裴頠、郭象等人是如此，就是"贵无"一派的王弼、何晏、王衍等人亦不例外。竹林名士阮籍的族侄阮修和侄孙阮瞻，更以主张无鬼论而出了名。玄学中人追求的是现实的人生，不少人还以适情任性为理由过着放纵极欲的生活。佛教的学说则不同，它宣扬有鬼神存在，有天国之乐、地狱之苦和轮回之劫，认为尘世是苦海无边，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另外，玄学本身并不是一门宗教神学，它是魏晋时期主要的哲学思潮，旨在探求宇宙本源的奥义和人生真谛，是儒道二家学说互为补充下形成的新学。玄谈家祖述老子、庄子，也尊崇周公、孔子，视孔子、老子为"二圣"。佛学则不同，它属于宗教神学范畴，而且还是外来的宗教，尊奉的是佛祖释迦牟尼、四大菩萨和十八罗汉。两者之间，泾渭分明，各成系统，大有风马牛不相及的态势。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当时有许多朝野名士，都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在南朝梁慧皎撰修的《高僧传》一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很是不少。仅就《释慧严传》载，在东晋一朝中，诸如王导、周觊、庾亮、王颙、谢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谧、郭文、谢敷、戴逵、许珣、何充、王元琳、范汪、孙绰、张玄、殷觊等朝野名士们，莫不与佛教徒频繁往来。此外，诸如大乘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的创建者们，以及僧肇、慧远、道生等人，也莫不由儒玄并重转向皈依佛祖而成为名僧或一代高僧的。那么，应该怎样去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呢？除了时代的、社会的、个人的种种原因以外，还有没有更为重要的内在因素呢？

原来，玄学与佛学尽管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二者的哲学思想核心却几乎是一致的。佛学的"空无"与玄学的"贵无"均属于唯心主义哲学范畴，在原则上可以牵引比附。正是基于"无"的共性，因而派生出许多相同、相通或相似的东西来。如：其一，学说思想互为认同"贵无"派玄学家王弼、何晏的立论是"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视万有之物为"无"所生，而复归于"无"。佛教的神学理论是"一切皆本无，亦复无本无"。玄学的"虚无"与佛学的"空无"可以调和。

其二，"神"的法力都很大"贵无"派玄学中的"道"，是"牵之无前，引之无后"，"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的，但却能导生万有，实为宇宙的本源。大乘佛教中的"佛"是"蹈火不烧，履刃不伤"、"欲行则飞，坐则扬光"的，而又能普度众生，接引人们去极乐世界。

其三，修心养性殊途同归"贵无"派玄学家主张"清静无为"，大乘佛教主张"安般守意"，表面上看来有所差别，实际上都是讲修炼。玄学家的呼吸吐纳之术，意在现世成为仙真；佛教徒笃守禅定唱佛之功，冀求生往西方净土。名僧康僧会还为之解释说："安为清，般为静，守为无，意名为，是清静无为也。"把二者的差别巧妙地等同起来。

其四，意境方面同样超然"贵无"派玄学家强调"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把"得意"作为逍遥自在的精神寄托。佛学家强调"一切为心"和"万物为识"，把"性空"、"真如"作为佛性的最高境界。

其五，生活行为彼此靠拢"贵无"派玄学家一般主张适情任性，以山水、琴书自娱；佛教徒主张在污不染，以说经、唱呗为乐。如果说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初，僧徒们过的是"乞胡"--苦行僧的生活，那么到了东晋时期的高僧、名僧，为了通过朝野名士以推广佛教，也多方摹仿玄谈家的语言与情趣，做到生活行为上越来越靠近。

以上是玄学与佛学得以合流的理论根据。玄学与佛学的合流，在西晋时已初见端倪。如被誉为"中州名士"的玄谈家刘元真，便与出自名门后来落发为僧的竺道潜结为至交。在他的带动下，名士与名僧的交往开始频繁起来。至东晋一朝，名士与名僧的接触范围越来越广泛。名僧们为了弘扬佛教，开始出入宫廷府第之间，与皇帝、朝廷大臣们谈玄说道，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生活情趣，与玄谈家们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这里仅以《世说新语》所载为例：竺法琛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

康（或作"庾"）法畅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畅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不和谐，不合适之意）。"支曰："贫道重其神骏。"

支公好鹤，住剡东岇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意惜之，乃锻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上面引文中的"简文"即简文帝司马昱，而支道林则是东晋一代高僧。

据《高僧传》卷一载，他本姓关，名遁，以字行，陈留（今河南开封市南）人，25　岁出家。他虽是个僧人，却以好谈玄理著称，既养马，又好鹤，颇有玄谈家的生活情趣。他为《庄子》中的《逍遥篇》作注，又自撰《逍遥论》。在向佛徒和名士们宣讲佛经时，经常用玄学家的妙语玄言进行解释，又以名士许询为侍讲，使深奥难懂的佛学义理变得畅晓陁然。他与当时名士谢安、王羲之、孙绰、李充等人，交游密切，"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难怪《弘明集》作者僧祐称赞说："支子独秀，领握玄标，大业冲粹，神风清潇。"即是说，僧人支道林的学识、语言和生活情趣，俨然可作为玄谈家领袖了。

玄学与佛学合流，还表现在义理学说方面的相互交融。如关于生死问题，玄谈家们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只能以"归根复命"或"安之若命"去安慰自己。但是，"命"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归宿又在哪里？玄学则难于作出进一步回答。佛学却不然，它的神不灭论、生死轮回之说，常常使人们无意中走向现实生活之外的缥缈境界。东晋高僧慧远的《明报应论》和《三极论》，将人生分为前世、现世、来世，巧妙地回答了人们怀疑善恶没有现验的疑团。由于佛学歪曲地、了无痕迹地解释了玄学乃至儒学所无法答复的问题，因而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赞扬。

另外，印度佛教的大乘教派，在东晋初期已传入中国。大乘教派与小乘教派不同，主张大慈大悲、利益天人、普渡众生乃至度脱一切，以建立佛国净土作为最高目标。它的主要经典《般若经》的节译本已被译出，而其主要经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都尚未正式译出。这样，僧徒们在宣讲《般若经》时往往因人而异。在玄学思想学说的影响下，佛学中的"空"、"无"、"安般守意"等名词概念，就常常比附于玄学中的"虚无"、"本末"和"清静无为"，从而使佛学与玄学杂糅相混起来。于是，在中国僧徒们中间，便出现了佛教史上"六家七宗"等不同学派①。

这里仅以本无宗为例。本无宗又称本无义，或作性空义。"本无"一词，即出自玄学。该宗的代表人物释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为东晋著名高僧。他主张"无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认为世界万有不是谁创造的，是由"无"和"空"即"自然"状态通过"元气"变化出来。他要人们恪守"宅心本无"，"湛尔玄齐"，才能摆脱尘世间的痛苦烦恼，从而进入"无为无不为"的空寂境界。显然，释道安是以玄学理论去解释大乘佛教般若学的。其他如支道林"即色宗"、竺法琛"本无异宗"，于法开"识含宗"、于道邃"缘会宗"等，在讲解《般若经》时，也总是以魏晋玄学思想、语言去进行注释的。因此，东晋文化的一大特色，是玄学与佛学的合流，印度佛教开始变为中国佛教，虽然这仅仅是个开始，还有一段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①　所谓"六家七宗"，为"本无"、"即色"、"识含"、"幻化"、"心无"、"缘会"六家。其中第一家又分为本无，本无异二宗，故名。

（三）葛洪的外儒内道观与神仙思想1。葛洪生平及其《抱朴子》葛洪（公元284-364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东晋时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出身于世族家庭。祖父葛系，历仕东吴御史中丞、吏部尚书、大鸿胪、光禄勋、辅国将军，封寿县侯。父亲葛悌，初为吴中书郎、中护军、后任晋大中大夫、大中正、邵陵太守。但是，当葛洪还是少年时候，家境已颓落下来。诚如他在《抱朴子·自叙》中所说那样："年十三而慈父见背，夙失庭训，饥寒困瘁，躬执耕穑。。。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荡尽，农隙之暇无所读，乃负笈徒步行借。。。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鲜能读也。"他21　岁那年，张昌、石冰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石冰攻打扬州。葛洪受吴兴太守顾秘之请，以将兵都尉身份随同出讨石冰，并因军功卓著擢升为伏波将军。后来，葛洪应广州刺史嵇含之邀，南行广州，准备出任参军。岂料嵇含被仇人暗杀，他只好滞留广州，师事南海太守鲍太玄。鲍太玄喜欢葛洪，将女儿许配于他。大约在35　岁那年，葛洪以平石冰之功封关内侯，食邑二百户。但直至成帝咸和年间（公元326-334年），他位不过州主簿、咨议参军。由于葛洪年事渐高，意欲避世以炼丹，便再次南行广州，最后隐居于罗浮山（今广东博罗县境），直至老死。年81　岁。

葛洪年少时即以儒学知名当世，熟通《论语》、《诗》、《易》和《孝经》等儒家经典。又博涉史籍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诸书，还兼综医学著述。这种知识结构，使他后来"竟不成纯儒"，而是成了一位道儒兼综、道本儒末的思想家，又是医学家、炼丹家，还是神仙道教的创建者。

按《晋书》本传载：葛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他一生著述宏丰，大约有63　种之多，今存《抱朴子》、《神仙传》、《隐逸传》、《肘后急备方》等。其中《抱朴子》是他的代表作。

《抱朴子》一书分内、外两篇。内篇分《畅玄》、《论仙》、《金丹》、《仙药》、《黄白》等20　篇，记述的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外篇分《君道》、《审举》、《疾谬》、《钧世》、《诘鲍》等52　篇，主要议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可以看出，内篇属道家养生之术，外篇属儒家治世之学。他说："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又说："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因此，葛洪的《抱朴子》，是他儒道双修思想的记录。

2。兴儒学以匡世的政治哲学葛洪曾明确地指出，自己著书立说的目的，旨在于"兴儒教以救微言之绝"，以改变"世道多难，儒教沦丧"的社会现实。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其一，尊君葛洪认为，尊君卑臣和强干弱枝，乃是《春秋》之书的微言大义，只有维护封建纲常礼教的严肃性，才能避免统治阶级中的内讧篡弑的局面。为此，他著《君道》、《臣节》、《良规》诸篇，表明自己的政治学说。他在《君道》中说：清玄剖而上浮，浊黄判而下沉，尊卑等威，于是乎著。往圣取诸两仪，而君臣之道立；设官分职，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诸己以先四海，去偏党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标至公。

在《良规》中又说：夫废立之事，小顺大逆，不可长也！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废，则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

这就是说，君臣之道有如天地、父子的关系，是不可颠倒逆转的。作为君主来说，要克己修身，以四海为重，以至公为标，不偏私护短，则天下可致太平。

其二，任用贤才葛洪在《审举》中说："人君虽明并日月，神鉴未兆，然万机不可以独统，曲碎不可以亲总，必假目以遐览，借耳以广听，诚须有司，是康是赞。故圣君莫不根心招贤，以举才为首务。施玉帛于丘园，驰翘车于岩薮，劳于求人，逸于用能。"对于用人，他强调"明"、"仁"二字，指出"明者，才也；仁者，行也"，认为"无臧否之明，则心惑伪真，神乱朱紫。"他又称赞曹操的做法，说曹操敢于唯才是举、奖掖寒素，终于得到了许多贤才。其三，改革选官旧制葛洪对汉代以来选拔人才的流弊深恶痛绝，特意写出《汉过》、《吴失》诸篇。又作《审举》、《擢才》、《钦士》诸篇，提出自己对人才选拔方式方法上的见解。在《审举》中，他十分强调试经对策的重要性，把考试作为选拔秀才、孝廉的必经途径，认为试经对策之法，一则可以"防其所对之奸"，堵塞营私舞弊的不正之风；二则能够使士子们如切如磋，砥砺好学。他说："今若遐尔一例，明课考试，必多负笈千里以寻访师友，转其礼赂之费，以买记籍者。"又说："试经法立，则天下可不立学官而人勤自学。"对于考试的具体办法，葛洪强调闭卷考试，"殿中封闭，临试之时亟试之。当答策者，皆会著一处，高选台省之官，亲监督之，又严禁其交关出入，毕事乃遣。"葛洪的这些看法，对当时重门第而轻才能的选举之制无疑是当头一棒，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这些考试办法是难于实行的。

其四，简礼严刑葛洪认为，礼是讲究人伦和安国治民所必备的，但以前的礼仪之制过于繁琐而不实用。他在《省烦》中说：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的"送终之制，务在俭薄，"这符合墨子之道。他主张"删定三礼，割弃不要"，诸如吉凶器用之物，衣冠车服之制，祭奠殡葬之仪，郊祀禘祫之法，"皆可减省，务令约俭。"与此同时，他主张实行严刑峻法，提出要"以杀止杀"。他在《用刑》中说："仁之为政，非为不义也。然黎庶巧伪，趋利忘义，若不齐之以威，纠之以刑，远羡羲农之风，则乱不可振，其祸深伏。以杀止杀，岂乐之哉！"他认为刑法是"国之神器"，主张恢复古代的剕、宫等肉刑。显然，他完全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上说话的。

其五，整肃风教葛洪在《抱朴子》中，曾对当时风颓教沮的现象大声疾呼：指出王孙公子们沉迷酒色，不读诗书；交际场中浮华不实，趋炎附势；乡举里选遭到破坏，买卖官爵。他在《疾谬》篇里，揭露玄谈之士的狂诞轻薄作风说：那些轻薄之人，无赖之子，在酒足饭饱以后，"入他堂室，观人妇女，指玷修短，评论美丑。"在《刺骄》篇里，他对那些"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的疏放之徒，更是骂不绝口，认为"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一句话，葛洪要用儒家名教去建立良风美俗的社会秩序。

其六，反对无君论《抱朴子》书中的《诘鲍》篇，是葛洪专门用于批判同时代人鲍敬言的。如前所述，鲍敬言曾写过倡导无君之论的文章，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君主的社会。葛洪反驳道："乾坤定位，上下以形。远取诸物，则天尊地卑，以著人伦之体；近取诸身，则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他还认为："贵贱有章，则慕赏畏罚；势齐力均，则争夺靡惮。是以有圣人作，受命于天。"葛洪的这些观点，是他要维护儒家礼教的又一个佐证。

其七，主张历史进化葛洪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贵古昔而贱当今"是一种世俗观念，应当进行批判。他在《尚博》篇说："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所患矣。"在《诘鲍》篇中也说："古者，生无栋宇，死无殡葬，川无舟楫之器，陆无车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陨毙；疾无医术，枉死无限。后世圣人，改而垂之，民则于今，赖其厚惠。"葛洪的今胜千古的思想，虽然主要用来论证封建礼教的合理性，但他强调社会在进步，历史在发展的观点，却是葛洪思想中极为宝贵的成分，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

3。道本儒末说与神秘的玄道观葛洪既主张复兴儒学以维护封建礼教，又对道家学说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道本儒末之说。他在《明本》篇中写道："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究其原因，他认为儒家礼教显而明，道学意境幽而远。在《塞难》篇里，他曾对儒道二家进行对比分析，说："儒者，易中之难也。道者，难中之易也。"又说："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楫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后，则仲尼未可专信，而老氏未可孤用。"换句话说，在东晋时期儒玄佛道诸家学说相互冲突和交融过程中，他主张调和孔子和老子的学说，以外儒内道的思想格局去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改造原始道教，建立金丹道教。葛洪是通过发展道家的"玄道"观去形成新的神学理论的。他在《畅玄》中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即是说，"玄"是先之于天地万物的，是宇宙世界的本源。它神乎其神，奥妙莫测，"眇眛乎其深也，故能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秒焉。"对于"道"，他一面将之解释为"涵乾括坤"、"胞胎万类"的东西，认为"道"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犹为无焉"，是"强名为道"的。这等于说，"玄"和"道"是永远不灭的，却又是不可捉摸，它"增之不溢，挹之不匮，与之不荣，夺之不瘁。"它包罗万象，变幻无穷，既能够"冠盖乎九霄"，"笼罩乎八隅"，还可以"因兆类而为有，托潜寂而为无。"若论它的形态，"方而不矩，圆而不规"，"金石不能比其刚，湛露不能等其柔。"这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法力无边变幻莫测的"玄"和"道"实际上是老子所讲的"无"。而"无"、"道"与"一"，在老子哲学中是通同的。

如果说老子哲学中的"玄道"与"一"是相通或相同的话，那么，葛洪则把"一"看成是比"玄道"更为本源的东西。按老子的话说是"道生一"，而葛洪在《地真》篇则认为"道起于一"。这等于说，"一"与"道"是产生与被产生的关系，"一"产生了"道"，而不是"道"产生"一"或通同于"一"。

葛洪为了抬高"一"的地位和价值，从多方面进行极力粉饰。他在《地真》篇说："一在北极大渊之中，前有明堂，后有绛宫，巍巍华盖，金楼穹隆。左罡右魁，激波扬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珑。

白玉嵯峨，日月垂光。历火过水，经玄涉黄。城阙交错，帷帐琳琅。龙虎列卫，神人在傍。"这是葛洪笔下的"一"所居住的环境。又说："一有姓氏服色，男长九分，女长六分，或在脐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绛宫金阙中丹田也，或在人两眉间，却行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在三寸为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传其姓名耳。"这是葛洪描绘的"一"的具体形象。葛洪又认为，"一"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它表现为"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又表现为"一能成阴生阳，推步寒暑，春得一以发，夏得一以长，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这就是说，原来为道家所尊崇的"一"，经过葛洪的加工润色，已经成为有形象、有意识而又主宰万事万物的神灵，成了道教诸神中最高品位的"元始天尊"了。

值得注意的还有，葛洪又把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的"守一"之法，发展为"守玄一"和"守真一"两种。什么叫"守玄一"呢？他在《地真》篇中说："守玄一，并思其身，分为三人，三人已见，又转益之，可至数十人，皆如己身，隐之显之，皆自有口诀，此所谓分形之道。"因此，玄一之道应是分身术，是将身体里的三魂七魄加以分解，然后与天灵地祗、山川之神相通，成为神仙。至于真一之道，则是一种"守形却恶"的神术。葛洪认为，如果守一存真，便能够不愁吃喝，"思一至饥，一与之粮；思一至渴，一与之浆。"不仅如此，还可以做到"陆辟恶兽，水却蛟龙，不畏魍魉，挟毒之虫，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掌握了"玄一"、"真一"之术，那就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达和无恶不胜。这些神秘的理论和方法，当然只能使道家的"玄道"观变为道教神学了。

4。神仙思想与金丹道教的创建所谓"神仙"，或称"仙人"，简称为"仙"，是古人信念中人类的一种高级个体。他长生不死，隐遁山林，多少有神异功能。神仙近于神而不等于神，不可能与宗教绝缘。但按神仙家的设想，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修炼，祛病去灾，延年益寿，以积极进取态度要将人自身提升到神的高度。因此，神仙思想不能一笔抹煞，其修炼方法中包含着不少科学的成分。

葛洪在《至理》篇中指出："人所以死者，诸欲所损也。老也，百病所害也，毒恶所中也，邪气所伤也，风冷所犯也。今导引行气，还精补脑，食饮有度，兴居有节，将服药物，思神守一，柱天禁戒，带佩符印，伤生之作，一切远之，如此则可以免此六害。"在他看来，要想长生关键在保护人的形体不受损伤。又说："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这里，葛洪的形神关系是唯物的。

葛洪还认为，要想成为长生不老的仙人，还必须加强道德修养。他在《微旨》篇指出："然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在《对俗》篇中也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就是说积德行善，尽忠尽孝也是成仙的必要心理准备。作如是观，葛洪的道本儒末的神仙思想也就不难理解了。

葛洪的神仙思想，是通过创建金丹道教去加以体现的。早在东汉和魏晋时期，原始道教已有"太平道"、"五斗米道"（即"天师道"）和"帛家道"等不同教派。这些教派主要流传于民间，以巫视活动和符水治病为主要内容。葛洪认为，这种廉价的符水道教是"假托小术"，"纠合群愚"，应该坚决取缔。他在《道意》篇中，借"太平道"首领张角发动农民起义为由，揭露原始道教是"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在批判原始道教的基础上，他创建起以服食丹药冀求得道成仙的金丹道教。从葛洪的有关著述和行为看来，他的金丹道教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他反对佛教消极地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的观点，主张要在现实世界里，即今生今世里享受人间的乐趣。他在《对俗》篇中写道："若委弃妻子，独处山泽，邈然断绝人理，块然与木石为邻，不足多也。"又说："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虚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怎样才能享受现世的快乐呢？重要的前提便是长生不老。

第二，他认为延年益寿不能靠祈祷和符咒，而应该从养生之法中求得长生。他吸收了唯物论者王充的精气之说，极为注意补血以养精气，提出要通过吐故纳新、服食药物、注意喜怒劳逸，乃至房中之术等去调养身体。葛洪认为，房中术（即"容成御妇人术"或"男女合气之术"）"其大道在于还精补脑"，不是滥施乱交。在《微旨》篇中，他还批判原始道教中的妖说妄言。该文写道："或曰："闻房中之事，能尽其道者，可单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灾解罪，转祸为福，居官高迁，商贾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书妖妄过差之言。。。夫阴阳之术，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虚耗而已，其理自有极，安能致神仙而却祸致福乎！"因此，葛洪的养生术，在于求得身心健康，精力充沛，强调医疗保健，以积极态度去达到长生久视的目的，是有进步意义的。

第三，他强调服食金丹的重要，并以罗浮山作为道场进行炼丹实验。葛洪在《黄白》、《金丹》诸篇里，记述着不少炼丹过程中的化学反应现象，并炼成了"密陀僧"（氧化碳铅）、三仙丹（氧化汞）等"仙丹"。在葛洪看来，"五谷犹能活人，。。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他又以医药能治病这个事实，以及黄金入火、百炼不消的验证，主观地推论服食金丹的重要性。他说：人们一旦服食烧制成的金丹玉液，可以使"老翁复丁壮，耆妪变姹女。"又说：金丹"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这种视金丹能够返老还童、甚至可以长生不死的说法，显然是荒谬可笑的。如1965年南京北郊象山出土的一座东晋墓中。还保存有200　多粒形同豌豆的金丹。据化验分析，金丹所含丹砂、雄黄、石胆、云母、赤石脂等10　多种矿石成份，与葛洪在《金丹》篇里的记载相同。而该墓的女主人名叫王丹虎，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从妹，只活了56　岁。而"雅好服食养性"的王羲之本人，也只活了58　岁。诚然，葛洪在罗浮山的炼丹活动，客观上为我国古代医学和化学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科学资料，但他服食金丹以求长生的神仙思想，却永远是不可能实现的。

葛洪是东晋时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生当儒玄佛道诸家学说相互冲突交融的时代，表现出勇于探索和实践的精神。在他的全部思想中，除儒家、道家的基本学说以外，还有法家的格杀不赦，阴阳家的神仙鬼怪，墨家的薄葬节用。他推崇曹操用人唯才的方针，抨击鲍敬言无君论的观点，斥责放纵极欲的玄风，非议今不如昔的谬论，希望通过糅合儒道法墨以及阴阳、神仙诸家之说，建立起一套丰富而又复杂的理论体系，以维系封建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他又宣扬有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有驱蛇却虎的咒语符箓。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既有精华和合理的成份，也有糟粕和错误的东西。能不能这么说，葛洪的全部思想，正是我国传统文化在这一时期的折光，是我国古代哲学、政治学和其他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诚然，历史悠久、丰富多采的中国传统文化，绝不是葛洪本人的表现所能包涵的。

八、南朝"三教"之争与"三教同源"说的初步认定（一）儒佛斗争与融合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它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传六经之习，行仁义之道"昭告天下。在魏晋时期，儒学曾受到玄学和佛教的严重挑战，遭到人们的冷漠和鄙视。及至东晋一朝，随着外来的佛教的广泛传播，缺乏宗教色彩的儒学好象减色了。因为佛教主张不事父母、不拜帝王，严重地损害着世俗帝王及封建礼教的庄严，儒佛之间的矛盾冲突势不可免。早在咸康五年（公元339年），辅政大臣庾冰便认为佛教"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来，百代所不废。"接着，他代晋成帝颁布了"沙门应尽敬王者"的诏令。但是，诏令一出，立刻受到大臣们的非议，尚书令何充甚至上书反对，认为佛教"五戒之禁，实助王化。"①何充的奏疏表明，佛教所主张在家男女教徒应遵守的五条戒律，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和不饮酒，与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并不冲突，反而有助于维护和巩固社会秩序。正是这个缘故，儒佛二教又具有相互妥协和融合的另一面。佛教徒非常明白，要想使佛教在中国扎根，除了弘扬佛教时要使用人们熟悉的儒道两家的术语以外，还必须取得世俗统治者的支持。东晋名僧道安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他的弟子名僧慧远进一步认为，佛教徒虽然落发出家，不拜君父，但并不违孝敬，比起那些虚食俸禄的臣僚们更有助于王化。他在《答桓太尉书》中说："若斯人者（指佛教徒），自誓始于落簪，立志成于暮岁。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矣。如此，岂坐受其德，虚沾其惠，与夫尸禄之贤，同其素餐者哉！"①在《沙门不敬王者论》和《答何镇南》诸篇中，慧远一再论述佛教与世俗皇权和儒家名教利益的一致性。当时一些名士，也撰文阐论儒佛融合。如中书侍郎郗超，写出《奉法要》，以儒家的忠孝节义等术语去解释佛教教义，并进行佛教的普及宣传工作。又如廷尉卿孙绰，特意撰写《喻道论》，直言"周孔即佛，佛即周孔"，指出儒佛均为王者所用，并且强调佛教不但不违孝义、而且是最讲孝义的。东晋一朝儒学与佛教、皇权与教权之间利益关系的相互协调，为南朝儒佛融合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里不妨列举一些例子：如刘宋佛教信徒宗炳说："孔老如来，虽三教殊路，而习善共辙也。"②侍中何尚之对宋文帝说：如若赞扬佛法，则"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谆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寓内，编户十万，则仁人百万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四方之狱，何足难措？雅颂之兴，理宜倍速，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①其他如临川内史谢灵运和金紫光禄大夫颜延之，也分别撰著《与诸道人辨宗论》、《释达性论》以推弘佛法。值得注意的还有，当时宋孝武帝刘骏建有药王寺、新安寺，宋明

①　《弘明集》卷十二。

①　《弘明集》卷五。

②　《弘明集》卷二。

①　《弘明集》卷十一。

帝刘彧亦造湘宫寺。据载，当新安太守巢尚之罢郡去见宋明帝时，宋明帝还高兴地问道："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②又载，官至益州刺史的萧惠开，曾为先父萧思话建造四寺，即南冈禅冈寺、曲阿禅乡寺、京口禅亭寺和封阳禅封寺。他在益州任上，为了表示自己对佛教的虔诚，在衣著饭食上"尝供三千沙门"③。以上情况表明，刘宋时期大倡儒道融合的，不再是佛教徒，而主要是封建帝王、朝廷大臣和硕儒名贤了。

南齐、萧梁和陈朝三代，儒佛融合的思潮又有所进步。如官至太子中庶子的文士张融，饱读诗书，善为文章，对佛理亦颇有研究，主张"百圣同投一极，"认为儒佛殊途同归。又如官至司徒（宰相）的竟陵王萧子良，更以佞佛出了大名。他为了表白对佛教的虔诚，自名净住子，手抄佛经71　卷，又"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当时被邀请至王邸斋戒讲说佛经的，有玄畅、僧柔、僧祐、僧曼、法安、法度、法默、智藏等高僧。又载，他"与文惠太子同好释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世颇以为失宰相体。"④此外，齐高帝萧道成兴造建元寺，齐武帝萧赜筑建齐安寺、禅灵寺、集善寺，又造多尊释迦佛像。

梁时儒佛融合思潮更臻于极盛。佛教界如和尚僧顺著《释三破论》，认为释氏之教具有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与夫和妻柔的"六睦之美"，其本身就是忠孝仁义的体现。又如后来削发遁入空门的文学批评家、《文心雕龙》作者刘勰对儒佛融合的鼓吹更是不遗余力，他不仅主张"孔释教殊而道契"，儒佛二教的理致契合归一，而且论证削发的僧并不违背孝义，说："夫佛家之孝，所苞盖远，理由乎心，无系于发。若爱发弃心，何取于孝？。。夫孝理至极，道俗同贯。虽内外迹殊，而神用一揆。"①在封建官员中，如路有政声善于弹琴弈棋的广州刺史柳恽，称孔子和释迦牟尼为"中外两圣，影响相符。"②被誉为"一代词宗"的文学家、史学家沈约，官至中书令、尚书令，对儒佛二家学说的交融也有独到见解。他说："虽篆皇异义，胡华舛则，至于叶畅心灵，柳扬训义，固亦内外同规，人神一揆。"又说："中外群圣，皆载训典，虽教有殊门，而理无异趣。"③至于梁武帝萧衍的儒佛融合之说，后文另立专题论述。

这里必须指出，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儒学和外来思想文化佛教相互交叉与碰撞的过程中，既有调和融合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另一面，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交叉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此，当佛教在南朝宋齐期间得到了迅速发展的同时，反对佛教的斗争仍然继续在进行着。这里只介绍以下几种思想言论：其一，慧琳著《白黑论》慧琳是南朝宋时居建业（今南京）冶城寺的高僧，他本姓刘，少年出家，博学多才，曾为《孝经》及《庄子·逍遥游》作注，另有文集10　卷，是一位②　《南史》卷七十《虞愿传》。

③　《南史》卷十八《萧思话附子惠开传》。

④　《南齐书》卷四十《竟陵文宣王子良传》。

①　《弘明集》卷八。

②　《弘明集》卷十。

③　《广弘明集》卷二十二。

儒佛道"三教"兼通的人物。当时，宋文帝刘义隆经常召他入朝议论国事，因而冶城寺前总是车马盈门，四方馈赠不断，故有"黑衣宰相"之称。元嘉十年（公元433年），慧琳以假设白学先生（代表传统文化中的儒学、道教）与黑学道士（代表外来文化佛教）相互辩难的形式，写成一篇名为《白黑论》的文章。按他原来的旨意，在于调和儒佛道"三教"矛盾，说："六度（佛教的六种修行方法）与五教（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并行，信顺（指道教）与慈悲（指佛教）齐立。"这种认为"三教"均善的说法，虽然得到一些人的理解，但在佛教徒众看来却成了异端邪说。更为更要的是，慧琳身为僧人却对佛教的基本理论"空无"之学提出了严肃批评，把这种神学理论比作为"析毫空树"和"离材虚室"，虽然说"空树"是"无伤垂荫之茂"，"虚室"亦"无损轮奂之美"，但也使佛教中人大为恼火。他还指出佛教的天堂地狱之说，是为了引诱和威胁劳苦大众，"叙地狱则民惧其罪，敷天堂则物欢其福"，"俯仰之间，非利不动。"他又公开揭露僧侣中的败类，斥责他们"成私树之权"，"结师党之势"，"割群生之急，致营造之计。"按他的原意，是要整肃佛教，使佛教恢复本来面目，提高佛教的威信，却又被佛教中人斥责为是背叛行为。与此同时，他在《白黑论》中，还主张要兴儒家的仁义以"敦俗"，尊老庄的守信以"陶风"。即是说，慧琳认为"三教"可以并行，相互取长补短，但他的主张未能得到僧众理解，因而遭到佛教中人的围攻，只是由于宋文帝的庇护，他才免于被逐出僧界。

其二，何承天著《达性论》、《报应论》何承天（公元370-447年），东海剡（今山东剡城）人。他官至国子博士、衡阳内史、御史中丞，"儒史百家，莫不该览"，曾删定《礼论》，撰成《安边论》，又改定《元嘉历》，是刘宋王朝中坚决反对佛教的大臣。他对慧琳《白黑论》基本观点表示支持，并转抄《白黑论》送给隐士宗炳。宗炳为佛教信徒，曾著《明佛论》，反对《白黑论》的观点，并写出《答何衡阳书》。于是，何承天写成《达性论》和《报应论》，和宗炳展开辩论。何承天认为，人有生有死，身死而神散，不可能转生来世。他说："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他又驳斥佛教的因果报应，认为好人不一定有善应，坏人也不一定有恶报，指责佛教的报应说是"乖背五经，故见弃于先圣。"为了反击佛教因果报应说的无稽荒诞，何承天曾举例说："夫鹅之为禽，浮清池，咀春草，众生蠢动，弗之犯也。而庖人执焉，鲜有得免刀俎者。燕翻翔求食，唯飞虫是甘，而人皆爱之，虽窠幕而不惧。"意思是说，鹅吃春草而与众生无争，却死于庖丁之手；燕食飞虫（虫亦为众生之一），是杀却众生，却受到人们的垂爱和庇护。这种说法，显然是对佛教善恶报应说的批判。但他又说佛教是"劝人为善"，因而削弱了他的朴素唯物思想的战斗性。

其三，刘峻著《辨命论》刘峻（公元462-521年），字孝标，齐梁年间平原（今山东平原人）。

他家世贫贱，早年被掠卖为奴，后随母出家为僧。还俗以后，博览群书，时人称其为"书淫"。他多次求官，但只及典校秘书、户曹参军等卑职。后栖守东阳紫岩山。感慨之余，特著《辨命论》以否定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文中先是列举管辂、屈原、伍员、贾谊、刘。。等才华超群的人，说他们"皆摈斥于当年，韬其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与麋鹿而同死"，落得了"膏涂平原，骨填山谷，湮灭而无闻"的下场。然后，他笔锋一转，提出了与佛教完全相反的命运说和报应说。他写道："命也者，自天之命也"，"福善祸淫，徒虚言耳！"又说："为善一，为恶均，而祸福异其流，废兴殊其迹。荡荡上帝，岂如是乎？"换句话说，刘峻认为，命是自然之命，是客观的必然，上帝并不能主宰善恶，所谓善恶因果报应是不存在的。这些话语，既是对封建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也是对佛教教义的揭露和否定。他还认为："愚智善恶，此四者人之所行也。"人的贫富贵贱和福祸理乱虽说是"天之所赋"，但更主要的是"在于所习"。一句话，就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不要甘于受命运的摆布。因此，他勉励自己说："修道德，习仁义，敦孝悌，立忠贞，渐礼乐之腴润，蹈先王之盛则，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为也。"这就是说，他从儒家正统立场出发，反对命由天定，揭露封建统治者的说教和佛教僧徒的欺骗。因此，他的《辨命论》是对封建统治者的揭露，也是射向佛学的一支利箭。

其四，郭祖琛舆榇上书郭祖琛为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官卑职微，位至南梁郡丞、后军行参军。他见梁武帝萧衍沉溺佛教，朝政腐败，抬着棺材冒死上书，呈奏封事二十九条，条中历数迷信佛教带来的恶果。他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法，抑由于此。"接着，郭祖琛提出检括沙汰僧尼的办法，四十以下的僧尼皆蓄发还俗，务农劳作。郭祖琛又提醒梁武帝说，如果仍然迷信佛教，"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寸一人，非复国有。"他表示自己之所以"不惮鼎镬"冒死上书，是要以"社稷计重"，即使"言入身灭，臣亦何恨。"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以及果敢的反佛斗争行为，是值得称赞的。以上情况表明，儒学与佛学的融合，始终是在儒佛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的。（二）道教与儒佛二教斗争与融合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哲学思想体系而言，道教与佛教等世界其他宗教一样，都属于宗教神学的范畴。但是，只要稍加比较，便明显地看出道教有它自身的特点。它所向往的并不是西方极乐世界，而是活着就要自己成仙，是一门现世的宗教。道教的追求现实的人文思想，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宗教神学领域里的反映。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经过一番改造和发展以后，蔚然成为一大宗教，与儒学和佛教鼎足而立，出现了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儒佛道"三教"。

在"三教"相互关系上，道教与儒学虽然存在着矛盾冲突，但主要倾向则是儒道之间的调和融合。这是因为，道教毕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气氛中产生的宗教神学，儒家的臣忠、子孝、夫信、女贞、兄敬、弟顺等伦常礼教，也就成为道教徒必须遵守的信条。及至葛洪改造原始道教创建金丹道教，又进一步把儒家的忠孝、和顺、仁信等学说作为长生成仙的条件之一。在东晋中期以后，随着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道教为了同佛教抗衡，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加紧了与儒学调和融合的步伐，逐渐出现了儒道合流的趋势，一方面又不得不努力汲取佛教的某些内容和形式，以提高道教本身的宗教素质，从而表现为对佛教的斗争多于融合的基本定势。

道教对佛教的斗争和融合的历史趋势，在南朝刘宋初期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其中，灵宝派教主陆修静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据载：陆修静（公元406-477年），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渐江吴兴东）人。他是东吴丞相陆凯的后代，曾棲隐于云梦山和庐山瀑布岩修道，通读道教诸经，旁究象纬之学，广收门徒，甚有声望。宋文帝刘义隆以其道学精深，曾派左仆射徐湛礼请他入宫说法。这是道教徒进入皇宫讲道的最早记载。泰始三年（公元467年），宋明帝又派江州刺史王景宗礼请陆修静。陆修静途经九江时，九江王问道教与佛教的得失异同。陆修静回答道："在佛为留秦，在道为玉皇，斯亦殊途一致耳。"①意思是佛道二教虽然教别不同，但其教理并无差别。又载，陆修静到京都以后，不但受到宋明帝殷勤接待，而且出席参加了由尚书令袁粲主持的三教辩论会。当时，儒学家、僧人、道士的"三教"精英，云集一堂，競相诘难。陆修静"标理约辞，解纷挫锐"，致使"王公嗟抃\，遐迩悦服"。过些日子，宋明帝又在华林馆宴请与会群英，对陆修静更是"肃然增敬"。当时，有些王公贵族对道教无三世之说提出质问。陆修静坦然回答道："经云：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既已有先，居然有后。既有先后，居然有中。庄子云："方生方死，此并明三世。"但言约理玄，世未能悟耳！"②事后，宋明帝见陆修静不愿留在宫里，便诏令在北郊修建崇虚馆，让陆修静在馆里广延教徒，宣讲道经。道教由于受到朝廷的认准与支持，从此日益发达起来。"朝野注意，道俗归心"，出现了"道教之兴，于斯为盛"的局面③。

道教在发展过程中，既要吸收外来佛教的某些教义和修行方法，以丰富自己的形象，也要通过诋毁和排斥佛教，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这是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叉时的必然现象。原来，早在原始道教创立的东汉后期，

①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附录：《道学传辑佚》。

②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附录：《道学传辑佚》。

③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附录：《道学传辑佚》。

已出现了老子入夷狄化胡的传闻，意思是道教教主老子比佛教教主释迦牟尼的岁数大，释迦　牟尼是老子的弟子。待至西晋时，道士王浮甚至杜撰出《老子化胡经》，声称老子曾与关尹喜西出流沙，化胡为佛。这种查无实据的伪说，却也成了道教徒攻击佛教的依据。到了南朝宋齐之际，随着道教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反佛斗争的声浪亦因之加剧。顾欢的《夷夏论》，就是在这时候出台的。

顾欢，字景怡，一字玄平，吴郡盐官（今浙江海宁境内）人。据《南史》本传载，他少好黄老之学，后从名儒雷次宗学习，又隐居天台山，开馆聚徒讲学，受业者常近百人。他著《夷夏论》，旨在于诋毁佛教而弘扬道教。该文先是承袭过去王浮等人的老子至天竺弘教化胡之说，以论证道教在先，佛教在后，道教为上，佛教为下，老子为师，如来为徒。然后，顾欢抬出孔子与老子，尊他俩为二圣，"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在立足于中华有悠久文化和良风美俗的基础上，顾欢痛斥外来的佛教及其带来的伤风败俗。他写道：是以端委搢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擎跽罄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椁葬，中夏之风；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岂伊同人，爰及异物，鸟王兽长，往往是佛。

又说：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孥，上绝宗祀。。。悖礼犯顺，曾莫之觉。。。舍华效夷，义将安取？

可以看出，顾欢作《夷夏论》，就是要申张孔、老之教，弘扬华夏之风，反对释迦之说，斥责诸夷之俗。因此，尽管《夷夏论》在理论上并无深刻内容，在辨析佛道二教异同上也不甚恰当，但它却代表了一种维护传统文化尊严的民族情绪，因而受到社会的重视，也很快成为佛教徒进行反击的目标。当时，官至司徒的袁粲本是佛教信徒，他不便公开抛头露面，托名通公著文反驳《夷夏论》，说释迦牟尼诞生于老子之前，在家信佛的人不变华服，又说道教的返老还童却未能无死，而佛教却是无死之地，企图借此贬低道教。顾欢于是又著文作答，说道经起于西周，而佛经出现在东汉，接着又反问道："又佛起于戎，岂非戎俗素恶邪？道出于华，岂非华风本善邪？"应该说，顾欢、袁粲之间相互谴责的语言是浅俗的，谈不上什么理论高度。但顾欢要通过抨击外来佛教以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行动，却得到了道教徒和卢度、杜京产、杜栖、孔祐、孔道徽等士人的拥护和支持，客观上有利于道教的传播。在南朝道教发展史上，陶弘景是继陆修静之后又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

他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谥曰贞白先生，为齐梁间丹阳秣陵（治今江苏南京市）人。据《南史》本传载，他读书破万卷，为《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作注，又作《本草经集注》、《陶氏效验方》，另有道教经典《真诰》、排列神仙位次的《真灵位业图》和《登真隐诀》等。因此，陶弘景是一位精通儒学的道教思想家和医学家。但是，在他的《真诰》经书里，除继承道教思想把"道"、"太极"视为天地之父母以外，还大量地吸收了有关儒学和佛教的内容，书中所订出的道教教义和教规禁律，有不少也是从佛教那里脱胎而来的。宋人朱熹通过比较研究后得出结论说："《真诰·甄命篇》却是窃佛家《四十二章经》为之。至如地狱托生妄诞之说，皆是窃佛教中至鄙至陋者为之。"①因此，这部道教经典，可以说是杂糅儒佛道"三教"之作，在道教神学理论上没有多少新的内容。而陶弘景本人，据《南史》本传载："曾梦佛授其菩提记云，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又说，他虽隐居茅山修道，但对梁武帝萧衍代齐建梁的举动给了很多的支持。本传说："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闻禅代，弘景授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传中还说，梁武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物让陶弘景炼丹，而且"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①他编撰的《真灵位业图》，也是将懦家的封建等级制引入道教教理之中，认为"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因此，从道士和道教思想家陶弘景的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三教"融合的信息。

在儒佛道"三教"中，作为宗教神学的道教，无论在神学理论、教义、教规及其修炼方法上都是比较肤浅和粗劣的。可以说，道教是我国传统文化神学迷信部分的总汇，举凡卜筮、阴阳、神仙、黄白、符水、巫觋、占星、望气等方术，都是原始道教的组成部分。其中如墨家的鬼神说、道家的宇宙本源说，儒家的五行说，以及神仙家的长生不老之术等，是构成道教神学的基本素材。待至东晋南朝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人改革道教时，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就必须从儒学和佛教那里摄取更多的营养，这是为道教自身发展所决定的。

道教从佛学中摄取了哪些"营养"呢？略而言之有如下几点：第一，在东晋以前，道教宣扬的是即身成仙说，而在佛学的影响下，道教建立起三品得道说的神学理论，三品即上品神仙、中品泥丸（即涅槃）、下品延年。道教徒宣传修炼过程不是一生一世所能完成的，而是多次生灭轮转超升，才能进入仙界，其中"天真皇人"必须经过轮回六道、九灭九生才能成为"圣王"。这与佛主释迦牟尼六度轮回成佛之说如出一辙。第二，承袭了佛学善恶报应之说。在因果问题上，我国曾有"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传统说法，原始道教中亦有"承负"、"罗酆"等报应的模糊概念。即使是金丹道教创建人葛洪，还认为如若能长生又何必马上成仙，对死后问题也不感兴趣。陆修静、陶弘景等人，则把佛学的善恶因缘之说移入道经之中，提出了"善恶因缘，莫不有报"的主张，认为生时不修善治身，死后当幽囚地狱，轮转为形质丑陋、浑身臭秽、饥寒交迫之人。反之，生时忍苦甘贫、行善积德，来世必当容貌端伟、高才宏略、既富且贵。道经甚至说："人有五十善，子孙富盛。。。人有二百善，后世扬名天下。。。人有四百善，后世出富贵。"反之，"人有九十恶，贫贱困极。。。人有四百恶，后世没为奴婢。"①第三，建立起天堂地狱说。道教徒在接受佛学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二十八天（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天）伪说基础上，发展为"三十二天（加上四梵天，即常融天、玉隆天、梵度天、贾奕天），后来再发展为三十六（再加上太清天、上清天、玉清天、大罗天）。又编造出北酆地狱、五岳地狱之说，其中泰山一处便有二十四狱。在这些地狱中，有各种各样的凶神恶煞，与佛教的阎罗殿同样森严恐怖，同样要恫吓那些信女痴男忍受人世间的残酷

①　《四库全书总目·道家类·真诰下》。

①　《南史》卷七六《陶弘景传》。

①　《道藏》洞真部诫律类雨字号下《玄都律文》。

现实。

那么，道教又从儒学中摄取什么"营养"呢？本来，道教是宗教，儒学为政治哲学，二者在理论体系上主要表现为冲突和对立。但是，道教与儒学同属于传统文化，同植根于中华大地上，它们之间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互为影响互为补充的圆融关系。当外来文化--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时，传统文化固有的惰性和保守性，便表现为一种内部凝聚力，使道教与儒学之间得到了进一步的调和。为了丰富宗教本身的理论体系，也为了与外来的佛教进行斗争，道教势必要把儒家的三纲五常等伦理学说搬弄过来。在东晋南朝时期，道教教义中的儒学成分变得越来越明显。这里无须详述，只举一些比较突出的事例。如《洞玄智慧定志通微经》中说：以人君言则惠于国，人父言财慈于子，人师言则爱于众，人兄言则悌于行，人臣言则忠于上，人子言则孝于亲，人友言则信于交，人妇言则志于夫，人夫言则和于室，人弟言则恭于礼，野人言则劝于农，道士言则止于道，异国人言则各守其域，奴婢言则慎于事①。

道经中的这些教义，旨在要求人们恪守儒家学说，都做忠臣孝子、仁人志士、成为道德高尚行为端正的君子之人。在《玄都律文》诸律中，也是喋喋不休地劝说人们要安于贫困和忍受苦难，如"劳苦不恨为一药"、"安贫不怨为一药"、"以贫妒富是一病"等。在《洞真智慧观身大戒》中，提出"唯慈、唯爱、唯善、唯忍"的做人准则，认为"道学当忍人所不能忍，衣人所不能衣，学人所不能学，容人所不能容，受人所不能受"，才能得道成仙登入天界。

值得注意的还有，在道教经典中，还拟定出不少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秩序的戒条。如在《洞玄灵宝三元品戒经》中，便列举出"私蓄刀杖兵器之罪"、"合聚群众之罪"、"说人尊过恶之罪"、"凌辱官长有司之罪"、"论议世间曲直之罪"以及"妄论国家盛衰之罪"等等①。这些清规戒律表明，儒家的纲常伦理思想已经在道教中占有支配地位，儒道二教进一步融合，使道教进一步变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

①　《太平御览》卷六五九《道部一》。

①　《道藏》洞玄部诫律陶字号上。

（三）范缜《神灭论》1。范缜生平及其反神学斗争述略范缜（公元450-515年），字子真，原籍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其先祖流寓江南，遂定居不返。他约生于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约卒于梁天监十四年（公元515年）。祖父范璩之官至中书侍郎，父亲范■曾出仕奉朝请，但早死，故《南史》本传说他"少孤贫"。他年未弱冠，拜名儒刘。。为师，勤奋好学，卓越不群，虽然穿着芒履布衣，但在门阀世家子弟面前毫无愧色，深得刘。。所爱。他"博通经术，尤精《三礼》"，且又"性质直，好危言高论"，故"不为士友所安"。即是说，在他求学期间，就敢于发表与众不同的看法，表现出勇于坚持己见和不畏权威的斗争性格。大约在他二十四五岁时，曾向王仆射（可能是王景文）上书谋求仕进，但杳无消息。此后几年中，仍然怀才不遇，故年才29　岁，竟是白发皤然，只好作《伤暮诗》、《白发咏》，以抒发自己潦倒困顿的情怀。约35　岁时，他才出仕为齐南蛮主簿，官位卑微，后累经升迁始任尚书殿中郎等职。入梁以后，范缜曾任晋安太守，尚书左丞，又因替旧友王亮鸣不平被谪徙广州。天监六年（公元507年），范缜重返朝廷，任中书郎、国子博士，约于八年后卒于官，年约60　岁至65　岁。

关于范缜的著述，据载有文集10　卷（或15　卷），但在唐时多已散佚。

现存留下来的重要著作，有在南齐时作的《神灭论》，梁武时重新发表的《神灭论》与《答曹舍人》。另外还有《拟招隐诗》、《与王仆射书》等。清严可均《全梁文》辑录了范缜的全部遗文。

范缜具有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高贵品格。齐梁之际，正是佛教大肆泛滥时期，灵魂不灭与因果报应等宗教迷信之说甚嚣尘上。上自皇帝、王公和诸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和怨女痴男，都以敬奉佛法行事。而范缜却迥然脱俗，他不信佛和鬼神，不信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之说。于是，一场以宰相齐竟陵王萧子良为首围攻范缜的论战开始了。

永明七年（公元489年），竟陵王府西邸的座上客诸如萧衍（即后来的梁武帝）、沈约、王融等"竟陵八友"，以及玄畅、僧柔、法安等名僧，相继写出30　多篇文章，要与主张无神论的范缜进行辩论。据《梁书》本传载，论战开始时，萧子良首先发难，问道："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范缜回答说："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范缜的意思是：人的富贵贫贱并不是前生注定或因果报应的结果，而是在客观条件下促成的。这里需要指出，范缜在反对宿命论的同时，过分强调偶然性的作用，即人们依然难于掌握自身的命运，从而容易陷入不可知论。但是，范缜的话仍然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佛教的虚语妄言，因而使"子良不能屈，深怪之。"另见《南史》本传说，僧人王琰著文攻击范缜说："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范缜则反驳道："呜呼王子，知其祖先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范缜的无畏精神与机智辩才，使萧子良等人理屈词穷。于是，萧子良派秘书丞王融去游说，想用中书郎的官职去劝诱他放弃无神论的观点。但范缜却大笑说："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范缜这种坚持真理不以卖论做官的高尚品德，实在是令人钦佩的。

萧衍代齐建梁以后，以皇帝的身份对范缜发起论难。他在《敕答臣下神灭论》中，指责范缜"违经背亲，言语可息。"还挑衅地说要与范缜辩论出个短长是非。于是，范缜将修改后的《神灭论》加以发表，一场以形神关系命题为主要内容的论战又爆发了。

天监六年（公元507年），梁武帝亲自发动和组织了王公朝贵凡64人，先后写出75　篇有关神不灭思想的文章，企图以强大的攻势压服范缜。在这些文章中，有尚书令沈约《形神论》、《神不灭论》、光禄大夫萧琛《难神灭论》，还有东宫舍人曹思文《难神灭论》等。他们都是佛教信徒，自然要出来摇旗呐喊。还有辅国将军韦睿等人，也在梁武帝"敕旨"下作鹦鹉学舌式的随声附和，用"异端"、"外道"、"妨政"等名词去企图压服范缜。范缜对那些谴责和辱骂皆不屑一顾，而是就事论理，一一进行批驳。他针对曹思文利用做梦宣扬"形静神驰"的形神二元论进行驳斥说：既然"梦为牛"、"梦为马"，那么，"明旦应有死牛死马，而无有其物何也？"他进一步认为，人做梦是由于"神昏于内"，因而"妄见异物"。他最后论证说，这种梦幻是不能用来证明形神分离的。这样，范缜虽然孤军奋战，但他英勇无畏，真理在手，故能以高屋建瓴之势，做到"辩摧众口，日服千人。"事后不久，曹思文在给梁武帝的启奏中不得不承认："思文情识愚浅，无以折其锋锐。"梁武帝迫于无奈，最后只好以范缜"灭圣"、"乖理"的钦定方式结束了这场辩论。梁武帝身为天子，有权挑起论战，也有权强行结束论战，但权势并不等于真理，也代替不了真理，真正的胜利者当然只能是范缜。

2。《神灭论》的基本内容《神灭论》是采用自问自答的"自设宾主"的文体写成的。它是为了揭露佛教宣扬的神不灭论而撰成的。笔端所及，对佛教的危害进行了总批判。略而言之，其基本内容有三方面：其一，"形神相即"和"形质神用"说在《神灭论》中，范缜开宗明义地立论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又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精神离不开形体，形体离不开精神，有形体才有精神。如果形体一旦衰亡，精神也就随之消灭。因此，精神和形体是统一的，是互为依存而不能割裂的。为了进一步阐明形神之间的统一和主次关系，范缜运用刀刃与锋利的关系去加以论证。他说："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一作刃，下同），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正因为离开了锋利就无所谓刀刃，离开了刀刃就谈不上锋利一样，所以哪里会有形体已经死亡而精神却仍然能单独存在的道理呢！

形神关系问题，是哲学上最为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水岭。早在范缜以前，唯物论者如汉代的桓谭和王充等人，就曾以烛火或薪火去比喻形神关系。及至刘宋之际，科学家何承天也还是因袭薪火说："古人譬以薪火，薪敝火微，薪尽火尽，虽有其妙，岂能独存？"但是，这个本来是唯物主义的命题，却由于理论上存在着缺陷，反而容易被唯心主义者所歪曲利用。如东晋时佛学大师慧远就曾说过："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这样，如果再用烛火或薪火关系去说明形神关系，就容易出漏洞，难于战胜佛教的神灭论。因此，范缜一方面扬弃了薪火之喻而代之于刃利之喻，从而解决了薪尽火传的不彻底性；另一方面又吸收了魏晋玄学王弼提出的"体用"、"本末"等哲学范畴，去确立形体神用、形本神末的主次关系。这样，范缜在前代唯物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具有形神相即和形质神用的形神一元论理论体系。这在我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古代唯物哲学的重大进步。

在《神灭论》中，范缜还正确地回答了两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一是既然说人和木都是质，那人与木是一样的；一是说既然活人和死人都有形骸，那么死人和活人都是有知。一句话，佛教信徒们的这些狡辩，目的在于企图以此去证明精神可以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于是，范缜在文中申明说："今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人无无知之质，犹木无有知之形。"意思是说，人与木虽然都是质体，但二者的本质属性不同，知觉是人的属性，无知是木的属性，不能相提并论，从而混淆是非。

对于活人和死人问题。佛教信徒们抓住范缜"人无无知之质"的说法反问道：既然人之质是有知的，那么"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如是，则死人也应有知，灵魂也是不灭的。对于这些谬说，范缜反驳道："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躯）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换句话说，人的生和死的本身是一种质变，故生人有知而死人无知。他还进一步指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性的，如树木先荣而后枯，人先生而后死。荣可以变为枯，枯不能复为荣；生可以变为死，死不能复为生。荣木死后不会结实，人体死后没有灵魂。于是，范缜的《神灭论》，不但进一步论证了物质第一性和精神第二性，还开始接触到"渐变"和"突变"的哲学命题。他说："生灭之体，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灭，渐而生者必渐而灭。欻而生者，飘骤是也；渐而生者，动植是也。有欻有渐，物之理也。"这些有关事物的属性以及事物发展规律的解释和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其二，"心为虑本"的认识论范缜认为，人的精神活动是以人的生理器官"心"为基础的，而不是灵魂作用的结果。在自设宾主的诘难中，有所谓"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神邪？"和"神既能虑，手等亦能虑也"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焦点是人的思维认识从何而来？范缜从分析人体的器官入手，说"七窍"和"五脏"是各有所司的，把人的精神作用分为浅知和深虑两个不同层次。他说："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又说："知即是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意思是痛痒之知是属于感性的，而是非之虑是属于理性的。手和足是感性器官，当然只能有痛痒等感觉，而不可能有分辨是非的能力。那么，是非之虑当关何处呢？范缜明确地指出："是非之虑，心器所主。"这等于说，辨别是非的器官既不可能是眼耳口鼻"七窍"，也不是内脏中的肝脾肺肾，而是由心这个器官去主宰的。

接着，范缜又进一步揭露"虑体无本"--即思维活动不必依赖一定的生理器官--的欺骗，强调"心为虑本"的正确性。他毫不含糊地反驳道："苟无本于我形，而可偏寄于异地，亦可张甲之情，寄王乙之躯，李丙之性，托赵丁之体。然乎哉？不然也。"他的意思是，如果是"虑体无本"，那也就等于说，张甲的感情可以寄放在王乙的躯体内，李丙的性格可以托附在赵丁的身体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从上面的答辩中可以看出，范缜已明确无误地把人的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肯定人的认识来源于各种器官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并由手、眼等感官所得到的感性认识，逐渐发展为"心"这个感官所得到的理性认识。这种"知即是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的认识论，是唯物主义的进步的认识论。它与佛家所宣扬的"真如"自性即认识产生于灵魂或宿慧是完全不同的。诚然，由于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范缜还不懂得大脑才是思维的生理器官，仍然承袭了"心之官则思"这一传统说法。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唯物主义的形神一元论。正由于范缜坚决地否认灵魂是思维作用的基础，强调人的精神活动必须要以一定的生理器官为基础，而心则是思维的中枢，这就不仅彻底驳倒了宗教神学对人们的欺骗，而且也批判了一切唯心主义哲学。

其三，揭露佛教对国家政治的危害和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当时，佛教信徒们为了难倒范缜，曾以《易经》中"有鬼一车"和《左传》中伯有、彭生被杀后的记载，企图证明人死变鬼的谬说。范缜对此亦作了有力的回答。他说："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强死者众，不皆为鬼，彭生、伯有，何独能然，乍为人豕，未必齐、郑之公子也。"《左传》桓公十八年载彭生被杀而化为野猪，《左传》昭公七年载伯有被杀而变为人鬼。对于这些荒诞不实的传闻，范缜回答说："人灭而为鬼，鬼灭而为人，则未之知也。"换句话说，人变为鬼或鬼变为人是无法理解的，也是不可能的。它的实在意义，在于否定佛教宣扬的因果轮回和地狱天堂之说，要人们充分认清佛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于是，范缜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猛然一转笔锋，转向抨击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表现出志愿挽救社会沉沦的高尚情操。他痛心疾首地指出："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又说："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范缜认为，佛教危害国家，和尚腐蚀风俗，这种危险的气氛像狂风迷雾一样到处飘荡着。自己在哀伤之余，总希望挽救社会的沉沦。那么，为什么人们如此爱溺于佛教，竟不去照顾亲戚，也不去怜惜贫困，而宁愿倾家荡产去求僧拜佛呢？范缜严肃地揭露说：这完全是佛教徒"惑于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的缘故。换句话说，正是佛教徒用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恐怖吓唬人，用荒唐的言辞引诱人，用天堂的快乐招逗人，才使得人们的思想行为发生了如此惨痛的变化。于是，"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缾钵，"儒服被抛弃了，袈裟则披上了，礼器被毁掉了，饭钵则摆上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痛心的情景啊！

范缜接着愤懑地斥责迷信佛教的祸害："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所以奸宄弗胜，颂声尚拥，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他的意思是说，佛教不但使人断子绝孙，夫离妻散，而且也给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及道德风俗等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如果让它长此下去，其严重后果就更无止无休而不堪设想了。

范缜在《神灭论》中最后作总结说，只有认识本身的自然规律，"乘夫天理，各安其性"，种田的"小人甘其垄亩"，为政的"君子保其恬素"，那么，"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如果能够坚持"禀于自然"的原理法则，做到"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那么，百姓"可以全生"，臣子"可以匡国"，皇上"可以霸君"，一个丰衣足食、天下太平的盛世也就会到来。

3。《神灭论》的重要贡献及其局限范缜是我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发展史上重要的思想家。他的《神灭论》，不仅把反佛斗争推向了高潮，而且把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形神一元论推到了新的发展阶段。首先，他在继承前人的积极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形神相即"和"形质神　用"的新观点，把魏晋玄学的"体用"范畴吸取到唯物哲学体系中来，使"形"的内容和作用变得更加丰富和具体。在解释形神关系问题上，范缜扬弃了前人的烛火之喻或薪火之喻，第一次提出了刃利之喻，强调形体本身的机能和作用，克服了他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在形神问题上的理论缺陷，为战胜佛教神学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其次，在认识论方面，范缜较前人更深入地探讨了人的精神活动，强调生理活动是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正确地指出精神活动是活人形质特有的机能，把人的认识分为浅知和深虑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又开始探索"渐变"和"突变"之间的辩证因素，从而把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再次，范缜不但从哲学理论的高度去驳斥宗教神学的荒诞，而且紧紧联系客观现实，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去揭露佛教给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对佛教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神学的批判，也是对封建统治者的批判，因而具有深刻的历史影响和意义。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范缜的《神灭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点。他不可能认识到人的思维能力的发展和思维的内容是由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活动决定的，也没有从更广泛、更普遍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进行探讨，而只是着眼于人的形体去说明精神活动。正是这个缘故，在他的《神灭论》中，便错误地把人的形体分为"圣人之体"和"凡人之形"，以及与之相应的"圣人之神"和"凡人之神"。这种说法仍未能跳出汉代王充的"骨相"之说的窠臼，是属于物质结构的机械论，其结果只能陷入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另外，范缜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去反对佛教的，因而对儒家经典中提到的鬼神观念不敢公开表示怀疑。对于封建社会中贫贱富贵的阶级对立，范缜也只能归结为是一种偶然的际遇，不敢去揭露世俗地主阶级的剥削本性，认为社会的自然秩序是"小人甘于垄亩"，"下有余以奉其上"，从而使《神灭论》的战斗性受到了损害。然而，《神灭论》毕竟是我国哲学思想史上一篇划时代的作品，它克服了自先秦至两汉以来唯物主义哲学家存在着二元论倾向的不彻底性，把我国唯物哲学推向了新的高峰。论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立场，简洁的文字，严密的逻辑性以及坚强的战斗性，即使在世界古代哲学思想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四）梁武帝"真神佛性"说与"三教同源"说梁武帝萧衍（公元464-549年），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他是梁王朝的创建者，当了47年皇帝（公元502-549年）。据《梁书》本纪以及其他有关史籍记载，他是一位博学多通的人，对儒学、道学、佛学乃至史学、文学都有过研究，曾著述《孔子正义》、《中庸讲疏》、《尚书大义》、《春秋答问》、《毛诗答问》、《周易讲疏》、《老子讲疏》、《六十四卦》等凡200　多卷，另与群臣合编《通史》，又有《大品》、《涅槃》、《净名》、《三慧》诸经的讲疏、义记，以及《金刚般若忏文》、《摩诃般若忏文》等佛学论文。可以看出，梁武帝的知识结构是十分庞杂繁芜的。当时，在学术思想上，正是儒佛道三教相互冲突和交融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三个至为关键的问题：一是随着印度佛教逐渐被改造为中国佛教，带来了般若学派与涅梁学派之间优劣主次之争；二是在儒学与佛教的相互关系上，究竟怎样摆好它们之间的位置；三是土生土长的道教，已经成为一派势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假若不能比较圆满地处理好这三个问题，对梁王朝政权的巩固将是不利的。梁武帝的"真神佛性"说和"三教同源"说，就是在这种时代条件下提出来的。

所谓真神，梁武帝将之解释为人们心中的神明，也就是指人的善性。从梁武帝的《立神明成佛义记》、《净业赋》和《注解大品经》等有关著述看，他提出的"真神佛性"说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模糊佛教内部般若学派和涅槃学派之间的矛盾，使主张客观万有毕竟是空的般若学，与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的涅槃学首先调和统一起来，以加强佛教对人们的麻醉和欺骗；一是用儒学中的人性本善说、古代神学中的迷信报应说去解释佛学中的涅槃佛性说，从而达到"以孝治天下"。

自从东晋中期以后，在中国本土开始流行的大乘佛教，形成了般若学、涅槃学两大学派，先是般若学中出现"六家七宗"，后在涅槃学中出现十一家和六师。这些派系的差别，只是由于佛学家们的师承关系和经历各自不同，因而在解释佛教经典以及觉悟途径、程度上产生了分歧。梁武帝身为"菩萨皇帝"，出自封建统治的需要，自然要设法调和佛学内部的矛盾分歧。他在《注解大品经序》中说："般若波罗密者，洞达无底，虚豁无边。。。不可以数术求，不可以意识知。。。此乃菩萨之正行，道场之直路，还源之真法，出要之上首。"①这里说的波罗密，即到达彼岸之意，而般若波罗密则指通过最高智慧从生死迷界的此岸到达涅槃解脱的彼岸。换句话说，梁武帝认为，主张客观万物是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的般若学，是一种最妙的认识论，是不能用算术或语言去表达的最高智慧。又说："涅槃是显其果德，般若是明其因行。显果则以常住佛性为本，明因则以无生中道为宗。。。以第一义谛言说，岂可复得谈其优劣？"②涅槃是果，般若是因，互相依存，不分优劣。一句话，经过"菩萨皇帝"梁武帝的解释与糅合，原来佛学中各家各派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缩小了。

在调和佛教内部分歧的基础上，梁武帝接着以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去解释佛性，企图把佛家主张的佛性纳入儒家的善性中去。梁武帝认为，佛性就

①　《全梁文》卷六。

②　《全梁文》卷六。

是人的精神和灵魂，与儒学主张人心中的神明即善性并没有差别。换句话说，儒学的真神说与佛学的佛性说可以合而为一。但应该指出，梁武帝的真神佛性说毕竟与佛学的涅槃佛性说有所不同，他从儒家的立场出发，一方面强调要修心以保持内心的神明，另一方面要求要通过积德行善去恢复内心的清静。他在《净业赋》中强调指出：如果人们内心不能保持神明，而是"内怀邪信，外纵淫祀"、"抱惑而生，与之偕老"的话，那么就会"前轮折轴，后车覆轨，殃国祸家，亡身绝祀。"接着，他又援引儒家经典的话说："《礼》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有动则心垢，有静则心静，外动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觉悟，患累无所由生也。"③可以看出，梁武帝所说的佛性，相当于儒家所主张的修心养性，即是要保持神明和定静，去掉无明和诸般烦恼。这是真神佛性说的一个方面。

在修行方法上，梁武帝的主张也与僧人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大相径庭。竺道生是佛教徒中的激进派，他的佛学思想是后来中国禅宗思想的渊源之一。按竺道生的说法，人人皆有佛性，即使是作恶多端断了善根的"一阐提"，也可以从精神上直接超脱一切而立地成佛。反之，梁武帝的佛性说则是主张渐悟，认为人们必须经过长期修习才能达到对佛教真理的觉悟。在梁武帝看来，对父母尽孝和祭祀祖宗神鬼等是人的善性，也是成佛的基本方法和途径。为此，他不仅释《孝经义》，作《孝思赋》，多次舍身同泰寺，而且为死去的父母修建了大爱敬寺和大智度寺。可以看出，梁武帝的真神佛性说，是要用儒家的孝道和善行去解释佛家的佛性，表现为敬佛事佛，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巩固儒家所鼓吹的封建统治秩序。

梁武帝是站在最高封建统治者座位上去审视儒佛道"三教"的。他认为三教各有妙用而不能偏废：儒学教导人们要恪守礼法伦常，道教劝说人们不要计较争夺，佛教引导人们向往极乐净土。三教的旨趣虽然各不相同，儒家讲忠孝节义，道家讲羽化成仙，佛家讲六色皆空，但三教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要求人们安于现状，不必去反抗斗争。这样，在儒佛道三教之间，在理论上可以融会贯通，在实践上可以互为补充。即是说，三教合而为一，对巩固封建统治会带来更多的好处。也正是这个原因，梁武帝有时把三教的始祖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总称为"三圣"，力求调和三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强调三教之间可以交相辉映。这是梁武帝"三教同源"说的第一个内容。

梁武帝在分析比较三教的异同优劣以后，认为佛学理论和佛教的修行方法，对于人民大众更具有麻醉作用，因而极力抬高佛教在三教中的地位，把佛教奉为国教，说儒教和道教都同源于佛教。他在《舍道事佛文》中曾表示："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道，以事如来。"①这九十五种邪道，大抵是一个虚数，究竟是否包括了儒学和道教呢？就在这篇文章里，梁武帝把老子、孔子和孔子的弟子颜渊等人说成是如来的弟子。这个说法不仅没有任何历史事实作为根据，而且本身就已否定了把儒学和道教说成是邪道的理由，充其量只是把佛教杜撰为是凌驾在儒道二教之先而已。换句话说，梁武帝在调和三教冲突中，企图形成一个以佛教为主体，以儒学、道教为辅翼的新的佛学理论，这是梁武帝"三教同源"说的又一个内容。

③　《广弘明集》卷二九。

①　《广弘明集》卷四。

就三教的历史和作用而言，编写《通史》的梁武帝不会不清楚的。儒佛道三教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产生的。儒学出现在我国春秋后期，被尊为道教祖师的老子是孔子同时代人，因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故老子的生年可能较孔子略为早些。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原名乔达摩·释达多，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城（今属尼泊尔）净梵王的太子，其生卒年亦相当于孔子同时（公元前565　或563-前486　或483年）。佛教虽然也产生于同一时代，但却是在两汉时期才传入中国。另外，儒学既讲忠孝节义，也讲对祖先神祇的祭祀，既重视六艺教育，又强调上智下愚不移。因此，儒学的本身是一个含有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文化教育乃至神秘的天命观等广泛内容的学说，是历朝封建统治者赖以统治人民的重要思想武器。道教的长生不老和羽化成仙之说，虽然是一种比较拙劣的骗术，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迷信神学思想的总汇，在宣传上也由于民族感情而处于有利的地位。作为一个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梁武帝，当然是懂得儒学和道教的功能和效用的。有鉴于此，他在把佛教比作月亮时，便把儒学、道教比作众星。他设置五经博士，又设置《孝经》助教，还经常向朝臣们讲说儒家的经典。对于"才同甘（罗）、颜（渊）"的儒术人才，他诏令可以"勿限年次"擢拔使用。如他在《叙录寒儒诏》中说："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①一句话，儒学是梁武帝实行封建统治的需要。他为儒家经典《尚书》、《周易》、《春秋》、《诗经》及《中庸》、《孝经》作疏义讲解，也正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梁武帝除著述《老子讲疏》等道家学说以外，对当时著名道士陶弘景等人也非常尊敬。早在他即帝位以前，陶弘景已与他有过交往。当他篡齐建梁时，"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②因此，梁武帝代禅后，对陶弘景"恩礼逊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举凡难于裁决的朝廷大事，梁武帝都派人去茅山咨询于陶弘景。陶弘景因而被人们誉称为"山中宰相。"③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是一个错综复杂而又自相矛盾的结晶体，也是儒佛道三家矛盾斗争与调和圆融条件下的产物。身为"菩萨皇帝"的梁武帝，企图把佛教与儒学、道教融为一炉，建立起一个以儒学为基础，以道教为羽翼，以佛学为主体的中国思想文化体系。梁武帝的这个尝试，虽然不可能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但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给儒佛道三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作了一次初步的总结，为隋唐时期封建统治者进一步调和三教之争提供了借鉴。两宋时期的理学，就是沿着这条纵线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官方哲学。

①　《梁书》卷一《武帝本纪》。

②　《梁书》卷五一《陶弘景传》。

③　《梁书》卷五一《陶弘景传》。

九、北朝"三教"之争与儒学主体的定势（一）十六国时期儒学的发展儒学对于十六国少数民族统治者来说，是入主中原以后最有效用的思想武器，也是各少数民族接受封建化程度的标志。在十六国政权中，除前凉、西凉、北燕以外，皆为内迁的匈奴、羯、氐、鲜卑、羌等少数民族所建。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佛教是信奉的。如后赵建国者羯人石勒，便尊称西域龟兹名僧佛图澄为"大和上"，请他参议军政大事。继位者石虎也认为："佛是戎神，正所应奉。"石虎还准许汉人出家为僧，免去他们的租税、徭役和兵役。又如后秦统治者羌人姚兴，对于西域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也是推崇备至，待以国师之礼，并大力支持鸠摩罗什的译经事业。但是，各少数民族统治者非常明白，为了维护他们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加强对广大的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的控制，很需要得到儒家思想的帮助。因此，在当时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中，对儒学的重视程度是十分显明的。这里只就《晋书》记载中的史实以证之。

前赵创建者匈奴人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又载，刘渊"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隋、陆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他的长子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刘渊的四子刘聪，"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刘渊的族侄刘曜，"读书志在广览，不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尤好兵书，略皆闇诵。。，自比乐毅、萧、曹。"由此观之，匈奴族刘氏一家数代都是十分重视儒学的。

后赵建国者羯族人石勒，由于出身"小吏"之家，可谓家世低微，又被掠卖为奴，因而目不知书。但他"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廷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他对儒学非常称赞，认为是治国安邦所必不可少的学说，又起用张宾、张班、孟卓等士人，实行汉时征辟察举和魏时九品之制，"令群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他的第二子石弘，"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虚襟爱士，好为文咏，其所亲昵，莫非儒素。"石勒的从子石虎，"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国子祭酒聂熊注《谷梁春秋》，列于学官。"又采用曹魏九品之制，认为三年一清定的选举法"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可以看出，原来文化程度较低的羯族石氏一家，在建立后赵政权以后，也是极力推崇儒学并按照汉魏旧制去巩固新的统治秩序的。

在辽东地区，前燕建国者鲜卑族人慕容廆更是崇奉儒学。当西晋二京倾覆时，慕容廆遥奉晋室，虚怀引纳流亡至该地的儒士，并委以重任。他以裴嶷、鲁昌、阳耽等人为谋主，以逢羡、游邃、西方虔、封抽、宋奭、裴开等人为股肱，以封奕、宋该、皇甫岌、缪恺等人掌机要，以朱左车、胡毋翼、孔纂等人为宾友，以刘讚为东庠祭酒，令世子慕容皝和宗室国胄束修受业。他本人在"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政声，礼让兴矣。"慕容皝执政以后，所选拔的人才多为"经通变异者"。他"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廆的庶长子慕容翰，也是"善抚接，爱儒学，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乐而从之。"慕容皝的第二子慕容。。，不仅对儒家礼仪、朝服等颇有研究，而且"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大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

后燕建国者鲜卑族人慕容垂，为慕容皝的第五子。当他见二兄慕容。。将坑降卒时，进谏道："吊伐之义，先代常典。今方平中原，宜绥怀以德，坑戮之刑不可为王师之先声。"。。从之。慕容垂的第四子慕容宝，在被立为太子以后，也是"砥砺自修，敦崇儒学。"

总而观之，辽东地区的前燕、后燕慕容氏一家数代，对于儒家之学可谓推崇备至。正因为如此，当中原鼎沸狼烟四起之际，慕容氏以尊奉儒学为号召，并立郡以统治人，遂使"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

在关中地区，前秦统治者氐族人苻健、苻坚也提倡儒学。如苻坚在枋头亲自祭奠先师孔子，行礼于辟雍，"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之元子，皆束修释奠焉。"他的长庶子苻丕，也是"少而聪慧好学，博综经史。"族孙苻登，则是"长而折节谨厚，颇览书传。"后秦统治者羌族人姚兴，对于儒学格外重视。他在镇守长安时，便与中书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人"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在执政以后，他"每于听政之暇，引（姜）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当时关中的儒生后进多赴洛阳求教于儒学大师胡辩，把关的尉官多方阻挠。他特敕关尉说：""诸生咨访道艺，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姚兴的长子姚泓，"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他拜儒学博士淳于岐为师，"岐病，泓亲诣省疾，拜于床下。"由于他的带动，"自是公侯见师傅皆拜焉。"

其他地区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儒学也是重视的。如四川地区成汉政权统治者巴氐族人李班，"谦虚博纳，敬爱儒贤"，拜何点、李钊为师，与王嘏、董融、文夔等文士为友。又如山东地区南燕政权建国者鲜卑族人慕容德，弱冠时"博览群书，性清慎，多才艺。"《晋书》作者魏征在后记中曾称赞他"崇儒术以弘风，延谠言而励己，观其为国，有足称焉。"再如西北地区北凉政权建国者匈奴族人沮渠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又说"吾与《中庸》义深一体"，要奉行儒家"养老乞言"之风，并令"内外群僚，其各搜扬贤隽，广进刍荛。"

如上所述，可知十六国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接受过儒学的教育熏陶，执政前后也都积极地引用儒士和儒生。为什么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如此重视儒学呢？一是因为儒学的本身，具有稳定社会、传授知识和移风易俗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二是由于各少数民族统治者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了统治的地位，而在经济、文化上却还远远落后于汉族。为了维护和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地区政权，加强对各少数民族人民特别是文化较高的汉族人民的控制，他们需要借助于儒家学说，承袭儒家规章制度，取得汉族士人的支持和合作。如后赵建立者石勒，对儒学的重要性认识是颇深刻的。早在他还是刘渊的部将时，就曾将河北地区的"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以示保护和照顾。建立政权以后，他又下令族人"不得侮易衣冠华族"。他真心实意地礼请博涉经史的儒士张宾为谋主，于是，张宾率领全族投靠石勒，并倾心辅佐他，做到"机不虚发，算无遗策"。又如前秦统治者苻坚，对王猛"一见便若平生"，"若玄德之遇孔明"。王猛亦全力以赴，"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结果使前秦兵强国富，几乎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

十六国各少数民族统治者重视儒学，不仅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的大融合，而且对加速各少数民族向封建化过渡有着积极作用。从儒佛道三教力量对比说来，儒家学说在十六国存在期间里，代表着文明和进步，具有新的吸引力和更强的生命力。

（二）北魏立国以儒学为本鲜卑族拓跋氏在统一北部中国时，还处于部落联盟阶段，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生活、习俗还保留着游牧部落遗风，可谓不知礼义，但对儒家文化是仰慕的。早在猗卢和拓跋力微时期，就对汉族士人莫含、燕凤等加以重用。及至拓跋珪改代建魏之际，他除了礼聘招纳士人以外，甚至还采用武力办法去敦请士人。如清河士人崔玄伯便是在被迫依附拓跋珪后，由于极受重视转而积极支持拓跋珪的。拓跋珪接受崔玄伯建议，改国号"魏"，建年号"登国"，起用许谦为右司马，张衮为左长史。身为道武帝的拓跋珪曾问儒士李先："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李先回答道："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于是，道武帝告令天下，收集经书，作为治国的方略。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招收生员达千有余人。接着，道武帝又诏命有司，正封畿、立爵品、定土德、尚黄服、谐音乐和申科禁，要以儒家礼乐制度去取代鲜卑族遗风旧规。天兴三年（公元400年），道武帝又发出诏令说：世俗谓汉高起于布衣而有天下，此未达其故也。夫刘承尧统，旷世继德，有蛇龙之征，致云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狡之徒，所以颠蹶而不已者，诚惑于逐鹿之说，。。岂不痛哉！《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历观古今，不义而求非望者，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有国有家者，诚能推废兴之有期，审天命之不易。。。如此，则可以保荣禄于天年，流余庆于后世①。这则诏令表明，道武帝是想通过儒家的"受命于天"、"五德终始"等学说，把北魏说成为前承尧统、后继汉祚的正统王朝，是上应天运、下符人意的合法政权。在这个前提下，他警告臣民不要滋生妄想非念，否则必遭罹祸，后悔莫及。显然，道武帝是以儒学作为他立国的理论根据。

相继即位的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文成帝拓跋珪和献文帝拓跋弘等人，虽然有的崇道，有的佞佛，但在安邦治民这一重大问题上，也莫不以儒学为依据。如明元帝本人"非礼不动"，"礼爱儒生"。他"虚心求贤"，并于永兴五年（公元413年）下诏分遣使者，巡查和礼请熟通儒学的人出来做官。他还首次"祀孔子于国学，与颜渊配。"②太武帝也是"兴于礼义"，强调臣民们"在家必孝，处朝必忠。"神麔四年（公元431年），太武帝颁布求贤征士诏，大规模征召汉族士人，中原士族几乎被网罗殆尽。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平凉州以后，太武帝又将士庶集体徙往平城。当时名儒如刘昞\、张湛、宋钦、常爽等人，随众内迁以后，受到太武帝礼遇。他们或献经史之书，或开馆授徒，或修订典章，或著书立说，对北魏汉化和儒学发展均有很大影响。太武帝本人虽然戎马倥偬，但他博通诸经，立说著书，又下诏说：为了"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①此后如文成帝、献文帝，也都强调要以儒家的"礼"、"孝"治国，做到"贵贱有章，上下咸序"，严令"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②皇兴二年（公元468

①　《魏书》卷二《太祖纪》。

②　《魏书》卷一百八之一《礼志一》。

①　《魏书》卷四《世祖纪》。

②　《魏书》卷五《高宗纪》。

年），献文帝"以青、徐既平，遣中书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币祀于东岳，以太牢祀孔子。"③以上事例表明，北魏王朝的统治者不但主动吸收儒学，自学儒化，而且积极推行儒家礼仪制度，多次祭奠孔子，公开挂起儒家的旗帜。换句话说，在儒佛道三教中，北魏初期的统治者总是把儒学看成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他们的积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拓跋氏原有的落后观念，为拓跋氏封建化带来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北魏儒学的发展，在孝文帝拔跋宏时达到了新的高峰。据《魏书》本记载，孝文帝本人"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控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他本为封建帝王，却俨然是一位儒学大师，在清徽堂、苑堂给群臣讲经，又亲临太学问博士经义。他要以儒学治国的思想和措施，不仅比他的祖辈更加激进，而且也大大超过了南北对峙的南齐政权。综合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尊孔：如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立孔子庙于京师"；十六年（公元492年），"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庙"；十九年（公元494年），孝文帝南下鲁城时，亲祀孔庙。不久，又"诏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第二，崇礼：孝文帝多次强调以礼治国的重要，对朝仪、祭仪、婚礼、丧礼、乡饮礼等都有研究。他是我国历史上皇帝向群臣讲"丧服"礼的第一人。当他祖母冯太后死后，他表示要按古礼守3年之丧。他还下令民间恢复"乡饮礼"，改变"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序乱"的状态。通过崇礼，以维护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的封建伦理制度。第三，重孝：孝文帝认为，"孝顺之道，天地之经"，"五孝六顺，天地之所先"。为了嘉奖孝悌之人，孝文帝多次下令地方官吏要将"孝友德义"者"具以名闻"；又立"国老"、"三老"、"庶老"，扩大养老的范围和待遇，修订养老制度。在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和十八年，还特意对年老而无所依靠的人作出送养衣粟的具体规定。对于不孝之人，他认为必须予以严惩。他在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曾下诏说："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①意思是对不孝之人处罚太轻，需要重修法律。诏令又说："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著之令格。"在孝文帝看来，罪人犯了死罪，但其亲长却因此绝嗣和无人供养，不如在定罪以后，先让犯人留下以养亲，这样既体现君主提倡孝道的心意，又不失国法威严。以上所举的尊孔、崇礼和重孝，可以说是孝文帝以儒治国的集中表现。他如孝文帝推行的着汉服、说汉话以及班禄制、三长制、均田令等诸项改革，也都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在北魏统治者重视儒学的前提下，一时之间，名儒辈出，著述良多，而且名儒们还是"弼谐庶绩"，"兼达政术"，栖身于政坛。诸如崔宏、崔浩、高允、卢玄、李灵、李顺、李孝伯、游雅、游明根、高闾和李冲等人，都以通晓儒学参与朝政。崔宏之总裁官爵、礼仪，崔浩之制定律令，高允之审订刑律，李孝伯之参与军国机密，高闾之力主班禄，李冲之议立三长等等，对于巩固北魏政权和加速鲜卑族封建化进程，都作出了成绩。太武帝拓跋焘甚至说："朕有一（李）孝伯，足理天下。"又见《儒林传》载，在北魏一朝③　《魏书》卷一百八之一《礼志一》。

①　《魏书》卷一百一十一《刑罚志》。

17　位名儒中，诸如梁越、张伟、梁祚、平恒、刘献之、孙蕙蔚等人，或以秘书令、秘书监典朝权，或出任为州刺史、郡太守，也不是单纯开馆授徒之辈。这与南朝偏重讲学和研究义理是不同的。

另外，北魏儒士们的治经方法，虽然上承两汉，比较重视师承关系，却并无汉代那种严格的家法，不再专研一经，而是兼通诸经。如梁越"博通经传"和沈重"博览群书，学通诸经"等便是。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北魏儒士们不但一改汉儒那种"白首穷经"的思路，而且在从师问道时，不再恪守"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的藩篱，强调择师而从和自创新说。如当时儒学大师徐遵明，就先后师事王聪、张吾贵、孙买德和唐迁等人，由于他博采众家之言，自创新说，因而在著述和讲授《春秋义章》时，自成一家之言。换句话说，北魏一朝的儒学，不但在"三教"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成为加强和巩固北魏政权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而且也由于儒士们敢于怀疑和评说前人，做到师心自见，使儒学在融汇百家之说中继续向前发展了。

（三）"三教"交融和儒学为主体的格局北朝时期的儒佛道"三教"的冲突与圆融，与南朝的情况多有不同。

佛教在北朝的情况比较特殊，它不像南朝那样被梁武帝奉为"国教"，而是遭遇到我国佛教史上"三武之厄"中的两次--"太武帝灭佛"与"周武帝灭佛"（另一次为"唐武宗灭佛"）。可谓命运多乖，道路维艰。有趣的是，北朝佛寺之多，佛徒之众，却又大大地超过了南朝；我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净土宗，也初建于北朝；称为我国三大艺术宝库中的两个--大同云岗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又是在北朝时期开凿出来的。从文化思想角度而言，北朝佛教的种种回旋曲折，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外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继续撞击下出现的智慧之光与艺术之花。

佛教是以"戎教"的身份在中原北国立定脚跟的。道武帝入主中原之初，由于"戎车屡动，庶事草创"，因而"未建图宇，招延众僧"，而是致力于启用儒士，希望从汉族士大夫那里吸取汉族文化及治国经验。他后来虽然征召沙门法果来京师，让法果绾摄僧徒，供施不乏，但只是礼节上应酬而已。太武帝即位以后，对名僧昙曜、师贤等人亦加礼敬，并延请僧人玄高为太子晃之师，但这位"聪明雄断，威灵杰立"的帝王，却也"未存览佛教，深求缘报之意。"及至太武帝信秦道教，又重用士族崔浩等人，便开始沙汰僧尼还俗。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太武帝因疑长安一佛寺僧徒与盖吴通谋叛乱，于是下诏灭佛，表示"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这次灭佛斗争，可以视为是儒道二教联合行动的结果，它使佛教遭到一次严重的打击。太武帝死后，继位的文成、献文二帝转而崇奉佛教，修建了号为"天下第一"的永宁寺，并在大同云冈开凿石窟。一时之间，佛教又得以复兴。孝文帝以尊孔崇儒以安邦定国的宏图出发，对佛教僧尼曾进行检括沙汰，并下诏订立《僧制》47　条，使佛教发展有所遏制。但在北魏后期，继位的宣武、孝明、孝庄、孝武诸帝都信奉佛教，使佛教又泛滥开来。略而计之，北魏末年时僧尼共达二百万，寺庙三万有余。这是北魏佛教的大概情形。

那么，道教在北朝"三教"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应该如何估价呢？北魏初期，天师道（即五斗米道）亦流行于中原北国。北魏王朝创建者拓跋珪，虽然戎马倥偬，"好老子之言，诵咏不倦。"天兴（公元398-404年）中，仪曹郎董谧曾向拓跋珪上献道教的服食仙经数十篇。拓跋珪于是设置仙人博士，修建仙坊，煮炼百药，又封禁西山作为炼丹药的道场①。照此说来，拓跋珪对于道教还是信奉的。但是，北朝道教的重要经典《太平经》即《太平青领书》），有着呼吁公平、反对巧取豪夺和同情贫苦百姓的内容，并在农民反抗斗争中曾起过号召和联络的作用，这是为入主中原的鲜卑贵族无法容忍的。为此，只有对道教进行改革，使之成为鲜卑贵族统治各族人民的思想武器，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于是，在太武帝时，道士寇谦之开始改革道教。寇谦之（公元365-448年），上谷昌平（今属北京市）人。他曾随道士成公兴入华山、嵩山修道，伪称曾受太上老君（即老子）嘱托，并授予"天师"之位。他为了改革道教，在嵩山编成《云中音诵新科之诫》20　卷和《天中三真太文录》（即《篆图真经》）60　多卷。这两部经书，就成为寇谦之清整道教的依据。

①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寇谦之改革道教，是在北魏统治者积极支持下进行的。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之初，寇谦之至平城献经，得到信奉道教的司徒崔浩的大力帮助。崔浩拜寇谦之为师，又上疏太武帝盛赞其事。太武帝本有成仙的奢望，又欣赏寇谦之自愿出山以辅佐北方太平真君之说，便派遣使者奉玉帛牲牢以祭嵩岳，又敬接寇谦之的弟子40　多人入平城。太武帝尊称寇谦之为天师，在京城东南建造了一座高达5　层的天师道坛，"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①正是在太武帝积极支持下，道教在中原北国迅速流传开来。北方道教经过寇谦之的改造，其修道内容和方法已不同于早期道教，也与东晋葛洪的金丹道教有明显差别。略而言之，这个新天师道具有如下特点：其一，除去"三张伪法"（三张为早期道教建立者张陵、张衡、张鲁），制订教诫、教规，强调内功修行，建立起比较完备的道教体系；其二，反对男女房中术消灾祛祸的伪说，使道教逐渐脱却愚昧状态，向比较精致的宗教神学方面转变；其三，以礼拜求度为主，辅之以服食丹药和闭精练气，不再强调符咒；其四，主张男女信徒可以在家立坛，不一定要出家修行，简化了求功德的方法；其五，制定帝王亲至道坛受篆制度，要封建君主接受道教的洗礼。这些新的规章制度，使道教逐渐抛弃了庸俗的符咒、房中等骗术，也为贫苦百姓兜售出廉价的门票，赢得了更多的信徒。尤为重要的是，经过寇谦之改革后，道教已把"心识"作为得道的重心，将其他宗教行为看成是完善自我精神世界的辅助手段，从而充实和发展了道教神学理论。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太武帝诏令灭佛以后，佛教受到严重打击，道教因而一度被奉为"国教"了。

在佛道二教互相消长的过程中，儒学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迨至北齐、北周时期，儒学的发展更是灿然可观。如在北齐，由于文宣帝高洋、武成帝高湛等帝王的重视，使得"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推择充举。射策十条，通八以上，听九品出身，其优异者亦蒙抽擢。"①在北周，儒学兴盛的情况比北齐更要好。据载："及太祖（文皇帝宇文泰）受命，雅好经术。。。由是朝章渐备，学者向风。世宗（明皇帝宇文毓）纂历，敦尚学艺。。。洎高祖（武皇帝宇文邕）保定三年（公元563年），乃下诏尊太傅燕公为三老，。。征沈重于南荆，。。待熊生以殊礼。。。虽遗风盛业，不逮魏晋之辰，而风移俗变，抑亦近代之美也。"②另见苏绰为宇文泰拟订的《六条诏书》，每一条都深透着儒家的精神。

如第一条"先治心"中说："故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俭约，然后继之以无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训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见而自兴行矣。"③其他如"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各条，则要求臣民言必出自《四书》、《五经》，行为合乎礼义仁爱，做到官省民清，上下乃安。这《六条诏书》，就成了北周一朝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

①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①　《北齐书》卷四十六《儒林传》序。

②　《周书》卷四十五《儒林传》序。

③　《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

以上是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的基本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就"三教"比较而言，儒学始终受到北朝统治者高度重视。究其原因，是由于儒学那治国平天下的宏旨，修身齐家的品德，天人合一的学说，三纲五常的信条，以及重视六艺的传习教化等等，是佛教、道教乃至其他诸子百家所难于比拟的。况且，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还可以上溯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下及两汉和魏晋，源流久远，蒂固根深，并已与极大多数人的生活融为一体，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和最基本的内容。因此，尽管佛教和道教自成一派势力，但在北朝封建统治者心目中，儒学仍然居于不可动摇的支配地位。这一情况到了北周武帝时，便初步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佛道二教为两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

北周武帝宇文邕（公元543-578年），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他最重儒术，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并于建德六年（公元577年）消灭北齐，实现了中原北国的初步统一，又将势力发展到长江上游，为后来隋朝统一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在奠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方面，周武帝也曾起过不小的作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周武帝本着富国强兵、一统中国的宏愿出发，曾召集朝廷大臣和沙门、道士等方面的代表，在大德殿前讨论儒佛道"三教"的优劣。按照周武帝本人的基本态度，是想定儒学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但当时的朝廷实权仍掌握在大冢宰宇文护手里，而宇文护是笃信佛教的，再加上道安、甄鸾等佛教领袖上书诋毁道教，使得"三教"座次问题未能得出结论。建德二年（公元573年），正式执掌大权的周武帝，又一次诏令群臣、沙门、道士三方面代表进行辩论。第一轮辩论结果是：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居后。换句话说，通过争论和比较，儒学居于首位已不成问题，但在佛道二教之间的矛盾却愈演愈烈。当时的名僧如僧勔、僧猛、静蔼、道积等人均奋起抗争，极力排斥道教。周武帝见佛道二教座次问题一时难于认定，宣布暂时中断争论。

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佛道二教座次之争再度展开。这次辩论会，由周武帝亲自召集主持，佛教的代表人物为智炫，道教的代表人物为张宾。本来，周武帝原意是要罢斥佛教，为道教护短，因而认为佛教"不净"。但智炫奋起力争，揭露道教的迷信方术和教义的虚妄，使道教的流弊暴露无遗。与此同时，张宾也唇枪舌战，揭发佛教对国计民生的危害。同月十五日，周武帝终于作出了同时禁断佛道二教的决定。《周书》本纪载道："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于是，儒佛道"三教"座次之争，经过前后七年的酝酿与争论，儒学为"三教"之首已被认定了。

这里要指出的是，周武帝禁断佛道二教，并不是要消灭二教，而是要调和它们之间的矛盾，使与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构架得以建立起来。同年六月，他曾立通道观，并为此下诏说：至道弘深，混成无际，体包空有，理极幽玄。但歧路既分，派源逾远，淳离朴散，形气斯乖。遂使三墨入儒，朱紫交竞；九流七略，异说相腾。道隐小成，其来旧矣，不会有归，争驱靡息。今可立通道观，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迹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①。

①　《周书》卷五《武帝本纪》。

纵观诏令，周武帝并没有全部否定佛道二教，而是要吸取它们的"济养黎元"的成分，并以载有"圣哲微言，先贤典训"的儒学为主体，从而"扶成教义"。当时，在通道观里共有学士120人，都是儒佛道"三教"的名流，而且以朝廷官员的身份参加。通道观里的学士们，研究"三教"的哲理，探讨宏深的"至道"和幽玄的"理极"，企图以此去改变各教之间"歧路已分"、"争驱靡息"的状态，达到"一以贯之"的三教归一，更好地为巩固社会秩序和实现全中国统一事业服务。

又过了3年（公元577年），周武帝灭北齐，实现了中原北国初步统一。他御驾亲赴邺城，召请500　名僧人赴殿，向他们讲说尊儒罢佛的意义。不久，他发出诏令，将原北齐境内的寺院赐给王公，让僧尼蓄发还俗，同为编户。对于那些知名的高僧，则量才任以官职。因此，这次的灭佛行动是比较温和的。当时，如名僧昙崇出任光禄大夫，法智升迁洋川太守，普旷为岐山郡从事等等。因此，周武帝灭佛收到了"租调年增、兵师日盛"和"国安民乐"的经济政治效果。

北朝儒佛道"三教"之间的冲突与圆融，是这一时期思想意识形态结构的基本内容。结果是：一个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二教为两翼的中华文化构架初步形成了。

十、结语考察一下中国思想史的全过程，显而易见，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极富时代特色的时期，也是传统文化发生重大转折的阶段。它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时间跨度约400年。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儒、玄、佛、道等诸家学说，错综复杂地活跃在整个思想舞台上。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经过冲突与较量，改造与糅合，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二教为两翼的文化模式，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

不少人都这么认为，如果说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百家争鸣"时期，那么魏晋南北朝则是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而且在内容上要丰富和深刻得多，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这个提法是可以成立的。与两汉时期相比，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的显著特征，是儒家学说面临着一次又一次严重的挑战。两汉时期享有"独尊"地位的经学，是封建统治者赖以维护和巩固封建秩序的官方哲学。然而，经过桓谭、王充等唯物主义者的批判，特别是东汉末期两次"党锢之祸"、黄巾大起义和军阀豪强混战的冲击，儒学在人们心目中已黯然失色。于是，诸如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人，开始用道家的思想去解释儒学，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主张，使儒学的正宗地位发生了动摇。接着，嵇康、阮籍等人，面对掌握实权的司马氏集团践踏礼教的行为，又愤而提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使儒学进一步遭到人们的冷漠和鄙视。可以说，在魏晋政权交替期间，儒学的地位一落千丈，代之而起的是玄学思潮。但是，儒学毕竟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它那熟通六艺、重在教化和积极用世的优良传统，以及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念，始终蕴藏着潜在的生命力，成为维护和支撑封建统治政权的精神支柱。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其他诸子百家所难于比拟的。

正因为儒学是以伦理、政治为轴心的人文之学，它"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传六经之习，行仁义之道"，使得兴盛一时的玄学思潮也难于动摇它的根基。西晋后期裴頠的"崇有"之说，虽然表面上是玄学内部关于宇宙本原的"有"、"无"之争，而其实质却是为了恢复名教，用儒家的观点去重建封建秩序。

待至东晋南北朝时期，宗教思想十分泛滥，特别是佛教势力更是甚嚣尘上，缺乏宗教色彩的儒学好象减色多了，其实并非如此。十六国的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如刘渊、石勒、慕容酨、苻坚、姚苌等人，对于弘扬儒学都曾不遗余力。即使是崇奉道教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笃信佛教的梁武帝萧衍，也仍然致力于儒学事业与著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和北周武帝宇文邕，更把儒家先贤典训奉为治国安邦的法则。当周武帝在"灭佛"和调和佛、道二教矛盾时，便明确地指出要以儒学的"圣哲微言"去"一以贯之"，从而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统一全国的远大目标。以上情况表明，儒学在这一时期虽然丧失了独尊的地位，但它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魏晋南北朝思想的第二个特征，是玄学在魏晋之际曾一度成为主要的哲学思潮。玄学独标高远，玄之又玄，但它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而是以道家思想去解释《周易》、《论语》等儒家学说，以证明儒家的"名教"出于道家的"自然"。另外，如果把魏晋玄学放到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去考察，就会看到玄学家们在探讨宇宙本源的方法上，与先秦、两汉哲学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已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如有无、本末、体用、动静、言意、一多、音声、才性、名实等一系列哲学范畴概念，把思辨哲学推向空前未有的高度，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与两汉经学相比较，魏晋玄学在关于天人之际的关系看法是卓然有别的。玄学家不讲"天人感应"，不谈"三纲"、"五常"，不提阴阳怪异。他们一扫两汉经学那种烦琐臆说之风和武断僵陋之习，引导人们从"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神学蒙昧中解放出来，以一种较为清醒的理性态度去思考现实，去探索人生的价值，对于人性的觉醒起过积极作用。但应该严肃指出的是，以何晏、王弼、嵇康、阮籍等人为代表的玄学，对于治国安邦说来是没有多少实效的。而以王衍、毕卓等人为首的虚浮荒诞之风，则只能带来社会的风俗衰败，乃至国破家亡。因此，作为魏晋时期主要哲学思潮的玄学，到东晋时期已失去了独自发展的态势，一是依附于儒学，走上了儒玄双修的道路；一是糅杂于佛教，导致了玄学和佛学的合流。

魏晋南北朝思想的第三个特征，是佛学的兴盛和中国佛教的初步形成。

佛教在两汉时期传入中国以后，在人们心目中认为不过是一种道术，但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已开始走上转变为中国佛教的历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佛学思想而言，东晋时期传入的大乘教佛学，与原来的小乘教不同，它主张大慈大悲，利益天人，众生皆有佛性，不以个人修行以求得阿罗汉果为止境，而是要普渡众生，慈航接引，让所有的人死后都能前往西方极乐净土。佛学是出世之学，在原则上与济世之学的儒学不同，但内容上亦有相通之处。孔子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立一个"大同"世界；孟子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对封建统治者说来，儒学和佛学可以"殊途同归"，同样能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外来佛教变为中国佛教的过程是复杂的，而其主要原因是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中国高僧诸如道安、慧远、僧肇、竺道生等人，经常以儒学、玄学去解释佛学，结合中国的文化习俗去弘扬佛教，而这些特色，正是印度佛教演变为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应该指出，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虽然十分兴盛，而反佛斗争却从未停止。当时，反佛斗争的势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道教徒对佛教的攻击，二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三是无神论者范缜等人的批判。这些既融合又斗争的情况，正是中外文化相互碰撞的火花，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足为怪。

魏晋南北朝思想的第四个特征，是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玄学、佛学等唯心主义哲学思潮风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杨泉的《物理论》、鲍敬言的《无君论》和范缜的《神灭论》等，在哲学思想论坛上闪耀着熠熠光辉。特别是南朝齐梁年间的范缜，他既不信佛和鬼神，也不信因果轮回和报应之说，更不卖论取官，表现出唯物主义者的战斗精神和人格。他在继承两汉唯物论者桓谭、王充等人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以刃利之喻丰富了形神关系的内容，揭露了佛学所鼓吹的灵魂不灭的唯心主义谬论，戳穿了佛教所宣扬的人死为神鬼的骗局。在认识论方面，范缜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强调人的生理器官"心"（应该是脑）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基础，并把人的精神活动分为"浅则为知，深则为虑"两个认识阶段，从而击中了佛学宣扬灵魂是基础和"真如"自性的要害。范缜的唯物思想和认识论，在唯心主义泛滥的南北朝时期，虽然难于成为当时思想意识形态的主要倾向，但在中国思想史上却享有十分荣耀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是儒、玄、佛、道等诸家学说相互交融和彼此消长的时代，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人性觉醒的时代，曾在两汉被奉为"独尊"的儒学，鼓吹的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人本主义，它要求人们过着伦理社会的道德生活，遵守古代圣贤的遗训，克制自己的情欲，指导自己的生活，使自己成为社会上德行优良、理智坚定的善人。儒家的人生哲学，在自我方面强调修身，在政治方面注重德化，在人伦方面恪守礼法，期望人生一世退可以齐家，进可以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儒学的全部内容。魏晋时代的玄学思潮，正是对儒家人生哲学的怀疑和否定。玄学家们鼓吹的是自然的个人的本性生活，反对的是违背本性的伦理化生活，希望返朴归真，回到真实的自由的生活方面去。在玄学思潮的影响下，自然与名教之争，贵无与崇有之辩，今生与来世之辞，得意与忘言之说等等，把人生价值定向这一主题毫无顾忌地摆到桌面上来。于是，天命论之批判，逍遥论之发扬，养生论之提倡，纵欲论之泛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们姑且不论其吐纳故新，得失成败，但人生意义的探索，已跳出儒学的窠臼，亮出了新的牌号和新的内容，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人性的觉醒，也是这一时代思想的新动向。

魏晋南北朝思想是多姿多彩而富于特色的，它不仅对当时的政治、文学、艺术等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构架的基础。可以说，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二教为两翼的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就是在这一时期初步成型的。

魏晋南北朝 第035卷 魏晋南北朝宗教史

一、魏晋南北朝宗教概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主要有道教和佛教。

道教是中国土生的宗教，形成于东汉中后期。汉末北方的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张鲁在汉中、巴蜀传播的天师道仍在传播。天师道俗称五斗米道，有一套较严密的组织系统，张鲁在汉中就以五斗米道组织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建安中，曹操夺取汉中，将张鲁及其部分教民北迁，天师道因而在北方传播。但张鲁到北方后不久即去世，天师道因而组织涣散。在巴蜀的天师道也因无领导组织同样涣散。

成汉李氏据蜀后，因其信奉天师道，巴蜀地区的天师道当有较大的发展。魏晋间北方战乱频繁，灾荒不断，人民群众便流入江南或巴蜀，而巴蜀民众也因此又流入江南。于是北方的太平道和巴蜀的五斗米道也传到江南。江南就出现了太平道的支派于君道、帛家道与五斗米道的支派李家道、清水道及杜子恭道团。这些道派都广泛在民间传播，后来还多次出现李弘起义与孙恩、卢循起义。

传入江南的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在民间传播的同时，也不断向上层发展。

东晋时期信奉天师道的土族就明显增多，如琅邪王氏、高平郗氏、吴郡杜氏、义兴周氏等等，都有信奉天师道的。

东晋初，葛洪对以前的神仙思想作了总结，确立了神仙道教理论体系，并发展了金丹派的炼丹术。葛洪认为，人可以通过修道而长生不死，成为神仙，而修道最主要的方法是宝精行气和服食还丹金液。故葛洪特重炼丹，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古化学资料。葛洪的著作很多，现存而又最重要的是《抱朴子》。

东晋中叶以后，江南天师道盛行，出现了若干造作的道书，《上清经》和《灵宝经》就是其中的两类。《上清经》是杨羲、许谧所造，以后便发展为上清派。《灵宝经》是葛巢甫所造，以后发展为灵宝派。

南朝初期，陆修静融合天师道与神仙道教，将早期民间道教改革发展为新的官方道教；并完善了道教的斋醮仪范，分类整理了道教典籍，为道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朝中期的陶弘景，在隐居茅山的45年中，广招徒众，弘传上清经法，使茅山成为上清派的核心基地，后世因称之为茅山宗。陶弘景除弘传上清经法外，还建立了道教的神仙体系，发展了养生修炼理论。陶弘景的著作很多，方面也广，主要的有《真诰》、《登真隐诀》、《养生延命录》等等。

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对天师道作了改革，改革的原则是"以礼度为首"，即以封建礼法制度为准则，凡符合的就保留和增加，不符合的就革除。经此改革后，天师道完全适合于统治者的需要，成为了统治者所用的官方道教。但是，北魏道教的发展终不如佛教，加之寇谦之之后又没有杰出的弘教者，新天师道便在魏末衰落了。北齐甚至不承认道教，北方道教只有北周关中地区兴起的楼观道在发展，并成了后世隋唐最兴盛的道派。

佛教是古印度的宗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终东汉一代，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及至汉末，由于战乱迭起，广大群众备受摧残，为宗教的传播造成了有利条件。在社会思想意识方面，由于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走入了绝路，失去了控制思想的作用，正是儒家以外的思想及宗教传播的良好时机。故汉末三国时期的佛教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此期间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

曹魏统治者并未禁止佛教，至其中期，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来到洛阳，节译了戒律一卷，汉地始有正规戒律授戒度僧。由于曹魏正始中兴起的贵无论玄学，与佛教大乘般若学的性空说相类似，一些佛教僧侣就有意以般若学迎合玄学，大讲《般若经》。而当时《般若经》的翻译还很有限，沙门朱士行遂首次西行求经。

孙吴时期，有祖籍西域的支谦、康僧会先后到了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译出了大批佛经。

蜀汉虽无佛教传播的记载，但从本世纪40年代以来，四川境内不断发现汉末蜀汉的佛教出土文物，说明蜀汉时期巴蜀地区已深受佛教的影响。

西晋时期，佛教的般若学更为流行，当朱士行从西域派弟子送回《放光般若经》后，即在僧俗人士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僧侣、士人都纷纷宣讲、传诵此经。

西晋的佛经翻译，以竺法护翻译的最多最重要。竺法护于晋武帝时来到中原译经，至西晋末，共译佛经84　部188　卷。这些译经范围广泛，包括了大乘佛学的主要部分，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西晋佛教的传播已比较广泛，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以至边地少数民族，都有信奉佛教的。在民间已有持斋和设斋会之举。

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佛教大发展的时期。在北方十六国中，尤以后赵、前后秦和北凉最为突出。这些政权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他们虽也接受汉文化，但对外来佛教却有特殊的感情。后赵石虎就曾说："朕出自边戎，。。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加之至后赵的西域僧佛图澄精于法术，遂使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深深崇信。石虎还正式下令取缔汉魏不许汉人出家的禁令，佛教因此迅速发展起来。

前秦苻坚崇信佛教，在夺取东晋襄阳后，迎得高僧道安。道安是学识渊博很有影响的名僧，在襄阳时已受到晋孝武帝及朝野名士的崇敬。至苻秦都城长安后，便成为秦国的学术顾问和政治顾问。但道安在长安的主要活动，还是弘传佛教与研究佛学。他对《般若经》特别重视，坚持每年宣讲两遍，并将搜集到的不同译本对比研究，撰成《合放光光赞随略解》等一系列著作。道安对其他佛经也广为研究，整理撰写了《综理众经目录》。道安在长安的最大一项佛事活动是组织译经。他在长安整6年中，直接主持译出佛经14部183　卷。道安在组织译经中，还总结了前代译经的经验教训，提出"五失本"弊病和"三不易"作到的准则，不仅对当时的译经有指导作用，对后世译经也有很大的影响。

道安不仅是杰出的佛教学者，更是弘传佛教的大师。他徒众甚多，并主张"教化之体，宜令广布"，故有意两次分散徒众，使之遍布于大江南北，这对佛教的传播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秦姚兴更崇信佛教，在他即位后，为了得到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竟派兵西伐后凉。鸠摩罗什至长安后，姚兴即"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鸠摩罗什在长安主要从事于译经。在姚兴及其臣僚的大力支持下，鸠摩罗什在长安的11年中，译出大量佛经（包括新译和重译），经现代学者刊定，现存尚有39　部313　卷。这些译经主要是大乘经论，对后世影响较大。其中尤以《般若经》和"四论"（《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影响最大。鸠摩罗什所译经论质量很高，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现代学者也说他的译经，不论技巧和内容正确程度方面，都是中国翻译史上前所未有的。

鸠摩罗什还带了不少弟子，其中参加译经最得力者有道融、僧■、僧睿、僧肇等等，僧肇还著有《般若无知论》等四论，后人收集成册，称为《肇论》。《肇论》以般若为中心，对魏晋以来的玄学和佛学的主要流派作了系统的总结，建立了较完善的宗教哲学体系，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后秦弘始中还设置了僧官，管理全国僧众，正职称僧主（即僧正），副职称悦众。在此稍前，北魏与东晋也先后设置僧官，但三方设置的时间很近，可能都是各自设置，没有相互影响。

北凉之佛教，以天竺僧昙无谶至凉州后最盛。昙无谶在凉州翻译了《大般涅槃经》、《方等大集经》等11　部117　卷。其中《大般涅槃经》对当时佛教界的影响极大，使佛教学者从研究般若学转到了涅槃学。

东晋时期，佛教的般若学进一步与玄学相融合，士族名士谈玄论释成为时尚；加之皇权衰弱，士族势盛，故东晋诸帝多崇信佛教，因而佛教高僧也备受尊崇。如高僧竺道潛、支道林等均受帝王与名士的崇敬。

东晋信奉佛教的士族名士还有撰写佛教著述的，如郗超撰写了《奉法要》、《明感论》、《全生论》等等，孙绰撰写了《道贤论》、《喻道论》等。

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由于佛教的般若学依附于玄学，便出现了讲解佛经用玄学典籍的概念去比配佛学"事数"概念的"格义"现象，因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又因般若学者将玄学的不同意见反映在般若学中，便出现了般若学"六家七宗"的不同派别。这标志着佛教的逐步中国化，发展到后世，便出现了中国自己的佛教宗派。

东晋后期，慧远在庐山建立了南方的佛教中心。慧远原是道安的弟子，在道安于襄阳分散徒众时，率弟子数十人到了庐山。当时一些僧侣钻营私利，奔走权门而遭到社会指责，慧远却能在庐山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聚集了不少僧徒和清信士在庐山讲学弘教，使庐山成了南方的佛教中心，为佛教在南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慧远是成绩卓著的佛教学者和弘传大师。他撰写了不少著述，《高僧传》说他"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他的佛教思想也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方面有法性论、形尽神不灭论、因果报应论、弥陀净士信仰、念佛三昧的禅学思想、沙门不敬王者论以及佛儒调和论等。在弘扬佛学方面，慧远积极传播鸠摩罗什翻译的《三论》，使大乘中观学说在南方广泛流传，对隋唐三论宗的创立起了重要作用。他所倡导的弥陀净土信仰以及念佛三昧的禅学，对后世净土宗、天台宗和禅宗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

东晋后期，兴起了一股西行求法热，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法显。法显自后秦弘始元年（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西度沙漠，越过葱岭，到了天竺各国，于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回到青州长广郡，次年才到达建康，前后历时15年，带回了《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等11　部经律，并在建康翻译出大部分。这些经律都是深合当时需要的，《泥洹经》译出后，就引起了佛教界的变化。法显回国后撰著的《佛国记》，对西域、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地理、文化等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记载，是研究5世纪初这些地区的重要资料。

南朝帝王崇信佛教的甚多，其中以宋文帝、梁武帝和齐竟陵王萧子良最为典型。宋文帝既崇重佛教，又对佛教的社会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率土之滨皆纯此化（佛教），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时开西邸，即广招名僧讲说佛法，又举办斋仪，抄传佛经，撰写劝善文等。

梁武帝早年信奉道教，在他即位后的第三年，就下《舍事道法诏》，正式皈依佛教。此后，梁武帝就大力提倡佛教，通过一系列措施，几乎把佛教变为国教。其措施主要有：敬重僧侣、建寺造像、举办法会、布施舍身、禁断酒肉、讲经注经及著述等等。在现存梁武帝的著作中，还反映了他三教同源与神明成佛的佛教思想。梁武帝是虔诚的佛教徒，在历代帝王中是罕见的。在佛教理论的研讨与宣扬方面，晋末宋初起了变化，已从般若学转到了涅槃学。在这一转变中，竺道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法显译出6　卷本《泥洹经》后，道生根据其中"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说，提出"一阐提人"（断灭善根的恶人）也有佛性皆得成佛说，立即遭到守旧派僧侣的反对，道生也因此被开除僧团。后来凉州昙无谶译的40　卷本《大般涅槃经》传到建康，经中果有"一阐提人"皆有佛性的说法，道生之说才被公认。自此，涅槃佛性说便广为传播。

竺道生还撰写了《二谛论》、《佛性当有论》、《维摩经义疏》等等著作，但他影响最大的学说还是涅槃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这两种学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和学术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南朝除盛行涅槃学外，还盛行《成实论》与《三论》学。南方《成实论》的传播，始于宋初至寿春的僧导。僧导弟子甚多，以《成实论》知名者有道猛、僧因、昙济等等。齐梁二代《成实论》学也相当盛行，齐代的僧柔、僧次，梁代的僧旻、法云、智藏，都是弘传《成实论》的大师。

南方《三论》学之兴盛较晚，梁武帝时辽东僧朗居于建康北面的摄山，弘传《三论》，后来因称为"摄山三论"，僧朗也被称为摄岭师。梁武帝曾遣智寂等十师前往受业。僧朗的弟子以僧诠最著名。僧诠的弟于又以法朗、智辨、慧勇、慧布四人最有名，时称为"四友"或"四公"。至陈代，慧勇于陈文帝天嘉中被请于太极殿讲经，自此声名大振。慧布仍在摄山，也受到陈代诸王之礼敬。

法朗更为突出，于陈武帝永定初奉敕入京住皇兴寺，常讲《华严》、《大品》诸经及《三论》。弟子甚众，知名者号称二十五哲。隋唐时的吉藏就是其中之一。

南方之禅学不发达，至陈代中期，北方禅师慧思南下，进住南岳，弘传禅法，信众云集，南方禅学始盛。

南方弘传的律学是《十诵律》，律学家以刘宋的智称及齐梁的僧祐最著名。

南朝之译经，以宋代及梁陈之际所译最为可观。刘宋之译经，以天竺僧求那跋陀罗所译最多，译出77　部116　卷。其中有影响较大的《杂阿含经》与《楞伽经》等。梁陈之际的译经，以天竺僧真谛所译为主。真谛于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入建康，正准备译经，侯景就进攻建康，后便颠沛流离于东南各地。但真谛并未停止译经和讲经，至陈宣帝太建初，共译佛典26部87　卷。真谛所译经论，以大乘瑜伽行派的经论为主，如《摄大乘论》、《阿毗达磨俱舍释论》等等。真谛译经边译边讲，其弟子记录下来便成义疏，这就是真谛的著作，数量也不少。

真谛所传瑜伽行派学说，在当时影响还不大。至真谛去世后，其弟子返还各地传播《摄论》学。《摄论》学遂遍及南北各地，与北方《地论》学并驾齐驱。

南朝除译经外，还有不少中国学者的佛教著述，但大多已散失。现存而又重要的，有梁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与《弘明集》、释宝唱的《比丘尼传》、释慧皎的《高僧传》等。

南朝的佛寺梁代最多，有2846　所，仅建康就有500　余所。南朝的僧官制度已比较完善。中央设有僧局或僧省，长官称僧正，副职称都维那或僧正悦众。地方州、郡、县也设置僧正，而副职仅州有时设置。

南朝的儒释道之争比较激烈，尤其是神灭与神不灭之争，争论的时间最长，参加的人数最多。这一争论在东晋时即已开始，刘宋初何承天、宗炳等人又反复争论。至齐梁时由范缜把争论推到了高峰。范缜撰写了《神灭论》，主张形尽神灭，而萧子良、梁武帝及其臣下60　余人都先后攻击范缜之说。最后虽然范缜之说有理，而梁武帝却用权势压制，使争论不了了之。此外，还有夷夏之争与"三破"之争，都是道家和儒家针对佛教的，但争论不激烈。从总的趋势看，南朝时期虽有儒释道三教之争，但主张三教一致的还是占主导地位。

北朝诸帝除魏太武帝和周武帝灭佛外，都不同程度的崇信佛教。魏太武帝之灭佛，与信奉天师道的崔浩的关系很大。其灭佛手段也相当残暴。但灭佛不久太武帝就去世，佛教又得到复兴。周武帝之灭佛比较温和谨慎，在灭佛前，就多欠召集儒释道三教的代表人物进行辩论，然后宣布废除佛道二教，僧尼、道士还俗为民，并无杀戮措施。

北朝也有排斥佛教的儒士，如阳固、裴延。。、李瑒、张普惠、杨衒之、刘昼、章仇子陀等。

北朝佛教，义学不发达，故译经也少。魏宣武帝永平初，才有天竺僧菩提流支等到洛阳译经。菩提流支自永平初至东魏天平间的20多年中，共译佛典39　部127　卷。与菩提流支同时译经的还有天竺僧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在他们的译经中，以《十地经论》的影响最大。《十地经论》译出后，菩提流支与勒那摩提就分别传授弟子。大概二人对经论的理解不同，说法就有分歧，后来便形成两大派系。菩提流支传授的有道宠，称为北道系；勒那摩提传授的有慧光，称为南道系。因南道系在魏末及齐周隋三朝中担任僧官的人多，故影响最大，实力最强。北朝除盛行《地论》外，还盛行《阿毗昙》。弘传此学者是慧嵩，世人称之为"毗昙孔子"。

北朝盛行禅法，因北朝统治者重视修功德和具体的宗教实践。建寺造像开石窟就是修功德；坐禅诵经就是宗教实践。

北魏影响最大的禅师是天竺的佛陀禅师，于孝文帝时来到北魏。孝文帝为他在嵩山建了少林寺。他的再传弟子僧稠最有名，魏孝明帝曾三次召之入京。北齐时，僧稠也受到文宣帝极高的礼遇，使佛陀一系之禅学盛传于北齐。达摩禅师在北魏也传授禅法，因未得到统治者重视，影响不如佛陀大。

但在民间还是有较大的影响，故后世禅宗史还尊达摩为初祖。

北朝传播的律有《僧祇律》、《十诵律》与《四分律》，后来却以《四分律》为主。弘传《四分律》的以慧光影响最大。慧光撰有《四分律疏》，至唐初仍为僧众所重视。

北朝还盛行净土信仰与观世音信仰。净土信仰分为弥勒净土信仰与弥陀净土信仰。弥勒信仰的盛行，可从各种造像中弥勒造像占了很大比例看出。弥陀信仰则由北魏后期的昙鸾所倡导。他受到魏朝廷的崇敬，称之为"神鸾"。他又撰有《往生论注》、《赞阿弥陀佛偈》等著作，对当时和后世都有较大的影响，后世净土宗就尊昙鸾为初祖。北朝观世音信仰的盛行，也可从各种造像中观世音造像之多看出。特别在北魏分裂后，观世音造像剧增以及《高王观世音》的出现，说明魏末以后观世音信仰更加盛行。

北魏建寺甚多，魏末佛寺已达3　万余所，僧尼200　万众如此众多的寺院和僧尼，除极少数大寺由国家或权贵供给外，绝大多数寺院主要靠拥有的土地资给。而寺院的土地多由佛图户或避役出家的下层僧侣耕种。佛图户又称寺户，是魏献文帝时由沙门统昙曜奏请朝廷设置的，由罪犯和官奴组成，隶属于寺院。他们除为寺院洒扫劳动外，还要耕种土地向寺院输粟，实为寺院的农奴。北魏除佛图户外，还有僧祇户。僧祇户是每年向州郡僧曹缴60　斛僧祇粟的民户（主要是平齐户）。这是僧曹的一大笔收入。

北朝僧官设置较早，魏道武帝皇始中就开始设置，称为道人统。文成帝时改名沙门统，又称为沙门都统。其副职称都维那，始设于孝文帝时。州郡也设有沙门统和都维那，而县只设维那。寺院则由上座、寺主、维那管理。中央的僧官机构，北魏初称监福曹，后改称昭玄寺。州郡县的机构则称沙门曹。

北朝凿建石窟多处，而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是北魏开凿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二、汉末魏晋时期道教的传播与分化（一）巴蜀汉中五斗米道的传播与北迁五斗米道是张陵于熹平二年（公元173年）三月一日在蜀中创立的，本自称"天师道"，又因张陵著有《正一经》、后世道教徒又称之为"正一道"。当时入道之人须缴五斗米，世俗遂称之为五斗米道。张陵死后传其子张衡，张衡又传其子张鲁。故后世道教徒称张陵为天师，张衡为嗣师，张鲁为系师。世又称之为"三张"。但五斗米道在张陵、张衡时并不盛行，至张鲁时才兴旺发展起来。

张鲁字公祺，"以鬼道见信于益州牧刘焉。鲁母有少容，往来焉家。初平中（公元190-193年），以鲁为督义司马"①。又有巴郡（治今四川重庆）人张修也在巴郡、汉中传授五斗米道，刘焉又以之为别部司马，命二人往击汉中太守苏固。至汉中后，张鲁遣张修攻杀苏固，后张鲁又杀张修，因据有汉中。当时汉朝廷无力过问，便以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张鲁便在汉中大传五斗米道。

张鲁采取政教合一的方式。初来学道的人称为"鬼卒"，上面则设有"祭酒"和"治头大祭酒"统管教民与群众，最高的教主与统治者称"师君"，由张鲁自己担任。其统治注重教化，要求诚信不欺诈；如果犯了法，则经再三宽恕，然后才行刑。生病的人，令自首其过。张鲁还在其境内创立义舍，设置义米肉，"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则病之"；又"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①。

五斗米道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信徒都要诵习，但《老子》是哲学著作，故祭酒在讲解《五千文》时，就须改造附会。据唐初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可以推断《想尔注》即张鲁所撰。张鲁五斗米道的理论思想，就集中表现在讲解改造《老子》的《想尔注》中。在宗教思想方面，《想尔注》首先神化老子的"道"，说"道至尊，微而隐，无状貌形象也；但可从其诫，不可见知也"；又说"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道"便成了最尊贵而必须服从的无形象的自然神与有形象的人格神。其次，宣扬长生成仙说。说"归志于道，唯愿长生"，"欲求仙寿天福，要在信道"。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想尔注》提倡仁义忠孝，说"上古道用时，以人为名皆行仁义"，"道用时，家家孝慈"，"道用时，臣忠子孝，国则易治"②。《想尔注》还与《太平经》有不少相同之处，如二者都强调奉道诫、炼养，主张积善成功、积精成神，以致太平，以致仙寿，等等。本来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统治者对太平道是严厉打击禁止的，建安中曹操就连方士也集中控制起来。曹植《辨道论》说："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①对汉中的张鲁只是无力过问而已。至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赤壁之战失败后，形成了三方政权鼎立的局面。曹操再也不可能吞并江东的孙权与

①　《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

①　《三国志》卷8《张鲁传》。所谓"民夷"，民指汉民，夷指賨人等少数民族。②　以上均引自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笺》。

①　《三国志》卷29《华佗传》裴注引。

巴蜀的刘备，便着手巩固内部，并夺取与关中紧密相连的汉中，遂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出兵汉中。张鲁很快投降。曹操为了安抚张鲁，便以之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又封其五子及其臣僚阎圃、李休等为列侯②。接着曹操将张鲁及其部属以及汉中民数万家迁往北方③。五斗米道也因之北上。本来曹操对张鲁等的迁徙有分散控制的意图，但因张鲁等人诚心臣服曹操政权，曹操也就不再禁止五斗米道在北方传播。

②　见《三国志》卷8《张鲁传》。

③　张鲁之北迁，无明文记载，《真诰》卷4　注："张系师为镇南将军，建安二十一年亡，葬邺东。"邺在北方，据《三国志》卷15《张既传》载："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同书卷23《杜袭传》载："袭领丞相长史，随太祖到汉中讨张鲁。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由此推断，张鲁于建安二十年迁至邺后，次年就卒于邺。（二）天师道在北方的传播曹操虽未禁止北迁的天师道，但因其离开了故地，原有的组织体系被拆散，祭酒信徒分散到了各地，势力也就大减。加之魏文帝曹丕代汉后，对道教和淫祀巫祝控制禁止较严，天师道的传播必然受到影响。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曹丕诏说："告豫州刺史，老聃贤人，未宜先孔子。。。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兴由桓帝。。。恐小人谓此为神，妄往祷祠，违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闻。"④这明确指出老子是贤人而非神灵，禁止民众前往祷祀。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十二月，曹丕又下诏说："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①这就明令除祀典以外的祭祀及巫祝之言，都在禁止之列。这无疑对天师道之传播是很不利的，但也反映出民间道教和巫祝活动之未断绝。实际上，北迁的天师道一直都在活动，只不过张鲁死后，失去了统一领导，旧的祭酒也渐渐死去，教徒们各行其事，出现了混乱状况。《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中《大道家令戒》与《阳平治》二篇②，正反映了这种状况。《正一法文天师教科戒经》由五篇科戒组成，各篇撰成时代不同，而《大道家令戒》与《阳平治》二篇为曹魏末张鲁后裔所撰写。《阳平治》说："诸祭酒主者中，颇有旧人以不？从建安、黄初以来，诸主者、祭酒人人称教，各作一治，不复按旧道法。"《大道家戒令》又说："诸职男女官，昔所拜署，今在无几。自太和五年（公元231年）以来，诸职各各自置，置不复由吾气真气，领神选举。。。不按旧仪，承信特说，或一治重官，或职治空决。"可见自建安、黄初、太和以来，天师道之组织涣散，不统一，是一贯的。旧的道官已剩无几，新的道官又是自发产生，"各各自置"，"不按旧仪"，甚至"一治重官"，或有治无官。不仅如此，有些道官道民还贪财好利，腐化淫乱，不守教规。《阳平治》借张陵之口斥责说："吾从太上老君周行八极，按行民间，选索种民，了不可得，百姓汝曹无应有人种者也。但贪荣富、钱财谷帛、锦绮丝绵，以养妻子为务。掠取他民户赋，■索其财物。。。不恤鬼神，以忧天道，令气错乱，罪坐在阿谁？"特别斥责祭酒、主者说："祭酒、主者男女老壮，各尔愦愦，与俗无别，口是心非，人头虫心，房事不节，纵恣淫情；男女老壮，不相呵整，为尔愦愦，群行混浊。"就是说，祭酒、主者们不但自己不守道诫，纵情淫欲，还把道民都带坏了。并提出警告，如果再不改正，将遭到太上老君杀戮的惩处。从上述指责可见，天师道自建安末以后，一直都在活动，只是弊病不少，需要整顿。《大道家戒令》已有此企图。

④　《续高僧传》卷23《释僧勔传》。

①　《三国志》卷2《文帝纪》。

②　见《正统道藏》洞神部戒律类。

（三）巴蜀地区天师道的继续传播巴蜀汉中地区，本为天师道的发源地与传播地。张鲁降曹操北迁时，仅将汉中的部分迁走，巴蜀地区的道民并未迁移。只不过教主走了，组织自然涣散。在蜀汉时期，未见巴蜀地区天师道活动的记载。但到西晋武帝时，出现了陈瑞领导的天师道教团。史载："瑞初以鬼道惑民，其道始用酒一斗，鱼一头，不奉他神，贵鲜洁。其死丧、产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为师者曰祭酒。父母妻子之丧不得抚摈入吊及问乳病者。后转奢靡，作朱衣、素带、朱帻、进贤冠。瑞自称天师，徒众以千百数。"①可见陈瑞的教团仍为天师道，陈瑞为最高首领，称天师，以下称祭酒，道的据点称治。但又改变了原天师道的一些作法，入道者不缴五斗米，只用酒一斗、鱼一条作为奉献。这与当时的北方天师道"不按旧仪"的作法是一致的。

王濬为益州刺史后，于咸宁三年（公元227年）春，以不孝为名，杀了陈瑞及祭酒袁旌等。并焚毁山川神祠，禁止民间巫祀②。这无疑对巴蜀的天师道是一次打击。但巴蜀的天师道并未因此而绝迹。

晋惠帝即位后，关中地区连年荒旱，严重饥馑。元康六年（公元296年）氐帅齐万年起兵反抗西晋政府，前后经历了4年。由于灾荒和战乱，略阳、天水等六郡人民数万家十余万口，流徙至梁、益州就食。其中还有賨人和氐人。晋惠帝太安元年（公元302年）益州刺史罗尚强行遣返流民，流民便在賨人李特、李流领导下起兵反抗。李特战死，继由李流率领流民战斗，李流病死后，又由李特子李雄继续领导流民，后李雄打败罗尚，攻下成都，建立了成汉政权。

李特的祖辈本是巴西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賨人，因"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汉中，祖父虎与杜【濩】、扑胡、【袁】约、杨车、李黑等移于略阳，北土复号曰巴人"①。可见李特祖辈是信奉张鲁五斗米道的，李特、李流、李雄等当也信奉。当李特与罗尚官军战死后，李流继统其军，而当时"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流野无所略，士众饥困"②，正在困厄之际，得到天师道首范长生的资助才渡过难关③。范长生是涪陵人，当时率领千余户人家聚于青城山，有相当的实力。至李雄据蜀后，遂拜范长生为丞相，尊称"范贤"；李雄称帝后，又"加范长生为天地太师，封西山侯，复其部曲不预军征，租税一入其家"④。范长生之所以支持李流军，李雄据蜀称帝后又特别礼敬范长生，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都信奉天师道。

在成汉据蜀期间，巴蜀地区的天师道当有较大的发展。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三月，李势降桓温后，成汉灭亡。而四月，成汉故将邓定、隗文等又起兵反，至七月，"隗文、邓定等立故国师范长生之子贲为帝而奉

①　《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

②　见《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

①　《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

②　《晋书》卷120《李流载记》。

③　见唐长孺：《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④　《晋书》卷121《李雄载记》。

之，以妖异（按即天师道）惑众，蜀人多归之"①。可见范氏影响之大。直至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四月，晋将周抚、朱焘才击斩范贲②。

①　《资治通鉴》卷97　晋穆帝永和三年。

②　见《资治通鉴》卷98　晋穆帝永和五年。

（四）江南民间道教的传播江南的民间道教，是汉末魏晋间从中原和巴蜀地区传入的。在这期间，中原战乱频繁，灾荒不断，而江南地区较为安定，中原士人及民众便纷纷南迁。有的民众还流入巴蜀地区，而巴蜀地区的民众又有些流至江南。流入江南的中原民众与巴蜀民众，便把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带到江南。这就出现了江南所传的太平道的支派于君道、帛家道与五斗米道的支派李家道、清水道及杜子恭道团等。

1。于君道与帛家道据说汉顺帝时，琅邪人宫崇献其师于吉所得《太平青领书》（即《太平经》）于朝廷③。而汉献帝建安初，却又有道士于吉，在吴郡会稽一带"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④。后因孙策诸将宾客也多敬信，孙策惧其"幻惑众心"，便杀了于吉。而于吉的信徒"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①。可见于君道信徒之众。

与太平道有关系的还有帛家道。据说辽东人帛和，师事孙权时的董奉。

董奉授以行气服食法。帛和又在西城山石壁得《太清中经》、《神丹方》，及《三皇天文大字》、《五岳真形图》等道经。后入林虑山（一名隆虑山，在今河南林县西）成仙。又曾传承《太平经》②。而西晋时，北方又有道士假托帛和（又作白和）之名，"于是远近竟往奉事之，大得致遗至富"，后因被戳穿，"此人因亡走矣"③。后来传入南方，称为"俗神祷"。据陶弘景《周氏冥通记》卷1　注说陶弘景弟子周子良家"本事俗神祷，俗称是帛家道。"周氏本汝南（治今河南息县）人，寓居建康（今江苏南京），又迁余姚（今浙江余姚）。又据陶弘景《真诰》卷20　说："华侨者，晋陵冠族，世事俗祷。侨颇通鬼神。"又卷4　谓道士许迈"本属事帛家之道，血食生民"。许迈出自丹阳（今属南京市）许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31《刘纲传》又说："刘纲，晋时下邳人也。初居四明山，后为上虞令。师事帛君，受道治中部事。"从上所述，可见东晋时江南一带流传着帛家道（俗神祷）。

2。李家道与李弘起义蜀中原有神仙李八百的传说。葛洪《神仙传》卷二《李八百传》载："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历世见之，时人计其年八百岁，因以为号。"又在吴大帝孙权时，蜀中又有名李阿者，穴居不食，号称八百岁云，后不知所在。后来又有个李宽，在孙吴而说蜀语，能为人祝水治病，颇有效验。"于是远近翕然，谓宽为李阿，因共呼之为李八百"。甚至"自公卿以下，莫不云集其门。后转骄贵，不复得常见，宾客但拜其外门而退"。于是"避役之③　见《后汉书》卷30　下《襄楷传》。

④　《三国志》卷46《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

①　《三国志》卷46《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

②　见葛洪《神仙传》卷6《董奉传》，卷7《帛和传》。

③　葛洪《抱朴子·祛惑篇》。

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①。向李宽学道最高者，也"不过得祝水及三部符、导引、日月行气而已"②。李宽奉道之室称为庐。后来吴国流行瘟疫，李宽也感染致病，却托言入庐斋戒，遂死于庐中。而其徒众还说他是"化形尸解之仙，非为真死也"。后来李宽"弟子转相教授，布满江表，动有千许"③，至葛洪时仍然如此。可见李家道流传之广泛。

李家道起源于蜀中，广泛传播于孙吴江东地区。它以祝水符箓为人治病，与五斗米道相同，只是没有五斗米道的严密组织。

东晋初，又"有道士李脱者，妖术惑众，自言八百岁，故号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邺，以鬼道疗病，又署人官位，时人多信事之。"④"以鬼道疗病"，说明中原地区也有李家道的传播。李脱又有弟子"李弘，养徒灊山（今安徽霍山），云应谶当王"⑤。因王敦深忌周扎一族强盛，便使人诬告周扎及诸侄与李脱图谋不轨，于晋明帝太宁二年（公元324年）杀了李脱、李弘及周扎诸侄⑥。

在道教典籍中，李弘是救世真君。《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一《誓鬼品》说："真君者，木子弓口（按即李弘），王治天下，天下大乐。一种九收，人更益寿，（寿）三千岁。乃复更易天地，平整日月，光明明于常时，纯有先世今世受经之人来辅真君耳。"又说："真君出世，无为而治，无有刀兵刑狱之苦，圣人治世，人民丰乐，不贪钱财。。。纯以道法为事，道士为大臣，男女贞洁，无有淫心。"甚至《三天内解经》还把李弘说成老子的化身，说老子"变化无常，或姓李名弘字九阳，或名聘字伯阳，或名中字伯光，。。一日九变，或二十四变"。由于道教典籍中有这些说法，故东晋南北朝间以李弘为名的起义者不少。上述东晋初李脱之弟子李弘，既说"应谶当王"，可能也是化名。他还不及起事就在晋明帝太宁二年被王敦杀了。其后晋成帝、穆帝、废帝、安帝时南方和北方皆有托名李弘而起义者。据今人汤用彤、唐长孺二先生的统计，见于正史记载的东晋南北朝的李弘起义，就有十例（包括《魏书》中两例"李洪"）①，从地域上看，遍及于今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安徽、湖北、四川等地。故北魏寇谦之所撰《老君音诵诫经》假托老君（即老子）之口斥责这些起义说："世间作伪，攻错经道，惑乱愚民，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返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吾大嗔怒，念此恶人以我作辞者，乃尔多乎！"

上述李弘既为李脱（李八百）弟子，则无疑属于李家道。而以后各地的李弘起义，未见与李家道有关系的记载，但他们托言老君之化身，则属于道教又无疑。可能李脱、李弘死后，作为老君化身的救世真君李弘，就代替了李家道的李八百在民间广为流传，因此，李家道并未中断②。

①　葛洪《抱朴子·道意篇》。

②　葛洪《抱朴子·道意篇》。

③　葛洪《抱朴子·道意篇》。

④　《晋书》卷58《周处附扎传》。

⑤　《晋书》卷58《周处附扎传》。

⑥　《晋书》卷58《周处附扎传》及《资治通鉴》卷93　晋明帝太宁二年。

①　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康复札记四则》，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史籍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②　参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一卷第3　章267　页。

（五）道教在上层社会的发展1。东晋士族与道教汉末魏晋间，从北方和巴蜀地区流入江南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虽然在民间广为传播，但也不断在上层发展。至东晋时期，统治阶级中信奉天师道的明显增多。不论侨姓士族或吴姓士族，都有不少信奉天师道的。据陈寅恪先生研究，东晋南朝的琅邪王氏、高平郗氏、吴郡杜氏、会稽孔氏、义兴周氏、陈郡殷氏、丹阳葛氏、东海鲍氏、丹阳陶氏、吴兴沈氏等，都信奉天师道①。其中琅邪王氏最为典型。史谓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採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又说："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②与王羲之相交甚密的道士许迈，也是士族出身。《晋书·王羲之传附许迈传》载："许迈字叔玄，一名映，丹阳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迈少恬静，不慕仕进。。。后莫测所终，好道者皆谓之羽化矣。"

高平郗氏之郗愔、郗昙，信奉天师道甚虔诚。郗愔、郗昙为东晋司空、太尉郗鉴之子。郗昙先死，郗愔"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恂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③。郗愔还常服符箓，《世说新语·术解篇》说："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内恶，诸医不可療。闻于法开有名，往迎之。既来，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进太过所致耳。"合一剂汤与之。一服，即大下，去数段许纸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由于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甚深，还引起时人的讥讽。《晋书·何充传》载："于时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而充与弟准崇信释氏，谢万讥之云："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陈郡殷氏的殷仲堪信道也深。《晋书·殷仲堪传》说："殷仲堪，陈郡人也。。。少奉天师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财贿，而怠行仁义，啬于周急，及桓玄来攻，犹勤请祷。"他自己还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闲强。"①在东晋，不仅不少士族信奉道教，就是皇室也有信奉者。简文帝就曾信奉。《比丘尼传》卷1《道容尼传》说："简文帝先事清水道。道师，京都所谓王濮阳也。"清水道为天师道的支派，托言张天师家奴所创。因以清水为人治病，故称清水道，王濮阳就是清水道首。《太平经》说："濮阳者，不知何许人，事道专心，祈请皆验。"②2。杜子恭道团与孙恩、卢循起义东晋时期，在江南传播的天师道，以杜子恭一派影响较大。杜子恭名炅，吴郡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时即"参天师治箓，以之化导"，到壮年

①　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②　《晋书》卷80《王羲之传》。

③　《晋书》卷67《郗鉴传附愔传》。

①　《世说新语·文学篇》。

②　《太平御览》卷666　引。

时，"识信精勤，宗事正一（即正一道）"③，在东南一带影响甚大。《南史·沈约传》也说："钱唐人杜炅字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都下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在杜子恭弟子中，还有世奉五斗米道的琅邪孙氏。《晋书·孙恩传》曾提到："孙恩字灵秀，琅邪人，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远，师事钱唐杜子恭。子恭死，泰传其术。"孙秀在八王之乱中，是赵王伦的谋主，《晋书》卷59《赵王伦传》说他们"并惑巫鬼，听妖邪之说"。孙泰是杜子恭的弟子，传道影响也大，当时："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①后来孙泰还得到一些朝官和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的敬重。时"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②。这时朝士已经看出孙泰将要谋反，但因他与司马元显关系密切，皆不敢明言。后来会稽内史谢輶揭发其谋，执政司马道子遂杀孙泰。

孙泰被杀后，其侄孙恩逃入海岛。而孙泰的徒众却以为孙泰"蝉蜕登仙，故就海中资给"孙恩③。孙恩便聚合百余人欲为孙泰复仇。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东晋政府征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以充兵役，引起了东土依附农民的骚动。孙恩乘此机会带领百余人从海上登陆，攻破上虞县与会稽郡。旬日之中，东土八郡同时俱起响应，人数达数十万，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兴太守谢邈等多被杀。孙恩以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为中心，称其部下为"长生人"，不断与官军周旋战斗。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孙恩失败入海，赴海自沉，其部属称之为"水仙"，从投水者数百人。余众又推孙恩妹夫卢循为主。卢循与晋政府军时战时和，直至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卢循兵败投海自尽。长达11年零5　个月的孙恩、卢循起义至此结束。

孙恩、卢循失败后之投水自尽，也是宗教的原因。《水经·淮水注》说："东北海中有大洲，谓之郁洲，。。崔季珪之《叙初赋》言："郁洲者，故苍梧之山也，心悦而怪之，闻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往观，见一道人，独处休休然，不谈不对。顾非己及也。""陈寅恪先生说："据此，可知郁洲之地为神仙居处。。。孙恩、卢循武力以水师为主，。。其以投水为"登仙堂"，自沉为成"水仙"，皆海滨宗教之特征。"①杜子恭所传之天师道，并不因孙恩、卢循的失败而消灭。杜子恭的子孙一直在传播天师道。《南齐书》说杜京产"吴郡钱唐人，杜子恭之玄孙也。祖运，为刘毅卫军参军，父道鞠，州从事，善弹棊，世传五斗米道，至京产及子栖"②。可见杜子恭所传之天师道，至南朝时仍未中断。

③　《三洞珠囊》卷1《救导品》引《道学传》。

①　《晋书》卷100《孙恩传》。

②　《晋书》卷100《孙恩传》。

③　《晋书》卷100《孙恩传》。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②　《南齐书》卷54《杜京产传》。

（六）葛洪及金丹道派的发展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出自江南士族。祖父葛系为孙吴大鸿胪。父葛悌入晋后为邵陵太守。葛洪13　岁时父亲去世，因而家贫。读书都靠"伐薪卖之，以供纸笔"③。16　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后遂以儒学知名。葛洪在博览群书中，对神仙导养之法特有兴趣。后便投郑隐学炼丹秘术。郑隐对葛洪特器重。他虽晚入郑门，却授与他金丹之经及《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而其他人连书题都未得见④。葛洪又曾从鲍靓学，也得器重。鲍靓还嫁女给他。

西晋末，葛洪见天下已乱，欲南下避乱，适逢故人嵇含为广州刺史，便为其参军到了南土。嵇含被仇人暗害后，葛洪仍停留多年才返回故里。晋元帝司马睿为丞相时，曾辟葛洪为掾，并因他参与镇压石冰有功，赐爵关内侯。晋成帝咸和初，又曾为司徒掾、咨议参军。后便不欲为官，"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阯出丹，求为句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①。葛洪便带子侄南行。而至广州时却被刺使邓岳留住，葛洪乃入罗浮山炼丹。葛洪在山中多年，除炼丹外，即写作著述。后卒于山中，时年81②。

葛洪著作甚多，现存主要的有《抱朴子》70　卷、《神仙传》10　卷、《肘后要（备）急方》4　卷等。其中又以《抱朴子》最为重要，最能代表葛洪的思想，对后世影响也最大。《抱朴子》分为《内篇》、《外篇》两部分。《内篇》20　卷讲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的神仙道教理论；《外篇》50　卷，论述人间得失、世事臧否的儒家与刑名家经邦治世之术。

在《内篇》中，葛洪首先提出"玄"是万有的本体，以建立他神仙道教的本体论。他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是宇宙万物生成、运动之根源，"乾以之高，坤以之卑，云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大始，鼓冶亿类。"③而　"玄"究竟是什么呢？葛洪说："眇眛乎其深也"，"绵邈乎其远也"，"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金石不能比其刚，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圆而不规。来焉莫见，往焉莫追"④。可见"玄"是不可捉摸的非物质性的东西。

葛洪又把"玄"称之为"道"或"一"。他说："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⑤"所以陶冶百氏，范铸二仪，胞胎万类，酿酝彝伦者也"①。而"道起于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但"一"也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存之则在，忽之则亡"的②，也是不可③　《抱朴子外篇·自序》。

④　见《抱朴子内篇·遐览》。

①　《晋书》卷72《葛洪传》。

②　见《晋书》卷72《葛洪传》。

③　《抱朴子内篇·畅玄》。

④　《抱朴子内篇·畅玄》。

⑤　《抱朴子内篇·道意》。

①　《抱朴子内篇·明本》。

②　《抱朴子内篇·地真》。

捉摸的。但是，"玄道"又是可修的。修得"玄道"后，就"可与为永"，"得之则贵，不待黄钺之威。体之者富，不须难得之货"③。还可"乘流光，策飞景，凌六虚，贯涵溶。出乎无上，入乎无下。"④葛洪的神仙道教理论认为，人可以通过修道而长生不死，成为神仙。而汉晋以来有人否定神仙的存在，这是因为凡人的认识有限。从一般人来说，"虽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毕见焉；虽禀极聪，而有声者不可尽闻焉。。。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诣老戴天，而或无知其上；终身履地，而莫识其下。形骸己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寿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况乎神仙之远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浅之耳目，以断微妙之有无，岂不悲哉？。。故不见鬼神，不见仙人，不可谓世间无仙人也"⑤。刘向"所撰《列仙传》，仙人七十有馀，诚无其事，妄造何为乎"⑥？又"前哲所记近将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为本末，非虚言也"⑦。葛洪就是这样肯定神仙之有，当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葛洪又认为，凡人也能修成神仙，因为"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彭、老犹是人耳，非异类而寿独长者，由于得道，非自然也"①。但是，又并非人人都能成为神仙。要成为神仙，必须修道。而修道又必须有决心。他说："夫求长生，修至道，诀在于志，不在富贵也"②；"志诚坚果，无所不济，疑则无功"③。有了决心，又还须明师指点，方法正确。什么方法呢？葛洪说了多种不同的修持方法，但最主要的是宝精行气和服食还丹金液。葛洪说："欲求神仙，唯当得其至要，至要者，在于宝精行气，服一大药便足，亦不多用也。"④又说："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费重，不可卒办也。宝精行气，最其急也。"⑤宝精，则要求清心寡欲，不为外物所诱扰而受伤耗。葛洪说："《仙经》曰："养生以不伤为本。"此要言也。"⑥又说："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淡泊，滌除嗜欲。"⑦还说："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养其心以无欲，颐其神以粹素，扫涤诱慕，收之以正，除难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灭爱恶之端，则不请福而福来，不禳祸而祸去矣。"⑧此外，还"宜知房中之术，所以尔者，不知阴阳之术，屡为劳损，则行气难得力也。"⑨而"房中之法十余家"，但"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传，本不书也，③　《抱朴子内篇·畅玄》。

④　《抱朴子内篇·畅玄》。

⑤　《抱朴子内篇·论仙》。

⑥　《抱朴子内篇·论仙》。

⑦　《抱朴子内篇·对俗》。

①　《抱朴子内篇·对俗》。

②　《抱朴子内篇·论仙》。

③　《抱朴子内篇·微旨》。

④　《抱朴子内篇·释滞》。

⑤　《抱朴子内篇·微旨》。

⑥　《抱朴子内篇·极言》。

⑦　《抱朴子内篇·论仙》。

⑧　《抱朴子内篇·道意》。

⑨　《抱朴子内篇·至理》。

虽服名药，而复不知此要，亦不得长生也。"⑩葛洪主张，房事不可禁，但也不可频繁。他说："人复不可都绝阴阳，阴阳不交，则生致壅阏之病，故幽闭怨旷，多病而不寿也。任情肆意，又损年命。唯有得其节宣之和，可以不损。"①葛洪的这一主张，是合情理的。

行气，是指人体内元气的新陈代谢。葛洪很重视气，他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善行气者，内以养生，外以却恶。"②行气的主要方法是"胎息"。葛洪说："初学行气，鼻中引气而闭之，阴以心数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己耳闻其气出入之声，常令入多出少，以鸿毛著鼻口之上，吐气而鸿毛不动为候也。"③最后达到"胎息"，行气就成功了。葛洪说："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则道成也。"④行气的时间，则以每日的子夜到日中为宜，这段时间是"生气之时"。而每日的日中到子夜这段时间，是"死气之时"，"死气之时行气，无益也"⑤。

葛洪很重视服食还丹金液，他说："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⑥丹即丹砂，又称朱砂（即硫化汞）。用水银硫化即成朱砂，而朱砂又可还原为水银，故称朱砂为"还丹"。经九次烧炼之丹称为"九丹"，又叫"神丹"。葛洪说："凡草木烧之即烬，而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⑦金液神丹合称"金丹"，又叫"神药"、"大药"、"上药"。葛洪说："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①。这就是葛洪认为服食还丹金液能够不老不死而成仙的依据。他还认为："服草木之药，可得延年，不免于死也；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②葛洪这种"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的理论，以为黄金坚固，人服食之后也会坚固，当然是违背科学的。事实上，古代服金丹而中毒死亡者却不少。

葛洪是金丹道派的集大成者。据葛洪自己的叙述，金丹派的师承关系是左慈传授葛玄（葛洪从祖），葛玄传授郑隐，郑隐传授葛洪自己③。其传授经典有《太清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与《金液丹经》等。

金丹道派炼丹所用的黄金、丹妙，价值昂贵，自然不是贫苦百姓所能办到的。并且葛洪认为，人的富贵贫贱及寿命长短，能否成仙，是命中注定的。他说："命之修短，。。各有星宿。。。命属生星，则其人必好仙道。好仙⑩　《抱朴子内篇·释滞》。

①　《抱朴子内篇·释滞》。

②　《抱朴子内篇·至理》。

③　《抱朴子内篇·释滞》。

④　《抱朴子内篇·释滞》。

⑤　《抱朴子内篇·释滞》。

⑥　《抱朴子内篇·金丹》。

⑦　《抱朴子内篇·金丹》。

①　《抱朴子内篇·金丹》。

②　《抱朴子内篇·金丹》。

③　见《抱朴子内篇·金丹》。

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属死星，则其人亦不信仙道，则亦不自修其事也。"④葛洪还认为，即使信仙道的人，还必须要具有高尚的封建道德，才能修炼成仙。他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之玄道"⑤，是不可能长生的。所以葛洪的神仙金丹道派，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利用的道派。也正因为如此，葛洪对民间道教的符箓派斥之为"妖道"、"邪道"，说他们"多行欺诳世人，以收财利，无所不为矣。此等与彼穿窬之盗，异途而同归者也"⑥。还说他们召集奸党，称合逆乱，。。威倾邦君，势凌有司，亡命逋逃，因为窟薮"①。这正是对太平道黄巾起义等的咒骂。

然而葛洪对于人类的最大贡献并不是他的神仙道教理论，而是他在炼丹中积累的化学知识。这对中国古代化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葛洪对古代医学、药物学、养生学也有重要的贡献，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在道教史上，葛洪的神仙道教理论，是集早期道教神仙思想之大成，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是天师道、太平道等早期民间道教向上清派、灵宝派等官方道教过渡的桥梁。

④　《抱朴子内篇·塞难》。

⑤　《抱朴子内篇·对俗》。

⑥　《抱朴子内篇·祛惑》。

①　《抱朴子内篇·道意》。

（七）上清派的出现与灵宝派的形成1。上清派的出现东晋中叶以后，江南天师道盛行，出现了若干造作的道书。《上清经》就是其中之一。陶弘景说："伏寻《上清真经》出世之源，始于晋哀帝兴宁二年太岁甲子（公元364年），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琅邪王司徒舍人杨某（即杨羲），使作隶字写出，以传护军长史句容许某（即许谧），并第三息上计掾某某（即许谧），二许又更起写，修行得道。"②魏夫人即魏存华，西晋魏舒之女，晋末知中原将乱，携二子南渡江南。二子成人后，魏氏便静心修道，于晋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去世③。据上所述，则《上清经》为杨羲托称魏夫人"降授"而造，后又授与许谧、许谧父子。其后许谧又授其子许黄民。黄民又传与马朗、马罕兄弟。宋明帝时殳季真在马家得之。宋明帝又命其授陆修静。陆修静又授孙游岳，孙游岳再授陶弘景。这便是《上清经》的传授系统①。随着《上清经》的传授，便逐渐形成上清派。

《上清经》是一系列道教经典，南朝时已达一百几十卷。其中以《上清大洞真经》最为重要，是上清派的基本经典，故《上清经》又称《大洞真经》。此经又因分为39　章，故又有《三十九章经》之称。此经历来为道家所重视，说"若得《大洞真经》者，复不须金丹之道也，读之万过毕，便仙也"；还说："《大洞真经》读之万过便仙，此仙道之至经也"②。《大洞真经》的主要内容是内视存思之术。它认为人之体内，各处都有神灵居住的宫殿楼宇，若能知晓这些神灵的名号、形象、服色、居处、司职等，坚持在心中思念，再配以诵经、念咒、服气、叩齿、咽津等，便能感降神灵，入镇体内，就能内保脏腑，外去灾邪，消除百病，延年长生。甚至还可招致仙官前来接引，飞升上清，成为神仙。

早在魏晋之际出现的两种《黄庭经》（即《黄庭内景经》与《黄庭外景经》，）已主要讲存思炼形之术，可视《上清大洞真经》是《黄庭经》的发展。据说《黄庭内景经》也是由魏夫人所传习。所谓"黄庭"，乃中心之意。道家说："黄者，中央之色也；庭者，四方之中也。外指事，即天中、人中、地中；内指事，即脑中、心中、脾中，故曰黄庭。内者，心也；景者，象也。。。心居身内，存观一体之象色，故曰内景也。"③《黄庭内景经》实为魏晋间道士养生之书，它以中医学人体脏腑各有所主的理论，结合道教人体各部位皆有神司之说，提出人著坚持诵经，守一存真，默念神名，便能六腑安和，五脏生华，长生不死。故《内景经》实为道教修炼养生之道书，亦即道教思想与中医学揉合的道书。经文以七言韵文形式写成，便于诵读。《黄庭外景经》也以七言韵文写成，内容基本与《内景经》一致，而文辞更为清新，尤易传诵。

②　陶弘景：《真诰》卷19《真诰叙录》。

③　见《太平广记》卷58《魏夫人传》。

①　见《云笈七签》卷5　唐李渤《真系传》。

②　《真诰》卷5。

③　《云笈七签》卷11《上清黄庭内景经释题》。

《黄庭经》也是早期上清派崇奉的重要经典之一。《真诰》中即有一些上清派人抄写传诵《黄庭经》的记载。故《黄庭经》与《上清大洞真经》都是上清派的重要经典。

上清派以"元始天王为最高神"。在修炼方面，着重个人精、气、神的修炼，通过炼神达到炼形。上清派还从道书中删弃反映农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的思想，因而受到统治阶级青睐。

2。《灵宝经》的出现与灵宝派的形成今之《灵宝经》，为东晋末叶葛洪从孙葛巢甫所造。而在东汉袁康所撰《越绝书》中，已有大禹治水遇神人授《灵宝五符》之说。《抱朴子·内篇》中也多次提到《灵宝五符经》，是魏晋之际《灵宝五符经》已有流传，但卷数既少，传播又不广泛。至东晋末，葛巢甫对《灵宝经》增益附会，才使《灵宝经》卷数增多，传播广泛。道家称，"三国时吴主孙权赤乌之年，有琅邪葛玄字孝先，。。入天台山学道，。。感通太上，遣三圣真人下降，以《灵宝经》授之。。。孝先传郑思远，又传兄太子少傅海安君字孝爰，孝爰付子护军悌，悌即抱朴子之父。抱朴子从郑君盟，郑君授抱朴。（抱朴）于罗浮山去世，以付兄子海安君，至从孙巢甫，以隆安之末，传道士任延庆、徐灵期等，世世录传"①。从这段记载看，《灵宝经》之传授与造作，皆为丹阳葛氏。但在葛洪《抱朴子》和《神仙传》中，只说葛玄、郑思远等传授《太清丹经》与《三皇经》等，未提及《灵宝经》。故除《灵宝五符》为古《灵宝经》外，其余的大量《灵宝经》类以及上述的传承系统，应为葛巢甫及晋末南朝道士所造作，故陶弘景说："葛巢甫造构《灵宝》，风教大行。"①传至刘宋初，陆修静又撰《灵宝经目》，并对经文更加增修，补订仪轨。于是灵宝之教，大行于世。

《灵宝经》系典籍，在刘宋初有《灵宝五符经》3　卷，《元始无量度人经》及《仙公请问经》合35　卷，再加与《上清经》杂糅部分，共为55　卷。《灵宝五符经》是古《灵宝经》，上卷主要讲存思服气之法，中卷讲服食草木药方，下卷讲辟邪消灾而佩带或吞服符箓及尸解成仙之术。这些道术在葛洪《抱朴子·内篇》中已有很多，而《灵宝五符经》的道法多按五方五帝的模式叙述，显然是受汉代五行说的影响。晚出的《灵宝经》以《元始无量度人经》最为重要，是灵宝系典籍的核心。其主要思想是"仙道贵生，无量度人"。它以元始天尊为至高无上之神；又称十方有度人不死之神。只要坚持斋戒诵经，就能得道。以《元始无量度人经》为首的晚出《灵宝经》，还受了大乘佛教经义戒律的影响，特重斋戒科教，劝善度人，使道教发生了重大变化。灵宝派也和上清派一样，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提出道、德、仁三者并重的"三合成德"说，使道教更能为统治阶级服务。

①　《云笈七签》卷3《灵宝略纪》。

①　《真诰》卷19。

三、南北朝时期道教的改革与发展（一）陆修静的道教改革陆修静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人。生于东晋安帝义熙二年（公元406年），卒于刘宋后废帝元徽五年（公元477年）。他出身于士族世家，是孙吴丞相陆凯之后裔。虽少宗儒学，博通典籍，却喜好道术，精研勤习。后弃绝妻子，入山修道；又遍游天下名山，寻访仙迹，广搜道书，成为南朝前期的著名道士。陆修静的师承关系，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有记载说他"闻异人所在，不远千里而造之。果遇其真，爰受秘诀"①。是一位学无专师的云游道士。宋文帝元嘉末（公元453年）陆修静至京都建康购药。宋文帝因召入宫，大加敬异。不久因太子刘劭谋杀宋文帝，陆修静便避难南游。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公元461年），陆修静在庐山构筑精舍，隐居修道。数年后名声远播。至宋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陆修静应召再至京都。宋明帝"乃于北郊筑崇虚馆以礼之，盛兴造物，广延胜侣。先生乃大敞法门，深弘典奥，朝野注意，道俗归心。道教之兴，于斯为盛也"①。陆修静在崇虚馆大约住了10年，于宋后废帝元徽五年（公元477年）去世，年72　岁。弟子奉其灵还庐山。诏谥为简寂先生，其庐山旧庐称简寂馆。

陆修静著述甚多，撰有《道德经杂说》、《必然论》、《遂通论》、《明法论》、《五符论》、《陆先生答问道义》等近30　种②。

陆修静学无专师，而能融合天师道与神仙道教，将早期民间道教改革发展为新的官方道教，成为一代宗师，对后世影响甚大。南齐孔稚珪说："先生道冠中都，化流东国，帝王禀其规，人灵宗其法。。。可以导引末俗，开晓后途者也。"③唐代释道宣也说："昔金陵道士陆修静者，道门之望。在宋齐两代，祖述三张，弘衍二葛（指葛玄、葛洪），。。遂妄加穿凿，广制斋仪。縻费极繁，意在王者遵奉。"④这一评论还是中肯的。

陆修静改革发展道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整顿改革天师道组织五斗米道最初在巴蜀汉中时，实施"立治置职"、祭酒"领户化民"的组织制度，即在祭酒道官所在地设治，入道的道民要在治所向道官报告登记全家的人数、称为"宅录命籍"，相当于政府的户籍簿，以后每年的正月初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道民要到本治道官治所集会，听道官宣布科禁，考校功过，并核实"宅录命籍"。如果道民家人口有生死变动，须由户主将宅录及"命信"（即敬神的财物等）交与道官上户或除名。道官便据此向天曹禀告，请天神守宅之官保佑道民全家，消灾却祸。这一年三日的集会，便是五斗米道的三会制度⑤。而在天师道北迁后，组织随之分化，这一整套制度也就难以施行。至晋宋之际的南方，混乱更为严重。陆修静指出："今人奉道，多不赴会（指三会），或以道远为辞，或以此门不往。"

①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陆修静传》引《全唐文》卷926　吴筠《简寂先生陆君碑》。

①　《三洞珠囊》卷2《敕追召道士品》。

②　参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陆修静传》。

③　陈国符《道教源流考·陆修静传》引自《云笈七签》。

④　《广弘明集》卷4　道宣《叙高祖废道法事》。

⑤　见陆修静所著：《陆先生道门科略》。

甚至"舍背本师，越诣他治。唯高尚酒食，更相炫诱。明科正教，废不复宣，法典旧章，于是沦坠。"①陆修静对此非常不满，决心恢复健全"三会日"制度。此外，道官祭酒的设置，在五斗米道北迁以前，也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主要是依功受箓和按级晋升的制度。而天师道北迁后，这一套制度也废弛了。很多道官既无德又无才，却自行署职，甚至"恣贪欲之性，而耽酒嗜食。。。把持刀笔，游走村里，遇逋违之民，婴考被灾"②。陆修静对此更为不满，主张严加整顿，严格执行依功受箓，按级晋升的制度。他说："科教云：民有三勤为一功，三功为一德。民有三德，则与凡异，听得署箓。受箓之后，须有功更迁，从《十将军箓》阶，至《百五十》。"③道教史上称陆修静整顿后的天师道为南天师道。但陆修静整顿措施的效果怎样，因资料缺乏，尚不得知。而晋宋之际兴起的道馆制度，在南朝发展很快，逐渐取代了天师道祭酒道官领民的制度。这也可能是陆修静整顿后的天师道组织缺乏记载的原因。

完善道教的斋醮仪范斋醮，是道教祭祀祈祷的宗教仪式，通常用于道士的传经授戒及为施主祈福禳灾，治病救度，超渡亡灵等。其程序主要有清心沐浴，设坛上供，焚香化符、诵经念咒，上章启告，请神降临，谢罪忏悔，发誓许愿，礼拜赞颂等等。但早在三张时期的五斗米道，只有一些简单的斋法，如指教斋、涂炭斋等。由于这些斋法中保留有原始巫教杀牲血食、疯狂自虐等落后习俗，被佛教及世俗学者所嘲笑非议。故东晋南朝时，随着道教的发展，就需要有一套完整成熟的斋戒仪范。陆修静正是适应这一需要，主要依据灵宝斋法，参照上清、神洞及五斗米道的斋法，再吸取儒家的封建礼法和佛教的"三业清静"思想，制定出一整套较完整的道教斋醮仪范，如现存《道藏》中的《太上灵宝授度仪》、《太上洞玄灵宝众简文》、《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祝愿仪》等等。据说陆修静共撰"斋戒仪范百余卷"①，对后世影响甚大。吴筠《简寂先生陆君碑》即谓陆修静所撰"斋醮仪范，为将来典式焉"。

分类整理道教典籍这是陆修静对道教发展的一大贡献。东晋后期，《上清》、《灵宝》等大批新经典纷纷出世，其中包括不少伪造经典，遂使真伪混杂。加之各派道士在传经过程中相互封锁，致使不少经典分散各处，数量不清，源流不明。这对道教的发展是不利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发展道教，陆修静便着手整理道教典籍。

陆修静早年就开始搜集道教典籍。他首先整理出的是《灵宝经》系经典。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他编成《灵宝经目》上奏宋文帝。陆修静不仅整理了《灵宝经》系经典，还自己大量撰写，特别是《灵宝经》系的斋仪典籍撰写尤多，从而大大推动了灵宝派的发展。

泰始三年（公元467年）陆修静居崇虚馆后又得到朝廷收藏的杨羲、许谧等手书的上清经诀，还得到传为鲍靓所造的《大有三皇经》。他便把所搜集到的道教典籍整理分类，分为"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三大类。洞真部以《上清经》为主，洞玄部以《灵宝经》为主，洞神部以《三皇经》为

①　见陆修静所著《陆先生道门科略》。

②　见陆修静所著《陆先生道门科略》。

③　见陆修静所著《陆先生道门科略》。

①　《茅山志》卷10。

主。这种分类系陆修静首创，为以后《道藏》的分类奠定了基础。宋明帝泰始七年（公元471年），陆修静又奉命撰写成《三洞经书目录》奏上。据北周甄鸾《笑道论》及唐代法琳《法苑珠林》所载，陆修静所编道教典籍目录，收书1228　卷。其中1090　卷已行于世，138　卷尚在天。对这样多的典籍，陆修静不只是进行简单分类，还作了辨伪刊正。如吴筠《简寂先生陆君碑》就说："先是洞玄之部，真伪混淆，先生刊而正之，泾渭乃判。"

晋末南朝时期，正是民间道教发展为成熟的官方道教的时期，陆修静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作了重大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二）陶弘景对道教的贡献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生于刘宋孝建三年（公元456年），卒于梁大同二年（公元536年）。出于士族世家。自幼好学，读书万余卷①。齐高帝萧道成即位后，曾为豫章王侍读，齐武帝萧赜时，又先后为巴陵王、安成王、宜都王侍读，永明八年（公元490年）为奉朝请。陶弘景本想40　岁左右能作尚书郎，然后在浙东求一好县作县令，遇到好山水便高迈不仕。而至36　岁始为闲职奉朝请，理想实现不了，他便决心"不如早去，无自劳辱。"②遂于永明十年（公元492年）上表辞官，至句容之句曲山（又称茅山，即今江苏句容县之茅山）建馆隐居，自号华阳隐居。自此，便一直足不出山。但陶弘景并未完全脱离政治。他早年曾与梁武帝萧衍有私交。当萧衍起兵至新林，他便遣弟子戴猛之奉表进献以示拥戴。当萧衍代齐议论国号未决时，陶弘景又援引图谶写成"梁"字，派弟子前往进献。梁朝建立后，萧衍对陶弘景"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①。陶弘景炼丹缺药，萧衍便遣人送去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又多次征召礼聘，陶弘景坚持不出，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②。王公朝贵前往参候者也相继不绝。陶弘景在茅山共居45年，于梁武帝大同二年（公元536年）去世，终年81　岁。朝廷赐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③。

陶弘景学识渊博，才艺出众，著述甚多，举凡天文、历算、地理、兵学、医药、养生、儒家经学以及文学艺术等，都有所涉及。如他所著《学苑》、《孝经集注》、《论语集注》、《帝代年历》、《本草集注》、《效验方》、《肘后百一方》、《古今州郡记》、《图象集要》、《玉匮记》、《七曜新旧术疏》、《占候》、《合丹法式》等等。但陶弘景的重要贡献还在道教方面。总的说来他在道教方面的贡献有如下三个方面：发展上清派，开创茅山宗陶弘景的道教传授师是孙游岳。孙游岳是陆修静的弟子，得受三洞经箓及杨羲、许谧的上清经法。孙游岳又尽授与陶弘景，而陶弘景却不满足，又遍访江东名山，搜集散失的杨羲、许谧的上清经诀手迹。永明十年陶弘景隐居茅山后，便着手整理研究上清经法，撰写了《真诰》、《登真隐诀》等。《真诰》对《上清经》的来源、传授关系以及上清派的教义、方术等作了系统的记述，实为早期上清派教义和历史的集大成之作。《登真隐诀》是配合《真诰》的，专门抄摘诸《上清经》中的方术秘诀，亦即上清派养生登仙之方术秘决。这两部著作对扩大上清派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陶弘景在茅山广招徒众，宣扬传授上清经法，建立了茅山上清道团；加之梁武帝和王公朝贵对他的敬重，使他的名气、声望大增，故当时的茅山，已成为上清派的核心基地。以后陶弘景的继承人，也多是有影响的上清道士，使茅山一直保持着上清派的核心地位，故后世便称陶弘景开创的茅山上清派

①　见《南史》卷76《陶弘景传》。

②　见《云笈七签》卷107　陶翊《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

①　《南史》卷76《陶弘景传》。

②　《南史》卷76《陶弘景传》。

③　《南史》卷76《陶弘景传》。

为茅山宗。

茅山宗以元始天尊为主神；教义以《上清经》为主，并兼收各派道法及儒释思想；修持方法以存神、诵经为主，也兼习灵宝、三皇及天师道的经戒法箓，组织以出家居道馆为主。茅山宗不仅在南朝时期兴盛，在隋、唐、两宋时期也一直未衰，在道教诸派中占有重要地位。

建立道教的神仙体系早期道教--天师道和太平道都尊奉老子为最高神，称之为太上老君。这一传统，直至南北朝时期的北天师道和楼观道都是如此，都奉太上老君为教主为最高神，而在东晋南朝则不然。东晋南朝的道教，除尊奉古代传说修仙得道的神仙真人外，上清派尊奉"元始天王"为最高神，灵宝派的最高神则称"元始天尊"。此外，他们还吸取佛教超现实世界的观念，扩充了神仙世界和阴间世界，造出了一系列神鬼仙灵，诸如众多的天尊、道君、天神地祇、三十二天帝、五方帝君、十方度人不死之神、星官、五岳山川之神、阴曹地狱之鬼官等等。而这些众多的神灵，名号既变化无常，关系又杂乱不清。这对道教的传播和扩大影响，是很不利的。陶弘景因此撰著了《真灵位业图》，将他搜集到的近七百名神灵的名号，以图谱形式，按阶次排列出来，使杂乱的诸神仙有了明确的体系。《真灵位业图》将诸神仙分为七阶，每一阶有一主神排在中位，其余则分列于左、右位、散仙位和女仙位。七阶的主神分别是：第一阶玉清元始天尊，第二阶玉晨玄皇大道君，第三阶太极金阙帝君李弘，第四阶太清太上老君，第五阶九宫尚书张奉，第六阶右禁郎定录真君茅固，第七阶丰都北阴大帝。

陶弘景如此编排众神仙阶次，实际反映了当时的士族门阀等级制度，正如他在《真灵位业图序》中所说："同号真人，真品乃有数；俱目仙人，仙亦有等级千亿。若不精委条领，略识宗源者，。。岂解士庶之贵贱，辨爵号之异同乎？"

《真灵位业图》将杂乱的神仙群分出了等级，每一阶中又有一位主神，这就使道教从多神教向一神教发展前进了一大步，在道教史上有巨大影响。发展了养生修炼理论陶弘景继承了道教养生修炼的传统，又作了系统而重要的发挥。他撰写了《养性延命录》，对养生的理论和方法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养生应神形双修，说"形神合时，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假令为仙者，以药石炼其形，以精灵莹其神，以和气濯其质，以善德解其缠。。。欲合则乘云驾龙，欲离则尸解化质"①。《养生延命录序》也说："人所贵者，盖贵为生。生者神之本，形者神之具。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毙。若能游心虚静，息虑无为，服元气于子后，时导引于闲室，摄养无亏，兼饵良药，则百年耆寿，是常分也。"②养神的方法，是"游心虚静，息虑无为"，就是说，要清心寡欲。陶弘景认为，人的七情六欲都是伤神的，但人的情欲又是不可断绝的，只有作到有节制，适可而止，便可养神而长寿。炼形则必须"饮食有节，起居有度"①；劳逸适中，动静得当；还必须正确运用行气导引及房中之术。这是陶弘景养生术中的主要部分。

养生可健身防病，而患病却须医药治疗。故陶弘景也很重视医药学，撰

①　《华阳陶隐居集》卷上《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

②　《华阳陶隐居集》卷上《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

①　《养性延命录》卷上。

写了大量医药著作，主要有《本草集注》、《陶隐居本草》、《补阙肘后百一方》、《效验方》等。

陶弘景养生修炼的重要部分是服饵炼丹。他曾说："摄养无亏，兼饵良药，则万年耆寿。"②所以他长期从事炼丹。自天监四年（公元505年）至普通六年（公元525年）的二十年中，共炼丹七次，而只有最后一次成功。在多次实践的基础上，陶弘景撰写了多种炼丹著作，主要有《太清诸丹集要》、《合丹药诸法式节度》、《集金丹黄白方》、《炼化杂术等》。这些著作虽早已亡佚，但陶弘景仍是古代最杰出的炼丹家之一。

陶弘景虽是道教茅山宗的开创宗师，他却兼信佛教。《南史·陶弘景传》谓陶弘景"曾梦佛授其菩提记云，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唐释法琳也说陶弘景："常以敬重佛法为业，但逢重僧，莫不礼拜；岩穴之内，悉安佛像。自率门徒受学之士，朝夕忏悔，恒读佛经。"法琳又引《陶隐居内传》说："（陶弘景）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无像。"③陶弘景不仅兼信佛教，还服膺儒学，他曾撰《孝经集注》与《论语集注》④，故陶弘景在其所撰《茅山长沙馆碑》中说："万物森罗，不离两仪所育；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可见陶弘景是兼融三教的。他以道教为主体，再吸取佛教和儒家的有用成分，使道教更充实，更义理化。

陶弘景对道教的贡献是巨大的，在道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②　《养性延命录序》。

③　均见《辩证论》卷6。

④　见《南史》卷76《陶弘景传》与《隋书·经籍志》。

（三）寇谦之的道教改革及天师道的衰落寇谦之字辅真，自称上谷寇恂之后。而可能先世信奉五斗米道，于汉末建安中从汉中徙居冯翊万年（今陕西潼关北），遂为秦雍豪门士族①。谦之父在前秦苻坚时为东莱太守，兄賛北魏初为南雍州刺史②。谦之"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③。后在其姨母家带回傭工成公兴。成公兴术数高明，寇谦之因请以为师。其后，成公兴带谦之入华山、嵩山修仙学道。因见谦之不甘寂寞，便对他说："先生未便得仙，政可为帝王师耳。"④这正是寇谦之的心愿。自此，寇谦之便向着这一方向迈进。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寇谦之托言十月乙卯日太上老君下降嵩山对他说："往辛亥年，嵩岳镇灵集仙宫主表天曹，称自天师张陵去世已来，地上旷诚，修善之人无所师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轨范，首处师位，吾故来观汝，授汝天师之位，赐汝《云中音诵新科之诫》20　卷。号曰"并进"。"⑤其实这些托言，正是北方天师道的实况。自汉末天师道北迁，张鲁死后，天师道失去了统一号令，因而组织涣散，科戒废弛。道官祭酒多非其人。曹魏末，张鲁后裔发布的《大道家令戒》就已指出这种混乱状况，并企图进行整顿，但看来并无什么效果，混乱状况仍然存在。寇谦之对此是很清楚的。他要改变天师道的混乱状况，并把天师道改造成适合封建统治的官方道教，以此作为"为帝王师"的政治资本。所以他还假托太上老君之言说："吾此经诫，自天地开闢已来不传于世，今运数应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①明元帝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寇谦之又假托太上老君玄孙牧土上师李谱文降言说："今赐汝《天中三真太文录》，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录》有五等，。。凡六十余卷，号曰《录图真经》。付汝奉持，辅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宫静轮之法。"②至此寇谦之的舆论准备已经就绪，只等时机到来。

北魏帝王从道武帝拓跋珪起就崇信佛、道二教。《魏书·释老志》说："太祖好老子之言，诵咏不倦。天兴中，仪曹郎董谧因献服食仙经数十篇。于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后来拓跋珪终因服寒食散而神经异常，遂被其子清河王绍所刺③。他的继承者明元帝拓跋嗣，也因服寒食散而病亡。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始光初（元年为公元424年）寇谦之便献其托言之书，太武帝不太重视，只令他住在仙人博士张曜处，供其食物。当时朝野之士也未全相信。只有历仕道武、明元两朝的崔浩崇信寇谦之。

清河崔氏本世奉天师道，崔浩父崔宏病危时，"浩乃剪爪截发，夜在庭

①　采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崔浩与寇谦之》对寇氏籍贯之分析。

②　见《北史》卷27《寇賛传》。

③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④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⑤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①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②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③　见杨耀坤《论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载《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　期。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叩头流血"①。这些作法，"正似后来道家北斗七星延命之术"②。所以太武帝即位初，因左右之人排毁崔浩，崔浩便解职归家，"因欲修服食养性之术，而寇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浩因师之"③。而寇谦之对儒学及古史的修养不够，要作帝王师还不合格，因而常听崔浩"论古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无有懈倦"④。后来径向崔浩说："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⑤崔浩便为其"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⑥。崔浩又上疏太武帝，极言寇谦之受神书之事说："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灿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昔汉高虽复英圣，四皓犹或耻之，不为屈节。今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轩黄，应天之符也，岂可以世俗常谈，而忽上灵之命。臣窃惧之。"⑦太武帝终于采纳崔浩之意，"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⑧。又在嵩山道士40　余人至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⑨。天师道在平城极盛一时。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灭北凉，统一了北方。次年，寇谦之"请为帝祈福于中岳，精诚通感，太上冥授帝以太平真君之号，。。是岁改为太平真君元年"①。可见太武帝之改元为太平真君，全是寇谦之的主意。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寇谦之又奏说："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所。"太武帝"从之。于是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②。这一作法的影响是深远的。

寇谦之宣扬的天师道之所以受北魏统治者的崇重，是因为他对天师道的改革完全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他改革的总原则是"以礼度为首"，即以封建统治的礼法制度为准则，凡符合的就保留或增加，不符合的就革除。寇谦之还吸取了佛教的轮回思想和仪轨以充实其教义与斋戒仪。总的说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严禁叛逆作乱寇谦之托称太上老君，谴责下层道民利用道教组织，以李弘（老君之别名）、刘举之名发动的起义。他说："天下纵横，返（叛）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惑乱万民，称鬼神语，愚民信之，诳诈万端，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称刘举者甚多，称李弘者亦复不少。

①　《魏书》卷35《崔浩传》。

②　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③　《魏书》卷35《崔浩传》。

④　《魏书》卷35《崔浩传》。

⑤　《魏书》卷35《崔浩传》。

⑥　《魏书》卷35《崔浩传》。

⑦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⑧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⑨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①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29《寇谦之传》。

②　《魏书》卷114《释老志》。

吾大瞋怒，念此恶人，以我作辞者乃尔多乎！。。愚人诳诈无端，人人欲作不臣，聚集逋逃罪逆之人，及以奴仆隶皂之间，诈称李弘，我身宁可入此下俗臭肉奴狗■魉之中，作此恶逆者哉！"他严厉指出，这些叛逆恶人，"当疫毒临之，恶人死尽"③。

废除天师道道官祭酒的旧制在天师道初期，道官祭酒是世袭制。寇谦之指责说"祭酒之官，称父死子系，使道益荒浊"；"有祭酒之官，子之不肖，用行逆倒，逆节纵横，错乱道法，何有承系之理者乎"？今后应该"道尊德贵，惟贤是授"，亦即"简贤授明；末复按前父死子系，使道教不显"①。对天师道的租米钱税制度也宣布废除。寇谦之假托老君说："吾初立天师，授署道教治箓符契，岂有取人一钱之法乎？喻如生官署职，有财钱若干。吾今并出新法，按而奉顺。从今以后，无有分传，说愿输送，倣署治箓，无有财帛；民户杂愿，岁常保口厨具，产生男女，百灾疾病，光怪众说厨愿，尽皆断之。。。民有病患，生命有分，唯存香火，一心章表，可得感徹；唯听民户岁输纸三十张、笔一管、墨一挺，以供治表捄度之功。若有道官，浊心不除，不从正教，听民更从新科正法清教之师。"对天师道北迁后，道官祭酒的私自署置和乱收财物，寇谦之更加指责说："后人道官祭酒，愚暗相传，自署治箓符契，攻错经法，。。惑乱百姓，授人职契箓，取人金银财帛。而治民户，恐动威逼，教人峗愿，匹帛牛犊，奴婢衣裳，或有岁输全绢一匹，功簿收丝一两，众杂病说，不可称数。"今后一并断除。但又规定道民不得随意改投道官，如果道官是"诈惑之人，浊乱道法，。。诸官参详所集，化户作厨会，取民辞状，道官连名表章，听民改属，民不得辄自移叛"。寇谦之还宣布废除三张原在巴蜀二十四治的称号说："其蜀土宅治之号，勿复承用。"

增加戒律和斋仪　寇谦之增加天师道戒律的主要内容，是儒家忠孝仁义的道德规范。故他对"父不慈、子不孝、臣不忠"的恶人行径大加指责，并说"当疫毒临之，恶人死尽"。寇谦之对斋仪很重视，认为是修道长生的重要环节，他说："诸欲修学长生之人，好共寻诸《诵戒》，建功香火，斋练功成，感彻之后，长生可克。"所以他制定了多种斋仪。在现存的《老君音诵戒经》中就载有奉道授戒斋仪、求愿斋仪、超度亡人斋仪、道官受箓斋仪等等。这些斋仪，有些是旧天师道已有的，但寇谦之对其程序又有许多新的详细规定。如求愿斋仪规定："道官箓生、男女民烧香求愿法：入靖东向，恳三，上香讫，八拜，便脱巾帽，九叩头，三抟颊，满三讫，启言，。。上香。"斋戒仪范是宗教吸引信众与巩固宗教组织及信仰的重要方式。所以寇谦之使天师道斋戒仪范的增加完善，对天师道的巩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改进修炼方法　天师道初期，修炼方式很简单，只诵《老子》五千文，道民有病后，道官为其祈祷、作三官手书，病人饮符水、叩头思过等等。其后，以葛洪为首的金丹派神仙道教的修炼方法，则以服食丹药、行气导引、房中术等为修炼方法。寇谦之认为服食药物只能除病寿终而不能长生，要想长生，主要靠恪守道戒，斋修礼拜，感通仙人下降接引，才能飞升成仙。他说："天下经方百千万亿，草药万种，万药百数，后人乐道长生，循放无效者何？然愚人意短，不达至妙。长生至道，仙圣相传，口诀授要，不载于文籍，自非③　《老君音诵诫经》以下所引未注出处者，均同此。

①　《老君音诵戒经》。

斋功念定通神，何能招致乘风驾龙，仙官临顾，接而升腾？。。药服之，正可得除病寿终，攘却毒气，瘟疫所不能中伤，毕一世之年。。。诸欲修学长生之人，好共寻诸《诵诫》，建功香火，斋炼功成，感彻之后，长生可克。"对导引、房中术等，寇谦之也很慎重。他说："房中之教，通黄赤经契有百二十之法。。。何人得长生飞仙者？。。导引之诀尽在师口，而笔谍之教以官人心。若开解信之者执经，一心香火自缨，精炼功成，感悟真神，与仙人交游，至诀可得。"又说："房中求生之本经契，故有百余法，不在断禁之列。若夫妻乐法，但勤进问清正之师，按而行之，任意所好传一法，亦可足矣。"

寇谦之对天师道的改革是多方面的。经他改革后，天师道完全适合于统治者的需要，使天师道从民间宗教变成了官方正统的宗教。自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至道坛亲受符篆起，以后北魏诸帝即位时例皆举行。但北魏统治者自文成帝复兴佛教后，对佛教更加崇重，因此佛教比道教更为兴盛。至献文帝时，道教已划归僧曹管理。献文帝时东莱道士王道翼受召至京都平城，献文帝即"令僧曹给衣食，以终其身"①。孝文帝时又已将道观称为寺，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孝文帝即诏令将京都城内的道坛迁至城南，名为崇虚寺。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及孝静帝迁都于邺，均立道坛于南郊，并只"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十五日，坛主、道士、哥人一百六人，以行拜祠之礼。诸道士罕能精至，又无才术可高"②。新天师道也就衰落了。至孝静帝武定六年（公元548年），连南郊的道坛也废置了。国家也就不再承认天师道为官方宗教。至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文宣帝高洋集佛、道二家论辩，道教辩败，文宣帝"遂敕道士皆剃发为沙门，有不从者，杀四人，乃奉命。于是齐境皆无道士"③。寇谦之创立的新天师道，遂在北齐散亡了。后世隋唐流行的道教，主要是南朝的上清派和北周关中兴起的楼观道。

①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②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③　《资治通鉴》116　卷梁敬帝绍泰元年。

（四）楼观道的兴起关于楼观道的起源，楼观道士多假造古事以附会。他们说楼观是西周康王时关令尹喜的故宅。因尹喜在终南山北麓结草为楼以观星望气，故称楼观。至周昭王时，老子过函谷关，尹喜迎宅中以问道，老子因授说《道德经》，尹喜因与老子西行。后来周穆王乃以尹喜之宅建观，置道士，后世一直不绝①。这些说法当然不可靠。楼观道究竟起于何时、何人，现还不大清楚。据有关道书记载，魏晋间的道士梁堪，于曹魏元帝咸熙初（公元264年）至楼观从郑法师学道，至晋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5年），老君遣尹喜弟尹轨下降楼观，授梁堪炼气隐形法等，又授《楼观先生本起内传》一卷。后来梁堪于东晋初飞升成仙②。这虽有一些神话附会，但梁堪在魏晋间为楼观道士当是事实。不过，两晋间楼观道士还很少，影响也甚微。直至北魏太武帝崇信寇谦之的新天师道，道教在北方兴盛起来，楼观道也因之兴起。当时有道士尹通，于魏太武帝始光初（元年为公元424年）至楼观以马俭为师，数年后得受《真人秘韫玉字金书》，又服黄精、雄黄、天门冬等，体渐清爽，性亦敏慧，"太武好道，钦闻其名，常遣使致香烛，俾之建斋行道。自是四方请谒不绝"③。其侄尹法兴及刘文侯等相继而至，道士达到40　余人。孝文帝太和（公元477-499年）中，道士王道义又带弟子六、七人至楼观，并大兴土木，修观宇，故楼观坛宇一皆鼎新。王道义还令门人购集真经万余卷，丰富了楼观之经藏④。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又有道士陈宝炽至楼观，拜王道义为师。王去世后，又至华阴，遇陆景授与秘法。回楼观后按法修持，又常诵《上清大洞真经》，据说能"通幽达冥"。"西魏文帝钦异之，召入延英殿问道。时太师安定公（宇文泰）及朝士大夫皆从而师之"。大统十五年（公元549年）陈宝炽去世，诏谥为正懿先生①。陈宝炽的弟子颇多，著名者如李顺兴、侯楷、王延等。李顺兴是京兆（治今陕西西安）人，自幼好道，11　岁就与道士籍常诵《大洞真经》，拜陈宝炽为师后，又受《五千文》及《黄庭经》。据说道成后，"蹈火赴水，不能焚溺。西魏文帝闻其名，诏都城凡百余坊同日作斋请，又能遍赴。由是朝野钦信。。。号曰李圣师"②。侯楷投陈宝炽学道后，得受玄文秘诀。宝炽去世后，便居于寒谷，诵《大洞》及《三皇内文》劾召之法。居所有三松偃覆，因号三松观③。侯楷之弟子严达，在周武帝将废佛道二教时，与王延一起被召入宫，问以二教优劣。废佛道二教后，周武帝特为严达建通道观于田谷之左，又选楼观道士10人入其中，以弘道教，世因称严达、王延、苏道标、程法明、周化生、王真微、史道乐、于长文、张法成、伏道崇等10人为田谷十老④。王延在通道观还受周武帝之命校理三洞经图，

①　见《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引《楼观本起传》及《云笈七签》卷104《太清真人传》引《楼观先师传》与《楼观本纪》。

②　见《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之《梁堪传》。

③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30《尹通传》。

④　见《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30《王道义传》。

①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30《陈宝炽传》。

②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30《李顺兴传》。

③　见《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30《侯楷传》。

④　见《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30《尹达传》。

以缄藏观内。王延因撰《三洞珠囊》7　卷，收录经传疏论8　千余卷，奏貯于通道观⑤。隋文帝即位后，置玄都观，又以王延为观主。楼观道更加兴盛。楼观道兴盛于北朝后期，故在经典、教义、方术、戒规等方面能融合南北天师道之所长。如经典方面，楼观道既尊尹喜为祖师，而尹喜又从老子受《道德经》，并与老子西行化胡，所以《道德经》及与老子有关的经书，如《老子化胡经》、《老子西升经》、《老子开天经》等，也是楼观道的主要经典。而《道德经》是旧天师道的主要经典，寇谦之的新天师道也以老君所传为主要经典。南方的三洞经戒符箓，楼观道也奉持传承，到后来，茅山派的《上清大洞真经》还成了楼观道的主要经典之一。楼观道能融合南北道派，故在隋统一南北后，就成了最兴盛的道派。

⑤　见《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30；又见《云笈七签》卷85《王延传》。

四、汉末三国时期的佛教（一）汉末佛教流行的背景东汉后期，由于土地兼并激烈，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无以自存。加之政治黑暗，官吏贪残，终于引发了汉末的黄巾大起义。在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又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在战乱中受害最大的，当然是平民百姓。例如董卓迁都长安时，便纵火焚烧洛阳，洛阳周围二百里内立成废墟。后来李瑒、郭汜攻入长安，又"放兵略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藉"①。接着李瑒、郭汜等又在关中混战，致使三辅地区几绝人迹。《后汉书·董卓传》说："初，帝入关，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傕、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馀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再如曹操进攻徐州，攻陷彭城后，"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②。由于各地军阀的混战摧残，遂使"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③。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也正是宗教传播的良好土壤。

在社会中上层的思想意识方面，由于东汉后期外戚宦官相互倾轧，争权夺利，致使政治日益黑暗，危机不断加深。自汉武帝以来根据儒家经学树立起来的纲常名教，也因此遭到严重践踏，声誉大落。再由于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已完全和迷信谶纬合流，走入了绝路，因而失去了维护统治、控制思想的作用。故不少社会中上层人士感到彷徨不安，无所恃从，不知出路何在①。这种状况，正是儒家以外的思想流传的良好时机，也是宗教流传的良好时机。而中国本土的道教，虽已形成，并有所发展，但由于太平道组织黄巾起义，统治者残酷镇压，严加禁止。曹操在建安中就把方士集中控制。曹植《辨道论》说："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②孙策在江东也杀了"幻惑众心"的道士于吉③。道教之被打击禁止，一定程度上为佛教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而佛教的诸行无常说、人生痛苦说、因果报应说、三世轮回说、彼岸说等等，正适应了苦难的平民百姓和彷徨失望的中上层人士的悲观怨世情绪，并为他们指引了一条精神上的解脱道路。这就是佛教能在汉末流行的根本原因。

①　《三国志》卷6《董卓传》。

②　《三国志》卷10《荀彧传》注引《曹瞒传》。

③　《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

①　详见杨耀坤《汉晋之际佛教发展的思想基础》，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　期。②　《三国志》卷29《华佗传》注引。

③　见《三国志》卷46《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

（二）牟子《理惑论》与佛教牟子《理惑论》是一篇反映汉末魏初人们对佛教及其相关问题的看法的著作，最早见于南朝宋明帝时陆澄所撰的《法论》中。在其书名下还有一副题："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后来梁朝释僧祐撰《弘明集》，又将此论收为第一篇，但没有副题①。唐初撰《隋书·经籍志》，儒家类列有《牟子》2　卷，题为"后汉太尉牟融撰"。此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亦照样注录。但牟融撰的《牟子》是否就是牟子《理惑论》，很难确定。后来明末刻《大藏经》，就在《弘明集》中的《理惑论》副题"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下加上"汉牟融"三字，就把牟子《理惑论》与《隋书·经籍志》中牟融撰的《牟子》等同起来了。

牟子《理惑论》前有序，后有跋，中为论37　篇。序文中曾说："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可知牟子是在汉灵帝死后到交州的。而交州原称交趾，汉献帝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始改称交州。则牟子著《理惑论》当在建安八年以后。而牟融是汉明帝、章帝时人（《后汉书》有传），明帝时官至司空，章帝时又为太尉，死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理惑论》的作者显然不是此牟融。而史籍中汉末的苍梧太守又无牟子博，或牟融字子博的人；且《理惑论》的序中明言牟子"无仕宦意"，没有作过官，为苍梧太守之说就更令人怀疑。由于作者成了问题，从本世纪初起，中外学者便对牟子《理惑论》的真伪开展了讨论。有的认为是伪作②，有的认为不伪，系作于东汉末年③。有的又认为作于三国孙吴初期④。这后一种说法较为可信，因《理惑论》中对释迦牟尼出生、出家、成道等情况的描写，与孙吴黄武间（公元222年-229年）支谦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相符，故《理惑论》之成书不应在支谦译经前。

《理惑论》之成书虽在孙吴初期，但所反映的思想是汉末魏初的思想。

全论用问答体裁写成，问者是代表儒家观点的学者，答者是信仰佛教的牟子本人。其问答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对佛的认识　问者提出："何以正言佛，佛为何谓乎？"牟子首先以中国传统所用的帝王谥号作比喻说："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接着牟子将佛说成象道家的"真人"、"神仙"一样，能"分身散体"，变化无常，刀火不能伤，祸害不能加，"欲行则飞，坐则扬光"。

对佛道（即佛教教义）的认识　问者问："何谓之为道，道何类也？"牟子却用道家对"道"的说法回答："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綩綖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故谓之道。"问者对这种解释不理解，认为说得"虚无恍惚，不见其意，不指其事"，与儒家孔子对道的说法完全不同。牟子直言不讳地回答："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父母，吾

①　见《出三藏记集》卷12《法论》第14　帙。

②　主要参见：梁启超《中国佛教研究史·佛教之初输入》附录《牟子理惑论辨伪》，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2月出版；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一讲《佛教的初传》，中华书局1979年8月出版。③　主要参见：《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下集《牟子丛残序》，中华书局1991年1月出版；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第4　章与第6　章，中华书局1983年3月出版。

④　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　卷第3　章第4　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出版。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这就明确地表明，牟子是用道家之"道"来理解佛教教义的。这还与东汉时人们把佛教等同于黄老相同。牟子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与佛教原义的差距是很大的。在《理惑论》中还有不少论断都是用道家之说来解释佛教的。在牟子看来，佛教与道家是完全一致的。

调和儒佛矛盾　东汉人将佛教等同于道家，虽然是不恰当的，但佛道两家确有相近之处。而佛教与儒家却不然，儒家之学是处世治国之学，佛教却是出世离俗之教，二者完全对立；佛教主张的弃家出世，实际就是抛君弃父，与儒家忠孝之道完全背离。不过，在东汉前期，佛教发展缓慢，信奉之人不多，没有引起社会重视。及至汉末，佛教发展较快，信奉之人增多，一些儒学之士便起而非难了。《理惑论》中所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非难者提出：《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而沙门剃发，是不符合孝道的。牟子便以泰伯文身断发为例辨解说①：泰伯文身断发虽然"违于身体发肤之意"，但孔子却称赞他"可谓至德矣"。由此看来，一个人只要有大德，就不必拘泥于小节了。问者又说："不孝莫过于无后"，而沙门不娶妻，终身无子，这太违背孝道了。牟子又举许由避尧让位而逃入深山以及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为例，说孔子还称赞他们"求仁得仁者"，并没有讥笑他们无子无财。沙门为了修道而弃妻子、财货，这正是高尚之举。牟子还把儒家的治世与佛教的出世雷同起来说："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为贵。"难者又说佛教外来，是"夷狄之术"，不应奉行。牟子辨驳说：以前孔子想"居九夷"，还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怎么能鄙视夷狄边地呢？夷狄边地也能出圣贤，华夏中原也会有愚昧。大禹生于西羌，却是圣哲。舜父瞽叟虽居中原，却很愚昧。并且汉地未必在天下之正中。按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焉"，范围宽广得很。所以"吾复尊而学之"。以上之非难，虽也出于牟子，但确反映了儒家反对佛教的事实。而牟子的对答，也反映了佛教对儒家的妥协、调和态度。佛教并不敢批评儒家，因儒家自汉武帝以来，一直是正统思想，并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的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没有不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对此是有认识的，所以在佛教与儒学矛盾时，佛教就尽量设法在儒家经典中寻找附会，以调和其矛盾。甚至在汉晋的译经中，有的译僧竟修改佛经原文以迎合儒家之纲常伦理①，更可说明佛教对儒家的妥协、调和态度。

对生死、鬼神的辩论　中国古代虽有人死灵魂不灭之说，但没有佛教的灵魂转生说，所以儒者对此提出非难说："佛道言人死当复更生，仆不信此言之审也。"牟子却以民间人死时上屋呼魂的习俗，证明魂神之不灭。又把魂神比作五谷之种实，身体比作五谷之根叶，根叶会老死腐朽，种实却能发芽生根，故魂神也能转世复生。儒家孔子在鬼神问题上是模棱两可将信将疑的，故问者提出："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今佛家辄说生死之事，鬼神是务，此殆非圣哲之语也。"牟子辩驳说：孔子

①　泰伯是周太王长子，其小弟季历有子名昌（即同文王），周太王喜爱昌，就想传位于季历，季历再传昌。泰伯得知太王之意后，便主动避位，与弟仲雍逃至江南，文身断发，表示不再回国（见《史记》卷31　吴太伯世家》）。

①　见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　期。之言是针对子路不问社会治道，而却问鬼神所说的。《孝经》就说："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又说："生事爱敬，死事哀戚。"这正是儒家教人敬祀鬼神、重视生死的言教。又周武王病时，周公向先王鬼神请求代武王身死，还说他"多才多艺，能事鬼神"。这也说明儒家尊奉的圣哲是重视鬼神及生死之事的。哪里只是佛教好言生死、鬼神呢？

对道教神仙思想的批判　牟子认为道家和佛教思想是一致的，故《理惑论》中的不少论断都引了《老子》等道家之言，甚至还引《老子》以解释佛经。但是，牟子对道教中的神仙思想是反对的。问者问：王乔、赤松一类的神仙之书，是讲长生之事的，"与佛经岂同乎"？牟子批驳说：这完全不能相类比，"道有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而"神仙之书，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毫无效果。所以为"大道之所不取，无为之所不贵"，它怎能和佛经相比呢？问者又问：修道的人有辟谷不食者，还说这是老子之术，而佛教只禁酒肉，却食五谷，为何如此不同呢？牟子批驳说："吾观老氏上下篇，闻其禁五味之戒，未睹其绝五谷之语。"《老子》一书，"无辟谷之事"。牟子还以亲身体验加以说明。说他在未信佛前，也曾修辞谷之法，但结果毫无效果。他的三位老师，分别自称有七百岁、五百岁、三百岁，但牟子跟从他们学辟谷术后，还不到三年，就各自死去。可见辟谷长生之术是虚假的。问者又问：道家曾说尧、舜、周公、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成仙。佛家却说人人必死，为何如此矛盾？牟子批驳说：这是无根据的妖妄之言，老子并无此言。《老子》说"天地尚不得长久"，何况人呢？《六经》及传记都有尧、舜等人之死的记载：舜死葬于苍梧之山，禹死葬于会稽之陵。周文王未及诛纣而去世，周武王还在成王幼年就亡没。周公临终命葬于洛阳，死后又随葬文王。孔子死前梦坐两柱之间，曾参临终有启足之言。颜渊之死孔子伤其短命，子路死后孔子覆醢不食。这些皆载于经典，而说不死，岂不荒谬！牟子对道教的这点批驳，是中肯有力的。道教在这点上，正是最薄弱最容易被戳穿的，比起佛教的轮回说、彼岸说就显得幼稚。从这里也可看出，佛教与道教在东汉末就有了矛盾，以后随着双方势力的发展，矛盾还在逐渐扩大。

牟子《理惑论》反映了汉末魏初人们对佛教及其相关问题的看法，也反映了佛教与儒家、道家及道教的关系，是研究汉末魏初佛教传播的很有价值的资料。

（三）三国时期的佛教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把汉献帝迁到许县（今河南许昌），控制了汉朝廷。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击败了袁绍，随即北上，消灭了袁绍残余势力，统一了北方。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又出兵荆州，企图统一南方，却遭到客居荆州的刘备和割据江东的孙权的联合抵抗，结果赤壁（在今湖北蒲圻西北）一战，曹操大败而归。孙权、刘备便平分荆州。此后，刘备西据巴蜀，孙权拥有荆州和江东，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其子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国。公元211年，刘备也称帝建立汉国，史称蜀汉。公元222年，孙权称吴王（以后称帝），建立吴国。三国正式形成。

三国时期的佛教，在汉末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北方的魏国和江东的吴国，发展更为明显。巴蜀的汉国，史籍则无记载。

1。曹魏佛教（1）魏王朝与佛教魏国的奠基者曹操，虽然早年为济南相时曾"禁断淫祀"①，拆毁了六百多所城阳景王祠，禁止吏民祠祀；至他为汉丞相执政时，又"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②；他甚至还将道术方士集中控制，防止他们"接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①。但是，在现有载籍中，却未见曹操排佛禁佛的记载。《出三藏记集》卷12　宋明帝敕中书侍郎陆澄撰《法论目录序》还说："魏祖答孔，是知英人开尊道之情。"这是指曹操答孔融书。此书虽已不传，具体内容不可得知。但从"英人开尊道之情"看，当指曹操尊重佛教之情。又《出三藏记集》卷7　所载《般舟三昧经记》，谓此经于汉灵帝光和二年十月八日由天竺沙门竺朔佛与月支沙门支谶译出，又于"建安十三年岁在戊子八月八日于许昌寺校定"。许昌寺当是许昌的佛寺，而建安十三年的许昌（当时还称许），是汉献帝的国都（当时曹操正为丞相），在国都内还能校定佛经，是曹操未禁佛教的旁证。唐神清《北山录》卷3《合霸王篇》也说曹操对佛教，"虽不能弘赞其风，而亦终不蔽其道也"。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睿也曾有过禁止淫祀的诏书，但也未见有排佛禁佛的记载。《魏书·释老志》还载，魏明帝曾想拆毁皇宫西侧的佛塔，后因外国沙门显示舍利之灵异，魏明帝又将佛塔迁移于道东，并"为作周阁百间"。从这段记载可见，魏明帝时皇宫西侧还有佛塔，京都也还有外国沙门。如果曹操、曹丕、曹睿三代果禁佛教，决不会容许宫侧有佛塔，更不会想拆而被沙门阻止又将它迁于道东，还为其建"周阁百间"。

（2）昙柯迦罗等的译经正因为曹魏王朝未禁止佛教，故魏齐王芳嘉平年间（公元249年-254年）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来到了魏都洛阳。

昙柯迦罗到洛阳时，《高僧传》卷1《昙柯迦罗传》说："于时魏境虽

①　《三国志》卷1《武帝纪》。

②　《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①　《三国志》卷29《华佗传》注引曹植《辨道论》。

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身；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也就是说，当时魏国境内"虽有佛法"在流传，但却不正规；僧众并未受戒，只把头发剪去，表示有别于俗人而已。至于斋忏仪式，仍效法汉地的祠祀，不是佛教规范的斋忏。昙柯迦罗到后，才纠正了上述情况，推行了正规的佛法。

昙柯迦罗应众僧之请，译出了节选的戒律《僧祐戒心》1　卷，并请天竺和西域僧担任戒师授戒。从此，魏地才开始按佛教的正规戒律授戒度僧。僧众也有了遵循的戒规。戒律在佛教中是很重要的，是经、律、论《三藏》之一。昙柯迦罗虽然译经甚少，但他始译戒本，首传戒法，意义是很重大的。在嘉平末年，又有康居沙门康僧铠到洛阳，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2卷与《无量寿经》2　卷。此外，魏高贵乡公正元（公元254年-256年）和甘露（公元256年-260年）中，又有安息沙门昙谛和西域沙门白延（又作帛延）来洛阳译经。昙谛译出戒律《昙无德羯磨》1　卷。白延译出《首楞严经》2　卷、《无量清净平等觉经》2　卷、《须赖经》1　卷、《除患灾经》1　卷、《平等觉经》1　卷、《菩萨修行经》（又名《长者威施所问菩萨经》）1　卷①。（3）朱士行之西行求法魏齐王芳正始（公元240-249年）中，何晏、王弼兴起的玄学，立即受到人们的重视。玄学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主张"以无为本"。这与大乘佛教般若学的"性空"说相类似，故一些佛教僧侣就有意以般若学迎合玄学，而一些士人又对《般若经》产生了兴趣。但当时的《般若经》只有汉末支谶与竺佛朔译的《般若道行品经》10　卷30　品（后世称为《小品般若》）。此经译得不完备，译文又表达含混，晦涩难懂。《高僧传》说它"文句简略，意义未周"①。《出三藏记集》则说它"意义首尾，颇有格碍"②。当时中国第一个正式受戒出家的汉僧朱士行（原籍颍川郡）在洛阳讲此经，就"觉文意隐质，诸未尽善。每叹曰："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③于是朱士行"誓志捐身，远求大本"④，于魏高贵乡公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从长安出发，西行出塞，越过大漠，辗转到了西域之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果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馀言"⑤。但朱士行在于阗受到小乘佛教的阻挠，未能很快送回经本，直到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才遣弟子弗如檀等10人送写得之经本还洛阳，这距朱士行西行已是23年了。但经本至洛阳后，也并未立即翻译，放置3年后又转至许昌，最后至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才在陈留郡仓垣（今河南开封北）水南寺由无罗叉、竺叔兰译出，共90　章，207621　个汉字（上文言"六十万馀言"当指梵文）。又至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才由竺法寂和竺叔兰共同核定，写为定本⑥，即《放光般若经》20　卷。这距朱士行西行已是44年了。朱士行最后也以80岁高龄死于于阗，实现了他"誓志捐身，远求大本"的宏愿。

①　以上见《大唐内典录》卷2。

①　《高僧传》卷4《朱士行传》。

②　《出三藏记集》卷13《朱土行传》。

③　《高僧传》卷4《朱士行传》。

④　《高僧传》卷4《朱士行传》。

⑤　《出三藏记集》卷13《朱士行传》。

⑥　以上所述见《出三藏记集》卷7《放光经记》。

朱士行是中国第一个西行求法的僧人。当时去西域的道路极为艰险，而他却不畏艰辛，舍身求法，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以后东晋的法显、唐朝的玄奘，都是沿着朱士行的足迹继续西行的。

2。吴国佛教（1）支谦及其译经吴地佛教，首先是从中原避乱南下的僧侣传去的。如安世高就是其一。

《高僧传》卷1《安世高传》说："高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河扰乱，乃振锡江南。"后来死于会稽（今浙江绍兴）。三国时期译经最多的支谦，也是避乱到了江南的。

据《出三藏记集》卷13《支谦传》记载，支谦字恭明，又名越，大月支后裔。他的祖父在汉灵帝时，率领大月支数百人移居中国，被汉朝廷任命为率善中郎将。支谦生于汉地，除精通汉语外，还"备通六国语"。后随支谶的弟子支亮受学，遂"博览经籍，莫不究练，世间艺术，多所综习"。因支谦是大月支后裔，眼睛呈黄色，形体又细长，当时就传说："支郎眼中黄，形体虽细是智囊。"后在汉献帝时，支谦与乡人数十人避乱到了吴地。吴主孙权听说他博学多才，召见他后便任命为博士，又使辅导太子孙登。

支谦虽从小信佛，但并未出家，只是优婆塞（居士）。他见到当时很多梵文佛经或西域文佛经都未翻译，故无人知晓。他便大量收集，开展译经。《出三藏记集·支谦传》说，从孙权黄武元年（公元222年）至孙亮建兴（公元252-253年）中，支谦共译出《维摩诘》、《大般泥垣》、《法句》、《瑞应本起》等27　部经。但《出三藏记集》卷2　支谦译经录中又说支谦共译经36　部48　卷，《高僧传·康僧会传》又说为49　部，《历代三宝记》更说为129部。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吕澂先生考订出有译本的29　部①。其中最重要的有：《阿弥陀经》（又称《无量寿经》）2　卷、《大明度无极经》4　卷（现行本为6　卷）、《慧印三昧经》1　卷、《瑞应本起经》2　卷、《老女人经》1　卷。支谦的译经，注重文采，改变了汉末译经质朴的倾向。对此，东晋的译僧支敏度有高度的评价。他说支谦的译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①。但也有对支谦译法不满的，东晋的道安就说支谦是"■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②。后秦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又说支谦"理滞于文"③。但是，佛经翻译从质朴趋向于文采，是必然趋势，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支谦的译经，确使当时人易于接受，对佛教的传播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支谦不但译经，还曾注经和合经。《了本生死经》在汉末已有翻译，可能译得不好，支谦便加以改译，并作了注解。支谦自译的《大明度无极经》首卷，也作了自注。支谦又把自译的《微密持经》与两种旧译--《陀邻尼经》、《总持经》（均为失译）合为一本，创立了"会译"的体裁。后世支敏度合《维摩诘经》、合《首楞严经》，道安合《放光、光赞般若》，都仿

①　见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附录《支谦》，中华书局1979年8月出版。

①　《出三藏记集》卷7《合首楞严经记》。

②　《出三藏记集》卷8　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

③　《出三藏记集》卷8　僧肇《维摩诘经序》。

此而作。支谦还长于音乐，曾依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佛教徒把歌唱佛经中的赞颂称为梵呗）。

在吴太子孙登去世后，支谦遂遁隐入山，不交世务，与僧侣为伍，后卒于山中，时年60。吴废帝孙亮与众僧书说："支恭明不救所疾。其业履冲素，始终可高。为之恻怆，不能自己！"④可见对支谦的崇敬与怀念。

（2）康僧会等的译经吴地僧侣除从北南下者外，也有从南北上者，如康僧会、维祇难、竺将炎等。大概最先从南方到吴地的是维祇难和竺将炎。孙权黄武三年（公元224年）吴国都城还在武昌（今湖北鄂州市），维祇难就在这年带胡本《法句经》来到武昌，因不懂汉语，就与略晓汉语的竺将炎共同译出。但竺译比较朴质，后又由支谦修改订正①。现题为维祇难等译的《法句经》，就是经支谦修改订正之本。

在维祇难译经20余年后，康僧会才到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据《出三藏记集》卷13《康僧会传》载，康僧会的祖先是康居人，后又世居天竺。其父因经商移居交趾（治所在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康僧会10　余岁时父母去世，在丧事毕后即出家。

其后，便"笃志好学，明练三藏，博览六典，天文图纬，多所贯涉"。

于孙权赤乌十年（公元247年）到达建业。之后，即建立茅屋，设置佛像，开始在民间传教。此前虽有支谦在吴地译经，但支谦是优婆塞（居士），服饰与常人不异；维祇难、竺将炎虽是僧人，但因不懂汉语，未在民间传教，故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及康僧会在建业民间传教，并著沙门服饰，影响就较大。故引起有关官吏的重视，上奏孙权说："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验察。"②孙权便召见康僧会，并使其显示佛教的灵验。康僧会即显现舍利（传说的佛骨）的灵异，孙权遂为建塔，并造建初寺。这就是吴地的第一座佛寺。以后孙綝废孙亮立孙休，控制了朝政，虽"坏浮屠祠，斩道人"①，但建初寺仍未被毁，至东晋初犹存。又据《高僧传》卷1《康僧会传》载，孙皓即位后，"法令苛虐，废弃淫祀，乃及佛寺并欲毁坏"。后经康僧会结合儒家经典向孙皓宣传佛教教义（尤其是善恶报应说），故佛寺得以保存，并使孙皓从善信佛。这虽有夸大之处，但基本当是事实。

康僧会的译经，各种记载的数目不同。《出三藏记集》卷2　说康僧会在孙权、孙亮时译有《六度集经》9　卷、《吴品》（按即《道行经》的异译）5卷，共2　部14　卷，而同书卷13《康僧会传》又说康僧会译有《阿难念弥经》、《镜面王》、《察微王》、《梵皇王》（按以上三经系《六度集经》中《明度无极章》的三部分）、《道品》及《六度集》等经。《高僧传·康僧会传》则说译有《阿难念弥陀经》、《镜面王》、《察微王》、《梵皇》、《小品》、《六度集》、《杂譬喻》等经。《历代三宝记》更说为14　部，《开元释教录》又定为7　部。今已难考其确数。康僧会除译经外，还注经。《出三藏记集·康僧会传》说他注有《安般守意》、《法镜》、《道树》3　经。其实《安般守④　《山三藏记集》卷13《支谦传》。

①　见《出三藏记集》卷7　未详作者之《法句经序》。而《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3，谓此序乃支谦作。则序中之"仆"，即指支谦。

②　《出三藏记集》卷13《康僧会传》。

①　《三国志》卷64《孙綝传》。

意经》是康僧会与陈慧共注的②。

在康僧会的诸译经中，《六度集经》的影响最大，也最能反映康僧会的思想。康僧会的思想，曾受安世高系小乘禅学的影响，《高僧传》卷一《安世高传》就有"尊吾道者，居士陈惠；传禅经者，比丘僧会"的预言。但康僧会的思想，主要还是大乘佛教思想和儒家思想。这正反映在《六度集经》中。"六度"是梵文的意译，又译为"六度无极"，后世还译为"六到彼岸"。梵汉并译则为"六波罗蜜"，后世也译为"六波罗蜜多"。是指六种从生死此岸到达涅槃彼岸的方法或途径，是大乘佛教修行的主要内容，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方面。故《六度集经》分为以下六章：①布施度无极章；②戒度无极章；③忍辱度无极章；④精进度无极章；⑤禅度无极章；⑥明度无极章。此经即按这六类，辑录多种佛经编排而成，故此经是编译，不是翻译。经的前五章的前面有一提要性小序，然后编排佛经共91　篇，其中81　篇是讲述佛陀生前无数世修行的本生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不仅贯穿着大乘佛教菩萨行的思想（即菩萨以解脱众生为己务），还搀杂了不少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的仁道思想。例如在《布施度无极章》的小序中就说："慈育人物，悲愍群邪，喜贤成度，护济众生。"又说："布施众生，饥者食之，渴者饮之，寒衣热凉，疾济以药。"甚至"妻子国土，索即惠之"。在《波耶王经》中，说波罗■国王波耶"冶国以仁，干戈废，杖楚灭，囹圄毁；路无呼嗟，群生得所，国丰民炽，诸天欲仁"。波耶王甚至还说："不仁逆道，宁死不为也。"这正是儒家孟子所理想的行仁政的"王道"之国。这样的理想王国，在《六度集经》中还不止波罗■王国一个。再如《布施度无极章》中的和默王国，也是"王行仁平，爱民若子，正法治国，民无怨心。。。五谷丰熟，国无灾毒"。《戒度无极章》中的一国王甚至说："诸佛以仁为三界上宝，吾宁殒躯，不去仁道也。"这把"仁道"捧为佛教的最高准则了。行"仁道"，必然有忠孝。《布施度无极章》中说一行"仁道"之国："子孝臣忠，天神荣卫，国丰民康，四境服德。"又有一王国，父王死后，其子继位，遂"大赦众罪，坏牢狱，列池塞，免奴使，慰孝悌，养孤独，。。以十善为国法。人人带诵，家有孝子"。就是和默国王自己，也"孝顺父母，敬爱九族"。在《忍辱度无极章》中，还有孝行感天的故事，并说："至孝之行，德香薰乾"；"至孝之子，实为上贤"。本来儒家的忠孝之道，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基本道德，与佛教的"无生"、"出世"的基本理论完全相反。但佛教深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是动摇不了的，要使自己立住脚，就只有向儒家妥协调和。牟子《理惑论》已有如此反映，现在康僧会更进了一步，将仁与忠孝列入佛教的教训之内。这对佛教在中国的顺利发展和佛教的中国化都是有贡献的。

3。佛教在蜀汉的影响汉末三国时期的巴蜀佛教，史籍没有记载，甚至隋唐的有关典籍还明确说蜀汉时期巴蜀地区没有佛教。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5　说："魏、蜀、吴三国鼎峙，其蜀独无代录者何？岂非佛日丽天，而无缘者莫睹，法雷震地，比屋者弗闻哉！且旧录虽注《普曜》、《首楞严》等经，而复阙于译人年世。②　见《出三藏记集》卷6　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

设欲纪述，罔知所依，推入失翻，故无别录。"就是说，在魏、蜀、吴三国中，只有蜀国没有经录，旧的经录虽注有蜀的《普曜》、《首楞严》等经①，但却没有译者和年代，如果记述它，却又没有根据，所以没有别录。唐道宣《广弘明集》卷28　道宣等《简诸宰辅叙佛教隆替状》说："蜀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时军国谋猷，佛教无闻信毁。"即是说，在刘备、刘禅统治蜀汉的43年中，因忙于军国大计，没有听说他们信仰佛教或毁坏佛教。但是，这是指刘备、刘禅等统治者。统治者不信佛教，不等于民间也不信仰。只是统治者不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民间的信仰。同样的道理，经录没有明确记载蜀汉翻译有佛经，也不等于蜀汉就没有佛经传播。西汉末，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授《浮屠经》，就是口授的②。典籍虽没有记载两晋以前巴蜀地区的佛教，甚至还有明确否定蜀汉时期巴蜀有佛教的。但自本世纪40年代以来，四川地区却发现了一些东汉后期至蜀汉时期的佛教出土文物。1940年在四川乐山城郊麻浩及柿子湾发现了东汉后期的崖墓。麻浩的一座崖墓的后室门额上，有一尊浮雕的坐佛像。像高37　厘米，宽30　厘米，结跏趺坐，头绕圆形项光，高肉髻，身上似披通肩袈裟，右手似作施无畏印（即右手上举，伸五指，掌向外），左手似握衣端。在此墓附近与其风格相同的一些崖墓表上，发现有汉顺帝"永和"与汉桓帝"延熹"等年号铭文，可证其为东汉后期之崖墓。柿子湾的一崖墓中后室也发现一尊保存稍好的佛像，其造型技法与麻浩佛像大体相同，只是头上肉髻更高些，项光要小些①。40年代初，还在四川彭山东汉崖墓内发现一摇钱树陶座，其底部有双尤含璧图像，身部有三人，皆凸成浮雕状，其中间一像结跏趺坐，高肉髻，右手作施无畏印，两侧之像站立而侍。这是一佛二菩萨像，中者为佛，两侧为菩萨②。1989年在四川绵阳何家山东汉崖墓中也发现一株摇钱树，树干上铸有5　尊形体相同的佛像，各像高6.5　厘米，结跏趺坐，头顶有肉髻，头后有椭圆形项光，双眼微合，两耳较大，上唇有髭，穿通肩衣，右手竖掌，掌心向外，作施无畏印，左手握拳执衣下摆③。1986年四川省博物馆在四川什邡皂角乡马堆子发现一座东汉画像砖残墓，其中有一块残破的画像砖，厚7.5　厘米，残长21厘米，残宽15　厘米，从砖的形制和质地看，无疑是东汉画像砖。此砖中间有一佛塔，两边为菩提树，再往两边又各有一佛塔，佛塔与菩提树相间而刻①。1981年在四川忠县凃井发掘了15　座蜀汉墓，出土器物近3600　件。其中5　号墓发现一些扁长陶俑，额上眉际有类似佛教的"白毫相"。又在5　号墓和14号墓中发现清理出铜树干14　节，每节树干上均有一佛像，为双范合铸的圆雕佛像，与树干连成一体，像为坐式，高5.6　厘米，宽3.5　厘米，头顶有高肉髻，圆眼高鼻，眉毛隆起，鼻梁修长，两眼平视，神态端庄，身着宽松长衣，结跏趺坐，右手前伸，手掌直立，五指并拢，掌心向外，似作施无畏印，左

①　按《出三藏记集》卷2《新集异出经录》注云："旧录有蜀《首楞严》2　卷，未详谁出。"②　见《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①　见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第59　图，1955年群众出版社出版；李复华、陶鸣宽：《东汉岩墓内的一尊石刻佛像》，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6　期；唐长寿《乐山麻浩、柿子湾崖墓佛像年代初探》，载《东南文化》1989年第2　期。

②　见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载《文物》，1980年第5　期。

③　见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1　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91年第3　期。

①　见谢志成：《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佛塔图像》，载《四川文物》1978年第4　期。手握住下垂的襟袖一端②。

上述佛教文物的发现，说明东汉后期至蜀汉时期巴蜀地区已有佛教文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从何而来呢？有说是从南方云南方向传入的③，但证据还不充分。又有说从洛阳"经关中蜀道或荆楚江道入蜀也不是没有可能的"④。但也是推测，没有明显的证据。从现有的研究情况看，还无法确定巴蜀早期佛教文化的影响来自何方。至于传播影响的人，可能是外来佛教僧侣或信仰佛教者，也可能是本地人到外地受了影响而回当地者。但从有关文献的记载推测，蜀汉时期巴蜀地区应有外来僧侣，甚至还有本地出家的僧人。《高僧传》卷12《释僧生传》载："释僧生，姓袁，蜀郡郫（今四川郫县）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称，成都宋丰等请为三贤寺主。诵《法华》，习禅定。常于山中诵经，有虎来蹲其前，诵竟乃去。"《大唐内典录》卷10《历代众经应感兴敬录》亦载："蜀郡沙门释僧生者，出家以苦行，至目为三贤寺主。诵《法华》，习禅定。尝山中诵经，虎蹲其前，竟部乃去。"此记载是沿袭《高僧传》的，但都没有说明释僧生的时代。《法苑珠林》（四部丛刊本）卷26《敬法篇》又载："西晋蜀郡沙门静僧生，小出家，以苦行，致目为三贤寺主。诵《法华经》。寻常山中诵经时，至，每感虎来蹲前听，部讫乃去。"可见此西晋之静僧生，即《高僧传》中的释僧生，二者的事迹完全相同。"静"字可能是"释"字之误，也可能"静僧生"为原名，"释僧生"为后取之名。因中国僧人以释为姓，始于东晋之道安。僧生既是西晋人，就是现在所知蜀中最早的第一个僧人。并由此可知，西晋时蜀中已有出家为僧者，成都也有了佛教寺庙--三贤寺，佛教的《法华经》也已在蜀中流传。这些虽然都是西晋时期的事，但决不可能突然产生于西晋，应有其发展过程。再考《法华经》，即竺法护所译的《正法华经》，译于晋武帝太康七年（公元286年）①，则僧生在蜀中诵《法华经》当在太康七年之后，此时距蜀汉之灭亡仅二十几年。很可能蜀汉时期就有外来僧侣在蜀中传播佛教，并渐渐修建寺庙，剃度僧侣，蜀中就有了本地出家之僧。

②　见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凃井蜀汉崖墓》，载《文物》1985年第7　期；赵殿增、裳曙光：《四川忠县三国铜佛像及研究》，载《东南文化》1991年第5　期。

③　见阮荣春：《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载《东南文化》1990年第1-3期；又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　卷第3　章第3　节。

④　唐长寿：《四川早期佛教遗物辨识》，载《东南文化》1991年第5　期。

①　见《出三藏记集》卷二。

五、西晋佛教（一）《般若经》之流行佛教之传入中国，是大乘、小乘一起传入的。但大乘的般若学在魏晋时期更为流行，因般若学的"性空"说与魏晋盛行的贵无论玄学相类似，佛教僧侣便有意迎合玄学，大量宣扬《般若经》，而士人也重视此经。当朱士行于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从长安出发至于阗抄得《放光般若经》后，于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方得遣弟子送经本回洛阳。又直到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才在陈留仓垣（今河南开封北）水南寺由无罗叉、竺叔兰译出，最后至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才由竺法寂和竺叔兰共同核定，写为定本。本来在《放光般若经》译出之前，尚有竺法护于泰康七年（公元286年）译出《光赞般若经》10　卷。但此经当译于长安，而不知何故却长期"逸在凉州，不行于世"①，没有产生影响。对当时影响最大的还是《放光般若经》。此经译出后，立即"大行京华，息心（僧侣）居士翕然传焉。"②当时河北中山国（治今河北定县）的支和尚就派人到仓垣抄写此经。抄完送回中山时，中山王就亲率众僧至"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经"①。可见影响之大。其后，便有很多僧侣、士人宣讲传诵此经。如支孝龙，是淮阳郡出家的僧人，出家后就经常研读《道行般若经》，当竺叔兰译出《放光般若经》后，"得即披阅，旬有馀日，便就开讲"②。又如士族出家的竺道潛，二十四岁便"讲《法华》、《大品》（即《放光般若经》），既蕴深解，复能善说，故观风味道者，常数盈五百。"③再如生长于长安的西域僧康僧渊，"志业弘深，诵《放光》、《道行》二波若，即大小品也。"④又如安慧则，不但诵读，还用黄缣将《放光般若经》缩写为一卷，以便流传，共写了十余本⑤。除了宣讲、传诵外，还有少数的注释者。如帛远之弟法祚，二十五岁出家后，即"深洞佛经，关陇知名"，曾"注《放光般若经》及著《显宗论》等。"⑥注解者之不多，说明西晋时人们对《般若经》还处于理解传播的阶段。要到东晋时期，般若学才与玄学相结合，开始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

①　《出三藏记集》卷7《合放光光赞略解序》。

②　《出三藏记集》卷7《合放光光赞略解序》。

①　《出三藏记集》卷7《合放光光赞略解序》。

②　《高僧传》卷4《支孝龙传》。

③　《高僧传》卷4《竺道潛传》。

④　《高僧传》卷4《康僧渊传》。

⑤　见《高僧传》卷10《安慧则传》。

⑥　《高僧传》卷1《帛远传》。

（二）佛经之翻译1。竺法护之译经西晋的佛经翻译，是汉魏以来最多的。其中又以竺法护翻译的最多最重要。

竺法护梵名昙摩罗刹，是世代居于敦煌的月支人。本姓支，8　岁出家，以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遂改姓竺。因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故能博览六经，涉猎百家之言。晋武帝初年，中原佛教的寺庙图像虽已被崇重，但流行于西域的大乘经典却未翻译过来。法护就随师遍游西域诸国，学通36　种语言文字，收集了大量梵文或西域文经典。回到内地后，就"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译写，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①竺法护在晋武帝末曾一度隐居深山。后又出山立寺于长安青门外，从事佛教的传播，"于是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四方士庶，闻风响集，宣隆佛化，二十余年"②。由于竺法护对佛教的贡献大，又世居敦煌，时人便称之为敦煌菩萨。东晋孙绰著《道贤论》，把一些名僧比作竹林七贤。其中就以竺法护比山涛（字巨源）说："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③竺法护晚年的情况不大清楚，去世时78　岁。竺法护的译经很多，《高僧传·竺昙摩罗刹传》说有165　部，《出三藏记集·竺法护传》说有149　部，而《出三藏记集》卷2　统计为154　部309　卷（实为159　部310　卷），又谓当时尚存的写本有95　部，已缺64　部。《历代三宝记》卷6　则载为210　部394　卷。但其中有些错讹。《开元释教录》卷2经审定著为175　部354　卷，又谓当时尚存91　部，已缺84　部。经现代学者考定，竺法护译经实为74　部177　卷。另有《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舍利弗悔过经》、《梵网六十二见经》等10　部，原为竺法护所译而被认为已经散失，现经判明，并未散失，只是分别误题为支谶、安世高、康孟祥、支谦译，经考证，实为竺法护之原译。如此，竺法护译经共为84　部188　卷①。这些译经，从《出三藏记集》记明年代地点的看，自晋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至晋怀帝永嘉二年（公元308年）的43年中，竺法护不断译经，译经地点遍及各地。如《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译于敦煌，《须真天子经》、《正法华经》等译于长安，《圣法印经》译于酒泉，《文殊师利净律经》、《魔逆经》等译于洛阳。从译经的内容看，其范围也是很广的，"有《般若》经类，有《华严》经类，有《宝积》经类，有《大集》经类，有《涅槃》、《法华》经类，有大乘经集类，有大乘律类，有本生经类，又有西方撰述类等，种类繁多，几乎具备了当时西域流行的要籍。"②这样广泛的经籍，已包括了大乘佛学的主要部分，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广阔的基础。其中尤以《光赞般若经》、《正法华经》、《渐备一切智经》、《弥勒成佛经》等对后世影响最大。

①　《高僧传》卷1《竺昙摩罗刹传》。

②　《出三藏记集》卷13《竺法护传》。

③　《高僧传》卷1《竺昙摩罗刹传》。

①　见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附录《竺法护》。

②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附录《竺法护》。

《光赞般若经》虽译出后在凉州埋没了91年，直到东晋太元元年（公元376年）才被道安得到，并已残缺不全，但道安说此经"言准天竺，事不加饰。。。诸反复相明，又不显灼。考其所出，事事周密耳"③。就是说，此经语言质朴，内容周密详备。后来道安对它作了深入研究，著了《光赞折中解》、《光赞抄解》与《合放光光赞略解》等，扩大了它的影响。

《法华经》是大乘佛教早期重要经典之一。据学者研究，大约产生于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此经的主旨虽在调和佛教大小乘的矛盾，主张"三乘归一"（即小乘的"声闻乘"、"缘觉乘"与大乘"菩萨乘"同归于"佛乘"），但此经宣扬的一切众生均能成佛以及此经的无限威力，只要能护持、诵读、书写此经者，便可获得无量功德等等，就必然取得信徒的高度重视。故此经传入中国后，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法华经》于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在长安译出后，很快就传遍各地，受到佛教信徒的极大欢迎。如永熙元年（公元290年）八月，沙门康那律于洛阳抄完此经后，即与居士张季博、董景玄、刘长武、长文等，手执经本到白马寺当面请竺法护"口授古训，讲出深义"，又于九月布萨（佛教仪式）日在东牛寺施主法会上讲诵此经，"竟日竟夜，无不咸欢。"①后来此经即被佛教徒广为传诵，就是较偏辟的蜀郡，西晋时也有僧人专诵此经。②两晋之际的名僧讲诵此经者也不少，如竺法深，"年二十四讲《法华》、《大品》，。。观风味道者，常数盈五百"③。其弟子竺法义，也"游刃众典，尤善《法华》，后辞深出京，复大开讲席"④。又如于法开，"深思孤发，独见言表，善《放光》、《法华》"⑤。再如东晋的释昙邃，"少出家，止河阴白马寺，蔬食布衣，诵《正法华经》，常一日一遍。"⑥可见其影响之大。当《正法华经》盛行120年后，于姚秦弘始八年（公元406年）鸠摩罗什参照此经又译出《妙法莲华经》，是《法华经》在中国的第二个译本。又经195年后，于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阇那崛多、达摩笈多又重勘补订罗什译本，译出《添品妙法莲华经》，此为第三个译本。而历代多流行罗什译本。至于历代研究注解此经者更不乏其人。至隋代，此经就成为天台宗（亦称法华宗）立宗的主要依据。《渐备一切智经》译于元康七年（公元297年），是《华严经》中的《十地品》，与鸠摩罗什、佛陀耶舍译的《十住经》是同本异译。此经的内容是讲大乘菩萨在修行过程中所必经的十个阶位（即十地），以及各阶位的修习教法等。当道安看到此经后就说："护公，菩萨人也。寻其馀音遗迹，使人仰之弥远。"还说此经"说事广大，义理幽深，乃是众经之美望。"①《弥勒成佛经》又名《弥勒下生经》，与鸠摩罗什译的《弥勒下生成佛③　《出三藏记集》卷7　道安《合放光光赞略解序》。

①　《出三藏记集》卷8　未详作者《正法华经后记》。

②　《法苑珠林》卷26《敬法篇》："西晋蜀郡沙门静僧生，小出家，以苦行，致目为三贤寺主，诵《法华经》。"

③　《高僧传》卷4《竺道潛传》。

④　《高僧传》卷4《竺法义传》。

⑤　《高僧传》卷4《于法开传》。

⑥　《高僧传》卷14《释昙邃传》。

①　《出三藏记集》卷9　未详作者《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按此叙署款为"未详作者"，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皆谓道安作。

经》是同本异译。又与鸠摩罗什译的《弥勒大成佛经》以及刘宋沮渠京声译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成为后世弥勒信仰依据的三部经典，称为"弥勒三部经"。

竺法护译经的质量是比较高的，他改变了以前安世高、支谶的朴质不尽义的倾向，又不同于支谦重文饰而伤了原文结构。他的汉文修养很好，又通晓西域36　国语言文字，协助他译经的人又多，所以译经的质量比较高，颇得后人之赞许。协助竺法护译经的有聂承远、聂道真、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竺法护译经的质量比较高，是与他们分不开的。他们在协助译经时，"皆共承护旨，执笔详校"。后来道安称赞他们说："护公所出，若审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指般若学），依慧不文，朴则近本。"②其中又以聂承远、聂道真父子更为突出。聂承远"明解有才，笃志务法"③。竺法护的译经，大多经过他润色订正文句。如《超日明经》（亦称《超日明三昧经》），竺法护初据梵文译出时，"颇多烦重，承远删正，得今行二卷"①，比初译的质量大有提高。聂道真不仅汉文水平高，"亦善梵学"②，这对译经的帮助就更大。故《高僧传》称赞他们父子说："此君父子比辞雅便，无累于古。"③2。帛远之译经帛远是西晋时汉僧译经者。帛远字法祖，本姓万，河内（今河南沁阳）

人。少年即出家，因才思敏捷，又能刻苦，故日通经八九千言；并深研大乘经典，博览儒家经史典籍；还通晓梵语，能读梵文佛经。后在长安构筑精舍，以讲习为业，从业者甚众，僧俗弟子将近千人。晋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河间王司马颙出镇关中④，至长安后，对帛远"虚心敬重，待以师友之敬"，并常请帛远至军府讲经论道。但因"八王之乱"的战争愈演愈烈，帛远便离长安，与秦州刺史张辅同赴陇右。途中却被管蕃谗毁而为张辅所鞭杀。因帛远在关陇一带声望甚高，汉族和羌族等少数民族皆"奉之若神"。他们得知帛远被张辅杀后，本准备迎接帛远的五千羌族精骑将进攻张辅，为帛远报仇。又遇张辅被部下所杀。羌族精骑遂"称善而还"，并分走了帛远尸体，带回"各起塔庙"⑤。从《高僧传》的上述记载，可见帛远影响之大。故孙绰《道贤论》将帛远比作嵇康说："帛祖衅起于管蕃，中散（嵇康曾为中散大夫）祸作于钟会。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昧其图身之虑，栖心事处，经世招患，殆不异也。"①关于帛远的译经，《高僧传·帛远传》说他"尝译《惟逮弟子本［起］》五部、《僧等》三部经。。。又有别译数部小经。值乱零失，不知其名。"②　《高僧传》卷1《竺昙摩罗刹传》。

③　《高僧传》卷1《竺昙摩罗刹传》。

①　《高僧传》卷1《竺昙摩罗刹传》。

②　《高僧传》卷1《竺昙摩罗刹传》。

③　《高僧传》卷1《竺昙摩罗刹传》。

④　见《晋书》卷4《惠帝纪》。

⑤　以上事实及引文均见《高僧传》卷1《帛远传》。

①　《高僧传》卷1《帛远传》。

《出三藏记集》卷2　载帛远《惟逮菩萨经》一卷，梁时已佚。《开元释教录》卷2　则载帛远译经16　部18　卷，其中11　部12　卷已佚，尚存《菩萨逝经》（1卷，亦名《誓童子经》或《逝经》）、《菩萨修行经》（1　卷，亦名《威施长者问观身行经》或《长者修行经》）、《佛般泥垣经》（1　卷）、《大爱道般泥垣经》（1　卷）、《贤者五福经》（1　卷）等5　部5　卷。《高僧传·帛远传》还说帛远注有《首楞严经》。

西晋的译经僧还有竺叔兰、无叉罗、强梁娄至、安法钦、支法度、若罗严、法立、法炬等。竺叔兰、无叉罗除共译朱士行传回的《放光般若经》外，竺权兰还译了《异维摩诘经》3　卷、《首楞严经》2　卷。②强梁娄至译有《十二游经》1　卷（已佚）③。安法钦译有《道神足无极变化经》4　卷、《阿育王传》（亦称《大阿育王经》）7　卷、《文殊师利现宝藏经》2　卷、《阿阇贳王经》2　卷、《阿难目佉经》1　卷等5　部（后3　部佚）④。支法度译有《逝童子经》1　卷、《善生子经》1　卷⑤。若罗严译有《时非时经》1　卷。法立、法炬共译有《诸德福田经》（亦称《福田经》）1　卷、《楼炭经》6　卷、《法句譬喻经》（亦称《法句本末经》）4　卷、《大方等如来藏经》1　卷⑥。法立死后法炬还译有《优填王经》、《前世三转经》、《恒水经》、《求欲经》、《遗教法律经》等40　部50　卷①。

西晋的佛经翻译，在中国译经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大唐内典录》卷2《西晋朝传译佛经录》说："教流渐渍，汉魏虽闻，至于弘义，方开于晋。且晋虽不文，文才实盛。故使翻传，终由人显，所以礼乐衣冠，晋朝始备。"这一论断是比较恰当的。

西晋佛经的翻译数量，各经录记载不同。《出三藏记集》卷2　载为166部345　卷（实为171　部346　卷），《历代三宝记》卷6　载为451　部717　卷，《大唐内典录》卷2　亦同。《开元释教录》经审订讹误后，于卷2　载为333部590　卷。在这众多的佛经中，大乘佛经是主要的。在大乘佛经中，又以《般若经》的分量较大。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的，也是《放光般若经》和《正法华经》。

②　见《出三藏记集》卷2。

③　见《开元释教录》卷2。

④　见《开元释教录》卷2。

⑤　见《开元释教录》卷2。

⑥　见《开元释教录》卷2。

①　见《开元释教录》卷2。

（三）西晋的佛寺及佛教的流行概况佛寺在天竺称为"僧伽蓝摩"，简称"伽蓝"，是僧众供佛和聚居修行的处所。汉魏时期的佛寺，是供外来僧侣和信佛商人礼佛和息宿之用。外来僧侣遵守戒律，也不蓄资财，生活也靠乞食，故汉人每称他们为"乞胡"。最初汉人出家后，也可能随师乞食，或依靠俗家供养。到西晋时，如果佛寺由帝王贵族所建，则僧侣生活也由他们供给。唐法琳《辩证论·十代奉佛篇》就说晋武帝"广树伽蓝"，晋惠帝"于洛下造兴圣寺，供养百僧"，晋愍帝"仍于长安造通灵、白马二寺"。不由帝王贵族供应的寺庙，则由信众捐资布施。如竺叔兰、无叉罗在仓垣水南寺译《放光般若经》时，"仓垣诸贤者等，大小皆劝助供养"②。资财捐多了，寺庙也就富裕了。如竺法护在长安青门外立寺，长安一富豪伪往借钱20　万，其弟子竺法乘即在侧应许①。可见其已有丰厚的资财。寺庙资财多了，僧侣的生活也自然优裕。这与早期佛教僧侣不蓄资财的教规是违背的。所以元康六年（公元270年）天竺小乘僧人耆域经海上到达交、广二州，又经襄阳北上到达洛阳后，见众僧"衣服华丽"②，就讥讽说："汝曹分流佛法，不以真诚，但为浮华求供养耳！"③《辩正论·十代奉佛篇》载，西晋仅长安和洛阳就有佛寺180　所，僧尼3700人。而《魏书·释老志》及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序》又说西晋洛阳有佛寺42　所。以此推算，则长安有佛寺138　所。西晋的佛事活动虽以洛阳、长安为两大中心。但长安是西晋前期的重镇末期的都城，又是西域到达洛阳的必经之地，天竺、西域僧侣入中国后，在长安活动者较多，故佛寺就多。

西晋佛教的流传是比较广泛的，上自王公臣僚，下至平民百姓，以至边地少数民族，都有信奉佛教的。前面列举的率众僧迎接《放光般若经》的中山王和友敬帛远的河间王司马颙，就是信奉佛教的封王。臣僚信奉佛教的，如荆州刺史石崇，《弘明集》卷1《正诬论》说他"奉佛亦至"。又如晋愍帝时为丞相司马睿参军的周嵩，与其妻胡氏皆信奉佛教。《高僧传·安慧则传》谓安慧则将缩写的《大品般若经》一本赠送胡氏，胡氏遂珍惜供养，过江时还"賫经自随"。《晋书·周浚传附嵩传》也说周嵩"精干事佛"，后被王敦所害，"临刑犹于市诵经"。

平民百姓信奉佛教的，以在家居士为多。《法苑珠林·受请篇》引《冥祥记》说："汲郡卫士度亦苦行居士也。。。其母又甚信向，诵经常斋，家常饭僧。。。士度善有文辞，作《八关忏文》，晋末斋者尚用之。"可见卫士度是一名虔诚的居士。其母也很虔诚，不但诵经，还持斋。"常斋"即"长斋"，《般舟三昧经》说："一食长斋。"即长斋中每日不过中午食一次，中午以后就不再进食。亦即东晋郗超《奉法要》所说的："凡斋日，皆当鱼肉不御，迎中而食。

既中之后，其香美味一不得尝。"长斋，谓斋食长续，有"三斋月"与"六斋"，均为在家居士之修持。"三斋月"是在正月、五月、九月的前半②　《出三藏记集》卷7　未详作者《放光经记》。

①　见《高僧传》卷4《竺法乘传》。

②　《高僧传》卷10《耆域传》。

③　《法苑珠林》卷37《神异篇》引《冥祥记》。

月按"八戒"规定持斋修行①。"六斋"，是每月的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等六天持斋修行。至于卫士度所作的《八关忏文》，大概是在八关斋戒日（即遵守八戒的斋日）向佛忏悔的文字。《法苑珠林·受请篇》又引《冥祥记》说："晋南阳滕普，累世敬信，妻吴郡全氏，尤能精苦，每设斋会，不逆招请，随有来者，因留供之。"这不仅自己持斋，还举行斋会，供施来者。从卫士度家和滕普家之持斋修行、举行斋会以及《八关忏文》之流行，可见西晋时佛教已在民间广为流传。

西晋虽沿袭汉魏之制，禁止汉人出家为僧②，但佛教已深入民间，是不可能完全禁止的。《法苑珠林·神异篇》引《冥祥记》载："晋抵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太康中禁晋人作沙门。世常奉法精进，潛于宅中起立精舍，供养沙门。。。僧众来者，无所辞却。"由此可见，西晋初是存在违禁出家的僧人，并且还有居士供养他们。再从抵世常是中山人、卫士度是汲郡人、滕普是南阳人、膝普妻是吴郡人看，也说明佛教已流传于南北各地。

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地处佛教来华必经之地，接触佛教还较内地早，所以信仰佛教的也较多。如竺法护从西域带经回内地时，就"自敦煌至长安，沿途传译"①。后来他的弟子竺法乘，又从长安去"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②。将佛教传播于少数民族中，故《高僧传》说："大化西行，乘之力也。"③又如前面所述的帛远，帛远在长安传教译经后，遂使"道化之声被于关陇，崤函之右奉之若神。"后来帛远被张辅杀害，羌族等少数民族便率五千精骑攻击张辅，为帛远复仇。可见这些少数民族信仰佛教是很深的。

①　《十善戒经》说："八戒斋者，。。一者不杀，二者不盗，三者不淫，四者不妄语，五者不饮酒，六者不坐高广大床，七者不作倡伎乐，故往观听，不着香熏衣，八者不过中食。"②　《晋书》卷95《佛图澄传》载后赵著作郎王度奏言："佛，外国之神，。。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

①　《高僧传》卷1《竺昙摩罗刹传》。

②　《高僧传》卷4《竺法乘传》。

③　《高僧传》卷4《竺法乘传》。

六、北方十六国的佛教（一）后赵佛教与佛图澄后赵是羯族石勒建立的政权。石勒于公元319年称赵王，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公元329年灭前赵，次年称帝，占有北方大部分地区。石勒在位15年，死后其侄石虎夺得帝位，并把国都迁至邺（今河南临漳西南）。石虎也在位15年而亡。其后诸子争位残杀，汉人冉闵夺得政权，后赵遂亡。佛图澄是西域人①，本姓帛。于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来到洛阳，本想在当地建寺传教，而正值匈奴刘曜攻打洛阳，遂潛隐乡间以观世变。次年，刘曜部将石勒屯兵于葛陂（今河南新蔡北），以滥杀树立威望，"沙门遇害者甚众"。佛图澄见此情景，"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②，便到了石勒部将郭黑略家。郭黑略本来信奉佛教，佛图澄到其家后，黑略又受五戒，尊佛图澄为师。当时郭黑略随从石勒征战，经常预言胜负皆准确。石勒奇怪地问道："孤不觉卿有出众智谋，而每知军行吉凶何也？"郭黑略乘机推荐佛图澄说："将军天挺神武，幽灵所助。有一沙门智术非常，云将军当略有区夏，己应为师。臣前后所白，皆其言也。"①据有华夏，是石勒的目的，但却无根据，现从佛教沙门处得到了依据，石勒自然高兴，即召见了佛图澄。佛图澄便施用法术取得了石勒的信任，以后又取得了石虎的信任（关于佛图澄的法术，《晋书》和《高僧传》的《佛图澄传》有较详的记述，此不赘举）。佛图澄没有用佛教教义感化石勒、石虎，只用法术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但他对石勒、石虎的残杀生灵与残暴统治，是有劝阻的，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石勒屯兵葛陂，专行杀戮，沙门遇害者甚众"。佛图澄在取得石勒信任后就进谏说："夫王者，德化洽于宇内，则四灵表瑞。政弊道消，则慧孛见于上，恒象著见，休咎随行，斯乃古今之常征，天人之明试。"②这是规劝石勒用德义感化天下，阻止其残杀无辜。据说石勒接受了这一谏议，在以后的征战中，"凡应被诛馀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③。中原人民也因此信奉佛教者不少。

《高僧传·竺佛图澄传》还说佛图澄"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辩疑滞，皆暗若符契，无能屈者"。可见佛图澄是个博学多识的僧人。加之他弟子众多，消息灵通，就能提出一些料事如神的预言，并以此参与石赵的军国大政。如鲜卑段末波攻石勒，兵众甚多，石勒畏惧，便问佛图澄，澄答道："昨日寺铃鸣云，明日食时，当擒段末波。"石勒又上城察看未波军，兵众确实太多，以致看不清他的首尾。石勒不觉大惊失色说："末波如此，岂可获乎！"再遣人问佛图澄。澄说："已获末波矣。"因当时石勒埋伏在城北的军队刚出城，正遇上段末波，遂将其擒获①，

①　此据《高僧传》卷9《竺佛图澄传》，《魏书》卷114《释老志》及《晋书》卷95《佛图澄传》说佛图澄是天竺人。

②　《高僧传》卷9《竺佛图澄传》。

①　《高僧传》卷9《竺佛图澄传》。

②　《晋书》卷95《佛图澄传》。

③　《高僧传》卷9《竺佛图澄传》。

①　见《晋书》卷95《佛图澄传》。

佛图澄故有此说。又如刘曜率军攻洛阳，石勒将往救援，其部下皆以为不可。石勒因问佛图澄，澄说："相轮铃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这两句是羯语，意思是说"军出捉得曜"。佛图澄"又令一童子洁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于掌中，举手示童子，粲然有辉。童子惊曰："有军马甚众，见一人长大白皙，以朱丝缚其肘。"澄曰："此即曜也。""②石勒非常高兴，即出军赴洛阳，果然生擒刘曜。再如石勒称赵天王后，其部将石葱将叛，佛图澄告诫石勒说："今年葱中有虫，食必害人，可令百姓无食葱也。"石勒即下令境内慎无食葱。不久，石葱果然叛走。从此，石勒更加敬信佛图澄，"事必咨而后行，号曰大和尚"③。

石勒死后，石虎夺得帝位，迁都于邺，对佛图澄更加敬重。他下书使佛图澄穿绫锦，"乘以雕辇"，每逢朝会，常侍以下皆助举辇，太子诸公扶之上殿，司仪高唱"大和尚至"，众坐皆起。石虎还令司空李农早晚前去佛图澄处问候，太子诸公则五日前往问候一次。佛图澄在取得石虎的信任和尊崇后，就伺机劝阻石虎的残暴统治。某次，石虎问佛图澄："佛法云何？"澄答："佛法不杀。"石虎畏惧说："朕为天下主，非刑杀无以肃清海内，既违戒杀生，虽复事佛，讵获福耶？"佛图澄即规劝说："帝王之事佛，当在体恭心顺，显畅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至于凶愚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倾财事法，无解殃祸。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则佛教永隆，福祚方远。"①本来佛教的戒规是绝不杀生的，就是受五戒的在家居士的第一戒就是不杀生。佛图澄针对帝王，提出了另一套原则，即"体恭心顺，显畅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的奉佛原则和刑杀原则。其实，佛图澄的这种刑杀原则，正是儒家不杀无辜必诛有罪的刑杀原则，只不过佛图澄是以佛教的面孔出现，以祸福报应相诱胁。据说石虎"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②。佛图澄对石虎贪赃聚敛的大臣也有规劝。如石虎的尚书张离、张良，家富而贪得无厌，却又奉佛教各起大塔。佛图澄就规劝他们说："事佛在于清静无欲，慈矜为心，檀越（施主）虽仪奉大法，而贪吝未已；游猎无度，积聚不穷。方受现世之罪，何福报之可希也？"③佛图澄以佛教慈悲戒杀的教义来规劝石勒的滥杀、石虎的残暴，并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对稳定社会，改善人民群众的处境以及发展生产，都是有利的。《高僧传·竺佛图澄传》就说佛图澄"慈洽苍生，拯救危苦。当二石凶强，虐害非道，若不与澄同日，孰可言哉"！言下之意是说，如果不是佛图澄，则石赵的暴虐统治还会更加厉害。这一评论，还是比较恰当的。

由于佛图澄深受石勒、石虎的信任与崇敬。平民百姓信奉佛教者就急剧增多，"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④其中也有不少逃避赋役而出家者。石虎便下令清理说："佛号世尊，国家所奉。。。沙门皆应高洁贞正，行能精进，②　《晋书》卷95《佛图澄传》。

③　《晋书》卷95《佛图澄传》。

①　《高僧传》卷9《竺佛图澄传》。

②　《高僧传》卷9《竺佛图澄传》。

③　《高僧传》卷9《竺佛图澄传》。

④　《晋书》卷95《佛图澄传》。

然后可为道士。今沙门甚众，或有奸究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简详议。"⑤著作郎王度从儒家立场乘机上奏说："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①这种夷夏之别的儒家排外论调，不但不能使石虎禁止佛教，反而激发了石虎的民族感情，正式下书承认佛教说："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②自汉代以来不许汉人出家的政府禁令，被正式取缔了，汉人不合法的出家变为合法了。自此以后，佛教更为迅速地发展起来。仅佛图澄的弟子，就"遍于郡国"③；跟随他的受业弟子，也"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④。当然，佛图澄如此众多的门徒，除石赵允许人民出家为僧的原因外，主要还由于佛图澄学识广博，佛学修养深，遵守戒律严。《高僧传·竺佛澄传》说他"妙解深经，旁通世论。讲说之日，止标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又说他"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因此，佛图澄深受中原及西域佛教学者的敬重，投其门下者甚众。就连天竺、康居等地的竺佛调、须菩提等数十人，也远涉流沙，慕名而至佛图澄门下受教。在佛图澄弟子中，也确实出了不少影响大的著名僧人，如释道安、竺法雅、竺法和、竺法汰、竺僧朗等等。佛图澄从西域来中原仅近40年，就传授了如此众多的弟子；又在各地建造了893　所佛寺⑤。这对传播佛教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故《高僧传·竺佛图澄传》说："弘法之盛，莫与先矣！"佛图澄于晋穆帝永和四年（公元348年）死于邺宫寺，终年117　岁。

⑤　《高僧传》卷9《竺佛图澄传》。

①　《晋书》卷95《佛图澄传》。

②　《晋书》卷95《佛图澄传》。

③　《晋书》卷95《佛图澄传》。

④　《高僧传》卷9《竺佛图澄传》。

⑤　见《高僧传》卷9《竺佛图澄传》。

（二）前秦佛教与释道安前秦是氐人苻氏建立的政权。苻氏原为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县东南）

氐。公元351年苻健在长安自称大秦王、大单于，次年改称皇帝，国号秦，史称前秦。苻健死后，其子苻生继位。而苻生淫杀过度，公元357年苻健侄子苻坚杀苻生自立。苻坚即位后，任用寒士王猛，抑制了氐部贵族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致使秦国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生产有所发展，因而统一了北方。王猛死后，苻坚一意孤行，发动了对东晋的淝水之战，结果大败而归，苻秦因此瓦解。不久苻坚被羌人姚苌俘获处死，前秦也就随之而亡。秦陇一带的氐、羌族，在西晋时已普遍信奉佛教。苻坚之崇敬佛教，实与此有关。苻坚即帝位后，即崇敬高僧大德，如将制织"价值百万"的袈裟赠与"戒行修备"的比丘尼智贤①。又"遣使征请"泰山金舆谷的僧朗。僧朗未能至长安后，苻坚"于是月月修书■遗"②。后来苻坚终于请到了一位名冠于世的高僧，这就是释道安。

1。道安的经历道安（公元312-385年）本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西北）人，生于晋怀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③。其家本为儒学世家。但道安父母早亡，为外兄孔氏所养大。道安天资聪颖，七岁读书时就能"再览能诵"。12　岁出家，由于形貌黑丑，被剃度师轻视，派往田间作农活。数年后，才请师传经。师先后予经两卷，皆在当日劳动完后即能背诵。其师方惊异，始另眼看待；为道安受具足戒后，就准其外出游学。道安至邺城，遇到佛图澄，即受到赏识，因拜佛图澄为师。佛图澄每讲经后，道安皆能复述，并能回答众人提出的疑难，人们都感到惊奇，因传言："漆道人，惊四邻。"①但道安并不以此为满足，遂离佛图澄，"游方问道，备访经律"。此后，佛图澄去世，石赵内乱灭亡。道安先后避乱于濩泽（今山西阳城西北）、太行恒山（在今河北阜平北）、王屋女林山（当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等地。在此过程中，道安曾在太行恒山创立塔寺，宣扬佛法，时"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影响是很大的。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道安率徒众南奔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行至新野（今河南新野），向其众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徒众皆说："随法师教。"道安便令法汰及其徒众去扬州，说："彼多君子，好尚风流。"又命法和入蜀，说那里"山水可修闲"。道安才与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直抵襄阳。

襄阳是东晋的一个重镇，地处南北要冲，是名流学士聚集之地。由于道安在河北已有很高的名望，他还未到襄阳时，襄阳大名士习凿齿就致书通好，恳请道安早日南下襄阳。及道安至襄阳，习凿齿即往拜访，刚坐下，就自我

①　见《比丘尼传》卷1《智贤传》。

②　《高僧传》卷5《竺僧朗传》。

③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谓道安卒于晋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年7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史》第8　章，考证道安太元八年72　岁时尚在写经序，则太元十年死时应74　岁。

①　以上事迹均见《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又本段以下所引未注出处者，均出此传。介绍说："四海习凿齿。"道安随即答道："弥天释道安。"②时人赞为名对。习凿齿还致书东晋宰相谢安，推荐道安说："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术，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恨足下不同日而见。"①由此可见道安学识之广博，道德之高尚。他并不靠法术诱惑人，也不凭威势压服人，而是以道德学识感化人。这正是道安高尚之处。

道安不仅受到襄阳僧俗名士之敬重，也受到前秦主苻坚、东晋孝武帝及其他名士之敬重。苻坚曾遣使送来外国金箔倚像、金坐像、结珠弥勒像等。晋孝武帝也遣使问候，还下诏书说："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道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世。俸给一同王公，物出所在。"②由此看来，道安在襄阳的资给，全由当地政府负责，并与王公同等，资给是很丰厚的。此外，一些名士也资给道安，并致书敬问。如东晋名士郗超，在道安至襄阳后，即"遣使遗米千斛，修书累纸，深致殷勤"③。又道安初至襄阳时，住于白马寺，因寺小徒众多，便另建檀溪寺。此寺是当地大富张殷捐旧宅扩建的。建寺时，"大富长者并加赞助，建塔五层，起房四百"④。由于道安学识广博，不仅在佛学方面受到僧俗大众及统治者的敬重，在政治上，还被有的统治者认为是辅政良才，前秦苻坚就常说："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⑤。苻秦建元十三年（公元377年）太史奏说："有星见于外国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苻坚便说："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释道安，将非此耶！"①建元十四年二月，苻坚即遣苻丕攻襄阳。次年二月城破，东晋镇将朱序被俘，道安与习凿齿也被送到长安。苻坚非常高兴，对左仆射权翼说："朕不以珠玉为珍，但用贤哲为宝。今以十万之师攻襄阳，获一人有半。"②可见苻坚之尊重道安。由于道安博学多识，苻坚还"敕学士，内外有疑，皆师于安。故京兆为之语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③道安不仅成了秦国的学术顾问，也是秦国的政治顾问。当苻坚统一北方后，企图南下灭晋。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十月，苻坚召集群臣商议此事。只有秘书监朱彤及京兆尹慕容垂赞成，大多数朝臣皆反对。甚至苻坚的弟弟阳平公苻融及太子苻宏皆以为不可，而苻坚却坚持己意，一意孤行。于是一些大臣就请求道安说："主上将有事东南，公何不能为苍生致一言耶！"④道安从政治形势看，也认为东晋不可伐，遂在与苻坚同乘游东苑时乘机谏阻说："陛下应天御世，。。与尧舜比隆，何为劳身于驰骑，。。②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①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②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③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④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⑤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①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②　《大唐内典录》卷3《前后二秦传译佛经录》。《高僧传·释道安传》无前两句。③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④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蒙尘野次乎？且东南区区，地下气疠，。。何足以劳神驾，下困苍生。《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苟文德足以怀远，可不烦寸兵而坐宾百越。"⑤苻坚虽尊崇佛教，但政治上却推崇儒学，道安对此很清楚，故议论政事就以儒学为根据。但苻坚仍不采纳，坚持南下用兵。终于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挥兵南下，结果在淝水损失惨重，大败而归。此后，苻坚更加信重道安，并还请来处士王嘉，"每日召嘉与道安于外殿，动静咨问之"①。但在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85年），道安即去世，终年74。苻秦不久也解体覆亡。2。道安的佛教活动及成就道安一生都在弘传佛教研究佛学，并且影响巨大，成就卓著。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宣讲研究《般若经》等道安非常重视《般若经》，在襄阳的15年中每年都要宣讲两遍；在到长安后，每年也坚持宣讲两遍。他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说："昔在汉阴（指襄阳），十有五载，讲《放光经》，岁常再遍。及至京师（指长安），渐四年矣，亦恒岁二，未敢堕息。"②但道安在襄阳所讲的《放光般若经》，由于译法上有些问题，"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③。而道安是位认真求实的学者，遇到滞碍时，就用不同的译本对比研究。以前他在河北时，曾见到《光赞般若经》的第一品，方知尚有此经，而寻求未得。到襄阳后，慧常、进行、慧辩等僧去天竺，路过凉州，发现此经，即抄写托人转至襄阳交道安④。道安遂将两经对比研究，著成《合放光光赞随略解》（书已佚，今仅存序文）。道安晚年在长安还得到《大品般若经》的梵本，遂由天竺沙门昙摩蜱与佛护摘译，凡"与《放光》、《光赞》同者，无所更出也。其二经译人所漏者，随其失处，称而正焉。其义异不知孰是者，辄并而两存之，往往为训其下"①。遂译出《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5　卷（已散佚，仅存序文）。

道安对佛经的原文原义非常重视，对两晋间兴起的"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的"格义"②，是反对的。他对《般若经》的掌握，除小品《道行》外，大品已有《放光》、《光赞》、《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三个不同的译本，这对他的比较研究是很有利的。道安对《般若经》的研究，先后撰写了以下著作：《道行经序》、《道行指归》、《放光般若折疑准》1卷、《放光般若折疑略》2　卷、《道行经集异注》1　卷、《放光般若起尽解》1　卷、《光赞折中解》1　卷、《光赞抄解》1　卷、《合放光光赞略解序》、《般若折疑略序》、《大品经序》、《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实相义》、《性空论》。

⑤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

①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

②　《出三藏记集》卷8。

③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④　见《出三藏记集》卷7　道安《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

①　《出三藏记集》卷8　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

②　见《高僧传》卷4《竺法雅传》。

道安一生对《般若经》的宣讲与研究特别用力，而对其他佛经也同样有整理研究。当他还在河北、山西等地避乱山居时，就在研究禅观之学。如在濩泽时，遇到了竺法济、支昙讲、竺僧辅、竺道护等。在这些僧人的帮助下，道安撰写了《阴持入经注》、《修行地道经注》、《大十二门经注》。这些经的原本，都是汉末安世高译的小乘禅经。又《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小十二门经》，也是安世高译的小乘禅经。道安也为他们作了注③，大概也是在河北作的。

（2）整理佛经自汉末以后，佛经的大量翻译，社会上流传的佛经日渐繁多，有的同一佛经就有不同名称的几种译本，有的佛经又未标明译者和译出年代，甚至还有汉人编写的伪经。这些都给读经者及研究者造成极大的障碍。道安有鉴于此，在襄阳时，就大量搜集整理佛经，编撰了《综理众经目录》。这是我国最早最有系统的一部佛经目录。正如《高僧传·释道安传》所说："自汉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综理众经目录》虽早已失传，但其大部分还保存在梁释僧祐编的《出三藏记集》里。从中还可见其原貌，其编排体例是谨严的。近人梁启超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他说："《安录》虽仅区区一卷，然其体裁足称者盖数端。一曰纯以年代为次，今读者得知兹学发展之迹及诸家派别。二曰失译者别自为篇。三曰摘译者别自为篇，皆以书之性质为分别，使眉目犂然。四曰严真伪之辩，精神最为忠实。五曰注解之书别自为部不与本经混，主从分明（注佛经者自安公始）。凡此诸义，皋牢后此经录，殆莫之能易。"①这一评论是恰当的。后世的经录，都在道安经录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即是如此。唐初释道宣也说："众经有据，自此而明。在后群录，资而增广。"②（3）组织译经道安在长安整整六年的佛教活动，除宣讲研究《般若经》外，就是组织中外义学沙门翻译佛经。这项工作又得到苻坚政府的大力支持，不仅在财力、物力上为译经提供了丰厚的资给，还有官员积极参与组织。曾任著作郎、黄门郎与武威太守的赵正③，就积极参与组织。

道安组织的译经，主要是小乘经典，参加之译僧，主要有竺佛念、佛护、慧嵩、道安的同学法和及弟子僧祐、僧睿、憎导等等。其中尤以竺佛念最突出。他是凉州人，少年即出家，"有通敏之鉴，讽习众经，粗涉外典，其《苍》、《雅》训诂，尤所明达。。。洞晓方语，华戎音义，莫不兼解"①。除参与道安组织的译经外，自己还有翻译。

道安组织翻译的经典，多由外来沙门带来或口诵。苻秦建元十七年（公元381年）罽宾沙门僧伽跋澄到长安，受到众僧的欢迎。赵正本来就崇信佛教，早闻知国外宗习《阿毗昙毗婆沙》（又作《鞞婆沙》），而僧伽跋澄又能背诵。赵正便提供丰厚的资给，由道安召集义学沙门，请僧伽跋澄口诵梵③　见《出三藏记集》卷6　道安《安般经序》、《人本欲生经序》、《十二门经序》。

①　梁启超：《佛教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载《饮冰室合集》专集。②　《大唐内典录》卷10。

③　此依据《高僧传》卷1《昙摩难提传》，《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作"赵整"。

①　《高僧传》卷1《竺佛念传》。

经，昙摩难提笔录为梵文，佛图罗什再译为汉语，汉僧敏智再笔录为汉文，道安最后校对，于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夏秋译出《阿毗昙毗婆沙》14卷。此论尚存，题为《鞞婆沙论》14　卷，尸陀槃尼撰，苻秦僧伽跋澄译。僧伽跋澄来长安时，还带有《婆须蜜》（又作《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梵本，赵正又请求翻译。遂由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三人共执梵本，竺佛念译为汉语，慧嵩笔录为汉文，道安与法和对校修饰，再由赵正稍加润色，于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出《婆须蜜》10　卷。此论也尚存，题为《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10　卷，尊婆须蜜造，苻秦僧伽跋澄等译。建元二十年僧伽跋澄还应赵正之请，诵出《僧伽罗刹所集经》3　卷，仍由竺佛念译为汉语，慧嵩笔录为汉文，道安与法和对校。此经今亦存。

昙摩难提是兜佉勒（即大夏）沙门，于建元中来到长安，因其"学业既优，道声甚盛，苻坚深见礼接"②。在此之前，汉地尚无《阿含经》，赵正遂请昙摩难提出此经，又请道安召集义学沙门，由昙摩难提口诵梵本，慧嵩笔录为汉文，于建元二十年译出《中阿含经》59　卷。接着仍由昙摩难提口诵梵本，竺佛念译为汉语，慧嵩笔录为汉文，道安与法和考校审定，僧祐、僧茂校补漏失，于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85年）春译出《增一阿含经》41　卷。此外，昙摩难提还译有《阿毗昙心》、《三法度论》，但因慕容氏攻长安，关中大乱，译者仓促，"未善详悉，义旨句味，往往不尽"①。加之道安不久去世，未能改正，故二经未行于世。

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又有罽宾沙门僧伽提婆来到长安，应法和之请，诵出《阿毗昙八犍度论》30　卷，由竺佛念译为汉语，慧力、僧茂笔录为汉文，法和校理，僧伽提婆检校。但法和还是认为不够准确完善，道安也认为不可，令再重译。又经46日，方成定本②。此后，道安去世，关中战乱益烈，僧伽提婆便与法和到了洛阳。在洛阳译出了《阿毗昙心》16　卷、《鞞婆沙阿毗昙》（又名《广说》）14　卷。至后秦初年，法和仍回到长安，僧伽提婆则南下江南。在江南译出了《阿毗昙心》4　卷、《三法度论》2　卷、《中阿含经》60　卷、《增一阿含经》51　卷、《教授比丘尼法》1　卷。道安在组织翻译上述小乘经论前，还组织翻译了戒律。因当时戒律不备，道安非常重视。正值善于戒律的西域沙门昙摩侍在长安，道安便请昙摩侍于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译出《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授大比丘尼戒仪及二岁戒仪》三部戒律。参与其事者还有竺佛念、佛图卑、慧常与道贤③。此外，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还有罽宾沙门耶舍诵出《鼻奈经》，由鸠摩罗佛提笔录为梵文，竺佛念译为汉语，昙景笔录为汉文①。

道安直接主持译出的佛经约14　部183　卷，"百馀万言"②。其中小乘佛经占绝大部分，共有13　部178　卷。这是自汉末安世高后第二次大规模的翻译小乘经典。后世虽然大乘盛行，但小乘对佛教的基本概念、教义作了分门别②　《高僧传》卷1《昙摩难提传》。

①　《高僧传》卷1《僧伽提婆传》。

②　见《高僧传》卷1《僧伽提婆传》及《出三藏记集》卷10　道安《阿毗昙序》。③　见《出三藏记集》卷11　道安《比丘大戒序》、《关中近出尼二种坛文夏坐杂十二事并杂事共卷前中后三记》。

①　见《大正藏》卷24　道安《鼻奈耶序》。

②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类的解释，便于信徒学习掌握，因此也广为流传③。

道安在组织译经中，不仅组织人力物力，还总结了历代译经的经验教训，指出了译经的"五失本"的弊病和"三不易"作到的准则，作为译经的指导。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道安在组织摘译《大品般若经》所写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即提出"五失本"与"三不易。"④所谓"五失本"，即指在佛经翻译中失去原经本来面貌的五种情况："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即谓把梵文佛经的倒装句译为汉文的句式，就失去了梵经的本貌。"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即谓梵文佛经较质朴，译为汉文就加以辞藻的修饰，又会失去梵经的本貌。"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即谓梵文佛经多有重复咏叹，反复叮咛的句子，译为汉文就把重复的删去，这又失去了梵经的本貌。"四者，胡有义记，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即谓梵文胡经在各段末尾都有"义记"，近似于汉文辞赋篇末总结全篇要旨的"乱辞"，译为汉文都把它删去，又失去了梵经的本貌。"五者，事已全成，将更旁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即谓梵文佛经在讲完一件事，将另讲别一件事前，要把已讲过的事重述一遍，译为汉文又把重述的全部删去，这又失去了梵经的本貌。所谓"三不易"，是指翻译梵文佛经不容易作到的三点：第一，"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即谓佛经是佛陀因当时习俗而说的，而时俗是变化的，现今翻译佛经要使译文适合于时代的习俗，是不易作到的第一点。第二，"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即谓佛经之精义深奥，翻译后要使一般信徒能够领会接受，这是不易作到的第二点。第三，"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裁量。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此三不易也。"即谓佛陀弟子阿难与大迦叶，在佛陀去世不久，就召集五百罗汉（脱离生死轮回，具有六种神通者）结集佛经，当时可以相互审察，相互校写，而已很不容易。现在没有脱离生死轮回的一般译经者，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要准确无误地表达佛经原意，就更加困难了。这是不易作到的第三点。因为译经有此"五失本"、"三不易"，故道安强调译经要特别慎重，并主张直译，译笔应力求质朴，"不令有损言游字"①。道安译经的这种总结，不但对当时的佛经翻译有指导作用，对后世也有巨大的影响。

苻秦的译经，主要由道安组织译出。《大唐内典录》卷3　谓苻秦"所出经、戒、论、集、志、解、传四十部，合二百三十九卷"。

（4）注解佛经由于佛经深奥难懂，再加旧佛经时有疏误，更使经义难通，故当时讲经的沙门只能叙述大意，或只能诵读。《高僧传·道安传》就说："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道安有鉴于此，便"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对一些佛经作了注释。他所注的经，除上述提到《般若经》诸注外，主要的还有《大十二门经注》2　卷、③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2　卷第2　章第196　页。

④　见《出三藏记集》卷8。

①　《出三藏记集》卷10　道安《鞞婆沙序》。

《小十二门经注》1　卷、《了本生死经注》1　卷、《密迹金刚经、持心梵天经甄解》1　卷、《贤劫八万四千度无极解》1　卷、《人本欲生经注撮解》1　卷、《安般守意经解》1　卷、《阴持入经注》2　卷、《大地道经注》1　卷、《九十八结连约通解》1　卷、《三十二相解》1　卷等。道安的注经，后来评价很高，梁释慧皎说道安的注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①。

（5）创立戒规魏晋以来，虽传入了一些佛教戒律，但至道安时，还很不完备。而道安在襄阳就有僧众数百人，虽然靠道安高尚的道德和渊博的学识，也使其僧团"师徒肃肃，自相尊敬"②，但仍需戒规。道安在襄阳作的《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就说："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指四部戒律）不具，于大化有阙。"③他便参照已有的戒律，在襄阳制定了"僧尼轨范"。《高僧传·释道安传》说："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此三例更具体的内容不可得知。大体说来，第一例是讲经说法的仪式和方法的规定；第二例是日夜六时修行、食宿的规定；第三例是说戒仪式和忏悔集会的规定。在《出三藏记集》卷12《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中，有《安法师法集旧制三科》，当即上述"僧尼轨范"的三例。此三例制定后，不但用于道安的僧团，"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①。影响是巨大的。

道安还统一了僧人的姓氏。《高僧传·释道安传》说："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即是说，在道安以前，中国僧人的姓氏随师。如师从天竺来姓竺，弟子也姓竺；师从月支来姓支，弟子也姓支。道安认为，僧人之师莫尊于释迦，僧人应以释为姓。后来传入的《增一阿含经》果然说："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②道安主张的，正与佛经吻合。自此，中国僧众皆以释为姓，至今仍然如此。

道安是两晋时期杰出的佛教学者，对当时流行的大小乘经典皆有精研。

自汉末安世高以来的小乘禅法、阿毗昙经典以及迎合魏晋玄学而风行的大乘般若经典，道安都有精深的研究，撰写了一系列著作，"据统计，道安所著各种佛教著述（包括注解、序）48　种，其中可断为小乘著作的有24　种，大乘般若著述14　种，地志1　种，经录1　种，戒规1　种"③。这些著述对当时和后世都有较大的影响。

道安又是弘传佛教的大师。他徒众甚多，并主张"教化之体，宜令广布"④。故有意两次分散徒众，使之遍布于大江南北，这对佛教的传播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声誉和影响，也就迅速传于各地。就连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的鸠摩罗什也闻知道安，称之为"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①。东

①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②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载习凿齿《与谢安书》。

③　《出三藏记集》卷9。此经目题为"未详作者"，但从内容看，为道安所作。

①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②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③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2　卷第195　页。

④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①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晋孙绰撰《名德沙门论》，称道安"博物多才，通经明理"。在道安去世后，又为之赞曰："物有广赡，人固多宰，渊渊释安，专能兼倍，飞声汧陇，驰名淮海，形虽草化，犹若常在。"②后世的佛教徒，也一直铭记着道安。②　《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三）后秦佛教与鸠摩罗什后秦是羌人姚苌开始建立的政权。姚苌本为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县西）人，曾为苻坚将，累建大功。苻坚在淝水之战失败后，姚苌在羌族和西州豪族支持下，脱离苻坚，在渭北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大秦天王。后在五将山杀了苻坚，乘机入据长安，于公元386年称帝，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姚苌在位8年病死，其子姚兴继位。

姚兴即位后，依靠大族尹纬，并留心政事，重视刑狱，大兴儒学，使秦国很快强盛起来。但至姚兴病死，太子姚泓继位后，姚氏内部互相攻击，东晋刘裕乘机攻至长安，姚秦遂亡。

姚氏崇信佛教由来已久，早在西晋时，秦陇一带的氐、羌族就普遍信仰佛教。姚氏也不例外。姚苌兄姚襄曾与苻坚将邓羌作战，战前，军中"沙门智通固谏襄，宜厉兵收众，更思后举"③。可见姚襄军中已有沙门。姚兴更崇敬佛教。《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说姚兴，"少崇三宝，锐志讲集"。他即位后，就向泰山僧朗致书赠礼①；对入关中的中外高僧，均甚礼敬。如释昙影"入关中，姚兴大加礼接"②；释僧睿为"司徒公姚嵩深相礼贵，。。兴大赏悦，即敕给俸卹、吏力人舆"③；弗若多罗于"秦弘始中振锡入关，秦主姚兴待以上宾之礼"④；佛陀耶舍"方至长安，兴自出候问，别立新省于逍遥园中，四事供给"⑤。由于姚兴崇敬僧人，僧侣至长安者甚多。《高僧传·佛驮跋陀罗传》说"秦主姚兴专志佛法，供僧三千馀"。《出三藏记集》卷11《菩萨波罗提木叉后记》也说姚兴弘始三年，逍遥园中有"三千学士与什（鸠摩罗什）参定大小乘经五十馀部"。《大唐内典录》卷3《后秦传译佛经录》也说长安有"三千德僧，同止一处，共受姚秦天王供养，世称大寺"。这三千馀僧是由国家供给住在逍遥园中的僧人，并不是长安所有的僧人。而且住在逍遥园中的这三千馀僧，还是平常的人数，僧众最多时还不止此数。《晋书·姚兴载记》说："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馀人，。。坐禅者恒有千数。"这是姚兴供僧最多的时候。在当时来说，可谓极盛。《高僧传》卷3《传论》说："姚兴窃号，跨有皇畿，崇爱三宝，。。使夫慕道来仪，遐迩烟萃，三藏法门，有缘必睹，自像运东迁，在兹为盛。"在数千僧众中，姚兴最敬重的是鸠摩罗什。

1。鸠摩罗什的经历鸠摩罗什（公元343-413年）⑥，祖籍天竺，家世相国。父鸠摩炎，去相位出家，移居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被逼娶国王之妹耆婆，生罗什。当时龟兹佛教盛行，是葱岭以东佛教中心之一。

③　《晋书》卷116《姚襄载记》。

①　见《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卷28　上秦主姚兴《与朗法师书》。

②　《高僧传》卷6《释昙影传》。

③　《高僧传》卷6《释僧睿传》。

④　《高僧传》卷2《弗若多罗传》。

⑤　《高僧传》卷2《佛陀耶舍传》。

⑥　鸠摩罗什的生卒年记载不一，此据僧肇《鸠摩罗什法师诛》，载《广弘明集》卷23。罗什7　岁随母出家，12　岁就遍通小乘经论。后遇莎车的大乘名僧须耶利苏摩，因学习大乘教义，诵习大乘中观学派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后在龟兹宣传的就是大乘教义。20　岁时在王宫受具足戒。不久，其母辞往天竺。临行前，嘱咐罗什应不顾自身利益，将大乘佛法传往东土中国，罗什表示："使大化流传，能洗悟蒙俗，虽复身当炉镬，苦而无恨。"①后来罗什又找到《放光般若》等大乘经论，遂广为诵读，探其奥秘，学识大增。龟兹王乃造金师子座，铺以大秦锦褥，请罗什升座说法。一时之间，名扬西域。每年罗什升座说法之时，西域"诸王皆长跪座侧，令什践而登焉"②。罗什既"道震西域，声被东国"③。在长安的道安早已闻知，便劝苻坚西迎罗什。而苻坚也"素闻什名"④，故于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⑤，派氐人吕光西伐龟兹等国。出发前，苻坚对吕光说："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⑥次年，吕光击败龟兹及诸国援兵，遂获罗什东归。晋太元十年（公元385年）至姑臧（今甘肃武威）。次年，吕光得知苻坚已死，便自称凉州牧、酒泉公，后又改称三河王、大凉天王。史称后凉。鸠摩罗什也因此滞留凉州16年。

凉州自前凉张轨后，"世信佛教，。。村坞相属，多有塔寺"①。但吕光及其后人都不信佛教，故罗什也不能传教和译经，只成了吕氏预测吉凶的术士。但鸠摩罗什在此期间学习了汉语文；又有青年学者僧肇自关中至凉州从罗什受学②，将关中的佛教情况介绍与罗什。这些都为以后罗什在关中的译经作了准备。

后秦姚苌称帝后曾邀请罗什，但吕凉不放。至姚兴继位后，又遣使敦请，吕凉仍不放行。姚兴便于弘始三年（公元401年）遣姚硕德西伐吕隆。吕隆大败，上表归降。鸠摩罗什方于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到达长安。姚兴非常高兴，将罗什安置于逍遥园，"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③。自此，罗什便在长安开展译经讲经活动，直到弘始十五年（公元413年）去世为止。

2。鸠摩罗什的译经鸠摩罗什在长安的译经，得到姚兴及其大臣的大力支持。当罗什看到已有的旧译佛经"义多纰僻，皆由先度失旨，不与梵本相应"④。必须重译，再加需要新译的佛经，译经的工作量就很大。于是姚兴就敕命"僧祐、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等八百馀人，咨受什旨"⑤，协助罗什

①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以上所述事实均据此传。

②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③　《出三藏记集》卷14《鸠摩罗什传》。

④　《出三藏记集》卷14《鸠摩罗什传》。

⑤　此从《晋书》卷114《苻坚载记》。《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作"建元十八年"。⑥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①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②　《高僧传》卷6《释僧肇传》。

③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④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⑤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译经。姚兴本人也积极参与。他除常到逍遥园听罗什讲经外，还亲自参与译经。如重译《大品经》时，罗什手持胡本，"秦王躬揽旧经，验其得失，咨其通途，坦其宗致，与诸宿旧义业沙门释慧恭、僧祐、僧迁。。等五百馀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①。由于姚兴"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②。有些佛经就是在公卿大臣的请求或主持下翻译的。其中又以姚氏宗人最为突出。如《维摩诘经》是姚兴于"弘始八年，。。命大将军常山公（姚显）、左将军安成侯（姚嵩）与义学沙门千二百人，于常安大寺请罗什法师重译正本"③；《自在王经》是"秦大将军尚书令常山公姚显，。。请鸠摩法师译而出之"④；《小品经》是"秦太子。。闻究摩罗法师神授其文，真本犹存，以弘始十年二月请令出之"⑤；《百论》是"大秦司隶校尉安城侯姚嵩，。。以弘始六年，。。集理味沙门与什考校正本，陶练复疏，务存论旨"译出的⑥。在姚兴及其公卿大臣的大力支持下，鸠摩罗什的译经进展很快，在前后11年中，译出了很多佛经。具体数字各书记载不同，《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的《鸠摩罗什传》都说罗什译经300　馀卷，《出三藏记集》卷2　则著录为35　部294　卷。《开元释教录》经过审定，谓有74　部384　卷。经现代学者刊定，现存还有39　部313　卷⑦。罗什译经的质量是很高的，由于他对经论理解的透彻，又通梵汉语文，并有较高的文学欣赏和表达能力，态度又认真严谨，译经时，常"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名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⑧。协助罗什译经的弟子和助手，又是学识渊博才能出众者。故其译经，改变了以前朴质的古风，运用了达意的译法，作到了文质统一，既准确，又有文采，使中国习诵者易于接受理解，也就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因此，后世对罗什的译经评价很高。《高僧传》谓其"畅显神源，挥发幽致"①。《出三藏记集》说："表发挥■，克明经奥，大乘微言，于斯炳焕。"②现代学者的评价也相当高。吕澂先生说罗什的译经，"不论技巧和内容的正确程度方面，都是中国翻译史上前所未有的，可以说开辟了中国译经史上的一个新纪元"③。

鸠摩罗什的译经，主要是大乘经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小品般若波罗蜜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花经》、《阿弥陀经》、《十诵律》、《梵网经》、《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等。《般若经》虽然自汉末以来已有多种译本，但因译人对般若性空学说理解不深透，译文就未能完全正确表达，遂使人们对这一学说不能深刻理解，甚至还出现一些误解。罗什译出上述《般若经》和《四

①　《出三藏记集》卷8　释僧睿《大品经序》。

②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

③　《出三藏记集》卷8　僧肇《维摩诘经序》。

④　《出三藏记集》卷8　释僧睿《自在王经序》。

⑤　《出三藏记集》卷8　释僧睿《小品经序》。

⑥　《出三藏记集》卷11　僧肇《百论序》。

⑦　见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5　讲第88　页。

⑧　《出三藏记集》卷8　僧睿《大品经序》。

①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②　《出三藏记集》卷1《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

③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五讲第88　页。

论》后，才使人们对般若性空说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解。《四论》是古印度龙树、提婆创立大乘中观学派（即空宗）的主要论著。《大智度论》是系统论证《大品般若经》的，它的译出，对人们透彻了解般若性空思想很有帮助。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则是大乘中观学派的基本论著，合称《三论》。《三论》译出后，中观学派的学说才得以传播。发展到南北朝时，就形成盛行一时的《三论》学派，至隋唐时期，又发展为三论宗。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成实论》的译出，则成了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入门手册，并还成为专学，形成了成实学派。《金刚般若经》更是后世普遍流行的佛典。《阿弥陀经》则为后世净土信仰的依据，是净土宗的"三经"之一。《十诵律》是汉译第一部完备的小乘戒律。《梵网经》则是汉译第一部大乘戒律，为后世受菩萨戒的依据。

鸠摩罗什在长安主要从事译经，著述甚少，只有《实相论》、《维摩经注》、《金刚经注》、《答姚兴通三世论书》及一系列答问等。按鸠摩罗什的学识，是能成就巨著的，但因其在长安仅11年，译经又多，这是客观条件的限制。主观上他也认为没有必要作巨著。他曾自叹说："吾若著笔作《大乘阿毗昙》（即《大乘论》），非迦旃延子比也①。今在秦地，深识者寡，折翮于此，将何所论！"②3。佛陀耶舍等的译经由于姚兴崇信佛教以及鸠摩罗什的影响，长安不但云集了国内数千僧众，也聚集了不少外国高僧。《隋书·经籍志》就说："时胡僧至长安者数十辈。"其中主要有佛陀耶舍、昙摩耶舍、弗若多罗等。

佛陀耶舍是罽宾小乘学者，曾为鸠摩罗什之师，后到了龟兹。罗什滞留姑臧时，曾遣人邀请耶舍来姑臧。待耶舍至姑臧时，罗什已到了长安。罗什又劝姚兴召请耶舍，姚兴未采纳。至姚兴请罗什译经时，罗什便说："夫弘宣法教，宜令文义圆通。贫道虽诵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达幽致，今在姑臧，愿下诏征之。"①姚兴即遣使迎至长安，当时鸠摩罗什正在译《十住经》遇到疑难，已停一月多未动笔。耶舍到后，"共相征决，辞理方定，道俗三千馀人皆叹其当要"②。因耶舍髭赤，时人因称为"赤髭毗婆沙（广解说）"，又因曾为罗什师，又称为"大毗婆沙"③。后于弘始十二年（公元410年）译出《四分律》40　卷，弘始十五年（公元413年）又译出《长阿含经》等④。

昙摩耶舍也是罽宾高僧，于晋安帝隆安中到达广州，后于姚兴弘始中至长安。当时又有天竺高僧昙摩堀多来到长安。因二人之学相同，故"同气相求，宛然若旧"⑤。二人便共译出《舍利弗阿毗昙》20　卷⑥。

①　迦旃延子，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据说能分别诸经，善说法相，被称为"议论第一"。②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①　《高僧传》卷2《佛陀耶舍传》。

②　《高僧传》卷2《佛陀耶舍传》。

③　《高僧传》卷2《佛陀耶舍传》。

④　《高僧传》卷2《佛陀耶舍传》。

⑤　《高僧传》卷1《昙摩耶舍传》。

弗若多罗也是罽宾高僧，专精《十诵律》。当时关中缺乏律藏，众僧正渴望律部之翻译，遂于"弘始六年（公元404年）十月十七日，集义学僧数百人于长安中寺，延请多罗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为晋文"⑦。但只译了三分之二，多罗就病逝。后又由龟兹僧昙摩流支与罗什继译，共成58　卷。今传《十诵律》61　卷，后3　卷为罽宾僧卑摩罗叉在罗什死后于寿春（今安徽寿县）译出⑧。

4。鸠摩罗什的弟子与后秦僧官鸠摩罗什弟子众多，参与译经和听其讲经说法者常有数百上千，最多时达到三千余人。其中参与译经的最得力者，有道融、僧祐、道恒、道标、昙影、僧睿、僧肇等等。而僧睿、僧肇二人又最著称。

僧睿是魏郡长乐（今河南安阳东）人。出家后曾为道安弟子，协助译经。及鸠摩罗什入长安，又为罗什弟子，参与译经，是罗什译场最主要的助手。凡罗什所出经，僧睿皆助校订，并为多种重要经论撰写序文。如《大品般若》、《小品般若》、《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法华经》、《维摩经》等皆有僧睿的序言①。在僧睿的序文中，对当时的佛教思潮有所评论，是研究那时佛教思想的重要资料。

僧肇是京兆（治今陕西西安）人。出家后遍学三藏。鸠摩罗什在姑臧，僧肇即往受学。后随罗什入长安，即入译场，详订译经。《大品般若经》译出后，著《般若无知论》。罗什称赞说："吾解不谢子，辞当相挹"②。庐山慧远及隐士刘遗民读后，也大加赞赏。后又注《维摩经》，撰《物不迁论》、《不真空论》，以阐扬中观性空之学。罗什死后，僧肇还撰了《涅槃无名论》。后人将上四论编入《肇论》中。《肇论》以般若为中心，对魏晋以来的玄学和佛学的主要流派作了系统的总结，建立了较完整的宗教哲学体系，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隋唐时期的三论宗和禅宗就受了一定的影响，僧肇只活了31　岁，于东晋义熙十年（公元414年）去世。

由于姚兴对佛教的大力提倡，信奉佛教之人就越来越多。《晋书·姚兴载记》说："兴托意于佛道，。。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这十分之九的事佛者，应指家居而信奉佛教者。至于出家为僧者，当不会如此之多。《高僧传·释僧祐传》说："兴既崇信三宝，盛弘大化。。。使夫慕道舍俗者，十室其半。"这十分之五的"慕道舍俗者"，当是出家为僧尼者，人数已相当众多，由于僧尼众多，就容易产生弊病。正如《释僧祐传》所说："自童寿（鸠摩罗什）入关，远僧复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姚兴也认为："凡未学僧，未阶苦忍，安得无过？过而不刻，过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①遂下诏设立僧官说："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纲领，宣授远规，以济颓绪。僧祐法师，学优早年，德芳暮齿，可为国内僧主；僧⑥　《高僧传》卷1《昙摩耶舍传》。

⑦　《高僧传》卷2《弗若多罗传》。

⑧　见《高僧传》卷2《卑摩罗叉传》。

①　见《高僧传》卷6《释僧睿传》。

②　《高僧传》卷6《释僧肇传》。

①　《高僧传》卷6《释僧■传》。

迁法师，禅慧兼修，即为悦众；法钦、慧斌共掌僧录。给车舆吏力。■资侍中秩，传诏羊车各二。"②僧主即僧正，《大宋僧史略·立僧正》说："所言僧正者何？正，政也。。。盖以比丘无法，如马无辔勒，牛无贯绳，渐染俗风，将乖雅则，故设有德望者以法绳之，令归于正，故曰僧正也。"悦众为僧正之副。《大宋僧史略·僧主副员》谓悦众即北魏之都维那，乃僧统之副。僧录，则是在僧正、悦众下办理具体事务之官。

北魏太武帝皇始（公元396-397年）中与东晋安帝隆安（公元397-401年）中虽已先后设置僧官，但姚秦僧官的设置也在弘始（公元399-415年）中，三方设置的时间相距很近，可能都是各自设置，没有相互影响。僧官之设置，标志着皇权高于教权。当时三方政权不约而同地设置了僧官，这就决定了中国佛教只能在封建皇权统治之下作统治之辅助而已。

②　《高僧传》卷6《释僧■传》。

（四）北凉佛教与昙无谶北凉是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的政权。沮渠蒙逊在后凉吕光时本在姑臧（今甘肃武威）任宿卫，后因其叔被吕光所杀，遂举兵反凉。于公元401年据有张掖（治今甘肃张掖西北），自称凉州牧、张掖公。公元412年迁都姑臧，改称河西王。史称北凉。

凉州（治姑臧）是天竺、西域至中原必经之地。佛教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原，首先就经凉州，故凉州之佛教早于内地。《魏书·释老志》说："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西晋译经最多的竺法护，就在敦煌译了不少经。但凉州佛教最盛的时期，还是在北凉时期。而北凉佛教最盛时，又是昙无谶到凉州之后。

昙无谶（又作昙摩谶），中天竺人①。出家后初学小乘，后遇白头禅师，从学《涅槃经》，遂改习大乘。后持《大涅槃》前分10　卷及《菩萨戒经》等至罽宾。而罽宾盛传小乘，不信《涅槃》。又东至龟兹，再入姑臧。昙无谶至姑臧后，得到沮渠蒙逊的厚待，并请出经。昙无谶在慧嵩、道朗的协助下，译出《大涅槃》前分10　卷。又译出《大集》、《大云》、《悲华》、《地持》等经60　余万言。昙无谶以《涅槃经》未足，又外出寻觅，后在于阗寻得中分，复返姑臧译出。其后再遣使去于阗寻求，果得后分，又续译出30　卷。《涅槃经》从玄始三年（公元414年）初开始翻译，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才全部译完。据《出三藏记集》卷2　所载，昙无谶在凉州所译经有《大般涅槃经》、《方等大集经》、《方等王虚空藏经》、《方等大云经》、《悲华经》、《金光明经》、《菩萨戒本》等11　部117　卷。

昙无谶本善于咒术，在西域时就被称为"大咒师"。入姑臧后，曾告沮渠蒙逊说："有鬼入聚落，必多灾疫。"①蒙逊不信，昙无谶便施道术，蒙逊果见，因而更加敬重他。后来北魏太武帝听说昙无谶有道术，便遣使告蒙逊说："闻彼有昙摩谶法师，博通多识，罗什之流；秘咒神验澄公之匹。朕思欲讲道，可驰驿送之"②。但沮渠蒙逊不愿昙无谶离去，终不遣送。后来昙无谶请求西行更求《涅槃》后分。蒙逊忿怒，便密遣刺客于途中刺杀无谶，死时49　岁。

①　此据《高僧传》卷2《昙无谶传》，《魏书·释老志》谓昙无谶是罽宾沙门。以下所叙事迹均据此传。

①　《高僧传》卷2《昙无谶传》②　《高僧传》卷2《昙无谶传》

●七、南方东晋的佛教东晋王朝是司马睿在江南建立的。司马睿是晋皇室的支属，最初继父祖爵为琅邪王。八王之乱后期受命出镇建邺（今江苏南京）。至晋愍帝被俘，北方司马氏政权覆亡。公元317年司马睿称晋王，次年得知晋愍帝遇害，改称帝。史称东晋。共历11　帝，104年。公元420年为刘宋所取代。

（一）帝王、名士与佛教1。帝王与佛教东晋王朝是依靠琅邪王氏为首的士家大族的支持建立起来的，故建立之初，民间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①。其实，终东晋一代，都是司马氏与士家大族共天下。自东晋初起，国家大权就由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几家北方南渡士族轮流执掌，皇帝仅有名而已。晋孝武帝时范弘之与司马道子笺就说："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②由于皇权微弱，士族势盛，有的皇帝就崇信佛教，欲求佛法之护佑。又由于东晋初年士族所习尚的玄学正在与佛教的般若学相融合，士族名士谈玄论释就成为时尚，佛教更得到人们的崇敬。因此，与士族共天下的皇帝，也必须尊崇佛教。从东晋初期的元、明二帝起，没有不尊崇佛教的。《高僧传·竺道潜传》说："中宗元皇及肃祖明帝，。。并钦其风德，友而敬焉。"晋明帝善于书画，还亲手画如来佛像。习凿齿《与释道安书》也说："唯肃祖明皇，实天降德，始钦斯道，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①晋哀帝更崇信佛教，《高僧传·竺道潜传》说："哀帝好重佛法，频遣两使殷勤征请。潜以诏旨之重，暂游宫阙，即于御筵开讲《大品》。上及朝士并称善焉。"在竺道潜回山后，哀帝又召请支遁至京"讲《道行般若》，白黑钦崇，朝野悦服"②。高僧于法开也于"哀帝时累被诏征，乃出京讲《放光经》"③。晋简文帝之被立，是在桓温废海西公后，故他即位后，对桓温仍很畏惧。《晋书·简文帝纪》说："温既仗文武之任，屡建大功，加以废立，威振内外。帝虽处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惧废黜。"在海西公被废前，天象曾有变化，简文帝即位时又有变化。《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初，荧惑入太微，寻废海西。简文登阼，复入太微，帝恶之。"简文帝便求助于佛僧，乞求佛法之护佑。《高僧传·竺法旷传》说："晋简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远诏问起居，并咨以妖星，请旷为力。"这里所说的"妖星"，即指上述的"荧惑"。据《竺法旷传》说，法旷"乃与弟子斋忏，有顷灾灭"。这就使简文帝更加崇信佛教，建造了波提寺④，还对高僧竺法汰"深相敬重，请讲《放光经》。开题大会，帝亲临幸，王侯公卿莫不毕集"①。但佛教也改变不了东晋君弱臣强的局面，简文帝终于还是"外压强臣，忧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②。

晋孝武帝即位不久，就召请高僧竺法义"出都讲说"③。后来还"立精舍

①　《晋书》卷98《王敦传》。

②　《晋书》卷91《范弘之传》。

①　载《弘明集》卷12。晋明帝画佛像事又见《晋书》卷77《蔡谟传》。

②　《高僧传》卷4《支遁传》。

③　《高僧传》卷4《于法开传》。

④　《建康实录》卷8　注："简文即位，自立僧寺一，（名）波提寺。"

①　《高僧传》卷5《竺法汰传》。

②　《世说新语·言语篇》"初荧惑入太微"条注引《续晋阳秋》。

③　《高僧传》卷4《竺法义传》。

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④。并还从高僧支昙籥受五戒，《高僧传·支昙籥传》说："晋孝武初，敕请出都，止建初寺，孝武从受五戒，敬以师礼。"孝武帝对比丘尼更加敬重，致使她们窃权干政。《晋书·会稽王道子传》说："孝武帝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歌为务，姏姆尼僧，尤为亲昵，并窃弄其权。"其中又以妙音尼最为突出，《比丘尼传·支妙音尼传》说妙音"居处京华，。。晋孝武皇帝、太傅会稽王道子并相敬信。。。供■无穷，富倾都邑，贵贱宗事，门有车马日百馀两。。。权倾一朝，威行内外"。

晋恭帝也"深信浮屠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许里"⑤。恭帝信佛教的目的，也希望得到护佑，但也无济于事。刘裕之派人缢死安帝而立恭帝，仅仅为了应"昌明（孝武帝字）之后有二帝"之谶言⑥，故恭帝在位两年就"禅位"于刘裕，东晋遂亡。

2。达官名士与佛教①达官名士与高僧东晋的达官名士，大多是中原南渡的士家大族，他们到南方后，仍然崇尚清淡玄学。但玄学发展至西晋已到了顶峰，再无新义可探。故王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①。此三论题，皆是西晋之旧题。而高僧支道林却能对《庄子·逍遥游》讲出新义。《世说新语·文学篇》说："《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即郭象、向秀）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由此看来，玄学要发展，就必须吸取佛学。而佛教僧侣也有意用般若学迎合玄学，积极主动地与士族名士交往。所以东晋的士族名士，大多支持佛教，并与佛教高僧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以下诸僧：西域高僧帛尸梨密多罗过江后，"止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由是显名。太尉庾元规（亮）、光禄周伯仁（觊）、太常谢幼舆（鲲）、廷尉桓茂伦（彝），皆一代名士，见之终日累叹，披衿致契"②。在荆州的王敦，"闻王、周诸公皆器重密，疑为失，及见密，。。一面尽虔"③。周觊为仆射，兼领选事，见帛尸梨密多罗感叹说："若使太平之世，尽得选此贤，真令人无恨也。"④不久，周觊被王敦杀害，帛尸梨密多罗往吊其孤，对觊灵座"作胡呗三契，梵响凌云，次诵咒数千言。。。既而挥涕收泪，神气自若"⑤。王导之孙王珉曾以帛尸梨密多罗为师，密死后，还为之作序。出自士族的高僧竺道潜（字法深）①，在西晋时就"誉洽西朝"，过江后，④　《晋书》卷九《孝武帝纪》。

⑤　《晋书》卷10《恭帝纪》。

⑥　《晋书》卷10《恭帝纪》。

①　《世说新语·文学篇》。

②　《高僧传》卷1《帛尸梨密多罗传》。

③　《高僧传》卷1《帛尸梨密多罗传》。

④　《高僧传》卷1《帛尸梨密多罗传》。

⑤　《高僧传》卷1《帛尸梨密多罗传》。

①　《高僧传》说竺道潜出自琅邪王氏，《世说新语·德行篇》刘孝标注说："法深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丞相王茂弘（导）、太尉庾元规并钦其风德，友而敬焉"②。在王导、庾亮死后，竺道潜便入剡山（在今浙江嵊县境）30余年，但追踪问道者不绝。后受哀帝之召，入京讲《大品般若经》，又与达官权贵广为交接。当时简文帝尚为宰相，竺道潜常出入相府。名士刘惔戏嘲说："道士何以游朱门？"道潜答："君自睹其朱门，贫道见为蓬户。"③录尚书何充更崇敬道潜，"每加祇崇，遵以师资之敬，数相召请，屡兴法祀"④。

生长于长安的西域僧康僧渊，晋成帝时与沙门康法畅、支敏度一道过江。康法畅善于清谈，"常执麈尾行，每值名宾，辄清谈　尽日。庾元规谓畅曰："此麈尾何以常在？"畅曰："廉得不取，贪者不与，故得常在。""⑤这完全是一派名士风度。康僧渊也善于言辞清谈，"初过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忽往殷渊源（浩）许（处所），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遂及义理。语言辞旨，曾无愧色。。。由是知之"⑥。王导曾以康僧渊深目高鼻而戏弄他，僧渊即答："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⑦时人称为名答。

高僧支遁（字道林）与达官名士的关系更加密切，当其过江至建康，名士王濬就称誉说："造微之功，不减辅嗣（即王弼）。"⑧其后，"王洽、刘恢、殷浩、许恂、郗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遐、袁彦伯等并一代名流，皆著尘外之狎"①。支遁所注《庄子·逍遥游》有新义，"群儒旧学莫不叹服"②。王羲之有意验证其虚实，便往见支遁，及听支遁讲后，大加敬服。晋安帝即位后，召请支遁讲《道行般若》，深受道俗朝野人士的称誉。谢安也极称赞支遁。郗超曾问谢安："林公谈，何如嵇中散？"安答："嵇努力才能去耳。"③道安的同学竺法汰到建康后，居瓦官寺。"简文皇帝深相敬重，请讲《放光经》。开题大会，帝临幸，王侯公卿莫不毕集。。。开讲之日，黑白观听，士庶成群"④。自此以后，门徒大增，三吴来者以千计。当时王导之子领军王洽，洽子东亭侯王濬、宰相谢安皆敬重法汰。

东晋的达官名士崇敬佛教的很多，在上述各名僧中，已可见其大概。但他们之崇敬佛教，多从清谈玄学出发，并非真诚信仰；他们所敬重的名僧，也大多学识渊博又善于玄谈者。就是某些失意的达官名士，也并非真心信仰佛教，只不过力图在佛经中求得安慰而已。例如大名士殷浩，在晋穆帝初，为中军将军，受命率军北伐失败后，被贬为庶人，流徙于东阳之信安（今浙胤也。"

②　《高僧传》卷4《竺道潜传》。

③　《高僧传》卷4《竺道潜传》。

④　《高僧传》卷4《竺道潜传》。

⑤　《高僧传》卷4《康僧渊传》。

⑥　《世说新语·文学篇》"康僧渊初过江"条。

⑦　《高僧传》卷4《康僧渊传》。

⑧　《高僧传》卷4《支遁传》。

①　《高僧传》卷4《支遁传》。

②　《高僧传》卷4《支遁传》。

③　《高僧传》卷4《交遁传》。

④　《高僧传》卷5《竺法汰传》。

江衢县东），便潜心研读佛经。《世说新语·文学篇》说："殷中军被废东阳，始看佛经。"又说："殷中军废徙东阳，大读佛经，皆精解。"由于殷浩对佛经有所领悟，求得了安慰，故"虽被黜，口无怨言，夷神委命，谈咏不辍，虽家人不见其有流放之戚"⑤。当然，在达官名士中，也不乏真诚信仰佛教者，如晋元帝时的御史中丞周嵩，就虔诚信仰佛教，后为王敦诬陷被杀，史称："嵩精于事佛，临刑犹于市诵经云。"①又如晋安帝初的兗州刺史王恭，也虔诚信仰佛教，后因起兵反辅政的司马道子，兵败被杀。《晋书·王恭传》说他"不闲用兵，尤信佛道，调役百姓，修营佛寺，务在壮丽，士庶怨嗟。临刑，犹诵佛经，自理鬚鬓，神无惧容"。再如历仕成、康、穆三朝的何充，也是一名虔诚信仰者。《晋书·何充传》说他"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糜费巨亿而不吝也"，阮裕曾戏弄他说："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何充问其故，阮裕说："我图数千户郡尚未能得，卿图作佛，不亦大乎！"当时郗愔、郗昙兄弟俩信奉天师道，而何充、何准兄弟俩又信奉佛教。谢万就说："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②②达官名士的佛教著述在崇信佛教的达官名士中，也有撰写佛教著述的，如郗超、孙绰等。

郗超字景兴，一字嘉宾，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西）人。祖郗鉴，官至太尉。父郗愔，官至司空。郗超初在桓温帐下为征西大将军掾、大司马参军，深得桓温信任。简文帝即位后，以郗超为中书侍郎，位虽不高，而权势颇重，朝官谢安、王坦之等皆畏之。死时年42③。

郗超崇信佛教，又乐于布施，道安至襄阳，就遣人送米千斛。他有关佛教的著述不少，在刘宋陆澄的《法论目录》中④，就录有《本无难问》、《郗与法浚书》、《郗与开法师书》、《郗与支法师书》、《奉法要》、《通神咒》、《明感论》、《论三行上》、《论三行下》、《叙通三行》、《郗与谢庆绪书往返五首》、《郗与傅叔玉书往返三首》、《答英郎书一首》、《全生论》、《五阴三达释》等。但至今尚存的只有《奉法要》①，其余的均已亡佚。

《奉法要》是一篇宣扬佛教基本教义以及在家信徒（居士）的戒规、斋法的简要论文。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七点：三归依　在家信徒须经过宣誓入教的仪式，即宣誓"归佛，归十二部经，归比丘僧"②。

五戒　在家信徒须遵守五戒，即一者不杀，二者不盗，三者不淫，四者不欺（不妄语），五者不饮酒。

十善　在家信徒不仅须遵守五戒，还要作到十善，即"身不犯杀、盗、淫，意不嫉（妒忌）、恚（忿恨）、痴（愚昧），口不妄言、绮语（花言巧语）、两舌（挑拔离间）、恶口（骂詈）"。实际上十善是五戒的扩大，只不过五⑤　《晋书》卷77《殷浩传》。

①　《晋书》卷61《周浚传附嵩传》。

②　《晋书》卷77《何充传》。

③　以上见《晋书》卷67《郗鉴传附超传》。

④　载《出三藏记集》卷12。

①　载《弘明集》卷13。

②　《弘明集》卷13　郗超：《奉法要》。以下凡引此文者，不再作注。

戒主要强调禁止的行为，十善则主要强调应有的思想意识。故《奉法要》说："五戒检形，十善防心。"

斋法　"岁三斋者，正月一日至十五日，五月一日至十五日，九月一日至十五日。月六斋者，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斋日中，不能食鱼和肉，并只能中午进一食。斋日中还要"悔过自责，行四等心（慈、悲、喜、爱护），远离房室，不著六欲"，妇女还须"去香花脂粉之饰"。

善恶报应、五道轮回佛教认为众生在世的善恶行为决定着来世的报应，报应的趋向有五道，即天、人、畜生、饿鬼、地狱。宣称十善具备者则生天堂。遵守一戒至五戒者可得为人，只不过人有高卑夭寿之分，守戒多者为富贵长寿人，反之，则为贫贱短命人。与十善相反为十恶。凡作恶者，根据作恶的多少，轮为不同的畜生、饿鬼，十恶具全者，则轮入地狱。而且这种善恶报应只限于本身，不延及子孙后代。郗超引《泥洹经》说："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孙不善，父亦不受。善自获福，恶自受殃。"这与中国古代传统的说法不同。

消除"五盖"、"六情"《奉法要》把人对各种物质所追求的享受称为"六情"或"六欲"，即"目受色，耳受声，鼻受香，舌受味，身受细滑，心受识"。《奉法要》又把人的五种情感称为"五盖"，即"一曰贪淫，二曰瞋恚，三曰愚痴，四曰邪见，五曰调戏"。在五盖中，愚痴又是最根本的，其他一切执著及六欲"皆始于痴"。而五盖、六欲皆由心作，所以"行道之人，每慎独于心，防微虑始，。。不以事形未著，而轻起心念"。而要能够如此，最好的办法是静心。《奉法要》说："夫理本于心，而报彰于事。犹形正则影直，声和而响顺。"静心的重要方法又是修禅观，专心思念人生的痛苦。"经云：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恩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并且人生短暂，"区区一生，有同过隙，所遇虽殊，终归枯朽。得失少多，固不足计，该以数涂，则此心自息"。这是要人们安分守己，断绝一切欲望和追求。

不生不死　奉行五戒十善虽可生天堂，但终在轮回之中，"故经云："三界皆苦，无可乐者。"又云："五道众生，共在一大狱中。""故生天不是修行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不生不死的"涅槃"。而要达到涅槃，就要修习六度，即"一曰施，二曰戒，三曰忍辱，四曰精进，五曰一心，六曰智。"只要精心修习这六度，"必归心化本，领观玄宗，玩之珍之，则众念自废。废则有忘，有忘则缘绝。缘报既绝，然后入于无生。既不受生，故能不死。。。《泥洹经》云："心识静休，则不死不生。""

《奉法要》以简短的文字阐明了东晋达官名士对佛教基本教义、教规的认识，是研究中国佛教义学史的有价值的资料。

孙绰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祖孙楚，曾为冯翊太守，以文学著称于世。孙绰早年与兄孙统一道过江，居于会稽。曾为太学博士、廷尉卿、领著作郎等。孙绰亦以文学著称于世，为当时文士之冠。凡温峤、王导、郗鉴、庾亮诸名公死后之碑文，皆孙绰所撰。死时58　岁①。

孙绰崇信佛教，与当时名僧竺道潜、支遁等交往甚密，并撰有佛教著作《名德沙门论目》、《道贤论》、《喻道论》等。前两篇已亡佚，但从《高

①　见《晋书》卷56《孙楚传附绰传》。

僧传》及《世说新语》所引之文看，其内容是对两晋名僧之评论。《道贤论》还把两晋七名僧比于魏晋名士"竹林七贤"：竺法护比山涛，竺法乘比王戎，帛远比嵇康，竺道潜比刘伶，支遁比向秀，于法兰比阮籍，于道邃比阮咸②。《喻道论》今存于《弘明集》中。全文以问答形式，阐述了佛与佛道（教义）及其与儒家的关系。问者代表儒学之士，答者为孙绰本人。

论文首先肯定佛道是高深之道，佛就是道的体现者。而道是什么呢？"道也者，导物者也。应感顺通，无为而无不为者也"③。无为与无不为又是什么呢？"无为，故虚寂自然；无不为，故神化万物"。佛具有如此巨大的神通，正是大乘佛教所说的佛，是真如、法性或法身的体现者。而孙绰却以玄学所用的《老子》语言来表述。这正是当时佛学与玄学结合的反映。

佛教教义与儒家理论是矛盾的，这在东汉末已有儒者指出，反映在牟子《理惑论》中。而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佛教僧侣却不敢正视矛盾，总是想方设法调和矛盾，这在汉魏的译经和牟子《理惑论》中也有所反映。而孙绰却大进了一步，在《喻道论》里明确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的论断，把儒佛两家完全等同起来。这在中国佛教史上还是第一次。孙绰的这一论断，也是针对当时儒者对佛教的非难。难者说："周、孔适时而化，佛教顿去之，将何以惩暴止奸，统理群生哉？"就是说，周、孔儒家适应时代制定了一套治理社会的教化，而佛教却把它抛弃，这怎能惩暴止奸，治理社会呢？孙绰答道："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耳。。。佛者梵语，晋训觉也。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轲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蔽，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尧、舜世夷，故二后高让；汤、武时难，故两君挥戈。"即是说，周、孔与佛实质是一样的，都是使社会得以治理，只不过周、孔的教化能治理杂乱的社会，而佛是着重觉悟人心。"佛"的含义就是"觉"，如同孟子称圣人为先觉一样。尧、舜、商汤、周武王同为圣人，而尧、舜治理天下就用和平的方式，商汤、周武王却用武力。方式不同，效果都一样。佛教与儒家正是如此。

儒者又以佛教剃发出家、不娶无后责难说，"周、孔之礼，以孝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不孝之事，"莫大无后，体之父母，不敢夷毁"，而沙门剃须发，弃父母，绝后代，"背理伤情，莫此之甚"。孙绰辨解说，"夫父子一体，惟命同之"。"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之为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缨公朝者，子道废矣。何则？见危授命，誓不顾亲"。尧流放禹父鲧，而禹仍不辞职。"周之泰伯，远弃骨肉，托迹殊域，祝发文身，存亡不反"，而《论语》称之为"至德"。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使孤竹君断绝了后代，而"仲尼目之为仁贤"。所以评判一个人，要看其大节。"昔佛为太子，弃国学道，欲全形以遁，恐不免维絷，故释其须发，变其章服，既外示不及，内修简易"。及至"道成号佛"，"还照本国，广敷法音，父王感悟，亦升道场。以此荣亲，何孝如之"？这才是尽了最大的孝道，而后来一般出家奉佛者，"皆由父老不异所尚，承欢心而后动耳"。如果还有弟兄在家，"则服养不废，既得弘修大业，而恩纪不替"。并且奉佛修行者，还可使死去的先人"得福报以生天"。这②　均见《高僧传》中各僧本传。

③　《弘明集》卷3　孙绰《喻道论》。以下凡引此文者不再作注。

更是行孝了。而佛经还有"专以劝孝为事"的经，其"殷勤之旨可谓至矣"。"俗人不详其源流"，"便瞽言妄说"，"可谓狎大人而侮天命者也"。佛教与儒家孝道的矛盾，始终是儒家攻击佛教的重点，后世也还时有发生。

（二）般若学与六家七宗般若学说，原是印度大乘空宗批判小乘有宗的理论。这种学说之传入中国，是从东汉末支娄迦谶译出《般若道行品经》开始的。此后支谦译出《大明度无极经》，竺法护译出《光赞般若经》，般若学的思想已基本具备。但在魏晋之际，佛学还不能独立发展。而正在兴盛的玄学，与般若学又有类似之处，于是佛教般若学就依附玄学以求发展；而玄学发展到西晋已经结束，如还要发展，也必须取资于佛学。因此，二者就自然合流了。两晋之际佛学中出现的"格义"和"六家七宗"，就是佛玄合流的产物。

格义是佛教僧侣企图把佛学和玄学融合起来的一种方法。《高僧传·竺法雅传》说："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就是说，竺法雅的门徒弟子，对中国传统的典籍（主要指《老子》、《庄子》等）已很有修养，但对佛学不理解。特别是佛学中的"事数"，如"四谛"、"五阴"、"七觉"、"十二因缘"等等，更难于理解。竺法雅与康法朗等便用中国传统典籍的概念去比配佛经中的事数概念。这就使门徒弟子易于理解接受。这种比配的方法就称为格义。看来竺法雅等人还不限于比配事数，而是企图把中外两种思想融合在一起。《高僧传·竺法雅传》说竺法雅"风采洒落，善于枢机，外典佛经，递互讲说"。这种将"外典"（主要指《老子》、《庄子》等）与佛经比配互说的风气，在两晋之际是很盛行的。这就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即与玄学合流的般若学。"六家七宗"就是玄学的不同意见在这种般若学内的反映，从而形成了般若学内的不同派别。

"六家"的说法，在后秦僧睿的《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中已有①。而"六家七宗"的说法，则始于刘宋昙济的《六家七宗论》。此论已佚，梁释宝唱曾经引用。唐元康《肇论疏》说："梁朝释宝唱作《续法论》一百六十卷，云宋庄严寺释昙济作《六家七宗论》。论有六家，分成七宗。第一本无宗，第二本无异宗，第三即色宗，第四识含宗，第五幻化宗，第六心无宗，第七缘会宗。本有六家，第一家为二宗，故或七宗也。"据汤用彤先生的考证，六家七宗的代表人物是：本无宗道安，本无异宗竺法深、竺法汰（竺僧敷），即色宗支道林（郗超），识含宗于法开（于法威、何默），幻化宗道壹，心无宗支愍度、竺法蕴、道恒（桓玄、刘遗民），缘会宗于道邃②。

本无宗　"释道安明本无义，谓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详此意，安公明本无者，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①这虽强调"无在万化之前"，但"无"并不生有，并不产生万物。而"空为众形之始"，即空寂才是万物的本性。

本无异宗　"琛（当作"深"）法师云：本无者，未有色法，先有于无，故从无出有，即无在有先，有在无后，故称本无。"②这与本无宗的不同就在于"从无出有"，"无"要生有，要产生万物。本无家的这两宗，反映了魏晋玄学贵无派的不同观点。本来《老子》里明确指出："天下万物生于有，

①　见《出三藏记集》卷8。

②　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第九章第194　页。

①　《大正藏》卷42　吉藏《中观论疏》卷第2　末。

②　《大正藏》卷42　吉藏《中观论疏》卷第2　末。

有生于无。"③这是老子的宇宙生成论。而王弼注《老子》则解释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这就用"以无为本"取代了"有生于无"，成了王弼贵无的本体论。但王弼又在别处说："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④。又成了"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论。这是王弼本体论的不彻底处。而到了郭象的《庄子注》，提出了万物"自有"、"自生"、"自然"的独化论，使本体论彻底完善了。般若学的本无宗与本无异宗的分歧，就是玄学中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分歧的反映。

心无宗《世说新语·假谲篇》有一段立心无义的有趣记载："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在江东，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此明言"心无义"为支愍度所立，但绝不是为了求食而随便想出的。其义为："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此释意云：经中说诸法空者，欲令心体虚妄不执，故言无耳，不空外物，即万物之境不空。"①这就是说，心无宗认为万物是有的，经（指《般若经》）中所说的万物"空"，是在于使人"心体虚妄"，不要执着。只要心中认为实有的万物是无、是空，就符合《般若经》所说的"诸法皆空"了。这当然不是《般若经》"空"的本义。《般若经》的"诸法皆空"，是总括一切物质和精神而言的。

即色宗　吉藏《中论疏》说即色有二家，"一者，关内即色义"；"次，支道林著《即色游玄论》"。但从僧肇《不真空论》所引即色看，"关内即色义"实即支道林的主张。支道林所著《即色游玄论》已佚，但在《世说新语·文学篇》"支道林造《即色论》"条，刘孝标注引了《支道林集·妙观章》所说的即色义："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色，色复异空。"这里所说的"色"，有两种含意，"夫色之性"的"色"，是指万物；"不自有色"之"色"，是指人们加于万物的概念。即是说，人们加于万物的概念不是万物所自有的，万物本身是空无的，虽然人们称之为万物，而却是空的。所以说人们所称的万物虽指万物本身，而所称的这个万物毕竟不是空无的万物。僧肇对此说不同意，批评道："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意思是说，"色"是因缘会合而成，所以"色"本身就是"色"，并不是人们加给"色"的概念"色"才成其为"色"。按照般若性空说，应该表述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识含宗　为于法开所立，认为"三界为长夜之宅，心识为大梦之主。今之所见群有，皆于梦中所见，其于大梦既觉，长夜获晓，即倒惑识灭，三界都空。是时无所从生，而靡所不生"①。这是说，三界（即客观世界）本是空的，人们"之所见群有"，以为不空，是因为心识颠倒不明，如在梦中。一旦颠倒的心识灭除，大梦觉醒了，就会以三界皆空。这种说法，把"空"建立在心识上，仍不符合般若性空的本义。

③　《老子》第40　章。

④　王弼《老子注》第1　章。

①　《大正藏》卷42　吉藏《中观论疏》卷第2　末。

①　《大正藏》卷42　吉藏《中观论疏》卷第2　末。

幻化宗　为道壹所立，吉藏《中观论疏》说："壹法师云，世谛之法，皆如幻化。是故经云，从本已来，未始有也。"②日本安澄《中论疏记》又说："《玄义》云，第一释道壹，著《神二谛》论云，一切诸法，皆同幻化，同幻化故，名为世谛，心神犹真不空，是第一义。若神复空，教何所施？谁修道？隔凡成圣，故知神不空。"③这和含识宗的主张相同，只是提得更明确，肯定了万物空而神不空。这虽然也不符合般若性空的本义，但却给般若性空说提出了严肃的问题："若神复空，教何所施？谁修道？"

缘会宗　为于道邃所立。吉藏《中观论疏》说："于道邃明缘会故有，名为世谛。缘散故即无，称第一义谛。"④这是说因缘（指各种条件）会合，就形成万有，众缘分散，万有皆空。这种说法，是佛教大小乘所共持的观点，没有自己的特点，故影响不大。

六家七宗的学说，是中国佛教僧侣用玄学去附会般若性空说，虽然对这一学说作了歪曲，却标志着佛教的逐步中国化。以前解释佛教的都是外国僧侣，而从此以后，多由中国僧侣解释，最后还建立了中国自己的佛教宗派。②　《大正藏》卷42　吉藏《中观论疏》卷第2　末。

③　《大正藏》卷65　安澄《中论疏记》卷第3　末。

④　《大正藏》卷42　吉藏《中观论疏》卷第2　末。

（三）慧远与南方佛教中心1。慧远的经历慧远（公元334-416年），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人。"世为冠族"①。年13，随舅父至洛阳游学，便"博综六经，尤善《庄》、《老》"②。中原地区在后赵石虎死后，战乱不断，道安已避乱在太行恒山立寺传教。慧远闻知后，便与弟慧持同往听学，及听道安讲《般若经》，"豁然而悟，乃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与慧持从道安出家为僧。其后，在僧徒中尤为突出，道安常称许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至24　岁，便讲《般若经》。有听众不懂经中"实相"（万物抽象的本体），反复问难，慧远便引《庄子》作类比，不懂者立即知晓。从此以后，道安特允许慧远引用佛典以外的书籍以类比佛理。

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慧远随道安南奔襄阳。至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前秦苻丕攻襄阳，道安又分散徒众，听随自去。慧远便率弟子数十人南下荆州，住于江陵（今湖北江陵）上明寺。后欲往罗浮山（在今广东增城东），行至浔阳（今江西九江），见庐山清秀幽静，是修行的好处所，便决意留居。在此之前，已有道安之另一弟子慧永至庐山，陶侃之子陶范便于香炉峰下为慧永建了西林寺。慧远初至，慧永邀慧远同住。不久慧远又在西林寺旁立龙泉精舍。由于徒众日增，寺院狭窄，慧永便向江州刺史桓伊说："远公方当弘道，今徒属已广，而来者方多。贫道所栖褊狭，不足相处，如何！"桓伊便为慧远于山之东更建寺院，因在西林寺东，故名东林寺。自此，慧远便在东林寺传教著述，直至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二月六日去世，终年83。

2。南方的佛教中心庐山东晋佛教发展到孝武帝时，已有相当大的势力，不仅佛教信徒众多，僧侣成分也相当复杂。僧侣中固然有不少避役群众，但也有不少不良分子。他们并不真诚信奉佛教学道修行，而是乘机钻营私利，营置财产，甚至奔走权门，干乱政治。这就损害了佛教的形象，引起了社会的指摘。《弘明集》中未详作者的《正诬论》和道恒的《释驳论》就反映有这方面的情况。晋安帝时，桓玄执政后也说："佛所贵无为，殷勤在于绝欲。而比者陵迟，遂失斯道。京师竞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以之倾匮，名器为之秽黩。。。其所以伤治害政，尘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实污风轨矣。"①而慧远至庐山后，足不出山，"率众行道，昏晓不绝。释迦馀化，于斯复兴。既而谨律息心之士（即僧侣），绝尘清信之宾（即居士），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②。这就树立了正宗的佛教大旗，凡真诚信奉佛教，或想探究佛学奥秘的僧俗大众，都纷纷聚集庐山。庐山就成了东晋南方的真正佛教中心。桓玄《与僚属沙汰

①　《世说新语·文学篇》"殷荆州问远公"条注引《远法师铭》。

②　《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此传。

①　《弘明集》卷12　桓玄《与僚属沙汰僧众教》。

②　《出三藏记集》卷15《慧远法师传》。

僧众教》也特别说："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

在庐山的僧众常在百人以上，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慧远率东林寺僧众在阿弥陀佛像前立誓，就有120　多人。在庐山的居士，尚不知其多少，知名者有刘遗民、雷次宗、周续之、宗炳等①。

当时北方的长安也是一个佛教中心，晋安帝隆安五年（公元401年）鸠摩罗什到长安后，后秦左将军姚嵩就致书慧远告以此事。慧远便派弟子昙邕送书鸠摩罗什以表敬意，并赠送袈裟与漉水器。鸠摩罗什也回书答谢，又回赠鍮石双口澡罐②。南北两个佛教中心便联系上了。此后慧远就常与鸠摩罗什联系，昙邕就是联系送书人，据说他"凡为使命十有馀年"③。后人还把慧远与鸠摩罗什讨论佛学的书信辑为《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并罗什答》（又称《鸠摩罗什法师大义》或《大乘大义章》）。

慧远到庐山后，感到佛经"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缺"，便派弟子法净、法领等到西域寻经，后带回了一些梵本，得以传译④。一些外国高僧也云集庐山。如罽宾高僧僧伽提婆，前秦时到达长安，曾参加道安译场，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至庐山，慧远便请他译出《阿毗昙心论》与《三法度论》⑤。天竺禅僧佛驮跋陀罗，先到长安，被鸠摩罗什僧团排摈，于晋安帝义熙中率弟子慧观等40　余人至庐山。慧远本来早想弘传禅法，而苦于无经。所以佛驮跋陀罗之到来，慧远非常高兴，并认为之所以被摈，"过由门人"，又"遣弟子昙邕致书姚主及关中僧众解其摈事"　⑥。又请佛驮跋陀罗译出《达磨多罗禅经》。此经是小乘一切有部的禅法，也是罽宾名禅师达磨多罗与佛大先的禅法。佛驮跋陀罗就是佛大先的弟子。故此经译出后，佛大先一系的禅法就在江南流传了①。后来佛驮跋陀罗到了建康，译出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对后世佛教义学的发展影响甚大。

由于慧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②，知识渊博，不仅聚集了众多僧侣和居士于庐山，也吸引了一些达官权贵至庐山。如晋孝武帝宠信的殷仲堪，于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受命为荆州刺史，在赴任途中，特上庐山拜访慧远，共论《周易》多时③。后来桓玄起兵攻殷仲堪，军经庐山，邀慧远出虎溪相见，而慧远在庐山"三十馀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客都"以虎溪为界"④，故慧远托疾不往。桓玄便入山拜见。甚至晋安帝从江陵返京都过庐山时，辅国将军何无忌劝慧远下山谒见安帝，慧远仍托疾不往，而安帝却遣使慰问，慧远也仅修书答谢⑤。可见慧远声望之高。未到庐山而与慧远有关系的达官权贵就更多，如桓伊、王凝之、王谧、王默、王愉、桓伟、桓石生、

①　见《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

②　见《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

③　《高僧传》卷6《释昙邕传》。

④　见《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

⑤　见《出三藏记集》卷10　慧远《阿毗昙心序》与《三法度序》。

⑥　《高僧传》卷2《佛驮跋陀罗传》。

①　以上见《出三藏记集》卷9　慧远《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

②　《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

③　《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

④　《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

⑤　见《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

郭昶之、刘敬宣、刘裕等等。北方的后秦主姚兴，也对慧远"叹其才思，致书殷勤，信饷连接，赠以龟兹国细缕杂变像，以申欵心；又令姚嵩献其珠像。"⑥在《大智度论》译出后，姚兴又遣使向慧远赠送译本，并请慧远作序。3。慧远的著作与思想慧远在庐山30多年中，有不少著述，《高僧传》说他"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隋书·经籍志》集部著录"晋沙门《释慧远集》十二卷"。但集中篇章多已佚失，仅存《沙门不敬王者论》、《沙门袒服论》、《明报应论》、《三报论》等论文4　篇，《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大智度论抄序》、《阿毗昙心序》、《三法度论序》、《念佛三昧诗集序》等5　篇序文以及书信14　篇和一些铭、赞、记、诗等，分别存于《弘明集》、《广弘明集》、《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中。

慧远的佛教思想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方面有①：法性论　"法性"说是慧远佛教哲学思想的基础。法性，指宇宙万物的本性，本体。慧远《大智论钞序》说："有而在有者，有于有者也；无而在无者，无于无者也。有有则非有，无无则非无。何以知其然？无性之性，谓之法性。法性无法，因缘以之生。生缘无自相，虽有而常无。常无非绝有，犹火传而不息。"②即是说，以有为有，便有执著的有；以无为无，便有执著的无。但是，执著的有就是非有，执著的无就是非无。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无生灭变化的性就是法性。法性虽然无生灭变化，但生灭变化现象的"因缘"（即事物）却从它产生。而因缘又是和合而生没有自性，所以虽表现为有，实际却是"常无"。常无并非一无所有，而是如同火焰相传不息一样。这就是慧远对法性的解释，认为法性是宇宙万物的本性，本体。据《高僧传·释慧远传》载，慧远专著有《法性论》，但全文已佚，仅在该传中保存了这样两句："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至极"和"极"指涅槃③，"性"指法性。即是说，涅槃以永恒不变为其法性（本性），要得到这种法性，就只有体悟涅槃。也就是说，只有把握了法性本体，才能达到佛教修习的最高境界涅槃。这就是慧远的法性本体论。实际上慧远是把法性等同于涅槃的，体悟了法性，就进入了涅槃境界，也就成佛了。

形尽神不灭论　慧远在其所撰《沙门不敬王者论》第五篇《形尽神不灭》中说："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情有会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①意思是说，神感应产生万物而不产生自己，神是最微妙神奇的，是无名称的。神感应外物而有活动，并借助气数而运行。但是，神感应物而自己不是物，所以外物化灭了而自己却不灭；神借助于气数而自己不是气数，所以气数竭尽了而自却不⑥　《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

①　本段论述慧远的思想，主要参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的方立天《慧远及其佛学》中的思想部分，以下不再一一注出。

②　《出三藏记集》卷10。

③　涅槃，佛教修行的最高理想，即指灭绝生死轮回而达到不生不灭的一种精神境界。

①　见《弘明集》卷5。

穷尽。众生的生死流转是情欲（贪欲）所招致的，而神又借助于生死流转而不断地在形体间流传。生死流转是由情欲产生的，而神又是情欲产生的根源。有情欲就必然与外物相感应，而神又有冥默地在形体间转移的功能。这就是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是慧远佛教理论的基础，更是因果报应理论的支柱。因果报应论　慧远《三报论》说："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三业殊体，自同有定报，定则时来必受，非祈祷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业"指人们的思想行为。意思是说，佛经（当指《阿毗昙心论》）说根据人们作业的善恶有三种报应：一叫现报，即现世所作业的善恶现世就受报应。二叫生报，即今世作业下生受报应。三叫后报，即今世作业要经过二生三生乃至千百生才受报应。而且"三业"（身业、语业、意业）的性质不同，各有必定的报应，时候到了必定受其报应，决不是祈祷所能转移，想法所能避免的。这就是慧远因果报应说的基本内容。与中国古代报应由天所定与报应可延及子孙之说不同。

弥陀净土信仰　弥陀即佛经说的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西方极乐世界也称为"净土"，是与众生所在的"秽土"世界对比而言的。据《无量寿经》说，只要诚心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死后就能往生西方净土。慧远是深信此说的。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慧远率东林寺僧众与刘遗民等居士共123人在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①。就是慧远弥陀净土信仰的集中表现。唐代中叶以后有慧远等18　高贤建立白莲社，入社者有123人的传说是附会误传②。

慧远弥陀净土信仰的修行方法是观想念佛。这种方法的主要依据，是东汉支谶译的《般舟三昧经》。"般舟"是"出现"、"佛立"的意思，故"般舟三昧"又称"佛立三昧"。"三昧"是"定"的意思。"般舟三昧"就是禅定的一种，也称为念佛三昧。慧远所撰《念佛三昧诗集序》就说："诸三昧其名甚众，功高易进，念佛为先。"就是说，在各种三昧中，功效最高又容易进入禅定境界的，以念佛三昧为第一。慧远在序文中还具体描述了进入观想念佛禅定后的景象。这表明了慧远弥陀净土信仰的修行方法是观想念佛。

禅学思想　念佛三昧是慧远力图往生弥陀净土的方法，也体现了慧远的禅学思想。而在慧远撰著的《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中，更明确地概括了慧远的禅学思想。序文中说："夫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则禅智之要，照寂之谓，其相济也。"①意思是说，禅定和智慧是修持身、口、意三业的宗旨。因禅定没有智慧就不能穷尽寂灭，智慧没有禅定就不能深入观照。禅定和智慧的主旨--观照和寂灭，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不可离的。这是慧远禅智并重的禅学思想。

沙门不敬王者论按照佛教的说法，沙门是出家修道人，是超出世俗政权统治之外的，是无君无父、不受世俗礼法约束的，所以沙门对帝王、父母及其他任何世俗人都不跪拜，只合掌致敬而已。甚至沙门还可接受父母的礼拜。这就与封建礼法名教大相径庭。故早在晋成帝时，庾冰执政，从维护封建礼

①　《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

②　详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第11　章《慧远与弥陀净土》节。

①　载《出三藏记集》卷9。

法名教出发，于咸康六年（公元340年）代成帝下诏，要沙门礼敬王者。但庾冰的主张，受到尚书令何充、仆射褚翌、诸葛恢等人的反对而作罢。至晋安帝元兴初，桓玄执政，又重提沙门应礼敬王者，引起了慧远及信佛朝官桓谦、王谧等人的争辩。特别是慧远，尤其重视这一问题，如果沙门敬拜帝王，实质上就否定了沙门的离俗出世，是关系到佛教的基本教义问题，所以慧远为此撰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与《答桓太尉书》等论文。其中阐述了佛经所说的信奉佛教的两种情况，一是在家信奉者（即居士），二是出家修道者（即沙门）。在家信奉者因未脱离世俗，就要敬君尊亲，遵循礼法名教，恪守忠孝之道。而出家修道的沙门，是"方外之宾"，是脱离了世俗的世外人。在他们看来，众生由于有生命形体，才产生了种种烦恼和痛苦，因此主张"不存身以息患"。他们还懂得众生生死流转是由于情欲的结果，故主张不顺应生死流转的变化和帝王的教化，去追求最高的宗旨（即涅槃）。因此，沙门就不重视资养身体的利益。并且还与世俗相反，凡出家者，皆隐居佛寺，坚持修道，变换服章，异于俗礼，从而摆脱世俗痛苦，通向解脱道路。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背离亲属而又不违背孝道，不礼拜帝王而又不失其敬意。象这样的沙门，只要一人修行得道，就能使六亲以至天下都受其益。这样的沙门，虽不处于王侯之位，而已符合王侯的治理，可以庇护生民之利益。这些就是慧远沙门不敬王者的理由。在慧远看来，佛教有助于救世济俗，有利于帝王统治，不应违背佛教教义而要求沙门礼敬王者。

佛儒调和论慧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①，不仅长于《庄》、《老》，也长于儒经。他曾在庐山讲儒家的《丧服经》，"雷次宗、宗炳等并执卷承旨"②。儒家的伦理道德本与佛教教义是相左的，但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佛教要在中国生根发展，就必须与儒家思想妥协调和。佛教自东汉末以来已如此作了，但儒家学者总是寻机非难佛教。慧远所处的东晋后期，也有儒者非难佛教。他们认为，自古以来儒家之道是认识现实世界最高最完整的道理，而佛教讲的世外之道是难以验证的错误说教。慧远针对此说辩驳道："夫幽宗旷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寻难以事诘。。。道法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③意思是说，佛教的道理是非常精微的，只可以从道理上去寻求，而不能用世间的事理去探究。实质上，佛道与名教，如来与唐尧、孔子，出发点虽然不同，但却相互影响。佛教之出世与名教之处世确实不同，但他们的最终目的与归宿却又是相同的。慧远就是这样把佛教与儒家名教沟通起来，又把释迦牟尼与唐尧、孔子等同起来。慧远是一位博学的佛教领袖，不但深通佛学、还善于儒学和玄学。所以他能使佛学、儒学、玄学相互调和，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从而使佛教与政治相结合，维护了封建统治的利益，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在佛学方面，慧远积极传播鸠摩罗什翻译的"三论"，使大乘中观学说在南方广泛流传，这对隋唐三论宗的创立起了重要作用。慧远又首倡弥陀净土信仰，并提倡念佛三昧与禅智并重，这对后世净土宗、天台宗和禅宗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慧远在中国佛教史上是有卓越贡献的人物。

①　《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

②　《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

③　《弘明集》卷5　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体极不兼应四》。

（四）法显之西行求法在东晋后期，有一股西行求法热，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法显。

法显本姓龚，平阳郡（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三岁即剃度为沙弥。20　岁受大戒为比丘，"志行明洁，仪轨整肃"①。据章巽先生《法显传校注》说②，法显奉佛教虔诚，在长期为僧中，常感叹律藏不全，竟以58　岁以上的高龄③，于后秦弘始元年（公元399年）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4人从长安出发，越过陇山，至西秦国都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在此度过了西行的第一次"坐夏"④。后西至张掖（今甘肃张掖），因战乱用兵，道路不通，北凉王段业便留法显等暂时停留，并又遇到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西行诸僧，便共同度过第二次（在公元400年）"夏坐"，结伴西至敦煌（今甘肃敦煌）。停留一月余后，法显等5人便随敦煌太守李瑒的使者先行。出敦煌后，便进入沙漠地带。当时这条路是很艰险的，"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①，在沙漠中行了17日，才到了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又西行15日，到了焉夷国（今新疆焉耆境）。因在此地所得资助甚少，智严、慧简、慧嵬3人便西返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寻求行资。法显等因得到"苻公孙供给"，遂得继续西行，穿越今塔克拉玛干沙漠，经1月又5日到了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东南）。此地盛行大乘佛教，因法显等想观看此地之佛行像，便停留下来。慧景、道整、慧达三人向竭叉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先出发。行像完后，僧绍随西域僧去罽宾（今克什米尔），法显等向子合国（今新疆叶城西南）出发。行25日到了子合国后，住了15日，再向南行4日即入葱岭，到了于麾国（在葱岭山中，确址未详），在此度过第三次（在公元401年）"夏坐"。从于麾国出发后又行25日便到了竭叉国，与慧景等会合。

法显等越过葱岭后，便进入北天竺的陀历国（治今克什米尔西北部印度河北岸达地斯坦之达丽尔），又到了乌苌国（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脱河流域）。在此度过了第四次（在公元402年）"夏坐"。坐毕南下，到了宿呵多国（今巴基斯坦曼格勒城西南斯瓦脱河两岸之斯瓦脱地区）与弗楼沙国（治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此地有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修建的大塔寺，供养着"佛钵"。宝云、僧景在此供奉佛钵后便准备回国。在此之前，慧景、慧达、道整三人已到那揭国（今阿富汗东部贾拉拉巴德附近一带）"供养佛影、佛齿及顶骨"。而慧景有病，道整便留下看护，仅慧达一人到弗楼沙国与法显相见。之后，慧达也随宝云、僧景一道回国，而慧应又死于佛钵寺。于是仅法显一人继续前行，到了那揭国都城，与慧景、道整相会。三人又南度小雪山，因遇寒风暴起，慧景死去。法显、道整二人继续行进，到了罗夷国（当在今阿富汗东部苏来曼诸山至印度河间），在此度过了第五次（在公元403年）"夏坐"。坐毕继续南行，到了毗荼国（在今巴基斯坦邦鲁与摩头罗之间）。此地佛教

①　《出三藏记集》卷15《法显传》。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出版。本节所引之文，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书。又地名注释，全部依据此书的注释，不再一一注明。

③　见章巽《法显传注序》对法显年龄的考证。

④　佛教徒雨季三个月不外出，称为夏坐或坐夏。

①　《高僧传》卷3《释法显传》。

兴盛，兼大小乘学，见法显、道整去，非常同情而惊奇地说："如何边地人能知出家为道，远求佛法！"遂热情款待，供给所须一切。

法显、道整离毗荼国后，继续东南行，进入了中天竺。中天竺是佛教的发源地，佛教非常盛行。法显与道整继又东南行，到了僧伽施国（治今印度北方邦西部伊塔区巴的里附近），在此度过了第六次（在公元404年）"夏坐"。坐毕，继续前行，到了拘萨罗国的舍卫城（在今印度北方邦北部腊普提河两岸之沙海脱--马海脱）。此地是释迦牟尼长期讲经说法之地，城南是释迦牟尼住过20多年的祇园精舍。法显、道整瞻仰参拜祇园精舍，非常感动。之后，又到了附近的迦维罗卫城（当在今尼泊尔南部之提劳勒科脱）。此地是释迦牟尼的诞生地，但城中已荒芜，只有一些僧众和数十家民户；释迦牟尼遗迹处皆建有塔。法显、道整继续前行，到了摩竭提国巴连弗邑（今印度比哈尔邦之巴特那）。此城为摩竭提国之首都，也是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宾头沙罗及阿育王之国都，王宫尚存。城内还建有阿育王塔，塔边有大乘寺，极壮丽。也有小乘寺，共有六七百僧众。法显与道整还到了王舍新城（今印度比哈尔城西南之腊季吉尔），此为释迦牟尼常住说法的又一地。城外东南方有耆阇崛山，是释迦牟尼说法、坐禅之地。法显在此供养了佛窟。法显还到了迦尸国波罗。。城（今印度北方邦之贝拿勒斯）外的鹿野苑。这里是释迦牟尼成道后首次向拘驎等5人说法处，后人在此建有鹿野精舍。法显在瞻仰了这些佛迹后，又回到了巴连弗邑。

法显西行的目的是寻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口头传授，没有写本。法显到中天竺后，见到了一些写本经律，故回到巴连弗邑后，就住了三年（即公元405-407年），先学梵语梵文，然后抄写经书。法显在中天竺得到抄写的经律有：《摩诃僧祇众律》、《萨婆多众律》七千偈、《杂阿毗昙心》六千偈、《綖经》二千五百偈、《方等般泥洹经》五千偈、《摩诃僧祇阿毗昙》等。

道整看到中天竺佛教兴盛，经律完备，便决意留下不归。而法显西行的目的，是为了汉地有戒律传播，所以就一人单独回国。

法显顺恒河东下，到了多摩梨帝国（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达西南之坦姆拉克），住了两年（公元408-409年），并写经画像。后搭乘商船，泛海西南行，到了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在此地的无畏山寺中，见到玉佛像前有商人供奉的晋白绢扇，便引起了怀乡之情，不觉悽然，泪流满面。法显在师子国也住了两年（公元410-411年），又求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杂藏》等经。遂搭乘商船回国。途中又屡遇暴风，随浪飘流，经数月始至长广郡（今山东崂山北），次年才到达建康。

法显自姚秦弘始元年（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至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到达长广郡，次年才到达建康，前后共计15年。途中经过西域6国、天竺21　国及归途中的师子国和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共计29　国。同法显从长安出发的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4人，至张掖又加入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5人，在于阗又遇到慧达，共计11人。而在途中别去或返回者就有智严、慧简、慧嵬、僧绍、慧达、宝云、僧景等7人，死去慧应、慧景2人，仅法显、道整2人到了中天竺，而道整又留下未归，返回者仅法显一人，可见西行求法之不易。

法显于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到建康，当时天竺僧佛驮跋陀罗已在建康。又宝云回长安后即跟从佛驮跋陀罗，现又随在建康。就在宝云协助下，法显与佛驮跋陀罗于道场寺共同翻译出法显带回的一些经典，计有：《大般泥洹经》6　卷、《方等泥垣经》2　卷、《摩诃僧祇律》40　卷、《僧祐比丘戒本》1　卷、《杂阿毗昙心》13　卷、《杂藏经》1　卷。还未译的有《祇经》、《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弥沙塞律》、《萨婆多律抄》等①。法显带回的这些经典，都是深合当时需要的。因律藏残缺，法显才西行寻求，而佛教律藏共5　部，传到中国的共4　部，法显所带回的就占3　部。又《大般泥洹经》是大乘《涅槃经》在汉地的初译，经中"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传入后，引起了佛教界的变化。

法显后来到了荆州（今湖北江陵），不久去世于辛寺，终年82②。

法显除寻经律回国翻译外，还撰写了一卷游记。大概法显撰写此书未命名，《出三藏记集·法显传》仅谓"其所闻见风俗，别有传记"。所以后世对此书有各种不同的名目，主要有：《法显传》①、《佛游天竺记》②、《历游天竺记传》③、《佛国记》④，等等。不过，称《法显传》或《佛国记》者比较普遍。此书对西域、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以至社会、经济制度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述，是研究五世纪初上述地区的重要资料。

较法显稍晚西行的还有智猛等人。智猛于后秦弘始六年（公元404年）

与同志沙门15人从长安出发，经凉州城（今甘肃武威），出阳关，度流沙，经鄯善、龟兹（治今新疆库车）、于阗。越葱岭时有9人返回，智猛等6人继续前行，至波伦国（治今克什米尔西部的巴勒提特），道嵩病亡，智猛等5人继续越雪山，渡辛头河（即印度河），至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又到了迦维罗卫国（今尼伯尔南部之提劳勒科脱）及华氏城（即巴连弗邑，今印度比哈尔邦之巴特那）等。在华氏城大智婆罗门罗阅家，智猛得到《大泥垣经》、《僧祐律》等经律梵本。于刘宋景平二年（公元424年）从天竺归国，途中又死亡3人，仅智猛与昙纂2人俱还凉州。译出《般泥洹经》20　卷（已佚），《摩诃僧祇律》尚未译。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智猛又入蜀，撰写了《游行外国传》（已佚）。于元嘉末卒于成都⑤。

还有慧睿，也"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音译诂训，殊方异义，无不必晓"⑥。后曾至庐山，又入关从鸠摩罗什，最后到了建康。曾著《十四音训叙》，以解释佛经中的梵音。卒于刘宋元嘉中①。

①　以上译经与未译经均见《出三藏记集》卷2。

②　法显生卒年不明，《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均谓法显终年86。此从章巽《法显传校注序》对法显年龄的考证。

①　见《水经注》卷12　与《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

②　见《出三藏记集》卷2。

③　见《历代三宝记》卷7。

④　见《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

⑤　以上见《高僧传》卷3《释智猛传》及《出三藏记集》卷2、《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唐道宣《释迦方志》卷下《游履篇》还说智猛所撰《游行外国传》"大有明据，题云《沙门智猛游行外国传》，曾于蜀部见之"。

⑥　《高僧传》卷7《释慧睿传》。

①　见《高僧传》卷7《释慧睿传》。

（五）东晋佛寺与僧尼、僧官《辩正论·十代奉佛篇》说东晋104年，建寺1768　所。在这些寺院中，不少为帝王权贵所造。建康最早的建初寺，就是吴国孙权所立。据《辩正论》所载，晋元帝在建立东晋王朝后，就建了龙宫寺，晋明帝建了皇兴、道场二寺，晋成帝造了中兴、鹿野二寺，孝武帝"造皇泰寺，仍舍旧第为本起寺"；晋安帝"于育王塔立大石寺"等等。至于皇后、权贵造寺的就更多。如康帝褚皇后立延兴寺②，穆帝何皇后立永安寺③，恭帝褚皇后立青园寺④，会稽王司马道子立冶城寺⑤，尚书仆射、卫将军谢尚舍宅造庄严寺，侍中、中书令王坦之造临秦、乐安二寺⑥，征北将军蔡谟立栖禅寺⑦，司空何充立建福寺⑧，丹阳尹王雅、豫章太守范宁皆舍园造寺⑨，等等。

据《辩正论》所载，东晋有僧尼24000人，但实际可能不止此数。这些僧尼的生活，在帝王权贵所建寺中者，由帝王权贵供给。一般寺庙则广为营殖。东晋后期就有人说寺院僧尼"营求孜汲，无暂宁息。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恃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有余，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①。这样的寺院，就成了聚敛财富的场所。佛寺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僧寺，一类是尼寺。东晋的尼寺不少，前面列举的帝王权贵所立佛寺，其中就有不少尼寺。如康帝褚皇后建的延兴寺，穆帝何皇后建的永安寺，何充造的建福寺等皆为尼寺。每一尼寺的比丘尼也不少。如住延兴寺的僧基尼，有徒众数百人②；住永安寺的昙备尼，有弟子300人③。至东晋后期，不但比丘尼的数量增多，所起的作用也不小。有的甚至窃权干政，如孝武帝时的妙音尼，得到孝武帝和太傅会稽王道子的崇信，"每与帝及太傅、中朝学士谈论属文，雅有才致"④。司马道子还于太元十年（公元385年）为妙音造简静寺，"以音为寺主，徒众百余人，内外才义者因之以自达。供衹无穷，富倾都邑，贵贱宗事，门有车马日百余两"⑤。可与王公权贵相比了。荆州刺史王忱死后，孝武帝将以王恭代任。当时桓玄闲居荆州，已被王忱所压抑，对王恭也畏惧，只认为殷仲堪才弱易制，便使人请妙音为殷仲堪求荆州之任。正值孝武帝问妙音："荆州缺，外闻云谁应作者？"妙音即回答："贫道出家人，岂容及俗中论议，如闻外内谈者，并云无过殷仲②　见《比丘尼传》卷1《僧基尼传》。

③　见《比丘尼传》卷1《昙备尼传》。

④　见《高僧传》卷7《竺道生传》。

⑤　见《高僧传》卷12《释法相传》。

⑥　均见《建康实录》卷8。

⑦　见《全梁文》卷30　沈约《栖禅精舍铭序》。

⑧　见《比丘尼传》卷1《康明感尼传》。

⑨　见《高僧传》卷13《释慧受传》。

①　《弘明集》卷6　释道恒《释驳论》。

②　见《比丘尼传》卷1《僧基尼传》。

③　见《比丘尼传》卷1《昙备尼传》。

④　《比丘尼传》卷1《支妙音尼传》。

⑤　《比丘尼传》卷1《支妙音尼传》。

堪，以其志虑深远，荆楚所须。"⑥孝武帝即确定用殷仲堪为荆州刺史。由此可见妙音政治作用之大，故《比丘尼传》说她"权倾一朝，威行内外"⑦。由于帝王之崇信佛教，诸尼之窃权干政；再由于逃避赋役而出家的人不断增加，所以晋安帝隆安（公元397-401年）中，桓玄就下令沙汰僧众，指责他们："京师竞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以之倾匮，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百里，道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其所以伤治害政，尘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实污风轨矣。"①桓玄沙汰的标准还是比较合理的，凡"能伸述经诰，畅说义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无亏，恒为阿练若（即寺院）者；或山居养志，不营流俗者"，皆在保留之中，不作沙汰。凡不合上述情况者，"皆悉罢道"。又"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②。但桓玄的沙汰搜简，并未施行。

又由于僧众的增多，国家有必要进行管理。在东晋后期，就设置了僧官。梁武帝时僧迁为荆州僧官，深受僧众之拥戴，《续高僧传·释僧迁传》说："昔晋氏始置僧司，迄兹四代，求之备业，罕有斯焉。"僧司，当是政府设置的僧官机构。所谓"迄兹四代"，即指从东晋经宋、齐至梁的四代。而东晋僧官之设置，当在后期，据《高僧传·释慧持传》载，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慧持到蜀中时，即"有沙门慧岩、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倾盖。。。恭公幼有才思，为蜀郡僧正"③。僧正就是僧官。蜀郡于隆安三年已有了僧官，则东晋之设置僧官，当在隆安三年以前。又晋孝武帝时，竺道壹"博通内外，又律行清严，故四远僧尼咸依附咨禀，时人号曰九州都维那。。。以晋隆安中遇疾而卒"④。都维那是僧正之副职，当时人就用此职称道壹，说明隆安时已有此僧官。

⑥　《比丘尼传》卷1《支妙音尼传》。

⑦　《比丘尼传》卷1《支妙音尼传》。

①　《弘明集》卷12　桓玄《与僚属沙汰僧众教》。

②　《弘明集》卷12　桓玄《与僚属沙汰僧众教》。

③　《高僧传》卷6《释慧持传》。

④　《高僧传》卷5《竺道壹传》。

八、南朝帝王士族与佛教（一）刘宋帝王与佛教宋武帝刘裕还在东晋末就与佛教僧侣关系密切。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出兵后秦，就带高僧慧严同行①。当攻下长安，俘虏后秦主姚泓后，刘裕撤回建康，留子义真镇关中。临离长安前，刘裕请关中高僧僧导关照义真说："儿年小留镇，愿法师时能顾怀。"②后来长安被大夏赫连勃勃攻占，刘义真逃出长安，而赫连勃勃军紧追不舍，僧导便率弟子数百人于途中阻挡追兵说："刘公以此子见托贫道，今当以死送之，会不可得，不烦追。"③刘义真才安全南返。至刘裕代晋前，又有沙门慧义造出符瑞之说："冀州有法称道人，临终语弟子普严云："嵩高灵神云：江东有刘将军应天受命，吾以三十二璧、镇金一饼为信。""刘裕即遣慧义往取。慧义于义熙十三年七月往嵩山，果得信物④。这显然是刘裕代晋所造的符瑞，但却假口于沙门，可见佛教在当时社会中已普遍为人们所崇信，也可看出刘裕之仰重佛教。刘裕代晋建立宋王朝后，对佛教自然崇重。他还由沙门道照陪同，在内殿亲设斋仪，斋毕后又赠钱三万与道照①。而在刘宋诸帝中，既崇重佛教，又对佛教的社会作用有深刻认识的，当推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宋文帝与朝臣何尚之等讨论佛教事，就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宋文帝说："吾少不读经（指佛经），比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前达及卿时秀，率皆敬信故也。范泰、谢灵运每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②看来宋文帝对佛教有助于帝王统治的社会作用已有所认识。而何尚之的阐述，就更加明确了。他说："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此举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计为数者，抑将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四百之狱，何足难错，雅颂之兴，理宜倍速，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③宋文帝与朝臣何尚之等对佛教有助于封建统治的认识是深刻的。的确，佛教能使各类人都安分守己，那怕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群众，也可使他们安分守己。在佛教看来，人们今生的苦难，就是前生作恶造业的结果，只有今生行善积德，来生才有好报。佛教就是这样诱导人们把美好的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来世或天堂，使统治者能够"坐致太平"！

由于宋文帝重视佛教，元嘉中僧侣极受尊崇，其中以慧琳最为典型。慧琳是建康冶城寺僧，因兼善佛学与儒学，早年即得庐陵王义真的知遇。曾著

①　《高僧传》卷7《释慧严传》。

②　《高僧传》卷7《释僧导传》。

③　《高僧传》卷7《释僧导传》。

④　见《高僧传》卷7《释慧义传》。亦见《宋书》卷27《符瑞志》上。

①　见《高僧传》卷13《释道照传》。

②　《弘明集》卷11　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

③　《弘明集》卷11　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

《均善论》（又称《黑白论》），对佛教有所贬抑，"旧僧谓其败黜释氏，欲加摈斥。文帝见论赏之，元嘉中，遂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宾客辐溱，门车常有数十辆。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权侔宰辅"。孔觊曾往见慧琳，见其"宾客填咽，暄凉而己"，乃感叹说："遂有黑衣宰相，可谓冠屦失所矣。"①因古时僧侣穿黑衣，故孔觊称之为黑衣宰相，由此可见慧琳之被文帝信重以及慧琳之窃权干政。

宋文帝还重视佛教义理，对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倍加赞赏。在竺道生去世后，宋文帝还亲讲顿悟成佛义，沙门僧弼等提出疑难，文帝说："若使逝者可兴，岂为诸君所屈。"②后来宋文帝便遣使寻访善顿悟义者，于江州访得沙门释法瑗，文帝"乃敕下都，使顿悟之旨重申宋代"③。

由于宋武帝及文帝信重佛教，佛教寺院和僧尼都有较大的增加。元嘉中，建康造寺见于记载的已有15　所，不见于记载的当更多。出家为僧尼的人，也当不少，并且多为奢华糜费之事。故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丹阳尹萧摹之上奏说："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象塔寺，所在千数。。。而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材竹铜綵，糜损无极。。。请自今以后，有欲铸铜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后就功。其有辄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苑，悉没入官。"①宋文帝批准执行，并"又沙汰沙门，罢道者数百人"②。

宋孝武帝也信重佛教，但大明二年（公元458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阇谋反，上因是下诏，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其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但由于"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后，此制竟不能行"③。大明四年（公元460年），宋孝武帝在中兴寺设斋仪，因有一僧自谓从天安寺来，忽然不见，遂改中兴寺为天安寺。其宠妃殷氏死，宋孝武帝于四月八日为殷妃"建斋并灌佛"，殷妃子新安王子鸾的僚吏便纷纷捐资，多者献钱一万，少者也有五千，而张融只献了一百，因此被出为封溪令。宋孝武帝还为殷妃建寺，以妃子新安王之封号为寺名，称新安寺。宋孝武帝虽信重佛教，而于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却使朝官上奏沙门礼敬帝王，并下诏执行，但却遭到僧侣的抵制。僧侣的代表人物僧远就说："我剃头沙门，本出家求道，何关帝王！"④便隐迹上定林山。至前废帝时又恢复了旧制，沙门仍不礼敬王者。

宋明帝也信重佛教，当其为湘东王时，孝武帝就敕僧瑾为师，湘东王遂从僧瑾受五戒。又对道猛"深相崇荐。及登祚，倍加礼接，赐钱三十万以供资待"⑤。泰始初，又在建康建阳门外建兴皇寺，以道猛为寺主。明帝还将湘东王宫改建为湘宫寺，极其奢靡华丽，还对臣下说"起此寺是大功德"。虞

①　以上所引均见《南史》卷78《夷貊天竺传》。

②　《高僧传》卷7《竺道生传》。

③　《高僧传》卷8《释法瑗传》。

①　《宋书》卷97《蛮夷天竺传》。

②　《宋书》卷97《蛮夷天竺传》。

③　《南史》卷78《夷貊天竺传》。

④　《高僧传》卷8《释僧远传》。

⑤　见《高僧传》卷7《释道猛传》。

愿却说："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国，有何功德！"①刘宋诸王，如临川王义庆、彭城王义康、南谯王义宣、临川王道规、建安王休仁等皆崇信佛教。

①　《南史》卷70《虞愿传》。

（二）南齐帝王与佛教南齐高帝萧道成、武帝萧赜皆崇重佛教，在他们即皇帝位时，"皆建立招提（佛寺），傍求义士"②。齐高帝建造之寺即建元寺，又在击败沈攸之的军府所在地建正觉寺，并使尚书令王俭为碑文。齐武帝还使潘敞监造禅灵寺，寺成后极为满意。

《辩正论》谓"齐世合寺二千一十五所，。。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

大概在齐武帝时寺院已增加不少，故齐武帝临终时下诏说："显阳殿玉像诸佛及供养，具如别牒，可尽心礼拜供养之。。。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唯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已有别诏。"③这一方面仍教导后代崇敬佛教，另一方面又限制佛教的发展。但后来此诏似未执行，齐明帝即位后，即"造千金像，。。造归依寺"④。

在南齐诸王中，以竟陵王萧子良崇信佛教最深，影响最大。萧子良是齐武帝次子。武帝即位时，封竟陵郡（今湖北天门县西北）王，后官至中书监、司徒、太傅。永明五年（公元487年）萧子良移居西邸（在建康鸡笼山），即"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①。西邸成了达官贵人、学士名僧的聚集地。有名的八友：萧衍、沈约、谢輶、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皆以文学聚集西邸。名僧与萧子良交往者就更多，最有名的有玄畅、僧柔、慧次、慧基、宝志、僧祐、智称、僧祐、智藏等。萧子良"招致名僧，讲语佛法"是常事，如"永明七年（公元489年）十月，文宣王招集京师硕学名僧五百馀人，请定林僧柔法师、谢寺慧次法师，于普弘寺迭讲，欲使研覈幽微，学通疑轨"。②又如"永明之中，请二十法师弘宣讲授"③。萧子良除常请学僧宣讲佛经外，还常于西邸举行斋仪，并亲为劳务，颇被世人所讥。《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就说："子良敬信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世颇以为失宰相体。"看来萧子良信仰佛教特重于修行。他还自号为净住子，著有《净住子净行法门》。这一篇劝善之作，目的也在于守戒修行。萧子良的其他著述，也多是这方面的内容，故《南齐书》说他"劝人为善，未尝厌倦，以此终致盛名"；又说他"所著内外文笔数十卷，虽无文采，多是劝戒"④。但萧子良也还重视佛经义理，他曾注《优婆塞戒》3　卷，注《遗教经》1　卷，著《维摩义略》5　卷，著《杂义》10　卷。还抄写《维摩经》、《妙法莲华经》、《无量寿经》、《十地经》、《大泥洹经》、《观世音经》、《金刚般若经》等17　部。

萧子良虽虔诚信奉佛教，但却认为儒释道三教一致，他在命沈约代撰的《内典序》里说："中外群经，咸载训典，虽教有殊门，而理无异趣，故真俗两书，递相扶奖，孔发其端，释穷其致。。。是故曲辨情灵，栖心妙典，②　《高僧传》卷7《释僧柔传》。

③　《南齐书》卷3《武帝纪》。

④　《辩证论》卷3《十代奉佛篇》。

①　《南齐书》卷40《竟陵文宣王子良传》。

②　《出三藏记集》卷11《略成实论记》。

③　《续高僧传》卷5《释法申传》。

④　《南齐书》卷40《竟陵文宣王子良传》伏膺空有之说，博综兼忘之书。"①南齐除竟陵王子良虔诚崇信佛教外，文惠太子长懋、豫章王嶷及其子子范、子显、子云、子晖、临川王映、长沙王晃、宜都王鉴、晋安王子懋、始安王遥光、巴陵王昭胄等都信仰佛教。

①　载《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卷19。

（三）梁武帝与佛教1。梁武帝之提倡佛教梁武帝萧衍，既是梁朝的开国君主，也是梁朝的亡国皇帝，在位共48年（公元502-549年）。他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在位期间，大力提倡佛教，几乎把佛教变为国教。其主要表现有下列七个方面：舍道归佛梁武帝早年信奉道教，《隋书·经籍志》道经类说："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但梁武帝即位后的第三年，即天监三年（公元504年）四月八日就皈依佛教，下《舍事道法诏》，其中说道："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②当时参加皈依仪式的道俗二万人，其隆重可想而知。四月十一日梁武帝又在《敕门下》中说，只有佛教是"正道"，其他皆为"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内诸佛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发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①。四月十七日梁武帝第六子邵陵王萧纶即上《舍事道法启》，表示要"舍老子之邪风，入法流之真教"②。

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夏四月丁巳（八日），（梁武）帝于无碍殿受佛戒"③。此后，梁武帝即"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戒"④；朝臣百官也"多启求受戒"⑤。一时之间，受戒成风，《续高僧传·释慧约传》说："皇储已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脱；弟子著箓者，凡四万八千人。"可见受戒人数之多。

梁武帝受戒后，即严守戒律，"日一蔬膳，过中不餐；寒暑被袭，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⑥。由于梁武帝受菩萨戒，守戒又严谨，故"其臣下奏表上书亦称衍为皇帝菩萨"⑦。

敬重僧侣梁武帝皈依佛教后，对名僧尤为敬重，在物质上给予优厚待遇，在政治上给予崇高地位。如对名僧法宠，"上每义集，以礼敬之，略其年腊，敕常居坐首，不呼其名，号为上座法师"，并"敕施车牛人力，衣服饮食，四时不绝"⑧。对名僧法云，也"敕给传诏，车牛吏力，皆备足焉"；并可"出入诸殿"⑨。名僧智藏，也可"宫阙恣其游践"，甚至还可"入金门，上正殿，②　载《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卷4。

①　载《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卷4。

②　载《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卷4。

③　《南史》卷6《梁武帝纪》。《续高僧传》卷6《释慧约传》亦载，并说梁武帝受的是菩萨戒。④　《魏书》卷98《萧衍传》。

⑤　《梁书》卷36《江革传》。

⑥　《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卷19　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

⑦　《魏书》卷98《萧衍传》。

⑧　《高僧传》卷5《释法宠传》。

⑨　《高僧传》卷5《释法云传》。

踞法座"⑩。梁武帝还立了"家僧"之名，给很多高僧挂上家僧之名，就可享受优厚的待遇。上述的法宠、法云皆有家僧之名。又如僧迁、僧祐、慧超以及扶南沙门僧伽婆罗皆有家僧之名。建佛寺、造佛像梁武帝建寺甚多，在即帝位后，于天监二年（公元503年）建法王寺；天监六年，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天监十年，为郗皇后建解脱寺；天监十四年，建劝善寺；普通元年（公元520年），为其父造大爱敬寺；还为其母在青溪边造智度寺；大通元年（公元527年），于宫后造同泰寺等等。在梁武帝建造佛寺的影响下，王公后妃、百官臣僚纷纷造寺。如普通元年南平王萧伟造永明寺；普通五年穆贵妃造善觉尼寺；大同二年（公元536年）邵陵王萧纶造慈恩寺，三年又造一乘寺；天监四年礼部侍郎卢法震造敬业寺；天监六年后阁舍人王昙明造明庆寺；普通元年东阳太守王均造果愿尼寺；普通三年后阁主书高僧猛造猛信尼寺；普通五年，后阁舍人吴庆之建众造寺；大通四年舍人袁頵造园居尼寺；大同二年建康造寺最多，除上述慈恩寺外，还有安丰县令张延造普光寺，江陵县令陶道宗造化成寺，袁平造福兴寺，萧恪造善业尼寺，常侍陈景造寒林寺等①。于是建康就有"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馀万，资产丰沃"②。当然，建造寺院是劳民伤财之事，尤其是梁武帝及王公所造之寺，大多富丽堂皇，就更为劳民伤财。例如梁武帝所建的同泰寺等，就极富丽堂皇，故《魏书·萧衍传》说："衍崇信佛道，于建业起同泰寺，又于故宅立光宅寺，于钟山立大爱敬寺，兼营长干二寺，皆穷工极巧，殚竭财力，百姓苦之。"梁武帝所造佛像，多为寺院中的金银像，如在光宅寺铸造二丈二尺金像，在大爱敬寺铸造等身金银像两躯；在同泰寺铸十方银像、十方金铜像。在佛寺外所造石像，以剡溪（在今浙江嵊县曹娥江上游）弥勒像最有名。此像系僧护开凿于南齐建武（公元494-498年）中，但仅成面璞僧护就去世，凿建因而停业。天监六年（公元507年）建安王萧伟奏请续建，梁武帝即遣僧祐监造，从天监十二年春开凿，至天监十五年竣工，"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龛前架三层台，又造门阁殿堂，并立众基业，以充供养"①。这是当时南方最大的石刻造像。

举办法会　梁武帝常举办法会，如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九月癸巳，于同泰寺设四部（僧、尼、善男、善女）无遮大会；冬十月己酉，又设四部无遮大会，道俗参加者五万余人；中大通二年夏四月癸丑，又于同泰寺设平等会；中大通五年二月癸未，于同泰寺设四部大会；大同元年（公元535年）三月丙寅，于同泰寺设无遮大会，四月壬戌又设无碍会；大同二年三月戊寅，于同泰寺设平等会，九月辛亥，又设四部无碍会，十月壬午，仍于同泰寺设无碍大会；大同三年五月癸未，又设无碍法会；大同十二年三月壬寅，于皇基寺设法会等。在这些法会上，梁武帝还常讲经说法，有时也作忏悔。这对扩大佛教的影响，提高佛教的地位，都是有作用的。

布施、舍身与立无尽藏　梁武帝经常布施寺院。如中大通五年（公元533年）二月，在同泰寺举行四部大会，梁武帝便向同泰寺布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直一千九十六万。皇太子。。又施僧钱绢，直三百四十二万；⑩　《高僧传》卷5《释智藏传》。

①　以上均见《建康实录》卷17。

②　《南史》卷70《郭祖深传》。

①　《高僧传》卷13《释僧护传》。

六宫所舍二百七十万"。就连"朝臣至于民庶，并各随喜，又钱一千一百一十四万"②。即是说，皇帝布施，不但皇太子及六宫要随之布施，就是朝臣百姓也要跟着布施。并且梁武帝的布施是经常的，"每月斋会，复于诸寺施财施食"①。

梁武帝还四次舍身同泰寺，分别在大通元年（公元527年）三月、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九月、大同元年（公元546年）三月、太清元年（公元547年）三月。并且每次舍身，群臣皆以巨额钱财将他赎回。如中大通元年的一次"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大舍，僧众默许"；太清元年的一次，也是"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僧众默许"②。如此巨额的钱财，僧众自然"默许"，但却挖空了国库，也就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梁武帝的布施、舍身，固然使寺院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受益的只是少数寺院。梁武帝使寺院立"无尽藏"，则可使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更多的寺院。"无尽藏"是南北朝时期出现并兴盛的寺院盈利的一种形式，又称"长生库"，类似于后世的当铺、钱庄。宋代释道诚《释氏要览》卷中说："佛无尽财，。。即长生钱，谓子母滋生，故无尽。"子母滋生，即谓以本钱生利钱。南齐武帝时褚彦回去世，其弟褚澄"以钱一万一千就招提寺赎高帝所赐彦回白貂坐褥，坏作裘及■；又赎彦回介帻犀导及彦回常所乘黄牛"③。由此可见，寺院所设，实为当铺。典当自然是要生利的。梁武帝很重视寺院的无尽藏，萧子显说："初，上造十三种无尽藏，有放生、布施二科。此藏利益已为无限，而每月斋会，复于诸寺施财施食。"④又《出三藏记集》卷12《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第14　类《大梁功德》中还有一篇《皇帝造十无尽藏记》。可见梁武帝对佛寺无尽藏的重视。

禁断酒肉　佛教的戒律是不准饮酒的，但食肉并不禁止。《十诵律》就允许食三种净肉（即没有看见、没有听到、没有怀疑杀生的三种肉）。梁武帝却勒令僧尼一律素食。他一共写了四篇《断酒肉文》，其中说道："夫匡正佛法，是黑衣人（即僧侣）事，乃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经教亦云"佛法寄嘱人王"，是以弟子不得无言。"梁武帝禁止食肉的根据是《涅槃经》等大乘教义。大乘佛教出于慈悲众生，便主张素食，反对食肉。但戒律中却无规定。梁武帝便作了硬性规定，只能食素不能食肉，最后还说："若复有饮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当依王法治问。"从此，中国的汉族僧侣皆为素食。

讲经、注经、著述及组织译经　梁武帝常讲经说法，有时还达数天之久。

例如中大通三年十月己酉，于同泰寺"升法坐，为四部众说《涅槃经》，迄于乙卯"，这次共讲说七天；同年十一月乙未，又在同泰寺"升法座，为四部众说《般若经》，迄于十二月辛丑"①，这次讲说也是七天。梁武帝讲经时，"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②。人数最多时，竟达30　余万。中大通②　《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卷19　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按序中谓此次法会在"中大通七年太岁癸丑"，而中大通仅六年，又癸丑为中大通五年，则"七年"当为"五年"。

①　《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卷19　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

②　以上均见《南史》卷7《梁武帝纪》。

③　《南史》卷28《褚裕之传附澄传》。

④　《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卷19　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

①　见《南史》卷7《梁武帝纪》。

②　《南史》卷7《梁武帝纪》。

五年二月讲《般若经》时，除"皇太子、王侯已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义学僧镇座一千人"外，"其余僧尼及优婆塞、优婆夷、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波斯国使、于阗国使、北馆归化人、讲肆所班、供帐所设，三十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二人"③。

梁武帝不仅讲说佛经，也还注解佛经阐述经义。《南史·梁武帝纪》说他"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数百卷"。具体说来，有《大品经注》50　卷、《制旨大般涅槃经讲疏》合目101　卷、《制旨大集经讲疏》16　卷、《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12　卷。《出三藏记集》卷12　还著录了梁武帝《皇帝后堂建讲记》、《皇帝后堂八关斋造十种灯记》、《皇帝六条制护法记》、《皇帝后堂讲法华志上论难》等11　种著述。但这些著述和以上的注经已亡佚，今存者，仅《弘明集》和《广弘明集》中所载的《立神明成佛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为亮法师制涅槃经疏序》、《断酒肉文四首》、《摩诃般若忏文》、《金刚般若忏文》、《净业赋》等。梁武帝除自己讲经、注经及著述外，还组织译经。扶南（今柬埔寨）沙门僧伽婆罗于南齐时已来中国，齐梁易代之际，隐绝人事。天监初，梁武帝派人访求。天监五年（公元506年）僧伽婆罗被召至建康译经，梁武帝还"笔受其文"。至天监十七年，译出《大育王经》、《解脱》、《道论》等。又大同中，梁武帝遣张汜等送扶南献使返国之际，邀请名僧来华译经，著名译僧真谛因而来华，译出大批经论。

梁武帝还令名僧撰写经注与经录。如命宝亮撰《涅槃义疏》十余万言，还亲为之作序；又命僧朗注《大般涅槃经》72　卷；命僧祐编纂《众经要抄》88　卷；命智藏集众经义理称为《义林》，共80　卷；命宝唱纂集佛教传入以来道俗人士有关佛理的著述，称为《续法轮论》，共70　余卷，又撰《法集》140　卷；又命宝唱撰《经律异相》55　卷、《饭圣僧法》5　卷；还命僧绍编《华林殿经目》，因不满意，又命宝唱重编。

2。梁武帝的佛教思想梁武帝的佛教思想，主要有三教同源说与神明成佛说。

三教同源说　梁武帝在天监三年四月十一日《敕门下》文中说："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①这把老子、周公、孔子说成是如来佛的弟子，说明道、儒两家是同源于佛教的。但正道只有佛教一家，道、儒两家都是邪道。之所以是邪道，是因为他们不能使人脱离世间的生死轮回而成圣（即佛），只有佛教是正道，能够使人们脱离世间的生死轮回而成佛。所以梁武帝《述三教诗》也说："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②只有佛才是圣，才是英。但儒与道却能使人在世间为善，因儒家的名教礼法，区别贵贱贫富，严格上下等级，是维系封建统治的柱石；道家的无为而治，劝人不要争夺，也是维系封建秩序的有力助手；佛教的忍辱行善说，更是封建统治的好帮手。故从世间这方面说，释迦、孔子、③　《广弘明集》卷19　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

①　《广弘明集》卷4《梁武帝舍事道法诏》。

②　载《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卷30　上。

老子也同为"三圣"。所以梁武帝在治国时，还是用的儒术。他曾说："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③就在他舍道归佛的第二年，即天监四年初，他还置五经博士，并下诏说："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④用以治国的人，非通儒经不可。对道教来说，梁武帝也并未真正舍弃。在他即帝后，与南方著名道士陶弘景就联系密切，不仅供给陶弘景炼丹所需之黄金、朱砂、雄黄等，还使陶弘景造年历，甚至"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⑤所以梁武帝不仅认为三教同源，在治国时还是三教并用，并且还以儒术为主，佛、道为辅。

神明成佛说　梁武帝的神明成佛说，主要表现在他的《立神明成佛义纪》和《净业赋》中。梁武帝所谓的"神"，是指人的心神，或称神灵，或称灵魂。这种心神，是众生所特有而存于体内的。他认为："心有神灵不失之性，如是心神已在身内，即异木石等非情物，由此能成大觉之果，故说心神为正因体。"①就是说人与木石等无情之物不同，他具有内在的心神或灵魂，这种心神或灵魂就是成佛的根本原因和依据。而这种心神或灵魂是人人所具有的，为什么人人还不是佛呢？梁武帝认为，心神或灵魂必须明，明了才能成佛，即是说，"神明以不断为精，精神必归妙果。。。经云：心为正因，终成佛果"②。而"神明"之所以不明，是被"无明"所覆盖。"无明"也称为"惑"，所以说"识虑应明，体不免惑，惑虑不知，故曰无明"③。而这种"惑"、"无明"是怎样产生的呢？梁武帝认为："《礼》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有动则心垢，有静则心净。外动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觉悟，患累无所由生也。"④这是用儒家的性欲说来解释发挥，认为人的心性（亦即神明）本来是寂静而清净的，因为接触外界，便产生了好恶情感，产生了欲望，遂使心性覆上了尘垢（即无明）。只有摆脱外界的诱惑，才能内心明净，才能觉悟。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内心明净和觉悟呢？梁武帝认为只有修行，即"离欲恶而自修，故无障于精神。患累已除，障碍亦净，如久澄水，如新磨镜，外照多像，内见众病。既除客尘，返还自性"⑤。"自性"亦即"神明"，也就是"佛性"，是人人皆有的。《涅槃经》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只不过人人皆有的这种"佛性"，往往被"客尘"（外界的影响）所蒙蔽，只有通过修行，清除"客尘"，便能"明心见性"，也就成佛了。这也就是《涅槃经》所说的"若见佛性，能断烦恼，是则名为大涅槃也。以见佛性故，得名为常乐我净。"①"常乐我净"就是涅槃，就是佛身，也就是梁武帝所说的神明成佛。

③　《梁书》卷2《武帝纪》。

④　《梁书》卷2《武帝纪》。

⑤　《南史》卷76《陶弘景传》。

①　《大正藏》卷38　元晓《涅槃宗要》。

②　《弘明集》卷9　梁武帝《立神明成佛义记》。

③　《弘明集》卷9　梁武帝《立神明成佛义记》。

④　《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卷29　上梁武帝《净业赋》。

⑤　《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卷29　上梁武帝《净业赋》。

①　《大正藏》卷12《大般涅槃经》。

（四）陈朝帝王与佛教陈朝帝王也多崇信佛教。陈武帝陈霸先于永定元年（公元557年）十月乙亥即帝位，五天后，即庚辰日便"诏出佛牙于杜姥宅，集四部设无遮大会，高祖亲出阙前礼拜"②。据说这颗佛牙是南齐法献在鸟纏国所得，后置于定林上寺，梁天监末为摄山庆云寺慧兴所保藏，慧兴将死，又交其弟慧志，梁元帝承圣末年，慧志秘密送与陈武帝，陈武帝即位后，就很快将其公布。次年五月，陈武帝还舍身大庄严寺，但只一天，次日"群臣表请还宫"③。陈武帝此次舍身的赎钱，史无明文，在江总所撰《群臣请陈武帝忏文》中，只说群臣"舍如干钱、如干物，仰嚫三宝大众，奉赎皇帝及诸王所舍，悉还本位"④。这说明是用了若干赎钱赎物的。并且还有诸王与陈武帝一起舍身，赎钱物是包括赎诸王的。陈武帝也讲经说法，就在他舍身的同年十月，他就在庄严寺"发《金光明经》题"⑤。

陈文帝陈蒨，于天嘉四年（公元563年）四月，也"设无碍大会，舍身于太极前殿"①，并撰写《无碍会舍身忏文》。此外，陈文帝还撰写了《妙法莲华经忏文》、《金光明忏文》、《大通方广忏文》、《虚空藏菩萨忏文》、《方等陀罗尼斋忏文》、《药师斋忏文》、《娑罗斋忏文》等。显然这些忏文也在设斋仪法会时所撰。

陈后主陈叔宝于太建十四年（公元582年）正月十三日即帝位，三十日就"设无碍大会于太极前殿"。至九月，又"设无碍大会于太极殿，舍身及乘舆御服"②。至陈朝快灭亡时，因异象屡现，陈后主还"自卖于佛寺为奴以禳之，于郭内大皇佛寺起七层塔"③。当然这并不能挽救陈朝的命运，不久，隋军渡江，陈朝也就灭亡了。

陈朝诸王中，鄱阳王伯山、豫章王叔英、衡阳王伯信、桂阳王伯谋、义阳王叔达、新蔡王叔齐，并"崇奉释门，研精妙理，书经造像，受戒持斋"④。②　《陈书》卷2《高祖纪》。

③　《陈书》卷2《高祖纪》。

④　载《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卷28　下。

⑤　《陈书》卷2《高祖纪》。

①　《南史》卷9《陈文帝纪》。按《陈书》卷三《世祖纪》无"舍身"二字。②　《陈书》卷6《后主纪》。

③　《南史》卷10《陈后主纪》。

④　《辩正论》卷3《十代奉佛篇》。

（五）南朝士族与佛教南朝士族中，信奉佛教的不少，庐江何氏、汝南周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吴郡张氏、陆氏等皆信奉佛教。

庐江何氏，自东晋司空何充到刘宋司空何尚之，皆世代信佛。何尚之在答宋文帝之问中，对佛教的社会作用已有深刻的认识。其孙何点亦深信佛教，史称："点门世信佛，从弟遁以东篱门园居之。。。招携胜侣，及名德桑门，清言赋咏，优游自得。"⑤点弟胤也信奉佛教，曾在钟山定林寺听佛经，"其业皆通"。还注有《百论》、《十二门论》各一卷。何胤从弟何敬容也崇信佛教，《南史》说："何氏自晋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并建立塔寺，至敬容又舍宅东为伽蓝，趋权者因助财造构，敬容并不拒，故寺堂宇颇为宏丽。时轻薄者因呼为"众造寺"。"①汝南周氏信奉佛教的，以宋齐时的周颙最为典型。宋明帝时，周颙常在殿内，得到明帝的信任。"帝所为惨毒之事，颙不敢显谏，辄诵经中因缘罪福事，帝亦为之小止"②。经指佛经，即诵佛经中因缘罪福报应之事。因宋明帝也信佛，故还起一些作用。周颙还"长于佛理，著《三宗论》，言空假义"。受到西凉州沙门智林的赞美。周颙也"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日不解"；又"清贫寡欲，终日长蔬，虽有妻子，独处山舍"③。是典型的佛教居士。

琅邪王氏在东晋初，王导就与佛僧关系密切，以后王氏多有奉佛者。据说王导之弟还出家为僧，法名道宝。王羲之的曾孙也出家为僧，法名道敬。宋文帝时，王昙首、王僧虔父子均与沙门昙迁关系密切。王僧虔为吴兴、会稽太守及湘州刺州时，都请昙迁同往；同往湘州的还有善述佛性的法安。南齐王俭，就是王僧虔之侄，并由僧虔抚养成人，齐武帝永明中官至尚书令、中书监。王俭崇信佛教，曾请僧宗讲《涅槃经》。对名僧智藏"深怀钦悦，爰请安居，常叹相知之晚"④。对《涅槃》学僧法瑗，敬之"若师，书语尽敬"⑤。

吴郡张氏，在刘宋初张邵即崇敬佛教。张邵于元嘉中曾为雍州刺史、吴兴太守等。当时沙门僧业曾在长安从鸠摩罗什受学，专攻《十诵律》，后避关中之乱至建康，张邵因请至吴中，为造闲居寺。此寺后成为吴中的名寺。张邵还与其子张敷敬重沙门僧诠，"崇以师礼"①。张邵从子张畅，官至侍中，也崇信佛教。荆州竹林寺的名僧僧慧，善讲《涅槃》、《法华》等经，又善《庄子》、《老子》。张畅至荆州，特往竹林寺与僧慧结交。张畅还撰有《若耶山敬法师诔》等。张畅子张融，官至司徒左长史，也崇信佛教，曾同萧子良、何胤、刘绘等与名僧法安为友。曾撰《门律》说："吾门世奉佛，舅氏⑤　《南史》卷30《何尚之传附点传》。

①　《南史》卷30《何尚之传附敬容传》。

②　《南齐书》卷41《周颙传》。

③　《南史》卷34《周朗传附颙传》。

④　《续高僧传》卷5《释智藏传》。

⑤　《高僧传》卷8《释法瑗传》。

①　《高僧传》卷7《释僧诠传》。

奉道。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②临终前还遗言说："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③这正是当时士族既信佛又善儒、道的典型形像。

吴郡陆氏，宋明帝时陆澄官至御史中丞。明帝曾命其纂集汉以来之佛教著述，名为《法论》，共103　卷，分为16　帙。陆澄与同郡陆慧晓均敬重僧若，"深相待接"④。陆慧晓子陆倕，梁武帝时官至太常卿，因文才出众，深受梁武帝器重。而对名僧僧祐却甚崇敬，《续高僧传·释僧祐传》说："吴郡陆倕，博学自居，名位通显，早崇礼敬，旻亦密相器重。"梁武帝时御史中丞吴郡陆杲，也"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门传》三十卷"⑤。

陈郡谢氏在东晋时，谢安就与名僧关系密切。晋末宋初的谢灵运，更深信佛教。晋安帝义熙中，谢灵运与庐山慧远关系密切。慧远去世后，"谢灵运为造碑文，铭其遗德"①。《广弘明集》中还有谢灵运撰的《释慧远诔》。谢灵运与范泰还常说："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理为指南耶！"②可见谢灵运对佛学义理还有相当修养。他曾撰《与诸道人辨宗论》支持竺道生之顿悟说；又撰有《佛影铭》等。

南朝士族与佛教有关系者，当然不止上述数家。士族大多长于儒学和玄学，他们与佛教僧侣的密切交往及对佛学义理之研治，对促进佛学的中国化起着积极的作用。

②　《弘明集》卷6　之标题作"门论"，而文中及《南齐书》本传作"门律"。③　《南齐书》卷41《张融传》。

④　《续高僧传》卷5《释僧若传》。

⑤　《南史》卷48《陆杲传》。

①　《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

②　《高僧传》卷7《释慧严传》。

九、南朝佛教（一）竺道生与佛性顿悟说两晋时期般若学盛行，尤其是后秦鸠摩罗什及其弟子重译出大小品《般若经》与《中论》等后，般若中观学说更极盛一时。但是，中观般若学虽把般若学理论推向了顶峰，却也使般若理论走到了终点。因为鸠摩罗什的中观般若不承认任何实体，从人和万物直到佛教的"真谛"，甚至获得真谛的佛，都一律在破除之列。这就危及佛教本身是否存在的问题。所以鸠摩罗什的弟子僧睿已对此不满，指责般若"悟物虽弘，于实体不足"①。后来，僧睿在法显译出的《大般泥洹经》中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他说："此经云：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佛有真我故圣镜特宗，而为众圣中王；泥洹永存，为应照之本。"②这里的"佛有真我"、"众生皆有佛性"、"泥洹永存"等皆为实体，因而佛教修习的理想目标也可得以实现。于是，在晋末宋初，中国佛学界的研究就从般若学转到了涅槃学。而在这一转变中，竺道生的影响最大。

竺道生本姓魏，原籍钜鹿（治今河北平乡西南），寓居彭城（治今江苏徐州）。家世士族。幼年即从竺法汰出家，因随师姓竺。15　岁即能讲经，并能深析经义，善于言辩。受具足戒后，在僧俗中已有很高的声望。东晋隆安元年（公元397年）至庐山从慧远修行7年①。在这期间，见到了僧伽提婆，因而从学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毗昙学。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又与慧睿、慧严、慧观到长安从鸠摩罗什受学，主要学习大乘般若中观理论，并协助罗什译经，成为罗什的著名弟子。约于东晋义熙四年（公元408年），道生又回到庐山。次年到了建康，住于青园寺（后改名龙光寺），深得宋文帝及名士王弘、范泰、颜延之等的敬重。道生既对毗昙、般若等有所深研，又善于独立思考，他曾说："夫象以尽意，得意则忘象。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言道矣。"②即是说，语言文字是表意的工具，不应粘滞于语言文字而损害了意理。因此，他撰写了《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著作，却被守旧者非议。在法显译出6　卷《泥洹经》后，道生根据其中"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说法，提出"一阐提人（谓断灭善根的恶人）皆得成佛"说③。而在6　卷《泥洹经》中虽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又强调"一阐提"除外。因此，道生之说就被守旧派僧侣斥为邪说，并被开除僧团。道生不服，当众立誓说："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疠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之时据师子座。"④当即拂衣而去，东至吴之虎丘山，随之学者数百。又到了庐山，也受到庐山僧众的欢迎。后来凉州昙无谶译的40　卷《大般涅槃经》传到建康，经中果有一阐提人皆有佛性的

①　《出三藏记集》卷8《法华经后序》。

②　《出三藏记集》卷5　僧睿《喻疑》。

①　以上见《高僧传》卷7《竺道生传》。

②　《高僧传》卷7《竺道生传》。

③　《高僧传》卷7《竺道生传》。

④　《高僧传》卷7《竺道生传》。

说法，于是大众才佩服道生的高见卓识。宋元嘉十一年（公元434年）十一月，道生在庐山开讲《涅槃》，"神色开朗，德音俊发，论议数番，穷理尽妙。观听之众，莫不悟悦"①。但讲论完毕，即卒于讲座，实现了他的誓言。自此以后，涅槃学就盛传南方，出现了不少涅槃师。

竺道生的著述，除上述《高僧传》所提之外，还有《维摩经义疏》、《法华经义疏》、《泥洹经义疏》、《涅槃三十六问》、《释八住初心欲取泥洹义》、《辩佛性义》、《答王卫军书》等。

竺道生的佛教学说，以涅槃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影响最大。

佛性，是梵汉并译词，原指佛陀本性，后指众生成佛的可能性、因性、种子。而竺道生所说的佛性，还指众生的本性。竺道生说："夫真理自然，悟亦冥符。真则无差，悟岂容易。不易之体，为湛然常照，但从迷乖之，事未在我耳。苟能涉求，便返迷归极，归极得本。"②又说："善相者，涅槃惑灭，得本称性，如来直善而已也。"③即是说，佛性是众生的本性，只因被痴妄所迷惑，见不了本性，只要除去痴妄，见了本性，也就成佛了。因此，佛性就是善性。竺道生说："善性者，理妙为善，反本为性也。"④佛性又是法，竺道生说："夫体法者，冥合自然。一切诸佛，莫不皆然，所以法为佛性也。"⑤法指宇宙万物，就是说佛性体现万物实相，冥合于自然，就是佛了。佛性还是理，竺道生说："从理故成佛果，理为佛因也。"①又说："成佛得大涅槃，是佛性也。"②所以理就是佛性③。总之，竺道生认为佛性是众生的本性、善性，又体现了万物实相，冥合于自然，也是最后的真理。

竺道生的佛性说还有一重要内容，即一阐提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这本是昙无谶译的40　卷《大般涅槃经》中有的，但竺道生提出时，法显译的6卷《泥洹经》中没有，并且还明确说一阐提不能成佛。所以竺道生提出一阐提也有佛性，也能成佛后，就被守旧派攻击。《涅槃经》之所以前后如此矛盾，是因为《涅槃经》成书过程长，在成书过程中，印度社会有所变化，所以"经文前后有如此两种不同的说法，实际上是反映了印度社会情况前后的变化"④。6　卷《泥洹经》就是《涅槃经》的初分，故与40　卷《大般涅槃经》就有矛盾。而一阐提也有佛性，也能成佛说，是关系到佛教成佛说的理论是否彻底的问题。既然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一阐提也是众生之一，为何又独无佛性呢？并且佛性是众生的根本、本性，没有根本、本性也就没有众生。否定一阐提有佛性，就将否定佛性说。40　卷《大般涅槃经》传到后，问题即迎刃而解。

但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并不等于一切众生皆是佛。在竺道生看

①　《高僧传》卷7《竺道生传》。

②　《大正藏》卷37《大般涅槃经集解》。

③　《大正藏》卷37《大般涅槃经集解》。

④　《大正藏》卷37《大般涅槃经集解》。

⑤　《大正藏》卷37《大般涅槃经集解》。

①　《大正藏》卷37《大般涅槃经集解》。

②　《大正藏》卷37《大般涅槃经集解》。

③　以上对竺道生佛性思想的分析，参见方立天《论竺道生的佛学思想》，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

④　吕徴：《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6　讲第119　页。

来，众生虽有佛性，却被痴妄所迷惑，必须通过修行，除去痴妄而觉悟，才能显现佛性，才能成佛。而修行觉悟的过程，是循序渐进地完成呢，还是一次就完成？这在不同的佛教派别有不同的说法。小乘禅数学派认为，只有累世修行，积累功德，才能成为阿罗汉（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这是主张渐悟的。在道生以前的大乘般若学者依据菩萨成佛的十地（也称十住），认为从一地到六地都是渐悟过程，只有到了七地，才有一次飞跃，然后再继续修行，再进入飞跃，最后成佛。这叫做小顿悟，如东晋的支道林、道安、慧远等都是如此主张。竺道生的主张则不然。他认为在七地内没有悟道的可能，必须到十地的最后一念，才能一下觉悟，显现佛性，当即成佛。并且，从一地到十地的渐修不是渐悟，那只是达到顿悟的必要准备。道生的这种顿悟，称为大顿悟。吉藏说："大顿悟义，此是竺道生所辩。彼云：果报是变谢之场，生死是大梦之境，从生死至金刚心，皆是梦。金刚后心豁然大悟，无复所见也。"①"金刚心"是十地最后一念之心，此心如同金刚一样坚硬锋利，一下就能斩断一切惑妄，显现佛性，当即成佛。所以说金刚心前"皆是梦"，金刚心后就"豁然大悟"。竺道生的这一顿悟说出来后，即得到宋文帝的赞赏和提倡，更得到谢灵运等的大力支持。谢灵运曾著《辨宗论》，极力申述顿悟义。不久，顿悟说便风行于世。

竺道生的涅槃佛性说与顿悟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和学术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在竺道生以前的般若学，基本依附于玄学，所探讨的问题，基本上属于宇宙本体论。竺道生把中观般若学与涅槃佛性学紧密结合起来，使本体学与心性学得以沟通，从而使宗教界与哲学界开始转入心性学之探讨；并且，也使依附于玄学的佛学得以独立，得以单讲自己的出世学。在此之后，佛教界的成实学与般若三论学虽然相继兴起，但涅槃佛性说与顿悟成佛说却经久不衰。至唐代，便产生了中国自己的禅宗。禅宗"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宗旨，就来源于竺道生的思想。而禅宗又影响到后世的宋明理学。因此，竺道生在中国佛教史上和学术思想史上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①　《大正藏》卷45　吉藏《二谛义》卷下。

（二）涅槃学与《成实论》的流行涅槃学是研治大乘《涅槃经》之学。自东晋末法显译出六卷《泥洹经》后，即引起佛教学者的重视，竺道生因而倡"一阐提皆得成佛"说，并遭到非议与排斥。后来凉州昙无谶译的40　卷《大般涅槃经》传入建康，道生之说得以证实，其说遂盛行于世。并且学僧慧严、慧观与谢灵运又将40　卷《大般涅槃经》加以改编和润色，成为36　卷本，世称为南本（40　卷本称为北本）。于是《涅槃经》就流行于南方各地，研习者经宋、齐、梁、陈四代而不断。竺道生去世后，除其弟子道猷、法瑗、僧瑾等继续研习宣讲《涅槃经》外，其他研习之者还不少。其中以龙光寺沙门宝林及其弟子法宝最为著名。宝林曾著《涅槃记》，注释《异宗论》、《檄魔文》等。法宝也著有《金刚后心论》等。其他研习《涅槃经》者，大多注疏或讲解此经。至梁代，梁武帝特重此经与《般若经》，还命宝唱协助僧朗编纂《大般涅槃经集解》72　卷①。此书汇集了刘宋至萧梁间，道生、僧亮、法瑶、昙济、僧宗、宝亮、智秀、法安、昙准、昙纤、昙爱、道慧、慧朗、敬遗、法莲、慧诞、慧令、明骏等人的注释及按语。这些学僧都是宋梁之间南方著名的涅槃学者。他们研习和讲述《涅槃》的事迹，大多还见于《高僧传》和《续高僧传》中。如法瑶，宋初在北方习涅槃学，元嘉中过江，特善《涅槃》，著有《涅槃义疏》等①。僧宗在南齐初讲《涅槃》、《维摩》、《胜鬘》等经近百遍②。宝亮在南齐时为竟陵王萧子良师，以讲经闻名于京都，曾讲《大涅槃》84　遍；梁武帝时又受命撰《涅槃义疏》十余万言③。此外，未辑入《大般涅槃经集解》的宋齐梁涅槃学者还有不少，如南齐定林寺的僧柔、梁代庄严寺的僧祐、光宅寺的法云、开善寺的智藏，都是著名的《成实论》学者，同时又是涅槃学者④。陈代的涅槃学者也不少，如宝琼，一生中曾讲《涅槃》30　遍，并撰《涅槃经疏》17　卷⑤。警韶一生也讲《涅槃》30　余遍；⑥慧暅讲《涅槃》20　余遍⑦。南朝的涅槃学者又多是《成实论》学者。《成实论》是中天竺诃梨跋摩（宋称师子铠）所撰。诃梨跋摩原为小乘说一切有部僧，因对此部的观点有所不满，又受到大乘的影响，便撰《成实论》批判有部观点，主张人、法两空⑧。而佛教史上仍把此论称为小乘空宗的论典，不过其中也有某些大乘思想成分。此论虽由鸠摩罗什译出，但罗什及其当时的弟子并不推重它。至罗什去世后，其弟子分散到各地，僧导于宋初到了寿春（今安徽寿县），僧嵩去了彭城（今江苏徐州），二人皆弘传《成实论》，遂形成传播《成实论》的两大重镇。南方的传播，即始于僧导。僧导曾参与鸠摩罗什译经，并著有《成

①　见《续高僧传》卷1《释宝唱传》。

①　见《高僧传》卷7《释法瑶传》。

②　见《高僧传》卷8《释僧宗传》。

③　见《高僧传》卷8《释宝亮传》。

④　见均正《四论玄义》引四人之佛性见解。

⑤　见《续高僧传》卷7《释宝琼传》。

⑥　见《续高僧传》卷7《释警韶传》。

⑦　见《续高僧传》卷9《释慧暅传》。

⑧　见《出三藏记集》卷11　玄畅《诃梨跋摩传序》。

实义疏》、《三论义疏》等。僧导弟子甚多，"受业千有余人"①。而以《成实论》知名者，有僧因、僧威、昙济等②。又有道猛、僧钟也曾在寿春僧导门下受学。又以道猛最为知名，当其还在寿春时，就已"三藏九部、大小数论皆思入渊微，无不镜彻，而《成实》一部，最为独步"③。道猛于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年）至京都，结交了湘东王刘惔。后湘东王即位为明帝，因而对道猛尤为礼敬，后又命之为兴皇寺纲领。此寺即成为弘传《成实论》的据点。道猛的弟子更多，如兴皇寺的道坚、惠鸾、惠敷、僧训、道明、法宠、庄严寺的道慧等，均善于《成实论》。而以道慧及齐梁时的法宠最为著名。南齐也重视《成实论》，齐武帝永明初，北魏使者李道固来齐礼聘，会于中兴寺，齐武帝却令"妙善《成实》、《三论》、《涅槃》、《十地》"的寺僧僧钟酬答④。可见南北两朝皆重此论。而南齐最著名的《成实论》学者，是慧次与僧柔。永明七年（公元489年）十月，竟陵王萧子良招集京都硕学名僧五百余人，请定林寺僧柔、谢寺僧次迭讲《成实论》。萧子良又为了使《成实论》更简明扼要，易于普及，又请僧柔、僧次等法师删繁存要，将16卷的《成实论》略为9　卷，名为《略成实论》⑤。

在梁代，《成实论》学也相当盛行，主要有僧祐、法云、智藏三大师的弘传。他们三人都曾问学于僧柔、僧次，精通《成实论》。当萧子良请僧柔、僧次于普弘寺共讲《成实论》时，僧祐就问难累起，僧次都难于对答，并夸奖说："后生可畏，斯言信矣。"齐永明十年（公元492年），僧祐仅26岁，便在兴福寺开讲《成实论》，竟轰动一时，"先辈法师，高视当世，排竞下筵，其会如市；山栖邑寺，莫不掩扉毕集；衣冠士子，四衢辐凑。。。希风慕德者，不远万里相造。。。于是名振日下，听众千余"①。入梁后，僧祐更受到梁武帝的礼敬，被"请为家僧，四事供给"②。天监中撰有《成实论义疏》10　卷。法云也因听僧柔讲《成实论》，"咨决累日，词旨激扬"而出名。梁天监初，法云将《成实论》与诸佛经合撰为一部，共分40　科42　卷，与他人所撰义疏不同③。智藏也曾受学于僧柔、僧次，著述较多，凡他讲过的"《大小品》、《涅槃》、《般若》、《法华》、《十地》、《金光明》、《成实》、《百论》、《阿毗昙心》等，各著义疏行世"④。

上述三大师虽均问学于僧柔、僧次，但其学说互有差异。史称："梁氏三师，互指为谬，审文纰乱，可有致言，义在情求，情安倚伏。"⑤至陈代，《成实论》学者有所变化，出现了《新成实论》师。庄严寺的智。。就是主要的代表。史称："丹阳庄严寺。。法师，《成实》之美，名实腾

①　《高僧传》卷7《释僧导传》。

②　见《名僧传抄》。

③　《高僧传》卷7《道猛传》。

④　见《高僧传》卷8《释僧钟传》。

⑤　见《出三藏汇集》卷11《略成实论记》。

①　《续高僧传》卷5《释僧旻传》。

②　《续高僧传》卷5《释僧旻传》。

③　见《续高僧传》卷5《释法云传》。

④　《续高僧传》卷5《释智藏传》。

⑤　《续高僧传》卷15《义解篇论》。

涌，远近朝宗，独步江表。"⑥但智。。的事迹史未详载，详情不可得知。并且除智嚼外，陈代的《成实论》学者已渐转向《三论》之学，《成实论》学遂衰。

其实，南朝《成实论》之学并无专师，研讲《成实论》之学者，都同时研讲大乘经论，亦即大小乘同时兼治。故有些学者用《成实论》附会大乘教义，或以大乘教义解释《成实论》，这是很自然的。

⑥　《续高僧传》卷9《释智脱传》。

（三）摄山《三论》学的兴盛与"二谛"义的讨论《三论》，指《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是印度龙树与提婆的著作，亦即大乘中观学派的基本论书。如再加上注解《大品般若经》的《大智度论》，则称为《四论》。《四论》皆为鸠摩罗什译出。其后，罗什弟子也研讲《三论》，其中以僧肇、僧睿等最著名。因罗什及其弟子在关中地区，后来就称他们的《三论》学为"关河《三论》"。但罗什门下的《三论》学者，同时又研讲《成实论》。如僧导，既深研《三论》，著有《三论义疏》①，却又是寿春系的《成实论》师的开创者。所以在宋齐两代，虽然《三论》之学并未断绝，但并不突出。至梁武帝前期，《成实论》的三大师得到梁武帝的支持，《成实论》极盛一时。但梁武帝同时又遣僧正智寂十师向摄山僧朗受学《三论》②。可见梁武帝在支持《成实论》之时，已开始重视《三论》了。摄山在建康之北，即今江苏南京市北面，又名栖霞山。刘宋之末，有北方沙门释法度至建康。当时高士明僧绍隐居摄山，对法度待以师友之敬。至明僧绍去世时，便舍所居为栖霞精舍，请法度居住。后来法度弟子辽东僧朗也来居此。而僧朗"为性广学，思力该普，凡厥经律，皆能讲说。《华严》、《三论》，最所命家"③。僧朗以擅长《三论》出名，故梁武帝派十僧向僧朗受业。而僧朗《三论》之学是否受于法度，史未明言。吉藏却说："摄山高丽朗大师，本是辽东城人，从北土远习罗什师义，来入南土，住钟山草堂寺。"①则僧朗《三论》之学也出于罗什系统。自僧朗在摄山弘传《三论》，摄山便成为《三论》学的据点，后来称为"摄山《三论》"，僧朗也被称为摄岭师。僧朗的弟子以僧诠最著名，道宣说："摄山止观寺僧诠法师，大乘海岳，声誉远闻。。。学徒数百，翘楚一期。"②又说："摄山僧诠，受业朗公，玄旨所明，惟存中观。。。而顿迹幽林，禅味相得。"③"中观"是《三论》学的核心。可见僧诠专精的就是《三论》，而他又不同于南朝义学僧的喜于讲说，只注重自我修持，"顿迹幽林，禅味相得"。故后人称之为"山中僧诠"，或"山中师"。

僧诠有法朗、智辨、慧勇、慧布等四弟子，时称"四友"或"四公"。

道宣说："朗等奉旨，无敢言厝。及诠化往，四公放言，各擅威容，俱禀神略。勇居禅众，辨住长干，朗在兴皇，布仍摄岭。"④由此可见，僧诠在世时也要求弟子们注重修持，少于讲说。至僧诠去世后，法朗等才任意讲说，并分散居于各寺。慧勇居禅众寺，智辨住长干寺，法朗在兴皇寺，慧布仍在摄山。后来慧勇在陈文帝天嘉五年（公元464年）被请于太极殿讲经，自此声名大振。曾先后讲过《华严》、《涅槃》、《方等》、《大集》、《大品》等20　遍；讲《智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各35　遍；又还

①　见《续高僧传》卷7《释僧导传》。

②　见吉藏《大乘玄论》卷1。

③　《高僧传》卷8《释法度传》。

①　吉藏《大乘玄论》卷1。

②　《续高僧传》卷7《释慧布传》。

③　《续高僧传》卷7《释法朗传》。

④　《续高僧传》卷7《释法朗传》。

讲过《法华》、《思益》等数部⑤。慧布开始尚守师训，在摄山仍常乐坐禅，誓不讲说。晚年北游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曾会见慧可禅师，受到启发，方纵心讲说。后又回到摄山，大受陈代诸王之礼敬。陈后主与尚书令江总也多次入寺拜谒。

在"四友"中，以法朗最为突出。陈武帝永定二年（公元558年），法朗奉敕入京，住兴皇寺，常讲述《华严》、《大品》诸经及《三论》与《大智度论》等①。法朗先后讲说20余年，于太建十三年（公元581年）去世，年75。法朗弟子很多，其中知名者号称二十五哲。隋唐的吉藏就是其一。摄山《三论》学虽起于梁代，实盛于陈朝，至隋唐发展至顶峰，吉藏便创立了三论宗。

与《三论》学有联系的还有"二谛"义。本来二谛之说是大小乘佛教的通义，不只是《三论》学者的一家之言，只不过《三论》学比较强调二谛说而已。而二谛的内容并不复杂，从哲学的意义说，二谛中的"世俗谛"指现象，指"事"；"真谛"（又称"第一义谛"）指本体，指"理"。所以二谛说，就是讨论现象与本体的关系，或者"事"与"理"的关系。如从宗教的意义说，则世俗谛指此岸世界，真谛指彼岸世界。而佛教的义学家却把问题复杂化、神秘化，讨论越来越多，论文越写越长。吉藏在《二谛义》里说，从古至今时对二谛的不同解释就有14　家。《广弘明集》所载，南朝参与二谛义讨论的也有23　家②。当时参加讨论的包括王公臣僚及释门僧侣，如昭明太子萧统、晋安王萧纲、始兴王第四男萧暎、第五男萧晔、罗平侯萧正立、衡山侯萧恭、程乡侯萧衹、中郎王规、南涧寺释慧超、招提寺释慧琰、栖玄寺释昙宗、兴皇寺释法宣等等。隋唐的吉藏著有《二谛义》，对这些讨论有所述说和批判。

⑤　见《续高僧传》卷7《释慧勇传》。

①　见《续高僧传》卷7《释法朗传》。

②　以上参见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第16　章第4　节第626　页。

（四）南朝之禅法与律学南方的庐山慧远就很重视禅法，他曾遣弟子去西域取禅经与戒律，又请佛驮跋陀罗译禅经。后来佛驮跋陀罗又到了建康；同时昙摩耶舍也到了江陵，大弘禅法，来学者300　余人①。元嘉初，昙摩密多从凉州经蜀来到江陵，在长沙寺建造禅阁。后到了建康，"译出《禅经》、《禅法要》，。。常以禅道教授，或千里咨受，四辈远近，皆号大禅师"②。当时还有善于禅法的求那跋摩、佛陀什以及沮渠京声等来到建康，沮渠京声还译有禅经（《治禅病秘要经》）。元嘉初，还有"以禅门专业"的西域僧祐良耶舍到了建康，后又到江陵，再入蜀。所到之处，皆"禅学成群"③。又有酒泉僧释慧览，曾从罽宾达摩受禅要，也于元嘉中入蜀，后又应宋文帝之请，至建康住于钟山定林寺④。还有曾西行的京兆沙门释智猛，也于元嘉中至蜀。蜀僧法期以之受禅业⑤。从上所述，可见宋初之禅法主要盛行于建康、江陵和蜀郡。

至梁武帝时，虽"广辟定门，搜扬寓内有心学者，总集扬郡"；"又于钟阳上下双建定林，使夫息心之侣，栖闲综业"。但终因当时盛行义学，禅法备受冷落，故"可谓徒有扬举之名，终亏直心之实"⑥。至陈代中期，北方禅师慧思南下，进住南岳，弘扬禅法，信众云集，南方禅法始盛。陈宣帝迎请慧思至建康，住栖玄寺，讲《大品般若》。慧思见当时南方偏重义学，轻视禅观，因创"定慧双开"、"因定发慧"，日间谈理，夜间修禅，深合时意。陈宣帝尊之为大禅师，倾动一时。慧思后又回到南岳，继续弘扬禅法。于陈宣帝太建九年（公元577年）卒于南岳。著有《四十二字门》两卷、《无诤行门》两卷，《释论玄》、《随自意》、《安乐行》、《次第禅要》、《三智观门》等五部各一卷①。慧思的弟子众多，最著称的是智觊，后来发展了师说而创立天台宗②。

律藏大部之翻译，从后秦鸠摩罗什开始，至刘宋初已译出四部。后秦弘始中，鸠摩罗什先后与弗若多罗、昙摩流支和卑摩罗叉合作，译出了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61　卷。也在后秦弘始中，佛陀耶舍译出法藏部的《四分律》40　卷。东晋末法显从师子国求得化地部的《五分律》（又名《弥沙塞律》）回国，未及翻译法显就去世。刘宋初才由佛大什译出。东晋末佛驮跋陀罗与法显译出大众部的《摩诃僧祗律》40　卷③。至此，印度佛教的律藏5　部，已汉译了4　部，而且多在东晋时期译出。但律学的弘传。却主要在南北朝时期。南朝弘传的律学，主要是《十诵律》，亦即慧皎所说的："《十诵》一本，最胜东国。"④在南朝众律学家中，影响最大的是智称和僧祐。智称本姓

①　见《高僧传》卷1《昙摩耶舍传》。

②　《高僧传》卷3《昙摩密多传》。

③　《高僧传》卷3《薑良耶舍传》。

④　《高僧传》卷11《释慧览传》。

⑤　见《高僧传》卷3《释智猛传》与卷11《释法期传》。

⑥　《续高僧传》卷20《习禅篇总论》。

①　以上见《续高僧传》卷17《释慧思传》。

②　见《续高僧传》卷17《释智觊传》。

③　以上见《出三藏记集》卷3《新集律来汉地四部序录》。

④　《续高僧传》卷11《明律篇总论》。

裴，刘宋时曾为武将，在战争中蒙发恻隐之心，宋孝武帝时便于蜀郡裴寺出家。出家后，便专精律部，尤善《十诵》。于齐永元二年（公元500年）卒。著有《十诵义记》8　卷⑤。慧皎对智称评价很高，说"齐、梁之间，号称命世。学徒传记，于今尚焉"①。《智称法师碑》也说："法师之于《十诵》也，始自吴兴，迄于建业，四十有余讲，撰《义记》八篇，约言示制，学者传述，以为妙绝古今。"②僧祐比智称更加有名。僧祐本姓俞，祖籍彭城下邳（今江苏邳县），父世居建康。僧祐少年时即出家，初受业于律学名家法颖，后遂专精律部。齐竟陵王萧子良请讲律，听众常达七八百人。梁武帝对僧祐更加敬重，"凡僧事硕疑，皆就审决。年衰脚疾，敕听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其见重如此"。僧祐还有"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③。可见其影响之大，声望之高。

⑤　以上见《续高僧传》卷11《释智称传》。

①　《续高僧传》卷11《明律篇总论》。

②　载《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卷23。

③　《高僧传》卷11《释僧祐传》。

（五）南朝之译经与佛教著述1。求那跋陀罗等之译经南朝的译经，在中国佛教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道宣说：　"魏、宋、齐、梁等朝，地分圯裂，华夷参政，翻传并出，至于广部传俗，绝后超前，即见敷扬，联耀惟远。"④评价是很高的。南朝的译经，以宋陈两朝最为重要。而刘宋之译经，又以求那跋陀罗所译最多。求那跋陀罗是中天竺人，因长于大乘学，世号为"摩诃衍"。于宋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至广州，宋文帝便遣使迎至京都。初住祇洹寺，深受文帝崇敬，名士颜延之又到门拜谒，"于是京师远近冠盖相望，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丞相南谯王义宣并师事焉"①。后从僧众之请，集义学诸僧译经，在祇洹寺译出《杂阿含经》，于东安寺译出《法鼓经》，又于丹阳郡译出《胜鬘经》、《楞伽经》。求那跋陀罗从元嘉中开始译经，中经宋孝武帝，直至宋明帝泰始四年（公元468年）去世，都在陆续译经，其译经范围又广，大小乘经及戒律、禅学等皆有。据《大唐内典录》所载，求那跋陀罗共译经77　部116　卷②。其中有些经典对当时和后世影响都大。如《杂阿含经》是汉译四部《阿含》之一③，并且在四部《阿含》中最为重要。又如《楞伽经》是唯识宗的六经之一，又是当时禅学传授的依据，也是后世传的禅宗的宗经。

在宋初译经的还有汉僧，如智严、宝云等。智严是西凉州人，出家后西行求法，在罽宾遇到佛驮跋陀罗，便邀请东归。至长安后，佛驮跋陀罗又被排摈，智严也随之散走④。宝云传说也是凉州人，在晋安帝隆安中也西行求法，与法显、智严先后相随，后到了天竺诸国，学通了梵语文。回长安后，也随佛驮跋陀罗。佛驮跋陀罗被排摈后，宝云也奔散⑤。后宝云、智严都在晋末到了建康。智严从西域带回的梵文经还来不及翻译，遂于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与宝云共译出《普曜》、《广博严净》、《四天王》等经。后来宝云还在六合山寺译出《佛本行赞经》。又刘宋元嘉中所译之经"多云所治定，华梵兼通，音训允正，云之所定，众咸信服"⑥。《大唐内典录》也载，宝云共译有《付法藏经》、《佛所行赞经》、《新无量寿经》、《净度三昧经》等4　部15　卷；智严共译有《普曜》、《无尽意菩萨经》、《菩萨璎珞本业经》、《阿那含经》等14　部合36　卷。此外，元嘉初宋文帝还迎请罽宾沙门求那跋摩来建康，译出《菩萨善戒》等，又补足《杂阿毗昙心》；又有薑良耶舍在建康译出《药王药上观》、《无量寿观》等经；还有释昙无竭译出《观世音受记经》，等等。

④　《大唐内典录》卷14《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

①　《高僧传》卷3《求那跋陀罗传》。

②　见《大唐内典录》卷4《宋朝传译佛经录》。

③　汉译《阿含经》的其他三部是：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前秦昙摩难提译《增一阿含经》，后秦佛陀耶舍译《长阿含经》。

④　《高僧传》卷3《释智严传》。

⑤　见《高僧传》卷3《释宝云传》。

⑥　见《高僧传》卷3《释宝云传》。

2。真谛之译经齐梁二代，虽然佛教繁荣，义理研究活跃，而译经却不多。至梁陈之际真谛来华后，才译出较多的佛典，并传来了影响深远的法相唯识学。

真谛（公元499-569年），梵名波罗末陀，原名拘那罗陀，西天竺人。

博通内外之学，尤精于大乘佛学。曾游学至扶南国（今柬埔寨）。梁武帝大同年间（公元535-546年），遣使送扶南国使者回国，并命访求名僧和大乘诸经论。扶南国便请真谛带经论来华。于梁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八月，真谛抵达南海（治今广州），太清二年（公元548年）闰七月进入建康，即受到梁武帝的礼敬。正准备译经，侯景就进攻建康，次年台城失陷，梁武帝被饿死。真谛不得不颠沛流离于东南各地。至陈武帝统一南方后，真谛仍未安定下来，不过他虽在流离之中，并未中止译经和讲习。至陈文帝天嘉三年（公元562年），真谛已64　岁，遂慨然欲归本国，但在海上遇风，又被漂回广州（治今广州），刺史欧阳頠便延请住于制旨寺，请翻译新经。欧阳頠死后，其子欧阳纥继续礼敬真谛。但真谛的生活还是比较艰难，原想弘传经教的志愿又未得实现，遂感到绝望，企图自杀。后被刺史制止，迎住王园寺。其弟子僧宗、慧恺等欲延请真谛返建康。但建康的守旧僧极力反对，并上奏朝廷说："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①原来守旧僧们反对的是真谛传播的法相唯识学，而朝廷也照准其奏议。真谛就一直滞留岭南，至陈宣帝太建元年（公元569年），遇疾而终，年72。

真谛来华虽不逢时，没有遇到好环境，但他却坚持译经和讲经，只要条件许可，便从事翻译。《续高僧传》说真谛来华23　载，所译经论记传64　部278　卷；《大唐内典录》则说为48　部232　卷；《开元释教录》又定为38　部118　卷。各书记载之所以不同，大概所见各异，并且计算标准也不一致。有的把真谛之义疏也算作译籍，数量就多。经现代学者刊定，真谛所译典籍，现存26　部87　卷②。真谛所译经论，是他带来的很少部分，大量的还未译出。《续高僧传》就说，真谛带来"未译梵书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甲（夹），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馀卷。今见译讫，止是数甲之文"③。不过，真谛所译出的这部分经论，涉及的范围已相当广泛，经、律、论《三藏》皆有，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位译家。他是中国佛教史上三大译家之一（其他两位是鸠摩罗什和玄奘）。

真谛所译经论，以印度无著、世亲的大乘瑜伽行派的经论为主，如《摄大乘论》、《阿毗达磨俱舍释论》、《解节经》、《决定藏论》、《三无性论》、《转识论》、《唯识论》、《中边分别论》等等。其中又以《摄大乘论》和《阿毗达磨俱舍释论》最为重要。当真谛得力弟子慧恺病逝后，"谛抚膺哀恸，遂来法准房中，率尼、响、敫等十二人，共传香火，令弘《摄》、《舍》两论，誓无断绝"④。可见真谛对此二论的重视。后来果然出现了一批《摄论》师和《俱舍》师。

①　以上均见《续高僧传》卷1《拘那罗陀传》。

②　见吕徴：《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7　讲第148　页。

③　《续高僧传》卷1《拘那罗陀传》。

④　《续高僧传》卷1《释法泰传》。

真谛译经还边译边讲，由其弟子记录，称为"义疏"或"注记"。如《摄大乘论》本为3　卷，《释论》15　卷，《义疏》53　卷。又如《律二十二明了论》本为1　卷，《注记》则为5　卷。"义疏"、"注记"等就是真谛的著作。这部分在真谛的译著中分量相当大，几乎占了全部译著的一半。但真谛的这部分著作大多已散失。

真谛所传播瑜伽行派的思想和以后唐代玄奘所传同属一个系统。而真谛的不少译本，玄奘都重新译过，并且确有些不同，但这并不全是真谛的错误，而是两家所据的支系不同。又真谛所译的《遗教经论》与《大乘起信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但后世有学者认为《大乘起信论》是后人的伪托①。真谛所传播的瑜伽行派学说，由于当时建康守旧派僧人的反对，被局限于南方一隅，没有起到多大影响。但真谛去世后，其弟子返还各地传播《摄论》学，《摄论》学遂传遍南北各地，与北方的《地论》学并驾齐驱，终于导致了唐初玄奘的西行求法，更完善了瑜伽行派的学说。所以真谛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3。南朝重要的佛教著述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后，至东汉末已有中国学者撰写佛教著述，此后著述越来越多，越后越精。僧祐说："自尊经神运，秀出俗典。由汉届梁，世历明哲，。。讲议赞析，代代弥精；注述陶练，人人竞密。所以记论之富，盈阁以扨房，书序之繁，充车而被轸矣。"②中国学者的著述包括经序、注疏、经文纂集、论文、论文集、史地编著、目录、疑经等①。但这些著述绝大多数已散失，现存者已很少。南朝著述现存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梁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与《弘明集》僧祐主要是律学家，对当世有很大的影响；而僧祐同时又是佛教著述家，他共有著作八部，即"《释迦谱》五卷、《世界记》五卷、《出三藏记集》十卷、《萨婆多部相承传》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卷、《十诵义记》十卷、《法集杂记传铭》十卷"②。这八部著作中，《出三藏记集》与《弘明集》影响最大。

《出三藏记集》后人又称《三藏记》、《僧祐录》、《祐录》，现为15卷。是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录。在僧祐以前，曾有20　多家经录，但到隋唐之际已全部散失③。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前的自序中说，自佛教传入中国后，译经渐多，而在传译中，出现了经题相同而译文不同的现象，又有些译经不知译者和译出年代，这就给佛经的流传造成混乱。道安有鉴于此，曾编纂了《经录》，但道安以后又出了大量新经，"而年代人名莫有铨贯，岁月逾迈，本源将没。后生疑惑，奚所取明"？所以编了这部经录。全录分力"撰缘记"、"铨名录"、"总经序"、"述列传"四部分。"撰缘记"1　卷，记述佛经及译经的起源经过。"铨名录"4　卷，审定历代译经名目、卷数、译者、译出年代及异译经（本同汉文异）、古异经、失译经（译者不明）、抄经、疑

①　可参见梁启超：《中国佛教研究史·大乘起信论考证序》，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2月出版。②　《出三藏记集》卷12。

①　详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第15　章《南北朝释教著述》。②　《出三藏记集》卷12《释僧祐法集总目录序》。

③　见《开元释教录》卷10《叙列古今诸家目录》。

经（华人伪造经）、注经等。此外，还述说了律部的概况。"总经序"7　卷，收录各经序及后记120　篇。还收录了陆澄《法论目录》，萧子良《法集录》，僧祐《法集总目录》、《释迦谱记目录》、《世界记目录》、《萨婆多部师资记目录》、《法苑目录》、《弘明集目录》、《十诵律义记目录》、《法集杂记铭目录》等。"述列传"3　卷，即译经者之传，共载32人传，是现存最早的译僧传。《出三藏记集》对后世佛教经录的影响很大，尤其是"铨名录"，直接影响到隋唐的经录。

《弘明集》是一部佛教历史文献总集。僧祐在其序文中说明了他编纂此集的目的。他说佛教传入中国后，有信奉赞扬者，有反对毁谤者，还有道教徒把佛教引为同类以混淆视听者，为了"弘道明教"，便编纂了此集。

原本《弘明集》只10　卷，全为梁代以前作品，今本为14　卷，系后人增收了梁代篇章。全集共收有关佛教论文、书信、表奏、诏敕共百多篇，作者百人，僧19人。首篇为后汉牟子《理惑论》，10　卷本末篇为僧祐的《弘明论》，14　卷本末篇则称作《弘明集后序》，实即《弘明论》。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佛教的篇章多已散佚，《弘明集》所保存的这一部分，就成为后世研究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社会文化思想的珍贵资料。唐代道宣也沿袭此例，纂集了《广弘明集》，并在编排分类上更有所提高。

梁释宝唱的《比丘尼传》宝唱初随僧祐出家，深为梁武帝所赏识，曾受命纂集历代佛教论著为《续法轮论》70　余卷，又撰《法集》140　卷、《经律异相》55　卷、《饭圣僧法》5　卷，还受命重撰《华林佛殿经目》，并掌华林园宝云殿经藏。

《比丘尼传》最早见述于《开元释教录》中，史传中没有记载。而《比丘尼传》前有宝唱序，说佛教传入中国后，两晋之际的净检首先为比丘尼，以后比丘尼增多，修持著称者亦不少。为了记述他们的事迹以流传后代，故博采碑颂，广搜记集，或询之博闻，或访之故老，"铨序始终，为之立传。起晋升平，讫梁天监，凡六十五人。不尚繁华，务存要实"。升平是东晋穆帝年号，从公元357年至361年。宝唱这种说法，是从净检受比丘尼具戒算起的。净检从沙门法始剃落受十戒，是在西晋愍帝建兴中（公元313年-316年），而从昙摩羯多受比丘尼具戒，则在升平元年二月八日，故宝唱在记述净检受具戒后说："晋土有比丘尼，亦检为始也。"①从升平元年起，至梁天监间（公元502年-519年），共约一百五六十年。当然，传中所记述比丘尼本人的事迹可上溯至西晋末。《比丘尼传》是中国佛教史籍中唯一专述比丘尼事迹的专书，为后世了解两晋南北朝时期妇女信奉佛教的概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宝唱还撰有一部《名僧传》。《续高僧传》说："初，唱天监九年（公元510年）先疾复动，便发二愿，遍寻经论，使无遗失，搜括列代僧录，创区别之，撰为部帙，号曰《名僧传》三十一卷，至十三年始就条列。"但此书在唐代以后就散失。仅日本沙门宗性，于日本文历二年（公元1235年）在东大寺所藏30　卷《名僧传》中抄录了1　卷，称为《名僧传抄》，共抄录36僧的略传，并抄有原书目录。从《名僧传抄》可看出《名僧传》的材料相当丰富，可补《高僧传》之缺略。

梁释慧皎的《高僧传》慧皎在《续高僧传》中有传，但记载甚略，事迹

①　《比丘尼传》卷1《净检尼传》。

不详。《高僧传》共14　卷，传记13　卷，"序录"1　卷。"序录"有作者自序与全书目录。自序中认为，佛教传来以后，从汉至梁近五百年间，西方来了不少名僧，中土也出了不少优秀僧人，其事迹多可记述，并也出现过各种僧史。但慧皎对诸僧史都不满意，便广泛搜集僧传杂录、史地著作，访问故老耆旧，撰写出《高僧传》。慧皎还解释说，他之所以称"高僧"不称"名僧"，是因为"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就是说，他写《高僧传》，是写道德高尚之僧。而道德高尚之僧不一定有名，有名之僧又不一定道德高尚。所以他写的就称"高僧"而下称"名僧"。

《高僧传》所记，起自东汉至于梁初，正传凡257人，附见200　馀人。

全书按类编排，共分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等10　类。前8　类有"论"有"赞"，后二类有"论"无"赞"。"论"概述一类主旨，并评述主要僧侣及事迹，也批评沽名钓誉，不务实之僧侣。此书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唐代智升就说此书"义例甄著，文词婉约，实可以传之不朽，永为龟镜矣"①。唐代道宣所著《续高僧传》，即为《高僧传》之沿续，所分10　大类，亦多同《高僧传》。《高僧传》不仅是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重要参考书。

疑经疑经是道安编撰《综理众经目录》中，怀疑为真经的一类经。自道安有此称后，后世经录皆沿袭此例，列有疑经一类，或分为疑、伪二类。疑经包括中国佛教徒编选的佛经和伪造的佛经。《出三藏记集》在《新集疑经伪撰杂录》中，即列了不明作者的疑经20　部，如《比丘应供法行经》（原题鸠摩罗什译）、《居士请僧福田经》（原题昙无谶译）、《弥勒下教》等等。又还有标明作者和年代的，如《菩提福藏法化三昧经》，齐武帝时比丘道备撰；《众经要揽法偈二十一首》，梁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比丘道次撰。疑经历代皆有，如梁释宝唱《梁世众经目录》所载疑经即62　部67　卷。

疑经多为适应社会需要（尤其是儒、释、道斗争的需要），并结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编造的。所以，它是中国佛教徒的著作，也是后世了解研究当时社会思潮的有用资料。

①　《开元释教录》卷6。

（六）南朝之佛寺与僧官提到南朝的佛寺，人们往往联想到杜牧《江南春绝句》所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只不过是诗人言南朝京都建康寺院之多，不指实数，更不指南朝的全部寺院。据《辩正论·十代奉佛篇》所载，刘宋世有佛寺1913　所；齐有2015　所；梁有2846　所；陈有1232　所，国家新寺300余所。《释迦方志》所载亦同。历代寺院，自然有其延续性，不是每代都全部新建。从四代寺院的数量看，以梁代最多，有2846　所。陈代之所以减少如此之多，是因梁末侯景之乱破坏的结果。《辩正论》引《舆地图》说："都下旧有七百余寺，属侯景作乱，焚烧荡尽。"大概陈代国家新寺300　余所，就是在"焚烧荡尽"的基础上新建的。

南朝寺院的经济状况，缺乏具体记载，详情不可得知。梁武帝时，郭祖深只作了概括描述，他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资产当包括田地产。"白徒"、"养女"，是信奉佛教而为寺院耕种田地的依附农民。他们已脱离了政府管辖的民籍，而且人数相当多，以致政府掌握的"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看来寺院已有相当的经济实力。

史籍对南朝僧官设置的记载，比对东晋记载的多，但记载也不够系统，只能从史传中钩其梗概。东晋政府设置僧司管理僧务，南朝改称僧局。如齐东昏侯永元元年（公元499年）"敕僧局请三十僧入华林园夏讲，僧正拟（僧）■为法主"①。梁代又称僧局为僧省，如梁武帝天监末年命释明彻"入华林园，于宝云僧省专功抄撰"②。由此还可看出，梁朝僧省就设在华林园内。僧局或僧省是全国管理僧务的机构，其长官就称僧正，或称国之僧正③。或称天下僧主，如宋明帝即位后，即"敕（僧）瑾使为天下僧主，给法伎一部，亲信二十人，月钱三万，冬夏四时赐并车舆吏力"④。可见僧瑾为最高僧官的待遇是很优厚的。梁武帝初慧超为僧正，天子也"给传诏羊车、局足、健步"⑤。最高僧官的副职称都维那，或僧正悦众，如释僧璩，"始住吴虎丘山，宋孝武钦其风闻，敕出京师，为僧正悦众，止于中兴寺"⑥。但《大宋僧史略》说："江左立正，而有立副者，有不立者。"⑦即是说，南朝设置僧正之副职不是经常的。

州也设置僧正，如释法申在齐"永明中为南兖州僧正"⑧。梁未慧恭为江州僧正⑨。州僧正也称州僧主，如释僧慧于"齐初，刺为荆州僧主"⑩。释慧

①　《续高僧传》卷5《释僧祐传》。

②　《续高僧传》卷6《释明彻传》。

③　如《续高僧传》卷21《释昙瑗传》载，陈宣帝"又下敕荣慰，以瑗为国之僧正，令住光宅"。④　《高僧传》卷7《释僧瑾传》。

⑤　《续高僧传》卷6《释慧超传》。

⑥　《高僧传》卷11《释僧璩传》。

⑦　《大宋僧史略》卷中《僧主副职》。

⑧　《续高僧传》卷5《释法申传》。

⑨　见《高僧传》卷14《序录》。

⑩　《高僧传》卷8《释僧慧传》。

球在齐和帝中兴元年（公元501年）也被"敕为荆州僧主"（11）。有时州也置副职州都维那，或称州僧都，如释智琳，于陈后主"至德二年（公元584年）敕补徐州僧都"（12）。郡也设置僧正，如吴郡虎丘东山精舍的释僧若，于"天监八年，敕为彼郡僧正"①。县也设置僧正，如释智琳在陈宣帝太建十一年（公元579年），"下敕为曲阿僧正"②。

京都地区寺院林立，僧尼众多，僧官常置正副。正职称都邑僧正，或都邑僧主。如释法颖于宋文帝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孝武南下，改治此寺，以颖学业兼明，敕为都邑僧正"③。释道温在宋孝武帝"孝建初，敕下都，止中兴寺。大明中敕为都邑僧主"④。都邑僧正又称京邑大僧正，或大僧正。如释宝琼于陈文帝时"为京邑大僧正"⑤。释法云于梁武帝普通六年（公元525年）被"敕为大僧正"⑥。释慧暅于陈后主至德四年（公元586年）也"转大僧正"⑦。京都僧官副职称京邑都维那，或京邑大僧都。如释慧璩在宋孝武帝时，被"敕为京邑都维那"⑧。释慧暅于陈后主至德元年（公元583年）"为京邑大僧都"⑨。京都地区有时还置两僧正，分掌南北两岸。如释法献，于齐武帝永明中，"被敕与长干玄畅为僧主，分任南北两岸"⑩。又三吴地区，寺院也众多，故置十城僧主。如释慧基，在齐武帝时"德被三吴，声驰海内，乃敕为僧主，掌任十城，盖东土僧正之始也"　（11）。释昙斐于梁武帝天监中，也"被敕为十城僧主"（12）。

大寺则设寺主主管寺务，如宝贤尼在宋明帝泰始元年（公元465年）被"敕为普贤寺主"①。释道法于宋明帝时在成都被"请为兴乐、香积二寺主"②。释法云在梁武帝天监中，被"敕为光宅寺主"③。

①　《续高僧传》卷5《释僧若传》。

②　《续高僧传》卷10《释智琳传》。

③　《高僧传》卷11《释法颖传》。

④　《高僧传》卷7《释道温传》。

⑤　《续高僧传》卷7《释宝琼传》。

⑥　《续高僧传》卷5《释法云传》。

⑦　《续高僧传》卷9《释慧暅传》。

⑧　《高僧传》卷13《释慧璩传》。

⑨　《续高僧传》卷9《释慧暅传》。

⑩　《高僧传》卷13《释法献传》。

①　《比丘尼传》卷2《宝贤尼传》。

②　《高僧传》卷11《释道法传》。

③　《续高僧传》卷5《释法云传》。

（七）南朝儒释道之争1。神灭与不神灭之争南朝儒释道之争，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即神灭与神不灭之争、夷夏之争及"三破"之争。

神灭与神不灭之争，在东晋时已经开始，而到刘宋之初，争论更为热烈。争论是由沙门慧琳的《白黑论》（又名《均善论》）引起的。《白黑论》认为佛教所讲的空是虚构的，善恶果报之说也是不实的，从而否定了神不灭论。儒士何承天对《白黑论》很　赞赏，便送与居士宗炳。宗炳却反对，复书反驳，又多次写信与何承天辩论，并撰写了《明佛论》，论证人死神不灭及轮回果报之必有。何承天又撰写了《报应问》，否定了因果报应说，说"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④。而刘少府《答何衡阳书》又反对何承天之说，肯定因果报应之必有。因佛教所说的因果报应，是应验于来世，或未来若干世，所以无法证实，何承天也就再无话可说。

何承天还撰写了《达性论》，从另一角度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佛教认为行善之人来世可作人、天，而作恶者，则作畜生、饿鬼，或下地狱，这就是所谓的五道轮回（或六道轮回）说。何承天从人和畜生的本性是根本不同的来说明转生说法之荒谬，并且认为："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更受形哉！"①何承天之论，引起了颜延之的反驳。二人又多次反复争辩，还引起了宋文帝的重视。宋文帝曾说："近见颜延之折《达性论》，宗炳难《白黑论》，明佛法深，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②但何承天之论，仅局限于儒家传统的说法，并且在理论上还有漏洞。例如何承天反对神不灭论，说"生必有死，形毙神散"，就像"薪弊火微，薪尽火灭"③。但他同时又说："三后在天，言精灵之升遐也。"④这就被颜延之抓住了，反驳说："神理存没，傥异于枯荄变谢，就同草木，便当烟尽。而复云三后升遐，精灵在天。若精灵必在，果异于草木，则受形之论，无乃更资来说。将由三后粹善，报在生天邪！"⑤因此，在这次争论中，儒家的代表何承天是失败了。

南朝神灭与神不灭争论的高潮，是在齐梁之际。这就是围绕着范缜《神灭论》的一场争论。

范缜曾在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为宾客，因不信因果报应说，与萧子良争辩过。《神灭论》初稿出后，萧子良便召集僧侣与范缜辩论，但都不能使他屈服。梁武帝即位后，范缜的《神灭论》在亲友中广为流传，梁武帝便组织臣下围攻《神灭论》。参加者共有临川王萧宏等63人①。《神灭论》一开始④　见《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卷18。

①　《弘明集》卷4　何承天《达性论》。

②　《广弘明集》卷1《宋文帝集朝宰论佛法》。

③　《弘明集》卷3　何承天《答宗居士书释均善难》。

④　《弘明集》卷4　何承天《释达性论》。

⑤　《弘明集》卷4　颜延之《释达性论》。

①　见《弘明集》卷10。

就提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②肯定了神与形的关系，神是依赖于形体的，离不开形体的，形体是神的基础，一旦形体不存在，神也就灭绝。反对者却提出神和形是两种不同的存在物，神是有知的，形是无知的，名称既不一样，怎能同一体呢？范缜又很肯定地说："名殊而体一也。"把形神一体的关系，比作刀刃与锋利的关系。他说："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这就肯定了形神关系，是物和物的属性的关系，绝不是两种物的关系。范缜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虽然在论证上和理论上还有某些不足和漏洞，但反驳者也无法从根本上驳倒范缜。当时参与围攻范缜的，虽然名臣、名士和名僧共达63人之多，但最主要的，写了较有分量论文的只有萧琛、曹思文、沈约3人。萧琛撰有《难神灭论》一篇；曹思文撰有《难神灭论》与《重难神灭论》两篇；沈约撰有《难范缜神灭论》一篇，又撰有与此有关的《形神论》与《神不灭论》两篇。但这些论文都不能驳倒范缜之论。梁武帝最后只得用权势禁止范缜之论，他下诏说范缜"背经以起义，乖理以致谈。灭圣难以圣责，乖理难以理诘。如此，则言语之论略成可息"③。神灭与神不灭之争便不了了之。2。夷夏之争夷夏之争，是由刘宋末顾欢所撰《夷夏论》引起的。本来，在顾欢著《夷夏论》前，"佛道二家，立教既异，学者互相非毁"①。就是说，佛道两家互相毁谤之事早已有之，只不过顾欢作《夷夏论》后，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夷夏论》认为，佛道两家本来同源，释迦牟尼就是老子到天竺所化生，故"道则佛也，佛则道也"②。但佛道二教因其教化的环境和对象不同，就有所差异，这就是"其入不同，其为必异"，"教华而华言，化夷而夷语"。而道教正是华夏之教，"国师道士，无过老、庄"。佛教却是夷戎之教，"鸟王兽长，往往是佛"。正因为道教是华夏之教，佛教是夷戎之教，所以"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精非粗人（指夷戎）所信，博非精人（指华夏人）所能"。既然两者适应的环境对象不同，怎么能"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下弃妻孥，上废宗祀？"因此，"欢虽同二法，而意党道教"，遂引起佛教信徒的强烈反对。首先起来反对的是刘宋司徒袁粲。他假托沙门通公之名，撰文驳斥说，佛教是可行于华夏的，"今佛法在华，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恒通"。又认为，佛道二教是不同的，"孔、老、释迦，其人或同，观方设教，其道必异。孔、老治世为本，释氏出世为宗。发轸既殊，其归亦异"。即二者的修行目的也是不同的。道教的"仙化以变形为上"，佛教的"泥洹以陶神为先"，而"变形者白首还缁，而未能无死，陶神者使尘惑日损，湛然常存。泥洹之道，无死之地"。由此可见，佛教是优于道教的。

除袁粲之反驳外，还有不少反驳论文，如明僧绍的《正二教论》，谢镇之的《与顾道士书》、《重与顾道士书》，朱绍之的《难顾道士夷夏论》，②　《梁书》卷48《范缜传》。以下所引同此，不再作注。

③　《弘明集》卷9　梁武帝《答曹思文诏》。

①　《南齐书》卷54《顾欢传》。

②　《南齐书》卷54《顾欢传》。以下所引未注出处者皆同此。

朱广之的《咨顾道士夷夏论》，释慧通的《驳顾道士夷夏论》，释僧愍的《戎华论析顾道士夷夏论》等。诸论皆以为佛教优于道教，不能以夷夏之别来排斥佛教。

3。"三破"之争"三破"是南齐末某道士假托张融之名撰写《三破论》，指责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是为"三破"。此论已不存，今散见于刘勰所撰《灭惑论》与释僧顺所著《释三破论》中。其实，《三破论》指责佛教的"三破"，是以儒家的纲常名教为依据，并非道家的观点。《三破论》首先说佛教"入国而破国"，是因为佛教伪妄，耗财伤民，致使国空民穷，人民损减，故"国灭人绝，由此为失"。其次说佛教"入家而破家"，是因为僧徒"遗弃二亲，孝道顿绝"，"服属永弃，悖化犯顺"，"五逆不孝，不复过此"。再次说佛教"入身而破身"，是因为僧徒"一有毁伤之疾，二有髠头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绝种之罪，五有亡体从诫"①。刘勰与释僧顺针对《三破论》分别撰写了《灭惑论》与《释三破论》，一一加以反驳。《灭惑论》认为，佛教"穷理尽妙，故明二谛以遣有，辨三空以标无，四等弘其胜心，六度振其苦业"。伪妄之毁谤，无伤于佛教。而兴修塔寺，是弘教的需要，"功立一时，而道被千载"。至于是否破国，在佛教传入前，华夏也有战乱，佛教传入后，中国也有盛世，"验古准今，何损于政"？《释三破论》还说，佛教"固助俗为化，不待刑戮而自淳，无假楚挞而取正。。。破国之文，从何取说"？《灭惑论》对破家之说又反驳道："夫孝理至极，道俗同贯，虽内外迹殊，而神用一揆"。就是说佛教也和儒家相同，也讲孝道，只是方式有所不同；并且佛教之孝亲作用更大，因"学道拔亲，则冥苦永灭"。即是说佛教徒修行得道后，还可使亲人灵魂脱离苦海。《释三破论》更明确说："释氏之训，父慈子孝，兄爰弟敬，夫和妻柔，备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释三破论》还对破身之说反驳道："夫身之为累，甚于桎梏，老氏以形骸为粪土，释氏以三界为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奢华，弃名利，悟逆旅之难常，希寂灭之为乐。"贱身是修道所需，算什么破身呢？梁武帝时，又有荀济上书斥责佛教，也有佛教"三破"之意，甚至说佛教"不行忠孝仁义，贪诈甚者，号之为佛"；又"僧尼不耕不耦，俱断生育，傲君陵亲，违礼损化"；又"比丘徒党，行淫杀子，僧尼悉然。害蝼蚁而起浮图，费财力而角堂宇"；又举出佛教十大弊端以及梁武帝之佞佛。梁武帝见书后大怒，"集朝士将加显戮，济密逃于魏"①。

总的说来，南朝时期虽有儒释道三教的争论，但主张三教一致者却占主导地位。如宗炳的《明佛论》就是典型代表。

①　以上均见《弘明集》卷8　刘勰《灭惑论》。

①　以上均见《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

十、北朝帝王与佛教（一）北魏帝王与佛教1。魏初二帝之崇佛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在中原建立的王朝。当拓跋部还在漠北时，与佛教并无关系。至道武帝拓跋珪与后燕攻战中，"所迳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①。道武帝自己还"好黄老，颇览佛经"②。在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道武帝就下诏兴建佛寺说："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③平城便开始出现佛塔佛寺。道武帝还遣使去泰山，向高僧僧朗致书献礼。又召赵郡沙门法果至平城讲经说法。因北魏建国之初，皇权就强盛，法果便跪拜道武帝，还说道武帝是当今如来，"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①。

明元帝拓跋嗣继位后，"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还授予沙门法果"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之号"，法果固辞不受。至法果死后，还"追赠者寿将军、赵胡灵公"②。2。魏太武帝之灭佛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之初，"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共与谈论"③。神■元年（公元428年）俘降大夏赫连昌后，还得到白足禅师惠始，"世祖甚重之，每加礼敬"④。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平凉州后，又"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寺皆俱东，象教弥增矣"⑤。迁到平城的凉州沙门中，有名僧释玄高。玄高以禅法著名，是当时西北地区的禅学宗师。魏太武帝平凉州后，其舅杜超就请玄高一同返平城。玄高"既达平城，大流禅化"⑥，并为太子拓跋晃师。此时太武帝已信奉寇谦之的天师道，于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亲至道坛，受符箓"⑦。又信仰天师道的崔浩，常在太武帝前非毁佛教，谓其"虚诞，为世费害"⑧。故太武帝对佛教已有不满。而凉州沙门至平城后，僧众人数大增，太武帝便诏令年50　以下的沙门还俗⑨。并于太平真

①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②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③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①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②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③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④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⑤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⑥　见《续高僧传》卷11《释玄高传》。

⑦　见《魏书》卷114《释老志》。

⑧　见《魏书》卷114《释老志》。

⑨　见《魏书》卷114《释老志》。

君五年（公元444年）正月诏令王公以下至于百姓不得私养沙门、师巫等，有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①。又于同年九月，杀害了玄高及凉州僧慧崇②。这已是太武帝灭佛的信号。

太平真君六年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关中震动。次年正月，太武帝亲征盖吴。至长安，见寺院中有武器，便以为沙门与盖吴通谋，令诛全寺沙门。当时崔浩与寇谦之也从行，崔浩因请诛全国沙门，寇谦之认为不可，"苦与浩诤，浩不肯"③。三月，便下诏书说："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④看来措施是严厉的，手段是残暴的。仅因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延缓宣布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⑤。这就是魏太武帝的灭佛事件。

3。文成帝以后之崇佛魏文成帝拓跋浚是太武帝之孙、太子晃之子，于正平二年（公元452年）即帝位后，就下诏恢复佛教，诏中把太武帝之灭佛，说成"有司失旨，一切禁断"。其恢复的措施是："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①《辩正论》又说文成帝"重兴佛教，修复寺宇，释门广被，。。凡度僧尼三万许人"②。今存的大同云冈石窟，也是文成帝时开始开凿的。和平（公元460-465年）初，昙曜为沙门统，于平城西武州塞凿山"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③。

献文帝既崇信佛教，又好老、庄玄言，"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④。又修建永宁寺，并建七级佛塔，高三百馀尺，为天下第一。又在天宫寺建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⑤。至传位与孝文帝后，遂多与禅僧为伴。

孝文帝在北魏诸帝中最崇信佛教，在即帝位后的承明元年（公元476年），便在永宁寺剃度僧尼百余人，"帝为剃发，施以僧服"⑥。又先后诏建建明寺、思远寺、报德寺等；还为西域沙门跋陀（即佛陀禅师）在少室山建

①　《魏书》卷4　下《世祖纪下》。

②　见《续高僧传》卷11《释玄高传》。

③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④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⑤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①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②　《辩正论》卷3《十代奉佛篇》。

③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④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⑤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⑥　《魏书》卷114《释老志》。

少林寺。并多次诏敕门下优待各地名僧。孝文帝还精于佛理，"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缵掌缀录，无所遗漏"⑦。他还对群臣说："朕每玩《成实论》，可以释人染情。"⑧沙门道登善于佛经义理，就常为孝文帝讲论。还诏敕门下，请名德法师一月三次进殿讲论经义。当时"沙门道顺、惠觉、僧意、惠纪、僧范、道弁、惠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并以义行知重"⑨。

宣武帝也"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①。永平二年（公元509年）十一月，宣武帝还在"式乾殿，为诸僧、朝官讲《维摩诘经》②。《魏书·世宗纪》就说："帝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宣武帝在即位之景明初，开始建造龙门石窟，《魏书·释老志》说："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太后营窟二所。。。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此工程"从景明元年（公元500年）至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六月，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

北魏自文成帝冯皇后（即文明太后）信佛后，历世后妃多有信者。冯皇后之兄冯熙就深信佛教，曾"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一十六部一切经。延致名德沙门，日与讲论，精勤不倦，所费亦不赀"③。冯皇后又曾于故土龙城（今辽宁朝阳）建思燕佛图，并刊石立碑④。冯熙二女皆先后为孝文帝皇后。小女冯氏被废后，即在瑶光寺为练行尼；大女冯氏也曾返家为尼，后又重返宫中为皇后。宣武胡皇后，就因其姑为尼，入宫讲说，因而荐引入宫为嫔妃。孝明帝即位后，尊为皇太后（史称灵太后），并独揽朝政。又因其姑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故揽朝政后，能"手笔断决"⑤。灵太后又在洛阳建永宁寺，极其富丽堂皇，为洛阳诸寺之最⑥。灵太后父胡国珍亦信奉佛教，国珍死后，灵太后"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⑦。后于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尔朱荣带兵渡河，灵太后便与孝明帝后宫嫔妃落发为尼。又被尔朱荣沉杀于河①。北魏后妃为尼的还有宣武高皇后、孝明胡皇后皆在瑶光寺为尼②。

北魏诸王信奉佛教者也不少，如城阳王徽、广陵王恭、高阳王雍、彭城王勰、北海王详、清河王怿、汝南王悦、广平王怀等③，或修建寺院，或与僧侣关系密切。而北魏帝王之崇信佛教，多重于"修福"，故建寺造像者不少。⑦　《魏书》卷45《韦阆传》。

⑧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⑨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①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②　《魏书》卷8《世宗纪》。

③　《魏书》卷83　上《冯熙传》。

④　见《魏书》卷13《文成文明冯皇后传》。

⑤　见《魏书》卷13《宣武胡皇后传》。

⑥　见《洛阳伽蓝记》卷1《水宁寺》。

⑦　《北史》卷80《胡国珍传》。

①　见《魏书》卷13《宣武胡皇后传》。

②　俱见《魏书》卷13《皇后列传》。

③　详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4　章第364　页。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序》说："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展；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佛寺）栉比，宝塔骈罗。"

（二）北齐帝王与佛教北齐诸帝中，齐文宣帝高洋最崇信佛教，史称："有齐宣帝，盛弘释典。"④又说："齐天保中，文宣帝盛弘讲席，海内髦彦咸聚天平（齐以旧邺宫为天平寺），。。常徒学士几百千人。"⑤道宣还说文宣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满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绝。"⑥在诸僧中，文宣帝特敬重释僧稠，天保二年（公元551年）下诏召请僧稠来邺都。僧稠至时，文宣帝亲出郊迎，以后便随僧稠学禅道，受菩萨戒；又"断酒禁肉，放舍鹰鹞，去官畋渔，郁成仁国；又断天下屠杀，月六年三，敕民斋戒，官园私菜，荤辛悉除"⑦。天保三年，文宣帝令在邺城西南80　里的龙山，为僧稠建造法云寺，又令僧稠兼石窟大寺主。文宣帝对释法上也甚敬重，请法上为戒师，"常布发于地，令师践之"①。于天保二年还下诏"废鹰师曹为报德寺。所度僧尼八千馀人，十年之中佛法大盛"②。文宣帝还将国费分为三分，国用、己用和佛教各占一分③。

文宣帝虽敬重佛教，但其后期残暴好杀，史籍说他"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世未有"④。故僧稠说他前世是"罗刹（恶魔）王，是以今犹好杀"⑤。但文宣帝也未能改。

齐孝昭帝高演，在位仅两年，但也崇信佛教。《辩正论·十代奉佛篇》说他"崇奉至教，情寄玄门。。。为先皇写一切经一十二藏，合三万八千四十七卷。。。凡度僧尼三千许人"。武成帝高湛也"广济群生，应游佛刹。。。层台别观，并树伽蓝。。。躬自顶礼，每行经事"。于太宁元年（公元561年）创营宝塔，"转《大品经》，月盈数遍"⑥。武成帝还邀请名僧释慧藏"于太极殿开阐《华严》，法侣云繁，士族咸集"⑦。齐后主高纬还命刘世清用突厥语翻译《涅槃经》赠与突厥可汗。又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请高僧释彦琮"入宣德殿讲《仁王经》，。。帝亲临御筵，文武咸侍，皇太后及六宫同升法会"⑧。后主还在晋阳凿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

高齐后妃也多崇信佛教，如文宣李皇后在武成帝即位后，因拒绝武成帝之淫乱，被毒打后送于妙胜尼寺，"后性爱佛法，因此为尼"①。又如后主斛律皇后，在其父被诛后废为尼。因后妃信奉佛教，僧尼出入后宫即为常情，武成胡皇后在武成帝死后因与沙门昙献通奸，"乃置百僧于内殿，托以听讲，日夜与昙献寝处。以献为昭玄统。僧徒遥指太后以弄昙献，乃至谓之为太上④　《续高僧传》卷9《释灵裕传》。

⑤　《续高僧传》卷6《释真玉传》。

⑥　《广弘明集》卷4《叙齐高祖废道法事》。

⑦　《续高僧传》卷16《释僧稠传》。

①　《辩正论》卷3《十代奉佛篇》。

②　《辩正论》卷3《十代奉佛篇》。

③　见《续高僧传》卷16《释僧稠传》。

④　《北齐书》卷4《文宣纪》。

⑤　《续高僧传》卷16《释僧稠传》。

⑥　《辩正论》卷3《十代奉佛篇》。

⑦　《续高僧传》卷9《释慧藏传》。

⑧　《续高僧传》卷2《释彦琮传》。

①　《北史》卷14《齐文宣李皇后传》。

者。帝（后主）闻太后不谨，而未之信。后朝太后，见二少尼，悦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昙献事亦发，皆伏法"②。

高齐王公大臣中崇信佛教的也不少，如琅邪王高俨、清河王高岳、广宁王高孝珩、咸阳王斛律明月、晋昌王唐邕、淮阳王和士开、司空司马子如、尚书令杨遵彦、左仆射崔季舒、右仆射燕子献、魏收、侍中徐之才、高正德等等，皆崇信佛教，他们或建寺，或造像，或写经。

由于高齐统治者崇信佛教，佛教就极为盛行，史称："高齐之盛，佛教大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寓内英杰，咸归厥邦。"③真可谓盛极一时。

②　《北史》卷14《齐武成胡皇后传》。

③　《续高僧传》卷10《释靖嵩传》。

（三）北周帝王与佛教1。北周帝王之崇佛北周前之西魏二帝就崇信佛教。魏孝武帝元脩西迁时，即"沙门都维那惠臻负玺持千牛刀以从"④。可见孝武帝与佛教关系之密切。文帝元宝炬更崇信佛教，大统元年（公元535年）即在长安"造般若寺，拯济孤老，供给病僧；口诵《法华》，身持净戒；起七觉殿，为四禅堂"①。还敕令释僧猛"在右寝殿阐明《般若》，贵宰咸仰"②。又尊释道臻为师傅，并在长安建大中兴寺。西魏掌实权的丞相宇文泰（北周追尊为太祖文皇帝）也崇信佛教，史称："丞相宇文黑泰兴隆释教，崇重大乘，虽总摄万机，而恒扬三宝。第内常供百法师，寻讨经论，讲摩诃衍（大乘法）。又令沙门昙显等依大乘经撰《菩萨藏众经要》及《百二十法门》。"③宇文泰重视的是大乘之学。《周书》也记载说："太祖雅好谈论，并简名僧深识玄宗者一百人，于第内讲说。又命（薛）慎等十二人兼学佛义，使内外俱通。由是四方竞为大乘之学。"④宇文泰还在长安"立追远、陟屺、大乘、魏国、安定、中兴等六寺。又造大福田寺，供养国师实禅师。又于实师墓所造福田寺。又为大可汗大伊尹尼造突厥寺"⑤。

受魏禅让的周孝闵帝宇文觉，虽年仅16，也"大弘象化，海内名德，慕义归仁"⑥。在位仅3年多的周明帝宇文毓，还为"先皇敬造卢舍那织成像一躯，并三菩萨，高二丈六尺；等身檀像一十二躯，各二菩萨及金刚师子等"⑦。周宣帝在周武帝灭佛后，于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初复佛像及天尊像"⑧，又"造塑像四龛，一万余躯，写《般若经》三千许部"⑨。周静帝大象二年六月则正式命令"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诚自守者，简令入道"①。故六月十五日大丞相杨坚就令释法藏"共竟陵公检度僧百二十人，并赐法服，各还所止"②。

北周王公大臣崇信佛教者也很多，如晋公护、襄州总管卫王直、益州总管赵王招、大司寇楚国公豆卢宁、大宗伯邓国公窦炽、柱国大将军吴国公尉迟纲、柱国大将军陇东郡公杨纂等等，他们或建寺，或造像，或写经。故周初有"佛法全盛"之说。

④　《北史》卷5《魏孝武帝纪》。

①　《辩正论》卷三《十代奉佛篇》。

②　《续高僧传》卷23《释僧猛传》。

③　《续高僧传》卷1《菩提流支传》。

④　《周书》卷35《薛善传附慎传》。

⑤　《辩正论》卷3《十代奉佛篇》。

⑥　《辩正论》卷3《十代奉佛篇》。

⑦　《辩正论》卷3《十代奉佛篇》。

⑧　《周书》卷7《宣帝纪》。

⑨　《辩正论》卷3《十代奉佛篇》。

①　《周书》卷8《静帝纪》。

②　《续高僧传》卷19《释法藏传》。

2。周武帝之灭佛周武帝宇文邕在即位之初，也敬重佛教。如"武成二年（公元560年）

为文皇帝造锦释迦像，高一丈六尺，并菩萨、圣僧、金刚、师子，周回宝塔二百二十躯"。又在"京下造宁国、会昌、永宁三寺"③。周武帝还亲与沙门讨论佛理，如释普旷"每与周武对扬三宝，析理开神，有声有典，佛法正隆，未劳听解"④。这些都是周武帝除晋公护以前之事，大概也是周武帝"以晋公护专权，常自晦迹"的一种表现⑤！周武帝是历史上励精图治的帝王，治国崇重儒学，目的在于富国强兵。故他在除宇文护后，便"弃奢淫，去浮伪，施一德，布公道，屏重内之膳，躬大布之衣，始自六宫，被于九服，令行禁止，内外肃然"⑥。而佛教广修寺院，耗费资财；僧尼又不从事生产，不向国家纳赋服役；又加道士张宾的怂恿及僧人卫元嵩之上书，周武帝遂有限制佛教之意。

卫元嵩原籍河东，因祖先作官至益州成都，因定居于蜀。元嵩少年出家，又为亡名法师弟子，而想出名，亡名教之佯狂，遂佯狂漫走多年。周据蜀后，亡名入关中，元嵩移居野安寺。又以"蜀土狭小，不足展怀"①，因到了长安，"即上废佛法事，自此还俗，周武纳其言。又与道士张宾密加扇惑，帝信而不猜，便行屏削"②。卫元嵩上书已佚，其主要内容见《广弘明集》卷7　道宣《辩惑篇》中，但从全部内容看，卫元嵩仅建议少立塔寺，沙汰僧尼，并无灭佛之意。据道宣所载，卫元嵩上书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周武帝遂于天和国年二月初八在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③。这是议论佛道的开始。至三月十五日，周武帝又召集名儒、名僧、道士及文武百官二千余人于正殿，议论儒释道三教的先后次序。而周武帝"量述三教，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但"时议者纷纭，情见乖咎，不定而散"④。同月二十日，又召集议论，意见更为纷岐。周武帝便说："儒教、道教此国常遵，佛教后来，朕意不立，佥议如何？"论者陈述三教皆不应削除，周武帝说："三教被俗，义不可俱。"至四月初，周武帝再召集议论，令"必须极言陈理，无得面从。又敕司隶大夫甄鸾详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浅，辨其真伪"⑤。至天和五年（公元570年）二月十五日，甄鸾撰成《笑道论》3　卷36　条。其自序说："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条者，笑其经有三十六部。"⑥即是说，道教将其《道藏》分为三洞三十六部，甚为可笑，甄鸾便撰此论加以批驳。论中主要驳斥了道教神仙方术之荒谬以及《老子化胡经》和其他道经之伪妄。在甄鸾奏上《笑道论》后，周武帝又于同年五月十日大集③　《辩正论》卷3《十代奉佛篇》。

④　《续高僧传》卷11《释普旷传》。

⑤　引文见《周书》卷6《武帝纪下》。

⑥　《全隋文》卷16　卢思道《后周兴亡论》。

①　《续高僧传》卷25《释卫元嵩传》。

②　《续高僧传》卷25《释卫元嵩传》。

③　《周书》卷5《武帝纪上》。

④　《广弘明集》卷8《叙周武帝集道俗议灭佛法事》。

⑤　《广弘明集》卷8《叙周武帝集道俗议灭佛法事》。

⑥　《广弘明集》卷9　甄鸾《笑道论》。

群臣详察此论。认为该论谤伤道教，不合周武帝之意图，便于殿庭焚毁。当时名僧释道安又上《二教论》，认为儒释道三教者，实则只有儒佛二教，并且佛教又优于儒教。至于道教，只不过从属儒教而已。加之道教又多谬妄，实不可取。周武帝看后询问臣僚，无人抗辨，议论就暂时停止。至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十二月初一，周武帝又"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①。这虽然明确了儒先、道次、佛后的次序，但佛教僧侣并未就此罢休。他们议论纷纷，或至朝廷陈述，或撰文申理。如释僧祐"躬闻帝阙，面陈至理"，又著《十有八条难道本宗》，以述道教之伪妄。又如释智炫、释静蔼、释道积等皆至朝廷申述争辩②。释静蔼至朝廷后，被周武帝"引见登殿"，静蔼便"援引经论子史传记，谈叙正义，据证显然。然旦至午，言无不诣，明不可灭之理，交言支任，抗对如流，梗词厉色，铿然无挠。百僚近臣，代之战慄。"③可见争辩之激烈。最后周武帝虽无言以对，但"灭毁之情已决"。又有宜州沙门道积，"次又出谏，俱不用言。乃与同友七人于弥勒像前礼忏七日，既不食己，一时同逝"④。即以身死谏阻。在争辩中，因周武帝袒护道教，诸僧必然攻击道教，故于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十六日，周武帝又大集诸僧、道士于太极殿，辩论佛道二教之优劣。道士张宾与僧人智炫论辩，张宾败北。周武帝又指斥佛教有三不净，智炫又说："道法之中三种不净又甚于此。"并以《三皇经》为根据。智炫最后还说："今欲废佛存道，犹如以庶代嫡。"①正触痛了武帝短处，故论辩不欢而散。次日五月十七日丙子，周武帝便正式宣布废除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②。这就是周武帝的灭佛事件。从整个过程看，周武帝对此事是很慎重的，从天和四年正式议论，至建德三年废除二教，共历时六年，辩论多次。从手段上看，较之魏太武帝之灭佛就温和得多。就是在建德六年（公元577年）灭齐后，周武帝还在邺城召集齐国名僧五百余人，征求废佛之意，沙门释慧远即起而激争，甚至说："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入阿鼻地狱，不拣贵贱，陛下何得不怖！"武帝也大怒说："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③但并未伤害慧远，只废除了齐地佛教。

①　《周书》卷5《武帝纪上》。

②　见《续高僧传》卷23《释智炫传》、《释静蔼传》。

③　《续高僧传》卷23《释静蔼传》。

④　《续高僧传》卷23《释静蔼传》。

①　《续高僧传》卷23《释智炫传》。

②　《周书》卷5《武帝纪上》。

③　《续高僧传》卷8《释慧远传》。

（四）北朝排斥佛教之儒士北朝除魏太武帝和周武帝灭佛外，还有一些排斥佛教者。这些人多是儒学之士，他们从治国安民，维护纲常名教出发，主张整顿佛教，限制佛教。魏宣武帝时，治书侍御史阳固因宣武帝"好桑法之法"，便上表说："当今之务，。。绝谈虚穷微之论，简桑门无用之费，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饥寒之苦。"④中书侍郎裴延。。也针对宣武帝"专心释帝，不事坟籍"的偏向，上疏说："《五经》治世之模，六籍轨俗之本。。。伏愿经书玄览，孔、释兼存，则内外俱周，真俗斯畅。"①还有司徒主薄李瑒，也针对"于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向宣武帝上言："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无过于绝祀。。。安得轻纵背礼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应然，假令听然，犹须裁之以礼。。。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沙门都统僧暹等，以李瑒说佛教为鬼教，是谤毁佛法，便哭泣于灵太后。灵太后切责李瑒，李瑒虽辩解有理，仍被罚金一两②。

魏孝明帝时，谏议大夫张普惠，"精于《三礼》，兼善《春秋》，百家之说，多所窥览，诸儒称之"。而当时孝明帝却"不亲视朝，过崇佛法"，张普惠便上疏谏阻，疏中说道："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于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则一人有喜，兆民赖之。然后精进三宝，信心如来。道由礼深，故诸漏可尽；法随礼积，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已兴之构，务从简成；将来之造，权令停息。"③孝明帝时还有国子博士高谦之，因其父舅氏沮渠蒙逊曾建立北凉国，故撰《凉书》10　卷。又因北凉佛教兴盛，谦之便在书中著论贬之。称佛教是"九流之一家"，统治者不应过于耗费财力，虚求彼岸；而应诚心修德，惠利百姓④。

魏末还有秘书监杨衒之，见洛阳寺宇壮丽，耗费巨资，王公又竞相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后上书述释教虚诞，有为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于色养。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又说僧侣贪得无厌，"乞立严勤，知其真伪。。。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①。

北齐佛教兴盛，排斥佛教的儒学之士也激烈。未作官的刘昼，因怀才不遇，著《高才不遇传》以自比。曾上书说"佛法诡诳，避役者以为林薮"。又说僧尼淫荡，尼和优婆夷（女居士）"实是僧之妻妾，损胎杀子，其状难言。今僧尼二百许万，并俗女向有四百余万，六月损一胎，如是则年族二百万户矣。验此，佛是疫胎之鬼也"②。齐后主武平中的儒林学士章仇子陀，也上疏说："自魏晋已来，胡妖乱华，背君叛父，不妻不夫。。。妃主昼入僧④　《魏书》卷72《阳尼传附固传》。

①　《魏书》卷69《裴延。。传》。

②　以上俱见《魏书》卷53《李孝伯传附瑒传》。

③　《魏书》卷77《张普惠传》。

④　见《魏书》卷77《高崇传附谦之传》与《广弘明集》卷7《叙历代王臣滞惑解》。

①　《广弘明集》卷6《叙列代王臣滞惑解》。

②　《广弘明集》卷64《叙列代王臣滞惑解》。

房，子弟夜宿尼室。"书奏，被监禁，周灭齐后始出③。又有赵郡李公绪，见丧家作斋供福，便说："佛教者脱略父母，遗蔑帝王，捐六亲，舍礼义，赭衣髠剔，自比刑余，妄说眩惑，唯利是亲。"④这是典型的儒家之言。

③　《广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

④　《广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

十一、北朝佛教（一）菩提流支等的译经及西行求经北方之译经，自鸠摩罗什去世后，仅北凉较盛。而北魏统一凉州（在公元439年）后7年，太武帝即下诏灭佛。文成帝复兴佛教后，又重于建寺造像及开凿云冈石窟，并不重视义学及译经，仅沙门统昙曜"与天竺沙门常那耶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①。献文帝即位后开始重视义学，再经孝文帝、宣武帝的继续提倡，遂有菩提流支等的译经。

菩提流支是北天竺人，于魏宣武帝永平（公元508-512年）初至洛阳，宣武帝即下敕慰劳，安置于永宁大寺，供给丰厚，准备译经。遂集中梵僧700人，"敕以流支为译经之元匠"②，开始译经。宣武帝对译经很重视，当译《十地经论》时，还亲自参与。

菩提流支自永平初译经，至东魏孝静帝天平年间（公元534-537年）的20多年，共译经"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即《佛名》、《楞加》、《法集》、《深密》等经，《胜思维》、《大宝积》、《法华》、《涅槃》等论是也"。菩提流支带来的经籍甚多，当时的清信士李廓说："三藏法师流支房内，经论梵本可有万甲（夹），所翻新文、笔受稿本满一间屋。"①则菩提流支所译经论可能不止百多卷，未译者也当不少。

与菩提流支同时译经的名僧，还有中天竺的勒那摩提、北天竺的佛陀扇多、南天竺的般若流支（又称瞿昙般若流支）等。勒那摩提在宣武帝正始五年（公元508年）来洛阳，译出《宝积论》等24　卷。佛陀扇多从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至孝静帝元象二年（公元539年）译出《金刚上味》等经10　部。般若流支从孝明帝熙平元年（公元516年）至孝静帝兴和末年（公元542年），在邺城译出《正法念》、《圣善住》、《回诤》、《唯识》等经论14　部85　卷。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的译籍，多为天竺无著、世亲瑜伽行派的经论，如《深密解脱经》、《入楞伽经》以及无著所著《顺中论》、《摄大乘论》，世亲所著《法华经论》、《十地经论》、《唯识论》等等。这些经论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的又是《十地经论》。此论是菩提流支于永平元年至洛阳后，与勒那摩提、佛陀扇多共译的，历时整整三年，至永平四年才全部译完。此论译出后，即广为传播，形成了不同派别的地论师。

北朝主要的译经僧还有那连提黎耶舍和阇那崛多。那连提黎耶舍是北天竺僧，于齐文宣帝天保七年（公元556年）至邺都，即得文宣帝的礼遇，被"安置天平寺中，请为翻经三藏"②。后译出《菩萨见实三昧经》、《大集月藏经》、《大悲经》等。阇那崛多也是北天竺僧，于周明帝武成初年（公元559年）至长安，住于草堂寺。后被周明帝召入后园共论佛法。后译出《十一面观音》、《金仙问经》等。

北朝除外来僧人译经外，也还有中国僧人西行求经者。最早两行求经的僧人是魏明元帝时的黄龙（今辽宁朝阳）僧昙无竭。

①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②　《续高僧传》卷1《菩提流支传》。

①　《续高僧传》卷1《菩提流支传》。

②　《续高僧传》卷2《那连提黎耶舍传》。

昙无竭从北土出发，经龟慈（今新疆库车一带）、沙勒（今新疆喀什一带），到了罽宾（今克什米尔），求得《观音受记经》一部。又继续前行，到了中天竺，后从南天竺随舶泛海到了广州。

魏孝明帝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十一月，灵太后遣比丘惠生往西域取经，同行者有敦煌人宋云及沙门法力等，于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回到洛阳，凡得经论170　部①。

北齐后主武平六年（公元575年）有沙门宝暹、道邃、僧昙等10人，结伴同往西域求经，共经7年，得梵本260　部，但回到突厥时，齐已灭亡，遂停于该地。齐末又有释僧昙结友西行求法，但行至葱岭被阻，道路不通，遂返京都。

①　见《洛阳伽蓝记》卷5《城北》及《魏书》卷114《释老志》、卷102《嚈哒传》。又惠生受诏出发的时期，《魏书》作"熙平元年"或"熙平中"。此依《洛阳伽蓝记》作"神龟元年"，而回归时间则依《释老志》作"正光三年"。

（二）《十地经论》的传播与《阿毗昙》的盛行1。《十地经论》的传播《十地经》是《华严经》中《十地品》的单行本，早在《华严经》译出的一百多年前，西晋竺法护就已译出，称为《渐备一切智德经》，后来鸠摩罗什又重译，称为《十住经》。此经主要讲述菩萨修行成佛的十地（即十大阶段），每地都有具体的修行内容。《十地经论》则是世亲解释《十地经》的著作。

《十地经论》译出后，即得到广泛重视。如历仕孝文、宣武、孝明三朝的崔光，不但参与了《十地经论》的翻译，译出后，还"每为沙门朝贵请讲《维摩》、《十地经》，听者常数百人，即为二经义疏三十余卷"①。主译《十地经论》的菩提流支与勒那摩提，在译出后，也分别各自传授。菩提流支传授的有道宠，勒那摩提传授的有慧光。大概他们二人对经论的理解不同，说法也就有分歧，遂形成后来的两大派系。可能菩提流支所住寺院在洛阳御道北，后就称此系为北道系；而勒那摩提住于御道南，便称为南道系。

北道系的道宠本姓张，名宾。原为大儒熊安生的学生，将到壮年时出家为僧。后投入菩提流支门下，学习《十地经论》三年，边听边记录，撰成《十地经论疏》。旋即宣讲，影响甚大。后在北齐邺都更得到"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杨休之等"的称许，"遂以闻奏。以德溢时命，义在旌隆，日赐黄金三两，尽于身世"②。可见北齐朝廷对道宠之崇重。道宠弟子甚多，"堪可传道，千有馀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继、诞礼、牢宜、儒果等是也"③。这就是地论师的北道系。

南道系的慧光本姓杨，13　岁即从佛陀禅师出家，后又从道覆律师学《四分律》；又回本乡受具足戒，博听律部；再从辩公学经论。回到洛阳后，又参与勒那摩提译《十地经论》，因而受学于勒那，成为勒那《地论》学南道系的开创者。慧光著述广泛，曾注疏《华严》、《涅槃》、《维摩》、《十地》、《地持》、《胜鬘》、《遗教》、《温室》、《仁王般若》等。高齐对慧光也很敬重，"司徒高傲曹、仆射高隆之及朝臣司马令狐子儒等齐代名贤，重之如圣"①。原来慧光在魏末洛阳时，就"任国僧都，后召入邺，绥缉有功，转为国统"②，成为齐国最高僧官。

慧光的弟子很多，"翘颖如林，众所推仰者十人，拣选行解，入室惟九"③。十人之名，除道凭、僧范二人确知外④，其余皆不能确指。见于僧传者，则有昙遵、慧顺、灵询、法上、道慎、昙衍、僧达、安廪、冯兖、道云、道晖、昙隐、洪理等。这些弟子虽不完全弘传《十地》，却普遍得到朝廷或地方当权者的支持，故南道系在魏末及齐、周、隋三朝中，担任各级僧官者不

①　《魏书》卷67《崔光传》。

②　《续高僧传》卷7《释道宠传》。

③　《续高僧传》卷7《释道宠传》。

①　见《续高僧传》卷20《释慧光传》。

②　见《续高僧传》卷20《释慧光传》。

③　见《续高僧传》卷20《释慧光传》。

④　《续高僧传》卷7《释道宠传》说："光在道南，教凭、范十人。"

少。也正因为如此，南道系在北朝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实力最强。

在慧光弟子中，以法上最为突出。法上本姓刘，12　岁即投道药禅师出家。曾潜于林虑山诵《维摩》、《法华》，又入洛阳创讲《法华》，遂闻名伊洛。后投慧光受具足戒，因习慧光之业。又应众之请，乃讲《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部，并著文疏。后被东魏大将军高澄邀请入邺，遂为东魏北齐僧官30多年。《续高僧传·释法上传》说："上戒山峻峙，慧海深澄，德可轨人，威能肃物，故魏齐二代，历为统师。昭玄一曹，纯掌僧录，令史员置五十许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而上纲领将四十年，道俗欢愉，朝野胥悦，所以四方诸寺，咸禀成风。"可见法上在北齐影响之大。法上著有《增一数法》40　卷、《佛性论》2　卷、《大乘义章》6　卷、《众经录》1　卷。法上弟子知名者有法存、灵裕、融智、慧远等，其中又以慧远最有名。

周武帝灭齐后，召集齐僧议废佛事，众僧皆默无言，独慧远激烈抗争。至隋文帝即位后，慧远得到崇高之礼遇，并常讲《十地》，随讲随出注疏，注有"《地持疏》五卷、《十地疏》七（十）卷、《华严疏》七卷、《涅槃疏》十卷，《维摩》、《胜鬘》、《寿观》、《温室》等并勒为部卷。。。又撰《大乘义章》十四卷，合二百四十九科，分为五聚"①2。《阿毗昙》的盛行阿毗昙，是梵文的音译，唐代译作阿毗达磨，简称毗昙，意为对法、无比法、大法、论等。又可泛指佛教经、律、论三藏中的论藏。但在东晋南北朝，却仅指小乘佛教的论典，并多为小乘一切有部的论典。

《阿毗昙》的翻译较早，魏吴间即有失译的《阿毗昙甘露味论》2　卷。

以后的东晋南北朝，也不断有人翻译。如苻秦僧伽提婆译迦旃延子的《阿毗昙八犍度论》30　卷，又在庐山译法胜的《阿毗昙心论》4　卷；北凉浮陀跋摩译《阿毗昙毗婆沙》60　卷；刘宋僧伽跋摩译达磨多罗的《杂阿毗昙心论》11卷，等等。

南北朝时，南方虽然也弘传《毗昙》，却不如北方兴盛。而北方盛传《毗昙》者，当首推慧嵩。

慧嵩是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人，少年即出家。因长于《杂心》，为高昌国所重。高昌王为了发展佛教，便把慧嵩派至元魏。慧嵩到后，深受朝宰之器重。当时智游论师被称为英杰，慧嵩便随之听《毗昙》、《成实》。学成后，便在邺城与洛阳开讲。北齐初，因与僧统法上不和，"乃徙于徐州，为长年僧统，仍居彭沛，大阐宏猷，江表河南，率遵声教"①。可见慧嵩的影响已遍及南北。因慧嵩弘传的是《毗昙》，故世人称他为"毗昙孔子"②。慧嵩"学匡天下，众侣坐随"，弟子甚多，"沙门道猷、智洪、晃觉、散魏等，并称席中杞梓，慧苑琳琅"③。而众弟子中却以志念最为杰出。志念的学问很广博，曾随道长学《智论》，又随道宠学《十地》，再随慧嵩学《毗昙》，所以他"博通玄极，堪为物依"，后来讲学，皆"前开《智度》，后

①　《续高僧传》卷8《释慧远传》。

①　以上见《续高僧传》卷7《释慧嵩传》。

②　见《续高僧传》卷11《释志念传》。

③　《续高僧传》卷11《释志念传》。

发《杂心》，。。频弘二论一十馀年。学观霞开，谈林雾结"④。志念的弟子也多，善于《毗昙》者有慧藏、慧净、神素、道岳、道潛、慧休、灵润等。志念卒于隋大业四年（公元　608年），弟子们也活跃于隋唐之际。

④　《续高僧传》卷11《释志念传》。

（三）禅法的盛行与律学的传播1。禅法的盛行佛教史上对南北朝有"南义"、"北禅"之说，所谓南方重义学，北方重禅法。现象虽是如此，却有其特殊的社会原因。南方的义学，是在东晋般若学与玄学合流的基础上形成的，故谈玄论空，正是南方义学的特点。而北朝是鲜卑族建立的王朝。他们在入主中原前，社会和文化都比中原落后。在进入中原后，虽然接受了中原传统儒学以进行统治，但毕竟修养不深；对南方的清谈玄学，他们更不感兴趣。所以在利用佛教方面，他们就重视修功德和具体的宗教实践。建寺造像甚至开石窟，就是修功德；坐禅诵经，就是宗教实践。《洛阳伽蓝记》载灵太后时，崇真寺比丘惠凝死后见阎罗王处置不同类型比丘的情况，就可表明北魏统治者的态度。阎罗王对坐禅苦行的比丘和诵经的比丘，都送升天堂；而对讲经的比丘，说他们"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便送往地狱①。这就表明，北魏统治者重视坐禅诵经。北魏最早的知名禅师，是太武帝平大夏后得到的惠始禅师。惠始到平城后，太武帝"甚重之，每加礼敬"②。太武帝平凉州后，又得玄高禅师。玄高"既达平城，大流禅化"③。又"有沙门昙曜，亦以禅业见称"④。太武帝时还有僧周禅僧已在嵩山头陀坐禅，嵩山已渐成为禅僧聚集地。

北朝影响最大的禅师是佛陀禅师（《魏书·释老志》称跋陀）。他是天竺人，在魏孝文帝迁都前来到北魏，受到孝文帝的敬重。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因佛陀性爱山水，孝文帝就下敕为佛陀在嵩山建少林寺。这就是少林寺的起源。佛陀定居少林后，"四海息心之俦，闻风响会者，众恒数百"⑤。少林寺遂以禅法而驰名。

佛陀禅师的弟子，以慧光及再传弟子僧稠最有名。但慧光以后主要弘传律学，因以律学出名。佛陀的禅学主要由僧稠发扬光大。僧稠初从佛陀弟子道房受禅法，后便勤学苦练，进入了禅境，"便诣少林祖师三藏，呈己所证。跋陀曰："自葱岭己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乃更受深要"①。使僧稠的禅法又进一步提高，僧稠的声望也因此大大提高。魏孝明帝曾三次召请僧稠入京，僧稠皆乞求在山行道；魏孝武帝也曾召请，僧稠同样不至，孝武帝便"于尚书谷中立禅堂，集徒供养"②。进入北齐后，齐文宣帝高洋也敦请僧稠出山，僧稠仍不承命，后高洋又"苦相敦喻"，僧稠才应命至邺，受到高洋的极高礼遇。自此，佛陀一系的禅学，便由僧稠在北齐盛传。僧稠曾应黄门侍郎李奖与诸僧之请，撰《止观法》两卷，盛传于当世。

北周禅师，以僧实最著称。僧实初受学于道原法师，魏孝文帝太和末随道原至洛阳，遇见勒那摩提。摩提即授以禅法，并说："自道流东夏，味静

①　见《洛阳伽蓝记》卷2《崇真寺》。

②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③　《高僧传》卷11《释玄高传》。

④　《高僧传》卷11《释玄高传》。

⑤　《续高僧传》卷16《佛陀禅师传》。

①　《续高僧传》卷16《释僧稠传》。

②　《续高僧传》卷16《释僧稠传》。

乃斯人乎！"僧实后到了长安，受到西魏北周上下的尊崇。西魏大统中宇文泰即以僧实为昭玄三藏，周武帝初又以僧实为国三藏。故道宣说："高齐河北，独盛僧稠；周氏关中，尊登僧实。"③较佛陀禅师晚至魏都的，是菩提达摩禅师。关于菩提达摩的记载，最早的出于《洛阳伽蓝记》与《续高僧传》。《高僧传》及《魏书·释老志》皆无记载。可能菩提达摩在北朝未受皇帝及权贵的重视，故声名不显。但后世却把菩提达摩奉为禅宗创始人，这当然只是传说而已。据《续高僧传》，菩提达摩是南天竺婆罗门种，为僧后特善禅学。于刘宋时（公元420--479年）来到南方，最后到了北魏，以禅法"开化魏土，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语诰，卷流于世。自言一百五十岁，游化为务，不测于终"①。达摩以《楞伽经》为禅要，他授与得意弟子慧可的秘要即四卷《伽楞经》。达摩又提出"二入四行"的修行方法。二入，指理入和行入。理入指教理的思考，要求"舍伪归真"与"凝住壁观"。行入，指按佛教的教义实践，凡有四行，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也就是教人去掉一切爱憎情欲。

菩提达摩未得皇帝及权贵的重视，但在民间影响还是很大的。道宣说："有菩提达磨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②最能传达摩禅法的是慧可与道育，二人跟达摩四、五年，达摩"感其精诚，诲以真法"③。所谓真法，亦即上述之"二入四行"法。尤其是慧可，"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④则慧可更能真传达摩之禅学。慧可后在东魏天平初（公元534年）到了邺都，弘传禅法，但当时有些学者对慧可所传学说不理解，便发生争执。如道恒是当时著名的禅师，徒众上千，竟称慧可之说为"魔语"，并密遣弟子与慧可论辩。但此弟子听慧可讲说后，却"泰然心服"。道恒更因此怀恨慧可，甚至贿赂官吏，妄图加害。慧可便离开邺城，到晚年时也没有多少随从弟子。周武帝灭佛时，慧可曾与同学昙林竭力保护经像。后南行隐居于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潜山县境），传法与僧璨。后又回到邺城，于隋开皇中去世。后世禅宗史即尊达摩为初祖，慧可为二祖，僧璨为三祖。

2。律学的传播北朝所传之律，有《僧祐律》、《十诵律》与《四分律》，后来又以《四分律》为主。习传《僧祐》与《十诵》者，如释昙崇，"逮乎受戒，志逾清厉，遂学《僧祐》十有余遍，依而讲解，听徒三百，京辅律要，此而为宗"①。又如释僧晃，"升坛之后，偏攻《十诵》，数年劬劳，朗鉴精熟。。。周保定后，更业长安，进学《僧祐》，讨其幽旨"②。

弘传《四分律》者，以慧光影响最大。慧光初从佛陀禅师出家，佛陀即③　《续高僧传》卷20《习禅篇总论》。

①　《续高僧传》卷16《菩提达摩传》。

②　《续高僧传》卷20《习禅篇总论》。

③　《续高僧传》卷16《菩提达摩传》。

④　《续高僧传》卷16《释慧可传》。

①　《续高僧传》卷17《释昙崇传》。

②　《续高僧传》卷29《释僧晃传》。

说："此沙弥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先听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③慧光因而重视学律。而在此以前，"《四分》未广宣通，有道覆律师创开此部，制疏六卷，但是科文，至于提举宏宗，无闻于世"④。慧光因随道覆学《四分律》。道覆也是口授，后来慧光又从勒那摩提译研《十地》，因而又成为《地论》师南道系的开创者。但慧光的律学影响更大，他弘传的"《四分》一部，草创基兹。。。又再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纸，后代引之，以为义节。并《羯磨》、《戒本》咸加删定，被于法侣，今咸诵之"⑤。所谓"今"，即指道宣所处的唐代初期，可见影响之深远。道宣亦弘传《四分律》，故其《续高僧传》即以慧光入《明律篇》中。慧光卒于北齐之世。其后北方普遍奉行《四分律》。后世唐中宗诏令禁用《十诵律》，《四分律》便遍行于南北各地。

慧光的弟子很多，成就大而知名者如道云，"早依师禀，奉光遗令，专弘律部，造疏九卷，为众所先"①。又如道晖，"略云所制以为七卷，间以意会，揵度推焉"②。其他如道凭、昙隐、道乐、洪理等等，皆为有名的律师。③　《续高僧传》卷20《释慧光传》。

④　《续高僧传》卷20《释慧光传》。

⑤　《续高僧传》卷20《释慧光传》。

①　《续高僧传》卷20《释慧光传》。

②　《续高僧传》卷20《释慧光传》。

（四）净土信仰与观世音信仰的盛行净土信仰分为弥勒净土信仰与弥陀净土信仰。南北朝时，虽然南北方都有流传，而北方最为盛行。观世音信仰也一样，虽南北皆有，而以北方为甚。1。弥勒信仰的盛行弥勒是佛教所说将继承释迦牟尼佛的未来佛。他本出生于婆罗门，后为佛的弟子。佛曾预言，弥勒命终必得往生兜率天宫，又过56　亿万年后再下降人间，在龙华树下成佛，普渡众生③。兜率天是佛教所说"六欲天"的第四天④，生长在这里的生命，寿命极长，充分享受五欲之乐。这里又极富丽堂皇，宫殿、园林应有尽有，皆以金银珠宝装饰砌成，是人间所无的天堂乐园。只要诚信佛教，按照教规修行者，或只要相信佛教，恭敬礼拜弥勒者，死后都可上生兜率天。

关于汉译弥勒的经典，主要有西晋竺法护译的《弥勒下生经》，后秦鸠摩罗什译的《弥勒下生成佛经》、《弥勒成佛经》，沮渠京声译于刘宋初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等。弥勒经典译出后，即有弥勒信仰的传播，前秦释道安就与弟子法遇等，在弥勒像前立誓，愿往生兜率。但在南北朝以前，信仰还不普遍，到南北朝时，信仰者渐多，尤以北方为甚。

北方弥勒信仰的普遍，从造像可以看出。清代叶昌炽谓："所刻之像以释迦、弥勒为最多。"①又日本学者塜本善隆统计，北魏在龙门石窟共造佛像206　尊，其中有释迦像43　尊，弥勒像35　尊，观世音像19　尊，无量寿像（或阿弥陀佛像）10　尊②。日本另一学者佐籐智永所著《北朝造像铭考》，统计出云冈、龙门、巩县诸石窟及所知传世金铜像类别的数字，其中释迦像178尊，弥勒像150　尊，阿弥陀（无量寿）像33　尊，观世音像171　尊（观世音造像是北魏分裂后才剧增的）③。从以上三学者的统计，可见北朝弥勒造像之多，弥勒信仰之普遍。

弥勒信仰之所以普遍，首先是有兜率天净土的诱惑，满足了信仰者往生天堂的愿望；其次是弥勒还要下降人间普渡众生，建立人间佛国；再次是弥勒净土信仰没有深奥的哲理，易为群众所接受。故北朝的弥勒信仰极为盛行。2。昙鸾与弥陀信仰昙鸾是雁门（治今山西代县西）人，因与五台山接近，常闻知山中神迹灵怪的传说，便亲往观察，因而出家。出家后遍览经籍，尤精研《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与《大智度论》。又读《大集经》，因其难懂，便③　见《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与《弥勒成佛经》。

④　六欲天是：四天王天、忉利天（又名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

①　叶昌炽《语石》卷5。

②　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　卷第602　页引塜本善隆《北朝佛教史研究》（《塜本善隆著作集》第2卷，大东出版社1974年出版）第七之三《龙门适像的盛衰和尊像的变化》。③　见唐长孺：《北朝的弥勒信仰及其衰落》（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出版）引自《史学杂志》1977年86　编第10　号。

为作注。注解方半，遇气疾而停笔。遂寻访医治，到了江南见陶弘景，弘景授以《仙经》十卷。回到洛阳后遇到菩提流支，因问："佛法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流支唾地曰："是何言欤！非相比也。此方何处有长生法？纵得长生，少时不死，终更轮回三有耳。"因授与《观无量寿经》说："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①昙鸾当即顶礼接受并焚毁《仙经》。自此昙鸾便弘传《观无量寿经》的弥陀净土信仰，吸引了广大信众，因而得到魏朝廷的崇敬，称之为"神鸾"，敕令住并州大寺，后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昙鸾卒于东魏兴和四年（公元542年），终年67。昙鸾的著作有《调气论》、《礼净土十二偈》、《安乐集》、《论气治疗方》、《疗百病杂丸方》，今尚存者有《往生论注》、《赞阿弥陀佛偈》（当即《礼净土十二偈》）、《略论安乐净土义》（盖即《安乐集》）。可见昙鸾宣扬净土信仰外，还精研养生长寿之术。

昙鸾弘传的弥陀净土信仰，主要是以菩提流支所授的《观无量寿经》为依据。所倡导的，主要是观想念佛。昙鸾说："若念佛名字，若念佛相好，若念佛光明，若念佛神力，若念佛功德，若念佛智慧，若念佛本愿，无他心间杂，心心相次，乃至十念，名为十念相续。"②据说，做到这点的人，就可得到阿弥陀佛神力的帮助，死后就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达到菩萨境地，甚至成佛。昙鸾所说的这十念，除念佛名可属口念外（也可为心念），其余皆为心念，即观想念佛，属于禅定之忆念，也就是念佛三昧。《观无量寿经》说："但当忆想，令心明见。见此事者，即见十方一切诸佛；以见诸佛故，名念佛三昧。"

昙鸾所弘传的弥陀净土信仰，不需任何哲学思辨，也不需现实的验证，以其简单易行，深得广大群众的欢迎，在北方传播极广。后世唐代遂发展为净土宗，昙鸾即被尊为初祖。

3。观世音信仰的流行按《观无量寿经》的说法，观世音与大势至是阿弥陀佛（无量寿佛）的左右胁侍，凡诚信与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者，死后都能得到阿弥陀佛和观世音、大势至的接引和教化，即可往生西方净土。此外，观世音还是大慈大悲的菩萨，众生若遇灾难，只要诵念其名号，"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①。观世音的神通很大，有33　种化身，能根据拯救对象的不同而显示不同的化身。

有关观世音的经典很多，最基本的是《法华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此经早在西晋时就有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后秦鸠摩罗什又译出《妙法莲华经》（又称《法华经》）。由于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灾祸不断，能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就深受广大信徒的崇拜。竺法护译出《正法华经》后，就有人从中抄出《光世音普门品》单独传播，称为《普门经》或《普门品经》、《光世音经》。鸠摩罗什译出《妙法莲花经》后，也有人从中抄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单独流传，称为《观世音经》。此外，也有

①　《续高僧传》卷6《释昙鸾传》。

②　昙鸾《略论净土义》。

①　《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的译经僧直接从梵本《法华经》中译出《普门品经》、《光世音经》、《观世音经》等。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有关观世音的"疑经"或"伪经"，如《高王观世音经》，《观世音三昧经》、《观世音十大愿经》、《弥勒下生观世音施珠宝经》等等。由于观世音信仰的不断传播，还出现了一些宣传观世音灵验的作品，如刘宋初傅亮的《光世音应验记》、张演的《续光世音应验记》、齐陆杲的《系观世音应验记》等①；在宋刘义庆的《宣验记》与齐王琰的《冥祥记》中也有不少观世音灵验的记述②。从这些著作可见，两晋南北朝时期观世音信仰的普遍。又据日本学者佐籐智永《北朝造像铭考》对云冈、龙门、巩县诸石窟及所知传世金铜像的分类统计，观世音造像北魏为64　尊，东魏北齐94　尊，西魏北周13　尊，合计171　尊，几乎与同时期释迦造像178　尊相等③。可见北朝观世音信仰尤为盛行。又观世音造像在北魏分裂后剧增，这与《高王观世音经》的出现正相吻合。《高王观世音经》出现于东魏初年。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公元537年）邢摩纳、卢仲礼起兵响应西魏，反对高欢，又逼迫卢景裕参加。兵败后，卢景遇被押赴晋阳（今山西太原）狱。景裕信奉佛教，在狱中"至心诵经，枷锁自脱。是时，又有人负罪当死，梦沙门教讲经，觉时如所梦，谓诵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行，号曰《高王观世音》"④。上述"负罪当死"之人，就是不少载籍盛传的孙敬德。孙敬德是定州军士，信奉观世音。后被诬陷下狱，刑前梦一沙门授以《救生观世音经》，并说念上千遍即可免难。敬德醒后照办，次日押赴刑场时他还在念诵，刚至千遍即行刑，而刑刀却伤不了敬德，反而三换三断。监刑官问敬德原因，敬德如实禀告。监刑官又报丞相高欢，高欢即免敬德死罪。因名其经为《高王观世音经》⑤。总之，战乱灾祸越频繁，观世音的信仰就越普遍。北魏末年自六镇起义后，接着就是河北、青州和关陇的暴动，继之又是尔朱荣的河阴大屠杀以及东西魏的分裂，战祸灾难接连不断，故观世音的信仰也就剧增。

①　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　卷第580　页引日本牧田谛亮《六朝古逸观世音应验记的研究》。②　见《隋书》卷33《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及《法苑珠林》、《太平广记》所引。③　见唐长孺《北朝的弥勒信仰及其衰落》引《史学杂志》1977年86　编第10　号。④　《北史》卷30《卢同传附景裕传》及卷5《魏孝静帝纪》。

⑤　见《续高僧传》卷29《释僧明传》。又见《大唐内典录》卷10，《法苑珠林》卷21　卷25。（五）北朝的寺院与僧官1。寺院与寺院经济北魏统治者重视建寺造像，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定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后，就下诏"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并建五级佛图①。以后，列代皆有所造，并且越到后来建造越多。文成帝复兴佛教后，自兴光年间（公元454-455年）在平城复建寺院，至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平城共有新旧寺院近百所，僧尼2000　余人，其他各地共有寺院6478　所，僧尼77258人。而到宣武帝延昌中（公元512-515年），各地寺院就增至13727　所，僧尼也更多。不到40年间，寺院就增加了一倍多。此后的20年中，增加更快，魏末寺院已增至3　万余所，即约20年中，增加近两倍，僧尼也增至200　万众。

如此众多的寺院和僧尼，除极少数大寺由国家或权贵供给外，绝大多数寺院主要靠拥有的土地资给。而寺院的土地，多由佛图户或避役出家的下层沙门耕种。平齐户是魏献文帝皇兴三年（公元469年）夺取了刘宋的青冀二州，并改冀州为齐州，又将青齐二州民迁至平城，在平城西北的桑乾地区设置平齐郡，将迁移的一般豪强地主置于郡内，称为平齐户。魏沙统昙曜遂奏朝廷："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祐户，粟为僧祐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朝廷许奏①。自此，北魏佛教增加了僧祐粟的收入和佛图户的剥削对象。

按规定，僧祐户每年上缴的60　斛僧祐粟是缴与州郡僧曹（僧官机构），待灾荒时赈救饥民。但主管僧祐粟的僧官却以之为高利贷的资本，借以盘剥农民。有的利息甚至超过了本值，故宣武帝永平四年（公元511年）下诏说："僧祐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自今已后，不得专委维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监括。尚书检有诸僧祐谷之处，州别列其元数，出入赢息，赈给多少，并贷偿岁月，见在未收，上台录记。若收利过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复征责。。。后有出贷，先尽贫穷，征债之科，一准旧格。富有之家，不听辄贷。脱仍冒滥，依法治罪。"②但诏书并未执行。后来尚书令高肇又上奏说，以前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祐户，"依内律，僧祐户不得别属一寺。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进违成旨，退乖内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请听苟子等还乡输课；。。其暹等违旨背律，。。请付昭玄，依僧律推处"③。宣武帝虽然准奏，但对僧暹等却免予处分。各州郡僧祐粟的积蓄是很多的。孝庄帝时，因国家仓储空虚，便令卖官爵。卖僧官的标准是："输粟四千石入京仓者，授本州统，若无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仓，

①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①　《魏书》卷114《释老志》。按《释老志》作"高宗并许之"，实误。魏夺取刘宋青冀二州而改置青齐二州，系献文帝皇兴二、三年之事，见《魏书》卷24《崔玄伯传附道固传》与卷50《慕容白曜传》。②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③　《魏书》卷114《释老志》。

入处州郡仓者，三千石；畿郡都统，依州格；若输五百石入京仓者，授本郡维那，其无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仓七百石者，京仓三百石者，授县维那。"①这些买僧官之粟，当即僧祐粟。

佛图户又称寺户，是隶属于寺院的罪犯和官奴。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室，除为寺院洒扫外，还要耕种田地向寺院输粟。这些佛图户，可以说是寺院的农奴。而在寺院内部，还剃度了一些奴婢和婢子，这些人表面上虽也是僧尼，实为寺院的奴隶。大概这种情况在孝明帝初相当严重，故灵太后在熙平二年（公元517年）明确下令说："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有犯者，以违旨论。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②此外，还有相当部分避役调的农民到寺院出家为僧尼，还在孝文帝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就有官吏上奏说，"愚民侥倖，假称入道，以避输课"③。后经检查还俗者，就有僧尼1327人。并于太和十六年诏令规定："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于令。"④但限制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到了"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⑤。大批农民避调役入寺，这对国家当然不利，却为寺院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更多的剥削对象。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寺院有如世俗地主庄园，上层僧尼即是寺院地主。

当然，寺院经济是佛教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北朝佛教发达的原因之一，就是有雄厚的经济基础。

2。僧侣与僧官机构北朝僧官设置较早，北魏道武帝皇始中（公元396年--398年），即以沙门法果"为道人统，绾摄僧徒"。道人统即是北魏初期的最高僧官，统管全国僧众。文成帝复兴佛教后，又以沙门师贤为道人统。至和平初（公元460年）师贤去世，以昙曜继其任，更名为沙门统。沙门统又称沙门都统，孝文帝曾以僧显为之。沙门统的副职，大概在昙曜以前未曾设置，昙曜以后始置。孝文帝的诏书即说："副仪贰事，缁素攸同。顷因曜统独济，遂废兹任。今欲毗德赞善，固须其人。皇舅寺法师僧义，。。用膺副翼，可都维那，以光贤徒。"①由此可知，沙门都统的副职都维那，始设于孝文帝时。

北魏中央僧官的机构，最初称"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②。大概监福曹之设置是与道人统的设置同时的，皆在魏道武帝皇始中，因道武帝将中央机构改称为曹省，始于皇始元年（公元396年）。至于临福曹何时改称昭玄寺，史无明文记载，大概就在和平初昙曜任沙门统之时。《续

①　《魏书》卷110《食货志》。

②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③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④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⑤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①　《广弘明集》卷24　魏孝文帝《以僧显为沙门都统诏》。

②　《魏书》卷114《释老志》。

高僧传》谓昙曜在"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玄统"③。《大宋僧史略》亦谓"曜即帝礼为师，号昭玄沙门都统"。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大体上都沿袭北魏置昭玄寺。《隋书·百官志》载："昭玄寺，掌诸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员，以管诸州郡县沙门曹。"昭玄统和都维那的人数各朝不一定相同，如北齐"天保之中，国置十统。。。文宣乃手状云：上法师可为大统，余为通统。"①这大概是昭玄寺置沙门统最多的人数。昭玄统又可称为国统，如慧光"初在京洛，任国僧都。后召入邺，。。转为国统"②。西魏北周又称昭玄统为昭玄三藏，如僧实在大统中为昭玄三藏，后又称为国三藏。

上引《隋书·百官志》所说的州郡县沙门曹，即是州郡县的僧官机构，他们大概依次隶属上一级的僧官机构，当然最高的就是中央的昭玄寺。州郡沙门曹都设有都统和维那，灵太后熙平二年令即说到"州统、维那"③；又释灵询于"魏末为并州僧统"④；上引《魏书·食货志》也说到州统、州都、畿郡都统、郡维那等。是州郡均设有沙门统和都维那⑤，而县只设维那，上引《魏书·食货志》县级就仅列了维那。

寺院则由上座、寺主、维那管理。魏孝文帝太和十年有司上奏中就说："重被旨，所检僧尼，寺主、维那当寺隐审。"⑥又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沙门统惠深上言中说："诸州、镇、郡维那、上坐、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内禁。"⑦是上座、寺主、维那为主管寺院的僧官。他们也服从上级僧官的旨令。

北朝僧官，从中央至州郡（镇）、县以及寺院都有设置，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佛教管理系统。

③　《续高僧传》卷1《释昙曜传》。

①　《续高僧传》卷8《释法上传》。

②　《续高僧传》卷21《释慧光传》。

③　见《魏书》卷114《释老志》。

④　《续高僧传》卷8《释灵询传》。

⑤　北周州级僧官称三藏，如《续高僧传》卷7《释亡名传》谓亡名为夏州三藏，卷16《释僧玮传》谓僧玮为安州三藏。

⑥　《魏书》卷114《释老志》⑦　《魏书》卷114《释老志》（六）北朝的石窟北朝凿建石窟多处，而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是北魏开凿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1。云冈石窟云冈石窟在今山西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又作武周山）北崖。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53　个，大小石雕造像51000　余尊，最高的有16.8　米。造像雕刻内容丰富，有三世佛、千佛、弥勒菩萨、护法诸天、释迦多宝塔佛和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等等。是全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中期。在此之前，北魏集中了凉州不少高僧和工匠于平城。《魏书·释老志》说："太延中，凉州平，徒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后来倡导开石窟的昙曜以及建石窟的工匠，都来自凉州。而凉州受天竺、西域佛教的影响最大，石窟造像也不例外。罽宾沙门师贤就是从罽宾到凉州的，魏平凉州后又到了平城。太武帝灭佛时，经像遭到毁灭，而师贤以行医为掩护继续留在平城。文成帝兴安元年（公元452年）复兴佛教，师贤仍为道人统，并于当年下诏造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又于"兴光元年（公元454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①，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又在太安元年（公元455年）"有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又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及画像迹"①。凡上述诸事，可说是为云冈石窟的开凿作了准备。和平元年（公元460年）师贤去世，昙曜继之为沙门统，并向文成帝建议，"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②。文成帝当即照准，昙曜便主持开凿。这就是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后世称为昙曜五窟，即今16　窟至20　窟。

昙曜开凿五窟的目的，当然首先是弘扬佛法，显示佛的尊严；同时也吸取太武帝灭佛毁坏经像的教训，再利用帝王积累功德，祈求冥福，往生净土的心理而造建不易毁坏的石像。昙曜还受师贤为文成帝造石像的启示，将五窟佛像也象征北魏五帝。但究竟象征北魏哪五帝？学术界大都认为象征兴光元年五级大寺内所造道武以下五帝，其次序为：20　窟道武帝、19　窟明元帝、18　窟太武帝、17　窟景穆帝、16　窟文成帝。而最近又有新说，谓16　窟神元帝力微、17　窟道武帝、18　窟太武帝、19　窟文成帝、20　窟孝文帝③。所说皆据造像特征，再证以史实，分析细致，可备一说。

全部云冈石窟的工程可分为以下三期④：第一期即昙曜五窟，窟形为马蹄形平面，穹窿顶的草庐式。

①　按五帝指：太祖道武帝、太宗明元帝、世祖太武帝、恭宗景穆帝、高宗文成帝。

①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②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③　见赵一德《云冈昙曜五窟的帝王象征》，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年5月出版。④　此分期说及各期特点，见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1　期。主体佛像造型雄伟，气魄浑厚，占窟中主要位置。佛像面方圆，深目高鼻。服装或右袒，或通肩，衣纹出现凸起式样。从造像艺术看，明显地有凉州造像艺术的影响，也看得出有犍陀罗和芨多造像的风格。

第二期石窟共五组，即7、8　窟，9、10　窟，5、6　窟，1、2　窟等四组双窟和11、12、13　一组三窟。此期之窟开凿于文成帝去世后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前。窟形平面多作方形，并多具前后室，有的窟中部立塔柱；窟壁面雕刻都作上下重层，窟顶多雕平棋。造像方面，较第一期的大像少了，造型也不如前期雄伟，但形像多样化，出现了世俗供养人行列。佛像的服饰，在此期的后期，出现了中原流行的褒衣博带式样。在石窟艺术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中国化。

第三期石窟，主要分布在20　窟以西，即4、14、15　窟和自11　窟以西崖面上部的小窟，以及4　窟至6　窟之间的中小窟。此期之窟开凿于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至孝明帝正光（公元520-525年）中。其特点是，没有成组的窟，以中小窟为主，并且小龛众多，甚至在第一、二期的窟中，也补凿有此期的小龛。龛楣、帐饰日趋复杂。佛像造型较清瘦，颈长，削肩，服饰全为中原式的褒衣博带，衣服下摆叠纹越来越多。

云冈石窟的建造，为龙门石窟的开凿打下了坚实基础。

2。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在河南洛阳市南郊13　公里伊河两岸的龙门山（西山）和香山（东山），二山古称伊阙，故龙门石窟又称伊阙石窟。

龙门石窟始凿于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前后，以后东西魏、北齐、隋、唐、北宋等朝续有开凿。现存窟龛共2100　多个，其中北魏窟龛约三分之一，唐代窟龛约三分之二。全部造像10　万余躯，碑刻题记2700　多品，佛塔40　余座。

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已有人利用天然岩洞凿龛造像，即今古阳洞的早期造像。后来魏皇室贵族又多在此洞凿龛造像。而大规模的开窟造像，则始于魏宣武帝景明初（公元500年），当时宣武帝诏令按代京灵岩寺石窟（即云冈石窟）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营造石窟二所；后至永平（公元504-508年）中，又为宣武帝造石窟一所。这三大窟，即今之宾阳三洞。三洞中的中洞，完成于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则三洞之开凿，历时24年，共"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①。魏孝明帝时也开凿了一窟，造一佛二弟子三尊像，即今之莲花洞。莲花洞与古阳洞、宾阳洞就称为北魏龙门三大窟。此外，北魏时期还开凿了一些中小窟，即今之火烧洞、魏字洞、普泰洞、慈香窑、石窟寺等。

北魏后期龙门石窟的形制，主要像云冈昙曜五窟的马蹄形平面与穹窿顶的草庐式，也有方形平面、平顶略圆的形制。造像多为面容清瘦的"秀骨清像"。佛像多为褒衣博带服式，衣褶层叠稠密。其雕刻技法，已呈现从云冈的直平刀法向圆刀刀法过渡的趋向，艺技风格也从云冈的浑厚粗犷转向优雅端严。这可看出龙门石窟艺术，是北魏迁都黄河流域汉文化中心地区后，在云冈造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更具有中国的特色和风格，在中国佛教雕

①　见《魏书》卷114《释老志》。

塑艺术发展的长河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为唐代造像艺术的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二、结语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和道教的大发展时期，而最该研究总结者，是佛教在中国的生根和发展。从思想文化方面看，佛教是外来宗教，同中国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思想有若干背离之处。从总的来说，儒学是处世治国之学，佛教是出世离俗之教，二者是对立的；佛教主张的弃世出家，实际就是抛君弃亲，与儒家忠孝之道完全背离。但到东汉末期，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已走入绝路，失去了控制思想的作用，正是儒家以外的思想及宗教发展的良好时机。但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确立为正统思想后，就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的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没有不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加之魏晋及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仍以儒学（主要是古文经学）为治国之本，故佛教在中国的生根发展，首先遇到的阻力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聪明的佛教僧侣深知此点，便与儒家妥协调和，甚至篡改佛经经文，以符合儒家的伦理观念，这就减弱了儒家的阻力。另一方面，佛教与儒家也有共通之处。他们都重个人修养，儒家修养的最高目标是成圣贤；佛教修行的最终目的是成罗汉、成佛。儒家的道德核心是仁爱，而仁爱的最高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大乘佛教则讲慈悲爱施，最高境界是普渡众生，人人成佛。两家的精神是一致的。这又是佛教能与儒家调和的主要方面。佛教在中国生根发展遇到的第二种阻力是道教。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形成于东汉中后期。尽管形成后力量微弱，但佛教并不敢与之抗衡。加之二者的教义虽有对立的一面（如佛教的生死轮回说与道教的长生成仙说相对立），但也有相近的一面（如佛教的息欲出俗与道教的清心寡欲相近）。所以在初期，佛教多依附于道家与道教，而道教也把佛教视为同类。至东汉末，北方的太平道组织黄巾起义失败后，被统治者打击禁止，给佛教的独立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加之魏晋时期兴起而盛行的玄学，与佛教大乘般若学有天然类似之处，二者一触即合。所以佛教在两晋时期就迅速发展起来，已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这就引起了儒家的不满，主张抑制佛教的发展。而道教在两晋时期虽也有所发展，但远不如佛教。为了争夺宗教传播阵地，佛道二教的矛盾就日渐突出。在此过程中，道教又认识到佛教的教义、教规及教团组织比自己优越，于是就抄袭吸取以充实自己，并制作了大量道书。

至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方的斗争剧烈，尤以北方为甚，出现了魏太武帝与周武帝的两次灭佛运动，南朝的争论也有几次高潮。虽然在斗争中佛教受攻击最多，被打击最厉害，但结果并没有被削弱。这说明佛教已在中国根深蒂固，摧而不倒。从总体上看，三教的斗争是暂时的，而三教的相互吸收，相互配合，协调一致，才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尤其是佛教，它尽量与儒、道协调一致，故越来越中国化。至隋唐出现的宗派佛教，就是中国自己的佛教了。

从佛教在中国生根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能接受容纳外来文化。但外来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在中国立脚，它必须改变自己，使之适合中国的特点，才能在中国生根发展。这大概是一条规律，古今应无例外。

魏晋南北朝 第036卷 魏晋南北朝习俗史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政治上王朝频繁更替，政治中心由北向南扩展，各种战争不断发生，阶级关系多层复杂。

经济中心向南转移，新的经济区由于土地开发得以形成，思想上儒道佛相互影响和吸收，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百家争鸣。民族关系正经历着空前的民族大融合过程。这一切，必然会给这个时期的习俗带来很大影响，其结果就是具有这个时代特点的习俗的形成。本书采用分类叙述的方法，考察了这个时期的节令习俗、衣食居处习俗、婚姻习俗、丧葬习俗、鬼神崇拜及宗教习俗、娱乐习俗等，并着重考察了上述习俗的时代特征。一、魏晋南北朝习俗概述习俗是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人们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生活方式。当我们在习俗前冠以魏晋南北朝的定语时，习俗就由一般的抽象的概念变成特殊的、具体的生活方式了。魏晋南北朝的习俗，大体上包括如下内容：服饰习俗、饮食习俗、居处习俗、节令习俗、婚姻习俗、丧葬习俗、鬼神崇拜习俗、娱乐习俗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比起前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表现在：在服饰、饮食、居处等方面，南北差异越来越明显，在婚、丧、鬼神崇拜、娱乐、节令等方面，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新的东西。之所以会发生上述变化，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地理因素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与北方在服饰、饮食、居处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在服饰方面，南方盛行穿屐，北方却流行穿靴。屐是鞋的一种，多为木制，鞋底有齿，底比较厚，以使人的脚掌离地面较远。《梁书·孙谦传》载，广陵人高爽曾作谜语："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齿作步数，持此得胜人。"谜底为屐。可知当时的屐面上有梁，鞋带从梁上穿过，系在脚上，样子似今日之凉鞋。又据有关史书记载，屐主要用于行走泥泞之路。这种穿屐习俗，显然与南方的地理环境有关。南方雨量充沛，气候潮湿，穿屐可使脚透气，又可踏泥。而北方穿靴，恐怕与御寒的需要有关。又如在饮食方面，南方善食鱼、虾、蟹等水产品，不仅在食用量上，而且在烹制方面都超过北方。而北方善肉食，尤其在畜肉方面，食量和烹制上又为南方所不及。如《晋书·王浑传》载，西晋时，北方人和峤好美食，有一次皇帝到他家，发现他家的蒸肫味道甚美，便问他如何烹制的，和峤答："是用人乳蒸的"。这固然反映了贵族生活的奢侈，也反映了贵族肉食的讲究。这种饮食方面的区别，恐怕也与地理环境有关。南方河湖纵横，水网密布，盛产水产品，北方虽水源较少，但适于畜牧和畜养家畜、家禽。又如拓跋鲜卑，在代北平城时，是以毛皮为衣的。《资治通鉴·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载，拓跋焘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南朝军队进攻虎牢，北魏群臣请派兵保护那里的谷帛。拓跋焘说："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国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绵帛！"但当孝文帝将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后，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魏书·元恂传》载，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的太子元恂"不耐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由于洛阳地理位置偏南，气候远比代北温暖，拓跋族穿皮裹氈的习俗显然已不适合，因此中原的绫罗绸缎必然会代替毛皮衣服。

当然，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不能估计过分。我们认为，地理环境对习俗的影响是有限的，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地理环境对习俗的影响，大多表现在服饰、饮食、居处等方面，而这些方面只是习俗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再把习俗划分成物质生活习俗和精神生活习俗两部分，就可发现服饰、饮食、居处等正属于物质生活习俗，是社会习俗的表层。这就表明，地理环境对社会习俗的影响，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有限的。第二，地理环境对习俗的影响在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时，才能表现得强烈和突出。地理环境的变化是极缓慢的，魏晋南北朝时南方与北方的地理环境的差异，在这个时期以前早已存在，受这种环境影响，南北方在服饰、饮食方面的差异也早已存在，但这种差异从未表现得像魏晋南北朝时这样强烈和突出。这是因为，魏晋南北朝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历来都在北方。夏商周自不必言，春秋战国时南方出现了楚、吴、越等政权，但又被北方的强秦所统一。此后又经过秦、西汉、东汉，这种政治格局一直没有改变。自从三国以来，孙吴在江南建立政权，中间经西晋的暂短统一，不久又有东晋、宋、齐、梁、陈相继建国，江南六朝一直持续了近400年。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政权的凝聚力量，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制度和特色，南方的习俗也具有了足以和北方平分秋色的影响。北魏末期，南朝梁将陈庆之送北魏北海王元颢返洛阳即帝位，陈庆之任侍中。有一次，陈庆之得病，访能治者。北朝士人杨元慎自言能治，陈庆之遂请他。杨元慎口含清水往陈庆之身上一喷，祷告说："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飰，茗饮作浆。呷啜蒪羹，唼嗍蟹黄，手把荳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手速去，还尔丹阳。若其寒门之鬼，头犹修，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鸭头，蛙羹蚌臛，以为膳羞。布袍芒履，倒骑水牛，沅、湘、江、汉，鼓棹遨游。随波鎙浪，■喁沉浮，白苧羞起舞，扬波发讴。急手速去，还尔扬州"。杨元慎此举，意在嘲笑南方人饮食习惯，但通过他的这篇祷词，我们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在服饰、饮食方面，形成了自己与北方大不相同的特点。不但如此，南方的一些习俗，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北方渗透。如饮茶之俗，在北魏后期，一些北方贵族为招待南方投降的官员，尽管自己不饮茶，也要在家中备茶水。又如北魏首都洛阳地区的鲜鱼价格，已经比牛羊还贵。再如螃蟹的加工方法，在南北朝末期已出现于北齐贾思勰的著作《齐民要术》中："藏蟹法：九月内，取母蟹，得则著水中，勿令伤损及死者。一宿则腹中净。先煮薄糖，著活蟹于冷糖甕中一宿。煮蓼汤，和白盐，特须极咸。待冷，甕盛半汁，取糖中蟹内著盐蓼汁中，便死，泥封。二十日。出之，举蟹脐，著姜末，还复脐如初。内著坩甕中，百个各一器，以前盐蓼汁浇之，令没。密封，勿令漏气，便成矣。特忌风里，风则坏而不美也。"以上诸例，反映了南北方习俗的差异及互相影响。

与地理环境对习俗的影响相比，社会环境对习俗的影响要更广、更深。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政权更替频繁，人民流徙成潮，佛教盛行，道教发展，民族迁徙与融合，中西文化交流，这一切都给当时习俗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战争不断，如朝代更替的战争，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对立政权之间的战争，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战争，南北之间的战争，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战争等。战争加自然灾害，使人口锐减。据《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有民户一千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为西汉时最高的户口数。至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仍有民户一千六百零七万零九百六十，口五千零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略少于西汉户口最多时。但经过东汉末到三国的战乱，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灭蜀后，魏、蜀两国户口的总和加上吴亡时的户口数，全国共有户一百四十六万六千四百二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这个数字仅为东汉永寿年户数的13.73％，口数的15.32％。各封建政权为了恢复和占有一定数量的人口，除实行减轻剥削、奖励生产、招徕流民以及进行括户斗争外，还纷纷实行奖励早婚早育多育政策。在这里，战乱对早婚习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对各种神灵的祭祀相当普遍，而且虽屡被封建政府禁止却始终不绝。观其祭祀的目的，一为乞求生子，二为避祸驱邪，三为健身去病，四为卜问吉凶，五为禳除水旱之灾，六为乞求丰收年景。人们向神灵乞求的，正是人间难以得到的，正是这种水旱成灾，瘟疫蔓延，社会动荡，战争不断，人们欲求安宁而不得的社会环境，使民间祭祀十分盛行，这又反映了社会环境对宗教和鬼神崇拜习俗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生活中，政权更替十分频繁，曹魏代汉、西晋代魏、宋晋更替、齐宋更替，梁齐更替等，都采用禅代形式。上述各开国之主，除了手中拥有强兵之外，还借助谶纬将自己神化。为了使更多的人相信自己的禅代之举是代表天意，此时期的谶纬大多采用比较简单的谶语的形式。可见这个时期谶纬流行，形式简化，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民流徙范围之广，数量之大，也超过了前代。仅以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人民向南方流徙为例，王仲荦先生将此种流徙分为七个时期：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马睿移镇江东，北方流民相率过江；太兴四年（公元321年），祖逖病死，郗鉴自邹山退屯合肥，祖约自谯城退屯寿春，其后遂尽失黄河以南、淮水以北地区，流民渡江者转多；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梁犊起义雍城，石虎愁怖病死，石赵政权崩溃，桓温出兵关中，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或至汉中；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大捷，苻坚败亡，黄河流域再度分裂，中原流民相率渡江；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北伐，河南、关中次第收复，既而复失关中，刘裕死，又失河南，流民南渡者转多；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南侵至瓜步，流民南渡江淮；宋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流民南渡江淮①。这一次次的流民浪潮，将大批北方人送往江南，他们的一些生活习俗，必然也会与南方交融、影响。以居处习俗为例，北方的胡床正是随着流民南徙而在江南广泛使用的。胡床在南方的流行，不仅使坐具专门化，而且使传统的坐姿也开始发生变化，这是社会环境对习俗影响的又一例证。西晋以后，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在中原建立政权，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这种情况对此时期习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在饮食方面，关于胡饼、胡桃、醴酪等记载很多，这当与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影响有关。又如拓跋鲜卑从北方的大兴安岭地区南迁至代北，孝文帝时，又迁都洛阳。在拓跋鲜卑一路南下的整个过程中，他们的衣、食、婚姻等方面的习俗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拓跋鲜卑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是自觉的，是为了更稳固地在中原站住脚，取得汉人对其政权的支持。这也反映了社会环境对习俗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西汉以来的儒学独尊的局面受到猛烈冲击，玄学的兴起，在思想上打破了死水一潭的局面，为佛教、道教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在这种基础上，外来佛教得到广泛的传播，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得到长足发展。佛、道的兴盛和发展，从文化习俗意义上来说，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梁武帝佞佛，他即位后，相继发出《断杀绝宗庙牺牲诏》、《断酒肉诏》等，这对南朝的饮食习俗不可能没有影响。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地狱、冤魂报应等观念，显然是佛教影响的结果，而占卜、占星、相面、相宅、相墓、望气、风角等方木的流行，显然是道教影响的结果。

中外文化交流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特点。尤其在北魏时，与西域

①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联系的丝绸之路又被打通，中原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又重沟通。这种交流，对此时期的娱乐习俗的影响十分明显，比如握槊这种竞技游戏，就是从西域传入，后与南方流行的双陆互相融合，形成唐宋时期流行的娱乐项目。又如在这种交流影响下，大量的西域乐器传入内地，西域乐曲也开始在中原流传。《隋书·音乐志》载："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正器。《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事丰》，舞曲有《于阗佛曲》。其乐器有钟、磬、弹筝、。。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钹、贝等十九种，为一部。"西域乐器不但用于朝廷的盛典，也用于人们的娱乐欣赏。如《北史·恩幸传》载："其曹僧奴、僧奴子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颜氏家训·教子》载："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西域乐器如此被北朝贵族公卿欣赏，从中可见中外文化交流对北朝娱乐习俗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说，魏晋南北朝习俗的形成，与当时的地理、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其中社会环境对习俗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二、节令习俗中国古代的"节"，并不是我们今天"节日"的概念，而是指节气。古时有"四时"、"八节"之称，"四时"指春、夏、秋、冬四季，"八节"则指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节气。在不同的季节和节气中，人们举行不同的仪式，进行各种活动。随着季节不停地周而复始地变化，这种活动和仪式渐渐地分别固定在一年中的某一日上，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传统节日。这种节日，在魏晋南北朝时被称为"岁时"，就是指一年一度的固定时日。这个时期的"岁时"很多，现将它们分别介绍。（一）元日元日为夏历的正月一日，又称为"元正"、"正旦"。因为它处于一年的开端，四季的开头，一月的开始，所以又称为"三元"或"三正"。元日在魏晋南北朝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每年此时，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庶民百姓，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活动。

朝廷年年元日都要举行朝会。东汉末建安年间，刘劭曾到许昌，当时曹操正定都在这里，"挟天子以令诸侯"。时值岁末，主管星历的太史预言，元正将发生日蚀。群臣闻此，纷纷来找尚书令荀彧，主张停止朝会。刘劭正在荀彧的住所，便说："古时候的梓慎、裨竈是著名的史官，他们也有算错的时候。有的时候灾异自己会消失，有的时候是史官推算有误，所以不应因为天象将有变异而废行朝礼。"荀彧非常赞同，便建议曹操照常举行朝会，日蚀果然也没有发生①。类似的事情在西晋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四年（公元278年）、东晋太兴元年（公元318年）、建元元年（公元343年）及永和年间（公元345-公元356年）都发生过，所不同的是，这几次都因天象变异而停止了朝会②。另外，十六国时后赵、南燕，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都有元日朝会的记载，这说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个别年份外，朝廷中一直进行着元日朝会的活动。

元日朝会的仪式，在西晋《咸宁注》中描述得很详细。在元日之前，事先为王公卿校在端门外准备好简易座位，并在宫殿前准备好乐队。群臣到齐后，宫庭中火盆大燃，群臣从云龙门、东中华门进入，来到东阁下坐待。皇帝在一片鼓乐声中出来，百官皆伏拜。鼓乐停后，百官按品位高低依次献礼贺拜，最后是少数民族客人进拜。贺拜毕，皇帝入内稍事休息，然后在一片钟鼓乐声中复出。主管接待宾客的谒者将王公至二千石以上的大官领上殿，依次向皇帝献寿酒。献酒时，献酒者先将寿酒跪授侍中，由侍中将酒跪置御座前。然后献酒者自酌，置己位前。此时谒者跪奏说："臣某等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侍中答："觞已上。"百官伏称万岁，四厢乐声大起。寿酒献完，皇帝开始进御膳，群臣也就席进食。食毕君臣一起欣赏乐舞，直至宴乐结束。元会时的盛况，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描绘得更加生动。曹植的《正会诗》说：初岁元祚，吉日惟良。

乃为嘉会，宴此高堂。

尊卑列叙，典而有章。

衣裳鲜洁，黼黻玄黄。

清酤盈爵，中坐腾光。

珍膳杂遝，充溢圆方。

笙磬既设，筝瑟俱张。

悲歌厉响，咀嚼清商。

俯视文轩，仰瞻华梁。

愿保兹善，千载为常。

欢笑尽娱，乐哉未央。

①　《三国志·魏志·刘劭传》。

②　《宋书》卷十四《礼志》一。

家室荣贵，寿若东王①。

晋人傅玄《元日朝会赋》也说：前三朝之夜中，夜燎晃以舒光。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六钟隐其骇奋，鼓吹作乎云中②。

通过一诗一赋，我们仿佛能看到群臣身着华贵的衣装，进贺元日；仿佛能看到庭中熊熊的燎火和烂若火树的华灯；仿佛能听到那悦耳的钟鼓乐声。南北朝时，南朝的元日朝会与魏晋时差别不大，北朝则有其独特之处，其中尤以北齐最为典型。北齐除元日大宴群臣外，有两点异于南朝，第一，北齐元日有中宫朝会。中宫指皇帝的后宫，中宫朝会即嫔妃公主朝拜皇后之仪。第二，北齐元日有宣诏慰劳州郡国使臣之举。元会之日，各州郡国派使者进京。皇帝派侍中宣诏，一方面向各州刺史问好，问各地的庄稼长势和粮价高低以及人间疾苦；另一方面指示各州郡长官要勤政爱民，判案公正，赋役均平，要谨慎监察长吏的浮华之举，及时纠劾纲纪败坏之人。宣诏毕，给使者纸和笔，让他们各自陈述治理本土所应采取的良策。对那些在对策中丢字落字的人，则让他们起立罚站；若字写得潦乱，就罚对策人喝一升墨汁；若对策中文理粗疏，无可取之处，则将对策人赶出宴席。对那些文迹才辞可取者，则在吏部备案，视为流外三品。元日宣诏让使者陈述治理本土之策，这在魏晋时已有，但对使者的处理方法确实显示出北齐的特点。

除朝廷在元日举行朝会外，一些地方军政要人也举行元会。东晋时，陶侃曾任荆州刺史。他办事缜密，善于筹划。一次州中造船，他命人将剩下的木屑和竹头全都保管起来，众人全都疑惑不解。后值正月初一，陶侃举行元会，当时雪后初睛，大厅前融雪犹湿，陶侃便命人将木屑拿出来铺在厅前的地上①。

正月初一这一天，在民间，百姓也以家族为单位举行类似的活动。据南朝梁宗懔所写的《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人们闻鸡鸣即起身，无论长幼，全都穿戴上整齐的衣帽，以次拜贺。然后一起饮椒柏酒和桃汤。饮酒的次序都不同往日，是先幼后长。这是因为，元日是新的一年开始，这标志着幼童又向成人迈进一步，所以先酒贺之；而老年人又失掉一岁，所以后喝酒。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人们都希望在新年中健身去病，驱邪降福。围绕这个主题，人们举行种种活动。

爆竹、燃草。正月一日清晨，人们闻鸡鸣而起，先在庭院中爆竹，燃草。所谓爆竹，即将竹子放到火中燃烧，令其发出叭叭的爆裂声，据说这样做，是为了吓走一种名为"山臊"的恶鬼。传说山中有一种怪物，人形，身长一尺多，只有一只脚，其名为"山臊"，又称为"山猓"。它不怕人，人若触到它，便会染上忽冷忽热之病。这种东西最怕毕毕剥剥的声音，所以人们借燃竹的爆裂声吓退"山臊"。

饮椒柏酒、屠苏酒。元日饮椒柏酒、屠苏酒，其用意为去病健身。传说天上玉衡星散落为椒，人吃了身轻健走。晋人成公绥曾写《椒花铭》说：喜哉芳椒，载繁其食。厥味惟珍，蠲除百疾。肇惟岁始，月正元日，永

①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②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①　《晋书》卷八十八《陶侃传》。

介眉寿，以祈初吉①。

不论从传说还是当时人作品中看，人们元日饮椒酒，都表达了一种健身除病、益寿延年的愿望。柏树果实也被人们视为仙药，传说古代仙人赤松子喜欢吃柏实，结果掉了的牙齿又重新长出。晋人左九嫔写《松柏赋》说："赤松游其下而得道，文宾餐其实而长生。诗人歌其荣尉，齐南山以永宁"②。至于屠苏酒，其去病的说法，直至唐宋时仍在流传。

食胶牙饧、五辛盘、鸡子。三种都是去病健身的食物，胶牙饧为一种粘糖，人们食此糖，欲借其粘性使牙齿牢固。对于牙齿与健康的关系，人们早已有所认识。西晋初人杨泉在他的《物理论》中就说："夫齿者年也，身之宝也，臓之斧凿，所以调谐五味，以安性气者也"③。意思说，牙齿与寿命有关，是身体之宝，就像斧凿一样，为内臓将食物嚼碎，对于安定人体的性气起很重要的作用。人们元日食胶牙饧以求固齿，当与上述认识有关。五辛盘是指盛有五种辛辣味道蔬菜的菜盘。对于五辛的解释很多，最普遍的解释是葱、姜、蒜、韭菜、萝卜五种蔬菜。人们元日食此，据说是使五臓之气畅通。古人认为，鸡子可以避瘟，所以人们在元日晨生吞鸡子一枚，也有的将鸡子、麻子、红豆等一起吃，以求消疾免疫。至南朝梁时，梁武帝信佛，禁断杀生，所以南朝此俗渐改。

佩带却鬼丸。元日这天，人们用蜡将雄黄和成药丸，佩在身上，男置左，女置右。传说有个叫刘次卿的人，元日到集市上，看到一个书生，众鬼见了他都纷纷逃避。刘次卿感到奇怪，便问此书生以何术避鬼。书生说："我本无术。我出来之前，师傅曾给我一丸药，让我佩在臂上，以防恶气。"刘次卿将此药丸借来佩带，果然也很灵验。后来人们都在元日这天佩带这种药丸，以避邪气。

闭门杜鬼。所谓闭门，并非元日这天家家都把门关起来，而是在门上放一些鬼见了害怕的东西，借此把鬼杜绝于家门之外。这些却鬼之物，通常是鸡、桃木、蒲苇编的绳索和神荼、郁垒的画像。传说在远古唐尧之时，有一种鸟叫重明，又叫双睛。这种鸟形状似鸡，鸣叫如凤，它能驱逐虎狼猛兽，使妖灾不能在人间为害。这种鸟来去不定，有时一年来几次，有时几年都不来一次。百姓们都年年打扫门户，盼望它来到门前。在它未到的年月里，人们有的用木刻成此鸟的样子，有的用铁铸成此鸟的形状，放在门前，以吓退鬼魅①。至魏晋南北朝时，每逢元日，人们有的用木刻成鸡形，有的用纸画上鸡，置于门上，也有的杀一只鸡挂在门上。桃木也被古人认为有压服邪气、抑制百鬼的功效，所以魏晋南北朝时人们有的也将桃板或桃符挂在门上。关于门神神荼和郁垒也有一个传说：远古的时候，有两兄弟，一个叫荼，一个叫郁，他们住在度朔山的桃树下，监察百鬼，发现有随便迷惑人的鬼，就用蒲苇绳将其捆起来喂老虎①。所以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在元日这天，或将蒲苇绳悬挂在门上，或将神荼、郁垒的画像贴在左右两扇门上。

①　《艺文类聚》卷八十九。

②　《艺文类聚》卷八十八。

③　《太平御览》卷三六八。

①　《拾遗记》卷一。

①　《太平御览》卷九六七。

（二）人日夏历正月初七为人日。魏晋时人董勋《问礼俗》说："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②。南朝梁人宗懔也在《荆楚岁时记》中描述过南方人过人日的情形。北魏末期，魏帝曾向臣下问起人日的来历，魏收曾援引董勋的《问礼俗》进行回答。由此可见，过人日的习俗经历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遍及北方和南方的广大地区。

如果说古人把元日视为万象更新的开始，那么人日就是人的生活更新的起点。正月七日这天，人们的种种活动，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即人入新年，生活更新。

第一种活动是食"七菜羹。"《荆楚岁时记》中说："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究竟是哪七种菜，由于史料缺乏，已不可考。但有一点可知，这七种菜都是新菜。在北方，人们在人日也讳食旧岁的剩菜，只吃新菜。笔者认为，"羹"为"更"的谐音，新菜羹，即"更新"之意，表达了人们祈盼生活更新的美好愿望。

第二种活动为剪綵人。《艺文类聚》载：正月七日这天，人们"剪綵为人，或镂金薄贴屏风上，忽戴之。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同样记载亦见于《太平御览》卷三十，"忽戴之"为"亦戴之头鬓"，意思更为明确，即人日这天，人们用彩色的绢或纸剪成人形，或用金薄刻成人形，贴于屏风之上，或戴于头鬓，象征着人入新年，面目一新。

第三种为互赠华胜。古代"华""花"二字相通，华胜即花胜。花胜为古代妇女头饰的一种。正月七日，人们自己制做华胜互相赠送，其喻意同于剪綵人戴于头鬓。

第四种为呼牛马招杂畜。人日清晨，人们走到门前，呼唤牛马杂畜。还将粟豆放入灰中，撤到宅内，据说此种方法可以招致新年的牛马成群，杂畜满圈。

第五种为登高。东晋人李充于人日登安仁山，并作铭文说："正月七日，厥日惟人，策我良驷，陟彼安仁"①。在人日登剡西寺时，又留下"命驾升西山，寓目眺原畴"的诗句②。北方也有人日登高的习俗，《北齐书·崔■传》载：东魏时，魏孝静帝在人日登云龙门，崔■父子在宴席上赋诗③。东晋人张望《正月七日登高诗》说：玄云■夕煞，青阳舒朝偀。

熙哉陵冈娱，眺盼肆迴目④。

北朝人阳休之《正月七日登高侍宴诗》说：广殿丽年辉，上林起春色。

风生拂雕辇，云迴浮绮翼⑤。

②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①　《初学记》卷四。

②　《初学记》卷四。

③　《北齐书》卷二十三《崔■传》。

④　《玉烛宝典》第一。

⑤　《太平御览》卷三十。

人日登高，在民间或许有别的寓意，但从上引两首诗看来，人日登高在上层社会，多为一种赏心悦目的活动。

（三）正月十五提到正月十五，人们立即会联想到灯和元宵。然而观灯和吃元宵的习俗，是魏晋南北朝以后的事，在魏晋南北朝时，人们过正月十五，举行的是其他种种活动。

第一种活动是祠门祭户。每逢正月十五日，荆楚一带的人们就把杨树枝插在左右门上，然后用酒、肉、豆粥等物祭祀之。

第二种活动为祭蚕神。传说吴县有个叫张成的人，有一天夜里忽然看见一个妇人站在家中南角，向张成招手。张成走过去后，那妇人说："这个地方是你们家蚕室，我是这里之神。明年正月十五，你用带油膏的白粥祭我，我将保你蚕桑百倍收获。"张成照此话去做，果然蚕桑大获①。从此，江南地区每年正月十五有用膏粥祭蚕神的习俗。与此俗有关，人们还用膏粥为蚕驱鼠。其具体做法是，将肉盖在粥上，登上屋顶，祷告说："登高糜，挟鼠脑，欲来不来，待我三蚕老②。

第三种活动为迎紫姑。相传紫姑是人家之妾，为大老婆所嫉妬，经常被驱迫至厕所、猪圈等处干脏活，后于正月十五日激愤而死。此后，人们每逢正月十五日晚，抬着一个假人，至厕所或猪圈边，迎还紫姑。人们对着假人祷告说：你丈夫和你大姑都不在了，请紫姑出来吧！如果抬着假人觉得重了，就是紫姑神出来了，便赶快设上酒果，卜问将来蚕桑之事。如果假人舞动起来，便说明大吉；若仰卧不动，便是大恶③。

第四种活动是打簇、相偷戏。这项活动流行于北朝，是北魏时的习俗。

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公元537年），朝廷曾下诏禁止打簇相偷戏①。但到武定三年（公元545年），外戚尔朱文畅与任胄、郑仲礼等人密谋，欲乘正月十五日夜打簇时杀掉高欢。《北齐书·尔朱文畅传》这样载道："自魏氏旧俗，以正月十五日夜为打竹簇之戏，有能中者，即时赏帛。任胄令仲礼藏刃于袴中，因高祖临观，谋为窃发，事捷之后，共奉文畅为主"。这里的高祖，即指高欢。打簇、相偷之戏的详细情况，我们已不能知道，但通过上引诸史料，我们可知：第一，此戏为北朝旧俗，流行已久，朝廷对此也禁而不止。第二，这是一种具有竞争性的娱乐活动。第三，此活动很隆重，最高统治者都要亲临观视。

第五种活动是做宜男蝉。《荆楚岁时记》载："都人上元夜作宜男蝉，似蛾而大"。宜男是萱草的别名，据周处《风土记》载，孕妇若是佩带此草，必生男儿。宜男蝉是用萱草做成蝉形，让孕妇佩带以乞求生子。江南乞儿有多种形式，如四月八日向长沙寺阁中的九子母神乞求儿子②，再如人们往南京附近的慈姥庙中乞儿③，而正月十五日夜人们用宜男蝉乞儿，似乎有着更特殊的意义。正月十五是正月里继元日、人日之后的又一重大节日。元日和人日，人们的主要活动是避瘟驱邪；而正月十五，人们的活动则以迎神祭神为主。

①　《续齐谐记》。

②　《荆楚岁时记》。

③　《异苑》卷五。

①　《资治通鉴》卷一五九。

②　《荆楚岁时记》。

③　《南齐书》卷二十五《张敬儿传》。

人们此日乞儿，希望自己的儿子在此没有邪气的日子里，在这迎神祭神的宁馨的月圆之夜，来到人世。

第六种活动为打粪堆。传说有个叫区明的商人，路过彭泽湖时，被湖神青洪君请到神府，路上有人告诉他，若青洪君送东西，你只要如愿。及至神府，青洪君果然问区明需要什么，区明什么都不要，只要如愿。青洪君虽然舍不得，但既已答应区明取所需，不得已只得以如愿相赠。原来如愿是青洪君的一个婢女。区明得到如愿后，一切愿望都在如愿的帮助下得到实现，从此成为巨富。有一年正月元日，如愿起床晚了，便遭区明殴打。她不堪忍受，便跑到粪堆边纵身一跃，不见了踪影。区明拿着木棒一边打扫粪的箒笤，一边呼唤如愿，但如愿始终未出。后来这个故事传到北方，北方的人们每逢正月十五日夜，用木棒打粪堆，希望能打痛如愿，使她答应①。

①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四）正月晦日正月晦日即正月的最后一天。从正月元日到晦日，人们纷纷来到水边，有的操桨泛舟，有的临水宴乐，有的漂洗衣裙。据说这样做，是为了消灾解厄。但到魏晋南北朝后期，这种活动渐渐地集中在晦日这天，而且其消灾解厄的意义也越来越弱，游水赏春反而成为人们活动的主要动机。北魏卢元明《晦日泛舟应诏诗》说：轻灰吹上管，落萤飘下蒂。

迟迟春色华，蜿蜿年光丽②。

北齐魏收《晦日泛舟应诏诗》说：袅袅春枝弱，关关新鸟呼，棹唱忽逶迤，菱歌时顾慕。

睿赏芳月色，宴言志日暮，犹豫慰人心，照临康国步①。

从上引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北朝时，皇帝和臣僚们元月晦日在水中泛舟游玩的情景。诗中所反映的只是华丽的春光及泛舟者的欢娱心情，没有乞求除厄的只言片语。晦日意义的逐渐变化，终于导致了它的被中和节取代的结果。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正月，唐德宗下诏说："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已，晋纪重阳。或说禳除，虽因旧俗，与众共乐，咸合当时。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②从此晦日便被中和节所代替。我们知道，一个节日如果有被世人所眷恋不舍的特定内涵，决不可能被一纸诏书所废弃。晦日的被替代，实质上是其特定的消灾除厄内涵被九九重阳所代替的结果，而这种变化过程，正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还有晦日送穷的习俗。传说有个叫廋约的人，整日破衣蔽体，稀粥充腹，人们见他可怜，便将新衣服给他。他接过后，或者将其撕破，或者将其烧成一个个破洞，然后再穿。人们都叫他"穷子"。在一年正月晦日廋约死在陋巷中。后来人们于正月晦日这天，用粥和破衣在巷中祭祀，并称这种活动为"送穷鬼"③。

②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②　《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

③　《荆楚岁时记》。

（五）寒食节寒食节在冬至后的第105　天，或106　天，正值清明前夕。每年此时，人们都要禁火寒食。禁火的习俗，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据《周礼·司烜氏》记载：周代司烜氏为掌火之官，每年春季第二个月，他都在国中巡行使国人遵循禁火之令。因为第三个月，火星将出现在昴宿之南，在此之前禁火，就可以减弱火星的盛气。至西汉后，这种习俗与介子推的传说相结合，从而使寒食禁火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介子推是春秋时晋国人，曾和晋公子重耳一起流亡。重耳返国登王位后，介子推不去请赏，而是离开晋文公到绵山隐居。晋文公请他出山，遭到拒绝，便放火烧山，想以此来逼迫介子推出来。但介子推宁死不从，最后被烧死在山中。此山就是今山西介休县东南的介山。东汉时，太原郡（治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内已有介子推神庙，百姓早已形成禁火寒食一个月的习俗。周举任并州刺史时，曾至介子推庙中说："春中寒食一月，老小不堪，今则三日而已"①。此后，寒食之俗不但未被限制，反而有所发展。三国时，曹操为此专门下了一道《明罚令》，说：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有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子胥沉江，吴人未有绝水之事，至子推独为寒食，岂不悖乎？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使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曹操令中提到的太原、上党、西河、雁门为当时的四个郡，太原的治所在今太原市西南，上党的治所在今长治市北，西河的治所在今离石市，雁门的治所在今代县的西南，可见当时的寒食之俗几乎遍及山西全省。

曹操如此严厉的禁令，并没有将并州的寒食之俗取消。经过西晋至十六国时，寒食之俗又盛起来，以至后赵主石勒再一次下令禁止寒食，但就在禁令下达后的第二年，介山地区就下了一场大如鸡卵的冰雹，积三尺多厚，人畜死伤以万计，树木摧折，庄稼荡然。有人向石勒进言，这是禁寒食触怒了介山之神的结果，应该恢复寒食，让介山一带的百姓供奉山神。石勒让群臣讨论，群臣都认为应该恢复，结果，并州又恢复了寒食①。不仅如此，寒食之俗还扩展到了河北邺城一带。

十六国以后，北魏时也有过禁寒食之令，但结果仍以恢复寒食而告终。

寒食节三日不得举火。在此期间，人们一般以干粥、醴酪作为食品。干粥又称干饭，把米或大麦炒熟，然后碾碎，可随时食用。醴酪做法，将粳米或大麦煮熬成酪状，放入捣碎的杏仁。孙楚《祭子推文》说"黍饭一盘，醴酪二盂。"黍饭即干饭，可以用盘盛；醴酪稀湿，所以盛于盂。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①　《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

（六）三月三提起三月三，人们自然会想到水边祓除和曲水流觞。的确，这个习俗早在先秦时便已形成。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节日有两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此节日时间确定在三月三日。魏晋南北朝以前，这个节日叫"上巳"，意思是在三月中第一个逢巳的日子。自从曹魏以后，人们便把它固定在三日，不管它是否是第一个巳日了②。

第二是这个节日的内涵发生了变化。魏晋南北朝以前，人们于上巳日至水边，主要目的是为了祓除灾气。《通典·礼典》载："后汉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滌祓除，去宿垢痰，为大洁"。但到魏晋南北朝时，三月三水边祓除灾气的意义便不那么重要了。《续齐谐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晋武帝向尚书郎挚虞问起三月三的来历，挚虞答说："在东汉章帝时，有个叫徐肇的人，他三月初生三个女儿，至三日全都死去。村里人深以为怪，纷纷来到河边盥洗，以除灾气。在盥洗时，人们还把酒杯漂浮在水上，借着流水传递酒杯。曲水流觞之意起于此事"。晋武帝听了很不高兴，说："照此说来，三月三曲水流觞便不是什么好事。"另一个叫束皙的人见此情马上奏道："挚虞年轻，知识不够，请让我述说三月曲水的来源。过去周公营建洛邑时，曾借流水来泛酒，所以古诗有"羽觞随波"之句。后来秦昭王曾在三月三日这天在河边泛酒，忽有一金人持水心剑出来，对秦昭王说："持此剑可据有西夏之地。"后来秦国称霸，为了感激神的帮助，便在金人出现处立曲水祠。此俗被两汉相承，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晋武帝很满意束皙的解释，便赐其金50　斤。又把挚虞贬为阳城县令。反对三月上巳水边洗滌灾气之说的还有南朝梁人刘昭，他认为汉时一日死三女之说实在虚无荒诞①。上巳曲水流觞为了祓除灾气的说法之所以受到人们反对，其原因之一，就是节日意义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人们曲水流觞，意在娱心悦目，临水作乐，王羲之著名的《兰亭序》充分地反映了这点。文中说：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吟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上层社会中许多人受老庄影响，或放情山水，或隐归自然。三月三日，正值季春，百草茂盛，天清气朗，正是游山玩水的好季节。此时若过重强调修禊祓除，势必影响游目骋怀的心绪。

三月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时间上讲，三国至隋初，整个400多年内，关于三月三的记载绵延不绝。从地域上讲，无论南方或北方，都过此节日。前述王羲之《兰亭序》，是江南地区过三月三的记载。《邺中记》："石虎三月三日临水会，公主妃主名家妇女无不毕出。临水施帐幔，车服粲烂，走马步射，饮宴终日。"这是北方过三月三的记载。《晋书·李玄盛传》："玄盛上巳日宴于曲水，命群僚赋诗，而亲为之序"。这是西北地区过三月三的记载。在遍及大江南北的节日气氛中，最热闹的莫过于洛阳和建康（今南京）了。西晋时，会稽人夏统②　《宋书》卷十五《礼志》。

①　《通典》卷五十五《礼典》。

曾到洛阳为母亲买药，正值三月三日，只见洛阳内"公王以下，莫不方轨连轸，并南浮桥边禊，男则朱服耀路，女则锦绮粲烂"①。南朝梁简文帝《三日曲水诗序》描述了建康过三月三的情景：是节也，上巳属辰，余萌达壤，仓庚应律，女夷司候。尔乃分阶树羽，疏泉泛爵，兰觞沿泝，蕙肴来往。宾仪式序，盛德有容。吹发孙枝，声流嶰谷，舞艳七盘，歌新六变，游云驻綵，仙鹤来仪。都人野老，云集雾会，结轸方衢，飞轩照日①。

从参加节日的人来看，包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荆楚岁时记》载："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前述《三日曲水诗序》中的"都人野老，云集雾会"，都说明了这点。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①　《艺文类聚》卷四。

（七）五月五日夏历的五月五日又称"端五"。晋周处《风土记》说："仲夏端五。端，初也，俗重五日，与夏至同"。可见端五与夏至同节，因此本节在叙述五月五节日习俗时，将夏至日也看作其中的内容。

飞舟竞渡是端五节中的一个传统性习俗，这种习俗主要流传在江南地区。这一天，人们划着一种叫飞凫的轻船，分作水军、水马两种，展开竞赛。当地的官员及百姓都站在水边观看。关于这种习俗的来源，有四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屈原于五月五日投汩罗江，百姓并舟以救。一种说法是伍子胥自刎后，被吴王沉尸江中，后被奉为神，每年五月五日，百姓划船于江中迎伍君之神。再一种说法是端五竞渡起于越王勾践。还有一种说法说端午竞渡起源于远古传说中的虞舜时期。不论哪种说法，都说明端五竞渡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性习俗。

食粽子的习俗同竞渡习俗一样为人们熟悉，它的起源也有和竞渡相同的一个传说。据《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江死后，楚国人为纪念他，每至此日便用竹筒盛米投入江中祭祀他。至西汉时，有个叫欧回的人在江边遇见一个人，自称三闾大夫，告诉他，百姓每年投入江中之米，都被江中蛟龙所窃。今后再投，可用苦栋子树叶将竹筒塞住，然后再系上五彩丝。蛟龙很怕这两样东西，以后就不敢窃取了。魏晋南北朝时，江南地区的粽子有的用五色丝捆扎，有的上边还有栋树叶，据说是由此而来。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种粽子，用茭白的叶子裹上粘米、粟米、枣，然后煮熟。因其形状有楞角，又称"角黍"，可见与今天我们所吃的粽子形状相似。

五月五日这天，人们还有避瘟禳毒的习俗，他们将采来的艾草做成人形，悬挂在门上，认为这样能够排除毒气的侵袭，或者把菖蒲草泡在酒中，饮菖蒲酒来解毒。前已叙述，古人认为苦栋树叶和五色丝可以吓走蛟龙，所以，人们除去将它们扎在粽子上，还将栋树叶戴在头上，将五色丝系在臂上，称之为"长命缕"，认为这样可以避邪去病。

（八）七月七日农历七月，时已进入初秋之季。秋季天高气爽，所以古人称秋日之景为"朗景"、"澄景"、"清景"。每逢此月的七日，人们在白天和夜晚都举行传统的节日活动。

七月七日白天曝晒衣物和书籍，此俗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就有。三国时，曹操曾征召司马懿辅佐自己，司马懿推辞有病，行动不便。曹操便派人化装探刺虚实。正值七月七日，司马懿在烈日下晒书，恰巧被曹操的探子发现。曹操闻听大怒，再一次征召司马懿，并下令说，若他再推辞，便将其逮捕。司马懿无法，只得应召。《晋书·阮籍传》还记载一件与七月七日有关的事情：阮籍之侄阮咸，与宗人住在一起。他住在道南，而其他宗人住在道北。七月七这天，道北诸阮姓之人大晒衣物，五光十色的锦绣灿烂夺目。阮咸家贫，无衣可晒，他便用竹竿挂起大布围裙晒在院中。再如东晋时，有个叫郝隆的人，七月七这天，他见邻居全都拿出衣物曝晒，便躺在地上，露出肚子，说是晒书①。把晒肚子叫晒书，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典故。东汉时有个学者叫边韶，字孝先。一日他正躺着休息，被弟子们看到了。他们嘲笑说："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边韶马上说："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②意思说，别看这大肚子，里面装的都是先圣经典。郝隆晒肚，显然是借用了这个典故。以上所讲诸事，说明魏晋时期，七月七日晒物习俗之盛。

相传七月七日晚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牛郎织女的传说，最迟在汉代就已流传。至魏晋南北朝时，这个传说又有所发展。晋傅玄《拟天问》说："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说："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子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向已被召，不得停，与尔别矣"。弟问曰："织女何事渡河？去当何还？"答曰："织女暂诣牵牛。吾复三年当还。"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织女嫁牵牛"。从上述两个记载看，有关牛郎织女的传说，至魏晋南北朝时已经发展成七月七天河相会，织女嫁牵牛的神话故事了。织女和牵牛被人们看作是两颗神星，关于它们的神话不断被人们发展演绎成爱情故事，说明人们对它们倾注的关心和希望。在此二星相聚的良宵，人们举行种种活动与它们进行沟通。一种活动是"乞巧"。《荆楚岁时记》载：七夕之夜，"妇人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七夕乞巧之俗，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也有描述。南朝宋孝武帝《七夕诗》说：秋风发离愿，明月照双心。

偕歌有遗调，别叹无残音。

开庭镜天路，余光不可临。

■风披弱缕，迎辉贯玄针。

斯艺成无取，时务聊可寻。

梁简文帝《七夕穿针诗》说：怜从帐里出，想见夜窗开。

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一。

②　《后汉书》卷八十《边韶传》。

北朝庾信《七夕赋》说：兔月先上，羊灯次安，睹牛星之曜景，视织女之阑干。于是秦娥丽妾，赵艳佳人，窈窕名鷰，逶迤姓秦，娥丽装而半故，怜晚饰之全新。此时并舍房栊，共往庭中，缕条紧而贯中，针鼻细而穿空。

另一种习俗叫守夜，顾名思义，也是晚上进行的活动。晋周处《风土记》说：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织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咸云见天汉中有弈弈白气，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从上述两种习俗看来，乞巧主要是妇女的活动。中国封建社会，工针■为女子的一大美德，因此女人们愿借神的力量使自己有一双灵巧之手。守夜则有更多的男子参加。七夕之夜，月朗风清，一家人坐在月下，女子乞巧，男子乞福，也别有一番节日情趣。

（九）九月九日九月九日又称"重阳"。古人认为"九"为阳数，此日日月都为九，故有此称。重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一个比较隆重的节日，此节习俗，既反映历史传统，又体现时代特色，既有官方的庆典，又有民间的活动。

每逢九月九日，朝廷都要举行重九会宴。三国时，魏文帝《九日与钟繇书》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南朝齐萧子良、王俭，梁简文帝、沈约、任昉、刘苞等人，都曾写过记录参加九月九日朝廷会宴的诗篇。

登高也是重阳节的重要活动。《襄阳记》记载，望楚山的山顶高处有个叫"三登"的地方，是西晋人山简九月九日宴赏的地方。东晋桓温也常于重阳登高。《晋书·孟嘉传》载，孟嘉任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桓温在龙山宴饮，僚佐俱至。孟嘉帽被风吹落而不自觉，桓温命人拾起，又令别人作文嘲笑他。《姑熟记》也载："县南十里有九井山，即殷仲文九日从桓公，九井赋诗即此山是也。"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九月，武帝萧赜下诏："九日出商飙馆登高宴群臣"①。庶民百姓也有重阳登高野宴习俗。《荆楚岁时记》载："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临海记》也说："郡北四十里有湖山，形平正，可容数百人坐。民俗极重九日，每菊酒之辰，宴会于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人们在九月九日这天登高野宴，还有其特殊的意义，这就是为了避邪消灾。据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载，东汉时，汝南人桓景随从费长房学习方术多年。有一天，费长房对他说："九月九日你家将有灾难降临。你赶快回去，叫家人每人做绛囊盛上茱萸，系在臂上，登高处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桓景照此话去做，全家上山。晚上回来时，见家中牲畜全部死亡。从此，重阳登高佩茱萸囊饮菊酒以避邪的习俗至魏晋南北朝及以后一直被沿袭下来。

九月时值季秋，古人称之为"无射"之月，意思是此月阴气正盛，阳气极衰，万物尽灭。在此百花肃杀之季，菊花却傲霜独放，因而受到人们的推崇。因此九月九日又有采菊相赠之俗。三国时，魏文帝于九月九日曾赠菊给钟繇，并附信说："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无有射而生。至于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①。《续晋阳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东晋时，陶渊明在九月九日这天没有酒喝。他走到宅边东篱之下，采了一大把菊花，坐在园边。过一会，有一个穿白衣的人来了，原来是王弘前来送酒。陶渊明采菊而坐，显然是在等待有人送酒。这说明东晋时有重阳赠菊之俗。或许陶渊明与王弘事先有约，他持菊而待，或者是以菊泡酒与王弘共饮，或者是以菊回赠王弘，不论哪种可能，重阳赠菊之意都很明白。南北朝时，梁人王筠曾于九月九日这天采菊赠谢举，并写下了《摘园菊赠谢仆射举诗》：灵茅挺三脊，神芝曜九明。

菊花偏可憙，碧叶媚金英。

重九惟嘉节，抱一应元贞。

①　《南齐书》卷三《武帝纪》。

①　《艺文类聚》卷四。

泛酌宜长久，聊荐野人诚。

人们把菊花作为重阳节相赠的礼物，因为第一，菊花有种种美德。三国时魏人钟会曾说："夫菊有五美焉：黄花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①。第二，古人认为菊花是疗疾益寿的佳品。早在东汉时，应劭《风俗通义》就有记载："南阳郦县有甘谷，谷水甘美。云其山上大有菊，水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余家，不复穿井，悉饮此水，上寿百二三十，中百余。下七八十者，名之大夭。菊花轻身益气故也。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尉袁隗为南阳太守，闻有此事，令郦县月送水二十斛，用之饮食。诸公多患风眩，皆得瘳"。魏晋南北朝时，盛弘之写的《荆州记》载："郦县菊水，太尉胡广久患风羸，恒汲饮此水，后疾遂瘳，年近百岁。非唯天寿，亦菊延之。此菊甘美，广后收此菊实，播之京师，处处传植"。葛洪《抱朴子》也说："刘生丹法，用白菊花汁、莲汁、樗汁和丹蒸之，服一年，寿五百岁"。上述诸事中，菊花延寿的奇效显系夸大，五百岁的长寿，更充满道教神话色彩。不过，菊花作为一种药材具有疗疾的功效确实有科学上的道理。重阳赠菊，表达了赠送者对亲友的关心和良好祝愿，对于加强人们之间的联系，融洽人们之间的关系有很大好处。

①　《全三国文》卷二十五。

（十）腊日腊日是中国古老的节日之一，据《风俗通义》记载，夏朝称腊日为清祀，殷商称其为嘉平，周朝则称为大蜡，可见其历史渊源之久远。

腊日在每年的十二月，具体在哪一日则因朝代不同而异。三国魏高堂隆认为，腊日定在哪天，和各个朝代的五行有关，一般都在其所处五行之终为腊日，如水终于辰，居水德的王朝便以十二月的第一个辰日为腊日。火终于戌，木终于未，金终于丑，土终于辰，都按上述方法类推。魏据土德，所以以十二月辰日为腊日。《晋起居注》说："安帝安崇（疑为隆安）四年十二月辛丑，腊祠作乐"。这是因为晋据金德，而金衰于丑，故以丑为腊①。南朝刘宋据水德，故以十二月辰日为腊②。这种解释，虽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但却反映了腊日不确定的事实。

腊日是一年中的大祭之日，祭祀的对象是先祖和百神。东汉时，韩卓的家奴于腊日窃食祭其先人，被抓住。韩卓很赏识其孝心，当即命人将其释放。为祭先人，奴仆冒险去窃，主人却给以宽宥，可见当时人们对腊日祭先人的重视。许慎《说文》载："腊，冬至后王戌。腊祭百神。"到隋时，杜台卿写《玉烛宝典》也说："腊者祭先祖，蜡者报百神，同日异祭也。"可见自东汉至隋，腊日祭先祖及百神之俗始终无大变化。

腊日又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三国时，王朗十分推崇华歆。华歆腊日招集家人子侄宴饮，王朗亦效仿。晋时有个隐士名范乔，腊日前夕，同乡之人盗伐其树。有人将盗者告诉范乔。范乔装作不知，盗树者闻知反大觉惭愧，便承认是自己所为。范乔不但不怪罪，反而安慰他说："你节日伐树取柴，是要与父母团聚欢娱，有什么可惭愧的？"③三国曹魏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十二月腊日，江伟因在国舍不得回陈郡与其父团聚。恰巧其弟有诗寄来，江伟便答诗说：蜡节之会，廓焉独处。

晨风朝兴，思我慈父。

我心怀恋，运首延佇①。

为了使家人团聚，有时连狱中囚犯也放回家去过节，据《华阳国志》载：西晋元康初年，王长文试守江源县令。县里捕得一些盗马、盗墓之贼和一些其他罪犯。时值腊日，王长文对这些囚犯说："你们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这是我教化不够的过错。在此欢庆腊节之际，我想让你们回家同老小一起共享节日之乐，但要求你们过节后归还。"群吏怕囚犯不能如期而返，争着劝阻王长文，但王长文不肯。这些囚犯非常感动，发誓不再为恶，不敢有负王县令。又据《梁书》记载：何胤任建安太守时，每遇伏日腊日，都放囚犯回家过节，囚犯们都依期而返。

腊日逐除也是一项传统习俗。《吕氏春秋·季冬纪》说："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东汉人高诱注释说："大傩，逐尽阴气之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据《晋阳秋》记载：西

①　《初学记》卷四。

②　《通典》卷四十四。

③　《晋书》卷九十四《范乔传》。

①　《艺文类聚》卷五。

晋末，王澄任荆州刺史时，逐除的百姓发生殴斗，王澄曾派军队包围制止。又据《小说》所载，东晋时，孙兴公在逐除结束后，曾带着面具与参加逐除的人一起到桓温家中。可见腊岁逐除，直到两晋时仍被沿袭。南北朝时，民间的逐除被定在十二月初八。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沐浴转除罪障"。这是关于腊八节的较早的文献记载。

（十-）除夕除夕是一年之末，又称"岁暮"、"岁除"。除夕正值新年旧岁交替更代之际，人们在此日的岁时习俗有两个主要内容：除旧布新和驱邪避厉。岁暮之日，家家都忙着准备蔬菜和饭肴，人们称之为"宿岁之储"，用此来迎接新年。

岁暮之日，人们相聚酣饮，互相邀请。这种习俗被称之为送岁。

岁暮之日，人们不把饭吃完，总要剩下一部分，称之为"宿岁饭"。到新年的十二日，将此饭扔到大街上。人们以此象征去故纳新，寄托自己除贫取富的希望。

在驱邪避厉方面，民间有镇宅之俗，即在十二月暮日，挖掘住宅四角，各埋一块石头。在北朝，朝廷把腊月举行的大傩仪式放在十二月末。据《魏书》记载：北魏高宗和平三年（公元462年）十二月，通过岁除大傩之礼来耀兵示武。其仪式是，让步兵在南方布阵，让骑兵在北方布阵。步兵分别穿上青赤黄黑四种颜色的衣服，列为四队。步兵阵中有函箱、鱼鳞、四门等10余种阵法，各种兵器周回转易，有飞龙腾蛇之变。布阵毕，南北二军皆鸣鼓角，众人呐喊，骑将六人往南阵步兵挑战，步兵应战，最后南败北胜。这种仪式，既有传统的因素，又与当时形势有关。北魏高宗时，北方早已统一。由于北方的统一，南北对峙也随之加剧。北魏和南朝刘宋的元嘉大战至高宗时仅仅10余年，此期间小的战争仍很频繁。北朝使用骑兵，南朝则习惯步战。北魏岁除傩仪的骑兵与步兵，则分别象征着北朝与南朝。骑胜步败的安排，则反映着北魏战胜南朝的意愿。北朝的岁除傩仪从此一直沿续下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傩仪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隋书·礼仪志》对北齐的岁末傩仪是这样记载的：齐制，季冬晦，选乐人子弟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为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帻、皂褥衣，执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袴褶，执鞞角。方相氏黄金四目，熊皮蒙首，玄衣朱裳，执戈扬楯。又作穷奇、祖明之类，凡十二兽，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开诸里门，傩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戊夜四唱，开诸城门，二卫皆严。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执事官第一品已下，从六品已上，陪列预观。傩者鼓噪，入殿西门，遍于禁内。分出二上阁，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戏，喧呼周遍，前后鼓噪。出殿南门，分为六道，出于郭外。这种仪式和东汉时的傩仪已无大区别，只是汉的傩仪在腊前一日，北齐在季冬晦即岁末，而且北齐傩仪用的童子是240人，多东汉时一倍，北齐傩仪所用的鞞角，也是东汉所未有。这说明北齐这个由六镇鲜卑建立起来的政权，完全接受了中原汉族文化，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一些传统。

（十二）社日按时序讲，社日并不是一年中的最后一个节日。我们之所以把社日放在最后叙述，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社日在时间上极不确定。一般地说，一年中有两个社日，分别在春秋两季，即所谓春祈秋报。但北齐却是4　个社日。《通典·礼典》载："北齐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坛于国右，每仲春、仲秋、元辰及腊各以一太牢祭焉。"同书在记东晋时又说："每以仲春仲秋，并令郡国县祠社稷先农，及腊，又各祠社稷于坛。"可见社日在魏晋南北朝时，有时是两个，有时是3　个甚至4　个。

社日所祭之神，一为社，二为稷。《孝经纬》说"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阔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稷，五谷之长也，谷众不可遍祭，故立稷神以祭之。"人类因土以安身，靠粮以立命，土地和粮食是人们生存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正因为如此，社日祭神就成为上至国君下至庶民都进行的活动。《礼记·祭法》说："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这里讲的显然是先秦时的情景，魏晋南北朝时与此虽有很大不同，但朝廷百姓皆祭社这点是相同的。

朝廷祭社，有关史籍有很多记载。唐杜佑《通典·礼典》记得较为集中，使我们得以窥见魏晋南北朝时朝廷社日的概貌：魏自汉后，但太社有稷，官社无稷，故常二社一稷也。至明帝景初中立帝社，明帝祭社，但称皇帝。

晋武帝太康九年诏曰："社实一神，其并社之祀"。

东晋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

宋仍晋旧，无所改作。

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何佟之议："其神一，位北向，稷东向。斋官社坛东北南向立，以西为上。诸执事西向立，以南为上。稷名太稷。"

梁社稷在太庙西。天监四年，以太常省牲，太常丞牵牲，太祝令赞牲。至大同初，又加官稷，并前为五坛。

陈依梁，而帝社以三牲首，余以骨体。荐粢盛为六饭：粳以敦，稻以牟，黄粱以簠，白梁以簋，黍以瑚，粢以琏。

后魏天兴二年，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庙之右，为方坛，四陛。以二月八月，日用戊，皆大牢，勾龙配社，周弃配稷，皆有司侍祠。

北齐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坛于国右，每仲春仲秋元辰及腊，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新祠祭，则司农卿省牲进熟，司空亚献，司农终献。

后周立社稷于左，帝亲祠，则冢宰亚献，宗伯终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的社祭活动也很活跃。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童卓进入洛阳后，曾派他的军队外出。当时正值二月社日，百姓都在社下活动，董卓军便将他们围住，抢走他们的牛车，将男子全部杀死，割下头来作为战利品请功，妇女财物则归为己有。同书《王修传》也说，王修的母亲在社日这天去世。第二年社日，邻里们正要结社，见王修念其亡母甚哀，便为他停止了社日活动。可见即使在战乱不已的年代，民间也未停止祭社。祭社要封土筑坛，坛上要种社树。在民间人们似乎更重视社树，有的甚至以树为社。《荆州图记》载："郑县东百步，有县故城。县南里名伍伯村，有白榆连理树，异根合条，高四丈余，土民奉为社。"张华《朽社赋序》说："高柏桥南大道傍，有古槐树，盖数百年木也。余少居近之，后去。行路遇之，则已朽。意有缅然，辄为之赋，因以言衰盛之理云尔"。百年朽槐被称为"朽社"，则此地以古槐为社之意十分明白。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描述社日民间习俗："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社日这天，邀请左邻右舍，带上一些祭社用的肉食和米酒，在大树下搭起棚屋，进行祭神活动。祭社之后，一起享用祭品，和谐的节日气氛甚是浓厚。

三、衣食居处习俗（一）服饰习俗1。木屐、芒屩、靴子屐、屩、靴，三者均属鞋类，但又有不同。

《释名》说："屐，搘以践泥也，为两足搘以践泥也。帛屐作之如屐者也，不曰帛屩而曰帛屐者，不可以践泥，屐可以践泥也，故谓之屐"。搘，即支，支撑之意。据《释名》的解释，可知屐为一种蹚水踏泥时穿的鞋子。《晋书·阮籍传》记载："祖约性好财，（阮）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财物，客至，屏挡不尽，余两小簏，以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自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神色甚闲畅。于是胜负始分。"蜡屐即在屐上涂蜡，以加强其防水性能。屐不但用于蹚水，还用于登山。《南史·谢灵运传》载，谢灵运喜好登山越岭，幽深险峻之山，岩障千重之峰，莫不毕至。"登蹑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正因为屐用于登山涉水，在泥泞粗砺的道路上使用，所以人们制造它时，要考虑其坚固耐磨的性能。《南齐书·虞玩之传》载："太祖镇东府，朝野致敬，玩之犹蹑屐造席。太祖取屐视之，讹黑斜锐，蒵断，以芒接之。问曰："卿此屐已几载"？玩之曰：""初释褐拜征北行佐买之，著已二十年，贫士竟不办易。""此记载原意为虞玩之不弃旧物，屐穿得破烂至此犹不肯换。但一双屐能穿20年，亦见此屐之耐用。东晋南朝，著屐之人相当多。《晋书·谢安传》载：淝水之战，谢玄等打败苻坚，消息传来，时谢安正与客围棋。棋罢，谢安回屋，过门槛时，将屐齿折断，由于高兴，竟丝毫不觉。同书《五行志》载："旧为屐者，齿皆达楄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阴卯"。这记载是作为预兆不祥的服妖而出现在史书上，但我们剔除其迷信成份，可以看到屐在东晋时流行变化的情况。《宋书·刘凝之传》记载，刘凝之不吝财，有人曾错认刘凝之的屐。刘凝之说："这双屐我已穿坏，我让家人拿一双新的赔你"。后来此人找到自己所失之屐，将新屐退还，刘凝之不肯再要。《南史·沈麟士传》载：沈麟士曾在路上走，"邻人认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邻人得屐，送前者还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太平御览》引《元嘉起居注》说："刘桢弹广州刺史韦朗赃有白荆屐六七十量。"以上数例可以看出几点，第一，屐多为木制，下有齿，以防滑，还要经过涂蜡加工，制做工艺较复杂。第二，所穿的屐丢失，还要寻找，以致误别人之屐为己所失，甚至在官任上利用职权为自己做大量屐，以至被劾为贪赃。可见屐在当时属较贵重之鞋。

与屐有关的鞋还有屩。《说文》曰："屩，屐也。"然而二者不完全相同，《释名》说："。。，草屐也，出行着之。。。轻便，因以为名也"。联系前引《释名》，屐与。。，又有可践泥与不可践泥的区别，可见。。为屐的一种，多以草为之，较轻便，因而又有芒。。之称。因其材质非木，故没有屐耐穿，又不耐泥水浸泡，所以不如屐贵重。《晋书·刘惔传》载："（刘）惔少清远，有标奇，与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贫，织芒。。以为养，虽草门陋巷，晏如也"。《南史·褚彦回传》载："宋元嘉末，魏军逼瓜步，百姓咸负担而立。时父湛之为丹阳尹，使其子弟并著芒。。，于斋前习行。或讥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彦回时年十余，甚有惭色。"时值宋魏元嘉大战，褚湛之让子弟穿上轻便的芒。。，以便危急时行走方便。从其让子弟著芒。。习行来看，当时贵族是不大穿芒。。的。因为芒。。为草编，穿上扎脚，若长时穿此走路，肯定不会好受。这一点我们从另一条材料中可以看出。《梁书·沈瑀传》载：沈瑀为余姚县令，初至任上，见一些有钱的吏属全都穿着华衣丽服，以显示比其他吏人高贵。沈瑀大怒，说："你们这些下等县吏，胆敢自比贵人"。便让他们换上芒。。布服，终日侍立。稍有站立不稳，便大加捶笞。这些平日鲜丽美服的富吏，穿着芒。。，侍立蹉跌的窘状可以想见。南朝的达官贵人穿芒。。者亦有记载。《梁书》载，范缜在刘。。门下时，一直是芒。。布衣，徒行于路。处士何点，"虽不入城府，而遨游人世，不簪不带，或驾柴车，蹑草。。，恣心所适，致醉而归。士大夫多慕从之，时人号为"通隐"。"《陈书·沈众传》载："（沈）众性■啬，内治产业，财帛以亿计，无所分遗。其自奉养甚薄，每于朝会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屦。永定二年，兼起部尚书，监起太极殿。恒服布袍芒。。，以麻绳为带，又携干鱼蔬菜饭独噉之，朝士共诮其所为"。以上所引著芒。。之人，或因俭，或因吝，总之属特例，不代表上层社会的风气。南朝士人一般不穿。。，还有一条材料最为典型。《魏书·李孝伯传》载，魏宋元嘉之战时，李孝伯受命与刘骏长史张畅对话。李孝伯对张畅说："君南土士人，何为著。。？君而著此，将士云何？"可见南土士人不穿。。，连北方士人都知道。上层社会不穿芒。。，是因为不论从材质上还是舒适感上，芒。。都不如木屐。《宋书·五行志》载："元康至太安间，江、淮之域，有败编自聚于道，多者或至四五十量。干宝尝使人散而去之，或投林草，或投坑谷，明日视之，悉复如故。民或云，见狸衔而聚之。"《晋书·五行志》亦有与此相同的记载，而且更明确地把"败编"记成"败。。"。可见败编即为破草。。。前述木屐时，有穿至20年不愿弃之例，而且史籍中没有弃屐之载。而破敝的芒。。却扔得满地皆是，也反映了二者间的贵与贱。

上述屐与。。亦反映了一个共同点，二者虽有贵贱不同，但均为南朝的鞋子。我们说屐与。。流行于江南，并非说其在北方绝无踪迹。《晋书》记载，早在三国时，诸葛亮北伐不成，病死五丈原，蜀军退走，司马懿出兵追之。"关中多蒺。。，帝使军士两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悉著屐，然后马步骑俱进。"同书又载，石勒攻刘曜时，派人穿着铁屐施钉登城。二者均为用于军事目的的著屐特例，并不代表北方之俗。

北方流行穿靴之俗。《释名》说："靴本胡服也，赵武灵王始服之。"

三国曹操《与太尉杨彪书》中，记载赠给杨彪的东西中就有"织成靴一量"。《晋书·石季龙载记》载："季龙常以女骑一千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袴，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靴，游于戏马观。"《北堂书钞》亦载："石虎皇后出，女骑千人，脚皆着五色靴也。"前燕慕容皝《与顾和书》中也有"今致绣袜一量，绣靴一量"之语。《太平御览》引《北齐书》载："郑太妃初与神武避葛荣，同走并州，负困，燃马尿，自作靴。"《北齐书·高谐传》载，任城王高谐在任并州刺史时，审理过一个关于靴子的案件。有妇人在汾水边洗衣，将新靴置河边。有一乘马人经此，将新靴拿走，旧靴留下，妇人持旧靴到高谐处告状。高谐便将城外的老太婆们召集一起，拿出旧靴对她们说："有个骑马人在路上被强盗所杀，留此遗物，你们认识不？"有一老太婆见此靴便大哭说："这是我儿子的靴，昨天他穿此去其岳父家。"于是抢靴之人很快被查出。上述诸事，或以靴为礼相赠，或为丢靴诉讼官府，可见北方穿靴之俗。

总结关于屐、。。、靴的情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屐、。。一般流行于南方，上层社会多著屐，下层社会多穿。。。穿靴则为北方之俗。情况大体如此。2。服装的等级限制与突破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服装上对各阶层人们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其尊卑之别靠服饰的面料、形制、颜色等来体现。例如帽子，有冠、冕、弁、帻、巾、帽等。据《晋书·舆服志》载，通天冠为皇帝所戴。平冕、远游冠、缁布冠、进贤冠、武冠、高山冠、法冠、长冠等为王公贵族们所戴。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等为舞人、宦者所戴。却敌冠、樊哙冠等为殿门卫士所戴。巾为尊卑共服之物。帽亦如是。这是从名称上体现尊卑。又如进贤冠，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之别。"人主元服，始加缁布，则冠五梁进贤。三公及封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乡亭侯，则冠三梁。卿、大夫、八座尚书，关中内侯、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则冠两梁。中书郎、秘书丞郎、著作郎、尚书丞郎、太子洗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于令史、门郎、小吏，并冠一梁"。这是从形制上加以区别。又如■，"魏武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合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这是以颜色加以区别。关于服装等级的种种区别，《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等史籍志中有详尽的记载，此不能尽述，只取其荦荦大者略述而已。魏晋南北朝时期服装的等级规定虽然很严，但具体实行起来却是另一回事，朝廷的种种规定往往不能实行。

《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载，三国曹魏末，夏侯玄议论当时的服装制度说："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上，皆得服绫锦、罗绮、纨素、金银。。镂之物，自是以下，杂綵之服，通于贱人。虽上下等级，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黄之采，已得通于下也。欲使市不鬻华丽之色，商不通难得之货，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准度古法，文质之宜，取其中则，以为礼度。车舆服章，皆从质朴，禁除末俗华丽之事，使干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复有锦绮之饰，无兼采之服，纤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朴素之差，示有等级而已，勿使过一二之觉。若夫功德之赐，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后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朴素之教兴于本朝，则弥侈之心自消于下矣。"由此可见，在曹魏末期，已出现朝臣之服侔于至尊，玄黄之采得通于下的局面。民间私做雕刻之物，商贾贩卖难得之货，市场出售华丽织物，使得服装等级制度难以维持。夏侯玄对此提出车舆服章皆从质朴的建议，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当时的当政者司马懿认为此建议虽好，但难以实行，终未采纳。西晋时，傅咸上书说："古者后妃乃有殊制，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可见此时服装越制的现象仍很严重。十六国时，前赵刘曜下禁令："无官者不听乘马，禄八百石以上妇女乃得衣锦绣。自季秋农功毕，乃听饮酒，非宗庙之祭不得杀牛，犯者皆死。"前秦时，又出现商人车服之盛拟于王侯的现象。黄门侍郎程宪进言，要求"肃明典法"。苻坚下令说："非命士以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金银锦绣，工商、皁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南朝刘宋时，周朗上书说："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贩之室，饰等王侯，佣卖之身，制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睨；宫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学。侈丽之源，实先宫阃，又妃主所赐，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为节目。金魄翠玉，锦绣縠罗，奇色异章，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赐。"从周朗上书中可见刘宋时服制的尊卑之别已被打乱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孝文帝下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太半，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孝文帝此诏，松弛以前的禁令，意在进一步提高北魏纺织品的生产水平。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北魏后期纺织品的生产甚至超过了南方。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珍八味，仆隶毕口"的局面。为此，元雍曾上表请求下令：王公以下贱妾，悉不听用织成绵绣、金玉珠玑，违者以违旨论；奴婢悉不得衣绫绮缬，止于缦缯而已，奴则布服，并不得以金银为钗带，犯者鞭一百。当时的执政者灵太后从之，但此令并未久行。

上述事实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服装的等级规定往往有程度不同的突破，尤其是在服装用料方面，几乎是尊卑不分。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种原因。第一，魏晋南北朝的服饰规定以《周礼》为模式，而秦汉时在服饰方面已违周礼久矣。《晋书·舆服志》说："《周礼》，弁师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自后王之制爰及庶人，各有等差。及秦变古制，郊祭之眼皆以袀玄，旧法扫地尽矣。汉承秦弊，西京二百余年犹未能有所制立"。秦汉200多年在服饰上的不遵周礼，自然有其原因，而且对魏晋南北朝有直接影响。欲摆脱这种历史影响而远循周礼，这无疑是很困难的。第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纺织业的生产水平已大大高于以前，在北方尤其突出。早在三国时，洛阳地区就有马钧改造旧织机之事发生。至北魏时，由于北方的长期稳定，其纺织品的生产水平已超过南方。据《魏书·宣武灵皇后传》载："后幸左藏，王公、嫔、主以下从者百余人，皆令任力负布绢，即以赐之，多者过二百匹，少者百余匹。"仅此一事，就可反映出北魏时纺织品的生产能力。这就为社会地位低的人穿锦绣提供了物质条件。第三，所谓服饰僭越者，一为商贾，二为贵族家的婢妾。商贾社会地位虽低，但贱而不穷，婢妾有主人给撑腰，所以难禁。第四，从衣料上划分贵贱本身违背人的消费本能。在等级社会，人的地位虽不同，但在消费上追求舒适却不会因社会地位不同而不同。谁都知道罗縠绸缎比粗布舒适，只要是有可能，贱人也愿穿华丽之服。

3。妇女的装饰《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注引《恪别传》载："（诸葛）恪尝献（孙）权马，先■其耳。范慎时在坐，嘲恪曰："马虽大畜，禀气于天。今残其耳，岂不伤仁？"恪答曰："母之于女，恩爱至矣，穿耳附珠，何伤于仁""。诸葛恪用母为女穿耳附珠之事，说明自己残马耳非不仁之举，可见女人穿耳附珠在当时司空见惯。这种穿耳附珠的耳饰称"珰珥"。珥，又作瑱。《释名》在解释瑱时说："瑱，镇也。悬珰耳旁，不欲使人妄听，自镇重也。此本出于蛮夷，蛮夷妇女轻浮好走，以此珰锤之也。今中国仿之也"。如果说对少数民族妇女来说，悬珰耳旁是为使其自重不妄听，那么当中原妇女仿效之后，其装饰意义显然大大加重。

耳饰之外还有头饰。步摇即头饰之一种。《释名》说："后首饰曰副。

副，覆也，以覆于首上，有垂珠，步则摇也。"《三国志·吴书·孙和何姬传》注引《江表传》载，孙皓"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著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出更作，工匠因缘偷盗，府藏为空。"假髻也为头饰的一种。《宋书·五行志》载："晋海西公太和以来，大家妇女，缓鬓倾髻，以为盛饰。用发既多，不恒戴。乃先作假髻，施于木上，呼曰"假头"。人欲借，名曰"借头"，遂布天下"。假髻事先做好，可摘可戴，还能借人，类似今天的假发。钗镊也为此时期妇女的首饰。《太平御览》引《晋记》载："王达妻卫氏，太安中为鲜卑所掠，路由章武台，留书并钗钏访其家"。同书又引《晋令》说："六品下得服金钗以蔽髻"。又说："女奴不得服银钗"。《宋书·明帝纪》载，泰始三年（公元467年），九月戊午，"以皇后六宫以下杂衣千领，金钗千枚，班赐北征将士"。《南齐书·文安王皇后传》载："太子为宫人制新丽衣裳及首饰，而后床帷陈设故旧，钗镊十余枚。"同书《周盘龙传》载："盘龙爱妾杜氏，上送金钗镊二十枚，手敕曰："饷周公阿杜。""南朝刘宋刘敬叔《异苑》说："吴郡桐庐有徐君庙，吴时所立。左右有为劫盗非法者，便如拘缚，终致讨执。东阳长山县吏李瑫，义熙中遭事在郡，妇出料理。过庙，请乞恩，拔银钗为愿。未至富阳，有白鱼跳落妇前。剖腹得所愿钗，夫事寻散"。梁汤僧济《詠渫井得金钗诗》说：昔日倡家女，摘花落井边。

摘花还自插，照井还自怜。

窥窥终不罢，笑笑自成妍。

宝钗于此落，从来非一年。

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先。

此人令何在，此物今空传。

诗人于井中得金钗，描述倡家女于井边自照落钗于井，非常生动。从"此人今何在，此物今空传"二句看，倡女井边之态纯属诗人想象。但妇女以钗为饰并非想象，而是反映了当时妇女戴钗之俗。

魏晋南北朝时妇女的饰物除了首饰、耳饰外，还有钏，《太平御览》引祖台之《志怪》说："建安中，河间太守刘照夫人卒于府。后太守至，梦见一好妇人，就为室家，持一双金鏆与，太守不能名。妇人乃曰："此錗鏆。錗鏆者，其状如纽珠，大如指，屈伸在人"。太守得，置枕中。前，太守迎丧，言有錗鏆。开棺视夫人臂，果无复有錗鏆焉。"此中錗鏆，为戴在胳膊上的装饰，即钏。《南齐书·东昏侯纪》载：萧宝卷妃潘氏的服饰，"极选珍宝，主衣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虎魄钏一只，直百七十万"。

除了装饰物以外，妇女的发式在魏晋南北朝时也很有特点。此时期见于记载的发式有：灵蛇髻、反绾髻、百花髻、芙蓉归云髻、缬子髻、堕马髻、流苏髻、翠眉惊鹤髻、飞天紒、回心髻、归真髻、郁葱髻、凌云髻、随云髻、叉手髻、偏■髻等①。这些发式呈现了名目繁多、式样更新的特点，是魏晋南北朝服饰的重要内容。

①　参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

（二）饮食习俗1。饭与饼魏晋南北朝时期常见的饭有麦饭、粟饭、稻米饭等。麦饭即大麦米所做之饭。《南齐书·刘怀慰传》载：刘怀慰任齐郡太守时，郡中有一人送一斛新米给他。刘怀慰拿出自己所食的麦饭对他说："旦食有余，幸不烦此"。并著《廉吏论》以表达自廉之意。《梁书·武帝纪》载，萧衍父亡，其在服期之内不吃稻米，只吃大麦，每天只吃两溢。《陈书·孔奂传》载，萧梁末，陈霸先辅政。北齐遣东方老、萧轨等来犯，当时南朝梁"四方壅隔，粮运不继，三军取给，唯在京师"。陈霸先便提升孔奂为贞威将军、建康令。由于连年兵荒，民户锐减，无处征粮。而陈霸先已经定好与北齐军决战的日期，便令孔奂多准备麦饭，用荷叶裹之。一宿之间，孔奂准备数万裹。陈霸先军早晨吃毕，将剩饭弃掉，随即决战，大败北齐军。《魏书·卢玄传》载，卢义禧"性清俭，不营财利，虽居显位，每至困乏。麦饭蔬食，忻然甘之。"以上数例可以看出，麦饭或为生活清俭之人所食，或在兵荒缺粮之时作为军粮，说明麦饭在当时属较粗粝的低等食物。粟饭，即小米饭。《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载，司马昭准备去陇右击姜维，中领军许允准备趁司马昭辞行时将其杀掉，夺其兵权。司马昭入宫，魏帝正在食粟。这时，伶人在旁唱："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即鸭，伶人用"鸭"谐"压"，让魏帝压制许允之谋。魏帝惧，果不敢行许允之谋。同书《卞皇后传》注引《魏书》己载，卞太后的左右之人，"菜食粟饭，无鱼肉。其俭如此"。卞太后左右的"俭"，恐怕指菜食无鱼肉之言，因为粟饭在北方普遍流行，卞太后吃粟饭不应算是特别。粟饭在北方虽不算粗食，但在南方却被视为粗饭。《宋书·宗慤传》载：宗慤未贵时，其乡人庾业，家甚富豪，常设方丈之膳以待宾客。而宗慤到来，庾业却另设菜璽粟饭，对客人说："宗慤是军人，吃惯了粗食"。可见在吃稻米的南方人眼中，粟饭比不上米饭。稻米饭不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都属饭中上品。《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注引《魏略》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曹操与众人大会，在会上嘲弄王朗说："我不能效法你当初在会稽时被粳米饭所折服之事。"王朗仰头而叹说："要做到恰到好处真难啊！"曹操问："此话何意？"王朗说："我当初在大家都没认识粳米之美时而折服之，此为未可折而折。但今日粳米之美已众所周知，明公今日是应折服而不折也。"《晋书·石崇传》载："初，崇家稻米饭在地，经宿皆化为螺，时人以为灭族之应。"此记载中米化为螺之事尽可不信，但石崇食稻米饭乃无可置疑。石崇是西晋时有名的豪奢之人，其与王凒斗富之事在历史上很有名，稻米饭能上他的餐桌，亦见其贵。由于北方并非处处皆宜种稻，以至有侵占官家稻田之事。《晋书·裴秀传》记载："司隶校尉李歖复上言，骑都尉刘尚为尚书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诏又以秀干翼朝政，有勋绩于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为食稻不惜冒丢官之险，可见人们对稻米的喜爱。

北方产麦多于稻，小麦可以磨成面粉，因此北方面食盛于南方。面食当中，以饼为多。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见之饼，种类繁多，有的虽称饼，却与我们今日所见之饼相去甚远。如蒸饼。《晋书·何曾传》载，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昧，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太平御览》引《赵录》载："石虎好食蒸饼，常以干枣、胡桃瓤为心蒸之，使坼裂方食。及为冉闵所篡幽废，思其不裂者不可得"。可见蒸饼类似今日的馒头、枣馒头。与蒸饼类似的还有面起饼。《南齐书·礼志》载："永明九年正月，诏太庙四时祭，荐宣帝面起饼、鸭。。。"汤饼虽称饼，也与今日之饼不同。《世说新语·容止》载："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日，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南方也食汤饼，《荆楚岁时记》载："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恶饼"。与汤饼类似的还有水引饼，《南齐书·何戢传》载："太祖为领军，与戢来往，数置欢。上好水引饼，戢令妇女躬自执事以设上焉。"上述诸饼，虽有饼之名称，却与今日之饼大异。此外，还有与今日之饼同者。如胡饼。《太平御览》引《幽明录》载："姚泓叔父大将军绍总司戎政，召胡僧问以休咎。僧乃以面为大胡饼，形径一丈。僧坐其上，先食正西，次食正北，次食正南，所余卷而吞之，讫便讫去，了无所言。是岁五月，杨盛大破姚军于清水。九月，晋师北讨，扫定颖洛，明年遂席卷丰镐，生擒泓焉。"此载为神怪之事，但此中的大胡饼，是以现实生活中的胡饼为原型的。"形径一丈"说明其圆，"卷而吞之"亦见其扁。形状与今日之饼无异。关于胡饼的记载很多。《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载："王长文，州辟别驾，阳狂不诣，举州追求，乃于成都市见，蹲地啮胡饼"。同书又载："王羲之幼有风操，郗虞卿闻王氏诸子皆后，令使选婿。诸子皆饰容以待客，羲之独坦腹东床，啮胡饼，神色自若。使具以告。虞卿曰："此真吾子婿也"。问为谁，果是逸少，乃妻之"。食饼习俗，南北方皆有，但北方面食普遍，其制饼的水平高于南方。《艺文类聚》引梁吴均《饼说》载：宋公至长安，得姚泓时故太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御景，离蝉欲静，燮燮晓风，凄凄夜冷。臣当此景，唯能说饼"。公曰："善"。季乃称曰："安定噎鸠之麦，洛阳董德之磨，河东长若之葱，陇西舐背之犊，抱罕赤髓之羊，张掖北门之豉。然以银屑，煎以金铫。洞庭负霜之桔，仇池连蒂之椒，调以济北之盐，剉以新丰之鸡。细如华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银泥。既闻香而口闷，亦见色而心迷。"公曰："善""。

吴均所说之饼，似北方的烧饼。《齐民要术》中有"作烧饼法"："面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合，鼓汁及盐，熬令熟，炙之，面当令起。"所述之原料，与吴均所说大致吻合。北方烧饼"闻香而口闷，见色而心迷"，其制作水平确实很高。

2。羹与粥羹与粥均为食品中的稀饭，即今天所说的流食。

《晋书·陆机传》载，南方人陆机吴灭后入晋。西晋侍中王济曾指着羊酪问陆机："卿吴中何以敌此？"陆机答："千里蒪羹，未下盐豉。"时人以为名对。蒪羹即鱼菜羹，《齐民要术》引《食经》说："蒪羹：鱼长二寸，唯蒪不切。鳢鱼，冷水入蒪；白鱼，冷水入蒪，沸入鱼与咸豉。"又云："鱼长三寸，广二寸半"。又云："蒪细择，以汤沙之。中破鳢鱼，邪截令薄，准广二，横尽也，鱼半体。煮三沸，浑下蒪。与豉计、渍盐"。大体说来，南方人善做羹。《宋书·毛修之传》载，毛修之为南方人，被赫连勃勃虏到北方，大夏灭，毛修之又入北魏。毛修之善烹饪，曾为北魏尚书做羊羹。尚书以为味道绝美，便将其献给魏主拓跋焘。拓跋焘也很欣赏毛修之的烹饪技术，以其为太官令。这说明南方人的调羹技术以及对北方的影响。由于南北方不断的相互交流、影响，至东魏北齐时，北方人贾思勰作《齐民要术》，收集了许多羹汤的做法，如猪蹄酸羹、酸羹、胡羹、胡麻羹、瓠叶羹、鸡羹、笋■鸭羹、脍鱼蒪羹、醋菹鹅鸭羹、菰菌鱼羹、腶■鱼羹等，这说明至魏晋南北朝末期，北方的制羹也很讲究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食粥的习俗较为普遍，日常饮食、治丧、赈济等场合均有食粥记载。《三国志》记载，曹魏臧洪被袁绍围困于城内，外援不继，城内粮尽，甚至将老鼠挖出来煮着吃。这时臧洪的主簿找到三斗米，要求与臧洪平分煮粥以渡危难。臧洪说："我们独食此有何用？"便将米煮成稀粥，与众将士分食。又如曹爽与司马懿争权，司马懿装病麻痹政敌。曹爽派李胜至司马懿处打探虚实，司马懿让两婢扶侍，持衣，衣落。又指口，言渴求饮。婢进粥，司马懿持杯饮粥，故意让粥从口中流出，沾满前胸，装出一副不中用的样子。三国孙吴时，朱桓任余姚县长，到任正值瘟疫大行，谷食荒贵。朱桓便"分部良吏，隐亲医药，飱粥相继，士民感戴之"。西晋时，食粥之事亦屡见记载。《晋书》记载，西晋时，石崇与王愷互相攀比。石崇请王愷吃豆粥，总是刚吩咐完，粥就端上来。因豆极难煮熟，王愷总不如石崇快。后王愷暗中收买石崇下人间原因，才知道石崇事先将豆煮熟，客来，只做白粥投之熟豆。东晋时，王导子王苓在饥荒之年曾以私米做飱粥，赈济饥饿之民，赖此粥得活者甚多。又如魏詠之天生豁嘴，此生理缺陷甚至使其产生轻生之念。后他听说殷仲堪营中有医能治此病，便前往就医。医生对他说："此病可割别处肉补之，但补好之后，百日之内只许喝粥，不能说话，也不能笑"。手术毕，魏詠之遂闭口不语，唯食稀粥。《宋书》记载，刘裕派孟昶等人杀青州刺史桓弘，当时桓弘正在喝粥，孟昶等冲入斩之。《陈书》记载，徐孝克幼时家贫，其生母病，想吃粳米粥。但徐孝克不能长久满足其母要求。后其母亡，徐孝克便常食麦。有人送给他粳米，他便对之悲泣，终身不食。司马暠父死后，便建庐于墓侧，一天只吃稀麦粥一升。张昭父死后，他和兄弟们也不穿锦帛，不食盐醋，一天只吃一升麦屑粥。北朝食粥之事也很多。《魏书》记载，孝文帝时的文明太后性俭素，衣食均不奢侈。有一次文明太后晚上食粥，见粥中有一只死蝘蜒（壁虎），太后举匕将其挑出。这时孝文帝也在旁边，见状大怒，要惩罚厨师，太后笑而释之。又如拓跋珪晚年，喜怒无常，无故杀人。宫中左右许多人都以微过得罪，纷纷躲避。唯崔浩恭勤不怠，有时守在拓跋珪身边终日不归。拓跋珪知道后，便命将御粥赏给他。又如韦胐，任州主薄时，值年景不好，百姓大饥。韦胐便用家粟造粥，以给饥民，救活人甚众。

综上所述，可见魏晋南北朝时啜羹饮粥之俗的盛行，尤其是制羹之法，反映了南北饮食习俗的互相交流和影响。

3。水产与肉食水产指鱼、虾、蟹等水产品。我国南方气候潮湿，雨量充沛，江河湖溪，水网纵横，又临近海洋，这一切决定了南方有丰富的水产资源，为南方食用鱼虾蟹等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三国志·吴书·赵达传》注引葛洪《神仙传》中，记载了一个关于食鱼的神话故事：孙吴时有仙人名介象，会方术。吴主与之共论鲙鱼中何者最好吃。介象说："鲻鱼为上"。吴主说："我们只论近地之鱼。鲻鱼出产海中，怎能马上得到呢？"介象说："鲻鱼可得。"便叫人在庭中做一方坑，注满水。介象起身，持竿挂饵，垂纶于坑中，不一会儿，果钓上鲻鱼。吴主又惊又喜，问："这鱼能吃吗？"介象说："我特意为陛下取而食之，怎敢取不可食之物。"便吩咐人下厨切之。吴主说："若能得蜀地之姜为佐料就更美了，可惜太远了。"介象说："用蜀姜有何难，清陛下派个使者。"吴主指派一人，并给其50　钱。介象画一道符，贴在一个竹竿上，告诉使者闭目骑竿，竿止便买姜，买完再闭目骑竿即可回来。使者如言而行，果然到了一个闹市中，一打听，原来是成都市中。使者买姜毕，又碰上孙吴先前派往蜀中的使者张温，张温还让他给家中带一封家信。使者便持信负姜，骑竿闭目，片刻回到南京，见厨下刚把鲻鱼切好。这虽是个神话，但它反映了三国孙吴时，南方食鱼已很讲究，他们不但能分辨何种鱼味美，在制鱼的佐料上也很讲究。《晋书·张翰传》载，张翰自江南至洛阳，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蒪羹、鲈鱼脍，说："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在张翰看来，名爵官宦可以不要，而蒪羹鲈鱼却不可丢，可见其对家乡饮食的偏爱。《周书。陆通传》载，陆通祖籍是南方吴郡，东晋末流入北方。陆通父陆政，性至孝。其母是吴人，喜欢吃鱼，而北方鱼少，陆政为寻鱼常费千辛万苦。"后宅侧忽有泉出而有鱼，遂得以供膳，时人以为孝感所致，因谓其泉为孝鱼泉。"《宋书·谢灵运传》记载，谢灵运曾作《山居赋》，描绘了自己庄园内饮食衣物自给自足的情景。此赋在写鱼时说：鱼则鱿鳢鲋■，鳟鲩鲢鳊，鲂鲔鲢鳜，鲿鲤鲻鳣。辑采杂色，锦烂云鲜。唼藻戏浪，汎苻流渊。或鼓鳃而湍跃，或掉尾而波旋。鲈鮆乘时以入浦，鳡鲺沿濑以出泉。谢灵运此赋，有其文学夸张之处，因为赋中所记之鱼，有一些是海鱼，淡水无法养殖。但赋中也反映了南方贵族自己养鱼的情形。由于南方人喜爱吃鱼，在鱼类加工方面也很擅长。将鱼做成鱼羹，前已叙述。此外，还将鱼腌起来制成鱼鲊。《三国志·吴书·孙晧传》注引《吴录》载：孟仁为监池司马，自己织网，亲手捕鱼，将鱼制成鲊送给其母。其母将鲊退还，并说："汝为鱼官，而以鲊寄我，非避嫌也。"《晋书·虞谭传》载，虞啸父官至侍中，为东晋孝武帝所亲爱。在一次宴会上，孝武帝问他："你在门下省任侍中，没听说要有所献替吗？"孝武帝所说献替，即献良策以替下策之意。虞啸父家靠海，以为孝武帝欲向他要东西，便说："天时尚温，■鱼虾鲊未可致，寻当有所上献。"这近似笑话，但也反映了海滨之家对鱼虾加工的情况。《南齐书·虞悰传》载，虞悰擅长烹饪，味道超过皇家。有一次齐世祖吃虞悰所做之饭，感到很香，便让他说出烹饪之法。虞悰秘不肯传。世祖喝醉了酒，身体不适，虞悰才献醒酒鲭鲊一方而已。鱼鲊之外，还有干鱼。《梁书·何远传》载："江左多水族，甚贱，远每食不过干鱼数片而已。"何远所食干鱼，是普通的干鱼，所以甚贱，至于对干鱼再进行加工就非一般人能食了。《南齐书·虞愿传》载，宋明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他所食的逐夷，都是放在银钵中用蜜渍泡过的，味道极美，宋明帝一次吃好几钵。一次，他指着逐夷问扬州刺史王景文："此是奇味，卿颇足不？"王景文答："臣夙好此物，贫素致之甚难。"什么是逐夷呢？宋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五说："予问夷亭何以名夷，虽其土人不能知也。偶阅陆广微《吴地记》而得其说。盖吴阖闾时名之也。阖闾尝思海鱼而难于生致，乃令人即此地治生鱼，盐渍而日干之，故名为鲞，其读如"想"。又《玉篇》、《说文》无"鲞"字，《唐韵》始收入也。鲞即鱼身矣，而其肠胃别名逐夷，为此亭之尝制此鱼也。故以夷名之。《吴地志》仍有注释云：夷即鲞之逐夷也"。从程大昌这段话中可知，逐夷即于海鱼之肠胃。宋文帝所食逐夷即此，或为干海鱼。不论是哪一种，逐夷经过蜜加工，不仅味美，且身价百倍，就连身为扬州刺史的王景文也只能望而兴叹南方人所食水产品中，除鱼之外还有虾。《三国志·吴书·吕岱传》注引王隐《交广记》载："吴后夏置广州，以南阳滕修为刺吏。或语修虾须长一丈，修不信，其人后故至东海，取虾须长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虞啸父欲为虾鲊进献孝武帝之事已见前述。

食螃蟹之俗在南方也很盛行。《晋书·毕卓传》载，毕卓爱喝酒，常因酒废职。他曾对别人说："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鳌，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毕卓为北方人，东晋初过江，任吏部郎。其本好酒，食蟹可能是过江后受江南的影响。又《搜神后记》载："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于穷读中作蟹断。旦往观之，见一村长二尺许，在断中。而断裂开，蟹出都尽。"断，亦作簖，是一种捕蟹工具，用芦苇或竹子编成，至今有的地方仍在使用。这种捕蟹工具在南朝时使用，说明人们对螃蟹的需求量之大。南朝萧齐时，又出现了糖蟹的做法。《南齐书·周颙传》载，何胤受佛教影响，渐改以前"奢于味，食必方丈"之习，但"犹食白鱼、■脯、糖蟹"。学生钟岏说："■之就脯，骤于屈伸，蟹之将糖，躁扰弥甚。"从钟岏话中可知，所谓糖蟹，即先将活蟹在糖浆中浸泡致死，然后再烹制加工，所谓"蟹之将糖，躁扰弥甚"，正是螃蟹临死前在糖浆中躁动挣扎的写照。

我们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食鱼虾蟹的习俗，这并不是说这种习俗仅见于南方。北方这方面的习俗也有记载。《三国志·魏书·王昶传》注引《嘏别传》载，任嘏是乐安博昌人，"遂遇荒乱，家贫卖鱼，会官税鱼，鱼贵数倍。嘏取值如常"。同书《华佗传》载："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中烦懑，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虫数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为也"。即作汤二升，先服一升，斯须尽服之。食顷，吐出三升许虫，赤头皆动，半身是生鱼脍也，所苦便愈。"《晋书·王祥传》载，琅邪人王祥，性至孝，早年丧母，继母朱氏遇之甚酷。冬天，朱氏欲食活鱼，时天寒河已冻冰，王祥脱下衣服将凿开冰下河捕鱼，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洛阳伽蓝记·城南·宣阳门》载：北魏朝廷"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水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洛鲤伊鲂，贵于牛羊"。"《北史·齐文宣帝本纪》载：天保八年（公元557年）"春三月，大热，人或渴死。夏四月庚午，诏禁取虾蟹蚬蛤之类，唯许私家捕鱼。"可见北齐邺城一带也有捕鱼捉蟹者。总览北方食鱼虾蟹之俗，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北方食鱼地区多集中在少数近海地区。如任嘏卖鱼的乐安郡博昌县位于今山东博兴县东南，王祥剖冰的琅邪国治今山东临沂北，陈登任太守的广陵郡即今苏北地区。第二，中原地区的食鱼习俗明显地受南方影响。如前述洛阳城南的鱼市即如此。北魏为招来四方之人，在洛阳永桥以南、圜口以北的伊、洛之间分别建归正、归德、慕化、慕义四里。南朝入魏者被安排在归正里居住。如北魏宣武帝景明初，萧宝夤归魏，被封会稽公，赐宅归正里，并尚南阳长公主。后萧宝夤耻与四夷同列，便通过公主请求搬进洛阳城内。正光年间，萧梁西丰侯萧正德归魏，北魏政府也在归正里为其筑宅。可见归正里内当有不少南朝降人。而永桥鱼市就在归正里附近，其为照顾南朝降人的饮食习惯以笼络之的用意显而易见。而永桥鱼市的出现，又促进了整个洛阳地区的食鱼之俗。"洛鲤伊鲂，贵于牛羊"，说明了食鱼之俗正在被惯食牛羊的洛阳鲜卑人所接受。以上两个特点说明，尽管北方地区也有食水产品之俗，但总的看不如南方兴盛。其原因很多，地理条件的限制即其中之一。《晋书·束皙传》记载西晋人束皙奏疏说："又如汲郡之吴泽，良田数千顷，泞水停洿，人不垦植。闻其国人，皆谓通泄之功不足为难，舃卤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鱼捕之饶，构说官长，终于不破。"束暂所说汲郡，其治位于今河南新乡东北。将此地吴泽之水排出，使其变为良田，其功并不困难，但豪强为自己食鱼的需要，买通官府，使此功难行，正说明北方渔源之少。

北方食水产品之俗不如南方盛，而食肉之俗却盛于南方。南方食肉，多见于禽类。《晋书·王羲之传》载：王羲之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南史·庾悦传》载："悦厨馔甚盛，不以及（刘）毅，毅既不去，悦甚不欢。毅又相闻曰："身今年未得子鹅，岂能以残炙见惠"。悦又不答"。同书《江淹传》载："桂阳之役，朝廷周章，诏檄久之未就。齐高帝引淹入中书省，先赐酒食。淹素能饮啖，食鹅炙垂尽，进酒数升，文诰亦办"。以上为食鹅之事。此外还食鸭。《南齐书·礼志》载：永明九年（公元491年）正月，"诏太庙四时祭，荐宣帝面起饼，鸭。。。"固然，南方食畜肉之事也有记载，但大大小于食禽之事，所以南方肉食以禽为主。北方则不然，肉食则禽畜并举。《三国志·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载："沐并字德信，河间人也。少孤苦，袁绍父子时，始为名吏。有志介，尝过姊，姊为杀鸡炊黍而不留也。"同书《田豫传》注引《魏略》载："（田）豫罢官归，居魏县。会汝南遣健步诣征北，感豫宿恩，过拜之。豫为杀鸡炊黍。"西晋石崇《金谷诗序》说："吾有庐，在河南金谷中，去城十里。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这种禽畜并食之俗，显然是北方肉食的特色。而且，禽与畜相比，北方似更注重食畜。《晋书·王尼传》载，王尼被征为护军府军士，名士胡毋辅之，王澄、傅畅、刘舆、荀邃、裴遐等人欲解除王尼军籍，便牵羊携酒至护军门。门吏报告给护军，护军说："这些名士持羊酒来，必有其故。"便让众人进。当时王尼正在护军府养马，众名士进来，直至马厩，与王尼炙羊饮酒，醉饱而去，竟不见护军。护军大惊，即给王尼长假，免其为兵。此事亦见晋时名士饮酒食羊之风。北方一些少数民族未入中原之前，曾过着游牧生活，食畜肉之俗更为突出。《晋书·苻坚载记》载，苻坚灭代后，对拓跋鲜卑主什翼犍说："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啖牛羊而人不寿，何也？"这说明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前啖牛羊肉的习俗。拓跋族进入中原建立北魏后，北方食畜之俗更盛。《魏书》记载，北魏宗室元太兴得病，布施资财，称"散生斋"。斋后，众僧人皆散走，有一僧人前来求斋余食。元太兴戏之曰："斋食已尽，唯有酒肉。"僧人说："酒肉也吃。"元太兴拿出酒一斗，羊脚一只。僧人吃尽犹言未饱。又如北魏宗室元晖业，"唯事饮啖，一日三羊，三日一犊。"辛绍先喜欢吃羊肝，常呼其弟与之共食。《北齐书·李元忠传》载："魏孝明时，盗贼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还经南赵郡，以路梗共投（李）元忠，奉绢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杀五羊以食之。"北方食畜，除羊之外还有猪。高平人刘道真因啸得动听，老妪连杀数猪给他吃，以听其啸。此事详见《娱乐习俗》关于啸的记述。又《晋书·愍怀太子传》载，愍怀太子为晋武帝之孙，曾与武帝观看圈中之猪，说："猪这么肥，为什么不将其杀掉享士，而让它久费五谷？"武帝嘉其意，即使人烹之。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食水产品与食肉在南北方各具特点。南方以水产品为主，兼肉食，北方则相反。

4。茶茗与酪浆茶茗与酪浆均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料。

《尔雅·释木》说："槚，苦茶"。郭璞注说："树小似栀子，冬至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舛萚。蜀人名之苦茶。"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之俗主要盛于南方。《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载："（孙）晧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萚以当酒。至于宠衰，更见偪强，辄以为罪。"《晋书·陆晔传》载，陆纳东晋时任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而纳殊无供办。其兄子俶不敢问之，乃密为之具。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毕备。客罢，纳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复秽我素业邪！"于是杖之四十。同书《桓温传》载："温性俭，每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太平御览》引《晋书》载："夏侯愷亡后，形见，就家人求茶"。同书又引《宋录》说："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焉。""《南齐书·武帝纪》载，齐武帝萧赜临死前遗诏，有"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的话。上述诸事，足见六朝时期南方饮茶之俗盛行。江南地区饮茶之盛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长期的饮茶生活中，衍发出一些与茶有关的神话。《续搜神记》载："桓宣武时，有一督将，因时行病后虚热，更能饮复茗，必一斛二斗乃饱。才减升合，便以为不足。非夏一日，家贫。后有客造之，正遇其饮夏茗，亦先闻世有此病，仍令更进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质缩绉，状如牛肚。客乃令置之于盆中，以一斛二斗复茗浇之。此物噏之都尽，而止觉小胀。又加五升，便悉混然从口中涌出。既吐此物，其病遂差。"同书又载："晋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中采茗，忽遇一人，身长丈余，遍体皆毛，从山北来。精见之，大怖，自谓必死。毛人径牵其臂，将至山曲，入大丛茗处，放之便去。精因采茗。须臾复来，乃探怀中二十枚桔与精，甘美异常。精甚怪，负茗而归。"江南地区饮茶之盛的第三个表现，就是在长期饮茶实践中，对茶的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化。《太平御览》引《博物志》说："饮真茶令少眠睡"。又引华佗《食论》说："苦茶久食益意思"。这反映了人们对茶提神、助思考功能的认识。

在北方，饮茶之事也有记载。《太平御览》引刘琨与兄子刘演书说："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须也。"但北方饮茶之记载毕竟不多，像刘琨这样的爱茶人更属凤毛麟角。多数记载是北方人不惯饮茶。《太平御览》引《世说》载："任瞻少时有令名，自过江，失志。既不饮茗，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人有怪色，乃自申明之曰："向问饮为热为冷。""同书又载："晋司徒长史王愷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王愷是北方大族，东晋初过江，此处前去王愷处的士大夫，也多为东晋时南渡之人，所以才把饮茶称作"水厄"。《洛阳伽蓝记》载，王肃从南朝投奔北魏，刚到时，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吃鲫鱼羹，渴饮茗汁。在一次宴会上，孝文帝问王肃："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王肃答："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后以酪奴为茶的代称。彭城王曾请王肃吃饭，对他说："卿明日顾我，为卿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当时，给事中刘缟慕王肃之风度，也专饮茶茗，彭城王对他说："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从此，朝贵宴会，虽设茗饮，但人们都耻而不饮，只有南朝降人好之。后梁朝萧正德投降北魏，宗室元义欲为之设茗饮，先问他："卿于水厄多少？"萧正德不晓其意，便说："下官生于水乡，而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北方至北魏后期，饮茶情况稍有变化，一些贵族虽仍对茶不感兴趣，但为与南朝降人相处，亦准备茶以待客之用。但酪浆仍为北方的主要饮品。

5。果与菜魏晋南北朝时，南方常见的果类很多，主要有：梅。《三国志·吴书·孙亮传》注引《吴历》载，孙亮欲食梅，派宦官至库中取蜜渍梅，发现蜜中有鼠屎。宦官说是库吏所为，库吏则大喊冤枉。孙亮令破开鼠屎，发现鼠屎外湿里燥。孙亮说："若屎先在蜜中，中外当俱湿，今外湿里燥，必是黄门所为。"果然是宦官向库吏求蜜不得，故此陷之。桔。《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注引《襄阳记》载，李衡常欲治家产，其妻总不听。他便背着妻子，秘密派了10　户佃客于武陵龙阳汜洲上建宅，并种千株甘桔。临死时，李衡对儿子说："汝母恶我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后李衡所种之桔树长成，其妻一年卖桔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同书《陆绩传》载，陆绩6　岁时，同其父陆康往九江见袁术。袁术用桔子招待他们，陆绩放在怀中三个。临走时，拜别，桔掉出来。袁术说："陆郎作宾客还要把桔子带回去吗？"陆绩跪而答道："想带回去给母亲尝尝。"袁术大奇之。瓜。《三国志·吴书·步骘传》载："步骘字子山，临淮淮阴人也。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荔枝。《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六月癸丑，"荐荔枝于太庙。"北方不产荔枝，此从南方运来无疑。甘蔗。《晋书·顾恺之传》载："（顾）恺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渐入佳境"。"柑。古籍上作"甘"。周处《风土记》载："甘，桔之属，滋味甜美特异者也"。可知甘即今日之柑。《宋书·武二王传》载："四方献馈，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尝冬月啖甘，叹其形味并劣。义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还东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槟榔。《太平御览》引《宋书》载："刘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江氏后有庆会，属以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妻复截发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自此不对穆之梳沐。及穆之为丹阳尹，将召妻兄，妻泣而稽颡以致谢。穆之曰："本不匿怨，无所致忧"。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柈貯槟榔一斛以进之。"枇杷。盛弘之《荆州记》载："宜都出大枇杷。"

北方常见之果有：桑椹。《三国志·魏书·太祖纪》注引《魏书》载："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同书《贾逵传》注引《魏略》载："杨沛字孔渠，冯翊万年人也。初平中，为公府令史，以牒除为新郑长。兴平末，人多饥穷，沛课民益畜干椹，收■豆，阅其有余以补不足，如此积得千余斛，藏在小仓。会太祖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将千余人皆无粮。过新郑，沛谒见，乃皆进干椹。"《晋书·潘岳传》记载潘岳《闲居赋》说：爰定我居，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树樆，游鳞■■，菡萏敷披，竹木蓊蔼，灵果参差。张公大谷之梨，梁侯乌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靡不毕植。三桃表樱胡之别，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侧。梅杏郁棣之属，繁荣藻丽之饰，华实照烂，言所不能极也。

潘岳此赋所记述其庄园中的果树可谓多矣，有梨树、柿树、枣树、李树、桃树、樱桃、胡桃、柰（沙果）、石榴、蒲桃（葡萄）、梅、杏、郁（郁李）、棣（山樱桃）等。

上述南北方果类，只是从史籍记载中大体区分，实际生活中并不是区别很严格，由于各地区的交往，北方人可吃南方之果，北方之果有的也见于南方。

果类如此，菜蔬亦然。魏晋南北朝时，有些菜蔬食用地区极广，无所谓南北之分。这些菜有：韮。《晋书·石崇传》载，石崇与王愷比富，冬天请王恺吃韮。王恺做不到，便收买石崇的家人，问何以冬天搞到韮菜。家人说，那里有什么韮菜，只不过。。韮根杂以麦苗罢了。《南齐书·庾杲之传》载，庾杲之清贫自业，所食只有韮■、■韮、生韮三种杂菜。人们开玩笑说："谁说庾郎清贫，其食鲑常有二十七种"。这里人们借"三九"与"三韮"谐音，所以有二十七种之说。葱。《晋书·佛图澄传》载，十六国时，石勒部将石葱欲叛，佛图澄知之，便告诫石勒说："今年葱中有虫，食必害人，可令百姓无食葱也。"于是石勒班告境内，慎无食葱。《梁书·吕僧珍传》载，南朝萧梁时，吕僧珍任家乡所在之州的刺史，在任平心率下，不私亲戚。其从父兄子先以贩葱为业，听说吕僧珍为一州之长，乃弃业至州求官。吕僧珍说："吾荷国重恩，无以报效。汝等自有常分，岂可妄求叨越，但当速反葱肆耳。"蒜。《晋书·惠帝纪》载，八王之乱时，成都王司马颖与惠帝奔洛阳，一路上买饭以供，宫人止食于道中客舍。宫人有持升余粳米饭及燥蒜盐豉以进惠帝，惠帝食之。《南齐书·张融传》载："豫章王大会宾僚，（张）融食炙始行毕，行炙人便去，融欲求盐蒜，口终不言，方摇食指，半日乃息。"《晋书·潘岳传》所载潘岳《闲居赋》说："菜则葱韭蒜芋，青腶紫姜，堇荠甘旨，蓼菱芬芳，蘘荷依阳，时藿向阳，绿葵含露，白薤负霜。"其中很多菜亦见于南方人的饭菜之中。

（三）居处习俗居处习俗内容繁多，凡居室、坐卧之具、交通工具等均属此列。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体现时代特点和习俗变化的要属坐卧具的发展。因此这里主要谈及这个方面。

1。床《说文》释床："床，身之安也。"《释名》云："人所坐卧曰床"。

二者都从床的使用方面进行解释，这说明古代的床具有坐卧两种用途。《三国志·魏书·陈登传》载，许汜与刘备在荆州牧刘表处论天下人，许汜说："陈元龙（陈登字）湖海之士，傲气不除。"刘备问："你说他傲，有事实根据吗？"许汜说："当初我经过下邳时，曾拜见陈登。他毫无主人待客之礼，不爱与我说话，休息时自己上大床而卧，让我睡下床。"刘备说："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因而望君忧国忘家，具有救世之意。然而您却求田问舍，言无可采之处，这是陈登所反感的，他有什么话可对您说呢？要是我，当卧百尺楼上，而让您卧于地，何止上下床之间！"此载为床卧人之例证。《晋书·文六王传》载：司马昭特别宠爱其子司马攸，"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几为太子者数矣。"《晋书·王导传》载："及帝登尊号，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至于三四，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此两例为床坐人之证。关于床的规格，《初学记·床》说，床长八尺。也有的床长六尺，这显然与人的高矮有关。《邺中记》记载，十六国后赵主石虎宫中的床，一般有六寸高，当时一尺约相当于今天市尺的七点五寸，六寸约相当于今天的四点七寸。南方的床则高些。《三国志·吴书·陆凯传》注引《吴录》载，孙权晚年，其子孙霸与太子孙和争继承权。杨竺为孙霸一党，面见孙权，屏退左右，向孙权进言孙霸有文武英姿，宜为嫡嗣，于是孙权乃许立孙霸。"有给使伏于床下，具闻之，以告太子。"床下居然能伏人，可见不矮。南方床高，可能与气候潮湿，为防潮有关。

2。榻《释名》载："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初学记·床》载：榻长三尺五。可见榻是一种比床短的坐卧之具。《三国志·蜀书·简雍传》载：简雍"优游风议，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犹箕踞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适；诸葛亮以下则独擅一榻，项枕卧语，无所为屈。"可见这种长榻作为卧具，是在非正式入寝时暂卧休息之用，其作用类似今天的躺椅。榻在多种情况下是作为坐具使用的。《太平御览》引《宋书》曰："王瞻字明远，一字叔鸾，负气傲俗，好贬裁人物，仕宋为王府参军。常诣刘彦节，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孙，仆是公于，引满促膝，唯余二人。"彦节外虽酬之，意甚不悦。"同书又引《梁书》说："临汝侯猷为益州，颇僭滥，客筵内有香灯，不置连榻。武帝知之，以此为僭。还都，以忧愧成疾卒。"以上两例中的榻，显然是这种长榻。

3。胡床胡床是东汉后期从西域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的。最早见于《后汉书·五行志》：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作为一种坐具，在我国已普遍使用。这种普遍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使用

①　此节基本观点采朱大渭师之成说，见《文史知识》1989年第5　期。

地域看，南方北方都有使用胡床的记载。《晋书·五行志》说：北方"相尚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古享嘉会，皆以为先。"萧梁度支尚书、诗人瘐肩吾《咏胡床应教诗》说：传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

足欹形已正，文斜体自平。

临堂对远客，命旅誓初征。

何如淄馆下，淹留奉盛明。

诗中讲述胡床自外域传入，在中国使用，胡床的形制以及对梁政权的拥戴之情，是南方使用胡床的典型例证。第二，从胡床使用范围看，也相当广泛。指挥战争、观望敌情、指挥抢劫、舟车行旅、烧香拜佛、庭院休息、狩猎、竞射、宴会、接客、讲学、读书、吹笛、弹琴、赌博、祈神等活动，都有使用胡床的记载。关于胡床的形制，《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二胡三省注说：胡床"以木交午为足，足前后皆施横木，平其底，使错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后亦施横木而平其上，横木列窍以穿绳条，使之可坐。足交午处夏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这正好与胡床诗说的胡床的足必须交叉斜置，床体才能平稳安坐的特点相吻合。很清楚，胡床即简便坐具折叠凳，俗称马扎子。

4。小床东晋南朝时，出现了一种称为小床的专门坐具。《太平御览》引《晋书》载："陶淡字起静，好道养，年十五六，便绝谷，设小床常独坐，不与人共。"《宋书·殷景仁传》载，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十月，收杀前丹阳尹刘湛时，护军将军殷景仁有脚疾，坐"小床"以指挥。同书《张敷传》又载，寒人中书舍人秋当、周纠去高门张敷家，"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这种接待客人临时所设之床，一人坐一个，显然也是小床。《陈书·姚察传》载，姚察临终遗命，死后"置一小床，每日设清水，六斋日设斋食果菜"。这种小床，只容一人独坐，或临时休息坐，或置放斋食果菜等祭物，且可随意安放，显然体积不会太大。

以上我们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床、榻、胡床、小床，从中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坐卧之具开始变化，各自朝着专门化的方向发展。三国时期，床和榻是人们的主要坐卧工具，同时具有为人们提供坐卧两种功能。两晋以后，胡床的广泛传播，使得坐卧两种器具开始分工，尤其是胡床影响下小床的出现，使得这种区别更加固定。胡床、小床是专门的坐具，床则主要担负起卧具的功能。《南齐书·虞愿传》载，后军将军虞愿为官清廉，家中"眠床上积尘埃，有书数袠。"《南史·鱼泓传》载，鱼泓为太守，性奢侈，侍妾百余人，"有眠床一张"，用金银等物装饰甚精。"眠床"的出现，是卧具专门化的表现。第二，由于坐具的专门化，人们的坐姿也开始变化。古人席地而坐，后来在床、榻上坐，这时的坐法均为"跪坐"。《礼记·曲礼》："坐而迁之。"孔颖达《疏》："坐，跪也。"这种跪坐法，即双膝着坐，把臀部靠在脚后跟上。《后汉书·向栩传》载，向栩常坐板床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魏晋南北朝时，人们仍保留着跪坐的习惯。《初学记·床》载，曹魏初，管宁常坐木榻上，积50余年，"其榻上当膝处皆穿"。《梁书·萧藻传》载，萧藻性聒静，常独处一室，所坐"床上有膝痕"。而胡床的坐法，与我国传统的跪坐完全不同，它是臀部坐在胡床上，两腿垂下，双脚踏地。《梁书·侯景传》载，梁末侯景篡位后，"殿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这种坐法又称为"胡坐"。人们坐在胡床上可以把脚垂下来，可见胡床比当时床、榻要高。因为这种坐具较高，坐处面积又小，且用绳子穿成，所以汉人用它无法保持传统的跪坐，任何人上去，都是要"胡坐"的。因此，有关汉人使用胡床的记载，多用"踞胡床"。踞或作据，古义相通，即垂脚坐的意思。这种垂脚坐，已不限于胡床，小床也有这种坐法的记载。《晋书·王嘉传》载，十六国前秦时，隐者王嘉常言吉凶之事，苻坚南征前，曾遣人询问胜败。王嘉不言语，用动作表明苻坚将败。他"正衣冠，徐徐东行数百步，而策马驰反，脱衣服，弃冠履而归，下马踞床。"这里床前未冠以"胡"字，而且是在室外，所以"踞床"，应当是垂脚坐小床。当然，我们并不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垂脚坐已完全代替了传统的跪坐。前引萧藻之事，说明至萧梁时，跪坐仍未消失。但是，踞胡床、踞小床之事已经出现，说明了此时期传统的坐姿已经开始起变化，它对以后的习俗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四、婚姻习俗（一）婚礼中国自古重视婚姻。《礼记》说："婚姻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正因为婚姻对祖宗、对后世有重要影响，所以人们对此从不简单从事。春秋战国时代有一部礼制集成，名叫《仪礼》，其中的《士婚礼》对婚姻的聘娶过程作了详尽的规定。整个过程有几个步骤："纳采"，即通过媒人向女方通达欲娶之意。女方同意后，男方将采礼送来，女方纳之。"问名"，即问得女方姓名、生辰，回去占卜吉凶。"纳吉"，即卜得吉兆后，定下婚姻之事。"纳征"，即确定婚姻之后，再送上定婚之礼。"请期"，即男家至女家确定迎娶日期。"期初婚"，即迎娶。这6　个步骤即古代的"六礼"，"六礼"皆备，婚姻关系才算确立。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因此所谓婚姻六礼，并未始终存在。魏、西晋时，皇帝纳后无用六礼的记载，东晋成帝咸康二年（公元336年），纳皇后杜氏时，才命太常华恒与博士参定六礼之仪。东晋穆帝升平元年（公元357年）将要纳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参照华桓定的六礼，写成六礼版文：纳采版文玺书说："皇帝咨前太尉参军何琦，浑元资始，肇经人伦，爰及夫妇，以奉天地宗庙社稷，谋于公卿，咸以为宜率由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彪之、宗正综以礼纳采。"何氏从叔何琦答："皇帝嘉命，访婚陋族，备数采择。臣从祖弟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未闲教训，衣履若而人，钦承旧章，肃奉典制。前太尉参军都乡侯粪土臣何琦稽首再拜承制诏。"

问名版文说："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两仪配合，承天统物，正位于内，必俟令族，重章，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问名"。何琦答："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诏，问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禄大夫雩娄侯桢之遗玄孙，先臣故豫州刺史关中侯恽之曾孙，先臣故安丰太守关中侯睿之孙，先臣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外出自先臣故尚书左丞胄之外曾孙，先臣故侍中关内侯夷之外孙女。年十七。钦承旧章，肃奉典制。"

纳吉版文说："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谋龟从，佥曰贞吉，敬从典礼。今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纳吉。"何琦答："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诏，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忧惧不堪。钦承旧章，肃奉典制。"

纳征版文说："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仪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庙，永承天祚。以玄纁皮帛马羊钱璧，以章典礼。今使使持节司徒某、太常某，以礼纳征。"何琦答："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宠以典礼，备物典策。钦承旧章，肃奉典制。"

请期版文说："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谋于公卿，大筮元龟，罔有不臧，率遵典礼。今使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请期"。何琦答："皇帝嘉命，使某重宣中诏，吉日惟某可迎。臣钦承旧章，肃奉典制。"

亲迎版文说："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岁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礼以迎。今使使持节太保某、太尉某以迎。"何琦答："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诏。令月吉辰，备礼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两。臣是蝝蚁之族，猥承大礼，忧惧战悸，钦承旧章，肃奉典制。"

北方皇帝婚礼也有遵六礼的。《隋书·礼仪志》载："后齐皇帝纳后之礼，纳采、问名、纳征讫，告圆丘方泽及庙，如加元服。是日，皇帝临轩，命太尉为使，司徒副之，持节诣皇后行宫，东向，奉玺绶册，以授中常侍。皇后受册于行殿。使者出，与公卿以下皆拜，有司备迎礼。太保太尉，受诏而行。主人公服，迎拜于门。使者入，升自宾阶，东面。主人升自阼阶，西面，礼物陈于庭。设席于两楹间，童子以玺书版升，主人跪受。送使者，拜于大门之外。有司先于昭阳殿两楹间供帐，为同牢之具。皇后服大严绣衣，带绶珮，加幜。女长御引出，升画轮四望车。女侍中负玺陪乘。卤簿如大驾。皇帝服衮冕出，升御坐。皇后入门，大卤簿住门外，小卤簿入。到东上阁，施步鄣，降车，席道以入昭阳殿。前至席位，姆去幜，皇后先拜后起，皇帝后拜先起。帝升自西阶，谐同牢坐，与皇后俱坐。各三饭讫，又各酳二爵一卺。奏礼毕，皇后兴，南面立。皇帝御太极殿，王公已下拜，皇帝兴，入。明日，后展衣，于昭阳殿拜表谢。又明日，以榛栗枣修，见皇太后于朝阳殿。择日，群官上礼。又择日，谒庙。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而后遍见群庙。"公侯士大夫的婚礼，虽然也有的遵从六礼，但和皇族有所区别。《通典》引东晋王堪《六礼辞》说："于版上各方书礼文、壻父名，媒人正版中。纳采，于版左方裹以皂囊，白绳缠之，如封章，某官某君大门下封，某官甲乙白奏，无官言贱子。礼版奉案承之，酒羊雁缯采钱米别版书之，裹以白缯，同著案上。羊则牵之，豕雁以笼盛，缯以笥盛，采以奁盛，米以黄绢囊盛。米称斛数，酒称器，脯腊以斤数。媒人赍礼到女氏门，使入执雁，主人出，相对揖。毕，以雁付主人侍者。媒人进，主人侍者执雁立于堂下，从者以奉案入。媒人退席，当主人前跪曰："甲乙使某敬荐不腆之礼。"主人跪答曰："君之辱不敢辞"。事毕还座，从者进奉案主人前，主人侍者以雁退，礼物以次进中庭。主人设酒，媒人跪曰："甲乙使某献"。酒却再拜，主人答拜，还座。主人酢媒人，媒人不复答"。

不仅聘娶仪式有各种不同，聘礼也有许多不同。第一，各个时期的聘礼有区别。如曹魏时规定，诸侯娶妃以皮马为庭实，加以大璋，王娶妃、公主嫁之礼用绢190　匹。而晋代，用绢300　匹。第二，南方北方的聘礼也不尽相同。前述东晋王堪《六礼辞》中所说聘礼有酒羊雁缯采钱米等。《隋书·礼仪志》记载北齐娉礼有羔羊、雁、酒黍稷稻米面等。第三，同一时期的人因地位不同而聘礼不同。如北齐，聘礼皆用羔羊1　口，雁1　只，酒黍稷稻米面各1　斛，自皇子王以下，皆同。流外官及庶人则减其半。又如北齐纳征之礼，皇子王用玄3　匹，纁2　匹，束帛10　匹。此外还有大璋1；百官第一品以下至从三品用璧玉，四品以下璋璧皆无，兽皮2；百官第一品以下至从五品用豹皮2，六品以下至从九品，用鹿皮，锦綵60　匹；百官一品锦綵40　匹，二品30　匹，三品20　匹，四品杂綵16　匹，五品10　匹，六、七品5　匹。绢200　匹；百官一品140　匹，二品120　匹，三品100　匹，四品80　匹，五品60　匹，六、七品50　匹，八、九品30　匹；羔羊1　只，羊4　只，犊2　头，酒黍稷稻米面各10　斛；百官一品至三品减羊2　只，酒黍稷稻米面各减6　斛，四、五品减1　犊，酒黍稷稻米面各减8　斛，六品以下无犊，酒黍稷稻米面各1　斛。此外新婚从车，皇子百乘，百官一品50　乘，二、三品30　乘，四、五品20　乘，六、七品10　乘，八品以至庶人5　乘。

六礼之外，还有共牢合卺之礼。共牢，即新婚夫妇共用一个牢盘进食，合卺即将一个瓠一分为二，夫妻各用其一酌酒。这种仪式在南朝齐时变得繁琐而且奢费，以致尚书令徐孝嗣向皇帝进言去奢从简。他说："。。太古之时，无共牢之礼，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妇之始也。今虽以方樏示约，而弥乖昔典。又连卺以鏁。盖出近俗。复别有牢烛，雕费采饰，亦亏曩制。方今圣政日隆，声教惟穆，则古昔以敦风，存饩羊以爱礼，沿袭之规，有切治要，嘉礼实重，宜备旧章。谓自今王侯以下，冠毕一酌醴，以遵古之义。醴即用旧文，于事为允。婚亦依古，以卺酌终酳之酒，并除金银连鏁，自余杂器，悉用埏陶。堂人执烛，足充鏁燎，牢烛华侈，亦宜停者。庶斫雕可期，移俗有渐"。从徐孝嗣奏文中可见，南齐同牢之礼，方樏牢烛，雕费彩饰；合卺之时，金银连鏁，杂器豪华，不合古时质朴之义，所以徐孝嗣要求停用牢烛，废除金银连鏁，以恢复合卺同牢的古朴之俗。

上述婚姻礼仪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国家规定的礼仪制度，具有繁琐、刻板、权威等特点，尤其是各种等级性的规定，不允许任何人违犯或逾越。第二，它以传统的六礼为基础，不离传统礼法轨道，任何细微的改动，都要有充足的礼法依据。对于国家来说它是必须循而蹈之的圣律，是亘古不变的金科；但是，由于时代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六礼本身已与过去有所区别。即使这样的六礼，也很难贯穿于整个时代的始末。《通典》说："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君臣，则婚姻王化所先，人伦之本。拜时之妇，礼经不载。自东汉魏晋及于东晋，咸有此事。按其仪或时属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权为此制。以纱縠蒙女氏之首而夫氏发之，因拜舅姑，便成妇道。六礼悉舍，合卺复乖，隳政教之大方，成容易之弊法。"这说明拜时之婚是不按六礼行事的。另一方面，由于各民族间的交往、融合，南北方文化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还出现一些不完全依据古制颇具特色的婚礼之俗。

催粧。《酉阳杂俎续集》引《聘北道记》说："北方婚礼，必用青布幔为屋，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夫家百余人挟车俱呼曰："新妇子，催出来。"其声不绝，登车乃止，今之催粧是也。"

新妇乘鞍。《西阳杂俎续集》说："今士夫家昏礼露施帐，谓之入帐，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可见迎娶时新妇乘马鞍是北朝婚礼的一个习俗。"鞍"即"安"的谐音，取其平安之意。

谑郎。《西阳杂俎》载："北朝婚礼。。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聓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聓，即婿。

却扇。此俗多见于南方婚礼迎娶之时。新妇出嫁时，双手张扇，自遮其面，与丈夫单独见面时才拿掉扇子，谓之却扇。《世说新语·假谲》载：温峤丧妇，其从姑有一女，有姿貌，且聪慧。从姑托温峤为女寻觅夫婿，温峤已有自娶之意，便说："好女婿很难找，就像我这样的怎么样？"从姑说："我这经过丧乱的余生，只要能好歹存活便足可慰，怎敢奢望像您那样的女婿呢！"几天后，温峤对从姑说："我已为您寻得女婿，其门第出身还可以，名宦也不低。"并以玉镜台一枚为礼。婚礼之日，交礼时，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说："我早就怀疑夫婿就是你这老东西，果然如此。"这种却扇习俗，在南朝的诗文中也有反映，南朝梁何逊《看伏郎新婚诗》说：雾夕莲出水，霞朝日照梁，何如花烛夜，轻扇掩红粧。

良人复灼灼，席上自生光，所悲高驾动，环珮出长廊。

南朝陈周弘正《看新婚诗》说：莫愁年十五，来聘子都家。

婿颜如美玉，妇色胜桃花。

带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

暂却轻纨扇，倾城判不赊。

以上我们叙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婚礼的概况。通过上述可以看出，在此时期，一方面国家仍保持着六礼等形式，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反映其时代特点的新形式。

（二）早婚早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种带普遍性的习俗。这种普遍性表现在"纵""横"两个方面。从纵的方面看，三国、两晋、南北朝各个时期都有大量的早婚记载；从横的方面看，这个时期从上到下各个社会阶层，大多数人很早就已婚配。为了说明这种现象，我们先追溯一下东汉时期的婚龄状况。

《后汉书·任延传》载，东汉建武初，任延为九真太守，当时"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適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龄相配。"任延为官于边远地区，为改变当地落后婚俗，规定男20、女15　为最低婚嫁年龄，应当看作是他把内地的一般习惯推行于边远地区的典型之例，内地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后汉书·列女传》载：南阳人阴瑜妻荀采，17　岁时嫁给阴氏。《太平御览》引《益部耆旧传》载，广汉德阳王上妻袁福，"年二十適上。"犍为南安周缮纪妻曹敬姬，"年十七適周氏"。广汉新都便敬妻王和，"年十七適敬"。广汉廖伯妻殷纪，"年十六適伯"。《华阳国志》载，袁稚妻相乌，"十五臓稚"。张惟妻程贞玦，"十九適惟"。巴郡虞显妻杜兹，"十八適显"。涪郭孟妻敬杨，"行年十七适孟"。上述诸人中，袁福以下八人，均被列入《华阳国志·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为魏晋以前人无疑。她们出嫁的年龄高者20　岁，低者15　岁，平均年龄为17　岁，略高于任延在九真所规定的妇女出嫁最低年龄。根据婚姻关系中男长女幼的传统，以及任延在九真所规定的婚龄推断，以上妇女丈夫的年龄都当在20　岁以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阶层人的婚龄低于上述者为数很多。首先看这个时期帝王结婚年龄。首先要说明一下，由于史籍中大多数帝王的婚龄没有明确记载，我们只能根据他们的本纪进行推算。推算的方法，据其生长子之年减去一岁，因此，本人及皇长子生卒年月不详者从略。这种推算的方法虽不十分精确，但它能确切提供帝王婚龄的最晚界线。如果其中有的皇长子不是婚后第二年所生，或者皇长子不是婚后第一胎，则说明该皇帝结婚的年龄还要早。根据以上推算方法，有39　个帝王婚龄可以得知，其中20　岁以下结婚者22人，占总数的56％。22人中8　岁结婚者1人，12　岁结婚者4人，13　岁结婚者4人，14　岁结婚者1人，15　岁结婚者2人，16　岁结婚者2人，17　岁结婚者2人，18　岁结婚者4人，19　岁结婚者2人，平均年龄为15　岁。帝王的后妃中，早婚的人也很多。根据史籍中各帝王后妃本传统计，南朝梁太宗简皇后王氏8　岁出嫁，南朝齐高昭刘皇后、南朝陈世祖沈皇后、陈后主贵妃张贵华均为10　余岁出嫁，南朝宋前废帝何皇后12　岁出嫁，北魏平文皇后王氏、孝文昭皇后高氏、南朝宋明恭王皇后均为13　岁出嫁，东晋安禧王皇后、后凉吕绍妻、刘聪左皇后、孝文幽皇后冯氏、宣武顺皇后于氏、南朝梁高祖丁贵嫔均为14　岁出嫁，西晋惠帝贾后、北周宣武帝尉迟皇后、南朝梁高祖德皇后郗氏均为15　岁出嫁，东晋孝武定王皇后16　岁出嫁。这些人的婚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8　岁，平均年龄为13　岁，可见，此时期皇帝早婚不是个别现象。早婚不但在最高当权者，而且在将相大臣及上层社会中也颇为盛行。三国时夏侯霸从妹年13-14　时被张飞娶为妻。孙吴郁林太守陆绩之女，年方13，便嫁给同郡张白。西晋张宣子是并州豪族，其女年始14　嫁给刘殷。东汉末，徐州刺史陶谦，14　岁时娶故苍梧太守同县甘公之女。西晋傅咸6　岁时随继母看望外祖母严宪。严宪对他说："汝千里驹也，必当远致"，乃以其妹之女妻之。东晋荀羡，年15　时便与帝室联姻。南朝宋杜骥，原为关中大族，刘裕征长安后随从南还。他13　岁时受父亲之命，看望正在生病的同郡人韦华。韦华子韦玄见而异之，遂以女妻焉。王僧绰年13　时尚太祖长女东阳献公主。南朝齐谢瀹年8　岁时，孝武帝便诏其尚公主。萧惠基"幼以外戚见江夏王义恭，叹其详审，以女结婚"①。"幼"是什么年龄概念？《陈书·姚察传》载："察幼年尝就钟山明庆尚禅师受菩萨戒"，其临终遗嘱里有这样一段话："吾在梁世，当时年十四，就钟山明庆寺尚禅师受菩萨戒。"据此知萧惠基"幼年"与刘义恭女结婚，很可能也在14　岁上下。南朝梁柳偃，年12　尚长城公主。张缵11　岁尚富阳公主。王愷，弱冠尚淮南长公主。何敬容，弱冠尚齐武帝女长城公主。"弱冠"一般指不到20　岁的年龄。南朝陈周弘正，年10　岁时，河东斐子野就请以女妻之。王元规8　岁而孤，随母往临海郡依舅氏，年12　岁时，郡土豪刘。。以女妻之。北魏夏侯道迁，17　岁时娶韦氏之女。北周长孙澄，年10　岁，司徒李琰之便以女妻之。于翼，年11　时尚太祖女平原公主。以上所列者，因其年代、地区、族属不同，具体结婚的年龄也各异，但总的看，是低于两汉时期的婚龄的。

庶民和一般百姓中也普遍地存在着早婚现象。魏晋时王象，少孤，曾为人仆隶。他在17、18　岁时，因给人牧羊时读书被主人责打。同郡人杨俊将其赎出，并为之聘娶。《艺文类聚》引晋湛方生《贞女解》说："伏见西道县治下里龙怜，年始弱笄，出适皮氏。"《晋书·列女传》说得更为详细："皮京妻龙氏，年十三适京，未踰年而京卒。"两条材料所指龙氏当为同一人。至于一般百姓的结婚年龄，由于史籍中记载很少，只能从有关材料中推测。西晋时束皙曾说："男十六可娶，女十四可嫁"。显然，这是泛指当时的婚龄，应包括一般百姓在内。西魏大统十二年（公元546年）诏："女子不满十三已上，勿得以嫁。"可见在此以前，女子不满十三岁而嫁的现象很多，否则，封建政权不会发这样的诏书。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更明确规定："自今已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鳏寡，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务从节俭，勿为财币稽留。"周武帝这道诏书，可以说是对魏晋以来男女早婚之龄的一个总结和在法律上的规定。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一般百姓的结婚年龄为男十五、六，女十三、四。根据前面对最高当权者和将相大臣及上层社会的考察，南方庶民和一般百姓的婚龄与北方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以上我们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早婚现象。婚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个时期的早婚并非是绝对的，高于文中所举的婚龄的事例也有。但这个时期早婚现象确实大量地、普遍地存在，早婚的年龄大概为男十五、六，女十三、四，或者说这是一条围绕其上下波动的婚龄主轴线。《通典·礼典》中有一个比较：东汉郑玄认为男必30　而娶，女必15　乃嫁；三国王肃则以为男16　可娶，女14　可嫁；唐代庶民婚姻年龄，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二月诏书又规定为男年20　岁，女年15　岁。这里应当说明，东汉郑玄所说的婚龄，有很大成份是出于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其中男30　而娶不一定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因为从前述任延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男20　而娶的事实。三国王肃所说的婚龄，正与西晋束皙所说相符，这比较实际地反映了当时的婚龄。唐代贞观元年的诏书，是对当时庶民婚龄严格的法律规定。通过这个比较可以看

①　《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惠基传》。

出，魏晋南北朝比起汉唐来，婚龄确有明显的提前。

（三）门第婚门第婚又称身份内婚，是魏晋南北朝时在世家大族中盛行的婚姻习俗。

这个时期，世家大族兴起，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为了世代垄断此种地位，保持贵族血统的纯粹，大族们在婚姻问题上十分讲究门当户对，在姻家的选择上均以地位与自己相当的大族为对象。

魏晋南北朝时士族婚姻对"士庶之别"的严格要求，有两件事最为典型。一件事是南朝萧齐时王源嫁女给富阳满氏遭到沈约的弹劾。王源是西晋右仆射王雅的曾孙，祖和父也官居清显之位，按照沈约的话说，王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吴郡富阳人满璋之，家境富裕，欲为子满鸾觅婚。王源丧妇，且家贫，即将女嫁给满氏，得聘礼钱5　万，用所聘余值纳妾。王源此举，也并非胡来，因为传说富阳满氏是高平旧族满宠满奋的后代。满宠在曹魏明帝时任过太尉。其孙满奋西晋时为司隶校尉。王源又把满氏的阀阅拿来，见满璋之任王国侍郎，其子满鸾为王兹吴郡正阁主簿，才定下这门亲事的。但沈约认为，满璋之的姓族，没有明确士族根据，因为满奋死于西晋，其后代在东晋时没有显赫声迹，满璋之的家世显系伪造。王源与之联姻，是唯利是求，沾辱士流之举。他弹劾说，王满联姻，是"高门降衡，虽自己作，蔑祖辱亲，于事为甚。此风弗剪，其源虽开，点世尘家，将被比屋，宜置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愧于昔辰；方媾之党，革心于来日。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①。第二件事是北魏崔巨伦之姑反对侄女下嫁卑族。《魏书·崔辩传附崔巨伦传》载，崔巨伦姊"因患眇一目，内外亲类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叔胤妻，高明慈笃，闻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岂令此女屈事卑族！"乃为子翼纳之，时人叹其义。"这两件事，发生在南朝和北朝，说明当时南北方的大族，对士庶之间的界线划分得何等严明。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的身份内婚制，史学界对此有较充分的研究。王仲荦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中列举了东晋至南朝萧梁时期的世族联姻概况，兹抄录如下：东晋世族，琅邪王羲之妻高平郗鉴女，见《世说新语·雅量篇》注引《王氏谱》。羲之子凝之妻陈郡谢奕女，见《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王氏谱》。王导孙王愷娶陈郡谢万女，珣弟王珉娶谢安女，见《晋书·谢安传子琰附传》。陈郡谢安妻沛国刘耽女，见《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谢氏谱》。安弟谢万妻太原王述女，见《世说新语·简傲篇》注引《谢氏谱》。太原王述子王坦之娶顺阳范汪女，见《世说新语·方正篇》注引《王氏谱》。坦之子国宝妻陈郡谢安女，见《晋书·王湛传玄孙国宝附传》。颍川庾亮子庾龢娶陈郡谢尚女，见《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谢氏谱》。河南褚翜娶颍川庾峻女，见《晋书·褚翌传》。陈郡袁耽大妹道殷浩，小妹適谢玄，见《世说新语·任诞篇》注引《袁氏谱》。陈郡殷顗妻同郡谢尚女，见《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谢氏谱》。顗从兄仲堪娶琅邪王临之女，见《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殷氏谱》。谯国桓冲娶琅邪王恬女，见《世说新语·贤媛篇》注引《桓氏谱》。冲复娶颍川庾蔑女，见《世说新语·仇隙篇》注引《庾氏谱》。冲兄子桓玄娶沛国刘耽女，见《晋书·刘耽传》。宋世世族，琅邪王敬弘女適

①　《文选》卷四十。

庐江何述之与鲁郡孔尚，见《宋书·王敬弘传》、《孔淳之传》。王导曾孙王弘妻陈郡袁淑姑母，见《宋书·袁淑传》。弘从弟僧达妻陈郡谢景仁（祖据，谢安第二弟）女，见《南史·谢裕传子恂附传》。陈郡殷景仁妻琅邪王谧（王导孙）女，见《宋书·殷景仁传》。陈郡袁质（袁耽子）妻同郡谢安女，质子湛妻安兄子谢玄女，见《宋书·袁湛传》。湛弟子洵妻济阳蔡廓女，见《宋书·蔡廓传子兴宗附传》。洵弟淑妻琅邪王诞女，见《宋书·袁淑传》。齐世世族，陈郡殷睿妻琅邪王奂女，见《梁书·殷钧传》。陈郡谢蔺（谢万五世孙）妻河南褚渊女，见《南齐书·谢蔺传》。汝南周颙，东莞臧质外甥，见《南齐书·周颙传》。梁世世族，南阳乐蔼，同郡宗悫之甥，见《梁书·乐蔼传》。南阳刘之遴，同郡乐蔼之甥，见《梁书·刘之遴传》。陈留阮胤之，琅邪王晏之舅，见《梁书·阮孝绪传》。胤之从子孝绪，陈郡谢蔺（谢安八世孙）之舅，见《梁书·谢蔺传》。河南褚向，陈郡谢举（谢朓子）外弟，见《梁书·褚翔传》。以上诸例，大都是北来的世族大地主，他们为了巩固新的同盟以加强自己的势力，所以互结姻亲；而江东的世族大地主也和北来世族大地主一样，慎择门户素对，然后结好。如吴郡张融，会稽孔稚珪外兄，见《南齐书·孔稚珪传》。吴郡陆慧晓妻同郡张岱女，见《梁书·陆倕传》。慧晓从孙陆绛妻同郡顾盻妹，见《昭明文选》卷二十六陆韩卿《答内兄顾希叔诗》。吴郡陆睿妻同郡张畅女，见《梁书·陆杲传》。吴郡张稷女適令稽孔氏，见《梁书·张稷传》。

从上面列举中可以看出，东晋南朝将近300年中，大族之间互相通婚，仅限于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沛国刘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河南褚氏、陈郡袁氏、陈郡殷氏、谯国桓氏、庐江何氏、鲁郡孔氏、济阳蔡氏、汝南周氏、东莞臧氏、南阳乐氏、南阳宗氏、陈留阮氏、吴郡张氏、会稽孔氏、吴郡陆氏、吴郡张氏等大族中。

在北朝，世家大族的婚姻也很重门第。《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　期发表刘驰写的论文《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对北方大族崔氏、卢氏的婚姻关系作了详尽的统计，兹转述如下：北魏时期，与清河崔氏联姻的有：平原明氏8　例，北魏宗室8　例，范阳卢氏5　例，清河房氏5　例，赵郡李氏4　例，清河张氏4　例，太原郭氏3　例，平原刘氏3　例，彭城刘氏2　例，渤海刁氏2　例，北海王氏2　例，不详郡望的李氏2　例，不详郡望的刘氏2　例，陇西李氏1　例，清河傅氏1　例，辽东公孙氏1　例，乐安蒋氏1　例，河东裴氏1　例，南阳赵氏1　例，平原杜氏1　例，金氏1　例，河东柳氏1　例，渤海封氏1　例，河间邢氏1　例，太原王氏1　例。与博陵崔氏联姻的有：赵郡李氏9　例，北魏宗室4　例，不详郡望的李氏2　例，荥阳郑氏1　例，渤海高氏1　例，巨鹿魏氏1　例，河南陆氏1　例，不详郡望的宋氏1　例。与范阳卢氏联姻的有：北魏宗室13　例，清河崔氏5　例，赵郡李氏5　例，陇西李氏4　例，荥阳郑氏2　例，太原王氏2　例，渤海封氏1　例，鲁郡孔氏1　例，安定胡氏1　例，河内司马氏1　例，河南陆氏1　例，北平阳氏1　例，高阳郑氏1　例，不详郡望的郑氏1　例。通过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北魏时期，与崔、卢两氏有婚姻关系的诸姓共123　例，其中郡望不详者9　例，难于确定士庶身份者2　例，除此之外，绝大部分都是有一定郡望的世族或皇族，崔、卢二姓为北方有代表性的一流高门世族，通过对他们的考察，可见北方世族门第婚的一般。

（四）其他婚俗早婚、门第婚均属婚姻习俗，二者有着各自的特点。早婚因其遍于各个时期、各个阶层而表现为普遍性特点，门第婚因限于南北方的高门世族而表现为贵族性特点。此外，还有一些上述两个特点不甚显著的其他婚俗，在此专门介绍。

1。近亲婚近亲婚是指血缘关系较近的一种婚姻。汉族很早就有禁止直系血缘婚的传统，而对亚血缘或近血缘的近亲婚则无严格的限制。魏晋南北朝时，由于历史和社会等原因，这种近亲婚的现象很多。

三国吴主孙权，与其夫人徐氏就是近亲。《三国志·吴书·吴主权徐夫人传》载：徐夫人的祖父名徐真，娶孙权父孙坚之妹，生子徐琨。则孙权与徐琨为姑表兄弟，而孙权纳徐琨女徐氏为妃，不但血缘关系较近，且为异辈婚。同书《孙休朱夫人传》又载，孙权小女儿嫁给朱据，生女又嫁给孙权的儿子孙休。则孙休与朱夫人是娘舅与外甥女的关系。这种婚姻已与传统习俗相冲突，所以裴松之对此评论道："臣松之以为休妻其甥，事同汉惠。荀悦讥　之已当，故不复广言。"

东晋时，陈郡人袁湛的婚姻关系也属近亲。《宋书·袁湛传》载："湛少为从外祖谢安所知，以其兄子玄之女妻之。"由此可知谢安为袁湛母亲的从父。谢安兄弟6　个：谢奕、谢据、谢安、谢万、谢石、谢铁。谢玄为谢奕之子。袁湛母亲是谁的后代不可考，她若是谢奕之女，就和谢玄是兄姊妹，若不是也和谢玄是从兄姊妹，可见袁湛与谢玄之女的亲属关系也是较近的。《晋书·谢安附谢朗传》载，谢据的曾孙谢绚称袁湛为舅舅，这就是说袁湛的母亲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谢据的孙子谢重，这同样也属近亲结婚。

南朝刘宋朝蔡兴宗，妻子死得很早，留下一女尚幼。其外甥袁觊也丧妻，留下一子袁彖。蔡兴宗的姐姐是袁觊的母亲，蔡兴宗的女儿则是其姪，袁彖则为其孙。她亲自抚养这一孙一姪，并认为二人年岁相当，让他们结为夫妻。南朝萧梁时，吴郡人顾协自幼丧父，随母养于外氏。顾协年少时准备娶舅息女，未成婚而母亡故，他为母亲守孝，丧期满后不再娶妻。后顾协60　多岁了，其舅孙女仍未嫁。顾协乃感其义而迎娶之。又据《梁书》记载，张缵是梁武帝舅之子，11　岁时娶梁武帝第四女富阳公主，张缵子张希，又娶简文帝萧纲的第九女海盐公主。萧纲是梁武帝的第三子，与富阳公主是兄妹，张希娶海盐公主，也属近亲婚姻。

北朝的近亲婚之俗也存在，在北朝鲜卑婚俗的两次改革中还要细谈，故从略。

2。异辈婚异辈婚即不受行辈所限的婚姻。中国自古以来，人伦中的长幼尊卑分得极清，从高祖到玄孙，几代人的亲缘及旁枝，都各有称呼。然而在婚姻关系上，这种长幼界线却不能成为异辈间的缔结障碍，除了直系血缘关系的同辈异辈婚被视为非礼外，旁系间的异辈婚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就屡见不鲜，魏晋南北朝时更是如此。

西晋时，贾充的女儿贾荃，嫁给齐王司马攸为妃。贾充的另一个女儿贾南风，嫁给惠帝为后。司马攸与晋惠帝为叔侄，同一辈的姊妹却嫁给了司马氏的两辈人。东晋时，庾冰的妹妹嫁给了晋明帝，而庾冰的女儿却嫁给了晋明帝的孙子晋废帝。东晋哀帝是孝武帝的侄子，而哀帝的皇后王穆之却是孝武帝皇后王法慧的姑姑。

南朝刘宋时，王偃娶宋武帝刘裕女儿吴兴长公主为妻，而其女王宪嫄却嫁给了刘裕的孙子孝武帝刘骏。庐江人何瑀，娶宋武帝刘裕女儿豫章康长公主，而其女何令婉却为刘裕曾孙前废帝的后妃。陈郡谢景仁素被刘裕所重，让其子刘义真纳谢景仁之女为妃。而谢景仁的侄子谢纬，却娶刘义隆的女儿长城公主。刘义隆与刘义真为兄弟，谢纬应与刘义隆同辈，却娶了下一辈的长城公主。河南人褚叔度，其孙褚暖，娶刘义隆第六女琅邪贞长公主。而褚叔度的弟弟褚湛之，却娶了刘义隆的妹妹始安哀公主。庐江人何尚之，其子何劭娶刘义隆的女儿南郡公主，其女却嫁给了刘义隆的弟弟刘义康。东海人徐湛之，其母为刘义隆姊会稽公主，则刘义隆为徐湛之之舅。而徐湛之之子徐恒之却娶了刘义隆之女南阳公主，徐湛之之女又嫁给了刘义隆之子刘诞。济阳人江湛，其女嫁给刘义隆的孙子刘伟之，其妹则给刘义隆之子刘铄，其子又娶刘义隆之女。汝南人周峤，娶宋武帝刘裕女宣城德公主，而其两个女儿却分别嫁给了刘裕的孙子刘宏和刘。。。南齐时，琅邪人王慈，女儿嫁给萧道成之子萧锋为妃，儿子王观却娶萧道成孙女吴县公主。

关于北朝的异辈婚，我们将在后面详谈，此不赘述。

3。幼童婚幼童婚是指男女双方在很小的时候，其父母之间事先约定的婚姻。

《三国志·魏书·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载：王愷同县人管彦，"少有才力，未知名。裦独以为当自达，常友爱之。男女各始生，共许为婚。彦果为西夷校尉。裦后更以女嫁人，彦弟馥问裦，裦曰："吾薄志毕愿，山薮自处，姊妹皆远，吉凶断绝，以此自誓。贤兄子葬父于帝都，此则洛阳之人也，岂吾欲婚之本指邪？"馥曰："嫂，齐人也，当还临淄。"裦曰："安有葬父河南，随母还齐！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这是一个未遂的幼童婚的记载，其不成的原因并不在于婚姻本身，而在于管彦违背了王愷允婚的原旨。不能因为王、管联姻的失败而否定幼童婚的成功率，相反，我们可以从这件事中看出这种婚姻的稳定性和婚约的约束效力。王愷、管彦男女各始生，便订下婚约。后王愷悔约，将女他嫁。王愷女已到出嫁年龄，起码是10年以后的事。此时管彦已死，其弟竟能凭约责问王愷，可见其婚约约束力之长久。幼童婚的另一种形式是指腹婚，或称子腹婚，即男女婴还未出生，双方父母就定婚约。《梁书·韦放传》载："初，放与吴郡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为婚姻。其后各产男女，未及成长而率亡，遗嗣孤弱，放常赡卹之。及为北徐州，时有势族请姻者，放曰："吾不失信于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适率子，时称放能笃旧"。这种事情北朝也有记载。《魏书·王慧龙传》载："尚书卢遐妻，崔浩女也。初，室兴（指王慧龙子王宝兴）母及遐妻俱孕，浩谓曰："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及婚，浩为撰仪，躬自监视。谓诸客曰："此家礼事，宜尽其美"。"韦放守婚约被世人所称赞，崔浩为外孙包办指腹婚，礼仪尽其美。这些都说明当时人认为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

4。冥婚冥婚即幽冥世界的婚姻，又称阴婚。这是一种变态的婚姻现象，早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就存在。《周礼·地官》载："禁迁葬者，与嫁殇者"。郑玄对此注说："迁葬，谓生时非夫妇，死则葬同穴，迁之使相从也。"孔颖达疏证说："迁葬，谓成人鳏寡，生时非夫妇，死乃嫁之"。对于"嫁殇"，郑玄注说："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礼相结，死而合之。"郑司农说："嫁殇者，谓嫁死人也。今时娶会是也。"孔颖达疏说："殇者，生年十九以下而死，死乃嫁之。不言殇娶者，举女殇，男可知也。"根据古人的解释可知，所谓"迁葬"、"嫁殇"，就是"冥婚"。对于冥婚，《周礼》虽明令禁止，但这种风俗仍不绝于以后的历史中，魏晋南北朝时也有关于冥婚的记载。

《三国志·魏书·邴原传》载："原女早亡，时太祖爱子仓舒亦没，太祖欲求合葬。原辞曰："合葬，非礼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太祖乃止。"这是一个未遂的冥婚记载，之所以未成，是由于邴原辞得巧妙，令曹操无话可说。但曹操所终止的只是仓舒与邴原亡女的冥配而已。《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载，邓哀王冲字仓舒，"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甚。文帝宽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言则流涕，为聘甄氏亡女与合葬"。曹操虽然被邴原婉言谢绝，但最终还是实现了为仓舒在冥界完婚的意愿，《资治通鉴·魏纪》载，太和六年（公元232年），魏明帝"爱女淑卒。帝痛之甚，追谥平原懿公主，立庙洛阳，葬于南陵，取甄后从孙黄与之合葬。追封黄为列侯，为之置后，袭爵"。这里的合葬，不是指夫妻后死者，附于前死者圹之意，而是指生非夫妇，而葬相从的冥婚。北朝时亦有冥婚的记载。《北史·穆崇传》载："正国子平城，早卒。孝文时，始平公主薨于宫，追赠平城驸马都尉，与公主冥婚"。

冥婚是一种变态的婚姻，其存在与流传，既有历史传统的影响，又有现实宗教及伦理方面的原因，它与人世间的正常婚姻意义是不同的。前述几个冥婚的事例中，大部分是为早夭的爱子、爱女所举行的，它形式上是为亡者完婚，实际上是生者对自己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5。财婚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篇》说："婚姻素对，靖侯成规。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或猥壻在门，或傲妇擅室，贪荣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与！"颜之推为北齐人，观其这一段议论，可见北朝财婚风气之盛。北朝的财婚之风，早在北魏前期就有记载，北魏文成帝和平四年（公元463年）十二月诏书说："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所以殊等级，示轨仪。今丧葬嫁娶，大礼未备，贵势富豪，越度奢靡，非所谓式昭典宪者也。有司可为之条格，使贵贱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令。"同月，又下诏说："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巨细同贯，尘秽清化，亏损人伦，将何以宣示典谟，垂之来裔。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事隔15年以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年（公元478年）又下诏说："婚骋过礼，则嫁娶有失时之弊；厚葬送终，则生者有糜费之苦。圣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礼数，约之以法禁。逎者，民渐奢尚，婚葬越轨，致贫富相高，贵贱无别，又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与非类婚偶。先帝亲发明诏，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朕今宪章旧典，祇案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律。犯者以违制论。"朝廷三令五申，禁止婚娉过礼，贫富相高，可见财婚之风难以禁止。《北齐书·袁聿修传》载，袁聿修任御史中丞时。"司徒录事参军卢思道私贷库钱四十万娉太原王愷女为妻，而王氏已先纳陆孔文礼娉为定。聿修坐为首僚，又是国之司宪，知而不劾，被责免中丞。"同书《封述传》又载，封述有一子，"为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财娉，及将成礼，犹竞悬违。"封述的另一儿子娶范阳卢庄之女，为娉礼之事闹到官府。封述诉讼说："送骡乃嫌脚跛，评田则云卤薄，铜器又嫌古废。"可见北齐财婚风气之盛。财婚之风不仅限于北朝，在前面门第婚中，沈约弹劾王源嫁女唯利是求一事，说明南朝也有财婚现象。只不过相比之下，北朝的财婚现象更普遍，更典型。（五）北朝鲜卑婚俗的两次改革从拓跋珪建立北魏到北周被隋所代，在北方政治舞台上，拓跋鲜卑及后来的六镇鲜卑相继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将近200年的历史中，由于中原汉族先进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这个社会发展阶段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各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后与汉族融合在一起。北朝鲜卑与中原汉族的文化习俗融合，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他们的婚俗改革，又是文化习俗融合的一个重要内容。北朝鲜卑婚俗曾经有两次重要改革：一次发生在北魏孝文帝时期，一次发生在西魏、北周时期。

1。北魏前期胡、汉婚俗的矛盾拓跋鲜卑是从东北大兴安岭南迁到中原的一支少数民族。在建立北魏以前，它经历了原始社会和由氏族组织向国家过渡的漫长过程。由于史料的缺乏，拓跋鲜卑原始的婚姻习俗我们不能详细知道，最早的记载是拓跋诘汾时期。《魏书·序纪》载："圣武皇帝讳诘汾。。初，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欻见辎軿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明年周对，复会此处。"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所田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子即始祖也。故时人谚曰："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拓跋诘汾时期，拓跋族早已离开大兴安岭南迁到呼伦池地区。这个记载显系后人修饰加工的神话，但通过"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的谚语，我们可以看出拓跋族野合群婚原始婚俗的遗风。

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魏国，以后又进兵中原，定都平城。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一直到魏孝文帝太和以前，拓跋鲜卑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氏族部落时代对他们来说已是遥远的过去。此时，国家形态已经十分稳定成熟，政治经济领域中已经出现了封建因素。但作为文化习俗一部分的婚俗，却以它特有的稳定性和巨大的传统习惯的力量，时时使北魏前期的拓跋鲜卑拖着古老的群婚制残余的尾巴。北魏前期拓跋鲜卑婚姻习俗，我们可以列举出多种：如同胞兄弟姐妹或从兄弟姐妹间的同姓婚，亚血缘关系的近亲婚，完全不计辈分的乱婚，早婚等等。并非所有这些都与汉族婚俗构成矛盾，有的与汉族婚俗之间看不出什么明显的矛盾，如早婚。有的与汉族婚俗的矛盾表现为潜在的形态，只有当它发展成严重冲击汉族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时，这种矛盾才突出出来。有的一开始就与汉族婚俗之间存在着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拓跋鲜卑的同姓相婚。

汉族很早就形成了同姓不婚的婚姻原则。《太平御览》引《郊特牲》说："夫婚礼万世之始也，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可见远在周朝，汉族就主张异姓相婚。魏晋时期，同姓不婚仍被视为不可违背的原则。《三国志·魏书·陈矫传》注引《魏氏春秋》载，陈矫本为刘氏之子，后出继舅氏改姓陈，又与本族刘氏相婚，徐宣常因此非难之，于广众中议其非礼。曹操爱惜陈矫之才，欲拥全之，乃下令说："丧乱以来，风教雕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自建安五年以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罪罪之。"这件事说明，同姓相婚，要被众人指责。曹操用人，主张唯才是举，且很爱陈矫之才。但即使如此，曹操也不能以陈矫的行为为是，只能用行政手段强行禁止对陈矫的议论。再如《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魏末传》说："（何）晏妇金乡公主，即晏同母妹。"裴松之对此评论道："《魏末传》云，晏取其同母妹为妻，此缙绅所不忍言。虽楚王之妻嫂，不是甚也已，设令此言出于旧史，犹将莫之惑言，况底下之书乎？案《诸王公传》，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与沛王同生，焉得言与晏同母？"对于同母兄妹的联姻，裴松之看做如同天外奇谈，即使旧史中的记载都不能相信，可见当时汉人中同母兄妹结婚的现象之少。

北魏拓跋族入主中原后，汉族依然奉行同姓不婚的古训，这就和拓跋鲜卑的同姓相婚的习俗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北魏初期确实存在同胞兄弟姐妹或从兄弟姐妹之间同姓婚习俗。我们可以从孝文帝太和七年（公元483年）诏书中看出来。诏书说："殷夏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斯皆教随时设，治因事改者也。皇运初基，中原未混，拨乱经纶，日不暇给。古风遗朴，未逞釐改，后遂因循，迄兹莫变。。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以不道论。"可见在此以前，同姓相婚这种古老习俗，在拓跋鲜卑中不是个别现象。奇怪的是，翻阅《魏书》，除了太和七年诏书外，拓跋鲜卑同姓相婚的事例却很少记载。这大概与拓跋统治者对这方面的事情严密控制有关。由于北魏是落后的少数民族所建政权，为了在中原地区站住脚，拓跋族除了依靠其军事力量外，还力图在广大汉族人中树立自己文化上的正统形象。所以拓跋统治者对于他们落后的习俗一直讳莫如深，不许别人提起。如汉人邓渊，在拓跋珪时任著作郎，一直谨于朝事，未尝忤旨。和跋因罪被杀，其弟子奔长安投降后秦，有人说是邓渊从父弟邓晖送走的。由是拓跋珪疑渊知情，乃赐其死。拓跋珪处死邓渊，罪名显然非常勉强。邓渊的真正死因，恐怕是他撰了太祖纪以前的国史，对拓跋鲜卑落后习俗知道得太多的缘故。如果说这仅是一种推断，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崔浩之死中确切地发现这种因果关系。崔浩历仕魏初三朝，在政治军事方面均有功于朝廷，但在太武帝时，因书国事"备而不典"，使"北人咸悉忿毒"，也触怒了太武帝，从而遭受灭门之祸。崔浩写史"备而不典"，显然记录了拓跋鲜卑包括婚俗在内的种种落后的不光彩的事情。崔浩之狱后，汉人在这方面更加小心谨慎。魏文成帝拓跋浚曾说："今国家善恶，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此岂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论，至朕所不乐闻者，皆侃侃而说，无所避就。朕闻其过，而天下不知其谏，岂不忠乎"。可见，在拓跋统治者严密控制下，汉人或因彰其恶而被杀，或只能采取"正言面论"的方式，使鲜卑的落后不被天下所闻。所以，史籍中对于拓跋鲜卑同姓相婚记载很少的现象，正是由于这种控制造成的。而这种严密控制，又是胡汉间不同习俗冲突的结果。

尽管由于北魏统治者的严密控制，史籍中反映的拓跋鲜卑同姓相婚习俗的材料很少，我们仍可以通过一些事例看出胡、汉不同婚俗的矛盾。据《魏书·高允传》记载，魏文成帝时，高允曾因风俗仍旧，婚娶丧葬不依古式而对当权者进行劝谏。他说："前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及葬送之日歌谣、鼓舞、杀牲、烧葬，一切禁断。虽条旨久颁，而俗不变革。"高允不止一次地同文成帝谈婚丧习俗问题，"高宗从容听之。或有触迕，帝所不忍闻者，命左右扶出。"这段话很值得注意。高允在谈改变婚丧旧俗时，使文成帝无法再听下去的内容是什么呢？显然不是婚娶不得作乐之类的一般结婚礼仪。因为对此前朝都能"屡发明诏"，文成帝有什么听不下去的呢？我们认为使文成帝听不下去的内容，就是与汉族婚姻原则严重冲突的同姓婚之类的旧俗。只不过高允没有把它们立于石铭，显在衢路，而是采用"正言面论"的方式，所以尽管使文成帝难堪，但最多是被左右扶出，终不致杀身之祸。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绝少同拓跋鲜卑通婚，高门大族与拓　跋鲜卑通婚者，更是寥寥无几。只有到孝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上对拓跋鲜卑进行改造，并于太和七年取消了同姓通婚的旧俗后，胡、汉之间的婚媾才开始增多起来。这个事实说明拓跋鲜卑的同姓通婚是造成他们与汉族融合的文化习俗方面的障碍之一，也反映出魏孝文帝婚俗改革的重大意义。

2。孝文帝的婚俗改革孝文帝亲政后不久，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里只谈与文化习俗有关的婚俗改革。

魏孝文帝的文化习俗改革是从婚俗改革开始的。早在太和七年就发出禁止同姓相婚的诏书，而习俗改革的其他方面是迁都洛阳以后的事。孤立地看，似乎看不出习俗改革中这样安排先后顺序的必要性，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就可以看出首先改革婚俗的必要性和它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灭掉北方与其对峙的最后一个政权北凉，文成帝初期，北凉的残余势力也不复存在，这标志着北魏拓跋族已经完成了对北方的军事征服，其所面临的政治任务是巩固在北方的统治和向南发展。孝文帝太和以前，北魏统治者没能很好地解决如何巩固在北方统治的问题，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同拓跋统治者的矛盾一直存在，并发展得非常尖锐。孝文帝亲政后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为了巩固在北方的统治，他选择了全面改革，完成封建化，以消除拓跋族与汉族的民族差距。婚俗改革正是这种改革的一部分。如前所述，拓跋鲜卑婚俗中同姓相婚的习俗与汉族传统的同姓不婚的矛盾是直接的，不可调和的，所以拓跋鲜卑同姓婚必然首当其冲地成为文化习俗改革的对象。

孝文帝改革拓跋鲜卑同姓相婚的旧俗，使北魏胡、汉在婚俗方面的差距大大缩小，拓跋贵族与汉族高门建立了广泛的姻亲关系。《资治通鉴》载，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荣阳郑羲、太原王琼等人的女儿均被孝文帝纳入后宫。又据《北史》、《魏书》等史籍记载，李冲的女儿也被孝文帝纳为夫人，崔挺之女也成为孝文帝的贵嫔。不但如此，孝文帝还为其弟咸阳王禧娶了陇西李辅之女，广陵王羽娶了荥阳郑平成之女，颍川王雍娶了范阳卢神宝之女，始平王勰娶了陇西李冲之女，北海王详娶了荥阳郑懿之女。许多汉族士人也娶了拓跋贵族的女儿。南朝人刘昶，投降北魏后先后尚武邑公主、建兴长公主、平原长公主，其嫡子刘承绪尚高祖妹彭城长公主，刘辉尚兰陵长公主。萧宝夤归北魏后，尚南阳长公主，其长子萧烈尚建德公主，兄子萧赞尚寿阳长公主。北方范阳卢道裕曾尚献文帝女乐浪长公主，其弟卢道虔尚孝文帝女济南长公主，其从弟卢元聿尚孝文帝女义阳长公主。孝文帝禁同姓通婚后，不但胡、汉间广泛联姻，而且汉人对与拓跋贵族结亲的态度也有很大转变。孝文帝即位初，代北贵族平原王陆睿娶博陵崔鉴女，崔鉴还说："平原王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但后来范阳卢氏一门娶三个公主，"当世以为荣"。从不无遗憾到以为荣耀，应当说是孝文帝婚俗改革在汉族士人中产生影响的结果。拓跋贵族与汉族士人的广泛结亲，不仅加强了胡汉统治阶级的联合，巩固了其在北方的统治，而且对进入中原地区的拓跋鲜卑进一步封建化，也有积极的影响。

但是，由于文化习俗的稳定性和传统习惯的的巨大阻力，孝文帝所有改革中，文化习俗的改革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而在这个薄弱环节中，婚俗的改革则更显得不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改鲜卑复姓，在把宗族十姓改为汉姓的同时，还特别规定十姓"百世不通婚"。因为十姓的祖先，有八家是同姓兄弟，两家是同姓亲族。显然，这个规定在婚俗改革方面没什么新内容，仅仅是太和七年诏书精神的重复。历史车轮向前滚动了10多年，而在婚俗改革方面，还是10多年前提出的同姓不婚，对其他的旧婚俗没有多大触动。例如婚姻不计辈分之俗，在孝文帝改革前早已有之。据《魏书》记载，王丰是昭成皇帝的舅舅，其子王支与昭成皇帝为中表兄弟，但却娶了比他低一辈的昭成帝之女。太武帝的左昭仪是冯熙的姑姑，太武帝之子、景穆帝应为冯熙的同辈，但冯熙却娶了景穆帝的女儿。文明太后是冯熙的妹妹，与景穆帝同辈，却嫁给了景穆帝之子文成帝。冯熙之子冯诞是文成帝的外甥，与献文帝是中表兄弟，却娶了献文帝的女儿。李盖娶太武帝之妹，应和太武帝同辈，但李盖的孙女却嫁给太武帝的曾孙，二人也相差一辈。这种情况至孝文帝乃至以后仍无改变。孝文帝将女儿嫁给与自己同辈的乙瑗。孝文帝纳卢敏之女为嫔，卢敏的侄子卢元聿与孝文帝同辈，却娶了孝文帝的女儿。元琛为宣武帝从父，却娶了宣武帝的舅女。元叉长宣武帝两辈，却娶了宣武灵太后的妹妹。再如近亲婚习俗，在孝文帝婚俗改革前后也没有什么变化。昭成女辽西公主是什翼犍的孙女，贺野干是什翼犍的外孙，二人结婚，就是血统关系很近的表亲婚。道武帝拓跋珪娶自己的姨母为妻，血缘关系也是很近的。这种近亲婚在孝文帝及其以后仍然如此。冯穆是乐安长公主之子，孝文帝是冯穆的舅舅，但冯穆却娶了舅舅的女儿顺阳长公主。宣武帝是高飏的外孙，娶了高飏之孙女，这是姑之子娶舅之女。高飏的孙子高猛娶宣武帝之妹长乐公主，又是舅之子娶姑之女。李延寔为孝庄帝元舅，其子李彧娶庄帝姊丰亭公主，关系亦如高猛与长乐公主。

孝文帝在婚俗改革方面之所以进展不大，除了由于婚俗本身特点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汉族婚俗的影响。孝文帝婚俗改革的目的是缩小或消除与中原汉族在婚俗方面的差异，以获得汉族统治阶级的支持，因此这个改革不可能超出汉族本身发展所达到的现状。就汉族的婚姻状况来说，异辈婚和近亲婚也屡见不鲜，关于南朝的情况前已叙述，北朝也是如此。如李骞娶范阳卢文翼女，而李骞的从姐妹李叔胤女嫁给卢文翼的从孙卢元礼，二人相差一辈。七世李孝伯女聘给荥阳郑羲，而郑羲的从曾孙郑道邕却娶了九世李稚媛，二人也相差一辈。再如近亲婚，赵郡李顺，其妹嫁给崔浩之弟，崔浩弟之子又娶了李顺的女儿，这是姑子娶舅女。又如李孝伯纳清河崔赜女，范阳卢度世也娶崔赜女为妻，而李孝伯女又嫁给卢度世子卢渊，这是姨表兄弟姐妹互为婚姻。在门第婚一节中，我们曾讲过李叔胤之妻为保家族门第，将侄女纳为儿媳，在当时竟被视为义举，更可见汉族高门之间近亲婚不是个别现象。汉族的婚俗尚且如此，以汉族习俗为模式的北魏婚俗改革不可能搞得更深也就可以理解了。

由于进入中原的拓跋鲜卑进入封建化阶段的时间不是很长，其脱离氏族社会也只有几百年，因此在婚俗方面仍有许多旧　的落后的残余。对于这些残余仅仅用同姓不婚进行约束显然是不够的，而在孝文帝的婚俗改革中，除了同姓不婚我们没有看到还有其他规定。所以孝文帝以后，尤其是在北魏后期，拓跋鲜卑的落后婚俗，通过大量的两性间的逆缘关系表现出来。如清河王元怿，是孝文帝子，宣武帝元恪之弟，宣武帝死后，元怿便与宣武皇后奸通。元罗为元叉之弟，元叉死后，元罗与其妻奸通。元钦是元丽的从弟，奸淫了元丽之妻。广阳王元渊是太武帝的曾孙，城阳王元徽是太武帝的玄孙，论辈分，元渊为元徽的从父，却与徽妃于氏奸通。安定王元燮为景穆帝之孙，北海王元详，为景穆帝之曾孙，论辈分，元燮为元详从父，但作为侄子的元详，却蒸于元燮妃高氏。这些事例显然与拓跋鲜卑的落后婚俗有关。这种弟奸嫂、侄蒸婶的淫乱之风，已经到了冲击一般封建伦理纲常的地步，也使北魏后期社会风气十分败坏，统治阶级更加腐朽。《魏书·郑羲传》对此评论道："自灵太后预政，淫风稍行，及元叉擅权，公为奸秽。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治，婚宦无贬于世，有识咸以叹息矣。"这种情况表明，进一步加深婚俗改革，对落后的旧俗给予更多的限制是十分必要的，势在必行的。

3。西魏、北周的婚俗改革北魏末年，国内发生了各族人民联合大起义。经过起义打击的北魏政权，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部称东魏，后被北齐所代，由北魏时六镇怀朔地区鲜卑和鲜卑化的汉族豪强集团所控制；西部称西魏，后被北周所代，由北魏时六镇武川地区鲜卑和鲜卑化的汉族豪强集团所掌握。两个政权虽然都由六镇鲜卑和鲜卑化的汉人所建，但对鲜卑传统的落后的婚俗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东魏北齐的统治者保留了代北鲜卑的落后旧俗，并继承了北魏末期的淫乱之风；西魏北周继承并深化了魏孝文帝对鲜卑落后婚俗的改革。西魏初期国力远不如东魏强大，宇文泰集团不仅军事上弱于高欢集团，而且经济上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西魏所处的关陇地区也远不如关东富庶。齐文襄帝高澄在劝西魏将领裴宽投降时曾说"关中贫狭，何时可依"，正说明这种地区悬殊。宇文泰集团处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为了与东魏和南朝成鼎足之势，便依靠汉族著姓，"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这次改革的特点之一，就是非常重视教化的作用。关中武功大族苏绰制定的"六条诏书"，被宇文泰作为改革的纲领，令百官习诵，不通此六条者不得为官。"六条诏书"中的第二条就是"敦教化"。诏书说："夫化者，贵能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中迁于善，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潜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化也。然后教之以孝悌，使民慈爱；教之以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慈爱则不遗其亲，和睦则无怒于人，敬让则不竞于物。三者具备，则王道成矣。此之谓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风易俗，还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谓要道也。"把敦教化看成是正风俗，治天下的要道，并主张对"深奸巨滑，伤化败俗，悖乱人伦，不忠不孝，故为背道者"，用重刑杀一儆百，以清王化，足见这次改革对敦教化和正风俗的重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作为文化习俗改革一个方面的婚俗改革，也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西魏、北周的婚俗改革大体上有三个内容。第一、继承和坚持了魏孝文帝改革时的同姓不婚的原则。如叱罗协，西魏初被宇文泰赐姓宇文氏，北周时受到宇文护的重视。叱罗协想借此同北周帝室联姻，乃求恢复旧姓叱罗氏。叱罗协本非宇文氏同族，但因赐姓与宇文氏同姓，在没改姓之前都不能和帝室联姻，可见北周对同姓结婚禁止之严格。北周武帝初，长孙绍远为河州刺史时，"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婚姻，因以成俗。绍远导之以礼，大革弊风。"政府派出的地方官员，能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同姓相婚习俗导之以礼，进行改造，也说明了北周坚持了魏孝文帝婚俗改革的措施。第二，禁止表亲婚。西魏大统九年（公元543年）正月，诏"禁中外及从母兄弟姊妹为婚。"中外即中表，指姑之子女与舅之子女；从母即姨母。按照这个规定，姑之子娶舅女，舅之子娶姑女和同姓姐妹后代的婚姻，都在被禁止之列。同姓不婚是对同胞兄弟姐妹或从兄弟姐妹之间的族内婚的禁止；中外及从母兄弟姊妹不婚是对姑舅亲、姨表亲等近血缘婚姻的禁止，这就扩大了兄妹不准通婚的范围，使孝文帝的婚俗改革更加深入了。第三，禁止逆缘婚。逆缘婚表现为弟妻嫂、子蒸母等关系，虽然不都属于近血缘，但却严重冲击了汉族传统的孝悌道德观念。北周武帝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六月下诏："同婚百世，婚姻不通，盖为重别，周道然也。而娶妻买妾，有纳母氏之族，虽曰异宗，犹为混杂。自今以后，悉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妻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可能由于此令限制过严，难以实行，北周宣帝即位后又改为"母族绝服外者，听婚"。表面上看，这条规定包括姑之子不准娶舅之女，似乎是大统九年诏书的重复。但仔细推敲，此规定比大统九年诏书有着更多的内容。与母同姓便不能娶，其中自然包括不许子蒸母、外甥娶姨等逆缘的性关系和婚姻。联系到六条诏书中主张对伤化败俗、悖乱人伦的行为用重刑严禁，可以看出来此规定有着禁止逆缘婚及性行为的意义。特别应当注意到，北周武帝建德六年六月，正值攻破北齐国都邺城，灭掉北齐不久，此时发布这样的诏书，有着改造整个鲜卑婚姻习俗的意义。

从西魏、北周婚俗改革的内容看，它是北魏孝文帝婚俗改革的继续。但由于它增加了更多的限制北朝鲜卑婚姻旧俗的内容，因此便把魏孝文帝的婚俗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西魏、北周的婚俗改革有着更加深刻的意义，其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魏、北周的婚俗改革，在民族习俗方面，泯没了鲜卑、汉族之间的界线，使其政权获得了汉族关陇大族以及其他著姓的支持。在西魏、北周政权内，关陇大族河东裴氏、柳氏、薛氏、弘农杨氏、京兆韦氏、武功苏氏、上谷侯氏、陇西李氏以及关东大族荥阳郑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等许多人，都为西魏、北周政权建立了文治武功。西魏、北周政权内，鲜卑与汉族统治阶级结合的紧密程度，是东魏、北齐政权不能望其项背的。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是西魏、北周多方面改革的结果，而婚俗改革作为这种改革的一部分，其端正社会风气，促进胡、汉结合的作用不可低估。这种作用我们或许能从与其对立的政权东魏、北齐的情形中看得更加清楚。如前所述，东魏、北齐不但保留了代北鲜卑落后婚俗，而且承袭了北魏末期的淫乱之风。《北齐书》记载，高澄"肆行淫暴。。征集淫妪，分从官，朝夕临视，以为娱乐。"北齐勋贵段韶，"僻于好色"，其弟段孝言，也"尤好女色。。与诸淫妇密游，为其夫觉，复恃官势，考掠而殒。"段韶一门被称为闺门雍肃，"齐世勋贵之家罕有及者"，尚且如此淫乱，别的不及段氏的勋贵更可想而知。这种淫乱之风，与汉族习俗有一定差距，而这种差距又经常造成北齐政权内胡、汉之间的隔阂与磨擦。如清河崔■，一向蔑视出身六镇鲜卑的高氏，称高澄为"黄颔小儿"。娄太后为博陵王纳崔■妹为妃，婚夕，高洋举酒相祝说："新妇宜男，孝顺富贵"。崔■当即回答："孝顺出自臣门，富贵恩由陛下。"讽刺高氏家族只有富贵，没有孝顺。又如渤海封子绣，武定中任渤海太守。鲜卑人娄定远有一次至子绣处，与其一家晏饮。席间对子绣妻女用言语调戏，触怒封子绣。他召集兵数千，要对娄定远进行讨伐，直到娄定远免冠赔罪，方才作罢。这些事实说明，北齐胡、汉习俗方面的不同，是造成胡、汉矛盾的原因之一，而北齐不能解决其政权内部的胡汉矛盾，是它最终亡于北周的重要原因。这从反面说明西魏、北周婚俗改革的重要意义。

第二，西魏、北周的婚俗改革，是整个北朝鲜卑婚俗的第二次改革。东魏、北齐的淫乱之风，比北魏末年有过之而无不及。高澄在位时，就与其弟高洋之妇奸通。高洋上台后，说："吾兄昔奸我妇，我今须报"。于是将其嫂奸淫，"高氏女妇无亲疏，皆使左右乱交之于前"。高湛当了皇帝后，逼其兄高洋之妇李氏与其奸通，并威胁说："若不许，我当杀尔儿。"李氏只得从之。除了弟淫嫂之外，还有许多子蒸母之事。高澄乘其父高欢外出之机，蒸于高欢结发之妇郑大车。事发后高澄被幽禁。司马子如为高澄讲情，说："消难亦奸子如妾，如此事，正可覆盖。"消难指司马子如之子司马消难。儿子奸淫母妾，为父的还要为其掩盖，可见北齐鲜卑中对此类事是不大深究的。经过司马子如一番周旋，高欢父子乃复如当初。高欢死后，高澄又蒸高欢妻蠕蠕公主，并生了一个女儿。高洋即位后，又想占有高欢别室尔朱氏，因不见从，遂害之。北周灭北齐当年，就发出了"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妻妾"的严厉命令。娶母同姓尚且不许，娶母更属违犯禁令。可见这道诏书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北齐蒸母旧俗的。由于北周是北方的统一者，所以，西魏、北周的婚俗改革就有了改造整个北朝鲜卑旧俗的意义。正是这个原故，我们把西魏、北周的婚俗改革看作是继北魏孝文帝之后的第二次婚俗改革。

第三，西魏、北周的婚俗改革，是对汉族长期有争论的"外内是否可婚"的问题的总结。同姓不婚，是汉族婚俗中早已确定了的原则。但"外内"即中表之间是否可以通婚呢？对此汉族长期以来一直各执己见。《太平御览》引魏袁准《正论》中记载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或曰："同姓不娶，何也？"曰："远别也。"曰："今之人，外内相婚，礼与？"曰："中外之亲，近于同姓。同姓且尤不可，而况中外之亲乎！古人以为无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固谓之可婚，不知礼者也"。"袁准是不赞成中外之婚的，但我们从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有人认为古人没说中外不可婚，因此坚持中外之婚不为非礼。这个分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直到西魏以前都无定论。尽管有人反对中外结婚，但在汉族尤其是高门士族中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在北朝鲜卑中也普遍存在。西魏、北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令的形式提出禁止中外及从母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从而使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得到总结。这条规定的提出，是中国婚姻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但具有改造鲜卑旧俗，总结汉族关于中外婚长期争论的意义，而且对于提高古代人口的素质也有积极影响。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西魏、北周的婚俗改革使所有婚姻旧俗彻底绝迹，我们注意到，兄死妻嫂、父死蒸母等丑恶现象在以后的历史中也时时出现，近亲婚也没有灭绝。但这些现象，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养等因素有关，不能因此而否定西魏、北周婚俗改革的意义。

婚俗是文化习俗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它与许多社会现象都有密切的联系。从民族融合角度看，北朝鲜卑的两次婚俗改革，使它登上了与汉族同等文明的台阶，在文化心理方面与汉族有了更多的共同之处，从而使两个民族融合的程度更加深了。

五、丧葬习俗（一）丧葬礼仪丧礼为古代凶礼的一部分。中国很早就形成一套繁琐的丧葬礼仪，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都有专门部分记载。这种礼仪程序复杂，名目繁多，概括起来可分为殡殓死者、举办丧事、居丧守孝三个部分。

殡殓死者之礼。人在弥留之际，居于正寝之室，家属守在床边，将轻柔的丝棉放在垂死者的口鼻之上，以验是否还有呼吸，即所谓"属纩以俟绝气"。人死后，家属拿着死者的衣服，反复呼死者的名字，希望把死者的灵魂从幽冥之界唤回来，以使死者复生。这种招魂仪式被称作"复"。死者复生无望，家属便用一种名为角柶的东西插入死者口中，以便饭含之用。再用燕几固定死者双足，以便穿鞋。再用殓衾覆盖尸体。在堂前用竹竿挑起明旌，上书"某某之柩"，称为铭旌。为死者沐浴、栉发、剪指甲。取出角柶，将珠、玉等物放入死者口中，称为"饭含"。为死者穿新衣，称作"袭"。

治丧之礼。人死后，派人向与死者有关系的人报丧，称"命赴"。接待前来吊唁的宾客、亲属。为死者穿着寿衣，在堂中停尸数日，称为"小殓"。小殓期间，亲友前来致襚、致奠，主人拜送答谢。小殓毕，举行入棺仪式，将尸体移入棺中，称为"大殓"。大殓后并不立即入葬，要根据死者的身份、占卜入葬的日期等决定停殡待葬时间的长短。停殡待葬期间，死者家属按血缘关系的远近，分别穿着不同等级的丧服，称为成服。成服至下葬期间，每天一早一晚要在殡所哭奠，称为朝夕哭、朝夕奠。在下葬前两天的晚上，进行一次哭奠，称为既夕哭。下葬前一天，用灵车把灵柩先迁入祖庙，称为迁柩。下葬之日，灵车载柩，前往墓地。亲友送布帛钱物助葬，称致赗赙。将棺木安置在挖好的圹坑中，称为"窆"。葬毕，死者亲属回到殡所，升堂而哭，称为"反哭"。反哭后进行虞祭。唐贾公彦在《仪礼·既夕礼》对虞祭解释说："云虞，安也者。主人孝子，葬之时，送形而往，迎魂而返，恐魂神不安，故设三虞以安之。"可见虞祭是安死者魂魄之仪。虞祭完后还有"卒哭"，即死者一切安排已毕，治丧期间的哭号无时也可停止了。从此进入了守孝阶段。

居丧守孝之礼。此礼比较复杂，一般地说，居丧守孝的时间长短，居丧期间饮食起居的要求，都根据与死者亲戚关系的远近而有区别。这就是"五服"制度，现分别介绍如下：斩衰。斩衰之意，即为不缝边的粗麻丧服，这是最重的丧服，通常是子女为父，妻为夫，嗣子为嗣父，承重孙为祖父所穿。若已出嫁，但因故复从父居之女也穿此服。可见这是最近的亲属关系的丧服。斩哀的丧期为3年，但并非3　周年，只要经过两个周年外加第三个周年的头一个月即可。开始服丧，称成服、持服；服丧期满叫除服、释服。《礼记·间传》说："斩衰三日不食。"既殡，可以食粥，朝暮各一溢（约1／24　升）米。百日卒哭后，可以"疏食水饮"。1年小祥以后，可以"食菜果"。2年大祥以后，可以用酱醋调味。丧服期满，才可恢复正常饮食。在居处方面，在死者未葬以前，孝子要居于临时搭建的简陋棚屋内，铺草枕土。即葬以后，棚屋内壁可涂泥挡风。卒哭以后，可对棚屋稍加整理。小祥时，可将棚屋拆除改建，用白灰涂墙，并铺用普通寝席。大祥时，复居正寝，但不可用床。服丧完毕，才可恢复正常居处。

齐衰。齐衰之意，为衣边缝缉得较为齐整的粗麻布丧服。这是仅次于斩衰的丧服。按服期长短划分，齐衰又可分为3　等，即3年、1年、3　个月。在父已亡故的情况下，子女及嫁后复归之女为亡母服丧为齐衰3年。在父还在世时，子女及已嫁复归之女、夫为妻齐衰1年。同时，为祖父母、叔伯父母、兄弟、未嫁之姐妹、长子以外的众子及兄弟之子，都服齐衰1年，但与前者有用杖和不用杖之别，所以又可分为齐衰杖期和齐衰不杖期。齐衰3　个月是指为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及一般宗族成员为宗子的服丧期。在饮食方面，服齐衰3年者初丧2日不食，齐衰1年者初丧三餐不食。在居处方面，齐衰3年与斩衰者同，其余一律可居白灰涂墙之屋。齐衰3月者在饮食居处方面与1年者同，但3　个月之后便可一切恢复正常。

大功。次于齐衰之丧服，服装用比粗麻布精细的熟麻布制成。大功的服期为9　个月。男子为出嫁的姊妹、姑母、堂兄弟和未嫁的堂姊妹，都服大功之服。此外，已嫁之女为兄弟及子侄，已嫁、未嫁之女为伯叔父母、姑母、姊妹，妻为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等也服大功之服。

小功。次于大功之丧服，服饰比大功之服更细。服期为5　个月。男子为从祖父母（伯祖父、叔祖父、伯祖母、叔祖母），堂伯叔父母、从祖兄弟、外祖父母、从母等都服小功之服。此外女子为娣姒（妯娌）、夫之姑母、夫之姊妹，也服小功之服。

缌麻。为五服之中最轻一等，服饰亦比小功更精细。服期为3　个月。男子为族曾祖父母（祖父的伯叔父母）、族祖父母（祖父的堂兄弟及其配偶）、族父母（祖父的堂兄弟之子及其配偶）、族兄弟（祖父的堂兄弟之孙），外甥、外孙、女婿、表兄弟、舅父、岳父母等都服缌麻。此外，妻为夫之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从祖父母等，也都服缌麻之服。

以上我们简要叙述了先秦时的丧葬礼仪。之所以如此，是为了使其作为参照，以更清楚地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葬礼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葬之礼，基本上依古礼而行，在殡殓、治丧、守孝等方面都有记载。

三国曹魏文帝曾作终制说："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塗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三国志·魏书·郭后传》注引《汉晋春秋》记载，魏明帝母甄太后，被郭太后陷害，死后殡葬，乃令其披发覆面，以糖塞口。甄氏之殡，带有惩罚性质，由此可知一般的殡殓为梳头沐浴，口填饭含。《晋书·王祥传》载，王祥病重，著遗令训子孙说："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玦、绶笥皆勿以殓。"王祥此训，是反厚葬而行薄葬，通过此训，也可见当时一般人沐浴、缠尸、更衣、佩玉之俗。《南齐书·张融传》记载，建武四年（公元497年），张融病卒"遗令建白旌无旒，不设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复魂"。张融精通释道，善谈玄理，其"玄义无师法，而神解过人，白黑谈论，鲜能抗拒"。遗命捉麈尾复魂，固显其特色，也反映了至南朝齐时，人们殡殓时仍循复魂之礼。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治丧的记载比较多。《三国志·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载，沐并嘉平年中病危，遗命"止妇女之送，禁吊祭之宾，无设抟治粟米之奠"。沐并遗嘱亦属薄葬特例，可见一般人的吊祭之礼。《晋书·阮藉传》记载：阮籍母死，裴楷前往吊唁。阮籍披头散发，箕踞而坐，醉而视之。裴楷吊祭如礼，事毕便去。有人问裴楷："凡吊唁，丧主哭，客乃为礼。阮籍既然不哭，你为什么还哭？"裴楷说："阮籍为方外之人，故不崇尚礼典。我乃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阮籍放达不羁，视礼法为蔑如，但其母死，也免不了吊祭之礼，尽管其行礼违反一般吊礼之常规。同书《顾荣传》又载，顾荣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于灵座。吴郡张翰哭之悲痛，哭完上床鼓琴数曲，抚琴而叹说："顾荣还能欣赏此曲吗？"接着又痛哭一场，不吊丧主而去。这个事例与阮籍之事正好相反，前者是吊者守礼，丧主非礼，后者是丧主守礼而吊者非礼。但不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出，吊祭之礼在治丧中是重要内容之一。《晋书·王祥传》载，王祥遗训中有"家人大小不须送葬，大小祥乃设特牲"之语。《魏书·文成五王传》载，元谐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亡，孝文帝欲再临致哀。他以此征询大臣意见说："再临者，欲于大殓之日，亲临尽哀，成服之后，缌衰而吊。即殡之缌麻，理在无疑，大殓之临，当否如何？"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治丧仍循小殓大殓、小祥大祥之礼。魏晋南北朝时期，殡葬之礼十分隆重。《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皇甫谧《逸士传》载，袁绍丧母，归葬汝南，会葬者3　万人。《晋书·左贵嫔传》载左贵嫔《悼武元杨皇后诔》说："仲秋之晨，启明始出。星陈夙驾，灵舆结驷。其舆伊何？金根玉箱。其驷伊何？二骆双黄。习习容车，朱服凡章。隐隐轜轩，弁绖繐裳。华毂曜野，素盖被原。方相仡仡，旌旐翻翻。輓童引歌，白骥鸣辕。观者夹塗，士女涕涟。千乘万骑，迄彼峻山。峻山峨峨，曾阜重阿。。诸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送尘轨，号咷衢路。王侯卿士，云会星布。群官庶僚，缟盖无数。咨嗟通夜，东方云■。百祗奉迎，我后交厝。中外俱临，同哀并慕"。以上所引，是左贵嫔写的长诔中有关杨皇后殡葬部分，通过此描写，可以看出帝后出殡时的隆重。北朝的殡葬之礼也很隆重。《魏书·恩倖传》载，王愷死，其殡葬时，"假亲姻义旧，衰绖缟冠送丧者千余人"。另一个宠臣赵脩的父亲葬时，"百僚自王公以下无不吊祭，酒犊祭奠之具，填塞门街。于京师为制碑铭，石兽、石柱皆发民车牛，传致本县。财用之费，悉自公家。凶吉车乘将百两，道路供给，亦皆出官。"

丧礼中的殡殓，是对亡者的处置。治丧，既有对死者的处置，又有对生者的要求。而守孝，是纯粹是对生者的要求，它直接影响着居丧者的社会声誉，因此特别被人们所重视。《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载，袁绍生而父亡，其长大后又遭母丧，他为母亲守孝3年后，"又追行父服，凡在家庐六年"。两晋时期，统治者特别提倡孝道，号称以孝治天下。在统治者的倡导下，社会上居丧守孝之礼不但被人们所遵奉，而且被一些人发展到了极端。《晋书》载，武帝时，山涛遭母丧，回归乡里。当时他已年过60岁，"居丧过礼，负土成坟，手植松柏"。王戎遭母丧去职。他性至孝，但不拘礼制。居丧期间饮酒食肉，或者观人弈棋，然而对丧母却动以真情，由于过度悲伤而容貌毁悴，杖然后起。当时另一个叫和峤的人也居父丧，他以礼法自持，量米而食，但哀毁却不如王戎。晋武帝对刘毅说："和峤居丧，毁顿过礼，真叫人担心。"刘毅答："和峤居丧虽寝苫食粥，乃生孝耳。至于王戎，所谓死孝，陛下当先忧之。"西晋时，王接母亡，王接"柴毁骨立，居墓次积年"。王湛父死，他守孝期间一直居于墓侧。孝服期满后，仍阖门守静，不交当世。东阳人许孜，父母死后，他悲伤欲绝，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柱杖才能起来。双亲葬后，他亲自背土堆坟，不受乡人之助。有的人哀怜他体弱，坚持要帮他，他辞不过，便白天接受帮助，晚上又把别人帮的部分除走。墓修成后，许孜又在墓边守孝20多年。王延9　岁丧母，"泣血三年，几至灭性。每至忌日，则悲啼至旬"。桑虞14　岁时丧父，他毁瘠过礼，每天只用100　粒米掺藜藿而食。其姐劝说："汝毁瘠如此，必至灭性。灭性不孝，宜自抑割。"桑虞答："藜藿杂米，足以胜哀。"邓攸7　岁丧父，接着母及祖母相继去世。邓攸为之守孝9年，以孝致称。南朝刘宋张敷，其父在吴兴亡。张敷成服10　多天才喝点水浆。其父葬毕，张敷仍不吃盐菜，遂毁瘠成疾。伯父张茂度多次力图劝止之，但张敷却更加哀痛，绝而复续。历阳人刘瑜，52　岁时丧母，3年不食盐酪，号泣昼夜不绝声。勤身运力，以营丧事，丧服除后，20余年布衣疏食，言母辄流涕。常居墓侧，未尝离开。郭世道子郭原平，其父死。终丧以后，自建两间小屋以为祠堂。每至节岁，辄哀思，绝饮粥。父亲丧服除后，不再吃鱼肉，长达30多年。《梁书·昭明太子传》载，昭明太子母丁贵嫔死，太子步从丧还宫，至殡，水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其父梁武帝对他说："毁不灭性，这是圣人所制。《礼》认为，不胜丧同于不孝。有我在，你怎能如此自毁！要多吃些饮食。"太子听后，才进粥数合。至其母下葬之日，共吃麦粥1　升。梁武帝又对他说："我听说你因为吃得过少，身体更加虚弱。我现在没有别的不舒服，但为你如此自毁，我胸中已堵塞成疾。你应当努力增加饮食，不要让我为你担心。"但昭明太子仍日只进粥一溢，不尝菜果之味。同书《夏侯详传》亦载，夏侯详16　岁时丧父，他居父丧哀毁，于墓旁棚舍中守孝3年。北朝也讲居丧守孝之礼。《魏书·阳尼附阳固传》载，阳固丁母忧，"号慕毁病，杖而能起。练禫之后，犹酒肉不进"。《北齐书·樊逊传》载，樊逊父樊衡，性至孝。其父丧，樊衡"负土成坟，植柏方数十亩，朝夕号慕"。同书《杜弼传》载："弼父在乡，为贼所害，弼行丧六年。"总的看，北朝的居丧守孝之礼，不像两晋南朝那样讲究毁瘠过礼，几至灭性，即使有这样的事例也不如南朝普遍。《周书·武帝纪》载天和元年（公元566年）八月己未诏说："诸有三年之丧，或负土成坟，或寝苫骨立，一志一行，可称扬者，仰本部官司，随事言上。当加吊勉，以厉薄俗"。这个诏书，反映了北朝起码是北朝的部分地区与南朝的差异。以上我们叙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葬礼仪。拿这个时期的礼仪同古礼比较，我们说这个时期基本上依古礼而行。"基本上"这个定语有两个含义，第一，它不是时时都符合古礼。有时甚至有悖礼现象。如《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记载，夏侯惇死，曹丕素服至邺东城门发哀。对此孙盛评论说："在《礼》，天子哭同姓于宗庙门之外。哭于城门，失其所也"。魏文帝死，其太子曹叡准备送葬，曹真、陈群、王朗等人因为天气暑热，固谏，曹叡乃止。对此，孙盛又评论说："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极痛也，人伦之道，于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夫以义感之情，犹尽临隧之哀，况乎天性发中，敦礼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华元厚葬，君子以为弃君于恶，群等之谏，弃孰甚焉！"又如《梁书·徐勉传》载，当时民间办丧事，多不遵礼，朝终夕殡，相尚以速。徐勉上疏说："《礼记·问丧》云："三日而后殓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顷以来，不遵斯制。送终之礼，殡以期日，润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椁，以速为荣。亲戚徒隶，各念休反。故属纩才毕，灰钉已具，忘孤鼠之顾步，愧燕雀之徊翔。伤情灭理，莫此为大。且人子承衾之时，志懑心绝，丧事所资，悉关他手，爱憎深浅，事实难原，如觇视或爽，存没违滥，使万有其一，怨酷已多，岂若缓其告殓之晨，申其望生之冀。请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殓。如有不奉，加以纠绳"。以上数例，可见三国、南朝时，都有不依古礼之事发生。第二，并非事事皆依古礼。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葬之礼，也大体上可以分成殡殓、治丧、守孝三个阶段，就这点说，与古礼是相同的，而且这个时期的丧礼，多数为对古礼的继承。但仔细观察比较，就可发现魏晋南北朝丧礼的三个阶段与古礼在细节上有很多不同。如殡殓之礼，"复"为持衣呼名，但南齐张融却登屋挥麈。这虽然是个特例，不能说南齐的"复"全是如此，但这件事表明，南齐时的"复"，可根据死者生前的宗教信仰、爱好等采取不同的方式。又如左贵嫔《悼武元杨皇后诔》中所描写的皇后殡葬的盛大场面，也是先秦时期不能比拟的。

（二）薄葬与厚葬秦汉盛行厚葬，接续其后的魏晋南北朝，兴起一股薄葬之风，较之前代，确为令人瞩目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薄葬之风的先导者，当首推曹魏的曹操。早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就"令民不得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为禁厚葬，他自己率先身体力行。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曹操为自己选定葬所，并下令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晋书·礼志》载："魏武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魏文帝曹丕也效法其父，倡薄葬之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他作终制说："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塗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他在终制中最后说："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在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丕死，"葬首阳陵，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曹操曹丕的率行薄葬，对皇族的丧葬具有很大约束作用。曹丕的弟弟曹植死前，遗令薄葬。另一个弟弟中山恭王曹衮于魏明帝青龙三年（公元235年）死，临死时敕令官属说："吾寡德忝宠，大命将尽。吾既好俭，而圣朝著终诰之制，为天下法。吾气绝之日，自殡及葬，务奉诏书。"曹丕妻郭后的外甥孟武欲厚葬其母，郭后知道，便制止说："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首阳陵可以为法。"青龙三年，郭后亡于许昌，也以曹丕终制营陵薄葬。不但皇族中有人主张薄葬，朝廷官员中薄葬之人也不少。据《三国志·魏书》记载，司马朗死前，"遣命布衣幅巾，殓以时服。"贾逵病危，对左右说："丧事一不得有所修作。"徐晃病笃，"遗令薄葬"。徐宣死，"遣令布衣疏巾，殓以时服"。沐并60　岁时便预作终制，戒其子以俭葬。"临困，又敕豫掘埳。戒气绝，令二人举尸即埳，绝哭泣之声，止妇女之送，禁吊祭之宾，无设搏治粟米之奠。又戒后亡者不得入藏，不得树封。妻子皆遵之"。裴潜正始五年（公元244年）死，"遗令俭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数枚，其余一无所设。"韩暨临终遗言说："夫俗奢者，示之以俭，俭则节之以礼。历见前代送终过制，失之甚矣。若尔曹敬听吾言，殓以时服，葬以土藏，穿毕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王观死于家，"遗令藏足容棺，不设明器，不封不树"。高堂隆死，"遗令薄葬，殓以时服"。以上事例，可见曹魏时薄葬之风。蜀汉丞相诸葛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孙吴张昭，81　岁时亡，"遗令幅巾素棺，殓以时服"。诸葛谨年68岁亡，"遗命令素棺殓以时服，事从省约"。

两晋十六国时，有关薄葬的记载也不乏其例。西晋武帝的祖父晋宣帝司马懿，受曹魏薄葬风气的影响，早在曹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就"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殓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其子司马师"丧事制度又依晋宣帝故事"。《晋书·刑法志》载，晋惠帝时，尚书裴頠曾概括西晋帝室陵制说："大晋垂制，深惟经远，山陵不封，园邑不饰，墓而不坟，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陈草，使齐乎中原矣"。可见西晋帝室之陵，多从司马懿不坟不树的终制。帝室以外，一些官僚、名士、儒者也主张薄葬。老臣王祥，病重时就著遗令训戒子孙，主张薄葬，其遗令内容前已介绍。石苞死前预作《终制》说："自今死亡者，皆殓以时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饭含，为愚俗所为。又不得设床帐明器也。定窆之后，复土满坎，一不得起坟种树"。杜预曾因公事经过密县邢山，见山上有墓，听说是郑国大夫祭仲之墓，便前去祭而观看。他见此墓朝新郑城，示墓主死不忘本。其墓隧道前面空着，不填实，以示墓中不藏珍宝。其墓多用山中自然之石营造，以示墓主不用工巧之劳。杜预见此感慨颇深，认为这种葬法，可使"君子尚其有情，小人无利可动。历千载无毁，俭之致也"。他立下遗令说，死时"皆用洛水圆石，开隧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名士皇甫谧写《笃终》，表明自己对殡葬的态度。他说："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槨，不加缠殓，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捔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即时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籧篨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不见可欲，则奸不生心，终始无怵惕，千载不虑患"。儒士徐苗，永宁二年（公元302年）亡，"遗命濯巾澣衣，榆棺杂砖，露车载尸，苇席瓦器而已"。东晋初，由于政权初建，皇室中行薄葬之事较多。《晋书·礼志》载："江左初，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同书《明帝纪》载，司马绍遗命薄葬，"一遵先度，务从简约，劳众崇饰，皆勿为也"。成帝杜皇后死，成帝下诏说："吉凶典仪，诚宜备设，然丰约之度，亦当随时，况重壤之下，而崇饰无用邪！今山陵之事，一从节俭，陵中唯洁扫而已，不得施塗车刍灵。"东晋官僚中亦有主张薄葬者，庾冰临死时，对其长史说："吾将逝矣，恨报国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殓以时服，无以官物也。"十六国时，后赵主石勒病重，遗令说："三日而葬，内外百僚，既葬除服，无禁婚娶、祭祀、饮酒、食肉，征镇牧守不得辄离所司以奔丧，殓以时服，载以常车，无藏金宝，无内器玩。"这在十六国诸君主中，可算殡葬中的开明之举。

南北朝时，尽管魏晋时期的薄葬之风至此时已减弱许多，但主张薄葬并身体力行者也不乏其人。刘宋时，张邵临终，"遗命祭以菜果，苇席为轜车"。王微临终时，"遗令薄葬，不设轜旐鼓挽之属，施五尺床，为灵二宿便毁。"南齐时，江敩44　岁时卒，"遗令俭约葬，不受赙赗"。崔慰祖临卒，令"以棺亲土，不须砖，勿设灵座"。刘善明49　岁时亡，"遗命薄葬"。萧梁时，孔休源64　岁时卒，"遗令薄葬，节朔荐蔬菲而已"。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刘。。卒于族兄刘。。家中，临终时，他拉着刘。。的手说："气绝便殓，殓毕即埋，灵筵一不须立，勿设飨祀，无求继嗣"。刘。。从其言而行。刘。。在身后葬事问题上也主张简单从事。在其族弟刘。。死　之年，刘。。作《革终论》，其中关于自己身后殡葬部分说："气绝不须复魄，盥洗而敛。以一千钱市治棺、单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余阁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谓惑矣。余以孔、释为师，差无此惑。殓讫，载以露车，归于旧山，随得一地，地足为坎，坎足容棺，不须砖甓，不劳封树，勿设祭飨，勿置几筵，无用茅君之虚座，伯夷之杅水。"顾宪之于天监八年（公元509年）卒于家，临终为制也说："庄周、澹台，达生者也；王孙、士安，矫俗者也。吾进不及达，退无所矫。常谓中都之制，允理惬情。衣周于身，示不违礼；棺周于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无所须。载以輴车，覆以粗布，为使人勿恶也。"南朝陈时，周弘正弟周弘直，临终前遗疏敕其家人说："气绝已后，便买市中见材，材必须小形者，使易提挚。殓以时服，古人通制。但下见先人，必须备礼，可著单衣裙衫故履。既应侍养，宜备纷帨，或逢善友，又须香烟，棺内唯安白布手巾，粗香炉而已，其外一无所用。"姚察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终于东都，遗命薄葬，务从率俭。其遗令说："吾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吾意殓以法服，并宜用布，土周于身。又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尔，须松板薄棺，才可周身，土周于棺而已。葬日，止粗车，即送厝旧茔北"。姚察虽卒于隋，但其一生多生活在陈，并且他遗令中说"吾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可见其薄葬的主张不能作为隋代薄葬的例证。北魏崔宽，卒于魏孝文帝延兴二年（公元472年），"遗命薄葬，敛以时服"。阳固居官廉洁，死时家徒四壁。他在世时作《终制》一篇，要求葬事务从俭约。临终时再一次敕诸子一遵先制。魏子建病重时对二子说："死生大分，含气所同，世有厚葬，吾生平不取，籧篨裸身，又非吾意。气绝之后，敛以时服"。北齐薛琡，"临终，敕其子殓以时服，踰月便葬，不听干求赠官。自制丧车，不加彫饰，但用麻为流苏，绳用网络而已。明器等物并不令置。"北周武成二年（公元560年），明帝宇文毓病危，下诏说："朕禀生俭素，非能力行菲薄，每寝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器用，皆无雕刻。身终之日，岂容违弃此好。丧事所须，务从俭约，殓以时服，勿使有金玉之饰。若以礼不可阙，皆令用瓦。小殓讫，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权辟衰麻，且以素服从事。葬日，选择不毛之地，因地势为坟，勿封勿树。"周武帝宇文邕临故遗诏说："朕平生居处，每存菲薄，非直以训子孙，亦乃本心所好。丧事资用，须使俭而合礼，墓而不坟，自古通典。"韦胐年老时，预戒其子说："吾死之日，可殓旧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车载柩，坟高四尺，圹深一丈，其余繁杂，悉无用也。"薛端卒前，"遗诫薄葬，府州赠遗，勿有所受。"李彦临终遗诫其子说："可敛以时服，葬于。。塉之地，勿用明器，刍塗及仪卫等。"

以上我们列举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薄葬现象。总览上述现象，可以归纳为几点。第一，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力倡薄葬，曹操、曹丕身体力行，对整个社会风气产生积极影响和有力的约束。但这种影响仅限于曹魏统治下的北方地区。第二，西晋时，继承了曹魏薄葬的传统，司马懿为曹魏重臣，其薄葬终制显然与曹魏风气影响有关。而司马懿的终制，一直影响到东晋前期。第三，十六国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因其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在丧葬问题上态度各异，实行薄葬者为数不多，石勒为薄葬的典型例证。第四，南朝各政权中，皇族行薄葬者寥寥，而身体力行者只限于个别士族、逸士、儒者。士族重家法，其遗训只能对自己子孙产生影响，而逸士、儒者的薄葬行为影响更有限。因此，就整个风气而言，南朝的薄葬之风比魏晋时期呈减弱之势。第五，北朝的皇帝中，实行薄葬者，北周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最为典型。但其意义已与魏晋时期大不相同。他们不是一朝的开国君主，因此没有垂制后世的作用。而且，他们的遗诏中都强调自己实行薄葬的个人爱好的因素，更说明他们的行为在帝王中为孤立偶然的现象。

从以上五点归纳中，我们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薄葬之风呈逐渐减弱的趋势。这种趋势，又可以从当时的厚葬发展趋势得到反证。薄葬与厚葬是两种相反的做法，厚葬之风的增减与薄葬相反相成。因此我们再看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厚葬。

三国孙吴时，孙权对属下的丧葬处理是与曹魏不同的。《三国志·吴书》记载，陈武死时，孙权命以其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孙权为显示其对属下的厚爱，不惜采用人殉的野蛮形式。人尚且可以陪葬，其他陪葬品想也不会少。董袭死，孙权"改服临殡，供给甚厚"。吕蒙死，孙权给其子守冢者三百家。墓冢要有人守，当与厚葬有关。孙晧夫人张氏死，孙晧哀愍思念，"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内冢中以为兵卫。以金银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称计"。可见孙吴境内厚葬现象之多。

西晋皇帝虽然躬行薄葬，然而对僚属贵族的丧葬之事却给以丰厚的赏赐。据《晋书》记载，郑冲死后，晋武帝"于朝堂发哀，追赠太傅，赐秘器、朝服、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何曾死，"帝于朝堂素服举哀，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裴秀死后，晋武帝下诏"赐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贾充死，晋武帝"为之恸，使使持节、太常奉策追赠太宰，加衮冕之服，绿綟绶、御剑，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大鸿胪护丧事，假节钺、前后部羽葆、鼓吹、缇麾、大路、銮路、辒辌车、帐下司马大车，椎斧文衣武贲、轻车介士。葬礼依霍光及安平献王故事，给茔田一顷。"像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兹不一一例举。这就形成这样一个局面，一方面，皇帝躬行薄葬，另一方面因厚赐臣下之葬而减弱了自己薄葬的影响。所以在西晋的达官显贵中，薄葬者有之，厚葬者亦存。《晋书·王愷传》载，太康六年（公元285年）王愷卒，"葬柏谷山，大营茔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别开一门，松柏茂盛"。西晋这种情况，至东晋前期仍是如此。王导死后，晋成帝为其"举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赗襚之礼，一依汉博陆侯及安平献王故事。及葬，给九游辒辌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中兴名臣莫与为比"。大将军温峤死后，"赐钱百万，布千匹。"郗鉴死，"帝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持节护丧事，赠一依温峤故事"。东晋元帝之子琅邪王司马焕2　岁时夭亡，元帝悼念不已，"将葬，以焕既封列国，加以成人之礼，诏立凶门柏历，备吉凶仪服，营起陵园，功役甚重"。当时孙霄上疏谏说："凶门柏历，礼典所无，天晴可不用，遇雨则无益，此至宜节省者也。若琅邪一国一时所用，不为大费，臣在机近，义所不言。今天台所居，王公百僚聚在都辇，凡有丧事，皆当供给材木百数，竹薄千计，凶门两表，衣以细竹及材，价值既贵，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过饰，宜从粗简。"但此表上奏后，元帝并未采纳。由于东晋统治者这种做法，使东晋初期的厚葬与薄葬共存，并使东晋后期的厚葬之风大盛。《宋书·孔琳之传》载，东晋后期，桓玄为太尉辅政，让众官陈时宜之计。孔琳之说："凶门柏装，不出礼典，起自末代，积习生常，遂成旧俗。爱自天子，达于庶人，诚行之有由，卒革必骇。然苟无关于情，而有愆礼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当式遵先典，厘革后谬，况复兼以游费，实为民患者乎。凡人士丧仪，多出闾里，每有此须，动十数万，损民财力，而义无所取。至于寒庶，则人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磬，莫不倾产殚财，所谓葬之以礼，其若此乎。谓宜谨遵先典，一罢凶门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从孔琳之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东晋后期的厚葬之风发展到了压倒薄葬的程度。《宋书·礼志》又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太兴元年，有司奏："故骠骑府主薄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宋书》这段记载，讲了三国至东晋丧葬立碑从严禁到弛替的过程，魏、西晋时，碑禁尚严，东晋开始松弛，至东晋后期，发展到大臣长吏，人皆私立的程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厚葬之风的发展。

南朝的厚葬风气，通过下面事件可以看出来。南齐永明七年（公元489年）十月，齐武帝下诏说："三季浇浮，旧章陵替，吉凶奢靡，动违矩则。或裂锦绣以竞车服之饰，塗金镂石以穷茔域之　丽。至斑白不婚，露棺累叶，苟相夸衒，罔顾大典。可明为条制，严勒所在，悉使画一。如复违犯，依事纠奏"。诏书反映了当时办丧事大肆奢靡的风气，看谁将坟墓修得华丽。如果坟墓修得不合意，宁可停棺不葬，也要将墓修好。这不是夸张之词，联系东晋末期孔琳之说的"至于寒庶，则人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磬，莫不倾产殚财"，可以看出，南齐此风正是东晋末风气的继续。在这种风气下，很多人以葬礼有缺为耻。《梁书·张缅传》载："（张）缅母刘氏，以父没家贫，葬礼有缺，遂终身不居正室，不随子入官府"。《南齐书·孝义传》载："河南辛普明侨居会稽，自少与兄共处一帐。兄亡，以帐施灵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寝见色。兄将葬，邻人嘉其义，赙助甚多，普明初受，后皆反之。赠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来意，今何忍亡者余物以为家财。""辛普明为孝义之士，但为给兄修墓，违背自己意愿接受邻人帮助，可见修墓在他看来是何等重要。由于厚葬之风盛行，一些主张薄葬的人也心怀种种顾虑。顾虑之一，是怕葬事过俭被世人所讥。前述南朝的薄葬者，其遗嘱或大谈古人薄葬之事，或论述人死神离，神离而棺无用的道理，最后才谈自己的后事处理，这反映出一种心理，即这些人在主张薄葬时，对自己的行为能否被世人理解持悲观态度，所以他们便找出许多历史上的事例和道理，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论和事实的根据。还有的为免世人所讥，干脆将自己的意愿打个折扣。如《梁书·刘。。传》记载刘。。的《革终论》说："是以子羽沉川，汉伯方圹，文楚黄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从四子而游，则平生之志得矣。然积习生常，难卒改革，一朝肆志，傥不见从。今欲剪截烦厚，务存俭易，进不裸尸，退异常俗，不伤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子羽、汉伯、文楚、士安是古代实行薄葬较为彻底的人物，按刘。。的本愿，是"从四子而游"，但由于怕积习难改，只得将葬事处于理想与常俗之间。顾虑之二，是怕子孙在自己死后不从自己薄葬之训。如前述刘。。《革终论》说："家人长幼，内外亲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愿成余之志，幸勿夺之。"顾宪之的终制说："吾今预为终制，瞑目之后，念并遵行，勿违吾志也。"他们的顾虑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南朝厚葬之风下，薄葬者的后代往往要受各种议论的非难。在这种情况下，不遵死者遗训之事确有发生。《南史·刘怀珍传》载："先是有太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监八年卒，遗命："不得设复魄旌旐，一芦■藉下，一枚覆上，吾气绝便沐浴，篮舆载尸，还忠侯大夫■中。若不行此，则戮吾尸于九泉"。敬胤外甥许慧诏因阮研以闻。诏曰："敬胤令其息崇素，气绝便沐浴，藉以二芦■，凿地周身，归葬忠侯。此达生之格言，贤夫玉匣石槨远矣。然子于父命，亦有所从有所不从。令崇素若信遗意，土周浅薄，属辟不施，一朝见侵狐鼠，戮尸已甚。父可以训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内易棺，此自奉亲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两舍两取，以达父子之志。棺周于身，土周于槨，去其牲奠，敛以时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称家。礼教无违，生死无辱，此故当为安也"。"应该说，王敬胤的儿子虽然没有遵从其父的遗命，但其实行的仍属薄葬。问题不在于王敬胤之葬的薄与厚，而在于他的遗命遭到违背，而这种对父命的违背又受到了朝廷的肯定。通过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遗命薄葬的人要谆谆告诫后代"勿夺吾志"了。

在北方，西晋以后，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政权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不同，他们并未因循魏晋薄葬之风。虽然也有诸如石勒薄葬的例子，但厚葬者大有人在。《晋书》记载，前赵主刘曜准备葬其父及妻子，大修陵墓，修墓者白天黑夜不停地干，怨呼之声盈于道路。其属下游子远谏劝说："臣闻圣主明王、忠臣孝子之终葬也，棺足周身，椁足周棺，藏足周椁而已，不封不树，为无穷之计。伏惟陛下圣慈幽被，神鉴洞远，每以清俭恤下为先，社稷资储为本。今二陵之费至以亿计，计六万夫百日作，所用六百万功。二陵皆下锢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山，增土为阜，发掘古冢以千百数，役夫呼嗟，气塞天地，暴骸原野，哭声盈衢。臣窃谓无益于先皇先后，而徒丧国之储力。陛下脱仰寻尧舜之轨者，则功不盈百万，费亦不过千计，下无怨骨，上无怨人，先帝先后有泰山之安，陛下飨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刘曜不纳此谏。北燕主慕容熙妃苻氏死，慕容熙"制公卿以下至于百姓，率户营墓，费殚府藏。下锢三泉，周轮数里，内则图画尚书八座之象"。冯跋为北燕主后，专门下书说道："圣人制礼，送终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椁，将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归于天，骨肉下归于地，朝终夕坏，无寒暖之期，衣以绵绣，服以罗纨，宁有知哉！厚于送终，贵而改葬，皆无益亡者，有损于生。是以祖考因旧立庙，皆不改营陵寝。申下境内，自今皆令奉之。"通过冯跋此诏，也可见北燕境内厚葬之风。北魏拓跋族有烧葬之俗。《宋书·索虏传》载，拓跋族的葬俗，"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槨，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魏书·高允传》载，北魂文成帝时，高允上疏说："前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及葬送之日，歌谣、鼓舞、杀牲、烧葬，一切禁断。虽条旨久颁，而俗不变革。。今国家营葬，费损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同书《文成文明皇后传》又载，文成帝死后，"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以烧焚，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苏。"可见文成帝死后，仍沿用烧葬之俗，高允之谏并未见效。北魏时的厚葬之风，还可以从朝廷对臣僚葬事赏赐中看出来。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越郡王元幹死，被赐"东园秘器、敛服十五称"，"赗帛三千匹"。宣武帝时，宗室元勰死，"世宗为举哀于东堂，给东园第一秘器、朝服一袭，赙钱八十万、布二千匹"。元澄于神龟二年（公元519年）死，"澄之葬也，凶饰甚盛"。此类记载在《魏书》中还有许多，足见北魏时的厚葬之风。东魏北齐时，厚葬之风比北魏过无不及。当时人元孝友说："今人生为皂隶，葬拟王侯，存没异途，无复节制。崇壮丘陇，盛饰祭仪，邻里相荣，称为至孝。"

薄葬与厚葬是社会丧葬习俗中的两种风气。魏晋南北朝时，两种习俗并存。不过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个时期的薄葬有一种由强至弱的趋势，而厚葬则呈现为由弱变强的趋势。

（三）归乡葬中国自古就有热爱家乡的传统，人们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在殡葬方面，就表现为归葬还乡的方式，所谓狐死首丘，就是这种情感的形象比喻。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人口流动频繁的时期，客死他乡之事因人口流动也屡屡出现，因此，人们思乡的情感表现得特别强烈，归乡葬因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葬俗。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记载：鲁肃是"临淮东城人，生而丧父，与祖母同居。。。南到居巢就瑜，瑜之东渡，因与同行，留家曲阿。会祖母亡，还葬东城"。鲁肃自幼随祖母长大，对祖母感情之深可想而知。还葬东城，可能是死者的遗愿，也可能是鲁肃对祖母的养育之恩的报答，不论哪种可能，都反映了人们对归葬还乡的重视。

西晋末，东海王司马越死于北方，其部下秘不发丧，运其柩准备还葬东海，行至苦县，被石勒军追上，其尸被石勒下令焚烧。《宋书·后妃传》载，东晋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刘裕夫人臧氏死于东城，被追赠为豫章公夫人，还葬丹徒，臧氏为东莞人，为什么要"还葬丹徒"？原来，魏晋南北朝还有夫妇合葬之俗，女葬随夫，不讲还乡。刘裕是丹徒人，臧氏先死，预葬丹徒，准备将来刘裕死后还乡与之合葬。当然，刘裕后来做了皇帝，遗诏留葬京师，所以刘裕死后，臧氏之柩又迁建康。《南齐书·明帝纪》载：建武三年（公元496年）正月，明帝下诏说："去岁索虏寇边，缘边诸州郡将士有临阵及疾病死亡者，并送还本土。"

北朝归乡葬也有记载，《魏书·张谠传》载，清河东武城人张谠，延兴四年（公元474年）卒。其子张敬伯，"求致父丧，出葬冀州清河旧墓，久不被许，停柩在家积五六年"。张谠的另一个儿子张敬叔先在徐州，闻父丧不许归葬，甚至谋划南叛，被徐州府衙押送京师。至京师后，乃自申辩其理，直至父得葬旧墓，还属清河。同书《赵琰传》又载，天水人赵琰，为淮南王府长史。"时禁制甚严，不听越关葬于旧兆。琰积三十余年，不得葬二亲。及蒸尝拜献，未曾不婴慕卒事。每于时节，不受子孙庆贺。年余耳顺，而孝思弥笃，慨岁月推移，迁窆无期，乃绝盐粟，断诸滋味，食麦而已。年八十卒。迁都洛阳，子应等乃还乡葬焉。"张敬伯为使父葬归乡，竟停柩达五、六年之久。赵琰为北魏前期人，至北魏后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才由子赵应了却其葬父归乡的夙愿，前后达五、六十年之久，可谓矢志不渝。《北齐书》记载，高澄的第二子高孝珩，齐亡后入周。后病重，"启归葬山东，从之。寻卒，令还邺葬。"这里的山东，指太行山以东的地区，非今日山东的地理概念。高孝珩归葬邺城，是归葬于高氏墓地。弘农人杨津，北魏末死于洛阳。其子杨愔，常以丧礼自居，所食唯盐米而已，高欢常开慰之。韩陵之战后，表请解职还葬，"及丧柩进发，吉凶仪卫亘二十余里，会葬者将万人。"范阳人卢潜，被南朝陈俘虏，后死于陈都建邺。"其家购尸归葬"。渤海人李铉，北齐时为国子博士，后病卒。"及还葬故郡，太子致祭奠之礼，并使王人将送，儒者荣之"。

（四）合葬合葬指夫妻死后合葬一处。《三国志·蜀书·甘皇后传》注引《礼》说："上古无合葬，中古后因时方有。"《晋书·皇甫谧传》载皇甫谧《笃终》说："亡有前后，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魏书·自序》记载魏子建临终对其子说："吾生平契阔，前后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就已认识到合葬之俗并非自古而然。基于这种认识，此时期有人试图打破此俗。如《晋书·宣帝纪》载：司马懿作终制，"后终者不得合葬"。再如前述皇甫谧、魏子建诸人，也都作过此种努力。但这些努力对于合葬之俗，犹如狂涛中的一叶小舟，很快就被冲得无影无踪，合葬之俗依然存在，未受丝毫影响。

《三国志》记载，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曹操夫人卞氏死，与曹操合葬于高陵。蜀汉先主刘备夫人甘氏，死后葬于南郡。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刘备思念之，乃迁其葬至蜀，未至而刘备亡。诸葛亮说："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故昭烈皇后宜与大行皇帝合葬。"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孙坚吴夫人临终，"引见张昭等，属以后事，合葬高陵"。孙权的潘夫人、步夫人都与孙权合葬于蒋陵。

西晋时，虽有宣帝司马懿终制在先，但其后代并未遵从。《晋书》记载，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司马昭的夫人王氏死，祔葬于司马昭之墓崇阳陵。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司马师夫人羊氏崩，祔葬于司马师之墓峻平陵。东晋时，海西公司马奕死，与其后庾氏合葬于吴陵。简文帝王皇后，失帝意被幽废，忧郁而死。孝武帝即位后，追尊她为顺皇后，与简文帝合葬于高平陵。元兴三年（公元404年），"祔葬穆帝章皇后于永平陵"。东晋元帝之子琅邪孝王司马裒于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死，后来其妃山氏死，与司马裒合葬。简文帝子司马道子与其妃合葬。西晋王沈，于泰始二年（公元266年）死，后其夫人荀氏卒，准备与王沈合葬，发现其棺木已毁，朝廷重新赐其棺木。贾后之父贾充，其前妻李氏，生二女贾褒、贾裕。李氏因父诛被牵连，贾充便娶郭氏。后李氏遇大赦，晋武帝特诏贾充置左右夫人。贾充死后，李氏二女欲令其母祔葬，郭氏之女贾后不许。直至贾后被废，李氏才得与贾充合葬。司空郑袤，先娶妻孙氏，孙氏亡，又娶曹氏。孙氏死后埋于黎阳。后郑袤死，议者认为久丧难举，不欲合葬。曹氏说："孙氏元妃，理当从葬，何可使孤魂无所依邪"。于是以吉凶导从之仪式迎孙氏之柩，又准备衣衾几筵，亲执雁行之礼。曹氏之举被舆论高度赞扬。

南朝刘宋时，刘裕夫人臧氏祔葬之事前已述。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合葬之事。《宋书》记载，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宋文帝后袁氏死，预先葬在文帝之墓长宁陵。元嘉三十年，文帝死，于长宁陵与袁氏合葬。孝武帝皇后王氏，于前废帝即位之年死，祔葬于孝武帝之墓景宁陵。前废帝皇后何氏死，明帝即位后，迁何氏之柩与废帝合葬于龙山北。宋明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还下诏，上林苑内民庶丘墓欲还合葬者，勿禁。可见民间合葬之俗也很盛行。陈郡人谢弘微，出为谢峻之嗣，谢混为其叔父。谢混于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作为刘毅一党被诛。宋文帝元嘉九年，谢混夫人东乡君死。"东乡君葬，混墓开，弘微牵病临赴，病遂甚。"谢混夫妇相隔20年，死后仍合葬。南朝陈高祖陈霸先永定三年（公元559年）死，葬于万安陵。太建二年（公元570年），陈高祖皇后死，祔葬于万安陵。陈高祖章皇后的母亲于永定二年死，与章后父合葬于吴兴。

北魏时，拓跋焘太子未及即位而死。其子文成帝即位后，追尊其父为景穆皇帝，其母为恭皇后，并祔葬恭皇后于金陵。拓跋焘死后也葬在金陵，所以其皇后赫连氏、贺氏，都祔葬在金陵。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广川王元谐死。此时孝文帝已经迁都于洛阳，而元谐之妃先死，葬在平城。究竟是将王妃迁至洛阳与元谐合葬，还是将元谐送回代北平城与王妃合葬？有关部门请孝文帝定夺。为此，孝文帝下了一道诏旨，说："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妇今丧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坟于恒代，夫死于洛，不得以尊就卑；欲以母就父，宜亦从之；若异葬亦从之。"此诏书规定了夫妇合葬的三个原则，第一，妇随夫葬。第二，若欲于洛阳合葬，亦可夫随妇葬。第三，宁可两地分葬，也不准男人归葬代北。孝文帝此规定当然有其政治目的。此时，国都刚从代北平城迁至洛阳不久，反对迁都的势力还在暗地活动，一些拓跋鲜卑贵族由于过不惯洛阳生活，北返情绪也很强烈。这关系到孝文帝的迁都、改革一系列政策能否贯彻到底。孝文帝这个诏书，利用拓跋鲜卑的合葬习俗，将南迁之人的坟地固定在洛阳，使迁都的政策得以实行到底，这件事也可反映拓跋族的合葬习俗。北魏政权中，合葬不仅限于拓跋鲜卑，汉人也如此。《魏书·傅永传》载，傅永是清河人，于本乡有妻贾氏，后傅永至平城，又娶妾冯氏，生子傅叔伟及数女。后贾氏亦至平城，无子，唯有一女。冯氏倚仗有子，对贾氏无礼，叔伟亦对贾氏不顺。后冯氏亡。等到傅永死时，傅叔伟称父命欲葬北邙。贾氏怀疑傅叔伟将傅永与冯氏合葬，便要求将傅永归葬于其封地贝丘县。后来官司打到朝廷。司徒胡国珍本与傅永共过事，便支持傅叔伟。贾氏也不示弱，将状告到灵太后那里，受到太后支持。后贾氏终于胜诉，傅永之柩葬于东清河。北齐高欢妇娄氏，死后与高欢合葬。高澄妇元氏死，祔葬于义平陵。北周宇文泰夫人元氏，死后与宇文泰合葬于成陵。明帝宇文毓皇后独孤氏，先于明帝死，预葬昭陵，明帝死后，与之合葬。河东闻喜人裴文举，保定三年（公元563年）为绛州刺史。当初，裴文举的叔父裴季和任曲沃县令，死于闻喜川，而其叔母韦氏卒于正平县。正值东西魏分裂，韦氏坟垅属于东魏北齐。裴文举为州刺史时，悬赏购求其叔母灵柩。齐人见此，便偷偷将韦氏棺柩送来，裴文举将其与叔父合葬。

以上我们叙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合葬习俗，可以发现此俗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其顽固性。先帝的垂制，长辈的遗训，政权的分割，时间的拖延，都不能使合葬之俗受到影响，合葬之俗之所以如此不易改变，我们认为这是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首先，它与婚姻发展水平有关。《周易·说卦》云："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这说明，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要求夫妻关系的稳定长久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婚姻关系中妇死可以继娶，在家庭关系中，嫡妻庶妾分别之严，妬妇现象之多，说明此时的一夫一妻的夫妻关系是比较稳固的。"生则同室，死则同穴"，人们要求把这种关系保持到另一个世界。合葬之俗显然是夫妻关系稳定的结果。第二，合葬之俗与当时宗教观念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土生的道教也影响很大。其中灵魂不灭，是两教共同的思想。灵魂不灭反映在丧葬问题上，就是如何处置形与神。如西晋末，东海王司马越之柩被石勒焚于北方。其妃裴氏东晋初渡江，欲对其夫实行招魂葬。晋元帝让众人议论此事，博士傅纯说："圣人制礼，以事缘情，设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还。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室庙寝庙祊祭非一处，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今乱形神之别，错庙墓之宜，违礼制之义，莫大于此。"由此看来，藏形与安神的意义是不同的。神虽不灭，且能于庙中享受祭祀，但不能代替对形骸的合葬。况且，藏形与安神，一个事之以凶，一个奉之以吉，没有合葬的凶礼，直接让神灵享受祭祀吉礼是万万不行的。第三，合葬之俗与当时的伦理道德观念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大倡孝道，各个时期的孝义不乏其人，为亡去的双亲合葬，在当时被视为孝义之举，有了这种道德舆论的支持，更使合葬之俗难以改变。

●　　六、鬼神崇拜及宗教习俗鬼神崇拜主要指对神的崇拜。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所崇拜的神很多，概括起来有四种：对天的崇拜，对自然的崇拜，对人神、人鬼的崇拜，对物的崇拜。这里需要说明，我们在概括人们拜神对象时，将天与自然分开了。按照现代观念，天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要把二者分开呢？古代的"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它有时指自然界中的天，但更多是指一种超人间的力量。这种力量至高至强，它主宰着世间的一切。它有意志，并通过种种方式将这种意志转达给人们，人们只能对此顶礼膜拜，遵而循之。

（一）天意崇拜古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但天的意志不能明确地用人的语言来表达。所以自远古以来，人们就一直探索天表达意志的形式，也就是与天沟通的方式。魏晋南北朝时，占卜、星占、望气、风角、相术、谶纬、占梦等，是人们领会天意常用的形式。

1。占卜《礼记·表记》说："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违卜筮。"这说明，用卜筮来与天沟通，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早已存在。至魏晋南北朝时，占卜之术更盛于以前各代。

东汉末，辽东公孙渊家中屡次出现怪现象，狗戴着头巾穿着衣服上屋，做饭发现有小儿蒸死在甑中。北市中又有怪物，有口眼头，无手足。当时有人占说："有形不成，有体无声，其国灭亡。"三国吴主孙权弟孙翊，其妻徐氏善卜。孙翊性骁悍，任丹阳太守时，待部下边洪等人不善，边洪等人遂谋杀害孙翊。值孙翊当会见诸县令长，便对其妻徐氏说："我明日当招待各县令长，你给我卜吉还是凶。"其妻卜结果为凶，让他改个时间。孙诩认为不能让县长们久等，便没听其妻之劝，果然在宴会上被边洪等人所杀。三国时人管辂，果明《周易》，仰观、风角、占、相之道，无不精微。据说广平人刘奉林妻子病重，家中已为她准备了后事。当时为正月，管辂占卜，认为是应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时才亡。结果果如管辂所卜。

西晋时，庐江人韩友善卜。宣城人边洪曾求他卜问家中安否。韩友说："你家将有兵灾，且很严重。避灾之法，砍伐七十束柴，堆在庚地，至七月丁酉日放火烧柴。否则，其凶难言。"边洪依言。到烧柴这天，忽视刮起大风，边洪惧怕，遂未点火。后来边洪母亲去世，边洪回家治丧，夜里突然发狂，杀死自己妻子和两个儿子，又砍伤父妾二人。东晋废帝司马奕，曾让术人扈谦为其占卦，问帝位是否稳固，扈谦说："晋室有盘石之固，陛下有出宫之象。"后来果被桓温废掉。

南朝刘宋明帝刘或为自己太子选妃，也用占卜的方法。许多名家女子都不合适，而北中郎将长史江智渊孙女卦最吉，结果选她为太子妃。蔡兴宗任郢州府参军时，彭城人颜敬为其占卜说："你亥年当作公卿，但官位有大字的，不可担任。"太岁在亥这年，蔡兴宗果被授以开府之职，后果死于光禄大夫之位。南齐荀伯玉善卜，曾以卖卜为生，后跟随南齐太祖萧道成。萧道成在宋明帝时，督都兖、青、冀三州军事。宋明帝疑之，欲征他为黄门郎，去其兵权。萧道成故意在边境制造事端，想借此留任，并让荀伯玉为其占卜。荀伯玉断言萧道成留任，后果然接到复萧道成本任的诏命。南兖州刺史柳世隆，善卜，别龟甲，价至一万。永明（公元483年-公元493年）初，柳世隆说："永明九年我亡，亡后三年丘山崩，齐亦于此季矣。"他命人取过笔写道："永明十一年"。后柳世隆于永明九年亡，齐武帝箫赜也于永明十一年亡。南齐名将王敬则，少年时在草中射猎，有虫如乌豆集其身，掷去乃脱，其处皆流血。王敬则求道士卜吉凶，道士说："不须忧，此封侯之兆。"南齐末，吉士瞻年过40，仍不得志，便至江陵卜者王先生处求卜禄命。王先生说："君拥旄杖节非一州，后一年当得戎马大郡。"后吉士瞻随梁武帝起兵，梁朝建，为直阁将军，历位秦、梁二州刺史。侯景之乱后，梁元帝萧绎即位于江陵。当时定都在建康（南京）还是在江陵，朝中有两种意见。梁元帝乃召卜者杜景豪占卜决定。结果卦象为离开江陵不吉。杜景豪出而对人说："此兆为鬼贼所留也。"南梁末，周文育任王愷的长流参军，深被委任。后王愷迁官，周文育欲与之北上。行至大庾岭，周文育诣卜者。卜者说："君北上不过作令长，南下则为公侯。"周文育说："足钱便可，谁望公侯。"卜者说："君马上就会突然得银二千两，若不见信，以此为验。"当晚在旅店中，有商人与周文育赌博，输给周文育银2000　两。周文育信之，天亮便辞王愷南下投奔陈主陈霸先。

北魏时，陈奇被人诬陷入狱。他善长《易》学，乃为自己筮卦，卦未成就自毁之而叹说："吾不度来年冬季。"后果遭大戮。钜鹿人耿玄亦长于占卜，据说他坐在室内，客人叩门，他便知来者何人，手持何物，来访何意。其所卜筮之事，十中八九。他性不合俗，许多王公贵族都求他占筮，他都说："你们现在身份已很尊贵了，还求什么呢？难道还求意外之事吗？""意外之事"指登皇位，怀此心者要遭严惩，所以王公闻此言，莫不惊悚而退。北齐高演当政时，对其弟高湛不放心。高湛也恐怕自己被高演所害，向高元海问自安之计。高元海劝高湛举兵，高湛狐疑不定，乃让术士郑道谦卜之。郑道谦说："不利举事，静则吉。"时又有林虑县潘县令也知占候，对高湛说："主上当晏驾，殿下为天下之主。"高湛又令巫觋卜之，许多人都说不须举兵，高湛乃止。

以上我们叙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的占卜之事。这些事情本身没有多大可信性，特别是那些荒诞离奇的情节，更是没有科学依据。也许当时占卜情节不像书中所记，也许多数占卜并没有如此准确的神验。但所有这些事反映出的一个事实是可信的，那就是占卜在这个时期的普遍流行。

2。星占星占为占卜的一种，它是以天上的星象来占卜人间的吉凶。我们之所以把它单独叙述，是因为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比一般占卜流行得更广，影响更大。

东汉末，侍中、太史令王立就借星相为曹魏代汉制造舆论。他对宗正刘艾说："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他还亲自对汉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三国魏曹芳时，太尉王愷欲举兵立楚王曹彪。此时天上正出现荧惑守南斗之象，王愷听说东平民浩详知星，便将他叫来问之。浩详为使其高兴，就说吴、楚之地当有王者兴。王愷大喜，举兵之计遂定。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二月，在吴楚分野之处出现长数十丈的慧星。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早对司马氏专权不满，见此星象，以为己祥，便假称太后之诏，公布司马师的罪状，举兵反。三国吴主孙权，听说魏文帝禅代汉祚，刘备亦在蜀中称帝，也呼问知星者自己分野中星气如何，生称帝之意。

西晋武帝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十二月，曾下诏禁星气谶纬之学，但没过多久，便发现星气之学于己有用。咸宁四年（公元278年）九月，太白星当现不现。占星者说："这是失舍之象，没有破军，必有亡国。"当时羊祜表请伐吴，咸宁五年十一月，兵出，太白星才夕现于西方。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月，晋军大破吴军，孙晧请降，吴国亡。东晋时，星占之术又盛。晋元帝太兴四年（公元321年），有妖星现于豫州分野，历阳人陈训占曰："今年西北大将当死。"祖逖见星后，联想起术士戴洋"祖豫州九月当死"之占，说："此星为我而出。我正要扫平河北，而天欲杀我，此乃不佑国也。"果卒于雍丘。大将军桓温，久有篡位之心，曾深夜将一个知天文的蜀人唤至府中，拉着他的手问国家祚运的长短。占星者说："国家的气数还很长。"桓温以为他不敢直言，便开导他说："照你这么说，这不但是我之福，也是苍生之幸。然而今天你可以言无不尽，哪怕是国家的小小厄运，也应对我说。"不料星人说："我观天象，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气候如此，国家五十年内决无忧虞。"桓温听罢，篡位之意乃止。晋哀帝曾因天文失度，欲依《尚书》洪祀之制，于太极前殿亲执虔肃，希望以此免咎。十六国后赵时，石宣欲杀领军将军王朗而找不到借口，正在此时，天空出现荧惑守房之象。石宣派一个叫赵揽的占星人对后赵主石虎说："昴是赵的分野，荧惑星至此，其主大凶。房为天子，此象说明灾祸不小。应当杀掉姓王的贵臣从压其祸。"石虎问："应杀谁呢？"赵揽说："臣中没有比王领军更尊贵的"。石虎舍不得杀王朗，便说："再说一个稍次于王领军的人。"赵揽说："那就得说中书监王波了。"石虎便找个借口，杀掉王波及其四子，以压荧惑之变。

南朝刘宋宗室刘义庆，元嘉六年（公元429年）被任为尚书左仆射。元嘉八年，有太白星犯右执法，刘义庆惧有灾祸，乞求离宫赴外任。文帝一再劝解，刘义庆不听，坚决辞掉尚书左仆射之职，文帝只好依从。刘宋末期，萧道成与王敬则合谋杀掉后废帝刘昱，立顺帝刘准。沈攸之闻讯，欲起兵讨伐，问占星人葛珂之。葛珂之说："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现则成功，隐则失败。如今萧公废昏立明，正值太白星隐，这是合天意的。且太白星将要从东方出现，东方利兵，而西方不利。"沈攸之在西，听罢乃暂时打消起兵之念。南朝萧齐孔灵产，解天文，好术数。萧道成辅政，沈攸之起兵反叛。孔灵产说："沈攸之兵众虽强，但以天时冥数而观，沈攸之成不了事"。后沈攸之果败。萧道成因其占灵验，擢迁其为光禄大夫，并让他登上灵台占候天文。梁武帝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六月壬戌日，岁星白日出现，占星者说："星与日月争光，武弱文强之象。"果然梁武帝崇尚文儒，亲自讲说，直至其死，不修武备。这年八月，老人星又现，此后每年秋分以后便出现，至春分乃隐。占星者以为这是梁武帝寿考之象。

北魏拓跋珪时，太史屡奏天文错乱，为改王易政之象。拓跋珪便多次改易百官之号，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灾应变。天赐六年（公元409年），天文多变，占星者说："在这种天象下，当有逆臣伏尸流血。"拓跋珪便频频杀害公卿，欲以此厌当天灾。北魏崔浩善占星，太宗拓跋嗣时，一次荧惑星在匏瓜星中，一夜忽亡其所在。按星占之说，荧惑消失，是下入危亡之国，在那里制造童谣妖言，而后行其灾祸。太宗大惊，乃召诸大儒10　多人，让他们与史官寻求荧惑到哪里去了。崔浩说："请让我以日辰推算，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阴云，荧惑之亡，当在此二日之内。庚和未皆主秦，辛为西夷。现在姚兴据咸阳，荧惑是入西秦了。"诸人都认为，天上失星，人怎能知其所至？这是妄而无征之言。崔浩笑而不辩，80　多天后，荧惑果出现在东井，东井即秦的分野。北齐河清三年（公元564年）五月，天上白虹围日两重，赤星出现。武成帝高湛甚觉不祥，乃用盆水接星影而盖之，正巧盆破。高湛乃杀其侄高百年禳灾。

3。望气望气即根据云气以占吉凶之术。魏晋南北朝时，望气之术也很盛行，信之者也为数不少。

三国魏文帝曹丕出生时，据说有云气，青色而圆如车盖，终日笼罩在曹丕之上。望气者认为这是至贵之征，非人臣之气。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刘豹上言劝刘备称帝说："臣父未亡时，说过西南多次出现黄气，直立数丈。二十多年来，多次有气如旗，从西竟东，中天而行。这是出天子之征兆。"蜀人周群，家富多奴仆。他在庭院中盖小楼，常让奴仆在楼上值更，见到一气，立即报告，无论是白天或黑夜，只要接到奴仆报告，周群都上楼观看。孙吴孙晧时，有望气者说，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邺宫不利。孙晧便迁至武昌。为压荆州的王气，孙晧又征发民工挖开荆州界中大臣名家之墓。后施旦在建邺反，孙晧杀之，又派数百人鼓噪入建邺，杀施旦妻子，称天子派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应前望气者之言。孙权赤乌年间（公元238年-公元250年），曹魏司马懿谋攻吴将诸葛恪，孙权准备派兵援之，而望气者说发兵不利，于是孙权徒诸葛恪屯驻柴桑。孙吴末期，陈训善占。时钱唐湖开，有人说天下当太平，青盖入洛阳。孙晧问陈训，陈训知吴国将亡，便说："臣只能望气，不能达湖之开塞。"吴亡后，陈训入晋。后陈敏作乱，其弟陈宏做历阳太守。陈训说："陈家无王气，不久当灭"。后陈敏果败。十六国后期，北燕主冯跋扣留北魏使臣。国内赤气四塞，太史令张穆说："兵气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断绝。自古未有邻国接境，不通和好。违义怒邻，取亡之道。宜还前史，修和结盟。"

《梁书》载：梁武帝为布衣时，"所住斋常有五色回转，状若蟠龙，其上紫气腾起，形如伞盖，望者莫不异焉。"这显然是利用望气之术将梁武帝神化。这样的记载在《梁书》中不止一处，如梁武帝郗皇后刚生时，"有赤光照于室内，器物尽明，家人皆怪之。"梁武帝的丁贵嫔，生时"有神光之异，紫烟满室"。

北魏拓跋焘时，有望气者秦言上党有天子气，地点在壶关大王山。拓跋焘于是南巡以厌当此气，又在大王山累石为三封，切断其北的凤凰山，以毁其形。东魏武定四年（公元546年）高欢会兵于晋阳，准备伐西魏。殿中将军曹魏祖说："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气逆生气，为客不利，主人则可。兵果行，伤大将军。"西魏大统三年（公元537年），东魏将窦泰西伐，屯军于潼关。宇文泰率军迎战。时西南有黄气抱日，从未时至酉时。字文泰问善望气的蒋升，蒋升说："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是秦之分。今大军既出，喜气下降，必有大庆。"西魏进军与窦泰战，果胜。

4。风角风角即通过观察自然界中的风来占卜吉凶。此术在魏晋南北朝之时虽不及星占、占卜之盛，但也有一定影响。

《三国志·魏书·方使传》注引《辂别传》记载，管辂"果明《周易》，仰观风角，占、相之道，无不精微"。他曾与王弘直论风角之术。王弘直亦有道术，但不精。他问管辂："风之推变，乃可尔乎？"管辂说："此但风之毛发，何足为异？若夫列宿不守，众神乱行，八风横起，怒气电飞，山崩石飞，树木摧倾，扬尘万里，仰不见天，鸟兽藏窜，兆民骇惊，于是使梓慎之徒，登高台，望风气，分灾异，刻期日，然后知神思遐幽，灵风可惧。"在管辂看来，风角之术，既可解决毛发小事，又能知深远的神思。孙吴吴范，会稽郡人，以治历数、知风气闻于郡中。

西晋时，历阳人陈训"少好秘学，天文、算历、阴阳、占候无不毕综，尤善风角"①。东晋时又有吴兴人戴洋，妙解占候卜数，善风角。他在祖约手下任督护时，一天大风起自东南，将树木摧折。戴洋对祖约说："十月必有贼到谯城东，至历阳。南方有反者。"祖约败后，戴洋往寻阳投刘胤。有一次，一阵风刮入刘胤船中，戴洋说府内将有死丧之灾，后刘胤果被郭默所害。十六国时，上洛人台产也"善图谶、秘纬、天文、洛书、风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学，尤善望气、占候、推步之术"②。

北魏时，勃海人王早善风角之术。他曾与客在家中，忽有急风撼树。王早对客人说："依照风角之法，当有千里之外的急使至此。中午时，将有一白一赤两马从西南来，来即逼我随去，不等我与妻子告别。"至时果有两使从凉州至。当时拓跋焘久攻凉州不下，许彦向拓跋焘推荐王早，所以王早被召到凉州。东魏北齐时，河东人王春、高阳人许遵都善风角，被高欢引为馆客。

5。谶纬谶纬之术起于秦而盛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其遗风尚存。之所以称其为"遗风"，第一，谶纬之术屡被朝廷所禁，故只能在朝廷禁令夹缝中生存。第二，谶纬已部分失去秦汉时的意义，而多表现为谈符命的谶语。

曹魏代汉之际，许多人就用谶纬为其找根据。太史丞许芝上书说："《易运期谶》曰："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言午，许字。两日，昌字。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今际会之期在许，是其效也。"三国吴时，有说谶者云："吴之败，兵起南裔，亡吴者公孙也。"孙晧闻此谶言，将文武百官以至于卒伍中的姓公孙者，全都徙于广州。

西晋代魏，谶纬之术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说："氐池县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声如雷。晓而有苍石立水中，长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画之，为十三马，一牛，一鸟，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讨曹，适水中，甲寅"。帝恶其"讨"也，使凿去为"计"。以苍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满焉。"石中自然为字，此事颇为荒诞，很可能为司马氏或忠于司马氏者玩的谶纬把戏。可见谶纬具有双重作用，对于台下者促其上台，对于台上者促其垮台。正因如此，西晋武帝泰始三年（公元267年），下诏禁星气谶纬之学。但一纸诏书，不可能将流行几百年的谶纬之术禁止，各种谶语仍在社会上流传。西晋末期，王浚欲在幽州称帝，也利用谶纬。王浚父王沈，字处道，王浚以为此字乃"当涂高"应王者之谶，便决意称帝。不但如此，他还利用谶语除掉反对其称帝之人。《晋书·孝愍帝纪》载："初，有童谣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时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杀隐士霍原以应之。"同书《王沈附王浚传》说："时燕国霍原，北州名贤。浚从僭位事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可见霍原之死，实为反对王浚称帝之故，而童谣之谶，很可能是王浚的一种手段。西晋末，有童谣说："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后司马睿与其他司马氏四王渡江，司马睿在江东称帝，建立东晋。司马睿早在西晋八王之乱末便开始经营江东，在西晋政权覆亡之势已很明显之时出现此种谶语童谣，显然也是为司马睿称帝

①　《晋书》卷九十五《陈训传》。

②　《晋书》卷九十五《台产传》。

制造天命根据。十六国时，谶纬之术也屡遭禁止。后赵石虎，下令禁郡国不得私学星谶，敢有犯者诛。前秦苻坚也曾禁图谶之学。但史书中关于谶纬之事的记载要比对它的禁止多得多。后赵石虎时，有谶语说天子当从东北来，石虎便命人备法驾，自信都而还以应此谶。又有灭石者陵之谶。当时石闵被封为兰陵公，石虎急忙将兰陵改为武兴郡。十六国初，黄泓曾劝在幽州避乱的高瞻说："谶言真人出东北。"高瞻不从，黄泓便率宗人投奔位于东北方的前燕主慕容皝。前秦苻氏本姓蒲，苻洪因为有"草付应王"之谶改"蒲"为"苻"。前秦苻生时，长安有童谣说："东海大鱼化为龙，男便为王女为公。问在何所洛门东。"当时苻坚被封东海，时为龙骧将军，府第在洛门之东。太原人薛讚、略阳人权翼等为其谋主，他们屡劝苻坚杀掉苻生即大位。这种谶言显然也是为苻坚登位作准备的。苻坚即位后，新平人王愷曾为苻坚说图谶，他说："谨案谶云："古月之末乱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圣讳也。又曰："当有草付臣又士，灭东燕，破白虏，氐在中，华在表。"案图谶文，陛下当灭燕，平六州。愿徙湃陇诸氐于京师，三秦大户置于边地，以应图谶之语。"苻坚大悦，以王愷为太史令。苻坚时，国中还有谣言说："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苻坚深恶此谶，每次征伐，都戒军中："地有名新者避之。"苻坚末期，屡被后秦所败。当时城中流传《古符传贾录》之书，上载"帝出五将久长得"之语。国中又有"坚入五将山长得"之谣。苻坚大信之，对其太子苻宏说："脱如此言，天或导予。今留汝兼总戎政，勿与贼争利，朕当出陇收兵运粮以给汝。天其或者正训予也"。乃入五将山避之。当他被围于五将山，后秦主姚苌向其求传国玉玺时，苻坚还说："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观苻坚之言行，可见他虽禁谶纬，但对此术却深信不疑。后秦姚兴时，曾任司马休之为镇南将军、扬州刺史。司马休之将赴任时，御史唐盛对姚兴说："符命所记，司马氏应复河洛。休之既得濯鳞南翔，恐非复池中之物"。姚兴说："若真如此，留下他正是个祸患。"便命司马休之赶快赴任。后燕主慕容垂，原名慕容霸，后因田猎坠马，将齿摔落，慕容皝便改其名为慕容皝，后根据谶记之文，去掉"夬"旁，为慕容垂。北魏进攻后燕时，慕容德派其参军刘藻向姚兴求救。后燕国都被攻破，燕主慕容宝出奔北上。这时慕容德参军刘藻自后秦归，带来玉玺一枚，并有图谶秘文，文曰："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复刚。"当时又有谣曰："大风蓬勃扬尘埃，八井三刀卒起来。四海鼎沸中山颓，惟有德人据三台"。"八井三刀"即"并州"之隐语，指北魏兴于山西北部。中山颓，指燕都中山被攻破。"德人"指慕容德。众人据此劝慕容德称帝。慕容德虽未马上接受，但此谶无疑为其后来称帝建南燕作了舆论准备。

南朝也屡禁谶纬。《隋书·经籍志》说："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以后，又重其制"。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无论是禁令前还是禁令后，在南朝关于谶纬的记载仍不绝于书。《南史·宋武帝纪》载，东晋末，雍州刺史鲁宗之负力好乱，且虑不为武帝所容，常作谶语说："鱼登日，辅帝室"，与东晋宗室司马休之相结与刘裕抗衡。刘宋时，孔熙先欲反，派遣其婢采藻，联络宫中领队许耀，使其为内应。采藻出发前，孔熙先付以牋书，陈说图谶。刘宋时，颜竣为宋孝武帝抚军主簿，有个和尚释僧含对他说："贫道常见谶记，当有真人应符，名称次第，属在殿下。"殿下即指宋孝武帝。颜竣遂将此谶向亲友传播。南齐萧道成代宋之际，流传谶语也很多，如"肃草成，道德怀书备出身，形法治吴出南京"①。肃草为萧，道德有道，此语隐含萧道成治吴之意。又如"墥堨河梁塞龙渊，消除水灾泄山川"②。墥堨河梁，为路，路即道。渊塞，比喻路成。消水灾，除宋氏患难之意。此谶萧齐代宋之意寓其中。又如"萧为二士，天下大乐"③。二士落起来为"主"字。又如"天子何在草中宿"④。宿取肃的谐音。这两句谶简直把萧姓为帝之意说白了。南朝梁代齐，同样有谶语为其开路。《梁书·武帝纪》载，萧衍行禅让之时，太史令蒋道秀说天文符谶64　条，沈约也向萧衍进"行中水，作天子"之谶。萧衍攻入建康后，山中隐士陶弘景闻议禅代，便援引图谶，处处皆成"梁"字，令子弟进之。

北朝对谶纬禁令甚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下令禁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下诏说："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宣武帝永平四年（公元511年）五月，诏禁天文之学。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五月，重申天文之禁，犯者以大辟论。朝廷禁令如此之严，使北魏在此期间谶纬之事确实少多了。北魏末期，随着朝廷统治力量的削弱，谶纬之事又有抬头。《魏书·术艺传》载，北魏末，刘灵助自号燕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行台。他又驯养大鸟，称为己瑞，妄说图谶，言刘氏当王。《北史·艺术传》载，北周宇文护执政时，问庾季才有关天道征祥之事。庾季才说："上台有变，不利宰辅，公宜归政天子，请老私门。"后周武帝诛宇文护，阅其书记，凡假讬符命，妄造异端者，皆诛无赦。搜阅中，庾季才的信件只有两张，上边讲的都是劝宇文护归政的纬言谶语。周武帝说："季才甚得人臣之礼"，因赐其布、帛。可见周武帝对有利于自己的谶纬是取宽容态度的。

6。占梦占梦即通过解释一个人梦中的图象来预测其吉凶。此术在魏晋南北朝前早已存在，魏晋南北朝时更加盛行。

三国曹魏时，曹爽曾梦见两只虎叼着雷公放在他的庭院中，便以此梦询问占者。占者马训告诉曹爽，此梦为忧兵之象。回家后，马训对其妻说："不出十几天，曹爽将以兵亡。"曹魏时，乐安人周宣占梦最有名。太守杨沛梦见有人对他说："八月一日曹公当至，必与君杖，饮以药酒。"杨沛让周宣占此梦之吉凶。周宣说："杖是助弱者行走的，药是治人病的。八月一日，黄巾必破。"魏文帝曾问周宣："我梦殿屋两瓦坠地，化为一对鸳鸯。此是何兆？"周宣说："后宫当有暴死者。"文帝说："我没做此梦，是骗你呢。"周宣说："梦者意耳，既然说出情形，不管做没做，都可以之占吉凶。"果然文帝接到奏报说，后宫有人相杀而死。不几天，文帝又问："我昨夜梦青气自地至天，何兆？"周宣说："天下当有贵女子冤死"。而此时文帝刚发出赐甄后死的玺书，闻此言后悔，欲遣人追回玺书已来不及了。还有一次，有个人问："我昨夜梦见刍狗，是何占？"周宣答："你要有一顿美餐了。"

①　《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②　《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③　《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④　《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几天后那人又问："我又梦见刍狗了，何也？"周宣说："你要从车上摔下来把脚摔折了，应当小心。"又过几天，那人又说："我又梦见刍狗了，何也？"周宣说："君家失火，当善护之。"三次都如周宣所占。那人问："我前后三次，都不曾梦，是想试试灵不灵。为什么全都应验了？"周宣说："你之所以说出梦的情景，是神灵使你说的，与真梦是一样的。"那人又问："我三次梦见刍狗而所兆不同，这是为什么？"周宣说："刍狗是祭神之物。你第一次梦见，能吃到祭祀余食。祭祀完毕，刍狗就会被车压瘪，故当坠车折脚。刍狗被压之后，就被拉回去当柴烧，所以你最后梦见当为失火之兆。"蜀汉赵直占梦也很有名。有一次何祗梦见井中长出桑树，便问赵直。赵直说："桑树并非井中之物，当被移植。你当升迁之兆，然而桑字四十下八，你的寿命恐不过此。"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北伐出北谷口，魏延任先锋。出诸葛亮营十里时，魏延梦见头上生角，便以此梦问赵直。赵直说："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战而贼欲自破之象也。"但他出来后对别人说："角之为字，刀下用也；头上用刀，其凶甚矣。"果然不久，魏延便被杨仪所杀。尚书令蒋琬未显贵时，忽梦见有一头牛在门前，流血滂沱不止。蒋琬甚觉不快，便去问赵直。赵直说："夫见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当至公，大吉之征也。"三国孙吴宋寿占梦，十不失一，被列为东吴八绝之一①。

西晋时，王愷曾梦见三把刀悬于卧室梁上，一会又加上一把。王愷被惊醒，心中特别扭。其主簿李毅闻听，再拜贺曰："三刀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恐怕要做益州刺史了。"后果如李毅所言。隐士郭瑀，夜梦乘青龙上天，至一间屋内停下来。他睡醒后说："龙飞在天，今止于屋。"屋"字是"尸"字下边一个"至"字。龙飞至尸，我恐怕要死了。"敦煌人索紞，明阴阳天文，善术数占候，很多人求他占卜吉凶，他都推托，但只要是找他占梦的，他都有问必答。一个叫令狐策的人梦见立在冰上，与冰下人说话，索紞说："冰上为阳，冰下为阴，阴阳事也。《诗经》说："士如果要娶妻，就应趁着冰未融化"，所以梦冰为婚姻事。你在冰上与冰下人说话，为阳语阴，是媒介之事。你当与人作媒，冰融而婚成。"果然不久，太守田豹托令狐策为媒，为子求乡人张公征之女。郡主簿张宅梦骑马上山，还绕三周，只见松柏，不见有门。索紞说："马属离，离为火。火，祸也。人上山，为"凶"字，但见松柏，墓门象也。不知门处，为无门也。三周，三期也。后三年必有大祸。"张宅后果因谋反被诛。索充梦见天上有两口棺材落在自己面前，让索紞占吉凶。索紞说："棺者，职也。当有京师贵人举君。二官者，频再迁。"索充又梦见一虏，脱去上衣来见他。索紞为其占说："虏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阳类，君妇当生男。"虏，繁体字为"虜"，又是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带有轻蔑性的称呼，所以索紞如是说。郡功曹张邈曾奉命去州府，夜梦狼咬掉其一脚，索紞为其占说："脚肉被吃，为"却"字"。张邈果因故未能去州府。东晋时，陶侃梦自己长出八只翅膀，飞上天。看见九重天门，自己进到第八重时，被守门人击倒，左翼折。后陶侃果然都督八州军事。东晋吴兴内史张茂曾梦得到大象，以此问占梦者万推。万推说："君当为大郡，然而不得善终。"张茂问其故，万推说："象者大兽。兽者守也，故知当得大郡。然象以齿焚，为人所害。"舂陵县令易雄，被王敦所捕，后被释。众人皆贺

①　《三国志·吴书·赵达传》注引《吴录》。

之，易雄却说："昨夜梦乘车，肉掛其旁。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东傍有斤，我恐怕还要被杀。"果然王敦又派人将其杀害。

南朝占梦之术也很盛行。刘宋大将沈庆之，80　岁那年梦见有人送他两匹绢，对他说："此绢足度。"沈庆之醒后对人说："我今年恐不免于死。两匹，八十尺。足度，无盈余也。"当年果被杀。南齐武帝萧道成，年17　岁时梦乘青龙西行逐日，至日将落山时乃止。醒而恐惧，家人问占梦者，回答是"至贵之象"。刘宋明帝时，淮南太守孙奉伯曾与萧道成睡在一起，梦见萧道成乘龙上天，自己于下捉龙脚不成。醒来便对萧道成说："你将大庇万民，我是看不见了。"南齐武帝萧赜13　岁时，梦全身长毛，头发长至脚面。又梦人指着他所踩的地说："周文王之田"。又梦见穿着桑屐在太极殿阶上散步。还梦见有人从天上飞下，头插笔画其衣两边，不言而去。这些梦象全由庾温占释，可见庾温为南齐有名的占梦者。南朝梁武帝尝夜梦中原牧守皆以地来降，醒来甚是高兴。其见到中书舍人朱异，说所梦，朱异说："这恐怕是天下将要统一，天先现其征兆吧！"侯景之乱时，萧纲被废，他梦见自己吃土，问舍人殷不害何兆。殷不害说："古时重耳接受土块，后返回晋国，您所梦会不会也预兆您返位呢？"还在侯景乱梁之前，太医令朱躭就梦见一犬一羊坐在帝位，他醒来对别人说："犬羊者，非佳物也。今据御座，将有变乎！"不久，侯景果真登上御殿。

北魏孝文帝昭皇后高氏，幼时曾梦在堂内立，而日光自窗外照之，灼灼而热。高氏左避右躲，阳光犹斜照不已。醒来告其父，其父请闵宗占之。闵宗说："日为帝王之象，光照女身，必有恩命及之。女避犹照，是主上来求，此女必将被帝命，诞育人君。"北魏人郦范，在任青州刺史前，曾夜梦阴毛拂脚，便问占梦者史武。史武说："豪盛于齐下矣。使君临抚东秦，道光海岱，必当重牧青齐，再禄营丘矣。"北魏大将奚康生，信佛道，其为官四州，皆建寺塔。他曾于南山立三层浮图，忽梦其崩坏。有沙门占其梦说："檀越当不吉利。无人供养佛图，故崩耳。"后奚康生果被杀。北魏末期，尔朱兆欲请高欢与之同起兵入洛，高欢派孙腾前往辞之。尔朱兆很不高兴，说："你回去对高兄说，我有吉梦，此举必有克获。"孙腾问："王梦如何？"尔朱兆说："我近日梦见亡父登一高堆，堆旁之地悉为熟耕之田，只有马兰草株株犹在。吾父问言何故不拔，左右云坚不可去。吾父令我下拔之，我手到草除。以此而言，我出师必有利。"北齐高洋，被封王后，梦人用笔点其额头。清晨起对馆客王昙哲说："我是不是应当退位？"王昙哲再拜贺曰："王上加点，便成"主"字，乃当进也。"北齐李元忠，梦手持火炬入其父墓，惊惧而醒，甚以为凶。清晨告其师，其师占说："这是大吉之梦，叫作光照先人，你最终要至贵达之位。"北齐薛淑曾梦见张亮在山上挂丝。清晨起以之告诉张亮，并占道："山上丝，幽字也。你恐怕要为官幽州了。"数月后，张亮出为幽州刺史。国子博士马敬德，其妻梦见猛兽将要扑过来，马敬德跑出丛棘，自己伏在地上不敢动。马敬德占此梦说："我当得大官。超棘，过九卿之意。你伏在地，夫人之象。"后马敬德为北齐后主的师傅。

以上我们叙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量的占梦现象，所有这些梦象，都占而有验，显然不可信。而且其验越是细微，越是具体，就越令人怀疑其真实性。毫无疑问，其中有很大艺术衍发、故意神化的成份。但透过这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形形色色的占梦之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即占梦在魏晋南北朝不是一时一处一朝一代的个别现象。周宣、赵直、宋寿、索紞、庾温等占梦专家的出现，很多人甚至自占己梦，说明了占梦的普遍存在。

7。相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相术，包括相人、相印、相宅、相墓等术，其中的相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三国时，魏王曹操迟迟不立太子，曹丕不能确切知道自己能否被立为太子。他听说有个叫高元闾的，善相人，便召来为自己占相。高元闾说："您之相贵不可言。"曹丕又问自己寿数，高元闾说："过四十当有小苦，过此无忧。"后不久，曹丕便为王太子，至年40　而崩。曹丕皇后甄氏，其幼时曾和兄弟姊妹一起玩，有相者刘良看见，便指着甄氏说："此女贵乃不可言。"董卓的女婿牛辅，领兵屯驻陕地。董卓死后，牛辅常感不安，乃手握避兵符，身旁置大斧，以之壮胆。每逢见客，先让相者相之，看看他是否有反气，然后才决定见与否。曹魏名臣钟繇，幼时曾与族父钟瑜至洛阳，道遇相者。相者说："此童有贵相，然而当有水厄。"果然未行10　里，在过桥时，钟繇马惊堕水，差点淹死。钟瑜见相者很灵，更加以钟繇为贵，供给他资费，使其能够专学。张缉在魏明帝初为温县令，颇有治能。后入为尚书郎，以称职深为明帝赏识。魏明帝认为他的才能可堪重任，便让相者相之以验证。相者说："其任职不过两千石官。"明帝说："怎么有如此之才而位止两千石。"后张缉为东莞太守，因与李丰谋反之事有关而被杀。沛国人朱建平，史称其"善相术，于闾巷之间，效验非一。"曹丕为五官将时，曾宴会宾客，让朱建平给自己及众人看相。朱建平对曹丕说："将军寿当八十岁，至四十时当有小厄，希望小心。"又对夏侯威说："您四十九岁当治一州，然而有难，此难若得过，便可年至七十，位至公辅。"又对应璩说："君六十二位为常伯，而当有厄。先此一年，当独见一白狗，而旁人不见也。"又对曹彪说："君据藩国，至五十七当厄于兵。宜善防之。"果然，魏文帝40　岁时，病危，他对左右说："朱建平所说的八十，指的是昼夜。我寿数到了。"夏侯威49岁时任兖州刺史，这年十二月上旬，得病。他想起朱建平之占，便写好了遗嘱，准备好了送葬之物。至下旬，其病渐轻，几乎完全好了。三十日黄昏，夏侯威大宴宾客，说："我的病已好，明日天亮，我就五十岁，朱建平所说之厄，要过去了。"客散以后，夏侯威疾病复发，夜半乃死。应璩61　岁时为侍中，忽见白狗，问众人，都言未见。于是应璩知道自己寿没有多长了，数游观田里，饮宴自娱，63　岁时卒。曹彪被封为楚王，57　岁时，犯与王浚通谋罪被赐死。刘备的皇后吴氏，其父吴壹与刘焉是旧好，所以全家迁入蜀中。蜀中善相者相吴氏当大贵，当时刘焉将有异志，乃为子刘瑁娶之。蜀郡人张裕晓相术，他数次举镜自照，都从自己面孔中占出被杀的命运，所以每次都将镜子摔在地上。后张裕果被刘备找借口杀掉。张裕善相，很早就有名气。新野人邓芝入蜀后，马上找他相面。张裕说："君年过七十，位至大将军，封侯。"后邓芝果然官至车骑将军，封为阳武亭侯。东汉末，朝廷曾遣使者刘琬至江东为孙策加锡命。刘琬对人说："吾观孙氏兄弟虽各才秀明达，然皆禄祚不终。惟中弟孝廉（指孙权）形貌奇传，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三国志·吴书·吴立传》注引《江表传》也记载孙权生时，"方颐大口，目有精光。"其父孙坚异之，以为有贵象。孙晧未登帝位时，西湖民景养相孙晧，说他当大贵。孙晧闻言也暗自高兴。孙吴会稽太守吾粲，年数岁时，一个老太太看见他，对其母说："这孩子有卿相之骨。"史载吾粲出身孤微，可见相人之术不仅仅限于上层社会。

西晋名将羊祜，幼时曾游玩于汶水之滨，遇一老者对他说："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于天下。"说完既去，莫知所在。东晋元帝司马睿，为琅邪王时不显灼然之迹，但侍中嵇绍见而异之，对别人说："琅邪王毛骨非常，恐怕非人臣之相。"西晋武帝皇后元氏，少而聪慧，善书，姿质美丽。有善相者相之，言当极贵。文帝听说，便为世子娶之。东晋简文帝为会稽王时，有三子然俱夭折。登位后10年内也未生子女。卜者扈谦、道士许迈都说其后宫中当有一女，能为其生二贵男。但过了数年，简文帝也未在后宫中找到此人。简文帝便将善相者请到宫中，让所有爱妾出来，相者看后说无此人。简文帝又将所有婢媵叫出来。宫人中有个姓李的织女，形长而肤黑，宫人全都称其为昆仑。相者一见便惊叫道："能生贵男者即此人也。"简文帝为传子大计，只好召之侍寝，后果生孝武帝、会稽文孝王、鄱阳长公主。周访少年时曾与陶侃外出，遇见善相者陈训。陈训对他们说："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寿，周当下寿，优劣更由年耳。"后周访为梁州刺史，陶侃为荆州刺史。周访比陶侃小一岁，但却死于陶侃之前。东晋末，刘裕曾与何无忌、魏詠之同聚会于檀凭之家中。晋陵人韦叟善相，他见到檀凭之，大惊说："卿有急兵之危，其验不过三四天。应深藏以避之。"果然几天以后，刘裕与桓玄战于罗落桥，檀凭之兵败被杀。任城人魏詠之，生而兔缺，即豁嘴。有善相者对他说："卿当富贵。"历阳人陈训，善阴阳占候，也善相术。甘卓为历阳太守时，陈训对别人说："甘侯头低而视仰，相法称之为"眄刀"。此外，他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若不领兵则可以免"。后甘卓果为王敦所害。又丞相王导体弱多病，常怀忧虑，以此请陈训相。陈训说："公耳竖垂肩，必寿，亦大贵。子孙也当兴于江东。"十六国前汉主刘渊在洛阳为质时，有屯留人崔懿之、襄陵人公师或等皆善相人，他们见到刘渊后，都说："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见也。"后赵主石勒，在家乡时父老及相者都说他相貌奇异，终不可量。后石勒被掠为奴，有一老者对他说："君鱼龙发际上四道已成，当贵为人主。"石勒的从子石虎，年六七岁时，有善相者说："此儿貌奇有壮骨，贵不可言。"十六国时，高平人徐统善相人，他见到苻坚后，便对左右说："此儿有霸王之相。"

南朝刘宋时，沈攸之、孙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有一人叫住他们为他们看相，说："君三人皆当位至方伯。"沈攸之说："岂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说："骨法如此。若有不验，但是相书误耳。"后来，沈攸之果为郢荆二州刺史，孙超之为广州刺史，全景文为南豫州刺史。南齐抚军将军李安民，少年时甚贫窭。有一人过其门，相之曰："君后当大富贵，与天子交手共戏。"南齐尚书令王宴，多次叫相工为其占相，认为自己当大贵。明帝萧鸾疑其欲反，遂诛之。南齐雍州刺史张欣泰，年少时有人相其位当至三公，而寿才30　岁。后因屋瓦堕，砸伤其额，相者见后说："这一伤没有公相了，但年寿却增了，还可以位至方伯。"张欣泰果然46　岁而死。南朝梁武帝贵嫔丁令光，生时有神光之异，相者见之云："此女当大贵"。东平人吕僧珍，为儿童时从师学。有相工历观诸生，最后指着吕僧珍说："此有奇声，封侯相也。"永明九年（公元491年）吕僧珍为平北将军曹虎典籤。司空陈显达见而异之，屏人呼其上座，对他说："卿有贵相，后当不见减，努力为之。"《太平御览》引《三国典略》载："梁宣丰侯修参军陈晃善相人。修因法会，将晃自随，令相简文有天下否。晃言："简文九州骨成，必践帝位。而地部过弱，非但王畿蹙侵，兼恐不得善终。""《陈书·章昭达传》记载：章昭达少时，曾遇相者对他说："卿容貌甚善，须小亏损，则当富贵。"梁武帝大同年间，章昭达为东宫直后，因喝醉酒从马上摔下来，鬓角摔伤。章昭达反而很高兴。相者看见说："这不是我说的小亏损。"梁末侯景之乱时，章昭达募乡人支援朝廷，被流矢射瞎一只眼，相者见了说："卿相善矣，不久当贵。"陈将骆牙，年12　时，宗人中有个善相者说："此郎容貌非常，必将远致。"陈宗室长沙王陈叔坚的母亲本是吴中酒家婢，相者看见她说她当生贵子。陈宣帝未登位时因饮酒与其通，生下陈叔坚。陈宣帝即位，拜其为淑仪。

北魏宣武帝灵后胡氏，其出生后，有个叫赵胡的占相者看过后对其父说："贤女有大贵之表，将来为天地母，生天地主，这不能为第三人知道。"北魏时，李先也善占相之术。北燕的吏部尚书李崇率众归降北魏，李即李崇之子。李母贱，所以李幼时亦为诸兄所轻。李崇说："此子之生，相者言贵，吾每观察，或未可知。"北魏大臣卢渊，14　岁时曾至长安。将要离开之时，好友50　余人相送，在渭北相别。扶风人王伯达善相，他说："诸君皆不如此卢郎。虽位不副实，然德声甚盛，望踰公辅。后二十余年，当制命关右。"太原晋阳人郭祚，少时不被乡人所识，但有女巫相之，说他后当富贵。北魏王显因通医术被朝廷所重用。他在未显贵时，有沙门相之，说他后当富贵，但不要任吏部之官，否则必败。宣武帝几次想让王显管吏部，都被婉言谢绝。宣武帝死，孝明帝即位，即位仪式须有太尉和吏部。由于仓卒，所以让王显兼吏部行事。后王显果被杀。又据《北齐书·神武帝纪》载，高欢未贵时曾和刘贵、尉景、蔡。。、司马子如、贾显智等于北方边镇射猎。行至大泽中见一茅屋，居住着一个盲老太婆和两个儿子。老太婆以酒和羊招待高欢一行人，并说自己善暗相，她将所有人都摸一遍，说诸人皆贵，但全要受高欢指挥。这个传说显系高欢为神化自己而编，但在北朝，盲者们人暗相之事应该存在，否则盲婆暗相的情节很难造出来。北齐崔国，史载他多伎艺，尤工相术。武平六年（公元575年），崔国从驾在晋阳，对中书侍郎李德林说："此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尽其事，口不忍言。唯弟一人，更应富贵，当在他国，不在本朝，吾亦不及见也。"广汉下洛人燕子献，少年时有个相者对他说："使役在胡代，富贵在齐赵。"后来，宇文氏占据关中，派燕子献出使柔然，应了"使役在胡代"之语。后来他从柔然直接归降北齐，以应相者"富贵在齐赵"之语。北齐骠骑大将军暴显，年幼时有一个僧人指着他说："此郎子有好相表，大必为良将，贵极人臣。"北齐高洋时，有个名为皇甫玉的人，善相。高洋为试其相术，用帛巾将其眼蒙住，让他历摸众人。摸到高洋时，皇甫玉说："此人是最大达官。"摸到任城王时说："当至丞相。"皇甫玉曾为高归彦相，对他说："你当位极人臣，但不要造反。"高归彦说："我为什么要反呢？"皇甫玉说："因为你有反骨。"高澄时还有吴士，双目盲而妙于声相。高澄试之，让众人在其面前讲话。听到刘桃枝之声，盲者说："此人当为人属下，然而当大富大贵，王侯将相多死其手，譬如鹰犬为人所使。"听了赵道德之声，说："此人亦为人属下，然而富贵显赫，不如刚才之人。"听了高洋的声音，说："此人当为人主。"听到高澄的声音，盲者没有反应，崔暹在旁赶紧掐他一把，他才说："也是国主。"果然高澄未及称帝而被下人所杀。东魏御史贾子儒善相，太常卿崔暹私带他偷看高澄。贾子儒说："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将军脸薄顾速，非帝王之相也。"北周孝闵帝宇文觉，9　岁时封略阳郡公。善相者史元华见到他后，回去后对家人说："此公子有至贵之相，但恨其寿不足以称之耳。"《周书·艺术传》说"史元华相术擅奇"，与乐茂、萧吉、庾季才、许奭、姚僧垣等"皆为一时之美。"可见史元华在北周是个很有影响的相者。北周的来和，也是一个有名的相者。周武帝时，盛传杨坚有大贵之表，武帝便让来和观看杨坚。来和早就对杨坚说过，当王有四海，但为使杨坚免于受害，便说其相貌是守节忠臣，宜作总管、大将军。作总管则能静肃一方，作大将军则能全军破敌。来和此言，免除了周武帝对杨坚的疑心。来和的同郡人韩则曾来求相，来和对他说："后四五当得大官。"人们不知此语何意。隋开皇十五年五月韩则死，来和解释说："十五年为三五，加以五月为四五。大官，椁也。"不但如此，来和还写成40　卷本的相术之书《相经》。

魏晋南北朝时的相术，除了相人，还有相墓、相宅、相印。《晋书·羊祜传》载："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气，若凿之则无后，祜遂凿之。相者见曰："犹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堕马折臂，位至公而无子。"《南齐书·祥瑞志》载：萧道成的祖坟在武进县彭山，山上常有五色云气。宋明帝甚恶之，遣相墓工高灵文占视。高灵文与萧赜关系很好，谎称其后不过位至州刺史，私下却对萧赜说此贵不可言之相。荀伯玉深得齐太祖亲信，当时有"十敕五令，不如荀伯玉命"之说。其未贵时，有善相墓者见其家墓地，对其父说："当出暴贵而不久也"。后荀伯玉年50　被杀。富阳人唐寓之，父祖相传以图墓为业。永明四年（公元486年），唐寓之自说其家墓有王气，又在山中得金印，以此得到百姓的拥戴，领导了一场侨民起义。陈将吴明徹，性至孝。其父死后，坟茔未备，吴明徹兄弟乃勤耕力作，以积攒治丧之用。秋季大获，葬用充足。时有伊氏善占墓，对吴明徹之兄说："你家严君葬之日，必有乘白马逐鹿者来经坟所，此是最小孝子大贵之征。"吴明徹即是兄弟中最小的。据《北齐书·陆法和传》载，陆法和在南朝梁时，为人置宅图墓，以避祸求福。同书还记载一段赵辅和为高欢选墓之事：高欢死于晋阳，高澄令高洋亲自带卜宅兆相之士在邺城西北的漳水北原为高欢选墓。看了许多地方，频卜不吉，又至一所，占而遇《革》卦。众人都说此地也不吉。赵辅和也在众占墓者之中，唯独他说："《革卦》于天下人皆凶，唯王象用之大吉。《革彖辞》云："汤武革命，应天顺人。""高洋登车望之，遂定于此地。

关于相宅的记载，《晋书·魏舒传》说："魏舒字阳元，任城樊人也。

少孤，为外家宁氏所养。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谓应之。"同书《艺术传》又载："韩友字景先，庐江舒人也。为书生，受《易》于会稽伍振，善占卜，能图宅相冢"。《宋书·王僧绰传》还有关于"凶宅"的记载："初，太社西空地一区，吴时丁奉宅，孙晧流徙其家。江左初为周f　、苏峻宅，其后为袁悦宅，又为章武王司马秀宅，皆以凶终。后给臧焘，亦颇遇丧祸，故世称为凶地。僧绰常以正达自居，谓宅无吉凶，请以为第。始就造筑，未及居而败。"

《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注引《魏氏春秋》还记载了相印之术：许允善相印，他被拜为镇北将军，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印刻好后，许允说："印虽始成而已被辱。"问送印者，果然曾把它掉在厕所。同书又载："《相印书》曰：相印法本出陈长文，长文以语韦仲将，印工杨利从仲将受法，以语许士宗。利以法术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将问长文："从谁得法？"长文曰："本出汉世，有《相印》、《相笏经》，又有《鹰经》、《牛经》、《马经》。印工宗养以法语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传于世""。以上我们叙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占卜、星占、望气、风角、谶纬、占梦、相术等。我们把这些活动归纳为天意崇拜。从内容上看，所有这些活动，或占社稷的荣衰，或卜人生的穷达，或测人寿的长短，或兆事物的吉凶，或算人的安危，或推战争胜负。人们认为这一切都是上天安排的。一方面，他们认为天命玄远，可得而不可知，另一方面他们又怀着虔诚与惴惴之心，希望通过上述方式知道一些玄远的未知，以便应之得福，顺之避祸。从形式上看，星占、望气、风角，都是直接从天象的变化来寻找天意。谶纬则更直言是顺天以应人。至于人的相貌，古人则认为是天生成的，所谓吉人天相、天生反骨等，更说明相术与天意崇拜的关系。天意崇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形式多样、影响范围广、时间持续长久的鬼神崇拜习俗。

（二）自然崇拜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其对象有三类：一是山，其中包括岩穴和岩石；二是水，包括江、河、湖、井、泉等；三是植物和动物。

1。山神崇拜山历来被人们视为藏神卧仙之所。魏晋南北朝时期被人们视为有神异的山很多，兹择要述之。

昆仑山。晋张华《博物志》说："昆仑纵广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神仙之所集。"

嵩山。又称嵩高山。《晋书·苻坚载记》附《王猛传》记载，王猛少年时以卖畚箕为生。一次他在洛阳市上遇一人买畚箕，又说没带钱，让王猛随之去取。王猛利其贵而从之，行不觉远，忽至深山，见一父老，须发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许人，有一人引王猛进拜之。老者说："王公何缘拜也！"乃10　倍偿其畚值，遣人送出。王猛出来后，回头一看，原来自己站在嵩高山之前。

华山。晋郭璞《华山赞》说："华岳灵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浆。其谁游之，龙驾云裳。"傅玄也说，古先历代圣帝明王，莫不燔柴加牲，尊而祀之。《魏书》中也记载，魏孝文帝时派人去西岳祭华山。

泰山。秦汉时，皇帝多在此行封禅之仪。东汉时，又传说山上有金匮玉策，能知人年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长短。"《三国志·魏书·蒋济传》注引《列异传》载："济为领军，其妇梦见亡儿涕泣曰："生死异路，我生时为卿相子孙，今在地下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复言。今太庙西讴士孙阿，今见召为泰山令。愿母为白侯，属阿令转我得乐处。"言讫，母忽然惊寤，明日以白济。济曰："梦为尔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复梦曰："我来迎新君，止在庙下。未发之顷，暂得来归。新君明日日中当发，临发多事，不复得归，永辞于此。侯气强，难感悟，故自诉于母，愿重启侯，何惜不一试验之？"遂道阿之形状，言甚备悉。天明，母重启侯："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适？适一何惜不一验之？"济乃遣人诣太庙下，推问孙阿，果得之，形状证验悉如儿言。济涕泣曰："几负吾儿。"于是乃见孙阿，具语其事。阿不惧当死，而喜得为泰山令，惟恐济言不信也，曰："若如节下言，阿之愿也。不知贤子欲得何职？"济曰："随地下乐者与之。"阿曰："辄当奉教。"乃厚赏之，言讫遣还。济欲速知其验，从领军门至庙下，十步安一人，以传阿消息。辰时传阿心痛，巳时传阿剧，日中传阿亡。济泣曰："虽哀吾儿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后月余，儿复来语母曰："已得转为录事矣。""这是一个志怪神话，不是一个史实，但这个神话却能反映出民间对泰山治鬼的信仰。

恒山。又名常山。北魏时，道武帝拓跋珪于山上立庙置侍祀99人，每年都祭祀，遇水旱也祷其神。

霍太山。《水经注》说，霍太山上有飞廉冢，山上有岳庙，庙甚灵，鸟雀不栖其林，猛虎常守其庭。

会稽山。南朝刘宋人孔灵符作《会稽记》说：会稽山"有石室，云是仙人射堂。东高岩有射的石，远望的如射堠，形圆，视之如镜。土人常以占谷食贵贱。射的明则米贱，暗则米贵。谚曰："射的白，斛一百；射的玄，斛一千。""

茅山。《茅山记》载："中茅山，其山独处，司命君埋玉门丹砂六千斤镇于此。山深二丈，上有盘石镇之。其山左右泉流下，皆小赤色，饮之延年益寿。"魏晋南北朝时，很多人来此修道。

管涔山。《晋书·刘曜载记》载：刘曜"弱冠游于洛阳，坐事当诛，亡匿朝鲜，遇赦而归。自以形质异众，恐不容于世，隐迹管涔山，以琴书为事。尝夜闲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献剑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烛视之，剑长二尺，光泽非常，赤玉为室，背上有铭曰："神剑御，除众毒。"曜遂服之。"此事显系编造，其目的为刘曜称帝造舆论。造舆论要把管涔山神抬出来，可见此山神在人们中有影响。

敬亭山。《山川记》云，敬亭山"山有神祠，即谢朓赛雨赋诗之所。其神云梓华府君，颇有灵验。"

慈姥山。位于建康（南京）附近，此山之神掌送子。《初学记》卷八引《丹阳记》载："江宁有慈母山，积石临江，生箫竹管，俗呼为鼓吹山，江宁谓之慈姥山。"《南齐书·张敬儿传》载，张敬儿曾于慈姥庙为妾乞儿。石鹿山。此山位于南朝梁时青、冀州东北，临海，有神庙，远近百姓都来祈祷。

雨母山。《太平御览》卷十一引《荆州记》载："湘东有雨母山，山有祠坛，每祈祷无不降泽。"

黄石公祠。《搜神记》载："益州之西，云南之东，有神祠，刻山为室，下有民奉祠之，自称黄公。因言此神，张良所受黄石公之灵也。清净不宰杀，诸祈祷者，持一百纸、一双笔、一丸墨，置石室中，前请乞，传闻石室中有声，须臾，问来人何欲。既言，便具语吉凶，不见其形，至今如此。"

阴阳石。《太平御览》载，荆州恨山县山中有两大石，俗名为阴阳石。

遇旱，鞭打阳石则降雨；遇涝，鞭打阴石则天晴。送子石。《周书·高琳传》载：高琳母在泗水之滨祓禊，看见一石，光彩朗润，使拿回家去。当夜梦见一人，飘逸状若神仙，对她说："你白天拿回来的石头，是浮磬之精，若能宝持，定能生子。"

豫章石人。《搜神记》载："豫章有戴氏女，久病不差，见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谓曰："尔有人形，岂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将重汝。"其夜，梦有人告之："吾将祐汝。"自后疾渐差，遂为立祠山下，戴氏为巫，故名为戴侯祠。"

孝子石。《太平御览》引《蜀中记》载，隗叔通，性至孝。其母的饭，必须用江水做。隗叔通每天都要到长江边汲水。他每至江边，都有石浮出，为其落脚之用。人们云为孝子石。

魏晋南北朝的水神崇拜对象也很多，兹列举如下：江神。古时江专指长江。《晋书·地理志》载，徐州广陵郡海陵县有江海会祠。江都有江水祠。

河神。古时河专指黄河。黄河历来被视为能兆人间吉凶之河，远古时就有黄龙负图出河洛的传说。十六国时王嘉《拾遗记》中也有"黄河千年一清，圣王之大瑞也。"北齐武成帝高湛年号为河清，就取此意。南朝刘宋鲍照《河清颂》中说："鸣鸟跃鱼，滌秽河渠，至祥也。大宝鸿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同赞，神祗与能，厥应如彼。唯天唯大，尧实则之。抑又闻之：势之所覃者浅，则美之所传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则庆之所流者远。圣命难谌，皇历攸归，谋从筮协，神与民推。"可见人们对黄河清浊之重视。

渭水神。《水经注》载，长安县北的渭水段，旧有忖留神像。此神曾与鲁班对话，但不露头。鲁班让他出来，忖留说："我貌狞丑，你又善长描绘人的容貌，所以我不能出。"鲁班于是拱手说："我手中无物，你露出头来见我。"忖留才露出头来。鲁班见他出来，手虽未动，但脚下开始画起来。忖留发现后，立即还入水中。所以忖留的像只有半截立于水中。传说此像曾把曹操的乘马吓惊，所以曹操命人将像取掉。

蒋公湖。扬州永嘉郡怀化县有蒋公湖，传说湖中有神，有祭祀祈请者，神皆以大鱼与之。

宫亭湖。位于江州豫章郡内，传说此湖有神，甚有"灵验"，民间为之立庙。过路行旅，无不祈祷。《搜神记》载："南州人有遣使献犀簪于孙权者，舟过宫亭庙而乞灵焉。神忽下教曰："须汝犀簪。"吏惶遽，不敢应。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复下教曰："俟汝至石头城，返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达石头，忽有大鲤鱼，长三尺，跃入舟。剖之得簪。"

河伯。河伯的传说有很多。东晋时葛洪作《抱朴子》，说弘农人冯夷，八月上庚日渡河，被淹死，被天帝封为河伯。《搜神记》载，泰山入胡母班被泰山神召去，让他给自己的女婿河伯带一封信。胡母班问："不知怎样才能见到河伯？"泰山神说："你至河中流，便拍船呼青衣，便会有人来取信。"胡母班依言而行，果然见到河伯。同书又载，吴郡余杭县有上湖，湖中央有塘。有一人乘马看戏，因喝醉酒，睡在湖边。醒来时马已不见，只见一少妇，后又来一少年，说主人欲见他。那人随少年乘车入一城，进一所宅，见厅上信幡上写着"河伯信"。从这两个传说看来，魏晋南北朝时的河伯，似乎是主管众水之神。

雨濑。濑即小溪之意。传说此濑在荆州来阳县，若遇天旱，百姓壅塞之，天就会下雨。一县共壅则一县降雨，一乡独壅则一乡独降。

石井。传说罗霄山有石井，民天旱时祠井神，以木投井中，天即下雨，至井溢木出，雨则止。

3。植物、动物崇拜魏晋南北朝时期，树有神灵的观念在南方和北方都有体现。《搜神记》载：扬州庐江郡龙舒县陆亭有大树，高数十丈。时天大旱，百姓见此树常有黄气，以为有"神灵"，遂以酒脯祭之求雨。后村中有一人，夜见一妇人，自称树神黄祖，能兴云作雨，答应明日日中降雨。至期果有大雨，百姓遂为立祠祭之。在北方，树有神灵的观念则体现为另一种形式。《艺文类聚》引《曹瞒传》载，曹操自汉中至洛阳，筑建始殿。基址有梨树，曹操让苏越将树移走。挖树时掘根，树根出血。苏越报告此情，曹操亲自视之，以为不祥，回去便病倒。又《洛阳伽蓝记》载：洛阳城内有愿会寺，"佛堂前生桑树一株，直上五尺，枝条横绕，柯叶旁布，形如羽盖。复高五尺，又然。凡为五重，每重叶椹各异，京师道俗谓之神桑。观者成市，施者甚众。帝闻而恶之，以为惑众，命给事中黄门侍郎元纪伐之。其日云雾晦冥，下斧之处，血流至地，见者莫不悲泣。"

树还能预兆世间吉凶。嘉禾生，木连理，被人们认为是吉祥之兆，史籍曾将此现象大书特书。树上结冰挂，则认为是不祥之兆。被称为"木不曲直"。如晋元帝太兴三年（公元320年）二月，下雨，树结冰。人们便把此现象同两年以后的周f　、戴渊、刁协、刘隗等人的被杀联系起来。又如东晋穆帝永和八年（公元352年）正月，下雨，树结冰。人们也把第二年的殷浩北伐失败与此相联系。还有一种被称为"草妖"的现象，也被视为不祥之兆。如蜀汉刘禅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谯周认为这是蜀亡的预兆。西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七月，豫章郡有樟树久枯，忽而复荣，也被视为晋怀帝不终其祚，元帝由支族而兴的先兆。

除了预示吉凶之外，还有一些树木被视为避邪驱鬼之物。在节令习俗一章中，我们曾谈到元日人们将桃板、桃符挂在门上用以避邪。栌木也被视为驱鬼之物。晋崔豹《古今注》说："程雅问拾栌木一名无患者。昔有神巫名曰宝毦，能符劾百鬼，得鬼则以此为棒，杀之。世人相传以此木为众鬼所畏，竞取为器用，以却厌邪鬼，故号曰无患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的动物被视为吉祥之物，主要有以下种类：凤凰。东吴孙权太元元年（公元251年），有鸟集苑中，似雁，高足长尾，毛羽五色，咸以为凤凰。改元为神凰元年（公元252年）。吴人薛综《凤颂》说："猗欤石磬，金声玉振。先王搏拊，以正五音。百兽翔感，仪凤舞麟，在昔尧舜，斯磬乃臻。宗庙致敬，乃胥来顾，赞扬圣德，上下受祚。"鸾。《说文解字》释鸾曰："神灵之精也。五彩，鸡形，鸣中五音。"

晋葛洪《抱朴子》说："《昆仑图》曰：鸾鸟似凤而白缨，闻乐则蹈节而舞，至则国安宁。"郭璞曾作《鸾鸟赞》："鸾翔女床，凤出丹穴，拊翼相和，以应圣哲。击石靡詠，韶音其绝。"

乌。乌有数种。有白乌、赤乌、苍乌、黑乌、三足乌等。《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孙权嘉禾七年（公元238年）八月，武昌言有麒麟出现。群下以为此乃太平之兆，宜改年号。孙权诏曰："间者赤乌集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于是改嘉禾为赤乌。

龙。《宋书·王昙首传》载，刘裕镇守江陵时，王昙首力劝刘裕入建康代晋。刘裕沿江而下，途中有黄龙出，左右皆失色。刘裕却对王昙首说："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又如三国孙吴时，樊口、武昌都报有黄龙出现。孙权便改年号为黄龙。曹植《贺瑞表》说："臣闻凤凰复见邺南，黄龙双出于清泉，圣德至理，以致嘉瑞。"

麒麟。《晋书》记载，吕光时，张掖金泽有麒麟出现，群兽皆从，于是吕光改年为麟嘉。吴人薛综作《麟颂》说："懿哉麒麟，惟兽之伯，世平睹景，否则戢足。"可见人们眼里，麒麟的出现是太平盛世之兆。

以上数种禽兽，多为人们观念中的动物。可能是根据现实中的某种动物加以想象衍发的产物。此外，还有一些现实中的动物也被看作是祥瑞之兆。雀。雀被人们视为祥瑞之物，尤其是白雀、赤雀，更被人们珍视。《艺文类聚》引《零陵先贤传》说，曹操时有白雀之瑞，群儒作颂。东吴孙晧时，华覈《谏盛夏兴工疏》中说："征祥符瑞，前后屡臻，明珠既睹，白雀继见。"雉。白雉为雉中尤吉之禽。《魏略》载："文帝欲受禅，郡国奏白雉十九见。"晋武帝咸宁元年（公元275年）、三年、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愍帝建兴三年（公元315年）、安帝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宋文帝元嘉五年（公元428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年、二十六年、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大明五年、大明八年、前废帝永光元年（公元465年）等都有白雉出现。这些都被作为吉兆而被载入《宋书·符瑞志》。

白虎。《艺文类聚》引《中兴征祥说》："王者仁而不害，则白虎见。

白虎状如虎而白色，啸则风兴，暠身如云而无杂色是也。"

白狼。《宋书·王懿传》载，王懿被慕容垂打败，身受重伤，且与亲人走散，在大泽中迷路。这时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号，号毕乃衔王懿衣，带其渡河，使之得救。后王懿在刘宋朝为官，在任所立白狼寺。

九尾狐。三国魏曹植有《上九尾狐表》："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甄城县北见众狐数十，首在后，大狐在中央，长七八尺，赤紫色，举头竖尾，尾甚长大，林列有枝甚多，然后知九尾狐。斯诚圣王德政和气所应也。"

除上述诸禽兽外，白鹅、白鸽、白兔等也被视为祥瑞之物。

动物不但兆祥，还能预祸。《宋书·五行志》记载了种种动物预示灾祸之事，节录如下：龟孽。晋惠帝永熙初，卫瓘家人炊饭，堕地，尽化为螺，出足起行。螺，龟类，近龟孽也。干宝曰："螺被甲，兵象也。于《周易》为《离》，《离》为戈兵。"明年，瓘诛。

鸡祸。晋惠帝元康六年，陈国有鸡生雄鸡无翅，既大，坠坑而死。王隐曰："雄，胤嗣象，坑地事为母象，贾后诬杀愍怀，殆其应也。"晋惠帝太安中，周f　家有雌鸡逃承霤中，六七日而下，奋翼鸣将，独毛羽不变。其后有陈敏之事。敏虽控制江表，终无纲纪文章，殆其象也。卒为玘所灭。晋元帝太兴中，王敦镇武昌，有雌鸡化为雄。天戒若曰："雌化为雄，臣陵其上。"其后王敦再攻京师。

毛虫之孽。晋武帝太康六年，南阳送两足虎，此毛虫之孽也。识者为其文曰："武形有亏，金虎失仪，圣主应天，斯异何为"。言非乱也。京房《易传》曰："足少者，下不胜任也。"干宝曰："虎者阴精，而居于阳。金兽也。南阳，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乱之妖也。六，水数，言水数既极，火慝得作，而金受其败也。至元康九年，始杀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终相乘之数也，自帝受命，至愍怀之废，凡三十五年。"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四角兽见于河间，河间王愷获以献。角，兵象也。董仲舒以四角为四方之象。后河间王数连四方之兵，作为乱阶，殆其应也。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雍州送六足麘，刺史武陵王表为祥瑞。此毛虫之孽。犬祸。公孙渊家有犬冠帻绛衣上屋，此犬祸也。屋上亢阳高危之地。天戒若曰：渊亢阳无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自立为燕王，果为魏所灭。京房《易传》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门。"桓玄将拜楚王，已设拜席，群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来便其席，万众暀候，莫不惊怪。玄性猜暴，竟无言者，逐狗改席而已。

羽虫之孽。景初元年，又有燕生钜。。于卫国涓桃里李家。形若鹰，吻似燕。案刘向说，此羽虫之孽，又赤眚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异，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其后晋宣王起，遂有魏室。蜀刘禅建兴九年十月，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堕水死者以千余。是时诸葛亮连年动众，志吞中夏，而终死渭南，所图不遂。又诸将分争，颇丧徒旅。鸟北飞不能达，堕水死，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过渭，又其应乎。吴孙权赤乌十二年四月，有两乌衔鹊堕东馆。权使领丞相朱據燎鹊以祭。案刘歆说，此羽虫之孽，又黑祥也。视不明，听不聪之罚也。是时权意溢德衰，信谗好杀，二子将危，将相俱殆。睹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废，鲁王霸赐死，朱據左迁，陆议忧卒，是其应也。东馆，典教之府，鹊堕东馆，又天意乎。

羊祸。晋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导廐，羊生无后足。此羊祸也。京房《易传》曰："足少者，下不胜任也。"明年，苏峻入京都，导与成帝俱幽石头，仅乃免身，是其应也。宋孝武帝大明七年，永平郡献三角羊，羊祸也。

豕祸。吴孙晧宝鼎元年，野豕入右大司马丁奉营。此豕祸也。后奉见遣攻谷阳，无功反。晧怒，斩其导军。及举大众北出，奉及万彧等相谓曰："若至华里，不得不各自还也。"此谋泄，奉时虽已死，晧追讨谷阳事，杀其子温，家属皆远徙。豕祸之应也。

牛祸。元帝太兴元年，武昌太守王谅牛生子，两头八足两尾共一腹。三年后死。又有牛生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马彪说，两头者政在私门，上下无别之象也。京房《易传》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下不胜任也。"其后皆有此应。

马祸。晋武帝太熙元年，辽东有马生角，在两耳下，长三寸。按刘向说，此兵象也。及帝晏驾之后，王室毒于兵祸，是其应也。京房《易传》曰："臣易上，政不顺，厥妖马生角。"又有"天子亲伐，马生角。"《吕氏春秋》曰："人君失道，马有生角。"

自然界中发生的一些现象本来没有什么奇怪。如木连理，树挂冰，一种动物的出现，动物中的怪胎等等，用今天有关自然科学的理论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但在科学不甚发达的古代，人们对这些现象却疑惑不解。特别是当这些自然现象与一些社会现象联系起来，更使它们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这样就把人们的认识引向诚惶诚恐地信仰崇拜这一端上。

（三）人神、人鬼崇拜魏晋南北朝对人神崇拜可分为三类，一是被神化了的先人，二是被神化了的当时的官吏，三是被神化了的民间普通之人。对人鬼的崇拜主要表现为鬼魂索命报应观念。

1。被神化了的先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和传说中的人物已被神化，因而作为神受到人们的祭祀。这些人主要有：黄帝。据《晋书·地理志》记载，雍州扶风郡雍县有五臓、太昊、黄帝以下祠303　所。《魏书·地形志》载，豳州襄乐郡肤施县有黄帝祠。北魏初，拓跋嗣、拓跋焘多次到涿鹿桥山、广宁历山等处祠黄帝庙。扶风郡治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南，襄乐郡治位于今甘肃宁县北，涿鹿城位于今河北怀来西南，广宁郡治即今河北涿鹿。可见黄帝祠遍于陕甘河北地区。

蚩尤。《晋书·地理志》载：兖州东平国寿张县（今山东东平县南）、青州乐安国临济县（今山东高青县东南）等地有蚩尤祠。

伏羲。《魏书·地形志》载，司州汲郡朝歌县（今河南省淇县）、兗州高平郡高平县（今山东省鱼台县东北）等地都有伏羲祠。

女娲。《魏书·地形志》载，定州博陵郡深泽县（今河北省深泽县东》有女娲祠。

赤松子。赤松子相传为神农时的雨师。《晋书·地理志》载，扬州东阳郡长山县（今浙江金华）有赤松子庙。

尧。《魏书·地形志》载，司州东郡东燕县（今河南长垣县西北）、定州钜鹿郡曲阳县（今河北晋县西）、定州北平郡望都县（今河北卢龙县）、并州上党郡乐阳县（今山西潞城附近）、并州乡郡乡县（今山西武乡县东）、并州乡郡铜鞮县（今山西沁县西南）、晋州平阳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市）、营州昌黎郡龙城县（今辽宁朝阳市）、青州齐郡临淄县（今山东淄博东北）、北豫州广武郡中牟县（今河南中牟县）、海州东海郡下密县（今江苏连云港市东南）等地都有尧祠。

舜。《魏书·地形志》载，齐州济南郡历城县（今山东济南）有舜山祠。禹。《魏书·地形志》载，郑州阳翟郡阳翟县（今河南禹县）有禹山祠。奚仲。奚仲为夏禹之臣。传说黄帝造车，少吴用牛拉车，奚仲改为用马，所以被禹任为车正。《魏书·地形志》载，徐州彭城郡薛县（今江苏徐州）有奚仲庙。

周文王。《魏书·地形志》载，雍州咸阳郡石安县（今陕西咸阳附近）

有周文王祠。

姜太公。《魏书·地形志》载，司州汲郡汲县（今河南汲县西南）有姜太公庙。

赵武灵王。《魏书·地形志》载，肆州永安郡定襄县（今山西定襄县）

有赵武灵王祠。

卫灵公。《魏书·地形志》载，司州东郡长垣县（今河南长垣县）有卫灵公祠。

晋王。《魏书·地形志》载，并州太原郡晋阳县（今山西太原市附近）

有晋王祠。

孙叔敖。孙叔敖为春秋楚人，虞丘将其举荐给楚庄王，其任相3　个月，施教导民，国内无奸邪之吏，无强梁之盗。他3　次任相，3　次被黜，但均得而不喜，去而不悔。《魏书·地形志》载，东豫州长陵郡安宁县（今河南新蔡县南）有孙叔敖庙。

介子推。春秋时晋人，曾与晋文公一起流亡国外，助其归国即位，立有功绩。但不以功邀赏，而去介山隐居。《魏书·地形志》载，并州太原郡晋阳县（今山西太原市南）有介子推祠。

伯夷、叔齐。二人为孤竹君之子，因互让王位，皆去位逃走，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而谏。周朝建，二人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晋戴延之《西征记》说："洛东北去首阳山二十里，山上有伯夷叔齐祠。或云饿死此山，今河东蒲坂南。又谓首阳亦有夷齐祠，未详饿死所在。"

伍子胥。《魏书·地形志》载，司州东郡东燕县（今河南长垣西北）、兗州泰山郡（山东泰安东南）等地有伍子胥庙。

屈原。刘敬叔《异苑》载："长沙罗县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明水净，异于常处。民为立庙，在汩潭之西，岸侧盘石马迹尚存。相传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骥而来。"

老子。《晋书·地理志》载，豫州梁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有老子祠。《魏书·地形志》也载，南兗州陈留郡（今安徽亳县）有老子庙。

叔梁纥。叔梁纥为孔子之父，春秋时鲁国人。他先娶施女，生九女。后从父命与颜氏女徵在结婚，祷于尼丘得孔子。《魏书·地形志》载，兗州鲁郡鲁山县（今山东曲阜）有叔梁纥庙。

颜母。即颜徵在，孔子母。《魏书·地形志》载，与叔梁纥同地还有颜母庙。

孔子。孔子庙也在山东曲阜。除此之外，江南地区也有孔子庙。《南齐书·江祏传》记载，江祀为南徐州南东海郡太守时，曾修复破败的宣尼庙，构立祭之。孔子在西汉平帝时被追谥褒成宣尼公，宣尼庙即孔子庙。

子路。孔子的弟子。《魏书·地形志》载，司州东郡长垣县（今河南长垣县）有子路祠。

子产。春秋时郑国法家人物。《魏书·地形志》载，北豫州广武郡苑陵县（今河南新郑县东北）、洛州阳城郡康城县（今河南禹县西北）等地有子产祠。

秦始皇。《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注引《朗家传》载："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可见会稽一带祭祀秦始皇之俗。

项羽。《魏书·地形志》载，睢州谷阳郡高昌县（今河南鹿邑县）有项羽庙。《梁书·萧琛传》载，萧琛任吴兴太守时，"郡有项羽庙，土民名为愤王，甚有灵验，遂于郡厅事安施床幕为神座，公私请祷。前后二千石皆于厅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还庙，处之不疑。"可见江南江北均有祭祀项羽之俗。

刘邦。《魏书·地形志》载，徐州沛郡萧县（今江苏萧县西北）、徐州沛郡沛县（今江苏沛县）、徐州北济阴郡丰县（今江苏丰县）、徐州北济阴郡离狐县（今山东单县）、洛州上洛郡上洛县（今陕西商县）等地都有汉高祖庙。

戚夫人。汉高祖宠姬。《魏书·地形志》载，徐州彭城郡留县（今江苏沛县东南）有戚夫人祠。

楚怀王。秦末，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后将其害死。至六朝时，江州桂阳郡郴县南（今湖南郴州附近）仍有义帝庙，百姓祭之。

张良。《魏书·地形志》载，徐州彭城郡留县（今江苏沛县东南）有张良祠。

西门豹。《魏书·地形志》载，司州魏郡邺县（今河北邯郸南）有西门豹祠。

四皓。四皓即西汉初的四个隐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又称"商山四皓"。《魏书·地形志》载，雍州咸阳郡石安县（今陕西咸阳附近）、洛州上洛郡上洛县（今陕西商县）均有四皓祠。

赵尧。西汉刘邦时任御吏大夫，后被吕后所杀。《魏书·地形志》载，定州中山郡安喜县（今河北安国县西）有赵尧祠。

汉武帝。《魏书·地形志》载，雍州北地郡富平县（今陕西耀县东南）

有汉武帝祠。

光武帝。《魏书·地形志》载，北扬州南顿郡南桓县（河南项城附近）

有光武帝祠。

卓茂。东汉光武帝时任太傅。《魏书·地形志》载，北豫州荥阳郡密县（今河南密县东南）有卓茂祠。

麻姑。传说中的女仙，东汉时曾出现于蔡经家。《魏书·地形志》载，沧州浮阳郡章武县（今河北沧州东）有麻姑祠。

2。被神化了的当时官吏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当时的官吏也逐渐被神化，为人们所祭祠。这些人上至皇帝，下至县令，所包甚广。

曹操。《魏书·地形志》载，谯州南谯郡涡阳县（今安徽蒙城附近）有曹操祠。

邓艾。《魏书·地形志》载，南兗州陈留郡小黄县（今安徽毫县附近）

有邓艾词。

贾逵。魏文帝时，贾逵任豫州刺史，其到任后，"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纵不如法者，皆举奏免之"。在任期间，又外修军旅，内治民事，拦截鄢水、汝水，筑造新陂，并开通运渠，人称"贾侯渠"。贾逵死后，豫州吏民追思之，为其刻石立祠。曹魏末，王凌起兵反对司马懿，兵败被擒。其经过贾逵祠时，大呼贾逵之字说："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后司马懿有疾，梦王凌、贾逵为厉鬼，甚恶之，遂死。

诸葛亮。《魏书·地形志》载，梁州华阳郡沔阳县（今陕西汉中市西）

有诸葛亮祠。

邓芝。三国蜀汉车骑大将军。《魏书·地形志》载，陕州恒农郡北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有邓芝祠。

孙坚。《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注引《世语》载："黄初末，吴人发长沙王吴芮墓，以其砖于临湘为孙坚立庙。"

周瑜。《初学记》引《水经注》载，"江水对雷州之北侧有周瑜庙"。

蒋子文。《搜神记》载："蒋子文者，广陵人也。嗜酒好色，挑达无度。常自谓己骨清，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乘白马，执白羽，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疫，百姓窃相恐动，颇有窃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将大■祐孙氏，宜为我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俄而小虫如尘麖，入耳皆死，医不能治。百姓愈恐。孙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将又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一日数十处。火及公宫。议者以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宜有以抚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灾厉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苏峻。此人为东晋人，先为兰陵相，讨伐王敦的战争中曾有功于朝廷，后来举兵叛晋，还一度攻下东晋首都建康。《南齐书·崔祖思传》载："祖思少有志气，好读书史。初州辟主簿，与刺史刘怀珍于尧庙祠神，庙有苏侯像。怀珍曰："尧圣人，而与杂神为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苏峻今日可谓四凶之五也。"怀珍遂令除诸杂神。"

袁双。东晋时人，袁真第四子。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袁真随桓温北伐。桓温北伐失利，归罪袁真，将其贬为庶人。袁真不满，据寿阳，潜通苻坚、慕容皝。《异苑》载："丹阳县有袁双庙，真第四子也。真为桓宣武所诛，便失所在。灵怪太元中形见于丹阳，求立庙。未既就功，大有虎灾，被害之家辄梦双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于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

孔愉。孔愉是会稽山阴人。孙吴亡后，迁入洛阳，西晋末，归乡里。中途遇石冰、封云之乱，并被封云迫为参军。孔愉不从，几乎被杀，后因封云的司马张统的营救才获免。孔愉回家乡后，入新安山中，改姓孙氏，以稼穑读书为务，信著乡里，后忽舍众人而去。乡里皆说他是神人，为其立祠。萧承之。南齐高帝萧道成之父，死于刘宋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77年）。梁土民于峨公山立庙祭之。

邓县令。《南齐书·周山图传》载："义乡县长风庙神姓邓，先经为县令，死遂现灵。山图启乞加神位辅国将军。"

3。被神化了的民间普通人魏晋南北朝时，除了上述两种人外，还有一些民间普通人，他们没有权势，或被枉杀，或由于不堪受迫害而自杀。这些含冤而死者，往往被神化。这些人主要有：紫姑。《异苑》载："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归（曹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投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躞不住，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

丁姑。《搜神记》载："淮南全椒县有丁新妇者，本丹阳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谢家。其姑严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答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经死。遂有灵响，闻于民间。发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见形，著缥衣，戴青盖，从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两男子，共乘船捕鱼，仍呼求载。两男子笑，共调弄之，言："听我为妇，当相渡也"。丁妪曰："谓汝是佳人，而无所知，汝是人，当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须臾，有一老翁乘船载苇，妪从索渡。翁曰："船上无装，岂可露渡。恐不中载耳"。妪言："无苦"。翁因出苇半许，安处不著船中，径渡之至南岸。临去，语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过。然宜使民间粗相闻知，翁之厚意，出苇相渡，深有惭感，当有以相谢者。若翁速还去，必有所见，亦当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湿不至，何敢蒙谢"。翁还西岸，见两男子覆水中。进前数里，有鱼千数，跳跃水边，风吹至岸上。翁遂弃苇，载鱼以归。于是丁妪遂还丹阳。江南人皆呼为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为息日也。今所在祠之"。

于吉。《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悬首于市。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

赵昞\。赵昞\是东汉人，善方术。《搜神记》载："赵昞\尝临水求渡，船人不许。昞\乃张帷盖，坐其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敬服，从者如归。长安令恶其惑众，收杀之。民为立祠于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上述几人，皆为屈死而成神者。此外还有不是被枉杀而成神的普通人。

小姑。《异苑》载："青溪小姑庙，云是蒋侯第三妹。庙中有大谷扶疏，鸟尝产育其上。晋太元中，陈郡谢庆执弹乘马，缴杀数头。即觉体中慄然，至夜，梦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鸟是我所养，何故见侵"。经日谢卒。庆名奂，灵运父也。"

张母。戴延之《西征记》载："邙山西匡东垣，亘阜相属，其下有张母祠。即永嘉中，此母有神术，能愈病，故元帝渡江时延圣火于丹阳，即此母也。今祠存焉"。

上述人神崇拜的三类人中，包括了皇帝、圣贤、文臣、武将、县令、平民、妇女、道士，几乎涉及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可见当时人神崇拜习俗的盛行，除了人神信仰以外，还有人鬼信仰。早在魏晋南北朝以前，灵魂不灭和鬼的观念就已存在。《礼记·祭法》载，天子七祀中有泰厉，诸侯五祀中有公厉，大夫三祀中有族厉。注文引《春秋传》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可见所谓"厉"，即无所归依，无人祭祀之鬼。魏晋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传入，古代固有的鬼神观念与佛教的轮回报应之说相结合，鬼魂索命报应观念更加盛行。《三国志·魏书·张既传》注引《三辅决录注》载，游殷与司隶校尉胡轸有矛盾，后胡轸诬陷游殷，构其罪杀之。"殷死月余，轸得疾患，自说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将鬼来"。于是遂死"。《晋书·姚苌载记》载，姚苌杀苻坚后，不久染疾。梦见苻坚带领天官使者、鬼兵数百人突入营中。姚苌惧而入宫，宫人出来刺鬼，误中姚苌阴处。众鬼说："正中死处。"姚苌惊醒，遂患阴肿，医刺之，出血如梦。此后姚苌时时狂言："臣苌，杀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愿不枉臣。"《魏书》记载，元寿兴为中庶子时，曾因公事杖责王显30。后王显被世宗所宠，任御史中尉，诬元寿兴在家口出怨言，诽谤朝廷。世宗批准赐元寿兴死。元寿兴临死时，对其子说："我棺中可著百张纸，笔两枚，吾欲讼显于地下。若高祖之灵有知，百日内必取显，如若无知，亦何足恋"。世宗死后，王显果然被杀。《还冤志》载："汉孙策既定会稽，引兵迎汉帝。时道人于吉在策军中，遇天大旱，船路艰涩。策尝自出督切军中人，每见将士多在吉所，因愤怒曰："吾不如吉"。遂收吉，转至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当受诛。俄顷之间，云雨滂沛，未及移时，州涧涌溢。时并来贺吉免其死，策转怒愤，意竟杀之。因是策颇愍常，每仿佛见吉复出。射猎为刺客所伤，治疗将差，引境自窥，镜中见吉，顾则无之。如是再三，遂扑镜大叫，疮皆崩裂，须臾而死。"《还冤志》系北朝人颜之推所撰。书中所载道士于吉之事，前面所引《江表传》中已讲过。但《还冤志》中所讲于吉之事与《江表传》已经有很大不同了。第一，它增加了孙策命于吉致雨，但最终仍自食其言将其杀害的情节，从而更衬托出于吉之冤。第二，它把孙策之死与于吉之冤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冤魂报应之事。还在颜之推以前，东晋人于宝撰《搜神记》，所记于吉之事已与《江表传》不同，颜之推撰《还冤志》与《搜神记》异书同词，说明东晋以后至南北朝时期鬼魂报应观念的进一步流行。

（四）物的崇拜物主要指生活中的器具。魏晋南北朝时对生活器具的崇拜主要有灶、门、槎等。

1。灶灶神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据《礼记》等书的记载，天子的"七祀"和诸侯的"五祀"，都有祭灶这一内容。《搜神记》载："汉宣帝时，南阳阴子方者，性至孝，积恩好施，喜祀灶。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后，暴至巨富，田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子方尝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识三世，而遂繁昌。家凡四侯，牧守数十。故后子孙尝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这说明，至汉代，灶神能为人降福的观念已形成。至魏晋南北朝时，灶神的职能又有所变化。《抱朴子·内篇》说："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长期以来，民间祭灶神，希望他上天言好话，概源于此。

2。门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隋杜公瞻对此注说："今州里风俗，望日祭门户。其法先以杨枝插于左右门上，随杨枝所指，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糕糜插箸而祭之。"

3。槎、船槎指竹或木做的筏子。《搜神记》载："吴时，葛祚为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沉没；不者搓浮，则船为之破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斧斤，将去民累。明日当至，其夜，闻江中汹汹有人声，往视之，槎乃移去，沿流下数里，驻湾中。自此行者无复沉覆之患。衡阳人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江南多水，舟船槎筏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因此槎船崇拜现象多发生在南方。《搜神记》载："濡须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时便出见。长老云"是曹公船"。尝有渔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闻竿笛弦歌之音，又香气非常。渔人始得眠，梦人驱遣云："勿近官妓"。相传云曹公载妓船覆于此，至今在焉。"（五）宗教习俗魏晋南北朝是宗教神学勃兴的时代，不论是土生土长的道教，还是外国传来的佛教，都在这个时期广泛传播。以佛教为例，北齐北周全境共有僧尼300　万人，而当时北方人口约3000　万，僧尼比例占1／10。这个数字表明佛教在人民中传播的广泛程度。正因为如此，某些佛教的仪式早已超出了宗教的范围而成为人民的一种习俗了。四月八日礼佛即如此。

相传四月八日是佛的生日，每至此日，举国上下都要举行庆典。《荆楚岁时记》载："四月八日，诸寺各设斋，以五色香汤浴佛，共作龙华会，以为弥勒下生之征也。"浴佛又称灌佛，《高僧传》载："四月八日浴佛，以都梁香为青色水，郁金香为赤色水，丘隆香为白色水，附子香为黄色水，安息香为黑色水，以灌佛顶。"浴佛灌佛之事，三国时已见记载。《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记载，笮融督广陵、彭城漕运时，"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塗身，衣以绵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至南北朝时，南北方都有灌佛浴佛的记载。《南史·刘敬宣传》载："敬宣八岁丧母，昼夜号泣，中表异之。辅国将军桓序镇芜湖，牢之参序军事。四月八日，敬宣见众人灌佛，乃下头上金镜为母灌像，因悲泣不自胜"。同书《沈道虔传》载；沈道虔家"累世事佛，推父祖旧宅为寺。至四月八日每请像，请像之日，辄举家感恸焉。"《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魏时洛阳地区四月八日礼佛的隆重仪式和盛大场面。据载，洛阳城南有景明寺，每年四月七日以前，洛阳各地的佛像都要请入此寺，差不多有一千余尊。"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旙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者，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东骑填咽，繁衍相倾"。如此盛大的场面，若只限于僧众显然是形不成的，一定有许多洛阳平民的参加。南北朝时的四月八日礼佛的宗教活动，已经具有民间习俗的性质。

七、娱乐习俗娱乐是人们为满足自己心悦情乐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活动，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魏晋南北朝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较长，战乱较多，但此时期人们也没有放弃娱乐活动。同节令习俗一样，此时期人们的娱乐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有对历史的继承，也有当代的创造。这些形形色色的娱乐活动，大致可归纳为四种类型：竞技活动、角智活动、自娱活动及其他活动。

（-）竞技活动所谓"竞技"，与今天所说的体育竞技的概念不完全一样。虽然它也有技艺竞赛的意思，但这种竞赛的目的并不在于提高或发展这种技艺，而主要是为了一种心理和情绪上的满足。也就是说，它们仍是一些娱乐性较强的竞技活动。

1。樗蒲樗蒲作为一种具有一定技巧的活动，最迟在西汉时已经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樗蒲活动的流行达到了其极盛点，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樗蒲活动活跃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国时，游楚好遨游，喜音乐。他曾任过蒲阪县令、汉兴太守等职，每到一处，都进行樗蒲、投壶等活动。孙吴诸葛融领兵驻公安时，常会宾客。每次宴会，都让宾客各以所能进行博弈、樗蒲、投壶、弓弹等活动。诸葛融则周流观览，终日不倦。西晋时，晋武帝曾与其贵嫔胡芳樗蒲，二人争矢，以至将晋武帝手指弄伤。东晋桓温伐蜀时，很多人都认为不见得成功，唯刘。。认为桓温必胜无疑。有人问为什么，刘。。说："他在樗蒲博戏时，没有十分把握，决不行事。以此观之，他此次伐蜀，志在必得"。借樗蒲来观察一个人的品格，可见东晋时此戏之盛。在北方，后赵石勒的妹夫张越与诸将蒲博，石勒还亲临观看。前秦时，慕容宝在长安与韩黄、李根等樗蒲，慕容宝端坐整容，表情严肃，说："都说樗蒲可体现神的意志，如果神让我将来富贵，就让我连得三卢。"于是连掷三次，皆得卢。南朝刘宋时，王弘曾任过侍中、中书监、太保、录尚书事、扬州刺史等职。他年青时曾在公城子野家中进行过樗蒲。王弘当权后，有一个人来找他要求得到县长之职，言词颇为急切。当王弘知道他曾因樗蒲犯过罪时，便说："你能通过樗蒲得钱，还要吃官禄干什么？"那人说："不知道现在公城子野在什么地方。"一句话说得王弘默然无语。南齐时，明帝因平定晋安王反叛得胜，举行宴会，慰劳诸军将领。席间樗蒲官赌，武卫将军李安民五掷全都得卢。萧梁时，昌义之、曹景宗、韦胐曾设12　万钱借樗蒲相赌曹景宗掷得雉，韦胐掷得卢。卢的采数比雉高，眼见曹景宗取胜无望。谁知韦胐不贪财，趁人还未看清，迅速将掷具翻过来一块，使自己所掷的卢被破坏掉。北魏张僧皓，特别喜欢樗蒲，不论什么人，他都与之较量，因此受到世人的讥笑。北齐人祖珽，常与陈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人一起游乐。有一次，他们聚集一起，拿出一百多匹上等绸缎作为赌资，让下人樗蒲相赌，以此为乐。西魏时，宇文泰在同州与群公宴集，拿出数段绫绢，命诸将樗蒲取之。

第二，全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进行樗蒲活动。如前叙各种樗蒲之事中，晋武帝是西晋之君，石勒是后赵国主，祖珽是北齐重臣，桓温是东晋权相，韦胐是萧梁名将，游楚在曹魏时为官一方。不但上层社会樗蒲之戏大行，中下层社会也进行此戏。前述刘宋王弘，少年时与之樗蒲的公城子野，以及后来向他求取县官之职的那个人，他们的社会地位都不是很高。《世说新语》还记载这样一件事：东晋温峤还没作高官时，经常与扬州、淮中一带的商人樗蒲赌博，但不是商人的对手。有一次，温峤与商人樗蒲，输得很惨，简直无法抽身，于是便在船中大唤其好友庾亮说："快拿钱来赎我。"庾亮赶快将钱送过去，温峤才得以回来。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商人也进行樗蒲活动，且技艺不低。《异苑》也记载说，刘宋元嘉年间，颖川人宋寂役使一个3　尺长的独脚鬼。宋寂一次想与邻居樗蒲，但还缺一种名为五木的器具。独脚鬼便取刀砍院中的杨树枝做成五木。想进行樗蒲却连器具都不全，这与上层社会的豪华排场显然不可同日而语。鬼做五木只是一个神话，但这段记载却反映了下层社会也行樗蒲之事实。

第三，樗蒲之戏甚至被少儿所掌握。《太平御览》引《江蕤别传》说："蕤年十一，始学樗蒲。祖母为说往事，有以博弈破业废身者。于是即弃五木，终身不为戏"。江蕤11　岁就学此戏，这在当时不是偶然现象。江蕤虽以后弃五木，终身不樗蒲，但少年樗蒲仍大有人在。南朝刘宋何尚之，"少时颇轻薄，好樗蒲"①。臧质，"少好鹰犬，善蒲博意钱之戏。"①司州刺史刘季之，"少年时，宗慤共蒲戏，曾手侮加慤，慤深衔恨"②。《世说新语·方正》载："王子敬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樗蒲，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子敬瞋目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年仅数岁便能看懂樗蒲之戏，且能对胜负加以预见和评论，可见王子敬深通此道。

关于樗蒲的内容，东汉马融《樗蒲赋》中说得比较具体：枰则素旃紫罽，出乎西邻，缘以绘绣，紩以绮文。杯则摇木之干，出自昆山。矢则蓝田之石，卞和所工，含精玉润，不细不洪。马则玄犀象牙，是磋是砻。杯为上将，木为君副，齿为号令，马为翼距，筹为策动，矢法卒数。于是芬葩贵戚，公侯之俦，坐华榱之高殿，临激水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齿，勒良马，取道里。是以战无常胜，时有逼逐，临敌攘围，事在将帅。见利电发，纷纶滂沸，精诚一叫，入卢九雉。

马融此赋描写了樗蒲所用器具、玩法及公侯贵戚樗蒲时的情景。按照马融所写，樗蒲之具应包括枰、杯、木、矢、马5　种，为了解其玩法，将五种器具分述如下。

枰即棋盘。马融赋中只描述了棋盘的质地及外形。根据唐、宋典籍记载，棋盘上有关、坑、堑等标志，为行棋之障碍。

杯为投掷五木的容具，从"杯为上将"、"临敌攘围，事在将帅"等句来看，杯对投掷出高采起着重要作用。

木，又称五木，因其用木制成，有五块，故有此称。

马为棋子，玩者用它在棋盘上过关跨堑，即马融所说的"马为翼距"。

矢也为一种棋子，从"矢法卒数"看，矢代表步兵，用来围杀或阻止马前进。

五种器具中，五木为关键之物，它影响着马与矢的行动。唐李肇《唐国史补》说：洛阳令崔师本又好为古之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者为卢，其采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采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采十；全白为白，其采八；四者贵采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撅为三，枭为二，六者杂采也。贵采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余采则否。

如果我们把《樗蒲赋》和李肇文对照来看，就可看出，马融赋中的"矢"与李肇文中的"子"相似。李肇文中的"骰"，就是"五木"。"采"与"齿"

①　《宋书》卷六十六《何尚之传》。

①　《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

②　《宋书》卷七十九《竟陵王刘诞传》。

相关，如全黑为卢，其采十六，则卢为采名，十六为齿数。"筹"为贵采，得之可以连掷打马，所以说"筹为策动"。杂采虽不能打马，但可调动兵卒，即马融所说的"齿为号令"。根据以上比较，我们可大致勾勒出樗蒲的玩法：对峙双方各执马、矢两种棋子，投掷五木，根据所得齿数，或策马过关，或挥卒围截。《晋书·周f　传》载：周f　死时，王敦正与一个参军樗蒲。参军之马将至博头而被杀，参军借此发挥说："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将登而坠，有似下官此马。"可见王敦与其参军正是这种玩法。这种玩法较为复杂，决出胜负的时间较长，为了赌博的需要，魏晋南北朝时还有一种以掷五木定输赢的简便玩法。《晋书·刘毅传》载：刘毅在东府聚众樗蒲，赌金数百万。别人都掷得黑犊，只差刘毅及刘裕未掷。刘毅一掷，得雉，为仅次于卢的贵采。刘毅大喜，得意地对其他人说："我并非不能得卢，只是不想罢了。"刘裕听了很不高兴，他把五木放在手里揉搓许久，最后终于掷出。只见四子俱黑，唯独一子还在转动。刘裕对着它高声厉喝，直至这颗子定在黑面。结果刘裕掷得五木俱黑的卢采，这是樗蒲最高的贵采。

不论哪种玩法，其关键都是掷五木的技巧。由于樗蒲活动的广泛流行，也确实产生了技巧不凡的高手，最典型的就是东晋袁耽。袁耽字彦道，以技艺闻名。据《太平御览》引《郭子》载："桓公年少至贫，尝樗蒲，失数百斛米。齿既恶，意亦沮，自审不复振，乃请救于袁彦道。桓具以情告，袁欣然无忤，便即俱去。出门云："我不但拔卿，要为卿破之。我必作快齿，卿但快唤"。"既戏，袁形势呼咀慨牡，掷必卢雉。二人齐叫，敌家震惧丧气。俄顷获数百万。"袁耽樗蒲，掷必卢雉，技巧确实高人一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樗蒲之戏，是一种技巧的比赛。

2。弹棋关于弹棋的起源，南朝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认为："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这种说法实属谬误。弹棋的起源，最晚也可追溯到西汉。一种说法是，汉武帝喜好蹴鞠之戏，群臣不能谏止，东方朔便以弹棋之戏进献武帝。武帝得此戏之后，便舍蹴鞠而好弹棋了。另一种说法是，汉成帝好蹴鞠，刘向认为蹴鞠会使人体力劳竭，不适宜皇帝至尊之体，便献弹棋之戏。无论哪种说法，弹棋之戏的起源早于曹魏则无疑。不过，弹棋之戏又确实与宫廷内妆奁有关。弹棋在汉代为宫禁之中的游戏，至西汉末社会大乱，京城被赤眉军攻占，此戏才由宫内散落人间。东汉章帝时，因统治者好诸技艺，此戏一时大盛。自从东汉冲帝、质帝以后，弹棋之戏又绝。东汉建安年间，曹操执政，宫禁甚严，所有博弈之具一概不许进入宫中。宫人们为娱乐消遣，便以金钗玉梳戏于妆奁之上，其玩法仿效于汉代的弹棋，于是弹棋之戏又兴起来。

弹棋在魏晋南北朝时虽然不及樗蒲兴盛，但在各个时期也有文献记载。

三国魏文帝曹丕弹棋技艺高超，别人弹棋用手，他却能用手巾角。还有比魏文帝技艺更高的，能用头上戴的葛巾角弹棋。十六国后赵时，石闵密谋推翻石遵，派将军苏亥、周成率甲士30人将石遵逮捕，当时石遵正与妇人弹棋。南朝刘宋孔琳之，"解音律，能弹棋，妙善草隶"①。江湛也擅长此道。宋文帝子刘休祐任荆州刺史时，手下有个叫苑景达的人，善于弹棋，太宗想把他召进宫陪自己玩，刘休祐坚决不肯。太宗大怒，诘责说："汝刚戾如此，岂

①　《宋书》卷五十六《孔琳之传》。

为下之义！"为争棋手而君臣闹翻，可见弹棋在刘宋时也很盛行。南齐时，沈文季也"尤善簺及弹棋"②。南朝梁简文帝曾写《弹棋论》。梁元帝未登帝位时，也曾写过《谢东宫赐弹棋局启》。

以上我们叙述了弹棋在魏晋至南朝时的流行概况，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又可以发现，弹棋一般在上层社会流行。《弹棋经后序》说："弹棋者，雅戏也，非同乎五白枭橛之数，不游乎纷竞诋欺之间，淡薄自如。固趋名近利之人多不尚焉。"对这段话，如果理解为因为其雅，故其流行范围有限，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如果理解力弹棋竞技性不强则是一种误解。弹棋的竞技性很强。曹丕《典论》说："余于他戏弈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功，乃为之赋曰：昔京师先工有马合乡侯、东方世安、张公子。常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可见弹棋是一种对手间的竞技活动。其竞技性我们还可以从它的玩法中看出来。

弹棋怎样玩，由于它失传很久，史无明文记载。不过，魏晋时留下许多关于弹棋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玩法。魏文帝《弹棋赋》说：局则荆山妙璞，发藻扬晖，丰腹高隆，庳根四颓，平如砥砺，滑若柔荑。棋则玄木北干，素树西枝，洪纤若一，修短无差。象筹列植，一据双螭。滑石雾散，云布四垂，然后直叩先纵，二八次举。

魏丁廙《弹棋赋》说：文石为局，金碧齐精，隆中夷外，緻理肌平，卑高得适，既安且贞。棋则象齿，选乎南藩。。。列数二六，取象官军，徽章采列，烂焉可观。于是二物既设，主人延宾，粉石雾散，六师列阵。

晋夏侯惇《弹棋赋》说：局则昆山之宝，华阳之石，或烦蜿龙藻，或分带班驳，或发色玄黄，或皦的鳞白，悉鲁匠之精能，倾工心于雕错，形方隆而应矩，焜煜霞以倏。尔乃延良人，洽坐际，隆局施，轻棋列。徐正控其往来，必有中而告憩。相形投巧，左抚右拨，挥纤指以长邪，因偃掌而发八。陵超踰落，归趣援势，分交物而踖合，乘流密以遥曳。若乃释正弹，循乱扬，滑石周散势纵横，■拨捶撇应无方。侈若天星之列，闪若流电之光。或擗柏散烂，挥霍便娟；或奋振唐唐，颓水参连。棋单局匮，等分纪残，胜者含和，负者丧颜。从上引三个赋中，我们可以知道有关弹棋的几种情形。第一，弹棋的棋盘为石头制成，而且磨得非常平滑。棋盘的形制为方形，中间隆起，四外低平。从"象筹列植，一据双螭"这句看，棋盘的两方各有一个蛟龙盘成的圆洞。第二，棋子由硬木或象牙等物做成，共12　枚，每方6　枚。综合这二点，我们可以对弹棋的玩法做一大概的描绘：下棋双方站在棋盘两边，将自己的棋子摆好。在棋盘上洒滑石粉，以减轻棋子与棋盘的磨擦，加速棋子的运行。弹棋用手，使自己的棋子穿过棋盘中间的隆起部分射入对方的圆洞。凡射入的棋子便不再动了。弹棋时，必须根据对方所摆棋势，采用■、拨、捶、撇等技术，打开对方棋子，为进入对方圆洞扫清道路。最后，先将6　枚棋子全部弹入对方洞中者为胜。弹棋至高潮时，棋子"侈若天星之列，闪若流电之光。或擗柏散烂，挥霍便娟；或奋振唐唐，颓水参连。"至终局时，"棋单局匮，等分纪残，胜者含和，负者丧颜"，正是双方激烈竞技的写照。

3。握槊《魏书·术艺传》中说，握槊"盖胡戏，近入中国。云胡王有弟一人遇②　《南齐书》卷四十四《沈之季传》。

罪，将杀之，弟从狱中为此戏以上之，意言孤则易死也。"可见握槊之戏是从西域传来。

握槊之戏在魏晋南北朝时仅流行于北方，最早的记载是在北魏孝文帝时（公元471年--公元499年），李幼序、丘何奴以擅长握槊闻名。宣武帝以后，握槊在北方大盛。北齐宠臣和士开，是西域商胡的后代，精通握槊。武成帝高湛及皇后胡氏也喜欢此戏，和士开经常陪他们玩，因此受到宠爱。韩凤、穆提婆也是北齐的两个宠臣。后主高纬时，寿阳被南朝陈将吴明徹攻破，当时韩凤正与穆提婆握槊。消息传来，只说了句"他家物，从他去"，仍然握槊不止。

关于握槊的玩法，由于史料缺乏，已不能具体知道。但隋唐以后，一些文人认为握槊与一种叫双陆的博戏是一回事，如南宋洪遵所写《谱双叙》就这样认为。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问题的。第一，从前引《魏书·术艺传》来看，握槊传入中国是在北魏时期，而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双陆由三国魏曹植所创。第二，在《资治通鉴》卷一六二胡三省注说："双六，亦博之一名。《续事始》云：陈思王制双六局，置骰子二。"《颜氏家训·杂艺》说："古为大博则六箸，小博则二覮，今无晓者。"可见曹植在创双陆棋时，多受古代博戏的影响。不过隋唐以后的双陆的确与北朝时的握槊有关。北宋人曾临摹一幅"唐双陆仕女图"，从画面看，双陆的棋局像个小桌，双层，高度似今日之茶几。在棋局面四周有护栏。棋子呈棒槌状，比今日国际象棋略高。这使我们想起北魏时尔朱世隆与吏部尚书元世俊握槊的情景。史书是这样记载的："初，世隆曾与吏部尚书元世俊握槊。忽闻局上歘然有声，一局之子尽皆倒立。"可见握槊的棋子也是一个个立在棋局上的，这种情形与唐代的双陆有其相似之处。因此我们推断，有可能是魏晋南北朝时北方的握槊与南方的双陆结合，发展成为隋唐时期的双陆。此时期双陆的情况及玩法，史书上有较详细的记载，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握槊的影子。

4。藏钩藏钩，又称藏。。、行。。，是一种老少皆宜的有趣的竞技活动。关于藏钩的起源，有两个说法。一种是说它和汉代的钩弋夫人有关。传说汉武帝外出巡狩，见一地有青光弥漫。有人告诉他说此地一定有贵人。汉武帝派人去找，果然在一户人家中发现一女子，其美貌堪称绝代。只是此人双手呈握拳状，无论是谁也不能使其舒展开。然而汉武帝刚一触到，此人的双拳就展开了。后来此人受到殊宠，这就是钩弋夫人。后人见钩弋夫人手拳而国色，便多效法她，藏钩之戏便由此而来。晋人周处则有另一种解释。他所作《风土记》中说："进清醇以告蜡，竭恭敬于明祀，乃有藏。。。"意思是说，腊日这天，人们用清香的美酒祭祀先祖。为了表示对先人的恭敬，在献祭品时，妇人们都要把手上的顶针、戒指之物藏起来，于是便有了藏。。之戏。

关于藏钩的玩法，史籍中有一些记载。周处《风土记》说："义阳腊日祭饮之后，叟妪儿童为藏钩之戏。分为二曹，以效胜负。若人偶即敌对；人奇，即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名为飞鸟，以齐二曹人数。一钩藏在数手中，曹人当射知所在。一藏为一筹，三筹为一都。"藏钩的玩法是将人群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藏，其范围不出众人之手，一部分猜，这些通过《风土记》都很清楚了。问题是藏法。当一方藏钩时，另一方是将身子背过去，还是将眼睛蒙起来？观晋人庾阐《藏钩赋》，似乎这两种可能都不是。其赋说：叹近夜之藏钩，复一时之戏望。以道生为元帅，以子仁为佐相。思蒙笼而不启，目炯冷而不畅。多取决于公长，乃不咨于大匠。钩运掌而潜流，手乘虚而密放。示微迹于可嫌，露疑似之情状。

猜的一方，"目炯冷而不畅"，显然是在凝视着对方藏钩的动作。钩在藏方众人之手掌中，犹如地下潜流一般运来运去，最后神秘地落入其中一人掌中，而与此同时，其他人则作出一些假像以迷惑对方，这一切都是在猜方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因为藏钩之戏多在晚上进行，且藏钩的技巧十分高超，所以猜的一方经常"疑空拳之可取，手含珍而不摘"，被藏方制造的种种假像所迷惑。

藏钩在魏晋南北朝时也有其禁忌。《异苑》记载："晋海西公时，有贵人会，因藏。。。。。有一手，间在众臂之中，修骨巨指，毛色粗黑。举座咸惊。寻为桓大司马所诛。旧传藏。。令人生离，斯验深矣"。《荆楚岁时记》也说："俗云此戏（指藏。。--著者）令人生离，有物忌之家废不修也。"尽管如此，藏钩之戏仍很流行，从前引各种典籍来看，从宫廷到民间，都有这种游戏的记载。这是因为藏钩是一项有趣有益的活动，对于藏方，锻炼了灵巧的手和敏捷的动作；对于猜方，则锻炼了目光和判断力。

5。戏射这里所说的"射"，不是"射覆"，而是射箭，前者是一种源于卜筮后变成娱乐的活动，后者则是一种技艺。射最早也没有戏的意思，它是儒家的六艺之一，是古代的一种礼，同时又是一种战争手段。作为一种礼，它是庄重的；作为一种战争手段，它又是残酷的。因此，我们提出戏射的概念，以与上述的庄重与残酷相区别。

作为娱乐的戏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朋射，一种是单射。

朋射是一种团体赛。参加者分作两朋，即两部分。每个参加者轮流去射，按所中箭数记筹，最后加在一起，筹数多的部分为胜。这种活动还有专门的记筹者。三国时，魏舒曾在曹魏后将军钟毓手下任长史。他自幼善射，但在钟毓面前从未显露。钟毓喜欢与手下戏射，而每一次都不让魏舒参加，只是让他站在一边记筹。有一次，因人手不够，钟毓便让魏舒充一个数。轮到魏舒射时，只见他容范闲雅，箭无虚发，莫有与之匹敌者。一时满座皆惊，钟毓也因此感慨万千。东晋时，司徒长史庾悦曾到京口。当时刘毅尚处在贫困之时，社会地位也不高。他于庾悦到来之前就已向京口府衙借下东堂，在此与亲故戏射。庾悦到后，也要用东堂。刘毅乞求说："我是一个困窘而低下的人，组织一次戏射特别不易。您职高位重，用哪个堂室都没问题，希望将东堂让给我们。"由于庾悦不肯，参加戏射之人只得散去。在北方，由于一些游牧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当权者也多为少数民族，因此戏射之风更盛。北朝的一些皇帝常组织并参加戏射活动。太武帝拓跋焘时，南平王拓跋浑善射。一次太武帝组织戏射，有一方连连中的，很快将筹分积满。太武帝命拓跋浑出场，拓跋浑连中三箭。孝文帝元宏时，曾组织一次戏射。一方以孝文帝亲自挂帅，一方以其弟彭城王元勰为首。当时左卫将军元遥属于元勰一方，右卫将军杨播在孝文帝麾下。元遥出马时，一箭中靶，得了满分。孝文帝说："左卫将军已将分得满，右卫将军不能不解此危"。杨播答道："仰仗皇恩，希望能与之抗争"。便弯弓而发，正中箭靶，将比分扳平。

单射以个人为单位，没有分朋隶属关系。西晋时，皇亲王恺有一头心爱之牛，名"八百里驳"。王济要求用千万钱与之对射相赌。王恺自恃其能，便让王济先射。王济一射破的，取胜后，当场命人将牛宰杀，取出牛心，只操刀一割便扬长而去。东晋时，安西将军庾翼曾镇武昌，谢尚多次前去谘谋军事。一次二人对射，庾翼说："卿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话音刚落，谢尚箭发破的，庾翼也立即实现了其诺言。十六国时，前赵军攻破晋都洛阳，虏走晋怀帝。前赵主刘聪对他说："当初你作豫章王时，我和王济曾去拜访你。我们三人曾在皇堂戏射，我得十二筹，你与王济都得九筹。你因此还赠我柘弓、银研，还记得吗"？王济善射，前文已述，刘聪竟高其三筹，亦见北方匈奴人射艺之高。北朝时，朝廷除了分朋竟射外，还进行一些不分朋不计筹的单射。其方法很简单，预备一些奖品，凡射中者皆奖。《魏书·世祖纪》载，拓跋焘在长川筑马射台，"帝亲登台观走马，王公诸国君长驰射，中者赐金锦缯絮各有差"。在此以后，又在祚岭筑坛，"戏马驰射，赐射中者金锦缯絮各有差"。北齐高演时，曾在西园与群臣宴射，参加的文武臣僚有200　余人。高演命离宴堂140　余步处设置箭靶，规定凡射中者赐予良马及金玉锦綵。有一个人射中靶上的兽头，差1　寸多就射中兽鼻。这时，只有一个叫元景安的人还有一矢未发。"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容仪，操弓引满，正中兽鼻。帝嗟赏称善，特贲马两匹，玉帛杂物又加常等"①。

最后，还应一提的是一种具有表演性质的单射。严格地说，这种单射，没有竞赛对手，更谈不上画筹记等，不应归入竞技娱乐活动。但其技艺，足可使人心悦神怡；其理论，亦令人玩味，发人深思，所以将此事附录于后。据《太平御览》引《燕书》记载，十六国前燕时，有个叫贾坚的人，射艺极高。他60　岁时，前燕主在百步外设一头牛，问贾坚能否射中。贾坚说："我年轻时，能令箭射不中，现在我年老了，目力皆衰，只能让箭射中了。"大臣慕容恪听罢此言大笑。贾坚开始射了，第一箭擦着牛的脊背过去，第二箭，擦着牛的肚子过去，两箭都沾着牛的皮肤，但都只射下牛毛而未伤牛身。慕容恪问："能射中牛吗？"贾坚说："射箭以不中者为贵，中有何难！"一发便中牛身。贾坚"不中为贵"的理论，反映出他对射箭之道领悟之深，惟有此深悟，才使他的射艺至此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

6。投壶投壶的历史，可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它最早是以一种礼仪制度的形式见诸于史册。《礼记》记载：投壶之礼，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执壶。主人曰："某有枉矢哨壶，请乐宾"。宾曰："子有旨酒嘉肴，既受赐矣，又重以乐，敢辞"。主人曰："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固从请"。宾曰："其固辞不得，命敢不敬从"。

通过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投壶之举，主要是宾主用以反映自己礼仪修养的，其中虽有"乐"的成份，但却寓于礼仪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投壶活动进一步向娱乐化发展。三国曹魏时，蒲阪县令殷楚"性好游遨音乐"，"所在樗蒲、投壶，欢欣自娱"①。王弼"性和理，乐游宴，解音律，善投壶。"②邯郸淳作《投壶赋》说，投壶"调心术于混冥，适容体于便安，纷纵奇于施舍，显必中以微观。悦与坐之耳目，乐众心而不

①　《北齐书》卷四十一《元景安传》。

①　《三国志·魏书·张既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②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

倦。"把投壶与游宴欢娱、调心术适容体并提，是投壶活动进一步娱乐化的一个有力说明。

投壶的进一步娱乐化，使此时期这项活动出现两个特点，第一，其流行范围广。三国时投壶的概况已见前述。西晋末，王澄任荆州刺史，面对严重的流民起义的威胁，王澄毫无忧惧之意，只知道日夜纵酒，投壶博戏。南朝也有投壶的记载，后面我们还要述及。北朝时，高澄之子高孝珩、高孝瓘投壶都在壶前加置小屏障，以增加投壶的难度。第二，投壶的技巧也有所发展。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说："投壶之礼，近世愈精。古者，实以小豆，为其矢之跃也。今则唯欲其骁，益多益喜。"这里所说的"骁"，指的是一种投壶技巧，而这种技巧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比前代有更丰富的内容。先秦时投壶，壶中装有一定数量的小豆，以防止投入壶中的箭跃出。到西汉武帝时，郭舍人改进投壶之戏，将柘木箭改成竹箭，增加箭的弹性，使之跃出还回手中，这就叫"骁"。据说郭舍人能一矢百余返。这件事记载在《西京杂记》中。但仅看这一条材料，会使人发生这样的疑问：竹箭固然比柘棘弹性大，但即使如此，它也不会像现在的乒乓球从墙上反弹回来。况且壶与人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骁"这种技术存在吗？宋朝司马光《投壶新格》对"骁"是这样解释的："亦谓之骁，皆俊猛意也。谓投而不中，箭激反跃，捷而得之，复投而中者也"。这样的解释就清楚了。接往反弹回来的箭，还要投壶者"捷而得之"，即迅速地判断出箭反弹的轨迹，敏捷地抓住它。魏晋南北朝时，这种技巧仍有记载，南齐时柳恽就善此技。有一次，齐竟陵王萧子良举行夜宴，柳恽也在场。天快亮时，柳恽投壶骁不绝，弄得萧子良早朝都晚了。梁陈之时，周f　、贺徽都能一箭40　余骁。南北朝时，又出现了一种叫"莲花骁"的投壶技巧。这种骁，显然不是接住反弹回来的箭。清人何焯说："骁者，似投入而复跃出，挂于壶之口耳而名。"晋光禄大夫虞潭撰《投壶变》中，记载一种"剑骄"的技巧。"剑骄"即"剑骁"，可能就是投入的箭从壶中弹出，挂在壶边的耳上，呈一种挂宝剑的形状。正因为此种技巧难度高，所以其得分也最高。以此类推，所谓"莲花骁"，即令投入壶中的箭反弹出挂在壶耳上，组成莲花形。这种技巧，显然比剑骁难度更大。所以被称作"其尤妙者"。由此看来，投壶中的骁技包含两种形式，而魏晋南北朝莲花骁的出现，是一种难度空前的技巧。除此之外，一些其他形式的投壶技巧也出现了。前述虞潭《投壶变》中，把投箭入壶耳使之呈佩剑状称作"带剑"；把投箭入壶使其靠在左右呈狼尾状称作"倚"，把使箭在壶口圆转称作"狼壶"。南北朝时，除上述技巧外，还有"豹尾"、"龙首"等。这两种技巧，史籍无明文记载。宋人司马光《投壶新格》说："龙尾，倚竿而箭尾正向己者。龙首，倚竿而箭首正向己者"。这里的"龙首、"龙尾"，很可能由南北朝时的"龙首"、"豹尾"而来。还有一些别出心裁的玩法，如《太平御览》引《晋书》说："石崇有妓，善投壶，隔屏风投之。"又引《晋阳秋》说："王胡之善于投壶，言手熟闭目"。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儒学受到很大冲击，其礼仪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而在此时，作为儒家礼仪的一部分，投壶却有很大发展。这种情况，只有当人们主要地把它作为一种娱乐活动看待时才会发生。

7。击剑击剑在三国时盛行。曹丕《典论·自叙》说："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之精熟。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芉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唯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郤脚鄛，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

（二）角智活动角智与竞技有同有异，二者都要赛出胜负，这是其同。但前者偏重于智力的角逐，后者则偏重于技巧的较量，此又其异。魏晋南北朝时角智的娱乐活动有围棋、象戏、四维、猜谜等。

1。围棋我国的围棋活动历史久远，尧造围棋、丹朱善棋的传说自古流传。在春秋战国时，史籍中已有围棋活动的明确记载。东汉马融《围棋赋》说：略观围棋，法于用兵，三尺之局，为战斗场，陈聚士卒，两敌相当。怯者无功，贪者先亡。先据四道，守角依傍，缘边遮列，往往相望，离离马目，连连雁行。马融此赋表明，东汉时人们围棋的布局战略已经相当成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围棋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较之前代，它有五个突出特点。

第一，围棋活动遍及大江南北。三国时，曹操喜欢下围棋，当时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人都长于此道，曹操与他们都较量过。在孙吴，孙策曾与臣下一边弈棋一边商议军国大事。蜀汉后主刘禅延熙七年（公元244年），魏军前来进攻。后主命费祎率众御敌。光禄大夫来敏前来送别，并要求与费祎下一盘围棋。"于时羽檄交驰，人马擐甲，严驾已讫，祎与敏留意对戏，色无厌倦。"①魏晋之际的名士，也常常相聚饮酒下棋。据《晋书》载，阮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西晋的灭吴大计，就是武帝在与臣下围棋时决定的。西晋时裴遐，下棋到了忘我的程度，一次他在平东将军周馥处围棋，周馥的司马敬酒，裴遐只顾下棋，没有饮酒。司马怒，将裴遐拽倒在地。但裴遐慢慢起来后，回到座位上，颜色不变，复棋如故。东晋时，祖纳亦好弈棋，王隐劝他要珍惜光阴，祖纳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忘忧。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主苻坚率百万大师南伐东晋，京师一片恐慌。谢安被任命为征讨大都督，主持御敌大事。其侄谢玄数次问计，谢安寂而不语，只是会集亲朋，与谢玄围棋赌别墅，并赢了棋艺高于自己的谢玄。谢玄破苻坚后，将捷报送至谢府，时谢安正与客围棋，看过捷报，"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谢安此举，一直被历史引为将帅风度的美谈。南朝刘宋时，徐羡之"颇工弈棋，观戏常若未解，当世倍以此推之"①。吴郡人褚胤，棋艺冠绝当时。其父褚荣期犯大逆之罪，褚胤按律也应从死。大臣何尚之为其求情说："胤弈棋之妙，超古冠今。魏詠犯令，以才获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与其微命，使异术不绝"。在何尚之求情无效，褚胤被处死后，时人皆感痛惜。何尚之为褚胤乞命，为使奇异棋术不绝；时人痛褚胤之死，惜其术之亡，正表达了当时人对围棋的爱慕之深。南齐高帝萧道成，喜好围棋。其第五子萧晔，也工弈棋。萧惠开因善隶书及弈棋，也深得萧道成器重。南朝梁武帝，史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②。他每从夜达旦，下棋不辍，手下之人常常熬不住，全都困倦而睡③。南朝萧梁时，还有个人叫朱异，他治《五经》，涉文史，通杂艺，善弈棋，

①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

①　《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

②　《梁书》卷三《武帝纪》。

③　《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传》。

喜书法。有一次，尚书令沈约与他开玩笑说："卿年少，何乃不廉？"说得朱异摸不着头脑，不知自己如何不清廉。沈约见状大笑，说："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卿一时将去，可谓不廉也"①。这虽然是句玩笑之语，但"天下唯有文义棋书"，足可反映出围棋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之重要。在北朝，围棋活动也很盛行。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拓跋焘率军南征，还派人向南朝宋借棋子等物，拓跋焘下棋很入迷，在他下棋时是不听大臣们奏事的。有一次，尚书今古弼有重要事欲上奏，不巧拓跋焘正和给事中刘树下棋，古弼只得在外面等，他等了好久，还不见棋终局，便闯进去，揪住刘树的头发，将其拉下座位，一边搧着他的耳光一边说："朝廷不治，实尔之罪"。拓跋焘连忙放下棋说："不听奏事，实在朕躬，树何罪？置之！"便听古弼将事情上奏。北魏时，中山人甄琛被举为秀才。他进入平城后，整日下棋度日，甚至通宵彻夜地下。他下棋时，让仆人秉烛照明。仆人实在熬不住，不禁打起瞌睡。甄琛便对其大加捶杖。奴仆忍受不了，便说："郎君辞父母，仕宦京师。若为读书执烛，奴不敢辞罪，乃以围棋，日夜不息，岂是向京之意？而赐加杖罚，不亦非理？"一番话说得甄琛愧惕交集，从此便专心读书研习。北魏魏子建任前军将军，10年未被迁徙。他在洛阳闲暇，常与李韶、李延寔等人下棋。有人劝他，他就说："棋于机权廉勇之际，得之深矣。且吾未为时用，博弈可也。"他认为围棋在把握时机，随机应变，观察形势，勇于战斗等方面，对自己有很深的启发。若不是长久下棋，反复琢磨，是不会有此深悟的。

第二，魏晋南北朝时，开始根据棋艺的高低对棋手分级定品。曹魏之时，朝廷在政治上曾实行九品官人法，将流内之官分为九个等级。围棋的品级，也出现在此时，显然是受九品官人法的影响。围棋的九品，开始是指棋艺达到的境界。曹魏时，邯郸淳作《艺经》说：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复云。

这种分法比较抽象，不能作为划分棋手水平高下的硬标准。所以魏晋之际，虽然出现许多围棋高手，但不见将他们归入品级的记载。如三国孙吴时，严子卿围棋水平最高，但史书只记载说"围棋莫与为辈。"葛洪《抱朴子》也只是说"善围棋者，世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有棋圣之名也。"东晋时，对棋手的品级评价始见于记载。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方正篇》引东晋人范旺《棋品》中，有第一品、第五品的记载。至南朝刘宋后，棋手的正式品级记载更多。宋武帝刘裕时，黄门侍郎羊玄保"善弈棋，棋品第三。"宋孝武帝以后，又对棋手进行品评，结果琅邪人王抗为第一品，吴郡人褚思庄、会稽人夏赤松为第二品。宋明帝刘。。也好围棋，他曾仿照州邑等行政建制设围棋的品评机构，其中建安王刘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王谌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4人为小品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众所周知，在九品官人法中，中正是品评士人等第的权威人士，依此而推，围棋的大小中正，也就是品评棋手水平高低的权威人士。在这个机构中，王抗、褚思庄等围棋高手的介入，更增加了品评的权威性。当然这种权威不是绝对的，它在皇权的权威面前往往掺有水份。《南齐书》记载：宋明帝好围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第一品

①　《梁书》卷三十八《朱异传》。

王抗围棋，依品赌戏。抗每饶借之，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帝终不觉，以为信然，好之愈笃。"可见宋明帝的三品之称为名实不符的。不过这件事也说明围棋的品评即使在皇帝面前也是有一定的原则性的，否则，为什么不把宋明帝捧为第一品，而让这位"真龙天子"的棋品居于臣子之下呢？对皇帝尚且如此，对别人之严格亦可想而知。南齐时，品评棋等的活动仍在继续，高帝萧道成弈棋第二品，江■围棋是第五品。萧道成还组织一品棋手王抗和二品棋手褚思庄进行比赛，"自食时至日暮，一局始竟。"①齐武帝萧赜时，又命王抗品评棋手，并让萧惠基主管这个工作。梁朝柳恽喜好弈棋，梁武帝曾让他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②沈约在《棋品序》中说："圣上听朝之余，因日之暇，回景行情，降临小道，以为凝神之性难限，入玄之致不穷。今撰录名氏，随品详书，俾粹理深情，永垂芳于来叶"。可见《棋品》就是优秀棋手的排名册。由于新人不断出现，棋手的水平发生变化等原因，《棋品》在若干年以后也需要校定。梁武帝大同（公元535年-公元545年）末年，又将到溉、朱异等著名棋手聚集一起，根据他们所走的棋谱，让陆云公校定《棋品》。将棋手分品定级，这在围棋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它说明古代围棋发展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因为只有围棋普遍开展，高手不断涌现，定品排名才有可能。同时，棋手的排名定品，又会促使他们去钻研棋艺，向新高度攀登，从而推动围棋水平的提高。正惟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棋手的九品分法，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至今天，围棋界仍采用棋手九段划分法。

第三，魏晋南北朝时，围棋棋具出现重大变化。所谓棋具的变化，主要指棋盘的变化。曹魏时，邯郸淳所作《艺经》说："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晋人蔡洪《围棋赋》说："命班尔之妙手，制朝阳之柔木，取坤家于四方，位将军乎五岳。然后画路表界，立质朱文，曲直有正，方而不圆，筭塗授卒，三百惟群"。邯郸淳是北方人，蔡洪是南方人，观2人的作品可以知道，魏晋时期，南北方的围棋盘均为横竖各17　条线。十六国以后，北方围棋棋盘开始出现变化。《孙子算经》记载一道以围棋道数为题的算题："今有棋局方十九道，问用棋几何？答曰：三百六十一。"王仲荦先生认为："《孙子算经》，撰人无考，大概是十六国后期、北魏前期的著作"①。由此看来，至迟在北魏前期，北方就已出现了横竖各19　条线的围棋盘了，与我们今天所用棋盘毫无二致。19　道围棋盘的出现，也是围棋发展史上的重大变化。首先，它比17　道棋盘多了72　个放子的点，从而使棋路的变化大增，小棋盘的死棋在大棋盘上不一定就死，这就使得双方的剿杀更加激烈和多变。其次，棋盘的变化，会引起战略战术的变化。以布局为例，在17　道棋盘上，人们往往"先据四道，守角依傍"，而在19道棋盘上，这就不一定是好的布局。《魏书·术艺传》曾记载这样一件事：北魏孝文帝时，有个叫范宁儿的人，善围棋。他曾与李彪一起出使南朝。当时南方正是齐武帝萧赜掌权，他听说范宁儿棋艺高，便派出江南一品棋手王抗与之较量。结果是范宁儿胜。王抗在宋齐两朝皆棋居一品，江南无敌，却被北方棋手战胜，这可能与北方率先使用19　道棋盘有关。

①　《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惠基传》。

②　《南史》卷三十八《柳元景附柳恽传》。

①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十二章。

第四，围棋高手层出屡现。三国时，王粲看别人下棋，不料棋盘被别人碰了一下，整盘棋被破坏了。下棋的人不相信王粲所恢复的棋局，便用一块布将全局盖住，让他用另外的棋再摆出来。王粲摆完后，人们把盖着的棋局打开，发现二者没有一子之误。南朝时，围棋高品名手更是屡见不鲜。除前述高品棋手外，梁朝人王瞻，史称他"涉猎书记，于棋射尤善"，梁武帝对其射、棋、酒三术多次进行称赞。庾诜也善纬候书射、棋筭机巧，号称"一时之绝"。北齐河南康舒王高孝瑜，也能将棋盖住，不失一道地将其再摆出来。

第五，童龆弈棋，蔚成风气。魏晋南北朝时，儿童时就开始下棋的事很多。曹操派人抓孔融时，孔融的两个年方8　岁的孩子正在下棋。他们见父被抓，端坐不起。人问何故，他们说"安有巢毁而卵不破者乎？"南朝刘宋时，吴郡人褚胤年7　岁时便入围棋高品。萧梁时，司马申14　岁时围棋便下得很好。他曾随父亲到吏部尚书到溉处。到溉围棋下得也很好，常常陪梁武帝通宵达旦地下棋。在到溉处，司马申还遇到了阳子春、朱异等围棋高手，并和他们下棋，受到他们赏识。梁武帝大同末，曾举行一次重定棋品的比赛，到溉、朱异等人皆至。吴郡人陆琼也来了，当时他年仅8　岁，便能在众人面前重摆覆局，京师称之为神童。

以上五个特点说明，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围棋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时期，它对我国围棋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2。象戏与四维据《艺文类聚》记载，象戏为北周武帝宇文邕所造。《隋书·经籍志》中确实收录了宇文邕撰写的《象经》一卷，可惜现已亡佚。有的研究者认为，周武帝所造象戏，为今日流行的象棋的祖型。但据有关象戏的文献记载看，它与象棋似乎没有源流关系。北周王褒《象经序》说：一曰天文，以观其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木金土是也。三曰阴阳，以顺其本，阳数为先本于天，阴数为先本于地是也。四曰时令，以正其序，东方之色青，其余三色，例皆如之是也。五曰算数，以通其变，俯仰则为天地日月星，变通则为水火金木土是也。六曰律吕，以宣其气，在子取未，在午取丑是也。七曰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兑，至离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惇其教，出则尽忠，入则尽孝是也。九曰君臣，以事其礼，不可以贵凌贱，直而为曲，不可以卑畏尊，隐而无犯是也。十曰文武，以成其务，武论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一曰礼仪，以制其则，居上不骄，为下尽敬，进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曰观德，以考其行，定而后求，义而后取，时然后言，乐然后笑是也。王褒此文，概括了象戏形制、玩法及其体现的原则。但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将它与后来的象棋联系起来。倒是东晋时的一种叫"四维"的棋与后来的象棋有相似之处。东晋人李秀写的《四维赋》说：四维戏者，卫尉挚侯所造也，画纸为局，截木为棋，取象元一，分而为二。准阴阳之位，拟刚柔之策，而变动云为，成乎其中。世有哲人，黄中通理，探赜索隐，开物建始，造四维之妙戏，邈众艺之特奇，尽盈尺之局。乃拟象乎二仪，立太极之正统，班五常之列位。刚柔异而作配，趋舍同而从类。或盘纡诘屈，连延骆驿，或间不容息，舍棋则获。围成未合，骄棋先出，九道并列，专都独毕。

李秀赋中"取象元一，分而为二"、"九道并列"等描写，与象棋的棋盘极似。同时，李秀称四维为"妙戏"，说它"邈众艺之特奇"，这种趣味性很强的娱乐活动，在南北朝时一定会深受人们喜爱。比较"四维"与"象戏"，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四维中有两仪，象戏中有天地，四维中有五常，象戏中有五行，四维中有刚柔，象戏中有阴阳等等。众所周知，北周建立之初，以继承周朝自诩，它恢复《周礼》，按照它建六官制度。北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多所创建，即使在娱乐方面，也体现出恢复周礼的特点。他所创制的象戏，包括了天地、五行、四时、律吕、八卦、忠孝、君臣、文武、礼仪等方面，很可能是对四维戏进行吸收、改造的结果。

探明四维与象戏的关系，对于说明象棋的祖型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北周武帝改制四维固然是个创举，但他却把娱乐活动政治化，使轻松的娱乐变得复杂而沉重。所以，随着隋统一后对北周复古的废止，象戏也渐渐被人冷落。而四维，以其高于众艺的奇特魅力，被人们发展成为象棋。

我们说周武帝所创象戏不是象棋的祖型，还有一个根据。北宋司马光曾创"七国象戏"，并有"仿象戏而损益之"的明确说明。七国象戏的棋盘，南北19　道，东西20　道，与围棋盘极似。它的棋子有120　颗，包括周一颗，齐楚燕韩赵魏秦各17　颗。周子为黄居中，其余七国分别为青赤黑丹紫绿白布在四周。七国的17　颗子中有将1　颗，偏将1　颗，裨将1　颗，行人1　颗，炮1颗，弓1　颗，弩1　颗，刀2　颗，剑4　颗，骑4　颗。若7　个人玩，1人占一国，若6　个人玩，则秦与一国连衡。若5　个人玩，则楚与一国合纵。若4　个人玩，则齐与一国合纵。若3　个人玩，则秦与两国连衡。走棋则按秦楚韩齐魏赵燕的次序，已行之棋不得复还。自己的将被他方所擒或所剩棋子不满10　颗为负。这种棋的形制及玩法，和与之同时存在的象棋大不一样。我们知道象棋在北宋时，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其形制、玩法已和现代象棋没有多大区别①。如果说，象棋源于象戏，那么它为什么会与同样源于象戏的七国象戏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所以我们认为，四维戏是象棋的发展之源，象戏是七国象戏的祖型。

3。猜谜东汉时谶纬盛行，社会上常常出现一些谶语，所谓谶语，就是用一种听起来莫明其妙的语言来隐含一个人或一件事的吉凶。魏晋南北朝时，受东汉谶纬的影响，社会上也常常流行一些谶语式的谣谚。《三国志》记载，董卓被吕布所杀前夕，社会上流传着一首谣谚："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犹不生。"这个谣谚，是把"董卓"两字拆成"千里草"和"十日卜"，即董卓将活不成的意思。又有道士在一块布上写个"吕"字献给董卓，但董卓对此却茫然不解。《晋书》记载，十六国时，北燕主慕容熙被高云所杀，在此之前，有童谣说："一束藁，两头燃，秃头小儿来灭燕"。"藁"去两头，就剩"高"字。高云父高拔，小名秃头，高云是其最小的儿子，这预示着高云将要灭燕。这两件事，或许都是事情发生后人们才编成的隐语，这两句隐语，若人们不知其背景，确实令人费解。

上述两个隐语，只是带有谶纬色彩的语言，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猜谜活动，但它说明由于汉字的特殊结构，为以字作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魏晋南北朝时，作为一种角智活动的以字为谜的形式已经出现。据《世说新语》记载，杨修任曹操的主簿。当时正在为曹操的相国府建造大门，在即将竣工时，曹操前来察看，他什么也没说，只叫人在门上写个"活"字，便走了。杨修看到，忙令人将门拆掉，说："门中有"活"，就是个"阔"字，大王

①　参见王宏凯：《历史的启示·娱乐篇》。

是嫌门太大了。"还有一次，有人送曹操一杯酪，曹操吃了一点，就将其盖上，并在盖上写了"合"字，传给手下众人看。众人看罢，皆不知其中含义。传到杨修手中，他毫不犹豫地吃了一口，说："大王教我们每人吃一口，这有什么可犹豫的。"原来，把"合"字拆开，就是"人一口"。曹操善于以字为谜，足显其智；杨修善解其意，亦见其敏。终于有一件事，将二人的高下分出来。杨修曾和曹操外出，行至曹娥碑下，见碑后文题上有"黄绢幼妇，外孙晧臼"八个字。曹操问杨修："你懂此文之意吗？"杨修说："我知道。"曹操说："先别说出来，让我再想想。"又行了30　里，曹操说："我也想出来了，让我们分别将答案写出。"只见杨修写道："黄绢，为有色之丝，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儿之子，于字为"好"；辤臼，捣辛味菜蔬之器皿，乃"受辛"之意，于字为"辤"（即辞）。合起来说是"绝妙好辞"。"曹操所写答案与杨修相同，他感慨地说："我才不及你，过30　里以后才想出"。南朝刘宋诗人鲍照曾出过一个字谜："一八五八，飞泉仰流"。谜底是个"井"字。因为井字四边共出八个头，即所谓"一八"；井字拆开有四个"十"字，五八为四十；井水需垂绳而提上来，即所谓"飞泉仰流"。这种将字型的分合、字意的内含综合在一起的谜语的确有一定难度。在北朝，还有以物为谜底的谜语。北魏咸阳王元禧，在世宗元恪朝曾谋反，后因谋洩出逃，当时随其出走的不过僮仆数人。元禧忧迫不知如何是好，便对身边的一个叫尹龙虎的人说："我现在愦愦不堪，你给我出个谜语解闷"。尹龙虎便想起一个谜语说："眠则俱眠，起则俱起。贪如豺狼，赃不入己"。元禧猜是眼，尹龙虎说是筷子。元禧困窘到走投无路的地步，猜谜竟能解其郁闷，可见其排忧释闷的娱乐功能。

（三）自娱活动自娱活动既不同于竞技，又不同于角智，它不是靠与对手的竞争来实现心理的满足，而是在整个活动过程中，自己始终担任活动的主角，通过自己的活动达到娱乐的目的。

1。田猎田猎是上层社会贵族们所喜爱的一项活动。魏晋南北朝时，田猎之风很盛，如曹操年少时便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为此，他叔叔经常在其父面前告状，曹操也为此常遭父亲斥责。为了使叔叔告状不灵，曹操想了一个办法。有一次他见到叔父时，故意装得口歪眼斜，说自己中了风。其父闻此大惊，忙把曹操叫来，却见他口貌如故。其父说："你叔叔说你中风，怎么好了？"曹操说："哪里中什么风，只不过叔叔不喜欢我，说我的坏话罢了！"从此曹操的父亲不再信其叔的话，曹操照例飞鹰走狗田猎游荡。东汉末年，朝政昏乱，曹操为避祸，讬病归乡，"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①。曹操的从弟曹仁，也从小喜好弓马弋猎。孙吴主孙权在田猎时，常骑马射虎。有一次，一只老虎冲到孙权马前，扑在孙权的马鞍上。大臣张昭劝他不要再冒险田猎，但孙权仍舍不得放弃这种活动。为安全起见，孙权又制作射虎车，四周有方形箭孔，有一个人专门驾车，孙权站在中央射猎。有时猛兽冲到车前，孙权还以手击猛兽为乐。南朝刘宋时，王僧达游猎可称典型。他任宣城太守时，肆意驰骋射猎，有时三五天都不回府，受理郡中词讼之时也在打猎之处。梁朝人曹景宗自幼好田猎，经常与少年数十人在野外追逐麘鹿。他技术高超，每当众人骑马逐鹿，鹿马混在一起时，他才发箭射之。大家都怕他射中马足，而结果总是鹿应弦而麘，马却安然无事。《太平御览》卷九百零七记载，北魏广平王元怀，曾在河北马场打猎，见一头麘鹿入草中，便命人将其围住，准备亲自射之。但搜索许久，不见麘出，唯见一座砖塔。元怀见塔，仁恕之心顿生，便解鹰放犬，不再田猎。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河北马场为王公田猎的专门场所，可见北魏上层社会中田猎之盛。西魏时，宇文泰曾在甘泉宫围猎。由于包围猎物的人不多，野兽纷纷突围而逃。宇文泰大怒，围兽的人更加惶恐。这时围内的唯一的一只鹿也突围逃逸，一个叫贺若敦的将领跃马逐之。那只鹿奔上山坡，贺若敦弃马步行，在半山腰抓住那只鹿，把它拖下来。宇文泰大喜，围猎诸人也因此免于受责。上述诸事，可见魏晋南北朝上层社会中田猎之一斑。

田猎虽为乐事，但有一定危险。当猛虎扑到孙权马鞍事发生后，大臣张昭就劝他说："作为人君，当驾御英雄，驱使群贤，怎能和野兽较量呢？万一有个闪失，岂不被天下人所笑？"崔琰劝曹丕不要田猎时，也认为这样做是"猥袭虞旅之贱服，忽驰骛而陵险，志雉兔之小娱，忘社稷之为重。"崔琰认为射猎对于太子（当时曹丕还未登位）是不适宜的，它既危及人身，又可使人忘记社稷大事，这自然有其道理。但在打猎者看来，其危险性远远比不上其乐趣，曹丕说："埒有常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若夫驰平原，赴丰草，耍狡兽，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斯则妙矣"①。梁将曹景宗说："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

①　《三国志·魏书·太祖纪》注引《魏书》。

①　《典论·自叙》。

雳声，箭如饿鸱叫，于泽中逐麘，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①。田猎有如此乐趣，难怪田猎者乐此而不疲。

2。游览山水游览山水自古就被认为是一大趣事。孔子北游，有农山之叹。庄子与惠子游，有濠梁之争。至魏晋南北朝时，由于社会、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影响，人们对山水之眷恋似乎更深于前人。

春秋两季，是人们游览山水、欣赏大自然美景的大好时光，人们纷纷出游，在愉心悦目的同时，留下许多出游诗。晋郭璞诗云："青阳畅和气，谷风穆以温，英茞晔林荟，昆虫咸启门。高台临迅流，四座列王孙，羽盖停云阴，翠郁映玉樽。"梁沈约《詠春初诗》说："扶道觅阳春，相将共携手。草色犹自腓，林中都未有。无事逐梅花，空交信杨柳，且复归去来，含情寄杯酒。"三国曹魏陈琳一首写秋游的诗说："节运时气舒，秋风凉且清。闲居心不娱，驾言从友生。翱翔戏长流，逍遥登高城。东望看畴野，回顾览园庭。嘉木凋绿叶，芳草纤红荣。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房寝，慷慨詠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上述3首诗，分别写春游及秋游。沈约诗中可看出，初春草尚未荣，树尚未绿，人们便迫不及待地携手扶道，共觅阳春了。郭璞诗中"高台临迅流"等四句，反映出王孙贵族春日出游的盛况。陈琳的诗，则把诗人欲借秋游娱心，反更加惆怅的心绪描写得细致入微。当然，此时期的游览诗多得不胜枚举，仅举此3　首，以见春秋两季游览之一斑。

魏晋之际，玄学兴起，一些名士放荡不羁，不受传统礼法束缚，形成一种魏晋风度，而放情于山水之间又是这种风度的组成部分。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任性不羁，有时闭户读书，累月不出；又有时登山临水，经日忘归。他游览的方式尤其独特，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一直走到不通车的地方，然后痛哭而返。他曾登广武山，望楚汉相争的古战场，留下"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名言。又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留下《豪杰》名诗。西晋名将羊祜，也喜好山水，他曾多次登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一次他在山上不无感慨地对手下人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登此也。"

东晋时，一些高门大族中，放情于山水之风犹盛而不衰。名臣谢安，起初寓居于会稽，与名僧名士一起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詠属文，朝廷多次征召，他都辞疾不出。后扬州刺史庾冰多次让郡县敦逼，谢安才应召，但月余又归。朝廷有关部门认为，谢安被召，多年不至，应禁锢终身。谢安对此毫不介意，而是栖迟东土，高卧东山，与人游山泛海，直至第二次出山。"东山再起"的典故即由此而来。大书法家王羲之，在辞官之后，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之术，不远千里，采觅药石。他遍游东中诸郡，走遍此地所有名山，又于沧海泛舟，并感叹地说："我卒当以乐死。"对山水眷恋最深的，恐怕就是那些隐逸之士，他们为遁人间俗世，甚至终生与山水为伴。如郭文举，史载他"少爱山水，尚嘉遁。年十三，每游山林，弥旬忘反。父母终，服毕，不娶，辞家游名山，历华阴之崖，以观石室

①　《梁书》卷九《曹景宗传》。

之石函。"刘。。之也好游山泽。有一次，他到衡山采药，由于走得太深，以致迷了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自称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把辞官隐居看作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一首流传千古的《归去来兮》词，将这种重返自然写得至美至妙。词中说："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南朝刘宋人宗炳，好山水，爱远游，每次游览山水，都往而忘归。他曾"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后来因为得病，不得已而还江陵。他认为自己既老又病，恐难再遍游名山，便将自己所游之处全部画下来，在病榻上"卧以游之"。

综上所述，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游览山水风气之盛。这些人社会地位尽管不同，所抱动机尽管各异，但热爱自然中的山水是共同的。大自然对这种钟爱也给与了回报，它以自己的秀美，给了他们心灵上的无尽享受。

3。音乐欣赏中国很早就开始注意音乐的作用。《礼记》说："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论语》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三种儒家经典，说出音乐的三个功能：治天下，移风俗，悦耳怡情。本节所说音乐欣赏，即第三种功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欣赏有两种形式，一是蓄养家妓，二是自操乐器。家妓是私人蓄养的供私人欣赏的女乐工。《左传》中有晋侯将女乐工赐给魏绛的记载，可见私人女乐的出现是很早的。三国时，夏侯惇随从曹操征孙吴，回师后，被留下都督二十六军守居巢。曹操临行前，曾赐妓乐名娼给他。殷楚性好游遨音乐，为了欣赏音乐，便养蓄歌者、弹琵琶、筝和吹箫之人，每到一处，都要带上她们。西晋石崇，有个妓人名叫绿珠，貌美而善吹笛。孙秀听说，便派人向他要妓人。石崇听说，便出示数十女妓，让来者挑选。来者说："我奉命来要绿珠，不知哪个是？"石崇听说，勃然大怒说："绿珠是吾所爱，别人不能得到！"石崇养妓之多可见。东晋时，有个叫宋祎的女妓，是石崇家妓绿珠的弟子，也善吹笛，具有倾国之色。后落在晋明帝手中。晋明帝病危，群臣请求让宋祎出宫。明帝问群臣："谁欲得之？"众人无言，吏部尚书阮遥集说："希望把她给我。"明帝即将宋祎赐给他。东晋时，谢安爱好声律，即使在丧服期间，也不废妓乐，世人一时颇以成俗。北魏时，薛真度养女妓数十人。他常常会集宾客，命女妓奏乐，一时丝竹歌舞，不辍于前。后来薛真度死，其庶长子将他的10　多名女妓及乐器一齐献给宣武帝。北齐时，卢宗道曾在晋阳置酒宴。席间，中书舍人马士达看着弹箜篌的女妓说："这双手真是又细又白。"卢宗道当即要把此妓送给他，马士达推辞，卢宗道又要将女妓之手砍下送他。马士达不得已而接受女妓。从上数例，可见女妓社会身份之低。她们的主人，可以任意地处置她们，或赏赐，或赠送，甚至能随意屠杀。在主人眼里，她们不过是一些活乐器。她们会弹琴吹萧，能以娴熟的技巧、优美的音乐使主人得到耳目之乐，而她们自己是得不到什么欢乐的。

蓄养家妓对于主人来说是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而女妓自己不能从乐器的演奏中得到欢乐。但如果乐器演奏者不是女妓，换言之，他演奏乐器不是为了给别人听，而是自我欣赏自我陶醉，那意义就不同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女妓的地位的确不高，但很多人并没因此也把弹琴吹箫看作是不光彩的事。上至皇帝，下至名士，很多人都懂音律，善弹琴。三国魏臣崔琰，在家时常以琴书自娱。"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善解音律，能鼓琴。他性高傲，一次曹操大宴宾客，阮瑀对其不礼貌，曹操怒，将他与伎人放在一起。阮瑀也不介意，反而抚琴高歌。"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善弹琴。传说他尝游于洛西，夜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半夜时分，忽有客人至，自称古人。他与嵇康共谈音律，并且拿过琴来奏一曲，声调绝伦。客人说此曲名为《广陵散》，遂将曲传授给嵇康，并嘱不可传人。后嵇康遭人陷害，临刑之时，顾视日影，索琴弹之，说："当初有人曾向我学《广陵散》，我没有传授。此曲从今以后绝矣。"蔡文姬在其父蔡邕的薰陶下，音乐造诣也很高。她6　岁时，其父夜弹琴，弦断，蔡文姬马上判断出是第二弦断。蔡邕不信，又断一弦，蔡文姬又准确地说出是第四弦。阮籍善弹琴，阮咸善弹琵琶，在当时都很有名。阮咸之子阮瞻，琴弹得也很好，许多人都闻名前去聆听。阮瞻也很豁达，不问贵贱长幼，有求必应。东晋时，江南士族顾荣平素喜好弹琴，其死后，家人在他的灵座上置一把琴。音乐修养较高且又豁达不拘的要属桓伊。桓伊为东晋名将，在淝水之战中立有战功。他又善音乐，史称其技艺"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两件事足见其豁达。有一次，王徽之被召往京师，所乘之船停泊在青溪，恰巧桓伊从岸上过。王徽之从不认识桓伊，只知道他笛子吹得好，当他知道岸上之人为桓伊时，便派人对他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此时桓伊已经显贵，当他听说舟中之人是王徽之，便下车坐在胡床上，连吹三曲。还有一次，桓伊、谢安一起赴晋孝武帝的筵席。席间，孝武帝命桓伊吹笛。桓伊神色从容，当即援笛吹一曲。曲终，桓伊又说："臣弹筝之技虽不及笛，然而可以边弹边唱。请允许我配一个吹笛人。"孝武帝欣赏他的放率，便同意了。桓伊便让自己的奴仆吹笛，自己弹筝唱歌。桓伊此举，意在规劝皇帝勿信谗言。但他肯和奴仆并列吹弹，亦见其放达。南北朝时，自操乐器更是上层社会中许多人借以娱乐的一种形式。南朝刘宋西阳太守谢稚，史载他善吹笙。沈演之之子沈勃，善弹琴。何承天能弹筝，武帝刘裕为此还赐其银装筝一面。南齐末年，守卫京城的王珍国、张稷发动兵变，冲入内宫欲杀齐王东昏侯萧宝卷。当兵变发生时，萧宝卷还在含德殿吹笙作乐呢。南齐初年，齐主萧道成曾曲宴群臣，在宴会上，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唱歌，张敬儿起舞，王敬则打拍子。上述诸人，均为南齐名臣名将，他们除为朝廷建立文治武功，还有如此技艺，特别是褚渊，因为琵琶弹得好，还被赏赐一个金镂柄银柱琵琶。河东望族柳世隆，在南齐任尚书令，善弹琴，世称"柳公双璅，为士品第一"。他自己也常说自己马矟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南朝萧梁时，柳恽也善弹琴，据说他曾从师于刘宋朝名师嵇元荣、羊盖。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私人酒会上，柳恽一支琴曲，博得萧子良的盛赞。他不但琴弹得好，音乐理论造诣也颇深，曾著《清调论》，对今声古法见地独特。梁简文帝之子萧大连，史称他"雅有巧思，妙达音乐，兼善丹青"。上述这些人，他们通音律，善演奏乐器，或吹箫，或弹筝，或鼓琴，或弹琵琶。他们有时也为别人演奏，但其意义与家妓奏乐异于天壤。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为别人演奏完全是出于自愿，如果他们不愿意，任何人也无法强求他们。如东晋时戴逵善鼓琴，太宰、武陵王司马暠便派人请他。戴逵当着来人的面将琴打破，说："我戴逵不是王门的伶人。"司马暠只能干生气，却奈何不得。戴逵子戴颙，不但琴艺继承其父，就连性格也像其父。南朝刘宋时，中书令王绥闻戴颙兄弟琴名，携带宾客前去拜访。当时戴颙正与其兄喝豆粥，王绥说："闻卿善琴，试欲一听。"但戴氏兄弟理也不理，王绥只得怅然而去。南朝刘宋时，大史学家范晔善弹琵琶，能为新声。宋武帝刘裕很想听，但怕被拒绝，便多次将此意暗示给他。但范晔每次都装着听不出来，始终不肯为刘裕演奏。有一次，刘裕举行宴会，喝得正高兴时，便对范晔说："我想唱，你给我伴奏。"范晔无奈，只好弹起琵琶，但当刘裕歌唱完后，范晔的弦声也随之而止。在北朝，以音乐自娱之风似乎比南朝更盛。北魏献武王元英，性识聪敏，博闻强记，便弓马，解吹笛，又微晓医术。镇远将军高树生，雅好音律，常以丝竹自娱。骠骑大将军源怀，"好接宾友，雅善音律，虽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丝竹"①。河东大族柳远，喜放情于琴酒之间，其侄柳谐也善鼓琴，"以新声手势，京师士子翕然从学"。柳谐内兄裴蔼之也好琴书，曾以柳谐为师。北方大儒徐遵明，在蚕舍中苦读6年，在此期间，从未出门院，除了读儒家经典外，时时弹筝吹笛以自娱慰。北齐后主高纬大集无愁之曲，自己亲自弹着胡琵琶，边弹边唱，让数百名侍者相和，被人们称为"无愁天子"。赵郡望族李搔，北齐时任尚书仪曹郎。他少聪敏，有才艺，音律博弈之事，多所通解。他曾综合多种乐器的特点，制成一种名为"八弦"的乐器。荥阳郑氏，亦为北方望族，郑述祖曾任北齐兖州刺史，他不但能鼓琴，还能作曲。他写的《龙吟十弄》，当时人认为是绝妙之曲。范阳人祖珽，为北齐权臣，他善弹琵琶，能为新曲，喜好招集城中年少歌舞，游集于倡家，以为娱乐。外戚尔朱文略也喜好音乐，他能弹琵琶，吹横笛。有一次，北齐世宗高澄令章永兴在马上弹胡琵琶，奏10　余个曲目，然后让尔朱文略将曲子写出，尔朱文略竟能写出8　个之多。北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后曾在云阳宴请北齐旧臣，亲自弹胡琵琶。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蓄养家妓，还是自操丝竹，都是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借以娱乐的一种形式，这说明音乐的娱乐功能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越来越突出了。

4。啸《说文解字》解释"啸"说："啸，吹声也，从口，肃声。"郑玄《江有汜》笺说"啸"是"蹙口而出声"。综合二者的解释，"啸"就是收缩口型靠吹而发出的声音，和今天的吹口哨差不多。

魏晋南北朝以前的啸，不是纯粹用来抒发感情的，或者说不是主要用于抒发感情的。《楚辞》中有啸的记载："招具该备，永啸呼些"。王逸注说："夫啸阴，呼阳，阳主魂，阴主魄；故必啸呼以感之。"这里的啸呼显然是一种召魂呼魄之举。西汉刘根，弃世学道，道术颇高。郡中张太守以其为妖，欲诛之，便令其召鬼，并言若召鬼不至便诛戮之。"根曰："召鬼至易见耳"。借笔砚及奏按，■■然作铜铁之声，闻于外。又长啸，啸音非常清亮，闻者莫不肃然，众客震悚。须臾，厅上南壁忽开数丈，见兵甲四五百人，传呼赤衣兵数十人，赍刀剑，将一车，直从坏壁中入来。又坏壁复如故。根敕下车上鬼，其赤衣便乃发车上披，见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绳反缚囚之，悬头厅前。府君熟视之，乃其亡父母也。"①在这个故事里，啸又与道家呼鬼之术有关。魏晋南北朝以前关于啸的记载中，与情绪有关的多为宣泄忧愤。如《列女传》

①　《魏书》卷四十一《源贺附源怀传》。

①　《太平广记》卷十引《神仙传》。

记载，鲁漆室邑之女，婚龄已过尚未嫁人，乃倚柱而啸。旁人听见，倍觉凄惨。邻人之妇问她："你为何啸得如此悲伤，是想嫁人吗？我为你找一个。"漆室女说："我怎能因为未嫁而悲呢？我是担忧国君者而太子少啊！"又据《吴越春秋》记载，吴王阖闾将要伐楚，登台向南风而啸。过一会儿叹道："群臣没有知吾意者。"伍子胥深知其忧，乃举荐善为兵法的孙武。

魏晋南北朝关于啸的记载，比以前的各个时期都多，其所表达的情绪，比以往的各个时期都丰富。

表示心境恬淡、安逸之啸。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时，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东晋时，谢安曾与孙绰等人在海上荡舟，突然风起浪涌，诸人大惧，唯独谢安吟啸自若。

表示卓荦不群脱俗超凡之啸。曹魏末，司马昭执掌朝政，朝臣相聚，众人对他毕恭毕敬，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还有一次，阮籍曾登苏门山，遇见隐士孙登。阮籍与之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孙登理也不理。阮籍长啸而退，行至半山腰，忽闻有声响若鸾凤，在山谷中回荡，原来是孙登在山顶长啸。阮籍以傲放不羁著名，孙登更是飘逸"仙君"，阮籍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得不到回音，一声长啸却能招来孙登鸾凤般的啸答，其超凡之态栩然可见。西晋时，羯人石勒年少时曾随乡人去洛阳卖东西，倚在上东门长啸。晋臣王衍见而异之，对手下人说，"刚才那个长啸的胡人少年，我听其声观其态，态度不凡，恐此人将来为天下之患。"急令人前去捕之，而石勒已经走远。一声长啸竟能招来王衍如此不安，亦见石勒卓荦超群。东晋谢鲲，也以放荡不羁闻名。其邻家高氏女长得非常漂亮，谢鲲前去挑逗她。女怒，投梭折其两齿。时人都嘲笑他说："任达不已，幼舆（谢鲲字）折齿"。谢鲲听了，傲然长啸，说："折齿也不影响我啸歌。"在谢鲲看来，那些嘲笑他的人简直是俗人俗见，所以他才摆得出傲然之态，才能啸得出声音。安东将军周浚之子周f　，性狂放，深得王导器重。有一次，王导枕着他的腿，指着他的肚子问："这里面装的什么？"周f　答："此中空洞无物，然足容像你这样的几百人。"接着又在座上傲然啸咏。这一答一啸，亦活画出其傲放之态。江州刺史桓石秀，性放旷，好弋猎。一次他随桓冲出猎，随从人马甚多，很多人都前来观看。桓石秀对他们看也不看，只是啸咏而已。

表示忧伤之啸。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在晋阳时曾被北方胡人的骑兵包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刘琨登上城楼清啸，围兵听见，全都凄然长叹。刘琨又半夜吹胡笳，使围兵有思乡之情。天亮胡人乃弃围而走。刘琨退敌，可能使用"哀兵必胜"之计，但其城楼清啸，确也反映出城内无计退敌的忧伤。十六国汉主刘渊，西晋时作为人质留在洛阳。当时五部匈奴势力渐盛，如何对待匈奴首领刘渊，在西晋内部有两种意见。孔恂、杨珧主张除掉他以绝后患，王浑、李主张利用他控制匈奴。刘渊深知自己处境危险，便宴请好友王弥，对他说："王浑、李多次对朝廷称荐我，但谗害之言也因之屡进，所以对我的称荐实际上是招来危害。我真不愿意如此。恐怕我要死在洛阳了，所以借此与你永别"。说完慷慨歔欷，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在座者皆为之流涕。十六国时，后赵主石勒曾在河南新蔡附近屯兵积粮，修造战船，准备进攻东晋国都建康（今南京）。东晋大军也在寿春一带集结，准备抗御。这时正值霖雨，历时3　个月之久，石勒部众因饥疫而死了大半。石勒会集众将商议。右长史刁膺劝石勒先暂时投降东晋，待其退兵后再说。石勒听了，愀然长啸。这种啸，显然是对刁膺不满，也包含着因手下缺乏远见卓识之人而产生的忧愁。东晋荆州刺史王愷，曾自寻阳还都，一路迅风飞帆，朝发暮至，只见他倚舫楼长啸，神气甚逸。王导见状，说王愷此举是"伤时识事"。而庾亮认为这是他在"舒其逸气"。到底谁说得对呢？我们根据史实略作分析。荆州刺史原非王愷，而是陶侃。陶侃功绩卓著，深遭王敦嫉妬。王敦将陶侃左迁为广州刺史，派其亲戚王愷任荆州刺史，王愷赴任，遭陶侃部将郑攀、苏温、马。。等人的抵制。王敦认为是陶侃所为，被甲持矛，欲杀掉陶侃。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对王敦说："周访与陶侃是姻亲，如左右手。人断左手，右手能不动吗？"周访是江南大族中极有影响的人物，东晋偏安江左，不能没有他们的支持。王敦听罢，怒气始解，并设宴招待陶侃。陶侃离开王敦后，见到周访，流着泪说："若不是你为外援，我差点遭杀身之祸。"后来，陶侃虽至广州，王愷也赴任荆州，但东晋朝中的大族王氏与江南大族之间的裂痕已见。王愷对此怎能不感忧虑呢？王导是王愷的从兄，对王愷的了解应比庾亮深，他说王愷之啸是"伤时识事"是有其道理的。可见王愷啸时那飘然逸气后面，隐藏着对时局的深忧。

表示内心愉悦之啸。东晋王徽之喜欢竹，当时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王徽之闻听，不请自来，在此竹下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其坐，王徽之亦不顾及，赏竹尽欢而去。他曾寄居一所空宅中，至便令种竹。人问为什么，王徽之只是啸咏，指着竹说："何可一日无此君邪？"《世说新语》载：刘道真年轻时，常在草泽中捕鱼。他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有一个老太婆，特别喜欢听他歌啸，便杀猪给他吃。可见刘道真之歌啸，不同于前列数种，它显然是一种愉悦情绪的外在流露，且有优美的旋律。正因为其欢愉美妙，才产生使闻者留连，老妪进豚的感染力。

综上所述，啸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的确丰富，人们或悲、或喜、或傲众、或逸世，都可通过啸这种方式来表达。魏晋时期的啸者可谓多，有达生任性的名士，有宁静淡泊的隐者，有为朝廷建立文治武功的将相，有汉化较深的少数民族首领，可见吟啸之风的盛行。史学界认为，魏晋时期所以吟啸成风，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魏晋之际，天下多故，荦卓不群之士由主张达生任性而走向逸世高蹈。在大庭广众之前放声长啸，视旁人若无有，正是他们所欣赏的一种姿态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音乐的娱乐功能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日益突出。前面已经讲过，音乐欣赏在魏晋南北朝已成为广泛流行的自娱形式，而啸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西晋成公绥写的《啸赋》将啸与音乐的关系说得十分清楚，兹将其抄录如下：逸群公子，体奇好异，傲世忘荣，绝弃人事，希高慕古，长想远思，将登箕山以抗节，浮沧海以游志。于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机，研道德之玄奥，愍流俗之未悟，独超然而先觉，狭世路之厄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遗身，乃慷慨而长啸。于是曜灵俄景，流光濛记，逍遥携手，踌躇步趾，发妙声于丹唇，激哀音于皓齿，响抑扬而潜转，气冲郁而熛起，协黄宫于清角，杂商羽于流徵，飘浮云于泰清，集长风于万里。曲既终而响绝，遗余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丝竹之所拟。是故声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诸身，役心御气。动唇有曲，发口成音，触类感物，因歌随吟。大而不洿，细而不沉，清激切于竽笙，优润和于瑟琴。玄妙足以通信悟灵，精微足以穷幽测深。收激楚之哀荒，节北里之奢淫，济洪灾于炎旱，反亢阳于重阴。引唱万变，曲用无方，和乐怡怿，悲伤摧藏。时幽散而将绝，中矫厉而慨慷，徐婉约而优游，纷繁骛而激扬。情既思而能反，心虽哀而

①　《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中华书局1986年4月出版。

不伤。总八音之至和，固极乐而无荒。

若乃登高台以临远，披文轩而骋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长引而憀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复放，或冉弱而柔挠，或澎濞而奔壮。横郁呜而滔涸，咧缭眺而清昶。逸气奋涌，缤纷交错，烈烈飚扬，啾啾响作。奏胡马之长思，回寒风乎北朔，又似鸿雁之将雏，群鸣号乎沙漠。故能因形创声，随事造曲，应物无穷，机发响速，怫郁冲流，参谭云属，若离若合，将绝复续。飞廉鼓于幽隧，猛兽应于中谷；南箕动于穹苍，清飚振于乔木；散滞积而播扬，荡埃霭之溷浊，变阴阳于至和，移淫风之秽俗。

若乃游崇冈，陵景山，临岩侧，望流川，坐磐石，潄清泉，藉皋兰之猗靡，荫修竹之蝉飹，乃吟咏而发叹，声驿驿而响连，舒蓄思之悱愤，奋久结之缠绵，心滌荡而无累，志离俗而飘然。

若夫假象金革，拟则陶匏，众声繁奏，若笳若箫，磞硠震隐，訇礚■嘈。发徵则隆冬熙烝，骋羽则严霜夏凋，动商则秋霖春降，奏角则谷风鸣条。音均不恒，曲无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滞。随口吻而发扬，假芳气而远逝。音要妙而流响，声激嘐而清厉。信自然之极丽，羌殊尤而绝世，越《韶》《夏》与《咸池》，何徒取异乎《郑》《卫》！于时绵驹结舌而丧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辍声而止歌，宁子敛手而叹息，钟期弃琴而改听，尼父忘味而不食，百兽率舞而抃\足，凤凰来仪而拊翼。乃知长啸之奇妙，此音声之至极。

在这个长赋中，成公绥描述了啸的发声方法，啸的音色及音质，啸的娱乐功能，啸与音乐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士人精于音律者颇多，他们不但能演奏乐器，还能作曲。音为心声，心感于物。人们受外物的刺激，不免要用音乐来宣泄内心的喜怒哀乐种种感受。而啸在这方面至少有两个方便之处，第一，它能"因形创声，随事造曲，应物无穷，机发响速"。第二，它能"声不假器，用不借物"，只需"役心御气"，便能收到与演奏乐器同样的娱乐效果。所以啸这种自娱的形式自然会被许多人所采用。

5。秋千传说秋千之戏始于北方少数民族山戎，齐桓公北伐山戎，将此戏传入中国。秋千之戏在民间流行的情况，南朝梁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中有记载。他说，每年立春之日，人们为"施钩"之戏，又为打毬、秋千之戏。隋人杜公瞻对此加注说："春节悬长绳于高木，士女袨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秋千"。"可见其形状及玩法和今日秋千无大区别。

（四）其他活动1。斗草《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荆楚人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斗草，顾名思义，就是双方以各种花草互相对比，看谁采的种类多，谁认识的种类多，谁就赢。所以名为斗草，实际上是关于植物知识的比赛。这种游戏，当与原始的中医药学有关。草药是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夏小正》记载，五月五日这天，人们"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可见五月初五郊外采药习俗由来已久，至魏晋南北朝时，人们于此日仍"竞采杂药"①。在郊外采集草药的过程中，人们互相比赛，看谁采的药种类多，谁认识的植物种类多，斗草之意，自然寓于其中了。不过，魏晋南北朝时，斗草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已有从竞采杂药中游离出来的趋势，南朝梁王筠《五日望采拾诗》中（节录）：长丝表良节，金缕应嘉辰。

结芦同楚客，采艾异诗人。

折花竞鲜彩，拭露染芳津。

含娇起斜眄，敛笑动微嚬。

献珰依洛浦，怀珮似江滨。

从王筠的诗中可以看出，一些珰珮叮咚的贵妇人也在良辰嘉节进行斗草，不过她们斗的不仅限于草，还要折花竞鲜彩，"含娇起斜眄""敛笑动微嚬"，把贵妇人的胜负之态写得维妙维肖。

斗草在其兴起之初，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活动。它可以使人们增长植物药物方面的知识，在郊外活动的同时，也使身体得到锻炼。不过这种活动，也存在着破坏自然生态的可能。当斗草作为一种娱乐活动普遍盛行时，当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参加这种活动时，这种可能性就变成了现实。唐代时斗草后，出现的"青枝满地花狼藉"的现象，说明它对大自然破坏得多么严重。

2。斗鸡斗鸡之戏由来已久。据《左传》记载，季平子与郈昭伯比邻而居，两家鸡常斗。季氏将自己的鸡翅上抹上芥子面，郈氏则将自家的鸡爪上镶上金属套。在秦汉典籍中，斗鸡的记载也很多。《列子》中记载了一个关于斗鸡的故事：纪渻子为周宣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可斗已乎？"曰："未也。方虚骄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影响。"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耳。

《列子》一书，魏晋之前已亡佚，现今传本，一般认为是魏晋之人讬名而作。这说明在魏晋时期，人们对于斗鸡的训练已很讲究了。

魏晋南北朝时，斗鸡之戏相当普遍。在南朝，萧昭业为买一只斗鸡花数千钱；北朝北齐后主高纬给斗鸡授以开府之职。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此外，这个时期的文人们还写了大量的斗鸡诗、赋。三国曹魏刘桢《斗鸡诗》说：丹鸡被华彩，双距如锋芒，愿一扬炎威，会戏此中唐。

①　《荆楚岁时记》。

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长翘惊风起，劲翮正敷张，轻举奋勾喙，电击复还翔。

曹植《斗鸡诗》说：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

长筵坐戏客，斗鸡间观房，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

挥羽激流风，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

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愿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场。

应瑒《斗鸡诗》说：戚戚怀不乐，无以释劳勤，兄弟游戏场，命驾迎众宾。

二部分曹伍，群鸡焕以陈，双距解长緤，飞踊超敌伦。

芥羽张金距，连战何缤纷，从朝至日夕，胜负尚未分，专场驱众敌，刚捷逸等群。

四坐同休赞，宾主怀悦欣，博弈非不乐，此戏世所珍。

南朝梁简文帝《斗鸡诗》（节录）：玉冠初警敌，芥羽忽猜俦，十日骄既满，九胜势恒遒，脱使田饶见，堪能说鲁侯。

陈徐陵《斗鸡诗》说：季子聊为戏，陈王欲骋才。

花冠已冲力，金爪复惊媒。

斗凤羞衣锦，双鸾耻镜台。

陈仓若有信，为觅宝鸡来。

北周庾信《斗鸡诗》说：开轩望平子，骤马看陈王。

狸膏熏斗敌，芥粉壒春场。

解翅莲花动，猜群锦臆张。

王褒《看斗鸡诗》说：躞蹀始横行，意气欲相倾，妬敌金芒起，猜群芥粉生。

入场疑挑战，逐退似追兵，谁知函谷下，人去独开城。

上引的《斗鸡诗》，说明从三国至南北朝，斗鸡之戏延绵不断。精采激烈的斗鸡场面，引起诗人种种感受。有的从斗鸡中得到新的娱乐享受，有的视斗鸡如同博弈一样有趣的活动，有的因此联想起陈仓宝鸡的神话，有的联想起人间的战场。总之，这种种感受，只有亲观斗鸡才能产生，这一篇篇《斗鸡诗》，只有目睹斗鸡才能写得如此形象精彩。

3。斗鸭斗鸭之戏，在西汉时已有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斗鸭之戏盛行于南方，北方关于斗鸭的记载则很少。

据《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记载，魏文帝派人向孙吴要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物。群臣认为，魏所求为珍玩之物，不合礼仪，不应给。孙权认为："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谅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宁可与言礼哉？"便满足了魏使的要求。可见在江南建业（今南京）一带出产作为玩物的斗鸭已闻名于北方。孙权子建昌侯孙虑喜好斗鸭，曾在堂前置斗鸭栏。南朝刘宋时，太子舍人王僧达因病休假，到杨列桥观斗鸭，被人看到，举报给有关部门。可见至南朝时，建业一带斗鸭之风仍很盛。

对斗鸭之戏，西晋蔡洪《斗凫赋》有较详细的描写：嘉乾黄之散授，何气化之有灵？产羽虫之丽凫，惟斗鸭之最精。禀离午之淑气，体鸾凤之妙形，服文藻之华羽，备艳采之翠英，冠绿葩以曜首，缀素色以点缨。性浮捷以轻躁，声轻响而好鸣。感秋商之肃烈，从金气以出征。招爽敌于戏门，交武势于川庭。尔乃振劲羽，竦六翮，抗严趾，望雄敌，忽雷起而电发，赴洪波以奋击。

从蔡洪之赋中可见，斗鸭之戏一般在水中进行。前述刘宋王僧达观斗鸭的场所杨列桥，和蔡洪赋正好相印证。顺便指出，蔡洪也是南方人，其家吴郡，即今天江浙地区。他在孙吴时入仕，晋时又为州从事，曾任过松滋县令。可见其活动范围不出江淮一带。斗鸭之戏竟能激发出他写此赋，亦见此戏在江南地区的盛行。

4。童戏童戏即儿童所进行的游戏活动。魏晋南北朝时，见于记载的童戏有战阵之戏、骑竹马、斗族、跳绳、摊戏等。

战阵之戏即儿童模仿大人指挥战争，布阵点将的游戏。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军事家凭借战争舞台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活剧，这对儿童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薰陶。所以从三国到南北朝，关于儿童战阵之戏的记载俯拾即是。曹魏大将夏侯渊的第三子夏侯称，"自孺子而好聚合儿童，为之渠帅，戏必为军旅战阵之事，有违者辄严以鞭捶，众莫敢逆"①。曹魏另一个著名将领贾逵，儿童时戏弄常设部伍。其祖父认为他异于众人，说："你长大必为将帅"，乃口授其兵法数万言。十六国时，李矩是北方与前后赵政权抗衡的首领之一。据《晋书》记载，他在儿童时，与群儿聚戏，便为其率，计划指授，有成人之量。十六国后凉主吕光，是略阳氐族人。他10　岁时，与诸儿童在邑里游戏，为战阵之法。同伴们全都推他为主帅。由于他用人合理，群童对其深为叹服。又据《周书》记载，北周时李远，幼有器局，志度不凡，他曾与群儿做战阵游戏，指挥处置，皆合军阵之法。郡守见而异之，招呼他们再玩一回。群儿见郡守，惧而散走。李远持杖大喝，让他们恢复刚才的阵容。在他的指挥下，阵容很快恢复，其雄壮之势，甚至超过了以前。郡守指着李远称道："此小儿长大后必为将军，不是寻常之人啊。"宇文深年数岁时，便累石为营伍，折草作旌旗。他所布置的行列，皆有军阵之势。其父宇文永见后非常高兴，说："你从小知此，长大必为名将。"

①　《三国志·魏志·夏侯渊传》注引《世语》。

骑竹马是儿童效法成人骑马而创造出来的游戏。最简单的方法是，将一根短竹竿放在胯下，一手握竿的前端，使其后梢拖地，另一只手作扬鞭状，向前奔跑模仿奔马驰骋。这种游戏多为男童所做。《后汉书·郭伋传》中就有儿童骑竹马的记载。魏晋时期，骑竹马仍是儿童喜爱的游戏。《三国志·魏书·陶谦传》注引《吴书》说，陶谦少以不羁闻名全县。他14　岁时，还缀帛为幡，乘竹马而戏，邑中儿童全都在其后跟随，又据《晋书》记载，东晋时，殷浩北伐失败。桓温一向忌妬他，便乘机上疏废其为庶人。他还对别人说："小时候，我与殷浩一起骑竹马，我扔掉的，他就捡起来，所以他始终当在我下"。儿童的竹马之戏，可以和战阵之戏结合起来，联系前述儿童中战阵之戏的流行，骑竹马之戏在此时恐怕也很盛行。

斗族之戏，亦称斗凿，观其玩法，即从古代击壤而来。三国时邯郸淳作《艺经》，说："击壤，古戏也。"可见击壤之戏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即已流行。同书记载击壤的玩法说："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阔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为上"。壤还可以以砖代木。《艺经》还说："以砖两枚，长七寸，相去三十步，立为标。各以砖一枚，方圆一尺，掷之。主人持筹，随多少。甲先掷破则得乙筹，后破则夺先破者"。西晋周处作《风土记》说："击壤者以木做之，前广后锐，长可尺三四寸，其形如履。腊节，童少以为戏，分部如掷博也"。从周处文中来看，西晋与三国时击壤之戏无大区别。不过，《风土记》此载透露一个信息，即击壤之戏至西晋时已逐渐成为儿童所爱的活动了。《续搜神记》记载，夏侯综能看见鬼，说他们也乘车骑马，与人无异。一次，他外出，忽然指着路边的一个小孩对同行者说："这孩子马上要大病了"。话音刚落，孩子果然大病发作，奄奄一息。孩子的母亲赶快向夏侯综请教，夏侯综说："因为你儿子刚才在道中掷砖，一下砸着鬼脚了。鬼很生气，所以如此。你只要用酒饭祭鬼，孩子的病就会好"。孩子的母亲如言去做，果然奏效。这固然是一个神话，其有与否姑可不论。但它反映出掷砖击壤之戏在儿童中盛行的事实。又据《宋书·五行志》记载："东晋太元（公元376年-公元396年）中，"小儿以两铁相打于土中，名曰"斗族""。可见在东晋时，儿童中的击壤之戏，除了木、砖，还用铁块，并出现了新的名称--"斗族"了。

关于跳绳的游戏，《北齐书》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盖高氏运祚之末也"。北齐皇帝高姓，"高末"谓齐将亡。这本是作为谶言而记载的事，却给我们留下儿童跳绳之戏的生动资料。

《南史·昭明太子传》载：昭明太子看见"后閤小儿摊戏。后属有狱牒摊者法，士人结流徒，庶人结徒。太子曰"私钱自戏，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从文中看，摊戏显然是一种赌博之戏。但其戏法如何，书中未记。唐李匡乂《资暇集》说："钱戏有每以四文为一列者，即史传所云意钱，俗谓之摊钱，亦曰摊铺"。可见摊戏为一种掷铜钱于地，依其正反面的排列组合而决定胜负的游戏。这本是成人间进行赌博的手段，但南朝儿童亦以此为戏乐。

八、结语魏晋南北朝习俗，即指公元2　至6世纪，在魏晋南北朝各政权的区域内，人们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生活方式。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涉及到当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节令、宗教信仰、娱乐等方面，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

我们说它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即指习俗的历史继承性的特点。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总是在前人所遗留下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在考察魏晋南北朝时的习俗时，发现其和前代的历史有一种割不断的关系，人们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都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渊源。

作为特定时期的生活方式，魏晋南北朝的习俗具有其时代的特点。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某些习俗与前代相比，已经呈现出明显异于前代的特征。如胡床的广泛流行，以及使坐具的专门化和传统坐姿的变化；婚俗中早婚的普遍实行，高门大族婚姻门第的严格；丧葬习俗中薄葬之风的兴起以及其与厚葬风气的消长关系；节令习俗中一些节令日期的具体化，一些节令内容的变化；宗教鬼神崇拜习俗中对当时某些人的神化，冤魂报应观念的盛行；娱乐习俗中一些传统娱乐中所没有的新的娱乐形式的出现等等，各章中已有具体说明，此不一一枚举。第二，地域性特点。我国自古以来幅员辽阔，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孕育着中华民族两支各具特色的文化，加之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迁移转徙，南北政权的文化传统和实施政策的差异，给这个时期的习俗以极大的影响。习俗最突出的地域性差异，就是南北方在饮食、服饰、居处、宗教和鬼神崇拜、娱乐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两种不同特点的习俗互相交流、吸收，形成魏晋南北朝习俗的主体。第三，民族性特点。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激荡时期，民族关系复杂化，民族矛盾尖锐化，民族融合加速化，是这个时期的特点之一。民族激荡带来民族融合，而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由于习俗积久而成的特点，其民族特色更加突出。如在服饰方面，十六国时和北魏前期，胡人多穿胡服。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改制、明令禁穿胡服。但事经4年之后，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在北魏首都洛阳，仍有人穿鲜卑冠服。又如同样信佛，石虎的动机显然与汉族不同，他说："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用兼奉，其夷赵百姓所乐事佛者，特听之。"①再如婚姻习俗，唐段成式《西阳杂俎·礼异》载："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其民族色彩也很突出。在节令习俗方面，正月十五夜打簇相偷，也只有北方才有。

①　《晋书》卷九十五《佛图澄传》。

魏晋南北朝 第037卷 魏晋南北朝科技史

【本卷提要】

本书主要介绍魏晋南北朝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它在中国科技史、世界科技史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全书正文计分五章，内容依次为农业技术、水利技术、手工业技术、建筑技术、自然科学和医学。章下又分若干个小节，如"手工业技术"包括采矿、冶金、陶瓷、纺织、机械、造纸技术，"自然科学"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地理、生物六大基础科学。概述主要介绍此期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背景、主要成就，以及有关的几个问题。结语主要讨论此期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本书既简洁明快、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又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系统性较强。可供历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和参考。

一、魏晋南北朝科技概述自夏商到明清，我国社会经历了好几个大统一、大团结、大发展的时期；也经历了好几个大分裂、大动荡、大倒退的阶段；魏晋南北朝大约是其中分裂时间较长、动荡最为剧烈、倒退最为厉害的一次；若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以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算起，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统一全国为止，前后共计405年。即使扣除三国西晋时期的短暂安定，也足足混乱了350年左右的时间，这在人类世界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在这4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惨重的毁灭性的战争接踵而来，首先是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董卓带兵进入洛阳，他放纵兵士烧杀掠夺，奸淫妇女，又虐刑滥罚，不择手段地消灭异己。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时，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焚烧洛阳及其周围数百里房屋，"二百里内无复孑遗"。董卓被杀后，其部将又转相攻杀，烧宫室城门，"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①。之后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又进行了激烈的兼并，他们穷凶极恶地烧杀抢劫，残害生灵，造成了整个中原和关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①的悲惨景象。第二阶段是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八大王互相厮杀，你攻我夺，许多城市又遭洗劫和焚毁，数十万人丧生。仅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司马冏、司马颖与司马伦混战，死者便近10　万。战争过程中，洛阳13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迫服役。此乱长达16年，使西晋前期造成的复苏化为乌有。第三阶段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几个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进行了更为野蛮的屠杀、兼并和混战。无日不战，足足厮杀了130多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浩劫。一部《晋书》，尤其是其中的《载记》，都载满了血淋淋的史实。广大人民不死则逃，来不及逃亡的都成了屠杀对象，出现了"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白骨横野"，"僵尸蔽地"的惨状。整个社会已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及至北魏统一北方，才出现了一些安定。

与北方的疯狂兼并、残暴屠杀、造成大量人口惨死的同时，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有大量人口南徙。其中既有平民百姓，他们是为了生存；也有士族地主，他们率领宗族部曲南渡，在江南另找安身立命之地，且继续保持骄奢淫逸的生活。西晋末年，士族地主的代表人物王衍便曾向当时掌握朝政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建议，选派得力人员去控制南方地盘，并推荐其胞弟王澄出任荆州刺史、族弟王敦出任青州刺史。并"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②。后来，王敦又转为扬州刺史。王衍的布置代表了北方士族地主急于向南方转移的心情。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七月，司马越任命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进驻建邺。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晋愍帝被俘，次年，司马睿正式称帝，江北有名的士族王导便是随司马睿到南方的。不管平民还是士族，迁到南方后都逐渐安定了下来，致使桓温率晋军北伐，收复了洛阳时，上疏要求迁都，建议自永嘉之乱流亡来到江南的士民返回北方，"资其

①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①　《曹操集·蒿里行》。

②　《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

旧业，反其土宇"，充实中原①，竟遭到了孙绰的反对。

与北方战乱、人口南迁相伴随的，是关中和中原这两个古老的经济中心开始衰落，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中华民族的文化虽然是以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域为主体的多元文化；但从铜石并用时代开始，它的经济、政治重心，一直是在中原和关中的，或者说一直处于黄河流域。夏、商、周、秦、汉，莫不如此。虽然南方在河姆渡时期、彭头山时期就有了水稻栽培和发达的农业；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楚的出现，都充分显示了南方的潜在实力，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一直未曾受到足够的重视。六朝时期，政治中心一直在南方，统治者为了自身的需要，才使之得到了较好的开发。中原人口南迁，又使这开发范围迅速扩展，他们还带来了中原的一些先进生产技术，也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繁荣。《晋书·庾亮传》："时东土多赋役，而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国因此知造兵器"。此"东土"当指会稽郡，这大体反映了东晋时期岭南手工业发展的一些情况。六朝时期，南方虽然也经历了走马灯似的政权更替，并要应付与北方的战争，但与中原和关中相较，还是较为安定的，安定，就为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鉴于这一社会状况，与先秦、两汉相较，此期科学技术的发展总体上是处于一个低峰的时期；尤其是三国、西晋和十六国，大体上都沿用了汉代的技术。在考古发掘中，除了孙吴的铜镜外，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精美之器是不多的。但科学技术毕竟是文明社会发展途程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它经常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一个文明社会需要存在，就要发展生产，就需要科学和技术。所以，魏晋南北朝在科学技术上，仍然取得了一些进步。如农业技术方面，北方已形成了以耕、耙、耱、锄相结合的防旱保墒耕作体系；选种、育种、田间管理和轮作制度都有了较大发展。在水利方面，不但修筑了许多陂塘，而且初步形成了联系江、淮、河、海四大水系的航运网，这对灌溉和漕运显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手工业技术中，南方青瓷迅速推广开来，北魏时期，北方亦烧出了青瓷、黑瓷，接着还成功地烧出了白瓷。由于马钧对绫织机的改革，使花织机生产能力大为提高，绫、锦织成的织造和靛蓝染色，都达到了较高水平。此时还发明了翻车等排灌机械，水磨、水碾、八转连磨、春车、磨车等粮食加工机械，发明了木牛流马、帆车、水车等交通航运机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还发明了一种利用了螺旋桨进行飞行的"飞车"。由于原料的扩展，以及活动帘床抄纸器的发展和各项加工技术的进步，纸的产量和质量都大为提高，使我国最后完成了由简到纸的转变。在天文学方面，人们对岁差和五星运行的不规则性都有了一定认识，开始注意到了视差对交食的影响，对回归年长度、交点月长度，五星会合周期，以及朔望月和近点月长度等一系列重要的天文常数的推算，都已相当精确。在数学方面，刘徽创立了割圆术，把极限概念用到了数学实践中，祖冲之把圆周率π符号的有效数字精确到了第七位。在化学方面，由于炼丹术的兴盛，人们对化学变化有了一定认识，并利用人工合成的方式制备了银珠、黄丹（Pb3O4），以及砷白铜等物，使炼丹术成了世界化学的鼻祖。在地理学方面，裴秀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条基本原则，确立了我国古代地图学的理论基础。潮汐理论有了发展。在医学方面，此期出现了不少重要的药物学著作，对脉学、针灸学、本草学、方剂学都进

①　《晋书》卷八十九，《桓温传》。

行了很好的总结；我国传统医学体系更为完善，这些科学技术中，相当一部分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

但此期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很平衡的，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时间上不平衡。这在北方表现得最为明显。北方最黑暗的是十六国时期。一些稍见重要的科技成就，都是此前和此后出现的。裴秀的"制图六体"，出现于魏晋，《齐民要术》、《水经注》、青瓷、白瓷，大体上都出现于北魏之后。二是地区不平衡，当时最为杰出的天文学家何承天、祖冲之，大炼丹家葛洪，本草学家陶弘景等都是在南方活动的，陶瓷、机械、造纸等技术，亦是南方较为发展；孙吴的海上交通，内河航运机械，都是称著于史的。今在考古发掘中所见铜镜，孙吴镜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是较高的。三是学科不甚平衡，部分学科，如农学、天然气开采、陶瓷、纺织、机械、造纸等技术，数学、天文学、化学、地理学、医学等，都有一定发展，而物理学、冶金技术等，则创造性成就不多。

本书正文计分五部分，依次为农业技术、水利技术、手工业技术、建筑技术、自然科学、医学，都是依照全书的统一思想编排的。其原意是"技术"在前，"科学"在后；在人类历史上，往往也是"技术"先于"科学"。我国古代的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约发明于公元前8000　至1　万年，自然科学一般要落后一个时期。"造纸技术"在人类历史上虽然较晚，但它属于手工业范畴，故依然放在"自然科学"之前。所以这种排列次序是相对的。另外，许多章节内容的划分，也是相对的，因有许多学科都是交叉的，如"砷白铜"既可归于"化学"，亦可归入"冶金"；"酿造"既可放入"农业"、"手工业"、"化学"，亦可放入"生物"部分；其中的差别只是各学科的侧重点不同。在本书中，"砷白铜"是放在"冶金"部分的，"养蚕"放在"生物"部分，"养蜂"置于"农业"，"酿造"归于"化学"。因篇幅所限，在其他章节一般不再重复和尽量减少重复。

对于"魏晋南北朝"的时间概念，学术界通常是采取一种模糊的做法，从汉献帝建安（公元196-220年）前后算起，到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止。本书大体上也是采用这一做法的。历史本来是连续的，有一些人物和事件，也很难把他的时间界限绝对分清，我国古代学者也经常采用这种模糊的做法。晋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已分别为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吕布列传，而刘宋范晔在撰写《后汉书》时，也都一一传之。严格地说，这几个人都应当属于东汉，但他们对于三国时代的形成产生过不可磨灭的作用。所以，范晔和陈寿的做法，都是可以接受的。

二、农业和水利技术此期北方农业曾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耕地荒废，粗放式农业有所抬头，相当大一部分耕地转为牧场，中原以种植为主的农业结构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受到了很大冲击。但由于生活和战争本身的需要，农业技术仍在发展着，并出现了《齐民要术》这样的农业科学技术巨著。它总结了秦汉以来，以耕、耙、耢为中心，以熟土和防旱保墒为目的的耕作技术体系，阐述了轮作、种植绿肥、选育良种、中耕管理等项技术措施，又对林、牧、副、渔业作了很好的总结，说明北方旱地各项农业生产技术已达较高水平。此期的农田水利，以及内河航运事业也有了一定发展，并为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开凿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农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发展由于钢铁冶炼、加工技术的进步和其他手工业技术的发展，汉魏南北朝的农业生产工具有了不少改进，不但原有农具在形制、材质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一些汉代发明出来的先进生产工具进一步推广，而且创造了一些新的品种，使生产分工更细，使用起来更为方便有效。

从刘熙《释名·释用器》的记载来看，汉代较为重要的农具大约只有10余种，即犁、耙、锄、镈、耨、耩、锸、镰、铚、枷、鉪等；但后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谈到的却有20　种上下，较为重要的有犁（长辕犁、蔚犁）、锹、铁齿耒楱（一字耙）、耢、■，陆轴、木斫、耧（一脚耧、二脚耧、三脚耧），窍瓠、锄、锋（锸）、耩、铁齿耙、手拌斫、镰等。毫无疑问，其中一些是汉代不曾使用或使用不广的。在考古发掘中，全国南北许多省份今都有过这一时期的铁制农具出土，虽相当大一部分仍系铸造所成，后再经脱碳退火或石墨化退火处理，但锻制铁农具亦开始流行。1957年，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崖墓出土铁锄2　件，其形制与宋元时代的无大差异①；1965年，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过扁铲2　件，皆系锻制而成②；这种形制和材质的变化，显然是个进步。

在各种农具中，耕作具的发展是最值得注意的。1974年，河南渑池汉魏铁器窖出土了大量铁农具和铸制农具的铁范，其中犁便有3　种，即铁口犁铧（110　件）、铁犁（48　件），双柄犁（1　件），此外还有翻土用的犁壁（99件）③。三种犁的形制和功能各不相同，铁口犁铧原是一种"V"字形铸件，装置在木犁架的前端，一起组成铁木复合工具。其优点是可节省铸器用的铁料，犁体亦较轻便。铁犁铧的身部铸有脊棱，可分土拱土；与其配套的犁壁呈矩形。犁壁出土数量如此之多，说明人们对翻土覆土之重视。双柄犁大约只宜于浅耕，以及中耕、除草一类操作。此外，《齐民要术》还谈到了一种蔚犁，《耕田》篇原注云："今济州已西，犹用长辕犁两脚楼。长辕犁平地尚可，于山涧之间，则不任用，且回转至难，费力。未若齐州蔚犁之柔便也"。此说长辕犁只宜于平地，而山涧之间则不如蔚犁方便。蔚犁的具体形制今已难考，看来应当是此期创制、结构较为合理、重量较轻、使用起来较为方便的短辕犁。由这段记载我们还可看到，由于铁犁不止一种，人们便可依据不同的地理条件，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犁进行耕作。

此期的播种工具也有较大进步。三国时期，一些先进的耕作播种技术就逐渐推广到了边境地区，嘉平（公元249-254年）中，皇甫隆为敦煌太守，初民不甚晓田耕，"又不晓作耧犁，。。隆到，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①至迟北魏，又在汉代三脚耧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两脚耧和独脚耧。《齐民要术·耕田》篇原注云："两脚耧种垅穊，亦不如一脚耧得中也"。当时还发明过一种叫窍瓠的播种工具，同书《种葱》篇说："两耧重耩，窍瓠下之，以批契系腰曳之。"这种工具盛上种子后便系于腰间拉着走，将种子播于沟内。

①　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2　期。②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　期。③　渑池县文化馆等：《河南渑池发现的窖藏铁器》，《文物》1976年第8　期。

①　《三国志·魏志·刘劭传》。

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魏晋南北朝的整个耕作技术都有了一定提高；在北方，旱地耕作中的犁耙耱技术体系此时已基本形成，人们已在较大程度上认识到，合理耕作不但可使表土变细变熟，去除杂草，增加肥力，而且可起到防旱保墒的作用。

我国古代耕、耙、耱技术体系至迟形成于魏晋时期。1972-1973年，嘉峪关戈壁滩上发掘清理了8　座魏晋墓葬，其中有6　座为壁画墓，部分画面上清晰地图示了耕、耙、耱的劳作形象②，说明此技术当时使用已广。及至北魏，便有了明确记载。《齐民要术·耕田》篇云"耕荒毕，以铁齿4　鋏再遍耙之，漫掷黍、穄，劳亦再遍"。这里指出了耕耙耱技术体系的基本内容，即耕一遍，耙两遍，耱两遍。

在耕、耙、耱体系中，耕自是最为基本的；犁耕良好，方能进行如下两道工序。从《齐民要术》的记载可知当时对耕不但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而且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在耕地的具体时间上，该书提出了应以保持土中水分为原则。其《耕田》篇云："凡耕高、下田，不问春秋，必须燥湿得所为佳。若水旱不调，宁燥不湿（原注，燥耕虽块，一经得雨，地则粉解；湿耕坚垎，数年不佳。谚曰："湿耕泽锄，不如归去"，言无益而有损。湿耕者，白背速4　鋏之，亦无伤，否则大恶也）。"所谓"燥湿得所"，即土壤干湿适中，耕作起来不沾犁，阻力小，表土层易于松散。这里既指出了一般原则，又对特殊情况作了具体说明，是一段十分难得的资料。它与《汜胜之书》所云："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的精神是一致的，但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作了许多补充。同书《旱稻》篇云："凡种下田，不问秋夏，候尽，地白背时速耕，耙劳频翻令熟（原注：过燥则坚，过雨则泥，所以宜速耕）"。此对耕地的具体时间又作了进一步说明。关于耕地之深浅，该书认为应依季节不同而异。《耕田》篇云："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浅。"这是比较科学的。秋耕深，将心土翻上，经一冬之风化，土壤可渐变熟。春耕因迫近播种，夏耕一般为赶种一季作物，皆宜浅耕，否则，将心土翻上，来不及风化，反有碍作物生长。关于耕地的具体方法，该书提出应依季节和耕地阶段之不同而各有差别。对于秋耕，最值得注意的是两点：一是宜将杂草掩埋于下，《耕田》篇云："秋耕馣青者为上（原注：比至冬月，青草复生者，其美与小豆同也）"。埋下的杂草可作绿肥，其肥效可与小豆媲美。二若来不及秋耕，则应抓紧时间锋地，铲除田间的谷等茬子，破坏表土毛细管作用，使土壤能保持"润泽而不坚硬"的状态（《耕田》篇）。对于一般耕作，则应"初耕欲深，转地欲浅（原注：耕不深，地不熟；转不浅，动生土也）"。其理不言自明。

此时人们对耕地也有了较深的认识。《齐民要术·耕田》篇原注云："再劳地熟，旱亦保泽也"。说耕耙可以防旱保墒，这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同篇还谈到了耕地的次数和诸多注意事项。说"犁欲廉，劳欲再"，即犁的行距须窄，耙的次数需多，这样才能将表土打碎，使之变熟。同书又说："春既多风，若不寻劳，地必虚燥；秋田湿实，湿劳令地硬"。即是说，在春季，应随耕随耙；在秋季，应耕后待到土壤发白再耙；这样，才可保持土中水分，表土亦不致紧实。

②　《宋书》卷十四《礼志》一。

（二）选种育种技术此期的选种育种技术有了较大进步。至迟北魏，就形成了从选种、留种到建立种子田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并培育出了一批耐旱、耐水、免虫，以及矮杆、早熟、高产、味美的优良品种。

《齐民要术·收种》篇云："粟、黍、穄、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一作绝）色者，劁刈高悬之，至春，治取别种，以拟明年种子"，"其别种种子，尝须加锄，先治而别埋（原注略去）还以所治蘘草蔽窖"。"将种前二十许日，开出，水淘（原注：浮秕去则无莠），即晒令燥，种之"。这三段引文较长，大体谈了三层意思：一是谷类作物须得年年选种，将纯色好穗选出，勿与大田生产之作物混杂。二是对种子田须精耕细作，种前水选，去除杂物；种后加强管理，保证秧苗茁壮成长。三是良种宜单收单藏，须以自身的稿秸来塞住窖口，免得与别种相混。这与今混合选种法是相类的，反映了一种较高的认识水平。

在先进的选种思想指导下，当时已培养出了许多新的品种。西晋郭义恭《广志》记述的粟已有11　种、稻13　种；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的粟增至86　种，水稻增至24　种（内含糯稻11　种），这些分类的主要依据是作物的性状。《齐民要术·种谷》篇云，"凡谷，成熟有早晚，苗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此"质性"应指耐旱、耐涝、免虫等能力言。这些评价和分类标准虽然十分简单，但与现代科学原理是基本相符的。在此有两点值得注意的是：一、当时已认识到了早熟、矮杆作物之优势。同书同篇原注云："早熟者，苗短而收多；晚熟者，苗长而收少"。这是十分卓越的见解。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它却是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一批矮杆的高产品种培育成功后，才被世人理解并接受下来。二、人们已进一步认识到了物性与地域的关系，某些作物只宜于在某地生长和留种，而不宜于在另一地生长和留种。《齐民要术·种蒜》云："今并州无大蒜，朝歌取种，一岁之后，还成百子蒜矣。。。芜菁根，其大如椀口，虽种他州子，一年亦变。大蒜瓣变小，芜菁根变大，二事相反。。。并州豌豆，度井陉已东，山东谷子入壶关上党，苗而无实。"这与先秦著作《考工记》所云"橘逾淮北而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其思想应是一脉相承的。

（三）播种、田间管理和防治病虫害技术魏晋南北朝时，此三方面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认识上亦有了一定提高。

例如播种，当时对播种时间、播种方法、播种量、播种深度，都有了明确记载。其播种时间既须依年景好坏作出总的估价，又要依据节气和物候的迟早、土质肥瘦、墒情等作出具体安排。《齐民要术·种谷》云："播种欲早晚相杂（原注：防岁道有所宜）。有闰之岁，节气近后，宜晚田。然大率欲早，早田倍多于晚"。这里谈到了三方面的情况。一为预防气候变化，应既种早谷，亦种晚谷，不宜只种一种；二是闰年节季稍晚，应当迟种。三是在正常年分，应以早种为佳，早种量应超过晚种量的一倍。但在具体实施上却又有一定分别。《种谷》篇云：谷"二月上旬及麻菩、杨生种者为上时，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枣花落为下时"。这是说播种时间与节气和物候的关系。《种谷》篇原注云："良田宜种晚，薄田宜种早。良地非独晚，早亦无害；薄地宜早，晚必不成实矣"。这说的是播种具体时间与土质的关系。同篇又说："凡种谷，雨后为佳，遇小雨，宜接湿种"。因"小雨不接湿，无以生禾苗"。这说的是播种时间与墒情的关系。至于播种方法，则应视作物特性和土壤条件而异。同书《小豆》篇云："熟耕，耧下以为良；泽多者耧耩，漫掷而劳之"。即熟耕地以耧下种为好，若地很湿，则应以耩子耩地，撒在沟里摩平。同书《大小麦》篇说："种大小麦，先■，逐犁掩种者佳"。"其山田及刚强之地，则耩下"。即种大小麦时，先用犁起土，后随犁点播盖土，山地硬土则用耧子下种。在播种量方面，人们一方面继承了汉代《四月民令》所云"禾，美田欲稠，薄田欲稀"；大、小豆和稻则"美田欲稀，薄田欲稠"的思想，同时认识上又有了扩展。《齐民要术·粱秫》篇云："粱秫并欲薄地而稀"，否则，"地良多雉尾，苗穊穗不成"。但《种麻》篇、《黍穄》篇却说麻、黍是应当密植的。播种深度则应视作物种类和播种时期而异。《种谷》篇说："凡春种欲深，宜曳重挞；夏种欲浅。直置自生"。这也是比较科学的。

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已进一步认识到了中耕对松土、除草、保墒的作用，并在旱作中形成了锄、耙、耢、锋、耩五具配套的旱地中耕技术体系。《齐民要术·种谷》篇云："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暂停"；"春锄起地，夏为除草"。这都说到了锄地对松土、除草的作用。同篇原注云："锄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实多，糠薄米息。锄得十遍，便得八米也"。同书《杂说》篇云："锄耨以时。谚曰："锄头三寸泽"，此之谓也"。此说中耕不但是为了锄草，而且可以熟土、保墒，提高作物产量和质量。锄得十遍，糠麸变少，可得米八成。人们对水稻和早稻的中耕也相当重视，说水稻要除草二次，第一次用刀割，第二次用手拔。早稻亦要多次中耕，遇雨时亦可拔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还发明了一种水稻烤田法。《齐民要术·水稻》篇云：水稻第二次"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量时水旱而溉之"。这是我国古代关于水稻烤田的最早记载。通过烤田，改善了水稻的土壤条件，可促进根系向纵深发展，使稻株茎杆坚强，防止倒伏。

此期在农业虫害的防治上取得了多项新的进展。人们一方面培育了一些新的免虫品种，另方面采用了轮作防病栽培法，创造了食物诱杀法，应用了盐水浸种和捕食性天敌除虫，从而为病虫害防治开辟了新的途径。前云，《齐民要术·种谷》篇谈到了86　种谷子，其中的朱谷、高居黄等14　种除具有早熟、耐旱的特点外，还具有免虫能力，这是我国古代免虫作物品种的最早记载。同书《种瓜》篇说："凡种法，先以水净淘瓜子，以盐和之"。此说以盐水浸种，应具有防治传染病的作用。同篇又说：瓜田"有蚁者，以牛骨带髓者置瓜科左右，待蚁附，将弃之，弃二、三，则无蚁"。这是利用害虫的食性，诱集而歼之。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云："交趾人以席囊贮蚁鬻于市者，其巢如薄絮，囊皆连枝，蚁在其中，并窠而卖。蚁赤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无复一完者矣"。这是我国古代利用捕食性天敌昆虫防治农业害虫的最早记载，亦应是"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之始。轮作防病栽培法的资料将在下面谈到。

（四）作物制度之发展此期作物制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作物轮作和间作套种制度从实践到理论都有了提高，多熟种植有了进步，创造了绿肥轮作。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已认识到了只有葵、蔓菁等少数作物是可以重茬的，而稻、谷、麻等多数作物皆不宜重茬，必须轮作。这在《齐民要术》的有关篇章都曾提及。《种葵》篇云：葵，"地不厌良，故墟弥善"。《蔓菁》篇云：蔓菁，"种不求多，唯须良地，故墟，新粪，坏墙乃佳"。此"故墟"即重茬地。这是可以连作重茬之例。《种谷》篇说："谷田必须岁易"，否则"莠多而收薄"。《水稻》篇说，"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否则"草稗俱生，芟亦不死"。《种麻》篇说："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原注：故墟有破［一作点］叶夭折之患，不任作布也）"。此"破［点］叶"可能是一种病虫害。这是不能重茬之例。由这些记载可知，农作物的合理轮作，不仅有利于消除杂草，减轻病虫害，而且有利于提高作物产量。此麻不得连作说，是我国古代关于轮作防治病虫害的最早记载。贾思勰还在《齐民要术》一书中对黄河流域一些主要作物的轮作顺序作了许多比较研究，认为谷的前茬最好是绿豆和小豆，其次是黍、麻、胡麻，再次是芜菁、大豆；大豆和小豆的前茬最好是谷子和小麦。总之，豆类作物应当是谷类作物的前作，而谷类作物又是豆类作物的良好前作，这就确立了豆、谷轮作的格局。虽古人不曾道出其中奥妙，但它与现代科学原理是完全相符的。因豆类作物根部有根瘤菌，可固定空气中的游离氮。经估算栽一亩大豆约可由空气中吸收7　斤左右的氮素，相当于30　多斤硫酸铵。故大豆之后栽麦，一般都要增产的。我国古代的作物轮作制出现较早，但把它当成恢复地力、增加生产的重要技术措施进行研究，却自《齐民要术》始。

我国古代的间、混、套作约始于公元前1世纪，此时人们对如何充分利用地力和阳光，如何发展其互利因素，避免不利因素，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齐民要术》一书记述了多种间、混作方式。如《种桑柘》篇说桑苗"下常斸掘，种绿豆、小豆"。《种葱》篇云："葱中亦种胡荽，寻手供食，乃至孟冬为菹亦无妨"。这是桑间间作绿豆、小豆，和蔬菜间作之例。《养羊》篇说："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这是说用混播法生产饲养。当时人们对如何选择好间、套、混作物，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种桑柘》篇说：绿豆，小豆，"二豆良美，润泽益桑"。《种瓜》篇说："豆反扇瓜，不得滋茂"。《种麻子》篇说："慎勿于大豆地中，杂种麻子（原注：扇地两损而收并薄）"。说明人们对作物间的关系、作物与环境的关系，都有了较深认识。

此时多熟种植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有了发展。黄河中下游主要发展了两年三熟制，长江流域则推广了双季稻，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一年三熟。西晋左思《吴都赋》中曾有过"国税再熟之稻"的文字，意即吴国已把再熟稻当成了国家财政税收之一，可知其法使用已广。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温水》条也说到了两熟稻："名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同书《耒水》条还谈到了湘江支流耒水流经的便县（今湖南永兴县）界内有温泉水，在郴县西北，"左右有田数十亩，资之以溉。常以十二月下种，明年三月谷熟。度此冷水，不能生苗，温水所溉，年可三登"①。可知当时已利用地热来发展多熟种植了。此时人们已有意地种植了绿肥，并发展了绿肥轮作。西晋《广志》云："苕草，色青黄，紫华，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此"美田"应是改良土壤，增进肥力之意。这是苕草和稻轮作，并以苕草为绿肥，是我国古代绿肥轮作的最早记载。《齐民要术》一书还谈到了谷、瓜、葵、葱等多种作物与绿肥轮作的制度，并提出了多种轮作方案。如《耕田篇》云："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指五六月中穓种，七月八月犁馣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可见绿肥对改良土壤，提高肥力和作物产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绿肥轮作的出现，说明我国古代农业技术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直到公元6世纪，欧洲农业还处于比较幼稚的阶段，他们所用为三田制，以休耕方式来恢复地力。

①　《资治通鉴》卷一五九。

（五）果树和蔬菜栽培技术魏晋南北朝时，果树和蔬菜的种类明显增加，种植面积扩大，栽培技术亦有了一定的发展。

果树种类增加的情况在南方表现得最为明显。左思《吴都赋》提到的果树有丹桔、余柑、荔枝、槟榔、龙眼、橄榄等十多种，《齐民要术》谈到的南方果树却达数十种之多，不管南方北方，许多果树都培养出了自己的优良品种，如枣有紫枣（长二寸）、梁国夫人枣、大白枣（小核多肥）、青州乐氏枣（肌细核多，膏肥美，为天下第一）等。如梨，有"距鹿豪梨，重六斤，数人分食之"。因南方社会稍较安定，果树种植面积有了不少发展。《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休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云：李衡"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今湖南汉寿县）汍洲上作宅。种甘桔千株。。。吴末，衡甘桔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越地也有大面积果木，且成了官府赋税收入之一。《述异记》云："越多桔柚园，越人多桔税，谓之橙户，亦曰桔籍。"此时在果树繁殖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们依照果树的特点，分别使用了有性繁殖和多种无性繁殖。前者即是种子繁殖，主要用于桃、栗、李等，有的须经移栽，有的无须移栽。《齐民要术·种桃》篇云："桃、柰桃，欲种"。原注云："桃性旱实，三岁便结子，故不求栽也"。这两段文字说明，桃须以种子直接播种，无须移栽。同书《种李》篇云："李欲栽。李性坚，实晚，五岁者始子。是以藉栽，栽者三岁便结子也"。说李直接播种结子晚，一经移栽便可提早开花结果。梨也有类似现象，《种梨》篇说，梨"插者弥疾"，原注亦说："种而不栽者，则著子迟"。在移栽时，还需注意各种果木的习性，原生阳地者，勿移至阴地；原生阴地者，勿移至阳地。否则便很难成活。《种桃》篇云："阳中者，还种阳地；阴中者，还种阴地（原注：若阴阳易也，则难生，生亦不实）"。无性繁殖有扦插、压条、嫁接等。安石榴可用扦插法，葡萄可用压条法，梨、柿等则可用嫁接法。

我国古代的嫁接技术在汉代就达到了较高水平，魏晋南北朝又有了进一步提高。并由同属果木（梨和棠、杜）相接发展到了不同科的果木（梨和桑、枣、石榴）相接。嫁接的目的已由单纯提高产量发展到了提早结实和改善产品质量上。人们对接穗和砧木的选择都更为注意，并认识到了所用接穗的部位对结实之早晚等都有一定影响（《齐民要术·种梨》）。

果树种植虽"比之谷田劳逸万倍"，但人们在管理上还是十分注意的，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下几点。

一是嫁枣法，这是减少枣树落花落果，提高坐果率的重要技术措施。《齐民要术·种枣》篇云："正月一日，日出时，反斧斑驳椎之，名曰嫁枣（原注：不斧则花无实）"。"候大蚕入蔟，以杖击其枝间，振去狂花（原注：不打，花繁，不实不成），全赤即收"。经这斧砍杖击后，输往根部的养分通道被打断，阻止了养分之下行，并积留在树冠的果枝上。这应是现代疏果和环状剥皮技术的前身。

二是烟熏防霜法。《齐民要术·栽树》篇云："凡五果，花盛时遭霜，则无子，常预于园中，往往贮恶草生粪，天雨新晴，北风寒切，是夜必霜，此时放火作煴，少得烟气，则免于霜矣"。此"五果"应即桃、李、梅、杏、枣。此烟熏防霜法至今仍在沿用，但已不限于五果，而是用到了许多农作物上。

三是越冬防寒诸法。如板栗，须裹草防冻，《齐民要术·种栗》篇云，"三年内，每到十月，常须草裹。至二月乃解（原注：不裹则冻死）"。又如葡萄，则须埋蔓防冻。同书《种桃》篇原注云：葡萄"性不耐寒，不埋即死"。

魏晋南北朝的蔬菜栽培技术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土地利用率提高，对因土种植，园田化耕作，以及诸田园管理技术都有了进一步认识，我国古代的蔬菜栽培虽是起源很早，但把它当成一门科学，从播种到收获，对每种蔬菜皆逐一地进行研究，却是始见于《齐民要术》的。

从《汜胜之书》、《四月民令》以及有关考古发掘看，汉代的蔬菜大约只有20　余种；但此期却达30　种以上，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叶菜类的葵（又叫冬寒菜），菘（白菜），蜀芥，芸苔（油菜），苜蓿；瓜类的冬瓜，胡瓜；块根块茎类的芋，芜菁，芦菔（萝卜）；调味的葱、韭、兰香、姜；此外还有茄子、藕等。因一部分蔬菜生长期较短，一年之内种、收次数往往较多，如葵，"一岁之中，凡得三辈"（《种葵》篇）。韭菜，"一岁之中，不过五翦"（《种韭》篇）。可见其复种程度是较高的，前面谈到人们已在不同的蔬菜间互相套种，此外，很可能还在大田作物中进行了套种。同书卷首《杂说》篇谈到了城郊五亩地的一个经营实例。其中种植了葱、瓜、萝卜，葵、莴苣，蔓菁、芹、白豆、小豆、茄子等10　种作物，二、四、六、七、八月都有种植，可知经营之复杂，间种和套种都应当是使用了的。

古人早已注意因地制宜的原则，并深知不同的蔬菜应栽于各自相适的土壤，才能获得优质高产。《齐民要术·种蒜》篇说："蒜宜良软地"。原注又云："白软地、蒜甜美而科大，黑软次之。刚强之地，辛辣而瘦小也"。《种姜》篇说："姜宜白沙地"。《种胡荽》篇说："胡荽，宜黑软青沙地"。同书对许多蔬菜都强调了择"良地"、"良软地"的原则。

在菜地耕作方面，《齐民要术》反复强调了多耕、熟耕、耕耙耢相结合、令地精熟的思想，并须在精细整地的基础上实行小畦种植，以便均匀漫灌。该书《种葵》篇说：冬种葵法，"九月收菜后即耕，至十月半令得三遍，每耕即耢，以铁齿耙耧去陈根，使地极熟"。可知耕作之细。同篇又云：葵"春必畦种水浇（原注：春多风旱，非畦不得。且畦者，省地而菜多）"。"畦长两步，广一步（原注：大则水难均）"，这是说小畦种植的优点。

此期在蔬菜播种技术上曾获得过一项进步，即使用炒过的谷子与葱子拌和播种，这对因种籽粒度太小，播种时稀稠不易控制的蔬菜无疑是十分有效的。《齐民要术·种葱》篇说：葱须"炒谷拌和之"，原注："葱子性涩，不以谷和，下不均调。不炒谷，则草秽生"。此法至今仍在使用。在水、肥使用上，该书十分注意基肥足，追肥勤，水肥齐攻的方法，并认为粪肥应熟，"凡生粪粪地无势，多于熟粪，令地小荒矣"。对于浇灌，则要求"浇用晨夕，日中便止"。时至今日，这经验还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六）造林技术魏晋南北朝时期，林木虽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民间植树造林的经验，如林地选择，苗木培育以及栽培管理技术，都更加丰富起来。

与谷物栽培同样，此时人们在选择林地时，也充分注意到了趋利避害，因地制宜的原则。《齐民要术·槐柳楸梓梧柞》篇说："下田停水之处，不得五谷者，可以种柳"，"山涧河旁及下田不得五谷之处"宜种箕柳。同书《种榆白杨》篇说："其白土薄地，不宜五谷者，唯宜榆及白杨"。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利用不得五谷的下田阴湿地种柳，利用荒废了的盐碱地种榆造林了。同篇还说"榆性扇地，其阴下五谷不植，种者宜于园地此畔"。又说，榆"于地畔种者，致雀损谷，既非丛林，率多曲戾，不如割地一方种之"。此说榆树遮阴，又招雀损谷，树曲碍材，应集中一地种植。同书《种竹》篇说：竹"宜高平之地（原注：近山阜尤是所宜，下田得水则死），黄白软土为良"。又注云："竹性爱向西南引，故园东北角种之"。这种诱鞭繁殖法，利用了竹鞭在地下横走，并向西南延伸的特点，有利于竹园的扩展和更新，此法迄今仍在使用。这其中许多经验，虽前代已有，但《齐民要术》作了进一步阐述，说明人们对不同竹、木的生长习性，各生物间的相互影响，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依树木种类和造林性质之不同，《齐民要术》所记树木繁殖措施有播种、插条、压条、分根（株）等法；桑、柘、柞、榆、槐、梓、青桐等常用播种法；安石榴、柳等常用插条法；桑、木瓜、白杨等常用压条法；柰、桑、竹等常用分根法；梨、柿等则经常嫁接。自然的，在具体操作和后期管理上，又因各树木习性之不同而呈现出千差万别来。如楮和槐，皆为播种，且与麻子混播，但麻与楮混播时，麻仅仅是秋冬"勿刈，为楮作暖（原注：若不和麻子种，率多冻死）"。而麻子与槐混播时，麻却"胁槐令长"。可知楮、槐与麻混播的目的是很不相同的。另外，麻与槐混播后，第一年需"麻熟刈去，独留槐"；第二年又在槐下种麻，旨在使槐竖直向上迅速生长，第三年正月，"移而植之，亭亭条直，千百若一（原注：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若随意栽种，"匪直长迟，树亦曲恶。"可见这播后管理也不相同，此以麻胁槐，是古人对植物趋光性和生存竞争法则的实际应用。

《齐民要术》对造林地的耕作和整理也十分注意，如种白杨"秋耕令熟，至正月二月中，以犁作垄，一垄之中，以犁顺逆各一到，场中宽狭，正似作葱垄。作讫，又以锹掘底一坑，作小堑"。之后再压条栽种。又如种柳，须"八九月水尽，燥湿得所时，急耕，则4　楱之。至明年四月，又耕熟，勿令有块，即作场垄"。之后再视时而折技插栽。其他一些树木，皆要求："熟耕数遍"，"勿令有块"，通过精耕整理，使土壤熟化，以增强土壤的透水性和防旱保墒能力。

魏晋南北朝的移栽技术亦有了发展。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移栽的基本原则有二：一与前述桃树一样，要注意树木生长习性，原生阳地者，勿移阴地，原生阴地者，勿移阳地。同时，亦不要弄错了阴阳面。同书《栽树》篇云：须"记其阴阳，不令转易（原注：阴阳易位则难生，小小栽者，不烦记也）"。二是凡栽大树时皆须剪去部分枝叶。《栽树》篇云："大树髠之，小则不髠"。原注解释说："不髠，风摇则死"。此法一直沿用至今。按：除"风摇"外，自然还有减少水分挥发的作用。至于移栽时间，同书同篇认为"正月为上时，二月为中时，三月为下时"。原注又说，"大率宁早为佳，不可晚也"。具体栽法是，先挖深坑，放树苗入内，"以水沃之，著土令如薄泥，东西南北摇之良久，然后下土坚筑（原注：近上二寸不筑，取其柔润也），时时灌溉，常令润泽。埋之欲深，勿令挠动。凡栽树讫，皆不用手提"。同书《种竹》篇在谈到栽竹的具体操作时，还提到了要施基肥。说明人们对竹鞭的特性已有了各方面的认识。

此期对苗木管理也比较注意，在除草、施肥、灌水、中耕、剪枝、打心、防寒、防伤和促进幼苗生长等方面，不但继承和发扬了前代的优良传统，而且有所创新。如桑，《齐民要术·种桑柘》云："凡耕桑田，不用近树（原注：伤桑破犁，所谓两失），其犁不着处，劚断令起，斫去浮根，以蚕矢粪之（原注：去浮根，不妨耧犁，令树肥茂也）"。柳的修整较为复杂，同书云：柳"旁生枝叶，即掐去，令直耸上。高下任人，取足，便掐去正心，即四散下垂，婀娜可爱（原注：若不掐心，则枝不四散，或斜或曲，生亦不佳也）"。此掐去正心，使柳林四散婀娜，与槐植麻地，麻迫槐挺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又如柘，欲令其主干条直并高耸，树干又自然疏散，便可将柘种于1　米以上的深坑中，令其"直上出坑，乃扶疏四散，此树条直，异于常材。十年之后，无所不任"。这是介于槐与柳之间的又一种整形法，也是前此农书不曾记述过的。对于槐、柳之类，株苗细弱，须在株旁另立木桩，用绳缚牢维护，其缚处用草裹垫，以防风雨摇晃并伤及树皮。青桐苗则"至冬，竖草于树间令满，外复以草围之"，以防冻坏。

（七）畜牧兽医魏晋南北朝的畜牧兽医技术，也有了一定发展，在畜禽选种育种，饲养管理，以及相畜术、兽医术方面，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此外还出现了酥、酪等乳制品加工和羊毛制毡技术。

我国古代早就认识到了不同的生物体具有不同的生活习性和生活规律，只有顺应这些基本习性，掌握了它的基本规律，才能六畜兴旺。南北朝时，人们的这种认识又有了进一步提高。《齐民要术·养牛马驴骡》篇说："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此前两句是说，役使牛马，应量其力而行；第三、四句说，牲畜的饲养管理，应充分考虑到它的生活习性和生理特点。这一思想对发展畜牧业生产是十分重要的，同篇又引民谚曰："羸牛劣马，寒食下（原注：言其乏食瘦瘠，春中必死）"。羸，即瘦、弱。这说的是一条饲养牛马的重要经验，要避免瘦牛弱马在春天死去，"务在充饱调食而已"，即必须贮足冬季饲料，做到合理饲养管理。

在禽畜选种育种方面，此期更注意到了生物体遗传变异和杂交优势之利用，有关情况将在本书《生物学》部分介绍。

此期畜禽饲养技术的主要成就有二：一是在总结已往和当世饲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促进畜禽生长发育和育肥的有效措施，二是去势技术有了提高。

如马，《齐民要术》十分强调"饮食之节"，即"食有三刍，饮有三时"。此"三刍"指饲料粗精的三个等级，即恶刍，中刍，善刍。应"饥时与恶刍，饱时与善刍"。"三时"即朝，昼，暮。应"朝饮，少之"；"昼饮，则胸厌水"；"暮，极饮之"。但"夏汗冬寒，皆当节饮"。所以对马的喂养，应视其饥饿情况，喂以粗、中、精不同的饲料，依时间之早晚，供给数量不同的水，不论冬夏，皆不宜暴饮。对猪，则应依其发育阶段和季节，采用不同的饲养方法。《齐民要术》云，初生仔猪"宜煮谷饲之"。对于冬生仔猪，应采取"索笼蒸豚法"，以防冻死，因这时仔猪神经中枢尚缺乏调节体温的机能。这与现今北方农村所用坑育和箱育法是相类的。当时黄河中下游一般采用放牧和圈养相结合的养猪法。"春夏草生，随时放牧。糟糠之属，当日别与"，即春夏放牧后仍须补充一定量的糟糠一类精料；"八、九、十月，放而不饲，所有糟糠，则畜待穷冬春初"，对育肥猪，则采用减少运动之法来催肥，故"圈不厌小"、"圈小则肥疾"。书中还对羊、鸡、鸭、鹅的饲养方法一一作了总结和归纳。

我国古代家畜去势技术约发明于先秦时期，有关记载在魏晋南北朝便更加明白起来。《齐民要术》的《养猪》和《养羊》两篇都谈到了牲畜去势之事。《养猪》篇云：猪子产下"三日后掐尾，六十日后犍。"原注云："三日掐尾，则不畏风。凡犍猪死者，皆风所致耳"。此"犍"即阉割去势。此"掐尾"即是掐去尾尖，目的是减少尾子与伤口的摩擦，以减少破伤风致命的机会，可知当时去势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犍牛技术亦有发展，并且已"无风死之患"（《养猪》篇）。羊的去势法十分简单，《养羊》篇原注云：羊"生十余日，用布裹齿脉碎之"。此"齿脉"即精索，即用布包裹精脉，以锤碎之。使性机能消失而加速育肥。此法在华北农村沿用至今。去势对于改良牲畜品种，加速育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书在谈到猪去势的优点时说："犍者，骨细肉多；不犍者骨粗肉少"。便说到了其中一层意思。

我国古代的相畜技术是发明较早的，魏晋南北朝更发展到了理性认识的阶段。尤其是相马和相牛，人们已初步了解到各外部形态与内部器官的有机联系，认为外部形态是内部器官及其功能的一种反映，从而对牲畜的外部形态提出了一整套十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它不但与现代外形学不谋而合，而且有许多独到之处。

《齐民要术》所云相马法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要剔除那些外形严重不良的"三羸五驽"，之后再依据一些基本要求进行个别鉴定。所谓三羸，即大头小颈，弱脊大腹，小胫大蹄；所谓"五驽"，即大头缓耳，长颈不折，短上长下，大髂短肋，浅髋薄髀。个别鉴定时，既要看到一匹马的整体，又要注意那些重点部位。书中认为，"望之大，就之小，筋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马也"，即看起来大，摸起来小的叫筋马；约与现代外形学的干燥或紧凑型相当，宜于骑乘。看起来小，摸起来大的叫肉马，约与现代外形学的湿润或疏松型相当，宜于役用。马身上的一些重点部位是：头、目、脊背、胸腹、四肢。《齐民要术》说："马头为王，欲得方；目为丞相，欲得光；脊为将军，欲得强；腹肋为城郭，欲得张；四下为令，欲得长"。此处谈到了头、目、脊、胸腹、四肢五个部分的重要性和基本外形条件。随即，该书还对千里马，各种良马从静态到动态都作了全面的描述。说马"头欲得高峻如削成"，"如剥兔头"；"马耳欲得相近而前竖，小而厚"，"欲得小而促，状如斩竹筒"；"鼻孔欲得大，鼻头文如王火，字欲得明"等等。书中又云马"肺欲得大，鼻大则肺大，肺大则能奔。心欲得大，目大则心大，心大则猛利不惊，四目满则朝暮健"。这些虽皆经验之总结，但都是与科学原理相符的，且皆叙述得十分生动精辟。

此期的兽医医学也有了一定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文献记载的急救法和方药数有了增加。虽此期的兽医专著均已失传，但一些医书、农书都保存了不少兽医资料，其中主要是东晋葛洪的《肘后救卒方》（后称《肘后备急方》）内的《治牛马六畜水谷疫疠诸病方》，以及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的《养牛马驴骡》、《养羊》、《养猪》诸篇；其中前书谈到了13　种畜病及其治疗方法，后书选录了48　种方药和疗法。这些方药虽为"备急"，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兽医的发展水平。二是对疥癞类传染病的防治技术有了发展，首先是采取隔离措施。《齐民要术·养羊》篇说："羊有疥者，间别之，不别，相染污，或能合群致死"。接着是进行药物治疗。《齐民要术》提出了7　种，《肘后备急方》提出了三种外治药方，用以分别治疗家畜的疥癞病。三是对其他疾病的治疗技术有了发展，如马患喉痺欲死时，《齐民要术·养牛马驴骡》篇提出"緾刀于露锋刃一寸，刺咽喉令溃破即愈，不治必死也"。这是唐宋之后摘除颔下淋巴结、咽喉淋巴结治疗马腺疫"治槽结法"的先导。又如驴马胞转欲死症，采用直肠内摩法，腹下以木棍刮擦法治疗，是有一定疗效的。《肘后备急方》卷8《治牛马六畜水谷疫疠诸病方》云："骑马走上坂，用木腹下来去擦，以手内（伸入）大孔（肛门），探却（掏出）粪，大效。探法：剪却指甲，以油涂手，恐损破马肠"。可知当时对掏结粪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此直肠掏结和直肠按摩逐渐成为我国一项宝贵的兽医学财富。

（八）养蚕养蜂技术此期蚕桑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是巴蜀，因吴大帝孙权"广开农桑之业"①，及南朝时，江南"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②；由于天灾人祸，北魏之后中原的蚕桑业才有了一定发展。

此期蚕桑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文献记载的桑树品种明显增加。魏晋之前，见于记载的桑树别名大约只有"女桑（荑桑）"③一个，《齐民要术》又谈到了"地桑"、"荆桑"、"鲁桑"等名。鲁桑又有黑、黄等品种，二是推广了压条法繁殖。一般树木的压枝法繁殖始见于西汉《四月民令》，但桑之压枝则始见于《齐民要术·种桑柘》篇，其云："大都种椹长迟，不如压枝之速。无栽者，乃种椹也"。

此期养蚕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有关记载亦明显增多，晋杨泉《蚕赋》用四言排句的形式简述了养蚕过程的各主要环节；张华《博物志》记述了蚕的孤雌生殖现象，葛洪《抱朴子》提到了"叶粉"添食。嵇康（公元223-262年）在《宅无吉凶摄生论》中，准确地指出了养蚕的关键是掌握好"桑火寒暑燥湿"④。南朝宋郑缉之《永嘉记》谈到了一年养八批蚕的情况，及用低温藏卵以延期孵化，来调节劳动力和合理利用桑叶。梁陶弘景《药总诀》首次记述了盐渍杀蛹储蚕法。后魏《齐民要术》谈到了蚕室之合理布置、隔湿防尘装置法、蚁蚕不得用芦苇扫刷、蚕茧的选种法，以及柘叶代桑等问题。其中有的内容将在本书的"纺织技术"和"生物学"部分谈及，这里不予讨论。

我国古代的养蜂技术发明较早，先秦时期便已食用蜂蜜；至迟东汉，就有人以养蜂为业①；但关于养蜂方法的具体记载，却是西晋之后才看到的。张华《博物志·杂说下》云："诸远方山郡幽僻处出蜜蜡，人往往以桷聚蜂，每年一取"。又，"远方诸山蜜蜡处，以木为器，中开小孔，以蜜蜡涂器内外令遍，春月蜂将生育时，捕取三两头著器中，蜂飞去，寻将伴来，经日渐益，持器归。"《永嘉记》也有关于捕捉野地蜂群的记载，这都说明了当时养蜂业之盛。

①　《南齐书》卷三《武帝纪》。

②　《宋书》卷五十四，《沈昙庆传》。

③　《诗·豳风·七月》，《尔雅·释木》。

④　《嵇康集·宅无吉凶摄生论》。

①　《艺文类聚》卷四。

（九）水利技术的发展此期的水利事业虽不像汉代那样成就辉煌，但还是值得一提的。在农田水利方面，北方有兴有废，兴少于废；江南则创建颇多，尤其是一些小型塘堰和沿海水利工程。此期有文献记载的大型洪灾较少，但涝渍灾害还是相当频繁的。此期的内河航运工程在江南和江北都有一定发展，并初步形成了沟通江、淮、黄、海四大水系的运河网，对军事、漕运、灌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魏蜀吴三国中，农田水利成就较为突出的是曹魏，它在淮河流域和江淮之间屯田、大兴水利，兴建了不少陂堰。《三国志》卷十五"刘馥传"说，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以刘馥为扬州刺史，经营屯田，"兴治芍陂（今安徽寿县南之安丰塘）及茹陂（今河南固始东南四十里）、七门（今舒城西南七门山下）、吴塘（今潜山县西二十里）诸堨，以溉稻田"①。这些水利工程因历代常有维修，故沿用了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芍陂和茹陂传为孙叔敖所筑②。《水经注》称芍陂"周一百二十里许"，《隋书·赵轨传》说其"灌田五千余顷"，沿用至今。　1976年治淮委员会资料称其灌溉面积为63　万亩。茹陂至明代仍存废址。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馥卒。正始四年（公元243年），邓艾在淮北屯军二万人，淮南三万人，使淮颍水利工程达到高潮。其时屯田治水，"皆如艾计施行。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③。当时屯田治水旨在伐吴，治水详情今已不明，规模应是相当大的。曹魏在河北等地也修过一些水利，如在西门豹渠的基础上修建了"天井堰"④；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刘馥之子刘靖镇蓟城（今北京）又修建了戾陵堰、车箱渠，引水灌溉蓟城北、东面的万余顷土地⑤。

西晋新建的农田水利工程较少，多系维修事项。比较值得注意的有：江淮间芍陂、练塘（今丹阳县北）、曲阿新丰塘（今镇江东南三十五里）、乌程的获塘等。芍陂在晋太康后期已转为民间岁修。《晋书》卷四十六《刘颂传》载，淮南相刘颂甚有政绩，"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戮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可见刘颂的主要措施是按受益大小分担责任。《宋书》卷四十八载，东晋末年，刘裕欲伐后秦，先遣毛脩"复芍陂，起田数千顷"。又西晋末年，陈敏割据江东，使弟谐作堰拦马林溪水成练塘，周回四十里，溉田数百顷①。大兴四年（公元321年），晋

①　《全三国文》卷二十五。

②　《后汉书·王景传》："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茹陂可能是孙叔敖所筑之期思陂。东汉崔实《月令》："孙叔敖作期思陂"。

③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④　《水经注·浊漳水》。

⑤　《水经注·鲍丘水》。

①　《初学记》卷四。

内史张闿创修曲阿新丰塘，共用211420　功，"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②。东晋时，太守殷康主持在吴兴乌程县（今浙江吴兴县）开获塘，"溉田数千顷"③。获塘沿太湖南缘，西起吴兴城，东至平望镇作堤，两岸堤路夹河，外御洪满，内可排灌航运。

南朝多较重视农田水利之兴修，宋齐梁陈各代都维修过芍陂，溉田万顷。又，《宋书》卷四十六载，元嘉五年（公元428年），张邵"至襄阳，筑长围，修立堤堰，开田数千顷"。《梁书》卷二十八载，夏侯夔为豫州刺史"，"乃帅军人于苍陵（今寿县西）立堰，溉田千余顷，岁收谷百余万石"。江南湖沼较多，故亦有排水造田者，扩大了耕地面积。《宋书》卷六十七载，谢灵运求会稽的回踵湖和始宁（今上虞县西）的休崲湖作湖田。同书卷五十四载，孔灵符奏请山阴县无赀之家"于余姚、鄞（今奉化县东）、郧（今宁波市东）三县界垦起湖田"。一些旧有的水利工程，有关设施也有了发展。如东汉创建的鉴湖，"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田万顷，北泻长江"④；有这样许多水门，便可依据需要而随时调剂用水量。北朝农田水利事业不及南朝发达，但拓跋氏入主中原后，由畜牧经济过渡到了农耕经济，也兴办了一些水利。《魏书》卷二载，魏道武登国九年（公元395年），拓跋仪屯田于黄河北岸"五原（今包头市西）至棝阳塞外"。《魏书》卷三十八载，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刁雍为薄骨律镇（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将，主持兴建了引黄灌溉工程艾山渠。后虽此渠因坝体不易维护而应用时间不长，但其在工程选址和灌水管理方面还是有独到之处的。其灌水为"一旬之间，则水一遍；凡水四灌，谷得成实"。此视作物需要而供水，是管理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又，神龟二年（公元519年）①，幽州刺史依据卢文伟的建议，并使其主持了修复蓟城（今北京）的戾陵堰和督亢陂（在今河北涿县东南）。其中"督亢陂，溉田万余顷，民赖其利"。东魏、北齐皆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皆在邺修建了一些水利工程。东魏天平（公元534-537年）时，曾改建引漳灌渠。此渠前身为战国漳水十二渠，前云曹魏时修建的天井堰，东魏名新渠为万金渠，北齐称天平渠②，此外，前秦、西魏在关中，北周在关中和今山西，都曾兴修过水利，亦收到了一定效益。

魏晋南北朝时，江、汉、河、济等大江大河都曾泛滥过，所以，有关排除涝渍的记载也是较多的。据《晋书·五行志》载，仅西晋52年中，便至少发生过25　次较大的水灾。不过，从文献记载看，此水灾多属涝渍型，洪灾则较少。此期黄河堤防已残破不堪，下游分支较多，故河道较多，湖泊沼泽较多，治河之事却未受重视；虽有人提出过较好的建议，皆未能很好地实行；海河亦然。此期防涝工程中，唯南方稍有进展。这在汉江流域、太湖流域都可看到。

此期江汉流域有不少关于长堤的记载。如汉水襄阳大堤其始建于汉，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时，曾因堤决而重修。又《水经注·沔水》记山都②　《通典》卷四十四。

③　《晋书》卷九十四《范乔传》。

④　《水经注·渐江水》。

①　《艺文类聚》卷五。

②　《魏书·地形志上》。

县（汉水南岸，今襄樊市西北八十里）有大石激，叫五女激，是一种挑水护岸工程。再《水经注·江水》云，东晋桓温在江陵让陈遵筑江堤，陈具有丰富的勘测经验，听鼓声即能辨地势之高下。这是长江堤防的最早资料。又梁时，郢州（今武昌）①和荆州都有堤防，梁天监六年（公元508年）荆州因江水泛溢而将其冲决②。再武陵（今常德市）城南沅江有古堤，南齐曾经修治。太湖流域的排水工程曾一度受到官民的重视。刘宋时，吴兴人娇峤于元嘉十一年（公元434年）提出了一整套吴兴郡排水方案，似意欲将通到太湖的苕溪流域之水，经纻溪向东南排泄，再开大渠直通杭州湾，但官方复勘后未能核准。元嘉二十二年，他又与官吏共同勘察，并绘制了详图，作了计算，又开小渠作了试点，惜工程未获成功。此后八十多年，又有人提出了开渠将吴郡水排入钱塘江的动议，并于梁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动员吴郡、吴兴、义兴三郡民工，"开漕沟渠"，"导泄震泽（太湖），使吴兴一境无复水灾"③。

北方防汛也有一些记载。如《北史》卷五十四《高隆之传》云：隆之"以漳水近帝城，起长堤以防汛溢"。

此期航运事业在江南、江北都有一定发展，在黄河以北更是开创了兴建运河的新阶段，尤其三国时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载，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北攻袁尚（袁绍之子），"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卫河的一段），以通粮道"。当时淇水流入黄河，为了通航，在淇水口作堰横拦淇水，逼淇水北流入白沟。因白沟通洹水，洹水有分支通邺，使曹操获得了攻袁的胜利。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为消灭袁尚残部，北攻乌桓，命董昭"凿渠，自呼沱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沟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经营邺都，"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此渠名利漕渠。这样，由邺便可经利漕渠、白沟，通黄河，再转江淮，经由白沟又可北通平虏诸渠，北方几大水系便基本沟通。这前后，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又对春秋时开凿的邗沟进行了改建和取直，修了广漕渠，疏凿了汴渠水道，由南而北便可有两条水路。东路为邗沟，北接淮水，溯淮干流可西接汝、颍，由淮入泗至彭城可西上，由汴渠入黄河；亦可溯泗北上，入济入河。西路由濡须水通巢湖、肥水（可能有一段陆路）北入淮水，入颍水或涡水，由广漕渠等入河。三国时兵家漕运多走西路①。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沟通江、淮、黄、海四大水系的运河网，这也是隋代南北大运河的雏形。

①　《梁书·曹景宗传》。

②　《梁书·始兴王憺传》。

③　《梁书·昭明太子传》。

①　武汉水利电力科学院等：《中国水利史稿》上，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版，第277　页。（十）关于《齐民要术》《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三大农书之一②，在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记述的许多生产经验和科技原理至今仍然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该书作者贾思勰，生平事迹已难详考，从题署中仅知为后魏时人，曾任高阳太守。后魏有两个"高阳"，一相当于今山东临淄一带，二相当于今河北保定境，一般推测贾思勰为益都人（今山东寿光县一带），曾在山东的高阳任职①。从书中内容可以推知：除了山东外，他可能还到过今山西、河南、河北一带，并从事过农业、畜牧业生产实践，据考证该书约成于公元5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之间。

贾思勰著作此书的目的，是阐述"食为政首"的重农思想和"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的政治主张。他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大量历史资料，其旨在说明农业之重要，并希望吏民明白这一道理。"齐民"即平民。《管子·君臣》下："齐民食于力，则作本"。"要术"即重要的谋生方法。故整个书名的意思是："平民谋生要术"或"平民致富要术"。

全书计分10　卷92　篇，计约11　万字。"起自农耕，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各卷内容的基本顺序是：粮食作物、蔬菜、果木、木竹和染料作物的种植，家畜、家禽和鱼类的饲养，酿造和发酵、食品加工和储藏，以及煮胶和制笔墨，最后还谈到了"非中国所植者"；可知其内容涉及较广，包括了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是先秦两汉农业所不及的。《吕氏春秋·任地》等三篇（属作物栽培总论性质），西汉《汜胜之书》，都只限于种植范围；东汉《四月民令》虽涉及面较广，但对生产技术记述得十分简单，也缺少理论上的说明。《齐民要术》则既重点突出，又内容丰富；虽以生产技术为主，亦不乏理论性的概括，其生产技术虽以种植为主，亦兼及蚕桑、林业、畜牧、养鱼、农副产品的加工和储藏等各个方面，其种植虽以粮食作物为主，亦涉及到了桑麻和油料、染料、饲养和园艺作物；其生产技术虽主要反映黄河中下游的情况，同时也涉及到了南方及外域的植物品种。故其堪称中国第一部最为完整的农书。其最后一篇引述了100　多种有实用价值的热带亚热带植物，成为我国现存最为完整的南方植物志之一；其又引述了60多种野生可食植物，其中不少北方也可看到，这一方面反映了作者的救荒思想，也使书的内容更为充实。

《齐民要术》是秦汉以来我国黄河流域农业科学技术的系统总结，它既保存许多汉代农业技术的精华，又总结了许多北魏时期的新经验、新成就，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下几个方面。①明确指出了精耕细作对于熟化表土，防旱保墒的作用，并提出了一整套精耕细作和中耕的技术措施。

②强调了选种育种之重要，并介绍了多项较好的选种、育种方法。

③总结了一套轮作制度，充分肯定了绿肥的肥效。

④反映了生物学方面的多项重要成就，如前云："嫁枣"和"振去狂花"，说明人们对植物内的养分运动已有一定认识；说"榆性扇地"，说明人们对②　我国古代三大农书指：贾思勰《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

①　梁家勉：《＜齐民要术＞的撰者、注者和撰期》，载《华南农业科学》，又，《有关＜齐民要术＞若干问题的再探讨》，载《农史研究》第2　辑，农业出版社，1982年。

植物与阳光的作用已有一定认识；此书还揭示了大麻生殖机理之谜--授粉作用，并指出只有通过"放勃"才能结实；此书又通过对动植物选种育种的研究，肯定了遗传和变异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作用。

《齐民要术》的出现，标志着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已基本成熟，之后的一千多年，北方旱地农业技术的发展基本上未超出此书指出的方向和范围。所以《齐民要术》在我国古代农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世界农业科技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贾思勰是我国、也是全世界著名的古农学家，他博学多才，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所以《齐民要术》在学术思想上的成就，也很值得我们注意。归结起来，比较重要的有如下四个方面：①既注意历史的间接知识和经验，又注意实践。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谈到本书的写作和研究方法时说："今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即是说，作者研究并汇集了历史文献中的农业科学技术，收集并整理了民间口头流传的生产经验，向有实践经验的老农和知识分子请教，最后再用自己的实践来一一进行验证。这种研究方法，至今仍然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据统计，《齐民要术》引用的前人著作达150　多种。

②强调应尊重客观规律，反对主观盲动，这一思想几乎在全书各篇都可看到。其《种谷》篇云："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此第四句意即任凭主观意志而违反客观规律。

③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十分强调"力能胜贫"、"勤则不匮"和"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等靠人不靠天的思想。

④比较注意量的变化和数字规范化管理，这也是在全书大多数篇章都可看到的，如《大豆》篇云："种大豆法，坎方、深各六寸，相去二尺，一亩得千六百八十坎"。"一亩用种一升，用粪十六石八斗"。这许多数字虽未必是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但在一定生产条件下，显然是具有指导作用或参考价值的，亦说明当时农业生产管理技术已发展到了较高水平。《齐民要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直被后人视为古农书之经典，后世的大型农书，如元代王祯《农书》，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清代的《授时通考》等，都曾节引或转载过《齐民要术》的内容，就连写作体例，也曾以之作为蓝本；人们一再翻印，在黄河流域、在江南，都普遍流传。

三、手工业技术（一）矿物燃料开采技术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金属矿开采技术并无明显提高，大体上都是沿用了汉代的工艺，但在非金属矿，尤其是三大燃料矿物，即煤炭、石油、天然气的认识、开采和利用上，却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此时煤炭开采量已经不小，而且用到了冶铁业中，很可能还发明了双眼井开采；石油已被人们用作润滑剂和燃料，分别用到了生产和军事上；天然气已被应用于日常生活和煮盐手工业，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开凿天然气井、并最早把它用到煮盐中的国家。1。煤炭开采量之增大和使用范围之扩展我国古代最早接触和使用的煤类矿物是煤精，其年代约属新石器时代晚期①。因煤精质地优良，故又有"煤玉"之称，它主要用作装饰品、工艺品之类。迟至战国，我国文献中就有了关于煤的记载，当时谓之"石涅"①。因古时木柴易于获得，故先秦时期，用煤作燃料之事是十分稀少的。我国大量开采和用煤的起始年代是汉，目前在河南巩县铁生沟、郑州古荥镇等汉代冶铸遗址都发现了生活用煤或烘烧铸范用煤的实物资料②。汉代还有了采煤的记载③，魏晋南北朝时，采煤量已经较大，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展，开采技术亦有了提高。

此期采煤量增大最明显的例子是曹操在邺都（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筑三台（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时，贮藏了数十万斤煤炭。《陆士龙文集》卷八载西晋文学家陆云《与兄平原君书》云："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片，云烧此，消复可用，然（燃）烟中人不知，兄颇见之不？今送二螺"。此"石墨"即煤，东晋时，人们又谓之"石炭"。"消复可用"即正在燃烧的煤块经扑灭后，可再次使用。"烟中人不知"是说煤气中毒，这是我国古代关于煤气中毒的最早记载。曹操贮煤量如此之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采煤业之发展。

关于三台贮藏的目的和方法，东晋陆翙《邺中记》作了进一步说明，云"三台皆在邺都北城西北隅，因城为基址。。北则冰井台，有屋一百四十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石墨可书，又。。之难尽，又谓之石炭。又有窖粟及盐，以备不虞"。可知三台贮煤，实际上主要是冰井台贮煤，具体做法是把它藏于冰窖中，与冰窖贮粟、贮盐同样，都是为了"以备不虞"，作长期备战用的。冰井贮煤的优点是可减缓煤的风化。

魏晋南北朝前，一般采煤用煤资料大体上都是属于北方的，此时却扩展到了南方。南朝雷次宗（？-448年）《豫章记》说："县（建城，今江西高安）有葛乡，有石炭二顷，可燃以爨"①。此"爨"即炊。这是我国古代南方采煤用煤的最早记载。

①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　期。

①　参阅章鸿剑《石雅》卷中。

②　赵青云等：《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铸遗址再探讨》，《考古学报》1985年第2　期。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2　期。

③　赵承泽：《关于西汉用煤的问题》，《光明日报》1957年2月4日。

①　《后汉书》卷三十二"郡国四·豫章郡·建城"条引。

煤炭使用范围之扩展主要表现在部分地区已大量地把它用到了坩埚冶铁中，关于这一点，晋人释道安《西域记》曾明确提到。有关情况将在本书"冶金技术"部分详作介绍。

其次是煤雕技术进一步发展。从考古资料看，先秦煤雕技术的分布地是较窄的，品种亦较少；汉魏南北朝后，此技术就进入了普遍发展的阶段，不但产地更宽，品种增多，而且技术上亦有提高。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今四川②、甘肃③、新疆④等地，都有煤雕品出土；其品种有猪、羊、狮子等饰件和印章。甘肃嘉峪关新城出土过一件炭精羊饰，长、宽、高各1.0　厘米，系由炭精石磨制而成，羊作卧状，四腿盘卧，极其精巧。煤雕艺术的发展，也说明了整个煤炭开发利用技术之发展。

此期还发明了煤香饼。南朝徐陵《徐孝穆集·春情》诗说："风光今旦动，雪色故年残；薄夜迎新节，当炉却晚寒；故（奇）香分细雾，石炭■轻纨；。。年芳袖里出，春色黛中安"。此第五、六两句所云便是煤香饼的功效和工艺，据明人杨慎《升庵外集》卷十九所云，其具体制法是："捣石炭为末，而以轻纨筛之，欲其细也。。。以梨枣汁合之为饼，置于炉中以为香籍，即此物也"。这种煤香饼费工费时，成本又高，自然是难入寻常百姓家的，但却是我国古代煤炭加工和使用技术上值得注意的一个事件。

此时煤炭开采技术也获得了较大的进步。《水经注》卷十三《漯水》说："井（火井）北百余步有东西谷，广十许步。南岸（崖）下有风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测。而穴中肃肃常有微风。虽三伏盛暑，犹须袭裘；寒吹凌人，不可暂停"。从文献描叙的情况看，此"风穴"很可能是为煤窑通风而人工开凿的风洞；因据调查，该地露出的地层都是侏罗纪的砂岩和石质页岩，故不可能是石灰岩溶洞；而洞穴又"其深不测"，故亦不可能是风蚀砂岩洞或居民挖的生活用洞。这说明早在南北朝时，我国已由单眼井采煤发展到了双眼井采煤，已掌握了利用进风口与出风口之间的高度差来构成一个良好的自然通风系统，这是我国古代采煤技术上的一项重大进步①。这对于改善井巷通风，保证正常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对石油的早期认识和利用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利用了石油的国家之一，有关记载汉代便已出现，《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上郡》条班固（公元32-92年）自注说：高奴"有洧水，可蓶（燃）"。此"水"可燃，为石油无疑。高奴县在今陕西延长县一带，这是我国古代关于石油的最早记载。魏晋之后，有关记载有了增加，除高奴县外，酒泉延寿县（今甘肃玉门市）、西域龟兹都发现了石油露头。《博物记》云：延寿"县南有山石，出泉水，入（大）如筥篪（音举举，竹篓）；注地为沟，其水有肥，如煮肉洎（汁），羕羕永永，如不凝膏，然（燃）之极明；不可食，县人谓之石漆"①。这描写的显然是石油，可见玉门石油早为古人所知。此《博物记》一般认为它即是西晋张华（公元232②　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2　期。③　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物》1979年第6　期。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嘉峪关新城十二、十三号画像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8　期。

④　夏鼐：《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①　《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45　页。

①　《后汉书》卷三十三，《郡国志·酒泉郡·延寿》条梁刘昭注引。

-300年）《博物志》之异名；个别学者说它原是单独一书，作者是东汉末年唐蒙，恐非。

《水经注》卷三引《博物志》也有过类似说法："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然（燃）极明，与膏无异。膏车及水碓缸（釭）甚佳"。说当时已把石漆当作了润滑剂涂在车和水碓的轴承上，这是我国古代利用石油的最早记载。《水经注》卷三在谈到了高奴县和延寿县皆有"水肥可燃"的现象后说，"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县洧水也"。说明北魏时期，石油已是众所周知之物。

《魏书》卷一○二《西域传·龟兹》条说："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餬（浆糊），甚臭"。"西北大山"当指今哈尔克山。可见我国新疆石油亦早已露头。《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龟兹》条所载完全相同。

此时人们还把石油用到了军事上，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四十《肃州·玉门》条说："石脂水在县（今玉门镇）东南一百八十里。泉有苔如肥肉，燃之极明，水上有黑脂，人以草殯（捞）取，用涂鸱夷酒囊（革制酒囊）及膏车。周武帝宣政（公元578年）中，突厥围酒泉，取此脂燃火，焚其攻具，得水俞明。酒泉赖以获济"。这里谈到当时石油的三种用途，即鞣制皮革、膏车以及作为火攻用燃料。此"石脂"即石油。可知魏晋南北朝及唐，石油曾有"石漆"、"水肥"、"石脂"等名；"石油"一词实是到了宋代才出现的，它应是由"石脂"一名演变而来，应是"带有石性的油"，"山石中流出的油"之意。

3。对天然气的认识和利用我国古代关于天然气的记载至迟始见于西汉时期；《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卷二十八"地理志"班固自注，都谈到过西河郡鸿门县（今陕西神木县西南）有"火井"，此"火井"即是天然气井。但这鸿门火井未必是人工开凿的，我国人工开凿最早的天然气井大约是蜀郡临邛（今四川邛崃）火井。有关临邛火井的记载始见于东汉三国间，但其开凿年代应可推至西汉。《太平御览》卷八六九引《蜀王本纪》说："临邛有火井，深六十余丈"。这是关于临邛火井的最早记载。《蜀王本纪》的作者原认为是西汉杨雄，今人徐中舒考证为谯周（公元201-270年）；徐先生还认为，所谓的杨雄《蜀都赋》，大约也是后人伪托的，其创作年代应晚至左思《三都赋》之后①。因临邛火井与盐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左思（公元250-305年）《蜀都赋》刘逵注说，"火井，盐井也"②，所以一般认为临邛火井应是在该地盐井开凿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西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临邛地区曾广开盐井，所以临邛火井应出现于地节三年之后一个时期。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人工开凿的天然气井。

由于天然气具有许多奇异的特性，燃烧起来又是异常壮观和瑰丽，故魏晋时期，许多博物学家、辞赋家都为之赞叹。西晋左思《蜀都赋》云："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东晋文学家、诂训家郭璞（公元276-324年）《盐井赋》说，"饴戎见轸于西邻，火井擅奇乎巴澲"①。东晋大书

①　徐中舒：《论＜蜀王本纪＞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1　期。②　见《文选》引左思《蜀都赋》，刘逵注。

①　郭璞：《郭宏农集》卷一。

法家王羲之曾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四川故人周抚写信，十分关切地了解井盐和天然气的有关情况，说："彼盐井，火井皆有否？足下目见不？欲广见闻。具示"②。

除去临邛外，当时的酒泉延寿（今玉门）、范阳（今河北定兴县）、幽州逎县（今已分别划归河北涿县、易县）亦有天然气露头。《博物志》卷二说："酒泉延寿县南，山名火泉，火出如炬"。《宋书》卷三十四《五行志》五说："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五日，范阳地然（燃），可以爨"。《魏书》卷一一二《灵征》上："孝昌二年（526年）夏，幽州逎县地然（燃）"。但这些天然气的成因可能与临邛不同，它们可能是与石油层有关的。

天然气被开凿出来后，人们很快就把它用到了日常生活和生产中，有关记载始见于西晋时期。张华《博物志》卷二说："临邛火井一所，从（纵）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执）盆盖井上煮盐（水）得盐，入家火即灭，讫今不复燃矣"。这谈了天然气的两项用途，主要是日常生活之照明、取暖和炊事，即"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二用作煮盐。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利用天然气煮盐的最早记载。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也有类似说法，且有所补充：临邛县"有火井，夜时光映上昭（照），民欲其火，光（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井有二水，取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可知除日常生活和煮盐用天然气外，这里还谈到了简单的储存、携带技术。按：此"井有二水"句甚难索解，明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一疑其脱漏了三字，遂改为"井有二，一燥一水"此或有一定道理。又，文献云"一斛水得五斗盐"，这是不可能的。因18℃时，1　升水中氯化钠的最大溶解量为358.6　克，故"一斛水"至多能溶3　斗多盐，况且浅层卤水去饱和状态甚远。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条还引王隐《晋书·地道记》说朐忍（今四川云阳）县利用天然气煮盐："有石煮以为盐，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盐成"。可见天然气煮盐在当时已非独家采用的工艺。在我国使用天然气煮盐的起始年代上，学术界是有过不同看法的。1955年时，闻宥在《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第七十四图"煮盐像"说明文中，就提出了我国早在汉代就"利用地下天然煤气煮盐"的观点，之后便广为学术界引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七章亦持此说。其实，四川汉画像砖所示煮盐用燃料应是木柴①；从西晋张华《博物志》的记载来看，把井火煮盐的起始年代往上推至蜀汉是比较可靠的②。

②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引。又见《王羲之汇帖大观》。

①　参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

②　白广美：《关于汉画像砖＜井火煮盐图＞的商榷》，载《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二）冶金技术的缓慢发展魏晋南北朝的冶金业是不甚发达的，尤其北方，有时甚至陷入了停滞、瘫痪的状态；南方社会虽较安定，生产状况亦远逊于汉。此期的冶铸遗物比较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河南渑池出土的窖藏铁器，计有60　多种，4000　多件，3500　公斤；种类包括铁范、农具、手工业工具、兵器、交通工具、铁材、烧结铁等。据考察，除了六角锄和铁板镢等少数器物为汉器外，其余多数是属于曹魏至北魏时期的①。我国古代钢铁技术的基本体系在汉代就已形成，此期大体上是沿用、推广汉代的一些技术，很少再有重大创新。青铜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已退到了辅助性地位。此期冶金技术上值得注意的事项是：灌钢技术已在我国南北普遍推广开来，炒钢和百炼钢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花纹钢技术发展到了较为繁盛的阶段，炼出了镍白铜和黄色的铜砷合金；生产了一定数量的黄铜；在热处理技术中开始注意到了不同的水对淬火质量的影响，发明了油淬；铸铁可锻化退火处理技术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在军事、农业、手工业中，锻件最后地取代了铸件的主导地位。

1。钢铁冶炼技术此期的炼钢炼铁技术都有一定发展，炼铁技术上比较重要的事件是水力鼓风的进一步推广和煤炭之用于冶炼。

我国古代水力鼓风约发明于东汉初年，魏晋南北朝便更为广泛地使用起来。《三国志》卷二十四《韩暨传》载：南阳人韩暨任魏国监冶谒者时，曾大力推广过水力鼓风。"旧时冶作马排，每一熟石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太平御览》卷八三三引《武昌记》说：元嘉（公元424-453年）初年，武昌（今鄂州地方）新造了冶塘湖，兴建"水冶"，利用水排鼓风冶炼。清嘉庆《安阳县志》卷五引《水冶图经》说："后魏时引水鼓炉，名水冶，仆射高隆之监造"。水力鼓风的使用不但节省了人力、畜力，而且可提高鼓风量。关于我国古代冶铁用煤的年代，学术界一直是十分关心的。

北魏郦道元（公元466？472？-527年）《水经注》卷二"河水"条说："释氏《西域记》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故郭义恭《广志》云：龟兹能铸冶"。此"屈茨"、"龟兹"皆今新疆库车的古名；"夜则火光"二句，是说煤炭因风化而自行燃烧，或因人为开采而加剧了的自燃现象，这是我国古代关于煤炭自燃的最早记载。"人取此山石炭"以下数句，说明当时屈茨已用煤炭冶铁，而且产铁量足供西域三十六国之用，这是我国古代煤炭炼铁的最早记载。因煤发热值较木炭高，资源亦较丰富，故煤之用于冶铁，是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至于此冶铁炼炉是竖炉还是坩埚炉，这是学术界长时期研究的问题。因煤的热稳定性较差，用作高炉燃料时，会严重破坏料柱的透气性，迄今为止，高炉直接用煤冶炼仍然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一般认为释氏《西域记》所云应指坩埚冶炼言。自本世纪五十年代后，河北、河南、内蒙等地都发现过汉代冶炼坩埚，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地处黄河北岸的洛阳市吉利工区汉墓所出者，在有的坩埚上还粘有煤块、钢块①。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

①　渑池县文化馆等：《渑池县发现的窖藏铁器》，《文物》1976年第8　期。

①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吉利发现西汉冶铁工匠墓葬》，《考古与文物》　1982年第3　期；何堂坤等：考古记》中说，1929年他曾到新疆库车拜城作过实地考察，亦发现过大批古代冶铁坩埚等遗物。所以当时库车用煤作燃料，用坩埚炼铁是完全可能的。今人岑仲勉《中外地理考证》认为，"释氏"即晋代之释道安。郭义恭亦西晋时人。说明早在晋代，西域地区便已大量用煤冶铁。

此期生铁品种有白口铁、麻口铁、灰口铁3　种。渑池窖藏铁器所见白口铁有铁铧、铁臿；麻口铁有铁斧、六角轴承；灰口铁有箭头范、"新安"铭文铧范，以及另一件铁臿等。我国古代生铁含硅量一般是较低的，有人分析过5　件渑池生铁铸件，平均含硅量只有0.096％，"新安"铭铧范（灰口铁）含硅量也只有0.21％①。硅是有利于石墨化的元素，现代灰口铁要求的含硅量达1.0-3.5％，我国古代能在低硅的情况下生产出灰口铁来，在世界铸铁史上甚为鲜见。

当时的产铁量亦不算低，尤其南朝，据《梁书》卷十八《康绚传》载，梁代初年，为了军事上的需要，欲堰淮水以灌寿阳（寿县），但合堰甚难。"或谓江淮多有蛟，能乘风雨决毁崖岸，其性恶铁。因是东、西二冶铁器，大则釜■，小则鋘锄，数千万斤，沉于堰所，犹不能合"。若钢铁产量不高，是决不能调出这许多铁器去填塞河堰的。北方的产量有时也不低，渑池窖藏铁器便是一例。又，《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云：北魏太祖北伐，"取泗渎口，虏碻磝戍主"，获"铁三万斤，大小铁器九千余口，余器仗杂物称此"，说明碻磝（今山东茌平县境）铁冶规模也不小。

此期使用的制钢工艺主要有灌钢法、炒钢法和百炼钢法等。

我国古代灌钢技术约发明于东汉晚期②，魏晋南北朝后，南方北方都普遍地推广开来，有关记载亦明显增加。

晋张协（？-307年）《七命》云："楚之阳剑，欧冶所营。邪溪之铤，赤山之精。销踰羊头，镤越锻成。乃炼乃铄，万辟千灌，丰隆奋椎，飞廉扇炭"。此"销"，许慎注为生铁。"镤"或作鍱，《广雅》注为铤，即"熟铁"料①，"乃炼乃铄"两句即指灌钢工艺②，这整段文字所述则是灌钢制作宝刀宝剑的基本工艺过程。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引梁陶弘景（公元456-536年）云："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此"生"即生铁，"鍒"即柔铁，可锻铁，是一种比较粗糙的炒炼产品，"杂炼生鍒"即灌钢工艺。可知在陶弘景生活的年代已广泛地利用灌钢来制造刀镰一类锋刃器。

《北齐书》卷四十九云：綦毋怀文以道术事高祖，"又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扎"。这里谈到了制作宿铁刀的三项主要工艺操作：一是冶炼灌钢，即"烧生铁精"两句；其中"数宿则成刚"意即数次灌炼就可得到性能刚强的产品。二是使用了复合材料技术，即"以柔铁为刀脊"，以宿铁（即灌钢）为刀刃。三是使用了尿淬和油淬，即"浴以五牲之溺"两句。可知这"宿铁刀"实际上是以灌钢为刃，热处理技术掌握较好的宝刀。

《洛阳坩埚附着钢及其科学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5年第1　期。

①　北京钢铁学院金属材料系中心化验室：《河南渑池窖藏铁器检验报告》，《文物》1976年第8　期。②　何堂坤：《关于灌钢的几个问题》，《科技史文集》第15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

①　《六臣文选》卷三十五张协《七命》。

②　华觉明：《中国古代钢铁冶金技术》，《金属学报》1976年第2　期。今人分析过的此期炒钢实物较少，所知只有洛阳晋元康九年徐美人刀等器③。但从各地所出铁器的外形考察以及部分文献记载来看，此期炒钢工艺显然是有了发展的。前云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崖墓所出铁锄、穿肩铁斧，形态与宋元的比较接近；1965年北燕冯素弗墓所出铁斧、扁铲，皆系锻制而成；又渑池窖藏铁器中的锻件有铁钎，残长达124.9　厘米，径3.5-8.1　厘米。此外还出土了11　件铁砧，是锻铁时作砧子用的。这些锻件的原料，原应是一种炒炼产品。稽康好锻的故事，更是为世人所熟知，《三国志》卷二十一裴松之注、《太平御览》卷三八九所引《文士传》等都曾谈及。又，《南齐书》卷三十《戴僧静传》云："锻箭■用铁多，不如铸作。东冶令张候伯以铸■钝不合用，事不行"。可见至少在南朝时，锻制箭■已取代了铸件的主导地位，其原料自然也是炒钢的。我国古代的炒钢，在汉代主要用来制作刀、剑类大型兵刃，生产工具则多用可锻铸铁制成，箭镞则用青铜或可锻铸铁；此锻制铁斧、铁锄、铁箭■的大量使用，充分说明了炒钢技术的发展和"以锻代铸"过程已基本完成。

百炼钢原料是一般的炒钢，基本工艺是千锤百炼①。它约发明于东汉时期，魏晋之后有了进一步发展，有关记载亦多了起来。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帝皆造作"百炼"型钢铁刀剑。《北堂书钞》卷一二三引曹操《内诫令》说："往岁作百辟刀五枚，吾闻百炼利器，辟不祥，摄伏奸宄者也"。《古今注·舆服》云：吴大帝有宝刀三，"一曰百炼，二曰青犊，三曰漏影"。《刀剑录》载："蜀主刘备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连环，及刃口刻七十二炼，柄中通之兼有二字"。《太平御览》卷六六五引梁陶弘景云：晋永嘉（公元307-313年）中，刘■多奇，凡试刀之钝利，先以发悬束芒于杖头，挥刀砍之，须芒断而发连者方为良，且计芒断之多少而较刀之高下，"有一百炼刚刀，斫十二芒"。南朝时有一种"横法刚"，也是百炼成的。又，夏赫连勃勃凤翔（公元413-417年）年间，亦制作过百炼钢刀，《晋书》卷一三○云：赫连勃勃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阿利性尤工巧，"造百炼刚刀，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其背铭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世甚珍之"。在一般诗文中，"百炼钢"说更为习见，刘琨《重赠卢谌》诗云："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便是大家十分熟悉的诗句。

百炼钢的具体操作应有多种类型，从有关实物分析和文献记载来看，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应是多层积叠反复折叠锻合法。1978年，徐州市铜山县收集到一把铭作"建初二年蜀郡西工官王愔造五十谏"的长剑，经考察，其刃部组织计约50　层左右，层与层之间含碳量不甚均匀，但层内比较均匀①。1974年，山东苍山县收集到一把"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湅大刀"，经考察，其刃部组织亦是分层的，且为30　层左右②。这显然系由含碳量不十分一致的钢铁材料经多层积叠，反复折叠所致。这也说明在汉代，此"炼数"与刀剑组③　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考古学报》1975年第2　期。

①　何堂坤：《百炼钢及其工艺》，《科技史文集》第13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

①　徐州市博物馆：《徐州发现东汉建初二年五十谏钢剑》，《文物》1979年第7　期。分析报告见前何堂坤《百炼钢及其工艺》，并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4　期韩汝玢文。②　刘心健等：《山东苍山发现东汉永初纪年铁刀》，《文物》1974年第12　期，分析报告见前《考古学报》1975年第2　期李众文。

织层数间是有一定关系的。又，前云曹操的百炼利器又叫"百辟刀"。"辟"者，襞也，原指衣服上之褶裥也，可见曹操的百炼利器也是百层积叠、百层折叠锻合而成。一般炒钢经反复锻打、千锤百炼后，便可进一步排除夹杂、均匀成分、致密组织；多层积叠时，往往还可起到刚柔相济的作用。这种方法后来传到了日本，对日本刀工艺产生过许多重要的影响。

2。铜及其合金冶炼技术此期南方北方的冶铜业都有过一些发展，其中又以南方为盛。南方较大的产铜地有三：即丹阳郡、武昌和南广郡。《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说：恪"以丹阳地势险阻，。。山出铜铁，自铸甲兵"。《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鄂州·武昌》条说："白雉山在县西北二百三十五里。。南出铜矿。自晋、宋、梁、陈以来，置炉烹炼"。不久前，湖北鄂城还发现过孙吴东晋时期的采炼铜遗址。《南齐书》卷三十七《刘悛传》云：齐武帝永明八年，"悛启世祖曰：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甚可经略，。。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得千余万。功费多乃止"。这里不但谈到了南广郡产铜事，而且谈到烧炉规模。北方产铜地主要分布在今河南、山东两地。《魏书》卷一一○《食货志》载，尚书崔亮曾奏请开采了恒农郡（今河南陕县）的铜青谷、苇池谷、鸾帐山铜矿，河内郡（今河南沁阳）王屋山铜矿，每斗得铜4-8　两不等，并恢复了南青州（今山东益都）苑烛山、齐州（今山东历城）商山两处铜矿。《魏书》卷四九《崔鉴传》载，孝文帝时，崔鉴"出为奋威将军、东徐州刺史，。。又于州内冶铜以为农具，兵民获利"，此期的铜约有四大去处，即佛事用、建筑用、铸造钱币及日用器。总的来看，此期铜生产量是不大的，《宋书》卷三载，为示节俭，宋武帝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还曾下令"禁丧事用铜钉"。

此期铜合金技术取得了三项比较重要的成就，即炼出了镍白铜和砷铜，生产了一定数量的黄铜。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云："堂螂县因山而得名，出银、铅、白铜、杂药有堂螂、附子"。堂螂县在今云南会泽县境，与巧家县接界，接近东川铜矿和四川会理铜镍矿。从清代以后的大量资料看，此"白铜"系镍白铜是无疑的，这是我国，也是全世界关于镍白铜的最早记载。有人分析过会理力马河铜矿的成分，知其含镍1.12％、铜3.36％、铁22.6％①。还有人分析过一件传世的白铜墨盒，知其成分为：铜62.5％、锌22.1％、镍6.41％、铁0.64％、锡0.28％、铅0％②。早期镍白铜应是由铜镍共生矿炼制的，之后才发展到了有意配制的阶段。这中间的演变过程，可以进一步研究。在此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白铜"一词的含义，在不同地方未必是一样的，它可能指镍白铜，也可能指砷白铜，还可能指其他铜合金。传世汉光和元年神兽镜铭说："光和元年五月作尚方明竟，幽谏白同"。此"白铜"显然是指高锡青铜言。一些收藏家常称赫连勃勃铸作的"大夏真兴"和隋五铢为白铜钱，但人们检测过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部分藏品，却都是锡青铜质。《玉篇》云："鋈，白金也"。此白金一般认为是镀了锡的金属。

我国古代冶炼和利用铜砷合金的时间至迟可上推到商周时期，日本学者

①　《中国矿产地一览表》第2　卷下，第75　页，1942年。

②　王琎：《中国铜合金内之镍》，《科学》第13　卷第10　期，1929年。分析过一件传为郑州出土的商代晚期铜戈，合金成分为：铜83.05％、铅10.11％、砷4.72％、铁1.07％③。又有学者分析过一些昭乌达盟林西春秋矿冶遗址出土的金属颗粒，其平均锡、砷量分别为20％和4.5％④。但一般认为，它们都应当是用共生矿炼制的。目前学术界对我国何时有意识地配制了铜砷合金尚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晋，也有学者把它推到西汉。

我们比较倾向于晋代说。晋葛洪（公元283-363年）《抱朴子·黄白篇》曾详细地谈到了一种制造假"黄金"的方法，第一步是先取武都雄黄，捣之如粉，以牛胆汁和之，后把戎盐、石胆末、雄黄末、炭末置于赤土釜中，并加热。戎盐系熔剂，雄黄和石胆被还原而生成铜砷合金。第二步是使此铜砷合金与丹砂水（硫化汞在醋和硝石的混合液中溶解而成）作用，捣碎，加入生丹砂和汞，加热冶炼，"立凝成黄金矣"。此第二步或与精炼有关。这是我国古代关于生产黄色铜砷合金的最早记载①。稍后的梁陶弘景《名医别录》云：雄黄"得铜可作金"，说的应是同一意思。至迟成书于后赵（公元319-351年）的《神仙养生秘术》还谈到了点化白色铜砷合金的方法，说"其四点白，硇砂四两、胆矾四两、雄黄四两、雌黄四两、硝石四两、枯矾四两、山泽四两、青盐四两，各自制度"。此"点白"即点化白色铜砷合金。雄黄、雌黄分别为AS2S2、AS2S3，该书还谈到了一系列点化操作②。可见直到东晋为止，我国对炼制黄色铜砷合金（含砷＜10％）和白色铜砷合金（含砷≥10％）的技术都有了初步了解。

我国古代对铜锌合金（即黄铜）的冶炼和使用约可上推到龙山文化时期③，但当时的锌很可能是以共生矿形式带入的，对我国人工配制铜锌合金的起始年代，学术界还存在许多不同看法。《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魏钟会（公元225-264年）《刍荛论》说："夫莠生似禾，输石像金"。又，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七月七日，七夕，妇人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输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据研究，"鍮石"在我国古代约有两种含义：一指黄铜矿（GuFeS2），二即是作为铜锌合金的黄铜，此前一段文献提到的"鍮石"像金，后一段提到的"鍮石"可以为针，皆属铜锌合金无疑。这都是我国古代关于黄铜的较早记载，虽文献上不曾提到它的冶炼工艺，但从梁时民间以之为针来看，说当时我国已生产了一定数量的黄铜应是不错的。在此有一点需要顺带指出的是，我国古代文献中的"黄铜"一词，在不同地方往往也有不同的含义，须得好生分析；《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所云"黄铜"应指以黄铜矿为原料，以火法冶炼得到的赤铜言，在我国古代文献中，"黄铜"一词是到了元、明之后才专指铜锌合金的①。

3。铸造技术此期南方北方的铸造技术都有一定的发展。《魏书》卷一一○《食货志》云："铸铁为农器兵刃，所在有之"。这大体上反映了当时实情。从渑池铁③　山内淑人等：《古利器の化学的研究》，《东方学报》京都第11　册。④　李延祥等：《林西县大井古铜矿冶遗址冶炼技术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2　期。

①　王奎克等：《砷的历史在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1　期。②　赵匡华等：《我国金丹术中砷白铜的源流与验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1　期③　孙淑云等：《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　期。唐兰：《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故宫博物院刊》1979年第11　期。

①　赵匡华：《中国历代"黄铜"考释》，《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4　期。器窖的出土情况看，截至北魏为止，不仅是农具，而且许多手工业工具，以及箭镞等兵刃器，都曾用浇铸法成型，这一方面说明了铸造技术之发展，另方面也说明，"以锻代铸"经历了何等漫长的过程。我国古代铸造工艺的一些基本形式此期都在沿用，但最值得注意的应是铁范铸造和层叠铸造两种。铁范铸造约发明于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仍使用得十分普遍，河南渑池汉魏铁器窖曾出土过各种不同种类和型式的铁范计152　件，其中有铁板范64件，双柄犁花3　件，犁铧范32　件，臿范5　件，斧范12　件，镞范18　件，此外还有镰范、锤范、碗形器范，锄形器范等。其中斧范2　式，Ⅰ式为砍伐工具，Ⅱ式为兵器。箭镞范计5　式，即柳叶式、长四棱尖头式、长四棱圆头式、短四棱倾斜式、短四棱束腰式，一范可铸6-10　支。铁范铸造的基本操作应与汉代无异，通常可分作五大工序：（1）先用木料等制作出实物的模子。（2）由模子制作"一次泥型"。（3）以"一次泥型"为模，制出"二次泥型"。（4）以"二次泥型"浇铸出金型，其尺寸应与"一次泥型"相应。（5）以金型浇出产品来，此产品尺寸应与木模相应。铁范铸造的优点是：因铸型可无数次使用，从而减少了制范工作量和制范周期。提高了生产率。同时，铁范铸造易于得到白口铁组织，便于下一步的可锻化处理。

层叠铸造约发明于东周时期，汉魏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它主要用来铸造钱币和部分小型器物。1975年，江苏句容县葛村曾出土过东吴"大泉五百"、"大泉当千"钱及其叠铸清理下来的浇口杯和直浇道部分。直浇道呈截头圆锥形，上粗下细，残长约14　厘米。钱币型腔呈"十"字形分布，每层可铸4　枚，计约20　余层，一次可铸百余枚①。关于句容叠铸泥范的造型过程，目前尚无确切资料，1935年南京通济门外出土过梁武帝时的铸钱泥范，因钱文比较呆板，故有人认为它可能是用木戳印成，而其各段范片上的钱形排列各不相同，故人们又推测，其所用木模是较多的②。

魏晋南北朝的铸件，除一般生产工具、兵器、日用器外，还有一些大型佛像、人像、铜镜、铜钱、铁钱、大铁镬等，也很值得注意。此时佛教已广为流传，铸制佛像之风甚盛。《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云："兴光元年（公元454年）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二年（公元467年），"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此期铜镜中，要数鄂城所出孙吴铜镜最为工精，如三角缘鸟兽镜、画纹带神兽境、四叶八凤佛像镜等，都曾引起过国内外学者的注意。曹魏铜镜还传到了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三国志》卷三十《倭人传》：景初二年（238年）十二月，倭王俾弥呼遣使来朝，魏王赐"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等物。关于这百枚铜镜的形制，日本学术界一直都是十分注意的，并且迄今仍在进行热烈的讨论。据稗史称，京口北固山甘露寺有二大铁镬，系梁天监（公元502-519）中所铸，上有铭文可辨，云其为五十石镬。另外，《魏书》卷七十四还谈到过不少铸制的人像，所有这些铸件，自然均需一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水平。

4。锻造技术魏晋南北朝的金属锻造技术取得了不少进展，除前述百炼钢外，花纹钢、

①　刘兴：《江苏句容县发现东吴铸钱遗物》，《文物》1987年第1　期。②　郑家相：《历代铜质货币冶铸法简说》，《文物》1959年第4　期。

铁锁链、金箔等的加工都是很值得注意的；尤其是花纹钢，它表现了最为高超的技艺。

花纹钢原是一种带有花纹的钢铁材料，一经抛光后，有时再腐蚀一下，花纹即现。我国古代花纹钢都是平面花纹，看得见，摸不着，可摄影，不可拓摩。

我国花纹钢发明较早。据《吴越春秋》卷四载，传说春秋末年，吴国铸剑大师干将制作了铁剑两枚，一曰"干将"剑，身作"龟文"；一曰"莫邪"剑，身作"漫理（水波纹）"；后者被献给了吴王。又据《越绝书》卷十一载，传说春秋末年时，越国铸剑大师欧冶子制作了铁剑三枚，一叫龙渊，"观其状如登高山，临深渊"，二叫泰阿，"观其釽巍翼翼，如流水之波"，三叫工布，"釽从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绝"。此二书原皆汉代著作，可知汉或汉前已有花纹钢无疑。东汉末年和魏晋南北朝时，有关花纹钢的记载明显增加。曹丕《剑铭》云：建安二十四年，丕命图工精炼宝刀宝剑九枚，皆因姿定名。室剑"色似彩虹"者，名曰"流采"；宝刀"文似灵龟"的，名叫"灵宝"；"采似丹霞"的就叫"含章"；露陌刀"状如龙文"，谓之"龙鳞"；皆系"至于百辟，其始成也"；故其刀又叫"百辟宝刀"，剑又叫"百辟宝剑"，匕首又叫"百辟匕首"。此外，曹毗《魏都赋》、傅玄《正都赋》、裴景声《文身刀铭》、《文身剑铭》、张协《七命》、《文身刀铭》等，都赞美过花纹钢刀剑。傅玄《正都赋》云："苗山之铤，铸以为剑，百辟文身，质美铭鉴"。裴景声《文身刀铭》云："良金百鍊，名工展巧，宝刀既成，穷理尽妙；文繁波回，流光电照"。这许多文字，都是清新俊秀，脍炙人口的。

从文献记载看，汉魏南北朝的花纹钢工艺主要有二：一是"百辟百炼"，即把含碳量不同的铁碳合金多层积叠，反复折叠锻打；曹丕《剑铭》，傅玄《正都赋》所云皆属此类。二是"万辟千灌"，其基本操作与灌钢工艺是相类的，如张协《七命》所云。这花纹钢原是组织和成分极不均匀的钢铁集合体，抛光了或再稍加腐蚀后，在自然光作用下，高碳部分颜色较亮，低碳部分颜色较暗，明暗相间，黑白相映，是即所谓的花纹。花纹钢制作是十分艰难、十分复杂的；加热温度不宜过高，否则会因组织和成分均匀化而使花纹消失；因其需反复锻打、千锤百炼，如若温度稍有不均，或锤锻稍有不慎，焊合不好，便会前功尽弃。与"百辟百炼"相类的工艺在本世纪30年代时北平还沿用着。

此时，一种外国花纹钢，即镔铁--大马士革钢也传入了我国。《魏书》卷一○二《西域列传》说：波斯国都宿利城，出金、银、鍮石、"金刚、火齐、镔铁"；《周书》卷五十《异域列传》也曾谈到波斯产镔铁。这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镔铁的较早记载。镔铁有多种不同的工艺，其中一种与我国花纹钢百辟工艺相似，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五曾有记载。

从现有资料看，在我国古代军事和交通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大型锁链至迟发明于西晋时期。《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云：太康元年，濬等伐吴，克丹阳，"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立以铁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此"铁鏁"即铁锁链。《南史》卷二十五《垣护之传》云：垣护之"随玄谟入河，玄谟攻滑台"、"玄谟败退，魏军悉牵玄谟水军大艚，连以铁鏁三重断河，以绝护之还路"。《南史》卷六七《肖摩诃传》云：周武帝遣其将宇文忻争吕梁。摩诃深入周军，纵横奋击。及周遣王轨来赴，"结长围，连鏁于吕梁下流，断大军还路"。此外，《北史》卷六二《王轨传》等地都谈到过铁锁链在军事上的应用。这些铁锁链的锻制，自然也不是十分容易的。

5。热处理技术在此期热处理技术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铸铁可锻化退火和钢的淬火，前者基本上是沿用了汉代的一些操作，后者则取得了两项较为重要的成就，即认识了不同的水对淬火质量的影响，发明了油淬①。

铸铁可锻化退火在东汉以后就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此期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这在渑池铁器中表现得最为明晰②。

一是可锻化退火处理器件的中心很少或不再残留有白口铁组织。人们分析过12　件渑池出土的可锻化处理件，全都是这样的。

二是脱碳退火和石墨化退火在使用上的分工表现得十分明显，前一操作主要用于斧、镰一类对锋利性能要求较高的器件，后一操作则主要用在铲、锄、镢、铧等对锋利性要求不高的农具上，在绳池12　件可锻化处理铁器中，有10　件为脱碳退火，其中6　件是斧，2　件是镰，作石墨化退火的两件器物分别是铲和铧。三是作可锻化退火处理的Ⅱ式斧（257　号）中析出了球状石墨。四是部分器件脱碳退火成了熟铁和钢后，又在刃部进行了局部渗碳；如镰（528　号）刃部边缘珠光体占70％，中心的珠光体只占30％左右；Ⅰ式斧（471　号）边部表层含碳量为0.7-0.8％，稍里为0.5-0.6％，中心含碳量只有0.3-0.4％；这显然是渗碳所致的；而Ⅱ式斧（257　号）刃部在作了局部渗碳后还进行了锻打加工。这说明人们对于脱碳、渗碳已有了相当的认识，操作上亦表现了较高的技艺。

此期水淬技术上的主要成就是由《蒲元传》记述下来的，其云：蒲元于斜谷为诸葛亮制刀三千口，他认为汉水钝弱，不能作淬火用，不如蜀水爽烈，于是派人往成都取水。有一人从成都取水后率先回到了斜谷，元"以淬，乃言："杂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犹悍言不杂。君以刀划水，云："杂入升，何故言不？"取水者方叩头首伏云："实于涪津渡负倒覆水，惧怖，遂以涪水入升益之"。于是咸共惊服，称为神妙。刀成，以竹筒密内铁珠，满其中，举刀断之，应手虚落，若薙生■，故称绝当世，因曰神刀"①。这段记载或有些夸张，但与现代技术原理是基本相符的。因不同地区的水所含矿物质的多寡、种类都不一样，导热性能就各有差异。对淬火质量就会造成不同的影响，这是我国古代关于选择淬火剂的最早记载。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水部·流水"条也有类似说法："观浊水流水之鱼，与清水止水之鱼，性色迥别，淬剑染帛，各色不同，煮粥烹茶，味亦有异"。说的都是同一道理。人们使用得最多而且最早的淬火剂是水。水淬的优点是在高温区（550-650℃）冷却较快，缺点是低温区（200-300℃）也冷却较快，易造成较大的组织应力，于是人们又发明了油淬。我国古代有关油淬的记载始见于前引《北齐书》所云綦毋怀文造宿铁刀事，其中"浴以五牲之溺"即以动物之尿为淬火剂，尿实际上是含有多种矿物质的水溶液；"淬以五牲之脂"意即以

①　何堂坤：《我国古代的钢铁热处理技术》，载《技术史丛谈》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②　北京钢铁学院金属材料系中心试验室：《河南渑池窖藏铁器检验报告》；北　京钢铁学院李众：《从渑池铁器看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成就》，均载《文物》1976年第　8　期。

①　《太平御览》卷三四五引。

动物之油作淬火脂，是即油淬。油淬的优点是在低温区冷却较慢，从而可减少组织应力，缺点是在高温区也冷却较慢。今人常在高温区使用水淬，低温区使用油淬，这样就既避免了珠光体类型的转变，保证了工件能获得较高硬度，又避免了因组织应力而产生裂纹。文献上说綦毋怀文既使用了尿淬，又使用了油淬，这是否属于分级淬火，可以进一步研究。

6。表面加工魏晋南北朝时，因铜器使用量减少，除了铜镜外，外镀铅锡的操作已经很少使用，此时比较值得注意的表面加工有鎏金和金银错等项。

在考古发掘中，三国、两晋、南北朝都有鎏金器物出土。1971-1977年，湖北鄂城先后出土了3　件孙吴时期的鎏金画纹带神兽镜①；1953年江苏宜兴晋墓出土有鎏金花瓣铜饰5　件②；1973年山西寿阳县贾各庄一座北齐早期墓出土鎏金器60　多件，其体形小巧，为南北朝所鲜见③；1965年广东韶关南朝墓出土有鎏金指环等。此期的銮金操作与汉代大体上是一致的，《本草纲目》卷九《金石·水银》集解引梁陶弘景云：水银"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可见古人对鎏金工艺已有了相当的认识。

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特殊需要，此期的金银错工也有一定发展。《魏书》卷一一0《食货志》云："和平二年（461年）秋，诏中尚方作黄金合盘十二具，径二尺二寸，镂以白银，钿以玫瑰。其铭曰："九州致贡，殊域来宾，乃作兹器，错用具珍。锻以紫金，镂以白银，范围拟载，吐耀含真。纤文丽质，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由此描述情况看，其技术水平是不低的。《邺中记》中也谈到了不少镶金银的斗帐、香炉、屏风等。今见于考古发掘的有：1966年陕西省博物馆收集到的前凉升平13年（公元369年）金错泥筩（按：器为铜质，呈竹筒状）④；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六朝蟠龙镇，通体错金银，1965年辽宁冯素弗墓出土的错金柿蒂纹大铁镜⑤。前云鄂城鎏金画纹带神兽镜的钮部都曾错金。但总的来看，数量还是不太多的。

①　此节基本观点采朱大渭师之成说，见《文史知识》1989年第5　期。

②　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　期。③　王克林：《北齐库狄回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　期。

④　秦烈新：《前凉金错泥筩》，《文物》1972年第6　期。

⑤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　期。（三）南方青瓷的发展和北方瓷业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陶瓷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南方因社会比较稳定，东汉晚期发明出来的青瓷、黑瓷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长江中上游的赣、湘、鄂、蜀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的闽、粤、桂一带，都烧出了独具地方特色的瓷器，并在胎料、釉料的选择和配制，成形、施釉、筑窑和烧造技术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北方则因战祸连年，陶瓷技术长期停滞不前，及至北魏才在南方影响下烧出了青瓷和黑瓷，之后又烧出了白瓷。白瓷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又一贡献。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重要发源地和主要产地之一。由于制瓷技术的迅速发展，此期已逐步形成了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四大窑系。其中又以前者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好。在江苏，均山窑亦开始形成。越窑主要分布于古越人居住的上虞、余姚、绍兴等地。始烧于东汉，是我国最先形成、产品风格一致的窑系。此期越窑址除上虞、绍兴、余姚外，在鄞县、萧山、金华、永嘉、余杭、德清、吴兴、临海、宁波、丽水、奉化等县、市都有发现①。仅上虞一县，三国时期的越窑便超过30　处，较东汉激增了四、五倍之多；西晋越窑又达60　多处；东晋时期，由于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瓷业的发展，上虞越窑才见减少。今见上虞东晋窑址只有30　处左右。越窑瓷器的特点是胎质致密坚硬、釉层光滑，在视线易于接触到的口、肩、腹部装饰有各种花纹。三国末年到西晋，其制瓷技术益加精巧，品种亦较丰富，但其许多产品都堆雕刻画，器形复杂；上塑亭台、楼阙、佛像、各色人物和禽兽的谷仓，肩部堆塑神鹰的鹰形壶等，恐非一般平民所能使用；及至东晋后期，越窑青瓷方出现了普及的趋势，造型趋于简朴，各种装饰减少。长江中上游的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也是我国早期青瓷的重要产地。

江西汉代就已烧出了青瓷，三国西晋便达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①；今发掘的丰城罗湖南朝窑址，是著名唐洪州窑的前身②。湖南青瓷亦创始于东汉时期③，魏晋之后有了进一步发展。1973年发现的湘阴青瓷窑，是著名唐岳州窑的前身，其约创始于魏晋④。四川、湖北地区始烧青瓷的时期稍晚，但前者在魏晋，后者在晋代亦开始烧造。东南沿海的广东出土过不少两晋南朝青瓷器，近年在深圳市沙田猪肉地和岗头山还发现了4　座馒头窑⑤。广西青瓷约始烧于南朝时期，目前虽在桂北、桂东、桂东南都出土了许多东晋至南朝青瓷，但相当大一部分是外地传入的。只有一部分为本地烧造⑥。福建青瓷亦始烧于东晋至南朝时期，目前在泉州、福州等地都发现了一些南朝窑址⑦；但福建两晋和南朝前期墓葬仍然是以越窑产品为主的。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35　页。

①　朱家栋：《江西陶瓷考古综述》，《景德镇陶瓷》1989年第1　期。

②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等：《江西罗湖窑发掘简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③　《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　页。

④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18　页。

⑤　《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24-225　页。

⑥　覃义生：《广西出土的六朝青瓷》，《考古》1989年第4　期。

⑦　曾凡：《福建南朝窑址发现的意义》，《考古》1989年第4　期。

此时，文献上也出现了关于"瓷"的记载。其中最为重要的资料是晋潘岳（公元247-300年）《笛赋》对瓷的外表形态进行了描述，说"披黄苍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酃"。其中的"瓷"应即是瓷器；缥，《说文解字》释为"帛白青色"，《释名》释为浅青色，故今世学者释"缥瓷"为青白釉，或者青黄釉的瓷器。此外，晋人吕忱的《字林》中亦出现过"瓷"字，只可惜原书早已亡佚，今人只见辑本。

北方青瓷技术约出现于北魏时期，近年在洛阳北魏城址出土了不少青瓷和黑瓷制品①；河北省的河间、吴桥、赞皇和磁县等亦出土过北魏时期的青瓷；但此期北方窑址发现较少。目前所知仅有：山东淄博寨里青瓷窑和河北内丘白瓷窑；前者至迟创烧于东魏（公元534-543年），并一直延续到了唐代中晚期②；后者是邢窑的前身，始烧于北齐，隋唐时烧出了黑釉、黄釉、三彩器等，唐末五代衰落。

洛阳北魏大市出土的青瓷器有杯、盏、钵，黑瓷有碗、杯、盂等，以青瓷居多。青瓷、黑瓷技术已趋成熟，但仍显示了一些原始性。多数青瓷胎体厚重，加工粗糙，其色灰黄，多数釉面缺少光泽、透明度较差，少数器物存在脱釉现象。黑瓷胎釉结合较好，釉层脱落甚少。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青瓷杯（Ⅱ式）胎质洁白，质地坚硬，薄胎薄釉，釉色淡青明亮，微透白色胎骨。从而显示了一些白瓷的特征，说明北方白瓷已经萌芽。

寨里东魏瓷器主要有碗、盆、器盖等，其中以碗居多，器类较为简单。

此期的寨里瓷多呈青褐色和黄褐色，少数为深褐色，近于黑色，釉层厚薄不均，呈斑块状，且常有垂泪状，器内挂釉更加不均，内底聚釉甚厚，但他处却有露胎现象。胎质厚重、疏松。并见有气孔和黑斑，断口呈褐色。显示了相当的原始性。

此期南方和北方的制陶业亦有不少差别。在整个六朝时期，南方陶业都有一定发展，尤其是陶制明器。在孙吴和西晋时期，明器器型有谷物加工工具、生活用具、家畜家禽等；陶胎多为红色，外施一层棕黄色的薄釉。东晋以后，庄园经济在南方得到较大发展，器形以仪从车马为主，其他明器逐渐衰退。六朝日用陶器出土较少，除了缸外，多是火候较低，质地疏松的灰陶，与前代实用硬陶明显不同。陶缸在浙江上虞和江苏南京发现较多，一般高约80　厘米、口径40　厘米、底约30　厘米左右，胎色青灰，外施一层黑褐色釉。由于制瓷技术的发展，除了大型特别器物外，一般生活用陶已退居次要地位①。在北方，三国两晋陶业都远不及汉代发达，民间流行的陶器多为火候较低，质量较差的灰陶；北魏之后，汉代发明的低温釉陶始才复苏、流行，并且用到了建筑业中。

1。南方制瓷技术的主要成就首先是胎料选择和加工技术有了稳步发展。由现有分析资料看，东汉至五代，及至北宋，南方青瓷一般都是采用本地瓷石　为原料的，但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历史阶段，因原料选择，配制上的差别，瓷胎成分也产生了许多差异。此期胎料配制技术上的两个重要事项是越窑瓷胎含铁量增加和婺州

①　杜玉生：《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年第12　期。②　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山东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窑址调查纪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①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　页。窑化妆土的使用成功。

表一所列为魏晋南北朝青瓷、黑瓷胎的化学成分，其中有越窑青瓷器14件（SHT1-（2）、SY-16、J4、J6、NB4、J5、李3-李10）婺州窑青瓷器1件（J7），其SiO2　和Al2O3，含量分别处于73.51-78.00％，14.85-18.06％之间，与东汉越窑青瓷并无明显差别，但Fe2O3　含量明显提高，波动范围是1.63-3.02％，平均2.143％；有的试样所含TiO2　量亦较高；有学者认为，这很可能是选用了含铁、钛较高的瓷石，或在胎中加入了少量紫金土之故。李家治、郭演仪等人曾分析过6　件东汉晚期越窑青瓷片，其成分为：SiO275.40-78.47％，Al2O315.26-17.73％，Fe2O31.56-2.42％；Fe2O3　的平均含量为1.778％。故六朝的越器瓷胎往往呈色较深，为灰色，对釉起衬托作用，使釉色青中带灰，色调比较沉静①。有学者分析过3　件福州怀安梁代青瓷胎成分，其SiO2　含量较高，为80.57-86.7％；Al2O3　量较低，为8.72-14.66％；这在历代越窑中都是很少看到的，应是原料条件不同之故。

德清窑的原料选择和加工都比较复杂。其创烧于东汉，以青瓷为主，汉末、三国便生产出了黑瓷；东晋南朝时，以黑瓷为主，兼烧青瓷；隋唐时期转为单烧青瓷，唐后衰落。表一列出了一件德清窑东晋黑釉器成分，可见其主要特点是含铁量较高（Fe2O32.86％），TiO2　量亦不低。有关研究认为，德清窑所用原料约有六、七种之多，即瓷土、含铁较高的紫金土、石灰石、含铁量较低的白瓷土，以及普通陶土和耐火粘土等，人们使用含铁量较高的原料作黑瓷胎，用含铁量较低的原料作青瓷胎，这些原料均曾分别粉碎、淘洗、精心搭配，表现了相当高的技艺②。

表一　魏晋南北朝青瓷黑瓷胎化学成分

①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0年第9　期，并见表一注。②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　页。成分（％）

样号品名时代出土地SiO2 Al2O3 Fe2O3 TiO2 CaO MgO K2O Na2O MnO P2O5SHT1　-（　2　）　青瓷碗75.83 16.00 2.23 0.84 0.33 0.54 2.90 0.60 0.02　±李3　印纹罍青瓷片78.66 14.85 1.63 0.96 0.22 0.54 2.52 0.50李4　盘口壶青瓷片三国上虞77.50 15.19 2.36 0.78 0.24 0.54 2.23 0.71J4　青釉瓷片上虞龙泉塘73.50 18.06 2.72 1.11 0.29 0.50 2.46 0.93 0.02J5　青瓷片上虞帐子山76.82 15.71 3.38 0.71 0.19 0.52 2.72 0.70 0.01李5　樽腹片上虞76.83 16.37 1.90 0.69 0.30 0.60 2.65 0.62李6　青瓷钵残片上虞76.77 16.21 2.06 0.78 0.24 0.54 2.06 0.58SY　-　16　青瓷洗残片西晋上虞76.60 16.09 1.88 0.85 0.30 0.57 3.00 0.89 0.02　±李7　青瓷钵片上虞76.92 16.01 2.26 0.88 0.28 0.57 2.48 0.48李8　青瓷碗片上虞77.03 16.12 1.91 0.79 0.30 0.60 2.62 0.52J6　四系青瓷罐绍兴78.00 15.65 1.83 0.76 0.26 0.53 2.44 0.50 0.02　微J7　青釉瓷片金华竹马馆73.85 17.13 3.02 1.02 0.65 0.63 2.39 1.22 0.03　微凌141　黑釉器德清窑73.41 17.92 2.86 0.92 0.48 0.65 2.58 1.02凌142　黑釉器东晋余杭窑74.60 16.80 2.77 0.93 0.46 0.78 2.28 1.10NB4　青瓷碗上虞76.90 16.20 2.00 0.77 0.22 0.56 2.89 0.50 0.01　微李9　青瓷碗上虞77.05 16.12 1.91 0.47 0.39 0.60 2.66 0.62李10　青瓷碗上虞77.29 15.92 2.05 0.75 0.34 0.67 2.61 0.66NB1　青瓷碗瑞安安溪72.31 20.18 1.96 0.97 0.23 0.47 2.89 0.85 0.03NB3　青釉五盅盘瓷片福州张都山67.68 22.40 2.97 1.21 0.44 0.95 3.61 0.70 0.04　微L1　青瓷片福州怀安86.70 8.72 0.68 0.68 0.20 0.34 2.21 0.45 0.01 0.01L5　青瓷片福州怀安86.32 9.24 0.64 0.48 0.18 0.33 2.37 0.41 0.01 0.01L8　青瓷片南朝福州怀安80.57 14.66 0.54 0.46 0.19 0.22 3.12 0.38 0.03W1　青釉瓷片北朝景县封氏墓67.29 26.94 1.11 1.17 0.59 0.53 1.86 0.20　无＊资料出处：试样SHT1-（2）、SY-16：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载《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试样"李3"-"李10"：李国桢等：《历代越窑胎釉的研究》，《中同陶瓷》，1988年第1　期。

试样J4、J6、J7、NB3、NB4：李家冶《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78年第3　期。

J5、NB1：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第3　期。

试样"凌141"、"凌142"：凌志达《我国古代黑釉瓷的初步研究》，载《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试样L1、L5、L8：转引自《考古》1989年第4　期第366　页，原出自《硅酸盐学报》1986年第2　期。＞试样W1：周仁等：《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1　期。

＊　试样凌141、凌142　均含有0.01％的Cr2O3化妆土技术最先是在婺州窑上取得成功的。婺州窑位于今金华地区，武义县还发现过西晋窑址。使用化妆土的作用：一可使表面粗糙的坯体显得比较光滑整洁；二可使颜色较深的胎体得以覆盖，从而使一些质量较差的原料也得到了充分利用；三可使釉层显得比较饱满柔和，从而更增加了釉层的艺术美感。婺州窑自西晋晚期便采用了红色粘土作坯，开拓了新的原料来源。东晋时的越窑、德清窑，南朝时的湖南、四川一带都采用了化妆土。其缺点：一是增加了淘洗和化妆工序；二是器胎、化妆土、釉三者的烧结温度、膨胀系数需大抵一致，否则容易脱落。南朝过后，浙江青瓷已很少采用这一工艺。其次是成形技术上也有了重要的进步，碗、盏、钵、壶、罐等圆器都已采用了拉坯操作。拉坯用的陶车也采用了比较先进的瓷质轴顶碗装置，使装在轴承上的轮盘能转动自如，提高了生产率。一些扁壶、方壶、楅、狮形烛台等式样特殊的器物，则用拍片、模印、镂雕、手捏等工艺，从而满足了不同的需要。如扁壶和方壶，是先拍成所需器物的方形、长方形或椭圆形薄片，然后粘合成器身，再粘结口、耳、足等附件。为使器形规整，扁壶的腹片可在外模中修整。三国西晋常见的谷仓成形尤为复杂，其口、腹部系分段拉坯，之后再粘在一起，底和屋檐等则用拍片，各式人物、禽兽，则用模印和手捏，仓口和器腹的小圆孔则雕镂而成。上虞县宋家山晋代青瓷出土过狮形水注陶模和鸡首壶的鸡首陶模，对我们了解当时陶瓷成形技术提供了实物依据。第三，制釉和施釉技术的发展。我国古代瓷釉技术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即形成期--商周，成熟期--汉唐，提高期--宋代以后①。从大量考古实物的科学分析看，此期江浙一带的青釉成分与东汉是相差不大的，唯CaO　量稍有提高。表二列出了13　件三国至南朝的青瓷釉化学成分，可知其SiO2　为52.96-62.60％，多处于56-62％间；Al2O3　为9.99-16.17％，多处于11-14％；Fe2O3，为1.87-3.34％，平均2.425％；CaO　为13.25-

①　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第2　期。20.85％，平均19.162％；有学者分析过3　件上虞小仙坛东汉青瓷釉，其Si02、Al2O3　量与此期大体一致，CaO　和Fe2O3　的平均含量分别为17.65％、2.05％。此六朝青瓷釉的CaO　量较东汉稍高，亦是典型的石灰釉，其原料主要是釉石（瓷石）和草木灰（石灰石）；较商周的更高，李家治先生曾统计过19　件全国南北各地出土的商周原始瓷釉成分，平均含CaO　量仅为12.68％②。

我国历代青瓷都是以铁为着色剂的，用还原焰烧成。此时含铁量对釉的呈色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一般而言，当氧化铁含量达0.8％左右时，釉呈影青色；随含铁量增加，呈色亦加深，当含铁量达1-3％时，釉呈青绿色；含量达4-5％时，呈灰青色、茶叶末或墨绿色；达8％左右时，釉呈赤褐色乃至暗褐色；当厚度达1.0　毫米以上，或含铁量增长至10％左右时，便呈现黑色③。

表二　魏晋南北朝瓷釉成分②　李家治：《原始瓷器的形成和发展》载《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③　会见叶喆民《中国古瓷浅说》，轻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33　页。

样　号品　名时　代SiO2 Al2O3 Fe2O3 TiO3 CaO MgO K0O Na2O MnO PbO P2O5 FeOSHT1　-（2）　碗片青釉58.95 12.75 2.03 0.73 19.56 1.89 2.17 0.81 0.17　±　0.82 0.41李4　盘口壶青釉三国62.60 11.64 3.34 0.71 14.14 2.61 3.21 0.77 0.54 0.44J4　青瓷釉59.55 13.12 2.61 1.06 16.09 1.84 2.08 0.97 0.18　＜　0.02李5　樽腹青釉56.33 14.74 2.75 0.70 17.85 3.27 2.28 0.69 0.58 0.80SY16　青瓷洗釉片60.94 13.84 2.04 0.49 16.91 2.23 1.86 0.80 0.31　±　0.85 0.22J1　青瓷碗釉片61.30 11.30 1.87 0.97 17.92 2.03 1.23 0.54 0.30 0.02 1.07J2　青瓷罐釉片62.24 16.17 1.99 0.77 13.25 2.79 1.48 1.16 0.25J3　青瓷罐釉片西晋60.79 11.23 2.60 1.14 17.95 2.25 1.42 0.74 0.16李7　青瓷钵釉片53.96 13.78 2.65 0.63 20.85 3.77 2.19 0.63 0.62 0.94J6　青瓷罐釉片59.31 2.53 18.43 1.97 1.48 0.65 0.28 0.01J7　青瓷罐釉片60.56 2.00 18.14 1.28 2.33 0.57 0.22 0.04凌141　黑釉52.10 11.25 4.62 0.93 22.99 1.63 1.83 0.72 0.19 3.16凌142　黑釉东晋56.59 14.19 4.28 0.96 17.80 1.26 1.56 0.82 0.26 2.21NB4　青瓷碗釉片57.37 2.40 19.69 2.07 2.05 0.64 0.34 0.01李9　青瓷碗釉片南朝58.02 9.99 2.72 0.69 21.33 2.83 2.19 0.68 0.54 1.04W1　青釉片北朝57.25 16.35 1.65 0.69 17.99 3.35 2.51 0.52 0.06＊试样J1、J2、J3　资料出处同J4，均见表一说明。

＊除表中所列外，试样凌141、凌142，皆含Cr2O30.02％；含CuO　分别为0.01％、0.02％；含CoO　分别为0.02％、0.03％。

除了铁外，石灰釉中的钛和锰也是很强的着色元素，钛可使釉呈黄色或紫色，锰可使之呈棕色或紫色，若釉内同时含有铁、钛、锰的氧化物，即使含量较低，也会呈现出青中带黄或灰黄微绿的；若含量较高，则呈暗褐色或黑色。远在汉代，上虞越窑就使用了石灰石和紫金土来配制酱色釉；到了晋代，德清窑又利用含铁量很高的紫金土，甚至掺入了含锰粘土来配制黑釉，这是制釉工艺又一个大的进步。

我国大约在汉代就采用了浸釉法施釉，但当时仍以涂刷法为主；三国西晋后，普遍采用起浸釉法来。此时釉层一般较为均匀，呈色亦较稳定；胎釉结合好，流釉较少；西晋青瓷釉厚度已多在0.1　毫米以上，说明其胎釉烧成温度，膨胀系数都是匹配的。湘、鄂、蜀、赣等地瓷窑的产品，可能采用了含铝量较高、含铁量较低的瓷土作为胎料，而使胎的烧成温度提高，但其釉料未作相应调整，故常出现釉层已经玻化、胎未烧好，胎釉结合不佳的现象。第四，龙窑技术的改进。三国时期，龙窑结构仍处在探索阶段上，至迟南朝，就逐渐变得比较合理起来。

上虞鞍山曾发现一座保存较好的三国龙窑，全长13.32　米，宽2.1-2.4米，由火膛、窑床、烟道三部分组成。窑底前段倾斜13°，后段23°，中段凹下。窑墙用粘土筑成，高30-37　厘米，用粘土砖坯拱顶。在窑床与烟道间有一道高10　厘米的挡火墙，墙后设有六个排烟孔。与东汉龙窑相较，优点是窑身加长了，可提高装烧量，窑身前宽后窄，有利于烧成，缺点是因前段坡度较小而影响抽力，对发火和升温不利；后段因坡度较大而抽力太大，不利于保温。此窑的窑床内遗留有大量用来装烧坯件的垫具，中段最为密集，后段接近火墙处则很少看到，说明前段中段烧成较好，后段是烧不出瓷器的①。由汉到晋，龙窑结构的基本特点是短、宽、矮、陡。短是受了火焰长度的限制，宽是为着扩大装烧面，矮是与当时叠装高度相适应的，陡是为了提高自然抽力。这结构显然是不太合理的，于是人们采用了"分段烧成"，即在窑顶或窑室的两侧设置投柴口，使火膛不断移位。龙窑就变得较长、稍窄、稍高、稍缓起来。此法的发明年代今尚难考。上虞帐子山发现过一座晋代龙窑，仅存窑床后段和出烟坑部分，残长3.27　米、宽2.4　米；窑的结构和建筑用料与汉代相同。值得注意的是窑床后段的倾斜度约为10　度，与现代龙窑相似，同时窑底的砂层上所置窑具纵横成行，排列有序，行距疏密不同，可适当调节火焰分布状况；有人推测，它很可能只采用了分段烧成法。浙江丽水发掘了一座南朝龙窑，只发掘了中间一段，便长10.5　米、宽只有2.0　米，比晋代的稍窄。因拱顶已毁，投柴孔情况不明，但这样长的龙窑，不实行分段投柴是不能把中后段产品烧成的②。采用分段烧成后，龙窑长度可视需而定。加大长度的优点是：一可增加装烧面积，从而增加装烧量。二可提高热利用率。三可使窑身宽度变小，从而可延长窑顶寿命；因当时的窑顶是用土坯砌造的，过宽则易倒塌。四可使窑内温度分布更为均匀。这样，龙窑结构就一

①　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年第3　期。

②　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年第3　期。

步步走向了定型。

第五，装烧技术的提高。当时的窑具计有两种：一是垫具，它是置于窑底上的，用来把坯件装到窑内最好烧成的部位，一般较为高大粗壮；二是间隔具，用于叠装，一般制作较为精细。三国时，有的垫具作直筒形，腰部作弧形微束，托内有内折平唇，晋时改作了喇叭形和钵形。间隔具在三国时多用三足支钉，西晋时窑工们又发明了一种锯齿状口的盂形隔具。东晋之后，德清窑和一部分越窑窑场已不再采用隔具，而是在坯件间放置几粒扁圆形泥点（雅号"托珠"）垫隔，这不但增加了装烧置，而且节省了原料和制作垫具的工时。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南朝时期今湖南等地已使用了匣钵。

此期的烧成技术有了较大的提高，尤其六朝时期。李家治先生分析过一件上虞西晋元康七年墓出土的越窑双系罐瓷片（表一，J4），知其烧成温度已达1300℃，吸水率0.42％；显气孔率0.92％；胎内有发育得较好的莫来石晶体；石英颗粒较细，并有较多的玻璃态；其釉色青灰，厚薄均匀，胎釉结合较好，无剥落现象，0.5　毫米厚时便可微微透光，瓷片击之镪锵有声；除了Fe2O3　和TiO2　含量稍高（分别为2.72％和1.11％），使胎呈现较深的灰白色外，已接近宋、元、明瓷器的组成①。郭演仪等分析了上虞帐子山三国青瓷碗残片（表一，试样SHT1-（2）），其显气孔率为1.06％，吸水率0.45％，烧成温度为1240℃；上虞西晋洗口残片（表一，试样SY-16）的显气孔率为1.06％，吸水率0.5％，烧成温度1220℃；皆在弱还原性气氛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薄片可微透光，亦基本上达到了现代瓷标准②。其坯件尚无匣钵等保护体，以明火烧造，但熏烟现象很少，过烧和流釉现象亦很少看到。说明烧成技术是较高的。

2。北方制瓷技术的主要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相继发明了青瓷、黑瓷和白瓷。下面分别介绍。

青瓷技术的发明。目前作过科学考察的北朝青瓷器所知只有1955年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釉器一件，釉呈灰色而略带黄，极薄，有细纹片；胎质较粗，色灰，见有黑点和气孔①。封氏墓群的年代是北魏至隋代初年。由表一可知，其瓷胎成分的主要特点：一是SiO2　含量（67.29％）较南方青瓷为低，Al2O3　含量（26.94％）远较南方青瓷为高，这正是北方青瓷的一个基本特点。从东汉到五代，及至北宋，南方青瓷多是高硅低铝质的。高铝的优点是有利于成形和烧成，但需相应的原料处理条件和高温技术相配合，否则很难使瓷器的致密度达到最佳状态。二是TiO2　量较高，这也是北方瓷系的重要特征，封氏墓青瓷和其他北方青瓷胎一般着色较深，与此是不无关系的。Fe2O3　和TiO2　都是着色元素，若瓷胎含铁而不含钛，即使含铁量超过1％，在还原焰下烧成后，瓷胎仍然是呈白色的；若含铁且含钛并钛较高时，其着色就会变得明显起来。此乃因Fe2O3　和TiO2　在高温下生成了FeO·TiO2　与2FeO·TiO2以及Fe203·Ti02　等化合物使胎着色之故②。南北青瓷虽含铁量相去不大，但

①　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78年第3　期。②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①　周仁等：《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1　期。②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中国古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因南方青瓷含钛量稍低而呈色较浅。

表二列出了北朝封氏墓青釉的化学成分，可知其亦是一种含CaO　较高的石灰釉，此外其余Al2O3　量亦较高，这显然是与原料有关的。此期北方瓷器施釉主要有荡釉和蘸釉两种。从寨里窑发掘情况看，大凡碗、盆、四系罐等均采用器内荡釉、器外蘸釉的方法。

北方黑瓷的兴起。由前可知，青瓷、黑瓷实际上都是以铁等为着色元素的。以青釉器为中心，若在工艺上设法排除了铁的干扰，就会烧出白瓷来；若加重了铁在釉中的呈色，就会烧成黑瓷。北方黑瓷的发明年代目前尚不了解，但前云洛阳北魏城址在出土青瓷的同时，亦出了黑瓷，故其发明年代亦至少可上推到北魏时期。看来，不管南方北方，黑瓷与青瓷的发明年代，是不会相差太远的。除了洛阳北魏黑瓷外，今日所知的北朝黑瓷还有：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缸①，1975年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出土的黑釉瓷片②；前者造型稳重大方，线条挺拔，制作颇精，胎质坚硬，釉色匀称光亮；后者虽难辨器形，但其制作规整，釉色漆黑光亮，胎骨细薄坚硬。都表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

北方白瓷的出现。一般认为白瓷的发明年代是较青瓷稍晚的。虽南方的长沙东汉墓曾发现过几种与白瓷相似的灰釉器，其胎质灰白，釉层匀润，已近白釉，但后来未见连续生产③。故作为一项连续发展的白瓷工艺，应说是始于北方的。1971年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了一批碗、杯、缸、瓶等白瓷器，是今知最早的北方白瓷产品。其胎料曾经淘洗，既白且细，没有化妆土，釉薄而滋润，其色乳白。但无论胎釉的白度、烧成后的强度和吸水率等，都是不能与现代标准白瓷相比的；尤其是其釉色呈乳浊的淡青色，在釉厚处依然泛青④，说明其并未完全摆脱开铁的呈色干扰。其实，由青瓷到白瓷，是有一个过程的；甚至到了唐代，有的白瓷在薄釉处呈白色，在厚釉处却依然泛青。白瓷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为后世的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等各种彩绘瓷器的发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我国瓷器技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3。北方铅釉陶的发展北魏建国后，北方的制瓷业开始发展，制陶业亦复苏起来。此期的低温铅釉陶在汉代基础上有了许多改进，其釉色莹润明亮，花色品种增加，有黄地加绿彩，有白地加绿彩，也有黄、绿、褐三色并用；脱离了汉代的单色釉，而向多色釉过渡，为唐三彩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用途亦日益扩大。铅釉陶在北方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都有工艺水平较高的器物出土。在河北，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封氏墓群所出诸器。如黄釉高足盘、釉色黄中闪青，晶莹如镜，造型简洁明快；黄釉杯，胎白釉薄，制作端庄；酱色釉玉壶青式瓶，胎色棕褐，质地坚密，造型优美，釉层匀润而不甚透明，是北方釉陶中难得的精品①。在河南，最有代表性的是北齐范粹墓的几件黄釉扁壶，它为模制成型，作扁圆形，正面略呈梨形，高20　厘米，造型别致；胎质

①　《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惠基传》。

②　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　期。③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17　页。

④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　期。

①　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3　期。细腻，釉色深黄，透明莹润，曾被误认作瓷器。范粹墓还出土有绿釉、淡黄釉、酱色釉等釉陶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范粹墓出土的釉陶中，有在淡黄釉上再挂黄釉和绿彩的，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釉陶有在淡黄釉上挂绿彩的②，看来，北朝釉陶在汉唐釉陶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种"铅釉"是一种含铅量较高的低温釉，人们曾对山东寨里铅釉作过科学分析，知其PbO　含量高达55.42％。

②　李知宴：《三国·两晋·南北朝制瓷业的成就》，《文物》1979年第2　期。（四）纺织技术的继续发展魏晋南北朝时，丝绸业在巴蜀和江南地区都有了一定发展，棉纺技术已在新疆等地逐渐推广开来。由于马钧对绫织机的改革，花织机生产能力大为提高；绫、锦、织成都有了不少的发展；红花已被广为使用，静蓝提取和染色技术都有了进一步提高；夹缬、绞缬技术逐渐兴盛起来。

1。原料加工技术的进步魏晋南北朝的纺织用原料主要是丝、麻、葛、毛，边远地区还用过一定数量的棉花等纤维。

秦汉时期，我国蚕桑业比较发展的地区是黄河中下游；魏晋南北朝后，巴蜀蚕业亦兴盛起来。《华阳国志》载，当时的巴郡、巴东郡、巴西郡、涪陵郡、蜀郡、永昌郡等均有蚕桑生产。西晋左思《蜀都赋》在赞美蜀锦时说："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刘宋）山谦之《丹阳记》说："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可见蜀锦已极负盛名。同时它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也占有了重要的地位，蜀汉还曾以之作为军饷的重要来源。诸葛亮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①。江南、东北、西北地区的蚕桑业也有了一定发展。如《三国志》卷六十五载，华覈谏孙晧疏称："大皇帝。。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訾之储"，"宜暂息众役，专心农桑"。可见吴国亦极力提倡蚕桑。统治者竞相服用丝绸之风也渐南侵，华覈所云"内无儋石之储，而有出绫绮之服"，正是指这种奢靡之风说的。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上看，至迟在公元五世纪，高昌地区就有了丝、棉纺织业；在十六国和稍后的文书中，明确冠以西域地名的丝织品就有"丘慈锦"，"高昌所作丘慈锦"、"疏勒锦"等①。说明此期西北少数民族的丝织业已相当发达。

此期家蚕饲养技术从选种、孵化到贮茧，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低温催青法、盐腌杀蛹法以及炙箔法。

"低温催青"即是利用低温来控制蚕种的孵化时间。《齐民要术》卷五《种桑柘》引晋《永嘉记》说："取蚖珍之卵藏内瓮中，随器大小亦可，十纸。盖覆器口，安硎泉冷水中，使冷气折出其势，得三七日，然后剖生养之"。一般二化蚕第一次产卵后，在自然状况下，经七、八天就会孵化出第二代蚕来，这低温（冷泉）处理若控制得好，便可在21　天（"三七日"）后孵化，从而在较大幅度上调节了养蚕时间。南北朝时还发明了盐腌杀蛹法。《齐民要术》卷五《种桑柘》说："用盐杀茧，易缫而丝韧，日晒死者，虽白而薄脆。缣练衣著，几将倍矣。甚者，虚失藏功，坚脆悬绝"②，梁陶弘景《药总诀》亦云："凡藏茧，必用盐官盐"。这就既有效地控制了缫丝时间，又提高了生丝质量。秦汉时期主要是利用薄摊阴凉，或日晒杀蛹来推延、适当控制时间的，但它只能推延一、二日，且丝质欠佳。

"炙箔"实际上是暖烘蚕箔。《齐民要术》卷五《种桑柘》条说：蚕上

①　《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诸葛亮集》。

①　《文选》卷四十。

②　据石声汉选释《齐民要术》选读本，农业出版社1961年版；1956年中华书局本《齐民要术》作"用炭易练而丝韧"。不作"用盐"疑误。

簇后，需在簇"下微生炭以暖之，得暖则作速；伤寒（嫌冷）则作迟"。可见炙箔的目的最初是为了快速作茧，此外还有一点是《齐民要术》未曾提到的，即同时还可提高蚕丝质量。炙箔技术一直沿用了下来，明代《天工开物》曾把与此相类的操作谓之"出口干"，意即蚕丝一旦吐出，由于烘烤之故，即刻变干。

魏晋南北朝时，麻类纤维仍被广泛地使用着，尤其是南方，自东晋至南朝各代，政府的户调制皆是布绢兼收的；绢的实际收入往往还不及麻布之数。《晋书》卷一○○《苏峻传》载，"峻陷宫城，。。时官（府）有（麻）布三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峻尽废之"。可见官府所藏绢数亦远不如麻布数。苏峻之乱平定后，官库收入中则有布而无绢①。南朝历代对臣僚的赐品亦是布多于绢的。有人从《宋书》摘得赙赐例13　条，其中赐布者9　条，赐绢者3　条，绢布兼赐者1　条；又从《梁书》摘得赙赐例40条，其中赐布者33　条，赐绢的4　条，二者兼赐者3　条。此时士大夫之俭朴者亦以麻类衣著为常服。《陈书》卷二十七《姚察传》说："察居显要，甚厉清洁。。。尝有私门生，不敢厚饷，止送南布一端，花练一匹。察谓之曰：吾所衣著只是麻布薄綀，此物于吾无用"。此"南布"有人认为是指棉布；"綀"即极其精细之苧麻布，汉谓"疏布"，三国谓"疎布"。此期麻加工技术也有了较大进步，主要表现是对沤渍脱胶的用水量、水温、沤渍时间都有了一定认识。《齐民要术》卷二《种麻》条说："获欲净（原注：有叶者易烂），沤欲清，水生熟合宜（原注：浊水则麻黑，水少则麻脆。生则难剥，大烂则不任挽。暖泉不冰冻，冬日沤者，最为柔韧也）"。这与现代技术原理是基本相符的，"水少则脆"，是麻纤维与空气接触而被氧化了的缘故。除去沤渍脱胶外，魏晋南北朝亦沿用了周代以来的煮练脱胶法。三国吴人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苧亦麻也，。。但其理韧如筋者，煮之用缉"。

此期毛纤维的加工利用技术有了一定进步，毛纤维的种类也有了扩展。

1959年，新疆巴楚脱库孜萨耒北朝遗址出土了织花毯、毛织带等毛织物，经检测，其纤维宽度分别为33.67　和31.08　微米，纤维支数分别为827　和514公支；1964年，哈拉和卓前凉建兴36年（公元348年）墓出土一毛织物残片①，平纹，经纬密分别为11　根／厘米和8　根／厘米。经线加捻得较细较紧。1975年，吐鲁番哈喇和卓出土一件高昌早期（六世纪中后期）罽，织法和传统锦的织法一样，经显花，有红、黄、白、褐四色。纬线为红褐色，每平方厘米明、夹纬各6　枚，经线17　枚②。《齐民要术》卷六《养羊》条还简要地谈到了铰毛的时间和方法，说"白羊三月得草力，毛床动则铰之（原注：铰讫，于河水之中净洗。羊则生白净毛也）；五月毛床将落，又铰取之（原注：铰讫，更洗如前）；八月初，胡葈子未成时，又铰之（原注：八月半后铰者，勿洗；白露已降，寒气侵人，洗即不益。胡葈子成然后铰者，匪直著毛难治，又岁稍晚，比至寒时，毛长不足，令羊瘦损）"。"羝（疑误，应作羖）羊，四月末五月初铰之（原注：性不耐寒，早铰，寒则冻死）"。可见白羊（绵

①　《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年第10　期。

②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　期。羊）每年可铰毛三次，羖羊（即山羊）只可铰毛一次①。这显然都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除了羊毛外，此时还使用了一些其他禽兽毛纤维。如《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说："织孔雀羽毛为裘，光彩金翠，过于雉头矣"。孔雀羽毛为裘，自然是十分稀少和珍贵的。

此期我国的棉花种植仍局限于西北、西南以及东南和南部沿海一带，技术上也应有所发展。

《梁书·西北诸戎传》云：高昌国"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高昌国首府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的哈拉和卓，此"白叠子"应即棉花。196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墓出土过一件布俑，身上衣裤全都是棉布缝制的。1959年，于田县屋于来克遗址的北朝墓出土一件棉布褡裢，长21.5　厘米，宽14.5　厘米，经纬密为25　根／厘米和21　根／厘米，比较致密，用本色和蓝色棉纱织出方格纹②。在阿斯塔那高昌时期的墓葬中还发现有高昌和平元年（西魏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借贷棉布（"叠"）和锦的契约，其中提到：一次借贷叠布达60匹之多③，说明吐鲁番一带的棉织业当时已相当发展。

东晋《华阳国志·南中志》云：永昌郡，古哀牢国，"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以为布。。俗名梧桐布"。此"梧桐"很可能是指木棉。

东晋《裴氏广州记》云："蛮夷不蚕，采木绵为絮"。此"木棉"一词在东晋前已常见使用。西晋郭义恭《广志》云："木棉树赤华，为房甚繁，偪则相比，为绵甚软"。此"房"应指棉桃或棉桃瓣。《吴录》云："交趾安定县有木棉树。。口有绵，如蚕之绵也，又可作布"。

这是我国西北、西南、东南沿海植棉和用棉的部分情况。当时棉布很可能已经作为贡品，或作交市流入了内地。《梁书·武帝纪》说武帝服食节俭，"身衣布衣（麻布），木棉皂帐"，此"木棉"很可能是指棉花。又，《太平御览》卷八二○辑魏文帝诏云："夫珍玩所生，皆中国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黄布为细，乐浪练为精，江东太末布为白，故不如白叠子"所织布为鲜洁也。此"白叠子"即棉花。

2。织造技术的发展魏晋南北朝的缫纺技术大体上沿袭了秦汉以来的一些基本操作，即普遍地使用了热水煮茧，推广了手摇缫车、手摇纺车，较多地使用了脚踏纺车。此期织造技术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是马钧对多综多蹑花机进行了一些改革，织出了一些有新风格的产品；斜织机、束综提花机、罗织机、立织机仍然继续沿用，并有一定发展。

此期纺车技术上的一项重要成就是使用了三锭式脚踏纺车。脚踏纺车约出现于汉，但从各地所出汉画像石看，皆是单绽作业的，今有东晋名画家顾恺之为汉代刘向《列女传·鲁寡陶婴》所作纺丝配图，原图虽已失传，但历代均有《列女传》翻刻本，宋刻本配图描写的便是三锭式脚踏纺车的形象①，说明这种纺车在晋代使用已广。纺纱能力大为提高。

①　羖羊，石声汉《齐民要术选读本》（农业出版社，1961年）释为黑羊；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释为山羊。今从后说。

②　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10　期。③　吴震：《介绍八件高昌契约》，《文物》1962年第7、8　期。

①　李崇州：《我国古代的脚踏纺车》，《文物》1977年第12　期。

我国古代的多综多蹑机早在汉代就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当时社会上广为使用的是一种"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的织机，因其操作较为麻烦，三国时期，马钧又对它进行了一些改革。《三国志》卷二十九《杜夔传》裴松之引傅玄序注云：马钧乃扶风人，巧思绝世，天下名巧也。其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由这段记载看，马钧改变了昔日综片数与踏杆数相等的状态，把控制开口用的脚踏杆从五六十根减少到了十二根，综片仍然保持原来的五六十片，即用十二根拉杆来控制五、六十片综，这就大大地简化了操作。魏晋南北朝时，提花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普及，这不但有众多考古实物为证，而且西晋杨泉《织机赋》等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情况。赋云："取彼椅梓，桢于修枝，名匠聘工，美手利器。心畅体通，肤合理同，规矩尽法"，"足闲踏蹑，手习槛匡；节奏相应，五声激扬"。这说的是织工和挽花工共同操作的情况。织工脚踏提综，起出了锦上地纹，用手打纬，并和挽花工按花纹提拉经线的规律，上唱下和，密切配合。文中对织机材料、安装规格、提花操作都作了细致的描写，若此花织机无较大程度的普及，辞赋家是很难描写得如此细致、形象生动的。

从组织结构上看，魏晋南北朝织物大体上沿袭了汉代的品种，个中自然也有一些发展和变化。绫、锦、织成便是很好的例证。三国时，起皱技术还推广到了毛织品中。

绫。是斜纹（或变形斜纹）地上起斜纹花的织物，它是在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迄汉才初露了头角。《释名·释彩帛》把绮与绫作了明确的区分："绮，欹也；其文欹邪不顺经纬之纵横也"。"绫，凌也。其文望之如冰凌之理也"。汉前之绫在考古发掘中很少看到，汉代的散花绫是可与刺绣媲美的。三国马钧思绫机之变后，其纹饰便向着复杂的动物和人物图纹方向发展，产量亦大幅度增加。北魏太武帝（公元424-451年）时，平城宫内曾有"婢使千余人织绫锦"，并有"丝绵布绢库"①。孝文帝（公元471-499年）时，罢尚方锦绣绫罗工，"以绫绢布百万匹。。赐王公以下"②，足见官府绫等丝织产品数量之巨。又，《北史·毕众敬传》说："众敬临还，献。。仙人文绫一百匹"。《中华古今注》载，北齐"贵臣多着黄纹绫袍"。可知花绫衣袍在北方已经使用较多。

魏晋南北朝的织锦品种较多，据晋陆翙《邺中记》云：石虎织锦署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工巧百数，不可尽名也"。南朝的锦产量也较大，《梁书》卷五十六《侯景传》载，侯景据寿春，将反，"启求锦万匹，为军人袍"，这数量是不少的。魏晋时期，织锦的传统作风还是较浓的，北朝之后就渗入了许多中亚异民族气息，如构图题材增加了许多中土所不熟悉的大象、骆驼、翼马、葡萄等生物图像；在构图方式上，中原传统的菱形纹、云气纹多为中亚的团窠形、双波形、多边形代替。此期的锦在考古发掘中已见有多件；195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出土有北朝树纹锦，经纬密为112×36　根／厘米，用绛红、宝蓝、

①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

②　《魏书》卷七，《高祖纪下》。

叶绿、淡黄、纯白五色丝线织出树纹。1967年，同一地方高昌延昌七年（公元567年）墓出土有夔纹锦，平纹地，经显花；计有红、蓝、黄、绿、白五色；经线红、黄、蓝、绿四色分区排列配色，整个图案绚丽非常。1964年，同地高昌延昌二十九年（公元589年）唐绍伯墓出土有牵驼纹"胡王"字锦，系斜纹重经组织的经线显花，地纹也是斜纹组织结构。虽墓葬年代属隋（公元581-618年），但其制作年代应在隋前。这就否定了过去人们认为隋唐以前锦的基本组织是平纹，或把经线斜纹显花作为平纹的一种变化组织的说法①。秦汉六朝的锦大体上是平纹组织为地，经线起花的；大约北朝后期开始出现了纬显花。纬锦出现可能与波斯锦，以及国内兄弟民族毛织技术都有一定关系。

织成又有"织绒"、"偏诸"等名。它是从锦分化出来的，是在经纬交织的基础上，另以彩纬挖花的实用装饰物。织法是：以平纹或斜纹作地组织，依花型或衣片的轮廓线，依据配色设计，用彩色丝线以平纹或斜纹挖花的方式织入。其始见于汉。《西京杂记》卷一说汉宣帝常以琥珀笥盛身毒国宝镜，"缄以戚里织成锦，一（曰）斜纹锦"。《后汉书·舆服志下》说："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魏晋时，织成较多地使用起来。《玉台新咏》三载晋杨方《合欢》诗："寝共织成被，絮用同功锦"。当时内地的织成锦工，已驰名塞外，芮芮（柔然）王曾向南朝求锦工。《南齐书·芮芮虏传》载："芮芮王求医工等物，世祖诏报曰：知须医及织成锦工，指南车，漏刻，并非所爱。南方治疾与北土不同，织成锦工并（是）女人，不堪涉远。指南车、漏刻，此虽有其器工匠，久不复存，不副为误"。此期考古实物有1964年阿斯塔那前凉（公元317-376年）末年墓出土的一双织成履，长22.5厘米，宽8　厘米，高4-5　厘米，用褐红、白、紫、黑、蓝、土黄、金黄、绿八色丝线依照履的形式用"通经断纬"的方法织成，鞋面上织出有汉字隶书"富且昌宜侯天天延命长"10　字隶书铭文①。此即是汉晋文献中说到的"丝履"。

魏晋南北朝时，中外在丝绸和蚕桑技术上的交流更加活跃起来。可能早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中国的丝绸就传到了波斯帝国。把中国称之为"丝国（　赛里斯Seres　）　"　并最先把它介绍给西方的是希腊人克泰西亚斯（Ctesius），他大约五世纪末在波斯谋生，并曾在波斯王宫充当御医。纪元1世纪的罗马博物学家普里尼（Gaius Plinius Secundns，23-79年）在《自然史》一书中就记录过一段关于丝绸的文字②。前云新疆出土了大量魏晋南北朝丝织品，便是我国丝绸西传的重要证据。此时养蚕技术亦传到了西方，据说公元550年时，东罗马皇帝尤斯提尼阿奴斯决意创建缫丝业，当时两位到过中国的波斯僧侣把蚕卵藏于通心竹杖中，偷运出境，献给了东罗马皇帝。蚕丝业自此传入欧洲③。中国与日本的纺织品交流此时亦有了发展。《三国志》

①　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3　页。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0期。

②　朱龙华：《从"丝绸之路"到马可·波罗--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268　页。

③　叶奕良：《"丝绸之路"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50页。

卷三十《倭人传》载，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十二月倭王特使赠魏王斑布二匹二丈等物，魏王回赠倭女王"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罽（毛织品）十张，茜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又赐倭王"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斑）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倭王又遣使献给魏廷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等物。一般认为，丝织提花技术，以及印板花技术都是此时传到日本去的。

3。练染印技术的发展魏晋南北朝的纺织品洗练、染色、印花技术大体上是沿用前世的一些操作，但也有一些新的发展。

此期洗练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使用了冬灰和荻灰，说明草木灰品种较前有了扩展。《本草纲目》卷七"冬灰"条引梁陶弘景云：冬灰，"即今浣布黄灰尔，烧诸蒿藜积聚炼作之，性亦烈；荻灰尤烈"。二为增加白度，使用了"白土"助白。王祯《农书》卷二一《纩絮·绵炬》条引后魏郦道元《水经注》云："房子城西出白土，细滑如膏，可用濯绵，霜鲜雪耀，异于常绵"。从传统工艺调查来看，这种白土应属膨润土或高岭土类，内含硅铝化合物。三对洗练用水有了一定认识。《文选》李善注引谯周《益州志》说："成都织绵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水经注》卷三三"江水一"在谈到成都锦官城时说："言锦工织锦，则濯之江流，而锦至鲜明，濯以佗江，则锦色弱矣，遂命（名）之为锦里也"。这都说到长江水是洗练织绵的最佳用水。

此期染色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对靛蓝和红花的认识和使用上。靛蓝染色在先秦时期已经使用较广，汉后便已相当成熟，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种蓝、制蓝和染色的有关记载。后魏《齐民要术》卷五"种蓝"条说："刈（割）蓝倒竖于坑中，下水，以木石镇压，令没；热时一宿，冷时再宿；漉去荄，内汁于瓮中。率十石瓮，著石灰一斗五升。急手抨之，一食顷止。澄清泻去水，别作小坑，貯蓝靛著坑中，候如强粥，还出瓮中盛之，蓝靛成矣"。在此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热时一宿，冷时再宿"，即热天浸泡一夜，冷天浸泡两夜；说明此时已打破了蓝草染色的季节性限制，这是制蓝技术的一大进步。二是"著石灰一斗五升"，目的是中和染浴，使染液发酵，在发酵中靛蓝被还原成靛白。靛白具有弱酸性，加入碱质可促进还原反应的迅速进行。靛白染色后，经空气氧化又可复变为鲜艳的靛蓝。这是蓝草制靛工艺的系统总结，也是世界上关于造靛技术的较早记载之一，其造靛和染色工艺，与现代合成靛蓝的染色机理是完全一致的。

红花是一种红色染料。虽汉代已经种植和使用，但却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才推广开来的。有关红花提取的记载亦始见于这一时期。后魏《齐民要术》卷五"种红花蓝花枙子"条曾记述过一种民间泡制红花染料的"杀花法"，说"摘取即碓捣使熟，以水淘，布袋绞去黄汁，更捣，以粟饭浆，清而酸者淘之，又以布袋绞去汁，即收取染红勿弃也。绞讫，著瓮器中，以布盖上，鸡鸣更捣令均于席上，摊而曝干，胜作饼"。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制造红花染料的较早记载，与现代染色学红花素提取原理是完全一致的。

汉代的染色原料主要是茜草、朱砂（皆染红）、碓子（皆染黄）、靛蓝（染蓝）、荩草（用铜盐作媒染剂可得绿色）、皂斗、墨黑（皆染黑）等；使用直接浸染和媒染剂多次浸染的方式着色，这些原料及其染色工艺此期都继续使用。此外，据《南方草木状》卷中云，西晋时还使用了苏枋来染红，其色素为媒染性染料，对棉、毛、丝等纤维均能上染，经媒染剂媒染后，具有良好的染色牢度。

我国古代型版印花技术约发明于先秦时期，汉代已相当发展，魏晋南北朝便进一步推广开来。目前在考古发掘中看到的实物有新疆于田屋于来克北朝遗址出土的蓝白印花斜褐，用二上一下斜纹组织，经纬密均为22　根／厘米。印花型版计有镂空型和凸纹型两种，此期最值得注意的是缕空型中的夹缬。1959年，于田屋于来克遗址出土一件残长11.0　厘米，宽7。O　厘米的蓝白印花棉布，其工艺已相当成熟，说明夹缬已成为民间日常服饰所用。关于夹缬的生产工艺，就蓝白花布而言，大体上是属于镂空型版双面防染印花范畴的，相传其操作要点是将缯帛夹于两块镂空型版之间加以紧固，勿使织物移动，于镂空处涂刷或注入色浆后，解开型板，花纹即现。"夹缬"之名，大约就是夹持印花之意。

与夹缬相近的还有两种分别叫蜡缬（蜡染）和绞缬的印花工艺。蜡缬大约在秦汉之际或稍早，西南少数民族便已采用，汉代已经相当成熟。南北朝时期，它除了染制棉织品外，还用到了毛织品中①。蜡染的操作要点是：甩蜡刀蘸取蜡液在预先处理过的织物上描绘各式图样，待其干燥后，投入靛蓝溶液中防染，染后用沸水去蜡，印成蓝地白花的蜡染织物，蜡染多以靛蓝染色。绞缬在东晋时期已相当成熟。新疆阿斯塔那古墓出土有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绞缬绢，大红地上显出行行白点花纹②。1963年，阿斯塔那建初十四年（公元418年）韩氏墓出土有绞缬绢，绛地，白色方形花纹，平纹，经纬密为52×45　根／厘米③。南北朝后，梅花型、鱼子型纹样已广泛地使用于妇女的服饰。它的工艺操作，据元代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中说，绞缬的具体操作是："撮采以线结之，而后染色，既染则解其结，凡结处皆原色，余则入染矣。其色斑烂，谓之缬"。此操作比较简单，若用谷粒状物为垫衬物进行扎结，便可得到圆圈形或鱼子形的散布花样；若先扎成球状，后再在球上和球外进行扎结，则能得到各种奇丽的图案。由于植物纤维的毛细管效应，所得花纹带有艺术化的无级层次色晕效果。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1972年第3　期。②　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年7、8　期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0期。又见《"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1972年第3　期。（五）机械技术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我国机械技术获得了许多进步：在原动力利用方面，水力机械不但沿袭了汉代的水碓、水排和浑天仪，而且又发明出水磨和水碾；在风力机械中，船帆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此外又发明了车帆。在传动机构方面，使用了链式传动；齿轮传动不但使用于记道车、指南车和浑天仪，而且用到了粮食加工等项生产上。杠杆传动、拉杆传动使用得更加巧妙和纯熟，马钧对绫机的改革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这方面的智慧。凸轮，这种把一个轴的连续运动转变为另一装置的间歇运动的机件，此时使用得更为普遍，不但在水碓、水力天文仪、记里鼓车，而且在舂车上也可看到。为适应战争、生产、生活的多种需要，当时还发明了连续发石机、木牛流马、磨车、水车等实用性机械，以及飞车、百戏图等游艺性机械。机械技术显示出来的巨大生产潜力，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注意。不但涌现了诸如马钧、杜预、耿询、祖冲之等一批机械发明家，而且产生了诸如韩暨那样尊重技术的一些官吏。下面依据各机械的功用，分类作一简单介绍。因绫机在纺织技术、浑天仪在天文部分所述甚详，这里不再赘言。

1。排灌机械此期排灌机械的主要成就是马钧发明了翻车。《三国志》卷二十九《杜夔传》裴松之注："马先生钧，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内有坡可为圃，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于常"。这"翻车"的具体形态，目前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刘仙洲先生认为，马钧制作的翻车，以及《后汉书》卷一○八《张讓传》所云毕岚制作的"翻车"皆系后世之龙骨车①；但李崇洲先生却认为它们是三种不同的机械，并说毕岚之"翻车"系辘轳汲水机，马钧之翻车则是一种高转筒车②。皆可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比较一致的是，多数学者皆认为马钧所作是一种链式传动机械；此"链"为竹木质，虽与金属传动链有许多差别，却应是金属传动链的前身。所以在机械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例。

2。粮食加工机械比较重要的有如下几种：水碓。约发明于西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有关记载明显增加，使用地域有了扩展，技术上亦有了提高。汉代关于水碓的记载只有少数几条，魏晋南北朝则在20　条以上；据不完全统计，见于《晋书》的便至少有7　条。东汉时期使用水碓的主要是雍州等地，魏晋南北朝则扩展到了洛阳，以及南北许多地方。《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云：故吏"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王浑《表立水碓》云："洛阳百里内，旧不得作水碓，臣表上先帝听臣立碓，并搀得官地"。由此可见当时水碓广泛使用之一斑。至迟晋代，还发明了几个碓共用一转轴的连机碓，东晋傅畅《晋诸公赞》云："杜预、元凯作连机水碓，由此洛下谷米丰贱"。这是我国古代关于连机碓的最早记载。它的发明，大大提高了水碓的功效。水碾、水磨。我国古代的圆形旋转磨始见于战国晚期，但水碾、水磨却是南北朝才发明出来的。《南史》卷七十二《祖冲之传》云：祖冲之"于乐

①　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1　页。②　李崇洲：《中国古代各类灌溉机械的发明和发展》，《农业考古》1983年第1　期。游苑造水碓磨，武帝（公元483-493年）亲自临视"。《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云："亮在雍州读杜预传，见为八磨，嘉其有济时用，遂教民为碾。及为仆射，奏于张方桥东堰谷水造水碾磨数十区，其利十倍，国用便之"。时当公元500年前后。《北齐书》卷一八《高隆之传》云：高隆之于天平（公元534-535年）初"领营构大将军，。。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碾硙，并有利于时"。此外，《洛阳伽蓝记》卷第三"景明寺"也有类似记载。关于南北朝水碾、水磨的传动机构，今已很难了解，元代王祯《农书》等所绘水磨计有两种类型：一是卧轮式，用水力冲动一个卧轮，在卧轮上连一立轴，在立轴上按装磨盘，通过立轴传动。另一种是立轮式的，由水力冲动一个立轮，在立轮的横轴上装一齿轮，使之与磨的立足下部平装的一个齿轮相衔接（两轮的作用相当于一对斜齿轮），通过横轴、齿轮、立轴来传动。水碾的传动机构与水磨大体一致，其水轮亦有卧式和立式两种。

畜力八转连磨。这是以畜力推动，使八盘磨同时工作的机构。《太平御览》卷七六二引嵇含《八磨赋》云："外兄刘景宣作为磨，奇巧特异，策一牛之力，任转八磨之重"。由前引《崔亮传》推测，这八磨连转机构很可能是杜预创制的。元王祯《农书》所述连磨结构是这样的：由一头牛转动一条大立轴，立轴上装有一个卧轮，由大卧轮的轮辐带动八个磨的齿轮，遂使八磨同时工作。

舂车和磨车。均系粮食加工车辆，它利用了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力，把车子的前进运动间接地传到了其他机构上，以达到舂米和磨面的目的。有关记载始见于东晋十六国时，陆翙《邺中记》云："（后赵）石虎（公元295-349年），有指南车及司里车，又有舂车木人，及作行碓于车上，车动则木人踏碓舂，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车，置石磨于车上，行十里辄磨麦一斛"。此舂车和磨车是否使用了齿轮传动，因文献记载不详，后世亦无类似的机械而难以推测，可以进一步研究。但舂车上使用了凸轮应是可以肯定的。

3。造车技术在汉代的基础上，魏晋南北朝的制车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不但民间用车已较普及，而且技术上也有了许多提高。并出现了不少新型和巨型的车辆。《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云：永和三年（347年），石季龙"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一次能在近郡发民车十万之众，可见当时民间用车量已经较大。同书卷一○六云，石虎性好猎，"其后体重不能跨鞍，乃造猎车千乘，辕长三丈，高一丈八尺，置一丈七尺格兽车四十乘，立三级行楼，二层于其上"。《魏书》卷一○八《礼志四》载，天子、太皇、太后，皇太后郊庙所乘"小楼辇辀八，。。驾牛十二"。天子法驾行车幸巡狞小祀所乘游观辇"驾马十五匹"。可见此猎车辇车规模都是不小的。又《梁书》卷五六《侯景传》谈到侯景曾"造诸攻具及飞楼撞车、登城车、登堞车、阶道车、火车，并高数丈，一车至二十轮"。"景以攻东城府，设百尺楼车，鉤城堞尽落，城遂陷"。这其中的不少战具虽先前业已出现，但此期的规模明显增大。魏晋南北朝制车技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关于记里鼓车和指南车的记载更为明确，发明了"木牛流马"和帆车。

记里鼓车。又名记道车，司里车，大章车。工作原理是：利用车轮的转动，间接地把车辆前进时的行程表示出来，约与今出租汽车的"里程表"相当。学术界对其发明年代尚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西汉，有人认为是东汉以后，可以进一步研究；至魏晋时期，有关记载便较多，并十分明确了。《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上》云："记里鼓车，驾四，形制如司南。

其有木人执槌向鼓，行一里则打一槌"。这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记里鼓车作功状况的最早记载。晋代之后，它就成了一种重要的礼仪用车。

晋崔豹《古今注》："记里鼓车，一名大章车。晋安帝（公元397-419年）时刘裕灭秦得之，有木人执槌向鼓，行一里打一槌"。

此外，《宋书》卷十八《礼志五》、《南齐书》卷十七《舆服志》、陆珂《邺中记》等都曾简略提及。《南齐书》还说其"机皆在内"。不同时期的记里鼓车到底是谁人制作，则是不得而知，正如《宋书》云："纪道车，未详其所由来，亦高祖定三秦所获"。

关于记里鼓车的具体结构，是在南宋岳珂《愧郯录》和《宋史》卷一四九《舆服志》才被首先记述下来的。《宋史》谈到了两种设计方案，一为天圣五年（1027年）卢道隆所献，一为大观元年（1107年）吴德仁所献。实际上都是一种齿轮传动装置，车中装有可起减速作用的传动齿轮、凸轮、杠杆等机械，车行一里，车上木人因受凸轮牵动，由绳索拉起木人右臂而击鼓。1925年，张荫麟对宋代两种记里鼓车的造法都作了深入研究①；1937年，王振铎又依据卢、吴两家的设计对它进行了复原①，这些研究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指南车。学术界对其发明年代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说是西汉，有人说是东汉，可以进一步研究；但比较详细的记载却是魏晋之后才看到的。

《三国志》卷二十九《杜夔传》裴松之（公元372-451年）注云：马钧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在朝议时，对指南车发生了争论。高、秦二人认为古代没有指南车。马钧云："古有之，未之思耳，。。虚争空言，不如试之，易效也"。于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诏先生作之，而指南车成。裴松之系南朝宋人，由其"注"可知，马钧制作了指南车是不会错的。稍后的《晋书》、《宋书》、《南齐书》都有关于指南车的记载。

《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上》说："司南车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制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南指"。

《宋书》卷十八《礼志五》说，马钧所作之指南车因晋乱而"复亡，石虎（公元295-349）使解飞，姚兴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宋武帝平长安，始得此车"。

《南齐书》卷五十二《祖冲之传》说，"姚兴指南车有外形而无机巧，每行使人于内转之。昇明（公元477-479年）中，太祖辅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铜机，圆转不穷而司方如一"。使指南车的技术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国古代关于指南车具体结构的记载见于宋岳珂《愧剡录》和《宋史》卷一四九《舆服志》，其文字基本一致，计有两种设计方案：一是天圣五年（1027年）肃燕所献传统制法；二是大观元年吴德仁所献大型新车制；原理基本一致，都是一种齿轮传动，并使用了离合器。指南车是在我国古代独辕

①　张荫麟：《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清华大学学报》第二卷第3　期，1925年。

①　王振铎：《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原载《史学月刊》弟3　期，1937年。今转引自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双轮车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它的发明和使用，说明我国古代齿轮传动技术、离合器技术，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木牛流马。这是依据蒲元的提议，由诸葛亮主持制作的一种特殊运输小车。《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云："（建兴）九年（公元231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蒲元别传》云："蒲元为诸葛公西曹掾，孔明欲北伐，患粮运难致，元牒与孔明曰：元等推意作一木牛，兼摄两环，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载一岁之粮也"。此外《诸葛亮集》还载有木牛流马的一些尺寸。但这些记载都十分的简单，且使用了一些比喻和隐语，千百年来使人们对木牛流马的具体结构产生了许多不同看法。自宋代至今，其中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它是适应于蜀道运输的一种独轮车。《宋史》卷三○九《杨允恭传》，宋高承《事物纪原》，清麟庆《河工器具图说》，今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历史学家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大体上均持这一观点；陈从周先生等近年又对此说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木牛"（小车）基本形态是：独轮、四足，装置有一个简单的车架，架长约4　汉尺，宽近于3　汉尺，车架后面有两个推手；前面系绳，可用人、畜拉曳。车架前方的上部安有一个牛头状装饰物。四足是分别用作上坡和下坡时安放小车，以防翻倒的。"流马"形制与此基本一致，只是没有前辕，且车身稍显细长①。我们以为此说大体上是可信的。我国古代独轮车发明于西汉①，故木牛流马应是对西汉独轮车的改进和发展。

帆车技术的发明和发展。我国古代关于帆车的记载始见于南北朝时，梁元帝（公元552-555年在位）肖绎《金楼子》云："高苍梧叔能为风车，可载三十人，日行数百里"。此"高苍梧叔"应指南朝宋废帝（公元473-477年在位）刘昱。此"风车"即以风为动力的风帆车，而非风扇车，能"日行数百里"，可见速度是相当快的。这风帆车在我国一直沿用了下来，近现代在山东、安徽等地农村手推小车上还有加帆的，吉林冬季的冰床亦有加帆的例证。

4。航运机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造船技术和航运技术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南方，不管内河航运还是海上航运，都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和技术水平。《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到达夷洲（台湾）。嘉禾二年（公元233年），吴国大夫张弥等统带万人渡海北上至辽东。《梁书》卷五十四《海南诸国传》云：吴孙权遣使朱应、康泰通东南亚诸国，"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这些大规模的海上活动，所需船舶的数量和规模都应是较大的。在魏蜀吴三国中，以东吴造船业最为发达，建安郡的侯官（今福建闽侯）是造船业的中心，设有典船都尉②；所用战船主要有楼船、艨艟、斗舰、句卢、舫等。《南州异物志》载，有的海船"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载六七百人，出物万斛"③。北方的造船业，亦具有相当规模。《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①　陈从周等：《木牛流马辨疑》，第一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论文，1983年昆明。

①　刘仙洲：《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文物》1964年第6　期。②　《三国志》卷五十三《张紘传》，《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九"福州"条。③　《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

云："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航，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舟棹之盛，自古未有"。后赵的船舶也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太平御览》卷七六八引崔鸿《后赵录》曰：张弥帅众一万，徙洛阳钟簴、九龙、翁仲，铜驰等物过黄河，"造万斛舟以渡之"。后赵讨伐慕容皝之役，规模更大，兵士"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于安东城"，此期出动一万条船的事例绝非仅有，如淝水之战时，秦军总数百万，水陆并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颖"。

此期船舶技术上比较重要的成就有如下三方面：一是船帆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船帆在东汉时已使用得相当普遍，此期不但帆幅增大，而且出现了使用不对称斜立装置的记载。《唐类函》引晋周处《风土记》云："帆，从风之幔也，施于船前，各随宜大小为别，大者用布一百二十幅，高九丈"。可见这帆之规模是不小的。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云："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其四帆不正月前向，皆使邪（斜）移，。。若风急，则随宜增减之，邪张相取风气，无高危之虑，故行之避风气，激波所以能疾也"①。这是我国古代关于船帆不对称斜立装置的最早记载。

二是至迟晋代，我国就较好的掌握了重板造船技术。《太平御览》卷七七0　引晋周处《风土记》云："小曰舟，大曰船，温麻五会者，永宁县出，。。会五板以为大船，固以五会为名"。此"五"是"多"的意思，未必是纯数学的固定概念。

三是出现了名叫"水车"的船舶。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汩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轲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可见这"水车"、"水马"、"飞凫"都是以其轻快而得名的。《陈书》卷十三《徐世谱传》亦提到过水车，云"谱乃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车、以益军势。将战，又乘大舰居前，大败景军"（《南史》卷六七同）。这种"水车"的发明年代约可上推到南齐时期，《南齐书》卷五十二《祖冲之传》云："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一般认为，此"水车"、"千里船"，以及后世的所谓"车船"，都是同一类型的，其推进器已不再是间歇划动的长片桨，而是连续运动的轮形桨；否则是决不可能轻快如飞凫，日行百余里的，亦不会谓之水"车"和"车"船。轮桨的发明，是造船技术上的又一进步。

此外，橹的使用亦更为广泛，有关记载明显增加。《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云：吴将吕蒙与蜀将关羽战于浔阳（今九江），"尽伏其精兵

［　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此期的"柂"已成了垂直固定于船尾的一个专门装置，变成了真正的舵，而不再是艉后拖着的梢了。在今见古代文献中，是梁■野王《玉篇》才把"柁"称作"正船木"的。大约此期的舫也有了一定发展，宋摹本顾恺之《洛神赋图》上便有东晋画舫的形象，其有并列的船身，船上重楼高阁，纹饰华美。虽其行速较慢，但却较为平稳。舫的产生年代虽在晋代之前，但关于画舫形象的材料却首推《洛神赋图》。

5。其他机械和机件

①　引自《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引文开头原作"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云云。故很可能此技术是外徼人最先使用的。

绞车。实际上是辘轳的一种发展和演变，唯其横杆（相当于辘轳的屈柄）更长，且往往数目更多，故可牵引各种重型器物。绞车的发明年代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晋代已经使用是无疑的。《晋书》卷一0　七《石季龙载记》云："邯郸城西石子堈上有赵简子墓，至是季龙令发之。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木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绞车以牛皮囊汲之，月余而水不尽，不可发而止"。这是我国古代利用绞车的最早资料。后世的《武经总要》等书中亦有记载。

连续发石机。在原始社会里，人们作远距离攻击的武器至少有三种：一是棍棒投石器和飞石索等；二是弓箭以及原始社会晚期出现的弩等；三是镖枪。发石机应是从棍棒投石器演变来的。其发明年代较早，春秋时期，人们就把它当成了一种重要兵器而制订了相应的使用规范。《范蠡兵法》云："飞石十二斤为机发，行三百步"。发石机的投掷方法之一是利用杠杆原理，把梢杆（杠杆）的中间装配在可以旋转的横轴上，梢杆下端系上一个兜子，其内放置石块，梢秆上端系有多条拽绳。投射时，由多人向下猛拉绳索，即可把石块骤然掷出。较棍棒投石器自然是进步了许多的，缺点是不能连续发射。为此，三国时代的马钧始创了连续发石机。《三国志》卷二十九《杜夔传》裴松之注云：马钧"又患发石车，敌人之于楼边悬湿牛皮，中之则堕，石不能连属（续）而至，欲作一轮，悬大石数十，以机鼓轮为常，则以断悬石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尝试以车轮悬■甓数十，飞之数百步矣"。

飞车。这是一种利用空气反作用力来升托重物的游艺性机械，基本原理应与今儿童玩具中的竹蜻蜓及飞机上的旋桨大体一致。

有关飞车的记载见于东晋时期，葛洪（公元284-363年）《抱朴子·内篇》卷十五《杂应》云："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上升四十里"。这是关于飞车的全部文字，虽只寥寥数语，却大体阐明了它的结构特点。王振铎先生曾对此进行过许多研究，并成功地进行了模拟试验。文中的枣心木即枣木心，其硬度和强度较大，木质较为致密，吸水率较低。"车"系我国古代对轮轴传动机械之泛称，故"飞车"即是可以飞行的轮轴机构。"剑"在此应即是拉弓。据《晋书·舆服制》云，晋代的佩剑为木质，故作为拉弓之剑亦应是木质的，其工作过程应与传统手钻上的钻弓相类，不同处是，此飞车之"剑"只需一次拉转而已。王振铎先生认为，飞车下部为一直立的握把，把上立小轴装一辘轳，它的顶部有两个机牙和飞轮毂上的槽孔相啮合，革带环结在辘轳上，革带的两端系在剑柄和剑锋上；从左至右拉紧革带，飞车即升。在故宫博物院试验时，飞车不仅上升平稳，而且高度可抵午门的阙楼下檐①。

自动机械。此期发明并使用过的自动机械较多，前面谈到的记里鼓车、水力天文仪等上都有自动装置，此外，较为重要的还有如下几种：百戏图。是一种游艺性机械。《三国志》卷二十九《杜夔传》裴松之注云："有上百戏者，能设而不能动也。帝以问先生（按指马钧）可动否？对曰："可动"。帝曰："其巧可益否？"对曰："可益"。受诏作之。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设为歌乐舞象。至今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掷剑，缘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斗鸡，变巧百端"。

①　王振铎：《葛洪＜抱朴子＞中飞车的复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6　辑，1984年。妇人当户再拜机和鼠市机。汤球《晋阳秋辑本》："衡阳区纯者，甚有巧思。造作木室，作一妇人居其中。人扣其户，妇人开户而出，当户再拜。还入户内，闭户。又作鼠市于中，四方丈余，开有四门，门中有一木人，纵四五鼠于中，欲出门，木人辄以椎椎之（一作辄推木卷之），门门如此，鼠不得出"。《搜神石记》亦有衡阳区纯作鼠市的类似记载。

檀车。陆翙《邺中记》云："石虎性好佞佛，众巧奢靡，不可纪也。尝作檀车，广丈余，长二丈，四轮，作金佛像坐于车上，九龙吐水灌之。又作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间，又十余木道人，长二尺余，皆披袈裟绕佛行。当佛前，辄揖礼佛。又以手撮香投炉中，与人无异。车行则木人行，龙吐水，车止则止。亦解飞所造也"。

七宝镜台。俞安期《唐类函》卷二七二云："胡太后（北齐，公元55O-577年）使沙门灵昭造七宝镜台，合有三十六户，每户有一妇人执鏁。才下一关，三十六户一时自闭；若抽此关，诸门皆启，妇人各出户前"。鏁同锁。

此外还有一些，不再一一引述。关于这些机械更为具体的结构，今已湮没难寻；从上文来看，其原动力应有水力，如百戏图等；有畜力，如檀车等；大凡百戏图、檀车等都使用了齿轮传动，否则，其动作决不可能如此合契。（六）造纸技术的发展我国古代造纸术约发明于西汉时期，魏晋南北朝便在全国范围普遍推广开来，纸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社会上的书籍需要量激增，最后完成了由简到纸的转变。纸的发明和发展对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此期造纸技术的主要成就是：纸的原料和品种有了较大扩展，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物理、化学处理进行得更加精细完善，发明了活动式帘床抄纸器，以及向纸施胶等技术，纸的使用性能得到很大改善。1。社会用纸的普及汉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简，其次是缣帛，纸是一种辅助性书写材料。目前在考古发掘中看到的汉纸只有10　余起，除了甘肃汉悬泉置遗址所出数量稍多外，一般都是较少的。两晋南北朝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关纸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都再也难以统计。

实物方面最值得注意的约有两项：一是敦煌石室写经，二是新疆出土的一批又一批古纸。敦煌石室写经是指原保存在敦煌石窟内的大量佛经写本，其中仅莫高窟一处所藏佛经写本便数以万卷计。1907年以后，英人斯坦因曾两次窜到敦煌，窃走各种古写本、刻本、丝织物、佛像、杂书等万余卷；1909年法国人伯希和（Pau1 peliot）又窃去1500　卷；日本人橘瑞超、大谷光瑞等随之又窃去数百卷；之后清政府才将劫余的6000　多卷运到了北京。这些经书的年代约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止于北宋；除佛经外还有许多我国迄今罕见的经、史、子、集写本和公私文书、契约等，除大量汉文资料外，还有不少我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以及南亚、欧洲民族的文字资料，可见内容之丰富和用纸量之巨。新疆古纸在本世纪初就有出土，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县的阿斯塔那、哈喇和卓两地先后作了13　次发掘，出土各种文书达2700　多件；但其中只有少部分是完整的，如"衣物疏"、"功德录"、告身及部分契约等，它们是以完整的形式直接入葬的，其余大部分都被剪裁成了死者穿戴的鞋靴、冠帽、腰带、枕褥等服饰，因而残缺不全。不少文书都有纪年字样，年代最早的为西晋泰始九年（公元273年），最晚为唐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在2700　多件文书中，属十六国时期的100多件，属割据高昌王朝的700　多件①。许多文书记述的都是日常生活事务，如1975年吐鲁番出土的"北凉玄始十一年（公元422年）马受条呈为出酒事"文书，实际上是供应军队用酒的帐单，其中有"十一月四日出酒三斗赐屠儿"等字样②。说明当时日常用纸已较普遍。其中尤其是那些纪年文书的出土，对我们了解每一时期造纸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可靠的资料。

从文献记载看，两晋南北朝官方和民间用纸都已十分普遍，数量也是较大的。《初学记》卷二十一引晋人虞预《请秘府纸表》说："秘府中有布纸三万余枚，不任所给，愚欲请四百枚，付著作史，书写起居注"。此"布纸"应指麻布作成的纸，或者"有布纹的纸"。秘府藏纸量达3　万余，数量是不小的。《太平御览》卷六0　五引《语林》说："王右军（王羲之）为会稽谢公乞牋纸，库中唯有九万余，悉与之"。库中藏纸量达9　万多枚，充分说明了造纸业之发展。大凡西晋到东晋前期，官方文书仍是纸简并用，东晋末年后，竹简就被大量削减下来，有的统治者甚至作出了奏议一律用纸而不得用

①　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3　期。②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　期。简的规定。《太平御览》卷六0　五引《桓玄伪事》说：东晋豪族桓玄（公元369-404年）在废晋安帝自立为皇之后，曾下诏说："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在考古发掘中，东晋以后的简牍已很少看到。与此同时，各种书籍也大量地用起纸来，从而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抄本。《隋书·经籍志》序云：魏秘书监荀勖所编官府藏书目录《新簿》，收集的四部图书达29945　卷；南朝宋元嘉八年（公元431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所藏图书达64582　卷。此时私人藏书量亦大为增加，因雕版印刷尚未发明，故出现了不少孤灯抄书的感人事例。《南齐书》卷五十四《沈驎士传》载，沈驎士"守操终老，笃学不倦，遭火烧书数千卷，驎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以（已）火，故抄写灯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梁书》卷四十九《袁峻传》载，袁峻"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人们在考古发掘中看到的大量此期文书，以及石室写经，都是一字一字地抄在纸上的。作为书写和绘画，纸的优越性自非简、帛可以相媲美，我国的第一代书法家，如王羲之（公元321-379年）、王献之（公元344-388年）便是晋代出现的。文人学士们还创作了不少诗赋，对纸进行了许多热情的颂扬。如西晋傅咸《纸赋》云："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此新。揽之则舒，捨之则卷；可伸可屈，能幽能显"。"洛阳纸贵"的故事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晋书》卷九十二《左思传》载，左思（公元250？-305年？）作《三都赋》，十年乃成，最初不为世人重视，及至皇甫谧为之作序，张载、刘逵为之作注，张华誉之为"班（固）张（衡）之流也"。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这说明了两晋时期民间用纸就已较为普遍。此时，私人著书修史之风甚盛，且出现了不少长篇巨著，如晋《博物志》、《华阳国志》、北魏《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后魏《齐民要术》等都是此期出现的。据王嘉《拾遗记》卷九说，张华撰《博物志》，凡400　卷，奏于晋武帝；帝诏云：此书"记事采言，亦多浮妄。宜更删翦"，于是"分为十卷"，一并赐纸万番。这些私人长篇巨篇的出现，显然与造纸技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大约南北朝时，社会用简就十分稀少了。2。造纸原料的扩大和用纸品种之增加汉代的造纸原料主要是麻和树皮；其中的"麻"包括新采下的，以及用旧了的麻类织物、编织物等；树皮主要是楮皮。魏晋南北朝时，一方面继续沿用旧有的原料，此外，还新增加了桑皮，创造了藤皮纸和"侧理"纸。此期有关麻纸的实物和文献都是不少的。潘吉星先生曾分析过4　件敦煌写经纸，即北凉神玺三年（公元399年）《贤劫千佛品经第十》、西凉建初十二年（公元416年）《律藏初分第三》、北魏太安四年（公元458年）《戒缘下卷》、北魏延昌二年（公元513年）《大方广佛严华经卷第八》①；又分析过7　件新疆出土的古纸。即哈拉和卓出土的前凉建兴三十六年（公元348年、前凉曾奉西晋建兴年号）文书残件，阿斯塔那出土的前凉升平十四年（公元370年）文书，西凉建初十四年（公元438年）文书残件，西凉建初残纸片，北凉缘禾六年（公元438年）《衣物疏》，吐鲁番所出东晋写本《三国志·孙权传》，西凉建初十四年纸鞋②；还分析了故宫博物院保存的西晋陆机

①　潘吉星：《敦煌石室写经纸研究》，《文物》1966年第3　期。

②　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年第10　期；并见《文物》1966年第3　期。（公元261-305年）《平复帖》，得知这些纸样全都是麻质的③。本世纪初，奥地利人威斯纳曾对新疆、甘肃敦煌等地所出晋、南北朝古纸作过分析，知其多以大麻和苎麻制成。在今人分析过的魏晋南北朝近百件古纸中，大约90％以上都是麻质的。北宋米芾《书史》云："王羲之《来戏帖》，黄麻纸"。米芾《十纸说》："六合（今扬州附近）纸，自晋已用，乃蔡侯渔网遗制也。网，麻也"，这都说明了当时麻类纤维纸广泛使用的情况。

文献上关于皮纸的记载始见于《后汉书·蔡伦传》。魏晋南北朝时，皮纸有了较大发展，其种类计有楮皮纸、桑皮纸、藤皮纸等，也有将树皮纤维与麻纤维混合使用的。

楮皮纸始见于东汉，当时主要用于南方。南北朝后，北方亦使用起来。

《太平御览》卷九○○引晋人裴渊《广州记》说："取榖树皮，熟搥堪为纸"。南朝梁陶弘景《名医别录》说"楮，此即今构树也，南人呼榖纸亦为楮纸，武陵人作榖皮衣，甚坚好尔"①。这说的都是南方。后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五专门介绍了楮的种植技术后说：其"煮剥卖皮者虽劳而利大。自能造纸，其利又多"。说明黄河中下游也已使用楮皮造纸。

我国古代桑树种植是很早的，最初是为养蚕，后又用来造纸，北宋苏易简（公元958-996年）《文房四谱》卷四云："雷孔璋曾孙穆之，犹有张华与祖书，所书乃桑根（枝？）皮也"。说明西晋时期已经使用了桑皮纸。在此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文献中的"根"字可能有误，因造纸常用枝茎之皮，根皮是不可用来造纸的。今见较早的桑皮纸实物有威斯纳分析的新疆罗布淖尔所出魏晋公文纸，除桑皮外其中还掺入了破布。此外敦煌千佛洞土地庙出土的北魏兴安三年（公元454年）《大悲如来告疏》用纸，阿斯塔那高昌建昌四年（公元558年）墓出土的《孝经》（一卷）补缝用纸，皆系树皮纸，大凡多是楮皮、桑皮制成的②。

藤皮纸创始于晋，并首盛于今浙江省嵊县南曹娥江上游的剡溪附近，故史又谓之剡藤纸。张华《博物志》云："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纸，故即名纸为剡藤。"说明"藤皮纸"在西晋已经出现。又据《北堂书钞》卷一0　四，《初学纪》卷二十一所引，东晋范宁（公元339-401年）在浙江做地方官时，曾规定："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此"角"，有人认为是"榖（楮）"之转音，"藤角纸"即"藤、角纸"。可知当时皮纸质量已经较高。众所周知，在常用造纸原料中，麻类纤维的长宽比最大，纤维素含量最高，桑皮纤维的物理化学性能在诸皮类纤维中也是较好的，所以新发明出来的剡藤纸能取代旧有的麻纸，桑皮纸作为文书用纸，说明它在范宁之前就走过了一段相当长的发展历程。

在此有一点需要讨论的是范宁所说"土纸"的真切含义，因它牵涉到我国古代造纸技术的重要事项。有学者认为，此"土纸"即后世的"草纸"，理由是今俗谓草纸为"土纸"；也有学者持另一观点，说此"土纸"是当地原本生产的麻纸或桑皮纸，理由是：在今见文献中，以麦杆、稻草造纸之事是宋代才看到的。我们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说法，即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尚无草纸。

③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55　页。

①　引自《本草纲目》卷三十六"楮"。

②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56-58　页。藤皮纸盛于晋，延及于唐，名噪一时。因其原料来源有限，产地不广，产量亦不高，宋后即为竹纸所淘汰。潘吉星先生分析过数十件古纸，藤皮纸未曾一见。

侧理纸是具有特殊风格的艺术加工纸。有关记载始见于后秦王嘉《拾遗记》卷九，说西晋张华《博物志》成，晋武帝赐张华侧理纸，说此纸乃南越人以海苔制成，其理纵横邪侧，而水苔又名陟厘，后代人又以"陟厘"与"侧理"相混，遂产生了侧理纸之名。因文献记载过于简单，长时期来，人们对其制作工艺是不太了解的。潘吉星进行了一系列的模拟试验，发现水苔是造不出一般实用性纸张的，有一种沙草科的苔类植物虽可造纸，但它非水苔。后来潘先生又以麻料、树皮、竹料制成纸浆，再掺入少量鲜水苔，制成的纸与《拾遗记》等书所云纹样一致。依此，潘吉星先生认为，侧理纸的基本原料仍然是一般麻类和韧皮类纤维，而非侧理，侧理仅仅是作为一种填充料、添加料而使用的。基本操作是：在捞纸前向纸浆中加入少量的有色纤维状物，如绿色的水苔，紫色的发菜等，之后再打槽捞纸。这样生产出来的纸就会呈现出一种纵横交织的有色纹理①。可知侧理纸名称之由来，与麻纸、皮纸是不同的。

由现有资料看，魏晋南北朝的造纸用原料主要是麻、树皮和藤皮3　种。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此期还使用过竹来造纸，这是需要讨论的；此说的主要依据是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所云："若二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盖东晋南渡后，难得北纸。"此"二王"即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但也有学者对此说表示怀疑，一是因为我国古代关于竹纸的可信记载是属于唐宋时期的；北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九说："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无所有也"。可见苏轼亦认为古无竹纸。二是今日所见的所谓"二王真迹"，如《中秋》、《雨后》，其字里行间总是要流露出宋代的气息。我们比较倾向于后一观点。

3。加工技术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常规操作进行得更为精细，二是使用了活动帘床抄纸器，三是使用了向纸施胶、表面涂布粉料和染色的技术。

把两晋南北朝纸与汉纸作一比较后，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两晋南北朝获得了十分明显的进步：表面平滑，白度增加；结构较为紧密，纸质较细较薄；纤维束较少，帚化程度较高（有的晋纸达70％，竟与今机纸相近），有明显的帘纹。在今见此期古纸中，不少是品质优良，色泽宜人的，如吐鲁番出土的晋抄本《三国志·孙权传》用纸，便是优良的上等加工纸（粉笺），表面光洁其色甚白，纤维束较少，纤维交织紧密，其质细薄，在显微镜下，纤维帚化程度很高，为高粘度纸浆①。又如敦煌石室写经中的北魏太安四年（公元458年）《戒缘下卷》用纸，表面平滑、白度亦较高、纤维细长、交结均匀、筋头较少。又如敦煌石室写经北魏延昌二年（公元513年）《大方广佛严华经卷第八》用纸，其质甚薄，表面曾经砑光，纤维曾经充分打浆。当然，与唐代相较，两晋南北朝纸的质量多数还不是太高的，这在敦煌石室写经和新疆古纸中都表现得比较明显，经常混有不曾打散的纤维束。如吐鲁番出的西凉建初十四年（公元418年）纸鞋，纸质较厚，纤维分散度不大，杂质未曾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60-61　页。

①　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年第10　期。

除尽。阿斯塔那出土的升平"十四年（公元370年）文书"纸，厚薄不均，纤维束很多，纤维交结不够紧密。在分析过的此期纸样中，染色反应一般都较明显，如前引石室写经西凉建初十二年"律藏初分第三纸样，北魏延昌二年大方广佛严华经卷第八"纸样等，对碘氯化锌溶液皆呈酒红色反应，说明其原料是经过了碱性处理的②，碱性处理对于打碎纤维束、去除夹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之，两晋南北朝的造纸工艺，从沤制脱胶，碱液蒸煮、舂捣、漂浸，到打浆、捞纸等一系列工序，比汉代都是进步了的。有学者推测，当时很可能已经采用了践碓来代替杵臼舂礁，其舂捣和洗涤都不止进行一次，否则是难得使纤维打得那样细小，洗得那样干净的。

从新疆出土的古纸和敦煌石室写经纸的考察来看，我国古代的抄纸器大约有两种类型：一是织纹模，二是帘纹模。前者产生年代较早，我国早期的纸多数是用这种纸模抄造的，新疆出土的"前凉建兴三十六年（公元348年）文书残件"，"西凉建初十四年（公元418年）纸鞋"，都使用了这种模具。其中西凉建初十四年纸鞋模具的网目为110　孔／厘米2。有关研究认为这种抄纸器应当是一种固定的长方形或方形筛状物，其模底呈经纬线交织，为了贮存纸浆，其上应有一个高约1　厘米的凸缘。纸模的形状和尺寸可视需要和操作情况而定。由于网筛状纸模的影响，这种纸的一面通常都印有网筛状织纹，或"布纹"。这种抄纸器在我国一直沿用了下来，直到近现代，一些边境地区仍有使用。它的缺点是：湿纸需晾干后才能揭下，故生产率较低。帘纹模至迟出现于晋代，目前看到的实物有前面提到的吐鲁番出土的晋《三国志·孙权传》抄本，阿斯塔那出土的"西凉建初十四年文书残件"，同一地方出土的西凉建初纪年残纸片，以及北凉缘禾六年（公元438年）《衣物疏》。其实在敦煌石室写经纸中，晋代以后的纸大多数都有帘纹。早期，即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帘纹一般较粗，五代的亦多数较粗，隋唐时代则多数较细①。从传统工艺调查来看，帘纹纸的抄造器应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帘子，由较细且圆的竹条或其他植物茎杆编成，它可随意舒曲卷叠。二是帘床，是为支承帘子用的阶梯框架，木质。三是边柱，用来把帘子固定在帘床上，亦系木质。此三部分可随意折合。抄纸时，先置帘于床上，左右两方用边柱压紧、固定。将纸模倾斜地插入纸浆中，纸浆便随即流入帘面。提出帘床，经滤水后，帘面上就会得到一层薄薄的湿纸膜，拆下边柱，取出帘子，并将纸膜翻扣在一个平板上。如是者反复进行，活动帘床不断地捞纸，湿纸膜不断地被翻扣到平板上；纸膜层层相叠，以至于千百层。将湿纸粗压一次，挤出一些水分后，在半干状态便可将纸逐层揭下刷于墙上晾干。这种活动纸模的优点是：只用一套模具就可抄出千万张纸来，从而降低了设备成本，亦提高了生产率。一般而言，因南方多竹，床帘多是竹的，北方竹少，床帘多以芨芨草或萱草茎杆编成。在古纸中，有的帘纹疏密度为9-15　根／厘米，当是竹帘所成；有的为5-7　根／厘米，当是草帘所成的①。因草帘较粗，抄纸时滤水速度较快，故往往纸质不够紧密均匀，为克服这一缺点，常把纸抄得较厚，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翰墨真迹辨》称"其质松而厚"即是此意。竹帘较为细密，滤水速度适中，故能抄出薄而且匀的纸来。当然，北纸也有许多是洁②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74-182　页。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82、177　页。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62-64　页。白细薄的，纸之粗细不仅与帘之粗细有关，而且与造纸过程的许多工序都有一定的关系。从古纸考察情况看，南纸、北纸的帘纹横竖情况，以及帘的结构都大体一致，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翰墨真迹辨》说："北纸用横帘造，纸纹必横，。。南纸用竖帘，纹必竖"，是没有根据的。纸纹之横竖主要取决于裁纸和书写方向，与地区并无关系。此期帘纹纸的尺寸，据潘吉星先生测定为：两晋时期的甲种纸（小纸）直高23.5-24.0　厘米，横长40.7-44.5　厘米；乙种纸（大纸）直高26-27　厘米，横长42-52　厘米。南北朝的甲种纸（小纸）直高24.0-24.5　厘米，横长36.3-55.0　厘米；乙种（大纸）直高25.5-26.5　厘米，横长54.7-55.0　厘米②。这些纸虽然多数稍经剪裁，但大体上保留了原有纸幅的尺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疆前秦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墓出土过一件未经剪裁的完整古纸，实测尺寸为23.4×35.5　厘米。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说："晋令诸作纸，大纸［广］一尺三分，长一尺八分，听参作广一尺四寸，小纸广九寸五分，长一尺四寸"。若依晋后尺一尺为今24.532　厘米折算①，可知苏易简所云晋大纸尺寸为广25.27　厘米，长26.49　厘米，小纸广23.31　厘米，长34.34　厘米；与上述实测数有一定差距，主要是因操作习惯不同，各地抄纸器大小不一所致。可见两晋南北朝古纸一般都是长方形的，不管"小纸"还是大纸，幅度都是不大的，后世那样的大幅宽纸很少看到。这种抄纸器自可一人操作。

活动帘床抄纸器的发明和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纸的产量和质量，对造纸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造纸技术外传后，它亦随之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公元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出现的长网和圆网造纸机，就是在这活动帘床抄纸器的结构原理上发明出来的。

在显微镜下观察时，古纸的结构一般都十分疏松，纤维间充满了无数孔隙和通道，故下笔书写时往往会走墨渲染。为改善纸的书写效果，人们采取了一系列技术措施，最初是用光滑的细石将纸面砑光，以阻塞部分毛细管和纤维间隙，后来又发明了施胶术，以增加对液体渗透的阻抗力。

施胶又分为表面施胶和内部施胶两种，最早的胶剂是浆糊，后来还使用过其他物质，从现有资料看，它们均始见于东晋时期。1973年，潘吉星先生在检查后秦白雀元年（公元334年）衣物券疏用纸时，发现其表面施了一层淀粉糊剂，并且曾以细石砑光过；此外，西凉建初十一年（公元415年）契约纸也有淀粉处理过的痕迹。表面施胶通常是只在正面进行的，背面不作任何处理。此法的优点是操作简便，效果明显，缺点是淀粉层易于隆起，以致脱落下来。内部施胶则基本上避免了这些缺点。今见较早的内部施胶标本有：北京图书馆藏西凉建初十二年（公元416年）石室写经《律藏初分第三》纸，其纸浆纤维间含有淀粉糊状物；另外，新疆出土的建初十四年（公元418年）文书纸也是施了淀粉糊的。内部施胶的基本操作是将胶剂添加到纸浆中搅匀，亦可将淀粉液直接掺入纸浆中。此法的优点：一是因淀粉粒沉积于纤维上，填入纤维间隙中，便增强了纸对水渗透的阻抗力。二是淀粉汁可提高纤维在纸浆液中的悬浮性，使纸的结构更为致密，均匀。

向纸施胶也是我国古代纸工的一项重要创造。它与现代技术原理也是十分相符的。因淀粉高分子中具有极性羟基，故亦能与纸纤维素分子的极性羟②　同上书，第64　页。

①　矩斋：《古尺考》，《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　期。

基间产生氢键缔合。这就提高了纸的强度，增强了纸不透水的能力。直到清代，这工艺仍在汉、满、蒙、维、藏族地区流传着，据考察，明清时代的许多满、蒙、维、藏文抄本，表面上都有一层淀粉糊。它发明于我国，后来也随造纸术一起传到全世界。

表面涂布是古纸表面处理的又一重要措施。操作要点是在纸的表面涂布一些白色的矿物粉。目前所见较早的实物有新疆出土的前凉建兴三十六年（公元348年）文书残件，以及东晋写本《三国志·孙权传》①，年代稍后的还有前秦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文书，正面也涂了白粉，背面未作处理。本世纪初，威斯纳在分析新疆出土的南北朝纸时，发现其表面亦涂有一层石膏粉末。这些都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涂布纸。

从现代技术原理推测，涂布用白色粉料主要是石膏，此外可能还有白垩、滑石粉、石灰等物。做法是先将这些物料碾细，并制成悬浮液，再将之与淀粉共煮，经充分混合后，用排笔涂于纸上，再经干燥和砑光；这样，纸的白度、致密度、平滑度、吸水性都会得到提高，透光度则明显降低下去。如东晋写本《三国志·孙权传》纸，今日所见仍然是颜色洁白，字迹古朴俊秀，墨黑而有光，犹如新作之般。

此时，纸的染色装潢技术也有了发展。此术约始见于东汉，刘熙《释名》说：潢"染纸也"。纸张染色的目的，一是增加美感，二是杀虫防蛀。从有关记载看，潢纸之法有二，即先写后潢和先潢后写。西晋陆云《陆士龙集》卷八《与兄平原（陆机）书》云："前集兄文为二十卷，适讫一十，当黄之，书不工，纸又恶，恨不精"。此说的便是先写后潢。《晋书·刘卞传》云：刘卞到洛阳入太学试经，吏"令写黄纸一鹿车。卞曰：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这是说先潢了而后再写的。在今见古纸中，敦煌石室写经纸便多是这种先潢而后写者。

黄纸当时在民间宗教活动和官方都有使用。《太平御览》卷六0　五引崔鸿《前燕录》云："慕害儶三年（公元354年）广义将军岷山公黄纸上表"。可见这是把黄纸当作官府用纸。前云桓玄登位后诏告臣僚以黄纸上表，亦是使用黄纸的例证。

染潢所用染料主要有黄柏等。东汉炼丹家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云："若蘗染为黄兮，似蓝成绿组"。此"蘗"即黄蘗，黄柏，系乔木，其干皮呈黄色，味苦，气微香，皮内含有一种生物碱，可作染料用，亦可杀虫。

在今见古纸中，敦煌石室写经纸是加工较好的。有表面涂布粉料、砑光、染色等，这大约与人们对各种宗教经书比较重视有关。新疆出土的多为官府籍帐、民间契约、文教用纸等，故均为本色纸，只有东晋写本《三国志·孙权传》等少数为上等加工纸。

①　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年第10　期。

●　　四、建筑技术东汉末年以来，战事连年，建筑业受到了很大摧残。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徙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初平三年，董卓在长安为王允等人所杀，其部将李催、郭汜"转相疑，战斗长安中，催质天子于营，烧宫殿城门"①。这样，汉代东西两京几乎全遭毁坏。稍后，中原许多大型商业都市横遭洗劫。北魏统一北方后，中原建筑业才稍见恢复，南方因较稳定，建筑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除原有的吴城、会稽、建康等外，杭州、扬州、洪州也发展成了较大的城市。此期建筑技术创新较少，主要是沿用汉代的一些成就。比较值得注意的事项是：在建筑材料方面，建筑用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前代，北魏还把琉璃用到了建筑业中；在采暖技术方面，出现了关于火地法的记载；作为佛教建筑的寺、塔、石窟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由于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使原较质朴的汉代建筑更加成熟、圆淳起来；木结构和砖结构技术都有了提高，砖结构也进入了高层建筑的阶段；由于私家园林的突起，使我国古代园林建筑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①　《三国志》卷一《魏武帝记》、卷六《董卓传》。

（一）建筑材料技术魏晋南北朝的建筑材料技术有了不少发展，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制砖、制瓦以及琉璃技术。金属材料使用较少，主要用作一种装饰。

1。制砖技术我国古代的建筑用砖约发明于先秦时期，但当时的使用量还是较少的，且所产主要是空心砖和铺地砖。及汉，承重才成了砖的主要功能；不但一般建筑，而且衬井、下水道以及地下的墓室，都较多地使用起砖来。砖瓦生产也成了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但大型空心砖、异型砖仍较流行。魏晋南北朝制砖技术上的主要成就：一是尺寸较小，体形简单，通用性较强的条形砖成了建筑用砖的主流。考古发掘中较常见的一种条形砖尺寸约为：长35　厘米、宽17　厘米、厚5　厘米左右。大型空心砖已经较少。二是青砖和窨水技术已经推广开来。此期建筑用砖相当部分是青灰色的。一般建筑以及高层佛塔等都大量地用砖。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一书曾提到过不少砖塔，保存至今的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嵩岳寺塔便是其中之一。人们还用砖包砌城墙。据《水经注》卷十《浊漳水》云：曹魏邺城便曾采用过这一措施。此期砖窑也是不少的，仅浙江漓渚一域便发掘了南朝砖窑8　座。

此时，砖已成了一种商品。1954年，广州西晋墓所出砖上刻印有这样的文字："永嘉七年皆宜市价"①。这一方面是纪年，同时也是对价格的一种宣传。砖画艺术也有了一定发展，江苏丹阳南齐墓出土一幅模印砖壁画，长2.4米、高0.8　米，由几百块印有花纹的条形砖拼凑而成，画面组合准确整齐，线条流畅雄劲①；从设计、刻模、制坯到烧造、砌筑都表现了相当高的技艺。我国古代青砖窨水工艺始于何时，今日尚无十分确凿的资料。但有一件事却值得注意，《南史·王彭传》云：元嘉（公元424-453年）初，王彭之父亡，"家贫力弱无以营葬，兄弟二人昼则佣力，夜则号，感乡里，并哀之，及各出夫力助作砖。砖须水而天旱，穿井数十丈泉不出，墓处去淮五里，负担远汲困而不周。彭号天，自诉如此。积日，一旦大雾，雾歇，砖窑前忽生泉水，乡邻助之者并嗟神异"。这虽是个神话般的传说，文献对井水的用途又记述得不十分明白，但还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因其近在"窑前"忽生泉水；故有学者认为，它很可能是用作窨水而不是和泥的。再结合考古资料看，此工艺在南北朝应已普及。窨水的工艺原理是：创造一种还原性气氛，使碳素大量还原出来，并沉积于砖的缝隙中②，同时使砖急冷，从而缩短了生产周期；与红砖相较，青砖具有强度高、抗风化能力较强等优点。

2。制瓦我国古代制瓦技术至迟发明于西周。春秋末期，使用量逐渐增多起来；秦汉便达到了比较兴盛的阶段。魏晋南北朝时制瓦技术又有了发展，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事项是：表面加工技术更为讲究，板瓦瓦沿的束水作用有了改进，分工上更为细致。

洛阳北魏宫城遗址发现有板瓦、筒瓦、瓦当和瓦钉。板瓦呈深褐色，质地坚致、火度较高，瓦面经过了磨削，上有一层陶衣。约长49.5　厘米、宽

①　麦英豪等：《广州市西村发现古墓六座》，《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　期。

①　林树中：《江苏丹阳南齐墓砖印壁画探讨》，《文物》1977年第1　期。②　周仁等：《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4年第1　期。33　厘米、厚2.5　厘米，重12　公斤；其筒瓦表面亦经过了刮磨，表面呈釉黑色光滑莹润①。邺城遗址出土过东魏、北齐时期的砖瓦，其板瓦长58　厘米、上宽33　厘米、下宽40　厘米、厚3.5　厘米，重14.75　公斤；正面呈黑色，油光发亮，火候较高，敲击时发出清脆的声音。筒瓦的色泽、火候亦与板瓦一样②。元迺贤《河朔访古记》引《邺中记》云："北齐起邺南城，其瓦皆以胡桃油油之"，文献所指很可能就是这种黑瓦。它实际上是宋代《营造法式》所云青棍瓦的前身。此期流行的板瓦多呈"花头"形，一般只在板瓦沿下部挖成波浪形、锯齿形，以利于滴水；但有的已发展成"垂唇板瓦"；这在北响堂第二窟北齐窟檐等处都可看到其演变的雏形③。瓦上刻印的文字更较砖为夥，有纪时、纪姓氏，也有纪职位等。洛阳北魏一号房址出土文字瓦计911块，其中刻纹瓦868　块，印文瓦43　块，从这些文字的考察情况看，其生产组织还是相当严密、复杂的。经营烧造的手工业主叫"■主"，其下设"匠"，这是掌握全面技术的工师，匠下依工种和工序之不同，又设有"轮"（或叫"轮头"）、"削"、"昆人"。大约"轮头"负责制作瓦坯，"削"人负责分割瓦坯、"昆人"是负责打磨瓦面的④。

3。琉璃我国古代琉璃技术约发明于西周及至秦汉，生产和使用量还是较少的。

大约北魏时期，琉璃才用到了建筑业中。《北史·西域传》载：大月氏国，"太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自此中国琉璃逐贱人不复珍之"。据报道，大同北魏故城遗址曾发现有琉璃瓦残片，胎含细砂，釉色浅绿，比唐三彩粗糙①。琉璃砖瓦用于建筑，使建筑物更显示出华美的姿态。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　期。②　河北省临漳县文物保管所：《邺城考古调查和钻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4　期。③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1　期。

④　《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　期。

①　将玄佁：《古代的琉璃》，《文物》1959年第6　期。

（二）建筑防护技术我国古代的建筑防护技术很早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经过一代代沿袭下来，不断得到改进、补充和发展。从文献记载看，此期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防腐和取暖两个方面。

使建筑物受到腐蚀和破坏的原因主要有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3　种因素。前者如热胀冷缩等，其次如空气、雨水的腐蚀，后者如虫蠹等。但不同的材料，其抗蚀能力又是不完全一样的。古人对此亦早有了一定的认识。《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十一引《本草图经》云："《尔雅》云柀煔，与杉同。郭璞注云：煔似松，生江南，可以为船及棺材，作柱埋之不腐也。又人家常用作桶板，甚耐水"。可见杉的耐腐蚀能力是较强的。晋郭璞所云之"柱"自然包括建筑用柱在内。人们对代木时间也很有讲究。并掌握了多种补救处理的方法。《齐民要术·伐木》篇说："凡伐木，四月七月，则不虫而坚韧。榆荚下，桑椹落，亦其时也，然则凡木有子实者，候其子实将熟，皆其时也（原注：非时者，虫而且脆也）。凡非时之木，水沤一月，或火煏取干，虫则不生（原注：水浸之木，皆亦柔韧）"。可见一般木材的最佳砍伐时间是四月七月，如果不是这一时期砍下，则须进行"水沤"或"火煏"，作为一种补救性防护处理。从有关记载看，当时人们还使用过一些其他防护措施。《抱朴子》云："铜青涂木，入水不腐"①。此"铜青"即含水硫酸铜，具有一定的杀菌能力。这些技术，自然都要被人们使用到建筑业中的。

我国古代建筑取暖方式较多，但"火地"取暖法却是南北朝或者稍前发明出来的。《水经注》卷十四《鲍丘水》云：观鸡寺"寺内起大堂，甚高广，可容千僧；下悉结石为之，上加涂塈，基内疏通，枝经脉散；基侧室外，四出爨火；炎势内流，一堂尽温。盖以此土寒严，霜气肃猛；出家沙门，率皆贫薄；施主虑阙道业，故崇斯构，是以志道者多栖托焉"。这里详细地描述了火地法的构筑和热工原理，是我国古代火地采暖的较早记载。因其烧火口和烟囱皆设于室外，热气流因从地板上通过而把地板加热，烟和灰都不至于污染室内，散热量大而且均匀，在席地而坐的时代，无疑是一种较好的取暖法。前此，我国还使用过一种炙地取暖法，显然，这应是炙地取暖的发展。也是我国古代建筑取暖的一项重要创造。

①　引自《本草纲目》卷八"金石、铜青"条。

（三）城市建筑城市建筑，尤其是都城和宫殿建筑，往往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每一时代的建筑思想和施工技术的先进水平。在魏晋南北朝城址中，目前经过调查或初步发掘的有曹魏邺城、孙吴武昌（今湖北鄂州）、六朝建康（今南京）、北魏洛阳、北魏平城（今大同）等。以下仅对邺城、洛阳作一简单介绍。

1。曹魏邺城邺城址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和河南省安阳县交界处，相传始建于春秋时期①。曹魏、后赵、前燕皆都于邺之北城；东魏、北齐都于邺之南城。但今除位于邺城西北隅的铜雀台、金虎台在地表犹见遗址外，余皆荡涤无存。1957年②，1976-1977年③和最近④考古工作者先后3　次对之进行了调查和试探，证明古代文献关于邺城的记载是基本属实的。

《水经注》卷十《浊漳水》云：曹魏邺北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晋陆翙《邺中记》云：邺城西北隅有三台，由南往北，依次为金虎台、铜雀台、冰井台。"铜雀台高一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间"，"三台崇举，其高若山云。""三台皆砖甃，相去各六十步，上作阁道如浮桥，连以金屈戍，。。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也"。

此"屈戍"原指门窗上的环钮，搭扣。金虎台台基系夯土而成，据估测，其底部尺寸为：东西约70　米，南北约120　米，台基南端高约9.5　米，北端约8.0　米；台基上部有70-80　厘米的瓦砾层。铜雀台台基残损已甚，南北残长约20　米，东西宽窄不甚整齐，残高约3.0　米余。冰井台已为漳水荡涤以尽。在金虎台与铜雀台之间，尚见有一条长约85　米、宽50　米、高1.5　米的夯土残垣，当为邺城西垣残迹①。

由《水经注》、《邺中记》、明嘉靖《彰德府志》等文献和有关考古资料看，邺城可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其间有一条横贯东西的主干道。北区较大，是为官府区；其正中为宫城，宫城东侧为曹氏宫室和官署；官署之东为王室贵族居住的"戚里"。宫殿建筑群和东侧的宫室，官署区都布局十分严整。宫城西边全为王家专用园林（即铜雀园），三台亦正在此园林的西北角上。南区为一般居住区，分成若干个正方形的坊里，有3　个市及手工业作坊。南区有3　条南北向大干道。全城的东西干道与南半部的中轴干道成丁字形相交于宫门前。城市用水经城西北由漳引入，经三台下流入铜雀苑和宫殿区，分流一部分至坊里，由东门附近流出城外。邺城的主要宫殿皆毁于西晋末年，后赵石虎曾作过修复，并扩建了三台。北齐时，在旧邺城之南又筑了一个邺南城。《北史》卷五十四《高隆之传》云："邺，营构之制皆委隆之，增筑南城周二十区里"②。冰井台被毁的具体时间今已难考，嘉靖《彰德府志》卷

①　《管子·小匡》第二十："（桓公）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社丘，以卫诸夏之地"。②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1　期。

③　《邺城考古调查钻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4　期。

④　吴会劲等：《曹魏故都邺城考古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89年4月14日。

①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1　期。

②　《邺中记》云："邺南城东西六里，南北十八里六十步，高欢以北城窄狭，故令　仆射高隆之更筑此城"。高隆之系北齐人，《邺中记》为晋陆翙所撰。此段文字当非陆翙原文，而系后人补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极是。今人曾对邺南城作过钻探，　测知其东西墙相距2602　米，南北墙相距3454　米。与《邺中记》二《地理·邺镇》条载："今惟三废台存，旧基略无可见者"。可知三台在明代中叶尚有遗址可寻。乾隆《彰德府志》卷四《古迹·邺都北城》条载：三台"为曹魏遗址，今亦尽沦漳水，河岸有颓坡，或云即金凤台故址"，此"金凤台"为石虎时名，即是曹魏金虎台，可知二台当毁于清雍正、乾隆以前。

邺城布局有两个特点：一是官用区与民用区严格分开，这既继承了古代城与郭的区分，也继承了汉代宫城与外城的区分，而且更较汉代为甚，汉长安和洛阳官用区犹有与坊里相参，或为坊里包围的现象。二是全城的主干道成"丁"字形相交于宫门前，就把中轴线对称的布局法则从一般的建筑群扩大到了整个城市。这种布局对后世城市规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北魏洛阳洛阳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自东周始，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均建都于此。北魏洛阳是在西晋都城废址上重建的。北魏早期原建都平城（山西大同），为便于统治并学习汉族的统治经验，孝文帝才迁都于此。当时汉晋洛阳早已荒毁，仅存宫殿遗址。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决定迁都并开始营建，十九年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①。景明二年（公元501年）九月，发畿内5500人，筑成220　个坊里；每里方300　步，四旬而成②。景明三年，宫室全部建成。

有关研究认为，整个北魏洛阳城似可分作外郭、京城（内城、大城）、宫城三重。《洛阳伽蓝记》卷五说："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此即指外郭言，外郭是东西长，南北窄的。但从考古资料以及文献记载看，内城（京城）却是南北长，东西窄的①，汉魏洛阳京城之东、西、北三面墙基遗址今尚保存较好，唯南墙因洛水北移而无遗迹可寻。今见的几面墙基都有几个曲折；经实测，西墙垣残长约4290　米，宽约20　米，北垣全长约2700　米，宽25-30　米；东垣残长约3895　米，宽约14　米，南垣长度若以东西两垣的距离计，则为2460　米。北垣东段和东垣残高达5-7　米。东、西、北三面城垣，今已探出城门10　座。在现存城门遗址中，以西北角的大夏门最大，其原应有3　个门洞，其他各门皆只有1　个门洞。京城西北隅有一金墉城，由3　座南北毗连的小城组成，彼此间有门道相通，总平面图略近"目"字形；南北长约1048　米，东西宽约255　米，垣宽12-13　米；城垣夯筑坚实。金墉城始筑于曹魏，其背倚邙山，形如堡垒，可俯视城区，其方位和作用皆与邺城三台相似，从勘察资料看，自曹魏至北魏，洛阳城垣是沿用东汉旧制的，绝大多数城门的位置历代相袭不变，城内的主要建筑，如宫城、街道、官署、寺院、里（坊）等，有的可能是由汉魏沿袭下来的，但总体应是北魏遗址。四周城垣不取直线而故作曲线状，似含有军事上的用意，一些城门外造双阙，亦具有防御作用②。

所云基本相符（见《中　原文物》1983年第4　期）。

①　《魏书》卷七《高祖记》。

②　《魏书》卷八《世宗记》说是320　坊里，但《洛阳伽蓝记》卷五说是220　坊里，今从后说。因320　坊里在当时的洛阳恐怕是容纳不下的。

①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87-388　页。宿　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址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　期。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　4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北魏宫城位于全市中轴线稍稍偏北，原系东汉北宫故地；整体作长方形，南北长约1398　米，东西宽约660　米，面积约为大城的1／10①。《后汉书》卷二十九"河南尹·洛阳"条梁刘昭注引《帝王世纪》说："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又引晋元康《地道记》说："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可知文献记载与今实测是大体相符的。宫城的东、南、西三面墙垣均保存较好；南墙宽8-10　米，残高1.3-2。O　米；西墙宽13-20米，残高1.2-2.2　米；东墙宽4-8　米，最宽11.0　米，残高1.7-3.4　米；北墙未见墙垣。宫城已探出4　个门，其中正门是南门，名阊阖门，门洞缺口46　米，是全洛阳城形制最大的一座城门建筑，正对阊阖门的铜驼街为全城的主要轴线。由《洛阳伽蓝记》等有关记载来看，官署、太庙、社稷坛和永宁寺九层木塔，都在宫城前御道西侧；南城外还设有灵台、明堂和太学；西城外郭内多贵族第宅，靠近西郭墙的寿邱里是皇子居住区。市场主要集中在京城东的洛阳小市和京城西的洛阳大市。大市一带是手工业者和商人聚居区，外国商人则集中在南郭以外的四通市。宫城以北直至大城北垣这一区域，即是历代朝廷禁苑所在。北魏洛阳主要建筑布局大致体现了帝王之居建中立极，官府外设，左祖右社等封建都城建筑原则。

洛阳大城还修筑了一条护城河，顺城环流。《洛阳伽蓝记》卷二说："谷水周围绕城，至建春门外，东入阳渠石桥"。《舆地志》云："洛阳城外有阳渠水，。。东流注城西北角，仍分流绕城至建春门外合流，折东流注于池是也"②。即是说："当时洛阳曾西引谷水东注，于西北角分流环绕大城，并在一些城门旁侧，分流进入城内，之后在大城东垣外侧建春门附近流入今洛河。洛阳的宫苑、城濠、漕运等用水主要都是依靠谷水的。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看，北魏洛阳城建筑有两点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是其防御设备已相当完备，为前此各代不可比拟。二是对城市排供水设备考虑较为周密。

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518-519　页。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518-519　页。②　《太平寰宇记》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六九册第二十七页上）。（四）佛教建筑之兴盛佛教大约是西汉晚期传入我国的，南北朝前发展还不是十分迅速；南北朝时，由于上层统治者之笃信和极力提倡，迅速地传播开来。与此同时，佛教建筑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佛教建筑是东汉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所立洛阳白马寺①；稍后，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②；三国时，笮融在徐州造"浮屠祠"③；到了晋代，"洛中浮图有四十二所"④。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佛寺、佛塔、石窟群都是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创建或者肇始的。《南史》卷七十《郭祖深传》载，梁时（公元502-557年）都城建康有"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魏书·释老志》载，太和元年（公元477年），"京城（平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延昌（公元512-515年）中，天下州郡僧尼等（疑为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魏末，洛阳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⑤，天下有寺三万余所，僧尼数达二百万①。还都邺城后，洛阳仍余寺四百二十一所，我国佛教建筑是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古代建筑史很有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上，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古代建筑的先进水平。由南北朝到唐代，佛教建筑发展到了鼎盛的阶段。宋后虽然锐减，但直到清代仍在修建，在我国延续了1800年的时间，这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1。佛寺"佛寺"即是礼佛之所。在佛教传入之始，主要是遵循印度式样，以塔为崇拜对象来布置的；佛塔居中，佛殿居于塔后。《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在谈到白马寺的建筑形式时说："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浮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这里十分突出地谈到了"依天竺旧状"。但这同时，人们实际上也开始了对外来佛教建筑的改造。首先是名称，作为礼佛场所的"寺"，原是汉代一种官署。东汉水平年间，叶摩腾、竺法兰初至洛阳，住在专司接待宾客的官署鸿胪寺中，后来为之修建了白马寺，便是借用了鸿胪"寺"之称。这样，作为官署的"寺"，也才有了"佛寺"的含义。再看建筑形式，战国至秦汉，我国是盛行高层台榭建筑的，东汉则盛行多层楼阁。《三国志》卷四十九《刘繇传》笮融在徐州造"浮屠祠"，式样是"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一般认为此"铜盘九重"应即印度佛塔中的"刹"；"重楼阁道"应即是东汉的楼阁式建筑①。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看，南北朝的佛寺布局似有两种类型，一是沿用了东汉以来的"浮图祠"式样，即以多

①　《魏书·释老志》。

②　《后汉书》卷六十，《襄楷传》。

③　《三国志·吴书·刘繇传》。

④　《魏书·释老志》。

⑤　《洛阳伽蓝记》卷五之末。

①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512　页）据《魏书·释老志》整理；转引自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　页。

①　罗哲文等：《佛教寺院》，《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层木塔（或砖塔）为全寺的中心，周围布置廊院，或在塔后建大殿。著名的洛阳永宁寺则是塔后建大院的典型例子；二是原封不动地利用或稍加改造了的大府第，其常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室，如《洛阳伽蓝记》卷一载建中寺等。北魏洛阳时期，第二种已较第一种为夥。

永宁寺是北魏洛阳城内最大的一座寺院。据《洛阳伽蓝记》卷一载，原系熙平元年（公元516年）皇室所立，位于"宫前闾阖门南一里御道西"。由《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及有关考古资料看，永宁寺主体部分应由塔、殿和廊院三部分组成，并采取了中轴对长的平面布置，其核心是一座位于三层台基上的九层木质方塔，塔北建佛殿，四面绕以围墙，形成一个宽阔的矩形院落。《洛阳伽蓝记》卷一载：永宁寺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盖京师百里已遥见之"②。经实测，塔基今犹残高8　米左右，其上下计分三层，底层夯基大体呈方形，东西长约101　米，南北宽98　米、厚2.1　米；中层夯基呈正方形，边长50　米，厚约3.6　米，上层塔基用土坯砌成，呈正方形，边长10　米，残高2.2　米；与《水经注》卷一六《谷水》条所云永宁寺"浮图下基方十四丈"相近，这是塔和塔基的情况。《洛阳伽蓝记》卷一又说：该"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宫墙也，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道阁，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可见寺院外墙一如宫墙之制。此外墙外还掘壕沟环绕，沿沟栽植槐树。同书同卷又说，永宁寺"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中长金像等，以及"僧房楼观一千余间"，可见永宁寺的布置与白马寺一样，依旧是突出了佛塔这一主题。

唐代以后，寺院布局进一步中国化。完全演变成了中国固有的宫殿、王府、第宅式的式重院落组合；塔在寺中的地位下降，以塔为中心的寺院布局再难看到，通常是把塔建于寺后，或者寺前。

2。佛塔佛塔原是为埋藏舍利（释迦牟尼遗骨）的一种坟塜，是专供佛徒膜拜的。梵文称为"窣睹波"（Stupa）。印度塔原由三部分组成，即塔基、复钵状的塔身和刹（伞盖）；其横截面为圆形，实心石构。随着佛教的流传，在不同的地区，又演变出了许多不同的形式。流传到新疆一带时，出现了一种方形基坛上加圆形穹窿的结构，其方坛中空成内室，穹窿为半球状，也是中空的，上面加有刹杆，这种塔即是《魏书·释老志》所云"庙塔"，就应是一种"精舍"，已非印度窣睹波原型。我国早期的塔，无论是木塔还是砖石塔，与"精舍"是比较接近的①，归结起来主要有楼阁式，密檐式和亭阁式三种类型。楼阁式。是原印度塔与原东汉多层木构楼阁相结合的产物，是原印度塔在此已缩小成了塔刹。我国古代的多层木结构技术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达到了较高水平。《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下》谈到过一种"井干楼，高五十丈"。颜师古注引《汉宫阁疏》说它是状如井上木栏，积木而成的高楼。魏晋南北朝时，人们把此技术用到了佛塔构筑上，使此种楼阁式佛塔成了我国早期佛塔的主流。一般认为，孙吴笮融造徐州佛塔①，以及洛阳永宁寺塔等，②　关于永宁寺九级浮图的高度，文献上有两种说法，一是《洛阳伽蓝记》所云全高100　丈，二是《水经注》卷十六《榖水》说"自金露下至地四十九丈"。

①　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　页。

①　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我国古代佛塔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即可以用来登高眺望；依佛教教义和印度塔原型，是无登临条件的。《魏书》卷六十七《崔光传》载，"二年（熙平？）八月，灵太后幸永宁寺，躬登九层浮图"。《洛阳伽蓝记》卷一："衒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临云雨，信哉不虚"。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楼阁式佛塔上，因我国高层楼阁原即有登临眺览的用途。

因木塔易毁，故唐和唐代以前的木塔在国内已难觅寻。值得欣慰的是大同云岗石窟中第一、二窟和第二十一窟的石刻塔柱，较好地向我们提供了不少北魏楼阁塔的宝贵资料。它使用了木建筑的柱、枋和斗拱，并且由下往上逐层减窄减低，不管是基本结构还是外部形态，都已中国化。由南北朝到宋代，是楼阁式佛塔的鼎盛期，几乎遍布了全国南北，还影响到了朝鲜、日本和越南，现在的楼阁式木塔多是宋代的。

密檐式塔。其始出现于公元3世纪的印度，传入中国后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特点是底层塔身较高，其上施5-15　层密檐，塔檐紧密相接。与楼阁式同样，也是一种多层建筑；不同处是，因其檐密窗小，又无平座栏干。故只有少部分可以登临，且效果不佳。建筑材料一般用砖、石。

保存下来的年代最早的密檐式塔是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其建于北魏正光元年（公元520年），高39.5　米；底层直径约10.6　米，内部空间直径5米，计15　层；塔的整体为炮弹形，塔身平面为十二边形，底层转角用八角形倚柱，门楣及佛龛上已用圆拱券；非仿木结构，而且依砖的性能砌造短檐，未用斗拱，塔心室为八角形直井，以木楼板分为10　层。由下往上密檐间距离逐层缩短，与外轮廓收缩配合良好。使塔身显得稳重又秀丽。

我国古代木塔和砖塔的产生年代应是相差不大的，但因传统的木结构技术较高，故早期以木塔为主；后因砖结构技术的提高，便逐渐取代了木塔的主要地位。今见于记载的早期砖塔有：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洛阳建阳里三级砖塔，北魏时重建；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洛阳军人建砖浮图等①；北周庾信（公元513-581年）在《和从驾登云居寺塔》诗中谈到的嵩山九层浮图亦是砖砌而成。诗云："重峦千仞塔，危登几层台，石阙恒逆上，山梁作斗回"。这同时说明此云居寺塔也是可以登临的。

从南北朝到唐代，密檐式塔的发展一直都是较为缓慢的。辽代以后才有了较大的变化，并进一步向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发展。

此期也建造了一些石塔，如《魏书·释老志》谈到了皇兴（公元467-471年）中所构三级石佛国等，"大小皆石，高十丈"。

亭阁式。这是印度窣睹波与我国传统亭阁建筑相结合的产物。亭阁在汉代已非常普遍。但汉魏南北朝的亭阁式塔实物迄今未有发现。《洛阳伽蓝记》卷四"白马寺"条说："明帝崩（公元75年），起祗洹（即庙，祭祠）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塜上或作浮图焉"。有学者认为，此塜上浮图当即亭阁式小塔②。这种塔最初主要为笃信佛教，而又无资力修建高塔的平民所用，后又被一些高僧、和尚用作墓塔。现存最早的实物是山东历城神通寺隋代四门塔。

3。石窟

①　《洛阳伽蓝记》卷二。晋太康寺，北魏重建后更名灵应寺。塔仍为三级。②　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石窟寺是在山崖凿洞以进行宗教活动的庙寺，其亦始创于印度。印度石窟原有两种类型：一供僧人集会礼拜用，称作支提（Caitya）或招提，窟面呈马蹄形，前面有檐廊，底部有塔，窟内还有列柱。另一种是供僧人修行、居住的，称为毗诃罗（Vinara）或僧院、伽蓝、精舍，窟呈方形，另在正面和两侧凿出若干个一丈见方的小龛室；后世我国称佛寺住持的居所为"方丈"即源于此。

我国石窟绝大多数分布在北方。最初是沿汉通西域路线分布的，后又扩展到了中原和南方；在西至新疆，东及山东，北抵辽宁，南达浙江的广大地域内，今都有石窟发现。年代较早的大约是新疆拜城东南的克孜尔石窟，其约开凿于东汉晚期①；但多数是十六国和北朝以后开凿的。北魏至唐，系我国石窟的鼎盛期，宋后即衰。石窟传入中国后，经短时间的消化，便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新疆一带的石窟，大都保留了若干当地民族传统建筑的特征。如圆拱形窟门和佛龛（库车森木撒姆千佛洞），斗八式窟顶（拜城赫色尔千佛洞），穹窿形窟顶（焉耆明屋）等，这些特征至今仍在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族建筑中存留着。进入内地后，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北魏早期，如云冈的昙曜五窟（十六至二十窟），是以造像为主的草庐形，其造像是为纪念北魏五帝的②；北魏中期以后，多在中心设一个方柱，窟顶雕作木构建筑式样（平棊人字坡）。中心方柱最初可能与印度支提窟塔有关，但也很可能受到了我国传统建筑墓葬的影响，汉代许多祠庙和墓葬都常在建筑物中心设置一个称为"都柱"的柱子。北魏晚期至隋，逐渐去掉了塔柱，改成了大厅堂式。到了唐代，石窟竟完全成了佛殿的厅堂①。总之，我国石窟多数是僧院式的，以礼佛为主，也有一部为塔院式，与支提古窟相当，以塔柱为中心；毗诃罗式石窟甚少，敦煌第285　窟和吐鲁番雅克崖石窟属于此类。因中国主要流行大乘派佛教，不大注重独居苦修，多在石窟前如佛寺中居住和活动。在印度，一座石窟便是一所寺院；到了中国，一座石窟通常只是一所佛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下面介绍几处石窟实例。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西郊16　公里的武州南麓，依山开凿，延绵约1　公里，现存主要窟洞53　个，大小佛像5　万余尊。始建于北魏文成帝兴光二年（公元455年），著名的昙曜五窟便是当年作品。《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者六十尺"，其余诸窟亦多建于迁都洛阳以前。云冈石质较好，其石窟虽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但从建筑的整体到局部，都已表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早期石窟（如昙曜五窟）平面呈椭圆形，顶部穹窿状，前壁开门，门上有洞窗，后壁中央雕大佛像，洞顶及洞壁未作建筑处理。后期多用方形断面。有的分前后两室，或室中设塔柱，窟顶已使用覆斗或长方形、方形平棊天花，壁上刻有台基、柱枋、斗拱等的木架构佛殿或佛陀本生故事等。

敦煌石窟，位于甘肃河西走廊西端，包括莫高窟、西千佛崖、榆林窟、水峡口四处；其中又以莫高窟最负盛名。其处于敦煌县城东南45　公里的鸣沙山上；在南北长约1600　米的崖上，洞窟上下层叠相接，密如蜂窝，现存492

①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　页。②　《魏书·释老志》。

①　罗哲文等：《石窟寺》，《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个，其中十六国、北朝窟计32　个。据敦煌发现的《沙洲志》云，其始凿于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又据唐武则天圣历二年（公元698年）李怀重修莫高窟碑，系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由沙门乐傅开凿，谓之莫高窟。但这最早的莫高窟早已不复存在，今存最早者属北魏中期。敦煌魏窟的水平截面多呈方形，窟的中心偏后凿出方柱，上与窟顶平基天花相连；方柱四面凿有佛龛，龛内塑像；方柱前的窟顶凿成人字形及椽子，脊的两端有拱。这种窟虽由支提窟演变而来，但其构造全是仿中国木结构的。前面提到的敦煌第285　号窟（毗诃罗式）正面和左右皆为佛龛塑像，窟顶凿成了人字形，中心是藻井。敦煌石窟亦以唐代的为多，清代还开凿了4　窟。

洛阳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南20　里的伊阙。始建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后，《魏书·释老志》说：景明初（公元500年），"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窟顶"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又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保存至今的龙门石窟有洞窟1352　处，小龛750　个，塔39座，大小佛像97306　尊。其中多数属于唐代。龙门石窟均无塔心柱和洞口柱廊，洞的水平面多为独间方形，未见前后室布置，亦无椭圆形平面。窟内均置较大的佛像。

（五）园林建筑我国自然式风景园林约产生于先秦时期，秦汉时代便有了一定发展，但当时的造园活动大抵是以皇家园林为主的，为的是狩猎，从事各种小型生产活动以及求仙，其次才是游览。私家园林较少，从内容到规模，皆意欲摹仿皇家园林。两晋南北朝时，这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①。主要表现在：（1）私家园林在南北朝比较兴盛，造园活动逐渐普及起来，并出现了私家园林与皇家园林并行发展的局面。（2）园林造景由前代的粗犷摹仿或者利用自然山水，发展到在园林中再现一个提炼了的、典型化了的自然。这两方面充分说明，我国风景式园林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可从多方面分析，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因社会动乱而滋长起来的及时行乐思想，和寄情于山水的倾向。十分遗憾的是，魏晋南北朝园林遗址早已湮灭无存，故只能从文献记载上进行一些讨论。

1。北方私家园林的发展北方私家园林约有两种类型，一是建在郊野山水风景地带的别墅园，主要以西晋石崇金谷园为代表；二是建在城市里的城市型私园，主要以北魏洛阳诸园为代表。

金谷园约在今洛阳市东北7　公里的魏晋洛阳故城西面。石崇系西晋时人，元康七年（公元297年）拜太仆，出为征虏将军。营建金谷园的目的原为去官后安享山水之乐。石崇《金谷诗》序云："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①。石崇《思归引》序在描写园的情况说："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伎，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弋鱼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又好服食咽气，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云之操"②。可见这是一座设有清泉、茂林，地形略有起伏，有水碓鱼池的庄园式私家园林。这是我国古代庄园私家园林的最早记载。北魏洛阳的城市型私家园林是较多的，多分布于坊里和城郭之内。前面提到，寿仁里是王公贵族的私宅和园林集中地，《洛阳伽蓝记》卷四"法云寺"云："自退酤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芒山，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称为王子坊。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林川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树（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其中又以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入其后园，见沟渎蹇产，石磴礁峣，朱荷出也（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此前一般文字说到了私家园林的分布范围和产生背景。其云"家家而筑"，可知造园风气之盛。第二段引文说："石蹬礁峣"，可知当时已采用了叠石作为造景的手段。"飞梁跨阁"可能指桥上建阁，当与后世亭桥或廊桥相类。同书卷二"城东·正始寺"条还谈到了司农张伦的园林，说其"山池之美，诸王莫及。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

①　《晋书》卷九十五《陈训传》。

①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三十三。

②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第二六函七九○册，《考工典·园林部》卷一二一。中重岩复岭，嵚崟相属，深蹊洞壑，逦遽连接。高林巨树，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带，能令风烟出入，崎岖石路，似壅而通。峥嵘涧道，盘纡复直，是以山情野兴之士，游以忘归"。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景阳山是一座假山，其"重岩复岭"，"有若自然"，把天然山岳的主要特征都集中地反映出来了。时有天水人姜质曾作《亭山赋》流传于世，其中有云"下天津之高雾，纳沧海之远烟；纤列之状一如古，崩剥之势似千年。若乃绝岭悬坡，蹭蹬蹉跎，泉水纾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复危多。五寻百拔，十步千过，则知巫山弗及，未审蓬莱如何"。可知此已透露了园林写意造景法的端倪。

2。南方私家园林的发展南朝私家园林也有两种类型：一是比较讲究华丽，偏于绮靡的园林景观，主要以达官贵人经营的城市花园为代表；二是着意突出山水林木的自然之美，格调质朴清隽的园林，主要以文人名士经营的别墅园林为代表。

都城建康集中了许多南朝贵族的园林，其穷巧极之状，奢华绮靡之风，比北朝私园是毫不逊色的。《渚宫旧事补遗》曾记述过齐湘东王于（建康）子城中造湘东苑的情况，说其"穿池构山，长数百丈。植莲浦缘岸，杂以奇木。其上有通波阁，跨水为之。南有芙蓉堂，东有禊饮堂，。。北有映月亭、修竹堂、临水斋，斋前有高山，山有石洞，潜行宛委二百余步，山上有阳云楼，楼极高峻，远近皆见。北有临风亭，明月楼"①。但这种贵族式园林在南朝并未引起人们的好感和追求，相反却受到了部分文人的反感和鄙夷。江南名士们追求的是朴实和天然成趣，看来这与时人崇尚老庄之说是有一定关系的。孙绰《遂初赋》云："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却感于陵贤妻之言，怅然悟之。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①，可见这种私家园林的思想基础、精神气质与贵族们是不同的，其对自然之美亦具有更高的鉴赏水平。文人园林多襟山带水，充分利用并十分珍惜大自然的赐予。"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可以说是这一思想的较好反映。《宋书》卷九十三《载崟颙传》："（颙）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为筑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同书卷八十六《刘勔传》："勔经始钟岭之南以为楼息，聚石蓄水，仿佛丘中，朝士爱素者多往之"。可见文人们很少对别墅式园林的建筑物作出过分的渲染，而较注意它的清隽、典雅的风格。应当说南朝园林的主流是这种别墅式园林，它不但较为普遍，而且意境更高，致使帝王之家也不免要受到潜移默化，这也是它更胜于北方园林之处。《世说新语·言语》载："（梁）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木）便自有濠濮闲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便是一个较好的例证。濠、濮皆水名，后句包含了《庄子》中的两个故事，后人以濠、濮指高人寄身闲居之所。

3。皇家园林的发展私家园林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此期的皇家园林依然是因循守旧的，从形式到内容仍承袭着秦汉时期的一些传统；只是到了南北朝后期，因受私家园林的影响才发生了一些变化。

从文献记载看，此期皇家园林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三个地方：即邺城、洛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七册，第六○六页。

①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六十一。

阳、建康，今只对北魏洛阳的一些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洛阳原是东汉故都，当时城内皇家园林已近10　座；曹魏都洛时，宫苑大抵依汉旧址而加改造、扩充，其中较为重要的御苑是芳林园，西晋时更名华林园。《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建春门》条曾对北魏华林园的情况作了一番描述，说"（翟）泉西有华林园，。。园中有大海，即汉（魏）天渊池，池中犹有文帝九华台，高祖于台上造清凉殿；世宗在海内作蓬莱山，山上有仙人馆，上有钓台殿，并作虹蛻阁，乘虚往来。至于三月禊日，季秋九辰，皇帝驾龙舟鹢首，游于其上。海西有藏冰室，六月出冰以给百官。海西南有景山、殿山；东有羲和岭，岭上有温风室；山西有姮娥峰，峰上有露寒馆，并飞阁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玄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东有筥涧亭，殿西有筥危台。景阳山南有百果园，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据说其中还有仙人枣，长五寸，出昆仑山，又有仙人桃，亦出昆仑山"。这段文字虽然较长，却较详细、明晰，大抵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的基本情况，可知其与私家园林是差别较大的：一是规模宏大，建筑物较多且较华丽，二是崇尚神仙之道，三是人工景点较多。此"温风室"也很值得注意，虽其具体装置今已难得详知，但它应是我国古代关于热风取暖的较早记载之一。关于皇家园林受私人园林影响的情况，前引《世说新语》已经提及；自此之后，也就开始了皇家园林不断向私家园林吸取新思想新风格的历史。

五、科学（一）数学秦汉时期《九章算术》等数学专著编撰成书，这是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初步形成的标志。在此基础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数学研究和数学教育又有了显著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数学书不下数十种，仅《隋书·经籍志》所记载的就有二十余种。其中如赵爽《周髀算经注》、刘徽《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甄鸾《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和《数术记遗》等，都是重要的数学典籍，后被收入著名的《算经十书》而一直流传至今。南北朝时祖冲之所著《缀术》，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数学专著，可惜已经失传。这些数学著作充实和发展了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获得了诸如勾股定理的证明和勾股算术，重差术，割圆术，圆周率进似值，球的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二次和三次方程解法，同余式和不定方程解法等方面的重要的新成果。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刘徽在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作《九章算术注》。他在注释中对于《九章算术》的大部分数学方法作出了相当严密的论证，对于许多概念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或解释，从而为中国古代数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所提出的新思想和获得的新成果，对后世数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和深远的影响。祖冲之是继刘徽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他的圆周率值，是举世公认的重大数学成就，在数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继两汉之后形成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高潮。

1。勾股算术和重差术勾股定理是中国古代几何学中一个最基本的定理。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已有勾股定理的一般形式：a2＋b2＝c2（其中a，b，c　分别表示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和余边）。《九章算术》则进一步给出计算勾股数的一组公式：a b c　＝12（m　－　n　）　mn　（m　∶　∶　2 2　∶　∶　2　＋　n2　）12其中m∶n＝（c＋a）∶b，这是整数论的一项重要成果。但是，这两部书的共同欠缺是仅有公式而没有证明。据现有记载，三国时东吴数学家赵爽最早给出勾股定理的证明。赵爽，字君卿，公元3世纪人，生平不详。他曾为《周髀算经》撰序作注，对于书中阐述的盖天学说和四分历法作了较详尽的注释。在赵爽《周髀算经注》中有一篇著名的《勾股圆方图注》，全文500　余字并附有6　幅插图（原图已失传，现传本《周髀》中的插图为后人所补）。这篇注文简练地总结了东汉时期勾股算术的重要成就，不仅完整地证明了勾股定理，而且给出并证明了有关勾股定理形三边及其和、差关系的二十多个命题。他的证明主要依据几何图形面积的换算关系，例如利用"弦图"证明了公式c2＝2ab＋（b－a）2，利用面积换算证明由勾弦差（c－a）与股弦差（c－b）求勾、股、弦的公式等，从而使勾股算术成为中国古代几何学中丰富多彩的一个研究领域。魏晋之际的数学家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更明确地提出"出入相补，各从其类"的出入相补原理。这个原理的内容是几何图形经分合移补所拼凑成的新图形，其面积或体积不变。这样，变换所得的图形可据已知条件求出其面积或体积，进而再求出原图形的面积或体积以及其他欲求的结果。刘徽根据出入相补原理再次证明了勾股定理，改造了勾股数的计算公式，并将其广泛应用于解决勾股容方、勾股容圆和立体体积等各种几何问题。例如，他用这种方法推导出直角三角形的内切圆直径d＝2aba　＋　b　＋　c。这种简明直观具有独特风格的几何证明方法，与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学思想是根本不同的，也是完全可以相媲美的。

勾股测量是勾股定理的一项重要实际应用。《九章算术》中的例题表明，勾股测量是解决一些简单测量问题的有效手段。这种测量方法起源很早，传说在禹治水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了，在《周髀算经》和张衡《灵宪》中也都有所论述。《周髀算经》里记载的陈子测日法，通过两次测量结果进行推算，发展了勾股测量方法。这实质上就是东汉时期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所创立的重差术。设用两表（标竿）测量太阳高度y　和"日下"到前表（基本上是观测者到太阳垂足）的距离x，表高为b，两表相距d，　前表影长a1，后表影长a2，则重差术的公式是：y＝bda a 2 1　－＋b，x＝da a 2 1　－。在这两个等式中，da a 2 1　－是两个差数之比，所以叫重差术。把重差术用于测量太阳的高度和距离，当然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但是，如果用于测量和推算远处物体的高度、深度、宽度和距离，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赵爽在《周髀算经注》的《日高图注》中，利用几何图形面积的换算关系，给出了重差术的证明。刘徽在《海岛算经》中通过九个实例，对于重差术作了系统的总结，并且提出根据三次和四次测量结果的计算公式，用以解决相当复杂的测量问题。重差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用于测量的数学方法。中国古代绘制地图的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期帛画地图，其精确程度就已令人叹服，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很大进步，这与测量数学有较高水平是分不开的。

2。割圆术和圆周率中国在西汉之前，一般采用的圆周率是"周三径一"，也就是π＝3。但是，这个数值非常粗糙，用它进行计算会造成很大的误差。随着生产和科学的发展，π＝3　就越来越不能满足精确计算的要求。因此，人们开始探索比较精确的圆周率。据公元1世纪初制造的新莽嘉量斛（亦称律嘉量斛、王莽铜斛，一种圆柱形标准量器）推算，它所取的圆周率是3.1547。2世纪初，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在《灵宪》中取用π＝730232≈3.1466，又在球体积公式中取用π＝　10　≈3.1622。三国时东吴天文学家王蕃在浑仪论说中取π＝14245≈3.1556。以上这些圆周率近似值，比起古率"周三径一"，精确度有所提高，其中π＝　10　还是世界上最早的记录。但是这些数值大多是经验结果，还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研究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魏晋之际的杰出数学家刘徽，在计算圆周率方面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他正确指出，"周三径一"不是圆周率值，实际上是圆内接正六边形周长和直径的比值；用古法计算圆面积的结果，不是圆面积，而是圆内接正12　边形面积。经过深入研究，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创造了"割圆术"，为计算圆周率和圆面积，建立起相当严密的理论和完善的算法。刘徽割圆术的基本思想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和面积逼近圆周长和圆面积。逼近的最终结果，正如他所指出的："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①。这就是说，圆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无限增加的时候，它的周长的极限是圆周长，它的面积的极限是圆面积。圆内接正六边形每边的长等于半径。刘徽根据勾股定理由此算起，边数逐步加倍，相继算出圆内接正12　边形，正24　边形，。。一直到求出圆内接正96　边形边长和正192　边形的面积，从而得到π≈15750＝3.14。不仅如此，他还继续求到圆内接正3072　边形的面积，验证了前面的结果，并且得出更精确的圆周率值π＝39271250＝3.1416。刘徽割圆术在数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所得到的结果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很先进的，至今还在经常使用。刘徽的计算方法只用到圆内接正多边形面积而无须外切形面积，这比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同时用圆内接和外切正多边形计算，在程序上要简便得多。他为解决圆周率问题所运用的初步的极限概念和直曲转化思想，这在1500年前的古代，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继刘徽之后，南北朝时期的杰出数学家祖冲之，把圆周率推算到更加精确的程度，取得了极其光辉的成就。据《隋书·律历志》记载，祖冲之确定了π的不足近似值3.1415926，过剩近似值3.1415927，π的真值在这两个近似值之间，即3.1415926＜π＜3.1415927，精确到小数7　位。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成果，直到约1000年后才为15世纪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和16世纪法国数学家韦达所超过。至于他得到这两个数值的方法，史无明载，一般认为是基于刘徽割圆术。在十进小数概念未充分发展之前，中国古代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往往用分数表示常量的近似值。为此，祖冲之还确定了π的两个分数形式的近似值：约率π＝227≈3.14，密率π＝355113≈3.1415929。这两个值都是π的渐近分数。其中的约率227，前人如阿基米德和何承天等都已用到过，密率355113则是祖冲之首创。密率355113是如何得到的，今人有"调日法"术，连分数法，解同余式或不定方程，割圆术等种种推测，迄今尚无定论。在欧洲，π＝355113是16世纪由德国数学家奥托和荷兰工程师安托尼兹分别得到的，并通称为"安托尼兹率"，但这已是祖冲之以后1000多年的事情了。圆周率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中都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在科学不很发达的古代，计算圆周率是一件相当复杂和困难的工作。因此，圆周率的理论和计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数学水平。祖冲之算得小数点后七位准确的圆周率，并且还确定了约率和密率，正是标志着我国古代高度发展的数学水平，从而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自从我国古代灿烂的科学文化逐渐得到世界公认以来，一些学者就建议把π＝355113称为"祖率"，以纪念祖冲之在科学上的杰出贡献。

3。球体积公式及其证明

①　《九章算术》方田章圆田术刘徽注，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各种几何体的体积计算是古代几何学中的重要内容。《九章算术》商功章已经正确地解决了棱柱、棱锥、棱台和圆柱、圆锥、圆台等各种几何体的体积计算问题。球体积的计算是相当复杂的。在《九章算术》中，球的体积公式相当于V＝916d 3（d　为球的直径）。这是一个近似公式，误差很大，说明此前尚未找到更好的结果。东汉科学家张衡曾经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试图通过求出球与外切正方体的体积之比来解决球体积的计算问题，但没有得到正确的结果。此后，魏晋时的刘徽在处理体积问题时，实际上运用了一条重要原理：对于两个等高的立体，如果用平行于底面的平面截得的面积之比为一常数，则这两立体的体积之比也等于该常数。《九章算术》少广章提到球与其外切圆柱的体积之比为π∶4。刘徽指出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并根据他所掌握的原理说明球与外切于球的"牟合方盖"（两个底半径相同的圆柱垂直相交，其公共部分称为"牟合方盖"，好像两把扣在一起且上下对称的正方形的伞）的体积之比才是π∶4。因此，只要求出牟合方盖体积，就可以算出球体积。然而，刘徽始终未能找到求牟合方盖体积的途径，因之也未能解决球体积问题。他在《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注中说："欲陋形措意，惧失正理，敢不阙疑，以俟能言者"，实事求是的提出问题，留待后人去解决，表现了虚心的和慎重的科学态度，但他毕竟把球体积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200年后，祖冲之和他的儿子祖暅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突破。祖冲之父子通过对牟合方盖水平截面面积的分析，判定它的体积等于正方体与两个正方锥的体积之差，推算出牟合方盖的体积等于23d 3（d　为球的直径），从而得到正确的球体积公式V＝16pd 3，彻底解决了球体积的计算问题。由于当时用圆周率π＝227，因此他们的球体积公式为V＝1121d 3　。祖氏父子在推导球体积公式过程中，还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理："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①（即二立体如果在等高处截面的面积相等，则它们的体积也必定相等）。这个原理现被称为"祖暅公理"。在西方，这个原理是由17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提出来的，因而被称为"卡瓦列里公理"。这个原理很重要，它是后来创立微积分学的不可缺少的一步。

4。同余式和不定方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数学著作中，《孙子算经》卷下的"物不知数问题"和《张丘建算经》卷下的"百鸡问题"，是世界著名的数学问题。《孙子算经》三卷，作者不详，约成书于公元400年前后。《张丘建算经》三卷，作者张丘建，清河（今河北清河）人，生平不详，约成书于公元466年至485年之间。这两部著作均被列入唐代的"十部算经"，立于学官，并流传至今。"物不知数问题"亦称"孙子问题"，大意是：有物不知其数，三个一数余二，五个一数余三，七个一数余二，问该物总数共有多少？这个问题应该求解一次同余组：N 2（mod3）　3（mod5）　2（mod7），答案是N＝70×2＋21×3＋15×2－105×2＝23。后来，孙子问题成为一种广泛流传的民间数学游戏，被称为"韩信点兵"等，并且还编有一首"孙子歌"："三人同行七

①　《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李淳风注，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十稀，五树梅花廿一枝，七子团圆正半月，除百零五便得知"。这首歌诀暗示出问题的解法。但这不是同余式的一般解法，《孙子算经》也未说明所谓"乘率"70，21　和15　的来源和算法。"孙子问题"与古代历法中所谓"上元积年"的计算是密切相关的。一部历法，需要规定一个起算时间。中国古代历算家把这个起点叫做"历元"或"上元"，并且把从历元到编历元所累积的时间叫做"上元积年"。推算上元积年要满足许多初始条件和利用庞杂的天文数据，如祖冲之《大明历》要求历元必须在甲子年十一月甲子日朔夜半冬至，又要"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等，需要求解一次同余组，这是相当复杂的。"孙子问题"只不过是这类问题的简单反映。至于当时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如何解决这类问题，由于史料缺乏，已难于考证。我们仅知南宋数学家秦九韶提出"大衍求一术"，完满地解决了这类问题。他所得到的一次同余组解法公式，受到科学史家的高度评价，现被称为"中国剩余定理"或"孙子剩余定理"。

百鸡问题，是《张丘建算经》卷下的最后一题，其内容是："今有鸡翁一，直钱五；鸡母一，直钱三；鸡雏三，直钱一。凡百钱买鸡百只，问鸡翁母雏各几何？"设x，y，

分别为公鸡、母鸡和小鸡的只数，根据所给条件，可列出方程：x　＋　y　＋

＝　1005x　＋　3y　＋13

＝　100，。

这个问题有三个未知数，仅能列出两个方程，所以属于不定方程组问题。它的整数解应该是x＝4t，y＝25－7t，

＝75＋3t，t＝1，2，3。《张丘建算经》给出三组答案，这是正确的。但其说明文字只写"鸡翁每增四，鸡母每减七，鸡雏每益三"15　个字，而没有说明整个问题的解法。因此，对于中国古代如何解不定方程，至今仍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不定方程问题最早见于《九章算术》方程章的"五家共井"题，但术文简略且隐含限制条件，没有一般解法。北周甄鸾《数术记遗》也收录了百鸡问题，但其数据与《张丘建算经》有所不同。该题应有两组答案，但他仅给出一组，并说明这类问题"不同算筹，宜以心计"，即采取试算的办法来解决。南宋杨辉《续古摘奇算法》引述了《辩古根源》（已失传）的"百桔问题"，该题应有四组答案，书中仅列出一种，也是不完全的。直到19世纪，清代数学家才把这种类型的问题与求一术（一次同余组解法）联系起来，获得了比较完善的解法。公元3世纪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虽在时间上晚于《九章算术》，但他对不定方程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果。15世纪中亚数学家的百禽问题，与《张丘建算经》的"百鸡问题"非常类似，有可能受到中国数学的影响。南朝刘宋时的天文学家何承天，还创造了一种所谓"调日法"的数学方法。这种方法在数学上和天文学上都有一定的重要意义。中国古代历算家一般用分数来表示各种天文数据单位以下的奇零部分。如四分历的朔望月为29499940日，三统历的朔望月为294381日，其中分母940　或81　等，称为"日法"，分子499　或43　等则称为"朔余"。为使朔望月日数逼近比较精确的观测数据且又便于计算，就需要适当地调整"日法"和"朔余"的数字。何承天根据实测数据知道朔望月日数的奇零部分在弱率917和强率2649之间，于是采用不断调整m，n　值的方法，使9179 2617 492649＜　＜m nm n＋＋，且使9 2617 49m nm n＋＋的数值逼近实测值。调整的结果是得到适当的分数399752。于是他取752　为"日法"，399　为"朔余"。就数学方法而言，这就是已知badc＜　，适当选取m，n，使得bamb ndma nc＜　＜＋＋dc，且mb ndma nc＋＋满足一定的条件，其中a，b，c，d　为正整数，m，n　为整数，badc，　为既约分数。这个问题也属于不定分析问题，在古代可能用不断试算的方法来解决。

5。线性方程组及二次和三次方程的解法《九章算术》方程章方程术，是关于线性方程组及其解法的重要成就。

例如该章第一题求上禾、中禾、下禾的斗数，相当于求解下列三元一次联立方程组：3 2 39 12 3 34 22 3 26 3x y

x y

x y

＋　＋　＝＋　＋　＝＋　＋　＝ìí　。。　。（　）（　）（　）当时尚未有未知数的概念及其表示方法，因此，这类方程组用算筹布置成如下形式：其解法是用直除法消元，即用右行中的3　遍乘中行各项系数，然后从所得结果各项两度减去右行相应项，所得余式相当于5y＋

＝24，其中已消去X　项。继续进行类似运算，直到每行只每剩下一个未知数，即可求得方程的解。刘徽认为"举率以相减，不害余数之课"①，这种解法是合理的。实际上，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线性方程组及其解法的记述。但是这种方法比较繁琐，于是，刘徽创立新术，采取各行系数互乘后再消元的方法，如（2）×3－（1）×2，即可得5y＋

＝24，将线性方程组解法推进了一步。这种互乘相消法已与现在常用的线性方程组解法基本上一致。

在中国古代，把开各次方和解二次以上的方程，统称为"开方"。《九章算术》中已经给出了完整的程式化的开平方法和开立方法，而正系数二次和三次方程的解法，就是在开平方和开立方法的基础上自然引伸出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解二次和三次方程问题又有了新的进展。如赵爽在《勾股圆方图注》中推导出－x2＋ax＝A（a＞0，A＞0）的求根公式x＝12（a　－　a 2　－　4A　，

①　《九章算术》方程，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最早引进了负系数二次方程并给出正确的解法。《隋书·律历志》在叙述祖冲之圆周率后又说："又设开差幂，开差立，兼以正负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②。据考证，这可能是指开带平方和开带从立方法，即解一般形式的二次和三次方程，其中容许方程含有负系数项。在当时甚至世界上，解决这类问题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这种程式化的机械化开方法继续发展，经隋唐到宋元时期，中国古代数学家在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方面又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

6。极限思想极限概念是当代数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和基本的概念。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已经有了极限思想的萌芽。如名家提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①，墨家提出"非半，弗■则不动，说在端"②等。但先秦诸子的这类思想大多带有思辨性质，而刘徽则把极限思想和极限概念运用于解决实际的数学问题，这是极为重要的。刘徽创立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面积逼近圆面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周长逼近圆周长，从而解决了推求较精确的圆周率近似值问题，这是他应用极限思想的成功事例。他对阳马术（四棱锥体积公式）的证明也是很精彩的。这个问题虽然相当困难，但刘徽运用极限方法完满地证明了阳马（四棱锥）与鳖臑（三棱锥，亦称四面体）的体积比为2∶1，从而由渐堵（楔形）体积公式推导出正确的阳马体积公式v＝13hs，其中h为高，s　为底面面积。四面体体积公式是建立多面体体积理论的基础，欧洲直到19世纪末，才把它作为一个难题明确地提了出来，至今余蕴未尽。刘徽关于"斜解一长方体，所得阳马和鳖臑的体积之比恒是二比一"的结论现在有人称为"刘徽原理"，其处理这类问题的思想和方法，或许对现代多面体体积理论的研究会有所启发。此外，刘徽处理弧田术（弓形面积公式）的作法，开方不尽时求微数的思想，以及对两立体截面积与关系的认识，也都与极限和无穷小分割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思想具有深刻的数学内涵，并且是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等现代数学方法的基础。刘徽在那样早的时代就产生了这些思想并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确实是极不简单和难能可贵的。7。实用算术和其他成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数学著作中，还讲述了一些切合当时民生日用并且解题方法浅近易晓的实用算术知识。如《孙子算经》系统记载了算筹记数制度，筹算乘除法则和度量衡的单位名称及进制，一些数表等。十进位值制算筹记数法和筹算方法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大发明，其起源很早，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可说是非常先进的。但在先秦和秦汉的典籍中对此却没有很明确的记载。《孙子算经》提到"凡算之法，先识其位。一从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万百相当"①。《夏侯阳算经》说得更清楚，"一从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万百相当。满六以上，五在上方。六不积算，五不单张"②。根据这些记述，我们才清楚地了解到，表示数目的算筹有纵横两种方式：②　据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89-90　页。

①　《庄子·天下篇》，见《诸子集成》（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墨子·经下》，见《诸子集成》（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①　《孙子算经》卷上，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②　《夏侯阳算经》卷上，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算筹记数的纵横相间制在中国行用了很长时间。《孙子算经》还记录了一些如"雉兔同笼"之类的数学趣题，至今还经常引起人们的兴趣。《张丘建算经》收录的题目要复杂一些，其中有些创设的问题和解法超出了《九章算术》的范围，在数学上是有一定贡献的。例如有关等差级数求和公式，求公差和项数公式，最小公倍数的概念和应用等等，都是有创见的，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魏晋南北朝流传至今的数学著作中，有三部为甄鸾所撰。甄鸾字叔遵，无极（今河北无极）人，生活于西魏、北周，曾任北周司隶大夫，汉中郡守。信佛教，曾撰《笑道论》。通天文历法，撰《天和历》，于天和元年（566年）颁行。又曾注释《周髀算经》等。所撰数学著作《五曹算经》，分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五卷，内容很简单，是为地方行政官员编写的应用算术书。所撰《五经算术》则是对儒家经籍及其古注中有关数字计算的解释。《数术记遗》题称汉徐兵撰，可能是甄鸾伪托之作。其中讨论了"三等数"，对于万、亿、兆、京、垓等大数名目，记载了十进，万万进和数穷则变的三种大数进法，这在前此的古代典籍中是比较系统和完整的。《数术记遗》还列举了积算、太一算、两仪算、三才算、五行算、八卦算、九宫算、运筹算、了知算、成数算、把头算、龟算、珠算、计数，共14　种记数方法和相应的记数工具。第一种"积算"，就是当时人们应用的算筹记数法，最后一种"计数"是心算。算筹记数要同时用到许多算筹，布置各位数字又有纵横相间的规则，相当麻烦，虽然甄鸾提出的各种办法多不实用，但这反映了人们改革和简化计算工具的尝试。其中的珠算虽和后世的珠算不同，但也有可能对珠算术的产生起过某种启发作用。

8。刘徽和祖冲之父子刘徽是魏晋时数学家，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生活在公元3世纪，生平无可详考。现仅知他幼年就开始学习《九章算术》，后又对这部数学名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宋史·礼志》有关算学祀典载，宋徽宗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敕封刘徽淄乡男。当时有据可凭者，对历代算学家均按籍贯封爵。淄乡在今山东省邹平县境，是否即为刘徽籍贯，现已难于论定。刘徽是中国传统数学的理论奠基人和代表人物。针对《九章算术》仅有术文（公式）和具体数字运算的情形，他对许多重要数学概念给出严格定义，并提出"析理以辞，解体用图"，运用棋验法或图验法，对《九章算术》中的一些重要公式作出了证明。他创立割圆术，建立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得到圆周率的两个近似值：π＝15750＝3.14　和π＝39271250＝3.1416；运用极限思想证明四面体体积公式v＝16abh；指出通过牟合方盖解决球体积计算的正确途径；提出求解线性方程组的互乘相消法；系统总结和发展了重差术；以及开方不尽求微数，即用十进小数表示无理根近似值的思想等，都是极为杰出的数学成就。刘徽于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作《九章算术注》九卷，另撰《重差》一卷附后，两者合为十卷。唐初以后，《重差》另本单行，改称《海岛算经》，此外，他还撰有《九章重差图》一卷，但已失传。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是南北朝时期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发明家。字文远，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源县）人。青年时入华林学省从事学术研究。先后在刘宋朝和南齐朝担任过南徐州（今镇江市）从事史，公府参军，娄县（今昆山县东北）令，谒者仆射，长水校尉等官职。在数学方面，推算出圆周率π在3.1415926　和3.1415927　之间，并提出π的两个分数形式的近似值：约率227和密率355113，取得世界领先的成果。他对球体积的计算和计算公式和二次及三次方程解法也都有重要贡献。在天文学方面，创制《大明历》，最早把岁差引进历法，并采用391年加144　个闰月的新闰周，突破了19年7　闰的传统方法，这都是历法史上的重大进步。《大明历》中关于日月五星运行周期的数据也比当时其他历法精确。他还发明了用圭表测量冬至前后若干天的正午太阳影长以定冬至时刻的方法，为后世长期采用。《大明历》是一部优秀的历法，但由于遭到权臣的反对，而在祖冲之生前未能颁行。祖冲之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和机械发明家。他曾设计制造过水碓磨，指南车，千里船，漏壶和巧妙的欹器等。此外，他也精通音律，甚至写过小说《述异记》十卷。祖冲之著述很多。《隋书·经籍志》记载有《长水校尉祖冲之集》五十一卷，散见于各种史籍记载的有《缀术》、《九章算术注》、《大明历》、《驳戴法兴奏章》、《安边论》、《述异记》、《易老庄义》、《论语孝经释》等。其中《缀术》是他的数学专著，曾被隋唐国子监用做算学课本，并传入朝鲜和日本等国。但这些著作多已失传，现仅存《上大明历表》、《大明历》、《驳戴法兴奏章》等有限的几篇。为了纪念和表彰祖冲之在科学上的卓越贡献，人们建议把密率355113称之"祖率"，紫金山天文台已把该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祖冲之"，莫斯科大学里刻有世界著名科学家的雕像，其中就有祖冲之，在月球背面也有了以祖冲之名字命名的环形山。

祖暅也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祖冲之之子，字景烁。

曾任梁朝员外散骑郎、太府卿、南康太守、材官将军、奉朝请等职。祖暅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青年时代已经对天文、数学有很高造诣。传说他读书和思考问题时非常专心致志，甚至不闻雷声，走路撞到别人身上。在战乱频仍的年代里，祖暅的生活很不安定和不顺利，甚至坐过监狱，当过俘虏，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工作。祖暅是祖冲之科学事业的继承者。在数学方面，他与父亲共同解决了球体积的计算问题。在推算球体积公式过程中提出的"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原理，现在通称"祖暅公理"。数学名著《缀术》很可能是这父子两人共同劳动的成果。在天文历法方面，他三次上书梁朝政府推荐改用《大明历》。这部优秀的历法，终于在梁武帝天监九年（公元510年）被采用颁行，实现了祖冲之的未竟之愿。祖暅曾亲自监造八尺铜表，测量日影长度，并发现了北极星与北天极不动处相差一度有余，纠正了北极星就是北天极的错误观点。出于研究天文和准确计时的需要，他还研究与改进过当时通用的计时器--漏壶，并著有《漏刻经》一卷，现已失传。晚年曾参加阮孝绪编著《七录》的工作，负责天文、星占、图纬等方面的古籍。他还著有《天文录》三十卷，也已失传，仅存若干片断，散见于唐瞿昙悉达修撰的《开元占经》等书中。

（二）天文学魏晋南北朝是天文学非常活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产生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新发现，如虞喜发现岁差现象，张子信发现太阳和五星视运动的不均匀性等，而且在恒星观测、历法计算和天文仪器制造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如陈卓系统总结先秦至两汉的星官体系并绘制出全天星图，孔挺创制浑仪，钱乐之创制浑象，斛兰创用铁制浑仪，杨伟改进日食算法，赵■创用新闰周，何承天创用定朔，祖冲之将岁差引进历法并采用相当精确的天文数据等。在中国天文学史上，这些新发现和新成就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为中国天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岁差的发现冬至时刻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叫做冬至点。冬至点在恒星间的位置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星空中有极缓慢的移动，每年的移动值就叫做岁差。中国古代计算太阳视位置以冬至点为始点，因此，测定冬至点在星空中的位置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历算家就把冬至点确定在牵牛初度。例如，当时行用的一种历法《颛顼历》立春时刻太阳位置定在营室5　度。按古度（古1　度相当于今0.986°），太阳每日移动1　度，立春前45日是冬至，由此可知立春时太阳距冬至点45　度。又据阜阳出土式盘可知营室与牵牛宿度相差50　度，可见太阳距牵牛初度为50－5＝45　度，即冬至时刻在牵牛初度。这就是说，冬至点距牛宿距星的赤道宿度不到1　度。公元前104年制定《太初历》时，认为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据《汉书·律历志》记载，西汉末年的刘歆已在《三统历》中提到，经过一个大的运行周期之后，日月五星"进退于牵牛之前四度五分"。这说明汉代的实测表明当时的冬至点已经不在牵牛初度，而是在牛宿以西靠近斗宿的建六星附近。但对这一观测事实，只是使刘歆感到困感而没有应用在计算中，《三统历》中日月起算点仍采用牵牛初度。《后汉书·律历志》载，东汉天文学家贾逵首先引用《石氏星经》说明冬至点既不在牵牛初度，也不在建星，而是在斗21度，肯定了冬至点位置的变化①。《晋书·律历志》提到，东汉刘洪也曾明确指出"冬至日，日在斗二十一度"。编、李梵等编制后汉四分历，还把冬至点定在斗2114度。刘歆、贾逵、编、刘洪等发现了冬至点的改变，但他们并没有深究其中的规律，没有认识到这一变化对于历法的影响。最先提出岁差概念并开始探索岁差规律的是东晋天文学家虞喜（公元281-356年）。虞喜，字仲宁，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①，初为本郡功曹，后终生不仕，专门从事学术研究。虞喜是一位相信天体运动遵从某种规律的天文学家，他不仅注意到冬至点的改变，而且力图找出这种变化的规律。我们知道，中国从上古时代起，天文学家就已利用昏旦中星方法，即利用夜半、黄昏或拂晓时处于正南方的恒星来推算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虞喜考察了历史上的观测记录并发现，唐尧时代冬至日黄昏时昴星在正南方，而他那个时代（约公元330年），却移到了壁宿。昴壁两宿之间隔有胃、娄、奎三宿，相距很远，不可能用观测误差来解释，因

①　这一数据约与公元前70年的天象相符。

①　《晋书·虞喜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此，他领悟到经过一个回归年之后，太阳并未在天上走一周天而回到原处，而应该是"每岁渐差"。所以他提出了"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新观点。他推算从尧到东晋已历2700多年，从昴到壁有51　度，由此得出结论，天周与岁终，岁岁微差，每50年会差一度（指我国古代36514度制的一度），从而最早给出了"岁差"概念和岁差值。继虞喜之后，南朝何承天对岁差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他利用其舅父徐广约40年的观测资料及自己40年的观测资料，连同古代天象记录加以分析比较，经过计算，得出了岁差为100年差一度的结论。根据现代理论推算，在虞喜时代，赤道岁差值约78年差一度。虞喜和何承天的数值与实际值相比，误差较大，并且在当时也不可能提出严格的岁差定义和从理论上解释产生岁差的物理原因。尽管如此，岁差现象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天文新发现之一。它把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周的恒星年与反映四季变化周期的回归年（即太阳在黄道上从冬至点运行至下一个冬至点的时间间隔）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对于历法推算和恒星位置的测定都有重大的意义。

2。历法的进步在中国古代，观象授时与生产活动和政治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编制精确的历法，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并且成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中心内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处于军阀混战，政权分立的状态，各地方政权也相应颁行了多种历法。例如，三国时蜀汉一直沿用后汉《四分历》，孙吴行用东汉刘洪创制的《乾象历》，曹魏于景初元年（公元237年）颁用杨伟《景初历》。晋改《景初历》为《泰始历》继续使用。后秦用姜岌《三纪历》，北凉用赵■《元始历》。南朝刘宋于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颁用何承天《元嘉历》，南齐《建元历》实为《元嘉历》。梁天监九年（公元510年）改用祖冲之《大明历》，陈继续使用到陈亡。北魏自颁的历法有李业兴等编制的《正光历》，北周颁用过《天和历》和《大象历》。此外还有一些未行用的历法。

在以上提到的历法中，有些历法采用了天文学上的不少新发现和新成果。如东汉刘洪的《乾象历》，首次引进月亮运动的不均匀性并用于交食的推算。刘洪还按月亮平均速度加上修正项推算月亮的实际运动位置，提高了推算日月交食发生时刻的准确性。他所提出的近点月长度值，月亮在一近点月内的运动状况，黄白交角，黄白交角的退行现象和食限概念等，也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乾象历》这部优秀的历法在刘洪时代并没有被采用，而是被冷遇了四十多年后才得以在东吴颁行。魏杨伟的《景初历》也论述了月亮运动的不均匀性和黄白交点的变化，还提出了计算日食食限，日食亏始方位和食分多少等方法。设置闰年是编订历书的一项重要内容。古人把19年叫做一章，这是置闰的一个基本数据。北凉天文学家赵■在《元始历》中第一次打破了旧的章法，改变了沿用近千年的19年7　闰的旧闰周，提出600年中有221　个闰月的新闰周，使回归年和朔望月之间的关系得到更准确的调整。在这一时期的历法中，继《乾象历》之后最好的和影响最大的历法当属何承天的《元嘉历》和祖冲之的《大明历》。

何承天《元嘉历》的一大贡献是创用定朔算法。在中国古代历法中，历日安排通常为大小月相间，大月30日，小月29日，经过15　至17　个月再配上两个连大月。东汉以前的历家都认为月行速度是个不变的常数，因而以朔望月的平均周期来推算合朔时刻，这样算出的朔后来称为"平朔"。东汉天文学家发现月亮运动的不均匀性之后，如李梵、贾逵等都曾提出以此修正朔望时刻的方法，但都没有被接受。据现有记载，刘洪在《乾象历》中最早列出一份由任一时刻月亮平均位置推算其实际位置的修正数值表（相当于月离表），但仅用于交食问题的计算，而推朔望时刻等仍用平朔。魏晋历法也大都如此。由于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采用平朔法，就会发生历面日期和月相盈亏不相一致的情形。何承天明确地认识到如果日食发生的日期在晦日或初二，月食发生的日期在望的前后，都是很不合理的，因而提出了通过确定太阳和月亮的实际位置并从它们的关系推算真正的合朔时刻的方法。这样算出的朔就是"定朔"。根据定朔法，朔望与月亮实际位置相符，于是日食一定发生在朔日，月食一定发生在望日。但由于当时还不知道太阳运动的不均匀性，所以仅仅考虑月行盈缩的修正就会在历法中产生接连三个大月或接连两个小月的现象。这种现象难于为人们接受，何承天也为此而受到了钱乐之、皮延宗等的批评。最后，《元嘉历》仍采用了平朔。虽然定朔算法直到唐代才真正实行，但何承天创用定朔算法，仍可以说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元嘉历》的另一项贡献是利用月食测定日度。何承天曾用圭表测影考校冬至日和夏至日，发现当时历法所定已差三日有余。为纠正这种不符实际天象的情况，他倡议并采用后秦姜岌所发明的以月食考校冬至时太阳所在位置的方法。以月验日比以昏明中星推算要准确和简便得多。这种方法经过何承天的推行而为后世历家所普遍使用。《元嘉历》还有一项重要贡献是实测晷影长度以定节气。元嘉以前，后汉四分历和杨伟景初历载有各节气晷影长度，两历相应数值完全相同。但在这两种历法中，春、秋分或立春、立冬等有对应关系的节气，其相应影长却有所不同，有时甚至相差数寸以上，这也是很不合理的。这种情况说明两历的历面所定节气要比真实节气有几天的误差。为纠正后汉四分历和景初历的错误，何承天从对应节气的影长应该大致相等的认识出发，重新实测了二十四节气晷影长度的数值，并用以推算节气。这种作法对后世诸历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何承天还依据冬至前后日影的测算判定按景初历所定冬至已后天三日。他在《元嘉历》中作了改正。中国古代历法大多以寅月为正月，以冬至为历元。何承天认为，既然以寅月为岁首，那就应该以寅月的中气--雨水为气首，元嘉历的历元就定在正月朔旦夜半雨水的时刻。岁首与历元在同日，当然是比较方便的。中国古代历法大多还要推算上元积年，但考虑的因素越多，推算就越复杂。何承天为改变这种情况，采取了对五星运动根据实测数值各设近距历元的方法。使用近距历元，保持了各基本天文数据原有的实测精度，简化了计算，并且可以避免为推算上元时对天文数据作出人为的修改。这种方法是很先进的，但可惜的是长期未被后世历家所采纳。此外，何承天实测中星以定岁差，给出新的观测值，创用调日法的数学方法等，也都是值得称道的成就。祖冲之《大明历》是继《元嘉历》之后的又一部优秀历法。《大明历》的主要成就是：肯定"冬至所在，岁岁微差"，首先把岁差的存在应用到编制历法中去，这对提高历法推算的精度有重要作用，并为后世历家所遵循。据《隋书·律历志》记载，祖冲之经实测定出当时冬至点已移到斗15　度，经与后秦姜岌的观测值比较，发现不到百年冬至点已移动了2　度，因而定岁差为45年11月差1　度，并用于历法计算。他还认为19年7　闰不够精密，应该采用新闰周。他提出的新闰周是391年144　闰，根据这一闰周推算出的交点月长度为27.21223日，与今测值27。　21222日仅差十万分之一日。《大明历》引进岁差和采用新闰周，是中国历法史上的重大进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祖冲之还改进了前代关于木星公转周期的数值，得出木星（当时叫岁星）每84年超辰一次的结论，这相当于求出木星公转周期为11.858年。他所采用的其他天文学数据也都是相当精确的，如推算出的近点月为27.554688日，与今测值相差不到十万分之十四日；回归年长度为365.2428日，与今测值只差万分之六日；五大行星会合周期的数值，其中误差最大的火星也没有超过百分之一日，误差最小的水星已经接近于与真值相合。祖冲之于大明六年（462年）上书刘宋政府请求颁行新历，但因遭到宠臣戴法兴等的反对而未被采用。他逝世后，他的儿子祖暅又于天监三年、天监八年和九年三次上书，请求梁朝政府颁行。经实测检验新历为密，这部最好的历法终于在天监九年（公元510年）正式颁用，实现了祖冲之的遗愿。

3。太阳和五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是继岁差之后这一历史时期又一最重要的天文发现。这一发现是公元6世纪北齐民间天文学家张子信作出的。张子信在一个海岛上，利用浑仪对于日月五星的运行坚持进行了长达三十余年的观测。在取得大量第一手观测资料的基础上，并结合前人的观测结果分析研究，他得到了"日月交道，有表里迟速"，"日行在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①的重要结论。这就是说，太阳在黄道上运行，并非像以前历家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其相同时间走过的路程是相同的，而是有快有慢，在春分之后速度减缓，秋分之后速度加快。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的最早描述。不仅如此，他还对太阳在一个回归年内视运动的迟疾状况作了定量分析，给出了二十四节气时太阳实际运动速度与平均运动速度的差值，即所谓日行"入气差"，这实际上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份有关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的修正数值表（日躔表）。经过长期的观测和对观测资料的认真分析，张子信指出"五星见状，有感召向背"，其迟速"与常数并差，少者差至五度，多者差至三十许度"②。这是我国古代关于五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的最早描述。张子信不仅发现五星位置的实际观测结果与按传统方法预推的位置之间经常存在偏差，描述了五星运动视运动的不均匀性现象，而且发现这种偏差量的大小、正负与五星晨见东方所值节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欲求五星晨见东方的真实时间，需要在传统算法所得结果的基础上，再加上或减去相应的偏差量，这就是后世所称计算五星位置的"入气加减"法。此外，他还用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与四方列宿之间存在好恶不同的关系，说明其对五星运行迟速的影响，试图对五星运动不均匀性作出理论上的解释。张子信另一重要发现是月亮视差对日食的影响，并提出了计算月亮视差对日食食分影响的方法。虽然张子信对日行迟速修正值的测定不尽准确，对五星运动不均匀性的描述还很幼稚，但他却开辟了对太阳和五星视运动进行深入研究的新方向，对后世历法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三大发现在历法史上都有重大意义，并很快被具体应用到张胄玄历、刘孝孙历、皇极历和大业历等历法中去。

4。星官体系与全天星图研究日月五星运动规律需要建立参考体系，制作浑象需要将星象缀刻在

①　《隋书·天文志中》，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同上书。

仪器上，因此天体运动的研究和天文仪器的研制，要求加强恒星观测工作并提供一种含星较多的星官体系。为认识和记录天空中星官位置，而将观测到的恒星及其位置绘制成图，就是星图。星图是天文学家记录恒星和查找恒星的重要工具。早在先秦典籍和甲骨卜辞中就已有不少星官名称。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二十八宿漆箱盖图案，表明公元前433年以前就已形成了北斗二十八宿这一星官体系。汉武帝时，司马迁《史记·天官书》综合以前各星占学派使用的星官，建立起一个有五宫二十八宿共计558　颗星的星官体系。这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完整的星官体系。这一体系中的星官与西方天文学中的星座大同而小异。星座是指许多恒星组成的视觉图案，星官则为两个以上恒星所组成的组合，也有单个的恒星，所以星官一般比星座小。在此之后，史籍中还有一些关于天文图籍和星官的零星记载，但总的说来，汉代以前对全天恒星系统的认识仅限于二十八宿及其外的某些星组。此外，社会上使用星官最多的是天文星占家。但长时间形成的不同星占学派，由于对星空的认识和占卜方法的不同，因而都有各自常用的星官体系。其中最著名的是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大家，于是也就有甘、石、巫咸三派星官体系。《史记·天官书》不区分三家星，因而在实用中不完全适合不同流派星占家的需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社会需要和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对全天星名、星数进行一次总结，建立一种既能区分三家星又是统一体的新星官体系，已是必要的和条件成熟的工作。这项工作由三朝太史令陈卓完成了。

陈卓大约生活在公元3世纪下半叶至4世纪初，年轻时任吴国太史令，曾作《浑天论》，其观点与吴国天文学家王蕃大致相同。晋灭吴后，他由吴都建邺（今南京）到洛阳，任晋太史令，后因年迈离职。公元316年西晋亡，陈卓重返江东，次年在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复为太史令。据《晋书·天文志》载，晋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为定纪"。陈卓把当时主要的三家星汇集在一起，并同存异，以二十八宿为基础，编成283　官，1464　颗星的星表，并绘制出总括三家星官的全天星图，还撰写了占和赞两部分文字。陈卓的成果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他所总结的全天星官名数一直是后世制作星图、浑象的标准，在我国历史上沿用了一千多年。传留至今的一些星图和星表，如著名的敦煌星图，苏州石刻天文图，常熟石刻天文图等，其所收星官数都未超过陈卓星图。直到明末西方星图和星表知识传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突破。另据记载，刘宋元嘉年间太史令钱乐之两次铸造浑象，将全天恒星标在浑象上。他所用的就是陈卓所定283　官1464　星，并相应地用朱、白、黑和黄、白、黑三种不同的颜色来区分三家星。隋代庾季才等还以这种浑象为基础，参照各家星图，绘为盖图。陈卓也是一位大星占家，不仅为星图加注占赞词语，而且撰有《天文集占》十卷，《天官星占》十卷，《万氏星经》七卷，《五星占》一卷等星占著作。陈卓的星表、星图和著作均已失传。但仍有不少材料为他人所引用，从而可据以研究陈卓的工作。如《开元占经》中收有许多陈卓占语，在敦煌写本中还发现一首反映他的星官体系的《玄象诗》。写有《玄象诗》的敦煌卷子现存法国国家图书馆，其中一份抄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另一份卷末题有"太史令陈卓撰"。这首诗分别按石氏、甘氏和巫咸氏三段吟诵三家星，最后一段专写紫微垣。《玄象诗》是研究魏晋时期星官体系的重要资料。唐代学者王希明《丹元子步天歌》也介绍了陈卓所总结的星官体系，并创造性地把星空分作31　个大区，即后世流传的三垣二十八宿分区法。这一分区法一直到近代都是我国天文学家观测星象的基础。5。天文仪器的研制和革新天文仪器是准确地观测天象和进行天文学研究的基本手段。因此，改进和创制仪器，使其更加精良和简便有效，一直是天文学家所关心的大事。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天文仪器的研制和革新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就。三国时的吴国天文学家似乎对研制浑象很有兴趣。浑象类似于现代的天球仪，是一种演示天体运动的仪器，可以用来了解恒星在星空中的位置，亦可以演示日月星辰出没运行的情况。王蕃曾依据张衡旧制制成一台小型浑象。葛衡也制造一台浑象，其特点为"使地居于中，以机动之，天转而地止，以上应晷度"①，即地在天内，类似于天象仪，表演起来更加生动形象。天文学家陆绩还制造了一台卵形浑象。

西晋末年，中原匈奴族政权前赵制成一台观测用的浑仪。这台浑仪是由史官丞南阳孔挺设计制作，成于刘曜光初六年（公元323年）。这台仪器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此之前所使用过的浑仪，史籍上的记载仅有片言只语，而孔挺浑仪则是第一台留下详细资料的机器。据《隋书·天文志》所载，孔挺浑仪系铜制，由内外两重组成。外重由三个相交的大圆环构成浑仪的骨架，并由四柱支撑外重骨架。内重是用轴固定在骨架上的可转动的双环，双环直径8　尺。双环之间夹置一具可以俯仰的望筒，也长8　尺。由于内重的转动轴一为天北极，另一为天南极，所以这架仪器可以方便地测量天体的赤道坐标。孔挺之前与之时间较近的同类仪器是东汉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贾逵所制黄道铜仪。由于该仪加有黄道，所以必为三重结构，比较繁杂，且不易使用。孔挺可能注意到这个问题，于是将自己的仪器改为两重结构，去掉了黄道环。

东晋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宋高祖刘裕于咸阳之战后，得到孔挺所制浑仪，并在称帝后，将其运至首都建康（今南京）。刘宋元嘉年间，颇好历数的宋太祖刘义隆认为这台浑仪虽然很好，但在仪器上看不到日月五星和恒星星象，是个缺欠，因而诏令太史令钱乐之制作新仪。钱乐之于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铸成有别于浑仪的浑象。他的新浑象继承和发展了东吴的浑象制作技术，特别是受到葛衡仪器的影响，其结构与张衡、王蕃的仪器有所不同。新浑象将地平置于球内，地平面将大圆球一分为二，半覆地上，半没地下。在球上缀以星象，在黄道上布以日月五星，以水力推动，昏旦中星与天相应。为了与地平放在球外的浑象加以区别，按宋代苏颂等人的说法可称之为"浑天象"。元嘉十六年（公元440年），钱乐之又制成一台小型的浑天象，直径只有二尺二寸，便于搬动，使用起来更加方便。浑天象与浑象功能相同，本质上是一回事，所以两者时常混称，但由于结构有所变化，制作浑天象的工艺水平要更高一些。浑天象在当时为宣传浑天论的观点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因为天包着地，所以它比浑象更形象地演示出浑天说的精髓，更符合浑天说者的论述。浑天象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演示仪器，它也是研究日月五星运动规律的有力工具。根据实际观测得到的日月五星相对于周围恒星的位置，将日月五星较准确地分别安置在黄道的不同部位，然后通过不断观察，就可以了解它们相对于恒星背景的运动规律，从而测算出行星的会合周期等。钱乐之的仪器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据《宋书·天文志》说，

①　《隋书·天文志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

这台小型浑象"安二十八宿中外官，以白黑珠及黄三色为三家星"，而大型浑象，则用朱、白、黑三种颜色分别表示甘、石、巫咸三家星。显然，他将陈卓的星官体系固化到了仪器上。尽管后来陈卓的图录已经佚失，但钱乐之的仪器却历经宋、齐、梁、陈、隋五个朝代，妥存于隋东都洛阳观象殿，为陈卓星官体系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刘宋以后的梁代也制作过浑象。《隋书·天文志》载，"梁秘府有以木为之，其圆如丸，其大数围。南北两头有轴，遍体布二十八宿、三家星、黄赤二道及天汉等。别为横规环，以匡其外"。这是一台大型浑象。在大木球外框以地平圆环，可见它与钱乐之的浑天象地平在内的结构不同。其中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天文知识的进步。

在南朝热衷于制造各种浑象的时候，与南朝对峙的北魏却对制造浑仪极为热心。浑仪是天文学家用来实际观测天体坐标的仪器。北魏天兴初年（公元398年），太祖拓跋珪命太史令晁崇制作浑仪。仪器完成后晁崇升迁为中书侍郎令，可惜后来又为拓跋珪所杀害。永兴四年（公元412年）明元帝拓跋嗣又诏造太史候部铁仪，由鲜卑族天文学家都匠斛兰制成铁浑仪。这台浑仪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台铁制浑仪，是很著名的。《隋书·天文志》说它分内外两重，"用合八尺之管，以窥星度"。永兴铁浑仪的基本结构与前赵孔挺浑仪大致相同，但又有新创造。如在底座上铸有十字形水槽，以便注水校准水平，这是在仪器设备上利用水准器的开端。北魏铁制浑仪是一台质量很高的仪器。北魏灭亡后，历经北齐、北周、隋、唐等几个朝代，直到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天文学家瞿昙悉达还奉敕修葺此仪。这台铁制浑仪一直使用了200多年。

除浑仪和浑象的研究和改进外，公元5世纪北魏道士李兰发明了一种"秤漏"，在改革计时装置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秤漏的原理是用渴乌（虹吸管）将漏壶中的水引入仪器，然后称量水的重量以确定时间，其标准是"漏水一升，秤重一斤，时经一刻"。秤漏简易，灵敏，可测量很短的时间间隔，并且可随时开始和结束，以测量任意的时间区间，因此在隋唐时曾风行一时。北齐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信都芳曾对历史上著名的科学仪器如浑天仪、地动仪、铜乌、漏刻等画出构造图，并加以说明，撰《器准图》三卷，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科学仪器专著，应该是很有价值的，但可惜早已失传。

6。宇宙论有关宇宙结构的讨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相当活跃的。汉代之前深入论及宇宙论的基本上有三家，就是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这一时期，围绕着浑、盖和宣夜的激烈争论，还出现了安天论、穹天论、昕天论以及浑盖合一的理论。《穹天论》基本上沿袭盖天说的观点，《昕天论》以天人类比，牵强附会，这两种理论在历史上都影响不大。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安天论"，它的作者就是发现岁差的东晋天文学家虞喜。

自汉代以来宣夜说不断得到发展。宣夜说认为日月星辰都是飘浮在虚空之中并且依靠着"气"在运动。随着这种观点的传播，引起了社会上一些人的担心和恐慌，最典型的就是杞人忧天的故事。东晋张湛注《列子·天瑞篇》说是有一位杞国人，害怕天地崩坠，日月星辰会掉下来，于是寝食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有人对他解释说，天和日月星辰都是积气所至，不会掉下来，即使掉下来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而地是固体的硬块，也不会毁坏。《列子·天瑞篇》还引述了当时的一种看法："忧其坏者，诚为太远；言其不坏者，亦为未是"，即批判了杞人的忧天，又肯定了天体和大地的物质性。天和地也都遵从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既有生成之日，又有毁坏之时，不过它们所要经历的时间过程太长，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忧。虞喜针对这类有关天塌地陷的说法，相应地提出"安无论"。他认为，"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在上有安定的形态，地在下有静止的实体，天地彼此覆盖，形象相似，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日月星辰各自运行，有它们自己的规律，就像江海有潮汐，万物有行止一样（见《晋书·天文志》），从而批驳了天圆地方的观点，阐述了宇宙无限思想和关于天地万物各有其自身运动规律的认识，告诉人们，担忧天地崩坠是毫无必要的。虞喜的"安天论"，是对"宣夜说"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除了上述看法，还有一派可称作"浑盖合一"派。北齐的信都芳和南朝萧梁的崔灵恩都属这一派。他们认为浑天和盖天是一致的，只是一个仰观，一个俯视，观测角度不同而已。浑天说和盖天说是人们对宇宙结构的不同阶段或不同角度的认识，各有其优点和局限性。因此，各种学说可以取长补短，互相补正，以取得对自然现象的深入认识。但如果采取掩盖或调和矛盾的作法，甚至迁就错误观点，将两种对立的看法勉强地合而为一，则是不正确的。自西汉以来天文学理论方面的浑盖之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略见分晓。尽管南朝梁武帝曾大力宣传盖天说，但从陆绩、王蕃到葛洪、何承天、祖冲之父子等著名科学家都主张浑天说，表明了浑天说已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7。何承天和张子信何承天（公元370-447年）是东晋和南朝刘宋时期的著名学者和天文学家。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5　岁丧父，母亲徐氏为东晋秘书监徐广之姊，聪明博学，教子有方，使何承天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经史百家无不通晓。何承天在东晋时期，曾任南蛮校尉的参军，长沙公辅国府参军，浏阳令，宛陵令，钱唐令等。刘宋时期又担任衡阳内史，尚书祠部郎、南台治书侍御史，著作佐郎，太子率更令国子博士，御史中丞等官职。何承天自幼喜好历算，热心钻研，直至老年而不倦。他继承舅父徐广所积累的约40年的天文观测资料和研究成果，又亲身继续做了40年的观测和研究工作，从而取得许多重要的新成果，并于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编制成一部著名的历法《元嘉历》。这部历法被杰出的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列为历代最有创造性的十三家历法之一。何承天在天文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有：因月行有盈缩，创用定朔算法，以推算真正的朔日；利用月食测定太阳所在位置，这种方法简便、准确并易于观测，优于以前的中星法；实测晷影长度以定节气，纠正了后汉四分历和当时行用的《景初历》的错误；实测中星以定岁差，给出新的岁差值；古代历法多以寅月（11月）为岁首，为更方便和协调，改以雨水为气首，此外还对五星运动采用与实测天文数据有关的近距历元，简化了上元积年的计算；创立调日法的数学方法。由于根据长期观测的记录进行推算，所以他所使用的一些天文数据也都比较精确。何承天的成就多已体现在他的《元嘉历》中，且为后世历家所遵从，对中国历法的改革和进步起了重要的作用。元嘉二十年，何承天上书刘宋政府，请求采用他所制定的历法以代替当时行用的杨伟《景初历》。经过太史令钱乐之等检验之后，证实新历比旧历精密，因而于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开始颁行。《元嘉历》先后行用65年，至梁天监八年（公元509年）才改用祖冲之《大明历》。除天文历法工作外，何承天曾受命修撰国史，整理《礼论》，撰《安边论》等。后人已搜集其遗作汇编成《何衡阳集》行世。

张子信是北魏和北齐时杰出的民间天文学家，清河（今河北清河）人，主要活动于公元6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生平不详，《隋书·天文志中》说他"学艺博通，尤精历数"。公元526-528年，在华北一带爆发了以鲜于修礼和葛荣为首的农民起义。为躲避战乱，张子信到一处海岛隐居起来。在海岛上，他利用浑仪专心致志地观测并推算日月五星运动变化的规律，孜孜不倦地工作了三十余年。在取得大量第一手观测资料和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张子信作出了天文学上的三项重大发现。首先是他发现了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并提出了推算太阳真实位置的计算方法。汉代天文学家已发现月亮运动的不均匀性，有些历法家还将其引入历法的计算。由于月亮移动快，又有背景恒星作参照，相对来说这项研究比较容易。而太阳一天只移动大约一度，又无可以直接参照的恒星背景，观测远为困难，并且太阳每日行度的较小变化又往往被赤道与黄道坐标之间的变换关系所掩盖，所以张子信的研究工作，其难度要大得多。月亮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导致定朔法的提出，太阳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导致定气法的提出，这对历法改革特别是对日月合朔的计算和日月交食的预报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张子信还发现了五星运动的不均匀性以及月亮视差对日食的影响，即所谓"五星见伏，有感召向背"①，其迟速"与常数并差"②，"合朔，月在日道里则日食，若在日道外，虽交不亏。月望，值交则亏，不问表里"③。对于这些，他还提出了相应的计算方法。张子信的成果经由他的学生张孟宾和《张孟宾历》等广为传播，很快被具体应用到张胄玄、刘孝孙、刘焯等所制定的历法中去。据史籍记载，按这些历法推算的有关结果，与实际天象完全相符。张子信的三大发现及其具体的和定量的计算方法，把我国古代对于交食及太阳和五星运动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甚至可以说是导致了后来隋唐历法的质的飞跃。

①　《隋书·天文志》中，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同上书。

③　同上书。

（三）物理学与天文、数学不同，我国古代的物理学并未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丰富的物理学知识，长时期都是隐藏在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和日常生活中的。只要我们用现代物理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一些整理，便可发现其内容十分丰富，而且许多成就也十分杰出。魏晋南北朝时，力学、声学、热学、光学和电磁学等方面都有一定进展，其中在声学上，甚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力学知识力学是物理学中产生、发展较早的一个重要部分，早在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人们就制作出了许多简单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力学知识亦随之产生。石刀、石斧、石镞、骨针等锋刃器，以及各种加柄工具的出现，说明人们已分别对尖劈和力矩已有了一定认识；弓、弩，以及小口尖底瓶的出现，说明人们已分别对弹力和平衡力有了一定认识①。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已制作出了许多较为复杂的机械，力学知识更加丰富，水磨、水碾、车帆的发明，把切线运动的水力、风力转变成了机械力；磨车的发明，把直线运动的畜力转变成了旋转运动的机械力；绞车的使用说明人们对力矩、力臂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飞车的发明，是人们对螺旋桨原理的最早利用；水排、齿轮系的推广，以及各种游艺性机械的出现，充分反映了人们在能量转换和力传递方面的各种巧妙构思。这些成就在本书"机械"部分已经谈到，不再琐言，下面主要介绍一下人们对比重、浮力、气压、相对运动和平衡力的认识。我国古代对比重的认识约可上推到先秦时期，《汉书·食货志下》说：西周初年，为了货币管理上的需要，已测得了"黄金方寸而重一斤"。假若这段文字可信的话，这便是我国古代对比重的最早认识①。魏晋南北朝时，有关知识更加丰富起来：首是对酒、水以及不同浓度的盐水的比重都有了一定认识。《晋书》卷七八《孔严传》载，孔严（？-公元370年）的祖父孔奕十分聪明。有人曾提了两罂酒送他，始才入门，孔奕还在很远的地方就辨认出其中一罂不是酒，经检视，果然是水。有人问他何以知之，孔奕笑曰："酒轻水重，提酒者手有轻重之异，故耳"。这是我国古代区别酒、水比重的最早记载。我国古代对海盐、井盐的开采都可上推到先秦时期，所以盐水的比重也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齐民要术·养鹅鸭》篇说：水"咸彻则卵浮"。即以盐水腌蛋时，若"水"不太咸，蛋便会沉下，咸彻了则会漂浮上来。这里虽未明确说到浓度大的盐水比重大，但其意却是十分明显的。

其次是浮力选种已用到了农业生产中，《齐民要术》一书最先以文字的形式把它记述了下来，这显然是人们对比重法则的有效利用。有关情况详见本书"农业技术"部分。我国古代浮选法约发明于先秦时期，湖北大冶铜绿山春秋采矿巷道内曾出土过一只船形木斗，一般认为，它是用作选择优良矿用的②，但其不曾见于记载。

第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数学家祖冲之的儿子祖暅曾著有《称物重率

①　何堂坤：《机械和物理知识的萌芽》，《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179　页。

①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直到春秋中期为止，我国黄金使用量还是很少的，黄金货币大约是到了战国时期才在南方的楚国开始盛行。《汉书》的作者想必有所依凭，待考。

②　铜绿山考古队：《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2　期。术》，此"重率"当即比重。明代数学家程大位在所著《算法统宗》中又谓之"轻重率"，其意是相同的；《称物重率术》虽已失传，但它应是我国古代最早研究比重的专著，这充分说明了南北朝时人们对比重已相当重视，并有了较深的认识。

人类对浮力的认识和利用约可上推到石器时代，最早大约是在水上漂放木材，以及用木筏或独木舟运送有关物品。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认为物体能浮于水的原因主要是存在一种"自然之势"，或者有"势"；晋杨泉《物理论》云："鸿毛一羽，在水而没者，无势也；黄金万钧，在舟而浮者托舟之势"。这里虽未涉及到排水量，与现代认识有一定差距，但它强调了浮力是一种自然之"势"，在当时还是比较进步的。此期在浮力利用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事项是使用了水浮法称重。《三国志》卷二十《邓哀王冲传》载，邓哀王曹冲，"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这个故事流传甚广。有人认为它原出自佛教经典，是《三国志》作者陈寿移植到曹冲身上的①，此说似依据不足。载有称象故事的《杂宝藏经》系北魏（公元386-534年）时期译出，上距陈寿（？-公元297年）甚远；且陈寿之前，魏、吴两国皆已有官修专史。陈寿治学态度比较严谨，所云当有依凭②。

我国古代对大气压力的利用和认识至迟始于汉，《后汉书·张让传》谈到过一种名为"渴乌"的引水设施，由章怀太子"注"和杜佑《通典》卷一五七"渴乌隔山取水"来看，应是一种利用虹吸原理来取水的机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认识又有了进一步发展。魏晋之际的虞茸在《穹天论》中讨论宇宙结构时，说天犹如一个倒扣在水面上、用来盛放梳妆用品的木奁，其所以不会下沉，乃因其中充满了"气"。其原文是："譬如覆奁以抑水而不没者，气充其中故也"①。这就十分明确地肯定了大气压力，托力的存在。有关记载唐宋之后亦可看到。

运动的相对性是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的自然现象，《吕氏春秋》卷十五所载刻舟求剑的故事，便是这认识的一个生动写照。魏晋南北朝时，人们比较关心的话题主要是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船、岸、水孰动之事。晋代天文学家束皙（公元261-303年）

云："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②。显然，这是以船在河中的横渡轨迹为参照物的，说河水纵向流逝，船在纵向上"并未"发生位移。南朝梁元帝（公元552-555年在位）《早发龙巢》诗云："不疑行舫动，唯看远树来"③。这是以船舫为参照物的。

二是关于云、日、月孰动之事。束皙又云："故仰游云以观，日月常动而云不移"④。葛洪（公元283-363年）《抱朴子·内篇·　塞难》云："见

①　《陈寅恪文集之一·寒山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7-161　页。②　戴念祖：《中国力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292　页。

①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全晋文》卷八十二。

②　《隋书》卷十九《天文志》引，《二十五史》第三三一七页上栏。

③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卷下，"全梁诗"下第九五七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④　《隋书》卷十九《天文志》引，《二十五史》第3317　页上栏。

游云西行，而谓日之东驰"。两段引文的意思大体一致，实际上是云彩移动，感觉中却是日、月在动。

三是关于相对运动速度的问题。《晋书》卷十一《天文志》载，《周脾》家云："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譬之蚁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故不得不随磨以左回焉"①，这种譬喻是否恰当暂且不论，但其关于相对速度的论述却相当精辟。

欹器是通过重心的自动调节来实现平衡的容器，它的基本特征是"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②。此"欹"原是倾斜意。全文是说：容器空虚了则会倾斜，盛水量适中便能正位，盛水满了则会倒覆。其原旨在告诫人们求上进，不自满，为人中正。类似的器物见于仰韶文化时期，但当时是否带有告诫性质今已难考，具有告诫意义的欹器至迟见于春秋时期。之后，对其具体形态常有改进和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杜预（公元222-284年），祖冲之（公元429-500年），西魏文帝元宝炬（公元535-551年在位）等都曾制作。《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周庙欹器，至汉东京犹在御坐，汉末丧乱不复存，形制遂绝。预创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叹焉"。

《南史》卷七二《祖冲之传》："永明（公元483-493年）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献之，与周庙不异"。

《周书》卷三十八《薛憕传》："大统四年（公元538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憕为之颂。魏文帝又造二欹器：一为二仙人共持一钵，同处一盘，钵盖有山，山有番气；一仙人又持金瓶以临器上；以水灌山，则出于瓶而注乎器，烟气通发山中，谓之仙人欹器。一为二荷，同处一盘，相去盈尺，中有莲，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则出于莲而盈乎器，为鸟雁、蟾蜍以饰之，谓之水芝欹器。二盘各处一床，钵圆而床方，中有三人，言三才之象也。皆置清辉殿前。器形似觥而方，满则平，溢则倾。憕各为作颂。"

由这三段文献来看：（1）杜预、祖冲之、西魏文帝都曾制作过欹器是可以肯定的。但《南史·祖冲之传》说杜预"造欹器，三改不成"，不知有何依凭。

（2）这些欹器的形制，看来都是各自创意的。西魏文帝所作之器记述较详，大体似觥而方，杜预、祖冲之所作之器的具体形态难以了解。《南史·祖冲之传》说冲之所造与"周庙不异"，恐言过其实，因周庙欹器在汉末已不复存。

（3）《周书》说西魏文帝之欹器"满则平，溢则倾"，与我周欹器的基本特征"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是不相符的。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周书》的作者未加考察等原因所致①。

欹器在我国沿用了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宋代还有制造，它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对重心与平衡力的深刻认识和高超技艺。

2。声学知识魏晋南北朝的声学知识较前代又有了一定发展，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打击乐器的铜钹开始推广，乐律学中的"管口校正"问题得到了较

①　《宋书》卷六十六《何尚之传》。

②　《荀子·宥坐》。此非原文。

①　《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

好的解决，对共鸣有了进一步认识并找到了消除共鸣的方法。

我国古代铜钹至迟出现于东晋十六国时期，最初是在今新疆库车一带流行的，之后传入中原，并成为国乐之一。《隋书》卷十五《音乐志》载："吕光（公元336-399年），沮渠，蒙逊（公元368-433年）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其乐器有钟、磬、弹筝。。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钹、贝等十九种"；"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在北齐时期，洛阳民间对铜钹已经十分熟悉。《北齐书》《神武记》云："初，孝明之时，洛下以两钹相击，谣言曰：铜钹打铁钹，元家世将末。好事者叹二拔谓拓拔，贺拔，言俱将衰败之兆"。此"拔"即是"钹"。凡钹，皆应高锡青铜制成，故此"铁钹"很可能是为了文字上的对仗而虚拟出来的。此外，《隋书》卷十五还谈创制天竺等国进贡铜钹的情况。

我国古代乐律学很早就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三分损益律"，或叫五度相生律，至迟秦代，又产生了更为全面的十二律。但我国古代崇尚以管定律，管上算音以管中气柱的长度为标准，而气柱长度实际上却较管为长，故使所发之音略低，这就给十二律的正确发音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此，便需依据声学原则，计算出管与气柱的长度差，即作"管口校正"，晋代的荀勖在这方面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晋书》卷十九《律历志》载，晋泰始十年（公元274年），荀勖制成了12　支类似洞箫的笛；笛竖吹有六孔，前五孔，后一孔。其12　支笛应十二律，其校正数就是一个律管的长度和另一较高四律的律管长度之差数。荀勖笛不仅是演奏乐器，也是判别音高的声学仪器。此十二笛及管口校正的产生和应用，是我国古代声学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比欧洲早了十五个世纪①。

我国古代关于共鸣的记载始见于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在认识上的主要进步是找到了一处消除共鸣的方法。南朝宋刘敬叔（公元390-470年）《异苑》卷二云："晋中朝有人蓄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叩。乃问张华（公元232-300年），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应，宫中朝暮撞钟，故声相应耳，可错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如其言，后不复鸣"。此错的目的是改变共鸣体的固有频率。可知张华不但对共鸣作了较为正确的解释，而且掌握了消除共鸣的方法。

3。热学知识人类在热学方面很早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构木为室，剥兽皮为衣，是为防止自然界冷暖袭击的有效措施；钻木取火，是人类把机械能转变成热能的一项重大创造。魏晋南北朝时，热学知识又丰富了许多；陶瓷业中，龙窑坡度的选定，说明人们对自然抽力与火焰运行及其分布状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建筑业中，火地法保温的出现，显示了人们在热传导、热辐射利用上的高超技艺；北魏洛阳华林园建有藏冰室，"六月出冰以给百官"，《邺中记》云："石季龙于冰井台藏冰，三伏之间，以冰赐大臣"；北魏洛阳华林园又建有温风室；这都是人们为防暑降温，以及防寒保温方面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下面要介绍一下此期取火法，以及人们对沸点、空气湿度的认识。

此期的取火法主要约有三种，即钻木法、击石法和阳燧法。

钻木法约发明于旧石器时代，汉晋时期仍是重要的取火方式。今知属于

①　王锦光等：《中国古代物理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101　页。戴念祖：《中国古代在管口校正方面的声学成就》，《中国科技史料》第13　卷第4　期。汉晋间的钻木取火工具至少有六批，即1930-1934年居延烽火遗址发现的"急"字钻火片和木棒；1906-1908年，1913-1916年先后两次在敦煌烽火遗址发现的钻火木棒和木片；1906-1908年分别在罗布泊遗址、尼雅遗址、安得悦遗址发现的钻火工具①，此期文献也有钻火法的记载。魏人邯郸淳《笑林》中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某甲夜暴疾，命门人钻火。其夜阴瞑未得火，催之急。门人忿然曰：君责人亦大无道理，今闇发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我当觅得钻木工具"①。

对于钻木而能生火的原因，当时有过一个固有属性说。北朝著作《刘子·崇学》云："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炼金则水出，钻木而生火"。即是说，金是水的固有属性，火是木的固有属性，金炼而成水，木钻就会释放出火来。这显然是五行说的观点，与十八世纪产生于欧洲的燃素说有些相似。

击石取火的发明年代尚无定论，但汉魏已经使用却是肯定的。《易林》云："火石相得，乾无润泽"。此书旧题为汉代著名作。晋潘岳（公元247-300年）《河阳县作二首》诗去："人生天地间，百年孰能要，颎如槁石火，瞥若截道飚"②，此"石"通常是一种黄铁矿。此期关于火石产地的记载至少有两条。《水经注》卷十四《鲍丘水》引《开山图》说："（徐无）山出不灰之木，生火之石。案注云：有石赤色如丹，以一石相磨，则火发，以然无炭之木，可以终身，今则无之"③，李石《集博物志》卷九引《晋书》说："西海郡北，山有赤石，白色（石）以两石相打则水润，打之不已则润尽火出"。因相击而火生之石不是太多，唐宋之后又发明了火镰击石取火，其使用量便逐渐减少。

在考古发掘中，凹面镜始见于西周早期，即1975年北京昌平白浮村出土的素背凹面镜，其中一枚的直径为9.9　厘米，经检测，正面中心凹下0.4　厘米①。但当时是否曾用它向日取火，今日尚难断定，今知较早的阳燧实物是1982年浙江绍兴战国初期墓出土的四龙镜②，魏晋南北朝时期，阳燧仍是民间取火的一种重要方式，有关记载也是较多的。

葛洪《抱朴子·黄白》篇云："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诸，燧"。"譬诸阳燧所得之火，方诸所得之水，与常水火岂有别哉"？《晋书》卷十一《天文志》上云："今火出于阳燧，阳燧员而火不员。水出于方诸，方诸方而水不方也"。《三国志》卷二十九《管辂传》南朝宋裴松之（公元372-451年）注："君不见阴阳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阳之火，下引太阴之水"。唐宋之后，因火镰取火的发展，阳燧的使用量渐次减少，并主要转移到了一些宗教仪式中。

钻木取火，击石取火，都是把机械能转变成热能，之后再引火燃烧的；阳燧则是通过聚焦，把太阳能集起来而实现燃烧（点火）的。其中都包含了

①　转引自汪宁生《我国古代取火方法的研究》，《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　期。

①　《宋书》卷五十六《孔琳之传》。

②　《南齐书》卷四十四《沈之季传》。

③　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　页。

①　发掘报告见《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启示》（《考古》1976年第4期），鉴定报告见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18　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检测报告见何堂坤《中国古代铜镜技术的研究》第266　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②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306　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　期。丰富的物理知识。

前引《黄白篇》等三段文献还谈到了方诸（阴燧）的问题，这也是物理学中很值得注意的事件。方诸对月所取之水，实是露水。这反映了人们对露的一种认识，以及获取露的一些经验。本书"农业"部分谈到了薰烟防止霜冻的方法，它反映了人们对霜的成因及其危害的认识。露和霜都是空气中的水汽含量达到饱和浓度后而析出的，若地表气温在0℃以上，就会凝结成水珠，是即露；若地表气温在0℃或稍低，水汽便直接凝结成固态，即是霜。在古代文献中，方诸对月取水与阳燧对日取火，往往同时说出，除了"阴"、"阳"、"水"、"火"的对偶关系外，这也是一种自然现象的反映。月明之夜必是无云的，地表没有隔热层，热量易于散发，气温容易下降，待到露点之下即可得到露水，所谓"露水起晴天"即是此意。

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对不同液体的沸点也有了一定认识，晋张华（公元232-300年）《博物志》卷四《物理》条："煎麻油，水气尽，无烟，不复沸则还冷，可以手搅之，得水则烟起，散卒而灭。此亦试之有验"①。说明当时人们已观察到了油与水的沸点不同这一物理现象，当油水相混进行煎炼时，水自先沸。但张华云"水气尽"之后，"可内手搅之"则有些夸张。至迟西汉时期，人们对空气湿度，及其对某些物质重量的影响都有了一定认识，并装置了一种简单的湿度测定器。魏晋南北朝后，人们的认识又有了一些提高，同时对这种测湿器结构和原理作了很好的说明。三国孟康说："《天文志》云："悬土炭也"，以铁易耳。先冬夏至，悬铁炭于衡，各一端，令适停。冬，阳气至，炭仰而铁低；夏，阴气至，炭低而铁仰，以此候二至也"②，即是把铁和炭这两种吸湿能力不同的物体分别置于天平的两端，使之平衡，因冬、夏空气湿度不同，铁和炭的吸湿量（或蒸发量）不同，天平就会失去平衡，类似的测湿器在欧洲是公元十六世纪才发明出来的。

4。光学知识我国古代的光学知识是相当丰富的，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学者进行过一些专门的试验和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比较值得注意的事项是："破镜重圆"，以及"小儿辩日"问题。

我们知道，反射成像是在同一个镜面内实现的，镜子一旦摔破，便再不能映照出原本的完整形象。但湖北省鄂城县（今鄂州市）出土了一枚六朝早期的半圆方枚神兽镜，使用过程中摔破后又经过了粘补，便使镜面又复原到了本来的状态，在技术上真正实现了"破镜重圆"。粘补之法是：①先用机械的、化学的方法把镜子正面原有的镀层清理干净。②清理断口，并用粘合剂把破碎了的镜片对合，粘合起来。③把强度较高，韧性较好的小条纸片贴在镜面侧的粘合缝上，以作固结之用。④在镜面重新涂锡汞齐①。破镜重圆技术的出现说明人们对镜面成像又有了新的认识。

小儿辩日的故事原出自《列子·汤问》篇，原意是说两小儿在一起争论日出和日中之时，什么时候距离太阳更近？一小儿说日出之时，其大如车盖，及至日中，才如盘盂，故日出时去太阳为近；一小儿说，日初则苍苍凉凉，日中时热如手探沸水，故日中时去太阳为近。孰是孰非，当时孔子也难对答。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7　册，第585　页，"散卒而灭"作"散卒不灭"。②　《汉书》卷七十五，《李寻传》，唐颜师古注引三国孟康说。

①　何堂坤：《关于我国古代"破镜"重圆技术的初步研究》，《四川文物》1988年　第6　期。大约西汉之后，人们就对此问题先后进行了许多研究，其中又以晋代天文学家束皙阐述得较为全面。《隋书》卷一九《天文志上》：束皙以为"旁方与上方等。旁视则天体存于侧，故日出时视日大也。日无小大，而所存者有伸厌。厌而形小，伸而体大，盖其理也。又日始出时色白者，虽大不甚，始出时色赤者，其大则甚，此终以人目之惑，无远近也。且夫置器广庭，则函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则八尺之人犹短；物有陵之，非形异也。夫物有惑心，形有乱目，诚非断疑定理之主"。这段引文较长，计谈了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有无比衬。"旁视则天体存于侧"，以及"且夫置器广庭"至"非形异也"六句，说的都是这一意思。二是生理因素，"所存者有伸厌，厌而形小伸而体大"便是此意。三是颜色和亮度的影响，"色白者，虽大不甚"，"色赤者，其大则甚"即是此意。"小儿辩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即许今日，亦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但束皙所云与现代技术原理却是基本相符的，且较全面，实在难能可贵。

5。电磁学知识电磁学虽是19世纪才发展起来的，但人们对电磁现象却早有了一定的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此认识又有了一定的提高，尤其是在大气放电，日常生活中的磁现象和静电感应方面。

大气放电常见的有尖端放电和雷电等，早在西汉时期人们就注意到了尖端放电现象。《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说："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东晋时期，人们对这现象描写得更为明晰。干宝《搜神记》卷七云："晋惠帝永兴元年，成都王之攻长沙也，反军于邺内外陈兵，是夜戟锋皆有火光，遥望如悬烛，就视则亡焉"。戟皆为长兵器，直立放置时，若遇静电感应，尖端电是完全可能的。此时雷电专击金属制品之事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南齐书》卷十九《五行志》说"永明八年四月六日雷震会稽山阴恒山保林寺，刹上四破，电火烧塔下佛面，窗户不异也"。"佛面"一般都是以金粉开光的。

日常生活中的磁现象和静电吸引，汉代文献曾多次提及，魏晋南北朝时，有关记载就更加明确起来。东晋郭璞《山海经图赞》云："磁石吸铁，琥珀取芥，气有潜通，数亦冥会"。玳瑁是一种绝缘体，经摩擦带电后便能吸引芥子一类细小物件；在此人们同时谈到了磁和电，并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统归为"气"，这是很有意思的。此时人们还观察到了琥珀不取腐芥这种比较特殊的现象，三国吴人虞翻少小时云："仆闻虎魄不取腐芥"①。此"虎魄"即琥珀，是一种绝缘性很好的物质，与玳瑁同样经摩擦而带电后亦吸引细小物质。"腐芥"指腐烂了的芥籽，因其含水分稍多，而具有一定粘性，容易被其他的物体粘着，故难以吸动；另外，腐芥含水稍多，其周围较为潮湿，以致成为导体，当它接近带电体时，电感应而产生的电荷就会被传走，静电吸力就会变得很小。所以，磁石吸铁，玳瑁取芥，琥珀不取腐芥，都是符合科学道理的。此时人们还把是否具有静电吸引的性质，作为判定真假琥珀的依据。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名医别录》云："琥珀，惟以手心摩热拾芥为真"，说的便是此意。同时人们也开始注意到了摩擦生电的发光现象和与之伴生的轻微声响；张华《博物志》卷九云："今人梳头，脱衣著髻时，有随梳解结有光者，亦有咤声"。这里谈到了两件事，一是梳子和头发摩擦

①　《三国志》卷二十九，《虞翻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吴书》。

起电，并放电，发声，二是内衣和外衣摩擦起电，并放电发声。古之梳有漆木质和骨角质的；衣料有丝绸、毛皮等，当天气干燥，摩擦强烈时，都有可能发出微弱的电光和声响。

（四）化学我国古代的化工技术是相当发达的，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称著的成就；随着化工技术的发展，化学也在其中孕育和发展起来。前面谈到的多种手工业，陶瓷、冶金、染色、造纸以及农业技术中，都包含了丰富的化学知识，都显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化学方面的进步，此外，此期化学在炼丹术以及制糖、酿酒等方面的成就也是相当出色的。今仅就这三方面作一介绍。1。炼丹术这是炼制长生不老药的方术，细分起来，又包括炼丹炼金两项内容，仙丹可直接服食，亦可用来点化他物成金。炼出之金可制成饮食器，亦可化成"水"而服用，不管服丹还是服金，都是为了长生。我国古代炼丹术约兴起于秦，汉魏南北朝便有了较大发展，魏伯阳（东汉），葛洪（东晋），陶弘景（南朝梁）三位大炼丹家，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他们都有长篇巨著流传于世。炼丹术的目的是荒诞的，方法多是盲目的，但因其"执著"追求，反复制炼，其中并不乏新的发现和很有价值的资料。我国古代许多重要的化学现象，重要的金属和非金属材料，都是炼丹家最先发现并记述下来的。魏晋南北朝炼丹术对化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汞化学、铅化学、胆铜以及砷白铜、硝石等的制取上。其中砷白铜已在本书"冶金"部分提及，今不再琐言。我国古代对汞的利用可上溯到先秦时期，但有关炼汞法的记载却是汉代才出现的。东汉著作《说文解字》云："澒，丹砂所化，为水银也"。此述十分简单。魏晋南北朝时，有关记载更加明确起来，西晋张华（公元232-300年）《博物志》卷四说："烧丹朱成水银"，东晋葛洪《抱朴子·金丹篇》说："丹砂烧之成水银"。此丹朱、丹砂的化学式皆是Hgs，这实际上是一种低温蒸馏炼汞法，其化学反应式为：Hgs＋O2＝Hg＋SO2－60　千卡。在频繁接触和大量使用的过程中，此时人们已把人工炼制的粗水银与天然自生的纯水银区别开来。南朝梁陶弘景云："今水银有生熟。此云生符陵（地点）平土者，是出朱砂腹中，亦有别出沙地者。青白色，最胜。出于丹砂者是今烧粗末朱砂所得。色小白浊，不及生者"（《本草纲目》卷九"水银条"引）。依纯度而把水银分为生、熟两种，是一种科学的分类法。"烧粗末朱砂"所得之汞不及自然汞纯净，应是混入了其他杂质之故。

红色硫化汞原包括天然自生的和人工制炼的两种，前者俗谓之丹砂、辰砂（湖南辰州所产而得名）；后者叫银朱或灵砂。银朱的出现，是炼丹术对化学的一项重大贡献。汉代的魏伯阳便曾用隐语记述了这一现象，葛洪《抱朴子·金丹篇》则更用十分简洁的文字作了概括性说明："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此第二句实际上可视为第一句的逆过程，即汞加硫黄又能生成黑色硫化汞，经升华即可变成红色硫化汞①。

我国古代对汞齐的接触和利用至迟可上推到春秋时期，但关于汞"能消化金、银"的明确记载，却是始见于西晋南北朝文献的。葛洪《抱朴子·神仙金汋经》②卷上在谈到"金液"时说："上黄金十二两，水银十二两。取金鑢作屑，投水银中令和合。恐鑢屑难煅，铁质煅金成薄如绢，铰刀翦之令如韭叶许，以投水银中。。。金得水银须臾皆化为泥"。这是我国古代关于金

①　《北齐书》卷四十一《元景安传》。

②　《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斯字总第593，涵芬楼影印，1926年。

汞齐作法的最早记载。稍后，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也有过类似的简单说法，云水银"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①。这里最早明确地提出了汞齐法外镀金银。汞齐法是我国古代金属外镀的基本操作，一直沿有至今。

我国古代炼铅术至迟发明于商。商周时期，人们用铅配制铜合金，外镀、制作纯铅器等，同时还制作了一种名为"胡粉"的碱性碳酸铅Pb（GH）

2·2BbCO3，但关于铅的许多化学现象，却是多见于汉后文献，多见于炼丹家笔下的。《参同契》云："胡粉投火中，色坏还为铅"。这说的是一种分解还原现象，白色的碱性碳酸铅（胡粉）受热后先分解出二氧化碳和水蒸汽，所得氧化铅再被碳或一氧化碳还原而成为金属铅。葛洪《抱朴子·论仙篇》云："黄丹及胡粉是化铅所作"。此"黄丹"即Pb3O4，呈红色。陶弘景云：黄丹"即今熬铅所作"，胡粉"即今化铅所作"②。即是说，黄丹和胡粉都不是天然自生的，都是人工制作出来的。《抱朴子·黄白篇》说："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即是说铅性原是白色的，其可化作白色的胡粉，但经熬炼便可化成赤色的黄丹，黄丹原是赤色的，经还原，去掉了白色后，便可成为铅。这说明人们对铅的氧化还原反应已有了较深认识。若把黄丹投入柴炭之火中，它也会与胡粉一样，"色坏还为铅"的。至迟汉代，人们对铁与铜盐的置换作用就有了一定了解，《淮南万毕术》说："曾青得铁则化铜"。此"曾青"即天然硫酸铜，又称作空青、白青、石胆、胆矾等。两晋南北朝时人们的认识又有了扩展。葛洪《抱朴子》卷十六说："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此"外变而内不化"，主要是曾青数量太少，只涂于铁器外表之故。梁陶弘景云：鸡屎矾"不入药用，惟堪镀作，以合熟铜；投苦酒中，涂铁皆作铜色，外虽铜色，内质不变"。此"鸡屎矾"应是碱性硫酸铜或碱性碳酸铜，甚难溶解于水，加苦酒（醋）是为了使其溶解，可见当时人们已了解到，与铁置换之物已非曾青一种，凡可溶性铜盐皆会与铁作用。唐宋时期，这些认识便发展成了一种胆水炼铜法。

我国古代关于"硝"的记载如于汉，当时并有"消石"，"朴消"、"芒消"等名称。依照现代技术观点，其大体应包括硝酸钾和硫酸钠两种物质。因当时并无科学分析的方法，这两种物质的来源和形态都相似，故从一开始，人们就把它们混淆起来了。有关研究认为：淳于意所用的"消石"和《三十六水法》的"消石"，皆系硝酸钾，《神农本草经》中的"消石"则主要为硫酸钠，"朴消"却为硝酸钾。张仲景《伤寒论》中的承气汤、陷胸汤所用"芒消"，说是"消石一名芒消"，他巧妙地回避了"消石"与"朴消"的区别①。在此，陶弘景是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他使用火焰试验法很好地区别了消石。《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三"消石"条引陶弘景云："先时有人得一种物，其色理与朴消大同小异，胐胐如握盐雪不冰。强烧之，紫青烟起，仍成灰，不停沸，如朴消，云是真消石也"。此"强烧之，紫青烟起"两句至为重要，这是钾盐的特有性质；在同样的条件下，钠盐会产生黄色火

①　《三国志·魏书·张既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②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

①　孟乃昌：《汉唐消石名实考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2　期。焰。"灰"指反应后生成的亚硝酸钾，"仍成灰"即说其与十水硫酸钠一样加热后生成了无水残渣，　"　不停沸"　指逸出气体言。其反应式为：2KNO3 2KNO2＋O2↑。陶弘景是我国也是全世界用试验法区别了钾盐和钠盐的第一人。在公元六世纪就作了如此细致的试验和观察，实在难能可贵。炼丹家在使用硝石（KNO3）的同时，实际上也接触到了硝酸，他们把硝石的醋溶液，在一定的PH　值下进行氧化还原反应，从而提高了醋酸对金属单质及其硫化物的溶解能力①。此时人们对无机碱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出现了制取膏状氢氧化钾的工艺②。炼丹术约在公元七、八世纪或稍早就传到了阿拉伯，并发展成了炼金术；之后又传到了欧洲，欧洲的炼金术后来转变成了药物化学，后来又演变为现代化学。所以，化学是起源于中国的。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2。制糖我国古代的食糖主要是麦芽糖、蔗糖和蜂蜜三种。从现有文字资料看，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制作了麦芽糖，食用了蔗汁，汉代又生产了固态的蔗糖③。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简牍中，简112　号记有"唐（糖）一笥"字样；出土的竹笥中见有"糖笥"字样的木牌④。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糖的资料增多，麦芽糖工艺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蔗糖中制出了沙糖。

《齐民要术》卷九分别介绍了"白饧"、"黑饧"、"琥珀饧"、"煮馎"、"作飴"等五种麦芽食糖的制作法，皆大同小异，从选料、配料、蒸煮、制作及各有关注意事项，皆一一作了介绍，颇为详明。这是我国古代食糖工艺的最早专门记载，基本操作与今制糖法是一致的。

有关沙糖的明确记载始见于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其云：甘蔗"今出江东为胜，卢陵亦有好者。广州一种数年生，皆大如竹，长丈余，取汁为沙糖，甚益人"①，此"沙糖"的含义应与今之相当。此外还有资料说我国早在东汉便生产了沙糖，《证类本草》卷六"木香"条引《图经》曰："《续传信方》著张仲景青大香丸主阳衰诸不足，用昆嵛青木香、六路诃子皮各二十两，筛末，沙糖和之"。张仲景约为公元150-219年间人，若此说可信的话，沙糖的发明年代便可上推到东汉。

3。酿酒我国古代造酒技术约发明于龙山文化时期，早期的酒应是由发酵能力较低的曲蘖发酵而成的②，之后发展成了直接以曲造酒。酒曲不但含有富于糖化力的丝状菌毛霉，而且含有促成酒化的酵母。这一演变大约在汉代或稍早便已完成，魏晋南北朝时，有关造酒的记载明显增多，除张华《博物志》等著作的零星记述外，还出现了诸如曹操《奏上九酝酒法》，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第六四--六七等专论性篇章，此时多项造酒操作更趋成熟，并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工艺和酿酒发酵理论的雏型。

①　孟乃昌：《关于中国古代炼丹术中硝酸的应用》，《科学史集刊》，1966年第9　期。②　朱晟：《我国古代在无机酸、碱和有机酸、生物碱方面的一些成就》，《科技史文集》第3　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

③　彭世奖：《关于中国的甘蔗栽培的制糖史》，《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3　期。④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第140　页。

①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

②　方心芳：《对"我国古代的釀酒发酵"一文的商榷》，《化学通报》1979年第3　期。后魏时期，制曲工艺有了很大发展，《齐民要术》记载的造曲法计有12种之多，其中包括发酵力较强的"神曲"5　种，发酵力稍弱的"笨曲"3　种，以及"黄衣"、"黄蒸"、"白醪曲"、"女曲"各一种。其中的"黄衣"、"黄蒸"是酒化作用甚弱的碎块散曲，是作豆酱用的，其余皆呈大块饼状，砖状。这些造曲法一直沿用下来，与近代土法生产相差无几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晋代，我国就发明了向曲中加草药的技术。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说："草曲南海多矣。酒不用曲蘖，但杵米粉，杂以众草叶治葛汁，滫溲之大如卵，置蓬蒿中荫蔽之，经月而成。用以合糯为酒"。说明广东一带当时用草曲造酒已较普遍。《齐民要术》的制曲法则使用了胡葈、苍耳、野蓼、桑叶和艾等草药，草药的使用，对营养酿酒菌类，抑制杂菌生长都有一定作用，从而较好地保证了酿酒发酵过程的进行，酿出的酒亦别有风味。

此时人们对发酵工艺条件，如原料处理、温度控制、用水质量和配比等，都有了进一步认识，并提出了许多定性和定量的工艺规范。首先是对米要进行反复淘洗。《齐民要术》第六四"清曲法"说，"米必细■，净淘三十遍许，若淘米不净，则酒色浓重"，同书第六七"黍米法酒"条说："凡酒米皆欲极净，水清乃止"，"淘米不得净则酒黑"。反复淘洗可去掉一些可溶性物质，而保留下糖化酶利用的淀粉。其次是分批投料发酵，分批数可达9-10　次。《齐民要术》第六六"作春酒法"条说："十七石瓮，惟得酿十石"，"初下以炊米两石，。。已后，间一日辄更酘（音投）"，"第二酘，用米一石七斗；第三酘，用米一石四斗；第四酘，用米一石一斗；第五酘，用米一石；第六酘第七酘，各用米九斗。计满九石，作三五日停，尝看之，气味足者乃罢，若犹少米者，更酘三四斗。数日复尝，仍未足者，更酘三二斗。数日复尝，曲势壮，酒仍苦者，亦可过十石米，但取味足而已，不必要止十石"，这里详细地谈到了每次投米的数量和一些注意事项，这显然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这种分次投米，对于掌握发酵动态和调节发酵温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时发酵过程的温度控制主要是通过调节投料时间和室温来实现的，若发酵热度较高，则可将原料"舒使极冷，然后纳之"。第三是掌握好水的质量和配比。《齐民要术》第六四"神曲酒方"条说："收水法，河水第一好；远河者，取极甘井水，小碱则不佳"。收取河水应以清洁度较好的低温季节为佳，即"初冻后，尽年暮，水脉既定，收取则用"。用水量与酒曲的品质等因素有关，神曲投水量一般较大，笨曲投水量一般较小。《齐民要术》第六四"造神曲黍米酒方"条说用"曲一斗，水九斗，米三石"。同书第六六条作笨曲春酒，"大率一斗曲杀米七斗，用水四斗。率以此加减之"。第四是密切注意发酵过程。《齐民要术》把发酵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皆须通过眼观，耳听，鼻闻来加以鉴别。初期是"浸曲发，如鱼眼汤"，中期是"酒薄霍霍"，"香沫起"，"曲势盛也"。后期是"沸定"、"沸止"，说明发酵到了终点。这些，与发酵原理都是基本相符的。

由于酿酒技术的发展，酒的质量随之提高。《齐民要术》第六六"穄米酎法"条说，醇厚的酎酒"色似麻油，甚酽，先能饮好酒一斗者，唯禁得升半。饮三升大醉。三升不浇必死"。这种情况在秦汉时代是不曾多见的。

①　《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

（五）地理学魏晋南北朝的地理学知识较以前更为丰富，人们对地形、物候历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水文地理有了发展，潮汐理论有了提高，边疆和域外地理知识有了扩展，产生了名叫"制图六体"的著名地图学理论，出现了诸如《水经注》这样伟大的水文地理巨著和许多地记类著作。

1。地形知识地形是地理环境的基本因素之一，我国古代在这方面很早就有了丰富的知识。此期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下几个方面：（1）关于流水对地形的影响。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流水与地貌的关系就有了一定认识。《老子·道德经》第七十八章云："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莫之能先"。此言的原意，是为了说明柔可克刚的道理，这反映了人们对水流自然力的深刻认识。北魏《水经注·河水》云："古之人有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说的亦是同一道理。此外，《水经注》还不止一次地谈到洪流与山崩的关系，其"江水"条谈到了巫峡因山崩而堆成的"新崩滩"，"河水"条谈到了"。。山崩，壅河所致"。可见流水在不断地改造着地貌和周围环境。

（2）对溶岩地形的研究。我国古代对地下和地上溶岩地形的记述约始见于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后，有关记载明显增多。三国吴人张勃《吴地记》曾记述了桂林岩洞，云"始安、始阳有洞山，山有穴如洞庭，其中生石钟乳"。魏吴普所辑《神农本草经》卷一谈到了石钟乳的形成过程："钟乳一名虚中，。。生山谷阴处崖下，溜汁成，如乳汁，黄白色，空中相通"。这见解是十分难得的。《太平寰宇记》卷一00　引梁肖子开《建安记》云："山下有宝华洞，即赤松子采药之所。洞有泉，有石燕、石蝙蝠、石室、石柱、石臼、石井。俗云：其井通沙县峪"。《水经注》一书亦多次提到过洞穴，其"涢水"条云：大洪山"为诸岭之秀，山下有石门，夹嶂层峻崖高，皆数百许仞。入石门，又得钟乳穴，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迹所及，穴中多钟乳，凝膏下垂，望齐冰雪，微津细液，滴沥而断，幽穴潜远，行者不极穷深"。同条还谈到了峰林状石山及其特点："涢水出县东南大洪山，。。广圆一百余里，峰曰悬钩，处平悬众阜之中"。这种四周峻峭，孤立兀起的石山地形，正是石灰岩地形的特点。我国古代对岩溶地形的研究不断发展，明徐霞客时便达到了顶峰的阶段。

（3）关于沙漠地形。《禹贡》曾"云西被于流沙"。说明我国古代对西北沙漠早有了一定的认识。两晋之后，有关记载便日趋详明起来。如《太康地（理）记》曾经指出流沙地形"如月初五、六日"，即呈新月形。《辛氏三秦记》还对鸣沙现象作了记述，说"河西有沙角山，峰踰危峻，逾于石山。其沙粒粗，色黄，有如干精。又山之阳，有一泉，云是沙井，绵历古今，沙填不足。人欲登峰，必步下入穴，即有鼓角之音，震动人足"①。刘宋时刘敬叔《异苑》卷一云："俗云昔有覆师于此者，积师数万。从是大风吹沙复上，遂成山阜，因名沙山。时闻有鼓角声"。此"覆沙成山"说是对的，但其关于鸣沙成因的解释显然是一种毫无依据的传说。

2。水文地理知识

①　《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惠基传》。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河流、湖泊在人类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就有了一定认识，《禹贡》可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人文地理著作，它把天下划分为九州，并分别记载了它的主要河流；其中好几个州的地理位置，都是以水系为基础来表述的。魏晋南北朝水文地理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1）出现了水文地理的巨著《水经注》。在西汉及其之前，人们对河流湖泊的描述大体上是以政区为纪纲的，这就把一些跨郡县的长江大河被分割得互不相连，不能较好地反映水系本来的面貌，也影响到了人们对河湖的整体认识、利用和治理。汉末三国时期出现的《水经》，一改前世之法，以河流本身为纪纲来描叙河流，便弥补了这一缺陷①。该书约一万多字。其中记述了137　条河流，扼要地说明了它们的发源地、流经地和归宿，同时谈到了主支流的分布状态，从而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各河流的概貌。它记述的河流不仅数量超越了前代著作，而且在思想方法上也有许多独到之处，是我国古代水文地理学走向成熟的明证。

因《水经》比较简单，且随着岁月之推移，有关水系分布的知识亦更加丰富起来。终于成就了著称中外的《水经注》一书。此书作者郦道元（公元466　或472？-527），字善长，北魏范阳（今河北涿县）人。生于官宦之家，曾在平城（今山西大同）、洛阳担任过御史尉等中央官吏，并多次担任地方官，《水经注》一书凡40　卷30　多万字，所记河流1252　条，名义上是对《水经》之注释，实际上是在《水经》基础上的再创作。他参阅了大量的前世著作和地图，"掇其精华，以注水经"，并进行了许多实地考察，"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治路之所缠"②。该书不仅对水系本身的源、流、归宿作了详明的记载，而且描述了水系所经的山陵、原隰、城邑、关津，以及有关建制沿革，历史人物和事件、民俗、历史古迹、神话传说等，同时记述了有关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物产、地貌等情况，不但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许多内容在现代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世界水文地理、人文地理学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关于河、湖含砂量的观察和研究。《诗·小雅·谷风之什》云："相彼泉水"，载清载浊"，说明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河水的含砂量就有了一定认识。新莽时期，张戎从流水动力学的角度探讨了泥沙运动的问题①。南北朝时，这种认识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水经注·夷水》云：四川的"夷水又径宜都北，东入大江，有泾渭之比，亦谓之佷山北溪水，所经皆石山，略无土岸"。"蜀人见其澄清，因名清江也"。这里不仅谈到了河流清浊的原因，而且谈到了含沙量与土壤、地质条件的关系。《水经注·河水》云渊水"冬青而夏浊"，则说到了含沙量与季节（雨水）的关系。这些认识对于人们利用河流、治理河流，都是很有帮助的。

（3）关于利用河流来改良盐碱地。此事在我国约始于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亦进行过类似的工作，而且认识上有所发展。据《魏书·崔楷传》载，北魏末年，今河北中部、南部因连年水灾，以及河道变迁、河流水口被堵，致使地下水位升高，导致土壤盐碱化，崔楷提出了整理河道，排除涝水，治

①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十二章。

②　《水经注·序》。

①　《汉书·沟洫志》。

理盐碱地的建议。其云："计水之凑下，浸润无间，九河通塞，屡有变改，不可一准古法，皆循旧堤"。"至若量其逶迤，穿凿涓会，分立堤堨，所在疏通，预决其路，令无仃蹙，随其高下，必得地形"。他的基本思路是对的，终因实行不力而收效甚微。

3。物候历的发展物候是指生物本身生理现象的周期性变化，如植物之发芽、开花、结实，动物之复苏、始鸣、交配、迁徙等，和一些非生物因素，如始雷、始霜、始雪、始冰与气候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我国人民在这方面就具有了丰富的知识，《夏小正》便是我国较早的一部物候专著；《诗经》、《吕氏春秋》等中都包含了大量的物候内容；《逸周书·时训解》还最早地把一年分成了七十二候，五天为一候，每一候用一种自然界的反映来表示，虽其中有许多缺点，却推动了人们对物候现象的认识。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对物候的认识又有了发展，主要是在北魏时期最早把七十二候列入了历书，即神龟三年（公元520年）龙祥、李兴业等九家上《神龟历》，亦即《正光历》（该年亦是正光元年）。内列了七十二候位。稍后的东魏《甲子元历》（公元540年）亦基本上沿用了《正光历》的候应。与《逸周书》相较，《正光历》各候应出现的时间一般稍晚，这主要是北魏时期，黄河流域气候的大陆度有所减弱所致。大陆度减弱，一方面使最高和最低气温出现的时间推延，另一方面又会使全年温度较为均匀，冬温有所升高，这在《正光历》中都有反映。这些情况对我们了解地表气温的周期性变化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

4。潮汐理论的发展对于潮汐的本质和成因，人们很早就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解释，最先作出科学的假说，把它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的是东汉哲学家王充，他在《论衡·书虚》中提出了"涛之起也，随月盛衰"的观点，明确地把潮汐的发生与月球运动联系起来，晋代物理学家杨泉、化学家葛洪都继承和发扬了王充的潮汐随月盛衰理论。杨泉《物理论》云："月，水之精；潮有大小，月有亏盈"。葛洪《抱朴子·外佚文》云："日之精生水，是以月盛满，而潮涛大"。葛洪还在同书同篇中谈到了太阳潮汐的影响，并以此来说明潮汐的四季变化。虽然他对其中的真正原因尚不了解，但引进了太阳对起潮的作用，是潮汐理论上的一大进步。

5。裴秀的贡献和制图理论的发展我国古代的地图应可上推到《诗经》的年代，《诗·周颂》云："随山乔岳，允犹翕河"。郑笺云："犹，图也。。。案山川之图而次序祭之"，即依图示之山川次序而祭祀。《尔雅·释言》亦云："犹，图也"。目前在考古发掘中所见最早的地图是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早期纸绘图①。魏晋南北朝地图学上的主要成就是裴秀（公元223-271年）提出了绘制地图必须遵守的六项基本原则，即所谓的"制图六体"，对我国古代制图学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司马炎代魏称帝后，裴秀官至尚书令和司空（相当于宰相），除了管理政务外，还兼管户籍和地图。因其本人参加过行军作战，对地图有过一定研究，亦比较了解地图精确度的重要性。据《晋书·裴秀传》所云："制图之体有六焉：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　期。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即，一要选好比例尺，二要确立彼此间的方位，三要了解两地间的步行距离，四要了解其高下，五要了解其方邪，六要了解其迂直。人的行程与高下、方邪、迂直"三者"有关，要求得两地的水平距离，须得高取下，方（直角三角形的两正角边）取斜（直角三角形的斜边），迂（曲线）取直①。此"六体"虽有主次之分，但它们又是互相联系、互为制约的。其又云：有图象而无比例尺，则无从审定远近之差别；有比例尺而无方位，虽局部可能是正确的，但必失之于他方；有方位而无距离，则在山海隔绝之地便不知如何相通；有距离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正，则路径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方位也不会正确。"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筭（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回，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制图六体"是我国古代一项杰出的科学成就，它不但是我国晋前地图理论的总结，而且一直指导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在我国地图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除了经纬度和地图投影未曾涉及外，其他各项制图重要原则，他都扼要地提了出来。裴秀堪称我国传统地图学的奠基人。此外，裴秀还绘制了数幅地图，如《禹贡地图》18　篇，这是见于记载的世界上最早的历史地图集。

6。边疆和外域地理知识的扩展由于封建割据，此期的边疆地理知识有了很大的扩展，与外域的联系亦有了加强之趋势。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下列事项。

（1）孙吴时期海上交通的发展。孙吴十分注意海上交通，《三国志·孙权传》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及亶州。亶州在海中，。。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州数千人还"。此"夷州"，一般认为即今台湾。《后汉书·东夷传》章怀太子注引吴人沈莹《临海水土志》云："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众山夷所居"。这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台湾的较早认识和记载。

孙吴黄武五年至黄龙三年（公元226-231年），孙权派朱应、康泰等出海访问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和越南南端）及南洋诸岛，后朱应著有《扶南异物志》，康泰著有《吴时外国传》，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今只有部分散见于《水经注》、《艺文类聚》、《通典》、《太平御览》等书中，成为研究东南亚和南洋群岛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史料。

（2）东晋法显（约公元335-420年）之西行。法显，俗性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三月，时年60　余岁的法显与慧景等一行11人，从长安出发，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开始了天竺取经的漫长旅行。他取道河西走廊，穿越葱岭，周游印度，经斯里兰卡、苏门答腊，义熙八年，又取道南海、东海，经山东崂山登陆，历时13年又4　个月，经过的地方除我国西北外，还有今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印度洋、我国南海、东海、黄海。回来时只剩法显一人。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法显写成《佛国记》一卷9000　字，

①　参见王宏凯：《历史的启示·娱乐篇》。

记述了我国西北和中亚、南亚30　余国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宗教经典和经济生活，是今见关于中南亚、印度、南海地理风俗的第一部著作，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十九世纪时，先后曾有法、英、日等译本问世。

此外，北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宋云、惠生奉使西行求法，从青海经鄯善、左末、于阗，由汉盘陀（塔什库尔干），逾葱岭，到印度。宋云归，撰《行记》，《洛阳伽兰记》载梗概，对高耸入云、崎岖险阻的帕米尔山汇的地势描写得淋漓尽致，也是研究西域地理的重要资料。

（3）北魏关于东北疆的地貌知识。鲜卑族拓跋部最初居住在今嫩江流域兴安岭附近，后来南移，并至北方广大地区。《魏书·勿吉传》、《豆莫娄传》、《失韦传》等都谈到过东北一带的地理环境和物产，《勿吉传》还谈到了一条从黑龙江流域到中原的交通路线，即"乘船溯难河（松花江）西上，至太■河（洮儿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西辽河），从契丹西界达和龙（在今朝阳）。

据《隋书·经籍志》云：隋代以前，有关中外山川地理的著作计139　种，如《交州以南外国传》、《历国传》、《诸蕃风俗记》、《世界记》等，足见当时边疆及域外地理知识的扩展，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

（六）生物学魏晋南北朝的生物学比前代又有了一定的进步。植物和动物的形态学、分类学、生态学知识，此时都更加丰富起来；对昆虫和微生物的认识有了提高；对遗传性和变异性的认识亦有了发展；出现了植物志专著《南方草木状》，植物学专著《竹谱》，以及类如《尔雅》郭璞注、陆玑《毛诗草木鸟鲁虫鱼疏》、张华《博物志》等与生物学有关的著作。这些著作在世界生物学史、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1。植物和动物的形态学、分类学的发展我国古代的植物形态学和分类学、动物形态学和分类学知识，皆萌芽于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后，不管在动、植物整体及其各部分器官的描述上，还是分类上，都获得了显著的进展。

（1）植物形态和分类《尔雅·释草》郭璞注"柱夫"云："蔓生、细叶、紫华、可食、今俗呼田翘摇车"。可见这从植物的整体形态，到营养器官的叶，生殖器官的花，以及用途、俗名都作了详细的描述。郭注"荧"云："■草也，叶似竹。大者如箭杆，有节，叶狭而长，表白里青，根大如指，长一二尺，可啖"。此亦描述得十分明白和具体，前此是不曾多见的。郭璞注对植物的局部，如叶、花等的描述也甚为具体；其常用语有细（柱夫）、小（蕲苣）、圆（莕）、锐（薢茩）、圆锐（薢苻）、细锐（茭）、狭而长（荧）、圆而厚（无姑）、圆而毛（苻）、锐而黄（葽绕）等；此外还经常使用与某植物类似的叶来表述，如云荧"叶似竹"，■"叶似韭"、梫"叶似枇杷而大"，緜马"叶罗生而毛，有似羊齿"。对花的描述中，郭璞比较注意颜色，如白色（萑、菅）、黄色（权）、紫色（葖）、赤色（葽）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人们已注意到了花粉与结子的关系。《齐民要术·种麻子》条说"既放勃，拔去雄（原注：若未放勃去雄者，则不成子实）"。此"勃"即花粉，"放勃"即散播花粉。这是世界上关于植物生殖生理知识的最早记载之一。至于对麻雌性雄性的区别，则《尔雅》早已提及。

我国古代对植物的分类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依其对人体的作用来划分。二依其在生活中的应用来划分。三依其自然属性来划分。魏晋南北朝植物分类学上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第二方面。汉初著作《尔雅》分植物为草、木两大类，嵇含《南方草木状》又另增了果、竹两类。《齐民要术》的章节顺序比较清晰，它主要站在农用的立场，把植物分成了粮食作物（包括禾谷类、豆菽类、大麻、胡麻等）、瓜蔬、果树、桑柘、竹木、经济作物等，显得比较全面。后世一些重要的农书，如宋《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等，其类目和次序与此虽有差别，但大体上都采用或部分采用了这一分类体系。

（2）动物形态《尔雅·释鱼》晋郭璞注"鳣"云："鳣，大鱼，似鱆而短鼻，口在颔下，体有邪行甲，无鳞，肉黄。大者长二三丈，今江东呼为黄鱼"。此"鱆"即今之长江鲟，《尔雅·释鱼》篇原只列有鱆之名，不曾进一步细说。可见郭璞的记述是比较具体的。又如"鹈鴮"，《尔雅》也只列有名称，郭璞注则云"今之鹈鹕也，好群飞、沉水、食鱼，故名洿泽，俗呼之为淘河"。郭

①　《三国志·魏书·太祖纪》注引《魏书》。

璞还逼真地描述了鼯鼠的性状，"状如小狐，似蝙蝠，肉翅。翅尾项胁毛紫赤色，背上苍艾色，腹下黄，喙颌杂白。脚短爪，长尾三尺许。飞且乳，亦谓之飞生。声如人呼，食火烟，能从高赴下，不能从下上高"。既简明又生动。三国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描叙了珍禽丹顶鹤的形态，说其"大如鹅，长脚，青翼，高三尺余，赤顶，喙长四寸余，多纯白"云云。这些详明的记载，说明人们对动物的形态有了更为细致的观察和了解，在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下两点：一是《齐民要术》第五十六记述了马的臼齿磨损程度与其年龄间的关系。其云"一岁，上下生乳齿各二；二岁，上下生齿各四；三岁，上下生齿各六。四岁，上下生成齿二（原注；成齿皆背三入四方生也）；五岁，上下著成齿四；六岁，上下著成齿六（原注：两厢黄，生区受麻子也）。七岁，上下齿两边黄，各缺区，平，受米。。。三十一岁，上中央四齿白；三十二岁，上中尽白"。这简要地描述了从一岁到三十二岁的口齿情况，是一段十分难得的资料。它不仅从发育特征区别了乳齿和恒齿（成齿），观察到了马的乳齿脱落后，即代之以恒齿，恒齿终生不再更换的现象，而且观察到了草食类臼齿面上的锥尖特化的磨损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的事实。迄今这仍然是人们鉴别马、牛等草食类动物年龄的基本方法。二是同书同卷还谈到了动物体质之优劣与某些器官生理功能的关系。如马的体质与眼色便密切相关，"（马）良，（眼）多赤，血气多；驽（眼）多青，肝气也；马（善）走，多黄，肠气也；材知（聪明），多白，骨气也；材□多黑，肾气也"。本书"农业"部分引《齐民要术》还谈到了马的体躯各部分与体质的关系。说明了人们对动物形态在认识上已经深化。

2。植物和动物生态知识的发展我国古代对植物、动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便有了一定认识；魏晋南北朝后，这种认识又进一步发展起来。

此期植物生理生态知识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有的在本书"农业"部分亦已涉及，在此仅从生物学方面再作一些补充。

（1）关于植物移栽、生长发育过程中的水平衡《齐民要术·早稻》篇云："移栽时其苗长者，亦可捩去叶端数寸。勿伤其心也"。这是用减少叶面积的方法来降低水分消耗，以保持水平衡，提高移栽成活率。类似的方法在晚稻等移栽中一直沿用至今。同书"种瓜"条谈到移栽茄子时说："若旱无雨，浇水令澈泽；夜栽之，白日以席盖，勿令见日"。这显然也是维护植物水平衡的重要措施。

（2）关于雪水在植物栽培中的应用《齐民要术》记载了用雪水处理种麦、蔬菜、瓜等的技术，并认为雪能使"麦耐旱多实"，使蔬菜"叶又不虫"，使瓜"润泽肥好"，作物"则收常倍"。现代研究表明，雪水中所含重水量比普通水为少；故其对植物不仅有保墒、防止病虫害的作用，而且具有促进动植物新陈代谢的作用。此技术在我国首见于西汉《汜胜之书》。此期应用得更为广泛。

（3）关于磷肥的施用《齐民要术·安石榴》云：栽石榴时，需"置枯骨礓石于枝间（原注：骨、石，此是树性所宜）。下土筑之，一重土、一重骨、石，平坎止。水浇常令润泽。既生，又以骨、石布其根下，则科圆滋茂可爱"。可见当时人们已初步认识到了骨肥具有促进植物生长、开花结实的作用。据《周礼·地官·草人》载，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已使用了煮熬的骨汁来浸泡种子；显然，《齐民要术》所云之法来得更为简便。

（4）关于植物生长与阳光的关系这在《齐民要术》中曾多次提及，如《种李》篇说："桃李大率方两步一根（原注：大穊连阴则子细，而味亦不佳）"。同书《种麻》篇说：麻"穊（稠密）则细而不长，稀则粗而皮恶"。可见阳光会影响到作物的生长和桃李果实、麻纤维的质量。这与《荀子·劝学》篇所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5）对顶端优势的发现和利用当植物顶芽向上生长时，其侧芽一般是呈潜伏状态的；摘除顶芽后，侧芽即开始生长。至迟南北朝时期，我国人民对此便有了一定认识。《齐民要术·种榆白杨》篇云：榆"初生三年，不用采叶，尤忌捋之心（顶芽）。捋心则科茹不长"。这显然是对顶芽生长优势的一种利用。前云，柳却须在适当时候摘去顶芽，以令其四下散垂，迎风婀娜。

（6）对生殖、繁殖机理的认识前面提到，南北朝时期，我国对植物生殖生理已有了一定认识，已了解到授粉与结子间的关系；同时对繁殖机理也有了一定了解，已体验到直接播种具有结果较迟，品质较差，容易发生变异等缺点，而插条、嫁接等无性繁殖则具有结子快，品质好，可以保持品种相对稳定等优点。《齐民要术·柰林檎》云："柰、林檎，不种，但栽（扦插）之（原注：种之虽生，而味不佳）。取栽如压桑法"。这里指出了柰、林檎用插枝法而不用播种法的优点。同书《插梨》篇原注说："若橹生（野生）及种而不栽者，则著子迟，每梨有十许子，唯二子生梨，余皆生杜"。同书《种李》篇原注亦云："李欲栽。李性坚，实晚，五岁始子，是以藉栽。栽者三岁便结子也"。这里谈到了梨、李用插枝法繁殖，而不用播种法的原因。同书《插梨》篇在谈到梨的嫁接时说：梨"插（嫁接）者弥疾。插法：用棠、杜（原注：棠、梨大而细理；杜次之；桑，梨大恶；枣、石榴上插得者，为上梨，虽治十，收得一、二也）"。这里谈到了梨嫁接的优点及其方法。现代研究表明，插条、压条和嫁接，都是在母株基础上继续发育的，它在母体上已经历了胚胎期和幼年期，所以比实生育快，结实早。我国古代嫁接技术始见于西汉《汜胜之书》，可见南北朝已较广地使用起来，认识上也有了发展。

南北朝时，人们还发现雌花多生于分蔓（歧）上，同时发明了促进雌花法。具体措施是使歧蔓增加。《齐民要术·种瓜》篇云："瓜引蔓，皆沿茇（谷茬）上，茇多则瓜多，茇少则瓜少；茇多则蔓广，蔓广则歧广，歧多则饶子。其瓜会是歧头而生，无歧而花者，皆是浪花（雄花），终无瓜矣。故令蔓生在茇上，瓜悬在下"。后来此引导分蔓法演变成了摘除顶心法，操作更为简便。

我国在西汉或稍早就有了低温处理麦种的经验，南北朝又推广到了瓜、葵、梨、粟、梓等多种植物的种植上。《齐民要术·种瓜》篇云："冬天以瓜子数枚，内热牛粪中，冻则拾聚，置之阴地（原注：量地多少，以足为限），正月地释即耕，逐。。布之，。。肥茂早熟，虽不及区种，亦胜凡瓜远矣。此云冬天把数枚瓜子放于热牛粪中，利用其温热和湿度使种子萌动，冷却后瓜子便冻在其中，置于阴处，经一冬自然低温处理，春日解冻播下后，长得格外茂盛，且成熟较早，虽不及区种者，却远胜普通春种之瓜。同书《插梨》篇也有类似的记载，都充分肯定了低温处理的经验。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动物生态学知识亦更加丰富，其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对动物异常现象的观察《太平御览》卷九三八引三国魏武《四时食制》云："东海有大鱼如山，长五、六里，谓之鲸鲵。次有如屋者，时死岸上，膏流九顷，其须长一丈，广三尺，厚六寸，瞳子如三升椀大，骨可为方臼"。此描写的显然是一种须鲸"自杀"现象。《南齐书·五行志》云："永元元年四月有大鱼十二头入会稽上虞江，大者近二十余丈，小者十余丈，一入山阴称浦，一入永兴江，皆喝岸侧，百姓取食之"。我国古代有关鲸搁浅"自杀"的记载约始见于东汉王充《论衡》中，在西方是1784年才首次见于记录的。

大熊猫吃铁也是一种奇异的现象①，汉东方朔《神异经》曾有记述；两晋之后，有关记载明显增多。《尔雅·释兽》郭璞注云：貘，"似熊，小头，庳脚，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晋郭义恭《广志》云："貘大如驴，色苍白，舐铁消千斤，其皮温暖①。刘逵《魏都赋》注引魏完《南中志》说："貃兽，毛黑白，臆似熊而小，以舌舐铁，须臾便数十斤，出建宁"。此"须臾便数十斤"的吃铁量未免有些夸张，但熊猫吃铁确是肯定的，其原因至今不明。

（2）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注意到了地理环境，水质对人体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这些认识又有了扩展。如瘿人，即地方性甲状腺肿患者，在《庄子》和《山海经》中皆曾提及；汉晋之后，人们对其病因和治疗方法都有了一定认识。晋张华《博物志》云：山居之民多瘿，是"饮泉之下流"故。《神农本草经》和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用含碘丰富的海藻来治疗瘿病之事。《水经注·湍水》说饮湍水能使人长寿，云其径南郦县（在今河南内乡县）故城东，"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涧山芳菊谿，。。源傍悉生菊草，潭润滋液，极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飡挹长年"。《本草纲目》卷五"水部·井泉水"集解云"南阳之潭渐于菊，其人多寿"。应亦指此言。

3。对昆虫的认识我国古代对昆虫的描述始见于河姆渡时期，之后的各种文字资料和象形资料随处可见。《尔雅》一书记述的昆虫便有80　余种；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对昆虫的名称，形态，习性都作了更为恰当的描述。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莎鸡，居莎草间，蟋蟀之类，似蝗而斑，有翅数重，下翅正赤"，此描写十分的详明。又，"蝗类青色，长角长股，股鸣者也"。可见当时已观察到了蝗虫以腿节摩擦前翅而发音的情况。早在先秦时期，荀况就描述了三眠蚕"三府三起"的特点；汉晋之后，有关记载更多，亦更为准确。晋张华《博物志》谈到昆虫的变态时说："食桑者有绪而蛾，蛾类者先孕而后交，盖蛹者蚕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这就很好地说明了完全变态的特点。此期昆虫生态知识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已认识到了低温对家蚕滞育的影响①。这在本书"农业"部分曾提及。《齐民要术·种桑柘》篇引晋《永嘉记》云："永嘉有八辈蚕。蚖珍蚕，三月绩；柘蚕，四月初绩；蚖蚕，四月

①　李仲钧等：《大熊猫吃铁》，《大自然》1981年第3　期。

①　转引自白居易《白孔六帖》。

①　《魏书》卷四十一《源贺附源怀传》。

初绩；爱珍，五月绩；爱蚕，六月末绩，。。。爱蚕者，故蚖蚕种也。蚖珍三月既绩，出蛾，取卵，七八日便剖卵蚕生。多养之，是为蚖蚕；欲作爱者，取蚖珍之卵，藏内瓮中（原注：随器大小，亦可十纸），盖覆器口，安硎泉冷水中，使冷气折其出势。得三七日，然后剖生，养之，谓之爱珍，亦叫爱子。绩成茧，出蛾，生卵，卵七日又剖成蚕，多养之，此则爱蚕也"。这是世界上利用低温来中断蚕的滞育的最早记载。此低温处理一方面可调节农时，更主要的是可使二化性蚕连续中断"滞育"，即低温处理后孵化出来的爱珍在当年仍可再繁殖出一代爱蚕来，无疑地提高了生产率。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要掌握好藏卵温度；温度过低，则"卵死不复出"；若温度不够低，则不得三七日便出，其蚕便不能再在当年孵化而得不到爱蚕。可见我国古代对于温度与动物生长发育间的关系已有了较深认识。

4。对生物遗传性、变异性的认识和利用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了选择良种的记载，说明人们在生物遗传性、变异性的认识和利用上，已有了初步的知识。汉魏南北朝后，这些知识都更加丰富。后汉王充《论衡》，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等书中都有这方面记载。《齐民要术·种蒜》篇云："并州豌豆度井陉以东，山东谷子入壶关上党，苗而无实"。这显然是一种变异。本书"农业"部业曾经引述；并州（太原）无大蒜，须得向朝歌（河南淇县）取种，同样是一种变异。《齐民要术》一书谈到了许多植物和动物的选种技术，在谈到羊时说："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关于猪，则是"短喙无柔毛者"作母猪为佳。关于蚕，则"必取居簇中者；近上则丝薄，近地则子不多"。一般认为，西汉《汜胜之书》，后魏《齐民要术》所载选种方法，基本上是属于混合选择法的，它是从培育较久并已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品种群体中，选择出优良个体，令其互相交配，繁殖后代，其优点是简单方便，有时也能在较短时间内区分出优良品种来。此期对杂交优势的利用也十分注意。《齐民要术·养马》篇云："以马覆驴所生骡者，形容壮大，弥复胜马"。我国古代对杂交优势的利用始见于先秦时期，之后便一直被沿用下来，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关于家蚕杂交的利用便把这一技术发展到了更新的阶段。以上谈到了我国古代生物学方面的一些主要成就。此外，在微生物的利用、昆虫的利用等方面，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因有的在本书"农业"和"化学"部分已经涉及，加之篇幅所限，此不再琐言。

5。两种有代表性的生物学著作《南方草木状》。区域性植物志。旧题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嵇含（公元263-306年）著。由于多种原因，关于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学术界是存在不同看法的①。我们认为虽有后人增补，但它大体上反映了晋代的风貌。该书记述的主要是广东番禺、南海、合浦、林邑等地的热带、亚热带植物，其中有少数是外国引进的，凡80　种。作者详细地描写了有关植物的形态、生理环境、产地、用途等，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其中大多数与当今知道的种类相符。此外，该书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下三点：①最先将柑、橘合为一

①　刘昌芝：《试论"南方草木状"的著者和著作年代》；苟萃华：《也谈"南方草木状"一书的作者和年代问题》；梁家勉：《对"南方草木状"著者及若干有关问题的探索》；罗桂环：《关于今本"南方草木状"的思考》。分别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1　期、1984年第2　期、1989年第3　期、1990年第2期。

种。云"柑，乃橘之属"。②最先记述了利用惊蚁来防治柑虫害的方法。利用天敌防治虫害的思想，在西方始见于1877年德国哈提（Hartig）的著作。③首次记载了三国吴时已有实物绘图的事实。该"水蕉"条说，"水蕉如鹿葱，或紫或黄。吴永安中，孙休尝遣使取二花，终不可致，但图画以进。"《南方草木状》是我国现存最早植物志之一，在世界植物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竹谱》。竹属植物专著，初见于《隋书·经籍志》，但不署作者。《旧唐书·经籍志》入农家类，题为戴凯著，但未题年代。南宋左圭辑《百川学海》时题戴凯为晋人，今人考订戴凯为刘宋人。该书以四言韵文的形式记述了竹子形态、种类和产地，凡70　余种，多与今南方竹类相符。

六、医学中国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它是我国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以及同疾病作斗争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的总结。在先秦和秦汉时期，从《黄帝内经》到《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中国医学家已经建立起一套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完整的中国传统医学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治疗经验，又有了明显的进步，出现了一批医术高明的著名医家和各有特色的医学名著。其中如王叔和《脉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葛洪《肘后备急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雷■《雷公炮炙论》，龚庆宣《刘涓子鬼遗方》，陈延之《小品方》等，都在中国医学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并且流传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这一时期，中国医学家不仅对《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中医典籍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整理研究工作，而且在中医理论、诊断学、病因学、针灸学、本草学、方剂学以及临床各科实践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杰出成就，从而充实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医学体系，并为隋唐时期中医学的全面兴盛奠定了基础。

（一）《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的整理与研究《黄帝内经》成书之后到南北朝时期，已历经近千年的流传。这部中医典籍文字古奥难懂，而战火，虫蛀，脱简散乱及传抄之误，又给该书内容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带来巨大损害，因此很需要进行一次认真的整理和予以必要的注释。据今所知，最早进行这项工作的是六朝时齐梁间医学家全元起。全元起，生平不详，曾任太医侍郎，医术高明，有"一时慕之如神，患者仰之，得元起则生，舍元起则死"的誉论①。他对《内经》有较深入的研究，撰有《素问训解》8　卷。此书在南宋时已佚。但宋代医学家林亿校订《黄帝内经素问》时，曾参考了全元起的注本，同时吸收了其中的许多内容，并将其编次附于校正本之下。因而《素问训解》的部分内容，由于林亿《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的引用而得以保存下来。如全元起解释《素问》说，"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方陈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问""，全氏注本是《内经》的最早注本，所以其现存的部分佚文，对于了解《内经》的有关论述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东汉张仲景撰成《伤寒杂病论》，最初流行并不广泛，且成书不久因兵火战乱而有所散失。魏晋间著名医学家王叔和对仲景书极为重视，并最早进行了加工整理工作。他为了便利读者检阅诵读，对《伤寒杂病论》加以整理编次，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前者专论传染性疾病的辨证论治，后者专论一般杂病的脉因证治。由于王叔和距张仲景生活的时代很近，且与其弟子卫汛有所交往，所以他们整理的仲景书是接近原貌的。同时，他对张仲景的论述如脉、证、方、治等方面还有深入的研究和发展。一般认为，现行成无己本《注解伤寒论》中的"辨脉法"、"平脉法"和"伤寒例"三篇及书后"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以下八篇，均系王叔和所增。将这些篇章内容与其所著《脉经》有关诸篇相互参校，证明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此诸篇尤其是后八篇中，王氏突出地贯彻了仲景治法和辨证论治的精神，将仲景所用汗、吐、下、温、刺、灸、水、火诸法加以分类比较，很切合临证运用。对于王叔和在整理和研究《伤寒杂病论》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历代医学家多予以较高的评价。例如，晋代皇甫谧认为"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①。宋代以校勘医学文献而著名于世的林亿、孙奇等认为，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②，可谓推崇备至。金代成无己是以整理注解《伤寒论》而闻名于医界的名家，他称赞"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③然而明清以来，有些学者如方有执、喻嘉言等，对王叔和的此项工作有所非议，主要批评他"碎剪美锦，缀以败絮"，在仲景书中杂以己言，且编次、序例等多有谬误④。与之相对，则有张遂辰、徐灵胎等为王叔和辩解说"不有叔和，焉有此书"。⑤平心而论，王叔和对《伤寒杂病论》进行加工整理，并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

①　陈邦贤等：《中国医学人名志》引《古今医统》，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版。

①　《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中华书局1986年4月出版。

②　林亿等：《伤寒论序》，见《注解伤寒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③　参见严器之《注解伤寒论序》，同上。

④　参见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版，第285-287　页。⑤　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卷下，"伤寒论"条。

对这部医学典籍的流传和仲景学说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王叔和《脉经》与中医诊断学王叔和是魏晋时期的著名医学家，名熙，高平（今山东微山县西北）人，约生活于公元3世纪，曾任太医令，生平不详。《名医录》说他性情沉静，博通经史，穷研方脉，精意诊切，洞识修养之道。王叔和除了整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之外，还撰有《脉经》一书，对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脉诊是中医诊断疾病，确定预后的一种独特方法，是中医诊断学"望、闻、问、切"四诊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医学中的脉诊起源很早，经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人们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内经》、《难经》、扁鹊、淳于意、涪翁、华佗、张仲景等对脉学都有精彩的论述。但是总的说来这些有关脉学的知识和论述还比较零散，缺乏系统的整理和总结。王叔和集前人脉法并结合自身多年临床切脉的丰富经验，编撰成《脉经》一书①。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全书共10　卷。原有"手检图三十一部"，今已亡佚。

王叔和指出"脉理精微，其体主辨"，"在心易了，指下难明"，脉诊的困难性和复杂性主要在于如何区分脉搏跳动的细微差别及如何判断各种脉象与所反映的病证之间的关系。他在《脉经》中根据前人经验和个人体会将脉象分为24　种，即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这基本上概括了临床上经常出现的一些脉象，成为后世辨脉的标准，后来的脉象种数虽有所增加，如明代李时珍《濒湖脉学》分脉为27　种，李中梓《诊家证眼》分脉为28　种，只不过是对王氏脉学稍有补充而已。同时《脉经》中还按切脉时的指下感受对各种脉象作了比较具体形象和容易体会的描述，以便于习医者理解和掌握。王叔和还进一步指出，有些脉象虽极为相似，但实际上并不相同，如滑脉"流利展转"而数脉"来去促急"，沉脉"举之不足，按之有余"而伏脉"极重指按之，著骨乃得"，于是将滑与数，沉与伏，浮与芤，弦与紧，革与实，微与涩，软与弱，缓与迟等8　组相似脉象，仔细加以区分，以防临证时误诊。《脉经》的另一贡献是进一步确立了《难经》提出的寸口脉法。王叔和以前的医生脉诊时，大多运用《内经》所载的三部九候法，即在人体的头部、手部和足部各选取"天地人"三处邻近的脉运部位进行切脉。《难经》脉法与此不同，其诊断仅取用寸口脉（即手腕部桡侧动脉）的"寸关尺"三部及"浮中沉"九候。但因这种脉法尚未能与脏腑学说联系起来，所以并未在医家中推广应用。王叔和进一步肯定和完善了寸口脉法。他确定出寸关尺三部脉位与心肝肺脾肾等相对应的脏腑分配原则，并从中医理论上对切脉可以独取寸口的理由给以解释，从而解决了寸口切脉的关键问题，推进了独取寸口脉诊法在临床中的实际应用。这种方法为后世医家所普遍遵循。《脉经》还全面地论述了与脉学有关的各种问题，如脉象的阴阳、逆顺、寒热、虚实、生死的辨别，人体脏腑的生理脉象和病理脉象同各种病征之间的关系，自然界变化对脉象的影响，各种疾病的脉征、妇人脉征以及小儿脉征的特点等。此外还应说明的是，王叔和在《脉经》中并未过份强调脉诊的作用，而是主张脉征合参，四诊并用，注意在阐明脉理的基础上联系临床实际，将脉、征、治和预后等统一起来，从而使《脉经》成为以脉学为中心包含生理、病理、

①　王叔和：《脉经》，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元）广勤书堂本，1956年。诊断和治疗等多方面内容的一部综合性医书。

《脉经》奠定了中医脉学诊断的基础，同时也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公元8、9世纪，阿拉伯医学兴起，10世纪前后阿拉伯医学与中国医学形成世界上并立的两大医学体系。但阿拉伯医学中有关脉学的内容，有不少是直接引进中国脉学或在此基础上丰富发展起来的。如阿拉伯医学之父伊本·西那（即阿维森纳，980-1037年）著有《医典》，其中关于脉学的资料即采自《脉经》。其后波斯学者兼医生拉施德丁·哈姆达尼（1247-1318年）曾主持编纂一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名为《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书中包括脉学内容，并附有切脉部位图，其中特别提到了王叔和的名字。《脉经》早在公元6世纪就已传至朝鲜、日本等国。公元8世纪初，日本颁布大宝律令，医药方面基本上仿照唐制，其中规定《脉经》是医生必修的课程之一，其后日本医学家编辑《大同类聚方》一百卷，其脉学内容也主要是采自《脉经》。中国脉学早已经由阿拉伯传到了欧洲。17世纪后，《脉经》又相继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流传，对现代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①。在中医诊断学方面，除脉诊所取得的成就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另外一些新的诊断方法，如病理解剖诊断技术等。《南史·顾觊之传》记有安徽濉溪一位名叫唐赐的人，因病临终时嘱咐妻子，死后作尸体解剖以求病因。后来，其妻按遗言解剖，却为统治者以妻"不道"，子"不孝"的罪名而惨遭杀害，同时也扼杀了可贵的科学与求实的精神。《梁书·庾黔娄传》记有黔娄尝父便甜苦，以判断父病的预后吉凶。此举虽不卫生，然而对我国后来诊断糖尿病以尿甜为依据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①　《荆楚岁时记》。

（三）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与针灸学的整理和提高皇甫谧（公元215-282年）是魏晋时的又一位著名学者和医学家。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县朝那镇）人，幼年时曾过继在叔父门下，并随叔父迁居新安（今河南渑池县），40　岁时婶母病故，堂弟长大成人，遂还本宗。皇甫谧年少时不爱学习，游手好闲。在婶母任氏的严厉责备和恳切开导下，他深受触动，于20　岁时开始发愤读书，废寝忘食，苦读不已，即使参加农业劳动，也要带上书籍去看，后来得了严重的风痹病，仍然手不释卷。经过多年努力，他终于博通经史，识见高卓，成为当时学术界一位颇负盛名的学者。皇甫谧勤于著述，无意仕途，魏晋时期的统治者曾多次征召，请他出来作官，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他在文史方面的著作很多，如《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并重于世。皇甫谧半生多病，尤其是中年时患有严重的风痹症，以至半身麻木，右腿肌肉萎缩。后来又服用丹药"寒食散"（五石散）中毒，反应强烈，痛苦不堪，甚至想自尽以求解脱，幸为婶母劝止而免于一死。为治病救人和自我治疗，他花费很多精力从事医学研究，亲自试验针法、药性，并撰有多种医学论著，如《针灸甲乙经》、《依诸方撰》（已佚）等。因曾亲受服石之苦，撰《寒食散论》一卷，用事实说明迷信炼丹服石的危害性，可惜未流传下来，仅在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保存了部分内容。

皇甫谧的医学代表作是《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亦称《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针灸学是中医学中独特的治疗技术，简便易行，疗效显著。皇甫谧在研读针灸书籍过程中，发现前人著作"文多重复，错互非一"，于是以《素问》、《针经》（即《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著作的有关内容为基础，参照历代医学家有关论述并结合自身经验，"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①，编撰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一书。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也是针灸学的经典著作。《针灸甲乙经》全书12　卷，共128　篇，系统地整理和总结了晋代以前的针灸学成就，并且有所创新。其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介绍中医学特别是针灸学的基本理论和诊治方法，对于人体的生理、病理、腧穴总数、部位、取穴、针法、适应症、禁忌症等，都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第二类则为临床治疗部分，包括内外妇儿各科，尤以内科为重点。《针灸甲乙经》在纠正前人经穴纷乱的现象，统一针灸经络穴位，探讨针灸治疗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中国针灸穴位经该书整理后，其总数已达654　处，其中单穴49　个，双穴300　个，穴名共349　个。分布于全身14　条经脉线上，称为经穴。后世所发现者，则称为经外奇穴。他对前人记述穴位有误之处，经考证确认后则予以修改。如"中脘"是治疗胃病的重要穴位，前人说在脐上三寸，但中脘至脐隔有建里、下脘、水分三穴，每两穴相距一寸，所以皇甫谧将其改为脐上四寸。现在取中脘穴时，都是依据他所确定的位置。此外，他还将全身的穴位按头、面、项、胸、腹、四肢等解剖部位重新排列，创用了便于人们辨认和掌握的取穴方法。皇甫谧关于取穴方法、针刺手法、疾病主治、禁忌等方面的理论及经验，都为历代医学家所遵循，成为后世针灸学家临床治病和撰著医书的指南。《针炙甲乙经》不但是我国发展针灸学的重要典籍

①　皇甫谧：《针灸甲乙经》自序，见山东中医学院《针灸甲乙经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年版。和培养针灸医师的教材，而且也是日本、朝鲜等国医学教育的教科书，并有英法等国文字译本在欧洲流传，国际针灸学会还把它列为学习针灸学的必读之书，从而对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葛洪《肘后方》及其对医药学的贡献葛洪（公元283-343年）是晋代著名的炼丹家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13　岁丧父，家境清贫而好学，每以砍柴所得，换取纸笔，日间劳动，夜晚抄读。他经常外出寻书问义，甚至不远千里崎岖跋涉，以达到求学的目的，从而精通经史，兼通术数。从祖葛玄，以丹术闻名，世称葛仙公，其术传方士郑隐。葛洪师从郑隐，研习道书和炼丹术著作，并从此开始信奉道教。西晋末年，葛洪曾一度参与镇压农民起义，任将兵都尉、伏波将军等职。后到南方避乱，为广州刺史嵇含参军。为精于炼丹，又拜南海太守鲍靓（字太玄）为师，使丹法、医术更加精进。鲍靓很器重葛洪，并将女儿鲍姑嫁洪为妻，鲍姑擅长针灸，是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第一位女针灸医家。此后，他返归故里，潜心修行，勤于著述。东晋初年，曾受封关内侯，任咨议参军等。东晋成帝以后，政府多次任以要职，但葛洪志在专心治学，皆固辞不就。晚年欲往交趾（今属越南）寻求丹药原料，又赴广州，为刺史邓岳所劝阻，于是隐居于罗浮山。现广东罗浮山尚存葛洪炼丹时所用之洗药池等胜迹。葛洪一生著述宏富，撰有《抱朴子内篇》二十卷，《抱朴子外篇》五十卷，《神仙传》十卷，《玉函方》（《晋书·葛洪传》称《金匮药方》）一百卷及《肘后备急方》三卷等，史籍有载《西京杂记》亦为葛洪托名汉代刘歆所著。

葛洪在热衷于炼丹术的同时，勤奋地钻研医术，造诣极高，可说是东晋时期创见最多对我国医学贡献最大的医学家。他编著医书，先成《玉函方》一百卷，此书已佚，内容难以详知，但其篇幅宏大，显然是一部集医疗经验之大成的巨著。同时，他考虑到以往的一些备急之作，"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①，对于"贫家野店"，是难以立办的，于是在百卷巨著《玉函方》的基础上，收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又编撰成《肘后备急方》三卷（后世整理成八卷）。《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可作医家随身携带以备救急之用，所以近世有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医疗急救手册"。该书选方精良，方中"率多易得之药"，即使须买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②，灸法也是"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③，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群众性。这是该书的特点，也是它一直为后世所重而能长期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肘后备急方》后经梁代陶弘景，金代杨用道等增补，曾改名为《肘后百一方》、《附广肘后方》等。

《肘后方》的内容主要是急性传染病，各脏腑慢性病以及外科、儿科、眼科和六畜病的治疗方法，同时对各种疾病的病因、症状也都有所叙述，特别是对一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症状和预防及治疗作了正确的论述，达到了相当高的科学水平。例如，关于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如何传入中国和流行情况，发病之症状，传染性质及预后等，都有相当确切的描述和记载；又如，关于沙虱病的论述和防治措施，始用沙虱幼虫虫屑内服或外敷以防治恙虫病；再如，用狂犬脑外敷被咬伤口以预防狂犬病的发作，等等，都是免疫学史上极重要的创造，为人类战胜天花、狂犬病、恙虫病等提供了可贵的思想

①　《三国志·魏志·夏侯渊传》注引《世语》。

②　葛洪：《肘后备急方》自序，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

③　葛洪：《肘后备急方》自序，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

启迪。我国发明的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从狂犬脑提取狂犬病毒制备防治狂犬病疫苗，美国病理学家立克次从恙虫体分离出立克次体并制备疫苗以防抬恙虫病等，这些16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重大成就，都可以说直接或间接地与葛洪的重要发现和精辟论述有关，同时也是对葛洪医学成就的充分肯定①。对于危害人类健康的疟疾，《肘后方》对其种类和症状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并开列30　多首治疗方剂，其中多次用到的"常山"，已被现代证实确实是一种抗疟特效药。葛洪还提出用青蒿治疟，这种方法不仅在当时有实用价值，而且成为我国研制青蒿素的线索，由此发明了一种高效、速效和低毒的抗疟新药。此外，葛洪对其他多种急、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记载，如出血热，黄疸性肝炎，结核病，血吸虫病，痢疾，马鼻疽等，也都很有价值，甚至是我国医学文献中或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他对脚气病的症状描述也很简练精当，所开列的大豆、牛乳、蜀椒和松叶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都是治疗脚气病的效果较理想的药物。他所载录的捏脊疗法，食道异物疗法，食物和药物中毒疗法，也都是简便有效，至今仍在医院特别是在民间常用的独特的治疗技术和急救方法。

①　李经纬：《中国古代医学科学技术发明举隅》，见《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五）丰富多彩的方剂学著作和陈延之《小品方》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医辈出，总结经验、著书立说之风也很盛行。根据《隋书·经籍志》所载，这一时期医学家所著医药方书近百种，除《肘后方》外，其中在当时，及后世有明显影响的，如陈延之撰《小品方》十二卷，范汪撰《范东阳方》一百七十六卷，姚僧垣撰《集验方》十卷，徐叔响撰《杂疗方》二十二卷等等，都是有着较高水平的佳作。此外，还出现了不少内外妇儿及一些专科的医方专著。这些医方著作大多真实地记录了著作者本人的宝贵经验，在隋唐时期仍广泛的流传着。例如，上面提到的陈延之《小品方》。隋唐时期太医署明确规定《小品方》为必须讲授的教材。《小品方》还曾传入日本，在日本医学教育中，因列为医学教材而被传诵。我国隋唐及后世医家的综合性著作，对《小品方》也多有引用。可惜的是，这些医方书籍后来几乎全部散佚，仅由于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等引用较多而尚能窥其梗概。

陈延之，生平不详，其所撰《小品方》，即《经方小品》，共十二卷，早已佚失。1985年日本学者于日本尊经阁《图书分类目录》医学部中发现《经方小品》残卷。经研究确系陈延之《小品方》第一卷抄本。根据这一发现可大体了解《小品方》的主要内容：第一卷有序文，总目录，用药犯禁诀等，第二到五卷为渴利、虚劳、霍乱、食毒等内科杂病方，第六卷专论伤寒、温热病之征治，第七卷为妇人方，第八卷为少小方，第九卷专论服石所致疾病之征治，第十卷为外科疮疡骨折损伤等，第十一卷为本草，第十二卷为针灸等①，仅用十二卷书就高度概括了当时医学各科常见病的征治，它所反映的分科论述方法也是前所未见的。据陈延之自己讲，《小品方》共参考了18　种300　多卷前人著作。他编写此书的目的，并非是作为专门医生的参考书，而是向群众普及医药救急知识，以及提供青少年开始学习医学的入门读物。《小品方》不仅作为中国和日本的医学最高学府的必修教材而影响很大，而且，中国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王焘，日本著名医学家丹波康赖等都从中吸收了不少资料。如丹波康赖《医心方》曾引用《小品方》"疗自缢方"，王焘《外台秘要》曾引用其"疗入井塚闷死方"等。其中关于利用动物实验以判断井塚中有毒与否的论述，有很高的科学水平，可说是在实验诊断技术方面的较早成就。这种方法也一直是我国历代医家用以探明枯井、深塚和矿井、山洞有无毒气的可靠方法。

①　李经纬、李志东：《中国古代医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六）世医徐之才与中医方剂学的发展在中国医学史上有许多父子相传世代业医的医学世家。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世医，《仪礼·曲礼下》就已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说法，普通群众对世医也更为信任。世医掌握世代相传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在诊治疾病方面会有种种独到之处，因而受到人们重视是很自然的。于是，"世医"也常常成为评价医生医术的一个重要条件。徐之才，字士茂，是北魏和北齐时的著名医学家。徐氏六代以医相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极有名望的医学世家。先祖徐熙，好黄老之学，精医术；从祖徐謇，祖父徐文伯均以医术著名于时，且擅长炼丹术，颇得统治者赏识；父徐雄，亦以医术见称于江南一带；之才兄弟等也均以医术闻名。徐之才在北魏和北齐时多次担任重要官职，但其主要业绩仍在于医学。他聪明过人，博学多才，治病每多奇效，尤其对药物方剂之组成原则和方法颇有研究，曾详加修订《药对》等书，在药物炮制加工和总结吸收前代方剂学精华方面，有着显著的贡献。例如他总结和发挥的中医学"七方十剂"中有关"十剂"的理论和经验，对后世有重大影响。所谓"七方"，即大、小、急、缓、奇、偶、复等七方；所谓"十剂"，即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等十剂。方剂分类的原则主要是根据其具体功用，如：宣剂，宣可去壅，生姜、桔皮之属；通剂，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补剂，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等等。这种统一的按方剂功用分类的方法，结合陶弘景按药物功用分类的"诸病通用药"，不仅给处方用药带来很大方便，而且使中医学在临床处方的药物调遣和配伍原则的掌握上，有了一个更为科学的新规律可循，所以一直为后世医家所乐于采用。徐之才除对中医方剂学有所发展外，对妇产科学也很有研究，特别是对产科的产期卫生、胎儿发育等都有所创见。他的方剂学著作有《家传秘方》、《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小儿方》等。

（七）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与本草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本草学史上有着重要贡献的时期之一，其代表人物即南朝齐梁时的著名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陶弘景。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江宁）人。自幼勤奋好学，四五岁时就坚持以荻作笔画灰习字。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读，深受道家思想影响，青年时又向孙游岳学习道家符图经法，游历名山，寻师访药，后来成为对道教发展颇多建树的道家学者。他以"一事不知，以为深耻"的精神勉励自己，读书万余卷，学识渊博，不仅对文史研究成绩卓著，而且在天文、历法、地理、博物、数学、医学、药学、冶金学和炼丹术等方面，也都有很高造诣，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齐高帝萧道成在刘宋为相时，曾引荐他为诸王侍读，后又任奉朝请，但他"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①，无意官场交际，仕途升迁。在南齐永明十年（公元492年）37　岁时，他辞去官职，隐居于江苏句容的茅山（句曲山），专事著述和炼丹。陶弘景与梁武帝的关系比较密切，武帝曾多次礼聘他出山为官，均被辞绝。但他虽然隐居山中，梁武帝遇有大事仍要与他相商，所以有"山中宰相"之称。晚年又对佛家思想产生浓厚兴趣，曾自誓受佛门五大戒。陶弘景一生珍惜时间，勤于著述，作品多达八十余种数百卷，涉及儒家、道家、自然科学与技术等多方面内容。其中与医学有关的著作有《肘后百一方》，《本草经集注》，《效验方》，《养性延命录》等。

《神农本草经集注》，亦称《本草经集注》，是陶弘景医学著作中的代表作。自东汉时《神农本草经》问世以后，历代医药学家一直把它视为药物学经典。这部著作流传到陶弘景所处的时代已有四个多世纪，经过辗转传抄，药品时有增减，并且还在药物性能和分类等方面出现了不少错误。这种情况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并产生了不良影响，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一次认真的整理工作。当然，这一工作是相当困难的，陶弘景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力量。经过多年努力，陶弘景在长期从事采药炼丹和医疗实践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许多新的调查研究，对《神农本草经》作了仔细的整理和校订，编撰完成《本草经集注》七卷，从而对我国本草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陶弘景撰著《本草经集注》的突出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他不仅整理和校订了《本经》收录的365　味药，而且又根据名医所录选增了365　味药，合为730　种，使药物数量增加了一倍。并且凡属《神农本草经》的内容用朱笔书写，后加的内容用墨笔书写，体现了其治学态度的认真和严谨，也保存了《神农本草经》的原来面貌。《本草经集注》的另一成就是改进了《神农本草经》按上、中、下三品分类的方法。在《神农本草经》中，上品"主养命以应天"，多属毒性小或无毒的补养类药物，中品"主养性以应人"，有些有毒，有些无毒，多属补养而兼有治病作用的药物，下品"主治病以应地"，其中有毒的居多，不可久服，多属除寒热，破积聚等攻治疾病的药物。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分类方法，明显带有方士服食思想的痕迹，就医疗实践而言，既不便于药物特性的掌握，也不便于医家的寻检。于是，陶弘景按药物的自然来源和属性制订出一种新的分类法，把730　味药分成玉石、草木、虫鱼、禽兽、果菜、米食及"有名无用"等七大部。这种分类法是中药分类

①　《梁书·陶弘景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的一次重大进步，后世一直沿用一千多年，对我国药物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唐代苏敬等《新修本草》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分类法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陶弘景还创用一种"诸病通用药"的分类体例，以病症为纲，将治病效果相同或作用近似的药物归纳在一起加以介绍，共分八十多类。这种分类方法，是很有实用价值的，尤其是为医生们临床处方用药时寻检适当药物提供了方便条件，并且开创了后世按药物功用分类的先河。在《本草经集注》中，他还在药物产地，采集时间，形态鉴别，炮制加工和贮存方法以及临床应用经验等方面，补充了许多新的内容并增加了有关的科学论述，其中大多是保证药物质量和提高药效的重要资料。此外，陶弘景还考订统一了药用度量衡制，规定了汤剂，酒剂，丸散及膏药的制作规范，这在药剂学上具有很基本的和重要的意义。他关于药味与药性的见解以及他所提出或载录的一些治疗上有特效的药物，等等，也都是《本草经集注》中对后世有相当影响的精彩内容。例如，他首先提出槟榔可治疗"寸白"（绦虫），肯定茵陈治黄疸，栝蒌治"消渴"（糖尿病）等，其中的槟榔、茵陈、栝蒌等至今仍是常用的药物，现代临床用以治疗心血管疾病取得良好效果的苏合香等，也是由陶弘景首先收入本草著作的。《本草经集注》是继《神农本草经》之后，关于中医药物学的又一次全面地和系统的总结和提高，这项工作曾得到梁武帝的支持和赞助，因此有些药物学家认为，这部著作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部药典，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本草经集注》原书已佚，但其主要内容仍保存于《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等书，本世纪初还曾在敦煌石窟发现该书唐以前的写本残卷，近人已出版《本草经集注》辑佚本数种，基本上反映出陶氏著作的原貌。

（八）《雷公炮炙论》与药物炮制法的成就药物炮制是中国传统的生药加工技术，药物经炮制后，可以减低毒副作用，易于发挥药性，提高疗效，或便于保存使用，因此受到我国历代医家的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生药炮制技术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当属雷■所撰写的《炮炙论》。雷■，生平不详，约生活于公元5-6世纪，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医学家。雷■所撰《炮炙论》，对于前人和当时的生药炮制技术作了全面的和系统的总结，是我国最早的药物炮制技术专著。《炮炙论》原著已佚，其主要内容因被《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后世诸家本草书所引录而得以保存，清代和近人有辑佚本，名为《雷公炮炙论》。《雷公炮炙论》共三卷，上卷为玉石类，中卷为草木类，下卷为兽禽虫鱼果蔬米类，全书共收药300　种。书中详细地记述了各种生药的加工处理方法①，包括药物的鉴别，净制，挑选，粉碎，淘洗，干燥和炮炙等，内容相当丰富，并且有不少独特的和简便易行的处理方法。例如，以药物鉴别为例，桔梗与木梗很相似，但木梗味腥涩，而桔梗味苦辛，用口尝试即可鉴别。又如莨菪与莨菪子也很相似，但用牛乳汁浸泡一夜，次日如牛乳汁呈黑色，即可验知莨菪。该书的主要内容是药物炮炙，书中提到的有蒸、煮、炒、焙、炙、炮、煅、浸、酒浸、醋浸、水飞等17　种加工制作方法，并对每种制法作了详细的介绍。例如炒法，大多拌有他物共炒，如拌糯米共炒，拌盐共炒，拌羊脂共炒等；煅法是将生药放入火中烧红，一般多用于加工矿物药；浸法是将生药用水或盐水、蜜水、米泔水或其他生药汁浸泡等。这些加工方法不仅是医家和民间长期用药经验的总结，而且大多符合一定的科学道理。如巴豆是有毒药品，所含毒性蛋白，有溶解红血球、使组织坏死的毒性作用。但经敲碎，以麻油并酒共煮再研膏等炮制处理后，其有效成份巴豆油可部分溶于油中发挥药效，而巴豆所含的毒性蛋白则被破坏，不致产生有害的副作用。此外，《雷公炮炙论》还指出了在药物加工处理方面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如雷■注意到铁与有些生药放在一起会使生药变色，因为药中所含的成分会与铁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加工知母、商陆、茜草、五味子等，忌用铁器。又如加工槟榔、茵陈等，因为这些药物含有挥发性物质，所以不可用火处理。《雷公炮炙论》是一部重要的中医制药学典籍，它推动了中药炮炙加工技术的科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为后世药物　炮制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书中所载录的中药鉴别和加工处理方法也很有实用价值，其中一些方法至今仍在使用。

①　洪武娌：《雷敩》，见杜石然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上集），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九）龚庆宣《刘涓子鬼遗方》与外科学的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外科之伤残与感染性疾病大为增加，客观上促进了外科学和外科手术的发展。我国现存最早的外科学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即成书于此时。该书作者可能是刘涓子，经龚庆宣整理编次为十卷而流传于世，现传本仅五卷。龚庆宣是南齐时人。据龚氏序可知，刘涓子为晋末和刘宋时人，曾随同宋武帝北征，夜射"黄父鬼"而得其所遗医方书，故名《刘涓子鬼遗方》。龚序提到，刘涓子为随军医生，用该书处方治病，"千无一失"，并谓"有被创者，以药涂之即愈"。该书内容包括有战伤、痈疽、疮疖、瘰疡、疥癣，各种化脓性感染以及其他皮肤病等。其治疗技术载有止血、止痛、解毒、收敛、镇静等内、外治法处方140　多个，所用药物也以富有抗菌、消毒作用的黄连、大黄、水银等为最多，而且配制成软膏等剂型。该书所提倡的早期治疗的先进思想，也很有价值。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该书强调痈疽早期诊断和治疗，但在脓已成时则应及时进行手术切开引流，对手术切开之部位也作了科学的论断。书中将活血化瘀法用于创伤外科，是很有创见的，这一主张至清代经过中医理论的论证，在后世的临床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外科手术治疗先天性畸形在这一时期也有显著的进步。例如《晋书·魏咏之传》记载，咏之先天性唇裂（兔唇），曾往殷仲堪帐下名医求治。术后唇裂弥合，达到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这一唇裂修补术的成功是很出色的，反映了我国古代整形外科已达到很高水平，并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此外，如目瘤摘除术，头部巨大肿瘤的手术切除等，也都达到很高水平，取得了令世人叹服的成功。

（十）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和中外医药学交流魏晋时期的医事制度，实际上是沿袭了两汉的制度，医政仅由太医令来管理。到了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由于医务活动的扩大，尤其是统治阶级自身对医药的需求，在南朝宋、齐、梁、陈及北朝北魏、北齐、北周等政府部门，又陆续增设了太医丞、藏药丞、典御、侍御师、太医博士、太医助教、尚药监、太医、小医、医正、主药等官员。师徒传授是中医教育的传统方式，而学校式的医学教育则始于南北朝时期。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这是官方创办医学教育的开始。他还撰写了脉学、本草、方剂、针灸术、明堂图等方面的著作，以作为教学用书。北魏设置的太医博士、太医助教，从名义上看，也是从事医学教育的官员。为推广和普及医药知识，有些地方政府还组织人力整理医学典籍，编写简明精要的医学著作。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曾诏令李脩主编药方百余卷，宣武帝拓跋恪曾设置医馆，同时组织医工，对大量的经方，"寻篇推简，务存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①。以上这些虽然只不过是一些零散的措施，但却是隋唐时期完善的医事管理制度和医学教育体制以及由政府组织编写大型医药著作的开端。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自从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以来，这条陆上通道也基本上畅通无阻，因此，中外医药交流也很早就开始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交流又有所发展。如，公元541年，朝鲜就曾邀请中国医师赴朝鲜看病。另一方面，朝鲜的医药知识也传入我国，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就记载了不少朝鲜出产的药物，如五味子、昆布、芜荑等。公元552年，我国曾以《针经》赠送日本，吴人知聪携带《明堂图》等医药书籍160　卷赴日本，这是中国医学传入日本之始。三国时我国名医董奉曾到越南，治愈了交州刺史杜燮的重病，越南的药材曾传入我国，葛洪也曾打算到越南去采药炼丹。公元519年扶南（柬埔寨）遣使中国，其易货贸易中有中药郁金、苏合香、沉香等；印度等国也以中药琥珀、郁金、苏合香、真珠等与我国交换；波斯更以琥珀、真珠、朱砂、水银、薰陆、郁金、苏合香、青木香、胡椒、毕拨、石蜜、香附、诃黎勒、雄黄等与我国互易，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世界在与我国香药贸易上的兴盛情况，也反映了我国对这些香药等的大量需求和广泛用于临床治疗的情况。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我国处于分裂和战乱状态，但医药方面与国外的交流较前代还是有着明显的扩大，从而也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

①　《魏书·世宗宣武帝纪》，中华书局1984年版。

七、结语前面谈到了魏晋南北朝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情况。此期我国社会长时期处于分裂和动荡之中，战争、屠杀、饥饿、混乱，其科学技术却仍有一定发展，有些方面甚至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本书概述部分亦曾提起过此事。我们认为，它至少与下列四方面因素有关。

①科学技术也和所有事物一样，它的发明和发展，主要是由其自身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有高潮也有低潮，有质变也有量变，它们总是交互出现的。任何一件事物，都不可能不停地飞跃，不断地质变；同样不可能永远处于低潮，永远处于量变的阶段，而不发生质的飞跃。假若我们把魏晋南北朝各门科学技术的历史作一番分析，有些问题就会变得清晰起来。

从发展史的角度看，魏晋南北朝的科学技术约有三种不同类型：一是比较新的学科，如天然气开采、炼丹、陶瓷、造纸等，它们之中有的是刚刚发明出来的，有的虽在汉代便已发明，但前此尚未迎来第一个发展高潮。二是发展历史已经较长的，如天文、数学、医学、纺织、机械、农学等，它们的第一个或第二个发展高潮已经过去，但在长期实践中，又积累了许多新的知识，并正待迎接新的发展高潮。三是发明年代较早的，其第一个、第二个发展高潮皆已过去，但此时尚无条件迎接新的发展高潮。如钢铁技术。迄至东汉，我国古代以"高炉炼铁、炒炼法和灌炼法制钢"为中心的基本技术体系已经形成，其生产能力较强，社会尚未对钢铁的产量和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魏晋南北朝时，它不需要，也不可能出现大的飞跃。所以我们以为第一、第二类学科，此期获得一些发展，第三类学科发展较少，都是不难理解的。在我国古代社会中，谁都知道唐代是比较繁荣、长时期较为安定的，但其钢铁工艺仍无太多创新，因其仍在经历着量变的积累过程。②相对而言，此期北方虽较混乱，但南方还是较为安定的，虽有六朝依次更替，但并未形成长时期的混战；北方在北魏统一（公元439年）后，亦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③某些特殊的需要，往往会促进一些特殊部门的发展。如战争需要的锋利的刀剑，于是促进了百炼钢及其刀剑之兴盛；屯田、漕运的发展，也促进了水利事业和航运机械的发展；为了适应蜀地山地运输和满足北伐之需，诸葛亮主持创制了木牛流马；中外交流的发展，为丝绸业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市场，自然会促进纺织技术的提高。汞化学、铅化学则是由于炼丹术之兴盛而更加发展起来的。

④我国人民具有坚韧不拔和不断进取的精神，使其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在欧洲，在整个中世纪都是缺乏这种创造力的。

总之，魏晋南北朝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是由其自身内在规律决定的，外部条件自然也起了一定作用。

魏晋南北朝 第038卷 魏晋南北朝教育史

【本卷提要】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上承秦汉文明，下开隋唐文化之先河。在教育发展上也是如此。虽然社会动荡给教育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但是由于"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儒学独尊的地位受到冲击，思想的大解放，也使教育的发展呈现了新的格局。在学校教育上，新的学校教育制度在出现，分科教育和专科教育开创了教育史上的新时期。教育内容上突破了两汉皓首穷经的旧模式，玄学、佛学、道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等都融合进教育中来了，教育内容大大扩展了。由于社会的动荡和官学的时兴时废，私学以空前的规模繁荣起来。

私学家们不重功利，以传播文化为己任；私学学生不畏艰险，千里寻师，他们为保存和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教育相并行的人材选拔措施在这一时期也十分活跃，除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外，中国历史上的三大人材选拔措施，即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均存在或萌芽于这一时期。在教育思想史上也十分活跃，"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教育主张，反映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最后我们更需要看到，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为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因为民族的融合不仅仅是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的结果，也是文化相互认同的结果，教育无疑是促进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手段。

一、魏晋南北朝教育概述东汉中平六年（189年）初春，灵帝驾崩。灵帝之死导致了东汉外戚与宦官矛盾的总爆发。各地军阀藉此机遇，"飘扬云会，万里相赴"①。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上长达近四百年分裂割据的序幕。汉献帝元康元年（220年，即魏黄初元年），在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上，其子曹丕以"禅让"的方式代汉建魏。221年、222年刘备、孙权相继在西南、江东称帝，合称三国。三国鼎立的局面持续了60年，晋泰始元年（265年），河内（今河南温县）大族司马炎代魏立晋后，并于晋太康元年（280年）灭吴（18年前蜀亡于魏），实现了短期统一。但由于西晋统治者内部的腐朽与倾轧，激化了民族矛盾，晋建兴四年（316年），洛阳被攻破，西晋灭亡。晋室东渡，于建康（今南京）重建政权，史称东晋。此后在北方和长江上游出现了所谓"五胡十六国"，历经北魏的统一北方，随后又出现了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的分裂；而南方继东晋之后，也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前后交替的王朝，史称南北朝。南北对峙的局面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这段历史称为魏晋南北朝史。

①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一）社会变动对教育的影响任何时代的教育都与该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的总体发展分不开。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范畴的教育，更需要获得政府的人力和物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统一，人材选拔的完善，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无疑对教育发展大有裨益。我国古代教育的几个繁盛时期，诸如汉唐宋明，大体就是这样的。而分裂时期，战争连绵，政出多门，选举混乱，不仅影响着统治者对待教育的政策，而且影响着各阶层对待教育的心态。

社会变动对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统治者忙于纷争，无暇顾及教育，造成学校教育的时兴时废。从东汉末年至魏文帝初年，学校教育基本上处于荒芜状态，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于洛阳初立太学，竟然需要"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阙坏"①。蜀国"承乱历纪，学业衰废"②，至刘备定蜀后方设立太学。孙吴虽设国学较早，但直到景帝孙休永安元年（258年）方立五经博士，故其太学的功用甚微。两晋太学也时断时续。大体上看，西晋一朝由于实现了短期统一，晋武帝本人也颇具才干，教育呈现了短暂的繁荣，所谓"祁祁生徒，济济儒术"即反映了这种状况③。东晋一朝国学设立虽早，但每临战乱，随即解体，反复3　次。南朝历169年，但易代3　次，内外矛盾激烈，承平日短，学校教育因种种原因难以继续。南朝只有宋文帝、齐武帝、梁武帝几个皇帝在位时，学校教育出现短暂繁荣。十六国和北朝的学校教育是与汉化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与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素质很有关系，统治者汉化程度深一些，对教育就重视一些。但是他们往往国祚太短，学校教育兴时短、废时长。其次社会变动使完整的教育体系难于形成。无论在学校设置、教育行政制度和教育内容上往往各不相同。如同是儒家经学，魏、蜀、吴三国各有侧重。曹魏重古文经学和玄学化的经学，蜀仍守古文经学，没有玄学化，孙吴却主今文经学。同是经学，南北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①。这是因为南方习于玄风，北方较为固守传统。在教学内容上北方儒道佛结合的比南方紧密，玄风影响不广泛，在学校教育中未占一席之地。文学在教育中的地位南方也重于北方。教育体系的多样化既与分裂割据的社会状况有关，也与当时教育的等级化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有关。但我们应当看到的是这种多样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杂乱，其间也包含着创新。南北的差异，胡汉的差异，其中都杂揉了不少有价值的新内容，这为隋唐教育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以及很多具体科目的设置，都可以从魏晋南北朝寻其根源。第三，社会变动对各阶层人物的教育心态影响也是巨大的。任何时代的教育对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来说无不带有某种功利性，汉代有"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的谚语，唐太宗窃喜通过科举制可以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魏晋南北朝时代，社会的割据和纷争，给人的心灵蒙上了很厚的阴影。人生无常，如"白驹过隙"的观念，使人们不愿去追逐功名，这一时期隐逸人物的骤增，也反映了这种状况。门阀世族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由血统就可以窃据高

①　《曹操集·蒿里行》。

②　《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

③　《晋书》卷55《潘岳传》。

①　《晋书》卷八十九，《桓温传》。

位，而寒门庶族即使品学兼优，才智过人，也永远只能列入"下品"。自由农民农奴化的趋势，使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加强，独立的自耕农比两汉大为减少，他们生活极端痛苦，何谈教育。在魏晋南北朝我们很难看到"布衣将相"的现象，也很难看到两汉时那种家境贫寒而励志学问，最终获得高位的人物。这样，对于士族和寒门庶族，包括广大平民来说，接受教育就没有什么必要性了。试以北齐为例，胄子由通经而致士竟只有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二人而已①。北齐高昂"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②，这是典型的"读书无用论"。对于一般庶族地主子弟来说，求学竟成了一种避役的手段，所谓"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③。另一方面，在玄风的熏陶下，教师和学生皆祖尚虚玄，追求浮夸，认真追求学术的人不多了，这就是刘馥所说的"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④。而汉代经学固然繁琐，但对学子来说亦是强迫他们下苦功的一种手段，沽名钓誉，浅尝辄止是难以成功的，特别是古文经学更是如此。但魏晋学风一变，不仅"周孔之业，弃之度外"⑤，而且学业少有师从，虚玄与放诞往往却能使人刮目相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在这方面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图景，那些"放达"、"英拔"、"玄远"的人物，并无多少真才实学。不过世风如此，学子亦只能随波逐流了。诚然，社会变动对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这些影响无疑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重要侧面，是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教育所不可忽视的。

①　《北齐书》卷44《儒林传序》。

②　《北齐书》卷21《高昂传》。

③　《三国志·魏书》卷13《王肃传》注。

④　《三国志·魏书》卷15《刘馥传》。

⑤　《颜氏家训·勉学篇》。

（二）教育的基本特点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尽管社会变动给这个时代的教育带来种种影响，但从宏观上看，它并不背离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大模式。它在融合，在蜕变，在更新。这个时代的教育出现一些新特点：1。传统经学的部分突破经学即儒学。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在教育中获得了正统地位。彬彬文学之士，在官僚政治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特别是东汉，功臣多习儒学，累世经学的世家激增。但一方面儒学并没有能够挽救东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经学的神秘化和繁琐化，使其自身的虚伪性愈益突出。汉代的谚语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为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①。在这种世人所厌的情况下，汉末士风为之一变，对此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已有精辟论述②，兹不赘言。汉末士风的转变是由经学向玄学的转变，从形式上看它由一种"任诞"的风气向哲学化发展，大体在西晋初年完成，并影响东晋南北朝。玄学的产生和发展对教育突破经学范畴是有作用的。因为它赋予了儒学（名教）以新的解释。《晋书》卷49《阮籍传》附《阮瞻传》载："（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异同？"瞻曰："将毋同"。"（《世说新语·文学》作阮修问王衍），这就是著名的"三语掾"。魏末晋初统治者所要解决的就是名教与自然的矛盾，阮瞻的话冰释了王戎心中的郁结，深得其欣赏。在王戎看来，自然是本体，名教出于自然，二者本不是对立之物。承认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其本身已突破了两汉儒学的内涵。首先它承认了人性的地位，在家族伦理上突破了两汉"孝"的价值观，给予人性和人情以一定的尊重。其次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两汉君臣关系的概念。从汉末的"汉阴老夫"到嵇康、阮籍、鲍敬言、陶渊明，在思想上早已动摇了那种"君权神授"的观念。我们认为对传统经学的部分突破，对教育的发展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其一是承认"自然"本体论，有助于教学内容的扩增。魏晋南北朝时期死守章句的情况不见了。文学、史学、玄学、科技、宗教在教育中都占据了一席之地。试以玄学为例，玄学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价值观，是衡量士人的基本标准之一。在这一时期的正史和笔记野史中，人们往往以"儒玄并综"、"好伦儒道"来评价人物，没有"傲然独得，任性不羁"或"喜怒不形于色"的气质，是难以被世人所推崇的。至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开馆于鸡笼山（今南京市内），立玄、儒、文、史四科，教授学生，玄学便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①。其二是"才性之争"扩大了人们对人材选拔这一教育重要目的的认识。"才性之争"也称"四本论"。这一争论始于魏末。《世说新语·文学》"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注引《魏志》："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这些言论没有详细材料流传下来。大体说来尚书傅嘏、侍郎钟会认为二者是同和合，中书令李丰、屯骑校尉王广认为是异和离。"才"即才能，"性"为德性。傅嘏、钟会所说的同和合，即认为有德即有才，才和德是一致的；而李丰和王广则认为有才未必有德，有德未必有才，才和德是不一致的。"才性之争"显然是针对汉代选举不实，重德不重才而发的，不过也有其现实政治的背景，那就是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斗争。曹操重才不重德，而司马氏则是四世"伏膺儒学"，"才性之争"是他们政治斗争借以表现的哲学形式。这场争论对教育

①　《抱朴子·审举篇》。

②　见《士与中国文化》，《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①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是有影响的。汉代社会事实已经证明，德的衡量标准有很大的误区，虚伪的东西太多。越是没有才的人越是以"德"来装饰自己，以沽名钓誉，对社会却毫无益处。而才却是虚伪不得，"治国用兵之术"是虚誉所做不到的，这就牵涉到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因为德才兼备的人毕竟是少的。这场争论从以后的政治实践来看是曹魏集团失败了，但人们认识到了"士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得"，在二者矛盾的情况下"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则可取。"①颜之推亦认为"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②，也就是说仅有德是不行的，还必须有真才实学。"才性之争"波及东晋南朝，但在那时已演变成玄学家的谈资了。

①　徐幹：《中论·智行篇》。

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2。汉文化教育的大规模传播这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和斗争所结出的硕果之一。在世界历史上的几乎同一时期，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但罗马文化并没能同化蛮族人。在罗马的废墟上，小国林立，征战连绵。魏晋南北朝之所以历"五胡十六国"而后能再造一统的隋唐帝国，与汉文化的传播和认同是截然不能分开的。这一时期的汉文化传播是以各少数民族"汉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间，虽经"胡化"逆流，但未占主导地位。第一，这一时期的各少数民族上层以精通汉文化自诩。最先起兵的匈奴人刘渊曾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耻也。"①羯族石勒，奴隶出身，不识文字，却常常让人读书给他听。有一次他听到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后，大惊说："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后听到张良谏，方说："赖有此耳。"②这既反映了他的见识，也反映了他勤于学习汉族文化。前秦苻坚"博学多才艺"，后秦姚兴常与人"讲论经籍"，就连卢水胡沮渠蒙逊也"博涉群史，颇晓天文。"③他们汉文化的获得通过各种途径，有的是向汉族士人学得，有的是年轻时或为质子于长安，或游学于太学而学得。但从总体上看，乃是民族交流的结果，没有大规模的融合，是不会把这些僻处一隅的少数民族首领卷入汉文化圈的，这比汉代进步得多了。第二，各少数民族上层的汉化，为汉文化教育向各少数民族中下层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各少数民族上层对汉文化的认同，使他们致力于汉文化教育的传播。他们在各自的国内，援引汉族名儒，设立学校，汉文化教育没有因民族斗争而覆没。前赵、后赵皆设立太学，重视人才的培养。前秦苻坚亲临太学，检查诸生的学习成绩。北魏不仅太学昌盛，而且郡国学制也普及甚广，使大批中下层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原来落后的习俗被革除了，汉族的礼乐文化普及到各族人民。前燕慕容廆执政时"路有颂声，礼让兴矣。"④有人说汉文化吸收了汉族地主阶级的腐朽东西，殊不知表层文化的接受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深层次的内含。在当时，汉文化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各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族礼乐文化之后，在经济上也都推行了封建制度，汉化是与封建化同步进行的。第三，汉化教育的大规模传播使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结出了累累硕果。在历经近4　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北方周边民族如汹涌的潮水奔向中原，会合在汉民族的海洋里。从经济制度上，他们接受了封建的生产方式，并推陈出新，制定出均田制。从政治制度上，北朝的门下省制是我国古代三省制度的重要来源之一。其府兵制兼采汉文化（《周官》）和鲜卑文化而形成。尤其是经历汉文化教育之后，各少数民族有了属于自己的文人和学者。北朝末年，在鲜卑步六孤氏（汉姓陆）中产生了我国一个著名的声韵学家陆法言，著有《切韵》。元魏宗室元勰十步成诗，形神兼备。隋唐时期出身于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家更是不胜枚举。这些都是汉化教育的结果。

①　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2　期。②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　期。③　渑池县文化馆等：《河南渑池发现的窖藏铁器》，《文物》1976年第8　期。④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

3。等级教育的出现和私家教育的昌盛两汉时期除"七科谪"以外，良家子弟皆可通经致士或由察举征辟而入仕。魏晋南北朝由于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中正定品依据的是家世。因此高门阀阅可以有世及之荣，而寒门庶族无寸进之路。在教育上表现出来的就是等级性的出现。西晋咸宁二年（276年）初立国子学，要求"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①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更明确规定"。。学官第五品以上，得入国学。"②西晋本有太学，太子也本在太学读书，为什么又要另立国子学，而将太子迁入国子学呢？这是九品中正制的等级观念在作祟，南朝人就已看出："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①很显然，在国子学学习的人其身份地位比在太学学习的人的身份要高贵。从武帝创始到惠帝定型的国子学是九品中正制度在教育上的反映。这种区别在当时是十分严格的。《晋书》卷94《隐逸传》记载了一个叫霍原的人，才高望重，但地位低，国子学的贵族子弟想与他交往，却怕失去身份而遭清议，白天不敢去，夜里才偷偷相见。这种区分出身的教育方式，不仅波及东晋南朝，而且对各少数民族的国内教育亦有影响。后秦姚苌立太学，为的是"礼先贤之后"②。北魏献文帝立郡国学校，明确规定："先尽高门，次及中第。"③等级教育的出现无疑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倒退。

与官方学校教育衰颓相反，私学在这一时期颇为发达。台湾学者杨承彬先生认为这一时期的私学"不及东汉"④未免失之偏颇。魏晋南北朝私学的渊源固然可溯至东汉，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较大的改变。私学所覆盖的层面远比东汉广阔，入私学而接受教育的人激增，私学的教授内容也比东汉丰富得多。关于私学的发展历程将在后章详述。魏晋南北朝私学发达大体有这样一些原因：第一，政局紊乱，国祚命短给私学发展留下了巨大空白。一些统治者纵然想留心教育，但终究在许多重大问题面前，不得不把教育放到次要的地位。加上政权更迭频繁，教育政策难以延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出于对传播文化的责任感，出于对教育的热爱，潜心学术，培养后人。如魏的隗禧、管宁，蜀的向朗，西晋的束晢，南朝的刘。。，北朝的马光等等。他们的教育成果既使汉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又为各个政权特别是各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必备的人材。第二，思想界的剧烈变化对私学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始玄风，佛、道二教与儒学相结合，思想界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他们各创私学，传授经籍。如晋代的杨轲是《易》学专家，"学业精微，养徒数百。"①南齐杜京产聚徒传授道教。陈代的徐孝克"旦讲佛经，晚讲《礼》、《传》"，受业者数百人②。第三，门阀世族的出现及其势力的扩展，深刻影

①　《三国志·魏志·刘劭传》。

②　《宋书》卷十四《礼志》一。

①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②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③　《魏书》卷48《高允传》。

④　《秦汉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①　《晋书》卷八十八《陶侃传》。

②　《陈书》卷26《徐孝克传》。

响着私学的发展。门阀世族地主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居于垄断地位，而且在文化上亦以门风相标榜，因为这是士族区别于庶族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史书上我们可以看到门阀士族对家学是尤为重视的。他们的家学代代相传，并且有保密性，如所谓"王氏青箱学"和"王太保家法"等。私学在门阀世族地主那里以"家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所含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如谱学、儒学、玄学、佛学、道学、书法、文学、艺术等等。门阀世族家学的发达，是推动这一时期私学昌盛的一个极重要原因，其本身亦构成了这一时期私学的重要内容。第四，宗族组织的发展也推动了私学的兴盛。魏晋南北朝的宗法组织远比两汉强大，除大地主的田庄以外，许多自然村落也都聚族而居，而教育是维系这些宗族组织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农隙之际，宗族里通经史者，"训诱宗教，侃侃不倦。"③《四民月令》中也反映了田庄中有私学教育。即使在战乱流离，举族迁徙中，私学依然不辍，庾衮在禹山坞中即因"惠训蒙幼"而受到宗族乡党的敬仰。私学在宗族组织中的发展，一方面与这一时期战乱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使一般人的子弟求学无门有关。整个魏晋南北朝社会，教育在一条艰难的道路上迂迴。其间虽有曲折，但更有蜕变和创新。从整体上讲，它不同于大一统的汉唐宋明，但也绝非完全衰落。问题还在于我们着眼于什么样的角度和态度去看待它。如果客观地从历史的全局和实际考察来分析，当时教育的光明一面应占主导，而黑暗是暂时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这四百年的教育历程，也不会有隋唐文化教育的鼎盛。这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③　《晋书》卷88《孝友传》。

二、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一）三国的学校教育汉末是一个世局动荡、天下纷争、群雄割据的时代，在诸多的割据势力中，形成了三股较大的势力，即曹操、刘备和孙权。曹操独霸中原，后其子曹丕代汉建立魏政权；刘备居蜀，建蜀政权；孙权割据江东，建立了吴政权。三国鼎立的局面持续了约60年。在这60年里，由于频繁的征战，政局的极度不稳定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凋蔽和残破，学校教育已脱离两汉的正常轨道，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但三国的学校教育又各有差别，从总体情况看，魏的学校教育要优于吴、蜀，这是因为魏处中原，经济文化整体发展水平较高，而且对汉代文化教育有较多继承的缘故；而吴、蜀僻处一隅，经济文化远不如中原昌盛，并且一直处在曹魏的强大军事压力之下，统治者无暇顾及教育，因此学校教育相对落后。

1。魏的学校教育曹魏的学校教育分为太学和地方学校两类。曹魏太学正式创立于魏文帝时期，在三国之中当属最早。这是与曹操在戎马之际即十分重视教育分不开的。早在建安七年（202年），曹操就下令搜寻在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之后或其亲戚，并"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①这虽然是针对其家乡的一道特殊命令，但也反映其对教育的重视，并作为抚恤阵亡将士的一种手段。次年七月，曹操又在更大范围内普及教育，其令说："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生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②这道命令反映出魏的郡国地方学校在曹操时即已奠定了基础。曹操之所以未立太学，恐与其尚未代汉，与礼制不合有关。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被封为魏王，次年即于邺城（今河南临漳县西）作泮宫。据《礼记·王制》称诸侯所立学为泮宫，但当时曹操实际已掌握了汉的军政大权，汉帝已形同虚设，故其泮宫已具太学性质。魏文帝于黄初五年三月（公元224年）以许昌（今河南许昌县）返洛阳（今河南洛阳），次月即立太学于洛阳，这是曹魏太学的正式开创。而曹丕之所以能在一月之内就能建起太学，当与泮宫人才作基础分不开，故"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③。太学在黄初开创之际，条件十分简陋，竟需"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④。曹魏太学历明帝、废帝（齐王芳）、高贵乡公数代，其间政局虽不稳定，但太学却延续下来，这与曹魏诸帝对太学的重视分不开。魏文帝不仅创立太学，而且奉孔子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⑤。他不仅自著《典论》、《皇览》等著作，而且常常召集诸儒，谈论经文，侃侃不倦。魏明帝对教育也尤为重视，太和二年（公元228年）下诏申敕郡国，要求"尊儒贵学"、"高选博士"，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又下诏针对当时"后生进趣，不由典谟"的状况，要求"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学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①。这实际在倡导一种求学的风气。魏明帝对教育的重视，与高柔亦有关。明帝初即位时，高柔即以当时社会状况和太祖、高祖对教育的重视来劝导明帝。高柔的上疏基本反应了明帝以前的教育基本状况，并对后来影响很大，故摘录如下："臣闻遵道重学，圣人洪训；褒文崇儒，帝者明义。昔汉末陵迟，礼乐崩坏，雄战虎争，以战陈为务，遂使儒林之群幽隐而不显。太祖初兴，愍其如此，在于拨乱之际，并使郡县立教学之官。高祖即位，遂阐其业，兴复辟雍，州立课试，于是天下之士，复闻库序之教，亲俎豆之礼焉。陛下临政，允迪睿哲，敷弘大猷。。，臣以为博士者，道之渊薮，六艺所宗，宜随学行优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劝学者，于化为弘。"②从太和四年诏看，

①　《太平御览》卷九六七。

②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③　《三国志·魏书》卷13《王肃传》注引《魏略》。

④　《三国志·魏书》卷13《王肃传》注引《魏略》。

⑤　《三国志·魏书》卷2《文帝纪》。

①　《初学记》卷四。

②　《初学记》卷四。

明帝确实采纳了他的建议，并颁令实施。齐王曹芳年幼继位（8　岁），但他对教育也颇为热心，每读通一经即派太常以太牢祭祀孔子。正始六年（公元245年），他还令学者课试司徒王朗所作《易传》。但由于曹芳本人年幼，而且当时司马氏秉政（司马氏家族也精通儒学），齐王曹芳本人关于教育的措施究竟推行多少，也难深究。高贵乡公曹髦是在齐王被废后所立，虽然他不过是司马氏所控制的一个傀儡，但他在皇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仍然留心教育。甘露元年（公元256年），他亲临太学，与博士辩论经义，提出问题，让博士解答。次年，他再次来太学，令"群臣皆当玩习古义，修明经义"①。曹魏诸帝对教育的重视，与其家族背景有关。曹氏虽为宦官之后，但文化素质尤高。即便曹操戎马一生，也不可以武夫视之。文学上的"建安风骨"离不开曹操、曹丕和曹植。曹操平时即"手不捨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②。他的诗文充满着现实主义的风格，清峻而通脱，骨气奇高，抒发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社会、对人生的万般情怀。魏文帝曹丕亦博学多才，陈寿评他"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③，这是恰当的。因此，在曹操的麾下不仅有杰出的武才，也云集了众多的学者。统治者自身的素质高，方能使重视教育不流于形式而落到实处。

曹魏大学基本承两汉之制。第一，在太学编制及学风方面。太学有太学生和博士。博士中择聪明威重者一人为博士祭酒，总管太学学业诸事。太学博士常从侍中、常侍，儒学最优者中选拔。但从当时人的言论中可看到博士学业粗浅，不能胜任教学。甚至"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④。所以当时要求"高选博士"的呼声很高。这一方面是因战乱人才奇缺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统治者对待博士的某些政策有关。如博士"迁转各以本资，初无定班"⑤，也就是对博士的升迁限制很严，使他们不能安心教学。太学生初有数百人，后来增加到几千人。嵇康受刑时，有太学生3000人请愿，可见太学生发展之迅速。太学生入学年龄约是15　岁，如钟会"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①，刘馥上疏建议"年以十五，皆入太学"②，可为佐证。曹魏太学比后世进步之处在于对入学者的家世背景审查不严，刘馥要求"使二千石以上子孙"方可入学的建议未被采纳③。太学生入学后只按年龄长幼排定次序，而不是父兄的官位。曹魏避役子弟也可至太学学习，足见太学绝非被高门独占。这种"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自可由曹操倡导的"唯才是举"作风推及，是曹氏及其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在教育领域内的实施，值得注意。尽管对这种情况高门子弟多有怨言，甚至"耻非其伦"④，但也无可奈何。曹魏太学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太学生人数的激增、战乱和政局的不稳导致太学课督不严，学风浮华。一些人来太学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避役，冬

①　《续齐谐记》。

②　《荆楚岁时记》。

③　《异苑》卷五。

④　《晋书》卷91《徐邈传》。

⑤　《通典》卷52《礼典》。

①　《资治通鉴》卷一五九。

②　《荆楚岁时记》。

③　《南齐书》卷二十五《张敬儿传》。

④　《三国志·魏书》卷15《刘馥传》。

来春去，自由散漫。也有一些人来太学是为了"趋势游利"，通过太学生的资本来捞取一官半职。这批人整天"浮华交游"，根本不愿安心读书。所以一经考试，往往合格率不到百分之十。有一次皇帝诏令讨论圜丘（祭天之坛），在京师的学士有万余人，竟只有几人能应诏作答；朝堂公卿以下400　余人，提笔能写一篇像样文章的不到10人，可见由太学毕业的学生素质之低。当然太学生和博士中也有素质高的，如钟会遍览诸经后才入太学攻读。博士孙资"讲业太学，博览传记"⑤。博士乐详能"五业并授"，并且授课时"牵譬引类，至忘寝食"⑥。一些中央和地方官吏也为太学荐引了一批人才。如雁门太守牵招从郡中简选有才识者到太学受业。高贵乡公时精选博士，太常郑袤推荐的刘毅、刘寔、程咸、庾峻，不仅后位至公辅，而且实际才堪重任。第二，太学课程及教材设置。汉末魏初的学术风气是"师商韩而上法术，竟以儒家为迂阔"①。曹氏家族尤重文学，乃至海内从风。因此文学在太学生的学习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甘露二年（257年）高贵乡临太学，即命博士赋诗，并给一些文人墨客冠以雅号，如裴秀为"儒林文人"、王忱为"文籍先生"，时常以文相会。经学这一时期是衰落的（主要是两汉的章句之学），但经学在教育中的地位仍然很高。曹氏家族从曹操开始从没有抛弃儒学，而是作为教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文帝、明帝、齐王芳和高贵乡公都极重视经学。因此经学还是太学的主要课程。魏承汉制，照例立经学博士，但其间亦有变化。东汉立14　博士，都是今文经学，而魏所立博士19人，却传古文经学。当时所传诸经皆用马融、贾逵、王肃、郑玄注，如高贵乡公于太学考问诸生，即用的是郑、王注。今文经学的衰落当是东汉经学的神秘化和汉末战乱、博士失其官守的结果。魏太学的标准教材是正始年间刊刻的"正始石经"，古、篆、隶三种字体并列。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称，"正始石经"有碑石十八枚，广三十文。"正始石经"还将曹丕《典论》附于其后，也算是其特色之一。东汉本有"熹平石经"，此时为什么再刻石经呢？王国维认为"熹平石经"是今文经，而魏重刻的是古文经，此可备一说②。但也可能是汉末战乱，"熹平石经"亡失或被破坏，无法再用之故，魏初"补旧石碑之缺坏"即为明证，但无论怎样，"正始石经"对振兴衰颓的儒学是有意义的。曹魏于太学立古文经学教授诸生取得一定成绩。经学家皮锡瑞称十三经注中，除《孝经》为唐代所注外，汉人与魏晋所注各居其半①。我们要注意到魏的经学在后期的变化。从正始年间开始，玄风日炽，玄学，特别是老子和庄子的哲学已渗入经学。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名教与自然"将毋同"，因此王弼注《周易》、何晏的《论语集解》，是从玄学的角度来解释经学的。玄学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无"，是"一"，这个"一"派生出万物。《周易》卜筮用50　根耆草，但实际占卜时只用49　根，另1　根不用的耆草就是"一"，比那49　根重要的得多。这与汉儒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对《周易》中的术数迷信"（王）弼皆换落，多所不关"②。尽管玄学家们未敢推翻儒家思想，但其间已多有篡改，⑤　《三国志·魏书》卷14《刘放传》注引《资别传》。

⑥　《三国志·魏书》卷16《杜畿传》注引《魏略》、《杜恕传》。

①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②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②　《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

特别是注重从运动变化的角度来解释，这对开创经学研究的新局面是有贡献的。第三，太学考试制度及其它基本规章制度。曹魏太学的考试制度与文官考试任用制度合一。刚入学称为"门人"；满两年并通一经者，称"弟子"；两年之内不通一经的即被勒令退学；如两年通两经者，可以补掌故之官；满三年通三经者，可升迁为太子舍人，不通者可留级再考，如果通过也可获郎中之职。这种逐年考试，在低年级实行淘汰制，在高年级实行随才叙用的方法，是有其优点的。它也是魏文帝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制订的五经课试法的具体实施。太学还有一些其它校规，如以年龄长幼而非父兄官职排次序，学生对师长不得无礼，不准酗酒好讼等等。除了正规太学以外，魏明帝还于青龙四年（公元236年）设置崇文观，征召善属文者充之。又于景初中选派郎吏高才解经义者30人向当时名儒苏林、秦静等人学习四经三礼。这是对太学教育的一种补充，比一般太学生层次高一些。

曹魏的地方学校为官立，一般设在郡（国）县，州立课试之法，成就较为显著。郡县学校的设立可推至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的一道命令，即在拨乱之际"并使郡县立教学之官"①。由于曹操的吏治较清明，经济基础也较雄厚（建安九年推行田租户调令，建安元年开始屯田），因此这道命令是被贯彻实施的。如河东太守杜畿在家家丰实的情况下"又开学馆，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②；他还任命名儒乐详为文学祭酒，河东地区学业大盛，成为曹魏地方教育发达的地区之一。弘农太守令狐邵于本郡找不到通经者，乃派人外出求学，学成后返郡执教。南阳太守杨俊"宣德教，立学校"③。扬州刺史刘馥为政广施德化，流民纷纷归之，在此基础上他聚诸生，兴立学校。文帝时许多太守也十分注意发展地方学校，如济阴太守郑袤，陈留太守刘劭，江夏太守王基，京兆太守颜裴各以经学或文学教授学生，为地方学校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总体来说，曹魏地方学校教育主要集中在若干地区，并因战乱时兴时废；郡太守在地方学校教育中起关键作用。根据"州立课试之法"的规定，地方学校教育与太学教育、选官制度也是相通的。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②　《三国志·魏书》卷16《杜畿传》及注引《魏略》。

③　《三国志·魏书》卷23《杨俊传》。

2。蜀的学校教育蜀国人才济济，政治也较清明。但由于蜀国在三国中承受的军事压力最大，因此主要精力放到政治和军事上去了，对于文化教育重视不够，甚至"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④。刘备父子文化素质也远不如曹氏父子。探讨蜀国教育发展的基本脉络，必须重视诸葛亮的教育思想。诸葛亮是一个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政治家，他强调人的学问不是天生的，才能不是靠家世遗传的，而是靠潜心钻研学问获得的。他认为"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①。他把教育作为他推行政治措施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点是与先秦法家有区别的。在诸葛亮的教育思想中虽然有君臣、父子、夫妇等三纲六纪儒家思想，但在实际用人过程中他是求实不求名，重才干，讲法治。他提出用人的七条标准中没有一条是以儒家标准来衡量的②。诸葛亮的教育思想中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成份，但由于他肩负蜀之存亡的大任，因此他的教育思想究竟有多少转化为实际措施，恐怕也不能过高估计。蜀国太学设立的具体年代已不可考。大体在刘备称帝后不久。史载"先主定蜀，承乱历纪，学业颓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③，太学约在此时设立。蜀太学也立博士，如尹默、许慈子孙皆承其祖业而立为博士。蜀的学术风气以古文经学为主。如许慈专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尹默精《左氏春秋》；文立专《毛诗》、《三礼》；来敏专《左氏春秋》，精于训诂；谯周精通六经；李譔精通五经，其学以贾、马为依准。这种学风说明儒家古文经学依然是蜀国学术的重点。但蜀地学风也不全同于魏，术数、谶讳之学也掺杂其间，如杜琼精术数和谶讳，谯周也通图讳。今文经学也有一定的市场，如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④。但蜀的经学没有向玄学化发展的苗头，这可能是两国对立，学术交流困难，玄学未能也未及流入蜀中之故。蜀国地方官学以益州较为发达，这是汉代奠定的基础。刘备定益州后，来敏任学校尉，尹默任劝学从事。后诸葛亮领益州牧，任命谯周为劝学从事，后大将军蒋琬又任命他为典学从事，并总州之学者，统管教育。谯周为益州教育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后来益州刺史在州学中画谯周像，并赞"抑抑谯侯，好古述儒，宝道怀真，鉴世盈虚，雅名美迹，终始是书"①，用以激励后学。

④　《三国志·蜀书》卷33《后主传》陈寿评。

①　《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

②　《宋书》卷十五《礼志》。

③　《三国志·蜀书》卷12《许慈传》。

④　《三国志·蜀书》卷12《孟光传》。

①　《通典》卷五十五《礼典》。

3。吴的学校教育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次年"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②，这是孙吴国学及南方国学的开始。此时教育的重心仍在北方，南方文化相对落后。后来晋灭吴，吴郡陆氏入洛阳求学也说明这一点。孙吴国学虽设立较早，但因文化落后及政治动荡等多重原因，一直未予重视。直到吴景帝永安元年（公元258年）方才正式下诏置学官，立五经博士，选将吏子弟，有志好学者入学学习，这已离黄龙年间近30年了。应当说孙氏家族背景及文化素质并不低，孙权本人遍读《诗》、《书》、《礼记》、《左传》、《国语》以及诸兵家之书，也非常注意对后代的教育，如为孙登延揽名师，孙权还常要求将领及子弟加强学习，吕蒙曾以繁忙为由不愿读书，孙吴劝告他应立即抓紧学习，并忠告他做官必须以学问来"开益"自己。凌统死后，孙权扶养其子，至八九岁，即令人教他们读书。吴宗室孙奂命令部队子弟就学，后仕进者有数十人。孙吴国学体制大体与蜀相同，有博士制。如孙休"欲与博士祭酒、博士盛冲讲论道艺"①。其余制度因史料缺乏已不可考。吴也有地方学校。孙瑜曾为笃学好古的马普设立学校，招纳"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遂立学官"②。豫章太守顾邵挑选素质好的小吏入学学习，并从中提拔官吏，使豫章（今江西南昌市）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孙吴的学风以今文经学为主，承汉代之余风，与魏、蜀不同。如陆绩"星历算数，无不赅览"③，姚信精研易彖，并撰《士纬新书》④，阚泽"兼通历数"⑤。吴人注《周易》的也很多，甚至有注《老子》的。吴承汉之余风可从汉代吴人多赴洛阳求学而寻得解答，但古文经学在孙吴也有一定的传播。

②　《三国志·吴书》卷2《吴主传》。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②　《三国志·吴书》卷6《宗室传》。

③　《三国志·吴书》卷12《陆绩传》。

④　侯康：《补三国艺文志》。

⑤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

（二）两晋的学校教育1。西晋的学校教育晋泰始元年（公元265年），河内大族司马炎在几代人的努力下，终于移魏国祚，建立了晋，史称西晋，司马炎即为晋武帝。西晋一朝门阀士族占据统治地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政治格局；经济上推行占田、课田政策；思想文化上玄风昌盛。由贾后干政而引起的"八王之乱"使统治阶级力量迅速衰退，在异族入侵面前，整个统治迅速崩溃。故后人对西晋一朝多贬抑之词，其实这也是不全面的。大体说来晋武帝一朝统治还较清明，晋武帝本人在政治上也有所作为，所谓"元康之治"大体上反映了这种情况。西晋的腐败始于惠帝。惠帝本人是一个白痴。有一次大臣报告地方遭灾，百姓没有饭吃，他竟然说他们为何不吃肉呢？大族的奢侈也使西晋的统治者迅速腐败，如赵王司马伦"素庸下无智策"①，并且惑于巫鬼。齐王司马冏"沉于酒色"②，成都王司马颍"形美而神昏不知书"③。因此西晋后期的政治是可想而知的。

魏晋易代，具有政变性质。因此在教育制度上基本承袭魏制，至少在晋初没有大的变化。泰始六年（公元270年）武帝亲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并赐太常博士、学生帛牛酒各有差，表明太学仍存，未加更动。博士亦按魏制，设19人。对太学的整顿始于泰始八年（公元272年）。此年，晋武帝因太学生过多（约7000人），诏令"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④，虽经沙汰，仍留有3000人。

西晋学校教育的重大变化是在统一全国以后。变化的内容是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晋武帝下诏立国子学。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又具体规定："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⑤这是向教育贵族化趋势迈出的第一步，是门阀政治的发展在教育上的反映。然而更为明确的规定是在元康元年（291年），此年把太学和国子学明确区别开来；学官第五品以上方可入学；天子行礼应去国子学而非太学；太子也应离太学而入国学，这样做的目的是"辨其泾渭"、"殊其士庶，异其贵贱"①。教育等级化的出现是教育发展史上的倒退。前举寒人霍原虽有才学，但贵游子弟竟不敢在白天去找他，足见学术的交流已笼罩着浓厚的等级尊卑的阴影。对后世影响尤为深远。

西晋的太学及国子学仍由祭酒和博士职掌。教学内容的核心仍是儒家经学，于礼学尤为重视。如霍原曾观太学行礼；武帝、惠帝皆临太学行乡饮酒礼，并祠孔子。根据国子祭酒所奏刻写石经，课程设置大体与魏相同。西晋太学与国子学教育的入仕途径不甚清楚。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看，入国子学

①　《艺文类聚》卷四。

②　《晋书》卷59《齐王冏传》。

③　《晋书》卷59《成都王颍传》。

④　《晋书》卷19《礼志上》。

⑤　《晋书》卷24《职官志》。

①　《南齐书》卷9《礼志上》。

后，自然无需再考试做官；然而太学生仍需试经。如"刘卞至洛，得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②。西晋国子学和太学都经历了短暂的繁荣，潘岳的《闲居赋》写到此番盛况："两学齐列，双宇如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祁祁生徒，济济儒术，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无常师，道在则是。"③西晋的地方学校处于放任自流的状况。地方学校的盛衰，依赖于州郡县官吏自身的重视。鄱阳内史虞溥"大修庠序，广招学徒"④。他不仅对教育十分重视，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他为学校制定规章制度，认为人必须内正其心，方可外修其行。对于求学者来说"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至"⑤，只要摈弃杂念（人间之务），专心于学问（心专亲学），顺序渐进，锲而不舍，一以贯之，必定可取得成就。他办学重在求实，不图形式。如一次祭酒要求起屋行礼，虞溥则认为君子行礼无常处，不同意另起门庭。在西晋的社会环境里，像虞溥这样不图虚华的人是难能可贵的。乌丸校尉唐彬对地方教育也十分重视，他在边远地区"兼修学校，诲诱无倦，仁惠广被"①。平原太守李重"修学校，表笃行，拔贤能"②。凉州刺史张轨利用避难流民增多的条件。"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③。这一地区后来为保存汉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这些人在地方官吏中终究只占少数。

②　《晋书》卷36《刘卞传》。

③　《晋书》卷55《潘岳传》。

④　《晋书》卷82《虞溥传》。

⑤　《晋书》卷82《虞溥传》。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一。

②　《后汉书》卷八十《边韶传》。

③　《晋书》卷86《张轨传》。

2。东晋的学校教育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瑯琊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晋王位，次年称帝，史称东晋。东晋是在南北大族共同拥戴下建立的。东晋初年流传的"王与马，共天下"，即反映了大族与皇权分庭抗礼到何种程度。东晋一代，由于皇权的极度微弱，门阀士族凭藉着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实力，交替控制着政权。门阀政治在东晋表现得最为典型。因此东晋的学校教育不可避免地带有门阀政治的深深烙印。其次，东晋一朝系北方大族在国破家亡，仓促南渡的情况下建立的。因此东晋一朝既有调和南北士族矛盾，使自己能尽快适应南方文化的紧迫任务，又有胡马临江，民族矛盾尖锐冲突的阵阵激荡。因此，门阀士族无不带有朝不保夕，背井离乡的愁怅之感。失去了黄河流域，在当时的政治家和文人的心目中，尤如失去了生命之枨，文化之源。寄托于当时被视为荒蛮之地的南方，对于兴办教育，亦无暇顾及。整个东晋一朝，教育始终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第三，晋室南渡不仅带来了门阀政治，也带来了"清谈误国"的玄风。贵游子弟乃至王公大臣"居丧废礼，崇尚老庄，脱落名教"①。此般风气对教育的发展自有其深刻的影响。《晋书》卷91《儒林传序》评论这一时期的学术文化时指出："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籍，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东晋一朝亦非腐朽不堪，否则也不会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东晋内部也曾出现过短暂的宁静，门阀士族当中也出现过一些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加王导、谢安等。他们"镇以和靖，御以长算"，"不存小察，弘以大纲"②，造就了"君臣和睦，上下同心"的局面③。这对教育的发展是有益的。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大族一般都有较深厚的家学渊源，与豪强地主截然不同。他们深厚的文化素养，是他们维持其家世传统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其自身的特征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④。

东晋首先提出兴学的是瑯琊大族、中兴功臣王导。王导在晋元帝即位后不久即上书主张"建明学业，以训后生"，"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⑤，并把教育作为北伐统一的基础。稍后不久，散骑常侍戴邈也上书兴学，也被采纳。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王导抑或戴邈均从儒家思想来匡正时俗，笃道崇儒，反映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始终未离开经学，也说明儒学在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元帝"置史官，立太学"①。大兴二年（公元319年）又置博士员5人，并使皇太子于太学讲经行释奠礼。由于东晋初年即历苏峻、祖约之乱，太学被毁。成帝咸康三年（337年），国子祭酒袁隗、太常冯怀再次上书，请求兴学，成帝即于此年再立太学。太学虽立，但因当时"征集生徒而世尚

①　《晋书》卷75《韩伯传》。

②　《晋书》卷79《谢安传》。

③　《晋书》卷140《苻坚载记下》。

④　见卜宪群《瑯琊王氏与六朝文化》，《安徽史学》（1989年第六期）。⑤　《晋书》卷65《王导传》。

①　《南齐书》卷三《武帝纪》。

庄老，莫肯用心儒训"②，估计成效不大。穆帝永和八年（公元352年）又因段浩北伐而再次废太学。穆帝升平元年（公元357年），又以中堂为太学，讲经释奠于此。淝水之战后，东晋获得暂时安宁的局面。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尚书谢石又上书请求恢复国学，并且要求"班下州郡，普修乡校"③，即要求地方也兴办学校。孝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增修校舍，并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东晋有国学和太学之分，但似并不十分明确和严格。国子祭酒殷茂虽欲厘正，但终未能实行。后来孝武帝于中堂立太学，取诸生120人，太学生与国子生各取一半也反映了这一点。我们认为可能在东晋无论太学或国学均为高门独占，寒素已不能问津，而并非等级教育在东晋不存在。东晋太学或国子学的教学仍采取设博士教学的方法。元帝初定博士为5人，后又定为9人；元帝末经贺循、荀崧的上书建议，增加到16人。博士不复分掌《五经》，而总称为太学博士，说明汉代经师专一经的学风已经改变，博士可以通诸经而非一经。在博士下设助教以教生徒，课程设置为古文经学。据《宋书》卷14《礼志1》载，东晋初年设博士9人，职掌为：《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郑氏、《礼记》郑氏、《论语》、《孝经》郑氏、《左传》杜氏、服氏。后经荀崧建议，又增加《易》、《仪礼》郑氏和公羊博士。国子学课程设置至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方才确定，分别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和《谷梁》、《论语》共十经。东晋诸帝出于统治需要，仍给于儒学一定的重视，祀孔子释奠之礼时断时续。如元帝太兴二年（319年）"皇太子讲经行释奠礼于太学"①。成帝咸康元年（335年），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元年（357年），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375年），帝讲《孝经》通，并释奠以太牢祀孔子。穆帝、孝武帝并权以中堂为太学。特别是孝武帝一朝，力图弘扬儒学，匡正时风。宁康初"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车）胤与丹阳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②。这些高级士族（除车胤外）的侍读很显然反映了孝武帝力图改变东晋士风的决心。为此他任用"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的车胤为国子博士③，下诏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的戴逵④，和"好学潜默，安于陋巷"，并能"学弘儒业"的龚玄之⑤，虽未成行，但反映了孝武帝在挖掘人才上确实下了很大功夫，教育也曾出现了短暂繁荣的局面。然而要改变当时门阀政治对教育的深刻影响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时高门子弟在门阀政治中无需由求学而入仕；而一般仕人又因仕途阻隔，即使再下苦功，也难越门第之槛。再加上玄风熏拂，从整个价值观念上动摇了青年人求学进取的精神。内乱和外战，使学校时断时续，必然导致课程的杂乱无章，因此教育的成效是不大的。国子祭酒殷茂上书中说："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②　《宋书》卷五十四，《沈昙庆传》。

③　《诗·豳风·七月》，《尔雅·释木》。

①　《艺文类聚》卷四。

②　《晋书》卷83《车胤传》。

③　《晋书》卷83《车胤传》。

④　《晋书》卷94《戴逵传》《龚玄之传》。

⑤　《晋书》卷94《戴逵传》《龚玄之传》。

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①，大体反映了真实状况。值得注意的是从殷茂上书中我们还可看到，东晋初年是"公卿子弟"并入国学"，国子生属于冠族华胄，与太学是分开的。后来所谓"混杂蘭艾"，当是学校制度本身不健全，因为那时还不曾出现像南朝寒门改籍"诈入士流"的状况。而殷茂上书所要求的"清官子姪，普应入学，制以课程"未被采纳的真正原因，我们认为仍是门阀制度在作祟，贵族子弟根本不愿，也不需去受读书之苦。

东晋的地方学校教育始于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由谢石上书建议普修乡校，但未见具体实施。地方教育仍由各地太守县令或名士自行创办，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东阳太守范汪"在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②，豫章范宣闲居在家，常以讲诵为业，吸引别郡人士由远而至，使得这一带"讽诵之声，有若齐鲁"③。又如范宁疾恶浮虚，认为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他任地方官时，身体力行，匡正时俗。他在余杭（今浙江余杭）任县令时，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有志之士莫不景仰。期年之后，风化大行。史称"自中兴以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④。后补豫章太守，他又在郡大兴学校，遣人远至交州（今广东广州）采磬石，以供学用。并且"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⑤。他与范宣被合称为"二范"，对东晋区域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范宁出"私禄"以助学，是在历史上少见的。颍川庾氏为地方教育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晋穆帝永和年间（公元345-356年），征西大将军庾亮在武昌（今湖北武昌）开设学馆，建立校舍，设儒林祭酒，令参佐大将及其本人家中子弟皆入学校学习，并且让临近二郡修复乡校。庾亮的地方学校有两点似可注意，其一是不通礼教而仅避役而来的被拒之门外；其二是对入学者的要求是"令法清而人贵"①，说明东晋等级教育制度已波及地方。庾亮的学校以儒学为核心，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玄风，这在当时有一定积极作用。

①　《全三国文》卷二十五。

②　《后汉书·王景传》："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茹陂可能是孙叔敖所筑之期思陂。东汉崔实《月令》："孙叔敖作期思陂"。

③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④　《水经注·浊漳水》。

⑤　《水经注·鲍丘水》。

①　《初学记》卷四。

（三）十六国学校教育西晋灭亡后，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他们在征服的土地上纷纷建立起带有民族色彩的国家。但是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他们所建立的国家国祚都不长。在征服的土地上，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力图维持本民族原有的统治方式，但是毕竟他们所征服的是封建化高度发展的汉文化区，因而伴随军事征服的是文化的被征服。它的表现就是各少数民族的汉化。汉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而文化的汉化是最深层次的汉化。唯此，汉文化才能够获得最广大的普及和传播，各少数民族的普遍素质方可获得进一步提高。因而十六国的学校教育有着不同于其它时代和地区的特殊意义，它是汉文化最终战胜游牧文化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诚然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游牧文化也给汉文化带来一些新鲜血液。到淝水之战前后，第一批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已基本被融合到汉民族之中来了，这无论在中国历史上抑或教育史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下面分述主要少数民族国家教育的基本情况。

1。匈奴刘氏的教育措施刘氏虽系匈奴人，但自汉末以降已有屠各等19　种部落入居塞内。他们久居汉地，接受汉文化已较深厚。建立汉国的刘渊，其本人就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史载他"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①他曾告诉朱纪、范降"吾每观书传，常鄙随（何）、陆（贾）无武、绛（周勃）、灌（婴）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耻也。"②他任北部都尉，"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③不仅他本人汉化程度深，其子刘和、刘聪也都"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④。刘聪之子刘粲"少而俊杰，才兼文武"⑤。其族子，后来建立赵（前赵）国的刘曜"读书志在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⑥，常把自己比作乐毅、萧、曹。上层的普遍汉化，使他们在入主中原后，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教育的重要性，不至于完全以本民族的文化强加于业已发达的汉文化之上。刘渊在位日短，未见学校教育的具体措施。其族子刘曜即皇帝位后，"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西，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⑦刘曜的太学设国子祭酒、崇文祭酒，教师为"宿儒"，这都大体与魏晋相似。刘曜对太学颇为重视，他曾亲监太学，引试学生，优秀者可为郎中。他还命公卿举博识直言之士，然后亲自策试，合格者即拜官。这些说明了刘曜注意以教育来选拔人才，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从刘渊至刘曜，都实行胡汉分治，民族矛盾尤为尖锐，因此教育的发展也不能不受民族矛盾的影响。

①　《艺文类聚》卷五。

②　《魏书·地形志上》。

③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

④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

⑤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

⑥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⑦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2。后赵的学校教育后赵是由羯人石勒建立的。石勒出身寒微，他的祖父和父亲"并为部落小卒"①。他本人亦曾被晋将军所执，出卖为奴。因此，他对晋统治阶级充满仇恨，在战争中"得公卿人士多杀之"②。石勒本人不识字，但是他对汉文化却很欣赏，常常让人读书给他听。有一次使人读《汉书》，当听到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后时，大惊道："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当听到留侯谏，才说"赖有此耳"③。这说明他非常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并有自己的看法。后赵对教育的重视可从下列一些措施看出，第一，重视选拔人才，特别是汉族人才，打破了民族偏见。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市西南），称赵王后，他用汉人张宾为"大执法"，"专总朝政"，在大执法下设经学、律学、史学、门臣四个祭酒，其中前三个祭酒均由汉人充当。并且严令"不得侮易衣冠华族"④。他还任用了河东裴宪，渤海石璞、荥阳郑系、颖川荀绰、北地傅畅等汉族名士；第二，兴办学校，重儒崇经。石勒于晋建兴二年（公元313年）攻陷河北后，即立太学于襄国，"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①不久他还增设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择人教之。这些学校为后赵政权培养着后续人才。对这些学校，石勒是非常重视的，史载他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②他还建立了一批与教育有关的设施，如明堂、辟雍、灵台等。石勒的学校教育不仅限于襄国周围，他还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2人，学生150人，经过考试合格者可拜为官吏。第三，刊革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维护门阀政治最有力的工具。石勒没有沿用这一制度，他"令群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令公卿百僚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③这些人入选的条件不是依据"门资"，而是靠才能，因为他们都要经过考试（试经）之后才能任用。石勒的学校教育是取得一定成绩的，特别是他在本人不识字的情况下，仍对教育如此重视，令人敬佩。史载"石勒释介胄，开庠序，邻敌惧威而献欸，绝域承冈而纳贡，则古之为国，曷以加诸！虽曰凶残，亦一时杰也"④，这一评论是有道理的。但是石勒并没有完全解决好民族矛盾这一尖锐问题（这也是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他将羯人划为"国人"，这种"国人"与非国人的划分在石勒死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后继者石虎大兴土木，肆虐非国人；石闵（冉闵）再利用非国人的仇视心理，大肆屠杀"国人"，教育的成果自然涂炭殆尽。暴君石虎继位后，颇慕经学，恢复了九品中正制，并于郡国立五经博士，还派国子博士去洛阳写经，但这已无法挽救整个教育的崩溃了。

①　《梁书·曹景宗传》。

②　《梁书·始兴王憺传》。

③　《梁书·昭明太子传》。

④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①　武汉水利电力科学院等：《中国水利史稿》上，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版，第277　页。②　我国古代三大农书指：贾思勰《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③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④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下》。

3。鲜卑诸国的教育状况前燕是鲜卑慕容氏建立的政权。鲜卑慕容氏的汉化程度较刘汉、石赵更为深厚。从一开始慕容廆所依靠的就是汉人和"魏晋旧法"。史载："二京倾夏，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他还"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以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①，建立起一个完全汉化（至少在上层和制度上）的鲜卑国家。前燕较早建立起了学校教育制度。晋太兴四年（公元321年），以平原刘赞为东庠祭酒，说明学校教育已经建立，并命太子慕容廆前往学习，慕容廆在政事之暇，亲临听讲。这表明他把贤人君子看作国之根基的言论是不虚的。其子慕容廆即王位后，"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②东庠学生多达千余人。为此他亲自撰写《太上章》代替汉代旧课本《急就章》，又著《典诫》教授诸生。他甚至亲自考试学生，学业优异者，升迁为近侍。慕容廆死后，子慕容俊继燕王位。他也是一位博览书史，爱好文籍，文武双全的君主。自即位后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余，则与侍臣错综义理，著述达40　余篇。在学校教育上，慕容俊还曾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前燕至慕容廆时，政治已很腐败，"政以贿成，官非才举，群下切齿"③，但慕容廆本人却委政他人，自己专研经学，祀孔子于东堂，并且立国子祭酒、国子博士等，足见以经学为核心的儒家教育在前燕统治者心目中多么根深蒂固，竟然连政治危机也不顾了。

建立后燕的慕容垂，为慕容廆的第五子。后燕是十六国后期中原较为强盛的一个国家。后其第四子慕容宝为太子时，"砥砺自修，敦崇儒学"，对教育也颇为重视。但由于政策的失误，使后燕"百姓思乱者十室而九"①，因此，政治上的不稳定，自然也不可能给教育的发展提供什么锲机了。

南燕的建立者慕容德，为慕容廆少子。他于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即帝位于广固（今山东益都县西北）。史称他"博览群书，性清慎，多才艺。"②他所立国的地区又是封建文化高度发展的地区，因此对教育也颇为重视。即位后即"建立学官，简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③，南燕教育带有明显的门阀气味亦可由此看出。齐鲁多君子，慕容德为广求人才也曾"大集诸生，亲临策试"④，以示重才。南燕学校设立博士，如其后继者慕容超"其令博士己上，参考旧事，依吕刑及汉魏晋律令，消息增损，议成燕律。"⑤南燕同样因国内政治腐败而使教育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河西鲜卑人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虽地处偏僻，但所用人物却颇值得注

①　梁家勉：《＜齐民要术＞的撰者、注者和撰期》，载《华南农业科学》，又，《有关＜齐民要术＞若干问题的再探讨》，载《农史研究》第2　辑，农业出版社，1982年。

②　《晋书》卷109《慕容廆载记》。

③　《晋书》卷111《慕容廆载记》。

①　《晋书》卷124《慕容宝载记》。

②　《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

③　《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

④　《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

⑤　《晋书》卷128《慕容超载记》。

意，大多为"西州之德望"、"文武之秀杰"、"中州之才令"或"秦雍之世门"⑥。这表明南凉政权是一个封建化、汉化的政权。南凉统治者对学校教育也很重视。这可以从后继者秃发利鹿孤和祠部郎史暠的谈话得知。史载史暠对利鹿孤问置学之事说："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以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利鹿孤善之，于是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①这说明学校教育在南凉亦曾一度推行，这对推动陇右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建立西凉的乞伏国仁为陇西鲜卑人。虽然至乞伏乾归时用汉制度建立起一套自己的制度，但仍较落后、野蛮，如灭南凉时"男夫尽杀，妇女赏军"②。学校教育无史可征。

⑥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

①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

②　《晋书》卷125《乞伏乾归载记》。

4。氐人诸国的学校教育十六国时期，氐人建立的政权有前秦、成汉和后凉。氐人与汉人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西汉。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氐人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至西晋末年，氐人已是"五胡"中最进步的一个少数民族。尤其是苻健建立的前秦，至苻坚时统一了北方，从八王之乱以来一直混乱的北方，在苻坚的治理下呈现了短暂的繁荣。教育上也莫不如此。下面分述三国的教育状况。

前秦对人才和教育的重视从苻健时就开始。苻健即皇帝位后，留心政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置来宾馆于平朔门以怀远人。然而前秦的学校教育始于苻坚。苻坚在汉人王猛的辅助下，于即位之初即大兴学校，创办太学，并召郡国学生通一经者和公卿以下子孙入校学习。苻坚给予学校教育以高度重视。甘露四年（公元362年），"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①，从此后，他每月去太学一次，从而使太学的学习风气大为好转。前秦的学校教育亦是置博士和祭酒进行教授。但苻坚的教育思想是进行正统的儒家经典教育，玄学，佛学一概被视为"非正道"，禁止讲授（但苻坚晚年有佛教倾向）。针对当时经学凋蔽，书籍散乱的状况，苻坚不拘形式，一切以挽救学术为重心。如当时太学唯缺人教授《周官》礼注，而太常韦逞母宋氏传其家学，苻坚"于是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受业，号宋氏为宣文君，赐侍婢十人"②，这样方使《周官》再次流行于世。前秦的学校教育是和人才选拔结合在一起的。苻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曾拔擢优异者83人。苻坚还把教育普及到军队和后宫，史载前秦"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置博士以授经。"③值得注意的是汉代部分教育选举措施在前秦也得到恢复。如长安令徐嵩"苻坚时举贤良"④。建元元年（公元365年）"雍州秀才段铿对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经者十余人，皆拜令长"⑤。前秦政权在苻坚统治下，在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下，学校教育有了很大发展，是十六国时期北方教育发展的一个高峰。史称"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⑥这个评论是公允的。

成汉政权也是氐人建立的。西晋惠帝时关西频遭灾荒，氐人十余万人流入蜀地，巴西宕渠人李特利用流人对西晋州郡官吏贪暴的怨气，聚众起兵。后其子李雄称帝。定都成都（今四川成都）。成汉政权的性质，吏学界争论较多。但是从其实际政治措施看，它比西晋政权和十六国中的绝大部分政权都要好些。境内曾出现了"事少役稀，百姓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的升平景象①。李雄在国内"兴学校，置史官"②，使

①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②　《晋书》卷96《列女传》。

③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④　《晋书》卷115《苻登载记》。

⑤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

⑥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①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　期。学校教育得以在蜀地恢复。李雄之子李班"谦虚博纳，敬爱儒贤"③。李特季弟李骧之子李寿为政时，又广太学，成汉的学校教育保持了较长的持续性。氐人建立的第三个政权是后凉。后凉的建立者为略阳（今甘肃天水市东南）氐人吕光。定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县）。后凉政权系从前秦转化而来，统治者自身有较高的汉化水准，如吕纂曾入前秦太学学习。吕光而改"申商法治"而为"宽简之政"。但由于后凉历时太短（仅15年），又处于四战之地，因此学校教育没有什么建树。

②　《晋书》卷121《李雄载记》。

③　《晋书》卷121《李班载记》。

5。羌人后秦的学校教育后秦的建立者为羌人姚苌。姚苌利用前秦淝水之战失败的有利之机，攻取长安（今西安西北）称帝，国号大秦。此支羌人与汉人交往甚早，可追溯至东汉中叶。因此他们的汉化水平也很高。姚苌称帝后，对教育颇为重视，他"下书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④这实际上是继承了前秦的学校教育制度。姚苌死后，其子姚兴继位。他继续敦励儒学，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在姚兴的倡导下，后秦境内"学者咸劝，儒风盛焉"①。后秦儒学不同于西晋的儒学，没有披上老庄的外衣，是朴学。史载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而弹琴饮酒，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诜闻而泣曰："吾当私刃斩之，以崇风教"②，以致韦高终身不敢见诜。姚兴还下令郡国岁贡清行孝廉一人，以广集儒生。后秦学校教育的另一特色是律学的设立。史载姚兴"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③这说明后秦的教育是儒法并重。后秦的教育除礼法之外，对佛学也十分重视。西域名僧鸠摩罗什在长安被姚兴待以国师之礼。在姚兴的支持下，鸠摩罗什重译诸经，当时号为"新经"，这对传播佛教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之，羌人建立的后秦是一个汉化程度很高的封建政权，其教育的发展也达到了很高层次。

④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

①　参阅章鸿剑《石雅》卷中。

②　赵青云等：《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铸遗址再探讨》，《考古学报》1985年第2　期。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2　期。

③　赵承泽：《关于西汉用煤的问题》，《光明日报》1957年2月4日。6。汉人诸政权的教育状况十六国中汉人建立的政权有前凉、西凉、北燕。这些汉族政权杂处于各少数民族政权之中，它们在保存和传播汉文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前凉、西凉所形成的凉州汉文化区，对北朝乃至隋唐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此点陈寅恪先生已有精譬论述①。

前凉的建立者为张轨。张轨原为西晋凉州刺史，在中原板荡、元帝徙居江左的情况下，他占据河西，建立前凉。张轨在任凉州刺史时对教育就十分重视，"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②这些措施吸引了一大批中原汉族世家地主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定居。张轨之子张实，秀才出身，敬贤爱士，曾将凉州所藏经史图籍贡于京师。张轨之孙张骏于咸康五年（公元339年）"以右长史任处领国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礼。"③张骏之子张重华亦重经义。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凉州名儒辈出。如索袭为"硕德名儒"④；祁嘉被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教授不倦，以至"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⑤；宋纤"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⑥；郭瑀"师事郭荷，尽传其业。精通经义，雅辨谈论，多才艺，善属文"，他曾"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⑦。通过他们的努力，汉文化在偏僻的凉州地区顽强地生存下来了，并对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前凉的教育发展亦具有特殊的意义。

西凉的建立者为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人李暠。李氏为陇西大族，李暠"少而好学，性沈敏宽和，美器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⑧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李暠称王，即立泮宫，并"增高门学生五百人"①。西凉也设儒林祭酒，如迁都酒泉（今甘肃酒泉）时，曾使儒林祭酒刘彦明刻石颂德。李暠对诸子教训甚严，曾写诸葛亮训诫以勉诸子，其中说："且经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名，汝等可不勉哉！"②西凉境内儒风兴盛。辅佐李暠的宋繇雅好儒学，"虽在兵难之间讲诵不废。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展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③。名儒刘晒被李暠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虽有政务，手不释卷"④。撰有《凉书》、《敦煌实录》、《方言》等多种书。推动了河西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

①　《后汉书》卷三十二"郡国四·豫章郡·建城"条引。

②　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2　期。③　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物》1979年第6　期。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嘉峪关新城十二、十三号画像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8　期。

④　夏鼐：《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⑤　《晋书》卷94《隐逸传》。

⑥　《晋书》卷94《隐逸传》。

⑦　《晋书》卷94《隐逸传》。

⑧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①　《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45　页。

②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③　《北史》卷34《宋繇传》、《刘延明传》。

④　《北史》卷34《宋繇传》、《刘延明传》。

北燕系冯跋所创。冯跋在经济上摒弃了西燕和后燕的繁苛，省徭薄赋。

使辽西地区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同时给予教育以一定的地位。太平七年（公元415年）他下书说："武以平乱，文以经务，宁国济俗，实所凭焉。自顷丧难，礼崩乐坏，闾阎绝讽诵之音，后生无庠序之教，子衿之叹复兴于今，岂所以穆章风化，崇阐斯文！可营建太学，以长乐刘轩、营丘张炽、成周翟崇为博士郎中，简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以上教之"⑤，北燕的学校教育由此开始。

整个十六国时期，学校教育的持续性被打乱。各国的教育状况视统治者的素质差异而参差不齐。但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教育并未断绝，无论各少数民族国家或汉人建立的国家，均视之为教化的重心。这对推动民族融合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前秦苻坚、后秦姚兴能如此重视教育，大兴学校，其进步之快令人惊异！凉州文化区长期保存了汉文化，上承两汉，下开隋唐文化鼎盛之先河，功不可没。佛教文化也在这一时期辗转渗入中国文化之中，为汉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

⑤　《晋书》卷125《冯跋载记》。

（四）南朝的学校教育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代晋，建立宋政权，开南朝历史之先河。此后的170年里，又历齐、梁、陈三朝，合称为南朝。

1。刘宋的学校教育宋武帝刘裕即位后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下诏拟建国学，并任命范泰为国子祭酒，征裴松之为国子博士；范泰还着手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措施，但由于武帝很快去世，未能具体实施。宋代国子学的建立是在文帝元嘉十九年（公元442年）。此年文帝下诏"大启庠序"、"广训胄子"①，并要求鲁郡修学舍，采召生徒，并重新整修孔子坟墓，蠲墓侧数户以供洒扫，并种松柏600　株。次年国子学正式开学。著名学者何承天"以本官领国子博士"②，太子于国子学讲《孝经》。文帝父子对国子学十分重视。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太子释奠，采晋故事，官有其注。祭毕，太祖亲临学晏会，太子以下悉豫"③。元嘉二十三年（公元446年）九月，文帝"车驾幸国子学，策试诸生，答问凡五十九人，"④，并于次月赏赐教授和诸生。在刘宋的学校教育中，门阀气味有所减弱。如寒门出身的苏宝，在国子学中为《毛诗》助教，"为太祖所知，官至南台侍御史，江宁令"①。元嘉兴学确如沈约所评"亦一代之盛也"②。可是因宋魏战争，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国子学随废。至孝武帝时，政局又略为稳定。大明五年（公元461年）五月孝武帝"起明堂于国学丙已之地"③，八月又下诏"来岁可修茸庠序，旌延国胄"④，但孝武一朝学校教育始终未掀起高潮。宋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年）设立"总明观"，这主要是一个藏书和研究性的机构，尽管也"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⑤，但教学工作不占主要地位。"总明观"设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阴阳学因无其人而取消），继续了文帝的分科教授制度。南朝学校教育的一大特色是专科学校的建立。专科学校萌芽于宋文帝时期。针对当时官学荒废的状况，文帝征集各地名师集于京师，开馆于鸡笼山，各聚生徒，命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文帝还征庐山处士雷次宗开馆于鸡笼山，学生数百人，命会稽朱膺之、颖川庾蔚之"并以儒学，总监诸生"⑥。此后南齐亦设律学博士。梁武帝天监四年又设律学专科学校，设律博士一人。这种分科教授制度打破了我国传统的以经学为唯一课程的学校教育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是隋唐专科学校发展的萌芽，乃至为后代分科大学之权舆。刘宋地方学校无定制，一般为地方官自行创办，如何尚之为丹阳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颖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①还有一些地方学校属硕师宿儒在地方创办的私学。

①　《后汉书》卷三十三，《郡国志·酒泉郡·延寿》条梁刘昭注引。

②　《宋书》卷64《何承天传》。

③　《宋书》卷14《礼志1》。

④　《宋书》卷5《文帝纪》。

①　徐中舒：《论＜蜀王本纪＞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1　期。②　见《文选》引左思《蜀都赋》，刘逵注。

③　《南史》卷2《宋本纪中》。

④　《宋书》卷6《孝武帝纪》。

⑤　《南史》卷3《宋明帝纪》。

⑥　《宋书》卷93《隐逸传》。

①　郭璞：《郭宏农集》卷一。

2。萧齐的学校教育宋升明三年（公元479年），宋相国、齐公萧道成代宋立齐。萧道成本人少年时曾就学于名儒雷次宗，"治《礼》及《左氏春秋》。"②即位后于建元四年（公元482年）春下诏精选儒官，广延国胄，以志兴学。建元四年诏具体规定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京都二千里为限。"③国学设祭酒（官准诸曹尚书）、博士（准中书郎）、助教（准南台御史）三级，入选者以经学为先。但是建元兴学未及一年即"以国哀故，罢国子学"④，南朝学校兴废之快于此可见一斑。齐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正月，又下诏立学，"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⑤，并任命王俭为祭酒，陆澄为国子博士"国学总算建立起来了。永明国学课程设置有郑、王《易》，社、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谷梁》，郑玄《孝经》。根据课程来看，永明国学确是广弘儒风。究其根源不仅是萧氏本身重儒，而且出身吴郡陆氏的陆澄和出身瑯琊王氏的王俭皆为具有家学渊源的世家大族，他们外玄而内儒，骨子里是极看重周孔名教的。武帝对国子学十分关注，永明四年（公元486年）三月他亲临国子学讲《孝经》，并"赐国子祭酒、博士、助教绢各有差。"①永明五年（公元487年）冬"太子监国学，亲监策试诸生。"②国学中也出现了一些杰出人才，如号为神童的谢几卿，被召补为国子生。文惠太子临国子学时"（王）俭承旨发问，几卿随事辩对，辞无滞者，文惠大称贵焉。"③通过君臣努力，南齐"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由此大兴。"④齐明帝即位之初，国学因内乱而停顿。至建武四年（公元497年）方下诏立学，但明帝不久便死。永泰元年（公元498年），东昏侯萧宝卷即位，依永明旧事废学，从此学校没再设立。《南史》卷71《儒林传序》评曰："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这大体反映了宋、齐两朝的教育状况。

②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引。又见《王羲之汇帖大观》。

③　《南齐书》卷9《礼志上》。

④　《南齐书》卷3《武帝纪》。

⑤　《南齐书》卷9《礼志上》。

①　参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

②　白广美：《关于汉画像砖＜井火煮盐图＞的商榷》，载《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③　《梁书》卷50《文学传下》。

④　《南史》卷22《王俭传》。

3。梁代的学校教育齐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四月，梁公萧衍即帝位，改元天监，代齐建梁，萧衍即为梁武帝。在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中，梁武帝属于一个有才学的人。史载他"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⑤，并亲笔撰写经史文集数百卷。因此在梁武帝的倡导下，梁代的学校教育也达到南朝的高峰。梁代的教育主要集中下列三方面：第一，广开学馆，招集生徒。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梁武帝下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酎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①武帝因此而置五馆，以平原明山宾、吴光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瑒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官供膳宿，射策通经者即除为吏，梁武帝还"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史称"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②。梁武帝对教育如此重视与他政治上的改革关系甚密。天监四年的改革是一系列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九品中正制度的刊革。《文献通考》卷28《选举1》载："梁初无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监中，又制九流常选，年未满三十，不通一经者，不得为官。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乡置乡豪各一人，专典搜荐，无复膏梁、寒素之隔"。"九流常选"替代了"九品中正"，不通经者不得为官，这样依靠"塜中枯骨"世代为官的门阀士族也就失去了屏障；而梁武帝也不得不依靠重视教育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从中下层中来选拔优秀人才了。梁代"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③，也正反映了此点。梁代五馆（后又置集雅馆）教学的内容限于五经，不如刘宋广泛，但五馆的主持人皆为名流，各具特色，也曾掀起一番热潮。如贺瑒"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百数，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④；明山宾七岁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经传，梁武帝初置《五经》博士，"山宾首膺其选"；至其主五馆，"甚有训导之益"⑤；严植之讲经"析理分明。每当登讲，五馆生毕至，听众千余人"①；吴兴沈峻"博通《五经》，尤长《三礼》"，其开馆时群儒执经下坐，"听者常数百人"②。第二，设立国学，严格考试。天监初，武帝即筹办国子学，至天监七年（公元508年）又下诏兴国子学，要求博延胄子，估计国子学至此方正式成立。梁代国子学与晋的国子学性质已不一样，不再是贵族的特殊学校了。武帝天监八年（509年）诏说："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⑤　《梁书》卷3《武帝纪下》。

①　渑池县文化馆等：《渑池县发现的窖藏铁器》，《文物》1976年第8　期。②　《梁书》卷48《儒林传序》。

③　《隋书》卷26《百官志上》。

④　《梁书》卷48《儒林传》。

⑤　《梁书》卷27《明山宾传》。

①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吉利发现西汉冶铁工匠墓葬》，《考古与文物》　1982年第3　期；何堂坤等：《洛阳坩埚附着钢及其科学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5年第1　期。②　《梁书》卷48《儒林传》。

遗隔"③，这反映学生成份起了变化，录用制度也起了变化。梁武帝对国子学十分重视，如天监九年（公元510年）曾两次亲临国学，策试胄子，赏赐学官，并且命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够上年令的皆入学受业。昭明太子萧统天监八年"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太义。讲毕，亲临释奠于国学。"④天监九年国子博士到洽奉敕撰《太学碑》；国子祭酒到溉等又上书要求立正言博士一人，位视国子博士，置助教二人，国学呈现了繁荣局面。梁代无论五馆或国学，均以五经博士总五经以教授，课程设立自然也以经学为核心。但很显然由于玄学的影响，偏重于《周易》，如卞华"年十四，召补国子生，通《周易》"⑤；王劢"梁世为国子《周易》生，射策举高第"⑥；周弘正因于国学讲《周易》，被破格升迁为太学博士。国子学中学术气氛也较自由，甚至老师有疾时可临时用有才学的学生代讲。除了传统儒家经典之外，梁武帝本人的不少著作也被列于学官讲授，如萧子显为国子博士时"于学递述高祖《五经义》"①，武帝所撰《孔子正言章句》也在国学讲授，并作为考试材料。梁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对入学者的入学资格要求不甚严，但是毕业任官一般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这从粱代许多官吏入仕都要经过"明经"、"射策"这一关即可看出。特别是"明经"一科，已开隋唐科举制之先河。第三，建士林馆。梁武帝大同七年（公元541年），于宫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学者。士林馆是一个讲学兼研究的地方，不少学者在此讲学。领军朱异与左丞贺琛在士林馆讲梁武帝的《礼记中庸义》，"独积思经术"的沈洙也常在此讲授；国子博士周弘正讲课时，听者倾朝野；虞荔为士林馆制碑，后被任为士林学士，教育呈现一片兴旺景象。建康也成为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中心。《梁书》卷48《儒林传序》称："高祖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确实，梁代教育的发展与梁武帝本人的大力提倡分不开的。他本人活了86　岁，做了48年皇帝，这也使教育政策保持了较长的稳定性。但梁武帝本人极其佞佛，花费了大量钱财建立庙宇。晚年政治也十分腐败，导致侯景之乱，台城陷落的悲剧，梁代的教育成就也随之付诸滚滚东流的江水了。

③　《梁书》卷2《武帝纪中》。

④　《梁书》卷8《昭明太子传》。

⑤　《梁书》卷48《儒林传》。

⑥　《陈书》卷17《王劢传》。

①　北京钢铁学院金属材料系中心化验室：《河南渑池窖藏铁器检验报告》，《文物》1976年第8　期。4。陈代的学校教育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陈霸先代梁为帝，陈霸先即为陈武帝。陈代初期历文、宣二朝，政治都较稳定，社会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因此教育设施也得初步恢复。陈武帝永定三年（公元559年），"诏依前代置西省博士"②。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嘉德殿学士沈不害上书请兴学校，选公卿子弟皆入于学，使助教、博士朝夕教授，以阐儒教。文帝深表赞同，诏答曰："卿才思优洽，文理可求，弘惜大体，殷勤名教，付外详议，依事施行。"①官学因此而立。陈中央官学是国学和太学并立，这与前代是不同的。如天嘉元年沈德威曾任太学博士，天嘉五年（564年）沈不害迁国子博士，说明太学和国学是分开的。陈官学体制也是分祭酒、博士、助教三级，与前代一样。祭酒、博士、助教均由著名学者担任。如梁代就任国子博士的周弘正，在陈初被迁为国子祭酒。张讥虽为国子助教，但在学问上却敢于与国子祭酒周弘正抗争，弘正对人说："吾每登座，见张讥在席，使人懔然。"②名学者郑灼、沈文阿、沈德威均任太学或国学博士。陈代官学分太学和国学，但学生成份有什么变化却不得而知了。陈皇室对官学还颇为重视。宣帝太建三年（公元571年），"皇太子亲释奠于太学，二傅、祭酒以下赉帛各有差"③；太建十一年（公元579年），"皇太子幸太学，诏新安王于辟雍发《论语》题，仍命伯阳为《辟雍颂》，甚见佳赏"④；陈后主至德三年（公元585年），"皇太子出太学，讲《孝经》，戊戍，讲毕。辛丑，释奠于先师，礼毕，设金石之乐，会晏王公卿士。"⑤不过由于陈代承前代之离乱，衣冠殄尽，国士日蹙，外乱内争频起，学校教育诚如马贵与所说："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⑥总体来看，南朝学校教育时断时续，统治者较为重视中央国学或太学。

地方学校则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况。学术的核心仍是儒家经学，不过南方学术受玄学和佛学的影响较深，学术思想较为活跃。南朝学校教育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如专科学校的设立和与科举制密切相关的"明经"考试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②　何堂坤：《关于灌钢的几个问题》，《科技史文集》第15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

①　《六臣文选》卷三十五张协《七命》。

②　华觉明：《中国古代钢铁冶金技术》，《金属学报》1976年第2　期。③　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考古学报》1975年第2　期。④　《陈书》卷34《文学传》。

⑤　《陈书》卷6《后主纪》。

⑥　《文献通考》卷41《学校考2》。

（五）北朝的学校教育北朝系指魏（北魏、东魏、西魏）、齐、周三朝，历经约200年。在这段时间里，北方社会也历经了激烈的动荡和组合。以游牧射猎为主的鲜卑拓拔族首先入主中原，统一北方近150年，建立起北魏政权。随后北魏又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西魏又被北齐、北周所取代。纷乱的时代里，在北方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悲壮的民族交融的话剧。其间虽有曲折和波澜（如北齐的反汉化教育），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终究接受了较为先进的汉族封建文化，并将本民族的文化融汇进了汉文化之中，历史正是夹带着这样一股新鲜血液走向隋唐文化鼎盛的。同样，只要接受汉族的封建制度，就必须接受汉族的封建文化；而要接受汉族的封建文化就必须接受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教育。因此北朝诸帝大多采取崇儒政策，兴办学校，从而出现了学校教育的短暂繁荣。

1。北魏的学校教育北魏的学校教育从体制上可分为中央国学（太学）和地方乡学；从时间上大体可分平城（今山西大同）和洛阳两个时期。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开始推行汉化的初步改革；后历明元、太武、文成、献文诸帝继续执行，使鲜卑之野蛮逐步转向文明。至孝文帝定都洛阳，全面推行汉化政策，从制度到语言、服饰、风俗上全面改观，从而出现了胡汉不分，民族融合的局面。

北魏的中央学校有太学、国子学、四门小学、皇宗学，此外还有属于专科性质的律学和算学。下面分述其兴立过程。道武帝初定中原时，"虽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①可见道武帝在立国之初即把学校教育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了，明元帝时改国子学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太武帝即位后，于始光三年（426年），又另起太学于城东，并征北方名流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贤俊之胄"为博士，并令各州郡荐举才学之士，久历战乱的北方，儒学由此而兴旺起来。但太武所立太学门阀气味很浓，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身死，主人门诛"②，这种学分贵贱，禁立私学的措施，是一种逆历史潮流的反动。北魏学校教育最为发达的时期是孝文、宣武两朝。孝文帝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宗学，"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③。这4　所中央官学的整体设计是北魏国子祭酒及经学家刘芳提出的，刘芳建议国学与太学之设置应循古制，国子学居宫门之左，太学仍旧在洛阳城东开阳门外东汉旧址，四门小学刘芳觉得如果"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①，因此同处一处，临近太学。刘芳的建议被采纳。皇宗学在迁洛之前亦曾设立，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孝文帝曾临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②；迁洛之后，任城王澄上奏请复，孝文帝表示同意，但具体措施已不可考。但是北魏为皇室子弟专设一学以教授，反映了他们对汉化的迫切要求。北魏学校教育的具体方案虽已出台，但具体设施仍是步履维艰。宣武帝延昌元年（公元512年）诏说："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闱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纪，贵遊之胄，叹同子衿，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学，明年暮春令就。"③这说明进展极其缓慢。至神龟中将立国学，诏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入学，但"未及简置，仍复停废"④。一直到正光三

①　徐州市博物馆：《徐州发现东汉建初二年五十谏钢剑》，《文物》1979年第7　期。分析报告见前何堂坤《百炼钢及其工艺》，并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4　期韩汝玢文。②　刘心健等：《山东苍山发现东汉永初纪年铁刀》，《文物》1974年第12　期，分析报告见前《考古学报》1975年第2　期李众文。

③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①　《魏书》卷55《刘芳传》。

②　《魏书》卷7《高祖纪》。

③　《魏书》卷8《世宗纪》。

④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年（公元522年），方才办起国子学，孝明帝亲自"释奠于国学，命祭酒崔光讲《孝经》"⑤，不过国子生仅有36人。至孝庄帝、节闵帝、孝武帝时期，"海内淆乱，四方校学，所存无几。"⑥官学急剧衰落下去。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之后，征战连绵，学校教育也基本停顿。中央官学除上述以外，还设有律学和算学。如常景"及长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孙良举为律博士"⑦；殷绍"世祖时为算生博士"⑧。北魏中央官学设有祭酒、博士、助教等进行管理和教学，其中中书博士、四门小学博士、皇宗博士为北魏所特有；北魏对博士资格也有明确规定："博士取博关经典，履行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与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业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齿。"①国学生徒有国子生、太学生、中书学生、算生等，对录取学生也有明确规　定："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等"②，这说明北魏政权是充分照顾门阀地主阶级利益的。

北魏中央官学的课程以儒家经学为主。这是因为第一，由于北魏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因此在意识形态上也不得不接受儒家文化，从而给予经学以高度重视。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太宗"至洛阳，观《石经》"③；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秋七月也"幸太学，观《石经》"④；世宗和肃宗皆亲自讲授讲义；第二，北朝经学受玄学影响少、学风朴实，其研究承袭两汉之传统，深度超过南方。关于南北学风之差异，《北史》卷81《儒林传序》有一段很好的比较："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并主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⑤《世说新语·文学篇》也评道："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所谓"约简"和"深芜"之别，实在于南方经学多用魏晋新注，发挥较多；而北方经学多固守章句，比较繁琐。北魏学者李兴业曾出使萧梁，梁武帝问他对于儒学和玄学有何看法，李兴业回答说少时只读经典，不知玄学，足见南方士族崇尚的清谈玄学在北方是没有市场的；第三，北魏传经儒者也很多。史称："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每年愈众。"①郑玄的《易》、《诗》、《书》、《礼》、《论语》、《孝经》，服虔的《左氏春秋》，何休的《公羊传》盛行于北方。著名的大儒有徐遵明、刘献之、刘炫、刘焯、梁越、梁祚、陈奇、常爽、孙惠蔚、卢景裕等。在统治者的重视和名师的传授下，国学学生也勤奋努力，不少学者名流由此而崭露头角。如⑤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⑥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⑦　《魏书》卷82《常景传》。

⑧　《魏书》卷91《艺术列传》。

①　《中国矿产地一览表》第2　卷下，第75　页，1942年。

②　王琎：《中国铜合金内之镍》，《科学》第13　卷第10　期，1929年。③　山内淑人等：《古利器の化学的研究》，《东方学报》京都第11　册。④　李延祥等：《林西县大井古铜矿冶遗址冶炼技术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2　期。⑤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①　王奎克等：《砷的历史在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1　期。后来著名的政治家李安世幼时即为中书学生，"高宗每幸国学，恒独被引问"②；国子博士祖莹幼时为中书学生，能背《尚书》三篇，不遗一字。

北魏除重视中央官学外，对州郡县的地方教育也很重视。献文帝天安初（公元466年），相州刺史李暠上书请建地方学校，其中说到："臣愚欲仰先典，于州郡治所，各立学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业，庶必有成。其经艺通明者，贡之王府，则郁郁之文，于是不坠"③，这大体反映了统治者立学的基本思想，获得献文帝的赞同。献文帝下诏高允议定学制。高允上书"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④献文帝约加综合，于天安元年秋七月"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⑤郡国学校，由此而立。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在献文、孝文、宣武、孝武诸朝，地方学校有所发展。地方学校的发展虽有中央的政策，但具体设施和成就大小，依然要看地方官吏的重视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北魏不少地方官吏，对学校教育是十分看重的。荆州刺史贾俊在郡"表置学官，选聪悟者以教之"①。行河南尹李平"修饰太学，简试通儒以充博士，选五郡聪敏者以教之，图孔子及七十二子于堂，亲为立赞。"②西兖州刺史高佑"以郡国虽有太学，县党宜有黉序，乃县立讲学，党立小学。"③即使在政局动荡的孝明、孝武二朝，地方学校仍没有停顿。如赵郡太守崔孝。。在郡历战乱之后"招抚遗散，先恩后威，一周之后流民大至。兴立学校，亲加劝笃，百姓赖之。"④当然北魏地方学校并非都如此发达，孝文帝时南安王英针对不少地方乡学未立的状况，要求派四门博士巡行课督，即反映了这种情况。

②　赵匡华等：《我国金丹术中砷白铜的源流与验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1　期③　孙淑云等：《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　期。唐兰：《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故宫博物院刊》1979年第11　期。

④　《魏书》卷48《高允传》。

⑤　《魏书》卷6《显祖纪》。

①　赵匡华：《中国历代"黄铜"考释》，《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4　期。②　《魏书》卷65《李平传》。

③　《魏书》卷57《高佑传》、《崔孝。。传》。

④　《魏书》卷57《高佑传》、《崔孝。。传》。

2。北齐的学校教育北齐政权是鲜卑化了的汉人和鲜卑民族中最落后、汉化程度最低的六镇人建立的。这一政权出于对洛阳汉化鲜卑人的不满和对六镇鲜卑化集团利益的维护，大力提倡鲜卑文化，这是对北魏以来汉化政策的一大反动。因此，北齐教育的发展极其艰难和曲折，成效也甚微。

文宣帝高洋天宝元年（公元550年），"诏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风。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服膺师说，研习《礼经》。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⑤国学及郡学虽设立，但是北齐并没有出现如同北魏那样的教育热潮，从上到下，对教育并不感兴趣。国子学只有生徒数十人，"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并无真才实学；"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学生俱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坟籍固不关怀。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亦不检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①读书竟如同差逼徭役一般，学风亦可想而知，北齐统治者无疑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高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者博士也"②，这是典型的"读书无用论"。因此北齐虽然形式上也曾制定过一些教育措施，但从整体上看，这是一个教育颓废，学术荒芜的时代，豪门大族，"罕闻强学"，"胄子以通经仕者，唯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自非莫见其人。"③北齐州郡设立学校，置博士、助教授经。但成效不大。只有清河太守苏琼"每年春，总集大儒卫凯隆、田元凤等讲于郡学，朝吏之案之暇，悉令受书，时人指吏曹为学生屋。"④从文宣帝天保元年开始，郡学普遍立孔庙，这对后世尊孔产生了较大影响。

⑤　《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

①　刘兴：《江苏句容县发现东吴铸钱遗物》，《文物》1987年第1　期。②　郑家相：《历代铜质货币冶铸法简说》，《文物》1959年第4　期。

③　《北齐书》卷44《儒林传序》。

④　《北齐书》卷46《循吏传》。

3。北周的学校教育北周政权虽然也系六镇镇人所建，但是六镇镇人的绝大部分被高欢所占有，宇文泰、宇文护不得不寻求关西汉人的帮助，并推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改革，以与北齐相抗衡。因此北周的政治远较北齐进步，成就也大。学校教育虽不算鼎盛，但也取得一些成就，特别在周武帝时期。北周的学校教育的基本方针，是宇文泰时起用的汉人苏绰制定的。苏绰提出的"六条诏书"，其中建议"先治心"、"择贤良"、"敦教化"①，皆与教育密切相关，被宇文泰采纳。北周的学校教育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诸帝对教育十分重视，尊师重教，奖掖后学。周太祖宇文泰"雅好经术。求阙文于之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兴。"②他虽未即皇帝之位，却常去太学看望。李昶年幼有才学，宇文泰非常看重，"厚加资给，令入太学"③。在公务繁忙，战事频仍之际，他还于行台省置学，取丞郎和府佐入学学习，"悉令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④。他还选名僧讲教义，又命薛慎等兼学佛义，使儒佛沟通。太祖平河东后，又置学东馆，引名儒为师，教授诸将子弟。明帝宇文毓"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⑤。武帝宇文邕于保定三年（公元563年）下诏尊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之老，"帝于是服衮冕，乘碧辂，陈文物，备礼容，清跸而临太学。袒割以食之，奉觞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后命輶轩以致玉帛，征沈重于南荆。及定山东，降至尊而劳万乘，得熊生以殊礼。是以天下慕向，文教远覃。衣儒者之服，挟先王之道，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励从师之志，守专门之业，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⑥周武帝掀起了自北魏以来的第二次儒学高潮。他不仅自己亲自讲经，而且针对儒学，佛、道二教的矛盾情况，让人广泛讨论，以求共识。第二，兴办学校，弘扬学术。北周除中央太学外，还有一些临时设立的带有研究性的学校。如明帝集文学士人80　余人于麟趾殿，建立麟趾学，"在朝有艺业者，不限贵贱，皆预听焉。"①麟趾学除教学外，主要任务是校刊经史，编集丛书。不少南北名士都成为麟趾学学士，如萧。。、王褒、颜之仪，姚最等。甚至梁简文帝之子萧大圜也携带孤本《梁武帝集》和《简文集》，在北周平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后入麟趾学。麟趾学初无班次，后经于翼上书建议，方才议定等级，以明"尚贤贵爵"之义。周武帝还于天和二年"立露门学，置生七十二人"②。以萧。。、曹瑾、元玮、王褒等为文学博士，露门学还设露门博士。从太学、露门博士乐逊"在露门教授皇子"来看③，露门学地位较高。第三，"罢门资之制"。北周还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度。苏绰说："今之选举者当不

①　《周书》卷23《苏绰传》。

②　《周书》卷45《儒林传序》。

③　《周书》卷38《李昶传》。

④　《周书》卷35《薛慎传》。

⑤　《周书》卷4《明帝纪》。

⑥　《周书》卷45《儒林传序》。

①　《周书》卷30《于翼传》。

②　《周书》卷5《武帝纪》。

③　《周书》卷45《儒林传》。

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④因此北周举士权一直归于州、郡、县，没有中正官的地位。虽然北周尚无南朝的考试制度，但已打破了士、庶界限。因为如果要求"擢贤良"，就必须"敦教化"，即重视教育了。这对教育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北周统治者虽然对教育颇为关注，但是由于当时政局不稳，传统的门阀势力仍较强大，也存在一些不好的学风。如"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在北周也存在，宇文贵少从师受学，尝辍书叹曰："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⑤不少门阀贵族子弟上学时"车服华盛"，心思根本不在学问上。

北周地方学校不太发达，虽然曾令州县置博士，但仍要看地方官吏重视如何。北周地方学校可书者不多。辛昂为成都令时"即与诸生祭文翁学堂"①，曾经带动了地方的学风。湖州刺史乐逊"劝励生徒，加以课试，数年之间，化洽州境"②，潞州刺史柳昂"上表请劝学行礼"③。因史料阙如，详情已不可考。

④　《周书》卷23《苏绰传》。

⑤　《周书》卷18《宇文贵传》。

①　何堂坤：《我国古代的钢铁热处理技术》，载《技术史丛谈》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②　北京钢铁学院金属材料系中心试验室：《河南渑池窖藏铁器检验报告》；北　京钢铁学院李众：《从渑池铁器看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成就》，均载《文物》1976年第　8　期。

③　《周书》卷33《柳昂传》。

（六）教育行政制度的基本演变魏晋南北朝的教育行政制度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其间亦有变化。从总体上看自汉至隋，国学诸官，统属太常，《宋书》卷80《礼志5》载："太常有博士，协律校尉员，统太学诸博士祭酒。"但魏晋以降，太常一职已不似两汉，权任渐轻。另外西晋自晋武帝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实行平民教育与贵族教育分途，国子学的演变已有独立发展之趋势，至隋时，"国子寺罢隶太常"④，教育行政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④　《通典·职官9》。

1。三国两晋的教育行政制度魏初置奉常，为六卿之一。文帝即位后，改为九卿，更奉常名为太常，正三品，中二千石，具有最高教育行政长官的性质。曹魏立太学，太学设博士及博士祭酒，官品第五，19人。曹魏设有太学博士及博士祭酒、太常博士（掌引导乘舆，议定湓号）、律学博士。州郡县也立教学之官，州设文学从事，郡设文掾、文学祭酒，县设校官；侯国设文学，"班第五，从七品"⑤。蜀、吴中央也设博士，职掌太学（吴为学宫）的教育。蜀设劝学从事、典学从事、师友从事、典学校尉、儒林校尉、师友祭酒等学官从事地方学校教育，名称繁多，分工与职掌如何不太清楚。吴在地方学校设师友从事，师友祭酒、师友决疑等学官。

西晋初年承魏制，设太学博士19人，其中选聪明有威重者1人为祭酒。

咸宁四年（公元278年）设国子学，置国子祭酒、博士各1人，助教15人，祭酒、博士"训范总统学中众事"①，并对入选者要求甚严。东晋初，太学博士初为5人，后定为9人，元帝末增至16人。国子学也置博士，如太常荀崧上书要求国子博士的人选应如西晋。两晋还设有律学博士和书学博士，列于学官。算学博士尚在史官，不列于国学。两晋地方学校时兴时废，一般来说，州设典学从事、劝学从事，如蜀郡何旅为典学从事；郡国置文学掾1人，如西晋熊远曾被辟为豫章郡文学掾；一些王公府邸也置学官，主持讲学。县也设学官，《晋书》卷24《职官志》载："（县）户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⑤　《大唐六典》卷29。

①　《大唐六典》卷21。

2。南朝教育行政制度南朝中央学校教育仍于太常之下设祭酒、博士、助教等教授学生。刘宋惟设国子学而无太学。国子学中设国子祭酒1人，国子博士2人，及国子助教10人。若不置学，则助教惟置1人，而祭酒、博士常置如故。明帝时设"总明观"，置东观祭酒、访举各1人，主持教学和管理。宋文帝时曾令鲁郡修复校舍，采召生徒，估计地方也立学官，但详情已不得而知。南齐国学也设祭酒、博士、助教，名儒王俭以宰相（尚书令）兼国子祭酒，为前代所无。地方学校州设儒林参军1人，文学祭酒1人，劝学从事2人②。余不见记载。梁代复汉制，以太常为太常卿，位同金紫光禄大夫。梁代五馆和国学置国子祭酒和五经博士进行管理和教学。梁代地方学校行政制度也有建制，武帝曾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设儒林参军、劝学从事、文学从事等。王公亦于府兴学，如湘东王"于府置学，以革领儒林祭酒。"①陈袭梁制，设太常卿。中央官学是太学与国子学并列，设祭酒、博士、助教三级；地方官学也存在，学官设置也大体与前代相同。

②　见《南齐书》卷22《豫章文献王嶷传》。

①　《太平御览》卷三四五引。

3。北朝教育行政制度北朝中央有太常，为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北魏太常位从一品，属官有太常丞、各类博士等。北齐称太常寺。北周依《周礼》之制，改太常为太宗伯卿。此外北朝还设有专门管理佛、道二教的机构，北魏设崇玄署，置仙人博士、管理道教；北齐置昭玄寺，专管佛教，设大统1人，都维郡3人，功曹主簿数人；北周置司寂中士、下士，为管理道教的官职。

北朝各国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设祭酒、博士、助教等进行管理和教学。北朝博士名目繁多，如北魏有国子祭酒、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太史博士、律博士、礼官博士、太卜博士、太医博士、四门小学博士、皇宗博士、中书助教博士、中书教学博士等。天安初，献文帝诏立乡学，按大、次、中、下郡分别设立博士和助教；孝文帝时于县、堂立小学，学官设置已不可考。北齐博士设置也很滥，见诸史书的有国子祭酒、国子博士、太学博士、正言博士、四门学博士、医博士、相博士、祝禁博士、太卜博士及按摩博士等；诸郡也立学，设博士、助教。魏、齐很多博士之名也可能只是流于形式，并无实际功能。北周依《周礼》改制，学校行政制度也颇加厘正，如省祭酒一职，唯置与学校有关的博士，如太学博士、露门博士；明帝创麟趾学只置学士，未见设博士，博士确实精简多了。北周虽曾下令"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①，但地方教育行政制度还是十分不健全的。

①　此节基本观点采朱大渭师之成说，见《文史知识》1989年第5　期。

三、魏晋南北朝教育的基本内容（一）立学以儒为宗1。儒学的独尊地位面临严重的挑战自从西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先后在两汉官学、私学中建立了自己的独尊地位。

在诸子百家学说中，儒学是最具有治国安邦功效的伦理政治学说。在经过西汉董仲舒改造后，儒学又具有"君权神授"、"大一统"等特色，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包括政治法律、道德乃至社会习俗等各方面一整套的规范和准则。所以，儒学是以其维护专制统治的有效性赢得了自己的独霸地位。但是，从东汉末年开始，天下大乱，国家分裂，反叛迭起，篡位不断，秦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土崩瓦解了。这个严酷的现实，迫使东汉以后的统治者总结经验教训，开始怀疑儒学，怀疑它治国安邦的有效性，统治者把目光转向儒学之外，寻找能替代或修补儒学的其它济世良方。

两汉儒学巩固的独尊地位是与选士制度分不开的。士人要做官，首先要学通儒学，然后或通过考试，或以举荐的方式入仕。总之，儒学是仕途的敲门砖。所以，不仅官学因政府的强制而以儒学为教学的基本内容，就是私学也以传授儒学为己任。但是，到了东汉末年，选士制度中的征辟察举制度，名不符实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征辟察举或为外戚宦官把持，或为世家大族所左右，人才选拔严重背离儒家标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进一步发展，世家大族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政治，"九品中正法"作为一种选官制度，已成为世胄高门子弟不问学业，仅靠门第"坐致公卿"的工具。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①。对普通士子来说，儒学作为仕途的敲门砖已经不灵了。

魏晋时期，士子们或是出于对现实的失望，或是为避免直接卷入频繁的政治仇杀中，开始钻研"玄虚淡泊"的玄学。而统治者认为这种"玄虚"之说可补儒学之不足，有利于维护其统治，便有意无意地加以默许或提倡。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动乱与分裂，为玄学的流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玄学盛行，直至成为时代的主要哲学思潮；玄风大炽，以至于成为有闲阶级刻意追求的生活方式。玄学大大削弱了儒学在教育中的独尊地位。

乱世之中，人们绝望于现实，只好把希望寄托给神灵与来世。汉末传至中国的佛教，似乎给苦海中的芸芸众生送来了福音。如果说，玄学主要吸引了社会的上层或文化层，那么佛教则更多吸引的是社会的下层人民。统治者也需要用佛教来麻醉人民，用暮鼓晨钟、诵经呗唱来掩饰他们的凶残与暴虐。佛教鼓吹出世，抛弃家、国，礼佛诵经，与儒家主张入世，忠君孝亲等基本观点形成尖锐的对立。佛教的盛行，意味着儒学在社会中影响力的大大下降。

①　朱家栋：《江西陶瓷考古综述》，《景德镇陶瓷》1989年第1　期。

2。统治者对经学的重视不过，封建统治者也知道儒家尽管出了问题，但仍然是他们治国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所以，有头脑的统治者在教育思想与实践中，都把儒学置于最重要的位置，使儒学得以在时兴时废的学校教育中维持住了自己的宗主地位。

三国时期，与孙吴、蜀汉相比，曹魏最重视经学，成就可观。曹操父子擅长文学，中原士人群起仿效，许多士人"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①，不愿学习儒术。但最高统治者仍是极重视儒学教育，魏明帝曹睿所说的"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②，表明了曹氏统治者的基本态度。魏文帝曹丕即位不久，就下令恢复祀孔。又召集诸儒，主持编篡了一部大型的儒学类书《皇览》；魏明帝唯恐当世巨儒高堂隆、苏林、秦静的学问失传，下诏挑选30　名"高才解经"的郎吏去学他们的"四经三礼"③；魏齐王曹芳喜爱钻研《尚书》等经书，并自正始二年（公元241年）起，三次派太常在太学中祭祀孔子④，进一步确立儒学在官学中的显尊地位。这是中国古代在太学祀孔之始齐王被废后，高贵乡公曹髦继位，在皇位朝不保夕的险境中，他仍亲临太学与众博士辩论经义。

由于曹魏统治者的重视，魏国的经学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传世的《十三经注疏》中，有"三经皆魏人注"，即"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⑤。

蜀汉的丞相诸葛亮认为：儒家的三纲六纪是教育培养人材的根本，"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学者思明师，仕者事明君"①，但蜀汉学校教育不发达，儒学教育的成效远比不上魏国。

孙吴的学校教育亦不兴旺，但孙吴开国君主孙权不仅本人遍读《诗》、《书》、《礼记》、《左传》等儒家经典，而且重视以儒学教育子孙。他选置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名士，为太子孙登"侍讲《诗》《书》"②。西晋司马氏对太学的儒学传统是颇看重的。司马炎代魏不久，就亲临太学，举行《仪礼》中的乡饮酒礼；晋惠帝司马衷于元康三年（公元293年），欲视察太学，依儒家礼仪，先举行隆重的"释奠"，祭祀孔子，然后再赴太学③。

东晋皇帝及若干儒臣在四面玄风中，几次呼喊"笃道崇儒"，但由于中央官学时兴时废，所以他们的想法实施的不多。晋元帝司马睿登基前，王导与戴邈就上书建议他："帝王之要务，莫重于礼学"，要以儒学来复兴教育，

①　杜玉生：《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年第12　期。②　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山东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窑址调查纪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③　《三国志·魏书》卷25《高堂隆传》。

④　《三国志·魏书》。

⑤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3　页。

①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　页。②　《三国志·吴书》卷14《吴王五子传》。

③　《晋书》卷91《儒林传序》、卷3《武帝纪》、卷55《潘岳传》。

"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俎豆之仪幽而更彰"④。司马睿即位后，办了太学，而且多次发布"尊儒劝学"的诏令，还派太子"讲经，行释奠礼于太学"⑤；晋明帝司马绍继位后，广征名儒，充实太学，如将"研精坟典"的任旭、虞喜等征为太学博士⑥；成帝司马衍咸康三年（公元337年），国子祭酒袁瑰等在要求兴学的上书中吁请朝廷"留心经籍，阐明学义"⑦。成帝表示赞同，并开始整顿国子学。无奈当时玄风正炽，成帝这次努力没有多少结果；孝武帝司马曜很想纠正虚玄纵诞之风，于宁康初年，大集重臣、宏儒，亲自讲《孝经》，让谢安等名流侍讲、执经、摘句，轰动朝野①。孝武帝还屡次召戴逵、龚玄之等硕儒任国子博士，以提高儒学教育的水平。

北方十六国统治者中，凡重视教育、积极办学的，莫不看重儒学。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汉化过程中，认识儒学是维护统治、争取汉族人心的主要思想文化武器。虽然十六国立国时间短，和平时间少，教育成绩不多，但儒学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还是十分稳固的。

前赵。南匈奴贵族刘渊与其子刘和、刘聪在儒学上颇有造诣。西晋末年，刘渊任北部都尉时，"幽州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②，刘渊族侄刘曜继位，在改汉国为赵国当年便立太学、小学，请"宿儒"为教授，自己还亲临太学，选拔优秀学生"拜郎中"③。

后赵。国主氐族人石勒出身贫贱，不识字，但器重儒士，提倡经学。他在征战中兴学，任"明经"的官吏为教官，亲自到学校，"考诸学生经义"④；继位的石虎虽昏虐无道，而颇慕经学，派国子博士到洛阳摹写石经⑤。

前燕。鲜卑族慕容氏贵族汉化最深，早在大兴四年（公元321年），慕容廆即认为"平原刘赞儒学该通"，任为"东庠祭酒"，让世子慕容廆与国胄"束修受业"，慕容廆"览政之暇，亦亲临听之"，国主带头尊崇入学，对社会风气有良好的示范作用，"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①；慕容廆"尚经学，多材艺"，即位后，每月临观东庠的"乡射之礼"，并"勤于讲授"，斯时，太学"学徒甚盛，至千余人"②；慕容廆之子慕容俊建立前燕国。慕容俊儒学根底亦颇深，"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侍臣错综义理。"③前秦。氐族人苻坚在王猛辅政期间，几乎是独尊儒学。苻坚亲祀孔子，为礼聘"硕学耆儒"苏通、刘祥来太学讲二《礼》经，自甘露四年（公元362年）起，"每月一临太学"，或"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或"亲临④　《晋书》卷65《王导传》、卷69《戴邈传》。

⑤　《晋书》卷91《儒林传序》、卷6《元帝纪》，《文献通考》卷43《学校考4》。⑥　《晋书》卷91《任旭传》、《虞喜传》。

⑦　《宋书》卷14《礼志1》。

①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0年第9　期，并见表一注。②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　页。③　《晋书》卷101《刘曜载记》。

④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⑤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

①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1》。

②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2》，《晋书》卷109《慕容廆载记》。

③　《晋书》卷110《慕容俊载记》。

讲论"，并向博士提问，"博士多不能对"。

建元十一年（公元375年），苻坚更下令独尊儒学，"尊崇儒教，禁老、庄图谶之学，犯者弃市。""尚书郎王佩读谶，杀之。"史家评价说："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苻坚建国后，因"颇留心儒学"，"而学校渐兴"④。后秦。羌族人姚苌建国于关中，不久即死去，由姚兴继位。姚兴推崇儒学，"听政之暇"，引"耆儒"姜龛等，"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大儒胡辩在洛阳讲学，弟子达千余人，姚兴鼓励关中儒生出关，访学大儒，让关卡放行，"敕关尉曰："诸生谘访道艺，修己后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关中）学者咸劝，儒风盛焉"。姜龛、淳于岐、郭高等硕德耆儒各率门徒数百人，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⑤。在十六国时期，这是空前的儒学兴盛景象。

十六国时期，凉州战争较少，在北部中国儒学最盛。前凉张轨在西晋末年任凉州刺史，开始割据凉州。他在所立学校中，规定春秋行儒家乡射之礼；张重华在位亦与群臣"讲论经义"①。

西凉。建立西凉的李暠，"少而好学"，"通涉经史"，建国初，就扩建学校。他训导子弟说："周孔之教"，"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经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汝等可不勉哉！"②他的得力臂助宁繇"雅好儒学"，如痴如醉，"虽在军旅，讲诵不废"。每闻有儒生造访，立即倒屣出迎，放下手中的军国大事，与儒生纵谈经籍③。

北凉。建国的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尊崇儒学，注意用儒学来培训自己的下属官员。他"亲拜"硕儒刘邴为国师，任命注王朗《易传》的阚骃、"专心经籍"的索敝二人为刘邴助教，命令属下"皆北面受业"④。

南燕。鲜卑族人慕容德称帝仅七年，也能"崇儒术以弘风"，他在建太学的次年便"大集诸生，亲临策试"⑤。

南凉。鲜卑族人秃发利鹿孤称河西王后，"思弘道化"，祠部郎中史嵩建议："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利鹿孤深以为然，随即兴办学校⑥。

南朝玄风大盛，较为质朴的儒学难逃衰落的厄运。但在学校中、朝堂上，讲诵儒学的传统始终未断。特别是梁武帝等尊崇儒学，使南朝有短暂的儒学勃兴时期。

宋。宋武帝刘裕立国后二年，就下诏说：立国要以"教学为先"，因而要"弘振国学"，"选备儒官"，但未及实行，便死去了①。

宋文帝本人博涉经史，懂得儒学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元嘉十九年至二十七年间，恢复了太学。他大倡儒教，下令修复孔子墓，并与太子屡临国子学，④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中》。

⑤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

①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6》。

②　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1》。

③　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1》。

④　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2》。

⑤　《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

⑥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

①　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第2　期。或"北面而礼先师，"或"策试诸生"。在魏晋百余年"传经授业"的儒学教育黯然不振的局面下，宋文帝的作为被史家称为"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的"一代之盛"事②。

南齐。齐高帝萧道成祖孙三代，颇尊崇经学。齐高帝少年学经，师从名儒雷次宗，即位不久，就下诏"精选儒官"，建立国学。但当年夏，齐高帝便死去，齐"以国哀故，罢国子学"③；子武帝萧赜，孙文惠太子于永明四年、五年（公元486-487年）分别亲临国学，讲论《孝经》，策试经术④。

梁。梁朝开国皇帝武帝萧衍，"起自诸生，知崇儒术"，在位期间，不仅自己钻研儒学，尊宠大儒，还开创性地按儒家五经分类，开办儒学专门学校；设五经博士，建士林馆。并不拘一格地培养儒学人材。因而在这一时期，南朝"渐尚儒风"。宋齐时期，因经学式微，以至《宋书》、《齐书》竟"不能为儒林立传"，至《梁书》才又恢复《儒林传》。可以说，南朝四代，宋齐对儒学的重视多流于形式，只有梁武帝把儒学教育落在实处，大加弘扬，使偃息的儒风，重又渐渐兴起。

陈。陈宣帝、陈后主及太子都曾亲临太学。但陈国统治者仅仅满足于提倡儒教的形式，未在教育中花多少气力。

北朝。北朝的教育比南朝发达。北朝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儒学。北朝诸政权中，北魏的儒学最为发展。北魏的鲜卑贵族统治北部中国近150年，他们为了长期统治北方人口中众多的汉族，不得不实行汉化教育政策。儒学教育是北魏汉化教育的核心，其特点是"以经术为先"。

北魏"以经术为先"的一个表现是皇帝们纷纷带头尊孔学经。泰常八年（公元423年），明元帝拓跋嗣到洛阳"观《石经》"；始光三年《公元426年），太武帝到太学"祀孔子"；孝文帝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立孔子庙于京师"，十六年，在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十七年，"观《石经》"，十九年，在鲁"并祠孔子庙"；正光二年（公元521年）、永熙年中（533-534年）孝明帝元诩两至国学行"释奠"礼，并为皇子讲《孝经》，或听大儒讲《孝经》等经书①。

北魏皇帝"以经术为先"的另一个表现是：极为重视专门教授儒学的中央官学。道武帝拓跋珪建国伊始，即兴办规模较大的太学，"以经术为先，。。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公元399年），扩大太学博士队伍，使之专门化，"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②；太武帝拓跋焘为加速以儒术统一思想，不惜采用屠杀政策来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太武帝下诏说：老百姓私藏阴阳、图纬、方技等类书籍，或者私养巫师、僧人等都不利于朝廷"壹齐政化，布淳穗于天下"；为此，他下令："王公以下至于卿士"的子弟，都必须到太学就读，"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①；北魏统治者为了用儒学教育皇室后代，于孝文帝拓跋宏时期建立了皇子学校皇宗学，孝文帝还到皇宗学向博士请教经义②　李家治：《原始瓷器的形成和发展》载《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③　会见叶喆民《中国古瓷浅说》，轻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33　页。

④　《南齐书》卷3《武帝纪》、卷21《文惠太子传》。

①　《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世祖纪上》、卷7《高祖纪》、卷8《世宗纪》、卷89《儒林传》。②　《北史》卷81《儒林传序》，《魏书》卷2《太祖记》。

①　《魏书》卷4《世祖纪下》。

②；宣武帝元恪根据《周礼》又新设四门小学于国都，并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③。北魏中央官学众多，皆"以经术为先"，所以儒学大盛，"经术弥显"④。

北魏"以经术为先"的第三个表现是延揽与重用儒学人材。太武帝于神麔四年（431年），在全国一次"辟召儒俊"数百名，将最优秀的卢玄、高允任为中书博士，这一空前的重用儒士的举措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孝文帝汉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重用一批名儒，如刘芳因"特精经义"，"经学精洽，超迁国子祭酒"；名儒李彪亦以"经书进"，升为中书教学博士；宣武帝立四门小学，又"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大选"之举又一次令全国振奋，使"经术弥显"⑤。

北齐。文宣帝高洋建北齐的第一年，就下诏恢复中央与地方学校，以"敦述儒风"；天宝七年（公元556年），文宣帝又召集"朝臣文学者及礼学官于宫晏会，令以经义相质，亲自临听。太子手笔措问"；天宝九年（558年），监国的太子"集诸儒讲《孝经》"⑥。但北齐的反汉化倾向相当严重，文宣帝父子装点门面的措施并未产生多少实效。

北周。立国时期短，二位统治者热衷儒学，精神感人。周太祖宇文泰"雅好经术"、他总揽西魏朝政时，积极用儒学培养下属与子弟。他"于行台省（临时中央政府）置学"，选丞郎与府佐等官吏为学生，让他们"日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平河东后，宇文泰"置学东馆，教诸将子弟"，以"经学通赡"的樊深为博士；宇文泰又让乐逊等儒师在他家设馆，"教授诸子"，各儒师"分授经业"①。

周武帝宇文邕颇擅儒学，常亲自讲经，由于当时道教、佛教，已与儒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所以讲论儒学经义往往离不开辩论儒、道、佛三教的异同。天和元年（公元566年），武帝"集群臣讲《礼记》"。建德元年（公元572年），武帝在玄都观，"亲御法座讲说，公卿道俗论难"。武帝对儒学大师十分尊崇，将原萧梁五经博士沈重礼聘至京师，封为露门博士，让他参与讨论《五经》，请他讲课。吞并北齐时，到原北齐国子博士熊安生家，"亲执其手，引与同坐"，厚加赏赐，拜为博士②。

②　《魏书》卷7《高祖纪》。

③　《魏书》卷55《刘芳传》。

④　《北史》卷81《儒林传》。

⑤　《魏书》卷47《卢玄传》、卷84《儒林传》、卷55《刘芳传》，《北史》卷81《儒林传》。⑥　《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北齐书》卷5《废帝纪》。

①　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年第3　期。

②　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年第3　期。

3。《五经》是官学的基本课程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的官学都以培养儒士为目的，以经学为课程。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但各个割据政权，以及短暂统一的西晋王朝，在性质上，与两汉政权并无二致，缺少的只是长期的大一统而已。所以，各个政权的基本政治制度仍与两汉一脉相承，因而，儒学仍然是各个政权的基本统治思想。统治者仍然需要通过官办学校灌输儒学，为自己培养儒士型的官吏。儒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重视教育的学派，从教育思想到教学实践有一整套的理论与方法，在动乱交替的年代办学校，舍儒家别的学派还无法独力担当此重任。所以，在这一时期，从主流上看，绝大部分官学办学目的、教学内容和考试方法仍沿袭两汉。各政权为宣扬教化，培养儒士型官吏，选若干饱学的儒士立为博士、助教，作为教授，以儒家的经典为基本学习教材，并作为选拔新官吏的考试标准。

曹魏刊刻儒学"石经"作为太学标准教材。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灵帝刘宏曾召集群儒勘定五经，刊刻石碑，立于太学，作为中央官学和全国经书的标准教本。东汉石经在汉末战火中多有毁伤，文帝曹丕曾下令修补，以应教学之需①。而自东汉末年，马融、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已推倒了两汉盛行的今文经学。熹平石经是今文经学，当然不能适应魏国古文经学教学的需要，于是，"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的古文经学石经，刻经的石碑"长八尺，广四尺"，共"四十八枚"，立于太学②。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正始石经"。

曹魏地方学校也以儒学为主修课程。建安年间，河东太守杜畿，"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并任命大儒乐详为文学祭酒，"使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特多儒者"；建安初年，弘农太守令狐邵派遣官吏赴河东，向"乐详学经"，然后回本郡任教，促进"弘农学业转兴"③；正始年间，陈留太守刘劭"敦崇教化"，"执经讲学"④；管辂15　岁时，在琅邪邵官学就读，"始读《诗》、《论语》及《易》本"⑤。

蜀国的太学和地方学校也是以经学为教材。许慈擅长郑（玄）氏儒学，精通《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其子许勋"传其业，复为博士"。尹宗父亲尹默"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尹宗子继父业，因而被任为博士①。益州劝学从事、典学从事尹默、谯周也均以儒学为教育核心。

孙吴的中央官学名存实亡，所以统治者仅在认识上将儒学放在教学的核心位置。孙权在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先仅为皇子设立"国学"，迟至近30年后，才由景帝孙休于永安元年（公元258年）下诏要立五经博士，招收官吏子弟。可惜，这一诏令没有实行。

孙吴宗室孙奂、孙瑜重视以儒术教育子弟与部下。孙奂"爱乐儒生"，

①　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78年第3　期。②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③　《三国志·魏书》卷16《杜畿传注》，卷16《仓慈传注》。

④　《三国志·魏书》卷21《刘劭传》。

⑤　同前引卷29《方技传》。

①　周仁等：《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1　期。请儒生执教，"命部曲子弟就业，后仕进朝廷者数十人"；孙瑜，"好乐坟典，虽在戎旅，诵声不绝。"为自己部下将吏子弟数百人"立学官"，请笃学好古的儒生济阴人马普执教②。

西晋官学中儒学仍居主宰地位。泰始八年（公元276年），朝廷整顿曹魏留下的太学，精简有七千多人的太学生，去留的唯一标准是是否通过经学考试，"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③。这样留下三千余名，皆有一定的儒学基础。

西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④。魏晋间古文经学中马、郑两学派又开始争斗。因晋武帝是王肃外孙，代表马融学说的王肃经学盛行于晋初。王肃所注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以及其父王朗的《易传》，"皆立学官"，各有专门博士⑤；西晋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晋武帝又为新设国子学，挑选博士，其学问标准为"通明典义"①。国子、太学两学的教授们都是以儒为业，所以被时人称为"二学儒官"②。东晋官学时兴时废。朝廷以博士官职保留若干儒学人材。晋元帝即位的当年设太学，二年后设置五经博士五人，后增至九人，太常荀崧上书要求再增加四人，元帝对荀崧的建议大加赞赏，说：这是"经国之务"，最后下诏，除"《谷梁》肤浅，不足置博士"外，"余如奏"。东晋博士最后增至十六人③。

西晋时期，王弼的《周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杜预的《左传集解》等不受传统师法束缚的经注盛行，又推倒了汉魏有师法的经注，包括古文经学的王肃学派。经注的变化对博士等经师影响很大。从此，官学博士不是专攻一经一家，而是要求通晓诸经了。这是儒学进步的结果。

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学校，也以经学为教育的主要内容，甚至超过南方。

前赵，刘曜在即皇位的当年，即建立太学与小学，挑选"宿儒明经笃学"者，任国子祭酒、崇文祭酒等教育官职④。

后赵，目不识丁的石勒在打天下时，就以"明经"的吏员充任太学与小学的教职，建国后，又设博士、经学祭酒等职。石虎继位后，还将国子祭酒聂熊所注的《谷梁春秋》，"列于学官"。石勒还确定了对州郡每年推荐的秀才、至孝用经学考试的制度，"始立秀、孝试经之制"⑤。

石勒在历史上第一次把专以经学为务的博士设到地方学校中，"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从经学考试中选拔官吏，"三孝修成，显升台府。"石虎继位后，也"下书令郡国立五经博士"①。②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中国古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③　《晋书》卷55《潘岳传》、卷19《礼志上》。

④　《晋书》卷24《职官志》。

⑤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60　页。

①　《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惠基传》。

②　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　期。③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17　页。

④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　期。⑤　《晋书》卷104、105《石勒载记上、下》，卷106《石季龙载记上》。

①　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3　期。前燕。早在鲜卑国时，"儒学该通"的刘赞已任东庠祭酒，国主慕容廆、世子慕容廆都去听刘赞讲经学课。慕容廆即位后，还以经学考试学生，优异者予以重用。

前秦。苻坚称王之初，任命硕学耆儒苏通、刘祥分任《礼记》祭酒、《仪礼》祭酒。结果太学中"英儒毕集"。苻坚以经义出题考试，一次就从太学生中选拔83人，并授以官职②。

后秦姚兴招纳若干耆儒硕德的学者到国都长安办学，广招门徒，结果来长安学习儒学的"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③。

南朝时期，儒学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没变，所以仍受到统治者的一定重视，经学仍是官学的主要内容。

刘宋的国子学以五经为课程，由儒学学者任博士或助教。如何承天"儒史百家，莫不该览"，领国子博士，皇太子到国子学讲《孝经》时，由何承天执经④。苏宝出身寒门，"为《毛诗》助教"⑤。

南齐齐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成立的国子学，突出儒学，数年间，"大弘儒风"。武帝任命尚书令王俭领国子祭酒，陆澄任国子博士，王俭好儒术，"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陆澄则主张"若不大弘儒风，则无所立学"，当时国子学开设郑玄、王弼注的《易》，杜预、服虔注的《春秋》、何休注的《公羊》、麋信注的《谷梁》、郑玄注的《孝经》等儒家课程，王俭以宰相兼国子祭酒的身份，每十天到国子学一次，"监试诸生"，"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由此大兴。"①梁。五经学馆的博士们皆精通儒学。贺瑒"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百数，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明山宾"累居学官，甚有训导之益"，著有《吉礼仪礼》、《礼仪》、《孝经丧礼服义》等书；严植之"精解《丧服》、《孝经》、《论语》，。。遍治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讲课层次清晰，分析深刻，"每当登讲，五馆生毕至，听众千余人"；沈峻"博通《五经》，尤长三礼"，兼国子助教，讲授时，"听者常数百人"②。

国子学的儒学教育与考试也比较正常。梁武帝撰的《五经义》、《孔子正言》等儒学著作也被列入国子学的课程中，《孔子正言》还被列为专科，有正言博士、正言国子生③。传统的明经射策科亦受重视，大同七年（公元541年），南海王大临，与南郡王大连入国子学，"明经射策甲科"，"皆拜中书侍郎"④。

士林馆也是儒学教育的重要场所。"积思经术"的沈洙、精研《周易》的周弘正、"通经术"的孔子祛等大儒皆在士林馆讲经，周弘正以国子博士②　李知宴：《三国·两晋·南北朝制瓷业的成就》，《文物》1979年第2　期。③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

④　《宋书》卷64《何承天传》。

⑤　《宋书》卷75《王僧达传》附《苏宝传》。

①　《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诸葛亮集》。

②　《梁书》卷48《儒林传》、卷27《明山宾传》、《南史》卷71《严植之传》。③　《隋书》卷26《百官志上》，《梁书》卷35《萧子显传》，《陈书》卷33《儒林传》。④　《南史》卷8《梁简文帝诸子传》。

身份居士林馆讲授时，盛况空前，"听者倾朝野"⑤。

梁武帝一朝，在侯景之乱前，官学中儒学教育之盛况可以称得上是南朝之最。

陈。自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恢复官学，至后主祯明三年（公元589年）灭亡近30年间，除"采掇""梁之遗儒"，小规模地维持学校的儒学教育外，乏善可陈①。

北魏。经学是北魏官学的核心课程。孝文帝太和十七年迁都洛阳，当年就到太学观看《石经》。这说明《石经》在北魏迁都后，立即被作为太学的标准教材；再从盛世的宣武帝，经孝明帝，到末世的孝武帝，诸帝多次亲自讲经与听经看，当时经学教育始终是最重要的教学内容。北魏对地方教育极重视，创立了郡国官学制度，规定郡国官学以儒学教育为主。制度规定：郡学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博士与助教要选拔"博观经典"的儒师充任。学生则有"三年一校所通经数"的经学考试规定②。许多地方官也尊孔重教，有的或自己执经教学，或聘通儒任教。行河南尹李平，"简试通儒以充博士，。。图孔子及七十二子于堂"；恒农太守刘道斌，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象。萧宝夤为徐州太史，"起学馆于清东，朔望引见土姓子弟。。与论经义"；河东太守崔游，在太学中"亲自说经"③。

北齐。统治者在形式上也把儒学教育也放在学校的显要位置上。如文宣帝高洋在建北齐之初，就把"蔡邕石经五十二枚"，移置国子学，意欲作为标准教材；又创立郡国官学立孔庙之制，但由于北齐的反汉化倾向，在教育实施中，儒学无甚用武之地。国子学仅有几十名学生，博士"徒有虚名"；州郡学校的学生更是强拉充数。统治者阶层中多不愿学儒学。

北周。明帝即位后，"立麟趾学"，麟趾学主要任务是编刊经史，并无多少教学任务，而且儒学也无突出地位，仅与史学平分秋色；武帝天和二年（公元567年）又设置露门学，以教育皇子。儒宗沈重、乐逊都在此讲学。但露门四博士却称"文学博士"，其教学任务遍及文史经，并非突出经学一门。看来，北周官学中儒学的地位在下降。

在北齐、北周学校教育中，学生不尚儒术，居然形成风气。北齐的反汉化倾向，北周统治者感染南朝风尚，渐尚文采，都削弱了儒学在学校中的影响力。此外，北魏分裂为东、西魏，转而又形成北齐、北周对峙，长期的和平统一局面又被战争、动乱所代替。儒学在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暴力冲突面前，显得有些无能为力，统治阶层中对儒学的信心自然动摇。在教育上，学风衰颓，"读书无用"论泛起。

⑤　《陈书》卷33《儒林传》、卷24《周弘正传》、《梁书》卷48《儒林传》。

①　《文选》卷四十。

②　据石声汉选释《齐民要术》选读本，农业出版社1961年版；1956年中华书局本《齐民要术》作"用炭易练而丝韧"。不作"用盐"疑误。

③　《魏书》卷65《李平传》、卷79《刘道斌传》、卷59《萧宝夤传》、卷57《崔游传》。4。私人教育重视儒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与分裂，教育发展受阻，官学时兴时废，但私人教育却较繁荣。儒学在私人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魏晋时期，私人开馆授徒的多是钻研经术的硕儒，教学内容基本上是儒学《五经》。如有"儒宗"之称的贾洪，对《春秋左传》特精，三任县令，"所在辄开除厩舍，亲授诸生"。另一"儒宗"隗禧，致仕返乡已"年八十余"，前来求学的人仍然"甚多"①。

有的儒生隐居不仕，专事教授。建安初年，长安"宿儒"栾文博开馆，有"门徒数千"，贫寒出身的石德林投其门下学习，然后"精《诗》、《书》"②；西晋刘兆，"安贫乐道"，潜心研究《周易》、《周礼》、《春秋》，"从受业者数千人"①；前凉宋纤，隐逸不出，"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注《论语》"②。

这些大儒开办的以讲授经学为主的私学，规模往往成百上千，甚至数千人，超过了官学，所以，儒学在魏晋私人教育中的影响远较官学广泛。魏国，邴原讲授《礼》、《乐》，吟咏《诗》、《书》，门徒数百③；西晋，杜夷"世以儒学称"，在家乡"闭门教授，生徒千人"④；前凉，祈嘉"博通经传，精究大义"，"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郭瑜，"清通经义，。。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⑤。就社会影响而言，南朝经学不如玄学、佛学，但在私人教育中，仍以传授儒学的居多。宋、齐时，私人讲学较少，规模亦小，刘。。身材瘦小，儒学却"冠于当时"，被学生视为"师范"，门生多王公贵戚，"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⑥；儒士沈麟士，早年家贫，编织竹帘为生，手里劳作而口中诵书，"口手不息"，乡邻们称他为"织帘先生"。后来，隐居吴差山，讲经教授为业，门徒"数十百人"，先生贫寒，无深屋广厦供学生学习、住宿，学生们便"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幽静的深山竟因此喧嚣起来，当地有民谣道："吴差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成市"⑦；齐永元末年，少好《三礼》的何佟之常集诸生讲论，"孜孜不怠"⑧；梁朝，由于梁武帝"尊重儒术"，经学教育大振。大儒们纷纷聚徒讲学，严植之"遍治"诸经，"开馆在潮沟，生徒常百数，。。听众千余人"①。贺瑒"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百数"

①　《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

②　《三国志·魏书》卷11《管宁传》注。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年第10　期。

②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　期。③　《三国志·魏书》卷11《邴原传》及注。

④　《晋书》卷91《儒林传》。

⑤　《晋书》卷94《隐逸传》。

⑥　《南齐书》卷39《刘。。传》。

⑦　《南史》卷76《隐逸传下》。

⑧　《梁书》卷48《儒林传》。

①　羖羊，石声汉《齐民要术选读本》（农业出版社，1961年）释为黑羊；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释为山羊。今从后说。

②。

北朝风尚纯朴，受两汉经学影响较大，在私人教学内容中，经学占着主要地位，玄学没有地位。尤其是在北魏的孝文帝迁洛后至宣武帝时期，"天下承平"，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官、私"学业大盛"，"经术弥显"。在北齐，虽然反汉化倾向日益严重，社会经济亦不景气，但求学之风并未偃息，"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十数。燕赵之俗，此众尤甚焉。"而北周武帝礼聘名儒沈重，亲访名儒熊安生等重儒举措，又重振了北朝的负笈求儒学的风气，于是"衣儒者之服，挟先王之道，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励从师之志，守专门之业，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虽然，北周儒学繁荣期短，因而学者的成绩比不上魏晋，但"风移俗变，抑亦近代之美也。"③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主宰社会。世代相传的家学是许多世族兴起与维系的重要凭借与手段，而家传学问中最重要、最普遍的便是儒学。家传儒学的特点是世代传授先辈擅长的儒学中的一个或若干方面。累世相传、发展，形成优势。

吴范平，"家世好学"，其三子奭、咸、泉及泉子蔚，"并以儒学至大官"。

徐苗，自曾祖徐华至苗，魏晋间，"累世相承，皆以博士为郡守"，西晋时，徐苗为当世"儒宗"。两晋儒宗杜夷，家为庐江著姓，"世以儒学称"，杜夷居家教授，"生徒千人"，东晋元帝曾三遣太子至夷家，"执经问义"①。南朝，伏曼容，刘宋大儒，子暅，"幼传父业"，梁五经博士；孙挺，家学薰陶，"七岁通《孝经》、《论语》"，梁武帝时，任"中军参军事"，居宅讲《论语》，"听者倾朝"。伏氏三世同时聚徒教授，"罕有其比"②。贺瑒，"晋司空循之玄孙"，"世以儒术显"。祖道力"善《三礼》有盛名"，"父损亦传家业"，而贺瑒"于《礼》尤精"，为梁武帝的首任五经博士，他的两个儿子革、季与侄子琛，"并传瑒业"③。

司马筠，"博通经术，尤明《三礼》"，梁武帝时任尚书祠部郎，"子寿传父业，亦仕位"至尚书祠部郎"；文阿，"少习父业，研精章句"，并"颇传祖舅太史叔明、舅五慧兴"的经术，遂"通《三礼》、《三传》"，梁武帝时任五经博士；贺德基，其家"世传《礼》学"，"三世儒学，俱为祠部郎"；顾越，"家传儒学，并专门教授"，梁武帝时任五经博士④。在战乱不止的年代，在世家大族发展的时期，聚族或依附强族而居的趋势有所加强，官学教育地位下降，家庭与家族教育重要性就增加了。家庭教育有时也兼及乡邻。与家传教育不同的是，家族教育重视传授儒学基础知识与道德规范。

西晋，华廙得罪权贵，罢官家居，"教诲子孙讲诵经典"⑤；西晋末年，②　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10　期。③　吴震：《介绍八件高昌契约》，《文物》1962年第7、8　期。

①　李崇州：《我国古代的脚踏纺车》，《文物》1977年第12　期。

②　《南史》卷71《儒林传》。

③　《南史》卷62《贺瑒传》。

④　《南史》卷71《儒林传》。

⑤　《晋书》卷44《华表传》。

王延"究览经史，皆通大义"，农闲时，"训诱宗族，侃侃不倦"⑥。

南朝，顾越家乡在新坂黄冈，宗族所办的"乡校"，世代相传，所以"顾氏多儒学"①；沈峻，家贫无力负笈投师，少时，师从族人大儒沈麟士，"遂博通《五经》"②；垣昙深妻郑氏，年轻居孀，子文疑四岁时，便"亲教经礼，训以义方"③；"谢贞母王氏，授贞《论语》、《孝经》"④。

北魏裴敬宪，"抚训诸弟，专以读诵为业"⑤；太学博士房景先，"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⑥。

这一时期贵族豪门势雄财大，重视文化者多请大学者为师，于府第中开馆，教授子弟。为了家族利益，他们多择硕学鸿儒传授讲求忠孝节义的儒学，而不是提倡放纵自己，不理世事的玄学，或无父无君、弃国弃家的佛学。北朝，把持东魏朝政的齐高祖高欢，很重视用儒学教育子　弟，东魏天平年间，高欢先后聘北魏博士、"经明行著"、"学综绪经"的卢景裕、李同轨两人至府中，"教诸公子"⑦；李同轨死后，高欢聘名儒李铉、刁柔"授皇太子诸王经术"⑧；北齐时，兼通礼传的鲍长暄，"恒在京教授贵游子弟"⑨。西魏时，硕儒徐遵明的高足乐逊，被太尉李弼请去"教授诸子"⑩。

⑥　《晋书》卷88《孝友传》。

①　《南史》卷71《儒林传》。

②　《南史》卷71《儒林传》。

③　《南史》卷25《垣护之传》。

④　《陈书》卷32《孝行传》。

⑤　《魏书》卷85《文苑传》。

⑥　《魏书》卷43《房景先传》。

⑦　《魏书》卷84《儒林传》。

⑧　《北齐书》卷44《儒林传》。

⑨　《北齐书》卷44《儒林传》。

⑩　《周书》卷45《儒林传》。

（二）玄风与佛学对教育的影响1。玄儒双修下的魏晋南朝教育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玄学。"玄"之义，本自《老子》中的"道"，"道"也就是"无"。魏晋时期，相当一部分士人，重视研究道家经典《老子》、《庄子》和儒家经典中最具神秘色彩的《易经》，这三本书都着重探讨宇宙或万物的本源，内容深奥玄远，时人略称三书为"三玄"，称研究"三玄"的学问为"玄学"。

谈玄的风气曹魏时期已经出现，但"玄学"一词较为晚出，《晋书·陆云传》中有则陆云转而谈玄的故事：一次，陆云外出访友，夜晚迷路，不知所往，忽然看见林木深处透出灯火。陆云赶紧摸过去，来到灯火处，原是一家人家。当晚，陆云借宿于此。他看见宅中一少年，风度翩翩，在执书夜读，便过去与少年攀谈，少年在读《老子》，谈起《老子》来，少年口若悬河，言辞优美，而旨意玄远，陆云听了，佩服十分。次日晨，陆云醒来，欲寻主人辞行，却不见什么房屋，面前只有孤冢一座，冢前碑上刻着"魏故尚书郎王弼之墓"字样。陆云原来对"玄学"无甚兴趣，返家后，自此热衷谈玄。汉末战乱，大一统国家彻底垮台，证明汉代的今文经学、儒家的仁义礼法不是统治者长治久安的唯一思想统治工具，他们要另找一种工具以为儒学的补充。

《老子》的无为思想、《易经》的神秘色彩、《庄子》蔑视礼法的批判精神与不论是非的颓废意识，满足了统治集团、门阀世族和一部分士人的需要，因而玄学诞生，并很快发展成为魏晋南朝的主要思想潮流。

玄学清谈风气形成于魏齐王曹芳的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所以后世称玄学清谈为"正始之音"。玄学的倡导人为何晏、王弼。何晏著《道德论》，王弼著《周易注》和《老子注》。他　们"祖述老庄"，"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笃守"无为"既能"恃以成德"，又可以"恃以免身"，即是说，以道家逍遥的态度，避免卷入权力争斗的漩涡，才能保全身家性命。这种"贵无论"经过何、王两人的倡导，很快发展成为当时主要的哲学思潮。进入西晋，嵇康、阮籍、刘伶等"竹林七贤"，"口谈浮虚，不遵礼法"，饮酒作乐，放荡形骸。经过他们身体力行式的提倡，玄风更盛。玄学渐渐从一种哲学思潮发展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风尚。

东晋时期，崇尚玄学的名士们主要追求放任不羁的生活，行为背礼违节，学术上却无甚建树。名士光逸避乱南渡，投友胡毋辅之。到那儿，胡毋辅之与几位名士赤身裸体，闭室酣饮已有数日，光逸要推门进去。侍者不允许，光逸就在院子里把衣服脱了，从狗洞中伸头进去，看见胡毋辅之等人便大声呼叫。胡毋辅之说："别人决不会这样豁达，一定是我友光逸，快快请他进来。"光逸进去后，又和他们喝个通宵达旦①。世族子弟们竟相仿效这些名士，他们傅粉施朱，手摇麈尾，行步顾影，自比神仙。玄学的品格在下降，玄风的影响却在扩大。

至南朝，尽管出现了周弘正、张讥等"玄宗领袖"，但他们在玄学上并无突出成就，刘宋时期，特设玄学馆，让玄学与历史悠久的儒学、史学、文

①　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3　页。学并立学林，虽然玄学馆在促进玄学研究上并无显著成效，大半程度上成为刘宋粉饰太平、装点门面的花瓶，但由此可知，玄学作为一门学问已得到统治者与社会的普遍承认。

玄学兴盛后，对中国古代传统的教育是有重大冲击的。首先在教育思想上，玄学以自然放任思想，猛烈抨击乃至全面否定儒家的礼乐名教。玄学对两汉君权神授的儒学思想，对汉儒繁琐章句学问的冲击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玄学家往往进而全面否定儒学，甚至要人们放弃学习、抛弃文字。这是不利于教育发展的。如嵇康说：世俗以"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而他则反其道而行之，"以明堂为丙舍（墓前小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焦，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谈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①其次"贵游子弟多无学术"。在教育实践中，"矜高浮诞"的玄风形成后，许多士人对儒学失去兴趣，即便入学，也不愿埋首读书。魏正始以后，更尚玄虚，公卿士庶，罕通经业。东晋成帝时，时局稍安，成帝同意国子祭酒袁瑰的意见，准备振兴中央官学，但当时已形成"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的风气②。几年振兴努力，不见成效，后来战事重开，太学竟因此而停办。宋齐之时，儒学仍然不振，"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大儒只肯独善其身，后进徒拥经书，而无处求学讲习③。而士族子弟则可以依靠九品中正制"依流平进"，俯拾青紫。玄风盛行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件高雅的外衣。他们中有一小部分人倒真的崇尚玄学，但也只会夸夸其谈，评古论今，既不忧虑丧乱之祸、战阵之急，也不关心耕稼之苦、劳役之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追随玄风，隐藏自己的懒惰与无能，用放达脱俗来披挂自己的奢侈放纵。"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但颇会借用玄风之皮毛，逍遥放纵，平时，他们"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考试时，"明经求第，则雇人答策"；宴会交际时，"则假手赋诗"。当此时，他们可称作"快士"。一旦遇到"离乱之后"，身无一技之长，"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只有束手待毙，"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①。西晋玄学领袖王衍，虽然能"口中雌黄"，却救不了自己，他被石勒所杀，临死前叹息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戳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②第三，"学者习虚玄"。玄学盛行后，有许多学者不仅专治《老》、《庄》、《易》，而且也投身教育实践，与经学家一样，教授门徒，弟子也曾多至数百人。在教育阵地上，开始改变"立学专以儒为宗"的一边倒的局面。

西晋的杨轲，"少好《易》"，"悠然自得，疏宾异客，音旨未曾交也"。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0期。

②　朱龙华：《从"丝绸之路"到马可·波罗--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268　页。

③　叶奕良：《"丝绸之路"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50页。

①　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第八》。

②　《晋书》卷43《王戎传附王衍》。

但"学业精微，养徒数百"，"教授不绝"③。

南朝的伏曼容，善《老》、《易》，聚徒教授以自业。"生徒常数十百人"④；杜京产，"专修黄、老"，齐永明十年，"于会稽日门山聚徒教授"⑤。

第四，"皆以为谈辩之资"。玄学的表现形式是清谈，即所谓"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①。当时，"父兄师友之所讲求，专推究《老》、《庄》"，"五经中惟崇《易》理"，"以为口舌之助"，许多人钻研玄学，目的不是阐扬玄学而是为了清谈，"所学亦正以供谈资"②。所以，工玄学者，或被人推崇为"谈宗"或自称"谈士"③。

玄学以清谈见长，清谈风靡士林，所以"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辩之资"④。本来两汉教育中就有诘难的传统，如西汉宣帝曾召集诸儒讲五经异同，宣帝"亲临决"；东汉章帝召集博士及儒生聚会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章帝亦"称制临决"。但诘难、辩论是因各家师说互有异同而起，并非以此而决胜负。在清谈风气影响下，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时，互相诘难、自由辩论蔚为风气，并常常以此决分高低。在南朝梁武帝时代，儒学重建在教育中的宗主地位，但儒学的讲授方法深受玄学清谈影响。"虽事文于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座。以才辩相争胜，与晋人精谈无异"⑤。如梁武帝令朱异执《孝经》诵《士孝》章，岑之敬升讲座阐释，梁武帝亲自诘难，岑之敬应声而答，纵横剖释⑥。梁武帝时，太学博士鲍皦因病不能讲课，请太学生纪少瑜代讲，只因纪少瑜"善谈吐，辩捷如流"⑦。

梁陈间学者周弘正与张讥论辩事颇典型。张讥甚有辩才，梁简文帝做太子时，在士林馆以《孝经》发问，张讥"议论往复，甚见嗟赏"；大儒周弘正亦一能言善辩之士，精《易》经，讲课时，"听者倾朝野"①。但他辩不过张讥。陈天嘉年间，周弘正任国子博士，张讥任国子助教，周弘正在国子学讲《易》经，其四弟周弘直亦在讲席就坐，张讥即席与周弘正辩论，周弘正不敌而词穷，周弘直"危坐厉声"，救援兄长，"助其申理"。张讥脸色一整，对周弘直说："今日群贤会萃，辩论大道至理，并非意气相争，你虽然明知兄长窘迫坐困，也不能出言相助。"周弘直一怔，旋即振声而答："我作为学生，帮助老师，天经地义，有何不对？"话音一落，举座欢笑。周弘正后来对别人说："吾每登座，见张讥在席，使人懔然"②。

第五，儒玄双修。以世家大族为支柱的两晋及南朝统治者，一方面需要③　《晋书》卷94《杨轲传》。

④　《梁书》卷48《儒林传》。

⑤　《南齐书》卷54《杜京产传》，《南史》卷75《杜京产传》。

①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②　赵翼：《廿二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

③　《晋书》卷90《潘京传》、《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④　赵翼：《廿二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

⑤　赵翼《廿二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

⑥　《陈书》卷33《岑之敬传》。

⑦　《南史》卷72《纪少瑜传》。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1972年第3　期。②　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年7、8　期用儒学礼教去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一方面又讴歌纵情任性的玄学，以证明他们享受的合理性。统治阶级的这种双重需要，决定了儒学与玄学的并行与融合。玄学在形式发展过程中，在旨趣上有"贵无"、"崇有"的区别，还有"名实"、"才性"、"言意"之分辩，但实际上只有"以道释儒"和"以儒释道"的区别。

玄学从诞生伊始，就走上了亦儒亦玄、儒玄双修的道路。玄学的开山祖师之一的王弼，本通儒术，再研《易》、《老子》，"好论儒道"③；玄学大师阮籍早年志尚诗书，推崇儒术，中年时才转而用道家思想去解释儒学，主张名教本之于自然；④西晋玄谈领袖乐广，"善清言"，但并不抛弃名教，说："名教内自有乐地"；⑤西晋的玄学理论家郭象，好老庄，谈辩"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⑥他在《庄子注》中提出了玄学的"独化论"，但仍然强调儒家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等封建等级观念；而裴頠的《崇有论》则是极力调和玄学与儒学的矛盾①；东晋的江惇"儒玄并综"，著《通道崇检论》，极力调和儒玄②；南齐的杜京产虽"专修黄、老"，却"学遍玄、儒"③。梁武帝多才多艺，又重视儒学教育，但他"洞达儒玄"，既注儒经，又撰玄论④。在主要从事儒学教育的学者中，不少兼通儒玄。在教课中，或儒玄并举，或有所侧重。吴苞，通儒学，也好老庄，南齐时，却与刘瑒分别讲《论语》、《礼》；伏曼容乃齐梁间大儒，却善《老》、《易》，常年聚徒讲授玄学；梁五经博士贺瑒对儒学《礼》和三玄经典皆有研究，在儒学五馆中主持《礼》学馆，馆中生徒常有数百。

陈朝，官至尚书的孙瑒，"常于山斋设讲肆，集玄儒之士"⑤。

曾与周弘正辩论的张讥，少年时便通儒家的《孝经》与《论语》，但又"笃好玄儒"。在陈文帝时，他任国子助教，教授儒学；至陈宣帝时，他任东宫学士，又讲《庄》、《老》。

学生学习往往亦兼学儒玄。有神童称号的谢几卿，幼年入补南齐国子生，入学时，已以"长玄理"而出名，齐文慧太子让硕儒国子祭酒王俭"以经义访之"，谢几卿"随事辩对"，谈吐如流⑥，可见他不仅长于玄学，同时也有扎实的儒学功底；周弘正十岁时，已有玄学基础，"通《老子》、《周易》，入国子学后，专学《周易》经，少年成名"⑦；颜之推出身儒学世家，家传《周礼》、《左氏》，梁朝湘东王萧绎"自讲《庄》、《老》"时，年方12　岁的颜之推便被收为门徒①。

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0期。又见《"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1972年第3　期。④　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02-104　页。⑤　《晋书》卷43《乐广传》。

①　同前引罗著第114-120　页。

②　《晋书》卷56《江统传》。

③　《南齐书》卷54《高逸传》。

④　《梁书》卷3《武帝纪》。

⑤　《陈书》卷25《孙瑒传》。

⑥　《梁书》卷50《谢几卿传》。

⑦　《陈书》卷24《周弘正传》。

①　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1　页。南朝时，学生兼习玄、儒，甚至兼学佛教，已成一种时尚，梁朝王褒作《幼训》，作为子女的童蒙教材，其中说他自己从幼时发蒙至年届知命，一直是"既崇周、孔之教，兼行老、释之谈"，要求孩子们继承他的学风。陈代的徐孝先，少年入国子学，专攻《易》经，兼及老庄，"能谈玄理"，以后又"遍通五经"②。

②　李崇洲：《中国古代各类灌溉机械的发明和发展》，《农业考古》1983年第1　期。2。佛教对教育的影响（1）佛学渗透儒、玄学很多佛学大师都精通儒玄学问，东晋时，南方佛教领袖慧远，出身世族，少年时，游学许昌、洛阳，学成后，"博综六经，尤善《庄》、《老》"③。由于有儒玄两家学问功底，他在讲道时，常常用儒学、玄学进行对比、类比，使深奥的佛经教义变得通俗易懂，调和了佛教与儒家的矛盾，使佛教进一步中国化。

后秦高僧僧肇本东晋人，出家前，遍观经史，尤好老庄之学。出家后师从佛学大师鸠摩罗什。他以生动的比喻、优美的文笔，深入浅出地批评玄学的崇有论，宣扬客观世界的虚假性，劝导人们忍受肉体痛苦，追求精神上的超脱。

东晋高僧竺道生，出身官僚家庭，《高僧传》说他"幼而颖悟，聪哲若神"④，当有很好的儒学功底，他的佛学理论贡献之一，就是融合儒佛两家旧说，首创顿悟成佛说。该说认为佛性人人皆有，亦人人可悟。让作恶多端的人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给亟欲摆脱现世痛苦的人们分发廉价的天国门票。所以它在中国很快传播开来了。顿悟的途径是什么？竺道生强调个人内心修养和精神教育相结合。这种顿悟说，与儒家孟子所谓人性皆善，人皆可为尧舜之义相通。

僧侣们借用儒学、玄学来改造佛学，宣扬佛教；统治者亦借用佛学来补充儒学教育之不足，巩固统治。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典型的是梁武帝。梁武帝博学多才，不仅精通儒学、玄学，也精通佛教，写有多篇佛学作品。他认为当时激烈冲突的儒、道、佛三教各有妙用，不能偏废：儒学要人们恪守礼法伦常，道教劝人们和平揖让，佛教引导人们向往极乐净土，三教共同点都是要人们安于现状，不要反抗；三教不仅实践上可以补充，在理论亦可贯通。他强调三教同源，称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为"三圣"，而儒教与道教源于佛教；他还拼凑出一个"真神佛性"的佛学理论，以人的善性为真神，想把儒学、古代迷信与佛学揉在一起，用佛教的形式服务于儒家学说，用孝道和行善去解释佛家的佛性，目的是巩固封建统治梁武帝晚年佞佛，"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天下户口几亡其半。"①北魏孝文帝精通"五经之义"，"善谈《庄》、《老》"，且"尤精释义"②。他一方面检括僧尼，限制人民不得随便出家；一面又崇敬名僧，探讨佛学，巧妙地把佛教驯服为自己的统治工具。

周太祖宇文泰雅好经术，重视儒学教育，从郎吏中挑选青年俊杰，"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他又从俊杰中挑出最杰出的12人，与自己一起读书，并挑选名僧100人，到府内讲佛经，并让侍读的12位高材生"兼学佛义"，由于他的身体力行，西魏末年以后，"西方竞为"③　《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

④　《高僧传》卷7《竺道生传》。

①　《南史》卷70《郭祖琛传》。

②　《魏书》卷7《孝文帝纪下》。

大乘佛学①。

由于统治者的提倡，许多士人兼通儒、玄（或是道家）、释之学。梁陈间人马枢，六岁学儒经及《老子》，成年时已"博极经史"，"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梁邵陵王萧纶请马枢任学士，让他同时开讲佛经《维摩》、《老子》、《周易》，"道俗听者二千人"。萧纶想知道三部经典的优劣，鼓励听众群起发难。马枢"依次剖判，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流别，转变无穷"，讲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听者哪里分得出三书的高低上下，惟有"拱默听受而已"②。

（2）佛学对教学的影响义疏即逐条注释原文，源于佛教。释道安的师傅浮调，取前人已注解的或没有合集的经文，解释其意旨，逐条加以注释③。佛学义疏于是兴起。魏晋南北朝的儒士们也沿用了义疏体裁用以注释经典，在教学中则作为教材使用，如南朝崔灵恩的《三礼义宗》、《左氏春秋义》，北朝李铉的《三礼义疏》、熊安生的《礼记义疏》等皆属此类。直至南宋朱熹的《四书集句》，仍可看到这种体裁的影响。

魏晋何晏的《论语集解》、杜预的《左传集解》则受佛教的会译子注体裁的影响。这种体裁可能最初是中国佛教高僧们从汉代讲经之法上借鉴来的，经佛教讲经、译经，使之细致完备。竺昙无于东晋孝武帝年间，汇编不同文字本的同一种经书，先取一经文为主，称母经，其它经上的事数列为子注，是为会译。这种会译显然也是浮调义疏的发展。"后世的会译子注，盖均原出于此。"①寺庙是僧侣集中修行的地方，具有佛教学校的性质。佛教发展很快，北魏时洛阳一处就有1367　所寺院，南朝梁武帝时建康一处就有500　多座寺院。寺院在兴起中形成了一些特色与制度，对后来书院制度发展有重要影响。禅定是佛教修行的重要手段。高僧常选择清静的山林建立禅林精舍，作为坐禅传授佛学的场所。如东晋释慧远在风景幽静的庐山，先住龙泉精舍，后建东林寺，从此三十余年，足不出山，送客亦以寺前虎溪为界。"既而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②竺僧朗，在昆仑山立精舍，"峰岫高险，水石宏壮"，"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竺僧朗"孜孜训诱，劳不告倦。"③后汉士人称自己讲读的场所为精舍或精庐。由于佛教与道教发展，许多寺观建在名山胜水间，因而人们称僧、道居住与讲道的屋宇为精舍。精舍的特点是建于山林幽静处，便于读书、潜修。受佛教影响，后世的书院也多选择远离尘嚣的名山胜地，构筑精舍，以供学子学习生活。如宋代四大书院：石鼓书院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岳麓书院在湖南善化县岳麓山下；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嵩阳书院在河南登封嵩山下。

书院的学规学约亦明显受到了佛教清规戒律的影响。释道安为僧众制定

①　《周书》卷35《薛慎传》。

②　《陈书》卷19《马枢传》。

③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15-116　页。

①　张荫麟：《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清华大学学报》第二卷第3　期，1925年。②　《高僧传》初集卷6。

③　《高僧传》初集卷5。

的"轨范"，不仅"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而且为后代的书院制度所借鉴。宋代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对宋以后的书院有典范般的影响力。朱熹在学规中，规定了教育目标、学习内容、学习程序，以及修身、处事、接物的纲领。从学规的框架结构上可以看到释道安规范的痕迹。朱熹弟子程端蒙、董铢又为白鹿洞书院制定了实施学现的"学则"。学则要求学生"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颇有佛教规范中有关上座讲经规定的意味①。

①　王振铎：《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原载《史学月刊》弟3　期，1937年。今转引自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三）文化科技教育1。文学的独立与教育与儒学的不济时运相反，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蓬勃发展。在诗歌方面，经过"三曹"、"建安七子"和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等人的创作努力，五言古诗一派丰收景象，田园诗、山水诗等新品种诞生了。七言诗中，"永明体"奠定了格律严整的近体诗的基础，七言律诗的雏型业已出现；在辞赋散文方面，盛况空前。辞赋摆脱了汉代铺陈堆砌的陋习，清新的抒情的小赋令人赏心悦目，王粲的《登楼赋》、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等是其代表作。散文创作中，有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鲁褒的《钱神论》、刘峻的《广绝交论》、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不朽名篇传世；在民歌方面，南方民歌柔媚缠绵，北方民歌雄健壮美，各领风骚，斗艳争奇。《孔雀东南飞》、《子夜歌》、《西洲曲》、《木兰诗》、《陇上歌》、《敕勒歌》等民歌精华传诵千古；在小说方面，出现了志怪小说，为唐宋传奇小说开了先河。出现了轶事小说，以其语言精炼、勾勒传神，为历代人们所喜爱；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方面，《文心雕龙》等著作深入探索文学艺术的规律，提出了文学批评的标准，以"传神"、"畅神"、"文思神远"等观点奠定了我国古代美学的基本原则。在汉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儒学的附庸，以"言志"、"言教"的文学形态补充经学。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学术、教育之林。人们常在观念上将文学与儒学相提并论，例如，魏文帝曹丕提出了"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东晋葛洪则认为："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①在社会地位上，文学与儒学一样有了自己的宗师，大儒被称作"儒宗"，文豪则被称作"辞宗"②。在教育学科上，南朝宋文帝设四科专门学校，文学为其中一科，赫然与儒学分庭抗礼。文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社会大课堂上进行的，统治者的提倡、以文会友的风气、优秀文学作品的传颂等是其社会教育的形式。

（1）统治者的提倡曹操父子爱好文学，首倡风气。曹操既是政坛主宰，也是文坛主将。他的文学创作兴致经久不衰，三十余年南征北战，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③；其子魏文帝曹丕也颇具文才，"下笔成章"，撰《典论》及诗赋百余篇；另一子曹植"文才富艳"，"善属文"，"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他"七步成诗"更是千古美谈，还创作了《赠白马王彪》、《洛神赋》等大量优秀诗文①。三曹不仅自己是文坛健将，更重要的是他们凭借政治权力，网罗文士，造就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局面，"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②

①　陈从周等：《木牛流马辨疑》，第一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论文，1983年昆明。②　《梁书》卷33《王筠传》："尚书令沈约，当世辞宗"。

③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注。

①　刘仙洲：《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文物》1964年第6　期。②　《三国志》卷五十三《张紘传》，《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九"福州"条。其后，高贵乡公曹髦，既重视儒学，又继承乃祖好文的传统，"爱好文雅，广延诗赋"，常与臣下论经说文，命名散骑常侍硕儒裴秀为"儒林丈人"，侍中文士王沈为"文籍先生"③。

南朝皇帝中以梁武帝、陈后主最好文学。其中，梁武帝多才多艺，擅长文学，"文章之盛，焕乎俱集"。征召一批文学俊彦随侍身边，如沈约、江淹、任昉、到沆、丘灵迟、王僧孺、张率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④。北朝皇帝中，孝文帝是爱好文学的典型。他不仅"笃好坟典"，重用名儒，而且"好为文章"，善待词臣。孝文帝"才藻富赡"，"诗赋铭颂，任兴而作"。一次，他在去代都的路上，经过上党铜鞮山，见路旁有十几颗郁郁苍苍的大松树，"遂行而赋诗"，自言："吾始作此诗，虽不七步，亦不言远"。孝文帝对"词翰"方面的才子，"莫不縻以好爵"，史家称孝文帝时期儒学、史学、文学诸文化全面发展，社会风气"斯文郁然"⑤。

（2）以文会友之风气曹魏时期，由曹操父子主持，建安诗人王粲、刘桢、应暘、徐干、陈琳等常在邺城西园聚会，"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①；西晋时期，石崇、陆机、陆云、潘岳、左思等24　位文人，号称"二十四友"，经常聚会石崇的洛阳金谷园，"日以赋诗"②；东晋时期，文人们将三月三"修禊"风俗节日变为文会。王羲之著名的《兰亭集序》就记载了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的盛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与会者中，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了诗，另有15人未能赋诗，而被"罚酒各三斗"③；南朝初年，谢混与同族子弟谢灵运、谢瞻、谢晦、谢曜、谢弘微等常举行家族文会，在谢宅所在的乌衣巷，"以文义赏会，常共宴处"，人称"乌衣之游"④；谢灵运与其"四友"：族弟谢惠连、何长瑜、荀雍、羊璿之，时时"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晤言不知罢，从夕至清朝"⑤；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在鸡笼山西邸，"招文学，高祖（指梁武帝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⑥。沈约、王融、谢眺就是"永明体"诗的创立者；梁朝文会之风更盛。任昉、到溉、到洽在义兴"为山泽之游"，"后世皆宗之"。刘孝绰、刘苞、刘孺、陆倕、张率、殷芸、刘显、到溉、到洽等九人，又有"兰台聚"文会。顾越与沈炯、张种、孔奂等又在武丘山，"每为文会"⑦。（3）佳作的传诵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还没有发展到像唐诗那种为③　《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

④　《梁书》卷49《文学传序》。

⑤　《魏书》卷7《高祖纪下》、卷21　下《彭城王勰传》、卷84《儒林传序》。

①　引自《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引文开头原作"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云云。故很可能此技术是外徼人最先使用的。

②　《晋书》卷40《贾谧传》、卷62《刘琨传》。

③　《世说新语·企羡》。

④　《南史》卷20《谢弘微传》。

⑤　《宋书》卷67《谢灵运传》、《文选》卷22　谢惠连《泛湖归，出楼中玩月》。⑥　《梁书》卷1《梁武帝纪》上。

⑦　《南史》卷25《到溉传》、卷71《顾越传》。

寻常百姓所喜爱与传诵，但这些作品在士林中传播是极为快捷的。西晋时期，左思作《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①；南朝时期，谢灵运作山水诗，文辞幽美，冠绝一世，每写一诗，人们都争相传抄，"贵贱莫不竞写"，一夜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②；刘孝绰善作文章，"世重其文"，早上写就一篇，晚上已四处流传，"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③这些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过程，同时也是文学社会教育的历程。它们不仅传播文化知识，而且陶冶人们情操。

（4）文学教育文学专科学校出现于南朝刘宋时期。宋文帝在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令丹阳尹何尚之建立玄学馆、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学馆，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馆，"各聚门徒"，传授学问。文学馆当然专授文学课程，当时学生来源充足，"多就业者"，可知文学馆兴办之初很是兴旺；泰始六年（公元470年），宋明帝下令设"总明观"一所，下辖儒、玄、史、文四科，每科置学士10人。总明观是一所综合性的研究、教学机构，从置学士上看，文学和其它三个专科的地位是平等的④；萧齐初年，总明观照旧设置，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因国子学恢复，齐武帝罢省总明观。不过，齐武帝将观中儒、玄、史、文四部书籍移至王俭家新设的学士馆内，使文学研究与讲习活动得以继续⑤。

在文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文学世家，以文学相传是其特色，家传即是家庭教育与熏陶。曹丕、曹植在文学上颇有建树，无疑与曹操平时对他们的影响与熏陶分不开；女才子蔡琰是汉末大文豪蔡邕之女，由于家庭教育有方，她"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创作出《悲愤诗》等杰出的作品；南朝萧子恪，兄弟16人在梁朝做官，其中有5人有文学天赋；刘孝绰父亲刘绘长于文学，与沈约、任昉等文学大师过从甚密，对家族影响很大，在刘孝绰这一代，同族子侄中爱好文学、能作诗文的多达70人，史家认为"近古未之有也"①。这也是南朝文学普及的一个有力证明。

南朝出现了若干部总结性文学著作，不但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而且有些后来成为历代学校的教科书或重要参考书。如昭明太子主编的《文选》是秦汉以来收编诗文最精最丰富的文学总集；钟嵘的《诗品》是汉魏以来五体诗的总结；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专著。

①　《晋书》卷92《左思传》。

②　《宋书》卷67《谢灵运传》。

③　《梁书》卷33《刘孝绰传》。

④　《南史》卷5《宋文帝纪》，《通志》卷59《选举考2》。

⑤　《南史》卷22《王俭传》。

①　《梁书》卷33《刘孝绰传》。

2。史学的繁荣与教育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动乱与分裂，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力量，频繁的战乱，又使各政权的"史官失其常守"。于是，素重编修史书传统的士人们，纷纷"各记闻见，以备遗忘"，私人修史遂成风气，"作者甚众"②，在前后数百年中，撰写断代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人绵绵不绝。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显然极力维持自己在学校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但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它已从两汉独尊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儒学的衰落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治史者打破了旧的框框，大胆创新，史书的新体例、新内容不断出现。

史学的繁荣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他们中许多人不再像汉代士人那样仅仅学习儒学，而是学贯经、史，甚至兼通经、史、文诸种学问。如，蜀汉的尹默，"通诸经史"①；西晋的陈寿，少时从蜀汉官学总管、大儒谯周学儒术，后又钻研历史，撰《三国志》，"有良史之才"②；前赵的刘渊，幼从大儒崔游，学《诗》、《书》、《易》、《左传》诸经书，后于"《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渊第四子刘聪，"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③；前燕的慕容俊，"博览书史"，宴群臣时，"谈经史"④；北凉的阚骃，"博通经传"，"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注王朗《易传》，撰《十三州志》⑤；南朝，梁武帝兼通经史，撰儒学著作多部，"又造《通史》"⑥；梁朝，王劢以儒学《周易》生，"射策举高第"，却又"博涉书史"⑦；北魏，李谧，"博通诸经，周览百氏"⑧；西魏时，宇文泰在行台省办学，让部下学习"先《六经》，后子史"⑨；北周的明帝，"雅爱文［史］"，集文学，"刊校经史"，姚最因"博通经史"，被明帝招为学士，参与其事⑩；梁皇室后裔萧。。，"博观经史"，入北周后，为文学博士（11）。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较稳定的政权或较有眼光的统治者往往重视史学，有的还设立了专职史官或史学教授。魏明帝在太和年间，设著作郎以"专掌史任"，晋宋沿用之。撰写《三国志》的陈寿曾任西晋著作郎，东晋时，王隐、郭璞任著作郎，曾奉旨修晋史。自西晋起，著作郎及其助手佐著作郎因是"职闲廪重"的美差，而"贵势多争之"，渐多滥竽充数之辈①。至萧齐②　《隋书》卷32《经籍志》。

①　王振铎：《葛洪＜抱朴子＞中飞车的复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6　辑，1984年。②　《晋书》卷82《陈寿传》。

③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卷102《刘聪载记》。

④　《晋书》卷110《慕容俊载记》。

⑤　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4》。

⑥　《梁书》卷3《武帝纪下》。

⑦　《陈书》卷17《王劢传》。

⑧　《魏书》卷90《李谧传》。

⑨　《周书》卷35《薛慎传》。

⑩　《周书》卷4《明帝纪》、卷47《姚最传》。　（11）《周书》卷42《萧。。传》。

①　《晋书》卷24《职官志》、卷48《阎缵传》、卷82《王隐传》。

建元二年（公元480年），齐高帝又再设史官，以檀超、江淹"掌史职"②；后赵的石勒，在建国伊始便设置了教学官职祭酒，其中一个就是史学祭酒。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设立史学教授官职的记载；前秦攻陷东晋的襄阳，俘获名僧释道安与历史学家习凿齿，符坚极为高兴。他写信给诸镇将说："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指陆机、陆云），今破汉南，获士才一人有半耳。"③"一人"指释道安，"有半"指脚有跛疾的习凿齿，苻坚戏而连称"一人有半"；北魏的孝文帝于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设立史官，"初分置左右史官"④，作为他的汉化措施之一。

在史学繁荣的客观环境中，加上某些统治者对史学重视的主观因素的促进，第一所史学专门学校终于应运而生，刘宋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宋文帝下令建立四所专门学校，史学是其中之一，称史学馆，由朝廷的助理史官著作佐郎何承天主持。宋文帝所立的四所专门学校，存在时间并不长，但他在学校教育上，把史学、文学提到与儒学并列的地位，对社会与后世影响很大。南朝各政权选官取士的标准逐步偏离儒学，向文史倾斜，史称"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⑤上古已设立的史官本负有研究历史的职责。宋明帝在泰始六年（公元470年）建立的国家级学术机构"总明观"中，又为史学备下一席之地，总明观设"儒、玄、文、史四科，每科置学士十人"。齐初仍沿宋制，保留总明观，至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年），总明观才被撤销。

②　《南齐书》卷52《檀超传》。

③　《晋书》卷82《习凿齿传》。

④　《魏书》卷7《高祖纪》。

⑤　《梁书》卷14《江淹、任昉传论》。

3。艺术的"变古制"与教育如同文学一样，艺术修养已成为魏晋南北朝士人知识构成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各类艺术的社会教育或学校教育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1）书法教育书法已发展成为有一定社会性的艺术。书法教育有官学、私学、家学、自学多种形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家学。

统治者设立"官书学"，或请善书者教授子弟，反映了书法已被视为文化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而受到重视。西晋，武帝创设"官书学"，"立书博士"，招收学生，"教习"钟繇、胡昭的书法①。西魏末年，宇文泰聘请"善隶书"的冀俊教授子弟，冀俊要求像儒学祭祀孔子一样，"释奠"创书法的先圣苍颉，宇文泰欣然同意②；善书的书法大家如同儒、文、史诸学科的大师一样，受到统治者的尊敬或得到重用。北魏的蒋少游，善书法，初以为人抄书为业，不久，"召为中书写书生"，后来升为"中书博士"③；北齐的张景仁"工草隶"，"补内书生"，后迁左右侍书，被人尊称为"博士"④。私人亦办学，招收书法弟子。办学的形式如同普通私学一样，由一位老师教授若干学生。王羲之少年时，师从西晋书法大家卫瓘之侄女卫夫人学隶书。成名后，他也教授书法学生。有一次，他去看望一位门生，门生恰巧外出有事不在家，王羲之见案几光滑洁净，一时技痒，便在其上信笔挥洒，留下一篇"真草相半"的珍贵墨迹，然后飘然而去。门生父亲大约不好书道，不识书圣其人，不知墨宝价值无限，待王羲之走后，就把案几上的墨迹抹去了。门生返家，得悉经过，顿足长叹，惋惜了好几天①；北齐，有书"博士"雅称的张景仁，年轻时，就投师，"以学书为业"②；北周的黎广也师从崔氏后人崔浩学楷、篆两种书法③。由于书法教学较为常见，所以，当时已形成一种谓之"谢章"的"时俗"，即学生投师学书法之初，要同普通学生一样，"行束脩之礼"④。

由于书法教育的普及与书法的直观性，所以，有更多的人是通过临摹自学书法的，有些大家是藉此博采众长而自成一家。王羲之先师从卫夫人学钟繇一派传下的楷法，尔后，畅游天下，观摹李斯、曹喜、蔡邕、张昶、钟繇、梁鹄之等历代名家留下的真迹，方悟自己过去学书真是邯郸学步，"徒费年月耳"，继尔潜心学习"众碑"，创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真草"书体⑤；梁朝的萧子云"善草隶书"，为当世楷模。其自云：效法钟繇、王羲之，再"微变字体"，终成一家。时人颜之推认为，萧子云、陶弘景、阮研

①　《晋书》卷39《荀勖传》。

②　《周书》卷47《冀俊传》。

③　《魏书》卷91《蒋少游传》。

④　《北齐书》卷44《张景仁传》。

①　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3　期。②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　期。③　《周书》卷47《黎景熙传》。

④　《周书》卷47《冀俊传》。

⑤　汪挺：《书法粹言·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晋书》卷80《王羲之传》。诸名家书法，"莫不得羲之之体"⑥；王羲之之子王献之虽有家传书法，但骨力不及其父，便在"媚趣"上下功夫。其书法大得南朝贵游子弟喜爱，规摹他的书法竟成为一时之风尚①；北朝卢氏祖先卢志"法钟繇书"，崔氏祖上崔悦学卫瓘书体，但两家又都摹学索靖的草书。崔家崔玄伯的草隶最为出色，在北朝为众学书者所"摹楷"②。

（2）绘画教育汉代的绘画以人物画为主，有两类，一类集中在宫廷中，作者是那些宫廷画工，作品内容多是歌颂圣贤、功臣，宣扬封建道德；另一类是绘在墓葬中的冥画，题材也不出神话、历史故事范围。魏晋南北朝时代，绘画出现重大突破。人物画冲出宫廷，走向社会；山水画、花鸟画诞生于南朝；北朝莫高窟等石窟壁画将传统与外来的犍陀罗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虽表现佛教故事，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一时期，名画家辈出，其中不乏地位显赫的风流名士、孙吴的曹不兴长于画人物、动物，极有"风骨"③；西晋的卫协作画，"六法"（气韵、骨法、应物、随类、经营、传移）俱备④。荀勖画人物以气韵取胜。他曾在钟会新建宅第的门堂中画上钟会之父钟繇的肖像，"衣冠状貌如平生"，钟会兄弟见了悲伤不已，"大感恸"，不忍再睹，竟因此放弃了那区新宅第⑤；东晋，戴逵为画坛领袖，所作"山水极妙"⑥；稍后的顾恺之画人物，"传神写照"，冠绝一时⑦，从今存的《女史箴图》摹本中可略窥大师真作风采；南朝刘宋时期，陆探微深得绘画"六法"精髓，所作人物画、动物画，达到乱真的程度①。宗炳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顾骏之又创蝉雀画。其后，南朝的人物、走兽、花鸟、山水诸画种竞相争艳。南齐时期，刘瑱"善画妇人"，毛惠远"善画马"②；梁朝时期，梁元帝爱画花鸟走兽，张僧繇最善于绘写神貌，有"画龙点睛"，龙"破壁飞去"的传说③；至陈朝，顾野王以善画人物，称当世一绝。

（3）音乐教育汉代的音乐多是帝王、贵族专用的雅乐。而魏晋与南朝时期，音乐家们大量汲取民歌精华，创作了大量的以清商乐为核心的"俗乐"，并使之成为音乐的主流。音乐的主题或内容不再像汉代那样一味歌功颂德，而是抒胸臆，诉恋情。音乐创作者、演奏乐不再局限于宫女、优伶，而多名流与贵戚子弟。三国时期，曹操父子就曾创作了大量的作为清商乐前身的相和三调的曲辞，发动了"俗乐"行进之舟；西晋的石崇与爱妾绿珠作《懊恼歌·丝布涩难逢》一曲；东晋，车骑将军沈充创作《前溪哥（歌）》，中书令王珉作《团扇哥》，⑥　《梁书》卷33《萧子云传》，《颜氏家训·杂艺篇》。

①　《梁书》卷33《萧子云传》，《颜氏家训·杂艺篇》。

②　《魏书》卷24《崔玄伯传》。

③　《太平御览》卷751《历代名画记》。

④　《全齐文》卷25《古画品》。

⑤　《世说新语·巧艺》。

⑥　《太平御览》卷751《历代名画记》。

⑦　《晋书》卷92《顾恺之传》。

①　潘吉星：《敦煌石室写经纸研究》，《文物》1966年第3　期。

②　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年第10　期；并见《文物》1966年第3　期。③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55　页。

司徒左长史王廞作《长史变》④；梁朝时期，包明月、王金珠又作《上声》、《前溪》等七曲⑤，陈朝时期，耽于声色的陈后主又作《黄鹂曲》、《玉树后庭花》等曲⑥。

北朝音乐亦受南朝影响，但其核心由鲜卑歌、西域乐构成，风格豪放，多鼓角横吹，慷慨悲凉之曲，纵有哀婉之处，也比南朝的靡靡之音多几分豪情。其内容多是讴歌可汗与勇士，如北魏的《真人歌》，"咸多可汗之词"①；或赞美自然风光，如著名的《敕勒歌》；也感叹人生如寄，如北齐后主高纬所作的《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②。

音乐既已走向社会，就必然成为人们的学习对象。魏晋南北朝时期，家传与收徒两种音乐教育形式都有，学习音乐在士人中已成为一种时尚。东晋人戴逵多才艺，善丹青，"善琴书"，他把琴艺传给两个儿子戴勃、戴颙，戴颙学得尤为出色，"凡诸音律，皆能挥手"③。父亲死后，俩兄弟不忍再奏父亲生前所作的乐曲，于是，"各选新异"，共二十余部，"并行于世"；刘宋人徐湛之，不仅长于作文章，也精通音乐，"伎乐之妙，冠绝一时"，收有弟子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④；北魏的柳谐，"善鼓琴"，曲调与手法皆有独创，"京师弟子翕然从学"⑤。

④　《宋书》卷19《乐志》。

⑤　《乐府诗集》卷44《清商曲辞一·吴声歌曲》。

⑥　《隋书》卷13《音乐志上》。

①　引自《本草纲目》卷三十六"楮"。

②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56-58　页。③　《南史》卷75《戴颙传》。

④　《宋书》卷71《徐湛之传》。

⑤　《魏书》卷71《裴叔业传附柳玄达传》。

4。科技教育古代中国的许多科学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封建专制主义对科学技术大多不重视，往往还横加阻挠，甚至扼杀。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与内乱，封建专制主义有所削弱，因而科学技术发展比较迅速。科技教育也走上了一个新台阶。

（1）数学、天文学教育由于数学、天文学具有抽象性，自学不易，因而其教育形式有私人教学、家传和官方学习三种。私人教学内容广泛，除传统的经史外，还往往包括数学或天文学的课程。西晋的郭琦，"博学"多才，特擅阴阳五行学，在古代，天文学是阴阳五行学的基础，所以郭琦不但撰有《五行传》、《谷梁传注》、《京氏易传注》等五行学著作或以阴阳五行学观念解释儒经的著作，且有《天文志》专著。未出仕前，他在家乡太原晋阳教书为业，"乡人王游等皆就琦学"①；西晋隐士郭公精通"五行、天文、卜筮之术"，郭璞投其门下，学成后，预测福祸，攘灾转祸之术冠绝一时，人们夸他超过了预测术士的前辈大师京房、管辂。郭璞不但精通预测，还"好经术"，擅文学，"词赋为中兴之冠"，可谓多才多艺。他后来亦招徒教授②；十六国初时，精通天文、图谶"兼善经学"的台产隐居在商洛南山，不与外人交往，但广招门徒，热诚传授自己广博的学问③；北魏的"儒宗元老"高允，不仅"性好文学"，"博通经史天文术数"，而且是个数学家，有"算术三卷"著作，太武帝神三年（公元430年），高允第一次入仕后解职返家，以"教授为业"，远近好学者闻讯投师，人数竟达千余人④。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是先生向学生传授包括天文学、数学在内的多学科知识，学生也通过师从多位先生的方法，或进学习包括天文学、数学在内的多学科知识，或者师从多位先生，求得某一专门学科如数学方面的深造。陈朝的吴明彻，学毕"书史经传"后，又师从汝南周弘正，"学天文"等知识⑤；北魏的算学博士殷绍在昔年"游学诸方"时，先向"大儒"成公兴学《九章算术》，再跟僧人释昙影、道士法穆学习，两人向他讲授多家研究《九章算术》的理论与成就，讲解"章次意况大旨，"演算示范，前后四年之久，殷绍后来终于成为数学家①。

家传教育中也有数学、天文学的一席之地。西晋末年，黄沈"善天文秘术"，传授子黄泓，黄泓青出于蓝胜于蓝，不仅在"天文秘术"上"精妙逾深"，而且"博览经史"，永嘉之乱后，以才学投奔鲜卑贵族慕容廆，大得重用，后仕至前燕国太史令，爵封五等伯②；著名的大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的一家就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他的祖父祖昌是南朝刘宋的建筑工程长官大匠卿，担任这个职务应有一定的数学知识。祖冲之博学多才，学通儒玄两家，

①　《晋书》卷94《郭琦传》。

②　《晋书》卷72《郭璞传》。

③　《晋书》卷95《台产传》。

④　《魏书》卷48《高允传》。

⑤　《陈书》卷9《吴明彻传》。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60-61　页。②　《晋书》卷95《艺术传》。

著有《易老庄义》、《释论语》、《释孝经》等书，他发扬家学，"特善算"，最擅数学，不仅有数学专著《九章注》，且求得圆周率在3。　1415926　和3.1415927　之间，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准确数值算到小数点后第七位数字的人。在天文学上，他编制了《大明历》，首次把岁差计算在历法内，确定一个回归年为365.2428日，这是当时最准确的一部历法。他的儿子祖暅之，"少传家业，究极精微，亦有妙思"，祖冲之的孙子祖浩，仍是"少传家业，善算历"，精通数学、天文学，官至广陵太守，侯景叛乱时，他收集人马，欲征讨叛乱，战败后为侯景射杀。至此，祖家数学、天文学的世传家学的传统才不幸中断③。

（2）医学教育在南北朝时代，医学成为士人学问中的一种，有不少士人通医学，也有不少名医通经史文历。三国时的大名医华佗就曾"游学徐土，兼通数经"①；南朝刘宋的孔熙先，"博学"，"文史星算，无不兼善"，也"善于治病，兼能诊脉"②；羊欣"泛览经籍"，擅长隶书法，也"兼善医术，撰《药方》十卷"③；王微"少好学，无不通览"，善作文，能绘画，解音律，能卜算，懂医术，而"尤信《本草》"④；梁代有"山中宰相"之称的大道士陶弘景，虽身在道家，却博识百家，"读书万卷"，有"一事不知"，即"深以为耻"，"善琴棋，工草隶"，在其着意精研的几种学问中，医学赫然在列，"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注《神农本草经》，补葛洪《肘后救猝方》，编《肘后百一方》，医学成就斐然可观⑤；北朝江南才子徐之才由南朝入北朝，官至北齐尚书令，封郡王。徐之才少习经术，通玄学，解天文，兼识图谶，而以"医术最高"⑥；姚最为江南名医姚僧垣的次子，北周初年，随父入北朝，姚最少年时代，"博通经史，尤好著述"，被北周明帝征为麟趾殿学士，参与整理经籍，后来"始受家业"，跟父亲学医，"略尽其妙"⑦。

中国的传统医学源远流长，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早已发展成一门有理论、有实践、有专业分支的成熟的学科，所以，通过先生言传身教带徒弟的形式传授医学，已是当时重要的医学教育形式。这种形式有两种，一是私人教学，一是官方教学，而以私人教学较为发达。三国时期，华佗就收有吴普、樊阿两名徒弟。吴普不仅学得华佗的药学与医疗学，而且学得华佗的五禽戏保健术，所以"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樊阿不仅学得华佗的针灸术，还学得华佗的食物保健疗法，久服华佗传下的"漆叶青粘散"，"寿百余岁"①；南朝刘宋的王微对做官毫无兴趣，对药学却十分投入，招有若干门生，"春③　《南史》卷72《文学传》。

①　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年第10　期。

②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74-182　页。③　《宋书》卷62《羊欣传》。

④　《宋书》卷62《王微传》。

⑤　《南史》卷76《陶弘景传》。

⑥　《北史》卷90《徐謇传附徐之才传》。

⑦　《北史》卷90《姚僧垣传附姚最传》。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82、177　页。秋时节，辄自将两三门生"，入山采药，"意在取精"②；北魏的王安道、李亮少年时代就同拜一位医士为师，"俱学医药"，王安道只能"粗究其术"，不及李亮学得好；后来李亮又投师僧坦，专攻方剂，学成后，"针灸授药，莫不有效"③；崔彧出身清河名门，官至定远将军，颇以医术闻名，他的医术是青州一位"隐逸沙门"所授，这位僧人以《素问》九卷及《甲乙》等医书教授崔彧，崔彧学通后，"遂善医术"。崔彧宅心仁厚，"广教门生"，不仅教医术，而且传医德，"令多救疗"病人。崔彧的弟子赵约、郝文法出师后亦招徒教授，所教授的徒弟亦颇有名气④。

官方教学量小，影响不大。北魏设有太医博士与助手助教。在隶属上，太医博士属太医令，不属国学，因而太医博士的教学实践恐怕就限制在太医令所辖的狭小圈子中。太医博士也应以医疗实践为主，研究为辅，教学倒是次要的事了⑤。

当时官方与医学都整理、撰写大量医学书籍，尤其是其中的验方类书籍，官方通过行政手段颁行天下，医家借助自己的名声流传全国。所以，以验方为主的这类书的传播也是一种医学教育的方式。北魏宣武帝在永平三年（公元510年）下令召集诸医，从大量的经验处方中，择"精要"，颁布天下，让各郡县抄写，将验方集公布至乡村，让广大百姓尽可能掌握"求患之术"，他就曾命令名医王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然后下令"班布天下"，让人们都能利用这些医书去治疗有关疾病①；李亮在孝文帝时，撰有"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②；名医姚僧垣在北周时，广泛搜集验方，并加以验证，然后择疗效显著者编成《集验方》二十卷，"行于世"③。

在所有医学教育形式中，家传是最重要的形式，名医多是世代医家所出。该时期出现了一批医学世家，这是医学史上的一个新现象。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了医学发展迅速，一方面又说明医学有经验科学的特征，这些经验是往往秘而不宣的，只传授给子弟。东晋陈郡殷氏中的殷浩为玄家所推崇，也"妙解经脉"，其侄殷仲堪不仅喜谈玄，善作文，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④；南朝的丹阳徐氏，先是徐堪文伯、徐謇兄弟"皆善医药"，其后，徐文伯之子徐雄"医术为江左所称"，而徐雄之子徐之才、徐之范流落北朝后，也以"医术见知"⑤；"山中宰相"陶弘景之祖陶隆"好学"，懂书法，也"兼解药性"，父陶贞宝则"深解药术"，陶弘景本人则弘扬家学，成为药物学大师⑥；吴兴姚菩提，开始"留心医药"，其子姚僧垣则"医术多妙"，流入西魏，声震中外，次子姚最亦"略尽其妙"⑦；高阳人许道幼，为医母疾，钻研②　《宋书》卷62《王微传》。

③　《魏书》卷91《王显传、李修传、崔彧传》。

④　《魏书》卷91《王显传、李修传、崔彧传》。

⑤　参《魏书》卷113《官氏志》。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62-64　页。②　同上书，第64　页。

③　《周书》卷47《艺术传》。

④　《世说新语·术解》，《晋书》卷84《殷仲堪传》。

⑤　《北史》卷90《徐謇传》。

⑥　《云笈七签》卷107《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

⑦　《北史》卷90《徐謇传》、《姚僧垣传》、《许智藏传》。

医术，成为名医，仕梁，以后世代相传医术，其子许景、孙许智藏皆以"医术自达"，仕梁、陈、隋各朝。许道幼的同宗许澄、子许澄，"亦以医术显"，父子俱以医术"名重于周隋二代"①；北魏，李元孙、李暠兄弟俩人以医术仕进，李暠医术精湛，官至太医令，他们也是继承父亲李亮的医术家学②；清河崔氏，崔彧为一代名医，子崔景哲，"亦以医术知名"，另一子崔景凤、孙崔炯皆以医术任职尚药典御③。

①　矩斋：《古尺考》，《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　期。

②　《北史》卷90《李脩传》。

③　《北史》卷24《崔逞传》。

四、私学的昌盛与门第、宗族家庭教育（一）私学的兴盛及历史地位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但是私学却颇为兴盛。无论在规模上抑或学术思想、教育方式与方法上都超过了两汉。在这样一个纷乱的时代里，私学家们或教于乡里，或教于都市，或教于山林，或教于寺庙、道观，他们许多人不慕名利、绝意仕途，以传播文化为己任，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材，也为学术的绵延培养了大批接班人。

1。私学昌盛的时代背景魏晋南北朝私学的昌盛是时代背景和历史现实交互影响的结果。从时代背景来看，汉代的人材选拔制度有学校教育、察举和任子制度，但其弊端已不言自明。就学术和教育而言，班固曾感慨说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缺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弊。北学者之大患也"①。班固又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种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②。如果说这是西汉情况，那么东汉更甚，完全处于"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于一家之说"的僵化状态③，学校教育已走向一条死胡同。从历史现实看，魏晋南北朝约400年的时间里承平日短，战乱时多。战争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三国纷争的写照。八王之乱后，匈奴刘氏掳掠关中，"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④，全城只有4　辆车。又侯景之乱时"乃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姿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及筑土山，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棰，疲羸者因杀之以填山，号嚣之声，响动天地。"⑤这种悲惨的场景在魏晋南北朝比比皆是。这种动荡的社会必然使官方的学校教育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巨大的流民迁徙使稳定的学校制度也无法建立，这些给私学的发展留下了空白。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地主垄断政权的时期。同时他们也垄断着文化教育。

他们不是把寒门庶族排斥在受教育权之外，就是人为的给受教育者划上等级，如西晋的太学和国子学之区别。教育也被蒙上了门阀的阴影。除少数人能入官学学习外，大部分人寒门庶族只能入私学求学。门阀世族虽然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用不着去苦心读书，但我们也要看到维持其势力经久不衰的除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外，文化也极重要。家世门风对维持门第也产生着巨大影响。因此门阀世族也非常重视家族、家庭教育，如瑯琊王氏有所谓王氏"青箱学"，即为其家传之学。门第教育既构成了魏晋南北朝私学的一方面内容，也是这一时期私学发展的一个原因。

魏晋南北朝私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除经学外，佛学、道学、玄学，还有文、史、科技等等方面的内容均可在私学中找到。究其原因是这一时期思想界突破了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学术思想空前活跃起来，是继战国之后出现的第二次"百家争鸣"。这一时期的许多思想家对儒学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在其《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中说到："故吾子谓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耳。今若以明堂为丙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观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轻

①　《汉书》卷30《艺文志》。

②　《汉书》卷88《儒林传》。

③　《论衡·问孔》。

④　《晋书》卷5《愍帝记》。

⑤　《梁书》卷56《侯景传》。

筋，谈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缺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阮籍在其《大人先生传》中抨击儒家之礼法是"诚天下助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更有甚者把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如鲍敬言在他的《无君论》中指出"曩古之世，无君无臣"，而君臣之起则是由于"争强弱而校愚智"的结果，因此他希望回到"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的无君之世①。儒学之衰颓可从这一时期的记载中屡见，如《晋书》卷91《儒林传》称这一时代是"宪章弛废，名教颓毁"。《北史》卷81《儒林列传》称："自永嘉之后，宇内分崩，礼乐文章，扫地将尽"。《梁书》卷48《儒林列传》也感叹到："三德六艺，其废久矣"。尽管从总体上来看经学在私学教育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汉代那种皓首穷经，死守家法和章句的情况已不见了，玄学、佛学、道学等或与儒学相结合，或独立成私学，私学的内容被大大扩充了。诚如赵翼所言当时"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辩之资。"①这一切都是突破传统经学的结果。也是私学昌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思想的解放，绝无学术的繁荣，这是我们从这段历史中可以得出的经验教训。

魏晋南北朝私学的创立也因地域和时代差别而不同。大体说来，北方私学因战乱频仍，举族迁徙，故多以家族为中心，学术风气承袭传统较多。当中原板荡之时，北方大族除一部分据坞壁自守或流寓南方外，就是向西北或东北转移，因此这两个地区的文化教育较为繁荣，对北朝诸政权的汉化产生较大影响。南方私学也多为中原流寓之士创办，南方私学受玄风、佛、道影响较大，与北方私学有较明显的差别。但是无论南北统治者都没有对私学过多干预，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奖掖和提倡，这也是私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　《抱朴子·诘鲍篇》。

①　《三国志》卷一《魏武帝记》、卷六《董卓传》。

2。私学对传统教育模式的突破由于在思想上不再是儒学定于一尊，所以私学教育呈现出百花盛开的局面。第一，传统经学继续保存，但已不拘于繁琐章句。魏晋南北朝的私学教育中，经学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如三国时魏"以（董）遇、及贾洪、邯郸谆、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②。北朝也有这样的人，如熊安生"学为儒宗"③。南齐刘。。"［承］马、郑之［后，一］时学徒以为师范"①。儒学在社会上的影响仍然是最大的。博通五经者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地位，如北魏刘献之善《春秋》、《毛诗》，四海皆称儒宗，"《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②。曹魏的隗禧"为谯王郎中。王宿闻其儒者，常虚心从学"③。甚至许多流民也慕这些"儒宗"而往，足见他们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和知名度，他们也往往藉此机会兴办私学。这一时期的统治者虽然往往儒、释、道、玄并重，但儒学还是他们最看重的。如号称崇佛的梁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缜有旧名于世；为时儒者，严植之，贺瑒等首膺兹选"④。即使出身游牧民族的帝王也莫不"以经术为先"⑤，深谙可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但是经学并没有沿两汉的老路走下去。从私学的发展历程看，私学在经学传授上重思考，重创新。如南朝贺革"年二十，始辍来就父受业，精力不怠。有六尺方床，思义未达，则横卧其上，不尽其义，终不肯食"⑥。北朝私学自由择师的风气，反映了私学学生求师是求见解而非章句。更有甚者便学便讲，今日为徒，明日却反而为师的情况，这种学风是两汉不可想像的。第二，玄学、佛学、道学、文学、科技、书学、律学、史学等都融进私学中来了。魏晋南北朝经学受玄学的强烈影响人所熟知。这种影响私学自然也不可避免，只不过南北略有轻重不同而已。我们看到诸多的私学家（特别是南朝）既通经典，又习玄风，甚至集佛、道于一身，如徐孝克、马枢、徐伯珍等，不胜枚举。文学在私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南史》卷59《王僧孺传》论曰："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如沈麟士就于私学中讲授陆机的文学作品《连珠》。臧荣绪则于私学中讲授史学。私学中的科技教育则涉及到算学、天文学、医学、机械等多种。如李暠"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譔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①又如台产"少专京氏《易》，善图谶、秘纬、天文、洛书、风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学，尤善望②　《三国志·魏书》卷13《王肃传》注。

③　《周书》卷45《熊安生传》。

①　麦英豪等：《广州市西村发现古墓六座》，《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　期。②　《北史》卷81《刘献之传》。

③　《三国志·魏书》卷13《王肃传》注。

④　《梁书》卷48《儒林传序》。

⑤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⑥　《南史》卷62《贺革传》。

①　林树中：《江苏丹阳南齐墓砖印壁画探讨》，《文物》1977年第1　期。气、占候、推步之术。隐居商洛南山，兼善经学，泛情教授，不交当世"②。私学的这种兼容并包性无疑大大拓宽了传统私学的教学范围；使私学不再仅仅是官学的附庸，而逐渐走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魏晋南北朝私学在教学和学习方法上也留下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首先是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基本功一是熟读、抄写教材，乃至背诵如流。如范宣"年十岁，能诵《诗》、《书》。"③何佟之"读礼论三百余篇，略皆上口"④。王筠"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诵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每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请人假手，并躬身抄录，大小百余卷"⑤。二是先博而后专。这一时期的私学不象汉代那样白首而穷一经，而是要求学生打下广博的基础，然后再专精一门或二门。如司马筠"博通经术，尤明《三礼》。"①崔灵恩"偏习《五经》，尤精《三礼》、《三传》。"②李业兴"博涉百家"，却专于算历，后终于写成《戊子历》，在北魏推行。尤其北朝盛行自由择师之风，学生在打下扎实的基础后，再去拜求各方面的专家，学业终有成就。其次教师在教学上也十分尽心，并讲究一定的方法。前述何佟之对不懂的学生"委曲诱诲"，所谓"委曲"，当是采取迂迥、举例等方法以晓之。何佟之被学生称为"醇儒"。北朝徐遵明摸索出先讲经文、注疏，后再阐述的教学方法更是广为流传。再如严植之讲课时"讲说有区段次第，析理分明"③，吸引了大批学生。张伟授课时"虽有顽固，问至数十，伟告喻殷勤，曾无愠色"④，这种耐心精神令人敬佩！反之，教师讲课如不能别开新义，持一家之说，就往往被学生讥讽。如樊深虽博学，但上课时"多引汉魏以来诸家义而说之"，学生就背而讥之："樊生讲书，多门户，不可解。"⑤因此教师欲吸引学生，必须在"创新"上很下功夫，如张吾贵就是如此⑥。私学家除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求新外，还在举止、衣饰、语音上都有严格要求，如当时北方学者南下讲学者有不少，但因"音辞鄙拙"或"音革楚、夏"，学生就不来就学。这些虽在教学内容以外，但却对教学效果产生直接影响。第三，学无常师和重辩论。私学学生没有过多的等级限制，他们不远千里求学，目的是取"真经"，因此他们如对教师不满，随即另寻高门，或者跟随一师学精一门后，转而再求别师。总之，谁的学问好，就跟谁学，谁精于那一门，就跟谁学那一门，没有什么门户之见。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私学名家从学者如云，甚至教师迁到那儿，学生也负笈相随学到那儿。这种博采众长的学风，有利于学生的学术成长。李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事例，在北朝传为佳话。私学教育中还盛行诘难和辩论之风。也就是说②　周仁等：《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4年第1　期。③　《晋书》卷91《范宣传》。

④　《南史》卷71《何佟之传》、《司马筠传》、《崔灵恩传》。

⑤　《梁书》卷33《王筠传》。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　期。②　河北省临漳县文物保管所：《邺城考古调查和钻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4　期。③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1　期。

④　《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　期。

⑤　《北史》卷82《樊深传》。

⑥　参见"北朝私学的发展"。

学生要敢于提出问题，提出疑义，教师则要机智应变，解答问难。如吕思礼受学于徐遵明，善长论难，学生们说他"讲《书》论《易》，其锋难敌"①。孙灵晖就学于鲍季详和熊安生，但是他"质问疑滞，其所发明，熊、鲍无以异也"②。也就是他提出的问题和见解，老师也说不出什么反对意见。这种辩论之风是受这个时代自由的学术空气所影响的。不仅清谈玄学独擅辩论，而且儒、佛、道也敢互争高低，各不相让。对这些现象统治者不仅默许，而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梁简文帝"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难，次分中庶子徐擒驰骋大义，间以剧谈。擒辞辩纵横，难以答抗，诸儒慑气，时（戚）兖说朝聘义，擒与往复，衮精采自若，领答如流，简文深加叹赏"③。私学很显然受此染习，但是私学中一般没有玄学那种不着边际的辩论话题，而是探讨具体的学术问题，目的是学到真本领。这是由私学学生出身和学习目的所决定的。

①　将玄佁：《古代的琉璃》，《文物》1959年第6　期。

②　《北史》卷81　《孙惠蔚传》附《灵晖传》。

③　《南史》卷71《戚衮传》。

3。私学与社会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门第社会。不同门第亦即不同等级，等级的鸿沟是难以逾越的。教育上也是如此。官方学校教育主要是为门阀地主阶级设立的，一般寒门庶族是难以入学学习的。即使入学学习，也受到种种歧视。西晋的官方学校要"辨其泾渭"，"殊其士庶，异其贵贱"①。东晋是"公卿子弟，并入国学"②。北朝官学"先尽高门，次及中等"③。凡此种种，反映了官学的贵族化和等级化。魏晋南北朝私学教育却不受此影响，继承了古代"有教无类"的优秀传统。这表现在私学招收的对象极为广泛，特别是招收寒门。如范缜虽祖上为中书郎，但由于父早卒而孤贫，就学于刘。。，甚得其赏识。司马筠也出身孤贫，"师事沛国刘。。，强力专精，深为。。所器异"④。刘。。为南朝私学大师，他的私学是不忌讳招收寒门的。又如沈峻，家世农夫，师从沈驎士，甚有成就。张彫武也家世寒微，因勤于学业为私学家王元则所偏爱。特别是北朝私学大多教授乡里，学生基本上都是微贱出身。即使一些高门子弟求学于私学，也无门弟的优越感。如渤海刀冲家世贵达，求学时却主动和寒门子弟一样下厨干活。私学不仅招收寒门，破除等级观念，而且招收佛、道教徒，破除门户观念，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并且都有助于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交流传播，对社会进步十分有益。

魏晋南北朝的私学对于改变社会风气，提高社会道德水准还有着很大作用。私学家和私学学生一是通过刻苦学习为社会树立良好的风气。他们与官学"学生俱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的情况相反⑤，私学学生能有机会学习很不容易，因此他们的精神代表着这一时代学风主流。如郑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豪尽，每削用之。常蔬食，讲授多苦心热，若瓜时，辄偃卧以瓜锁心，起便读诵，其笃志如此"①。樊深家中因战乱穷得连张饼都吃不上，却依然外出游学。江泌夜随月光读书，"光斜则握卷升屋，睡极坠地则更登。"②更有许多学子因乡里无典籍，而负笈远游，千里追师。一旦遇到良师则多年足不出户，苦学不辍。他们为社会树立了良好的楷模。二是私学家用自己的行动来感化社会。他们办学不为名利，不求闻达。如沈道虔"常无食以立学徒"③，而别人的馈赠，他却送给更穷的人。私学家沈麟士死前留下遗嘱，死后唯"取三幅布以覆尸。及敛，仍移布于尸下，以为敛服。反被左右两际以周上，不复制覆被。不须沐浴唅珠"④，他的薄葬行为，感动了州郡。私学家冯伟自己蚕而衣，耕而饭，箪食瓢饮，但"门徒束脩，一毫不受"⑤。在门阀士族过着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的时代，他们的这些精神

①　引自《本草纲目》卷八"金石、铜青"条。

②　《宋书》卷14《礼志1》。

③　《北史》卷48《高允传》。

④　《梁书》卷48《司马筠传》。

⑤　《北史》卷81《儒林传序》、《冯伟传》。

①　《管子·小匡》第二十："（桓公）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社丘，以卫诸夏之地"。②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1　期。

③　《邺城考古调查钻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4　期。

④　吴会劲等：《曹魏故都邺城考古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89年4月14日。⑤　《北史》卷81《儒林传序》、《冯伟传》。

无疑是令人敬佩的，对社会精神文明的提高有很大促进作用。

魏晋南北朝私学所培养的人材对社会贡献也是很大的。由于门阀世族的腐朽和官方学校的长期荒废，统治者不得不把眼光转向私学，挑选堪当经国的人材。如北朝私学家乐逊于武成元年（559年）上"陈时宜十四条，其五条切于政要"⑥，他们是崇教方、省造作、明选举、重战伐、禁奢侈，这完全是一个政治家的方略，毫无腐儒之气。私学家何佟之在梁武帝百度草创时，"依礼定议，多所稗益"⑦。　私学家续咸"明达刑书"，后为石勒理曹参军，"持法平详，当时称其清裕"①，为少数民族的汉化做出了贡献。当时参与实际政治活动的私学家还有很多，关于这些，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已有精譬论述，兹不赘言。

总之，魏晋南北朝私学是非常繁荣的，在中国私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就类型来说有私学家兴办的乡里私学（也有部分在都市）教育，门第教育，宗族家庭教育等；就内容来说，私学教学内容可谓包罗万象，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缚。私学填补了官学的空白，也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材。其对传统教育的突破和教学方法的更新也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私学家们献身教育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历史的经验也证明私学对社会的贡献并不逊于官学，官学和私学的并存更能促进教育的繁荣。

⑥　《北史》卷82《乐逊传》。

⑦　《南史》卷71《何佟之传》。

①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1　期。

（二）私学的发展历程魏晋南北朝时期，虽历经战乱，王朝更迭频仍，但以儒学为核心的私学却一直保存下来，这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尤其这一时期许多私学大师，甘于寂寞，淡泊人生，以培育人才为己任，是值得崇敬的。他们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1。三国私学的发展曹魏承汉代私学发达之余波，继续发展。不少著名的学者，也同是私学家。如既明经又善天文的学者隗禧流寓他乡，不以荒扰，担负经书，常诵习之；他曾对学者鱼豢说："欲知幽微莫若《易》，人伦伦纪莫若《礼》，多识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诗》，《左氏》直相斫书耳，不足精意也"，反映了他对经书的独到见解；他还说《诗》齐、鲁、韩、毛四家义，"不复执文，有如讽诵。又撰作诸经解数十万言"①。这样的学者来办私学，无疑是高水平的。被鱼豢称为魏之"儒宗"的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7人，都为私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如董遇精通《老子》和《左传》，"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从学者云："若渴无日"。遇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②。这种严格要求与官学"博士选轻，诸生避役"形成了鲜明对比。又如乐详，曾拜太学博士，以学术广博而擅名远近，年老罢归，犹招生徒数千人。再如郭恩"有才学，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观。（管）辂就义博（郭恩）读《易》，数十日中，意便开发，言难逾师"③。不少私学家于战乱之际，潜心学术，敦崇教育，乃至一生献身于私学教育。北海管宁与平原华歆、同县邴原游学他乡，因战乱而避乱于辽东，往见公孙度，"诘惟经典，不及世事"，当时"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④，至魏文帝时才浮海返乡，兴办私学达37年之久。与管宁齐名的王烈"，以典籍娱心，育人为务，遂建学校，郭崇庠序。其诱人也，皆不因其性气，诲之以道，使之从善远恶。益者不自觉，而大化隆行，皆成宝器。门人出入，容止可观，时在市井，行步有异，人皆别之。州闾成风，咸竞为善"⑤。特别是北海邴原的求学和兴学给我们提供一幅私学的生动图景，史载邴原11　岁丧父，"家贫，早孤。邻有书舍，原过其旁而泣。师问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伤，贫者易感。夫书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则羡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心中恻然而为涕零也"。师亦哀原之言而为之泣曰："欲书可耳"！答曰："无钱资"。师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资也"。于是遂就书。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此后"单步负笈，苦身持力，至陈留则师韩子助，颍川则宗陈仲弓，汝南则交范孟博，涿郡则亲卢子干"，战乱之后，避祸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自反国土，原于是讲述礼乐，吟咏诗书，门徒数百，服道数十"①。邴原求学的经历既反映汉末魏初私学普遍设立，成为学术的中心，又反映了私学家（如这位不知名的老师）不求名利，有教无

①　《魏书》卷七《高祖记》。

②　《魏书》卷八《世宗记》说是320　坊里，但《洛阳伽蓝记》卷五说是220　坊里，今从后说。因320　坊里在当时的洛阳恐怕是容纳不下的。

③　《三国志·魏书》卷29《管辂传》注引《辂别传》。

④　《三国志·魏书》卷11《管宁传》注引《傅子》。

⑤　《三国志·魏书》卷11《王烈传》注引《先贤行状》。

①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87-388　页。宿　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址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　期。

类，勤奋育人的精神，这远胜于当时的官学。魏的私学教学内容以经学为主，继承两汉之学风，但玄风已搀杂其间。如董遇为老子作训注，作《周易章句》，邴原娱心于黄老等。

蜀国私学名家为向朗。向朗少师司马德操（荆州名士，有人伦识鉴），因马谡事件而被诸葛亮免官，在此后的30年（裴注为20年），"乃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但讲论古义，不干时事，以是见称。上自执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②。

吴地方学校教育虽无建树，但在私学方面却出现一些人物。如唐固"亦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国语》、《公羊》、《谷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③。虞翻被流徙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①他为吴国边远地区的文化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其实交州还有一位私学家刘熙，他的详情已不可知，但经学家薛综、程秉皆授业于他。吴私学以经学传授为主，尤重古文。天文易象，星历算数也有传授。

三国私学中，魏较吴、蜀更为发达。究其原因：其一，魏的经济、政治发展程度高于两国；其二，当时的文化中心仍在北方，蜀、吴的教育及学术仍需从北方传来。而分裂则使文化交流更为困难。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　4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518-519　页。③　《三国志·吴书》卷8《阚泽传》。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518-519　页。2。两晋和十六国的私学两晋中央和地方官学如前所述，始终处于时兴时废的状况，但学术及教育发展并未彻底荒废，其中私学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学的不足。西晋的束晳、李密、王褒、范平、虞囊、刘兆、汜毓、徐苗、杜夷、续咸、霍原、郭琦，东晋的孔衍、范宣皆为著名的私学家。首先这些私学家自身都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如范平"研览坟素，遍该百氏"②。续咸"好学、师事京兆杜预，专《春秋》、《郑氏易》，教授常数十人。博览群言，高才善文论。又修陈杜律，明达刑书。"他还"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各十卷，行于世"③，他已是一个集经学家、法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人物。又如杜夷，"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历图纬靡不毕究。寓居汝颍之间，十载足不出门。年四十余，始还乡里，闭门教授，生徒千人"①，学问非常渊博，以至东晋初年国有大政时，每每谘询于杜夷。再如郭琦"少方直，有雅量，博字，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传》，注《谷梁》、《京氏易》百卷，"晋武帝非常看重他，欲用他为佐著作郎，但遭到郭彰的诋毁，武帝回答说："若如卿言，焉丸家儿能书卿，即堪为郎矣"②。其次这些私学家恬静谦退，不重功利，安贫乐道，致力于教育事业。如王裒"博学多能，痛父非命，未尝西向而坐，亦不臣朝廷也。于是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③济南人刘兆"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武帝时五辟公府，三征博士，皆不就。安贫乐道，潜心著述，不出门庭数十年。"④不少私学家生活也很贫困，但却矢志不移，前举刘兆即如此。又如汜毓家贫，不蓄门人但对来求学的人"亦倾怀开诱"⑤。徐苗家贫，"昼执鉏耒，夜则吟诵"，但仍潜心教授。一些私学家在政治上失意后，却不沉沦，致力于教育。如东晋孔衍因得罪王敦而遭排挤，"时人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虽郡邻接西贼，犹教诱后进，不以戎务废业。"⑥第三，两晋的私学规模较大。如王裒门徒千余人。杜夷有学生千余人。刘兆竟有学生数千人。甚至有的私学家还办起了私人图书馆，如范平之子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⑦如此规模的私学在前代是罕见的。我们所应注意的是两晋与两汉时代的差别。两汉私学也很发达，但是那时通经可以致仕，可以光耀门庭，私学家的社会地位也很高。两晋却是一个动荡的社会，内战和外乱交织在一起，加上门阀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寒门庶族的让途被阻隔了，士人的地位是极其低落的。《王裒传》里写到王裒"门人为本县所役，告裒求属令，裒曰："卿学不足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且吾不执笔已四十年矣"。乃步担干饭，儿负盐豉草履，送所役生到县，门徒随从者②　《太平寰宇记》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六九册第二十七页上）。③　《晋书》卷91《续咸传》。

①　《魏书·释老志》。

②　《后汉书》卷六十，《襄楷传》。

③　《三国志·吴书·刘繇传》。

④　《魏书·释老志》。

⑤　《洛阳伽蓝记》卷五之末。

⑥　《晋书》卷91《孔衍传》。

⑦　《晋书》卷91《范平传》附子《范蔚传》。

千余人，"这活脱脱地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地位形象和心态。因此私学家在这样一个时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确是一种奉献精神在支持着他们，令人敬佩！

两晋私学教授的内容以儒家经学为主，经学中尤重《礼》、《易》和《春秋》三传。如果我们比较私学家和当时所谓"名士"的传记就可看到，这些私学家是没有那些"放诞"的"魏晋风度"的。如范宣"言谈未尝及《老》、《庄》"①，被人嘲讽为"太儒"，但这个"太儒"的范宣却为地方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如果说玄风对私学家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话，也主要是从学术方面。私学家是把玄学作为学术去研究的。前举范宣虽不谈《老》、《庄》，但是并非一无所知，如"客有问人生与忧俱生，不知此语何出。宣云："出《庄子·至乐篇》。"私学家在著述上重《周易》研究也反映了这一点。十六国时期虽然战乱频仍，王朝更迭频繁，北方绝大部分地区为少数民族所统治，但私学依然保存下来，甚至还较发达。十六国时期的私学家大多是在中原失守之后，流寓一方，隐居山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聚徒讲学。他们一方面对保存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另一方面对进入中原各少数民族的汉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十六国的私学家也是淡于名利，安于穷困，热心于教育事业。前赵杨轲"学业精微，养徒数百，常食粗饮水，衣褐缊袍，人不堪其忧，而轲悠然自得。"他有一套自己的教学方法，"虽受业门徒，非入室弟子，莫得亲言。欲所论授，须旁无杂人，授入室弟子，令递相宣授"①，后赵时返归乡里仍教授不绝。郭瑀"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后"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②。其次一些私学家由办私学出名而入仕，但依旧以学术为重心，为统治者培养了大批人材。如祁嘉因办私学而名重敦煌，被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依然"教授不倦，依《孝经》作《二九神经》。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③。刘。。有"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李暠私署，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④第三，十六国私学中渗入了宗教因素。如隐于东阳谷的王嘉，"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亦皆穴处"⑤，这显然是一个道教私学。张忠永嘉之乱后，隐于泰山，"无琴书之适，不修经典，劝教但以至道虚无为宗。其居依崇崖幽谷，凿地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余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业，观形面退。立道坛于窟上，每旦朝拜之"⑥，这也是一个道教私学家。宋纤的私学也具有道教嫌疑，史载他"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虽然他曾注《论语》，写诗颂数万言，但他的生活方式却具有道教徒的特点，如"心慕太古"，住

①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512　页）据《魏书·释老志》整理；转引自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　页。

①　罗哲文等：《佛教寺院》，《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②　关于永宁寺九级浮图的高度，文献上有两种说法，一是《洛阳伽蓝记》所云全高100　丈，二是《水经注》卷十六《榖水》说"自金露下至地四十九丈"。

③　《晋书》卷94《祈嘉传》。

④　《魏书》卷52《刘蘭传》。

⑤　《晋书》卷95《王嘉传》。

⑥　《晋书》卷94《张忠传》。

"高楼重阁"，不食而死后又"■曰玄虚先生"（不食而死是道教辟谷之术）⑦。鸠摩罗什在后凉和后秦的讲学具有私学的性质，而他传授的是佛学。佛教私学在北方还有很多。

十六国时期北方私学的发展较为兴盛，私学的范围也很广泛，除传统的经学外，天文、历算、占卜、风水，乃至佛、道二教均渗透到私学中来了。这无疑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⑦　《晋书》卷94《宋纤传》。

3。南朝私学南朝私学在东晋私学的基础之上，继续发展，呈现出较为繁荣的局面，一方面一大批私学家勤于教育，淡于功名，另一方面南朝私学内容也极广博，除儒家私学外，还有佛、道私学，甚至三者兼容的私学。

南朝不少私学家逃隐山林，乡居不仕，但是却热心于教育。如刘宋的沈道虔隐居乡里，州郡府十二次让他做官。他皆不应命，但却出资使"乡里少年相率受学"①。关康之精通《左氏春秋》，隐居山林传授弟子。又如齐臧荣绪"纯笃好学，括东、西晋为书，纪录志传百一十卷。隐居京口教授"②。吴苞"善《三礼》及《老》、《庄》。宋泰始中过江，聚徒教学。冠黄葛巾，竹廛尾，蔬食二十余年。与刘。。俱于褚彦回宅教授。。。讲《礼》，苞讲《论语》、《孝经》，诸生朝听。。，晚听苞也"③，沈麟之"无所营求、以笃学为务"，他拒绝为官，"隐居余不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时为之语曰："吴差山中有贤士，闭门教授居成市""①。徐伯珍和娄幼瑜"亦聚徒教授，不应征辟"②。南齐著名的私学家刘。。，"少笃学，博通《五经》，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他素无宦情，生活穷困，但是"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③。再如诸葛琚"性勤于诲诱，后生就学者日至"④，以至屋狭难容。南朝诸多的隐逸之士为南朝私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南朝还有不少官吏也重私学教育，虽身在官场，但也聚徒授业。如宋中散大夫伏曼容家在建康瓦官寺东，"施高坐于听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生徒常数十百人"⑤。梁中军参军事伏挺"居宅在潮沟，于宅讲论语，听者倾朝。挺三世同时聚徒教授，罕有其比"⑥。齐骠骑司马何佟之"常集诸生讲论，孜孜不怠。"⑦崔灵恩虽身为国子博士，却仍然"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⑧。陈国子助教沈德威"每自学还私室讲授，道俗受业数百人"，南朝私学兴办的相当普遍，规模也较大，动辄数百上千人，兴办私学的人的层次也较复杂，有隐逸之士，有官吏等等。私学的教学内容也很丰富，其中以经学为主，特别是对礼学尤为重视；《老》、《庄》在私学中也有讲授。甚至包括天文历算、风水占卜、音律、医学等。私学家根据自己研究和喜爱的重点不同而各有差异，如刘。。偏重于《礼》，而吴苞偏重于《论语》、《孝经》；沈麟士"重陆机《连珠》，每为诸生讲之"①；臧荣绪的私学则偏重于史学，这种突破儒学一统教育的私学，对文化发展是有益的。

①　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　页。②　《南史》卷75、76《沈道虔传》、《臧荣绪传》、《吴苞传》、《沈麟之传》、《徐伯珍传》。③　《南史》卷75、76《沈道虔传》、《臧荣绪传》、《吴苞传》、《沈麟之传》、《徐伯珍　传》。

①　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②　《南史》卷75、76《沈道虔传》、《臧荣绪传》、《吴苞传》、《沈麟之传》、《徐伯珍传》。③　《南齐书》卷39《刘。。传》。

④　《南史》卷76《诸葛琚传》。

⑤　《南史》卷71《伏曼容传》及附《伏挺传》，《何佟之传》《崔灵恩传》。⑥　《南史》卷71《伏曼容传》及附《伏挺传》、《何佟之传》、《崔灵恩传》。⑦　《南史》卷71《伏曼容传》及附《伏挺传》、《何佟之传》、《崔灵恩传》。⑧　《南史》卷71《伏曼容传》及附《伏挺传》、《何佟之传》、《崔灵恩传》。

①　《洛阳伽蓝记》卷二。晋太康寺，北魏重建后更名灵应寺。塔仍为三级。除儒家私学外，南朝道教私学也有发展。经过东晋葛洪对五斗米道的改革和重新解释，使道教不仅在庶族中广为传播，而且也风行到上层士族乃至皇室之中，道教在南朝非常流行。《宋书·自序》说杜子恭传道，"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以至于"愚者敬之（孙泰）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求福庆"②。在这种浓烈的气氛下，道教私学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如吴郡杜京产（其高祖为杜子恭），"闭意荣宦，颇涉文意，专修黄、老"，他开始"于始宁东山开舍授学"，后又"于会稽日门山聚徒教授"③。虽然他曾请名儒刘。。去始宁山讲学，但可以肯定他传授的是道教。又如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吴郡陆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清云寺沙门慧拔、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④。他的私学也属于道教私学性质。

佛教私学在南朝也出现，这是因为佛教在南朝传播十分迅速，特别在梁武帝一朝甚至达到了"国教"的地位。就佛教本身来说，南方佛徒在沙门敬不敬王者（即行跪拜之礼）这个问题上最后向皇权作了让步，这是佛教广泛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徐孝克"居于钱塘之佳义里，与诸僧讨论释典，遂通《三论》。每日二时讲，旦讲佛经，晚讲《礼》、《传》，道俗受业者数百人"⑤。他的私学至少有一半是佛学性质。又如赵僧岩"与刘善明友，善明为青州，欲岸为秀才，大惊，拂衣而去。后忽为沙门，栖迟山谷，常以一壶自随。一旦谓弟子曰："吾今夕当死。壶中大钱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蜡烛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时人以为知命。"①又如马枢被南徐州刺史、梁昭陵王纶引为学，"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②。

南朝私学在教学内容上大都兼容并蓄，儒、释、道可并存，教学或讲学时不重派别，而关键是看是否有新意，立论是否能站得住脚。前举马枢，同日跨三个学科讲授，萧纶还要听众发问，并对听众说："与马学士论文，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③，由于马枢确实学识广博，众人才不得不服。这种学术争论的空气在南朝较浓，如梁武帝和诸多王公并不服范缜的《神灭论》，但是并未用政治势力来压他，而是数次与他辩论。又如徐伯珍，是一个地道的儒者，但却"好释氏、《老》、《庄》，兼明道士"④。再如周续之通《五经》、《五纬》，号称通十经，"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⑤，后开馆讲学，被称为"名通"，很显然他的学校是儒佛并重的。这种自由的学术空气，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值得继承。就学术渊源来说，隋唐"尊崇儒术、兼重佛老"的文教政策，受②　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③　《南史》卷25《杜京产传》。

④　《南史》卷71《张讥传》。

⑤　《陈书》卷26《徐孝光传》。

①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　页。②　《魏书·释老志》。

③　《陈书》卷19《马枢传》。

④　《南史》卷76《徐伯珍传》。

⑤　《南史》卷75《周续之传》。

南方学术影响较大。而这种风气，主要在南朝的私学中盛行，故其意义不可低估。

4。北朝私学北朝政权虽多由胡人或胡化之汉人建立，但是他们终究走了汉化的道路，并且有后来居上的趋势，这是因为他们努力学习汉文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其中痼疾。就学校教育而言也莫不如此。但从整体上看，北朝官学也是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教育的重任落在私学家的身上，就人数和规模而言，北朝私学超过了南朝，这对当时文化的传播和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起了极大作用。然而其意义还不仅于此，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序论中说："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可见隋唐制度三源中有两源出于北朝。陈寅恪先生曾反复强调家学和地域之学（实即私学）对保存和传播文化的作用，明确指出当时的学术中心在家族而不在学校，亦即在私学而不在官学。由此可见，北朝私学的发展是与隋唐文化紧密相联的，故其意义自不待言。那么北朝私学为什么兴旺发达呢？第一，北方传统学风所致。赵翼曾说："六朝人虽以词藻相尚，然北朝治经者尚多专门名家。盖自汉末郑康成以经学教授，门下著录者万人，风流所被，士皆以通经绩学为业，而上之举孝廉，举秀才，亦多于其中取之，故虽经刘、石诸朝之乱，而士习相承，未尽变坏"①。赵翼所指是对的，北方士人以通经为业，"学而优则仕"的思想非常深厚。加上各少数民族政权能迅速改弦易辙，尊崇儒学，故其学风沿习下来。第二，统治者的提倡和重视。赵翼在《北朝经学》条中还指出："其所以多务实学者，固由于士习之古，亦上之人有以作兴之"。由于"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争务于此以应上之求，故北朝经学较南朝稍盛，实上之人有以作兴之也"。

北朝私学明显以经学为核心，重师承，学风纯朴，不杂玄风。首先私学家教授以经书为本，不作虚妄的解释。如张伟"学通诸经，讲授乡里，受业者常数百人。儒谨汎纳，勤于教训，虽有顽固不晓，问至数十，伟告喻殷勤，曾无愠色。常依附经典，教以孝悌。"①又如刘献之"善《春秋》、《毛诗》，每讲《左氏》，尽隐公八年便止，云义例已了，不复须解"，史称"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②。张伟的"依附经典"，刘献之的"不复须解"都是重经义，不用经学之外的东西来附会。重经义不等于无创新，而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创新，如"（张）吾贵兼读杜、服、隐括两家，异同悉举。诸生后集，便为讲之，义例无穷，皆多新异。"③其次私学家多为经学名家，以通一经或数经而名重当时，如梁祚"尤善《公羊春秋》、郑氏《易》，常以教授。"④又如陈奇"爱玩经典，博通坟籍，常非马融、郑玄解经失旨，志在著述《五经》。"⑤私学大师徐遵明为北朝儒宗，他青年时代四处求学，17　岁到上党（今山西长治）师王聪学《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之后又转从张吾贵，因对张吾贵讲学

①　罗哲文等：《石窟寺》，《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

①　《魏书》卷84《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②　《魏书》卷84《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③　《魏书》卷84《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④　《魏书》卷84《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⑤　《北史》卷81《陈奇传》。

不满意，又转而求学于孙买德，有人说他如此下去，恐怕一事无成，徐遵明手指心说，我现在才知道真师在何处，正在于此，此后他居于蚕舍，专心苦读6年，不出院门，终成一代大师。他讲课有自己的独特方式，即先讲清经、疏，然后再加以阐述，他的一套方法被学生继承和传播。史载"遵明讲学于外，二十余年，海内莫不宗仰。"⑥第三，北朝私学重师承，风格直承两汉。如李铉从李周仁受《毛诗》，刘子猛受《礼记》、房虯受《周官》、《仪礼》，鲜于灵馥受《左氏春秋》，又受业徐遵明5年。杨汪受《礼》于沈重，受《汉书》于刘臻。刘焯受《诗》于刘轨思，受《左氏传》于郭懋，问《礼》于熊安生，又因刘智海家多坟籍，就之读10年，萧该、包虯为北朝末年精通《汉书》的宗匠。经学除师肇外还有家传，如房晖远"世传儒学。晖远幼有志行，明《三礼》、《春秋之传》、《诗》、《周易》，兼善图纬。恒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①，入隋后太常卿牛弘称他为"《五经》库"。有的学者虽很博通，但却只讲授自己最精的一部分，如熊安生"从陈达受《三传》，从房虯受《周礼》，事徐遵明，服膺历年，后受《礼》于李宝鼎，遂博通《五经》。然专以《三礼》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②。第四，北朝私学家勤于著述，成果累累。他们每有心得不像南朝学者那样去清谈，而是笔立于书。北朝私学家很勤奋，著述甚多。如刘献之著《三礼大义》4　卷，《三传略例》3　卷，《注毛诗序义》1　卷，李铉撰《孝经》、《论语》、《毛诗》又疏，及《三传异同》、《周易义例》，合30　卷，沈重著《周礼义》31卷，《仪礼义》35　卷，《礼记义》30　卷，《毛诗义》28　卷，《丧服经义》5卷，《周礼音》、《仪礼音》各1　卷，《礼记音》、《毛诗音》各2　卷，真可谓著作等身。樊深著《孝经问疑》、《丧服问疑》各1　卷，又著《七经异同》3　卷。乐逊著《孝经》、《论语》、《毛诗》、《左氏春秋》序论10　余篇，又著《春秋序义》。北朝私学家在经学研究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北朝私学以经学为核心，但在一部分私学中也传授其它方面的内容。如沈重"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至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无不通涉"③，他讲课时朝士、儒生。桑门、道士都来听讲，这说明他的私学课程儒、释、道兼而有之。又如樊深"既专经，又读诸史及《全》、《雅》、篆、籀、阴阳、卜筮之书。"①这说明北朝私学内容较为广博。甚至书学也是私学的重要内容，如冀俊"善隶书，特工模写"②，曾教授明帝及宋献公写隶书。当时书学入学也行束晳之礼，称为"谢章"。

北朝私学规模较大，首先北朝私学人数很多，动辄数百上千，甚至数千。如包愷"聚徒教授者数千人。"③马光"初教授瀛、博间，门徒千数"④。刘。。"学徒前后数千，成业者众。"⑤李铉"生徒恒数百人，燕、赵间能言经者，⑥　《北史》卷81《陈奇传》。

①　《晋书》卷九十五《陈训传》。

②　《晋书》卷九十五《台产传》。

③　《北史》卷82《熊安生传》、《沈重传）、《樊深传》、《冀俊传》。

①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三十三。

②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第二六函七九○册，《考工典·园林部》卷一二一。③　《北史》卷82《包愷传》、《马光传》、《房晖远传》、《樊深传》。④　《北史》卷82《包愷传》、《马光传》、《房晖远传》、《樊深传》。⑤　《北史》卷81《刘蘭传》、《李铉传》、《张思伯传》。

多出其门。"⑥因此北朝私学的规模超过了南朝。其次北朝私学的设置也较普遍。兴办私学的有各种情况如李铉"年二十七，归养二亲，因教授乡里。"⑦房晖远也是就乡里而教学，"远方负笈而从者，运以千计"⑧。有的人开馆办私学，如常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⑨。他的私学馆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也教出了一批高材生，如北魏尚书左仆射远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都出自他的门下。一些王公贵族和官吏也兴办带有家教性质的私学。如张思伯"以二经教授齐安王廓。"⑩如樊深被于谨引为府参军事，"令在馆授教子孙，周文置学东馆，教诸将子弟，以深为博士。"（11）又如乐逊曾先后被太尉李弼和周文召请教授诸子。再如卢景裕，"齐献武王命都督贺拔仁讨平之。闻景裕经明行著，驿马特征，既而舍之，使教诸之。在馆十日一归家，随以鼎食"①。更多的私学是各地的游学之士兴办的，主要在山东、河北一带，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

北朝私学学风纯正，有不少特色。第一，游学较多，便于学术的传播。

如马敬德"少好儒术，负笈随徐遵明学《诗》、《礼》，略通大义，而不能精。遂留意于《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昼夜不倦。教授于燕、赵间，生徒随之者甚众。"②张彫武"因好学，精力绝人，负卷从师，不远千里，遍通《五经》，尤明《三传》。弟子远方就业者以百数。"③樊深也游学于汾、晋之间。熊安生"在山东时，岁岁游讲，从之者倾郡县"④。刘焯"优游乡里，专以教授著述为务，孜孜不倦，"并且"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⑤北朝普遍游学的情况，反映了地方官学教育不发达，学术重师承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教师巡游讲学，学生也负笈而随。因为，游学学生有的是家乡无书可读而不得不转徙求师。第二，北朝私学虽然重师承，但无门户之见，自由择师的情况极为普遍。徐遵明数次换师，终成一代大儒。孙惠蔚"十八，师董道季讲《易》；十九，师程玄读《礼经》及《春秋之传》。"⑥前引刘焯、李铉皆曾就学多人。董征"年十七，师清河监伯阳受《论语》、《毛诗》、《春秋》、《周易》，河内高望崇受《周官》，后于博陵刘献之遍受诸经。"⑦由此可见，北朝的私学师承重的是学问本身，而不是老师的名气。学生也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李铉之所之敢对"贾、马、王、郑所传章句，多所是非"①，正是因为他在师承多家的基础上比较出来的。张吾贵从⑥　《北史》卷　81《刘蘭传》、《李铉传》、《张思伯传》。

⑦　《北史》卷81《刘蘭传》、《李铉传》、《张思伯传》。

⑧　《北史》卷82《包愷传》、《马光传》、《房晖远传》、《樊深传》。⑨　《魏书》卷84《常爽传》、《卢景裕传》。

⑩　《北史》卷81《刘蘭传》、《李铉传》、《张思伯传》。　（11）《北史》卷82《包愷传》、《马光传》、《房晖远传》、《樊深传》。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七册，第六○六页。

②　《北史》卷81《马敬德传》、《张彫武传》、《孙惠蔚传》、《董征传》、《李铉传》。③　《北史》卷81《马敬德传》、《张彫武传》、《孙惠蔚传》、《董征传》、《李铉传》。④　《北史》卷82《熊安生传》、《刘焯传》。

⑤　《北史》卷82《熊安生传》、《刘焯传》。

⑥　《北史》卷81《马敬德传》、《张彫武传》、《孙惠蔚传》、《董征传》、《李铉传》。⑦　《北史》卷81《马敬德传》、《张彫武传》、《孙惠蔚传》、《董征传》、《李铉传》。

①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六十一。

郦诠学《礼》，牛天祐学《易》后，随即开馆授徒，竟然"世人竞归之"。后来张吾贵"聚徒千数，而不讲《传》。生徒窃云："张生之于《左氏》，似不能说。"吾贵闻之，谓曰："我今夏讲暂罢，后当说《传》，君等来日，皆当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贵诣刘蘭，蘭遂为讲《传》。三旬之中，吾贵兼读杜、服，隐括两家，异同悉举。诸生后集，便为讲之，义例无穷，皆多新异，蘭仍伏所。"②张吾贵虽有"活学活用"之嫌，但竟能使刘。。转而听他讲《传》，足见他确有不少创新，这与汉代皓首不能穷一经有天壤之别。在这种学术风气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远不止张吾贵一人。又如李谧"初事师小学博士孔璠，"几年后"璠还就谧请业"，时人传诵："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③，这种"教学相长"的风气是我国古代教育的优秀传统，对后世影响很大。第三，私学教授中除可自由择师外，还可自由讨论，在课堂上自由发问。如孙惠蔚族曾孙孙灵晖"得惠蔚平录章疏，研精寻问，更求师友，《三礼》、《三传》，皆通宗旨。然始就鲍季详，熊安生质问疑滞，其所发明，熊、鲍无以异也。"④李业兴求学于鲜于灵馥，在课堂上"业兴问其大义数条，灵馥不能对"⑤，于是业兴便振衣而起，灵馥的学生也因此去灵馥而归徐遵明。学生对教师的要求很高，教师不仅要博通和专精，而且要会讲课，如沈重讲课"辞义优洽，枢机明辩，凡所解释，咸为诸儒所推"①，相反，樊深"学虽博赡，讷于辞辩，故不为当时所称"②。

北朝私学家中很多人淡于名利，绝意仕途，致力于教育事业。私学家和学生刻苦学习的精神也令人敬佩。如常爽"州郡礼命，皆不就"③，但他的私学馆却培养出很多人材。冯伟"身长八尺，衣冠甚伟，见者肃然。少以李宝鼎学，李重其聪明，恒别意试问之。多所通解，尤明《礼》、《传》，"后来齐赵郡王出镇定州（今河北定县），"以礼迎接，命书三至，县令亲至其门，犹辞疾不起。王将命驾致请，佐吏前后星驰报之，县令又自为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厅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阶而上，留之宾馆，甚见礼重。王将举充秀才，固辞不就。岁余请还，王知其不愿拘束，以礼发遣，赠遗甚厚。一无所纳，唯受时服而已。及还，不交人事，郡守县令，每亲至其门，岁时或置羊酒，亦辞不纳。门徒束晳，一毫不受。蚕而衣，耕而饭，箪食瓢饮，不改其乐。"④他把一生都献给了私学教育。又如崔廓"遂博览书籍，多所通涉，山东学者皆宗之。既还乡，不应辟命。"⑤再如刁冲被征为功曹主簿，但"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关事务，唯以讲学为心。四方学徒就其受业者，岁有数百。"⑥北朝私学家中这种不慕荣利，唯以学术为上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的精神不仅使他们自己的学问卓然可观，而且带动了一大批后学者竞相仿②　《北史》卷81《张吾贵传》、《孙惠蔚传》附族曾孙《灵晖传》、《李业兴传》。③　《北史》卷33《李孝伯传》附《谧传》。

④　《北史》卷81《张吾贵传》、《孙惠蔚传》附族曾孙《灵晖传》、《李业兴传》。⑤　《北史》卷81《张吾贵传》、《孙惠蔚传》附族曾孙《灵晖传》、《李业兴传》。

①　《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②　《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③　《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④　《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⑤　《北史》卷88《崔廓传》。

⑥　《北史》卷26《刁雍传》附《冲传》。

效。北朝私学家师生学习之刻苦努力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刘。。"家贫，无以自资，且耕且学"⑦。李铉"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①。冯伟曾经闭门不出，苦读30年。平恒勤学不辍，"不营资产，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饥寒"②。刁冲"虽家世贵达，乃从师于外，自同诸生"，他虽有仆隶"不合代已，身自饮爨。每师受之际，发情精专，不舍昼夜，殆忘寒暑。学通诸经，偏修郑说，阴阳、图纬、算数，天文，风气之书莫不关综，当世服其精博"③。勃海刁氏为北方名门大族，而刁冲却不以门贵放弃学业，这与南朝贵游子弟"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高唱"士庶天隔"真是天壤之别。许多的学子负笈远游，不远千里求师问经，更是寻常之事。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优良传统之一，值得学习。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纷繁复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在社会巨大的变动中，私学艰难而又兴盛地发展起来了。无论在数量上、规模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有扩大和更新。与两汉通经致仕不一样，这一时期的许多私学家仅以传播文化为已任，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其精神极为可贵。在思想界儒、释、道、玄合流的大背景下，不仅儒家私学继续发展，而且出现了佛家和道家私学。私学的发展也因各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的差异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这些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私学教育的内容。在当时官学颓废的情况下，私学的发达培育了一大批人材，对社会起了极大的补充和推动作用，同时也证明私学的发展，是有益于社会进步的。

⑦　《北史》卷81《刘蘭传》、《李铉传》。

①　《北史》卷81《刘蘭传》、《李铉传》。

②　《魏书》卷84《平恒传》、《刁冲传》。

③　《魏书》卷84《平恒传》、《刁冲传》。

（三）门第的形成和门第教育魏晋南北朝政治上的明显特征就是门阀地主掌握政权。所谓门阀地主除了在政治上占有垄断地位，在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和部曲外，那就是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战乱如何频起，他们终究能保持其门第不衰；而门第不衰又使他们能不断地获取政治、经济利益。瑯琊王氏、陈郡谢氏、博陵崔氏、颍川庾氏、吴郡的顾、陆、朱、张均为其代表。在门阀地主的发展过程中，他们除了从政治、经济上维持其不败之外，也注意从文化教育上来树立自己的门风，形成了带有这一时代特征的门第教育。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①这说明门第教育的确存在。门第教育因门阀势力的地区不同而带有地域差别，大体上"山东之人尚婚娅，江左之人尚人物，关中之人尚冠冕，代北之人尚贵戚。"②因此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教育史，绝不能忽视门第教育这一内容。

①　《三国志·吴书·赵达传》注引《吴录》。

②　《新唐书》卷199《柳冲传》附《柳芳传》。

1。门第的形成和发展门第的形成究其渊源可溯至东汉。东汉的经学世家和豪强地主是魏晋门阀地主的萌芽。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成为入仕最主要，也是最荣耀的一条道路。官学和私学也围绕通经致仕这一核心繁荣起来。累世经学和累世公卿这一现象在西汉已出现了。如韦贤、韦玄成父子相继为宣、元二朝宰相；平当、平晏父子为哀帝时宰相；于定国父子两世三公。如果说这种现象在西汉是仅有的几例的话，那么东汉就大不一样了。赵翼曾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①东汉一代累世经学的世家更多，如桓荣、桓郁、桓焉一家三代皆以明经而为帝王师；伏氏自伏生后历两汉400年不衰。累世公卿现象也比西汉普遍而典型。如弘农杨氏自杨震至杨彪，四世为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又如欧阳氏一家"自欧阳生传伏生《尚书》，至歙八世，皆为博士。"②豪强地主的出现对门第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东汉豪强地主势力的迅猛发展是我们在秦及西汉历史上看不到的，这是因为秦及西汉是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地主也是"编户齐民"，一样承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但是自西汉中后期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失败后，大族势力便肆无忌惮的发展起来了。仲长统曾不无忧虑的指出："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致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帏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③这种经济上的豪族在东汉比比皆是，他们为门第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基础。但我们还要注意到汉代一些任官制度和教育制度也是有利于门第形成的。如任子制极易形成代代相继的大族，而且全凭家世，不看德才。教育制度上仕宦之家的子弟都能获得优先入学的特权。如明帝时为功臣子孙"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①。以后梁太后又不诏"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②。这在东汉也形成了不少累世宠贵的官僚之家。如邓氏一门"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③耿氏"自中兴以后，迄建安之末，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④还有窦氏、梁氏莫不如此这般。

一般将魏文帝时九品中正制度的设立作为门第形成的标志，是皇权向世家大族妥协让步的结果。我们认为这并不完全正确。首先九品中正制度的设立有其历史原因，这就是汉代选举制度的彻底腐败和汉末大乱，四方错杂，

①　《廿二史札记》卷4《东汉功臣多近儒》。

②　《后汉书》卷79《欧阳歙传》。

③　《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

①　《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

②　《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

③　《后汉书》卷16《邓禹传》。

④　《后汉书》卷19《耿弇传》。

人物已不可详考。其次九品中正制度本身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⑤如果确实按这一制度实行也无大问题。但是由于大小中正皆取"著姓士族"来充当，这一制度也就为世族所操纵，从而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因此九品中正制度虽不是门第形成的原因，但是却对门第起了极大的保障作用。那么门第究竟在何时形成？如果硬要划一个时间界限的话，那就是在魏末晋初。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魏末晋初的政局变化，是后来门第形成的关键。门第的形成不是依靠"塚中枯骨"，而是依靠"当代轩冕"①。唐先生的观点是精譬的。如果我们从个案来考察，魏晋南北朝的高门大族大都渊源于此时。我个人对瑯琊王氏的研究也发现，奠定后来王氏家族的关键人物王祥、王戎、王衍均生活在这一时期②。此外陈郡谢氏、颍川庾氏、庐江何氏等等均如此③。

两晋南北朝是门第发展的鼎盛时期。西晋统治者为了照顾世族利益，推行了占田制、课田制和荫宗族、佃客制。世家大族口尚清谈，不及实事，生活极端腐朽奢侈。西晋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迅速衰败，历八王之乱而亡于匈奴刘氏之手。东晋是在南北大族相互妥协下建立的。东晋一朝皇权极度衰落，岌岌可危。开始是"王与马、共天下"，后来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相继与司马氏"共天下"，始终维持着门阀政治的格局。他们还利用大批流民过江避难的机会，广泛吸收部曲、佃客，建立起自己的别墅、庄园。门阀世族的全盛时期，也就是他们开始走向衰落的起点。他们占据着高层政权，但却不务实事，至东晋后期已腐朽不堪。南朝宋、齐、梁三朝是由过江低等士族所建立，陈朝政权的核心已由南方土著所掌握。虽然门阀士族仍然拥有着优越的地位，但面对着寒门庶族兴起这一历史事实，他们却惶恐不安，在政治上强调任官"须人门兼美"，在等级上强调"士庶天隔"，在婚姻上竭力反对"婚宦失类，"总之力图筑起门第的高墙来继续排斥庶族寒门，但这已无法挽救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北方虽历经战乱，王朝更迭，但北方的门阀世族也经久不衰，如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等等。北方世族虽然就腐朽程度来说比南方世族要好一些，但是北方门阀世族政治却比南方更为典型，孝文帝"定姓族"使门阀政治制度化了。在这一制度下，昔日马上的少数民族权贵，也演变成了门阀大族。不过就世族干预皇权来说，北方要明显弱于南方。尽管在南北朝末期，南方实行了选举制度的变革，北方出现了"罢门资之制"，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代还是门阀世族的时代，笼罩着浓烈的门第等级气氛。

⑤　《宋书》卷94《恩倖传》。

①　《九章算术》方田章圆田术刘徽注，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②　见卜宪群《瑯琊王氏政治地位研究》、《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第1　期。③　见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

2。门第教育的内容门第的形成，经济基础是关键，政治是保障。但是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并不同于影响一时一地的豪强地主，豪强地主会因种种因素（诸如改朝、国家力量的打击、农民起义等）而仸忽消失。而门阀地主虽王朝更迭，异族入侵，也不能动摇根基。对门阀地主的这种绵衍长存现象，从经济和政治方面来解释固然是正确的，但还不完整。因为构成门阀或门第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文化。从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的世族，大都具有典型的文化特征，可以说文化是构成世族的一个必要条件，田余庆先生曾说："非玄非儒的纯以武干居官的家庭，罕有被视作士族者。"①我们赞同田先生的见解。既然文化在门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门阀士族也就非常重视对自身（包括宗族和家族）文化的建设。如沈约曾对人说："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指瑯琊王）之盛者也。"②沈约把"爵位"与"文才"相并提，说明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对世族来说是有着具体政治内涵的。因此门第教育构成了世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魏晋南北朝门第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涉及到具体文化的各方面，也涉及到人生观、处世哲学等方面，下面试加分析。

第一，儒学教育。魏晋南北朝世族虽然崇尚清谈，倾慕玄风，但是儒学的社会功能是玄学所不能替代的。尽管两汉的家法传经在魏晋南北朝不多见，但是儒学在门第教育中也并不少见，而只不过在形式上有所变通而已。如王褒在其《诫子书》中说："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行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①这与王衍所说的名教与自然"将毋同"是一致的。既出入于玄儒之中，士族的行为也莫不受此影响。《世说新语·德行》载："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应当说二人都本于儒家的"孝"来哀丧的，但很显然王戎的身上更蒙上一层自然的东西，受玄风影响大些。儒学教育，特别是在一些当时掌握实际政治权力的门阀世族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如王准之兼明《礼》、《传》，"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②。这个"青箱学"是以儒家内容为核心的，是可以用来经国的，正如刘义康所说"何须高论玄虚，正得如王准之两三人，天下便治矣。"③前举王筠也以经学传家。就儒学教育来说，北方要重于南方。如后秦韦高崇慕阮籍，居丧饮酒，崇尚风教的古成诜持剑求高，吓得高终身不敢见诜。北方崔、卢、郑、王既为高门，也为经学世家，此为人所熟知。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时期门第儒学教育中，于礼学尤为重视。如贺循家传庆氏礼，东晋"朝廷疑滞皆谘之于循，循辄依经礼

①　《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　期。

②　《梁书》卷33《王筠传》。

①　《梁书》卷41《王褒传》。

②　《宋书》卷60《王准之传》。

③　《宋书》卷60《王准之传》。

而对，为当世儒宗。"①颍川庾氏"诸弟相率莫不好礼，为世论所重。"②南齐王俭"长礼学，谙究朝仪，每博议，证引光儒，罕有其例。"③南齐诸多礼仪制度都出自他的手中。再如王弘"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④。门阀世族之所以特重礼，乃是因为礼与门第的关系十分密切，不仅可以弘扬门风，也可解决门第内外的许多实际问题。

第二，玄学教育。玄学教育在门第教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玄学的价值观念获得门阀世族的普遍认可。因此这一时期世族习染玄风是维持其门第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果我们追溯门第的渊源，可以发现他们大都有一个由儒学向玄学转变的过程。如瑯琊王氏本以儒学见长，王吉、王祥皆为儒家思想的忠实追随着，至西晋王戎、王衍时，习染玄风，被称为"一世龙门"，对王氏势力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又如谯国桓氏也为一儒学世家，过江无闻，至桓彝时方可玄风，为世所重，名显朝廷，桓温、桓玄势力的发展实赖于此。再如颍川荀氏也本东汉经学世家，家传礼、乐和律令。但至荀粲时门风为之一变，"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他认为"六经虽存，固圣人之糠秕"⑤，诸兄难之而不能屈。不习玄风，就不会知名于当世，如王准之虽满腹经纶，却无士族所倾慕的玄风，故不为时流所重。玄学已变成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在两晋南朝。考之于史籍，我们也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原封不动的汉代儒学世家而能立足于后世。他们各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或多或少的向玄学转化，所谓"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①，是他们普遍所期望的。当然也有更为"放达"的，如胡毋辅之，元康贵游子弟等的"裸呈"，但这并不普遍。北朝世族虽不像南方如此倾慕玄风，但亦有之。前举韦高即是。又如出身赵郡李氏的李士谦"善谈玄理"②。由于玄学对于门第具有如此重要意义，所以门第教育中玄学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尚之为丹阳尹时，立宅南郭外，置玄学，来学的有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他的学校被称为"南学"。值得注意是的除孙宗昌郡望不可考外，其余均为世族，没有寒门庶族染指，足见玄学（也即南学）是门阀世族所垄断的学问。

第三，文学教育。门第教育中对文学也十分重视。对于门阀世族来说，除藉玄学以振名声外，文学也是他们清谈之外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史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对门第的评价往往从玄风和文才两个方面来看，不具备这两个条件，难为时流所重。特别在南朝，文学更获得崇高地位。首先是王室重视。如宋明帝设总明观分科教学，文学是其中的一科。梁武帝于华光殿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③。后又命到沆限时作文，三刻便成。当时殿中曹侍郎以文才选，到沆随被升任此官，在当世传为美谈。为爱护丘灵迟

①　《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李淳风注，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②　《晋书》卷73《庾亮传》附弟《冰传》。

③　《南齐书》卷23《王俭传》。

④　《宋书》卷42《王弘传》。

⑤　《三国志·魏书》卷10《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

①　《三志志·魏书》卷27《王昶传》。

②　《北史》卷33《李孝伯传》附《士谦传》。

③　《梁书》卷49《文学传序》。

的文才，梁武帝对其为政不称职也免予追究。梁昭明太子萧统、齐竟陵王萧子良无不是对文学厚爱有加。其次，当时名士每每以文会友，吟诗作赋：如谢灵运"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璇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①。顾越"栖隐于武丘山，与吴兴沈炯、同郡张种、会稽孔奂等，每为文会。"②在这种风气下，门阀世族非常注重对后代的文才教育和培养，如王筠七世之中，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很显然是家庭教育的结果。又如萧子恪，兄弟16人仕梁，有5人有文学之才。彭城刘孝绰兄弟子侄70人皆擅文学。北朝门第也重文学教育，《北史》卷83《文苑传序》记载北朝文学之士有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赵郡李氏、河东裴氏、勃海高氏等，只不过文学风格有所差异，"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③当然南方门第的文学教育要胜于北方，如音韵学及带有总结性的文集及文艺理论著作均出于南方，王褒、庾信入北后，北方士人"莫有逮者"④，也可反映这一点。门阀士族的重文才还推动了山水诗的兴起⑤。第四，艺术教育。棋琴书画是表达个人才趣的一种重要手段。门阀世族对此也十分重视，构成门第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瑯琊王氏为南方一流高门，书法上也世代相继，人材辈出，被书法史上称为"二王"的王羲之、王献之，为人所熟知。再如王僧虔曾与齐太祖萧道成赌书法高低，书毕问僧虔说：""谁为第一？"僧虔曰："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⑥这反映了萧道成对书法极为爱好，甚至不顾君臣之礼了。后来萧道成又让王僧虔找能书者姓名，王僧虔广加收罗，还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1　卷。北朝门阀对书法教育的重视不亚于南方。清河崔氏、范阳卢氏为北方书法名家，世代相传。如"（崔）玄伯自非朝庭文诰，四方书檄，初不梁翰，故世无遗文。尤善卓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邈，潛传玄伯。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①绘画也是不少门第的家传之学，庐江何氏、吴郡陆氏、顾氏中皆有高手。如何戢善画蝉雀扇，被称为"巧绝"，萧道成非常喜欢。陆探微善画人物，秀骨清像，笔力苍劲。南阳宗氏、瑯琊王氏中亦有丹青高手，宗炳、王微善画山水，推动了山水画的发展。棋琴也为门阀所喜爱，谢安即为一流棋手。吴郡顾士端、顾庭"父子并有琴书之艺，尤妙丹青"。东海徐湛之"善于尺牍，音辞流畅。贵戚豪家，产业甚厚。室宇园地，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时。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丽。"②河东柳氏柳谐"颇有文学。善鼓琴，以新声手势，京师士子翕然从学"③。

第五，家世门风教育。魏晋南北朝世族在政治的排行榜上以门户论高低，

①　《宋书》卷67《谢灵运传》。

②　《南史》卷71《顾越传》。

③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④　《北史》卷83《庾信传》。

⑤　见卜宪群《瑯琊王氏与六朝文化》，《安徽史学》1989年6　期。

⑥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①　《颜氏家训·杂艺篇》。

②　《宋书》卷71《徐湛之传》。

③　《魏书》卷71《裴叔业传》附《柳谐传》。

所谓"新出门户"和"旧出门户"大不一样。其间除政治实力的较量外，家世门风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所以门第教育也把维持家风放到一个重要位置。如"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④。又如"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⑤。所谓"自教儿"即自己身体力行，做作榜样为子孙仿效。虽然对家世门风的教育各家不一样，但都非常重视。魏晋南北朝史籍中留下了大量的家训，诫子之书，也是世族对家世门风教育的一个缩影。王微称他"且持盈畏满，自是家门旧风"，他在与弟书中说："不得家中相欺也"，为人处事"上不足败俗伤化，下不至毁辱家门"①，是代表了门第家风教育的普遍思想。又如王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马蕃巷，父僧虔以来，门风多宽恕，志尤惇厚，所历职，不以罪咎劾人。。兄弟子姪皆笃实谦和，时人号马蕃诸王为长者"②。王羲之教子孙敦厚退让，戒以轻薄。再如瑯琊颜氏自"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吾（颜之推）终身服膺，以为名言也"③，可见婚姻教育也纳入门风教育中。谱学也是门第教育的重要内容。魏晋南北朝谱学发达，是与门第的形成有直接关系。作为高门，是不可以不懂谱学的。会稽孔奂"详练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绅，莫不悦伏"④。齐武帝欲以萧鸾代（王）晏为吏部尚书，王晏以萧鸾不谙谱学而不可居此职，武帝也无可奈何。这一时期家有家谱，如《谢氏谱》、《京兆韦氏谱》；地区有地区之谱，如《益州谱》、《冀州姓族谱》，一个阶层有一个阶层之谱，如《百家谱》等等。这显然是门第社会的产物。

门第教育的内容很多，此不赘述。但从这些我们看到门第为维持其世代门风，家世高位，对其后代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反过来这些教育对维持门第的长期生存，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仅从政治、经济角度来分析是不能得到的。大体说来，门第教育以所谓"持盈畏满"，"笃实谦和"，保全家门为核心，但也随时代、条件和地域不同而有差别。如南方门第的教育就要比北方丰富一些。

④　《世说新语·德行》。

⑤　《世说新语·德行》。

①　《九章算术》方程，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②　据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89-90　页。③　《颜氏家训·止足篇》。

④　《陈书》卷21《孔奂传》。

（四）宗族、家庭教育宗族、家庭教育也是私学的一种，与门第教育是密切相联的。这里仅就具有特色的一部份略加阐述。就宗族教育而言，东汉已出现。崔实《四民月令》载东汉田庄"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硕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这里所谓"大学"、"小学"实际是田庄的私学，教育对象就是田庄里的宗族成员。它们是太学、郡国学和私学的基础。但是这种状况在魏晋南北朝发生了变化，这就是社会的普遍动荡。社会动荡使当时产生了大批流民，这些流民的迁徙大都是宗族集体行动。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宗族教育仍顽强地保存下来。如王延"属天下丧乱，随刘元海迁于平阳，农蚕之暇，训诱宗族，侃侃不倦。"①又如田畴率宗族避乱徐无山中"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②再如庾衮率宗族避乱于禹山，他在禹山"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训蒙动，临人之丧必尽哀，会人之葬必躬筑，劳则先之，逸则后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乡党莫不崇仰，门人感慕，为之树碑焉。"③由此可见，流民的宗族教育范围相当广泛。这对小范围的社会稳定起了很大作用。具有社会教育的特点。

家庭教育中家传是最重要的。家传的内容很广泛，如经学、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大凡一技之长，皆可传之子孙，个人的风范行为，也是家传的内容。家庭教育中首先是启蒙课本，魏晋南北朝也有不少行于世。如范岫的《字训》，王褒的《幼训》，梁武帝时周兴嗣作《千字文》，四字一句，朗朗上口。北魏明元帝曾命崔浩为汉代儿童读物《急就篇》注解。陆。。则把《急就篇》改为《悟蒙章》，并写《七诱》、《十醉》等数十篇。阳尼承其祖业，撰成《字统》。其次在家庭教育形式上，一些王公贵族大都开设家馆，延请著名学者来教授子弟。北朝一些名学者如李铉、卢景裕、乐逊等都做过家庭教师。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到妇女在家庭教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妇女主要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如宗炳母亲师氏，"聪辩有学义，教授诸子"①。谢贞母王氏在谢贞13　岁之前教他读诵了《论语》、《孝经》、《左传》等。垣文凝团郑氏在文凝4　岁时就"亲教经礼，训以义方。"②房景先"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③不少后来成才的政治家、科学家幼时都受过母亲的严格教育。如钟会在母亲的教育下，在15　岁入太学前已遍读诸经。何承天母徐氏"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义。"④当时不少妇女博学多才，不仅教子识字和传统经学，而且教授文学、书画。像韦逞母宋氏还是一位研究《周官》的专家⑤。

①　《庄子·天下篇》，见《诸子集成》（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墨子·经下》，见《诸子集成》（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③　《晋书》卷88《庾衮传》。

①　《孙子算经》卷上，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②　《夏侯阳算经》卷上，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③　《魏书》卷43《房景先传》。

④　《南史》卷33《何承天传》。

⑤　见《晋书》卷96《烈女传》。

宗族和家庭教育的发展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政治动荡、学校制度的废弛和门第的出现及发展是其直接原因。教育自身的发展和教育理论的提高对此也有深刻的影响。

五、魏晋南北朝的人才选拔教育与社会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才选拔。在古代社会，统治者自然没有全民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教育举措。他们兴办教育，核心是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培养人才。而对广大受教育者来说，也不是仅为获取知识，"学而优则仕"是他们基本的价值观念。因此，如何选拔人才对于统治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是门阀统治时期，在选士制度上主要推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它起初虽不是专为门阀地主而设，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沦为门阀地主手中的工具，人才选拔仅依家世的"位宦高卑"，寒门庶族纵然有才也无法升迁，这对教育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当然魏晋南北朝的人才选拔措施也处在变化之中，曹魏初期的"唯才是举"还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化的措施，九品中正制度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选举措施，察举、征辟制是它的附属。在南北朝末年，选举制度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这就是科举制的萌芽，分别发生在北周和梁。因此，我国封建社会的三大人才选拔制度，均产生或存在于这一历史时期。

（一）唯才是举，天下归心1。曹操的"求才三令"

东汉王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在选用人才上，过份重视道德品行，忽略真才实学。东汉末年，总揽朝政的曹操，强调以法治天下，在选用人才上，一反传统，重才甚于重德，实行了"唯才是举"的政策。这是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上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唯才是举"政策内容主要反映在曹操的"求才三令"中。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发布第一道求才令，说：上古圣君明主皆是"得贤人君子"，而"与之共治天下"；如今群雄并立，天下未安，正是朝廷用人之时，所以，"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他宣布自己的用人方针是"唯才是举"，只要有才，即使不够清廉，甚至有"盗嫂、受金"之类污点的士人，他也要"得而用之"①。这道求才令是曹操公诸天下的用人宣言。四年后，曹操又发布第二道求才令，申斥冥顽不化的守旧官员。东汉惰性中运作的"有司"，在曹操第一道求才令发布后，仍因循守旧，多以操行取士。曹操于是再发一道求才令，说：德才兼备的人才是很少的，"有（操）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而"进取之士，未必能有（操）行"。他举例说：西汉丞相陈平操行有亏，却能辅佐汉高祖刘邦，"平定汉业"；战国苏秦言而无信，却能扶济弱小的燕国，抗击强盛的齐国。他警告"有司"，要"明恩此义"，不能因"士有偏短"就"遗滞"不用②。

建安二十二年，曹操颁下第三道求才令，他先举历史事例说明"唯才是举"的正确性：商朝肱股重臣伊挚、傅说出身奴仆，春秋齐国贤相管仲曾是齐桓公的死敌，战国名将吴起不仁不孝，西汉元勋中萧何、曹参出身小小的县吏，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而正是这些人因得到他们君主的重用，遂"成就王业，声著千载"。曹操又令中进一步明确"唯才是举"的标准：哪怕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是"高才异质"，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就重用他们，委以将军、太守的重任，让他们领兵打仗，治理国家。他对各级政府提出了"勿有所遗"的严格要求①。曹操是汉末的杰出人物，胸怀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相信"天地间，人为贵"，渴望收拔天下英豪，共襄盛举，他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正是他的抱负与渴求人才的心境写照。

曹魏政权建立在四战之地的中原，曹操有网罗大批人才，用以巩固政权，消灭割据势力的燃眉之急。所以，他在八年间连下三道求才令，在第一道求才令中即明确指出："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值此非常时期，如果以德才兼备的高标准去招徕人才，是解决不了人才之急需的。当然，如果墨守东汉以德为主的陈规，倒可以得一批士人，可惜不一定是人才。

东汉选士重德行，而德行高低常由舆论"清议"左右，"清议"注重的是微行私德。许多士人为博取"清议好评"，大肆作假，伪装志行高洁，道德高尚；东汉后期官场腐败，选举或贿赂公行，或为世家把持，因而严重失

①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

②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

①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武帝纪》注引《魏书》。

实，连表面的德行标准也无法坚持。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曹操迫切需要网罗人才，又无法依靠东汉业已腐朽的选士途径，所以，他非改革选士制度不可，推陈出新，于是"唯才是举"政策应运而生。

2。"唯才所宜"与"廉节自励"

在中国封建社会，选士有两种途径，一是统治者随机性录用，一是政府制度化的定期定量录用。在随机性录用中，曹操是"唯才所宜"，不仅把才放在录用标准的第一位，而且把才作为唯一的标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机，杜畿简傲少文"，经谋士荀彧推荐，曹操发现他们有"智策"后，先后赋予重任，使他们"终各显名"①。

在制度化的选士中，曹操并非完全排斥道德操行。曹操主政时，负责选士的官员主要为毛玠、崔琰两人。他俩先以司空丞相东曹掾，后以尚书的职务主持选士。而"清议"仍是选士的依据，选士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以俭率人"，即要求被选士人有节约、俭朴之作风；其次还有"贞实"、"逊行"等标准，即要求被选士人有忠贞诚实的品格，谦虚谨慎的处世态度。这些标准都可以归于儒家德行的范畴。毛玠、崔琰"典选举"十多年，使曹魏政权得到大量人才，"文武群才，多所明拔"，士林风气为之一变，"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曹操显然是支持这种选士标准的，曹操盛赞他们说："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②既能选用大量人才，又得到曹操夸奖，无疑他们坚持了以才第一的标准，但同时也辅之以德行标准。从实践结果看，这也是一个成功的制度。

"唯才是举"的选士政策是曹操削平群雄，统一北方的基本条件之一。

谋士郭嘉当时就对比过曹操与袁绍的用人政策，说曹操"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袁绍"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一个用人"唯才"，一个用人"唯亲"，优劣高低已见。所以，郭嘉断定袁绍将败给曹操。而历史发展证明了郭嘉的预见①；《三国志》作者陈寿，也认为曹操成就霸业的原因之一是善用人才，"官方授才，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②。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的意义超出了选士的范围，该政策是其基本国策之一。求才三令"可视为曹魏大政方针之宣言"，其作用不仅是网罗人才，助成霸业，而且引起一场社会思想道德的"大变革"③。

①　《三国志·魏书》卷10《荀彧传》注引《彧别传》。

②　《三国志·魏书》卷12《毛玠传》及注引《先贤行状》、《崔琰传》。

①　这一数据约与公元前70年的天象相符。

②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评》。

③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二）"九品中正制"的兴衰汉代士人正规的做官途径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由察举制入仕，即每年由州郡政府推荐若干名孝廉、茂（秀）才等，再经中央政府核实或考试合格后授予官职。察举制是汉代仕途的主体；第二种是由博士弟子课试制入仕，即士子先入中央官学--太学做太学生，结业考试合格即授予官职。这种仕途在汉代开始较为狭窄，但生命力最强。魏晋南北朝做官的途径比汉代多了一条，即由"九品中正制"入仕。士人定期由各州郡中正官评定品级，中央政府或公府根据其品级任用。九品中正制不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的仕进制度之一，而且还影响和制约着其它两种仕进制度。

1。"九品官人法"的出台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九品官人法"中。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继位为魏王，出身颍川世族的吏部尚书陈群提出了"九品官人法"，其基本内容是：朝廷在各州、郡分别设大、小中正职务，由在朝廷任职的德才兼备的本地官员兼任该职；中正官依据当地士子的品行、才学、伦辈，定期写出"品状"，确定士子们分别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中的某一品级；小中正品第的人才上报大中正，大中正核实后送司徒，司徒再核实后送吏部尚书，供其选用；中正定品，二年一更，根据士子最近的言行表现或升或降①。曹丕很快批准了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登上了历史舞台。九品官人法是标榜重视德行的，它的出台标志着曹操的"唯才是举"的"求才三令"的废止。

九品中正制的产生，是东汉以来世族势力发展，并在政治上占居统治地位的结果。汉末以来，曹魏代刘汉已呼之欲出，但要顺利实现，曹魏还必须寻求世家大族的合作与支持。曹操虽然一方面与世家大族妥协，起用了一批士族，但另一方面又压制世家大族，"唯才是举"的仕进政策就是其压制政策之一。曹丕要想做魏朝皇帝，怎能不向士族伸出橄榄枝，做出让步呢？曹丕批准九品官人法就是其让步政策之一。

九品官人法的提出，原是"粗且为一时选用"的权宜之计。汉末动乱以来，"人士流移"，大量脱离本乡本土，汉代县以下的乡、里、亭等基层组织已大半瓦解。州、郡地方政策对士人出身、里爵、道德、才能等情况均难以稽考。为了吸收人才，继续扩大曹魏集团的政治力量，曹丕也就同意实施九品官人法，把推选候补官员的权柄从地方政府手中夺走，交给熟悉家乡情况的在职官员①。

①　《晋书·虞喜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①　参《晋书》卷36《卫瓘传》、卷46《李重传》。

2。九品中正制的蜕变九品中正制在实施之初，还有"乡论遗风"，"非为世族高卑"而设，以"论人才优劣"为目的②。"论人才优劣"的着眼点似是兼顾德才，但尺度已偏向德行了，"其始造也"，中正们"不拘爵位"，"善恶必书，以为褒贬，当时天下，少有所忌"③；魏明帝时，吏部尚书卢毓选拔官员已是"先举性行，而后言才"了④。这说明，中正们定品第是以德为主。

九品中正制在实施之初，尚能坚持一些德行标准，并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西晋，梁州剌史杨欣的姐姐去世才几天，车骑长史韩预就强行下聘，要娶杨欣姐姐之女为妻。御史中丞张辅兼中正官，得知情况后，贬降韩预的品级，"以清风俗"，张辅的做法得到了舆论的支持⑤；东晋，平南将军温峤平息苏峻叛乱有大功，但他未能及时安葬去世的母亲。司徒长史孔愉，据此认为温峤德行有亏，降低了温峤的品级。温峤得知后，认为孔愉能坚持古人的"忠孝道"的大节，降低自己品级做得对，而舆论亦称赞孔愉能"守正"①。中正官选士常常一味强调以德行为先，致使一些才华出众的士人因私德有瑕，甚至因遭诬陷而失去或推迟了施展抱负的时机。《三国志》作者陈寿，"以才学成名"，原仕蜀国。父亲去世，他居家守丧。在病中，他使用女婢侍奉汤药。此事为多嘴的访客所泄，"乡党以为贬议"。西晋灭蜀统一中国后，陈寿因此事而"品状"不佳，多年"沈滞"。后来，司空张华爱其才，举荐他入仕。母亲去世，他去职守孝，亡母遗命要落葬洛阳，陈寿照办了。谁知，中正官认为，陈寿未将亡母运回家乡，与亡父合葬，于孝道有亏，又降其品级，使其多年不能复职②；汉中太守阎缵，不仅"慷慨好大节"，而且"博览坟典，该通物理"。父亲死后，继母虽"不慈"，阎缵以德报怨，侍奉更加谨慎、尽心。但继母反其道而行之，以怨报德，不仅对阎缵的态度更加恶劣，而且去官府诬告阎缵，说他曾偷盗父亲的财物。中正认为他品行不端，降低品级，使他无法入仕。阎缵则一如既往，以德报怨之心不变，"无怨色，孝谨不怠"。天长日久，十多年后，他的孝心与胸襟终于感化了继母。继母向官府坦白了事情真象，阎缵才得以恢复昔日品级，步入仕途③。

九品中正制似乎不是供世族专用，也兼顾了寒门。但是，世族累世遵奉儒教，"繁礼多仪"，形式上格守礼法。既然这样，中正们挑选德行高尚的人，首先就要到世族中去寻找；另外，大小中正官又都由"著姓士族"担任，他们本能地优先考虑自己同类。这样，重德行的自然结果便是实际上重门第。九品中前三品称上品，只对世族开放；四品以下为下品，才从寒门选出。下品又不能升为上品。这是一条赤裸裸的维护世族政治特权的规定。所以，实施九品中正制，是在士庶间划了一道森严的等级线，正如西晋刘毅所说的，②　《宋书》卷94《恩倖传论》。

③　《晋书》卷36《卫瓘传》。

④　《三国志·魏书》卷22《卢毓传》。

⑤　《晋书》卷60《张辅传》。

①　《晋书》卷78《孔愉传》。

②　《晋书》卷82《陈寿传》。

③　《晋书》卷48《阎缵传》。

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①。

从魏末到西晋，九品中正制很快演变成一种既抛弃了才学标准，也抛弃了德行标准，而仅按门第高低选官的仕进制度。通过九品中正制选拔的官员，"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九品中正制在实质上是一种维护世族政治特权的制度。

在曹魏末年，中正制已在"计资定品"，按出身定品级。影响所至，士人们纷纷"弃德而忽道业"，蝇蝇苟苟，"唯以居位为贵"②。到了西晋，中正们大多干脆按门第定品级。王戎主持选举时，"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③；中正所写的士人品状也一依门第，高门出身，即使"素庸下无智策"如司马伦、"神昏不知书"象司马颖，品状也照旧将他们吹嘘一通定为上品④；西晋逐渐形成一条固定的原则：凡高门势族出身，中正一律将其品级定为上品中，即二品，自此以下，"遂成卑庶"⑤。

中正官权力很大。他们不仅为未做官的士人定品级，也考核现任官员，"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也都要由中正"差叙"，评定品级，作为升降的根据⑥，朝廷授予中正很重的权柄，却未立赏罚之规，"选中正或非其人，授权势而无赏罚"⑦。于是，中正们"寄雌黄于一人之口"，评定品级的随意性极大，"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①。西晋，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司徒何劭死去，中正袁粲前往吊唁，何劭之子何岐只说自己有病，没有出来应酬。袁粲觉得自己丢了面子，在灵堂哭祭了一番出来后，咬牙切齿地对别人说："今年一定要把何岐贬到下品去。"幸得王诠居中调停，袁粲才悻悻而止②。

南朝，九品中正制更加僵化。随着世族势力的膨胀，南朝士族又分成甲、乙、丙、丁四个等级，"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这些士族统称"四姓衣冠士子"③。凡是"衣冠士子"，中正定品级时，"莫非二品"，朝廷根据出身士族的具体等级再授予相应的官职。如宋、齐以来，秘书郎一职，多"为甲族起家之选"，"例数十、百日便迁任"。有民谚说："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讽刺南朝任官只重门第不重人才；陈朝，凡入仕亲王，"起家则为侍中"，三公之子"起家员外散骑侍郎"，令仆之子"起家秘书郎"，次于令仆的官员之子"起家著作佐郎"④。只要出身高贵，纵然是"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的笨蛋也能"安流平进"，入选做官⑤。

①　《晋书》卷15《刘毅传》。

②　《晋书》卷36《卫瓘传》。

③　《晋书》卷43《王戎传》。

④　《晋书》卷59《赵王伦传》，《成都王颖传》。

⑤　《宋书》卷96《恩堂传序》。

⑥　《三国志·魏书》卷23《常林传》。

⑦　《晋书》卷15《刘毅传》。

①　《晋书》卷15《刘毅传》。

②　《晋书》卷33《何劭传》。

③　《旧唐书》189　卷下《柳冲传》，《南史》卷56《张绾传》。

④　《梁书》卷34《张缵传》，《初学记》卷12《秘书郎》。

⑤　《颜氏家训·勉学篇》，《廿二史札记·论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

南朝"高门大族"门户形成后，士庶界线森严，"士庶之别，国之章也"，甚至皇帝也无法改变它。宋文帝时，中书舍人徐爱"有宠于上"，宋文帝想请大士族王球答应与徐爱交往，以提高徐爱的社会地位。但被王球断然拒绝，王球说："士族与庶族有区别这是国家的制度，臣不敢接受陛下这个诏书，因为臣不想破坏国家的制度。"刘宋的纪僧真，从卑职武吏起家，官至参军主簿。纪僧真相貌堂堂，很得孝武帝刘骏喜爱。孝武帝曾目送其背影，赞叹说："人们何必要计较门第呢？纪僧真风姿非凡，贵游子弟哪比得上他"。一次，纪僧真对孝武帝说："我奋斗至此，已别无它求，只想做个士大夫。"孝武帝竟不敢轻易许诺，对他说："这事由江■、谢瀹负责，我无法左右。你可以去试一试。"于是，纪僧真打着奉旨拜访的幌子，来见江■，纪僧真刚刚坐下，江■就令左右的人把自己的坐床移走，不屑于纪僧真同席。纪僧真垂头丧气地回来，他对皇帝说："我今天才懂得，士大夫不是陛下所能够任命的。"①不过，梁朝的梁武帝在位期间，基本没有实施九品中正制。"梁初无中正制"，而以察举制作为仕进的主要制度。梁武帝用州望、郡宗、乡豪代替了大小中正，废除了上、下品入仕的限制，"无复膏梁、寒素之隔"；又用考试代替按品级授官，"不通一经"，不得为官。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仕进制度的一个大变化②。

北魏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后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选举，每以季月与吏部铨择可否"。在孝文帝以前，还能"精选"些德高望重的官员兼任中正官职，并能限制中正官数量，边州小郡皆令附属大州，过于荒陋的州郡则阙而不置中正官，"当时称为简当，颇为得人"③。如在太武帝时，司徒崔浩兼任冀州中正，曾"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④。崔浩的选士标准是"齐整人伦，分明族姓"①，既重视儒家道德，又重家世。符合这些条件的主要是以崔、卢、李、郑四大姓为代表的北方汉族世族，北魏的鲜卑族统治者虽有贵胄身份却无深厚的文化素化，因而在儒家"人伦"上比不过汉族世家大族。崔浩这种维护北方汉族世族的选士标准遭到鲜卑族统治者的反对，崔浩及四大姓被害与此有关。后来，孝文帝力主汉化，却又称赞崔浩任中正十分称职，"可谓得人"②。

孝文帝全力推行汉化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汉化政策就是定姓族。定姓族，就是以北魏官爵的高下，排定姓族的前后序位。然后在实行九品中正制时，就根据姓族的高下，确定九品品位的高卑。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孝文帝下诏，将"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的八大贵族易为汉姓，定为除皇帝元氏外的最高门第，如同南朝的甲、乙、丙、丁四大等级一样，规定其子弟入仕"勿充猥官"。然后，孝文帝又规定了各级官员在姓族中的职务等级标准。确定姓族之后，鲜卑贵族便高居门第最上层，孝文帝可以大力推行九品

①　《隋书·天文志中》，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同上书。

③　《通典·职官二》，《文献通考》卷36《选举考9》。

④　《魏书》卷45《高允传》。

①　《魏书》卷47《卢玄传》。

②　《魏书》卷27《穆亮传》。

中正制了③。孝文帝强调要区分贵庶品级，"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④。孝文帝在实行九品中正制上矫枉过正，走上魏晋的老路，当时选举入仕，极重视姓族的高卑，"以贵承贵，以贱承贱"。时人韩显宗批评这种"专崇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左右察举制选士制度，他说：现在州郡察举上报的人员，徒有秀才、孝廉之名，而无秀才、孝廉之实。朝廷只管核对其出身门第，不问其它。如果这样，何不令各州郡干脆推荐名目为"门望"的人员，何必要假借秀才、孝廉的招牌呢①。

孝文帝还增设中正，州郡不论大小，"必置中正"，中正人数多，素质难以保证，往往被平庸卑劣的人操纵了选举，只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搞乱了北魏的仕进制度。

不过，孝文帝在选士中虽然"专崇门第"，但考核官吏却重视实绩。孝文帝很重视对官吏的定期考核。规定三年一考，六品以下由尚书负责；五品以上，由孝文帝主持，"与公卿论其善恶"，优升劣降。这样，一些无能之辈虽凭门第入仕，但在考绩中被淘汰了②。孝文帝的宦吏考绩制度对"专崇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多少有些制约作用。

宣武帝时期，考绩又流于形式，无论贤愚、肖与不肖，都被评为上品中，即二品③。宣武帝于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取消了各郡的中正官，改由五位保人推荐、担保制，并于次年下诏，指责九品中正选举失实，"中正所铨，但存门第，吏部彝论，仍不才举。遂使英德罕升，司务多滞。"他表示要"必令才学并申，资望兼致"④。但宣武帝的愿望没有实现。

孝明帝时，灵太后执政，为安抚武人，规定也可按资历入选。如此一来，人多官职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时，九品中正制已停止实施，选士由吏部负责。吏部尚书崔亮提出一个"停年格"的选官之案。停年格又名"年劳之制"，选举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职后岁月长短的依据，停职久的，优先使用。此制一经推广，"贤愚同贯，泾渭无别"，连名义上的德行考查、任期考绩都没有了。停年格制是北魏在实施九品中正制时"专崇门第"选士的基本倾向的逻辑演变结果，是仕进制度中的倒退举措。

崔亮的外甥司空咨议刘景安写信，规劝舅舅说：舅舅担当选举重任，应该设法改弦易调，澄清选举不实的混乱局面。为何反尔制定停年格，限制天下才俊之士效力朝廷呢？此制推出，人人坐待论资排年，谁还肯去砥砺名节呢？崔亮在答书中透露了自己的苦衷：北魏尚武，"武人至多"，灵太后为巩固母子权位，已令"武官得依资入选"，而官职太少，"不可周溥"，求仕者与官职的比例已超过10：1，"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且求仕者人人都迫不急待地想马上做官，因而多数人总是怒气冲冲。他曾请求灵太后不要让武人入选，而改为赐爵、增俸，灵太后为安抚武将们，予以拒绝。崔亮为保住自己乌纱帽，"是以权立此格"。后世史家将责任归于崔亮③　《魏书》卷113《官氏志》。

④　《魏书》卷59《刘昶传》。

①　《魏书》卷60《韩显宗传》。

②　《魏书》卷7《高祖纪下》。

③　《魏书》卷67《崔鸿传》。

④　《魏书》卷8《世宗纪》。

一身，"魏之失才，从亮始也"①。其实，魏之失才，至少应自孝文帝时始，他一味强调区分贵庶品级，致使九品中正制实施时"以贵承贵，以贱承贱"，早已将大批出身卑贱的人才"失"去了。

后来接替崔亮的甄深、元脩义、元徽等人，"利其便己，踵而行之"。

并制定了外任官停职六年、内官停职四年，然后再加以铨选任职的具体规定。直至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公元538年），高澄主持朝政时，才废除了停年格制度②。

①　《魏书》卷66《崔亮传》。

②　《文献通考》卷36《选举考9》，《北齐书》卷3《文襄帝纪》。

（三）察举制的演变就正规仕途而言，察举制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仕进制度。九品中正制出现后，影响和制约着察举制的实施。汉代的察举由基层做起，"乡举里选"正此谓也；魏晋南北朝的察举之权交给了中正官。这样，察举制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门阀政治的左右。不过，察举制仍是有别于九品中正制的另一条入仕途径。在察举制下，被举的孝廉、秀才的人不能直接做官，要做官就得通过朝廷组织的考试，或试经、或试策；而在九品中正制下，高门子弟被中正定为高品后，即可或由吏部铨叙，或由公府辟召，直接做官。察举制的这道考试大关，既是它的一个合理之处，也因此保持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察举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总趋势是：察举制度化、程式化。

1。重视孝廉、经学取士曹魏的察举制有两个特点，其一，在诸科目中，最重视孝廉；其二，以经学为取士标准。

魏文帝曹丕登上皇位后，为了巩固曹家天下，除了向世族让步，推行九品中正制之外，也恢复了汉代的察举制，以广泛收拔人才。他即位次年，即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就下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有德行的"孝廉"一人，对有才学的"秀异，无拘户口"多少。黄初三年，魏文帝又下诏，取消对孝廉的年龄限制，"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①。

曹魏统治者要求孝廉有经学上的真才实学，入仕要通过经学考试--"试经"。汉代察举孝廉，即推举孝子、察报廉吏。其取舍标准在德行不在才学。魏文帝初期，有司因循汉代故事，提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司徒华歆反对，他说：如果"听孝廉不以经试"，大不利于教育，"恐学业遂从此而废"。汉末以来，动乱四起，教育中断，典籍散失，士人流徙。他主张通过孝廉"试经"来大倡经学，"以崇王道"。通过"试经"考试，"若有秀异，可特征用"，只要所举孝廉中确有人才，国家"何患不得哉！"②魏文帝"从其言"，下诏，要求孝廉要"通经术"，要通过"试经"；其后，魏明帝也重申这一原则，"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③。

汉代一般只要求所举贤良对策。曹魏的孝廉不但要试经，而且还要试策。曹魏末年，任城人魏舒因家孤贫，为堂叔父吏部郎魏衡看守水碓，年过40时，被郡政府举为孝廉。同族人见他平常"迟钝质朴"，又"无学业"，都劝他不要应举，免得到京城考试、对策出丑；不如推辞不应，以博取虚名。魏舒说：如果届时策、试都通不过，责任在于我自己，我不能"虚窃不就之高"名。于是，他发愤读书，仅一百天就学通一经，后来到京"对策"，被定为上等而入仕。西晋，他官至三公④。

曹魏对秀才科察举给予一定的重视。有些官员就从此科步入仕途。曹操时，"苏则，少以学行闻，举孝廉茂才"⑤；齐王芳时，管辂"举秀才"入仕①。贤良科魏明帝时，有两次，仅限于由公卿大臣举荐，属于特科，影响较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诏公卿举贤良"，青龙元年（公元233年），又诏"公卿举贤良笃行各一人"②。两次举贤良颇有些应景的味道。

①　《三国志·魏书》卷2《文帝纪》。

②　《三国志·魏书》卷13《华歆传》。

③　《三国志·魏书》卷2《文帝纪》、卷3《明帝纪》。

④　《晋书》卷41《魏舒传》。

⑤　《三国志·魏书》卷16《苏则传》。

①　《三国志·魏书》卷29《管辂传》。

②　《三国志·魏书》卷3《明帝纪》。

2。孝廉试经，秀才试策在西晋，被察举的无论是孝廉、秀才还是贤良都要经过考试。这是西晋察举制的一个显著特点。考试分两种：孝廉试经，秀才、贤良对策。晋武帝统一了全国，有励精图治之心，所以，较重视察举制，以选拔人才。当时，孝廉、秀才、贤良三科并行，考试中，试策最为盛行。

华谭是孙吴世族的后裔，聪明有辩才，"素以才学为东士所推"，太康年间，被扬州刺史嵇绍举为秀才。晋武帝闻其有才学，遂亲自策问，一问天下一统之策，二问绥靖新附地区，何者为先，三问如何修文德以绥远夷，四问天下太平时的律令损益，五问如何罗致人才。在此次全国所举的秀才、孝廉中，对策以华谭为最。他被任为郎中，不久迁太子舍人，兼吴土中正③。另一个孙吴世家子弟纪瞻，吴国灭后，徙居历阳郡。他先被举为孝廉，未应举，后又被举为秀才。纪瞻非以才学见长，而以方直著称。他到京后，由尚书郎陆机加以策试，凡有六问。史书未载他的策试第等，亦未云授何官职，只说他于惠帝永康年间又被州里举为"寒素"，"为大司马辟为东阁祭酒"④。可见，他第一次对策不如人意，未能入仕。

晋武帝时，挚虞被举为贤良，与夏侯湛等17人的对策被判为下第，官拜中郎。晋武帝读了他们的答策后，认为"有益政道"，遂召当年所举"诸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由自己亲自策问。挚虞因对策出色，被高升为太子舍人、闻喜县令①。

晋武帝时，阮种先被察为孝廉，辟为公府掾，后来，被太保何曾荐为贤良，他的对策与郤诜、王康的一起被评为上第。谁知有"毁誉之徒"攻击说，对策者有请托行为。武帝为服人心，在朝堂上当场策问，阮种的答策令武帝赞赏不已，被定为第一②。

西晋末年，战乱又起，晋室仓惶重建于江南，文化教育事业百废待举，所以，东晋的察举制具有恢复、过渡的特点。

东晋之初，就恢复了察举制度，晋元帝令"扬州岁举二人，诸州各一人"。因为天下动乱，士人学业多荒废，元帝命令对远方州推举来的秀才、孝廉予以优待，"不策试，普皆除署"。几年后，元帝下令恢复西晋"旧制"，察举来京的秀才、孝廉都要通过儒学考试，"皆令试经"，或"试以经策"。为保证秀才、孝廉的举荐质量，元帝还规定：被推荐者考不中的，推荐者太守、刺史都要免官。此诏令一公布，吓得"秀（才）、孝（廉）多不敢行"，即便已被选送到了京师，也"托疾"请病假③。

尚书孔坦建议元帝，将策试孝廉、秀才的期限由当年改为五年后，理由是：动乱"十年有余"，"家废讲诵，国阙庠序"；所以现在应该"崇修学校"，并将考试之期"普延五年"，让秀才、孝廉"讲习"功课，然后再试。元帝只同意将当年（大兴三年，公元320年）所举孝廉的考试延至大兴七年，③　《晋书》卷52《华谭传》。

④　《晋书》卷68《纪瞻传》。

①　《晋书》卷51《纪瞻传》。

②　《晋书》卷52《阮种传》。

③　《晋书》卷78《孔坦传》、卷71《陈頵传》。

秀才考试则如期举行①。

秀才、孝廉的策试直至东晋末年仍未恢复正常。东晋末年，各州郡所荐举的秀才、孝廉，"多非其人"。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刘裕"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②。这说明，在此之前，策试制度未能很好贯彻实施。

①　《晋书》卷78《孔坦传》。

②　《宋书》卷2《武帝纪中》。

3。策试正常化与评分标准刘宋始终坚持策试制度。宋武帝刘裕即位后，开始实施自己在东晋末年提出的察举要策试的主张。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宋武帝亲自到延贤堂"策试诸州郡秀才、孝廉"。扬州秀才顾练、豫州秀才殷朗对策"称旨"，被任为著作佐郎③。自此，"凡州秀才、郡孝廉到皆策试"就成为刘宋的定制。各郡岁举孝廉数量亦有限制，"丹阳、吴会、会稽、吴兴四郡，岁举二人，余郡各一人"④。为防止滥竽充数，刘宋还实行禁锢制：孝武帝即位后，规定"四方孝秀，非才勿举"，如果经策问，发现有不堪任用，"虚窃荣荐"者，一律"遣返田地，加以禁锢"，令其终生不得入仕⑤。

刘宋还制定了秀才考试评分标准。宋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尚书都令史骆宰提出了秀才策试评分方案，"策秀才考格"，其规定："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尽管尚书殿中郎谢超宗等人提出反对，认为不必看重答题多少的形式，主要要看回答问题的深度，最后，明帝还是批准了骆宰的方案①。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考试评分方案。萧齐虽然也在察举后进行考试，但察举制本自己出现了种种问题。地方官员在察举中，"不核才德"，全凭门第，"以官婚胄籍为先"。于是，有入仕之心的士人们，纷纷奔走权贵之门，或请托，或攀结姻缘。天长日久，此风竟化为风俗；萧齐还有一条关于入仕年龄的不合理规定：寒素子弟必须年满30　才允许经察举"试吏"，而甲族子弟年届20　便可经九品中正制"登仕"。于是，急切入仕的青年士子们便涂改户籍，谎报年龄，以至于从户籍上看，某贡士已年届而立，看容貌却是稚气满脸的孩童②，萧齐末年，萧衍任丞相，他指出"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是不合理的，提出"设官分职，惟才是务"的主张③。

萧衍后来建梁朝，为梁武帝。梁武帝对察举制是比较重视的。他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自己提出的"惟才是务"的主张。首先，梁武帝坚持儒学考试制度，以才学为第一标准，打破了萧齐的年龄歧视与门第限制。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梁武帝发下诏书，规定在正常情况下，"年未三十，不通一经"的人不能做官，但对于像甘茂、颜渊一样的才俊之士，则网开一面，"勿限年次"。天监八年，梁武帝又下诏，强调只要"能通一经"，就可"量加叙录"，"随才试吏"，而不论其出身，即便是"寒品后门"的人也一视同仁④。梁武帝时，察举制的科目分得比较细，除孝廉外，还有贤良方正科、清吏科、明经科等⑤。

陈朝建国后，在选士方面没有什么新发展，主要沿袭梁朝。但扩大了考试对象的范围。陈以前"策试"对象基本上限于各州郡上贡的孝廉、秀才，③　《宋书》卷1《武帝纪上》。

④　《文献通考》卷28《选举考1》。

⑤　《宋书》卷6《孝武帝纪》。

①　《南齐书》卷36《谢超宗传》。

②　《文献通考》卷28《选举考1》。

③　《梁书》卷1《武帝纪》。

④　《梁书》卷1《武帝纪》。

⑤　《梁书》卷1《武帝纪》。

而陈时，允许官学中小于30　的"经学生"参与策试①。

①　《隋书·天文志》中，中华书局1982年版。

4。秀、孝两科泾渭分明北魏统治者，尤其是热衷于汉化的孝文帝、宣武帝是重视察举制的。皇帝们常亲自策问秀才、孝廉，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孝文帝"临思义殿，策问秀、孝"；宣武帝时，"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其中，对扬王庭"者，"每年逾众"②。

北魏时期，秀才与孝廉两科已截然分开。两种的考试内容不一样，因而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应试者有相应的知识结构。对秀才的要求是，"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对孝廉的要求是，"唯论章句，不及治道"③。比如，刑峦，"有文才干略"，却被郡推为孝廉，有关部门拿不准主意，不知把他放在秀才科还是孝廉科，遂请示孝文帝，孝文帝说：秀才与孝廉的考试方法不一样，"邢峦才清，可令第秀"④。

与试经相比，北魏对策的地位更加重要，是主要的考试方法。有时甚至以对策考试为手段，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某些职务。某次，东平王元匡要招长于文辞的士人任御史官，报名参加对策考试的竟有八百余人，结果，温子昇等24人中"高第"⑤。

北魏也征召过贤良，且数量不少。太武帝在神麏四年（公元431年），颁下征贤良、举逸民的诏书，根据有司提供的情况，他认为"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于是下令征召，结果"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①。北齐选士，大多沿用北魏制度。不过，北齐的考试进一步规范化，"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北齐皇帝也常坐朝堂，策试秀才与孝廉。并对学识低下者有一些惩罚措施，"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去席位，解下佩刀。"②北齐还允许各郡官学中的博士、助教以及学生中通经者，察举入仕③。

北周亦沿用北魏的察举制。同时，北周的也有自己的特点。其一，北周打破门第限制，实行"不限荫资，唯在得人"的进步政策，广招天下英才④；其二，重视选用儒学人才。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周武帝平齐后，接连下诏，从各地选用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尤其是儒士。当年三月，下诏要齐地诸州，"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弗拘多少"；七月，又下诏要"山东诸州举有才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九月，诏书又下，"东士诸州儒生，明一经已上，并举送"⑤。

像周武帝这样接连不断地选用人才，只能是在特殊情况下采用，平常察举量没有这么大。周宣帝时，重申"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②　同上书。

③　同上书。

④　《魏书》卷65《邢峦传》。

⑤　《魏书》卷85《温子昇传》。

①　何堂坤：《机械和物理知识的萌芽》，《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179　页。②　《文献通考》卷28《选举考1》。

③　《北齐书》卷44《儒林传序》。

④　《周书》卷23《苏绰传》。

⑤　《周书》卷6《武帝纪下》。

者为孝廉"。岁举的名额是"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⑥。⑥　《周书》卷7《宣帝纪》。

（四）科举制的萌芽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各代王朝分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科举制始设于隋，但它的萌芽却出现在魏晋南北朝，长在旧的察举制的躯体上。汉代察举孝廉一向是以德行为本，且有年龄限制；而曹魏选孝廉，较重视其经术学问。统治者要求州郡察举贡士，要"以经学为先"，又不拘年龄，"勿拘老幼"。孝廉征召到京后，朝廷再以"试经"的考试方法了解其学问高下，高者补官，下者淘汰①。在曹魏察举孝廉的"试经"阶段上，在专门考试经学的方式中，已包含了后世科举制中分科、考试取士的两大因素。

西晋加强了考试在察举任职上的作用。不仅秀才试策、孝廉试经逐渐形成制度，其它各科也要策试。策试时，或由尚书部门主持，或由皇帝亲自出面策试或复试。如阮种已通过策试，因受人诬陷，晋武帝再亲加策问，以正视听②。此即复试之例证。西晋察举制包含着分科、会试、殿试的萌芽。南朝，刘宋明帝时，尚书都令史骆宰提出了策试秀才的评分标准。它不仅为南朝所用，且为北朝所接受。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邢臧被察举为秀才，答策五条，极为出色，定为上第，任太学博士③。这个评分标准为后来科举制判分提供了参考。

梁朝，尤其是梁武帝时期，察举制分科进一步增加，不仅有秀才、孝廉、明经等，还有"清吏"科；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废除和梁武帝的倡行，科举制重才学、开放性的精神在这里已经萌芽，梁武帝曾下令，只要能精通一经，都可参加入仕考试，通过后，随才录用，不论其出身如何，"无复膏粱寒素之隔"①。

经过南朝的发展，入仕考试的分科、考试的内容、方法与评分标准皆已制度化或习惯化。在考试对象上，梁武帝向社会各阶级、阶层开放。而"陈依梁制"，并把学生亦归入考试对象行列中②。

梁武帝还大办学校，由于梁武帝在位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国子学亦办了半个世纪，因而梁朝出身国子学的官僚数量可观。这说明梁朝的官办学校已是一条重要的入仕途径。不分贵庶的学校，与考试入仕相结合，实际上也在孕育着科举制的萌芽。

北朝的考试诸制度使孝廉、秀才发展成独立的，初步成熟的考试科目。

比如秀才固定为由州荐举，侧重文才，策问题有五道，多问政治人事问题；孝廉由郡荐举，侧重经学章句，策问仅一道。

科举制重才学、开放性的特征再次在北朝得到体现。北魏熙平初年（约公元516年），东平王元匡征文学之士，以充御史官，应征而来参加对策考试的竟有八百余人，超过了国家每年岁举秀才、孝廉规模。结果温子昇等二十四策中高第，职补御史③。这是一次公开的文官考试竞争，其意义在于：应

①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直到春秋中期为止，我国黄金使用量还是很少的，黄金货币大约是到了战国时期才在南方的楚国开始盛行。《汉书》的作者想必有所依凭，待考。

②　铜绿山考古队：《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2　期。③　《魏书》卷85《邢臧传》。

①　《陈寅恪文集之一·寒山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7-161　页。②　戴念祖：《中国力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292　页。③　《魏书》卷85《温子昇传》。

试的八百多人不是由州郡选择推荐，而是人们自行抉择参加的。这就向科举制又迈进了一步。

北周武帝在仕进制上，采取了"不限荫资，唯在得人"的政策，与南朝梁武帝先前的改革相呼应，也把才学标准放在门第的前面。虽然，北周国祚短，没能在察举制的考试部分中做出重大贡献，但武帝在连续的四道求贤诏令中体现出的不拘一格广收人才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它说明九品中正制中的只重门第不重才学的仕进制已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力；而仕进制中的重才学、开放性的精神正在日益发扬光大，正在充当新的仕进制度--科举制的催生婆。

六、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思想考察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思想须用历史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思想在根本上还是继承了汉代以儒学为核心的教育思想。无论是官学、私学，还是门第、宗族家庭教育，都把经学，儒家的伦理道德放在重要位置，这方面史籍记载很多，斑斑可考，无庸再述。但这一点也说明了无论在大一统时期（如秦汉），还是在纷乱时期（如魏晋南北朝），汉代地主阶级所选择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一历史事实。它不仅为汉族地主阶级，实际上也包括绝大部分被剥削阶级所接受，也为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所认同，这是中国历史保持长期稳定性的原因之一。从发展的眼光看，以儒学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的变化和地主阶级的局部更新，教育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以经济结构来看，除因战争破坏外，地主阶级经济急剧膨胀，大土地所有制迅猛发展，田庄、庄园和别墅普遍出现，自由农民农奴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从政治结构看，门阀世族地主垄断着政权，社会的贵族化、等级化趋势日益加强，寒门庶族由两汉那样通经致仕的路子基本被阻隔；从思想上来看，儒家思想受到很大冲击，玄、佛、道思想广为流行，并渗透到儒家思想之中。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君主专制遭到削弱，思想界也活跃起来，教育思想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如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教育思想，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田畴、庾衮等的社会教育思想、傅玄的尊儒教育思想，还有佛、道、玄学的教育思想等等，使这一时期教育思想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一）傅玄的教育思想1。傅玄的生平及思想倾向傅玄字休奕（公元217-278年），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人。北地傅氏也为魏晋一流高门，魏末尚书傅嘏（主张"才性同"）也为泥阳人，当为一支所分。傅玄祖父傅燮为汉阳太守，父傅幹为曹魏扶风太守。傅玄少时因家道中落而孤贫。但他"博学善属文，解钟律。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①。可见他少时就颇有文才，造就了一身刚强的性格。"郡上计吏，再举孝廉，太尉辟"②，他皆不就。他的政治生涯是从州举秀才开始的。举秀才后，又除为郎中，与东海缪施共同撰写《魏书》。后又参安东、卫军军事，转温令，再迁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司马昭建晋国，傅玄被封为鹑觚男。晋武帝为晋王时，迁散骑常侍。晋代魏后又进爵为子，加驸马都尉，迁侍中，后历御史中丞、太仆、司隶校尉等职，死后追封为清泉侯。

傅玄一生仕宦可谓显达。其原因一是高门出身，深为司马氏所笼络，二是他以儒学为核心的政治思想深得司马氏的青睐。我们知道司马氏为河内大族，世代"伏膺儒学"，尽管魏晋易代使司马氏之心路人皆知，但司马氏除"忠"已不可再言外，对"孝"、"礼"、"义"，还是大加奖掖的。而傅玄的政治思想倾向正是如此。晋武帝即位后，傅玄上疏："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注：不是忠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义，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陛下圣德，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综殷周之典文，臣詠叹而已，将又矣言！惟未举清远有礼（注：非有忠）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①。晋武帝深表同意，并说："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②。这篇上疏是傅玄对新王朝建立的政治表态，当时大族大都如此（如王祥、荀彧等）。傅玄从批判秦皇、魏武、魏文入手，使晋武帝直承三代之遗风，是与西晋统治者"鉴于古训，仪刑唐虞"的思想一致的③。而傅玄提出的举"有礼"之士，又正被晋武帝作为一大要事，凡此说明傅玄的政治思想倾向与西晋最高统治者是相吻合的。然而西晋一朝对门阀世族体恤有加，为什么晋武帝对傅玄反玄学思想也接受呢？这是因为玄学毕竟不能治国，统治者深谙其中个究。欲治国，还是儒家的那一套，包括玄学家本人也不例外，所以晋武帝对此默认，不加指责。傅玄的政治倾向虽与司马氏有一致之处，但却要比司马氏更进一步。西晋门阀制度在政治上的突出反映就是任官制度。《通典·选举2》说："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司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若吏部选

①　《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

②　《宋书》卷七十九《竟陵王刘诞传》。

①　王锦光等：《中国古代物理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101　页。戴念祖：《中国古代在管口校正方面的声学成就》，《中国科技史料》第13　卷第4　期。②　《晋书》卷47《傅玄传》。

③　《晋书》卷3《武帝纪》。

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名"，也就是说任官大小完全看祖先、门第了，"故居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①。干宝的《晋纪》总论评西晋的官场是"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情匿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悠悠风尘，皆奔竟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傅玄对此极为不满，他明确主张政治改革。他所提出政治改革思想的核心就是裁减冗官，公举贤良。在《上疏陈要务》中他指出："天下群司（官吏）猥多，不可不审得其人，。。今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②，对这些冗官，傅玄提出要罢之归农，让他们自己去养活自己。傅玄还提出了自己的设官理想，一是计民而设，勤加考绩，各随其才优劣而用之；二是设官要明选其人，"德贵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禄尊官"，以达到养廉的目的。如果为官营私，"则公法绳之于上，而显议废之于下"以而使"百官各敬其职"③。傅玄还认为政必须公道，必须安民。他说："公道行，则天下之志道；公制立，则私曲之情塞矣"，所以为政必须"任公而去私"④。关于安民，他说："民富则安，贫则危，明主之治也。"要安民就必须"省吏"、"役赋有常"、塞并兼之隙，并且"宽民者赏"，"剋民者诛"⑤。

傅玄的政治思想是从维护统治者利益的角度提出的。但是在西晋那样的历史环境中，他的这些思想无疑具有很大进步意义。他的清醒的头脑看到了西晋社会症结所在，并且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他的正确性，遗憾的是这些设想在当时毫无实践的可能性。

①　转引自汪宁生《我国古代取火方法的研究》，《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　期。②　引文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③　《傅子·尊爵禄》。

④　《傅子·通志》。

⑤　《傅子·安民》。

2。"尊儒贵学"的教育主张与魏晋普遍的社会风气不一样，傅玄竭力反对当时社会之流行的玄风。

他认为这种"虚无放诞"之风，是从商鞅以来主魏文帝对礼乐教化破坏的结果，给统治者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性。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他对清谈玄学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提出了"尊儒贵学"、"尊儒尚学"的教育主张。他说"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赏也。"①他还用魏晋的历史现实来说明这种"陵迟"的危害，力图改变世风，使西晋统治者重振儒风。他的"尊儒贵学"教育主张归纳起来有这样一些内容：第一，国家要重视学校教育。傅玄指出："兴国家者，莫贵乎人；统内外者，莫齐乎分；宣德教育，莫明乎学"②，学校教育对于培养国家人才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西晋本有太学，傅玄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他不满意太学的学风（傅玄生前国子学尚未设立）。他说："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徒系名于太学，然不闻先王之风"③，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是毫无用处的。由此他认为弘扬儒学，并不仅是弘扬儒家经典本身，而关键在于读书的人，即孔子所讲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因此对学校教育重视与否，就是看是否能"不妄教非其人也"，"不妄用非其人也"，如果能"重其选者"，"贵其以者"，则"学校之纲举矣。"①很明显，傅玄这里是把矛头直指西晋官学的最大弊端，即贵游子弟把此作为升迁的跳板。他们在太学挂个名，但却根本不认真学习，因为九品中正制之保证了他们有世袭做官的权利。傅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想让官学招收有真才实学的学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种教育弊端是与政治弊端紧密相联的，傅玄还提出国家要根据需要来培养学生，制定招生计划，在《上疏陈要务》中他针对当时"散官众而学校未设"的状况指出："臣以为宜亟定其制，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付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以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②。这种四民分业的儒家传统思想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但他提出的国家教育需有计划的观点却是前人未曾提出的。西晋有大批冗官，但却无人过问，大家抱着"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③的思想，谁也不愿也不想去过问。而傅玄却提出"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以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这就是说官吏的培养也要有计划，不能想设多少就设多少。而已有的赐官冗散无事者，"不督使学，则当使耕，无缘放之使坐食百姓也。"④这一思想不仅对西晋的现实政治有很大实践意义，而且对

①　《宋书》卷五十六《孔琳之传》。

②　《南齐书》卷四十四《沈之季传》。

③　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　页。

①　发掘报告见《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启示》（《考古》1976年第4期），鉴定报告见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18　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检测报告见何堂坤《中国古代铜镜技术的研究》第266　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②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306　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　期。③　《晋书》卷39《荀勖传》。

④　《晋书》卷47《傅玄传》。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治的革新也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因为在即时，官总是供过于求的。

第二，教育要以道德为根本。傅玄认为一切教育的核心在于"正心"。

他说："心者，神明之主，万物之统也。动而不失正，天下可感，而况于人乎，况于万物乎"，因此"古之达治者，知心为万事主，动而无节则乱，故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内，而后动静不妄，以率先天下，而后天下履正。"正因为"正心"有如此大的作用，所以傅玄提出"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庭正，朝庭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反之天下不正，就要反修其心。傅玄认为"正心"对于统治者和普通人都至关重要。统治者只要"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临民，犹树表望影，不令而行。"①而普通人只要"先正其心"，"则无不得矣"②。那么如何"正心"呢？傅玄除提出要为政公道，役简赋轻外，最重要的就是内省。内省一是知足节欲，他说："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耻；欲比于下，故知足"。有了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思想，人们才能"怒不乱德，善不乱义也"③；二是要尚德。傅玄说："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训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恶的诫天下，而民莫不知耻。"④三是重教。傅玄说"失其所以教，则同乎夷狄矣。"⑤傅玄的"正心"思想，就是重道德教育。"人皆知涤其器，而莫知洗其心"⑥，心不正则政风、民风、社会风气都不会得到改善。通过教育，通过革新弊政，提倡尚德，则社会的普遍道德水准就会提高，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第三，以礼义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傅玄认为礼义教育对于社会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性中有"善"和"恶"两种因素，如果像商、韩、孙、吴那样只知人性贪得乐进的一面，"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惟力是恃，惟争是务"①，那么只是利用了人性的"好利"，长此以往，人性的"善端"就会消失殆尽。因此傅玄竭力主张礼义教育，"修礼让，则之安下顺而无侵夺；经力争则父子几乎相危，而况于悠悠者乎？"可见，傅玄把礼义教育放到关系国之安危的高度来看待。没有礼教则社会就会呈现出无序的状态，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也会化为乌有，傅玄说："中国之所以常制四夷者，礼义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则同乎夷狄矣。其所以同，则同禽兽矣。不惟同乎禽兽，乱将甚焉。何者？禽兽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智役力而无教节，是智巧日用，而相残无极也。相残无极，乱孰大焉。不济其善，而惟力是恃，其不大乱几希耳。"②值得注意的是傅玄的礼教思想并不是单纯的教化，而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的。他说："能以礼教立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与天地并存，与人道俱设"，而"礼教无所立，则刑赏不用情。"③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7　册，第585　页，"散卒而灭"作"散卒不灭"。②　《汉书》卷七十五，《李寻传》，唐颜师古注引三国孟康说。

③　《傅子·仁论》。

④　《傅子·仁论》。

⑤　《傅子·贵教》。

⑥　《傅子·补遗上》。

①　何堂坤：《关于我国古代"破镜"重圆技术的初步研究》，《四川文物》1988年　第6　期。②　《傅子·贵教》。

③　《傅子·问政》。

统治者必须从自身做起，"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饰辩，修行则仁义兴焉，饰辩则大伪起焉"④，必须"保民"、"节欲"、"慎行"、"明法"，这样礼教才能泽化万民，礼义教育也才能真正获得成效。这种思想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④　《傅子·仁论》。

3。傅玄的人才思想在"尊儒贵学"教育主张中，傅玄十分重视人的作用。因为他看到一切教育思想的实施和政治经济活动都离不开人，用什么样的人和怎样用人，实在关系到事情的成败。因此他提出"举贤"的人才思想。他说："贤者，圣人所与其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举贤为急。"①那么什么样的人是贤才呢？在《上疏陈要务》中他曾提出"请选有礼之臣"，可见他将这些人作为"贤才"一种，但他的"贤才"比此要广泛的多。他认为"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议"②，傅玄的九品人才观要比"九品中正制"的"九品"人才观显然要进步得多，士农工商，皆可成才，都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而不仅是以门第、仕宦来评判人之优劣。对如何选得贤才，傅玄也有自己的理论。他认为，首先统治者要正身，即要虚心、公正。他说："举贤之本，莫大正身而一其听；身不正，听不一，则贤者不至，虽至不为之用矣。"因此必须"开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他批评一些人认为古多贤人，而当世无才的观点说："夫圣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贤能之士，何世无之？。。故求与不求耳，何忧天下之无人乎？"③这正是对"九品中正制"用人不平、不公的猛烈批判，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其次，要会用人才。傅玄说："径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故构大厦者，先择匠，然后简材，治国家者，先择佐，然后定民。大匠构屋，必大材为栋梁，小材为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也"①。第三，要善于鉴别人才。傅玄指出"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傅玄根据自己的理论提出的标准是"以默者观其行，以语者观其辞，以出者观其治，以处者观其学。四德或异，所观有微，又非谓难也"。这是从唯物、求实的角度出发的，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傅玄认为也有一些人是能以对付的，这些人"典说诡合，转应无穹，辱而言高，贪而言廉，贼而言仁，祛而言勇，诈而言信，谣而言贞，能设似而乱真"，是天下最大的危害。第四，对贤才要重以爵禄。傅玄认为人才难得，如果他们"近不足以济其身，远不足以及家室；父母饿于前，妻子矮于后"而让他们奉公守法，不移其志是不可能的。傅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养廉的思想。

傅玄教育思想的"尊儒贵学"，提倡礼义教育为核心，反对清谈玄学。

但他的经学教育与传统经学教育也有差别，这就是求实，求效，求人才，而不是死读经书，空守章句。他的人才思想具有强烈的反"九品中正制"倾向。他还把教育与社会风气、政治问题紧密相连，这些都具有创新的色彩。尽管他所提出的设想在西晋是不可能贯彻实施的，但这仍不失为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一份珍贵的遗产，值得认真分析和总结。

①　《傅子·举贤》。

②　《傅子·补遗上》。

③　《傅子·举贤》。

①　《三国志》卷二十九，《虞翻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吴书》。

（二）嵇康的教育思想1。嵇康的生平及政治倾向嵇康（公元223-262年），字叔夜；会稽上虞人，本姓奚，祖上迁至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县西南）。嵇康早孤，史称他"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风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合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①，这是典型魏晋名士的形象。他与阮籍、阮咸、刘伶、王戎、山涛、向秀一起被称为"竹林七贤"，"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②但他是否就是一个志在"竹林"之中的人呢？显然不是。他是有明确政治倾向的。嵇康一生与曹魏集团是紧密相连的。嵇康妻，为沛穆王林子曹纬之女，与魏宗室连姻。历官郎中，拜中散大夫，仕途亨通。但是曹魏集团在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中以失败而告终。齐王正始元年（249年），司马懿发动了蓄谋已久的高平陵事件，曹魏集团的核心人物被一网打尽。嵇康心中对此十分不平，史载"田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③，这反映了嵇康是心向曹魏集团的。但嵇康得罪司马氏集团的还不止这一件事。《世说新语·简傲》载司马昭的重要谋臣、名公子钟会慕名去拜会嵇康，时嵇康正与向秀锻铁树下，傍若无人，半天没说一句话，钟会自讨没趣，只得婞婞而去。临去，嵇康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但此时司马氏尚未打算杀嵇康。最为司马氏所不能容忍的有两件事。一是不为其所用。山涛领选时，举康自代，为嵇康所拒绝，并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二是对司马氏进行猛烈抨击。在《太师箴》中他说"刑本惩暴，今以胁贤"，"矜威纵虐，祸蒙丘山"④。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这两方面使嵇康深深得罪于司马氏，司马氏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于是借吕安案而杀之，罪名为"言论放荡，非毁典谟"①。临刑前，太学生数千人为他请命，终未获准。嵇康索琴弹一曲《广陵散》，从容就义，时年40　岁。

就嵇康和司马氏之间的矛盾来说，他们的斗争固然带有统治阶级内部纷争的性质。但是嵇康的政治思想却有超越党派斗争之上的一面。首先他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在《太师箴》中他说："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在《明胆论》中他说："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这反映他用物质来解释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变化，是一元论而非二元论。在《养生论》中，嵇康提出"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的相依关系，可谓上继王充，下开范缜，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次他所理想的社会具有强烈的反专制主义色彩。在《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一文中，嵇康提出"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的思想，并对"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的君主专制进行了猛烈抨击。在《惟上古尧舜》一诗中他歌颂

①　《晋书》卷49《嵇康传》。

②　《世说新语·任诞》。

③　《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嵇康传》注引《世语》。

④　嵇文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①　《北齐书》卷四十一《元景安传》。

尧舜时代"不以天下私亲，高尚简朴兹顺，宁济四海蒸民"，这无疑也是他自己的理想。这些在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形成的初期无疑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我们在研究嵇康教育思想时，也须对此加以注意。

2。嵇康对经学教育的批判经学是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教育，但东汉末年经学日趋式微，玄学勃兴。

儒学尊周孔，玄学奉老庄，二者在思想上的对立是明显的。正统玄学家如王戎、王衍等并不欣赏这种对立，而是力图沟通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名教与自然"将毋同"，也就是名教出于自然，是自然的体现。这一解释统治者是十分欣赏的，如后世王份，梁武帝问群臣"朕为有为无？"王份答到："陛下应万物为有，体至理为无"①，梁武帝十分高兴。因为按照此种解释，统治者就不用担心玄学偏离统治者的原则了。世族地主也可既讲有，又谈无，如王戎那样曰不论世事，妙善玄言，而又"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偏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②这是玄学正统派所讲的儒道同，也是玄学发展的主流。但也有讲儒道对立的，这就是嵇康。正统玄学家讲名教出于自然，讲儒道同，必然引出经学教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来。而嵇康讲儒道对立，讲"越名教而任自然"，则必然对传统的经学教育进行彻底批判。

嵇康对儒学教育的批判是深刻的，没有停留在"皓首穷经"，章句繁琐这个层次上。首先他从教育的起源上批判了经学教育的必然性。他说远古洪荒之时，"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那时是没有"仁义"、"名分"、"六经"之类东西的。后因"至人不存，大道陵迟"，统治者才"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处；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可见经学教育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上产生的。是统治者用以束缚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工具。其次，嵇康从人的本性上批判了经学教育。张辽叔认为对于人来说，经学教育的必要性就像"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痒"，而嵇康却认为并非如此。他认为人们之所以苦读经书，目的是"学以致荣，计而后学"，看似自然，但却违反了人性。"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容为欢"，如果"抑引"就完全违背了人性，使人性不得自然。人性获得完全的自然"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①可见，人的本性是自然发展的，经学教育只能使人性偏离正常轨道。第三，嵇康还从教育的功能上批判了经学教育。嵇康指出经学教育"立六经以为准，仰仁义以为主，目规矩为轩驾，目讲诲为哺乳，由其途则通，乖其路则滞，游心极视，不睹其外，终年驰骋，思不出位，聚族献议，唯学为贵，执书摘句，俯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为荣华，"由此而教育出来的人只能是一些"奔鹜"（追求功名）、"求安"、"诡志"之士，是偷食"园池之梁菽"的贪生之禽。最后，嵇康对经学教育进行了全面批判，他说："故吾子谓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耳。今若以明堂为丙舍（墓旁小屋），以诵讽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谈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缺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②嵇康对

①　《三国志·魏书·张既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②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

①　孟乃昌：《汉唐消石名实考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2　期。②　《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

经学教育批判得淋漓尽致，是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统治者的激烈争夺，残酷斗争使他日益看清了儒家"仁义礼智"的本质，号称世代"伏膺儒教"的司马氏，不仅发动高平陵事件，残酷诛杀曹氏集团，而且还于甘露5年（260年）派人手刃曹髦。因此，对于嵇康来说不仅对儒学教育一概否定，而且对这种思想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也一样大加鞭挞。在《太师箴》中他说："大道沉沦，智惠（慧）日用，渐私其亲。。，繁礼屡陈，刑教争施，犬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各灰生，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这实际是魏晋之际政治的写照。

3。"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教育主张很显然，从儒道对立的观点出发，嵇康反对以"名教"为核心的经学教育。他认为"名教"教育不合乎人的自然本性，压制了人的自然发展。按照嵇康的观点，"名教"既不是从来就有的，因此"越名教"也未尝不是顺乎天理的事。那么，嵇康是否主张放弃一切教育呢？也不是。嵇康主张的是"任自然"的教育方式。所谓"任自然"就是摆脱"名教"的束缚，使受教育者合乎个性地发展。他在《声无哀乐论》中说："古之王者，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他所崇尚的"任自然"教育方法，其思想渊源来自老、庄。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即为明证。那么"任自然"的教育方法要遵循哪些原则呢？首先要"心无措乎是非"，无"措"乎是非就是不要人为地划分是非，而要因势利导。如何从"有措"而达到"无措"呢？嵇康认为"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①嵇康心目中的"圣人"就是如此。相反，如果"以匿情为难，以违道为阙"，则永不会达到"无措"的境界。其次，教育要顺乎人性，要了解受教育者的个性特点。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说："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不可强求一个人去从事他所不愿做的事。他还说："吾昔读书，得许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因此嵇康认为"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也就是教育者对受教育的个性一定要了解，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才可以"济之"（即教之）。他"任自然"教育主张所培养的目标是所谓"至人"，这种"至人"是"文明在中，见素表朴。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鉴乎古今，涤情荡欲。如是吕梁可以游，汤谷可以浴。方将观大鹏于南溟，又何忧于人间之委曲"①。这种"至人"显然迥异于经学教育下的利禄之徒。其实"任自然"教育思想的意义不仅在于主张合乎人性地培养人才，而且在于培养知识分子的骨气。当世道陵迟，道德沦丧，斯文扫地，社会腐朽不堪时，知识分子虽不可兼济天下，但也可借"至人"为目标而独善其身，保持自我的完善人格而不同流合污。魏晋南北朝多隐逸之士，其中大部分都为知识分子，这与嵇康首倡的"任自然"思想是不无关联的。

①　孟乃昌：《关于中国古代炼丹术中硝酸的应用》，《科学史集刊》，1966年第9　期。

①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

4。养生教育思想养生教育思想也是嵇康教育思想中富有特色的一部分，是他的政治思想，"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教育思想在养生领域的延伸。嵇康的养生教育思想也是从批判周孔圣人开始的，在《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中他指出："且凡圣人，有损己为世，表行显功，使天下慕之。。或韮食勤躬，经营四方，心劳形困，趣步失节；或奇谋潜称，爰及干戈，威武杀伐，功利争斗；或修身以明汙，显智以警愚，藉名高于一世，取准的于天下。又勤诲善诱，聚徒三千，口倦谈义，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视若营四海，神驰于利害之端，心鹜于荣辱之途，俛仰之间，己再抚宇宙之外者。"这就是说养生之大患莫过于周孔名教对于人生的误导，人生忙忙碌碌，殚精竭力，追求功名，最后只能落个短命的下场。嵇康认为通过去智复性，人是可以达到养生目的的。他举例说："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不知区种可百斛。田种一也，至于树养不同，则功收相悬"①，可见养与不养效果是不一样的。嵇康对政治家和普通人的养生提出了不同的告诫。对于政治家来说首先要摆脱周孔名教的束缚，如果"上以周孔为关键，毕志一诚，下以嗜欲为鞭策，欲罢不能，驰骋于世教之内，争巧于荣辱之间，"最后必然"丧志于欲"。因此政坛上的人物千万不能"借外物（名教功利）以乐之。外物虽丰，哀亦备矣，"而是要内心世界充实，内心充实了"虽无钟鼓，乐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轩冕也。"②其次政治家要少私寡欲，以天下为公。嵇康认为"名位"、"厚味"、"外物"均是伤德、害性之物，必须从根本上除掉，而不是硬性压抑。即使是君主也要"与天下同于自得，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虽居君位，饷万国，恬若素士接宾客也。虽建龙旗服华衮，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足于下。"③嵇康对政治家所提出的养生教育思想，在门阀世族政治上相互厮杀，生活上奢侈相高的魏晋之际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对于一般普通人的养生，嵇康也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其一是要形神相亲，表里俱济。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棲于情，忧喜不显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其二是要持之以恒，防微杜渐。嵇康在《家诫》中说，人应当有志气，立志要有所选择，但一当立下志，"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养生也是这样，如果一年半载未见效验，便"志已厌衰"，或者是"坐望显报"，"抑情忍欲，割弃荣愿，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数十年之后，又恐两失，内怀犹豫，心战于内，物诱于外"，则"意速而事迟，望近而应远"①，万无一能成也；其三，要知足。人生要受到名位、资财、酒色等种种诱惑。向子期也把"感而思室，饥而后食"当作自然之理来难嵇康。嵇康反驳到："诚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②，所谓"得理"，就是要知足，知足是养生的一大关键。在《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中他说："故世之难得者，非财也，非荣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虽耦耕田亩，被褐啜

①　《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

②　《梁书》卷三《武帝纪》。

③　《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传》。

①　《梁书》卷三十八《朱异传》。

②　《养生论》。

菽，岂不自得。不足者，虽养以天下，委以万物，犹未惬。然则足者不须外，不足者无外之不须也。无不须，故无往而不乏"。嵇康还教育人们要努力戒除对养生有害的嗜欲，他说"夫嗜欲虽出于人，而非道之正。犹木之有蝎，虽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因此必须做到"知酒色为甘鸠，弃之如遗；识名位为香饵，逝而不顾。"③嵇康最后总结养生的五难，即名利不灭、喜怒不除、声色不去、滋味不绝、神虑转发。如果心存五难，"虽心希难老，口诵至言，咀嚼英华，呼吸太阳，不能不迥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无于胸中，则信顺日济，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此养生大理之所效也"④。嵇康的养生思想无疑是渊源于老、庄，这种养生理论固然有消极避世的一面，也固然有与司马氏政权不合作的潜在意识在其中，但我们也要看，养生"其最终目的并不仅在于求自然生命之延长，而尤在于获得内在之自足自乐，不为外物所累"①。这是汉晋之际知识分子打破经学束缚，求得思想解放，获得独立人格发展的主流，而嵇康则走在这股潮流的最前面，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楷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嵇康的教育思想是以玄学来反对经学教育。与正统玄学家不一样，嵇康是从儒道对立的观点来批判经学教育的。他的批判是深刻的，他的教育思想中确有不少闪光的东西，特别是关于教育要尊重人性，合乎人性、顺乎人性的思想，是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的一次突破，在世界教育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嵇康教育思想的二重性。在《家诫》中，嵇康十分重视对子弟及家世门风的教育，培养他们仁义、礼让、谦恭、廉耻、忠烈的道德品质。如"讬人之请求，当谦辞口谢"，"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违拒，密为济之"，"凡行事先　自审其可，不差于宜"，对于"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对于别人的"请呼"，如果不是"知旧邻比"，"当辞以他故，勿往也"。特别是对于别人的私事，慎勿干预。这些都与"名教"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面上看这与嵇康愤世嫉俗的行为不相吻合，但是"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②，这种保全家门的思想，实在也不只是嵇康一人，可以说这是历史大背景和魏晋之际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

③　《答向子期难养生论》。

④　《答向子期难养生论》。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②　《晋书》卷49《阮籍传》。

（三）颜之推的教育思想1。家世、生平及处世哲学颜之推（公元530-约591年），瑯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瑯琊颜氏是魏晋南北朝高门士族。其九世祖颜含，生活于两晋，以孝而闻名于世，被东海王司马越辟以为太傅参军。东晋初，颜含仕宦显达，位至国子祭酒、散骑常侍、光禄勳。其祖父颜见远生活于齐梁之际，仕齐官至御史中丞。颜之推的父亲颜协一生则游于诸王蕃府，为梁湘东王萧绎镇西府咨议参军。颜之推一生仕宦颇为坎坷，出仕为湘东王国左常侍，镇西墨曹参军。侯景之乱时被囚送建业（今江苏南京市），复为萧绎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北周破江陵（今湖北江陵），之推全家被掳，北周大将军李显庆推荐他去掌其兄阳平公李远书翰，颜之推不愿前往，携全家逃奔北齐，在北齐历任奉朝请、中书舍人、赵州功曹参军、司徒录事参军、通直散骑常侍、黄门侍郎、平原太守、御史上士等职。隋开皇中，被太子召为学生并终于此职。

瑯琊颜氏是魏晋南北朝没有习染玄风而保持传统经学的少数高门之一。

为颜氏家族奠定后世发展基础的颜含，史称他"少有操行，以孝闻"。他反对门阀擅政，主张振兴皇权。如东晋初，时论王导为帝（晋元帝）之师傅，百僚应为降礼。颜含反对说："王公虽重，理无偏敬，降礼之言，或是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识时务"①。这实际是对"王与马、共天下"格局的不满。又颜见远在梁武帝受禅时，不食，"发愤数日而卒。"①六朝无死节之臣，如颜见远这般人格，在魏晋南北朝确实少见。颜协为人风格严整，不求显达，以有"器局"称。这个家族"世善《周官》、《左氏》"②，是一个从学术到政治、社会行为都履行儒家传统的家族。颜之推继承了家族这一传统。少年时他就感到虚谈非其所好，转而还习《礼》、《传》，"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③，在传统经学上有着深厚的造诣。

颜之推所生活的时代，正是门阀世族地主势力由盛而衰，战乱频仍，皇权振兴，南北统一日趋明显的这样一个时期。门阀世族虽然在社会上仍有较强的影响，但昔日的辉煌已经失去，只能籍门第、婚媾来标榜于世。皇权借寒门势力牢牢掌握着大权，"共天下"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了。一些大族往往因小事而惹来杀身大祸。同时，佛道二教在南北朝也广泛传播，成为世族精神依托的一个重要工具。这些无不对颜之推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颜之推的个人经历也使他比别人对那个时代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他一生历梁、周、齐、隋四朝，三为亡国之人，他自己曾感叹到："予一生而三化，备蔡苦而蓼辛，鸟焚林而鎩翮，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④因此，在颜之推的思想中，少欲知足，谦虚自损的处世哲学占据着重要地位。如他主张少言省事，认为多言多败，多事多患；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等等。当然，颜之推的思想比此还要深刻的多，他从历史和现实中看

①　《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惠基传》。

①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十二章。

②　《水经注·序》。

③　《北齐书》卷45《颜之推传》。

④　《观我生赋》。

到统治者如果政治腐败，不知纪极，统治就极难维持下去。从儒家立场出发，他主张为政要仁义与刑罚并施，选拔贤才而不能仅靠门第；在经济上他主张重农，主张士农工商各得其所，限制寺院僧尼的不劳而获。颜之推还认为士大夫不可将"周孔之业弃之度外"而崇尚清谈，士大夫必须"应世经务"，甚至要向下层人民学习。这些都是有进步意义的。颜之推晚年思想受佛学影响较大，认为"内外两教，本为一体"①，他调和儒佛，并且对灵魂不灭等深信不疑，这当是他一生坎坷经历在思想上的反映。

颜之推一生著述颇多，有《文集》30　卷等。他的名作为《颜氏家训》，共20　篇，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王钺称它"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②。其实《家训》的内容已远不止家庭教育，而是更为广泛深刻。

①　《汉书·沟洫志》。

②　《读书丛残》。

2。颜之推的教育基本思想颜之推的教育基本思想以儒学为核心。他说"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今；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③，"行道"、"修身"这都是儒家思想的反映。他还说："圣贤之书，教人诚孝"④，"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⑤。因此颜之推把"忠"、"礼"、"孝"放到教育的重要位置上。在《养生篇》中他说："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所谓"诚孝"即"忠孝"。（避隋文帝父杨忠之讳）。在《风操篇》中他说："吾观礼经，圣人之教"。虽然他对南北风俗的差异表示理解，主张"礼缘人情，恩由义断"，但对中土人士"骨肉易疏，不忍言族"的回答仍认为"于礼未通"。在儒家教育思想中，颜之推尤重家庭伦理的培养。在《兄弟篇》中他将夫妇、父子、兄弟三亲当作人伦之重，认为"不可不笃"；在《治家篇》中他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作为治家的基本法则。总之依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培养人才，是颜之推教育思想的基本目的之一，也就是他"德艺周厚"人才标准中的"德"。颜之推的教育思想也深受儒学中人性论的影响。他认为"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①，这给教育划上了等级的标志。帝王及子孙自然属于"上智"，从胎教到师保都有章法。广大劳动人民自然属于"下愚"，不可教矣。一般的士大夫均属"中庸之人"，他们成才与否，则视后天的教育状况了。因此颜之推对于士大夫这一阶层人的教育尤为关注，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如不仅要重"德"，还要重"艺"，读书不能死守章句，还要"施之世务"等等。

在教育基本理论上，颜之推还强调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强调幼年教育对人一生的重大影响，强调个人立志发愤是人成才的重要因素。颜之推还把自己的教育理论与大量的社会实例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关于教育的作用，他告诫士大夫"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②。将知识作为政治和安身立命的资本，确实是魏晋南北朝门阀世族赖以衍续的一个重要原因，颜之推看得是非常准确的。

③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④　《颜氏家训·序致篇》。

⑤　《颜氏家训·治家篇》。

①　《颜氏家训·教子篇》。

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3。关于士大夫教育颜之推一生历四朝，又生活于士大夫之间，因此他对当时士大夫的生活十分熟悉，并且对士大夫的教育状况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认为当时士大夫的弊端其一是不学无术，"或因家世余绪，得一介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①即使有些学问，也是"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②。颜之推讽刺这些人是"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③，完全陷于繁琐之中。其二是理论脱离实际。士大夫们手握麈尾，口尚清谈，但"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④。他们"未尝目观起一坺土，耘一株茵，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⑤。三是毫无自身修养，败坏世风。颜之推称梁朝全盛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簷车，跟高齿屐，坐綦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⑥。这些人上不能治国，下不能保身，每临战乱，只能转死沟壑之间。侯景之乱时就证明了这一点。

颜之推对当时士大夫教育状况的批判是深刻而准确的。从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他提出了人才培养目标："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伦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①。颜之推认为这些人不高谈虚论，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尽管不能一人身兼六才，但只要具备某一方面才能，也就是当之无愧的。如何培养出这些人才来呢？颜之推提出从"德"和"艺"两方面着手，也就是所谓"德艺周厚"。从"德"的方面看，士大夫必须学习儒家的基本理论以"修身慎行"，从而达到"体道合德"的"上士"境界。儒家基本理论不外忠孝礼义，颜之推深信不悔，即使"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氓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②士大夫的道德教育从幼年就要开始，"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③只有具备深厚的"德"的修养，士大夫才能立身行正，贯彻到实践中去。颜之推晚年信佛，他把佛教的"五禁"与儒家的"五常"相比附，他说"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　期。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③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④　《颜氏家训·涉务篇》。

⑤　《颜氏家训·涉务篇》。

⑥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①　参见王宏凯：《历史的启示·娱乐篇》。

②　《颜氏家训·养生篇》。

③　《颜氏家训·勉学篇》。

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④。以儒家思想来教育士大夫，是与魏晋南北朝门阀地主的利益及教育思想是一致的，但在颜之推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仅有"德"还是不行的，颜之推认为"艺"的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所谓"艺"就是要有真才实学，要有一技之长。颜之推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理论和具体方法。首先要勤奋读书。他说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因此"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而"使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一些士大夫整日交游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情裁衣也。"①颜之推认为社会上虽然有些人才兼文武，但却身无禄位，妻子不免饥寒，但金玉终胜于木石，所以"不得以有学之贫贱，比于无学之富贵也。"②这实际是对当时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的有力批判。勤于读书还要戒骄，一些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自大，盛气凌人，还不如不读书好些。其次颜之推认为读书人要务实，要学以致用。他认为读书需得其要领，即使圣贤之书亦如此，"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③，这简直是浪费光阴。更有甚者饱读经书，满腹经纶，"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④，让他去断一个案也断不清，去管一个县也不知从何下手，造屋也不知楣横棁竖，种田也不知稷早而黍迟，这种人在社会上是被人看不起的。因此他认为读书人最起码要写得一手好字和文章。此外，算术、医术、琴瑟、博弈、兵射、投壶这些学问也要懂一些，一则可以保健，二则可以娱心畅神，在实际生活和交际上是有用的。但这些东西只能偶尔为之，不可作为立身之本，这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世族地主，从心底里是看不　起技艺的。第三，颜之推还认为士大夫还应向下层人民学习，不能轻视劳动生产，这是他教育思想中闪光的一面。他提出读书的目的是开心明目，利于行。不仅古往圣贤值得学习和仿效，而且"农工商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无不利于事也。"①他认为士大夫须知稼穑之艰难，从耕种到收获，不知要经过多少人的辛苦劳动，那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呢？颜之推还对当时士大夫褒衣阔带，迂诞浮华，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体弱，不耐寒暑等等丑恶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体现了他教育思想独到而积极的一面。

颜之推对士大夫的人品教育也很重视。他说"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②。如果书案狼藉，任虫蛀鼠咬，童幼乱画，风雨毁伤，是一件不道德的事。他提出"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皆显称之，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虽轻虽贱者，必归功焉"③，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不可忽略。针对当时一些士大夫"须求趋竟，不顾羞惭，比较才能，斟量功伐，厉色扬声，东怨西怒"的状况，建议他们"守道崇德，④　《颜氏家训·归心篇》。

①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③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④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①　《三国志·魏书·太祖纪》注引《魏书》。

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③　《颜氏家训·慕贤篇》。

蓄价待时"④。这些对纠正门阀世族所败坏的士风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④　《颜氏家训·省事篇》。

4。家庭教育思想由于官学的衰微，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家族教育十分兴盛。特别是门阀世族为维持门第不衰，对此尤为注重。因而关于家庭教育的思想，在这一时期颇为丰富。颜之推的家教思想在其中具有代表性。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应及早进行，甚至从胎教开始。他说："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虽然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但也要及早进行，"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①也就是儿童刚能分辨外界事物的时候，就要加以诱导。为什么家教要及早进行呢？颜之推认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②，所谓"专利"即能精神专一，不像成人那样诸事烦扰，心难宁静。他引用孔子的话"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以及民间俗语"教妇初来，教子婴孩"作为理论根据。人在幼年时期，童心未泯，天性纯真，可塑性极大，对新事物也特别容易接受，抓住这一时期进行教育，不仅是教育的最佳时期，而且可为一生事业奠定良好基础。这些与现代教育理论也是相吻合的。

家庭教育的关键是父母，因此父母的行为和教育方法对子女的成长影响很大。父母必须把爱子和教子结合起来，"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③切忌"无教而有爱"，如果"饮食运为，姿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④。这样放纵孩子，恣其所为，终究是害了孩子。因此必须从小树立孩子的是非观，该严则严，要爱得其所，爱得有方。他还说："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①这是他对历来家庭教育的总结，贤俊的孩子固然让人疼爱，但顽皮愚笨的孩子也应得到一份怜惜，偏爱孩子不是有益于他，而是害了他。

为了教育好孩子，训督乃至体罚是需要的。父母对孩子要有威严，"使为则为，使止则止"②。颜之推把严教和治病相比，他说："当以疾病为愈，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训者，可愿苛虐骨肉乎？诚不得已也！"③如果不用体罚，则"笞怒废于家，竖子之过立见。"④诚然，这种以体罚的形式来教育孩子，是父权家长制的产物，是封建教育思想中的糟粕，应予摒弃。

颜之推认为环境对家庭教育也有影响。环境影响包括两方面，一是周围环境，颜之推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是以与善

①　《典论·自叙》。

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③　《颜氏家训·教子篇》。

④　《颜氏家训·教子篇》。

①　《梁书》卷九《曹景宗传》。

②　《颜氏家训·教子篇》。

③　《颜氏家训·教子篇》。

④　《颜氏家训·治家篇》。

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二是长辈的风范，"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先而行后者也"，长辈的言行举止可以直接影响到晚辈。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有利于人的成长，这也是符合现代教育理论的。

颜之推也非常注重家庭教育中对子女技艺的教育，认为"人生在世，会当有业"⑤，士农工商兵皆为一业，不可以随便轻视。甚至语言教育颜之推也很重视，认为教育子女学会正确、通用的语言和语音是父母的责任。他说："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①最后，颜之推还提出要教育子女有远大志向，要勤奋努力。颜之推例举北齐一位士大夫曾说"吾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②这种卑躬屈节，连本民族文化都一概抛弃，以求一官半职的人实在可耻，颜之推切诫子孙勿去仿效。颜之推指出唯有远大志向，才能经得起磨难，成大器，而"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③人的学习尤如春华秋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④，只有经过艰苦的劳动，才能有收获。

颜之推本人一生虽不曾介入具体的教育活动，但他们不失为我国六世纪末一位杰出的教育思想家。他不仅抓住了那个时代教育的弊端，对士大夫教育和家庭教育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而且在学习方法和态度上也提出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思想。

他认为，第一，学无迟暮。有的人人生坎坷，失于盛年，但"犹当晚学，不可自弃"。颜之推指出"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⑤历史上的名人如荀卿、公孙弘、朱云、皇甫谧，都是后学而成大家的榜样。第二，博学和专精。颜之推认为学比不学好，博学比少学好，但是古人所说的"多为少善，不如执一"的道理也是正确的。他说近世有两人被称为朗悟士，"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书迹未堪以留爱习"①，其它诸如卜筮、医药、音乐、鲜卑语、煎胡桃油等等莫不一知半解，但皆不精通。颜之推认为这非常可惜，凭他们的个人才能"若省其异端，当精妙也"②，不至于成为一个杂家。第三，眼学。所谓眼学即要眼见为实。他说："谈说制文，必须眼学，勿信耳受。江南闾里，士大夫或不学问，差为鄙朴，道听途说，强事饰辞。"③虽然知识不可能都由直接经验获得，但颜之推针对当时士大夫言谈虚阔的风气，提出眼见为真的方法还是值得肯定的。第四，切磋。颜之推认为学习绝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过程。必须经常与人交流，方能打破自己的局限，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如⑤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①　《颜氏家训·言辞篇》。

②　《颜氏家训·治家篇》。

③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④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⑤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①　《颜氏家训·省事篇》。

②　《颜氏家训·省事篇》。

③　《颜氏家训·勉学篇》。

果"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写文章也要这样，他说："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载，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④。这些思想都是我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如果我们剔除糟粕，取其精华，许多东西至今仍有珍贵的价值。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④　《颜氏家训·文章篇》。

七、结语纵观魏晋南北朝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动荡的社会固然给教育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因素，但是教育发展依然取得许多重大成就和突破。第一，从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来看，官方学校教育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毕竟绵延传存下来。各国统治者依然给予教育一定的重视，包括刚刚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政权。然而不仅如此，在学校的设置上也不仅限于太学、国学和郡国学校，新的学校和带有研究性的学术机构也在出现，如北朝的四门小学、麟趾学和南朝的总明观和士林馆等。特别是南北朝均出现的分科教育，是我国专科教育的创始，对后世影响很大。第二，从教学内容上看，儒学虽然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其独尊的地位已被打破，玄、佛、道、文学、史学、艺术、科技等等都渗透到教育内容中来，甚至成为独立发展的学科。这是这一时期专制主义的削弱在教育上的反映。教育内容的扩大对后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三，从私学的发展来看，两汉私学是官方经学的补充，而魏晋南北朝私学走上了近乎独立发展的道路。由于教育等级化的出现，私学主要在中下层人民中传播文化。私学教育家不求功利，以传播文化为己任；私学生不畏艰难，千里寻师的精神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佳话。很多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都是从私学中总结和产生出来的。私学为我国古代文明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四，从人才选拔措施来看，我国历史上三大人才选拔制度，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均存在或萌芽于这一时期，这是我国古代人才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第五，从教育思想的发展看，这一时期教育思想十分活跃，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教育思想大胆冲破了经学的束缚，对经学教育的批判可谓淋漓尽致。另外，嵇康的养生教育思想和颜之推的士大夫和家庭教育思想都极大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内容。魏晋南北朝的教育发展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上承秦汉教育的基本模式，又有诸多更新和调整，呈现出时代的特色。这些特色又为隋唐教育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没有这一时期的教育发展，绝不会出现隋唐教育的鼎盛。

尤其要指出的是魏晋南北朝教育的发展为民族融合所做作的巨大贡献。

秦汉时期除匈奴等极少数民族外，大部分少数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在民族迁徙的浪潮中，他们在这一时代纷纷被卷入中原历史大舞台。最后均被融合在汉民族之中。这期间，血与火的战争固然是他们融合的一个动因，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对汉文化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传播文化的结果。首先是各少数民族上层的汉化，上层的汉化继而带动了中下层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转变，十六国及北朝较为普遍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就反映了这一点。我们说教育的社会作用在这一时代尤为明显。

分裂和战争给教育带来的影响是不利的。学校的时兴时废使其根本无法承担长期培养人才的重任。横刀跃马可在乱世中自取富贵，使不少人不能安心于书桌之上，因此，"读书无用"的思想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玄风迭荡，社会贵族化、等级化趋势加强也无疑给教育蒙上了浓厚的阴影，以血统论定地位、才智的高下，是历史的倒退。对受教育者的进取心理有极大的破坏作用。这是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教育史所必须看到的。

魏晋南北朝 第039卷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本卷提要】

本卷内容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时间断限大致为自东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到陈后主祯明三年亦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出于体例的考虑，隋朝文学未纳入本卷叙述范围。

具体内容共包括1．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背景；2．诗歌创作及主要诗人；3．辞赋及骈文；4．志怪与志人小说；5．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6．南北乐府民歌。除概论和结语外，以朝代为基本单位，共分八章叙述。

叙述上采用点线面相结合方式，对代表性作者及其作品进行重点分析，兼及同时代的文学群体及前后源流影响。其余各种文学体裁，亦着重阐明其具体创作手法与艺术特色，并从历史与文化高度对其作出评价。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魏晋南北朝，是古代文学发展中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在400年乱世的贫瘠土壤里，生长发育了中古时期最灿烂的文化，而其中文学方面的成就尤令人瞩目。文坛上，不仅可见许多文学形式产生、发展，奠定了后世创作的基础，而且有些体裁，在当时已经达到巅峰，其绚丽精美，非但空前，亦为后世所难以企及。

此时期文学发展最可称道者略有四点：其一，是诗歌艺术汇源导流，走向成熟。魏晋南北朝诗歌在承袭《诗经》、《楚辞》、汉代民间乐府和古诗19　首优良创作传统基础上，思想上又为后世开创了关注现实，积极进取的建安风骨传统；体式上完成了古诗从四言、骚体到五言乃至七言的发展过渡，尤其五言诗在形式上完全成熟，成为古代诗人沿用千年的正统诗体；内容方面则开辟了咏怀、咏史、游仙、招隐、玄言、田园、山水等丰富多采的题材；诗坛上涌现的曹操、曹植、嵇康、阮籍、陆机、左思、郭璞、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等作者，均属古代最伟大诗人之列。

其二是骈文的创作成就。魏晋南北朝的骈文，是一种艺术水准很高的精美文体，代表了当时社会人们对文章写作的审美追求。骈文虽注重形式美，却并非空洞没有内涵，它以作诗的方法作文，使文章具有诗的独特韵昧和魅力。骈文音节和谐，用典考究，对偶工整，说理因难见巧，精辟有致；抒情清新含蓄，意深辞美；骈赋则铺陈典雅，绮丽华瞻。其中上乘之作，较之先秦诸子、两汉政论及以后的唐宋散文名篇，并无逊色。

其三是志怪和志人小说（或曰佚事小说）兴盛发展。在汉代小说已有雏形的基础上，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在思想、题材和表现手法上都有很大拓展。它们或用各种灵怪奇异的浪漫主义手法，折射当时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习；或用精悍短小的篇幅，清新隽永的语言，从各个方面生动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士大夫阶层的言行风貌，其作品不仅兼有文学和历史两方面的宝贵价值，而且对唐代以后不同体裁小说的产生和成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其四是文学批评肇始发端，影响后世。在这一时期各种文学形式丰富发展，文学在受到普遍重视的基础上，文学批评出现繁荣景象。文人思辨能力空前提高，审美意识自觉发扬，对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著述体裁、审美内涵、发展流变、作用价值及作者优劣，都有系统精到的分析，形成许多新颖深刻的文学观点，不仅推动了当时的文学创作，也为下一代文学的发展拓清了道路。

放在历史、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魏晋南北朝文学所展示的成就，一方面是对《诗经》、《楚辞》以来的古代文学成果如汉大赋、乐府歌辞、杂言小说、古诗19　首等篇章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特定时代环境下的特定产物。

正如人们所注意到的，历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常出自正与奇两种原因。

凡国家政治清明，国力强盛，中央集权稳定，文人生活优裕，精神较少压抑，能自由选择出处，臧否时政，文学一般都发展昌盛，如盛唐北宋之例；相反，在朝政昏乱，战祸绵延，民生凋敝，文学之士的生存和精神自由都面临威胁之时，也可能激起文土强烈的创作冲动，写出最出色的文学作品，从而出现文学创作的繁荣。魏晋南北朝恰好是后一种情况的典型例子。

如果更具体地探寻魏晋南北朝文学繁荣的动因，《文心雕龙·时序》篇有关建安文学的一段著名议论颇有概括性："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析而言之，这400年历史中的"世积乱离"，生民多艰，使得思想上崇尚理想而内心世界敏感复杂丰富的文人士大夫，在目睹乱世里百姓转死流亡的悲惨命运并面临理想破灭，道义沦丧，人的生命与精神都受到摧残的现实境遇时，常常选择文学活动作为他们寻求安慰解脱，对昏乱的时政进行积极或消极反抗的重要手段。这一做法当然首先是由文学原本具备的美善刺恶抒情言志，以俾政治教化的传统功能所决定的。许多理想主义诗人，本着"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毛诗·序》）的宗旨，以激烈的情怀反映现实，针砭流俗，抨击黑暗，抒发忧生忧世之慨，表达用世之志，宣泄政治情感，创作了许多诸如《诗》中变《风》变《雅》一类慷慨之作。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所蕴含的怡情审美的娱乐价值亦渐渐得到开发。所以在很多时候，内心痛苦软弱的文士，常藉诗文创作摆脱世事的困扰，娱悦精神，怡养性情，东晋南朝文学表现出的"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实际上是这一情况的反映。

而从创作的主体来看，此时期知识分子在精神人格方面的觉醒觉悟，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传统的儒学，本是一种社会理想与道德哲学、世界观与人生观融合为一的思想体系；儒学知识分子，受孔子道德人格影响，对人生也总抱有政治和道德的两重理想追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入东汉社会后，士大夫的个体自觉意识尤其有很大增长。在汉未经学衰落，传统道德陷于危机之后，玄学引老庄进入旧有价值系统，改良完善儒学本体，使之具有更大的思想包容性。而士大夫亦将原有的重视个人道德修养进一步发展为强调人格精神的自由完善，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由此，使知识分子对一己精神的存在愈加珍视，也更加渴望精神生命的长久延续，崇仰"三不朽"的境界。然而在乱世里，注定了人们无法实现夙有的"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流逝的时光，又使一切外在的功业迅速湮灭，"立德扬名"，谈何容易！真正不朽而流传久远的东西只能是那些具有永恒魅力的人的内在精神的凝集，即所谓"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

这样透彻的觉悟，促使这一时期的一代代文人在理想仕途受挫，价值取向转换调整之际，将个人的志趣转向广泛的文化方面，对文学创作尤其投注了空前的热情。从汉末建安七子到南朝"高斋学士"，一个个文学集团先后出现，文士因不同的创作主张初步分流别派，推动创作沿自身规律向前发展。流风所及，从事文学创作者的社会身份更加多样化，从前代被统治者徘优蓄之的文学侍从之臣扩展到帝王、宗室、巨官显宦、武人、僧道、妇女等各个阶层。人们对于文学的态度，恰如《诗品》所言："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鹜焉。"

从创作的客体看，社会中自觉为文的风气进一步推动了此时期"文的自觉"。藉文学活动追求显迹扬名，身名不朽，实际上是确认了文学本身不依附其他任何事物的独立本体价值。而由于文学创作改变了过去为教化服务的从属于政治的地位，这时的文学，也能够强调作品的个性，研究探讨创作的规律特点，在形式、技巧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体裁上愈加丰富多采。在这一过程中，老庄玄学佛道等思想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以庄子思想而言，其寄情山林，感慨哀乐，实为一种极富艺术精神和文学情致的哲学。由于老庄的影响，不仅文学之士的审美层次有很大提高，文学的表现领域也由于山水等题材的进入而日益拓宽。

总之，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繁荣，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与此时文人所遭遇的社会环境和由此产生的思想、心态、情感变化密切相关。它们是前代文化精神的积聚与延续，更是后世文学发展不可缺少的前篇。若想了解历史上无比灿烂的盛唐文学之谜，或许最初的线索正在此时期文学发展之中。

二、建安文学（一）特定的孕育发展条件中国古代文学，经过先秦两汉近千年的发展，到汉魏之际的建安时期，创作上呈现出崭新的繁荣局面，所谓"彬彬之盛，大备于时"，其辞采风力之影响，更远及于后世。

建安是东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公元196-220年），虽然朝代上尚属东汉的范围，但历史的进程，却已从两汉跨入了魏晋新时代的门槛，社会的政治格局，思想风貌都迥异于前代，文学创作从形式到内容上，也都处在从"汉音"到"魏响"的转化过程之中。而建安文学在分期上，亦顺理成章地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

严格来说，具备建安文学特点的文学创作，并不仅限于建安时期。建安七子中，孔融卒于建安十三年，阮瑀卒于建安十七年，其余如王粲、徐干、刘桢、陈琳、应瑒，并卒于建安二十二年，其创作生涯，固是结束于建安时期；而曹氏父子中曹操卒于延康元年，曹丕卒于黄初七年，曹植则一直生活到太和末年；许多较次要作家的生活年限，也都不止于建安时期，邯郸淳、左延年等人，都卒于黄初以后，其中的吴质，甚至活到太和四年（230年）。所以，建安文学创作，实际上是从东汉末年一直延续到魏明帝统治时期，或许，可以将文坛巨子曹植的逝世，视为建安文学创作时期结束的一个标志。无论从整体上还是从作家的个体的创作上看，建安文学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创作的主体，有从最高统治层的曹氏父子，到孔、阮、王、徐、陈、应、刘等邺下七子；再从女诗人蔡琰，到邯郸淳、繁钦、路粹、吴质、左延年、丁仪丁廙兄弟、杨修、荀纬等诸多才士①；更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②，可谓"俊才云蒸"。虽在戎马倥偬之际，然"当此时也，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③，"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④，赋诗著文，期诸不朽。其中诗歌是建安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诗人直接继承了两汉乐府和文人诗的创作传统，以反映现实，表现人生为宗旨，缘情尚气，驰骋才华，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篇章，不仅极大拓展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推动了五言体式的发展成熟。此外，如章、奏、表、檄等各体文章的写作，亦气势酣畅，文笔兼美；而书疏辞赋抒情写心，志意真挚，文采缤纷，一洗"侈丽"之风而开启后世美文之先河。在创作繁荣和审美意识觉醒基础上，文学批评肇始发端，论文的范围，广泛涉及作家才性、作品风格、文体和文章审美价值等内容，有力推动和影响了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创作活动。无疑，建安文学，是以其特有的思想艺术光采，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关于建安文学，《文心雕龙·时序篇》有一段概括的论述，言及其主要的风格特点及所以产生的诸多条件背景：自汉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

①　徐幹：《中论·智行篇》。

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③　曹植：《与杨德祖书》。

④　曹丕：《典论·论文》。

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官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概括而言，有关建安文学产生的社会政治、思想诸方面的条件，大致是由汉末的社会动乱、思想领域的新旧冲突、统治集团的推动引导这几大因素所作用造就。

1。汉末的社会动乱无疑，建安文学的感人魅力，首先来自动荡的社会和艰难的生存环境对文士心灵的震撼和磨砺。汉末人们所面临的，是自秦统一以来历史上的第一次严重的动乱分裂局面。东汉中期以后，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国家名器操纵于外戚宦官之手，权入私门，政以贿成，纲纪大坏。许多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抱着澄清天下的儒学政治理想，结成同道，起而抨击宦官外戚的腐朽统治，"品核公卿，裁量执政"①，以图改善封建政治。两次党锢之祸的打击，使他们的努力归于失败，此后不仅朝政愈加昏暗，且广大的士大夫阶层，也由于其独立的政治意识和用世精神的被扼杀而开始了在以后漫长岁月里政治和精神上的悲剧历程。

到黄巾起义之后，东汉帝国大一统的政治统治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各割据军阀间相互攻杀，兵连祸结，广大人民陷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数十年战乱，使关洛之区，尽为屠场；两京繁华，化作灰烬。整个社会自汉帝以下，百官公卿，士庶百姓，播越流亡，转死道路。在民生凋敝，白骨蔽野的惨景之中作为封建统治秩序象征的汉官威仪，亦已扫地以尽。史载献帝流亡河东，"乘舆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相互镇压以为笑"；后因"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①。这样的情景，对士大夫内心所造成的震撼与冲击，是不言而喻的。

汉室倾颓，群雄并起的形势，使客观上和封建大一统政权有密切依存关系，以通经求仕，显于朝廷为基本发展模式的士大夫阶层的地位出路也失去保障。"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是曹操《短歌行》中的诗句，却恰好表现了当时士人在故国倾覆之后的现实困境和失图之心态。为了避乱自保，中原地区的许多士大夫志愿或非志愿地投靠了一些割据军阀。然而那些质性庸劣、眼光短小的偏霸之主并非惜才之辈，正直的士大夫所遭遇的，也往往是被权势猜忌迫害的命运。汉末辽东的公孙述、河北的袁绍、徐州的陶谦、荆州的刘表，都曾有过加害士人的行为。即便是以后成为文坛盟主，在邺下招聚了大批文士的曹氏集团，无论是在创业初还是已成气候之后，对士大夫亦多有威逼利用打击之举。那些仍抱儒学道义理想并对东汉王朝怀有微妙感情的士大夫，最后虽在身为汉相的曹操摩下找到了一席栖身之地，然而奉行申商之术的曹操对待士人的真正态度，却决定了曹氏政权远非士大夫实现济世之志的理想场所。因此故，建安文士的真正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而对社会苦难的感慨和个人内心失意的相互激荡，使得建安文学之上一方面创作了大量诸如"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①、"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②、"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犹获婴凶祸，流落恒苦辛"③及"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厝"④、"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⑤、"建功

①　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2　期。

①　《三国志·魏志·刘劭传》。

①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②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③　《魏书》卷48《高允传》。

④　《秦汉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不及时，钟鼎何所铭"⑥、"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⑦等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痛苦及抒发其建功立业，拯济生民积极感情的作品；另一方面，其作品又总是覆盖着一层难以排遣的悲凉梗概哀楚之气，象"去去莫复道，沈忧令人老"⑧　"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⑨　"日暮愁吾心，。。忧思壮难任"⑩之类诗句，都潜在反映了一种志不获骋的政治理想挫折感，折射出建安士大夫的深层心境。

⑤　王粲《从军诗》其四。

⑥　陈琳：《游览诗》。

⑦　曹植：《与杨德祖书》。

⑧　曹植：《杂诗》"转蓬离根本"。

⑨　曹植：《。。E　篇》。

⑩　王粲：《七哀诗》其二。

2。思想领域的新旧冲突汉魏间思想领域的新旧价值观念冲突所引起的文士人格意识和审美意识觉醒，赋与了建安文学作品鲜明的个性和抒情风格。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是社会的统治思想。在两汉时期，这种统治是以掺杂着谶纬神学的经学形式出现的。东汉中期以后，传统的经学由于其妖妄、附会，拘守章句，繁琐考证等诸多流弊而日益衰落。官方传习经书的太学，尽管规模庞大，弟子逾万，但"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①，学风已流于虚浮伪诞，甚至进而成为邀求浮名者的结党游谈之地②。与之相应的是，被东汉统治者奉为治国之本的名教礼法，也由于被尊崇拔高到极端的地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狼藉败坏，成为一切伪善矫情之行的渊薮。庞大的东汉帝国，在其最后易箦就木之前，统治的基础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由于衰朽的经学在维护封建统治和满足士大夫追求信仰、探索新知需要这两个层面都已难于发挥效用，所以汉魏之际的社会里，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一般士人，都急于寻找新的思想崇尚物，以帮助"治民"或帮助排解乱世里心灵的困惑。在汉末封建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都趋于松弛的背景下，先秦后一度湮没无闻的诸子之说又有复兴之势，道、法、阴阳、五行、墨、兵、纵横等家思想都有出现。《三国志·文帝纪》尝言曹丕自幼"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言"③，可见当时社会思想潮流的新变化。尽管从本质上说儒学对社会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在经学衰落后，一时间它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新的存在及传播形式。所以汉魏之际的思想领域，确实在动荡分化之中表现出一种思想解放的格局，或多或少地冲击到儒学本体。

不过，尽管建安时期人们的思想已从两汉经学的狭隘眼界中解放出来，但是和魏以后的思想领域不同的是，此时并没有一种可真正慰藉人心灵的新人生哲学--玄学的诞生尚有待天才的王弼的思考研究（而此点常为论者所忽略）；汉代的清议，在此时固已改变了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政治批判性质，但还远非纯粹玄远不近人事的清谈，人物的品鉴除去士人间的互谑互誉，还往往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故，建安时期可以说是一个"觉醒"的时代，但却还不是"觉悟"的时代；也可以说，在汉学和魏晋玄学之间，这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期，各种思想观念尚在冲突碰撞化合之中。所以在此时，我们一方面能看到建安诸杰的思想行为，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两汉士大夫的遗风，其建功立业、拯济生民的人生目标，本质上和东汉知识分子"澄清天下"的理想追求相近相通；文学创作上，也不乏古直朴拙的风格。另一方面则可看到，此时人们的思想呈现多向探索的倾向，有一个相对自由发展的空间。认识的对象，涉及人生宇宙上下古今的许多问题。其间，士大夫的自我人格意识，在外界参照物的映衬之下，有了初步的体认，所谓诸子百家之说的复兴，也是这种探索的一个表现。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尝提出当道德标准和社会风气"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和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行其是，而互

①　《晋书》卷八十八《陶侃传》。

②　《陈书》卷26《徐孝克传》。

③　《晋书》卷88《孝友传》。

非其非也"。实际上，建安时期，就正是这样一个转换之际，社会中的一切原则准则，都可能有两种判断标准，两种品评方式；人们的所作所为，也往往呈现复杂和矛盾的一面。如曹操，既身为申商权术政治的信奉者，一个"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同时又是一位不拘小节，情感真挚的诗人；他的儿子曹丕，一方面是一个工于心计，虚伪矫饰的权力争夺者，一个冷酷猜忌的皇帝，另一方面则是个对文人颇为理解和颇有见地的文学评论家，文学之士的朋友和保护人，不乏细腻感情的诗作家。而建安诸子中的许多人，一方面是骨鲠的知识分子，情感上眷恋故国，有高远理想，同时却又不无卑恭的屈事曹氏，安于逢迎捧裾的文学侍从之臣地位。

由于刚从两汉迷茫混沌的元气论中走出，对宇宙人生本体的一切认知体会都尚模糊、陌生，无从把握，此时期士人内心存在着一种政治和思想上的失重感。社会的黑暗动乱、人生的苦难、理论探索过程中价值准则的无确定性等等，都使他们精神上感受到惶惑、迷惘，甚至悲哀。摆在这些刚刚意识到自我的建安文人面前的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和天地宇宙万物相比，人的生命是极其短暂和渺小的。所谓"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①，"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②，一切人世间的功业荣名、富贵权势都将瞬即消逝。这一事实本身导致从两汉旧思想体系中觉醒而出的人们首先感到的不是欣喜，而是深刻的悲哀。此点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样一种从思想心灵深处迸发出的悲哀之气，正是建安文学作品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风骨的真实内涵。（而这种生命的悲哀之气，在汉末以降文人的思想中大致有四个走向：其一是追求及时行乐，享受人生，留恋生命，所谓"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③正表达了这类追求。这无疑是一种颓废不足取的人生选择，但它所体现的那份初有觉醒的文人无法把握生命的惶然与无奈，仍是深值同情的。其二是追求建立功业，实现济世理想，以把握生命。多数建安诗人，都抱有这样的人生宗旨，并将它们表现在作品之中。其三是追求立言，希望在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中延续人生的价值，实现精神生命的不朽，即所谓"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①，这是建安以来"文的自觉"的基础。其四则是追求在更深层面上认识体悟宇宙人生，超越生命，因此而产生对哲学、宗教的探索与研究。此点努力在建安群才之后，为何、王、嵇、阮诸公所接续。）

①　《拾遗记》卷一。

②　曹植：《箜篌引》。

③　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

①　《太平御览》卷九六七。

3。统治集团的推动引导除去以上那些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深刻背景之外，建安文学创作的出现发展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即当时执政的曹氏集团的推动引导。无可置疑，在汉末中央集权瓦解而文士星散的战乱年代，能有众多的文士聚集邺下，形成创作群体，首先即与曹氏的大力罗致有关。乱世里的文人写作，似乎比平时更需要权势的庇护，这对文人是一个可悲的然而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曹氏父子都雅好辞章，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但除曹植而外，整个曹氏家族又具有先秦法术刑名纵横诸家好阴谋权术，注重实际利害的思想特色。两者的结合，使曹氏集团对文士和文学活动有近乎矛盾的感情态度。曹操本人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和一统天下的雄心大志，但出身宦官寒族，在汉末官僚士大夫中声望不高尤其受到许多忠于汉室的士人的敌视反对。其起家之初的行为，与一般戕害士人的割据军阀亦无二致，对政治上不与自己合作的士大夫，常采用杀戮手段①。在通过屯田和迎献帝许都等措施发展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名分地位之后，曹操为成就王霸之业，开始表现出求贤若渴的形象，注意广泛延揽人才，藉以改变仅有"天时"而无"人和"的不利状况，标榜"天命"所归。特别是在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邺城，被汉帝任命为冀州牧之后，为使人心归附，接受了他最信任的谋臣郭嘉的建议，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为掾属。此后遂以邺为根据地，大量罗致文学之士，使邺城一变成为曹氏集团政治和文化活动中心。

在建安中，曹操一再下求贤令，要求不受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去拔擢人才，甚至公开提出要用"不忠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在其不遗余力的延揽下，十余年间，天下英才如云归附，曹操区别才性，综核名实，分别予以任用。凡兼通经术名法，富于统治之才的士人，则委之军国政事，以收实用之效；而对大批盛有才藻的文学之士，除使之处理章奏之外，更主要是利用他们在社会中的文名声望，为曹氏集团粉饰形象。

此期间，孔融于建安元年被征为将作大匠，进入许都；而在建安五年前后，阮瑀、刘桢等人相继应曹操征召成为其掾属；到建安九年，陈琳于袁氏失败之后归降曹操，与阮瑀共掌书记；建安十三年，在曹操征荆州之前，孔融被杀，这一年晚些时候，原在荆州依附刘表的王粲投归曹操，被任为丞相掾，封关内侯。至此，建安七子除孔融已死外，已齐集曹氏麾下。女诗人蔡琰也在建安十二年左右从南匈奴回到中原。建安文学创作在这样的人事条件下进入兴盛期。

必须看到，凡事注重实际不喜浮华的曹操所以广泛招聚罗致文士，除去个人爱好文学的因素而外，尚有许多现实利害的考虑。曹植尝在其《辩道论》中说到曹操在邺下招致方士的用意不过是"诚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并非是因为信奉神仙方术。对于同样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文学之士，曹操心中未始没有同样的念头，也欲将招聚作为驾驭的手段之一。正因此故，曹操其实并没有对文士的人生价值和精神情感给予充分的尊重，且不喜欢文人有独立的见解和追求。举凡孔融、杨修的被杀，刘桢的被刑、王粲等人长期的内心悒郁①等例证，都可看出作为统治者

①　《初学记》卷四。

①　《续齐谐记》。

的曹操（也包括即位后的曹丕）对文士的态度仍不脱传统的"俳优畜之"模式，将文学或文化仅作为政治的点缀、展示文德的工具，亦即如曹植在临去世前所意识到的仅将文士作为"徒荣其位而丰其体"的"圈养之牢物"②的情况。

不过也要看到，在当时乱世，不论曹操对文学之士的主观态度如何，也不论后者在前者的政权中有何种的内心痛苦，但众多的文人能进入到一个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中去从事文学创作，客观上确实对文士起了保护作用。而由他所倡导的思想政治上的清简峻切之风，也对建安文学的发展方向有一定影响，如刘师培所言，"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③如果说，利用国家的政治权威，用各种行政的甚至军事的手段把文士罗致到邺下，此项工作主要完成于曹操的话，那么在邺下维持一个较好的创作氛围，使文士能就诸如作品的形式、内容、风格、技巧等问题相互切磋探讨、并在诗、赋等体裁的作品创作方面起到倡导影响作用的，则主要是曹氏父子中的曹丕曹植兄弟。

曹丕在建安中后期，很大程度上起了文坛领袖的作用。建安十六年，他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实际上有了"储君"的名分，也因此而负担了一部分帮助其父笼络控制文士的责任。在当时情势下，他和身边文人的关系比较融洽，对文士的心理情感有一定的理解和关切。传说王粲死后，他率门下文士在墓前作驴鸣以寄哀悼之意，颇有人情味①；又阮瑀去世后，遗孀生活困苦，他命应、刘诸子同作《寡妇赋》，以写其同情；在《与吴质书》中，他以相当真挚的感情，哀悼已经去世的徐陈应刘诸人。所谓"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等语，表现出了他与建安诸子颇为笃厚的交谊。作为"副君"，曹丕的这类感情有真诚的一面，亦有伪饰的一面。事实上，他的性格为人带有两重性，在政治上，他承袭了曹操的一套作风，冷酷、猜忌，睚眦必报，又工于心计，好阴谋权术。在对待文士的态度上，亦受此点支配，有藉此拉拢人心，树立党羽，在"争立"的斗争中取得优势以"自固"之意。所以他平素不仅与建安诸子交好，更和吴质、路粹这些人品尤下的士人同类相亲，相互利用。然而在文学上，曹丕又是一位见识颇高、思想通达、情感丰富的创作者、欣赏者和评论者。他将在汉代被视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文章写作，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②的高度，并身体力行，组织和参加了邺下的大量文学创作活动。邺下文人在诗赋方面常有许多同题或酬唱之作，其中相当一部分与他安排的会集和命题有关。在文学活动中，曹丕表现出他细腻的情感和颇高的审美能力，提出了一系列卓有见识的理论主张，在历史上首次将文学和政治分开，对艺术创作本身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他不仅提出文章"尚气"之说，把握和归纳了建安文学的最主要特点，且注重情感的抒发，直接开启了西晋文学"缘情"的源头。他对建安主要作者的个人才性与诗文文风格特色的中肯分析，具有双重的权威性。可以说，曹丕在建安文坛上的领袖地位，不仅与他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有关，更和其人对文学理论的高度思辩水准有②　《荆楚岁时记》。

③　《异苑》卷五。

①　《资治通鉴》卷一五九。

②　《荆楚岁时记》。

关。

曹植与其兄不同，他任性而行的性格和实际上缺少的副贰身份，都使他在领袖文坛方面难以和其兄比肩而成为创作活动的有意主持者。但曹植在建安作家群中，特别具有过人的才华，由此使他的作品自然而然成为文士竞相仿效的对象，因而有力地推动了五言诗、辞赋等文学体裁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以五言诗为例，曹植是两汉以降第一位专心致力于五言诗创作的作者，写了大量的传世之作，钟嵘称颂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①。由于曹植的努力，五言诗在各个方面都摆脱了辞赋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和影响至为深广的文学体式，从幼稚走向成熟。后世王国维论词，尝有"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②的意见，而五言诗之于曹植，亦可作如是观。业师缪彦威先生还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带规律性的现象，即一种新文学体裁出现时，只是先有少数作家尝试写作，努力探索，大胆创新，而社会一般人对于新体裁还持怀疑观望态度。待到某个卓越的文学家运用新体裁写出举世称颂的杰作时，新体裁就为举世公认，成为流行的文学形式。而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曹植就处于这种地位，他以自己创作的辉煌成就，显示了五言诗的巨大生命力。从此，五言诗风靡社会，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体裁①。正是在作为诗坛泰斗的曹植带动下，建安时期文人创作的五言诗，不仅数量上远过前人，思想与艺术方面的成就也达到一个高峰，所谓"五言腾踊"而"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由于曹植诗的开拓意义及对当时和后世的表率作用，《诗品》称他的作品是"譬人伦之有周孔"；后世王夫之亦言，五言诗"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②。此外，在辞赋的创作上，曹植的带起群才之功，也是无庸置疑的。曹植好作辞赋，且素养极高，尝自言"少而好赋所著繁多。。。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③。尽管其赋今存仅40　余篇，但在数量和质量上仍都为建安作者之冠。曹植的赋大多为当时尚处发展期的抒情小赋，其中有许多是与其他作家的同题之作，这些同题之作，固然有一些是由曹丕等以文坛领袖身份出题而命诸人"并作"的产物，而更大程度上，当是反映了由于曹植的深情美辞之作而吸引了诸才士竞相效作的情形。正因如此，当时人遂推尊曹植为"赋颂之宗，作者之师"④。总而言之，曹植是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引导了建安时期的文坛，虽未起到其兄那种组织者、评论者的主导作用，却以其粲然精美的作品本身，直接为当时文学提供一个典范，推动了文学之士的诗赋创作。

①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②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②　《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

③　《荆楚岁时记》。

④　吴质：《答东阿王书》。

（二）诗歌创作的繁荣无庸置疑，建安时期的文学创作，以诗歌最为繁荣和最具代表性。其创作以五言诗为主，以当时的社会生活为主要描写题材，风格上逐渐改变汉诗厚重质直的特色而更加抒情化与个性化。从《文心雕龙·明诗》所言"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中，可见当时诗歌创作的大致景况。

1。曹氏父子（曹操、曹丕）

曹氏家族是一个极富文学素养的家族，其主要成员，皆有文学作品传世。后人常根据建安中诸曹的文学成就，于曹操以下，合称"三祖"或"二祖陈王"①。在此则考虑到曹氏父子在文学创作方面作用影响并不相同，故将操、丕父子归为一类叙述。

（1）曹操（公元155-220年）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又名吉利，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自称是汉相国曹参之后。祖父曹腾，安帝时入宫为宦者，历事四帝。顺帝为太子时，以"年少温谨""应选配皇太子书"②，从此受到宠信，顺帝即位，迁中长侍、大长秋；桓帝时封费亭侯。父亲曹嵩，本是夏侯氏之子，过继给曹腾作养子，灵帝时官至大司农、大鸿胪，后又花巨资买了一个太尉的官职。曹操出生于这样一个没有礼教经学传统而和宦官势力关系密切的家世背景，自幼又"任侠放荡，不治行业"①，所以始终受到士流的鄙视，直到发迹以后，还常常被政治敌手讥之为"赘阉遗丑"。

在曹操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阶段，东汉国势已经江河日下。朝庭中宦官把持政权，正直之士受到禁锢，卖官鬻爵，奸邪盈朝，且天灾不断，民不聊生。有政治远见和过人才干的曹操不甘心依附腐朽的宦官集团而成为黑暗政治的殉葬品，所以他虽凭藉与阉宦有关的家世背景顺利进入仕途，年仅20即举孝廉为郎，但为官之后，执法不避豪强，对宦官不法势力严加打击，初步显示了其尚法术的政治倾向和敢做敢为的气概锋芒。黄巾起义爆发后，整个地主阶级联合起来对农民进行镇压，曹操也在此时官拜骑都尉，与皇甫嵩、朱俊等一道消灭了颍川黄巾，迁济南相。由此逐步起家，在军阀的割据混战中吞并强敌，统一北方，前后担任大将军、丞相、魏公、魏王，为成为仅存名义的东汉王朝的实际主宰者。

曹操在政治、军事和文学上都有不凡的建树。政治方面他善于任用和驾驭人才，综核名实，行政有术；军事上则对兵法有很深研究，作兵书十余万言，用以行军作战，又擅长随机应变，军令严明；文学方面同样表现得颇为出色。在文学主张上，他主张清简，反对浮华，其质朴的文风对纠正当时文坛上的不良风气起了一定作用。此外，曹操也能写一些清通素朴，有鲜明个性的文章，如他的《让县明本志令》，不假藻饰，娓娓道来，直叙本心，真挚而有说服力，是一篇很优秀的散文。而曹操在文学方面最突出的才能，主要表现在其诗歌创作方面。他作为一名富于激情的诗人，尽管一生大部分生涯都在戎马倥偬之中，仍然不废吟咏，史言其"御军卅余年，。。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①。

曹操的诗现存有20　余首，全部为古题乐府。然而这些乐府歌辞不是简单的拟古之作，它们大都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并抒发了诗人自己的雄才大志与积极进取精神。其中集中描写汉末战乱与人民痛苦生活的篇章，主要有《薤露》、《蒿里行》、《却东西门行》等。如《薤露》：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②　《三国志·魏书》卷16《杜畿传》及注引《魏略》。

①　《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

①　《通典》卷五十五《礼典》。

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薤露》属乐府相和歌辞，与《蒿里》并为丧歌。或云是因薤叶上的露珠易结易干，古人遂有"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②的感慨，而古乐府中，还有"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的诗句，可见此题悲怆的情调。曹操这首诗，在旧题基础上加了新的内容，全诗所感叹的是汉末何进当权，以至董卓之乱的历史悲剧。作为这一系列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曹操在这首诗中以简练质朴的笔法对中平六年（189年）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事泄被杀，而被他召来的董卓恣行废立，焚略洛阳，挟汉献帝西迁长安这段历史的描述，可谓实录。诗中谴责了汉末统治者的任人不良，用何进这样智小谋强，优柔寡断的沐猴衣冠，以至给"贼臣"以可乘之机，酿成生灵涂炭的祸乱，然而对汉灵帝、何进和董卓，批判的语气并不相同，对昏庸的灵帝是深深的怅恨；对自作自受的何进是讽刺和鄙夷；而对倒行逆施的祸首董卓，则直斥为"贼臣"。此诗最后，用微子悲慨殷墟的旧典作结，表达了诗人此刻对故都及人民的无限哀痛感情，含蓄沈郁，增强了这首"诗史"之作的艺术感染力。

《蒿里行》是《薤露》的姐妹篇：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此诗亦属乐府相和歌相和曲，蒿里即死人之里，《蒿里行》实际是送葬的挽歌。曹操亦是利用这一曲调原有的悲哀情调来叙写汉末令人伤感的往事，前人以为"《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①。此诗前十句回顾了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各州郡的军阀联兵讨伐董卓，却又各自谋算，观望不前，终至相互火并的一段历史，读之令人扼腕。"淮南"二句指责了袁氏兄弟的自私野心，正是由于他们争夺权势的行为，使讨伐董卓的军事成为一场混战。最后6　句，描写了长期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痛苦，有深挚的同情心。由于长久的出征，战士的铠甲上都长满虮虱，人民转死流离，百不余一，千里萧条。每一个看到这样惨景的人，都为之肠断哽咽。方东树尝说，""铠甲"四句，极言伤乱之惨，而诗则真朴雄阔远大"②，这正是这首诗的特点。盖诗人用苍凉遒劲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广阔的社会画面，将军阀割据混战的产生、发展与严重后果，都按其本身的逻辑概括在寥寥十数句诗中，对历史的揭示客观、中肯，充满伤痛之情，却并不低沉萎靡。后人认为此诗乃"汉末实录，真诗史也。亦道尽群雄病根"①，诚非虚言。

对于在当时战乱不绝的社会里士兵征夫的艰苦生活，曹操在许多诗中都有真切的反映，其中《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即是两首思想与艺术性俱佳的诗篇。《苦寒行》描述了建安十一年正月，曹操率军从邺城向西北越过太行山攻打屯兵壶关的高干时的艰苦情景。在史实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艺②　《三国志·吴书》卷2《吴主传》。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②　《三国志·吴书》卷6《宗室传》。

①　《艺文类聚》卷四。

术提炼。诗以"苦寒"为中心，将太行山区隆冬季节的艰苦行军、道路行程所见所闻描绘得异常真切，形象动人。"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的句子，不仅渲染了一种苍凉悲慨的氛围，同时又隐隐以历史上的周公东征自比，占住身份，且有必胜的信念。这样，就使得诗中对艰苦行军的种种感叹得以升华，呈现出豪壮高迈的气概，而有别于一般仅只描写了征夫之苦的诗篇。

《却东西门行》在艺术上饶有特色，它用比兴的手法，多层设喻，渲染出万里飘零，寥落孤寂的情调气氛，借以烘托征夫背井离乡，久从征役的凄苦境况，虽有关正题的叙写只寥寥数句，语气平实，但已深深打动人心，收到了极佳的思想艺术效果。曹操诗作的古拙深挚之美，在这首诗中得到很具体的表现。

除去深刻反映社会现实，曹操诗中的另一重要主题即是表现诗人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统一国家的宏伟抱负，其中的情怀有如诗人自己所说，是"不戚年往，忧世不治"②。在句式上多为四言。尽管四言诗的创作在当时已经由于句式上的不便使用，加上五言诗的冲击而呈现式微，但曹操的这类诗往往神完气足，风格刚健雄浑，诚是四言诗中的佳品。其主要的代表作品有《步出夏门行》、《短歌行》等。

《步出夏门行》属于古乐府相和歌瑟调曲，古辞除"市朝人易，千岁墓平"两句外，都已无存。不过夏门又称大夏门，是洛阳西北方面的城门，正对北邙山，古辞作者或是因望见北邙山的累累高坟而感叹于世事无常，故原篇的情调可能比较悲怅。曹操这组诗写于建安二十年五月北征袁尚、袁熙兄弟和乌桓蹋顿单于的军事行动中，全组除"艳"（相当于前奏）之外，共四解（章）。以第一解《观沧海》和第四解《龟虽寿》最为出色。

如第一解：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在这首《观沧海》里，诗人把他亲临大海所见的景象，用朴素而饶有情味的诗句描绘出来，语言优美，气势磅礴，大海、山岛、树木、百草、秋风、洪波、日月、星汉，既是自然风景，又是诗人抒发豪情，展现精神的象喻之物，显示出作者的超乎他人的阔大胸怀。后人评这首诗"有吞吐宇宙气象"①，殆非虚语。

又如第四解《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一章从内容上和《步出夏门行》前三章主要描写自然景物不同，是以抒写心志为主；从情调上，亦有异古辞的悲切而呈现乐观向上的倾向。"神龟"以下四句生动的譬喻和"盈缩之期"四句充满哲理的句子，都表达了对人生的达观和积极进取态度；尤其"老骥伏枥"四句诗，显示了诗人老而弥坚的壮怀和不懈追求理想的奋发精神，千载以下，犹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古代许多有志之士在发抒自己内心的豪壮郁结之气时，常常歌咏此诗，以致《世说②　《晋书》卷59《齐王冏传》。

①　《南齐书》卷9《礼志上》。

新语》中有王大将军酒后辄歌此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①的故事。曹操诗中积极奋发进取的精神，是和他希望完成统一大业的抱负理想结合在一起的，从他所作的《短歌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短歌行》属乐府相和歌平调曲，古辞已佚。一般来说，所谓"短歌"

实际是和"长歌"相对，仅就歌声长短而言，并无人命长短的含意。曹操此诗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开头，写出了一种"忧思难忘"，以酒浇愁的情绪，似乎有些消沉，但是和汉末一些徒叹人生短促而欲及时行乐，"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的诗作有着根本不同的是，此诗并不是要人及时行乐而是要及时立功，所以整首诗的基调是昂扬向上的。寻绎诗意，是先感叹时光易逝，功业未建，愿得志士共图大业，于是写出一种求贤若渴的心情，层层展开，最后展示诗人要令"天下归心"的雄心壮志，气概身份不凡。陈沆认为，此诗"即汉高《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①。诗中多处用了《诗经》的成句，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等，而这些句子都是表现"求贤"意义的传统诗句，表明曹操所萦念的是希望有很多贤才来辅佐自己，巩固发展既成的"王业"。诗以"山不厌高"四句结束，进一步表达了对贤士的热切渴望和虚已延纳之意，衬托出诗人对完成统一大业的迫切心情。

曹操的乐府诗，除了上述两大题材内容之外，还有一部分描写接遇仙人的游仙生活，如《气出唱》、《陌上桑》、《秋胡行》等。从曹操的一贯言行来看，这些诗并不说明曹操信奉神仙思想，实际上，它们大多只是为宴饮侑酒而创作的娱乐性作品。

从总体上说，曹操的诗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他是文人向民歌学习，创作拟乐府诗传统的开创者，如清人沈德潜所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②。钟嵘在《诗品》中虽对他评价偏低，但仍认为"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而"悲凉古直"的评语是比较中肯的。到唐宋以后，人们在大力推崇建安风骨的同时，也日益欣赏曹操的诗作，对其基本风格，有了大致的定评。敖陶孙的"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③；胡应麟的"魏武沉深古朴，骨力难侔"④及吴乔的"精能老健，建安才子所不及"，⑤都是后人对曹操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

（2）曹丕（公元187-226年）

曹丕字子桓，于曹操嫡子中居长，继魏王位后代汉称帝，是为魏文帝。

曹丕出生以后所面临的是汉末"四方扰乱"的局面，所以自幼即跟随其父在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一。

①　《晋书》卷75《韩伯传》。

②　《晋书》卷79《谢安传》。

③　《晋书》卷140《苻坚载记下》。

④　见卜宪群《瑯琊王氏与六朝文化》，《安徽史学》（1989年第六期）。⑤　《晋书》卷65《王导传》。

马上颠沛流离，转战四方。及至弱冠之年，始在邺城得到安居之所。可以说，他对当时社会受战乱破坏后的残破局面和人民的痛苦生活，是有一定了解的。

尽管生长于战乱，但曹丕自幼仍受到较好的教育培养，史言其8　岁能属文，以后又"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①。由于军旅生活的熏染，又"八岁而知骑射"②。所以在文武两个方面，曹丕对其父都有所承继。

建安二年，曹丕的庶兄曹昂在征张绣之役中战死，按宗法原则，为嫡长子的曹丕实际具有了嗣子的地位。建安中曹操多次出征，大都以曹丕留守邺城，临时处理国中事务。到建安十六年，曹丕正式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成为帮助其父统治国家的副手。不过直到很晚曹丕才被正式确立为太子，所以他和其弟曹植之间曾有过相当一段时间争立的纠葛，影响甚至及于他即位后对诸弟的态度和一些国策的处理方式。曹丕篡汉后在位共五年多，于黄初七年病卒。

曹丕一生，实际上兼有统治者和文学家双重身份。就政治才能而言，曹丕至多算是守成之主，不仅难以与其功业显赫的父亲比肩；甚至和他的儿子，号"秦始皇、汉孝武之俦"③的明帝相比，似也略输一筹；然而其政治上的刻忌猜忍，伪善寡恩，较之操、叡却犹有过之。不过在文学方面，曹丕确实具有很高的素养，如史书所载"好文学，以著述为务"④。他为建安文学活动组织者的作用，前已述及，不赘；其个人的文学创作成就，在诗、赋、散文等方面都有反映。

曹丕的辞赋作品，今存近30　篇，题材颇为广泛；或记述事件，大者如作战出征，小者如田猎弹棋；或是感伤人物，如朋辈的死生契阔，夫妇的怨慕疏离；或是体物赋形，如写槐柳霖雨，赋玛瑙勒车渠碗等，大多是抒情小赋性质。今日来看，这些作品在写作技巧上尚不是十分成熟，借叙事咏物所抒发的情感，也有牵强矫造的成份，但它们确实对汉魏抒情小赋创作的发展进步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和辞赋相比，曹丕的散文写得更好。在一些写给友朋的书、论当中，曹丕卸下某些虚伪的面具而以本来面目示人，所以文章辞采清丽、情感真挚，人情味浓且富于个性。像"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鹜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①、"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之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②，这样的作品今天读起来，犹觉俊句如云，能感人肺腑。而在某些书论中表述的有关文学批评观点，其理论思辨和文章辞采尤其相互辉映。《典论》、《与吴质书》、《答繁钦书》、《与钟大理书》等，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曹丕的诗歌创作比较明显地受到民歌的影响，所作的诗在体式上四言、

①　《南齐书》卷三《武帝纪》。

②　《宋书》卷五十四，《沈昙庆传》。

③　《诗·豳风·七月》，《尔雅·释木》。

④　《嵇康集·宅无吉凶摄生论》。

①　《艺文类聚》卷四。

②　《晋书》卷83《车胤传》。

五言、七言、杂言、骚体兼而有之，语言风格显得较为抒情化，也更加清新流畅一些。

大体而言，曹丕的诗，在内容题材上或可分为三部分，其一是宣扬伦理教化，崇颂文治武功之作，如《短歌行》、《秋胡行》、《煌煌京洛行》、《黎阳作》三首、《至广陵马上作》、《令诗》等。这类诗在有限程度是曹操那种在汉末丧乱之际拯济民生，统一天下的雄才大志的继承，如《令诗》"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整理"的诗句，虽非佳作，多少也可看出一点时代的印记。然而曹丕作此类诗，总是带着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口吻，加上他自己的才略志行也往往并不与其所彰扬标榜的东西相符，所以他的这些诗，在纯熟的语言技巧之下，颇见虚伪矫饰夸大其辞之病。譬如表现他思亲怀父孝子顺孙之情的《短歌行》一诗，写作技巧相当高明，如陈祚明所言是"哀情徘徊"，"比体甚切"①，但黄节先生则稽考史事，指出"此诗词虽哀切，而全属伪饰也"②。又如作于黄初六年十月东征之时的《至广陵马上作》，于行将退兵之际极力渲染军威，并口气豪迈地说"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对东山诗一典的用法正与真有军事之才的曹操在《苦寒行》中提到"《东山》诗"的用意相反。论者认为，曹操有关诗篇"虽然气氛悲凉，却显得真实恳切，并且透露出一种自信心，而曹丕的这一篇虽然情调热烈，却让人看出原是为鼓舞士气而作，多少带有说大话的味道"③。

其二即是所谓"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④之作，如《善哉行》、《芙蓉池作诗》、《孟津诗》等。这类诗所描写的内容，有饮宴、酣歌、田猎、垂纶等一系列贵族奢华享乐的生活，与曹氏兄弟贵介公子的身份相符。必须承认，这种以欣赏风月，描绘池苑，表述君臣朋友之间情感的诗歌主题，在建安时期邺下文人集团的作品中是很普遍的主题，建安诗人在创作出表现他们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人生理想的诗篇的同时，也写出了很多这一类的篇章。如台湾学者林文月所言，文士们在悲乱离，陈志向之外，亦藉诗酒风流，另拓文学的写作方向，表现了他们善于把握短暂人生，重视现世生活的态度①。事实上，两方面的创作几乎并行不悖，且同具慷慨磊落任气使才的风格，共同构成了此时期"文的自觉"的基本内涵。而曹丕作为邺下文士集团的实际组织者，多次游宴创作活动的主持者，在这类作品的创作上具有一定代表性（当然，他决不是写得最好的一位）。从表现其贵介公子享乐生活这一方面，曹丕这类诗作中有不少徒骋辞藻而情感空虚之作。如《夏日诗》"比坐高阁下，延宾作名倡。弦歌随风厉，吐羽含徵商。嘉肴重叠来，珍果在一傍。棋局纵横陈，博弈合双阳。。。从朝至日夕，安知夏节长"，除了描写恣意游宴外殆无他语，思想上殊不足取。但他还有相当一部分诗，在写盛筵游乐的欢娱之时，忽然会有一种"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②的苍凉感慨，表现

①　《全三国文》卷二十五。

②　《后汉书·王景传》："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茹陂可能是孙叔敖所筑之期思陂。东汉崔实《月令》："孙叔敖作期思陂"。

③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④　《水经注·浊漳水》。

①　《初学记》卷四。

②　《通典》卷四十四。

出此时期人们因为意识到易逝的年华、短暂的生命难以把握而产生的对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留恋。这样的感情所反映折射的正是建安时期"人的觉醒"的深刻内容，并不是曹丕一人的无病呻吟。而曹丕在创作这一类诗时表现出较高的驾驭哀乐之情的技巧，更增加了这类诗的艺术魅力③。象《善哉行》诸诗，意雅情俊，均不失为清新可诵之篇。

其三是一些代人之作，如《燕歌行》、《陌上桑》、《杂诗》、《清河作》、《寡妇诗》、《代刘勋妻王氏杂诗》、《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等。曹丕在这些诗中所拟代的人物，有浪子、征夫、思妇、寡妇、弃妇和贫家子等等，其中尤其以刻划征夫思妇别离之情的作品最见出色。而汉末因战乱等原因而造成的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感情悲剧，亦在曹丕的笔下得到了客观的反映。曹丕在这些诗的创作中，通过细腻的感情刻划和场景描写展示了内心富有人情味和同情心的一面，亦表现出他擅写悲情的创作风格。以《燕歌行》为例：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粱？

《燕歌行》属乐府相和歌辞平调曲，其本辞是"别时何易会日难"十三句。由于燕地是北方边境，地域偏远，征戍不断，所以乐府以燕歌为名者，多描写离别之情和对远方的征戍者的悲悯。曹丕此诗，是以细腻悲婉的笔触，表现了一个女子在夏秋换季之时，怀念她行役不归的丈夫，内心充满哀怨和难以言说的愁苦。由于此诗在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广泛存在的悲剧，所以尽管只写了一个女子伤别念远的感情，仍有其思想意义。在艺术上此诗亦极有特点，它全部由七言组成，尽管模仿民歌，句句用韵，但音节和谐，情致流转，完整成熟，不仅在建安诗歌中是仅见的，而且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也因它实际上是第一首由文人创作的成熟的七言诗而受到特殊的重视。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尝说："魏文之华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实际即是将曹丕此诗视为七言诗的开山之作。

如何认识评价曹丕的诗是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平心而论，曹丕的诸多诗作，较之其父等建安诗人是比较缺乏思想社会内容的，而且，曹丕诗作的风格也与其父及邺下诸子那种慷慨磊落的建安诗风殊有相异之处。此点前人似已注意，如刘勰以为"魏文之才，洋洋清绮"①；钟嵘认为魏文帝诗"新奇"②；陈祚明亦提到"子桓笔姿轻俊，。。乐府雄壮之调，非其本长"③；沈德潜则更为明确地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④事实上，建安之风到了曹丕这里，确实在质性和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某种嬗变，"清绮"、"新奇"、"轻俊"、"便娟婉约"也确实成为其作品的重要特点。从内在精神来看，曹丕的诗已经从曹操的沉郁直朴，气势厚重，以气取胜，渐变为轻丽清绮，情致宛转，以情动人，亦即前③　《晋书》卷九十四《范乔传》。

①　《梁书·曹景宗传》。

②　《梁书·始兴王憺传》。

③　《梁书·昭明太子传》。

④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人所谓由"汉音"变为"魏响"，而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以后西晋"轻绮"的诗风；从外在的风格形式看，曹丕的诗在语言技巧诸方面，也一改曹操的纯写己怀，不假雕饰的风格，变得更注重语言表现形式的纯熟、工稳、唯美和重技巧。一般认为曹丕诗比较注意学习民歌语言，正好说明他对表现形式的刻意追求。所以其作品是"美赡可玩"，能"见其工"⑤可以说，魏晋以来唯美的文学倾向，实际是从曹丕的诗开始的。总之，在中古诗歌艺术水平的发展进步方面，曹丕应是一位颇有贡献的作者。

⑤　见钟嵘《诗品》。

2。邺下作者群建安时期的诗人，除去曹氏父子之外，另有以王粲、刘桢为代表的"建安七子"，女诗人蔡琰，以及繁钦、吴质、邯郸淳、左延年等一些较次要的作家。以下分次叙述之：（1）建安七子孔融（公元153-208年）：孔融字文举，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二十世孙。孔融自幼有异才，并有好学博览之名，曾经受辟于东汉司徒杨赐和大将军何进。后因坚持正论得罪执朝柄的董卓，被派到黄巾出没的北海郡作相。孔融虽有定乱之志，但疏于谋略，故尽管在郡积极讲武修文，安辑百姓，却始终不能成事。建安元年曹操迎献帝许都，辟孔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孔融在朝，对曹操的篡汉野心极为反感，所以遇事总故意与曹操唱反调，"发言偏宕，多致乖忤"又"多侮慢之辞"①。加上孔融生性好士，"海内英俊皆信服之"②常常是宾客盈门，所结交者，有许多属曹氏政敌。所以招致了为政主综核名实，对"浮华交游"尤其严加打击的曹操的深深忌恨。多年积忿后，曹操终于失去容忍的耐性，于是在建安十三年亲率大军征吴之前，用诬陷治孔融罪，下狱弃市。孔融在年辈上比建安诸子要早得多（他死后王粲始入朝），且政治上并不属于曹氏集团，也没有参加由曹氏父子组织的邺下文学活动。他归入建安七子且名列首位的原因大抵是由于酷爱孔融文笔的曹丕的刻意推重，而且其作品也大多作于建安时期并享有盛名的缘故。

孔融的作品以散文居多，诗仅数首，赋则不见流传。从总体看，孔融的诗文有一种强健高凛的气势和诚挚动人的情感，文辞则典雅宏丽，这种风格和他"严气正性"①，高洁刚直，又"宽容少忌"②的个性为人有密切关系。不过由于他的"才疏意广"③，所以其文也时见放言豪宕，不够严谨之处。曹丕论其优劣，有"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④的意见，大致公允，唯"杂以嘲戏"尚有可辩。事实上孔融文章的"嘲戏"之处，多为因不满曹氏而有意冷嘲热讽之作，所谓故意"发言偏宕"者。像《嘲曹公为子纳甄氏书》、《难曹公禁酒书》等，均为此类，并非其为文的本来风格，而曹丕由于身份，当然不能也不愿看到这一点。最能表现出他特有风貌的文章，有《荐祢衡表》、《论盛孝章书》等，均属情感充沛，气势酣畅而文笔宏丽之作。

孔融的诗中，有几首五言诗颇为可观。《杂诗》二首写得慷慨激越，堪称上乘。（有观点以为此二诗非孔融所作，不过没有更进一步的论据）尤其第一首，通篇猛志高扬，充分显现了作者的志节⑤。像"幸托不肖躯，且当猛

①　武汉水利电力科学院等：《中国水利史稿》上，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版，第277　页。②　我国古代三大农书指：贾思勰《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

①　梁家勉：《＜齐民要术＞的撰者、注者和撰期》，载《华南农业科学》，又，《有关＜齐民要术＞若干问题的再探讨》，载《农史研究》第2　辑，农业出版社，1982年。

②　《晋书》卷109《慕容廆载记》。

③　《晋书》卷111《慕容廆载记》。

④　《舆论·论文》。

⑤　参考台湾学者江建俊《建安七子学述》第一章《孔融学述》，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虎步，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厝"这样的句子，和建安诗歌慷慨磊落，建功立业的基调，十分吻合。

孔融被害前写的《临终诗》也是一首很值得注意的诗作，全诗用了许多譬喻和典故，表达了对自己遭受诬陷，无辜被害，"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的悲愤，有一种襟怀坦荡、无疚无悔的气慨。后世嵇康的《幽愤诗》，在情感和写法上，与此诗有某种类似之处。

陈琳（约155-217年）：阮瑀（约159-212年）：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人。其家世不详，中平年间为大将军何进主簿。

何进欲招外将入朝，陈琳曾进谏反对，可见他远比何进有政治头脑。何进死后，陈琳逃到冀州依附袁绍，为绍"典文章"，草拟了很多重要的书檄。袁绍败后，陈琳在建安十年归降曹操，担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负责司空府的书檄撰制。阮瑀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出身儒学世家，曾受教于蔡邕并得其欣赏。约建安三年左右被曹操征辟，任司空军谋祭酒，主管章奏书记。

陈琳、阮瑀在散文创作上大致齐名，他们共同负责曹操霸府中的各类文书章表，创作了大批气势奔放、文笔酣畅的文章。《典论·论文》提到他们的这些文章说"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

除去文章，陈、阮二人都有诗作传世。陈琳的诗现存四首，其中《饮马长城窟行》最为著名：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金？此诗是借用乐府旧题来反映社会现实的篇章，揭露了统治者修筑长城的劳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这一主题，在战争频繁，世道乱离的建安时期具有相当深刻的现实意义。在艺术手法上此诗也颇有特色，它采用对话的方式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构思深具匠心。而这样的佳作，不仅承继了汉乐府诗集的优点，而且也为后世边塞诗一派的写法开辟了道路。此外，陈琳的《游览诗》二首，写出了一种悲怆慷慨，欲及时建立功名的情绪，也是极富时代精神的。

阮瑀在诗风的慷慨强健上略不如陈琳等人，作品有较多的悲慨哀伤之气。所作《七哀诗》、《怨诗》、《咏史》诗等，都显出浓厚的伤感，忧郁和天地人生无常的思绪，间接地表现了汉末动乱给知识分子内心留下的伤痛。阮瑀集中直接反映社会问题的诗，是他用乐府旧题写的《驾出北郭门行》。诗人在这首诗里，通过对驱车经过城北门外墓地时听到的悲啼声的记述，描写了一个孤儿被继母虐待的悲惨遭遇："生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全诗充满对弱小孤儿不幸生活的同情和哀伤，揭露鞭挞了阶级社会中人性的丑恶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封建家庭伦理关系的虚伪性。千载以下，诗人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仍能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此诗在题材写法上类似汉乐府《孤儿行》，但更加细腻和感人，所揭示的思想内涵也要更深刻一些。

徐干（公元171-217年）：徐干字伟长，北海剧人。关于他的生平，史书上介绍很少，大致可知的是十几岁时已可"诵文数十万言"①，未曾弱冠，已是熟诵五经，博览传记，"言则成章，操翰成文"②。大约建安三年左右，曹操辟他为司空军谋祭酒。到建安十六年，为曹丕五官将文学，建安二十年后，一直隐居著述，建安二十二年罹疾去世。

徐干为人恬淡好学，曹丕认为他夙有"箕山之志"；隐居著书，作《中论》二十余篇。在文学创作方面不甚用力，但辞赋颇有可观之处。他作赋的数量不少，大都亡佚，但曹丕称其赋为王粲之匹，《文心雕龙·诠赋》篇言"伟长通博，时逢壮采"，可见他赋体创作上的成就；他的论说文也受到前人的称赏，所以《文心雕龙》又说"徐干以赋论标美"。徐干的诗今只存九首，其中大部分是描写闺怨的诗。尤其是六首室思诗，写了女子对爱人的思念，如"峨峨高山首，悠悠万里道，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何为自烦恼"，写得缠绵郁结，又有几分自我开解的洒脱，风格酷肖《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诗。又如其三：浮云何洋洋，愿因通吾辞。飘飘不可寄，徒倚徒相思。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还期。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

此诗想象飘逸，譬喻新鲜自然，而思绪缠绵委婉，感情挚至浓烈，语言亦十分流畅，诚为情诗中的佳作。末四句尤其成为后世模拟仿作的题材，但拟作却很少能够达到原作的自然神采。至于表面上不求仕进的徐干何以写出许多这类表达男女缠绵情感的诗，有论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徐干运用传统的诗歌语言来表达他对君臣间道义关系的憧憬和他希望为知己者所任用的心愿①。应瑒（约公元172-217年）：应瑒字德琏，汝南南顿人。汝南应氏是东汉的官僚大族，数世通显，富有文化学术传统，应瑒的父祖都作过二千石的官。应瑒早年因战乱漂泊他乡，约在建安初年归于曹氏，历任丞相掾，曹植平原侯庶子，曹丕五官将文学等。他的作品，今存有诗数首，赋十余篇，文、论数篇，一般都认为内容平平，无足称道，曹丕论文对应瑒作品的评语不过是"和而不壮"，并无其它赞语。不过应瑒作品的格调低沉，其实跟他平生的遭际有关。他本为名族子弟，董卓之乱、洛阳焚毁，被迫逃难离乡。后投奔曹操，最初地位极为卑微，或有云仅为一员兵卒者②，许多年后，始被辟为丞相掾属。长期屈居下层的坎坷蹉跎，无疑在应瑒心中打下了阴郁压抑的印记，作文亦多自伤之意，前人谓之"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③。平心而论，应瑒的赋殊有可观，不仅作品较多，且多为咏物抒情之小赋，情感细腻，对魏晋抒情小赋的发展自有一份贡献。

应瑒诗中有《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表面上是一首"叙酣宴""狎池苑"的公宴诗，实际诗人在此诗中是以象征的手法，借一只哀鸣的孤雁，

①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②　《晋书》卷96《列女传》。

①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　期。②　《晋书》卷121《李雄载记》。

③　《晋书》卷121《李班载记》。

抒写自己的身世之感，并含蓄寓有结托之意。后人评此诗是"吞吐低回，宛转深至"④。应瑒还有两首《别诗》，描写行役的悲苦，如第一首：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联系应瑒年轻时曾背井离乡，逃避战乱的经历，可知此诗并非浮泛描写羁旅伤别，而是蕴含了作者自己的内心伤痛，所以情感真挚，悲凉感怀，亦不堕汉魏之风。

刘桢（约公元170＜或云176＞-217年）：刘桢字公干，乐平宁阳人。为汉宗室子孙，父亲亦有文名。刘桢八九岁即能背诵《论语》，撰作文章辞赋，号"警悟辩捷"，以才学知名。在建安初年应曹操之召入许，参加过曹操的多次军事行动。建安十六年曹操分封诸子后，从丞相掾属转为五官中郎将文学。不久因在宴会上平视甄夫人而被曹操治罪，罚作磨石苦役，遇赦复职。大约在建安十八年转为平原侯庶子，到曹植转封临淄，刘桢仍为庶子之职，建安二十二年罹疾卒。刘桢的诗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博学高才，夙有大志，又禀性刚直，辞气俊烈，对曹氏仅视自己为后车捧裾的文学侍从之臣，内心并不满意。所以其思想中时有高蹈远引之意。发而为诗，遂使其作品往往有一种高洁凌厉的不羁之气，境界颇高。亦如曹丕所说"公干有逸气，。。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①；《诗品》将刘桢的诗列在上品，称其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亦是为此。刘桢诗现存15　首，从题材的广泛和语言的丰富上，不若曹植王粲，但无疑可见出他刚劲峭拔的特色。其《赠从弟》三首可称代表作：泛泛东流水，磷磷水中石。萍藻生其涯，华叶纷扰溺。采之荐宗庙，可以羞嘉客。岂无园中葵，懿此出深泽。（其一）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其二）

凤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岂不常勤苦，羞与黄雀群。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其三）

这三首诗采用比兴的手法，通过对萍藻、松柏、凤凰这样一些具高洁、坚贞、超迈质性的美好之物的描写标举，展示诗人所崇尚的一种高远卓绝的品质追求，风骨清峻，不假雕饰，足以展示作者卓荦不凡的内心世界。尤其第2　首"亭亭山上松"中对贞松的刻画，赋与松树一种深刻的文化内涵，风力远及后世。象嵇康、左思、陶渊明、鲍照诗中那些借松、梅等物表现其孤高不群人格精神的篇章，都能看出刘桢此诗的影响。

王粲（公元177-217年）：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他出身东汉高门大族，曾祖王龚、祖父王畅都位至三公，父亲王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王粲自幼聪慧有才名，十四岁时因董卓之乱从洛阳流寓到长安，往见著名学者蔡邕，立即得到蔡邕的倾心推许，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并要将自己的藏书送给王粲①。由于北方的战乱，年青的王粲辞谢了朝廷的征辟，南下荆州依附汉室宗亲刘表。在荆州，王粲居住了将近16年的时间，始终不能得到刘表的重用，这使得有志进取的王粲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怀才不遇的苦闷。在建安十三年刘表死后，王粲归降④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

①　参阅章鸿剑《石雅》卷中。

①　《后汉书》卷三十二"郡国四·豫章郡·建城"条引。

曹操，任丞相掾，封关内侯，屡次参加了曹操征战各地的军事行动。以后魏国建，又以军谋祭酒拜侍中，参与制订魏政权的各项典章制度。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征孙权，王粲从征，在路上染病，次年春死于军中，年仅41　岁。

王粲在建安七子中年辈最晚，但文学成就最高。其作品今存有诗23　篇，赋26　篇，其余论、释、铭、檄、颂、赞等18　篇及补遗若干①。这些作品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斐然可观，且饶有特色。如王粲的辞赋，可谓冠于一时，从总体上言，仅次于曹植之作。《典论·论文》中说："王粲长于辞赋，。。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虽张、蔡不过也。"实际上，王粲是以作诗之法作赋，所作绝大多数属抒情小赋，形式短小精悍，抒情真挚动人，而语言清新明快，不事雕琢。具有诗的魅力。如千古名篇《登楼赋》，抒发了他在寓居荆州，有志不遂之际登上麦城城楼时所感到的乡关之思，离乱之感和建功立业之志。赋中借通浦、长洲、广陆、沃流等景物的描写来借景抒情，以他乡景色的优美反衬中自己内心抑郁感伤的怀乡之情。随后又转而将个人的乡关之思扩展到对王道未一，天下未治的忧思，进而引出作者要及时立功的雄心大志。通篇结构完整，造语精炼而又明白晓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②。此外，王粲的散文亦颇有佳作，在形式上骈散结合，流畅而有自己的见解，论者以为可与孔融媲美③。

尤其是他的诗，风格苍凉悲慨，境界遒劲阔大，情感深挚沉郁，在建安诗歌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刘勰称他为"七子之冠冕"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由于王粲自幼"遇乱流寓"⑤，所以他的诗十分关心社会现实，常有"天降丧乱，靡国不夷"⑥、"悠悠世路，乱离多阻"⑦的慨叹，对人民在战乱中的痛苦寄予深切的同情。著名的《七哀诗》第一首，作于初离长安避乱荆州途中，诗中言：西京乱无象，豺虎方构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七哀诗》是乐府旧题，大致比较偏重于写哀伤的题材，音乐上或为七段，因此得名。在建安时期，有许多诗人都曾用此旧题创作了反映社会动乱和个人不幸遭遇的诗篇，而王粲的《七哀诗》是这类诗中的佼佼者。这首诗先以沉郁简练的笔法，写了劫难中的长安和郭、李等人相互攻杀，大乱方兴的时代画面以及诗人所以离开中原，委身南方蛮荒之地的原因。这种战乱中的背景离乡，激起了家人亲友多么难舍难分的离愁别绪。当诗写到诗人亲友的诀别场面时，已经令人感到情不能堪，然而这一段叙写仅仅是诗人为更大的人生社会惨剧所作的一个铺垫而已。接下来即写途中所见，在"白骨蔽平原"之下，诗人竟然还见到更令人悲痛的惨绝人寰场面。诗中对妇人弃子草间之

①　《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45　页。

②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③　《北史》卷34《宋繇传》、《刘延明传》。

④　《北史》卷34《宋繇传》、《刘延明传》。

⑤　《晋书》卷125《冯跋载记》。

⑥　王粲：《赠士孙文始》。

⑦　王粲：《赠蔡子笃》。

举已不忍再加形容，只用寥寥数句，记下了自己的所见和所听到的妇人之言，随即掩面而去。然而这段如哽如咽、一字一泪的诗句，令读者所感受到的巨大心灵震撼，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史书记载。末四句里，诗人终于抒发出了自己的沉痛感喟，一种悯时伤世，忧国忧民的情怀溢于笔端。

《七哀诗》的第二首，是写诗人避居荆州时的苍凉心境：荆蛮非吾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吾心。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王粲长期身处离乱，常痛感胸怀大志无所施展，所以他到荆州后的作品常常流露出怀才不遇，光阴荏苒，有家难归的苦闷。这首诗和《登楼赋》一样，表达了他这方面的情怀。而这一情怀，在诗中是以羁旅中强烈的怀乡之情和时序之感来表现的。王粲：《七哀诗》共三首，第一首哀人，第二首自哀，（第三首主要描写边地之苦，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姑置不论。）实际上都表现的是诗人忧生忧世，冀望天下平治的感情，而情真意切，气势自然奔涌。诚如方东树所言"仲宣《七哀诗》，。。叙事高迈，沈雄阔大，气象体势，骞举清恻。。。感愤而作，气激于中，而横发于外，后唯杜公有之"①；在当时，则"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以下，一人而已。"②王粲归附曹操之后，其政治地位和创作环境有了很大变化。他常与曹氏兄弟及邺下诸子相互唱和，写了许多从军、公宴、游览、赠答和咏物诗，大致比不上前期创作的深刻，但仍具前期诗作中那种努力进取希望一展功勋的精神。

总之，王粲的诗情感丰富，境界阔大，语言清朗，富于文采。无论反映现实还是抒写怀抱，都能才情横溢而文质兼备。《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可见其人在建安文学中的地位。

（2）邺下其他作家与作品女诗人蔡琰及《悲愤诗》：蔡琰字文姬，陈留人，是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承家学渊源，蔡琰亦博学多才，精通音律，但一生则相当不幸。蔡邕为人正直，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所以在东汉后期一再遭宦官集团陷害，文姬幼年时，就随父"亡命江海，远迹吴会"①，整整过了12年的流亡生活。16　岁时嫁给河东人卫仲道，不久丈夫夭亡，父亲也被王允所杀。蔡琰因无子回到陈留娘家居住，在汉献帝兴平年间（公元194-195年）被掳掠到南匈奴，嫁给匈奴左贤王，生二子。12年后始被曹操用重金赎回，再嫁给屯田都尉陈留董祀。

现在流传下来可以确认是蔡琰所作的诗篇是五言体的《悲愤诗》。此诗是蔡琰从胡地回到中原后，为倾诉自己身世和战乱中的不幸遭遇，抒发悲愤之怀所作，全诗共108　句，540　字，真实地再现了汉末战乱的可悲情景，展示了当时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全诗共分为三大段。第一段从董卓之乱写起，在揭露乱兵疯狂掳掠的同时，叙述了自己被掳的痛苦经历，非常具体真切，比照史书中的一些记载，

①　徐中舒：《论＜蜀王本纪＞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1　期。②　见《文选》引左思《蜀都赋》，刘逵注。

①　郭璞：《郭宏农集》卷一。

诗中这些描写真可称为"诗史"。如《通鉴》献帝初平元年载董卓军中"拥羌胡义纵""以为瓜牙"，以之屠杀素"不习战"之百姓，"譬犹驱虎兕以赴犬羊"；又载卓"遣军至阳城，值民会于社下，悉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还雒。。。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而此诗则写道：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皆破亡。斩截无孑遣，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可以说比正史记载更具感性色采和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细节如"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之句，写得凄苦惨厉，令人对当时如狼似虎之兵士凌辱怒骂被掳者的情景有如亲见。

第二段描写了女诗人滞留于匈奴地区时的孤苦生活，表现了她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以及被赎回中原时被迫抛别爱子的生离死别之情。特别是描写临行时与儿子诀别的悲痛和矛盾心理的一段诗句，写得极为惨痛，哀怨动人。第三段诗意比较复杂，要之有三层含意，其一是归途中缠绵不已的思子之情；其二是回到家乡后见到的故园残破，人亡物换的凄暗情景。"城郭为山林，庭字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的诗句，无限沧桑之感，足可以给曹操《薤露》、《蒿里》等诗作注脚。而第三层意思最为沉痛隐忍这就是十余年中颠沛流离的悲惨遭遇给女诗人心灵上造成的深重创伤，以及封建社会世俗之见在她今后生活中投下的阴影。由于有许多难言之隐，所以这一层诗意非常含蓄。而女诗人唯一的办法，也只好把一切都归之为命运去自怨自伤。

这首有自述性质的抒情诗是建安诗歌中的杰作，其所达到的成就不仅在以往的诗作中是罕见的，而且与后世的同类之作相比，亦无逊色。

邯郸淳、繁钦、吴质、路粹、左延年等：《三国志·王粲传》在记载了有关建安诸子事迹之后，又言："自颖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文心雕龙·时序篇》亦言"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侣"。无疑，构成建安文学创作主体的，除三曹、七子之外，亦有上述这些作者。不过由于史料的阙如，这些作者的生平和创作情况，今天尚不能完全获知，此处只能择要而述之。其中文学成就大致可述者，有繁钦、吴质、邯郸淳以及并不在上述作者之列的左延年。其中繁钦的诗作数量较多，包括残篇共有七首，四言、五言和七言都有，颇有佳句。如四言诗《赠梅公明》："瞻我北园，有条者桑。构此春景，既茂且长。氤氲吐叶，柔润有光。黄条蔓衍，青鸟来翔，日月其迈，时不可忘。公子瞻旃，勋名乃彰"，借饶有生意的自然物候描写，表达出一种及时建功的积极情感，与建安诸子之作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又如他的《咏蕙诗》：蕙草生山北，托身失所依。植根阴崖侧，夙夜惧危颓。寒泉浸我根，凄风常徘徊。三光照八极，独不蒙余晕。葩叶永凋瘁，凝露不暇晞。百卉皆含荣，己独失时姿。比我英芳发，鶗鴂鸣已哀。

全篇用比兴象征之法，在对生长于阴崖寒泉之侧，得不到春晖雨露而葩叶凋瘁的蕙草的感叹中，寓含了出身寒微的才士纵有美质亦难实现抱负，及时进用于朝的深刻悲哀。繁钦的身世际遇，除史书上的简略记载之外已不可详考，但据说他曾因"伤世道剥丧，贤愚隐情，上之人用察不至，而小人得志，君子伏匿"而作《生茨诗》①，可见他亦是一位对所处环境有牢骚感慨的人，而这类不平又是古今一切"英俊沉下僚"的人们所共有的。所以在后世左思、郭璞"郁郁涧底松"、"潜颖怨青阳"的诗句里，也能看到繁钦《咏蕙诗》的影子。

吴质的诗作今日所见只有他为怀念已故的魏文帝而作的《思慕诗》一首。盖吴质与曹丕关系极深，二人气类相近，气味相投，从建安时起就是政治上的密友。吴质曾在争立固父宠等重大问题上积极为曹丕出谋划策；而以后吴质多次以不法得罪，每次都得到曹丕的出面保护。所以魏文帝去世，吴质真诚地感到哀痛，这首《思慕诗》所抒发的，正是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尽管如此，此首诗在艺术上仍是平平无足道之作。不过吴质的散文确实有较高的成就，《文选》中收入的《答魏太子笺》、《在元城与魏太子笺》、《答东阿王书》等篇章，都是这一时期文章的佳品。

邯郸淳在当时颇有名声，有的史书将他列在除七子以外诸文士的首位，称他"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①。但其文学作品传世的并不多，文仅有《投壶赋》、《上＜受命述＞表》、《受命述》数篇②；诗则只有一首题为《赠吴处玄》的四言诗，质量亦平平。不过邯郸淳博学多才，在儒学理论、书法领域都有建树，名列诸文士之首，或是由于他有多方面学术文化修养的缘故。

左延年的生平几无从察考，仅《晋书·乐志》有"黄初中，以新声被宠"的寥寥数字。推想起来，左或许仅是当时的一名乐师，并未跻身士流，所以史书不载他的事迹。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有《秦女休行》一首和《从军行》的两行残篇，都带有浓郁的汉代民歌风味。《秦女休行》是一首叙事诗，叙述了一位气概豪烈的女子为家族报仇，手刃仇家的故事，反映了汉魏社会中盛行的私人复仇之风。体式上是以五言为主的杂言诗，情感质直，音节朴拙古拗，和全诗简洁朴质的语言风格非常吻合。此诗在对某些社会问题的直接揭示，及艺术风格的朴素高古方面，与建安诗歌有着精神上的联系，而这一创作题材对后世也有影响，晋代傅玄和唐代大诗人李白都对此诗有过模拟之作。

此时期有诗作传世的，尚有仲长统等人，兹不具述。

①　渑池县文化馆等：《渑池县发现的窖藏铁器》，《文物》1976年第8　期。

①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吉利发现西汉冶铁工匠墓葬》，《考古与文物》　1982年第3　期；何堂坤等：《洛阳坩埚附着钢及其科学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5年第1　期。②　《梁书》卷48《儒林传》。

3。秀出的高标--曹植曹植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其作品代表了建安文学发展的最高成就。

曹植字子建，是曹操的第二个儿子，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死于明帝太和元年（232年），只活了41　岁。

曹操的生活和创作，以延康元年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期。在他生活的前期，处境比较顺利，可谓年少才高，壮志凌云。受家族文学传统的影响加上自身的秉赋，曹植自幼喜欢诗赋，在文学方面有卓异的才能，史载："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①13　岁以后定居邺城，与邺下诸多文士相互交往酬唱，文学之才更加成熟。尽管由于贵公子的身份和生活环境，曹植在这时的作品多是描写恣意游宴、诗酒高会的"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作，然而其文采高华，自为常人所不及。而他所具备的其他多方面的才能修养，甚至令见者目之为"天人"②。

尽管如此，年轻的曹植并不愿以文章著述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而是有更远大的理想抱负。曹植生于汉末天下大乱之时，从小随其父四处征战，所谓"生乎乱，长乎军"，对汉末社会残破，民生凋敝的现实有非常直观的了解。在建安十六年所作的《送应氏》二首中，他写出了自己对艰难的国事及转死流亡，无家可归的百姓的深深关切与同情：步登北芒阪，遥望洛阳上。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其一）

进入诗人眼里的一代帝都洛阳，在董卓之乱已经十余年后，依然是一片劫后余灰。昔日的宫室荡然无存，只剩下断垣残壁，荆棘参天。城中人民当年被乱兵杀掠殆尽，到今天百姓中找不到略有年岁的人，只能看到些许在劫后出生的小孩子。昔时繁华的市井，被荒芜得不辨路径的野地所代替。诗人抑制着自己沉痛的情怀，以平静沉郁的白描手法，为读者写出了洛阳荒凉凄恻景象。直到末四句，诗人始投入自己的主观情感，直接表达了他对于一代名都如此破败惨淡的难言悲愤。此诗写出的景和情，和曹操《蒿里行》、王粲《七哀诗》、蔡琰《悲愤诗》中的情景有一致之处，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但由于曹植卓异的才性，此诗艺术上更显示出词意宛转的感人魅力。由于早年经历和成长环境、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以及对国家百姓命运的深切关心等诸多因素影响，曹植很早就树立了建功立业，济世拯民的政治理想，希望能定乱除暴，实现"皇佐扬天惠，四海无交兵"①的宏志。在《与杨德祖书》中，他曾有这样的话："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可见，曹植所要求自己的，决非只是挥洒文才，做一名诗人或文学之臣，为后世流传几篇文章而已；他渴望亲自驰骋疆场，杀敌立功。和曹丕相比，曹植实际上更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这一时期，曹植曾模仿乐府歌辞杂曲歌瑟调曲作了一首《白马篇》：

①　北京钢铁学院金属材料系中心化验室：《河南渑池窖藏铁器检验报告》，《文物》1976年第8　期。②　何堂坤：《关于灌钢的几个问题》，《科技史文集》第15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

①　《六臣文选》卷三十五张协《七命》。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乡紧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诗中这位游侠少年从小离别家乡，转战边塞，不但有高强出众的武艺，更有为国立功，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这个少年的形象，是曹植用世理想的艺术体现，也凝聚了建安时期的时代精神。

在曹植身上，用世的政治热情，是贯穿始终，至死不改的。无论是在雄姿英发一帆风顺的早年，还是在他备尝苦难挫折的后半生，对理想的追求始终非常执着。最初，由于曹植在各方面都很出众的才能，曹操一度对他相当看重，甚至打算立他为嗣。建安十九年曹操出征孙权时尝特意安排曹植镇守邺城，还殷殷勉励曹植，说"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①从曹操的这一番安排和告诫的话里，不难看出当时曹操对曹植的期待和用心。这对曹植来说，当然是他有可能在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实现用世行道理想的一个重要机会。但是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②的处世性格使他很快失宠于曹操。建安二十二年，曹植醉后"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①，以致"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②。加上曹植思想上的重文轻质，弃实取华③倾向，朋友交游常不加检束，有逾法度，在曹操心中留下了"浮华"印象，使之愈加"异目视此儿矣"④。而曹植曾卷入争立太子的矛盾一事，又使他受到其兄曹丕强烈的猜忌衔恨，文帝即位后对曹植的长期迫害之举都由此而发，甚至到明帝嗣位仍对曹植有很深的猜疑。曹植后半生用世理想的破灭，跟此事亦有很大关系⑤。

当曹操在世时，曹植尽管政治上失势，但生命安全总能得到庇护，被重新起用的可能也还存在。而自曹操病逝，曹植再也不能受到任何一点宽容，所以从延康元年以后，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就进入另外一个时期，邺城的公子生活就此结束，人生的痛苦经历自兹开始。

自220年年底曹植被迫"就藩"之后，来自朝廷的迫害就从没有停止过，几年间一再贬爵，食邑亦一再削减，多次被诬陷获罪，几至于死。在朝廷的高压之下，曹植目睹了友人的被杀，兄弟的暴死，遭遇了文帝爪牙"吹毛求

①　何堂坤：《百炼钢及其工艺》，《科技史文集》第13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②　《三国志》卷十九，《陈思王植传》。

①　徐州市博物馆：《徐州发现东汉建初二年五十谏钢剑》，《文物》1979年第7　期。分析报告见前何堂坤《百炼钢及其工艺》，并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4　期韩汝玢文。②　刘心健等：《山东苍山发现东汉永初纪年铁刀》，《文物》1974年第12　期，分析报告见前《考古学报》1975年第2　期李众文。

③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④　《三国志》卷十九，《陈思王植传》。

⑤　建安二十二年之前曹丕和曹植都有被立为魏王太子的希望，双方也各有党羽拥护，曹操也曾长时间狐疑不决。虽然曹操最后选择了以曹丕为嗣，但争立的余波一直持续到曹操去世前。自从经过这一番对大位的争夺，曹丕对曹植的嫉恨之心深入骨髓。

瑕，千端万绪"⑥的折辱构陷，经历了辗转迁徙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在太和三年将徙封东阿之前，曹植作《迁都赋》，序中回顾这十余年的坎坷生涯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①，对统治者加予的流播之苦作了很含蓄的控诉。而尽管是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曹植渴望用世的雄心依然不灭，对国事始终怀有关切，尽力争取（虽然是徒劳的）每一个可能的用世立功机会。

痛苦不幸的生活遭遇成就了曹植的诗歌创作。他后期的作品，反映社会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前期，艺术上也变得更加成熟。例如《野田黄雀行》、《嗟吁篇》、《七哀诗》、《。。E　篇》、《美女篇》、《浮萍篇》、《仙人篇》、《五游篇》、《远游篇》、《游仙》、《赠白马王彪》、《杂诗》、《情诗》等大量拟乐府和五言诗，都是这一时期的杰作。在许多诗里，曹植用比兴的手法抒发抑郁感愤之慨，揭露最高统治者对同胞骨肉的迫害，表达渴望自由的心情，以及为国立功、实现理想的坚执信念。

延康中，曹植有感于曹操死后朝廷政局的大动荡及友人丁氏兄弟的被害，作《野田黄雀行》一诗：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诗采用乐府旧题，在特殊的背景条件下，以托喻的方法，写出内心对朝中大变迭起，险恶的风涛即将爆发，而友人罹罪，适为其先兆的种种悲痛忧惧之感。史书曾载曹丕即帝位后对与自己有宿怨的臣下，多有挟忿报复的刻毒之举，丁氏兄弟当初力赞立曹植为嗣，是曹丕恨之入骨者，被害的恶运是不可避免的。而曹植自己，亦将难以自保。所以这首诗借入罗黄雀之喻，既哀友人又隐隐自哀。

更为沉痛地表现诗人内心感愤的诗是《赠白马王彪》七章，其写作的缘起与时间，在诗前的短序中有痛切的表述："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这首诗写得悲婉凄怆，从第2　章到第7　章，采用了首尾一贯的联章形式，前章末句与后章首句相接，即所谓"顶针格"，读起来迂回往复，很能传达作者内心郁结缠绵的感情。

诗的第1　章写出了返国时凄然的心境，具体而言，主要包含两层思绪："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写出了对京城的眷恋。曹植的这种眷恋之情在当年曹丕迫令曹植和诸弟"就藩"时，就曾有过酸楚的表达："祖道魏东门，泪下沾冠缨。扳盖因内顾，俯仰慕同生。行行日将暮，何时还阙庭？车轮为徘徊，四马踌躇鸣。路人尚酸鼻，何况骨肉情"①。时隔四年，诸王的处境较当初更为悲惨，此次"大别"，母子兄弟骨肉或"离别永无会"，曹植内心的痛苦依恋更有愈当年；"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的诗句，表面上写行程，其实还可能另有深意。首阳山上有夷齐之庙，在任城王暴殂不久，又与白马王被迫分道之际，曹植过首阳山进而怀想兄弟友于情重的古人，其⑥　《黄初六年令》，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卷2。

①　《魏书》卷55《刘芳传》。

①　《中国矿产地一览表》第2　卷下，第75　页，1942年。

对文帝行为的隐隐揭露之意是可以体会的。第2　章描写途中遇雨，道路泥泞，人马疲困，本是当时实景。但通过诗人的渲染，更突出了悲凉的气氛，表现了诗人抑郁的情怀。第3　章慨叹兄弟即将分离，谴责在君主身边搬弄是非的卑鄙小人。"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黑白，谗巧令亲疏"的诗句，充满愤激，通过直斥小人进谗，间接地控诉了信谗残害骨肉的曹丕。第4　章又宕开写景，但景物描写完全映衬出一种深刻的愁怀别绪。诗人择取秋风中的寒蝉，西匿的白日，赴林的归鸟，索群的孤兽，构造出惨淡凄凉的时节景象，其中不仅寓含了兄弟分离的悲伤，而且本身也成为诗人命运处境的强烈象征。第5　章转写曹彰的暴亡，痛悼骨肉手足"一往形不归"。"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的诗句，是恸极之语，亦含有很深的人生无常的感慨。而对于此刻的曹植，或许也只有这种看破生命远不如金石之固的"达观"，才可能对内心的失弟之痛有些微的慰解。正是由于这种无可奈何的"达观"，在诗的第6　章，诗人竭力想从前5　章悲伤凄怆的情调中跳出，强自安慰白马王和自己，因而写出豪宕旷放之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第7　章总结全篇，倾泻了作者在诗中忍而又忍的那种骨肉间生死离别悲剧的巨恸。像"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的句子，读之真令人痛彻心脾。然而诗人语气一转，最后又居然极其平缓地以"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相勉，其间强忍了多大痛苦实可想见，而诗作也因此愈加感人。刘克庄说，"此诗忧伤感慨，有不可胜言之悲"，诚然。纵观全篇，写景苍凉，抒情哀苦，凄恻愤激，沉痛缠绵。情感真挚峻烈，表达却含蓄蕴藉，可谓"体被文质"之作。方东树评价这首诗是"气体高峻雄深，直书见事，直书目前，直书胸臆。沈郁顿挫，淋漓悲壮，。。遂开杜公之宗。"①尽管不断遭到最高统治者的迫害打击，但曹植从来没有舍弃他用世建功，为国分忧的人生理想。他的诗中，不仅有许多直接抒发"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①的立功热望的作品，尤其还在诸如《美女篇》、《七哀诗》、《杂诗·南国有佳人》等许多似乎是描写女性爱情悲剧的诗中，用传统的比兴托喻手法，含蓄婉转地表现了自己求用不遂的内心苦闷。他诗中写到的女子，都是清才丽质，娴雅高洁的。其容貌仪态是"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②；其居处则青楼高门，绿草闲房；其服佩更是明珠珊瑚，罗衣轻裾，以此展示她们气质情怀的深美芳烈。而其中所托寄的，正是诗人自己卓异的才华和高尚的理想追求。如《美女篇》：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叶落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在诗中，曹植写出了美女"盛年处房室"，"求贤良独难"的不幸命运，而这种良媒不至，知遇难逢的空闺寂寞之感，正是曹植自己政治悲剧的写照。

①　王奎克等：《砷的历史在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1　期。

①　赵匡华：《中国历代"黄铜"考释》，《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4　期。②　《魏书》卷65《李平传》。

清代刘履论此诗说："子建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授爵封而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居青楼高门，近城南而临大道，则非疏远而难知者，何为见弃，不以时而币聘之乎？其实为君所忌，不得亲用。。。盛年不嫁，将恐失时，故惟中夜长叹而已。"③这种写法，继承了《离骚》借美人以喻君子的创作传统及乐府民歌铺陈辞采，将诗中女性理想化的表现方式，但同时又蕴含了更深刻丰富的思想感情内涵。所以，曹植的这一类诗，实际是对《诗》、《骚》和汉乐府民歌中同类主题作品的提高和发展。

尽管曹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仍然一直上表求用，而继位的魏明帝也开始在生活上给他一些优待，但他被统治者排斥猜疑的处境并无任何实质改变。史载他"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①。在终于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朝廷"圈养之牢物"②之后，他"怅然绝望"③，于太和六年年底郁郁而终。

曹植在文学史上地位极高，所作诗、赋、文等，均为当时之冠。他的辞赋，除本身的成就之外，在反映生活的广阔、情感的丰厚、意境的深美、语言辞采的典雅工丽、声韵俳偶技巧的讲究等一系列方面，都对辞赋这一文体起到推陈出新，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其辞赋数十篇，几乎篇篇可诵，所作《洛神赋》，尤其为千古不朽的名篇。曹植的诗，流传至今的有80　余首，无论长篇短制，述志叙事、咏史赠答，运用五言体式都非常成功。他从前代诗歌，特别是楚辞、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汲取了大量的养料，诗中特善使用比兴托喻、铺排等艺术手法，意象生动，描写工细，语言精采，音节浏亮。而且曹植还善于锤炼警句，他常把警句放在篇首，如"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④、"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⑤、"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⑥、都是出语警策，足以带起全篇⑦。此外还需注意的是，曹植在诗中对提炼字词也有了一定的讲究。所以《诗品》对曹植之作备极推崇，以为"陈思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可见曹植在文学上对时代有何等重要的影响。

③　《魏书》卷57《高佑传》、《崔孝。。传》。

①　刘兴：《江苏句容县发现东吴铸钱遗物》，《文物》1987年第1　期。②　郑家相：《历代铜质货币冶铸法简说》，《文物》1959年第4　期。

③　《北齐书》卷44《儒林传序》。

④　《北齐书》卷46《循吏传》。

⑤　《杂诗》。

⑥　《七哀诗》。

⑦　参见缪彦威《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录音讲义。

（三）文学批评的发端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促进了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发展。而在文学批评方面，曹丕的《典论·论文》，堪称是一篇划时代的专门论著。

①　《周书》卷23《苏绰传》。

1。《典论·论文》产生的条件《三国志·文帝纪》裴注引王沈《魏书》尝载："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诸赋，盖百余篇。"据学者考证，曹丕此著的最后撰成大致是在建安二十二年大疫之后到曹丕被正式立为太子的这段时间。

曹丕能写出《典论·论文》，自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有家族的文学传统，父子昆弟都是出色的作者，自己亦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丰富的创作经验；由于父亲的"相王"之尊和本人的储君身份，身边聚集了众多一流文人，曹丕与他们"行则连舆，止则接席"①，可交流借鉴许多为文的心得甘苦；而特殊的政治地位，又使他可大量接触国中典籍，且能用各种手段，尽量齐全地收集文士的作品，像孔融死后，曹丕就"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②；徐陈应刘病逝，丕亦曾"撰其遗文，都为一集"③。藉此优势，曹丕不仅可以从众多的作品中发现问题，辨识优劣，同时还能直观地感受到许多生前无名之辈，死后能凭藉作品声名不朽（其实他作《典论》本身，亦是为追求不朽）。因此而促成了他对许多文学理论问题深入地思考。

除去作者个人和环境的因素而外，时代的大背景条件更是不能忽视的。

就文学批评的对象而言，自东汉王充将文学的观念引入狭义的文章著述，并对其意义给予高度评价以来，人们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渐次有了认识；经学的衰落亦使许多学者不再以谨守章句为务，治学转向"通博"，包括从事各种文体的撰述。今日所见东汉一代的艺文目录，可考的作者近200　家，作品数不下3000　多篇，既有说、论、传、记，又有赋、颂、铭、诔之类，诗歌等纯文学类作品尚在其外；而建安以来，更有大量各体文章如潮涌出。不同文章的体裁相对固定，每一文类的规范标准渐渐形成，而作者不同的气质秉性行文习惯等，又造成同一体裁文章诗赋阅读欣赏上的不同效果。而对上述种种情况的具体分辨评说无疑成为必要。

就认识的方法而言，除去对原有的儒家文艺思想理论的继承之外，汉末谈论析理，研究人物才性的名家学说对建安文学批评的影响极大。不仅对人物的品鉴很容易涉及到对其作品"文辞美恶"的评论，而且人物品鉴的才性理论还直接影响于对作家才性高低和作者气质与文章风格的分析考辩；此外人物品鉴中对人物风神、气质、外貌之美等非功利方面的赞赏，亦引起人们审美意识的发展与发扬，推动了较少教化性质的唯美文学创作。

在《典论·论文》以前，文人"诋诃文章，掎摭利病"之风已有表现。

在《与杨德祖书》中，曹植在放言当世诸子文章优劣及自己对文学批评之看法之余，亦提到"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论文之病；而当时阮瑀、应瑒均作《文质论》，两篇观点截然不同，应对阮颇有驳难。曹丕自己在《与吴质书》中，也曾对七子为人及作品有过大略的评论。《典论·论文》的写作，与上述基础条件是分不开的。

①　《周书》卷30《于翼传》。

②　《周书》卷5《武帝纪》。

③　《周书》卷45《儒林传》。

2。《典论·论文》的基本内容《典论》原有22　篇，而《论文》是其中之一。全书早亡，今存《典论·论文》是严可均在纂录《全三国文》时从若干种古籍中辑出，约580　字左右。究其内容，大致可分5　段，包括叙目；建安七子写作能力的品评亦即作家论；论文章体性差异亦即文体论与文气说；阐释写作事业的价值以及结语。

在《论文》一开头，曹丕就非议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一文坛上的不良现象，并指出其症结在于批评者缺乏"自见"，评判文学作品过于主观即仅从自我出发，而忽视了文体本有不同的缘故，实际是在进行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之前提出了一个进行公正批评"审己以度人"的要求。为了阐明作者各有所长和文体的不同，曹丕以所称道的"建安七子"为例，举出各家的特点，并评论各家之所长：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在描述评论各家的不同之处时，曹丕注意到了所以形成差别的内在因素，即所谓"气"。由此而引出关于文体和文气的重要议论。

按曹丕的意见，凡为文，在本质上所要求的条件大同小异，造成各家文章不同特色的外在因素是文体不一，所谓"夫文本同而末异"。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写作要求，"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众多作者对不同文体的擅长程度大多有偏重不同，"唯通才能备其体"。这正是论文中不宜自以为善，以己之长傲人之短，同时对各种文体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判别优劣标准的原因。

进一步而言，就涉及到作者的内在气质这一根本问题了。曹丕明确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而正是此点，使各家之作甚至在文体一致时亦呈现不同的面貌。曹丕所言"气"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是历代以来聚讼纷纭的问题，论者往往追溯到哲学上的"元气"。分析而言，曹丕在《典论》（亦包括《与吴质书》中的有关论述）中提到的"气"，应包含层层相互联系的三方面内容；其一是作品在文辞等方面显示的个人风格，如"徐干时有齐气"、"公干有逸气"、"孔融体气高妙"等，实际上指出了徐干、刘桢、孔融作品因文辞风格不同而给读者造成的不同印象。其二是作者的个性特征。此点跟作品中表现出的"齐"、"逸"、"高妙"、"和而不壮"、"壮而不密"等有密切关联。如徐干的"齐气"①与其人的"怀文抱质。。有箕山之志"、刘桢的"逸气"与其人的峭直清拔的个性，孔融"高妙"与其人的凛然高洁又宽厚待物的个性是相一致的。所以通常认为，曹丕所说某作家有某种气，是就其作品风格而言，但也兼指作家本人的气质②；换言之，"气"就是呈现于文辞间的作家个性③。其三则是作者的先天秉赋。曹丕在进一步阐释文气时，尝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

①　《太平御览》卷三四五引。

②　见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第2　章《曹魏文学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③　见王梦鸥《古典文学论探索·试论曹丕怎样发现文气》，台湾正中书局1984年版。以移子弟"。实际是将"文气"差异一直追溯到先天的秉赋。过去常认为曹丕此言，有唯心的"天才决定论"之嫌，分析起来其实不然。每个人的自然秉赋不同乃一般常识，尽管才力境遇相当而秉赋气质不同则文学创作风格截然不同的例证比比皆是。作者先天所赋的气质清浊不一，无疑会影响到他的心理个性，进一步则会影响到其作品的文辞风格。此正是文气所包涵的几层内容。当然作者风格的形成，除了个人秉性气质之外还有环境、教育、经历等诸多后天因素参与。由于后几种因素常有变动，所以作者的风格也并非一成不变。但这些改变却并不意味着个人秉赋的改变，在一个人的内在精神中，总有一些东西是受之天然，不可改易的。从这一意义上，曹丕以为气"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父子兄弟亦不能同，是符合现代社会学心理学道理的。而古代哲学家每言"天人相通"，曹丕也可能就在这一点上，为"文气"与天地间自然之气，保留了一个可以直接沟通的契合点。

在《论文》最后，曹丕阐发了对文学价值的认识，引出一段著名的议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高度评价文学事业的重要性乃至不朽价值，是曹丕论文的一大贡献。西汉文人，常常只重视文章的实用功能，执笔为文，亦多着眼于推行教化的功利性目的。对纯文学性的诗赋，或是极力设法揭橥其内含的美刺讽谕意义（不容否认，建安以前文人作诗赋，本身确常抱有辅佐教化，美善刺恶的用心），或是索性将其贬低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甚至曹植在抒发其用世之志时，还沿用陈说，以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①（当然，子建本人未必真作此想）。曹丕在"文的自觉"方面，显然高于同时代的许多人，他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文学活动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程度，而且对文学的理解，也逐渐摆脱了一些儒家狭隘的功利观念，开始更加关注其纯粹娱悦人心抒发感情的功能作用层面，因而有助于推动中古文学艺术依照其自身规律向前发展。

总之，《典论·论文》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是首开风气之作，其对当时和后世文学事业发展所起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①　此节基本观点采朱大渭师之成说，见《文史知识》1989年第5　期。

三、魏晋之际的文学文学史通常将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称为"正始文学"。实际上，正始只是齐王芳的一个年号，当时司马氏已开始侵渔曹魏大权，其后有15年之久，司马氏始篡魏成功。而嵇康阮籍等人的创作，在正始之后还持续了十余年，他们的作品，也并非只是在正始玄风影响下的产物，仅用"正始文学"来概括是完全不够的。《晋书·　阮籍传》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而所谓"魏晋之际"，不仅包含了一个时间阶段的概念，也隐含了很深的社会政治内容。所以，我们以为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魏晋之际文学"，似乎更能反映出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时代特征与社会实质。

（一）严酷的社会现实魏晋之际，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冲突最为尖锐集中之时。在这个险恶多变的时代环境里，许多诗人文士，为自身生命或思想信念的保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这一切，　首先源自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权力斗争。

早在曹氏基业初定之时，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司马氏集团，已经是从旁窥视，欲取而代之了。但曹丕曹睿父子，一心忙于防范自己的宗亲骨肉，对这股力量并没有更多的警觉。魏明帝死后，宗室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尽管曹爽集团的何晏、夏侯玄等人曾有意对朝廷政治思想风气进行一些革新，以改变朝中大族把持选举，官制淆乱等情况，增强曹魏的统治力量。但他们的这些努力，终因羽翼已丰的司马氏集团发动的一场政变而宣告失败。

因此，曹魏建国不到40年，司马氏就在对最高权力的角逐中占尽上风，成为王朝的主宰。大批的文人，则在这场陵谷变换的混战中，沦为统治者刀俎上的鱼肉。

从家世上看，司马氏和曹氏完全不同。司马懿家族发迹于西汉初年，从高祖司马钧起，四世出仕东汉二千石之职，又有恪守礼法，重视儒学的传统家风。因兼具高门大族和崇儒重教的双重名望，司马氏对大族官僚和儒学之士颇有号召力，与出身宦官寒门的曹氏相比，在社会基础方面，显然具有更大的优势。

司马氏所崇尚的政治，是辅之以"综核名实"的经术文法之治，和曹氏并没有本质区别。而当时的朝堂上，也由于曹氏一贯实行的抑浮华、赏功能的施政方针而麇集了大批思想上主张循名责实的名法之臣。这些人在政治上大都有保守、注重实用，善于与现状妥协的特点，其中许多出身大族的官僚，行事更不免要为家门计。由于和司马氏在家世门第和政治思想方面都差别甚小，所以尽管身为曹魏臣子，除少数和曹氏有特殊渊源关系者，这批重实之士在改朝易姓之中，率不准备对新主作出抵制。甚至一些在曹魏政权中起支柱作用的重臣，亦未对司马氏篡魏采取坚决的反对行动，相反，其子弟还往往成为帮助篡逆的司马氏党羽。

然而，尽管司马氏在篡逆中实际上没有遭遇像当年东汉群臣抵制曹操那样的社会阻力，但整个魏晋禅代过程，却并未因此而显示出丝毫的"温和"。阴鸷好杀的司马氏为篡位所采用的残暴手段，绝不亚于当年的曹操。史书言司马懿的为人，是"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①。这种性格，其实也跟其家世渊源有关。从史书中可见，司马氏家中因拘执于礼法，父子昆弟间毫无骨肉温情可言，气氛压抑僵冷②。这种家风熏陶出的子弟，往往属两类人，一种是标榜端方守制，非礼勿动的迂腐之士；另一种即是心口不一，工于阴谋之伪君子。骨肉间亲情的缺乏和相互防范，更易使后者在政治斗争中采用猜忍阴狠的谋略。在此点上，大族出身的司马氏和寒门出身、尚申商之术的曹氏，可谓殊途同归。而攫取权力时，司马氏心机的险诈，手段的伪善，更有过于前人。甚至唐太宗御撰的《晋书·宣帝纪》也不讳言，司马懿"平公孙文懿，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

①　杜玉生：《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年第12　期。②　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山东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窑址调查纪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者，皆杀之。"可以说，司马氏代魏过程的每一步，都是以对政敌和无辜士大夫的屠杀来开路的。从正始十年（249年）策划政变，在高平陵事件后杀曹爽兑弟、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并俱夷其三族时起，屠杀即全面开始；到嘉平三年（251年），因王凌欲立楚王彪事件，迫王凌自杀，穷治其事，夷其三族，并赐楚王彪死；嘉平六年（254年），杀中书令李丰，又将其子、弟及夏侯玄、张辑等下廷尉治罪，并其株连者全部处死，夷三族；当年9月，令中领军许允流放而死，不久又废齐王芳；正元二年（255年），杀死在淮南起兵的毌丘俭，夷其三族；甘露三年（258年），又杀死亦在淮南起兵的诸葛诞，夷及三族；甘露五年（260年）公开弑逆，杀高贵乡公曹髦；直到景元三年（262年），还杀死了思想上不附司马氏的嵇康、吕安，以压制知识分子的反抗。短短15年中，被司马氏所诛杀的，不仅有属于其政敌一方的几十个家族及其亲党，也有大批无辜的朝士。由于血腥的屠杀，这时朝中除司马氏死党之外，一般朝廷官僚和士大夫，无论其思想宗尚与政治倾向如何，均生活在一种惴惴不安的恐怖气氛之中。参与反对司马氏活动者固难幸免，稍涉敌对嫌疑或与司马氏存有私怨者同样无法保全，无端而受池鱼之殃者更不知凡几。时人谓曹爽等诛后，国中"名士减半"①，司马氏对士人芟夷之酷于此可见。而司马懿父子在篡夺天下时的所作所为，甚至令他们后人亦为之惊愧难以自容②。

需要指出的是，司马氏集团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礼法名教的名义下进行的，此点是司马氏篡魏较之曹氏篡汉最大的不同，也是司马氏行为格外令人反感之处。表面上，司马氏对官制朝仪婚丧祭祀等虚礼极为讲究，选举用人亦以儒学伦理道德为主要标准，褒扬仁孝，奖励名德；其实际所为，却是篡逆弑君，从根本上践踏了儒家礼制和忠君原则。传统价值的外在尺度虽还具在，内容却完全被偷换了。《庄子》中窃国大盗并仁义而窃之，"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的讽刺赠与司马氏，也是很贴切的。

①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　页。②　《三国志·吴书》卷14《吴王五子传》。

（二）玄学的产生发展和魏晋之际的文学创作1。文士心灵的重负和精神追求的改变"盗亦有道"给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造成了严重的精神痛苦和思想冲击。

一般而言，传统的士大夫是儒学道义理想作为精神上的支柱以及和权势者不义行为抗争的武器，但设使仁义道德异化为不义行为的装饰物，违背典制恣意为恶之举变得神圣而合法时，士大夫可能会因内心道义观的溃解而丧失反抗权势暴政的正气和勇气。除了社会中的极少数特立卓行之士，很少有人敢于承当"不义"的罪名来反抗真正的不义。权势者由此将专制统治扩展到士人的思想之中，社会因而更加黑暗，更无道义可言。最终结果，是造成士大夫内心普遍的沉重压抑与精神失落。魏晋之际的社会，正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证。由于世路的黑暗和处境的险恶，士大夫的生命和人生信念受到严重威胁。坚守志节的仁德君子，不免遭遇祸患；弑父弑君之辈，反而成为忠臣。是非善恶无复标准，正直之士恸哭途穷。这一切都在知识分子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和道德观上留下阴影，引起他们内心的焦虑、紧张、抑郁等等变态情绪。作为发泄，服食、饮酒等矫性违理的生活方式成为时尚，影响逐渐渗透于整个社会和时代的风气之中。所谓"天下多故"，除了指人们在生命方面随时面临的不测之祸，尤其还包括了士大夫在精神、心理和思想信念方面所发生的严重危机。受这种社会心态影响，思想学术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如汤用彤先生所言，"经世致用至此转为个人之逍遥抱一"①。不过从本质上说，魏晋间的许多知识分子虽开始致力于更深哲理的研究，但却不能断言他们已放弃了对政治现实的关心。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希望能藉此更深刻地认识和影响社会。而在恶劣的外在条件下深化发展内心的哲学思维，也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的表现。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无论是从经世的角度还是从自慰的角度，思想上对更深哲理的探究，都是必然和必要的。

士大夫思想追求的改变和玄学诞生的过程是从汉末清议转化为清谈开始的，亦如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指出的：自东汉党祸以还，曹氏与司马氏历世猜忌，名士少有全者。士大夫惧祸，乃不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此则由汉至晋，谈者由具体事实至抽象原理，由切近人事至玄远理则①。概言之，清议品评人物，首先看此人是否名实相符，故必须核校言行，分析才性，循名责实，因而有汉末名理之学的流行。与此同时，言天道的易老之学，也成为一部分学者研究的热点。随人物品鉴向深刻化发展，校验名实已不能仅牵执于形迹而忽视精神，故清议亦逐渐倾向于遗形取神，以"言不尽意"的哲学方法，融入老子至人无名的道家玄理，进而从旧的躯壳中脱胎而出，不再是具体的人物批评而成为玄远清虚，不涉人事的清谈。魏晋玄学因此诞生。

具体而言，在经过建安时期的初步觉醒之后，正始年间的士大夫，对哲学思维表现出了更浓厚的兴趣。作为玄学的创始人，此时的王弼何晏，精研《老》、《易》，通过对儒道两家经典的融汇贯通，理解体会到两家思想中的互通互补之处，以自由创新的思维精神，在传统思想中引入新说，完善本

①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0年第9　期，并见表一注。

①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1》。

体；思想方法上亦删夷繁芜，廓清虚妄，使两汉旧学完成了向魏晋玄学自然本体论的过渡。王何的"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即所谓"贵无"之说，表现出很高的思辩水平。在他们的带动下，社会上谈玄之风大为盛行，被后世称为"正始之音"。但王何并非真正尚玄远不过问人事者，在他们思想深处，还保留着和建安精神一脉相承的用世进取，建功立业的社会理想，"其形上学虽属道家，而其立身行事，实仍赏儒家之风骨"①。故他们这一派名士，始终希望对当时曹魏政治作一番革新，在现实中建立一套植根儒家理想，又顺乎道家自然的更为合理的统治秩序。所谓"以无为本"，也就是用欲盈先虚之理，使圣人体无名之道，成冲默之体，将名教纳入自然的合理轨道。

王何"贵无"之说的基本点为在他们之后不久的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所继承和发展（近有许多论者认为"竹林之游"未必真有其事②，此处姑采旧说）。然而，经过高平陵之变后的血腥屠杀，一般士人仅存的积极用世精神已完全消散于政治高压，所以在这一时期，嵇阮等人通过引《庄子》入清谈，突出强调黑暗之世里天道与人事的对立冲突，寄意山林，非议名教，以表达内心的愤郁不平。庄子思想中，原有强烈的愤世嫉俗情绪，所崇尚者为万物本性之自然，对成为自然桎梏的礼法名教尤其反感。这样的理论虽然未必与嵇阮等人的初衷相符，但在统治者将仁义道德变为篡政工具的魏晋之际，却能被用作消极反抗的武器。故此王何的"以无为本"此时进一步发展为"名教出于自然"。而嵇阮通过"越名教而任自然"③的不羁之举，不仅在理论上否定了权势集团标榜的"名教"的至高无上性，在行动上也和那些动不违礼但却帮助篡逆的乡愿之士划清了界限。庄子思想的另一面，是栖逸山林亲近自然的隐遁倾向，而山林皋壤中的乐趣，吸引了在现实政治中失意的士人到自然中去寻找情感安慰并藉以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隐者之流诚然古已有之，但士大夫怀有明确的个体自觉意识退隐山林，优游山水，却是这时才产生的社会现象。而此点，是和嵇阮等人将庄子的哲学境界引入现实生活①分不开的。

①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6》。

②　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1》。

③　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1》。

①　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第2　期。2。文坛鸟瞰和建安时期的"彬彬之盛"相比，魏晋间的文坛是相当沉寂的。不仅作者的数量少，而且除了几位出类拔萃者外，大多数人的作品质量平平。此时的文士，完全不同于建安诗人的用诗赋展现人生理想、显示艺术个性，其人生态度，是从高飏到内敛，从追求立功到痛苦自保，从慷慨淋漓的情感宣泄到玄远清虚的哲学幽思；作品的风格也从刚健明快，渐变为含蓄隐晦。要之，此时期文学在思辨的深度上固非建安诸子所及，但所涉的广度则大为收缩，文士写作关注的焦点，已不是整个社会的治乱兴亡而是个体精神的愤郁哀伤了。不过，尽管在风骨的凌厉等方面远逊于建安，但此时文学创作在思想艺术方面的某些发展进步，也是不容置疑的。主要有异于前代之处，一是此时期诗人常在作品中表现出老庄式自由逍遥的人生境界，藉以作为精神苦闷的安慰；二是诗创作虽有哲理化倾向，却并非枯燥无味之作，玄理与抒情能融合一体，情感充沛，意象丰美；三是五言诗在技巧上更趋完美，高度的思辨与空灵的想象巧妙地结合一体，表现的领域更有拓宽。

具体而言，正始名士虽有"浮华之友"②的名声，但多数似不以文学见长，作为"正始之音"倡导者的王弼、何晏等人中，只有何晏有一两首诗流传下来。其中有一首题为《言志》（或名《拟古》）的诗，表现了处在政治漩涡中的这批士大夫内心的危机感：双鹤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诗中所流露的进退之间的矛盾忧虑情绪，在此时期士人心态中很有代表性；所使用的鸟与罗网的意象，也是魏晋诗人在诗中常常采用的。它们通常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比如以鸟的振翼飞举，譬喻诗人内心对自由逍遥的追求向往；以罗网象征生存条件对人生的限制，或喻一种充满危机的社会环境；而鸟的摆脱罗网，则象征着一个"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超越过程等等。类似的例证，在以前的曹植和以后的嵇康、阮籍、陶渊明等人的诗中都不难看到。从何晏这首诗中鸟与罗网的意象来看，这位玄学大师内心对于如何超越现实，保养性命，实在是没有把握的。和何晏密切交游的邓飏、丁谧、毕轨、李胜以至夏侯玄、李丰、许允等人，都没有什么文学作品流传下来。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人本是廊庙之士，志趣原在于改良政治，其关注社会、实现抱负的方式，主要不是利用文学创作而是依靠深研哲理及在此基础上的托古改制，在政治上又过于热衷，故无暇发什么诗情。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全都是作为司马氏政敌而被杀且诛及三族，即便留有作品，也会由于没有人替他们保存而失传。

虽然正始名士没有作品流传，但正始前后却有一位重要的作家应璩。应璩字休琏，是应瑒之弟，史言其"博学好属文，善为书记"①，曾经做过齐王芳的侍中，也在司马氏的大将军府中作过属吏，卒于著作郎。据说他针对当时曹爽集团"多违法度"②，作了许多政治讽谏诗"讽切时事"①。这些诗从②　李家治：《原始瓷器的形成和发展》载《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

①　《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世祖纪上》、卷7《高祖纪》、卷8《世宗纪》、卷89《儒林传》。②　《北史》卷81《儒林传序》，《魏书》卷2《太祖记》。

①　《魏书》卷4《世祖纪下》。

维护礼教角度，劝戒他人也勉励自己不要违反传统道德，有格言的意味。如他的一首《百一诗》：细微可不慎！堤溃自蚁穴；腠理蚤从事，安复劳针石！哲人睹未形，愚夫暗明白。曲突不见宾，焦烂为上客。思愿献良规，江海倘不逆。狂言虽寡善，犹有如鸡跖，鸡跖食不已，齐王为肥泽②。

所谓《百一诗》，一说是因他的此类讽谏诗有一百一篇，故名③。不过据《百一诗序》，则是由于应璩对曹爽说过"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④的话而得名，是虑为万全之意。所以这些诗既警告当局者居安思危，善听他人建议，慎重细微之处，也诫饬自己慎终如始，安于蓬庐，毋苟且求进。而着眼点，都在于防患于未然，实际上透露出当时政局险恶，不测之祸可能旦夕而发的情形。据说应璩尝以《百一诗》遍示朝中，读之者无不惊骇，以为"应焚弃之"⑤，可见这些诗着实触及到了当时政治中一些敏感问题。大致他在曹马两派的斗争中采取了中间派的立场，但"殷勤指喻，忧患存焉"⑥。由于这类诗的性质，在艺术风格上，是比较质直，多用譬喻，不事雕饰与文采的。《诗品》称他的诗"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⑦；《文心雕龙》则说是"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⑧。

除诗之外，应璩能写很好的散文，尤其是书笺一体。《文选》卷42　收入其书牍如《与满公琰书》《与从弟君苗君胄书》等共4　篇之多，俱是"秀绝时表"①的精美之作。其文以骈为主，杂以散行，情感真挚，文藻秀丽，佳句迭涌。像"德非陈平，门无结驷之迹；学非扬雄，堂无好事之客。才劣仲舒，无下帷之思；家贫孟公，无置酒之乐。悲风起于闺闼，红尘蔽于机榻。。。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鱼逝，春生者繁华，秋荣者零悴，自然之数，岂有恨哉"②诸句，用典自然，抒情流转，寄慨深郁；又如"间者北游，欢喜无量，登芒济河，旷若发矇。风伯扫途，雨师洒道，按辔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凉过大夏；扶寸肴脩，味逾方丈。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结春芳以崇佩，折若华以翳日"等句③，虽用骈体，但句式错落疏宕。写一种壮游的感受，思致奇丽，气韵高妙，辞采清畅，俊美可观。应璩的这些文章，在魏晋时文中亦属上品，然而他生不逢时，未能参与建安七子之游，却遭逢世途多故，文坛寥落的年代。后人感叹他的遭遇说："休琏历事二主，喉舌可舒，而世无赏音，义存优孟，嗟乎命也！"④及至嘉平以后，司马氏执掌大权，号称"以名教治天下"，一班党羽自诩礼法君子。和当年有慕通达好词赋传统的曹氏不同，这些人不仅动辄标榜②　《魏书》卷7《高祖纪》。

③　《魏书》卷55《刘芳传》。

④　《北史》卷81《儒林传》。

⑤　《魏书》卷47《卢玄传》、卷84《儒林传》、卷55《刘芳传》，《北史》卷81《儒林传》。⑥　《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北齐书》卷5《废帝纪》。

⑦　《诗品》卷中《魏侍中应璩诗》。

⑧　《文心雕龙·明诗》。

①　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年第3　期。

②　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年第3　期。

③　《与从弟君苗君胄书》。

④　见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应德琏休琏集》。

"自少及长，无声乐嬖幸之好"⑤，还每每欲将"纵情背礼"的阮籍等人摈诸四裔，"无令污染华夏"⑥，其赏鉴文学，优容文士的情趣雅量如何可想而知。在恐怖的气氛之下，不仅庙堂之士生命不遑自保，少有文学方面的酬酢往还；即便穷居山林皋壤之士，亦常是块然独处，默尔不言，以求免祸。一旦文章触禁，虽皇帝亦不能幸免。譬如甘露四年，龙屡见于井中，在位的高贵乡公以龙不见于天不见于田而数屈于井，感慨而作《潜龙诗》自讽，"司马昭见而恶之"①。到次年，即发生高贵乡公被弑事件。所以，建安文士生活中常有的诗酒高会，相互酬唱的兴发之举，在魏晋间几乎是看不到的。当时参与竹林之游的名士中，除嵇康、阮籍之外，只有刘伶有一篇对礼法先生恣意讽刺的游戏文章《酒德颂》和一首风格类阮籍《咏怀》的《北芒客舍诗》传世，向秀则作了一篇闪烁吞吐欲说还休的《思旧赋》。此赋是六朝抒情小赋的杰作，它以恻怆哀伤笔调，写出了自己对被司马氏所杀害的两位友人嵇康吕安的怀念。序中言"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凄清委婉，带出作赋的缘由，颇存曲笔。赋言"叹黍离于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压抑沉痛，有非常含蓄的哀旧友、哀故国，哀自己不能自主的命运之意，也隐隐包含了对司马氏及死党戕害贤士的控诉。然而言辞语气极为谨慎温和，又像鲁迅所说，"只有寥寥数行，刚开始却又煞了尾"②。其余诸人，尽管文化修养很高，都没有什么诗作传世。事实上，奉行玄学无为之旨的魏晋名士常怀无言之痛，抒发排遣自己的感情每采用"啸"的方式。啸声婉转激越，作啸的仪态亦可有傲世不驯之姿，但却不涉文字，以免被喜欢告密的"工言子"钟会等人抓住言语把柄。所以竹林诸贤如嵇、阮等都能作啸，而当时一些完全避世的隐者如孙登，更是声若鸾凤的作啸高手。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时期文坛诗坛作者较少是可以理解的。

⑤　均见《晋书》卷二十三《何曾传》。

⑥　均见《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

①　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78年第3　期。②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三）嵇康的散文和诗歌创作嵇康（223-262年）字叔夜，谯国铚人。从史书记载中可见，嵇康的家世比较低微，父亲只做过曹魏督军粮侍御史这样的小官，在嵇康幼时就去世了。嵇康由母、兄哺育成人，自小资质不凡，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史书形容他是"龙章凤姿"①，"旷迈不群，高亮任性。。。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②。

由于嵇康的人品、才华，加上又是曹氏乡人这一层关系，他成为曹氏的女婿，其妻魏长乐亭主是曹操之子沛王林的孙女（一说是女儿）。他为此仕魏为郎中，后迁中散大夫。由于嵇康在社会上的声望，司马氏及其党羽一再想拉拢他，辟他为官。但人品高洁的嵇康对司马氏的行事为人极其厌恶，坚拒与司马氏合作。友人山涛为尚书吏部郎，迁职后推举嵇康替代，嵇康特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以示决裂，书中不仅提出了做官的七不堪二不可，更宣称他是"非汤武而薄周孔"，锋芒直指司马氏所标榜的虚伪礼法名教，致使司马氏极为恼怒。此时恰好嵇康好友吕安被污陷入狱，嵇康不负友人，诣狱为朋友申辩。司马氏及党羽趁机罗织罪名杀掉了嵇康，时在景元三年（262年），嵇康仅39　岁。

史书上说嵇康"家世儒学"，"早有青云之志"③，无疑传统儒学道德理想在嵇康思想深处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所以尽管他号称"非汤武而薄周孔"，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但实际上他对儒学是抱有很真诚信仰的。另一方面，嵇康也受到老庄放达无为，亲近自然思想的强烈影响，因此希望自己能摆脱外物牵累，实现精神上的逍遥解脱。在他内心存在着一些深刻的矛盾，其中最强烈者，来自高洁政治理想与污浊现实间的冲突。而他自幼养成的刚峻激烈的高傲个性也使他难于达到老庄那种贞静守雌，不迕外物的夷淡冲和境界，无法采用明哲保身的乱世处世之道。所以嵇康和当时的社会统治者与流俗之辈总是格格不入，一再非议官方标榜的礼法，藉以表达对司马氏鼠窃狗偷，从根本上违背封建道德原则行为的抗愤。

嵇康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为突出，他多方面的卓越才能，在其各类文章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嵇康之文今存有《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管蔡论》、《释私论》、《与山巨源绝交书》、《家诫》等15　篇，大致可分为论难之文、赋、书疏等数种，品格很高，是所谓"高情远趣，率然玄远"①之作。但各文体的风格不尽相同，其中论难之文，思想新颖，观点透辟，言辞犀利，析理绵密，又辅之以壮丽的辞采，可谓兼有先秦诸子、两汉政论和魏晋名理诸文之长，并表现出嵇康挺秀特出的个性风貌；其书疏之文则注重个性襟怀的抒发，不假雕饰，发语天然，情感炽烈，是嵇康思想性格的真实展现。嵇康的《养生论》颇能表现他对问题的独立思考态度，其风格基本上采用骈体，音节整齐，但语言朴素。说理时先用譬喻，譬喻和欲证明的事理之间结合得紧密贴切，使人信服。这正是先秦诸子散文的传统特色。而各层事

①　周仁等：《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1　期。②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中国古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③　《晋书》卷55《潘岳传》、卷19《礼志上》。

①　《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惠基传》。

理之间逻辑思辨性很强，剖析精深，又博涉广泛的自然与社会知识，有说服力，则是当时文章的风格，也是嵇康过人学识的表现。要之，嵇康的这类论难文章，在语言、逻辑、情感、气势几方面遒劲强健，富于感染力，深得魏晋名理文章之精华。所以人们称他的这类文章"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①；且"特以解悟为文，清通畅适"②，"其局致尤为独操"③。《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嵇康另一类型的文章，文笔锋利，纯以峻烈之情为之，随处抒发自己的高尚之志与愤世嫉俗之感，又颇有讽喻之辞。书中叙述自己纵放不羁的为人：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加少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言辞铿锵，志意高抗。以此明白的宣言，来表示他对世俗礼法羁绊的蔑视，强调自己自然本性与名教的不能相容。因此，对山涛不明己心，想将自己拉入司马氏集团的做法，给予辛辣的讽刺："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自以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如此淋漓恣肆，任心而为的锋厉言语，只有嵇康这种高洁之士才能写出，也完全说明了他之不能见容当世的原因。这篇绝交书堪称嵇康在抒情散文方面的代表作，采用生动形象清峻的语言展示人格，抒发个性，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有极高的水准。然而他这篇不过是"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①的文章却因触怒了司马氏而为他招来杀身之祸。嵇康的文章集中还有《家诫》这样的文章，文体庄重纯朴温厚，谆谆告诫儿子为人处世的正道，如"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等，显示了嵇康思想深处对传统道德的真正态度。

嵇康的诗今存53　首，有四言、五言、六言和乐府杂体等，艺术上略逊于阮籍，《文心雕龙》称之为"清峻"。诗的内容有一些是发挥出世高蹈的老庄思想，其用意是为了"长与俗人别"②；还有一些则是以愤世之情，抨击揭露统治集团中的欺诈倾夺之行。其本色正如以后刘熙载在《艺概》中所指出的："《秋胡行》贵玄默之致，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

嵇康诗以四言写得最好，或清澹遐远，或慷慨豪迈，或愤郁悲慨，情感都极为丰富。诗中往往挟有一种沛然的气势，能够脱出《诗经》四言的句法格式，带有散文式的清朗俊逸之美，形成自己的风格。如这首《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轻车迅迈，息彼长林。春木载荣，布叶垂阴。习习谷风，吹我素琴。交交黄鸟，顾畴弄音。感寤驰情，思我所钦。心之忧矣，永啸长吟。（其十二）

此诗以清新俊雅的笔调描写明媚的春光。从花枝烂漫新叶扶疏的春木，到温暖和煦的东南风，春天的气息从笔端扑面而来，而在春风中叮咚作响的素琴

①　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3　期。②　李知宴：《三国·两晋·南北朝制瓷业的成就》，《文物》1979年第2　期。③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

①　《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诸葛亮集》。

②　《梁书》卷48《儒林传》、卷27《明山宾传》、《南史》卷71《严植之传》。和跳跃枝间，交交鸣唱的黄鸟，更给葱郁美澹的春天景色增添了富于乐感和动感的勃勃生机。诗人在这样的意境中长啸怀人，使这首描写春景的诗更有了一种无尽的言外之意。

这组诗中的另一首则表现了完全不同的意境：浩浩洪流，带我邦畿；萋萋绿林，奋荣扬晖。鱼龙瀺灂，山鸟群飞。驾言游之，日夕忘归。思我良朋，如渴如饥。愿言不获，怆矣其悲。（其十三）

此诗使用了很多有高扬奋发意味的字汇，如"带"、"奋"、"扬"等，寥寥数句，即烘托出了一种开阔超迈的气象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鱼龙"二句，亦十分生动壮丽。而嵇康通过对自然景物的这种富于诗情画意的描写，表现出他在老庄思想影响下将个人的审美意识融入山林皋壤之中的情趣襟怀①。此点是嵇康这类诗有别于前人此类作品②的主要之点。

嵇康四言侍中最能写出他的人格、个性、内心矛盾和命运遭遇的一首诗是长诗《幽愤诗》。所谓"幽愤"，指被幽囚时内心的愤慨，所以这首诗也可能是嵇康的绝笔。

在诗中，嵇康说明了自己梗介刚直个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所以致祸的本末缘由。回顾反省自己的一生，嵇康对性格中的任性弱点有真诚的感悟。但平生忠实于理想的诗人最终仍认为自己坚持的处世原则是正确的，不过是梗直招尤而已。"曰余不敏，好善暗人，。。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创痏。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颇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等诗句，表面上有悔祸讼冤之意，骨子里则全无降心服罪之感，由于对自己无端被祸的愤懑痛苦感情，嵇康在诗中直书胸臆，疑古问今，寄心区外，神驰八荒，许多诗句直接写出了对司马氏及其帮凶的强烈抗愤。所谓"穷达有命，亦又何求"，表达了人各有志，政治迫害并不能让自己改变初衷的一份坦荡之心；而像诗末的"采薇山阿，散发岩岫"等句，分别用夷齐和许由之典，仍是毫不掩饰与司马氏不共戴天的敌视关系和决不为其所用的强硬态度。可以说，嵇康的人生信念是至死未变的。《幽愤》诗主要展示了嵇康内心理智与情感、性格的矛盾，而嵇康另外一些描写对仙境追求向往的五言诗，则显示了他因心中理想与现实的抵触，以致将精神的寄托从社会投向自然的情形。如他的《答二郭》诗之二、《游仙》等等。这些五言作品，同样表现了其诗"清峻"的风格。

①　《文选》卷四十。

②　据石声汉选释《齐民要术》选读本，农业出版社1961年版；1956年中华书局本《齐民要术》作"用炭易练而丝韧"。不作"用盐"疑误。

（四）时代之音--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1。阮籍的生平和为人阮籍（210-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人。生于建安十五年，比嵇康长13　岁。陈留阮氏是汉魏大族，代有名宦，家世有很高的学术文化修养。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在建安十七年逝世，阮籍3　岁就成为孤儿，由寡母抚养长大，因此他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事母"至孝"。

可能是由于阮瑀早逝和尚道不治产业等原因，阮氏家族中阮籍这一支家道中落，所以《世说新语》有一则阮籍兄子阮咸在七月七日晒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以调侃北阮的富有的故事①。尽管家境不富，但阮籍自幼才华出众又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长成之后，"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②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年轻时学击剑，技艺颇为高超③；又"嗜酒能啸，善弹琴"④；对老庄思想的领悟程度极高，可以达到"当其得意，忽忘形骸"⑤的境界。在对待当时一些炙手可热的权势官僚的态度上，阮籍也显得相当与众不同。他不慕虚名，莫测高深，将权位看得十分淡漠，且富于政治远见，为此而谢绝了许多大官僚的征聘。

从深层看，阮籍具有很高的抱负理想。阮氏"家世业儒"，阮籍自少就受到儒学的熏陶，故《咏怀》其十五中，有"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的诗句。阮籍内心，对传统的道德价值亦十分看重，他在《乐论》中主张"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咏怀》其三十九中也有"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人，气节故有常"的诗句；这首诗中"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方"的句子同祥是他"少有济世之志"反映。阮籍这样的思想渊源和理想抱负和当时黑暗恐怖的社会现实之间有多大的冲突，是不难想象的。他年青时几次拒绝出仕，很大程度也和他对社会现状的失望有关。

痛苦之下，阮籍转而在老庄思想中寻找安慰。他在老庄哲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对清谈名士倚为谈资的三玄，分别作有《通易论》、《达庄论》、《解老论》，思辨水平都相当高，甚至超过一些专门的学者①。阮籍诠释研究三玄的目的，并不仅是为了表现他对老庄哲学思想的崇奉，实际上，他是在玄学理论中加进了自己的理解，使原有的儒学信仰和老庄自然无为之道相互融合，形成一套新的适合自己的人生观，用以指导他在乱世里的出处抉择和处世之方。比如他作《通易论》，即是以传统儒学为基础，兼吸收老庄无为之说，以论证贤人君子在天道人事盛衰不同时的出处大节。而阮籍最终在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年第10　期。

②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　期。③　《三国志·魏书》卷11《邴原传》及注。

④　《晋书》卷91《儒林传》。

⑤　《晋书》卷94《隐逸传》。

①　羖羊，石声汉《齐民要术选读本》（农业出版社，1961年）释为黑羊；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释为山羊。今从后说。

《易》的"潜龙之义"中，引申出了儒学之士在非常之时应世的变通之法，即所谓"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亦即在乱世里士君子内心卓尔独立，不有畏惧，保持道义操守，坚忍不拔；外表行迹上则不妨与物推移，或仕或遁②。这样的人生哲学，实为内儒外道，而阮籍处世，无疑正是奉行了这样的原则。他平时的行为显得放诞不羁，完全无视流俗，但并非没有准的，实际比一些礼法之徒所为更合符儒学道德伦理。其"至孝"、"别嫂"等均是此类，故当时人说他"外坦荡而内淳至"。他虽然鄙视虚伪的礼法之士，但不像嵇康那样刚峻愤激。他常作青白眼，以白眼对那些伪君子，也常写一些游戏文章挖苦讽刺此辈，如《猕猴赋》讽刺追逐利禄之流犹如猴子，"外察慧而内无度"，"性褊浅而干进"，装模作样，实不过是人的玩物，受制于网罗；《大人先生传》更尖刻挖苦礼法之士是棉裤缝里的虱子，"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一把火来时，"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而"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因说到痛处，以致礼法之士对他"疾之如仇"。然而这不过是游戏文章，并不指名道姓，也不牵扯到现实政治。一到论及具体的人和事，阮籍就非常谨慎，"口不臧否人物"，或者"终日不言"，或者"言及玄远"，不涉世事。又常用酣饮不止，沉湎醉乡来回避一些政治是非。事急之时，或不辞妥协之计。譬如仕宦，阮籍早年因对世道失望而始终不肯应辟出仕，司马氏掌权后，士大夫拒绝其拉拢者有被害之虞，阮籍遂以"出身而纳智"①的态度接受了司马府的征辟，以此避免司马氏的猜忌，也令司马氏的党羽无法加害。而他任官是典型的"居官无官官之意"，十分放诞胡闹。所以这样的目的，不仅是因为他完全无意为司马氏效力，同时也是为了要让司马氏相信他不过是一个有虚名而无实际才干的人。

阮籍一生依靠这样的处世原则得到保全，虽政治立场始终不在司马氏一边，但终令"雄猜之渠长，无可施其怨忌"②。然而，阮籍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他内心实际上十分苦闷。其痛苦不仅来自旧有人生理想的破灭，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沦亡，汲汲防患的压力，而且也由于必须在政治上与司马氏虚以委蛇地敷衍。尽管有一些超旷的哲学作为安慰，但对于平息胸中的焦虑和愤激来说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阮籍的很多行为，如临岐路恸哭而返，吊广武山叹世无英雄，登苏门山长啸，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赋豪杰诗及佯狂放诞等等，都是他内心苦闷的宣泄方式。82　首《咏怀》诗，更是他心迹的充分显示。

②　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10　期。

①　李崇州：《我国古代的脚踏纺车》，《文物》1977年第12　期。

②　《南史》卷71《儒林传》。

2。《咏怀》诗的思想艺术特点畏于时势，阮籍在《咏怀》诗中只能用深隐不露的方式曲折表现他内心的情感，这就决定了咏怀诗的基本风格是《文心雕龙》所说的"遥深"，亦即是含蓄、隐晦，多用典故以至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词符号，寄托很深，主旨不易把握。钟嵘认为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①；直到清代王夫之，尚有"千载之下，了无觅脚跟处"②的评论。尽管如此，《咏怀》诗作为思想艺术成就很高的杰作，因富含哲思，寄意深微，又色采瑰丽，虽不尚雕琢而纵横跌宕，气势自出，所以尽管不能确知其意，读起来仍深具魅力。而许多诗所蕴含的多层喻意，给读者以很大的想象余地。

《咏怀》诗的内容非常广泛③，有记述其少年时建功立业之志的；有揭露黑暗政治和讽刺司马氏党羽的；有感叹人生无常、世途险恶的；也有阐发老庄玄理的。其主题亦并不仅止于《咏怀》，举凡咏史、游仙、招隐、玄言等这一时期诗歌常见的体裁都能在82　首中窥见其踪。

《咏怀》的写作和魏晋间的政治有极密切的关系，几乎每一首诗都和当时的历史事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连。在阮籍生活的时代，曹魏朝廷中曾有过4　次巨变，即高平陵事件、嘉平六年李丰夏侯玄被诛、同年秋齐王芳被废、甘露五年高贵乡公被弑。这几次事变加上许多士人的无辜被害，对阮籍内心有很大震动。尽管易触时忌，阮籍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杰出诗人，在诗中仍或显或隐地披露了历史的真相，揭露司马氏暴政，同情伤悼无辜，同时也批判曹氏统治集团所以酿成祸端的失政。而这些批评时政的诗，构成了《咏怀》诗的一个大类。

这类诗的诗意往往特别隐晦，诗中大量使用典故，其中有古典亦有"今典"。一些反复出现、反复使用的典故或语词。常成为一种符号代码，提示某种特定的实际含义（如人或事），一些诗本身具有双重甚至多重的寓意。如《咏怀》第十六首：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弛，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这首诗表面上写出了在暮秋之季的一种浩茫悲凉迷惘的感慨，这种感慨有可能是泛泛而发，也有可能实有所指。而了解其确切含意的关键，有时要看作者的为人和所处的时代。方东树说："夫诵其诗必知其人、论其世，求通其词，求通其志；于读阮诗尤切。"①因此，许多研究者更深一步认为，这是一首旨在感慨政局，讥刺邪佞，表示内心操守和忧患之心的诗。而联系当时史事细心察考，还可以发现，此诗中有许多蛛丝马迹，隐隐透露出嘉平六年深秋朝中的一场政治事变。

又如《咏怀》第六十五首：王子十五年，游衍伊洛滨。朱颜茂春华，辩慧怀清真。焉见浮丘公，举手谢时人。

①　《南史》卷71《儒林传》。

②　《南史》卷71《儒林传》。

③　《南史》卷25《垣护之传》。

①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

轻荡易恍惚，飘繇弃其身。飞飞鸣且翔，挥翼且酸辛。

"王子"是《咏怀》诗中常常用到的典故符号，往往具有特定含义。有人曾指出，"咏怀"诗中凡用"王子"或"王子晋"者，似皆指魏帝之年少者，盖传言王子晋十五而仙去也。"②这首诗主要用了两个关于"王子"的古典。《列仙传》说："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后于缑山乘白鹤驻山头，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又《逸周书》说："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晋而与之言，五称而五穷，逡巡而退，其言不遂。叔誉曰："太子晋行年十五而臣弗能与言""。"辩慧"一语亦出自此书所载太子晋与叔誉等人相答问之词①。从表面看，此诗颇像是游仙一类诗，然而又言"弃身""酸辛"，情调不似一般游仙诗的超旷而是相当沉痛。参考史实，可发现在"王子"的古典之外还有今典，许多语词与高贵乡公曹髦有关。如《通鉴》载，甘露元年，即位不久的高贵乡公"幸太学，与诸儒论《书》、《易》及《礼》，诸儒莫能及。"又与司马望、王沈、裴秀、钟会等"讲宴东堂，并属文论"。曹髦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甘露元年恰好只有十五岁。"王子年十五"以下四句，正是喻指了这时的情形。曹髦性子很急，史书说他"请召欲速"，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不能忍耐的性格，到甘露五年，他因不愿作亡国之君孤注一掷讨伐司马氏，交战中被司马氏死党刺死车下，时年仅20　岁。这种可悲的遭遇，正是所谓"轻荡易恍惚，飘繇弃其身"。所以黄节先生关于这首诗的案语说："伤高贵乡公而作也。。。诗中称其"辩慧"，如《志》载帝幸太学问诸儒事可证。陈寿评曰："高贵公才辩夙成，好问尚辞，。。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则诗言轻荡弃身，菲高贵其何指。"

这一类以用典方式隐晦揭露黑暗时势的诗在《咏怀》中有相当数量。与前一章所举建安诗歌中有"诗史"之称的作品相比，阮籍这些诗同样具有"诗史"的性质。但它们是另一种类型的"诗史"，具有与历史发展轨迹相一致的主观感情色彩，富于抒情性，是一个黑暗、恐怖，善恶混淆时代仅可能有的真实记录，也是人们心灵痛苦的真实产物。其认识价值，并不减于前一类诗史①。沈德潜说"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②，正是此意。

阮籍抒写其内心强烈的忧生忧世之感的诗，构成了《咏怀》诗的另一大类。这样的感慨是和当时的社会现实，阮籍内心对危机的强烈预感和对世道人心的深刻认识，以及他悲天悯人的仁者胸怀是分不开的。实际上，尽管阮籍极力想用齐一大化、洞贯死生的老庄自然哲学来安慰自己，但强烈的苦闷仍然难以排遣，这种苦闷流露在《咏怀》诗中，就成为忧伤的主调。

在《咏怀》第一首中，读者即可以体会到几乎贯穿于全部《咏怀》诗中的"忧伤之旨"③：②　《魏书》卷七，《高祖纪下》。

①　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3　页。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0期。

②　朱龙华：《从"丝绸之路"到马可·波罗--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268　页。

③　叶奕良：《"丝绸之路"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50页。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全诗笼罩了一层深秋的悲雾，显示了诗人孤独无偶而万感交集的巨大忧思。"夜中"二句一开始就写了诗人夜深人静无法入睡，起来弹琴。可是诗人并不明说所以不能入寐的原因，只是告诉读者有淡淡月光照在帷幕上，凉风吹动了衣襟。这种欲说还休的含蓄表述，尽管无一字着笔，已足令读者感到在无边黑夜中那种难以言传也不敢言传的痛苦悲哀。"孤鸿"二句借前文烘托出的氛围写黑夜里的所见所闻，用悲切的鸟声进一步传达内心的哀愁。诗末写诗人在无可奈何之中独自徘徊环顾四周，除了自己无法排遣的"伤心"之外，陪伴在旁的仍只有无边无际的孤寂与忧愁。"忧思独伤心"，是全诗的主调，通过它，读者真切地看到了一个孤独忧愤的诗人的形象。而诗人之所以如此，则是如方东树所言，有所谓"幽旨"存在。

从个人角度而言，在当时，阮籍虽以纵酒任诞，韬迹于司马氏之门而使生命暂时得到保全，但精神上则始终受到外来敌意和内在痛苦的包围。《咏怀》其二五中有这样的诗句："拔剑临白刃，安能相中伤，但畏工言子，称我三江旁"。据考证，这首诗作于甘露二年（257年）司马昭挟魏帝及太后车驾东征起兵淮南的诸葛诞时。当时钟会随军同行，常在司马左右，而此人之工谗是极为有名的。所以阮籍在诗里写出了对钟会（亦应有何曾）之流谗害不已的忧惧。大致与此同时的另一首诗中，还有"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①的诗句，诗人汲汲防祸的忧患之心表露得更加清楚。关于内在的痛苦，《咏怀》其九写得很深刻：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寒风振山冈，玄云起重阴。鸣雁飞南征，鶗鴂发哀音。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从社会角度，阮籍看到了很多发生在他身边的悲剧，感知到世事的无常，从中得到深刻的教训。在《咏怀》其六中，阮籍因曹爽集团的失败而发感慨：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由于阮籍对世事极深的洞察力，他对于一去不返的尘世繁华和今后岁月里的危机有不抱幻想的预感，而且也能感知到在巨大的社会危机到来时个人的渺小和孤独。如《咏怀》第三首所写：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诗中写到东园桃李花开，一度有过春天的胜景。可是这一切不过如过眼烟云，秋风一起，芳事凋零，繁花万朵变成昔日华堂上无边的荆棘。通过"繁华有憔悴"以下数句，诗人将视角从自然景物移向人世，告诉人们，人事的盛衰也像春花凋谢一样，任凭再显赫的钟鸣鼎食之家，一旦主人得祸，人亡家败，高堂上很快就会刺荆丛生。这种情景，在封建社会当然是极普遍的现象，后来的一部《红楼梦》，说尽了这方面的辛酸。然而在政局变动十分剧烈，官僚名士"朝为伊周，夕为桀跖"①，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魏晋之际，诗人的这些感慨，无疑是更具有特别的寓托的。因感到朝市的黑暗可怖，所以诗人希望

①　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第八》。

①　《颜氏家训·勉学篇》。

及时摆脱羁缚，驱马到昔日夷齐采薇的西山去避世，由于自身尚难保全，甚至不能顾及妻儿。然而岁暮严霜之下，草木同枯，又有谁能逃过天地间的大劫难呢？阮籍用如此沉痛决绝的诗句来表述当时人人自危的社会空气及危机迫在眉睫的巨大惶恐，其内心的忧惧愤郁和绝望可想而知。而身为一个有如此觉悟深度的敏感诗人，阮籍在当时社会注定了只能是彻底孤独，疏离人群的。

八十二首《咏怀》诗，内容非常丰富，情感极其复杂，本身自成一个广懋幽深的世界，在文学史上有不朽的地位。概括而言，阮籍是自有五言诗以来第一个多产作家，其作品数量远过于前人。继曹植之后，阮籍《咏怀》，开创了五言诗创作的一个新境界，使五言诗完全摆脱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咏怀》诗中抨击黑暗，向往理想的精神，继承发扬了《诗》、《骚》的优秀传统，其寄意深微的创作方法，对后人也有极大影响。具体而言，《咏怀》诗中最值得重视和称道的艺术手法，是托物喻情，促进感发，使"言有尽而意无穷"①，展现幽远思绪的比兴手法。而阮籍之用比兴，较之《诗》、《骚》以美人香草喻贤人君子，以恶鸟臭草比奸邪小人的传统手法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一方面常对自然景物赋与富有感情色彩的描绘，通过反复泛化，使比兴物具有多重喻义，有的甚至成为某种象征符号。而这类象征符号每以其丰富的形象意义和情绪性引导读者的想象和联想，触发读者的情绪感应，帮助读者把握象征物后面的东西，从而使作品产生极强的艺术效果；另一方面则大量采用"用典"的方法，典故往往有"古典"和"今典"两重意蕴，极大地丰富扩展了比兴的内涵和表现力，作品也更加含蓄曲折，言近旨远，更具感发力，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领悟到某种深邃的东西。这样的艺术手法，在当时也有迂回的保护作用，使统治者抓不到把柄，诗人藉以避祸远害。在后世黑暗专制政权压制下，许多诗人常常用类似手法来进行创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郭璞、陶渊明、庾信等，都是受到阮籍《咏怀》诗影响的诗人。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1972年第3　期。四、两晋文学（上）

两晋150余年的历史，经过西晋一个短暂的统一时期之后，即陷入了更严重的战乱纷扰，最后是立国江南的东晋伴随始终不绝的内忧外患，偏安一隅。和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状况相一致，两晋文学创作活动也经历了一个从繁辞缛采到玄远虚澹的往复变更。虽然在为文的技巧理论研究方面较前有更大发展，文学活动的种类亦从诗赋扩展到其他方面，然而建安文学的风骨乃至魏晋之际文学的遥深思致却渐趋哀颓没落，仅有少数优秀的作者能在思想艺术上嗣其微响。

（一）短暂的升平之世与思想文学潮流司马氏在263年出兵灭蜀汉，两年后即行代魏，建立西晋。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成为开国皇帝，是为晋武帝。公元279年，西晋派大军五路伐吴，战事顺利。到第二年即太康元年，吴国灭亡，西晋统一了中国。平蜀和平吴之役都历时很短，又都是取乱侮亡，基本上没遇到抵抗，所以南北社会没有受到多少战乱的破坏。到统一后的太康年间，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的措施，故在西晋前期短短20年左右，政局尚稳定，经济也一度繁荣。史家称此时是"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①。然而从深层看，此时的社会仍是相当黑暗，并潜藏危机。政治上，宗室王族、外戚后党及在朝中居高位的官僚大族这三股势力把持大权②，在九品中正制的保障之下，选举人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出身社会下层的正直之士，备受压制，几乎没有进取机会；侥幸进入仕途的寒士，纵有俊才，但仍免不了"为时豪所抑"③的命运；由于大族官僚狭隘的门户之见，在政治生活、仕宦进取中受到排挤歧视的，尚有被视为"亡国之余"的南方之士，而洛中权贵对南士的排挤，引起统治集团更为错综复杂的矛盾④。当时一位"宦孤人微"的小官段灼上表直陈政事之阙说："今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士，安得有不陆沉者哉！"⑤作为门阀政治的必然产物，垄断政权的豪门腐朽糜烂，骄纵虚伪，行事唯家族或集团私利是图，自最高统治者以下，几无人能以国家理乱为念。朝中党派林立，政争不已，风气奔竞，纲纪隳乱。由于热衷荣贵，官僚朝士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像平吴之后的二王争功，王戎、和峤等人的孜孜求利，都是史有明书。至于奢靡夸富，侈汰无已，更是何、石、王、贾等贵戚公卿竞以相高的时髦风尚。所以就在武帝当朝，天下一统的表面繁荣时期，政治已呈现"朝廷宽驰，豪右放恣，交私请托，朝野溷淆"①的局面，一场更大动乱的根苗已经在社会中种下了。此外，由于晋武帝其人在立嗣问题上的虚伪态度，又使党争嚣然的西晋朝臣围绕司马攸和司马衷的皇位继承权问题，形成齐王派和太子派两大集团，而武帝的宠爱后党，以至三杨用事，排挤贤才，为太子一派张目，进一步加深了矛盾，最终促成八王之乱的爆发。就在晋武帝死后不久，在他生前积聚起来的各种矛盾就逐一爆发，太康以来的繁华亦化为乌有。首先是八王之乱，在这场历时16年的宗室相残中，许多著名的文士都未能幸免于难；其后则是各族流民豪右纷纷起兵，中原狼烟四起，仅存的文学之士也丧失了向来的容身之地。随刘聪石勒的精兵相继攻下洛阳长安，全歼了司马氏在中原的政治军事力量，西晋最后于317年灭亡。

在思想领域，玄学发展到西晋时期，原有的异端性质已有了很大改变。

①　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1　页。②　李崇洲：《中国古代各类灌溉机械的发明和发展》，《农业考古》1983年第1　期。③　《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

④　《高僧传》卷7《竺道生传》。

⑤　《晋书》卷四十八，《段灼传》。

①　《南史》卷70《郭祖琛传》。

当初竹林名士以自然非议名教，以至倾向于"无君"的思想，使统治者觉察到对自然本体过于强调，任其无限发展可能会给自身统治带来的威胁；另一方面，司马氏篡政已成，王、何、嵇、阮等名士在人身上已被司马氏消灭，继续崇奉他们所倡导的哲学，对司马氏麾下的名士官僚，多少有点讽刺意味，而前者思想上的高境，后者亦实难企及。因此故，西晋统治者在重申"以名教治天下"的同时，也要致力于使魏晋玄学成为统治集团完全能够接受的思想哲学。于是一些素来精研名理之学的礼法之士，出面对玄学本体进行了一番从"无"到"有"的改造。如裴頠的《崇有论》，即是从"体""用"诸方面，全面论证了"贵无"之说对现存制度的危害之处，以为"夫万物有者，虽生于无，然生以有为己分，则无是有之所遗也"①；而且"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②不过这一时期士大夫思想上仍存在不同宗尚，自然名教孰先孰后的争论甚至还介入了西晋朝廷中的党派冲突，譬如当时朝中发生的庾纯贾充酒后争言事："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卿为无天地！"纯曰："高贵乡公何在！""③实际上则体现了标榜名教与尊崇自然的两派朝士间的互相诋毁攻击。尽管如此，在统治集团的大力提倡之下，西晋士人的思想宗尚，还是较前发生了很大改变，渐从重玄远之高韵，转为重现实之实有。

到八王之乱爆发之后，尖锐的社会冲突使官方提倡的一些哲学理论再次受到挑战。为了彻底改变玄学的异端性质，完成玄学与统治思想的合流，郭象在裴頠《崇有论》和昔日向秀《庄子注》的思想基础上，对三玄中的《庄子》详加诠注，对威胁到名教合理存在的玄学本体，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巧妙取消。郭象注《庄》，不仅否认万物的本原是"无"，也不言生物者为"有"，而是完全避开"有""无"之争，宣称"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④。这种万物自然而然，自生自灭的玄冥独化理论，消泯了名教自然孰本孰末的矛盾。为西晋名士所津津乐道的"老庄圣教将无同"、"名教中自有乐地"提供了一个"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山林之中"，"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⑤的最高理想人格理论。山林与庙堂，自然与名教，从此成为彼此相通的一物两面。

西晋社会的政治思想状况，给文士的精神面貌和创作活动都留下了极深的印记。西晋前期较安定的20年中，良好的生活环境，给文士的创作活动提供了条件，而建安以来各种文学形式的成熟进步，也为此时期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基础，向诗人们展示了足资效仿的典范。因此，太康时期的文坛颇为繁荣，其中重要的作者，有二陆（陆机、陆云）、三张（张华及张载、张协兄弟①）、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以及傅玄、傅咸、挚虞、石崇、欧阳建、何劭、孙楚、张翰、成公绥等等，钟嵘称之为"文章之中兴也"。然而从创作的主流看，此时期的文学之士对《风》、《骚》的精神，建安之风骨甚至魏晋之际诗歌的幽远深邃意境，却很少有所继承。此种情形，

①　《周书》卷35《薛慎传》。

②　《陈书》卷19《马枢传》。

③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15-116　页。④　郭象：《庄子·齐物论注》。

⑤　郭象：《庄子·大宗师注》。

①　张荫麟：《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清华大学学报》第二卷第3　期，1925年。大体缘自思想与社会政治两重因素。在思想方面，当然首先是由于受到裴頠、郭象等人改造过的玄学理论影响，一般文士，内心中已经感受不到天道与人事、自然和名教之间的深刻对立，所以其作品中更多出现的，是对现有统治秩序合理和谐的肯定和赞美。由于思想上缺乏真正的思辨力和批判精神；其作品在本质上亦每每流于肤浅和平庸。而崇有贵形的哲学本身，无形中也会导致在作品中更看重辞采技巧等外在层面的东西。在政治上，则是由于经过魏晋之际政治风雨之后，司马氏对文人的态度愈加不假宽容，而文学之士屏息敛气，战战兢兢归顺新主，不复敢在司马氏淫威下表现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史载"雅好读书"，有文学之才的向秀在嵇康被诛后"失图"，举郡计入洛，面对司马昭咄咄逼人的发问，只能"逊辞免祸"；入洛时作《思旧赋》，除念旧友外，亦吞吞吐吐为司马氏隐讳；以后混迹官场，逐步迁升，文学上则不再有什么建树①，其事例很典型地表现了当时文士人格上的艰困处境。而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入仕方式，实际上亦扭转了士大夫对世事的态度，士人唯留意关注个人的仕宦前程，眼界胸襟都较前代变得狭小。正因如此，此时的大部分文士的作品中，既没有建安诗人那种忧国忧民，建功立业的精神，亦没有魏晋之际诗人用含蓄隐晦方式表露内心激愤的勇气。以最讲究"识鉴"著称的西晋士大夫，大部分人的诗赋里却偏偏看不见对国家未来危机的忧虑和预见，当时社会尖锐的各种矛盾，很少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之中。甚至包括张华这种较为正直公忠，有政治之才的官僚，本身处在危机四伏，八王之乱已经开始的环境之下，其作品也依然显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②。而当时对未来的严重危机作出警告的，往往是一些并不跻身文学创作的乡野方术之士。像敦煌索靖在满朝晏安升平景象的元康九年对洛阳宫门前铜驼所发的"会见汝在荆棘中"③这类强烈悲慨，在本应十分敏感的同时代诗人的作品中就很少出现。

当时的大部分诗人，在晏安的生活中将自己主要的创造力都沉溺在技巧性的雕琢辞句之中，用大量官场赠答，诗酒应酬的作品去表述了一种较为平庸的精神情怀。他们忽略了建安诗歌的本质而继承了它的外在形式，并力求让这些形式进一步发挥完善，在语言、句法、声调的讲究上不遗余力，因而造成了诗歌作品"镂金错彩"的流行趋向。与建安和魏晋之际的作品相比，西晋诗有两大突出特点，一为重情，次为重形式。前者不同于建安诗中的慷慨任气而略似其注重个人情感抒发的一面，尤其接近曹丕在其诗中表现出来的新巧哀怨，境界狭小的那种用情类型。西晋人写哀情、怨情的许多篇章，尽管写得真切流畅，但往往局限在个人的家庭、亲友、仕途的范围之内，所折射的社会现实与作者的人格精神甚微，对人心的感发力也是比较弱的；在重形式的方面，则实际上开启了南朝谢灵运一派重视技巧藻采锤炼雕琢字句之先河，进而成为南朝文学的主流。正因如此，钟嵘在《诗品》中，将许多太康以来的西晋诗人列入上品。《文心雕龙》则有"晋世群才，稍入轻绮"的评语，而"轻绮"之"轻"，显与"沉郁"相反，多少说明了思想情感的浮浅淡薄；至于所谓"绮"，即是风格形式上的华丽雕琢，这正是西晋文学

①　王振铎：《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原载《史学月刊》弟3　期，1937年。今转引自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见钟嵘《诗品》卷中《晋司马空张华诗》。

③　见《通鉴》卷八十三晋惠帝元康九年。

创作主流的特点。

不过也必须注意到，西晋文学，除了呈现上述主流之外，也确有另一派风格迥然与之不侔的作者存在。他们的创作或是表现了门阀政治下寒门之士内心压抑不平的牢落之气，或是表现了在天地翻覆的社会大动荡中豪杰志士以身许国的忠愤之志，因此而能与建安风骨精神相通，风格上也一扫西晋诗的轻绮华靡而显示出雄健清刚，慷慨感怀的气概，独冠当时。这类作者前有雄视太康的左思，后有两晋丧乱间怀定乱之志、负俊上之才的刘琨郭璞，他们与古今杰出诗人精神怀抱间，相通处依稀可辨。所作具有极高的思想艺术价值，足以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优秀作品之列。然而这类作者多孤高绝俗，确实不能代表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

（二）太康文坛的繁荣与凋落太康（280-289年）是晋武帝平吴统一中国后所建的年号，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年号。从太康元年到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年），约20年时间，朝中虽小有变乱（如武帝去世、贾后弄权、三杨被诛等等），但赖一、二正人扶持，基本维持了一个安宁的局面。陆潘左张等西晋文人的创作，从太康前后开始，也有20余年的繁荣期。到公元300年以后，兵戈纷乱，朝廷播越，原聚集洛下的文学之士死亡离散，从事文学活动的环境条件不复存在，太康以来盛于一时的文坛也就此凋零了。

1。"太康之英"--陆机潘岳等人的文学创作钟嵘在《诗品·序》中说："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的确，陆机等人可以称得上太康时期文学创作活动的主要代表。

（1）陆机陆机（261-303年）字士衡，吴郡（今江苏吴县）人。祖父陆逊，是吴国的丞相，父陆抗，为吴大司马，几位叔父，也都是吴国的重臣名将，陆氏家族先后仕吴"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①。陆机从小有优裕的生活条件和深厚的学术文化修养，《晋书》称他"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②受家风影响，陆机仰慕父祖，一向有追求功名的强烈愿望，希望能通过努力事功，恢复祖上的光荣。这一信念，为陆机毕生所坚持，成为支配他出处抉择的一大重要因素。

陆机20　岁时吴国为晋所灭，在战争中，他有两个哥哥被晋军所杀。经历了亡国打击的陆机和其弟陆云回到华亭故里，闭门读书十年，文学才能得到更多的磨练。在这一时期，陆机开始了他带有学习模仿性质的诗文创作，写了《拟古十二首》和一部分乐府诗，以及《辨亡论》、《述先赋》、《祖德赋》等文章和辞赋。

吴亡之后，尽管西晋统治者对东南大族有相当的优待，保存了他们的基业，甚至允许他们继续复客领兵，但对大族中的出色人才，依然是不放心的。因此每每用"举清能、拔寒素"的名义，将大族人士召到洛阳。陆机和陆云兄弟也就是在闭门读书十年后，在太康九年奉到"举清能"的诏令，于次年与顾荣等人一道赴洛入京的。

陆机兄弟作为"亡国之余"入洛，难免受到洛中权贵的排挤。为了跻身仕途，扬名显身，陆机拜访了文坛领袖张华，再由张引荐结识了许多官僚文士，崭露了才华。次年，陆机被太尉杨骏辟为祭酒，从此卷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漩涡。由于过于热衷仕进，所以尽管当时政治中已潜伏了很大的危机，而且自己的仕途也并不十分顺惬，但陆机仍不肯激流求退。以后，他们两兄弟还投到贾谧门下，和潘岳等人一样，成为"二十四友"，而在八王之乱的混战中，性格亢直的陆机最终没有逃过被人谗害的命运，和弟弟陆云一道被成都王颖所杀，年不过43　岁。

陆机政治上志大才疏，是个典型的封建才士。他有一定的正义感，又有强烈的功名心，为人热衷，但政治见识并不高明。他以被洛中权贵歧视的南人身份卷进当时的政治冲突，其人生悲剧是难以避免的。在文学上陆机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其作品有诗、乐府、赋、文、连珠及文论、史论、书法等等，张华称他为"大才"。他的诗，现存104　首，数量可观，其内容大致有三类，其一是拟古诗、拟乐府等模仿练笔之作，艺术上颇见精巧，有的甚至超过原作；其二是入洛后所写的奉制诗、应酬诗、代作诗等，多为浮泛之作；其三则是表现他内心的失国之感、政治理想、仕途坎坷等复杂感情的诗，有一定思想艺术价值。如他的《赴洛道中作》二首：总辔登长路，鸣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

①　刘仙洲：《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文物》1964年第6　期。②　《三国志》卷五十三《张紘传》，《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九"福州"条。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沈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其一）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其二）这两首诗作于太康末年赴洛途中，诗中描写了一路上的惨淡景色，和诗人国破后又要远行应征出仕的凄凉心境十分相近。第一首中"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隐有《诗经》"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意①，多少可看出亡国后诗人内心的某种沧桑翻覆感。全诗写景细致，情致沉郁，在陆机的五言诗中，这二首属于比较清新可诵又有一定思想内容的作品。不过诗中字句的雕琢意味还是相当明显，像第一首的第五、六两句，第二首的第三到第八句，抒情写景纯用排偶，炼句伤意，多斧凿之迹。

又如《招隐》：明发心不夷，振衣聊踯躅。踯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激楚伫兰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飞泉漱鸣玉。哀音附灵波，颓响赴曾曲。至乐非有假，安事浇淳朴。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招隐诗的写作在西晋太康诗坛颇为盛行，其旨趣则和楚辞中淮南小山之作大为相异。楚辞之招隐，是招山林隐逸之士出山，表示"山中兮不可以久留"之意，而魏晋以来的招隐诗，则是招人入山隐逸，将人世间视为烦恼之地，而以山林为宁神静思的盘桓之所。这一变化反映出两汉魏晋时代思想风俗的不同，尤其表现了太康诗人那种"一方面在现实生活里想攀托权门，一方面却又警觉危机四伏"①因而向往山林的微妙心境。陆机的这首《招隐》诗也是如此，由于作者本人并无绝弃富贵功名的归隐之想，所以通篇所写，无非迎合潮流，表现才华，真情实感既少，诗中所发感慨也略嫌浮浅而无新意。从艺术上看，则全诗词藻工丽，写景刻炼雕琢，颇有奇警之句，但通篇显得缺乏生气，体现了陆机诗的一向风格。

陆机集中的拟古乐府诗有50　余首之多，内容广泛，虽情意朴拙真挚不若古人，但辞采铺排富丽，巧思过于原题。除去一部分模拟练笔之作，亦有相当数量是借古题抒发怀抱，写切身之感，颇有可取。如《门有车马客行》：门有车马客，驾言发故乡。念君久不归，濡迹涉江湘。投袂赴门途，揽衣不及裳。拊膺携客泣，掩泪叙温凉。借问邦族间，恻怆论存亡。亲友多零落，旧齿皆凋丧。市朝互迁易，城阙或丘荒。坟垄日月多，松柏郁芒芒。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

诗中表现了诗人在吴亡后的内心创痛以及由此生出的无穷感叹。联想到作者身世，可知诗中的感慨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有相当时代社会意义的。又如他的《君子行》：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休咎相乘蹑，翻覆若波澜。去疾苦不远，疑似实生患。近火固宜热，履冰岂恶寒。掇蜂灭天道，拾尘惑孔颜。逐臣尚何有，弃友焉足叹。福钟恒有兆，祸集非无端。天损未易辞，人益犹可欢。朗鉴岂远假，取之在倾冠。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这首诗是陆机入洛卷入复杂的宗室王权之间的政治纠葛后的感喟之作。古《君子行》有"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之句，陆机此篇，主要围绕此意展开，显然有许多切身感受在内。他总结古人处世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人生一世祸

①　《晋书》卷92《左思传》。

①　《梁书》卷33《刘孝绰传》。

福变化不定，行为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严重误解，连圣贤也不能免祸。这表明他对当时时局的险恶多变，自己身处其间，难避嫌隙，命运前途亦复难以预料的情势，已经有一定认识。然而由于他常常天真地高估自己的政治才能，对涉足政治存有幻想，所以这首诗在最后也同样一厢情愿地认为仅靠人的主观努力，即可防患于未然，实际是忽视了原题的"不处嫌疑间"之意。这一点当然是由他一向的立身为人之道所决定的，以后遭杀身之祸，同样和他的这种功名幻想分不开。

陆机的诗在当时颇受时人推崇，《诗品》将其置于上品，认为是"才高词赡，举体华美"，"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从他渊雅的学问，做诗的章法技巧及对后世的影响来看，陆机也确实当得起"大家"之称。其诗的好处在于气象弘丽渊深，言理辞切事显，述情婉转惬心，每有感恨之辞，时出新辞美意①。而诗中最大的毛病，则在于内在思想本来缺乏真正的深刻，较为平庸浮泛，但在语言形式上却过分加工雕饰。所以《文心雕龙》认为他"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②。

就艺术上而言，由于陆机诗过于"尚规矩"，刻意追求某些诗歌的外在表现形式，反而给他的诗带来诸多缺失。一方面表现为因为读书太多而熔裁不够，所以"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思能入巧而不制烦"③。以致其诗"缛旨星稠，繁文绮合"④，常在主旨之外广泛设喻，而譬喻掩盖主旨；为求古奥，又每将诗中意思借古典成言表示，而所用古典成言往往包含了比他的本意更多的内涵，以致语意显得深隐芜杂，无法制驭，仅有的一点诗味亦湮没其中。另一方面，在字词句式上他也刻意求深僻而避免浅近。用字遣词每喜用一些生硬拗捩，锤炼过刻的字词而摒弃清新流畅的自然表达，以致诗中每见意浅辞深，僻字伤意之病。如《拟古》中将"涉江采芙蓉"改拟为"上山采琼蕊"；将"青青河畔草"改拟为"靡靡江离草"均是其例。句式上则极力追求骈偶整对的效果，为此而不顾句子的生硬板滞，不合句法，甚至不惜将一句可以说完的意思拉成两句，像"天损未易辞，人益犹可欢"、"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等，均是这类生硬冗复的骈偶句子之例。当然，在古代诗歌开始趋向俳律的初期，陆机作为最早的开创者，诗中出现这种情形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他对诗歌外在形式美的多方追求，不论成败，对当时时代是有很大影响的。

（2）潘岳潘岳（247-300年）字安仁，荥阳中牟人，出身于一个中小官僚世家，父祖的官职虽都不超过二千石，但比较清贵。潘氏一门，从魏到晋，都有文名，叔父潘勖，即是曹魏时期小有名气的文学家。潘岳从小受到文学的熏陶，"总角辩慧，摛藻清艳，乡邑称为奇童"①，长成之后，才华和容貌都很出众，后来和当时的高门弘农杨氏缔结婚姻，成为大官僚杨肇的女婿。不过潘岳在仕途上并不顺利，虽早在泰始二年即被荀觊辟为司空掾，但却10年不曾升迁。后又到贾充府中作太尉掾，仍是沉沦下僚。由于卷入朝廷党争，潘岳两

①　《晋书》卷24《职官志》、卷48《阎缵传》、卷82《王隐传》。

②　《南齐书》卷52《檀超传》。

③　《晋书》卷82《习凿齿传》。

④　《魏书》卷7《高祖纪》。

①　《晋书》卷39《荀勖传》。

度出为县令，回朝之后，也一再遭遇挫折，几乎性命不保。但热衷功名的潘岳并不想退出官场，为求仕进，他选择贾充为靠山，进而投靠最受贾妃宠信的贾谧，成为其门下"二十四友"之一，不仅向贾谧贡献文才，甚至有"望尘而拜"的佞媚之举。后来他还参与了贾氏陷害太子的阴谋，太子因此被害。②以后野心勃勃的赵王伦起兵杀贾氏党羽，潘岳也由于仇人孙秀的推波助澜，被诬告谋反被杀，并夷三族。

潘岳在太康文人中颇有代表性，他文学上与陆机齐名，但比后者思想更加浅薄，政治抱负更加微不足道，对功名利禄的渴望却与之不相上下。但潘岳毕竟未能进入高层统治集团，作为封建时代一个懦弱的文人，他的人格有很可鄙视的一面，但他对亲友的情感亦有真挚动人的一面。由于他常是官场倾轧的牺牲品，所以对世道宦途的黑暗也有一定了解，在诗中偶尔流露出一点正义感。他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作品的基本风格。在潘岳的作品中，赋、诔等文体占了相当份量，有些历来极负盛名。诗作中较有价值的，有《关中诗》、《悼亡诗》等若干首。

《关中诗》作于元康九年（299年），是一首较长的四言诗，共16　章，《文选》卷20　收入此诗。诗中记述了从元康六年到元康九年关中齐万年起义的经过。长期以来，由于西晋对待西北少数族人民的态度，氐、羌等族与晋室的矛盾已趋于激化，自元康初年赵王伦出镇雍梁以后，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六年，遂爆发齐万年起义。朝廷派建威将军周处出兵征讨，周处为人刚直，曾任御史中丞，对洛中权贵多有得罪，此时镇关中的梁王肜等乘机报复，逼周处以5　千军迎战齐万年7　万人马，并断周后路，周处因此陷于绝地，力战而死。后又经近两年的战乱，到元康九年正月，朝廷才消灭了齐万年，勉强结束了这场军事。此时潘岳为黄门侍郎，奉诏作《关中诗》，他以文人的正义感，在诗中赞美了周处的忠勇，揭露了无耻武将的贪功，对实为"乱首"的赵王伦隐寓讥刺。他在诗中以沉痛的语气控诉了这场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痛苦："哀彼黎元，无罪无辜，肝脑涂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俾我晋民，化为狄俘"；"斯民如何，荼毒于秦；师旅既加，饥馑是因；疫疠淫行，荆棘成榛"。史载元康七年周处战死后，雍州疫疾流行，关中则大饥馑，米斛万钱，人民卖儿卖女，骨肉分离。潘岳所写，不仅是当时惨状的实录，也在客观上揭露了西晋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无情。而潘岳能在这首本意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应制之作里写出这样的诗句，可看出他内心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良知和对人民的同情心的。

潘岳和妻子杨氏感情很好，元康八年秋，他妻子在洛阳病故，潘岳极为哀痛，写了《哀永逝文》，以寄托哀情。在服丧一年之后，潘岳必须离开妻子的茔墓回朝复职，为了排遣依然强烈的哀思，又作《悼亡》三首。三首诗写得宛转凄恻，一往情深，是千古流传的名篇，尤其第一首：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黾勉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庶儿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这首诗围绕与亡妻幽明永隔的深深哀叹，通过由物及人再到时令物候的层层②　《周书》卷47《冀俊传》。

叙写，表达了真挚感人，生死不渝的伉俪深情，对后世这类诗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

潘岳文体清浅，善用赋体。一般认为他最擅长写哀情，其作品的基调是悲而不壮，哀而不怨，有一种"清绮哀艳"的独特韵味。潘岳的语言华美流畅，不取缛采，用典浅近，文笔轻敏，情文相辅，与陆机的深奥板重有很大不同，而体气比陆更显柔靡。人们常将他们二人的风格和艺术成就比较而论，如孙绰说："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谢混认为"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钟嵘则认为"陆才如海，潘才如江"，都是当时人的意见，有一定道理。

（3）三张及其余作者除潘陆外，三张二傅及元康后期厕身贾谧"二十四友"的若干才士，亦都积极参加了太康以来的文学活动，作为"太康之英"的辅翼，他们的创作成就，也是很令人瞩目的。

三张中，张华（232-300年）字茂先，范阳方城人，出身寒素，少年时曾受到阮籍的称赏。张华在朝中不仅是一位正直公忠器识弘旷的名臣，也是一位博学多闻文才卓异的士林领袖，史言张华好人物，诱进不倦，贫贱候门之士但有一介之善，便为之延誉。一时文士如二陆兄弟、顾荣、束皙、贺循、陈寿、刘颂、阎缵、挚虞、左思等，都曾受过张华的吹拂。太康文坛的繁荣，实际上也和他的奖掖提携有关。张华的创作，诗文赋俱有，其所作诗篇有拟乐府、杂诗、情诗等，大体辞藻温雅，风格新巧妍冶。如他的《情诗》5　首，主要描写闺房中的思慕之情。譬如其中的第三首"清风动帷帘"和第五首"游目四野外"两首诗，分别写了思妇与游子彼此的思念，前一首诗中述思妇怀想"处遐远"的"佳人"，在闺中夜不能寐，感慨万千的情状，写得思致精巧，情景交融；后一首诗写游子在野外对闺中妻子的想念，和思妇的宛转情肠相比，游子表达自己的心情要更率直一些，"佳人不在兹，取此欲谁与"，"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都更带有男儿的质直口吻，同样是相当感人的。

张华的诗，一般认为是"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殊不侔他作为公忠弘毅谋国之臣的身份，当然这与当时文坛的流行风气有关。不过张华的文学创作，也确实还有表现雄才大志的豪宕超迈之作，譬如他的乐府诗《壮士篇》等，不能一概以"儿女情多"而论。

张载张协兄弟，一字孟阳，一字景阳，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诗歌创作的才能以张协为优，而张载所长，特在赋论铭文。二张之父作过西晋蜀郡太守，张载曾在泰始中入蜀省父，作有《叙行赋》记述路途所见，颇有壮采；所作《剑阁铭》，在描写剑阁形胜险要之外，亦提出历史鉴戒；在成都还作有《登成都白菟楼》诗，描述蜀地市井繁荣之状，有一定史料价值。张载还曾作《榷论》指摘时弊，抨击世族的把持仕途，言辞激烈，可见其心中的愤世之情。他的两首《七哀诗》，感时伤怀，凭吊古今，情意萧瑟，哀思难任，虽仍不脱西晋诗缘情清绮之格，但较之时人，自有高境。

张协之诗传世者仅10　余首，但都具相当的思想艺术水平。《诗品》将他列在上品，称其诗"文体华净，少病累"，且"词彩葱茜，音韵铿锵"，"雄于潘岳，靡于太冲"①，评价比较准确。大约作于他晚年的《杂诗》10　首，

①　引自《本草纲目》卷三十六"楮"。

尤其代表了他在当时社会中的无限忧愤之思，有论者认为是"（阮籍）《咏怀》（渊明）《拟古》之俦"②。如第四首：朝霞迎白日，丹气临汤谷。翳翳结繁云，森森散雨足。轻风摧劲草，凝霜竦高木。密叶日夜疏，丛林森如束。畴昔叹时迟，晚节悲年促。岁暮怀百忧，将从季主卜。诗的前四句先用"巧构形似之言"描述了秋日里由晴转阴，繁云密结，雨丝散落的情景，随后即结合平生身世，写出一派肃杀萧瑟的秋气，并由此发出生命徒老，壮志难遂的深深感慨，表现了诗人不愿与世同流合污的高尚志节。从某些方面看，张协的不少作品，风格确有和后世陶渊明相近之处。

其余诗人中，傅玄傅咸父子之作亦颇有可观。尤其傅玄之诗，论者认为是"抗心高古，不屑于流俗"，无浮靡之气而多奇趣③，其诗风适与史传中所言"刚劲亮直"④的性格一致。他的乐府诗，继承了汉代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多叙事之篇，能揭示出一些社会问题，如《豫章行苦相篇》篇。有些依古题改制的诗在保有原来古朴劲直的风格之外，又每出新意，在艺术水平上超过原题。如《秋胡行》、《秦女休行》等，均可称为辞意并胜。②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56-58　页。③　《南史》卷75《戴颙传》。

④　《宋书》卷71《徐湛之传》。

2。"左思风力"

左思（约250-约305年）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人，号称战国时齐公族左公子之后，故姓左。实际上，左家世为寒门，其父左熹只做过小官吏。左思自小天份不是很高，学习过书法和鼓琴，都没有学成。但他依靠自己的勤奋，长成后博学能文，文笔相当漂亮。史书说他"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以闲居为事"①。大约在他20　岁时，其妹左棻因文才入宫选为修仪，左思随迁入洛。由于门第低微，左思在当时除了才学，各方面都受人歧视，始终没有做过重要的官职。张华做司空时，他被聘为司空府祭酒，后来又曾依附贾氏，厕身"二十四友"，为贾谧讲《汉书》。贾谧为秘书监，举荐他做了秘书郎。永康元年，贾氏败亡，妹左棻亦病死，左思在洛中失去依靠，也从此无意仕途，转而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不料两年以后由于战乱，连文学创作的环境也丧失了，于是他离开洛阳到冀州，几年后病死。

由于身世的蹉跎，左思对当时门阀专制下的世道人心有很深的感慨，并将它们反映在他的许多作品之中。他现存的作品有诗、赋等数种，其中诗虽仅14　首，然大多可称一流佳作，尤其8　首咏史诗，雄迈高旷，最为杰出。左思的《咏史》诗，名为咏史，实际上亦可视为咏怀，古人古事不过是他借以抒发怀抱的起兴之物。比如他一向具有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在《咏史》其一中，左思将这一理想表述得非常形象具体：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诗中用赋法胪列史事，显示个人的才能抱负，气魄很大。诗人虽是一介书生，但自信能文能武，不仅可作安邦定国的大文章，且当边城有警，羽檄飞驰之际，能像班超一样投笔从戎，铅刀一割，运用素习的兵法韬略，为国平定边患，清扫疆土。这样的激情，反映了古代优秀知识分子所共具的心志。特别是最后两句，表现了很高的非功利境界，后世李商隐有"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著名诗句，其超旷的境界正和此二句诗相同。

然而在当时社会里，左思的志向却注定无法实现，理想与现实冲突所激起的愤世之情，在以下几首《咏史》诗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述。如第二首：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潦。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此诗感慨极深，在西晋社会，左思这类寒门之士备受压抑，居上位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左思感愤于门阀制度下的"英俊沉下潦"，在此对门阀政治提出尖锐批判（这种批判可谓《咏史》的一个主题），他在诗中"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①，用精切新警的譬比之语，形象地揭露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这一由来以久根深蒂固的不合理社会现实；然后借用汉代金、张家族的世居高位与冯唐的白首仍居郎署之典，以史抒怀，汇入自己的人生感愤，对古往今来的贵族政治进行批判。无疑，这种批判精神，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有其进步意义。又如《咏史》第三首：

①　《晋书》卷94《郭琦传》。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60-61　页。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临组不肯绁，对珪宁肯分？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此诗将自己的情志寓含于对古代高节之士的歌颂之中。历史上的段干木、鲁仲连不慕功名富贵，为人排难解纷而不求相报，粪土爵禄，自甘退隐，其品质与那些醉心荣利，贪竞热衷的当世名士的卑下情操相比，何啻霄壤。左思对这些古人的追慕，表明了他在当时虽然还不能摆脱依附豪门的命运，但内心则对不可一世的贵族官僚怀有深深的蔑视鄙弃。他认为真正的英雄豪杰实际上都隐藏在社会的下层，所以在《咏史》第六首中，左思进一步倾注感情写出他的内心敬慕：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盼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此诗读起来，真可谓"豪气于云"。荆轲燕市酒徒，高渐离屠狗之辈，隐于市井，籍籍无名，但却深具真正的人格力量。那种睥睨一世，四顾无人的气概，是任何据有高位的权贵也无法企及的。与这类身负奇节的蓬蒿之士相比，那些不可一世的豪门贵胄，渺小犹如尘土。左思在这首诗里对下层人民精神人格之美的歌颂，表露了他在思想深处真正看重的东西。

在鄙弃了声势显赫，醉生梦死"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的轩冕豪族，对那些攀龙托凤，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也大加讥刺之后，左思在《咏史》第五首中展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洲。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左思的《招隐诗》、《娇女诗》等也都是广为传诵的名篇，不过在文学史上影响最大，历代评价最高的，仍是他的《咏史》八首。而左思《咏史》所以为划时代的杰作，则主要是由于他打破了这一体裁的传统写法，开辟了"名为咏史，实为咏怀"一途。文学史上，《咏史》诗的创作始于班固，但班固所作，语言质直，唯就一人一事，敷衍题意，联缀史传，犹如著史，由于太缺乏文采，以至为《文选》所不选。建安时期曹植、王粲等人也有以史事为题的诗如《三良》、《咏史》等，虽不乏文采，但基本上还是就事论事，因事兴感，并非专为抒发怀抱。左思《咏史》则一变旧体，奇葩独秀，诚为前无古人。在他笔下，古人古事皆为抒怀的工具，如后人所说"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吏事而以己意断之；或只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①。总之是以史事为"象"而个人感慨为"意"，象以意存，意在象外。所以他的《咏史》达到了"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②，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效果。而他这种本为咏史"变体"③的写法，因为暗合于古诗的抒情传统等因素，反而在后世大行其道，成了"正体"。

总之，左思之诗在西晋一代，是高出当世的。所作质文相辉，清劲豪放，奇伟雄迈，既不像陆机那样雕琢词句，因袭模拟；也不像潘岳那样柔媚轻绮，沉溺哀情，所谓"虽多用丽辞而气不卑弱，笔力遒劲而饶有风华"④，艺术成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82、177　页。②　《宋书》卷62《王微传》。

③　《魏书》卷91《王显传、李修传、崔彧传》。

④　《魏书》卷91《王显传、李修传、崔彧传》。

就乃在潘陆诸人之上。钟嵘认为左思"文典以怨。。得讽谕之致"①，实际上注意到了左思诗中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锋芒。清人何焯进一步指出，"于时贤哲无位"的局面，正是左诗的"怨旷之端"②。而正因《咏史》等诗非"不病而呻"③，有真实丰满的思想内涵，所以深具兴发感奋，打动人心的力量，也就是钟嵘所说的"左思风力"。而太康诗人能在思想和艺术上都真正继承建安风骨的，亦只有左思。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62-64　页。②　同上书，第64　页。

③　《周书》卷47《艺术传》。

3。辞赋骈文创作的炽盛（1）概貌建安以来，辞赋文章的创作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到西晋，在一个暂时的相对安定的环境条件下，文人们撰作传写各类文章的风气更加炽盛。与之相应的是，文体亦沿建安后的变化趋势，从骈散相间走向完全骈化。太康诗人大半是文章辞赋高手。以赋而论，西晋赋坛之作大致是两种类型：一种追摹两汉大赋遗风，作品宏侈巨衍，篇幅很大。代表作有左思的《三都赋》、潘岳的《藉田赋》、《西征赋》、木华的《海赋》，以及西晋末郭璞的《江赋》等等。这类大赋的创作，通常缘自作者在承平之世里驰骋才华、锻炼技能，与前代同类之作一比高下，藉以收取声名的目的，间有想藉此对统治者作很微弱的规箴讽喻的；同时也是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学者博雅多闻，搜奇好异的学风。所以这些赋的特点，往往是材料赡富，辞义瑰伟，颇有史料学、文字学、博物学等文化方面的价值而缺少一点思想深度和文学韵致。当然，由于时代的变迁，西晋赋家这些摹范汉人之作，纵使在篇幅结构上差可仿佛，但文体文风却已全然不同。其与汉赋最大的区别，在于句式骈俪偶对而不若后者的古拙。赋作的另一类型则是沿袭汉末以来咏物抒情小赋的途轨，所作或借物起兴，以物喻人，或直抒胸臆，吟咏性情。像张华的《鹪鹩赋》、《归田赋》，潘岳的《秋兴赋》、《闲居赋》、《怀旧赋》，陆机的《叹逝赋》等，都是较典型的小赋。虽然熏染西晋文坛的华丽轻绮之风，这些赋也或多或少地有重辞藻喜雕饰的倾向，不过许多篇章，仍不失为情辞可感的佳作。值得提出的是陆机所作的《文赋》，以赋体探讨文章写作中的理论问题，于铺叙辞采的大赋和以物抒情的小赋之间，别辟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的论议说理之体，可谓赋史上的创新之作。

除赋而外，此时期各体文章的撰作也显得相当繁荣，章表诔铭、书序赞论及连珠等都有名篇。像李密的《陈情表》、潘岳的《哀永逝文》、《马■督诔》、陆机的《让平原内史表》、《豪士赋序》、《辩亡论》、《五等功臣论》、《吊魏武帝文》、《演连珠》、张载的《剑阁铭》、夏侯湛的《东方朔画赞》等等，都是为时所重，以至传诵至今的作品。

（2）主要名篇西晋文坛，仍以张左潘陆为大家。张华早年，尝作《鹪鹩赋》以自寄。

鹪鹩本是一种毛色朴素，体型很小的鸟，《庄子·逍遥游》中有"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之语。魏晋以来的文士，思想上趋向栖隐雌伏，因此常对这类显得与世无争，善避害保身的小鸟有企慕之意，甚至将其作为人生追求的象征；加之张华自小卑贫孤弱，在大族社会里受到压抑，内心有类似"形微处卑"的鹪鹩一样很深的无所托身之感，所以张华此赋，正是标准的托物喻人借鸟抒怀之作。赋中，张华以鹪鹩的体陋形卑无所施用，得以优游林薄和鵰鶡鸿雁孔翠等因"美羽而丰肌"，以至无以避害，"无罪而皆毙"；鹦鹉苍鹰，又以有用而受绁入笼，徒羡林野高松的不同境遇作比，推崇鹪鹩的"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表现出一种自足于怀的人生哲学，也显出他所潜具的应时顺世之清谈政治家风度。无怪阮籍读到后，对张华要许之以"王佐之才"了。张华还曾作有《归田赋》，抒写"春游放于田庐"的愉悦之情："时逍遥于海滨，聊相佯以纵意。目白沙与积砾，玩众卉之同异；扬素波以濯足，溯清澜以荡思，低徊往留，栖迟菴蔼；。。藉纤草以为茵，援垂阴以为盖；瞻高鸟之陵风，临鲦鱼于清濑"，写得高怀澹远，文辞也颇见清美。

左思在文章方面的传世之作是他的《三都赋》，其文规模汉赋，篇幅的宏大，非一般抒情遣兴者可比，左思入洛前后，殚精积思，前后用了十年时间方始完成。所以《文心雕龙》说"左思奇才，业精覃思，尽锐于《三都》"。①左思自己在《三都赋序》中说，他之所以做《三都》，是因汉人作《西都》、《西京》等赋，往往"假称珍怪，以为润色"，"侈言无验，虽丽非经"，有失体物之实。而他"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总之是要一改前人之病，使笔下咏赞之物，既保其艺术美感，又不失其"本""实"。这实际上反映了晋代文人受名理学家影响，凡事崇尚"综核名实"的态度。本着这一态度，他在创作时花了大量的时间考证典籍，又向去过蜀地，熟悉方物的张载"访岷、邛之事"②。赋成之后，时人评论以为"言不若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③。经张华、皇甫谧等人的推荐，洛下竞相传写，以至洛阳纸贵。

较之前人之作，《三都赋》最大的特色，一是注意到所赋之物的真实性，二是语言更显骈俪偶对的工丽。譬如其中《蜀都赋》，对蜀地物产有"邛竹缘岭，菌桂临崖，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迎隆冬而不凋，常晔晔以猗猗。。。邑居隐赈，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其园则有林檎、枇杷、橙柿梬楟，榹桃函列，梅李罗生"等等记述，比之今日的四川风光，尚觉相去不远。蜀地因道路艰难，中州人罕履其土，记其文物，最易流于"假称珍怪，以为润色"，左思所写，后世博物不精者亦有诟病①。但实际上赋中描述的景物，真实性自是无可置疑。至于语言的骈偶工丽，不仅从上面的引文中不难看出，此赋的开首一段尤其突出，如"天以日月为纲，地以四海为纪；九土星分，万国错踌。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夫蜀都者，。。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以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蔼焉"，偶对工整的表现手法，远远超过了两汉的马扬班张之伦，其词藻也不似汉赋的一味"侈丽"，而更显出晋世骈赋华美流丽的风格。

潘岳的辞赋和文章都以善于写情著称。《文选》收入他的赋作达8　篇之多，其中《藉田》、《西征》、《射雉》等篇幅殊为可观，极见铺陈词藻和叙事之才。《西征》一赋，还在偶对用典，辞采铺陈的长篇巨制之中，表达出对现实的感慨和内心的凄然愁绪，是时人所作大赋鲜能达到的效果。

潘岳抒情小赋中最为知名的是《秋兴赋》和《闲居赋》。《秋兴赋》大约作于潘岳任贾充太尉掾时，此时潘岳入仕多年，但始终沉沦下僚，抑郁不得志。时逢秋日，感慨年华，遂将自己的牢骚不平，抒发在赋中。在清冷的秋夜，他感叹"何微阳之短晷，觉凉夜之方永。月矇胧以含光兮，露凄清以凝冷。熠耀粲于阶闼兮，蟋蟀鸣乎轩屏。听离鸿之晨吟兮，望流火之余景。

①　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年第10　期。

②　《晋书》卷九十二，《左思传》。

③　《晋书》卷九十二，《左思传》。

①　《汉书》卷30《艺文志》。

宵耿介而不寐兮，独展转于华省。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情辞清婉，表现出作者对浊世沉浮生涯不无真诚的矛盾苦闷。由于有感于官场生活对生命价值的戕害，作者在最后表达了内心的高蹈之意："且敛衽以归来兮，忽投绂以高迈。耕东皋以沃壤兮，输黍稷之余税。泉涌湍于石间兮，菊扬芳于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鲦之潎潎。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这段抒写，思致高远清畅，辞句俊美，仿佛有后世渊明《归去来辞》的影子（尽管潘陶不能同日而语）。《闲居赋》比《秋兴赋》晚成近20年，此时潘岳已沈浮宦海30　载，但始终未能顺利升迁，反而历经波涛之险，如他在《闲居赋序》中所言"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他难以抑制内心的失意，因而写了这篇牢骚与企盼参半，既希望恬退又多少难抑热衷的赋作。因此故，赋中虽极力渲染闲适澹泊的生活情趣，向往有一个"长杨映沼，芒枳树篱；游鳞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蔼，灵果参差"的隐居环境，以养亲奉母。但情感上也有一些颇为矛盾的言不由衷之处。就艺术性而言，此赋的确是"殊多美句"①。

潘岳尤善作哀诔之文，他在元康七年作的《马■督诔》，在他的同类作品中，是一篇峻烈遒劲，蕴含正义感的出色之作。诔中潘岳以饱满的激情，慷慨的笔调，记述了在齐万年起事中■城守将马敦奋力守城，有功不赏，发愤而亡的种种情状，歌颂了"位末名卑"的马敦的忠义勇烈，也在客观上揭露了西晋统治集团内的黑暗污浊和官员的卑劣无耻。潘岳的悼亡之作《哀永逝文》，也是一篇哀情充溢，凄切缠绵的著名文章，作于元康八年的秋天。妻子杨氏之死，令潘岳悲恸难抑，此文作于至哀之时，不假饰词，纯为深情之流露，像"风泠泠兮入帷，云霏霏兮承盖；鸟俯翼兮忘林，鱼仰沫兮失濑。怅怅兮迟迟，遵吉路兮凶归。思其人兮已灭，览余迹兮未夷。昔同途兮今异世，忆旧欢兮增新悲"等句，都极其沉痛，然而音节和谐，自然骈偶，显示了作者极高的表达情感和驾驭文字的能力。

陆机的赋作篇幅大致完整的今存有25　篇，除《文赋》篇幅较大外，其余大都为抒情或咏人咏物的小赋，如述思、感时、豪士、幽人、羽扇、漏刻之类。陆机赋作的特色在于体物论事，能曲尽其理，又辅以文采，挟以气势，具有很深的艺术功力。一些抒情之作，也常在抒情写景之外，融入说理，增加了作品的表现角度。像他的《豪士赋》、《瓜赋》、《漏刻赋》、《叹逝赋》、《思归赋》等，都可为其代表，尤其他两千余字的长赋《文赋》，运用赋的体裁形式探讨文学创作的方法和理论，说理精微，语言华美，论者一向评价很高，臧荣绪《晋书》称其"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①。如果说，潘岳的赋是以情胜，那么陆机之作，可谓是以理胜。

和诗赋等相比，陆机之文更具盛名，《文选》收入他的表、序、颂、文、论、连珠等骈文的数量远过于其赋作。其中《谢平原内史表》是陆机接受成都王颖平原内史任命后所作，机在表中，表现出对成都王颖知遇之恩的真挚谢意，也写出了自己作为南士在西晋统治者中每被猜忌排挤，受人陷害的内心愤慨，气足神完，语词流丽。如"猥辱大命，显授符虎，使春枯之条，更与秋兰垂芳；陆沈之羽，复与翔鸿抚翼"之类句子，在当时骈文的音韵对偶诸方面，都达到一个相当完美的境界。《豪士赋序》亦是一篇优秀的骈文，

①　《抱朴子·诘鲍篇》。

①　《三国志》卷一《魏武帝记》、卷六《董卓传》。

在艺术上远过这篇赋的本文。"循心以为量者存夫我，因物以为务者系乎彼"，而"落叶俟微风以陨，而风之力盖寡；孟尝遭雍门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陨之叶，无所假烈风；将坠之泣，不足繁哀响也"，分别用自然和人事方面的两个洽切的譬喻，很透彻地阐释了前文的道理。全篇之中，像这样曲尽事理的句子不乏其例，全文气势酣畅，层次分明。纵观此序，固然可见不少为了文字骈偶的需要将一句可说清的道理拓为两句的情况，文字因此而显繁复，但就艺术审美的角度看，文辞本身的精美弥足欣赏。不难看出，陆机的骈文和他的赋一样，也特别偏爱用富丽的文辞对各种自然和人生哲理进行分析阐释，提出观点，推导结论，和时辈一味缘情轻绮不甚相同。他所做的《五等论》、《辩亡论》等标准的论说文中这种情形自不待言，像他的《吊魏武帝文》及序在此方面也表现得十分典型。序开首即言："资高明之质，而不免卑污之累；居常安之势，而终婴倾离之患"；"以回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济世夷难之智，而受困魏阙之下"；"格乎上下者，藏于区区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尔之土"。对"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①这一人类无法逃遁的现实反复喻说之后，进一步引出对曹操临终"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哀志"的深深感慨。围绕这一基调，吊文对曹操的遗嘱纵笔评论，情理相济，颇有启示意义。而他的《演连珠》50　首，这样的特色更为突出，刘勰评之为"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①。

①　麦英豪等：《广州市西村发现古墓六座》，《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　期。

①　林树中：《江苏丹阳南齐墓砖印壁画探讨》，《文物》1977年第1　期。（三）丧乱中的凄戾瑰玮之辞在太康文坛的繁华随西晋统治的覆没而凋落后，永嘉以降，两晋之交，有刘琨郭璞两位杰出诗人继踵左思，仗清刚之气，用俊上之才，在丧乱之际的诗歌创作里，对建安的风骨精神有所承继。

1。刘琨刘琨（271-318年）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出身名族，年轻时和其兄刘舆一道，过着贵介公子的生活。他品性豪奢，嗜好声色，参加权贵集团的诗酒交游，追逐时尚，崇尚老庄清谈，是贾谧"二十四友"之一，又积极参加八王之乱的混战，因此而封广武侯。其早年经历，可以说是不足取的。永嘉元年，刘琨被任命为并州刺史，当时黄河以北大部已为匈奴和羯族占据，而刘渊已在离石起兵反晋，时常派兵寇掠太原。刘琨到任不久，并州诸郡就沦入胡族手中，他只好"独保晋阳"。并州境内百姓"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扶老携幼，不绝于路，。。死亡委厄，白骨横野。。。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②的严酷现实使刘琨受到很大震动，因此在《答卢谌书》中，他对自己年轻时的虚浮放荡行为作了很沉痛深刻的反省。以后刘琨在极艰苦的处境下撑持局面，安抚百姓，伺机打击刘渊军队。但由于他韬略不足，对部下疏于控制，以至被刘聪袭击，父母遇害；后来又败于石勒，丧失立足之地，最后只好投奔时为西晋幽州刺史的鲜卑段匹c　，与段氏相约共扶晋室。后来因其子得罪段氏，而被杀害，时年48　岁。

刘琨现存的五言诗有2　首《扶风歌》和1　首《重赠卢谌》，这些诗都写得慷慨激越。如《重赠卢谌》：握中有悬璧，本自荆山■。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讐？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此诗一般认为是刘琨被段氏所囚时写赠卢谌的。卢湛亦为北方大族，是卢毓之孙，卢志之子，曾做过刘琨的掾属，此时在段氏手下。刘琨的投靠段氏，本抱有与段合作立功的希望，不料以嫌隙被拘，自知将必被杀，所以有此苍凉悲歌之篇。在诗的前半部分，刘琨以朴拙不事雕饰的手法，一连举出六位古人身负美才，建立功勋的事迹，对这些有幸实现志业理想的先贤表现了无限的怀想。视古抚今，联想自己的功业不遂，失败已成定数，而年迈力衰，日暮途穷，命将不永，一切可能的机会都已逝去，于是感慨忧伤，不能自己。"功业未及建"以下10　句，写出了一种英雄末路的沉痛。然而尽管承认失败，却并不颓然作儿女态，像"朱实陨劲风"、"何意百炼钢"的诗句，都写得异常清劲悲壮。"狭路"二句深恨当时世道人心的险恶，而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又是何等的愤郁不能甘心，令人读后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无限惋惜之感。史载卢谌为人并无远大抱负才略，为了使卢谌能够继续抗击胡兵的事业，刘琨才在诗中"托意非常，摅畅幽愤，远想张、陈，感鸿门、白登之事，用以激谌"①。而这首诗在"凄戾"拙劲的词句之外，所显示的正是一种不屈不挠，感人奋起的英雄之气。

刘琨在文学才能上不及左思，但他的诗和左思《咏史》一样，也是借古人古事发抒自己的怀抱，所继承的，仍是左思的"风力"②。而由于他的特殊②　周仁等：《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4年第1　期。

①　将玄佁：《古代的琉璃》，《文物》1959年第6　期。

②　《北史》卷81　《孙惠蔚传》附《灵晖传》。

的身份、事业和处境，使他诗中迸发出的感愤，比左思更强烈、激昂，更具现实意义，更能打动离乱中人们的心灵。所以钟嵘评价刘琨是"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③③　《南史》卷71《戚衮传》。

2。郭璞郭璞（276-324年）字景纯，河东闻喜人，他出身门第不高，一生相当坎坷。郭璞的家乡河东地区，自汉代以来文化教育就很发达，当地许多家族，都有深研礼律，精通艺文，学问渊雅通博的传统，占星卜筮、阴阳五行等神仙方术在河东也很流行。由于良好的地理人文环境，汉魏以来，有许多高人名士常游历寄居此地。郭璞生长于这样的文化之区，自幼受到多方面的文化熏陶，逐步养成既高才博学，又信奉神仙道教，精通方术的思想学术特点，其学术上的造诣，反映在他所作的《尔雅注》、《山海经注》、《江赋》等传世之作上。而由于门第较寒，郭璞在仕进上，又受到当时士族社会的歧视，造成他"才高位卑"的处境，所以郭璞内心对世俗是很愤嫉的。

郭璞成年不久，河东就面临胡族入侵的威胁，敏感的郭璞在一般士大夫尚怀苟安时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危机。史书说他知国家将乱，在卜蓍之后感叹："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翦为龙荒乎？"①于是串连了十多家亲朋，在永嘉元年十月开始辗转南渡。在将近四年的流徙中，他途经司豫徐扬数州，亲眼目睹了中原黄淮地区胡骑纵横的战乱景况，内心极感伤痛，其《流寓赋》中，有"观屋落之隳残，顾但见乎丘枣；嗟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稀少"的描述，表现了他对故土沦亡的黍离之感。

郭璞到江南后处境依然不好，元帝仅用他为著作佐郎，太子司马绍一度看重他的才学，最终仍未重用他，由于他好卜筮，缙绅之士还"多笑之"②。明帝时，王敦征他为记室参军，然而王敦的谋叛野心使本为"亮节之士"的郭璞深感忧惧，王敦起兵前要他占卜吉凶，他借凶卦阻止王敦，因此被杀。以后朝廷追赠他为弘农太守。

今存的郭璞《游仙》诗基本完整的有14　首，另有8　首从6　句到不足2句的残篇。由于郭璞的经历遭遇，在他笔下，那种本以写神仙交游生活为主的游仙诗，已不再是纯粹表现"列仙之趣"，而是在其中掺杂了大量诗人自己的身世家国之感。所以钟嵘认为郭璞《游仙》"辞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③；李善注《文选》游仙诗时也说，"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兼俗累"。尽管如此，十余首《游仙》诗大多数仍然表现了诗人求仙求隐的出世思想，这是由郭璞所处的时代、他的天师道信仰和游仙诗的体裁所决定的。如下面这首《游仙》：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

诗中首先描绘了珍禽芳草相互辉映的愉悦画面，然后又进一步将画面扩展到盖满绿罗高林的幽静深山。而这样的地方，是方外之士栖息之所，所以接下来就描写了方士养气、餐蕊、辟谷，不食人间烟火，与仙人互相往还，学得长生的生活。这可以说是游仙的正体。但是，诗中的这些方外之士，又颇有玄学造诣，且是仙是隐也没有绝对的界限。这表明在两晋玄风大畅的背景下，仙人与三玄中的"至人"、"真人"、道教方士与尚玄的隐逸之士、游仙诗

①　引自《本草纲目》卷八"金石、铜青"条。

②　《宋书》卷14《礼志1》。

③　《北史》卷48《高允传》。

与招隐诗之间，并无多少原则的区别。在以下诗中，这种情形表现得更清楚：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这首诗所称颂的对象，几乎都是一些隐士，但他们是一批完全摆脱了世俗名利地位缠绕的隐逸之士，甚至比夷齐更为高明，这也可以看出郭璞本人追求的超凡绝尘之境。由于在很多方面受到阮籍嵇康的思想影响，《游仙》诗在精神情调上，每与《咏怀》有相通之处，"啸傲遗世罗，纵情任独往"之句，也很有一点"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意味。在此方面，郭璞诚可以和嵇阮同称为有"仙心"者。

不过郭璞《游仙》也的确是借游仙之体咏慷慨之怀，有"乖远玄宗"之处。在当时社会，郭璞是一位能感受到危机的诗人。"杂县寓鲁门，风暖将为灾"，对国家的命运，他是深怀忧虑的①，即便想高蹈仙去，对世事也无法忘怀。他"登仙抚龙驷，迅驾乘奋雷。鳞裳逐电曜，云盖随风回。手顿羲和辔，足蹈阊阖开。东海犹蹄涔，昆仑若蚁堆。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的诗句，其实不止写了成仙之人对世间凡人的哀怜，也显示了诗人内心对人民的同情。其情感，实有类于《离骚》结尾处"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的诗句。

然而作为一介文士的郭璞，对时代、社会的种种弊端终究深感无能为力，因此而有"愧无鲁阳德，回日向三舍；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吒"的诗句；对自己的境遇，他也是很愤郁的。如以下所写：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潜颖怨清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魏晋以来，游仙诗的创作颇为流行，其类型则大略有抒情（情绪型）、言玄（哲理型）和崇仙（宗教型）三种。不同作者的作品，往往在性质上也侧重不同，或借以寄托怀抱，或纯为推崇仙道。郭璞则集游仙一体之大成，其诗三种类型俱备，内涵极为丰富。且风格峻拔，辞采瑰美，"文体相辉"，体现了当时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所以钟嵘称他为"中兴第一"；刘勰则认为"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②。

①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1　期。

②　《邺中记》云："邺南城东西六里，南北十八里六十步，高欢以北城窄狭，故令　仆射高隆之更筑此城"。高隆之系北齐人，《邺中记》为晋陆翙所撰。此段文字当非陆翙原文，而系后人补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极是。今人曾对邺南城作过钻探，　测知其东西墙相距2602　米，南北墙相距3454　米。与《邺中记》所云基本相符（见《中　原文物》1983年第4　期）。

五、两晋文学（下）

（一）玄风煽炽和东晋诗坛1。江左社会政治风习东晋政治、思想诸方面都一承西京之旧。魏晋以来不断强化发展的士族门阀政治，到东晋达到其巅峰，几家最大的高门士族和偏安江南的司马氏分享了政权。大族由此所获得的诸多利益特权，包括在经济上广占良田美舍，荫庇人口，驱使奴客；仕进上由其子弟垄断清官美职，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社会生活上则借谱牒、婚姻、文化教育等手段建立起自我封闭、优越感和排他性极强的名士交游圈，鄙视排斥寒门之士。

尽管在一段时期之内，门阀政治对东晋政权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但它也从建国时起，就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国家政权力量，用私家利益分割了国家利益。所以东晋王朝从一开始就纲纪不振，朝政昏暗，内乱频繁。而这种政治的不良，使得大族对社会的统治也不能长久维持。故东晋中叶以来，非但皇帝不具威权，大族政治亦开始衰落，只是由于大族中一些杰出人物的苦心经营，始维系了政治中的某种平衡。然而到淝水之战以后，随谢安的被排挤，朝中司马道子父子专权，政治已完全腐败。据《通鉴》载，太元十四年以来，朝廷所用非人，孝武帝及司马道子等溺于酒色，日夜酣歌，又亲近僧尼女巫，崇尚浮屠。朝政无主，左右近习，争弄权柄，政风大坏。以后政治危机继续发展，主相间的权力斗争日益恶化，双方各引擢亲信腹心，朋党竞起。孝武帝死后，自幼"不慧"的安帝即位，大权完全落入司马道子之手，不久即引发王恭、殷仲堪、桓玄等人的起兵。朝廷又发东土"免奴为客"者为兵以备西军，百姓嚣然，五斗米道首领孙恩乘机起事，朝廷尽失所统。此后东晋政权不过名存实亡，其最后的倾覆，仅只剩下时间问题。对久承门阀政治之弊的东晋王朝来说，这一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而与它同归于尽的，也包括门阀政治本身。实际上，由于垄断政权、垄断仕途、自我封闭式的婚姻组合等等原因，大族人口早已在精神、智慧、才干、体质诸方面全面退化，这一阶层中没有人能够出来挽救东晋门阀政权的命运是毫不奇怪的①。

①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87-388　页。宿　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址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　期。

2。名士精神面貌东晋发展到顶峰的门阀政治加上偏安江左的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思想风尚；当时的士大夫，也在诸多因素的限止扼制下，精神上完全收敛了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进取锐气。门阀制度下，国家权力成为私门禁脔，出身下层的士人固被摒弃于政治生活的中心之外，出身高门者因一切皆有保障，也无须真正以国事为念。其结果就是使这两类士人的社会责任感都淡化殆尽。而在僻处东南一隅不求远图的偏安局面中滋生发展起来的偏安心态①，更使得士大夫的眼界胸襟志趣均日趋狭小，变得日益个人化和闲适化，很少有人能表现出对国家民族利益等尘寰之事的关心。除此之外，尚有两个思想方面的因素，导致东晋士大夫的普遍精神人格萎缩：其一是自司马氏立国以来对儒学的实用主义态度，使士风不昌，名节不立，以至"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②，无视道德原则，进退出处一切唯以家门利益为依归的风尚。弥漫于东晋士族社会之中。其次则是玄学"内圣外王"之道的幻灭和佛教般若思想的渗入玄学。当年郭象倡"内圣外王"，是要在自然与名教、独善和兼济之间，找到一条折衷调和的道路，而在实践上庶几实现了"以道家旷远之怀，建儒家济世之业"③的清谈政治家理想的，是东晋名臣谢安。但谢安在淝水之战后出镇广陵，忧惧而卒，又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士大夫所追求的完美人格模式的幻灭。这一结局，导致士大夫处世态度更加消极。加之东晋以来，佛学在思想领域的地位急剧扩张。一方面名僧借用玄学的概念语言阐释佛理，极大吸引了处于思想困境中的清谈名士；而士大夫也因乱世里的许多人生困惑以及玄学思辨精致化的需要去钻研佛法，参详般若。老庄无为和佛家出世理论的相互结合，使士人益发将物质与精神的存在视为因缘和合的空无之物，看待天下是非善恶、事功进取也愈加相对，精神上完全陷于退隐逃遁。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518-519　页。②　《太平寰宇记》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六九册第二十七页上）。③　《晋书》卷91《续咸传》。

3。玄风影响下的文学创作社会的政治思想状况，影响到东晋文学风尚的变迁。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言："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掺杂了佛理的言玄之风侵入诗坛，使这时的大多数作品"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完全丧失了诗歌应有之魅力。

从太康诗作的繁文缛采，重艺术表现形式，到玄言诗的平典无文，淡乎寡味，文学上的变迁轨迹则大致可辨。当年太康诗以潘陆为主流，但两者的风格本有不同。陆机才力赡富，其作品固然华丽深芜，情密辞繁；其余张协左思等人之作，亦重遒丽之辞，文字整饬修饰①，与陆机有相类处。而潘岳虽也重文辞，但常流于自然的情感表达，作品清绮之外，复有轻敏和畅之韵，推崇音辞清畅、简易自然的东晋玄言之士，很容易在其中发现相合之处。所以东晋人评价潘陆，多少有点扬潘抑陆，如孙绰一再说的"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②之类，而语言的浅近自然简洁，正好符合清谈之士阐述玄理一无滞碍的需求。受玄风影响的东晋文人对潘岳某些风格特点的选择接受，使此时创作从一味追求情辞虚淡，发展到在诗中摒弃艺术思维和情感个性，所作唯关乎玄旨，加清言以韵脚。于是凡《诗》《骚》赋比兴的传统、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及建安诗尚气缘情的风骨等都一一消失，诗的本质亦不复存在，史家谓之"诗骚之体尽矣"③。

玄言诗统治诗坛，"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④，其由来亦非一朝一夕。玄风始于正始，嵇、阮等人诗中，也有完全或部分表述玄理的篇章，但那时的清谈，本非纸上口中之空言，诗人本身又具深挚的情感和对哲学的真正体悟，所以诗中虽言玄理，却富有诗的韵味和言外之寄托，清峻遥深，后世的玄言诗无法与之同日而语。纯为表现名士风流的玄谈起自中朝，大畅于元康，而真正的玄言诗则开始于永嘉，其情形如《诗品》所说"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王济这类诗今已不得见，但钟嵘称为"永嘉平淡之体"，风味可知。改变此体的诗人是有"艳逸"之称的郭璞，但游仙诗本在一定意义上与玄言诗同为老庄哲理的产物，而郭璞诗尽管有坎壇咏怀的性质，但其中也确实既含玄言之旨，又具宗教色彩，且风格"宪章潘岳"，所以纵然挺拔为俊，却"未能动俗"，反而实际上对在诗中阐释玄理乃至融佛理入诗的创作倾向及平淡诗风的发展，起到了中介的作用。

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作者，是被称为一时文宗的孙绰、许询；融佛理入诗的主要作者，则有支遁等人；另如庾阐、曹毗、袁宏、殷仲文、谢混等人，也是一时名家，且在东晋文学潮流的嬗变之中占有一席地位。

孙绰字兴公，太原人。早年无意仕宦，居于会稽，游放山水间十余年，标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①，作《遂初赋》表白其心志。

①　《魏书·释老志》。

②　《后汉书》卷六十，《襄楷传》。

③　《三国志·吴书·刘繇传》。

④　《魏书·释老志》。

①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512　页）据《魏书·释老志》整理；转引自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　页。

后来则改辙出仕，做过章安令、散骑常侍、著作郎、廷尉卿等。孙绰是东晋玄言诗最著名的作者，由于历史的淘汰，这些盛极一时的"寄言上德，托意玄珠"之作，大部分已不可见。从目前尚存的一首孙绰《答许询》四言诗文字中，大致可知它们的风味："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拙"，其诗意如何，是不待评说的。许询字玄度，高阳人，是许允玄孙，"总角秀慧"，有神童之名。长而风神简素，也寓居会稽，始终不肯出仕，后早死。许能清言，当时人很推崇他的文才，称他的五言诗"妙绝时人"。他所作玄言诗今已无法考见，从孙的答诗看，他必先有赠诗，风格亦当与孙相去不远。不过，孙、许尚有一些借山水景色表述玄理的诗，代表了东晋文学发展的另一方面，如孙绰《秋日诗》："萧瑟仲秋日，飙唳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宵。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郁松羡后凋。。。澹然怀古心，濠上岂伊遥"；而许询残篇，也可见"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一类诗句，都颇有清新的韵致，对以后大谢的山水诗创作，应是有一定影响的。

孙绰的文章里，已有玄佛合流的情形，但似乎还没有直接以佛理进入诗中，而杂三世之辞入玄言诗最著名的作者，是当时兼有名僧名士身份，于玄佛理论都有很深造诣的支遁。据《高僧传》，支遁字道林，俗姓关，陈留人。自幼"聪明秀彻"，隐居余杭山，25　岁出家。支遁善于清谈，每在玄理中暗寓佛学精义，使名士深为折服。所作《赞佛诗》、《八关斋诗》、《五月长斋诗》等等，玄佛杂糅，较之纯粹的玄言诗更觉难以卒读，甚至其《咏怀诗》中，也满是"傲兀乘尸素，日往复月旋，弱丧困风波，流浪逐物迁"、"反鉴归澄漠，容与含道符，心与理理密，形与物物疏"一类恶句，真可谓"诗骚之体尽矣"。

于玄言诗风之外，开启山水诗创作一途，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的作者，东晋前期有庾阐、曹毗，后期则有殷仲文、谢混。庾曹二家，《诗品》中不录，《晋书·文苑传》称之为"中兴之时秀"。尽管囿于时代风习，他们的诗还远未脱玄味，但富有情韵的吟咏山水景致，已有一些可观之作，如曹毗《咏冬》、《郗公墓诗》、庾阐的《三月三日临曲水诗》、《观石鼓诗》等等。尤其庾阐，多有文采斐然的短篇山水之制。像《观石鼓诗》中"翔霄指翠岭，绿涧漱岩间。手澡春泉洁，目玩阳葩鲜"几句诗，颇得山水之趣，已开大谢先河。殷仲文和谢混之作，《诗品》列入下品，以为是当时的"华绮之冠"，评价不高。但《宋书·谢灵运传论》和《南齐书·文学传论》则分别认为"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仲文玄气，犹未尽除；谢混清新，得名未盛"，可以说是看到了他们二人在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像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诗"四运虽鳞次，理化各有准。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景气多明远，风物自凄紧。。"这种写法，正是典型的"玄气未除"的山水之篇。

此外，袁宏在东晋作家中以善作咏史著称，《诗品》将他列入中品，称其《咏史诗》"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而《文选》中亦收入他的《三国名臣序赞》，并为名篇。史云袁宏幼孤贫而文章绝丽，其咏史诗文，多为感慨世事之作，《文心雕龙》以为"彦伯梗概，情韵不匮"；后世王夫之亦有"咏史高唱，无如此矣"①的评价。

①　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　页。（二）魏晋诗歌创作的巅峰--陶渊明诗生活在东晋后期的陶渊明是两晋诗坛的殿军。在士节不振，玄风煽炽的时代环境之下，陶渊明以其特立独行的高洁品格和旷逸清真，质直淳朴的诗歌作品，跻身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列。魏晋以来的诗歌创作至此达到一个高峰。

1。身世、思想与隐仕选择陶渊明字元亮，晚年更名潜，浔阳柴桑人，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陶渊明的曾祖是东晋名臣陶侃，祖父陶茂亦官至太守。不过由于陶侃出身寒微，种族不明，在东晋始终未进入士族行列，所以其子孙到了渊明父辈这一代，就湮没无闻，隔绝于仕途了。渊明父亲早死，母亲是大名士孟嘉的女儿，因此在他早年，一方面生计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①；一方面则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史称其"有高趣，博学善著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②。因为门户寒微，陶渊明直到29　岁，始出仕州祭酒之职，然而耿介的性格令他"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在家闲居了六七年之后，到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左右，陶渊明再度出仕，到荆州刺史桓玄府中任属吏，两年后，孟氏母卒，他再次辞职回家。元兴三年（404年），刘裕为镇军将军，陶渊明又到镇军府出任参军，不久后转到江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敬宣府中。次年3月，安帝反正，府主解职，陶渊明亦决心归隐。苦于乏资，遂在这年8月接受彭泽县令之职。但官场中的折腰逢迎依旧令他难堪，于是在这年11月毅然弃官归家，终身不再求仕。

在归田之初，陶渊明的生活还算安定，然而自义熙四年（408年）之后，他的家园开始频频遭到火灾、战祸的破坏，到义熙七年左右，遂移居到寻阳负郭的南村。在此期间，陶渊明目睹了政治舞台上刘裕的北伐和篡政活动，个人生活方面也经历了因水、火、风、虫灾及亲人丧亡带来的种种艰难，但躬耕之志终不变。熙九年朝廷征他为著作郎，亦坚辞不就。

进入晚年，陶渊明的生活更加贫困，有时甚至到断炊乞食的地步，中年后就染上的痁疾（即疟疾），亦日益加剧。朝廷中，刘裕最终篡位成功，并用残忍手段弑杀了退位的晋帝。这一切使陶渊明更感受到世事如幻和世途黑暗，对现实愈加不肯妥协，刘宋江州刺史檀道济曾于以米、肉的馈赠，他"麾之而去"。到元嘉四年冬十一月，陶渊明于贫病交加中溘然长逝。

陶渊明这位伟大诗人一生的思想原则和处世态度，都是通过其仕隐之迹而具体表现的，对他这方面心态的了解，有助更深刻理解陶诗。无疑，陶渊明内心在出仕和归隐间，是存在深刻矛盾的。他的曾祖陶侃，在东晋是一位注重事功，不废儒学的经世之臣，给陶氏家族留下了重儒的传统。受这种影响，陶渊明自幼研读诗书儒术，崇尚"立善有遗爱"的人生理想，而且毕生保持了儒学的思想信仰（如无这种信仰，是很难在人生困境中坚守固穷之节的）；对祖上的功业，陶渊明也十分敬仰，在诗中一再称述"桓桓长沙，伊勋伊德"，"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①。儒学信仰加上对先辈勋绩的感念，陶渊明思想上一度渴望立志建功，他在《杂诗》中回忆年轻时的追求，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诗句；早年的多次出仕，也都带有将用世理想付诸实行，希望有所作为的用意。但现实一再使陶渊明深受失望打击，在桓玄荆州府中任职时所写的"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①　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②　《南史》卷75、76《沈道虔传》、《臧荣绪传》、《吴苞传》、《沈麟之传》、《徐伯珍传》。

①　《洛阳伽蓝记》卷二。晋太康寺，北魏重建后更名灵应寺。塔仍为三级。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②等诗，表现了他的惑然心情。在《辛王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更有"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的感叹。

他深悔于自己的告别田园，产生了"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的洁身远世之心。作刘裕镇军参军后所见到的世局激烈动荡和世事变幻无常，更促成陶渊明济世理想的破灭，因而他厌倦尘事，决意"终返班生庐"①了。

陶渊明归隐田园的选择，固是由于严酷现实使他的政治抱负无从实现，不过这一选择也并不纯然是被动的。在"质性自然"的渊明内心还存在另一种"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②的无为退隐思想倾向，他在老庄哲学方面极高的造诣体悟，不仅发自天性，也和他外祖父江夏名士孟嘉的精神影响有关。后来陶渊明曾亲自为外祖撰写了《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对孟嘉"任怀得意，融然远寄"的人品风度极为倾倒，而他自己同样具有尚酒任真，高逸远怀的性格特征，之所以退出政治是非之地，也是得到其热爱自然，委质自然的人生哲学支持的。

然而由于家贫，陶渊明必须禄仕求生，赡养家庭，这对于他退出仕途的选择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古今多少士人，正是受与牵累，"口腹自役"，沉沦官场不得出，丧失了自我。陶渊明在此方面的表现则最充分地显示出他高洁坦荡的人品。他本身并非不言衣食的假道学之流，深知"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③之理，所以为彭泽令，也坦然承认"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但官场中的种种污浊，为"性刚才拙"的诗人所不能容忍，缠绵人事以至丧失理想，更为诗人所深惧，所谓"饥冻虽切，违己交病"①；"流浪无成，惧负素志"②。他对自己的人生有过痛苦的内省，不仅是在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挂冠赋归之初，也在归田之后面临"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③困窘生活之时。他并不讳言内心"贫富常交战"，诗中亦偶见"人皆获其宜，拙生失其方"的牢骚感喟。但终究"道胜无戚颜"，以"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④的为人态度，坚持了平生的价值理想，实现了伟大的自我人格。

②　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

①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　页。②　《魏书·释老志》。

③　《陈书》卷19《马枢传》。

①　罗哲文等：《石窟寺》，《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②　《祭从弟敬远文》。

③　《咏贫士》七章之一。

④　《感士不遇赋》。

2。陶诗的思想艺术价值陶诗平淡、朴素、浑厚、醇美，具有极高的思想艺术价值。诗人一方面承继了《诗》、《骚》、《古诗十九首》及曹植、阮籍诗歌创作的优秀传统，所作挚至温厚，托意深远，尤其与阮籍《咏怀》的精神最为相通⑤；另一方面，他也是前无古人的，其诗发语天然，豪华落尽，淡而不枯，浅而不俗，哲理之外，复有情韵，且在题材、境界诸方面都有创意，尤其对田园生活的描写，开辟了传统诗歌创作的崭新领域。由于陶渊明胸襟的旷逸，思想的深邃，吟咏之中，高风亮节，真情实感自然流露，其诗乃具有不朽的审美价值。尽管在当时，陶诗因没有迎合文坛华丽雕琢的流风而不被南朝人看重，《诗品》仅列为中品，《文心雕龙》甚至不予提及，但梁代萧统对之仍有"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⑥的高度赞誉。经过时光磨洗之后，陶诗的不朽，更得到历史的肯定。从苏轼关于"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①的评价里，可见后代诗家对陶诗的推崇程度。

前人每称陶渊明是田园诗人，或"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②。其实陶渊明除了描写田园景物的诗之外，尚有许多以历史事件人物，政治时事、以至哲学抱负、思想追求为题材的作品。风格既有淡泊闲适的一面，也有豪放激烈的一面，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他的伟大人格。

譬如其涉及时政的诗，表现了陶渊明于隐居中关心世事的情怀，后人每比之卧龙诸葛，正是看到这一点。而他的政治诗，一般可分三类，即直接抒发意见；用比兴之法寄意于平常景物的吟咏描述；及借廋词隐语隐射时事、以古典喻今典的作法。

陶集中有《赠羊长史》诗，作于义熙十三年，当时刘裕北伐取得了取长安灭后秦的空前勋绩。陶渊明虽归隐近10年，但仍对东晋收复关河进而统一九州之业极为关注，同时又对刘裕的野心感到不安，因此在出使祝贺的友人临行之际，写了这首情感复杂的诗。诗的前半部出于对收复关中的兴奋，情调颇为高昂；后半部分则包含了对商山四皓高蹈隐居之节的敬仰、对时人竞逐荣利的感慨、易代之际汲汲富贵者"贳患"的忧虑等多种感情，表现出诗人对当时国事的隐忧。这是述及时事比较直接明显的一类，但是像《饮酒》、《拟古》、《读山海经》中的一些诗，涉及政治的方式则比较隐晦。如《拟古》九首，实际上是一组彼此相连的抚今追昔，感慨时事之作，在从往事到现实的追忆之中，蕴含了对晋宋间政治的思考与批判。它们写作的时间，正是"忽值山河改"的宋武帝永初元年，以《拟古》为题，在当时形势下不过是借古人杯酒浇自己块垒，避免在抒情言志时触发政治机网。尽管如此，这组诗涉及时政仍颇为广泛，不仅有指刘裕为曹操的"辞家夙严驾"、隐喻晋宋之际知识分子人生道路选择的"荣荣窗下兰"、总结东晋亡国教训的"种桑长江边"，也有直接抒发愤世之情的"少时壮且厉"。

至于著名的《述酒》一诗，更是陶渊明有感于刘裕弑逆所作。诗中使用⑤　方东树：《昭昧詹言》中即每以"阮公""陶公"并称。

⑥　《陶渊明集序》。

①　《魏书》卷84《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②　《魏书》卷84《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大量典故，隐射揭露从桓玄到刘裕的篡晋过程及为此所使用的残忍手段，表现了诗人对统治者诛及无辜暴行的愤激和谴责。虽然触及的问题十分尖锐敏感，但含蓄的写法，终令诗人免于文网。

除了感慨政治，陶集中还有大量寄托胸襟抒发怀抱的诗。陶渊明是一位哲学上有相当超悟的诗人，由于儒玄两方面的修养造诣，他继承了自嵇阮以来魏晋杰出诗人对自然社会的独立思考，以卓尔不凡的思想与实践，在对人生至道的把握上超越了前人。所作《形影神诗》在这方面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组诗。这组诗将三个富含哲学意味的词拟人化，使之相互对答以阐明主旨，构想新巧。诗前有一序："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辩自然以释之"，可见作者作此诗的目的用意，是有鉴于世人对生命中某些表象的迷惑，欲阐明真正的自然之道以破其"执"①。

如《形赠影》：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馀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这里写了"形"的痛苦。"形"即人的物质自然存在，它的苦恼是徒为万物之灵，却不能长生不朽，超越物质生命。此苦无法解除，就产生了魏晋以来放达享乐，消极顺从自然的人生观。

接下来的《影答形》诗云：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影"虽然解劝"形"不要执著于长生，但它自己赖"形"而存，痛苦更甚于"形"。实际上，"影"所代表的，正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一切欲念名心，所苦亦在于身死名没，所以它希望以"立善"建立功业来求得精神的不朽。魏晋以来崇尚名教的人生观，即产生于这样的认识基础上。

以上二诗通过对人生之道各执一端的"形""影"两方互相诉苦，象征反映了传统的自然名教之争及一般士大夫在崇尚自然与服膺名教之间的矛盾困惑。而这种困惑，最终由"神"来予以点化：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受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针对"形"的汲汲长生，"影"的孜孜求名，《神释》指出了古今老少贤愚同归一死，而圣人神仙皆不可见。对于"形"、"影"各自采用的放达任诞或立善遗爱的解脱方式，"神"亦给予透彻的喻解：以酒消忧，更有损自然生命，立善遗爱，在乱世里哪有客观的善恶标准，而众人皆醉，谁又能为之延誉呢①？最后"神"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委运任化，不喜不惧，顺应自然。但这并不是消极的随波逐流，而是将个体的有限生命融入宇宙自然，在后者的无限之中，体认人生的价值，获得真正的不朽。这一结论陈寅恪先生称之

①　《晋书》卷九十五《陈训传》。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七册，第六○六页。

为"新自然观"②。

陶渊明这组用形影互答开始而以神之喻解结束的诗篇，表现了诗人心中对人生、自然、社会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与最后的觉悟，对传统的儒道之说，这并非简单否定而是一种哲学上的"扬弃"。而《神释》中那种襟抱天地，存生万物的精神，更显示了诗人无以伦比的超旷胸怀。三首诗以述哲理为主，但读起来却和玄言诗的感受完全不同，原因之一即是所阐之理是诗人的真实体悟且富有引人入胜的高境；其次则是由于语言的清真自然纯朴，而使诗中并无"理障"。

由于陶渊明包容宇宙的高旷心胸，他笔下的自然风光，都是别具新趣，别有魅力，和诗人的主观精神融为一体的。如宋人尝言"渊明随其所见，指点成诗，见花即道花，遇竹即说竹，更无一毫作为"③，像他的四言诗《时运》，即表现了这种特色。如第一章：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余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四时流转，又到了风光宜人的暮春时分。在效外碧丽如洗的春景里，不仅有青山、有清风、有新苗，更重要的还有一位换上春服潇洒吟游的诗人，它们和他共同构成这幅美丽的自然画图，充分显示了自然的和谐。

陶渊明对自然的亲近感和融为一体的欣赏方式，和他躬耕陇亩的生活是分不开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之二中有这样的诗句："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诗中写出春天辽阔原野上秧苗欣欣向荣的景象和诗人甘于陇亩，在耕作中获得的愉悦心情。"平畴"诸句，历来为人传诵。苏东坡以为"平畴二句，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世之老农，不能识此语之妙"。诗人对劳作本身怀有很深的爱，所谓"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不论收获如何，眼前所从事的劳动已是令人欣快。这种心理，也只有亲自从事农耕，体验过劳作带来的身心俱泰感后才能产生。

陶渊明的另一首劳作诗《归园田居》之三，不仅描写劳动生活更为生动细微，还有很深的寄意：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此诗语言平易如话，前面寥寥六句，描出一幅清幽的月下农归图，仿佛可以看到诗人经一天劳作之后肩扛锄头，踏着月光，沿着夜露沾湿草叶的狭长小道缓缓走来。可以想象，由于劳动技艺不高，以至田里的草长得比豆苗更盛，但是诗人内心却十分充实满足，有坚定信念。

由于陶渊明的人生理想不是空洞的而是和自然、和真实的劳作结合一体，历经生活的考验，在艰苦力耕之中获得升华。因而他领悟了自然妙道，也赢得了一个恬静超然的心境，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欣赏美，并将美的发现和审美的情趣，借诗的冲淡隽永语言表现出来。比如其《饮酒》第五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②　《北史》卷81《马敬德传》、《张彫武传》、《孙惠蔚传》、《董征传》、《李铉传》。③　《北史》卷81《马敬德传》、《张彫武传》、《孙惠蔚传》、《董征传》、《李铉传》。此诗具有雅淡的风格和悠远的境界，旨深言约，极富理趣。开首四句，先以平淡的语言叙写居住的环境，随即以"问君"转折，巧妙进入"境由心造"的哲理表述，不见一丝生硬。"心远"指精神的断绝尘想，恬退超越，有此心境，自可浮云富贵，粪土王侯，视朱门如蓬户，居人境如处深山了。陶渊明尝有"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的诗句，而这种不须借助远离人世条件即可实现隐居，实际上显示了诗人追求超越但无须于牵执于外在条件的高度思想修养。"采菊"四句写了心境澄明的诗人采菊东篱，悠然自得，而山间岚气明灭飘浮，飞鸟来往归巢，冲澹幽远的画面与诗人心境融合为一。在这种意与境统一中诗人的精神复归自然，感受到了自然的真趣。

然而大道无言，"真意"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对它的理解，只能来自精神的妙悟，心与自然的直接沟通。而精神既已超乎象外，语言也是多余的了。高迈的哲学内涵，使诗结尾处虽云"忘言"，却自有丰富的言外之意。而这首寥寥50　字清省无华的短篇，也足以展示陶诗思想艺术水平的不凡。陶渊明的诗，流传下来的共126　首，其中四言诗9　首。除诗之外，渊明也擅长散文和辞赋，其名篇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祭从弟敬远文》、《与子俨等疏》及《感士不遇赋》、《归去来辞》、《闲情赋》等，大都用清疏之笔，不尚辞采，不侈引典故，或清新淡远，亲切自然，或意气宕折，愤激慷慨，同样是他思想和艺术风格的体现。

（三）两晋文人的搜奇好异之习与志怪小说的创作魏晋以来的文人颇有喜述灵变怪异，好奇博物之风习。如前人所论，由于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名士亦趋于方士化，故百余年间，人重异术②。志怪小说创作的兴盛，是这种情形的必然产物。

①　《北史》卷81《刘蘭传》、《李铉传》。

②　《魏书》卷84《平恒传》、《刁冲传》。

1。两晋志怪小说创作兴盛的条件背景及概况小说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外物篇》有"饰小说以干县令"之语，所谓"小说"，在当时指一种"琐屑之言"③。"志怪"一词最早亦见于《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而"志怪"是记载怪异故事之意，和后世作为文体的志怪不同。汉代始视小说为独立的文学艺术形式，《汉书·艺文志》言"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桓谭《新论》则认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④，汉人眼中小说的来源、形式和性质大抵如此。而这一文体所包含的诸多内容中，记述异闻的"志怪"一类，因具有比较丰富的幻想、鲜明的形象及较完整的情节，其创作最值得重视。汉末以后，哲学、宗教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因素激发了士人的好奇之心，推动了志怪小说的创作。就哲学思想而言，由于儒学在思想学术领域一统天下地位的动摇和玄学清谈的流行，士大夫的思想宗尚和治学方向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受名理学综核名实，辨析物理物性和《易》学极深而研几，细观微察天地万物以体大道①的思维研究方法影响，魏晋士人治学从汉代的白首穷经，陋识寡闻变为"博贯诸子百家之言"，并进而将探索领域深入于天文地理、草木鸟兽、历史人文乃至阴阳五行、占星卜筮，博学多闻成为跻身名士必须的条件。这种倾向进一步发展，遂变为两晋文士的搜奇好异之习，张华作《博物志》，郭璞注《山海经》，都是这一风习的表现。从宗教方面而言，灵怪故事源自上古的神话传说及中国传统的巫术方术，汉魏之后，古代神仙之术发展为道教，广泛流行于社会。由于宗神仙，好灵异，尚方术的信仰特点，道教信徒比较重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为学广涉"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药本草"②，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③许多道家方士，或因真心笃信，或为猎取富贵，纷纷记述灵变故事、奇异方物。以此自神其教，扩大社会影响，所谓"援引荒漠之世，称道绝域之外，以吉凶休咎来感召人"④，原始的神话传说进一步丰富完善。汉末以来动荡不宁，生民多艰的惨淡现实，则是志怪小说创作繁荣的重要社会条件。许多志怪作品，虽以冥界仙乡为场景，鬼仙为主角，实际却深含入世之心，所折射的，是当时人的境遇。其诡变飘缈的描写，反映了乱世里的生命无常感，也体现了人们超越痛苦，寻找理想之境的美好愿望。加之魏晋时期的人们追求文学的不朽价值，包括史传在内的各体文章大量涌出，而志怪这种用史笔写神怪幻想的文学体裁，亦沿两汉所具的规模，进入创作的成熟鼎盛期。从最早的《列异传》到集大成的《搜神记》，多记异地方物的《博物志》到记神仙异人的《神仙传》，可考的作品，有近30种之多，题材、篇幅较汉代大为扩展，艺术手法也有明显进步。

③　《魏书》卷84《平恒传》、《刁冲传》。

④　《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拟李都尉陵从军诗》李善注引。

①　《三国志·吴书·赵达传》注引《吴录》。

②　《新唐书》卷199《柳冲传》附《柳芳传》。

③　《金明馆丛稿初编·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④　见王瑶先生《中古文学史论集·方术与小说》。

2。两晋各类志怪及干宝《搜神记》此时期志怪的内容，不同于以后南北朝时期以宣扬佛家业报为主。论者通常将从魏到东晋二百年的志怪之作分为三类，即标准的志怪类、博物类及杂史传体的记仙类，三类作品的内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中《搜神记》是"志怪类"的代表作，也是这一时期志怪小说的最重要作品。以下即对各类志怪择要简述：《列异传》：此书是魏晋时较早的一部"序鬼物奇怪之事"①的优秀志怪类作品，一般认为撰者是魏文帝曹丕，但书中又记有魏明帝和齐王芳时事，或为后人所增，但无疑是魏晋人之作。该书多载汉代以来故事，内容丰富，生动有趣，富于情感和曲折的情节。"宗定伯捉鬼"、"三王冢"、"麻姑下降"、"韩凭夫妇"、"望夫石"等故事不仅本身艺术成就很高，还往往成为后来志怪作品的原型。

《博物志》和《玄中记》是当时博物类志怪的代表作。《博物志》为张华所撰，张华本为著名的博学之士，史称"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②《博物志》通行本10　卷39　目，内容包括山川地理、鸟兽草木鱼虫、神仙方士的故事传说等，颇为驳杂。前6　卷主要是各类异闻杂考，多采自《山海经》等书，少有小说性文字，后4　卷中，则载有若干文学性很强的故事，"八月浮槎"、"千日酒"、"蜀山猴玃"等故事都是最早见于该书，对以后志怪的创作有一定影响。

《玄中记》又名《郭氏玄中记》、《元中记》，据后人考证，作者为郭璞。书中一些内容，和郭璞注《山海经》中文字相同，且作者显示出的博识，除了郭璞也很难找出第二人。书中所涉内容，有上古神话、远国异民传说、山川奇异生物传说、精怪妖异故事等诸多方面。男子藏鸟羽而得妻的"姑获鸟"故事、"桃都山"、"扶桑山"、狐妖等传说，都是富有特色且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和《博物志》相比，此书内容较为朴实，文笔则"恢奇块丽，仿佛《山海》《十洲》诸书"①。今有辑佚本。

《神异记》、《神仙传》和《拾遗记》属记仙类志怪小说。《神异记》撰者为西晋道士王浮，原书早亡，今只可见辑佚数则，大多言神仙事，如虞洪入山采茗遇仙故事，记述仙人丹丘子和仙品大茗，是标准的颂扬仙家之作。其中的孙皓时江夏太守陈敏因失信受覆舟之惩故事，义例与仙传不甚符合，或疑是他书阑入。《神仙传》10　卷，晋代葛洪著。此书广泛取材于仙经道书，尤其受汉代《列仙传》影响，记述诸仙事迹较为详备，所传神仙初有近200人之多。由于作者的信仰，书中多道家修炼方式的沉闷叙述，文学性不强，只有《黄初平》、《壶公》、《栾巴》、《王远》等传，想象丰富，叙写生动，是很好的小说类作品。《拾遗记》亦称《王子年拾遗记》，王嘉撰。王嘉是前秦著名方士，后为姚苌所杀，原书19　卷（今传10　卷），所记上至伏牺下至后赵石虎，凡古代神话逸事奇闻都有记述，又记与仙人生活有关的诸名山如昆仑、蓬莱、方丈、洞庭，以及异邦风俗物产等。其特色是借历史传说铺排渲染，幻想奇特，情节曲折，首尾完整，人物情感细赋，且文笔缛丽，

①　《廿二史札记》卷4《东汉功臣多近儒》。

②　《后汉书》卷79《欧阳歙传》。

①　《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

词采丰美。不少故事传说中还隐含了对下层人民痛苦生活的同情和对历代统治者奢侈暴虐的揭露，如"怨碑"、"薛灵芸"等。此书在题材、艺术手法等方面都对古代小说史有很大影响，"历代词人，取材不竭"①。

东晋初干宝所撰的《搜神记》是两晋志怪的代表作，原书30　卷，历经散佚，今辑为20　卷464　条。干宝是晋代著名史学家，也是一位道家方士，史载他因有感父婢及兄死而复苏，"遂撰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以明"神道之不诬"②。

《搜神记》广收逸闻，篇帙宏富，在内容题材上都非同时之作可比。《序》中言其材料的来源，一是"承于前载"，即取自他以前的志怪和其它典籍；二是"采访近世之事"。这些材料并非简单的钞撮袭用，干宝在东晋担任过著作郎之职，对古今各类材料有广泛涉猎的条件，加上其良史之才，原有故事经他的加工融裁后，在主题结构诸方面都更趋完整成熟。

《搜神记》在内容上颇为驳杂，大致可分为五大类：其一是神仙方士和法术变化，包括赤松子、王乔、左慈、葛仙翁等仙人奇妙的仙术和郭璞、韩友等方士的阴阳卜筮厌胜之术，想象奇幻；其二是各种阴阳五行感应变化，各种奇灵异物及玄怪的传说如盘瓠故事等，显得荒诞不经；第三类在书中份量最大，为各种神、鬼、精怪故事。神灵故事记述了海神、水神、泰山神、织女、杜兰香、蒋山神、丁姑神、灶神、蚕神等大批神祗，表现了神人的感通相应，许多故事颇具人情味。鬼类故事多写人鬼相爱及冥幽显验，作者对鬼抱同情态度，记述了如紫玉、卢充、谈生等许多死生不渝的人鬼间动人的爱情故事，优美而曲折。精怪故事反映了作者对为祸人间的妖魅的反感蔑视，其中许多故事颇具幽默之趣；其四是历史传说，记述历史上的勇士豪客直吏能臣孝子节妇信士，有许多故事如韩凭夫妇、东海孝妇、干将莫邪等为后世广为传诵；其五主要是人与动物间的善恶报应，多述动物报恩之事，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善恶观。

《搜神记》由于其撰作宗旨和时代，书内固不免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和封建伦理道德说教气味，但瑕不掩瑜，在思想、艺术和小说史上都有极高的价值。干宝尝著《晋纪》，史称其"直而能婉"①，而此书叙事简洁、语言朴素，但又曲折入理，清俊雅丽，同样有此特色。书中有许多人民反抗强暴，追求幸福美好的感情与生活的篇章，鞭挞社会的黑暗，讴歌正直、勇敢、忠贞的品质，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在情节篇幅叙写方法上，也相当丰满完整，人物形象更富于个性。其内容题材，为后世不同的文学形式所大量采用，对于南北朝志怪、唐人传奇以至清代的《聊斋志异》来说，《搜神记》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①　《九章算术》方田章圆田术刘徽注，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②　见卜宪群《瑯琊王氏政治地位研究》、《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第1　期。

①　《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　期。

（四）对文学创作规律及技巧的探讨1。陆机《文赋》《文赋》是继《典论·论文》之后的一篇有关文学创作方法的重要理论文章，在历史上首次系统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和技巧，其用赋体写成，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是个创举。

《文赋》写作的时间，大致是在陆机入洛之后的元康末年到永康初年期间。此时太康诗歌余响尚在，陆机从对前人作品的阅读鉴赏和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许多经验，因此而论作文之甘苦和其间的利病得失。他在《文赋·序》中说：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论，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谓曲尽其妙。

《文赋》对整个创作过程从创作冲动的产生、到艺术想象的出现、表达等诸多方面，有详尽叙述。有关创作冲动的产生，陆机认为主要来自自然、社会和内心情志三方面的激发，举凡自然界的万物变迁、春秋代谢；到社会生活中的前代典籍，先民清芬，触动了作者本人怀霜凌云的高洁澹远心志，都促使作者"慨投篇以援笔，聊宣之乎斯文"。在此基础上，陆机详细表述了写作构思中的艺术思维过程：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层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在叙述中，陆机抓住了形象思维的特征，强调了联想、想象的作用，揭示了创作的奥秘，这在古代文学理论上是前无古人的认识。而在作家凝神深思，驰骋想象，抓住文思与形象以后，还必须用语言形式将它们清楚地表现出来，所以《文赋》对于文章的结构、布局修辞、剪裁等的作用也十分重视，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

陆机崇尚作家和作品的个性，对文章体裁和风格的多样性有透彻的分析，在主体方面，他认识到由于作者的个性、趣味不同，会在作品的风格上打下不同烙印；在客体方面，则由于文体不同，对写作也有不同的要求。在《典论》提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4　类文章的不同的写作要求之后，陆机更细微地区分了10　类作品："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以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些精微的归纳概括是作者在当时文学创作新的进步基础上，对旧说在形式内容诸方面的修正补充提高，以及在审美实用方面提出的新的要求，也是这位对各类文体的作法均娴熟于心的文章大家自己的真切体会。

《文赋》后半部，主要论述创作技巧，剖析作文利病，颇有精到的见解。其间，陆机提出了他的文章的审美标准：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对言意辞采声音之美的极度重视，是陆机所处时代的创作风气，也是陆机在②　《梁书》卷33《王筠传》。

诗文创作中所奉行的原则。因此他强调命意的新颖独创，词句的秀出奇警。太康的文学宗尚，通过陆机的理论总结和创作示范，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文风，东晋南朝的文学创作，正是沿此方向发展流变的。

对《文赋》中文学见解的评价古今褒贬不一，较为普遍的批评是其中有片面追求技巧的倾向。但必须看到的是，这种倾向本是时代的产物，是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表现之一，其意义并非纯是消极的。《文赋》主要探讨的问题，是文学创作的具体规律，而作者又有切身的经验体会，故所论多得旨要，非浮泛之谈可比。赋中还提出一些作者自己亦觉无法解释的疑问，带动了后世对创作规律技巧的进一步研究。

2。挚虞《文章流别论》魏晋以来，各体文章大量涌现，文章总集的编撰也随之兴盛，有些文章总集有序和评论，用以表明编者有关文章撰著的意见，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正是这种性质的文学批评著作。挚虞字仲洽，京兆人，为皇甫谧弟子，治学颇受其师影响，通博多闻，对阴阳礼律天文之学都有造诣。《晋书》本传载他"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此集早已散亡，集中原有论、志二卷，亦只剩少许佚文，所以今日见到的《文章流别论》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片断。

在《文章流别论》中，汉魏以来的各类文章，按繁复的颂、赋、诗、七、箴、铭等文体分别选编，以便利当时人对各种文体的揣摩掌握，其中的"论"，则论述文体，探索各体文章的源流、性质，评论作品得失。所以《文章流别论》主要是文体论，亦间有风格论，和《文赋》以创作论为主不同。挚虞论文体的主张是在《典论·论文》和《文赋》对各种文体风格的论述辨析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他的文体论，比前人的简略之言要全面、细致得多。比如他对"颂"这一文体的辨析：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

以下即举出汉以来的颂体名篇，一一分辨哪些和古颂体意相类而文辞古今有异；哪些"颂而似雅"，而哪些"纯为今赋之体"。他对"哀辞"和"诔"这两种文体的辨析，也都非常透辟有见。

挚虞对文体的分辨有时细致到近乎拘执的程度，这是由于挚虞在治学上有"宗经"的特点，故其论文的观点较为崇古守旧，偏重传统。譬如关于文章的功用，他认为："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性尽理，以究万物之宜"，其作用所及远远超出前人的界定，实际上将儒学经典也包括在各体文章之内。评论文章既以儒经为准的，而反对新变，忽略文体按自身艺术规律发展进步也就毫不奇怪了。如他论诗体时，认为各种诗体都是演变《诗经》而来，所以极力推崇四言而贬低五言，所谓"古诗率以四言为准"；"雅音之韵，四言为正"，五言者"于俳优倡乐多用之"等等，都是用古代诗乐配合的情况，来否定汉魏以来活泼清美的新诗体。其论赋体，也认为"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又针对今赋，指出辞赋"背大体而害政教"的"四过"，对古今赋作褒贬之意相当明显。而赋以情义为主的观点固不乏可采，但实际上作者所持的仍是看重政治教化的文学观，完全无视了建安以来抒情小赋的创作成就和经验。和陆机《文赋》中"赋体物而浏亮"的主张相比，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文坛上两种不同的倾向。

挚虞《文章流别论》中的儒家正统宗经观念，使他对儒学复兴后的南朝文坛的影响远比在两晋时为大。刘勰作《文心雕龙》，萧统编《昭明文选》，都在许多方面吸取和发展了挚虞的文学观点。

六、南朝文学（上）

（一）政治兴替与文学体式的成熟化1。南朝寒门政治与士风衰颓晋宋之际，是魏晋南北朝社会、政治与文学创作的一个转折时期。发生于公元420年的刘裕篡晋，形式上与当年曹氏篡汉、司马氏篡魏并无二致，但实际上则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最高权力的转移，它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基本格局被打破，寒族势力进入政治，渐成为王朝的主宰。从刘宋时起，有朝历代皇帝，都门第不高，所用的实际干事人物，也多为寒门庶族之士，他们代表了一个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处于上升时期的阶层。然而，寒族掌权并没有更多地改善南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缓和社会的固有矛盾，也没有显示出打破偏安局面的进取姿态和实际力量。野心勃勃，急于获取更多社会利益的寒族地主，所真正关心的还是在经济上聚敛财富和在政治上争夺权位。由于文化教养的缺乏等因素，他们从事政治，往往更加残忍和不择手段。所以南朝一百余年，政局并不稳定，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一个比一个更短命，而朝政则一个比一个更污浊。统治集团内的骨肉相残，几乎成为通例，皇室成员的越礼放荡，以至毁坏伦常，在历史上臭名昭彰。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特别记有"宋、齐多荒主"、"宋世闺门无礼"、"宋子孙屠戮之惨"、"齐明帝杀高武子孙"等若干条，认为"古来荒乱之君，何代蔑有，然未有江左宋、齐两朝之多者"，"统计八九十年中，童昏荒暴，接踵继出"①。梁陈之末，依然如是，统治集团的淫乱、奢侈、酷虐、贪鄙，种种恶德，令读史者不忍卒观。

南朝的高门士族，虽然依旧风流自命，保留了相当的社会特权和庄园经济实力，但已不再是政治上举足重轻的力量。他们在朝中的真正作用，不过赞礼充使，擢才取士，充任政治花瓶。改朝换代时则奉玺捧印，"将一家物与一家"而已。被排挤出权力中心的这些士族，一方面是政治点缀品，一方面也是武人皇帝、寒族荒君泄忿杀戮迫害的对象。这种处境使他们对政治现实更采取逃避态度，为人处世只以家门利益为依归。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人格愈加萎缩，文学之士的社会角色从藩邸僚友、高斋学士，一步步沦为僻主昏君的狎客才人之流。

当然，士大夫人格精神的萎缩，不仅政治环境使然，也有思想哲学的因素。自汉末经学衰落，玄风兴起，佛家思想渐次侵入社会之后，经魏晋二百余年社会思想文化的碰撞整合，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已基本上看不到各派思想间的矛盾冲突。魏晋以来的思想潮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玄学清谈形式上并没有消亡，甚至在宋文帝元嘉十五年，还特地立儒、玄、史、文四学馆，玄学列在史学、文学之前。但实际上，玄学作为一种本质上和门阀制度有密切关联的思想学说，已经由于时世的变迁而丧失活力，渐趋式微，不再是士大夫阶层唯一热衷的思想形式了。佛学此时也完全摆脱了玄学附庸的地位，变得更加中国化，思辨愈加精致，因而得到空前的传播发展，在社会中盛极一时。有利于维护皇权的儒学在此时得到"复兴"，自宋武帝始，南朝

①　《九章算术》方程，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各代寒人皇帝，都一再下"兴学"的诏令，设立传授儒经的机构。到梁武帝时，儒学的鼎盛达到高峰，三《礼》和《孝经》的研究尤其繁荣。更为重要的是，玄、佛、儒三家思想，已不像魏晋早期的名教自然那样互不相容，彼此冲突，而是在长期的发展中互相渗透，逐渐趋于合流，以传统儒学为主体互为补充，最后形成为新的统治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一切向统治思想挑战的异端都消泯了。整个南朝的文学，就建立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思想的背景基础上并表现出与之一致的特点。

2。南朝文风的演变正如刘师培所言，南朝文学之盛，"实由在上者之提倡"①。宋、齐、梁、陈各代，虽朝政荒败，但率多好文的帝王宗室，往往聚合文士，与之竞骋才藻，互较短长。而作为创作主体的大族文士，一方面丧失了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方面却有经营已久的田园别业作保障，能够优游山水，驰骋遐思，怡情悦性，感受歌咏自然之美，形成家族性地域性的文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南朝文学创作是对西晋太康文坛中那种倚重技巧，流连深情的创作风格与审美追求的继承和发展。不过，虽艺术上更加纯熟华美，作品却更少社会生活的深刻内容，意境风格也比前人更加卑弱狭小。

《文心雕龙·明诗篇》对晋宋间开始的文风演变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此论实际上概括了整个南朝文学从前人浑融写意到穷状极物，高度技巧化的发展过程。具体而言，南朝文风的演变之迹，大致可见三个阶段①：刘宋一朝是一个过渡的时期，文人对技巧的追求，主要表现在对山姿水态的模范刻划及诗中字句的淬炼。由于魏晋时代风习残余的影响，谢灵运等人的作品，不仅在雕琢词句中尚显朴拙的古意，篇句之间还不能融合无隙，而且往往留有一个玄理的尾巴，作品中情感表达也还时见奇崛峻烈，气骨犹存，不似永明诗人的平熟恬丽；南齐永明以后，对文学技巧的追求已从字句形象之美发展到对作品音声和畅、圆美流转的内在韵味之美的更高要求，并从实践上升到理论总结。玄言诗的影响几乎完全消失，文坛中也已少见情辞峥嵘感慨激荡之作，其抒情写景之篇更多表现出婉和秀丽清美的审美趣味；及至梁陈，文风更趋华美侧艳，题材也从自然山水转为对艳思闺情及至各种小巧器物的工细咏叙，轻浮靡丽，少有思想意义和社会内容可言，实为南朝文学的末流。

以上变化之迹主要只就诗作而言，从整个南朝文学的发展来看，辞赋骈文、小说和文学批评都有很多可述的成果，其创作的繁荣是无庸置疑的。

①　《庄子·天下篇》，见《诸子集成》（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①　《孙子算经》卷上，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二）宋世诗风及谢灵运、鲍照在创作上的承先启后作用刘宋一代，是南朝一百余年文学繁荣局面的开端。在创作上，宋世诗人摒弃了玄言诗平典无文，淡乎寡味的意趣而发展了东晋诗人对山水景观多样化的艺术表现手法，使文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受文学新貌的吸引，从附庸风雅的武人皇帝到素有文学传统的大族文士，都积极致力于诗歌等作品的创作。宋初元嘉时期的杰出诗人，是号称"元嘉三大家"的谢灵运、鲍照和颜延之（当然颜在文学上的成就远不及鲍、谢二人），与他们同时或稍后的谢惠连、谢庄、谢瞻、鲍令晖、汤惠休以及宋文帝、宋孝武帝等人，也都是造诣颇高的诗人或能文之士。其中谢灵运、鲍照两位诗人和他们的作品，最能代表宋世诗歌的思想艺术成就及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谢灵运的山水诗谢灵运（385-433）生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他的家庭，是著名的高门陈郡谢氏中的一支，祖父谢玄曾在淝水之战中与谢石、谢琰一道以八万人马击败苻坚大军，因功封康乐县公。由于父亲谢焕"生而不慧"，祖父谢玄对天资聪颖的灵运极为钟爱，将他送到钱塘杜明师的道馆中寄养到十五岁，所以谢灵运小字客儿。灵运自幼笃志好学，博览群书，加上家族的文化传统，因此有渊博的学问和很高的文学修养。他的族叔，著名诗人谢混认为他"博而无检"，若加绳染，可成美玉之才①。

谢灵运在十八岁左右袭康乐县公爵，同时授员外散骑侍郎之职，由于当时桓玄正将篡位，所以灵运辞官不就，到21　岁始出为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从此时开始，他就卷入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争斗之中。谢灵运自负良才，有很强的功名心，这种功名心，首先出自他高门大族的政治优越感，同时也和谢氏家族在谢安、谢玄、谢琰之后门第衰落，以至灵运极力想恢复祖上光荣的用意有关（在此点上，谢灵运和陆机有相似之处）。然而在晋末宋初，士族在政治上丧失优势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受制于这一时代大气侯，尽管灵运主观抱负很大，但其政治生涯的诸多冒险赌博之举，已注定了必输的结局。他入仕之初的选择刘毅为府主、曾依靠刘裕次子庐陵王义真为主要支持者以及对本即极不信任他的宋武帝、宋文帝的种种蔑视轻慢言行，都是他时乖命蹇的证明。入宋以后，谢灵运由县公降为县侯，前后担任的官职，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永嘉太守、秘书监、临川内史之类，由于他傲慢放纵不拘法制的举止，还常常受到政敌的构陷打击，所以他内心极感痛苦失意。最后谢灵运在长期不得志的郁愤心情之下孤注一掷，当朝廷因罪到郡逮捕他时，公然举兵抗命，因此被朝廷流放到广州，并在元嘉十年（433年）被杀，时年四十九岁。

谢灵运其人内心世界十分复杂，思想上可见到儒佛玄三家的影响。他一方面作为高门士族，自负才地，政治上有野心，始终不忘追逐权势；另一方面，由于他没能进入最高统治层，所以感情中多少保留了一些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及对统治集团荒淫暴虐的不满，对国家的大政，仍然是关切的。他也是当时政治的牺牲品，其死于非命的遭遇，令人感到惋惜。由于他杰出的文学才能，他对古代文学发展史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谢灵运平生著述很多，无论诗、赋、书画、史学乃至佛经翻译，都是大家，但成就最高的，还是他的诗作。他的诗今日可见到的有九十多首，其中大致有四类：即感怀诗、山水诗、佛理玄理诗和应制应酬诗。后两类诗其实没有特别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依然"平典似道德论"，如"若乘四等观，永拔三界苦"①之类的句子，和玄言诗并无二致。谢灵运在文学方面真正重要的成就，表现在他对山水题材诗歌的写作创新上。其山水诗的蕴含颇为杂芜，不仅折射了他个人复杂的人生境遇、文学才华和哲学宗教修养，同时也未脱尽前代玄言诗的影响。同一首诗中，常见鲜丽清新的景物描写在前，而毫无新意的玄学陈言在后。其中许多传世之篇，都往往是风景刻划、情感抒发和哲理表达三种成份兼而有之。如他的名篇《晚出西射堂》：

①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

①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武帝纪》注引《魏书》。

步出西城门，遥望城西岑。连障叠。。■，青翠杳深沉。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节往戚不浅，感来念已深。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抚镜华淄鬓，揽带缓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

这首诗以写景始，以抒怀释理终。写景十分精采，但与抒怀间的转折较为生硬，并时见芜词累句。由于过于雅饰词句，反而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感慨，与读者内心实现直接交流，读者在诗中获得的最深刻印象，仍是诗中的山水描绘部分，故前人称之为"有句无篇"。

由于谢灵运不凡的才情和不如意的仕途，他也有一部分诗能激于感慨，在山水中寄予深情，使情景浑然融合，而玄言的成份则退隐到作品的最深层，以至即使忽略这层理解，也不妨碍对诗本身意境的欣赏。如他卧病永嘉后写的《登池上楼》：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沈。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病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幽歌，萋萋　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此诗深怀身世古今之感，借潜伏的虬龙和高飞的鸿雁起兴，表现出诗人对离群索居，进退失据的感愧，前人认为"虬以深潜而保真，鸿以高飞而远害，今已婴俗网，故有愧虬鸿也"①。"进德""退耕"两句内心独白，典型地代表了许多封建文士在黑暗时代选择仕隐时所感到的惶惑与尴尬，而诗人栖身滨海荒郡以至缠绵病榻亦是为此。此诗最明快的句子是"初景"以下四句，诗人在长久卧病心情抑郁之后，忽然注意到户外季节的变化：初升的太阳驱除了冬天残余的寒风，一冬的阴冷消失在春天的阳光之下，池塘长出春草，园柳间鸣啼的小鸟已和前一季节不同，"池塘""园柳"句没有任何人工的雕琢，"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是灵运集中千古传诵的佳句。联系全篇，这四句也并非单纯写景，更包含了一种根深的人生期待，犹如当年山涛那句含意丰富的叹喟"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恰是为此，诗人感受到了更深的抑郁，因而借"幽歌""楚吟"之典，深深惋惜天地间一切美好的东西一旦消逝，就再也不能重见。尽管表达不够明快，其中的思想，还是有一定深刻性的。

这首诗是谢灵运感慨人生抒写怀抱之作，情感真挚沉郁，写景清新流畅而不枝蔓，与情感联系紧密，篇中并暗用《易》经"潜龙"之义，哲理与意象结合，使诗的内蕴显得更加深厚。谢灵运游放临川时有一首短诗《岁暮》："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运往无淹物，年逝觉易摧"，也是以清警遒劲的景语寄寓内心的愤激，与这首诗同属谢诗中的上乘之作。

和魏晋古诗通篇浑融，"难以句摘"的情形不同，谢灵运诗中的美辞好句俯拾皆是，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①、"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②、"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③、"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④、"扬帆

①　《三国志·魏书》卷10《荀彧传》注引《彧别传》。

①　这一数据约与公元前70年的天象相符。

②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评》。

③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④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采石华，挂席拾海月"⑤、"林壑敛瞑色，云霞收夕霏"⑥、"时雨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⑦、"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⑧等等。从中不难看出谢灵运对自然景致观察的细微和对其声、色、形貌动静姿态的刻意摹写，字、句都经过精心锤炼，大量采用骈偶对句来达到一种对比和谐的审美效果。在景物描写外，繁辞丽藻，典故密集也构成谢诗的一大艺术特色，在这方面，他明显地承继和发展了陆机的风格。就全篇而言，谢灵运的诗有不够晓畅之病，亦与作品有"深芜"之称的陆机相似。但谢诗的难读，并不因为其中思想哲理特别深奥，而是在于他追求创新中改变了一些传统的表达方式而新方法的运用不够纯熟，所谓"经营惨淡，钩深索隐"①，人为地造成了读者与艺术意象之间的"隔"。不过从另一角度看，这也形成了谢诗虽求新巧而尚留古拙的审美特色。

总之，谢灵运在文学上确实是一代大家，对后世作者有极深远的影响。

但就诗的深厚感发力而言，还是远逊于阮、陶等人的作品。其原因除了太讲究辞句技巧，辞繁意密，多为喻说，反而湮没了诗中的"真意"而外，也和他本人思想情感所达到的境界层次有关，如黄节先生所言："康乐未忘华胄，。。其诗虽工，其于感发人心，不若嗣宗为至"②。诚然，伟大的作品首先出自伟大的人格，此点非关人力，诗本身的工拙也无以改变这一点。

⑤　《游赤石进帆海》。

⑥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⑦　《游南亭》。

⑧　《登江中孤屿》。

①　《晋书·虞喜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②　见《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

2。鲍照的七言杂体诗鲍照（414？-466年）字明远，祖籍东海，出生在京口（今镇江一带），家世寒微，生年不详，据推测大约生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卒于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年）③。

鲍照一生蹉跎，《诗品》说他是"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大约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左右始入仕做小官，被任命为临川王义庆的临川国侍郎。在临川国的六年中，由于义庆和其子刘烨的好文，鲍照处境尚好。刘义庆死后，鲍照闲居3年，又到始兴王濬的幕下任侍郎。刘濬是太子刘劭弑逆的同谋，鲍照在其手下，对他的不轨之心多少有所察觉，不久后出任永安令，遂作《采菱歌》七首，借"春芳行歇落"隐隐表达了一种内心的忧虑。二凶之乱平定后，鲍照因曾为刘濬部下而受到牵连，幸而很快解禁复职。在孝武帝统治时期，鲍照前后担任过一些低微的官职，大明五年出任孝武子临海王荆州刺史刘子顼参军。大明八年孝武帝死后宗室相残，不到10　岁的子预也被卷入，战乱中，鲍照在荆州被当地人所杀，时年50　余岁。

鲍照在文学上有多方面的才能，无论诗、赋、骈文都有名篇，而诗为其主要创作成就。鲍照现存的诗作在200　首以上，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他的拟乐府，尤其是《拟行路难》18　首，为历代所传诵。由于鲍照一生处于下层，始终受权贵排挤，对仕途的黑暗深有体会，所以尽管这18　首诗所作时间不一，内容也包括诸多方面，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即是抒发他内心的怀才不遇和愤世不平之感。如《拟行路难》之四：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八句诗虽短，但表达的情绪很曲折沉痛。头两句比喻的含义，正与左思"郁郁涧底松"的诗意相通。在当时社会，一个人的命运，在出生时就随地势门第的高低决定了。寒微之士，面对不合理的现实，唯有以酒解忧，长歌行路难，将痛苦愤懑强压在心内。对当时的权门政治，这些诗句是很沉痛的控诉。《拟行路难》的第六首在情调上更为激愤：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此诗起势突兀，让人感受到诗人内心的愤愤不平之气。这是鲍照诗文常用的艺术手法，后人称之"时出奇警"①，"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②。全诗写出鲍照内心本想有所作为，但又不愿"蹀躞垂羽"地顺应统治者，宁可"还家自休息"的牢骚愤怨，也控诉了当时出身下层而又为人方正的人不见容于世的社会现状。诗中所写的家庭之乐，是一种反衬，实际上要达到的是如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③的效果。

《拟行路难》中有一些诗描写了游子思妇及弃妇的愁苦之情，悲哀之中，却见出一种豪壮之气，如第十四首：③　参见钱仲联先生《鲍参军集注》附录《鲍照年表》。

①　《晋书》卷78《孔愉传》。

②　《晋书》卷82《陈寿传》。

③　《晋书》卷48《阎缵传》。

君不见少壮从军去，白首流离不得还。故乡窅窅日夜隔，音尘断绝阻河关。朔风萧条白云飞，胡笳哀急边气寒。听此愁人兮奈何！登山远望得留颜。将死胡马迹，能见妻子难。男儿主世坎坷欲何道？绵忧摧抑起长叹。

唐人从军诗中那种悲壮高亢的情调，正是沿这类诗发展而来的。

《行路难》本是汉代出殡时唱的挽歌，音调尚悲，加上鲍照平生不幸的遭际，所以《拟行路难》中有许多诗不无伤感颓唐的情调，甚至以死为主题，如"盛年妖艳浮华辈，不久亦当诣冢头。一去无还期，千秋万岁无音辞。孤魂茕茕空陇间，独魄徘徊绕坛基。但闻风声野鸟吟，岂忆平生盛年时"等。由于时代的影响，这些诗除悲哀之外，也表现出一些达观任命的态度，如第十八首中"诸君莫叹贫，富贵不由人。。。莫言草木委冬雪，会应苏息遇阳春。。。但愿樽中九酝满，莫惜床头百个钱。直须优游卒一岁，何劳辛苦事百年"的诗句，显然，诗人也是藉此来寻求一种自我安慰。

十八首《拟行路难》不仅在思想艺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对七言体式诗歌的发展也有开创性的影响。十八首诗大体上是五、七言杂用，严羽称为"歌行杂体"，与过去的七言诗相比，它们最大的特点是隔句用韵，使七言之作可以更具音节的铿锵曲折之美和更便于无局束地表达奔放的情感。以后李白的七言歌行体古诗如《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等等，纵横变化，即是直接继承了鲍照，而高适、岑参反映边塞生活的七言歌行体，也是从鲍诗中脱化而来。所以后人认为，鲍照的七言杂体诗，和谢眺的五言声律诗一样，"俱兆唐人轨辙"①。

鲍照的其他乐府杂言诗和五言古诗中，也有不少传世之作，如拟乐府《梅花落》：中庭多杂树，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

古乐府中《梅花落》是笛曲，原辞已亡，鲍照是拟作此调的第一人。此诗为寓言体，结构简单，但意在言外，富含哲理。诗人以梅自况，又以"杂树"喻那些无立身之操的随波逐流之辈，通过梅花和"杂树"的对比，在歌颂梅花不畏霜露的品格之中，也歌颂了高风亮节，不惧横暴的坚贞正直之士。梅花在传统文化中一向是凛然高洁的象征，鲍照《梅花落》，应是较早的一首为梅赋与某种优秀文化内涵的诗篇。

鲍照善于向他人学习，他的诗，不仅广泛地从古今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也继承和发扬了前代与同时代优秀诗人的长处，形成了自己险急奇警的风格。譬如他的《拟古》之三"幽并重骑射"，气概颇似曹植；《拟古》之七"河畔草未黄"，思致有如曹丕；《拟古》之六"束薪幽篁里"、《答客》"幽居属有念"风格接近陶渊明；许多写山水风景的诗则明显有从谢灵运笔法中脱化的痕迹，但这些诗又均不失鲍照自己的本色。在家世、遭遇、秉赋等方面，鲍照和晋代左思最为相近，所以他的《咏史》"五都矜财雄"、《拟古》之二"十五讽诗书"等诗，无论在情感、命意、风格上都酷肖左思《咏史》，而它们却决非单纯的模仿之作，所体现的，是一个"沉抑藩府"①的寒微之士在南朝黑暗社会里的愤懑之心。

综而言之，在刘宋的众多诗人中，以鲍照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最为广

①　《晋书》卷15《刘毅传》。

①　《晋书》卷15《刘毅传》。

泛和深刻，其艺术手法也最为多样化。他的创作，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3）宋世其他侍人②颜延之（384-456年）字延年，祖籍琅琊，生于建康，属侨姓中的次等士族。颜延之与谢灵运大致同时，思想性格也有相似之处，猖狂自傲而又热衷于仕进。但由于他的才名和社会影响都不如谢灵运，所以能逃过当时复杂的政治罗网，得享天年。文学创作上颜延之与谢灵运并称"颜谢"，实际上则颜的成就远不如谢。颜延之创作上沿袭陆机而不能有所超越，作诗尚典雅，喜用事，雕琢章句，缺乏自然的韵致，时人批评他的作品是"铺锦列绣，雕缋满眼"③。但颜延之的诗中也有一些富于真情实感，格调高迈并不以繁辞取胜的杰作，如著名的《五君咏》：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嵇中散）

刘伶善闭关，怀情灭闻见。鼓钟不足欢，荣色岂能眩。韬精日沈饮，谁知非荒宴。颂酒虽短章，深衷自此见。（刘参军）

借古抒怀，感慨深挚，辞意精美，表现了作者的性情与才识。

谢惠连（407-433年）是谢灵运的族弟，有文才，深得谢灵运的赏识。

谢惠连在诗文方面都有佳作，其诗以《秋怀》、《捣衣》二首最为有名，不仅得到钟嵘的称赏①，又被萧统收入《文选》。前一首诗抒发内心的抱负，侧面反映了孙恩起事后谢氏家业凋零的情形；后一首诗描写细腻，辞采流丽，颇有佳句，锤炼字句方面显然受到大谢影响。

谢庄（421-466年）字希逸，是谢灵运的族侄。其诗风颇类颜延之，也有用事堆砌典故之病，钟嵘称之为"繁密"。他的某些写景诗，则不乏清新的辞采，如《北宅秘园》一诗，情意温婉，锤炼字句颇似谢灵运，轻隽妍丽则下开谢朓。

汤惠休生活的时代和鲍照相近，二人在当时齐名，合称"休鲍"。他的诗作受南方民歌的影响极深，以至被人认为是"委巷间　歌谣"②。其诗今存11　首，除一篇仿曹植《七哀诗》的《怨诗行》、三首《白紵歌》外，多为短制。格调接近西曲和吴声，确实比较柔靡轻艳，且题材狭窄，缺乏创新。鲍令晖为鲍照之妹，颇有才华，《诗品》称其作品"崭绝清巧，拟古尤胜"。她的诗如《拟客从远方来》、《题诗后寄行人》等，细腻地写出了怨女思妇的感情，风格于新巧之外仍存古朴，亦有受民歌影响的痕迹。

②　《晋书》卷33《何劭传》。

③　《旧唐书》189　卷下《柳冲传》，《南史》卷56《张绾传》。

①　《隋书·天文志中》，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同上书。

（三）永明诗律说及谢朓等人的创作实践谢灵运之后，诗歌创作进一步朝着重视艺术技巧的方向发展，在语言修辞、章句结构等方面"穷力追新"，而这种对创作技巧的追求倾向发展到齐代，最终导致诗歌中"永明体"的出现。

1。永明诗律说的提出以"元嘉三大家"为代表的刘宋时期诗歌创作，开拓了南朝诗作发展的道路，也留下了一些创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技巧上，元嘉以来诗人在山水刻画中讲究辞句的整齐对偶，对景色进行精细的加工摹写；同时也追求辞句的典雅古奥，"借古语用申今情"①，大量隶事用典。谢灵运诗中，整齐偶对的倾向十分突出，《登池上楼》一诗，通篇骈偶。不少的秀句、佳句，都以对偶形式出现。颜延之等人尤好以古典藻饰诗句，其作品镂金错彩，思想与情感常常湮没在古典故实的堆砌铺陈之中。流风所及，以至"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②。

永明以来的诗人对颜谢鲍等上一代作者创作技巧的得失利病进行深入探讨的结果，使作为当时文坛领袖的沈约，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诗歌创作中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的"三易"③原则，用以纠正时人诗作中生硬用典，不能浑融以及语言修辞重拙涩滞、音调不协之病，并完全消除玄言佛理的痕迹。宋世诗中过于激烈的情志表述也得到化解，传统诗歌蕴含的言志功能进一步为温婉圆润，吟咏性情的唯美一面所取代。

这样的创作原则，使诗人对诗歌的声律修辞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不仅要有对偶工整浑然的视觉之美，也要有音节和谐配合的听觉之美，因而出现了所谓"四声八病之说"。《南史·陆厥传》载：齐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各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关于"四声"，沈约自诩力自己独得之秘，实际上则是历代诗人对诗歌艺术规律长期探索的结果。中国的单音节文字，本即具有在音调声韵方面调节配合的潜质，魏晋以来，陆机在《文赋》中已提出"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谢灵运诗中的偶句，也开始使用了一些声律上的技巧，如著名的"萍苹泛沈深，菰蒲冒清浅"①，上句双声叠韵，下句叠韵双声，相当讲究；而谢庄的一些诗句如"林远炎天隔，山深白日亏"②等，在对声律协调的注重上已开启了以后的途辙。至于四声的最后发现，则和当时的佛经翻译唱诵有直接关系③。译经者为了使译成汉字的佛经保留原来梵文多音节的曲折美，使经文可读出高低抑扬的音节，于是分辨了汉字的平上去入四声。沈约等人，不过最后将它们总结出来而已。而总结了四声之后，沈约等又提出八病亦即在五言诗写作中违反四声原则的八种声韵相犯的拗病，具体指导文学创作。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沈约进一步提出好诗应平仄相对，讲求平、上、去、入和字音轻重的搭配，达到音调之美。

"永明诗律说"提出后，齐梁诗坛上逐渐出现对偶考究，句式和音律上有类唐人五言律、绝或排律的"新变体侍"。不过由于沈约在诗的音韵要求

①　《魏书》卷47《卢玄传》。

②　《魏书》卷27《穆亮传》。

③　《魏书》卷113《官氏志》。

①　《魏书》卷60《韩显宗传》。

②　《魏书》卷7《高祖纪下》。

③　《魏书》卷67《崔鸿传》。

上陈义太高而又过于苛细拘泥，以至标榜"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的沈谢等人对之亦无法完全遵行。所以此时的新变体诗大致只是在两句的字面偶对上能做到动词、名词、形容词和代词两两相对，对仗纯熟圆润富有美感，但句中的平仄搭配却往往不尽合格律，且一首诗的每联之间通常不能粘着。较之唐诗，仍是稚拙而不成熟之作。

2。谢朓的创作实践谢朓（464-499年）字玄晖，亦出生于陈郡谢氏，高祖谢据为谢安之兄，曾祖以下累仕晋宋两朝，家世颇为显赫。宋元嘉二十二年，伯父谢综卷入所谓范烨谋反一案，与二伯父谢约同被处死，朓父因尚主免于一死，但流放广州达十年之久，从此时起，谢家遂家道中落。谢朓自幼有好学而文章清丽的美名，但父辈的遭遇和少年时代亲眼见到刘宋宗室相残，在他思想上留下很深的阴影，造成他性格中的矛盾，影响到他的婚姻和仕途。谢朓19　岁出仕，前后任职于齐豫章王嶷和随郡王子隆府中，其间又在竟陵王子良的"西邸"中参加了许多文学活动，与沈约等创立"永明体"，成为"竟陵八友"成员。这一时期谢朓在几位好文的贤王手下，过着优游暇裕的文学创作生活，除了写一些歌功颂德及刻意咏物的作品之外，也运用四声理论，摄取自然风光，写出许多象"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①，"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②这样清俊澹美的诗篇；同时还模仿民歌，作了不少精美的类似古绝的名篇，如《玉阶怨》、《和王主薄有所思》等。对这些作品，沈约赞之为"二百年来无此诗"。永明九年，谢朓作为随王文学跟子隆去荆州。荆州生活开阔了谢朓的眼界，令他创作了不少好诗，但很快就由于和随王关系过于密切而被人告发，在永明十一年秋奉召还京，改任新安王记室参军。此时政局大变，萧鸾在武帝死后起兵，杀尽高武子孙，西邸文士零落殆尽，谢朓因是萧鸾党羽王敬则女婿而幸免，不久后出任宣城太守。此时他既有感于山水之趣，又怀有政治上的忧惧，复杂的情感都写入诗中，宣城时期遂成为他创作上的一个高峰。未几，齐宗室相残又转激烈，王敬则被迫起兵反叛，498年失败破杀，谢朓则因有告发之功得到迁升。谢的行为是为了避祸自保，而于良心有愧，尽管如此，他最终仍未能逃脱政治机网，次年即因不愿卷入萧遥光的废立阴谋而被诬谋反，下狱而死，年仅36　岁。

谢朓一生政治上没有大的抱负，但内心里对仕与隐充满矛盾，一方面对门户利禄攸关的官爵不能舍弃，另一方面则对当时朝中的政治风涛深怀恐惧。他选择了"朝隐"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希望能"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③，使"身在庙堂之上，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以山水自然之美，冲淡现实中的残酷画面。他的很多诗都表现出他内心的矛盾与幻想，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驱车鼎门外，思见昭丘阳。驰晖不可接，何况隔两乡。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罗者，寥廓已高翔。

此诗写于永明十一年秋谢朓被谗而奉诏从荆州返京的路上。诗中表达了诗人内心对随王的怀念和忧谗畏讥的复杂心情，包含了许多政治上的难言之隐，让人感觉出在当时微妙紧张的政治环境下，诗人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在艺术上，此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谢朓的风格，开首两句气势高古不凡，正是他"工于发端"的特点。"秋河"两句写清秋未旦之景，

①　《隋书·天文志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和徐都曹出新渚诗》。

③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

苍茫清冷，衬托出诗人心情。"引领"以下四句描绘遥望中的建康宫城夜色，幽古壮丽，而善写宫室建筑之美，一向是抱"朝隐"意趣的谢朓之所长。末四句从离别随王的怅惘思绪中跳出，显示出谢朓素所持有的政治幻想和逃避现实冲突的思维方式。全诗风格清壮，不无哀愁，但感情颇有节制，且写景抒情完全融为一体，确实不同于大谢的"有句无篇"。

和谢灵运笔下对自然景物往往只作纯客观摹绘并时见堆砌雕琢不同，谢朓诗中写景，融进了自己的主观感情，语辞清丽和畅，如他的另一名篇《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这首诗作于建武二年初夏谢朓即将赴任宣城之时，由于可以暂时离开血雨腥风的朝廷而又能继续禄仕为官，所以此诗虽然写去国怀乡的惆怅，诗人的心情是比较轻松的。

大致同时，谢朓还写了另一首诗《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表现思想中的矛盾和幻想更为典型：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鹜。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既欢怀禄情，复协沦洲趣。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这首诗也是借行旅中的景致感受来抒写思想情怀，起句依然气势不凡，"天际"二句意境缥缈，语辞澹雅，富于诗情画意，以"识""辨"二字写诗人当此之际的情态，更有一种无法言传的隽永清怅意味。后人评论以为""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①。"旅思"以下，谢朓淡淡地流露了他对黑暗时代的不满和内心的苦闷，但摇摇不安的心绪却解脱消溶在自然界的恬淡和谐中，清丽的江上风光让他领悟到了山水与都邑、仕与隐融合一体的"朝隐"之趣。这几句诗直抒胸臆，坦率畅晓，可见他心中的天真自得和一厢情愿的幻想。结尾则含蓄有余味。

小谢诗清辞丽句，所在皆是，而每篇首尾衔接，情景交融，自谢灵运以来的山水诗创作，到此艺术上已臻至完全成熟。虽然在气势遒劲，格调高古上不若大谢，但也有很多方面避免了大谢之弊，诗风上的浅易工丽，直接影响了齐梁以至唐代的诗歌创作。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他都是备受推崇的一位诗人。

①　《三国志·魏书》卷29《管辂传》。

3。南齐其他诗人除谢朓外，当时积极从事永明体诗歌创作的诗人尚有沈约、王融、范云等人。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吴兴人。他是永明体的创始人之一，由于政治地位较高和享年较久，实际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他作品的数量相当丰富，但在诗歌创作的成就方面，远不如谢朓，大量的应酬之作都较平庸，只有一些描写山水景物和友朋之情的诗，颇见清丽和真挚的情意。其山水之篇的名作有《早发定山》、《泛永康江》、《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等，摹刻景物，锤炼字汇取法谢灵运，但比大谢更讲究声律对偶，用笔的流丽圆熟和韵致的清新自然都表现出时代的风尚。他的《伤谢朓》是写友朋之情的名篇："吏部信才杰，文峰振奇想。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岂言陵霜质，忽随人事往。尺璧尔何冤，一旦同丘壤！"全诗辞采清拔，声律考究，情感哀怨动人，对谢朓的人格和文学成就的评价十分精辟。

王融（467-493年）字元长，出身琅琊王氏，为王弘曾孙，自幼有文才，永明中为"竟陵八友"之一。在永明诗人中，王融以精通音律著称，加上受乐府民歌影响，所作诗篇，华美精整，韵致风格颇类谢朓的一些作品，后者尝作《同王主簿有所思》，二人这类短诗的诗风即十分近似。王融的名篇是《古意二首》，其中句如"坐销芳草气，空度明月辉。嚬容入朝镜，思泪点春衣"（其一），"霜气下孟津，秋风度函谷，念君凄与寒，当轩卷罗縠"（其二），写闺中少妇念远之情，优美细腻，有浓郁的民歌风味。钟嵘评价他的作品"词美英净"，还是比较贴切的。

范云（451-503年）字彦龙，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人，东晋名臣范汪之后，八岁能诗，亦为，"竟陵八友"之一。他的诗风较为娟秀纤弱，钟嵘认为是"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一些小诗，写得清美有致，如他的《闺思》："春草醉春烟，深闺人独眠。积恨颜将老，相思心欲燃。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音律和畅，辞采想象新巧大胆，显然受到南朝民歌影响，在题材和写法上都已开梁陈诗途辙。

当时未受永明诗风影响的诗人是历仕宋齐梁三代的江淹。江淹（444-505年）字文通，济阳考城人。出身次等士族，自幼家境贫寒，但文化素养很高，"六岁能诗"。其文学创作数量颇丰，成就则以骈文为最。他的诗善于模仿前人，较少有自己的独立风格，作品中最著名的《效阮公诗十五首》和《杂体诗三十首》两组诗，都是拟古之作。前一组诗据考大致是在宋建平王景素幕下时作，因忧惧时事，感慨遭际，诗中颇有讽谕的意旨，能多少接近阮籍《咏怀》的风格而又有个人的真实感情。后一组诗则选择30　家前代作品，每家各仿作一首，颇见功力，有些达到可以乱真的效果。但基本上属于纯粹的模拟之作。

江淹早年坎坷而晚年安于名位，身心俱泰，自永明以后就很少再从事文学创作。所以新变体诗与他无涉，时人甚至有"江郎才尽"的传说。

（四）南朝后期诗风与主要诗人永明新体诗歌的创作以谢朓为高峰，此后，在声律、对偶和辞采等方面尚有一些发展，诗坛上也还出现了一些较优秀的诗人如吴均、何逊、阴铿等。但齐梁以来，诗歌的总体演变发展趋势是日趋柔靡，经历了齐末激烈的宗室相残，文士惊魂甫定，精神人格更加萎缩，在梁武帝统治时期文恬武嬉的宴安气氛中和侯景之乱后的苟生心态里，文学风格由雅入俗，流于侧艳轻荡，诗歌创作成为帝室贵族才士满足声色追求的语言游戏。其发展之末流，即是所谓"宫体侍"的泛滥。《隋书·文学传序》对这一情势评论说："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1。永明余绪--何逊、吴均和阴铿的诗何逊（约472-518年）字仲言，祖籍东海郯县。自幼能诗，后举秀才入建康，受到范云沈约等人的赏识。入梁之后，仕途始终不太得意，十余年间，不过藩府参佐和尚书台郎，因曾任尚书水部郎，后人亦称他"何水部"。何逊诗风颇肖谢朓和范云，少用典故，注重白描，清丽自然。题材则主要是朋友之情和羁旅之感，写情常借对自然风光的描写来宛转传达。如《与胡新安夜别》：居人行转轼，客子暂维舟。念此一筵笑，分为两地愁。露湿寒塘草，目映清淮流。方抱新离恨，独守故园秋。

情致细腻，对仗相当精巧，声律运用上显得比谢朓等人更为熟练。何逊的诗在技巧上对唐人很有影响，有些清新婉丽气象浑然的小诗，俨然就是初唐风格，如《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归。山烟涵树色，江水映霞晖。独鹤凌空逝，双凫出浪飞。故乡千余里，兹夕寒无衣。

除了粘对不工，句法体式韵味都像唐人小律，其他诗中俊句也不胜枚举。唐代大诗人杜甫很注重汲取其诗中技巧，有"颇学阴何苦用心"的著名诗句，杜诗中许多精心锤炼的名句，往往能看到何逊影响的痕迹。

吴均（469-520年）字叔庠，吴兴故鄣人，由于出身寒贱，仕途颇为坎坷艰难，所以其内心有一种抑郁不平的牢骚之气。吴均在文学上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诗和文都写得很好，又有志于撰著史籍，所作文章，往往成为人们仿效的对象，时人称之为"吴均体"①。

吴均在齐梁时，可谓一位颇为独特的怀有梗概之气的诗人。他的诗文，号"清拔有古气"②，曾受到沈约的欣赏。其诗在格律技巧上承袭永明诗人，但内容情感风格方面，颇受鲍照诗影响，像下面这首诗：前有浊尊酒，忧思乱纷纷。少年重意气，学剑不学文。忽值胡关静，匈奴遂两分。天山已半出，龙城无片云。汉世平如此，何用李将军！

句意苍凉，一方面思想情调非常接近鲍照《拟行路难》中的名篇，另一方面则比鲍照诗更逼近唐代边塞诗的风格，格律也更为精严。应该说，吴均的乐府诗，是鲍照诗和唐边塞诗之间过渡连接的一个重要环节。或许与他本人所具的史家气质有关，他的许多乐府诗，常带有齐梁人诗中少见的沧桑之感，不无历史的深度和厚度。像《行路难》中"君不见，西陵田，纵横十字成陌阡。君不见，东郊道，荒凉芜没起寒烟。尽是昔日帝王处，歌姬舞女达天曙。今日翩妍少年子，不知华盛落前去"的诗句，感慨古今盛衰，北宋贺铸的咏史名篇《将进酒》词，命意风格颇与之相近。此外，他也曾写了不少体现时尚的清丽之篇，如《酬周参军》：日暮忧人起，倚户怅无欢。水传洞庭远，风送雁门寒。江南霜雪重，相如衣服单。沉云隐乔树，细雨灭层峦。且当对樽酒，朱弦永夜弹。

辞藻俊美，声律相当精致，仍是齐梁诗的风格。

阴铿字子坚，历仕梁陈两代，生卒年不详，在梁后期到陈朝的诗人中，诗风比较接近永明体诗人，后世常将他与何逊合称为"阴何"。他的文学成

①　《隋书·天文志》中，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同上书。

就不如何逊，其诗虽擅长写景和羁旅之情，但比之何逊等人，雕琢的意味更重，风格也更纤弱。但就诗的格律而言，则已相当成熟，失粘失对的情况有所减少，不少篇章接近初唐人所作。其新巧工美之作如《晚泊五洲》：客行逢日暮，结缆晚洲中。戍楼因堪险，村路入江穷。水随云度黑，山带日归红。遥怜一柱观，欲轻千里风。

足见阴铿诗的风格成就。

2。宫体诗及其作者宫体诗是一种大致发生于梁武帝统治中后期而泛滥于陈的文学现象，在题材内容上以描写宫廷仕女生活和闺中艳情为主，在形式上则对声律和辞采极为讲究，风格华艳冶丽，以至流入轻靡淫邪，所谓"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①。它最早的倡导者和积极创作者，是梁简文帝萧纲和其弟萧绎。萧纲的文学主张是放纵情性，"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②。但实际上由于内心情感的苍白，其诗并不入情，描写女性容貌体态服饰，无非是外部特征的刻画和浓艳的词藻堆砌，且趣味往往低俗。如他写女人的睡态："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汁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①，末二句口吻尤其轻薄。萧绎即后来的梁元帝，他的文学主张与萧纲相同，提倡轻艳，重视声色，认为"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②。但其集中大量的咏物诗、具名诗、戏作诗、闺怨诗等等，多见思致浮浅，少有可观，如《咏歌诗》："汗轻红粉湿，坐久翠眉愁。传声入钟磬，余转杂箜篌"，内容非常空洞乏味。除萧纲兄弟，梁代宫体诗人尚有庾肩吾、徐陵等人。庾肩吾字子慎，祖籍新野，兄、子都是著名文人。他很早就追随萧纲，与徐摛等同为"高斋学士"，在宫体诗创作中尤其讲究声韵和雕章琢句。其诗固不乏新巧之句，有些甚至通篇似唐律，完全不见失粘现象，对仗技巧也很高超，如《岁尽应令》、《山池应令》诸诗。但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属应命之作，风格纤丽，内容单薄，情感空虚。如《咏美人看画》诗"看妆畏水动，敛袖避风吹，转手齐裾乱，横簪历鬓垂"之类的描写，完全是一种病态的欣赏趣味。徐陵字孝穆，祖籍东海，是徐摛之子。其创作时跨梁陈两代，在梁与庾信等共倡靡丽轻艳的"徐庾体"，又奉萧纲之命编选《玉台新咏》，以扩大宫体诗的影响。入陈之后，号称"一代文宗"，撰作了不少各体文章，风格也比在梁时略显多样化。其诗运用格律更见精整，所作《陇头水》、《关山月》等乐府诗，遒丽高古，对李白等人的创作颇有影响，如《关山月》之一：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星旗映疏勒，云阵上祁连。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

诗的格调不俗，堪称边塞乐府的上乘之作，但这类诗在徐陵作品中并不居主要地位。

陈中期的诗人以张正见所作尚有可观。其人虽着意于辞采技巧的雕琢，但在音调句意上仍不乏畅朗隽丽的佳构，颇有一些好句，如"朔气凌疏木，江风送上潮"、"天路横秋水，星河转夜流"之类。

到陈后期，宫体诗完全成为陈后主、江总、姚察等一班末世君臣狎客文人表现其醉生梦死的宫廷享乐生活的靡靡之音，其代表之作，就是陈后主的乐府诗《玉树后庭花》：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

①　何堂坤：《机械和物理知识的萌芽》，《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179　页。②　《文献通考》卷28《选举考1》。

①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直到春秋中期为止，我国黄金使用量还是很少的，黄金货币大约是到了战国时期才在南方的楚国开始盛行。《汉书》的作者想必有所依凭，待考。

②　铜绿山考古队：《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2　期。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其诗浮靡轻艳已极，通篇充满取悦声色耳目感官的妖姿冶态描写，可谓"兴寄都绝"。陈朝就在这样的靡靡之音中走向灭亡，这类诗也因此成为亡国之音的代名词。

七、南朝文学（下）

（一）精美的辞赋与骈文名篇1。刘宋文章赋作和入宋后诗风的兴盛相一致，永初元嘉以来的骈文作品创作也一改东晋的寥落而步入繁荣时期。由于上接东晋文坛的玄淡之风，此时的作品尽管看重辞采，较之齐梁以后的绮艳，许多骈文名篇仍是文质兼备，有自然清丽之致，并没有完全被严格而狭窄的声律技巧所约束。其中著名的作者，宋初有傅亮、颜延之、谢灵运之俦；中期以后，则有范晔、鲍照、谢惠连、谢庄等人。

宋初的傅亮擅长以骈文作章表教令等应用文体，刘裕称帝时，"表策文诰，皆亮辞也"①。《文选》收入了他在晋宋之际作的《为宋公修张良庙教》、《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等四篇文章，皆写得清畅而富文采气势，句法技巧都十分讲究。谢灵运之文颇重丽采，所作《山居》、《岭表》、《长溪》等赋，对山水林园巧为刻画，辞藻繁密，接近其诗的风格。颜延之文章的特点是铺陈文采，好用典故，极重骈偶。其名篇如《赭白马赋》、《陶征士诔》，从序到正文都无句不骈，文辞精整。《陶征士诔》对渊明平生个性为人生活境遇有真切和富有感情的描述，表现出作者与陶渊明共有的耿介性格，通篇文辞清美雅澹，虽用骈句但情思流畅。序中述陶渊明的生活"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诔中记与陶交往的言辞："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妨，。。"尔实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睿音永矣，谁箴余阙"，都是很有文学和史料价值的文字。

鲍照的辞赋文章为当时之冠，其名篇有《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舞鹤赋》等。《登大雷岸与妹书》是鲍照在元嘉十六年秋出任临川国侍郎时在路途中所作，记述旅程中所见山川景色，峰峦奇崛，烟云变幻，情景交融，可谓"尽态极妍，矫厉奇工，独步千载"①。《芜城赋》是六朝辞赋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作者以惊心动魄之辞，感慨古广陵城的兴衰变化，凭吊古今，含意很深。赋文采用前后对比之法，起笔气势雄浑突兀，写出广陵的繁荣，继而以惨淡的色彩渲染广陵的荒芜景象，中间仅以"出入三代五百余载，竟瓜剖而豆分"两句作为转折，极见洗练含蓄，将广陵凋败的原因完全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体会。赋中的铺叙清丽幽婉，辞藻音节都很讲究，情采浓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末段再带起全篇，抒情尤见精采：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为芜城之歌：。。边风急兮城上寒，井迳灭兮丘陇残，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后人因此认为，鲍照骈赋的成就，当时大致只有江淹"差足颉顽，而奇峭幽洁不逮"①。

①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全晋文》卷八十二。

①　《宋书》卷六十六《何尚之传》。

①　《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

范晔《后汉书》中序论大多为"笔势纵横"、"精意深旨"②的骈文名篇，其文具有辞采雅洁隽美，文气疏宕清畅，音节浏亮和谐的特色，对后世的文学和史学创作很有影响。此时期谢惠连和谢庄分别作有《雪赋》、《月赋》，也是当时的骈赋名篇。这两篇赋都沿用汉赋自设宾主陈说事物的格式，又加入清婉的韵味思致。谢惠连《雪赋》假托梁王雪天在兔园雅集宾客，为赋作歌，对瑞雪从初降到覆盖原野的情状有精致的描写，如白雪堆积下的园林："台如重璧，逵似连璐，庭列瑶阶，林挺琼树。皓鹤夺鲜，白鹇失素，纨袖惭冶，玉颜掩姱"，譬喻繁丽，极尽形容之力，最后以"乱辞"赋与白雪老庄虚澹无为的哲理内涵："节岂我名，洁岂我贞？。。纵心皓然，何虑何营！"谢庄《月赋》拟托曹植清夜怀故人，命王粲作赋，其优美更有过于《雪赋》。如写皓月秋夜"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于江濑。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列宿掩缛，长河韬映。柔祇雪凝，圆灵水镜"，天地的澄彻空明，秋光的淡远凄清，都毫无痕迹地点染而出。篇末"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的歌辞，更开启了后人无限的诗思。

②　《宋书》卷七十九《竟陵王刘诞传》。

2。齐梁文坛的典丽及骈文的成熟化入齐之后，骈文完全发展到成熟阶段。随"永明声律说"的提出，文章格律句式更加严整讲究，不仅对偶工稳，音节和谐，辞采华美，用典工巧贴切，而且通篇字句整齐，或四或六，少见散句。这种典丽之文最初的代表作者，是齐梁时的沈约和任昉，但今日看来，他们可以称道的作品并不太多。只是沈约《宋书》中有些传论如《谢灵运传论》、《恩幸传论》，或精美或议论犀利，堪称很好的骈文。

齐梁时，真正成就很高的骈文与辞赋作家，其实当推江淹和刘峻二人。

除此之外，谢朓、孔稚珪、丘迟、吴均等也都有可述之篇。

江淹的"恨""别"二赋是六朝抒情小赋的名篇。《恨赋》列举许多古人失志幽恨之事，用以抒发他早年时怀才不遇，屡遇坎坷的内心悲慨。开篇言"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发语警策，有如鲍照。以下分叙从帝王诸侯到迁客流人的各类幽恨，而最终归于"此人但闻悲风汩起，泣下沾襟，亦复含酸茹悲，销落湮沉"的感愤，足见作者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之意。《别赋》的作法与《恨赋》相同，也是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带起全篇，随后列举古人许多伤离恨别之事，代为抒情，而情感把握相当准确，辞采比《恨赋》更为精妍。如篇中"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的句子，借春草春水，秋月秋露衬写别情，凄婉而意境清美，不愧千古名句。江淹之文也颇有名篇，《诣建平王上书》即是一篇情感真切动人，辞意清峻的佳作，可与其骈赋媲美。

刘峻（462-521年）字孝标，平原（今山东淄博）人。他一生经历极为坎坷，幼时曾陷于北魏，后又出家为僧。在南朝因个性高傲耿介而在仕途上始终受压，后弃官归隐，郁郁而终。刘孝标文学上有很高才华，但身后寂寞，作品存留不多。他的骈文清丽隽雅，格调很高，而抨击时弊，言辞十分犀利尖锐。其代表作有《广绝交论》、《辩命论》、《重答刘沼陵沼书》等，都是文意精工，情感深挚的杰作。如《广绝交论》是刘孝标有感于生前提携后进不遗余力的任昉身后凄凉，深恨世态浇薄，故仿后汉朱穆《绝交论》所写的刺世之作。论中感慨古来"风雨急而不辍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的"素交"已尽，用赋法生动铺叙代之而起的"利交"的五种形式"势交"、"贿交"、"谈交"、"穷交"与"量交"，进而指出"因此五交，而生三衅"，对当时社会中势利小人的无耻心态行为给予尖锐的批判。最后点出他所以愤激的原因和断然与此浊世决绝的态度，表现出高洁的人格追求。全文辞采华赡，骈偶工整，用事贴切，说理极富逻辑性，气势雄健，情感充沛，是六朝骈文中一流的析理之篇。《重答刘秣陵沼书》是一篇悼念友人的短文，仅200余字，但含意相当丰富，每层意思之间结束干净，转折自然。且音节疏宕，文藻秀雅，句末连用五典倾吐对亡友的怀念："若使墨翟之言无爽，宣室之谈有征；冀东平之树，望咸阳而西靡；盖山之泉，闻弦歌而赴节。但悬剑空垅，有恨如何！"然而清隽宛转，丝毫不觉堆砌，显示了作者内心深至的友朋之情和高超的驾驭典故能力。

谢朓的《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是一篇情感真挚而文辞清丽的骈文，文中表达了对随王子隆知遇之恩的衷心感激，也很含蓄地流露出对无法预料的政治前景的深深忧惧。像"不悟沧溟未运，波臣自荡，渤澥方春，旅翮先谢"，"如其簪履或存，衽席无改；虽复身填沟壑，犹望妻子知归"等都是思致跌宕，音节铿锵的警策之句。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是一篇雅谑嘲戏之文，篇中用拟人方法，借山灵之口，对当时那些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之士隐仕选择上的矛盾行为作一番谑而不虐的讥讽，全篇文字精绝，声律对仗等语言形句都相当完美，堪称骈文中一篇艺术成就很高的成熟之作。像"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荫，白云谁侣"等诸多名句，都为后人所激赏。吴均的骈体山水之篇也是当时非常出色的骈文作品。如著名的《与宋元思书》，将从富阳到桐庐一百多里的山水景色，摹写得如诗如画，隽秀无伦："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鸢飞唳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鱼水峰树，历历在目，《水经注》及后世许多山水文学篇章中，都可看其影响之痕迹。当时另一位著名文人丘迟所作的《与陈伯之书》也是一篇优秀的骈文作品，文中对叛梁降魏的将军陈伯之层层譬喻，责之以大义，晓之以事理，并动之以故国乡关之情，收到了很好的说理效果。篇中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等名句，古往今来，一直脍炙人口。

至梁以降，骈文在形式技巧上完全成熟，赋与文之间的区别也趋于消失。徐、庾等人之作，辑裁巧密，格律精整，已开启唐代律赋和四六文风。而宫体诗歌的轻艳绮靡，也"多施于词赋"①，以致时文每见"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采"的风格面貌，代表作品有萧纲的《荡妇秋思赋》、徐陵的《玉台新咏序》等。如《玉台新咏序》，本意是为说明该诗集的编纂之旨，但却大量描写宫廷女性的生活。像"南都石黛，最发双娥；北地燕脂，偏开两靥。。。惊鸾冶袖，时飘韩掾之香；飞燕长裾，宜结陈王之佩"这类浓丽冶艳充满绮罗香泽之气的句子随处可见。每句隶事用典，对仗工整，声律极其讲究，是标准的宫体骈文。

①　《宋书》卷五十六《孔琳之传》。

（二）丰富多采的小说创作南朝小说创作较之两晋时期，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发展。志人类小说中，有集魏晋以来诸多佚事琐言记述之大成的杰作《世说新语》问世；志怪类小说则不仅在人物、情节、辞采等艺术性方面更加成熟，内容方面也由于大量因果报应之类佛经灵异故事的加入而更趋丰富复杂。

1。《世说新语》和其他志人小说自汉末以来，品评人物，谈论玄理之风开始在士大夫中流行，上层名士挥麈清言的放达风流，成为社会追慕的时尚。为了记述清谈之士言语辞令和风流之举，专记人物琐言佚事的小说类作品相应出现，比较著名的有西晋郭颁的《魏晋世语》，东晋裴启的《语林》和郭澄之的《郭子》等。在这些作品基础上，刘宋元嘉年间，临川王刘义庆在江州招聚文士，组织修撰了《世说新语》这部广泛记载从汉末到宋初的名士的思想言行举止的著作，有些记载，还直接采自《语林》、《郭子》等书。到梁代，刘孝标为之作注，引用古籍达400　余种，征辑繁富，广备异闻，扩充了此书的内涵。

《世说新语》全书共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　门，内容大致包含三个方面，其一是沿袭汉末清议品鉴人物的传统，记载了300年中士族社会对各类人、事乃至山川景物形貌风神的品鉴题目。《识鉴》、《赏誉》、《品藻》、《言语》、《容止》等篇中的大量清辞隽语，其余篇章对人物的一些诙谐戏谑之言，都属这一方面的内容。品题的性质目的尚可分为功利的、审美的和游戏的三类。《赏誉》篇中记陈蕃言周乘"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是第一类之例；《容止》篇记山涛言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时人目王恭"溜灌如春月柳"是第二类之例；《排调》篇记庾亮以刘爱为"羊公鹤"的雅谑，则是第三类情形的例子。其二是反映社会的哲学思想风貌，记载了魏晋以来的玄言清谈。其内容既有对玄学理论观点以及谈论者双方所持见解的直接反映，也有很多关于名士间挥麈论难的风雅之举本身的细致描述。前者如《文学》篇中所载："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该篇关于"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座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的记述，则是后一种情形的典型。

其三是反映士族阶层的精神文化生活，记载了大量有关饮酒、服食、隐逸的放达之习和名士旷远真率亲近自然的萧散风度以及高度文学修养的故事。如"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①；"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②；"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③之类饶有逸趣的文字，全书俯拾皆是，往往生动简炼，着墨不多，即已写照传神。

《世说新语》的记载，既是重要的史料，也是非常出色的文学作品，如明人所言："或词冷而趣远，或事琐而意奥，风旨各殊，人有兴托"①，在古代小说史中有不朽的地位，对后世笔记文学创作亦影响极深。《世说新语》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7　册，第585　页，"散卒而灭"作"散卒不灭"。②　《汉书》卷七十五，《李寻传》，唐颜师古注引三国孟康说。

③　《傅子·仁论》。

①　何堂坤：《关于我国古代"破镜"重圆技术的初步研究》，《四川文物》1988年　第6　期。的语言尤可称道，风格清新隽雅，言约旨远，富于文采与哲思，概括力和表现力很强。胡应麟称赞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②。而书中所保存的许多魏晋以来口语方言，不仅增加了叙事的生动性，对研究中古语言的发展演变也极具价值。

南朝时期的志人佚事类小说，除《世说新语》外，尚有虞通之《妒记》、沈约《俗说》及《殷芸小说》等若干种。

②　《傅子·贵教》。

2。志怪类小说南朝时期佛教对志怪创作的影响大致表现在素材与形式两个方面。在素材上，此时不仅佛教的阴司地狱，轮回转世之类的观念形象进入作品之中，一些志怪还往往吸取佛经中一些寓言故事的原型而渐加以改造，丰富扩大了题材范围。在表现形式上，此时志怪对佛经故事生动奇幻的艺术手法的借鉴，冲破了传统的神怪人鬼间平面单一的交往关系，所谓"梦幻式"、"离魂式"、"死而复生式"的叙写模式大量出现，使志怪的情节变得更加复杂而富于想象力。从类型上，南朝志怪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虽在题材内容上表现出佛教的影响，但仍属传统的记述异闻，"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类型；如《搜神后记》、《异苑》、《幽明录》、《齐谐记》、《续齐谐记》等；另一种则带有浓厚的佛教徒自神其教，宣扬佛理色彩，几乎就是"释氏辅教之书"，如《宣验记》、《冥祥记》等。就艺术性而言，后者明显劣于前者。以下择要简述数种：《搜神后记》：今存10　卷，共116　条，一般认为是陶潜所作，成书约在元嘉时期。其内容略同于《搜神记》，记述各种神灵仙怪狐鬼故事，如"丁令威"、"白水素女"、"李仲文女"等，都是饶有特色，曲折清澹，对后世很有影响的作品。此书中有两方面内容最值得注意，其一是宣扬佛法和提倡信佛的内容，反映了东晋以降佛教深入社会的情况；其二是文笔优美的神仙洞窟的故事传说，如"桃花源"、"穴中人世"、"韶舞"等。和仙境相比，洞窟生活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性，这类传说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在东晋末年战乱饥馑社会中人民的理想追求。

《幽明录》：隋志著录20　卷，为刘义庆组织门下文士所撰，今存辑本，有佚文265　条。属南朝志怪的一部杰出之作，内容丰富而文笔澹美，且多采录当代之事，颇具现实感，在内容形式许多方面比《搜神记》有新的进步。刘晨阮肇二人天台山遇仙是书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情节细腻生动，较之以前的同类故事，更有爱情色采和生活气息，其事成为后世各类文学中广泛采用的典故。由于受作者宗教信仰影响，书中宣传佛法无边，鬼怪受制于佛门及冥间地狱、因果报应的故事相当多，"新死鬼"的一类故事，写得入情入理颇有意趣。"卖胡粉女子"和"庞阿"，分别用"复生"、"离魂"的情节来表现忠贞的爱情追求，极有特色，为后世作者所仿效。

《异苑》：为刘宋刘敬叔撰，其名仿刘向《说苑》，今存10　卷共382条。所载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一些故事颇有特色，如刘邕嗜痴成癖的故事、鳝父庙的故事，都具有一定现实批判意义。温峤牛渚燃犀的传说想象奇丽，亦成为后世诗文创作常用的典故。

《续齐谐记》：为吴均续齐东阳无疑的《齐谐记》所作，今存1　卷17篇，亦为南朝志怪中的优秀之作。书中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内容，如比较集中地记载了民间时俗的传说如正月十五食白膏粥祭蚕神、三月上已曲水流杯、端午作五花丝粽纪念屈原、七夕牛女相会、重九佩茱萸饮菊花酒免灾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习。赵文超与清溪小姑的爱情故事是一则十分美丽的人神相恋故事，文笔摇曳多姿，后人评论其"得《九歌》如余意"①。"阳羡书生"系据佛经故事原型改编发展，情节十分奇诡变幻，想象丰富，与以往志怪传

①　《三国志》卷二十九，《虞翻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吴书》。

说的叙写方式完全不同，后人谓之"阳羡鹅笼，幻中出幻"②，反映出中古时期中印文化的交流融合情况。

《冥祥记》：为王琰所撰，原作10　卷已佚，现有佚文131　条。王琰为佛教信徒，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宣扬佛教的灵异，劝人奉佛，故内容不外善恶报应，念佛应验或高僧神迹等。其中《赵泰》一篇通过赵泰死后复苏故事，细致详尽地描述阴间地狱的恐怖景象，以劝人向善戒恶，皈依佛教，情节生动，艺术上颇为成功。此书由于说教意味很浓，情节不少雷同，但从小说角度看，许多故事离奇曲折，叙事详尽，并运用多种描写手法，时见精采之笔。②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七，《如是我闻·一》。

（三）文学评论著作与诗文选集1。《文心雕龙》与《诗品》魏晋以来各体文学创作的繁荣，推动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成熟发展。体大思深的《文心雕龙》和古代第一部诗歌评论专著《诗品》是南朝文坛上最重要的两部理论杰作。

（1）刘勰《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部空前绝后的理论巨著，其作者刘勰（约465-521年①）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先世渡江后侨居京口。刘氏门第低微，刘勰因家贫早孤，甚至无力婚娶，于是入定林寺依僧佑十余年。在佛寺阅读了大量佛典和经史文学著作，大约在齐末写出《文心雕龙》一书，为此受到沈约的钦重。以后刘勰在梁朝作过几任小官，还一度为昭明太子萧统所赏接。晚年正式在定林寺出家为僧，不到一年即去世。《文心雕龙》共10　卷50　篇，分上下两部。由于受到佛典结构严整的影响，这本巨著在体系结构上也十分周密完备。全书大致可分四大部分，《原道》以下5　篇是总纲，揭示指导写作的总则；《明诗》以下20　篇分论各体文章的性质、源流及写作的规范；《神思》以下19　篇泛论写作方法，相当于创作论；《时序》以下5　篇杂论与写作有关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方面问题；而最后的《序志》是该书的自序。

《文心雕龙》中有关创作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这是由刘勰本人崇奉儒学的人生态度以及当时南朝儒学复兴的社会大背景所决定的。他主张为文要宗经重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一切文章都源自六经，而六经为文章的法式，为文须"倚雅颂"，始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关于创作的主体和客体，刘勰认为作者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客观事物，文学作品之美是自然美的反映。作者的思想情感随万物的变化而变化："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即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物色》）。而在创作中，主观情感和客观景物之间，又是互相融汇交流的。作者的个性，也影响到作品的风格。对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刘勰主张二者必须统一，要文质并重，而内容尤其要充实，"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因此他注重"风骨"，对当时只重文辞之美的文风持批评态度。同时刘勰对文学创作中的方法技巧问题也极为重视，对文章谋篇布局、构思想象、整体风格、遣词造句以至结构、声律、对偶、用事、修辞方式等等都有具体而详尽的阐释。

除去对文学创作活动本身的研究探讨，刘勰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方面，也有许多重要而深刻的见解。他认为文学的盛衰发展和历史传承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而不仅仅取决于作家个人的才华。他强调文学创作的"通"与"变"，又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卓越观点，并以建安文学为例，指出其创作的繁荣出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条件。关于文学批评，刘勰非常重视批评的公正性，反对在其中杂以

①　《晋书》卷49《嵇康传》。

个人偏见，以一己之爱好理解去衡量作品。不能"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而是要如"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然后评论文学作品"平理如衡，照辞如镜"，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刘勰论文，正是遵循了这样的标准。

《文心雕龙》总结了历代文学创作的规律，继承了古代千余年间文学思想理论并作出系统的创造性发展。尽管不免有些局限和缺陷，但该书的确是一部论述广泛，体系完整、见解深刻的杰出巨著。由于用精美的骈文写成，许多篇章，本身又是极好的文学作品。

（2）钟嵘《诗品》《诗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其作者钟嵘（约468-约518年）字仲伟，祖籍颍川长社。钟氏原为颍川望族，富于学术文化传统，钟嵘的父祖官位不高，但钟嵘兄弟三人都好学能文。钟嵘在齐梁时期做过王国侍郎、县令、参军、记室这类小官，曾和谢朓等人有过交往，50　余岁死于作梁晋安王萧纲记室任上。《诗品》一书最初也称为《诗评》，撰成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以后，它的写作，和魏晋南朝以来五言诗的繁荣发展及当时分品论人取士的风气有密切关系。全书共3　卷，分置上中下三品，评论了从汉魏到齐梁的120　多位五言诗作者，上品12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各卷之前原有序，后人将它们合置于全书之首，即《诗品序》，主要阐述了写作缘起、体例、特点及诗歌的本质特色、五言诗的历史发展等问题，其中包括了钟嵘主要的诗歌批评理论，实际是全书的总纲。

和刘勰一样，钟嵘在思想上也崇尚儒学，所以他的诗歌评论也常见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不过在具体问题上，则仍然遵循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如诗的性质，他认为基本特点在于吟咏性情，情感的产生，来自自然界四时景色的变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悲欢离合，对传统诗歌的政治讽谕教化功用则并不十分强调。由于诗的抒情性质，钟嵘在创作上重视"兴、比、赋"艺术手法的运用，主张"直寻"而反对"补假"，并对刘宋以来诗中用典太过的趋向提出批评，认为"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堆砌典故，"拘挛补衲，蠹文已甚"。钟嵘欣赏诗的自然美，因此对声律说持反对意见，认为使得诗歌"文多拘忌，丧其真美"。这一观点自有其合理之处，只是过于绝对化，忽视了诗的音节之美其实也是自然美的一个方面，而钟嵘自己，也是主张诗的"清浊通流，口吻调利"的。和刘勰一样，他也主张好诗应文质相辅，风力和丹采相结合，所谓"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既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情感，又有华美的文采，如是始能使五言诗"有滋味"即具备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对古今诗人和历代五言诗，钟嵘有很多中肯精审的评价。在对诗人个体进行评论时，大体上是按"致流别"、"掎摭利病"、"显优劣"的程序，辨析该诗人诗作的渊源流变，分析其作品内容与形式的优缺点并比较衡量作者间的成就高下。其方法颇具开创性，所用语言形象生动，辞采清美。如论曹植对文学的影响："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论谢灵运诗瑕瑜互见的特点："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等等。由于时代风气影响，钟嵘在具体评价作者时，往往又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对典雅华丽文风的偏爱，有重形式而轻内容，重雕饰而轻质直的倾向。譬如他将陶渊明、鲍照列中品，将曹操列于下品的做法，颇为后世所批评。而这种品第失当，表现出了《诗品》评论诗歌的某种局限。

2。《文选》与《玉台新咏》文学创作的发展，使文坛名篇佳什大量涌现，为了满足人们诵读传播的需要，诗文选本的编纂应运而生。南朝萧统所编的《文选》和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是当时两部重要的文章和诗歌的选集。

（1）《文选》文学总集的编纂最早始于晋代，但今日所能见到的最早和最有影响的诗文总集，则是萧统的《文选》。萧统（501-531年）字德施，为梁武帝长子，天监元年立为太子，性爱文学，有多种著述，后病死，谥昭明，故《文选》又称《昭明文选》。

《文选》共30　卷，是萧统在东宫时借助宫中丰富的藏书和身边的众多知名文士编纂而成，其中共收录了从周秦至于六朝的大约800年间知名或佚名的130　余位作者的辞赋、诗歌、各种文章作品，共700　余篇，各种文体的主要代表作都大体在内。

对古今汗牛充栋的文章，《文选》采用分门别类，去芜存精的处理方式，其间涉及到选者的文学观和文体分类辨析标准。萧统在《文选序》中阐述了这方面的意见，对于文章，他认为应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藻翰"，有深刻的题材，充实的内容，同时又要有很好的艺术构思和语言辞藻之美，达到"文质彬彬"。这样的见解比较接近刘勰钟嵘的观点，是对齐梁时期过于注重形式文风的一种带折衷性质的温和批判，也给集中选取作品定出一条关于文学性的具体标准。除了不能剪裁的圣人经书外，《文选》不选先秦诸子、历代史传、谋臣辩士的说辞，原因就是这些文章"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首先并不是以文学性为依归，不属于真正独立意义上的文学。对各类文体，《序》以发展变化的观点作了较细致的辨析，溯本及末，力图展示当时由于文章的实用价值的提升所引起文章体裁日益繁杂多样的客观现实。根据其分类的标准，《文选》将所录作品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乃至吊文、祭文等37　类，其中赋又细分为15　门，诗共分为23　门。这样的分类法虽显得比较琐碎，但却适合当时文人作文的实际需要。

《文选》在当时和后世都很受重视，研究《文选》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号"选学"。唐代李善的《文选》注，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以后又有《文选》五臣注，远不及李注，但也间有可采。

（2）《玉台新咏》《玉台新咏》是徐陵奉太子萧纲之命编选的一部诗歌总集。全书共10卷，收入汉代以来的诗作600　余首，绝大部分为五言诗。

《玉台新咏》成书于宫体诗盛行的梁朝中期，其选编的直接目的，如徐陵序中所说，是因当时梁朝宫中众多的妃嫔，由于深宫寂寞，需要用读书作文来充填空虚无聊的生活。所以《玉台新咏》将散在"麟阁鸿都"的"往世名篇，当今巧制"收集抄写，以便她们"披览"，书成后最初的主要读者，就是这些宫中妇女；另一方面，此集也是萧纲徐陵等人为了扩大宫体诗影响而选出的一部示范集。因此，集中所收录的，主要是言情的和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历代诗歌。其中不乏一些优美真挚的爱情诗篇，也有借男女之情托喻君臣友朋关系的，但是也有不少是轻艳的宫体诗，总的来说内容比较狭窄，风格则是比较浮靡的。因此故，后人对这部诗选一直评价不高。

平心而论，《玉台新咏》依然有其值得肯定的可取之处，一是选录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诗作，这些诗作或是《文选》中遗漏未取、或是名家本集中失载错载的篇章，由于诗集的收入，因而不致于亡佚舛错；其次收入了许多文选所不载的当时诗人作品，有助于对齐梁文学风格流派的研究；而最重要的，是诗集中突破儒家正统的文学观念，不仅收录了许多古代优秀的乐府民歌，而且在诗歌发展进程中保留了民歌应有的地位。著名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即是由此集首次收入。

（四）清新婉丽的南朝民歌南朝沿袭东晋的偏安局面，在江南优越的自然条件下，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发展。与商业与城市的繁荣相一致，作为"新声杂曲"的民歌"日盛于廛里"②，并最终取代因战乱而散亡殆尽的晋世雅乐，被收入乐府，配合歌唱。南朝乐府民歌现有400　余首，收存在南宋郭茂倩辑录的《乐府诗集》中，大多属"清商曲辞"。根据其产生的地域和功用的不同，清商曲辞分力《吴声歌》、《神弦歌》和《西曲歌》三类，神弦歌为祀神之歌，为数不多，最重要的是吴歌和西曲两种。吴声歌凡300　余首，其曲辞有《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子夜变歌》、《大子夜歌》、《上声歌》、《欢闻歌》、《欢闻变歌》、《阿子歌》、《前溪歌》、《丁督护歌》、《团扇郎》、《碧玉歌》、《桃叶歌》、《懊侬歌》、《华山畿》、《读曲歌》等20　余种，产生于长江下游地区。如《乐府诗集》所言，是"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③；西曲歌凡百余首，曲辞有《石城乐》、《莫愁乐》、《乌夜啼》、《估客乐》、《襄阳乐》、《三洲歌》、《采桑》、《江陵乐》、《平西乐》、《寿阳乐》、《来罗》、《寻阳乐》、《夜渡娘》、《拔蒲》、《杨叛儿》、《月节折杨柳歌》、《西乌夜飞》、《青骢白马》等等，比较零散。它们"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依）其方俗谓之西曲"④，实际上是长江中游及汉水流域的民歌，它和吴声的不同是声调较为清亢，不完全似吴歌的柔婉，加上荆襄一带人常出门经商，内容上也略为多见写行旅和怨离伤别之情。

吴声西曲大部分是婉丽柔媚的情歌，所反映的思想和社会内容较少。其原因大抵是由于它们本采自江南最富庶繁华的三吴荆襄地区的城市都邑，山川秀色，物产丰盛，民风轻靡，市井中亦多征歌逐舞，流连声色之习，如《南史》所形容的"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①。而南朝统治集团中流行的放荡越礼之风，使整个社会上层精神委靡，耽爱女伎宴乐，热衷于以男女之情为主题的委巷歌谣的欣赏创作。这样的风气，也极大地影响了民歌作者的趣味追求。不过，民歌中的情感表达，仍然有一种健康纯朴之气，不像以后宫体诗那样每每充满病态美和轻薄情调。这些歌辞绝大多数以女性富于激情口吻写出，表现出封建时代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平民妇女对幸福情感的渴求，"气清明月朗，夜与君共嬉。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子夜歌》）。她们对待感情的态度，或炽烈大胆："怜欢敢唤名，念欢不呼字。连唤欢复欢，两誓不相弃"（《读曲歌》），"折杨柳，百鸟园林啼，道欢不离口"（《读曲歌》）；或死生缠绵："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流不断"（《莫愁乐》），"锲臂饮清血，牛羊持祭天。没命成灰土，终不罢相怜"（《欢闻变歌》）。因为爱情没有保障，她们内心常常有无法消除的凄苦感伤："虽得叙微情，奈侬身苦何"（《夜度娘》），"黄蘖万里路，道苦真无极"（《读曲歌》），"啼着曙，泪落枕将浮，身沈被流去"（《华山畿》）等等诗句，都从一个

①　《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

②　《梁书》卷三《武帝纪》。

③　《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传》。

④　《乐府诗集》卷四十七，《西曲歌》。

①　《梁书》卷三十八《朱异传》。

侧面显示了女性的悲剧命运，也是乐府民歌的社会意义所在。在艺术方面，这些民歌也是很有特色的。歌辞中的譬喻方法，想象新巧奇妙，如"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杨叛儿》），希望与情人密切相依，同生共死："想闻欢唤声，虚应空中诺"（《子夜歌》），生动表现出思念情人的痴迷之状；"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读曲歌》），更是譬喻新奇，想象独特，不仅作者的心情宛然如见，对以后诗人也有很大启发。至于吴声歌中隐字谐声语意双关的修辞手法，更是南朝民歌的一大特色。其同音异字双关法中最典型的，是以"莲"为"怜"，以"丝"为"思"，以"藕"为"偶"，以"碑"为"悲"，以"梧"为"吾"等；同音同字双关法最典型的，有以布匹之"匹"喻匹偶之"匹"，以果实之"子"喻人之"子"，以曲名药名之"散"喻聚散之"散"等。有时一首诗中，两种双关法同时采用，如"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子夜歌》）；"金铜作芙蓉，莲子何能实"（《子夜歌》）之类。有些诗中，还有以谐声呼应上句隐语的，如以"道苦"接"黄蘖路"，以"苦离"接"黄蘖藩"等情形。

南朝乐府歌辞中还有少量属"杂曲歌辞"，其中颇有出色篇章，如著名的《西洲曲》，描写一位少女绵绵不断的相思之情，摇曳宛转，情辞凄美，艺术上极见精致。虽然可能经过文人的加工润色，但仍然不失民歌清新动人的本色，的确代表了南朝乐府歌辞的最高成就。

乐府民歌多为五言四句的短篇，由于用于人乐歌唱，音调比较和谐，风格上则每见缠绵婉媚，流连哀思，因此很能吸引当时文人的趣味，先是由后者仿制其篇，进而更在篇制、音律、题材、风格等各方面影响到齐梁新变体诗的产生发展，促进了五言诗的最后成熟。

八、北朝文学（一）北朝文学发展概况无庸置疑，南北朝时，北方文学的发展不若南方之盛。这一情形，当然和永嘉以后中原长期战乱，北方社会经济文化受到极大破坏，文士凋零的现状有关，如《北史·文苑传序》所说："既而中州板荡，戌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而北朝文学的发展和风格特点，同样和当时北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分不开。

1。北方社会文化氛围永嘉之乱以后，北方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先后有匈奴、羯、氐、羌、鲜卑五个少数族所建立的十几个政权存在，相互攻杀，此兴彼亡，历经100余年，始由鲜卑族的北魏政权在公元439年统一北方。拓跋氏来自塞外，经济和政治都十分落后，保留了许多游牧民族的旧习俗。为了维护在中原的统治，他们不得不依靠北方的汉族士大夫和旧有的儒学意识形态。从道武帝时起，统治者的治国之策都是崇重儒教，任用士人，按儒家经典设立官制朝仪，协定音乐律令。但是由于经济上封建化程度不够，鲜卑贵族对汉文化其实始终是心存芥蒂甚至潜怀敌视。如太武帝拓跋焘，虽先后征辟范阳卢玄、赵郡李灵等士人进入朝廷，又重用清河崔浩帮助治国，但最终却因崔浩修国史"备而不典"，彰扬了"国丑"而将崔氏一门及其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全部族诛，使当时的北方大族受到一次严重打击。随中原农业经济逐渐取代原有的游牧经济，拓跋氏汉化的程度也不断加深，到孝文帝实行均田、迁都和风俗改革之后，鲜卑贵族与汉族高门间相互融合，北魏政权中的胡汉轸域始完全消泯。而在封建政治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础上，文学活动也得到倡导，打破了以往文坛的沉寂。孝文帝是北魏第一个真正的重文之主，他本人自幼受到很好的汉族文化教育，长成后颇慕风雅，史言他"才藻富丽，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①。在朝中不仅倡导群臣，也身体力行，如太和中"与群臣御龙舟，赋诗而罢"；见洛阳旧宫，为"咏黍离之诗"；亲为吊文吊比干墓等；用人取士，也渐及"文思遒逸者"②。由于社会的繁荣和统治者的提倡，从太和中期到六镇起兵前约30年间，是北魏文风最盛的一个时期。六镇起义之后，虽然塞外未汉化的鲜卑人进入中原，敌视汉族文化的风气又有所抬头，且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由于面临的形势不同对待汉族文士的情况也有不同，但经济文化进步的总趋势则未曾改变，所以文学创作活动在北魏后期的基础上更有发展，北朝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大多产生于这一时期。

从总体看，北方文学生长的土壤并不丰饶。鲜卑统治者时时表现出来的文化歧见和后期一再发生的社会扰乱，都是影响文学蓬勃发展的因素。除此之外，由于思想学术渊源和地理人文条件的不同，北方文学的风貌和演进道路，也和南朝不尽相同，而作为创作主体的北方大族对待诗赋，自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和趣味。如《北史·文苑传序》所论，"洛阳江左""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实际上，是并不太看重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朝文学，起自经术。北方世家大族，自汉以来聚徒讲经的风气很盛，学风偏于保守，虽历经魏晋，所授经传，大多仍守汉儒旧说。永嘉乱后，能文之士纷纷南渡江东，留在北方的，多是累世诗书的经学大族。他们坞壁自保，固守基业，以拙朴厚重为高，和好清言，尚老庄的江东士族全然不同。史言崔浩"性不好老庄之书，每读不过数十行，辄弃之，曰："此矫诬之说""①，可见当时北方大族的思想倾向。而起自朔漠，汉化

①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十二章。

②　《水经注·序》。

①　《汉书·沟洫志》。

不深的鲜卑拓跋部入至中原后，自然喜好比较朴拙实际的思想统治工具，诸多尊经讲学，弘扬儒术之举，也都来自北方大族的思想学术特点。此外北方自然地理环境中清壮粗犷的山川景观，也染就北人的为文风格，使得北方文章，具有浓厚的重写实不重抒情，辞义简明，文字质朴，多用散体，不尚骈偶的特征。北魏前期文学作品不多，但从当时的公文诰诏里，即可看出文章中的朴拙之气。

当然北方的朴质文风也并非一成不变。在社会文化繁荣，人们的审美意识提高之后，对作品表现手法的更加重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南北间通使往来带来的文化的交流融合，也使北方文学自然而然受到形式技巧极为发达的南方文学影响。北朝后期王褒庾信等人的入居北方，更是给北方的文学创作以直接而强有力的推动。

不过，尽管在南北间文学的交流中南方对北方有明显的影响，以致不少文人对南朝的典丽之风十分偏爱乃至公开摹仿，所以邢劭魏收有偷窃任昉和"于沈约集中作贼"的互嘲①。但真正的北方大族，对南方文学创作成果的吸收也是有选择性的。他们较为偏爱南朝宗经而主张文质兼备的一派文学理论与创作，而对放荡轻靡的宫体文学，则有意无意地加以抵制。北朝后期诗文清劲古朴，少有闺阁之态、风云月露之形的风格面貌，正是在北方特有的历史地理文化条件之下有选择吸收南朝文学菁华的产物。这种风格转而影响南方来的一些作者，使之在创作上也能一改齐梁卑弱之格而代之以雄浑壮丽的情辞气韵。

①　《颜氏家训·教子篇》。

2。文学概况北朝文学的发展，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经历了一个从衰落、复苏到兴盛繁荣的阶段②。早期，从北魏道武帝到太武帝初的数十年中，北方天下甫宁，文学活动十分萧条，除了一些朴素的实用性文告外，没有多少可述的作品，更没有可以传世的诗篇。《北史·文学传序》称十六国时是"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而北魏前期，情形亦大体如是。太武帝平凉州后，大批凉州士民被迁入平城，"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③，此时入魏的阚骃、张湛、刘昞\、索敞、胡叟、常爽、宗钦等人，都有很好的文学素养。虽然当时还谈不上普遍的文学创作，但却为北魏文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此后文坛上渐有一些作者，史称"当时之士有。。（崔）浩、高允、高闾、游雅等，先后之间，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焉"①。由于国史之狱，崔浩的诗文所传不多。高允之文有《鹿苑赋》等，诗则以四言为主，亦有拟乐府之作，水准都不甚高。孝文帝以后，文学趋于兴盛，开始改变以前作品的平典无文状况。由于宋、齐刘昶、王肃的奔魏，给北方文坛初步带来南朝的影响，文人的创作颇有模仿晋宋风格的倾向。著名的作者有韩显宗、郑道昭、邢峦、宋弁等。其中郑道昭有不少仿晋宋玄言山水诗的作品，尽管就全篇看远远不够流畅成熟，但尚有清新之句，如"空谷和鸣磬，风岫吐浮香"之类，《登云峰山观海岛诗》中的描写壮丽奇伟，不乏个人的风格，他的创作堪称当时的最佳水平。太和以后迄至北齐北周，北方的文学通过借鉴南朝的创作成就和在北方民歌中汲取养分而走向成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不仅出现了像《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及《颜氏家训》这类优秀的散体文学之作及庾信这样的诗赋大家，作为其基础，整个社会从事文学创作的风气也极盛，史家谓之"学者如牛毛"。可述的作者，有常景、袁翻袁跃兄弟、卢元明、裴敬则、温子升、邢劭、魏收、祖鸿勋、刘狄、祖珽、阳休之、卢思道、薛道衡等。其中北魏温子升擅长敕告诏令等各类公文的写作，典雅得体，为时所重。此外他的骈文和诗歌也做得很好，向南朝作品学习借鉴的痕迹比较明显。名篇有《韩陵山寺碑》、《捣衣诗》等，人称是"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北齐的邢劭魏收也是很著名的作家，两人分别师法南朝的沈约和任昉。邢劭的骈文虽模仿痕迹较重，但也有出色的篇章，如《新宫赋》。其诗并不十分雕饰，于清淡中透出真情实感，显然有民歌的影响。《冬日伤志诗》抒发晚年的内心感愤，遒劲高古，颇为感人。魏收才力轻敏，因个性人品的局限，所作诗赋偏于柔靡轻薄，少有可采，但章表诏令一类应用文作得很出色，所撰《魏书》中，也不乏一些生动叙事的篇章，显示出北朝文章的真正特色。在此期间，许多来自南朝的作者，都对北朝文学的繁荣起了推动作用。除了庾信，萧综、萧悫、王褒等在诗文上都是卓有成就的。其中王褒出身琅琊王氏，为王俭曾孙，在南朝时以才名著称，江陵失陷后入长安，受到宇文氏重用。他的作品以诗为主，最初风格近于谢朓等永明体诗，清丽纤巧。入北以后的一些诗文，表现出某种苍凉之气，描写了内心对流寓北朝的感伤和思乡之情，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咏雁诗》、《渡河北》和《寄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③　《通鉴》卷一二三，宋文帝元嘉十六年。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　期。梁处士周弘让书》等。此外他也用骈文为宇文氏作了许多诏令一类应用文章，风格较为质直典重，对西魏北周文学有较大影响。

（二）庾信的诗歌与辞赋1。庾信的身世经历庾信（513-581年）字子山，小字兰成，祖籍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八世祖庾滔随晋室南渡，官至散骑侍郎，后定居江陵。庾信家族富于文学传统，父辈都是才名卓著的文士官僚，伯父於陵，博学有才思，曾为昭明太子萧统掌文翰；父肩吾八岁能赋诗，为萧纲的"高斋学士"，又是著名的宫体诗人。出身于这个"或昭或穆，七世举秀才；且珪且璋，五代有文集"①的清贵之家的庾信，自幼聪慧过人，通经史，善吟咏，容颜壮伟。15　岁时即担任昭明太子的东宫侍讲，19　岁时简文帝萧纲开文德省，庾信和徐陵以才学入选为学士。二人为文都很绮艳，号"徐庾体"，"每一文出，都下莫不传诵"①。此时，天下晏安，梁朝"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庾信官职清贵，出入宫禁，优游声色，其作品大多不脱"宫体"窠臼。不过此期间他曾出使东魏，也多少受到一点北朝诗歌清拔风格的濡染。到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侯景之乱爆发，由于梁朝军备弛坏，侯景大军很快兵临建康城下，为前将军的庾信奉命去朱雀航边布防，乱兵甫至，立即弃军而逃，辗转到达江陵故居，后进入萧绎的小朝廷。大乱使江南人民和庾信的家庭都蒙受了巨大痛苦，庾信的三个子女死于战乱，父亲肩吾不久也去世。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年），庾信奉命使西魏，不久江陵失陷，元帝被杀，梁朝灭亡，42　岁的庾信羁留长安，被迫出仕西魏，以后又转仕宇文氏的北周。先后担任过太守、刺史，后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陈文帝时，陈周通好，北周放回了一些羁留北朝的南人，这激起庾信强烈的乡关之思。但对于是否回到南方，庾信面临的处境复杂而微妙。一方面南方虽是故乡，但陈朝已不是故国，陈主在他眼中不过窃位的无赖；另一方面尽管陈曾向周请还庾信王褒等数十人，周武帝却只遣还了其中的无名之辈，"信及褒并惜而不遣"②。此时庾信已60　余岁，无法南归，失意怅望之中，写下了著名的《哀江南赋》。由于郁结的故国之思和仕北的内心愧疚，庾信晚年的精神相当痛苦，加之家庭不幸，女儿外孙都先他而去，景况尤为凄凉，最后在老病交加中去世。

庾信一生经历复杂，内心充满矛盾。尽管在南朝和北朝都官位清显，但他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而屈身事北，又屡屡遭人诟病。然就本质而言，他只是一介文士，而封建时代，文学不过权势的附庸，无论在南在北，庾信都不过以文学事人而已，政治上实不足深责。而他历经离乱后"老更成"的文章，却以精美的艺术语言，深刻反映了时代社会和广大士人的心态。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殿军，他在文学上的杰出贡献是不能抹杀的。

①　参见王宏凯：《历史的启示·娱乐篇》。

①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2。庾信的诗歌创作庾信前期诗歌颇有佳作，如《奉和山池》中的"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疏。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的诗句，新清俊秀，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技巧；所作《七夕》等诗，也是历来为人所称道的。但同时他也写了大量绮艳轻冶，格调低下，以反映贵族歌舞征逐，倚红拥翠腐朽生活为主的作品，由于战乱，这些作品大多散佚了。侯景之乱，是庾信人生的一个个分界线，经过亡国破家之痛的诗人，在创作上逐渐摆脱前期诗歌香艳平庸的狭隘境界。他在江陵时所作的一首《燕歌行》，描写边塞之士的辛苦征战和思妇的离别相思，感慨凄切，已不同于战乱之前的诗篇。而入北后，因身世、环境影响，其诗风趋向苍凉道丽，创作出《拟咏怀》二十七首和一批清新明快，感怀故乡并开启唐风的小诗。

《拟咏怀》27　首是庾信诗最优秀的篇章，和《哀江南赋》一样，集中体现了他晚年的亡国之痛，乡关之思。诸如"长坂初垂翼，鸿沟遂倒戈"、"古狱饶冤气，空亭多枉魂"、"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等诗句，包含了对梁统治者腐败倾轧不求自强的怨愤、江陵失陷后梁君臣百姓被掳流离的同情、以及他自己感伤身世，自悔自责的复杂感情。为庾集作注的清代倪璠认为，这组诗"皆在周乡关之思，其辞旨与《哀江南赋》同矣"。不仅如此，他晚年所作的许多辞赋如《枯树赋》、《小园赋》等，也都能在《拟咏怀》中见到缩影。所以拟用《咏怀》之体，大致应是由于诗人内心难以具言的哀怨情调多少类似于阮籍《咏怀》中那种迷离恍瀁的忧伤之旨的缘故。

如《拟咏怀》之七：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

诗中写了羁留异乡不得南归的苦闷和绝望。但巧妙地运用比兴之法，以思妇对远人的深深思念来喻托自己对故国的眷念之情。"枯木"二句，诉说苦苦相思的徒劳无益，哀艳凄侧，有强烈的情感色采。全诗用词用典精炼简要，富于文采，内涵很深。虽悲切怅望而笔力并不卑弱。

庾信平生历经巨变，内心虽为折节仕北而深怀惭耻，然而忆及江陵小朝廷和旧君之所作为，却令诗人感到失望而不堪回首，所以他诗中表现出来的故国乡关之情，就愈加矛盾复杂。如以下两首《拟咏怀》：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天亡遭愤战，日慼值愁兵。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楚歌饶恨曲，南北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十一）倏愁市朝变，苍茫人事非。避谗犹采葛，忘情遂食薇。怀愁正摇落，中心怆有违。独怜生意尽，空惊槐树衰。（二十一）

前一首诗巧妙运用典故，追述了昔日江陵城中君臣不求远图，但求苟安，以至城破身亡，生民涂炭的痛苦往事。后一首诗同样抚今追昔，有无限沧桑之感。"市朝变"句明用古乐府"市朝易人，千载墓平"之典而暗指建邺、江陵之变，感慨尤其沉重。"避谗"二句用极精练委婉含蓄之笔，涵容了他当年从出使到不能南归以至仕魏的一大段复杂的经历及其中微妙的心理变化。避谗采葛是《诗·王风》中的典故，庾信借此喻他使魏前后的境况苦衷。梁元帝是个气量狭小、残忍猜忌的皇帝，对父、兄相当寡刻无情。庾信作为昭明太子和简文帝旧臣而在其手下，内心时有忧谗惧祸之感。这种境况促成了他的被派出使，也最终造成了他的"食薇"即"遂餐周粟"。全诗末二句，用东晋殷仲文在人事变迁后意态阑珊的牢骚语，借"槐树婆娑，无复生意"①来喻指他在时移世异之后自伤迟暮，一切希望都已丧失的沉痛心情。其情绪与《枯树赋》中的身世之感是相同的。

《拟咏怀》在艺术上并非"工拙都忘"②，和阮籍《咏怀》的自然浑融相比，拟作表现出流丽的辞采，工细的偶对及刻意讲究的用典。这种情况，是由时代的文学风尚，庾信本人的高度文化修养以及北周毕竟为异族政权，需要以此委婉含蓄之笔来避免统治者的猜忌等因素所决定的，然而由于诗中深挚的情感，这一切并不流于雕琢和堆砌。

庾信晚年，还写了许多清新流畅的小诗，表现出对故国及友人真挚的怀念之情。如"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年年南向飞"③；"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①；"故人徜思我，及此生平时。莫待山阳路，空闻旧笛悲"②，这些诗豪华落尽，不尚用典，读起来十分亲切感人，在韵致格律上已具备了唐人五绝的体式。

①　《梁书》卷九《曹景宗传》。

②　《颜氏家训·教子篇》。

③　《颜氏家训·教子篇》。

①　《颜氏家训·言辞篇》。

②　《颜氏家训·治家篇》。

3。庾信的辞赋骈文庾信是魏晋南北朝骈赋的最后一位大家，也是最出色的一位作家，他这方面的艺术成就，使魏晋以后抒情之赋的创作水平达到最高峰。

庾信早年的赋作现存7　篇，在艺术上已有相当水准，但亦未脱宫体窠臼，文辞极见轻艳绮丽，如《春赋》中的著名文字："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出丽华之金屋，下飞燕之兰宫。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影来池里，花落衫中。"

留北以后，庾信辞赋气格为之一变，苍凉悲慨的情调横宕所作，笔力沉雄强健。现存后期所作的8　篇作品中，《邛竹杖赋》、《小园赋》、《枯树赋》等都是意蕴深厚的杰作，而《哀江南赋》更是其中的压卷巨作。

这些赋的主题，都是写自己的身世之感和故国之思。譬如《小园赋》，以清美之笔在对日常居处的铺叙中抒发了对故乡的强烈思念：尽管营筑了简陋的小园，内心依然忽忽不乐，"犹得欹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两三行，梨桃百余树。。。■区兮狭室，穿漏兮茅茨。。。坐帐无鹤，支床有龟。鸟多闲暇，花随四时。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睢阳乱丝。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园中的清美景致，徒增思楚之情："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云气荫于丛蓍，金精养于秋菊。。。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名为野人之家，是为愚公之谷"；最终，诗人点出了自己国破家亡，寄身异乡的处境与愧悔心情："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潜移，长离永灭。。。荆轲有易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非淮海兮可变，非金丹兮能转。不暴骨于龙门，终低头于马坂"，从个人的悲剧中显示了时代的大悲剧。

《枯树赋》形式上是集各种有关嘉树的典故而赋之，实际上寄托作者的身世之感尤其深切。下栖白鹿的贞松，化作青牛的文梓，销亡之桂，半死之桐，都是作者人格的象征，这些树木所具有的奇文美质，也代表了作者杰出的才华。尽管如此，它们仍免不了"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的命运。而当天地否乱的非常之时，嘉树的凋丧之惨，更非平时可比："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欹卧，顿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此处关于佳木离根夭折的大段叙写，已完全是作者身世遭遇的沉痛表述，所以接下来作者禁不住直抒胸臆，由树到人，感伤自己的"羁旅无归"："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其情调压抑悲怆，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痛苦矛盾。论者称这种"枯树意象"是庾信羁臣心态的外化①，诚如其言。

《哀江南赋》这一赋中巨制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作于北周宣政元年十二月，是庾信晚年自叙复自省之作。此赋"用古典以述今事"②，以个人身世为线索，叙述侯景之乱与梁代灭亡的历史过程，抒发对江南兴衰变迁的哀感，素有"史诗"之称。

赋前有一篇500　余字的长序，相当于全篇的总纲，概括了此赋的基本内

①　《颜氏家训·省事篇》。

②　《颜氏家训·省事篇》。

容，本身即是很精美的骈文。

赋中先叙家世位望和自己的清才显职，此点虽和魏晋南北朝文人好述祖德的风气有关，但却自觉不自觉将家族和个人的命运与国运结合起来。接下来回忆了侯景之乱前江南歌舞升平的繁荣富庶景象。"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吴歈越吟，荆艳楚舞。。。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然而就在此时，潜在的危机已经伏下。由于统治者晏安酖毒，对危险不加防范，整个社会正不可避免地走向灾难："乘渍水以胶船，驭奔驹以朽索。小人则将及水火，君子则方成猿鹤"。赋中，庾信用情感分明之笔，对大乱中梁朝宗室群臣，或开门揖盗，或拥兵观变，或怯懦无能，败绩奔逃及忠臣烈士的慷慨死节等，分别加以褒贬；而对台城陷落武帝饿死简文帝被杀的惨景，也有十分辛酸的描写；对大乱终于平定后，梁元帝定都江陵，本除残去秽，收拾人心之际，却猜忍忌刻，戕害忠良，以至速乱召寇的一段历史，作者尤其痛心。对梁元帝种种恶行的揭露，是赋中最具批判性的文字之一。江陵陷落之后，十万士民被掳入关，庾信在赋中对被屠戮和驱迁北上的百姓生离死别的悲惨景况的描写，尤其震憾人心：荒谷缢于莫敖，冶父囚于群帅。硎谷摺拉，鹰鹯批拂。冤霜夏零，愤泉秋沸。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总之，《哀江南赋》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作者的乡关之思和对故国人民的哀感同情，其所涉社会历史内容的深广，在辞赋史上是空前的。从艺术角度来看，全篇声韵谐美，音节浏亮，对偶精工自然，句式错综多变，骈俪间带散行，典故的运用巧妙灵活，而文采斐然，雄健遒丽，其成就也是空前的。故《四库总目提要》称此赋为"华实相扶，情文兼至"之作。

庾信在骈文创作上也是大家，除《哀江南赋序》之外，尚有《演连珠》44　首，是非常优秀的骈文。所作大量碑铭书赞中，也有不少杰作。

（三）叙事散文作家及作品叙事散文是北朝文学中极有价值的作品，其传世之作，有著名的郦道元《水经注》和阳衒之《洛阳伽蓝记》，北朝末年的《颜氏家训》，也是一部内容广泛的散文体作品。

1。《水经注》《水经注》是古代第一部综合性地理学著作，著者为北魏郦道元。据北史本传，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人，为北魏青州刺史郦范之子。平生"好学，历览奇书"，颇多著述。太和中因"执法清刻"而出任治书侍御史。后迁升东荆州刺史，因"刻峻"免官。以后又任河南尹，御史中尉等，因为政严猛，惩治了汝南王元悦的嬖幸丘念而被出为巡视雍州的"关右大使"，在527年被图谋叛乱的刺史萧宝夤害死。

《水经注》是郦道元采用为东汉桑钦所撰《水经》作注形式而撰成的一部著作，今存40　卷。《水经》的内容比较简单，仅记载水道137　条。而《水经注》以《水经》为纲，对其内容作了20　倍以上的扩充补正，共记水道1252条①，从江河到溪津陂泽都详加述录。所述的内容，包括水道的源头走向、流域内的山岳丘陵、各种水利设施、重要关隘险厄、都邑州郡的沿革治所，以及各种历史掌故、神话传说、民情风俗等等，考订相当严谨。为此而引用的各种古籍资料达300　余种，堪称征引繁富。在地理学、史学、水利学及文献学等学术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

在魏晋南北朝后期，山水文学已有充分的发展，而由于南北文学风尚的不同，对山水的刻划摹写，南方以诗歌和骈文辞赋为主；在注重文章实用价值的北方，则出现了《水经注》这样集学术性和文学性于一体，且文学价值不减于学术价值的山水文学作品。在对山川水道的记述中，作者表现出很高的文学才能，以峻洁隽美的文笔，对优美的自然景物作了细致入微，生动精妙的描绘。郦道元自幼随父生长在青州，长成后，随宦游之迹，亲历了关中河北的许多地区，所以他笔下对青齐河洛山水写得颇为传神而富于感情。如《巨洋水注》：巨洋水又北，过临胸县东，熏冶泉注之，水色澄明而清泠特异，渊无潜石，浅镂沙文，中有古坛，参差相对。后人微加功饰，以为嬉游之处。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镇海岱，余总角之年，侍节东州。至若炎夏火流，闲居静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

写出青州山水的秀丽和少时游赏的快乐。对济水所过的大明湖的明丽景致，作者的描写也很富有诗意："济水又东北，泺水出焉。泺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如轮。。。其水北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东北两面侧湖，此水便成净池也。左右楸桐，负日俯仰，目对鱼鸟，极望水木明瑟，可谓濠梁之性，物我无违矣"。关于河水，作者主要写了它不凡的气势和豪壮之美，如有关"砥柱"的叙述：河水翼岸夹山，巍峰峻举，群山叠秀，重岭千霄。自砥柱以下，五户以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疏石桀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激石云洄，澴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

郦道元平生未曾去过江南和巴蜀地区，但他根据前人或时人著作中的有关材料并加以剪裁提炼，对这些地区山川水道的描叙，同样显得真实可信。由于南方山水本身的秀媚，文笔的优美还往往过于写其他地区。如对三峡风光的描写，就是《水经注》最富于写景抒情韵味的篇章之一：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

①　转引自白居易《白孔六帖》。

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将幽深清峭的景致写得凄美动人，后人有关江峡景物的描写，少有出其右者。《水经注》的写景所达到的成就，和作者对山川景物所怀的深挚感情和高迈清雅的审美趣味分不开。而在语言艺术上作者亦不同凡响，表现为朴实自然而不乏技巧，厚重中自见隽媚，散体中杂以少许骈句，张弛有度，疏密有致，浓淡相宜，且适当引用各类传说故事、民间歌谣进入文中，增加了叙事的生动和奇异魅力。所以篇中清辞隽句随处可举，却绝无雕琢堆砌之病。在古代山水文学发展史上，《水经注》是一部划时代之作，对后世柳宗元等人创作的影响，是极其深巨的。

2。《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是一部以记述北魏洛阳佛寺兴废为主的散文体著作，其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宗教、地理、人文、风俗诸方面，具有很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作者阳衒之，姓氏或作"羊"、"杨"，史书无传，家世爵里都不可考①。根据书中的零星自述，大致可知他曾在北魏孝庄帝永安中为奉朝请，又曾任抚军府司马等职。东魏武定五年（547年）"因行役重览洛阳"，有感于"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因而撰成此书。北魏自迁都洛阳以来，统治者中的佞佛之风十分盛行，几代统治者都大量靡费民财修建佛教寺塔，最盛时，洛阳城内外的佛寺达千余所，借出家而逃赋免役之民不计其数，严重影响了北魏的民生与国力，北魏的最后灭亡，未必与此无关。而作者写作此书的用意，正是想借佛寺的盛衰兴废，来寄托对国家兴亡成败的感慨，最终表达对天下百姓命运的关心。所谓"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②，可见他内心的正义感和进步的社会历史观。

全书共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5　卷，其叙述是以40　多所大的佛寺为中心线索，兼及其余的寺塔宫殿名胜古迹等，运用史法，精心结撰，使书中方位明确，层次清晰，体例完善。其书虽以记伽蓝为名，但同时记载了很多历史事件、园林建筑、民情风俗、方物特产、佚事掌故及志怪故事等，人称"足以补魏收所未备，为拓跋之别史"①。

书中对北魏一朝的政治、经济、中外交通、南北关系等方面的历史多有揭示。关于北魏后期政治，作者在《永宁寺》中，较详细地记述了从灵太后专权到河阴之变再到孝庄帝被杀一系列重大事件，弥补了这段时期正史的疏略。对北魏政风，作者着重揭露了鲜卑王公贵族的贪鄙豪奢，聚敛财富，北魏贵族和官吏的贪污问题自进入中原以来一直非常严重，孝文帝在政治改革中大力惩治，情况有所改善。但随后期社会财富的增加，贪渎之风更加盛行。对王公贵族的"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书中有很多冷峻的批评。像河间王琛"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的感慨；贪暴的章武王融嫉妒元琛之富"不觉生疾，还家卧三日不起"及太后赐百官绢，"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重，蹶倒伤踝"等，都是很出色的讽刺性文笔；对当时的中外交通，作者综合若干第一手材料，记述了宋云惠生西行求法的经过，因此而保留了古代西域及中印文化交流的一段重要史料。作者笔下有关洛阳城中市井繁荣的生动描述，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后期经济发展状况。

书中对佛教寺塔等园林建筑的描述十分精采，譬如城南的景明寺：其寺东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负帝城。青林垂影，绿水为文。。。台观光盛，一千余间。复殿重房，交疏对霤，青台紫阁，浮道相通，虽外有四时，而内无

①　《太平广记》卷十引《神仙传》。

②　《广弘明集》卷六。

①　刘昌芝：《试论"南方草木状"的著者和著作年代》；苟萃华：《也谈"南方草木状"一书的作者和年代问题》；梁家勉：《对"南方草木状"著者及若干有关问题的探索》；罗桂环：《关于今本"南方草木状"的思考》。分别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1　期、1984年第2　期、1989年第3　期、1990年第2期。

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竹松兰芷，垂列阶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于繁藻，青凫白雁，浮沈于绿水。碾碨舂簸，皆用水功。

从全景到屋宇构建，再到寺中园池及出产，都逐层写出，显得清晰有致，用笔精练。至于堪称诸寺之首的永宁寺，书中更详写其殿堂僧房佛像的宏丽。对著名的永宁寺佛塔，作者在进行细致的客观描述之外，也对其"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绣柱金铺，骇人心目"的靡费深为感慨，这段记述以"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数十里"结束，清澹而饶有余韵。

书中对各种佚事掌故，民情风俗特产的记述，都穿插在对寺院周围街市环境的介绍之中，如王肃初到魏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而北方人士初以饮茶为"水厄"、洛阳的各类商市、白堕桑落酒、冠军将军郭文远家婢善为四声反切等等，都颇有意趣，文笔也显得雅致隽永，富于史料价值。由于北方的社会思潮，书中尚有若干反映佛教灵异变化，因果报应，幽明鬼怪的故事传说，情节完整，叙事曲折，是颇有质量的志怪作品。

总之，全书感慨市朝沧桑变换，对统治者多有批判和揭露。风格上抒情与写实相结合，骈散相间，清丽而不雕琢。叙事用白描手法，隽雅精洁，繁简得体，褒贬自出。《四库提要总目》称之为"其文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

3。《颜氏家训》《颜氏家训》20　篇，为南北朝后期著名学者颜之推所撰。之推名介，祖籍琅琊临沂，先世渡江居建康。颜之推本仕梁朝，江陵陷落后被掳入关，转逃到北齐，仕齐至黄门侍郎、平原太守。齐亡入周，死于隋初。由于身世流离多故，他在其性质接近《哀江南赋》的《观我生赋》自注中，很沉痛地说自己一生"三为亡国之人"。赋中还有一段激切的议论抒发他内心的苍凉感慨："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人，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荣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后，不敢怨天而泣麟也。"

由于历仕南北梁齐周数朝，阅历很深，颜之推对南北社会的习尚风俗、政治得失、学风特点有相当透彻的了解。他的这本家训，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本着告诫子孙安守素业的目的，对当时的人心世态提出种种中肯的批评。颜之推在书中对南北社会的许多污浊现象表示了非议和愤慨。他痛切批评南朝士族的无能腐朽："未尝目观起一坯土，耕一铢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涉务》篇中"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以及《勉学》篇中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等许多记述，表现士族身体与精神的柔靡脆弱，是非常真实的史料。对北方一些士人的以佞媚之道事鲜卑贵族，也予以尖锐的讥评：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吾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瑟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

对这种令人齿冷的无耻言行，作者是深为鄙夷的。对当时北方社会的其他陋习如大族间常凭门第资财缔结婚姻，嫁娶形同买卖；大族之家以妇女持门户，"代子求官，为夫诉曲"，到处"造请逢迎"；而贵族官僚，贪积无已；以至溺杀女婴等等，书中也有揭露。其间除了表现出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外，也展示了北方社会的特有风气。

颜之推还在书中表述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在经学方面，他对北方治经往往繁琐不得要领，有如"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的情形持批评态度；而他对文学的看法，比较接近刘勰、钟嵘的观点，也反对当时"趋末弃术，率多浮艳"的文风，认为"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文章》篇）对于南朝文学中的批评风气及南方文士在音律、偶对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他也是极为赞赏和推崇的。

在文学风格上，《颜氏家训》是朴素的散文，平实畅晓不尚骈偶，全无梁人浮丽之习。叙事简洁生动，颇见笔力，有不少隽永传神的故事片断，堪与《世说新语》中的记述媲美。

（四）刚健质朴的北朝乐府民歌1。概述北乐府民歌是北朝文学中最能体现北方人民质朴刚健性格的作品。现存的北朝乐府民歌约70　首，主要保存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中，少数则收在"杂曲歌辞""杂曲谣辞"中。严格说来，这些民歌并非完全是北朝时期的作品，它们包括了自十六国以来北方的氐、羌、鲜卑以至汉族的民歌民谣，有的本为"胡语"，转经汉译，有的则完全用汉语创作。这些歌谣陆续传到南方，为梁朝乐府机构所采集、加工保存下来，所以其中大部分称之为"梁鼓角横吹曲"。

北方乐府民歌的歌辞，有《企喻歌》、《琅琊王》、《钜鹿公主》、《紫骝马》、《黄淡思》、《地驱乐》、《慕容垂》、《陇头流水》、《隔谷歌》、《淳于王》、《捉搦歌》、《折杨柳枝》、《幽州马客》、《陇头歌》等，每一歌辞，从一曲到数曲不等。这些民歌在音制、形式、内容、题材风格方面，和南朝民歌有相当大的不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远比后者广阔得多。

由于连年战乱，北朝乐府诗有相当数量描写了从军征战等与战争有关的社会生活。如苻秦时的《企喻歌》："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口，白骨无人收"、"前行看后行，齐著铁。。裆。前头看后头，齐著铁■鉾"，前一首写了战争的残酷，情感苍凉悲壮；后一首描写出征时士兵阵容整齐，铠甲鲜明的情形，豪壮质朴。又如《慕容垂歌》："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是秦人讥笑慕容垂败于刘牢之的诗，写战争场面颇见生动。对一般的士兵来说，战争给他们造成的痛苦不幸是非常直接具体的，如《隔谷歌》："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其呼声凄惨绝望，令人心酸。

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播越迁离之苦在民歌中也有充分的表现，但由于南北风俗的差异，北朝乐府中的羁旅之情，展现出北方人民在别离之际虽怀悲苦却不同于南人一味凄伤缠绵的性格特点。如《折杨柳枝歌》："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长笛，愁杀行客儿"、《琅琊王歌》："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鹿鸣思长草，愁人思故乡"以及《陇头歌》中"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欲绝"的动人诗句，思致都高亢悲壮，虽诉怀乡之情，并不仅作儿女沾衣之态。

北方人民常年马上骑射的生活培养了他们刚强尚武的精神，因此北朝乐府民歌也有许多描写豪侠勇武之风的诗篇。如《企喻歌》："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充满豪迈气概，典型表现了北方民族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南方文学充斥阴柔之气的情形判若霄壤。其余如《琅琊王歌》的"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婆，剧于十五女"、"快马高缠鬃，遥知身是龙。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透过男儿对宝刀骏马的珍爱来表现其人的豪侠骁勇，十分传神。而这种精神尚不止于男子，从《李波小妹歌》中对李波小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的赞颂，不难看出北方妇女同样精于骑射，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

①　《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中华书局1986年4月出版。

作为当时社会生活的深刻反映，北朝民歌也有许多下层人民嗟叹贫苦和世道不平的篇章。如《幽州马客歌》的"快马常苦瘦，剿儿常苦贫。黄禾起羸马，有钱始作人"、《雀劳力歌》的"雨雪霏霏雀劳利。长嘴饱满短嘴饥"，都以朴拙的语言，控诉了社会中的贫富不均现象。

此外，和南朝民歌一样，北朝民歌中有很多依然表现爱情主题。但和南方不同的是，诗中的感情表达，大多坦率质直。如佳期失约，《地驱乐》直言"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丝毫不见忸怩悲惋之态；女子求嫁，《折杨柳枝歌》中言"门前一株枣，岁岁为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口吻真率可爱；而《地驱乐》中的"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呼天"的诗句，则是另一种悲慨亢直的口气。其他如《捉搦歌》中的"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计家计？""谁家女子能行步，反著■禅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或用比喻，或者写实，爽快道出男婚女嫁两心相悦的坦诚心愿，诚如《艺概》所言，是"古乐府中至语"。到北朝后期，由于受到南朝乐府的影响，北朝情歌遂有不少渐流于轻婉缠绵，如传说中北魏胡太后所作的《杨白华歌辞》，就是很典型的一首在风格和艺术手法上都逼近南风的作品，且句式上五七言杂用，辞意更加摇曳飘荡，艺术成就很高。

2。《敕勒歌》与《木兰辞》《敕勒歌》和《木兰辞》一为短制，一为长篇，是北朝民歌中的两篇杰作。

《敕勒歌》句式上为杂言，在乐府中属《杂曲谣辞》。《乐府广题》称"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可见它本是由鲜卑语所唱，以后才译为汉语。它最早可能是敕勒族的牧歌，作者是谁已不可考，在东西魏玉璧之战中，曾由东魏大将斛律金唱出，起到了安定军心的作用，后世也有认为是斛律金所作的。其辞仅27　字：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全篇气象雄浑壮阔，以极简练的语言钩画出绵延的阴山脚下一望无际天草相接的绿色原野，而苍凉空旷之中，隐隐可见牛羊悠然吃草的描写，再现了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全诗充满自然生机，音节宏亮，色彩鲜明，因而传诵千古，历代读者，都对这首民歌极为赞赏。

长篇《木兰辞》是北朝最优秀的民歌，在《乐府诗集》中属《梁鼓角横吹曲》。关于它产生的年代，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从诗的内容看，比较可信的观点是产生于北朝后期，而在流传过程中，屡经当时及以后文人的修饰润色。此诗用厚朴流丽的辞句，叙述了奇女子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诗中的故事情节完整，亲切感人，富有传奇色彩。通过生动曲折的叙述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纯真朴质勇敢豪放的巾帼英雄形象，而这样的艺术形象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尚不曾见过。在艺术上，《木兰辞》中运用了很多民歌常见修辞手法，如复叠、排比、顶针、比喻、夸张等，句式五、七言杂用，生动灵活，错落有致。语言上以质朴的民歌语言为主，也有一些颇为工丽的偶句，应属文人加工的痕迹，但由于全篇气势强健，语意流畅，这些句子在篇中非唯不见堆砌，反而在语言的疏宕之中，增加了几分明丽。

九、结语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近年来已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回顾这四百年文学发展的轨迹，不难看出，作为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此期间文学对后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各种具体的文学体裁，无论诗、赋、骈文、小说、文学批评等等，在内容与形式方面都有很多意义不凡的创新开拓；其作品中表现出的强烈个性风格和很高的审美情趣，亦为前人所不具备并深远影响后世。不过若从文学形式本身的独立发展角度看，此时期文学最大的贡献，或许莫过于对文学作品华美形式的重视强调，并进而通过四百年的反复探索，最终基本达到了作品形式与内容之美的较好结合。

简言之，在古代文学中，"文"与"质"之间本有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论语》有"文质彬彬"之语，对内容和形式都显得同样看重。但是在"独尊儒术"，文学为政治附庸的汉代，"文"始终从属于"质"，文学的形式美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重视，更遑论单独加以研究探讨。汉末以来，这种情形渐渐有了改变，建安时期的作品，既有反映社会现实，积极奋发进取的慷慨之志，又有缘情尚气，注重个性与抒情的艺术审美特色，二者的完美统一，即是人们所说的"建安风骨"。不过建安文学前承两汉，后启正始太康，意蕴风格上实有"汉音"和"魏响"的微妙区别，前者主要遵循的是从风骚的"诗言志"到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后者则开启了流连深情，注重藻采，强调作品艺术表现技巧即文学形式美的重情唯美倾向，不论后世如何褒贬，这后一种倾向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时代对文学意义功能的新认识。从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到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主张，不难发现，作家将文学的着眼点放在作品自身艺术本质上的同时，也就突破了传统的言志载道的政治功能限制和"发乎情止乎礼"的情感约束，作品的形式美和对人心的娱悦功能都得到了强调。此后数百年中，创作中的传统和新变两种倾向此消彼长，在特定的时代风气中，文学的艺术形式美得到了更多重视，无论在创作实践还是在理论批评上，为文的技巧、方法、运作规律等都得到深入的运用和研究。在此期间，有时作家对艺术形式美的追求完全超过了对作品应有的骨力与思想内含的重视，以至出现文过其质，华丽空虚，形式与内容割裂的情况，显得偏离了文学健康发展的轨道。为此，这一时期的文学常常受到后人批评。

然而，舍去我们个人情感趣味的好恶，从整个古代文学发展史角度看，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对其中审美娱悦功能的强调和对辞采、声律、俳偶、隶事等形式技巧的看重，不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刻意讲究文学的形式美，对于仅视文学为政治教化工具的传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改造，最终将使文学创作达到更高层次的"体被文质"，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准备条件。所以，在南朝后期的文学批评著作里，就可以看到"情采"、"文质"、"风力"与"丹采"并重的一系列主张，《文心雕龙》提出的"衔华而佩实"、"丽辞雅义，符采相胜"；《文选序》要求"事出于沈思，义归于翰藻"，实际上都显示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分离之后，已开始趋于合一。而这时的文质并重，已不仅仅是建安风骨传统的简单回归，其内涵比起建安时的"彬彬之盛"，显然是更加丰富和充实。最后在庾信入北后的创作实践中，丰满的情感内容和形式技巧、遒劲的风力与明丽的风采，以至北方的淳朴与南方的婉丽之间，得到了相当和谐的统一。其雄浑遒丽的风格和精微细致的艺术技巧，都直接影响到盛唐之风。

从宏观上看，这一过程是一个内容与形式由合到分，又由分到合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此过程中，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不断深化，形式不断趋向完美。文学的主流也不断吸收涓滴细流，最终百川汇海。而此后文学发展的盛况，充分证明了这一过程的价值。

魏晋南北朝 第040卷 魏晋南北朝艺术史

一、魏晋南北朝艺术概述一切艺术都与艺术家自身的人生体验密切相关，或者说都为艺术创造者自身的社会生活所制约。魏晋南北朝艺术在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地位突出，源于当时的社会生活比较首次取得了封建大一统局面的秦汉时代有着极大的不同。

秦汉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主题是统一，无论先秦遗留下来的儒家讲"爱人"，道家讲"做人"，法家讲"治人"，墨家讲"待人"，名家讲"辨人"，阴阳家讲"识人"，都是讲在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统治下如何生活；汉武帝支持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实际是为了强化文化统一的一种措施。就艺术领域而言，周人庄重神秘的宗法血统观念，秦人强悍朴实的征服作风，楚人自由想象的创造精神，都在汉代社会生活中取得了趋同，形成"乐以道和"的共识，即将为群体的政治转化为为政治的人生，进而产生为人生的艺术。于是，无论音乐、舞蹈、绘画、书法、雕塑、建筑、文学、工艺，都无法摆脱礼教的影响、政治的制约。

秦汉时期建立起来的封建大一统局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除了西晋时有一个短暂的、在名义上统一的气象，自公元189年至公元589年，中国都是在两个以上的封建政权分割统治之下。虽然每一个封建政权的统治者都或多或少表现出追求统一的要求，不过，总是力不从心而分别维持现状。这样一来，秦汉时期统一的文化气氛已经消失，给了各封建割据势力自我表现的机会。随着各少数民族贵族入主中原，佛教终于异军突起，蔚为大观，形成文化艺术领域自我表现活动的添加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与宗法血缘观念密切联系的礼教伦理势力稍受压抑，而原始与宗教性质的艺术生活显得生机勃勃。创造性的冲动情感在艺术家身上多少得到了恢复，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扑朔迷离的艺术世界，令后人叹为观止。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①介绍这个时代的艺术，实际正是展示这个历史前进过程中的重大转折与变革。

①　《曹操集·蒿里行》。

（一）三国两晋艺术概论三国时期，群雄并起，战乱导致"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②"吏士大小自相啖食"，③西汉统治者建立的儒家"仁政"名教一下子威信扫地。人们在朝不保夕、生离死别的痛苦中蓦然回首，发现尧舜之治、太平乐土都是虚妄之谈，唯有自己求得生存才是现实。于是，对个体生存的价值意义的探求逐渐成为社会风尚。作为革新政治代表人物的曹操，崇尚跅弛之士，轻视节行之人，以"唯才是举"的旗帜，与东汉世家大族把持的选举权相抗争，更促使个体才智在治国用兵时崭露头角，在艺术创作时也可以直抒胸臆，或者在政治条件险恶时向道家靠拢，越名教而任自然。

儒学与道家思想合流，这是魏晋玄学得以产生的基础。玄学一方面作为封建士人在政治重压下逃世的精神寄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士人自身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受玄学影响的魏晋艺术作品由此而产生美的自觉，即由人自身形象之美向文学、书法、绘画方向以感情移借的方式转移。

就艺术形式而言，魏晋艺术开始于书法。书法是与文字有密切关系的艺术，中国文字起源有造字"六书"之说，其中"象形"与"表意"决定了中国文字本身便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写字人的思想情感很容易渗入所写的字中。从中国文字发展看，无论西安半坡彩陶上的刻划符号，殷墟、周原的甲骨文，周代的金文，还是秦代的小篆，两汉的隶书章草，都是一种帮助并代替记忆的实用系统，为了使用的便利，便有不可避免地走向简化的过程，各种绘画使用的抽象装饰，在中国文字中本来就不多，到了需要简化时，自然剔除干净，所以并无书画同源的理由。只是写字人思想情感倾述于字体、结构、笔势、用墨之中，却又少不了审美判断，这样写字便成了书法，也就可以成为一种艺术。魏晋玄学既然有着强烈的个体选择倾向，而且借道家思想作自我精神解脱的逍遥游，在书法艺术上便会出现更多美的自觉。三国时魏景元年间之李苞通阁道题名，系摩崖刻石，隶书中间用楷体，已见书法变化端倪。钟繇在由魏入晋的书法变革中自习三体，其中"章程书"为八分汉隶，用来"教小学"，即传统书法。"铭石书"为正楷，这是当时时髦的新体，"行书"则是平时自己随便写作用体，史称"三体皆善，而行书尤为世所称"，说明魏晋世风是赞许多一点个体追求的"行书"的。正因为有这样一种世风推动，才出现了"书圣"王羲之。他的楷书、草书均已难觅真迹，唯"定武本"《兰亭序》和唐怀仁集字《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可见行书气象。他的书法自由潇洒，或宛如游龙，或翩若惊鸿，正是个人审美意识寄托于字体、笔意、结构、走势的结果。王羲之之子王献之，更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自由精神，将行书发展为"今草"，也称结构微妙的"小草"、"游丝草"。草书一旦成为世风，书法便由实用为主转为艺术为主了。这时，书法的性质可以说与绘画的性质相同，这是魏晋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所建造的一座里程碑。

步书法之后尘，魏晋绘画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姿态，在中国绘画史上地位突出。艺术家对个体人格的追求终于从昼思夜想跃然纸上，出现大量的具体人物画。《世说新语》卷中上《赏誉》第八注引"顾恺之《画赞》曰：涛（竹林七贤之山涛）无所标明，淳深渊默，人莫见其际"，至少说明顾恺之曾为②　《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

③　《晋书》卷55《潘岳传》。

山涛画像。中国的绘画艺术几乎与中华文明起源相伴随，仅仰韶文化彩陶上那些飞奔的鹿，跳跃的狗，爬到盆边的青蛙，便可说明先民曾仔细地观察与再现生活。不过从彩陶与青铜器上的纹饰看，中国绘画的抽象化与符号化较早，尤其是青铜器上那些代表祖先与自然神力的威重神秘，更令人费解。虽然就实用性而言，这些纹饰图案对异族是威吓的符号，对本族是庇护的神力，不过，毕竟已经高度抽象化为装饰物，失去了个人在其中的任何地位。秦代以仿实物的工艺制造代替实物殉葬，如秦始皇陵从葬兵马俑坑便出现数千人俑。不过，人俑的身体与头部是分离的，每一个人头可以任意放在某一具身体上，可知这数千武士俑仍作为一支军队的整体而制作，并非一种个体选择。这样一来与秦俑有关的彩绘，还有铜车马上的纹饰与绘画，同样服从于为群体的政治，艺术家的个性，由此湮没在统一气势之中。汉代绘画充满楚风，每一幅画中几乎都有天上、地下、人间的内容。自由想象远胜现实生活，各种神话人物反而占据了自然人应当拥有的位置。只有到了魏晋时代，人伦鉴识与个人的理想追求才通过绘画表现出来，《世说新语·巧艺篇》第二十一说："顾长康（即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顾恺之追求"传神"，正是在发掘创作对象的思想，这样明确的艺术判断，可以说前无古人，而且"传神"二字，成为中国画不可动摇的传统。这样的认识上的飞跃，是魏晋绘画得以引人注目的基本原因。

魏晋时期的名画家极多，前期画家多致力于人物，如曹髦有《盗跖图》、《卞庄刺虎图》，曹不兴在五十尺绢上画佛像人物，晋明帝有《洛神赋图》、《洛中贵戚图》、《人物风土图》，卫协有《七佛图》，戴逵有《五天罗汉图》、《三马伯乐图》、《渔父图》，顾恺之有《中兴帝相列像》、《列仙图》、《三天女图》、《女史箴图》。后期画家受玄学与佛学影响渐深，当对现实失望后，不得不追求一种遗世独立的精神境界，以致山水画开始出现。顾恺之有《画云台山记》，已有从人物画向山水画转移的倾向，生于晋宁康三年、卒于宋元嘉二十年的宗炳则有《画山水序》，将"以玄对山水"作为艺术创作的动力。以自然山水寄托人的理想追求，甚至以山水的变形感觉，适应艺术个人化的创作思路，这又形成中国绘画发展的一种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绘画不仅显示了中国绘画的传统风貌--传神，而且就绘画题材而言，也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国两晋时期的绘画与书法，是魏晋南北朝艺术的开篇，其成就已经预示这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艺术上将会有丰收的结果。

（二）十六国北朝艺术概论十六国北朝艺术，实际上是西晋永嘉之乱后至隋统一全国时期的中国北方艺术。虽然历代史家囿于华夷之辨传统观念的束缚，只以东晋、南朝的艺术理论为正统，将中国北方这一时期的艺术与五胡纷争的政治局势相联系，从而有所挑剔与贬抑，却又不能不承认有着远胜前代的伟大成就。尤其是佛教沿丝绸之路东来，犍陀罗艺术不但遍布大漠南北山麓与河西走廊，而且直入华夏文明的重心之地--长安与洛阳，确实给中国处于未死方生的汉晋艺术注入强大的生力，产生了区别于东晋、南朝的雄伟、豪放的作风。

十六国北朝艺术绝非外来或胡族文化的简单输入，这是一个汉晋文化与外来及胡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双向异化"过程。永嘉之乱以降，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族相继入主中原，在战祸绵延的情况下，人民除了逃亡，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东晋司马氏在南方以汉族正统自居，造成士庶南渡的局面。不过，在南渡受阻的情况下，西逃仍有相当规模。尤其是三国时魏国仓慈任敦煌太守，"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又与西域诸胡"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①西晋时张轨任凉州刺史，"威著西州，化行河右。。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②形势较内地较为安定，于是大量流民涌入河西。汉族文化与胡族文化有了交融的机会，才使得如敦煌佛爷庙晋墓墓砖画、①酒泉丁家闸墓画、②嘉峪关墓砖画③中反映出大量内地农耕生活的内容。其中屯垦、畜牧、蚕桑、营垒、坞壁，以及杀猪、宰鸡、椎牛、烹饪、歌舞、伎乐、驿使等许多题材，尽管不乏胡族意味，但从总体上说，仍是完整的汉晋文化风貌。

汉晋文化虽然在中国北方占有主体地位，却不可忽视自丝绸之路开辟后胡族文化的不断输入。例如汉以前中国人均以跪下来坐在自己腿上而"坐床"，到了三国时如今天的"马扎儿"一类"胡床"已经深入到中国民间。曹操在潼关与马超交战，"公（曹操）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④既然曹操也坐胡床，可知北方对于胡族文化很早便有理解，而且可以大量吸收引进。这样酒泉丁家闸墓画中的《音乐》图，乐伎既可以操中国传统古琴、洞箫，也可以使用胡族的琵琶和鸡娄鼓。嘉峪关六号墓室壁画中还出现了着汉官吏服装之人拉骆驼的画面。当然，胡族文化也同样向"汉化"发展，如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大夏匈奴统治者赫连勃勃墓前石马，用整块巨石圆雕，刀法粗豪，马的身姿挺拔，与汉武帝茂陵陪葬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石刻中的马有许多相似之处。胡汉文化合流，形成十六国北朝艺术绚丽多彩的基础。

胡族文化进入中国内地，又以佛教东传为媒介。佛教滋生在与中国远隔高山大漠的古印度，那里长期分裂割据，遭受外来入侵，缺乏对外扩张的武力，然而佛教并不凭借古印度的国家力量而在中国获得强大地位，在很大程

①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②　《晋书》卷八十六《张轨传》。

①　徐幹：《中论·智行篇》。

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③　曹植：《与杨德祖书》。

④　曹丕：《典论·论文》。

度上，便是依靠从西域向中国内迁的胡族为载体。西北胡族内迁可以上溯至汉武帝时在河西走廊与西域屯防戍边。东汉时"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①形成胡族内迁的条件。三国时各军事集团均用内迁胡族从军，以组织骑兵，形成胡族内迁的绝好机会，到了西晋时，原华夏文化的重心陕西关中，已几乎成为胡族的聚居地。江统在反思齐万年之乱教训时报告西晋统治者说："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②西北胡族先于内地汉族接受了佛教，他们内迁，自然成为佛教东传的载体。恰好永嘉之乱后中原地区成为民族纷争之所，用汉族传统信仰不能满足各少数民族的要求，为寻求一个统一的思想准则，各族人民选择了佛教。这一方面与当时少数民族贵族反汉化心理较为一致，另一方面佛教的调和矛盾宗旨与汉族人所信奉的儒家思想也容易找到共同的基础。佛教在由民族纷争走向民族融合的时代异军突起，与佛教密切联系的石刻、绘画、建筑等艺术也有了发展的天机。

佛教石窟是十六国北朝艺术的荟萃之所。佛教石窟实际源于印度，由于公元前4世纪希腊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印度西北部地区，希腊的神像雕刻艺术得以在以犍陀罗为中心的地带生根。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大乘佛教抬头，出现鹿野苑、蓝毗尼、王舍城石柱和巴拉巴尔石窟。继之而起的北印度巽伽王朝、南印度安度罗王朝，也有著名佛教艺术品传世。当大乘佛教流行于大夏贵霜帝国时，兼有印度与希腊风格的犍陀罗艺术得以在公元2世纪前期产生。随着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内地，具有犍陀罗艺术风格的佛教石窟也在中国逐渐产生，以开凿于公元3世纪的新疆龟兹石窟为最早，其代表为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公元4世纪以后，佛教石窟在中国北方有巨大进展，尤其是公元5、6世纪达到极盛时期，计有新疆古焉耆区的七格星石窟、古高昌区的吐峪沟千佛洞、龟兹区的库木吐喇千佛洞；河西敦煌莫高窟、凉州石窟、甘肃的麦积山、炳灵寺、宁夏的须弥山等石窟；以及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这些石窟一方面保留了许多犍陀罗与印度秣菟罗艺术特征，一方面结合中国文化传统，有明显的创造，显示着佛教中国化的倾向。

从石刻方面而言，佛像、菩萨像、金刚力士像均有准确的写实性，借助山石的形势，选择与生活有关的适当姿态，肩宽胸实，肌肉匀称，以轻薄贴体的服装，表现人体的生命力和力量感。

从泥塑方面而言，较石刻更为灵活地注意雕塑对象，无论是"神"还是人的形象，无例外按照不同的身份地位，采用不同的角度，进行依据个人理解的表现。如以正面像和佛经里规定的"手印"和座式，表现佛的庄严神圣。以富于变化的半侧面像与轻扭腰肢的动作，表现菩萨的优美与亲切。至于金刚力士，或在降妖伏魔的瞬间，或在负重发力的过程中，显示出远胜常人的能量。受西方雕塑手法的影响，十六朝北朝石窟中的泥塑人体比例十分准确，当然，保持中国"神似"传统，部分泥塑也有夸张。如个别菩萨头与身体的比例为一比六或一比七，使得菩萨的身段显得苗条秀丽。

从绘画方面而言，十六国北朝石窟中的壁画首先保留了中国的线描传统，但又广泛使用犍陀罗艺术的凹凸法。尤其是画人的面部，先以朱色层层

①　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2　期。②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　期。叠染，再用白粉画鼻梁、眼睛和眉棱，以示隆起。这种强烈表现人物立体感的明暗法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从绘画内容看，有大量外来生活内容。首先是佛教，法身佛、报身佛、应身佛、释伽牟尼佛、四面佛、七佛、阿弥陀佛等诸佛像，反映了外来教派说法不一。菩萨名目更为繁多，有文殊、普贤、观音、大势、日光、月光、地藏等，多著宝冠，袒露上身，著璎珞披巾、羊肠大裙，性别偏为女性，其余声闻、缘觉、罗汉、天王、力士等更为复杂多变。须大拿太子施舍，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忍辱等故事与佛本生谭故事一同成为绘画主题，自然将大量外来生活情况介绍出来。新疆罗布泊附近米兰壁画发现的有翼天使、罗马式驷马车、佉卢文字，已可见基督教东传的踪迹，克孜尔千佛洞中的画师像，名米特拉旦达，垂发披肩，身着镶边骑士短装，上衣敞口，翻领右袒，腰佩短剑，右手执中国毛笔，左手持颜料杯，已为学者判断为是拜占廷人①。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外来文化的输入使得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绘画艺术较前代有重要的突破与进展，无论形式与内容都令人惊叹不已。

十六国北朝的书法因佛教东传也有重要的成就，由于写经为一大功德，文学士人开始在碑碣、石壁、佛窟中显示才华。《大代华岳庙碑》称魏碑之始，唐书法家欧阳询楷书便受此碑影响。云峰山42　种碑刻均传为北魏郑道昭所书，以险劲之笔与王羲之的秀媚书法形成鲜明对照。魏碑著名者很多，除了如《张猛龙碑》、《贾思伯碑》等楷书范本外，洛阳、西安现存大量墓誌也极受书法界重视。此外，泰山、徂徕山、冈山、尖山、葛山、水牛山、小铁山摩崖刻石也有精采内容，尤其泰山经石峪之《金刚经》，完整无缺的字尚存980　个，字径一尺二三寸至一尺七八寸，笔力豪放雄健，显示着艺术家的气魄和信心。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中国人，借佛教东传而打开了自己的心窗，在"解脱"自己的精神苦闷的同时，表现出热烈的追求情感，使得艺术形式、手法、风格均有重大进步，形成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永远为后人所珍视。

①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三）南朝艺术概论相对北朝艺术随胡族内迁与佛教东传而大规模变革，南朝艺术实际是魏晋士人反省自我的玄学精神的进一步推进。东晋顾恺之《魏晋胜流（名臣）画赞》已有建立艺术理论的尝试，梁谢赫《古画品录》、姚最《续画品录》、孙畅之的《述画记》可以说形成了南朝的艺术精神。面对北方胡族入侵的压力和宋、齐、梁、陈统治者彼此倾轧造成的政治形势的险恶，士人们移情于艺术，几乎成了一条共同遵循之路。谢赫等人总结的南朝艺术精神，其实也是南朝社会生活的反映。

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了"六法"，实际是六条艺术标准，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里"气韵生动"基本是顾恺之"传神写照"思想的延续。"气"是艺术家内在生命向外界的显露，为一切个性的力量源泉。至于"韵"则是音响的调和，即艺术家个性之"气"如何符合节奏规律的自然流动。"气韵生动"，便是要求艺术家的个性能够传神体现，无论书法、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均要求从作品中反映艺术家的个性风格。这样一种几乎避开人生而专论艺术的思想，自然是对传统的"为群体的政治"的一种背叛，将"为政治的人生"用某一种艺术形式掩盖起来，这是南朝艺术勃兴的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绘画又出现了"山水画论"，为逃避现实人生，干脆连绘画的重点也移往自然山水方向去了。刘宋时的宗炳、王微便从游山玩水发展到描绘山水，最后总结表现自然山水的经验。魏晋玄学的"名教即自然"的观念终于由艺术家来最先体验。

南朝人在阴暗沉闷的政治条件下，专注情感于艺术生活，形成一系列富于士人气息的艺术作品，也产生了一批以绘画见长的艺术家。宋齐时期的名画家有顾骏之、陆探微、袁蒨、江僧宝、张则、宗炳、顾宝光等，以陆探微水平最高，《唐朝名画录》说："陆探微人物画极其妙绝，至于山水草木粗成而已。"可知他恪守传统，专门致力于人物画。张怀瓘称赞陆探微"笔迹劲利，如锥刀焉"，说明陆探微力求线条明快挺拔刚劲。张彦远说："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盼际，所谓笔记周密也。"显然二人是有着追求传神写照的渊源关系的。梁陈时期，统治者荒淫腐朽，艺术家为避免流俗于宫廷的淫秽内容，开始致力于佛教人物画。谢赫、姚最的画论，多少表现出他们独立不倚的追求，张僧繇作为梁武帝时绘画大师，以独特的佛寺壁画，维护了艺术家的固有价值。他在色彩方面吸收了外来影响，用凹凸画法渲染画面，甚至作不用轮廓线的完全色彩画。在创作佛教人物画时，张僧繇改用丰腴肌肤，又是对外来文化的主动吸取。正因为张僧繇有此特殊创造，唐代名画家阎立本、吴道子的作品均见其影响。与名画家继续探讨人物画创作同时，山水画在南朝迅速兴起，依文献可知：夏侯瞻画过《吴山图》，戴逵画过《剡山图卷》，徐麟的《山水图》，宗炳的《秋山图》，谢约的《大山图》，陶宏景的《山居图》，张僧繇的《雪山红树图》，都是名作，但今天却无法见到。只依据文献材料推测，颜色相当浓重，重视某一细节夸张，并且"以形媚道"，寄托个人情感。

南朝的墓室壁画坚持传统特色，以汉晋传统神话内容居多，诸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及兽首鸟身、人首鸟身、兽首噬蛇、兽首人身、虎首戴蛇等故事画十分普遍。由于玄学风行，《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也很多，有意宣扬放荡纵欲的精神状貌。不过，云南昭通后海子霍戈墓壁画也绘有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武装骑从，少数民族披毡、赤足、梳"天菩萨"发型，说明汉族在中国南方与少数民族交往规模扩大，民族融合的向心力日益增强。

南朝通过海路也输入了佛教，于是印度、波斯、希腊文化也在中国南方出现，南京与丹阳南朝陵墓前的石刻雕像与石柱便是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六朝陵墓石刻在南京有25　处，丹阳有10　处，以宋武帝刘裕陵前石辟邪，陈文帝陈蒨陵前辟邪、天禄，梁武帝萧衍陵前石麒麟、萧秀墓前石狮最具代表性，这些石兽均有飞翼，翼兽雕刻源于古代亚述，既西传希腊，也东传波斯，当时进入了中国。梁武帝萧衍之父萧顺之陵前还有希腊式石柱，上刻瓜棱形凹纹，类似希腊爱奥尼亚式石柱。柱顶有中国式承露盘，盘下有小石兽立体雕像，这又是希腊化波斯的艺术风格。南朝的外来文化因素虽然较北朝为少，不过，中国文化既然是一个整体，便不会背离这一特定的中外文化大融合的时代潮流，这样在石刻艺术方面，中国的南北朝的共同性是十分明显的。

南朝的工艺美术代表了魏晋以降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水平。首先是漆器，出现了夹紵造象，又称干漆造象，不怕日晒雨淋，而且轻便易携带，被佛教徒用来做广泛宣传用。漆器又有绿沉色漆，即暗绿色漆，深沉、肃穆，如物沉水，应用于各种器皿。还有金玉镶嵌漆器，用于案几，配合木雕，以示华贵。织绣工艺以扬州与成都最为发达，通过丝绸之路运销西域，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丝绸织物有很多是南朝的产品。南朝的青瓷施釉厚且均匀，明朗的青色中出现有规则的褐斑釉，为后来的多色釉瓷开辟了道路。目前所见南朝瓷器有罐、尊、壶、杯、碗、盘、盒、盂等用具，也有鸡、鸭、猪、羊等动物明器，正是汉晋生活的延续。至于瓷器出现印贴、刻画、模印等装饰方法，又有"鸡头壶"一类日趋优美的秀气造型，则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风气。

南朝艺术是在封建统治重压下艺术家以艺术作品表现个性与理想追求的产物。虽然这些艺术品有不少逃世意味，却不乏艺术家对人生的热烈情感。于是，自由幻想的羽翼可以借各种形式与各种机会而展开，并且得以在一定的范围内飞翔，终于形成了为统治者所忽视的一处天地。王微在《叙画》中说："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珪璋之琛，岂能仿佛之哉！"正是有艺术这一块属于艺术家自己的天地，所以他们才能将有限的生命化为无限的创造，使得中国艺术精神得以在此时不断升华，在那凄风苦雨的漫漫长夜，闪烁出智慧的光辉。

二、绘　画魏晋南北朝绘画，承前启后，五彩缤纷。士人画家，改变汉代粗旷、繁复的风格，向精密技巧方向发展。他们重视传神写照，尤其善于表现人物性格。他们又从人物画向山水画过渡，并将外来技法运用于个人的创作实践，形成诗书画统一的艺术整体。不知名的工匠在墓室、佛窟建造过程中，紧密联系生活，在宣传佛教教义时也不忘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构成了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绘画使得当时人们的生活较前代大为丰富，即使在身受痛苦时也对未来抱着希望。于是，绘画在魏晋南北朝艺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墓室壁画墓室壁画源于古代的殉葬传统，古代人总想给死者多带一点东西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然而，墓冢总是有限的。在实际目标不能达到时，有了以绘画为死者制造理想境界的想法，并逐渐成为一种实践。正是这些壁画寄托了活着的人的理想，于是墓室壁画便有许多人们向往的内容。解释各墓室壁画的意义，还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然而便也造成了这些文化遗产引人入胜的原因。

1。魏晋壁画概述魏晋壁画分为墓室壁画、宫室壁画、寺观壁画三类。墓室壁画与宫室壁画多反映现实生活，寺观壁画多表现宗教内容，却也曲折表现着世俗情感。由于魏晋时期的宫室壁画与寺观壁画今已难见真迹，因此魏晋壁画主要以墓室壁画与墓砖画为主，其发现地点集中于辽宁省辽阳及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

辽阳的十余座壁画墓"除北园一墓外，题材与中原晋墓的随葬陶俑有很多吻合处，随葬品也很相近，故大抵属西晋时代"。①壁画内容主要反映死者生前的生活，如辽阳市东北郊棒台子屯二号壁画墓中有门卒、宴饮、车骑、车列、楼宅，显然是留恋生前的贵族生活情景。辽阳县南雪梅村壁画墓一号墓有宴饮图，这与当时士人以饮酒聚会提高生活的密度有关。辽阳魏晋墓室壁画作风朴素、自然、豪放，画法多用勾线填彩，与中原风格较为相近。与辽阳距离不远的吉林辑安县通沟高句丽墓室壁画无论绘画内容与技法均较内地十分接近，如舞蹈者墓冢中，主室四壁，描绘了死者生前宴饮、舞蹈、出行、狩猎的情况。其中《狩猎图》无论人物、山林、走兽，还是勾线与用色技巧，均与敦煌莫高窟249　窟窟顶狩猎图像几乎完全一致。图中猎手回身射鹿，姿态生动，鹿与虎拼命奔跑，充满活力。《舞蹈图》中上层五名舞女，举手起舞，三人短衣长裤，二人长衣，皆束腰，身姿优美，衣著上有散点花纹，衣裤的襟袖均缘以宽边，以示高句丽民族传统。还有《角抵图》，角抵即摔跤，这是中国的古代游戏，不但高句丽人流行，在中原地区也乐行此道。

河西地区的魏晋墓室壁画保存最多，尤其是三国以降，中原屡为战场，河西走廊反而安定，于是这里人们的生活较内地正常。嘉峪关城楼下墓室的每一块砖面上都绘制一幅图景，题材广泛：如《女主人宴饮》，有女贵族享受美味佳肴，仆人或切肉，或烤肉，或做面食，或烧火，或取调料。畜牧、耕种与坞堡图，反映了当时豪强地主势力发展的情况。嘉峪关市新城魏晋壁画墓群，保存有600　余幅壁画，是魏晋时期社会生活的全面反映。其中农耕、放牧是河西走廊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桑蚕丝帛图则是丝绸之路向西延伸的实证。狩猎、军事内容则与当时此地不时发生战争有关。其余如石庙子滩壁画墓，酒泉下河清1　号、18　号墓，下河清五坝河墓，永昌县东四沟画砖墓，进一步证实了河西地区作为文化交流的必经之途的独特作用。

魏晋壁画遗产既然以墓葬画为主，就内容而言，具有表现生产活动多，表现豪族地主生活情况多，表现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多的特点。嘉峪关一号墓壁画中有"段青"画像，段氏为河西大族，段青应为某一豪强地主。从壁画中可见部曲，奴婢在庄园内放牧、耕作、建筑、植树情况，豪强地主们饮宴、狩猎，观赏乐舞。嘉峪关新城6　号墓中有短衣窄袖、垂发赤足的采桑女，应为胡人，或着胡服的汉人。3　号墓中有髡首、后脑留发的鲜卑人。

魏晋壁画造型简练，色调明快，构图活泼而鲜明，以奔放飞动的线描为造型基础。壁画气势足以传神，但显得简率，保留浓厚的民俗生活气息。正是魏晋壁画的技法传统为佛窟艺术打下基础，至少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便可以明显地看到河西魏晋壁画传统的深刻影响。

①　《续齐谐记》。

2。嘉峪关墓群壁画嘉峪关是明代长城的西端，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其附近戈壁上甚多古墓，1972年发掘了酒泉至新城的上千座古墓中的8　座古墓，除2　号与8　号墓无壁画外，其余6　座古墓共得600　余幅壁画，基本保存完好，色泽如新。

这些壁画皆为魏晋壁画，大幅壁画是在几块砖面上用筛过黄土掺合少许胶性物抹平作底，然后用土红色起稿，再用墨线勾勒定稿，继而用石黄、白、朱、赭石、粉黄、灰、浅赭等色施彩。这种大幅壁画数量甚少。小幅壁画在一块或半块砖上用刷得甚薄的含胶白垩土作底，作画过程与大幅壁画相同，只是用色较单纯，以墨、赭石和朱为主。

壁画除了珍禽异兽图像和装饰图案绘于门楼上之外，其余皆在墓室中。

题材计有农桑、牲畜、酿造、出行、宴乐、狩猎、庖厨、生活用具、兵屯、荣垒、穹庐、建筑装饰等。数量虽多，内容大致雷同，由于均取自社会现实生活，于是通俗易懂，可以视为魏晋时期河西风貌的再现。

这些密切联系生活的壁画按照一定的格式和粉本绘成，出于当时民间画工之手，客观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阶级对立的状况。出行、宴饮、乐舞、庖厨、农耕、牧畜、狩猎、绢帛、用具等画面表现了统治者的权势与财富。至于坞壁内农耕、畜牧、兵屯、采桑、家役等反映了被压迫者悲惨生活。生活情节经过画工们的艺术处理，给人以朴实的感觉。

在这600　余幅壁画中，极少精灵神怪图象，仅是表现生产、屯戍活动的画面便有八、九十幅。农业题材在其中有34　幅，从犁地、播种以至收获皆齐备，还有新式农具、牛耕、畜拉铁齿耙、碎土保墒技术等内容。畜牧业题材有38　幅，这与河西地区经济亦农亦牧有密切关系。蚕桑业壁画很吸引人，从事蚕桑业的有妇女、儿童、胡人。此外，果木种植、滤醋、制陶、狩猎等生产活动，也是中国绘画遗产中难见的资料。

嘉峪关魏晋壁画更是社会生活的忠实记录，一号墓《耕播图》中两个丁男扶犁耕地，两名妇女随之持钵播种，再后面两个了男驾牛"空曳劳"。一块地上出现四个丁男同时耕作，显然并非是一家人，应是当时豪强地主庄园使用部曲、奴婢等依附农民进行耕作，形成特殊的劳役剥削形式。5　号墓《饮食图》中奴婢列队端菜肴进奉，正是豪强地主奢侈生活的写照。6　号墓《宴饮图》中女主人用餐，有奴婢在背后打扇，阶级关系一目了然。5　号墓《驿传图》中驿使持信简乘马飞奔，可知当时中国有效的通讯管理手段。

嘉峪关魏晋壁画又有独到的艺术技巧。壁画内容并非简单地罗列对象与堆积事物，而是加以艺术概括，以精练的笔墨表现复杂的事物。3　号墓《屯营图》与《屯垦图》均以最鲜明的特点来替代不必要的枝蔓。屯营只有将军与两名侍立士卒，其余皆是军帐，省略了其它士兵。屯垦则以上半部士卒操练与下半部两个田卒耕田突出表现了军屯的性质。7　号墓《六博图》博戏二人都高扬手臂，全神贯注的忘情神态跃然而出。《出行图》多每砖三骑画面，以表示大队骑兵出动，这与当时普遍使用骑兵作战有关。5　号墓《杀鸡》用将已宰杀之鸡置入热水中去毛的情节，6　号墓《宰羊》是屠夫将羊绑上屠架，羊尚在奋力挣扎的情况，羊下方置一陶罐以接羊血，看来当时河西人喜食羊血。7　号墓《宰猪》取猪已绑上屠案，被宰杀后，屠夫以手试猪还有气否的场景，十分生动。6　号墓《牵骆驼》中牵驼人步履从容，骆驼长毛垂顶，缰绳稍松弛，以示骆驼在戈壁缓缓前行。5　号墓《守门犬》正在狂吠，脖子上锁有一条铁链，欲前扑不能，显示出画匠对生活观察的细致。

这些壁画的作法是先用几笔土红色线条略为起稿，然后用墨线勾勒而成。所绘对象的轮廓、形象不仅形似，比例也基本准确。构图有明显的呼应，如5　号墓《扬场图》农夫持杈扬场，前方一只小鸡圆睁眼睛，欲啄谷又顾忌农夫驱赶，农夫身后两只公鸡也显得迟疑，不敢轻易向前。人物形象也有表现，6　号墓男主人肥肉饱绽，骄横而贪婪；女主人紧锁双眉，面对锦衣玉食仍是寂寞、空虚。画面的层次也有明显进步，一号墓一块砖上画14　头牲畜，牲畜和人物图象不重叠，只展现了图象的广度，未能处理好图象远近的变化。时代稍晚的5　号墓，改变分层排列法，六匹马以图象重叠，远近变化使疏密得当，马的神态也显得生动。

壁画的色彩保存较好，以赭石和红色为主，色调热烈。色彩的浓淡、位置和画面的线条配合得宜，虽然画面上有些地方也用重彩点染，但只要与线条关联的大片色彩，都采用淡色，避免线条负荷太重，破坏画面明快和谐的气氛。以纯黑色表现牛、羊、猪、犬的图象，省略了轮廓线，改变了以线为主、以色为辅的传统技法，这是嘉峪关魏晋壁画的创新。诸技法中最有价值的是线条，画工尤其注意运用线条的粗细变化表现所绘对象的轻重、刚柔和动静差别。为显示牲畜脊背的圆健，往往粗线从动物鼻端一笔到尾，柔软的腹部，则用富于弹性的细线来表现。人物衣服的下垂部分往往用粗线，以显得稳重，房屋坞壁往往用简练的轮廓线表示其庄严与完整。这种运用线条粗细变化来突出绘画内容的手法集中显示了魏晋墓室壁画的艺术水准。①3。十六国北朝墓室壁画十六国北朝墓室壁画反映了民族纷争到民族融合的特定历史时期文化交流的各方面成就，由于墓室主人多为统治者，有可能请水准较高的画工为自己的墓室作画，因此这些墓室壁画显示出较高的艺术价值。

十六国时期墓室壁画以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新疆吐鲁番哈喇和卓五个墓室、甘肃敦煌县佛爷庙翟宗盈墓、酒泉县崔家南湾1、2　号墓，酒泉丁家闸5　号墓等为代表。北燕冯素弗1　号墓中的彩画大部分均残脱，留有日中金乌、月中玉兔、星、云、鸟形回纹构成了银河奇观。此外，头戴二梁冠的人头像，2　号墓的人物、出行、家居画面，与嘉峪关魏晋壁画十分接近。吐鲁番哈喇和卓五个墓室中的壁画多为写实内容，表现墓主人生前生活情景，贵族夫妇端坐高堂，宴饮享乐，庖橱下美味佳肴满架，高堂美酒飘香。倩女伴乐音起舞；庄田上土地平整、■亩成片，禾穗丰满；打谷场上各式农具齐全，如脱粒的连枷，扬场净谷的木锨，粉碎粮食的臼、磨，耕地、碎土的犁、耙，一应俱全。贵族男女乘马出行，有部曲前呼后拥。土鲁番哈喇和卓墓室壁画风格、题材、技法均与内地如此接近，更反映出西域本为中华文明古国有机整体的一部分。酒泉丁家闸5　号墓前室壁画如汉代画风有天、地、人间三部分景物。天上的境界绘有日、月、东王公、西王母、三足鸟、九尾狐、青鸟、神马等传统题材，人间部分是墓主人宴饮或出行场面。画中的羽人身披用鸟羽制作的衣服，身后生有双翼，在天上自由飞翔。其结构之宏大，画艺之精细，可视为十六国墓室壁画中的精品，佛道思想共入画中，显示文化交流的存在与扩大，以及壁画水平的提高。

北朝墓室壁画与墓内木板漆画、石棺床线刻画相映争辉。北魏墓室壁画以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①出土遗物为代表，北齐墓室壁画主要有河南安阳北齐墓、②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室壁画为代表。③北周墓室壁画首见于陕西北周杜欢墓所存三幅图。这些艺术作品有明显的道教传统神像与儒家观念，却也渗入了佛教内容。儒、佛、道尽管三家论争，甚至演成政治上的激烈冲突，但在艺术上却不免相互补充，甚至是相互依托。这是中国文化得以不断发展的动力之一。

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中木板漆画内容丰富，根据西汉刘向《列女传》内容绘出如汉成帝、汉成帝班婕妤、李充妻、卫灵公、卫灵公妻等人物及其故事。18　幅画皆有文字题记和榜题，以儒学士人宣扬的帝王将相、烈女孝子、高人贤士故事，标榜鲜卑贵族"汉化"政策的成就。画面设色十分富丽，浓淡渲染的技法非常成熟，在厚实的色层中，又可以见到连绵不断、悠缓自如的线条为造型的基础。人物设计改变了中心人物明显大于陪衬人物的传统，一方面中心人物与陪衬人物大小差距不很大，一方面减少陪衬人物，使构图简明，主题突出。

安阳北齐墓壁画已残缺，可见穿红衣、白袍，双手捧物的男侍与红衣白裳双手拱于胸前的女侍，还有抱婴儿的妇女。画法是以墨线勾出轮廓，再施红黑彩色填充。基本是汉晋技法的延续。磁县北齐高润墓室壁画也是以墨线

①　《通典》卷五十五《礼典》。

②　《三国志·吴书》卷2《吴主传》。

③　《考古》1979年第3　期《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

勾轮廓，再以朱、黄、紫、青等色彩晕染、平涂。不过，人物造型清逸，男侍身穿斜领窄袖长衣，女侍圆领上衣，曳地长裙，多少带上了一点胡风。1979年在山西太原王郭村发现的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壁画最多，长21.03　米的斜坡墓道两壁分上中下三栏，绘出仪卫出行、归来场面，成群的骆马，分组的骑卫，吹角的乐队组成了节奏鲜明、气势宏大的画面。天井及甬道部分，上绘神兽、云气、摩尼宝珠和散花，下绘拄班剑仪刀的门吏。墓室顶部绘天象及十二生肖代表的十二时辰，下沿起券部位绘四神，后壁上方残玄武的部分形象。左右两壁上方绘羽人前导及仙人乘龙虎升天情景，并有雷公击连鼓的画面。墓室后壁绘墓主人坐帷帐内，左右壁有备出行的鞍马牛车，前壁门洞两旁画树下侍卫。专家认为"此墓壁画技艺卓绝，决非一般画工所能致，很可能出自擅画鞍马人物的北齐宫廷画家杨子华的手笔"。①陕西北周杜欢墓三幅图，一为半身中年人像，手执柳条，一为小孩胸像，一为抄手而立女像。画像人物身体瘦削，面目秀美，神态哀愁，很有新鲜感，类似于敦煌壁画中隋代供养人像。北周壁画以1983年发现于宁夏固原深沟村李贤墓壁画最重要。墓道左右壁有二十名头戴小冠，身著明光铠或宽袖风衣，足穿麻鞋，拄举仪刀的仪卫，身高接近真人，神情威武。墓室四壁有女侍伎乐多人，女侍手执团扇或拂子，伎乐或执桴击腰鼓，或伸手拍羯鼓，神态安详自若。壁画勾线挺劲，人物脸部及衣纹皆施晕染，所有人像均作独幅形式安排，可称佳作。

十六国北朝墓室壁画在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中取得极大的进展，无论色彩的绚丽，勾线的准确，构思的巧妙，都令人惊叹不已。在这战祸不止的时代，艺术家或许只能以艺术创作作为个人的精神寄托，于是在这些墓室中，留下了令人神往的艺术品，显示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下，中国人都对未来抱以信心和希望。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4。高句丽墓室壁画高句丽作为中国东北边疆少数民族在魏晋时期形成较大势力，聚居于鸭绿江两岸山地，以吉林省辑安县通沟为其中心。南北朝时高句丽人扩展至朝鲜半岛中部，于是在吉林辑安地区与朝鲜平壤地区发现了风格相近的墓葬壁画。

高句丽壁画分三期，一期以吉林辑安通沟墓葬壁画为代表，以现实生活为主题。二期为北魏时代，如麻线沟1　号墓、通沟12　号墓、3　室冢等。一方面有现实生活题材，一方面受佛教影响出现莲花图案，顶光伎乐天人、护法力士等内容。三期为西魏、北齐时代，现实生活题材绝迹，儒学惯用的四神图象占了统治地位。再加上大量以宗教神话为题材的内容，形成类于寺观艺术的特征。

20世纪30年代以来，辑安附近先后发现高句丽壁画墓20　座。早期墓为辑安万宝汀墓区1368　号墓、舞踊墓、角抵墓，筑墓石材粗糙，墓室壁画面预先抹白灰皮，然后绘壁画。壁画内容简洁，万宝汀1368　号墓仅在白墙上用墨绘制梁架立柱、舞俑、角抵二墓，顶部绘日月、星辰、奇兽、飞禽、飞仙、莲花等；四隅影作斗拱图样，四壁绘墓主人夫妻宴饮、歌舞、角抵、牛车出行、狩猎等；甬道左右耳室绘有树木。各画几乎都采用风俗画形式，明显受内地汉魏墓室壁画的影响。

中期壁画以通沟12　号墓、麻线沟1　号墓、长川1　号墓、3　室墓等为代表，相对年代在5世纪中叶至6世纪初。壁画仍绘白灰皮上，题材仍是墓主人生活起居，增加了戎装战斗、侍卫、礼佛等新题材。部分墓顶部抹角石上出现四神、托梁力士形象，还有兽面人身鸟爪的方相氏，看来祈求亡灵安全已成为壁画的重要内容。长川1　号墓前室右壁以巨大幅面描绘乐舞百戏和山林逐猎活动，前室藻井第二重顶石所绘墓主体佛及供养菩萨像，是研究佛教东传的宝贵资料。

晚期壁画以四神墓、五盔坟墓、5　号墓为代表，已近6世纪中叶，由于筑墓石材修琢工整平滑，所以绘画不再用白灰皮，直接绘在石壁面上。再无反映世俗生活内容，甬道壁面绘力士，墓室四壁画巨幅四神，配莲花火焰网状图案，部分图案中央加绘头戴龙冠、褒衣博带、手执团扇或麈尾的人物，四隅画方相氏，梁枋绘忍冬纹或蛟龙纹图案，抹角石侧面绘人面蛇身的日神、月神及乘龙驭凤伎乐仙人、锻铁制轮人、握笔作画仙人，盖顶石绘蟠龙或龙虎盘绕。传统高句丽服饰消失，说明该地与中原地区文化已经趋同。于是，在晚期高句丽壁画中可以发现许多与敦煌壁画近似的内容。

5。东晋南朝墓葬壁画东晋南朝的墓室壁画保存较少，但也表现出强烈的维护汉魏传统的倾向。1955年在河南灵宝坡头村发现砖砌大型多室墓为中原所见唯一晋壁画墓，在前室券门上方残存车马出行壁画多幅，画面高约45　厘米。江南地区也有零星晋墓壁画，如浙江上虞东关东晋"太宁壁画墓"，墓内残存人物、凤鸟彩绘形象。1963年在云南昭通后海子发现东晋太元年间霍承嗣墓，墓室壁画分上下两栏，上栏绘云、鸟及四神，北壁下栏画墓主人持麈尾坐堂，旁设旌节、兵阑、华盖等仪仗。另绘有"夷汉部曲"、铠马、家丁、宅邸在其他壁上。壁画技法拙稚，似是西南地区摹拟内地的作品。

东晋壁画最丰富者为1982年发现于辽宁朝阳袁台子的石室壁画墓。壁画内容主要为日月星云、四神、门吏、墓主人夫妇宴饮、宅第、庖厨、祭奠奉食、狩猎、牛耕、车骑出行等。妇女挽高髻，贯朱笄，发饰华丽。《狩猎图》中有戴黑帻的武士弯弓追射群鹿的生动场面。

南朝墓室壁画发现极少，迄今只有河南邓县学庄彩色画像砖墓一例。该墓券门上方画饕餮面及飞仙。券门两侧，各画一拄剑门吏，形象准确，敷彩庄重典雅。墓室所嵌画像砖均是模印后赋彩，内容丰富，并有墨书文字。墓葬壁画作为中国世俗艺术作品，较多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生活。魏晋南北朝的墓室壁画自然不会脱离豪强地主势力形成的实际情况，于是少不了统治者生前奢侈生活的内容。不过，在表现地主庄园的情况时，也有关于当时社会生产的描绘，同时曲折地反映阶级剥削压迫的现实。由于正值民族纷争至民族融合的时代，有关胡汉文化相互渗透的内容，恰好反映了那不可阻挡的走向统一的历史潮流。于是在那战祸不已的痛苦年月，人们从艺术创作中，依然可以辨析出希望的微光。

（二）石窟壁画石窟壁画是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石窟艺术，是指以丝绸之路为桥梁的东西方文化交汇而以佛教东传为标志的艺术。佛教在公元前6世纪起源于古印度，以释迦牟尼的四谛学说论，本无崇拜偶象的传统。不过，公元前327年，古希腊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在消灭波斯后，率军翻越兴都库斯山到迦毕试，侵入印度。公元前326年，希腊人到了犍陀罗，占领了当时的文化中心■叉尸罗城。虽然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病死，但希腊文化却因此在印度西北部地区生根，并且与印度佛教结合形成一系列雕塑、绘画艺术。由于这种艺术集中体现于犍陀罗地区的诸石窟山壁中，于是这种与佛教密切联系的雕塑、绘画、建筑艺术也称石窟艺术。随着佛教沿丝绸之路东传，这种犍陀罗艺术也进入中国，由此而出现中国的佛教石窟与石窟艺术，同时也导致中国的绘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重大变革与进展。

1。石窟的产生与分布犍陀罗艺术是以创造佛像而产生的。早期佛教思想认为：佛陀具有超人化品格，不能具体表现其相貌，不作为偶像而崇拜。这样早期佛教圣迹均以象征手法隐喻佛陀形象，如佛足迹、佛发、法轮、伞盖、宝座、菩提树等。犍陀罗艺术打破禁忌，依照希腊神像而雕刻佛陀形像，并且以各种技法绘画出佛教故事人物，这是佛教艺术史上最重要的变革，时值公元前2世纪的阿育王时代。佛教在公元元年前后传入中国新疆地区，犍陀罗艺术便也同时蒞临。

西汉末年，中国已可见犍陀罗艺术内容，1979年在新疆和田城南买力克阿瓦提佛寺遗址出土范制白石膏质嵌在墙壁上的小立佛像一躯，残高10.7厘米，红陶范制残坐佛像一躯，石膏质小佛头一个，红陶质残佛手指一排三指，各种花纹佛身残块数件。①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北尼雅遗址东汉末期墓葬中，发现白地蓝色腊缬棉布上所画半身裸体菩萨像。史载汉明帝时蔡愔至大月氏迎佛像归国，应是进行佛像绘制传播的一个标志。不过，犍陀罗艺术既然产生于印度西北部的诸石窟佛寺内，中国的佛教艺术在最初便也不会脱离石窟太远，结果，沿丝绸之路中国的石窟佛寺密布，成为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多，分布地区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佛教艺术遗存。

中国佛教石窟按照地区分布和石窟类型大体可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三大种类。其中新疆地区石窟又可分为古龟兹区（以今库车县为中心，主要有3　至8世纪的克孜尔石窟和4、5世纪至11世纪的库木吐喇石窟）、古焉耆区（主要有七格星石窟）和古高昌区（今吐鲁番一带，主要有5世纪的吐峪沟石窟和9　至13世纪的伯孜克里克石窟）等三个区域。新疆石窟多禅窟与僧房，多中心塔庙窟和大像窟，题材内容从反映小乘佛教过渡到反映大乘佛教，是国内仅有的小乘佛教石窟集中地。中原北方地区石窟可分为河西石窟（主要有5-14世纪敦煌莫高窟和5、6世纪的凉州石窟遗存）、甘肃与宁夏黄河以东地区石窟（主要有5、6世纪麦积山、炳灵寺、须弥山石窟）、晋豫以东地区石窟（主要有5世纪中叶以降的北魏云冈石窟、继而开凿的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6、7世纪东魏、北齐的响堂山、天龙山石窟）。中原北方石窟5、6世纪转盛，11世纪以后衰落，反映了佛教石窟东方化的过渡。南方石窟主要有长江下游石窟（包括5、6世纪的栖霞山和新昌石窟），四川地区石窟（包括6　至12世纪的金川各地石窟），云南大理剑川石窟（开凿于9　至13世纪）等。

石窟艺术有石窟寺建筑、雕塑、壁画等内容，在新疆、敦煌、麦积山一带石质疏松而不易雕刻的石窟中，彩塑、壁画是主要表现形式。壁画在表现说法图和佛本生故事画方面，有单幅构图形式和横长的卷轴形式两种。前者重在表现有代表性的故事情节场面，往往把几个代表性情节布陈在一个画面中。如敦煌285　号窟西魏《得眼林》故事图，一个画面中包括五百强盗与政府军队作战、被俘、又被挖去眼睛，最后得佛祖之力恢复视力，皈依佛门等一连串故事情节。后者把许多故事情节顺一个方向连续，并且用房屋、树木作为每个故事情节展开的序幕。

石窟壁画在用线调色方面有显著特征，色彩多用晕染法，表现人物肌肉

①　《晋书》卷75《韩伯传》。

及体积感；中国传统内容出现重要变革，尤其轮廓墨线并不显著，各种图案装饰与雕塑配合布满于石窟之中。外来影响与中国传统有机结合，使得石窟内的壁画十分精彩，形成千百年来激动人心的宝贵文化遗产，同时推动中国绘画艺术不断成熟与发展。

2。龟兹壁画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将丝绸之路分为南北两路，天山南麓的丝路北道曾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首选路线，于是古代的龟兹国，即今新疆库车地区是佛教石窟密布之地，著名石窟有拜城克孜尔，库车西南的库木土拉，库车正北的克孜尔朶\哈，库车东北的玛扎伯赫、森林撒姆，焉耆西面的西克辛，吐鲁番胜金口、伯孜克里克、吐峪沟、磨朗明等千佛洞。此外，昆仑山北麓的丝路南道，所发现的木版画、壁画、藻井画、纸绢麻绢本画在风格上也与龟兹壁画大致相同，于是可以一并论述。

克孜尔千佛洞与库木土拉千佛洞是龟兹石窟最集中的地方，占西域石窟的五分之三以上，开凿时间在公元3、4世纪，保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壁画也最多。

克孜尔千佛洞现存佛窟236　个（包括1973年新发现并编号的洞窟1　个），有壁画者约160　余个，受犍陀罗艺术影响极重，甚至有明显的罗马艺术风格。东汉末年壁画如47　窟、48　窟的飞天，69　窟的供养人等，均用粗线条勾勒，肌肉部分多次晕染成立体状。38　窟有身生双翼如基督教天使一般的天神。画师洞中有一幅画师临壁绘图的自画像，图中画师垂发披肩，身着镶边骑士式短装，上衣敞口，翻领右袒，腰佩短剑，右手执中国式毛笔，左手持颜料杯。铭文中的题名为"米特拉旦达"（Mitradatta），是个纯粹希腊名字。石窟中的佛塔顶部被绘成尘状，有哥特式建筑意味，38　窟涅槃佛身着紧身紧袖黑色长袍，类似于基督教的教士，还有鹰与蛇交缠图案，这是日耳曼人族徽的标志。为此，克孜尔千佛洞被西方考古学家视为最具西方文化色彩的西域石窟。

克孜尔千佛洞石窟内壁画丰富多采，早期壁画以佛本生故事为主要题材，据统计约有80　余种，如大光明王本生、萨埵那本生、尸毗王本生、虚空净王本生、慕魄太子本生、月光王本生、弥猴王等。佛经中的本生故事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于是图面往往容纳许多故事情节于一幅画中。如佛从做王子时遇天神受启发，到菩提树下冥思苦想进行善恶选择，结果身有双翼的天神赶到，携王子飞升天上，投入智慧泉后大彻大悟，经过诸难后立地成佛。这样复杂的过程在一幅图中表现，确有令人叹为观止之妙。南北朝以后壁画内容更为丰富，民间风俗画，大量奇花异木、飞禽走兽也以生气勃勃的姿态挤入石窟之中。69　窟的龟兹供养人，13　窟赶毛驴贩运丝织品的龟兹商人，175窟耕地的龟兹农民，反映了本地的生产、生活情况。虽然龟兹壁画在近代遭到西方殖民者的破坏和掠夺，但残存下来的作品仍能体现当时的艺术水准。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很美，不论画的佛、菩萨、供养人，还是佛教故事人物，多出现裸体形象。女人的乳房画得很大，很突出，这是印度壁画风格。在比例上，几何型少，曲线型多。在动态上，舞蹈化特点极其显著，克孜尔千佛洞101　窟中的舞神，胸部扭向左方，臀部耸向右方，构成温柔、丰润的轮廓线；上肢的动态纯净、和谐，更是健美生动的舞蹈形象；装饰也很朴素，仅几条飘带，轻纱薄罩，显得飘逸健美。画面结构为彩色菱形方格，每一个方格里画着不同内容的佛教故事，这在中国诸石窟中是十分独特的艺术形式。①除了克孜尔千佛洞外，库木吐拉千佛洞99　个窟中有40　余窟存有壁画；

①　《初学记》卷四。

西克辛千佛洞12　个窟中有2　窟残存壁画；森木撒姆千佛洞30　个窟中4　个窟有壁画保存；吐峪沟千佛洞94　个窟中仅8　个窟有壁画。这些壁画就风格而言与克孜尔千佛洞近似，被视为龟兹壁画的组成部分。

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米兰壁画是关于罗马式绘画的重大发现，两座圆形砖墙内壁的壁画是新疆保存最早的绘画，估计绘于公元4世纪以前。这些壁画多是佛教故事画，但印度色彩弱而闪族风格强。画在木板上的水粉画有一幅描绘一个有翼天使，1907年被发现时曾震动世界，因这完全是基督教艺术。善牙太子和王妃所驾马车是罗马式驷马车。黑色板壁在波纹花饰中画有闪族人物的男女天使，还有佛像后随的比丘尼，除有印度式短髭外，基本上属于罗马风格。壁画所表现的善牙太子的头冠和犍陀罗式头冠中珠宝的排列不同，所画婆罗门都身着黄袍，用绿色和紫色作晕色，诸佛、王子、比丘、有翼天使、神灵，全用白色和玫瑰色。米兰壁画是在木板上使用水粉画，先在黄土表层涂上匀薄的石灰，在石灰未干结时，用氧化亚铁调制的青白略带淡红的颜料作底色，再绘制各种色彩的图画。使用的色彩鲜艳明朗，在技法上已经采用透视学上的渲染法，和埃及法雍的罗马绘画同属一个体系。就表现的手法和画风而论，米兰壁画属于早期犍陀罗艺术，所以具有浓厚的罗马风格。所属时代可能早到2世纪①。约在公元3世纪出现的喀什三仙洞壁画技法主要用平涂烘染，间或使用粗细线条，大多采用单色，这是西方艺术手法与新疆本地民族手法结合的产物，由于时代稍早于龟兹壁画，可视为龟兹壁画的源起内容，进一步证实西域佛窟艺术为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交汇的结果。

①　《艺文类聚》卷五。

3。敦煌莫高窟壁画敦煌莫高窟是古代中国人民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的硕果，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珍宝，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所孕育的艺术明珠。虽然公元7世纪时绘满壁画和装配彩塑的1000　余个窟龛在今天已锐减至492　个，仍保留2　公里长，4　层排列的规模。计有彩塑2400　余尊，壁画45000　平方米，还有5　座唐宋木造窟檐建筑，若再加上在1900年5月27日被道士王圆箓发现的17　窟藏经洞内大量写本、经卷、文书、织绣、绘画、绢幡、拓本、印本图书、契约、信札、铜像约40000　件左右，实在是丝绸之路上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奇观。莫高窟建于公元366年（前秦建元二年），一名手执锡杖的云游僧乐僔来到三危山前，落日余晖照耀山间，使乐僔仿佛看到了金光中的千佛形象，决定在三危山对面的岩壁上修凿一个洞窟。不久，法良禅师开凿了第二个洞窟，莫高窟开始形成集群性佛窟，一直修建到公元14世纪末，体现了中国艺术的千年风采。

莫高窟藏经洞于1900年，即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不幸的时间（那时正值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被发现，导致西方殖民者接踵而来，不但藏经洞内珍宝被大量盗掠，各石窟内的精美壁画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剥离损害。不过，莫高窟毕竟在中国，其宏大的规模与中国文化的数千年结晶并非一时盗窃可以毁灭。新中国建立后莫高窟的保护维护工作取得重大成就，使人类文化史上稀世之珍以新的风貌面对世界。

敦煌三危山一带崖壁属于玉门系砾岩，也叫第四纪岩层，是由许多鹅卵石和沙土混合而成的地质。由于质地松脆，不宜借山壁雕刻石质佛像，于是多采用彩塑和壁画形式表现佛教内容，这便使得莫高窟壁画极为丰富，若以一平方米为一单位进行排列，连接长度可达25　公里，这实在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绘画世界。

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莫高窟现存洞窟共39　个，最早洞窟为十六国时的北凉洞窟，后历北魏、西魏、北周。壁画作为这一时期石窟艺术的主要部分，十分精采。早期洞窟壁画一般都有一定的整体规划，大抵顶部画装饰图案，藻井、平棋、椽间用自由图案；四壁腰部画佛像和主题性故事画；其下画小身供养人行列；四壁上端绕窟一周，画天宫伎乐；四壁下方画金刚力士；其余壁面密布千佛，组成一个庄严神圣的所谓"佛国世界"。①敦煌魏晋南北朝时期壁画明显继承如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的传统，使用线描。一般多用粗壮有力的土红线起稿，勾出人物头面肢体轮廓，然后赋彩，最后，再描一次墨线完成。由于壁画在石窟内要由人观赏，于是需较墓室壁画准确，上色完成后，普遍加描定形线，使人物形体和精神面貌更为突出。早期壁画的线描秀劲圆润，适于描写沉静温婉的人物性格。272　窟、263窟线描为早期铁线典型。北朝晚期，壁画出现动的意境，线描亦随之变化，一般运笔，压力大速度快，特别是蜿蜒曲折又顺势的长线条，有"风趋电疾"之感。

壁画的内容大致分为五类，一是佛像画，早期一般为说法图，有"三世佛"与"三身佛"之分，或佛在不同地点、时间的说法相。如263　窟北壁大幅结构，中心为佛像，四周围绕舞姿优美的菩萨，上有飞天散花，佛座下有

①　《梁书·曹景宗传》。

法轮，轮下对卧双鹿，称《鹿野苑初轮法轮》，为释伽牟尼成佛后首次说法形象。249　窟佛像庄严肃立，双手似为"转法轮印"，上有双龙华盖，下有宝池莲花，具有"净土变"的雏形。北魏晚期说法图场面宏大，人物众多。248　窟南北壁说法图中画结跏趺坐佛像，侍立两侧菩萨生动活泼、绰约多姿。或交头接耳，或翩翩起舞，或挽臂戏游，冲淡了宗教的庄严气氛，增添了世俗情趣。作为侍从的伎乐天和飞天或弹琵琶、擘箜篌、奏阮咸、击腰鼓、吹羌笛筚篥，或扭腰振臂，载歌载舞，一片自由、和谐气氛。四壁下方的金刚力士尽管奇形怪状，粗犷有力，却也在降妖伏魔间隙倒立、相仆、举臂承托，状如民间百戏。千篇一律的壁上千佛以不同色彩而增加神秘感，使得佛像画的地位突出，以示庄严。

二是经变故事画，即向人们宣传佛教的手段。现存早期故事画20　种近30　幅，计有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因缘故事等。其中如《月光王以头施人》、《萨埵王子舍身饲虎》、《九色鹿拯救溺人》、《沙弥守戒自杀》、《须摩提女请佛》、《须达拿施象》、《五百强盗得眼成佛》、《释伽牟尼传》等皆是引人注目又充满趣味的故事画。画家在表现故事内容时又注入自己的情感，如九色鹿拯救溺人，溺人反见利忘义，向国王告密，将九色鹿捕捉；九色鹿在国王面前揭发溺人恩将仇报，一反常规，并非如佛教经典上的"长跪问王"，也非印度、西域壁画中的下跪求饶，而是站起来据理力争，使国王放鹿归山，溺人周身出疮而死。这样一种扬善抑恶的创作倾向，正是中国艺术家对外来文化进行改造的原则。290　窟北周佛传图依据《修行本起经》，将摩耶夫人"神圣入胎"，出游生子；太子初生七步，步步生莲；九龙喷水沐浴，龙车还宫，天人奏乐、诸神相护，相师起名，三十二祥瑞，五百伎女歌舞，五百仆人伴读；悉达太子成婚，出门遇老病而思生死，出宫入山林，坐菩提树下苦修，等等内容，绘成25　米长的连环画，主要场面80　个，互相衔接，内容丰富完整，为中国绘画史上少有的巨作。此外，《微妙比丘尼现身说法》、《善事太子入海求珠》、《。。子行孝》、《须阇提割肉奉亲》也是常为人们提起的著名经变故事画。

三是民族传统神话题材。集中于249　窟、285　窟顶部。249　窟南顶画三凤驾车，车中坐一女神，高髻大袖长袍，旁立持缰御者，这便是西王母。北顶画四龙驾车，车中坐一男神，笼冠大袖长袍，也有持缰御者，这是东王公。车顶均置重盖，有持节方士车前引导，乘龙驭凤。车后旌旗飞扬，人头龙身的"开明"神兽尾随于后。285　窟东顶画伏羲女娲，南北相对，人首蛇身，头束鬟髻，着交须大袖襦，胸前画日月，肩上披长巾。伏羲一手持规，一手持墨斗。女娲双手擎规，双袖飘举，奔腾活跃。龟蛇相交之玄武、白虎、朱雀守护四方，另有旋转连鼓的"雷公"，挥舞铁钻之"辟电"，头似鹿、背有翼的"飞廉"，兽头鸟爪的"雨师"，人头鸟声的"禺强"，兽头人身的"乌获"，竖耳羽臂的"羽人"。这些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画在敦煌佛窟出现，说明儒、佛、道三家合流已是不可改变的历史潮流。

四是装饰图案，268　窟有泥塑叠涩平棋一排为顶，形成"交木为井，画以藻文"的建筑结构。无论平基还是藻井，中心方井均绘一朵大莲花，称"反植荷藻"。北魏晚期，藻井变为华盖，中心垂莲四边桁条上装饰忍冬、云气、火焰、采铃、垂幔等纹样，四角悬挂兽面、玉佩、流苏、羽葆。龛楣、边饰、椽间图案纹样大致相同，主要纹样有莲荷纹、忍冬纹、云气纹、火焰纹、星象纹、棋格纹、鸟鲁纹，以及神怪飞天。把简单题材变为丰富多彩的图案，这是中国民间装饰的传统，在敦煌石窟内更形成争奇斗艳的荟萃大观。

五是供养人画像。这本是真人的肖象画，但当时向佛寺修功德的人很多，一旦出资，便有画像的资格，往往在主要壁画下方排列成数十人、数百人的队列。北周428　窟供养人像达1200　余身，每一身像均有榜题，书写本人姓名，有的还署明籍贯。由于人太多，画工无法一一写生，只好以程式化办法，主要表现其民族特征、等级身分、宗教热忱，并不肖似本人。这些供养人像中的胡人最引人注目，285　窟的少数民族像戴毡帽、穿裤褶、腰束革带，挂水壶、纯子、打火石、小刀，有的脑后垂小辫，榜题有滑黑奴、殷安归、史崇姬等胡姓。290　窟驯马胡人像高鼻大眼，一手持缰，一手扬鞭，令马畏惧而退缩，富于生活情趣。

敦煌十六国北朝壁画拥有两种艺术风格。十六国及北魏前期，色彩淳厚，线描苍劲，人物比例适度，衣冠服饰上还保留着西域和印度、波斯风习，加上凹凸晕染法所形成的立体感和土红地色所形成的温暖浑厚色调，形成与魏晋艺术迥然不同的风格。这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艺术风格即称西域风格。北魏晚期，民族传统神话题材等内容进入石窟，突破土红涂地境界，出现爽朗明快的生动意趣。特别是面貌清瘦，眉目开朗，嫣然含笑，衣裙飞扬人物形象的出现，形成潇洒飘逸的风格。这种风格来自中国内地，称中原风格。这两种风格在敦煌石窟中并存，如285　窟西壁是动中寓静、淳厚含蓄的西域风格；东北南三壁为豪放爽朗、飞扬动荡的中原风格，顶部两种风格互见杂呈。两种艺术风格相互渗透，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潮流，也标志着敦煌艺术走向成熟的历程。①

①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

4。河西石窟壁画河西走廊遍布犍陀罗艺术的身影，各个石窟都是魏晋南北朝艺术发展的见证。不仅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引人入胜，诸如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仙人崖灵应寺、武山县水帘洞石窟群等河西石窟，也有壁画保存；其中麦积山石窟现存壁画1000　多平方米，炳灵寺石窟现存壁画900　余平方米，是仅次于敦煌莫高窟与西域诸石窟的壁画集中地。由于这些石窟接近中国文化重心之地，于是石窟壁画更多地反映出中国文化传统内容与风格。

麦积山位于秦岭西端，丝绸之路沿河西走廊将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庆阳北石窟、泾川南石窟，以及麦积山串联起来，形成举世瞩目的河西石窟群。麦积山石窟的开凿时间依《高僧传》和南宋嘉定、明朝崇祯时碑刻可定为十六国后秦时期，不过从现存雕塑、壁画实物看，其艺术定型与发展时间应在北魏时期。经过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十余朝代的不断开凿、重修，成为中国著名大型石窟群之一，现存194　个洞窟，保存有720O　多件泥塑、石雕造像和1000　多平方米的壁画。由于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天水地震，隋唐时期的石窟多受损害，目前难觅其原貌，宋元以降石窟也不过20　余个，所以，麦积山石窟基本是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文化遗产。

麦积山石窟艺术作品分为泥塑、石雕、绘画三大类。在现存1000　多平方米的壁画中，以佛像、菩萨像、伎乐飞天、供养人、各式图案为主。由于壁画剥蚀受损严重，很难完整把握其中的主题，不过，诸如"树下思维"、"阿育王施土"、"燃灯授记"、"梦日入怀"、"乘象入胎"、"树下诞生"、"深山说法"等故事还依稀可辨。绘画时间集中于北魏、西魏、北周时期，技法仍如敦煌早期壁画，以泥敷面，在泥壁上以粗壮有力的土红线起稿，再施加各种色彩。来自西域的"凹凸法"使用十分明显，即以朱色层层叠染，再以白粉画鼻梁、眼睛、眉棱，以示隆起。这种规格化的圆圈叠染法流行于河西各石窟内。麦积山石窟中的佛像，大都仪容端庄、挺然直立、神情静穆。如71　窟中的北魏坐佛绘像，着蓝色或褐色长袍，正襟危坐，深入禅定，目张而凝视空茫，显示着自信与坚毅。再如76　窟北魏飞天，虽然依据粗宽的蓝色与绿色飘带在空中飞翔，却也能看出自身发力的动态。至于各供养人像，采取了严格的写实手法，与魏晋河西墓室壁画的风格较为接近。

麦积山石窟艺术作品实际是以泥塑为主，这样以浮雕配合绘画图案组成的装饰画艺术有着极重要的地位。西域诸石窟以壁画艺术为主，这种装饰画相对而言不够突出，河西石窟雕塑艺术增多，装饰画便也随之强化。装饰性壁画最早起于佛的"背光"，即附在石窟的后壁，从地下起随着窟壁的穹窿形，通过佛的身躯，向前覆盖在佛的头上。这种背光装饰作莲花瓣形，所以称"莲花举身光"，佛两旁的胁持菩萨用宝珠形装饰，仅围绕头部的装饰称"头光。"背光或头光的花纹图案依时代先后由两三层发展至十几层，图案内容有火焰、莲花、飞天、小佛、缠枝植物花纹等。这种复杂、华美的"背光"和"头光"在印度石窟中没有见过，应是中国艺术家的创造。①这一创造的主要实施地在河西诸石窟，麦积山石窟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以后，背光和头光装饰艺术遍及中原北方诸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巩县响

①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　期。堂山、天龙山石窟均受其强烈影响。麦积山石窟的装饰画题材中，飞天、小佛、供养人来自佛教内容，云星纹、山纹、重幢纹、斜方格纹均是汉代以来中国传统纹饰。唯其中的莲花纹饰和缠枝植物图案是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对于石窟艺术的发展有较大的作用。莲花图案甚至成为"净土"的标志，佛座称"莲座"，佛眼称"莲眼"，莲花子、莲花女、莲花衣、莲花经，都是佛教常用的宣传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石窟的装饰艺术，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确实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炳灵寺位于甘肃永靖县西约50　公里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中，开凿于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修建，现存窟龛183　个，内存大小石雕像694　身，泥塑82　身，壁画900　多平方米。169　窟即郦道元《水经注》所述的"唐述窟"，记为"高四十丈"，窟内有西秦造像、壁画，以及"西秦建弘元年"墨书题记。炳灵寺西秦壁画为一大组千佛画象，以黄、绿、褐三色为主，色彩鲜艳，佛像庄严，技法属于西域晕染法。169　窟四壁腰部有佛传故事主题画，四壁上端绕窟一周有天宫伎乐图，四壁下方有金刚力士，应是典型的西域石窟风貌。不过，并不见西域流行的印度式"丰乳细腰大臀"菩萨，说明西域文化在河西已依据中国当时的地方需要进行了适当的改造。这种文化的输入与改造，正是河西石窟艺术得以展示创造性风貌的动力。

石窟壁画虽然以宣传佛教为目的，却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潮流，显示出中华民族开放的胸襟与伟大的创造力。壁画的作者几乎都来不及留下名姓，不过，艺术作品却以艺术家智慧结晶的形式，永远向后人转达他们追求的目标。

（三）士人画家虽然"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大都承认魏晋时期形成的士族特权"①，士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凭借其门第可以获得较一般平民更为优越的生活条件，却不能改变统治者残酷争夺的险恶政治形势。诸如何晏、嵇康、陆机等才士均作了牺牲品，不能不使士人找一条全身之路。陶渊明出仕数次，终于在41　岁时决然退隐，以田园诗作为精神解脱的武器，说明士人在政治上失望以后，一定会采取某种感情移借的方法，以便在非人的境遇中，自我安慰，过一种在自我观念上符合个人理想人格的生活。这样一来，作画是比谈玄、作诗更适合士人情调的生活方式，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大批士人画家由此应运而生。潘天寿说："魏晋以前之绘画，大抵为人伦之补助，政教之方便，以及帝王公卿玩赏装饰之应用。作画者，除极少数之士大夫外，多属被豢养之工匠。全为贵族阶级所独占。至魏晋，各君主均以战争之纷扰，多整军经武之不暇，自无闲心顾及艺事。。。致吾国绘画由贵族之手中，开始移向于民间。又两晋画人，受南方地理风习与清谈之特殊影响，对于绘画之观念，亦由审美蹈入自由制作之境地，使吾国绘画史上渐见自由艺术之萌芽。"①士人画家凭借他们的特权地位，游离出封建专制统治的轨范，有优裕的生活待遇，特殊的文化教养，充足的时间从事艺术创作，终于导致中国绘画取得重大进展，成为魏晋南北朝艺术的代表性成就之一。

①　参阅章鸿剑《石雅》卷中。

①　《后汉书》卷三十二"郡国四·豫章郡·建城"条引。

1。魏晋画家迟至东汉末年，中国史籍上很难反映出一名士人画家，因为自阶级社会形成以后，画家被视为工奴，为统治者绘制宫室、陵墓壁画、设计服饰、用具图案。画工没有人身自由，绘画艺术作品也很难得到应有的评价。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增强，不断争夺选拔察举的机会与权力，有意扩大个人才能智慧的影响，在明经修行的同时，也以作画表现自己的特殊才情风貌。于是，到了汉末，一批士人画家开始抬头，如张衡、蔡邕、赵歧、刘褒等。他们有各自的官职，而非统治者役使的画工，于是他们的画有可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境界。魏晋士人画家正是步他们后尘而发展壮大的。

三国时社会动乱，以儒家名教和仁政口号标宗的汉王朝土崩瓦解，引起社会心理意识的重大变化。曹操公开摒弃名节、德行，唯才是举，从政治上否定了儒学名教的至高无上地位；士人在不断发出对人生苦难的感叹后，也发现一切仁义道德的空谈都是无用，唯有个人生存才是现实。于是，绘画如谈玄、饮酒、歌舞一样，成为士人的个人乐趣，传统的"乐以教化天下"的观念被突破，各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获得自由发展的天机，士人画家一下子成批出现。依谢赫《古画品录》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载，三国时有名于画事者有魏国的曹髦、杨修、桓范、徐邈，蜀国的诸葛亮、诸葛瞻、关羽、张飞、李意期，吴国的吴王赵夫人、曹不兴。这些人中杨修善绘人物，有《西京图》、《严君平》像、《吴季札》像传于世。桓范在魏明帝时曾画"生鲻鱼"，使白獭上当追食，为人所擒。诸葛亮在政治活动间隙，画有《赐南夷图》，上有天地、日月、君臣、城府、神龙、牛马、驼羊，以及夷人牵牛负酒、贡奉金宝事迹。关羽被传说善画竹，《解州志》甚至说他是画竹之创祖。三国诸画家中，以曹髦、吴王赵夫人、曹不兴三人在画坛最有影响，虽然他们并无作品传世，但历代画论总要提及他们。

曹髦，字彦士，是魏文帝曹丕的孙子，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在齐王曹芳执政的正始年间封郯县高贵乡公。他自幼好学，通经史，本想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避祸全身。不想公元254年，司马懿将曹芳赶下台来，选中曹髦做皇帝。曹髦躲避不成，登基做了司马懿父子的傀儡皇帝。他不甘心受人摆布，于是在作画时便有真情流露。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称曹髦画迹"独高魏代"，可知他的作品确有独到之处。仅从流传下来的作品名称，如《盗跖图》、《黄河流势图》、《卞庄刺虎图》、《新丰放鸡犬图》、《於陵子黔娄夫妻图》，便可知他本有在政治上求得一番作为的打算。公元259年，他在"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①的情况下，起兵讨司马昭而被杀害，时年仅20　岁。不过，他以作画表现自己思想见解的实践，却为后来的画家所继承与发展。吴王赵夫人是孙权丞相赵达之妹，自幼善画，而且有刺绣绝技。孙权在三分天下的军旅生活空隙，盼得善画者，绘出天下山川形势，便于作战指挥。赵达为此将自己的妹妹推荐给了孙权，做了孙权的夫人。这位赵夫人对孙权说："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然后"作列国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于方帛上；既成，乃进于吴王，时人谓之针绝"。①这位吴王赵夫人是中国古代少见的著名女画家，因此常被论画者提起。

①　《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45　页。

①　《后汉书》卷三十三，《郡国志·酒泉郡·延寿》条梁刘昭注引。

曹不兴是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以善画名冠一时，最善于画人物佛像，曾在五十尺绢上画人物，运笔迅速，顿时成画，不失尺度，衣纹皱褶，别开新样。传说孙权让他画屏风，墨落素绢上，就势改画为一只苍蝇。孙权来看画好的屏风，将画上苍蝇误认为是活蝇，举手拂赶，可见写生程度之高。《唐朝名画录》载："吴赤鸟元年冬十月，帝游青溪，见一赤龙，自天而下，凌波而行，遂命弗兴（即曹不兴）图之，帝为之赞传。至刘宋为陆探微所见，叹其神妙不置。"《尚书故实》说："谢赫善画，尝阅秘阁，服叹曹不兴所画龙首，以为若见真龙。"《历代名画记》载："不兴有杂纸画《龙虎图》，纸画《青溪龙》、《赤盘龙》、《南海监牧》等十种，《马夷子》、《蛮兽样》、《龙头样》等四种，并传于前代。"曹不兴在魏晋画坛确实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不是以政治活动为统治者所重视，仅以善于作画而获得名声和地位，这是士人画家所期待的目标。在表现技法方面，曹不兴可以说是最早接受西域佛画影响的士人画家之一，他能在50　尺绢上画佛像，而且头身四肢比例不出差错，显然是将部分外来技法用于个人的创作实践中，这又预示了魏晋南北朝绘画发展的前景。

西晋短暂统一后，政治上的相互倾轧并不曾停止，以致元气尚未恢复，即遭八王之祸与胡族入侵之苦。中原人民迫于形势而不断向东南与西北方向迁移，死亡离乱使得士人也向往安宁稳定的生活，以致清静无为的逃世观念成为一种时尚，绘画便也成为这种逃世观念的表现之一。于是，士人不再视绘画为工匠的谋身之术，相反成为风雅之举，而且，绘画内容的模糊性，又可以与谈玄媲美，更利于士人们相率运笔，借题发挥，这便是两晋时期士人画家异军突起的原因。两晋时期，佛教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佛画与西域技法又给了士人画家发展的动力，东晋时士人为避祸而移情于山水，更导致山水画出现，这又构成了两晋士人画坛中的新气象。

西晋时有名的绘画者计有司马昭、卫协、荀朂、张墨、嵇康、张收、温峤等，东晋时画家更多，有晋明帝、王濛、王羲之、王献之、谢安、王濛、康昕、顾恺之、史道硕、夏侯瞻、范宣、戴逵、戴勃、释惠远等。司马昭善画佛像，荀朂有《大列女》、《小列女》等作品。张墨善画人物，谢赫《古画品录》说他"风范气韵，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可谓微妙"。嵇康作为"竹林七贤"之一，以言谈文赋著称，但也有《狮子击象图》、《巢由图》等作品。张收曾任益州刺史，《益州学馆记》载："周公礼殿梁上，画仲尼七十二弟子，三皇以来名臣耆旧，云西晋太康中益州刺史张收笔。"看来是以画人物为主的画家。温峤善画之事载孙畅之《述画记》。

东晋时画家的水准较三国、西晋为高。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均为书法名家，但绘画水平也不低。王羲之画有《杂兽图》、《临镜自写真图》，还善于在扇上画人物。王献之主要画鸟兽牛马等动物，十分生动。戴勃为戴逵长子，善画山水人物，有《三马图》、《九州名山图》、《秦皇东游图》、《朝阳谷神图》、《风云水月图》等作品传于代。释惠远善于外出写生，著名作品有《江淮名山图》，被画界称"吾国方外习画之第一人"。①不过，两晋画坛成就最高者仍数晋明帝、卫协、王廙、范宣、戴逵、顾恺之。

晋明帝司马绍字道畿，是晋元帝长子，最爱画佛像，以示自己不俗。《晋书》卷77《蔡谟传》说："乐贤堂有明帝手画佛像，经历寇难，而此画犹存。"

①　郭璞：《郭宏农集》卷一。

可知晋明帝的佛像画有相当大的影响。画史著作中载晋明帝有《洛神赋图》、《游猎图》、《杂禽图》、《洛中贵戚图》、《人物风土图》等作品，张丑《清河书画舫》说："明帝画，本师王廙，而沉著过之。"看来，在绘画创作中确有突出的风格。

卫协是曹不兴的弟子，在西晋画坛曾有"画圣"之称。顾恺之在《论画》中说卫协的画"伟而有情势"，"巧密于情思，世所并贵。"他的主要作品有《史记·伍子胥图》、《吴王舟师图》、《穆天子宴瑶池图》等，据说他画有《七佛图》，不敢点睛，唯恐佛由画成真。当时的名画家如张墨、顾恺之、史道硕都曾向他学习，于是他在两晋画坛成为具有领袖地位的人物。王廙字世将，丞相王导的从弟，"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②看来在艺术方面有较高修养，所以《历代名画记》说："晋室过江，王廙书画为第一。"王廙处于"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官至荆州刺史、辅国将军，有机会影响政局，也使得晋明帝曾向他学习作画。他的作品依文献载有《异兽图》、《吴楚放牧图》、《鱼龙戏水图》等。范宣字宣子，对当时政局失望，于是"少尚隐道"，虽然"闲居屡空"，仍然"常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③《历代名画记》说范宣之画为"荀卫之后，范宣第一"，但无作品流传下来。

两晋画坛成就最高者当数顾恺之与戴逵，于是，本书以专节叙述，并以二人的艺术实践，代表魏晋时期绘画艺术的发展。

②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引。又见《王羲之汇帖大观》。

③　《南齐书》卷9《礼志上》。

2。戴逵戴逵字安道，在东晋画坛是不以官爵出身扬名的隐士。他是谯国（今安徽省宿县）人，大约生于咸和元年（公元326年），卒于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①虽然他有极高的艺术才能，却对当时的政局完全失望，只求全身娱乐，不求仕进。当时的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听说戴逵善鼓琴，派人去召戴逵入王府，戴逵当着使者的面将琴摔坏，说："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司马晞无奈，只好另征戴逵兄戴述入王府。戴逵为避祸迁居会稽剡县，但名声已起，晋孝武帝司马曜"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累征"，②戴逵又逃到吴国投奔王廙。王廙做了尚书仆射，改动员戴逵出来做官，戴逵仍不到位，终于以隐士之名保持终身。

戴逵既然无意于官场，必然移情于山林书画，《世说新语》载："安道年十余岁，在瓦官寺画，王长史见之曰："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说明他自幼便有绘画基础，于是可以用绘画表达他的思想。他画有《五天罗汉图》、《三马伯乐图》、《三牛图》、《渔父图》、《吴中溪山邑居图》，确实无一幅与官宦人物有关。当然他毕竟是士族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他对封建政治统治集团的脱离绝不意味着是对封建政权的背叛，为此，他的艺术创作仍是士人的自我心理平衡工具，仍然迎合了当时士人阶层的精神需求。戴逵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追求形神兼备的境界，顾恺之评他的肖像画说："稽兴，如其人"，又评他的《稽轻车诗图》"作啸人似啸人"。顾恺之尤其喜欢戴逵的《七贤图》，认为其中的嵇康像十分出色，或许与戴逵有意效法嵇康有关。南齐人谢赫也推崇戴逵的画，说："情韵绵密，风趣巧拔，善图圣贤，百工所范，荀、卫之后，实称领袖。"虽然戴逵作画以神似为胜，但却没有脱离"形"的实在意义。《世说新语》载："戴安道中年画行象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语戴云："神犹太俗，盖卿世情未尽耳"，戴云："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耳"。"这里庾道季嫌戴逵的人物画太"实"，戴逵则说只有古代人才能懂得庾道季的意思，说明戴逵并不动摇他坚持写实的创作态度。何况他画的是宗教画，并不失去对现实生活的依赖，这也是改造外来文化因素，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精神的表现之一。

戴逵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魏晋画坛独树一帜。他在建康瓦官寺作佛像五躯，与顾恺之的维摩诘壁画，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玉象，合称瓦官寺"三绝"。他在会稽灵宝寺所作佛、菩萨木雕，亦称"百工所范"。他的艺术创作，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影响。

①　参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

②　白广美：《关于汉画像砖＜井火煮盐图＞的商榷》，载《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3。顾恺之顾恺之字长康，江苏无锡人，父亲顾悦之曾任尚书左丞。顾恺之以士族弟子入仕，曾为桓温的大司马参军，桓温死后，顾恺之写诗说："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看来对桓温始终抱以崇敬心情。这与他大约生于建元二年（公元344年），卒于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即与这一时期东晋士人呼吁北伐的风气有关。

顾恺之20　岁前后在建康瓦官寺绘制维摩诘像，获得社会上士族名流的赞赏。本可以求得仕进，但他又对当时政局动荡十分恐惧，于是以作画与装傻逃避现实，"故俗传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①这样一来，他没有成为高官显宦，仅以"尤善丹青，图写特妙"而显示其历史地位。

依文献资料所载，顾恺之的艺术成就在东晋时便已得到普遍承认，谢安"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顾恺之尤其善于画人物，"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缺少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他努力从生活实践中捕捉表现生活的关键细节，以求传神。他崇拜嵇康，画了嵇康像，但又说："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可见为了表现嵇康的精神面貌，曾反复推敲。他"尝图裴楷像，颊上加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又为谢鲲像，在石岩里，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图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辞。恺之曰："明府正为眼耳，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使如轻云之蔽月，岂不美乎！"仲堪乃从之。"②正因为他重视传神写照，于是在画人物眼睛时尤其谨慎。"兴宁中，初至瓦官寺，僧众设会，请朝贤鸣刹注疏，其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钱者，即至长康，直打刹注百万。长康素贫，众以为大言。后寺僧请勾疏，长康曰："宜备一壁。"闭户往来一月余，所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寺僧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可知其技术之神妙。"③顾恺之是卫协的学生，在继承卫协精思巧密的基础上，从颜色到用笔，都有特殊创造。他创造了春蚕吐丝的线型，"是一种既雄劲又连绵的优美而富有韵律感的线条，提高了绘画的表现技巧"。①顾恺之又主张"实对"，即在现实生活中观察提炼，集中概括，并通过典型环境来刻画典型人物，这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确实是前无古人之举，在世界美术史上也有其突出地位。

顾恺之的作品很多，《贞观公私画史》、《历代名画记》、《宣和画谱》等文献资料有详细记录，其中《中兴帝相列像》、《列仙图》、《三天女图》、《虎豹杂鸷鸟图》、《白麻纸十一狮子图》、《女史箴图卷》、《洛神赋图卷》等为世所推重。这些绘画作品的原件均已无存，唯《女史箴图卷》作为中国流传有绪的现存最古画卷可见顾恺之作品一点风貌。这可能是隋唐时期由名画家所作摹本，为宋代米芾《画史》和《宣和画谱》，及董其昌、卞永誉、项墨林等评论家、鉴藏家所重视，原为清皇室藏品，1900年八国联军攻

①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吉利发现西汉冶铁工匠墓葬》，《考古与文物》　1982年第3　期；何堂坤等：《洛阳坩埚附着钢及其科学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5年第1　期。②　《梁书》卷48《儒林传》。

③　《梁书》卷2《武帝纪中》。

①　北京钢铁学院金属材料系中心化验室：《河南渑池窖藏铁器检验报告》，《文物》1976年第8　期。入北京时为英国侵略军所劫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

《女史箴图卷》是根据西晋诗人张华讽刺贾后的《女史箴》原文所作，尽管原文是维护封建道德观念的作品，但顾恺之作画却在表现现实生活过程中反映了宫廷妇女受压迫的情景。全卷现存九幅画面，第一幅为冯昭仪为汉元帝挡熊故事；第二幅是班姬不与汉成帝同载故事；第三幅画山水鸟兽；第四幅画宫廷妇女化妆；第五幅表达的是夫妇之间要"出其言善，千里应之"；第六幅宣扬一夫多妻；第七幅表现"欢不可以渎，宠不可以专"；第八幅宣传妇道；第九幅是"女史司箴，敢告庶姬"。顾恺之在绘画时一方面表现了环境，一方面突出了典型人物。如第一幅画，熊已攀槛欲上，汉元帝、卫士、侍从宫女均惊慌欲逃，唯冯婕妤神色不变，泰然自若，主题一下子便揭示出来了。潘天寿说该画"用笔紧劲联绵，循环飘忽，极格调超逸之妙作也"，①为目前画界评价顾恺之画的主要依据。

《洛神赋图卷》是取材曹植《洛神赋》的作品，曹植借神话表达对爱情的向往与失恋的痛苦，也深深打动了顾恺之。于是绘画作品充满复杂情感，有欢乐，有艳丽，有哀怨，有怅惘。画面选择了曹植在洛川见到甄妃到甄妃又飘然而去这一动人心魄的时刻，将人物内在的精神活动渲染在叙事长卷中，形成情景交融的艺术魅力。顾恺之在《论画》中说："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神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其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洛神赋图卷》中曹植怅然若失的表情，甄妃回眸顾盼的姿态，都洋溢着情感的力量，这便体现了顾恺之"通神"的匠心。②顾恺之又是中国最早的系统绘画批评家，目前保存有三篇理论著作。一是批评古画的《魏晋胜流画赞》，兼论笔墨与传神的关系。二是临摹古画的模塌要法，并论画人物的关键要点，即《论画》，三为山水画的设计构思，称《画云台山记》。俞剑华指出："（顾恺之）对于画评、画法、画论均有极精当之见解，虽其文字间有错落，不易了解，然只词片语，多含精意，为后代论画者千言万语所不及。是恺之不但于绘画之技能上，堪称大家，而于绘画之理论上，尤足独步千古。"③如在《论画》中顾恺之指出："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此以巧历不能差其品也。"①顾恺之主张理解创作对象的性格、个性，并以适当手法表现，如评论《醉客》时说："作人形，骨成而制衣服幔之，亦以助神醉耳。"②这样，便提出了中国绘画史上最基本的"形"与"神"的问题。顾恺之所说的"神"，不仅是一般所说的精神、生命，而且是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人的精神，是魏晋时期士人所追求的超脱自由的人生境界的某种微妙难言的感情表现。它所强调的是人作为感性存在的独特的"风姿神貌"，美即存在于这种"风姿神貌"之中。这样一来，绘画的目的就是将个人认识的所画人物的"神"传给纸上所画人物的"形"，"传神写照"，并非画出肖像，而是要在画中表现人的精神、智慧、心灵的活动。

①　《六臣文选》卷三十五张协《七命》。

②　华觉明：《中国古代钢铁冶金技术》，《金属学报》1976年第2　期。③　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考古学报》1975年第2　期。

①　何堂坤：《百炼钢及其工艺》，《科技史文集》第13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②　《三国志》卷十九，《陈思王植传》。

顾恺之又提出了"迁想妙得"的技法，由于要"传神"，便不能不重视"迁动"，即运动，在运动中获得想象，正是在实践中取得正确认识。当然，这种想象具有不为某一具体对象拘束的性质，这是一种自由想象。在这种想象过程中，充满精神性的感悟，绝非为某种功利目的支配的纯理智想象，如唐李嗣真说："顾生思侔造化，得妙物于神会。"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迁想妙得"的构思过程，顾恺之在作画时才有具体的技法，他说："若轻物，宜利其笔；重，宜陈其迹；各以全其想。譬如画山，远利则想动，伤其所以嶷。"③他将作为中国画基本造型要素的线赋予了传达情感、想象的作用，于是使绘画的艺术性大为增强。正是顾恺之所建立的绘画理论体系，使得中国画的发展，有了取得共识的发展基础。

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一方面表现了他与当时的士人一样，有了进一步在自然山水中安顿自己想象中的生命的倾向，满足自己追寻美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在绘画技法上的创见。俞剑华说："今观其"山有面则背向有影"，是当时之山水画已有阴影之画法。似为受印度佛画法之影响。"清天中凡天及水色尽用空青竟素上下"，则画之上下，天空与水色俱用青色填满，极似西洋之油画。"①这说明顾恺之在吸收外来文化因素方面也有许多贡献，这是他得以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士人画家的原因之一。

③　《魏晋胜流画赞》。

①　徐州市博物馆：《徐州发现东汉建初二年五十谏钢剑》，《文物》1979年第7　期。分析报告见前何堂坤《百炼钢及其工艺》，并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4　期韩汝玢文。4。南朝画坛自刘裕建宋，南北朝都陷入不断变故的政权更迭之中。尤其南朝在元嘉北伐失败后，只在巩固对南方人民的统治上，再无北伐统一的呼吁，使得士人们进一步追求浮华文采，以绘画视为风雅的表现之一，连帝王们也跟着士人一起作画。加上佛教与道教进一步流行，南朝画坛一下子大放异彩。

南朝士人画家一方面沿袭魏晋玄学风气下的人伦品藻，奉顾恺之的"传神写照"为人物画宗旨，另一方面，与自然进一步融合，如谢灵运"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登蹑"，②宗炳"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③结果，山水画也迅速抬头，成为南朝画坛区别于前代的重要特色之一。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绘画内容的拓展，自然也会促进士人画家队伍的扩大。潘天寿说："综南北两朝之绘画，虽以佛画为主题，然南朝所作，大率绮丽精巧，而多新意。其名迹多在寺壁，次在卷轴。北朝所作，大率伟健富丽而出于摹拟。其名迹多在石窟，次在寺壁。道画兴盛于北朝，远非南朝所及。山水画，兴盛于南朝，北朝竟无作者。而蠢然欲动之花卉画，雨后春笋之论画，尤在南朝之境，不在北朝之地。此亦两朝地理气候等之差异，各见其特尚焉。"①南朝正是以其特殊成就，在历史上留下一大批士人画家的姓名。

南朝皇帝不仅善画者多，而且也以收藏名画为乐，尤其以宋武帝收集桓玄藏晋内府遗画事出名。这样一来，南朝以画出名者便较其他时代为多，载《佩文斋书画谱》的画家有陆探微、陆绥、陆弘肃、顾宝光、袁倩、袁质、顾景秀、王微、宗炳、戴颙、谢灵运、谢惠连、谢稚、谢庄、谢约、顾骏之、刘胤祖、江僧宝、吴暕、张则、史敬文、范惟贤等，达30　余人。其中陆探微为继顾恺之之后的画坛领袖，创一笔画法，对后世影响极大。王微、宗炳是山水画专门作者，顾宝光善于画人物鸟兽，顾骏之首创画蝉雀。戴颙"动有楷模"，江僧宝"用笔骨硬"，张则作画新奇，袁倩画出的肖象画十分准确。吴暕"体法雅媚"，谢灵运善于画佛像，刘胤祖工蝉雀，谢稚"擅烈女故实"。这些刘宋时期的画家又被萧齐时之齐高祖收入《名画集》，加以仔细品评，萧齐时的名画家也一时涌现。其中谢赫创《六法》，为中国绘画理论的重要里程碑。宗测善画山水人佛，殷蒨极善画人物肖像，"与真不别"。沈标各种画均不差，章继伯常在寺院画壁画，姚昙度以画魑魅鬼神出名，陶景真善于画孔雀虎豹，沈■之专工绮罗屏幛，丁光之专绘蝉雀。此时的画家又以刘瑱、毛惠远最有名。梁武帝时的名画家以张僧繇为首，此外，焦宝愿"衣文树色，时表新意"，陶弘景笔法清真，萧贲画大规模的山水图，嵇宝钧"意兼雅俗，着彩清新"。解倩、陆整都在佛寺作画，僧威公、吉底俱、摩罗菩提，"均以能画声闻京洛"，梁元帝也有名作传世。陈代画家仅有顾野王以工草虫而较有名。

②　刘心健等：《山东苍山发现东汉永初纪年铁刀》，《文物》1974年第12　期，分析报告见前《考古学报》1975年第2　期李众文。

③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①　《魏书》卷55《刘芳传》。

在以上列举的画家中，以陆探微、顾景秀、宗炳、王微、谢赫、刘瑱、毛惠远、张僧繇最有成就，因陆探微、谢赫、张僧繇将专节叙述，这里介绍其余诸人。

顾景秀，刘宋武帝时的著名画家，早在陆探微之前侍从宋武帝。他善画人物花鸟，尤其在蝉雀上下功夫。宋武帝曾用他画的蝉雀扇赏赐功臣，陆探微、顾宝光见了他画的蝉雀扇，叹其巧绝不已。他的著名作品有《晋中兴帝相像》、《鸂漱图》、《蝉雀麻纸图》、《鹦鹉画扇》、《杂竹样》等。宗炳，字少文，南阳人，自幼年便好琴书，善画，精玄理。不过对当时的政局已经失望，决意不入仕途。宋武帝曾请他出任荆州主簿，但他说："栖丘饮谷，三十余年。"不肯报到。后来宋武帝又"招为太尉行参军，骠骑道怜命为记室参军"，但他"并不就"。①宗炳既然不做官，自然是移情于山水，于是作山水画，而且写有《画山水序》，成为山水画论的名篇。

王微，字景元，山东琅玡临沂人，善书画，而且懂得音律、医方、阴阳术数。由于对当时政局失望，不肯出仕，纵情于山水之间。画山水画出名，且有《叙画》一篇，也是有关山水画的重要理论著作。

刘瑱，字士温，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萧梁时以善文藻篆隶丹青出名，最善于画妇女，时称第一。有《捣衣图》、《吴中行舟图》、《仲尼四科十哲像》、《车服礼器》等作品传于代。

毛惠远是河南荥阳武阳人，曾向顾恺之学习绘马，以善画马与人物故实出名。《历代名画记》载："惠远之思马，与刘瑱之画妇女，并为当代第一。"他的传世作品有《赭白马图》、《酒客图》、《中朝名士图》、《骑马变势图》、《叶公好龙图》等。①南朝画坛以画家多，创作领域宽，创作风格多样为标志，为中国画的发展注入极大的动力，也为隋唐时绘画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①　《中国矿产地一览表》第2　卷下，第75　页，1942年。

①　王奎克等：《砷的历史在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1　期。5。陆探微在南朝画坛，陆探微有着最高的声誉，依谢赫《古画品录》载："画有六法，自古作者，鲜能备之。唯陆探微、卫协备该之矣。"关于他的生平，史书记载不多，仅知他是吴人，常侍从宋明帝左右。萧齐高帝萧道成收集了384　卷名画，将陆探微放在第一名，这便是谢赫《古画品录》称之为"无他寄言，故屈标第一等"的原因。陆探微在画坛活动时间很长，《南史》卷七十五《宗测传》载："（永明三年）侍中王秀之弥所钦慕（宗测），乃令陆探微画其形与己相对。"这说明陆探微至少历宋齐两朝，而且名声甚高。陆探微善于画人物，这与当时士人们相互争夺名誉，纷纷求画自己的肖像有关。陆探微的作品依《历代名画记》载有《孝明帝像》、《孝武功臣图》、《蝉雀图》、《孔子十弟子像》、《捣衣图》、《蔡姬荡舟图》、《斗鸭图》、《维摩图》、《白马图》等共68　幅，其中人物肖像画占总数的六分之五。《唐朝名画录》说："陆探微人物画极其妙绝，至于山水草木粗成而已。"正是说他在这样一种世风影响下，不得不陷入许多应酬活动中，如《叔夜像》就是奉宋明帝旨意所绘。

陆探微在技法上有许多创新，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说："（陆探微）妙绝丹青，长人物故实，兼善山水草木，参灵酌妙，动与神会，其作佛画及古圣贤像，笔迹劲利如锥刀，盖移书法之用笔于画法，自然秀骨天成，体运遒举。"这是将顾恺之所创自然流露、连绵不断的"春蚕吐丝"线条改为刚劲挺拔的锐利线条，既不失顾恺之画法的深沉，又增加了自己的雄健气度，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盼际，所谓笔记周密也。"至于陆探微所创一笔画，又是一种追求简笔墨戏的尝试。

人物形象的生动性，是南朝画家共同努力的方向，陆探微也不例外，俞剑华在其《中国绘画史》中说陆探微之画"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画有六法，自古鲜能足之，至探微得法为备。包前孕后，古今独立。"这里的"秀骨清像"，出自一种写实手法，张光福编著的《中国美术史》说："是在顾恺之的基础上更加典型的概括了当时江南人的一种瘦削型的形象。这种秀骨清像，在同时期的南朝陶俑中可以看到，在敦煌的西魏壁画中也可以看到，如288　窟、432窟中的佛和菩萨，均广额、小颐、秀颈、眉宇开朗、清丽俊秀、神情恬淡，也都是秀骨清像的风格。。。这种来自生活真实的创造，与画家们严肃的创作态度是分不开的。陆探微被赞美为"穷理尽性，事绝言象"，他的创作，不是一种简单的观察、综合、概括的构思与表现过程。"①这样一种从写实中求生动从而传神写照的技法，正是南朝画家普遍追求的目标。

陆探微尽管以画得名，不过，应酬甚多，使他不能不有所回避，于是，他在画当时之人的同时，又更多地去画历史人物，以表现个人内心的选择。通过对被画人的形象来表现被画人的精神，实际是表现画家自身所作的价值判断，这完全是一种艺术的判断，这条由顾恺之开创的道路，在陆探微的创作实践中，开拓得更加宽广。

①　刘兴：《江苏句容县发现东吴铸钱遗物》，《文物》1987年第1　期。6。谢赫齐梁时期，南朝统治者的腐朽与荒淫已达极点，"天子是阿谁，非豕即是狗！"宫体诗一类适应统治者淫欲的艺术作品渐渐成为士人们依附统治者而求谋身晋爵的工具，绘画艺术也不能不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在"永明体"诗歌走向格律化的同时，受宫廷文学与佛教东渐制约的绘画，也出现了建立理论体系的需要，满足这个需要的最得力者，便是谢赫。

潘天寿《中国绘画史》说："谢赫，不知何许人，长人物，尤善写貌。

说者谓其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点刷精研，意在切似，忆想毫发，皆亡遗失。丽服靓装，随时变改。直眉曲髯；别体细微，多从赫始。遂始委巷逐末，皆类效颦。中兴以来，象人为最。有《安期先生图》、《晋明帝步辇图》等传于代。著《古画品录》二卷，创论六法，品第前贤，为世所宗。"由于谢赫本人的绘画作品没有流传下来，关于谢赫的评价，只能根据他对绘画理论的贡献来判断了。

谢赫的主要著作是《画品》，这部著作在宋代开始称《古画品录》，"估计是后世抄录《画品》的人所拟"，①因为从这本书的内容看，谢赫品评的画家，大部分与谢赫先后同时代，能在当时称古代画家者并不多。《画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绘画批评著作，奠定了中国绘画理论批评的基础。由于《画品》各本都题为"南齐谢赫撰"，书中评论到的画家中以卒于梁武帝中大通四年，即公元532年的陆杲为最晚，于是可以定谢赫为由齐入梁时代的人，而且以当时的权威"宫体"画家身份，总结历代绘画经验。虽然谢赫在序中说："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见。"将绘画与儒学政治人生联系在一起，但绝大部分内容是讲绘画的艺术规律，将追求绘画的成功游离出追求政治成功的桎梏，为此，《画品》也是有价值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著作。

《画品》的最大贡献，在于首先提出了"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模移写。自古画人，罕能兼之。"②在这六法中，"气韵生动"构成了南朝绘画所刻意追求的目标。其中"气"，综合地说，"是把一个人的生理的生命力所及于文学艺术上的艺术影响，及由此所形成的形相，都包括在一个气字的观念之内。"至于"韵"，"乃是超线条而上之的精神意境"。③气韵生动，要求绘画作品通过形体动作，姿态的表现，揭示人的内在精神。从理论上看，谢赫的"气韵"这一概念的提出本来是直接源于魏晋的人物品藻的，但对于谢赫来说，这一概念却又与齐梁宫庭绘画的要求结合在一起。谢赫所追求的气韵，并不仅仅是魏晋士人那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度，也不仅仅是顾恺之所要"传"的"神"，而且包括了当时贵族"妇人"的神情风姿。为此，学者们推论："以谢赫为代表的齐梁宫廷绘画对"妇人"们的神情风姿的描绘可能相当之生动，并且也使绘画更接近于日常世俗的生活，但在美的境界上自然要比顾恺之的作品低得多。尽管如此，"气韵生动"较之于顾恺之提出的"传神写照"仍然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因为"气韵生动"包含了上面分析过了的多方

①　《周书》卷23《苏绰传》。

②　《周书》卷45《儒林传序》。

③　《周书》卷38《李昶传》。

面的理论意义，并且突出了美的诉之于直感的特征，它比顾恺之的"传神写照"或"以形写神"的说法要丰富具体。"神"还是一个较为空泛抽象的概念，"气韵"则深入地揭示了"神"在艺术中的具体表现。一切成功的"传神"都应是有"气韵"的，而不能是一种机械呆板的图解。只有这样，"神"在艺术中才能成为有生命的感人的东西。就欣赏者来说，他从作品中所感受到的"神"也不能是某种抽象空洞的观念，而应是充满着意味深长的"气韵"的。从"神"到"气韵"，表现了中国绘画理论和美学的重要发展。"①谢赫说的"骨法用笔"，偏重于对绘画技法的指导。"骨法"源于中国古代相面术用语，泛指人的骨体相貌，与人的品行、命运、遭遇有极大的联系。顾恺之认为"骨法"与"传神"完全一致，谢赫则认为在绘画时"遗其骨法"，同样可以达到对精神的微妙表现。于是，"骨法"不再具有某种神秘的精神意义。这与齐梁时绘画趋向于世俗，重视日常生活中的"情韵"风气有关。齐梁宫廷绘画以画"神女"、"佳人"为主体，几乎不画有重大政治鉴戒意义的人物，这也是"骨法"概念逐渐失去"神明"意义的原因之一。谢赫把"骨法"和"用笔"联系在一起，第一次明确指出了线是中国绘画造型的基础。他在评论画家时说："体韵遒举，风彩飘然。一点一拂，动笔皆奇（评陆绥）"；"画有逸方，巧变锋出（评姚昙度）"；"深体精微，笔无妄下（评顾恺之）"；要求在对人的骨体相貌刻画中重视基本线条，应有书法线条那样一种富于情感和生命气势的力度。这种线条的美不同于西方绘画中一般所说的"笔触"，它具有可以独立于形象描绘的特殊审美价值，是构成中国绘画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正因为谢赫要求用笔能准确刻画出对象的形体，又具有书法艺术那样一种骨力，于是使得绘画成为在生命与精神的运动中去寻找美的实践。这在中国美学史上，也是具有相当价值的深刻见解。

谢赫所说"应物象形"，显然是重视对描写对象的客观反映。画上的"形"与实际生活中的"物"相一致，使得绘画作品进一步接近现实。谢赫所说的"随类赋彩"，是受外来画风影响，提高色彩在画面上的地位，他注意色彩效果，批评笔不胜色的现象，在当时是一种创新意识。至于"六法"中的"经营位置"和"传移模写"，即是中国绘画的表现技巧，也是作为艺术家的基本练习。

谢赫的"六法"是从他个人的绘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谢赫的时代，山水画、花鸟画虽然已经产生，但较之于人物画，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所以谢赫的理论，实际上是针对人物画而言。由于人物画包含了一切题材的绘画在创作技巧上不可缺少的各个方面，并且对每一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谢赫的总结不失为全面而简明的结论，使得本来是针对人物画而言的"六法"具有了对一切题材都可以适用的普遍意义。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六法精论，万古不移。"实际是说"六法"为一切绘画不可缺少的创作技巧的几个基本方面是必须遵守的，这些基本方面后来随绘画发展必然得到不断的丰富，却不可忘记它被首次确定的意义。

谢赫的弟子中以"性尚铅华"的沈标和"见赏春坊"的焦宝愿最出名，这一批"宫廷派"画家就作品而言，并没有精采内容流传下来，而且"细密精致而臻丽"的画风，渲染了淫靡奢侈的宫廷生活。不过，就艺术技巧理论

①　《周书》卷30《于翼传》。

而言，却又是极有价值的。为此，谢赫并非以作品在历史上扬名，他确实是以"六法"理论赢得个人的历史地位的。

7。张僧繇齐梁宫廷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大量输入外来绘画技法与文化内容。以色彩为主的新画风代表着西域文化对内地的重大影响，佛教人物故事画更大为拓展了当时艺术家的创作领域。稍后于谢赫的姚最在其《续画品录》中评介了二十位画家，最推崇的便是张僧繇，还有稽宝钧、聂松、焦宝愿及三名印度画家，说他们最大的优点在于"赋彩鲜丽，观者悦情"，"衣纹附色，时表新异，点黛施朱"。看来，注重色彩变化，成为张僧繇所代表的一种新的艺术风格。这也是他成为由魏晋南北朝绘画向隋唐绘画转化时期的代表人物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僧繇是梁武帝时期的名画家，在这位三度舍身同泰寺的皇帝执政时代，"尤工道释人物"的张僧繇有着极大的活动空间。潘天寿《中国绘画史》说："张僧繇，吴人，天监中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历右军将军，吴兴太守。善绘画，尤工道释人物，骨气奇伟，师模宏远，精备六法，与顾陆并驰，称六朝三大家。武帝崇饰佛寺，多命画之。所图寺塔，超越群工，朝衣野服，古今不失，奇形异貌，殊方夷夏，实参其妙。如定光如来维摩诘像，尤为妙绝。"张僧繇以佛教内容的绘画改变了前代造型方式与细密作风，吸收外来文化因素而形成新的艺术风格。依姚最《续画品录》载，张僧繇一生辛勤作画，对技艺精益求精。他"俾昼作夜，未曾厌怠；惟公及私，手不释笔，但数纪之内，无须臾之闲。"依学者们研究判断，张僧繇对自己的艺术创作强调两个方面："第一，既不为传统的艺术所束缚，对于外来艺术也不生搬硬套，这就是姚最评他的画所说的"殊方夷夏，实参其妙。"第二，他在处理佛教艺术题材时，总以"世俗性"为前提。据北宋米芾《画史》载："《梁武帝翻经像》在宗室仲忽处，亦假顾笔。《天帝释像》，在苏泌家，皆张僧繇笔也，张笔天女、宫女，面短而艳，顾乃深靓，为天人相。武帝作居士服，反唇露齿。宫女四人，擎花，后四武士持戈剑，发如神也。"可见所画天女、宫女如同一个模特。"①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张僧繇的绘画创作体现出超迈前代的特征。何况，他以画佛教人物为主，又摆脱了齐梁宫廷画家的淫靡作风束缚，于是得以实现独树一帜的创造。

张僧繇的技法据文献资料所载和当时画风推测，大约有如下三个特点：①在色彩上，吸收外来影响，依《建康实录》所载："一乘寺，梁邵陵王纶造，寺门遍画凹凸花，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造，远望眼晕如凹凸，近视即平，世咸异之，乃名凹凸寺云。"可见他善于渲染，并且适当地强调了形象的立体感，由于他应用"凹凸花"得其法。因此后世相传他创造了一种"没骨"的画法，所谓"没骨"就是不用轮廓线，是完全用色彩画成的。

②改变了顾、陆以来的瘦削型的形象，而创造了比较丰腴的典型。我们从张怀瓘的评语："象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可以推想出张僧繇的人物造型，富于肌肉的肥胖感。所谓"面短而艳"也是与"秀骨清象"相对而言。我们从这一阶段的造像陶俑来看，也改变了瘦削型的作风，出现了丰腴的形象。我们还可以从敦煌的北周壁画中，看到那种广额丰颐的北周新样。在北朝的雕塑艺术中，不论佛与菩萨均由瘦长的脸型向半圆

①　《太平御览》卷三四五引。

型转化，出现了丰腴的形象。这都证实了这个时代的统一画风，是艺术家们互相影响，共同创造的结果。

③改变了细密的描写，而代之以豪迈疏朗的风格。张彦远说张僧繇用笔："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盼际，所谓笔迹周密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张僧繇这种"疏体"的画法，继承了汉代的传统，达到了新的阶段。①张僧繇的作品在梁代即得推崇，梁明帝曾命令他在天皇寺柏堂画卢舍那佛，他加画孔子及其弟子像。梁明帝问他："为什么要在佛寺中画孔子像？"他回答说："以后或许有用。"等到周武帝灭佛时，令焚毁天下寺院，唯独喜爱天皇寺柏堂的《孔子像》，下令保存天皇寺。可知张僧繇画技影响之大。张僧繇画龙常不点睛，说是怕龙点睛后飞走。以后唐代大画家阎立本、吴道子都接受了张僧繇的影响，张僧繇可以说是结束顾恺之、陆探微画法，开隋唐绘画风格先河的大家，于是成为魏晋南北朝诸画家中具有总结性地位的士人画家。

①　此节基本观点采朱大渭师之成说，见《文史知识》1989年第5　期。

（四）画风与画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古代美术理论，具有奠基性的地位和影响。在此之前的论述，散见于孔子、韩非子、《淮南子》、王充等人的著作中，既无专著，也混淆绘画与文学的区别。自魏至东晋顾恺之时代，强调绘画的鉴戒作用的画论不断出现，在人物绘画旁边的赞语，一时成为影响画风的指导思想。顾恺之时，人物内在的心灵世界已经宣泄到了画上，与玄学和佛学相联系的平淡自然之美，改变了汉代绘画那种雄强的气势。挤满画面的天上、地下、人间共一作品渐渐被意境深刻的某个人物画所取代。结果，从顾恺之开始，经过刘宋的宗炳、王微，南齐的谢赫，南陈的姚最等人相继努力，开辟了中国绘画理论的新领域，使绘画艺术实践很早就置于理性指导之下。由人物画向山水画的过渡，便由深刻的历史背景走向艺术家理想追求的空间。1。前期画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以东晋顾恺之这样的成熟士人画家出现为标志，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绘画既然与当时人物品藻有密切关系，于是绘画理论也无法脱离对人生的思考。当然，画论毕竟与绘画作品不一样，思想的艺术与点线、色彩的艺术总要划出不可逾越的鸿沟。

魏晋南北朝的画论是以"画赞"开始的。所谓"画赞"，起于西汉，至东汉普遍流行，其做法是在所画人物人像旁边向所画者发出"赞语"，以明鉴戒的意义。最早的解释可见曹植所作《画赞·序》："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①看来自东汉后期开始的世家大族品评人物风气，已渗入到绘画活动中。曹植认为欣赏人物画并非欣赏其艺术手法，而是欣赏画中的人物，即绘画的主题，这样一来，绘画便成为一种教化手段，即成为与儒学经典同样相关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生活准则。这种见解在何晏《景福殿赋》中又得到强调，他说："悦重华之无为，命共工使作绩。明五彩之彰施，图象古昔，以当箴规。椒房之列，是准是仪。观虞姬之容止，知治国之侫臣。见美后之解佩，寤前世之所遵。贤钟离之谠言，懿楚樊之退身。嘉班妾之辞辇，伟孟母之择邻。"由于绘画的直观性比文字强，易造成情感渗透，所以西晋时陆机宣布："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②绘画的"形"一旦有要说的话，画中的形便也就有了"神"，这正是中国绘画形神兼备的由来。

魏晋时强调绘画鉴戒作用的思想不断延续，王羲之的叔父王廙对王羲之说："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吾余事虽不足法，而书画固可法。欲学书则知识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③这里一方面提出"画"与"书"都是"吾"自己的事，并非是向统治者换饭吃的工具；另一方面，还是宣扬学书、学画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更能符合封建道德行为规范。于是绘画从个人的生活情趣走向社会群体的共识，成为封建道德教育的一种补充。只是魏晋以降玄学、佛学的兴起又促进了个性思想的发展，在绘画领域内，个人的见解又容易表现，于是王羲之这样的艺术家又要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观点。他在一封信中说："知有汉时讲堂在，是汉和帝时立此。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画又精妙，甚可观也。彼有能画者不？欲摹取当可得不？须具告。"①《益州名画录》认为这是晋太康中益州刺史张收所画，地点在成都，宋郭熙《林泉高致》认为所画"灿然满殿，令人识万世礼乐，故王右军恨不克见"。但王羲之在信中强调的是该画技艺"精妙"，不去注意画的内容，显然是与当时的画赞风气有了一点区别。正因为有这样一种个体的创造精神，魏晋南北朝的士人绘画，才显露出超迈前代的生机。

①　朱家栋：《江西陶瓷考古综述》，《景德镇陶瓷》1989年第1　期。

②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等：《江西罗湖窑发掘简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③　《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　页。

①　杜玉生：《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年第12　期。2。画品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加入到画家队伍中，使得绘画实践分为作品与评论两大体系。如同诗有"诗品"，文有"论典"与"文心雕龙"一样，画也出现了"画品"。"画品"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为评论画家，名士们评价高的画家，可做朝廷命官，也可以得到统治者特殊的优越待遇。另一为评论作品，名士们推崇的作品往往成为统治者收藏的对象。南齐高帝肖道成收藏画达348　卷，以优劣为差，分成42　等，包括古来名手陆探微至范惟贤共42人的作品。

"画品"既然是名士们评论画家与作品，评论者自然也是善画或懂画之人。魏晋南北朝有关"画品"的著作很多，但能作为依据的，只能是懂画的名士的作品，主要有顾恺之的《魏晋胜流（名臣）画赞》、谢赫的《古画品录》、孙畅之的《述画记》、姚最的《续画品录》等。这些"画品"著作对于魏晋南北朝绘画艺术成就的取得，有着重要的作用。

顾恺之的《魏晋胜流（名臣）画赞》主要是品评具体的绘画作品。在他所品评的19　幅画中，既有总体标准，即"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此以巧历不能差其品"①。又有具体每一幅画的优劣处。如评《醉客》画说："作人形，骨成而制衣服幔之，亦以助神醉耳。多有骨俱，然蔺生变趣，佳作者矣。"主要是肯定该画有骨力，简捷而准确地把握了醉客的精神，又通过衣衫的位置，渲染了"醉"的程度。再如评《列士》画说："有骨俱，然蔺生恨意列（似应为"急烈"），不似莫贤之慨，以求古人，未之见也。然秦王之对荆轲，及覆大兰（应为"乃复大闲"），凡此类，虽美而不尽善也。"显然是认为这幅画没有把握住古士人的精神，所以虽然画面很美，技巧也不错，却不能说是完美的作品。又如评论《壮士》这幅画："有奔腾大势，恨不尽激扬之态。"意思说这幅画只表现了壮士的形体动作，却缺乏壮士的情感。还有评论《嵇轻车诗》："作啸人，似人啸，然容悴不似中散。处置意事既佳，又林木雍容调畅，亦有天趣。"对这幅画中的嵇康，认为是失败之作，完全没有嵇康的风度。不过周围的环境，却又与高士相协调，符合自然情趣，这是其成功之处。这些言简意赅的评语，既反映出顾恺之对绘画技法的深刻理解，又在指导当时画风的演变。这种"画品"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

孙畅之的《述画记》，今已散失，但从《历代名画记》、《水经注》、《太平御览》所引遗文，仍可以了解其大致内容。孙畅之活动于南朝宋梁时期，在《述画记》中，引述了画家的故实或生平传记材料，如王献之条说："王献之少有盛名，风流高迈，草隶继父之美，丹青亦工。桓温尝请画扇，误落笔，因就成鸟駮牸牛，极妙绝。又书《牸牛赋》于扇上。此扇义熙中犹在。"此外，《述画记》不以画家的名声地位论画，或以画论画，或以事论画，或依据见闻谈画家，著书体例接近于"画史"，显得别出心裁。

谢赫的《古画品录》大约完稿于梁大通四年（公元532年）以后，其中提出的"六法"为中国绘画理论的界标之一。此外，他以"六法"标准评价画家，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如他品评卫协时说："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迨为兼善。虽不备该形似，颇得壮气。凌跨群雄，旷代绝笔。"

①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　页。品评曹不兴时说："不兴之迹，殆莫复传，唯秘阁内一龙而已。观其风骨，名岂虚成。"他品评画家以优劣为差，第一品五人为陆探微、曹不兴、卫协、张墨、荀朂，显然有迎合齐高帝的观点的用意。虽然谢赫所选择的品级并不代表历史的结论，不过他既然提出了一个"六法"标准，便有超过其它人全凭个人好恶的理由。于是，以画的优劣来定品级，本身在历史上便是一个进步。

姚最的《续画品录》是谢赫《古画品录》的续编。姚最大约生于梁武帝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卒于隋文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他的著作基本可以包括谢赫以后的南朝画家。他仍以"六法"品评人物、作品，不过在列举品类时，还是要考虑画家的职位出身，这又是对谢赫以画本身的质量为标准的办法的一种倒退，如梁元帝便被放到了第一位。不过姚最又在谢赫《古画品录》上有所发展，他坚持"画有六法，真仙为难"，对"俗"与"鲜丽"画风充分肯定。他不满意谢赫将顾恺之评价甚低的作法，说："至如长康之美，擅高往策，矫然独步，始终无双。有若神明，非庸识之所能效；如负日月，岂未学之所能窥。荀、卫、曹、张、方之蔑矣；分庭抗礼，未见其人。谢云声过其实，良可于邑。列于下品，尤所未安。斯乃情有抑扬，画无善恶。始信曲高和寡，非直名讴，泣血谬题，宁止良璞。将恐畴访理绝，永成沦丧，聊举一隅，庶同三益。"在这里，姚最对顾恺之作了极高评价，认为无人能比，并说谢赫所作结论是"情有抑扬"，即全凭主观偏见。姚最强调艺术创作应尊重画家不同的个性，"岂可求备于一人"。他同时又极为推崇谢赫的写生技巧，认为谢赫的写生与顾恺之的"神"都是绘画艺术追求的目标。

"画品"以舆论影响画家与画风，是艺术创作成就高低的参数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品"实际有两条标准，一是顾恺之的形神结合的标准，另一是谢赫的"六法"标准。实际上，形神结合是中国古代绘画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而"六法"则是为了达到这一境界所提出的具体要求和方法。这是一个完整体系的雏型，中国历代画家与美学理论家，都在为了完善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锲而不舍，从而走出了中华民族精神指示的道路。

3。山水画论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画相较人物画刚刚抬头，可是，山水画理论便迫不及待地产生，以表述移情于自然的士人们，实际是热烈地关怀着与他们个人有密切关系的士人群体的人生。在魏晋玄学风气影响下的人伦品藻，先转为绘画中顾恺之的"传神写照"，再转为谢赫六法中的"气韵生动"，都是以人为中心进行演变。但自竹林名士开始，玄学已以《庄子》为中心，人与自然的融合，是士人们所体会的《庄子》精神，其价值决非人伦品藻所能企及，于是，山水画将自然引入士人的人生，实在是一种激发士人内心隐情的手段。相对谢灵运那样"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登蹑"①，士人直接描绘山水，品评山水，应当说轻松得多，便当得多，也普及得多，因为追寻山水之美，也是需要有些条件，甚至付出耽误仕进代价的。以山水画来显示个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便在魏晋以降的士人中成为一种玄学修养程度的体现了。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已经体现出这样一种创作倾向，稍后的宗炳与王微，便成为中国山水画论的奠基人。

宗炳，字少文，生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三年（公元375年），死于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南阳涅阳（今河南镇平）人。祖父宗承，官至宜都太守；父宗繇，曾为湘乡令。他长期坚持不做官，"刺史殷仲堪、桓玄并辟主簿，举秀才，不就。"②后来刘裕起用他为主簿，他也没有就任。一生"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③正因为有这样长期的游览山水、描绘山水的实践，因此才会有《画山水序》这样一篇论著流传下来。

宗炳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曾与何承天辩论儒佛，不过他的《画山水序》却是"以玄对山水"，庄子的思想渗透全文，形成他真实思想的结晶。他说："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川，质有而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洞、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夫圣人以神发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这里将圣人作为贤人的陪衬，以为山川的形质可以作为道的供养之姿，贤者在山水间游玩可以与道相通，即获得精神方面的艺术性自由解放。宗炳因为"眷恋庐衡、契阔荆巫"，又认为"老之将至"，不可能长期留驻山中，于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画山水成了满足人想生活于山水之间的要求，这正是山水画最基本的价值之所在。宗炳又说："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全。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无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这是他对山水画的深刻认识，他所说的"神"，与庄子反复强调的"道"，其实都是感官上无从把握的。不过，山水与山水画，却可以成为"神"或"道"的具体形象，即所谓"栖形"。因为山水可以入画，所以栖息于山水之形里的神可以感通于绘图之上。宗炳画山水，便是游山水；游山水，又是对"道"的心领神会。徐复观说："庄子的道，从抽象去把握时，是哲学的、思辨的。

①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6》。

②　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1》。

③　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1》。

从具体去把握时，是艺术的、生活的。。。竹林名士中之重要人物，他们由玄心而过着旷达的生活，一方面是不拘小节而依然守住人道的大坊；一方面他们寄情于竹林及琴、锻、诗、笛等艺术之中，使其玄心有所寄托。但这些寄托，仍未能摆脱人世，便在名教与超名教之间，不能不发生纠葛。只有把玄心寄托在自然，寄托在自然中的大物--山水之上，则可使玄心与此趣灵之玄境，两相冥合；而庄子之所谓道--实则是艺术精神，至此而得到自然而然的着落了。"①从这个意义说，宗炳的《画山水序》，是以艺术家虚静之心观物，将自己的人生体验，融入美的对象之中，从而忘掉人世的功名利禄，获得精神的自由解放。山水画与《画山水序》的出现，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在士人生活中艺术性的落实。

王微的《叙画》，出现时间与宗炳《画山水序》大约同时，内容与意义也大致相同。王微字景玄，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生于东晋安帝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死于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一生仅短暂的29年。王微出身于王氏大族，可以优先仕进，曾任司徒祭酒、太子中舍人。不过，士族地主间的政治倾轧使他不满现实，尤其在王家政治地位下降后，更产生与权贵分离的倾向，终于辞官闲居，"常住门屋一间，寻书玩古，如此者十余年。"①他具有多方面才能，"少好学无不通览。善属文，能书画，兼解音律、医方、阴阳、术数"。在文学方面有较高造诣，钟嵘《诗品》将王微的诗列为中品。《叙画》虽然是王微讲山水画的论著，其意义却不限于绘画艺术，其中的美学思想，也有承前启后的价值。

根据学者们研究所示：《叙画》的作用与宗炳《画山水序》大致相同，不过，又有三点独到的见解。第一是把山水画完全从实用中摆脱出来，使其具有独立的艺术性；这样，使山水画区别于古籍中的图经。第二是指出了人们之所以爱好山水，加以描绘，是因为在山水中人可以得到"神飞扬"、"思浩荡"等精神解放感受。这是山水画得以出现的最基本的条件。第三是通过山水之形去把握山水之灵，指出人体之美，毕竟是由人的自身赋予限定，人既然有个性，就要为个性所限定。而山水本身是无限的、无个性的，所以可以由人作自由地发现，因而由山水之形所表现出来的美是由有限通往无限的境界。"如果说孙绰是"以玄对山水"慧远、宗炳是"以佛对山水"，那么王微可称之为"以情对山水"。而且这情已不再具有过去那么浓厚的玄学、佛学的色彩了。"①山水画与山水画论的兴起，在魏晋南北朝艺术史上是一件大事，士人们所把握的中国艺术精神，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相对自由活动的空间。无限的自然，可以任有限的生命去自由驰骋，这正是埋藏于士人心底的理想境界。这是一个与现实中战祸深重、人民流离失所截然不同的境界，与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颇为类似，但又可以直观。玄学中那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道"就是这样通过绘画而跃然纸上，形成了一个充满创造性的艺术天地，一个士人可以寄身心性命于其内的世界。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轨迹，在这时表现得是如此明显。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艺术是一个用跳跃的线条与绚丽的色彩组成的五

①　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第2　期。

①　《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世祖纪上》、卷7《高祖纪》、卷8《世宗纪》、卷89《儒林传》。

①　《魏书》卷4《世祖纪下》。

彩缤纷的世界。充满艺术家个性特征的作品保存在丝路古道的佛窟与文献典籍的记载中，相映争辉，永远激发后人的情感，也永远促使后人去不断思考与求索。

三、雕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雕塑作品在今天还保留甚多，主要集中于帝王陵墓前的石刻与沿丝绸之路推进的佛窟中。由于犍陀罗艺术随佛教东传，西方石刻雕塑艺术的许多因素也融入中国雕塑艺术之中，使得这一时期的雕塑作品千姿百态，既有雄浑、粗犷的作风，又不乏华丽、神秘的装饰。一大批不知名的中国各民族艺术家，在相对自由的雕塑艺术实践领域中，尽情地抒发他们的情感，从而出现了至今仍使人叹为观止的恢宏成就。虽然雕塑家没有留下见诸文字的理论作品，但面对那些流传至今的文化遗产，仍能看清这一艺术形式发展的脉络。

（一）陵墓石刻陵墓石刻是区别于佛窟艺术的中国传统艺术作品，却又因丝绸之路开辟而大量吸收西方文化因素。其代表性的作品包括陵墓前的大型雕刻和墓葬中的石棺、陶俑等。南北朝的政治分裂并不能取代文化上的趋同，于是，这一时期的陵墓石刻有着明显的共性。

1。十六国北朝陵墓石刻中国古代陵墓前置石刻人马始于西汉，一般的说法是汉武帝为表彰霍去病的战功，令将陪葬茂陵的霍去病墓筑成祁连山形状，周围散置各种石刻动物，或象征他所统率的军队，或象征他所打击的敌人。不过自从丝绸之路开辟后，西方文化内容不断进入中国，波斯帝王陵墓前用大型石刻动物守陵的信息也传入中国的国都长安，进而辐射全国。日本学者伊东忠太著《中国建筑史》说："陵墓建立石人，亦见于史籍。今曲阜之瞿相圃有石人，曲阜旧县南八里为鲁诸王之墓域，恭王余及其子孙葬于此，有大墓二十余，石兽四，石人三。。。四川方面汉代之遗迹亦不少，据《石索》所载，新都县北十二里官道之西，汉兖州刺史王稚子之墓前有阙一对，今已不存。"就目前考古发掘的实物看，石兽在东汉陵墓前已经确立，山东嘉祥东南武氏祠石阙前一对石狮依铭文为公元147年建造，可以确信东汉中期以后，中国陵墓已仿效波斯阿塔萨斯（Artaxerxds）宫前石刻形式设石兽。公元209年建造的四川雅安汉高颐墓前石狮，胸旁有肥短的飞翼，更是对波斯阿塔萨斯宫展翅式三叠飞翼狮的简化。比高颐墓稍晚的三国蜀汉魏延墓前曾有石马，现存陕西汉中博物馆。这些陵墓前的石刻人兽，便成为十六国北朝时期陵墓石刻产生的基础。

十六国北朝陵墓石刻艺术作品今天并不多见，却仍然显示着文化融合的时代特征。现藏西安碑林的"大夏石马"，是十六国时在陕西横山县建大夏国的匈奴人赫连勃勃墓前石刻，这匹马用了西汉茂陵陪葬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石刻那样一种不完全性圆雕作品形式，以粗犷、简捷的刀法，雕出了马挺胸昂首的形态，而且利用石块的自然起伏表现马的肥壮。这正是匈奴文化、西域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西安碑林石刻艺术室所藏西魏文帝永陵石兽，也有与"大夏石马"共同的粗犷特征，几乎借助石头本身的形状顺势雕成，但石兽体态庞大，肥硕而厚实，却是那一时代鲜卑人所崇尚的作风体现。

石柱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和华表、望柱属同一类型，东汉时中山简王刘焉墓前有立石柱为标志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陵墓石柱成为石刻雕塑艺术品，山东临沂发现的延熹年间瑯琊王相的墓表为希腊式凹纹石柱，上有横条，刻有飞人。北齐大宁二年（公元562年）建于河北易县的义慈惠墓石柱，柱身作不规则的八棱面，柱顶有石屋，覆莲座柱础，基本是中国传统艺术式样。不过柱顶石屋的基础，亦即柱顶盖板的底面，由柱础仰视可以见到，在刻有莲瓣的四周之中，还有许多圆环、套环和宝珠等装饰花纹出现的图样，这种式样与萨珊（波斯）式的联珠纹实无两样，只是联珠中央套环内并无图象而已。①日本学者伊东忠太也从陵墓石柱的共同点方面推论中国南北朝陵墓形制大同小异。他说："北朝系陵墓之形式，虽未见其完备之遗例，但与吾人以绝大之暗示者，为收藏于洛阳存古阁之石柱断片。柱上不用沟槽而用胡麻壳，上施绳带而于其上置题额，。。此石柱为北朝遗物无疑。。。或谓此柱之式样为南朝之式，。。予则由此断片认为当时陵墓之制，南北同式。至于周汉陵墓之制，何故一变为南北朝之式，原未敢遽下断言，要之西方乃至印度之

①　周仁等：《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1　期。文物，与佛教同时传入，遂变化其细部之手法，是为重大之原动力。"②十六国北朝陵墓石刻遗物，是当时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实证材料，因此，这些雕塑艺术品的价值超出了它们作为艺术品的范畴。

②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中国古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2。东晋南朝陵墓石刻东晋南朝陵墓石刻，被后人称为六朝石雕，这是魏晋南北朝雕塑艺术成就的重要反映。这些陵墓石刻主要集中在南京、丹阳、江宁、句容县境约有35　处，以各类石兽与石柱显示其独特的艺术风采。

石兽有天禄、辟邪、狮子等，以南京宋武帝刘裕陵前石麒麟，陈文帝陈蒨陵前石麒麟、天禄，丹阳梁武帝萧衍陵前石麒麟，南京梁萧秀（萧衍弟）墓前石狮最为突出。石麒麟显然受波斯艺术风格影响，双角者称辟邪，独角者称天禄。无论是麒麟还是狮子，胁下均如波斯、西亚陵前石兽一样有飞翼，而且形态、纹饰均不一样，或呈波浪形，或呈浮云状，或呈鱼鳞状钩形，与波斯、西亚翼兽并不完全相同。这些石兽姿态生动，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尤其以气魄雄伟而震撼人心。梁武帝萧衍陵前石麒麟高2.7　米，长3.32　米，腰围2.4　米，以整体巨石雕凿，纹饰精美，显示着艺术家的气魄和信心。南京陈武帝陵前翼兽，高约3　米，体形特壮，昂首挺胸，张口吐舌，相当威猛雄健。造型的夸张手法，运用得当，取得了强有生命力的艺术效果。①这些吸收了中亚、西亚文化因素的石刻艺术作品，对于后来的中国陵墓建置有重大影响，麒麟、石狮作为外来的瑞兽在中国帝王陵墓前供职，显示出四海统一与四夷柔顺的气氛。

东晋、南朝陵墓前的希腊式石柱，更是吸引人的艺术作品。这种石柱在梁武帝萧衍父萧顺之建陵前面，萧衍侄萧景墓前面，萧衍弟萧秀墓前面，最为突出。虽然石柱大多残缺，但仍能看出大致形态。柱高约7　米，柱顶是中国固有的承露盘，直径约2　米，正面和下垂的边缘都刻有莲瓣，盘上有小石兽的立体雕像，形制大略和陵前有翼兽相仿。承露盘下柱前有石板一方，刻墓主名字。这种希腊式石柱经过波斯、印度加工，已成为仿阿育王时代兴建的拉里耶纳达加（Lauryia-Nandangarh）石柱。日本学者伊东忠太记述江苏句容县梁南康简王之神道石柱说："柱之上部，不作深沟，而雕出细胡麻壳，其上冠以如笠之盖。其大据目测直径约四尺六寸左右，高约一尺八九寸，轮廓为压扁之钟形，表面雕有莲花，其瓣数似为十八。盖之顶上，立狮一匹，张胸垂尾，开口吐舌，高约二尺五寸，长约三尺。自地上至狮头上端，总高约十六尺五寸。。。然则石柱由何地传来乎？予认为印度式。印度自阿育王以来，每随佛教建筑而建立石柱。印度之石柱，多于高圆柱上冠以波斯印度式钟形之柱头，上载灵兽与轮宝。灵兽中以狮子为最多。萧侍中之石柱可认为具备印度式之条件，此终不能认为由中国固有之汉代石阙变化者。"①这些石柱既然是犍陀罗文化东传的内容，自然将中国的南方各地也纳入当时东西方文化大交流的体系，虽然南方各地相较北方丝路沿线接触西域文明较少，却并不乏引进、吸收、创造的风貌，南朝诸帝王陵墓前的石刻便体现出这一特殊的历史潮流冲击下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虽然处于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状态，文化艺术上的统一性，却并没有更改。

①　《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惠基传》。

①　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3　期。（二）石窟雕塑艺术石窟雕塑艺术作品，是魏晋南北朝保留至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佛教沿丝绸之路向中国内地传播的过程中，佛教石窟成为佛教东渐的一座又一座里程碑。古印度北部的犍陀罗艺术与今印度新德里东南一带的秣菟罗艺术均在这一时期随佛教东渐而进入中国，对中国传统雕塑艺术产生重大影响。诸如甘肃永靖炳灵寺、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河南巩县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河北峰峰矿区响堂山石窟、河南安阳灵泉寺等，较多采用印度式石刻雕塑，新疆古龟兹区、古焉耆区、古高昌区诸石窟和河西走廊上诸石窟，因为石质疏松，不易保存，多改用泥塑形式，形态更具中外文化合璧之势。正是这些保存至今的雕塑作品，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交流的水准，以及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突飞猛进的过程。

1。石窟造像的演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窟雕塑艺术作品以造像为核心内容。造像艺术源于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公元前273年-前232年），以输入希腊石雕神像手法雕刻佛像，形成了犍陀罗艺术的基础。早期佛教雕刻艺术品有鹿野苑（Mrgadàla）、蓝毗尼（Lumbini）、王舍城（Rajagrha）石柱和巴拉巴尔石窟等，继之而起的北印度巽伽王朝（公元前185-前73年）、南印度安度罗王朝（公元前2世纪-公元3世纪）时又有帕鲁德塔（Bhārhut）、桑奇大塔（Sānchi）、普提伽耶石雕（BudahaGayā）、巴查石窟（Bhāja）、阿玛拉瓦提（Amarāvati）石雕等重要遗产，说明造像艺术在印度已普遍使用。公元1世纪，大月氏人占领印度西北部建立贵霜帝国，定都犍陀罗（Gandhàra），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与毗邻的阿富汗东部一带，贵霜帝国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大力提倡佛教，仿造希腊神像直接雕出佛陀形象，犍陀罗艺术由此成型。犍陀罗造像脸呈椭圆形，眉细长，鼻修直，眼窝略凹，薄唇，波浪状发式，具有典型希腊风格。头顶上的肉髻，眉间的白毫相和头后的圆光，则表明了佛陀的印度身份。佛陀面部表情宁静而庄重，流露出沉思内省的神态。肩宽体壮，身披袈裟，衣褶厚重，似为毛质厚衣料，具有印度西北部地区的特征。公元2世纪中后期，印度秣菟罗（Mathura，今新德里东南）一带受犍陀罗艺术影响雕凿佛像，其造像特征为面相方圆，眉筋隆起，嘴唇较厚。头发剃光，肉髻作螺施形，身着偏袒右肩的袈娑，衣纹轻薄贴体，显得肩宽胸实，肌肉匀称。身后圆形背光上雕以精美的装饰图案。随佛教东渐，犍陀罗艺术与秣菟罗艺术均进入中国，导致中国的佛教造像结合本民族文化传统，不断发生变化。

新疆地区的佛教石窟，由于石质疏松，多以泥塑建佛陀造像，其中以库车县为中心的古龟兹区诸佛窟，为佛教东渐最早石窟，其中塑像较多保留印度犍陀罗艺术特征，拜城克孜尔千佛洞47　窟发现了高达16　米的大佛塑像遗痕，①曾引起国外学者惊讶，日本学者长广敏雄称："可以想象得到它与巴米羊大佛的关系。"②新疆喀什附近盘陀城遗址发现的大量佛教人物头像，出现西域各族人的特征，更体现出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十六国时期的雕塑在敦煌莫高窟和永靖炳灵寺还有保留。炳灵寺西秦石佛以站立姿态，身著质地轻薄的袈裟，紧贴身体，显露出匀称的肌肉。敦煌275　窟北凉佛，主像和壁龛均为"莲花跏"弥勒菩萨，大约与禅修中弥勒决疑有关。主像头戴化佛冠，发披双肩，袒胸露臂，项饰璎珞，腰束羊肠裙，坐双狮座，仅存左手，作"与愿印"。神情庄静，体魄健壮，这是目前可以肯定的十六国时期塑像的代表作。

北魏以后，雕塑有了重大发展，敦煌、麦积山雕塑仍以彩敷泥塑为主，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邯郸响堂山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皆以石雕造像显示其巨大的艺术魅力。依美术界一般说法，北朝的雕塑，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魏建都平城（山西大同市）时期的作品，以云冈昙曜5　窟和5　窟、13　窟作品为代表。这时因造像稿本从犍陀罗直接传

①　《文选》卷四十。

②　据石声汉选释《齐民要术》选读本，农业出版社1961年版；1956年中华书局本《齐民要术》作"用炭易练而丝韧"。不作"用盐"疑误。

来，于是犍陀罗艺术风格明显。不过，佛、菩萨、罗汉、飞天的面相多作圆胖脸型，显露出"慈祥和悦"神态，部分佛、菩萨略带微笑。麦积山的北魏泥塑更以造型准确逼真，富于情感流露而著称。从佛像服饰看可分为两种，一是袒露右肩，里面穿"僧祗支"，外面披袈裟式偏衫，下身著裙。另一是穿通肩大衣，盖在双臂上，看不出内衣的样子。菩萨服饰类似印度贵族与富人服饰，上身袒露，首饰很多，下著羊肠大裙。此时的造像，多注重主要形态和精神，不大追求细部。艺术家往往把表现轮廓的线刻和表现体积凹凸的圆雕结合起来。线刻表现的是视觉，圆雕表现的是触觉，这是中国艺术传统技法与犍陀罗艺术早期结合的产物。

第二阶段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随汉化政策深入推行，雕塑也以洛阳龙门宾阳洞、古阳洞、莲花洞，云冈石窟6　窟，敦煌437　窟、259　窟，麦积山148　窟、76　窟为代表。这时的造像，面像瘦刮，菩萨广额，小颐，秀颈，眉宇开朗，神情恬淡，飞天清丽俊秀，飞扬动荡，可见南朝绘画人物的一些特征，应是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进一步结合的产物。从造像衣饰看，绝大多数穿上新装，由袈裟式的偏衫，发展为方领下垂、宽衣博带式的外衣，里面仍为僧祗支和裙，裙带作结，有的一条下垂，一条甩在左腕上。菩萨多如当时汉族妇女流行的搭臂披帛，由两肩下垂交叉于两腿间，然后上卷肘部，再驱向外面。晚一些的菩萨在披帛交叉的地方多穿一环，然后上卷。雕刻技法除阴刻线与凸起线外，又增加了平阶梯式花纹。

第三阶段为北齐、北周时期，佛与菩萨的面像由瘦长型向丰圆型转化，头发为小的螺旋形。佛的庄严，菩萨的慈祥，力士的狰狞，弟子的和悦，都较为固定。从服饰上看，佛的上身改为搭双肩的袈裟式外衣，裙带作小结；菩萨服式更为艳丽。雕刻技法趋于和缓，衣纹稀疏，平阶梯形式衣纹浅薄，部分造像出现新式凸起线条，为唐代雕塑开辟了新的途径。

石窟造像的演变，反应了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日益结合的过程，也体现出中国雕塑艺术日趋成熟的发展轨迹。正是这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硕果，构成了魏晋南北朝艺术给人以极其深刻印象的原因。

2。敦煌莫高窟彩塑塑像是敦煌莫高窟诸石窟的主体。在现存39　个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窟中，有精采的内容影响后来的创作者。由于莫高窟所在鸣沙山属于第四纪玉门系砾岩层，石头质地疏松，不宜作为雕凿佛像的材料，所以石窟内的佛像几乎全是敷彩的泥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彩塑，有主体性的圆塑，也有附属性的影塑。主体性圆塑多为佛像，放置在洞窟内的显要位置上。塑像种类主要是佛与菩萨，直到北周时才出现阿难、伽叶等弟子形象。佛像有弥勒像、释迦多宝并坐像、说法像、禅定像、思维像，北魏时增加左右侍从菩萨，北周时因出现阿难、伽叶而一铺五身。

作为主像的弥勒菩萨多交脚而坐，一般在窟中心柱或南北壁上层阙形龛中，象征居于"兜率天宫"中，北凉275　窟为其典型。依鸠摩罗什所译《弥勒下生经》说法，弥勒佛是"未来佛"，代表着现实人的希望，所以住在最为美好的兜率天宫中。人们若想进入这极乐世界，必须坚持走"戒、定、慧"的道路。"戒"为遵守戒规，"定"便是"禅定"，即澄心静虑，从观念上抛却世俗苦恼，使精神寄于"无着"的境界。这样一来，佛窟中的佛象多取静坐沉思的神情，为现实生活中的禅定者提供一个榜样。263　窟北魏禅定佛神态宁静冷漠，这是进入禅定境界时的表情；259　窟北壁下层东侧龛的佛像，嘴角发出一丝微笑，神情恬静和悦，这或许是已经取得成功的表现。

这一时期的菩萨像多为思维像，他们与交脚弥勒一样高居天阙，但多半跏坐，右足叠于左膝上，显然是西域胡人的坐姿。至于右手支颐，俯视下界，又似在冥思苦想中，或许属于"禅定"的本义--静虑。北魏248　窟诸造像眉目娟秀，神情恬淡，白色的颜面在深色的冠帻和项光衬托下，更显得突出。北周时出现的阿难、伽叶像更多中国文化传统意味。阿难为汉人形象，为突出其对佛祖的虔诚，多取少年聪俊形象，面相丰圆，神情自然、安详。伽叶为胡人相貌，高鼻深目，大眼宽腮，或老态龙钟，或饱经风霜。他在佛祖圆寂后负担起解释佛经的重任，必须不断思考，于是他的额头常有深思的皱纹，眉头紧锁，体现出苦涩境界。

272　窟佛龛中的正坐佛，是当时西域文化影响中国内地的重要体现，佛取分腿正坐姿态，与中国传统的"跪坐"、稍后的"跽坐"、"盘腿坐"、"交脚坐"截然不同。佛着轻薄贴体的紧身红色袈裟，取秣菟罗式样，偏袒右臂，肌肉与躯体已是尽情显露，身后的背光以精美的图案而吸引人。最精采的还是佛龛的天井，绘有罗马拉特兰式天井青绿图案，整个佛的形象竟与基督教中的耶稣神像有几许相通之处。这种秣菟罗艺术产生于公元2世纪中后期的古印度，但100余年后便传入中国，可见丝绸之路开辟以后，文化传播的速度很快，传播的地域也日趋广阔。

与佛、菩萨造像发展同时，各种装饰性影塑、高浮塑也在敦煌莫高窟诸魏晋南北朝石窟中产生。北魏时龛楣两端出现翼龙、凤首装饰，龙的矫健与凤的敏捷，各具特征。297　窟有唯一的乘龙羽人像，羽人头出双角，臂上有羽，鸟爪，这多少受了西域文化影响。但一脚跨于龙背，有乘龙飞翔之意，又是中国传统神仙思想的体现。在一龛塑像中，身份地位的不同导致雕塑方法的差别。主体性的佛、菩萨像，多为圆塑，一般性菩萨、弟子，头像为圆塑，肢体隐入壁面，为高浮塑。附属性的飞天，供养菩萨，则为模制的影塑。影塑形象小，数量多，432　窟的影塑飞天为现存北朝影塑精品，面相清瘦，高髻侧倾，宽衣长裙，挥袖而舞，颇有迎风翱翔之感。由于圆塑、浮塑、影塑配置适当，既突出了主体人物，又使整铺塑像结构形式统一和谐。①敦煌莫高窟的魏晋南北朝诸石窟，除了285　窟有西魏大统四、五年（公元538-539年）发愿文题记外，再无可供断代的直接材料。中国考古工作者经过长期研究，已确定268、272、275　窟为北凉时期作品，259、254、251、257、263、260、487、265　窟为北魏中期作品。437、435、431、248、249、288、285、286、247、246　窟为北魏晚期至西魏时期作品，432、461、438、439、440、441、428、430、290、442、294、296、297、299、301　窟，为北周时期作品。①这是对敦煌莫高窟魏晋南北朝艺术作品一次极重要的总体把握，由此可以认识当时雕塑技法的演进情况。

泥塑的材料一般是用木头作身架，外面用谷草，小像则用芦苇或芨芨草捆扎，塑泥两层，里层用草泥做胎，外层用麻刀泥或纸浆泥塑敷。塑造完毕后，待泥干透，再以粉彩加色。泥塑骨架制作巧妙，其中小型彩塑，用木头削成人物大体结构，表面塑以细质薄泥，木胎本身已可见人物造型、动态。大型骨架则选取弯曲适度的理想自然材质，再加以必要的砍、削、锯加工。泥塑相较石雕，更易于细致刻划，但敦煌泥塑则较多运用石雕手法。432、248窟中心柱四周菩萨像，头部前倾，身体紧靠中心柱，体积显得扁平，而靠近身体的那只手，却平贴在身上，显然是借用了浮雕的处理手法。259　窟造像，运用了阴刻线条表现衣褶，效果协调而柔和。此外，泥塑上用阴刻线条刻划眉毛等细部的办法，一直影响到隋唐时期。敷彩在敦煌莫高窟诸造像中极受重视，其原则是既要增色，又不破坏泥塑的雕塑感和整体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彩塑，简朴沉着，主要用土红、石绿、石青、白、黑等颜色。佛像多以土红大面积平涂通肩衲衣，菩萨的裳、裙、飘带多用石青、石绿等色，调出深浅，叠染而成。面部及手脚，则用白色或肉色。发髻、眉毛、眼睛、胡子、眼睑和人中，则描以石青、石绿、黑、土红等色。

雕塑的整体效果，即为"传神"。佛与菩萨虽是"神"的形象，却并不能脱离人们的现实生活，完全依赖当时人们的理解而展示其具体形象。一般说来，佛像仪容端庄，挺然直立，神情肃穆，具体到275　窟弥勒菩萨，尤其突出了庄重内省，259　窟禅定佛在目张凝视空茫时，嘴角深陷，露出发自心底的微笑，表现禅定中恬静的心境。272　窟的菩萨俯首沉思，默默无语，与285　窟菩萨潇洒开朗，嫣然含笑颇有差异。个性化是艺术作品传神写照的基础，敦煌泥塑造像虽然是在塑"神"，其结果，体现的仍是现实人的喜怒哀乐。艺术，永远与生活相伴，并成为生活的理想化的结晶。

敦煌莫高窟共有2411　尊彩塑保留至今，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彩塑共729　尊（包括456　尊影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敦煌雕塑艺术的水准。虽然佛教与佛造像均是外来文化内容，但古代中国人毕竟依据自身的文化传统为基础，将外来文化因素进行了一系列去粗取精的艺术加工，形成了中国艺术发展的创造性成果。敦煌莫高窟彩塑，已经勾画出魏晋南北朝雕塑艺术的发展轨迹了。

①　李崇州：《我国古代的脚踏纺车》，《文物》1977年第12　期。

①　《南史》卷71《儒林传》。

3。麦积山雕塑位于秦岭西端的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是另一座彩塑宝库。麦积山因山峰造型如"农家积麦之状"而得名，现存窟、龛194　个，雕塑7200　余身，就保存的雕塑作品而言，胜过了敦煌莫高窟。

地处丝绸之路干线上的麦积山，接触佛教历史很早，北魏拓跋焘灭北凉后，"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来自长安的高僧玄高"隐居麦积山"①，与凉州高僧昙无毗先后在麦积山讲学，聚僧百余，麦积山自后秦时开凿的石窟得以骤然增多，于是自北魏起，麦积山石窟艺术定型。麦积山石窟艺术作品有泥塑、石雕、绘画，其中以泥塑为主要成分，石雕也有相当出色的作品。由北魏至北周时期的洞龛占了现存麦积山全部洞龛的70％以上，于是说麦积山雕塑为魏晋南北朝彩塑艺术之集大成者也不过分。尤其占总窟龛数40％的北魏洞窟约70　余个，保存完整，不像敦煌莫高窟那样为后代重新装修，于是更准确地保留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雕塑艺术风貌，更值得今人珍视。

北魏前期雕塑造型特征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体态健壮、浑厚，一种体态修长、扁平，薄衣透体，紧贴窟壁而塑。可能分别受犍陀罗艺术与秣菟罗艺术风格影响，出现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品。现存最早的雕塑以74、78　窟为代表，佛穿袈裟，内着僧祗支，右肩遮覆偏衫，体格健壮，造型敦实，神态庄严。艺术手法注重整体效果，发纹极浅，有规律性的波纹富于装饰性。鼻头下是整块的面，鼻孔基本不作。作禅定印的双手更是厚重，显示出庄严而不可动摇的形态。菩萨紧靠窟壁，其悬空部分与壁面连接，形成绘塑不可分割的整体。菩萨身体挺直，平贴壁面，其视觉效果是突出佛的高大。菩萨的衣褶在有疏密变化的突出面上加上了阴刻线条，这比敦煌莫高窟275　窟北凉交脚弥勒菩萨腿部那种平行贴泥条式衣褶的表现方法更为丰富自然。165　窟有大型交脚弥勒菩萨遗迹，148　窟禅定佛形象与74、78　窟造像近似，身躯略修长，肉髻稍高，形体表现概括，衣服贴体，衣褶皱纹流畅，已是北魏中期的艺术风格。

北魏后期因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的影响，中原及南朝士人的艺术追求渗入北朝诸石窟中，麦积山也有反映，"瘦骨清像"型雕塑得以产生。这类雕塑作品以"瘦"来突出人物矫健的气质，朴实简洁的造型和阴刻线条大量用来表现人物内心的微妙情感。有景明三年（公元502年）题记的115　窟，为此时的代表性洞窟，菩萨体态窈窕扁平，肩宽，脸型呈长圆状，身着长裙或褒衣博带，用浮雕的塑造手法，直接塑于墙面上；头部一般是由技术较高的匠师单独制成，大多为圆雕，形体突出，性格鲜明；佛穿袈裟或通肩大衣，衣纹采用疏密相间、起伏变化丰富而圆润的阴刻线条，富于装饰趣味，观者透过薄纱可以看到清晰的体态和轮廓；薄薄的飘带贴塑在绘有壁画的墙面上，使贴塑与绘画浑然一体。115　窟菩萨头戴花蔓宝冠，右手持莲花，紧贴于胸前，左手托净瓶，姿态温婉动人。115　窟以麦积山作品的断代标志而有着突出地位。

这一时期有许多精采作品。87　窟的伽叶，为典型西域胡人形象。长鼻高隆，深目如陷，薄唇瘦脸，神采奕奕。佛经称他为饱经世故、富于心机的婆

①　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3　页。罗门教皈依者，又在佛祖圆寂后负责解释佛教经典。本窟的创作者在艺术表现上运用了大胆的夸张与变形，突出人物个性，强调体积的块面和厚度，采用圆中带方的对比手法，使其富于体积感和雕塑感。20　窟菩萨，五官较集中，脸颊丰满下垂，小额凤眼，持杨枝的纤手，柔软圆润，体态造型窈窕。135窟正壁右侧菩萨，着褒衣博带式袈裟，127　窟正壁龛佛两侧菩萨和133　窟第3龛佛与二胁持菩萨，形象优美，神态潇洒，长面细颈，身材修长。这些造像是北魏时期富于活力的典型作品。

127　窟为石刻佛，背光上有12　身伎乐天环于佛陀头顶，相互呼应，脸型秀长，上身半裸，腰裹长裙，肩披大巾，各持乐器，翩翩飞舞。石雕受普遍采用的泥塑影响，制作极为精细，人物姿态生动，舞带飘荡，香花飞扬，充分表现了这些"天乐神"在极乐世界中自由翱翔的理想境界。

133　窟内10　号造像碑，是以佛传为主要题材的石刻，为减地高浮雕。佛像居中，自上而下分为三龛，上龛龙首龛楣，雕释伽说法。佛传中的主要情节，分塑两旁，人物较小，置于许多方格内，边缘几处的树石、飞天破框而出，为画面增添了生气。诸情节计有："树下思维"、"阿育王施土"、"燃灯授记"、"梦日入怀"、"乘象入胎"、"树下诞生"、"九龙灌顶"、"深山说法"、"降魔成道"、"佛入涅槃"、"初转法轮"等。其中"树下诞生"尤其有特色，人物造型生动丰满，刻划细腻，构图疏密得体，衣纹为阴刻与阶梯式并用，富有浓厚的装饰趣味。在整体布局上，十分注意中国传统艺术的均衡与对称格式，上段以佛为中心，两侧人物与山树都向中心倾斜，突出了主要人物。画面上猛虎下山和猴子坐在树上嬉戏的动作十分生动有趣。中段坐在兜率天宫中的交脚弥勒菩萨衣褶和帷幕均随风而动，富于质感。左侧大象翘起鼻子，从缭绕着彩云的空中徐徐降临，静中有动，情景交融。这块造像碑是中国诸造像碑中的艺术瑰宝。同样的精品还有同窟1　号、11　号碑。1　号碑正反两面雕贤劫千佛，排列有序，雕工细致。碑首为山形，正面雕一佛二菩萨，两侧二弟子，背面一弟子作俯首合掌礼拜状，有一猛虎俯冲下山，山峦起伏如一圆形花蕾，表现的是佛在灵鹫山说法的情景。11　号碑，上段三排七佛，中佛正面端坐，神情庄重，两侧佛为半侧面，眉目清秀，面向对方，投以亲切的微笑。中段龛楣雕花蕾、化生与六罗汉。两侧柱垂挂着状如小萝卜般的璎珞，四飞天乘祥云，手捧鲜花，神情生动，造型优美。以上三件造像碑在题材，内容上吸收了印度桑奇大塔的文化因素，但在艺术手法上却是在中国传统画像砖石艺术成就基础上的发展。

麦积山在北魏时期的造像艺术风格分为粗犷健壮与秀骨清像两种，前者受西域风格影响，健美庄重；后者受南朝风格影响，在修长清瘦、自由流畅的形体中，突出了幽静而秀丽的美，达到了写意性与装饰性的和谐统一。西魏开窟造像风日盛，艺术水平有较大提高，其造像风格仍以"秀骨清像"为主，表现出潇洒清俊，通脱飘逸的风度。佛、菩萨身着褒衣式袈裟或交领襦袍，脚穿云头履，比例修长，面带温婉亲切的微笑。44　窟一佛二菩萨一弟子，除主佛手指、菩萨飘带及脚部略有残损，敷彩大部脱落外，整身塑泥如新，神情生动，雕工细腻。佛的高髻、发纹旋转如盛开的花朵，面型修长，凤眼下视，嘴含微笑，一种善良慈祥的贵妇神态，被刻划得淋漓尽致、恰到好处。佛身着褒衣式袈裟，双领下垂，胸前结带，衣裙下摆层层波褶覆盖佛座正面，褶纹繁密厚重的处理，加强了整身雕像的稳重感。艺术象还采取繁简对比的巧妙手法，利用衣摆褶纹的丰富变化衬托出佛像上身的概括性，强调和突出了佛的面部表情。123　窟的童男童女是一组形体概括，时代风格鲜明的世俗形象。整身躯干处理在一个较大的平面上，夸张了的衣服下摆伸展着地，生动活泼的双手刻画得很有分寸，服从于静稳的气氛，突出了人物的稚气和虔诚。童女美丽的脸形，润泽细腻的肌肤；童男梳理得整齐有趣的小发辫从圆形毡帽顶部垂出，清秀的脸庞上塑出细长而动人的眼睛，充满世俗生活趣味。133　窟16　号造像碑，通高192　厘米，上段佛龛右侧雕一佛二弟子。佛为侧面，左手作示意状，弟子回首盼望，好象正在聆听佛的教诲。下段雕三佛，中佛头受损，两侧佛造型清瘦，秀丽庄重。佛内穿僧祗支，外披袈裟，用浮雕手法塑出。衣裙及衣褶，运用柔和的圆角处理，层层重叠，犹如一朵盛开的鲜花覆盖着下肢，强调了整体造型的完美，具有浓郁的装饰趣味。

西魏作品在技艺上更为精湛，主要特点是体面造型运用写意手法，简练概括；形象俊美潇洒，对人物内心情绪的刻划更趋成熟，匠师们冲破了造像仪规的藩篱，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创造出许多充满浓厚世俗生活情趣的佳作，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宗教艺术的神秘感，更为亲切动人。

北周时期的麦积山石窟艺术作品在造型敦厚、简练方面有所发展。人物形体饱满，面型渐趋丰颐，表情生动自然，衣纹更加简洁。造像既不同于西魏的修长婉丽，但也不像后来隋唐时那样丰满润媚，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风格。北周七佛龛为麦积山现存最大洞窟，窟面宽达30　余米，内壁开凿7　龛，塑造佛陀、菩萨70　多身。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壁画与浅浮雕相结合的处理手法，珠联璧合，和谐统一，其精妙别致为其他石窟所罕见。飞天的脸面、手臂、脚踝等裸露处以浅浮雕方法塑制，泥层最厚处约5　毫米，在这仅几毫米的厚度中，表现出了人物脸部正侧面的形象、体态肌肉的起伏隐显和手脚运动中的透视关系，变化微妙，质感强烈，突出了飞天的立体效果。除此以外的衣裙、飘带、花朵等处全部运用绘画手法表现，绘塑互为衬托，虚实变化丰富，形成完美的艺术整体。它使七佛阁这座规模宏伟的建筑更富于装饰性。4　窟华帐间的天龙八部浮雕形象神态各异，或头戴狮头冠，或脚踩雄狮，手持金刚杵，与龛楣上的流苏帷幔、璎珞宝珠等富丽堂皇的装饰配合巧妙，成为庄严神秘的佛教殿堂中不可分割的部分。135　窟小坐佛高仅60　厘米，双手抚胸，嘴角微露笑意，神态极为恬静和虔诚①。

麦积山石窟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雕塑作品是麦积山石窟的主要文化遗产，体现了那个文化交流的时代中国泥塑所达到的艺术水准。那些作品至今显示着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说明当时不知名的中国艺术家曾进行了伟大的创造。这种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又不拒绝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创造，正是中国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富于青春活力的原因所在。

①　同前引罗著第114-120　页。

4。云冈石窟雕塑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的云冈石窟，现存主要洞窟45　个，造像51000余躯，是北魏时期皇室经营的第一座大型石窟，也是中国北方地区早期石窟的代表之一。在魏晋南北朝雕塑艺术作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今日中国山西省北部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舞台，大同武州塞扼据内、外长城间，是汉民族与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间的交通要道。鲜卑人在这里建北魏王朝，自公元398年至494年，曾在中国北方地区具有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由于佛教在民族纷争的时代是争取各民族心理认同从而走向民族融合的有力武器，于是鲜卑统治者在建立北魏王朝后大力倡导佛教，作为统治中心的平城（即大同市）便也获得开窟建寺的条件，这便是云冈石窟的由来。

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公元460年），沙门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5　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70　尺，次60　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①。这便是云冈昙曜5　窟（16、17、18、19、20　窟）的由来，也是云冈石窟开建的标志。

昙曜5　窟中主佛形体高大，占据窟内主要位置。依主像和内部布局，五窟分为两组，18、19、20　窟为一组，都以佛装三世佛（过去、现在、未来佛）为主像。19　窟左右二主像分处于窟外东、西耳洞中，该窟开凿时间最早，为5　窟的中心。16、17　窟为另一组，17　窟主像亦为三世佛，正中是菩萨装的未来佛交脚弥勒菩萨，16　窟主像是单一的释伽立像。依学者考释："如果依据为太祖以下五帝各造一像来考虑，主像为释伽像的16　窟，相当于当时在位的文成帝，主像是交脚弥勒菩萨的17　窟，相当于未即位就死去的景穆帝。而18、19、20　窟，则应分别相当于太武帝、明元帝和道武帝。"②昙曜5　窟实际是河西凉州石窟风格的延续。现存甘肃省境内的武威天梯山第一窟，酒泉北凉石塔，永靖炳灵寺169　窟等可见这种艺术风格的特征。北魏攻灭北凉时，迁凉州僧徒3000人，宗族、吏民30000　户入平城，长于造像的工匠自然也在其中之列。为此，昙曜五窟只能在凉州石窟的基础上发展，被认为是云冈石窟的第一期石窟艺术作品。

昙曜5　窟平面皆作马蹄形（方形抹圆角），穹隆顶，大体上都摹拟印度椭圆形的草庐形式。五个窟主佛都高逾十数米，20　窟主佛身后还凿有低窄的隧道，很明显是受到龟兹石窟大像窟作法的启示。这一时期的佛像，高肉髻，面相丰圆，颧骨不高，鼻筋高隆，眉眼细长，蓄八字须。两眉齐挺，身躯壮硕。佛像服装，或右袒，或通肩。右袒者上身内着僧祗支，外披袈裟，与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炳灵寺石窟早期造像相似，不过改用石雕，更接近印度犍陀罗或秣菟罗艺术风格。尤其菩萨像圆脸、短身，头戴宝冠，宝缯翻飞；裸上身，佩项圈、短璎珞和蛇形饰场，下着羊肠大裙；臂饰臂钏、手镯、衣纹雕刻较浅，主要是在凸起的衣纹上刻阴线，细腻匀称，轻薄贴体，用以表现身体的起伏变化，这都是与西域艺术相通之处。如20　窟主佛身着质料厚重，衣纹凸起的衣服，反映了犍陀罗风格。18　窟主佛穿轻薄贴体、衣纹紧密的服装，更接近秣菟罗风格。融多种造像式样于一炉并加以创造，正是云冈

①　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1　页。②　李崇洲：《中国古代各类灌溉机械的发明和发展》，《农业考古》1983年第1　期。早期造像的显著特色。

云冈二期作品在北魏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之前，相当于公元465-494年，与昙曜5　窟作品相比，这一时期出现了清秀雍容、意境深远、雕饰奇特的中国化内容。冯太后执政时，佛教势力发展，冯太后有意使佛教成为争取民族融合的手段，于是导致佛教艺术作品民族化的潮流，南朝的绘画意境与技法，也融入北方的造像艺术作品中。

云冈二期连续开凿成组的大窟，主要有5　组，分别为：7、8　窟，9、10窟，5、6　窟，1、2　窟，11、12、13　窟。此外，云冈石窟最大的3　窟主要工程也在此时进行。此时多双窟，或许与当时尊奉孝文帝和冯太后为"二圣"有关，最早凿建的7、8　窟，造像面型显清瘦，佛龛中出现源于中国式床帐的盝顶帷幕，还有三角垂帐纹，与昙曜5　窟造像已有区别。9、10　窟为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所建双窟，前室凿列柱，雕镂精美，每窟洞开三门，颇具中国宫殿建筑意味。9　窟主像是释伽牟尼，10　窟主像为弥勒菩萨，两窟壁面布置了较多的释伽多宝并坐像。5、6　窟主像都是三世佛，但佛的服装均雕成褒衣博带式，大衣内着僧祗支，由衣内引出下垂的双带。这种佛装直接采用了当时南朝士大夫常服式样，上着帔帛，下着大裙的菩萨，也取自当时上层人物的衣着。5　窟正中释伽牟尼坐像高达17　米，为云冈石窟中第一大佛。6窟中央凿直通窟顶的方形塔柱，全窟布满佛龛、雕像，间不容隙。中心塔柱下层龛楣两侧，四壁下层，南壁明窗两侧，东西壁中层，有39　幅浮雕与佛龛雕刻相结合的佛传故事，从释伽牟尼诞生前后直到降魔成道，初转法轮，内容完整，为北魏佛传题材艺术作品的代表性佳作。窟中造像面相丰圆适中，衣纹为直平阶梯式，反映出此时的艺术创作正值南北艺术风格融和的开始。1、2　窟为一组塔庙窟，后壁主像，1　窟为弥勒菩萨，2　窟为释伽牟尼。两窟窟门两侧都雕有维摩、文殊对坐问法像，与当时提倡佛教义理之学有关。孝文帝曾请僧人入宫讲法，这两窟的作品正好体现了这一时代的世风。11、12、13　窟为云冈石窟的最大一组洞窟，可视为云冈石窟艺术的高潮。凿有前后室的12　窟是这组洞窟的中心窟，后室正壁分为上下两层大龛，上龛主佛像为弥勒菩萨，下龛主像为释伽牟尼、多宝佛。11　窟以释伽立像为主，13　窟主像交脚弥勒菩萨。三窟窟壁浮雕佛经故事增多，本生、佛传、七佛、供养人都雕出来了。当时流行修持"法华三昧观"，面对现实无法解决的种种困扰，统治者也只好祈求弥勒"决疑"。这三窟修建规模宏大，所耗人力、物力最多，形成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云冈石窟的第三期石窟为公元494-524年的作品，主要分布于20　窟以西，洞窟以单独形式出现，多不成组，为中小型。洞窟内部日趋方整，窟门外崖面雕饰更加繁缛。雕刻的气势减弱，造像趋于瘦削，衣服下部的褶纹重叠繁复。中小窟龛数量增多，其实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佛教在平城地区中下层蔓延的反映。尽管那宏大的气魄再难展示，但民族艺术风格有了更多施展的机会。15　窟西壁的水藻、鱼鸟浮雕带，形成生动的沙鸥翔集、鱼跃于渊的自然画面。38　窟"幛倒伎神"浮雕，刻画了北魏"缘幢"表演情况，是研究中国杂技史的资料。许多窟顶的飞天伎乐，构图典雅，线条流畅，身姿优美，更富于生活情趣。云冈石窟因此而走向外来石窟艺术的中国化时期。依山开凿并大量使用石雕艺术作品的云冈石窟是魏晋南北朝艺术的重要遗产，尤其是全面反映北魏艺术盛衰的天然博物馆与历史里程碑。那一尊尊气势恢宏的造像，显示着中华民族敢于吸收外来文化进行伟大创造的开放胸襟与进取精神。这一成功的创造性实践成果，已经预示着隋唐时代，那个如日中天照耀整个世界的辉煌时代，即将到来。

5。龙门石窟雕塑龙门石窟位于河南洛阳市南郊的龙门口。洛阳素称"九朝古都"，早在北魏孝文帝迁都至此前，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已在此建都，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心之一。龙门山色，是洛阳诸景之冠，龙门两山基本属于古生代寒武纪到奥陶纪石灰岩，石质坚硬，如大同云冈石窟山石一样，宜于雕凿造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随着云冈石窟造像业衰落，洛门石窟获得萌生的天机。

龙门石窟的确切开凿年代尚无定论，不过其最早开凿的古阳洞内比丘慧成造像龛和露天的交脚弥勒像龛的造像手法和艺术风格都与云冈石窟紧紧衔接，于是可知应在公元494年前不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雕塑造像约占龙门石窟总造像的三分之一，其中北魏孝文帝迁洛至孝明帝这35年间的创作，是龙门石窟开凿史上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有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火烧洞、魏字洞、石窟寺等十几个大中型洞窟和一个露天交脚弥勒像龛。东魏时开凿了部分中型洞窟路洞，北齐时参与药方洞、宾阳南洞主要造像建设，直到隋代才最后完成。

龙门石窟艺术，依学者们归纳，①大致有5　个特点：第一，龙门石窟为历代王室贵族发愿造像集中之地，不少窟龛或造像的兴废变迁与当时政治形势相联系。北魏道武帝皇始年间，沙门法果说拜天子就是"礼佛"，至文成帝"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②结果佛像脸上脚下皆镶嵌黑石，象征文成帝身上的黑痣，佛像成了帝王自己的模拟像。龙门石窟中诸洞窟多因秉承皇室旨意而开凿，如古阳洞称孝文窟，支持孝文帝迁洛的王公贵族与将领都在古阳洞开龛造像。宾阳洞为宣武帝为其父母修"功德"所建，耗费人力、物力甚多。当然，若政局动荡，一些与统治者有关的洞窟也会中辍。

第二，龙门石窟窟型比较单纯，变化较少，题材内容简明集中，大都突出主像。古阳洞、莲花洞等基本利用天然溶洞扩张而成。窟底平面近乎马蹄形，窟顶接近圆形，类乎穹窿顶，这是直接受云冈石窟昙曜5　窟影响的结果。诸洞窟内缺少佛传故事浮雕，明显突出主像和胁侍群像，从而大大减少了装饰图案。

第三，龙门石窟造像中早期佛教艺术那种宗教神秘色彩越来越淡薄，外来艺术手法也密切结合于中国传统基础内，使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特征更为鲜明与成熟。龙门造像一方面有抉择地吸收、融化了外来艺术的营养，一方面发扬了中国古代雕塑与绘画艺术传统，于是写实能力大为加强，如宾阳中洞相较云冈昙曜5　窟，高达8.4　米的主像释伽牟尼，嘴色上翘，微露笑意，衣饰由偏袒右肩和通肩式改为汉化的褒衣博带式，与现实人物形象接近了许多。11　躯圆雕大佛个个雄健朴实，上承云冈昙曜5　窟概括洗练、整体感强的特点，下启唐代造像丰满圆润、愈益求实的作风。南北壁的菩萨，面容含睇若笑，温雅敦厚。菩萨的手臂丰腴、柔软，且姿势优美，富于女性魅力。将坚硬的石灰岩雕造得有血有肉，如将印度佛教中的男性菩萨改造为中国佛教

①　王振铎：《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原载《史学月刊》弟3　期，1937年。今转引自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见钟嵘《诗品》卷中《晋司马空张华诗》。

中的女性特征一样，是一种充满创造性的艺术加工。宾阳中洞还有两件浮雕礼佛图，画面分别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在前簇后拥中参与礼佛，人物层次错落，又和谐统一、动中有静。现为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馆与纽约市立艺术博物馆分别盗藏。除此之外，古阳洞北壁浮雕小品--秀骨清像的礼佛图与六狮洞三世佛前各一对护法狮子浮雕，也是北魏时期传神写照的佳作。第四，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诸宗派如净土宗、禅宗、密宗在龙门都有造像活动，一些外国僧人也在龙门留下踪影。不过，这些内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不多见。

第五，龙门造像碑刻题记多，不仅可知发愿人造像的动机，造像的时间，有助于对作品的判断和理解，而且形成书法艺术的荟萃之地。

龙门石窟中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雕塑作品，更多地使用了中国传统美术技法。北魏时期的飞天浮雕，与河南邓县北朝画像砖墓中的飞仙形象，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宾阳中洞的"十神王"同洛阳冯邕妻元氏墓志以及升仙画像石棺①上的线画神异形象，颇有些相似之处。宾阳中洞萨埵那太子本生故事浮雕画面上的背景山水树石，用的是顾恺之时期"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表现方法。文昭皇太后礼佛图上人物的动态和衣饰，同顾恺之《女史箴图》、《洛神赋图》，以及司马金龙墓木板屏风漆画上的人物也有相似处。北魏屋形龛上脊饰金翅鸟，除了宗教意义，可能也是受了汉代凤鸟形象影响。在从云冈石窟曲折引进西域文化因素的同时，龙门石窟坚持本民族文化传统，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引进与创造相结合的艺术实践，并为唐代龙门石窟达到全盛奠定了基础。

①　陈从周等：《木牛流马辨疑》，第一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论文，1983年昆明。6。巩县与响堂山石窟雕塑自北魏六镇军人起义导致河阴之变发生后，北朝石窟雕塑随北朝政局动荡而发生地区性转移。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渐无大规模营建，东魏、北齐所控制的今日河南省、河北省、山西省等地反而获得发展的天机。于是，洛阳东北之巩县小平津大力山，转北至晋阳，复东南循滏水至邺城，出现了巩县石窟寺，太原天龙山石窟，邺城响堂山，安阳灵泉寺等北朝晚期石窟，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雕塑艺术的最后发展阶段。

巩县石窟寺始于北魏迁都洛阳后，因嫌龙门岩层坚硬，费功难就，仅完成宾阳中洞一窟后便觅新地，选择了巩县小平津大力山。巩县石窟原计划开凿5　窟，由于第2　窟未成，仅有1、3、4、5　窟于公元517年-534年期间完成。作为北魏时期的最后作品，刚强健美之力大为减弱，造像面容逐渐丰满，神秘感渐失而保持微笑俯视之慈善感。1　窟北壁第一龛各像最具这样一种特征。不过，5　窟藻井浮雕飞天，环绕莲花飞舞，形成轻松活泼又文雅含蓄的气氛，令人神往。说明在龙门石窟的基础上，北朝雕塑艺术仍在健康发展。巩县石窟的1　窟内容为三佛主尊，在窟外左右各凿一个宽6　米多的大龛，安置左右各一佛二菩萨像，使此窟外观立面成为宽26　米，高8　米的大构图。当中是窟门和门上的明窗，门西侧神王与窟门等高，外两侧大龛高6　米，最上是高约2　米的一条通长饰带，以飞天及捲带草图案组成，使全窟外观成为对称宏伟的形象，这在石窟雕刻中是空前的创举。①巩县石窟雕塑的突出特点是应用圆雕、高浮雕、浅浮雕、平雕、线雕各种雕刻形式，作有计划的组合安排。例如龛内造像用圆雕，龛楣柱等用减地平钑或浅浮雕，礼佛图用深浮雕等。利用雕刻本身产生的深浅阴影，造成作品各部分的层次及各种明暗对比和韵律。于是，全窟雕刻成为有计划、有深度的三向构图，雕刻趣味极为浓厚。这就改变了早期石刻的杂乱、堆积缺点，使整个石窟成为一件极为庞大、整体的雕刻作品。此外，巩县石窟雕像形体较其它北魏早期石窟造像身躯肥短，头大，嘴小唇薄。在雕刻眼睛时，采取新技法，只雕一个突出的弧面，分不出上下眼睑的界线。在一定的光线下，具有上下眼睑的感觉。此技法简易而效果极佳，给朝拜者以佛双眼下视的印象。

巩县石窟还创造了大场面的群像雕刻--礼佛图。1、3、4　三窟内高浮雕帝后礼佛图十分精采。男像在门东，女像在门西，面向窟门，分段分层排列，全图共雕50　余人。排列顺序以比丘为前导，主像最高大，执事人等依次减小，各层人像分组与多寡不等，但远近层次、透视均处理适当。人像高低不等所产生的天际线参差不齐，则由羽葆、伞盖等平衡。全部人像基本朝窟门方向前进，画面获得统一。其间偶有侍者回身递送供品，突破构图的呆板。人物相貌可辨出不同的年龄、性别，这又是巩县石窟艺术的重要成就之一，从而体现出北魏后期雕塑艺术继续发展的情况。

太原天龙山石窟素称建于北齐，实际始于东魏高欢执政时期。天龙山1、2、3　窟从雕像形态及衣纹看，尚保留北魏晚期遗范，不过，匠师较追求清新雅静，突出主像的秀美。在此之前，中国石窟雕刻重在宗教意义，艺术为其

①　引自《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引文开头原作"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云云。故很可能此技术是外徼人最先使用的。

次，从天龙山石窟雕刻开始，出现了追求雕刻艺术美的倾向。如2、3　窟雕像体态、衣纹、服饰，大体仍为北魏风格延续，仅面像異常秀美而无宗教气息，并有极强的感染力。只是天龙山石窟遭盗损严重，现在已很难恢复其本来面目了。

安阳灵泉寺大留圣窟内部剥蚀甚巨，但仍可看出窟内三面沿壁所作低矮基坛，坛脚雕有神王像，坛上每面置叠涩座，上坐一佛，身躯较肥，衣裳贴身，衣纹浅薄。像背光用浅平雕，头光作极薄浮雕莲瓣，基本是北齐时期的雕刻风格。

河北响堂山石窟分布于南、北响堂山壁，共存十余窟，北响堂2、4、7窟与南响堂1、5、7　窟保存较好。南、北响堂山石窟以凿有窟廊的塔形窟最具代表性，窟廊认真模仿木结构建筑，富有趣味。外观呈四门塔形式，则是当时的一种创造。窟内有中心柱，走道狭窄，光线暗淡。各窟每壁一龛，龛内一佛五尊或一佛七尊不等。各龛本尊多坐叠涩座，间有坐莲花座或须弥座者。弟子、菩萨等多立于仰莲或覆莲座上。南、北响堂山雕像风格不同，北窟本尊佛各异其趣，但弟子与胁侍菩萨均属北齐标准形式：瓶形身躯，且有华丽的佳作。如4　窟胁侍菩萨虽头部经后代改装，但身躯比例适度，衣纹自上而下反复折叠如卷云；7　窟龛内胁侍菩萨像四肢均具动态，鼓腹微裸，已稍有活泼姿态。南窟诸像雕工细致，7　窟本尊坐像下裳紧缠腿上，略覆于座，弥勒像下裳垂于两腿间，都是细腻之作。1　窟中心柱正面龛内雕像保存较好，头像完整，丰满，清秀，小嘴，下颏长，显示出从北朝向唐代造像过渡的特征。响堂山雕塑说明丰圆适度、温和写实的佛像终于取代了深目高鼻与瘦骨清像，这是中国雕塑的一大发展，从强调线的造型到对物体自然形态的立体描摹，这无疑是一个进步，响堂山作为中国现存最大北齐石窟艺术宝库，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雕塑艺术作品，至今还在显示其永恒的艺术魅力。那一尊尊神秘的大佛与生双翼欲飞的走兽，体现着中外文化交流所得的成果。几乎没有一个雕塑艺术家在那一座座丝绸之路的洞窟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泥塑与石刻的造像，终于留下了他们智慧的结晶。开放的胸襟，自由的情感，创造的风貌，组合成一曲艺术的颂歌，不断地进入后来参观者的心窗，向他们展示那个充满艺术生活的时代。

四、书法书法是汉字文化圈内特有的艺术形式，在确定与重复使用文字的表意内涵时，写字人的情感与个性均倾述其间。虽然文字与绘画的发展是在两种精神状态及两种目的中进行的，①不过，当个性情感一旦在文字书写中得到显露，便如绘画、诗歌、音乐等艺术形式一样，产生美的自觉。甲骨文的深奥，金文的庄重，石鼓文的硬朗，小篆的细腻，汉隶的工整，形成千年不变的深刻印象，也成为由"形"而入"神"的追求目标。东汉末年草书产生，因汉章帝时杜度为齐相，以"章草"奏事，得到汉章帝的欣赏，导致部分士人仿效这种以字的体势流走变化而表达自身个性的形式，产生了崔瑗这样的"草贤"，张芝这样的"草圣"。唐代张彦远《书法要录》中录有后汉赵一的《非草书》一文，说当时士人为了研习草书，达到狂热地步，"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昃不暇石。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以坐，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息。"这样一来，写字从实用需要变成了艺术追求，在魏晋以降，更进入士人的日常生活领域，成为人伦鉴识的依据之一。中国书法艺术正是在这普遍显示个性的时代，在中国艺术的历史舞台上，表现出飘逸不群又神情并蓄的风姿。

①　王振铎：《葛洪＜抱朴子＞中飞车的复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6　辑，1984年。（一）文字与书法书法是依赖文字演进的艺术。试想甲骨文是在坚硬的龟甲、兽骨上刻划，使用的一定是金石利器，这与秦人在坚硬的花岗岩上凿刻石鼓文，与司马迁在竹简上修《史记》，一定有许多不同。不过，中国文字既然源于"象形"、"指事"、"会意"、"转注"、"谐声"、"假借"等"六书"，于是在写字时便有共同的表意感受，如在写父亲的"父"字时，无论是写甲骨文或金文中那个手执家法的象形之"父"，还是写汉隶以降这个颇具权威意义的"父"，写字人总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种压力，或说有某种相同的感觉，于是字的"形"与"神"都会产生相通之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实际是中国文字形式与内容发展的反映。

1。文字的演进在西安半坡彩陶上的刻划符号确定出实在意义之前，我们只能承认甲骨文是中国最早使用的文字。从书法角度看，甲骨文的刻划为先直后横，转折大多直来直去，笔划没有轻重顿挫，虽为圆笔，但却不真正"圆"，细体和粗体均刚而有力，形成瘦劲、清丽的古拙风格。虽然甲骨文在武王伐纣以后逐渐销声匿迹，甚至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也不再提及，不过，正是在甲骨文书体的基础上出现了用于青铜器具中铸铭颂德、刻记功烈、纪述王命的"籀文"。这种"籀文"据说是周宣王的史官史籀，创新体以应变，著《大篆》15　篇。这种大篆文字在汉代被称为"古文"，东汉时开始遗失，《说文解字》中保留200　余字，此外，便只有依靠考古发掘的周代青铜器皿上的铸刻文字来补充了。唐贞观年间在陕西宝鸡地区发现的秦石鼓已发现大篆书法发生变化。秦石鼓文雍容和穆，古朴雄浑，笔势劲健厚沉，结构端庄凝重，为中国文字发展的重要阶段。秦并天下，为整齐制度，丞相李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师令胡毋敬作《博学篇》，都是将秦石鼓文简化、省改，史称"小篆"。由秦入汉，小篆渐变为秦隶书，由秦狱吏程邈始创，在西汉时流行，东汉时进一步确立为"八分"和"隶体"。这便是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所依赖的文字基础。

汉隶书有"古隶"与"八分隶"两种。古隶代表作有秦权、秦斤、秦量，汉五凤二年刻石，汉孝成庙鼎，天凤三年《莱子侯刻石》等，与秦隶区别不大。"八分隶"依《说文》解释：""八"者，"别"也"；即字形两旁互有相背之意，故有学者说："因其书体之格势有如"八"字，点画分背为文，故谓之"八分"。"①八分隶的代表作有《礼器碑》与《西岳华山碑》，这种文字左右对称，仍保持金文的庄重痕迹，不过在对称中已追求形式之美，艺术比重大为增强。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兴起的章草，是由八分隶进一步简化，便于书写的新字体。所谓"草"，有草创之义，本非一种定型、规范的字体，但如徐复观所说："草书虽然是适应简便的要求，但因体势的流走变化，易于发挥书写者的个性，便于不知不觉之中，成为把文字由实用带到含有游戏性质的艺术领域的桥梁。"②正是章草书体的产生，导致士人们以书法寄托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的个性，艺术精神得以通过所写文字的结构、形态、轻重来传递。魏晋南北朝的书法艺术实际是从士人们普遍研习章草开始的。

相对部分士人为展示个性而热衷于章草之书，另有一部分士人仍然恪守汉八分隶。相对于章草之"草"，这种极为工整的汉八分隶便被称为"楷隶"。在刻意求工的风气影响下，楷隶逐渐发展为"正楷"。不过东汉时的正楷都未能脱尽八分隶书的痕迹，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楷才达到今日所见整齐形态。

从汉隶到章草与正楷的字体演变，为魏晋士人施展书法艺术才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过，正楷要求一笔一划的准确工整，不利于速写，影响士人的一般性思想交流，于是又出现了"行书"。唐张怀瓘《书断》说："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变体，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称之

①　《晋书》卷39《荀勖传》。

②　《周书》卷47《冀俊传》。

"行书"。刘德升即行书之祖也。"又说："夫行书者，非草、非真，离方，进圆，在乎季孟，兼行草谓之真行，兼草者谓之行草。"看来行书在东汉末年也已出现，不过流行却在魏晋，西晋卫恒《四体书势》的《隶势》说："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于世。"①行书较正楷简便，又较章草工整，于是很为那些既依恋仕途富贵，又向往山水自然的士人们所喜爱。这种字体的出现，无疑又是对魏晋书法艺术的推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佛教东渐，导致部分士人更游离到追求精神自由的境界中。于是，利于发挥个性的章草书体更向"草"的方向发展，出现了"草书"。草书较章草与行书更为简捷奔放，干脆连笔行走，称"连绵草"。卫恒《四体书势》的《草势》说："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②这里说的崔瑗，著有《草书势》，介绍了草书连笔行走的简便形式与左右飞扬的绘画般动感。这里说的张伯英，名张芝，时称"草圣"，西晋时索靖、张华、陆机、陆云均学习这种书法，可知草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已定型。

由于中国文字的字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汉隶而演变为正楷、行书、草书，同时又保留部分汉隶的痕迹，于是，书法艺术在这个富于创造性的时代，获得异军突起的天机。

①　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3　期。②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　期。2。碑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作品，绝大部分保存在碑石墓志上，通过现存实物而讨论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可以获得较文献典籍记载更为深刻的印象。魏初重要碑石有河南临颖黄初元年《公卿将军上尊号奏》与《受禅表》两块碑石，传为钟繇、梁鹄手书，字形正方，仍属标准汉隶，可知作为官方用字，仍是汉隶，行、楷、草书并不得用作碑刻。

陕西汉中褒斜道上的石门摩崖石刻，称"汉魏十三品"，以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所刻《石门颂》最出名，其字体洒脱劲挺，为汉隶杰作。就在这一批东汉碑石旁，有传为曹操手书"衮雪"摩崖。曹操公元215年征张鲁，公元219年拒刘备，两次入汉中，他极善书法，西晋张华说："汉世，安平崔瑗子实。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书，而魏武亚焉。"①于是在这里留下字迹，极为可能。此外，被泥沙所封千余年的《李苞通阁道》摩崖，也在1861年被发现。这一摩崖刻石为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刻在石门北口外西侧壁边，载魏荡寇将军李苞开通此路情况。刻石高36　厘米，宽24　厘米，书体已非纯粹汉隶，与敦煌石室所发现的西晋文字大致相近，隶书的波折已不见，而且有明显的楷书书法，说明隶书已经发生变化。

三国时的吴国在孙皓执政时称天下承平，祥瑞频出，立《天发神谶碑》，书写人名皇象，书体险怪，为后世人所惊异，但这块碑已不存。现可见《葛府君碑》碑额，猜想后世流传的《九真太守谷朗碑》与《葛府君碑》法帖字体，可能与《天发神谶碑》字体相似。

西晋时的著名碑石有陕西汉中石门《潘宗伯、韩仲元》摩崖，为晋武帝泰始六年（公元270年）遗物，字体为隶书。其余如山东新泰《任城太守夫人孙氏》碑、山东掖县《明威将军郛休碑》、四川梓潼《蜀中书贾公阙》碑、吉林辑安《好大王碑》等，也都用隶书书写，看来西晋时曾一度恢复汉代传统。

十六国时陕西宜城的《广武将军》碑为前秦符坚建元四年（公元388年）所立，虽是汉隶体，但"点画之中颇有奇趣"①，应是对隶书有所发展。北凉时的《沮渠安周造像》碑现为德国柏林博物馆所藏，其字体也是隶书。

南朝因常发禁碑之令，现存书法名碑较少，出名的有"爨宝子碑"、"爨龙颜碑"，以及刘宋时的《刘怀民墓志》、萧梁时《瘗鹤铭》、《萧秀墓碑》、《萧幨碑》、《萧景神道阙》、《程处墓志铭》等。其中《爨宝子碑》是南碑中最高者，建立于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5年）发现于云南陆谅，书体在隶书与楷书之间，康有为曾称之为"古今楷法第一"，应知它在中国碑刻书法发展史上的地位。从书法字体考察，南朝碑刻与北朝碑刻相差不大，说明南北朝尽管政治对峙，文化却仍是一个整体，这也是南北必然得到统一的基本原因之一。

北朝碑刻与开窟造像相联系，十分普遍。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均有士人撰文纪事，或凿石做碑碣，或在天然岩石之壁上直接雕刻，称摩崖刻石，据统计总件数不下10　万件。若再加上为死者所立神道碑与墓志，就更是一个无法估计的巨大数字了。

①　《梁书》卷33《萧子云传》，《颜氏家训·杂艺篇》。

①　潘吉星：《敦煌石室写经纸研究》，《文物》1966年第3　期。

陕西汉中石门的《石门铭》摩崖，是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所刻，高180　厘米，宽225　厘米，楷书26　行，每行20　字左右，每字径4　厘米，以字体大度爽朗而引人注目。洛阳龙门石窟的"龙门造像记"，不下数千种碑石，其文字雄奇，书法秀拔，早就被视为珍宝，以"龙门二十品"为其代表作。虽然这二十品非一时一人所书，风趣各异，但仍有险峻劲拔，锋芒森森的共同特征。

魏碑以《大代华岳庙碑》为开始，该碑字体整齐严格，与《爨龙颜碑》相似。再稍后的楷书碑有《嵩高灵庙碑》，字体较《大代华岳庙碑》稍放纵一些。山东莱州云峰山存大书法家郑道昭父子的42　种书法遗迹，遍刻天然岩石上，为北朝书法精品。此外《崔敬邕墓志》、《刁遵墓志》、《元显。。墓志》字体方圆兼备，称雅健之作。《张猛龙碑》和《贾思伯碑》则以笔法简练著称。北齐时期的名碑《陇东王感孝颂》是用隶书写刻，但是用正楷方法写隶书，于是瘦削有力。

北朝书法精品大多散布于泰山、徂徕山、冈山、尖山、葛山、水牛山、小铁山摩崖刻石上。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现存完整无缺字980　个，字径1　尺2　寸至1　尺8　寸，气势雄伟，历来称为榜书之模范。徂徕山刻字也是摩崖书大字，以1　尺大小为多，最大者达到2　尺至3　尺。北周《匡喆刻经题》也是字美而形大，引人注目。水牛山《文殊般若碑》有300　来个字，字径1寸5　分，字体茂密俊逸，浑厚雄整，也是北朝书法精品。

大量的碑刻遗存，为理解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尽管刻在石头上的字与写在纸上的字有所差别，但是，毕竟开拓了这样一处用点与线编织的艺术世界。

3。魏晋书法理论书法艺术得以在魏晋时期脱颖而出，又与书法理论建立有密切关系。当士人们发现书法并非一个简单的写字问题，而且是一种关系到个人的社会地位、人生价值的特殊技能时，便有了非常认真的讨论，这便是魏晋书法理论产生的基础。

魏晋书法理论产生与曹操本人对书法的爱好有一定关系。曹操攻破荆州时，任刘表部属梁鹄"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梁鹄书法水平很高，"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宫。。。魏宫殿题署多是鹄书。"①曹操还重用了另一名大书法家钟繇，钟繇向曹喜、蔡邕、刘德升学习过书法，势巧形密，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尤其善写楷书。有了统治者的提倡，如何推进书法技巧发展？便成了士人们用心探讨的课题。

三国时有关书法的论著，主要是钟繇关于书法的言论。宋代陈思《书苑菁华》卷1《秦汉魏四朝用笔法》载："魏钟繇少时，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还与太祖、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议用笔法。繇忽见蔡伯喈笔法于韦诞坐上，自捶胸三日，其胸尽青，因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乃活。繇苦求不与，及诞死，繇阴令人盗开其墓，遂得知。故知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一一从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岂知用笔而为佳也，故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者所知。"临死，乃从囊中出以授其子会，谕曰："吾精思学书三十年，读他法未终尽，后学其用笔，若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画象之。"繇解三色书，然最妙者八分也。点如山摧陷，摓如雨骤，纤动如丝，轻重如云雾，去若鸣凤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入花林，灿灿分明，遥遥远映者矣。"这里至少提出了三点理论：一是"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实际将"筋"、"骨"与人的智慧、精神、品格联系起来，以个人之"力"，来树立代表人格的"筋"与"骨"，让书法的线条贯穿和充溢内在的生命力，这是中国书法艺术造型最根本的内容。二是"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这是说书法家创造书法美，有如天以其自然元气赋与万物，产生和创造了地上万物之美。这虽然是一种天然之美，却又不能不通过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人进行书法创作，正是越名教而任自然，书法作品出来了，自然风貌便也表现于其中。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置身于天地自然的自由境界感觉，便不会产生具有艺术性的书法作品。三是"每见万类，皆画象之"。这既是讲学书法的艰苦，也是讲书法艺术内容的广博。既如坐如行，又如飞如动，既要有穿针引线的细致，又要有披坚执锐的力度。将人生体验集合于书法艺术创作，才能出现感人至深的作品。钟繇不可能将他的书法思想一一道来，但他终于提出了关于书法是一门艺术的理论基础。

西晋时的书法理论著作保存较多，有成公绥著《隶书体》，见徐坚《初学记》卷21。有卫恒《四体书势》，见《晋书》卷36《卫恒传》。有索靖《草书状》，见《晋书》卷60《索靖传》。有杨泉著《草书赋》，见《艺文类聚》卷74。成公妥提出"治世之功，莫尚于笔。能举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即

①　《晋书》卷94《郭琦传》。

圣人之心，非笔不能宣，实天地之伟器也"。①这是将儒家"寓教于乐"思想推及书法领域的尝试。既然"圣人之心"也必须通过"笔"来表达，那么，书法自然可以成为圣人之心的体现。学习书法，与体会圣人之心，了解自然之情一致，因此，可以成为士人的一门必修课。卫恒的《四体书势》是中国书学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将书体、书论、书史融为一体的长篇著作。通过叙述中国文字的产生与演进，讨论书法艺术的必要性与适应性。并且进一步阐释了中国书法艺术的两个基本关系问题，即"意"与"象"、"骨"与"筋"如何具体把握的问题。索靖的《草书状》表达了在研习草书时的自由情感，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理想在观念上的实现，更进一步使书法接近了艺术的实质。

东晋时期的书法理论计有卫夫人撰《笔阵图》、王羲之著《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用笔赋》、《记白云先生书诀》、《自论书》，王珉著《行书状》，王献之著《进书诀表》。但据学者考证，属于王羲之的书论，其实只有一些片段言论，许多署名王羲之的书法理论著作，其实是唐代之人所伪作。结果，在总结魏晋书法理论时，必须谨慎地对待署名为东晋书法家的作品。

魏晋书法理论的价值是很高的，首先是提出了书法艺术中的"意"与"象"的关系问题。中国书法发展本来依赖于文字的创造与演变，但文字的创造一开始便与卦象联系，于是自东汉末年崔瑗、蔡邕等人提倡书法艺术时便一再强调"观其法象"。由于"观象"只是一种心理上的直接感受，并不一定需要用语言来全面解释，于是对书法艺术作品的鉴赏也往往成为个人的自由品味。魏晋时期玄学、佛学充斥士人论坛，"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得意忘象"，"言不尽意"，一时蔚然成风。受这种风气影响，魏晋书论具有两大特点，"一是超出了"观其法象"的思想，很为重视主体"意"的抒发表现，二是十分自觉地追求与书法相关的"象"的美。简单来说，重"意"的玄妙深微和"象"的自然美丽，是魏晋书论的重要特征。"①相对于汉末士人对书法的理解，魏晋书法理论更突出主体情感的表露，尤其突出个人在进行书法艺术作品创作与欣赏时的具体感受。成公绥《隶书体》说："工巧难传，善之者少；应心隐手，必由意晓。"索靖《草书状》说："科斗鸟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滋生。"卫恒《四体书势》说："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到了王羲之时，更明确指出："点画之间皆有意。"实际是指出书画的点画是个体内在心灵的表现，而不是对于现实形象的单纯摹拟。一切个体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他的内在心灵必然受这种社会关系的制约，于是在艺术实践中，总不免渗入他的人生体验，或说成为他个人意识对自然与社会的反映。书法艺术具体地进入了每一位士人个体独特的内在心灵领域，于是，士人的"意"得以转化为书法艺术作品的"象"，形成巨大的感染力。卫恒《四体书势》说："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研、桑所不能计，宰、赐所不能言。"书法艺术作品表达着士人的内心情感，因此才得到士人们特殊的钟爱。

魏晋书法理论的另一重要价值，是提出了关于"骨"与"筋"的问题。

这本来是在书法艺术中的技巧问题，但迅速影响到了绘画、文学、音乐、舞

①　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年第10　期。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82、177　页。蹈、建筑诸多艺术领域。魏晋书法家谈书法"骨"与"筋"的言论很多，如韦诞说："杜氏（即杜度）杰有骨力，而字笔画微瘦。"①杨泉《草书赋》说："其骨梗强壮，如柱础之丕基。"卫瓘说："我得伯英（即张芝）之筋，恒（即卫恒）得其骨，靖（即索靖）得其肉。"②骨与筋在中国传统观念上本是指人的身体构架，强骨劲筋意味着体魄健壮。赵一在《非草书》中说："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③已将人的气血筋骨与心思手动联系在一起，魏晋士人以"骨"与"筋"来比附书法字体的形象，是很自然的事情。如《笔阵图》所说："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④字体的筋骨已成为人的生命存在的象征，于是书法艺术作品也可以作为写字人人格品行的表现。当然，这种表现只能由写字人与欣赏者个人内心感受来把握，并不需要诉诸明确的语言。书法艺术通过"骨"与"筋"的概念转化为某种生命的形式，于是得以使魏晋南北朝士人们为之投入巨大的生力，从而出现一大批名垂青史的书法家，以及令后人不断追慕的书法艺术作品。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62-64　页。②　同上书，第64　页。

③　《周书》卷47《艺术传》。

④　《世说新语·术解》，《晋书》卷84《殷仲堪传》。

（二）书法家书法既然是与"写字"相联系的艺术形式，其参与程度与普及程度必然是其他所有艺术所难比肩的。何况书法艺术作品的成立又依赖于创作者与欣赏者个人的心理感受，于是从亿万从事书法艺术活动的人中选拔众望所归的书法家，并非容易的事情。魏晋南北朝时期讲究人物品藻，书法家不自觉地也成为被品评的对象，于是得以出现一批为历史所选择出来的书法家，代表这本应属于中国文化特殊领域的艺术成就，并以他们的作品及实践经验，推动这一最具中国文化特性的艺术形式不断发展。

1。三国书法家三国时期继承东汉末年形势，已有一批书法家出现，其开创者首推在董卓之乱中被王允所杀的名士蔡邕。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年轻时在嵩山学习书法，研习大篆与小篆字体，曾仿李斯、曹喜的字体写出《圣皇篇》，为汉灵帝所重视。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奉诏与堂溪典、杨赐、马日c　、张驯、韩说、单飏一同正定六经文字，今日西安碑林所藏《熹平石经》残石，可能就出自蔡邕手笔。史载当时将石经立于太学门外，每天乘车来观览、摹写者在1000人以上。他写出《篆势论》，对书法理论有极高研究水平。他的女儿蔡琰，即蔡文姬，也有较高书法造诣，曾说："臣父造八分，其笔法得之神授。"曹操将她从匈奴赎回后，问她家藏典籍如何？她称"能忆诵四百余篇"，并要求"乞给纸笔，真草唯命"①，可知蔡邕、蔡琰父女曾有篆、隶、八分、楷书、草书的实践，这在三国初期对书法艺术的普及是有推动作用的。三国初期的书法家还有师宜官和梁鹄。师宜官是南阳人，汉灵帝时应诏至洛阳鸿都门与天下工书之数百士人竞技书法。他作八分隶书千字，大字直径一丈，小字直径一寸，以显示其才能。他平时嗜酒，曾在壁上写字换酒。袁术参与诸侯联军讨董卓时，曾请他在巨鹿写了《耿球碑》。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偷学师宜官字体，以善八分隶出名，做了选部尚书。董卓之乱后依附刘表，仍以书法出名。曹操破荆州时，又收留他于麾下，宫殿题榜多由他来书写。曹操喜欢梁鹄的书法作品，常挂在帐壁上欣赏，认为其水平在师宜官之上。

曹操本人是一个书法家，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说曹操的书法仅次于汉代的崔瑗、张芝、张昶，看来曹操所擅长的是草书。梁代庾肩吾《书品》将曹操书法列为中品，说："魏主笔墨雄赡。"唐张怀瓘《书断》将曹操书法列为"妙品"，说曹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身居高位又权柄天下的曹操如此热心于书法，对于三国时期书法艺术的影响，自然超过了其他人。三国时最有成就的书法家还是钟繇。钟繇字元常，颍川（今河南许昌）

长社人，三国初在长安帮助汉献帝摆脱李傕、郭汜的控制依附曹操，官渡之战时又以2000　匹马支援曹操对袁绍作战，后为曹操守关中颇立功劳，官至相国。曹丕建魏时任太尉，封平阳乡侯，与司徒华歆、司马王朗并称先世名臣，直到魏明帝曹睿执政时，他才以太傅之职去世。他年轻时与胡昭一起向刘德升学习书法，16年不曾注意外面有什么新鲜事。他曾对儿子钟会说："吾精思书学三十年，坐与人语，以指就座边数步之地书之，卧则书于寝具，具为之穿。"他曾与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一起讨论书法，在书法理论方面也有较高造诣。他发现韦诞手中有蔡邕手迹，"苦求授与"，韦诞不肯给，钟繇急得槌胸吐血，曹操用五灵丹将他救活过来。等到韦诞死了，钟繇设法盗墓，从中找到蔡邕真迹手书。书分三体，一为"铭石书"，即正楷；二为"章程书"，即八分隶；三为"行书"，就是日常一般行文所用字体。钟繇将这三体研习成熟，达到当时最高水平。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现传钟繇书法代表作，除若干书信外，主要是"表"，如《力命表》、《宣示表》、《贺捷表》、《调元表》、《荐

①　矩斋：《古尺考》，《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　期。

季直表》等，均属政治文件，很难说可以反映钟繇书法艺术水准的高低。王羲之说："倾寻诸名书，钟、张为绝伦，其余不足存。"①梁武帝萧衍作《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说："张芝、钟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庾肩吾《书品》说："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可见钟繇的书法艺术造诣已达到当时与后世共同推崇的水准。钟繇的书法成就除了在理论上的建树外，在字体上，将汉隶向草书与正楷两个方向作了演进，并以书法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之一，一生坚持不懈，精益求精。正因为如此，他的字迹才会成为后人学习的范本。

三国时的书法家还有邯郸淳、卫凯、韦诞、皇象等人。邯郸淳也是颍川人，字子叔，善篆书与隶书。曹操入荆州时，十分礼待他，于是在魏文帝曹丕执政时任博士给事中，校三体《说文》，并教诸皇子书法。卫凯字伯儒，河东安邑人，东汉末年任司空掾，曹丕建魏时任侍中尚书。他好古文，随邯郸淳学习书法，篆书、隶书、草书都达到与邯郸淳比肩的水平。韦诞字仲将，在曹操手下任光禄大夫，魏明帝曹叡执政时，官至武都太守。由于善书法，各种重要碑铭都请他书写，还善制笔、墨，世称"仲将之墨，一点如漆"。皇象，字休明，三国时吴国人。以书法得名，与严武之棋，曹不兴之画，共称"三绝"。最善章草，也能写八分隶，著名的《天发神谶碑》据考证便出自他的手笔。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皇）象善草书"，张怀瓘《书断》推其小篆入能品。他的书法作品对于江东地区影响极大，于是永嘉南渡后，两晋士人对他有较多推崇。

三国时期书法家大量涌现，显示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发展的蓬勃生机。书法家多为在政治上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又为这一艺术实践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基础，这是在普遍的为政治左右的人生中出现的"为人生的艺术"，是士人们为自己所选择的一处理想追求的精神空间。

①　《汉书》卷30《艺文志》。

2。两晋书法家两晋时期，士族地主的政治优势已经确立，民族纷争又导致政局动荡。

对前途不作奢望的士人逐渐移情于琴棋书画、自然山水，结果，从事书法创作的人较三国时代大为增加。只是士家大族把持朝政，同时也垄断了孝廉、秀才与人伦品藻的评议权力，见诸史籍的著名书法家大多为士家大族之人，便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其中王导家族最为突出，除了王导之外，还有王恬、王洽、王劭、王荟、王廙、王廙、王敦、王廙、王玄之、王羲之、王凝之、王操之、王涣之、王献之、王淳之等，致使东晋书坛，几成王家天下。此外，卫瓘、卫恒、卫铄（即卫夫人）等卫家人，谢安、谢灵运等谢家人，桓温、桓玄等桓家人，也有相当力量。若再加上索靖、郗音、张翼、卢偃、崔潜、羊欣、萧思话、范晔、丘道护、巢尚之、孙奉伯、虞和等，可以说有一个前所未见的书法家队伍。介绍这样一大批书法艺术家，并非一件易事，但从其中有代表性的部分书法家及其作品中，却能够清楚地把握这一时期书法艺术发展的脉络。

卫瓘，字玉，是卫凯的儿子，曾在魏国为官。司马炎代魏建晋，他有功于朝，进司空，领太子少傅之职。他与索靖共善草书，时称"一台二妙"，说卫瓘学到了张芝书法之筋，而索靖仅得张芝之"肉"。卫瓘也研习篆书，并创造了一种柳叶篆体，字形如韭菜叶，笔势明劲，很少有人能学得会。卫恒，字巨山，是卫瓘的儿子。他在书法世家中长大，研习草书和隶书，有青出于蓝之势。卫瓘看了他的作品后说："吾书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说明卫恒的草书水平在其父之上。卫恒又创飞白书体，即在笔墨不足时写出大字，使墨迹中留出枯墨空白，而字体更显得苍劲有力。加上字形形状如飞，为许多人所仿效。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晋惠帝时封关内侯。他曾与卫瓘共善草书而齐名，也善于写章草和八分隶，有《母丘兴碑》传世。

王导，字茂松，永嘉之乱后辅佐曾为琅琊王的晋元帝建立东晋，成为东晋士族政治领袖，进太傅，拜丞相，一时权倾天下。他曾向钟繇学习书法，携带钟繇手书《宣示表》过江，作为不断演习的法帖，终于摹仿得惟妙惟肖。他的行书、草书都写得很出色，晋元帝、明帝都很叹服，并以他的字作为标准字体。

王廙，字世将，王导的从弟，官至平南将军，在诗、书、画、音乐、博、弈诸方面皆有造诣。在王羲之成名之前，称东晋书法第一高手，章草、楷书学习钟繇书法，草书、隶书则学习张芝、卫恒，以"飞白"书在当时最有名。张翼，字君祖，下邳人，官至东海太守。善写隶书与草书，甚得钟繇、王羲之书法之妙。有一次王羲之作自表书呈与晋穆帝，晋穆帝让张翼在表后批复意见，算是皇帝亲自作答。王羲之接过表后，竟然一时分不出哪些字是自己写的，哪些字是张翼添加的，叹息说："小子几欲乱真耳！"

谢安，字安石，淝水之战时为东晋权臣，为争取对抗前秦作战胜利贡献很大。他善写行书，并且能鉴识书法作品。王羲之曾对他说："卿，解书者。然知解书者尤难。"谢安最推崇王献之的书法，只要见到王献之的书法，便在后面写题记，成为后来鉴赏书法作品者的榜样。

桓温，字元子，东晋时力主北伐的名臣。他长于行、草，笔力雄健，但真迹传世者很少。

桓玄，字敬道。桓温的庶子，酷爱书画，得知别人有书法字帖，便想方设法据为己有。最爱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作品，置于身边，随时观赏。他的书法作品也属于行、草一类，传世不多。

卫夫人，名铄，字茂猗，晋汝阴太守李矩之妻。学钟繇笔法，正楷达到极高水平，后来做了王羲之的老师，在东晋书坛影响极大，是中国最有成就的女书法家之一。

谢灵运，陈郡阳夏人，袭封康乐公。诗书皆为东晋时的高手，做永嘉太守时留意山水，写出不少山水诗。他的母亲是王献之的侄女，于是他的书法受王羲之、王献之影响很大，草书在当时尤其为世人称颂。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擅长隶书。他12　岁时得王献之指导，书法技艺大增。曾写《续笔阵图》，总结学习书法的经验，又写《古今能书人名》，作为东晋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传诸后世。

两晋时期如此多的书法家涌现出来，说明这种艺术活动得到了普遍的重视。那时士人们日益沉醉于玄学清谈，对人物的才情、风姿、言谈的超尘绝俗的美的讲求，和佛学相联系的对人的"神明"的观察体验，以及纵情山水的社会风尚，使这一时期人们对美的追求，已不同于魏正始以来的"平淡"，要求一种既有形色又超于形色，难于捕捉、言传，又可直感、品味的美。难于言传的意境之美最适合于书法艺术来表现，书法家也在这样一种艺术创作的实践过程中，获得情感的满足与精神的升华。

3。王羲之与王献之王羲之无疑是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仅就他在历史上被推为"书圣"，并有唐太宗在《晋书》修纂时亲自为他作传，便可见一斑。了解王羲之及其书法艺术作品，便可了解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发展倾向。王羲之字逸少，是东晋士族首领王导的从子，他的祖父王正在西晋时做尚书郎，父亲王旷任淮南太守，参与晋元帝永嘉南渡的决策，算是有功于朝。王羲之随父亲南迁建康，作为侨姓士族首领的子弟，很快得到吴姓士族的承认，三定江南的周凯故意在一次宴会上将王羲之置于受尊重的地位，让他首先吃烤牛心，于是在东晋士族圈子里有了名声。他的书法作品很早就受到名士们所推崇，"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①书法艺术造诣进一步提高了王羲之个人的社会地位，士族首领王导、王敦称王羲之为"吾家佳子弟"，太尉郗鉴将女儿嫁给了王羲之。这样一种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在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时代自然不会受到冷落，在殷浩执政时，王羲之做了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他曾写信给殷浩，建议谨慎北伐用兵，又在饥荒时写信给权臣谢安，要求开仓赈济灾民，并要求减轻百姓所负担的徭役，表现出对政局与社会深刻的认识。不过，王羲之仍然与当时的执政者发生了矛盾，骠骑将军王述与王羲之关系不融洽，偏偏做了扬州刺史，王羲之作为会稽内史，将受王述管辖。"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②王羲之于是对吏治失望，终于"称病去郡"。"王氏世事张氏五斗道"，王羲之辞官后"与道士许迈共修服石，采药石不远千里"，①基本是在道教的练功修养气氛中生活，在59　岁这一年病终。虽然朝廷"赠金紫光禄大夫"，但他的儿子们遵照他的遗嘱，并不肯去接受。

王羲之在政治上并无显著的成就，又与执政者不大投机，书法便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他幼时向卫夫人学习书法，卫夫人对他十分看重，向太常王策说："此小儿必见用笔诀，近顷观其书，便智若老成。。。此子必蔽吾书名。"王羲之在学习过程中曾"北渡江，游名山，见李斯、曹喜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之洛下，见蔡邕石经；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②在遍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王羲之创造了飘逸潇洒的行书、骨力刚健的楷书、神采飞扬的草书三种书体。王羲之的楷书作品有《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等，但皆为三四分径的细楷，历代所传摹体肯定失真，自宋元时代的书法家便为真迹不可觅而遗憾了。王羲之的草书传世者有《十七帖》以下多种，字迹较楷书为大，但伪作太多，有真迹的原本几乎找不到了，只能凭借反复翻刻的誉本，略看一点精神。王羲之的行书以《兰亭序》最有名。这是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于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春三月三日，与名士40　余人，会集于兰亭，饮酒赋诗，为众人所成的诗集作的序，称《兰亭序》，计有28　行，约300　余字。今所传者为其稿本，其中有数处尚有涂抹改写之痕迹，于是称为最神妙之佳作。只是这部《兰亭序》为许多人

①　林树中：《江苏丹阳南齐墓砖印壁画探讨》，《文物》1977年第1　期。②　周仁等：《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4年第1　期。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　期。②　河北省临漳县文物保管所：《邺城考古调查和钻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4　期。所摹写，传后世者不下数百本，一时真伪难辨。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好王羲之书，将《兰亭序》真迹搜罗到手，欣赏了一生还不够，临终前遗命将《兰亭序》真迹陪葬昭陵。今日凡所见《兰亭序》，只能是当时喜欢《兰亭序》者的摹本了。此外，唐高宗时，僧人怀仁率其徒众，以一字易一金的办法，在全国搜求王羲之的字体，集成一块《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现藏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是目前所见王羲之行书最精确的范本。唐代便有许多人学习此碑字体，到了宋元以降，学习此碑字体者已遍布天下。

王羲之书法出众在历史上留下盛名，仅由《晋书》卷80《王羲之传》便可知一系列故事。如王羲之喜欢鹅，山阴有一道士想得到王羲之的书法真迹，故意养了一群好鹅。王羲之见了，很喜欢，反复要求买下来。道士说："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王羲之欣然命笔，为道士写好《道德经》，然后"笼鹅而归，甚以为乐"，这便是历史上"书成换白鹅"故事的由来。再如他曾去一门生家，见茶几干净，说话间在茶几上写了几个字，"真草相半"。这位门生将茶几视为珍宝，每日欣赏这几个字，不料一天门生出门，他的父亲误将这几个字擦掉了，"门生惊懊者累日"。又如王羲之在蕺山见一老婆婆，正在卖六角竹扇。王羲之在每件扇面上各写了5　个字，老婆婆"初有愠色"，王羲之说："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老婆婆依其言行事，"人竞买之"。过了几天，老婆婆又拿扇子来，王羲之"笑而不答"。这些故事反映了王羲之的书法在他在世时便已受到推崇。

王羲之的书法，实际是以行书和草书为其代表，他自己说："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又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①看来是主张在书法创作过程中，表现自己的心绪与理想追求。如唐人孙过庭的评述："（王羲之书法）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①于是后人从王羲之书法作品中，透过由点与线组成的符号，可以品味到抑郁的情感，瑰奇的遐想，怡悦的心境，争折的意念，飘逸的情志。唐太宗在《晋书·王羲之传》中说："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基本概括出了王羲之行草书法的风神状貌。王羲之一家奉行五斗米道，东晋时称天师道，于是便有练功修养的实践。有传说："晋成帝时，北郊更祝版，工人削羲之之笔，入木七分。"②到底王羲之能使书墨渗入纸木中几分当然无法验证，不过，王羲之书法与中国古老的气功修炼有一定联系却是肯定的。唐太宗说王羲之的字"状若断而还连"，正是指在这种"一气贯通"情况下运笔的感觉。

王羲之在书法理论上也有一定建树，可惜后人托名王羲之的论著太多，鱼目混珠。一时难辨真伪，只能从一些古代文献中辑出只言片语，推敲王羲之的想法。这样一来，那些托名王羲之的书法论著，反而只能视作后人对王羲之书法的研究作品了。

①　将玄佁：《古代的琉璃》，《文物》1959年第6　期。

①　引自《本草纲目》卷八"金石、铜青"条。

②　《宋书》卷14《礼志1》。

王羲之的7　个儿子中有5人善书法，其中最有造诣者是其七子王献之。

王献之字子敬，因出身于王导这样的大家族，又有王羲之这样的书林圣手为父亲，自然是"少有盛名"。他向来遇事不慌，举止镇定。他在屋里睡觉时，发现有一群小偷进来偷东西，他没有大声疾呼，只是慢慢地说："偷儿，青氈我家旧物，可待置之。"小偷们立即惊逃。他与哥哥王微之同在一室，突然失火，王微之惊起而走，连鞋也来不及穿。王献之却是从容镇静，仍如平时一样信步出门。他曾与哥哥王微之、王操之一同去拜见权臣谢安，"二兄多言俗事"，他在一旁不说话，谢安对他印象反而最好，说："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①由于受父亲影响，王献之自小便练习书法，在他七、八岁时，正在写字，王羲之悄悄到他身后，猛然去夺他手中的笔。不料王献之握笔很紧，王羲之没有夺到，为此叹道："此儿后当复有大名。"王献之在墙壁上曾写出一丈见方的大字，王羲之很欣赏，结果"观者数百人"。权臣桓温曾请王献之在扇上题字，王献之误将墨落在扇上，随机应变，将墨迹改画成乌龟背负耕牛图，反而更加出名。晋太元年间，新建太极殿，谢安想请王献之题榜，不愿直言，试探说："魏时陵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櫈书之。比讫，须鬓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王献之知道谢安的用意，回答说："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谢安听说后，不敢再让王献之题榜了，但他又问王献之："君书何如君家尊？"王献之说："故当不同。"谢安说："外论不尔！"王献之说："人那得知！"②显然对自己的书法水准充满自信。王献之最初向父亲学习书法，后来改变了手法和笔法，创造出结构微妙的"今草"，因为字体娟秀，也称"小草"、"游丝草"，历来被奉为秀美字体的楷模。王献之书法以秀丽取代王羲之书法的飘逸，引起许多议论。唐人虞世南《书旨述》说："王廙、王洽、逸少、子敬，剖析前古，无所不工。。制成今体。"认为王氏家族的书法是一个自然的发展演进过程，王献之是这种书法艺术流派的继承人之一。齐梁时的袁昂则认为王羲之书法"爽爽有一种风气"，而王献之则"如河洛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①无论后人评述如何，王献之终于以个人的书法风格，自成一家，为东晋书坛，增加了新的内容。他的成就，也是不可忽视的。

①　《管子·小匡》第二十："（桓公）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社丘，以卫诸夏之地"。②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1　期。

①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1　期。

4。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家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和步伐加快，尤其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更推进了南北文化的趋同。书法艺术更在这相互取长补短的历史潮流中发展，南朝与北朝都进一步涌现出具有代表性的书法家。这些书法家尽管艺术风格各异，但却共同显示出对美的追求，这又是书法艺术前进的动力。

北朝书法家大都未能留下姓名，目前最受推崇者为北魏时的郑道昭。郑道昭是荥阳人，他的父亲郑羲曾任北魏的兖州刺史。郑道昭受父亲影响从小练习书法，长大后因书法得名，曾任光州刺史，自号中岳先生，他的书法作品主要保留在山东莱州云峰山，至少有42　种刻石至今保留。清代嘉庆年间，当时的书法家包世臣、张琦、吴熙载等极为推崇，视之为北魏碑刻的代表。包世臣在《历下书谈》中说："《瘗鹤铭》仅数十字，且字形多已剥蚀不清，无以见古人之笔法；《兰亭序》自唐代以来，几经覆刻，真象不能窥；即唐人之书，亦皆漫漶殆尽，惟北魏郑道昭之几种刻石，以地处僻远，幸免拓拓，尚能锋芒毕露，得窥见古人之笔意，至其姿势之圆劲遒美，一碑有一碑之面目，各种兼备。"杨守敬也说："道昭诸碑遒劲奇伟，与南朝之《瘗鹤铭》异曲同工，擘窠大字此为极则。"①郑道昭书法以刚劲有力著称，兼成刻石大字，气魄雄伟，观赏令人振奋。这在普遍性地追求秀媚、飘逸的时代，确实是恪守传统笔法，独树一帜的佳作。

南朝在政治上有宋、齐、梁、陈更叠替代，在书法艺术上却是一脉相承，书法家仍如两晋时期一样活跃，见诸史籍者有肖思话、范晔、丘道护、巢尚之、孙奉伯、虞和、王僧虔、张融、肖子云、陶弘景、徐僧权、庾肩吾、江总、释智永、江式等人。他们的书法创作实践，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园地，更加绚丽多彩。

肖思话是刘宋政权建立者刘裕的孝懿皇后肖文寿的侄子，父亲肖源之官至刺史。肖思话主要善写隶书，并且能弹琴，有较高艺术修养。他的书法秀媚，类似于羊欣之书体，但又较羊欣软一些，所以当时人们说："思话书学羊欣之体势，上方孔琳则不如，下方范晔则有余。"他的书法作品可以出入宫廷，影响应是相当大的。肖思话在宋文帝执政时官至护军将军，屡次出征作战，"爱才好士，人多归之"，②对推进南朝的书法艺术发展有一定作用。范晔是东晋豫章太守范甯的孙子，出继给堂伯范弘之做儿子，袭封武兴县侯，善写文章，通音律，书法上工隶书。他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但在统治者内部倾轧下于公元445年被告"谋反"而处以死刑。他著有《后汉书》，是著名的"二十四史"之一。当他在狱中时，曾为宋文帝白团扇上赋诗："白日去炤炤，长夜袭悠悠。"宋文帝看后十分伤感。范晔又在狱中给诸生侄写信，对自己的史学、文学、音乐造诣较满意，唯独书法认为还不够，说："吾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竟不成就，每愧此名。"①其实范晔在小篆方面还是有成就的，当时的人们说："羊欣之真，孔琳之草，思话之行，

①　《魏书》卷七《高祖记》。

②　《魏书》卷八《世宗记》说是320　坊里，但《洛阳伽蓝记》卷五说是220　坊里，今从后说。因320　坊里在当时的洛阳恐怕是容纳不下的。

①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87-388　页。宿　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址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　期。

范晔之篆，各妙绝一时。"这位多才多艺的书法家虽然为封建专制政治所扼杀，不过，他所做出的多方面贡献，仍为历史所承认，并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

王僧虔，山东琅琊临沂人，刘宋时权臣王昙首之子，从小善书法，尤其会写隶书。宋文帝曾见他所书素扇，叹息说："非唯迹逾子敬，方当器雅过之。"宋孝武帝擅长书法，十分推崇王僧虔的书法，王僧虔不敢在书法名声上超过宋孝武帝，写字故意用秃笔，字体反而雅有逸趣。宋明帝任命王僧虔为吴兴太守，由于王献之曾在吴兴任太守，两位书法家前后辉映，为本地人引以为自豪。齐高帝肖道成代宋以后，王僧虔仍以善书法受到重视。齐高帝曾与王僧虔论书法，齐高帝问："谁为第一？"王僧虔答道："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齐高帝又问："我书何如卿？"王僧虔答道："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二；陛下草书第二，而正书第三。"臣无第三，陛下无第一。"齐高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书人名"，王僧虔"得人间所有卷中所无者；吴大皇帝、景帝、归命侯书、桓玄书，及王丞相导、领军洽、中书令珉、张芝、索靖、卫伯儒、张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②这是对书法遗产的一次重要整理活动。王僧虔曾以飞白书法在尚书省墙壁上题辞，由于字体雄奇，被当时人视为《座右铭》。他的《让尚书令表》笔迹秀丽，被当时人看来可与王献之媲美。王僧虔又著有《书赋》，在书法理论方面也有较多贡献。

张融，字思光，吴郡吴县人。他善写草书，南朝士人们十分推崇，他自己也自夸其能。齐高帝喜欢他的书法作品，说："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庾元威评述说："融书兼众体而草最工。齐、梁之际，殆无有过之者。"后人看张融草书，见字体浑朴古雅，常误以为是东汉张芝的作品。

肖子云，字景乔，南齐高帝子豫章文献王肖嶷之的儿子。梁武帝肖衍代齐后，他"降爵为子"，参与修《晋书》，任梁朝侍中、国子祭酒，侯景之乱时他"奔晋陵，馁卒于显云寺僧房，年六十三。"肖子云善草书与隶书，自称能摹仿钟繇、王羲之的笔法。他曾向梁武帝报告说："臣昔不能拔赏，随时所贵，规摹子敬，多历年所。年二十六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草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略指论飞白一事而已。十许年，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状，洞彻字体，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逮尔以来，自觉功进。"梁武帝对肖子云书法评价甚高，说他的书法"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寔，当与元常并驱争先。"肖子云做东阳太守时，有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人来建邺求书法作品，见肖子云赴任上船，忙在船停泊的码头迎候，"望船三十许步，行拜行前"。肖子云问其故，百济使者说："侍中尺牍之美，远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肖子云只好停船三天，专为百济使者写了30　张纸的书法作品，"获金货数百万"。①肖子云最善写飞白字体，梁武帝说："献之白而不飞，卿书则飞而不白；斟酌二者，斯为尽善。"欧阳率评论说："肖侍中飞白轻浓得中，如蝉翼掩素；笔迹健瘦，萦丝铁索；传者称之。其笔用胎发作心，故纤细无失。"他著有《五十二体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　4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518-519　页。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518-519　页。书》一卷，体现出在书法理论方面的见解与造诣。

陶弘景，字通明，南朝著名道教首领。"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性好著述，尚奇异。。善辟谷导引之法"。①南齐永明年间，辞官隐居，但与梁武帝肖衍交游。梁武帝代齐后，书问不绝，朝中有事还亲自到山中向陶弘景求教，陶弘景由此获得"山中宰相"之名。陶弘景书法在气势、骨力方面学习钟繇、王羲之，目前有《画版帖》流传。此外，著名的《瘗鹤铭》也被视为他的手迹。

庾肩吾，字慎之，8　岁时能赋诗，有一定文学修养，曾与十余人"抄撰众籍"，书法水平开始显露。他著有《书品论》，是南朝重要书法著作。袁昂的《古今书评》对庾肩吾的书法作品，有较高评价。

释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他与哥哥王孝宾均皈依佛门，住永欣寺阁上，临水池练习书法。每一支笔写得毫毛脱落，便称"秃笔"，置于笼中，共积攒了5　笼秃笔。他学习书法30年，写出《真草千字文》800　本，浙江诸寺每寺置一册，于是传世甚多。由于请他写字的人太多，他只好用铁皮将门户包起来，称"铁门限"，还为所用笔修了一座墓，称"退笔冢"，但来人依然不断。他的草书水平最高，代表南北朝草书发展的方向。

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家在楷书、隶书、行书、草书诸方面，都有创造与发展。一般说来，政府公文多用楷书；碑刻墓志，多用隶书；朋友之间交往常用行书；诗赋文章，爱用草书；但因人而异，并非人人遵守。正是有这样一种适应具体每一个人特性的艺术创作形式，因此才产生了如此丰富的艺术作品。

①　《魏书·释老志》。

5。南朝书法理论书法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异军突起的发展，各种书法作品争奇斗艳，使得书法理论也在士人的品评生活中建立，专门讨论书法技巧的论著更是大量涌现。士人们将书法创作实践与个人的品格相提并论，认为书法作品之"形"，实为人心的传神写照，使得有关书法艺术的理论探讨具有特殊的美学价值。这种具有美学理论性质的书法理论作品，正是南朝书法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

南朝书法理论与文学理论相仿，主要集中于政治形势上相对稳定一点的齐梁时代。代表人物有王僧虔、袁昂、梁武帝肖衍、庾肩吾等，他们继承了魏晋人物品藻的传统，但以书法艺术作品而推论人格与人心，无疑是一种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创造。

王僧虔在谱系上与王羲之同属一族，前后仕宋、齐两朝，官至侍中左光禄大夫，书法作品深得当时的统治者所喜爱，以致梁代庾肩吾《书品》称他"雄发齐代"，列中品之上，视为齐代执牛耳之人。这样一来，王僧虔的理论著作也极容易受到重视，现有《书赋》、《论书》、《笔意赞》等传世。王僧虔的《书赋》载《艺文类聚》卷74，在南朝书法理论中有开创性地位，其中说："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心经于则，目像其容，手以心麾，豪以手从，风摇挺气，妍孊深功。"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这实际是指出书法并非单纯再现的"写字"技巧，并无具体可见的摹拟对象，它只是书法艺术创作者个人"情"与"思"的物化形象。书法艺术创作者在其创作过程中，是通过情感与想象的作用，把不可见的心态化为可见的字体，这便是"凭虚而测有"、"沿想而图空"的意义。王僧虔认为在书法艺术创作过程中，"心经于则，目像其容"，心是创作的主体，个人的艺术构思，形成了所创作对象的形状，又必须达到心手相应，即心中所想与手中所出相一致，才能"风摇挺气"，产生出感人的生命气息。王僧虔认为这种具有生命气息的艺术作品，实际是有"形"也有"神"的。"形"的方面，是"沉若云郁，轻若蝉扬"，如一种舞蹈动作。"神"的方面，则是一种类似音乐的"声"，所谓："托韵笙簧"。王僧虔懂音乐，他专门写过《乐表》，于是他透过书法的跳跃性笔触，想到了音乐的节奏。这种具有音乐性的节奏感就是"韵"，是一种需要体会的含蓄不尽的美。这样一来，书法艺术的"神韵"，便与绘画艺术的"气韵"相一致，都成为创作者自己的生命流动形式，谢赫"六法"的"气韵生动"与王僧虔的"风摇挺气"，原来是异曲同工。"书"与"画"的艺术性，便在这样一种创造气氛中获得了统一。

王僧虔的《论书》是对历代书法家的评论，其中尤其强调"天然"与"功夫"的关系问题。他说："宋文帝书，自谓不减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不及欣"。"①这里"天然"是指字体形态，给人的一般印象，"功夫"，则指书法家的创作实践经验积累程度。为此他评述肖思话"全法羊欣，风流趣好，殆当不减，而笔力恨弱"。评谢综"书法有力，恨少媚好"。在王僧虔看来，书法作品既给人以欣赏的美感，又要表现书法家艺术锤炼的程度，二者统一，才能称佳作。

王僧虔的《笔意赞》则是对书法技巧的一种探讨。他说："书之妙道，

①　罗哲文等：《佛教寺院》，《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兼知者方可绍于古人。以斯言之，岂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谓　求之不得，考之即彰。"①这里将书法艺术作品之美分为"形质"与"神彩"两个方面。"形质"自然是字体的外貌形状，"神彩"是书法所表现的审美的情感、精神。他认为"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即将书法美的精神性置于首位。书法创作过程是一个"心"与"手"相互结合的过程，"心"的内涵，绝非字体的构思，"手"的动作，也并非对字体的重复，只有在"心"置于崇高的境界，"手"也到了与"心"一致的地步，才是"心手达情"，也就是得心应手的最佳状态。这种突出艺术作品内在思想感情的深度与力度的看法，对于南朝书法理论体系的确立，有着巨大的影响。

袁昂字千里，陈郡阳夏人，由齐仕梁，官至司空，很得梁武帝宠遇，能书善画，公元523年奉梁武帝之命写了评论古今书法家的《古今书评》一书，基本是秉承梁武帝的意志所写的应酬之作。但全书突出了魏晋人物品藻的传统，于是又对书法艺术的人格与风格意识，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如说王羲之书法"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献之"书如河洛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师宜官"书如鹏羽未息，翩翩自逝"。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②这种品评方法自然有空泛而不确定的弱点，但却又能直接表达出感受，以高度精练的词句概括出某一作家的特性，又是中国传统的将审美境界与人生境界相联系方式的体现。魏晋以降，这种与个人欣赏关系极大的评论对于艺术作品的审美把握有极大作用，袁昂是传统方法的继承者，他的理论作品于是得到了当时社会上的广泛承认。

梁武帝肖衍在文学、书法、音乐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虽然他有三次舍身同泰寺的经历，并以倿佛为宗旨，却并不拒绝书法艺术对他所造成的美的享受与追求。他本不但善写各种字体，而且写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答陶隐居论书》等理论著作。不过，《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仅谈书法技巧，强调用笔与结构字体，对书法的美学理论谈及不多。《草书状》是个人对草书的欣赏，抒情比重大，理论探讨少。唯《答陶隐居论书》是与陶弘景的书信问答录，从书法的艺术的形式入手，论述书法作品对人的影响，有较高价值。他说："若抑扬得所，趣舍无违；值笔连断，触势锋郁；扬波折节，中规合矩；分间下注，浓纤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称；婉婉暖暖，视之不足；棱棱凛凛，常有生气；适眼合心，便为甲科。"①这是将书法创作过程中的诸因素进行统一审视后作出的结论，要求在抑扬、趣舍、连断、浓纤、肥瘦诸方面的和谐一致。书法作品既然是长短、轻重、浓淡、大小、密疏等点与线千变万化的形式，自然只能是在对立因素中寻求和谐统一的美感，这便是所谓搭配得"适眼合心"的秘密。萧衍重视的是感官的愉悦，不过，他强调美是在诸对立因素的相对平衡之中的观点，对于书法艺术的实质，应是有相当准确的把握。

庾肩吾一生与梁简文帝肖纲关系密切，官至度支尚书，他的书法理论在南梁后期有较大影响。袁昂《古今书评》作于公元523年，将同时代的庾肩

①　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　页。②　《南史》卷75、76《沈道虔传》、《臧荣绪传》、《吴苞传》、《沈麟之传》、《徐伯珍传》。

①　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吾收入书中，说明庾肩吾是当时极有地位的书法家，他以书法家的身份写了《书品》，即评述历代书法家，自然是一种具有权威性的判断。《书品》严格采取"九品论人"的办法，将书法家们分为由上上至下下的九品，文字简洁，然而精炼、准确。如称上上品的三个人：张芝、钟繇、王羲之，他作了如下评论："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①这里说的"天然"已有"天才"、"悟性"的意思，"工夫"接近于实践经验的积累。天才悟性与实践过程结合，这是优秀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出现的原因。庾肩吾说："敏思藏于胸中，巧意发于毫铦。。。学者鲜能具体，窥者罕得其门。若探妙测涂，尽形得势，烟华落纸将动，风彩带宇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人世之所学。"这种任其自然的创作态度，使得书法艺术因人而异，变化无穷，随时代的步伐而推陈出新。

南朝书法理论对于隋唐书法艺术空前繁荣有着奠基作用，书法理论家毫不掩饰对个性与自由的向往，并从艺术作品中去直观人生与人心，对于偏爱书画的士人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而推动了创作实践的不断发展。南朝对于士族地主阶层来说，是一个逐渐走向没落的时代，政治上的失望与动荡，只好通过文化艺术来修补与弥合。士族地主阶层的没落与艺术作品的勃兴，正是这一特定历史环境的反映。

书法艺术是最具有中国文化特性的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正是在书法创作实践过程中，发现了一处最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由空间。那时的书法，不仅是文人间的彼此欣赏，而且是一种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依恋。正是文字这一文化传统的载体与符号，强化着当时社会心理的认同，鼓舞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书法艺术的价值，早已放在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天平上了。

①　《洛阳伽蓝记》卷二。晋太康寺，北魏重建后更名灵应寺。塔仍为三级。五、乐　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与舞蹈如中国先秦至秦汉时期一样，密不可分，音乐为其主体，舞蹈实际是音乐的补充，故称乐舞。就当时统治者与士人对乐舞的态度而言，本有着相当大的差异，统治者认为"乐以教化"，各种乐舞都是强化政治统治的手段；士人则认为乐舞为个人修养的形式之一，乐舞艺术境界的提高，只能依赖于人格自身的不断完善。于是，统治者要求不断重复传统礼乐，将传统礼乐视为万古不变的定律，以示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士人则将"下学而上达"①的无限向上的人生修养，渗入到无限的艺术修养之中，对传统乐舞，以精益求精为名，进行适当的调整与补充，在其实施过程中，多少体现一点个人情感。这种差异在魏晋以降玄学兴起、佛教东渐、民族纷争时获得趋同的天机。自先秦至秦汉发展起来的以"为政治的人生"为基础，"为人生而艺术"为标宗的乐舞，首先受到了玄学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诘难，传统礼乐，不能不渗入一点音乐创作者与演奏者的个人情感。然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沿丝绸之路传播的"胡乐"争得了登大雅之堂的权力，中国传统礼乐在乐器与乐律等方面受到空前的冲击。为了使乐舞继续起维系人心的教化作用，统治者与士人找到了共同的目标：改造传统乐舞，重新确立乐舞的正统地位。结果，中国的乐舞得以以一种新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①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　页。（一）乐舞演变概况三国时期群雄逐鹿，在没有取得明显政治优势的情况下，不可能在乐舞方面有所建树，直到曹魏政权确立，才有杜夔恢复雅乐之举。西晋建立后，荀勖典知乐事，开始进行整顿礼乐的工作。他本人能辨乐音，在"音韵未调"时以赵地商人牛铎来谐音，于是"既掌乐事，又修律吕，并行于世"。①不过，荀勖未能完成雅乐的全部修订工作，在不及修正钟磬的情况下逝世。晋惠帝元康三年（公元293年）命荀勖的儿子荀蕃"终父勖之志，铸钟凿磬，以备郊庙朝享礼乐"。②然而随着"八王之乱"愈演愈烈，这一次恢复礼乐的工作未能完成。

永嘉之乱以后，两汉至魏晋的朝廷礼乐制度一时无人再问，直到庾亮为东晋政权镇守荆州时，与谢尚一起为朝廷修雅乐。庾亮死后他的继承者如庾翼、桓温等人，专事军旅，对庾亮搜集来的乐器置之不理，终于导致乐器在仓库中朽坏。魏晋宫廷的乐工一度流散在中国北方，"及慕容。。平冉闵，兵戈之际，而邺下乐人亦颇有来者"。③这些乐工后来为前秦苻坚所得，直到淝水之战时，东晋才"获其乐工杨蜀等，闲习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①。两晋时期的乐舞有五声、八音、六律、十二管等音律，五声为声调，分为宫、商、角、徵、羽。八音意为"八方之风"，其实是各种演奏乐器。六律是音调与演奏乐器的搭配方法，"阳六为律，谓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六为吕，谓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凡有十二，以配十二辰焉。"②十二管则是一年12　个月中每月选择的音调曲目指导。至于曲目有祭祀天地神灵祖先的颂歌，有群臣聚宴时的赞歌，有《命将出征歌》、《劳还师歌》等战歌，有《正德舞歌》、《大豫舞歌》等庆典之乐，还有如《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子夜吴歌》、《凤将雏歌》、《团扇歌》等欣赏性歌舞。这些欣赏性歌舞曲，"始皆徒歌"，应是民歌，"既而被之管弦"，③于是成为宫廷正式乐舞。

南朝在东晋恢复礼乐基础上又有所进展，刘裕入关中攻灭后秦，将姚兴所有120人的乐伎全部带回建康。到了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大乐令钟宗之重新调正国家乐器，5年以后，由典书令奚纵监督完成，确定了刘宋王朝的礼乐制度，南齐王朝沿袭使用，没有更改。梁武帝是喜欢古代礼乐之人，天监元年（公元502年）下诏请百官建议修改国家礼乐。由于百官只说应当改动国家庆典音乐，却无人谈及修订之法，梁武帝肖衍只好亲自动手，终于完成了朝廷礼乐。侯景之乱时，台城陷落，乐工流散，王僧辩破侯景将乐器送到荆州，梁元帝下令整顿修补，有所恢复。到陈朝建立，基本形成与东晋同样的规模，但陈后主"耽荒于酒，视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又于清乐中造《黄鹏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相

①　罗哲文等：《石窟寺》，《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②　《祭从弟敬远文》。

③　《咏贫士》七章之一。

①　《魏书》卷84《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②　《魏书》卷84《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③　《魏书》卷84《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高，极于轻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①结果，传统的国家礼乐，即所谓"雅乐正声"受到压抑，非正式的宴饮俗乐反而有所发展，使得乐舞的形式、内容均对传统陈套有所突破，获得进步的机遇。

北朝相对南朝则有较大的收获。从宫庭音乐而言，北魏建立后。"天兴元年冬，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乐用八佾，舞《皇始》之舞。。。六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为钟鼓之节。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②这样，西北少数民族的乐舞开始进入中原王朝的宫庭之中，与中国传统礼乐相结合，出现新声新曲。北齐建立时"咸遵魏典"，祖珽上书，请求确定礼乐，"采魏安丰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乐说》，而定正声，始具宫悬之器，仍杂西凉之曲，乐名《广成》，而舞不立号，所谓"洛阳旧乐"者也。"此外，宫中杂曲还有西凉鼙鼓、清乐、龟兹乐等，来自西域的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等人表演很受欢迎，得到统治者的重用。北周在攻取南梁的荆州时，"大获梁氏乐器"，宇文泰建六官时规定郊庙祭祀用《黄帝乐》，歌大吕，舞《云门》；祭九州、社稷时用《唐尧乐》，歌应钟，舞《大咸》。祭祀四望，宴请诸侯，用《虞舜乐》，歌南吕，舞《大韶》。祭祀四类，幸辟雍，用《夏禹乐》，歌函钟，舞《大夏》；祭山川，用《殷汤乐》，歌小吕，舞《大护》。大享宗庙，用《周武王乐》，歌夹钟，舞《大舞》。皇帝出入时奏《皇夏》，宾客出入奏《肆夏》，蕃国客人出入奏《纳夏》，功臣出入奏《章夏》。皇后出现，奏《深夏》，宗族聚会奏《族夏》。皇帝与群臣宴饮奏《陔夏》，诸侯相见奏《骜夏》。皇帝大射，歌《驺虞》，诸侯歌《狸首》，大夫歌《采萍》，士人歌《采蘩》。几乎是对周代礼乐的重演。不过，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祇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①将龟兹乐与七音输入到北周乐舞中，形成中国音乐史上最重要的变革。正是在这样一种胡汉音乐融合的基础上，才出现了隋唐时期中国乐舞繁荣的高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舞演变，是在民族纷争的动乱氛围中完成的，各种不平衡的因素相互冲突，反而导致传统礼乐失去正统地位，富于创新的新调、新曲、新词为社会各方面所接受。政治上的不幸并不妨碍艺术上的进步与发展，这是魏晋南北朝历史进程中的普遍现象。

①　《晋书》卷九十五《陈训传》。

②　《晋书》卷九十五《台产传》。

①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三十三。

（二）乐器的演变秦汉以降至魏晋南北朝，视为中国传统乐器者有所谓"八音"，即古代八类乐器的总称。八音分别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其中"金"为各类钟、錞、铙、镯、铎等金属打击乐器；"石"为磬一类敲击乐器；土为埙一类陶土烧制的吹奏乐器；"革"为各类鼓、拊搏、相等皮革制打击乐器；"丝"为琴、瑟、筝、阮咸、筑等弹拨乐器；"木"为柷、敔、雅、应等木制敲击乐器；"匏"为笙、竽、巢、和等用葫芦做底座的吹奏乐器；"竹"为箫、管、篪、笛等竹制吹奏乐器。自西汉时丝绸之路开辟，胡乐东来，西域乐器得以在中国内地普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引进西域乐器甚至成为时尚，这是魏晋南北朝乐舞取得重大进展的现象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引进的西域乐器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种：箜篌。箜篌是魏晋南北朝时风行乐器，日本学者林谦三说这种弦乐器原是一路经过中亚，一路经过缅甸传入中国的。①在印度佛陀伽耶发掘的石雕在弹箜篌图，为公元4世纪中期至5世纪初期笈多王朝时代的遗物，可以由此推论古代箜篌形状，一开始便类似今日的"竖琴"。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与甘肃敦煌莫高窟中有弹奏箜篌的雕刻和壁画，均为北魏时期的作品，依时代而言，与印度笈多王朝相仿，两地箜篌应属同源。依古代文献记载，箜篌输入中国内地在汉武帝时期，那时西南海上交通开辟，箜篌由西南方传入，李延年创制祀神乐舞，其中使用箜篌做乐器。汉元帝时昭君出塞，箜篌还是汉元帝赐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礼品。不过魏晋南北朝时的箜篌称"胡乐"，应是从西北传入，如《隋书》卷十五《音乐志》说："今曲项琵琶、竖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魏曹植与梁简文帝均作有《箜篌引》，可以知道这种乐器在魏晋南北朝时达相当普及的程度。由于新疆和田发现的土偶弹箜篌像、克孜尔千佛洞发现的木雕弹箜篌像与古亚述国的浮雕弹箜篌像极为近似，因此可以确信，魏晋南北朝时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所用箜篌，代表了古代中国与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情况。

琵琶。这是源出于波斯的古乐器，如汉刘熙《释名》说："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却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至于"批把"二字写成"琵琶"，则是在晋代，如傅玄《琵琶赋序》说："欲从方俗语，故名曰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①这说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琵琶使用相当普遍。日本学者岸边成雄考释琵琶的来源说："古代梵语Barbhie，义云拨弦。它并非专指某种乐器，而是这类拨弦乐器的总名。与刘熙《释名》批把，音义并同，当公历纪元前后，希腊有弦乐器名Barbiton，又古波斯语Barbat，都是印欧语系的转变，同为这一类型的乐器的名称。当公元6、7世纪时，萨珊王朝的Barbat　与传入中国的琵琶，形制相类，在古代波斯的陶器上，也有与这相类似的形象。"②昭武九姓之曹国人曹僧奴、曹妙达一家，三代人以善弹琵琶而在北魏至北齐时出名，"曹僧奴子妙达以能弹琵琶甚被宠遇，开府封王"③说明当时统治者对琵琶的偏爱达到极高程度。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七册，第六○六页。

①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六十一。

②　《北史》卷81《张吾贵传》、《孙惠蔚传》附族曾孙《灵晖传》、《李业兴传》。③　《北史》卷33《李孝伯传》附《谧传》。

秦琵琶。也叫"阮咸"，是中华民族受胡风影响，自己创造的乐器。唐杜佑《通曲》卷一四四丝五琵琶条说："今清乐秦琵琶，俗谓秦汉子。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鼗是中国古代雅乐乐器，是一种带柄的小鼓，在汉代石刻画中可以看到这种小鼓的图像。由于在鼓柄上张弦，达于鼓面，弹弦击鼓得声，所以叫"弦鼗"，形状确实有点像琵琶。晋代杜挚说："秦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④看来是地临西北的秦人受西域胡族音乐的影响，自己制作的乐器。在敦煌壁画与云冈石刻中，秦琵琶与箜篌、琵琶、腰鼓、横笛、吹贝共同演奏，说明魏晋南北朝时胡汉音乐已经融合无间。《通典》又说阮咸"亦秦琵琶也。。晋《竹林七贤图》阮咸所弹与此类，因谓之阮咸。"看来到了唐代，秦琵琶更名"阮咸"。

曲项琵琶。这种琵琶"发祥于西亚细亚地方，为波斯、印度、中央亚细亚诸地重要的乐器之一"。①南朝梁简文帝大宝二年（公元551年）逢侯景之乱，被侯景派彭隽、王僧贵入殿，废为晋安王。彭隽领了杀死梁简文帝的命令，向梁简文帝进酒，梁简文帝笑着说："已禅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寿酒将不尽此乎"，"于是隽等并賫酒餚、曲项琵琶，与帝极饮。"②这是曲项琵琶在南朝露面的首次记载。后来曲项琵琶成为龟兹乐的主要乐器之一，在南北朝宫庭乐舞中多次使用。

五弦琵琶。这也是龟兹琵琶之一种。《通典》卷一四二《历代沿革条》说："（后魏）自宣武以后，始爱胡声，洎于迁都，屈茨（即龟兹）琵琶、五弦、箜篌。。洪心骇目。"看来五弦琵琶在北朝首先流行。由于印度中部约公元170年的佛教古迹阿牟拉瓦提雕刻上有五弦琵琶图像，与龟兹所发现五弦琵琶图型相同，即棒状的外形，五弦加轸的方式，腹部表面近下端处有一覆手板，所以五弦琵琶可能首创于印度，再传至龟兹，最后传入中国内地。筚篥。这是一种吹奏管乐，日本学者林谦三说："筚篥是以芦茎为簧，短竹为管的竖笛。"③筚篥源起于波斯，南北朝时传入中国。刘宋时何承天《纂文》说："必栗者，羌胡乐器名也。"④依唐《通典》所说："筚篥，本名悲栗，出于胡中，声悲。"显然是从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依照学者们考释，筚篥也叫做管子，以软芦为舌，与笳管同类。在南北朝时大小不一，分为大筚篥、小筚篥、桃皮筚篥等。大筚篥声音悲咽，小筚篥声音激越高亢，桃皮筚篥则声音悲中带哑。这种乐器在南北朝的各种胡乐，如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疏勒乐、安国乐、高丽乐中，都是主要乐器。

横笛。横笛也称"横吹"、"羌笛"、"胡笛"，马融《长笛赋》说："此器起于近世，出于羌中。"由于汉族传统的箫是竖吹的乐器，于是横吹的羌笛便被视为胡乐。如《晋书》卷二十三《乐志》说："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文献通考·乐考五》说："大横吹，小横吹，并以竹为之，笛之类也。"中国传统的洞箫声音低沉、呜咽，横笛则嘹亮、悲切，横笛进入中国内地使中国音乐的表现力大大丰富起来。横笛除了竹制外，还有玉制、铁制，声音与竹笛相比变化较大，这是④　《北史》卷81《张吾贵传》、《孙惠蔚传》附族曾孙《灵晖传》、《李业兴传》。

①　《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②　《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③　《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④　《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中国民族音乐在引进外来文化因素后的创造与发展。

胡角。这又是一种横吹乐器，但是不用竹制，而是古代羌族牧马人用牛角制成的乐器。据崔豹《古今注》的说法，张骞通西域时得《摩河兜勒》二曲，李延年根据胡曲造新声28　介，"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胡角"原名拔逻回，发惊军之音"①，魏晋以后士人开始依胡角曲调填词作歌，如曹植便有胡角三曲。胡角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使用普遍，高昌乐将胡角改成牛角形的铜角，声音变得更大、更高亢。这是宋代以后民间鼓吹乐中大喇叭的原型。

大量西域乐器进入中国内地，对于中国传统乐舞的改造有极重要的作用。前秦苻坚所用《清乐》，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15　种，北魏始用的《西凉乐》，乐器有钟、磬、弹筝、。。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长笛、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擔鼓、铜钹、贝等19　种，北凉至北魏时使用的《龟兹乐》，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15　种。仅从以上三种胡乐所用乐器便可知乐器对于胡乐输入中国内地的意义了。中国在接受外来乐器时却又不重复外来乐器的编排使用，而且直接将外来乐器用于"华夏正声"的演奏。于是对外来音乐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地改造，使得各种胡乐最后都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一部分，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取得的成功经验之一。

①　《北史》卷81《刘蘭传》、《李铉传》。

（三）曲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舞正处于中国音乐、舞蹈历史上承前启后的发展时期，既不放弃传统，又要输入外来内容，这样就出现了极为丰富的乐舞曲目。这些乐舞曲目大致分为由汉代继承下来的传统曲目与引进外来因素的创造曲目，其概况如下：传统曲目实际是自原始社会时期到秦汉统一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回顾，其内容的丰富是难以想象的。魏晋南北朝时仅继承了其"雅乐"与"杂乐"两项，雅乐用于郊庙朝■，杂乐用于宴会。依造文献资料，大致可知部分内容。所谓"雅乐"，为祭祀天地、神灵、祖先，歌功颂德的乐舞，魏晋南北朝时主要使用以下曲目：武德舞。这是公元前203年，汉高祖刘邦主持制作的乐舞，象征天下礼乐已行，武以除乱。与先秦时的《文始》、《五行》等乐舞共演，但袭用前代乐章。

四时舞。这是开始于西汉时的另一雅舞，依《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说是汉文帝于公元前179年主持制作的乐舞，以示天下安定，人民休养生息，各得其所。

云翘舞与育命舞。这两出乐舞均出自东汉时期，《宋书》卷十九《乐志》说："光武平陇蜀，增广郊祀。高皇帝配食。乐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云翘》、《育命》之舞，。。迎时气五郊：春哥《青阳》，夏哥《朱明》，并舞《云翘》之舞，秋哥《西皓》，冬哥《玄冥》，并舞《育命》之舞。季夏哥《朱明》，兼舞二舞。"那时阴阳五行之说盛行，乐舞在祭祀天地、神灵、祖先过程中更为僵化，这种雅乐便是僵化现象的反映。与民歌民俗相联系的乐舞称"杂舞"。《乐府诗集》卷五十三说："《公莫》、《巴渝》乐舞，《鞞舞》、《铎舞》、《拂舞》、《白紵》之类也。始皆出自方俗，后寝陈于殿庭。盖自周有《缦乐》、《散乐》，秦汉因之，增广宴会所奏，率非《雅舞》。汉魏以后，并以鞞、铎、巾、拂四舞，用之宴飨。"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民间歌舞进入统治者的宫庭宴乐。这些来自民间的杂乐舞主要有如下几种：公莫舞。这是一种甩动长袖的乐舞，《宋书》卷十九《乐志》说："《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传云：项庄剑舞，项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汉高祖。且语庄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云莫害汉王也。今之用巾，盖像项伯衣袖之式。按《琴操》有《公莫渡河曲》，然则其声所由来已久，俗曰项伯非也。"从周代青铜舞人及秦汉时歌舞俑看，长袖舞蹈自古以来便有，《宋书》指出该舞源起于鸿门宴之说为历史传说之误，显然是有根据的。

巴渝舞。这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创作的表现战斗生活的乐舞。《晋书》卷二十二《乐志》说："汉高祖自蜀汉将定三秦、阆中，范因率賨人以从帝，为前锋。及定秦中，封因为阆中侯，复賨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复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俞矛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世莫晓其句度。"晋常璩《华阳国志》也说："阆中有渝水，賨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善舞，帝善之。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看来这一乐舞是川东地区巴渝水边定居的巴人表达其战斗生活与生活特性的歌舞，"下里巴人"之歌有很多相和者，虽然魏晋以后，巴渝舞的古辞已失传，但仍然有新词配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

槃舞。这是一种在鼓上跳舞，踏鼓作节拍的乐舞。山东沂南古墓画像石刻上有其具体形象，共有7　个鼓台，舞者在鼓上转圈。《宋书》卷十九《乐志》说："晋初在《杯槃舞》、《公莫舞》，今之《晋世宁》也。张衡《舞赋》云："历七槃而踪蹑。"王粲《七释》云："七槃陈于广庭。"近世文人颜延之云："递间关于槃扇。"鲍昭云："七槃起长袖。"皆以七槃为舞也。《搜神记》云：晋太康（公元280年）中，天下为《晋世宁舞》，矜手以持杯柈，反复之。此则汉世惟有杯舞，而晋加以槃反复之也。"看来这是西晋在汉舞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舞，且有击鼓的快节奏，应属热烈欢快的舞蹈。

铎舞。铎是一种古乐器，铎舞应是持铎而舞。《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说："《铎舞》，汉曲也。《古今乐录》说：铎，舞者所持也。。。今谓汉世诸舞，《鞞》《巾》二舞是汉事，《铎》、《拂》二舞以象时。古《铎舞曲》有《圣人制礼乐》一篇，声辞杂与，不复可辨，相传如此。"舞者既然持铎，很可能是能使用乐器的乐伎，这样的乐舞表演自然是有声有色。拂舞。依《宋书》卷十九《乐志》所载："江左初又有《拂舞》，旧云《拂舞》为吴舞，检其歌，非吴词也，皆陈于殿庭。"拂舞既然不是吴舞，那么便可能是晋人南渡时带去的汉族传统乐舞，很可能也是一种长袖舞，其歌辞内容有五篇，即《白鸠》、《济济》、《独禄》、《碣石》、《淮南王》。其中《碣石》即曹操的《观沧海》，《淮南王》是淮南小山所作，讲淮南王服食求神仙，遍礼方士，遂与八公相携俱去，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念不已，作曲以抒情怀。从歌辞内容看，《拂舞》本是南北文化交融的结果。白紵舞。白紵是白麻织的夏布，盛产于江西宜黄，白紵舞很可能是反映江南织女纺织白紵的歌舞。《宋书》卷十九《乐志》说："又有《白紵舞》，按歌辞有巾袍之言。紵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统治者将这样的民间歌舞纳入宫中，自然会进行改动，但不管如何改，总会保留一些来自民间的健康内容，《乐府解题》说白紵"质如轻云色如银"，舞女将这种白紵舞动，再配合轻柔的丝竹音乐，应是十分优美的。

与以上舞蹈相配合的音乐曲目有"吴歌"、"西曲"、"散曲"等，这也是采自民间由士人加工的音乐作品，主要曲目如下：《石城乐》。这是民间少年的歌舞，由士人臧质采集编写。《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说："《石城乐》者，宋臧质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质尝为竟陵郡，于城上眺瞩，见群少年歌谣遒畅，因作此曲。"明确记载是刘宋年间的作品。《古今乐录》说："《石城乐》旧舞十六人。"看来，有16个人且歌且舞，加上乐队，应是几十个人合演的节目。

《乌夜啼》。这也是刘宋时期士人采集民歌的作品。《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载：《乌夜啼》者，宋临川王义庆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义康于豫州，义庆时为江州，至镇，相见而哭。文帝闻而怪之，征还宅。义庆大惧。伎妾闻乌夜啼声，扣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其年更为南兖州刺史，因此作歌。故其和云："夜夜望郎来，笼窗窗不开。"今所传歌辞，似非义庆本旨。"从歌辞断句看，应是江西地区的民间情歌，王义庆稍作修改，作品记在了他的名下。

《莫愁乐》。这是与《石城乐》相仿的民间歌舞。《旧唐书》卷29《音乐志》说："《莫愁乐》者，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石城乐》和中，复有哀愁声，因有此歌。"《古今乐录》说："《莫愁乐》亦云《蛮乐》，旧舞十六人。梁八人。"莫愁本为洛阳女子，嫁与卢家。但南京也有莫愁传说，今南京市城西也有莫愁湖。这与永嘉之乱西晋王室南渡，将洛阳的民间故事搬到建康有关。石城又在湖北竟陵，《莫愁乐》显然是用竟陵蛮乐表现来自洛阳的民间故事。《莫愁乐》又是六朝名曲，虽然有历代王朝更替，这首乐舞却一直保留下来。

《估客乐》。这是往来于江上的商旅为打发旅途寂寞而在船上组织的歌舞，当时长江沿岸为商人活跃之处，上至三巴，下至广陵，成为商人沿江设市的目标，于是民间歌舞也得到交流的机遇。当然，一旦歌舞具有艺术感染力便也会被统治者所接纳，《古今乐录》载："《估客乐》者，齐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时，尝游樊、邓，登祚以后，追忆往事而作歌，使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教习卒，遂无成。有人启释宝月善解音律，命往奏之，旬日之间，便就谐合。敕歌者常为感忆之声，犹行于世。宝月又上两曲，帝数乘龙舟，游五城，江中放观，以红越布为帆，绿丝为帆纤，鍮石为篙足。篙榜者悉着郁林布，作淡黄袴列开使江中衣之。五城殿犹在。齐舞十六人，梁八人。"这出乐舞在梁代改名《商旅行》，更直接表明它是在商人沿江活动时创作的歌舞，成为当时《西曲》的代表作。

《襄阳乐》。这是襄阳民间歌谣，女孩子们夜里聚唱，被士人所采集。

《古今乐录》说："《襄阳乐》者，宋随王诞之所作也。诞始为襄阳郡，元嘉十六年仍为雍州刺史，夜闻诸女歌谣，因而作之，所以歌和中有"襄阳来夜乐"之语也。旧舞十六人，梁八人。"这首乐曲因是采集女声夜歌，想以婉转动人著称。

《三洲乐》。这也是江上商旅所用民间歌舞。《古今乐录》载："《三洲歌》者，商客数游巴陵、三江口往返，因共作此歌。其旧辞云："啼将别共来。"梁天监十一年武帝于乐寿殿道义竟，留十大德法师，设乐。敕人有问，引经奉答。次问法云："闻法师善解音律，此歌何如？"法云奉答："天乐绝妙，非浅肤所闻。愚谓古辞过质，未审可改与不？"敕云："如法师语。"法云曰："应欢会而有别离，啼将别可改为欢将乐。"故歌和云：三洲断江口，水从窈窕河旁流。欢将乐共来，长相思。旧舞十六人，梁舞八人。"这出乐舞既然可以在供佛法会上演出，应属清新自然的健康乐舞，法会为之改歌辞，或许为这出乐舞多少注入了一些佛教因素，更利于普及。

《襄阳踏铜蹄》。这也属于《西曲》，梁武帝时制作。《隋书》卷13《音乐志》说："初（梁）武帝之在雍州，有童谣云："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儿"。。。后果如谣言。。。故即位之后，即造新声，帝自为词三曲，又令沈约为三曲，以被管弦。"估计是舞者身上带的铜铃，随舞蹈动作而发出音响，增强节奏感。舞者先为16人，后减为8人。

《采桑渡》。这是一首改造的古曲。《乐府诗集》卷48　说："《采桑渡》一曰《采桑》。。。《水经注》说：河水过屈县西南，为采桑津。《春秋》禧公八年，晋里克败狄子采桑是也。"梁代改编为乐舞，舞者8人。梁简文帝《乌栖曲》诗说："采桑渡口碍黄河，即今欲渡畏风波。"看来此曲情意缠绵，为士人所喜爱。

在长江沿岸出现而编排成乐舞的著名曲目还有《江陵乐》、《青骢白马》、《共戏乐》、《安东平》、《那呵滩》、《孟珠》、《翳乐》、《寿阳乐》等，多是沿长江各通商地区的歌舞女与商贾交往所作。南朝统治者奢靡于声色，从民间歌舞中吸收可资享乐的内容，将郊庙《雅乐》挤到一边，对于艺术发展而言是一种促进。至于《散乐》，属于杂技，完全出自民间，以《俳歌辞》和《凤凰衔书伎》最出名，北朝较南朝用得多一些，最后也纳入宫庭乐舞之中。

引进外来文化因素而创造的新曲目即隋代正式定型的九部乐，依次为《清乐》、《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高丽乐》、《礼毕乐》，下面分而述之：《清乐》。初始为秦汉时的《清商三调》，乐器形制和歌词内容都有固定格式。永嘉之乱后西晋统治者南渡，在民族纷争时"其音分散"。直到前秦统一北方时，"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不复于内地。"①所用歌曲为《阳伴》，舞曲为《明君》、《并契》，用乐工25人，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15　种。基本是中国古乐与西域胡乐的混合乐舞。

《西凉乐》。西凉指以今甘肃武威为中心的凉州，在中原陷入民族纷争的战火中时，凉州保留了一些传统声乐。由于此地离西域最近，接受了龟兹乐的影响，保留中国传统的乐钟、古磬，近似龟兹乐的一个变种。《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说："《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这部乐舞影响很大，"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②所用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年丰》，舞曲有《于阗佛曲》。乐器有钟、磬、弹筝、。。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钹、贝等19　种，用乐工27人。舞者假髻玉支钗、紫丝布褶，白大口裤，五彩接袖，蹬乌皮靴，以中国旧乐加羌胡之声，十分热闹。

《龟兹乐》。龟兹在今新疆库车东南，由于这里曾是丝绸之路天山南麓最大一块绿洲，所以一度成为西域文化中心城市之一。公元383年，西凉吕光进军西域，攻入龟兹，得其声乐，西域腰鼓及其他乐器得以传入中国内地。西凉政权解体后，吕光所得龟兹乐队解散，后来被北魏政权收集。龟兹乐工在中原地区长期居住，声音和舞蹈动作受中原传统文化影响，也有所变化。于是，这种《龟兹乐》已成为西域文化与汉魏传统文化融合的产物。北齐建立者文宣帝高洋，本身即是鲜卑人，深爱《龟兹乐》，他常在奏龟兹乐时"自击胡鼓和之"，曹僧奴及子曹妙达一家人因为善龟兹乐之琵琶曲而大受宠遇。北周政权以长安为国都，与西域关系更为密切，周武帝宇文邕于公元561年娶突厥公主为后，大量西域文物被作为陪嫁品输入长安，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大音乐家苏祗婆也因此而到长安，以龟兹乐为基调，改造中国传统音乐。由于《龟兹乐》有各种传播渠道，以致隋朝建立时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三部乐舞。《龟兹乐》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还有《疏勒盐》。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笙、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15　种，乐工20人，衣着为皂丝

①　《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李淳风注，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②　《晋书》卷73《庾亮传》附弟《冰传》。

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裤。跳舞者穿绯袄，红抹旋，白布裤，乌皮靴。《龟兹乐》是印度、中亚、新疆本地、中国内地传统音乐相互融合的创作，具有热烈、欢快、激情等特点，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喜爱。

《天竺乐》。这也是凉州接受西域文化的产物。《隋书》卷15《音乐志下》载："《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钹、贝等九种，为一部，工12人。"从乐器看，外来乐器成分比例极高，估计乐曲风格也近中亚风格。

《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高丽乐》。这些都是与《龟兹乐》类似的中亚风格较浓的西域音乐。《隋书》卷十五《音乐志》载："《康国》，起自周武帝娉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其声。。。《疏勒》、《安国》、《高丽》，并起自后魏平冯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后渐繁会其声，以别于太乐。"《康国乐》歌曲有《戢殿农和正》，舞曲有《贺兰钵鼻始》、《末溪波地》、《农惠钵鼻始》、《前拔地惠地》等4　曲。乐器有笛、正鼓、加鼓、铜钹等4　种，用乐工7人。该乐舞以胡旋、故腾为主，旋转性与跳跃性甚多，令中国内地耳目一新。《疏勒乐》歌曲有《亢利死让乐》，舞曲有《远服》，解曲有《盐曲》。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10　种，用乐工22人。这种乐舞仍以旋转、跳跃为主，节奏急促欢快。《安国乐》歌曲有《附萨单时》，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祗》。乐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双筚篥、正鼓、和鼓、铜钹等10　种，用乐工12人。《高丽乐》也是来自中亚的乐舞，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乐器有弹筝、卧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笙、小筚篥、桃皮筚篥、腰鼓、齐鼓、擔鼓、贝等14种，用乐工18人。这部乐舞以"高丽"命名，或许与当时东北地区高丽族人随鲜卑人远征西域有关。

《礼毕乐》。这是在中国传统乐舞基础上输入西域音乐内容的创造性节目。《隋书》卷十五《音乐志》载："《礼毕》者，本出自晋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为其面，执翳以舞，象其容，取其谥以号之，谓之为《文康乐》。每奏《九部乐》终则陈之，故以礼毕为名。"这出乐舞行曲为《单交路》，舞曲为《散花》。乐器有笛、笙、箫、篪、铃槃、鞞、腰鼓等7　种，用乐工22人。从乐器情况看，用中国传统乐器为多，且用乐工也多，但也输入了许多外来内容，使之与传统《雅乐》完全不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舞曲目繁多，正是当时文化交流范围广、时间长、规模大的反映。大量曲目相互竞争又彼此依赖，形成了推陈出新的大好时机。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中国的音乐与舞蹈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成为维系国家统一，争取进一步繁荣的动力。①

①　《颜氏家训·杂艺篇》。

（四）乐律就中国音乐一旦纳入统治者的文化体系后而言，其政治功效是十分明显的。《晋书》卷二十二《乐志上》说："生于心者谓心道，成于形者谓之用。譬诸天地，其犹影响，百兽率舞，而况于人乎！美其和平而哀其丧乱，以兹援律，乃播其声焉。"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平"时间不长，"丧乱"时候居多，音乐在"美"与"哀"之间游移不定。统治者自然不愿自己的政权是一个朝不保夕的政权，总要极力宣扬其存在的理由，追求"长治久安"的目标。于是，各王朝的统治者在乐舞方面都想完善其"律"，使之达到统治者的政治规范要求，甚至北魏这样以鲜卑人为主的政权亦不例外，如东魏魏收著《魏书》卷一○九《乐志》说："凡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之音。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奸声感人，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统治者总结历代兴亡经验，于是定五声、八音、六律、十二管，"为之纲纪"，形成传统乐律，也就是所谓"雅乐"、"正声"。

五声其实是基本音调，使声音的高低符合传统礼仪规定。《晋书》卷二十二《乐志上》载："五声：宫为君，宫之为言中也。中和之道，无往而不理焉。商为臣，商之为言强也，谓金性之坚强也。角为民，角之为言触也，谓象诸阳气触物而生也。徵为事，征之为言止也，言物盛则止也。羽为物，羽之为言舒也，言阳气将复，万物孳育而舒生也。"五声的标准依传统观念，是"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①，当然不可考。后来有西周时的12　口乐钟，以合阴阳之声。阳声有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有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这12　口乐钟后来丢失，五声的标准便很难确定，以至每一王朝在确定其音乐制度时总要出现一系列的争论，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所用五声各有规定，并不统一。

八音本是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所制8　类乐器。依《仪礼·大射》之说，乐器放置有一定位置，"乐人宿县于阼阶东，笙磬西面，其南笙钟，其南鑮，皆南陈。建鼓在阼阶西，南鼓，应鼙在其东南鼓。西阶之西，颂磬东面，其南钟，其南鑮，皆南陈。一建鼓在其南东鼓，朔鼓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阶之东南面，簜在建鼓之间，鼗倚于须磬西紱。"不过，魏晋南北朝时乐器大量丢失，很难复古，只好将8　类乐器凑齐即可。《晋书》卷二十二《乐志上》说："八音，八方之风也。乾之音石，其风不周。坎之音革，其风广莫。艮之音匏，其风融。震之音竹，其风明庶。巽之音木，其风清明，离之音丝，其风景。坤之音土，其风凉。兑之音金，其风阊阖。"

六律是阴阳各6　口古钟所发出的音定调相和，依照每天12　个时辰各自排列组合，以一阴一阳声相和所决定的音调与音质，决定演奏曲目的内容与规模。以11月为子，12月为丑，正月为寅，2月为卯，以此类推，编排不同的音调、音质，这就是十二管。《晋书》卷22《乐志上》说："十一月之管谓之黄钟。。正月之管谓之太簇。。三月之管名为姑洗。。五月之管名为蕤宾。。七月之管名为夷则。"这是所谓阳声。以此类推12月为大吕，10月为应钟，8月为南吕，6月为林钟，4月为仲吕，2月为夹钟，即是所谓阴声。

①　《九章算术》方程，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阴阳相和，组成与政局稳定相一致的乐音。

除了音调、乐器、音响有固定格式外，不同场合将有不同的曲目。如北魏派邓渊"定律吕，协音乐"，便规定祭祀皇考祖先，乐用八修、舞《皇始》。皇帝入太庙之门，奏《王夏》，太视迎神于庙门，奏"迎神曲"，向神送上乾豆贡品，应奏"登歌"。最后奏《神祚》，算是入门的礼乐。若皇帝行礼七庙，则在行进中奏《陛步》，皇帝出门走时奏《总章》、《八修》舞曲和"送神曲"等。皇帝祭祀天神时，乐用《天祚》，《大武》之舞。这些繁琐的礼乐制度在每一个王朝多少都有表示，使得传统雅乐正声得以长期保存。南朝君臣纵情声色，以《吴歌》、《西曲》为代表的"杂乐"进入宫庭，使传统乐律受到冲击。北朝因胡乐进入中原，尤其龟兹乐人苏祗婆随龟兹乐队到长安，更将7　音输入北周王室，导致中国传统乐律发生根本性变化。苏祗婆入长安传授7　音如《隋书》卷十四《音乐志》中载："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商声也。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徵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徵声也。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俟利徤"，华言斜牛声，即变宫声也。"这7　音的原语，基本出于古代梵语，属于古代伊朗、印度的音乐系统。不过，苏祗婆从龟兹而来，已将7　音改造，称之为《龟兹乐》，而非将印度或伊朗的音乐照搬。常任侠指出："苏祗婆的七调，溯其源流，出自印度的乐调，这是许多学者的主张。但它既入中国，已经华化，增加了中国的色彩，而且更有新的创造，并非"率由旧章"一成不变，因此它称为《龟兹乐》而不称为《天竺乐》。《龟兹乐》受印度的影响，这是事实。因此龟兹乐人苏祗婆因袭旧名，但乐调的高低，却并不一致，与中国的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也不尽合。"①苏祗婆7　声输入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乐舞制度从乐人、乐器到乐律方面，都渗入胡风。古乐大都并入雅乐，局限于庙堂乐章，民间歌舞与胡乐结合，显示极强的生命力，为社会各界所欢迎。隋开皇初年（公元581年），尚未统一南朝，先将纷乱的北朝乐制加以整理，总括为7　部乐，合传统与外来，古老与新兴者，一并编为国家乐曲。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还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日本）等伎，显示出规模宏大的气象。中乐七声，即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也就是苏祗婆所输入的婆陀力、鸡识、沙识、沙侯加滥、沙腊、般赡、俟利徤，可以与西乐音符C、D、E、F、G、A、B，以及印度音符Sa、Ri、Ga、Ma、Pa、Dha、Ni，一一对应，音乐可以越过国界而通行世界各地。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乐律改进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新乐律的指导下，中国乐舞得以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

①　《孙子算经》卷上，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五）《声无哀乐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乐舞艺术得以取得巨大成就，首先取决于胡风的输入与民间俗乐舞进入宫庭，其次也必须承认追求个体人格完善的士人在乐舞演变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曹魏时嵇康所作《声无哀乐论》是这类士人见解的集中概括。

嵇康字叔夜，生于公元223年，死于公元262年。他娶魏宗室长乐公主为妻，官拜中散大夫，依靠特殊的思想见解与气节为时人所推重，跻身"竹林七贤"之中。他与司马氏集团格格不入，在政治上坚决不与之合作，导致司马昭的怨恨，于公元262年遭司马昭杀害。临刑前"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①形成历史上著名的悲剧结局。嵇康以激进的玄学态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对于音乐艺术的见解，虽然以玄学为基础，却代表着中国士人追求人格完整的理想。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他"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与曹魏时玄学兴起与传统儒学论辩各种具有哲学意义的基本问题有关。儒学创始人孔子认为"乐"是士人人格境界的组成部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①是每一个士人都必须追求的目标。根据孔子的指示，儒学士人反复强调音乐的政治功用，宣传"乐由中出，礼自外作"②的原则，将音乐艺术与统治者的政绩如何联系到了一起。孔子赞赏《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③认为音乐作为人的情感体现，可以有欢乐，也可以有哀伤，欢乐自然导致政治的稳定，哀伤自然是政局不稳的潜在原因，如何避免哀伤之乐？一下子成了统治者不断考虑的难题。《晋书》卷二十二《乐志·上》说音乐"美其和平而哀其丧乱"，将音乐与统治者治乱兴衰的大业联系在一起，实际是将音乐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嵇康不肯将这样一处本属于个人情感的空间让统治者所占据，又力图避免与统治者直接对抗，于是以"非孔"方式，写了《声无哀乐论》，以捍卫音乐艺术的独立性，为士人个人的人格领域，尽量保存一点存在的理由。

《声无哀乐论》首先阐释"乐"的本体。他不同意"乐自心出"，而认为"乐"只是一种客观存在。他说："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音乐既然是"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那么，强调音乐对人事的干涉，不就是没有道理了吗？当然，声音对人是有作用的，那是人自己的感觉所致，所谓"乐之为体，以心为主"，人怎样看待音乐？才是音乐有哀还是无哀的关键。嵇康认为五音产生于天地自然，"声音有自然之和"，"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声音以平和为体"，于是，"和"就是声音的本质。音乐的目的在于使人心达到"和"，只要人心得"和"，即使没有音乐，人民也能安乐地生活，所谓："故无声之乐，民之父母也。"这实际是说：政绩是好是坏，政局稳定还是动荡，其实与音乐无关。

其次，嵇康辨析了音乐与个人情感的关系。他并不否认音乐能唤起人心

①　《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

①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

②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

③　《论语·八佾》。

中的情感，尽管音乐本身并不包含哀乐，但人的情欲一旦与音乐相交，于是便会出现寄托。他说："及宫商集化，声音克谐，此人心之至愿，情欲之所钟。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极，因其所用，每为之节。使哀不致伤，乐不至淫。因事与名，物有其号。哭谓之哀，歌谓之乐。斯其大较也。然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兹而言，玉帛非礼敬之实，歌舞非悲哀之主也。"这里说人们为了节制自己的欲望，使哀不至于伤生，乐不至于沉溺，人的情欲完全可以得到控制。嵇康由此推论：哀与乐不过是人们给事物的"名号"，哭就叫哀，歌就叫乐，如孔子所说"钟鼓"为"乐"、"哭泣"为"哀"并非必然联系，死人下葬可以有钟鼓，但不是乐，人高兴了而流泪，却不是哀。同样道理，人们奉献出"玉帛"并不绝对等于"礼敬"，歌舞时也并非一定有哀乐情绪支配。这就是音乐可以引起人的哀乐之情，但本身并无哀乐可言的理由。嵇康又进一步说："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切哀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夫哀心藏于苦心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其所觉悟，唯哀而已。岂复知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哉！风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国史明政教之得失，审国风之盛衰，吟咏惰性，以讽其上。故曰：亡国之音哀以思也。"这是强调"声音之无常"，一切哀乐喜怒，都是听音乐人自己的感受。史官自己将自然之音理解为哀，向帝国陈述政治上的得失，结果使音乐变成了哀音，并不是音乐自身有什么问题。这种否定音乐与情感之间联系的看法自然有其片面性，不过，由此将政治上的得失责任从创作音乐的士人肩上卸还给统治者，又是十分聪明的措施。嵇康因此而将音乐与政治之间划了一条界线，使士人在"与政治无关"的旗号庇护下在音乐创作与欣赏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极有价值的理论。

嵇康虽然否定了儒学士人使音乐从属于伦理政治的狭隘观点，却并不反对"乐以教化"的作用，尤其对音乐的社会功用抱有极大的希望。他说："夫言移风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后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枯槁之类，浸育灵液，六合之内，沐浴鸿流，荡涤尘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后文之以彩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导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惰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和与声相应。合平会通，以济其美。"这是嵇康所说远古社会的情况，实际便是嵇康所追求的理想境界。那里无为而治，纯朴自然。人们在安逸、和平、幸福的环境中生活，歌舞是人们的"和心"见之于外的"和气"的表现，目的是导养人们的神气，"使心与理相应"，音乐由此成为增强这个理想社会生活之美的力量。嵇康叹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正是对那个理想社会向往之情的流露。嵇康写了《声无哀乐论》，希望在音乐中为自己安排一个理想的生存空间，结果仍是事与愿违，仍被司马氏集团下令"刑东市"。嵇康临刑前"顾视日影，索琴弹之"，表现出对音乐的依恋。他说："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一曲《广陵散》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思想家生命的结束，这说明嵇康实际认为音乐是紧密联系人生的。他建立"声无哀乐"的理论体系，只是为了给自己，也给士人们寻找一处表达个人情感的天地，他虽然为封建专制政权所杀害，但他所坚持的信仰，仍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们所继承，并且发扬光大，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没有只是纯粹地重复三代雅乐，而且在输入新的文化因素后，取得了空前的进展与成就。

（六）舞蹈中国古代舞蹈长期与音乐密切联系，舞蹈动作基本起解释音乐的作用。

在礼乐被奉为正统的情况下，舞蹈也被规定有固定格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胡族大量内迁，中国民俗也随之演变，胡舞逐渐成为当时舞蹈的特色之一。由于音乐已经体现出"新声"风貌，于是舞蹈也获得重要进展。

魏晋时期曾袭用秦汉舞蹈。秦汉舞人纤腰长袖，且善于"翘袖折腰"，①对魏晋宫庭舞蹈有较大影响。由于汉高祖刘邦入关中执政，汉王朝被视为古代"楚人"所建立的政权，使得汉舞充满楚风。魏晋时继承的槃、鞞、巾、拂四大舞便属于富于楚风的汉舞。槃舞是古代击鼓而舞的演进，系舞者以足踏鼓而舞，增强舞蹈气氛与节奏，武梁祠画像、沂南古墓画像，山东济南发现的汉墓陶俑都有这种槃舞造型。鞞舞是古代执鼓而舞的发展，《诗·小雅》说："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或许是这种舞的雏型。鞞鼓为古乐六鼓中的雷鼓，舞者边舞边唱边击鼓，气氛热烈。巾舞就是《公莫舞》，取项伯在鸿门宴上以袖相隔项庄与刘邦之意。南朝时将袖延长为持巾，舞姿潇洒而有韵律。后来持巾与长袖结合，成为长袖舞，历代沿袭不绝。拂舞或为汉巾舞的变种，或为江东吴舞，由持巾而改用拂尘为舞具，舞姿幅度大而身体平稳，亦用伴唱，有飘飘欲仙的感觉。此外三国时流行铎舞，铎为古乐器之一类，形如大铃，木铎称金铃木舌，金铎称金铎铁舌，舞时为数十人共舞，以铎为节奏，随铎有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这些汉舞，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舞蹈发展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舞曲目甚多，对于舞蹈有价值者分为雅乐舞与宴乐舞两类。雅乐舞是祭祀天地、祖先、诸神的正乐舞蹈，如《武德舞》、《四时舞》、《云翘舞》、《育命舞》等，舞蹈动作与庄重的雅乐相合，有固定的规范动作，显得机械而沉闷。宴乐舞多用取自民间的"杂舞"，如《乐府诗集》卷53　说："《公莫》、《巴渝》乐舞，《鞞舞》、《铎舞》、《拂舞》、《白紵》之类也。始皆出自方俗，后寖陈于殿庭。盖自周有《缦乐》、《散乐》，秦汉因之，增广宴会所奏，率非雅舞。汉魏以后，并以鞞、铎、巾、拂四舞，用之宴飨。"著名的宴乐杂舞有《公莫舞》、《巴渝舞》、《槃舞》、《鞞舞》、《铎舞》、《拂舞》、《白紵舞》、《石城乐》、《乌夜啼》、《莫愁乐》、《估客乐》、《襄阳乐》、《三洲乐》、《襄阳踏铜蹄》、《采桑度》、《江陵乐》、《青骢白马》、《共戏乐》、《安东平》、《那呵滩》、《孟珠》、《翳乐》、《寿阳乐》、《俳歌辞》、《凤凰衔书伎》等。这些杂舞吸收了民间舞蹈的精华，声情并茂，艳丽动人，舞姿也充满了生气，于是得以代替郊庙雅乐舞，成为魏晋南北朝舞蹈的主流。

西域乐舞沿丝绸之路东渐，首先影响北朝。常任侠指出："北朝后魏道武帝作《皇始舞》，六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技。太武帝又以悦般国鼓舞，置于乐署。北齐文宣初，未改旧章，而其时胡舞，已渐流行。"①胡舞的传播有一个过程，中国人接受胡舞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通典》卷146　载："《安乐》，后周武帝平齐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代谓之《城舞》。舞者80人，刻木为面，狗喙兽耳，以金饰之，垂线为发，画袄皮帽舞蹈，姿

①　这一数据约与公元前70年的天象相符。

①　参《晋书》卷36《卫瓘传》、卷46《李重传》。

制犹作羌胡状。"看来是一种戴面具的胡舞，由此而产生了著名的《大面》（或名《代面》）舞《兰陵王》。兰陵王为北齐高欢的兄弟高长恭，其墓在今河北省磁县南，有巨冢丰碑可考。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说："大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貌美，常为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镛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声以效其指扌为击刺之客，俗谓之《兰陵王入阵曲》。"这出舞属于软舞，腰部动作运用很多，"戏者衣紫腰金执鞭"，装束也很华丽。

西域传入北朝的胡舞著名者还有《五方狮子舞》与《胡旋舞》。《五方狮子舞》出自《龟兹伎》，设五方狮子，高丈余，饰以方色，每狮子有12人，画衣执红拂，首加红袜，谓之狮子郎。人在狮子队中俯仰驯狎，作出狮子各种动作，与中国传统杂技"舞狮子"极为相似。《胡旋舞》见安阳出土北魏黄釉陶瓶上的图案，图中女子立毬上旋转，两旁4　个乐人伴奏。1人弹五弦琵琶，1人拍铜钹，1人鼓掌为节，1人吹横笛，气氛欢快而热烈。根据这些出土文物推论，唐代定型的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中国的，其中健舞有阿连、拂林、柘枝、胡旋、胡腾，阿连出自里河附近的萨尔马提，拂林来自拜占廷，柘枝来自石国，系二女童对舞，胡腾也来自石国，胡旋来自康国。这些外来舞蹈只是没有正式作为宫庭舞蹈而已，软舞中的苏合香，原出印度，兰陵王原出中亚，钵头舞表现胡人之父在山中被老虎所害，胡人上山复仇故事，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论述出于西域拔豆国，即巴达克山。这些外来舞蹈大量流传于中国内地，对中国舞蹈的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

胡舞以身体的形体动作而表达创作者的内心情感，中国传统舞蹈则以配合音乐与善于使用道具而著称，胡汉融合的结果是中国舞蹈从此耳目一新，为隋唐时期的强盛、开放气势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舞开创了一个承前启后、南北交流、胡汉融和的艺术世界，在前所未有的各种乐舞、乐音组成的历史舞台上，中国人的性格与情感，得到了充分展示的时机。正是这样一种无所顾忌的文化氛围，培育出开放与创造的民族风貌，令后人长期追慕与回味。

六、建筑建筑既是"石头的史书"，也是"凝固的音乐"，世界各民族都十分明确地把建筑作为历史文化纪念物，作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外在表现。一般说来，中国建筑具有内向型机制，它建立于虚静的心理基础上，冷静而自信。西方建筑具有外向型机制，它建立于躁动的心理基础上，狂热而任性。中国建筑从社会群体平衡、和谐角度来体现美，是追求未来式。西方建筑从社会个体回忆过去角度来体现美，是哀挽情感式。于是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本有各自独立发展的体系，在形式、内容、风格上有极大的差异。不过，恰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文化交流范围扩大，外来建筑涌入中国，形成中国建筑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吸收时期。日本学者伊东忠太说："当时虽非常混乱，然文运之隆盛，亦实堪瞩目。但文化之性质，与周汉大异。其主要者，为西域文化，乘五胡十六国之乱，流入中国。尤以佛教为盛，而普遍流布。印度系之佛教艺术，非常发展。但已往之文化，并不因此而覆灭；实以周汉文化为基础，与新来之印度、西域等文化相融合。故当时之建筑界，汇集多方面之式样手法，而成崭新之形式。其实例之存于今日者，殆全属于佛教建筑，然其他建筑，如宫室陵墓道观等亦尚多重要者。"①根据文献资料与现存诸石窟与陵墓建筑，我们可以大致描述出那一时代中国建筑的概况。

①　《晋书》卷15《刘毅传》。

（一）魏晋南北朝建筑艺术概况中国古代建筑以利用自然形势的木结构为主要方式，从原始社会末期起，陈陈相应，一脉相承，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建筑体系。陕西周原召陈西周宫室建筑以大夯土台上布置有明显中轴线的正房、厢房等级搭配的四合院庭院住宅，奠定了中国木构架建筑体系的基础。②秦汉时期，宫殿、陵墓都有了定型布局，以秦都咸阳多层高台建筑集中于一个空间范围内的分散布局方式为代表。③魏晋南北朝时期，吸收外来建筑风格与式样，进行了重要的技术探索与实践，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其特点分述如下：木构建筑技术成熟。相对秦汉时期大量宫室群布的情况，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建筑的"高"与"大"方面有重要突破。最有代表性的是《洛阳伽蓝记》所载北魏洛阳佛寺。那时洛阳城内佛寺最多时达1367　所，到了孝静帝天平元年（公元534年）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时，还有余寺421　所。那些巍峨的佛塔，可以与汉代的灵台比高，庞大的佛殿，如秦阿房宫一样壮丽。其中永宁寺是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北魏胡太后主持修建，在宫前阊阖门南1　里御道西。寺内有9　层浮图，为木质结构，高90　丈，上有高刹复高10丈，总计高出地面1000　尺，距京师百里之外已遥遥可见。浮图北有佛殿一所，状如皇宫正殿，寺内有僧房楼阁1000　余间。永宁寺建成后，魏明帝和胡太后一起登上9　层浮图，在上面看宫中事了如指掌，看洛阳城如一家人的庭院。由于这里能监视皇宫，于是禁止一般人攀登。当时有波斯僧人菩提达摩来到洛阳，在永宁寺见金盘炫目，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叹为神功。他自称年已150　岁，周游世界各地，但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雄伟精美的寺院。永宁寺公元534年为火烧毁，火三月不灭，今考古考察，寺南北长298　米，东西宽210　米，塔基夯土残高8　米左右，平面呈正方形，基底约100　米见方。台基表面还有灰烬、烧土块等遗物。再有瑶光寺，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阊阖门内御道北，有5　层浮图1　所，离地50　丈。仙掌凌虚，铎垂云表，工程精妙，可与永宁寺媲美。又有景明寺，在宣阳门外1　里御道东，有殿堂台观1000　余间，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①从敦煌莫高窟壁画看，当时木结构形式与用料都已规格化，其斗拱既是建筑房顶和屋身立面上的过渡，又有一定的装饰作用，承托着屋檐的曲线美，象征着建筑的等级。所有木结构为骨干的单体房屋，都通过3、5、7、9　檩，2、4、6、8　椽等一定的节奏规律而设置棱柱、月梁、雀替、抬梁、斗拱，达到建筑功能和审美功能的统一。这些考古发掘的实物与文献资料提供的例证，都反映出当时建筑技术的成熟。组群布局规范。魏晋南北朝宫室建筑基本沿袭秦汉传统，适应家长制宗法社会结构的群体意识，在平面布局上有明确的组织规律。一般都是以单间为单位组成房屋，由房屋围成庭院，以庭院组合出各种形式的群体。群体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四合院，将四面建筑用走廊、围墙连接成长宽高低和谐的比例关系，在半开半闭的院落整体中构成统一的空间美。它继承了前代宗法与礼教制度，便于安排家庭成员的住所，使诸人之间等级有序。同时又在院内种植花木，形成安静优美的环境。另一种形式是廊院，即只在前后盖房②　《晋书》卷33《何劭传》。

③　《旧唐书》189　卷下《柳冲传》，《南史》卷56《张绾传》。

①　《隋书·天文志中》，中华书局1982年版。

子，左右两边用回廊连为一体。回廊各间分隔排列，装有窗口，可向外眺望。从敦煌莫高窟296　窟《善事太子入海品》看，各房多盖为两层楼，人居下层，需要时可登楼眺望。院落内一般皆有主室，也建成二层楼阁，居于院正中，往往较其他房屋高大，这种组群布局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征。

利用自然环境建筑布局。中国古代建筑都很注意自然环境，所谓依山傍水、万千气象，其实都是想在建筑中体现"天人合一"的意思。不过自然环境一旦被安排进入建筑工程内，便会显示出特殊的效果。举北魏时洛阳城内的宫殿苑囿为例。宫城的西北角有西游园，园中有曹魏时魏文帝所筑凌云台，台上有八角井，以示临制八方。孝文帝在井北造凉风观，登上去可以远观洛川风景。台下是借用原来低地聚水所成水洼而改建的碧海曲池，台东则是离地10　丈的宣慈观。观东有灵芝钓台，出于人工引水所成的"海"中，离地20　丈，刻石为鲸，作为基座，背负钓台，似从海中涌出，又似从空中飞下。钓台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龙殿，殿前九龙吐水，汇成一海，这些水又是人工引来的自然河水。各殿皆以飞阁与灵芝台往来，灵芝台是皇帝夏天避暑之处。宫城北面的华林园是魏晋故园，园中有大海，称汉天渊池，池中有魏文帝所建九华台，孝文帝又在台上造清凉殿。宣武帝在池内造蓬莱山，山上有仙人馆，上有钓鱼殿、霓虹阁，可以乘虚往来。池西南有景山殿，山东有羲和岭，岭上有温风室；山西有姮娥峰，峰上有寒露馆，均飞阁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玄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东有临涧亭，殿西有临危台。这种人工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宫殿园林，华美奇巧，曾长期为人们所惊叹。这种巧妙利用自然环境，制造自然环境的中国园林艺术曾对西方世界也有过重大影响。

造型方式保持一贯。从敦煌壁画及文献资料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造型方式基本保持一贯。无论庄重严肃的宫殿，神秘安静的庙宇，小巧秀丽的斋舍，错落有致的亭台，在屋顶、屋身、台基三个部分都显示出共性。屋顶一般用庑殿顶或歇山顶，俗称"大屋顶"，如振翅高飞的大鸟，宏伟壮丽。屋顶的轮廓曲线，飘逸浪漫；顶部鸱尾高耸，飞檐翘角如翼轻展，使整个建筑有了外观上的神韵。屋身以柱梁为其主干，崇楼华宇皆用立柱负重，梁柱横向联接。通体以木构件形成骨架，毫不借重于墙壁。台基平削方整，高大雄伟。台基中也可以有券洞宫室，台基上则使用木栏杆或石栏杆。这样三个鲜明特征，使中国古代建筑与西方建筑截然不同，为后来唐代庞大的宫殿建设奠定了基础。

艺术加工吸收外来因素。魏晋南北朝建筑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内容，北魏洛阳宫殿大量使用琉璃瓦，并雕琢石柱础，石台基上可以看到来自西域的卷草、忍冬、葡萄、石榴花纹。日本学者伊东忠太说："植物系之花纹，全为西亚传入者，占南北朝时代花纹最重要之部分，而皆属于忍东藤之系统。与日本飞鸟时代赏用之特殊藤蔓，即所谓飞鸟唐草者，完全相同。。。日本飞鸟之藤蔓，在中国应呼为南北朝藤蔓，其渊源远在埃及与亚述，至希腊而大成，此乃人所共知者。因希腊文化之东流，此种藤蔓，亦随之而入中央亚细亚，终至传入中国，是说早为公众承认。"①除了这些建筑纹饰外，石窟寺，各地的佛塔、石窟内的各式券洞，券洞上的天井，石窟内的佛龛、石栏等，还有陵墓前的华表，被称为希腊爱奥尼亚式柱头与科林斯式柱头，都是典型

①　《魏书》卷66《崔亮传》。

的外来因素。这些外来因素充实了中国建筑艺术的内容，使得中国建筑艺术得以出现突飞猛进的气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虽然很难取得现实的完整实物例证，不过，根据考古发掘与文献资料，我们也能大致判断出其艺术倾向与成就，上面所说的五个特征，即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内容。集中这五个特征的建筑，一为当时各割据政权的国都，一为现在仍可看见的石窟寺。这也是本章所要重点介绍的内容。

（二）都城宫室建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宫室建筑因各政权相互争斗，地点不断变更，于是建设频繁，为发展与探索创新提供了机会。这里依据历史时间的推移，叙述重要都城的宫室建筑情况。

三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都城是邺城，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17.5　公里的三台村一带。该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代，战国时属魏国，魏文侯曾派西门豹前往治理。三国初为袁绍领冀州驻地，官渡之战后曹操夺得冀州，在邺城设丞相府，开始进行大规模建设。城内有一条东西向大街，东通建春门，西接金明门，分全城为南北两部分。城北为官署，正中即宫殿区，中心是文昌殿，"极栋宇之弘规"②，是朝会、国家大典之所。殿前正对端门，端门前有止车门，端门外东有长春门，西有延秋门。东部是官署区，西部是铜雀园。铜雀园是王家囿苑，园内"因城为基"修筑了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铜雀台高10　丈，有屋101　间，金虎台高8　丈，有屋109　间。冰井台高8　丈，有屋145　间，内有冰室，室中有深15　丈的深井，藏冰及石墨（即煤），还有粟窖、盐窖，以备不测。三台以浮桥相连，浮桥以绳固定。邺城在中国都城中首创中轴线与对称布局，又将宫城、官署、民居分开，三台"巍然崇举，其高若山"，又象征了统治者政治权威，于是对其他都城建设有重要示范作用。西晋时洛阳较战乱时的东汉末期有所恢复。早在魏明帝曹叡时，洛阳西北角就有金墉城，东北角有百尺楼，公元235年又修建了昭阳殿、太极殿和总章观。总章观高10　丈，芳林园引水至九龙殿前，著名机械家马钧制作水转百戏供皇帝观赏。又铸黄龙、凤凰，龙高4　丈，凤高3　丈，皆置内殿前。西晋统治者继承了魏宫家产，发展奇花异草，充实府库。贵族们仿效皇室，以致出现石崇与王恺斗富丑剧。洛阳城虽然在永嘉之乱时遭受破坏，但在北魏时获得恢复与发展，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便记载了当时洛阳的盛况，尤其对洛阳的宫室、佛寺、园林建筑，有极为精采的描述。

十六国直至东魏、北齐时代，邺城又一度成为建设重点。后赵、冉魏、前燕致力于邺都北城，石虎在曹魏文昌殿旧基上建太武殿及东西二宫，太武殿为朝会正殿，基高2　丈8　尺，采济北毂城山文石为基，下有伏室（地下室），可容500　名武士宿卫。殿东西75　步，南北65　步，"皆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璧，穷极伎巧"。东西宫在太武殿两侧，算是皇帝的寝宫。此外，原邺城宫殿区内又建有琨华殿、晖华殿、金华殿、御龙观、宣武观、东明观、凌霄观、如意观、披云楼等宫室楼观。铜雀台东北建九华宫、正殿显阳殿，殿后起灵风台。殿北有逍遥楼，"南临宫宇，北望漳水"。北城垣上齐斗楼，"超出群榭，孤高特立"。石虎还扩建原有建筑，增高铜雀台2丈，上建5　层楼，高15　丈，楼颠铸铜雀，高1　丈5　尺。他又下令在城南垣凤阳门上加楼观，上置铜凤一对，各高1　丈6　尺，邺中民谣说："凤阳门楼天一半"。邺城园林此时也得到扩展，石虎发动近郡百姓16　万人，车10　万辆，运土于邺东二里修华林苑垣，周围数十里。邺城西三里又修桑梓苑，以地多桑木得名，各苑内皆植奇花异草，无不荣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邺城说："其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砖。百步一楼，凡诸宫殿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②　《文献通考》卷36《选举考9》，《北齐书》卷3《文襄帝纪》。

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苕亭，巍若仙居。"这座邺城在民族纷争的战火中受到破坏，公元534年，高欢建东魏，在邺城之南建新城新宫。东魏、北齐的邺城宫殿区东西460　步，南北900　步，表里有21　阙，高100　尺。宫殿区前为止车门，门内为宫殿区正门端门，端门北为阊阖门，门内为太极殿。阊阖门与端门之间有东西走向的通道，东出为云龙门，西出为神虎门。太极殿为朝会正殿，殿宇高大，周围以120　根立柱支撑。以珉石堆砌的基座高9　尺，门窗以金银为饰，椽栿斗拱均以沉香木为之。椽端复饰以金银兽，并用胡桃油涂瓦，光辉夺目。太极殿后30　步为朱华门，门内是皇帝召见后妃宴饮的昭阳殿，用72　根立柱支撑。冬施蜀锦帐，夏施碧油帐。昭阳殿分别连东西二阁，东阁有含光殿，西阁有凉风殿。其间有长廊相连，香草珍木，布满庭院。昭阳殿后有永巷，巷北为五楼门，门内是后宫掖庭，其奢丽豪华超过后赵时期，如圣寿堂用玉珂800　具，大小镜2　万枚，丁香末抹壁，胡桃油涂瓦，四面垂金铃万余枚，每微风至，方圆十里皆闻其声。圣寿宫北玳瑁楼用金银装饰，悬五色珠帘，白玉钩带，宛若仙宫。城外有离宫多处，漳水畔游豫园周围12里，是齐王射猎之所。齐武帝高湛在城南华林园中修了玄洲苑、仙都苑，封土为岳，穿池造海，象征五岳四海。其中殿宇楼阁，不可胜计。有密作堂，以24　架大船浮于池中，堂内有木制机器人，"奇巧机妙，自古未有"。这些大规模的宫室建筑，应是魏晋南北朝建筑的重要成就。

东晋定都建业，后改名建康，即今日南京，这里的宫室建筑也有重要的表现。建业在秦汉时称秣陵，公元212年，孙权从京口迁秣陵，为示建功立业之心，易名建业。孙权在这里建都时首先考虑军事需要，于是在石头山上建石头城，实际是控制建业的制高点。到了公元229年，东吴大族在建业根深蒂固，力主扩建都城，孙权便在玄武湖与秦淮河之间建新城，周长20　里又19　步。孙权在城中建了太初宫，自己居住。等到孙晧即位，便在太初宫东面建设了更为宏伟的昭阳宫。太初宫北面的苑城是皇家花园与皇宫卫队营地，还有仓城，作为皇家仓库，储备大批粮食及军用物资。出都城的宣武门是南北笔直的"御道"，直达秦淮河的朱雀航，全长5　里，两旁栽植青槐。秦淮河两岸是繁华的市区，商店鳞次栉比，时称"大市"。公元280年晋灭吴，建业未遭破坏，等到永嘉乱起，洛阳、长安等古都受损，建业反而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繁华城市了。于是司马邺于公元313年在建业建立统治中心，为避其名讳，改建业名建康，不久成为东晋国都。以后宋、齐、梁、陈均不易地，建康得到"六朝古都"称号。

东晋、南朝的建康城，基本保持东吴建业旧貌，但土墙变为砖墙，建筑大量兴起。城中是皇帝所居建康宫，所在地史称"台城"，鸡笼山和覆舟山如宫殿的天然屏风，刘宋时玄武湖南岸被辟为皇家花园与游猎之所，宫城面积更为扩大。都城北面的后湖湖面宽阔，陈宣帝曾组织战船500　艘、步兵10万人阅兵。刘宋时湖中有方丈、蓬莱、瀛流洲三座仙山，湖岸广植树木，放野兽供帝王狩猎，成为统治者主要的游乐地。出宫城的大司马门，前面是东西横街，正南2　里为都城的宣阳门。萧梁时置神龙仁虎阙于大司马门前。出宣阳门5　里至御道末端朱雀门，一路上两旁拱卫着大小官廨和军营。朱雀门有3　个城门，城门上有高大的城楼。朱雀门外即秦淮河，架有浮航，即用浮船联起来的渡桥，这样的浮航在秦淮河下游有24　座，正对朱雀门的浮航叫朱雀航。由于秦淮河两岸是热闹的市场，豪门大族便也聚集过来，朱雀航东面便是王、谢家族所住的乌衣巷。这些达官贵人的府第皆以四合院或廊院形式彼此相连，形成与城中宫殿相辉映的大型建筑群。

建康城内与宫殿、府第并称的建筑还有佛寺，唐代诗人杜牧诗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说建康佛寺之多。当时的佛寺以佛塔为主体建筑，加上殿房廊院组成建筑群。佛寺建筑往往模仿宫殿，院墙类似宫墙，墙上施以短椽，复以瓦；寺院门设门楼、通道，类似宫殿端门。这些佛寺在建康城内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建设的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府邸第宅主要依靠敦煌莫高窟296　窟壁画《须阇提本生》、《五百强盗成佛》、《善事太子入海品》、《微妙比丘尼缘品》等故事画反映的内容来判断。一般说来各家皆用围墙分割，宅内房屋不完全对称，但主要居室处于全院中心位置、房屋基座很高，基座内可以有券洞式宫室，基座上有立柱支撑的阁楼。围墙内壁或为四合院厢房，或为回廊，庭院空间很大，内植花草，并设置假山，并引水入院，形成自然空间气氛。正门及庭院角上往往有门楼或角楼，皆为二层阁楼，大屋顶带鸱尾，显示出豪华气派。这些府邸第宅是中国家长制宗法社会结构体系的反映，人与人之间地位的等级差别通过在居室中的位置便可以判断出来。至于一般民居，较贵族府第要小，但这种等级观念仍然存在。在各个都城中，宫城、官署、民居都分别安排，民居往往用整齐的街道划分成里坊，每个里坊皆有围墙，形成状如围棋盘一般的方格布局。北魏洛阳城共有220　个里，西阳门内御道北延年里有阉官司空刘腾宅，"屋宇奢侈，梁栋逾制，一里之间，廊庑充溢，堂比宣光殿，门匹乾明门，博敞弘丽，诸王莫及"。清阳门内修梵寺北有永和里，里内"皆高门华屋，斋馆敞丽，楸槐荫途，桐杨夹植，当世名为贵里"。①洛阳城东北的上商里是"顽民"居住处，大多靠造瓦营生的人都在这里，以致民谣说："今日百姓造瓮子，人皆弃去住者耻。"在洛阳里坊中，贫富悬殊的住宅显而易见，但就建筑形式与风格而言，仍然保持着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一致性。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城建设有如下5　个特点：（1）城池工程完善，防御能力增强。

（2）宫城偏重于城中心的北部，宫殿增多，集中于宫城，与居民区区分日益严格。

（3）居民区不断扩大，里坊制度出现，里坊排列日趋规划。

（4）城南门至宫城的大街往往成为全城的中轴线。

（5）城中宗教建筑增多。都城内的宫室建筑，又以木构建筑炉火纯青，组群布局规范严格，利用环境巧夺天工，艺术加工细致精美，造型方式超迈前代等特征，显示出中国建筑工艺水平的进步，并为隋唐时期一系列辉煌的建筑成就，奠定了基础。②

①　《晋书》卷78《孔坦传》。

（三）佛寺建筑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异军突起，不但压低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而且能与传统儒学相抗衡。结果，佛寺作为佛教在中国生根的标志，遍布全国各地。依照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统计，有武昌建慧宝寺，建康建正胜寺、建延祥寺、建枳园寺、建济隆寺、建慧光寺、建小庄严寺、建本业寺、建佛窟寺、建圣游寺、建法清寺、建永庆寺、建鹫峰寺、建法云寺、建安国寺、建南冥真寺、旷野寺、长干寺、兴严寺，长安五级寺、建般若寺、大兴善寺、灵感寺、建清禅寺、建大云经寺、延兴寺、大兴寺、建纪国寺、龙池寺、净影寺、禅定寺，洛阳东寺、鹿野佛塔、景明寺、正始寺、永明寺、永宁寺、建中寺、平等寺、建国寺等196　座重要佛寺建筑。佛寺建筑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寺院、佛塔、石窟寺三种，下面分而述之。

中国早期佛寺平面布局与印度大致相同，佛塔为其中主体建筑，一般建于寺院正中。后来以佛殿供奉佛像，佛殿的重要性渐在佛塔之上。北魏洛阳永宁寺是殿塔并重布局，为魏晋南北朝佛寺代表，根据近年来考古发掘与《洛阳伽蓝记》所载，可知永宁寺平面布局为长方形，寺的主体建筑有塔、殿、廊院、僧房，寺院有明显的中轴线，塔在寺院核心处，塔北建有佛殿，形如宫城中的太极殿。院墙东西南北四面各开一门，均位于各面正中位置，南门有门楼三重，通道三条，形制似宫中端门，东西两门为二重门楼，北门仅一道，上不施屋，似乌头门。寺墙上施以短椽，上复以瓦，类似宫墙。贴宫墙及寺内皆建僧房，共达1000　余间。木造9　层浮图高90　丈，上加10　丈之刹，合计离地1000　尺之高。刹亦称相轮，相轮上有容25　石的宝瓶，其下有30重承露金盘，金盘周围垂金铎，用铁链将相轮加固于屋顶四角，铁链上也挂金铎，共120　铎。

另一类寺院不建塔，多是由贵族官僚捐助私宅修筑的。这种寺院以前厅为佛殿供养佛像，以后厅为讲堂，使佛寺接近于府第建筑形式。佛寺内有花木楼阁亭榭，如洛阳北魏广平王元怀舍宅所立平等寺"堂宇宏美，林木萧森；平台复道，独显当世"。北魏宣武帝元恪所立景明寺也采取了这种建筑形式，《洛阳伽蓝记》载："复殿重房，交疏对霤。青台紫阁，浮道相通。。房檐之外，皆是山池。松竹兰芷，垂列阶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景明寺内有殿堂台观1000　余间，规模估计与永宁寺不相上下。

佛塔又名浮图，源于印度语"窣堵婆"。窣堵婆本意为坟墓，作为佛教建筑物，用来瘗埋佛陀或佛徒的骨骸、舍利，其原形为半球状。这种半球状建筑物源于印度北方住宅，因为印度北方住宅用竹编织后抹泥，形状呈半球状。在印度佛教的经典中，视窣堵婆的半球形状为天宇，它概括了当时人们所能观察到的最宏伟的事物。于是窣堵婆具有单纯浑朴，完整统一，尺度很大的特征，加上砖石结构的稳定性与沉重感，成为佛教神秘色彩的象征。佛教在传入西域诸国时，窣堵婆又逐渐演变为瓶状塔体，到了公元前2世纪，经阿育王提倡与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佛祖塔成为金刚宝座式，即高高的台基上立着5　座修高的方锥体，表示供奉金刚界的五方佛，并象征着须弥山五形。形象单纯挺拔，庄重有力。当佛教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后，这3　种佛塔样式便普遍流行于西域各地。不过，佛塔在进入河西走廊后，为中国工匠所改造，其覆钵、宝匣、相轮均大为缩小，置于塔顶做装饰或标志，底座却有重大创造。由于金刚宝座式底座与中国传统黄老祠庙方形台阁形状类似，都是四面八方、中心对称，十字轴线，既便于安排神灵，形式上又具有空间方向的无限感和中心主体的力量感，以至方形独立的中国佛塔在中国内地普遍使用。魏晋南北朝时的佛塔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木结构楼阁式塔，另一是砖造密檐式塔，还有一种是既方且厚的砖石四门塔。

木结构楼阁式塔可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石刻塔柱中见其样式，洛阳北魏永宁寺塔为其代表。依《洛阳伽蓝记》载：这座塔高9　层，平面为正方形，每面9　间，开3　门6　窗。门漆成朱红色，门扉上有金环铺首及5　行金钉，共5400　枚钉。塔顶的刹上有金宝瓶，宝瓶下置金盘11　重，四周悬挂金铎。这种样式为许多名塔所用，陕西扶风的法门寺，早期也是这一样式。

砖造密檐式塔的形制一般说底层较高，上施密檐5　至15　层。这种塔在魏晋南北朝时并不供登临眺览，其代表作是河南登封的嵩岳寺塔。该塔建于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塔身为12　边形，高41　米，底层直径约10.6米，内部空间直径约5　米，壁体厚2.5　米。除了塔刹部分用石雕外，其余各部皆用灰黄色的砖砌成。塔基朴素、简练，塔身中部用挑出的砖叠涩，将塔身划分为上下两段。上段塔身的角上砌有角柱，柱下还有莲瓣形柱础。塔身以上用叠涩做成15　层密接的塔檐，每层檐之间只有短短的一段塔身，显得极为紧密。塔内为直通顶部的空筒，由贯通上下两段的门进入塔内上眺，有高耸、静秘之感。塔顶的刹是一个小型的印度式窣堵婆，以壮硕的覆莲、仰莲承受相轮。全塔通体涂成白色，整体轮廓秀丽，为中国佛教建筑的代表性作品。

中国的石窟寺建筑受印度及西域文化影响较深。新疆的龟兹类型诸石窟，如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拉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洞、克孜尔朵哈千佛洞，以及在吐鲁番的高昌类型石窟，如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吐峪沟千佛洞，都沿袭印度犍陀罗石窟风格。其建筑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支提窟，一种是毗诃罗窟。支提窟的汉语译为塔柱窟，其主要特点是洞窟较小，每个窟中都留出中央塔柱，塔柱四面有佛龛，塔身雕有各种佛像与纹饰。洞内壁施以各种壁画。毗诃罗窟又称僧房窟，是僧人居住的地方。这类洞窟一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通道，一部分是居室。居室中有炕和灶，居室与通道四壁也有犍陀罗风格壁画。

河西石窟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天梯山石窟、马蹄寺石窟等，较龟兹石窟稍有变化。支提窟出现具有长方形前后室的中心柱形式，中心柱体积扩大，或有整体佛龛，或在柱上加泥塑佛像。还有一种方形平面，后壁开一龛的覆斗顶形窟。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中心柱体的支提窟是最重要的石窟形式。由于砾石岩层松脆不易保存，石刻造像不多，泥塑佛像与壁画为窟中最主要的内容。

中原诸石窟，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太原附近天龙山石窟，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河南巩县石窟等，进一步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云冈石窟早期石窟主要模拟草庐形式，平面为椭圆形，顶部为穹窿顶。稍晚一些洞窟多为方形，并有前后室，塔柱或有或无。佛龛逐渐出现屋形龛，与石窟的本来形式发生重大差别。龙门石窟中的魏窟平面多作马蹄形，穹窿顶，窟内佛像与云冈石窟一样，基本都是石雕。①

①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直到春秋中期为止，我国黄金使用量还是很少的，黄金货币大约是到了战国时期才在南方的楚国开始盛行。《汉书》的作者想必有所依凭，待考。

魏晋南北朝石窟的最重要的建筑特色，还有美丽的藻井，佛像的装饰精美的背光。由于犍陀罗艺术风格影响，窟中还有波斯、希腊风格的建筑物，尤其敦煌莫高窟272　窟中央塔柱佛龛中的罗马拉特兰式藻井，更是中外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力证据。石窟寺的各种内容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交流的产物，中国古代建筑正是在这种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气氛中不断发展的。

建筑艺术始终是民族文化尊严与力量的重要表述，砖木土石交构的历史遗产反映了中华民族曾经有那样一个充满开放胸襟与创造意识的时代，而且可以以一座又一座恢宏的建筑物，体现对未来的自信。虽然，那个时代充满了战争带来的伤痛，但是，中华民族始终不曾放弃一代又一代人追求的目标。建筑，作为无声的历史，永远诉说着这种追求的价值。

七、工艺民族融合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工艺美术发展有重要意义，从制作技术到装饰风格都在这非常历史时期有显著的演变。中国的工艺美术总是依照社会需求进行各方面的修补与创造，创作者在追求某种特定艺术对象之美时，获得了自由情感的升华，如《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时所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也。"工艺制作者将个人的理想追求投入到工艺制作的过程中，于是会出现大量引人入胜的作品，从而在现实生活中触及那个富于理想色彩的艺术世界。

（-）概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工艺发展主要体现在织绣、陶瓷、髹漆、金银器制作等部门在制作技术与装饰风格方面的进步。由于战争的破坏，商品流通受到限制，手工业不可能有大规模发展的条件。不过，统治者总要追求生活的奢侈，于是，在皇室与士族地主的庄园中，仍然有相当规模的手工艺品制作场所。手工业工匠依照当时社会的要求，不断向手工制品投入他们的智慧与劳力，使得手工业制品有了充满时代感的审美价值。

在织绣工艺方面，织机获得改进，三国时马钧发明的织机直接织造出来丰富多彩的纹样，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欢迎，于是普遍使用。江南的广陵（扬州），北方的定州和四川的成都，是三大高级织物中心，出自四川的蜀锦和筒中花练（一种非常细薄精美的织物），由丝绸之路输往西域。西南和西北地区开始生产精美的棉布，改变了中国以丝与麻加皮毛为衣服主要原料的状况。那时的棉布叫"白迭"，被视为可以与绢帛同等的上等纺织品，西域的少数民族政权与外国使节，往往用白迭为礼品，献给中国内地的统治者。西域地区的毛织工艺也随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各种羊毛、牛毛、鸟羽织品，以西域商品的面目，进入中国内地市场。考古发掘的各种纺织品上，多有精美的图案，为织绣工艺增添了极大的情趣，也为当时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热潮推波助澜。

在陶瓷工艺方面，无论加工技术、实物造型、产品种类，均有迅速的进步。从三国时开始，白瓷与青瓷两大系列均有精品出现，白瓷主要发展于中国北方，北齐范粹墓出土的白釉瓷器，胎白细腻，釉层较薄，已有较高工艺水准。青瓷集中于江南，釉质均净无瑕，光彩晶莹，各种造型为雕塑艺术与陶瓷加工技术的合二为一。浙江德青窑又出土黑瓷，釉色纯黑，光泽美丽，其技术稳定期约在东晋以后。陶瓷的色彩除了青、白、黑纯色外，还有白釉挂绿彩，淡黄釉挂绿彩，青釉出褐斑，反映出特殊的审美情趣。陶瓷器皿的纹饰内容丰富，有人物、花卉、歌舞图案，也有忍冬纹、莲花纹、菊形小团花纹等。纹饰加工方法多样，或用锐利工具刻划，或用凸刻办法突出花纹，或先刻印模反复连续压印，陶瓷器皿的形状也有雕塑性质，"鸡头壶"以高矮、胖瘦、粗细、宽窄的反差，形成线条优美的壶形，以秀气与富于情趣而受到欢迎。用于墓葬的各式陶俑又是表现当时社会生活的雕塑艺术作品，强悍的骑兵，翩翩起舞的仕女，牵驼的胡商，着胡服的鲜卑人，马、驴、骆驼、牛、猪、镇墓兽等动物，大都栩栩如生。而且各陶俑往往成组，共同渲染当时的社会气氛。

在髹漆工艺方面，新形式的产品不断露面，首先是夹紵造象出现。这是一种脱胎象，又称干漆造象。以一层麻布加一层漆的办法层层加厚，十分坚固，不怕日晒雨淋。佛教徒用夹紵造象宣传佛象，不必担心受损，由于便于携带，所以又叫"行象"。这种"行象"，开始流行于南方，后来全国各地普遍采用。第二种是新发展的绿沉色漆。绿沉色指一种暗绿色，如物沉水中，亦如水中浮萍、水草的颜色。由于该色深沉、静穆，故称绿沉。这是中国首次用绿色做底色，这种调色技术的发展，扩大了手工业制品的范围，诸如笔管、提盒、屏风、铠甲、枪柄等，都用绿沉色来装饰。第三，金玉镶嵌的漆器也已出现。据文献资料载；有七宝镶嵌，金银镶嵌等。还有一种平脱法，即将金玉贝类嵌入木中，再令人将家具表面打磨平整，显得木器与装饰物为一体。梁简帝《书案铭》说："刻香镂采，纤银卷足，漆花曜紫，画制舒绿，怪广知平，入雕非曲。"一个书案能有这样复杂的加工工艺，其精致与贵重是可想而知了，由此也可以判断当时髹漆工艺水准之高。

在金银器制作方面，主要是铜饰件、铜镜、环钮、香炉、屏风、盘、杯、如意等。其中铜镜的画像镜脱离了图案画约束，既有神怪故事画，也有历史人物故事画，甚至分一镜面为数区，每区一故事画，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系列。制镜技法以浮雕层次多而超迈前代，铜的质量也比汉代为好。金银器饰物加工精细，尤其许多首饰制品雕镂精美，刻划有细小的花纹，并镶嵌宝石，工艺之精巧，常达到惊人地步。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战祸深重，但统治者骄佚成风，淫奢相竞，对奢侈品需求日增，促使工艺制作不曾间断。工匠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将个人对生活理想的追求，转移到对工艺品的制作过程中，从创造美的产品中，追求美的境界，结果使工艺制作水平较前代仍有重要的进步。（二）织绣工艺织绣要靠男女工匠手工操作，也要使用织机。魏晋南北朝时期，织机有了重要改进。汉代织机有踞织机、足踏机、提花机，其中提花机由2-3人操作，结构复杂，主要用来织花纹复杂、色彩艳丽的锦。汉武帝时钜鹿人陈宝光妻织锦提花机有120　个镊，操作难度很大。三国时马钧对这种织机进行了改造，将120　个镊改为12　个镊，操作方式也大为简化，织出的纹样较以前更为精美。这种织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较大范围的推广。

中原地区是当时纺织业的主要地区之一，左思《魏都赋》说："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襄邑即今河南省睢县；朝歌是今河南省淇县；房子是今河北省高邑县西南一带；清河是今山东省临清市北一带。曹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魏明帝曹叡送给日本卑弥呼女王的礼物有绛地交龙锦、绉粟罽、蒨绛、绀青、钳地句文锦、细斑华罽等，这些织品都是中原地区的产品。十六国时后赵石虎在邺城官府作坊安排数百工匠加工丝绸织品，其产品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核桃文锦以及青绨、白绨、黄绨、紫绨、蜀绨等多种织物。①北魏时中原经济有所恢复，纺织业迅速发展，颜之推《颜氏家训》说："河北妇人织纴、织紃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北齐时定州设绸绫局，生产并集中各类织品，或供宫室用，或进行丝路贸易。

南方丝织业以四川成都最为发达，左思《蜀都赋》记载流江南岸人家多以织锦为业，丝绸织物贸易十分活跃，"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蜀锦色彩鲜艳，光泽感强，花纹别致，三国时便是蜀汉政权对曹魏、东吴贸易的重要物产，鲜卑人也常入蜀购买蜀锦。江南地区的纺织业曾以麻葛类植物纤维为原料，到了东吴时，政府提倡种桑养蚕，丝织业有所发展。刘裕消灭后秦之后，将关中百工迁至南方，其中织锦工匠集中于丹阳（江苏南京市），组成斗场锦署。此后，斗场锦署成为江南主要官营纺织作坊。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织绣工艺品在丝绸之路上有大量发现。1965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刺绣佛像残片，是一件有代表性的精美之作。绣品顶部为横幅花边，由忍冬纹与联珠状龟背纹互相套叠组成。绣品中部为一佛二胁侍菩萨说法图，佛作双脚盘坐的结跏式，坐于莲台上。菩萨立于莲台上，佛与菩萨之间，填以忍冬纹、三瓣花等。绣品下部，供养人分列在发愿文左右两侧。整幅绣品，满地施绣，针势的走向，线条的运转，配色的得当，都与画面协调一致，其中针法为细密的锁绣法，较汉代织绣针法有较大进步；配色用三晕配色法，增强了形象的质感，效果接近绘画。1959年在新疆巴楚遗址，发现了约当北朝中期的织花毛毯，用通经断纬织法，并施以适当的颜色，花纹质感突出。同年在新疆和田屋于来克古城发现的红色纹缬绢，在红地上显出一行行白点花纹，与吐鲁番西凉墓葬出土的同类染品极为相似，染织技术已达极高水平。

新疆吐鲁番地区在汉时为戊己校尉治所，东晋初前凉张氏置高昌郡交通西域，此后历后凉、西凉、北凉、高昌诸国，为西域丝绸贸易的重要货物集

①　王锦光等：《中国古代物理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101　页。戴念祖：《中国古代在管口校正方面的声学成就》，《中国科技史料》第13　卷第4　期。散地。于是，大量丝绸织绣作品发现于吐鲁番高昌古城北边的阿斯塔那墓群与哈喇和卓墓群中。　1964年在阿斯塔那墓发现的织出了"富且昌宜侯天王延命长"铭的前凉织成履，履用褐红、白、黑、蓝、黄、土黄、金黄、绿八色丝线编织而成，色泽如新，这是汉晋文献所记"丝履"的新发现。　1967年在阿斯塔那墓出土的两种绞缬绢质地，绞缬方法与西凉绞缬绢类似，与之同时出土的还有蜡缬绢，这是丝织物使用蜡染技术的最早实物。阿斯塔那墓还出土有相当于北朝时期的平纹经锦，包括用赭、宝蓝、黄、绿、白五色丝线织出的夔纹锦，用绛、宝蓝、绿、淡黄、白五色丝线织出的树纹锦，用褐、绿、白、黄、蓝五色丝线织出的方格兽纹锦。这类锦较东汉时的薄锦用色复杂，提花准确，锦面细密，质地更薄，牢度也大为提高。这里发现的北朝经斜纹绮，如套环对鸟纹绮，套环"贵"字纹绮，纹饰较汉绮复杂，质地也更加薄细透明。

魏晋时期的丝绢织绣，基本保持汉式风格。楼兰发现的豹纹锦，正面图案与其说是豹头，不如说形如饕餮，所配虎豹等动物，其造型也仍然是汉式风格。至于图案构成也是汉代排列方法，如大光明、小光明、大小交龙诸织锦，都与汉墓韩仁锦相似，楼兰出土的红地方胜杂花锦，也犹如汉代的茱萸锦。

南北朝时期的织物在装饰图案纹样方面有了新的发展。龙凤主体图案渐渐向生动灵巧方向演变，如敦煌莫高窟发现的绿地鸟兽纹彩绸，龙的造型，与云冈昙曜5　窟中的一些圆拱龛上的龙头形象很相似。此外，新的花鸟、植物纹样，如莲荷、牡丹、芙蓉、海棠、鸳鸯、白头翁等在织绣物中开始增多。最重要的是外来文化因素进入织绣工艺品中。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北朝方格兽纹锦、高昌章和十一年（公元541年）文书同出的化生纹锦、高昌重光元年（公元622年）文书同出的"天王"化生纹锦，织出了狮、象和佛教艺术中的化生、莲花等中亚、西亚习见的花纹。与高昌延昌三十六年（公元596年）和义和四年（公元617年）两衣物疏同出的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和套环对鸟纹绮，都采用了波斯萨珊王朝的图案。一些作品在技法上改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惯用的斜纹纬线起花。这样，丝绸之路的织绣工艺品有了更高的贸易地位，并在文化交流的天地空间内，取得更大的进展。

除了丝织工艺有如此重要的成就，棉纺织业也有相当引人注目的内容。

三国时吴人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载交广一带有一种古贝木，"此木熟时，状如鹅毳，中有核如珠玽，细过丝绵。人将用之则治出其核，但纺不绩，任意小抽相牵引无有断绝"，可以织成布。这种树应是木棉树。其后，张勃在《吴录》一书中也说："有木棉树，高大，实如酒杯，口有绵，如蚕之绵也。又可作布，名曰白緤，一名毛布。"此外西晋人华峤在其所著《后汉书》中也提到当时注在川滇一带的哀牢夷，常用梧桐木华织以为布。这种布幅广五尺，洁白而不受垢污。这种布应为棉布。西域地区的棉纺业更为发达，《梁书·诸夷传》说高昌国"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1964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3　号晋墓中出土的一件木俑，身着棉布织成的衣裤。①新疆于田县屋于克来

①　发掘报告见《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启示》（《考古》1976年第4期），鉴定报告见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18　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检测报告见何堂坤《中国古代铜镜技术的研究》第266　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遗址北朝墓葬中也出土用棉花织成的褡裢布以及蓝白印花棉布。此外，吐鲁番出土的蜡染棉毛织品，是中国棉织工艺情况最早的实物例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织绣工艺从设计到生产，包括行针、配色、施线、图案、花纹样式、印染等，都较两汉时期有了较大进步，丝绸之路在中国战乱不已的时代仍保持相当程度的繁荣，这与中国的丝绸织绣工艺长盛不衰有直接关系。中国的丝绸织绣工艺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的重要手段之一。①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7　册，第585　页，"散卒而灭"作"散卒不灭"。（三）陶瓷工艺陶瓷工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发展，尤其瓷器业，不仅烧造技术提高，而且烧造地区和规模也不断扩大。南方青瓷广泛分布，各地均有自己特色的产品，北方成功地烧造出白瓷，浙江德青与余杭两地则以产黑瓷而出名。瓷器手工业的发展引起人们生活用具的巨大变化，瓷器部分地取代了陶器、金属器、漆器，并通过丝绸之路走上国际市场，这是当时中国工艺领域的重要成就之一。

浙江省是中国最早生产瓷器的地区，也是最主要的青瓷产地。浙江省的上虞、宁波、余姚、鄞县、肖山、金华、永嘉、德清、吴兴、临海、绍兴、丽水、奉化等县市都发现有六朝时期瓷窑遗址，以上虞窑最为重要。

上虞是中国青瓷发源地，窑瓷遗存可以上溯商周时代的陶窑。东汉时上虞已烧出青瓷和黑瓷，到了魏晋时期，窑址从7　处增至60　余处，产品种类与数量也大为增加。上虞青瓷胎质致密坚硬，釉色晶莹光滑，南京附近六朝墓葬出土青瓷大都是上虞产品。其中西岗晋墓出土的40　件瓷器，种类多，造型精致，青瓷羊的釉质均净无瑕，光彩晶莹。青瓷带盖小盂，通体施釉，压印斜方格纹，盖纽由一对立体的雏鸟组成，生动可爱。①此外江苏金坛具出土一个青瓷扁壶，腹部刻有"紫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者也"的铭文，②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冈4　号墓出土青瓷虎子，腹部有"赤鸟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铭文，③说明上虞青瓷曾代表当时最高工艺水平。

浙江德清和余杭除生产黑瓷外，也烧造青瓷，质量与上虞相仿。江苏宜兴均山窑发现从东吴到西晋的6　处瓷窑遗址，显然也是重要青瓷产地。浙江温州除产一般青瓷外，还生产褐彩装饰青瓷。褐斑釉青瓷最早见于南京发掘的东吴建衡二年（公元270年）墓中褐色釉双系瓷罐，④烧造这种褐斑青瓷需要较高工艺技术水平，一方面必须充分掌握烧窑的火力和温度，另一方面必须对含铁成分有效控制，一次烧成。它的出现，突破了单纯的青色，为后来的多色釉瓷开辟了道路。

长江中上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烧造瓷器时间较江浙一带为晚，西晋时才有瓷器生产。这些瓷器釉色多为黄绿色，由于胎、釉烧成温度不一样，釉面普遍开冰裂纹；胎与釉结合不够好，釉层易于剥落，所以质量不如江浙一带。但其中也有一些精品，如武汉何家大湾齐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刘凯墓中发现的莲花尊，通高32.8　厘米，盖面浮雕莲花瓣，盖口密合，大小一致，颈上部饰迎莲，下刻忍冬，中间刻以凸弦纹，椭圆形的腹壁饰浮雕仰覆莲，①工艺复杂精美程度与江浙一带产品不相上下。江西与四川也有青瓷窑址，虽然技术水平较江浙仍有差异，但却将青瓷生产区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各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方制瓷工艺已相当成熟，在瓷器的成型技术方面，普遍使用拉坯成型方法。拉坯用的陶车采用比较进步的瓷质釉顶碗装置，不

①　何堂坤：《关于我国古代"破镜"重圆技术的初步研究》，《四川文物》1988年　第6　期。②　《傅子·贵教》。

③　《傅子·问政》。

④　《傅子·仁论》。

①　《傅子·举贤》。

仅提高了成型速度，而且可以保证器型规整，胎壁厚薄一致。同时，还采用拍片、模印、镂雕、手捏等多种成型方法。于是，产品形式多样，许多复杂的雕塑形态得以出现。浙江金华地区首先使用化妆土，它的主要作用是使粗糙的坯体表面显得光滑整洁，并能覆盖坯体较深的颜色，使釉层的外观显得更为饱满柔和。施釉时普遍使用了浸釉法，保证釉层厚而均匀。当时普遍使用大小不同的多齿圆形窑具和筒形窑具，以适应产品的多种类生产需要。这一时期南方瓷器种类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生活用具，如罐、尊、壶、耳杯、碗、盘、洗、高足杯、水注、多子盒、香熏、唾壶、虎子等器物。另一是随葬明器，如谷仓罐、砻、磨、碓、米筛、畚箕、猪栏、羊圈、狗圈、鸡笼、鐎斗、灶，以及各种人物俑和动物俑。

南方瓷器的装饰艺术基本是在中国传统陶瓷造型与装饰艺术基础上发展的，三国时与汉代区别不大，西晋时出现较复杂的器型，如谷仓罐和一些动物形状的日用器及明器，如鹰首壶、蛙形水注、狮形烛台、熊形灯、猛兽尊、羊尊等。这些动物形象塑造逼真传神，装饰纹样采用划、印、堆贴、塑等各种手法，还常在器物的肩腹部或口沿划弦纹，或压印斜方格纹、联珠和禽兽纹等。或是在器物上堆贴铺首、忍冬、辟邪、朱雀、白虎、人物和佛像等。东晋以后，纹饰趋向简朴，盛行褐色点彩和手法简洁的弦纹，同时莲花纹饰增多，并出现莲花罐、莲花尊。罐、壶、碗等器形逐渐由肥矮变为瘦高，而且重心下移，不仅造型美观，使用也更加方便。

北方瓷器业发展晚于南方，晋初徐州贾汪镇石室墓出土的一件浅绿色青瓷壶明显来自南方，①说明直到西晋时北方尚无瓷器业。直到北魏迁都洛阳后，北方墓葬中的瓷器才逐渐增多，大约由此时起，北方开始仿效南方发展青瓷烧制，但工艺技术明显不够成熟，胎质一般比较粗糙，常有黑点和气孔。东魏、北齐时期，北方制瓷业有了迅速进步，墓葬中的瓷器不但数量增加，而且品质大为提高。如河北景县的兴和二年（公元540年）高雅墓出土瓷器8　件，②兴和二年到武定四年（公元546年）吴桥县封思温夫妻墓出土瓷器6件，③赞皇县李希宗墓出土瓷器16　件，④平山县崔昂夫妇墓出土瓷器15　件。⑤这些出土瓷器大部分是青瓷，也有一些黑瓷或黄瓷。这些器物已具北方风格，粗壮饱满，浑厚质朴。基本属于日常生活用具，几乎没有明器。

北朝青瓷精品是河北景县封子绘墓与祖氏墓所出4　件仰覆莲花尊。⑥这4件器物体型高大，最高者达40　厘米，造型宏伟，装饰瑰丽，运用了印贴、刻划、堆塑等艺术手法，器皿上下遍施纹饰，给人以精美之感。而且釉色均匀，釉与胎之间结合得也很牢固，无脱釉现象。这说明北方制瓷工业已逐渐赶上南方。与此同时，北方也出现黑瓷，河北平山县崔昂墓出土1　件黑釉四系罐，即为北方黑瓷典型器物，与浙江德清窑黑瓷有显著区别。

北方制瓷工艺最重要的成就是生产出了白瓷，河南省安阳市北齐武平六

①　《三国志》卷二十九，《虞翻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吴书》。

②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七，《如是我闻·一》。

③　《考古通讯》1956年第6　期《河北吴侨县发现东魏墓》。

④　《考古》1977年第6　期《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

⑤　《文物》1973年第11　期《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

⑥　《考古通讯》1957年第3　期《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

年（公元575年）的范粹墓中出土9　件北朝白瓷器，为迄今所见最早白瓷，①其种类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造型与北朝青瓷大体相同。胎料经过淘练较为细白，没有上化妆土，釉层薄而滋润，呈乳白色，但仍普遍泛青，说明白釉中含铁量偏高，火度也偏低。不过，白瓷的出现说明中国制瓷业取得重大进步，人为地控制胎釉中的含铁量，克服铁的呈色的干扰，已经为工匠们所认识。白瓷出现为以后各种彩绘瓷器产生打下了基础。

陶器在魏晋南北朝时继续生产，由于大量用于明器，于是生产技术也有提高，最有代表性的是铅釉陶器。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黄釉高足盘、绿釉碗、杯、瓶、盒、灯等器物造型优美，釉声晶莹匀润，皆为素面。河南安阳范粹墓出土的几件黄釉扁壶，更是陶器系列中的精品。扁壶造型十分别致，明显受外来风格影响。胎质细腻，釉色呈深黄色，莹润透明。壶作扁圆形，上窄下宽，短颈直口，颈肩之间有联珠纹一周。肩部凸起两个小系，可以穿带。壶的两面刻划有两幅乐舞图，每幅由5人组成，中间1人在莲座上起舞，左右各2人伴奏。5人均为深目高鼻，身着窄袖长靴的胡服。这种扁壶很可能是模仿金银器制造的，由于制作精良，曾被误以为是瓷器。这时的铅釉陶器中还出现了多色釉，如在黄地或白地上加绿彩，或黄、绿、褐三色同时并用。这种多色彩釉器物即为著名唐三彩的先驱。②陶器由于大量作为明器，便具有一定程度的雕塑性质。四川绵阳出土的伎乐俑、舞俑、工作于水田的俑都很生动，南京丁家山、禹县白沙晋墓出土的陶俑、陶兽、陶家畜、镇墓兽等作品已有细部刻划，不象汉代全凭彩绘。凹凸的线条表达着形态的体面关系，使雕塑陶器的工艺手法更趋于现实。北魏的陶塑十分丰富，如洛阳北魏元邵墓，出土了100　余件陶俑，①有文吏俑、武士俑、骑兵俑、伎乐俑、舞俑、侍从俑，还有马、驴、骆驼、牛、猪、镇墓兽。将这些俑组合起来，可以看到墓主人生前出行、宴乐、居住的生活情况。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陶俑达367　件，学者论证这些陶俑从4　个方面反映了其时代特征：①从陶俑的组合中，可明显看到墓主人的生活习俗，有浓重的汉化特色，例如呼和浩特北魏墓中出土的女舞乐俑，头戴风帽，窄袖长衣，或立或坐，有的翩翩起舞，呈现吹、弹等优美动作，生动活泼。这是汉画中常见的，可见汉代传统的生活方式给北魏统治者以深刻影响。再如北魏元邵墓中陶俑，无论是仪卫、部曲俑，还是奴婢、伎乐俑，都是构成墓主人出行画面的主要题材，这与时代相近的邓县彩色画像砖上出行图的题材，极其相近。就从个体形象上，也可以看到北魏统治者实行"汉化"政策后的生活习俗。如曲阳北魏墓中的女俑，身穿开领宽袖长衣，腰部束带，这完全是"褒衣博带"式的汉服，而不是"夹领小袖"的胡服。②在北朝陶俑中，部曲俑数量极多，如司马金龙墓中武士俑、骑兵俑占总俑数的56％，可见当时贵族地主各自拥有的武装势力。③反映了鲜卑人传统的经济特点，刻画了鲜卑人的形象特征。北魏司马金龙墓中牲畜成群，可能还有畜牧经济遗风，许多陶俑深目高鼻，满脸髭须，身着窄袖长衣，腰系带，足穿靴，与中原常见胡俑有所不同，可能是鲜卑人的形象。④从形式风格来说，陶俑类型增多，有身材修长、面目清秀的女俑、乐舞俑，又有勇猛有力的武士、骑兵俑，尤其■马、甲士俑，更是北朝时期特殊遗物。在塑造风格上加强了写实

①　《晋书》卷49《嵇康传》。

①　《北齐书》卷四十一《元景安传》。

的技巧，司马金龙墓中的陶马，不象汉代陶马那样头颈高昂，而是比例匀称，肥壮肢短，具有蒙古马的特征。①东魏、北齐、北周时代的陶俑更多，如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出土陶俑130　余件，②北齐高润墓出土陶俑381　件，③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山西祁县白圭北齐韩裔墓、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均有大量陶俑出土。这些陶俑的生活趣味加强，如范粹墓中一件仆侍俑，左肩斜背行囊，略呈步行状态，体现了生活中的实际形象。一件骑马俑，驭者双目前视，双手向前作持僵状，与马昂首前视方向一致。马的鞍辔俱全，施以璎珞装饰，再涂上红、蓝颜色，甚至贴金，用具体的艺术证实了人们在生活中具有表现美的意趣与行为的要求。

北朝陶俑几乎全部是模制，黑胎骨，加以彩画。但在刻画人物形体与服饰方面，又不完全依靠彩绘，大多通过塑造凹凸面的方法来表现。对不同民族的形体相貌，并不完全依靠服饰差异来表现，而是多从五官的结构特点来表现。对于动物俑，更偏重古拙纯朴风格，尤其大量骆驼俑出现，体现了丝绸之路贸易活动对社会的极大影响。

南朝陶俑数量不多，大抵古拙浑朴，两汉传统基本未能摆脱。不过因瓷器业发达，瓷塑俑出土较多，有瓷狮子、瓷羊、瓷鸡、瓷人俑等。南京板桥镇晋墓①和高家山六朝墓②中出土了堆塑人物塔式罐，罐腹浮雕8　匹马，马上有骑士，罐上部为双层雕塑群，上为一建筑物，有四门，门下各坐2人；四角各设1　小罐，罐上各附一雀。下层有众多的人物及飞鸟。南京甘家巷高物一号六朝墓③中的魂瓶，造型奇特，为稍带褐色的黑釉鼓腹罐，上一层为方形陶层，屋壁四门各置一尊佛像，围绕方屋四周，又置7　尊佛像，瓶颈正门中还有一佛像。这样的艺术作品，不仅是陶瓷工艺的佳作，也是雕塑艺术的发展。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瓷工艺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形式，它密切联系生活，既有实用性，又有观赏性，于是总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①　《三国志·魏书·张既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②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

③　《考古》1979年第3　期。

①　孟乃昌：《汉唐消石名实考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2　期。②　《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

③　《考古》1963年第6　期。

④　张光福编著：《中国美术史》第199　页。

（四）金银器加工金银器加工是古代使用金属制品必须经过的过程，其历史虽然可以上溯至商周时期，而且在秦汉时期有了极高的技术水准，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表现出具体的时代特征。在这一战祸深重的历史阶段，统治者并未放松对奢侈品的追求，有关金银细作的工艺一直要求精益求精。学者曾依照墓葬材料进行统计，发现有金银饰品的晋墓比例高于有金银饰品的汉墓比例，而且这种情况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都不例外。⑤这种追求金银器的风尚对于金银器加工工艺自然是一种促进，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金银器加工工艺得以继续显示其特有的价值。

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制作最主要的产品是铜镜。自三国战乱以后，铜器生产仍在继续进行，但铜矿开采量减少，兼制瓷业、冶铁业迅速发展，铜制器皿的发展受到限制，只有铜饰件、铜镜、铜弩机、货币等仍保持旧有的规模。从部分铜镜铭文看，当时北方铸镜中心可能在徐州，南方铸镜中心在会稽郡的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和武昌（今湖北省鄂城）。此外四川成都一带的铸镜工艺也比较发达。

铜镜的纹饰和技法基本都沿袭东汉，北方主要是柿蒂连弧纹镜、方格规矩镜、简化规矩镜、兽首镜、夔凤镜、盘龙镜、位至三公镜等，南方主要是神兽镜和画像镜。神兽镜以汉末流行的半圆方形带神兽镜和重列神兽镜居多。画像镜主要在浙江绍兴地区发现，这种镜所雕铸的人物受"传神写照"画风影响，极为生动，几乎完全脱离了图案化。其内容有"东王公"、"西王母"神人车马镜，以及历史故事镜。常见为吴王与伍子胥故事，常将镜面分为4　区，每一区表达故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四个场面如同连环画一样，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这种画像镜在技法上浮雕层次多，铜的质量也较其他镜为好。由于佛教盛行，佛像镜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选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玉珠宝加工工艺以1965年在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夫妻墓出土文物为代表。北票靠近朝阳，那里曾是北燕都龙城，也称昌黎。墓葬年代是北燕太平七年（公元415年），出土的珍贵工艺品很多，其中的金冠饰，由六枝形顶花和压印佛像纹饰的山形金片组成，有一片金片是镂空图案，焊以金丝金粟，并嵌一对眼睛似的灰石珠。做工十分精细，据说可能就是源于汉地而流行于鲜卑族的"步摇冠"。墓中出土的铜器有带着环链的兽头提梁壶、罐等容器，许多盘、盏、小壶上均加有鎏金、马镫、车马饰上也大量使用鎏金、贴金、错金、银饰工艺，甚至每一个铜虎子也要精雕细磨，四个龟钮印章中的3　个鎏金，一个是纯金制品。除了这些金银器之外，还有珠宝玉器，计有琥珀珠、水晶珠、绿石珠、琉璃珠和玉盏、刻玉剑饰。其中玉器加工为中国传统工艺，琥珀珠、水晶珠等大多依靠从海外输入。最有意义的是墓中出土了当时颇为奇缺珍贵又足以炫耀财富的玻璃器具，共5　件。1　件碗，闪淡绿色，光洁明彻，体薄工精。1　件杯，深绿色，质地纯净，色泽鲜丽。钵1　件，残碎复原，质色与碗同。豆形残器1　件，还有1　件鸭形玻璃注，横长身，张扁嘴如鸭，长颈鼓腹，细长尾。颈腹部用玻璃条盘卷作装饰。背上粘双翅，全件通长20.5　厘米，腹径宽5.2　厘米。此外，河北景县封氏墓也出土绀红色及青碧色玻璃碗杯。玻璃加工工艺最早出自埃⑤　《三国--宋元考古》（上），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讲义1974年。及，丝绸之路开辟后，玻璃由西域进入中国，称"琉璃"，汉代中国已经输入琉璃加工工艺，并与长沙楚墓出土琉璃璧和琉璃印章为代表的中国琉璃工艺结合，形成新的工艺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琉璃器便反映了这个中外文化交流项目发展的情况，这些琉璃器的形制与中国的瓷器形制十分类似，说明这些琉璃器是中国自己制造的，而且是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的创造性作品。

除了辽宁北票冯素弗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玉珠宝细作工艺品还有在河南洛阳的西晋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徐美人墓，墓中有包金花饰，质地轻薄，雕镂精细，部分饰品上嵌有珠石。①北京的西晋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王浚妻华芳墓中，出土一个圆径约26　厘米的虎纽银铃，铃上饰以银丝捏成的正作演奏姿态的8　名伎乐宫人，伎乐两侧各镶红、蓝宝石，伎乐下部又各悬一镶宝石的小银铃。工艺之精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①江苏宜兴周墓墩一号墓②与湖南长沙黄泥塘东晋墓③也出土各种金银饰品，有簪头饰、篮形饰、球型饰、垂露形饰与各种粟状金珠累铸小饰具。其他一些金指环、银指环、金镯、银镯也达到较高工艺水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工艺制品尽管仍是各族统治者追求奢侈品的产物，却也闪烁着工匠们的智慧光辉。在那样一种因专制统治而形成的沉闷与痛苦的气氛中，工匠们将感情移借于对具体产品的刻意追求上，使各种制品体现出他们对美的理想追求，形成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这是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工艺品得以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①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

①　《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

②　《梁书》卷三《武帝纪》。

③　《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传》。

八、结语中国艺术一直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在文化人中唤起了普遍的自觉，赋予艺术以独立的价值，并且有意识地推动着那前所未有的艺术创作活动。在匆匆叙述了魏晋南北朝艺术情况后，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企图解释导致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原因。虽然历代学者已经指出民族纷争到融和，丝绸之路开辟带来的中外文化交流形势，"东汉以经学为背景的政治实用主义的陵替，及老庄思想的抬头"，①玄学与佛教思想的影响，与世家大族把持选举制度密切联系的"人伦鉴识"活动，都是导致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实践丰富多彩的原因，但在这一系列原因的背后，是一种相对自由的精神扭转了自秦汉大一统封建专制政权对思想文化的禁锢局面。

三国时曹刘之争、曹氏与司马氏之争，西晋时的八王之乱加上永嘉之乱，随即又是长期的民族纷争，一方面导致从事艺术实践的文化人迫切需要逃避残酷的现实，求得精神上的安息之地；另一方面，统治者内部争斗，实际是削弱了秦汉大一统封建专制政权对文化与思想的禁锢能力，于是士人争取精神自由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实现。魏晋士人的清、虚、简、远等特征，虽然被解释为是一种生活情调，却也不可否认是一种精神超越的结果。这种精神超越就本质而言是自由的，既体现出对传统儒学说教的失望，又体现出个人的生存信念与人生价值判断标准。没有这样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是不可能进行如此精彩纷呈的艺术创造的。

这种自由，是极其有限的相对自由，而且仍然要建立在忍受极其严重的阶级剥削与压迫的人民辛勤劳动基础之上。于是，那些从事艺术创作实践的士人，只能表现在移情于山水、书画、音乐、舞蹈等空间的"逍遥游"方面，诸如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岗、洛阳龙门、拜城克孜尔千佛洞等震惊世界的艺术杰作，却是在中外文化交流这一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中完成的，那些在岩壁与洞穴中凿石塑像描色的无数工匠，才是创造这辉煌艺术世界的动力。真正的创作自由的情感，实际埋藏在他们的心底。

艺术是体现理想追求的实践活动，历史是人们按照某种构想又必须依照客观现实条件进行创造性实践活动的结果，于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会出现一批又一批标志时代的艺术作品。相对人类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艺术仅是一个极小的领域，但是，任何社会实践活动都有其理想追求的指导，于是赋予艺术在人类各种实践活动中的生命力，历史遗留下来的艺术作品，便也成为历史的里程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作品，自然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反映，不过，作品中所凝聚的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与创造精神，却是可以无限延伸的。

①　《梁书》卷三十八《朱异传》。

隋唐五代 第041卷 隋唐五代政治史

【本卷提要】

本书分五大阶段--隋朝兴亡、唐朝兴盛、极盛转衰、由衰而亡以及五代十国--叙述了此间380年的治乱演变之迹，考察了当时政治制度的设置与变革、施政方略的确定与实行。在此基础上，对于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都作出了较为细致的记述或分析，力求将人物、事变与制度、施政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血有肉地反映出古代中国这一辉煌的历史年代的盛衰变化。叙述中，对于学术界长期探讨、争论的某些问题，还作了一点新的解释，或提出新的疑问，以期加深研讨，形成共识。边疆的和战、海外的交往，都分阶段辟有专节叙述，表现出隋唐五代时期的华夏民族在当时人类发展史中的影响与地位。

一、隋唐五代政治概述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其发展大致呈现为五个阶段。隋朝兴亡，是一个独立阶段。唐朝历时290年，明显地表现为三个阶段，由兴而盛、极盛转衰、由衰至亡。五代十国时期，又为另外一个阶段。隋朝在北周统一北方的基础上，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设官确立三省六部制、建立郡县两级制，刑法制定《开皇律》以及选官创建科举制、军事完善府兵制和推行各项经济措施，加之营建东京、开通大运河，为整个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给唐朝的强盛打下基础。

隋炀帝的暴政造成隋亡唐兴，更为唐太宗君臣提供了取鉴求治的经验教训。在重新调整了君臣、君民关系，确定了政治基本方针之后，唐将隋朝行之有效的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切实贯彻和推行，出现了"贞观之治"。最高统治集团内新旧势力又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较量，经过武周改制，唐代社会进入了"开元全盛"时期。

天宝年间，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终于导致了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随后，地方藩镇割据，内廷宦官专权，朝中朋党相争，边疆报警不已。唐宪宗重振皇权、削弱藩镇，出现短暂的"中兴"。然而，在纷繁的矛盾中，藩镇连兵可使朝廷流亡，宦官弄权能够废立皇帝，强盛的唐帝国没有能够再度辉煌起来。

自唐懿宗起，"国有九破，民有八苦"的状况愈演愈烈，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唐政权步入了名存实亡的绝境。各地节镇相互兼并，形成新的瓜分格局，唐朝最终为后梁取代。

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中原相继建立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后晋又引来辽兵南下。后周世宗思求致治，功志未就而逝。环绕中原另有前蜀、吴、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后蜀、南唐、北汉等十国先后割据。除相互吞灭外，最终都归于北宋政权。

二、隋朝兴亡（一）文帝兴隋公元581年，北周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隋王杨坚废掉周静帝，登上皇位，改国号为隋，年号为开皇，仍以长安为都，建立了隋朝。史书多称隋朝的第一个皇帝为文帝，又称为高祖。

1。杨坚代周杨坚（公元541-604年），弘农郡华阴（今陕西华阴）人。父亲杨忠曾辅助宇文泰建立政权，受封为十二大将军之一，后升柱国，晋爵隋国公。杨坚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又将女儿许配周宣帝为皇后，因而地位显赫。可惜周宣帝无道，"刑政苛酷，群心崩骇"1。恰好宣帝早亡，年仅8　岁的儿子即位为周静帝。杨坚趁机"入宫辅政"，总揽军政大权，革除周宣帝所行苛政。为避免北周宗室诸王"生变"，杨坚找借口将赵王、陈王、越王、代王、滕王等宇文氏宗亲都召到京城，以便控制。然而，一些手握重兵的北周地方军政长官，眼见杨坚要取代北周政权，便起兵发难。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青州（今山东益都）总管尉迟勤伯侄二人统兵数十万，北结突厥，南联陈国，与杨坚对抗。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相继起兵。赵王等"五王"也"阴谋滋甚"，"伏甲以宴"，使杨坚几乎遭"刺杀"。杨坚一面分兵三路，出击地方起兵；一面陆续灭除北周宗室诸王。几个月后，反对派的势力被消灭，年幼的周静帝只能完全听任其外祖父的摆布了。大象二年（公元580年），杨坚自称隋王，准备演出"禅让"的把戏。第二年二月，便出现了本节开头所写的那种情景。

2。改革制度隋文帝即位后，在政治制度方面多所厘定，为后代沿袭。

（1）重定官制文帝代周之后，立即废弃北周推行的六官之制，转而初步确立起三省六部制的格局。

中央设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为主管全国政令的核心机构。尚书省置令1人，左、右仆射（yè　，音叶）各1人，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曹，每曹设尚书1人，六曹尚书分统三十六侍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以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射判刑、民、工三部事。

五省之外，有御史台、都水台以及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九寺，还有国子、将作二寺（监）。

职事官之外，又置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共11　等勋1　①《隋书》卷1《高祖纪上》。

官；特进、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朝议大夫、朝散大夫，共7　等散官，作为荣誉称号，授给有功劳的文武官。

地方设官，最初沿袭北齐、北周的州、郡、县三级制，开皇三年废除郡这一级，实行州、县两级制。州分上上至下下，共9　等。以刺史为一州之长，以长史、司马为辅佐。县亦分9　等，以令为长，另有丞、尉、正为辅佐官。汉、魏以来，州郡县等地方长官都是自选僚佐、属官，北魏、北齐开始改由吏部选派。隋文帝定制：所有"品官，皆吏部除授，每岁考殿最。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年一迁"①。

武官设置，由军事卷叙述。

（2）初兴科举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旧弊，在北周时逐渐被认识，开始注重"才干"。隋文帝即位后，彻底废弃旧制。开皇七年定制，每州每岁贡士3人。州、县保举贡士的标准是文章华美，特别优美者州可保举应秀才科，受特别考试。开皇十八年下诏，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②。这是"正史"上明确记载的以科举士，显示出科举制度的形成。史书记载，大都称隋炀帝始建进士科。但《旧唐书·房玄龄传》却写着房玄龄18　岁"本州举进士"，以此推算，以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年）已开进士科。

（3）修订刑律隋朝代周之后，文帝即命高颎、杨素等主持修定新律。裴政是主要修定人，上采魏晋旧律，下及齐梁，沿革轻重，务取平允。新律废除历代枭首、轘裂（车裂）等酷刑，除谋叛以上罪一概不用灭族之刑。死刑，分绞、斩2等。流刑，分1000　里、1500　里、2000　里3　等。徒刑，分1年至3年共5　等。杖刑，分50　至100　共5　等。笞刑，分10　至50　共5　等。废除前代审讯酷法，责打不得超过200，枷杖大小也都有规定。民有枉屈，可依次上告，直至朝廷。开皇三年，因刑部所奏每岁断狱数多达上万件，文帝认为刑律还是太严，又命苏威、牛弘等再次修订，删去死罪81　条、流罪154　条、徒杖等罪1000多条，仅留500　条，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廐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12　卷。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开皇律》。实施3年后，下令诸州长史以下、行参军以上官员，"并令习律，集京之日，试其通不"。同时，废除妻、儿连坐之法。开皇十二年下诏，各州死罪囚，"悉移大理（寺）案覆"，十五年又规定："死罪者，三奏而后决。"①新定刑律，较之秦汉刑律有很大改进。

然而，在以权代法的社会里，法律条文与法律使用有很大出入。文帝本人在朝廷上就曾律外杀戮官员，还允许长官对下属"于律外斟酌决杖"。结果，造成"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②的混乱局面。

3。统一南北

①　《隋书》卷28《百官志下》。

②　《隋书》卷2《高祖纪下》。

①　《隋书》卷25《刑法志》。

②　《隋书》卷25《刑法志》。

文帝代周建隋，控制的仅仅是大半个中国。当时，江陵尚有后梁，江南更有南朝的陈国。陈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都，统治着长江以南的大片地域，西达两湖、两广，与隋对峙。

后梁是南朝梁武帝嫡长孙萧詧投靠北周后，在江陵建立的一个附庸政权。萧詧死后，传位萧岿。开皇二年，文帝纳萧岿之女为晋王杨广妃，即后来炀帝萧后。萧岿死，萧综立。七年，萧综入长安朝见，萧岩趁机驱后梁文武官及10　余万百姓投奔江南，文帝立即废掉后梁。紧接着，就准备渡江灭陈。南朝更替，到了陈后主陈叔宝时，已经腐朽不堪，君昏臣乱，民吏共愤，注定要灭亡！文帝一登基，便有灭陈的打算。开皇元年三月，以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今江苏扬州），以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今安徽合肥）。九月，以长孙览、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兴兵伐陈，命尚书左仆射高颎节度诸军。恰逢陈宣帝死，陈遣使求和，隋以"礼不伐丧"为借口班师。实际是灭陈时机不成熟，北方突厥大举南侵，形成对隋的更大威胁。文帝很快便确定了先破突厥、再灭陈国的战略方针。

在对付突厥的同时，采纳了高颎的献策，对陈乃不断小股骚扰，因以"废其农时，焚其粮储"，同时麻痹其军心，最终造成"财力俱尽，陈人益敝"①的状况。崔仲方提出"声东击西"的军事部署方案：长江上游"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下游各州"更帖精兵，密营渡计"。陈必然在上游"令精兵赴援"，隋军在下游"即须择便横渡"②。

经数年准备，在击破突厥南侵之后，开皇八年三月下诏伐陈。文帝的诏书列举了陈后主20　条罪状，抄录成30　万份散发江南，造成舆论攻势。十月，设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总成灭陈之政令。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总共八路兵马，统兵总管90　员，军兵51　万多人，皆受晋王杨广节度。左、右仆射高颎、王韶分别为晋王元帅长史、司马，参决军中一切事务。

面对如此攻势，陈后主君臣仍以"王气在此"，"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不加防备，还是"奏伎、纵酒、诗赋不辍"①。开皇九年大年初一，陈后主君臣尚在睡梦中，贺若弼、韩擒虎已趁守军酒醉偷渡过江。20　天后，隋军攻入建康皇宫，陈后主与贵妃张丽华等藏在景阳殿外的枯井中，被隋军兵士用绳子拉上来投降了。长江中、下游的陈军，听说建康城破、后主投降，纷纷解甲归顺。至此，对峙了近300年的南北政局，归于一统。

陈亡以后，江南旧习依然。隋委派地方官的制度，遭到顽固抵制。一时间，自长江南岸至泉州，再到岭南，士族和土豪相继起兵。有的称天子，置官署；有的称大都督，领州县。"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②文帝派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兵征讨。先平江南，再定闽越，最后会同高凉冼夫人安抚岭南。大约两个月，到开皇十年年底，陈旧境全部平定，隋的制度才渐次得以推行，统一形势日趋稳定。

①　《隋书》卷41《高颎传》。

②　《隋书》卷60《崔仲方传》。

①　《资治通鉴》卷176　长城公祯明二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177　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

4。勤劳思政唐朝初年，对隋文帝的评价普遍认为他是一位"勤劳思政"的"励精之主"③。史书这样记载：文帝"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④（1）躬勤节俭在历代帝王中，隋文帝是以勤于政事、务存节俭著称的。

勤于政事，除了坐朝处理军政大事，从早到晚，不知疲倦之外，文帝更经常下到社会当中，路遇上书奏事之人，即驻马"亲自临问"。有时派人到各地暗中采听民情，了解吏治得失。史称："人间疾苦，无不留意"。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引起饥荒。文帝派左右之人出宫，看视百姓所食。带回来的都是些豆渣、杂糠，文帝"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决定亲自带领关中饥民"就食于洛阳"，取消御膳中的酒肉之设。第二年东拜泰山，路上与就食洛阳的饥民相遇，命左右随行不准驱赶，饥民与文帝的侍卫"参厕"而行。遇有扶老携幼者，文帝还给让路，"引马避之，慰勉而去"。在道路艰险处，见有负重者，则"令左右扶助之"。到达齐州（今山东济南），文帝仍以民情为念，立即"亲问疾苦"①。

与勤政并行，文帝一生都十分简朴。早在北周辅政时，便提倡节俭，积久成习。"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huàn

huó，洗过）之衣。"②一次，文帝配止痢药需用胡粉1　两，找遍整个后宫竟没找到。还有一次，要找一件织成的衣领，后宫也没有。上行下效，文帝在位的24年间，整个社会形成了节俭的风尚。一般士人，便装多用布帛，饰带不过铜铁骨角之类，很少有人穿绫罗绸缎，更没有佩金带玉的了。独孤皇后尚简，但性尤妒忌，这也促成文帝"傍无私宠"。独孤皇后卒，文帝也仅宣华、容华二贵妃而已。

（2）奖惩严明文帝本人躬勤节俭，使其在吏治方面尤其注重奖良惩贪。

岐州刺史梁彦光多年有惠政，"奏课连最，为天下第一"。开皇二年，文帝驾临岐州（今陕西凤翔），知其能干，下诏褒奖。梁彦光后来调任数州，都能够"以德化人"，使得"吏民感悦"①。

县令之中，房恭懿为政在京畿各县称"最"，文帝召至卧榻前，"访以理人之术"，认为很有才干，便破格提拔为州司马。所到之处，"有异绩"，"政为天下之最"，文帝又破格提升他为州刺史。同时，对各州官员表彰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我百姓"，"令天下模范之，卿等宜师。。（Xiào，受启发）也。"②直至　文帝后期，仍然很注意县令的政绩。临颍令刘旷，史书记载称其为"不知何许人也"，但其"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文帝闻知③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④　《隋书》卷2《高祖纪下》。

①　上引均见《隋书》卷21《高祖纪下》。

②　《资治通鉴》卷180　文帝仁寿四年七月。

①　《隋文》卷73《梁彦光传》。

②　《隋文》卷73《房恭懿传》。

则召见他，认为"若不殊奖，何以为劝"③，下优诏破格提拔为莒州刺史。另一方面，对于贪残不法的官吏，惩处尤其严厉，甚而过于杀戮。一次，文帝命身边侍臣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此人所到之处，都接受地方官馈赠的"小物"或鹦鹉、麖皮、马鞭之类，文帝"闻而大怒"，"亲自临决"。后来，他甚至暗中派人给地方官送贿赂，一有受贿，立即处死，决不宽容。就是亲生儿子，也因贪残被文帝惩处了好几个。秦王杨俊，文帝第三子，官至并州总管二十四州诸军事。初有政绩，大加奖励。后来渐渐奢侈，违犯规定，"出钱求息，民吏苦之"。再后更加放肆，"盛治宫室，穷极侈丽"。文帝发现后，免其官，勒令"就第"，即禁闭起来。太子杨勇，也因自身好色奢侈才被文帝疏远，加之独孤后、杨素、杨广等串通一气，最后遭废黜。5。周边关系文帝在位期间，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主要是抗击突厥，进攻高丽，以保证境内安定。

（1）抗击突厥北周末，突厥沙钵略可汗（hán　，音寒）立，兵力最强。另有菴罗为第二可汗，与阿波可汗、达头可汗、贪汗可汗并称四可汗。沙钵略弟处罗侯，不得可汗名号，与沙钵略不睦。

文帝即位后，不再像北周那样重赂突厥。沙钵略妻是北周赵王之女千金公主，要沙钵略为宇文家族报仇。沙钵略与前北齐营州（今辽宁朝阳）刺史高宝宁合兵攻陷临榆镇（今山海关）。开皇二年五月，高宝宁引突厥入犯平州（今河北卢龙），沙钵略联合四可汗尽起突厥兵40　万进犯长城。年底，纵兵深入，武威、天水、金城（今甘肃兰州）、上郡（今陕西富县）、弘化（今甘肃庆阳）、延安等郡，人畜被掠一空。

昔日，长孙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时，与处罗侯秘密结盟，并察看了山川地形，了解到突厥各部强弱实情。这时，长孙晟向文帝提出了"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①的策略。具体做法是：西面联络达头、阿波，使沙钵略分兵防其右部；东面联络处罗侯和奚、契丹等，使沙钵略分兵防其左部。突厥可汗之间，彼此猜疑，趁衅出击，定可一举而功成。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分派使臣往东、西两处"远交"势力较弱的达头、阿波、处罗侯以及奚、契丹，使其内附，造成沙钵略与各可汗间的猜疑。开皇三年四月，命卫王杨爽为行军元帅，分兵八路出塞抗击突厥。杨爽大破沙钵略军，窦荣定击败阿波军。长孙晟劝阿波归附，沙钵略袭取阿波居地，阿波逃归达头，与达头合兵攻沙钵略。贪汗与河波友善，被沙钵略夺其众而废黜，也逃归达头。突厥内部相互攻杀，都派使入隋请和求援。文帝仍然施行"离强合弱"之策，一概拒绝，任其自然残杀。

沙钵略屡为隋军所败，开皇四年九月遣使求和，千金公主自请改姓杨氏，为文帝义女。文帝封千金为大义公主，遣使致书沙钵略允其以"翁婿"之亲相认。此后，阿波势力渐强，东与沙钵略接境，西有龟兹、铁勒、疏勒等地，因号西突厥，突厥分为东、西两部。五年七月，沙钵略为达头、阿波所困，③　《隋文》卷73《刘旷传》。

①　《隋书》卷51《长孙览附晟传》。

又怕契丹夹击，向隋求援。文帝已然掌握突厥内部力量的消长，命晋王杨广出兵相援，击败阿波。沙钵略归顺隋室，称"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表示"永为藩附"①。

沙钵略死后，其弟处罗侯立，称莫何可汗。文帝命长孙晟赐其旗鼓，西击阿波，阿波被擒。莫何死，沙钵略子雍虞闾立，号都蓝可汗。沙钵略另一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居北方。文帝依然"远交"，许突利娶隋安义公主为妻，故意赐予优厚，以离间都蓝。都蓝果然被激怒，与达头合兵袭突利。长孙晟设计挟持突利到长安归降，文帝封其为启民可汗，命高颎、杨素率兵大败达头、都蓝。启民招收旧部，居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南）。都蓝被部下所杀，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屡为隋军所败。仁寿三年（公元603年），步迦所部大乱，铁勒、仆骨等部归附启民。步迦逃奔吐谷（yù，音玉）浑，启民成为东突厥可汗，完全依附隋朝，北部边疆基本安宁。

（2）进攻高丽文帝即位，高丽王高汤遣使朝贡，授为大将军，辽东郡公。开皇二年正月、十一月，两次遣使贡方物。三年正月、四月、五月，不断遣使来朝。平陈之后，高汤担心隋攻高丽，便"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文帝以其"专怀不信，恒自猜疑"，赐玺书责其"诚节未尽"①。不久，高汤病卒，其子高元继立，文帝准其请，特封为高丽王。十八年春，高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入犯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将其击退。文帝大为恼怒，命汉王杨谅、宜阳公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带领水陆军兵30　万，分两路进攻高丽。陆路遇大水，粮草不继，军中发生疾病；水路遇大风，船舰飘没。史称，死亡兵士十之八九。此间，正值隋与突厥达头、都蓝决胜之际，文帝趁高丽王遣使谢罪，宣布罢兵。百济王闻知隋军将征高丽，急忙遣使请为隋军向导。文帝既已罢兵，告其使者，高丽"服罪"，不可再伐。高丽王知道此事后，兴兵侵扰百济。隋在辽东一带，则基本安定无事。

①　《资治通鉴》卷176　长城公至德三年七月。

①　《隋书》卷81《高丽传》。

（二）隋之强盛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七月，文帝逝于岐州（今陕西凤翔北）的仁寿宫大宝殿，次子杨广继位，是为隋炀帝。第二年正月，改年号为大业，隋朝进入一个新的统治年代。

1。杨广夺位杨广（公元569-618年），又名英，文帝次子，生母独孤皇后。自幼敏慧，深受父母宠爱。开皇元年，立为晋王。20　岁时，节度八路兵马，指挥灭陈。不久，转为扬州总管，每年一次入朝觐见父皇、母后。

杨广长兄杨勇为皇太子，参决军国大政。可惜杨勇多内宠，昭训云氏专擅东宫内政，深为独孤后不满。杨广每次入觐，都在母后面前"弥自矫饰"，独孤后越发称赞杨广。当其"知皇后意移，始构夺宗之计"。派心腹暗示越国公杨素，转述皇后的意思。"皇后遂遗（杨）素金，始有废立之意。"①开皇二十年，突厥犯塞，晋王杨广为灵朔道行军元帅，杨素为长史，杨广趁机"卑躬以交"。在独孤皇后和重臣杨素的支持下，文帝终于废黜杨勇，立杨广为皇太子。此时，反对废长立幼的元勋高颎已被文帝罢免，正由杨素接替其尚书左仆射之职。文帝改年号为仁寿，每年避暑仁寿宫，朝政遂为杨广、杨素等把持。

杨广为皇太子不到4年，文帝就一病不起，"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仁寿四年七月，文帝已经"卧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了，杨广与杨素却在传递宫内外的消息。所写字条被宫人误送到文帝手中，文帝开始懊悔。随即又见宠妃宣华夫人陈氏神色慌乱，忙问其故，说"太子无礼"相逼。文帝悔恨交加，说"畜生何足付大事"！急命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拟诏召回杨勇，杨素立即与杨广合谋，"矫诏执（柳）述、（元）岩，系大理狱"，派东宫兵士把守宫门，妃嫔及宫人都"出就别室"。不久，文帝即亡，宫内外"颇有异论"②。

文帝死后8　天才发丧，太子杨广宣布即皇帝位。同时，矫诏赐故太子杨勇死，追封房陵王。接着，汉王杨谅以其父、兄死得不明不白，起兵问罪。杨广派杨素讨平，杨谅除名为民，幽禁而死。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开始了他的统治。

2。公共工程炀帝即位后，倾全国之力兴办了两大公共工程，一是营建东京，二是开凿运河，给中华文明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1）营建东京文帝开皇二年，曾命高颎等在长安旧城东南建造新都，取名大兴城。第二年春初具规模，即迁都入大兴城，成为唐代长安城的前身。

炀帝大业元年三月，下诏命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

①　《隋书》卷45《房陵王勇传》。

②　上引均见《资治通鉴》卷180　文帝仁寿四年七月。

建东京（今河南洛阳）。上年平息汉王杨谅起兵后，炀帝就宣布了准备新建洛阳的意图："洛邑自古之都"，"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地理位置重要；而长安地处关中，与大河以东相距"悬远"，遇有战事，"兵不赴急"，更何况"南服（指南朝故地）遐远，东夏（指北齐旧土）殷大"，如今平息了汉王，"因机顺动，今也其时"①，正是时机。从大业元年三月始，每月役使民工约200　万人，营建洛阳新城。同时，建造新城内的显仁宫和西苑。新城在旧城以西约18　里。

经过1年左右的艰苦施工，到大业二年正月，东京新城竣工。最北为宫城，是皇宫所在。宫城以南为皇城，是官衙所在的行政区。皇城之外为外郭城，即大城或称罗城，是官吏私宅和百姓住处，其间洛水横贯，北有36　坊，南有96　坊，另有东、南、北3　市。宫城、皇城、大城都有城墙，俨然3　个相联系的建筑群。营建之初，即迁来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随后，又陆续命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都京户，六千余家"；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①。这种迁徙，既削弱了当地的豪族势力，又增进了洛阳的繁荣。

东京的营建，不如西京大兴城，只有炀帝君臣来此小住时，才似"国都"。然而，洛阳在战略上和经济上却是一座相当重要的城市。大业五年，改东京为东都。

（2）开通运河为了便于联系和控制关东与江南广大地区，炀帝尽快地建成了全国的水路交通系统。

文帝开皇四年开广通渠（又名富民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到潼关入河，主要解决的是关中运输。炀帝开通大运河，成为联络全国的水系。大运河的开凿，分三期工程，前后6　个年头，但实际用工时间仅6　个月左右。

下诏营建东京的同时，开始一期工程，征调河南诸郡民工上百万，开凿通济渠。自洛阳新城西苑，引榖、洛二水达于黄河；又自板渚引黄河水，疏通荣泽至大梁（今河南开封）以东的旧有水道，经泗水入淮，到达山阳（今江苏淮安）。又征淮南民工10　余万疏通邗沟故道，从山阳引淮经扬子（今江苏仪征东南），达于长江。整个一期工程，自大业元年三月下诏动工，至八月炀帝下江都（今江苏扬州），仅仅费时4　个月。开通之后，水面宽40　步，渠旁皆修有御道，种上柳树。自东京至江都，沿渠2000　余里，建离宫40　余所。

二期工程为永济渠，大业四年正月动工，征河北诸郡男女民工上百万，引沁水南通黄河，北至涿郡（今河北涿州），约2000　里，可通龙舟，后称"御河"。

三期工程为江南河，大业六年年底开通，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余杭），长800　余里，宽10　余丈，可通龙舟，沿途有驿宫、草顿。三期工程完成之后，南自余杭，中经江都、洛阳，北达涿郡，南北联成一气。再加上文帝时开通的广通渠，水路运输可达关中。大运河的开通，很长时期都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沿岸的不少城市，后来都发展为繁荣的都会或人文、物资荟萃的地方。

①　《隋书》卷3《炀帝纪上》。

①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历来的史书多指责炀帝"虐用民力"，以至"丁男不供，始役妇人"。

如果仅就某一单项工程集中动用民工多达百万之数，似乎过分。但以文帝时所定丁男"每岁二十日役"计算炀帝建东京、开运河，包括挖长堑、筑长城、造宫苑等等，全部用工数并不为过。

3。复兴文教文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仁寿元年（601年）夏，借口设学多而未精，"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①针对上述情况，大业元年秋，炀帝下诏强调："君民建国，教学为先"，"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即恢复文帝前期的"儒雅之盛"。不论在家、在学，只要"学行优敏，堪膺时务"者，"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②。州、县之学，相继恢复。数年间，"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①三年改官制，以国子学为国子监，主管全国教学之政令，统国子学、太学等。先前以国子祭酒为长官，而今又增置国子司业为副长官。同时，增置国子丞3人，主持日常教学事务。大业八年以后，炀帝渐渐步文帝后尘，戎马不息，空有建学之名了。

比起文帝，炀帝更较重视艺文。早年间，炀帝即喜好读书著述。开皇十年为扬州总管后，置王府学士达百人，命其修撰。称帝后，修撰一直未停。前后长达20余年，"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蒱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②这些著述虽已失传，但炀帝对于文化事业的重视与贡献却应引起注意。

由于喜好读书，因而重视图书的管理和整理。大业三年改官制时，对于掌管图书的秘书省不断充实力量，到十一年增至117人，以先前王府学士补充。当时，在西京嘉则殿有书37　万卷，炀帝命秘书省认真整理，得"正御本"37000　余卷，藏于东都修文殿。又命秘书省抄写50　份副本，分上、中、下三品，分别收藏在西京、东都的宫、省、官府。这部分图书，后来成为唐初整理全国藏书的基础。

4。改定制度大业三年（607年）四月，炀帝对隋朝建立20多年来的政治制度，又进行了一番改定。

（1）重定官制这次改动，废除三师、特进官，分割门下省、太仆寺的部分职掌，另外成立殿内省。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与秘书、殿内，共称五省。增置谒者台、司隶台，与御史台合称三台。分太府寺部分职掌，成立少府监，改原先的内侍省为长秋监，改国子学为国子监，连同已改的将作监、都水监，总为五监。尚书省六曹，各增侍郎1人，为尚书副职。诸曹侍郎改郎，员外郎（又

①　《隋书》卷75《儒林传》序。

②　《隋书》卷3《炀帝纪上》。

①　《隋书》卷75《褚辉传》。

②　《资治通鉴》卷182　炀帝大业十一年正月。

称曹郎、承务郎）改定为2人。这一结构，一直沿袭至清。

殿内省统尚食、尚药、尚衣、尚舍、尚乘、尚辇6　局的格局，也为唐、宋因袭。

文帝时的11　等勋官、7　等散官，都罢掉。自一品至九品，置光禄、左光禄、右光禄、金紫光禄、银青光禄、正议、通议、朝请、朝散等9　大夫，建节、奋武、宣惠、绥德、怀仁、守义、奉诚、立信等8　尉，作为散职。先前的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的九等爵，仅保留王、公、侯三等。

地方建制，改州为郡，为郡、县两级。郡置太守，京兆（西京所在）、河南（东京所在）则置尹。郡分上、中、下3　等，罢长史、司马，以赞务1人为郡守的副职。县仍置令，以所管政务是否繁忙和地处冲要情况，分为数等。

（2）推进科举在强调"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的诏命中，炀帝已经提到"课试"生徒以"进士者"。改官制的同时，又下诏"选贤与能"，认为"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命五品以上文武职事官"宜依令十科举人"。所谓"十科"，即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擢升。"①五年六月，又下诏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4　科举人。这都是要求地方贡举，称乡贡。

隋朝时间短促，国子学、州县学又兴废不断，因而由生徒考试入选者颇少，大都由乡贡而入仕。秀才科，在当时等为最高。《隋书·文学传》中，刘臻、崔儦是隋以前"举秀才"的，文帝时"举秀才"的有王贞、杜正玄、杜正藏，炀帝时"学业该通，应诏举秀才"者有杜正伦。整个隋朝，"举秀才止十余人"①。明经科，起于隋。文帝时，有韦云起"明经举，授符玺直长"②。炀帝时，孔颖达"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③。进士科，《北史·杜铨传》叙其族孙之孙，称杜正藏兄弟大业中"应诏被举。时正藏弟正仪贡充进士"。这是炀帝时开进士科的最早记载。

（3）改修刑律文帝晚年，用法益峻，喜怒无常。炀帝针对文帝"禁网深刻"的情况，又敕令改修律令。

大业二年十月，下诏改修《开皇律》。牛弘、刘炫等于第二年四月改成，共500　条，分为18　篇：名例、卫宫、违制、请求、户、婚、擅兴、告劾、贼、盗、斗、捕亡、仓库、厩牧、关市、杂、诈伪、断狱。颁行全国，称为《大业律》。比较《开皇律》，五刑之内，降从轻者约200　余条；枷杖决罚讯囚之制，也轻于旧律。文帝时规定，官吏犯罪，子弟不得为宿卫近侍之官；有叛逆罪者，家口籍没。炀帝"诏革前制"，强调"罪不及嗣"，"犯罪被戮

①　《隋书》卷3《炀帝纪上》。

①　《旧唐书》卷70《杜正伦传》。

②　《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

③　《旧唐书》卷73《孔颖达传》。

之门，期以下亲，仍令合仕，听预宿卫近侍之官。"①"久厌严刻"的百姓，一时间颇"喜于宽政"。

炀帝晚年，也走文帝的老路，更立严刑，甚至恢复轘裂、枭首等酷刑，终至"天下大溃"。

5。经略四方炀帝即位后就打算"通西域，经略四方"，因而命裴矩主持西域与隋沿边商贸之事。裴矩深知炀帝"方勤远略"，便在与西域商贾交往中了解"其国俗山川险易"，撰写了《西域图记》3　卷，记述西域44　国概貌。序文末尾写道："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②"混一戎夏"，"表威化之远"两句，可谓正中炀帝下怀，炀帝便将经略四方、打通西域之事"咸以委之"。（1）打通西域东突厥启民可汗已然臣服隋朝，炀帝趁机宣扬声威，使远近畏服。大业三年（607年），"出塞耀兵"，启民奉诏召集所部及奚、室韦等酋长数十人到炀帝大帐朝见。炀帝为"夸示"，先命宇文恺作大帐，帐下可坐数千人。启民等见状，进一步表示愿为"臣民"，并请求"变改衣服，一如华夏"。炀帝心中暗喜，但以"碛北未静，犹须征战"，要其"但存心恭顺，何必变服"③。启民病死后，其子始毕可汗继立，与隋仍然保持这种关系。十一年八月，中原动乱，始毕入犯，围炀帝于雁门郡（今山西代县）。九月解围，但不再朝隋。

西突厥阿波之后为泥利，泥利可汗被铁勒击败死，泥撅处罗可汗继立。

炀帝即位时，处罗正与铁勒屡相攻战，势力衰减。七年炀帝西巡，召处罗不至，其酋长射匮遣使求婚。裴矩建议用计离间，以分裂其国。炀帝许以射匮为大可汗，发兵攻处罗，然后允婚。射匮立即兴兵，大败处罗。炀帝又以"殊礼"接纳处罗。处罗、射匮相互牵制，西突厥不复为隋之边患。

自文帝开皇三年大败吐谷浑以来，朝贡不止。文帝晚年，吐谷浑内乱。

大业四年，裴矩暗示铁勒出兵攻击吐谷浑，大败之。吐谷浑主伏允遣使请降求救，炀帝派出两路兵马追击，伏允遁逃。次年三月，炀帝亲临西平郡（今青海乐都），四面围击吐谷浑。隋军伤亡颇重，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左光禄大夫梁默等战死。至六月，攻破吐谷浑都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岸），伏允率残部数千骑投奔党项。

攻破吐谷浑，炀帝进驻张掖，命裴矩引高昌王麹伯雅、伊吾吐屯设与西域27　国来张掖朝会，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至此，炀帝得到西域自西平临羌城（今青海湟源）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4000里，南北2000　里的大片疆土，设置了西海（治所在今青海湖西岸）、河源（治所在今青海兴海东南）、鄯善（治所在今新疆若羌）、且末（治所在今新疆且末）4　郡。郡下设县、镇、戍，迁徙轻罪犯来充实这些郡、县。在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防御吐谷浑残部，保障通西域之路。

①　《隋书》卷25《刑法志》。

②　《隋书》卷67《裴矩传》。

③　《资治通鉴》卷180　炀帝大业三年七月。

裴矩《西域图记》序文中特别提到，自敦煌至于西海（今地中海），共有三条通路。北路从伊吾（今新疆哈密），经铁勒、西突厥可汗庭向西，为天山北路。中路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经焉耆、龟兹（qiūCí，音丘词，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市疏勒），越葱岭而西北，为天山南路的北道。南路从鄯善（今新疆若羌），经于阗（今新疆和田南）、朱俱波（今新疆叶城）、喝槃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越葱岭而西南，为天山南路的南道。中路与南路，即著名的"丝绸之路"。炀帝对西域的经略，确立了华夏大地自公元7世纪起，以敦煌为咽喉之地，伊吾、高昌、鄯善为三大门户，沟通欧亚大陆交通的基本格局，这是应予足够评价的。

（2）经略东南大业三年三月，因海师何蛮等人每年春秋二季"天清风静，东望依希"，炀帝便命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海师何蛮同行，到达流求（今台湾岛）。由于语言不通，带了1人回来。第二年，又命朱宽前往"慰抚"，"流求不从，（朱）宽取其布甲而还"。当炀帝完全开通西域之后，六年正月便派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又作张镇周）率兵从义安（今广东潮州）渡海出击。二月到达，流求人初以为商旅，纷纷来贸易。当其发现是来征战的军伍，流求国王渴剌兜立即派兵迎战，多次被张镇州击败。渴剌兜亲自迎战，终被陈稜战败斩杀。隋军"虎男女数千而归"，献于朝堂①。

对东南亚地区，炀帝一面"志求珍异"，一面"威振殊俗"。大业元年正月，群臣多言"林邑多奇宝"，刘方又新定交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内），炀帝便命刘方为行军总管，经略林邑（今越南南部）。大军水陆并进，林邑国王梵志据险死守，又用象军抵御，终为隋军击败。四月，梵志弃城入海，隋军刻石纪功而还。四年三月，"募能通绝域者"。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应募请出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南部），炀帝命其带丝绸等5000　段，以赐其王。十月，常骏等到达，受到热烈欢迎。赤土国王表示："今是大国中人，非复赤土国矣。"①随后，赤土王遣其子那邪迦随常骏入朝贡方物。六年，常骏带那邪迦在弘农（今河南灵宝）谒见炀帝，炀帝赐以官位及物品。（3）疆域之盛炀帝经略四方，至大业五年，共置郡190、县1255，民户为890　余万，疆域西至且末郡（治所在今新疆且末），北到五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五原南），东达辽东郡（治所在今辽宁沈阳北），南抵日南郡（治所在今越南荣市一带）。史称"隋氏之盛，极于此矣。"②十一年正月初一，大宴群臣，"遣使朝贡"者有：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20　余国③。终隋之世，以此最为盛况空前了。

①　详见《隋书》卷81《流求国传》、卷64《陈稜传》。

①　《隋书》卷82　卷《赤土传》。

②　《资治通鉴》卷181　炀帝大业五年六月。

③　《隋书》卷4《炀帝纪下》。疑断句有误，姑从之。

（三）隋室乱亡隋朝到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可谓鼎盛。持续不到二、三年，社会积弊便陆续暴露出来。

1。逞欲无厌炀帝执政14年，第一大弊政是"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④。他凭借着社会安定积累起来的民力和财富，穷极侈靡，主要表现在游玩和夸示上。

大业元年开通济渠的同时，命人往江南采伐木材，建造龙舟、楼船等。

八月，下江都（今江苏扬州）。炀帝乘4　层龙舟，最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的两层有房室120　间，下面一层为内侍们住处。皇后乘翔螭舟，规模较龙舟小些，仍为4　层，金玉装饰。另有"水殿"9　艘，皆高3　层，设浮景。以朱鸟、白虎等命名的大船数千艘，为后宫妃嫔、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外邦使者等分乘。挽船的民工多至8　万人。又有平乘、青龙等名号的船数千艘，乘载十二卫甲士及兵器帐幕。整个船队，前后200　余里，两岸还有骑兵护卫。所过州、县，500　里以内"皆令献食，极水陆珍奇"。吃不完，"将发之际，多弃埋之"①。

大业三年二次出游。五月发河北10　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今山西太原）。六月猎于连谷，至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御北楼观鱼于河套，宴群臣。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河套一段，八月入楼烦关（今山西宁武境内），至太原。又上太行山，开直路90　里。九月游济源（今河南济源），返回洛阳。

四年第三次出游，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一带）。四月置楼烦郡（治所在今山西静乐），起汾阳宫。七月发丁男20　万筑长城。八月赴北岳恒山祭祠。第四次出游向西，时在大业五年。四月猎于陇西，继而渡河至西平郡（今青海乐都），陈兵讲武。五月猎于拔延山，围场2000　里。六月至张掖，亲临观风行殿，盛陈文物，设鱼龙鳗宴，招待高昌王、伊吾吐屯设。

第五次出游为二下江都，时在大业六年三、四月，住至第二年年初。

七年二月第六次巡游，自江都乘龙舟入通济渠，达于涿郡（今河北涿州），准备用兵高丽。以后的3年，主要在督促对高丽的征战上。

十一年五月第七次巡游，至太原，避暑汾阳宫。八月至雁门郡（今山西代县），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30　多天，整天抱着幼子啼哭，不知所为。

一年以后第八次出游，三下江都，就再也没能够生还。

巡游的种种耗费，已经无法统计。下面，仅举几件"夸示"的实例，以见其侈靡之费。

大业三年北巡，命宇文恺造观风行殿，由"六合板"组合而成，上面可容侍卫数百人，下面有轮轴，能够移动。又作行城，周围2000　步，以"六合板"等木板为骨架，以布帛等为外面的装饰。巡幸五原时，"行宫设六合板城"，高36　尺，上加女墙，总计42　尺，开南北门。这种"观风行殿"、"行④　《隋书》卷4《炀帝纪下》"史臣曰"。

①　《资治通鉴》卷180　炀帝大业元年八月。

城"、"行宫"，在西游张掖时，也曾带去，或另行制作。此外，还有"六合殿、千人帐，载以枪车"。用兵高丽时，也曾"夜中设六合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高丽旦忽见，谓之为神焉。"①六年正月初一，已有自称"弥勒佛"的数十人冲入东都皇城，夺取卫士兵仗。正月十五，仍然尽集各国酋长及使者，在皇城外端门街盛陈百戏。演奏乐舞者多达18000人，声响传于数十里之外。灯光照耀如白昼，从黄昏到天明。整个演出活动，一直持续到正月底。各国商贾都希望到东都的东市进行贸易，炀帝下令东市家家整饰店面，广积珍货，商人要衣饰华美，卖菜也得用龙须席铺地，再摆菜蔬。外邦商客经过酒食店，店主须得盛情邀入，醉饱出门，不取分文，并要说："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值。"外商中也有明白人，指着用绸帛缠饰的树问："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①一句话，问得国人无颜对答。

2。用兵高丽炀帝的第二大弊政，是三次对高丽用兵。其结果，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隋浪潮。

文帝开皇十八年用兵高丽，失利退回。著名学者刘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警世，可惜"莫有悟者"②。

大业三年，炀帝北巡，在启民可汗处见到有高丽使者，便命其带话给高丽王高元，要其效法启民"举国从化"，如若不朝贡，将率兵东巡。随即，课天下富人买军马，一匹贵至10　万钱。又派员检查兵器，务求精新，检查不认真的，立即斩首。到大业七年二月，炀帝乘龙舟自江都直达涿郡，下诏征高丽，调集天下兵员，在涿郡集中。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造船300　艘，官吏监工严急，民工昼夜泡在水里，腰身以下腐烂生蛆，死去十之三四。河南、淮南、江南造军用车5　万辆，送高阳以供军士载衣甲帐幕。运送军需及粮食的民工，经常有数十万人往返于路途，昼夜不断。山东负担最重，民工死亡过半，田地荒芜，米价腾贵。加之官吏贪残，百姓多无生路，于是纷纷聚众起义。

八年正月，各路应调兵士全部聚集涿郡。炀帝分左、右各十二军，向平壤进发。总计军士113　万多人，号称200　万，运送军需的民工更多出一倍。炀帝规定，"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结果多次贻误战机，陆路一城未能攻下。其中，有九路兵马渡过鸭绿水，距平壤30　余里，却被击退。30　万之众，仅一路兵马未败，退回辽东时只剩2700人。海路到达平壤附近，也被击败而回。

初次用兵高丽，遭此惨败，炀帝不仅不醒悟，反而下诏再征天下兵员，并招募勇士号为骁果。第二年四月，再踏征途。大军渡辽进攻辽东（今辽宁辽阳）时，改事事奏闻待命为"听以便宜从事"，领兵官有了一定的主动权。但高丽守军拼死拒守，双方死伤惨重。正当此时，隋朝后院起火，礼部尚书

①　《隋书》卷12《礼仪志七》。

①　《资治通鉴》卷181　炀帝大业六年正月。

②　《隋书》卷75《刘炫传》。

杨玄感在黎阳仓（今河南浚县南）督运军粮，倒戈指向东都洛阳。炀帝闻讯后，连夜退兵。军用物质，全部遗弃。杨玄感虽然很快就兵败自杀了，但在达官中却开了起兵反隋的先例。炀帝因此大开杀戒，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①株连被杀者多达3　万人，流放6000　余人。杨玄感开仓赈济，凡领取粮米者尽行活埋于洛阳城南。从此，官、民纷纷相聚起义，政府军已经征讨不过来了，直至隋室彻底灭亡。

平息了杨玄感起兵，炀帝仍不悔悟，以为经过屠戮，又可以为所欲为地第三次用兵高丽了。大业十年二月，诏百官议东征，一连好几天都没人敢说话。当时形势已乱，再征天下兵员，各郡都留而不发，或是兵丁在路途中不断逃亡，因而兵力不似前两次强盛。七月，炀帝到达辽西怀远镇，却未敢渡辽东进。海路经毕奢城（今辽宁金州），直取平壤。高丽久战，困惫不堪，高元遣使求和。炀帝心理得以平衡，下令撤军，回到东都。当要求高元来长安朝见时，高元不来，炀帝又命将整装，打算第四次东征，可时局已经不允许他为所欲为了。后来，魏征评论炀帝用兵高丽，成为千古定论："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闻也。"①3。除谏掩过炀帝的两大弊政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又是与他"恃才矜己，傲恨明德"，"除谏官以掩其过"②的政治品德紧紧扣在一起的。

炀帝拒谏饰非，在历代帝王中是很有名的。他曾经对秘书郎虞世南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③这就是说，炀帝企图通过虞世南让群臣知道，位望已经显达的人还想用谏诤来沽名钓誉，更加不能容忍；至于地位低下的人，虽然可以宽恕，但终不让其有出头之日！炀帝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大业三年北巡启民可汗部，为向突厥"夸示"，命宇文恺造大帐外，又调集天下散乐演奏。开国元勋高颎此时正主管太常寺，认为散乐"久废"，重加征集是"弃本逐末"，炀帝很不高兴。同时，高颎以炀帝待启民"恩礼过厚"，担心突厥"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先后同几位大臣议起此事，包括渡江灭陈的名将贺若弼。炀帝知道后，立即以"谤讪朝政"为名，"下诏诛之，诸子徙边"④。贺若弼亦被诛，另一大臣苏威"坐与相连，免官"。高颎、苏威、贺若弼等，是隋朝历史上仅见的几位名臣，竟因谏止炀帝"夸示"突厥而遭杀戮或罢免，谁还敢再议论朝政，只能任凭炀帝为所欲为了。

十二年三下江都之前，右候卫大将军赵才以"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

①　《隋书》卷67《裴蕴传》。

①　《隋书》卷81《东夷传》"史臣曰"。

②　《隋书》卷4《炀帝纪下》"史臣曰"。

③　《资治通鉴》卷182　炀帝大业九年八月。

④　《隋书》卷41《高颎传》。

贼蜂起，禁令不行"，劝谏炀帝"还京师，安兆庶"①。炀帝大怒，将其拘禁起来。朝臣多不愿南下，却都不敢再说什么。一个六品散官上疏"极谏"，炀帝也不因其官卑而宽恕了，当场杖杀于朝堂。启程那天，又一个九品散官在洛阳城正南的建国门上表谏止南行，炀帝更加怒气冲天，就地斩首。

到了江都，面对动乱的时局，炀帝更有两样忌讳：一是"恶闻贼盗"，二是"讳人言反"。因此，各地告急求救的文书，无人敢据实以奏。"故出师攻讨，多不克捷。"②炀帝被杀前夕，已有宫人发现禁军策反，报信给萧后，萧后令其"奏之"，炀帝听罢不信，反而大发雷霆，认为这不是宫人"所宜言"，将其斩首。其他宫人回禀萧后，萧后无可奈何地说："天下事一朝至此，势已然，无可救也。"③从此，再无人说什么了，炀帝的死期也就到了。4。普天共讨自用兵高丽，开始动荡的社会渐渐形成两大反隋阵营，一是以民众为主的聚义，一是以官宦为主的割据。

（1）民众聚义大业七年，炀帝大举用兵高丽的前夕，山东百姓不堪其苦，首先打出反隋义旗。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境）聚众起义，避役民众纷纷投奔。刘霸道、孙安祖、张金称、高士达等陆续聚众举义。窦建德注意招贤纳士，远近来归附者尤多。

第二次用兵高丽，民众厌战，聚义规模越来越大，起义地域不断扩展。

山东的平原、济北、济阴、北海诸郡，西北的灵武，江南的余杭、吴郡等，聚众多者达10　余万，少者亦数万。

杨玄感起兵后，民众举义遍及大河南北，直至江淮、岭南、关中。局部地区起义，转向全国范围的起义。大业十三年初，各地义军已汇合成三支骨干队伍，一是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在中原抵御着隋朝的主力；二是窦建德领导的河北义军，打击了隋朝在河北的主力；三是杜伏威、辅公祐领导的江淮义军，牵制着隋朝在江淮的力量，打破炀帝保据丹阳（今江苏南京）的迷梦。

（2）官军割据自大业十二年起，各地官宦也趁机起兵反隋，各霸一方，试图夺取天下。最先，罗艺据有涿郡及附近各郡，自称幽州总管。

大业十三年，称兵割据者有：梁师都据朔方，北连突厥，称梁帝；刘武周据代北，北连突厥，称帝设官；薛举据陇西，自称秦帝；李轨据河西五郡，自称河西大凉王；萧铣据巴陵，都江陵，南至岭表，拥兵40　万，称梁帝；李渊据太原，攻占西京长安，坐镇关中，另立炀帝长孙杨侑为帝，以炀帝为太上皇，改年号为义宁，史称杨侑为隋恭帝。

①　《资治通鉴》卷183　炀帝大业十二年七月。

②　《隋书》卷41《苏威传》。

③　《隋书》卷36《炀帝萧皇后传》。

（3）丧身灭国大业十三年，即义宁元年（公元617年），炀帝的势力只剩江都、东都两个据点。义宁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禁军将领，煽动骁果卫士入宫。前面已经叙及，消息报知炀帝，炀帝竟然不信。

其实，他也知道大势将去，对着镜子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因而，"引满沈醉"，"荒淫益甚"。当其被禁军兵士看押起来时，竟问道："我何罪至此？"回答是："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炀帝无奈，承认"我实负百姓"。但又不甘心，说："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回答说："溥天同怨，何止一人！"①这段对话，可谓炀帝后半生的总结。随即，被军士缢杀。东都留守、越王杨侗闻讯后，在洛阳称帝，改年号为皇泰。

隋朝早已是名存而实亡了，炀帝的"丧身"正是其"国灭"的标志。接下来，便是李渊兴唐的兼并战争了。

①　《资治通鉴》卷185　高祖武德元年三月。

三、唐朝兴盛经过短暂的隋朝，新建起的唐帝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少有的繁荣昌盛、灿烂辉煌的朝代。唐朝从兴起到灭亡，历时290年，明显地表现为由兴而盛（公元618-741年）、极盛转衰（公元742-859年）、衰而至亡（公元860-907年）三个阶段。自本章始，依次分三章叙述。

（一）李渊兴唐公元618年，隋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相国、唐王李渊在长安新城太极殿（隋大兴殿）即皇帝位，国号唐，年号武德，宣布唐朝开国，是为唐高祖。早在7日前，隋恭帝即已下诏退位，"改事唐朝"。

唐朝的兴建，表面形式与隋相似，但在实际上却经历了相当艰难的征战旅程。

1。晋阳起兵唐之兴起，始于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

李渊（公元566-635年），祖父李虎是西魏最高军事长官"八柱国"之一，官尚书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北周追封唐国公。父李晒，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继承唐国公封爵。李渊7　岁时，继承了唐国公封爵。隋文帝独孤皇后，是李渊的从祖母。李渊在隋朝，历任谯、陇、岐等州刺史，荥阳、楼烦等郡太守，以及殿内少监、卫尉少卿。

隋炀帝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李渊为卫尉少卿，正逢第二次用兵高丽，奉命督运于怀远镇。途经涿郡，曾与宇文士及"夜中密论时事"①，即取天下之事。杨玄感起兵反隋后，李渊调任弘化郡（今甘肃庆阳）留守，兼知关右十三郡军事。十一年四月，改任山西、河东黜陟讨捕大使（亦作抚慰大使），副使夏侯端劝其起兵，李渊"深然其言"。十二年底，李渊以右骁卫将军为太原留守。太原乃军事重镇，兵源充足，粮草可支10年，因此李渊"私喜此行"。一面留长子建成在河东，"潜结英俊"；一面带次子世民到太原，"密招豪友"。兄弟二人"倾财赈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②。晋阳地方官吏、豪绅，如晋阳令刘文静、鹰扬府司马许世绪以及崔善为、唐俭、武士彟等，都以李渊有"四方之志"，纷纷劝其起兵。

如果说此前李渊只有反隋的意向而无实际行动，那么自大业十三年五月便由暗集力量转为公开起兵。

这一年三、四月，刘武周起兵反隋，并引突厥进逼太原。李渊借机命次子李世民、晋阳令刘文静及亲信长孙顺德、刘弘基分头募集兵员，10　多天内便募得1　万人。负责监视李渊的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发现李渊"有异志"，便打算诱骗李渊到晋祠祈雨，暗下毒手。晋阳乡长刘世龙探知消息，密报李渊。李渊与世民、刘文静决定先发制人，使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告发王威、高君雅暗中引突厥犯境，将其二人囚禁。过了两天，突厥数万人马果然骚扰晋

①　《旧唐书》卷63《宇文士及传》。

②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

阳，李渊一面"勒兵为备"，一面"开诸城门"，突厥不敢贸然进攻。李渊便名正言顺地将王威、高君雅斩首，公开打出反隋的义旗。

2。攻取长安晋阳起兵之后，李渊、世民父子的目标十分明确：乘虚入关，攻取长安，号令天下，新建皇朝。

大业十三年六月，李渊传檄文于河东各郡，号称"义兵"。西河郡（治所在今山西汾阳）不从，李渊命大郎建成、二郎世民率众攻取，往返9日，首战告捷。当天，即定入关之策。随后，建置大将军府，分左、右三军。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军统军，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军统军，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为大将军府司马，长孙顺德、窦琮、刘弘基等分为左、右统军。七月，以四郎元吉为太原郡守，留守晋阳宫，李渊亲率建成、世民并甲士3　万誓师后，挥兵南下，指向关中。隋武牙郎将宋老生屯兵霍邑（今山西霍县），以精兵2　万阻挡。时逢阴雨连绵，粮草不继，李渊下令退兵，李世民"切谏乃止"。八月，建成、世民以骑兵力挫隋军，宋老生被斩杀，攻占霍邑。数日之内，连下临汾郡、绛郡，进抵龙门。隋骁卫大将军屈突通镇守河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断绝津梁，阻隔关中。裴寂主张"先克河东，然后西上"，世民则认为兵贵神速，宜早入关。李渊"两从之，留诸将围河东，自引军而西。"①李渊父子带领主力渡过黄河，命建成、刘文静等以数万人屯守永丰仓和潼关，以防东来之隋军；命世民率刘弘基等数万人定渭北诸县。李渊之女平阳公主，此时也带领精兵1　万多人与世民"会于渭北"，并与其夫柴绍"各置幕府，俱围京城，营中号曰"娘子军"。"①世民在渭北"收纳英俊，以备僚列"。

刘弘基等南渡渭水，屯兵长安故城之后，世民引兵向西，驻扎在秦阿房宫旧址，拥兵13　万。李渊命建成率精兵进驻长乐宫。

此刻，隋刑部尚书领京兆内史卫文升、左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丞骨仪正尊奉代王杨侑据城坚守。李渊来到长安城东，集20　万大军合围，多次遣使到城下照会卫文升等人，表示"尊隋之意"，都无回答。

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建成所部首先登上城头，长安城迅速被攻占。李渊"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数日后，立代王杨侑为帝，即隋恭帝，改年号为义宁。李渊自长乐宫入长安城，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改武德殿为丞相府，独揽军国机务。半年之后，也即晋阳起兵整整一年，隋恭帝退位，李渊登基，宣告唐朝建立，时为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甲子日。六月，以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纳言。数日后，立建成为皇太子，以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

3。削平割据

①　《资治通鉴》卷184　恭帝义宁元年九月。

①　《旧唐书》卷58《柴绍附平阳公主传》。

刚刚建起的唐朝，仅据关中一隅，面对的是各路义军和割据势力。李渊父子以关中为依托，确定了先固根本、再取关东的战略总方针。自攻取长安，至讨平山东，经过7年的征战，定陇右、复代北、围洛阳、战虎牢、决洛水、下荆襄、战江淮、平山东，才完成统一大业，建立起巩固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

李渊父子攻占长安后，在金城（今甘肃兰州）称秦帝的薛举便以10　万之众进逼渭水，直接威胁着李渊势力的发展，世民率兵将其击退。李渊称帝后，薛举立即亲自带兵直逼岐州（今陕西凤翔）一带。刚刚受封秦王的世民，奉命率八总管迎战。薛举又以其子薛仁杲进围宁州（今甘肃宁县），打算直取长安。薛举突然病死，薛仁杲继立，屯兵折墌城（今甘肃泾川东北）。秦王采取"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①的策略，与薛仁杲相持了60　多天。薛部粮尽，军心不稳，唐军于浅水原一战决胜，薛仁杲投降，陇右平定。数月后，刘武周采纳其大将宋金刚的建议，"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武德二年四月，宋金刚率2　万精兵入犯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又引突厥之众，兵锋甚盛"②。太原是李渊父子的发祥地，又是军事重镇，故命齐王元吉为留守。齐王抵挡不住刘武周、宋金刚的攻势，高祖命裴寂督军增援，也被打得全军覆没。刘武周进逼太原，齐王携家连夜逃回长安。高祖叹道："晋阳强兵数万，食支十年，兴王之基，一旦弃之。"③宋金刚又连续攻陷浍州（今山西翼城）、晋州（今山西临汾）等地，据守蒲坂（今山西永济北）的隋将王行本与之呼应。于是，河东大片土地尽为刘武周所有。高祖无奈，手敕"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而已。"秦王立即上表，以为"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请"精兵三万，必能平殄武周，克复汾、晋。"①十一月，秦王率兵自龙门乘坚冰渡过黄河，进驻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在浍州的宋金刚对阵。唐军仍然"深壁高垒，以挫其锋"，并命李仲文坚守浩州（今山西汾阳），切断对方的运粮通道。两军相持了5　个月，宋金刚援绝粮尽，被迫北撤。秦王开始出击，有时昼夜行军200　里，一日八战，穷追不舍。介休一战，彻底击败宋金刚。刘武周闻讯，率百余骑弃太原北走突厥。秦王进驻晋阳，并、汾旧地迅速收复。

正当唐军经营关中、代北之际，中原局势发生着急遽变化。

先前，有4　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在逐鹿中原。他们是：李密的瓦岗军、窦建德的河北义军以及隋朝旧部王世充、宇文化及。武德元年九月，宇文化及缢杀隋炀帝后北上，在魏县（今河北魏县、大名间）称帝，国号许。武德二年四月，王世充在洛阳称帝，国号郑。瓦岗军先后被宇文化及、王世充重创，于武德元年十月经魏征劝说归唐，唯有徐世勣尚控制着东至海、南至江、西至汝州（今河南临汝）、北至魏郡（今河南安阳）的广大地区。后经魏征劝降，徐世勣亦归唐，被赐李姓。为避秦王名讳，去"世"字，称李勣。这时，窦建德也建号大夏，正向西进。武德二年闰二月，攻杀宇文化及。九月，攻占已经归唐的相州、黎阳，俘李神通、李勣、魏征以及高祖妹同安长公主等。

①　《旧唐书》卷55《薛举附仁杲传》。

②　《旧唐书》卷55《刘武周传》。

③　《资治通鉴》卷187　高祖武德二年九月。

①　《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

王世充趁机发展势力，夺得唐在河南的部分地盘。

陇右巩固、汾晋平定之后，武德三年七月，高祖命秦王率大军出关东向。这时，中原地区只剩王世充、窦建德两支劲旅了。

唐军东向，首当其冲的是王世充的郑军。秦王首战告捷，占领了进围洛阳的要道慈涧（今河南新安东），并迅速完成对洛阳的合围，使王世充完全处于孤立挨打的地位。王世充多次提出"息兵讲好"，秦王都严辞拒绝。河南各郡、县相继为唐所有，洛阳完全成为一座孤城。但郑军实力尚强，拼死拒守。到第二年二月，攻守双方仍然呈胶着状。唐军部分将士久战思归，连总管刘弘基都建议班师。高祖以洛阳守备坚固，久攻不下，也密令秦王退兵。可秦王以为："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①坚持围攻，决不撤兵。三月，洛阳严重缺粮，眼看就要被攻破。当此紧要关头，窦建德接受了王世充的求援，率10　万大军攻陷荥阳，到达成皋（今河南汜水）东原，要唐军退回潼关，复修前好。

原来，武德三年初，窦建德俘李神通、同安长公主、李勣等人后，高祖曾"遣使与之连和"，窦建德遣还同安长公主等。趁着唐、郑相争的机会，窦建德在河北、山东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盘。此刻，眼见王世充要遭灭顶之祸，颇感"郑破则夏有齿寒之忧"，决定发兵相救，并以为"郑拒其内，夏攻其外，破之必矣，""唐军破后而郑可图，则因而灭之"，然后再以"二国之众，乘唐军之败，长驱西入，京师可得而有"②。

面对两面夹击，秦王分析了唐军内部的两种基本主张，采纳了郭孝恪、薛收的意见，一面命齐王统兵继续围攻洛阳，一面亲领3000　余精骑赶赴虎牢，与窦建德周旋。五月，秦王计败夏军，俘窦建德。虎牢一战，不仅击溃河北劲旅，也决定了洛阳的命运。当窦建德被押至城下时，王世充知道大势不可挽回，开城投降。

自武德三年七月唐军出关，至四年五月占领洛阳，前后10　个月。围洛阳，8　个月；战虎牢，两个月。结果，"一举两克"，唐军取得决胜中原的辉煌战绩。

窦建德兵败身亡不到一月，刘黑闼在漳南（今山东武城东北）起兵反唐，半年之内尽复窦建德旧地，兖州徐圆朗举兵响应，战火再起。武德五年正月，刘黑闼自称东汉王，以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为都。三月，唐军决洺水以灌刘黑闼。两个月后，复引突厥重返山东。高祖派齐王东讨失利，又命太子出征。太子建成依魏征建议，改用招抚，放还俘虏，安定民心。结果，刘黑闼失去支持，于六年正月被杀。

其它割据势力，或彼此吞没，或内乱降唐。唐军以征讨而削平的尚有3地：江陵萧铣，自武德二年高祖命赵郡王李孝恭、行军总管李靖"规取"，至武德四年十月唐军压境，举荆襄之地而降，两湖至岭南归唐。

江淮辅公祐，自杜伏威入长安后，于武德六年八月在丹阳（今江苏南京）称宋王反唐。高祖命李孝恭、李靖征讨，至七年三月俘获辅公祐，江淮平定。武德七年五月，李勣讨平徐圆朗。

至此，唐朝削平割据的征战宣告结束，社会逐渐转趋安定。

①　《资治通鉴》卷188　高祖武德四年二月。

②　《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

（二）完备制度高祖即位之初，所行制度大都因循隋朝。随着征战的渐渐结束，各项制度都不断有所更改。自太宗至玄宗，逐步完备底定。这一阶段的政治制度，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制度模式。

1。中枢决策大一统帝国的兴盛，使得中央集权制得以充分发展。决策系统以皇帝为中心，由宰相、中书省和门下省共同组成。

（1）皇帝制度军国大事，皆由皇帝最后决定，以诏敕下达有关部门。诏敕的形式共7种：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敕（手诏）、敕旨、论事敕书、敕牒。其中，册书、制书最为隆重、重要，发敕（手诏）最为常用。诏敕若涉军国大事，必须用皇帝之玺。隋朝以来，便有皇帝八玺制度。八玺名为"神宝"、"受命宝"、"皇帝行宝"、"皇帝之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之宝"、"天子信宝"，分别用于不同场合。八玺由门下省符宝郎掌管，须经皇帝批准，当面启用。

辅助诏敕而行，另有符节制度。当时，有铜鱼符、传符、随身鱼符、木契、旌节等。使用与掌管，都有严格规定。所有符节都分左、右两半，左半由门下省符宝郎掌管，右半由各有关部门执事官掌管。有事用左符传命，左右符合，方可施行。

当时，皇帝的至高无上之权是受到一定制约的。中书省"掌军国之政令"，负责拟定诏敕。门下省"掌出纳帝命"，如觉不妥，有权封还中书省。就是说，皇帝的旨意必须经中书省出旨、门下省审覆画可，才能颁于尚书省施行。不经这样的程序，就是违制，可以不承认。这一制度，太宗时执行得最有成效，因而失误少。

围绕皇帝制度，皇储制度也较前代完备。皇太子所居东宫，建置了一套体系完备的职官系统，俨然一个"小朝廷"。

此外，围绕皇帝的礼仪制度、舆服制度、陵寝制度、后宫制度、宗室制度，也都进一步发展起来，达到前所未有的完备程度。

（2）宰相制度隋朝尚书、内史、门下三省长官虽然"共执朝政"，但被正式称为"宰相"者唯左、右仆射，而三省的运转轴心在尚书都省。这就是所谓"参议国之大事"的三公，"坐于尚书都省。朝之众务，总归于台阁。"①而到唐初，则以三省长官为"真宰相"，因而称"其制定于唐"②。三省名称，已固定为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三省长官分别为左、右仆射各1人，侍中2人，中书令2人。三省长官，"自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即以议事之所谓之政事堂。"③实际上，政事堂主要是协调中书、门下两省关系，即中书出令、门下封驳，争论不决，则先在政事堂议定，然后再奏闻。

①　《隋书》卷28《百官志下》。

②　《文献通考》卷49《职官考三·宰相》。

③　李华：《中书政事堂记》，《全唐文》卷316。

武则天当政时，政事堂成为宰相议决军国大事的最高决策机构。宰相在政事堂议政，实行轮流"秉笔"之制。秉笔宰相称"执政事笔"，即首席宰相，主持政事堂会议，总其记录。有诏敕签发，需宰相同署名者，除特别重大之事，可由秉笔宰相代署。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裴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便将政事堂由门下省移到中书省。从此，决策重心由门下省转至中书省。但此时的宰相仍是兼职宰相，即"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④。三省长官，在政事堂议政是宰相，回到三省则是各部门长官。

到玄宗时，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正堂为宰相议政和办公之所，后院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分曹以主众务"，为处理各项事务的秘书机构。至此，政事堂制度进一步完备，成为宰相决策和日常办公的重要权力机构，宰相也不再回本部门主持工作了。鉴于仆射为从二品，侍中、中书令为正三品，"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与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①。但因其本官品位稍低，实际只是副相。太宗晚年，又有"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号，即"同侍中、中书令"官品，可进出政事堂。至中宗时，虽为仆射，但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衔，则不得参议朝政，不能入政事堂。"同中书门下三品"（简称"同三品"）逐渐成为固定职衔，取代"参知政事"一类名号为副相。高宗、武则天时期，又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遂以（同）平章（事）为名。"②玄宗以后，"同三品"又为"同平章事"所取代，成为副相的一种固定名称。

（3）决策程序自隋入唐，三省分工明确。中书、门下两省，是中央决策系统的两个关键部门。两省均在皇城之北，合称"北省"，以别于在皇城内的"南省"--尚书省。

高祖武德三年（620年），改内史（内书）省为中书省。高宗、武则天、玄宗时，一度改名西台、凤阁、紫微省，随即又恢复为中书省。置中书令2人，正三品，曾随省名改称西台右相、内史、紫微令、右相，被尊称为"令公"。中书令为正宰相，后来在政事堂办公，中书侍郎便成为本省实际长官。中书侍郎，置2人，正四品上，曾随省名改称西台侍郎、凤阁侍郎、紫微侍郎。中书舍人，置6人，正五品上，亦随省名改称，具体负责本省的中心工作。其中1人为"知制诰"，专门负责起草诏敕，列席政事堂会议。6人分别联系尚书省六部，协助宰相处理有关奏章。

门下省自隋炀帝改官制，逐渐摆脱宫廷杂务，至唐初已完全成为专司封驳、参决政事的重要决策部门。高宗、武则天、玄宗时，一度改名东台、鸾台、黄门省，不久即复为门下省。武德三年，改纳言为侍中，置2人，正三品，曾随省名改称东台左相、纳言、黄门监、左相。侍中为正宰相，玄宗以后不再任命，门下侍郎始终为门下省实际长官。门下侍郎，置2人，正四品上，不任命侍中以后升为正三品，曾随省名改称东台侍郎、鸾台侍郎、黄门④　《通典》卷23《职官五·吏部尚书》。

①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

②　《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

侍郎。给事中，置4人，正五品上，直接负责本省中心工作，审定诸司奏抄，"驳正违失"；"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①总括起来，唐朝这一阶段的决策程序大致如下：无论是"朝参"时皇帝与宰相议政，还是皇帝本人提出议题，都要先经政事堂会议商议决定，再由中书省知制诰拟就诏敕，送门下省审覆，如无不当，然后呈奏皇帝批准。诸司奏章，也得先经政事堂五房提出处理意见，政事堂会议议决后，再送中书、门下两省走程序。

2。行政体系（1）中央体制这一阶段，中央行政体制是典型的尚书省六部与诸寺、监上下相系，协同运行的机制。尚书省与诸寺、监之间的职掌，是从隋朝逐渐开始分工明确起来的。尚书省是中央行政管理的中枢，掌政令；诸寺、监是中央事务机关，承受尚书省政令，分别负责某具体方面的事务。这就是唐太宗所说："尚书省天下纲维，百司所禀"①。

尚书省在高宗、武则天时，曾改称中台、文昌台、都台，别称南省。名义上以尚书令为长官，但极少授受，故以左、右仆射为实际长官。左、右仆射，各置1人，正二品，"总判省事"。

尚书省总办公厅称尚书都省，又称都司、都台、都堂，以左、右丞为长官，各置1人。左丞正四品上，"通判都省事"，分管吏部、户部、礼部十二司；右丞正四品下，分管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又有左、右司郎中各1人，从五品上；左、右司员外郎各1人，从六品上，"掌副"左、右丞所管诸司之事。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左、右司员外郎，都在尚书都省办公。

尚书省统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各部长官为尚书，各置1人，正三品；各部次官为侍郎，各置2人，正四品下（吏部侍郎为正四品上）。六部各领四司，每司各置郎中1人，从五品上；员外郎1人，从六品上，掌管本司事。吏部、户部、兵部司，有时各置郎中、员外郎2人。六部二十四司主各项政令，具体分工是：吏部，掌官吏铨选、考课、封爵、勋赏，分领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四司。

户部，掌天下田户、度用、钱帛、仓贮，分领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

礼部，掌礼仪、贡举、祭享、朝贡，分领礼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兵部，掌武官选授、疆域版图、车乘传驿、戎器仪仗，分领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司。

刑部，掌天下刑律、官奴役隶、经费审计、门禁关津，分领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

工部，掌土木营造、屯田职田、山泽苑囿、舟楫河渠，分领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

①　《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

①　《旧唐书》卷70《戴胄传》。

尚书省之外，负责行政事务的机构为九寺、五监以及秘书、殿中二省。

九寺长官称卿，各置1人，除太常卿为正三品，其余皆为从三品。次官称少卿，各置2人，除太常少卿为正四品上，余皆为从四品上。各寺皆置丞，"掌判寺事"，2-6人不等，除太常丞为从五品上，余皆从六品上。大理寺之外，其它八寺皆领"署"一级机构，分管各项具体事务，置令、丞为正、副长官。九寺是：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

五监，即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其中，国子、少府、将作三监设置稳定，军器、都水二监废置不常。国子监，掌教育训导之事，置祭酒1人为长官，从三品；司业2人为副长官，从四品下。少府监，掌手工技巧之事，置监1人、少监2人，为正、副长官。将作监，掌土木营建之事，定置监1人、少监2人。少府、将作二监，都有"署"一级下属机构。

秘书省、殿中省长官称监，从三品；次官少监，从四品上，以丞"掌判省事"。下属机构称局，类似寺领署。秘书省，掌天下经籍图书，撰修碑志、祝祭之文以及天文历法。殿中省，掌舆乘服御之事，为天子衣食住行服务。直至玄宗前期，尚书省始终处于行政管理的中心地位，中书门下发出的诏敕皆由尚书省转发诸寺、监，或根据诏敕制定具体政令交发有关部门施行。诸寺、监呈皇帝的表章，也交尚书省转中书门下奏闻，批复后仍由尚书省下达有关寺、监执行。尚书省的政令有两种，一是根据诏敕制定的具体施政方案，称"施行制敕"，主要用于军国大事；一是用于日常政务的程式，称"省符"，即所谓"大事则听制敕，小事则俟省符"①。大体来讲，六部与寺、监存在相对稳定的政令承受关系，如户部对口太府寺、司农寺，礼部对口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秘书省，等等。

（2）地方体制隋朝的两级地方行政体制，到唐太宗时又开始朝着道、州、县三级制演变。边疆地区，在隋朝都督、都护制中又增加了羁縻府州制的内容。

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分天下为十道，作为监察区划，不设专职官员，不定期遣使分道巡察。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增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1人，京畿、都畿二道以御史中丞领使职，其余各道一般以其大州刺史或大都督府长史兼领，职责为监察官。其后，逐渐干预地方政务。

州，按户口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等，又按其地位轻重分为京、辅、雄、望、紧若干等。京州为京都或陪都所在地，后改称府。辅州以下，主要是为限定官员转迁次序而设。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统计，有358　州。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有328　州。长官为刺史，上州从三品，中州正四品上，下州正四品下。以别驾、长史、司马协助刺史理事。京州为雍州、洛州，玄宗开元元年分别改为京兆府、河南府，长官为尹，以少尹为副。

县，京城诸县为京县，京郊诸县为畿县，其它地区按户口多少分为上、中、中下、下四等。为官吏转迁，又分赤、畿、望、紧若干等。贞观十三年，有1551　县。开元二十八年，增至1573　县。长官为令，京县正五品上，畿县正六品下，其它县自从六品至从七品。设丞1-2人，为令之副。

①　《唐六典》卷23《将作监》。

高宗至玄宗期间，边疆地区陆续设置了安西、安北、单于、安东、安南、北庭都护府，统管归附的各族部，有大都护府、上都护府之分。大都护府设大都护1人，由亲王遥领，副大都护、副都护各2人，实际主持府事。上都护府设都护1人、副都护2人。

都护府统领归附的各族部，主要通过羁縻州来实现。太宗平定突厥后，西北部族内附，便在其地列置羁縻州，大者为都督府，小者为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不交纳贡赋，但必须为"边州都督、都护所领"①。

3。监察制度以官吏监督和言官谏诤为主要内容的监察制度，自太宗至玄宗前期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在当时的政治领域中起着显著的积极作用。

（1）监察机构隋炀帝改官制，以御史台、司隶台、谒者台共掌监察。唐朝废谒者台、司隶台，以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后仍复为御史台。玄宗初年，以保留在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称东都留台，亦称东台或留台。

御史台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置1人，从三品；副长官为御史中丞，置2人，正五品上。下属有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分别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的办公处所。

御史大夫、御史中丞除了主持本部门公务，另有三项职掌。其一，与刑部尚书、大理卿组成三司，联合审理案件。其二，奉帝命审查囚徒。其三，受理御史奏弹之事。鉴于御史大夫不常置，御史中丞久而久之便成为实际长官。一人在京城负责御史台事务，一人在东都负责留台事务。

三院御史，侍御史主弹奏，殿中侍御史主殿廷秩序，监察御史主巡察。

御史台纠察内外官员，职任颇重。为防其恣意专横，又有尚书左、右丞对御史台进行监督的规定："御史有纠劾不当，兼得弹之。"①殿中侍御史中有2人分知东、西推，监督太仓、左藏库出纳。同时，尚书省刑部还有比部司，为专门的财政监察、审计部门。

武则天时，增创了知匦制度，成为御史台之外的另一条监察渠道。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命铸铜匦，分东、南、西、北，接纳四方投书。设知匦使1人，以谏官掌领其职，接受投诉；设理匦使1人，以御史中丞或侍御史1人充任，处理投诉。

（2）言官制度唐太宗兼听纳谏，推进了言官谏诤制度的发展。

在决策的中书、门下两省，设置专司规谏讽谕的职官，有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均分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谏官两省对置，更有利于减少决策的失误。散骑常侍，左、右各置2人，正三品，多安置元老旧臣，规讽过失者少，侍从顾问者多。谏议大夫和补阙、拾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言官、谏职。

①　《新唐书》卷43　下《地理志七下》。

①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

谏议大夫，左、右各置2人，正五品上，是最重要的谏官。魏征、褚遂良等，都任过此职，再逐步进至宰相。

补阙、拾遗，武则天时始置，左、右皆各2人，分别为从七品上、从八品上。

谏官言事，一是廷争，二是上封。廷争，即在朝廷上当面直言皇帝过失。太宗时，"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对于军国大事有所谏议。上封，即书面指陈为政得失。玄宗曾下敕令："谏官所献封事，不限旦晚，任封状进来，所有门司不得有停滞。"①谏官言事，一是对皇帝规谏，一是指斥宰相过失。每逢廷议，"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②4。刑律法制太宗至玄宗前期逐步确立起的刑律法制，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是一个高峰，奠定了宋、元、明、清各代刑法制度的基础。

（1）唐律疏议自高祖即位，至玄宗前期，有过多次较大的立法活动。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根据隋朝开皇律、令制五十三条格。随即命尚书左仆射裴寂等撰定《武德律》，大略以《开皇律》为准。

太宗继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主持重修律令。贞观十一年，修成《贞观律》500　条，分12　卷（篇）。"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徙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蠧，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①同时，又编《贞观令》30　卷、《贞观式》20　卷、《贞观格》18　卷。唐代刑书中的律、令、格、式4　种形式，自此开始齐备。律是刑事法规，令是国家制度法规，格是国家机关行政法规，式是国家机关公文程式。

高宗时，又令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等以《贞观律》为本进行修定，仍为500　条，12　卷，称《永徽律》。同时，修成永徽令、格、式。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又诏以律文为经，对500　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诠释，并设问答，辨析疑义，补充疏漏。这些解释文字称"疏"，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总计30　卷。第二年颁行天下，"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②。疏与律合而为一，称《永徽律疏》。

武则天垂拱元年，颁行过垂拱律、格、式。

玄宗时，对《永徽律疏》多次修改，成为后世所称的《唐律疏议》，留传至今。同时，修成《大唐六典》30　卷，记录国家机构职掌及其活动，为中国最早一部综合性行政法规。

《唐律疏议》30　卷，分12　篇502　条。名例篇57　条，是总纲，内容为五刑、八议、十恶。卫禁篇33　条，为警卫宫廷、守卫关津的条规。职制篇59条，是官吏违法失职的惩罚条规。户婚篇46　条，是户籍、田宅、赋役、婚姻、家庭方面的条规。厩库篇28　条，为牲畜、饲养、仓库管理方面的条规。擅兴

①　《唐会要》卷55《谏议大夫》。

②　《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

①　《旧唐书》卷50《刑法志》。

②　《旧唐书》卷50《刑法志》。

篇24　条，是征集兵士、大兴土木方面的条规。贼盗篇54　条，为维护统治政权、个人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条规。斗讼篇60　条，是斗殴伤人的处罚条规。诈伪篇27　条，是对欺诈伪造的惩罚条规。杂律篇62　条，为不能归入前面九篇的形形色色犯罪，如奸情、契约、借贷等民事纠纷。捕亡篇18　条，处罚逃犯、惩治追捕逃犯不力的条规。断狱篇34　条，是关于司法审判和监狱管理的条规及处罚条例。

唐律不仅继承、发展了前代律法，大大地丰富了刑事立法的内容，而且十分重视经济立法和民事立法，制定了众多调整经济关系和民事关系的专门条规，成为一部颇具代表性的完备的古代法典。

（2）诉讼审判以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以大理寺为中央审判机关，以御史台实行对执法的监督，这一司法体制自隋至唐逐步完善、健全。地方州、县虽然也建立起相应的法曹、司法等建制，但基本是与行政机关合一的，由刺史、县令亲掌司法行政与审判。

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和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徒刑以下案件归京兆府），以及刑部转来的地方死刑案件。刑部掌全国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的案件，认为判决不当则改判，或驳令重审。重要案件，须送中书门下详覆，门下省的给事中可援引律条进行裁正。死刑必须奏报皇帝批准。御史台的监督，大案要案则由御史中丞、刑部尚书、大理卿共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府州案件，有时由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大理司直（或大理评事）共同前往审理，称"三司使"；自诉冤枉和疑难案件，由皇帝命门下省给事中、中书省中书舍人、御史台御史组成"小三司"共同审理。

各级审判机关的权限，规定十分明确。地方"杖罪以下，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送州复审讫"①。死刑必须皇帝最后裁定，有时还要命中书、门下及尚书、卿、监共议，然后再由皇帝裁决。除恶逆以上和奴婢杀主，一次复奏即可执行外，其它死刑均须决前"二日中五复奏，下诸州三复奏"①。5。科举制度隋朝始兴科举，秀才、明经、进士等科初具规模。到了唐代，大大地发展起来，成为一项比较完善的选举人才的制度。

（1）取士科目《新唐书·选举制上》概括唐代取士之法，分"岁举"、"制举"两种情况。岁举，"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天子自诏，"以待非常之才"，叫做"制举"。

岁举是"常选"，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少数年份因天灾歉收、兵变动乱等原因暂停。岁举各科中，以进士、明经两科规模最大。进士科自高宗以后，越来越受应试者的垂青。"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

①　《唐律疏议》卷30《断狱》。

①　《旧唐书》卷50《刑法志》。

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②应试人多，考中极少，因而当时将进士登科比作"登龙门"。明经科以熟读经书为主，考试较进士科为易，录取也不似进士科严格，因而在当时也有很多报考者。进士、明经两科之外，其余10　科多不受人重视，往往无人报考，以至时开时停。本来，秀才科等最高，隋炀帝时尤其如此。可到唐太宗时，"有举而不第者"，于是停举。玄宗时，一度恢复，"应者多落"，因而废绝。其他科目，多为中唐以后所开科目，既不为人们重视，录取又颇滥，不时停其科。孝廉举，本是沿袭下来的一个科目，也在"岁举"之列。唐太宗曾亲试孝廉，却不合格，以后也未能发展起来。岁举中，另有武举一科，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每年准明经、进士例举送。

制举是"制诏举人，不有常科"，随皇帝临时所需列定科目。如太宗贞观十一年四月，诏河北、淮南举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辞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政体，可委字人：并志行修立，为乡闾所推者，给传诣洛阳宫①。又如玄宗开元九年以"边境未清，统边须将"，下诏有可以运筹决胜、斩将搴旗，或足拟万人之敌、堪为一堡之雄者，各听自举，玄宗亲试。

（2）士子来源前面谈到，唐代取士大致分岁举与制举两种情况。岁举应试者，一是由学馆出身的生徒，二是由州郡贡举的举人。

由学馆出身应试者，为数最多。当时，国子监所统，有国子学、太学、广文学、四门学、律学、算学、书学，以《新唐书·选举志上》的统计，在学生徒2280人。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还有不少官宦子弟为学生，其教学、考试，"如国子制"。东、西两京所设馆、学之外，地方也都设学，京都学生80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60人，下都督府、中州各50人，下州40人，京县50人，上县40人，中县、中下县各35人，下县20人。玄宗以前，对学馆出身十分重视，"进士不由两监（按：东、西两京国子监）者，深以为耻"②。玄宗时，还曾下敕，"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送举"③。礼部考试，也是"先两监而后乡贡"。

不由学馆而举者，称为乡贡。唐代的乡贡，不同于前代，不由州郡长或大中正推举，而是想应举之人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参加考试，然后到尚书省"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再由户部"集阅"，进行统考。唐代以乡贡入京考试之人谓"举人"，不同于明清称乡试录取后之人为举人。唐代所谓"举人"，只是可由此而应进士试，当时又称为"举进士"。乡贡，每年仲冬，随各州进贡品而入贡举人。每岁随物上贡举人，都以京兆府（西京长安所在州）为最多。玄宗后期，"禄者以京兆、同（州）、华（州）为荣，而不入学"①，乡贡逐渐受重视。随之而来的弊端就是：膏梁之族挤入乡贡，学馆读书视为鄙事。

②　王定保：《唐摭言》卷1《散序进士》。

①　《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

②　《唐摭言》卷1《两监》。

③　《文献通考》卷29《举士》。

①　《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

（3）中试授官岁举各科出身虽各不同，但考试时间和考场主考人是相同的。主考官初为吏部考功员外郎，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改由礼部侍郎充任，一直沿袭下来。礼部考试毕，送中书门下详覆，然后放榜。

各科考试，规定明确。择其秀才、明经、进士等科，转录如下：秀才科，试方略策5　道，以文理通粗程度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4　等，为及第。

明经科，先帖文，然后口试，经书问大义10　条，答时务策3　道，亦为4等。

进士科，试时务策5　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4、帖过4以上为乙第。

这种常科及第后，只是获得了出身，即有了做官的资格，并不是立即就可以做官，还得有一定的选限方可赴集而试。玄宗开元三年（715年）六月的一道诏书说得很明白："明经、进士擢第者，每年委州长官访察行业修谨、书判可观者，三选听集。"①经过吏部试判，中者才授官。

秀才等为最高，授官时品阶也高于其他科。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从八品上；中上等，从八品下。

明经科，上上第，从八品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上下第，正九品下；中上第，从九品下。

进士科，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

制举则与岁举不同，登科后便可授官，但也有等第之分。如太极元年（712年），玄宗即位后制举，韩休、赵冬曦应贤良方正科，对策并为乙第；张九龄应道侔伊吕科，对策第二等。

①　《册府元龟》卷635《考课一》。

（三）贞观之治随着削平割据势力的战争节节获胜，太子建成与秦王世民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经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成为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改元贞观。太宗君臣"共理天下"，励精图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贞观之治。

1。太宗其人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年），高祖李渊次子，生于"武功之别馆"，即李氏家族的旧宅之一，位于武功南18　里，南临渭水。

世民生母窦氏，是隋神武公窦毅的女儿，"文有雅体。又善书（法），与高祖书相杂，人不辨也。"①隋炀帝大业九年（公元613年），45　岁便去世了。世民孩提时多受母亲教诲，窦氏也最喜欢世民。高祖称帝后，世民每侍宴宫中，"思太穆皇后（窦氏）早终，或歔欷流涕"②，怀念之情常常见于言表。

世民兄弟22人，窦氏所生4人，依次为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夭折，故晋阳起兵时只有建成、世民、元吉3人参与其谋。

起名世民，也有一个说法。4　岁那年，在岐州有个书生自称善相面，说此子"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李渊便"采"济世安民"之义以为名"③。隋炀帝大业九年，李渊为世民娶了长孙氏为妻。其父长孙晟，是隋右骁卫将军，曾献破突厥之策。长孙晟病故后，长孙氏与兄长长孙无忌由舅父高士廉收养。高姓是渤海著名大族，从魏至隋，俱为显官。高士廉颇涉文史，才望素高。长孙氏"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④，与世民尚武，喜好迥然。长孙氏与世民的婚姻关系，又将渤海士族高姓牵联进来。

世民初露锋芒是在16　岁那年，即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四月，李渊携家至河东赴任。八月，炀帝北巡，被突厥始毕可汗围于雁门郡（今山西代县）。世民应募入伍勤王，隶于屯卫将军云定兴。他提出"多齎旗鼓为疑兵"的策略，迷惑始毕。东都及诸郡救援赶到，突厥解围北去。

第二年，李渊为太原留守，只带世民赴任。在征讨历山飞魏刀儿的别将甄翟儿时，于西河郡永安县雀鼠谷打了一场遭遇战。甄翟儿以2　万之众围李渊5000　兵，世民轻骑突围，救李渊脱险。

雁门郡解围，雀鼠谷披靡，史书虽有夸大，但确不失为世民疆场征战的风格。

在太原的半年多，世民进一步显露出"安天下之志"。晋阳令刘文静提出"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成矣"的设想，世民深以为"正合吾意"，暗中加紧部署。到大业十三年，18　周岁的世民已经"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

①　《新唐书》卷76《太穆窦皇后传》。

②　《资治通鉴》卷190　高祖武德五年十一月。

③　《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

④　《旧唐书》卷51《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心。"①起兵入关、削平割据之后，他又面临着一场新的厮杀。

2。蹀血禁门从晋阳起兵到削平割据，李世民都起着重要作用，战功显赫。特别是在削平割据的多年征战中，秦王更是屡建奇功。早在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太子建成便"疾秦王世民功高，颇相猜忌"，太子詹事李纲"屡谏不听"②。

武德四年决胜中原，一举两克，俘窦建德、降王世充后，高祖以自古以来的官号"不称殊功，乃别表徽号，用旌勋德"，给秦王"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③天策上将府置官署，"掌国之征讨"，设长史、司马各1人，从事中郎2人，军谘祭酒2人，典签4人，主簿2人，录事2人，记室参军事2人，功、仓、兵、骑、铠、士六曹参军事各2人，参军事6人。"掌国之征讨"，表明这是当时最高军事征战机构；设立官署，实际是秦王的军事决策集团。随着"海内渐平"，秦王"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著名的"十八学士"是：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勗。这实际上是一个以房玄龄、杜如晦为首的政治决策集团。大约在武德五年前后，秦王府成为一个人才济济、文武具备、实力雄厚、"中外归心"的强大政治势力。"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①，是当时朝臣中人所共知的事实。

以太子建成为首的东宫集团，这时也深感受到严重威胁。武德五年十一月，刘黑闼二次起兵，太子中允王珪、太子洗（xiǎn，音显）马魏征以为"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而太子"仅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便建议太子"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②太子采纳此议，立即请战。高祖准奏，以太子统兵东讨，陕东道大行台、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太子节制，得以全权处理军政要务。齐王元吉随同太子一道东征，大约在此时被拉拢。

处于太子与秦王的明争暗斗之间，齐王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地位。跟随秦王，将永无出头之日。投靠太子，在他看来更有利于自己："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③东宫与齐府"连谋"后，齐王多次劝太子除掉秦王。武德七年，太子私下招募长安恶少2000　余人，"畜为宫甲，分屯（东宫）左、右长林门"，号称长林兵。齐府也"募壮士，多匿罪人"，以亡命之徒来扩充私人武装。同时，太子、齐王"又外结小人，内连嬖幸"。朝中大臣、高祖最宠信的宰相裴寂公开支持太子集团，高祖宠妃张婕妤、尹德妃完全倒向太子一边。太子东宫、秦王府、齐王府三大集团势力渐渐呈现2∶1　的局势，东宫、齐府联合外廷、后宫"共倾世民"，以致秦王发出"我当此日，不为兄

①　《资治通鉴》卷183　恭帝义宁元年三月。

②　《资治通鉴》卷187　高祖武德二年九月。

③　《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

①　《资治通鉴》卷190　高祖武德五年十一月。

②　《资治通鉴》卷190　高祖武德五年十一月。

③　《旧唐书》卷64《巢王元吉传》。

弟所容"①的感叹！

武德九年，暗斗转向明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太子、齐王一方，与后宫"日夜谮诉"秦王，欲高祖"密杀"或降罪秦王。秦王一方，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则"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太子、齐王以秦府"智略之士"中最令人担心的是房玄龄、杜如晦，便在高祖面前"谮而逐之"。局势进一步恶化，长孙无忌与舅父高士廉、秦府将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恰逢突厥数万骑兵入塞侵边，太子趁机提议齐王替代秦王督诸军北征。齐王进一步要秦府将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和秦叔宝一同出征，想借机把秦府精兵转到自己手中，然后谋杀秦王。

这一阴谋，很快被太子率更丞王晊知道，并秘密告诉了秦王。秦王急召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商议，又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经过周密策划，决定在玄武门伏兵截杀建成、元吉。前一天，秦王密奏太子、齐王"淫乱后宫"，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高祖愕然，决定"明当鞫问"。第二天，六月四日，高祖召集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大臣在太极宫"泛舟"等候3　个儿子到来，而秦王正率领尉迟敬德等9人伏兵玄武门内。玄武门是宫城北门，为内廷警卫驻扎重地，出入内宫的必经之路。此时，太子、齐王得到张婕妤关于秦王向高祖密告的情报，齐王主张"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太子以为"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这天值班宫门的将领是常何，本为太子亲信，十分放心。谁想，常何早已将秦王等人引入玄武门内埋伏好了。当两人行至临湖殿方觉有变，掉转马头欲回宫、府，秦王已策马迎面而来，齐王仓皇张弓，连射3　箭，皆未射中。秦王一箭，首先射杀太子。尉迟敬德带领70　骑赶到，射中齐王坐骑，秦王纵马追赶，兄弟两人在地上厮打。尉迟敬德赶到，射死齐王。这时，宫、府精兵正在拼死攻打玄武门，守卫宫门将士多有死伤。当尉迟敬德手持太子、齐王人头赶到，"宫、府兵遂溃"，血战才算告一段落。

秦王派尉迟敬德到海池舟中面见高祖，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①高祖见事已至此，为尽快平息变乱，"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军心始才安定。

六月七日，立世民为太子，并下诏："自今军国庶政，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不几天，高祖手诏"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表示了要提早退位的意愿。八月，高祖传位于太子，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是为唐太宗。第二年正月，改年号贞观，历史进入"贞观之治"的年代。

3。以静求治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后，开始执政，当即"令百官各上封事备陈安人理国之要。"②正式即位后，"安人理国"更是首当其冲的要务。

（1）确定国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月，太宗君臣进行了一场辩论，终于确定下

①　《贞观政要》卷5《忠义》。

①　上引均见《资治通鉴》卷191　高祖武德九年六月。

②　《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

"以静求治"的基本国策。

大乱之后，能否实现大治？不仅群臣异论，就是太宗本人也信心不足，发出"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的感叹。唯有魏征信心十足，说："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过，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则以为，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地浇薄，所以秦朝专用刑律，汉朝杂以霸道，不是不想教化，实在是想教化而不能。魏征反驳，引用了历代乱后致"太平"的事例，说"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①太宗最终采纳了魏征的建议，制定出"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基本方针。经太宗君臣"力行不倦"，数年之后"天下大宁，远戎宾服"。太宗回忆说："凡此等事，皆魏征之力也。"②由此，足以显见当初那场争论对实现"贞观之治"是何等的重要！

其实，太宗一即位就提出了"为国之道，安静为务"的方针。当时，突厥颉利可汗兵临渭水之北，太宗智退颉利，订立"便桥之盟"。然后对大臣们说："我所以不战者，即位日浅，为国之道，安静为务。""一与虏战，必有死伤"，"结怨于我，为患不细"③。这时，太宗的"安静"主要指避免征战。经过"理政得失"的讨论，"安静"又被赋予新的含义，即"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紧接着，强调"君依于国，国依于民。"④贞观初年，太宗接二连三地申明："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人君简静乃可致耳"①。"简静"是为"不夺农时"，不夺农时是为"存百姓"。围绕"存百姓"这一宗旨，以"简静"为施政方针，太宗君臣"夙夜孜孜"，终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

（2）去奢省费这主要表现在戒兴宫室、禁止王公奢靡诸方面。

太宗即位后，所住宫殿还是隋朝建造，已然破旧。原打算建造一殿，"材木已具"，但一想起秦始皇营造宫室而亡的教训，便不准备兴建了。当时太宗患有"气疾"，不宜居住潮湿，因而公卿奏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说："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虽然大臣们请求再三，太宗"竟不许"。四年，又对大臣们说："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②。贞观前期，太宗基本上没有大肆兴修土木工程。十一年洛阳大水，冲毁百姓房屋，太宗还下令拆掉洛阳的一些宫殿，将木材分供百姓整修居室。

太宗两次释放宫女，一次在即位之初，放还宫女3000　余人；一次在贞观二年，又放还宫女数千。释放宫女，一是"省费"，二是"息人"，即令其婚配，生男育女，增加人口。

禁断王公奢靡，自贞观元年便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

①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②　《贞观政要》卷5《诚信》。

③　《旧唐书》卷194　上《突厥传上》。

④　《资治通鉴》卷192　高祖武德九年十一月。

①　《贞观政要》卷1《君道》、卷8《务农》。

②　《贞观政要》卷6《俭约》。

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限制王公贵戚过分奢侈。十一年，针对勋戚之家"以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的情况，专门下了一道《戒厚葬诏》，违者"随状科罪"③。由于太宗的提倡和限制，贞观年间"风俗简朴，衣无绵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①。

（3）轻徭薄赋轻徭薄赋，为的是"使民衣食有余"。已经颁行的均田令和租庸调法，太宗继位后切实地加以推行和落实。

贞观初，长孙顺德拜泽州刺史，发现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②十一年河南暴雨成灾，太宗下诏"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遭水之家"③。就整个贞观年间的情况看，推行和落实均田令的重点在宽乡，奖励垦荒。贞观元年，"朝廷立议，户殷之处，得徙宽乡。"④同时，考课地方官，也以"安置客口"、"善相劝勉"者为最。直至十八年，太宗在灵口（今陕西临潼零口）见丁男受田30亩，达不到田令规定的100亩，"夜分而寝，忧其不给"，下诏州府"录尤少田者，给复移之宽乡"⑤。

"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不在薄赋，而在轻徭，这主要是汲取隋炀帝"徭役无时，干戈不戢"的教训而确定的。除去前面所说为了去奢省费，在限制役使民力方面，太宗还用法律加以约束。《唐律》中明确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⑥一面去奢省费，一面促进生产，使民衣食有余。其核心是与民休息，不违农时，所体现的正是以静求治的施政总方针。贞观五年年底，太宗君臣把与民休息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还用养病来作生动的比喻，说："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傥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①经历了隋末丧乱而创建的政权，犹如久病初愈，尤其需要悉心护养，才能康复强盛起来。（4）实现"大治"

在"以静求治"的决策下，太宗君臣孜孜以求，推行均田、奖励垦荒、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兴修水利、去奢省费，"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

京畿地区，首先恢复和发展。贞观三、四年，关中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但关东广大地区，还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②的荒凉景象。

到贞观六、七年风调雨顺，"频致丰稔"，关东普遍恢复和发展起来，一改昔日凋残破乱的面貌："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③　详见《唐大诏令集》卷80。

①　《贞观政要》卷6《俭约》。

②　《旧唐书》卷58《长孙顺德传》。

③　《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

④　《旧唐书》卷191《崔善为传》。

⑤　《册府元龟》卷105《惠民》。

⑥　《唐律疏议》卷16《擅兴律》。

①　《资治通鉴》卷193　太宗贞观五年十二月。

②　刘肃：《大唐新语》卷13《郊禅》。

此皆古昔未有也。"③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都是丰年。德宗时，宰相杜佑总结这段历史时写道："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治）。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④这些记载，虽然不免夸张，但"外户数月不闭"反映的是社会安定，米价不断下跌表明农业持续发展，"使民衣食有余"的目标大体实现了。因此，人口增长比较迅速。高祖在位时，全国不满200　万户。贞观末年（公元649年），全国民户近380　万，23年间净增180　万。

4。任贤纳谏"贞观之治"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太宗的任贤纳谏分不开的。因而，任贤与纳谏便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

（1）任贤致治在确定"以静求治"基本国策的同时，太宗又提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问题，把"致治"与"得人"联系起来。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颇感自己"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而所委任的官吏"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①，再次强调"得人"与"治乱"的关系。到晚年，太宗总结实现"大治"的三条经验中，第二条便是"进善人，共成政道"②。这表明，太宗始终把"得人"视为"致治"的关键，因而多次要求宰相放下"细碎务"，专门"求访贤哲"。

"得人"关系"治乱"，太宗择官时特别强调："任官惟贤才"。所谓"贤才"，魏征有过解释："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③"才行俱兼"，也就是才德兼备。在总体上，太宗始终遵循着这一衡量、选拔人才的基本准则。不论至亲、勋旧，还是"微贱"、"昔仇"，只要"才行俱兼"，就及时任用。相反，如果"才行不至"，即使亲贵，也不虚授。国舅长孙无忌既是至亲，又是元勋，七年，太宗封其为司空，有人以为这有"私亲之诮"，太宗立即表示："朕之授官，必择才行"，长孙无忌"雅有武略"，"功绩才望，允称具瞻，故授此官"，"盖是取其才行"①。魏征出身"微贱"，又曾劝太子建成早谋秦王世民，可谓太宗"昔日仇敌"，但其"雅有经国之才"，太宗任以"枢要之职"，所陈要事太宗无不"欣然纳受"②。而太宗从叔父李神通，既是宗室亲王，又有当初响应举义之功，武德九年计功行赏时被排除在一等功臣之外，位居房玄龄、杜如晦之后，因而"不服"。太宗当面指出：义旗初起，"叔父虽率兵先至，未尝身履行阵"，后来"（窦）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既无将才，又无军③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④　《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①　《贞观政要》卷3《择官》。

②　《新唐书》卷105《褚遂良传》。

③　《贞观政要》卷3《择官》。

①　《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

②　《旧唐书》卷71《魏征传》。

功，"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③。李神通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位列房、杜之后。不久，"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才的房、杜擢升为宰相。

至于"有德无才"或"才优行薄"之人，太宗大体做到知其善恶，舍短取长，但终不重用。特别是"才优行薄"者，即使再有资历，也不重用，许敬宗就是明显的例子。许敬宗"善属文"，早年与魏征同为李密幕僚，后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太宗用兵高丽，命其马前草拟诏书，"词彩甚丽，深见嗟赏"，但直至太宗去世，前后30多年，"位不过列曹尹"而已。相反，马周、刘洎等是太宗即位后才入朝为官的，不过六七年，皆为宰相。以"文学宏奥"而论，马周、刘洎比不过许敬宗，但太宗对他们的作用却"相殊"，完全是由于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④。

为了保证"广任贤良"，太宗特别注意杜绝谗邪。他总结实现"大治"

的第三条经验便是："斥远群小，不受谗言"。当时，太宗君臣除了经常论说"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还定下一条规矩：谗人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一次，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毁谤"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一人不可总知数职"，想动摇二人的相权。太宗对主管选官的吏部尚书戴胄说："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勋旧，以其有才行也。"同时指出：陈师合"妄事毁谤，止欲离间我君臣。"于是，以谗人之罪罪之，"流陈师合于岭外"①。还有一次，有人告魏征谋反，太宗说："魏征，昔吾之仇，只以忠于所事"，如今提拔任用，"何乃妄生谗构？"②连问都不问魏征，便将诬告之人斩首！谋反罪是要斩首的，诬告魏征"谋反"，以谗人之罪罪之，所以诬告者被斩首。这一有力措施，确保了"贤能"人尽其才，共成治道。

当实现"大治"之后，太宗说道："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③。从贞观年间决策集团的构成来看，确实体现了广任贤才，共成治道的特点。最高决策集团的成员，大致来自四个方面：一是秦王府的"亲故"，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二是来自太子东宫的"昔仇"，如魏征、王珪等；三是起于"寒微"的"贤才"，如马周、刘洎、戴胄等；四是高祖时的"遗老"，如萧瑀、封德彝等。太宗依重秦王府"亲故"，大胆信用"昔仇"和"寒微"，联合高祖"遗老"，加速了"大治"的进程。再从"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看，也是新旧、官民、士庶、夷汉同时并用。后代对于"贞观之治"的评论，都非常看重任贤致治这一点。《旧唐书》中，"史臣"再三强调：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终平泰阶，谅由斯道"①。"所谓猛将谋臣，知机识变。有唐之盛，斯实赖焉。"②（2）纳谏共治纳谏与任贤，是关系治乱的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太宗不只一次对大臣们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③　《旧唐书》卷60《淮安王神通传》。

④　《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史臣曰"。

①　《贞观政要》卷6《杜谗邪》。

②　《贞观政要》卷6《杜谗邪》。

③　《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

①　《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史臣曰"。

②　《旧唐书》卷68"史臣曰"。

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③这里，既把"纳忠谏"、"进直言"提到关系治乱安危的高度，又将二者视为君明、臣贤的标准，只有明君与贤臣"合契"，才能保其国、全其家。因此，贞观初年太宗"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④为了确保"臣进直言"，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得闻政事，有所开说。"⑤同时，三令五申，要求中书省、门下省"坚守直道"，"勿上下雷同"，甚至批评中书、门下"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⑥。再就是实行重赏，鼓励直谏。太宗刚即位，有个叫元律师的人被判死罪，大理少卿孙伏伽进谏：此人"法不至死，无容滥加酷罚"。太宗认为很对，便赐给兰陵公主园，值钱百万。有人认为，孙伏伽所谏极平常，赏赐却太丰厚。太宗说："我即位来，未有谏者，所以赏之。"⑦贞观元年，为简点中男入军之事，敕文连下三、四次，魏征执奏不可，以至太宗发怒，再出敕旨，魏征仍然坚持不可，掌管签发诏敕大权的黄门侍郎王珪"不肯署敕"。太宗召二人质问，魏征"正色"对答，并指出太宗即位以来"大事三数件，皆是不信，复何以取信于人？"①太宗最终停止简点中男入军，赐魏征金瓮一口，赐王珪绢50　匹。总的来说，贞观年间，切谏有功者，太宗通常都要给予物质鼓励。上述措施，概括起来，就是魏征后来所总结："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②特别要提出的是，为了导人使谏，太宗十分注意自己的态度。一是放下君王的架子，不假"辞色"，"接群臣辞色愈温"；二是"恣其陈述"，言者无罪。他常对大臣说："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③君明臣贤，在太宗"导人以谏"的鼓励下，朝廷上下，谠言直谏，成为一时之风尚。新、旧《唐书》列传中，直谏的记载比比皆是。著名的有薛收谏猎，太宗赐金40　锭；温彦博谏长安令杨纂失察，罪不当死；虞世南谏田猎、谏山陵之制不宜过厚、谏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自怠；马周谏大安宫宜崇奉、宗庙宜亲祀、乐工王长通等不宜赐官，太宗购大宅值200　万以赐马周；王珪谏出庐江王瑗姬、谏祖孝孙不宜令教女乐；姚思廉谏幸九成宫，太宗赐帛50　匹；高季辅指陈时政得失，太宗赐钟乳1　两；张玄素谏修洛阳宫，太宗赐帛20　匹；褚遂良谏宠魏王泰太过、谏告成东岳即罢封禅；张行成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宜以东西为限，太宗赐马1　匹、钱10　万、衣1　袭；刘洎力谏不宜与群臣论难，恐致阻进言之路，等等。④在众多的直谏者中，最杰出的当首推魏征。自太宗即位，至魏征去世，前后17年间，陈谏200　余事。太宗将魏征比作"可以明得失"的一面镜子，经常对大臣们说："贞观之后，尽心于③　《贞观政要》卷3《君臣鉴戒》。

④　《贞观政要》卷2《求谏》。

⑤　《唐会要》卷55《谏议大夫》。

⑥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⑦　《贞观政要》卷2《直谏》。

①　《贞观政要》卷2《直谏》。

②　《贞观政要》卷2《直谏》。

③　《贞观政要》卷2《求谏》。

④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9《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

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征而已。"①与朝廷上下直谏成风相呼应，太宗纳谏之风影响到后宫。长孙皇后往往在太宗一时不能接受臣下直谏时，努力进行规劝，起到调节作用。一次太宗罢朝回后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忙问要杀谁，太宗说："魏征每廷辱我。"长孙皇后急忙退入内室换了一身朝服出来，郑重地向太宗表示祝贺："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②太宗转怒为喜，杀魏征的念头也烟消云散了。

总之，从认识到实践，贞观君臣确实是"协力同心，极言无隐，共相匡辅，共成治道"的。

5。严守律法前面一节已经介绍过唐前期的刑律及司法程序，这里着重叙述体现"贞观之治"的另一个侧面--太宗君臣自觉"守法"和严格执法。

（1）自觉守法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有一个叫李好德的人患有疯病，"言涉妖妄"，诏令下狱。张蕴古认为此人疯颠有征，不应治罪。太宗已经准备宽赦，张蕴古即向李好德通风报信，并与之"博戏"，被持书侍御史权万纪发现，太宗大怒，令斩张蕴古于东市。过后，太宗深以为悔，对房玄龄说："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遂即决之，岂是道理"。于是下诏："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①从此，死刑必经五覆奏便成为制度。用制度来制约自己的威权，确保皇帝能够恪守律令，换句话说，以法制约皇权，这在古代帝王中实属罕见。

在处决张蕴古之际，大臣"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记取这一教训，太宗还要求大臣经常提醒他自觉守法。如对大理少卿戴胄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②贞观十一年，太宗以近来执法偏严，问大理卿刘德威。刘德威回答说："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懈决的办法是："陛下傥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太宗悦而从之，"由是断狱平允"③。魏征更是直言进谏，强调"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指出太宗"作法贵其宽平"，而"罪人欲其严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结果是"舍准绳以正曲直，弃权衡而定轻重"。这种"任心弃法"，必然"取怨于人"。太宗手诏称魏征所言，"皆切至之意"④。

在实践中，太宗能够经常注意诏敕与律令是否相违，以减少皇权对法律的干预。贞观四年，当他发现所颁诏敕与律令相违时，便要求各主管部门"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必须执奏"，再作定夺。同时强调："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六年，又检查自己说："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

①　《旧唐书》卷71《魏征传》。

②　《魏郑公谏续录》卷下。

①　《贞观政要》卷8《刑法》。

②　《贞观政要》卷5《公平》。

③　《资治通鉴》卷194　太宗贞观十一年正月。

④　《魏郑公文集》卷1《理狱听谏疏》。

再次要求大臣不要"以为小事，遂不执言"，指出"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⑤尽量避免以言代法，反复强调臣下不得盲目执行"有乖于律令"的诏敕圣旨，作为一个皇帝，能够"守法"到如此程度，在历史上实属凤毛鳞角！

太宗带头守法，并常常要求臣下奉公守法。一是"虑公等不尊法式，致有冤滞"；二是虑其"徇私贪污"，"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因此，他告诫臣下："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①君臣共相"守法"，出现了全社会"法平政成"的局面，即所谓"太平之基，率由兹道"②。

（2）严格执法太宗不单自觉"守法"，同时也不徇私情，严格执法。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谋反。太宗姐长广公主之子、洋州刺史赵节，也"预其反谋"，按律当诛。长广公主的丈夫、中书令杨师道奉诏与长孙无忌等共同审理承乾谋反案，杨师道私下为赵节求情，太宗立即将杨师道由宰相罢为吏部尚书，停止其审理此案。长广公主见丈夫救不了自己的儿子，便亲自出面，"以首击地，泣谢子罪"。太宗"亦拜泣"，但对姐姐说："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姐。"③赵节与其他主谋，"皆伏诛"。罢免姐夫、斩杀外甥，在人情与法律面前，太宗表现出的不徇私情，严格执法，确实难能可贵！这也是他关于"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④思想的一个典型实证。

太宗严格执法，带动了一批"多所弹纠，不避权要"的执法官吏。戴胄、高季辅、薛仁方等，都是史册中所记载的佼佼者。以戴胄为例，贞观元年的一天，长孙无忌作为国舅被召入宫，忘记解下佩刀。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是监门校尉失职，罪当死，长孙无忌也应罚铜20　斤，太宗同意了。时为大理少卿的戴胄认为，校尉与长孙无忌"同为误"，按律条规定："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据此，罚铜"未为得衷"。封德彝"执议如初"，戴胄坚持"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误，则为情一也"，怎么可以"同为误"而"生死顿殊"呢？于是，免校尉之死。戴胄既没有因长孙无忌是国舅而阿谀，也没有因封德彝是宰相就屈从，而是坚持按律法行事。史称其"前后犯颜执法多此类"，太宗称其"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①薛仁方勘问蜀王妃之父，也是一件特殊案例。贞观七年，太宗第三子、蜀王恪的岳父杨誉，依仗权势争夺官婢，触犯律条。都官郎中薛仁方的职权之一，就是审理有关奴婢的一切案件。因此，依法将杨誉"留身勘问"，即拘留审查，尚未定罪。杨誉的儿子为千牛卫府的卫官，是皇帝的侍卫武士，便在殿廷上告薛仁方非法拘留其父，并造谣说薛仁方"以国戚之故，横生枝节"。太宗听信一面之词，下令杖薛仁方100，撤其职务。魏征立即阻止道：⑤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①　《贞观政要》卷6《贪鄙》。

②　《旧唐书》卷185　上《良吏传》序。

③　《资治通鉴》卷197　太宗贞观十七年四月。

④　《旧唐书》卷70《戴胄传》。

①　《旧唐书》卷70《戴胄传》。

"仁方既是职司，能为国家守法，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特别指出："世家贵戚，旧号难治"，"此源一开，万端争起"，"岂可以水未横流，便欲自毁堤防？"②太宗深感"响者不思"，取消了撤薛仁方职的原议。正是贞观君臣严以执法，"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才使得"官吏多自清谨"，"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③这正是"贞观之治"得以实现的原因之一，也是"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之一。

6。渐不克终太宗在位23年，比较明显的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居安思危，孜孜不怠"，大约到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前后，便如魏征所言，"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①。

贞观初期，太宗经常对大臣们说："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贞观六年起，态度即有所变化。九年，虽然不忘"当思善始令终，永固鸿业"，但却沾沾于自己的"武胜于古"、"文过于古"、"怀远胜古"的功业，以为"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耶？"②已经不是孜孜以求致治，而是想靠功业保其"慎终"了。十一、十二年，魏征连连上疏提醒太宗："功业虽盛，终不如往初。"十三年，特别写了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告戒太宗。上疏中系统地列举了太宗"渐不克终"的十大表现，切望太宗"思而改之"，避免"亏一篑之功"。太宗的"渐不克终"，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的变化上。

一是由清静简约到骄奢纵欲。贞观初年，厉行节俭，禁止营建宫殿，甚至表示要"抑情损欲，克己自励"。但当经济恢复、社会安定之后，便下诏修复洛阳宫，被张玄素谏止。过了一年，刚修建成仁寿宫（后改名九成宫），又下令修复洛阳宫，戴胄进谏，虽赞扬其直言，实际并未接纳。不久，即动工修建。至贞观八年，皇甫德参上言"修洛阳宫，劳民"，反被加以"谤讪"之罪。虽然如此，但这时太宗在谏诤面前尚能有所克制。而十一年营建飞山宫，为杜谏者之口，竟说什么"若不为此，不便我身"。到十五年，为营造之事简直近于蛮横无理了。这年年底的一天，宰相房玄龄等在路上遇见少府少监窦德素，问"北门（宫门）近何营缮"。太宗知道了，对房玄龄发脾气："君但知南牙（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预君事！"①到晚年，土木之工更加连绵不断，太宗贤妃徐惠上疏指出："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虽复因山藉水，非无架筑之劳，损之又损，颇有工力之费。"②仅玉华宫的兴建，虽令俭约，但备设太子宫、各司官衙，苞山络野，所费已经要用"亿"来计算了。

营建宫室如此频繁，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的徭役负担。贞观十一年时，已②　《魏郑公谏录》卷2《谏解薛仁方官加杖》。

③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①　《旧唐书》卷71《魏征传》。

②　《贞观政要》卷10《慎终》。

①　《资治通鉴》卷196　太宗贞观十五年十二月。

②　《旧唐书》卷51《贤妃徐氏传》。

经出现了"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③的情况。可太宗竟说出"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样的话，一反贞观初年"必须先存百姓"、"治国犹如养病"的认识和做法。

贞观十八年以后，越发好大喜功，不断用兵高丽，"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第一次东征，大部分船舰由江西数州所造。第二次东征，则征发江南、剑南12　州制造。蜀人苦造船之役，许以"船庸"代役，而一艘大船的造价相当于2236　匹绢的价格。加之地方官吏催逼"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剑南所属雅州、邛州、眉州的獠民起而反抗。太宗一面急调陇右、陕中府兵2　万前去镇压，一面被迫取消剑南的"船庸"，改由官府支付，征东之事作罢。这差不多是在走隋炀帝的老路了，当初"唯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④的话早被他抛到了脑后！

"渐不克终"的第二表现，是由任贤举善到随心好恶的转变。魏征的《十渐不克终疏》中，如果说1、2、5、7、9、10　等条主要指的是太宗由简约到奢纵的变化，那么4、6、8　等条则主要指的是太宗在用人方面"渐不克终"的情况。这中间，包括由"亲爱君子，疏斥小人"到"近昵小人，疏远君子"的变化，从"求贤若渴，信而任之"到"由心好恶，疑而远之"的变化，以及"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向"恩礼不加，忠款莫申"的转变①。贞观初年，当有人劝太宗用"阳怒"来试探群臣，"执理不屈者"是直臣，"畏威顺旨者"是佞臣时，太宗表示以"至诚治天下"，对前代帝王"以权谲小数"接纳臣下深"耻之"，所以不予采纳。可到后来，对于贞观名臣疑心越来越重。十七年初，魏征去世时太宗悲痛自己失去一面"可以明得失"的镜子，然而不到半年时间，对这位已逝的大臣却"疑其阿党"，竟然下令推倒亲为其作碑文的墓碑，停止已经许衡山公主配魏征长子的婚嫁。十九年东征高丽，命侍中刘洎与高士廉、马周等辅皇太子监国。当太宗因病返还途中，竟听信褚遂良的"诬奏"，"乃赐（刘）洎自尽"。②杀戒一开，接二连三。副相张亮曾"频谏"太宗停征高丽，当有人告其"有异志"时，大臣中也有言其"反形未具，明其无罪"者，太宗根本不听，竟斩张亮于市。事后，他本人也承认张亮"反形未具"，"至今追悔"③。最后的二、三年间，就连太宗的"亲故"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也都越来越谨小慎微了。一次，太宗让元勋们"攻朕得失"，长孙无忌作为国舅也只是称"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所愆失。"④至于房玄龄，张亮被斩之后不久，也因"微谴归第"。虽然史书未载是什么过错，但一个"微"字可以表明是很小很小的过失，正应了魏征在《十渐不克终疏》中所说"诘其细过"，"一朝疑而远之"。如此的君臣关系，还谈什么"上下同心"，只能是"人思苟免，莫能尽力"了。

"渐不克终"的再一个表现，即是"从谏如流"向"不欲人谏"转变。

③　《旧唐书》卷74《马周传》。

④　《贞观政要》卷10《行幸》。

①　《贞观政要》卷10《慎终》。

②　《旧唐书》卷74《刘洎传》。

③　《旧唐书》卷69《张亮传》。

④　《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

以谏诤著称的魏征，对于太宗的这一转变感受可以说最为深切。贞观六年，魏征已经发现苗头，指出太宗由贞观之初的"从谏如流"变为"谏者颇忤"，到八年时已是"不好直言，虽勉强含容，非曩时之豁如。"①十一年，魏征连上《论时政疏》4　篇，还特作1　篇《理狱听谏疏》，指出太宗"喜闻顺旨之说"而"不悦逆耳之言"。十三年的论太宗"十渐不克终"，已经发展到"虑人致谏"而"意在杜谏者之口"了，以至于"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十七年魏征去世后，骨鲠直谏者已自不多了。十九年刘洎赐死之后，再没有直言无隐、触犯"龙鳞"的谏诤之臣了。长孙无忌的"顺旨不暇"，褚遂良的歌颂"陛下盛德不可胜载"，标志着"贞观之治"的时代即将结束。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嗜服丹药以求长生的太宗皇帝，中毒至死。53　岁的"贞观之治"开创者，连同他的业迹一起成为了过去。

①　《资治通鉴》卷194　太宗贞观八年十二月。

（四）武周改制唐太宗在位期间，久久陷于废立太子的烦恼之中。最终，废掉长子承乾、贬黜四子魏王泰，在外戚、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的情势下，太宗立了连自己都认为"懦，恐不能守社稷"①的九子李治为皇太子。接着，他又为这个未来的朝廷作了精心的安排，形成以"元舅"长孙无忌为主要支柱的最高决策核心。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太宗临终前将后事托付给长孙无忌、褚遂良，以为只要这两个人"尽诚辅佐"，便可以"永保宗社"②。同年六月，皇太子李治即帝位，是为高宗。

然而，太宗、长孙无忌费尽心机的种种安排，却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历史没有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发展，相反，演变出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结果。1。永徽之政高宗即位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改年号为永徽，共6年，即公元650-655年。

（1）贞观遗风高宗自即位始，长孙无忌便"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高宗）无不嘉纳。"③太宗贞观年间的政策，大体沿袭下来。

太宗遗诏"辽东行事并停"，高宗立即宣布"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立妃王氏为皇后，效法太宗"日引刺史十人入閤，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④当年，太宗亲撰《帝范》12　篇以赐太子，高宗此时尽其所能努力实践。

例如，《帝范》中有《戒盈》、《崇俭》两篇，高宗即位后很注意力行。叔父滕王元婴"颇骄纵逸游"，"以弹弹人"、"以雪埋人"，恣意取乐，高宗赐书告诫这位叔父。滕王不听，又"数犯宪章"，高宗竟削减这位叔父"邑户及亲事帐内之半，于滁州安置"①，以示惩劝。再如，《帝范》中有《纳谏》一篇，高宗也极力仿效。左武侯属吏卢文操跳墙盗窃左藏库财物，高宗以其职司纠察，却自为盗，罪当死。谏议大夫萧钧以为，卢文操其罪难饶，但法不至死，若处以极刑，天卞必然会说"陛下重货轻法，任喜怒杀人。"高宗最终免去卢文操死刑，并对周围的侍臣称赞萧钧为"真谏议也"②。总之，在太宗《帝范》的训导下，在元老重臣们的辅佐下，高宗大抵因循着太宗后期的遗训："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③后来，睿宗时的一位监察御史韩琬，将太宗与高宗即位之初的政治实施情况作了一番系统比较："贞观、永徽之间，农不劝而耕者众，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污窳；吏贪者士耻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罚虽

①　《资治通鉴》卷197　太宗贞观十七年十一月。

②　《旧唐书》卷801《褚遂良传》。

③　《资治通鉴》卷199　高宗永徽二年闰九月。

④　《资治通鉴》卷199　高宗水徽元年正月。

①　《旧唐书》卷64《滕王元婴传》。

②　《新唐书》卷101《萧瑀附钧传》。

③　《资治通鉴》卷198　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正月。

轻而不犯，赏虽薄而劝；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学校不厉而勤，道佛不惩而戒；土木质弗厚，裨贩弗蚩。"④此中，虽不免夸大之辞，但"永徽之治"作为"贞观之治"的延续，确也是事实。因而，司马光概括道："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遗风。"⑤（2）元舅弄权永徽之政的另一个方面，过去谈论较少，这就是长孙无忌要巩固既得权益。

太宗晚年，健在的开国元勋已经不多。长孙无忌的双重身份使其威权日隆，大有左右朝政之势，以至太宗在决定立太子问题上都得遵从他的意愿。为巩固既得权益，扶植一个懦弱而便于控制的外甥当皇帝，当然会更有利于自己操纵权柄，这就是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的真实意图。太宗虽然看出李治的懦弱性格，对他并不很放心，因此特意为其留下一部《帝范》。然而，书中却"无一言及此以警策之"①。结果，仅仅永徽的6年间，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便露出种种"弄权"的迹象，甚至不惜制造冤案。

吴王恪，太宗第三子，杨妃所生，高宗的兄长，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一度打算立为太子。长孙无忌"固争，以为不可"。太宗甚至质问长孙无忌，是不是因为吴王恪不是你的亲外甥？虽然太宗遵从长孙意愿立晋王为太子，但吴王恪"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高宗即位后，元舅辅政，"深所忌嫉"吴王恪。永徽三、四年之交，长孙利用"房遗爱谋反"事件，"遂因事诛（吴王）恪，海内冤之。"②懦弱的高宗，对此一言不发。倒是吴王恪理解同父异母的弟弟，临死前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③，以提醒高宗。紧接着，长孙与褚遂良又诬陷17　岁就追随太宗征战、屡建功勋的江夏王李道宗"与房遗爱交给"，将其配流象州，江夏王病死路途。历来史家对此愤愤不平，写道："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④在元舅与"顾命大臣"的包围和控挟之下，素称懦弱的高宗既然不能总决朝政，便移情于后宫。可后宫也是矛盾重重，王皇后不能生养，萧淑妃所生素节几岁时便能诵古诗赋500　余言，深为高宗所喜爱，萧淑妃也因此受宠。王皇后与萧淑妃争宠的后宫矛盾，也逾越宫墙反映到朝堂上，自然是依元舅及遗臣的意图办。王皇后的舅舅柳奭时为中书令，劝皇后立后宫刘氏所生陈王忠为皇太子，一以巩固皇后地位，二则可断萧淑妃将来当皇太后的路。王皇后便让柳奭走长孙的门路，于是长孙与褚遂良等一起出面，"固请立忠为储后，高宗许之。"①在后宫，想宠爱萧淑妃、喜爱萧妃所生素节，也要受到皇后、元舅的干涉，高宗只得寄情于当年太宗的才人武氏。结果，引出了太宗、长孙等根本想象不到的局面。这一变化，正是发端于元舅弄权的"永徽之治"期间。

（3）皇后废立④　《全唐文》卷304《上睿宗论时政疏》。

⑤　《资治通鉴》卷199　高宗永徽元年正月。

①　《资治通鉴》卷198　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正月胡三省注。

②　《旧唐书》卷76《吴王恪传》。

③　《资治通鉴》卷199　高宗永徽四年二月。

④　《旧唐书》卷60"史臣曰"。

①　《旧唐书》卷86《燕王忠传》。

太宗才人武氏，即后来的女皇武则天（公元624-705年），正是在"永徽之治"的年代登上历史舞台的。

太宗去世后，才人武氏随同其他宫人一道被安置在长安城中的感业寺，削发为尼，陪伴"青灯古佛"。先前，高宗被立为太子之后，"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太宗晚年，常不住长安，太子便与这位仅比他大4　岁的才人发生了暧昧关系。永徽元年（公元650年）五月，太宗去世周年，高宗到感业寺行香，见到已经削发的昔日情人，"武氏泣，上亦泣"，双双落泪。"王后闻之，阴令武氏长发，劝上内（纳）之后宫，欲以间（萧）淑妃之宠。"武氏被王皇后作为抵消萧淑妃恩宠的工具，最迟不过永徽二年便被召入宫中。"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后；后爱之，数称其美于上，未几大幸，拜为昭仪"②。昭仪，正二品，位列九嫔之首，仅次于正一品的淑妃、德妃、贤妃。

正当长孙无忌等谋立太子忠，冤杀吴王恪、江夏王道宗，"窃弄威权"

之际，高宗对后宫王皇后、萧淑妃"更相谮诉"、争风吃醋也越来越烦恼，因而"不信后、淑妃之语，独信昭仪"。武昭仪利用后、妃之间的矛盾，"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皆以闻于上。"①高宗总共12　个子女，最后的4　男2　女都是武氏生养，足见其独占帷房和专宠的情况了。

然而，要以武昭仪取代王皇后，懦弱的高宗说什么也下不了决心。永徽五年初，武昭仪以惨痛的代价，亲手葬送了刚刚出生不久的亲生女儿，使高宗误以为是王皇后所为，"由是有废立之志"。首先是将王皇后的舅舅柳奭罢相，接着便是高宗与武昭仪一道去走"元舅"的门路，幻想得到支持。在种种厚赏、封其子官爵之后，高宗以王皇后无子、武昭仪已生子，欲行废立。可长孙"元舅"置若罔闻，"对以他语，竟不顺旨"。武昭仪又让其生母杨氏到长孙府第，"屡有祈请，无忌终不许"。高宗"畏大臣不从"，主要是"畏"元舅"不从"。果然，长孙无忌"不顺旨"，事情就难办。

武昭仪明白这一点之后，就不再指望元老望族的支持，而在长孙集团以外寻求声援。第一步，敕禁王皇后母魏国夫人"不得入宫"，切断王皇后交通外廷的联系；再贬王皇后舅舅柳奭为州刺史，使已然失宠的王皇后更加弧立。进而，在长孙集团对立面"潜布腹心"。中书舍人李义府正为长孙无忌贬黜，叩閤上表请立武昭仪为皇后，立即破格提升为中书侍郎。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御史中丞袁公瑜等，皆成为武昭仪的心腹。长孙集团的举动，有了对立面的监视，很快便能够传入宫中。

永徽六年九月，长时间看"元舅"脸色行事的高宗不再像先前那样"懦弱"，执意要废王皇后、立武昭仪。褚遂良"以死争之"，高宗"大怒"，不再管他是什么"顾命大臣"，命人立即将其带出去。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纷纷上疏"濒死固谏"，高宗"皆不纳"。随后，战功卓著的元老李勣一句话，"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高宗得到这一暗示和支持，废立皇后之意"遂决"①。三两天之内，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十月中旬，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数日后，立武昭仪为皇后。十一月，举行册立皇后大②　《资治通鉴》卷199　高宗永徽五年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199　高宗永徽五年十月。

①　《资治通鉴》卷199　高宗永徽六年九月。

典，由司空李勣主持。同时，在肃仪门举行百官朝拜新皇后的仪式。朝皇后，自此始。

永徽之政，自元年正月立王皇后始，以六年十一月朝拜武皇后终，历史将步入一个大的变革时期。

2。二圣决政文武百官朝拜武皇后的第二年正月，废太子忠为梁王，立武皇后所生长子弘为皇太子，改年号为显庆。自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至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高宗病逝，高宗、武后共决朝政，当时称为"二圣"。（1）尽贬遗旧武则天虽然争得了皇后的位置，但她深知贬一个褚遂良并没有改变长孙无忌控制朝政的格局，这批元老遗臣仍然具有随时可以再行废立皇后的实力。而素称懦弱的高宗做了皇帝以后，眼见"顾命大臣"弄权却无能为力，也想要摆脱"元舅"等的挟制。这样，在皇后与元舅的政争中，高宗倾斜到皇后一边。失去对外甥皇帝的控制，长孙无忌的彻底失败也就注定了。

显庆二年，反对立武皇后的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分别被贬振州（今海南三亚一带）、台州（今浙江临海）为刺史，"终身不听朝觐"。同时，以李义府为中书令、许敬宗为侍中。褚遂良再贬爱州（今越南清化），王皇后舅舅柳奭从荣州贬往象州（今广西象州一带）。四年，许敬宗采用了当年长孙无忌以"房遗爱谋反"牵连吴王恪的手法，通过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朋党事"，牵连上长孙无忌，"懦弱"的高宗仍然是只听一面之辞，下诏削去长孙无忌太尉之职及封邑，带扬州都督衔安置黔州（今四川彭水），按一品供给。接着，再株连褚遂良、柳奭、韩瑗、于志宁、高履行等。褚遂良已死，追削官爵。

长孙无忌被贬两个月，即显庆四年六月，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氏族志》是太宗时所修，虽然说是"欲崇重今朝冠冕"，"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①，但仍然承袭着"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的遗习，除了皇族、外戚，依然维持旧的门阀等第。此时，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集团已然被摧垮，门阀政治残存也要随之而终结，修改《氏族志》成为势在必行。许敬宗等以先前的《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于是，以礼部郎中孔志约等参与修订，除了"以后族为第一等"外，"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②。这一修订，彻底打破原先姓谱的框框，结束了用官府颁布姓族等第来维系旧日门阀制度的历史。

七月，许敬宗奉旨覆按长孙无忌一事，遣袁公瑜赴黔州逼令长孙无忌自缢。柳奭被杀于象州。韩瑗虽死，开棺验尸。此外，长孙氏、柳氏被贬者13人，于氏被贬者9人。以武皇后为代表的寒族势力，击败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门阀关陇集团，在"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捩点"，"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①。

显庆五年冬，当这一个年号即将结束时，武皇后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

①　《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

②　《资治通鉴》卷200　高宗显庆四年六月。

①　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年第1　期。"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②（2）更为文治高宗摆脱了"元舅"、遗臣的控制，却又出现了皇后与皇帝权力相当的情况。史称："初，武后得志，遂牵制帝，专威福，帝不能堪。"③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百官名，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六部、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俱以义训更其名。三年，右相（中书令）李义府仍然主管选拔官吏，"怙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序失次，人多怨。。（dú，音独）"，"帝颇知其罪失，从容诫义府"，"义府勃然变色，腮颈俱起"，问高宗"谁向陛下道此？"高宗说："我言如是，何须问我从所得！"李义府"殊不引咎，缓步而去"④。由这件事确实可以看出，武皇后的势力已经膨胀到"帝不能堪"的程度。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武皇后引方士入宫"行厌胜"之术，高宗知道后"大怒，将废为庶人"。西台侍郎（中书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上官仪附合说："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⑤高宗命其起草废后诏书。皇后在高宗身边的亲信立刻跑去报信，武后赶到时废后诏书正拿在皇帝手中。一番申诉，懦弱的高宗心又软了下来，"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上官仪成了替罪羔羊。事过以后，帝、后之间取得谅解，弥合了夫妻关系中的裂痕，确如史书所说："待之如初"，出现了"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的新的平衡与和谐，因而"中外谓之"二圣""①。

武皇后垂帘参政，不少史书称"天下大权，悉归中宫"，"天子拱手而已"。这中间有多少属于推测且不评论，但《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有一句话确是大实话："后乃更为太平文治事"。除了编纂上千卷的各类书籍外，主要是大兴科举，广聚寒门文士。

首先是科举科目的明显变化："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

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一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②同时，数量也显著增多。太宗贞观年间，进士总共205人，最多一年24人。而高宗自麟德元年至弘道元年，进士绝不少于293人，最多一年79人③。进士科考试，也转而以文词为主。德宗时的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总结唐前期的科举时，看到这一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寝以成风。"④唐代文坛空前繁盛，显然是武皇后这一"更为太平文治事"的直接结果。

在大兴科举的同时，麟德以后高宗与武皇后还创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广②　《资治通鉴》卷200　高宗显庆五年十月。

③　《新唐书》卷105《上官仪传》。

④　《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

⑤　《新唐书》卷105《上官仪传》。

①　《资治通鉴》卷201　高宗麟德元年十二月。

②　《唐摭言》卷1《述进士上篇》。

③　据徐松《登科记考》统计。

④　《通典》卷15《历代制下》注引。

选官吏的制度。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初，"二圣"率文武百官及内外命妇登泰山行封禅礼后，文武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此前，入三品都是以恩旧特拜，入五品则需考绩叙进，散阶从五品也要奏取进止。"乾封以后，始有泛阶入五品、三品"。①泛阶一开，五品、三品高官再也没有从前那么尊贵了，整个官僚队伍中补充进来大批的"寒门"之士，改变着先前的高门勋贵结构。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为了便于岭南、黔中选拔人才，又创设"南选"之制，以选补使深入其地，选补地方官。

在广召文士的变革中，为人瞩目的是"北门学士"之设。大约在武后垂帘参政之后，便以"广召文词之士入禁中修撰"为名，召入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苗楚客、周思茂、胡楚宾等。"朝廷疑议及百司表疏，皆密令万顷等参决，以分宰相之权"。②因其特许由宫城北门即玄武门出入禁中，故时人谓之"北门学士"。这批人或以文藻知名，或出身进士，入宫的最初数年确实修撰了一批署名武则天著的书卷，如《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少阳正范》等，多是规范太子及臣民行为的说教，作为对先前颁布的《唐律》的补充。涉及文艺科技的《乐书》、《兆人本业记》等，久已失传。但武皇后对他们的要求绝不仅此而已，主要是使其"分宰相之权"。范履冰、周思茂"在禁中最蒙亲遇，至于政事损益，多参预焉。"③特别是刘祎之，"则天临朝，甚见亲委"，"时军国多事，所有诏敕，独出祎之，构思速敏，皆可立待。"④这批经武皇后亲自选拔的文士，刘祎之、范履冰官至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入宰相班子；元万顷至凤阁（中书）侍郎，周思茂至麟台（秘书）少监，一直到武则天称帝之前才换掉。

（3）天后建言在"二圣"的平衡与和谐中，武皇后的政治实力逐步增长。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八月，在尊高祖为神尧皇帝、窦皇后为太穆神皇后，太宗为文武圣皇帝、长孙皇后为文德圣皇后的同时，高宗皇帝称天皇、武皇后称天后。被尊为天后4　个月，武则天为进一步施展影响和发展实力，上书天皇高宗，"建言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①显然，这是一份涉及时政，包括经济、军事、社会、任官等内容的施政纲领。高宗"皆下诏略施行之"，天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参决"军国大政之中。因此，史册中有引天后"忧天下至矣"，"不爱身而受百姓"②等自白者。

如果说乾封元年封泰山是凭借着连年丰收，"米斗五钱，豆、麦不列市"的经济形势，那么其后却是连年灾荒。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海水泛滥淹没2　县，漂泊民房6800　余，溺杀9070　余人、牛500　余，损田4150　顷。同

①　《通典》卷34《文散官》注。

②　《旧唐书》卷190　中《元万顷传》。

③　《旧唐书》卷190　中《周思茂传》。

④　《旧唐书》卷87《刘祎之传》。

①　《新唐书》卷76《则天武皇后传》。

②　《资治通鉴》卷203　则天后光宅元年十二月《考异》。

年七月，剑南19　州大旱，百姓乏绝达36　万余户；冀州暴雨毁屋14390　余、毁田4496　顷。三年，天下40　余州旱、霜、虫灾，"百姓饥乏，关中尤甚，诏令任往诸州逐食"。"建言"中的一、二、四、五条，正是为的解决饥荒等问题。直至永隆二年（公元681年），天后仍"著七破间裙"，"务遵节俭"①。"息兵"，更是针对东征高丽、新罗，西拒吐蕃，罢安西四镇，连年用兵、四方应付的局面。六、七、十二条，说的是纳谏、杜谗、任贤。十、十一条，意在笼络官僚队伍。习《老子》，显然是表示尊奉李唐先祖的意向。"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意在提高女性地位。

天后的"建言十二事"，使其声望又有新的提高。上元三年，"高宗以风诊欲逊位"，即打算退位，"令天后摄知国政"。中书令郝处俊竭力反对，中书侍郎李义琰附和郝处俊，逊位之事遂止。但从郝处俊的语言中透露出，高宗是"欲躬自传位于天后"②。不管高宗出于何种想法，这都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讯号，即皇位不由皇太子继承，而打算由天后接替。于是，宫廷中又接连演出一系列的废立事件。

上元二年四月，皇太子李弘突然死于洛州合壁宫绮云殿，成为一桩疑案。一个多月后，李贤被立为皇太子。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八月，又废太子李贤为庶人，幽于别所。同时，立李哲（显）为皇太子。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病终，遗诏："皇太子即位于枢前。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可决者，取天后处分。"③继位不足两个月，中宗李哲被废黜，改以李旦为皇帝，即睿宗，"皇太后仍临朝称制"。武则天亲生的4　个儿子，就这样依次死的死、贬的贬、废的废，真正开始了"圣衷独断"的"则天朝"。

3。武周革命从嗣圣元年（公元684年）二月废中宗、立睿宗起，到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改唐为周，历史又经过了16　个风风雨雨的年代。

（1）平息叛乱太后临朝称制，废黜中宗、追杀李贤，改东都为神都、改三省及诸司官称，朝野议论纷纷，比为西汉初年日后"贻祸于汉朝"。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九月，已故司空李勣之孙徐敬业冒名扬州司马，杀长史陈敬之，据扬州起兵，称上将，以匡复中宗为名，并由骆宾王写成著名的《讨武氏檄》，散发各州、县，大造反对武则天的舆论。接着，楚州（今江苏淮安）司马李崇福率所部山阳、盐城、安宜三县响应。楚州属县盯眙虽不顺从，但很快就被徐敬业派兵攻占，打通了从苏北直趋洛阳的水路。扬州，作为控制东南的重镇和运河的枢纽，被徐敬业起兵占据，对于刚刚临朝称制的武则天来说，显然是迎头一击。同时，内史（中书令）裴炎在朝堂又以吕后之祸影射武则天，劝其还政于皇帝。面对朝野的反对势力，武则天采取了决断的措施：一面以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率兵30　万从洛阳沿运河汴水东南而下，讨伐徐敬业；一面"收（裴）炎下狱"，以谋反罪将其斩首。前后44天，扬、楚、润三州俱平，10　余万叛军烟消云散。第二年正月，以铲除朝野

①　上引均见《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

②　《旧唐书》卷84《郝处俊传》。《新唐书》卷115《郝处俊传》同。

③　《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

反叛，改年号为垂拱。

4年后，太后加尊号"圣母神皇"，又激起一次更大的宗室起兵事件。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太后的侄子武承嗣指使人在白石上凿刻"圣母临人，永昌帝业"8　个字，派唐同泰奉表进献，谎称得于洛水，是一件天降祥瑞。五月，下诏亲拜洛水，接受"宝图"，告谢上天，群臣朝贺，并命诸州都督、刺史及李唐宗室、外戚于十二月拜洛前10日毕集神都。7日后，太后加尊号"圣母神皇"，称"陛下"。六月，作象征权力的"神皇三玺"。这一系列举动，李唐宗室认为是"太后潜谋革命，稍除宗室"。高祖十一子韩王元嘉、十四子霍王元轨、十九子鲁王灵夔、太宗八子越王贞等，"内自不安，密有匡复之志"。诸王散布"神皇欲大享之际，使人告密，尽收宗室，诛之无遗。"越王贞之子琅琊王冲"又诈为皇帝玺书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琅琊王冲命其博州长史萧德综等募兵，"分告韩、霍、鲁、赵及贝州刺史纪王慎，令各起兵共趋神都。"①太后以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率兵讨伐，前后仅7日，琅琊王冲即兵败被杀。越王贞为响应儿子，在豫州起兵，太后命左豹韬卫大将军鞠崇裕为中军大总管，率兵10　万征伐，越王贞兵败自杀，前后仅半月余。博州、豫州平定之后，太后用酷吏周兴审讯诸王，自杀的自杀，伏诛的伏诛。史称："自是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其子孙年幼者咸配流岭外，诛其亲党数百余家。"②十二月，太后神皇按预定计划"拜洛受图"，"皇帝、皇太子皆从，内外文武百官、蛮夷各依方叙立，珍禽、奇兽、杂宝列于坛前，文物卤薄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③实际上，这是太后神皇击败李唐宗室后的一次盛大庆典。同时，明堂建成，顶端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强烈地显示出"以凤压龙"的意识。从圣母神皇向大周皇帝迈进，只剩下时间安排了。

（2）任用酷吏在武装平息公开起兵的反对派势力的同时，武则天以"大臣未附，委政狱吏，剪除宗枝"，任用了一批酷吏，"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①。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三月的一份诏书中，开列的酷吏有丘神勣、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27人。来俊臣、万国俊等专门编写了一本《告密罗织经》，"屠覆宗枝朝贵，以作威势"。他们"招集无赖数百人，令其告事，共为罗织"，"欲诬陷一人，即数处别告，皆是事状不异，以惑上下"。索元礼等又特制十号大枷，名以"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又有"泥耳笼头，枷研楔毂，折胁签爪，悬发薰耳，卧邻秽溺，曾不聊生，号为"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②刑讯酷法，"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凰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驹拔撅"；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尾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

①　《资治通鉴》卷204　则天后垂拱四年七月、八月。

②　《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

③　《资治通鉴》卷204　则天后垂拱四年十二月。

①　《旧唐书》卷186　上《酷吏传》序。

②　《旧唐书》卷186　上《来俊臣传》、《索元礼传》。

或以醋灌鼻，或以铁圈箍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③告密、罗织、酷刑，使得当时公卿"多因入朝，默遭掩袭"，因而每每入朝都要先与家人诀别："不知重相见不？"

自高宗病逝、太后追杀废太子李贤，至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处死来俊臣，14年间酷吏经办的主要政治案件近50　例。这中间，又可以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改唐为周略作分界线。前7年太后临朝称制，任用酷吏主要针对李唐宗室和勋贵大臣中的反对派，大有斩尽杀绝之势；后7年女皇以周代唐，任用酷吏主要是为防范可能出现的种种颠覆活动。

前7年，能够同太后争夺皇权和皇位的对手，自然是唐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皇帝的皇子。因此，太后借助酷吏之手，将他们一批批杀掉。附和三代皇子的大臣，也一并铲除。待到改唐为周、女皇登基时，三代皇子中只剩下女皇自己亲生的两个小儿子--李显、李旦，而且李显流放在外，李旦虽有皇帝之名，却被软禁于"别殿"。24　名宰相中，除寿终3人外，被杀、被贬者17人。其余4人，武承嗣、武攸宁是太后的本家侄子，另2人（邢文伟、岑长倩）1年后也陆续被杀。对此，宋代学者有一较客观的评述：太后"稍图革命，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阴忍鸷害，肆斩杀怖天下。内纵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数十人为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惮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它骨骾臣将相骈颈就铁，血丹狴户，家不能自保。太后操奁具坐重帷，而国命移矣。"①应当注意的是，太后任用酷吏只以其为"爪吻"，从不委以朝政。27　员酷吏中，除傅游艺1人外，即使丘神勣、周兴、来俊臣、索元礼也从未授以相职。同时，太后还特意保护了狄仁杰、徐有功、杜景俭、李日知等一批执法平恕的良吏，作为酷吏的对立面。徐有功官为司刑丞（大理丞），主管刑狱，"酷吏所诬构者，有功皆为直之，前后所活数十百家。""太后虽好杀，知有功正直，甚敬惮之。"当时，在"被告者"中间流传这样一句话："遇来（俊臣）、侯（思止）必死，遇徐（有功）、杜（景俭）必生。"②尽管酷吏们对狄仁杰、徐有功、李日知等恨之入骨，屡屡诬陷，以至下狱用刑，太后都亲自干预，不许加害。

女皇登基后7年，政局日趋稳定，虽然仍以酷吏不断打击"反逆"者，但已出现一些新的气象。

（3）兴周代唐拜洛受图之后11　个月，即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十一月，太后便着手改制代唐的准备了。首先，改用周历，以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夏历正月为一月。同时，改造照、天、地、日、月、星、君、臣、人、载、年、正12　个新字。太后自名"曌"（

hào，即照），改诏为制。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二月，太后又兴殿试，亲自策试贡士，成为科举史上一创举。七月，神都洛阳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4　卷，上表进献，说"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①"阎浮提"是释家对人世的称呼。经过一系列舆论准备，圣母神皇进而成为圣神皇帝了。③　《资治通鉴》卷203　则天后垂拱二年三月。

①　《新唐书》卷76《则天皇后传》。

②　《资治通鉴》卷204　则天后天授元年七月。

①　《资治通鉴》卷204　则天后天授元年七月。

这年九月九日（壬午），67　岁的圣母神皇武曌宣布以唐为周，改元天授。天授元年九月九日（公元690年10月16日），被称为武周革命日。接着，群臣上尊号，称大周女皇为"圣神皇帝"，李唐皇帝降为皇嗣，赐姓武氏，皇太子降为皇孙。随即，追赠武氏先祖，以其生父武士彟为太祖孝明高皇帝，生母为太祖孝明高皇后。封异母兄元爽子承嗣为魏王、元庆子三思为梁王，堂侄懿宗等10　余人为郡王，诸姑姊皆为长公主。

女皇革唐命之后，仍然十分注意选拔人才。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十月，下制令百官自举。长寿元年（公元692年）一月，女皇引见巡抚使所荐举的人才，分别试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制度，自此始。史称：女皇"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②司马光的这一概括，既指出女皇用人之道的得失，又高度评价了其用人的成就。

在"英贤竞为之用"的同时，女皇开始逐步整治酷吏。仅天授二年一月，丘神勣、周兴、索元礼先后以罪死。对付周兴，更是以酷治酷。来俊臣向周兴请教用火瓮逼供的方法后，立即如法泡制，"请君入瓮"，周兴不用推问便叩头伏罪。索元礼"残酷尤甚"，女皇"杀之以慰人望"①。长寿元年，监察御史严善思奉女皇命，"引虚伏罪者八百五十余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右补阙朱敬则上疏请"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女皇"善之，赐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指责酷吏"皆相矜以虐"，请"缓刑用仁"，女皇"颇采其言，制狱稍衰"。②二年二月，酷吏万国俊诈称岭南流人谋反，矫制赐自尽，一朝杀300　余人；又有酷吏刘光业等5人分道验按流人，争相杀人，刘光业一路杀700人，王德寿一路杀500人，少者也不下100人。女皇"颇知其滥"，下制六道流人并家属皆任其还乡里，"（崔）国俊等亦相继死，或得罪流窜"。直至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六月，来俊臣欲罗织诸武及太平公主、皇嗣等与南北牙禁军"同反"，借此以"盗国权"，被告发后下狱，处以极刑。来俊臣党徒，全部流放岭南。酷吏时代，随之告终。"士民皆相贺于路曰："自今眠者皆背始贴席矣。""③十月，一向反对酷吏和用法平恕的狄仁杰、杜景俭被委任鸾台侍郎（门下侍郎）、凤阁侍郎（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狄仁杰、杜景俭拜相，显示出女皇政治由酷吏横行向贤臣当国的重大转变。娄师德举荐狄仁杰，狄仁杰"以举贤为意"，所引拔者桓彦范、敬晖、姚崇等，"至公卿者数十人"，特别是三番两次地推荐张柬之，称其为"真宰相才"，都已成为佳话。①至于社会安定，人户繁衍，经济发展以及解决逃户的政策等，都将在经济卷详述。

边防方面，女皇委任娄师德"总司军任，往还灵、夏，检校屯田"，连年丰收，可使西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②。自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②　《资治通鉴》卷205　则天后长寿元年一月。

①　《资治通鉴》卷204　则天后天授二年一月。

②　《资治通鉴》卷205　则天后长寿元年八月。

③　《资治通鉴》卷206　则天后神功元年六月。

①　详见《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卷93《娄师德传》。

②　《旧唐书》卷93《娄师德传》。

吐蕃攻陷龟兹，唐廷罢置安西四镇，西北边境屡遭吐蕃侵扰。女皇长寿元年（公元692年），以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率兵反击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女皇大喜，对侍臣们说："今既尽复于旧，边境自然无事。"③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契丹兴兵侵扰河北，圣历元年（公元698年）突厥深入定、赵，掠杀吏民。女皇以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知元帅事，并亲自送行。唐军先后数次击退入侵之兵，河北遂安。

4。女皇晚年由酷吏横行转向贤臣当国，标志着女皇政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1）复立庐陵女皇改制代唐之后，必然要在储君问题上遇到无法回避的麻烦。传位亲生儿子，等于李唐皇朝复辟，武周政权一世而亡。要想保存武周皇朝，就得传位武姓侄子，可将来怎么可能侄子作了天子而给姑母立宗庙呢！这个麻烦，困扰了女皇多年，也引出不少喋血惨案。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女皇登基刚刚一年，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受指使上表，请立武承嗣为太子，宰相岑长倩、格辅元以为皇嗣在东宫，不宜有此议，奏请切责上书者。由于"大忤诸武意"，结果被来俊臣诬以谋反，"皆坐诛"。凤阁（中书）侍郎李昭德则假借圣命杖责王庆之，宣称："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①然后，杖杀之。可是，女皇的举棋不定，等于助长着武承嗣、武三思等武姓子侄们的欲念，以至与酷吏联手陷害李姓宗亲。长寿三年（公元693年）一月，前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坐私谒皇嗣腰斩于市"。接着，便有"告皇嗣潜有异谋者"，来俊臣严刑拷问皇嗣左右之人，"不胜毒楚，皆欲自诬"。幸有太常工人安金藏"剖心以明皇嗣不反"，才使皇嗣幸免。这一段时间，酷吏来俊臣贬而复用，女皇堂侄武懿宗推鞫制狱被称作"周兴、来俊臣之亚"，多少都与储君之争联系在一起。

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前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皆得幸于太后"，武承嗣、武三思等都"候易之门庭，争执鞭辔"，诸武的权势受到抑制。而边境形势也与朝中储君之争紧紧联系在一起。契丹李尽忠、孙万荣起兵营州，攻陷幽、冀、赵数州，抄掠河北，打着"还我庐陵王、相王"的旗号，表示拥护皇嗣。圣历元年（公元698年），突厥默啜可汗拒绝前去迎娶其女的淮阳王武延秀（武承嗣之子），说："我世受李氏恩，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闻李氏惟两儿在，我将兵辅立之。"②在这样一种形势面前，武承嗣、武三思更迫不急待地"营求为太子"，用"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作理由，多次指使亲信游说女皇。女皇仍然犹豫不决，狄仁杰进言道："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又劝召还被废黜的庐陵王李显。另两名宰相王方庆、王及善也这样相劝于女皇。吉顼更通过张易之兄弟向女皇进言。圣历元年三月，庐陵王秘密回到神都洛阳。九月，皇嗣李旦请逊位于庐陵王，③　《旧唐书》卷93《王孝杰传》。

①　《资治通鉴》卷205　则天后天授二年十月。

②　《唐会要》卷94《北突厥》。

女皇复立庐陵王为皇太子。先前，为讨击突厥，"募人月余不满千人，及闻太子为元帅，应募者云集，未几，数盈五万。"①黜啜可汗闻知此讯，退还漠北。第二年，又以皇嗣李旦为相王。

此后，诸武气焰进一步受到抑制，言路放宽，先前的冤狱大多得到昭雪。例如，大足元年（公元701年），苏安恒上疏请女皇"禅位东宫，自怡圣体。"早在14年前，刘祎之就因讲了类似的话而被视为叛逆，下狱致死。如今，女皇不仅没有加罪苏安恒，还召见了他，赐食后慰谕而遣之。第二年，苏安恒又上疏，说女皇"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再次要女皇"高揖机务，自括圣躬"②。尽管言辞激烈，女皇仍未加罪。平冤昭雪，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八月下敕，不再追查扬州及豫州、博州起兵事件的余党。十一月，命监察御史苏颋"按覆（来）俊臣等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初一，女皇大赦天下："自文明以来得罪者，非扬、豫、博三州及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③所有这一切举措，预示着女皇最终将"还政"于唐。

（2）宠信二张女皇自临朝称制以来，先后有男宠僧怀义、御医沈南璆等。万岁通天二年，女皇的女儿太平公主又将"年少，美姿容，善音律"的张昌宗荐给她的皇帝母亲。张昌宗又把他的哥哥张易之拉进宫闱。兄弟两人深受宠幸，诸武也都尊称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时称"二张"。圣历二年，置控鹤监，以张易之主其事，张昌宗、吉顼、田归道、李迥秀、薛稷、员半千等皆为控鹤监内供奉。久视元年（公元700年），改控鹤监为奉宸府，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女皇"欲掩其迹"，命"二张"与文学之士在内殿修撰《三教珠英》，"尽收天下文词之士为学士"。文士之外，崔融、苏味道、王绍宗、郑愔、杨再思、韦承庆、崔神庆、房融等朝臣也先后依附于"二张"。

女皇年事已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显然包含着对李唐宗亲和武氏子侄两个方面的不信任，试图建立起一个以"二张"为核心的亲信势力，如同当年的"北门学士"那样。因此，"二张"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以致武三思等都要"每折节事之"。一时间，朝臣与"二张"的矛盾激化起来。长安三年，宰相兼洛州长史魏元忠屡挫张氏亲近，称"二张"得势是"小人得在君侧"，女皇十分不悦。恰巧女皇身体不爽，"二张"担心女皇晏驾后会被魏元忠所诛，便密谋诬陷魏元忠说过"主上老矣，吾属当挟太子而令天下"。这自然是女皇最敏感的问题，下魏元忠诏狱。命太子、相王及诸宰相审理，反复不决。宰相朱敬则以及宋璟、张说、张廷珪等大臣都为魏元忠辩护，女皇虽然觉察到魏元忠被诬，但仍"以昌宗之故，特贬授端州高要尉。"①长安四年，朝臣又两次群起而攻"二张"。女皇4　次下制鞫审"二张"，又4　次赦免，甚至不听"易之兄弟谋反"的种种议论，表明她确实打算另建一支亲信势力，以平衡李、武两大势力的矛盾，从而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然而，宠信"二张"过了头，女皇差不多将自己完全置身于朝臣的对立面上，埋下了难以挽回的深刻危机。

①　上引均见《资治通鉴》卷206　则天后圣历元年。

②　《旧唐书》卷187　上《苏安恒传》。

③　《资治通鉴》卷207　中宗神龙元年正月。

①　《旧唐书》卷92《魏元忠传》。

（3）政变退位先前狄仁杰称为有"真宰相才"的张柬之，又经姚元之（后改名崇）荐举，长安四年被女皇任命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进入宰相班子。张柬之拜相后，便积极着手"匡复之事"。朝臣与"二张"矛盾的加剧，大大缩短了实现"匡复"的进程，很快就形成一个以诛"二张"为借口的政变集团。

这个集团中，张柬之是主谋，姚元之是重要幕后人。另一名宰相崔玄。。兼太子右庶子，显然代表着东宫。袁怒己时为相王府司马，代表着相王府。桓彦范为司刑少卿，张柬之以宰相兼秋官（刑部）侍郎，是司法系统的代表。敬晖以中台右丞（尚书右丞）兼羽林将军，桓彦范也被张柬之用为羽林将军，部分禁军的指挥权在握。经过短短两个多月的密谋准备，女皇的2　子1　女，即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左右羽林将军杨元琰、李湛等，都在诛灭"二张"的号召下集合到一起了。

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崔玄。。、敬晖、桓彦范、袁怒己发动政变，顺利通过玄武门，突入宫中，抓住"二张"，当场斩首。接着，杀其亲党，流贬依附"二张"的宰相韦承庆、房融以及崔神庆、李峤、宋之问、杜审言等数十人。第二天，女皇颁下《命皇太子监国制》。第三天，女皇传位于皇太子。第四天，皇太子李显即帝位，是为中宗。第五天，女皇已退位为皇太后，徙居上阳宫。第六天，中宗带领百官给已经退位的女皇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后因张柬之、崔玄。。、敬晖、桓彦范、袁怒己5人同时封王，史称这次宫闱政变为"五王政变"。

二月初一，中宗再次带领百官到上阳宫问候皇太后起居。此后，每10日探望一次。十一月壬寅，虚岁　82　岁的武则天崩于上阳宫仙居殿。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①神龙二年正月，中宗护送武则天灵柩回长安。五月，举行安葬仪式，与高宗合葬乾陵，并在陵前竖起无字碑，任后人评说其功过是非。

①　《资治通鉴》卷208　中宗神龙元年十一月。

（五）开元全盛自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女皇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再度称帝，至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唐玄宗诛灭太平公主势力，整整8年半的时间，皇帝换了4人，在位多则5年有余，少则不足20　天。不少人蠢蠢欲动，觊觎皇帝宝座，蹀血不断，祸变再三。

唐玄宗李隆基一踏上政治舞台，便处在政争的漩涡之中。从皇室庶子到太子监国，再由太子监国到登基称帝，8年多的政治实践造就他成为"一代英主"，迎来了唐代历史上又一个更为繁荣昌盛的治世--开元盛世。

1。玄宗出世唐玄宗李隆基（公元685-762年），又称为"孝明皇帝"、"明皇"、"唐明皇"。

李隆基的降生，正当社会变革的时代。高宗病逝东都之后，武则天先立三子李显为中宗，不到两个月又改立小儿子李旦为睿宗，但"政事决于太后"。睿宗虽以刘氏为皇后，不到半年又册封"姿容婉顺，动循礼则"的孺人窦氏为德妃。过了一年，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八月初五，德妃生下一男，取名隆基。

在此之前，隆基已有两个哥哥。大哥名成器，刘氏未立后时所生。二哥成义，掖廷宫人柳氏所生。此后，还有3　个弟弟。隆范，崔孺人所生。隆业，王德妃所生。隆悌，宫女所生，晚出早亡。大哥成器已立为皇太子，垂拱三年又封成义为恒王、隆基为楚王、隆范为卫王、隆业为赵王。兄弟5人，"尝号五王，同开邸第"。隆基排行居三，被亲切地呼为"三郎"。5人之中，隆基"生而聪明睿哲"，深受祖母武则天喜爱。

不想，几年后老祖母竟然登基称帝，改周代唐，降皇帝李旦为皇嗣，以皇太子成器及隆基诸皇子为皇孙，改"李"姓为"武"姓。父皇被降为皇嗣，隆基兄弟便不能再住皇宫了。天授二年（公元691年），陆续"出J　"，"开府置官属"。每月朔（初一）、望（十五）前往朝堂拜见女皇祖母时，隆基的车骑都很"严整"、威风。禁卫宫廷的金吾将军武懿宗是女皇的叔伯侄子，每每"欲折"隆基之威。一次，惹怒了年仅7　岁的小隆基，责骂武懿宗说："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①女皇听说后，"特加宠异"。但不久，更大的灾祸便降临隆基全家。

长寿二年正月（公元692年12月），长兄成器生母刘氏与隆基生母窦氏朝见婆婆武则天，因被宫人"诬谮""厌蛊咒诅"而"同时遇害"，连尸骨都不知弄到什么地方。史书只记道："梓宫秘密，莫知所在。"②父亲的皇嗣地位摇摇欲坠，哪还敢吱声。隆基兄弟5人一律降为郡王，成器为寿春郡王、成义为衡阳郡王、隆基为临淄郡王、隆范为巴陵郡王、隆业为中山郡王（后改彭城郡王），皆"入J　"，实即"幽闭宫中"，不得任意外出。年不及9岁的隆基，"幼失所恃，为窦姨鞠养"①。太常工人安金藏剖腹"以明皇嗣不

①　《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

②　《旧唐书》卷51《昭成皇后窦氏传》。

①　《旧唐书》卷52《张皇后传》。

反"之后，李旦从此"止于宫中朝谒，不出外朝"，"公卿以下皆不得见"②。李旦、隆基父子，实际都被幽闭宫中。

过了5年多，女皇的三子李显被立为皇太子，皇嗣李旦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正月复为相王。这年十月，太子、相王诸子复"出J　"，结束了长达6年的幽闭生活。隆基兄弟5人，在东都积善坊相王府侧"分院同居"，称为"五王子宅"。伯父为皇太子、父亲为相王，行动又有了自由，15　岁的隆基真是如鱼得水一般欢快！

大足元年（公元701年）十月，在神都洛阳住了将近20年的女皇带领太子、相王、宗室子弟及文武百官西入关中，回到京师长安，并改年号为长安。17　岁的隆基，初次来到西京，被赐宅兴庆坊，在京城东隅。隆基兄弟列第分院，称为"五王宅"。此间，隆基历任右卫郎将、尚辇奉御等职。两年后，又随女皇祖母倾朝东来神都。

隆基21　岁那年，即神龙元年，在社会呼唤"复李氏社稷"的潮流中，女皇传位于中宗李显。二月，复国号为唐，礼仪制度皆如高宗在位时旧制，复"神都"为东都。隆基生父李旦加号"安国相王"，隆基姑母太平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隆基迁卫尉少卿。

2。宫闱平乱中宗是在"复李氏社稷"的社会呼声下复位的，可他却没有"尽依贞观、永徽故事"，反而容忍"行则天故事"，结果导演出了一幕幕的宫廷蹀血事变。

（1）铲除诸韦中宗复位后，韦氏亦复立为皇后。韦氏因长期与中宗同被"幽闭"，"备尝艰危，情爱甚笃"，因而中宗发誓："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制。"韦氏"再为皇后，遂于朝政"①。

女皇时代参决百司奏章的上官婉儿，被封为婕妤，仍然"专掌制命"。

上官将情夫武三思推荐给韦后，促成三思与韦后的奸情。武氏宗亲借助韦后，势力复振。至神龙二年七月，谋诛"二张"、劝女皇传位中宗的敬晖、张柬之等，俱被武三思等"构诬"至贬死。"三思威权日盛，军国政事，多所参综"，"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法"。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鸿胪卿甘元柬，皆武三思私党，"递相引致，干黩时政"。又有侍御史周利用、冉祖雍，太仆丞李悛，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等，"常为其耳目"，时人呼之为"三思五狗"②。

安乐公主是中宗与韦后在患难中所生，倍受宠爱。此时，安乐公主早已嫁武三思次子崇训，韦、武两家又成了儿女亲家。安乐公主恃宠骄恣，开府置官，"皆出屠贩，纳赀售官"，"侯王柄臣多出其门"③。甚至伪造诏敕，掩住文字，让中宗"署可"。发展到后来，竟然要求中宗立她为皇太女。其夫武崇训，已是从三品的左卫将军。

②　《资治通鉴》卷205　则天后长寿二年一月。

①　《资治通鉴》卷208　中宗神龙元年二月。

②　《旧唐书》卷183《武承嗣附三思传》。

③　《旧唐书》卷83《安乐公主传》。

韦后、安乐公主为实现一己私利，与武氏宗亲联手，"复修则天之政"。神龙三年二月，中宗竟又颁敕，令天下不得再言"中兴"，表示要承袭武周，不改其政。

中宗有4　个儿子。长子重润系韦后所生，武则天时被诬陷曹杖杀。次子重福乃后宫所生，中宗复位后被韦后"所谮"，贬为员外刺史，不许视事。三子重俊亦后宫所生，中宗复位的第二年秋被立为皇太子。四子重茂也是后宫所生，下面另叙。三子重俊被立为皇太子，深为武三思等忌恨。三思子崇训教安乐公主"凌忽重俊，以其非韦氏所生，常呼之为奴"，并不时劝公主"请废重俊为王，自立为皇太女"①。太子重俊"不胜忿恨"，与朝野反武三思的势力汇合一起，得到一定的同情与支持。

神龙三年七月，太子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矫制"率羽林千骑兵300　余，攻入武三思、武崇训府宅，杀其父子及亲党十数人。然而，他们事先既无预谋，得手后又盲无目的，当斩关突入宫中，在玄武门下遇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所率百余人阻挡时，便"孤疑，按兵不战"，"冀上（中宗）问以杀三思之意"②，结果失利。李多祚被倒戈的羽林千骑兵斩杀，太子重俊逃往终南山为左右所杀。

这一回合虽然尽诛武氏余孽，却牵连到相王。韦后对相王诸子顿生戒心，出隆基为潞州别驾、隆范为陇州别驾、隆业为陈州别驾。

从此，韦后、安乐公主更加肆无忌惮。景龙二年（公元708年）二月，韦后亲党散布皇后衣箱中有五色云出现，说是"天意以为顺天皇后宜为国母"。安乐公主不仅没从丈夫武崇训被杀引出教训，反倒与长宁公主、皇后妹郕国夫人、上官婉儿及其母沛国夫人、尚宫柴氏、贺娄氏等"树用亲党，广纳货赂，别降墨敕斜封授官"，"又引女巫赵氏出入禁中，封为陇西夫人"③。武崇训被杀后，安乐公主又另嫁武三思的叔伯侄子武延秀。"延秀既恃恩，放纵无所忌惮"，连公主府的属官都看出"延秀有不臣之心"①。

隆基自京师来到潞州（今山西长治），潜识英豪，暗结亲党。作为州的副长官，1年半的时间，隆基并无什么特殊的政绩，但其政治抱负则由这里发端。

朝廷方面，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等确实"可谓贵矣，可谓宠矣！权侔人主，威震天下"，"言正者获戾，行殊者见疑"，使"海内寒心，实将莫救"，"怙侈灭德，神怒人弃"②。景龙四年四、五月，连续有人上奏"韦后、宗楚客将为逆乱"，"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图危宗社"，虽然惨遭杀戮，但韦后亲党也感到"忧惧"。于是，韦后、安乐公主母女"合谋"进毒。六月初，中宗被毒死，韦后秘不发丧，亲总朝政。一是伪造"遗制"，立四子重茂为皇太子，皇后临朝摄政。二是命从父兄韦温"总知内外守捉兵马事"。三是安插亲党，"台阁要司，皆以韦氏子弟领之，广聚党徒，中外连结。"一切部署停当，才让16　岁的太子重茂即帝位，是为殇帝，又称少帝。

①　《旧唐书》卷86《愍节太子重俊传》。

②　《旧唐书》卷109《李多祚传》。

③　《旧唐书》卷51《韦庶人传》。

①　《旧唐书》卷183《武承嗣附延秀传》。

②　《旧唐书》卷77《柳亨附柳泽传》。

几天后，宗楚客秘密上书，称引图谶，"谓韦氏宜革唐命"③。

与此同时，一个歼灭韦后亲党的计划也酝酿成熟。

初怀抱负的临淄郡王隆基，景龙三年冬自潞州返回京师。在长安的半年时间，"数引万骑帅长及豪俊，赐饮食金帛，得其欢心。"④"万骑"是宫廷禁军，隶属左右羽林军。把目光盯住这支禁卫力量，正表现了他的深谋远虑。结果，万骑帅长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等都被拉了过来。他如"风云玄感"的刘幽求，宫苑总监钟绍京等，都成为隆基依靠的骨干。争取太平公主的支持，更显见隆基的政治策略。太平公主是中宗、相王的亲妹妹，韦后等虽然"用事禁中，皆以为智谋不及公主，甚惮之。"①隆基准确把握了姑母的政治态度，"乃与太平公主谋之，公主喜，以子崇简从。"②景龙四年六月二十夜，临淄王隆基与太平公主子薛崇简以及刘幽求、折冲麻嗣宗、宫苑总监钟绍京、万骑帅长葛福顺、王仙凫、陈玄礼等，突入宫禁。二更时分，斩屯卫玄武门的韦后从子播、族弟璇等。三更刚过，左、右万骑在葛福顺、王仙凫率领下已会合于凌烟阁前，隆基即由玄武门勒兵攻入太极殿。韦后被飞骑军士斩首，安乐公主被万骑军士斩首。武延秀逃了出来，也被军士杀死。其时，上官婉儿已由婕妤进为昭容，闻知事变，带领宫人迎接隆基，被斩于旗下。禁卫宫中的诸韦和韦后亲信，全部斩首。第二天，紧闭宫门和长安城门，分派万骑搜捕诸韦亲党，先后斩除韦温、宗楚客、宗晋卿等。诸韦门宗强盛，在城南杜曲镇聚族而居。崔日用率兵至杜曲，尽诛诸韦。

诛灭韦后亲党，将临淄王隆基一下子推向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这一"拨乱反正"之举虽然为其登上皇帝宝座奠定了基础，但接下来还有整整3年的艰难历程，才打通实现"开元之治"的道路。

（2）诛灭"太平"

铲除韦氏的当天，少帝重茂以临淄王隆基为平王，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万骑，并迎相王入辅少帝。3　天后，太平公主传少帝命，让位于相王。隆基生父再复帝位，为睿宗。平王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大哥成器、二哥成义分别为左、右卫大将军，四弟隆范、五弟隆业分别为左、右羽林大将军。数日后，以平王隆基有大功，立为皇太子。七月，改年号为景云。中宗、睿宗是亲兄弟，睿宗是以"皇太弟"的身份继承皇位的，又成为动乱的借口。

先前被韦后发往均州的次子重福，已决定调任集州刺史。有个叫张灵均的人对重福说："大王地居嫡长，自合继为天子。相王虽有讨平韦氏功，安可越次而居大位。"①重福在张灵均、郑愔等人鼓动下，顿生觊觎之心，派家臣王道先赴东都"潜募勇敢之士"。重福到达后，王道便带领所募亡命之徒直取左、右屯营兵，并裹胁了不少不明真相的人。但因洛州司马崔日知先已略闻风声，左、右屯营不为所动。东都留守又出兵搜逼，重福投河自尽。一次小小的谋夺帝位的兵变，很快就平息了。

③　上引均见《资治通鉴》卷209　睿宗景云元年。

④　《新唐书》卷121《王毛仲传》。

①　《旧唐书》卷183《武承嗣附太平公主传》。

②　《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

①　《旧唐书》卷86《庶人重福传》。

然而，帝位之争，在宫闱之中却久久未息。

隆基被立为皇太子后，睿宗立即召拜姚元之、宋璟入朝为相。姚、宋二相"协心革中宗弊政"，当时普遍认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②太子隆基的姑母太平公主，在"诛二张，灭韦氏"的政争中都起过重要的决定作用，因而睿宗常常与这唯一一位亲妹妹"图议大政"。太平公主若是未入朝，睿宗便命宰相到公主府去请示。每逢宰相奏事，睿宗总要问是否"与太平议"，然后再可否。结果是："公主所欲，上（睿宗）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①。睿宗的这种"归妹怙权"，与太子隆基、姚宋二相的"革中宗弊政、复贞观之风"显然势不两立！于是，太平公主开始散布流言："太子非长，不当立。"刚刚被立为皇太子3　个多月，隆基就又面临着姑母的挑战了。

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正月，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结为朋党，欲"引（韦）安石预其事"，韦安石反而劝谏睿宗"无信谗言以致惑"。暗中拉拢不成，太平公主竟乘辇亲自到通中书省的必经之路光范门，公开要宰相们"易置东宫"。众皆失色，唯宋璟当面抗争，使公主无言对答。在姚元之、宋璟、张说、郭元振以及韦安石等的支持下，经过一系列努力，睿宗采纳了姚、宋的三点建议：其一，将睿宗长子成器、高宗长孙守礼两个容易被利用来在太子问题上作文章的人物调离京师。其二，将掌握左、右羽林军的两个弟弟调任太子左、右卫率，巩固东宫的实力。其三，将太平公主及其丈夫武攸暨安置于蒲州（今山西永济）。紧接着，宣布太子监国。至此，太平公主"怙权"受到一定遏制，太子隆基初次挫败姑母的废黜阴谋。

当太平公主探知三点建议出自姚、宋密谋，便大加责难太子。太子隆基对姑母的权势尚存惧心，赶忙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上奏表示：姚、宋"离间骨肉，请加罪黜"。经过商议，贬姚为申州刺史、宋为楚州刺史。两天后，成器、守礼调任刺史之命也取消了。然而，太平公主仍然安置蒲州，隆范、隆业两兄弟仍然为左、右卫率"以事太子"。睿宗的这一平衡姑侄权势之争的做法，不仅没有使矛盾缓和，反倒愈演愈烈。"素怀淡泊"的睿宗，面对亲妹妹与亲儿子的激烈争夺，束手无策。在安置公主蒲州后不到两个月，睿宗召集三品以上大臣商议，"欲传位太子，何如？"谁也不知如何回答。几天后，睿宗下制："政事皆取皇太子处分。"①这更加惹起太平公主的反对，以至逼得太子隆基不得不表示"让位"于大哥成器，请召回姑母。睿宗仍然在亲儿子与亲妹妹之间搞平衡：为维护儿子太子的地位，"不许"让位；为袒护妹妹的利益，"许"其返还京师。

太平公主自蒲州回到长安，更加紧了营私、结党、排除异己的活动，再度出现"归妹怙权"的局面。窦怀贞、崔湜、岑羲等，陆续被提升为相。窦怀贞为侍中后，"每退朝，必诣太平公主第。"崔湜"私侍"公主，公主欲引以为相，睿宗不用，"公主涕泣以请，乃从之"。而支持太子隆基的韦安石、郭元振、张说等，则一并罢去相职，史称"皆太平公主之志也"②。延和元年（公元712年）七月，西边天空出现彗星，太平公主及其党趁②　《资治通鉴》卷209　睿宗景云元年七月。

①　《资治通鉴》卷209　睿宗景云元年六月。

①　《册府元龟》卷259《监国》。

②　《资治通鉴》卷210　睿宗景云二年十月。

机唆使"术人"向睿宗报告："据玄象，帝座及前星有灾，皇太子合作天子，不合更居东宫矣。"③试图以此挑拨睿宗与太子之间的关系，制造太子想要篡夺皇位的流言。不料睿宗早有此意，立即表示："传德避灾，吾意决矣。"太平一党弄巧成拙，急忙"力谏不可"。睿宗以中宗为例，告诫太平公主，并下制令太子隆基即皇帝位。太平公主阻止不了"传位"，便劝睿宗"虽传位，犹宜自总大政"，企图架空小皇帝。睿宗又是折衷之道，达成妥协。一面断然传位，一面又对太子说："朕虽传位，岂忘国家！其军国大事，当兼省之。"八月，太子隆基即位，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于上皇，余皆决于皇帝。随即，改年号为"先天"。

玄宗继位，丝毫没有能够改变太平公主的"怙权"。相反，倒是"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以至"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①。交待一句，当时"宰相有七"不错，当以"四出其门"较为确切。他们是：窦怀贞、崔湜、岑羲、萧至忠。此外，依附太平公主的还有：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新兴王李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鹰福、鸿胪卿唐晙，以及西明寺僧慧范等。其中，薛稷是东宫属官，却倒向太平公主一边。新兴王李晋，也是"甚有威名"的。尤其是禁军将领"常元楷、李慈掌禁兵，常私谒公主。"②宫人元氏，也为崔湜收买，在玄宗服用的"赤箭粉"中放毒药，欲置玄宗于死地。决胜的时刻终于逼近了。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太平公主一党密谋"废立"，决定：初四，由常元楷、李慈率羽林军突入玄宗议政的武德殿，窦怀贞、萧至忠、岑羲以宰相身份在南衙举兵响应。宰相魏知古得知这一密谋，"预奏其兆"。玄宗立即会知隆范、隆业两个弟弟以及宰相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决定抢先动手。在此之前，荆州长史崔日用入朝奏事，已经向玄宗提出"先定北军，后收逆党"的宫闱战的具体策略。初三这天，玄宗与王毛仲等取闲厩马及卫兵300　余人，出武德殿，入虔化门，召常元楷、李慈，当即斩首，实现了"先定北军"这一计划。"次收逆党"也很顺利，在朝堂、内客省分别捉拿了宰相萧至忠、岑羲与李猷、贾鹰福，皆斩之。窦怀贞闻变外逃，自缢而死，追戮其尸。七月四日，太上皇颁布诏命："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后军国刑政一事以上，并取皇帝处分。"①太平公主逃入山寺，过了3　天又回来，赐死于家。"穷治公主枝党"，一直延续到年底。

十一月，玄宗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十二月初一，改年号为"开元"。从此，唐朝才进入"开元之治"的新时期。

3。贤臣当国经过8年半的再三祸变，不仅全社会"想望太平"，玄宗更是"求治甚切"。骊山讲武立威的同时，玄宗召见了先前外贬的姚元之，"谘以政事"。③　《旧唐书》卷　8《玄宗纪上》。

①　《资治通鉴》卷210　玄宗开元元年六月。

②　《旧唐书》卷183《武承嗣附太平公主传》。

①　《旧唐书》卷7《睿宗纪》。

姚元之"备陈古今理乱之本"，使玄宗"心益开，听之亹亹（wěi，音伟）忘倦。"②姚元之提出了所谓"十事要"以说玄宗：其一，政先仁义；其二，不求边功；其三，中官（宦官）不预公事；其四，国亲不任台、省官；其五，行法近密佞幸之徒；其六，除租庸赋税之外苛取；其七，止绝建造寺观宫殿；其八，对臣下接之以礼；其九，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其十，书两汉外戚危乱朝政永为殷鉴③。玄宗皆纳之，作为施政大纲。大政方针确定后，任用贤能方面新的特色，成为"开元之治"的一项重要内容。

（1）注意宰辅《明皇杂录》卷上记道："开元中，上急于为理，尤注意于宰辅"。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一月李林甫兼中书令之前，玄宗始终是注意宰相的选拔与任用的。

姚元之提出"十事要"后，立即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二月改年号后，即以姚元之兼紫微令（中书令改称），为首相。为避"开元"这一尊号，姚元之复名崇，遂称姚崇。10　余日后，又以卢怀慎为同紫微黄门平章事，即副相。姚崇"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①，因而当时多认为他是"救时之相"。卢怀慎为官"忠清直道"，中宗后期多次上疏"陈时政得失"，如今与姚崇同时为相，"自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让之"，当时人称其"伴食宰相"②。一个"救时之相"，一个"伴食宰相"，司马光通过对开元最初几年朝政的考察，得出结论："（姚）崇，唐之贤相，怀慎与之同心戮力，以济明皇太平之政"③。

开元四年十一月，卢怀慎病危，上表举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称其"并明时重器，圣代良臣"。十二月，姚崇任满3年，亦举荐宋璟接替首相之职。闰十二月，玄宗以宋璟兼黄门监（侍中改称），紫微（中书）侍郎苏颋同平章事。这更是一对"同心戮力"的宰相。宋璟素以刚正著称，前面所叙顶撞太平公主"易置太子"便是突出一例。宋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才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史称玄宗"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④何以得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颋的默契配合。苏颋"少有俊少，思如涌泉"，中宗时文诰多出其手，玄宗仍以其"掌文诰"。苏颋与宋璟同知政事的3年中，"璟刚正，多所裁断，颋皆顺从其美；若上（玄宗）前承旨、敷奏及应对，则颋为之助，相得甚悦。"⑤宋璟、苏颋的这种默契配合，比之姚崇、卢怀慎的"同心戮力"可谓更进一步了。

到开元八年正月，接替宋璟、苏颋的也是一对刚柔相济的"良相"，即张嘉贞、源乾曜。他两人虽然不如前面两任政绩卓著，但相比后来，"寅亮帝道，弼谐王政，恐一物之乖所，虑四维之不张，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②　《大唐新语》卷1《匡赞》。

③　参见《新唐书》卷124《姚崇传》。

①　《大唐新语》卷1《匡赞》。

②　《旧唐书》卷98《卢怀慎传》。

③　《资治通鉴》卷211　玄宗开元三年"臣光曰"。

④　《资治通鉴》卷211　玄宗开元四年闰十二月。

⑤　《旧唐书》卷88《苏瓌附苏颋传》。

未尝有乏"①，也是有足称道的。

自开元十一年正月贬张嘉贞、用张说兼中书令以来，10余年间，几乎每届宰相之间都有不和的情况。先是张说与张嘉贞"不平"，继而是张说与源乾曜"不相平"。张说罢相后，李元紘、杜暹先后为同平章事，共知政事。但李、杜"多所异同，情遂不叶，至有相执奏者"②。接下来，侍中裴光庭与中书令萧嵩"同位数年，情颇不协"，"争权不协"③。裴光庭死后，韩休为同平章事，"守正不阿，（萧）嵩渐恶之"，两人常常"争论于上（玄宗）前"④。开元二十一年底，玄宗将萧、韩两人一齐罢免，改任裴耀卿、张九龄并同平章事。第二年五月，以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大体恢复了开元初年宰相"同心戮力"的状况。

玄宗"注意于宰辅"，开元前期的10余年，宰相"同心戮力"，奠定了太平之基。开元中期的10余年，宰相基本不和，但玄宗尚能处置得当，大体是3年左右一换班，既不许争斗不休，形成朋党；又不偏袒某一方，出现专权。从而，保证了朝政安定，实现治平。

（2）出入常均重视地方治理，玄宗也有其独特之处。

诛灭太平公主数日后，玄宗即下敕："自今已后，都督、刺史每欲赴任，皆引面辞。朕当亲与畴咨，用观方略"。⑤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对治理地方"方略"的高度重视。开元二十四年，仍然念念不忘地方吏治，下敕称："诸刺史、县令，与朕共治，情寄尤切"①。因此，《新唐书·刑法志》这样概括开元前期、中期的地方治理情况："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获安乐。二十年间，号称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

玄宗亲选太守、县令，贯彻并推行了一项"出入常均"的措施。开元二年正月下制："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②这里的一"出"一"入"，实即京官与地方官的交流，并要形成制度。六年，再颁敕"于京官中简择历任有善政者补署"刺史。八年又敕："诸司清望官阙，先于牧守内精择。都督、刺史等要人，兼向京官简授。其台郎下除改，亦于上佐、县令中通取。"③十二年，在《重牧宰资望敕》中重申："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县令者。"④制敕接二连三地颁发，京官陆续被择选出京。李濬，在玄宗尚为太子时，被选为太子中允。开元初，出为麟州刺史，政有能名。又授润州、虢州、潞州刺史，"所历皆以诚信待物，称为良吏。"⑤开元十二年山东旱灾，

①　《贞观政要》序。

②　《旧唐书》卷98《李元紘传》。

③　《旧唐书》卷99《萧嵩传》、卷84《裴行俭附光庭传》。

④　《资治通鉴》卷213　玄宗开元二十一年三月、十月。

⑤　《唐会要》卷69《都督刺史以下杂录》。

①　《唐会要》卷81《勋》。

②　《资治通鉴》卷211　玄宗开元二年正月。

③　《唐会要》卷68《刺史上》。

④　《全唐文》卷35。

⑤　《旧唐书》卷185　下《李濬传》。

玄宗命台阁名臣以补刺史，黄门侍郎王丘、中书侍郎崔沔、礼部侍郎韩休等5人出为刺史。十三年，玄宗"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书左丞杨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11人为刺史，命宰相、诸王及诸司长官、台郎、御史"饯于洛滨，供张甚盛"，玄宗还"自书十韵诗赐之"①。大批京官被选为刺史，不仅加强了对地方的治理，也起着改变"轻外官"观念的作用。在"出"的同时，玄宗更注意"入"，选调政绩卓著的地方官为京官。

前面叙述过的宰相姚崇、宋璟、张嘉贞、源乾曜、杜暹、萧嵩、裴耀卿等，都是从地方官直接拜相的。"诸司清望官"包括三省副贰，也多优先从刺史中"精择"。《旧唐书·良吏传下》中，开元前期、中期的不少地方大员，都因"政术有闻"而"入"朝为官。倪若水为汴州刺史，"政尚清静，人吏安之"，又上表谏止宦官奉旨江南采集禽鸟，玄宗手诏称其"守节弥固，骨鲠忠烈"，入拜户部侍郎。姜师度历任陕州刺史、河中尹、同州刺史，以疏决水道、设置盐屯、引水种稻为己任，"公私大收其利"，入为将作大匠。崔隐甫初为洛阳令，"理有威名"，历华州刺史、太原尹，"人吏刊石颂其美政"，开元十四年入为御史大夫，"在职强正，无所回避"，玄宗也谓其"海内咸云称职，甚副朕之所委"。地方官入朝，较京官体察民情，可使下情上达，决策比较符合实际。

开元前期、中期，京官出为刺史，经过几年，再"精择"入朝为三省副贰及"诸司清望官"，这种情况比较普遍。由内而外，再由外入内，上下交流，出入常均，使得京官与地方官的素质得到提高，有力地推动着"开元之治"的实现。

注意宰辅、出入常均，是玄宗任贤致治的两个突出特点。后世的宰臣、史臣都很追慕开元盛世的"多士盈庭"，称赞道："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四门俱穆，百度唯贞"②。

在叙及开元前期、中期"贤臣当国"之时，还要提到的是玄宗的求谏纳言。

前面姚元之所上"十事要"的第九要便是纳谏诤，玄宗回答："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两个多月后，果然"行之"，下制"求直谏昌言、弘益理政者。"当时，不单朝官、外官，就是平民百姓，也多有上书陈时政、直言切谏的。开元五年，玄宗在东都召见僧一行，"访以安国抚人之道，言皆切直，无有所隐。"永穆公主出嫁，"敕有司优厚发遣，依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直言相谏，以为"太平骄僭，竟以得罪，不应引以为例。"这样一提醒，使得玄宗"遽追敕不行，但依常礼。"①道士叶法善也常"以理国之法，数奏昌言"，玄宗往往于"听政之暇，屡询至道"②。和尚、道士尚且如此，内外臣僚更不例外。同时，根据宋璟建言，恢复了太宗时的谏官议政制度，使得中枢决策在博采的基础上更符合实际，减少失误。

玄宗前期、中期的求谏容纳，虽然常常与太宗的求谏纳谏相提并论，但玄宗关于谏诤的思想则远不如太宗。太宗的求谏纳谏明确贯穿着"君臣同心，共成治道"的思想，而玄宗则缺乏这样的认识。在具体做法上，如导人使谏、

①　《资治通鉴》卷212　玄宗开元十二年六月、十三年二月。

②　《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史臣曰"。

①　《旧唐书》卷191《一行传》。

②　《旧唐书》卷191《叶法善传》。

反对盲目顺旨、区别直谏与讪谤等方面，玄宗也都去太宗较远。由此不难明白，为什么开元年间没有产生出魏征那样的典型。

4。抑欲而昌玄宗即位后半年多，即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三月，晋陵县（今江苏常州）一个从九品的县尉杨相如上疏言时政，提出："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愿陛下详择之。"玄宗"览而善之"①。当时，首要的任务是如何对付太平公主，玄宗仅于夏收之际停修大明宫，敕以农务方勤，罢之以待农闲。翦灭太平公主一党后，立即在行动上遵循曾祖父"太宗抑欲而昌"的做法，抑情损欲，刻厉节俭，屡禁奢靡，以求"返朴还淳，家给人足"。

（1）销毁服玩韦后乱政、"太平"怙权的那些年，达官贵戚竞相浮华，以致奢靡成风。安乐公主命人织成百鸟毛裙两件，自己一件，韦后一件，计价百万。这两件毛裙，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下为一色，影中为一色，仿佛百鸟并见裙中。自安乐公主作成此裙，百官之家多仿效，致使"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②至于太平公主，除遍占京畿"膏腴"田园，"绮疏宝帐，音乐舆乘，同于宫掖。侍儿披罗绮，常数百人，苍头监妪，必盈千数。外州供狗马玩好滋味，不可纪极。"③就是玄宗即位后的第一个上元节，太平公主尚"依太上皇之势"弄权之际，长安仍"夜开门燃百千灯"，凡4日。二月，又追作去年"大酺"，上皇、玄宗父子并王公贵戚登楼临观"百司酺宴，以夜继昼，经月余日"。左拾遗严挺之上疏陈"四不可"，劝谏玄宗"以天下心为心，深戒安危之理"④。

开元二年七月，当大政初定之后，玄宗便针对"风俗奢靡"的社会流弊，断然采取了三项措施：其一，乘舆服御、金银器玩，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二，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其三，后妃以下，皆不得服珠锦绣。3　天后，又对百官的服、用作出规定。同时，罢两京织锦坊，禁采珠玉、织锦绣，违者杖一百、受雇工匠减一等杖八十。司马光把这一举措看得很重要，称赞说："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①。"始欲为治"与"能自刻厉节俭"，被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也是为了对照玄宗"晚节犹以奢败"。但在当政之初，玄宗针对往昔弊政造成的"互相夸尚，浸成风俗"，提出"返朴还淳，家给人足"②，确实成为移风易俗，实现"大治"的重要内容。（2）罢遣宫女销毁服玩一个月后，玄宗命有关部门准备车牛，在内朝正殿南面的侧门崇明门将后宫用不着的多余宫女遣送回家。为此，还专门下了一道敕旨，表示"往缘太平公主取人入宫，朕以事虽顺从，未能拒抑"。如今人颇喧哗，"以为朕求声色，选备掖庭"，使其醒悟："见不贤莫若自省，欲止谤莫若

①　《资治通鉴》卷210　玄宗开元元年三月。

②　《旧唐书》卷37《五行志》。

③　《旧唐书》卷183《武承嗣附太平公主传》。

④　《旧唐书》卷99《严挺之传》。

①　《资治通鉴》卷211　玄宗开元二年七月。

②　《册府元龟》卷56《节俭》。

自修，改而更张，损之可也。"③显然，这是出于平息舆论，表示不求"声色"。但玄宗的"见不贤莫若自省，欲止谤莫若自修"这两句话，不仅表达了他的损情抑欲，更见其知过自省之所在。

（3）诏禁厚葬过了一个月，又颁下一道《禁厚葬制》。厚葬，既无益于死者，又有损于生业。然而，"近代以来，共行奢靡，递相仿效，浸成风俗，既竭家产，多至凋弊。"修筑坟墓还不算，还要"别造田园，名为下帐，又有冥器（随葬器物）等物，皆竞骄侈。"为改变这种风习，特地"申明"丧葬的"约束"：冥器等物，规定"色数及长短大小"；"园宅下帐，并令禁绝"；"坟墓茔域，务遵简俭"；"送终之具，并不得以金银为饰"。在这些具体规定之外，还特别明确了违背规定的惩罚措施："违者，先决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授远官。"①（4）自上而始一年之中，接二连三地采取断然措施，目的都很明确，是要针对开元之前种种弊政造成的奢靡之风。由此，确实看到玄宗"求治甚切"的心情。"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在这鲜明的对比中，玄宗选择了"抑欲而昌"的明智做法。

可贵的是，玄宗深知"文质之风，自上而始"②，首先从自己做起，从宰相做起。

前面僧一行谏永穆公主出嫁宜依常礼，是玄宗从自身做起的一例。开元七年，王皇后生父王皎去世，皇后的孪生兄弟、国舅王守一要仿效睿宗窦皇后生父窦孝谌墓葬"故事"，筑高坟大塚。宋璟、苏颋二相"请一依礼式"，更何况开元二年又新颁《禁厚葬制》，玄宗同意了。第二天，王守一仍然请依窦孝谌"故事"，玄宗又"准依旧例"。宋璟、苏颋、再上言玄宗，以为"高坟乃昔贤所诫，厚葬实君子所非"，既已作为制度，"不因人以摇动，不变法以爱憎"。玄宗急忙改过，对宋璟等表示："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纲纪，至于妻子，情岂有私？"③"自上而始"，开元年间的宰相中，不少人都以"清俭"著称。姚崇"无居第，寓居罔极寺，以病痁谒告"，每遇大事，玄宗即"令（源）乾曜就寺问崇"④。姚崇临终前留下遗嘱，告诫子孙"各守其分"，还特别"属以薄葬"①。王夫之更有高见，认为"唯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乂安。"②开元君臣从自身做起，自上而始，使得奢靡风俗基本得到抑制，逐渐形成"返朴还淳"的气象。"开元之治"的实现，可以说正是以"返朴还淳"为其起点的。

③　《唐会要元》卷3《出宫人》。

①　《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

②　《册府元龟》卷56《节俭》。

③　《旧唐书》卷96《宋璟传》。

④　《资治通鉴》卷211　玄宗开元四年十一月。

①　《旧唐书》卷96《姚崇传》。

②　《读通鉴论》卷22《玄宗三》。

5。完善法制承袭贞观法制的宽仁慎刑原则，继续完善法制建设，是"开元之治"的又一重要方面。

（1）宽仁为本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十月，姚元之上"十事要"，第一要便是："自垂拱已来，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请圣政先仁义，可乎？"玄宗表示："朕深心有望于公也。"③这是为了改变武周时代"以威制天下，渐引酷吏"的弊政。

先天二年八月，首先宣布："凡有刑人，国家常法。自今已后，辄有屠割刑人骨肉者，依法科残害之罪。"④这不仅是对酷吏苛刑、滥刑的禁断，而且具有立法的意义。因此，开元年间基本上废除了"屠割骨肉"的酷刑，大体是按照"国家常法"施以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的。十二年四月，因杖刑过重而致人殒毙，又新颁敕命："今后抵罪人合杖，敕杖并从宽，决杖六十"⑤。杖刑从一百减为六十，定为常式。

为了确保禁断苛刑，开元初年的另一措施便是罢黜"身在"的酷吏。在"穷治"太平公主"枝党"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清查尚在的酷吏及其子弟。二年二月，下敕，以涪州刺史周利贞等13人"皆为酷吏"，比周兴、来俊臣等"事迹稍轻"，一律"放归草泽，终身勿齿"。至十三年三月，仍然不忘酷吏的危害。当御史大夫程行谌奏武周时代酷吏23人"残害宗枝，毒陷良善，情状尤重，子孙不许与官"，玄宗立即采纳并颁敕：其"身在者，宜长流岭南；身没，子孙亦不许仕。"①在对酷吏实行"终身勿齿"的同时，玄宗"思徐有功用法平直"②，以其子徐■为恭陵令。表彰徐有功，显然是要官吏"用法平直"。开元年间，涌现了一批执法清严的官吏。李杰，为河南尹，"勤于听理，每有诉列，虽衢路当食，无废处断，由是官无留事，人吏爱之。"③李朝隐，更是"素称清正，断狱亦甚当事"。开元十年迁大理卿，武强令裴景仙"乞取赃积五千匹，事发逃走"，玄宗命抓获"集众杀之"。李朝隐"执奏"，以其"乞赃，犯不至死"。玄宗不许，李朝隐坚持再奏，强调"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④。玄宗最终准奏，杖裴景仙一百，流放岭南。这既表现出李朝隐的刚正，又体现了"宽仁为本"的原则。宋璟为相时，"刑罚清省"；罢相后处理"作乱"案件，仍然贯彻宽仁的原则。开元十年八月，京城长安发生左领军兵曹权楚璧"作乱"事件，权梁山自号"光帝"，西京留守王志愔惊恐至死。玄宗自东都洛阳派河南尹王怡前往处理。王怡治狱"连逮甚众，久之不决"。玄宗以宋璟为西京留守，宋璟来到长安，"止诛同谋数人，余皆奏③　《开元升平源》，下引不再注。

④　《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

⑤　《唐会要》卷40《君上慎恤》。

①　《唐会要》卷41《酷吏》。

②　《资治通鉴》卷　211　玄宗开元二年闰二月。

③　《旧唐书》卷100《李杰传》。

④　《旧唐书》卷100《李朝隐传》。

原之"①，事情很快便解决了。

史书称道："开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宽仁为理本"②。这一概括，是言之有据的。

（2）行罚先亲严以执法在很大程度上标识着"励精求治"的决心，而其难又难在如何对待皇亲国戚、宠幸近密的违法行径上。所以，姚元之上"十事要"的第五事便是："比来近密佞幸之徒，冒犯宪网者，皆以宠免，臣请行法，可乎？"玄宗的决心也很大："朕切齿久矣！"开元前期，君臣们大体做到了法不阿亲。

开元二年正月，玄宗同父异母弟薛王业的舅父王仙童，即睿宗王德妃的兄弟，侵暴百姓，被御史弹劾。薛王业向玄宗求情，即命紫微、黄门（即中书、门下）复核。宰相姚崇、卢怀慎共同奏道："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玄宗听从了姚、卢二相的意见，处罚了王仙童，"由是贵戚束手。"③王皇后的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与御史大夫李杰有过节。开元四年正月的一天，长孙昕约同妹夫杨仙玉在里巷伺机殴打李杰。李杰上表陈诉，大臣被打，实为辱国。玄宗大怒，令斩长孙昕、杨仙玉等。散骑常侍马怀素以为正月不宜行刑，累表陈请。玄宗改斩刑为朝堂杖毙，以谢百官，表示："为令者自近而及远，行罚者先亲而后疏。"④同时，以敕书慰问李杰，说："昕等朕之密戚，不能训导，使凌犯衣冠，虽置以极刑，未足谢罪。卿宜以刚肠疾恶，勿以凶人介意。"①处置长孙昕等，既显示出玄宗"行罚先亲后疏"的法制思想，又表明了他"励精求治"的决心。

（3）刊定法典《唐律疏议》颁行之后，大体相沿使用。而随着社会变动和各项制度变革，令、格、式则有待继续完善。

开元年间，多次删修格式律令。三年正月，颁《开元格》10　卷。七年三月，颁《开元后格》10　卷、《开元令》30　卷、《开元式》20　卷。十九年，颁《格后长行敕》6　卷。二十五年九月，颁《开元新格》10　卷、《格式律令事类》40　卷。二十六年，完成《大唐六典》30　卷。其中，开元二十五年的刊定，是一次最全面的修订，"总七千四百八十条，其千三百四条于事非要，并删除之。二千一百五十条随文损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条仍旧不改。"②总成《律》12　卷、《律疏》30　卷、《令》30　卷、《式》20　卷、《新格》10　卷、《事类》40　卷。《事类》40　卷，"以类相从"，将格、式、律、令处理同一类事务的条款编在一起，虽说是"便于省览"，实则在古代法制史上是一项创新。

鉴于法典日趋完善，至开元二十五年，全年断死刑仅58人，大理狱院一

①　《资治通鉴》卷212　玄宗开元十年八月。

②　《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③　《资治通鉴》卷211　玄宗开元二年正月。

④　《旧唐书》卷100《李杰传》。

①　《资治通鉴》卷　211　玄宗开元四年正月。

②　《通典》卷　165《刑制下》。

片冷落。史称李林甫、牛仙客"二人皆谨守格式，百官迁除，各有常度"③。《大唐六典》30　卷，虽然像是唐代官制沿革，但其"以令式分入六司"

④，因而又具有行政法典的意义。

6。开元之盛经过玄宗君臣"同心戮力"的治理，终于使唐代社会达到鼎盛，出现了"开元全盛"的景象。

当时的一个吏部员外郎以为："国朝故事，莫盛于开元、天宝之际。"

为此，他这样记述了当时的盛况："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①言词之中，虽不无粉饰夸大，但对照开元年间的政治、经济、法制、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仍不失为一篇实录。玄宗的经济思想及开元年间的经济措施、经济发展，都在经济卷详述。军事，亦有专篇。如果说当时人旨在记述当时的盛况，那么当"盛世"过后，史家便着眼于"盛世"的来之不易了。中唐以下，朝野无不向往昔日的"开元全盛"，评说不乏典册。然而，结合史实作出系统总结的，还应当说是《旧唐书·玄宗纪下》后面那一段唐代"史臣曰"："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黜前朝侥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后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乐而出宫嫔，明其教也；赐酺赏而放哇淫，惧其荒也；叙友于而敦骨肉，厚其俗也；蒐兵而责帅，明军法也；朝集而计最，校吏能也。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辔远驭，志在于升平。。。年逾三纪，可谓太平。"典刑、礼乐、慈俭、轨仪，杜奸、戒奢、明教、惧荒、厚俗、明军法、校吏能，日闻献纳、志在升平，等等，都是对实现"天下大治"的经验总结。"开元握图，永鉴前车"，正是中唐以来评说其"全盛"的根本目的！

"开元全盛"掩盖着的另一面，也是不允许忘记的。且不说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对照，就是《兵车行》中"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等句，已足以教人们如何认识"全盛"了。

③　《资治通鉴》卷214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

④　《直斋书录解题》卷6《唐六典》。

①　郑棨：《开元传信记》。

●　　（六）周边关系唐代前期，从太宗至玄宗的130年间，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开放时期，被视为是当时"世界历史演进的重心"①。谈唐代的兴盛，必不可免要谈唐政权与周边的种种关系。

唐朝本土，太宗时分为十道，玄宗时分为十五道。本土之外，与周边关系大体有两种基本情况：一是内附关系，二是朝聘或"朝贡"关系。内附各政权，唐廷在其地设都督府或州，以其首领为都督或刺史，子孙世袭，在其管辖范围内有自主权，有朝贡和出兵助战等义务。这种府或州，统称羁縻州，受唐廷诸道都督府或都护府统领。而仅有朝聘或"朝贡"关系的各政权，与唐政权则无隶属关系，即使某些接受唐廷封号的，也不表示臣属关系。

关于羁縻州的情况，可以视为唐代边疆变化的一项重要标志。《新唐书·地理志七下》专篇记录"开置之目，以见其盛"："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隶陇右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二。又有党项州二十四，不知其隶属。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羁縻州地域如此广大，部族如此繁多，但经济文化则偏于落后。其内附，除了被击败，大都希望得到唐廷的保护，并从经济、文化交流中受益。唐廷接受内附，则主要是为"表威化之远"，声扬国威。因羁縻州"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对唐廷实际利益影响不大。但国力盛衰，却又由此体现出来。兴盛之时，羁縻州先后来归；中衰以后，羁縻州纷纷脱离。

以下，分别叙述边疆和战及唐与海外联系。

1。边疆和战隋、唐与秦、汉在边疆问题上的最大相似之处就是，北方面对着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骚扰、抢掠以及威胁着中原政权的存在；同时，它又控制着西域各个政权，阻隔东西交往的通道。唐代前期的边疆形势可以概括为：击灭突厥，开通西域，中国既安，远人自服。

（1）北灭突厥隋末丧乱，东、西突厥乘机复振，一跃而为雄据漠北、力控西域、势倾中夏的强大军事集团。当时的割据者，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等，"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突厥控制的势力范围，"东尽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李渊兴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①始毕可汗因此"益骄踞"，李渊"每优容之"，多所厚赐。武德三年处罗可汗助秦王攻刘武周，途经并州，"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颉利可汗承其父兄之业，对唐延更为"言辞悖傲，求请无厌"，"有凭陵中

①　详见罗香林：《唐代文化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版。

①　《通典》卷197《突厥上》。

国之志"②。武德四年，率万余骑攻雁门。五年，南下汾州，攻围并州。七年，颉利、突利叔侄二可汗"举国入寇"。八年，颉利集兵10　余万饱掠朔州后，攻袭太原，守将张瑾全军覆没。九年，太宗刚即位，颉利又以20　万精骑直逼关中。前锋攻破武功，京师戒严。太宗以疑兵计化险为夷，迫颉利于渭水便桥"刑白马设盟"而退兵。

渭桥之盟回来，太宗以前代君王"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致遗中国生民涂炭"，每日"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使之"唯弓兵马，庶使汝等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经太宗"教射"和"亲自临试"，"士卒皆为精锐"③。同时，开始征点丁男为府兵，扩大兵源，推行军功政策。

突厥内部，却向相反的方面转化。颉利"纵欲肆情，穷凶极暴"，是"主昏于上"。别部薛延陀、回纥等"自立君长，将图反噬"，是"众叛于下"。突利被疑，由是怨憾，是"兵挫将败"。"塞北霜旱，粮糇乏绝"，可以攻取。"颉利疏其突厥，亲委诸胡"，胡人翻复，内必生变。汉人被虏，保据山险，王师既出，必然响应④。这正是战略反击的有利条件。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十一月，太宗命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计6　总管，10　余万兵，分道出击突厥。第二年正月，李靖出奇制胜，定襄大捷，颉利逃窜。李勣在白道截击，降其部众5　万余。颉利欲施缓兵计，遣使谢罪求和，太宗将计就计。李靖等心领太宗意图，"督兵疾进"，出其不意，大破颉利。李勣又断其漠北退路，颉利西逃吐谷浑，途中为大同道行军副总管生擒，时值贞观四年三月。颉利俘献京师，薛延陀、回纥、仆固等部"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①，太宗成为"西北诸蕃"的最高首领。接着，分颉利故地为6　州，置定襄、云中二都督府。太宗以颉利族人思摩统领其地，后为薛延陀所迫，思摩又还归唐廷。二十一年灭薛延陀后，于其地置六都督府、七州。次年，黠戛斯酋长入朝，以其地置坚昆都督府。高宗时，先后置单于、安北二都护府。单于都护府统管碛口以南突厥诸部，安北都护府统管碛口以北诸蕃，北至安加拉河、叶尼塞河汇流处。

武则天时，颉利"疏属"骨咄禄自立为可汗。至其弟默啜可汗，又恢复昔日盛况。玄宗初年，默啜在内乱中被杀。天宝初，东突厥彻底灭亡，其地尽为回纥据有。

（2）打通西域隋末唐初，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霸有西域"，西域诸国王悉授（以）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②为打通东西方交往之路，唐与西突厥在西域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夺。

高祖时，吐谷浑再起，其王伏允复据南疆与青海。贞观八年，伏允拘留唐鸿胪丞赵德楷，太宗遣使"十余返，竟无悛心"③。九年五月，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统率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等行军总管及突厥、契苾之众，屡②　《旧唐书》卷194　上《突厥传上》。

③　《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

④　详见《旧唐书》卷68《张公瑾传》。

①　《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

②　《旧唐书》卷194　下《突厥传下》。

③　《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

破吐谷浑，伏允兵败自杀。其部众立伏允嫡子慕容顺为可汗，归附唐廷。数月后，慕容顺被部下所杀，子诺曷钵立，唐封以河源郡王。十四年，太宗以弘化公主嫁诺曷钵。至高宗时，吐谷浑被吐蕃吞灭。

降服吐谷浑后，河西走廊打通。进而，便是开启"西域三门户"之一的高昌。高昌地处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厥土良沃，谷麦岁再熟，有葡萄酒，宜五果"，"有文字，知书计，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唐初，高昌王麹伯雅卒，子文泰立，遣使告哀。贞观四年，唐破东突厥，伊吾（今新疆哈密）归附，麹文泰亲王长安朝见太宗。其时，"西戎诸国来朝贡者，皆途经高昌"①，唐与西域的这条交往之路基本畅通。可是，随着吐谷浑与西突厥的崛起，通道受阻。特别是麹文泰臣服西突厥后，"商胡被其遏绝贡献"，"西域使欲来者，文泰悉拘留之"②。贞观十三年底，以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统兵平定高昌。第二年，麹文泰惊惧而死，子智盛继立。唐军攻破其城，麹智盛出降，高昌国灭。以其地为西州，又另置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③平定高昌，为唐打击西突厥在西域的势力奠定了基础。其先，高昌与西突厥屡攻焉耆，夺其城，掠其民。唐平高昌，焉耆请为声援。高昌既灭，西突厥竭力笼络焉耆，结成姻亲，相为唇齿，共拒唐廷。贞观十八年，安西都护郭孝恪请准讨击，夜袭王庭，俘获焉耆王突骑支。

焉耆往西，即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击灭东突厥后，龟兹虽然对唐"岁贡不绝，然臣于西突厥"。郭孝恪讨击焉耆，"龟兹遣兵援助。"贞观二十二年底，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率铁勒十三部及突厥骑兵征讨。第二年（公元648年）底，攻占龟兹，生擒其王诃黎布失毕。龟兹相那利"潜引西突厥之众并其国兵万余人，来袭孝恪"①。唐军反击获胜，共破其大城5　所。

龟兹既定，西域震骇，各部族首领乘机摆脱西突厥控制，服属唐廷，贡使往返，商贾不绝。这段时间，正值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莫贺咄所杀，内乱不已。唐朝逐步打通天山南路向西的通道，亦即裴矩《西域图记》中所说"中道"。

西突厥内乱，西域诸国先受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节度，后又多附乙毗咄陆可汗。乙毗射匮可汗击败咄陆，归顺唐廷。太宗晚年，阿史那贺鲁率部内附，置瑶池都督府。太宗去世，阿史那贺鲁吞并射匮。高宗初年，贺鲁自立为沙钵罗可汗，总有西域诸郡，"数侵扰西蕃诸部，又进寇庭州"。显庆二年（公元657年），高宗命右屯卫将军苏定方等4　将分南北两路讨击贺鲁，在伊丽水（今伊黎河）、碎叶水（今伊黎河西南楚河）一带，彻底击败西突厥，俘获贺鲁，"分其种落，置昆陵、濛池二都护府，其所役属诸国，皆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②第二年五月，将安西都护府由高昌移至龟兹，仍以高昌旧地为西州。安西都护府下统　4　镇，焉耆、龟兹、于

①　《旧唐书》卷198《高昌传》。

②　《旧唐书》卷198《高昌传》。

③　《资治通览》卷195　太宗贞观十四年九月。

①　《旧唐书》卷198《龟兹传》。

②　《旧唐书》卷194　下《突厥传下》。

阗（今新疆和田）、疏勒，称"安西四镇"。安西与昆陵、濛池都护府的设置，保障了天山南、北路的畅通。

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进犯西域，"与于阗合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唐廷被迫"罢安西四镇"，"吐谷浑全国尽没"于吐蕃①。唐朝通往西亚之路，复又受到威胁。西突厥余部乘机骚扰，东突厥余部默啜可汗也一度深入西域地界。到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之众，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乃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发兵以镇守之。"万岁通天元年（公元　696年），吐蕃又"清去安西四镇兵，仍索分十姓之地，（武）则天竟不许之。"②长安二年（公元702年），为加强对西域广大地区的统管，武则天又于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镇）置北庭都护府。

至此，安西都护府领天山南路"四镇"及葱岭以西、阿姆河以南16　都督府，西达波斯都督府（今伊朗东部边境的扎博勒）。北庭都护府领天山北路昆陵、濛池二都护府，昆陵都护府统西突厥五咄陆部23　都督府，濛池都护府统西突厥五弩失毕部，西尽咸海西岸。在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统管之下，西域大体稳定下来，"丝绸之道"的畅通得以保证。此外，在锡尔河以南至阿姆河一带，又有"昭武九姓"，高宗时即置康居都督府以统之。

（3）和亲吐蕃吐蕃（bō，音波）　源出西羌，很早就活动在西藏高原一带。六、七世纪之交，农、牧业都有发展。"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其王称赞普，相称大论、小论。"用刑严峻，小罪剜眼鼻，或皮鞭鞭之，但随喜怒而无常科。囚人于地牢，深数丈，二三年方出之。""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终。"③当时，西藏高原上有三股势力。西部是羊同，以畜牧为业。中部和北部是苏毗，以射猎和畜牧为主，也兼营农业。西南部是吐蕃，其赞普居跋布川（今西藏琼结）。7世纪初，吐蕃朗日论赞吞并了苏毗。其子松赞干布又击灭羊同，统一了西藏高原，定都逻些城（今拉萨市）。

松赞干布，公元629-650年在位，此间，吐蕃创制了文字，又制订了成文法典《十善法律》。唐太宗贞观八年，吐蕃"始遣使朝贡"，太宗差行人冯德遐前往抚慰。松赞干布向唐求婚，太宗未许。松赞干布以为吐谷浑"相离间"，便发兵进攻吐谷浑，尽占其地，屯兵20　万于松州（今四川松潘）西境。十二年，太宗以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统3　总管5　万步骑大败吐蕃于松州城下，松赞干布退兵谢罪，因复请婚，太宗应允。十四年，吐蕃相禄东赞进献黄金、珍玩以为请婚之礼，太宗许以文成公主妻松赞干布。第二年正月，命江夏王李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今青海境内鄂陵湖和扎陵湖）迎接，"见道宗，尽子婿礼"。唐蕃和亲以后，其"酋豪子弟，请入国（子）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①文成公主入吐蕃，带去蔬菜种子、精巧的手工艺品、药物等，如文成公主答

①　《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

②　《旧唐书》卷196　上《吐蕃传上》。

③　《旧唐书》卷196　上《吐蕃传上》。

①　《旧唐书》卷196　上《吐蕃传上》。

尼泊尔公主时所说，"世间诸工巧，妆饰与烹饪，耕稼纺织等"②。高宗初年，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又"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③松赞干布卒后，赞普年幼，委政禄东赞。禄东赞死，其次子钦陵等"专其国"。唐蕃之间，为争夺西域发生了多次战争。高宗时，吐蕃大败唐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于大非川（今青海湖西），尽没吐谷浑。既而，唐工部尚书刘审礼与吐蕃战于青海，兵败而死。"安西四镇"为吐蕃控制20余年，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才又归唐。

中宗时，唐蕃通好，以所养雍王之女为金城公主，嫁吐蕃赞普尺带珠丹。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正月，中宗亲送公主至始平（今陕西兴平），由左骁卫大将军杨矩护送入吐蕃。金城公主又带去锦缯数万、杂伎诸工以及龟兹乐舞。睿宗至玄宗前期，唐蕃间西域之争时有发生。如开元二年秋，吐蕃10万之众进犯临洮军及兰州、渭州，掠监牧羊马而去，唐以摄左羽林将军薛讷等截击。十五年春，吐蕃又大举进犯甘州、瓜州。十七年，唐朔方节度使王祎大破吐蕃，拔其石堡城。吐蕃频遣使请和，玄宗令忠王友皇甫惟明、内侍张元方出使吐蕃。十八年冬，吐蕃赞普遣其重臣名悉猎入朝上表，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于是，唐蕃"仍于赤岭各竖分界之碑，约以更不相侵。"①二十四年以后，吐蕃又西攻勃律，毁分界之碑。二十九年，金城公主卒，吐蕃40　万入犯陇右，夺石堡城，进至河源军（今青海西宁）。

（4）六诏归一唐初，云南地区"群蛮"聚居，名号繁多。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姚州都督府（今云南姚安北），统管羁縻州　13　州。太宗时，置戎州都督府（今四川宜宾西南），统管羁縻州30　余州。

当时，在石城（今云南曲靖西）以西滇池周围居住着西爨，又称"白蛮"。由曲、靖州（今云南昭通一带）往南至步头（今云南建水）居住着东爨，又称"乌蛮"。白蛮的经济、文化，较乌蛮发达一些。

在洱海周围，居住着所谓的"河蛮"，又形成一个中心。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右武候将军梁建方击败松外蛮，松州（今四川松潘）边外诸蛮70　部、10　余万户相继归附。梁建方遣奇兵出巂州（今四川西昌），突然出现在西洱河（今洱海），酋长杨盛大惊，与各部首领请归附。"西洱河大首领杨同外、东洱河大首领杨敛、松外首领蒙羽皆入朝，授官秩。"①高宗初年，西洱河大首领杨栋附、显和蛮大首领王罗祁、郎昆黎盘四州大首领王伽冲等率部内附，入贡方物。其后，吐蕃屡攻西洱河诸蛮，西洱河皆臣吐蕃。玄宗开元元年，河蛮首领入朝，授以刺史。

正当"群蛮"逐渐发展之际，在西洱河周围形成六股势力，因其称呼王为"诏"，遂自号"六诏"。六诏名称及居地分别是："蒙巂诏，居阳瓜州（今云南大理市西南一带）；越析诏，居越析州（今云南宾川）；浪穹诏，居浪穹州（今云南洱源）；邆赕诏，居邆备州（今云南洱海西北一带）；施浪诏，居舍利州（今云南洱海东北一带）；蒙舍诏，居蒙舍州（今云南巍山②　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第五章。

③　《旧唐书》卷196　上《吐蕃传上》。

①　《旧唐书》卷196　上《吐蕃传上》。

①　《新唐书》卷222　下《两爨蛮传》。

一带）。蒙舍诏在最南，故称"南诏"。六诏之中，蒙巂、越析二诏势力较强，蒙舍诏（南诏）则较弱。

蒙舍诏之王姓蒙，父子以名相属。始祖舍龙，舍龙生龙独逻，又名细奴逻。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细奴逻遣其子逻盛入朝，高宗授细奴逻为巍州刺史。第二年，蒙巂诏蒙敛、和舍等作乱，唐廷命姚州道总管进讨。咸亨（公元670-674年）间，唐廷以西爨酋长王仁求讨平蒙敛，蒙巂诏北迁样备（今云南漾濞一带），蒙舍诏（南诏）兼有阳瓜州之地。武则天时，逻盛入朝，其妻生盛逻皮，逻盛喜曰："吾且有子，死于唐地足矣。"②武则天赐其锦袍金带以归。玄宗初年，逻盛卒，盛逻皮继立。盛逻皮子皮逻阁，玄宗封以台登郡王。开元十六年，皮逻阁继立。为扩充势力，皮畹阁开始攻灭西洱河诸蛮。二十五年，战胜河蛮，攻取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县）。第二年，玄宗赐皮逻阁名归义，进爵云南王。皮逻阁乘机请"合六诏为一诏"，玄宗以五诏"持两端，宜其残破"。当时，正是唐蕃争夺茂州（今四川茂县）之西安戎城的激战时刻，助南诏攻五诏，无疑会牵制吐蕃。玄宗派遣中使王承训、御史严正诲赴皮逻阁军，先灭越析，次灭三浪（浪穹、邆赕、施浪），再灭蒙巂，建立了以西洱河地区为中心的南诏政权。二十七年，皮逻阁迁其都城至太和城。

在建立南诏政权的过程中，皮逻阁逐渐完备了各项主要制度。设官，羽仪长8人，兵、客、户、刑、工、会六曹曹长各1人，大将军12人，清平官6人，地方分设8　节度使。"凡丁壮皆为战卒"，"农收既毕，兵曹长行文书境内，诸城邑村谷，各依四军，集人试枪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①玄宗天宝以后，南诏与吐蕃成为唐政权西南边境的两股强大政治势力。

（5）渤海兴起唐朝东北边境，居住着奚、契丹、室韦、靺鞨等族。

奚，聚居滦河上游，西接突厥，东邻契丹，分为5　部，每部酋长1人，称俟斤。逐水草，以畜牧为主。太宗贞观二十二年，率部内附，置饶乐都督府，以其大酋长可度者兼领，以其5　部为5　州。武则天时，契丹反唐，奚与契丹"递为表里，号曰"两蕃""②，唐廷也常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奚、契丹两蕃使。

契丹，居外辽河上游，西接奚，东邻高丽，南至营州（今辽宁朝阳），北为室韦，逐猎往来，居无常处，君长大贺氏，分为8　部。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①突厥强盛时，长期受东突厥控制。太宗贞观初，其君长摩会率部内附。二十二年，窟哥等部又请内属，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兼领。武则天时，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内兄孙万荣，俱为营州都督赵文翙侵侮，起兵杀赵文翙，占据营州，唐廷连派大将多次征讨，都被打败。不久，李尽忠死，孙万荣代领其众，由于奚与突厥的袭击，孙万荣以轻骑败走被杀。玄宗初年，复置松漠都督府，以李失活兼领，所统8　部因其旧帅为刺史。其后，又通姻好。开元后期，契丹使臣入朝贡方物，②　《旧唐书》卷197《南诏蛮传》。

①　《蛮书》卷9、《南诏野史》卷上。

②　《旧唐书》卷199　下《奚传》。

①　《旧唐书》卷199　下《契丹传》。

不为宰相所礼，因而起兵抄掠边境。唐玄宗以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进行防御经略。开元二十三年，以契丹知兵马中郎李过折代理松漠都督。

室韦，居黑龙江上游及额尔吉讷河一带，西邻突厥，东接黑水靺鞨，南为契丹，北至大海，分20　余部，互不统属，首领号"莫贺弗"。高祖时，曾向唐廷贡方物。太宗贞观初年，以东突厥被击灭，遣使贡丰貂。中宗时，请助唐攻讨突厥。玄宗时，入朝10　次。在室韦居住的广大地区，唐廷还设置了室韦都督府，以统管其地。

靺鞨，分粟末、黑水两部，西接室韦、契丹，东至于海，南为高丽，北抵室韦、北海。黑水靺鞨居北，粟末靺鞨在南。隋末，有酋帅突地稽率部内属。唐高祖仍以其地置燕州，以突地稽为总管。其子李谨行，高宗时曾于青海破吐蕃，封燕国公。玄宗时，黑水部全盛，分为16　部。开元十三年，在黑水靺鞨置黑水军，次年又以其最大部落为黑水都督府（今伯力），其余各部为属州，均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唐廷"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②十六年，赐其都督姓名为李献诚，授以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唐政权在黑龙江流域建起了较为完整的行政、军事机构，势力范围远及黑龙江入海口和库页岛。

渤海，本靺鞨粟末部，先附高丽。高丽亡后，其首领大祚荣据东牟山，筑城居之（今吉林敦化），自立为振国王，通使于突厥。其"地方二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①。中宗时，始通使往来。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以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部为忽汗州，置都督府（今吉林敦化），命大祚荣兼都督。至此，始去靺鞨之号，专称渤海。开元七年，大祚荣卒，嫡子大武艺继位，承袭封号。大武艺一面拓展疆土，一面派遣学生到长安入太学，学习唐朝的文化、制度。二十六年，大武艺病卒，子钦茂继立，遣使入朝"求写《唐礼》、《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许之。"②肃宗时，发展成"海东盛国"，这是后话。

2。海外联系唐朝前期国势的富强，使得对外关系空前发展，玄宗时达到顶点。

（l）海东关系唐朝与海东的关系，主要是与朝鲜半岛、日本的关系。

唐朝初年，朝鲜半岛上是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世为仇敌，数相侵伐"。高祖时，以其三国"俱为藩附，务在和睦"③，分别遣使通好。太宗贞观十六年，高丽西部大人（酋长）泉盖苏文杀高丽王高建武，立高藏为王，自立为"莫离支"，相当于唐朝兵部尚书兼中书令，专擅其政。同时，联络百济，合攻新罗。新罗求助于唐廷，太宗遣使劝谕高丽，令勿攻新罗，泉盖苏文不听，太宗乘机发兵。十八年，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战船500　艘，载甲兵4　万余，自莱州渡海趋平壤；以太子左卫率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6　万及西北胡兵趋辽东。第二年二月，太宗率②　《旧唐书》卷199　下《靺鞨传》。

①　《资治通鉴》卷211　玄宗开元元年二月。

②　《册府元龟》卷999《请求》。

③　《旧唐书》卷199　上《新罗传》。

诸军自洛阳出发，"亲征辽东"。唐军陆路连破辽东、白岩、盖牟数城（今辽宁沈阳、抚顺一带），海路攻占卑沙城（今辽宁金州），耀兵于鸭绿水。但当进军安市城（今辽宁辽阳）时，高丽拼死固守，终不能克。九月，太宗"以辽东仓储无几，士卒寒冻，乃诏班师。"①在此同时，百济乘机袭取新罗20　余城。其后数年，与唐中断往来。高宗时，百济与高丽、靺鞨又夺新罗城池，新罗向唐乞援。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水陆10　万之众渡海，与新罗合兵攻破百济，以其故地原有5　部，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因其酋长为都督、刺史。不久，百济旧将起兵抗唐，立故王子扶余丰为王，恢复大部故地。唐廷留镇百济的将军刘仁愿、刘仁轨坚守熊津城（今韩国公州）。百济引日本救兵以拒唐军。刘仁愿、刘仁轨击败百济、日本联兵，尽占百济之地。新罗渐次据有百济，唐与新罗联合，对高丽造成南北夹击之势。

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丽泉盖苏文死，其子男生代立为莫离支。男生、男建、男产兄弟"各树朋党，以相攻击"。男生被逐，其子献诚向唐廷求援。高丽内乱，为唐朝攻取造成极好机会。年底，即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众出击高丽。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九月，攻占平壤。年底，分高丽5　部为9　都督府、42　州，总隶于安东都护府，以薛仁贵为安东都护，镇守平壤。

新罗与唐朝，大体保持友好往来关系。高丽亡后，新罗王金法敏逐渐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接受唐朝制度、文化极为广泛，如设官有宰相、侍中、司农卿、太府令，都城平壤仿长安分宫城、皇城和外廓城等。文化典籍、佛教、佛经，传播更多。开元二十五年，玄宗选邢é出使新罗时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①仅此即可见新罗文化的发达，亦可知唐朝文物制度对新罗的影响。

日本，曾派出遣隋使4　次，隋朝遣使日本1　次。隋炀帝时，遣隋留学生高向玄理等，直至唐初才回日本。唐朝前期，日本所派"遣唐使"（日本派遣出使唐朝的使者）不少于10　次，每次都有留学生、学问僧同来唐朝，如玄宗开元二十年多治比广成一行竟多达594人。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就是在高向玄理等留学生的协助下进行的。所颁行的班田制、租庸调制简直就是受唐朝的直接影响，其后形成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官制系统也大体依照唐制而成。

人员往来，形成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高潮。武则天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其朝臣真人（相当唐朝户部尚书）粟田来唐，武则天宴于麟德殿。玄宗初年，粟田再次来唐，"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其副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②朝衡又作晁衡，留唐朝京师数十年，与诗人王维、李白交往颇深，王维、李白都有诗作赠别晁衡。唐朝赴日最有名的僧人就是鉴真和尚，6　次东渡，终于成功，对日本的建筑、医学、艺术都作出重要贡献。

（2）南亚交往

①　《旧唐书》卷　199　上《高丽传》。

①　《旧唐书》卷199　上《新罗传》。

②　《旧唐书》卷199　上《日本传》。朝衡，本名阿倍仲麻吕。

唐朝的南方和西南方，当时主要有林邑（今越南南方）、婆利（今马来西亚）、真腊（今柬埔寨、老挝）、骠国（今缅甸）、泥婆罗（今尼泊尔）以及天竺等国，"贞观、开元之盛，来朝者多也"①。

其时，天竺分为五天竺，即中天竺、东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北天竺。唐高祖时，中天竺王尸罗逸多（玄奘《大唐西域记》称为戒日王）征服其余四天竺，"威声远振，刑政甚肃"。太宗贞观十年，唐僧玄奘到中天竺取梵本经论650　余部，受到尸罗逸多隆重的奖励。十五年，尸罗逸多自称摩伽陀王，遣使朝聘，太宗厚礼回报。二十二年，王玄策出使天竺，尸罗逸多卒，发生内乱，叛臣阿罗那顺篡位自立，发兵攻击王玄策，掠夺诸国贡物。王玄策逃往吐蕃，吐蕃、泥婆罗出兵8000　余，从王玄策击败阿罗那顺。此刻，玄奘早已回到长安，开始翻译经论，并将其取经经历和各地风土人情撰成《大唐西域记》12　卷。

其后，五天竺诸王朝贡不断。玄宗之世，遣使次数更多。开元八年，南天竺王尸利那罗僧伽请以战象及兵马助唐攻大食、吐蕃，玄宗"甚嘉之，名军为怀德军"②。

（3）中亚之争唐朝西部边境与波斯（今伊朗）接壤，太宗时波斯被大食击败，波斯王于贞观二十一年遣使来唐，请求援助。高宗龙朔元年（661年），波斯王卑路斯"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唐因其地置波斯都督府，以卑路斯为都督。然其地"渐为大食所侵"①，仅部众犹存，继续与唐廷保持来往。

大食，即哈里发或伊斯兰帝国，穆罕默德建立。唐太宗初年，穆罕默德攻取麦加，统一阿拉伯半岛。随后，东灭波斯，向中亚发展，高宗永徽二年，哈里发遣使东来，唐与大食开始正式交往。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大食击破波斯、拂菻。玄宗以前，大食攻占阿姆河、锡尔河流域，"西域康国、石国之类，皆臣属之"。开元初，太食又遣使来朝，"唯平立不拜"②。西域诸国，如安国、康国、俱蜜、吐火罗、石国纷纷上表，请求唐廷发兵征讨大食，救其苦难。其时，大食、吐蕃共立阿了达为王，攻拔汗那，拔汗那兵败奔安西求救。监察御史张孝嵩率兵万余出龟兹西数千里，大破阿了达，唐之声威复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③唐与大食在争夺西域的过程中，促进了东西方的种种交往。

拂菻，又称大秦，即东罗马，东南与波斯接壤，隋炀帝欲通拂菻而不能致。唐太宗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来朝，献方物，太宗以玺书答慰，回赠绫绮。大食强盛后，渐陵其国，臣属大食。高宗、武则天时，遣使来朝。玄宗开元七年，又两次来朝。唐与东罗马的交往，当确信无疑。

①　《旧唐书》卷197《南蛮西南蛮传》"史臣曰"。

②　《旧唐书》卷198《天竺传》。

①　《旧唐书》卷198《波斯传》。

②　《旧唐书》卷198《大食传》。

③　《资治通鉴》卷211　玄宗开元三年十一月。

四、极盛转衰唐代社会由治转乱的明显标志，无疑是安史之乱。同时，整个天宝（公元742-756年）间经济持续发展，人户、耕地、仓储、百工、钱币以及治安等，都达到或显示着唐朝的鼎盛。然而，唯独开元后期以来的朝政与上述盛况形成强烈的反差，鲜明地暴露出"气盛而微"的衰象，导致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莫大遗憾。

（一）天宝危机当了20多年太平皇帝的玄宗，自开元二十四（公元736年）前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①由此，潜伏下深刻的社会危机。在随后的20年间，玄宗沿着奢欲和怠政两个方面自己将自己推向了绝路。

1。人君德消通常都以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玄宗罢张九龄、裴耀卿相职，命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作为由治趋乱的分界，即所谓"治乱固已分矣"②。这留在后面叙述。让我们先看看玄宗本人的一些重要变化。（1）天子家事开元二十四年前后，玄宗被接二连三的"天子家事"所烦恼。随心所欲的结果，导致了始料不及的惨局。

此时，武惠妃宠幸倾后宫。二十三年，先为惠妃亲生女咸宜公主选驸马杨洄，大办婚礼。接着，又为惠妃亲生子寿王册妃、纳娶杨玉环。先前，玄宗宠幸赵丽妃，以其子为皇太子。此时，寿王最受"钟爱"。废立太子之争，必然公开化。尽管张九龄一再强调"太子天下本，不可轻摇"，并列举了历代废立造成的大乱、流血乃至失天下，都无济于事。二十五年四月，玄宗竟偏信杨洄的一面之词，废太子兄弟3人为庶人，随即赐死。后代史家评论此事说："明皇一日杀三庶人，昏蔽甚矣。"①年底，武惠妃死。进入开元二十六年，玄宗是怎么样一种状况呢？立何人为太子，"犹豫岁余不决。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诛死，继嗣未定，常忽忽不乐，寝膳为之减。"②被玄宗称为"我家老奴，岂不能揣我意"的高力士，确实"揣知"皇上心意，说出"推长而立，谁敢复争"的话来，坚定了玄宗立第三子忠王玙（后改名亨）为皇太子的决心，解决了"天子家事"中的一大难事。

然而，自武惠妃逝去，"上心忽忽不乐。时每岁十月，驾幸华清宫（按：天宝六载以前称温泉宫），内外命妇，熠耀景从，浴日余波，赐以汤沐，春风灵液，澹荡其间。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顾左右前后，粉色如土。"③因此，

①　《资治通鉴》卷214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

②　《新唐书》卷宗165《崔群传》。

①　《新唐书》卷222　中"赞曰"。

②　《资治通鉴》卷214　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五月。

③　陈鸿：《长恨歌传》。

二十六年冬、二十七年冬到骊山，都只逗留半月左右。二十八年正月，仅小住8　天。还是"老奴"最能"揣知"圣上的心意，"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二十八年十月，"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①如果说这一年十月玄宗在骊山18　天是与杨太真初次幽会，那么二十九年十月至十一月便是杨太真正式随玄宗避寒温泉宫了。史称："不期岁，恩礼如惠妃"，"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②天子家的两件大事都得到满意的解决，陶醉于盛世、喜庆之中的玄宗下诏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二月，玄宗加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改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尚书左、右丞相复为仆射，东都为东京，北都为西京，州为郡，刺史为太守。天宝三载正月初一，改"年"为"载"。天宝的最初3年间，明皇与太真"娘子"4　次幸骊山温泉宫，每次都在30　天以上，因此"史言帝耽乐而忘返"③。天宝四载八月，玄宗60　周岁生日（千秋节）第二天，正式宣布"太真"妃号为"贵妃"。贵妃仅次于皇后，而当时未立皇后，玄宗设此封号是要使杨贵妃统领后宫。

（2）荒怠政事开元二十四年冬，玄宗自东都回到西京，从此"不复东幸"。用李林甫的话说，"知上厌巡幸"。如果说玄宗"怠于政事"自此始，那么经过数年"家事"烦恼的天子，刚刚寻求得一位精神上的寄托，沉溺在新的欢乐之中，还有多少心思会放在勤政上！天宝三载，明皇与太真"娘子"的恋情正在如胶如漆之际，便从容地对高力士说出："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①尽管高力士强调"天下大柄，不可假人"，玄宗仍然听不进去，足见其倦怠、厌政之深！

李、杨恋情的升华，必然助长明皇思慕由人间美景进入天仙胜境，"天长地久"地"世世为夫妇"。天宝元年十月，造长生殿，名为集灵台。开元十三年改集仙殿为集贤殿，表明其信"贤"不信"仙"。此时，重建集灵台，表明颇信神仙。四载正月，玄宗竟对宰相说，在宫中筑坛祈福，"俄飞升天，闻空中语云："圣寿延长""。于是，太子、诸王、宰相纷纷上表祝贺。到天宝九载前后，时人以明皇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②所有这一切，都是二人同享："昨夜上皇新受箓，太真含笑入帘来。"③"唐之君诞妄而臣侫谀"，已经不再是什么"怠于政事"，简直就是昏庸荒政了。

（3）奢靡成风荒怠政事、思慕长生，与之相伴的绝不会是刻厉节俭，只能是崇尚奢靡，即所谓"心荡而益奢"。

开元末年，贵臣贪权，饰巧求媚，提出将赋税与贡献区分开，即"赋税当委于有司，以给经用；贡献宜归于天子，以奉私求。"实际上，这是在教

①　《新唐书》卷5《玄宗纪》。

②　《太平御览》卷141《杨贵妃》。

③　《资治通鉴》卷215　玄宗天宝二年十月胡三省注。

①　《资治通鉴》卷215　玄宗天宝三载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16　玄宗天宝九载十月。

③　张祜：《集灵台二首》，《全唐诗》卷511。

天子如何侵吞天下"贡赋"中"贡"的部分，任其挥霍。玄宗竟然"悦之"，新建琼林、大盈二库，收藏天下之贡。后来，陆贽一针见血地指出："荡心侈欲，萌柢于兹。"④天宝四载，随着太真"娘子"获得贵妃的地位，杨氏远近亲属顺着裙边成为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暴发户。其兄杨铦为殿中少监，从兄杨锜尚武惠妃女太华公主，为驸马都尉，"贵妃三姊，皆赐第京师，宠贵赫然。"由于"用度日侈，后宫赏赐无节"，玄宗又不想总是从国库中支取，户口色役使王鉷"探知上指"，便私下把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转入大盈内库，"以供宫中宴赐"。王鉷蒙骗玄宗说："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玄宗"以鉷为能富国，益厚遇之"，提拔为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实际上，王鉷是"务为割剥以求媚，中外嗟怨。"①到天宝七载，玄宗又以贵妃的3　个姐姐"皆有才色"，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出入宫掖，并承恩泽，势倾天下。"史称："三姊与铦、锜五家，凡有请托，府县承迎，峻于制敕；四方赂遗，辐凑其门，惟恐居后，朝夕如市。""上所赐与及四方献遗，五家如一。竞开第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费，动逾千万。既成，见他人有胜己者，辄毁而改为。"②当时，天下赋调之正数钱物，皆归于太府寺左藏署。八载二月，玄宗率百官"观左藏"。由于"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这样一种表象，更使玄宗以为"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③李林甫、杨国忠、杨氏五家、高力士等，是当时"贵宠之家"的代表，也是穷奢极欲的典型。

半个多世纪以后，当唐明皇的子孙回顾这一盛世的殷富时，便发现："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④玄宗晚年造成的奢靡成风、物务多废的恶果，给后来的唐代官民的印象是无法抹掉的！

早在开元中期，人们便以关中大风震电，蓝田山推裂百余步影射"人君德消政易"①。作为民谣，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开元中期的政治状况，也是民心的一种表达，认为皇帝一天不如一天了。开元后期到天宝年间的事实，恰恰证明着"人君德消政易"。

2。宰相误国玄宗自开元末年"渐肆奢欲，怠于政事"，给宰相专权造成了可乘之机。先是李林甫"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②，后是杨国忠取而代之，以聚④　《旧唐书》卷139《陆贽传》。

①　《资治通鉴》卷215　玄宗天宝四载八月、十月。

②　《资治通鉴》卷216　玄宗天宝七载十一月。

③　《资治通鉴》卷216　玄宗天宝八载二月。

④　《旧唐书》卷16《穆宗纪》。

①　《新唐书》卷35《五行志二》。

②　《资治通鉴》卷216　玄宗天宝十一载十一月。

敛而"终成其乱"③。

（1）委政林甫李林甫出身宗室，曾祖父是李渊的从父弟。以辈份而论，李林甫当是玄宗的远房叔叔。开元二十二年五月，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入宰相班子。但当时张九龄为中书令、裴耀卿为侍中，李林甫还不是主要执政者。面对玄宗"渐肆奢靡，怠于政事"，张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而李林甫却"巧伺上意"，并"日思所以中伤"张九龄。两年多的时间，"林甫日夜短九龄"。于是，玄宗"积前事，以耀卿、九龄为阿党"，并罢政事④。自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始，李林甫为中书令（后改称右相）整整16年，至其病卒。

李林甫取代张九龄之后，便欲"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他对谏官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补阙（谏官）杜琎上书，第二天就被出为地方县令。谏官议政之制被破坏，"自是谏诤路绝矣"。不过，此时的李林甫还谈不上"自专大权"。天宝三载，他见户部尚书裴宽为玄宗"所重"，恐其拜相，只能暗中指使刑部尚书裴敦复"以五百金赂女官杨太真之姊，使言于上（玄宗）"①，才将裴宽排挤出京。这时的李林甫，对于功业才望超过自己的人，还只能是"百计去之"。

当皇上与太真"娘子"久住骊山"耽乐而忘返"，"悉以政事委林甫"

之后，他才得"自专大权"。就是说，玄宗的"欲高居无为"助长了宰相弄权。先前，自姚崇始，中书令大体上是三五年一更换。玄宗委政李林甫后，这一更换制度被彻底破坏。

李林甫专权，当以天宝四载始起大狱为标志。这一年，为铲除"不附己者"，开始制造冤狱。吉温，素称"惨酷"。罗希奭，"为吏深刻"。李林甫得此二人大喜，"二人皆随林甫所欲深浅，锻炼成狱，无能自脱者，时人谓之"罗钳吉网"。"②随即，韦坚、杜有邻、王忠嗣等冤案接连发生，左相（侍中）李适之自求散官，罢政事。同平章事陈希烈更是"唯诺"而已，"凡政事一决于林甫"。制度规定，宰相午后六刻乃出，李林甫改为午前"巳时即还第，军国机务皆决于私家。"③为了"耽宠固权"，李林甫更想出"杜出将入相之源"的诡计。他声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应当多以"蕃人"专任大将。这些人多不识文字，不能为相，便可以解除他人"出将入相"之忧了。可是，他却没料到，安禄山起兵正是"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①。（2）权假国忠接替李林甫为右相（中书令）的杨国忠，原名钊，与杨贵妃是从祖兄妹关系。经诸杨"引之见上，得随供奉官出入禁中"。玄宗赏识他的"强明"，称其为"好度支郎"。借助诸杨的影响，被用为王鉷的判官。

天宝六载，李林甫屡起大狱，别置推事院，以杨钊为御史，与酷吏吉温、③　《资治通鉴》卷216　玄宗天宝七载六月。

④　《资治通鉴》卷214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

①　《资治通鉴》卷214　玄宗天宝三载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15　玄宗天宝四载六月。

③　《资治通鉴》卷215　玄宗天宝五载四月。

①　《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

罗希奭共同制造冤狱，"所挤陷诛夷者数百家"。一年当中，杨国忠以聚敛骤迁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15　余使职。七载六月，又升为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至九载，为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玄宗赐名国忠。吉温以其"恩遇浸深"，便为其"画代林甫执政之策"。从此，杨国忠开始翦除李林甫的心腹，以谋取宰相大权。

十一载四月，杨国忠借王鉷弟王銲与邢縡利用龙武万骑作乱之事大作文章，断言王鉷必定"预谋"。玄宗以其"不应同逆"，李林甫"亦为之辩解"，左相（侍中）陈希烈"极言鉷大逆当诛"。王鉷赐自尽，杨国忠兼京兆尹，加御史大夫及京畿、关内采访等使，"凡王鉷所绾使务，悉归国忠。"②更进一步，又"穷竟邢縡狱，令引林甫交私鉷、銲与阿布思事状"，陈希烈等则"附会国忠，证成其状，上由是疏薄林甫。"③自此，杨国忠与李林甫成为死敌。当南诏大举犯边之际，李林甫乘机"奏遣"身兼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赴镇所，试图将其挤出京师。杨国忠辞行时哭诉"必为林甫所害，贵妃亦为之请"，玄宗竟许以"屈指待卿，还当入相"。不久，李林甫病卒，杨国忠即为右相（中书令），兼文部（吏部）尚书，领40　余使职。

为"收人望"，杨国忠建议"文部选人，无问贤不肖"。于是，"国忠凡所施置，皆曲徇人所欲，故颇得众誉。"①然其居相位后，"妬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则有过于李林甫。史称杨国忠"立朝之际，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颐指气使，无不詟惮。"②当其忌左相陈希烈时，陈希烈便"累表辞位"。他见京兆尹李岘"不附己"，便借"灾沴归咎"，贬其为长沙太守。河东太守兼采访使韦陟"文雅有盛名，杨国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赃污事，下御史接问。"凡此种种，引起高力士的担忧，对玄宗说："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玄宗听罢，"默然"无语③。

杨国忠"终成其乱"，有两点不同于李林甫。肃宗时的宰相房琯说出一点："往杨国忠聚敛，产怨天下。"④宋代学者苏轼更有一段系统论述："（宇文）融既死，而言利者争进。韦坚、杨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杨国忠而聚敛极矣。故天宝之乱，海内分裂，不可复合。"⑤"聚敛极矣"，走向反面，导致"天宝之乱"，这是杨国忠甚于李林甫的一个方面。

杨国忠"终成其乱"的另一不可推卸的罪责是：千方百计欲"以激怒（安）禄山，幸其动摇，内以取信于上"。天宝年间，安禄山恩宠日渐加深，又握有兵权，"（杨）国忠知其跋扈，终不出其下，将图之，屡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状，上不之信。"杨国忠或指使门客刺探安禄山"阴事"，或"围捕其宅"，或贬其安插在京官中的耳目，使得"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当玄宗欲以皇太子监国，自己领兵亲征之时，杨国忠担心太子将置诸杨于死地，指使杨氏姊妹"哭诉于贵妃，贵妃衔土请命，其事乃止。"待到哥舒翰奉敕镇守潼关，以"利在守险，不利出攻。"杨国忠担心哥舒翰"持兵未决，虑②　《资治通鉴》卷216　玄宗天宝十一载四月、五月。

③　《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

①　《资治通鉴》卷216　玄宗天宝十一载十二月。

②　《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

③　《资治通鉴》卷217　玄宗天宝十三载九月。

④　《新唐书》卷139《房琯传》。

⑤　《栾城后集》卷11《历代论五》。

反图己，欲其速战，自中督促之"，致使"王师奔败，哥舒受擒，败国丧师"。所有这一切都被载入史册，故称"皆国忠之误惑也"①。

3。天下势偏开元中期以来，明皇开边意未已，精兵皆戍北边，使天下之势偏重。

（1）边将日重节度使的设置，见于睿宗之时。玄宗开元年间，陆续设置了河西、陇右、幽州、剑南、朔方、太原以北（河东）、安西、北庭等节度使。每一节度使领若干州，为这一地区最高军事长官。功名卓著者往往可以入朝为相，故节度使地位颇重。

自唐兴以来，军事统帅都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四夷之将，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然而，时至开元中后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则庆、忠诸王，宰相则萧嵩、牛仙客，始遥领矣；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②早在开元四年，刚刚拜相的宋璟就注意到边将邀功的问题。史称：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竟生侥幸，痛抑其赏"③。可是，宋璟罢相后，边将久任、遥领、兼统的情况都变得越来越普遍。

至天宝元年正月，适应"吞并四方"的需要，玄宗分平卢别为节度，共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它们是：安西节度使，抚宁西域，治龟兹城，兵2.4　万；北庭节度使，防制突骑施、坚昆，治北庭都护府，兵　2　万；河西节度使，断隔吐蕃、突厥，治凉州，兵　7.3　万；朔方节度使，捍御突厥，治灵州，兵6.47　万；河东节度使，与朔方犄角以御突厥，治太原府，兵5.5　万；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治幽州，兵9.14　万；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治营州，兵3.75　万；陇右节度使，备御吐蕃，治鄯州，兵7.5　万；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治益州，兵3.9　万；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静夷、獠，治广州，兵1.54　万。这样的部署，不仅造成"公私劳费，民始困苦"，而且出现"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的情况。再加以李林甫提出边将"用寒畯胡人"，"诸道节度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始禄山倾覆天下"①。

（2）宠信禄山安禄山，柳城（今辽宁朝阳）混血胡人。开元二十年，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用为捉生将，认作养子。二十四年，为平卢讨击使，讨击奚、契丹，贪功兵败，按军法当斩。张守珪惜其骁勇，执送东都候旨。宰相张九龄坚持依军法，并奏道："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②玄宗仅免其官。张守珪死后，安禄山凭着行贿送礼、献"忠"取媚两条，步步高升。二十八年，为平卢军兵马使。二十九年，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两蕃（奚、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天宝元年，为平卢节度使。二

①　《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

②　《资治通鉴》卷216　玄宗天宝六载十二月。

③　《资治通鉴》卷211　玄宗开元四年闰十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216　玄宗天宝六载十二月。

②　《旧唐书》卷99《张九龄传》。

年正月，首次入朝向玄宗献"忠"心，说："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虫）食臣心"①。三载三月，以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礼部尚书席建侯巡视河北后"称禄山公直"，宰相李林甫、户部尚书裴宽"皆顺旨称其美"。三人深受玄宗信任，"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

天宝六载正月，安禄山以范阳、平卢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大约从这时起，常令其将刘骆谷留京师，刺探朝廷动静。史称"安禄山潜蓄异志"，"凶逆之萌，常在心矣"。然其"外若痴直，内实狡黠"。岁献俘虏、奇珍异兽不绝于路，向玄宗再次表白腹中"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玄宗命诸杨与其叙兄弟，安禄山更"请为贵妃儿"。玄宗"以为信然，益爱之"②。七载六月，赐其铁券，享有赦免死罪的特权，称其镇守北疆犹如"万里长城"。九载，赐爵东平郡王，唐朝边将封王自此始。十载二月，求兼河东节度使。从此，安禄山便握有平卢节度使（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兵3.75　万人，范阳节度使（治所在今北京西南）兵9.14　万人，河东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兵5.5万人，计约20　万人，占十镇之兵的40％，"禄山恃此，日增骄恣。尝以曩时不拜肃宗（太子亨）之嫌，虑玄宗年高，国中事变，遂包藏祸心，将生逆节。"③20　万镇兵之外，安禄山又收养奚、契丹骁勇善战的壮士近万人，畜战马数万匹，军需、珍宝不计其数，以高尚、严庄、张通儒与将军孙孝哲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崔乾祐、田承嗣等为将领。值此"将生逆节"之际，朝中正是李林甫、杨国忠"为仇敌"之时。天宝十二载，杨国忠使人劝说安禄山，让其诬告李林甫与突厥降将阿布思谋反。此时李林甫已死，安禄山趁机打击阿布思。当阿布思为回纥攻破后，安禄山诱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

史称："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及杨国忠为相，视之蔑如也，由是有隙。"①杨国忠没有能力控制安禄山，便只能"屡言禄山有反状"。可安禄山已然是"恩宠日深"，不单出入宫掖不禁，就是与贵妃对食"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杨国忠只得"厚结"哥舒翰，"共排安禄山"。哥舒翰已为陇右节度使，杨国忠又奏以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赐爵西平郡王。至此，安禄山兼统三镇，封东平郡王；哥舒翰兼统二镇，封西平郡王，当时"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而杨国忠又兼领剑南节度使。以三镇对三镇，兵力相当。只可惜"承平日久，未尝习兵"，加之权力倾轧，将相的心思全用在了"争宠固位"上。久已荒政的皇上，"依违"其间，既"权假宰相"，又"益信禄山为忠"。结果，杨国忠"数以事激"安禄山，"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安禄山则"决意遽反"，以"将兵入朝讨杨国忠"为借口，起兵范阳，酿成大乱。

①　《安禄山事迹》卷上。

②　《资治通鉴》卷215　玄宗天宝六载正月。

③　《安禄山事迹》卷上。

①　《资治通鉴》卷216　玄宗天宝十二载五月。

（二）藩镇起伏安禄山起兵直指两京，是玄宗天宝年间潜伏的种种危机的总爆发。战乱过后，皇权低落，盛世不复再来。藩镇自河北、山东扩展到河南、江淮，此起彼伏，形成割据局面，影响及于唐亡。

1。安史之乱自玄宗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范阳起兵，中经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

史思明再起范阳，至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结束战乱，前后7年又3个月，史称"安史之乱"。

（1）禄山构乱天宝十四载七月，安禄山打算派遣兵将潜入京师，上表献马3000　匹，每匹牵马夫2人，以蕃将22人部送，车300　辆，每辆车夫3人。河南尹达奚珣疑其有变，上奏提醒玄宗。"于是上稍悟，始有疑禄山之意。"然而，竟无丝毫戒备。十一月，皇上与贵妃、诸杨依惯例避寒华清宫，安禄山发所部三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15　万，号称20　万，起于范阳（今北京西南），南下直趋两京。"兵起之后，列郡开甲仗库，器械朽坏，皆不可执，兵士皆持白棒。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①所过郡县，望风瓦解。北京（太原）副留守被劫持，陈留、荣阳等郡连连失陷。朝廷仓促应战，命高仙芝、封常清相继东讨，又以哥舒翰守潼关。高仙芝、封常清相次败绩，洛阳失守，安禄山军逼潼关。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由代北入河北，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据兵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其附禄山者，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②安禄山西攻潼关，受到来自背后的威胁。

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不久，颜杲卿兵败，河北复为安禄山部将占据。其后，河北反复拉锯。六月，由于杨国忠猜疑哥舒翰，促其引兵出关，为安禄山将崔乾祐所败。潼关失守，京师无险可据，玄宗在杨国忠、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的怂恿下，仓慌出走剑南。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北），禁军统领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并杀其子户部侍郎及韩国、秦国夫人。"军士围驿，请"陛下割恩"将贵妃"正法"。玄宗无奈，"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①安禄山宠将孙孝哲带兵进入长安后，"大索三日，民间财赀尽掠之，府县因株根牵连，勾剥苛急，百姓愈骚。"②七月，太子亨灵武即皇帝位，改元至德，是为肃宗。八月，玄宗逊位，称太上皇。九月，以广平王俶（后改名豫）为天下兵马元帅。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月，正当郭子仪、李光弼等奉命收复东、西两京之际，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等所杀。唐军乘机反攻，又借来回纥兵助援，九月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安庆绪退保邺郡（今河南安阳），史思明奉表以所部13　郡、

①　《安禄山事迹》卷中。

②　《资治通鉴》卷217　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218　肃宗至德元载六月。

②　《新唐书》卷225　上《安禄山传》。

兵8　万投降，肃宗以其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河北复为朝廷所有。十二月，太上皇还京。

（2）思明再起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李光弼以史思明"终当叛乱"，筹划除灭之策。事泄，史思明据魏州（今河北大名），与安庆绪相呼应。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率步骑20　余万攻讨安庆绪，史思明发范阳兵13　万以救邺郡。由于官军各路兵马互不统属，九节度之师溃散。史思明既败官军，屯驻邺郡，杀安庆绪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祐等。安庆绪先前所据有的州县及兵众，至此尽归史思明。二年四月，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改范阳为燕京。九月，史思明入洛阳，城空，无所得，但以其为叛军的中心据点。十月，河阳一战，李光弼军大败史思明。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九月，肃宗下诏：郭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还定河北。"由于宦官鱼朝恩从中作梗，事竟不能行。二年二月，李光弼与史思明战于邙山，官军败绩，河阳、怀州再陷。三月，史思明被其长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洛阳即皇帝位，改元显圣，密使人至范阳杀其异母弟史朝清及不附己者。其部自相攻杀，数月范阳方定。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太上皇、肃宗相继晏驾，宦官李辅国引太子豫即皇帝位，为代宗。十月，以长子适（kuò　，音扩）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道节度使及回纥于陕州，进讨史朝义。史朝义兵败北逃，"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①此间，出现军士废立节度使的情况。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卒，裨将李怀玉等推侯希逸为使。河东军乱，杀节度使邓景山。

宝应二年正月，史朝义逃至范阳。其部薛嵩、张志忠、田承嗣、李怀仙相继归顺朝廷。史朝义欲投奚、契丹，被李怀仙追杀，传首京师。长达7年又3　个月的"安史之乱"，至此平定。

2。割据形成史朝义传首京师，虽然标志着"安史之乱"的结束，但其遗留的祸乱却又从此而起。

（1）仆固之叛在长年征战当中，皇室对统兵将帅多所猜忌。自用宦官观军容以来，郭子仪、李光弼作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屡屡遭到用事宦官的排挤。在决胜史朝义的最后征讨中，仆固怀恩作为诸军节度行营副统帅"为人构陷，愤怨殊深"，便企图借助史朝义余部实力，达到拥兵固宠的目的。

代宗宝应元年十一月，在穷追史朝义的进军中，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洺、邢4　州降，恒阳节度使张志忠以赵、恒、深、定、易5　州降，仆固怀恩受降后都保留了他们的职位。数日后，朝廷下制："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①半个多月后，朝廷以张志忠为成德军节度使，仍然统领恒、赵、深、定、易5　州，赐姓李，名宝臣。李宝臣以王武俊为先锋兵马

①　《资治通鉴》卷222　肃宗宝应元年十月。

①　《资治通鉴》卷222　肃宗宝应元年十一月。

使。

第二年闰正月，史朝义已经传首京师，河北诸州皆归朝廷。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朝廷方面"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于是，以薛嵩为相、卫、邢、名、贝、磁6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5　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史称："河北藩镇，自此强傲不可制矣。"②藩镇雄据一方，又称方镇。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数年间，边兵精锐者大都征调入内，称为"行营"。

吐蕃乘机步步深入，尽占河西、陇右之地。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七月，仆固怀恩以"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谕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北，功无与比，而为人构陷，愤怨殊深"，引回纥、吐蕃10　万兵马入犯关中，京师震骇。朝廷以仆固怀恩所领将士多为郭子仪朔方军旧部，遂诏郭子仪为朔方节度大使，出镇奉天（今陕西乾县），仆固怀恩引兵退去。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九月，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刺数十万众分道入犯关中，吐蕃趋奉天、党项趋同州（今陕西大荔）、吐谷浑等趋盩厔（今陕西周至），回纥继吐蕃之后，仆固怀恩又以朔方兵继其后。途中，仆固怀恩暴卒，大将范志诚统其众。郭子仪奉命进驻泾阳（今陕西泾州），回纥受盟而还，吐蕃夜遁。

仆固怀恩卒后，代宗们亦有所悟，竟发出"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①的"悯然"之叹。

（2）魏博抗命在朝廷对付仆固之叛和抗击吐蕃入犯的同时，仆固怀恩欲借以为"党援"的河北四镇乘机不断壮大实力。代宗在位期间，以田承嗣最为跋扈。

田承嗣，卢龙人，安、史的嫡系与死党。前面已叙，归唐后被仆固怀恩奏留为魏博防御史。宝应二年六月，又升为魏博节度使。在魏博，田承嗣尽举管辖围范内的户口，强壮者入籍为兵，仅留老弱从事耕种，数年间拥兵10万。同时，又从中精选骁健者万人为卫兵，称为"牙兵"。广德二年正月，田承嗣奏准以其所统辖的兵马名为"天雄军"。

其先，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来瑱被宦官程元振诬陷赐死，其属右兵马使梁崇义被推举为帅，朝廷无力征讨，以梁崇义为节度留后。永泰元年五月，平卢节度使侯希逸镇淄青，好游猎，营塔寺，不得人心。军士推李怀玉为帅，赶走侯希逸。七月，朝廷以李怀玉为知留后，并赐名正己。至此，割据局面初步形成："承（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及正己皆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①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六月，幽州兵马使朱希彩、经略副使朱泚、泚弟滔共杀节度使李怀仙，朱希彩自称留后。朝廷密诏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遣将讨伐，不胜，遂以朱希彩为卢龙节度使。七年，朱希彩残虐将卒被杀，牙兵推朱泚为留后，朝廷遂以朱泚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八年，昭义（相卫）②　《资治通鉴》卷222　代宗广德元年闰正月。

①　《资治通鉴》卷223　代宗永泰元年九月。

①　《资治通鉴》卷223　代宗永泰元年七月。

节度使薛嵩死，弟薛崿为留后。其年九月，田承嗣为安、史父子立祠堂，谓之"四圣堂"。十月，加同平章事。九年三月，又以皇女永乐公主许其子田华。"上意欲固结其心，而承嗣益骄慢。"

大历十年正月，田承嗣诱昭义将吏作乱，兵马使裴志清赶走留后薛崿，率其众归田承嗣。田承嗣乘机袭取相、卫、邢、洺4　州，独占昭义管辖之地。成德、淄青素来就被魏博所轻视，李宝臣、李正己上表请求讨伐田承嗣。朝廷亦"欲因其隙"，于四月下令命河东、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潞诸道发兵前临魏博。八月，田承嗣"以诸道兵四合，部将多叛而惧"，"遣使奉表，请束身归朝"。朝廷竟准其所请，暂停围攻。田承嗣以此为缓兵计，先挑拨成德、平卢两军，避免魏博被切断；再拉拢李正己，解除南顾之忧；又利诱李宝臣"密图范阳"，转袭朱滔，瓦解北线攻势。十一年二月，以其两次上表请入朝，下诏赦罪，恢复官爵，其余部众一概不究。不久，汴宋留后卒，都虞候李灵曜以田承嗣为援，自为留后，欲效河北诸镇。朝廷下诏讨伐，田承嗣却遣其子田悦救援。田悦兵败而归，李灵曜被押送京师斩首。代宗复命征讨田承嗣，诸道相互观望，朝廷"亦无如之何"，悉复田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

至代宗大历十二年底，平卢节度使李正己由先前控制10　州扩大为控制15　州，拥兵10　万，雄据东方；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据7　州，拥兵5　万；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据7　州，拥兵5　万；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据6　州，拥兵2　万。各镇"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上宽仁，一听其所为。""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①3。方镇连兵大历十四年五月，代宗卒，太子适（kuò　，音扩）即位为德宗。德宗初年，欲革前弊，锐意削平藩镇，展开了一场新的殊死较量。

（1）四镇称王德宗即位前，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卒，以其侄田悦为留后。同时，淮西左厢都虞候李希烈赶走节度使李忠臣，诏以李希烈为淮西留后。德宗即位，又以李希烈为淮西节度使。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卒，子李惟岳自为留后。当初，成德李宝臣、淄青李正己、魏博田承嗣、山南东道梁崇义商定，要子孙世袭。因此，田承嗣卒，李宝臣力争以田悦继嗣，朝廷依准。如今李宝臣卒，田悦多次为李惟岳请继袭。朝中也有人以为："惟岳已据父业，不因而命之，必为乱。"德宗想革除旧弊，说："贼本无资以为乱，皆藉我土地，假我位号，以聚其众耳。向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乱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乱，而适足以长乱也。然则惟岳必为乱，命与不命等耳。"②坚决不许。田悦、李正己各派使者与李惟岳"潜谋勒兵拒命"，于是成德、淄青、魏博、山南东道"遥相应助"，连兵与朝廷较量，出现了所谓的"四镇之乱"。二年五月，田悦派遣兵将首先抢攻邢、磁二州及临洺，欲消除成德、魏

①　《资治通鉴》卷225　代宗大历十二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26　德宗建中二年正月。

博两镇结合部位的威胁，六月，李正己派兵扼守徐州甬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切断江淮、江汉粮道。德宗决意平藩"已乱"，先与吐蕃、回纥通和，使边疆暂时安定，从西京抽调防秋（防吐蕃秋季入犯）兵1.2　万人赴关东。同时调集朔方、关中、太原，西至蜀汉，南尽江、淮、闽、越诸道兵，试图一举粉碎四镇的连兵抗命。七月，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于临洺大破田悦，德宗又命幽州留后朱滔讨李惟岳。恰逢李正己卒，其子李纳擅领军务，与李惟岳派兵救援田悦。八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连败梁崇义，攻入襄阳，梁崇义传首京师。三年正月，朱滔大败李惟岳，成德兵马使王武俊杀李惟岳，传首京师。其时，马燧等再破田悦，田悦退守魏州。河北略定，李纳势孤力单，朝廷以为天下不日可平。李惟岳被杀，德宗轻率下诏三分成德镇。朱滔、王武俊以分割成德镇不是论战功行事，对朝廷生怨。被困魏州的田悦闻讯乘机相与联络，说：朝廷"志欲扫清河朔，不使藩镇承袭"，"三镇连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则他日永无患矣！"①朱滔、王武俊以其所说为是，发兵救援。三年四月，德宗命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东讨田悦，以拒朱滔、王武俊。六月，官军大败，朱滔、王武俊与田悦会师魏州。十一月，四镇结盟，朱滔为盟主，自立为冀王，称孤，田悦立为魏王、王武俊立为赵王、李纳立为齐王，均称寡人。

（2）朝廷蒙难四镇连兵称王未已，又有节镇镇帅加入到割据阵营中，兵变称帝，攻占京城长安，朝廷再度西逃。

先前，淮南节度使李希烈斩获梁崇义，攻占山南东道治所襄阳后，据为己地。朝廷另派节度使接管，李希烈不满而去。德宗加李希烈同平章事，改任淮宁节度使兼平卢、淄青、兗郓、登莱、齐州节度使，使讨李纳。四镇称王之时，李希烈正率部移镇许州，彼此"交通"，共袭汴州，使东南转运不敢沿汴渠、蔡水西上，建中三年十二月，朱滔、王武俊等劝李希烈称帝，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第二年正月，"四王"各遣使上表李希烈，称臣劝进。八月，李希烈以3　万兵围襄城（今河南襄城）。淮西招讨使李勉为救襄城，遣将乘虚直捣李希烈巢穴许州（今河南许昌）。德宗命中使指责李勉违诏，撤兵中遭伏击而败，襄城更加危机。

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征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固原一带）诸道兵以救援襄城，节度使姚令言率兵5000　途经京城长安。军士冒雨，一无所赐，京兆犒师，粗米咸菜，众怒而哗变，攻入长安城中。德宗与太子、诸王、公主从宫苑北门仓惶出走，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泾原兵将共推前任泾原节度使、被夺兵权留住长安私第的朱泚为主，朱泚趁机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这一事　件，史称"泾原之变"。与此同时，李希烈攻占襄城。朱泚自将军兵围逼奉天经月，邠宁留后韩游瓌（guī，音瑰）、京畿渭北节度使浑瑊拒兵血战。十一月，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昼夜兼程赶到奉天救援。奉命东讨田悦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此时也回师向西，击退朱泚，使其退守长安，奉天解围，宰相卢杞等忌其战功，阻止德宗召见李怀光，又命其引军东取长安。李怀光顿兵不进，上表揭露宰相卢杞、宦官翟文秀等罪恶，德宗贬卢杞等为远州司马，杀翟文秀。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德宗下诏"罪己"赦天下。王武俊、田悦、李纳见赦令，皆去王号，上表谢罪。

①　《资治通鉴》卷227　德宗建中三年二月。

然而，李希烈自恃兵强财富，反倒称起皇帝来了，号国大楚，改元"武成"。此间，李怀光心生异志，与朱泚通谋，想吞并李晟统领的神策军。事泄，李怀光据兵向西，德宗逃离奉天，又欲奔蜀。李晟一面激励将士，一面上表德宗，请留驻梁州（今陕西汉中）"以系亿兆之心"。四月，韩游瓌、浑瑊在奉天会合，与李晟东西呼应。五月，李晟、浑瑊大败朱泚、李怀光，朱泚逃奔泾州，李怀光逃奔河中，朝廷收复京师。六月，朱泚被部将斩杀，传首行在。七月，德宗一行返回长安。

贞元元年（公元785年），马燧、浑瑊合兵屡败李怀光，进抵河中（今山西永济）。八月，河中守将纷纷投降，李怀光不知所为，自缢而死。至此，唯有李希烈尚据淮西抗命。

贞元二年初，李希烈部将连续进犯襄州、郑州，均被击退。四月，淮西大将陈仙奇毒死李希烈，杀其亲眷，举众归顺朝廷，授为淮西节度使。

由讨伐四镇之乱，引出李希烈、朱泚、李怀光的更大兵祸。虽然战火平息，但藩镇世袭和自立统帅也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二年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自为留后，朝廷也只能承认。此后，终德宗之世，藩镇自为留后、藩镇间的彼此攻战，不绝于史。而朝廷竟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辈益横，终唱患祸"①。德宗末，宪宗初，"天下方镇四十八"，"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②。

①　杜牧：《守论》序，《樊川文集》卷5。

②　《资治通鉴》卷237　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

（三）宫廷变动自安禄山构乱至"四王"、"二帝"连兵被平息，"大唐天子"由玄宗经肃宗、代宗过渡到德宗。整整半个世纪，宫廷变动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或明或暗地影响着后来的政局。

1。三帝更替肃宗、代宗、德宗虽然都是以皇太子的正式身份继承帝位的，但其继承方式却各自不同。

（1）父子分道肃宗李亨，玄宗第三子，开元二十六年立为太子。李林甫、杨国忠多次"潜谋不利"，以致"几危者数四"。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太子亨委曲求全地渡过了18　个春秋。

马嵬驿兵变，改变了太子亨的处境。尽管说太子是兵变主谋的证据并不充分，但太子参与密谋又是确凿无疑的："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所谓"太子未决"，至多可以解释为"未下决心"，但绝不是想"制止"。兵变之后，何去何从？父老遮道请留："若殿下（太子）与至尊（玄宗）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谁为之主？"①玄宗执意入蜀，给太子脱离父皇控制提供了一个"为百姓主"的极好机会。李辅国"乃献策请分兵北如朔方，以图兴复。"②李辅国又"密启"太子妃张良娣，张良娣"赞其谋，遂定计北趣灵武。"③太子的两个儿子，建宁王倓、广平王俶，也积极鼓动太子留下来。从此，玄宗与太子亨分道扬镳。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七月甲子，玄宗到达普安郡（今四川剑阁）。3日后，颁布制命：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取长安、洛阳。同时，又以永王璘、盛王琦、丰王珙为方面统帅，共讨安禄山。孰不知，就在玄宗到达普安的那天，太子亨已经抵达灵武3　天，宣布即皇帝位，是为肃宗。其时，文武官员不满30人，以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改元至德，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一个月后，肃宗的使者到达成都。玄宗出于无奈，不得不宣布"让"位，成为唐朝历史上的第三位太上皇。

（2）后宫弄权肃宗即位后，采纳李泌建议，以长子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至德二载，广平王俶、郭子仪统兵收复两京。乾元元年，张良娣已由淑妃进为皇后，李辅国依附皇后，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势倾朝野。其时，广平王俶已由楚王进封为成王。张皇后亲生子兴王佋只有几岁，便欲立为皇嗣，肃宗则以"成王长，且有功"立长子为皇太子，改名豫。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前后，"张皇后与李辅国相表里，横于禁中，干豫朝政，请托无穷，上（肃宗）颇不悦，而无如之何。"①对于太子豫，"（皇）

①　上引均见《资治通鉴》卷218　肃宗至德元载六月。

②　《册府元龟》卷668《翊佐》。

③　《新唐书》卷77《肃宗废后张氏传》。

①　《资治通鉴》卷221　肃宗乾元二年二月。

后犹欲危之，然以子佋早世而侗幼，故太子得无患。"②待到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张皇后与李辅国之间出现矛盾。四月，张皇后乘肃宗"寝疾弥留"之际，以李辅国"久典禁军，四方诏令，皆出其口"，矫诏召太子入宫，"谋诛辅国"。太子豫以"圣躬不康，当出外徐图之。"张皇后"知太子难与共事"，便召肃宗次子越王系谋。越王系与内谒者监段恒俊选宦官有勇力者200　余人，授甲于长生殿。射生内侍程元振知其谋，密告李辅国，李辅国以兵护太子藏于飞龙厩，深夜突入宫禁，搜捕越王及其同谋，"幽皇后于别殿"，"皇后、越王俱为辅国所害"①。同时，肃宗驾崩，太子豫于肃宗灵柩前即皇帝位，为代宗。

（3）大历恢复代宗即位之时，正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决胜之际。宝应元年四月，以长子奉节王适（kuò　，音扩）为天下兵马元帅，讨史朝义。十月，长子适已由鲁王进为雍王，仍为天下兵马元帅。

代宗在东宫时，以李辅国专横，心甚不平。继位后，"以辅国有杀张后之功，不欲显诛之"。十月壬戌夜，"盗入其第，窃辅国之首及一臂而去。"②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又削去宦官程元振的官爵，放归田里。二年正月，立长子雍王适为皇太子。

二年三月，代宗以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疏浚汴水。"自是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唐世推漕运之能者，晏为首，后来者皆遵其法度云。"③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二月，诏定京兆府户税："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四升。秋税，上田亩五升，下田三升。"又"悉以度支之务委于宰相。"④十三年正月，敕毁白渠支流碾硙以灌农田，升平公主请留其二硙。代宗说："吾欲以利苍生，汝识吾意，当为众先。"⑤公主当天即令人毁之。经济问题当在经济卷详述，这里略略提及，旨在表明代宗大历年间已开始注意恢复生产，并出现一些将成为趋势的新情况。

大历十四年五月，代宗"始有病"，以皇太子监国。当月，代宗崩，遗诏以郭子仪摄冢宰，主持葬礼，太子适即皇帝位，是为德宗。

2。德宗朝政德宗李适（公元742-805年），在位25年，改元3　次，依次为建中、兴元、贞元。"贞元"者，欲追贞观、开元之治也。史称："德宗皇帝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①（1）初革积弊德宗即位，便着手革除肃、代以来的积弊。

首先是戒奢省费。大历十四年闰五月，诏罢四方贡献，又罢梨园使及乐②　《新唐书》卷77《肃宗废后张氏传》。

①　《旧唐书》卷115《越王系传》。

②　《资治通鉴》卷222　肃宗宝应元年十月。

③　《资治通鉴》卷223　代宗广德二年三月。

④　《旧唐书》卷11《代宗纪》。

⑤　《资治通鉴》卷225　代宗大历十三年正月。

①　《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史臣曰"。

工300　余人。泽州刺史上《庆云图》，德宗下诏："朕以时和年丰为嘉祥，以进贤显忠为良瑞，如卿云、灵芝、珍禽、奇兽、怪草、异木，何益于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无得上献。"②先前各国所献驯象、豹之类，统统放归山林。出宫女数百人。七月，毁元载、马璘等宰辅、将帅宅第，以绝天宝末年以来贵戚宅第"穷极奢丽"之风。年底，诏以天下财赋皆归左藏国库，改变玄宗后期至代宗"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而入于大盈内库的积弊。

在戒奢省费的同时，德宗更注意"天下钱谷"，以充国用。大历十四年闰五月，以刘晏判度支，总领天下财赋，掌江南、山南、江淮、岭南以及关内、河东、剑南各道利权。刘晏虽然"变通有无，曲尽其妙"，但"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而其理财"以爱（养）民为先"，故"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财赋岁入便随着人户增长而不断增加，"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①。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德宗始用杨炎议，作两税法，详见本史经济卷。然而，诏以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罢盐铁、转运等使，却几度反复。罢刘晏盐铁、转运等使，"天下钱谷，无所总领"。复置使职，"餽运之务，悉委于（杜）佑"。罢杜佑利权，"出纳无所统"，又引起混乱，复以刘晏门生包佶、崔纵分领汴东、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总度支大要。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年初，又罢水陆运使，以诸道租赋悉委观察使、刺史遣官部送京师。不到两个月，关中仓廪竭，禁军喧哗。恰逢浙江东西道节度使、平章事、江淮转运使韩湿运米3　万斛至陕，六军皆呼万岁。秋后，江淮粮米陆续运抵关中。年底，以韩滉兼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作为执掌国用大权的诸使之职，至此方成定制，不再逆转。因使职拜相，或以相领使，自德宗以下，遂成惯例（唯敬宗一朝例外）。韩滉兼充诸使，此职则由文臣充任转而为镇帅兼领了。

（2）削弱相权鉴于玄宗后期李林甫、杨国忠专权的弊端，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十月便令宰相轮流执政事笔，轮流承旨，10日一更换。肃宗在位的7年间，主要是张皇后与李辅国弄权，未出现宰相专权的情况。

代宗在位的17年间，元载以谋诛宦官鱼朝恩，"自谓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僭侈无度。"②元载专权，主要是杜绝谏官论事，排斥异己（如颜真卿、李泌等）。当代宗知其所为后，渐收其权，于大历十二年诛之。

德宗一朝，进一步限制相权，助长了内廷势力的发展。

初年，杨炎独任大权，以复恩仇为事，诬陷刘晏致死，天下冤之。继而，卢杞陷杨炎致死。及至泾原兵变，朝廷西出奉天、梁州。德宗"居艰难中，虽有宰相，大小之事，必与（陆）贽谋之，故当时谓之"内相"，上行止必与之俱。"①陆贽，自德宗即位，便召为翰林学士，数问得失。因此，史称："贞元之政，多参决于内署。"②李泌的时罢时用，也表露了德宗多听信顾问②　《资治通鉴》卷225　代宗大历十四年闰五月。

①　《资治通鉴》卷226　德宗建中元年七月。

②　《资治通鉴》卷224　代宗大历五年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230　德宗兴元元年三月。

②　《旧唐书》卷158《韦贯之附绶传》。

之臣，而不信任宰臣。

贞元二年，以刘滋、崔造、齐映同平章事，但令其分判尚书省六部之事：齐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刘滋判吏、礼部，崔造判户、工部。宰相仅行六部长官之权，而失中枢决策之职。后李泌拜相，德宗又以军旅、吏礼、刑法分委宰相李泌、张延赏、柳浑。李泌奏道："至于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强调"宰相之职，不可分也。"③九年，陆贽、贾耽、赵憬、卢迈同平章事，诏改秉笔10日一轮换为1日一轮换。十二年，干脆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县令以上皆皇帝自选用，中书省只走文书程序而已。结果，德宗所取信的裴延龄、李实、渠牟等，"权倾宰相，趋附盈门"。实际上，仍然是不信外廷信内廷。

（3）依重宦官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直至中宗之世，仍然是"权未假于内官"。玄宗的发迹，与内官高力士密不可分，因而崇重宫禁。高力士以其"谨密"、"倾心奉上"，特承恩顾。天宝十三载，玄宗置内侍监2人，正三品，以高力士、袁思艺对任之，打破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的旧制。但高力士"谨慎无大过"，"巧密，人悦之"，没有擅权乱政之举。

李辅国扈从肃宗灵武即帝位，被擢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以心腹委之。

"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府县按鞫，三司制狱，必诣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宰相李揆，"位居台辅，见辅国执子弟之礼，谓之"五父"。"①代宗即位，以其有定策之功，尊为"尚父"，加司空、中书令。

程元振亦有辅定代宗之功，挤掉李辅国，接替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之职。

史称："是时元振之权，甚于辅国，军中呼为"十郎"。"②襄阳节度使、同平章事来瑱，肃宗灵武即位时第一任宰相裴冕，都因与程元振小有过节，程元振便诬来瑱以罪，竟遭诛杀；又发属吏赃私，外贬裴冕。"二人既被诬陷，天下方镇皆解体，元振犹以骄豪自处"，勋爵加至骠骑大将军，封邠国公。此二人虽守三公、封王爵、干预国政，但尚未全握兵权。

代宗时，宦官掌枢密，宦官监领禁军，到后来都逐渐演变成制度。

永泰年间，宦官董秀掌枢密。至大历十二年，始终以董秀"宣传诏旨于中书门下"③。董秀被诛，乔献德接任。宪宗时，正式定名为枢密使。再后，便是"宰相、枢密，共参国政。"④宦官监领诸军，当自肃宗乾元元年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使讨安庆绪，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为发端。代宗广德元年底，吐蕃入犯京畿，诸道兵将皆忌程元振弄权陷害，征召不集。鱼朝恩带领禁军迎奉，深受宠异，改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典神策军。鱼朝恩虽然"恃勋自伐，靡所忌惮"，甚至妬郭子仪功高，屡行离间，但仍然不能够任情与夺，由己废立。鱼朝恩被诛以后，内官不复典兵。德宗即位之初，以李光弼属吏白志贞"小心勤恪"，引为腹心，由司农卿调用为神策军使。白志贞纳豪民赂，补③　《资治通鉴》卷232　德宗贞元三年六月。

①　《旧唐书》卷184　李辅国传）。

②　《旧唐书》卷184《程元振传》。

③　《册府元龟》卷665《恩宠》。

④　《资治通鉴》卷250　懿宗咸通二年二月。

为军士，多不在军，仅以名籍领取给养。泾原之变，德宗急召禁军，白志贞无兵保驾，唯有早年在东宫时的两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带领大小宦官百余人左右从行。白志贞贬官后，左、右神策军，悉委窦文场等主之。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十月，德宗"颇忌宿将握兵多者，稍稍罢之"，遂以窦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希迁监右厢兵马使，后王希迁罢，以霍仙鸣监右厢。"宦官握兵柄，自此不可夺矣。"①贞元二年九月，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四年，置左、右神威军，与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号曰十军。"神策军尤盛，多戍西京，散屯畿甸，禁卫皇室。八年，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募才勇之士，窦文场恶之，以其妻党犯卫禁而治其罪，贬柏良器为右领军。史言："自是宦官始专军政，为宦官挟兵权以胁天子张本。"②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以帅禁军，乃以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仙鸣为右神策护军中尉，右神威军使张尚进为右神策中护军，内谒者监焦希望为左神策中护军。""时窦、霍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③禁军戍卫，禀赐优厚，诸将多请遥隶神策军，称行营，皆统于护军中尉，其军多至15　万人。十七年以后，杨志廉、孙荣义分别以左、右神策中尉副使之职接替左、右神策护军中尉，效法窦、霍，怙宠骄恣。依附者众，宦官之势益盛。故史言宦官"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①宦官专掌禁军，自德宗一朝成为常制，终唐之世不变。

宦官威权日盛，带给社会的一大危害便是宫市强买。

先前，宫中购买市间物品，命官吏主持，按值讨价。自贞元十三年前后，"屡有中官于京城市肆强买人间，率用直百钱物，买人数千钱物，仍索脚价，及进奉门户，谓之宫市。"②中官（宦官）购物，"不持文牒，口含敕命"，"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另派数百人于市中查望，白取其物，不还本价，称之为"白望"。常常是"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夺之。"③徐州刺史张建封入觐京师，具奏宫市之害。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希宦官之旨"，奏以京师游手无业者数千万家，"仰宫市取给"。德宗竟信其言，凡言宫市者皆不听用。十四年，京兆尹吴凑再奏宫市之弊，宦官以其为右金吾都知赵洽、田秀岩之谋，二人坐流天德军服役。

如果说自肃宗起，皇帝都有宦官参预拥立，那么经德宗一朝宦官威权的膨胀，其后不单能够拥立皇帝，而且可以废黜君王了。

①　《资治通鉴》卷231　德宗兴元元年十月。

②　《资治通鉴》卷234　德宗贞元八年十二月。

③　《旧唐书》卷184《窦文场、霍仙鸣传》。

①　《旧唐书》卷184《宦官列传》序。

②　《唐会要》卷86《市》。

③　《旧唐书》卷140《张建封传》。

（四）元和中兴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德宗病疾而崩，太子李诵继位，即顺宗。

顺宗以病体登基，在位8　个月，是一个过渡性的帝王。其间，韦执谊为同平章事，王伾为翰林学士，王叔文为翰林学士兼充度支盐铁转运副使，主持朝政。史家称：顺宗"自其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①七月，顺宗以"积疾未复"，权令皇太子李纯监国，以杜黄裳为门下侍郎、袁滋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八月，顺宗以"疾恙无瘳"，令皇太子即皇帝位，自称太上皇，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皇太子李纯即位于宣政殿，是为宪宗。顺宗"革德宗末年之乱政"，被称为"永贞革新"。

宪宗即位的第二年，改元"元和"，历史进入一个"中兴"的时代。

1。政归宰辅唐代的一位史家在记述和评论宪宗一朝政事时写道："上自藩邸监国，以至临御，讫于元和，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盗。"②军国枢机归于宰相，确实是宪宗朝政的一大新气象，也是使"唐室中兴"的一大重要因素。

（1）股肱良臣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二月，宪宗与宰相论帝王为政之道。杜黄裳对答说："帝王之务，在于修己简易，择贤委任"。"为人主之体固不可代下司职，但择人委任，责其成效，赏罚必信，谁不尽心。"他特别强调："人主常势，患在不能推诚；人臣之弊，患在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诈，礼貌或亏，欲求致理，自然难致。"①宪宗深以为然，表示"犹须宰执臣僚同心辅助，岂朕今日独能为理（治）哉！"四月，策试制举之士，元稹、独孤郁、白居易、萧俛、沈传师等才智之士被启用。元稹上疏论谏官职能，奏请恢复百官以次进对、正衙奏事等制度。宪宗"颇嘉纳其言，时召见之。"

二年正月，杜黄裳出镇河中，以武元衡为门下侍郎、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李吉甫（公元758-814年），字弘宪。拜相后，以"宰相之职，宜选擢贤俊"，而裴垍久在礼部、考功二司，多识"今之才杰"，使其举荐。裴垍所举30　余人，"数月之内，选用略尽，当时翕然称吉甫有得人之称。"②三年九月，李吉甫密荐裴垍代己为相，自图出镇淮南。"在扬州，每有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皆密疏论列。"六年正月，裴垍病免后，李吉甫复入朝知政事。九年九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请袭父位，李吉甫以淮西四境无援，宜因时取之，"颇叶上旨，始为经度淮西之谋。"③其间，七年，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5《顺宗》。

②　《旧唐书》卷15《宪宗纪下》"史臣蒋系曰"。

①　《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

②　《旧唐书》卷148《裴垍传》。

③　《旧唐书》卷148《李吉甫传》。

李吉甫与李绛共相。五月的一天，宪宗与宰相们在延英殿"论治道"。"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体倦，求退。"宪宗挽留说："朕入禁中，所与处者独宫人、宦官耳，故乐与卿等且共谈为理（治）之要，殊不知倦也。"④李吉甫暴病卒后，吴元济纵兵侵掠及于东都都畿，宪宗"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十年六月，刺客袭杀武元衡，伤及裴度。有请罢裴度官以安方镇之心者，宪宗大怒道："若罢度官，是奸计得行，朝纲何以振举？"裴度亦以平定方镇为己任，宪宗则以"大计属之"。史言："时群盗干纪，变起都城，朝野恐骇。及（裴）度命相制下，人情始安，以为必能殄寇。自是诛贼之计，日闻献替，用军愈急。"裴度拜相后，诸司公事，咸取中书门下处分，"延接奇士，共为筹画"，"天下贤俊，得以效计议于丞相"①。

总之，宪宗所用宰相，大多可谓"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贤相"。尤其是"宰执臣僚同心辅助，延英议政漏下方退"的"君臣共成治道"的局面，为开元末年以来直至唐亡极其罕见。故史言"我有宰衡，耀德观兵。元和之政，闻于颂声。"

（2）强化皇权元和君臣共理"军国枢机"，旨在耀武伸威，中兴唐室。翦削藩镇之乱，下面专叙。这里，着重其强化皇权的一些主要措施。

李吉甫拜相前后，多次提出隔离方镇与其属郡关系的建言。元和元年九月，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见本道使，罢诸道岁终巡勾以绝苛敛"。二年拜相后，以"常病方镇强恣"，又从容向宪宗进言："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则风化可成。"宪宗深然之，"出郎吏十余人为刺史"。针对藩镇"终身不易地"，容易形成地方上的盘根错节关系，"吉甫为相岁余，凡易三十六镇"②。

宪宗君臣能够耀武伸威，与其整顿财政更有直接关系。

元和二年，李吉甫奏上《元和国计簿》。统计资料证明："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其中，"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则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量天宝士马，则三分加一，率以两户资一兵。"①如此状况，财赋所出仍然在于江淮。为此，转运之职，日重其选。元年四月，杜佑请解财赋之职，仍举李巽自代，为度支、盐铁转运使。史言："自榷管之兴，唯刘晏得其术，而（李）巽次之。然初年之利，类（刘）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则三倍于晏矣。"②四年，李巽又荐程异"晓达钱谷"，复为扬子巡院留后，累迁淮南等五道两税使。程异"厉己竭节，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时淮西用兵，国用不足，异使江表以调征赋，且讽有土者以饶羡入贡，至则不剥下，不浚财，经费以赢，人颇便之。"因此，专领盐铁转运使。十三年，以程异为同平章事，依前充使。当程异"知西北边军政不理，建议置巡边使"，"请自行，④　《资治通鉴》卷238　宪宗元和七年五月。

①　《旧唐书》卷170《裴度传》。

②　《新唐书》卷146《李栖筠附吉甫传》。

①　《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

②　《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

议未决，无疾而卒"。虽然出于习惯势力，"以（程）异起钱谷吏，一旦位冠百僚，人情大为不可"，但"（程）异性廉约，殁宫第，家无余财，人士多之。"③在依重江淮赋税的同时，裴垍提出的财赋改革方案对于重振皇权更具重要意义。

先前旧制，天下百姓所输赋税一分为三：一曰上供，上交朝廷；二曰送使，送交节镇；三曰留州，留于府州。德宗初定两税法时，实物值钱而钱不值钱。后来由于钱币短缺，变成实物不值钱而钱币越来越贵重。按照当初所定两税税钱，百姓交纳的赋税"已倍其初征"。这仅仅是从实物与钱币的关系方面而言，实际情况更有甚者。"其留州、送使，所在长吏又降省估使就实估，以自封殖而重赋于人。"就是说，留州、送使的两部分，地方官吏根本不按照尚书都省规定的价格进行征收，而是尽量压价压等，"重赋于人"。元和三年裴垍拜相后，提出："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观察使，仍以其所莅之郡租赋自给，若不足，然后征于支郡。"①裴垍的方案有两个要点：一是防止地方"重赋于人"，要求留州、送使部分必须"依省估"。另一要点是部分地剥夺节镇"自专税赋"的权力，"以其所莅（在）之郡租赋自给"。这样，"诸州送使额，悉变为上供"，不仅使朝廷赋税收入增加，"江淮稍息肩"，而且与李吉甫所建言"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相呼应，从两个方面削弱藩镇实力，以强化中央皇权。

2。翦除藩镇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至宪宗即位，藩镇抗命出现扩大趋势。其中，实力最强、对朝廷威胁最大的是成德、魏博、淄青、淮西四镇。

（1）初定三镇宪宗刚一登基，西川节度使韦皋病卒，节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元和元年正月，刘辟又求兼三川节度使，朝廷不许，遂起兵围东川。公卿多以"蜀险固难取"，宰相杜黄裳则主张用兵："陛下必欲振举纲纪，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则天下可得而理（治）也。"同时，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建议宪宗"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监军，（刘）辟必可擒。"时为翰林学士的李吉甫"亦劝上讨蜀"，宪宗"深以为然，于是始用兵讨蜀"②。正月出兵，九月高崇文长驱直入成都，骁将高霞寓擒获刘辟。西川平定，高崇文"槛刘辟送京师"，"并族党诛之"。

上年八月，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以其甥杨惠琳知夏绥留后。宰相杜黄裳以韩全义出征无功，骄横不逊，直令致仕。元和元年三月，以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杨惠琳勒兵拒命。朝廷调河东、天德军合击之，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杨惠琳，传首京师。

夏、蜀既平，藩镇惕息，多求入朝。镇海节度使李锜亦不自安，虽求入朝，实无行意，一拖再拖。宰相武元衡对宪宗说："陛下初即政，锜求朝得③　《旧唐书》卷135《程异传》。

①　《旧唐书》卷148《裴垍传》。

②　《资治通鉴》卷237　宪宗元和元年正月。

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锜，将何以令四海！"①于是下诏征李锜入朝，李锜"诈穷，遂谋反"。二年十月，以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削李锜官爵及属籍。又以淮南节度使王锷统诸道兵为招讨处置使，三面合兵讨李锜。李锜所属兵马使张子良等3人、牙将裴行立同谋为内应，擒拿李锜，械送京师，镇海遂平。翰林学士裴垍、李绛上言，以李锜家财赐浙西百姓，代当年租赋。

夏绥、西川、镇海三镇平定，极大地增强了宪宗君臣削平藩镇的信心和决心。

（2）方略之争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长子）卒，其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为留后。宪宗以三镇平定，"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从则兴师讨之。"宰相裴垍以为不可，久议未决。翰林学士李绛以为："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自不安，阴相党助"；若兴师四面攻讨，彼等必将"按兵玩寇，坐观胜负，而劳费之病尽归国家矣。"因此，也主张："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②七月，卢龙节度使刘济、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田承嗣孙）、淮西节度使吴少诚，或"有疾"，或"病甚"，宪宗再次提出发兵讨成德的问题，认为刘济、田季安"若其物故（死去），岂可尽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时当平！"李绛等人则认为："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特别强调："臣愿舍恒冀难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谋。"①然而，宪宗讨平成德之心过于急切，不纳李绛等人先易后难的平藩方略。四年十月，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瓘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在谏官、御史的极言论谏下，宪宗仅削去吐突承瓘四道兵马使，改处置为宣慰，命恒州四面方镇各进兵招讨。十一月，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卒，部将吴少阳自为留后。宪宗"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讨吴少阳"，于五年三月承认吴少阳为淮西留后。自四年十月下制招讨成德王承宗，至五年七月王承宗遣使"乞输贡赋，请官吏，许其自新"，朝廷"以师久无功"，下诏复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前后历时10　个月，发兵20　余万，所费700　余万缗，损兵折将，一无所获。九月，吐突承瓘自行营回京，裴垍、李绛以"承瓘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无成功"，"他日复有败军之将，何以处之？"请惩处之。宪宗罢吐突承瓘中尉之职，降为军器使。六年正月，以吴少阳为节度使。

七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卒。夫人元氏召诸将立其子田怀谏为副大使，知军务；又以田怀谏年幼，召牙内兵马使田兴为步射都知兵马使。宪宗与宰相议魏博事，李吉甫请兴兵讨之，李绛以为不必用兵，魏博当自归朝廷。经二相反复辩论，宪宗决计"不用兵"。魏博以"朝命久不至，军中不安"。而田怀谏幼弱，军政决于家僮，众皆愤怒，推举田兴为留后。十月，朝廷政先遣中使宣劳的惯例，直接降"白麻"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田兴"感恩流涕，士众无不鼓舞。"李绛以"田兴不贪专地之利，不顾四邻之患，归命圣朝"，建议"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使四邻劝慕"。十一

①　《资治通鉴》卷237　宪宗元和二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237　宪宗元和四年四月。

①　《资治通鉴》卷238　宪宗元和四年七月。

月，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宣慰，以150　万缗犒赏军士，减免所辖6　州百姓赋役1年。田兴奏乞节度副使于朝廷，又奏所部缺官90　员，"行朝廷法令，输赋税"。郓、蔡、恒三镇游说田兴，不听。八年正月，赐田兴名弘正。魏博就这样"悉心奉朝廷，变两河藩镇故事"，成为元和年间抚平方镇的一个特例。

（3）讨平淮西元和九年闰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匿丧，以病闻，自领军务"。宰相李吉甫也对宪宗说："淮西非如河北，四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备之，劳费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后难图矣。"①十月，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招讨吴元济，以内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监其军，以吕元膺为东都留守。十年三月，田弘正遣其子田布将兵助严绶讨吴元济。吴元济求救于恒、郓二镇，王承宗、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吴元济，宪宗不准。李师道派大将将兵趋寿春（今安徽寿县），声言助官军，实为支援吴元济。为策应淮西，李师道使人募东都恶少数百，攻入河阴转运院，烧钱帛30　余万缗匹，谷3　万余斛，造成人心恐慌。群臣多请罢兵，宪宗遣御史中丞裴度赴行营察看用兵形势。裴度回京，言淮西必可取，又推荐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

十年六月，李师道派刺客刺杀了力主征讨淮西的宰相武元衡，并刺伤刚刚"言淮西必可取"的裴度。然而，暗杀并未能阻止朝廷征讨的决心。宪宗以裴度为相，裴度强调："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①用兵之事，宪宗悉以委之裴度。裴度改以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以高霞寓为唐、随、邓节度使，专事攻战；以李逊为襄、复、郢、均、房节度使，调5　州之赋以供军饷。

此间，朝廷误以刺杀武元衡是成德王承宗指使，下诏数其罪恶，绝其朝贡。而王承宗又纵兵四掠，魏博、卢龙、横海、义武四镇屡上表请讨王承宗。十一年正月，削王承宗官爵，命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道进讨。宰相张弘靖、韦贯之以为"两役并兴，恐国力所不支"，都主张"先取吴元济，后讨（王）承宗"。朝廷两面作战，陷入被动。六月，高霞寓兵败铁城（今河南遂平西南），仅以身免，中外惊骇。宰相入见，多劝宪宗罢兵。宪宗决心不变，说："胜负兵家之常，今但当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邪！"②于是，独用裴度之言。年底，以李愬（李晟子）为唐、随、邓节度使。十二年五月，罢河北行营，停止对成德用兵，乃"并力先取淮西"。

李愬到达唐州（今河南泌阳），安抚军心，查明敌情，重用降将，麻痹对方，瓦解敌军士气，鼓舞官兵斗志。元和十二年上半年，先后攻占了蔡州（今河南汝南）外围的一些要点，与郾城李光颜的主力相联。闰五月，盐铁转运副使程异自江淮督办财赋而来，得供军钱185　万缗。六月，吴元济以其部下多叛，兵势日蹙，上表谢罪，愿束身归朝。宪宗许其不死，但吴元济被其左右及大将董重质所挟制，不能出境。

七月，朝廷再次议讨淮西之事。宰相李逢吉等皆以"师老财竭，意欲罢

①　《资治通鉴》卷239　宪宗元和九年九月。

①　《资治通鉴》卷239　宪宗元和十年六月。

②　《资治通鉴》卷239　宪宗元和十一年六月。

兵"，唯有裴度表示"请自往督战"。宪宗立即命裴度兼彰义节度使、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八月，裴度至郾城，以"诸道皆有中使监阵，进退不由主将"，"悉奏去之，诸将始得专军事，战多有功。"①其时，淮西精兵皆在郾城以南的洄曲和四周边境，防守节镇首府蔡州的都是老弱兵将。九、十月间，议定"乘虚直抵其城"的计划，由李愬密报裴度获准。十月辛未夜，李愬以精骑突将9000　分为前、中、后三军，自将中军，顶风冒雪奇袭蔡州。鸡鸣雪止，蔡州城破，擒吴元济。此时，董重质正拥精兵万人据洄曲，李愬厚抚其家室，遣其子前去招降，董重质单骑降于李愬，李光颜军进占洄曲。申州、光州及诸镇兵2　万余人相继来降，淮西遂平。淮西既平，淄青李师道、成德王承宗皆忧惧，上表纳质，复献属州。十三年七月，以李师道"顽愚反复"，诏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兵共讨之。十四年二月，平卢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及其2　子，传首于魏博田弘正军营。田弘正公告天下，淄青12　州皆平。十五年，成德王承宗卒，弟王承元继，归顺朝廷。"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贡供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②

①　《资治通鉴》卷240　宪宗元和十二年八月。

②　《资治通鉴》卷241　宪宗元和十四年二月。

（五）政局反复淮西平定，河北"尽遵朝廷约束"，使得宪宗渐浸"骄侈"。求长生而好神仙，迎佛骨而贬名士（韩愈）。将相再遭冷遇，宦官更得宠信。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宪宗暴崩。自此，政局反复不定，内廷宦官擅权，外廷朋党相争，地方藩镇起伏。"大唐帝国"在如此纷繁的权利"内耗"之下，一天天地更加衰落了。

1。皇帝废立自宪宗暴崩，穆、敬、文、武、宣及其后的懿、僖、昭八帝，都是经宦官拥立而继位的，足以显示出内廷宦官擅权的程度。

（1）弑杀拥立宪宗在平定藩镇进程中，虽然迫于宰相、谏官的"极言"而罢吐突承瓘左神策中尉之职，但不久又复其为左神策中尉。同时，还将宦官承受表奏，出纳帝命的职掌制度化："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二人，刘光琦、梁守谦皆为之。"其职掌"承受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①枢密使渐渐从皇帝与宰臣间重要桥梁的地位，转而与宰臣共参国政。因此，两枢密使与两军中尉，成为势倾朝野的权贵，被称作"四贵"。元和十五年正月，宪宗暴崩。当时的说法是，内常侍陈弘志弑帝于中和殿，但其党"讳之"，故云"上服金丹，药发"，外人不知究竟②。先前，宪宗以长子宁为皇太子。但太子早逝，吐突承瓘曾欲谋立宪宗次子沣王恽，而宪宗却立三子遂王恒为皇太子。此时，宦官中出现争执，吐突承瓘仍然拥立沣王，中尉梁守谦与王守澄、马进潭等共立太子，杀吐突承瓘及沣王恽。闰正月，太子恒即皇帝位，为穆宗，第二年正月改元长庆。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冬，穆宗与宦官击马球，因惊吓而得"风疾"。从此"人不闻上起居"，"独宦者十余人侍侧"。十二月，诏立长子、景王湛为皇太子。穆宗在位4年，知枢密王守澄"专制国事，势倾中外。"四年正月，穆宗病危，命太子监国。宦官欲请郭太后（郭子仪孙女、郭暧之女）临朝称制，太后撕裂制书说："卿辈勿预朝政，何患国家不安！"①当晚，穆宗崩于寝殿。数日后，太子港即皇帝位，尊郭太后为太皇太后，第二年正月改元宝历。

敬宗在位3年，游戏无度，狎昵群小。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与宦官刘克明、击球将军苏佐明等饮。酒酣，苏佐明等弑敬宗。刘克明等矫旨，以宪宗第六子绛王悟权勾当军国事，想趁此"易置内侍之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卫兵迎穆宗次子江王涵入宫，发左右神策、飞龙兵尽斩刘克明一伙，绛王悟亦为乱兵所杀。江王涵即皇帝位，为文宗，更名昂，第二年二月改元大和（亦作太和）。（2）甘露之变文宗在位13年，二改年号：大和（公元827-835年）、开成（公元836

①　《册府元龟》卷665《内臣部》总序、《文献通考》卷58《枢密院》。②　参见《资治通鉴》卷241　宪宗元和十五年正月《考异》。

①　《资治通鉴》卷243　穆宁长庆四年正月。

-840年）。即位之初，每以太宗孜孜政道，尤勤于政理。"帝以累世变起禁闱，尤侧目于中官，欲尽除之"，然"制御无术，几致颠危"②。

大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文宗亲策制举，贤良方正刘蕡对策，极言宦官之祸："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希望文宗能够"揭国权以归相，持兵柄以归将"③。考官见刘蕡策，皆叹服，但畏宦官而不敢录取。

四年，文宗以宦官势力强盛，弑杀宪宗、敬宗的宦党尚有在身边者，尤其是神策中尉王守澄，招权纳贿而不能制之，密与翰林学士宋申锡言，宋申锡主张"渐去其威权"。文宗以宋申锡"沈厚忠谨，可倚以事"，便擢为同平章事。五年，文宗又与宋申锡"谋诛宦官"，宋申锡引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以密旨晓谕之。王璠泄其谋，王守澄、郑注知之，使人诬宋申锡谋立文宗弟漳王，被贬而卒。其后，郑注依倚王守澄，权势熏灼。郑注又引李仲言（后改名训）见王守澄，荐于文宗。

宋申锡贬死后，宦官愈益专横。文宗"外虽包容，内不能堪"。李训、郑注揣知其意，多次以"微言"打动文宗。文宗以其可与谋大事，二人亦以"诛宦官为己任"。当初，拥立文宗，宦官、右领军将军仇士良也有功，而王守澄抑之。李训、郑注为分王守澄之权，于九年五月以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九月，郑注为凤翔节度使，李训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十月，李训、郑注请除王守澄，遣中使就其第赐酖杀之。

王守澄死后，李训、郑注欲尽诛宦党。郑注赴凤翔召募壮土，李训在朝中聚集力量。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早朝，金吾大将军韩约奏称其衙中石榴树上降有甘露，欲诱引宦官到金吾卫衙围而诛之。当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带领诸宦者前去视看时，发现有变，急拥文宗还宫，出左、右神策兵闭宫门、索诸司、捕朝官。"诸司吏卒及民酤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余人"，"诸司印及图籍、惟幕、器皿俱尽。"预谋的李训、郑注和宰相王涯、舒元舆、贾。。以及王璠、郭行余、罗立言、韩约、李孝本等十余家，"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①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为"甘露之变"。

（3）矫旨另立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因上一年太子永卒，复立敬宗少子陈王成美。五年正月，文宗病危，命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引宰相杨嗣复、李珏至禁中，欲奉皇太子监国。两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矫诏立穆宗第五子颍王瀍（chán　，音蝉）为　皇太弟，以太子成美年幼，复封陈王。文宗崩，仇士良说皇太弟赐杨贤妃、皇弟安王溶、陈王成美死。皇太弟瀍即皇帝位，为武宗，第二年正月改元会昌。

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三月，武宗利用仇士良与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的矛盾，趁机将两枢密除掉。三年六月，仇士良深知武宗颇"忌恶"自己，便以老病求致仕。其党送归私第，仇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②　《旧唐书》卷17　下《文宗纪下》"史巨曰"。

③　《资治通鉴》卷243　文宗太和二年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245　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

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①这番话从反面告诉了为君者，当何以作为！

会昌五年秋冬以来，武宗服方士金丹，已觉有疾，但秘其事。六年正月，疾久未平，不能视朝。三月，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下诏以皇子冲幼，立宪宗第十三子光王怡为皇太叔，更名忱，令权勾当军国政事。武宗崩，皇太叔即帝位，为宣宗，第二年正月改元大中。

追溯一下宪宗之后五帝的世袭，穆宗为宪宗第三子，敬宗、文宗、武宗分别为穆宗的长子、次子、第五子、宣宗乃宪宗第十三子，亦敬、文、武之叔。

2。朋党之争在内廷操纵废立、大干国政的同时，贯穿穆、敬、文、武、宣五朝外廷、影响朝政的另一要事，便是朋党之争。贯穿这五朝的党争，大多称其为"牛李党争"，以牛僧孺、李德裕分为两党的代表人物。不过，这种说法并不确切。

（1）记载纷纭关于"牛李党争"，不少记载都以宪宗元和三年四月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登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李德裕父、宰相李吉甫恶其直言，泣诉于宪宗，遂贬考策官杨于陵，牛僧孺等久不能升迁为起因。《资治通鉴》基本上作如是观。唐宋时的一部专书《元和朋党录》，记牛李朋党始末，更是"自牛僧孺试贤良"始。①《旧唐书·宪宗纪上》、《唐会要·制科举》关于此事的记载，均不涉及李吉甫，只称"权幸恶之"、"权幸或恶其诋己"。再从3人对策唯一保留至今的皇甫湜《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看，其议论锋芒所指是宦官专权，而非指李吉甫。其论策最激切的文字："岂可使之（宦官）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呼？此壮夫义士所以寒心销志，泣愤而不能已也！②皇甫湜还建言"日延宰相与论义理"，以去"汉末之祸"。"汉末之祸"，亦即宦官专权。

关于考策官杨于陵被贬，其墓志铭这样记道："会考制举人，奖直言策为第一，中贵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为岭南节度使。"③所谓"中贵人大怒"，与皇甫湜对策的基本内容正相对应。前面提到的《旧唐书》、《唐会要》所云"权幸"，似亦可由此而知其所指，乃宫中之"权幸"--宦官。

总之，有关此次制科的记载多所歧异，应当审慎对待。

接下来，便是穆宗长庆元年三、四月间的科试案。两《唐书·李宗闵传》、《资治通鉴》等，都以李宗闵涉请托罢为外官，与当时为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元稹、李绅据实以奏直接相关，因此认为："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

此次科试，主考官钱徽也受到牵连，接替钱徽进行复试的是王起。《旧

①　《资治通鉴》卷247　武宗会昌三年六月。

①　《郡斋读书前志》（袁本）卷2　上《杂史类》。

②　《全唐文》卷685。

③　李翱：《唐故赠司空杨公墓志铭》，《全唐文》卷639。

唐书》中有此2人传记，但都只提到元稹、李绅，尤其是元稹对科试攻击最力。其他相关者如段文昌、杨汝士传，也未提及李德裕。两《唐书·李德裕传》根本未涉此次科试之事，显示此事与李德裕原本无关。

以上两起科考事件，姑且不论史书记载的歧异，就以通常的说法，事涉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也只能证明牛僧孺、李宗闵与李德裕成见甚深，尚不能说"各分朋党，互相倾轧"。而接下来的事实，却是裴度与李逢吉党之争。（2）逢吉排度自讨吴元济，宪宗以军务悉委裴度，李逢吉便"虑其成功，密沮之，由是相恶。"长庆二年三月，李逢吉由山南东道入为兵部尚书。不久，谮元稹、裴度罢相，李逢吉拜同平章事。"自是寖以恩泽结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谤言，百端中伤裴度。""属时君荒淫，政出群小，而度竟逐外藩。"①与此同时，李德裕、牛僧孺皆有入相之声望，"逢吉欲引僧孺，惧（李）绅与德裕禁中沮之，（二年）九月，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寻引僧孺同平章事。"②穆宗在位时，李逢吉"内结知枢密王守澄，势倾朝野。"敬宗即位后，"李逢吉用事，所亲厚者张又新、李仲言（后改名训）、李续之、李虞、刘栖楚、姜洽及拾遗张权舆、程昔范，又有从而附丽之者，时人恶逢吉者，目之为八关、十六子。"①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昭义节度使刘悟卒，其子从谏谋袭其位，仆射李绛以泽潞内地，不可许，而"宰相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赂，曲为奏请。"②据《资治通鉴》记载，自宝历元年年底，"言事者多称裴度贤，不宜弃之藩镇，上（敬宗）遣使至兴元劳问度，密示以还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党大惧。"二年正月，"裴度自兴元入朝，李逢吉之党百计毁之。""上虽年少，悉察其诬谤，待度益厚。"二月，复以裴度为司空、同平章事。十一月，出李逢吉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此后，李逢吉不再执政。

文宗即位之初，以裴度、韦处厚为相，"励精求治，去奢从俭"，欲革"两朝之弊"。大和元年四月，"贬山南东道节度副使李续为涪州刺史，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张又新为汀州刺史，李逢吉党也。"③时至大和三年八、九月，党争开始出现变化。八月，"征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为兵部侍郎，裴度荐以为相。会吏部侍郎李宗闵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闵同平章事。"九月，"以李德裕为义成节度使。李宗闵恶其逼己，故出之。"④李宗闵秉政之后，"屡荐僧孺有才，不宜居外。四年正月，召还，守兵部尚书、同平章事。"⑤李宗闵"引僧孺协力，罢（裴）度政事。二怨相济，凡德裕所善，悉逐之。于是二人权震天下，党人牢不可破矣。"①就以上史实而言，穆宗、敬宗时的党争，主要表现在李逢吉排斥裴度上。

①　《旧唐书》卷167《李逢吉传》。

②　《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

①　《资治通鉴》卷243　穆宗长庆三年九月、四年四月。

②　《旧唐书》卷161《刘悟传》。

③　《旧唐书》卷17　卷上《文宗纪上》。

④　《资治通鉴》卷244　文宗太和三年八月、九月。

⑤　《旧唐书》卷172《牛僧孺传》。

①　《新唐书》卷180《李德裕传》。

文宗大和三、四年，党争开始由李逢吉排斥裴度转向李宗闵、牛僧孺排斥李德裕了。李德裕为裴度所器重，欲荐为相。牛僧孺因李逢吉、李宗闵所援引，与李宗闵结党。由此，李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裴度与李逢吉之争的继续。

（3）牛李党争牛僧孺虽然早就对李德裕有成见，但牛、李两人第一次正面冲突，并影响其后两人的进退，是大和五年九月关于如何处置吐蕃维州降将的争执。其时，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尽率其部投奔成都。任西川节度使不到1年的李德裕派兵据其城，具奏其状。"下尚书省议，众状请如德裕之策。"独牛孺僧以为"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文宗"遂诏西川不纳维州降将"②。李德裕即以其城及悉怛谋等尽归吐蕃，吐蕃诛之于边境，极其惨酷。史言：自此二人"大不平，遂成宿憾。"③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李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在不少重大问题上表现出严重分歧。

在对待藩镇问题上。幽州兵乱，副兵马使杨志诚逐节度使李载义，自为留后。牛僧孺以为"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就连比较偏袒牛党的司马光也不得不批评说："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下之道哉！"①六年年底，文宗了解到处理维州降将产生了"以快戎心，绝归降之义"

的后果，便出牛僧孺为淮南节度使。又因李德裕在蜀"以政绩闻"，召为兵部尚书。七年二月，李德裕以兵部尚书拜相。接着，文宗与李德裕、李宗闵专门就"朝廷有朋党乎"，展开过几次讨论，《新唐书·李宗闵传》有较详记述。李德裕以为"今中朝半为党人"，"陛下能用中立无私者，党与破矣。"文宗说："众以杨虞卿、张元夫、萧濣为党魁。"李德裕请出为刺史，"帝然之"。李宗闵为杨虞卿辨护，说"德裕居外久，其知党人不如臣之详。"但又不得不承认"虞卿日见宾客于第，世号行中书，故臣未尝与美官。"李德裕进一步质问："给事中非美官云何？"李宗闵无言以对。六月，李宗闵罢相，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大和八年九月，"王守澄、李仲言（即李训）、郑注皆恶李德裕，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与德裕不相悦，引宗闵以敌之。"十月，李宗闵入朝为相，出李德裕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德裕请留京师，改为兵部尚书。李宗闵借口"制命已行，不宜自便"，遂以李德裕为镇海节度使，木兼平章事。为此，文宗大为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②九年，李训、郑注用事，贬李德裕后，又相继贬路隋、李宗闵及李宗闵党杨虞卿、李汉、萧澣等。九月，文宗下诏"再申朝典"，欲"扫清朋附之徒，匡饬贞廉之俗"，"应与宗闵、德裕或新或故及门生旧吏等，除今日已前放黜之外，一切不问。"③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武宗即位，召李德裕入朝。九月，以李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即陈"理政之要"：其一，"辨邪正"。"正②　《旧唐书》卷172《牛僧孺传》。

③　李珏：《故丞相牛公神道碑铭》，《全唐文》卷720。

①　《资治通鉴》卷244　文宗太和五年正月、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45　文宗太和八年十月、十一月。

③　《旧唐书》卷17　下《文宗纪下》。

人一心事君，无待于助。邪人必更为党，以相蔽欺。"其二，"君臣无猜"。"一委辅相，故贤者得尽心。""政去宰相，则不治矣。"其三，"政在中书"。"辅相率三考（三年）辄去"，"使政在中书，诚治本也。"①整个会昌年间，李德裕对待牛僧孺、李宗闵，基本上是以其在边事、藩镇问题中的失职、"相与交结"而加贬黜的，不见德裕"构陷"二人的任何记载。

宣宗一即位，因"素恶李德裕之专"，便出其为荆南节度使，仍兼同平章事。随后，以白敏中为相，解李德裕平章事，为东都留守。史称："初，李德裕执政，引白敏中为翰林学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势，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党李咸讼德裕罪，德裕由是自东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②时在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二月。六月，进牛僧孺为太子少师，擢令狐綯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十二月，再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二年初，白敏中等兴覆勘"吴湘狱"案，"使（魏铏）诬引德裕，虽痛楚掠，终不从，竟贬死岭外。"③结果，李德裕再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司户。不久，牛僧孺卒于洛阳。第二年年底，李德裕卒于崖州。

3。节镇生变宪宗之后，藩镇再起。穆宗至宣宗，朝廷对藩镇显得越来越无能为力了。只是武宗时平定泽潞，略使朝廷"纪律再张，声名复振。"

（1）方镇再起穆宗即位之初，承宪宗余威，调动了河北节镇镇帅。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卒，以魏博田弘正代，又以王承宗弟承元为义成节度使。刘悟自义成徙为昭义节度使，李愬为魏博节度使。

长庆元年正月，卢龙节度使刘总弃官为僧，朝廷以张弘靖代之。七月，卢龙军乱，囚张弘靖，推朱克融为留后。成德都知兵马使王庭凑杀节度使田弘正，自为留后，朝廷起复田弘正子布为魏博节度使。八月，诏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诸军各出兵临成德境，若王庭凑执迷不悟，宜即进讨。王庭凑围深州。十二月，深州诸道行营节度使杜叔良讨王庭凑，兵败脱身还营。执政以"兵久无功，府藏空竭"，请赦朱克融，专讨王庭凑，遂以朱克融为平卢节度使。二年正月，魏博牙将史宪诚杀田布，自为留后，朝廷即以其为魏博节度使。"宪诚虽喜得旄钺，外奉朝廷，然内实与幽、镇连结。"王庭凑围深州，官军三面救援，皆因乏粮不能进。二月，深州告急，朝廷不得已，遂以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军中将士官爵皆复其旧。"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复取。"①三镇自立节帅，被称之"河朔旧事"、"河北故事"，为抗命者所仿效。

昭义节度使刘悟，亦效"河北三镇"，招聚不逞之徒，浸骄不逊。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八月，刘悟暴卒，子从谏谋以刘悟遗表求知留后。朝廷议者多以昭义为内镇，与河朔异，不可许为留后。左仆射李绛上疏，以

①　《新唐书》卷180《李德裕传》。

②　《资治通鉴》卷248　宣宗大中元年二月。

③　《新唐书》卷180《李德裕传》。

①　《资治通鉴》卷242　穆宗长庆二年正月、二月。

为"兵机尚速"，"伏望速赐裁断"，"决无即授从谏之理"。但李逢吉、王守澄"计议已定，竟不用绛等谋。"②十二月，以刘从谏为昭义留后。二年四月，刘从谏为昭义节度使。

敬宗宝历二年，还有两起节镇生变之事。一是横海节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领留后，重赂邻道，以求承继。二是幽州军乱，杀朱克融及其子，都知兵马使李载义权知留后。

文宗大和元年五月，以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调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

"朝廷犹虑河南、北节度使构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宪诚同平章事。丁丑，加卢龙李载义、平卢康志睦、成德王庭凑检校官。"①但李同捷仍不受诏，并遣其子弟以女妓、珍玩重赂河北诸镇。王庭凑为李同捷求节钺不成，乃助之为乱。朝廷命武宁节度使王智兴与康志睦、史宪诚、李载义等各帅本军征讨。三年四月，李同捷被斩，传首京师，沧景（横海）一镇平定。

七年正月，加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同平章事。"从谏以忠义自任，入朝，欲请他镇。既至，见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请托，心轻朝廷，故归而益骄。"七月，刚刚拜相不久的李德裕"请徙刘从谏于宣武，因拔出上党，不使与山东连结，上（文宗）以为未可。"②同年，杜牧以河朔割据，朝廷姑息，连连著文论攻守之策，以为"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③至武宗即位，河北三镇情况是：魏博治所魏州（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何重顺；成德治所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王元逵；幽州（今北京西南），节度使张仲武。其时，昭义治所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从谏，领泽州（今山西晋城）及邢、洛等州，故又称"泽潞"。

（2）平定泽潞"甘露之变"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多次上表言仇士良罪恶，请"清君侧"。仇士良亦以刘从谏"窥伺朝廷"，谮于文、武二宗。"由是与朝廷相猜恨，遂招纳亡命，缮完兵械，邻境皆潜为之备。"会昌三年四月，刘从谏疾病，对妻裴氏说："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诸道皆不我与。我死，他人主此军，则吾家无炊火矣！"①于是，与幕僚"谋效河北诸镇"，以弟之子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

刘从谏卒，刘稹秘不发丧，逼监军崔士康奏称刘从谏疾病，请命其侄刘稹为留后，武宗君臣展开一番辩论。

宰相与谏官多以"回鹘余烬未灭，边境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留后。"

宰相李德裕独持异议，认为："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循以授从谏。""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

②　《资治通鉴》卷243　敬宗宝历元年十一月。

①　《资治通鉴》卷243　文宗太和元年五月。

②　《资治通鉴》卷244　文宗太和七年正月、七月。

③　参见《樊川文集》卷5《罪言》《战论》《守论》。

①　《资治通鉴》卷247　武宗会昌三年四月。

武宗问道："卿以何术制之？果可克否？"

李德裕回答："（刘）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成德）、魏（魏博）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山东三州隶昭义者，委两镇攻之。"②武宗即命李德裕草诏赐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新赐何重顺之名），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镇，王元逵、何弘敬得诏，"悚息听命"。五月，以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河东、河阳、武宁等镇兵合力攻讨，刘稹求降皆不接受。鉴于以往用兵，诸道出境皆仰仗度支供给军饷，取一县一栅据以为功，迁延时日，李德裕请赐诸军诏，令王元逵取刑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不必攻取县邑。

会昌四年八月，成德、魏博奏邢、洺、磁3　州降。潞州闻讯，大为恐慌，刘稹被杀，传首京师，新命卢钧为昭义节度使，将泽州划隶河阳节度使，泽潞平定。

正当官军进讨泽潞之际，太原横水戍兵入城作乱，推都将杨弁为留后，与刘稹约为兄弟。武宗以刘稹未平，又起一乱，遣中使往太原宣慰。中使受杨弁赂，欲保之。李德裕以为杨弁"决不可恕"，请令起榆社军，并命王元逵兵自土门入，会于太原。河东监军吕义忠即召本道兵，诛杨弁。

用兵泽潞，李德裕大改德宗以来之弊。历年将帅出征屡败，其弊有三：一为诏下军前，宰相多不预闻；二为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三为每军各有宦者为监使，尽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军势稍却，辄先自走，阵从而溃。李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定：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监使取十人自卫。同时，号令只自中书省出，且简要，将帅得以施其谋略。因此，所向皆有战功。

自兴兵以来，河北三镇每遣使至京师，李德裕常常面谕之："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并让其"归语"各镇："与其使大将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奋忠义，立功立事，结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荣乎！"同时，对比了李载义"为国家尽忠平沧景"与杨志诚"遣大将通敕使马求官"的"福"与"祸"。鉴于李德裕经常"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镇不敢有异志。"①终宣宗之世，再无大的战事。

②　《资治通鉴》卷247　武宗会昌三年四月。

①　《资治通鉴》卷248　武宗会昌四年八月。

（六）边疆伸缩自玄宗天宝年间起，唐朝与周边各政权的关系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1。海东盛国玄宗开元末，渤海王大武艺卒后，由其子钦茂继立。至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渤海始为国，钦茂为国王。其后半个世纪，与唐朝虽然遣使、朝贡不断，但国君变换频繁。

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大仁秀立为渤海国王。下年，改年建兴。"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至是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②五京是，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中京显德府（今吉林敦化）、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南京南海府（今朝鲜咸兴）、西京鸭渌府（今朝鲜慈城一带）。其困境，北至怀远府（今黑龙江同江），东达于海，为安边府（今俄罗斯奥耳加），南尽泥河（今朝鲜龙兴江），西抵扶余。鉴于大祚荣、大武艺时代"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其国中设官大抵如中华之制，其文化多受中原影响。因此，宣宗时诗人温庭筠曾有《送渤海王子归国》的佳句流传："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③迄至懿宗之世，遣使、朝贡不绝。

顺便提一下朝鲜半岛、日本与唐朝的关系。

朝鲜半岛仍然是新罗政权，与唐朝一直保持着遣使、朝贡的关系，没有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唐朝与日本的友好往来，更是不绝于史册。据统计，自肃宗至昭宗的一个多世纪中，日本遣唐使的派遣共有8　次。其中，迎入唐使1　次、送唐客使2　次。遣唐使的派遣不如前期，一是唐朝"渐渐衰颓"，二是"凡可汲取的唐朝文化已大致汲取，日本文化即将萌芽"①。

2。唐蕃战和玄宗开元末，吐蕃入犯渐渐由虏掠人畜财物转而为攻占疆土，唐政权专以陇右、剑南两节度使防御吐蕃。双方连年争战，互有胜负。

安史之乱起，陇右、剑南两节度之精兵内调，边防空虚，"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②。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入大震关，长驱直入，直逼京师。代宗出逃陕州，吐蕃入长安，拥立金城公主之侄、广武王李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③郭子仪设疑兵，吓退吐蕃，代宗还京。但从此，唐失河西、陇右，凤翔以西、邠州（今陕西彬县）以北为吐蕃出没之境，京畿时时受到威胁。同年年底，吐蕃又攻占剑南道松、维、保等州（今四川松潘、理县一带）。代宗在位的②　《新唐书》卷219《渤海传》。

③　《全唐诗》卷583。

①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第　75　页。②　《旧唐书》卷196　上《吐蕃传》。

③　《资治通鉴》卷223　代宗广德元年十月。

十七、八年间，唐、蕃和、战交错。凤翔、泾州（今陕西泾川北）、邠州、渭北等地均设节度使，驻重兵以备吐蕃。

"德宗即位，先内靖方镇，顾岁与虏确"。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两次遣韦伦出使吐蕃，"欲以德绥怀之"①。四年，唐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大相尚结赞于清水（今甘肃清水）会盟，承认吐蕃所占州县为其属地，重新划定疆界。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吐蕃败盟，尚结赞大举进攻长安以西数镇，又陷盐州（今陕西定边）、夏州（今陕西横山西北）。尚结赞以为，"唐之良将，李晟、马燧、浑瑊而已"，若"去三人，则唐可图也"。于是，使用诡计"离间李晟，因马燧以求和，欲执浑瑊以卖（马）燧，使并获罪，因纵兵直犯长安"②。德宗几乎中计，然最终未让尚结赞得逞。三年，以李泌为相，李晟、马燧、柳浑等仍然共执国政，李泌提出"结回纥、大食、云南（南诏）与共图吐蕃"的策略。从此，唐与吐蕃的关系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贞元四年，唐许婚回纥，回纥遂与吐蕃绝交，愿为唐击吐蕃。西川节度使韦皋结好南诏，使"云南与吐蕃大相猜阻，归唐之志益坚。吐蕃失云南之助，兵势始弱矣。"③六年，吐蕃趁回鹘内乱，攻占唐之北庭，安西由是路绝，不知存亡，仅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犹为唐守。其后，吐蕃之势渐衰，内乱不已，正如贞元九年南诏王致韦皋帛书所说："天祸蕃廷，降衅萧墙，太子弟兄流窜，近臣横污，皆尚结赞阴计，以行屠害，平日功臣，无一二在。"④德宗后期、宪宗年间，吐蕃虽然不时至边境骚扰、虏掠，但多被击退。

尤其是韦皋在蜀21年，"服南诏，摧吐蕃"，使唐之西、南边疆大体无事。而大食王诃伦却"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①陇右一带，往往是唐、蕃相互拉锯。元和末，吐蕃"日夜惧王师复河、湟，不安寝食"，遣使求和、朝贡不断。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唐蕃会盟。盟文规定："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自今而后，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廓焉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结援。"②唐以大理卿刘元鼎为西蕃会盟使，赴吐蕃就盟。二年，结盟。三年，竖立盟碑，迄今仍完好地保存于拉萨大昭寺前。

武宗以后，吐蕃内乱，彼此攻杀。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二月，吐蕃所控秦、原、安乐3　州及石门等7　关归唐，唐以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诸镇接应。随后，沙州（今甘肃敦煌西）民众首领张义潮率众举义，唐人响应，吐蕃守将逃走，以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五年冬，张义潮发兵略定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10　州，遣其兄义泽奉沙、瓜等11　州地图入朝，"于是河、湟之地尽入于唐"③。唐朝于沙州置归义军，以张义潮为节度使。十一年冬，吐蕃酋长尚延心率河、渭2　州降唐。终唐之世，陇右东道大抵为张义潮及其继承人所控制，吐蕃也一分为四而衰落下去。

①　《新唐书》卷216　下《吐蕃传下》。

②　《资治通鉴》卷232　德宗贞元三年六月。

③　《资治通鉴》卷233　德宗贞元四年十月。

④　《新唐书》卷222　上《南诏传上》。

①　《唐会要》卷100《大食》。

②　《旧唐书》卷196　下《吐蕃传》。

③　《资治通鉴》卷249　宣宗大中五年十月。

3。回纥兴亡回纥是一个游牧部落，唐初时分为9　部：药逻葛、胡咄葛、咄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嗢素、药勿葛、奚耶勿，号称九姓回纥。

太宗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回纥首领吐迷度与唐军联合击灭薛延陀，以其12　部归唐。翌年，唐以吐迷度为瀚海都督，吐迷度又自称可汗。回纥所控之地，太宗置以6　府7　州，总隶于燕然都护府。其后，回纥助唐击西突厥，收复北庭。东突厥复起，一度大败九姓回纥。开元年间，回纥渐盛，"杀凉州都督王君■，断安西诸国入长安路，玄宗命郭知运讨逐"①。

玄宗天宝三载（公元744年），骨力裴罗击破拔悉蜜、葛逻禄2　部，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遣使入朝，册为怀仁可汗。"于是怀仁南据突厥故地，立牙帐于乌德犍山，旧统药逻葛等九姓，其后又并拔悉蜜、葛逻禄，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战则以二客部为先。""斥地愈广，东际室韦，西抵金山，南跨大漠"②。怀仁可汗卒，其子继立，号葛勒可汗。

安史乱起，两京失陷。肃宗遣故邠王男承宷使于回纥，以修好征兵。及至其牙，可汗以女嫁于承宷，遣首领来朝，请和亲，封回纥公主为毗伽公主。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九月，回纥遣其太子叶护领其将帝德等率精兵4000，助唐收复西京。当初，肃宗欲速得京师，与回纥相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③长安收复，回纥欲如约。广平王俶（后来的代宗）拜于叶护马前，使西京幸免于虏掠。但东京洛阳收复后，回纥"直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财物不可胜计"④。肃宗封叶护为忠义王，每岁送绢2　万匹。乾元元年七月，肃宗以幼女为宁国公主，许配回纥可汗。

代宗即位后，又向回纥借兵助讨史朝义。其时，葛勒可汗卒，子登里可汗继立。登里可汗态度骄横，有辱唐天下兵马元帅、雍王适（后来的德宗）及其随员。唐军收复洛阳，回纥再度纵掠，火焚圣善寺、白马寺，伤死万人，火焰累旬不灭。明年，仆固怀恩叛唐，引回纥、吐蕃数万之众进逼长安。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亲赴回纥军营，说服登里之弟、合胡禄都督药罗葛，合力击退吐蕃。作为对回纥的报答，"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①如此"和市"，弄得唐朝府库空虚，马价直至宪宗时才一次偿还积欠绢180　万匹。

德宗即位后，因曾为登里可汗所辱，怨恨回纥。登里亦欲举国南下，再行虏掠。宰相顿莫贺这干劝止，登里不听。顿莫贺这干乘人之心厌战，击杀登里及其亲信、鼓动兴兵犯唐的九姓胡2000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贞元三年，在李泌"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策略劝说下，德宗许以合骨咄禄毗伽可汗求和，且允亲，以咸安公主妻回纥可汗。第二年，回纥请改为回鹘，加回鹘可汗为长寿天亲可汗，遣使送咸安公主聘于回鹘。

①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②　《资治通鉴》卷215　玄宗天宝三载八月、四载正月。

③　《资治通鉴》卷220　肃宗至德二载九月。

④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①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从此，回鹘不时助唐以击吐蕃，回鹘与唐朝相安无事。不过，回鹘自身也渐渐在内乱中削弱。

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黠戛斯以10　万之众攻破回鹘城，烧荡殆尽，回鹘散奔西北。南下的一支，至武宗末年被唐击败。

4。南诏盛衰玄宗天宝七载底，云南王皮逻阁卒，子阁罗凤继立。自此，南诏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附吐蕃反唐、附唐反吐蕃、独自扩张。

天宝年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卞忿少方略"，其属姚州太守张虔陀好色贪婪。南诏王谒见都督，按照习惯都要带着妻室。九载，阎罗凤途经云南，张虔陀不仅勒索贿赂，还要污辱同来的女眷，阁罗凤不应。张虔陀一面派人辱骂，一面向朝廷告其罪状。阁罗凤由是忿怨，发兵攻云南，杀张虔陀，取羁縻州32　州。明年，鲜于仲通率兵8　万击南诏，阁罗凤请和，"如不听，则归命吐蕃，恐云南非唐有。"鲜于仲通自恃兵多，进军西洱河（今洱河），被南诏击败，死6　万余。阁罗凤"遂北臣吐蕃，吐蕃以为弟"，称"赞普钟"，给金印，号"东帝"①。阁罗凤自立国号为大蒙。此时，杨国忠以剑南节度使当国，又调天下兵10　万，使剑南留后李宓出击南诏，进攻大和城（今云南下关），几乎全军覆没，死者十之七八。

安史乱起，吐蕃乘隙命南诏攻唐，阁罗凤因以夺取巂州会同军（今四川会理），进据清溪关（今四川甘洛、石棉间）。当此之时，唐朝自顾不暇，吐蕃向河西、陇右扩展，南诏得以自我完善，完成立国规模，建起一套中央、地方官制和军事征战系统。代宗末，阁罗凤卒，其子先已死，遂立其孙异牟寻。南诏、吐蕃合兵，分三路进攻剑南，欲取成都。德宗派遣大将李晟、曲环将兵万人，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联军，收复被吐蕃攻占的维州、茂州（今四川茂汶及茂汶以西一带）。"李晟追击于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陨产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吐蕃悔怒，杀诱导使之来者。"南诏、吐蕃间出现隔膜，"异牟寻惧，筑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徒居之。"②吐蕃不再称其为"兄弟之国"，改封南诏为日东王。同时，"吐蕃役赋南蛮重数，又夺诸蛮险地立城堡，岁征兵以助镇防，（异）牟寻益厌苦之。"先前唐之西泸令郑回，在阁罗凤攻占巂州（今四川西昌）时被虏入云南，此时为南诏清平官，深得信任。郑回劝异牟寻说："今弃蕃归唐，无远戍之劳、重税之困，利莫大焉。"①恰好李泌也劝德宗联诏抗蕃，唐朝以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唐与南诏的关系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贞元九年夏，异牟寻遣使三路到达成都，上表请弃吐蕃归唐。第二年，德宗以袁滋为册南诏使，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赐银窠金印，文为"贞元册南诏印"，正式称南诏。袁滋一行至曲州（今云南昭通），曾摩崖刻石以纪其事，刻石碑文尚存。其后，异牟寻即发兵袭击吐蕃，复取昆明城，又破施、顺诸蛮，并虏其王。吐蕃多次出兵分击南诏、剑南，异牟寻与韦皋各发兵抵御，至使吐蕃无功而回。十七年，韦皋将兵2　万分9　路攻吐蕃，异牟寻与韦

①　《新唐书》卷222　上《南诏传上》。

②　《资治通鉴》卷226　代宗大历十四年十月。

①　《旧唐书》卷197《南诏蛮传》。

皋合兵进围维州。第二年初，吐蕃大相论莽热将兵10　万解维州之围，南诏生擒论莽热，"虏获尤多"。

宪宗元和三年，异牟寻卒。其后，弄栋节度使、王爵蒙嵯巅势力膨胀，操纵拥立南诏王的大权。自蒙嵯巅始，南诏开始向外扩张。

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西川节度使杜元颖昏瞆无能，边境防御松弛，蒙嵯巅倾全部武力攻入成都，"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②随后，又攻掠骠国（今缅甸境）。西南边境，战事不断。宣、懿时，蒙酋龙立，自称皇帝，改国为大礼。勇将段宗牓杀摄政蒙嵯巅，南诏政权转入段氏手中。咸通元年（公元860年），安南引南诏兵3　万，乘虚攻入安南（今越南河内）。其后，又连连攻入安南。七年，安南都护高骈大破南诏。懿宗命安南、邕州（今广西南宁）、西川各保疆界，不得进攻南诏。十年，南诏入犯西川。十一年，围攻成都。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高骈为西川节度使，方驱南诏过大渡河，收复所失州县。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宰相卢携、豆卢琢对南诏的扩张有过一个简要的概括："自咸通以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弊疲，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战士死于瘴厉，百姓困为盗贼，致中原榛杞，皆蛮故也。"①唐朝走向衰亡，南诏也在内乱中灭国。

②　《新唐书》卷222　中《南诏传下》。

①　《资治通鉴》卷253　僖宗广明元年六月。

五、唐室乱亡唐朝的皇位自宣宗传至懿宗，就开始进入日益崩溃的年代。不到半个世纪，祸乱越发不可收拾，唐皇室从名存实亡终至彻底乱亡。

（一）时局动荡懿宗即位伊始，社会出现全面动荡。君臣愈益骄奢贪残，各地起义连绵不断。

1。君奢民苦司马光在分析懿宗、僖宗两朝的时局时简要地说道："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①下面，分别叙述。

（1）懿宗骄佚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宣宗饵药疽发于背，宰相不能够相见。宣宗密以所爱第三子夔王滋嘱托枢密使王归长等3人，使其拥立为帝。左军中尉王宗实与王归长等素不同心，被出为淮南监军。当其入寝殿面辞宣宗时，皇帝已然崩世。王宗实怒斥王归长，责以矫诏，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宣宗长子、郓王漼，立为皇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并杀掉王归长等。太子漼即帝位，为懿宗，第二年正月改元咸通。

懿宗在位14年，骄奢无度，淫乐不悛，史言"李氏之亡，于兹决矣。"

懿宗颇喜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珍馐）皆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其游幸更是奢费，"曲江、昆明、灞浐、南宫、北苑、昭应、咸阳，所欲游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乐、饮食、幄帟，诸王立马以备陪从。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所费不可胜计。"①同昌公主深受懿宗宠爱，出嫁右拾遗韦保衡，极尽奢靡，"赐钱五百万贯，仍罄内府宝货，以实其宅。至于房栊户牗，无不以珍异饰之。又以金银为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釜铛、盆瓮之属，仍镂金为笊篱、箕筐，制水精、火齐、琉璃、玳瑁等床"，又有"连珠之帐，却寒之帘，犀簟、牙席、龙罽、凤褥"等侈丽之物②。

懿宗信佛，在唐朝的皇帝中也是一个突出的典型。史称："奉佛太过，怠于政事。"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四月，设置戒坛，大度僧尼。十四年三月，遣使至凤翔法门寺迎取佛骨。群臣劝谏者甚众，以至有人用宪宗迎佛骨而驾崩的事实来劝阻，懿宗竟然说："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于是，"广造浮图、宝帐、香■、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尽夜不绝。"四月，"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

①　《资治通鉴》卷252　僖宗乾符元年十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250　懿宗咸通七年十二月。

②　苏鹗：《杜阳杂编》卷下。

之时不及远矣。"①骄奢与滥刑，在懿宗身上犹如孪生。咸通十一年，同昌公主病卒。懿宗因为爱女之死，迁怒于翰林医官韩宗劭等，一连杀医官20　余人，收捕他们的亲属300　多，囚于京兆府的狱中。宰相刘瞻、京兆尹温璋极力劝谏，懿宗大怒，叱出朝堂。随即，贬刘瞻为荆南节度使，贬温璋为振州司马。温璋感叹道："生不逢时，死何足惜！"仰药自杀。同昌公主的丈夫、宰相韦保衡又诬陷刘瞻与医官"通谋"，误投毒药药死公主，懿宗再贬刘瞻为康州刺史。宰相路岩与刘瞻"不协"，趁机再利用懿宗的余怒，翻阅《十道图》，以罐州离长安上万里，再贬刘瞻为驩州司户。

懿宗宠信的几名宰相，也都是当时的巨富，以致贿赂公行，奢靡成风。

路岩自咸通五年拜相，在相位8年。一次，至德令陈蟠叟上书召对，奏请"破边咸一家，可赡军二年"，懿宗问边咸是谁，陈蟠叟回答说："路岩亲吏"。懿宗十分恼怒，怒的不是边咸、路岩，竟是陈蟠叟，将其贬流②。路岩亲吏的家产便可供军响2年，路岩的财产就可想而知了。陈蟠叟上书遭贬逐，更加助长了宰臣们的贪暴。《南部新书》甲卷记有当时的一段民谣，专门形容宰相的贪婪："曹确、杨收、徐商、路岩同秉政，外有嘲之曰：确确无余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贿（路）几时休。"

地方官吏的贪残，往往引起民众的怨怒。陕州刺史崔荛"自恃清贵，不恤人之疾苦。百姓诉旱，荛指庭树曰："此尚有叶，何旱之有？"乃答之，吏民结怨。既而为军人所逐，饥渴甚，投民舍求水，民以溺饮之。"①咸通八年"怀州民诉旱，刺史刘仁规揭榜禁之，民众，相与作乱，逐仁规，仁规逃慝村舍。"②刺史如此，县令也竞相仿效。杜荀鹤有《再经胡城县》诗以记其实："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③从军的戍卒，对其上司的贪婪早已怨恨无比。定边节度使李师望"贪残聚私货以百万计，戍卒怨怒，欲生食之"④。

整个懿宗一朝，上至皇帝，下至县衙，真可谓无官不贪，无官不残，确实已经到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地步！

（2）僖宗昏庸懿宗迎佛骨至京师不到3　个月，便病危不能省事。两军中尉刘行深、韩文约拥立懿宗少子普王俨为皇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崩，太子即位，年仅12　岁，为僖宗，第二年改元乾符。

宦官田令孜先前是普王府小马坊使，有宠于普王俨。如今普王成了皇帝，立即擢升田令孜为知枢密。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正月，又以其为神策中尉。僖宗年幼，在位15年，政事一概委以田令孜，呼为"阿父"。田令孜即纳贿除官，不复关白；又钳口杜谏，肆意挥霍。

自委政"阿父"，田令孜一面引诱僖宗专事游戏，一面专权擅杀朝臣。

僖宗在田令孜的引诱下，善骑射、剑槊、法算，于音律、蒱博无所不精，

①　《资治通鉴》卷252　懿宗咸通十四年三月、四月。

②　详见《资治通鉴》卷251　懿宗咸通十年十月。

①　《旧唐书》卷117《崔宁附崔荛传》。

②　《资治通鉴》卷250　懿宗咸通八年七月。

③　《全唐诗》卷693。

④　《资治通鉴》卷251　懿宗咸通十年十月。

又好蹴鞠、斗鸡，尤其擅长击球。他常对优伶石野猪说："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①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二月，左拾遗侯昌业以黄巢进占广州、潭州，沙陀寇代北、逼晋阳，而皇帝不亲政事，专务游戏，田令孜专权无上，社稷将危，上疏极谏。僖宗盛怒，召侯昌业至内侍省，赐死。十二月，黄巢自洛阳突入潼关。田令孜唯恐天子责已，便归罪于宰相卢携，昏庸的僖宗贬卢携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卢携无处申诉，仰药而死。

黄巢攻占长安，僖宗逃往西川。在成都仍然"日夕专与宦官同处"，议论天下大事，待朝臣"殊薄"。左拾遗孟昭图以车驾出京，南司朝官皆莫之知，致使宰相以下官员多所丧生，而北司却独得安全，上疏强调"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若"天子与宰相了无关涉，朝臣皆若路人"，则"收复之期，尚劳宸虑"。奏疏被田令孜扣压，贬孟昭图为嘉州司户，秘密派人于途中将孟昭图沉入蟇颐津，"闻者气塞而莫敢言"②。

当初，黄巢攻占长安后，宦官曹知慤（què，音确）召集壮士据守嵯峨山（在今陕西三原西北），多次夜入京城袭击黄巢军营。朝廷以其有胆略，嘉而擢升为内常侍，成了内侍省的副长官。田令孜十分不高兴，便矫诏使邠守节度使王行瑜袭杀曹知慤的壮士营。"令孜益骄横，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断。上（僖宗）患其专，时语左右而流涕。"③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僖宗君臣回到京师。为控制河东辖境内的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专利，田令孜竟然挑拨节度使之间的争斗，致使僖宗再度出京西逃。

从此，天下大势便成为这样一种状况：一是大大小小的割据者逐渐开始混战，朝廷对于强者的军事行为一概承认。右补阙常濬的一则上疏，足以表明这一点："陛下姑息藩镇太甚，是非功过，骈首并足，致天下纷纷若此，犹未之寤，岂可不念骆谷之艰危，复怀西顾之计乎？"①二是南街北司都分别借助节镇的实力相互排斥，节镇也利用南衙北司的争斗扩大自身的势力。结果，南街北司的冲突变成节镇间的军事征战。节镇间的角逐与南衙北司的争夺交织一起，整个局势越来越加复杂。

懿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有一篇《直谏书》，概述了当时"国破民苦"的实际，转录于下："国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

今天下苍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

"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

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

①　《资治通鉴》卷253　僖宗广明元年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54　僖宗中和元年七月。

③　《资治通鉴》卷256　僖宗中和四年十一月。

①　《资治通鉴》卷256　僖宗光启元年七月。

下不理，何以归哉！""国有九破"，表明朝廷再难以维持正常统治；"民有八苦"，说明百姓已难于继续生存下去。

2。民众起义懿、僖骄奢、昏庸造成的"国破民苦"，导致了连绵不断的民众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贪婪残暴的各级官吏，彻底地动摇了唐朝政治统治的基础，加速了这一腐朽政权的崩溃。

（1）浙东起事懿宗刚一继位，就遇上浙东地区民众的起义。

大中十三年十二月（公元860年1月），以裘甫为首的浙东民众攻占象山，多次击败朝廷的征讨。当时浙东兵力薄弱，"甲兵朽钝，见卒不满三百"，民众起义很快就发展起来。懿宗咸通元年正月，浙东观察使郑■德派兵征讨，被裘甫击败。义军乘胜攻下剡县（今浙江嵊县），"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曰罗平，铸印曰天平"，分其部众为32　队。远近聚众起义的百姓，纷纷来归，众至3　万。于是，"大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震中原"，连续攻克上虞、余姚、慈溪、奉化、宁海等县。

义军将领刘暀提议急取越州（今浙江绍兴），拒守浙江，"大集舟舰，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过大江，掠扬州货财以自实，还修石头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同时"遣刘从简以万人循海而南，袭取福建。如此，则国家供赋之地，尽入于我矣。"而王辂则主张"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①裘甫采纳了后一主张，未能使义军继续壮大。咸通元年三月，懿宗调安南都护王式为浙东观察使。王式也看到义军可能对朝廷形成威胁，以为朝廷用度"尽仰江、淮，若阻绝不通，则上自九庙，下及十军，皆无以供给。"①于是，发忠武、义成、淮南三道镇兵合击裘甫义军。至六月，裘甫军被围剡县，双方激烈交锋，3　天中83　次拼杀，妇女"亦乘城，摘砾以中人"。最终，裘甫、刘暀等被擒遭杀害，整个起义历时7　个月。

（2）戍卒兵变浙东民众起事不到10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历时更长的桂林戍卒兵变。

早在咸通四年，南诏攻占安南之后，朝廷敕徐、泗两镇募兵2000　赴援，分800人戍守桂林，约定3年为期，派兵来替代。可是时至咸通九年，戍守桂林的兵卒已满6年，多次请求代还，徐泗观察使崔彦曾、都押牙尹勘等却以府库空虚，派兵替代戍守桂林的兵卒，费用颇大，要这些戍卒再留1年。七月"戍卒家人飞书桂林，戍卒怒，牙官许佶、赵可立、王幼诚、刘景、傅寂、张实、王弘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杀都头王仲甫，立粮料判官厐勋为都将。群伍突入监军院取兵甲，乃剽湘潭、衡山两县"，一路指向家乡徐州②。

②　《全唐文》卷804。

①　《资治通鉴》卷250　懿宗咸通元年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250　懿宗咸通元年三月。

②　《旧唐书》卷177《崔慎由附彦曾传》。

崔彦曾命都虞候元密率兵3000　迎击厐勋，又命宿州、泗州出兵截击东进的戍卒，结果都被打败。厐勋等乘胜攻占宿州，"悉聚城中货财，令百姓来取之，一日之中，四远云集"，兵众至数千。待到围攻徐州时，"众六、七千，鼓噪动地，民居在城外者，贼皆慰抚，无所侵扰，由是人争归之，不移时，克罗城。彦曾退保子城，民助贼攻之，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城陷。"③起义戍卒囚禁崔彦曾，杀尹勘等，队伍发展至万余人。朝廷以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行营都招讨使，王晏权、戴可师为北、南面招讨使，大发诸道兵征讨。康承训奏请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带领本部随军助战，懿宗诏许之。年底，厐勋所率起义兵众相继攻占滁州、和州，控制了南至寿州、庐州，北达沂、海、沭阳、下蔡、乌江、巢县等地。尤其是占据了都梁城（今江苏盱眙北），控制住淮水入江之口，切断了江淮转运通道，对朝廷构成极大的威胁。起义兵所向，百姓纷纷响应，"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鉏首而锐之，执以应募"①。因此，军势迅速扩展，兵众多至20　万余人。十年四月，厐勋杀崔彦曾，自称"天册将军、大会明王"。

然而，自都梁城杀官军北面招讨使戴可师后，厐勋便"自谓无敌于天下"，虽有将领周重规劝："自古骄满奢逸，得而复失，成而复败，多矣，况未得未成而为之者乎！"但厐勋已经听不进去，"与（厐）勋同举兵于桂林者尤骄暴"，到后来连厐勋也"不能制"②。厐勋军久围泗州，数月不能攻克。自十年二月，官军调整了部署，四面进击厐勋所占之地，接连获胜，逼近徐州。厐勋采纳部下建议，引兵西攻宋州、亳州，以牵掣官军兵力。八月，当厐勋率部西行之后，其宿州守将张玄稔投归官军，并引兵围攻徐州，诱降留守兵将，许佶、厐举直等被杀。厐勋西攻宋州不克，转攻亳州，打算折回徐州，但被沙陀骑兵追击，苦战于蕲县境内，终因寡不敌众被杀。

这起因戍卒久不能轮代而爆发的起义，前后历时1年又2　个月，波及桂、湘、皖、苏、豫等广大地区。1年之后，厐勋余众"犹相聚闾里"，"散居兖、郓、青、齐之间"。直至僖宗乾符元年年底，其余部仍有行动，"州县不能禁，敕兖、郓等道出兵讨之"①。此时，王仙芝、黄巢发动的另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起义，已经开始。

（3）黄巢转战僖宗乾符元年，王仙芝聚众数千人，在长垣起事，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第二年六月，黄巢聚众响应，在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起义。

王仙芝、黄巢曾经"共贩私盐"，为对抗苛重的盐法，组织武装押送，因而最具备起义的条件，一旦与民众的聚义相结合，必然成为义军的核心和首领。

王仙芝起事的第二年夏，攻占濮州、曹州。当黄巢聚众响应之后，"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②朝廷以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统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5　镇兵5000③　《资治通鉴》卷251　懿宗咸通九年十月。

①　《资治通鉴》卷251　懿宗咸通九年十一月。

②　《资治通鉴》卷251　懿宗咸通九年十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252　僖宗乾符元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52　僖宗乾符二年六月。

人征讨。三年七月，起义军兵败忻州之后，便转入河南，攻占郏城、汝州，东都震惊。关东各州县皆各自守，不敢出战，起义军行动自如。攻破郢、复2　州后，又攻申、光、庐、寿、舒、通等州，淮南告急，朝廷再度面临漕运阻断的威胁。然而，当此乘胜进军之时，起义军中出现严重分歧。蘄州刺史裴偓在起义军兵临城下之际，迎王仙芝、黄巢入城，为王仙芝向朝廷请得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职，王仙芝准备接受归降。黄巢大怒，责骂王仙芝："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而去，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并因此"殴仙芝，伤首。其众喧论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分其众三千余人从仙芝及尚君长，二千余人从黄巢，分道而去。"③乾符四年，王仙芝连续攻破鄂州、安州、随州，仍然不忘归降朝廷。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诱降王仙芝，王仙芝派尚君长等去联络。宋威乘机于途中将尚君长劫去，奏称战场上生擒。僖宗分辨不清是降是俘，下令斩尚君长等。王仙芝非但降唐不成，反而折去几员将领。随后，接连被招讨副使曾元裕击败。五年二月，曾元裕追击到黄梅，杀王仙芝。

蘄州分裂之后，黄巢率所部北上，攻破郓州，杀天平军节度使。其后，一度与王仙芝合围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乾符五年，王仙芝兵败被杀后，尚让率余部归黄巢。尚让是尚君长之弟，在王仙芝余部中尚有影响，推黄巢为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黄巢改年号为王霸，设置官署。起义军攻破沂、濮2　州后，官军大举征讨。黄巢求降不成，转攻河南宋、汴等州。此时，王仙芝余部王重隐正在江西一带活动，攻破洪州。黄巢入江西，与王重隐相呼应，一举攻下虔、吉、饶、信等州。王仙芝的另一支余部曹师雄攻浙西，朝廷以高骈为镇海节度使，抵御曹师雄。黄巢又转攻浙东，"刊山开道七百里"，打通了仙霞岭山路，突入福建，攻占福州。乾符六年初，高骈遣将分路进攻黄巢，黄巢转向岭南，直指广州。途中，曾致书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要其代为向朝廷请授天平军节度使之职。二人担心黄巢来攻，向朝廷恳请，但未获准。黄巢又直接上表求为广州节度使，朝臣多以为"南海有市舶之利"，若被起义军所有，则"国藏渐当废竭"①，只授予黄巢东宫率府率之职。黄巢大骂朝中宰臣，九月攻占广州，大杀朝廷命官及各类教徒。不久，岭南发生瘴疫，黄巢军士减员十之三四。其部将劝之北上，以图大事。于是，发布露布，自号"义军都统"，宣告即将入关，揭露朝廷罪恶，包括宦官专权、朝臣宦官勾结，官吏贪婪、贿赂公行，政治腐败、科举不公等丑闻。同时，"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①。起义军自广州出发，攻取桂林，乘竹筏沿湘江直取潭州（今湖南长沙）。尚让一部，乘胜进攻江陵。两军合兵攻取襄阳，在荆门受重创，转而沿江东向。广明元年三月，朝廷以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集合各镇兵7　万，入江西迎击起义军。黄巢以诈降计，乘虚大破高骈淮南兵，进占宣城，声势愈盛，号称有兵众60万人。七月，起义军自采石渡过长江。九月，渡淮，分路进攻河南各州。起义军"所至吏民逃溃"，"所过不虏掠，惟取丁壮以益兵"②。十一月，顺利进军东都洛阳，东都留守刘允章迎起义军入城。田令孜使左右神策军协助齐克让固守潼关，起义军以尚让、林言为前锋，由一条被称为"禁谷"的小路

①　详见《旧唐书》卷178《郑畋传》。

①　《新唐书》卷225　下《黄巢传》。

②　《资治通鉴》卷253　僖宗广明元年九月。

突入关内，前后夹击潼关，官军大败。十一月，起义军进入长安，僖宗由田令孜率500　名神策兵护卫西经骆谷，投奔兴元（今陕西汉中东）。

黄巢入长安后，"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随即入宫称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先前朝廷中三品以上官员停其职，四品以下继续留任，组成一个起义军与朝廷官相混合的新政权。尚让、赵璋、崔璆、杨希古为宰相，孟楷、盖洪知左右军事，朱温、季逵等为诸卫将军游奕使，皮日休为翰林学士。起义军渡淮之后，虽然一路无阻，取得长安，但所过重要地方如东都等，未留兵镇守，数十万人全部进入长安，等于自投罗网，置身于官军的四面包围之中。

中和元年（公元881年）正月，僖宗自兴元到达成都。三月，以凤翔节度使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传檄天下，合兵攻打长安。起义军的势力范围，东不出同州（今陕西大荔）、华州，西不过兴元，占地既小，粮饷不足，长安一度被官军攻掠。为摆脱被动局面，黄巢命其部将"自力"攻取州县，所取州县可据为己有。于是，将领大多以所拥部众，自立门户，起义军分裂成若干支独立的势力，黄巢的号令渐渐失掉作用。二年正月，朝廷以宰相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伺机攻夺长安。朱温被黄巢命为同州刺史，朱温"自力"攻取后据为己有。当河东节度使王重荣大军压境时，朱温多次求援，黄巢无兵可救同州。朱温"见巢兵势日蹙，知其将亡"，举州投降。随即，华州也降于官军。朱温被朝廷用为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调转枪头征讨起义军。

不久，南面行营都监杨复光计召沙陀酋长李克用，以其为雁门节度使，率兵4　万从晋北到河中。三年二月，李克用联合河中、易定、忠武等镇兵，击败尚让所率15　万起义军，进逼长安。黄巢率残部自蓝田经武关东入河南，夺得蔡州，节度使秦宗权归降。黄巢又移兵围陈州（今河南淮阳东南），相持300　天，失去向其他各地发展的时机，又给官军充分调兵遣将的机会。中和四年三月，李克用会合许、汴、徐、兑4　州之军于陈州，黄巢退走兖州，尚让率所部降于感化军节度使时溥。六月，尚让追击黄巢，黄巢部众丧失殆尽，退至泰山东南狼虎谷。外甥林言时为侍卫军长，杀黄巢兄弟、妻、子，取首级欲向时溥请功，途中被沙陀兵截夺，杀林言并取其首级，与黄巢等首级一并献给时溥。一场历时10年、声势震撼唐朝政权的起义，至此宣告失败。大规模起义虽然终结，唐朝统治也从此分崩离析，仅仅剩下长安一隅作为小朝廷的容身之地了。

（二）唐室名存在对起义军征战的过程中，各种割据势力借机得以发展。起义失败后，剩下的便是强大的割据者围绕长安小朝廷的激烈争夺了。

1。朝局变动安史乱后，朝廷财赋仰供于江淮地区。黄巢转战，使得这些地区渐为方镇所据，"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①。首先为争夺财赋来源，宦官与方镇间引发出新的战乱，招致朝局的变动。

（1）节镇干政黄巢被杀之后，僖宗于光启元年（公元885年）三月回到长安。此前，安邑、解县两盐池的税利，为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专有。此时，神策中尉田令孜要收其税利以供军需，自兼两池榷盐使。王重荣再三争辩，田令孜便调王重荣为泰宁节使。王重荣自以有收复京师之功，却为田令孜所排挤，拒绝调任，并上表历数田令孜十大罪状。田令孜联络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与王重荣对抗。

当年十月，田令孜命朱玫、李昌符攻河中。王重荣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引兵相救。双方会兵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李克用上表请诛田令孜及朱玫、李昌符，僖宗下诏和解，不听。十二月，李克用大败朱玫、李昌符，进逼京城，田令孜奉僖宗出走凤翔。光启二年二月，李克用军还河中，与王重荣上表请僖宗还京、诛田令孜。田令孜引神策军入宫，胁迫僖宗到宝鸡。"时令孜弄权，再致播迁，天下共忿疾之。"①朱玫、李昌符"亦耻为之用"，转而与李克用、王重荣和好。大部分朝官都憎恨田令孜，不愿到宝鸡，要夺僖宗还京。邠宁、凤翔两镇发兵追赶，田令孜带领僖宗及宰相孔纬、杜让能等逃往兴元。朱玫、李昌符另立肃宗玄孙、襄王煴为帝。李克用、王重荣等都反对朱玫立李煴。田令孜深知为天下所难容，让出左神策中尉之职给杨复恭，自为西川监军，到成都依附同母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

杨复恭传檄关中，得朱玫首级者，赏以静难节度使之职。朱玫部将王行瑜与神策都将李茂贞数战俱败，倒戈回京杀朱玫。李煴投奔河中，被王重荣杀掉，传首于兴元行在。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二月，僖宗才又回到京城长安。

僖宗还京不到一月，便一病不起。观军容使杨复恭请立皇弟寿王杰，当天下诏，以寿王杰为皇太弟。右军中尉刘季述派兵迎入皇太弟。僖宗崩，皇太弟即帝位，改名敏，为昭宗。第二年正月，改元龙纪。不久，改名晔。杨复恭拥立昭宗后，效法田令孜，养勇士多人为义子，分掌兵权，号称"外宅郎君"。又养宦官600人为义子，作诸道监军。昭宗"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体大臣，梦想贤豪"②。

此时，朱全忠在河南已形成为一支强大势力，奏请朝廷讨伐李克用。昭宗命三省、御史台四品以上共议，十之六七以为不可。宰相张濬、孔纬"欲

①　《旧唐书》卷19　下《僖宗纪》。

①　《资治通鉴》卷256　僖宗光启二年正月。

②　《资治通鉴》卷257　僖宗文德元年三月。

倚外势以挤杨复恭"，力主用兵。大顺元年（公元890年）五月，下诏削夺李克用官爵、属籍，以张濬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使，孙揆为副使，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发兵5　万征讨李克用。结果，副使孙揆被李克用伏兵所擒，以锯锯死，张濬兵败依镇国节度使韩建。第二年，恢复李克用官爵，加中书令衔。

借用方镇之力诛除宦官不成，昭宗便直接与杨复恭展开较量。大顺二年八月，出杨复恭为凤翔监军，杨复恭不肯就任，称疾致仕。十月，昭宗发兵攻杨复恭私宅，宰相刘崇望鼓励禁军军士猛烈攻击，杨复恭带领义子杨守信等逃往兴元，与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等起兵抗拒朝廷。

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静难节度使王行瑜、镇国节度使韩建等上表，以讨杨复恭为名，请以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朝议以为李茂贞得山南西道，势力过大，不可允许。李茂贞、王行瑜发兵攻兴元，坚求招讨使之职。昭宗无奈，只得允准。八月，李茂贞攻占兴元，杨复恭等逃往阆州。二年，昭宗欲夺李茂贞凤翔节度使，只使其专任山南西道兼武定节度使，李茂贞上书揭露朝政，言辞不逊。昭宗不顾朝议，决心发兵攻凤翔，以首相杜让能等画军事，以宗室覃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宰相崔昭纬欲排杜让能，便暗中联络李茂贞、王行瑜，告知朝中动静。结果，李嗣周在进军凤翔的途中被李茂贞截击，新招募的3　万禁军溃散，李茂贞乘机进逼京师。崔昭纬教李茂贞坚决请杀杜让能，昭宗借机杀西门君遂等3　个宦官首领，使宦官势力遭到一次重大打击。杜让能被杀后，李茂贞、王行瑜开始左右朝政。景福二年十月，李茂贞以凤翔兼领山南西道、武定、天雄四镇节度使，据有15　州之地，成为关中最强大的藩镇。十一月，以王行瑜为太师，号"尚父"，赐铁券。明年七月，李茂贞攻下阆州。八月，杨复恭一行被韩建擒获斩首。

（2）相权争夺在节镇干预下，宦官势力削弱后，朝廷内部的冲突又围绕相权的争夺展开。

乾宁元年（公元894年）六月，昭宗以李谿（Xī，音溪）为同平章事。

崔昭纬担心李谿分权，指使其党在朝班上出面阻止。第二年二月，复以李谿为同平章事。崔昭纬使人告知王行瑜，李谿亦欲效杜让能对李茂贞用兵。王行瑜、李茂贞逼迫昭宗罢去李谿相职。时逢护国（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卒，其子王珂、王珙争为留后。王珂是李克用之婿，有李克用支持。王珙则厚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有三镇援助。昭宗允李克用之奏，以王珂为护国留后。本来王行瑜求为尚书令，不能得，就十分抱怨朝廷。如今为王珙请护国留后，又不能得。二年五月，王行瑜、李茂贞、韩建各将精骑数千人入朝，奏称"南、北司互有朋党，堕紊朝政"，杀李谿和另一致仕宰相韦昭度。昭宗允准所请，以王珙为护国节度使。三镇进而又谋废昭宗，另立皇帝。李克用闻讯后举兵讨三镇，李茂贞党想劫昭宗至凤翔，王行瑜党欲劫昭宗到邠州，双方联络宦官彼此攻杀，昭宗出京逃入终南山。七月，当李克用兵至同州，三镇与崔昭纬皆畏惧退缩，昭宗乘机用宗室薛王李知柔为相，兼京兆尹、判度支，充盐铁转运使。又以李克用为招讨使，专力讨伐王行瑜。十一月，攻克邠州，王行瑜伏诛。年底，封李克用为晋王，令归晋阳。这一次冲突，使昭宗得以罢黜崔昭纬（次年赐死），宗室得以任用。

然而，另一场新的争夺接踵而来。乾宁三年，朱全忠荐张濬为相，李克用奏称"濬朝为相，臣则夕至阙庭"，昭宗只得下诏和解。自终南山回京后，昭宗于神策军外，另置安圣、捧宸、保宁、宣化等军，选补数万人，分由宗室诸王统领。覃王嗣周、延王戒丕等又自募麾下数千人，试图改变宦官独掌禁军的局面。李茂贞借口朝廷欲对凤翔用兵，率军进逼京师。覃王嗣周与战，官军败绩。昭宗出京欲奔晋阳依李克用，途中听从韩建劝阻，到华州为韩建所控挟。李茂贞入京大肆抢掠，宫宇坊市毁坏殆尽。七月，昭宗在华州（今陕西华县）罢崔昭纬党、宰相崔胤。崔胤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上书力赞崔胤。九月，复以崔胤为相。自此，崔胤、朱全忠结合一气，相为表里。

四年正月，韩建逼昭宗解散诸王所统全部禁军，拘禁掌兵和出使的诸王，又禁绝昭宗亲信入宫。八月，韩建与知枢密刘季述合谋，围十六王宅，杀诸王11人。光化元年（公元898年），韩建、李茂贞怕朱全忠来夺昭宗，便送其还京。这一回合，昭宗所依靠的禁军及宗室诸王，全部丧失。宰相崔胤成为朱全忠在朝中的代理人，朱全忠本人则由宣武、宣义两节度使再兼天平节度使。

昭宗罢黜崔胤不成，便又转而谋诛宦官。光化三年夏，昭宗以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专横，与崔胤谋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结藩镇以相倾夺。"宰相王搏恐招致祸乱，以为"其势未可猝除，宜俟多难渐平"①。崔胤谮王搏为宋道弼辈"外应"，昭宗开始怀疑王搏。崔胤罢相之时，又以为王搏排挤自己，致书朱全忠，使其上表论崔胤不可罢。昭宗不得已，复崔胤为相，贬王搏崖州司户，流宋道弼驩州、景务修爱州，皆赐自尽。史言："由是（崔）胤专制朝政，势震中外，宦官皆侧目，不胜其愤。"②（3）诛尽宦官相权的膨胀，引起宦官的恐惧。崔胤背后有朱全忠，宦官不敢妄为，便对昭宗下手。三年十一月，两中尉刘季述、王仲先，两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乘昭宗酒醉，率禁兵千人入宫，囚禁昭宗。矫诏令太子裕即皇帝位，改名缜。天平副使李振劝朱全忠道：宦竖"囚废天子，公不能讨，何以复令诸侯！且幼主位定，则天下之权尽归宦官矣"①。朱全忠立即遣亲吏蒋玄晖到京城，与崔胤谋事。崔胤联络左神策指挥使孙德昭、右军都将董彦弼、周承诲，于天复元年（公元901年）正月，尽诛两中尉、两枢密使，迎昭宗复位。昭宗赐三神策军将姓李，皆以节度使兼平章事留京宿卫，时人称之为"三使相"。崔胤更加受到宠信，朱全忠封东平王，李茂贞封岐王。

崔胤与另一名宰相陆扆以为"祸乱之兴，皆由中官典兵"，请分主左、右神策军。三神策军将不同意改隶南司，昭宗复以宦官韩全诲、张彦弘为两军中尉，以袁易简、周敬容为两枢密使。此间，朱全忠又夺得河中镇，为四镇节度使。李茂贞入朝，韩全诲深与相结。崔胤益厚朱全忠，而与李茂贞为仇敌。"四人各为表里。全忠欲迁都洛阳，茂贞欲迎驾凤翔，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②天复元年十一月，韩全诲抢先将昭宗劫持到凤翔，依节度使李茂贞。崔胤引朱全忠入关，兵临凤翔。三年正月，李茂贞困守孤城，毫无出路，请诛韩全诲等，与朱全忠和解，奉昭宗还京。昭宗甚喜，立即收斩韩全

①　《资治通鉴》卷262　昭宗光化三年六月。

②　《资治通鉴》卷262　昭宗光化三年六月。

①　《资治通鉴》卷262　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

②　《旧唐书》卷20　上《昭宗纪》。

诲等"四贵"及宦官16人。朱全忠、崔胤入凤翔，又捕杀宦官70　余人，并密令京兆府捕杀90　余宦官。昭宗还京后，崔胤请悉罢内诸司使，其事务尽归省、寺，召还诸道监军。于是，大诛宦官，只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备洒扫"。除河东监军张承业等少数人得到节度使保护，其余监军全部被杀。崔胤兼判六军十二卫事，尽握朝廷军政大权。朱全忠赐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进爵位为梁王。

2。天下瓜分伴着僖宗、昭宗朝局的变动，藩镇割据之势日益扩大。彼此间相互兼并，逐渐形成若干强大的方镇，唐朝被瓜分而亡。

（1）方镇格局黄巢起义失败后，方镇基本分布是："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方立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瑄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①先前的河北三镇，差不多完全脱离中朝，此刻亦不时介入各镇间的争斗。经过僖宗、昭宗之际藩镇间的混战，形成相对稳定的割据格局。先前的河北三镇，魏博镇为罗绍威所据，镇冀（成德）镇为王镕所据，卢龙（幽州）镇为刘仁恭所据。关内第一大镇--凤翔镇，为李茂贞所据。另有八镇，后来演变为五代十国前期的局面。它们是：宣武镇（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北），朱全忠所据；河东镇（治所在今山西太原），李克用所据；西川镇（治所在今四川成都），王建所据；淮南镇（治所在今江苏扬州），杨行密所据；镇海镇（治所在今浙江杭州），钱鏐（liú，音琉）所据；武威军（治所在今福建福州），王审知所据；武安军（治所在今湖南长沙），马殷所据；清海军（治所在今广东广州），刘隐所据。

下面，依次简述朱全忠、李克用、王建、杨行密、钱鏐、王审知、马殷、刘隐等8　个主要割据者的发展概况。

朱全忠背叛黄巢起义军后，为宣武节度使，又加任东北面行营都招讨使，堵截义军东退之路。他以招讨使的名义，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自僖宗文德元年（公元888年）正月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讨灭秦宗权，至昭宗末年（公元904年），朱全忠共据有宣武、宣义、天平、护国（河中）、天雄（魏博）、武顺（成德）、佑国（京兆）、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戎昭、武定、泰定、平卢、忠武、匡国、镇国、武宁、忠义、荆南等21　镇。其中，天雄、武顺是附属镇，武定是王建属地。其余各镇，都是朱全忠以武力夺得的。

李克用是沙陀酋长朱邪赤心之子，朱邪赤心因征讨庞勋起义有功，被任命为大同军节度使，赐姓李，名国昌。黄巢攻占长安后，僖宗以李克用为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宦官杨复光以墨敕召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李克用将沙陀兵1.7　万人向长安进发，至河中时已有4　万人。三年，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僖宗以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四年，黄巢退入河南，欲攻汴州，朱全忠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击走黄巢，进入汴州，遭朱全忠袭击，几乎丧命。从此，李克用与朱全忠结成深仇，两人之间发生

①　《旧唐书》卷19　下《僖宗纪》。

一连串恶战。朱全忠利用朝官反对宦官，李克用则利用宦官反对朝官，都想达到控制朝廷的目的。两人之间的争夺，加剧着朝中南、北司的冲突。昭宗景福二年，成德附属李克用。乾宁元年，李克用灭幽州镇，以刘仁恭为节度使。二年，封为晋王，永占河东地区。其后，魏博、成德、义武相继转而归附朱全忠。天复二年，朱全忠两次围晋阳，李克用采纳儿子李存勗的建言，"遵养时晦，以待其衰"的策略，"设险固境，训兵务农"。

王建，于黄巢攻占长安、僖宗出逃至蜀之后，归田令孜为养子，拜诸卫将军，为"随驾五都"都将之一。光启二年田令孜投奔同母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杨复恭贬斥田令孜之党，调王建离禁军，出为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王建召募溪洞酋长，得众8000，沿嘉陵江袭取阆州，自称阆州防御史。第二年，王建得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之助，进击陈敬瑄，掠西川所属12　州。文德元年，昭宗即位后，以韦昭度兼充西川节度使，欲借王建驱赶陈敬瑄。王建利用韦昭度的号名，攻取西川各州。大顺二年，王建独攻成都，得为西川节度使。至乾宁四年，攻破梓州，夺东川，尽据蜀地。天复二年，乘朱全忠久围李茂贞之机，王建攻占兴元，据有山南西道。三年，攻荆南得夔、忠、万及施州，昭宗封王建为蜀王。天祐三年（公元906年），又取荆南归州。至此，王建北有兴元（今陕西汉中），东据三峡，成为巴蜀地区的割据者。杨行密，本名行愍，于黄巢转战之际为庐州牙将，屡有战功。中和三年杀都将，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庐州刺史被迫让位，朝廷命杨行密为庐州刺史。自僖宗光启三年，杨行密与秦彦（宣歙观察使）、毕师铎（高骈部将）、孙儒（秦宗权部将）争夺扬州长达6年，至昭宗景福元年，杨行密据扬州，被命为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杨行密既据淮南，"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①杨行密又从淮南兵中精选尤勇健者5000人，厚其禀赐，以皂衣（黑衣）蒙甲，号"黑云都"，专门用于冲锋陷阵。乾宁四年，朱全忠部朱瑾，河东骁将史俨、李承嗣投淮南，杨行密得河东、兖、郓兵，加之善水战的淮南兵，军势大振。天复二年，以杨行密为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吴王，讨朱全忠。天祐二年杨行密卒，子渥继为淮南节度使。翌年，兼得江西之地。杨渥所据，北起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南尽虔州（今江西赣州），东达于常州，西抵鄂州（今湖北武汉），阻隔着北方势力进入江南。

钱鏐，于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年）王仙芝余部曹师雄攻浙西时，为董昌所部石镜都知兵马使。中和元年，董昌为杭州刺史，以钱鏐为都指挥使。明年，浙东观察使刘汉宏两次遣兵谋取浙西，都被钱鏐击退。光启二年，钱鏐凿山开道攻取越州，董昌自杭州徙镇越州，以钱鏐知杭州事。三年，镇海军逐节度使周宝，拥薛朗为留后。钱鏐遣将讨薛朗，于昭宗龙纪元年（公元889年）攻取苏州。景福二年，以钱鏐为镇海节度使，治杭州，有兵十三都。乾宁二年，董昌在越州称帝，钱鏐乘机出兵征讨。第二年，破越州，擒董昌，传首京师。朝廷以钱鏐为镇海、威胜（镇东）两军节度使，跨有浙东、浙西。天复二年，进爵为越王。天祐元年，更封为吴王。

王审知，王潮之弟。僖宗光启二年，王潮为泉州刺史，"招怀离乱，均赋缮兵"。昭宗大顺二年，福建观察使陈岩病危，遣使以书召王潮，欲授以军政。王潮未至而陈岩卒，陈岩妻弟都将范晔自为留后。景福元年，王潮以

①　《资治通鉴》卷259　昭宗景福元年八月。

弟审知为都监，将兵攻福州。第二年，攻占福州，以王潮为福建观察使。境内割地称雄的"群盗二十余辈皆降溃"，王氏自此据有福建全境。乾宁四年，王潮卒，王审知继为威武节度使。

马殷，秦宗权部孙儒军中战将。孙儒与杨行密争夺淮南被杀后，刘建锋、马殷等逃往洪州，在江西聚众数万。昭宗乾宁元年，刘建锋、马殷引兵入潭州（今湖南长沙）。第二年，以刘建锋为武安节度使，马殷为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三年，武安军乱，杀刘建锋，推马殷为留后。马殷以潭、邵2　州之力，陆续攻取湖南管内7　州，至光化二年尽有湖南之地。第二年，马殷攻取桂、宜、岩、柳、象5　州，桂管之地并入湖南。

刘隐，封州刺史刘谦之子。昭宗乾宁元年，刘谦卒，刘隐继任。三年，清海节度使薛王李知柔赴任，行至湖南，广州牙将据境拒之。刘隐兵袭广州叛将，迎李知柔入广州，李知柔以刘隐为行军司马。天复元年，清海节度使徐彦若卒，遗表荐行军司马刘隐权留后，刘隐始得岭南。天祐元年底，以刘隐为清海节度使，治广州。

（2）朱梁代唐昭宗天复三年，方镇分割唐朝天下殆尽，朝中宦官被彻底诛除。新的争夺，便在有"回天再造"之功的梁王朱全忠与权相崔胤之间展开。争夺的结果，朱全忠以梁代唐。

崔胤以司空、门下侍部、同平章事、领三司兼判六军十二卫事之后，"专权自恣，天子动静皆禀之。朝臣从上幸凤翔者，凡贬逐三十余人，刑赏系其爱憎，中外畏之"。在这同时，梁王朱全忠"留步骑万人于故两军，以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又以汴将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充街使。于是全忠之党布列遍于禁卫及京辅。"①崔胤感到朱全忠"有篡夺之志"，与之"外虽亲厚，私心渐异"，便借口"六军"名存实亡，侍卫单薄，奏请每军募步兵4　将，每将250人，骑兵1　将100人，共计6600人。昭宗允准，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进行招募。朱全忠明知这是针对自己的，却不动声色，"阴使麾下壮士应募以察其变"。崔胤与郑元规"缮治兵仗，日夜不息"。

恰巧此间，朱全忠留在京师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的朱友伦坠马暴卒，朱全忠怀疑是崔胤故意制造的阴谋，立即遣其兄子朱友谅代典宿卫。这时，李茂贞等又多次出兵进逼京畿，朱全忠恐其再劫持天子西去凤翔，于是决计迎车驾迁都洛阳。

天复四年正月，朱全忠密表昭宗，称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并其党郑元规等，皆请诛除。昭宗下诏贬崔胤、郑元规，并罪之，以裴枢、独孤损、柳璨等为相。朱全忠密令朱友谅围崔胤私宅，杀崔胤及郑元规等。次日，朱全忠引兵屯河中。又数日，使裴枢促百官奉昭宗东迁洛阳。车驾离长安，朱全忠以张延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庐。昭宗至陕州（今河南陕县）后，秘密遣使以御札、绢诏告难于西川王建、淮南杨行密、河东李克用，令其纠帅藩镇救驾。四月，昭宗入洛阳，改元天祐，左右随从悉被杀，尽换朱全忠之人职掌使令。六、七月间，李茂贞、李克用、王建、杨行密等移檄往来，合兵共讨朱全忠。朱全忠引兵自大梁（今河南开封）西讨李

①　《资治通鉴》卷264　昭宗天复三年二月。

茂贞等，"以帝有英气，恐变生于中，欲立幼君，易谋禅代。"①天祐元年八月，朱全忠遣判官李振至洛阳，与枢密使蒋玄晖、左右龙武统军密谋。蒋玄晖选龙武牙官史太等百余人突入宫中，趁昭宗酒醉弑杀之，矫诏称昭仪李渐荣、夫人裴贞一弑逆，宜立辉王祚为皇太子，更名柷（

hù，音祝），监军国事。又矫何皇后令，太子于柩前即位，为昭宣帝，又称哀帝，时年13　岁。第二年二月，朱全忠又使蒋玄晖邀昭宗9　个儿子，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缢杀之，投尸池中。六月，朱全忠杀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扆、王溥及朝士30　余人，投尸入河。

二年年底，朱全忠急于要唐昭宣帝禅让，密使蒋玄晖、柳璨等谋划。蒋、柳仍将按惯例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朱全忠怒其"稽缓"，又疑其"欲延唐祚"，杀蒋玄晖、柳璨。既而，又诬蒋玄晖私侍昭宗何皇后，朱全忠密令杀害何皇后。三年，朱全忠又以多半年时间平息魏博牙军之乱。天祐四年正月，唐昭宣帝下诏，以二月禅位于梁王朱全忠。四月，梁王更名晃，御金祥殿，受百官称臣，即皇帝位，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废唐昭宣帝为济阴王，第二年二月酖杀之，唐朝的最后一点残余也不复存在了。

①　《资治通鉴》卷265　昭宗天祐元年七月。

六、五代十国自公元907年朱晃（全忠）代唐，至公元960年赵匡胤建宋，中原大地出现了梁、唐、晋、汉、周等5　个前后衔接的政权，史称五代。为了有别于历史上曾经建立过的同名朝代，史家多在这几个政权名称前加一个"后"字。大致与五代并存，另有前蜀、吴、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后蜀、南唐、北汉等10　个主要政权，史称十国，至公元979年宋灭北汉方告结束。在此同时，契丹（辽）日渐强盛，不断南下侵优。

（一）五代更替占据中原地区的五代政权，虽然名为五代，实却八姓。前后53年间，更换了14　个皇帝。下面，依次叙述。

1。梁唐兴衰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四月，朱晃受唐昭宣帝禅让，即皇帝位，为后梁太祖。后梁以汴州为开封府，称东都；以故东都洛阳为西都，废故西京。三年正月，迁都洛阳，以大梁为东都。

（1）梁祖革弊大多数史书，或以朱温背叛黄巢起义军，或以朱晃残暴荒淫，对其人基本持完全否定态度。其实，朱晃称帝建立后梁政权后，是革除了不少唐朝后期积弊的。

唐朝自宪宗设枢密使以来，两枢密使掌出纳帝命，逐渐与宰相共执朝政，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梁太祖登基后第一件大事，便是设置崇政院，以夺枢密院之权。命早年宣武镇掌书记、时为太府卿的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备顾问，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宰相非进对时有所奏请及已受旨应复请者，皆具记事因崇政院以闻，得旨则复宣于宰相。"①一个月后，诏废枢密院，其职事皆入于崇政院，以敬翔为院使。二年十一月，又选有政术、文学者2人，为崇政院直学士。自崇政院取代枢密院，宦官不复预闻朝政。后来，吴越王钱鏐上表，以唐末诛宦官，有25人逃入其境，皆非刘季述、韩全诲之党，请予录用。梁太祖回答："此属吾知其无罪，但今革弊之初，不欲置之禁掖，可且留于彼，谕以此意。"②如此坚决革除宦官之弊，是后梁创建之初的一个新的气象。

厉耕薄赋，是后梁政权又一较显著的特点。先看《资治通鉴》中的两则记载。开平三年正月，梁祖"以用度稍充，初给百官全俸。"自唐僖宗以来，百官俸料仅存其额而无其实，至此才恢复发给全俸，表明后梁之初经济状况略有好转。另一则记载，四年四月宋州节度使衡王友谅献"瑞麦"，一茎三穗。梁祖却说："丰年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为！"不仅不信什么"瑞麦"，还处罚了掩盖灾情、以献瑞邀功的地方官。县令罢职除名，衡王友谅受到"诘责"后调离宋州。显然，梁祖是十分关注农耕丰歉的。因此，《旧

①　《资治通鉴》卷266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四月。

②　《资治通鉴》卷267　后梁太祖开平四年七月。

五代史·食货志》这样记载："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后，以夷门一镇（即宣武镇），外严烽候，内辟汙莱（即开荒田），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丘園可恋故也。"朱梁轻赋，在五代前期、中期是很突出的，甚至被认为"有国有家者之龟鉴"①。

正因为后梁政权有此政治、经济基础，虽然河东晋王李克用、凤翔岐王李茂贞、淮南吴王杨渥、蜀王王建仍然尊奉唐昭宗年号，但其余各镇皆禀奉后梁年号，称臣奉贡。王建、杨渥移檄诸道，"欲与岐王、晋王会兵兴复唐室"，竟"无应者"。

（2）两国争战天祐五年（公元908年）正月，河东晋王李克用病卒，子存勗继立。李克用弟克宁欲夺位，举河东之地附于梁，李存勗与监军张承业诛李克宁。李存勗继嗣晋王后，"命州县举贤才，黜贪残，宽租赋，抚孤穷，伸冤滥，禁奸盗，境内大治。"②同时，加紧"训练士卒"，练就一支"精整"的队伍。此后，晋王李存勗便成为后梁政权的劲敌。围绕河北三镇的争夺，梁、晋之间展开多次大战，都是梁兵溃败。乾化二年（公元912年），梁祖叹道："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余孽更昌炽如此！"以至哽咽道："我死，诸儿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③面对劲敌，梁祖竟"纵意声色"。诸子在外，"常征其妇入侍，帝往往乱之"。其长子早卒，次子（义子）博王友文妇王氏色美，深为梁祖宠爱。梁祖病危，命王氏召友文付以后事。三子郢王友珪妇张氏"亦朝夕侍帝侧"，知之，密告友珪。朱友珪率牙兵夜入宫禁，弑梁祖，矫旨杀友文。朱友珪继帝位，群情不服。乾化三年二月，四子均王友贞以禁兵杀友珪，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即皇帝位，更名瑱，为梁末帝。

后梁宫廷内乱，更使晋王李存勗得以扩展实力，一举攻破幽州，又夺得天雄镇（即魏博镇）。贞明二年（公元916年）二月，梁、晋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决战，梁步卒7　万"杀溺殆尽"，末帝叹道："吾事去矣！"

战场上惨败，宫廷中腐败。末帝专任赵岩及德妃兄弟张汉鼎、张汉杰，"参预谋议，每出兵必使之监护。"赵岩等"依势弄权，卖官鬻爵，离间将相。敬翔、李振虽为执政，所言多不用。"后梁"政事日紊，以至于亡。"①贞明三年以后，晋王李存勗开始进攻后梁的腹心之地河南。双方在杨刘（今山东东阿北）、德胜（今河南清丰、濮阳一带）两处黄河口岸反复拉锯。龙德元年（公元921年），成德镇杀节度使王镕，推张文礼为留后。张文礼引契丹以拒晋，契丹主耶律阿保机率兵长驱南下。二年，晋王李存勗大破契丹兵，十月攻取镇州，兼领成德节度使。至此，河北三镇跋扈局面告终。晋王李存勗先后夺得河北三镇，至唐天祐二十年，共据有河东、魏博、易定、镇冀四大镇。四月，李存勗于魏州即皇帝位，国号大唐，史称后唐，为后唐庄宗。改天祐二十年为同光元年，以魏州为兴唐府，建东京，又于太

①　洪迈：《容斋三笔》卷10《朱梁轻赋》。

②　《资治通鉴》卷266　后梁太祖开平二年五月。

③　《资治通鉴》卷268　后梁太祖乾化二年闰年月。

①　《资治通鉴》卷269　后梁均王贞明元年十月。

原府建西京。其时，后唐据有13　节度、50　州。

其年十月，后唐庄宗留兵固守杨刘渡口，自率精兵自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长驱奇袭汴州。大梁城破，梁末帝自杀，后梁亡，一姓三主，16年。（3）后唐盛衰后唐庄宗在位3年，一反后梁之政，并迁都洛阳。唐末散亡各镇宦官，一并召回，给赡优厚，委之事任。内诸司使自诛除宦官以来，皆以士人充任。庄宗又"复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复置诸道监军，节度使出征或留阙下，军府之政皆监军决之，陵忽主帅，怙势争权，由是藩镇皆愤怒。"①被宦官包围了的庄宗，又听信其主意，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州县供赋入外府，充军国经费，方镇贡献入内府，充皇帝宴游及赏赐近臣。其结果是，外府经常"虚竭无余"而内府财富堆积如山。军士犒赏微薄，甚至衣食不足，"始怨恨，有离心"。庄宗自幼"善音律"，称帝后"伶人多有宠"，常自傅粉墨，与优伶"共戏于庭"。于是，"诸伶出入宫禁，诲弄缙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其尤蠹政害人者，景进为之首。"②庄宗朝政，简言之："信伶、宦之谗，颇疏忌宿将。"《旧五代史·食货志》在肯定了"朱梁轻赋"之后，紧接着又尖刻地"斥詈"了庄宗的作为："及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馑，不三四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同光四年（公元926年）四月，伶人、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以所部兵突入宫中，弑庄宗。

其时，李克用养子李嗣源为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有威名，百官拥立为帝，是为后唐明宗，改元天成。明宗本胡人，无姓，名邈佶烈。

明宗在位8年，天成、长兴各4年。自监国之初，即革除庄宗弊政。先以租庸使孔谦有"奸佞侵刻、穷困军民之罪"斩首，废除孔谦所立苛敛之法。紧接着，罢诸道监军使，命诸道尽杀之。即位之后，精简后宫，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除。明宗还效法朱梁，设置端明殿学士，以备应对。经常与大臣语及"年谷屡登、百姓赡足"，在五代的帝王中后唐明宗最值得提出来。天成二年、四年，连连丰收，明宗问宰相冯道："今岁虽丰，百姓赡足否？"冯道以"农家岁凶则死于流殍，岁丰则伤于谷贱"，唸了唐懿宗时诗人聂夷中的《咏田家》诗，说："农于四人（民）之中最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明宗"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之。"①及至明宗病卒，史家称其"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成小康。"②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十二月，明宗第三子、宋王从厚继立，为闵帝，第二年正月改元应顺。然其"有致治之志，却不知其要"，在位仅4　个月，便被明宗养子、潞王从珂（本姓王）取代。李从珂即位，是为废帝，改元清泰。废帝在位2年，于清泰三年（公元936年）十一月被契丹所立后晋皇帝石敬塘所取代，自焚身死。后唐，历三姓四主，共14年。

2。辽兵南下

①　《资治通鉴》卷273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正月。

②　《资治通鉴》卷272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十一月。

①　《资治通鉴》卷276　后唐明宗天成四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278　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十一月。

五代之中，后晋与契丹（辽）的关系最为特殊，可谓兴于契丹，亡于契丹。而契丹借助于后晋，得以向中原进扰。

（1）契丹之兴唐朝末年，契丹逐渐发展起来。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被尊为天皇王。

唐幽州节度使刘仁恭骄侈贪暴，"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契丹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①幽州人韩延徽亡入契丹，为阿保机谋主，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廓，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产，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韩）延徽有助焉。"②后梁代唐，耶律阿保机乘机率众30　万进犯云州（今山西大同）。晋王、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与阿保机连和，约为兄弟，共击后梁。不久，阿保机又遣使与后梁通好。末帝贞明二、三年，阿保机接连率众30　万入犯云州、幽州，都被晋王李存勗所部击退。后唐庄宗之世，契丹向东面经营，攻渤海国，拔夫余城，更其名为东丹国。明宗即位不几月，阿保机卒于夫余城，述律后权决军国事。天显二年（公元927年）十一月，述律后立次子耶律德光为天皇王。天皇王尊述律后为太后，国事咸取决太后，以韩延徽为政事令。四年，耶律德光两次入犯云州，征战的矛头逐渐指向中原地区。后唐长兴三年，明宗以契丹"浸逼北边"，命朝议择帅臣镇河东，久议不决。时有明宗婿、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兼六军诸卫副使石敬塘两次表示愿赴河东，权枢密直学士李崧也以为非石敬塘不可。于是，明宗以石敬塘为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军总管，加兼侍中。自此，石敬塘便以河东倚契丹之援，开始谋划夺取中原。

（2）割让幽云石敬塘到达晋阳，以部将刘知远、周瓌为都押衙，委以心腹。军事委刘知远，财政委周瓌。

后唐顺应元年（公元934年）四月，潞王李从珂举兵赶走闵帝。石敬塘自河东入朝，经卫州，见闵帝身边仅有50　骑自随，将相、侍卫、府库、法物等"四者"皆无，只是"俛首长叹"。弓箭库使沙守荣、奔洪进责备说："公明宗爱婿，富贵相与共之，忧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计于公，冀图兴复，乃以此四者为辞，是直欲附贼卖天子耳！"①石敬塘亲将陈晖、刘知远尽杀闵帝左右及从骑，放闵帝只身一人而去。闵帝被卫州刺史缢杀，石敬塘入京都洛阳。

李从珂初即帝位，虽"猜忌敬塘"，仍然以其为河东节度使而未留于京师。石敬塘既还河东，"阴为自全之计"。其妻为明宗女，时为晋国长公主，公主生母曹太后尚健在。"敬塘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谋，事无巨细皆知之。"在宾客面前，石敬塘常常伪装"羸瘠不堪为帅，冀朝廷不之忌。"②虽然如此，废帝仍以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将兵屯代州，名为协助北御契丹，实则"以分石敬塘之权"。石敬塘则"托言以助军资"，

①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

②　《资治通鉴》卷269　后梁均王贞明二年十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279　后唐潞王清泰元年四月。

②　《资治通鉴》卷279　后唐潞王清泰二年六月。

加紧收取在洛阳及诸道的财货，运往河东，"人皆知其有异志"。清泰三年（公元936年）正月，晋国长公主为废帝上寿毕，辞归晋阳，废帝借着酒意说出了心中所想："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③朝臣吕琦等以为"河东若有异谋，必结契丹为援"，主张与契丹和亲，使河东"无能为"。废帝初亦同意，而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则认为不当，"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反对"安危托妇人"，废帝"意遂变"，群臣"不敢复言和亲之策"。

清泰三年五月，废帝纳薛文遇议，调石敬塘为天平节度使，移镇郓州。

同时，以建雄节度使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部署，催促石敬塘赴郓州。都押衙刘知远认为，河东"形胜之地，士马精强，若称兵传檄，帝业可成"。掌书记桑维翰更以"契丹素与明宗约为兄弟，今部落近在云、应，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①于是，石敬塘决意抗命，废帝削夺其官爵，以张敬达兼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将兵讨伐。七月，石敬塘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耶律德光，并请以父礼事之，事成之后，割让卢龙及雁门以北诸州。契丹复书，许以仲秋倾国赴援。九月，耶律德光将5　万骑赴晋阳，大败后唐兵将。十一月，耶律德光作册书，命石敬塘为大晋皇帝，改元天福。石敬塘割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涿（今河北涿州）、莫（今河北任丘境）、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河北怀来境）、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北）、朔（今山西朔县）、蔚（今河北蔚县）共16　州给契丹，每岁输帛30　万匹。后唐废帝自焚，石敬塘入洛阳。

（3）辽灭后晋石敬塘被契丹立为大晋皇帝，史称后晋高祖。敕命法制，皆遵后唐明宗旧制。

鉴于后晋得天下，藩镇多未服从，加之战火连年，府库空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枢密使桑维翰"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②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四月，晋祖纳桑维翰之议，"大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水陆都会，资用富饶"，迁都汴州（今河南开封）。其年，契丹改元会同，国号大辽，公卿庶官皆仿中原之制，参用中原士人，以赵延寿为枢密使兼政事令。自此，会同元年（公元937年），追耶律阿保机为辽太祖，耶律德光为辽太宗。

第二年八月，晋祖上尊号于辽太宗及律述太后，以冯道、刘昫为册礼使。晋祖奉表称臣，谓辽太宗为"父皇帝"。其后，辽太宗屡止晋祖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辽既得幽州，以其为南京。十月，辽遣使奉宝册，加晋祖尊号"英武明义皇帝"。

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耻于称臣辽国，见其使者必加谩骂，或潜杀之。天福六年六月，抓住辽使拽刺，遣骑掠幽州南境，上表"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国以媚无厌之虏"，"愿自备十万众，与晋共击契丹"。桑维翰等则认为，"（安）重荣恃勇轻敌"，"非国家之利，不可听也。"劝晋祖"训农习战，③　《资治通鉴》卷280　后晋高祖天福元年正月、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280　后晋高祖天福元年五月。

②　《资治通鉴》卷281　后晋高祖天福二年正月。

养兵息民，俟国内无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①晋祖在位6年左右，大体如此。

天福七年六月，晋祖病殂。冯道与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奉高祖兄子齐王重贵即皇帝位，是为晋出帝，又称晋少帝。七月，出帝以景延广为侍卫马步都指挥使。

景延广执政，一反称臣于辽。出帝向辽太宗告哀，景延广坚持"称孙而不称臣"，辽太宗大怒。辽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称帝，劝辽出兵击晋。后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遣密使诱辽太宗入寇，也想当皇帝。开运元年（公元944年），辽太宗遣赵延寿将兵5　万为先锋，自率兵10　万次澶州（今河南清丰一带）。晋出帝与辽太宗对阵，两军苦战，自午至暮，契丹退败，掠沧、德、深、冀州而去。第二年，晋、辽再战，辽军大败，辽太宗仅乘一骆驼北逃，晋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重威等却放弃追击。三年十月，出帝以杜威为元帅，将兵伐辽。杜威屡请增兵，禁军皆隶其麾下，京城宿卫空虚。十一月，辽兵大举南下。十二月，奉国都指挥使王清战死，后晋士气大衰，杜威等正、副统帅以兵降辽。辽兵直入大梁，出帝奉上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祸至神惑，运尽天亡。"①后晋一姓二主，10年即亡。

3。汉周禅代辽太宗灭晋进入中原，却立足不稳，带着遗憾退了回去。中原地区，又接连建起汉、周两代政权。

（1）辽主三失辽灭后晋，中原无主。大同元年（公元947年）正月，辽太宗进入大梁（今河南开封），以晋出帝为负义侯，置于黄龙府（今辽宁朝阳）。晋之大臣及藩镇，大都称臣于辽，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斩辽使以秦、阶、成3　州归前蜀。

辽兵30　万人于中原，辽又无军饷廪食之制，"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辽太宗又要判三司刘昫"营办"对辽兵的"优赐"。当时府库空竭，刘昫"请括借都城士民钱帛，自将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诣诸州括借，皆迫以严诛，人不聊生。""于是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②河南、山东民众纷纷起而抗击辽兵，"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辽将刘愿为保义节度副使，民多苦其暴虐，都头王晏与壮士杀刘愿和辽之监军。辽太宗遣赵■使晋州，括率钱帛，征督甚急，民众率相共杀赵■。尤其是澶州王琼起义，对辽太宗的震动颇大。辽澶州节度使耶律朗五，性贪残，吏民苦之。王琼、张乙"得千余人，沿河而上，中夜窃发，自南城杀守将，绝浮航，入北城，朗五据牙城以拒之。数日，会契丹救至，琼败死焉。契丹主初闻其变，惧甚，由是大河之南无久留之意。"①其时，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已在晋阳称帝，诏罢诸道为辽

①　《资治通鉴》卷282　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六月。

①　《资治通鉴》卷285　后晋齐王开运三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86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

①　《旧五代史》卷99《汉高祖纪上》。

括率钱帛。

其年三月，辽太宗自大梁动身北还。后晋文武诸司、诸军吏卒从者皆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尽载府库之实以行。四月，当辽太宗北渡黄河后叹道："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诸道括钱，一失也；令上国人打草谷，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三失也。"②及至栾城，病卒于杀胡林。其国人剖其腹，"实盐数斗，载之北去，晋人谓之"帝羓"（肉干儿）。

（2）汉复中原刘知远作为石敬塘的心腹之将，早在后唐清泰三年就不同意桑维翰"以父礼"事契丹的主张，认为"许以土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可石敬塘当皇帝心切，不予听信，竟割幽、云16　州给契丹，酿成辽兵南下灭晋之祸。

天福七年晋祖病危之际，曾有旨召刘知远入朝辅政。待出帝即位后，不再提起此事，反而信用景延广、杜（重）威等。刘知远颇怨出帝，仅守河东而已。开运元年，辽兵两次入犯，出帝诏刘知远出击，刘知远都顿兵不进。刘知远"自知见疏，但慎事自守而已。"刘知远亲将郭威劝道："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土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③从此，刘知远便广募士卒，招纳吐谷浑酋长，得吐谷浑财畜。"由是河东富强冠诸镇，步骑至五万人。"出帝与辽结怨，刘知远"知其必危，而未尝论谏"。辽兵屡深入，刘知远"初无邀遮、入援之志。及闻契丹入汴，知远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轶。"①当其闻知出帝北迁黄龙府，声言欲出兵迎归晋阳。军士纷纷表示"宜先正位号，然后出师"，郭威与都押衙杨邠劝其"乘此际取之"，刘知远遂即皇帝位。但不忍改国号，又恶出帝年号，仍重称晋祖年号天福，时为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二月。刘知远为赏将士，欲出民财，夫人李氏"请悉出宫中所有以劳军，虽复不厚，人无怨言"，中外大悦。三月，辽太宗北撤。五月，刘知远以其弟崇为北京（太原）留守，驾移洛阳。六月，入大梁，后晋旧臣、藩镇相继来归，始改国号为汉，史称刘知远为后汉高祖。以汴州为东京，仍称天福年。其间，辽诸部数叛，兴兵诛讨，无暇南顾。

汉祖在位1年即病卒，以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郭威为顾命大臣，立皇子周王承祐为帝，为后汉隐帝，时在乾祐元年（公元948年）二月。

隐帝登基之初便有河中、永兴、凤翔三镇抗命，即以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令诸军皆受其节度。直至二年年底，三镇平定。三年四月，以郭威为邺都（今河北大名）留守、天德军节度使，枢密使如故。自隐帝即位以来，几位顾命大臣杨邠总机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卫，王章掌财政，国家粗安。只可惜隐帝"左右嬖幸浸用事，太后亲戚亦干预朝政"，加之隐帝"年益壮，厌为大臣所制"，苏逢吉又与史弘肇"有隙"，屡以言语激太后弟李业。三年十一月，隐帝与李业谋诛杨邠、史弘肇、王章。得手后，又密令郭威部将杀郭威。郭威留养子、外甥柴荣镇邺都，自将大军直逼京城。隐帝遣将抵御，又自出劳军，为乱兵所弑。后汉，一姓二主，历时4年。汉太后下诰，以侍中郭威监国。

②　《资治通鉴》卷286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四月。

③　《资治通鉴》卷284　后晋齐王开运元年八月。

①　《资治通鉴》卷286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

乾祐四年正月，汉太后下诰，授监国郭威以符宝，即皇帝位。郭威以国号为周，改元广顺，是为后周太祖。后周政权，是五代中最后一个政权。（二）后周改革广顺元年（公元951年）正月，后周太祖刚一即位，便诏罢四方贡献珍美食物，诏文武百官上益国利民之术。他对宰相王峻说："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接着又下诏："朕生长军旅，不亲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百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具封事以闻，咸宜直书其事，勿事辞藻。"①三年正月，罢户部营田务，解除租牛课税，使"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民既得为永业，始敢葺屋植木，获地利数倍。周祖表示："利在于民，犹在国也。"②然而，周祖在位仅3年就病殂了。其养子、外甥、晋王荣继位，是为后周世宗。周世宗原本姓柴，故又多称其人为柴荣。在太祖革弊的基础上，世宗进行了更大范围的革新。

1。思求致治周世宗处在历史由乱而治的转折关头，是历史大舞台上的角。他的革新、求治，成为后来的统一的基础和出发点。

（1）世宗其人周世宗柴荣（公元921-959年），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人，生父柴守礼。幼年时，寄住姑父郭威家。郭威无子，家道沦落，见柴荣"谨厚"，便将料理家中之事交他掌管。柴荣"悉心经度，资用获济"，郭威因而很喜欢他，收为养子。这段时间，柴荣曾随大商人颉跌氏"往江陵贩卖茶货"①。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郭威助刘知远称帝，受封枢密副使，柴荣始授左监门卫将军。乾祐三年（公元950年），郭威为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柴荣改任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入冬，隐帝杀顾命大臣，郭威入朝平难，留柴荣镇邺都。

郭威称帝后，作为皇子，柴荣授任镇宁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清丰），封太原郡侯。史称：柴荣"在镇，为政清肃，盗不犯境"。此时，他便注意革除弊政。各地方在正税之外，还要交纳羊毛、红花、紫草等特产，而这类负担都落在贫困人家头上，柴荣多次奏请赦免。

周祖在位的3年，柴荣还目睹并领受了宰相王峻、王殷的跋扈，以至后来说："太祖养成王峻、王殷之恶，致君臣之分不终"②。显德元年（公元954年）正月，周祖病危，加柴荣侍中之职，判内外兵马事，掌握兵权，人心才稍稍安定。10　余日后，周祖病殂，柴荣登基称帝。

（2）高平决战周世宗刚一即位，便面临着北汉与辽联兵的进攻。

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后改名旻）是汉祖刘知远的弟弟，郭威起兵代汉，刘崇便在晋阳称帝，仍用后汉乾祐年号，史称北汉。刘崇为恢复后汉政权，效法石敬塘求援于辽，认辽世宗为叔父，自称"侄皇帝"。此刻，正逢后周

①　《资治通鉴》卷290　后周太祖广顺元年正月。

②　《资治通鉴》卷291　后周太祖广顺三年正月。

①　《旧五代史》卷119《周世宗纪六》引《五代史补》。

②　《资治通鉴》卷294　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六月。

国丧，人心不稳，刘崇以为有机可乘，便"谋大举入寇，遣使请兵"于辽。辽遣其政事令杨衮带领1　万余骑相助，于周显德元年二月与刘崇3　万人马一路南下，进逼潞州（今山西长治）。

周世宗欲自将兵抵御，群臣都以为新君即位，不宜轻动。宰相冯道极力阻止，唯有刚刚拜相的王溥"独赞成之"。三月，后周与北汉两军主力会战于高平。大战开始不久，后周右军主将怯阵败逃。周世宗"跃马入阵，引五十人直冲（刘）崇之牙帐"，禁军将士拼力死战。北汉左军主将被杀，其阵势大乱。当晚，后周后军主力赶到，世宗不给刘崇喘息之机，猛攻猛追，杀北汉枢密副使，刘崇只带百余骑残兵逃回晋阳。

高平会战，不仅关系后周存亡，也是历史由乱而治的转机。"刘崇方挟契丹以入，周师溃，周国亡"；"周主决志亲征，而后已溃之右军，不足以摇众志"；身立血战之功，"于是主乃成乎其为主，臣乃成乎其为臣，契丹不战而奔，中国乃成乎其为中国。"因此，王夫之高度评价道："高平之战，则治乱之枢机"①。

（3）惩革骄将战胜之后，周世宗了解到，右军主将溃败南逃，一路"剽掠辎重"，并造谣辽兵大至，后周大败投降，甚至阻止后军前进。世宗派去命其停止后退的"近臣及亲军校"，多被杀害。为整肃军纪，世宗很想斩右军主将，但右军主将樊爱能、何徽分为侍卫司马军、步军都指挥使，又是周太祖的托孤重臣，因而犹豫不决。禁军统帅、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一席话，使世宗下定决心。张永德说："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于是，樊爱能、何徽等　70　余人，全部斩首示众。从此，"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①五代以来，"兵骄逐帅，帅强叛上"的局面，开始出现转机。

回到京城，世宗大张旗鼓地整顿军伍。五代以来的军伍有三大弊端：其一，老少各半，强懦不分，"盖徇人情，不能选练"，以至"临敌有指使不前者"。其二，"百户农夫，未能赡一军士"，养兵越多则"虚费"越大。其三，"骁勇之士，多为外诸侯所占"，有内轻外重之势。高平战胜归来，世宗"慨然有惩革之意"，首先着手整顿禁卫军兵。命诸将一一点选马军、步军士卒，老弱怯懦者裁汰，强壮精锐者升在上军。同时，"召募天下豪杰，不以草泽为阻"，世宗"躬亲试阅，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分署为殿前诸班"，为皇帝的侍卫亲军②。经过整顿和训练，"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③高平大捷，整军又见成效，极大地增强了世宗进行统一事业的信念。史书多称："世宗自克高平，常训兵讲武，思混一天下。"④思求"致治"，成为世宗即位后的主题。

2。任贤惩贪

①　《读通鉴论》卷30《五代下》18。

①　《资治通鉴》卷291　后周太祖显德元年三月。

②　《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

③　《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

④　《册府元龟》卷104《访问》。

高平之战前后的实际，使世宗深感欲求"致治"、"混一天下"，决不能依靠那些"浮沉取容"的所谓"元老"，必须广招贤能，启用后进，改变"羸老者居多"、"惟徇人情"的用人制度。

（1）选贤任能显德元年三月，正当亲征北汉之议未决的时刻，世宗下诏求贤，凡"怀才抱器，出众起群"者，不论"屈迹于末位"，还是"养素于衡门"，都需尽行搜罗。对于"隐遁不士或卑官下仕"之中"有文武干略灼见可称"者，所在地方或部门必须"具名以闻"。整军之后，仍然不忘搜求贤才。四年十月，又兴制举，天下各色人物，不限前资、现任职官，即使"黄衣草泽"，一样允许应诏。

除了要求各级官员举荐贤能之外，世宗还许人"上表自举"。显德二年，"草泽赵守微投匦上书，指陈治道。帝览之，宣召顾问"，"以其文义小有可观，翌日乃授右拾遗"①。四年，又有段宏等数人"诣匦言事"，世宗命知制诰扈蒙试以时务策，再经枢密副使王朴复试，赐段宏同三传出身。史称"世宗好拔奇取俊，有自布衣上书、下位言事者，多不次进用。"②世宗命相用将，有两件颇受后世称道。一是魏仁浦没有科举的资历，以当时的习惯势力，不能够用为宰相。世宗说得很干脆："古人为宰相者，岂尽由科第耶！"③不顾反对，"决意"升任魏仁浦为相。二是辽卢台军使兼榷盐制置使张藏英，率内外亲属及所部兵众上千人、牛马万数、舟船几百，渡海降于后周。太祖"颇疑之"，仅给赏赐不加任用。世宗即位后，以张藏英为德州刺史，还召至京师"询以备边之策"。世宗"悉从"其议，以其为缘边招收都指挥使。经数月，募兵数千，训为精骑。日后，辽之轻骑多次扰边，都被张藏英所部兵勇殊死击退。终世宗之世，张藏英成为河北一带御辽名将①。

（2）求言听纳在选贤任能的同时，世宗一再下《求言诏》、《求直言诏》，"思逆耳之言，求苦口之药"。显德二年《求言诏》要求：内外文武臣僚，"或有所见所闻，并许上章论谏。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隐。"②不久，世宗又对宰相们说："朕每思致治之术，未得其要，寝食不忘。"因命翰林学士承旨等20　余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1　篇、《平边策》1　篇，将亲加观览。比部郎中王朴献上《平边策》1　篇，从内政、攻取两个方面论述了达到"致治"的基本方略，保留在《旧五代史·王朴传》等史籍中。史称"王朴之谋，理势均得，平一天下之大略，斯其允矣。"③世宗以王朴"有谋能断"，颇重其气识，累迁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枢密副使、枢密使。王朴是周世宗由求言而任贤最具典型性的一例，此外还有个窦俨。窦俨

①　《册府元龟》卷68《求贤》。

②　王禹偁：《东都事略》卷30《张昭传》。

③　《宋史》卷249《魏仁浦传》。

①　详见《宋史》卷271《张藏英传》。

②　《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③　《读通鉴论》卷30《五代下》20。

以"世宗方切于治道"，多次上疏，"世宗多见听纳"。窦俨以为"历代致理，六纲为首"，即明礼、崇乐、■政、正刑、劝农、经武。世宗确实认识到"六纲"的重要，并在短短的几年间都分别取得一定成效。如恢复农桑，均定田租（详见经济卷）。又如颁行《大周刑统》，使"民不陷刑，吏知所守"。再如考正雅乐，修订《钦天历》等等。

（3）惩治腐败网罗人才、求言任贤，是实现"致治"的基础。同时，世宗还清醒地看到，澄清吏治、惩治腐败，也是"治"乱的重要环节。

世宗的求贤诏大都强调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才能胜任者，虽"姻族近亲，亦无妨嫌"；二是被荐举者"授官之日，各署举主姓名"，如任职后"贪浊不任，懦弱不理"，就要酌其轻重"连坐举主"①。举贤之中，不忘惩治贪滥。世宗在位6年，有过5　次科举考试，因"滥进"而罢免主考、重行复试的事情就发生过两次。一次在显德二年，16　名及第进士"勾落"12人。一次在显德五年，15　名新进士"退落"7人。主考官皆"放罪"贬职，"以戒当官"②。

惩治贪官污吏，即使功臣也不对其手软。韩伦早年以军功累迁徐州下邳镇将兼守御指挥使，其子令坤因高平之战有功，升任马军都指挥使，韩伦又因子功升陈州行军司马。告归后仍"以不法干郡政，私沽求市利"，敲诈百姓财物，弄得"公私患之"。显德四年，有百姓进京告发，世宗遣使调查，韩伦谎称来使调其上殿面君，借以恐吓百姓。来使奏明世宗，世宗"遽命追劾，尽得其实"，下诏夺其官爵，流韩伦于海岛。张顺参加高平之战，也在有功之列，升任登州防御使。不几年，调楚州，"隐落"（吞没）榷税钱50万、官丝绵2000　两。显德五年事发，世宗仅免其一刀之苦，还是赐其死罪。周世宗选任贤能、澄清吏治的政绩，历史家几乎有着共识：世宗驾驭群臣，"有过则面质责之，服则赦之，有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各尽其能，人无不畏其明而怀其惠，故能破敌广地，所向无前。"③3。以治伐乱在致力政治改革和积累社会财富的同时，周世宗适时地着手"以治伐乱、混一天下"的大业。

（1）攻取秦凤早在辽军大举南下灭晋之后，后晋雄武节度使以秦、阶、成3　州（今甘肃秦安、武都、成县）归于后蜀。不久，凤州（今陕西凤县）也为后蜀攻占。世宗显德二年，中原地区日渐恢复，而后蜀"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甘、陕一带百姓"怨蜀之苛政"，多次到大梁"乞举兵收复旧地"①。周世宗认为，这是一个"以治伐乱"的好机会，便决定攻取秦、凤4　州。经宰相王溥举荐，以向训、王景率军进取秦州。五月初，进占秦州境内黄牛等8　寨。其后数月，进展不大，粮饷间断，宰相中有"固请"罢兵者。世宗认为"无

①　《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②　详见《五代会要》卷22《进士》。

①　《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功退军，亦大国取弱之道"②，坚决不许。七月，加王景兼西南行营都招讨使、向训兼行营兵马都监，使拼力攻取。闰九月，秦、阶、成3　州相继归降。十一月，攻占凤州。

攻取秦、凤成功，世宗以治伐乱的信心大增，开始着手经营征战南唐。

（2）三征淮南前面叙及，世宗接纳王朴《平边策》。王朴的"攻取"目标，首先指向南唐。南唐是当时仅次于后周的一个较强的割据政权，自海上"勾诱"辽军、"结并寇（北汉）"，欲对后周构成南北呼应之势。

就力量对比而言，南唐中主李璟"喜人佞己，由是谄谀之臣多进用，政事日乱。"①加之吞灭闽、楚，连年用兵，弄得"父征子饷（父出征子运饷），下夺农时"，"国用遂为一空"②。相反，后周经过恢复，已经"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万之甲兵，农战交修，士卒乐用"，"兵不告疲，民有余力"③。以治伐乱，如箭在弦上。

显德二年十一月，世宗以宰相李榖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准备征伐之事。三年正月，世宗自京城出发，亲征淮南。前后半个月，完成对南唐江北重镇寿州（今安徽寿县）的合围，世宗亲临城下。三月，南唐在江北州城半数以上归后周据有。至五月，唯寿州仍然未下，世宗还京，留兵紧围寿州。一征淮南未下寿州，世宗眼见南唐"水军锐敏，周人无以敌"。回京之后，便积极创建水军，制造战舰。"数月之后，纵横出没，殆胜唐兵。"④四年二月，世宗再踏征程。当后周水军突入淮水，南唐守军大惊。三月，世宗乘夜渡淮，兵临寿州城下，全身披挂指挥作战。在水、陆两军攻击下，半个月后，寿州开城投降。世宗下令开仓赈济，减免寿州夏秋两税，使聚集山林的百姓回乡复业。新占地区逐步安定，世宗于四月中回到京城。

当年十月，三征淮南。世宗率亲军多次穷追猛打，彻底摧毁南唐水军，尽烧其战舰。五年三月，南唐遣使求和，愿尽献江北之地，划江为界。世宗原本"止取江北"，因而议和成功。南唐江北14　州、60　县、22　万民户，尽归后周。世宗达到"胜其兵而足以取威，得其众而足以效用，有其土而足以阜财，受其降而足以息乱"①的目的。四月，班师回朝。

（3）收复三关世宗三征淮南之际，辽兵"乘虚入寇"。

经过一年时间的准备，显德六年四月，世宗又一次率兵亲征。自沧州直趋辽境，其宁州（今天津静海南）刺史举城降。10日后，其益津关降。世宗率侍卫亲军500人，深入敌后，辽之守将多所归降。仅仅1　个月时间，后周便收复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得宁、莫（今河北任丘）、瀛（今河北河间）3　州17　县及2　万民户。瓦桥关（在今河北雄县）以南，全部被后周控制。其年五月，正当议取幽州之际，世宗一病不起。六月，病殂，遗诏四子梁王宗训继，仅7　岁，为恭帝。

②　《册府元龟》卷123《征讨》。

①　《资治通鉴》卷292　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十月。

②　马令：《南唐书》卷3《嗣主书》、卷21《陈觉传》。

③　《旧五代史》卷116《周世宗纪三》。

④　《资治通鉴》卷293　后周世宗显德四年二月。

①　《读通鉴论》卷30《五代下》25。

七年（960年）正月，辽与北汉乘机南下，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率兵北征。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后周经二姓三主，9年而亡，五代随之告终。（三）十国兴亡十国之中，除了北汉之外，都在江南。唐朝末年，杨行密据淮南，阻止中原战乱波及长江流域，南方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呈现上升趋势。现以其兴亡情况，分述如下。

1。前后两蜀十国中，有两个蜀国前后相接，故称前蜀、后蜀。

（1）王氏前蜀朱晃以梁代唐后，蜀王王建仍然奉行唐昭宗"天复"年号。当其移檄诸道，欲会兵"兴复唐室"而无"应者"之后，便继朱晃之后第一个称帝，国号大蜀，都成都，史称前蜀高祖。于是，"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①唐末的不少弊政，也同时被带入蜀中，诸如信任宦官、收养义子等等。及至王建晚年，改以宦官充任枢密使，出现宦官用事。

光天元年（公元918年）六月，王建殂，幼子衍继立，史称前蜀后主。

王建留给王衍的辅政班子是：内枢密使宋光嗣（宦官）、兼中书令王宗弼（养子）等。王衍继位后，又以宋光嗣判六军诸卫事。史称：后主"不亲政事，内外迁除皆出宗弼。宗弼纳贿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希合，帝宠任之，国由是衰。"②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庄宗遣使入蜀，知蜀中实情，"君臣上下专以奢淫相尚"，"大兵一临，瓦解土崩"。三年九月，后唐庄宗遣魏王继岌、使相郭崇韬将兵伐蜀。十一月，前蜀后主出降，后唐大军入成都。王氏父子据蜀，一姓二主，共35年。

（2）孟氏后蜀后唐亡前蜀的同时，庄宗以其北都留守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同光四年正月，孟知祥至成都。其时，"蜀中群盗犹未息，知祥择廉吏使治州县，蠲除横赋，安集流散，下宽大之令，与民更始。"③四月，庄宗遭弑，明宗继立，改元天成。"知祥乃训练兵甲，阴有王蜀之志。"明宗以石敬塘伐蜀，师出无功而罢。长兴三年（公元932年），东川节度使董璋谋袭成都兵败，孟知祥乘势又据东川。四年，后唐明宗以孟知祥为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封蜀王。应顺元年（公元934年）正月，孟知祥借后唐闵帝新立之机，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高祖。

数月后，后蜀高祖病殂，三子昶继位，为后蜀后主，不改元，仍称明德元年。后主在位31年，"初袭位，颇勤政事"，至广政十年（公元947年）复据秦、凤、阶、成4　州，恢复前蜀时的版图。"中岁稍稍以侈靡为乐"，其后"至溺器皆以七宝装之"，"坐致沦丧"①。广政二十八年正月，北宋大军至成都，后主请降。孟氏据蜀，一姓二主，共40年。

①　《资治通鉴》卷266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九月。

②　《十国春秋》卷37《前蜀后主本纪》。

③　《资治通鉴》卷274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三月。

①　《十国春秋》卷49《后蜀后主本纪》。

2。南唐代吴十国之中，另有两个前后替代的政权--吴与南唐。

（1）吴据淮南朱梁代唐，唐淮南节度使、弘农郡王杨渥新得江西之地，仍称唐昭宗"天祐"年号。杨渥与蜀王王建移檄诸道，欲会兵"兴复唐室"而无"应者"。时左牙指挥使张颢、右牙指挥使徐温专制军政，弘农王杨渥欲去之而不能。张颢遣其党纪祥等弑杀杨渥，诈云暴殂。徐温复攻张颢，杀之。淮南将吏共推杨渥弟隆演（又名渭）为节度使，杨隆演以徐温为左、右牙都指挥使，军府事咸取决之。徐温以金陵形胜，战舰所聚，乃自以淮南行军副使领升州（今江苏南京）刺史，留广陵（今江苏扬州）。天祐七年（公元910年）二月，杨隆演嗣吴王。九年，徐温以徐知诰为升州刺史。徐知诰在升州，"独选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倾家赀无所爱"②，一改武夫治州县、不恤民事的积弊。十五年，徐知诰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吴之庶政决焉。"求贤才，纳规谏，除奸猾，杜请托。于是士民翕然归心，虽宿将悍夫无不悦服。"①十六年四月，吴王杨隆演即吴国王位，改元武义。一年后，杨隆演殂，弟溥即吴国王位。其时，徐温权略过于徐知诰。顺义七年（公元927年）十月，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徐温卒。十一月，吴王杨溥即皇帝位，为吴睿帝，改元乾贞，都江都（今江苏扬州）。徐知诰都督中外诸军事，始专国政。太和三年（公元931年），徐知诰镇金陵，总录朝政。天祚三年（公元937年）十月，徐知诰废杨溥为"让皇帝"。杨氏据淮南，一姓四主，前后46年。（2）南唐盛衰吴天祚三年，徐知诰更名诰，十月称帝，国号唐，是为南唐烈祖，改元升元，都金陵。皇子景通更名璟，为诸道副元帅、判六军诸卫事，封吴王。时为五代后晋天福二年。升元三年（公元939年）正月，烈祖恢复李姓，更名昪（biàn，音变）。史称"唐主勤于听政，以夜继日"。"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民间称其平允。自是江、淮调兵兴役及他赋敛，皆以税钱为率"②。又"变更旧法"，删定律条。南唐烈祖在位5年余，"著令外戚不以辅政，中官不得预事"，"息兵以养民，得贤以辟土，盖实有君德焉。"③升元七年二月，烈祖殂于丹药。三月，太子璟继位，为南唐元宗，改元保大。南唐乘闽、楚两国内乱，先后发兵吞灭，成为十国之中最强盛者。"景（璟）僭号之后，属中原多事，北土乱离，雄据一方，行余一纪。其地东暨衢、婺（今浙江衢县、金华），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僭窃之地，最为强盛。"①然则"一纪"之后，到保大十三年（公元955年）；南唐的"自固偷安"迷梦被后周世宗"以治伐乱"之势打破。元宗中兴元年（公元958年），南唐尽失江北之地，称臣于后周。北宋代周，仍称臣纳贡。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南唐主李②　《资治通鉴》卷268　后梁太祖乾化二年五月。

①　《十国春秋》卷2《吴高祖世家》。

②　《资治通鉴》卷282　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十一月。

③　《十国春秋》卷15《南唐烈祖本纪》。

①　《旧五代史》卷134《李景传》。

璟病殂，六子煜继嗣，为南唐后主，多称"李后主"。至乙亥岁，即北宋太祖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宋军拔金陵。南唐经一姓三主，前后38年而亡。3。闽楚灭国上面已叙及，十国中有两国是被南唐吞灭的，这就是闽与楚。

（1）闽传七主朱晃以梁代唐之后，唐威武军节度使（治福州）王审知转而奉梁正朔，称臣进贡，梁祖加王审知兼侍中。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四月，梁祖以王审知为闽王。吴王杨隆演遣使修好，其使"倔慢"，闽王王审知斩之，上表梁祖，与吴绝交。"王虽遽有一方，府舍卑陋，未常葺居，恒常蹑麻屦，宽刑薄赋，公私富贵，境内以安。岁自海道登、莱入贡于汴，没溺者什四五。"②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底，闽王王审知殂。长子延翰继立后，自称大闽国王。天成元年（公元926年）底，王审知养子延禀举兵杀延翰，立王审知次子延钧。三年，后唐明宗以威武节度使王延钧为闽王。四年，闽王王延钧在福州即皇帝位，国号大闽，改元龙启，更名璘，为闽惠宗。"帝以国小地僻，常谨事四邻，由是境内差安。"①在位9年，于永和元年（公元935年）十月遭皇城卫士害，长子继鹏继位，为康宗，更名昶。通文四年（公元939年）闰七月，王审知少子延羲杀康宗，改元永隆，更名羲。虽称藩于后晋，然其国置官皆如天子之制。永隆三年（公元941年）十月，自称大闽皇帝，是为景宗。"景宗肆为酗虐，延政数贻书劝谏，景宗怒，举兵相攻，兄弟遂成仇敌。"永隆五年初，"延政以建州（今福建建瓯）开国，自立为帝，国号大殷，改永隆五年为天德元年。"②第二年，闽帝景宗被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所杀，殷天德帝王延政遣兵讨朱文进。朱文进传首建州，殷改国号为闽。天德三年（公元945年），南唐数败闽军。八月，闽天德帝王延政降于南唐。王氏据闽，一姓七主，前后52年。

（2）楚丧湘桂唐武安节度使马殷因有劝进之功，梁祖以其为楚王，治潭州（今湖南长沙）。岁贡茶25　万斤，得与中原自由通商，汴、襄、唐等州置邸贸茶，"岁收数十万，国用遂足。"又与岭南10　余战，取其6　州。"土地既广，息民礼士，湖南遂安。"③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六月，以楚王马殷为楚国王。八月，楚王始建国，立宫殿，置百官，皆如天子制。后唐长兴元年十一月，马殷病殂，次子希声继为武安等军节度使，去建国之制，复藩镇之旧。三年七月，马希声卒，孪生弟希范继为武安军节度使。后唐闵帝应顺元年正月，封马希范为楚王。马希范"骄僭性生，怙侈灭义"，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卒后，"马子离群，祸有由始"。其弟希广继为楚王，希广兄希萼因"废长立少"而怒，兴兵争国，于后汉隐帝乾祐三年（公元950年）攻入潭州，杀希广，自立为楚王。四年，节度副使马希崇又被作乱将吏立为楚王。希萼、②　《十国春秋》卷90《闽太祖世家》。

①　《十国春秋》卷91《闽惠宗本纪》。

②　《十国春秋》卷92《闽天德帝本纪》。

③　《十国春秋》卷67《楚武穆王世家》。

希崇双双称臣于南唐，欲引南唐为援，南唐乘机吞灭楚国。马氏据湘桂，一姓六主，前后55年。

4。吴越南平在吴（后是南唐）的东、西方，另有两国--吴越、南平。

（1）钱塘富庶正当唐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鏐遣子讨温州获胜之际，朱晃在大梁称帝。镇海节度判官罗隐劝钱鏐举兵讨梁，"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①。钱鏐虽不用其言，却"心甚义之"。不久，梁祖以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鏐为吴越王，使其牵制淮南杨渥。吴越王"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②末帝贞明五年（公元919年），吴徐温与钱鏐讲和，两国息兵。龙德三年（公元923年）二月，末帝册钱鏐为吴越国王，始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后唐明宗长兴三年三月，钱鏐病殂，子元礵继立。钱鏐遗言："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③"以小事大"，始终是吴越的国策，因而钱氏据浙，为时最久。钱元瓘之后，其子弘佐、弘倧先后继立。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底，内牙统军胡进思等废弘倧，立其弟弘俶。北宋仁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弘）俶降宋。一姓五主，共85年。

（2）江陵一隅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五月，以权知荆南留后高季昌为节度使。荆南旧领8州，此时只江陵一地。"城邑残毁，户口凋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复业。"末帝乾化三年（公元913年），赐高季昌爵勃海王。"造战舰五百艘，治城堑，缮器械，为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吴、蜀，朝廷浸不能制。"①后唐庄宗即位后，高季昌改名季兴。同光二年（公元924年）三月，进封高季兴南平王。前、后蜀交替之际，屡求被蜀夺去的夔、忠、万等州，终不能得，遂称藩于吴。乾贞二年（公元928年）底，高季兴病殂，其子从诲袭位，吴睿帝以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天成四年，高从诲上表求内附后唐，明宗以其为荆南节度使，遂绝吴。其后，又复其为勃海王，改封南平王。荆南地狭兵弱，介于吴、楚为小国，而南汉、闽、楚皆奉中原，岁时贡奉，多经荆南。高氏父子"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诸道移书责诮，或发兵加讨，即复还之，面无愧色。""故诸国贱之，皆目为"高赖子"，又曰"高无赖"。"②后汉隐帝乾祐元年（948年）底，高从诲病殂，子保融继。入宋以后，又经高保勗、高继冲，于宋太祖建隆四年纳地归降，一姓五主，前后56年。

5。汉分南北十国中有两国国号为汉，一在南，一在北，故分称南汉、北汉。

①　《资治通鉴》卷266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四月。

②　《资治通鉴》卷267　后梁太祖开平四年八月。

③　《十国春秋》卷78《吴越武肃王世家下》。

①　《资治通鉴》卷266　后粱均王乾化三年九月。

②　《十国春秋》卷101《荆南文献王世家》。

（1）南汉性奢唐清海军节度使（治广州）刘隐以劝进之功，开平元年五月，梁祖加刘隐兼侍中，封大彭王。二年，为清海、宁海等军节度使、安南都护。后又进封南平王，改封南海王。岭南离中原最远，当时中朝士人多来避难。唐世名臣贬谪南方，子孙往往流离不返。刘隐"辟置幕府，待以宾客，后卒用此数人致治云"。乾化元年三月，刘隐病殂，弟岩（又名陟）继。"岩多延中国人士于幕府，出为刺史，由是刺史无武人。"①末帝贞明三年七月，刘岩在番禺（今广东广州）即皇帝位，国号大越，改元乾亨，以广州为兴王府。四年十一月，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后刘岩改名（yǎn　音眼），史称南汉高祖。大有十五年（公元942年）四月，刘病殂，三子秦王弘度继位，更名玢，为殇帝。十六年三月，其弟晋王弘■杀殇帝，即皇帝位，更名晟，为中宗。乾和十六年（公元958年）八月，中宗长子鋹（chǎ　ng，音厂）袭位，称后主。南汉一姓五主，都"性好奢侈"，"又用刑残酷，果于杀戮。"史言"自刘之后，专任宦官，谓百官为门外人，传至于鋹而国亡矣。"②时在大宝十四年（公元971年），前后历66年。

（2）北汉附辽前面在叙五代后周代汉时，已经提到后汉高祖同母弟刘崇以郭威建立后周，便在晋阳称帝，仍用乾祐年号，时为乾祐四年（公元　951年）正月。为复后汉"沦亡"之仇，北汉刘崇使其子承钧致书辽世宗，表示"欲循晋室故事，求援北朝。"辽世宗册刘崇为"大汉神武皇帝"，更名旻，刘旻自称"侄皇帝"，以辽世宗为"叔天授皇帝"。

高平决战败于后周，刘旻"忧愤成疾"，半年后卒，称北汉世祖。次子承钧监国，奉表告哀于辽。辽穆宗呼之"儿皇帝"，册为天子，更名钧，为睿宗。

北宋代周之后，北汉又经少主继恩（本姓薛氏）、英武帝继元（本姓何氏），均受辽册封，至广运六年（公元979年）宋太宗亲临太原城下而降，前后28年。

在五代十国之外，10世纪上半叶还有岐王李茂贞据凤翔，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据幽州（刘守光一度称大燕皇帝），李仁福据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陕西横山一带）。岐、燕归入后唐，李仁福仍为定难军节度使，封朔方王。李仁福卒后，子彝超继为节度使。彝超弟彝殷再袭位，后周封西平王，入宋追赠夏王，为西夏始祖。

周边政权，除辽与中原争战较多，西边吐蕃、回鹘，西南大理、西北党项、海东高丽等大多独自发展。

①　《十国春秋》卷58《南汉烈祖世家》、《高祖本纪》。

②　《资治通鉴》卷283　后晋高祖天福七年四月胡三省注。

七、结　语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由治转乱、极盛而衰，再由乱向治的一个典型时期。

隋朝短促，一治一乱，对照鲜明。

唐朝从军功走向文治，出现全盛。天子荒怠，皇权削弱，盛极转衰。藩镇割据、宦官弄权，成为加速唐亡的两大毒瘤。

五代切除宦官弄权这一毒瘤，后周整军至宋初"杯酒释兵权"解决了骄将跋扈的问题，重新出现统一。然而，北方民族与中原政权的矛盾争斗，则成为此后数百年政治兴衰史的一大主题。

隋唐五代 第042卷 隋唐五代经济史

【本卷提要】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它起于隋建国的公元581年，止于五代十国封建割据局面结束的公元960年，历经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和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三个时期，约计380年。这一历史阶段，上承三国、两晋、南北朝，下启宋、元、明、清，既有结束了长期割据、分裂，使中国重新获得统一的隋、唐两朝，也有再次出现军阀割据，外族侵扰，国家分裂，各军阀集团称王建国的五代十国；既有成为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势力最强的盛唐王朝，也有屡遭外族侵略和军阀混战之苦，人民生活十分悲惨的各个分裂小国。由分裂到统一，又由统一到分裂，是这个历史阶段演变的现状。这一历史现状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这集中反映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从总体而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就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或者为摧毁旧的经济基础，保护、促进新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服务，或者为维护旧经济基础的死亡，并阻碍新经济基础的产生和发展服务。本书力图从隋唐五代的经济发展变化中，阐述旧的经济基础的被摧毁，和新的经济基础的产生、发展，以使读者从根本上了解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汲收这一历史阶段的优秀历史遗产。

一、隋唐五代经济概述隋唐五代经济史，向读者介绍的是自公元581年隋朝建国，到公元960年五代十国封建割据结束为止的一段历史，约380年。这近380年的历史，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来叙述。

（1）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统一后的经济大发展阶段（公元581年隋朝建立至618年隋亡）

公元581年，杨坚代北周宇文阐为帝，改国号为隋，改元开皇，杨坚即隋文帝。杨坚称帝后，励精图治，实行改革，较快地巩固和壮大了隋朝政权，为南北统一奠定了基础。公元587年，隋灭掉建都江都的小国后梁，扫清了向江南进军的障碍。第二年春，杨坚命杨广、杨俊、杨素等，领兵50　余万伐陈，仅仅4　个月，就消灭了腐朽的陈王朝，结束了南北分裂270多年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的第二次全国大统一。

隋统一全国后，人民不再受战乱之苦，民族关系也有所改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物资丰富、社会比较繁荣的景象，成为中国历史上比较富饶的封建王朝。但是，在出现社会初步繁荣之后，统治者被冲昏了头脑，特别是骄横自大，喜功好战的炀帝杨广为帝后，挥霍无度，滥用民力，刑罚苛暴，穷兵黩武，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导致了隋朝的灭亡。使隋朝成为仅仅存在了38年的短命王朝。

（2）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逐渐达到空前繁荣的唐前期经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至公元741年）

公元618年春，隋炀帝被杀死。五月，李渊废傀儡皇帝杨侑（炀帝之孙），自立为帝，国号为唐，改元武德，仍建都长安。李渊是为唐高祖。唐朝建立后，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为帝后，接受了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励精图治，在经济、政治、军制、法律、教育等方面，都进行了继承和革新，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和措施，促进了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在唐太宗统治的22年、武则天参与朝政和直接统治的近半个世纪、以及唐玄宗统治前期的25年间，逐渐建立起了一个空前统一和昌盛的大唐王朝，使之成为中国封建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当时，唐王朝是世界上版图最大、势力最强、最富庶、最文明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那时，唐的统治势力北达蒙古国及俄罗斯的一部分，西到中亚，东南至海。而唐玄宗统治前期的"开元年间"，更是达到了唐王朝统治的鼎盛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3）由兴盛走向衰败的中晚唐经济（公元742年至907年唐亡）

唐玄宗统治初期（开元年间），他勤于政事，改革弊政，任用贤相，整顿吏治，注意节俭，减轻赋役，打击豪强，抑制贵族，取得了明显效果，因而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繁荣，使唐朝进入全盛时期。但是，他也由此而居功自傲，拒纳铮谏，纵情享乐。特别是纳杨太真为贵妃后，更沉湎于声色游乐之中，不理朝政。他统治的后期，先后任"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杨贵妃族兄杨国忠为相，使得已经腐败的朝政更加昏暗和混乱。其结果是，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竞相占田，兼并农民土地；均田制被破坏，农民无田逃亡或因耕田过少而生活困难；再加上封建王朝为了维持奢侈荒淫的生活，巧立名目，增加赋役，使得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加之当时唐朝在军事上也一再失利，如安禄山败于契丹，高仙芝远征怛逻斯（今江布尔）为大食（今阿拉伯）所败，鲜于仲通和李宓两次败于南诏等。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怨声载道，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趋表面化，唐朝的国力日衰，政治也更加腐败。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公元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

历时8年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盛衰转变的枢纽。它使北方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已不复存在，土地兼并严重，庄园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国家所有的土地日益减少，国家力量逐渐削弱。这种土地占有形式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唐王朝全部的政治、经济生活，使大唐帝国明显地进入了衰落时期。

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的统治更加无力。在国内，安史余部仍然拥兵割据，"河朔三镇"的节度使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都是安史旧将。他们"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2，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父子相传，或部将拥立，朝廷只能给予承认，而不能另行任命，否则就兵戎相见。内地许多节度使也仿效河朔，终于形成"天下尽裂于方镇"②的数十个节度使拥兵割据的局面，使唐后期的政局紊乱，社会动荡不安，在边疆，吐蕃、回纥、南诏等外患不断。而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使唐王朝中央已经失去防御外患的能力。

在外患频仍和藩镇割据的情况下，广大人民深受外族侵扰和军阀混战之苦，再加上苛重的赋役、残酷的剥削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起义向封建统治者展开斗争，寻求改善生存和生活条件的出路。公元859年，浙东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斗争，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此后，唐王朝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他们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斗争。公元875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爆发。这次起义历时10年左右，终于失败，但唐王朝也元气大伤，苟延残喘20余年后，于公元907年灭亡，结束了唐朝历时290年的统治。

（4）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北方经济（公元907年至960年）

公元907年，朱全忠（即朱温）迫唐昭宣帝让位，受禅称帝，改国号大梁，年号开平，建都开封，史称后梁，朱全忠即梁太祖。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是指自公元907年至960年的54年内，在黄河流域相继出现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十国，是指差不多和五代同时，在南方建立的九个割据政权和山西中部的北汉。在南方的是吴、南唐、吴越、闽、南汉、楚、荆南、前蜀、后蜀。

五代十国的创建者，大都是唐末的节度使。因此，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和扩大，也是当时中国走向新统一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所处的地区不同，统治者执行的政策不同，经济状况也大不相同。大体说来，五代所处的中国北方（黄河南北广大地区），由于大小战争接连不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因为战争屠杀，使大批劳动者死亡；社会动乱，劳动人民也无法安心生产；加之统治者要维持战争，就要尽量搜括，赋役繁重。而梁、唐、晋、汉四朝君主，又都严刑乱杀。再加上暴政之下，自然灾害也危害严重。所以，一向为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已经变成了比较落后的地区，使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进一步转移到长江流域的中国南方。从局部而言，2　①《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

②　《新唐书·兵志》。

广大劳动人民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坚持劳动生产，一旦战争稍停，就尽力使残破的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在后梁、后唐时期，洛阳一带的经济状况就比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有所好转。而经过郭威、郭荣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后周时期，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更加明显。

在中国南方，由于所受战祸较少（有的地方甚至几十年间没有战事），所以经济没有或者很少受到破坏，自隋、唐以来，一直在缓慢地上升。加之北方战乱时，人民大量南迁，既使南方增加了劳动力，也使北方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得以在南方传播，给南方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有利的条件。当时，南方经济发展超过了北方，并且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例如，岭南的广州，吴越的杭州，吴和南唐的金陵，前后蜀的成都，闽的福州、泉州，湖南长沙，江苏扬州、苏州，浙江的湖州、越州等，当时都是著名的经济、政治中心，和繁盛的商业城市。另如，南方的水利灌溉发达，推动了农业发展，仓粮充实。经济作物日益增多，尤以茶树、桑树的种植最为普遍。棉花的种植，木棉的裁种等，在一些地区也有发展。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南方的手工业也有所发展。制茶、缫丝、丝织、制瓷、制盐、造船、矿冶等业都比较发达。为各地发展经济联系，互通有无提供了条件。这种经济联系不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也要求不受政治分裂的阻碍，这就为全国统一创造了条件。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北宋。公元979年，宋太祖率军亲征，消灭北汉，唐末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终于结束。中国封建经济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二、隋朝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剥削的加强（一）隋文帝发展经济的措施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为了稳固统治，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中央确立三省六部制，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改革府兵制，完成"兵农合一"；建立科举制度，完善官吏的铨选；减省酷刑律令等等。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军攻灭江南的陈朝，完成了南北统一。在经济领域，隋文帝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其主要内容：1。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隋文帝即位后，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颁布"开皇新令"，决定继续实行均田制，规定："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六十为老。"①并规定：丁男中男每人授给露田80亩（隋1亩约合今1.13　市亩②），丁女授给40亩，男子另给永业田（相当于北魏的桑田）20亩；奴婢授田依照普通农民；牛一头授田60亩，限4　头。露田在民年老或身死后必须归还国家，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对于贵族、官吏，规定自亲王以下至都督均授给永业田，自100　顷到40亩不等，作为世业。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又规定京官自一品至九品给予5　顷至1　顷的职分田，"每品以五十亩为差"①；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各级官府还给公廨田，以所收地租充作办公费之用。灭陈后，均田制也推行到江南。

隋代均田制在实行过程中，与前代一样，仍然存在着农民普遍受田不足的问题，在一些人多地少的地区，每丁才受田20亩，至于老少就更少了②。究其原因，主要是官僚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使农民无田可受或受田后又遭官僚地主掠夺。另外，国家授给农民的土地主要是无主荒地或由政府直接掌握的官田，但是国家并不是将所有的官田荒地都拿出来分配，其中相当一部分要用作政府屯田或赐给贵族官吏，因而使均田制不能彻底施行。

但是由于均田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族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及其势力的发展，因而有利于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加强。同时，这种制度的确使原来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一些土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对推动经济的恢复、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改定赋役，减轻农民负担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隋代还沿袭了北朝以来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租调力役制度。"开皇新令"规定："丁男一床（指一夫一妇），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土以布，绢絁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

①　《隋书·食货志》。

②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44-　546　页表列数字计算。隋尺度采用开皇尺。

①　《隋书·食货志》。

②　参见《隋书·杨素传》。

①关于力役则"仍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②。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下令酌量减轻赋役，"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为每岁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布亦当减为二丈五尺，史文漏载）。"③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又令"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④同年六月，又规定"人年五十，免役收庸"⑤，即50　岁以上的丁男可免除徭役，但须纳绢代役，称做"庸"。另外还有一些临时性减免，如灭陈后，隋文帝"以江表初定，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赋"⑥。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又因"库藏皆满"，隋文帝下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⑦与南北朝相比，隋初的赋役比较轻，比那时较轻的北齐、北周还要轻些。隋文帝之所以采取这种"轻税入官"的措施，一是为了争取民心，使广大农民安心生产，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是为了使封建国家掌握到更多的纳税农民，将他们从地方士族豪强荫蔽下，转归到封建政府手中，以达到既可充实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又可抑制地方士族豪强势力的目的，从而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和促进中央集权的加强。

3。检括人口，充实财政汉末以来，由于士族强盛，大量庇护人口为私属，严重影响封建国家赋役的征发。隋初，河北、山东一带农民隐漏户口，投依士族豪强的情况十分严重。因此为了防止农民脱漏户口和隐瞒年龄，逃避赋役，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为了抑制地方士族豪强兼并人口，扩充势力，隋文帝实行了严格的整理户籍的措施，并首先在河北、山东一带进行检括人口。这次行动在有的州检括出成千上万的隐漏农民。于是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索貌阅"，即"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并规定：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流配远方；大功（堂兄弟）以下皆另立户籍，以防隐匿。结果，一共检出44.3　万丁，有160.15　万人口被新编入户籍。接着，宰相高颎奏行输籍法（即输籍定样），即由朝廷根据贫富规定上下户等的样式，规定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出查，令百姓五党或三党（隋因袭北魏以来的三长制。隋之三长，在畿内为保长、闾正和族正，畿外为保长、里正和党长）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①，重新规定应纳税额，写成定簿。通过"大索貌阅"和实行输籍法，大量隐漏逃亡农民被俭括出来，成为国家的编户，增加了纳税户口，保证了隋王朝的财政收入，同时打击了地方士族豪强的势力。

4。大力兴修水利工程隋初，封建统治者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十分重视水利灌溉事业的

①　《隋书·食货志》。

②　《隋书·食货志》。

③　《隋书·食货志》。

④　《隋书·食货志》。

⑤　《隋书·食货志》。

⑥　《隋书·食货志》。

⑦　《隋书·食货志》。

①　《隋书·食货志》。

建设。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派李询开渠引杜阳水，灌溉三畤原农田，"民赖其利"①。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开广通渠，引渭水直达潼关，漕运300　里，一部分用于溉田。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官吏也在各地积极兴修水利，如怀州刺史卢贲，决沁水东注，修成"利民渠"和"温润渠"，"以溉舄卤"②。寿州总管长史赵轨修复芍陂，灌田5　千余顷。蒲州刺史杨尚希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衮州刺史薛胄兴修"薛公丰衮渠"，将衮州城附近大泽积水西注，使陂泽尽为良田，同时又能"通转运，利尽淮海"③。其他一些地方还有水利工程建设，有些军屯垦殖的地区亦有不少开渠引水溉田的水利工程。这些都大大有利于农业生产。

5。官仓、义仓的设置隋文帝为了解决积粮防灾和朝廷用度问题，设置了许多官仓和义仓。

官仓由官方设立和掌握，积储粮帛等物，供朝廷使用。官仓始建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当时，京都长安仓库空虚，关中所产粮食不够京城消费，由外地漕运又有砥柱（今河南陕县三门峡）天险，极为困难。于是隋文帝下令，在卫州置黎阳仓（今河南浚县东大伾山北），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县）置广通仓，广储粮食，逐次转运，供应京师和受灾地区。

除官仓之外，还有一种义仓。义仓也称社仓，是民间自置的公共粮仓。

它的设置，起源于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当时，隋文帝采纳度支尚书长孙平的建议，令地方设置义仓，作为救灾之用。数年后，又令各州百姓及屯田军人，在收获季节，按贫富各出粮谷若干（最多不过一石），就地造仓储存。平时委托社司（即乡官）管理，不使腐坏，遇有灾害时，开仓自赈。义仓的设置，对百姓确有好处，特别是设在乡间的义仓，不受州官控制，有灾时开仓较为方便。但到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官府借口小仓管理不善，将义仓收归州管理。第二年，朝廷又规定农民按户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交纳一石、七斗、四斗的义仓粮，从而改变了义仓的农民防灾自救的性质，成为加在农民身上的一种负担。

隋朝由于国家统一，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很快，农业产量迅速提高，储存在仓窖中的粟帛，数量惊人。据史载，到开皇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①，库藏之多，前所未有。

6。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南北朝时期，钱币、度量衡制极为混乱。以钱币为例，到隋初，关中流通北周的永通万国、五行大布和五铢钱三种；关东有北齐所制的常平钱；河西诸郡甚至用西域的金银钱。当时，不但钱币大小轻重不一，而且各地私铸严重，币质低劣，官禁不住。朝廷法定的钱币只是各种钱币中的一种。这种混乱情况，对于商品交换极为不利。隋文帝即位后，力求钱币统一，下令新铸一种"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

①　《隋书·李询传》。

②　《隋书·卢贲传》。

③　《隋书·薛胄传》。

①　吴兢：《贞观政要·论贡赋》。

四斤二两"②的五铢钱。新的五铢钱流通后，民间私铸之风仍未得禁止。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下诏，令"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者，即坏以为铜，入官。"①当时前代旧钱，如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常平钱仍"用以贸易不止"②。于是开皇四年（公元584年），隋文帝又下诏，宣布："仍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③但是"百姓习用既久，尚犹不绝"④。一直到开皇五年（公元585年）隋文帝再次下诏，"严其制"⑤。之后，才基本上统一了钱币。灭陈后，隋政府陆续在扬州、鄂州、益州等地设炉，依定样铸钱，将五铢钱推广到江南。

开皇年间，隋文帝还下令统一了度量衡，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升为一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⑥。度量衡制的统一，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此外，隋文帝还提倡俭朴，分给贫苦人家牛、驴，并下令修治道路，设置驿舍或草顿（止宿之处）等等。

隋文帝在统一的局面下，采取的上述经济措施，促进了封建经济的繁荣，使几百年来发展迟缓的社会经济，立即走上迅速上升的道路。

②　《隋书·食货志》。

①　《隋书·食货志》。

②　《隋书·食货志》。

③　《隋书·食货志》。

④　《隋书·食货志》。

⑤　《隋书·食货志》。

⑥　《隋书·律历志》。

（二）隋炀帝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举措继隋文帝杨坚之后为帝的，是其次子隋炀帝杨广。杨广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在他统治期间，隋王朝灭亡，成为历史上短命的封建王朝之一。但是隋炀帝的一些举措，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也曾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1。改革均田制，取消妇女和奴婢的受田隋文帝时期，由于均田制实行得并不彻底，因此隋炀帝继位后，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又"诏天下均田"。在此之前，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他还宣布免除妇女、奴婢部曲的课役，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他（她）们的受田。这项改革意义十分重大。首先，妇女不再受田，不再负担租调力役，男子就不会因结婚而增加租税力役负担，这样对于人口的增殖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其次，妇女、奴婢部曲不再受田，使士族豪强不能再以多占人口而多占土地，对于抑制士族豪强的势力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隋炀帝腐败透顶的统治，均田制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施行，而且还日益遭到破坏。史籍中没有关于隋炀帝时期均田情况的记载，说明隋炀帝"诏天下均田"的诏令，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

2。营建东都洛阳和规模巨大的仓窖的设置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定都长安。后建筑大兴城（今陕西西安），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迁都大兴城。但是大兴城地处关西，远离关东地区，尤其是灭陈后，不能有效地控制广大江南地区。加之，关中物资不足以供应统一后的隋朝中央政府机构及庞大的驻军所需，从其它地区调运，路程远，漕运困难。而洛阳地处中原地区，交通便利，前代不少王朝，如东周、东汉、北魏、北周都曾定都于此。因此隋炀帝即位后，决定将首都东迁洛阳。即位当年（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他下诏营建东都洛阳，并亲往洛阳。次年（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命尚书令杨素为营建东都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每月役使丁匠200　万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工程。经过10　个月的时间，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洛阳城初步建成。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宫城是宫殿所在处，皇城是文武官衙所在处，外郭城亦称大城或罗城，是官吏私宅和百姓所居处。外郭城周围约25　公里，城内洛水以南有96　坊，以北有36　坊，还有东、南、北三市（即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

为了充实洛阳人口，增进经济繁荣，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在营建东都的同时，隋炀帝还下令"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①；又命"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②；还命"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③。

东都洛阳建成后，不仅成为隋朝统治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经济重心地。尤其在南北两段运河开通后，洛阳成为两段运河的衔接点，成为南北经济交

①　《隋书·炀帝纪上》。

②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③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流和物资集中的枢纽。

在东都洛阳的营建中，城内和城外附近地方，还建筑了许多规模巨大的粮仓。在宫城东有含嘉仓城；在宫城内右掖的"街西有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④。在巩（今河南巩县）东南原上置洛口仓（亦称兴洛仓），"筑仓城周回二十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⑤。又"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⑥。在这些仓窖中储存着数目惊人的粟帛，仅洛口仓和回洛仓就可储谷2600　万石。到隋末时，东都的布帛还堆积如山。另外，太原的粮储可支10年，可见各地的粮仓规模也不小。隋朝的储粮到隋亡几十年后仍未用尽，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①此时唐朝已立国20年，可见隋朝库藏之多。这种情况，既说明了隋代的苛敛诛求，亦说明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确发展繁荣。

3。开通大运河隋文帝时，为了关内漕挽的便利，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令宇文恺开通了广通渠，引渭水从大兴城（今陕西省西安市）东达潼关，长300　多里。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又沿着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邗沟的旧道，开山阳渎。南起江都（今江苏苏州），北至山阳（今江苏淮安），沟通江淮。隋文帝利用这条渠道，运兵运粮，为灭陈作准备。第二年隋军南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统一了江南。

隋炀帝即位后，为了巩固政权和统一的局面，在政治上要进一步控制新统一的东南地区；军事上，在东北部的涿郡（今北京）建立据点，把军需物资运输到北方；在经济上，为了将南粮北运，把江南富庶的物资转运到洛阳地区，增强中央政府的力量。另外，隋炀帝还有一个个人动机，即他怀恋江都（今江苏苏州）的繁华，向往那里的风光，想去巡游享乐。因此，他下令开凿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

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工程分四段进行。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100　多万人开凿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淮河边的山阳（今江苏淮安），沟通洛水、黄河、淮水。同年，又征发淮南十几万人，把山阳渎加以疏通扩大，渠广40　步，渠两旁修筑御道，沿路榆柳夹道。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征发河北100　多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在长江以南开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江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今浙江杭州）。前后用了不到6年的时间，大运河的全线工程告成。

大运河全长四五千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是世界上伟大的工程之一。它的开通进一步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加强了南北的联系，对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南北统一起了重大作用。④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⑤　《资治通鉴·隋纪四》。

⑥　《资治通鉴·隋纪四》。

①　吴兢：《贞观政要·论奢纵》。

（三）隋朝经济的发展、繁荣1。人口的增长和垦田面积的扩大隋朝建国时，由于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乱，以及士族豪强地主大量隐占人口，政府掌握的户口只有450　万左右。经过开皇初年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的实施，以及政府对户口清查和管理工作的加强，使大批逃户、隐户又成为国家的编户。到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在长江以北隋政府统治区的在籍户口已增至600　多万户。灭陈后，又得江南50　万户，总户数达到700　万户左右①。至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又增加到890　万户，4600　万口①。17年间增加了29％，平均年增长率为14‰。户口的迅速增加，除了隋政府继续括户，括出许多逃亡人口，以及从地方豪强隐占下夺得许多荫庇人口外，主要是人口的自然增殖。这是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日趋繁荣的结果。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这样高的人口增长率是很突出的。

人口的增长与农业的发展分不开。反过来，人口增加，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促使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使垦田面积不断扩大。据《通典·田制》载：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垦田面积为1900　余万顷，到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已增至5500　余万顷。20年间增加了3600多万顷，增长率为190％左右。显然这个数字明显夸大，不够准确，但当时耕地垦田面积的激增，当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从中也反映出农业生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隋朝府库中才积储了数量庞大的粟帛。

2。手工业的发达随着农业的发展，隋朝的手工业十分发达。一些手工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

但与前代一样，隋朝的手工业生产仍主要控制在官府手中，官府设置专门机构，统管工匠，制造产品。隋朝主管官府手工业的最高机构是尚书省的工部；具体管理生产官府所需各项产品的机关是太府寺；负责长安、洛阳皇宫及官廨土木工程的是将作寺（后改称将作监）。隋文帝时，太府寺统左藏、左尚方、内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黄藏、掌冶、甄官等署，掌握着许多重要手工业部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从太府寺分置少府监，由少府监统左尚、右尚、内尚、司尚、司染、铠甲、弓弩、掌冶等署。后又废铠甲、弓弩二署，并司织、司染为织染署。在一些地方州县和矿产地区，也设有管理官府手工业作坊的机构。

在这些官手工业作坊中劳作的主要是官奴婢、刑徒和长期服役的工匠、短期番上的地方工匠。短期番上的工匠须按每年六番，每番两月的规定，轮流到京师或地方州县服役。工匠不仅力役重于均田制下的丁男，而且地位也很低下，缺少人身自由，居住也受限制，如营建东都洛阳时，隋炀帝下令河北诸郡送工艺户三千余家到东都，并规定这些工艺户在建阳门东道、北临洛水的地方集中居住①。隋时工匠状况比奴婢好不了多少。至于官奴婢不仅人身

①　《隋书·李德林传》。

①　《隋书·地理志》。

①　参见《大业杂记》。

地位卑下，所受剥削也最残酷，十一岁以上的小孩就得从事繁重的劳役②。隋朝官私手工业的组织规模和技术水平，在不少方面都超过了前代，其造船业、造桥业和丝织业都颇发达。

隋朝造船业空前发展，造船技术很高。隋文帝为了准备攻陈，命杨素在江南永安督造战船，规模之大，技术水平之高，均为历史所未见。如所造"五牙"战船，船身高达一百多尺，起楼五层，左右前后设置拍竿六支，用来拍击敌船，可容战士800人③。隋炀帝游江都（今江苏扬州）时所乘的"龙舟"，高45　尺，长200　尺，船上起楼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0　房间，皆以金玉装饰④。造这样规模巨大的船，技术要求很高，与当时的世界水平相比，隋朝的造船技术也是头等的。

隋的造桥技术也很高。当时的优秀民间工匠李春，设计、建造了闻名世界的赵州安济桥（在今河北省赵县洨河上）①。大桥是一座桥洞跨度为37.37米，用石材建造的空腔单拱大弧券桥。大弧券两端的拱背上，各有两个小石拱，既可节省石料、减轻桥基的负重，又可使河水在水位高时从小拱中流过，起到分洪缓冲和保护桥身的作用。大桥全长50.82　米，宽9.62　米。由于跨度大，桥洞高仅7.23　米。桥身坡度低平，桥面平直，便于行人车马往来。这座桥不仅设计合理，构造坚固，而且造型优美壮观，刚劲柔和，宛如长虹当空。桥面两侧石栏杆上有欲飞若动的"龙兽之状"的雕刻图案，构思巧妙，神情逼真。这座大桥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是我国桥梁史上的伟大成就，就是现代建筑工程师，见到这座桥也无不交口称奇。公元702年，唐中书令张嘉贞为安济桥作铭文，说优秀工匠李春造桥"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这座桥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跨大弧平的石拱桥，它在中外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300多年来，虽然经过多次洪水冲击和地震的考验，安济桥至今依然屹立在洨河上。安济桥的成就说明，我国在隋朝时的建桥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欧洲人在1200年之后，才造成了同类的拱桥。

丝织业方面，河北、河南、四川等地，是隋朝纺织业的主要区域。定州（今河北定县）所产绫，相州（今河南安阳）所产绫纹细布，都非常精良，是为贡品。蜀郡（今四川成都）所产绫锦，也很著名。此外，豫章（今江西南昌）出产一种"鸡鸣布"，也很受各地消费者欢迎。该地"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织，亦有夜浣纱而且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①苏州等地的丝织业也很发达，缫丝、织锦、织绢者颇多。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当时专门从事手工业的劳动者日益增多。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朝廷曾在河北一地，即招募"工艺户"3000　多家②。在当时的能工巧匠中，有的是专为朝廷服务。如，为隋炀帝造观风行殿的宇文恺②　唐代官奴婢的劳役制度："四岁以上为小，十一以上为中，二十以上为丁。丁奴三当二役，中奴、丁婢二当一役，中婢三当一役。"隋代当与此略同。

③　参见《资治通鉴·陈纪》。

④　参见《资治通鉴·隋纪》。

①　赵州安济桥的建桥年代约在大业初年（公元606年左右），近年又有不迟于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的说法。

①　《隋书·地理志》。

②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和造六合城的何稠等。宇文恺所造的观风行殿，是一座活动的宫殿。可以拆卸，也可以合并，还可以行走，殿下设轮轴，转动自如。这种行殿是一座容纳数百人的大殿，专供皇帝巡行边境时使用。

另一个技术精良的能工巧匠何稠造的六合城，是一座周围八里，高十仞（古代八尺或七尺称为一仞）的活动城。是在隋炀帝攻高丽时所造。曾在一夜之间搭成，城上布满甲士，遍插旌旗。第二天高丽人看见之后，非常惊奇，以为是神功。

还有一种自动收起锦幔和打开房门的装置，构思奇巧，制作精良。"东都观文殿前面的书室，门外垂着锦幔，上面有两个飞仙。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但当人们走到幔前，脚触动了地上的机括时，飞仙就会冉冉而下，收起锦幔，房门也悄悄地自行打开"③。在1000多年前的隋朝，这仿佛只有在神话中才会出现的事情。

隋朝的制瓷业技艺也很精良。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当时的随葬品中，已有瓷器，在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静训墓和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姬威墓中，都发现了鸡首壶、双龙把手瓶和双耳扁壶等白瓷瓷器①。在李静训墓中还发现了碧色玻璃瓶从而证明隋朝已能制造玻璃了。

此外，雕刻、制茶、制盐、漆器、冶炼铸造等手工业也都有所发展。

3。城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兴盛隋朝城市的发展，突出体现在西京大兴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这两座举世闻名的伟大都城的营建上。

隋文帝建国后，认为建于西汉初年，后被北周沿用的长安城过于狭小，使命宇文恺另建大兴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六月开始动工，次年初即告完成。大兴城建在旧长安城东南约7　公里处的渭水南岸，总面积84　平方公里，约为今西安旧城（明、清时建）的7.5　倍。据《隋书·地理志》载：大兴城南北长15　里175　步（据考古勘察，实为16　里125　步，即8651.25　米）②，东西长18　里115　步（实为18　里133　步，即9721　米③）。城东、南、西各开三门，北面开一门。城的北部中心地区为宫城和皇城。宫城为皇室所居处，皇城为官府所在地。宫城、皇城的东、南、西三面，分列106　个居民住区--坊（包括官吏府第、百姓户室及寺观庙宇）。城东、城西各设一市，作为民间商品交易活动场所。宫城、皇城、坊、市由有规则的纵横25　条大街分隔开。其中通向城门的6　条主干大街，最宽的达150　米。其他街道一般也都有几十米宽④。各坊四周垒建围墙，大门昼启夜闭；坊内有大街、小巷。为解决城内用水需要，还修筑了若干水渠，分别引浐水、藻河水流经城内。

大兴城布局严整对称、规划整齐，同时它明显改变了自西周以来的"面朝背市"的旧的城市营建格局，较多地考虑到居民在交通、用水及商品交易活动的需要，是魏晋时代邺城、洛阳都城的进一步发展。大兴城是古代世界中罕见的巨大都城。日本古代京城的营建，受大兴城影响颇大。

③　沈起炜：《隋唐史话》，第18　页。

①　参见《新中国的考古收获》隋唐部分。

②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报告《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　期。③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报告《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　期。④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报告《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　期。洛阳城的营建如前所述。

隋时，西京长安（大兴城）和东京洛阳，是最大的商业都市。均设有巨大的商品交易场所--市。隋政府对市的管理制定有严密的法令，建立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长安、洛阳5　个市的管理机构叫市署，长官称市令。署下设肆长数十人。在市内从事工商业的人均须向市署登记，取得"市籍"。隋时，长安的东、西两市，分别称都会、利人。洛阳东、南、北三市分别名丰都、大同、通远。这些市一般占地两坊。通远市周围达6　里，丰都市周围有8　里。两京市场规模巨大，商业繁荣。如通远市有20　门，分路入市，市东是漕渠，"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①；丰都市"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甍宇齐平，遥望如一，榆柳交阴，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②。《资治通鉴》载：隋炀帝曾允许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入丰都市交易，令市内大事排场，"先命整饬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这段记载充分暴露出炀帝的豪侈和作伪，同时也反映出洛阳商业繁荣的一个侧面。

隋朝商业的发达，还表现在其他商业都市的繁荣上。如四川的蜀郡（今四川成都），据《隋书·地理志上》称，为"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江南的宣城（今属安徽）、毗陵（今江苏常州）、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余杭（今浙江杭州）、东阳等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①。豫章郡（今江西南昌）的贵妇也纷纷"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②。南海（今广东广州）、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胡商贾至者，多取富焉"③。关中的岐州（今陕西翔县），"密迩京圻，古称繁剧，兼以西通河陇，舟车辐凑，内多豪族，外引名商"④。河南的蔡州（今河南汝南），"地接荆郢，商旅殷繁"⑤。

在国内商业发展的同时，隋朝的对外贸易也有所发展。隋朝对边境少数民族和国外的商业，主要分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两条商路。为了发展和西域、中亚诸国的西北陆路上的贸易，隋炀帝曾派裴矩驻张掖（今甘肃张掖），主持对西域少数民族和外国贸易。裴矩根据"富商大贾，周游经涉"⑥的情况，著作《西域图记》三卷，详尽记述了西域44　国的山川、姓氏、风土、服章、物产等丰富内容，并绘有地图。隋朝的海上贸易以南海（今广东广州）、扬州等地为集散地。隋朝中叶以后，广州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到隋亡，南海的赤土（马来半岛）、真腊（高棉）和波

①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②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①　《隋书·地理志》。

②　《隋书·地理志》。

③　《隋书·地理志》。

④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⑤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⑥　《隋书·裴矩传》。

利（婆罗洲）等国，都和中国有使节往来和贸易活动。从国外运来的犀象、玳瑁、珠玑等，多从广州集散。国内外出者，亦多从此出发，将中国传统的商品，如丝绸、铁器等贩运出境。

隋初，通往日本的海上交通未开，中日联系取道朝鲜。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日本曾两次遣使来中国。隋炀帝时也曾遣使赴日本。此后，两国相互交往不断，增强了中日之间的友谊，促进了经济、文化的正常交流。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和大业六年，隋炀帝曾两次派人航海到流求（今台湾），其目的虽然是扩大统治范围，显示国家强大。但客观上却开通了流求与内地进行经济交流的道路。流求与大陆之间素有贸易往来，从此以后，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隋朝加强了对贸易的管理。在内地都市设立市署，长官为市令，管理商业。沿边地区设立互市监，置监和副监，管理内地和边远地区的贸易以及对外贸易。隋炀帝时，还在鸿胪寺下置东夷、西夷、南蛮、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使者之下设"监府"，掌其贡献财货；设"监置"，掌安置其駞（"驼"的异体字）马船车，并纠察非违①。因此，和手工业一样，隋朝的商业虽日益发达，但主要操纵在政府和官僚手中。而且他们常常利用手中的特权，任意盘剥百姓。

如，隋炀帝攻高丽时，常常下令索要物品，官吏得令后，先不宣布索要何物，而是贱价向民众买进，然后再宣布命令，并以贵价卖给民众。这样，转手之间便获利数倍。官吏经商，凭特权获利，民间商业受到抑制。到隋朝末年，官逼民反，人民纷纷起义，生产受到影响，商业也随之走向衰落。

①　参见《隋书·百官志下》。

（四）隋炀帝时封建剥削的加强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次子，他利用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段，夺得其兄杨勇的太子位。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杨广乘其父病重，杀杨坚及杨勇，登上帝位。

杨广即位后，为了满足其骄奢淫佚的生活，极大地加重了对百姓的封建剥削，尤其突出表现在徭役剥削的残酷性上。

隋朝徭役的残酷，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营建仁寿宫（在今陕西千阳）时，即已表现出来。该工程由杨素等人负责。由于工程浩大，"役使极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①。到隋炀帝时，更为残酷。营建东都时，每月役使200　万人。据《大业杂记》载："初卫尉刘权、秘书丞韦万顷总监筑宫城，一时布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万人。城周匝两重，延袤三十余里，高四十七尺，六十日成。其内诸殿基及诸墙院，又役十余万人，直东都土工监常役八十余万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余万人。"皇宫所用梁柱，均采自江南的豫章（今江西南昌）。每根大柱，须二三千人拽拉。其下用铁毂滚动，行不数里就须更换新的，有专人负责准备铁毂，一天不过前进二三十里。一根柱子运到洛阳要花费数十万工。在营建洛阳期间，由于官吏"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①。隋炀帝还在洛阳西郊修建了一座供自己玩赏的大花园--西苑，其周围有200　里。苑内掘人工湖，名积翠池，周围十余里。水中筑方丈瀛洲三山，三山各相距300　步，高出水面十余丈，在山上山下建有回廊和各式楼台殿阁。西苑里的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多从南方各地收罗，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下令征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10　天之中就役死了十分之五六。次年，又征发20　万人筑长城。

开运河时，役死百姓更多。开通济渠时，征发了河南、淮北100　多万人；疏通邗沟时，征发了淮南10　多万人。由于役死丁男太多，故到开永济渠时，丁男不足，就征调妇人。

隋炀帝曾三次巡游江都，以满足其游玩享乐的欲望。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他第一次游江都时，仅挽船的民夫就达8　万人。沿途500　里内的百姓，都被迫贡献珍贵食品，吃不完的，就在出发前埋掉。

为了炫耀武功，隋炀帝三次发动侵略高丽的战争。为了进行这场战争，他做了长期的准备。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下令大造兵器，并规定制造不合格者判处死刑。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征兵。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在涿郡修建临溯宫，作为自己的行辕，以便亲自指挥战争。同时命令幽州总管元弘嗣，限期在东莱（今山东掖县）督造300　艘大船。在官吏的逼迫下，民夫昼夜在水中劳作，以致腰以下腐烂生蛆，死者十分之三四。他还勒令江南、淮南、河南等地的百姓，制造戎车5　万辆，送到河北，以供装载衣甲帐幕之用。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调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只，转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的米粮等军备物资至涿郡，沿途"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

①　《隋书·食货志》。

①　《隋书·食货志》。

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①。同时还"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②，后牛车征尽，又征发人力推车，车夫60　余万。前后征调的民夫达230　多万人。由于大量劳力参与运输物资和大批死亡，以至"耕稼失时，田畴多荒"③。

当一切准备停当，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隋炀帝发动了第一次进攻高丽的战争。出兵113　万余，号称200　万，由他本人亲自节度。结果大败而归，逃回国内的残兵只有2700人，几乎全军覆没。以后隋炀帝又连续发动了两次进攻高丽的战争，虽勉强迫使高丽求和，但隋朝国力已大大受损，阶级矛盾极其尖锐。

就在对高丽的战争期间，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征发丁男10万人，加筑大兴城。一直到隋亡前二年，他还征集数万人建毗陵宫，又再想建会稽宫和丹阳宫。

隋炀帝繁重的徭役和兵役，弄得千百万农民家破人亡，上百万壮丁死于徭役。农民为了躲避徭役和兵役，不惜伤残自己的肢体，称做"福手福足"。在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王薄领导农民在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起义，起义烽火很快就燃遍全国。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见北方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下令重新制造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杨玄感反隋时烧毁的龙舟和各种船数千艘。于次年七月，顺大运河逃往江都，企图维持半壁河山。

在江都，隋炀帝仍然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令王实充为他广选江淮美女进宫。此时他已无力控制全国的局势了，其骁果卫士多关中人，他们怀念家乡，多欲逃散。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三月，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和直阁裴虔通等人，利用卫士的不满情绪，推举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勒死了隋炀帝。隋朝统治就此结束。

①　《隋书》卷四，《炀帝》下。

②　《隋书》卷四，《炀帝》下。

③　《隋书》卷四，《炀帝》下。

三、唐前期恢复、发展生产的经济措施隋朝末年，正当农民起义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时，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夏，隋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他率领军队迅速渡过黄河，进入关中，在关中地主阶级的支持下攻取长安，控制了渭水流域。隋炀帝死后，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号武德，国号唐。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经过一系列兼并战争，李氏唐朝消灭了各地的武装割据势力，重新统一了中国。唐朝初年，由于经历了隋炀帝的暴政和隋末农民战争，社会经济凋敝。

以人口为例，到武德晚年，全国户数不过300　万，约当隋盛时900　万户的1／3弱。遭受破坏最严重的黄河下游地区，"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①。直到贞观中年，这里（以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为准）的户数登记在官府户籍簿上还不到70　万，约为隋大业初年470　余万的1／7②。面对这样残破的社会经济，唐王朝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保证租税等财政收入。

（一）均田制的继续推行和租庸调法的实行1。均田制的继续推行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四月，唐政府颁布了均田令，其主要内容如下：（1）关于百姓的受田①丁男（21-59　岁）和18　岁以上的中男（16　岁为中男），各受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永业田可传给子孙，口分田则在民老或身死后交还国家。

②老男（60　岁为老）、废疾人②。、笃疾人②。各受口分田40亩；寡妻妾各受口分田30亩。如果他（她）是作户主的，再受永业田20亩。

③道士、和尚各给口分田30亩；女冠、尼姑各给口分田20亩。

④工商业户在宽乡（地多人少）者，给永业田10亩，口分田40亩，在狭乡（人多地少）者不给。

⑤一般妇女、奴婢和部曲不再受田。

⑥狭乡的口分田减半给授。狭乡的人准许在宽乡遥受土地。

⑦一般人家3　口以上给1亩园宅地，6　口则加1亩；奴婢5　口给1亩园宅地，10　口则加1亩。

⑧如果土地需要休耕，还可以加倍授给。

⑨民户原有土地，计算在已受田之内。

（2）关于贵族、官吏的受田①有爵位的贵族，亲王给永业田100　顷，郡王50　顷，国公40　顷，郡公35　顷，县公25　顷，侯14　顷，伯11　顷①，子8　顷，男5　顷。

①　《贞观政要·直谏篇》。

②　据《隋书·地理志》和《旧唐书·地理志》的有关材料统计。

②　笃疾人指癫狂、两肢废、两目盲等。

②　笃疾人指癫狂、两肢废、两目盲等。

①　《通典》作10　顷。

②职事官正一品给永业田60　顷，从一品50　顷，正二品40　顷，从二品35　顷，正三品25　顷，从三品20　顷，正四品14　顷，从四品11　顷②，正五品8顷，从五品5　顷。

③散官五品以上与同级职事官所受永业田数相同。

④六品以下官吏的永业田，"听本乡取还公田充，愿于宽乡取者亦听"③。六品七品职事官2.5　顷，八品九品职事官2　顷。"散官若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唯从多，不并给"④。

⑤勋官之永业田亦称勋田，上柱国30　顷，柱国25　顷，上护军20　顷，护军15　顷，上轻车都尉11　顷，轻车都尉7　顷，上骑都尉6　顷，骑都尉4　顷，骁骑尉、飞骑尉各80亩，云骑尉、武骑尉各60亩。

⑥京内外职事官按照职位的高低还受给职分田，亦称职田，以其地租作为俸禄的一部分。京官一品12　顷，二品10　顷，三品9　顷，四品7　顷，五品6　顷，六品4　顷，七品3.5　顷，八品2.5　顷，九品2　顷，皆给京城百里以内之地。外官诸州都督、都护、亲王府官二品12　顷，三品10　顷，四品8　顷，五品7　顷，六品5　顷，七品4　顷，八品3　顷，九品2.5　顷。镇戍、关津、岳渎官五品8　顷，六品3.5　顷，七品3　顷，八品2.5　顷，九品2　顷。其他如三卫中郎将、上中下府折冲都尉、果毅都尉、长史、别将以及亲王府典军、副典军等，亦各授与数量不同的职分田，最少为80亩①。职分田属公田，不归私人所有，官员离职时要移交后任。

⑦各级官署授给公廨田，亦称公廨园或公廨地，以地租作为办公用费。

京官各司：司农司26　顷，殿中省25　顷，少府监22　顷，太常寺20　顷，京兆府、河南省各17　顷，太府寺16　顷，吏部、户部各15　顷，兵部、内侍省各14　顷，中书省、将作监各13　顷，刑部、大理寺各12　顷，尚书省、门下省、太子左春坊各11　顷，工部10　顷，光禄寺、太仆寺、秘书监各9　顷。。。外官各司、大都督府40　顷，中都督府35　顷，下都督府、都护府、上州各30顷，中州20　顷，宫总监、下州各15　顷，上县10　顷，中县8　顷，下县6　顷。其他各级官署亦都有相应的公廨田。最少为1　顷。

（3）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唐均田制明确规定禁止土地买卖，并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如："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答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②。但同时又规定了一些例外：①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

②百姓搬家，从狭乡迁到宽乡，或卖地以建住宅、邸店、碾硙的，还准许出卖口分田。

③官员的永业田、勋田和赐田可以出卖。

④买入的田地不能超过应受田限额。狭乡人买田，可依照宽乡的限额。

⑤已卖田者，不准再申请授田。

唐朝的均田制，与前代相比，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具有以下一些特点：②　《通典》作10　顷。

③　《唐六典·尚书户部》注。

④　《通典·食货·田制下》。

①　《新唐书·食货志五》。

②　《唐律疏议·户婚》。

第一、明确取消了奴婢、部曲的受田。这一方面表明奴婢、部曲在农业生产中地位的下降，人数的减少，以及奴隶制残余的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不再授田给他们，也是对士族地主的打击，反映了唐时士族地主势力的进一步衰弱。

第二、除寡妻妾以外，一般妇女不再受田。隋时，妇女受露田只有男子的一半，而一夫一妇的租调却为单丁的一倍，不少男子因此而不肯结婚，造成"籍多无妻"①的现象。唐朝一般妇女不再受田，也就不用再负担封建国家的租赋徭役，男子就不会因结婚而增加负担，因而对人口的繁殖与增长起了积极的重要作用。同时，妇女不受田而男子受田，也反映出唐朝封建小生产家长制的发展，从此女子更加依附于男子。

第三、和尚、道士、尼姑、女冠都可以受田，反映了南北朝以来寺院经济的发展。这是封建国家在法律上承认了宗教寺院对土地占有的合法权利，保证僧侣地主的既得利益。

第四、各级官吏普遍授给大量的土地，职位愈高受田愈多。唐代均田制中关于官吏受田的规定比前各朝完备得多，一方面以保证大官僚必为大地主，另一方面更是唐王朝培植新地主的重要手段。由于唐均田制不触动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并使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合法化，因而自然会得到大官僚地主的拥护，使均田制能够顺利地推行。在实际执行中，正是由于均田制的推行，使许多官僚地主占有了更多的土地，扩大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同时促使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第五、唐代均田制放宽了对受田买卖的限制。北魏的均田制，只允许买卖桑田，以后也仅及于麻田的有余或不足部分；北齐时虽买卖露田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隋沿北魏、北齐制度，只许桑麻田在规定限度内买卖，即得卖其多出部分或买进不足部分，是仅许永业田的超额或缺额部分的买卖，其数量自然极其有限。而唐代均田制中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虽然名义上是为了限制土地买卖，但实际上这些例外很容易就被突破，使土地买卖易于形成和广泛发展。尤其唐代均田制还允许买卖口分田。这是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封建政府第一次允许买卖口分田（露田），也是唐代均田制的一个显著特色，说明唐代对土地买卖的限制较之前代明显放宽。这也是北魏以来封建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在法令上的反映。它为土地兼并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助长了官僚地主、豪商巨贾以及僧侣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势头。同时也为均田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唐代均田制在全国各地都认真贯彻实行了。大体说来，关东地区，因在隋末农民战争中遭受破坏严重，士族豪强受打击沉重，死亡逃散的很多。他们遗留下来的田地，有的转移到农民手中，大部分成为国家控制的荒田，因而国家比较容易地授给农民规定标准数额的永业田和口分田。江南地区、江淮流域，由于地旷人稀以及战乱给士族豪强的打击，对广大农民一般亦能按规定限额授田，甚至还授给较多一些的田地。至于关中地区，由于基本上未经战乱破坏，官僚地主众多，地狭人稠，因此一般农民多不能按规定得到受田，往往受田不足。全国各地情形不同，即在同一地区亦有差异。不过从总的情况看，唐代均田制是自北魏推行均田制以来，实施情况最好的。因此，均田制的实行，对于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①　《隋书·食货志》2。租庸调法的实行唐代的租庸调法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以受田丁民为征课对象而制定的。它基本上沿用隋制，但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在某些方面又作了一些补充修正，因而较之隋的租调力役制度更加完整严密。

唐代租庸调法，如《唐六典·尚书户部》所述如下："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

"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凡丁新附于籍账者，春附则课役并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附则课役俱免。""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五品以上祖父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

唐朝的这种赋役办法，正如唐人陆贽所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①。所以一般称为租庸调法。而杂徭不是唐代赋役的重要部分，就略而不论。

唐代的租庸调较隋代要减轻许多，主要表现在规定了役期的最高限度，以及输庸代役的办法上。这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反抗封建国家残酷的徭役剥削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唐初"率土荒俭"的实际情况，迫使封建国家不得不减轻农民徭役负担，使其专心生产，发展经济的结果。这一变化，不仅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多少也减弱了个体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

租庸调制是唐代前期封建国家的主要税源。这个时期，尤其是唐代初期，因为受田家民有一定的土地收获，缴纳租庸调赋役不会感到负担太重。唐政权亦为了积极恢复农业生产，把大量荒地分配给农民，使之得到耕垦。同时轻赋省役，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其尽力耕作，以保证国家赋役既有可靠的来源，又能增加财政收入。这种税制，对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①　陆贽：《陆宣公集·均节赋税恤百姓》。

（二）贞观时期的休养生息政策唐高祖李渊统治后期，他的几个儿子争夺皇位的斗争日趋激烈。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其次子李世民在长安宫城的玄武门发动政变，袭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不久，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继立为帝，是为唐太宗。以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集团由于亲身经历了隋炀帝的暴政和隋末农民战争，深知隋末农民是在"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已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举行起义的，因而君臣反复引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古语来警励自己。唐太宗李世民还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①。因此，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唐太宗采取了"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经济措施。

贞观初，唐太宗十分重视备荒和救荒。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戴胄建议参照隋朝的社仓制度，在各地设置"义仓"，以备凶年。唐太宗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规定：自王公以下，每亩征税二升；商贾无田者，户分九等，分别纳粟自五石至五斗不等；义仓粮食有灾则用于赈民，无灾则借贷民户作种子。自此以后，州、县普遍设置义仓，专用于备荒，不许杂用。当时，从贞观元年到三年（公元627-629年），关东、关中各地连续发生旱霜蝗灾害，关中受灾最重，饥馑尤甚，不少农民卖儿鬻女。唐太宗认为这对于他的统治是一种危险，于是一面命令灾区开仓赈济，准许灾民就食他州，一面派遣大臣巡视灾情，并"出御府金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②。逃荒的灾民，受到各州县竭力帮助，有的州甚至做到"逐粮户到，递相安养"③，灾民返乡时还赠给粮食、布帛。

唐太宗重视均田令的施行。他曾视察灵口的授田情况，得知每丁才受得30亩，下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宽乡"④，为了增加农业劳动力，唐太宗一面多次颁布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租赋的法令，并用免除几年赋役的办法，招诱逃亡农民归业，一面以强制措施，把长期在外的"浮游"人口，送回原籍生产。洛州地方官曾把许多"浮游"人户，"并遣务农，各令属县。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⑤。其他一些地方也以类似方法强迫逃散人户回乡务农。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唐政府下令在全国"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①。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四月，唐太宗派使者携金帛赎回了隋末被北方突厥掳掠去的汉民，得男女8　万人。唐朝大力招抚流亡人口的政策，收到了很大效果，仅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流亡唐境以外的百姓和少数民族就有120　余万内附。唐太宗还注意增加人口，曾下诏奖励婚姻，地方长吏能使百姓婚姻及时、鳏寡减少者，按户口增多进考。

唐太宗还注意到不夺农时，以利农业生产的恢复。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二月，正值春耕之时，皇太子将举行"冠礼"，官吏要调动府兵充作仪

①　《贞观政要·论杀戒太子诸王》。

②　《旧唐书·太宗本纪上》。

③　《旧唐书·陈君宾传》。

④　《册府元龟·帝王部·惠民》。

⑤　《册府元龟·牧守部·劝课》。

①　《资治通鉴·唐纪十二》。

仗。唐太宗表示反对，下令改在十月举行。

此外，唐太宗即位后曾下令释放宫女3000人，减少宫殿的营筑，停止官吏进奉珍异，禁止贵族官吏的第宅、车服、婚丧过分奢侈。他还并省了许多州县，并把中央各官府的官员从2000　多人精减到600　多人，以紧缩财政开支。上述做法，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对人民都是有利的，因而促使生产状况迅速好转。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全国大丰收，流散的人口都返回乡里。以后又年年丰稔，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由于农民辛勤地进行生产，到贞观后期，社会经济已得到恢复。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9年），全国户数已接近380　万户。

贞观后期，随着封建统治的逐渐稳固，唐太宗不能再很好地纳谏，渐渐抛弃了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于是战争和徭役频繁起来，赋税负担又加重了。在一些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

（三）武后及唐玄宗发展经济的举措唐太宗死后，唐高宗继位。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此后，武则天逐渐将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中，并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改唐为周，正式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参与和掌握最高权力达50年之久。在她当政时期，除在政治上加强统治外，在经济上比较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上元元年（公元674年），高宗根据武则天的建议，诏令全国施行劝农桑、薄赋徭，免除京畿地区徭赋，节省功费力役等12　事。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下令奖励农桑，规定凡是做到耕地增加，家有余粮的地方，地方长吏可以得到奖赏；如果户口减少，就要受到处分。武则天比较重视兴修水利，曾在曲沃（今山西侯马）东北、临汾东北、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修有新绛渠、高梁堰、牌湖堤，灌溉田地。另外在九陇（今四川彭县）、巴西（今四川锦阳东）、营丘（今山东昌乐县东南）也兴修了一些引水工程。咸亨三年（公元672年），还于岐州陈仓县（今陕西宝鸡）东南开渠，引渭水入升原渠，通船筏至长安城。武则天统治的50年间，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措施，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维护和加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统治的发展。国家掌握的户口增长很快，从她被立为皇后前三年（即永徽三年）的380　万户，增加到615　万户（神龙元年，即公元705年，武则天被迫退位）。贞观以来经济发展的趋势，仍在继续，对于后来唐玄宗"开元之治"的封建全盛时代，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联合禁军将领李多祚，拥戴中宗李显复位。但此后8年的时间中，唐朝政局动荡不安，发生了7　次政变，更换了4　位皇帝。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唐玄宗即位，杀死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才使一连串的宫廷政变告以结束。

唐玄宗即位后，先后任用姚崇、宋璟作宰相，在稳定封建秩序、发展社会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针对富户强丁多削发入寺逃避徭役的情况，玄宗下令沙汰天下僧尼，迫令1.2　万人还俗，编入国家户籍，并规定，自此以后，各地不得新建佛寺，旧寺颓坏，也要报请官府查实，才许加以修葺。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唐朝政府规定：封户的租庸调，改由政府统一征收；征收未完时，封主不得向封户催索和出放高利贷；而只能等到征收完毕后，到京城或州治领取。从而缓解了封户严重受害，而失掉生产积极性的问题。

开元三年和四年，关东连续发生严重的蝗灾。在姚崇的主持下，朝廷派出专使，督察州县官吏大力捕蝗，并要求他们将本州县捕蝗勤惰的情况上报中央，使蝗灾连岁的情况下，没有出现大的饥荒。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宋璟继姚崇为相，坚守姚崇所制订的有利于稳定社会、发展生产的政策。并在防止边将贪功生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对使劳动人民安心生产，也起了积极作用。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唐玄宗任宇文融为劝农使，并准其所奏，置劝农判官29人，分行全国各道，检括籍外兼并的土地和逃户。唐王朝令逃户在百日内自首，听于所在附籍，并免除他们六年的租调和徭役，只收轻税，违者则法力不赦。括户工作到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结束，得户80余万，田数与此相等，得钱数百万贯①。人口增加了，耕地面积也扩大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增多了。这个时期，政局稳定，生产发展，唐王朝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①　《旧唐书·宇文融传》。

四、唐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一）农业生产的兴盛唐朝前期，由于统治者施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及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及广泛使用，对唐代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唐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首先突出表现在耕犁的改进上。唐以前的犁，主要是笨重的长直辕犁，操作时回转困难，耕地费力。唐初，南方出现了一种短而轻便的曲辕犁。这种新型的耕犁当时又叫"江东犁"。据唐人陆龟蒙《耒耜经》载，曲辕犁由铁制的犁镵（又称犁铧）、犁壁和木制的犁底、压镵、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犁槃等11　个部件组成。同以前的步犁相比较，曲辕犁有三处重大改进：即直辕改成了曲辕，增装了犁评和犁壁。曲辕比直辕灵活，更便于操作。犁评用以控制犁箭，推进犁评使犁箭向下，入地深，拉退犁评使犁箭向上，入地浅，可适应深耕或浅耕的不同需要。犁壁可将翻起的土推到一旁，减少耕犁前进的阻力，提高耕地速度。曲辕犁在唐代被广泛使用。贞观中，定州工匠制造耕犁特意寻求弯曲的树木作犁辕，说明该地区已通行曲辕犁。陕西三原发现的贞观时期李寿墓壁画上的牛耕图，以及敦煌壁画上晚唐时的牛耕图，犁辕也都是弯曲的，说明在黄河流域许多地区，都已采用了曲辕犁。由于曲辕犁灵便省力，可由单牛牵引，适合水田耕种，因而在江南地区更是广泛使用。我国古代的耕犁，发展到曲辕犁，已基本定型。曲辕犁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是唐代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一个突出标志。

其次，当时还出现了铁搭，即四齿耙，以及木■■（lì

hái，音历宅）、耖等农具。铁搭是掘地的农具；木■■和耖是在耙田以后，用以"破块滓，溷泥涂"，或"疏通田泥"的工具。有了这些工具，就可以形成耕--耙--■■的一套土壤耕作技术。但是，由于耖和木■■相比，其形制比较简单，操作也比较方便，便逐渐代替了木■■，形成了耕--耙--耖的一套耕作技术，它和北方的耕--耙--耱的一套耕作技术，互相比美，且各有千秋。北方的耱，主要是为了土地平整和保墒防旱；南方的耖，则主要是为了熟化土壤。

随着农业的发展，灌溉器具也有新的进步。早就有的桔槔（井上汲水工具）和辘轳，唐朝时使用更加普遍，东汉三国时期出现的翻车，唐朝时继续得到推广。唐代在前代创造的基础上，还推广了各式水车。当时在北方旱田地区，有一种"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的立井式水车①，已经开始应用于农田灌溉，它可以用人力或畜力回转戽水。刘禹锡诗："咿哑转水车"②所指同属这类水车。在长江流域及钱塘江三角洲，水车的使用更为广泛。除以人力、畜力转动的水车外，还出现了一种名为"筒车"的新的灌溉工具。筒车的形状类似纺车，用细竹制成，四周缚以竹筒之类，随水流自行旋转，竹筒在低处舀水，至高处泻水，入渠灌田。杜甫的《春水》诗："接缕垂芳饵，连筒灌水园"中所称的"连筒"，就是指这种竹筒筒车。筒车由于使用自然力，

①　《太平广记·邓玄挺》。

②　《全唐诗》卷三五七，刘禹锡：《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之十九。且日夜自转，因而大大节省了人力，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

水利事业的发展，是唐代农业的一大成就。唐中央和地方政府设有专门机构和人员管理水利。中央由尚书省的工部水部郎中主管。各地的水渠和斗门置长一人，专管节水多水，均其灌溉；州县每年派员检查，视经管水利的好坏，田畴的丰歉，予以赏功罚过。唐政府还制定了严密的水利灌溉法规--"水部式"。其中规定："居上游者，不得拥泉而专其腴"①，"凡浇田皆仰预知顷亩，依次取用"②，设置碾硙，不得妨碍农田灌溉。此外，对于斗门的设置，放水的时间，各支渠放水先后及水量的多少，不同季节、麻麦禾粟等各类作物用水的安排，渠道堤堰的防护修理等等，皆有详细规定。"水部式"的颁布施行，是唐代水利灌溉事业进一步提高的表现，它对于减少争水纠纷，合理用水，保障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农田水利事业很发达。在全国各地都兴建农田水利灌溉工程，仅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全国的水利建设工程就达264　处，遍及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九道③，如下表④：道　名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所修河渠陂塘堤堰数25 39 16 58 9 16 71 30 5总　计河渠陂塘堤堰工程269其中163　项是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以前修建的。唐代各级地方官吏大都积极开展水利工程建设。这些水利工程，有的是缘古渠旧坡重新疏浚的，有的是因需要而新建的。多数为中小型工程，大的工程可灌田上万顷，小的可灌田数十顷。北方的水利工程以开渠引灌为主，南方则偏重于排水和蓄水，东南地区尤其兴建了大批堤、堰、坡、塘等工程。在沿海地区则多修筑堤防，防捍海潮。唐代农田水利设施的大量修建，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兴旺。唐代农业发展的另一重要表现，是集约经营程度的提高。唐以前，尤其是十六国及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北方的耕作比较粗放。到了唐代，随着国家的长期统一，社会比较安定，农民可以安心从事生产，致使精耕细作的农田越来越多。不少地区的农民在麦子收获以后，继种禾粟等作物，可以二年三熟。南方的农业种植技术，在唐代显得更加进步。这个时期，高产作物水稻的种植面积比前代大大增加，并广泛采取育秧移植的裁培技术，同时还大量栽培早稻，为在同一土地上复种麦子或其他作物创造了条件。因而唐代南方已通行两年三熟制，有的地方可以一年两熟。

由于农具的改进，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集约经营程度的提高，唐代农业生产的亩产量较之前代有显著提高。在一些水利条件较好，土壤较肥沃的地区，亩产最高达10　石。如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河东郡龙门县县令长孙恕开凿十石垆渠，"溉田良沃，亩收十石"①，一般亩产量也在二石左

①　《刘梦得文集》卷二十八，《高陵令刘君遗受碑》。

②　参见敦煌发现的开元时期"水部式"残卷。

③　陇右道的水利工程，《新唐书·地理志》失载。

④　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

①　《新唐书·地理志三》。

右，超过两汉一倍②。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唐前期人口的增长情况如下表所示：户口数时间户　数口　数出　处贞观时不足300　万《通典》等永徽三年（　652年）　380　万《通典》《唐会要》神龙元年（　705年）　6156141　《唐会要》开元十四年（　726年）　7069565 41419712　《唐会要》《旧唐书》开元二十年（　732年）　7861236 45431265　《唐会要》《旧唐书》开元二十四年（　736年）　8018710　《唐会要》开元二十八年（　740年）　8412871

①　48443609②　48143609①《旧唐书》②《新唐书》天宝元年（　742年）

①　8535763②　8348395

①　48909800②　45311272①《旧唐书》②《通典》天宝十三年（　754年）

①　9069154②　9619254②　52880488①《唐会要》②《旧唐书》天宝十四年（　755年）　8914709 52919309　《通典》唐代的耕地面积比前代扩大。唐人元结称："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①。唐代最高垦田数字是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的1440　余万顷②，超过汉代最高垦田数800　余万顷③的约60％，使农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发展、兴旺，使各种仓廪秋谷充实丰盈。

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唐朝仓库存粮总数如下表：仓　别存　粮　数和　籴1139530　石诸色仓12656620　石正　仓42126184　石义　仓63177660　石常平仓4602220　石总存粮123702214　石附　注《通典》卷一二《食货典》《轻重》中说这一年"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与上述总数不符。

天宝八年（749年）应课户每口分担交粮数表：②　参见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变化》，《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2　期。

①　《元次山集》卷九，《问进士第三》。

②　曹贯一：《中国农业经济史》第499、227　页。

③　曹贯一：《中国农业经济史》第499、227　页。

总　粮　数应课户口数

①　每户每口分担数5301044　户96062220　石18.1＋石②（《通典》原载总数）　7662800　口12.5＋石123702214　石5301044　户23.3＋石（各仓相加总和数）　766280O　口16.1＋石附　注①有课口的户称应课户。

②唐朝规定，每丁每年交租二石，以上负担显然过重。

物资丰富，物价长期稳定。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到天宝年间，长安和洛阳的米价始终保持在每斗15　文到20　文上下，最贱时达13　文；青、齐谷一斗5　文，最贱时3　文；面一斗32　文。绢价也一直保持在一匹200　文左右①。

总之，唐前期的农业经济在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兴旺发展，不仅使唐王朝达到了极盛，而且也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国家之一。

①　参见《通典·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

（二）官私手工业的发展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手工业的兴盛发达。唐代与前代一样，主要的手工业部门掌握在官府手中。私营手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封建国家的控制。

1。官营手工业的兴盛发达官营手工业在唐代的手工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唐王朝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专门机构来管理庞大的官府手工业生产。中央主管官府手工业的最高机构是尚书省的工部，其长官工部尚书、侍郎的职责为，"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泽之政令"②。属下各郎中、员外郎分掌"经营兴造之众务，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缮葺，工匠之程式，咸经度之"③。直接管理中央官府手工业的有少府监和将作监等。少府监有监一员，少监二员，监掌"百工技巧之事，总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之官属，尤其工徒，谨其缮作"①。少监为其副职，"凡天下之服御，百官之仪制，展采备物，皆率其属以供之"②。因此，少府监主要是负责制造精致的手工艺品和贵族官僚的器用服饰。将作监长官为将作大匠，"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总四署三监百工之官属，以供其职事。凡两京宫殿、宗庙、城郭、诸台省监寺廨宇楼台桥道，谓之内外作，皆委焉"③。少府监和将作监诸作坊生产的手工业品，不在市场上出售。

兵器的制作，在唐代前期属少府监的右尚署掌管。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另辟军器监，下设弩坊、甲坊二署专司其事。

唐代官营手工业与前代相比，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分工细，从业人员多。唐代官营手工业的分工很细。如少府监下的织染署，是专掌"供天子、太子、群臣之冠冕"④的机构，共有作坊25　个："凡织纴之作有十：一曰布，二曰绢，三曰絁，四曰纱，五日绫，六曰罗，七曰锦，八曰绮，九曰■，十曰褐。组授之作有五：一曰组，二曰绶，三曰绦，四曰绳，五曰缨。线之作有四：一曰，二曰线，三曰弦，四曰网。练染之作有六：一曰青，二曰绛，三曰黄，四曰白，五曰皂，六曰紫。"⑤据《唐六典》载，少府监役使的"技能工匠"达19850人，将作监所属工匠也有15000人⑥，作坊的规模很大，分工细密。另外，官府在全国各城市和地区，也设有各种作坊，使用着大量的手工工匠。唐代的工匠，按照服役的长短和待遇的差别，分为长上匠、短番匠及"和雇"工匠3　种。长上匠来自奴婢和刑徒，长年服役，地位低下，待遇恶劣，生活非常痛苦。短番匠来自番户、杂户和州县应征的一般工匠，他们按照"番户一年三番，杂户二年五番，②　《旧唐书·职官志二》。

③　《旧唐书·职官志二》。

①　《旧唐书·职官志三》。

②　《旧唐书·职官志三》。

③　《旧唐书·职官志三》。

④　《旧唐书·职官志三》。

⑤　《唐六典·少府监》。

⑥　参见《唐六典·尚书工部》。

番皆一月"①，一般工匠"岁役二十日"②的规定轮番服役，服役期间不给任何报酬。和雇工匠为临时雇用的工匠，如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唐王朝为修筑京师城郭，曾和雇4　万多工匠③。当时和雇的报酬没有一定的标准，大体"雇者日为绢三尺"④。另外明资匠、巧儿匠也都是"和雇"的工匠，他们的技艺水平较高。武则天时期，少府监有"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⑤，他们都是"和雇"的。和雇工匠身份虽较为自由，但他们往往被封建官府补为正式工匠（即番匠），而被束缚在官府中。当时，无论哪种工匠的社会地位和处境都是痛苦的，有的没有人身自由及生活保障。

（2）手工业分布地区广泛。除长安、洛阳、广州等名城以外，还有扬州（以造船、纺织、皮革和金属用品制造业为中心）；成都（以造纸、纺织、制盐和金银器皿业为中心）；定州（现河北定县，以丝织品为主，进贡丝织品的数量为全国第一）；邢州（现河北邢台，以产名瓷著称）；易州（今河北易县，以制墨著称）；青州（今山东益都，盛产丝织品）；登州（造船业为主）；莱芜（冶炼业为主）；山西太原（铜器制造）；蔚州（今山西灵丘，采铜铸钱）；绛州（制墨）；蒲州（今山西永济，以造纸、采煤为主）；桂林（"桂管布"产地）；湖南、湖北等地，也是重要的手工业品和矿产地区之一。

（3）手工业种类较多。有采矿、冶炼、铸造、造船、兵工、织染、刺绣、服装、皮革、木器、雕刻、漆器、瓷器、制盐、制茶、制糖、酿酒、制药、磨面、文具纸张等业。

（4）有的生产规模很大，产品质量也高。

兹将唐初官营手工业的情况，择要介绍如下：采矿业唐代采矿业有一定的规模，金、银、铜、铁、锡、铅、矾、水银、朱砂等矿，皆有开采。据不完全统计，各种矿共有180　余处。大约年产铁200余万斤，铜26　万斤，锡5　万余斤，银12000　余两。

铸造业唐代金属铸造业不仅种类多，而且生产技术也很进步，能够铸金、银、生铁、熟铁、铅等制品，合铸金银等制品；也能够锻造、磨制、钻孔、刮刻、镀金、镀银。从出土的唐代金银制品即可看出，当时铸造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详见私营手工业"采矿与冶炼业"）。

唐代铸造业的规模，以铸钱业为最大。唐玄宗时，全国有炼铜铸钱炉近百个，每炉有丁匠30人，一年炼铜10　炉，每炉用铜21200　余斤，铸钱3300贯。

织染业官私纺织和染业都很发达。国家纺织作坊的产品有布、绢、丝、纱、绫、罗、锦、绮、绸、葛等。仅麻布类就有细白苎布、班布、蕉市、细布、丝布、纻布、弥布、白纻布、竹布、葛布、纻练布、麻赀布、紫苎布、青苎布、楚布等几十种以上①。

①　《唐六典·尚书刑部》。

②　《通典·食货典·赋税下》。

③　参见《旧唐书·高宗纪》。

④　《新唐书·百官志一》。

⑤　《新唐书·百官志三》。

①　《通典·食货六·赋税下》。

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些纺织业的重要产区，如北方的定州，每年进贡大量绫锦。有的著名纺织业主家有绫机五百张，为前代所少见。有些产品技术精良，图案美丽，争奇斗艳，令人叹服。如唐中宗时，安乐公主有百鸟毛裙，裙上所织花卉鸟兽细如米粒，在日中各为一色，工巧已极。又如在"丝绸之路"上的吐鲁番等地，出土了不少唐代织物。有一件晕■提花锦裙，锦用白、绿、粉、红、茶、褐六色经线织成，再在斜纹晕色彩条地上，用金黄色细纬线织出蒂形小团花，非常美观。同时出土的还有蜡缬绢和蜡缬纱，花纹灵巧生动。有一幅纱在深绿地上黜粉绿的打猎图画，猎手骑马追驰，弯弓、张索，神态生动，背景上又有流云飞鸟、山石树木，等等。这些考古发现，完全证实了当时花色品种之多和织造技术的精巧。

当时，丝织品的品种花式之多，仅就绫、锦来说，即可说明。当时的绫锦品种有大张锦、软瑞锦、透背及大■锦、竭凿六破以上锦、长高丽白锦、半臂锦和杂色锦等，绫有独窠文绫、四尺幅及独窠吴绫、独窠司马绫、两窠细绫、瑞绫、白编绫等。还有许多小文字绫、锦。绫锦的花式有盘龙、对凤、麒麟、狮子、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以及许多织造差样文字①。上述品种花式，绝大部分是当时诏令禁止织造的，诏令中没有指明而照旧织造的，肯定比这些要多。

近些年来，有大量唐代丝织品出土，证实了文献上记载的唐代丝织品品种花式的确是丰富多采。这些织造精巧，提花绚丽，品种花式多样的丝织品，完全是当时劳动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纺织业发达，染色业也得到相应地发展。当时，官营染色业就细分为青、绛、黄、白、皂、紫六作。在染色技术上，唐代已出现了夹缬、﨟缬、绞缬等染色方法。夹缬，也叫夾结，是以两块木板雕刻同样花纹，着色之后，夹帛染色的一种方法。也可同时雕刻多块木板，数次夹帛重染几种颜色。这种方法在隋代已有萌芽，如"大业中，炀帝制五色夹缬花罗裾，以赐宫女及百僚母妻"①，但并未普及。到唐玄宗时，此方法已"遍于天下"。﨟缬，就是蜡染。染前先在帛上作图样，然后在图样上布以蜜蜡，再浸入染料中，待蜡脱落，花样重现，之后再蒸而加以精制。近些年来，在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唐朝残幡中，大部分由绞缬绢和蜡缬绢制成。其中宝相花蜡缬绢和联珠对禽纹绢，比以前发现的似乎还要精致。在吐鲁番出土的丝织中，经过整理作为锦、绮、染缬标本的，已达46　件②。绞缬是一种丝织品的染色方法。染色前，先将丝织品用缝、扎等方法加以绞结，保留其底色，再进行染色；染色后，解去缝线或扎线，即可出现几何花纹，颇为美观，为我国民间发明，后传入宫廷，至唐代时，宫廷中已广泛使用。

上述染色方法，也是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实践之后的伟大创造，它表现了当时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技巧，奠定了我国早期染色业的技术基础。据考古发现，唐代不仅在棉织品、丝织品的染色方面有较高水平，而且也有了较好的毛织技术。

造纸文具业唐代造纸业相当发达，产地很广，产品品种很多，质量也达

①　参见《唐大诏令》卷一○九，《禁大花绫锦等敕》。

①　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中，裾衬裾条，1956年商务版。

②　参见《文物》1972年第1　期《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第3　期《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

到了较高水平。四川盛产大小黄、白麻货，有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宜子十色笺等品种；扬州的六合笺，杭州、婺州、衢州、越州的上细黄白状纸，宣州（安徽宣城）衢州的案纸、次纸，韶州（广东曲江）的竹笺，均州（湖北均县）的大横纸，蒲州的细薄白纸，临川的滑薄，都是全国有名的产品和进贡的名纸，尤其是四川的麻纸，最为出名，当时官府文书，多用麻纸书写。

当时，制墨、制笔、制砚技术也有很大进步。潞州（山西长治）、绛州（山西新绛）和易州等地的墨，虢州（河南灵宝）、歙州（安徽歙县）等地的砚，宣州（安徽宣城）、栗木制作的兔毫笔等，都很有名。制作技术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①。歙砚又称"龙尾砚"，在当时即很有名，南唐时，更推崇为文房四宝之一（文房四宝为诸葛化笔，李廷珪墨，澄心堂纸，龙尾歙砚）。

制瓷业　制瓷业在我国历史悠久。发展到唐代，技术更加精良。当时，越州（浙江绍兴）、婺州（浙江金华）、邢州（河北邢台）、寿州（安徽寿县）、岳州（湖南岳阳）、鼎州（湖南常德）等地，已是著名的瓷器产地。现在仍然驰名国内外的"唐三彩"，即出现于唐代。"唐三彩"是一种彩釉（多为黄绿蓝三色）陶器，有马、骆驼、双鱼瓶以及人俑等，供贵族玩赏或用作殉葬品。由于这种产品釉彩艳丽，形象生动逼真，在古代工艺品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另外，北方的邢窑和南方的越窑，产品数量可观，质量也属上乘。其产品不仅是我国白瓷和青瓷的首创和奠基之作，并且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

造船业　建造船舶用于航运，历朝都有建树，特别是隋朝，造船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造船工匠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唐朝为了适应漕运和征伐高丽的需要，官府也曾大规模造船。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曾命"将作大匠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②。他又曾"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万艘"①。又在四川"伐木造船舰，大者长百尺，其广半之"②。民间自造船只，为数更多。唐初，江南各地，如扬州、常州、杭州、越州、洪州等，都是造船业发达的地方。

碾硙（wèi，音位，磨子）业唐时碾米磨粉，有的地方用马牵硙，有水利的地方则利用流水的冲力，推动轮轴转动，带动碾硙。这种手工业在魏、晋、隋时已有，到唐朝更为发达，成为主要手工业之一。不过，碾硙多为大官僚、贵族、地主或富商所有。因为碾硙的购置，需要很大的资本，而河道水力的占用，更要有政治势力，一般百姓没有这些条件。例如，宦官高力士，就在京城西北，截沣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磨麦三百斛。碾硙的所有者们，霸占河道，筑高堰阻水，必然防碍河道两岸农田灌溉，给百姓造成危害。例如，郑白渠本来灌溉农田四万余顷，到唐高宗时，因水碾大增，只能灌溉农田一万余顷。

官营手工业虽然规模大，分工细，技术比较精良。但是，由于它是为官

①　以上材料参见《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有藏署令条；《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六和郡县志》；《通典》卷六《赋税下》。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皇帝》中之下。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皇帝》下之上。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皇帝》下之下。

府所掌握并为官府服务的，从作坊的原料来源到制成的产品，基本上都不和市场发生联系。因而，这种手工业不但不能促进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反而排挤和压抑私人手工业的发展。

2。私营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唐代的私营手工业，在农业空前发展的基础上，比以前各代都有显著的发展。除众多的农村家庭副业外，还有规模不等的个体手工业者所经营的作坊，这些作坊大多集中在都市里。比较而言，南方手工业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通过南北技艺交流，推动了全国手工业的发展，对商品生产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现将唐代私营手工业的几个主要行业介绍如下：纺织业　纺织业是民间最广泛的手工业，也是唐代私营手工业的主要部门。这是因为，众多的百姓不仅需要穿衣戴帽，而且要向官府缴纳庸调（绢、布等等）。于是纺纱、织布、缫丝、丝织等，就成了与农业生产粮食一样不可缺少的手工业生产。当时，纺织分为丝织、麻织和棉织。其中以丝织业最有成就，不仅品种繁多，花样丰富，而且织造精巧，色彩艳丽。先是北方各州以织绢见长，从《唐六典》所载全国各地织物的质量来看。一二等贡品皆出自宋州（河南商丘）等地。纺织业中心在今河南、河北地区。这些地区百姓向政府缴纳的庸调，一般都是绫、绢、絁。定州（今河北）每年常贡的细绫、瑞绫和特种花纹的绫，有1500　多匹，较其它州高出约百倍。剑南诸州也产丝织品，益州的锦尤佳。山南、淮南、江南的一些州县，后来丝织业也比较发达。但这些地区和关内、河东、陇右一样，一般民间织品仍以火麻、赀布和苎麻等麻织品为主。因而火麻、赀布列为一、二等者，皆出自宣州、润州、沔州、黄州、舒州、蕲州、狱州、荆州、庐州、和州、晋州、泗州等地。而岭南的桂州（今广西桂林）一带和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则出产棉织品和丝织品。近代在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葬中，就发现了大量的唐代丝织物和开元九年（721年）郧县光同乡贺恩教交纳的庸调布。另外，在敦煌莫高窟等地还出土了兰溪县归德乡吴德，吴国交纳的脚布（租庸脚士所交，用以代替转运粮食力役的布）。这些丝织品和布的出土，证实了文献记载上唐代纺织业的发展。这些品种花式丰富多彩的产品，虽然有的出自官府织造，有的则是民间织造。它说明，当时大规模的民间纺织作坊已经出现，如定州的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①。太守韦公干，有女奴四百人，其中一部分是织花缣文纱的女奴。在民间的纺织业中，有一些能工巧匠，创造出来技艺高超的作品。据在敦煌千佛洞发现唐朝薄绢的人说，这种几乎透明的薄绢，用作千佛洞的绢幡，幡两面都绣有佛画，挂在穹门或到佛堂去的过道上，不阻碍光线。有风时，绢幡尽管摇摆，人们仍然可见画上人物栩栩如生。另外，唐白居易《缭绫篇》所说的缭绫，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所记"人本似无重量"的无花薄纱"轻容"，《太平广记》中所记的"一匹正够四丈，称起来只有半两"的"轻绢"等，可以说都是极为难得的特种手工工艺品。丝织业的发展，其基础是养蚕业。只有养蚕业发展了，丝织业才有充足的原料来源。另外，缫丝、丝织技术的引进、传播与提高，也很重要。

唐代中期以前，北方养蚕业比南方发达，缫丝、丝织技术也比较先进，

①　《朝野全载》卷三。

所以才有江东（唐贞观时十道之一，辖境相当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省及江苏、安徽的长江以南部分，湖北、四川江南的一部分和贵州东北地区。）节度使薛兼训，让所部军人娶北方善缫丝女子为妻，带回南方，因而使越州（包括会稽、山阴、诸暨、上虞等县）一带，养蚕、缫丝、丝织业得到迅速发展，所产绫纱织物成为全国著名产品的趣事。这一故事载于李肇撰《国史补》，内容是：大历二年（公元767年），薛兼训任江东节度使。他到任后，看到浙江东部农村养蚕不普遍，丝织技术也比较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他想出了一个妙法，那就是由他在军中挑选了一批来自北方的未婚青年，发给他们优厚的财物，密令他们回到北方后，设法选择善于缫丝或丝织的妇女与之结婚，然后带回南方。这个办法果然见效，一、二年之内陆续娶回了数百个缫丝、丝织能手。

据《旧唐书》载，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韦坚引浐水到望春楼下，积水成广运潭，恭请唐玄宗登楼看新潭。韦坚聚江淮漕船数百艘，船上满载美女及各郡特产。其中有丝织物，但品种不多。以会稽郡为例，只有罗、吴绫、绛纱三种优质产品。到了四五十年以后的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浙江钱塘江以南，丝织生产的情况就大为改观，除所贡指定的丝织物以后，还特别向朝廷进贡优质新产品"异文吴绫及花鼓歇纱"等多达数十种。

从当代征调民间绢绸数量之大可以看出，没有相当雄厚的生产基础是做不到的。此外，从统治者和富商巨贾大量挥霍屯积绢绸织物，以及史载有些织物织造技巧之高超可以说明，当时的养蚕、缫丝、丝织业的确很发达。唐玄宗时，富商王元宝曾对唐玄宗夸富，他说，我可以在终南山上每株树挂绢一匹，山树挂满，我家的绢也用不完。另外当时有个安州人叫彭志筠，偶然来了想坐官的兴致，便自愿献出绢绸三万段资助军费，从而换了一个赐奉议郎（从六品官）的名号。唐玄宗时，"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一身兼职四十多个，广收贿络，金银珍宝等资财无数，仅库存绢帛就多达三千万匹。富商达官如此，唐王朝国库里的绢帛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

除丝织品外，麻织品、棉织品生产数量也很大。纻（指苎麻纤维织的布）的质量以复州所产为第一等，常州所产为第二等，扬、湖、沔州所产为第三等；苏、越、杭、蕲、庐、衢、饶、洪、婺州，郢州、江州，台、括、抚、睦、歙、虔、吉温州，泉、建、闽、袁等州，也都有出产，但质量则分别列为四至八等。火麻（大麻的俗称）织品则以宣、润、沔州所产为第一等，舒、蕲、黄、岳、荆州所产为第二等，徐、楚、庐、寿州所产为第三等，沣、朗、潭州所产为第四等。赀布则以黄州为第一等，庐、和、晋、泗州为第二等，绛、楚、滁州为第三等，泽、潞、沁州，京兆、太原、汾州、褒、洋、同、岐州，唐、慈、坊、宁州，登、莱、邓州，金、均、合州也都有出产，分别列为四至九等。

棉纺业的发展，在唐人陈鸿所撰《东城老父传》中，就曾记载唐玄宗时长安市上即有卖白叠布者，白叠布就是棉布。稍后，由于左拾遗夏侯孜着桂管布衫入朝，引起唐文宗也着桂管布衣服，因而"满朝官员皆仿效之，此布为之贵也"。这种桂管布也是棉布，因其产于岭南桂管一带而得名。它说明，岭南桂管地区当时已有了棉纺业。桂管布的采料可能是木棉。用桂管布制成的衣服厚重，可以御寒，故曾风行一时。

当时的丝、棉织品除上述品种外，还有宣州所产丝织地毯，太原所产的毛线织成的毳缕地毯和成都丝织的锦花缛。白居易《新乐府》中的《红线毯》篇说："红线毯，择茧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殿上毯。。。"这种丝线地毯比太原的毳缕毯柔软，比成都的锦花缛厚暖，更为精美，华贵。但据诗人说，织造一丈这样的地毯，要用丝一千多仞，所以同情百姓的诗人白居易，不禁发出慨叹："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随着丝织业的发展，丝织技术也日益高超。唐中宗时，他的爱女安乐公主成婚时，地方官为了奉迎这个奢侈贪欲的公主，向她呈献了单丝碧罗裙，裙上缕金的花鸟栩栩如生，鸟的大小仅如黍米，而眼、鼻、嘴俱全，精细纤巧，令人叹为观止。其它精美织品，不胜枚举。这些丝织品即为丝织巧手称为织锦巧儿们的杰作，织锦巧儿大多为青年女性。少府监（尚方监）的巧手，多从民间私营作坊选来，一旦选入宫中，便终身为宫廷服务，直到老死。就是散在民间未被选入宫中的能工巧匠，若被官家选定为"贡绫户"也往往终身不得出嫁。这也就是说，唐代那些绚丽多彩的丝绸、丝绣，都是千千万万劳动妇女含辛茹苦辛勤劳动的杰作。她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文明，满足了统治者和达官贵胄的贪欲和享受，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和向往，而自己却默默地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这就是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的写照。在盛世尚且如此，动乱年代的悲惨生活便可想而知。

随着纺织业的发展，染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当时，除了适应宫廷和官府需要，官营染业具有相当规模外，在民间，染业也颇发达，因为人们要穿衣服、用布帛，虽然不像皇帝、后妃、各级官吏那样穿用色彩艳丽的服装、布帛、丝绸，但也不能一概本色。由于染业适应百姓生活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染色方法也越来越多，染色技术也不断提高。唐玄宗时，夹缬（也称夹结）染色法已"遍于天下"。夹缬，是以两块木板雕刻同样花纹，着色之后夹帛染色的一种方法。另外，还有﨟缬（就是蜡染）、绞缬等染色方法（详见官营手工业织染业部分），也都是民间发明，之后才传入宫廷的。

矿冶与铸造业唐初的矿冶与铸造业，主要由政府直接控制，但允许民间私采，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产量收一定数量的货币或实物税。直到后来唐德宗时，才规定天下坑冶尽归盐铁使收税。但是，这也引起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据史书记载，当时分布在陕州（河南陕县）、宣州（安徽宣城）、润州（江苏镇江）、饶州（江西鄱阳）、衢州（浙江衢县）、信州（江西上饶）等地的坑冶，有"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汾州矾山七"①。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出，好像这些坑冶都在陕、宣等六州，一说认为，这是那时收税的矿，不曾收税的不在此数之中。但仅此即可看出，那时的采矿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但规模还不够大。所以才出现因为缺铜，以至于豪富人家毁钱铸铜器或佛像的事。唐代铸造业规模最大的是铸钱业，唐玄宗时全国有铸钱炉99　处，每炉一年铸钱3300　贯，用铜21200　多斤。当时的冶炼和铸造器物的技术，也大有进步。唐中宗李显曾"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②，能够制造出这样大而精致美观的衣镜，可见其技术水平之高。我国的历史博物馆中，收藏有许多唐代的金属陈列品，大都造型优美，纹饰精致。有的器物还可能使用了手摇脚踩的简单车床。根据这些器物可以推定，当时使用的金属制品，

①　《新唐书·食货志四》。

②　《朝野全载》卷三。

其冶炼、制造的方法和过程，都已达到了新的水平。可以窥见其冶炼铸造业技术的进步情况。

制瓷业　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到唐代，制瓷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制作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当时，著名的瓷器产地有，类玉如冰的青瓷产地越州（浙江绍兴），如雪似银的白瓷产地邢州（河北邢台）。这两地有名的越窑和邢窑，分别是我国青瓷和白瓷的最早产地。两窑产品产量质量都很可观，除内销外，也是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此外，寿州（安徽寿县）、岳州（湖南岳阳）、鼎州（湖南常德）、婺州（浙江金华）和四川、河南等地也都产瓷器。《元和郡县志》记载河南府开元时曾进贡过白瓷；杜甫曾说邛州大邑的白瓷胜过霜雪；饶州浮梁昌南镇（今江西景德镇）的瓷器，从唐初以来，就有假玉器之称。据考古发现。早期景德镇的瓷器青白兼有。特别是在胜梅亭发现的唐代白瓷，经化验证明，瓷胎白度已达到70％，接近于现代细瓷的水平①。在唐代，还出现了著名的"唐三彩"。"唐三彩"是一种彩釉（多为黄、绿、蓝三色，故名）陶器，有马、骆驼、双鱼瓶以及人俑等，可供贵族玩赏，有时也用为殉葬品。这种手工艺品色彩艳丽、形象逼真、造型生动，在古代工艺品中享有很高的评价。流传至今，仍然受到中外人士的喜爱。

纸张文具业　造纸也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创造和卓越贡献。

造纸起源于什么年代，目前尚有争论，姑且不论。但到唐代时，造纸业已经有了很大成就，产地广、产品种类多，质量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的皮纸、藤纸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麻纸生产则更加兴旺，发展成为白麻纸、黄麻纸和五色麻纸等多种，以适应不同的用途。即凡是诏令、笺表用白麻纸书写，所以当时宣布诏书称作"宣麻"。官府抄书也用麻纸，写经则用黄麻纸，敦煌石室藏经就大部分是麻纸抄写。唐玄宗时，仅洛阳、长安两地抄写四部库书就达125960　卷，可见麻纸用量之大。另外，新疆出土的唐纸，也大部分是麻纸，可见麻纸在唐代仍占统治地位。

皮纸蒸煮要求高，较树皮价格也较贵。但皮纸坚韧敦厚，具有麻纸所没有的优点，更适用于书写和绘画。唐代冯承素的《兰亭序》摹本和韩晃的《五牛图》用的都是皮纸。皮纸的原料主要是楮皮、桑皮。四川成都所产著名的薛涛笺，就是用当地所产木芙蓉为原料所造的小皮纸。广东罗州（今广东廉江县）还用栈香树（瑞香科沉香属植物）的皮造纸。

还有一种藤纸，在唐代达到了全盛时期。藤纸是用青藤的皮为原料造的纸，也用于书写官府文书。藤纸分为白藤纸、青藤纸和黄藤纸等多种。《元和郡县志》载"余杭县由拳山旁有由拳村，出好藤纸"。浙江的杭州和婺州（金华）、江西的信州（上饶）等地，都是唐代藤纸的著名产地。

在唐代，广东韶关一带生产一种竹纸。这种纸拉力强度不好，容易破裂，当时还不能用于书写。但因原料资源丰富，所以从宋代起，逐渐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元明清时，竹纸便一直居于统治地位。

还有一种混料纸，即用几种原料混合所造的纸。这样造纸可以收到取长补短的效果。例如，以皮料为主混入少量废旧麻织品的纤维所造的纸，就有既可降低成本，又仍具有皮纸优点的效果。混料造纸起源较早，唐时有所发

①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00-　101　页。

展，新疆出土的唐高宗李治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卜老师借钱契，就是由麻和楮皮两种原料混合造成的纸书写的。

唐代纸的加工技术，也是丰富多彩。

砑光--纸张经过砑光，可使纸面平滑、有光泽。唐代的书写用纸，一般都经过砑光，唐代诗人皮日休曾对藤纸作过"剡藤光于日"的评价，可见当时的砑光技术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

施胶--经过施胶的纸，显得格外莹滑平整，还可以防止洇水，著名的唐代流沙笺，即经过表面施胶。施胶时，先"作败面糊，和以五色，以纸曳过，令沾濡，流离可爱，谓之流沙笺"①。这是用淀粉表面施胶。在唐代，还开始用植物胶代替淀粉作为施胶剂。而国外用植物胶作为施胶剂，大约在九百多年以后的十八世纪。

涂蜡--涂蜡可以增加纸的透明度，不仅纸面光滑，具有防水性能，而且便于临摹。唐代就有人说过："宜置宣纸百幅，用蜡涂之，以备摹写"①。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手抄本《刊谬补缺切韵卷》所用的纸，就是经过双面加蜡、砑光的。著名的唐代硬黄纸，曾经用于许多重要著作，例如，现存唐人书法摹本《万岁通天帖》，开元六年的《无上秘要》手写本，用的都是硬黄纸。这种硬黄纸先"染以黄檗"、"再置纸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②而制成的。它质地硬密，呈半透明状，而且防蛀抗水。

唐代还生产一种粉蜡笺。传说当时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枯木赋》，智永书写的《千字文》，都是用"粉蜡纸拓"③。粉蜡笺是在纸面上先涂粉，再涂蜡而制成。所涂的粉可以是白色的，也可以是彩色的。在制成的彩色粉蜡笺上，还可以用金粉、银粉拌上胶料后，绘出云龙、花草、山水、如意等图案，制成珍贵的艺术品--泥金银绘彩色粉蜡笺。

染色--染色，可以使纸张美观。在西汉时即有把纸染成红色的记载。

唐代著名的薛涛笺，就是染色纸中的佼佼者。薛涛原是长安人，因父亲入蜀为官，她随父到了四川。后来，其父病故，她定居于成都，从小就懂诗文、音律。后来，她常与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人吟诗，写诗，写诗所用的一种深红小彩笺，是她亲自设计的。这种笺纸，是用芙蓉花的汁，加入芙蓉树皮为原料的纸浆中，制造的彩色纸。由于这种纸为薛涛设计，便被称为薛涛笺。又因薛涛家居成都浣花溪，后人又称薛涛笺为浣花笺。

洒金--洒金，是用金（或银）粉洒在用粘结剂绘好的图案上，或者直接用笔蘸上金银粉在纸面上绘出各种图案。这种纸叫金花纸或金花笺。

金花纸始于唐、宋，盛行于明、清，用途很广。文人墨客"以金花笺写诗"①，唐玄宗与杨贵妃赏牡丹，曾以金花笺赐李白，要李白当场写诗。在唐代，"凡将相告身用的金花五色绫笺"②和文武官员委任状用的金色五色绫笺，都是这种金花纸。官民订婚时男女双方彼此交换的庚帖（写明本人姓名、生辰八字、籍贯、祖宗三代的帖子），有条件的也用上面绘有龙凤等吉祥图案

①　《文房四谱》。

①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②　《宦游纪闻》。

③　米芾：《书史》。

①　《非烟传》。

②　《翰林志》。

的金花纸。

金花纸是制纸工匠和民间画师共同创造的一种珍贵的工艺品，这种富有艺术风格的精美纸张，也足以显示出我国古代造纸加工的卓越水平。

此外，书画用纸对纸张有特殊要求。唐代书画的高度成就，显然与当时的纸张质量提高有一定关系。

我国古代手工纸中，以宣纸最出名，一千多年来，它一直受到书画家的赞美和喜爱。而宣纸的出现，至迟在唐代（也很可能在唐代以前），因为唐代宣纸已经是宣州的贡品。私人贮藏宣纸者也大有人在，而且是"置宣纸百幅"。宣纸之所以被夸为"文房四宝中的珍品"，是因为它具有洁白、柔韧、韵墨性能好和吸墨不洇的特点。这是无数造纸工匠，经过一千多年不断努力改进的结果。

造纸起源于何时，是个尚有争论的问题。造纸起源于何地，现在也无确证。不过，早期造纸的中心在洛阳还是可以确定的。东汉时，首都在洛阳，洛阳自然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纸张的需要量很大，为了满足需要，洛阳造纸生产的规模比较大，也是可以想象的。除洛阳外，造纸生产逐渐发展到全国各地，在隋唐时期，造纸主要产地集中于南方。南北统一后，造纸产地迅速扩大。到唐代，江苏的扬州、常州，是生产贡纸的地区之一，所产六合纸称为扬州六合笺，质量比南朝时又有所提高。浙江的杭州、越州（绍兴）、婺州（金华）、衢州，是生产藤纸的中心地区，除剡溪外，余杭由拳村的藤纸质量特别好，全国驰名。杭州、婺州（金华）、衢州，也是全国十一个贡纸地区中进贡藤纸的地区。睦州（浙江淳安县西）、绍兴则是除广东以外生产竹纸的地方。绍兴的竹纸被认为质量优于他处。安徽的宣州（宣城）是宣纸的诞生地，歙州（歙县）、池州（贵池）是楮纸的著名产地。江西的江州（九江）、信州（上饶），湖南的衡州（衡阳）以及四川的益州（成都）都是新兴的造纸地区和贡纸产地。临川（抚州）生产的滑薄纸，全国闻名。衡阳的"王家纸"、"五里纸"，湖北均州的大模纸，四川生产的麻面、屑末、滑白、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等，都是唐代闻名全国的名纸。

北方造纸业不如南方发达，但陕西关中地区，也是唐代麻纸的产地。蒲州（山西永济）的"百日油"纸也很有名，说明山西也是北方造纸地区。河北的巨鹿一带，也是纸的产地，而且纸坊规模较大。西藏、云南、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也逐渐掌握了造纸技术，开始发展造纸业。总之，唐代造纸业逐步发展，为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广泛应用而兴起的造纸业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代，山西制墨业比较有名，潞州（山西长治）、绛州（山西新绛）和易州的墨最著名。毛笔产地很广，宣州溧水制作的兔毫笔，最为精妙。唐开元中，著名笔匠铁头，制笔"莹管如玉"①，品质极佳。虢州（河南灵宝）、歙县（属安徽）生产的砚，在当时颇负盛名。端溪（广东德庆县）的紫石砚，也为天下人通用。

印刷业　唐初已有印刷品。在南朝发现的刻印于公元704-751年间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足以证明。如果上推到唐太宗时代的公元645-664年，也是有可能的。署名唐代冯贽的著作《云仙散录》引《僧苑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僧、尼、善男、善女），每岁五

①　《酉阳杂俎》卷六。

驮无余。"玄奘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54年）回国，在宁德元年（公元664年）去世。这段话如果说的是事实，至少说明雕板印刷发明于公元664年以前。此后，刻版印历本、佛像大量出售的记载就比较多见了。可见，唐朝印刷业在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发展着。新中国成立后，四川成都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一方，长宽各约一尺，中刻一尊佛像，佛像四周刊印梵语经文，四边印有各种小佛像。由此证明，唐代印刷技术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为北宋印刷业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制糖业　用甘蔗榨汁熬糖，唐初已经开始。掌握这种方法开始于公元647年，是唐太宗派人到天竺摩揭它国学来的。如法制糖，色味远胜西域糖。以后制糖法逐渐流传到各地。《元和郡县图志》有蜀州贡沙糖，青州贡糖的记载。史籍又有用甘蔗制糖霜（又名糖冰），用茅草根捣汁熬制洗心糖的记载。制酒业　中国是酿酒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殷商时期的酿酒水平就已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最初主要是黄酒，以后又在黄酒的基础上酿造出了白酒。由于酿酒业的发展，酒的品种越来越多，质量也逐步提高，受到上至帝王、下到一般百姓的喜爱，使赐酒成为中国人民的传统习俗，酒文化也成为中国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酿酒业已经很发达，并且制造出了浓度较高的蒸馏酒--即烧酒。烧酒之名即始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荔枝楼对酒》诗中："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唐代好酒的诗人、学士闻名于世者最多。李白"斗酒诗百篇"，被誉为"醉圣"，与贺知章、王进、李适之、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并称"酒中八仙"，白居易自封为"醉尹"，皮日休名曰"醉士"，王绩则叫"斗酒学士"。他们的不少佳作，都是在酒后创作的。书法家怀素等的佳作，也多是在酒后兴奋时一挥而就的。

制茶业　中国人饮茶的历史也很久远。但茶字却出现于唐初。唐初陆德明、颜师古等人读"荼"为"茶"音，字形未改。到唐代中期陆羽著《茶经》时，才正式把"荼"字改为"茶"字。

陆羽的《茶经》，是我国茶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部茶书。它对茶的起源，茶的产地，采茶的器具，制茶的过程，饮茶的方法，所用的器具等都进行了论述。陆羽之所以能够写出《茶经》，说明在唐代中期以前，产茶、制茶、饮茶已经相当普遍，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而《茶经》的问世，又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饮茶的发展。到唐朝中后期，茶真正成了举国之饮。

唐代的私营手工作坊，大多分布在城市，特别是都城和其它较大的城市里。这些作坊数量很大，种类不同，有纸坊、毡坊、绸坊、染坊、绩坊和金银匠坊等等。它们生产的手工业品主要供统治阶级和富户、巨贾享用，也供给某些一般消费者。但一些精美的奢侈品和珍贵的工艺品，则与一般消费者无缘。手工作坊的主人，有的是师傅，大多与家属、学徒一起劳动；有的则是官僚、地主和富商。此外，还有一些拥有简单工具、自食其力的个体劳动者，他们一般还与农业保持着联系。至于民间的手工业者，则通常并不脱离农耕。甚至那些从诸州挑选出来的，为官府服役的"材力强壮，技能工巧"的短番匠，也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①。

总之，手工业的发展，与统治阶级从农业方面取得财物的多少是联系着

①　《唐六典·工部郎中员外郎》；《唐大诏令》卷一○八，《停修大明宫诏》。的。唐初，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统治阶级从农民那里得到的米绢布钱等财物日益增多，便转向手工业者取得消费品和奢侈品，以满足其需要，这就进一步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唐初手工业发展较快，其原因即在于此。

由于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行会也随着同业之间竞争的加剧而出现了。

唐代手工业行会，是我国手工业行会的开始。但由于缺乏资料，唐代手工业行会的内部情况至今不详。在现代历史学家中，对唐代是否有单独的手工业行会，认识也不一致。据零散记载，仅知每一行业有共同的行规和行业神，有行首、"行老"，同一行业的工人报酬、产品价格有统一的规定，以避免同业之间的竞争。行首、"行老"对内掌管行务，祭神时为主祭；对外则充当该行业的代表。主张唐代有单独的手工业行会的学者认为，行会这种手工业者的封建组织形式，在它的初期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城市手工业的巩固和发展。以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行会就愈来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②。

②　参见《文物》1959年第9　期《北京石刻中所保存的重要史料》。

（三）商业的繁荣在农业与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唐代的商业也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唐前期商业的繁荣，表现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及交通的空前发达等方面。

在唐代，城市有了进一步地发展，它不仅是全国和地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而且成为商品交易中心和物资交流的枢纽。当时，长安称西京，洛阳称东京，都是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此外，西南的成都、桂林；南方的广州、交州；西北的兰州、凉州；黄河流域及其北部的开封、太原、定州、滑州；沿海地区的泉州、杭州、扬州、登州，以及荆州、相州、幽州、汴州、宋州等，都是政治中心城市，或者是经济中心城市。一般州县的城市则更多。加上新设的县城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的城市，唐朝城镇总数达到1000　个以上。

唐代城市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大运河的开凿；海外贸易的兴起和发展；以及江、浙、皖、赣等南方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等生产的迅速发展。

长安是唐朝的都城，其规模、布局、坊市位置等，在隋朝时即已确立。

唐朝时对它的宫阙楼观又进行了扩充加工。在开元唐朝鼎盛时期，长安城也是最繁荣、最热闹的时期。

长安城是一座长方形的城市，南北长8651　米，东西长9721　米，周围约36.7　公里。它坐落在终南山和渭河之间的平原上，分为宫城、皇城和外廓城三个部分。宫城为宫殿区，皇城是中央政府官衙区，与外面的民居商肆完全分开。在外廓城中，有十二条南北大街和十四条东西大街，把全城分割成108坊，每坊广长各300　余步，方方正正。坊主要是住宅区，四周围以高墙，王公勋贵和大小官员的宅第，遍布其间。坊以外还有东西两市，对称地坐落在皇城外的东南和西南。市是手工业和商业聚集的场所。市的四面各开两门，中间遍布商店，正中有市会办公的官衙。市会负责对整个市进行管理。据文献记载，东市有220　个行，它聚集四方财货，是繁盛的商业区。西市与东市大体相同，但人口比东市多，也比东市更为繁华。有绢行、装饰品行、大衣行、秤行、果子铺、鞧辔行、药行、金银行等许多行。在市上经商的除唐人外，还有西域波斯等地的人。胡商经营的葡萄酒，当炉胡姬所跳的胡旋舞，颇受长安人称赞。当时，依照规定，中午时击鼓三百下，表示市场活动开始；日落西山时，鸣钲三百下，商店便闭门停止营业。尽管有这些限制，市场还是很活跃。

在东西两市，出售同类货物的店铺称为肆，若干肆集中排列在同一区域里，叫作行；堆放货物的货栈叫作邸，邸为外地客商服务，替他们代办批发交易等事宜。《长安志》载，长安东市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①。

仅次于长安的全国最大的市是东京洛阳。东京洛阳的市称为南市，有120行，3000　多个肆。唐高宗时，又将临德坊立为北市。

除西京、东京外，各州和多数县的治所，也都设市。市由市令掌握钥匙，按时开闭市门。在各州中，广州、扬州等贸易兴盛，同属第一等。扬州被夸

①　《长安志》卷八，《东市》。

为"十里长街市井连"。福建泉州（今泉州市）也是重要商埠。此外，楚州（今江苏淮安县）、洪州（今江西南昌市）、荆州（今湖北江陵县）、湖州（今浙江宁波市）、益州（今四川成都市）、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等，都是著名的大州市。著名的县市也不少，如富阳（今浙江富阳县）、盐官（今浙江海宁县）、盐亭（今四川盐亭县）等，其商业活动虽比不上州市，但也相当兴旺。在离州县治较远，但交通便利的地点，也因商业活动的需要而自然形成了一些市，这种市称为草市。据资料记载，唐昌县（今四川崇庆县）建德乡草市，旗亭旅舍，屋屋相连，珍贵的货物都有，享用的器具全备，成为兴盛的商业区①。《唐会要》载，德州安德县与齐州临邑县接壤处有一灌口草市。唐人诗文和小说中，也多谈到草市。

此外，岭南有墟市，西蜀有亥市，北方有集市，许多地方有庙会，都是出售货物的场所，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交易的市场。

自城市到乡村这些众多的、大小不等的市的存在，说明唐朝的商业空前兴盛。

随着商业的日益发达，出现了早期的商人同业组织--行（háng，音杭）会。史籍记载，长安市有二百二十行，东京南市有一百二十行。这里所谓的行，指的是行业，同一行业往往就有行会的组织。行会有行头，或称行首。一个市的行数越多，说明该市商业越发达。商业行会是商人的组织，有的行会也吸收为商人制造金银器、铁器等的工匠参加，因为他们附属于商人。一些出售自制物品的工匠，也以商人的身份加入某一行会。

商业与交通有着密切的关系。发达的商业，必然促进交通的发展；交通的发展，也会推动商业发展。唐朝国内水陆交通畅达，与国外的水路交通也很发达。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是商业活动的大动脉。在南方，更是河流纵横，湖泊颇多，交织成为巨大的水道网，把沿岸及内地的许多城市联结起来，构成"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①的态势。此外，唐朝时的海上运输，也已经初具规模。唐太宗起兵攻高丽时，即曾由海上转输粮饷。在平时，也有海上运输。《旧唐书》载，唐玄宗开元年间，"沧州大风，海运船没者十一二，失平卢军粮五千余石，舟人皆死"②。《旧唐书》、《宋庆传》、《姜师度传》，也都说到唐玄宗暂停海运之事。开元以后，两浙、山东、河北、福建、岭南沿海的海运，更加发达。

唐朝交通发达，还表现在通往边疆地区和通往国外的道路上。据史书记载，这些道路主要是：唐朝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有五条干线通向四面八方：一是自长安经洛阳至汴（河南开封市）、宋（河南商丘市），这是东路；二是自长安经岐州（陕西风翔县）、成都，达西南各地，这是西路；三是自长安经荆（湖北江陵县）、襄（湖北襄樊市襄阳城）达长沙、桂林，再南至安南或广州，这是南路；四是自长安经太原，出娘子关至范阳（北京市）或沿黄河东进转北，沿现在的京广线至范阳。这是北路；五是自长安经邠州（陕西邠县）、凉州（甘肃武威县），再西到西域诸国。上列城市都是长安以外的交通枢纽，

①　参见陈溪《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并天王院等记》。

①　《旧唐书·崔融传》。

②　《旧唐书·王行志》。

从这些枢纽可达其它城市，形成一个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络。在各主要交通线上都设有驿传，每30　里有一驿，驿有旅馆、驿卒及车、船、马、驴等交通工具，以备传递公文和官吏往来、商贾行人租用。酒食丰足、社会安定，远行数千里，无须携带兵器。唐玄宗时全国有驿路达四万多里，共有1643　所驿站（陆驿1297　所，水驿260　所，水陆相兼之驿86　所）①。

通往中亚各国的道路有三条，一条是自长安向西，穿过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越过葱岭，直达中亚；另一条是从广州出海，越马来半岛、苏门答剌等地至锡兰，再向西入波斯湾抵达中亚；再一条是由锡兰至波斯湾后，沿阿拉伯海岸，到达红海。

通往印度南海诸国的道路有四条，一条是越葱岭后，南行经乌浒水至阿富汗境，沿加布里河东下至西印度；另一条是由剑南西川入西藏，南行过雪山经尼泊尔至印度；再一条是由桂林经云南永昌至缅甸，再从缅甸到印度；第四条是海路，由广州或河内出海，经马来半岛，可达印度尼西亚、锡兰或印度。

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的道路有四条，一是由幽州过辽西走廊，经辽阳渡鸭绿江至平壤；二是海路，由登州（今山东蓬莱）出海，经辽东半岛抵达朝鲜半岛，由朝鲜半岛至日本；三是从扬州沿长江出海，前往日本；四是由楚州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经朝鲜半岛再至日本。

通往回纥的道路则是从中受降城（今内蒙古五丈原）可达。

通往大漠南北的道路是从夏州（陕西横山县西）出塞外，经大同、云中等地抵达②。

这些通道，大多是商业往来最重要的道路。其中最著名的是横贯亚洲的"丝绸之路"。这条国际通道东起长安安远门（西门），向西穿过河西走廊或经今新疆境内的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在今喀什以西越过葱岭，经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和康居南部（今撒马尼汗附近）西行；或经今新疆塔里木河南面的通道，在莎车（今莎车县）以西越过葱岭，再经大月氏（今阿姆河上、中游）西行。以上两条西行路线，都在木鹿城（今马里）交会，然后向西经西椟城（今里海东南达姆甘附近）、阿蛮（今哈马丹）、斯宾（今巴格达东南）等地，抵达地中海东岸，转达罗马各地。通过这条道路，大量中国丝、丝织品和其它商品西运各国，故称丝绸之路或丝路。其它商品以及东西方各种经济和文化交流，也多通过这条道路。因而，丝绸之路在历史上起到了促进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

丝绸之路还有支线，一是沿新疆天山北路的通道及伊犁河流域西行，至西域各国；二是由中国南部出海西航，或经由滇、缅通道，再自今缅甸南部通过海道西进。

唐朝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也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唐初统一钱币的工作，开始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隋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其后，盗铸颇多，高宗时曾一度改铸乾封泉宝，后又准开元通宝流行。武周时，为了统一钱币，曾令百姓依所悬样钱用钱，但仍有盗铸。天宝时，全国有铸钱炉99　座，每年铸钱22　万贯①。这时"用钱稍好"，不过，

①　《大唐六典·尚书兵部》。

②　参见《新唐书·地理志七下》。

①　《通典·食货典·钱币下》。

唐代虽通行用钱，然而绢、布等仍像前代那样当作货币使用。有些官僚豪商，有时也使用罗马、波斯、日本等国的金币或银币。

唐朝的度量衡，开始时继承隋制，小斗、大斗（为小斗三斗），小尺、大尺（为小尺的一尺二寸），小秤、大秤（大秤一两为小秤三两）并行。后来唐朝进行了统一，规定公私皆用大制，小制只用于"调钟律，测晷景，会汤药及冠冕"②。大大便利了商业及其它活动。

商业发展的主要表现，是商品品种繁多和交换日益频繁。开元时期，不论是为贵族、官僚等享用的铜镜、毡毯、绫锦、锦袍、乐器、金银器、酒类等奢侈品，还是城乡居民的主要生活用品，如毛织品、麻织品、丝织品、装饰品、金属制品、木制品、盐、茶、糖、酒、纸、矾、药材、粮食等，都在市场上有频繁的交易，而且物价波动不大。贞观初年，米价三四文钱一斗，到百年以后的开元年间，米价十三文一斗，青、齐等地谷五文一斗。

随着商业的发展，资本雄厚的行商坐贾逐渐出现。唐高宗时，长安大富商邹凤炽，其家巨富，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唐玄宗时，他问富商王元宝有多少家财。王元宝回答说："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①。以至唐玄宗说："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②。此外，蜀人宋霸子，京兆人任令方、杨崇义、郭万全等，也都是全国闻名的大富商。他们和官府勾结，或投资于土地，或经营高利贷，具有很大势力和浓厚的封建性。

②　《唐六典·太府寺》。

①　《太平广记》卷四九五，杂录三，邹凤炽条。

②　《太平广记》卷四九五，杂录三，邹凤炽条。

（四）中外经济交流的空前发展在天宝年间以前的唐朝，国内统一，政权巩固，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文化繁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也是世界上的头等强国，在世界各国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与周边邻国的经济、文化往来和商贸活动也非常频繁。

当时，唐朝为了加强管理设立了"互市监"和"市舶使"，专门掌管中亚西域诸国，以及西北各族从陆路来华的贸易事宜和海外贸易，诸如验货、定价、抽税等。《旧唐书》卷八《玄宗纪》说："［开元］二年，。。时右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使，与波斯说：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新唐书·柳泽传》说："开元中，。。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泽上书曰。。陛下新即位，固宜。。广示节俭，岂可以怪好示四方哉！"可见，唐玄宗初即位时，在交、广等海上贸易最盛之地已设有市舶使。

那时，中亚西域诸国从陆路到河西诸郡进行交易的有40　多个国家。自海上来华的各国贸易船只也很多、很大。如《唐国史补》卷下说："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当时，东南亚的林邑、真腊、师子、波斯、阿拉伯等国，都到广州等地做生意，故唐朝在广州、扬州等地设立口岸。当时，在广州、扬州等主要口岸，就有"南海舶"、"波斯舶"、"狮国（今锡兰）舶"、"印度舶"、"交趾舶"、"昆仑（可能是非洲诸国）舶"、"西域（多属阿拉伯国家）舶"和"日本舶"等数十种名称。中国出海的海船也很大，有的长20　多丈，体积与抗风能力均超过了大食海舶，能载六七百人，经常往来于广州和波斯湾之间。中国与其它国家贸易往来，络绎不绝，双方交易品的种类繁多，输入品以马匹、毛皮、香料、药材、禽兽、木棉、布匹和其它奢侈品为主；输出品以丝织品、瓷品、茶叶、铜器、铁器、土特产品和杂货为主。那时进行对外经济交流的对象主要是西域、中亚；印度、南海及渤海；朝鲜半岛和日本。

西域、中亚的许多国家，很早以来就和中国发生了经济文化关系。唐初，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国的使者往来不绝，彼此经济交流更为广泛。波斯（今伊朗）和大食（阿拉伯）是中亚的主要国家，和唐朝都有密切联系。唐朝的许多城市，都有波斯人作生意。在长安和扬州两地，有波斯人酿造的名酒三勒浆出售。中国的商船也常在波斯湾上的港口停泊。许多商品如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果品、狮子、鸵鸟等动物，石榴、胡桃、胡麻、菠菜等蔬菜和植物，由波斯输入中国，唐朝颇为流行的马球，也是从波斯引进的；中国的丝、纸、大黄、黄连等，也先后输入波斯。

中国和大食建立邦交也很早（约在公元651年），据不完全统计，至公元798年，大食先后派往中国的使者有36　次之多。大食商人也频繁的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向中国贩运香料、药材、犀象、珠宝、琉璃、火油（石油）、鸦片、豌豆、丁香等。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则深受大食官民的喜爱。

中国和印度及其它南海诸国的交往历史，也很久远。

一是和吐番的泥婆罗（即尼泊尔），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二是和当时称为骠国的缅甸，经济、文化交往也比较密切。贞元中，缅甸遣使者来唐，此后，两国往来频繁。当时，从缅甸输入中国的商品有白毡、棉布、琉璃器皿等；中国输往缅甸的商品主要有丝、绸、锦、绣及铁器等。在缅甸文学家的诗篇中，曾有"到中国买针去"的记载，可见中缅两国经济上的交往是比较密切中。

三是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中国和这几个国家自公元一世纪就有交往。公元636年，唐名僧玄奘到中天竺取经，公元641年，天竺著名国王遣使至唐朝聘，两国联系进一步密切。唐代丝、茶、瓷等产品不断输入天竺，天竺的胡椒、棉花、砂糖、香料等也源源输入中国。当时天竺包括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历史上一直和中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政治上聘使常有往来，经济上互相交流频繁，对两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

唐初和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国也有密切的接触，唐代的经济和文化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很大。

朝鲜半岛有高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都曾与中国保持着互相移民和文化使者往来的关系。唐太宗灭突厥后，滋长了侵略野心，曾几次进攻高丽、百济，均以失败而告终。后来，高丽内部分裂，全境被唐占领；百济也因与新罗互相攻击，终于被新罗所灭。新罗与唐虽一向保持友好关系，特别是在新罗一度统一朝鲜半岛后，和唐朝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新罗商人到唐贸易的人数很多，次数也很频繁。登州、莱州、楚州、泗州等地都有新罗商人的足迹。登州城建有新罗馆，文登县东有新罗所，楚州、泗州各有新罗坊。这些馆、所、坊等，都是新罗商人住宿和交易的地方。后来，高丽国重新建立起来，灭新罗国，完成了统一朝鲜半岛的事业。

中国与日本，在西汉时已有往来。隋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日本派使者小野妹子至隋，两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在唐代，中日两国使者往来更加频繁，而且有大批留学生和僧人随同。日本商人也不断地来中国交易，向中国输入大量的黄金和土特产品。中国的远航船也载运着大量的丝织品、香料、家具、瓷器等前往日本贸易，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唐代后期商业发达，赴日商船更为经常，仅见于记载的就有几十次。在此期间，日本大规模吸收汉文化，使汉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佛教的各个宗派，大都移植到了日本。中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音乐、美术、建筑、雕刻以及某些生产技术，也都输入日本，对日本的文化生活、社会习俗以及饮食、服饰、建筑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经济方面，日本仿照唐代"均田"和租庸调制，将土地收归国有，六年或十年实行一次授田，受田者要根据租庸调制向国家负担义务。另如，当时日本新建的都城京都，其宫室、寺院全仿唐式，市容街道几乎完全和长安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名称。

总之，在盛唐时期，中国对外经济交流非常广泛而深入。随着经济交流的开展，中国吸收了外来的进步文化，也将自己的优良文化传播到了外国，加强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建立起了正常的邦交和深厚的友谊，促进了亚洲地区和全世界的社会进步与繁荣，对增进人类文明，做出了伟大贡献。

（五）漕运事业的发达唐代漕运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蓬勃发达的历史时期，开创了我国漕运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为唐王朝的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但由于唐代和隋代一样，政治重心在北方，而经济重心却在东南的江淮地区，因而以大运河为主干的漕运体系的畅通与梗阻，便直接关系到唐王朝的兴盛与衰败。一般说来，漕运畅通唐王朝的统一局面就得到维系，江南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大运河充实关中地区，唐王朝走向繁荣；漕运受阻，唐王朝统治便岌岌可危；漕运阻绝，统一局面瓦解，唐王朝走向衰亡。

1。唐朝前期对漕运干流的开凿、疏浚和整理唐代没有像隋代那样大规模地开凿运河，而主要是利用隋时遗留下来的运河加以疏浚整理和开凿不太长的新运河。唐前期的主要工程有：疏浚汴渠　汴渠亦称汴水，即隋朝的通济渠，沟通黄河与淮河。汴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河引河水入汴口，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之东引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①。由于汴渠首连黄河，河水所含泥沙量大，故在与黄河相接的汴口（即汴口堰，亦称板渚汴口）常被泥沙淤塞。唐初，每年初春都要征发附近州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疏通堰口，修理渠道，以保证漕运畅通。至唐中宗时，由于政治动荡，运河修浚不及时，致使汴口"年久堰破，江、淮漕运不通"②。因此玄宗时，唐政府曾两次大规模疏浚汴渠。第一次，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河南尹李杰调发汴州、郑州丁夫疏通渠道。因"省功速就，公私深以为利"，故"刊石水滨，以纪其绩"③。可见取得的成果不小。第二次，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堰口再次塞阻，"行舟不通"，玄宗命将作大匠范安率领"河南府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④。以后至安史之乱以前汴渠基本上保持了畅通。

修浚山阳渎　隋时沿用旧有渠道开凿的山阳渎（亦称邗沟），始自山阳（今江苏淮安）通至扬子（今江苏仪征）入于长江。唐初，由于受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长江三角洲向外推移，长江江面变窄，扬子以南至长江之间已不能行船。漕船须绕道瓜步（今江苏仪征东），溯旧官河始能进入扬子斗门。不但迂回绕远，且舟船时被风涛所损。因此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兼江南东道采访处置使齐澣开伊娄河，自今扬子桥至瓜洲镇，为邗沟增添了一个新的运口。史载："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无风水灾，又减租脚钱，岁收利百亿"，"舟不漂溺"①。李白也称赞道："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②从此，瓜洲一直是长江下游北岸的重要渡口。

整修永济渠　唐前期除致力于东南系统运河的开凿、疏浚和整理之外，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汴渠》。

②　《旧唐书·李杰传》。

③　《旧唐书·李杰传》。

④　《唐会要·漕运》。

①　《唐会要·漕运》。

②　李白：《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

对走向东北的永济渠，也进行了一些整治工程。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为增加永济渠水源，在引淇水（原为黄河支流，在今河南北部。东汉建安中，曹操于淇口作堰，遏使其流向东北，注入卫河，此后遂成为卫河支流）入渠处建筑石堰。后由于沧州一带地势低洼，为防止永济渠决口，又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在沧州清池县西北55　里修筑了二条永济堤③。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在清池县西南30　里又修筑了一条永济北堤④。另外，永徽（公元650-655年）时，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李灵龟在魏州"开永济渠入于新市"⑤，开凿出一条支渠。开元（公元713-741年）时，魏州刺史卢晖也凿出一条永济渠，名"西渠"。西渠"自石灰窠引流至（贵乡）城西注魏桥，以通江、淮之货"⑥。其余与永济渠直接或间接相通的还有：经城（今河北威县）的张甲河，南宫（今河北南宫）的通利渠，堂阳（今河北新河）的堂阳渠，昭庆（今河北隆平）的沣水渠，清池（今河北沧县）的清池渠、无棣河和阳通河，无棣（今山东无棣县）的无棣沟，平昌（今山东德平县）的新河，河间（今河北河间）的长丰渠，渔阳（今河北蓟县）的平卢渠等等，这些渠道丰富了永济渠的水源，有利于漕运事业。

开凿丹灞水道　丹水为汉水的支流，灞水是渭水的支流，两水同源于秦岭山脉东段，相距仅十余里。唐中宗时，崔湜建议："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今陕西商县），自商镵山出石门（今陕西蓝田西），抵北蓝田，可通挽事"①。中宗准奏，并以崔湜充使，率役徒数万，开大昌关，凿石劈山，终于开出了一条连接丹灞二水的挽道。使江淮物资可通过长江、汉水、丹水、灞水、渭水运往长安。

修治褒斜道褒斜道即沟通同出秦岭太白山的褒水和斜水间的陆路通道，系汉武帝时，汉中太守张印主持开凿的。其后该道长期为往来秦岭南北的重要通道之一。由于褒斜道通达富庶的蜀汉地区，又可通往江汉与江淮地区相连接，因此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唐以前，封建统治者多次进行维护和修葺。唐初统治者亦复如此。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开斜谷道水路，运米以至京师"②，这是唐代第一次治理褒斜道。其后唐王朝经常利用褒斜栈道和水道运输巴蜀物资以供京师。后来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阻断大运河，江淮等地的物资也通过此处输往关中。

整治三门砥柱经大运河漕运北方的江淮物资输送到洛阳后，还得经过800　多里的路程才能到达长安，其间因有三门砥柱之险，船只上驶困难，且常常覆溺。因此，唐政府曾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整治三门砥柱，如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①。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挽漕舟"②，但山险路窄，挽夫时常坠入河中身亡。张鷟在《朝野佥载》中愤怒地指出："（于）③　《新唐书·地理志三》。

④　《新唐书·地理志三》。

⑤　《新唐书·楚王智云传》附《李灵龟传》。

⑥　《新唐书·地理志三》。

①　《新唐书·崔湜传》。

②　《册府元龟·漕运》。

①　《新唐书·食货志三》。

②　《新唐书·食物志三》。

陕州三门凿山，烧石岩，侧施栈道。牵船河流湍急。所顾夫并未价直。苟牵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取顾夫钱，籴米充数。即注夫逃走，下本贯禁父母兄弟妻子牵船。皆令系二鈲于胸。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皆称杨务廉人妖也！天生此妖，以破残百姓"③。水运困难，只好改为陆运。但陆运费用很高，"每丁支出钱百文，充陕、洛运脚，五十文充营窖等用"④，从洛阳至陕州，运一石米需费1000　文。景云（公元710-711年）中，唐政府在从洛阳含嘉仓到陕州太原仓的300　里沿途，设8　个递场，雇民牛车运粮。开元（公元713-741年）河南尹李杰为水陆运使时，8　递场用牛车1800　乘，岁运来250　万石。运量虽有所增加，但一方面牛的损失颇大，另一方面运费仍很昂贵，故不久废弃。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京兆尹裴耀卿主持漕事，又采取褚朗凿山为梁的方法，在三门北山开凿出一条18　里长的山路，以水路相兼的形式，避开三门砥柱的湍险。这条运路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18　里陆运山路，仅用3年，就因山洪、暴雨的冲击侵蚀而不得不废弃了。此后漕运又恢复了冒行砥柱之险。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在三门的人门之东开凿了一条避开砥柱的人工运河，称开元新河或三门运渠，此后漕运比较畅通，漕运量逐年增长。

开凿关中新漕渠　江淮物资运抵陕州太原仓后，再输往京师长安，其间路程也极艰难。渭河因多沙，河道时深时浅，不便漕运。隋文帝时所开的广通渠，至唐初也已不便使用，因而不得不采用陆运，用牛车将漕粮运往长安，但同样运费高、运量少，途中劳苦异常。于是，为了提高关中的漕运能力，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陕郡太守兼水陆运使韦坚"治汉、隋运渠，起斗门，抵长安，通山东租赋。乃绝灞、浐，并渭而东，至永丰仓与渭合。又于长乐坡濒苑墙凿潭于望春楼下，以聚漕舟"①。这样，永丰仓和三门仓的储米和其他物资，都可以用船一直运到长安。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漕山东粟四百万石"②，创造了唐代漕粮的最高纪录。

唐王朝在隋代大规模修凿运河的基础上，经过对漕运水道的开凿、疏浚和整理，使漕运的干流和支流通行无阻，终于创造了盛况空前的唐代漕运。2。蓬勃发达的漕运事业唐初，由于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和唐王朝的统一战争，各地漕渠因年久失修而遭废弃，或因战火而遭破坏，加之唐王朝新建，统治者吸取隋亡的教训，减轻了对人民的剥削，因而漕运颇简，年运粮量不过一、二十万石。《新唐书·食货志三》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唐会要·漕运》也说："昔贞观、永徽之际，。。每岁转运，不过二十万石便足。"起初，漕粮的运输采取"接运"的方法，在汴口设武牢仓（今河南荣阳西北），又在巩县东北设洛口仓，江南船不入黄河，黄河船不入洛水，而分别由该河系的船只分段接运。如遇水位跌落，船只不能畅通时，即将粮食储入仓内，以待水涨船通③　张鷟：《朝野佥载·杨务廉》。

④　《通典·漕运》。

①　《新唐书·食货志三》。

②　《新唐书·食货志三》。

时，再装船西运。到了高宗以后，洛阳以东改为"直运"，每年二月，江南漕船到扬州集中，四月经由淮河进入汴河，六、七月到达汴口。因此时正值黄河涨水，故须等到八、九月黄河水落后，漕船才能转入洛水运达洛阳含嘉仓。这样，一次漕运需时半载。运量虽有所增加，年运量可达100　万石左右。但由于长安官僚机构的扩大以及驻军的增多，漕粮仍不能满足关中所需。因此高宗、武则天，乃至玄宗曾多次"巡幸"东都洛阳。除去政治、军事等原因，以及为了狩猎、游乐等目的外，还包含有东去就食的目的。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关中地区遭遇大灾，文武大臣建议中宗迁都洛阳，中宗怒道："岂有逐粮天子耶？"可见漕粮远不够所需。

由于漕运量不大，所以唐初尚未设置专管漕运事务的官吏，仅由户部尚书之下的度支和水部郎中兼理。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遇灾荒或对外发动战争，才临时兼官加"知水运"或"水运"等衔主管漕运事务。如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征高丽时，命太常卿韦挺"知海运"，崔仁师为副并"知河南水运"，负责向前线输送物资。再如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关中发生饥荒，高宗委任监察御史王师顺以"运职"，负责漕运晋、绛州之仓粟以赈济饥民。但这两次委任，不到一年就撤销了。

玄宗时，关中人口进一步增加，粮食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同时国家机构渐趋庞大，官吏人数大为增加，政府开支大。玄宗时，朝官已达17600　多人，较之太宗时的642人①多出近30　倍。因此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裴耀卿上疏说："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所用便足。。。今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①。再有，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府兵制也日趋浸坏，不得不实行完全由国家供给士兵给养的募兵制，从而也进一步增加了唐政府的开支。加之封建统治者骄于乐佚，不知节用，"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入"。因此漕运的压力愈来愈大，唐玄宗君臣积极设法解决漕运问题。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京师雨水，谷踊贵，玄宗将幸东都"②。临行前，玄宗问漕运事于京兆尹裴耀卿。裴耀卿建议道："罢陕陆运，而置仓河口，使江南漕舟运至河口者；输粟于仓而去，县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仓三门东西，漕舟输其东仓，而陆运以输西仓，复以舟漕，以避三门之水险"③。玄宗同意他的意见，拜其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转运使，主持漕运事务。裴耀卿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漕运进行了改革。其主要措施：完善仓储制度　在汴河与黄河交接的河阴县（今河南河阴东）设河阴仓，在河西的河清县（今河南孟县西南）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之西置盐仓（亦称三门仓）④。又改陕州之常平仓为太原仓，华州之广通仓为永丰仓，又扩建了洛阳的含嘉仓和长安的太仓，以备多储粮谷等物资。

修路　在三门北山中开凿出18　里山路，以避开砥柱险滩，将集津仓的粮

①　《通典·职官》。

①　《通典·漕运》。

②　《新唐书·食货志三》。

③　《新唐书·食货志三》。

④　《新唐书·食货志三》。

谷通过陆路运往盐仓。

改变漕运方法　采取分段运输的方法，即江淮漕船，皆将物资输入河阴仓。"自河阴西至太原仓，谓之北运"①。然后由官府雇船输往洛阳含嘉仓，再逐级送纳柏崖仓、集津仓。从集津仓到盐仓由车载傍山陆运。之后再以船运，逐级送纳太原仓、永丰仓及长安太仓贮存。

裴耀卿对漕运办法的改革，既缩短了运输的时间，提高了运输的效率，又节省了大量运费，"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②，取得了惊人的成效。并且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起，直到天宝（公元742-756年）中叶，漕粮的年运量都能保持在二百数十万石的水平。由于年漕运量的稳定增加，关中粮食充裕，人民生活安定。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玄宗从洛阳回到长安。从此再未巡幸东都。"其后，以太仓积粟有余，岁减漕运数十万石"③。裴耀卿的改革，使唐代的漕运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随着漕运事业的发展，唐政府专门设置了水陆发运使（或称水陆运使，或简称运使）一职，掌管漕运事务。玄宗先天（公元712-713年）中，河东巡察黜步使李杰被任为陕州刺史，兼水陆发运使。"置使自（李）杰始"④。开元初李杰改任河南尹，仍兼水陆运使⑤。以后常以河南尹或诸州刺史兼任。由于分辖的不同，有河南水陆运使、陕州水陆运使、江淮水陆运使、汴东西水陆运使等不同名称。

裴耀卿之后，玄宗天宝年间，陕郡太守兼水陆转运使韦坚进一步改革漕运，他不仅在渭水之南开凿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改变了关中地区漕运的面貌，使年运米量达到了空前的400　万石，而且还将江淮各地的特产大量运入关中，增加关中的财富。韦坚曾于长安城东的广运潭向玄宗展示漕运到关中的江淮物产，有广陵郡的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的京口绫衫缎；晋陵郡的折造官端绫繍；会稽郡的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的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的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的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的蕉葛、蚺蛇胆、翡翠；吴郡的三破糯米、方文绫。一共有数十郡的物产①。由此可见由江淮漕运至关中物资之丰富。

总之，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到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以前，这是唐代漕粮数量最多、漕运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漕运畅通，使北方关中的政治重心与江淮经济重心联系紧密。这也是促成"开元盛世"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　《新唐书·食货志三》。

②　《新唐书·食货志三》。

③　《新唐书·食货志三》。

④　《新唐书·李杰传》。

⑤　《新唐书·食货志三》。

①　参见《旧唐书·韦坚传》。

五、唐中叶均田制的破坏和两税法的实行（一）均田制的破坏和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1。均田制的破坏唐朝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到唐代中叶，遭到彻底破坏。

唐均田制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大土地私有制的迅速膨胀，打破了均田制的原有格局。

唐中期实行的均田制，与前期相比，虽然是最为完备的，但是它却放宽了对土地买卖的限制，甚至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买卖，这就给土地兼并的发展，大土地私有制的发达，开了方便的途径。同时各级贵族、官僚、地主受得大量永业田，使他们拥有的私有土地数量远远超过一般农民，这也助长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这样，均田制的实行，不仅不能根本抑制土地兼并，而且在客观上扶植了封建地主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随着唐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兴旺发达，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得到空前的繁荣，日益打破自然经济的闭塞状态，促使土地日益私有化和商品化，导致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的迅速加剧，对均田制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唐朝政府虽然多次下诏禁止土地买卖，但均未奏效。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贵族、官僚、地主和富商成为兼并的主导力量。《册府元龟·田制》说："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田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受及口分永业，违法买卖，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远近皆然，因循亦久。"他们通过"借荒"、"置牧"、"包佃"等办法，既将封建国家的公田攫为己有，更将农民的耕地吞并过来。另外，由于寺院经济的发达，僧侣地主也是兼并土地，破坏均田制的一支重要力量。唐初时寺院已经是"驱策田产，积聚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①，来掠夺农民。武则天统治时期，寺院经济更加发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②。及至唐代宗时，"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寺观，吏不能制"③。寺院占田逾限，显然也破坏了均田制。在贵族、官僚、地主、富商以及寺院僧侣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的同时，农民则成为土地兼并的主要对象，他们日益陷入失去土地、贫困和破产的境地。因此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从根本上打破了均田制原有的格局。

其次，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口的迅速增殖，使封建国家掌握的公田越来越少，日益枯竭，从而失去了均田制继续推行的物质条件。

唐朝建国初期，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0年）全国户数不满300　万户，到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全国户数增至819　余万户。农户增加近两倍，而耕地不可能倍增，加之均田制规定永业田归私人所有，不再交还国家所有，以及地主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使大量国有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这样，国家掌握的土地愈来愈少，而人口益众，土地不敷分配的

①　《旧唐书·高祖纪》。

②　《旧唐书·狄仁杰传》。

③　《旧唐书·王缙传》。

问题日益严重，使均田制的继续推行丧失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再次，封建政府的赋役日趋苛重，也促使了均田制的破坏。

早在贞观年间，随着生产的逐渐恢复和发展，封建剥削就与日俱增，尤其是徭役的征发，原来租庸调法中规定的所谓减免办法，一概成为一纸空文，以致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马周上疏指出："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①。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征也上疏说："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②。史载当时河西地区（今甘肃兰州市以西河西走廊一带），由于兵役粮运，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③。在所谓"贞观之治"的年代，赋役已经这样苛重，后来更甚。唐高宗时裴守真曾上表称："一夫之耕，才兼数口；一妇之织，不赡一家。赋调所资，军国之急，烦徭细役，并出其中。黠吏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济，民无以堪"④。武则天专权时，赋敛益重，为此狄仁杰上疏着重指出："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取其髓脑，曾无心愧。修筑城池，缮造兵甲，州县役使，十倍军机。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肤。"①狄仁杰还指出："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②由于剥削的残酷，已导致不少地区农民举行起义。到开元、天宝之际，社会经济发展到顶峰，非常繁荣，而剥削尤为苛重，"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苛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有至五丈为匹者"③。官府任意苛剥农民，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当时，"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所入，于是钱谷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杨崇礼，勾剥分铢，有欠折渍损者，州县督送，历年不止。其子（杨）慎矜，专知太府，次子（杨）慎名知京仓，亦以苛刻结主恩。王鉷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由于赋役的繁重，农民无力负担便纷纷逃亡。户籍失实，伪诈甚多，使均田制失去了贯彻执行的依据。

为了维护均田制，增加封建国家的财赋收入，扩大徭役的征发，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宇文融建议检括逃户，于是唐玄宗命宇文融充使推勾。宇文融陆续奏置劝农判官29人分行各地，检括逃户和籍外田。同时唐政府颁布法令，规定逃户自首，听于所在附籍，并且可免除6年的租调和徭役，只收轻税。括户工作到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结束，得户80　余万，田亦称是，得钱数百万贯。但是，这种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地主土地兼并的现状。

①　《贞观政要·论奢纵》。

②　《贞观政要·论慎终》。

③　《贞观政要·议安边》。

④　《唐会要·租税上》。

①　《旧唐书·狄仁杰传》。

②　《旧唐书·狄仁杰传》。

③　《通典·食货典·赋税下》。

唐统治者为了增加财赋收入，还采用"摊逃"的办法，即将逃亡农民所担负的租调由那些未逃亡的农民来分摊征课，其结果引起更多农民逃亡，造成辗转增多的恶性循环。失掉土地的大量农民，或者沦为大地主的隐匿佃户，或者流散逃亡，或者武装起义，以致天下课户愈益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来源日蹙。

天宝末年，安史之乱之后，一切典章制度均无法贯彻实施，均田制亦名存实亡。随着均田制的破坏，与之相适应的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为了解决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改行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从而宣告了均田制的最终瓦解。至此，自北魏孝文帝创建均田制以来，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以至隋、唐，共约三个世纪之久的均田制，便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均田制完全废止了，而封建大土地私有制与地主庄园经济便日益发展起来。

2。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唐代的庄园有各种名称，如田庄、庄田、庄宅、庄院、山庄、田园、田业、别墅、别业、庄、墅、园等等。庄园经济在南北朝时就颇为发达。唐代，随着大土地私有制的迅猛发展，庄园经济也就日趋发达，尤其是中后期，庄园发展尤为兴盛，达到了高峰。唐高宗时，王方翼的"凤泉别业"，"辟田数十顷，修饰馆宇，列植竹木"①，规模就不小。此后，官僚地主侵夺田地，设置庄园者，比比皆是。唐玄宗曾在诏书中指出："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②。可见庄园经济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安史之乱后，均田制既坏，土地兼并再无限制，庄园经济更加发达，故陆贽指出："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①。

唐代的庄园，依土地所有者身份的不同，大致分为皇室庄园、官府庄园、官僚地主庄园和寺院庄园等。皇室庄园亦称皇庄，是皇帝和皇室所有土地经营的管理形式，实即把公田的一部分，即国有土地中最肥沃的良田，或最丰美的山林川泽，或是没收罪犯的膏腴良田由皇室直接占有，设内庄宅使、内园使或内宫苑使等来经营管理，多由官宦充任。武后时就设置了庄宅使。高承的《事物纪原·庄宅》载："李吉甫《百司举要》曰：则天分置庄园使。又曰：司农别有园苑庄宅使。冯鉴《续事始》则云玄宗置。"庄宅使即后来的内庄宅使。唐代皇室庄园很多，在全国到处都有。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内庄宅使奏：州府没入之田，有租万四千余斛"②。唐顺宗即位时（公元805年）下诏内庄宅使说："（贞元）二十一年十月已前百姓所欠诸色课利、租赋、钱帛，共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石、匹、束，并宜除免"③。可见皇室庄园占田之多，赢利之丰。皇室庄园的土地或者出租，招佃农耕作收取租谷；或者以官奴婢、流犯、罪徒耕作；或者雇工耕作。如《唐会要》载，严郢奏疏："请以内园植稻明之，其秦地膏腴田，称第一。

①　《旧唐书·王方翼传》。

②　《册府元龟·田制》。

①　《陆宣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

②　《唐会要·租税上》。

③　《旧唐书·顺宗本纪》。

其内园丁皆京兆人，于当处营田，月一替，其易可见。然每人月给钱八千，粮食在外，内园丁犹僦募不占。"④于此，可见在京城的皇室庄园内雇有"园丁"耕作。

官府庄园亦称官庄，为封建政府所掌握的庄园，在司农使和工部屯田郎中下，包括官司的公廨田、职田，以及许多屯田和营田。安史之乱后，这些土地多设置庄园，京内各官庄由庄宅使、宫使、宫苑使等管理，各州县地方官田则由各地方官府直接管理。如长春宫使在唐玄宗时所管的许多田地，在唐敬宗的敕令中就径称为庄宅了。官府庄园土地亦有许多是没收私人庄宅而来。如安史之乱中，唐军收复长安后，唐肃宗下诏说："其近日逆人及隔绝人庄宅，宜即括责，一切官收。"①这些原属私人的庄园，都被收归官有，改为官庄。官府庄园除了少数由官奴婢、吏卒、罪徒等直接耕作外，大多招租给佃农耕种，但实际上多是抑配，即强派农民租种，官府收取定额租谷。如"百司职田，在京畿诸县者，访问本地，多被所由侵隐，抑令贫户佃食蒿荒"②，再如"京百司田，散在畿内诸县，旧制配地出子。岁月已深，佃户至有流亡，官曹多领虚数"③，说明官庄田地多是抑配派租给农民耕种。关于官庄佃户的租额，如元稹所说："其诸色职田，每亩约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职田，又须百姓变米雇车船送，比量正税，近于四倍加征。既缘差税至重，州县遂逐年抑配百姓租佃。。。其公廨田、官田、驿田等，所税轻重，约与职田相似，亦是抑配百姓租佃，疲人患苦，无过于是"④。唐政府掌握的屯田和营田面积也很大，如楚州的营田，即《通典》所称之"洪泽屯"，营田使由宰相遥领，其下田官就有几百人，占地面积当不会小⑤。又如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振武的屯田，"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里，岁收粟二十万石"①，占地极广。此外如毕诚在邠宁屯田，年亦收30　万斛。此种事例不在少数。唐玄宗以后，节度使多兼营田使，进行营田或屯田。官僚地主的庄园是贵族、官僚、地主和商人等私有的庄园。这些庄园是建立在官僚地主兼并占有的大量公私田地基础上的。唐代大官僚地主都拥有众多的庄园，如名将郭子仪占地极多，"自黄蜂岭洎河池关（今陕西郿县南），中间百余里，皆故汾阳王私田"②。他在京城还有"城南别墅"。又如良相裴度在洛阳有"午桥别墅"；李德裕在洛阳有"平泉庄"，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良田众多。这些名将良臣都如此，一般达官显宦就更不用说了。元载在京师"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③。司空图的"司空庄"，据说"司空图侍郎，旧隐三峰，天祐来，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周回十余里，泉石之美，冠于一山。北岩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数十顷。至今子④　《唐会要·疏凿利人》。

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三，《收复京师诏》。

②　《唐会要·内外官职田》。

③　《唐会要·内外官职田》。

④　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三十八，《同州奏均田》。

⑤　参见《旧唐书·薛珏传》。

①　《新唐书·食货志》。

②　孙樵：《孙樵集》卷四，《兴元新路记》。

③　《旧唐书·元载传》。

孙犹存，为司空之庄耳。"④唐末宰相韦宙的"江陸别业"也是有名的大庄园，据《太平广记》说："相国韦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咸通初，授岭南节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宙从容奏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固无所贪矣。"帝曰："此所谓足谷翁也。""⑤另外，宋之问的"兰田山庄"、王维的"辋口庄"等也很著名。其他如"刘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悬欠租课，积五六年，邈因官罢归庄，方欲勘责"⑥。又"江南军使苏建雄，有别墅，在昆陵，恒使傔人李诚来往检视"①。这些大官僚大地主所设庄园，不仅面积都很大，而且庄园中都建有美丽的庄宅或庄院，亭台楼阁，清泉怪石，点缀其中。他们的庄园往往设置庄吏或别墅吏进行管理，如郑光者，"宣宗之舅，别墅吏颇恣横，为里中患，积岁征租不入"②。唐时，中小官吏、一般地主、工商业主也都有庄园。如河南登封有一士人，"庄园在登封县"；大历（公元766-779年）中，有士人，"庄在渭南"；蜀人母乾昭，"有庄在射洪县，因往庄收刈"③。刘积中"尝于京近具庄居"，太和（公元827-835年）末，"荆南松滋县有士人，寄居亲故庄中肄业"④。这类不太大的庄园，一般由庄主自己管理。母乾昭的庄园，即由其自己管理经营。唐代小地主或士人拥有小庄园也是很普遍的。

寺院庄园是僧侣地主所有的庄园。由于唐代均田制规定僧侣道士、尼姑女冠都可以受田，而且僧侣地主还积极参与土地兼并和接受献田，因而他们都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和世俗地主一样，僧侣地主在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上，也都设置了庄园。这些庄园有属于僧侣个人私有的，亦有属于寺院所有的。属于某个寺院所有的庄园，通常称为常住庄田。如宜春郡的齐觉寺，"其寺常住庄田，孳畜甚多"⑤，又如新淅县真阳观，"其常住有庄田"⑥。寺院占田数相当多，如少林寺有柏谷庄，占地40　顷⑦。越州阿育王寺有田10　顷，"真陆水膏腴之沃壤"①。陇州大像寺"管庄大小共七所，都管地总伍拾叁顷伍拾陆亩叁角荒熟并柴浪等"②。山东长山县长白山醴泉寺亦有"庄园十五所"③。寺院庄园均设有知庄或知墅的职事僧进行管理经营。如嵩岭菩提寺就有"知庄僧惠沼"④。每年年终，知庄僧或知墅僧须向寺中报告庄园的收入情况。唐时佛道盛行，寺院经济在唐初发展得已颇为可观。武德九年（公元626年），④　《南部新书》辛卷。

⑤　《太平广记·韦宙》。

⑥　《酉阳杂俎》卷十三。

①　《太平广记·李诚》。

②　《唐语林·政事下》。

③　《太平广记·母乾昭》。

④　《酉阳杂俎》卷十五。

⑤　《太平广记·上谷》。

⑥　《太平广记·真阳观》。

⑦　王昶：《金石萃编》卷七十七，《少林寺碑》。

①　王昶：《金石萃编》卷一○八，《阿育王寺常住碑》。

②　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一三，〈重修大像寺记》。

③　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

④　《太平广记·姚坤》。

唐高祖李渊"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⑤，曾下诏说："乃有猴贱之侣，。。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⑥可见其经济势力已是相当发展。以后寺院庄园经济随着佛道教的盛行而日益发展壮大，它不但经营农业生产，还开设邸店、行铺、水硙，经营商业，放高利贷，而且还私庇人口，供己役使。由于寺院占田过多，严重影响唐政府的收入，所以玄宗下令说："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硙，侵损百姓，宜令本州长官检括，依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将庄田宅舍布施者，在京令司农即收，外州给贫下课户。"⑦然而由于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寺院庄园经济兼并土地和人口的问题，故寺院庄园经济仍然在继续不断发展，与封建国家争财源和劳动力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及至武宗时，终于演成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全国共毁"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①可见寺院所占庄田之多。

庄园经济所经营的项目十分广泛。除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外，还经营手工业生产，从事商业活动等。在农业生产方面，除种植各种农作物外，还栽种各种果树与竹木，以及饲养畜禽和鱼类。庄园中有菜园、茶园、果园等。如王维的辋口庄，有肥美良田，耕种谷物；还有竹林、果园、瓜园、菜围等种植各种作物②。柳谋在江陵的一个中等庄园，也"有宅一区，环之以桑，有僮指三百人，有田五百亩，树之谷，艺之麻，养有牲，出有车，无求于人"③。在手工业方面，主要是纺织及榨油、酿酒等农业产品的加工，如楚州淮阴西庄主说："有稻若干斛，庄客某甲算纳到者；绸绢若干匹，家机所出者。。"④绸绢为庄园所生产。又如元稹"在江夏襄州贾堑有庄，。。庄客输油六、七瓮"⑤；袁继谦的庄上也"输油"给他⑥。可见不少庄园中有榨油点。在商业方面，像开邸店、旅舍、车坊、牛坊，以及出售本庄园生产的粮食、菜蔬、茶、果、纺织品等。

由于庄园中有一定程度的分工，进行集约经营，加之庄园经济和市场也有一定的联系，因而安史之乱以后，不仅农业经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工商业在庄园经济发达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

庄园的田地，除一小部分由庄园主自己直接经营外，其余大部分都出租给农民耕作。直接由庄园主经营的庄田所使用劳动力，在皇庄、官庄中是由官奴婢、吏卒、刑徒、僮仆或征发来的民夫及雇佣来的工人等充任的。官僚地主富商的私庄亦多用奴婢、僮仆等。寺院庄园则由僧奴、下级僧徒耕作。由于直接经营庄田劳心费力，故各庄园主都愿将大部分土地租给农民，致使唐中后期租佃制大为盛行。耕种庄田的佃农都是失去土地，投附庄园主的破⑤　《旧唐书·高祖本纪》。

⑥　《旧唐书·高祖本纪》。

⑦　《唐太诏令集》卷一一○，《诫励风俗敕》。

①　《旧唐书·武宗本纪》。

②　参见《王右丞集》卷十七，《请施庄为寺表》卷十三，《辋川集并序》。③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四，《送从弟归江陵序》。

④　高彦休：《唐阙史·赵江阴政事》。

⑤　《酉阳杂俎》卷八。

⑥　《太平广记·袁继谦》。

产农民，有庄客、庄户、佃户、客户等多种称呼。他们所受剥削沉重，在官庄每亩须交租粟三斗、草三束、脚钱120　文，在私庄则每亩须交一石或五斗。尽管私庄剥削重于官庄，但因私庄客受庄园主隐庇，可免去封建国家的差徭杂役等，故破产农民，很多还是依附于私庄。

（二）财赋制度的整理和两税法的实行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法亦随之毁损，加之藩镇割据，唐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区域大大缩小，造成财政匮乏，"王赋所入无几"①。于是唐政府巧立名目，多方榨取，又激起了农民的反抗，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南方袁晁、方清等领导的武装起义。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缓和阶级矛盾，唐代中叶，封建政府着手对财赋制度进行整理。

1。刘晏整顿财赋制度的措施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根据盐铁使第五琦的建议，唐政府在产盐区设置盐院，统购亭户所煮的盐，同时在各州县设置盐官，实行专卖，把每斗盐价由10　文提高到110　文。此举措使唐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增加。

乾元三年（公元760年），刘晏兼任盐铁使，对财赋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整顿：（1）改变盐法，实行自由经营的办法放弃第五琦的官产官销政策，撤消原来非产盐区的州县盐官，只在产盐地区设置盐官，收购亭户所煮的盐，加价转卖给商人，任由他们运到各地出售。为了保证官盐的运销，刘晏还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设置十三巡院，加强缉私，严禁私盐的运销，以保护贩卖官盐的利益。十三巡院的任务除缉私外还兼负招商推销官盐①。第二，禁止各道对过境商盐船身及商船使用堰埭征取通过税，使盐在离开盐场以后即通行无阻，便利盐的转运，也保持盐价的平稳。第三，在距产盐区较远的地区设置常平盐，当盐供给不上时，减价出售。既可保证盐的流通，稳定社会秩序，又可增加政府财赋。第四，规定盐商如纳绢以代盐利，每绢价1000　提高200，以鼓舞商人购运，同时又为军队将士的春服准备好了材料②。刘晏改革盐法后，唐政府的盐利岁入60　万贯，到代宗大历（公元766-779年）末年，增加到600　万贯。

（2）整顿漕运参阅唐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部分之（五）"漕运事业的发达"。

（3）整顿常平西汉以来，统治者为了调剂粮食价格和备荒，在各地建立了一些粮食仓库--常平仓。唐初也在各地设置常平本钱以作收售谷物之用。安史之乱时，常平制度中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第五琦奏请"每州置常平仓及库使，自商量置本钱，随当处米物时价，贱则加价收籴，贵则减价粜卖"①。两年后正式设置常平使，由刘晏及第五琦分领天下常平业务，后由刘晏独掌。刘晏对常平制度进行了进一步整顿。他下令在各州常平仓保持三百万斛的存粮，并在诸道设巡院，各置知院官，让他们"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②，以便"丰则贵籴，歉则贱粜"③。此举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各

①　《旧唐书·杨炎传》。

①　《云笈七签》卷一二一。

②　《新唐书·食货志》。

①　《唐会要·榷酤》。

②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

③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

地粮价的稳定，同时也使唐政府获得了大利。

此外，刘晏还实行了有利于刺激工商发展的租税措施，以及筹划各地的蠲免和赈济工作，减少了农民的逃亡。

刘晏整顿财赋的一系列措施，顺应了当时客观经济发展的趋势，使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为以后两税法的实行也准备了条件。2。两税法的实行两税法来源于唐前期户税和地税的征收。

唐朝前期在实行租庸调法的同时，另有户税和地税以为补充税收。

户税始于汉代，东汉末曹操平袁绍，定每户征收绢二匹、绵二斤。晋武帝司马炎时发展为户调。唐初，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①，征收户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太宗又下诏："天下户三等，未尽升降，依为九等"②，把三等中的每等又分为上中下，成为九等。户税与租庸调制不同，首先，它是以资产为本，按人户的资产多少征收，而租庸调是"以丁为本"，即以丁口为课税对象。其次，户税征收钱币，而租调则征收实物，庸也可以折纳实物。再次，户税自王公以下到普通农民都要负担，而租庸调则规定王公、贵戚、品官勋爵及不定居的商贾等都享有一定免除赋役的特权。由于户税从王公以下都要负担，因此富商大贾往往勾结官府，求居下等，以求少交。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唐政府对户税进行整顿，明令按户等交税规定："天下及王公以下，自今以后，宜准度支长行旨条，每年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其现任官一品，准上上户税，九品准下下户税，余品并准依此户等税。若一户数处任官，亦每处依品纳税。。。其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征纳。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高恐不均，宜各递加一等税。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亦所在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户税，余准九等户税。如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纳税。诸道将士庄田，既缘防御勤劳，不可同百姓例，并一切从九等输税。"③这个新规定较天宝年间的户税增加了很多。据《通典·食货典》记，天宝时（此指天宝七载至十四载，即公元748-755年），八、九等户分别纳税450文、220　文，现增至700　文、500　文，增长了一倍左右，可见户税在唐朝的财政收入上，地位日见重要。

地税是沿隋开皇时的社仓发展而来的。唐初以设置义仓为名，规定从王公百官到百姓，按垦田顷亩，每亩交粟二升。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高宗敕曰："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①将地税改为按户征收。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制作的《唐律疏义·厩库》中提到："应输课税，谓租、调、地税之类"，正式出现了"地税"之

①　《唐会要·定户等第》。

②　《唐会要·定户等第》；参见《旧唐书·太宗纪》。

③　《唐会要·租税上》。

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

名。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敕曰，"天下百姓，并免今年租及地税"②，也提及了地税之名。至玄宗开元初，又恢复亩税二升。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所种田亩别，税粟二升，以为义仓。其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按户等征收，上上户税五石，上中户四石，上下户三石，中上户二石，中中户一石五斗，中下户一石，下上户七斗，下中户五斗，下下户免收③。这时，地税仍以亩征收，至于商贾则因情况特殊，改为按户征收。

安史之乱以后，在未受到战争影响特别严重的州郡，地税仍然照旧征收。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规定："一户三丁者，免一丁庸税，地税依旧，凡亩税二升。"④地税的税额，也在增加，大历四年（公元769年）规定："京兆来秋税，宜分作两等，上下各半，上等每亩税一斗，下等每亩税六升，其荒田如能佃者，宜准今年十月二十九日敕，一切每亩税二升。"⑤次年，又规定："京兆府百姓，夏税上田亩六升，下田亩税五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荒田开佃者亩率二升。"①可见不仅地税每亩税额在不断增加，而且已分夏秋两季来征收。到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又规定："青苗地头钱，天下每亩率十五文，以京师烦剧，先加至三十文，自今以后，宜准诸州，每亩十五文。"②自此允许折钱交纳地税。

户税和地税，到天宝年间，已占了唐王朝税收的很大部分。据《通典》载：每年地税收入约为1240　余万石，相当于粟米收入的1／2；户税每年平均约200　余万贯，折算后相当年绢布收入的1／3③。安史之乱后，百姓田地，"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④，大量的自耕农成为地主的佃户，寄住户、寄庄户、客户、逃户和隐户在户口总数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安史之乱前，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中央掌握的户数为8914700　户，人口为52919300人；至肃宗乾元三年（公元769年），中央仅控制1933174　户，人口为16990386⑤。这样，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与大量的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存在相适应的租庸调制难以为继。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代宗大历年间，唐王朝的赋税收入，已经逐渐改变为以户税、地税为主。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奏行两税法。他在奏疏中说："凡有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丁无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②　《唐大诏令集》，《中宗即位赦》。

③　参见《通典·食货典》。

④　《文献通考·田赋考》。

⑤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②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③　参见《通典·赋税下》。

④　《唐会要·逃户》。

⑤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70　页。

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①其内容可归纳为：（一）中央根据财政支出计算出总税额，各州县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本地人户征收；（二）无论主户、客户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依照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交纳赋税；（三）每年分夏秋两季收税，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四）租庸调和一切杂徭、杂税全部取消，但丁额不废；（五）两税依户等（三等九级）纳钱，依田亩纳米粟，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均平征收；（六）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资产征课1／30（后改为1／10）的税。

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于同年正式公布了，推行两税法的命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惸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州县常存丁额，准式申报。其应科斛斗，请据大历十四年见佃青苗地额均税，夏税六月内纳毕，秋税十一月内纳毕。。。其月，大赦天下，遣黜陟使观风俗，仍与观察使、刺史计人产等级为两税法。此外敛者，以枉法论。"②两税法的实行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两税法简化了税制，它把当时混乱繁杂的诸多税种税目合并统一起来，减少了纳税项目，集中了纳税时间，简化了纳税手续，改变了过去"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使人民得到了很大的便利。其次，两税法以财产的多少为征税标准，扩大了赋税的承担面。过去那些免除租庸调的不课户，现在要按地亩纳税，官吏也要按品位高低比户等级纳税，同时，一些浮寄户、客户和不定居的商贾也都要纳税，既增加了纳税人户，也增加了赋税收入。如初行两税时，唐王朝"分命使臣，按地收敛，土户与客户，共计得三百余万"，而"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得"客户百三十余万"①。这2／5　的客户，就是过去为权门豪强所隐占，不负担国家赋税的隐匿人口。因此，唐王朝的纳税编户大增，财政收入也增加了。大历年间经刘晏的整理，天下财政收入为1200　万贯，而盐利占其大半②。在实行两税法这一年，财政收入就增加到"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③。以后每年收入约为3000　万贯，是两税法实施前的两倍多。再次，两税法按资产课税较之租庸调制按人丁课税合理得多。两税法以资产（包括土地）为差，资产多者税重，资产少者税轻，这种按各户的贫富等级课税，符合纳税人负担能力的原则。同时，商人同农民一样都要纳税，也符合负担公平的原则。两税法的实施不以人丁为本，农民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但是在两税法的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严重的问题。首先，两税之外仍有种种加征。行两税法后不久，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五月，"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于本道两税钱，每千增二百，因诏他州悉如之"④。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四月，"剑南四川观察使韦皋奏请加税什二以增给官吏，从

①　《旧唐书·杨炎传》。

②　《唐会要·租税上》。

①　《通典·历代盛衰户口》。

②　《唐会要·盐铁总叙》。

③　《旧唐书·德宗纪上》。

④　《旧唐书·食货志下》。

之"⑤。这还是见诸法令的加征，此外各地的自行非法苛敛就更多了。因此陆贽指出："大历中非法赋敛，。。既并收入两税矣。今于两税之外，非法之事，复又并存"①。其次，两税法规定除田亩税部分征粮外，其他征钱。但由于国家支出用布帛处甚多，于是又令百姓折合为布帛交纳。建中年间（公元780-783年）帛价不断下跌，完税的钱数虽然未变，而百姓的实际负担已经大为增加，正如陆贽所说："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赋，而私已倍输"②。由于帛价下跌，人民负担凭空增加了一倍。政府除了折征布帛以外，还征折其他物品，"临时折征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糜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③。足见百姓所受损失之大。再次，两税法规定以税代役，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但仅仅维持了十几年，封建统治者又把徭役加到了人民头上。最后，两税法的实行，使土地兼并不再受任何限制，在此后30年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④，正如陆贽所说的："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⑤。那些大官僚大地主仗势少纳或免纳两税，他们同官府相勾结，照样"广置田产，输税全轻"⑥。有的地主贱买农民土地，仍逼迫农民缴纳赋税。

总之，两税法的实行是符合均用制以及租庸调制废坏后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因而它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在实施中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弊端，因而实行后不久，各种苛敛又重行征收，人民的负担仍然继续加重。⑤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①　《陆宣公奏议》卷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

②　《陆宣公奏议》卷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

③　同上书，《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

④　李翱：《李文公集》卷三，《进士策问第一道》。

⑤　《陆宣公奏议》卷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

⑥　《文苑英华》卷四二九。

六、唐中后期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史载自崤关、函谷关以东到成皋，只剩下千余编户。代宗初即位，郭子仪上疏，称：洛阳"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①。唐邓一带，同样是"荒草千里"，"万室空虚"②。就连没有遭到破坏的江东地区，也出现了大片的"闲田荒壤"③。

安史之乱以后，大规模战争结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下来，因战乱逃离家园的农民，又返回故里，回到土地上，投入生产。他们"销遗镞为锄。。，伐蒿莱为场圃，掘腥秽为泉井"④，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北方社会经济一般恢复比较缓慢，南方比较安定，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一）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北方发生战乱，总有大量百姓南徙避难。自汉末至南北朝，北方人口不断南迁。安史之乱时也是如此。叛乱平息下去之后，唐政府掌握的户籍数字大为下降，如开元时，总户数为7417185，元和（公元806-820年）时则仅为2368775　户。其中关内道、河南道、河北道都减少很多。如宋州（今河南商丘），元和时的户数仅及开元时的1／20，光州（今河南潢川）的户数仅及开元时的1／30，鄜州（今陕西鄜县）的户数甚至仅及开元时的1／40。而南方一些主要州郡的户数却大为增加。如苏州增加了48％，鄂州增加了100％，洪州增加了64％，饶州增加了228％，吉州增加了19％，襄州增加了194％，郢州增加了93％，唐州增加了89％，衡州增加了33％，广州增加了15％①。其中有不少是从北方迁来的人户，如苏州户口中，自北方迁来的占1／3。人口增长表明劳动力的增加，从而有利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唐朝后期，在江南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如在东西道采访使辖境内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约有50　余处，其中润州的练塘能灌溉丹阳、金坛、延陵三县之田；升州句容县的绛岩湖，常州武进县的孟渎，湖州长城县（今浙江长兴）的西湖，明州鄮州（今浙江宁波）的仲夏堰等，都能溉田数千顷至万顷②。其他还有，如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为了防止海潮，曾在今江苏淮安至南通一带筑堤，长142　里，起了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至于中小型陂塘更是广泛修凿，如宪宗（公元805-820年在位）时，韦丹在南昌一带开凿陂塘598　所，得田12000　顷①；穆宗（公元821-824年在位）时，浙东观

①　《旧唐书·郭子仪传》。

②　《元次山集》卷十，《请省官状》。

③　《全唐文》卷四三○，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

④　《全唐文》卷六八九，符载：《邓州刺史听壁记》。

①　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及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6-　104　页。

②　参见《新唐书·地理志》。

①　《韩昌黎集》卷二十五，《韦公墓志铭》。

察使元稹"命吏课七郡人，冬筑陂塘，春贮水雨，夏溉旱苗"②。这些兴修的水利，大大地促进了南方农业的发展。江南农民还修建了许多堤堰和斗门，辟划了大量的湖田和渚田，扩大了耕地面积。

由于土地的垦辟和水利的兴修，江南各地粮食的生产有很大增长。江淮诸州，"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③，湖南、江西诸州也"出米至多，丰熟之时，价亦极贱"④。因此权德舆说："江淮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⑤唐朝后期，南方很多地方都大量种植茶树。淮南、浙东、浙西、福建、岭南、荆襄、东川、西川都是产茶区。饶州的浮梁县，元和（公元806-820年）时每年茶税达15　余万贯⑥，是最大的商品茶产地。元和时，雅州的严道县（今四川雅安西），"每岁贡茶，为蜀之最"⑦。

②　《白香山集》卷六十一，《河南元公墓志铭》。

③　《权载之文集》卷四十七，《论江淮水灾上疏》。

④　《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二，《乾符二年南郊赦》。

⑤　《新唐书·权德舆传》。

⑥　参见《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饶州浮桥县》。

⑦　《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雅州严道县》。

（二）手工业生产的继续发展唐朝后期，丝织业、造船业、制纸业、瓷器业、制茶业、制盐业和矿冶业等，都继续在发展。

丝织业方面，河北定州一带，本是丝织品产量和贡品最多的地方。唐朝后期，南方的丝织业有很大的发展。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辇越而衣"①。用以交易回鹘马匹的缣帛，也主要是江淮织造的，江南丝织品的质量，胜过了唐前期居全国之冠的宋、亳②。贞元以后，越州贡品有各种精致的丝织品达数十种③。宣州工匠用丝头线织毯，既软且温，兼有成都锦褥和太原毛毯之长。宣州绫绮，也极为珍贵，可与淮南、两浙相比④。蜀锦的制作，也愈益精丽。造船业方面，刘晏曾于扬子县设10　个造船工场，造出的船每只可载一千石，这是官府所经营的大规模的手工作坊造船业。民间造船业也非常发达，载重可达八、九千石，甚至万石以上。长江一带大船极多，据《唐国史补》载："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架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鄂之水居颇多，与屋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大船如此之多，造船业的发达，可想而知。广州有一种商船"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也"⑤。这种商船很大，便于航海。值得一提的是，这时还发明了脚踏的轮船。《旧唐书·李皋》载："（李皋）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疾，若风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

纸张文具制造业方面，这时更为发达。《唐国史补》载：当时的名纸，"有越（州）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州）之六合笺，韶（州）之竹笺，蒲（州）之白薄、重抄，临州之滑薄。又宋、亳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与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另外剡溪的玉叶纸，蜀的十色笺，也都非常有名。蜀纸有一种加工的纸笺，名薛涛笺，高似孙认为：蜀纸"至唐而后盛，至薛涛而后精"①。这时出现了不少大规模的造纸作坊。如《三水小牍》载："巨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晒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望之如飞雪焉。"可见这个纸坊不小，纸的产量相当多。此时，这个时期端州（今广东高要）的紫石砚，已闻名全国②。

瓷器业方面，瓷器开始在民间普遍使用。邢州内邱的白瓷器，数量多而合用，销售范围很广，天下通用③。属于越窑系统的余姚上林湖窑，从晚唐开始进入全盛时期。长沙铜官镇的瓦渣坪窑，能在青釉下烧出褐绿色彩的花纹，

①　《吕和叔文集》卷六，《京兆韦府君神道碑》。

②　参见《全唐文》卷五三○，顾况《韩公行状》。亳州治谯。

③　参见《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越州》；白居易：《新乐府·缭绫》。④　参见《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宣州》；白居易：《新乐府·红线毯》。⑤　刘恂：《岭表录异》卷上。

①　高似孙：《剡录·纸》；参见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中。

②　《唐国史补》。

③　《唐国史补》。

还可以在白釉或青黄釉下画绿彩。可知唐代已应用釉下彩的技法了④。这时白瓷、青瓷的制造技艺都有了很大进步，杜甫赞美白瓷说："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⑤。陆龟蒙赞美青瓷说："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⑥。陆羽嗜茶，尤其偏爱青瓷，他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⑦。据现代考古发掘，唐代瓷窑遍布河北、河南、陕西、安徽、湖南、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各省。烧造的器皿有碗、杯、盘、壶、瓶、罐、尊、钵、唾盂、水盂、砚台、瓷枕、瓷俑等等。除白瓷、青瓷两大瓷系外，还有黑釉、酱釉、黄釉、褐釉等瓷器。

制茶业方面，唐朝后期茶叶产地极广，几乎遍于南方。唐代茶分粗茶、散茶、末茶和饼茶（茶砖）四种。据《唐国史补》纪，当时茶有20　多个品名，"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湖之含膏，常州有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州有鸠坈，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南方从事制茶业的人数相当多，如安徽的祁山，"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①。这里的种茶、制茶已经专业化。湖州的长城县（今浙江长兴），"贞元（公元785-805年）以后，每岁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②，这里每年产茶18408　斤，建中（公元780-783年）以来，每年进贡3600　串③。福建的武夷茶，唐末也逐渐发展起来。

制盐业方面，唐中叶以后中央设盐铁使，专管盐的制造和买卖，各地则设巡院、场、监等。当时，蒲州的解县、安邑盐池，通称为两池盐，年产盐万斛。安北都护所属的胡落地，年产盐1.4　万斛，这是较大的盐池。其余盐池，年产数千斛不等。全国共有盐池18　处。唐时有盐井640　口，其中剑南东川就有460　口。泸州（今四川泸州市）的富义盐井，"月出盐三千六百六十石，剑南盐井，唯此最大"①，其年产量可达4　万石以上。唐时海盐产量更大。唐王朝在涟水、湖州、越州及杭州设有4　场，又在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太昌、侯官、富都设有10　监，"岁得钱百余万缗，以当百余州之赋"②。《新唐书·食货志四》载："吴、越、扬、楚监廪至数千，④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00　页。

⑤　《全唐诗》卷二二六，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

⑥　《全唐诗》卷六二九，陆龟蒙：《秘色越器》。

⑦　陆羽：《茶经》。

①　《全唐文》卷八○二；张途：《祁门县新修闾门溪记》。

②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

③　参见《南部新书》戊卷。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剑南道》。

②　《新唐书·食货志四》。

积盐二万余石。"从事食盐生产的叫做亭户、池户或灶户。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第五琦将他们编为特殊户籍，专负制盐差徭，免除其他杂役，但身份极不自由，不得随意脱籍。

矿冶业方面，江南和岭南的矿藏得到了更多的开采。江西、鄂岳、桂管、岭南诸道境内，都盛产铜、锡。宣州和郴州在元和时每岁各铸钱5　万贯。饶州余干县有银山，产银最多，每年出银10　万余两，唐政府在这里所收银税，每年就有7　千两。郴州义章县（今湖南宜章）的银坑，"所出银至精好，俗谓之■子银，别处莫及"③。五岭以南的连州出白铜，贺州的临贺县（今广西贺县）和冯乘县（今湖南江华西南），都有较大的锡冶。当时的农民，为了补充生活不足，往往深入山林之中，采冶金属矿物。

此外，像襄阳的漆器，宣州的笔，扬州的蔗糖，以及许多地方的酿酒业等手工业都有发展。

③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郴州》。

（三）商业进一步繁荣唐朝后期的商业比前期有所发展。长安和洛阳虽然经历了战乱的破坏，但很快就恢复了繁华。长江流域的城市较前期发达。扬州当于长江与运河交会处，所谓"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①，是中外富商巨贾的荟萃之所。益州的繁盛稍亚于扬州，当时有"扬一益二"②之说。杭州则为"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③。成都被形容为"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扬（州）不足以侔其其半"④，骎骎乎驾于扬州之上了。荆南各州，在安史之乱后，由于"襄邓百姓、两京衣冠"的南流，"井邑十倍其初"⑤。洪州扼扬、广间交通要冲，鄂州当汉水入江之处，皆为一都之会。在沿海地区，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明州开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广州更是"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⑥。北方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恢复后，商业也繁盛起来，如山西解县，因有盐池之利，也是"官帑委输，商徒繁会，云连里闬\，山峙资财"⑦，成为商贾辐凑之地。

不但地商业大都市更多更繁荣了，州县设市也日益普遍。另外在水陆要道或津渡之所，兴起了更多的草市。这些草市有的交易繁盛，"富室大户，多居其间"①，有一些后来发展成为县城。

适应商业发展的形势，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唐政府下令规定：大都督府设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设通判市事丞一人，掌判市事；还有佐一人，史一人，师一人。另外，"中县户满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其不满三千户以上者，并不得设市官。若要路须置，旧来交易繁者，听依三千户法置，仍申省。诸县在州郭下，并置市官。又准户部格式，其市吏壁师之徒，听于当州县供官人市买"②。

由于商业的繁荣发展，打破了坊市严格区分的旧制。封建社会前期，城市中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坊"在前代称"里"，唐代有时仍沿袭古称，但多数称"坊"，是居民住宅区。"市"是商业区。"坊"和"市"的周围，都围以围墙或篱笆。居民住宅严禁向街开门。《隋书·令狐熙传》载，汴州商业繁盛，"民有向街开门者"，官府为"禁游食，抑工商"而"杜之"。唐时"坊"和"市"仍分开设置，如前所述长安城、洛阳城的布局。官府规定：出入"坊"、"市"，必须通过坊门或市门。《唐律疏义》载："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③。唐政府还规定，城门、坊门、市门必须日没关闭，俟天明而启。城市里普遍实行夜禁，连燃烛张灯也

①　《旧唐书·秦彦传》。

②　《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

③　《全唐文》卷三一六，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

④　《全唐文》卷七四四，卢求：《成都记序》。

⑤　《旧唐书·地理志》。

⑥　《韩昌黎集》卷二十一，《送郑尚书序》。

⑦　《全唐文》卷八○九，司空图：《解县新城碑》。

①　《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太尉论江赋书》。

②　《唐会要·市》。

③　《唐律疏义》卷八，《越州镇戍等垣城》。

有限制，若有违犯，要受处罚。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又行钲鼓制度，规定城门、坊门、市门的启闭要依钲鼓的号令。关于市的开闭规定，"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④。这种坊市制，对整顿市场，发展正常商业，保持物价稳定，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对商业管控过死，也束缚了商业的发展。中唐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逐渐突破了市制的约束，在坊间出现了商店。如扬州的"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①。《王居士神丹》记：京师延春坊有卖金银珠玉者②。《北里志·王团儿》记：宣阳坊有彩缬铺；升平坊门旁有胡人鬻饼之铺③。《资治通鉴》也载，长安两市及要闹坊曲皆有商铺买卖④。住宅区的坊曲开店列肆，从事商业经营，说明交易场所已越出市外。

随着城乡交换的日趋频繁和市场的不断扩大，中唐以后，在一些城市中出现了夜市，尤其是南方，更为突出，长安早就有夜市，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文宗曾下令："京夜市，宜令禁断"⑤。估计无法禁断。扬州也有夜市，晚唐诗人王建描写扬州说："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⑥苏州也有夜市，杜荀鹤诗曰："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⑦。张籍说广州"蛮声喧夜市"⑧。大都会之外，中小城市也有夜市。闾丘晓诗曰："夜火连淮市，春风满客帆"⑨。张籍诗曰："夜市连铜柱，巢居属象州"⑩。另外从白居易诗"灯光穿村市，笙歌上驿楼"（11），以及李商隐"巴西夜市红守宫，后房点臂斑斑红"①的描写来看，乡村市集也有夜间进行贸易的。

市制的突破，是唐后期商业发展，城乡市场不断扩大，商品流通日益活跃的结果，它密切了广大农民和市场的联系，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以后两宋商业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唐后期豪商富贾更形活跃人数众多。如扬州是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②，大商人的财产也是多得不可数计。如江陵的郭七郎，"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买易往来者"③。唐末，长安的王酒胡不仅纳钱30　万贯，助修雀门，而且又以10　万贯修缮④　《唐会要·市》。

①　《旧唐书·杜亚传》。

②　参见《唐阙文》卷下，《王居士神丹》。

③　参见《唐阙文》卷下，《北里志·王团儿》。

④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一·德宗贞元十一年》。

⑤　《唐会要·市》。

⑥　王建：《王建诗集》卷九，《夜看扬州市》。

⑦　杜荀鹤：《唐风集》卷上，《送人游吴》。

⑧　《全唐诗》卷三八四，张籍：《送郑尚书出镇南海》。

⑨　《全唐诗》卷一五八，闾丘晓：《夜渡江》。

⑩　《全唐诗》卷三八四，张籍：《送南客》。（11）《全唐诗》卷四四七，白居易：《望亭驿酬别周判官》。

①　《全唐诗》卷五四一，李商隐：《河阳诗》。

②　《太平广记》卷二九○，《吕用之》。

③　《太平广记》卷四九九，《郭使君》。

安国寺④，足见富商大贾的活跃。

唐后期的商人多与官府有联系，如王酒胡曾与僖宗君臣在安国寺中斋食。郭七郎曾输钱数百万，买到横州刺史之职。这个时期，许多商人都用钱买官，如《资治通鉴》载：穆宗时（公元821-824年在位），"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⑤。而官吏和军将也有很多参加了商业活动。如许多贵族官僚纷纷设置邸店等，以获取丰利。以致玄宗时就曾下令："禁九品以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⑥。但无法禁止，后来唐政府只好规定贵族官僚的邸店，同百姓一样交税，如宣宗时的敕令："应公主家有庄宅、邸店，宜依百姓例差科"⑦。地方上的节度使、观察使也多做生意，《唐会要》载："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①。由于官僚经商极为普遍，因此武宗在赦文中曾说："如闻朝列衣冠，或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②。

唐朝市场上还活跃着许多少数族商人和外国商人。《资治通鉴》载：长安的回纥和西域商人经常以千数，他们在这里"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③。回纥商人常"驱马市茶"④。扬州和广州是外商云集的地方。刘展之乱时，平卢都知兵马使田神功进军扬州时，曾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⑤。广州的外商更多，据载，黄巢破广州时，杀死外国商人12　万至20　万人⑥。此说法虽夸大荒诞，但却反映广州的外国商人确实很多。此外，新罗、日本商人活动于明州、扬州、楚州等处的，数量也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来，很多都是做珠宝生意。如《太平广记·宝珠》引《广异记》载："途次陈留，宿于旅邸，夜闻胡斗宝。。。"又同书《守船者》引《原化记》载："乃一珠径寸，光耀射目，。。至扬州胡店卖人，获数千缗。"同书《鬻饼胡》载："忽闻新有胡客到城，因以珠市之。"同书《萧旷》引《传记》曰："龙女出轻绡一匹，赠（萧）旷曰："若有胡人购之，非万金不可。"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外国商人来华之众和他们的富有。唐朝诗人在诗中常提到卖酒的"胡姬"可见外国女子在华做经商买卖的也很多。

在交易频繁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支付钱币的麻烦，唐后期，各大商业城市都出现了具有信用性质的柜坊。柜坊也叫僦柜或寄附铺。商人将钱币存放在柜坊中，柜坊根据商人所出凭证代为支付，收取一定的柜租。柜坊的出现时间，当在德宗以前。德宗初年，曾向僦柜借1／4　的钱以供军用。初时柜坊代客保管钱物，以后还可收买贵重物品，甚至连奴婢、牲畜都可以寄放。商④　参见尉迟偓《中朝故事》。

⑤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八》。

⑥　《旧唐书·玄宗纪下》。

⑦　《唐全文》卷八十一，宣宗：《禁公主家邑司擅行文牒敕》。

①　《唐会要·市》。

②　《全唐文》卷七十八，武宗：《会昌五年加尊号后郊天赦》。

③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

④　《新唐书·陆羽传》。

⑤　《旧唐书·邓景山传》。

⑥　参见《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

人取钱取物，既可凭票据，也可以信物领取。如《太平广记·张老》述："（张老对妻兄韦义方说）兄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持此（席帽）为信。。。（韦）乃往扬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当肆陈药。韦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韦曰："张老令取钱一千万。持此帽为信"。王曰："钱即实有，席帽是乎？"韦曰："叟可验之，岂不识耶！"王老未语，有小女出青布帏中，曰："张老常过，令缝帽顶，其时无皂线，以红线缝之，线色手踪，皆可目验。"令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载钱而归。"从这个故事可得知，柜坊也可由其他商店兼营。扬州是豪商富贾云集之处，柜坊相当多。长安也是商业大都会，且为官僚■集荟萃处所，柜坊更多。如大商人窦乂，在长安西市就开设了许多柜坊，《太平广记·窦乂》述："乂西市柜坊，锁钱盈余。"有不少官僚都存钱于柜坊，当时柜坊存官僚钱者不下50　万贯，多则数百万贯。柜坊的出现，使商人既可避免收受大量钱币的烦劳，又比较安全，因而有利于商品交易活动的发展。

唐后期，币材（铜）缺乏，货币流通不足，加之实行两税后，大量税收需纳钱，同时一部分钱币流出境外，及民间出现销钱铸器等现象，更加剧了钱币的不足，因此诸道州府往往禁止现钱出境。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商人创立了飞钱制度，以解决货币流通中出现的难题。当时各道在长安都有进奏院，商人们在长安售出商品后，便将货款交给本道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发给票据。商人回到本道，合券取钱。这种办法，一方面解除了商人携带钱币的不便或可能遭遇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免得地方政府不断运钱到京供给进奏院的需要，因双方都感方便，所以飞钱又称便换。除进奏院经营飞钱业务外，诸军、诸使、富商也都参与经营。元和七年（公元812年），盐铁使王播又"奏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谓之便换"①。于是户部、度支、盐铁三司也经营飞钱业务。飞钱制度的产生，是商业发展的产物，它一方面加速了货币流通速度，另一方面又使京城保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流通，对解除通货紧缩，繁荣市场起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唐朝后期的商业，继续发展，并且更趋活跃，为以后两宋时期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

（四）高利贷剥削的盛行随着封建商业的发展，唐代高利贷业颇为盛行。其时，高利贷的形式，大体分为三种：（一）质库，亦称收质、纳质，与后世的当铺差不多。贷者先以物送交质柜，质钱以归，以后付息还本，再取回质物。史书上称为"僦柜质钱"。《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三》胡三省注说：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之外，复还子钱，谓之僦柜。"由此可知，柜坊很多就是经营这种高利贷的。许多贵族官僚也都经营质库，放高利贷。（二）质举，这是一种须提供担保物品押拈的高利贷，它与质库不同，抵押品不需交给放债人保管，而是借债人指定以某物作抵押，将来不能偿还借款时，由放债人没收该抵押品作偿。如《唐阙史·赵江阴政事》载：楚州淮阴东邻，"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贷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这是以田契作为抵押品，此种抵押贷款颇为流行，民间田地、宅舍、牛羊以及其他物品等都可以作为贷款抵押品。（三）举贷，亦称举放、出举，这是一种不用抵押品的高利贷。当时也颇为流行。

唐时，富商大贾多凭借手中雄厚的商业资本，积极从事高利贷活动。他们苛剥百姓，利息奇重。如现存的一纸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的"举钱"契券：举钱一千，每月纳二百文，计六个月本利并还。有的高利贷者甚至得到"钥匙"的绰号。《太平广记·刘钥匙》述："陇右水门村，有店人曰"刘钥匙"者，不记其名，以举债为家业，累千金；能于规求，善聚难得之货，取民间资财，如秉钥匙开人箱箧帑藏，盗其珠珍不异也，故有"钥匙"之号。"。这种高利贷者，比强盗不差。富商大贾们不仅"举债"剥削穷人，而且也向达官贵人们放债。尤其唐后期，一般官吏多向商人借利贷，贿赂买官，到任后苛剥农民还债。"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亿万，然后得之，未尝由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①。这些人当时被称为"债帅"，他们的借债实际上是由百姓偿还的。

此外，外国商人也大肆放债。如《文宗禁与蕃客交关诏》中说："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②。再如穆宗时（公元821-824年），"贬右龙武大将军李甚为宣州别驾，甚子贷回纥钱一万一千四百贯不偿，为回纥所诉，故贬甚"①。可见"蕃商"不仅广泛放债，而且还受到唐政府的支持。

寺院僧侣承前代习惯，依旧经营高利贷业。如《两京新记》卷三载："化度寺，。。贞观之后，钱帛金绣，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名僧监藏，供天下迦蓝修理。。。燕、凉、蜀、赵，咸来取给；每日所出，亦不胜数；或有举便，亦不作文约，但任至期还送而已。"又如近代在新疆发现的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健儿马令痣举钱契》："建中三年七月十二日，健儿马令痣为急要钱用，交无得处，遂于护国寺僧虔英边举钱壹仟文，其钱每月头分生利口佰文。如虔英自要钱用，即仰马令痣本利并还。如不得，一任虔英牵掣令痣家资牛畜，将充钱直，还有剩不追。恐人无口（信），故立私契，两共平

①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

②　《全唐文》卷七十二，《文宗禁与蕃客交关诏》。

①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章，画指为记"②。

唐代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以及各级官吏也是重要的高利贷者，《高季辅传》说："公主之家，。。贵勋之家，。。放贷出举，追求什一。"《唐会要·县令》载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十二月敕也说："郡县官僚，共为货殖，竟交互放债侵人，互为征收，割剥黎庶。"再如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颁布的"加尊号后郊天赦文"中说："如闻朝列衣冠，或代（世）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③。为了避免贵族、官僚"与人争利"，缓和阶级矛盾，唐政府曾多次明令禁止放债，如《唐令拾遗》载："诸王、公主及宫人，不得遣亲事帐内邑司客部曲等，在市兴贩，及邸店沽卖者、出举。"开元十五年，玄宗也下令："应天下诸州县官，寄附部人兴易，及部内放债等，并宜禁断"①。但是这些禁令实际上是不会取得什么效果的。

除了私人举放的高利贷外，唐政府也经营高利贷。唐初就专设有捉钱令史，从事高利贷业经营活动。据《唐会要》载："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十二月，置公廨本钱，以诸州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于吏部，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文，岁满授官"②。唐政府经营的这种高利贷，利率极高，年利率达48000，几乎是100％。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利率逐渐降低。如开元时，收赢6／10，会昌时（公元841-846年），四分收利。利率虽降，但放贷本钱也增加了。如元和（公元806-820年）后期，秘书省等22　个机构，放高利贷的本钱，就有53952　贯955　文。而对农民的贷款，所收利息可达本钱的四倍五倍，最高甚至达到10　倍以上，农民无法偿还，只好逃亡，官府便令保人或借债人子孙亲友代偿。借债人死亡，也要由子孙偿还，"子孙又尽，移征亲戚旁支；无支族，散诸保人；保人逃死，或所由代纳"③。可见官府高利贷之苛刻。

唐政府积极参予高利贷业，更带动了高利贷活动的发展。广大农民在官府、私人的高利贷剥削之下，日趋贫困，难以自拔。如《旧唐书·杜亚传》说："乃取军中杂钱，举息与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际，多令军人车牛散入村乡，收敛百姓所得菽粟将还军。民家略尽，无可输税，人多艰食，由是大致流散。"高利贷加在农民身上的痛苦，更加促进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总之，唐后期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工商业的发展更为显著，为宋代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土地益趋集中，庄园经济过分发达，造成农民大量破产逃亡；加之两税法的剥削日益沉重，其他苛捐杂税又纷至沓来，高利贷剥削严重，农民无法生存下去，终于导致僖宗乾符元年（公元784年）唐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②　《敦煌资料》第一辑，《契约、文书》部分。

③　《唐全文》卷七十八，《会昌五年加尊号后郊天赦文》。

①　《唐会要·杂录》。

②　《唐会要·诸司诸色本钱上》。

③　《唐会要·诸司诸色本钱上》。

七、唐中后期的苛捐杂税和漕运事业的衰落（一）唐中后期的苛捐杂税唐代中后期的封建赋役剥削是十分严重的，除了正常的赋役之外，还有许多花样翻新的诸多名目的苛捐杂税，税目多得惊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盐税。唐代盐税之征始于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肃宗时开始实行榷盐制度，从此食盐价格猛涨。后经第五琦和刘晏的改革，稳定住了盐价，并增加了政府的赋税收入。刘晏死后，盐法逐渐败坏，盐价急遽上涨，人民买不起盐，怨声载道。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李巽为盐铁转运使，用刘晏旧法，革除积弊，把盐利皆归度支。天下榷盐税茶，共赢665　万缗。初岁收入已达到刘晏的最高水平，以后增加额竟三倍于刘晏时，因而国用充足。但不过两年时间，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李巽死，此后盐法又乱，直至唐亡。

茶税。茶税之征始于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当时户部侍郎赵赞建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①，"茶之有税，肇于此矣"②。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张滂奏立税茶法，于产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在地税吏将茶叶定三等估价，每值10　钱的货收1　钱的税，税率也是1／10，"是岁得缗四十一万"③。穆宗时，盐铁使王播又将茶税提高了50％，并规定"量斤计税"，即按重量计算应税数额。同时，为了减少政府的损失，王播还规定1　斤茶要先加至20　两，其中4　两作"加耗"。从此，唐政府大获其利，举天下山泽之利不过7　万余缗，不能当一县的茶税，可见茶税收入在财政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茶税先付州县，而后入于户部，复又定茶法，茶税渐入税收的正规。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天下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均征重税。宣宗大中年间（公元847-859年），盐铁使于悰在每斤茶叶上增税钱5钱，谓之"剩茶钱"。自此以后，斤两又复旧，即1　斤加至20　两。由于茶税愈来愈重，茶价上涨，因此私贩也愈来愈多。为保护政府的财政收入，唐王朝尽力搜捕私贩的茶商，对私贩的处罚规定极严。如宣宗时规定，私鬻三犯皆300　斤者，运茶三犯至500　斤者，茶店主人四犯至4000　斤者，皆处死刑。但仍不能禁绝。大中六年（公元852年），盐铁转运使裴休为整顿茶税，抑制私贩，曾上奏道："诸道节度、观察使，置店停上茶商，每斤收搨地钱，并税经过商人，颇乖法理。今请厘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今又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今请强干官吏，先于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内，布置把捉，晓谕招收，量加半税，给陈首帖子，令其所在公行，从此通流，更无苛夺。所冀招恤穷困，下绝奸欺，使私贩者免犯法之忧，正税者无失利之叹。欲寻究根本，须举纲条"①。宣宗准奏，依照实行。此后，"天下税茶增倍贞元"②，每年获利近百万贯。

①　《新唐书·食货志四》。

②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③　《唐会要·转运盐铁总叙》。

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②　《新唐书·食贷志四》。

酒税。唐初无酒税。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京师酒贵，肃宗以禀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麦熟如初"③，但第二年又遇饥荒，于是"复禁酤"④，并规定："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⑤至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定天下酤户以月收税"⑥，开始实行税酒政策。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又将酤户分为三等，分等纳税。同时允许地方用酒税钱抵充应进奉的布绢之数。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罢酒税。三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酿。"⑦"寻以京师四方所凑，罢榷"⑧。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复禁京城、畿县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钱百五十，免其徭役"⑨。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宪宗从京兆府的建议，"罢京师酤肆，以榷酒钱随两税青苗敛之"⑩。从此，榷酒钱成为两税的附加税。而有的地方既将榷酒钱分配于两税上征收，又别置洒店酤酒，使人民遭受双重剥削。文宗大和八年（公元834年），根据宰相王涯的建议，又"罢京师榷酤"（11）。此后各地仍有榷酒钱。唐王朝的榷酒收入很大，大和八年（公元834年），"凡天下榷酒为钱百五六十万余缗，而酿费居三之一"①，其纯利超过百万缗，较茶税之初多一倍半，仅次于榷盐收入。

矿税。唐初不对矿冶业征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初税伊阳（今河南汝阳县）五重山银、锡"②。德宗时，户部侍郎韩洄建议："山泽之利宜归王者"③，于是由盐铁使掌管矿冶业。宪宗元和（公元806年-820年）初，"天下银冶废（设置、放置）者四十，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④，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复以山泽之利归州县，刺史选吏主持其事。但全国矿税收入，不过7万余缗，还不及一县所收的茶税。到宣宗时（公元847-859年），因收复河湟，须增戎兵衣绢52　万余匹，于是盐铁转运使裴休将山泽之利复归盐铁使，以供国用，并要求"增银冶二、铁山七十一、废铜冶二十七、铅山一"⑤。当时"天下岁率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⑥。总之，唐代矿税不大，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较少。

关市税。唐前期无关税。到肃宗至德三年（公元758年），东京留守李区于城市桥梁税出入车牛等钱，以供国用，因有吞没，遭人反感。德宗时，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⑧　《新唐书·食货志四》。

⑨　同上。

⑩　同上。（11）同上。食货志四》。

①　《新唐书·食货志四》。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户部侍郎赵赞请诸道要津置吏税商贾钱，每贯税20　文，税率为2％。唐后期，内地关卡林立，官府肆意征税，情况极为严重。如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武宁军节度使薛元赏奏："泗口税场（今江苏盱眙县境），应是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已上并税"①，对于这种情况，唐王朝也曾诏令禁止，如天复元年（公元901年），昭宗发布《改元天复敕》，称："途路所先，通商是切。关畿之地，横赋非宜，致物价之益高，自商徒之难济，令盐铁使及两神策军，先有两市杂税，并令停罢。自今以后，畿内军镇，不得擅于要路及市井津渡，妄置率税杂物及牛马猪羊之类，其有违状者，有人纠告，以枉法论之。"②尽管如此，实际上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唐代的市税，即对市内商贾直接征收的商税，在安史之乱，由各道节度使、观察使自行征收，以充军资杂用。肃宗即位时，两京陷没，民物耗弊。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钱1000　者有税。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唐王朝派御史负责向商贾征税。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经赵赞奏请，始正式规定商税的税率。二年，增商税为什一。三年，初税商钱，对茶、漆、竹、木等征税。

除上述税赋以外，其他杂税也不少，如：借商钱、间架税和除陌钱。德宗时，因对诸道用兵，政府财政不敷，欲谋得五百万贯以济用。宰相卢杞、户部侍郎赵赞及太常博士韦都宾等，"谋行括率，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于是"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榜箠，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都计富户田宅奴婢等估，才及八十八万贯。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长安为之罢市"③。但只得200　万贯。于是又根据赵赞的建议，实行间架税及算除陌。所谓间架税，就是以房屋为征课对象的一种财产税，"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并规定"所由吏秉笔执筹，入人第舍而计之，凡没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文"①。除陌钱为对交易所得及公私给付钱物所课的税。原为每一贯的交易额，抽税20　文，现增加为50　文。如果以物易物，要将物折合成钱，再依税率抽取相当的货物作为税收。借商钱、间架税和除陌钱不仅扰民极大，增大了百姓的负担，怨愤满天下，而且多为主持者侵吞，公家所得不及其半。后泾原军至京师，发生叛乱，于丹凤阙下提出：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②，以鼓动百姓响应。可见恶税为害百姓之甚。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德宗不得已宣布停罢间架、除陌两税。

另外还有青苗钱。青苗钱始征于肃宗时，实际上是田赋的附加税。《册府元龟·邦计部·赋税一》载："乾元（公元758-760年）以来，属天下用兵，京师百官俸钱减耗，帝即位推恩庶僚，下议公卿，或以税亩有苗者，公私减济，乃分遣宪官税天下地青苗钱，以充百司课料，至是得钱四百九十万贯"。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规定："青苗地头钱，天下每亩率十五

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②　《唐大诏令集》五，《改元天复敕》。

③　《旧唐书·卢杞传》。

①　《旧唐书·卢杞传》。

②　同上。

文"③。青苗钱是额外课征的，本来应征田有青苗者，后来无青苗者也征。有的地方青苗钱赋额相当大，如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虢州（今河南灵宝西）青苗钱竟高至每亩出70　文。后在刺州崔衍的坚持下，德宗才下诏减虢州青苗钱。

其余还有：埭程，官府在水流湍急，船路险阻地段设埭（土堤），用牛或人力助船过渡而向客商征收的税；贯率及口算，对商品交易征收的交易税；邸直，政府所设邸店对客商所征收的住宿费；竹綀场税，地方官自行设场，对某些产品征收的过路税等等。

唐代还有各种名目的杂项收入，如：进奉。唐代各级地方官吏，特别是节度使、观察史、刺史等经常利用各种名义向皇帝进献财物，以邀宠幸，这就叫做"进奉"，或称"羡余"。如玄宗时，户口色役使王鉷岁进钱百余万，供皇帝私用。德宗兴元（公元784年）以后，进奉之风更加盛行，剑南四川观察史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淮南节度使杜亚、宣歙观察使刘赞、镇海节度使王纬等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名为"羡余"①。宪宗时，同样接纳进奉。进奉者及皇帝都认为进奉是额外之财，不会加重百姓负担。但正如李翱所说："今节度观察使之进献，必曰"军府羡余，不取于百姓"。且供军及留州钱各有定额，若非兵士阙数不填及减刻所给，则钱帛非天之所雨也，非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于百姓，将安取之哉？故有作官店以居商贾者，有酿酒而官沽者，其他杂率，巧设名号，是皆夺百姓之利"②。德、宪两朝，节度使及观察使进奉之风，达到高潮。比较突出的人物是宣武节度使韩弘，他初入朝时，就曾"献马三千，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③。其后进献数字愈来愈大，而且带动下面官吏，左右军中尉各献钱万缗。各地官吏以种种名目进奉，"自淮西用兵以来，度支、盐铁及四方争进奉，谓之"助军"；贼平又进奉，谓之"贺礼"；后又进奉，谓之"助赏"；上加尊号又进奉，亦谓之"贺礼""④等等。

率贷。率贷之征始于肃宗时。肃宗即位后（公元756年），面对两京陷没，民物耗弊的残破局面，"遣御史康云间出江淮，陶锐往蜀汉，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资，所有财货畜产或五分纳一，谓之"率贷""①，所收以巨万计。其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按率征税商贾，以充军费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至1000　以上，均须按率征取，致使商旅无利。

和籴。唐初，为了平仰物价，保持物价的稳定，以及供应边疆的军需，政府以相当于时价或略高时价收购农民的剩余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称为和籴。和籴本为出于农民自愿，不带强制性。但是安史之乱后，和籴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变相的赋税，往往根据各户土地面积分派和籴数额，而且它甚于一般赋税。如《新唐书·食货志三》载："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迫蹙鞭③　《旧唐书·食货志上》。

①　《旧唐书·食货志上》。

②　《李文公集》卷九，《疏绝进献》。

③　《资治通鉴·唐纪五七》。

④　《资治通鉴·唐纪五七》。

①　《通典·食货典》。

挞，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白居易在《论和籴状》疏中也说："比来和籴事，。。但令府县散配户人，促立程限，平加征催。苟有稽迟，则被追捉，迫蹙鞭挞，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人。"②和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白著。安史之乱后，人户大量逃亡，唐政府财政收入大受影响，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租庸使元载根据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至上元二年（公元761年）8年来农民的拖欠及逃亡户的租调，约计其大数，派豪吏为县令在未遭战火严重破坏的江淮一带督征。结果，不管是否拖欠租赋，凡民家有粟帛者一律迫索，少则夺取一半，多则十取八九，这就叫"白著"。对不从者以严刑威逼。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州县也无法控制。

折税市草。德宗时，京兆府每年征地税时，附带以秋税折草，每年300万束，以后加征至1000　万束，令百姓自雇车输送入城。然一束之草，连同搬费，约为35　文上下，而度支只给折钱25　文。农民不仅影响春耕，还白白受官府剥削。

总之，自安史之乱后，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广大农村出现了"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局面。加之州县多为藩镇所据，唐政府控制的户口大量减少，府库空竭，于是便利用多种形式对百姓进行残酷压榨，正如《新唐书·食货志一》所说："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节矣。加以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经常之法，荡然尽矣。由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这种种苛捐杂税的聚敛，使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不胜剥削压榨之苦。他们是主要的赋税征课对象，经济力量薄弱，又无权势可以逃避转嫁，倍受税吏催责、勒索、凌辱，不堪忍受，往往"蚕事方兴而输缣，农功未艾而敛谷"；"人小乏则取息利，大乏则鬻田庐。敛获始毕，执契行贷，饥岁室家相弃，乞为奴仆，犹莫之售，或缢死道途"①。大量农民被迫逃亡，统冶者又实行"摊逃"，即将逃户的赋税分摊到未逃户身上，结果引起更多的逃亡，使未逃户负担愈来愈重，形成恶性循环。李渤曾指出："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阌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率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①。杜荀鹤的《山中寡妇》诗真实地反映了唐末苛刻的赋役对人民的残酷剥削，诗说："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砍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②这样的苛敛重征，结果导致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当是必然的了。

②　《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一。

①　《新唐书·食货志二》。

①　《旧唐书·李渤传》。

②　《全唐诗》卷六九二，杜荀鹤：《山中寡妇》。

（二）唐朝后期漕运的衰落和唐王朝的灭亡1。唐后期对漕运干流的疏浚和整理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物资匮乏，人口减少，此后唐中央政权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主要仰给于江淮，因而漕运江淮粮食和物资也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为此唐后期对漕运干流实行了进一步的疏浚和整理。主要工程有：（1）重通汴渠安史之乱使汴渠的疏浚工作中断，结果河、汴之渠，"泽灭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泞，千里洄上，罔水舟行"③，航行极其艰难。为了漕运江淮物资，代宗时转运使刘晏受命疏浚河渠。刘晏"乃自桉行，浮淮、泗，达于汴，入于河。右循砥柱、硖石，观三门遗迹；至河阴、巩、洛，见宇文恺梁公堰，厮河为通济渠，视李杰新堤，尽得其病利"①。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刘晏发动民工，组织兵丁，淘挖以汴渠为重点的渠中淤泥。在修河过程中，他焦心若形，"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②。终于重新疏浚了汴水，恢复了汴渠的运输能力，"自此每岁运米数十万以济关中"③。"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④。

（2）三浚山阳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齐澣开凿新河，改换漕运道路，疏浚山阳渎后，仅22年的时光，到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伊娄河便淤塞，不能通航了。从此江南漕船驶过长江后，须卸货装车，通过陆运将物资运至扬子，再装船北运，极为不便。于是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淮南节度使杜亚"治漕渠，引湖陂，筑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夹堤高印，田因得溉灌。疏启道衢，彻壅通堙，人皆悦赖"⑤，终于再次沟通了江北漕路。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杜亚又"自江都西循蜀冈之右，引陂趋城隅以通漕，溉来陂田"⑥，并于渠口修"爱敬陂水门"以节水势，改变了高邮湖附近"漕渠庳下，不能居水"⑦的现象。此为第一次。

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在高邮湖筑堤为塘，灌田数千顷，又修筑富人、固本二塘，不仅保证了山阳渎水力的充足，又增灌溉万顷之田。此为第二次。

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因"扬州城内官河水浅，遇旱即滞漕船"①，盐铁转运使王播"奏自城南阊门西七里港开河向东，屈曲取禅智寺桥通旧官③　《新唐书·刘晏传》。

①　《新唐书·刘晏传》。

②　《旧唐书·刘晏传》。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新唐书·杜亚传》。

⑥　《新唐书·地理志五》。

⑦　同上。

①　《旧唐书·王播传》。

河，开凿稍深，舟航易济，所开长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钱，当使方圆自备，而漕运不阻。后政赖之"②。此为第三次。

（3）三治江南运河江南运河是东南运河系统中水源最为丰富的一段。它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800　余里。唐后期曾经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治理：第一次，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引西湖水北出杭州余杭门外，入于运河，以丰富水力。在此之前，为防水流走失，已在江南运河南端的钱塘江口建立了一个水闸--长安闸。

第二次，代宗永泰时（公元765-766年）到大历（公元766-779年）

初年浚治练湖，丰富漕河水力。江南运河自常州到丹阳之间的水源主要依靠练湖湖水，而其中陵口以西至七里桥一段是运河水位最浅，航道又极窄的地段，涸水季节水深仅4　尺，根本无法通过漕船。为了保证漕运畅通，代宗时不仅浚治练湖，提高漕河水，而且禁止引湖水灌溉农田。

第三次，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常州刺史孟简于武进（今江苏常州）西40　里开孟渎，"引长江水南注通漕"③；又于无锡南5　里开泰伯渎，"东连蠡湖"④，以济漕运。

（4）别开丹灞水道中宗时，崔湜开凿的勾通丹灞二水的挽道，后来"为夏潦奔豗，数摧压不通"①了。于是德宗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商州刺史李西华在崔湜开凿的基础上，"又别开偏道，以避水潦，从商州西至蓝田，东抵内乡（今河南陕县），七百余里，。。役功十余万，修桥，道起官舍，。。人不留滞，行者为便"②。

（5）两修褒斜道唐后期，藩镇割据，时有阻断大运河的事情发生，江淮物资无法北运，于是唐王朝愈加依重褒斜道输物于关中，同时也更加注重修治褒斜道。较大规模的修治有两次：第一次，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泾原兵变。为了镇压叛军，为官军调集物资，殿中侍御史万俟著受命开金商运道，通过褒斜道漕转粟帛。最后终于平息了这场叛乱。

第二次，宣宗大中（公元847-859年）中，兴元节度使郑涯、封敖，分别"开新路"，"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③。

（6）治理灵渠秦始皇时开凿的灵渠，沟通了长江、珠江两条水系。唐后期，为了加强对岭南和安南地区的统治，曾多次治理灵渠。如敬宗宝历（公元825-827年）初年，"观察使李渤立斗门十八以通渠漕"④，同时"酾浚旧道，鄣泄有②　同上。

③　《新唐书·地理志五》。

④　同上。

①　《新唐书·崔湜传》。

②　《唐会要·道路》。

③　参见《新唐书·封敖传》。

④　《新唐书·地理志七上》。

宣，舟楫利焉"⑤，"自是累加修浚，或谓之埭江"⑥。灵渠的斗门是世界上最早的船闸。以后，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桂州刺史鱼孟威又"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⑦，在李渤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治。

总之，唐后期，尤其到了晚唐，由于藩镇割据，自擅兵赋，大运河日益难以发挥作用，因此丹灞水道、褒斜道等连接江淮、汉中、巴蜀和关中的水道成为代替东南系统运河的重要运道。

2。刘晏对漕运的改革安史之乱后，由于藩镇割据日益加剧，北方税源减少，唐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粮食供给愈来愈倚赖南方的接济。如何把江淮物资运往关中，是唐政府面临的关键问题。代宗广德年间（公元763-764年），身兼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等数职的刘晏，接漕运，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改革。其主要内容有：（1）改"船头"督运为官府自运以前的漕运办法，是由州县富户充"船头"，征民夫当漕役，无偿强迫劳动。这种办法，不仅效率低，而且往往造成大量民夫逃亡。刘晏改为由官府直接管理，力夫也由征役改为招雇，并抽调一些士兵参加运输，实行有偿劳动。这种以雇佣劳动代替强迫劳役的转运改革，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2）实行分段接力运输原先的直达运输法，南船直接驶入黄河、渭水，船体和船工都不适应北河水情，是翻船的重要原因，弊病很多。玄宗时，裴耀卿用分段运输法革除了一些弊端。刘晏在分段运输法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改革。他根据江、汴、河、渭的不同水情，分别造船，分段接运，南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建立交接制度。这样，在不同河道行驶相宜的船只，各段的船工熟悉本段河情，便于正确操作，有利于减少翻船损失，提高运行速度。

（3）改散装为袋装以前漕运粮食均散装载运，沿途损失较大。刘晏实行分段运送，沿途更须经过多次装卸手续，不但会增加损耗，而且也会加大装卸费用。于是他指令"囊米而载以舟"①，把原来散运的粮米，一律改用麻袋或蒲包盛装。如此，不仅便于装卸交接和检点登记，减少运送成本和损失，而且一旦翻船也便于打捞。

（4）改善运输工具和"教漕卒"

刘晏根据江、汴、河、渭水势的不同，在扬子（今江苏仪征东南）建立了10　个造船场，制造大小不同、能适应各种不同水力和具有特殊结构的各类漕船。如以前"繇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刘）晏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扬州遣将部送⑤　《新唐书·李渤传》。

⑥　《读史方舆纪要·广西一》。

⑦　《新唐书·地理志七上》。

①　《新唐书·食货志三》。

至河阴，上三门，号"上门填阙船"，米斗减钱九十"②。可见漕船的改进可以大大降低运费。另外，刘晏还"调巴、蜀、襄、汉麻■竹筱为绹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③。避免了以往时常断索而"扑杀数十人"的惨剧的发生。为了保证安全运输，刘晏还大力训练各种熟习水势和操船技能的船工水手，取得了很大效果，"未十年，人人习河险"④。提高了漕运效率。（5）沿运河设置警卫，以及武装押送漕运为了保障航运安全，代宗曾下《缘汴河置防援诏》，云："如闻自东都至淮泗，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凋残，地阔人稀，多有盗贼。漕运商旅，不免艰虞。"宜委王缙各与本道节度计会商量，夹河两岸，每两驿置防援三百人，给侧近良沃田，令其营种，分界捉搦①。另外，刘晏还把漕船及人员组织起来，并派"部将"负责护航和押送。

（6）创立奖励制度如规定："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②。

经过上述改革，运河恢复了它联系南北的作用，此后每年至少运粮40万石，多时达110　万石；原来一次漕运需八、九个月时间，现在缩短为40天；费用也大为节省，不但由扬州至河阴，斗米运费"减钱九十"，由润州（今江苏镇江）至扬州，"斗米费钱十九"，也"减钱十五"③。其余各段运费也都较大幅度地下降。同时还能"不发丁男，不劳郡县"④，减轻了人民负担，史称"盖古未之有也"⑤。改革后，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保证了京师和关中地区的供给，也大大改善了财政。刘晏的改革创造了封建漕运史上的奇迹，"人以为神"⑥。

3。唐末漕运的衰落和唐王朝的灭亡刘晏对漕运的改革，虽然恢复了运河的漕运作用，但是无论是唐中央政府也好，还是刘晏本人也好，都不能解决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割据称雄的局面。藩镇枭雄经常阻塞运河交通。如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李正己、田悦、梁崇义、李惟岳等藩镇势力反叛，以重兵集于徐州，并派兵驻屯运河的咽喉之地甬桥（今安徽宿县北）和涡口（今安徽怀远县东北），以阻止江淮运船北上。情急之中，德宗争派威望极高的张万福为濠州刺史。张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舡，淄青兵马（李正己踞有淄、青等15　州）倚岸睥睨不敢动，诸道舡维进"①。以后直到李正己死，其部将李洧以徐州归顺朝廷，漕运才重新畅通。但是，这也只能是暂时的，以后运河交通还常被藩镇枭雄切断，致使江淮物资不能大量地输入关中，从而削弱了唐中央政权的经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①　《全唐文》卷四十六，《缘汴河置防援诏》。

②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

③　《新唐书·食货志三》。

④　《旧唐书·食货志上》。

⑤　《旧唐书·食货志上》。

⑥　《新唐书·刘晏传》。

①　《旧唐书·张万富传》。

济基础。这种局面，到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才有所改变。

宪宗即位后，任用裴度、李愬等贤才，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整顿改善漕运。其改善漕运的具体措施有：委派朝廷亲信将领，率重兵驻守运河要冲，保证漕运畅通。徐州南的甬桥及汴州是运河漕运的两个咽喉之地。德宗时，李泌曾建议道："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地属徐州，邻于李纳（李正己之子），刺史高明应年少不习事，若李纳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致！请徙寿、庐、濠都团练使张封建镇徐州，割濠、泗以隶之；复以庐、寿归淮南，则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江、淮安矣"②。于是德宗令张封建代替徐州刺史高明应，任徐、泗、濠节度使，保障甬桥的畅通。同时派刘玄佐镇守汴州。但是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刘玄佐死，汴州发生兵乱，漕运受阻。直到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韩弘为汴州刺史，杀阻挠漕运的郎将刘锷及其党羽300人，漕运才通。宪宗即位后，继续命令张封建、韩弘分别镇守徐州和汴，以保证漕运安全。宪宗曾下诏给韩弘，云："朕以梁宋之地，水陆要冲，运路咽喉，王室藩屏，人疲易散，非卿之惠不能安；师众难和，非卿之威不能戢。今众方悦附，人又知归，镇抚之间，事难暂辍。虽恋双阙，积十年而颇劳，然倚长城，舍一曰而不可"①。可见韩弘镇守汴州保证漕运安全，对唐中央政权的重要作用。另外，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宪宗又令在通济渠要冲，新置宿州（今安徽宿县）城，加强对运河险要地段的管理。

选派干练官员充任转运使。宪宗时，李巽、李鄘、卢坦、王播、柳公绰等都曾主持过漕粮任务。尤以李巽漕粮的年运量最高。《旧唐书·食货志下》云："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刘晏）殁，久不登其数，惟（李）巽秉使三载，无升斗之阙焉。"由于有一班干练之臣主持漕运，因而不仅能保证漕运基本畅通，而且使江淮物资源源输入关中地区，巩固了唐中央的经济基础。如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唐中央政府对淮西割据势力用兵，宪宗派盐铁转运副使程异"乘驿谕江、淮诸道，俾助军"②。程异"尤通万货盈虚，使驰传江淮，裒财用以给军兴，兵得无乏"③。《旧唐书·李翛传》也说："时宿师于野，馈运不集。浙西重镇，号为殷阜，乃以（李）翛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令设法鸠聚财货。淮西用兵，颇赖其赋。"

宪宗在改善漕运的同时，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改革措施，如注意纳谏，改革两税，实行削藩等等，取得了暂短的全国统一的局面，史称"元和中兴"。但是宪宗死后，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汴州发生兵变。不久，徐州也发生兵变，乱兵"至甬桥，遂掠盐铁院缗币及汴路进奉，商旅赀货，率十取七八"①，使漕运至关中的物资大为减少。不仅如此，负责漕运的官吏营私舞弊现象严重，也使漕运事业遭至极大破坏，因此文宗大和（公元827～835年）时，漕运事业走向衰落。其时，"岁漕江，淮米不过四十万石，能至渭河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官舟沉溺者岁七十余支。缘河②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

①　《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与韩弘诏》。

②　《册府元龟·济军》。

③　《新唐书·王播传》。

①　《旧唐书·王智兴传》。

奸吏，大紊刘晏之法"②。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戍守桂林的徐州兵因数年不得更替，在庞勋领导下，发动起义，自湘水入长江，经淮南，返回徐州，控制了徐州，并派兵攻陷了南北要冲都梁城，"据淮口，漕驿路绝"③。使江淮物资不能由运河北运关中，"自淮汴至于河潼之交，百敖皆刳，人无所仰视之者"④。唐中央政府财政陷入极其困窘的境地。

僖宗时，爆发了震撼唐王朝的王仙芝、黄巢大起义，彻底动摇了唐王朝统治的根基。随后，藩镇割据之势更加严重。藩镇之间"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⑤。随着唐王朝政治统治的崩溃，漕运事业彻底弛坏，运河也因失修、失漕而变为污泽。如《资治通鉴》云："汴水自唐末溃决，自甬桥东南，悉为污泽"⑥。《十国春秋》亦云："运路久梗，葭苇埂塞"⑦。《宋史·武行德传》亦载："先是，唐末杨氏据淮甸，自甬桥东南决汴，汇为污泽。"可见唐末东南系统运河已完全破坏。

总之，唐后期政治上的藩镇割据，造成了漕运事业的衰落和崩溃。漕运事业的破坏、运河的断流，阻绝了唐王朝与东南地区的联系，使江淮物资无法北运关中地区，致使唐王朝失去了统治的经济力量，这是唐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元906年，唐末农民起义军降将朱温，废哀帝自立，唐王朝统治终于宣告结束。

②　《旧唐书·裴休传》。

③　《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七》。

④　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二，《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记》。

⑤　《旧唐书·僖宗纪》。

⑥　《资治通鉴·后周纪三》。

⑦　《十国春秋）卷一，《吴太祖世家》。

八、五代十国时期的经济（一）中国古代最后一次大分裂公元907年，朱全忠（即朱温）灭唐，建立梁朝（史称后梁）。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一个大分裂时期。这个大分裂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它的分裂又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形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到盛唐，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当时国际贸易达到空前程度，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旧的土地制度，均田制遭到破坏，庄园制经济发展，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也起了变化。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也都起了变化，因而导致了社会的大分化、大改组、大动荡、大分裂的局面。形成了五代十国分立的形势。

首先，我们来说说当时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变化和矛盾是如何激化的。唐末农民起义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农民起义反映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矛盾的激化，而农民起义又激化了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唐代的地主有三大势力，一为掌握大量土地的皇室贵族；一为士族地主；一为庶族地主。这三种势力在唐末起了根本性变化，庶族势力增长，贵族、士族势力削弱。庶族地主由于经济上的得势在政治上也要求有一席之地，进而争取更大的权力。唐代的朋党之争，王叔文短暂的改革即反映了庶族势力与士族官僚之间的争权。因为庶族出身下层，能反映平民百姓的愿望，所以他们反抗暴政和腐朽的贵族，五代十国的统治者都不是士族地主。比如后梁朱全忠（朱温）出身私塾老师，祖父朱信，父亲朱诚都是塾师。朱温父死后他无以为生，曾为萧县刘家地主作佣工放猪。而后唐李存勖，后晋的石敬瑭，后汉的刘知远都是西夷沙陀人。沙陀是西北少数民族，他们迁居中原，逐渐汉化，当然也不是士族阶层。后周的郭威则是个茶商，其他如十国的南唐徐温是个私盐贩子，吴越国钱镠原是地道的农民。可见，五代十国分裂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阶层力量起了变化的结果。新兴势力兴起，旧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双方必然要斗争、分化、分裂、重新改组、重新结合，然后又走向统一，这就是五代十国所以形成的原因。

其次，我们说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民族关系也起了变化。唐代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周边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关系也有了变化。唐初全国统一，国力强盛，对外关系取得巨大成就。中唐以后，国内动乱，外族乘机侵入，北、西、南三边沦陷，朝廷无力恢复，甚至借外族兵力从事内战，以求取胜自保苟安。如沙陀李克用，黄巢起义时被召入关镇压起义军，起义军战败后，他即据有河东，积极参加割据战争。唐初外族以娶唐公主为荣，不惜竭尽财力充聘礼。中唐以后，以公主屈嫁外族，称"和藩"，需要送礼五百万缗才能嫁出去，汉夷力量对比，由此可边疆少数民族势力增长和入侵是造成分裂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五代的统治者们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异族相勾结，或者本身就是异族，无所谓民族气节可言。如后晋、后汉统治者争相割地给契丹族，自称儿皇帝，把今北京、河北、山西一带燕云16　州拱手送给契丹（辽），自此以后，塞外金、元相继以北京（燕京）为首都直到明朝才收回，前后达400年。在异族支持下，中原自然统一不起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五代十国局面的出现，说明中原地区，尤其是长江、珠江流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了若干个独立的区域，每个区域都有适当的人力、财力、物力供军阀们利用，因而造成了若干分割独立的小国。唐末北方人避难，多是关中人逃到四川，两淮人逃亡江南，因为那里战祸轻微，所以吸引了大批北方人。除了吴越国钱镠是用乡兵（本乡人）之外，其余各国都招募外乡人当兵，他们之中有些人掌权后又大量吸引原来家乡人投奔他，造成南方人口猛增，生产也很快发展起来，如盐、茶、手工业、纺织业都相应发展，十个小国相对比较稳定。分裂便成定局。

上述经济发展的情况只是造成暂时分裂的原因，它同时也蕴含着统一的因素。因为经济发展最终必然要求更大的统一的市场，进而要求政治上的统一。统一是人民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只能是中国历史上短暂的一页。

（二）北方地区经济的破坏五代时，在北方地区战争不断，加之五代的统治者都是大军阀，既无治国之才，又无治国之策，所以北方地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少有发展。被破坏的情况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生产力的直接破坏由于五代时统治者都是方镇军阀，他们为了互争地盘，抢夺政权，就需要维持庞大的军队，以作为争夺权力的工具。但军士都是农民，他们要求的是安居乐业，绝不愿意成为战争的工具，所以军士的逃亡成为重要问题。军阀们为了保持足够数量的军队，就想尽办法，限制兵士逃亡。如梁太祖朱全忠采用黥面，即在士兵脸上刻字的办法，使兵士不敢逃亡，逃亡后也容易被认出。用这办法把大批农民束缚于军中。这个办法各地军阀都先后采用，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征集北方15　岁到70　岁男子当兵"并黥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其臂，文曰：一心事主。"结果当时北京地区农民除少数逃亡者外，都为征用，搞得"闾里为之一空"。又如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在襄阳拦劫商旅，皆黥面，以充军，逼得农民大批逃亡，脱离生产，使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脸上刻字的军士不能返乡，他们便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一是为寇，成为破坏生产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

生产力的破坏，还表现在人民遭到大屠杀。五代时，北方户口大减，原因是统治北方的军阀，尤其是带有游牧人野蛮风气的沙陀军阀，心目中只有战争、屠杀、抡掠、搜括，其余一概不知。每次战争军民死伤无算。朱全忠在黄河南北作战30年，李存勖与梁相争10年，大小战百余次，军民死伤严重。契丹入寇仅相州城就被屠杀死10　余万人。公元948年后汉派郭威率兵灭河中、永兴、风翔三镇，这次战争在五代并不是大战，更不是久战，但打扫战场时已有僧人埋了20　万尸体，还有不少未埋的。按此推算，每次战争都要死伤几十万人。军阀们还以杀人为乐。公元893年，朱全忠在巨野击败米瑄部，俘虏士兵3000　余人。恰巧这时狂风大作，朱全忠兽性大发，竟说这是杀人不足的原因，下令将3000　士兵全部杀死。朱全忠之侄朱友宁攻博昌县不下，俘民众10　余万，合人畜木石筑工事，"冤枉之声，闻数十里"。后来城攻破尽屠邑人，清河为之不流，真是惨绝人寰的大凶杀。生产力被破坏的程度可见一斑。战争不但杀人而且毁坏田产，使生产无法进行。朱全忠进攻东方四镇，"人丧十六七"，"人不得耕织，民为俘者十五六"。

除了战争凶杀外，还有残酷的刑罚。石敬瑭是五代最凶恶的皇帝，他制定法律，凡偷盗一钱以上，一律处死；盗本家及四邻一概处死；男女不论强奸通奸一概处死。官吏杀人愈多奖赏愈厚。山东郓城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尽平阴县17　个村居民。卫州刺史叶仁鲁捕盗，恰巧十几个村民协助捕盗，也被捉去斩断脚筋，陈列示众。中书侍郎苏蓬吉，奉石敬瑭之令清理囚犯，苏逢吉不问是非一律问斩。有一次太白星白天出现，人民仰观，都指挥使史宏肇对观看的人，一律腰斩。以上例子说明五代时统治者杀害人民破坏生产力之罪恶是多么深重。

2。统治者对人民的掠夺加重五代的统治者都是出身流氓兵痞，一旦掌权，横征暴敛，不一而足。后唐庄宗和其妻刘皇后是最大的两个搜刮民财的民贼。为了搜刮民财，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六亲不认。皇后刘氏本魏州成安人，出身甚微，五、六岁时为李克用所得，归晋阳宫，为太后侍者，教吹笙。长成后，"姿色绝众，声伎其所长"，赐于庄宗为侍妾，后庄宗为帝，她为皇后，其父曾来认亲，她耻为穷人女，把亲生父亲在宫门前痛打一顿，赶了出去。进洛阳后，却硬认洛阳首富张全义为父。张全义为保住富贵，献了大批财富认了女儿，以后又时常贡献，保住了荣华富贵。这位皇后可说是"有钱便是父"。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呢？她贪婪极甚，早在魏州时就令人"设法稗贩"，作生意，所得以皇后为名。正位后凡贡奉先入后宫。皇后皇帝争相。。财，听信宦官主意，分天下财富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外府（库），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经费一部分为内府，方镇贡献者入内府专供皇帝、皇后作为游乐之用，于是"外府常虚竭而无余，而内府山积。"庄宗荒淫而荒唐，他用人只用两部分人，一是庄宗喜欢唱戏，用大批唱戏艺人为大臣，如艺人杨婆儿为郡守刺史，伶人周迎恃宠怙势能依势推荐人任郡守。一是庄宗喜欢贪官，贪官能为其敛财，用孔谦为租庸使，剥削极繁重，税目繁多。公元929年，户部奏疏中列举的税项有粮食（大小麦、■麦、豌豆等）、正税匹帛钱、鞋钱、地头钱、榷曲钱、蚕盐钱，诸色折科①。除此外还加征秆草每束一文，绢、絁、布、绫、罗、每疋十二文，鞋每双一文，现钱每贯七文、丝、绵、、线、麻每十两加耗半两，粮食每石加耗二斗（称为雀鼠耗）。除了加征以外，中央库还分列加征现钱每贯二文，丝棉等每百两加一两，秆草每二十束加一束，后汉时改为雀鼠耗再加二斗。甚至牛皮也是一种税，周太祖规定每十顷田税为一张牛皮。周以前，牛皮要全数卖给官府，后汉时民间私藏牛皮一寸处死刑。苛捐杂税扰民最厉害的要算盐、曲两项。生产盐每斗折纳白米一斗五升。盐要官卖，按户配食，按田多少纳盐税，一亩五文，民间交纳盐税却往往分不到盐，即使分配到盐，也往往质量恶劣，内含土质，不能食用，于是贩私盐的日多（十国皇帝中不少是私盐贩子出身）。朝廷为了禁止私自贩盐，就施严刑峻法，滥行杀戮。后梁、后唐规定私贩盐一两至一斤者，买卖双方各打60　杖；一斤至三斤者，各杖70；10　斤以上处死。曲就是酒，酒也是专卖。后唐孔循因为人报洛阳一家私造酒，而枉杀其全家。五代时，政策多变，忽而这个专卖，忽而那个民间不许买，更易无常，扰民极甚。农民纳税本来极重，而纳税又有"折纳"、"■配"等名目，即以实物折钱，而辗转相折，实际征收就多出数倍。再加上货币混乱，好钱多被富豪之家贮存，钱币流通量减少，形成钱贵物贱的畸形现象。农民贱卖所有来纳税，其结果是凶年固不免死亡，丰年亦难免流离失所。户口流亡，田园荒芜，日甚一日。

为了敛财，各级官吏层层剥削，大小官职都要对皇帝纳"尚书省礼钱"。太师、太尉纳40　千，太傅、太保纳30　千，司徒、司空纳20　千，仆射、尚书纳15　千，员外、郎中纳10　千。藩镇见皇帝要送特重的礼，称为"买宴钱"。除送礼外，官员还要自出办公费。宰相出光省钱（宰相出钱为300　千，潘镇带平章事号者纳500　千），御史出光台钱，国子监生也要出束修钱2　千，及第后再出1　千。这是交给皇帝的。此外，小官还要送给大官，最后当然都要百姓出。五代时对下级官不重视，县官多是由大官府中最无用、昏庸不堪的杂役充当。县官被作为玩笑的材料。这些人来管理百姓，百姓多么悲惨，可

①　参见《五代会要》卷二十五《租税》。

想而知。

3。人为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本是常事，在政治较好的时候，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强，灾害后果可以减轻一些。五代时，政治最黑暗，自然灾害就更加重了人民痛苦。但更有甚者就是人造自然灾害。据《通鉴纲目》记载，黄河决口历史上有16次，五代竟占九次。据五代史五行志残缺不全的记载，自公元910年至953年，43年中黄河决口及其他水灾多至24　次，其中有的竟是统治者故意制造的，如梁、唐对垒，朱全忠为了用黄河水阻止李存勖进攻，前后掘黄河三次决口。公元896年，黄河水涨，河南滑县危机，朱全忠命人决河堤，分道为二，夹滑州城东流，散漫千里，"为害弥甚"。

公元918年，后梁将谢彦章为阻止李存勖进攻，在杨柳城决黄河堤，大水弥漫，山东、河南曹、濮两州被大水淹没，损失惨重。

公元923年，（后唐同光元年）后梁灭亡前夕，梁将段凝在酸枣（河南延津县）决河堤，曹、濮两州之间及汶阳大水弥漫。后梁企图用黄河灭敌，结果敌未灭而把自己灭掉了。《资治通鉴》记载，黄河自杨柳至博州百二十里，连年东溃，分成二支，汇成大泽，涨数百里，又向东北决右堤而出，淹齐、捸、淄诸州一直到海，漂没民田庐不可数计，流民采菰稗，捕鱼以自给食。

公元924年（后唐同光二年），发、汴、渭兵士修酸枣堤，修而复坏。

公元932年（后唐长兴三年）诸州大水，宋、亳、颖诸州尤甚。

公元941年（后晋天福六年）黄河决堤于滑、邢，兖州、濮州皆为水淹，河水宽七十里，水势又南流入沓河及扬州河。

公元943、944年（后晋开运三年四年）黄河多次决口，流入营州、单州、濮州、郓州等地，环梁山合于汶、济，由此形成梁山泊（泺）。黄河不断在人为破坏下决口，使山东、河南、安徽、两淮等地广大地区被淹没，中原地区整个经济受到严重破坏。除了水灾以外还有其他灾害，如旱灾、虫灾、风灾等。公元943年（晋出帝天福18年）春夏有旱灾，秋冬有水灾，还有蝗灾。遇蝗灾时，蝗虫大起，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晋出帝反而因国用不足下令搜括民间谷物，逼民献谷，百姓饿死数十万人，流亡更不可数计。恒、定等州灾情尤其严重，朝廷知道搜括也无用，下令停止。但顺国节度使（治恒州）杜威却奏请照样搜括，结果他搜括了100　万斛谷物，送给朝廷30　万斛，其余70　万斛全部为杜威私自占有。他又加征30　万斛凑够100　万斛，第二年春高价卖给老百姓，得钱200　万缗。他个人横征暴敛得钱200　万缗，老百姓却饿死者不计其数。

4。钱滥税苛，商旅困扰，正常贸易停顿，生产严重停滞处于大分裂、大割据下的中国，各地关卡林立，任意截掠商旅，贸易无法正常进行。而货币滥恶，商税苛繁，则尤为商旅之患。

钱币之滥表现在经济严重萧条，钱币数量少而质量差，唐末以来，官定以80　文为一"陌"（百），不用足陌（100　文为足陌），因为钱币缺。五代时，80　文也顶不了一陌。造成钱币危机的原因有三，一是富户奸商屯积铜钱，销熔以铸器物，高价出售，牟取暴利。二是南方各地铅、锡钱、铁钱源源不断流入中原，无法扼制。三是偷铸货币有利可图，人们趋之若鹜，禁止不了。真货币越来越少，假货币越来越多，禁令等于空文。农民手中无钱，备受盘剥，受害最深，因为国家收税要现钱，用粮折钱要打折扣。经济萎缩造成货币短缺，质量恶滥，而货币少，质量劣又加重了经济萎缩。

钱币滥恶，固然影响商业发展，而各地关卡林立，商税苛杂，甚至掠夺货物，杀害商旅，为患更甚。梁建国前，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派人押茶计万斤到河南汴京贸易，朱全忠尽夺其茶。割剧一方的藩镇的茶叶尚被掠夺，何况平民百姓？后梁、后唐为了多敛商人钱财，不仅多设关卡，而且故意阻塞道路。后唐同光年间，孔谦（租庸使）奏称，现在商人为了逃避商税，多不走大路而走小路，一方面要严加捉拿，另一方面要阻塞小路、山谷，让他不能通行。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不仅阻碍商业发展，而且阻挡过往百姓。公元926年（天成之年）皇帝的诏书中也承认，自湖南至汴京茶叶要纳六、七次税，以至商旅不通。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皇室贵族却乘机发财。后唐李嗣昭妻杨氏"善积聚"，设法贩卖，家财百万。庄宗的刘皇后"好兴利聚财"尤其著名。她们不仅不纳税，而且凭特权强买强卖，使买卖成为一种强制掠夺的手段。

五代时期北方经济的破坏后果是很严重的。它使北方各国没有实力对抗异族侵入。自五代以后，中国北方门户大开，先是辽、金、元，后又有清长期统治近千年，其中只有明是汉族统治，但也常被外族欺扰，甚至皇帝也被俘去。经过长期共同生息，汉族与少数民族反而融和成一体，造成今后永久统一的基础。

（三）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国古代从八世纪开始，经济中心即逐渐南移。隋、唐时，朝廷的财政已经主要依靠南方，所以才有隋炀帝修运河之举。唐末农民起义和藩镇之乱，波及南方，也曾出现短期混乱局面，但很快即被少数政治集团割据成九个小国，造成地区性局部统一。这些小国建立后，大多推行保境安民之策，造成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因而使南方能在北方战乱频仍时，出现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情况。

1。南方经济恢复和发展概况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力的增长唐末五代长期战乱，加上异族入侵，北方人民大批南迁，有隋黄巢起义军南下留居各地的，有避秦宗权等游寇杀掠而逃亡南方的，有避契丹入侵铁骑蹂躏而逃亡南方的，他们分别迁到江浙、闽粤、蜀、楚等地，而闽、粤增加劳动力最多，那时起南方人口一直高过北方。据《旧五代史》不完全记载，南方人口远远多于北方。情况如下：年代（公元）　地　区州县数户　数958年南唐淮南地区洲14　县60 226574963年荆　南州3　县17 142300963年湖　南州14　县66 97388965年后　蜀州46　县240 534039971年南　汉州60　县214 170263975年南　唐州17　县108 655065978年漳　泉州2　县14 151918978年吴　越州14　县86 550680合　计2528145　户宋人记载，宋初南方诸国未入宋时，宋户数只有967，353，宋太祖平定南方后户数增加到3，574，257。就是说南方户数占全国户数的70％，南方户口增加当然不全是北方移民，更主要的还是南方经济发展，生活稳定，人口才能迅速增加。人口增加一方面增加了劳动力，可以促进生产发展；另一方面，也只有生产发展，才能养活较多的人口。

（2）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中国古代，农业生产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外部条件即水肥等；一是内部条件，即人的积极性。是否具备这两个条件，就要依靠正确的政策。南方诸国建国后，都重视水利建设，吴和南唐曾于楚州境内修筑白水塘溉田，又修寿州安丰塘，可灌田万顷。楚于潭州东20　里筑堤储水，号称龟塘，可溉田万顷。又在衡州西修百亩大堰，于辰州西北凿莲花塘以灌农田。闽王王审知在位时，"大浚侯官（福州）西湖，广至40　里，灌溉农田无数"。"又于长乐县建海堤，置斗门十，以御海潮，旱则积水，涝则排水，堤旁尽成良田，连江县东湖方园20　里，溉田43　余顷"①。前蜀邛州节度使张琳，在盾州修通

①　《福建通志》卷三十三。

济堰，灌田一万五千顷。后蜀山南节度使武漳，修水利灌田千顷，人受其利。就是地处一隅的荆南小国，也在监利县南修堤防水患，又自安运镇北禄麻山南至汶步渊，筑130　里堤，以障襄汉之水。南方诸国兴修水利，最为有名的是修钱塘江堰的吴越王钱镠，钱镠对水利有创造性的发明，他用铁幢、竹笼等建成坚固的塘基，然后再筑成海塘。这项工程至今仍然使用，成为我国工程学上的优秀遗产。钱镠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就是设置长年专职维修水利的队伍名叫撩浅军。《十国春秋》载，"置都水营以主水利，以主水事，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他还兴修绍兴鉴湖、杭州西湖、武义县长安堰、鄞县东钱湖等。对江南农田水利建功甚巨。水利事业发展促进了农业发展，宋代政治家范仲淹是苏州人，他曾对当时水利情况作过如下描写："江南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民有利。"可见，当时兴修水利对农业发展，确实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除了兴修水利外，要发展农业生产就须推行正确的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正确的政策主要是减少农民负担。南方诸国都很重视这一点。吴国占据江淮地区，杨行密既定江淮，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租税，"其田上上者，每顷税二贯一百文；中等田一顷税一贯八百；下等田一顷税一贯五百文。且可折合交绢、绵、。当时绢、、绵便宜，有人说这样不合算，皇帝却认为这是弃小利而致大利，排除众议，毅然推行，推动了江淮之间的农桑发展。吴国农业发展，政府仓库"金帛委积"。杨行密大将秦裴，在武昌推行便民政策，七年当中"积军储20　万"。陶雅在池州推行这个政策，老百姓拥戴他，生儿子多起名叫陶。

南唐继承吴国事业，南唐主李升（原名徐知诰，称帝后改姓李）"御众以宽，约身以俭"，减轻农民负担，取消逋租，并且接受谋士宋齐丘建议，租税不收钱改收谷帛，于是江淮间桑柘满野，国以富强。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还实行屯田政策，军队、政府都召徕农民为其佃作。南唐初年，十分富足，所以才有可能东灭福建闽国，西攻湖南楚国，占地30　余州，广数千里，在分裂的诸小国中最富强。

吴越国，钱镠子孙嗣位者都按照钱镠的政策，减免赋税，奖励开荒种田，荒地开垦免征，"由是境内无弃田"。为了取信于民，对诸加税的人"命杖之国门，民皆大悦"。《十国春秋》称吴越时开垦田土，修理水利，米一石不过数十文。

闽、楚两国政治最为腐败，所以最后为南唐所灭。但这两国最初一段时期中，农业仍有很大发展。闽（福建）在唐亡之际，收容了大批北方逃亡的劳动力。王潮"甫得泉州，便招怀流散，均赋缮兵"①。既定全闽又"还流亡，定租税，遣吏巡州县，劝课农桑"。王审知继兄位后，也执行休养生息政策，让农民安居乐业，从事生产。因为"轻徭薄敛，与民休息"形成了"三十年间，一境宴然"，"公私富实，境内以安"的局面。

楚国据湖南，国王马殷用高郁为谋主。因为湖南人不善耘桑养蚕，就采用以帛代钱的办法"未几，民间机杼大盛"，养蚕织帛成风。楚大宗生产是

①　《十国春秋》。

茶叶，马殷奖励种茶，种甘蔗，后来楚的旧将周行逢代马姓为王统治湖南之地，他也能"躬履俭约，以率群工"。他的女婿来见他求官作，周给以耒耜（种地工具）叫他回去种地，这在封建社会是十分难得的。

前蜀、后蜀占有四川富庶之地，农业生产很发达。王建称帝时即下诏劝农，所以史书上说"惠绥黎庶，劝课农桑，轻省徭赋。。前视刘备，可以无愧"②。因为农业发展，所以蜀国财政收入增加，"仓禀充溢"。后蜀孟昶即位后，仍然采用劝农政策，奖励农业生产，"国内富安，百姓富庶，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史载当时成都城市繁荣"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颂，合筵社会，昼夜相接"。成都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如锦绣，昶（孟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四川经济繁荣可见一斑。

（3）手工业的发展五代十国时南方的纺织、制茶、制盐、冶炼、陶瓷手工业都有很大进步。纺织业。吴国素来以丝织品著名，吴国为奖励发展丝织业，又规定以丝织品代钱币纳税，这一措施大大刺激了丝织业的发展。当时南唐宫人创造了一种号称"天水碧"的绿色染色技术，建康（南京）城内染肆之榜多题为"天水碧"，于是"天水碧"成了盛行一时的招牌。可见随着丝织业的发展，染织业也发展了起来。丝织和染织业的发展，都和官方政策鼓励分不开。南唐李升诏书规定，"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50　匹，丁垦田八十■者赐钱二万，皆五年不收租税"。

吴越也是绫罗绸缎的产区，吴越丝织品质量精美，有许多著名产品。吴越向中原王朝进贡的纺织品有"越绫"、"吴绫"、盘龙凤锦织成红罗殻■、袄衫缎，"锦绮五百连"，吴越异纹绫，金条纱等名目。当时，杭州城内丝织工人很多，有一次徐绾发动叛乱，因徐绾是润州人，当时丝织工人也多是润州人。钱镠长子钱元瑛，怕工人响应徐绾，便宣布工人放假一天不上工，可见当时工人之多及其力量的强大。

蜀中自古是织锦盛地，成都素称锦官城。每年三月蜀中有蚕市，市面极为繁荣。前蜀后主王衍，结彩楼山，用缯彩数万段。又作锦障，从宫内伸至街市。每年秋天，成都四十里尽铺锦绣，这也反映了蜀锦的生产繁荣。

湖南的丝麻也很出名，如潭州产丝布、葛布、纻布，道州彬州产白纻布，永州产细葛，沣州产龟甲绫、五纹绫、纻练纱、光明纱等。楚国王马希范造宫殿，"地上铺角簟（春夏用）（竹制），秋冬用木棉（绵布）。当时，棉布是一种奢侈品。

闽国的丝、棉、麻织品也很发展。从其贡品中即可见一斑。

制茶业，是南方主要产品。唐代时茶叶即大量出口日本、朝鲜、大食等国。五代时产茶和制茶技术都有很大发展。

江淮素为主要产茶区。杨行密建吴国，以用度不足而作茶叶生意，换取民间布帛。而杨行密与朱全忠交恶，导火线也是因为杨行密派人到汴京贩卖茶万斤，被朱全忠抢夺。江淮茶以阳羡茶为珍品。公元946年（南唐保大四年）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廷腊茶之贡，始罢阳羡茶。这种茶用茶的乳汁作片，也可以作妇女化妆修饰之用。据史记载"南唐进建阳茶油花子，大小形制各别，宫嫔缕金于面，皆淡妆以花饼施额上，时号北苑妆"。其花色、②　《蜀梼抚》卷上。

香味可以想见。建州属福建，反映了福建茶在质量上超过了江淮。当时茶叶制造规模宏大，南唐境内官焙（茶）38　处，官私制茶场共1336　处之多。其规模之大和产量之多可想而知。

吴越国（今浙江）也是产茶区，其向中原王朝进贡的贡品中，有"茶27，000　斤"，"大茶，脂沅茶24，000　斤"，"茶25，000　斤，脂沅茶34，000斤"等记载。而通过贸易销于中原的茶当十倍数十倍于此数。

前后蜀也盛产茶叶。公元903年，唐昭宗从风翔回长安，唐廷财力困难，占据四川的王建就曾贡茶布等10　万以解其急，可见茶叶在四川已是财富的重要部份。蜀中当时茶园甚多，规模也很大。

湖南的楚国茶的产量也很大，每年向中原王朝进贡就有25　万斤。"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

钢铁金属冶炼加工。南方九国矿藏开发也有发展，吴国（后南唐）有铜、铁、铅矿，宣州盛产铜铁，所开采的大冶矿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大冶矿开采于公元955年，到现在已开采一千多年，此外，兴国的铜、铁、银，潭州的丹砂（水银）都有一定产量。楚国马希范用丹砂涂壁"凡用数十万斤"，丹砂就是"汞"，水银的原料，衡州、邵州、永州、彬州皆产朱砂（丹砂），衡州，永州皆产水银。邵州还产银，辰州则产铜。南汉国也产金银。国王刘建昭阳殿，"用金为仰阳，银为地面"。刘鋹建万政殿"饰一柱凡用银三千两，以银为殿衣"。说明这些国王的奢侈，也说明当时的金银已有相当的产量。南方诸国献出的贡品中，也有金银，如吴越贡品有"金器500　两"、"白金一万两、铤银5000　两"。闽国的贡品中有白金4000　两，等记载。制盐业。吴国据江淮，以盐茶为主要财源。吴定民田赋，每正苗一斛，加收三斗，官给盐一升，谓之"盐米"。蜀国四川的井盐也是重要财政来源。陵州（今四川仁寿）"岁炼八十万斤"是产量较多的。后周曾一度报废，后又恢复。

制瓷业。以越窑（绍兴）、西山窑（温州）、岳州窑（湖南湘阴）、潮州窑（广东潮州埠韩山）、琉璃厂窑（四川华阳）五处和江西景德镇胜梅窑为最。

造纸和印刷业。杭州、衡州、宣州、益州等地，从唐以来就是造纸业发达的地方。当时广州特别生产一种谷纸，北方人称为谷桑，是用桑皮造的桑皮纸（今叫牛皮纸）。造纸业引起了印刷业发展，五代时，冯道印九经就是用木板印刷。

造船方面。吴越、南唐、南汉都很发达。只要看当时打仗用的战舰之多，就可证明造船技术已发展。南唐与后周作战，用军舰数百艘。南汉与楚国交战，俘虏战舰百艘。史籍记载，当时钱塘江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可见船舶之多。当时广州能生产一种不用铁钉的船，非常结实。

其他手工艺如漆器、刺绣等，也有很大发展。

（4）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由于南方手工业发达，所以商业也随之发展。由于商业获利巨大，有些官僚便自己经商。吴国徐知谔为润州团练使，"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吴越都城杭州，当时"骈■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成为东南的大都会。吴越不但由海路通青州（今山东）与中原贸易，而且东至新罗（朝鲜）、日本，西至占城、大食（今印度伊朗一带），都有商船往来。

闽国主要从事海外贸易。王氏占据福建后，修福州城，为了发展海上贸易，又修复甘棠港。唐代已成海外贸易主要港口的泉州，这时更为繁荣。王审知的侄子王延彬，在泉州50年，以善于招徕海南商贾，智取宝货，时人称为"招宝郎"。商业发达，商人就要掌权，商人察仲兴官为牙将，并向周世宗提出"设邸"通商。

广东南汉国商业更发达。南汉国王刘隐的祖父就是商人，"因商贾南海"才家住广州。所以，他鼓励经商，而且各地商人到广东后，都受到南汉皇室礼遇。岭北商人至南海者，也"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宝之富"①。楚国在湖南，主要是经营茶叶，派人于襄、唐、郢等州直到开封等地，设专门机构经营茶业买卖，获利十倍。又从高郁建议铸铅钱，以十个当铜钱一个，流行境内，商人出境即不能使用，只好换成货物带走。这样，以境内货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马氏朝廷重视商人，"富商大贾，位在列位"，成为大官。可见商人的地位很高。

荆南小国，财政收入大部分靠商业税。从东边的吴国到西边蜀国，对来往商旅一方面要收税，一方面还要进行抢掠。他们对周围国家都称臣，靠赏赐；同时也打劫各国过境使节，故人称国王为"高赖子"。五代最后一个皇帝周世宗柴荣，就曾在荆南经商。可见当时商业之盛。

前后蜀的商业当时也很发达。王建在成都建三月蚕市，当时人称"货易毕集，阛阓填委，蜀人称其繁盛"。盐也是商业的大宗商品。孟知祥在汉州设置场院，重征盐税，每年可得7　万缗。蜀国的皇室贵族也经商，如徐太后、徐太妃都在通都大邑起店以夺民利。

当是，南方贸易比北方发达。而发达的商贸活动客观上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市场，废除封建割据对商品贸易的阻碍。所以，当宋朝统一全国的行动开始后，南方诸国基本上并未抵抗（南唐例外），这也是顺应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2。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南方诸国统治者都经历过唐末农民起义的洗礼，他们都体验了人民力量的伟大。如闽国的王审知原来就是农民，参加过黄巢起义军。吴国的杨行密也是农民，后曾"以盗见获"。蜀国王建"世为饼师"，卖大饼出身。南唐李升"世本微贱，又流落而死"；死在何处都不知道。楚国与殷则"少为木工"。这些人出身下层，"知人疾苦"，一旦掌权，自然会减少一些剥削，减轻一些农民负担。另外，这些人掌权还得到新兴地主商人的支持。他们从自己利益出发，要求建立安定的地方环境和对商业发展有利的条件。这些因素决定了南方统治者能执行安民、便民、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

其次，五代时南中国战乱比较少，战争破坏就相对少。当时，北方和中原一带连年战争，无日不战。除了战争还有人为灾害，如后梁挖黄河三次，使北方人民大量向南逃亡，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南方统治者也深知战争之危害，如南唐李升"少长军旅"，当士兵出身，深知打仗的危害。他说"兵之为民害深矣"①，这是切身体会之言。所以，南汉约他出兵灭楚，他就不干。因此，他的大臣冯延巳笑他是"田舍翁"，就是说他是乡巴

①　《新五代史·南汉世家》。

①　《资治通鉴·后晋纪三》。

佬，没有大志。这些情况，客观上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再次，南方经济的发展，是在隋唐时为南方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朝白居易在杭州修浚西湖，溉田千顷。王昕在升州句容县修复绛岩湖，溉田万顷。孟简在常州修浚孟渎，溉田四千顷等。都对当时和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至于修江南运河便利交通，发展城市，利于贸易等，也都有利南方经济发展。所以，五代十国经济的发展和前一代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3。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局限和向统一发展的必然性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有些发展，但并不证明像有些人认为的，分割有利于竞争，竞争促进了经济发展。实际上正是由于分割成小块区域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才盼望全国统一，而且很快地就出现了全国大统一的局面。

南方经济当时虽然有发展，但分裂阻碍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情况却随处可见。一是分割局面造成关卡林立，工商税收苛繁。如前所述，有的为了收商旅税不惜堵塞道路，甚至官方派兵抢劫客商，如朱全忠因为扣押吴国的茶叶引起两国交战。荆南"高赖子"（无赖汉之谓）更是靠抢掠为业，对建立正常经济秩序起着破坏作用。

二是南方诸小国都自立为王，其后继者，多是荒淫昏君，只知横征暴敛，过穷奢极欲的生活。如前蜀王衍荒淫昏騃，喜欢踢球，天天踢球为戏，四周设活动绵幛，一路踢去，从官中踢到街市，他在绵幛中也不知道。后蜀孟昶更荒唐，尿壶都装上珠宝。南汉皇帝非常残忍，以杀人为戏，每见杀人，喜不自胜，颐（两颊）抖动，口流涎，作食肉状。这些祸国殃民的统治者，怎能有利于经济发展？实际上，在他们的横征暴敛、残酷的剥削下，人民生活更加恶化。据史载当时吴越人民"多裸行，或以篾竹系腰"①。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好好生产，所以五代时南方经济的发展只是相对北方而言。总起来说还是限制、阻碍了生产发展的。因此，分割的状态从政治上加强了封建经济自给自足状态，妨碍了经济交流。同时，剥削严重也妨碍了财富的积累和再生产，这是南方经济发展的局限性，也是在客观上促使人民要求统一，争取统一的根本原因。全国统一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①　《资治通鉴·后晋纪四》。

（四）契丹南侵对中原经济的影响及后周二主恢复经济的措施契丹（辽）本是在我国东北辽河流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当时，尚处在氏族社会（原始社会）。契丹分八部，每部有酋长（大人），每三年选一"大人"为八部领导。唐末，耶律（姓）阿保机被选为八部长。当时，中原战乱，汉人多逃亡契丹。阿保机乘机寇边，攻陷城邑，抢夺财物，俘虏汉民，势力渐强。阿保机为长九年，恃强不肯接受新的选举后受七部大人责难，被迫交权，不久后又用计尽杀诸部大人，从此不再受代，逐步向建立统一的政权过渡。阿保机俘虏汉民后，曾建了不少汉城（今河北承德即其一），这些汉城产盐、铁，土地宜耕作，阿保机用幽州安次人（河北安次县）韩延徽为谋主（参谋），兴农垦，定配偶，通商贾，铸钱币，筑城郭街市，造契丹文字，用汉人治汉人，势力日盛。终于由氏族社会一下子飞跃到封建社会。阿保机杀尽其它契丹部落大人，并吞其部落后，北攻女真（金），西取突厥；力强土广，有兵三十万，滋长了南侵中原的野心。公元917年他发兵围攻幽州（今北京），被李存勖击败。公元926年（辽天显元年）阿保机死，二子耶律德光即位。此后，契丹贵族集团对中国的武装侵略越来越猖狂。公元926年，李存勖死，其子即位，是为明宗。明宗曾向契丹求和，阿保机留后唐使者，要挟说"若与我大河（黄河）以北，吾不复南侵矣！"遭拒绝后又说，"得真定、幽州亦可"。当时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想篡夺后唐政权，勾结契丹，许割燕云16　州于契丹，并约为"父子之国"，石敬瑭自称"儿皇帝"。契丹允诺，立石敬瑭为"儿皇帝"，得今河北、山西等广大地区和石敬瑭的大批贡物，但其侵略野心并不满足，仍以北京为中心不断南侵，妄图统治整个中国。

契丹南侵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对中国北方及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据《旧五代史》记载，当时，北方的经济情况是：公元942年（天福七年）七月，十七个州郡有蝗虫；八月，河中、河东、河西、徐、晋、商、汝等州蝗虫为灾。

公元943年（天福八年）河南府上言，逃户凡5387　户，饿死者兼之、时州郡蝗、旱，百姓逃亡，饿死者千万计；河中逃户凡7759　户，时天下饥，人多饿殍；四月，河南，河北，关西诸州旱蝗；五月，贝州奏逃户3700　户；开封府奏，飞蝗大下，遍满山野，草苗木叶，食之皆尽，人多饿死；六月，陕州奏蝗飞入界，伤食五稼及竹木之叶，逃户凡8100　户；六月辛未，遣内外臣僚二十八，分往诸道借粟麦。。民间碓硙泯封之隐其数者，皆毙之，由是人不聊生，物情胥怨；九月，州邵27　皆有蝗虫之灾，饿死103；冬，河南大饥，饿死26000　余口；从这些不完全的记载也可以看到，当时灾情严重，民不聊生，十室九空，军粮无着落。造成这样悲惨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契丹族的频繁入侵。

后晋、后汉时，中原经济的破坏达到极点。五代十国时期也是最混乱的一个时期。北方是契丹入侵，南方是闽楚战乱。但是，物极必反，此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南北方的社会经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公元950年，郭威建立后周，年号广顺，仍都汴梁。郭威出身下层，家境贫寒，自幼当兵，是我国历史第一个黥面（脸上刻字）的天子。他当政后，力图恢复经济，积极改革。其继位者柴荣是茶商出身，善于计算，懂得经济。继续坚持改革，实行了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果。1。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后周太祖即位后，为了恢复生产，他首先奉行节约政策，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他说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①，他把宫内珠宝玉器以及金银缕装床几，饮食之具等数十体，当众砸碎于廷殿，下诏凡过去进贡之宫中衣服、用具、酒，海味、麝香、羚羊角、熊胆、獭肝等百余种，禁止再贡。

其次，整顿庄田，奖励耕种，平均赋役。公元953年（广顺三年），下诏将天下官田万计，全部分给佃户，永远归其私有。并将牛犊等牲畜分给农民，永不收回。还免去租税。佃户拿到官方发给的田产证后"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一年余竟增加新户口三万余。

五代时，扰民弊病之一是耕牛收牛租。后周免去牛租，使农民养牛有了积极性，而耕牛增多，才利于耕种。

后周世宗柴荣，也是政治头脑清晰的皇帝。他大力招集流亡农民，奖励开荒。当时因为契丹南侵，农民逃亡甚多，土地荒芜无人耕种。世宗奖励耕种，田主不在，便招人耕种，三年内户主回来，交还产量的一半；五年内交1／3，过五年后再不回归，土地就归耕种者所有。北方农民被契丹俘虏去者，其田地五年内交还2／3，十年交还1／2，15年内还1／3。这些政策对被契丹俘去的农民予优待，正符合人民愿望，也鼓励了他们抗拒契丹入侵的意志。对人民收取赋税的办法，采取均定赋的政策，即针对当时社会上豪富之家不纳税或少纳税的现象制定的。世宗在诏书中盛赞唐元稹"均田图"，派艾颖等34人至诸州检查民租，总计检到2309813　户，定垦田1085834　顷（淮南郡县不在此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刺激了生产积极性。后周均田赋，打击了豪门大户，如后汉宰相窦贞固，入周任司徒，致仕洛阳，"府县以民视之，课税皆不免"，曲阜孔子后代亦不假借"遣使均田，遂抑为编户"。周世宗还采取了其它几项便民措施：一是规定纳税有固定时间，不能随便随时征收，规定每年夏税6月1日起征，秋税10月1日起征。二是贩卖牲畜所经过的路上不可设关卡收税，只收一次税。三是限制寺院，因为寺院僧尼都不事生产，当然也不交税，所以"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他下令减少寺院，仅保留寺院2694　所，僧尼61300人，废寺院30336　座。化消费人口为生产人口，对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四是提倡植林，规定上户每年种树百株，依户等递减。这些措施对农民生产起了很好作用。2。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后周建国不足10年，而兴修水利，治理黄河，疏通漕运却成绩斐然。

当时，黄河决口是一大患。后梁朱全忠为防御李存勖的进攻，挖开黄河大堤三次，致使河南、山东水灾严重，百姓流离失所，"河自杨刘至于博州百二十里，连年东溃，分为二派，汇为大泽，弥漫数百里，又东北，坏左堤而出，灌齐、棣、淄诸州，至于海涯，淹没民田庐，不可胜计，流民采菰稗，

①　《资治通鉴·后周纪一》。

捕鱼以给食"①。后唐以来屡治屡坏，水患日烈。后周二个皇帝都重视治河。世宗派宰相李谷亲自赴澶、浑、齐等州观察现场，督察治河，主持工程，"役丁夫六万人，三十日而罢"。这次治河"自山东阳谷至张秋口，筑长堤以御洪水"。但是，这次治河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水患少息，然决河不复故道，离而为赤河"②。公元959年，黄河又在原武决口，发动二万民工进行治理。经过两次治理，黄河水灾稍弭。虽然到北宋还有决口事，但比以前有所改善。

后周世宗又修河北胡芦河，收到御敌（契丹兵）、通漕运、灌溉农田三种效果。辽（契丹）兵自此被阻在胡芦河北。在堤上筑堡垒以为防御工事，把国防与生产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创造。公元958年，周世宗遣使赴关西（今关中），于雍、耀之间疏泾水以溉稻田。

后周世宗还着手修浚已诸塞的运河漕运路线，使大运河重新通航。公元957年，把汴水打通入五丈河，又东北到达济河，使齐鲁之舟楫可以直通京师（开封）。又在公元958年南征，发楚州丁壮开灌河以通航运，把江淮水运沟通，数百艘战舰也通过淮河到达长江，使南唐使者陈觉"睹楼船战棹已泊江岸，以为自天而降，愕然大骇"①。公元959年，"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壮数万浚汴河"，"发渭、毫二州丁夫浚五丈河，使东流于定陶，入于齐，以通青，浑水路"②。"又疏导蔡河，以通陈、颍水运之路，于是汴梁水运四通八达，成为各地商旅货物集散之地。显示北宋繁荣景象的"清明上河图"中所绘汴河水运情况，就有后周世宗柴荣兴修水利，疏通漕运之功劳。3。免去苛捐杂税，以苏民困当时，国家施行的两税法，弊端很多，各地道、州、府、县都于正税外巧立名目，多征财物。以"羡余"为名，将额外多收之百分之十供朝廷，余皆中饱。"羡余"是公开的合法剥削，后周规定原来所进贡的"羡余"物色今后一切停罢，这是很得民心的举措。

当时国家除收田赋外，实行盐、酒专卖，对人民私自贩运者"不计斤两多少，并处极刑"①。到后汉时，"青盐一石，抽钱一千，盐一斗"，税收之重可见一般。后周减少盐税，青盐一石，减为抽钱八百；白盐一石（担），抽钱五百；对于酒，后周以前是私造私运"涓滴皆死"，一点一滴都不行。后周放开，虽有处罚也不如过去之酷。

五代苛税之烈，无如对牛皮之严。五代时，牛皮专卖。后汉规定私卖牛皮一寸处死。因连年作战，牛皮作为战衣、战马不可缺少之物。所需多，生产少，故强迫交纳。后周世宗减少征要，减免三分之二。所有牛与驴皮可以自相买卖，只要不供给敌人即可。这也是一大改革。

后周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占领一地即首先减免苛税，以安民心。如收复南唐、后蜀后，先废除其苛税，"取秦、风、成、阶四州，诏四州之民，二

①　《资治通鉴·后周纪三》。

②　《宋史·河渠志一》。

①　《资治通鉴·后周纪五》。

②　《旧五代史，后宗世宗纪》。

①　《旧五代史·食货志》。

税征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诸色科条，悉罢亡"②。过去这些州规定茶、盐配给，令每户交缣、帛、稻换茶、盐，后周世宗下令全免除。这些都是很得民心的事，为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

4。整顿货币，发展工商当时钱币滥恶，货币混乱，私铸黑钱很多。后周禁止私铸，不许个人藏铜，藏5　斤以上者处死。当时个人私藏铜币，致使钱币短缺。严禁的措施，有利于货币流通。

为了发展工商业，后周对手工业生产进行了整顿。当时，战争频繁，战争中所用的盔甲、武器、刀枪等军用品，都是手工业产品。过去，是经过各道、州、府逐级交纳办法获得这些物品，于是各州府集结了大量手工业者，生产这些物品，然后把生产的劣质品送京师，交给国家；优质品则留在地方。这样，实际上削弱了中央，侵吞了国家收入。后周改革了这个办法，选精工巧匠到京城开设作坊（手工工厂），发展了官营手工业。

对私家丝织品则确定规格，禁止滥造。当时规定絁、、绢、布、绫、罗、绵、绮、纱，每幅必须宽2.5　尺，每匹必须重12　两，纳官、绢必须42　尺长。这对防止粗制滥造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瓷器生产也作了整顿。当时，郑州柴窑生产一种瓷器"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腻，有细纹，制精色异，为后来诸窑之冠"①。相传当时主管官员请瓷器式，后周世宗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要求以此为标准生产瓷器。

5。扩建城市，发展市场后周世宗是商人出身，很重视商业发展。发展商业就必须发展市场，发展城市经济，所以后周很重视城市建设。大梁（今开封）是首都，不适应市场的需要，而要扩建首都又要增加人民负担。为了不增加人民负担，便采取冬闲施工，分期完成的办法。先令主管部门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供搬迁户住），立标志，待到冬末春初农闲时施工，春忙停工。规划整齐，街道宽50步，两旁每5　步植一树，并挖井修盖凉棚。街道宽30　步的，则每三步植一树。这样，有利于城市绿化和清洁卫生。城市发展了，市场贸易也会相应发展。当时，浙淮（江浙）巨商大贾都到汴梁作生意，店铺林立，百货山积，岁入以万计。

除了经济改革外，后周也进行了政治改革，以保证经济发展。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惩治贪污，澄清吏治。如"方城县令陈守愚尅留民户蚕盐1500　斤处斩"①。"供奉官武怀赞盗马价入己，处斩"②。"莱州刺史叶仁鲁贪浊暴虐，滥杀无辜，为民所讼，赐死"③。特别是对大臣、内侍处理特别严。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坐监纳厚取耗余，赐死。有司奏不当死，世宗说"朕知之，欲以惩众耳"。内供奉官（太监）在重修永福殿时，尅扣工人伙食，"立斩之"。②　《册府元龟》卷一六。

①　《陶录》卷上。

①　《旧五代史·周太祖纪》。

②　同上。

③　同上。

由于皇帝自己励行节俭，以身作则，又严惩贪污官吏，所以政治比较清明。后周还在改革机构，提拔青年方面进行了尝试。如重用李谷、范质、王涛等。后周太祖郭威临终时说，"我有王涛为相，吾无恨矣！"因为善于用人所以能够做到与宰相范质、李谷等君臣合力，革除弊政，发展经济，推动历史前进。

后周两个皇帝时间很短，但对中原统一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后周存在的十年，是五代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的关键时期。后周太祖和世宗作了很多统一全国的工作。几次亲自率兵北伐，三次亲自南征江南，使南唐乞和，又攻西蜀、南汉，可惜世宗死得早，没有完成统一大业。但他却开辟了统一全国的道路，为赵匡胤统一全国，建立宋朝奠定了基础。

（五）五代时期对周边各族和外国的经济交流秦汉以来，中外、中原和周边各族经济交流逐步发展。秦人、汉人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唐代更盛，两条丝绸之路（一是西北旱路，一是海路）的开通，便利交流和贸易，使商旅云集，交往频繁。一时"唐人"名扬海外，直到现在还是中国人的代称。五代时，国内和周边民族、海外关系处于低潮时期。由于各地割据，道路阻塞，交往困难。但有些地区仍然有一定发展。如西南阻于西蜀不能通于中原，但却加速了海上贸易，通过南汉、闽国向中原交流。

1。五代时期对周边各族的经济交流居于我国周边的各民族，在五代时主要是东北的契丹族（现辽宁一带），靺鞨（现黑龙江一带）、室韦、奚，契丹最强，其余臣服。靺鞨曾建勃海国。后来也被契丹灭亡。东北各氏族与内地的贸易交往，主要是毛皮、人参、白附子、天南星、茯苓、松子、猪苓、白布等。因为这些民族还处在游猎畜牧阶段，交易多是兽皮和药材。只有室韦人多工巧，钢铁诸器皆精好，善织毛锦。用这些物品和内地贸易。

西北的党项诸部，主要交易是马匹等。后唐明宗时，党项人来卖马除按正常马价付给外，还有赏赐。皇帝还亲自接见，因此，"番部羊马，不绝于路"。党项族各部落不统一，因此常互相掠夺。回鹘族分布最广，由河西走廊到天山，再过葱岭，都有他们的活动。有一部分回鹘人，西迁形成维吾尔族。居于河西走廊的回鹘称河西回鹘，汉回杂居，自称是中原皇帝的外甥。与中原贸易，主要是葡萄、西瓜、马匹、香料、药品、衣饰、毛皮、玉石等。史料记载最多的有白毡布1329　段，白貂皮2633　张，玉石最多，"玉价由此倍贱"。

西南主要是吐番（现在藏族）族最强，南诏次之，还有云南大理的白族，以及彝、瑶、傣等族。他们和内地交易也很多。五代时前后蜀割断了他们与中原的贸易，他们便向南通过南汉、闽等南方诸国与中原贸易。

2。五代时中外经济交流情况五代时，由于割据与战乱，与外国的交往和贸易不如唐朝。但相互之间的交易仍然不断。

东北与高丽、新罗（今朝鲜）、日本仍然来往不断。从公元925年至959年，高丽使者经常来洛阳、汴梁，携来物品有"银香狮子银炉、金装钑镂云星刀剑、马匹、金银鹰绦■、白纻、白毡、头发、人参、香油、银镂剪刀、钳钹、松子等，还有铜50000　斤，紫白水晶各二千颗。后周时铸币需铜，用绢帛数千匹易铜。

新罗除与中原交易外，还通过海上与南方诸国来往频繁。公元938年，高丽、新罗使者到南唐的金陵（南京）。南唐烈祖宴使臣于崇英殿，演奏龟兹乐。高丽新罗与内地交易甚盛。

日本曾两次派使者入辽（契丹），又与中原诸国通商。

海南诸国（东南亚）通过南汉、闽向内地通商。口岸有广州、泉州、福州、杭州等。当时，南汉国王的兄弟人称"招宝侍郎"，就是靠善于与南海诸国通商而致富。"招来蛮商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吴越通过大食国（哈利发帝国，据今中亚，北非）输入猛火油，也就是石油。南唐输入海外的香料、珠宝。有一次，南唐主招待群臣，设"内香宴"，以待诸将。"凡国外名香以至合燕饮，佩带粉囊凡92　种，皆江南所无也"。还从南海进口龙涎香，吴和南唐还把"猛火油"（石油）从占城转输入到契丹。

当时，香料是大宗货物。公元958年，占城王因德曼派使者甫阿散等来汴梁贡地方产物，有洒衣蔷薇水15　瓶，言出自西域（泛指西方诸国），凡水沾衣，香面不踠，又猛火油84　琉璃瓶。西北陆路"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客商多来自大食、波斯、印度，所带的货物也很多。

海外贸易交流的同时，也传播交流了我国与外国的文化，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很多工艺品如铜、银器制造、地毡、毛皮以及农产品西瓜、葡萄等，都成了中国人也能生产的产品。同样，中国的丝绸、茶、瓷器等生产技术也传到了海外诸国。中外交流促进了各界经济发展。

总之，五代十国仅有短短的五十三年，在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它却是中国古代大分裂大分割的一个时期，在我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他的分裂是我国古代经济发展必然的产物，是走向大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阶段。

2）五代十国其所以成为我国古代最后一个大分裂的时期，也是最短的一次分裂，应该很好的总结。当时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今天仍然有重要借鉴作用。

3）后周二帝短短十年取得的成就，所采取的政策，是我国文明史上一个光彩的篇章，也值得好好的借鉴。

九、结语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光辉灿烂的一页。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低估的。隋唐五代在中国经济史上也是一个巨大转折时期。自晋王朝被逼南渡，中原地区原来居住和从边远地区南进到中原的各民族展开争夺华夏大地的战争，连年战争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五胡十六国，极混乱纷争的局面。以后由南进的鲜卑族拓跋氏建立了北魏王朝，统一了中国北方，它原是游牧民族，从原始公社制习惯出发，统一中国北方后，经济上的任务首先是把大量荒地计口授田，施行了均田制。并且积极推行汉化，这一点对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北魏政权最后还是被高氏集团建立的北齐，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所代替。北周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东晋南渡在客观上把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带到南方，而且把大批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也带到南方，使南方迅猛的赶上北方，后来终于超过北方。淝水之战，阻住了北方羯族和氐族两个异民族的南下，使南方一直到隋、唐、五代都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使经济发展有一个和平祥和的有利条件。南方经济发展极不统一。虽无大的战争，但却并不统一，政治也不稳定。经过了宋、齐、梁、陈，最后让北方来的继承了北周的隋统一了全国。

隋所以能统一中国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还是北方高于南方。就以穿的来说，丝绸是北方生产的，南方只是麻、绵布。在北方建的赵州石桥反映了北方建筑水平，南方当时还处于"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隋书卷24　食货志）。所以决定的因素还在经济。

隋朝在战乱中创立了一个统一的王国，在政治经济上开始了封建社会的一个巨大变革。隋的统一全国为唐代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应该一提的是隋朝使大陆与台湾关系进一步密切，隋炀帝派使者二次去台，到唐时把台湾划给岭南节度使管辖。经隋派兵进驻，到唐则完成了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唐的经济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一）南北经济均有发展，更主要的是南方经济已逐渐成为中国中央政权的主要支柱，成为经济中心。

（二）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新的技术给生产带来突破性变化。如造船、建筑、农田水利、造纸印刷术、瓷器、丝织都有创造性发明并向海外流传。（三）与外国经济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非洲、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国，都有贸易往来，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五代十国时间很短，实际是唐代的继续，经济虽因战乱而受影响，但仍然有很大进步，正因为经济的发展才有全国统一的迫切要求，分裂很快被宋统一起来了。

我们把隋、唐、五代经济作了简略的介绍，虽简略，但使我们对祖国古代经济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有个了解，使我们更加热爱我们这个古老而又不断前进的国家。

隋唐五代经济的研究过去著述不多，我们参考了前辈先生如韩国磐等的著作以及最近国人研究的新成果，加上我们自己的多年搜集的资料写出以上心得，供大家参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教育的参考。不足之处，容以后改正。

隋唐五代 第043卷 隋唐五代军事史

【本卷提要】

本书主要讲述了隋唐五代的战争：隋的统一战争（南下灭陈），隋与周边民族突厥、高丽的战争，隋末民众暴动，唐初统一战争，唐朝廷与藩镇的战争，唐末民众暴动，五代末的统一战争，唐与周边民族突厥、吐谷浑、高丽、吐蕃、南诏的战争，并围绕这些战争讲述了双方的战略、战术及其对战争的影响。同时，还简略地介绍了这一时期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

一、隋唐五代军事概述隋代经过长期征战，用武力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中国历史上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数百年分裂割据的局面。隋代的统一战争主要是南平陈朝；同时，为了阻遏突厥的侵扰，也用离间之计，乘其内部纷争，发兵北讨，有效地阻止了他们的南下。

隋朝末年，炀帝大兴土木，建宫殿、修运河，屡屡南巡，并连连用兵高丽。如此沉重的劳役和兵役使民众无法忍受，社会陷入危机之中，爆发了全国性的民众暴动。其中，河北窦建德，中原翟让、李密，江淮杜伏威是对隋打击最大的几支武装力量，特别是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消灭了隋军的有生力量，为唐的统一提供了条件。

镇守晋阳的李渊、李世民父子见天下大乱，积极谋划起兵。见隋已无法有效地控制地方时，便在晋阳举兵，趁隋军主力与瓦岗军决战于中原之机，挥兵西进，占据关中。平河西、陇右，经营巴蜀、江淮，巩固了关中根据地后，便倾全力出关，逐鹿中原，先后消灭了窦建德、王世充，平定了刘黑闼，完全控制了黄河流域。同时，在南方，打败了萧铣、辅公祏，招抚了岭南，结束了隋末战乱，重新统一了中国。

唐中期，爆发了安史之乱，经过8年征战，朝廷把叛军压回到了河朔地区。但为此也不得不在河北周围设置藩镇，这些藩镇都拥有重兵，逐渐对朝廷产生了离心力。朝廷为控制藩镇，发动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争，主要是德宗平藩，宪宗平藩和武宗平藩。同时，唐朝与周边民族，如突厥、吐谷浑、高丽、吐蕃、南诏进行了战争。

唐末，农民的负担日重一日，加之灾荒频仍，使民众无法生存，终于爆发了黄巢领导的民众大暴动。他们转战南北，攻陷了长安，彻底摧毁了唐王朝的统治秩序。此后，各地藩镇纷纷独立，互相吞并，历史又进入到一个割据时代。后周世宗积极致力于统一事业，西攻后蜀、北击北汉、南伐南唐，当统一大业初具规模之时，英年早逝。北宋太祖赵匡胤仍旧执行后周的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终于完成了后周世宗的未竟事业。

二、隋初的战争（一）文帝时期的军事形势隋文帝杨坚（公元541～604年）是北周的外戚。北周静帝即位时年仅6岁。杨坚在御史大夫刘昉等人的支持下，假借皇帝诏书入宫辅政，并都督内外诸军事。他掌握北周政权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付那些手握重兵、驻守于外地的皇室诸王及大将，于是他借千金公主出嫁突厥一事，命令外地诸王回京。诸王遵命回京，但手握重兵的北周大将尉迟迥（驻守于相州）、李慧（驻守于恭州）、尉迟勤（驻守于青州）、司马消难（驻守于郑州）、王谦（驻守于益州）等人却先后起兵反对。

尉迟迥是北周的柱国大将军，有平蜀之功，出镇相州，其威望与杨坚不相上下。杨坚也担心他发难，就派其子尉迟惇带着皇帝的诏书去相州命他回京一起处理宣帝丧葬事宜，同时又任命韦孝宽为相州总管以代之。当尉迟迥得知杨坚当上丞相，控制了北周朝廷后，心中非常不服，同时，也看出了杨坚的司马昭之心，所以也在秘密策划，准备起兵讨伐杨坚。韦孝宽走到半道，就得到尉迟迥将要起兵的确切消息，他赶忙返回长安向杨坚报告。杨坚随后派破六韩裒到相州进行劝导，并秘密拉拢相州总管府的长史晋昶，让他纠集力量，对付尉迟迥。但此事被尉迟知悉，他杀死晋昶和破六韩裒后，集合相州的文武士民，誓师起兵。杨坚在长安得知此战报后，马上任命韦孝宽为行军元帅，率领关中的部队讨伐尉迟迥。青州总管尉迟勤起兵响应其伯父，兵力共有10　万之众。恭州、申州、徐州、东楚州等地也纷纷起兵响应。当时北周的领土包括今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的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的西部，而尉迟迥等人的起兵，使陕西以东的山西、河南、湖北、四川等大片土地出现了骚乱和不稳的苗头，连派去镇压的军将也有受尉迟迥贿赂之嫌。居于长安的北周宗室赵王哲也曾欲设计除掉杨坚，朝廷大臣也在犹豫观望，北方突厥也不断发兵扰边，杨坚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1。平定关东起兵杨坚首先集中力量平定东方的起兵。并州（今太原）是军事要冲，士健马多，驻守于此地的李穆既可入关中击杨坚，又可南下攻打关东的起兵，所以杨坚与尉迟迥都派人到并州竭力争取李穆，李穆决定支持杨坚。其侄子怀州刺史李崇本欲支持尉迟迥，但当他听到李穆支持杨坚的消息后，也依附了杨坚。同时，杨坚又派高颎到前线督战，稳定军心。八月，高颎、韦孝宽在邺中与尉迟迥展开决战，大败尉迟迥。尉迟迥退回邺城，韦孝宽挥军围攻，城破后，尉迟迥自杀。随后，韦孝宽各个击破，平定了关东的起兵。杨坚将邺城拆毁，将其余众从邺城迁到安阳，又从相州辖区中分出两州，以削弱其势力。

这次大规模的起兵所以很快就被平定下去，主要是由于他们各自为战，没有建立一种有机的统一指挥的关系，当势力最大的尉迟迥一战而败后，关东整个起事力量也就土崩瓦解了。力量仅次于尉迟迥的司马消难在尉迟氏与韦孝宽决战前夕，投降了陈朝。

平定关东后，杨坚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但对内则向北周宗室开刀，杀害了陈王和赵王。年底，他"总百揆"，总揽了一切政务，并进爵为王。第二年（公元581年）二月，就正式登基，当上了皇帝，国号为隋，是为隋文帝。

2。对南方陈朝的经营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了北方，北周武帝于第二年死去时，北齐境内乘机起而叛乱，但很快就被北周驻兵所击溃，到杨坚代北周而建隋，几年间，北方形势已逐渐稳定。当时，隋朝主要的问题是消灭南方的陈以统一中国和阻遏北方突厥的南下侵扰。陈曾在北周灭北齐的过程中，举兵北上，欲复中原。北齐在将亡时曾打算逃入突厥，北周武帝亦曾带兵北上，欲袭突厥，但因其病故而未果。杨坚辅政的几年间，主要是巩固其地位，积极经营篡夺北周帝位之事，对陈和突厥都无暇顾及。当他除掉政治异己，登上皇帝宝座后，陈和突厥的问题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于是派晋王杨广出镇并州，并一度派高颎镇守北方，阻遏突厥南下，并不断派人修建长城。同时，又派贺若弼任吴州总管，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以和州刺史韩擒虎任庐州总管，镇守庐江（今安徽合肥），"有并吞江南之志"，3但在对陈的战略上非常谨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九月，陈将周罗。。攻陷了隋的胡墅（在长江以北，与南京相对的一处小镇），萧摩诃也向江北发动进攻，隋派长孙览、元景山、高颎率军应战。次年二月，隋趁陈朝皇帝死亡之机，进行反击。元景山出江口，郑孝儒率兵4000　攻甑山，陈派陆纶率水军救援，被孝儒击败，陈朝涢口、甑山、沌阳的守军都弃城而逃。陈派人向隋求和，归还了胡墅，隋也撤兵北归。当时长孙览欲趁势灭陈，高颖不同意，虽然口头上说是"礼不伐丧"，不能乘其举丧而进攻，实际上，陈精兵主力皆沿江部署，隋其实根本无力再南下渡江。这有两个证据，第一，陈宣帝死，始兴王叔陵作为顾命大臣图谋反叛，刺伤太子，拥兵占领皇城，而太子叔宝和长沙王叔坚因陈主力都在长江一线防守，朝内军队甚少，惊恐万分，可见，陈在长江防线上部署的兵力十分强大，并有主动出击隋朝的意向；第二，隋文帝对陈也表现出和好恭敬的态度；第三，隋积极准备了六、七年之后，在出兵灭陈前，广泛征求意见，大臣们都积极出谋划策，高颎虽然向隋文帝献平陈之策，但在隋军出发之前，还问薛道衡："今兹大举，江东必克乎？"①可见隋并未把陈看成蕞尔小邦，而是在战略上十分慎重，是在经过长期备战后才决定大举发兵的。

有人认为隋未及时举兵灭陈是由于突厥强大，隋的战略是先灭突厥再平江东。事实上，隋的战略要点是平江南，统一中国，对突厥仅是防守，阻遏其南下。隋并未想主动大举出击突厥，只是在突厥内部分裂，彼此相攻时，才乘势北上，打击了突厥的嚣张气焰；突厥也并未因遭到此次打击而臣服于隋。所以隋对突厥和对陈在战略上不存在前后问题，隋并未把出击突厥放到战略考虑中去。

3　①《资治通鉴》卷175　太建十三年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176　祯明二年十二月。

（二）统一战争1。北破突厥（1）对突厥的战略北魏末年，突厥崛起，先后打败了北方的几个少数民族，"北方戎狄悉归之，抗衡中夏。"①北齐、北周都争相与之结好，倾府藏以事之，以至于突厥可汗说："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隋统一北方以后，对突厥的态度自然就不比从前，突厥可汗常常兴兵南下侵扰，隋朝以防为主，屡次大规模地修建长城，派兵于北方屯防②，同时，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还联络奚、霫、契丹等少数民族，对付突厥。

突厥沙钵略可汗的从父玷厥达头可汗拥强兵却受沙钵略可汗的控制，对此，他心中非常不满，沙钵略可汗也因其兵强而对之十分猜忌；沙钵略之弟处罗侯虽然势力较弱，但却多方收买人心，各部落的人都很拥戴他，这使沙钵略对他也很忌恨，为此处罗侯惊恐不已，时时防范；阿波可汗本应当大可汗，结果却被沙钵略可汗恃势夺取，心中也很不满，但因势弱而无可奈何。曾出使过突厥的长孙晟对这些情况都了如指掌，公元581年他向隋文帝上书提出了利用其矛盾，离间分化的策略：今诸夏虽安，戎虏尚梗，兴师致讨，未宜其时，弃于度外，又相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有以攘之。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势弱，曲取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蹻，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乘釁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所谓"兴师致讨，未宜其时"，说明隋王朝还没有力量北上消灭突厥，只能利用其间矛盾"远交近攻，离强合弱"。可见，隋并未把消灭突厥列入其战略计划中。杨坚采纳了他的建议，派元晖出使伊吾（今新疆哈密）结好达头，派长孙晟出使和龙（今辽宁辽阳）、联系奚、霫、契丹等部落，并通过他们作向导，到处罗侯处陈说利害，劝之与隋结好。这样就孤立了沙钵略，削弱了他的力量。

（2）北攻突厥开皇二年（公元582年）五月，突厥发兵40　万在西起乙弗泊，东至幽州一线上同时南下，除在马邑、兰州受到阻击外，屯守于乙弗泊、临洮、幽州的隋朝防军均被突厥击溃，武威、天水、金城、弘化、延安等地均被洗劫一空。在沙钵略还要进一步南下时，达头可汗率自己所属部落北归，长孙晟游说沙钵略之子梁干，让他骗沙钵略说："铁勒等反，欲袭其牙（突厥王庭）"，沙钵略听到这个消息后，才率兵返回。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看到其内部矛盾重重，就乘机组织力量，

①　《隋书》卷84《北狄传》。

②　参见《隋书》卷1《高祖本纪》。

①　《资治通鉴》卷175　太建十三年十二月。

先后派兵分道出塞，进行反击：--四月，命杨爽、李充等4　将经马邑出朔州道（两地均在今山西朔县）。十一日，与沙钵略可汗相遇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李充建议利用突厥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加以突袭。于是他率5000　精骑袭击突厥，结果大败突厥，沙钵脱去金甲，从草中逃去。

--河间王杨弘率兵出灵州（今宁夏灵武），击破沙钵略的另一部，歼敌数千人。

--命夏州总管豆卢勣出夏州（今陕西横山）。

--幽州总管阴寿率领步兵、骑兵共10　万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一带），攻打投靠突厥的原北齐将领营州刺史高宝宁。宝宁向突厥求救，但突厥正在抵御隋军，无法救援。宝宁无奈，只得弃城逃入沙碛，隋平定了卢龙各县。宝宁在逃到契丹后为其部下所杀。

--五月，泰州总管窦荣定指挥9　总管，率步兵、骑兵3　万多人出凉州（今甘肃武威），与阿波可汗对峙于高越原（今甘肃民勒西北，与内蒙交界一带）。几次交战，阿波都不利。这时被发配在敦煌当戍卒的大将军史万岁到荣定军中请求参战。与阿波再次交战时，荣定派人去对突厥说"士卒何罪杀之！但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耳！"阿波派了1　名骑士挑战，荣定派史万岁应战，结果万岁取对方人头而还，突厥大惊，不敢再战，与隋军盟誓而去。长孙晟当时在荣定军中任偏将，他派人离间阿波说："摄图每来，战皆大胜，阿波才入，遽即奔败，此乃突厥之耻也。且摄图之与阿波，兵势本敌。今摄图日胜，为众所崇；阿波不利，为国生辱，摄图必当罪归阿波，成其宿计，灭北牙矣（阿波营帐在摄图之北），愿自量度，能御之乎？"①他又对阿波使者说"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计也，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邪！"②阿波遂遣使者入朝，与隋讲和。

沙钵略平素就很忌惮阿波，他从白道败归后，听说阿波与隋有往来，就急忙率军北上，袭击了阿波的大本营，并杀死了阿波的母亲。阿波北归后，无处可归，只好向西投奔了达头可汗。达头可汗得知沙钵略袭击了阿波的本营，非常气愤，就派阿波率10　万骑兵，回攻沙钵略，连战连捷，恢复了被沙钵略强占的故地，兵势再次大振。贪汗可汗也因与阿波可汗关系要好而被沙钵略剥夺兵权，逃到达头可汗处。沙钵略的从兄单独领有部落，因与沙钵略有矛盾而率众归阿波。他们之间彼此争战不已，都派人到长安与隋请和以求援，隋一概不应。

--六月，突厥进犯幽州、总管李崇率3000人拒战，全军覆没。七月，任命周摇为幽州总管，八月，派尚书仆射高颎出宁州道（今甘肃宁县），内史监虞庆则出原州道（今宁夏固县），攻打突厥。

这次出兵，主要是以打击沙钵略为主，同时也攻打东边的高宝宁和西边的阿波。长孙晟成功地运用了既定策略，离间了阿波与沙钵略的关系。沙钵略在白道虽遭到打击，并不致命；致命的是在与阿波达头的争斗中受到的重创。隋这次出兵的主要意义也正在这一点，而高颎、虞庆则的出兵主要是为阻击突厥的南下幽州，与前面几路出兵并非同一次有计划的整体行动，可见

①　《资治通鉴》卷175　至德元年五月。

②　《资治通鉴》卷175　至德元年五月。

隋对突厥的策略自始至终是以防御为主；攻也是为了守；离间分化也是为了使其内部纷争，无暇南下。不能对此作过高的战略评估。

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二月，突厥达头可汗向隋请降，沙钵略也在屡屡失败后与隋求和。但突厥并未受到致命打击。他在给隋文帝的求和信中，与文帝分庭抗礼，且说"此国羊马皆皇帝之畜，彼之■缯皆此国之物。"①阿波在达头可汗的支持下东讨沙钵略得胜后，力量渐渐强大起来，其势力西边到达金山、龟兹、铁勒、伊吾，西域诸国都望风归附，阿波自号其属地为西突厥，隋朝也派使节与之通好。此时的沙钵略西受到西突厥的威胁，东受到契丹的威胁，不得不向南面的隋王朝求和，请求寄居于白道川。隋答应了他的请求，派晋王杨广率兵前去接应。在隋的支持下，他又西击阿波，大败之，但阿拔国却乘沙钵略内部空虚，劫掠其妻子儿女，隋军击溃了阿拔国，将战利品全部给了沙钵略，沙钵略很高兴，与隋订立盟约，以沙碛为界，"永为藩附"②并派其子库合真到隋作人质。后来沙钵略之子又西讨突厥，擒阿波可汗。直到隋末，突厥内部矛盾重重，彼此攻击，隋一方面利用其矛盾，施行反间之计，拉一打一，使其无暇大规模南下扰边，另一方面也修筑长城，加强防守，积极阻遏其南下。

2。南下灭陈（1）平陈策略自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后，灭陈统一中国就成为当时首要的战略目标。但陈以长江为天险，在北方统一后，更是沿江布兵，加强防御。同时，还不断挥兵北上，攻打隋朝。隋对陈的战略格外慎重，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高颎率军南下，初试兵锋。此后，陈将领张子讥欲归附隋朝，但隋以和好为名不予接纳。《资治通鉴》在追述隋初对陈的政策时也说隋"与陈邻好甚笃，每获陈牒（打探消息的人），皆给衣马礼遣之，而高宗（陈宣帝）犹不禁侵掠。"①这一方面说明陈恃长江天堑且力量不容低估，另一方面隋也是以和平为幌子，在暗暗作灭陈的准备。

高颎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平陈策略。他认为"江南地寒，回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音掩袭，彼必屯兵守御，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储积，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②这一策略大体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是骚扰陈朝，削弱其力量；在骚扰的同时，又要在战略上迷惑敌人，使隋军可以顺利渡江，克服长江天堑，解决难以渡江的战略难点。贺若弼、韩擒虎就是具体运用这一策略原则、顺利渡江的。同时，隋也着手制定了一些具体的用兵计划，崔仲方建议在武昌以下的蕲（今湖北蕲春）、和（今安徽和县）、滁（今安徽滁县）、方（今江苏六合）、吴（今江苏扬州）、海（今江苏连云港市）等州加派精

①　《资治通鉴》卷176　至德二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176　至德三年七月。

①　《资治通鉴》卷176　祯明元年十一月。参《隋书》卷41《高颎传》。

②　《资治通鉴》卷176　祯明元年十一月。参《隋书》卷41《高颎传》。

兵，暗中经营；在益（今四川成都）、信（今江西上饶）、荆（今湖北江陵），襄（今湖北襄阳）、基郢（今湖北钟祥）等州赶造舟楫，作出要在这些地区发兵的样子，将陈的注意力吸引到此处；作为上流的蜀汉二江是水路冲要、兵家必争之地，如果陈要进行水上决战，必须把兵力集中到汉口、峡口（今四川宜昌），在陈溯江而上时，上流诸军即可乘机横渡长江；如果他们按兵不动，上流诸军即可顺流而下。隋文帝听后，就任命他为基州刺史，按计划经营；又命杨素在永安（今湖北新洲）修造大型船舰。这套战略布置是多路并进但又有重点（长江中下游），既适合于长江地理形势，又与陈防守点多面广相一致。

（2）双方的战略部署开皇八年（公元588年）三月，隋下达了讨伐陈的檄文，十月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设置江南行省，任命晋王杨广为尚书令，高颎为长史：统领灭陈军事。又任命杨广、杨俊、杨素为行军元帅，兵分8　路，攻打陈朝。杨广率军出六合，杨俊率军出襄阳，杨素出永安，沿三峡而下；荆州刺史杨仁思出江陵（今湖北江陵）、会合杨素东下；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今湖北蕲春），庐江总管韩擒虎出庐江（今安徽合肥），自横江（今安徽和县）渡江，攻打姑苏；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自瓜洲渡江，攻打京口（江苏镇江）。青州总管燕荣出东海（江苏连云港），从朐山渡海以攻南沙，防其海上逃窜。这次用兵一共动员了51　万军队，90　个总管，杨广出任总指挥。在东接沧海，西到巴蜀的数千里战线上同时进发。

杨俊率军屯于汉口，指挥上流的军队，陈朝派周罗。。指挥巴峡沿江各部队进行阻击。杨素率水军下三峡，当行至流头滩（今湖北宜昌市）时，陈朝将军戚昕率水军阻击于狼尾滩（今湖北宜昌市）。杨素怕在白天挥军而下时被敌人知道兵力虚实，所以在晚上指挥水军沿江而下，同时派步兵从南岸袭击戚昕的营寨，派大将刘仁思率骑兵在北岸打败白沙。在天亮时大败戚昕，然后率水军顺江东下。陈朝沿江的部队听到隋军顺流而下时，急忙报告朝廷，但陈的执政大臣施文庆、沈客卿不予理会。

此时陈朝的战略布置怎么样呢？他们屯驻在长江中游的水军在前不久被调往下流，中游的兵力空虚。上游的将领正在更换，且被杨素军队所牵制，长江上、中游已没有足以进行阻击隋军的力量。鉴于这种情况，陈护军将军樊颜曾向仆射袁宪建议：京口（今江苏镇江）、采石（今安徽当涂城）是战略要地，必须加派精兵屯防，并要派出200　多艘战船沿江防守，以备不测。袁宪及骠骑将军萧摩诃都赞成此建议，但在提交大臣们商议时却被执政施文庆、沈客卿否决。当隋军沿江而下时，袁宪又重提旧议，但再次遭到否决，他们认为"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①这种军情不过是边将为立军功而故意夸大其辞，故照旧奏乐、饮酒、作诗，不以为意。

（3）渡江灭陈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初一日，在陈朝皇帝接见群臣时，贺若弼也从广陵率军渡江。在此之前，贺若弼把战船藏起来，只把一些破旧的船只摆在江口，使陈朝军将以为隋军没有好船。同时，又命沿江隋军在每次换防时都要先聚集于广陵，大列战旗，营寨被野，陈军以为隋军要南下，急忙加急防备，过后才知是隋军换防，久而久之，陈军对隋军在广陵的聚集就习以

①　《资治通鉴》卷176　祯明二年十二月。

为常，不以为意了。所以在贺若弼突然挥军在横江（今安徽和县境内）渡江时，几乎没有遭到陈军的阻击。第二天，防守采石的戍主徐子建将贺氏率军已渡江的战情报告朝廷。初三日，陈朝皇帝陈叔宝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初四日，任命萧摩诃、樊毅、鲁广达为都督，司马消难、施文庆为大监军，派南豫州刺史樊猛率船队出白下（今江苏江宁），派皋文奏率兵出南豫州（今安徽当涂），阻击贺若弼。初六日，贺若弼攻克京口，俘虏了南徐州刺史黄恪。由于隋军军纪严整，并放还了俘获的6000　多人，于是各地纷纷向贺若弼投降。初七日，韩擒虎攻占了姑苏，生擒樊猛之子樊巡，击退了皋文奏。

贺若弼和韩擒虎渡江后，一北一南，分道挺进，沿江陈军纷纷溃逃。贺若弼军攻占战略要冲曲阿，进而攻下钟山（今南京紫金山），屯军于白土冈之东，杨广派总管杜彦与韩擒虎会合，共2　万人，驻扎于新林，蕲州总管王世积率水军出九江，在蕲口打败陈守将纪瑱。

这时，陈朝皇帝力保京城，派陈叔英屯守朝堂，萧摩诃屯守乐游苑，樊毅屯守于耆阇寺，鲁广达屯驻于白土冈，孔范屯于宝田寺，命任忠从吴兴赶回，屯守于朱雀门，在京城的军队共有10　万余人。

当贺若弼攻打京口时，萧摩诃请求带兵前去阻击，陈皇帝不许。待贺若弼打到钟山时，萧氏又想乘隋军立足不稳之际出兵袭击，陈皇帝还是不许。直到此时，陈皇帝才召萧摩诃、任忠到内殿商讨军事，任忠说："兵法：客贵速战，主贵持重。今国家足兵足食，宜固守台城，缘淮立栅，北军虽来，勿与交战；分兵断江路，无令彼信得通，给臣精兵1　万，金翅（船名）300艘，下江径掩六合，彼大军必谓其渡江将士被俘获，自然挫气。。。臣复扬声欲往徐州，断彼归路，则诸军不击自去。待春水既涨，上江周罗。。等众军必沿江赴援，此良策也，"但陈皇帝叔宝说："兵久不决，令人腹烦，可呼萧郎一出击之"①孔范也主张决战，于是在二十日，陈军布下战阵：南边是鲁广达屯于白土冈，北边是萧摩诃，其间依次是任忠、樊毅、孔范，南北相距20　里，首尾不能相顾。

贺若弼登山观察陈军的阵势见鲁广达军队难以攻破，就率兵攻打孔范的部队。刚一交锋，孔范就率军败走。陈军也随之溃退，为此陈军全线崩溃，萧摩诃被俘。

当时韩擒虎已从新林进军，任忠降隋，守卫朱雀航的蔡征听到韩擒虎率军前来，不战自溃，任忠带领韩擒虎直入朱雀门，城内的文武百官都仓惶出逃。陈皇帝陈叔宝急忙带着两个妃子躲入井中，为隋军所俘。

贺若弼乘胜追击至乐游苑，鲁广达率余兵苦战不已，到天黑时力竭被俘。贺氏烧北掖门而入。晋王杨广进入建康，陈朝灭亡。陈亡后，上游的陈军尚未降隋，其水军都督周罗。。和郑州刺史荀法尚坚守江夏。杨俊率领30　总管的水陆十多万军队被阻截在汉口，不能前进，双方对峙了1　个月。荆州刺史陈慧纪派南康刺史吕忠肃屯岐亭，据巫峡，在北岸设置了3　道铁锁，截断了上游的隋军，使其不能东下。杨素、刘仁思率兵攻打，经过40　多次作战，忠肃后退到荆门的延州，杨素才得以除去江中铁锁。随之，杨素派巴蛮1000　余人，乘4　只大船，用船上的拍竿击沉了忠肃的十多只战船，忠肃大败。屯于安蜀城的倍州刺史顾觉也弃城而逃。屯于公安的陈慧纪烧了粮草，引军东下，巴陵以东皆为隋所占。陈慧纪率3　万将士，千余只战船想沿江东下，救援建康，

①　《资治通鉴》卷177　开皇九年正月。

遭到杨俊的阻击，无法前行。这时隋已平建康，生擒了陈叔宝，杨广让陈叔宝亲笔写信，劝长江上游的诸将降隋，周罗。。等接到此信，方才解散军队降隋，长江上游得以平定。

从战略上讲，隋经过六、七年的准备，采用了种种迷惑敌人的措施，才取得突袭渡江的成功。陈在隋的全面打击下，一时应变不力，长江上、下游的军队联系被截断，这是在战略上轻敌所致。当韩擒虎、贺若弼在下游渡江成功，挥军向建康挺进之际，在建康的陈军尚有10　万之众，完全可以凭着地利固守抗击，以待援军，但这时陈求胜心切，急于决战，结果一仗战败而国遂以亡，这在战略上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建康被占后，上游军队又奋战1　个多月，才在降隋的陈后主劝谕下投降，可见陈的军力完全可以与隋抗衡，可惜政治腐朽，导致了一仗败而国亡的结局。

三、随末农民战争（一）炀帝时期的军事形势1。北防突厥在文帝时，隋朝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施离间之计，使其自相残杀，并趁机出兵北上，对突厥进行了一次打击。但突厥势力依旧很强大，隋朝的政策还是以防守为主，文帝、炀帝都曾屡次派人大规模修筑长城。炀帝即位后，非常担心突厥的威胁，一方面对启民可汗采取怀柔政策，对启民赏赐甚厚。同时，对突厥东西两面的少数部族予以打击，以解除突厥的左膀右臂。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六月，炀帝到北方边地巡视，耀兵于突厥。七月，修筑从榆林到紫河的长城。四年（公元608年）三月，再次出塞巡视长城，七月又修筑了榆谷以东的长城。五年（公元609年）三月，炀帝亲率兵马，攻打吐谷浑，大败之，在其故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并派兵镇守，进一步经营西域，以断突厥右臂。

炀帝在大业三年北巡时，曾亲自到了启民可汗的牙帐，在那里他看到有高丽的使者，这引起了炀帝的注意。史书说："启民推诚奉公，不敢隐境外之交"①可见这种"境外之交"为隋所不能容许。高丽与突厥交好，就会对隋造成更大的威胁。在解决西边的问题后，炀帝开始着手征讨高丽，解决东边的问题。

2。东讨高丽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炀帝到江都（今江苏扬州），次年二月由江都到达涿郡（今北京），部署讨伐高丽事宜。他命幽州总管在东莱海口（今山东掖县）造船300　艘，同时，命令各地部队在涿郡集结，其中有江淮以南水手1　万人，弩手3　万人，岺南排镩手3　万人。五月，命河南、淮南、江南修造5　万辆战车送到高阳（今河北高阳西），供运载衣甲幔幕。征发黄河两岸百姓从军运送军需。八年（公元612年）正月初二，下令，将集结在涿郡的军队分为左右各12　军，共113　万多人，号称200　万，分道齐发并进，攻向平壤（今朝鲜平壤）。三月十四日，诸军抵达辽水（今辽水），高丽阻水拒守，隋军造了3　座浮桥，在东岸击溃高丽部队，乘胜追击，包围了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辽东城内的高丽军队几次出战均被击溃，固守城池。隋军加紧围攻，但炀帝要求军队的每次行动都需经他同意方可实施，并且在用兵原则上规定军队分成3　路，在进攻时3　路军队要彼此呼应，不许孤军独进。在这种情况下，前方将领几次丧失了攻陷辽东城的战机。六月十一日，炀帝来到前线，责备诸将攻城不利，其时来护儿率水军已深入至浿江（今朝鲜大同江），在距平壤仅60　里处与高丽军队相遇，大败之，乘胜直追至平壤城下。在他攻入平壤的外城时，遇到伏击，大败而退。

宇文述、于仲文等9　道兵马，在鸭绿江会合时，高丽派大臣乙支文德到他们军中诈降以观看其军中虚实。于仲文曾受炀帝密令，如遇到高元和文德，

①　《隋书》卷84《北狄传》。

即可生擒，担任诸军慰抚使的刘士龙却自作主张，命仲文将文德放归，后来身为诸军总帅的于仲文又令诸军渡水追击。文德对隋军实行疲劳战，一交锋就退走，隋军"七战七捷"，追击过萨水，离平壤城仅30　里。这时高丽军队又来诈降，宇文述看到平壤城很坚固，自己率疲弊之军很难攻下，于是就因其诈而退军。在退军过程中，遭到高丽军队的四面攻击，且战且退，七月二十六日退到萨水。当军队刚有一半退过萨水时，高丽军队自后攻击，诸军大溃，一日一夜狂奔450　里，退到鸭绿江。来护儿所率水军听到宇文述等9　军溃败，也只得于七月二十五日下令全军退回。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三月，炀帝又亲到辽东。四月，率军渡过辽河。二十九日，派宇文述与杨义臣攻向平壤，王仁恭率军出扶余道，当进军至新城（今辽宁抚顺市）时，遭到了数万高丽军队的阻击。仁恭挥精兵1000　大败之，高丽军据城固守。他们用飞楼、橦、云梯，地道等各种方式四面进攻，昼夜不息。高丽军队竭尽全力抗击，20　多天隋军仍未攻克城池，伤亡惨重。同时，来护儿正准备率船队自东莱经海而攻平壤。就在战事万分紧急的当口，负责运送军粮的杨玄感起兵反叛。其时炀帝的情势非常急迫：与高丽军对峙于辽东，北面有突厥的危胁，杨玄感如率军攻打涿郡，那情势将万分危急了。但杨玄感没有采纳李密提到的这个建议，而是退军攻打东都（今河南洛阳），未能攻克，又向西挺进，欲占据关中与炀帝对抗。炀帝一接到玄感叛乱的消息，立刻丢下全部辎重，悄悄后撤，致使高丽军队不敢追逼。同时又命来护儿回军，很快平定了玄感的叛乱。这次高丽之行再次流产。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二月二十日，炀帝下令征集军队，准备第三次进攻高丽。三月，炀帝到达涿郡。四月，炀帝到达北平郡（今河北卢龙）。七月十七日，炀帝到达怀远镇（今辽宁辽阳市西北），来护儿到达毕奢城（今辽宁旅顺），高丽军队应战，被来护儿击溃，就在来护儿要攻向平壤时，高丽国王很恐惧，二十八日，派人向隋请降，炀帝接受了高丽的投降，下令撤军。

在用兵高丽以前，炀帝就大兴土木，修建东都和众多的行宫，在修仁寿宫时，史称"彼役严急，丁夫多死，疲弊颠仆者，推填坑坎，复以土石，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①为了防御突厥，大规模建筑长城。在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先后征发百余万劳力开通济渠，十多万劳力开邢沟。四年正月，诏发河北诸军百余万人开永济渠，使北起涿州，南到余杭的大运河得以贯通。虽然长城在阻止突厥南下骚扰起了很大作用，运河沟通南北，为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也起了很大作用，但在当时投入了众多劳动力，官吏又不体恤百姓，史称"丁男不充，以妇人兼役，而死者大半"②。为征讨高丽，又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战争，运送军粮的"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谨，谷价踊贵，。。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③全国规模的民众暴动相继发生了。

①　《隋书》卷24。

②　《通典》卷7。

③　《资治通鉴》卷181，大业七年十二月。

（二）民众的反隋战争在伐高丽前夕，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劳役最沉重的山东地区，王薄首先拥众据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境）起事，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为号召，其词云"长白山头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①许多为避征役的百姓纷纷投向他。刘霸道在豆子■（今山东惠民）聚众为"盗"，有众十多万，号"阿舅贼"。孙安祖入高鸡泊（今山东武城）中为"盗"，张金称聚众河曲，高士达聚众于清河境内，"自是所在盗贼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②虽然朝廷命令地方政府予以镇压，但收效甚微。许多有见识的大臣都建议炀帝停止伐辽，减少营造，以便与民休息，这样即可安辑民众，稳定局面。但炀帝一意孤行，致使各地民众暴动的范围、规模逐渐扩大。大业十年、十一年前后，朝廷派屈突通为关内讨捕大使，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率军镇压，但成效不大。以至于在大业十二年正月，各地朝集使入朝时，竟有20　多个郡为民众暴动所阻而未能到达。在众多的起事中，窦建德、杜伏威、翟让等3　支分占河北、江淮和中原，力量最强，对隋的打击也最大。

1。窦建德逐鹿河北在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伐高丽时，窦建德被征入伍，并且当上了200人的小队长。同县的孙安祖也被征入伍，但他妻子刚死，不欲参军，为县令所鞭打，安祖一怒之下杀死县令。窦建德劝他到高鸡泊中聚众谋生。当时在高鸡泊的还有张金称、高士达等人。当地草莽在出来打劫时，一般都不打劫窦建德家，地方政府怀疑窦建德与草莽有关系，所以就派人将窦建德全家抄斩。建德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投奔了高士达。高士达自称东海公，任命窦建德为司兵。后来孙安祖被张金称杀死，建德将安祖所属的几千人收归己有，力量逐渐壮大到近万人。

（1）长河之战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人讨伐高士达。士达自以为才略赶不上窦建德，就让建德任军司马，将军权让给了他。建德让士达守卫辎重，自己挑选了7000　精兵抗击郭绚。他向郭绚诈降，表示愿意归服朝廷。郭绚信之，率兵跟随建德到了长河（今山东德州），建德趁机袭击，大败官军，杀死了郭绚。

（2）高鸡泊之战在此前不久，同在高鸡泊的张金称由于轻敌而为官军所败，其余众归附了窦建德。镇压张金称的隋将杨义臣乘胜追击，准备攻讨建德。建德对高士达说："历观隋将，善用兵者无如义臣，今灭张金称而来，其锋不可挡。请引兵避之，使其欲战不得，坐费岁月，将士疲倦，然后乘间击之，乃可破也。"①建德的这一策略是较为稳妥的，因为义臣乘胜而来，而义军未经训练，又未

①　曾慥：《类说》卷4　引《河洛记·隋大业长白山歌》参《古谣谚》卷85936　页。②　《资治通鉴》卷181　大业七年十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183，大业十二年十二月。

经过大的战阵，贸然与劲敌对阵，没有必胜把握。但高士达没有听从建德这一建议，而亲率精兵去迎战杨义臣，结果大败身亡。建德率百余骑逃到饶阳（今河北饶阳），乘其无备而攻陷之。杨义臣认为士达已死，建德所率残余不足为虑，也就引兵退去。建德又重归故地，招集亡散，收葬死者，军势复振。他自称将军，礼遇读书人，以饶阳县长宋正本为谋主，又招诱隋的地方官吏，降之者甚众，军队达到十万多人。

（3）河间之战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正月，建德在河间乐寿（今河北献县）界内筑坛，自称长乐王，年号丁丑，署置官属，颇有开国气象。七月，隋派薛世雄领兵3　万来讨伐建德，在河间城（今河北河间）南面的七里井扎下营寨。建德挑选数千精兵埋伏在河间南面的水泽中，自己率军退走，声称要逃入高鸡泊中，以此来麻痹官军。世雄以为建德因害怕官军而逃去，就不再谨慎防范。建德乘机亲率280　多名敢死兵士突袭，大败隋军，薛世雄领数百骑逃去。建德再次攻陷河间城，定都于乐寿。黄河以北的郡县纷纷降附建德。此后又吞并了魏刀儿，势力发展到今北京一带。618年冬天，定国号为夏。随着其势力的壮大并逐渐由东向西推进，在洛阳与东进的唐军相遇了。

2。瓦岗军决战中原（1）起事瓦岗，进逼东都瓦岗军的创建者是翟让，他原是东都的法曹，犯了死罪，被狱吏黄君汉放走，逃到瓦岗（今河南滑县境）落草。同乡单雄信，徐世勣招聚人众，随之同去。他们常常出没于荥阳（今河南荣阳）、梁郡（今河南商丘）之间，力量渐渐发展到万人左右。当时在这一带落草的还有王伯当、周文举、李公逸、王当仁等人。李密在杨玄感兵败后从雍州逃去，经王伯当的引见，参加了力量最强的翟让部队。他劝说周围的小股归附翟让，由此而深得翟让的敬重和信任。

李密劝翟让以经营天下为己任，但屡为翟让所拒。之后，他又向翟让提出了一项具体的战略目标。他说："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众虽多，食无仓廪，唯资野掠，常苦不给，若旷日持久，加以大敌临之，必涣然离散。未若先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马肥充，然后与人争利"①由于这项建议是直接针对解决义军军粮不足的问题而提出的，而且切实可行，所以为翟让所接受。他率军攻取了荥阳所属各县。炀帝派张须陀为荥阳通守。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十二月，张须陀率兵攻打翟让，李密让翟让列阵以待，同时派1000多人埋伏在大海寺北的树林中。由于翟让从前曾屡次败在张氏之手，此次张须陀就十分轻敌。当两军交锋时，翟让再次败退，张须陀挥兵追击。李密率伏兵在后面攻打隋军，须陀兵败，李密与翟让、王伯当对隋军进行包围歼击，张须陀虽突围而出，但为救其部下，几进几出，终于战死。隋又派裴仁基任河南捕讨大使，代领其众，镇守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

由于李密在这次反击中立下奇勋，翟让就分给他一部分军队，由他统率，号称"蒲山公营"。他治军严整，每次得到的战利品都分给属下，所以很得人心。

①　《资治通鉴》卷183，大业十二年十月。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李密劝翟让趁东都空虚而攻取之，并派人进东都探听虚实。但此事被东都守将发觉，城内开始积极备战，并派人到江都向炀帝报告。李密劝翟让说"今百姓饥谨，洛口仓多积粟，去都（东都）百里有余，将军若亲帅大众，轻行掩袭，彼远未能救，又先无豫备，取之如拾遗耳。比其闻之，吾已获之，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枕威养锐，以逸待劳，纵彼能来，吾有备矣。然后檄召四方，引贤豪而资计谋，选骁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岂不盛哉！"①虽然翟让未能看得这么远，但攻下路口仓，即可解决军粮不足问题，于是欣然同意。初九日，李密、翟让率精兵7000，奇袭兴洛仓（今河南巩县），攻下后开仓散粮，赈济百姓。镇守东都的越王杨侗派刘长恭、房崱率步兵、骑兵共2.5　万人来攻讨李密。李密、翟让挑选勇敢善战之士分作10　队，令4队埋伏在横岭下阻击裴仁基，另6　队在石子河东面结阵。长恭看到李密所部军队甚少，有轻敌之意。翟让先率部与之交锋，在战事不利时，李密率部从东向西横击隋军，隋军在这一击之下，全线溃退，长恭换了衣服才得以乘乱悄悄脱逃，辎重尽为李密、翟让所获。这一仗不仅使瓦岗军巩固了刚刚取得的胜利成果，同时大大挫败了隋军的士气。之后，翟让推李密为首领，称"魏王"，设坛即位，称元年，分官设职。河北、河南、江淮一带的起事义军都纷纷归附，推李密为盟主，众至数十万，势力极盛。不久，裴仁基以虎牢降密。

四月，李密派裴仁基、孟让率兵2　万攻占回洛东仓，东都出兵反击，仁基败走，李密率军屯驻于回洛仓，大修营堑，准备攻打东都。东都派段达率兵7　万拒击，两军大战于回洛仓北，隋兵败走。攻占洛口仓，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挠义军的一个最重要的军粮问题，并且军队得以进一步扩大；大败隋军，也使瓦岗军声威大振，这成为瓦岗军发展的一个最重要、最关健的转折，从此瓦岗军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

（2）围攻洛阳，拒击宇文在东都取得重大胜利后，柴孝和曾向李密建议："秦地山川之固，秦汉所凭以成王业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国守回洛，明公自简精锐西袭长安。既克京邑，业固兵强，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杰竞逐，不早为之，必有先我者，悔无及矣！"但李密认为："此诚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尚存，从兵犹众，我所部皆山东人，见洛阳未下，谁肯从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如此，则大业隳矣"。①后代的史家大多以李密未能听从柴孝和的建议，而使李渊先行入关，以至夺得天下为憾。认为李密若先行入关则天下即为其有。事实上，李密的看法是有道理的。首先，争夺天下所依靠的首要因素是军事力量，若兵少将弱，即使先据关中也会无所作为。柴孝和援引秦汉据关中而得天下之先例，认为关中为王业之地，得之则可并天下，这是书生之见，关中并非争夺天下的关键地区。②其次，炀帝率兵驻守江都，长安已失去了作为政治中心地区的作用，攻下长安也不会产生很大震动。这与杨玄感时的情势已迥然不同。此时各地对隋廷的离心力已很大，维系隋局面的不再是关中的长安而是江都的

①　《资治通鉴》卷183，大业十三年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183，义宁元年五月。

②　参见《历史的地理枢纽》（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10月版。炀帝。炀帝被杀的消息传出后，长安、东都纷纷自立为帝，这更说明长安的得失对隋王朝已构不成威胁。第三，李密与翟让之间是有矛盾的。瓦岗首领本为翟让，后翟让避让，推李密为王，翟让许多部将不服，以至于日后发生了公开火并。如果李密入关，翟让留居河南，那么翟让所部也绝对不会再听命于李密，李密充其量也只能占有关中，而不能控制河南，"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正是指此而言。第四，从当时的军事形势上看，李密也不敢贸然入关。其时李渊已起兵太原，向关中进发，如李密入关，势必要与李渊发生对抗，西有李渊，东有王世充，而河南翟让所部又不能为其所控制，这样李密就陷入了两面夹击的险境。李渊起兵太原，要参与中原逐鹿，有两条路，一条是西入关中，一条是南下河南，而河南有翟让、李密、王世充等强敌，关中部队已调到东都，攻打李密①，力量空虚，所以他只有挥兵入关。对李渊来讲，进关中是他进一步发展的前提，而对李密则不然。并不是说谁先占关中，谁就可以夺取天下。至于泰山道士徐洪客劝李密"乘进取之机，因士马之锐，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号令天下"，②更是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绝无战略价值。宇文化及杀死炀帝，率兵北归时，兵力多达十万③，王世充、李密听到宇文化及西来，都十分震恐，不得不联合以对付宇文；李密击败宇文后，史称"其士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④以至于被王世充乘机出兵击败。江都力量如此之强，怎么能轻意弃河南已有之战略成果而用兵江都呢？！所以李密也仅"壮其言"欲用其人而已，绝未想到要依此计而行。总之，李密决定留在河南是正确的。如果他与王世充作战时不大意，鹿死谁手，亦遽难定论。

炀帝得知东都战败，当年（公元617年）五月又命庞玉，霍世举率关内兵增援东都。越王侗派段达、庞玉黑夜出兵，布阵于回仓西北，李密、裴仁基出战，大败而归，不得不放弃回洛，退守洛口。庞玉、霍世举驻军于偃师。六月，李密率军与隋军大战于平乐园，重新占据了回洛仓。七月，炀帝派王世充率领江、淮劲旅，王隆率邛黄蛮，河北大使韦霁、河南大使王辩各率所部，一同向东都进发，准备联合攻打李密。九月，李密派徐世勣攻下黎阳仓（今河南浚县境），开仓赈济百姓，又招兵20　多万。当王世充到达东都后，与刘长恭、庞玉会合，世充任诸军总指挥。但在与瓦岗军的交战中屡战屡败，李密乘胜战据了金墉城，修缉城池。不久，率军30　万，列阵于北邙，威逼东都的上春门。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二月，又派房彦藻、郑■等东出黎阳，分道招慰河南郡县。

三月，宇文化及等人在江都发动政变，杀死炀帝，率部10　万北归，四月，行至巩洛被李密阻击，不能继续西向，引兵向东都进发。五月，东都得知炀帝被杀后，越王侗称帝。宇文化及的北归，改变了东都的对峙局面：李密怕受到东都和宇文化及的两面夹击，东都也怕宇文氏的进攻，于是双方讲和。东都欲利用李密对付宇文氏，"两贼自斗，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①，以坐收渔人之利。李密也向东都"乞降"，表示愿击宇文氏以赎罪，

①　《资治通鉴》卷83，义宁元年五月炀帝监门将军庞玉、虎贲郎将霍世举将关内兵援东都。②　《资治通鉴》卷184，义宁元年九月。

③　《资治通鉴》卷185，武德元年四月。

④　《资治通鉴》卷186，武德元年九月。

①　《资治通鉴》卷185，武德元年六月。

欲以此免其后顾之忧。

宇文化及将辎重留在滑台（今河南滑县），自己率军北攻黎阳，徐世勣退出黎阳，西保仓城，李密率步骑2　万驻屯于清淇（今河南浚县），宇文占黎阳后，分兵包围了仓城。李密与徐世勣遥相呼应，深沟高垒，不与宇文交战，如宇文攻仓城，李密则率兵攻其后，双方呈对峙局面。

李密得知宇文军粮将尽，即与之诈和，宇文大喜，不再限制其军士的吃粮，以为粮尽时李密会资助他。正好李密军中有人逃到宇文处，报告了这一情况，宇文氏大怒，但军粮将尽，于是渡过永济渠、与李密大战于童山（今河南浚县西南）之下，双方自辰时直打到酉时，宇文化及才退兵。他又到汲郡去求军粮，并派人拷打东郡吏民，要他们供给粮食。为此，留在滑台防守辎重的王轨向李密投降。其他3　员大将也先后投降，宇文败走魏郡（今河北大名），势力大衰。

童山之战，李密部队损失也很惨重。力量受到很大削弱，为什么李密不与宇文化及联合而使宇文化及与东都交战呢？当时东都屡为瓦岗所败，情势日下，而宇文化及则拥兵10　万，若李密与宇文氏会合，则宇文氏势必会吞并东都的力量，入占东都。以宇文氏之力，又占有东都之坚城，其情势绝非远道而来、未及休整时之可比，到那时，李密再与之争锋，则难矣！所以，李密才决定乘其远道而来，一举灭之，再回过头来收拾东都。可惜在战后，一方面士马疲倦，伤亡较大，另一方面又因战胜轻敌，而为王世充的突袭成功提供了机会。

③战败归唐七月，东都发生政变，王世充掌握朝政。九月率军出城，到达偃师，在通济渠南扎营，架起3　座桥。李密派王伯当守金墉，自己率精兵出偃师，利用邙山阻击世充。在战前李密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应付王世充的对策，裴仁基认为："世充悉众而至，洛下必虚，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东，简精兵三万，傍河西出以逼东都。世充还，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则我有余力，彼劳奔命，破之必矣。"魏征也认为：眼下"虽骤胜，而骁将锐卒多死，战士心怠，此二者难以应敌。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战，难与争锋，未若深沟高垒以拒之，不过旬月，世充粮尽，必自退，追而击之，蔑不胜矣。"李密赞成他们的意见，但单雄信、陈智略、樊文超等人，在刚打败宇文氏之后有轻敌之心，主张决战，他们认为："计世充战卒甚少，屡经摧破，悉已丧瞻。。。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机展其勋效，及其锋而用之，可以得志。"①最终，李密惑于众议，决定决战。他命程知节率军与自己在北邙山上扎营，单雄信在偃师城北扎营。夜里王世充派200　多骑兵悄悄潜入北邙山，埋伏山谷中。第二天，王世充率军前来攻打，李密出军应战，还没有列好战阵，世充就纵兵强攻。埋伏在北邙山的骑兵突袭李密后营，纵火焚烧其庐舍。李密大败，率万余人逃到洛口。世充攻下偃师，整兵向洛口进发。镇守洛口的邴元真向世充投降，李密得知后不作行动，想等世充兵正渡洛水时出兵击之，但由于侦察不力，李密率军前去攻打时，王世充已经全部过河了。李密大将单雄信又在此关键时刻拥兵自守，不随李密进攻。李密一看大势已去，只得率人逃到虎牢。当时王伯当也放弃了金墉城而退守河阳，李密从虎牢赶到河阳。他本想南面以黄河作屏障，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发展，但诸

①　《资治通鉴》卷186　武德元年九月。

将认为大敌当前，人心涣散，要赶快溃退，不能再坚守于此。李密只得率众西行，投降了唐。

李密在战败之时，"欲南阻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进取"，②这一战略也是可行的，但因战败而人心涣散，致使李密无法实现这一战略。当初，柴孝和在劝他入关时，他就担心义军会因此而分裂，不幸在战败之后被言中；单雄信在关键时刻，勒兵自守，不听调度，一班将领又缺乏远见，李密所谓："孤所恃者众也，众既不愿，孤道穷矣"，③众心已散，他也回天无力了。

李密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投身瓦岗后，才使瓦岗军日见起色，摆脱了群盗之性质，而成为一支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武装力量，为灭隋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关键的战略决策中都未有失误，只可惜在大战之后，有轻敌之心，致使一战而蹶跌不振，为自己的事业划上了句号。

3。杜伏威纵横江淮（1）起事江淮杜伏威出身于贫苦家庭，从小就为生活所迫而常"穿窬为盗"，他与辅公祏是刎颈之交，后二人聚众为草莽。大业九年（公元613年），他们听到王薄在长白山起事的消息后，率众投奔长白山，不久又率部南下，在淮南一带劫掠，自称将军。

江都留守派校尉宋颢率兵来讨击伏威，伏威在与之交战时，佯装不敌败走，把隋军引到芦苇中，然后顺风纵火，大败之。此后，伏威又兼并了另一支由赵破阵率领的部伍。从此，他兵势甚盛，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大业十三年（617年），隋炀帝派陈稜率精兵8000　攻讨伏威，结果大败而归。伏威乘胜攻占高邮、历阳，自称总管，分派诸将四出经略，江、淮间的小股义军也都纷纷归附。宇文化及发动政变，杀死炀帝，准备北归时，任命伏威为历阳太守，伏威不受。后占据丹阳（今江苏南京），"进用人士，大修田械，薄赋敛，除殉葬法，民其犯奸盗及官人贪浊者，无轻重皆杀之"。①当时在江淮一带活动的还有李子通、沈法兴等。李子通在海陵招集亡散，众至2　万，自称将军。沈法兴在隋大业末年任吴兴郡太守，炀帝被宇文化及杀害后，法兴"自以代居南士，宗族数千家，为远近所服"，就以诛宇文化及为名起兵，向江都进军。当走到乌程时，已召兵6　万，攻克了余杭、毗陵，丹阳等地，自称江南道大总管。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自称梁王，定都毗陵，改元延康。当时，杜伏威占据了历阳，陈稜占据着江都，李子通占据着海陵"并握强兵，俱有窥觎江表之志"①，但法兴居中，三面受敌，屡遭挫败。（2）经营江东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九月，李子通率兵围江都，攻打陈稜，陈稜向法兴和伏威求救，并各送子为人质。法兴派其子沈纶将兵数万与伏威一道去②　《资治通鉴》卷186，武德元年九月。

③　《资治通鉴》卷186，武德元年九月。

①　《旧唐书》卷56，《杜伏威传》。

①　《旧唐书》卷56《沈法兴传》。

救援。伏威驻军于清流，沈纶驻军于扬子，两军相距不过数十里。李子通的属下献计，召募江南人扮成沈纶的军士夜袭伏威，伏威受到夜袭很生气，马上令人去偷袭沈纶，于是2人彼此猜疑，谁也不敢进军。子通乘机纠集精兵，全力攻打江都，陈稜投奔了伏威。子通进占江都后，率军攻打沈纶，大败之，伏威也引军而退。子通自立为帝，国号吴，改元明政。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李子通率兵渡江攻打沈法兴，占据了京口，法兴派其部将蒋之超拒击，两军战于庱亭，元超败死。法兴放弃毗陵，逃奔吴郡，丹阳等郡为子通所占。

杜伏威派辅公祏率兵数千攻打李子通，公祏渡江攻克了丹阳，进屯于溧水。子通率兵数万拒击。但被公祏击败，加之其军粮已尽，只好放弃江都，退保京口，于是伏威占据了长江以西的地盘，迁都于丹阳。

子通在太湖地域已招募军民，袭击了占据吴郡的沈法兴，"尽收法兴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岭东包会稽，西距宣城，皆有之。"①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十一月，杜伏威派王雄诞攻打子通，子通大败，向伏威投降。于是伏威"尽有江东淮南之地，南接于岭，东至于海"，②但伏威素无大志，在武德五年（公元672年）得知唐军平定刘黑闼后，就束身归朝，到长安任职。后来辅公祏又拥兵再起，但其时唐已基本上平定了北方，辅公祏已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①　《资治通鉴》卷188　武德三年十二月。

②　《旧唐书》卷56《杜伏威传》。

四、隋朝府兵制的变化①（一）恢复旧姓与整顿乡兵1。恢复旧姓在北周宇文泰时期，为了加强控制军队，就利用了鲜卑的血缘关系，让带兵将领改姓鲜卑姓氏，所统军人也跟着其将官改从其姓。杨坚在掌握北周朝政后，就下令"诸改姓者，悉宜复旧"②，恢复了汉族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清除了私兵、部曲的遗痕。事实上，经过北周屡次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改变了六柱国统领系统，官号与实职已经脱节，将帅由皇帝临时加以更换，军士改从其将姓的制度也无法实施下去了。杨坚恢复旧姓的措施，赢得了汉人的支持和同情，并且利用天命、神征等，把这件事与夺取北周天下联系起来，为他的代周在军中铺平了道路。

2。整顿乡兵隋灭陈之前，又出现了乡兵。乡兵是以乡里的大族及其笼络、胁持下的宾客、农民组成的，既具乡土色彩，又有宗族色彩。这些乡兵流动于北自淮阴，南至广陵的战争冲要地带，其活动的时间在北周平北齐到隋平陈这段时期。领兵的军将都是地方雄豪。对这些乡兵，隋文帝采取了将乡兵纳入府兵系统，进而逐渐使它由地方部队变为中央直属部队的措施。这些乡兵首领被任命为大都督、仪同、车骑将军、骠骑将军，成了府兵系统中的将帅。乡兵纳入府兵系统后，将帅中的雄豪，虽在乡里有其势力，但在一定条件下却倾向于统一的皇朝。当然，隋初的整顿乡兵仍属局部的短时间的措施，宇文泰时期的乡兵也仍大量存在着，私兵势力的彻底消除，尚有待时日。隋代府兵仍然带有宗族和部曲的色彩，如蒲州还有所谓"宗团骠骑"。①3。军户入籍隋以前的府兵，军士与其家属有单独的军籍，与地方政府无关，他们是世袭的职业军人。军人军户集中居住在军府所在的军坊、乡团，随时调动，居无定处。隋统一中国以后，战争大为减少，不再需要这样一支既有军士，又有其家属及军户的庞大队伍。同时，为了加强政府对民户的控制，有必要将家属、军户纳入政府统一管理。虽然如此，又不能解散军队或大幅度裁减军队。于是在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将军人编入民籍，使兵民合一，解决了上述问题。

军人编入民户后，"垦田籍帐，一与民同"②，军人可按均田法令分到自己的一份耕地，并可免除租庸调的负担。但军人的资粮需其自己负担，平时

①　此章参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②　《隋书》卷1《高祖本纪》。

①　参《隋书》卷46《杨尚希传》。

②　《隋书》卷1《高祖本纪》。

无战事或轮不到自己上番宿卫时，就在家务农，有事则应召出征。府兵是终身兵役，一旦被征入伍，即须到60　岁时才可退伍。兵源也由军户承担改为从民户中简点。

（二）卫府制度的形成1。十二卫建置隋开皇中以左右卫府、左右武卫府、左右武候府、左右领左右府、左右监门府、左右领军府等十二府统领禁卫兵，合为十二军。左右卫掌宫掖禁御，督摄仗卫，下有直閤、直寝、直斋、直后等并掌宿卫侍从；又各统亲卫，分置骠骑府、车骑府，以领内军宿卫。左右武卫领外军宿卫、左右武候掌车驾护从、道路营禁。左右领左右府（也叫左右领），掌侍从左右、供御兵仗，有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之属。左右监门掌宫殿门禁及守卫事宜。左右领军掌十二军籍帐、差科、辞讼。另外，还有太子的东宫十率，即左右卫率、左右宗卫率、左右虞候率、左右内率、左右监门率，与十二卫相应而设，但在国家兵制中，它只是一种陪衬，不占重要地位。

十二府来源于西魏、北周的禁兵系统和府兵系统，是两种禁卫军队的综合组织。但十二府中仍存在着中外宿卫或内外宿卫的区别。左右卫中的直寝、直斋及亲卫，左右领中的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左右武候分任扈从，主要为内卫。内卫不断扩大，增立名目，开皇十八年（598年）于左右领之外置备身府，内卫自身及内外卫都彼此牵制。

府兵小部分属内卫，大部分属外卫，因内外卫的不同，府兵又分作内军与外军。左右卫所领亲卫、勋卫、翊卫，称为三卫，它们各有骠骑府、车骑府，是为内军。十二府所领其他骠骑府，车骑府为外军，即三卫为内卫，其他外军为外卫。

卫府制度的建立，使不同类型的禁卫结合在十二府中，十二府又相互区别、相互统一于禁卫。至此府兵通称为禁卫兵，或称为侍官。

2。军将名位与实权十二府各有大将军1人，将军2人，十二府大将军直属皇帝，其下直辖各车骑、骠骑府。十二府大将军的地位职责是由柱国大将军、大将军演变而来，骠骑、车骑则由开府、仪同演变而来。但北周的柱国大将军和大将军都是正九命（相当于正一品），而隋十二府大将军则降为正三品。北周的开府、仪同是九命（从一品），到隋的骠骑、车骑分别降为正四品、正五品。北周的柱国大将军、大将军共18人，隋十二府大将军12人，加上副职近30人。北周开府、仪同至多不过百人，隋的骠骑、车骑就增加了很多。这说明军将增加了，地位降低了，权力分散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也就更为有力了。骠骑府的长官为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为之副贰，有时也设置与骠骑府平行的车骑府，车骑即为其长官。隋的骠骑、车骑府分布在京城以及地方上的冲要地带，虽有因地立名的，但主要仍以十二府所属一、二、三、四等数目序号来排列。骠骑、车骑之下，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领兵，其下尚有更低级的如幢主、军主、统军等官职。

（三）隋后期的府兵制1。骠骑府改为鹰扬府隋炀帝即位后，对隋的官制进行了改革，府兵制也在变革之列。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骠骑府为鹰扬府，是府兵制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大的转折。

骠骑府改为鹰扬府，长官称鹰扬郎将，鹰扬副郎将为其副职。后二年鹰扬副郎将又改名为鹰击郎将。他们分别是正五品和从五品，比骠骑将军（正四品）和车骑将军（正五品）又都降低了级别。其下，大都督改为校尉，帅都督改为旅帅，都督改为队正，将军与都督的名号在府兵中不复存在，整个府兵军职的地位又比从前有所降低。原来车骑府单独开府的情况也不再存在。同时，三卫改名三侍，统一设置鹰扬府，三侍为内军鹰扬府，此外为外军鹰扬府，分别隶属于十二卫。置于各地的鹰扬府也逐渐冠以地名。这样，府名前既系以所属之卫，又冠以所在之地，系统更为清晰。

2。十六府与十二卫骠骑府改名的同时，成立了十六府，确立了十二卫分领府兵的制度。十六府为左右卫（或称左右翊卫）、左右武卫、左右候卫、左右屯卫（也称左右领军）、左右御卫、左右骁马、左右备身、左右监门，后来也称为十六卫。其中左右备身、左右监门不领府兵，领府兵的为十二卫。十二卫所领府兵，还称为卫士，左右卫所领的府兵名为骁骑，左右武卫所领名熊渠，左右候卫所领名佽飞，左右御卫所领名射声，左右屯卫所领名羽林，左右骁卫所领名豹骑。左右备身、左右监门卫，分别掌侍卫左右和门禁守卫，不领府兵，保留了原来禁军的传统。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炀帝又募民为骁果，以折冲郎将、果毅郎将领之，分置左右雄武府，以雄武郎将、武勇郎将为正副长官，上隶左右备身府。其组织系统与军将名位完全与鹰扬府相同，骁果是皇帝的亲兵。如果说大业八年前着重于扩充十二卫，则大业八年后就是着重于扩充左右备身府了。

总之，府兵制发展到隋末，已经成熟，基本达到了完整化和系统化的阶段。

五、唐前期的战争（一）唐建国的军事形势隋炀帝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开通运河，修筑长城，征讨高丽，将民众推向了死亡的边缘，纷纷揭杆而起。在全国范围内的民众暴动下，隋朝的地方政府也表现出对中央的离心倾向，或投降义军，或自树义旗。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守晋阳的李渊，就是其中力量最强的一支。

李渊在出镇山西的时候，正是各地民众纷纷暴动，隋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际。他看到这种局势，暗中招纳豪杰，收买人心，准备应机起兵，逐鹿中原。李渊之子李世民、晋阳离宫的宫监裴寂以及刘文静，是谋划起兵大事的主要人物。大业十二年（公元617年），李密与王世充对峙于东都，炀帝曾派关中兵出关援东都，炀帝率骁果镇江都，关中空虚，只有几支力量较弱的义军在活动，而且"晋阳士马精强，宫监蓄积巨万"，①除突厥外，没有足以牵制他的力量，举兵的时机已经成熟。

当刘武周占据汾阳宫时，李渊以江都悬远为由，借攻讨武周之名，擅自招募军队达万人之多。五月，李渊乘机杀了隋皇室派来监视他的两个副将，为他的起兵扫平了道路。之后，他又向突厥称臣①，解除了后顾之忧。

六月，李渊派建成、世民率兵攻打西河郡（今山西汾阳县）。这次用兵一方面要打通南下的道路，另一方面，也想树立建成、世民在军中的威望。不几日，攻下了西河城，入关中的道路被打通。李渊开仓赈济贫民，招募军队，建大将军府，分为三军，命李建成为左领军都督，统领左三军，李世民为右领军都督，统领右三军、李元吉统领中军，留守太原。

他们起兵时，李密已在河南占粮仓、败隋军，声势甚盛；窦建德起事于河北，也屡败隋军。李渊父子要参与中原逐鹿，就必须出山西；出山西有3条路可走：第一条，越太行，进河北，第二是渡黄河，进河南，第三条就是西入关中。但河南、河北都有强敌占据，只有关中力量薄弱，所以，他们在起事后，立刻想到要西进关中，这也是他们在当时唯一可以顺利走通的路。

①　《资治通鉴》卷183，义宁元年四月。

①　参见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载《寒柳堂集》；《吕思勉读史札记丁帙·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二）统一战争1。进军关中（1）攻占霍邑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七月，李渊起兵晋阳，到达西河郡，经雀鼠谷，到达霍邑西北的贾胡堡。代王杨侑派宋老生将精兵2　万屯驻霍邑（今山西霍县），屈突通屯驻河东，阻击李渊。其时天气不好，每天下雨，李渊无法进兵，军粮也快吃尽。这时，又有传闻说突厥与刘武周要乘虚袭击晋阳。李渊召集将领商讨对策，裴寂等主张回军，认为："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未易猝下。李密虽云连和，奸谋难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视。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会，且养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①建成、世民不同意，认为要继续进军，世民分析道："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忘马邑！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遽已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耳，何以自全！"②世民对前途的看法是非常中肯、敏锐的，如果退回太原，则成为割据一方之贼，很难有什么大的发展。要想发展就必须西入关中。双方都提到李密，可见他们很担心李密入关，这样他们势必会遭到两面夹击。但事已至此，不冒险是不行的，所以世民说宋老生可一战而擒，李密也因顾恋仓粟而不会马上入关，这不过是坚定李渊西进之心而已，未必实录。从世民对时局的看法中，可以看出世民是很有胆魄的。不久，军粮运到，李渊决定继续西进。八月，李渊率骑兵赶到霍邑城东，并派建成、世民率数十骑至城下举鞭指挥，若将围城之状，且诟骂挑战。宋老生见此大怒，率军3　万从城东门、南门分道而出。两军交战，李渊、建成军被打退，在此危急之时，世民与段志玄率骑兵从南原冲了下来，直攻宋老生的背后，隋军大败。傍晚，攻克了霍邑。

攻克霍邑是李渊西进关中的第一仗，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仗，其意义不仅仅是振奋了士气，更重要的是打通了西入关中的通道，使出山西，入关中成为可能，在战略决策上，也打消了一部分人欲退回太原的想法，使继续西进成为必然。之后，又乘胜攻克了临汾，绛郡（今山西新绛），直抵黄河边的龙门。

（2）进取长安龙门是今山西的河津，是过黄河的一个渡口，在此既可直接渡过黄河，进军关中，又可南下攻打河东（今运城管界）。在这里，又发生了一场争论，薛大鼎劝李渊"请勿攻河东，自龙门直济河，據永丰仓，传檄远近，关中可坐取也。"但诸将不同意，主张先攻河东。李渊率军围攻河东（今山西蒲州）、隋将屈突通婴城坚守久攻不下，李渊想采纳薛大鼎之议，舍河东而先渡河进取长安，但裴寂不同意，认为，"屈突通拥大众，凭坚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此危道也。不若攻克河东，然后

①　《资治通鉴》卷184，义宁元年七月。

②　《资治通鉴》卷184，义宁元年七月。

西上。长安恃通为援，通败，长安必破矣。"①李世民不同意裴寂先攻河东的建议，认为"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顺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自弊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能属，不可不早招怀也。屈突通守虏耳，不足为虑。"②裴寂的看法代表了河东起事的大部分人的看法，这与在霍邑城下的争论是一脉相承的。他们要求作战要稳妥，必须有河东这一退路，一旦失利，即可退保河东，而李世民则一意进取，攻占长安是其首要目标，因为要图发展就必须出河东入关中，而割据河东，当一个割据一方的土霸王是他所不愿意的。李渊也力求稳妥，于是采纳了他们两派的意见，留下一部分军队围攻河东，自己率大军西入关中，接应河西军。这样，即使入关失利，也不至于被屈突通斩断归路，受到腹背夹击。

李渊率军渡河后，守卫永丰仓（今陕西华县境）的李孝常，守卫浦津（今陕西大荔）、中潬（今蒲津西）2　城的靳孝谟投降。李渊派建成、刘文静率军屯驻永丰仓，这样不仅保障了军粮供应，又可守卫潼关阻止关东兵西进；同时派李世民经略渭北以北地区。关中有名望、有地位者都纷纷前来朝见李渊，其中，窦轨投降后，被李渊派去经略渭南地区。

屈突通得知李渊进军长安，就率兵数万救援长安，被刘文静阻遏。李渊军抵蒲津，从临晋渡过渭水，到永丰仓慰劳军队，并开仓赈济。又令刘弘基等军西征扶风，南渡渭水，攻占长安旧城，世民也屯军于长安旧城。十月，李渊到长安，扎营于春明门之西北。诸军结集于此，共20　万人，包围了长安城。十一月，攻克长安，约法十二条，废除了隋的苛禁。李渊顺利占领关中，为其日后出关，参与群雄逐鹿提供了地理上的条件，而这对于起事于河东的李渊父子是极为重要的。与此同时，屈突通降，刘文静攻下弘农郡，李渊派李孝恭等经营巴蜀，派郑元寿、马元规攻取南阳（今河南南阳）、荆襄地区，派建成、世民出兵潼关，经略关东，占据了新安、宜阳（今河南宜阳）。关中与巴蜀连成一片，既可巩固关中，又为进一步挥兵江南提供了条件。唐已拥有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力的根据地。

其时，李密拒宇文化及、王世充于东都，彼此牵制，无法西进，而李氏占据长安后，陇右的薛举父子，时时派兵东进，谋取长安。所以，西征陇右，巩固关中，成为李氏父子的当务之急。

2。巩固关中（1）西征陇右大业末年，陇右"群盗峰起，百姓饥馁"，薛举，仁果父子起事，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七月，薛举于兰州称帝。不久，仁果攻下秦州，薛举迁都于秦州，又攻下扶风，谋取长安。这便与刚刚占据长安的李氏父子相遇了。十二月，世民率军攻打扶风的薛仁果，大破之，并乘胜追击至陇坻（今甘肃陇县西边的陇山）而归。不久，平凉、河池、扶风等郡相继投降李渊。

①　《资治通鉴》卷184，义宁元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184，义宁元年九月。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李渊称帝于长安。六月，薛举攻打泾州，李渊命李世民为元帅，率八总管兵拒击。七月，薛举进逼宁州定平县的高墌城（今陕西长武县北），大败唐军。八月，薛举派仁果进围宁州，欲乘胜追击，但因薛举病死而停兵。不久，李渊再次任命李世民为元帅，出兵攻打仁果。

李世民率军到高墌后，仁果派其将宗罗。。带兵拒击，罗。。屡屡挑战，世民坚壁不战。诸将请战，世民认为"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持胜而骄，有轻我心，宜闭垒以待之。彼骄我奋，可一战而克也"，①这样双方对峙了60多天，仁果军粮已尽，以至其部将有率兵来降的。世民见其将士离心，战机已成熟，就派梁实在浅水原扎营诱敌，宗罗。。一看唐军出战，立刻率精兵前来攻打。唐军守险不出，虽营中乏水，但军将又坚守了几天。世民估计敌人已很疲劳，便决定出战。天亮时，派庞玉列阵于浅水原，罗。。率众来攻，庞玉几乎无力抵挡。世民率大军从浅水原北边出其不意，率几十名骑兵，突入敌军阵中，与阵外的军队内外呼应，大败罗。。，并欲乘胜追击，窦轨认为虽然打败了宗罗。。，但仁果仍然占有坚城，不应轻意进击，世民不听，仅率骑兵追击。仁果在城下列阵，唐军一到，仁果部将就有好几人降唐，仁果只得收兵回城拒守。天黑时，唐步军赶到，包围了城池。半夜守城者纷纷下来投降。薛仁果见大势已去，只得出城投降。

诸将问世民："大王一战而胜，遽舍步兵，又无攻具，轻骑直造城下，皆以为不可而卒取之，何也？"世民回答说："罗。。所将皆陇外之人，将骁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斩获不多。若缓之，则皆入城，仁果抚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则散归陇外，折墌虚弱，仁果破胆，不暇为谋，此吾所以克也。"①（2）抚慰河西在薛举所据的陇右以西，是河西五郡。隋末，李轨起兵自立为帝。当唐对付薛举时，曾派人到凉州与他联络。河西是多民族杂居之地，特别是胡汉之间矛盾重重。

唐平薛氏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五月，安兴贵请求到凉州招慰李轨，兴贵之兄修仁时任李轨的户部尚书。他到凉州后，曾劝李轨降唐，但为李轨所拒绝。之后，他与修仁招集诸胡起兵，包围凉州城。李轨率千余人出城拒战，为胡兵所败，退守城池，坐等外援，但其它城池皆已降唐。不久，李轨被俘，河西平定。

陇右河西的平定，巩固了关中根据地，为唐全力出关争斗解除了后顾之忧。

3。经营关东（1）关东形势正当唐着意西征时，东都的战局也发生了变化，李密打败宇文，王世充乘势又打败李密，李密入关降唐。唐平定陇右，巩固了关中，下一步战略目标就是与关东豪杰决战，逐鹿问鼎。

①　《资治通鉴》卷186，武德元年十一月。

①　《资治通鉴》卷186，武德元年十一月。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十月，命淮安王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指挥山东诸军。十二月，命秦王世民组建陕东道大行台，全权指挥蒲州、河北（指黄河以北）各总管府兵马。同时派魏征招抚山东的李密旧将徐勣。二年（公元619年）正月，李世民出镇位于同州朝邑县的长春宫。淮安王神通攻打屯据于魏县的宇文化及，化及抵抗不住，向东退据聊城。这时，窦建德也率部前来攻打化及，唐军得知建德前来，即引军退去。化及被窦建德消灭。

王世充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四月，自立为帝，国号为郑。但他用人不当，御将无方，秦叔宝、程知节、李君羡、罗士信等骁勇之将先后降唐。唐郑之间，不断进行着争夺郡县的拉锯战。此时的窦建德正积极经营，势力大盛。

八月，窦建德将士兵10　万进取洺州，淮安王神通率军退保相州。窦建德攻占洺州后，率军直扑相州（今河南安阳），神通率军投奔屯守黎阳（今河北浚县）的徐勣。九月，建德占相州、赵州（今河北赵县）。十月，直扑卫州（今河南汲县）。当建德经过黎阳时，遇到徐勣派出侦察的骑将丘孝刚的攻击，建德一怒之下，攻克黎阳，俘虏了淮安王神通、徐勣之父及魏征等人，徐勣本已逃出，但因其父被俘，数日后归降建德。卫州得知黎阳失陷，也降了建德。建德令徐勣守黎阳，将其父作为人质带在身边。滑州及周围州县，徐圆朗所辖都望风归降，建德迁都于洺州。

（2）反击突厥就在唐郑拉锯于东都，建德迅速扩充其势于河北之时，太原方面的形势开始吃紧。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四月，刘武周引突厥南下，突袭榆次，包围并州（今山西太原），攻陷平遥、介州（今山西介休），并击溃了唐援军姜宝谊、李仲文部。唐命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攻讨武周，九月在介州又被武周部击溃，大败而归，晋州（今山西临汾）以北大部失陷。

刘武周进逼并州，齐王元吉弃城而逃，并州陷落。之后武周部又攻克了晋州、龙门。十月，攻克浍州（今山西冀城），浦坂守将降武周，关中震骇。李渊将关中军都调给世民，令他收复河东。十一月，世民率兵从龙门渡过黄河，屯军于柏壁（今山西新降县西南），阻击武周部将宋金刚。其时，刘武周挟突厥之势，骑兵甚强，唐军无力决战，但他们军粮不足，以虏掠为资。李世民就利用这一点，制定了坚壁清野，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待其粮尽北撤时，再乘机出击的战略。①三年（公元620年）四月，宋金刚军中粮尽，开始撤退。世民出击，在吕州（今山西霍县）败之，又乘胜追击，一昼夜行军200　多里，两军数十次交锋，直追到雀鼠谷（今山西介休西南的峡谷），八战八捷，大破金刚，俘斩数万人。唐军在稍事休整后，进击介州。宋金刚率2　万余兵在城西背城列阵，南北长7　里。世民派徐勣正面与之作战，待唐军退却、金刚追击时，世民亲率精兵乘机绕到其阵后攻打，两面夹击，大破金刚。刘武周得知金刚战败，也放弃并州，逃入突厥，唐军收复晋阳。世民留李仲文镇守，自己返回长安。

河东是关中的屏障，河东失守，关中就会暴露在刘武周的攻打之下；同时，河东在隋唐是经济发达地区，失去河东，就意味着失去一个重要的资粮

①　参《资治通鉴》卷188，武德二年十二月。

来源地①。河东的恢复，进一步巩固了关中根据地。

4。逐鹿中原（1）围攻洛阳河东方面危机解决后，唐决定与郑结束以往那种小规模的一城一地的拉锯战，准备消灭王世充。王世充得知这一消息后，从所属各州镇中挑选出骁勇之士结集于洛阳，设置4　镇将军，分守4　城。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七月，世民率军出征王世充。王世充派魏王弘烈镇守襄阳，荆王行本镇守虎牢（今河南汜水县西北），宋王泰镇守怀州（今河南沁阳县），齐王世恽兼管南城（今皇城南门外），楚王世伟镇守宝城（皇城），太子玄应镇守东城（皇城之东），汉王玄恕镇守含嘉城，鲁王道徇镇守矅仪城（东城之东），这些率兵镇守一方的大将都是世充的"宗亲"。他自己率兵3　万，拒击唐军。唐将罗士信率前军包围了慈涧（今河南新安县东），世充率兵3　万前来救援。当世民率兵骑5　万进军慈涧时，世充放弃慈涧，退回洛阳。世民派史万宝从宜阳南下占据龙门（今伊川县西南），刘威德从太行东（今山西济源县）包围河内（今河南沁阳县），王君廓从洛口（今河南巩县东南）去截断世充运送军粮的道路，黄君汉从河阳去攻打回洛城（今河南孟津县东南），世民亲带大军屯于北邙山，连营扎寨，逼向世充。八月，黄君汉派校尉张夜叉率水军袭取回洛城，截断了河阳南桥。世充派太子玄应，大将杨公卿等攻打回洛，未能攻克，就在回洛城西边筑起一座月城，留兵镇守。不久，刘德威攻克了怀州城（今河南沁阳县）的外城。九月，王世充部将显州（今河南沁阳县）总管田瓒率所部25　州降唐。前此不久，邓州（今河南邓县）已降，这样就切断了襄阳与洛阳间的联络。

十日，世充大将张镇周投降，罗士信攻陷硖石堡（今河南洛阳县西）、千金堡（今河南洛阳县北）。杨庆以管州（治今河南邓县）降唐。世充太子应玄镇守虎牢，军队驻扎在荥水、汴水之间。当他得知管州降唐时，立刻率部前来夺取，李勣率部阻击。随后，荥州、汴州先后降唐，唐军打通了嵩山之南的通路。玄应见诸州皆降，只得从虎牢撤回洛阳。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二月，世充派太子玄应率兵数千人从虎牢运粮入洛阳。中途受到唐军拦截，玄应大败而归。李世民派宇文士及回长安，向李渊请求进军包围洛阳。李世民率军移屯青城宫（在东都城西禁苑中），世充乘唐军壁垒未立时，率众2　万从方诸门出兵，拒击唐军，世民派精锐骑兵在北邙山布阵，与敌决战。两军自辰至午，激战不已。后来世充收兵撤退，唐军追至城下，包围了洛阳城。

世民四面攻打，昼夜不息，"城中守御甚严，大砲飞石重五十斤，掷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车辐，镞如巨斧，射五百步"，①洛阳久攻不下，唐将士疲弊思归，世民决议不退兵，在城外掘堑筑垒而围之。

（2）与夏决战在唐军进逼洛阳，世充属地逐渐为唐所占，形势日益恶化之际，王世充

①　《资治通鉴》卷187，武德二年十月，李世民曾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　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

①　《资治通鉴》卷188，武德四年二月。

决定派人向河北窦建德求援。从前，他们双方曾为争夺地盘发生过冲突，但建德的中书侍郎刘彬认为，应把握战机，暂弃前嫌，出兵应援，他分析说："天下大乱，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势。今唐举兵临郑，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郑地日蹙，唐强郑弱，势必不支。郑亡，则夏不能独立矣，不如解仇除怨，发兵救之。夏击其外，郑攻其内，破唐必矣。唐师既退，徐观其变，若郑可取之，并二国之兵，乘唐师之老，天下可取也"。①刘彬对形势的分析可谓切中要害、一箭双雕，而且切实可行。当时唐军势盛，单独由夏或郑都不足以与唐军对抗，只有维持三足鼎立，才可能生存。窦建德采纳了他的建议，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三月，令范愿守曹州，孟海公、徐圆朗率众西救洛阳，水陆并进，以船队运粮，驻军于成皋东边的东原。在唐军围攻洛阳，久攻不下时，将士多疲惫欲归，李渊亦有休兵之意，但世民不同意。此时，面对窦建德的前来，多数人认为"吾兵疲老，世充凭守坚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地而来，锋锐气盛。吾腹背受敌，非完策也"，主张"退兵新安，以承其弊"。②郭孝恪反对撤兵，认为"世充穷蹙，垂将面傅，建德远来助之，此天意欲两亡之也。宜据武牢之险以拒之，伺间而动，破之必矣！"薛收也赞同此意见，并进一步分析说"世充深据东都，府库充实，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即日之患，但乏粮食耳。以是之故，为我所持，求战不得，守则难久。建德亲帅大众，远来赴援，亦当尽其精锐。若纵之至此，两寇合纵，转河北之粟以馈洛阳，则战争方始，偃兵无日，混一之朝，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大王亲帅骁锐，先据成皋，厉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傅矣！"①李世民很赞同他的分析和建议，针对萧瑀等大将的反对意见，明确决断道："世充兵摧仓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吾据武牢，拒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日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自陪，一举两克，在此行矣。若不速进，贼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吾计决矣"，②于是他中分麾下，令齐王元吉围守洛阳，他亲率精兵3500人东进虎牢。到虎牢后，世民带人侦察建德军情，沿途将500　骑分别埋伏道旁，仅带尉迟敬德等4　名将士跟随。在距建德军营3　里处，被对方发现，他们派出5000　余骑兵追击，世民边退边打，把他们引入伏击圈内，大败敌军，斩首300　余级。

建德率兵西来，被唐军阻击于武牢近月余，几次交战又都失利，将士思归。四月，唐军又派轻兵拦截了他的军粮。面对这种形势，他召集将士讨论用兵之策、凌敬劝窦建德说"大王悉兵洛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踰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为今之策，无以易此。"但王世充连连派人向建德求救，促其发兵，请将也恃势轻敌，主张决战，虽然建德夫人曹氏也劝他要听从凌敬的建议"自淦口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

①　《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三月。

②　《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三月。

②　《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三月。

郑围攻忧不解！若顿兵于此，老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①但建德不予理会，决定率大军与唐作正面交锋。

建德计划在唐军马料用尽，放马于河北之际袭击武牢。这一消息为世民所知，五月，世民北渡河，南临广武，故意放马于河边以引诱对方。自己在当夜赶回武牢。第二天，建德果然率全军来攻打武牢，世民坚壁不出，建德布好战阵等了两个时辰，士卒饥疲，都坐下来，又争着去喝水，漫无纪律。建德军队所以会如此，主要是由于建德很轻视唐军。从出军到战略上的决策都犯了轻敌的错误，这次作战，他以为唐战马正在河北岸吃草，唐军无骑兵。孰不知，前日放牧于河北岸的战马已经归队。世民乘建德军散乱之机，率众出战，直扑其阵。而建德这时正在接见群臣，唐骑兵突然杀到，大臣们都向建德奔去，建德命骑兵应战，并命大臣们退开，就在这进退之间，唐军已经到了眼前，建德只得退到东边的山坡。此时，两军恶战，世民率几员大将，卷着唐军战旗突进到建德军阵的后面，然后打开旗帜。建德军以为军阵已溃，于是全军大败，建德也在战乱中被擒。

对于窦建德的失败，有人归因于他未能采纳凌敬的意见。对于凌敬的建议，胡三省在注《通鉴》时，就颇有微辞，认为"当是时，洛城危急，秦王定计而坚守之，盖计归而将功，吾恐建德未得到蒲州，洛阳已破矣"。②诚如三省所言凌敬的建议是很好的，但实施起来却有实际困难，如果在建德率军，绕道北上之时，洛阳一旦被攻破，唐军即可全力对付他，建德就会陷入被动。在当时情况下，可以针对世民的布兵案来布兵：中分其部，一部分与唐对峙，备而不战，牵制唐军，使之不能全力攻打洛阳；另一部分绕道北上，击唐军之后，这样也许更为妥当。但建德全军决战的策略，虽无万全，但也并不为错，其最大的错误是在决战时轻敌散慢，使唐军有机可乘，以至溃败被俘。李世民击溃建德后，将建德及其主要将领带到洛阳城下。世充想突围南下，投奔襄阳，但诸将认为建德已败，出城也无法突围，于是，开城投降。（3）平定刘黑闼窦建德的军队被解散以后散归乡里，史书上说他们"暴横为民患，唐官吏以法绳之，或加捶挞"，以至于"建德故将皆惊惧不安。"①这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唐平定建德后，对其所属地区实行高压政策，要将其主要部将迁往长安。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其部将高雅贤、王小胡逃到贝州（今河北清河县）后，联络其他将领说："王世充以洛阳降唐，其将相大臣段达、单雄信等皆夷灭，吾属至长安，必不免矣"。②于是，推刘黑闼为首领，再次起兵。八月，河南的徐圆朗起兵响应。唐派秦武通等率关中步骑3000　前往攻讨，同时命幽州（今北京）总管罗艺引兵南下，合军击黑闼。

九月，淮安王神通率关内兵到达冀州（今河北冀县），与罗艺会师，又征召当地兵共5　万余人与黑闼战于饶阳（今河北饶阳）城南。但被黑闼击溃。黑闼军势为之大振，窦建德以前的将士都争着杀掉唐朝官吏以响应黑闼。十二月，率军逼宗城（今河北威县）镇守黎阳的李勣弃城而退保洺州（今河北

①　《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四月。

②　《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四月胡注。

①　《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七月。

②　《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七月。

永年县）。黑闼追击李勣，大败之，李勣单身逃走。洺州土豪翻城响应黑闼，之后，又攻下了相（今河南安阳）、黎（今河南汲县）、卫（今河南汲县）等州，"半年之间，尽复建德旧境"①。他又派人与突厥联合，颉利可汗派骑兵助之，唐将秦武通等都逃回长安。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正月，刘黑闼自称汉王，改元天道，定都洺州，"窦建德时文武悉复本位，其设法行政，悉师建德，而攻战勇决过之。"②唐又派世民，元吉率兵前往攻讨，五年正月，军到获嘉（今河南修武），收复相州，进军肥乡（今河北肥乡），在洺水之上扎营，幽州总管罗艺率部数万会同世民讨击。黑闼留兵万人让范愿率领镇守洺州，自己率兵拒击罗艺，但却被罗艺所击败。

二月，刘黑闼率军还攻洺水。当他行军到列人城时，遭到秦叔宝的拦击。同时，罗艺攻下定州（今河北定县），赵州（今河北赵县南），栾州（今河北赵县），廉州（今河北藁城）后，与李世民会师于洺州。刘黑闼率军猛攻洺水城，世民几次救援都被击退，黑闼攻克了洺水城。三月，李世民与罗艺在洺水之南扎下营寨，并在水北分兵驻守。黑闼几次率兵向世民挑战，同时，还派兵袭击李勣军营，并打退了前往救援的唐军。至此，两军已对峙了近60天。李世民认为黑闼军粮一尽，势必要来攻打，就事先派人在洺水上游堵住水流，命其在两军交战时决水。二十六日，黑闼率兵2　万南渡洺水，逼向唐军。世民率精骑攻其骑兵，并乘胜冲击其步兵，黑闼率兵死战，从中午直到黄昏，黑闼军渐渐不支，其部将劝黑闼悄然离去，投奔突厥。这时，唐军决开洺水，水淹黑闼军。黑闼军大败，山东地区基本平定。

刘黑闼逃到突厥后，不断引突厥南下侵扰，七月，又南下，到定州，其故将又起兵应之。唐先后命淮阳王道玄、齐王元吉进兵攻讨，结果大败而归，"山东震骇，。。州县皆叛附于黑闼，旬日间，黑闼尽复故也。"①十月二十七日，黑闼进占洺州。

十一月，唐令太子建成率兵讨黑闼，河南、河北各州都受他指挥。建成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将俘虏全部放归，黑闼军食尽，军士有很多逃亡的。有的甚至缚其主将而降唐，黑闼看情况不利，就在一天夜里撤军。当撤到馆陶（今山东馆陶）永济水时，唐军已经逼近，黑闼令军士背水列阵，自己却在桥修好时先渡河而逃，其众遂溃。跟从黑闼的仅有百余人，逃到深州饶阳县（今河北饶阳县），被其所属将生擒降唐。

（4）平定江陵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十月，巴陵校尉董景珍、雷世猛等人起兵反隋，推后梁的后代萧铣为首领。萧铣以复兴后梁为旗号，自称梁公，"起兵五日，远近归附者至数万人"。②他率兵攻占巴陵（今湖北岳阳），自称梁王，改元鸣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四月，萧铣称帝，定都江陵（今湖北江陵）。钦州、交趾、始安等郡先后归附，"于是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铣皆有之"。③二年（公元619年）九月，萧铣又派陈普环

①　《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190，武德五年正月。

①　《资治通鉴》卷190，武德五年十月。

②　《资治通鉴》卷184，义宁元年十月。

③　《资治通鉴》卷185，武德元年四月。

率水军攻打峡州，想进一步经营巴蜀。唐派李靖、河间王李孝恭先后到峡州经略。他们大造舟舰，教习水战，把巴、蜀各部族酋长的子弟召入军中，量才任职，明为引拔，实作人质。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九月，命孝恭为荆襄道行军总管，李靖为长史，率12　个总管，发巴蜀之兵，结集于夔州（今四川奉节），命庐江王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出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今湖南沅陵）道，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州（今夏口）道，攻讨萧铣。当时江水正在上涨，诸将都请求等水落后再出兵，李靖认为"兵贵神速，今吾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江涨，悠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备，此必成掩；不可失矣"，①孝恭听从了他的建议，按期出兵。十月，萧铣的鄂州（治今汉阳）刺史雷长颖降唐。孝恭率战舰2000艘东下，萧铣以江水上涨而毫不为备，唐军顺利地攻取了荆门、宜都两个据点（在今宜都县西北）。进军至夷陵，又击溃了率数万精兵前来拒击的文士弘，进围江陵城。文士弘招集亡散，再次前来拒战，又被李靖打败，唐军攻下了江陵水城，将俘获的战船推入江中。前来救援的将领看到江中战船散乱地漂下，以为江陵已被唐军攻破，都迟疑不前。萧铣看救兵迟迟不来，派出应战的将领都被击败，于是出城降唐。

（5）平定江南杜伏威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九月，已经向唐朝请降，唐任命他为淮南安抚大使、和州总管，但这不过是一种名义。唐对江淮并无实质性的控制权。以后，伏威率众东征西伐，占据了大片地方。五年（公元622年）七月，李世民攻下了占据河南的徐圆朗所属十多座城池后，声震淮泗，杜伏威将兵权交给王雄诞后，束身归朝。

与伏威一同起兵的辅公祏在军中甚有威望，伏威因此很猜忌他，就夺了他的兵权，为此他心中很不痛快，便跟左游仙学道。伏威到长安时，把兵权交给了王雄诞。武德六年，左游仙劝公祏再次起兵，他们诈称杜伏威来信，说雄诞有贰心。雄诞为此而称病不再管事，兵权被公祏所夺。公祏又称杜伏威为唐软禁于长安，密令他起兵。不久，公祏称帝于丹阳（今南京），国号宋。唐命襄州道行台仆射赵郡王孝恭率水军赶往江州（今江西九江），岺南道大使李靖率军赶往宣州（今安徽宣城县），怀州总管黄君汉出谯、亳，齐州总管李勣出淮泗，攻讨公祏。唐军四面齐进，分别攻占公祏所辖州郡。公祏派其将冯慧亮、陈当世率水军3　万屯于博望山，陈正通、徐绍宗率步骑2万屯于青林山（在今安徽当塗县境），并在梁山用铁锁拦断江水，在长江以西修建营垒，拒击唐军，公祏坐镇于丹阳。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三月，孝恭与李靖率水军屯驻于舒州（治今安徽潜山），李勣率步兵1　万渡过淮水，攻下寿阳（今安徽寿县），驻军于硖石（今安徽风台县西南）。两军对峙，诸将主张绕过此防线，直取丹阳，李靖不同意，认为"公祏精兵虽在此水陆二军，然所自将亦不为少，今博望诸栅尚不能拔，公祏保据石头，岂易取哉！进攻丹阳，旬月不下，慧亮蹑吾后，腹背受敌，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战余贼，其心非不欲战，正以公祏立计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师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举可破也！"①孝恭采纳了李靖的意见，先埋伏下精兵，然后派老弱之兵攻打对方营垒，慧亮等出兵反击，唐军佯装不敌而退，对方追击，

①　《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九月。

①　《资治通鉴》卷190，武德七年三月。

结果遭到唐军的伏击，大败而退，李靖率兵乘胜追击，转战百余里，击溃博山、青林两处守军，慧亮，正通逃走。李靖直追至丹阳城下，公祏弃城东逃，想到会稽。但半途即被人杀死，江南平定。

5。唐前期的边疆战争（1）抗击东突厥隋末唐初，东突厥强大起来，"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之"。①当时割据称雄于北方的梁师都、刘武周、李轨、薛举等人都向突厥称臣，就是活动于中原的李密也曾与突厥联络。

李渊在太原起兵时，也派刘文静到突厥，向其称臣。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四月，突厥始毕可汗死，弟处罗可汗立。十一月，处罗可汗死，弟颉利可汗立。这一时期，突厥不断加强对唐王朝的侵扰，始毕可汗曾利用刘武周、宋金刚等一度攻陷并州。处罗可汗又迎炀帝萧皇后及其孙杨政道入突厥，立杨政道为隋帝，把1　万多流落在突厥的汉人拔归他管理。颉利可汗在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一度围攻并州，进扰汾、潞诸州，虏掠男女5000　余人而去，七年（公元624年）八月，又从原州（今宁夏固原）大举南侵，有万余骑兵到达豳州（今陕西彬县），离长安不到200　里，唐高祖甚至想放弃长安，向南迁都。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刚刚登上帝位，颉利可汗乘唐内部政治不稳之机，又率十万余骑南下，直抵长安附近的渭水便桥北面，太宗亲临渭桥，利用疑兵，使突厥不敢深入，结盟而还。

贞观初年，东突厥内部矛盾重重。颉利可汗任用汉人，秉掌大权，"多变更旧俗，政令烦苛"，②突厥人对此都很不满。颉利可汗还信任西域胡人而疏远族人，但"胡人贪冒，多反覆，兵革发动"，③加上连年大雪，牲畜大多被冻死。颉利由于天灾而用度不足，就对归附的其它诸部横征暴敛，诸部纷纷脱离颉利的控制，推薛延陁部的夷男为可汗，与唐朝联系。唐朝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当东突厥东边的契丹、奚、霫等族纷纷降唐时，颉利严责镇守在幽州之北的突利可汗；当铁勒诸部独立，颉利又派突利去攻打，但被铁勒诸部打败，颉利为此而拘禁了突利，并处以鞭刑。突利回到原驻地后，就筹划脱离颉利，降附唐朝。代州都督张公瑾所提出征讨突厥的理由，充分说明当时的战略形势。《资治通鉴》卷193　贞观三年八月载："颉利纵欲逞暴，诛忠良，暱奸佞，一也。薛延陁等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设、欲谷设皆得罪，三也。塞北霜旱，糇粮乏绝，四也。颉利疏其族类，亲委诸胡，胡人反覆，大军一临，必生内变，五也。华人入北，其众甚多，比闻所在啸聚，深据山险，大军出塞，自然响应，六也。"唐太宗利用突厥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之机，发动对突厥的征讨战争。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十一月，突厥南下侵扰。唐任命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出定襄（今山西平鲁县），华州刺史柴绍为金州道行军总管，出金河（今清水县），灵州大都督

①　《旧唐书》卷194　上《突厥传》。

②　《资治通鉴》卷192，贞观元年七月。

③　《旧唐书》卷194　上《突厥传》。

薛万徹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出营州（今辽宁朝阳），各军都由李靖统一指挥，出击突厥。十二月，突厥可汗降唐。四年（公元630年）正月，李靖率精骑3000　自马邑（今山西朔县）出发，进屯于恶阳岭（今内蒙和林格尔县南），夜袭定襄（今清水河境内），颉利可汗没有料到唐军会突然出击，大惊曰："唐不倾国而来，靖何敢孤军至此！"于是急忙将其驻地向北迁徙。李靖派人到突厥内部施行离间之计，颉利的心腹康密苏带着隋炀帝的萧皇后及其孙政道降唐。李勣出云中（今大同），在白道（在今归绥县）大败突厥。不久，李靖与李勣会合于白道。其时，颉利退到铁山（今固阳县北），派执失思力到长安拜见太宗，请求讲和。二月，太宗派使者前往接洽，并命李靖率兵接应颉利。颉利虽"外为卑辞，内实犹豫，欲俟草青马肥，亡入漠北。"李靖与李勣商议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阻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至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①于是他们决定在夜里袭击颉利。李靖派苏定方率200　名骑兵为先锋，乘着大雾快速向北挺进。颉利见到唐朝的使者后，非常高兴，放松了对唐军的戒备。当唐军进至距颉利牙帐仅有7　里时，颉利方才发觉，他慌忙乘千里马先逃。李靖率大军到后，击溃了突厥，俘虏男女共十多万人，牲畜数十万头。颉利率万余人想逃到漠北，遭到李勣的阻击，唐军俘获5　万多人。颉利逃到置牙帐于灵州（今宁夏灵武一带）西北的沙钵罗处后，想与沙钵罗一同逃奔吐谷浑。其时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道宗率兵压境，令沙钵罗执送颉利，颉利闻知，率数骑夜遁，沙钵罗急忙派人追还。三月，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道宗率军包围了沙钵罗的营帐，生擒颉利而归。东突厥灭亡后，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自此，大漠以南，阴山以北尽为唐所控制。这次征战，利用了突厥间的矛盾，在战略上运用了突袭的方法，打得颉利措手不及，慌忙逃窜，终至被擒。

（2）平定铁勒东突厥灭亡之后，其北边的铁勒部遂乘机而兴盛，其中薛延部最为强盛。真珠可汗将其兵众分为南北两部，令其2　子拔灼、颉利苾分别统领。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册封突厥的李思摩为俟利苾可汗，令他率降唐的突厥人北归，还其故地，并不许薛延南下侵扰突厥。

十五年（公元641年）太宗东封泰山，真珠可汗想乘太宗东封之机南下击灭突厥。他命其子大度设率领铁勒的同罗、仆骨、回纥、靺鞨、霫等部兵共30　万，过沙漠，屯兵于白道川（在今内蒙呼和浩特市北），袭击突厥。突厥俟利苾可汗无力抵抗，率其部进入长城，拒守于朔州（今山西朔县）。同时，派人向唐太宗告急。太宗在十一月命营州都督张俭率所部精兵及降唐的奚、霫、契丹压其东境，命兵部尚书李勣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率兵6　万，骑兵1200　屯于朔方（今朔州），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率兵4万，骑兵5000　屯于灵武，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将兵1.7　万，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云中（今山西大同），凉州都督李袭譽为凉州道行军总管，出其西。当大度设率骑兵3　万追至长城时，李勣率唐军赶到，大败之。大度设率残兵余众逃到漠北。十六年（公元642年），唐与薛延陀欲议和亲，但未成功，此后，薛延陀不断南下攻扰突厥。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薛延陀真珠可汗死，其子拔灼自立为多弥可

①　《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二月。

汗，他乘唐伐高丽之机，又挥兵南下，被击退。

二十年，铁勒内部的回纥、仆骨、同罗等部起兵攻打薛延陀多弥可汗。

六月，唐以江夏王道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瀚海（今蒙古哈尔林一带）安抚大使，派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率突厥兵，右骁卫大将军契芯何力率凉州兵及胡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将所部兵，分道并进，乘其内乱攻讨薛延陀。薛延陀听到唐军大举进攻的消息后，诸部大乱，彼此攻打，争着派人向唐求降。多弥也在逃跑时被回纥攻杀。江夏王道宗率军度过沙漠，击溃薛延陀阿波达官。之后道宗与万彻派人招抚铁勒诸部，其酋长都投降了唐朝。

薛延陀余众尚有7　万，他们立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居于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脉）之北。唐朝怕他们再对漠北构成威胁，决定派李勣与铁勒九姓联合，共同讨击薛延陀。李勣率军到达郁督军山后，其酋长梯真达官率众来降，咄摩支逃到荒谷中，李勣派萧嗣业前往招抚，咄摩支降。但其部落对降唐一事尚在犹豫，李勣挥兵进击，前后数战，斩数千级，俘虏3　万余人，彻底控制了薛延陀。

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十月，回纥酋长婆闰死，其侄比粟毒代领其众，与同罗、仆固侵扰唐朝边疆。唐命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燕然都护刘审礼，左武卫将军薛仁贵为副将；鸿胪卿萧嗣业为仙萼道行军总管，右屯卫将军孙仁师为副，率兵讨伐。二年（公元662年）三月，郑仁泰在天山（即郁督军山）大败铁勒。铁勒九姓纠合10　万人前来拒击，并选其中数十名骁健者前来挑战，薛仁贵连发3　箭，3人应声而倒，其众见此纷纷下马请降。仁贵率军至漠北，将其余众击溃而还。三年（公元663年）正月，郑仁泰再次率军讨伐铁勒余部，全部平定。

（3）平定高昌高昌（在今吐鲁番）处在唐朝与西域的交通要道上。贞观初年，高昌王曾到长安进贡。但此后却常常阻遏西域其它小国与唐朝的交往。焉耆与中原的通道本以沙漠一线为主，隋末大乱，此路隔绝，须经高昌到中原。唐初，焉耆王突骑支派人入贡，请求重开碛路，高昌由此而怀恨在心。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派兵袭击焉耆，大掠而去。十三年（公元639年）高昌又与西突厥一起攻打已归属唐的伊吾。颉利败亡后，部分突厥人逃到高昌，唐命高昌交出这部分突厥人，高昌予以拒绝。其后又与西突厥一起攻打焉耆。高昌已成为唐与西域交往的一大障碍。

十三年年底，唐命侯君集、薛万彻率军攻讨高昌。高昌王麴文泰不以为意，认为唐与高昌相距7000　里，其中2000　里是沙漠，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唐军无法远征至此。十四年八月，唐军抵达高昌，文泰忧惧不知所措，得病而死，其子智盛继承王位。

唐军经柳谷，攻克田城，进围高昌都城，君集命填堑攻城，飞石雨下。

西突厥知唐大军前来，也西走千余里，智盛出城降唐。九月，以高昌故地为西州，列置郡县，留兵镇守。

（4）平定吐谷浑贞观初年，吐谷浑可汗伏允屡次侵扰唐朝边疆鄯州、廓州、兰州等地，并且扣押唐朝使者。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六月，唐派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樊兴为赤水道行军总管，率边兵及契苾、党项之众攻讨吐谷浑。十月，段志玄击败吐谷浑，追击800　多里，吐谷浑驱牧马远逃。十一月，吐谷浑又侵扰凉州，唐朝决定大举攻伐吐谷浑。十二月，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命侯君集为碛石道、任城王道宗为鄯善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各路兵马受李靖统一指挥，进击吐谷浑。

九年（公元635年）闰四月，任城王道宗在库山（今西宁县西）大败吐谷浑，伏允可汗将牧草烧掉后，逃入沙漠。请将认为"马无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认为"曏者段志玄军还，才及鄯州，虏已至其城下。盖虏犹完实，众为之用故也。今一败之后，鼠窜逃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①李靖也同意侯君集的看法，决定把军队分成两部分：李靖、薛万彻、李大亮率一部从北道进击，侯君集、道宗率另一部分从南道进击。二十三日，李靖部将薛孤儿在曼头山（今日月山）大败吐谷浑，俘获杂畜以充军食。二十八日李靖先后在牛心堆（今共和县）、赤水原大败敌军。李大亮又败之于蜀浑山，执失思力败之于合茹川，李靖督诸军经积石山河源，到且末，抵达吐谷浑的最西部。当他们得知伏允在突伦川要投奔于阗时，契苾何力选骁骑千余直奔突伦川，薛万均率军紧随其后。他们袭击了伏允的牙帐，俘获杂畜20　余万，伏允逃走。侯君集、道宗率军入无人之境2000　多里。五月，又在乌海大破伏允，唐军越过星宿川，到达柏海后撤军，与李靖会合。伏允在逃跑途中被属下所杀。

（5）平定西突厥西突厥在唐朝初年很强盛，控制着西域各国。但其内部不断发生争斗，彼此攻杀不已。在唐攻打东突厥时，曾与之联合。东突厥被平定以后，薛延陀势力大盛，曾打败西突厥。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攻杀沙钵罗叶护，统一了西突厥，又举兵灭了吐火罗，"自恃强大，遂骄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①派兵侵扰伊州。郭孝恪率兵击溃之。咄陆又派处月、处密两个部族包围天山，再次被孝恪击溃。后乙毗咄陆被其属部击走，各部族请唐更立可汗，唐立莫贺咄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射匮可汗向唐求婚，唐许之，命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没、葱岺5　个小国作为聘礼。

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部强盛，他们欲乘唐太宗死亡之机，起兵反唐。唐廷急忙派人招抚，才未起事。但不久，贺鲁即拥众西走，并击败了射匮可汗，吞并其众，在双河（今伊宁）和千泉（今吉尔吉斯的塔什干）建立牙帐，自号沙钵罗可汗，胜兵10　万，与逃往吐火罗的乙毗咄陆连兵，控制了西域诸国。当年七月，沙钵罗侵扰庭州，唐派梁建方，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以高德逸、薛孤、吴仁为副将，发秦、成、岐、雍府兵3　万人及回纥5　万骑兵攻讨之。三年正月，梁建方、契苾何力在牢山大破处月部朱邪孤注，建方派高德逸率轻骑追击，生擒孤注。四年（公元653年）乙毗咄陆死，其子颉苾达度设自称真珠叶护，其部逐渐被沙钵罗所吞并。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正月，唐命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燕然都护渭南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发回纥等兵，从北道讨伐沙钵罗可汗，以太宗时降唐的突厥酋长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为流沙安抚大使，从南道击安抚突厥旧众。十二月苏定方先在金山（今阿尔泰山）之北攻破了处木昆部，

①　《资治通鉴》卷194，贞观九年闰四月。

①　《资治通鉴》卷196，贞观十六年九月。

降其万余帐。当定方进军至曳咥河（今伊犁河）西时，沙钵罗率兵10　万前来拒战。定方命步兵占据南面的高地，手执长■布阵，自己率骑兵占据北面的高地。沙钵罗率骑兵先冲击步兵，但冲了3　次都未能冲散步兵，这时，定方率骑兵猛攻沙钵罗，大败之，杀伤和俘虏数万人。第二天，定方整军再进，胡禄屋等五弩失毕降唐。沙钵罗与处木昆屈律啜数百骑西走。五咄陆部落得知沙钵罗战败，也率众投降了南路的阿史那步真。

苏定方命萧嗣业、回纥婆闰率胡兵追击沙钵罗，定方与任雅相率新近降唐的突厥人紧随其后。唐军冒雪昼夜兼程，在双河与南道的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的军队会合后长驱直入，沙钵罗措手不及，仓皇逃往石国。"定方于是息兵，诸部各归所居，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问疾苦，画疆埸（yì，音易），复生业，凡为沙钵罗所掠者，悉括还之，十姓安堵如故。"①萧嗣业继续追击沙钵罗，苏定方率大军退回。沙钵罗逃到石国西北的苏咄城时，被城主抓获，送给了追击到此的萧嗣业。

唐朝将突厥分成两部分，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分别以阿史那弥射和阿史那步真为兴昔亡可汗和继往绝可汗，分统其众。三年（公元658年），将阿史那贺鲁之地尽隶属于安西都护府。

（6）用兵高丽唐太宗在平定突厥，高昌以后，就将其战略目标转到了高丽。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高丽内部发动政变，东部大人盖苏文杀死国王，控制了高丽政局。十七年（公元643年），新罗派人向唐求救，说受到百济和高丽的联合进攻，阻止了新罗与唐的交往。十八年（公元644年）唐派使到高丽，命其不得侵扰新罗，但为高丽所拒绝。为此，太宗决定东征高丽。

是年七月，命将作大匠阎立德等人到洪州、饶州、江州造船400　艘，以运军粮。随后，命营州都督张俭率营州、幽州两都督府所属军队以及契丹、靺鞨、奚等部族先攻辽东（今辽阳市）作试探性攻击。十一月，太宗命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江、淮、岭、硖兵4　万，在长安、洛阳召募军士3000，战舰500　艘，从莱州渡海抵平壤。令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6　万及兰州、河州降唐的少数部族军进发辽东，两军会合后再发起攻击。

十九年（公元645年）三月，李勣率军从柳城（今辽宁朝阳市）出发。

四月，在通定渡过辽水，到达玄菟（今兴京），辽东道副大总管道宗率军抵达新城（今沈阳市北），营州都督张俭率胡兵为前锋，渡过辽水，直抵建安城（今营口市东南）。李勣、道宗攻克盖牟城（今沈阳东北）。张亮率水军从东莱渡海突袭毕沙城（今旅顺东北）。五月，李勣进军至辽东城下，太宗也亲自率大军赶往辽东。初八日，高丽派步骑4　万救援辽东，道宗率4000骑兵迎击，李勣率兵助战，大败高丽军。初十日太宗到达辽东城下，层层包围，昼夜攻打，数日后因风纵火，攻克辽东城，进军白岩城（辽东东北）下。六月初，太宗率军攻城之西北，李勣攻其西南，守城军士被迫投降。二十日，进至安市城。二十一日，高丽派延寿、惠真率兵15　万救援安市。临行前，有人为延寿分析双方战情说："举海内之众而来，不可敌也。为吾计者，莫若顿兵不战，旷日持久，分遣奇兵断其运道，粮食既尽，求战不得，欲归无路，乃可胜也。"①这可谓是知己知彼，据天时地利，抗击强兵之妙计，但延寿不

①　《资治通鉴》卷220　显庆二年十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198，贞观十九年六月。

以为意。唐太宗也担心延寿不决战，所以，当延寿进军到距安市40　里处时，太宗便派阿史那社尔率1000　突厥兵前去诱敌。两军交锋，唐军诈以力量不敌而退，高丽军乘胜追击，在安市城东南8　里处依山布阵。太宗命李勣率步骑1.5　万在西边的小山峦上布阵，命长孙无忌率精兵1　万为奇兵，从山北的狭谷中绕到敌军阵后，攻其背后，太宗亲率步骑4000　带着鼓角，卷起战旗登上北山，命各部军队听到鼓角后一起出击。高丽军队只看到太宗在北山上布阵，就整军前来攻打。这时，太宗令打开战旗，鼓角齐鸣。唐军各路兵马一同进击，延寿想分兵抗击，但其战阵已乱，被唐军打得大败。延寿率余众依山自固，唐军将其包围。长孙无忌又截断了他的归路，延寿、惠真不得不以其3.6万多人降唐。

唐军围攻安市，久未攻克，李道宗曾向太宗建议说："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②但未被太宗采纳。高延寿、高惠真兵败降唐后，又向太宗建议："安市人顾惜其家，人自为战，未易猝拔。。。乌骨城来辱萨老耄，不能坚守，移兵临之，朝至夕克。其余当道小城，必望风奔溃。然后收其资粮，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①唐多数将领赞成此议，认为"张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丽凶惧，并力拔乌骨城，渡鸭绿水，直取平壤，在此举矣。"②但长孙无忌极力反对，认为"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儌幸。。。今建安、新城之虏，众犹十万，若向乌骨，皆蹑吾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也。"③的确，诸将的意见具有一定的冒险性，长孙无忌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用兵征伐，很少有万全之策，战情随时变化，战略原则易于制定，具体战机则甚难把握，当年进军关中，太宗力主绕过隋军坚城直扑关中，如今屯兵坚城之下，却坐失良机，所以史家评论说"太宗之定天下，多以出奇取胜，独辽东之役，欲以万全制敌，所以无功。"④但一旦出现长孙无忌所担心的那种情况，腹背受敌，则会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太宗听从了长孙氏的建议，指挥唐军继续攻安市，安市死守，一次次击退了唐军的进攻。九月，天气变冷，草枯水寒，军队难以久留，而军粮又将尽，太宗不得不解围撤兵。

唐对高丽只能速战速决，陈寅恪先生对此曾有精辟的论述："中国东北方冀（河北）辽（辽东半岛）之间，其雨季在旧历七月间，而旧历八、九月至二、三月又为寒冻之时期。。。必在冻期已过，雨季未临之短时间获得全胜而后可。否则，雨潦泥泞水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餱粮之运输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⑤从上述唐军行军攻打之日即可证实此论。唐太宗屯兵坚城，久攻不下而又不愿冒险出击，以至在九月寒冻之期降临时，不得不无功撤兵。

贞观廿一年（公元647年），太宗再议攻讨高丽。群臣都认为高丽依山为城，攻不易克，应派小股武装力量，侵扰其边疆，使他们疲于奔命，无暇②　《资治通鉴》卷198，贞观十九年六月。

①　《资治通鉴》卷198　贞观十九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198　贞观十九年九月。

③　《资治通鉴》卷198　贞观十九年九月。

④　《资治通鉴》卷198　贞观十九年九月胡三省注。

⑤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劳作，耽误农时。待其人心不稳，即可不攻自破。太宗采纳了这一意见，三月，派牛进达、李海岸率兵万余乘船从莱州渡海进攻高丽，命李勣等率兵3000从新城进攻高丽。李勣渡过辽水，攻破几座城池的外城后退回，牛进达与高丽作战百余次后退回。廿二年（公元648年）正月，又派薛万彻、裴行方率兵3　万从莱州乘船渡海攻打。六月，太宗认为经过一年多的骚扰，高丽已很疲困，计划第二年发30　万大军一举灭之。七月，命强伟在剑南道修造船只，修好后经长江运到莱州。但不久因太宗病逝而停止出兵。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百济恃高丽之势，数侵新罗，新罗向唐求救。唐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兵10　万攻讨百济。八月，苏定方自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百济据熊津江（今锦江）口迎击，被定方击溃。之后，唐军又击溃前来拒战的百济大军，其王与太子北逃。唐军进围其都城，国王次子泰自立为王，率军固守。百济王父子率众降唐，泰也不得不降，百济平。唐留军镇守。

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共35　万之众从水陆分道进击高丽。苏定方围平壤，久攻不下，值天降大雪，解围撤军。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五月，高丽王盖苏文死，他的两个儿子彼此猜忌，互相攻打，长子男生向唐朝求援。六月，唐任命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出兵救援。十二月，任命李勣为辽东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庞同善、契苾何力为副将，水陆诸军及运粮部队都统一受李勣指挥。明年九月，李勣攻克新城，其它16　座城池也在唐军的攻击下纷纷投降。高丽派兵来袭击新城，被薛仁贵击溃，并乘胜攻占南苏、木底、苍岩3　城（在今沈阳、通化、四平一带）。其时，郭待封率水军别道进击平壤。

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二月，李勣攻克扶余城（今四平市），薛仁贵在金山（今四平西南）之捷后也进击于扶余城下，一举克之，扶余川中40余城望风请服。高丽派5　万人来救扶余，被唐军打败，斩获3　万。李勣攻下太行城（今丹东）后，各路军也一同向平壤进发。九月，高丽出降。唐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分其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以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2　万镇抚其地。

六、朝廷与藩镇的战争（一）平定安史之乱1。安禄山起兵的背景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突厥开始复兴，并相继起兵叛离；与此同时，在今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兴起，并对河西走廊地区和西域及剑南构成了严重威胁，唐无力对突厥和吐蕃实施大规模的征服性打击，于是，不得不在边疆地区驻屯大量兵力，防遏其侵扰，并逐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这一防御体系在玄宗天宝初年最后确立，这便是边疆的10　个节度：安西节度抚宁西域，北庭节度防制突骑驰、坚昆，河西节度隔断吐蕃、突厥，朔方节度捍御突厥，河东节度与朔方相掎角以御突厥，范阳节度镇御奚、契丹，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陇右节度备御吐蕃，剑南节度西抗吐蕃、南抚蛮獠，另有岺南五府经略，负责绥静南方各少数部族。

这一防御体系在对外防御上是较为严密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互为犄角，同时，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由于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但制度是一回事，具体运行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大的问题是将帅久任，不按时换防；其二是一人而兼任数镇节度使，这就增加了边将谋反的可能性，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安禄山身兼卢龙、范阳、河东3　镇节度使，又向朝廷请求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将官。终于，在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起兵，拉开了长达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的序幕。

2。安禄山挥军南下（1）东都阻击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初七日，安禄山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留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海留守平卢，别将高秀岩留守大同（今山西朔县）；又派何千年、高邈率奚骑20　名，声言献射生手，乘驿到太原，乘太原副留守杨光翙出迎之机，劫之而去。禄山亲率所部军队及奚、契丹、室韦、同罗等少数民族的部族共15　万人，号称20　万，以讨杨国忠为名南下，"部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时海内光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间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戳，无敢拒之者"①。

太原首先把禄山劫持杨光翙的情况上报到朝廷，随后，东受降城的将领也报告说禄山叛乱，但玄宗还不相信。十三日，各路情报相继报到，玄宗才召集宰相商议对策，并派毕思琛到洛阳，程千里到河东，召募军队，抗击叛军。这时，恰逢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玄宗问以讨伐叛军的方略，常清请即刻派他到洛阳，开府库，募士兵，北渡黄河，平定叛乱。随后，又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王承业为太原尹，并增设河南节度使，阻击叛军南下。继尔，又派高仙芝率军东征。

十七日，安禄山到达博陵（今河北定县），派安忠志镇守土门（今河北

①　《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一月。

井陉县之井陉口），到藁城后，常山郡太守颜杲卿无力抵抗，向禄山伪降，禄山派李钦凑镇守井陉口（今河北井陉县内），以阻击从西而来的唐军。十二月初一日，禄山率军在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渡过黄河，攻克灵昌郡，杀死了新设立的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初八，禄山攻克荥阳（今河南荥阳）后，命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向东都洛阳进发。封常清率军拒击于武虎（今河南汜水县）。由于是刚刚召募组建，未及训练，一战即溃，逃至葵园，常清整众再战，又败。十二日，禄山攻占东都，常清在都亭驿、宣仁门等地连战连败后，向西溃退到陕郡（今三门峡一带），与高仙芝会合。他向高仙芝建议说"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挡。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拒潼关以拒之"①。于是，两人率兵退到潼关。其时，朝廷向各节镇召集的军队尚未赶到，关中惊恐，但禄山在东京准备称帝，没有及时再派大军进攻潼关，唐军趁此机会才得以稍事休整。（2）唐军对河北的打击当安禄山率军渡过黄河后，颜杲卿就起兵，打击留守于河北的叛军。郭子仪也出兵，打败了禄山镇守于云中（今山西大同）的军队，攻克马邑（今山西朔县），打开了东陉关（今山西雁门关）。颜杲卿率军攻占了井陉关，河北诸郡纷纷响应，有力地牵制了安禄山。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二月，李光弼率步骑万余人、太原弩手3000人出井陉，攻克常山。史思明得知常山失守，急忙引军救援，光弼派步兵5000人从东门出战。时叛军围城不退，光弼派弓箭手1000人，分作4　队，轮流放箭射击，叛军稍退。又派5000人在泘沱河列阵，叛军以骑兵来攻，光弼命发箭射击，人马中箭者甚众。此时，光弼等得知叛军的步兵5000　从饶阳赶来，正在逢壁休息，光弼立刻派步骑2000人去偷袭。史思明闻知其步兵遭到围歼，只得退兵至九门。四月，郭子仪率精兵出井陉至常山，与光弼军会合，十一月，于九门城南大败思明，思明从赵郡逃到博陵。安禄山又增派步骑2　万回援史思明。几天后，唐军又在嘉山向史思明发起攻击，大败之，思明狼狈逃回博陵，唐军围城，河北十多个郡都杀死叛军守将，向唐军投降，幽州和洛阳的交通被截断。在河南的叛军军心也为之动摇。

（3）潼关决战封常清、高仙芝退守潼关后，玄宗命人处死封、高2人，另起用哥舒翰为元帅，率军8　万东讨禄山。双方继续在潼关对峙。但玄宗、杨国忠求胜心切，屡次催促哥舒翰出关出击。哥舒翰为此回报玄宗说："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墮其计中。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今诸道征兵尚多未集，请且待之"。①郭子仪、李光弼也认为"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②但玄宗不听，强令哥舒翰出兵。哥舒翰不得已，只得于六月初四出关迎敌，初七，两军决战，崔乾祐先于险要处埋伏兵马，而以小股诱官军进击，唐军见叛军人少，挥军进击，当进至隘道时，叛军伏兵齐发，攻打官军。由于道路狭窄，军队

①　《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

②　《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

调动不开，被叛军打败。这时，崔乾祐又派精兵绕道从官军后面进击。官军前后遭到打击，首尾不能相顾，乱作一团，纷纷退回关内，残兵仅有8000余人。初九，崔乾祐攻克潼关，哥舒翰也被自己的部将生擒投叛军，被解往洛阳。潼关失守后，河东、华阴、冯翊、上洛的防军也都弃城而走。唐玄宗得知潼关失守后，于十三日黎明率禁军及贵妃数人逃离长安，十四日，行至马嵬驿时，禁军发动兵变，诛杀杨氏兄妹，太子也脱离玄宗，收拾残余，投奔朔方。

安禄山没有料到玄宗会那么快离开长安，崔乾祐攻克潼关后，禄山命其在原地待命，十多天后，才派孙孝哲率兵入长安。叛军兵势为之大盛，"西胁■陇，南侵江汉，北割河东之半"。①李光弼正在围攻博陵，得到潼关失守的战报后，解围而去，思明追击，为光弼所败。郭子仪与之一同退回井径，河北又重为叛军所占。

潼关决战的战略决策是非常错误的。潼关之战，使唐军丢掉了战略对峙、遏制叛军的一次战略机会，是唐军的战略转折点，使平叛战争变得更为艰巨。3。两方对峙（1）肃宗备战灵武安禄山占领长安之后，没有进一步扩大战果--既没有追击玄宗，也没有派兵攻打太子在灵武的势力，使唐军有了喘息、休整之机。

七月，太子亨到了灵武（今宁夏灵武），即皇帝位，是为肃宗。肃宗以朔方为根据地，招集亡散，徐图恢复。唐大臣、将帅先后到了灵武。郭子仪率兵5　万从河北赶到灵武，大大增加了在灵武的唐军大本营的军事力量。肃宗欲以此为基本力量，图谋东征，收复两京：--八月，肃宗任命李光弼为北都留守，率河东之兵，经营黄河北；--九月，任命太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总统诸将，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长史，经营灵武；--先后任命鲁昊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贺兰进明为河南节度使，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高适为准南节度使，以阻遏叛军南下，保卫江淮；--十月，以第五琦为江淮租庸使，山南五道度支使，将江淮财赋运至扶风，保障军需供给；--以豳王守礼之子承宷为敦煌王，与什固怀恩一同到回纥求取援兵，以张军势。

（2）李光弼守太原郭子仪率兵5　万赴灵武后，李光弼率剩下的由不满万人组成的团练守卫太原。史思明夺回常山，打通了幽州与河南的通道。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月，叛军分4　道进攻太原：史思明自博陵，蔡布德自上党（今山西长治）、高秀岩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阳，共10　万人。

太原的得失对唐军至为重要，如能保住太原，则在反攻时，即可由太原出兵，攻叛军后部，进而威胁其老巢，如果太原失守，就失去一个进入河北的重要据点。太原在日后反攻及德宗用兵河北时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史思明也想在攻取太原后，长驱直入，攻打朔方、河、陇。

①　《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

李光弼率军在太原城为凿壕自固，作堑数十万。史思明攻太原达一月之久而未能攻克，便挑选骁锐为游兵，想用声东击西的战略，乘唐军疲于应付而克之，但光弼军令严整，虽叛军无所不至，而唐军守备甚严，使叛军声东击西的策略未能得逞。叛军又用梯冲、土山来攻城，光弼就命唐军挖地道迎击，使叛军接近城墙，冲出捕杀。李光弼又制造大礮（用以抛石的器械），发射巨石，打击叛军。虽然如此，而叛军的围城日紧一日，攻城更为猛烈，李光弼就派人向史思明诈降，乘其无备之机，派人打地道攻出城外，两边夹击，俘斩万计。

正在这时，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发动政变，杀死禄山，自立为帝。命史思明归守范阳，只留蔡希德继续围攻太原。二月，李光弼率敢死士出击蔡希德，斩首7　万余，希德遁去。

（3）唐军坚守运河沿线安禄山南下渡河，其主要的战略目标是进攻东都和长安，但由于唐中央财政收入的相当部分是沿运河转运到长安的江淮租庸。在陈留、东都陷落后，唐中央原来的漕运线就完全被切断，只得开辟新的江汉转运线。叛军在西攻潼关、长安的同时，派兵南下，一方面攻占襄州，以切断唐王朝新的转运线，一方面攻占运河沿线重镇，以完全控制运河，进而控制江淮。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二月，安禄山以张通晤为睢阳太守，与陈留长史杨朝宗将胡骑千余东略，遭到唐东平太守李祗、济南太守李随的抗击。谯郡太守杨万石欲以郡降禄山，强令真源县令张巡西迎叛军，张巡遂因之而聚众起事。单父尉贾贲率吏民击睢阳，杀张通晤。随后，贾贲、张巡会兵于丘雍。不久，贾贲战死，张巡于此先拒李怀仙、杨朝宗、谢元同等4　万余众，后又破李庭望欲袭宁陵、襄邑的蕃汉2　万余人。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十二月，鲁、东平、济阳陷落后，张巡退出雍丘，东守宁陵，大破杨朝宗欲袭宁陵以断张巡饷路之兵2　万余人。二载正月，安庆绪以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率檀、同罗、奚兵13　万人围攻睢阳，张巡自宁陵退入睢阳，与睢阳太守许远合兵、共抗叛军。七月，尹子奇又增兵数万攻睢阳，十月，睢阳在无外援，苦战数月之后，力尽城陷。

安禄山派兵东徇的主要目的是要占据运河沿线，所以首先就向睢阳推进。单父位于睢阳北部，真源则在谯郡，但贾贲、张巡起兵以后却共趣雍丘（属陈留），说明叛军是向雍丘方向推进的，而雍丘、宁陵、睢阳等张巡先后坚守之地，都是运河沿线的要地，可见叛军之东徇主要是沿运河沿线向东南推进，所以张巡的撤退也是沿运河一线，步步为营。双方一攻一守，一进一退，但其战略意图都是相同的：争夺运河，控制江淮。

睢阳陷落的时间是至德二年（公元757年）7月初九日，而唐军在九月二十五日开始全面反攻，二十八日收复长安。十月十六日安庆绪退出洛阳，北走河北，河南叛军也纷纷北撤。睢阳陷落与安庆绪北走相距仅7　天。也就是说，尹子奇打下睢阳，来不及继续沿运河向东南推进就被迫北撤了。如果不是张巡、许远步步为营，沿运河拼死抗击叛军达两年之久，所谓"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①的话，运河、江淮恐已早非唐有；江淮动摇，则肃宗在灵武之经营就会因失去财源而失败，"唐人以全江淮为

①　《全唐文》卷430，李翰《进张巡中丞表》。

巡、远功"②，绝非过誉。

4。唐军的全面反攻（1）反攻的战略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十月，肃宗从灵武经顺化进至彭原（今甘肃镇原一带），同时命第五琦负责将江淮财物运抵扶风（今陕西扶风），以应军需。宰相房琯自请率兵收复两京，结果大败而归。

这次试探性的进攻失败后，肃宗问李泌"今强敌如此，何时可定"，李泌详细分析了双方的情况后，说："若乏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是以两年挚其四将也，。。从禄山者，独承庆耳。愿敕子仪勿取华阴，使两年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风，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椅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①李泌的这一看法是根据敌人力量的部署来作出的，其战略目标是要彻底摧毁叛军的老巢--范阳。这一计划是否切实可行呢？上文已提到在叛军西攻的同时，又派兵南下攻略江淮，如按李泌此计划实施，则很有可能江淮会沦陷。对江淮问题李泌未作考虑，这一点是整个计划的薄弱之处。况且李泌的这一计划需要较长的时间，这对唐王朝有两大不利处：第一，物力的供应会成问题；第二，时间拖长，会使其它藩镇的离心力增加，从而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所以，李泌的这一计划未被肃宗全部接受。收复两京仍是唐的战略首要目标。

郭子仪认为"河东（指河东郡）居两京之间，得河东则两京可图"。②这是首先经略河东郡的计划，也是为攻取两京作准备。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二月郭子仪率军占领了河东后，又南渡黄河，攻占潼关，但被安庆绪击退，退保河东。安守忠率2　万骑兵来争夺河东，被子仪击败。

与郭子仪出兵河东的同时，肃宗也赶到了凤翔。不久，陇右、安西、河西、西域之兵也都结集于凤翔，江、淮庸调也到了洋川、汉中。反攻的准备大致就绪。

（2）收复两京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二月，郭子仪派其子旰及李韶光、王祚渡河攻克潼关，但被叛军击退。四月，郭子仪奉命率军回凤翔，与王思礼会合于西渭桥，进屯谲西。七月，叛军反攻陕郡，唐军第一次局部反攻失败。郭子仪劝肃宗向回纥请求增派援兵，回纥怀仁可汗派其子叶护率精兵4000　赶至凤翔。

九月，唐军在经过补充调整后，决定大举反攻。十三日，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李俶率朔方等唐军及回纥、西域之众15　万，号称20　万，从凤翔出发，二十七日，进至长安城郊，布阵于香积寺北沣水之东，以李嗣业为前②　《资治通鉴》卷220，至德二年十月条《考异》。

①　《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19，至德二载正月。

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叛军10　万，在官军之北列阵，双方交战，官军先败后胜。叛军败退后退出京城，二十八日，官军收复京城。

郭子仪率蕃汉兵追击至潼关，攻克华阴、弘农，叛军张道儒走保陕郡。

安庆绪悉发洛阳兵，派严庄统领，前去与张通儒会合以拒击官军。十月十五日，广平王李俶率军出曲沃，回纥叶护派其将鼻施吐拔裴罗率军从南山旁边搜索，驻军于岭北。郭子仪与叛军相遇于新店，叛军依山列阵，子仪与之交战，回纥从南山袭击其后，两面夹击，大败叛军，严庄、张通儒等弃陕东走，官军占据了陕城。什固怀恩追击，安庆绪率其余党从苑门退出洛阳。二十一日郭子仪派张用济、浑释之率兵攻取了河阳及河内，严庄投降。

安庆绪走保邺郡，其骁将阿史那承庆等分别投奔常山、赵郡、范阳。十多天后，蔡希德从上党，田承嗣从颍川，武令■从南阳各率所部来归，他又募兵于河北诸郡，众至6　万，军声复振。但其大将李归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罗、六州胡数万人溃归范阳。安庆绪看到史思明日渐强大，心颇忌之，命阿史那承庆、安守忠到范阳征兵，欲乘机除掉思明。史思明先发制人，拘禁了承庆、守忠，向唐投降。唐以其为范阳节度使，命他率军讨安庆绪，同时，命郭子仪驻守东都，经营河北。

5。史思明再叛南下（1）相州之战乾元六年（公元758年），镇守于太原的李光弼认为史思明终究还要叛乱，就劝肃宗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使之与阿史那承庆共图史思明。但此事被史思明查出，杀死了乌承恩，并积极筹划，等侍时机再次起兵。九月，肃宗命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北庭节度兵马使董秦率兵20　万围攻安庆绪。又命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泽潞节度使王思礼率兵助战，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尉、处置使，负责协调各军。命朔方左武锋使仆固怀恩率领前来助战的回纥骁骑3　千随大军出征。十月，郭子仪从杏园渡过黄河，东至获嘉（今河南获嘉），打败叛军安太清，进围卫州；鲁炅、季广琛、崔光远、李嗣业等各路兵马也都先后渡过黄河，与郭子仪会合于卫州。安庆绪以7　万人马倾巢出动，但为唐军所败。郭子仪攻克卫州，乘胜追至邺城，许叔冀、董秦、王思礼以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也都率军先后赶到。安庆绪率军与唐军大战于愁思冈，又遭惨败，只得退入邺城固守，唐军包围了邺城。安庆绪急忙派人向史思明求援，并答应愿让位于史思明。史思明发范阳兵13　万救援，但他不敢遽进，先派李归仁率兵骑1　万驻扎于滏阳（今河北磁县），遥为安庆绪声援。十一月，他分兵3　路南下，十二月击溃魏州崔光远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正月，史思明筑城于魏州城北，自称大圣燕王。

面对史思明的援兵，李光弼认为"思明保魏州而按兵不进，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锐掩吾不备也。请与朔方军同逼魏城，求与之战。彼惩嘉山之败，必不敢轻出。得旷日引久，则邺城必拔矣。庆绪已死，彼则无辞以用其众也"。①鱼朝恩以为不可，乃止。胡三者认为"使用光弼之计，安有滏水之溃乎！"李光弼这一战略方案有其可行之处，其战略目标是拖住史思明，使其不能南

①　《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正月。

下，为唐军争取时间，攻破邺城。但这其中有二个问题，第一，史思明拥13万之众，会不会出战？万一出战，后果会怎样？更重要的是是否会受到两面夹击？第二，即使攻破，史思明若乘唐军攻战之余，尚未能休整之机，倾全力南下，又当如何应付？这些问题，都是未知数，所以，光弼的这一战略方案在具体实施中会打很大折扣。

二月，郭子仪等在邺城外筑了双重垒垣，挖了3　道壕沟，引漳水灌城。

城中被淹，粮食已尽，然而唐军没有统一指挥，进退步调缺乏协调。邺城久围不下，唐军上下懈怠。史思明看到时机成熟，率军从魏州赴邺城，欲乘唐军疲惫之机与唐军决战。

三月，官军步骑60　万列阵于安阳河北，史思明亲自率精兵5　万迎战。唐诸军见其兵少，以为是游兵，未予重视。思明挥军直进，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率军与之交锋，双方伤亡过半。这时忽然狂风大作，两军大惊，官军向南溃退，叛军向北溃退，甲仗、辎重委弃于路。郭子仪率朔方军断河阳桥保卫东都，留守东都的官吏都已向襄、邓逃去。各军节度使都溃归本镇，只有李光弼、王思礼两支部队全军而归。

郭子仪退到河阳，想就地坚守，但军士彼此惊扰，他只得又退到缺门。

诸将继至，众及数万。请将欲放弃东京，退保陕、蒲，都虞候张用济认为"蒲、陕荐饥（禾麦连年不熟），不如守河阳，贼至，并力拒之"。①子仪遂命都游奕使韩游环先率500　骑兵赶赴河阳，张用济率5000　步兵继后，抢占了河阳。张用济命所部兵士修筑了南、北两座城池。河西节度使段秀实率领将士妻子及公私辎重从野戍渡过黄河，待命于河清南岸。

史思明得知官军溃退而去后，也从沙河整兵进屯于邺城之南，并设计执杀了安庆绪，四月，他在范阳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

（2）河阳之战邺城之败后，唐肃宗将郭子仪召回京城，以李光弼代之为朔方节度、兵马元帅。

九月，史思明命其子史朝清守范阳，命诸郡太守各率兵3000　随自己南下。分兵4　路，会攻汴州。镇守汴州的汴滑节度使许叔冀一战不利即举州以降。史思明乘胜攻打郑州，李光弼率军退到洛阳。李光弼鉴于唐军兵力不足，无力全线防守，于是决定放弃东都，集中兵力，固守河阳，以便与泽潞连成一气，彼此配合，阻击叛军西进。史思明进占洛阳后，一无所获，因怕官军突袭其后，也退出洛阳城，屯兵于白马寺之南，在河阳之南修筑月城，与光弼对峙。

（3）邙山之战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正月，唐军将领中有人认为史思明的将士都是燕人，久戍思归，上下离心，主张进击。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深以为此，并屡向肃宗建议出兵。虽然李光弼以叛军兵锋尚锐，不同意出击，但肃宗求胜心切，不断催促光弼进兵。

二月，李光弼命军队在邙山依险列阵，但仆固怀恩列阵于平原，光弼说："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轻视）也。"①命他移军于险，但怀恩仍以军阵列于平原。就在唐军军阵尚未列定之

①　《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二月。

际，史思明乘机发起攻击，官军大败。军资、器械丧失殆尽。光弼、怀恩渡过黄河，走保闻喜，鱼朝恩、卫伯玉退回陕郡。河阳、怀州也被叛军攻占。史思明乘胜西进，攻打潼关。他命史朝义率军为前锋，从北道进击；自己率大军从南道继之。三月，史朝义在礓子岭（在陕州东）受到卫伯玉的阻击，几次进攻都未能突破唐军防线。史思明只得屯军于永宁，斥责史朝义进攻不力。史朝义发动兵变，杀死史思明，自立为帝。这是叛军势力的转折点，史称"时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而朝义所部节度使皆安禄山旧将，与思明等夷。朝义召之，多不至，略相羁縻而已，不能得其用。"②叛军分裂后，彼此各怀心事，未能乘胜西进，而且也决定了河北日后一分为三的格局。官军在稍事整顿后，乘叛军内部分裂之机，在各个战场上接连取胜，整个战局向有利于官军的方面转变。全线反攻的战机日渐成熟。

（4）全面反击邙山之败后，唐任命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统一指挥河南的讨叛军队，命郭子仪统一指挥河北、河东的军队，积极准备全线反击。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十月，代宗命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将，领诸军节度行营，统领屯于陕州的大军进讨史朝义。仆固怀恩与回纥兵为前锋，陕西节度使郭英乂、神策观军容使鱼朝恩殿后，从渑池东进；泽潞节度使李抱玉从河阳东进；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从阵留进击；雍王适留镇陕州。

史朝义听到官军将至，与诸将谋议对策。阿史那承庆说："唐若独与汉兵来，宜悉众与战；若与回纥俱来，其锋不可挡，宜退守河阳以避之。"①但朝义不从。官军先后在横水、昭觉寺大败史朝义，史朝义轻骑逃走。仆固怀恩收复东都及河阳后，留回纥兵扎营于河阳，派其子仆固瑒和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步骑1　万余人乘胜追击史朝义。至郑州，再战再捷，朝义逃至汴州，其将张献诚闭门拒之，朝义逃往濮州，在濮州北渡黄河。仆固怀恩攻克滑州，继续追击，在卫州连败朝义。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洛、邢　4　州向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恒、赵、深、定、易5　州向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投降。

史朝义逃至贝州，与其将薛忠义等会合。仆固瑒追到临清，朝义从衡水率兵3　万回军攻打，仆固瑒设下伏兵，打退叛军。在下博又败叛军，朝义逃至莫州。仆固怀恩命都知兵马使薛兼训、兵马使郝庭玉与田神功、辛云京会合于下博，围攻莫州。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挑选5000　精兵突围，欲往幽州发取救兵，朝义一去，留守莫州的田承嗣即举城降唐。仆固瑒等率兵3　万穷追朝义。当朝义逃至范阳时，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投降官军，他只得东逃广阳，但广阳也拒绝接纳。他想再北逃，投奔奚、契丹，但当他逃到温泉栅，就被李怀仙派来的追兵赶到，朝义自杀于林中。河北平定，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至此告一段落。

②　《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十月。

（二）代宗平藩安史之乱历时8年，唐廷借助回纥之力，最终将叛军从河南赶回到河北，但朝廷并未能实际控制河北，只是命其各统其众而已：李宝臣（原名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在平叛中，来瑱出镇襄阳，后被征召入京师，其部将推梁崇义为节度使，朝廷无力讨击，只好承认既成事实，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正月，正式任命他为襄州刺史，山南东南节度留后。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五月，镇守淄青的平卢节度使被其兵马使李怀玉驱逐，七月，朝廷任命李怀玉为留后，赐名李正己。他们取得节度使位置后，积极与河北安史旧将相勾结，互为表里，抗拒朝廷。史称河北诸镇"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兵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及（李）正己皆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为藩臣，羁縻而已"。①为了防止河北诸镇南下，朝廷在河北周围设置节镇，但随着其力量的增强，又会对朝廷产生离心力，所谓"去唐之乱者，藩镇也；而所以致唐之乱者，亦藩镇也"。②朝廷对这些跋扈节镇采取了武力解决的办法。

1。讨击魏博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六月，幽州兵马使朱希彩、经营副使朱泚及其弟朱滔一起，谋杀了节度使李怀仙，朱希彩自称留后，闰六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率兵攻讨希彩，被击败，朝廷不得不承认朱希彩为节度使。七年（公元772年）朱希彩又被李怀瑗所杀，军士不知所以。驻军于城北的朱泚与其弟朱滔劝军士拥立朱泚，朝廷遂任命朱泚为节度使。八年（公元773年）昭义节度使薛嵩死，军中拥立其子薛平，薛平让位于其叔父薛崿，遂以薛崿为留后。九年（公元774年）魏博田承嗣指使昭义将士作乱，次年正月，昭义兵马使裴志清驱逐薛崿，率其众归附田承嗣。田承嗣以救援为名，出兵攻取相州，薛崿逃奔洺州。代宗派人到魏州，劝谕承嗣息兵，但承嗣不听，占据了相卫等4　州。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淄青节度使李正已与田承嗣本有矛盾，他们乘此机会，向朝廷要求出兵攻伐承嗣。

唐廷欲利用河北藩镇之间的矛盾来攻讨田承嗣，于是，四月，下令"贬承嗣为永州刺史，仍命河东、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潞诸道发兵前临魏博，若承嗣尚或稽违，即令进讨，罪止承嗣及其姪悦，自余将士弟姪苟能自拔，一切不问"。①朱滔与李宝臣、河东节度使薛兼训攻打魏博之北，李正己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等攻打其南。

五月，田承嗣属将霍荣国以磁州降，李正己攻下德州，李忠臣率永平、河阳、怀、泽潞步骑4　万进攻卫州。六月，田承嗣派其将裴志清攻打冀州，但志清率军向李宝臣投降，承嗣亲自率军围攻冀州。李宝臣派张孝忠率精骑4000　为先锋拒击，自己率大军紧随其后。田承嗣看到各道军队四面进击，自己的部将也都相继投降，八月，"遣使奉表，请束身归朝"，但同时却派其

①　《资治通鉴》卷223，永泰元年五月。

②　《唐语林》卷8。

①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年四月。

将卢子期进攻磁州。九月，李宝臣、李正己会合于枣强，围攻贝州，魏博面临着有被分割的危险，田承嗣出兵救援。但在两军攻打贝州之前，各饗将卒，成德赏厚，平卢赏薄，平卢士卒为此而有怨言。李正己恐其士卒因此作乱，便率兵退去。宝臣得知，也率兵撤退。李忠臣得知此两军都先后撤去，也解卫州之围而南渡黄河，屯于阳武。后李宝臣与朱滔合攻沧州，但未能攻克。十月，李宝臣与昭义节度留后李承昭大败围攻磁州的卢子期，河南诸将也在陈留打败了田悦。

面对这种形势，田承嗣采用各种手段，以分化瓦解，各个击破。首先，他释放了从前李正己派来的使者，并且将自己辖区内的户口、甲兵、谷帛之数上报李正己，说"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无日。诸子不肖，悦亦孱弱，凡今日所有，为公守耳，岂足以辱公之师旅乎！"李正己非常高兴，遂按兵不进。"于是河南诸道兵皆不敢进，承嗣既无南顾之虞，得专意北方"。①北线的李宝臣因其攻讨有功，唐廷派宦官马承倩去军中慰劳。当李宝臣回赠礼品时，遭到马承倩的侮辱，兵马使王武俊劝宝臣说："今公在军中新立功，竖子尚尔，况寇平之后，以一幅诏书召归阙下，一匹夫耳。不如释承嗣以为己资"。②宝臣遂有玩寇之志。田承嗣在解除其南顾之忧后，又挑拔北线李宝臣与朱滔的关系，使其彼此攻伐，于是派说客游说李宝臣说："公与朱滔共取沧州，得之，则地归国，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请以沧州归公，仍愿从公取范阳以自效。公以精骑前驱，承嗣以步卒继之，蔑不克矣。"①李宝臣信以为真，与承嗣暗中连络，密谋袭取范阳。不久，宝臣就率军偷袭了与其连兵攻打承嗣的朱滔，朱滔无备而败。宝臣欲乘胜袭范阳，因范阳有备而止。这样，北线的两支联军也产生了矛盾，彼此防范不暇，虽事后李宝臣得知自己为田承嗣所戏弄，却也不敢再与朱滔合势攻承嗣。

此后，田承嗣屡次上表朝廷请罪，李正己也为之上表，请求赦免承嗣。

朝廷只好赦免承嗣，攻打魏博的军事行动就这样不了了之。

史称代宗朝对藩镇一昧姑息。其实，代宗承安史大乱之后，朝廷已无力再与藩镇轻启战端，所以大历初年，对藩镇内部经兵变而自立为节帅者，大多予以承认。这是在当时情况下不得已的作法。当代宗得知河北诸镇间的矛盾可以利用时，他就马上利用其力量组织攻伐。但利用其矛盾予以攻伐的前提是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控制他们，然而，当时朝廷却没有这种力量，终于，这场攻伐不了了之。

2。平定汴京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五月，汴京留后田神玉死，都虞候李灵曜杀掉兵马使孟鉴，与北边的田承嗣勾结，图谋效法河北，夺取汴京节度使的位置。朝廷任命永平节度使李勉兼任汴京留后，经营李灵曜，七月，田承嗣派兵攻打滑州，大败李勉，八月，朝廷又命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永平节度使李勉、河阳三城使马燧攻讨李灵曜。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也都进兵攻讨，李灵曜的部将李僧惠、刘昌、高憑、石隐金降。十月，李忠臣

①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年十月。

②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年十月。

①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年十月。

沿汴水南岸、马燧沿北岸进击灵曜，屡次打败灵曜，又与陈少游的前锋部队会合，在汴州城西大败灵曜，灵曙退入汴州城固守，李忠臣等将率军包围了城池。这时，田承嗣派田悦率军救援灵曜，在匡城击败了永平、淄青的部队，乘胜进军到汴州，在距城数里的北边安下营寨。李忠臣派李重倩率轻骑数百人在夜里偷袭田悦，李忠臣、马燧乘机率大军攻打，田悦不战而溃，脱身北逃。李灵曜听到田悦败走，也连夜逃离汴州，逃至韦城，被永平军将领杜如江生擒。汴州划归汴西李忠臣。

（三）德宗平藩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唐代宗死，唐德宗即位。他整顿财政，实施两税法，积蓄财力，同时，疏斥宦官，减免租赋，力矫代宗时的种种积弊。在对藩镇的政策上，也积极进取，以平定天下为己任。而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对泾州刘文喜的平定，更坚定了他用兵藩镇的决心。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请求继承其父节度使之位，德宗不许。但当初李宝臣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相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故承嗣之死，宝臣力为之请于朝，使以节帅授田悦，而今田悦则屡为惟岳请继袭，德宗欲革前弊，不许。田悦见朝廷不允许李惟岳继承父职，便与李正己都派人到李惟岳处，支持其起兵拒命。朝廷与河北诸镇处于剑拔驽张的状态。

1。朝廷调军出击（1）攻伐魏博建中二年五月，田悦亲率兵数万围攻临洺，平卢李正己也派兵扼守徐州的甬州、渦口，企图控制运河；梁崇义拒绝与朝廷合作，阻兵襄阳，截断江淮到长安的交通，江淮财赋不能顺利抵达长安。六月，德宗命李希烈进攻梁崇义。

田悦全力围攻临洺，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告急于朝廷。七月，德宗命河东节度使马燧率步骑2　万与李抱真合军，前去救援临洺，又派神策兵马使李晟率禁军助战。马燧与李抱真合兵8　万，东下壶关，驻军于邯郸。之后，进军临洺，大败田悦。田悦率军夜遁，他派去围攻邢州的军队也解围而去。

田悦败后，收拾散卒，驻军于洹水，并向成德和淄青求救。淄青军队驻于其东，成德军队屯于其西，3　支军队首尾相应。马燧率官军进屯于邺，朝廷也命河阳节度使李艽率军增援马燧等军。田悦以官军粮少，坚壁不战。马燧决定用围魏救赵的策略逼其出战。他在半夜时分率军沿洹水去围攻田悦的老巢魏州，当官军行走了十多里后，田悦得到战报，急忙率步骑4　万渡过浮桥，追杀官军。马燧看田悦中计出兵，一面命人烧毁浮桥，斩断其退路；一面回军迎战。两军相交，田悦大败，想要撤退，但浮桥已毁。官军乘势冲杀，大败之，田悦率残兵千人逃回魏州。但马燧与李抱真之间有矛盾，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屯兵于平邑，拖延不进，使田悦有机会逃回魏州。

（2）攻讨淄青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七月，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死，其子李纳欲袭位，德宗不许。十月，徐州刺史李洧举州归降，李纳派王温会同魏博军队共攻徐州。李洧派人告急于朝廷，德宗发朔方兵5　千人，由唐朝臣率领，与宣武节度使刘洽、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李澄共救徐州。叛军攻城，久攻不下，又向李纳请求增兵。李纳派石隐金率万人前去援助，与刘洽的宣武军相拒于七里沟。傍晚，宣武军后撤，朔方兵马使杨朝晟向唐朝臣建议："公以步兵负山而阵，以待两军，我以骑兵伏于山曲，贼见悬军势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绝其腰，必败之。"①唐朝臣依计而行，果然大败叛军。官军乘胜进

①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十一月。

至徐州城下，围城叛军见其援军已被击败，也解围而去。

这次用兵解徐州之围，虽未能大规模消灭淄青的有生力量，但却夺回了对运河的控制权，江淮租赋得以顺利地由运河经徐州运抵长安。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正月，驻守于濮阳的李纳因受到官军围攻而不得不撤回濮州（今山东鄄城），并向魏州求取援兵。田悦派符璘率300　骑兵去救援，但符璘投降了马燧。官军进围濮州。

2。战局反复，诸镇拒命（1）朱滔、王武俊拒命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二月，唐廷对河北的整个局面已基本控制；成德在范阳朱滔的打击下，内部发生兵变，王武俊杀死李惟岳，向朝廷请降；魏博田悦被昭义、河东军围困于魏州；淄青李纳被朔方、宣武、神策军围困于濮州；襄阳梁崇义被迫自杀。史称"时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诸军攻李纳于濮州，纳势日蹙。朝廷谓天下不日可平。"①但在这种表象背后，却埋伏着更大的危机：首先，李希烈虽攻占襄阳，逼死梁崇义，但却将襄阳据为己有，后虽被迫让出，然而与朝廷之间却彼此防范，互相准备攻伐。第二，朝廷虽控制了河北，但对参加平叛的朱滔、反正的王武俊并未能完全控制，同时由于王武俊杀死李惟岳，使成德与范阳的对立结束，朝廷再想利用范阳对付成德已不容易。第三，李纳、田悦虽被围困，但他们还拥有相当力量，尚未受到毁灭性打击。而危机潜伏最深的仍为河北。

三年二月，朝廷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3　州节度，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将德、棣2　州划归朱滔，令其撤军，但朱滔前已攻占深州，欲使朝廷将深州也一并划归其统辖，朝廷不许，朱滔就拒绝服从撤兵命令，占深州不退。王武俊自以为杀死李惟岳，功劳很大，但只被任命为都团练使而非节度使，而且又失去了原属成德的赵、定2　州，同时，朝廷还命令他给朱滔3　千石粮，给马燧500　匹战马。这种安排明显地可以看出，首先要削弱成德节度使的势力。王武俊也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朝廷不欲使故人为节度使。魏博既下，必取恒冀，故先分其粮马以弱之，"②故武俊也不肯奉诏。

（2）四镇联兵抗朝廷被围困的田悦得知朱、王2人拒绝服从朝廷之命后，立刻派人间道去深州为朱滔分析说"今上志欲扫清河朔，不使藩镇承袭，将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则燕赵为之次矣；若魏存，则燕赵无患"。朱滔答应南下救援田悦后，又派人游说王武俊说"闻有诏支粮马与邻道，朝廷之意，。。先欲贫弱军府，俟平魏之日，使马仆射（马燧）北首，朱司徒南向，共相灭耳"。①田悦所述虽为游说之辞，但却是对当时形势和利害关系十分中肯的分析。德宗即位，刘文喜跋扈，德宗坚决予以讨击；田承嗣死，德宗也不许田悦袭位，足见德宗是想从根本上解决藩镇问题；而要解决藩镇问题，必先解决河北问题，所谓"志欲扫清河朔，不使藩镇承袭"。如果能平魏博，则一

①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

定会经营范阳，所谓"魏亡则燕赵为其次矣"。朱滔所以能很爽快地答应魏博田悦的要求，也是看到了朝廷的战略目标绝不会仅仅平魏博而已。所以，他不但自己决心要起兵抗命，还要主动游说王武俊，以期共同起兵，对抗朝廷。而朱滔游说王武俊之辞与田悦游说他的话几乎完全一样，说朝廷灭魏博后一定会灭成德，划分属地，分其兵粮已是其前声。总之，朝廷的战略目标的确是要扫清河朔，面对这种形势，他们势必要联合起来对抗。

四月，德宗命卢龙、恒冀、易定发兵万余人到魏州攻讨魏博田悦，王武俊拒命，并将朝廷使者执送朱滔。朱滔则积极准备南下攻打马燧。由于魏州尚未平定，王武俊又公开拒命，德宗就封朱滔为通义郡王，希望以此来稳住他。但朱滔反谋已定，对此不予理会，与王武俊联兵围逼赵州的康日知。同时派兵占据要地，防备张孝忠袭击其后。之后，朱滔率步骑25000，王武俊率兵15000，会合于宁晋，南下救援田悦。田悦得知朱王2人发兵南下救援后，就派其将康愔率兵万余出城西，与马燧战于御河之上，但被官军击败。五月，德宗命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军与神策步骑5000人会合，东讨田悦，北拒朱滔。朱滔、王武俊率军到魏州后，田悦带着牛酒出迎，犒劳诸军，朱滔驻军于惬山。同一天，李怀光也率军赶到，马燧整军出迎。朱滔见官军整军，以为要来袭击自己，就立刻列阵出战。李怀光见他军阵尚未列毕，即欲乘势袭击，马燧劝他先休整将士，日后自有机会出战，怀光不听，在惬山之西攻打朱滔，杀其步卒千余人，朱滔军队为之丧气。就在官军争相入朱滔军营争夺宝货之时，王武俊率2000　骑兵横冲过来，将官军斩为两截，朱滔乘势整军回击，大败官军。官军退回营垒，坚壁固守。当天夜里，朱滔又掘开永济渠水，截断了官军的粮道和退路。第二天，水深3　尺，官军被困，马燧急忙派人向朱滔求和，请求允许官军退归本道，不再与河北诸镇对抗，朱滔答应了他的请求。七月，官军渡水而西，退保魏县以拒击朱滔。数日后，朱滔也率兵驻军于魏县东南，与官军隔水相拒。

淄青李纳也向朱滔求援，朱滔派其兵马使信都承庆率兵前往。李纳攻打宋州，未能攻克，就派兵马使李克信、李钦遥屯军于濮阳、南华以拒击刘洽。朝廷命淮宁节度使李希烈攻讨李纳。

神策行营招讨使李晟请求自己率兵北上救援张孝忠。德宗同意后，他从魏州北上赵州，围攻赵州的王士真解围而去。李晟与张孝忠合军，北攻恒州。十一月，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以朱滔为盟主。

（3）李希烈起兵称帝朱滔、王武俊、田悦与官军对峙已达数月之久，朱王2　军的军饷供应都由田悦提供，时间一久，力已难支。朝廷命李希烈攻讨李纳，李希烈率所部30000　移镇许州，派亲信与李纳勾结，欲突袭汴州。同时，他又和朱滔等勾结，欲起兵反唐，东南漕运为此而再次断绝。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朱滔、王武俊孤军深入，南下救援田悦，与官军对峙日久，渐已困弊，于是极力劝李希烈称帝，想以此来打乱唐朝廷对河北的攻伐。李希烈的叛乱，给朝廷的平藩带来很大危胁，首先是阻断了漕运，使朝廷财政发生困难；其次，他在四年（公元783年）正月，派兵攻克汝州，又四出征讨，直接威胁到东都的安全。于是朝廷命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率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的行营兵万余人攻击希烈，又命各道军会同攻打。哥舒曜率兵行至郏城（今河南郏县），与李希烈的前锋陈利贞相遇，哥舒曜挥兵击溃之，稍稍挫败了李希烈的攻势。李希烈派封有麟攻占了邓州（今河南邓县），把江淮与长安的南线交通也阻断了，朝廷只得修治上津山路以通江淮。

二月，哥舒曜攻克汝州（今河南临汝），生擒守将周晃。三月，江西节度使李皋在黄梅击败了李希烈的大将韩霜露，又攻克黄州（今湖北新洲）。李希烈在蔡山修筑营栅，恃险固守，李皋声言西取蕲州，并率船队溯流而上，在蔡山的希烈军闻知便沿江阻击。在离蔡山300　多里时，李皋出其不意，拨转船头，顺流而下，急攻蔡山，希烈回军救援，但未及赶回，蔡山（今安徽黄梅山之南）已被官军攻克。官军又乘胜击败了赶回救援的叛军，并进占蕲州（今湖北蕲春）。李希烈引军退回蔡州（今河南汝南），欲待朱滔前来赴援。

四月，德宗命白志贞在京城召募军队，进讨希烈。又命永平、宣武、河阳3　军的统帅李勉为淮西招讨使，哥舒曜为其副将，命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以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江西节度使李皋为副将，接应哥舒曜。八月，李希烈率兵30000　包围了驻屯于襄城的哥舒曜，德宗命李勉及神策军将领刘德信率兵救援。九月，神策军将刘德信、宣武将唐汉臣被希烈将李克诚打败，襄城更加危急。

在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诸军分列于淮宁四周、对付李希烈的同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诸军也在河北与朱滔、王武俊、田悦展开了争伐。

（4）泾原兵变德宗认为讨伐李希烈之所以久而无功是由于诸军不相统一，于是在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八月任命舒王李谟为荆襄等道行营都元帅，以萧复为长史，孔巢父、樊泽为司马，征调泾原等道兵马前往救援襄城。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奉命率军5000　去襄城，当行至京师时，军士都以为朝廷会大加赏赐，但朝廷却一无所赐，于是军士哗变，转而攻打京师，仓猝间德宗狼狈出走，奔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史称此次事变为"泾原兵变"。兵变士卒推朱泚为首领。不久，朱泚称帝于长安。朱滔派往襄城的军队在半道得知泾原兵变、朱泚称帝后，调头赶往长安，与朱泚会合。

坚守襄城的哥舒曜因没有得到救援，在食尽后放弃襄城，撤回洛阳，李希烈进占襄城，进而攻打汴州。由于援军不至，固守无力，李勉放弃汴州，逃奔宋州（今河南商丘）。希烈在攻克襄邑（今河南睢县）后，又进攻宁陵（今河南宁陵），漕运再度受阻，江淮大震。

与朱滔、王武俊、田锐对峙于魏县的官军，听到泾原兵变、德宗逃往奉天的消息后，李怀光率众赶赴长安，马燧、李艽各自引兵归镇，李抱真退屯临洺。田悦欲劝王武俊乘势与马寔共攻临洺，李抱真派贾林游说王武俊说："临洺兵精而有备，未易轻也。今战胜得地，则利归魏博；不胜，则恒冀大伤。易、定、沧、赵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①于是，王武俊与马寔也撤军北归。

泾原兵变是德宗平藩战争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

从朝廷方面来说，此次兵变，阻止了官军的继续平叛，不得不回军勤王，使3年的平叛成果毁于一旦；从叛军方面来看，朱泚称帝于长安，与朱滔气势

①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

相通，彼此应援，其力量在叛军中变为最强，并因此而欲完全控制河北。②这就使叛军内部的力量平衡受到破坏，成德、魏博开始受到朱氏兄弟的巨大威胁，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已被打破。所以当马燧派贾林去游说王武俊时，③王武俊决定与马燧、李抱真互通声气，约为兄弟，联合以对付朱氏兄弟。（5）王武俊、田悦与朝廷联合对抗朱氏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一月，李怀光率军赴难，解奉天之围，朱泚被迫退入长安。十二月，朝廷派人与田悦、王武俊、李纳联络，双方秘密接触，准备联合起来对付朱泚、朱滔。

二十四日，朱滔率范阳步骑50000、回纥兵3000　南下，派人让田悦发兵随之一同南下。田悦犹豫不决，召集谋士商议，司武侍郎许士则认为"彼引幽陵、回纥十万之兵屯于郊垌（jiōng，野外），大王出迎，则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国之兵，南向渡河，与关中相应，天下其敦能当之！大王于时悔之无及。为大王计，不若阳许偕之而阴为之备，厚加迎劳，至则托以他故，遣将分兵而随之。如此，大王外不失报德之名而内无仓猝之忧矣。"④许士则的这一对策是以朱氏兄弟力量强大，威胁河北其它藩镇为前提的。它的目的就是要防范朱滔，不再与之合作南下。王武俊得知朱滔派人令田悦出兵，也派其司刑员外郎田秀到田悦处游说："使之（指朱滔）南平汴、洛，与（朱）泚连衡，吾属皆为虏矣！八郎（指田悦）慎勿与之俱南，但闭城拒守。"①王武俊认为，如果朱滔南下攻克汴洛，打通与朱泚的交通，则其势力会大增，那时朱氏兄弟一定会返回头来对付河北诸镇。所以，他们不但不能帮助朱滔南下，而且要积极与官军联络，乘机出击朱滔，削弱其力量，恢复河北诸镇间力量均衡的局面。田悦听后，决定不发兵助朱滔南下。共同的利害关系，使朝廷与河北的联合成为现实。双方的战略目标取得了一致。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德宗下诏，赦免王武俊、田悦、李纳、李希烈，全力对付朱泚，王、田、李3人都取消王号，上表谢罪。朱滔则按其原定计划率军南下，当行至成德、魏博境内时，王武俊、田悦都大具犒享，田悦更是供承丰赡。朱滔到永济（今河北山东交界处馆陶以北）后，相约田悦出兵，田悦以资储已尽，将士不从为由，拒绝出兵。朱滔大怒，当天就派马寔攻克田悦的宗城、经城，杨荣国攻克冠氏县（今河北冠县），田悦闭城自守。朱滔又率军包围了贝州（今河北清河），引水环之，刺史邢曹俊婴城自守。朱滔又派兵攻克武城（今河北武城），派马寔率步骑5000　屯于冠氏，进逼魏州（今河北大名北）。

三月，魏博发生兵变，田绪杀死田悦而代之。其时朱滔正围攻贝州，李抱真、王武俊率兵前来救援，听到魏博兵乱的消息，不敢贸然进军。朱滔则乘势派郑景济率兵骑5000　援助马寔，攻打魏州。

四月，魏州、贝州虽未被朱滔攻克，但其势已危，李抱真又派贾林劝说王武俊。贾林为武俊分析当时的战略形势说："朱滔志吞贝、魏，复值田悦②　朱泚在给朱滔的信中说："三秦之地，指日可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沴，当与卿会于洛阳"（通鉴建中四年十月）。

③　"朱滔自为盟主以来，轻蔑同列。今。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纥，其志欲尽吞河朔而王之"（通鉴建中四年十月）。

④　《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二月。

被害，倘旬日不救，则魏博皆为滔有矣。魏博既下，则张孝忠必为之臣。滔连三道之兵，益以回纥，进临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则昭义退保西山，河朔尽入于滔矣。不若乘贝、魏未下，与昭义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则关中丧气，朱泚不日枭夷，銮舆反正，诸将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①贾林的分析说到了王武俊的要害处，他不想让朱滔力量增强而威胁自己，但又对直接出兵攻打朱滔心有疑虑，怕官军会乘其出兵时袭击自己。经过贾林的分析，他决定与李抱真联合，共击朱滔。五月，大败朱滔。朱滔自焚其营，引兵退回了幽州。

围攻奉天的朱泚，由于李怀光的赴援，被迫解奉天之围退回长安，德宗命李怀光进取长安。但李怀光又与朱泚通谋，发动兵变，德宗被迫再从奉天逃到梁州（今陕西汉中）。只有李晟率禁军护驾并经营长安。五月，得知朱滔大败而归的消息后，官军积极准备出击。初七，李晟率军从苑北进攻，二十五日，在光泰门外的米仓村大败朱泚。后连战连胜，乘胜收复京师，朱泚在逃跑途中被杀，六月，德宗回到京城。

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的大赦诏书中，李希烈也在被赦免之列，朝廷的主要目标就是朱氏兄弟。但希烈自恃兵强，非但不去王号，反而自称皇帝，置百官，与朝廷对抗。张建封斩其使者。于是希烈派杜少诚攻打驻守于寿州（今安徽寿县）的张建封，进而攻打江都（今江苏扬州）以便经营江淮。建封派贺兰元均、邵怡守霍丘（今安徽霍丘）的秋栅，阻击少诚。少诚无法越过，于是就想攻占蕲州（今湖北蕲春）、黄州（今湖北新洲），阻断长江交通。当时运河已被希烈阻断，江淮财赋是由长江溯流而上，再经过洋州而至朝廷。如果长江再被隔断，则朝廷就会因财政困难而瓦解。所以，曹王李皋立刻派蕲州刺史伊慎率兵7000　拒击，在永安戍（在今湖北新洲东）大败少诚。李希烈见少诚大败，就想进攻长江上游的要地夏口（今湖北武汉）以阻断江路，于是又派其骁将董侍召募敢死士7000　去袭击鄂州（今湖北武汉），但又被鄂州刺史李兼击败。自此，"希烈东畏曹王皋，西畏李兼，不敢复有窥江、淮之志矣。"①官军收复京师后，十一月，朝廷发兵攻打李希烈。希烈退回蔡州，官军收复汴州。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希烈大将陈仙奇发动兵变，杀死李希烈，归顺朝廷。

德宗平藩并没有达到彻底解决藩镇的战略目标，但改变了朝廷与河北藩镇的关系，进而改变了朝廷对藩镇的政策。具体说来，它使朝廷认识到，河北的半割据现状是无法很快改变的；也使河北诸镇认识到，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要想维持现状，不仅要对抗朝廷的平藩，而且要维持他们之间的力量均衡；河北的一般士兵也是以维持现状为目的，只要朝廷不打河北，他们也不想打朝廷。朱滔南下，即遭到兵士的反对。②朝廷对藩镇的政策也因此而由原来的一昧姑息或一昧平藩变为姑息河北，平定其它跋扈节镇。宪宗、武宗正是很好地执行了这一区别对待的政策而使其平藩战争取得了成功。

①　《资治通鉴》卷230，兴元元年四月。

①　《资治通鉴》卷229，兴元元年正月。

②　参《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四月。

（四）宪宗平藩1。平定三镇（1）平西川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西川节度使韦皋死，副使刘闢自为留后，欲为节帅，朝廷不许，任命袁滋为西川节度使，命刘闢入朝。十一月，刘闢拒命，拥兵自守，袁滋不能赴任。当时宪宗刚刚即位，以为政局未稳，不宜攻讨。但右谏议大夫韦丹认为："今释闢不诛，则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两京耳。此外谁不为叛！"①但宪宗并非不想讨伐，而是鉴于德宗用兵而导致藩镇连兵的局面而不敢轻启战端，怕重蹈德宗建中用兵的结局。史称"上欲讨闢而重于用兵"，胡三省对此向作注云"谓以用兵为重事，不敢轻试也"。②所以宪宗看到韦丹的建议后，就任命他即为东川节度使，经营讨伐西川刘闢的事宜。

元和六年（公元806年）正月，刘闢要求兼领三川节度使，遭到朝廷拒绝，擅自发兵围攻东川，欲以其幕僚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朝廷大臣都认为蜀地险固，宜守难攻，不宜轻意发兵，宰相杜黄裳力主用兵，并推荐神策军使高崇文为帅，翰林学士李吉甫也支持用兵。宪宗即命高崇文率步骑5000为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步骑2000　为次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彼此配合，共讨刘闢。二月，严砺攻克剑州（今四川敛阁），斩刺史文德昭。三月，高崇文率军自阆州（今四川阆中）赴梓州（今四川三台），进据梓州。四月，命高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五月，刘闢在鹿头关（今四川罗江）修筑城池，连筑8　道栅垒，阻击崇文西进益州（今四川成都）。但被高崇文击溃。刘闢又在鹿头关以东的万胜堆置栅，也被崇文骁将高霞寓攻克。之后，高崇文又先后在德阳（今四川德阳）、汉州（今四川广汉）打败刘闢。严砺也在绵竹（今四川绵竹）石碑谷（今四川绵竹以北）击破刘闢的10000　余人。九月，官军长驱直入，攻克成都。刘闢、卢文若率数十骑西奔吐蕃，被官军追获，西川平定。

（2）平夏绥就在用兵西川的同时，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命其外甥杨惠琳知夏绥留后。朝廷命右骁卫将军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杨惠琳起兵拒击。河东节度使严绶上表请求讨伐，宪宗命河东、天德军合击惠琳。夏州兵马使见官军前来，发动兵变，斩杀惠琳，传首京师，夏绥平定。

（3）平镇海平定西川后，藩镇惕息，多请求入朝。镇海节度使（治所在今江苏镇江）李锜内不自安，也请求入朝。宪宗许之，并派人到京口慰抚，犒劳将士。但李锜虽署判官王澹为留后，自己却无意入朝，故屡延行期，最后上表称疾，请至岁末入朝。宪宗以此事询问宰相武元衡，元衡认为："陛下初即政，锜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锜，将何以令四海！"①于是宪宗下令召李锜入朝。李锜指使军士哗变，杀死副使王澹及所辖各州刺史。二年（公元807年）

①　《资治通鉴》卷236，永贞元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37，元和元年正月。

①　《资治通鉴》卷237，元和二年九月。

十月，宪宗命淮南节度使王锷统诸道兵为招讨处置使，征宣武、武宁、武昌的军队以及淮南、宣歙镇兵出宣州（今安徽宣城），江西镇兵出信州（今江西上饶），浙东兵出杭州（今浙江杭州），从北、西、南三面进讨李锜。李锜以宣州富饶，欲先取之，派兵马使张子良等3　将率兵3000　袭取。3将在城外扎营，与牙将、李锜外甥裴行立密谋起兵讨击李锜，归顺朝廷。当夜，3　将率军回城，以裴行立为内应，举兵攻打李锜。李锜被左右擒获，械送京师，镇海得以平定。

宪宗平定西川、夏绥、镇海三镇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对地方节镇一直处于一种半失控状态，虽然代宗、德宗曾先后用兵平藩，但均以失败告终，在这种氛围之下，地方藩镇愈为跋扈，而朝廷也因此而更加不敢轻意用兵，对此三藩用兵并取得胜利，一方面打击了藩镇的跋扈气焰，以致"藩镇惕息，多求入朝"，同时也增加了朝廷的威望和控制藩镇的决心，走出了那种不敢用兵的失败心理的氛围。

但是，这三镇均非河北地区。宪宗连战连胜，冲昏了朝廷一部分人的头脑，以为天下指日可平，河北也不足忧，于是对河北用兵，终至劳而无功。2。用兵成德（1）用兵的战略争论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三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按照惯例，河溯三镇是父死子继，其子王承宗袭其父位，自为留后，等待朝廷下诏追认。但宪宗藉平定三镇之威，以为河北亦可平定，欲革河北诸藩世袭之弊。翰林学士李绛分析说："成德自武俊以来，父子相继四十余年，人情贯习，不以为非。况承宗已总军务，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诏。又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不自安，阴相党助，虽茂昭有请，亦恐非诚。今国家除人代承宗，彼邻道劝成，进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则自以为功；若诏令有所不行，彼因潛交结；在于国体，岂可遽休！须兴师四面攻讨，彼将帅则加官爵，士卒则给衣粮，按兵玩寇，坐观胜负，而劳费之病尽归国家矣。今江、淮水，公私困竭，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①李绛的建议中，一方面说明了河北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又指出不易成功的条件。第一，是进讨将帅按兵玩寇，坐观胜负而不会全力进讨，第二，当时财政困难，无力供应军需。乍一看来，似乎李绛根本不同意用兵，不仅不同意用兵河北，对其它藩镇也不主张用兵，因为后两条理由是用兵藩镇的普遍情况，不仅用兵河北会如此。七月，卢龙节度使刘济、魏博节度使田秀安都有病，又面临他们死去，其继任者如何处理，宪宗再次提出"今刘济、田秀安皆有疾，若其物故，岂可尽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时当平！"李绛则进一步分析说："群臣见陛下西取蜀，东取吴，易于反掌，故谄谀躁进之人争献策画，劝开河北，不为国家深谋远虑，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势与二方异。何则？西川、浙西皆非反侧之地，其四邻皆国家臂指之臣。刘闢、李锜独生狂谋，其下皆莫之与，闢、锜徒以货财啗之，大军一临，则涣然离耳。故臣等当时亦劝陛下诛之，以其万全故也。成德则不然，内则胶固岁深，外则蔓连势广，其将士百姓怀其累代煦妪之恩，

①　《资治通鉴》卷237，元和四年四月。

不知君臣道顺之理，谕之不从，威之不服，将为朝廷羞。又，邻道平居或相猜恨，及闻代易，必合为一心，盖各为子孙之谋，亦虑他日及此故也。万一余道或相表里，兵连祸结，财尽力竭，西戎、北狄乘间窥窬，其为忧患可胜道哉！济、秀安与承宗事体不殊，若物故之际，有间可乘，当临事图之，于今用兵，则恐未可。太平之业，非朝夕可致，愿陛下审处之。"当时正好淮西吴少诚病重，李绛认为："少诚病必不起，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臣愿舍恒冀难攻之策，就甲蔡易成之谋。脱或恒冀连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势可兴师，南北之役俱兴，财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须赦承宗，则恩德虚施，威令顿废。不如早赐处分，以收镇冀之心，坐待机宜，必获申葵之利。"①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李绛并非反对用兵，而是鉴于河北的特殊情况，不同意用兵河北。他主张要对藩镇区别对待，反对用兵河北，却鼓励宪宗用兵淮西。

（2）出兵成德四年八月，宪宗遣使赴成德军中宣慰，王承宗见到朝廷使节，表示愿献出德、棣2　州。九月，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恒冀深赴观察使，又以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使，德、棣2　州观察使。承宗设计囚禁昌朝，宪宗派人劝谕承宗，让他放归昌朝，承宗拒不从命。十月，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率兵出征成德。

魏博田秀安得知吐突承璀出兵后，听从谭忠劝阻，表面大军压境，攻打成德，实则与成德暗通声气，应付朝廷。幽州因与成德有宿恕，刘济率兵70000攻克饶阳（今河北饶阳）、束鹿。河东、河中、振武、义武4　军为恒州北面招讨，会合于定州（今河北定县）。吐突承璀屡战屡败，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也私通成德，阻挠进兵，朝廷命吐突承璀擒捕卢从史。战事处于胶着状态。五年七月，王承宗上表请罪。宪宗因师久无功罢兵，下诏赦免承宗，将德、棣2　州重又划归承宗。

（3）二次攻讨成德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当朝廷攻讨淮西吴元济之时，力主用兵的宰相武元衡在上朝时遭人暗杀，宪宗认为是成德王承宗所为，于是在七月下诏数王承宗之罪，欲攻讨之。

这时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其幼子袭位，军将因其年幼发动兵变，推田弘正为节度使。田弘正上表请求攻讨承宗，朝廷许其兵至贝州（今河北清河一带）。但由于朝廷讨伐淮西，无力两面作战，宪宗虽有讨承宗之心，而实无其力。而王承宗纵兵四掠，幽、沧、定3　镇深受其害，都纷纷上表朝廷，要求出兵攻讨。宪宗欲因其力而讨之，但宰相张弘靖认为"两役并兴，恐国力所不支，请并力平淮西，乃征恒冀。"①宪宗不听，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下令削夺承宗官爵，命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道进讨。但除昭义节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压其境，全力出击外，其余诸军都互相观望。讨伐王承宗的战争陷入了僵局，史称"六镇讨王承宗者兵十余万，回环数千里，既无统帅，又相去远，期约难一，由是历二年无功，千里馈运，牛驴死

①　《资治通鉴》卷238，元和四年七月。

①　《资治通鉴》卷239，元和十年十二月。

者什四五。刘总（幽州节度使）既得武强，引兵出境才五里，留屯不进，月给度支钱十五万缗。"②李逢吉等朝廷大臣劝宪宗"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势胜，回取恒冀，如拾芥耳！"宪宗不得已，于五月罢河北行营，各军各归各镇。

宪宗两次用兵河北的失败，说明朝廷无力解决河北问题。终唐之世，再不见大规模用兵河北。

3。平定淮蔡（1）由姑息到攻讨的战略转折淮西是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产生的强藩，梁崇义、李希烈都曾公然举兵反叛。贞元末年，吴少诚任淮西节度使时，又开始骄纵跋扈，四出侵掠，渐露不臣之心。德宗曾一度发兵攻讨，但无功而罢。

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吴少诚死，其大将吴少阳杀死少诚之子，自为留后。当时宪宗正要用兵河北成德，不许其父死子继，宰相裴垍、翰林学士李绛认为"淮西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但宪宗欲讨平河北，反而姑息淮西命吴少阳为留后，并于次年正式命少阳为淮西节度使。

九年（公元814年）闰八月，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秘不发丧，自领军务。李吉甫认为"淮西非如河北，四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备之，劳费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后难图矣。"①宪宗在第一次用兵成德失败后，准备攻讨淮西。九月，调换淮蔡四周的诸镇将帅，任命洛州刺史李光颜为陈州刺史、忠武军都知兵马使；以泗州刺史令狐通为寿州防御使；以山南东道节度使袁滋为荆南节度使；以荆南节度使严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各道都增派兵力，积极筹备攻讨淮西。

（2）由两面作战到专攻淮西朝廷在备战的同时，又派出使节去蔡州吊祭吴少阳，以察其军中情势。

但吴元济非但不迎朝廷使节，而且还发兵四出，攻掠舞阳（今河南舞阳）、叶（今河南叶县）、鲁山（今河南鲁山）、襄城（今河南襄城）等位于东都东南、捍蔽东都的战略要冲，关东为之震恐。朝廷任命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进讨。

吴元济看到官军四集，围攻淮蔡，派人向成德王承宗、淄青李师道求救，他们2人屡次上奏，要求朝廷赦免元济。李师道发兵3000　到寿春，明为助官军，实则援元济。他还派人到京师为盗，惊扰京师，烧毁河阴的转运院，致使人心惶惶。六月，又派人到京暗杀了力主用兵淮西的宰相武元衡。虽然宪宗受到李师道的种种骚扰，官军围攻淮西久无战功，但他决意攻讨，以主战的裴度继任宰相，主持军务。裴度认为"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①九月，朝廷加强前线指挥，任命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代替严绶指挥全军。十月，又将山南东道分为两节度使：以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复、郢、均、②　《资治通鉴》卷240，元和十二年五月。

①　《资治通鉴》卷239，元和九年九月。

①　《资治通鉴》卷239，元和十年六月。

房节度使，以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随、邓节度使，以便使高霞寓专力攻战，而李逊可调发5　州之赋供其军需。十一月，韩弘命诸军合攻淮西，西线的李光颜、乌重胤败淮西兵于小溵水，并攻克其城。南线的寿州刺史李文通也败淮西兵于固始（今湖北固始），东线的武宁军将王智兴于徐州（今江苏徐州）连败李师道之众，斩首2000　余级。

宪宗在淮西战事尚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又在河北与成德王承宗开战，官军陷入了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十一年（公元816年）六月，高霞寓在铁城（今河南遂平西）大败，朝野为之震惊。宰相大臣都劝宪宗罢兵，宪宗决意平叛，说："胜负兵家之常，今但当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也！"①七月，朝廷更换了前线将帅，撤换了战败之将高霞寓、李逊，以河南尹郑权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彰义节度使、申光蔡为唐、随、邓观察使，以唐州（今河南泌阳）为治所。但袁滋到唐州后，懦弱惮战，不许士兵攻打吴元济。十二月，改命李愬为唐、随、邓节度使。

淮西兵将自恃曾先后大败官军统帅高霞寓、袁滋，故有轻视李愬之意。

李愬到唐州后，军中承丧败之余，士卒惮战，李愬一方面不肃军政，麻痹敌人，一方面谋图袭击蔡州。十二年（公元817年）二月，朝廷征发昭义、河中、鄜坊步骑20000　增援。官军在巡逻时，活捉了淮西捉生虞侯丁士良，丁士良向李愬建议："吴秀琳拥三千之众，据文城栅（在蔡州西南120　里），为贼左臂。官军不敢近者，有陈光洽为之谋主也。光洽勇而轻敌，好自出战，清为公先擒光洽，则秀琳自降矣。"②于是，士良出兵，生擒陈光洽。李愬从唐州进屯宜阳栅，镇守文城栅的吴秀琳投降。官军与淮西兵夹溵水而对阵，陈许兵马使王沛率先挥兵5000　渡过溵水，占据险要之地，修建城堡。河阳、宣武、河东、魏博等军也相继过河，进逼郾城（今河南郾城），并大败淮西军。吴元济得知郾城失守，急忙将守蔡州城之兵调往洄曲（郾城东南，今河南漯河之南）以阻击官军。

官军两面作战，均未取得决定性胜利，特别是用兵淮西已达4年之久。

面对这种形势，宪宗及时调整了战略部署，停止了河北的战事，专力于对淮西的攻讨。并命宰相裴度亲自到前线督战，加强统一指挥。

（3）李愬雪夜袭蔡州李愬继任后即有袭取蔡州、捣其巢穴的战略计划。攻下偃城后，吴元济将精兵都派到洄曲阻击官军，蔡州已很空虚，而且"自吴少诚拒命，官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故蔡人不为备"。①袭击蔡州的战机已渐成熟。

十月，在裴度挥兵于郾城附近与洄曲的叛军主力作战的同时，李愬率领精兵，开始实施其偷袭蔡州的战略计划。

十五日，李愬命马步都虞候、随州刺史史旻留镇文城栅，命李祐、李忠义率3000　突骑为前驱，自己与监军率兵3000　为中军，命田进诚率兵3000殿后。军队出发后，军士都不知将去何处。向东行60　里，到了张柴村（今河南遂平东），尽杀淮西守军及烽子（负责望候报警）。留500人镇守，命其

①　《资治通鉴》卷239，元和十一年六月。

②　《资治通鉴》卷240，元和十二年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240，元和十二年十月。

截断通往洄曲及诸道的桥梁，以防淮西兵回救蔡州。军士稍作休整后，又向东行进，直奔蔡州。

当时风雪交加，军旗都已被狂风刮裂，人马冻死者相望于道。张柴村以东的道路都是官军所从未走过的，加上天气阴暗，行军异常艰难。夜半时分，雪下得越来越大。经过70　里的艰难跋涉，终于赶到了蔡州城下。其时正值四更，守军毫无知觉，李祐、李忠义等爬城而进，杀死守城军士，开门放官军入城。之后，又以同样方式占据了内城。

天亮后，吴元济方才发觉官军已进据蔡州，他急忙率左右登上牙城拒战。李愬命李进诚攻打牙城，毁其北门，尽获储存于北门兵甲库中的大批器械。又烧其南门，吴元济在城上投降。淮西所属申、光两州及诸镇兵得知吴元济被生擒，也都向官军投降，淮西平定。次年（公元818年）将申州划归鄂岳，光州划归淮南，蔡州不再为节镇。

李愬雪夜袭蔡州是军事史上实施偷袭成功的一个著名战例，在实施偷袭时，天时、地科、人和三方面都对官军不利，但李愬却能把握战机，变不利为有利，最终取得了成功。

4。讨平淄青（1）淄青的形势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淄青节度使李师古死，其异母弟师道继承其位。当时朝廷正在讨伐刘闢，无暇东顾，就顺势任命他为平卢节度使。十年（公元815年），朝廷在讨伐淮西吴元济时，师道派兵到寿春，声救元济，还派人烧毁河阴转运院，暗杀主战的宰相武元衡，多方阻挠朝廷用兵。淄青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帮助淮西，是由于淄青也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发展起来的强藩，又处于黄河之南，无论在地理关系上，还是在政治情势上，都与河北诸镇不同，而河北藩镇也并未将淄青视为同类。这在救援淮西的问题即可看出，王武俊也曾数次上表朝廷，要求赦免淮西，但阻挠朝廷用兵淮西的一系列行为都是淮西一手所为，河北其它藩镇也未见有强烈反映，这与朝廷用兵河北时，河北各镇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代宗、德宗时期，淮西、淄青都与河北联合，欲效法河北，以土地传之子孙，实行半割据。见淄青与淮西大体上属于同一种情况。所以淄青只能与淮西互为声援，淮西若被平定，则淄青也很难幸免。

当淮西平定后，李师道非常忧惧，屡向朝廷请罪，并表示要献出沂、海、密3　州，并要将其子作为人质送往长安。但不久即又反复，拒绝纳质割地，宪宗决定用兵攻讨。

（2）攻伐淄青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五月，朝廷任命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从许州（今河南许昌）移镇滑州（今河南滑县），筹划攻伐师道。以河阳都知兵马使曹华为棣州刺史，（驻于今山东无棣一带），兼任横海节度副度。六月，又命乌重胤兼任怀州刺史，镇守河阳。七月，调任李愬为武宁节度使。淄青四周的战略部署完成以后，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出兵讨之。

九月，宣武军围曹州（今山东定陶），十一月，田弘正率魏博兵从杨刘（今山东济南西南），在距郓州（今山东东平）40　里处扎营，淄青为之大震。武宁节度使李愬与叛军交战，前后大战11　次，屡战屡捷，十二月攻克了兖州的要地金乡（今山东金乡）。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韩弘攻克考城（今河南民权西），李愬攻克鱼台（今山东鱼台），田弘正前后在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阳谷（今山东阳谷东）大败敌军，杀伤万余人。二月，李听袭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攻克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东南）、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怀仁（今江苏赣榆）等县。

在官军的四面打击之下，驻守阳谷的淄青都知兵马使刘悟发动兵变，回击郓州，杀死师道父子，向朝廷投降。朝廷命杨于陵按照淄青所辖12　州的土地远近、士马多少、仓廪虚实等具体情况，平均分为3　道。刘悟以为他杀死李师道，可以维持淄青现状，听到朝廷将淄青一分为三，并将自己调任的决定后，想拥兵拒命，但由于官军四面压境，特别是魏博田弘正兵临城下，只好服从朝廷命令，到滑州赴任。

（五）武宗平定泽潞1。对泽潞的战略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八月，昭义（即泽潞）节度使刘悟暴死，其子刘从谏在亲兵的支持下自总军务。"议者多言上党内镇，与河溯异，不可许"，左仆射李绛详细分析了泽潞的形势，上疏说："今昭义兵众，必不尽与从谏同谋，纵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顺。从谏未尝久典兵马，威惠未加于人。又此道素贫，非时必无优赏。今朝廷但速除近泽潞一将充昭义节度使，令兼程赴镇，。。新使既至，军心自有所系；从谏无位，何名主张？！设使谋挠朝命，其将士必不肯从。今朝廷久无处分，彼军不晓朝廷之意，欲效顺则恐忽授从谏，欲同恶则恐别更除人，犹豫之间，若有奸人为之画策，虚张赏设钱数，军工觊望，尤难指挥。伏望速赐裁断"。①李绎的分析和对策是非常正确的，他的大前提虽未在疏中明言，但我们可以看出，与当时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上党内镇，与河朔异"，不能姑息。可惜当时的执政者犯了一时姑息的错误，承认了刘从谏为昭义节度使，昭义对朝廷的离心力陡然增强。

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刘从谏临死时，与幕客张谷、陈扬庭"谋效河北诸镇"，令其侄子刘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待其死后继任节度使。不久，从谏死，刘稹秘不发丧，王协对他说"正当如宝历年样为之，不出百日，旌节自至。但严奉监军，厚遗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为备而已"。①武宗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宰相大多认为："回鹘余烬未灭，边境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军事。"②李德裕则认为："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积习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循以授从谏。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李德裕坚持区别对待，认为不能再姑息泽潞，否则，藩镇对朝廷的离心力就会因此而增强。同时，提出对付泽潞的具体策略："遣重臣往谕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艰难以来，列圣许其传袭，已成故事，与泽潞不同。今朝廷将加兵泽潞，不欲更出禁军至山东。其山东三州隶昭义者，委两镇攻之；兼令遍谕将士，以贼平之日厚加官赏。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挠官军，则稹必成擒矣！"③果然，朝廷派人到成德、魏博，告知其泽潞与河北不同，河北可世袭而泽潞则不可，河北没有唇亡齿寒之忧后，河北表示服从朝廷，这样，朝廷就避免了陷入藩镇连兵的被动局面。武宗决定用兵泽潞。

2。围攻泽路

①　《资治通鉴》卷243，宝历元年十一月。

①　《资治通鉴》卷247，会昌三年四月。

②　《资治通鉴》卷247，会昌三年四月。

③　《资治通鉴》卷247，会昌三年四月。

会昌三年（公元843）五月，开始在泽潞四周部署军队：南线命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率步骑3000　守万善（今河南沁阳）；北线命河东节度使刘沔率步骑2000　守芒车关（今山西武乡之北）、步兵1500　屯于榆社（今山西榆社）；东线命成德节度使王远逵率步骑3000　守临洺（今河北永年），并攻掠尧山；西线命河中节度使陈夷行率兵骑1000　守冀城（今山西冀城），并派步兵500增援冀氏（今山西冀氏）。六月，南线的王茂元派其兵马使马继率兵骑2000进屯天井关（今山西天井关）南的科斗店，刘稹派其衙内十将薛茂卿率亲兵2000　拒击；东线的王元逵也出兵屯于赵州（今河北赵县）。同时又命北线刘沔率兵攻取仰车关路以逼进泽路。

七月，诸军进击。李德裕有鉴于"曏日河朔用兵，诸道利于出境口给度支，或阴与贼通，借一县一栅据之，自以为功，坐食转输，延引岁时"①的教训，请武宗对各道兵马下达明确的进攻目标，令王元逵攻取邢州（今河北邢台）、何弘敬攻取洺州（今河北永年以东）、王茂远攻取泽州（今山西晋城）、刘沔攻取潞州（今山西长治），又命武宁节度使李彦佐率兵从徐州赶来，配合刘沔攻潞州。

王元逵攻克宣务栅（在尧山县内），进攻尧山（今河北永年一带），在邢州境内已达1月以上，而其南的何弘敬尚未出兵，为了促使其出兵与王元逵相应援，李德裕设计，请武宗给何弘敬下诏书，说"河阳、山东皆阂山险，未能进军，贼屡出兵焚掠晋绛，今遣王宰将忠武全军经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贼势"，②命唐军经过何弘敬辖区以到磁州（今河北磁县），在东面发起进攻，以牵制泽潞对西线的压力，何弘敬很怕官军经过魏博，引起军变，急忙出兵，渡过漳水，直赴磁州。

八月，南线的战势出现反复，叛军薛茂卿率军南下，进至距怀州（今河南沁阳）仅10　里的地方，直接威胁到东都的安全。朝廷大臣纷纷要求罢兵，赦免刘稹，武宗也有疑虑。李德裕鼓励说"小小进退，兵家之常，愿陛下勿听外议，则成功必矣！"坚决主张进一步用兵，他认为南线官军的败退，主要是由于东线的魏博不积极向泽潞发起攻势，而西线官军由于地险又无法很快出击，致使泽潞无后顾之忧，可并力南下。

九月，朝廷调整南线部署，命王宰兼任河阳行营攻讨使，统一指挥万善的官军，令河南尹敬听为河阳节度使、怀孟观察使，负责向王宰军队供应军需。西线的统帅李彦佐迟留不进，命石雄代之为帅，从冀氏进取潞州，并分兵屯翼城以备泽潞侵扰。石雄代彦佐后即引兵越过乌岭（在今山西冀氏以西），攻破泽潞5　座营寨。十月，又调整北线指挥，河东刘沔与幽州张仲武素不相合，调李石为河东节度使，以代替刘沔。

十二月，薛茂卿与官军通谋，让王宰进攻天井关。茂卿一战即退，官军进占天井关。天井关附近的泽潞军得知茂卿败走，也都退去。刘稹得知茂卿私通官军，便诱杀了茂卿，命刘公直代茂卿。同时及时调整了军将部署，西线，命安全庆守乌岭，李佐尧守雕黄岭（今山西长子西）；北线，命郭僚守石会（今山西南关一带），康良佺守武乡（今山西武乡）；南线，刘公直打败了攻打泽州的王宰，并乘胜复夺天井关，进围陵川（今山西陵川）；西线河东节度使也攻克了石会关。刘稹向河东李石求降，李德裕认为这是刘稹拖

①　《资治通鉴》卷247，会昌三年七月。

②　《资治通鉴》卷247，会昌三年八月。

延时间，不予接受。

四年（公元844年）正月，北线的太原官军发生兵乱，与刘稹联合，镇守石会关的杨珍也因此而投降刘稹。朝议哗然，许多人主张罢兵，王宰也上表朝廷，主张接受泽潞投降。李德裕认为不能因太原兵变而姑息泽潞，建议武宗派人到前线，督促进军。朝廷下令王逢将太原兵留守榆社，而率领易定千骑、宣武、兖海步兵3000　回讨乱兵，并令王元逵率步骑5000　从土门（今河北获鹿南的井陉口），应接王逢军。镇守榆社的河东兵得知朝廷命易定、兖海、宣武的军队进讨太原乱兵，怕其留在太原的妻子受到屠戮，就兴兵自取太原，平定了兵变。

四月，王宰进攻泽州，闰七月，刘稹大将高文端投降，建议不要对泽州硬攻，先在城外立垒栅以围之，待其出击再攻灭之。此时，邢州、洺州的守将因与刘从谏有矛盾，乘官军进击之机，投降朝廷。磁州守将也随之投降。原属泽潞的太行山以东的3　州都为朝廷所控制，泽潞立刻陷入被动。八月，刘从谏部将郭谊等人见3　州已降，官军四集，便发动兵变，杀死从谏。泽州守将刘公直得知从谏被杀，向官军投降。泽潞平定。

七、唐中期的西陲战事（一）唐蕃之战1。吐蕃对唐的侵扰吐蕃是活动于今青藏高原上的一支少数民族，直到唐朝初年，他们平定诸羌，势力大盛后，才与中原王朝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太宗时，向唐请婚，为唐所拒绝，他们认为是吐谷浑离间所致，于是发兵击败吐谷浑，并侵扰唐朝的松州（今四川松潘），太宗派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总管，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刘兰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率兵骑5　万还击。牛进达的先锋部队从松州出发，夜袭吐蕃营帐，斩杀千余级，吐蕃退走。再次向唐求婚，太宗许之，派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此后，两方一直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事。

高宗时，吐蕃又与吐谷浑发生了矛盾，双方都向唐朝上诉。唐朝依违其间，吐蕃怨怒，出兵大败吐谷浑，吐谷浑为此向唐朝告急。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四月，任命薛仁贵为逻婆道行军大总管，率兵10　万攻讨吐蕃，但唐军在大非川（今青海湖川南）为吐蕃所败，安西4　镇并废，吐谷浑被吐蕃所灭。从此以后，吐蕃连年骚扰唐朝边地，沿边诸羌也都投降了吐蕃。高宗又派刘仁轨前往洮河镇守，并且命人在内地召募士兵，攻讨吐蕃；同时又命剑南、山南两道发兵防御。仪凤三年（公元678年）秋，唐派李敬玄、刘审礼率兵攻讨，在青海又被吐蕃打败，刘审礼战死，李敬玄吓得不敢发兵救援。当时正值秋雨，道路泥泞，吐蕃军队与李敬玄对阵，敬玄的偏将黑齿常之率领敢死士夜袭吐蕃军营，吐蕃惊乱，自相践踏，唐军才得以乘机撤回。于是，吐蕃"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①2。以守为主的战略的确立面对吐蕃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威胁，唐高宗召集朝臣，商讨对策。中书舍人郭正一认为："吐蕃作梗，年岁已深，命将兴师，相继不绝。空劳士马，虚费粮储，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穷巢穴。望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烽■，勿令侵掠，使国用丰足，人心叶同，宽之数年，可一举而灭"。②唐连年用兵吐蕃，负多胜少，军需费用为之大增，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吐蕃在青藏高原，唐廷不能深入进兵，无法对吐蕃实施致命打击，所谓"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穷巢穴"。面对这种具体的军事形势，只有改变战略。郭正一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大部分朝臣的赞成。但高宗未完全接受，在进攻的同时，不得不增兵，加强防守。不久，黑齿常之在良非川击败吐蕃，吐蕃引退，于是任命他为阻击吐蕃冲要之地的河源军的军使。

3。武则天对西域的争夺

①　《旧唐书》卷196　上《吐蕃传》。

②　《旧唐书》卷196　上《吐蕃传》。

武则天当政时期，吐蕃正在蚕食西域，唐对西域的控制已感力不从心。

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五月，命韦待价为安西道大总管，出兵讨吐蕃。但由于韦待价素无统御之才，进退失据，士卒饥馑，转死沟壑，无功而还。第二年（公元690年）又命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攻讨吐蕃，但行军至中途而退兵。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攻打吐蕃，大破之，乘胜收复了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4　镇。在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派兵镇守。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6年）命王孝杰为肃边道大总管，再次率兵攻讨吐蕃，但兵败而归。不久，吐蕃内部发生争斗，边境稍安。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吐蕃又侵扰凉州，围逼松昌县，陇右诸军州大使唐休璟在洪源谷大败吐蕃，斩首2500　余级，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吐蕃赞普亲率万人侵扰悉州，都督陈大慈四战四捷，大破吐蕃。当时由于连年战争，唐蕃贸易中断，其生活大受影响，百姓厌战，于是向唐请和，并求婚，中宗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

4。唐玄宗对吐蕃的反击（1）关于战守的战略争论唐睿宗即位后，李知古建议攻打归属吐蕃的姚州诸蛮，睿宗命他去剑南征召士兵攻打，诸蛮引吐蕃军大败唐军，李知古战死。当时安西都护与吐蕃邻界，双方都不断彼此攻掠。吐蕃派人向鄯州都督杨矩请求割河西九曲之地为金城公主的汤沐之地，杨矩向中央建议割让。河西土地肥沃，宜于放畜，又与唐接近，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秋，吐蕃又兴兵攻扰唐临洮军及兰、渭等州，将放畜于此处的唐羊马尽掠而去，杨矩也因此而悔惧自杀。玄宗得到战报，立刻命薛讷、王晙率兵前去迎战。唐军与吐蕃相遇于渭源的武阶驿，王海宾率前锋部队奋力作战，王晙也率大军赶到，大破吐蕃，杀数万人，将其所掠的羊马又都夺了回来。吐蕃又向唐请和，玄宗不许。此后吐蕃不断侵扰唐朝西北边地，唐廷又设置陇右节度使，加强统一指挥，以对付吐蕃。（2）唐军的反击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冬，吐蕃入寇大斗谷，攻掠甘州，焚烧市里而去。河西节度使王君■先是避其锋而固守不战，待其退去时，乘其众已疲，出兵追击。当时正值大雪天，吐蕃兵马冻死者甚众，于是他们决定取道积石军西路而退回。王君■派人先将其退回之路的草烧尽，使吐蕃在撤退途中无法喂马，马死过半。十五年（公元727年）正月，君■率军一直追击至青海之西，水已结冰，唐军乘冰而过。其时吐蕃主力虽已过大非川，但其辎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侧，唐军尽俘而归。九月吐蕃出兵攻陷瓜州，尽取军资、仓蓄后，烧城而去。王君■不久也被回纥所杀。唐中央任命萧嵩为河西节度使，张守珪为瓜州刺史，修筑州城，招缉百姓。第二年（公元728年）秋天，吐蕃又来攻打瓜州，被张守珪击退。陇右节度使张忠亮率兵到青海西南的渴波谷，与吐蕃相遇，两军交战，击溃吐蕃。正在这时，积石军、莫门军的兵马也赶到，与忠亮合军追击，攻克其大莫门城，生擒千余人，俘获牛、马及衣资甚众，焚烧其骆驰桥后退回。八月，萧嵩又派副将杜宾客率弩手4　千人，与吐蕃战于祁连城下，从上午直打到天黑，散而复合，吐蕃被打得大败，溃逃入山。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朔方大总管李祎又率兵到陇右，攻克吐蕃的石堡城，唐于此设置振武军，派兵驻守而还。经过这几次大的挫败后，吐蕃频频派人向唐求和，玄宗许之。双方在赤岭一带竖立分界牌，相约不再彼此攻掠。

（3）对西域的最后争夺开元廿四年（公元736年），吐蕃攻打勃律，勃律派人向唐告急，唐命吐蕃罢兵，吐蕃不从，依旧攻打。为此唐廷命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乘吐蕃无备，从凉州南进攻吐蕃，进击2　千余里，在青海西大败吐蕃，斩首2000　余级。廿六年（公元738年）三月，吐蕃攻打河西，被崔希逸击退，鄯州都督杜希望攻克吐蕃新城，设置威戎军，留兵1000　镇守。六月，任命萧炅为河西节度使，杜希望为陇右节度使，王昱为剑南节度使，分道经略吐蕃，并将赤岭分界碑撤毁。此后，两方征战不已。

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任命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骑兵万余人，出讨小勃律。小勃律在今中亚，离长安很远。开始臣服唐朝，吐蕃兴起，小勃律及其周围20　多个小国都臣服于吐蕃，不再向唐纳贡称臣。唐王朝曾多次派人攻讨，但都无功而还，故此次又派高仙芝出兵。唐军从安西出发，向西行进了一百多天，才到了特勒满川，仙芝将唐军分作3　道，相约在七月十三日会合于吐蕃的连云堡下。吐蕃防守此堡的兵力有近万人，但未料到唐军突然攻到，慌忙拒战，但被唐军攻克。占领连云堡后，仙芝继续进兵小勃律。小勃律见唐兵压境，措手不及，只好开门迎接，仙芝杀掉了亲吐蕃的几个大臣，然后将其国王俘获归唐。

八载（公元748年）六月，玄宗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陇右、河西以及突厥阿布思部落兵，又调拨一部分朔方、河东兵，共63000　多人，攻打吐蕃石堡城。石堡城三面绝险，只有一条道可以通行，吐蕃以数百人防守，多蓄粮食，唐兵前后几次用兵，都未能攻下。哥舒翰挥兵猛攻，克之，俘获吐蕃400人。以石堡城为神武军。

5。吐蕃的全线退缩在安史之乱以前，唐蕃在总体上处于对峙状态，彼此攻伐，互有胜负。

安史之乱发生后，唐中央调集边地守军赴中原平叛，边防力量顿减，吐蕃乘势大举侵扰，甚至一度攻入西长安。吐蕃成为唐王朝的主要边患。

（1）代宗时吐蕃的侵扰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七月，吐蕃攻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攻占了河西、陇右的大片土地。十月，吐蕃攻打泾州，刺史高晖投降，并为之向导，引吐蕃深入，攻打奉天、武功，直接威胁到长安，代宗任命雍王李适为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率兵出镇咸阳，阻击吐蕃。但唐军兵力不足，无法在很长的战线上抵抗吐蕃。很快，吐蕃就渡过便桥。代宗不得不仓惶离开长安，逃到陕郡。郭子仪得知长安危殆，立刻回军守长安，他回来时，代宗已逃离长安。随之，郭子仪率兵前去护卫。初九，吐蕃进入长安，他们立广武王承宏为帝，剽掠府库市里，焚毁闾舍，长安城为之萧然一空。官军散兵也乘机打劫，百姓避乱，纷纷逃入山谷中。廿一日，吐蕃退走。之后，吐蕃又出兵攻陷了松州、维州、保州和云山的两座城池，西川节度使高适无力救援，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也都被吐蕃所占。

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仆固怀恩叛，投奔吐蕃，八月，引吐蕃10　万众入寇，京师骇然，代宗命郭子仪率兵出镇奉天。十月，吐蕃进至邠州，逼进奉天，京师为之戒严。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九月，吐蕃进围灵州，散兵游骑已到潘原、宜禄，唐命郭子仪率兵3　万出镇泾阳，京师戒严，十月，朔方节度使路嗣恭在灵州城下大破吐蕃，斩首2　千余级，吐蕃引兵而退。三年（公元768年）八月，吐蕃10　万多人再寇灵武、邠州，京师戒严，邠宁节度使马璘击破了攻打邠州的吐蕃军。九月，郭子仪率兵5　万出镇奉天，以御吐蕃。朔方骑将白元光击败了攻打灵武的吐蕃军，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派其将李晟率兵5000　出大震关，至临洮，攻克吐蕃定秦堡，焚其积聚。吐蕃得知后，解灵州之围而去。此后，吐蕃连年侵扰灵州一带，唐军疲于应付。

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吐蕃攻扰泾州、邠州，郭子仪派朔方兵马使浑瑊率步兵5000　前去拒击，在宜禄被吐蕃打得大败，伤亡大半。马璘也被吐蕃击败于盐仓。吐蕃连胜之后，欲掠■、陇，盐州史率兵赴秦原，攻打其后，吐蕃怕腹背受敌，决定退军，浑瑊伏兵拦截，尽俘其所掠，马璘也派精兵在潘原袭击了吐蕃的辎重，杀数千人，吐蕃退走。

（2）德宗时吐蕃从攻到和德宗即位的四、五年中，唐蕃曾一度和好。当朝廷攻讨朱泚时，曾向吐蕃借兵，许以割属河西、北庭两都护府地。吐蕃未出兵助唐，而于事后却来索要河西、北庭之地，唐则拒绝割让。于是，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八月，吐蕃尚结赞率兵入寇，侵掠泾、陇、邠、宁诸州。唐命浑瑊率兵万人，骆元光率兵8000，镇守咸阳以备之。九月，吐蕃的小股骑兵已进至好畤，京城为之戒严。唐又派张献甫率兵增援咸阳守军，李晟也派其将王泌率3000　精兵埋伏于■城，并授以破兵方略："俟其前军已过，见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军也，出其不意击之，必大捷。"①王泌依计而行，大败吐蕃。十月，李晟又派王泌率兵5000　袭击吐蕃的摧沙堡，在途中与吐蕃军队相遇，唐军殊死作战，大破吐蕃，乘胜追击至堡下，克之，焚其积蓄而还。尚结赞率兵从宁、庆北去，屯军于合水之北，邠宁节度使韩游环派其将史履程夜袭其营，杀数百人，吐蕃出营追击，游环在平川上列阵，同时派人在西边的山地上擂鼓，吐蕃军以为大军在此，立刻退去。十一、十二月，吐蕃又相继占领了盐州、夏州、麟州。韩游环向朝廷建议，发兵攻打盐州，乘吐蕃回军救援时，再命河东军队袭击其背。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命骆元光与陈许兵马使韩全义率步骑1　万多人与邠宁军会合，攻打盐州；同时又命马燧率河东军攻击吐蕃。吐蕃占领盐州、夏州后，留兵千余人镇守，其大军退屯于鸣沙。到了第二年（公元787年）春天，羊马多死，粮运不继。当他们得知李晟已攻克摧沙堡，马燧、浑瑊等也要出击鸣沙时，他们陷入被动局面，于是屡派使节，向唐求和。对此，唐朝军将大都反对讲和，李晟认为："戎狄灭信，不如击之"。韩游环分析说："吐蕃弱则求盟，强则入寇，今深入塞内而求盟，此必诈也！"韩滉也认为："今两河无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刘玄佐之徒将十万众戍之，河湟二十余州可复也。其资粮之费，臣请办之。"①但马燧、张延赏极力主张讲和。其时德宗欲与吐蕃讲和而共攻回纥，于是决定采纳后一种意见，与吐蕃和好，并征召主战的李晟入朝。吐蕃大将尚结赞乘唐军停止进击之机，急忙从鸣沙撤退，其众缺马，大多徒步而行。唐军失

①　《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二年九月。

①　《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五月。

去了一次战机。

此后双方多次互派使节，商议订盟和好事宜，最后决定在平凉川会盟。

闰五月，盟誓时，吐蕃袭击了参加盟誓的唐军，"唐将卒皆东走，虏纵兵追击，或杀或擒之，死者数百人，擒者千余人，。。浑瑊至其营，则将卒皆遁去，营空矣。"①这时，骆元光指挥伏兵列阵阻击，唐军才得以退回。虽然吐蕃劫盟成功，但夏、盐2　州的吐蕃兵由于粮运不继，已无法再坚守，他们不得不放弃此2　州。八月，吐蕃侵扰陇州，连师数十里，京师震恐。九月，又大掠■阻、吴山、华亭等地，老弱者杀之，将丁壮万余口俘掠而去。原来，吐蕃多是秋冬入寇，到次年春天即因疫病而退，自从俘掠唐人之后，以其妻子为质，派他们出兵，盛夏亦可挥兵入寇。此后50余年，唐蕃双方在北线的盐灵一带，南线的剑南一带进行拉锯战，互有胜负。

吐蕃在鸣沙陷入被动以后不得不放弃夏、盐2　州，说明他们由于其自身生活方式及对中原水土气候的不适应，已无力再进一步深入，唐蕃双方只有在边界地区进行拉锯战。唐开成、会昌年间，吐蕃发生内乱，势力渐弱，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唐收复河西，五年（公元851年）瓜、沙等州张议潮举兵归顺唐朝。吐蕃分裂，力量渐弱。

①　《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闰五月。

（二）唐诏之战1。南诏起兵攻唐南诏在今云南一带，西北与吐蕃相接，"诏"是"王"的意思。开始有6　诏：蒙舍、蒙越、越析、浪穹、样备、越淡，彼此势均力敌。其中，蒙舍位于其它5　诏之南，故谓之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南诏统一了其它5　诏。开元廿六年（公元738年）九月，唐册封南诏蒙归义为云南王。

天宝九载（公元750年）云南王閤罗凤被唐云南太守张虔陀所逼，举兵攻陷云南，杀死虔陀。十载（公元751年）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8　万，分兵两道，讨南诏。两道兵分别出戎州、嶲州，进至曲州、靖州。南诏王閤罗凤遣使谢罪，但被鲜于仲通拒绝，唐军进击至西洱河，被南诏击败，士卒伤亡近6　万人。閤罗凤也称臣于吐蕃。

唐廷下令在两京及河南、河北之地大规模召募士兵，准备再击南诏。十一载（公元752年），吐蕃发兵救援南诏。十三载（公元754年）六月，剑南留守李宓率兵7　万进攻南诏，閤罗凤诱之深入，至大和城，南诏军闭垒不战，唐军粮尽，士兵患病而死者甚众，不得不退军。閤罗凤乘机追击，大败唐军，李宓被生擒，全军覆没。宰相杨国忠隐其败状，又屡屡增兵前去，前后伤亡达20　万人之多。

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南诏乘中原安史叛乱之机，攻陷唐越嶲会同军，占据了清溪关，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閤罗凤死，其子凤迦异早死，其孙异牟寻继立。十月，吐蕃与南诏合兵10　万，分3　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其时，西川节度使崔宁在京师，留守诺将不能抵御，敌军连陷州县，刺史弃城而逃，百姓避乱于山谷，德宗命李晟率兵前去救援西川。剑南东川也派军队从江油赴白坝，与山南西道的军队合击吐蕃、南诏，大败之。

2。唐诏联合拒吐蕃南诏起兵攻唐是以吐蕃为后盾的，但吐蕃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重数；又夺其险要，建立城堡，征兵助防，云南苦之，有归唐拒吐蕃之意。其时，唐朝也由于吐蕃连年内侵，有北联回纥、南联南诏以牵制吐蕃入寇的战略计划。《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九月载李泌建议："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大竺，如此，则吐蕃自困"。德宗曰："三国当如卿言，至于回纥，则不可"。泌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世）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①这一战略确定以后，唐诏开始秘密遣使联络。第二年（公元788年）四、五月间，南诏派使到长安。十月，吐蕃入寇，发兵10　万攻打西川，其中也征有南诏的军队。南诏虽已与唐和好，但尚未敢与吐蕃公开决裂，也只得依令发兵数万屯于泸水之北，吐蕃怀疑南诏，就派兵两万屯于会川，以阻隔其与西川的联系，南诏非常愤怒，索性引兵归国。从此，吐蕃在西川战线上失去了南诏的帮助。

①　《资治通鉴》卷233，贞观三年九月。

唐诏之间的联系主要是由西川节度使韦皋联络的。他几次给南诏去信，但对方均未作答，直到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在南诏与吐蕃猜疑日深时，才派人给韦皋回信，表示愿归顺唐朝。十月，韦皋派人到南诏，正式册封并结盟。十年（公元794年）南诏突袭吐蕃，大败之。十五年（公元799年）十二月，吐蕃出兵攻打南诏和西川，被唐诏联合击退。

3。南诏强盛，北攻唐朝到了唐宣宗时，吐蕃、唐的势力已逐渐走向下坡路，南诏很快强盛起来，势力大增，开始主动出击唐朝。

（1）对安南的侵扰宣宗时，安南都护李涿为政贪暴，强买蛮（指杂居于岭南的少数民族）

中马牛，1　头才给1　斗盐，群蛮由此而致怒，不断侵扰安南。大中廿三年（公元859年），宣宗死时，南诏丰祐也死，酋龙即位抱怨唐不派使者前去册封新王，于是，酋龙自称皇帝，国号大礼，改元建极，派兵攻克播州。咸通元年（公元860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鄠收复播州，十二月，南蛮引导南诏兵3　万多人攻克交趾，都护李鄠逃到武州。二年（公元861年）正月，唐命邕管以及安南的邻近诸道出兵救援，六月，李鄠从武州收集当地守军，收复安南，七月，南蛮攻克邕州，南诏也出兵攻打嶲州。

三年（公元862年）二月，南诏侵扰安南，朝廷命蔡袭率许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3　万增援，南蛮见唐军兵盛，退走。五月，分岭南为两节度使，广州为东道，邕州为西道。十一月，南诏率群蛮5　万进攻安南，都护蔡袭告急，朝廷命荆南、湖南两道发兵共2000人，桂管发兵3000人，前去邕州，但南诏已围交趾，蔡袭婴城自守。四年（公元863年）正月，南诏攻克交趾，蔡袭战死。三月，南蛮侵扰左、右江，逼近邕州，朝廷命康承训率荆、襄、洪、鄂4　道兵万余人前去救援。五年（公元864年）二月，康承训到了邕州，见蛮势甚盛，又求援兵，朝廷发兵前往，承训不派人侦视，也不设备，当南诏率群蛮近6　万人攻打邕州时，承训派万余人前去拒战，被南诏打得大败而归，伤亡8000　多人。六年（公元865年），高骈代承训，高骈进军，屡战屡捷，包围了交趾，七年（公元866年）攻克交趾，安南平定。（2）对剑南的侵扰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冬，由于西川兵南入蛮境抄略，南诏侵扰西川，攻克嶲、戎2　州。西川节度使杜元颖派兵拒击于邛州之南，被南诏击败，邛州失陷。朝廷今东川、兴元、荆南出兵救援西川。十二月，又发鄂岳、襄邓、陈许、凤翔、太原兵前去增援。南诏攻克了成都的外城，并停留十多天。"其始慰抚蜀人，市肆安堵，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①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十月，李德裕调任西川节度使，"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蜀人粗安。"②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凤翔少尹李师道上奏，请在嶲州设重兵防守，以备南诏侵扰。朝廷在嶲州设定边军，统押诸蛮，并任李师道为节度使。次年（公元869年）十月，李师道杀南诏使者，欲激怒南诏以求取战功。后师

①　《资治通鉴》卷244，太和三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44，太和四年十月。

道调任，朝廷命窦滂代之。十一月，南诏进攻嶲州，定难军都头安荣守清溪关，南诏攻之，安荣退屯大渡河北，双方隔水对峙近10日。南诏分兵伐木开道，越过雪坡，到了沐源川。十二月，南诏穿唐军衣服，伪作败兵，得以渡河，并攻陷犍为，焚掠陵、荣2　州之境。几天之后，南诏军队结集于陵云寺，与嘉州隔岸对峙，并派军从东面渡河，夹击唐军，嘉州陷落。

窦滂亲自率军在大渡河拒战，南诏派人诈和，当窦滂前去谈判时，南诏军士乘机强渡，窦滂临阵逃脱，黎州、雅州陷落。邛州军资皆为乱兵所掠。西川百姓都纷纷退入成都城。十一年（公元870年）正月，西川节度使卢耽修备守御之具，召募军士，并告急于朝廷。不久，南诏军进至成都城下，二月，开始攻城，城内军民固守。

朝廷任命颜庆复为东川节度使，统一指挥援蜀之兵。庆复进军至新都，大败南诏军队。南诏以援军将至，竭尽全力攻城。援军进至成都城下，攻打南诏军，南诏军被迫撤退。

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十一月，南诏进攻西川，在大渡河上修筑浮桥渡河，唐守军黄景复在其半渡时出兵拒战，大败之。蛮军分兵在上下游20里处各做浮桥，乘夜而渡，黄景复伏兵于路，诈败而退，敌军全力追击，被唐伏兵击溃，唐军追至大渡河南岸。十二月，南诏攻克黎州，入邛崃关，攻打雅州。由于成都城守备完固，朝廷又发兵救援，南诏军至新津而退。

二年（公元875年），高骈为西川节度使，发兵5000　追击南诏军队，在大渡河大败之，杀获甚众；又修复邛崃关和大渡河的垒栅，在戎州马湖镇、沐源川筑城，防备南诏入侵。三年（公元876年），又修筑了成都城的外城。此后，由于连年征战，唐诏双方损失都很巨大，南诏求和，唐亦许之。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唐嫁公主与南诏和亲。

八、唐末农民战争（一）唐末形势唐末，社会问题逐渐增多，社会危机重重，民不聊生，于是民众为了生存，纷纷铤而走险，揭竿起事。

1。裘甫的浙东起义唐后期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东南八道，这一地区的民众负担也就格外沉重，终于在浙东暴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

（1）裘甫起事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十二月，裘甫在浙东率百余人起事，攻下象山（今浙江象山），进逼剡县（今浙江嵊县），明州（治所在今浙江鄞县）为之城门昼闭，浙东大震。浙东观察使郑祗德立刻派讨击副将刘勍和范居植率兵征讨。咸通元年（公元860年）正月，浙东官军被裘甫击败，范居植战死，刘勍只身逃脱。裘甫率众乘胜攻克剡县，"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人，越州大恐"。①二月，郑祇德又派沈君纵等3人率新召募的500　名士兵攻打裘甫。裘甫在剡西的三溪设下埋伏，大败官军，3　员唐将皆战死。

郑祇德在连败之后，急忙向朝廷告急，同时求救于邻道。浙西派牙将凌茂员率400人、宣歙派牙将白琮率300人赴援。但郑祇德将援军召入观察使府中以自卫，而不出兵攻讨裘甫。裘甫连战连胜，声威大振，"于是山海诸盗及他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众至三万，分为三十二队。。。群盗皆遥通书弊，求属麾下。（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印曰天平。大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振中原。"①裘甫分兵四出，攻克了唐兴、上虞、余姚、慈溪、奉化、宁海等地，并进围象山。

（2）双方战略面对浙东的这种形势，朝廷调任王式任浙东观察使，主持讨击裘甫事宜。懿宗问王式攻讨方略，王式分析了浙东起事给唐朝廷带来的危胁，他说："兵多贼速破，其费省矣。若兵少不能胜贼，延引岁月，贼势益张，则江淮群盗将蜂起应之。国家用度尽仰江淮，若阻绝不通，则上自九庙，下及十军，皆无以供给，其费岂可胜计哉。"②王式的战略原则是要以重兵速战速决。朝廷征发忠武、义成、淮南等诸道兵归王式指挥。

裘甫虽四出攻掠，但并无明确的战略目标，当他们得知王式率大兵前来攻讨时，大将刘暀认为不能再盲目出击。他建议裘甫："引兵取越州，凭城郭，据府卒，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筑垒以拒之，大集舟舰。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过大江，掠扬州货财以自实；还，修石头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遣刘从简以万人循海而南，袭取福建。如此，则国家贡赋之地尽入于我矣。但恐子孙不能守耳，终吾身保无忧也"。①

①　《资治通鉴》卷250，咸通元年正月。

①　《资治通鉴》卷250，咸通元年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50，咸通元年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250，咸通元年三月。

他的战略计划是以越州为根据地、进而占据扬州、福建，割据一方。王辂主张"拥众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此万全之策"。②他所谓的万全之策，并无战略目标，只是苟延岁月而已。

裘甫由于畏惧官军，对以上两种战略主张未能作出明确选择。在军事行动中，也没有什么实际的部署与准备。王式到任后，整饬军政，开仓赈济，组建骑兵，并分兵讨击。东路由宣歙将白琮、浙西将凌茂贞率其本军，韩宗政率领土团，共千余人，石宗本率骑兵为先锋，从上虞赶赴奉化，解象山之围；西路军由义成将白宗建、忠武将游君楚、淮南将万璘率其本军，会合台州唐军，直奔新昌、唐兴。

五月，东路军在南陈馆大败裘甫，裘甫率众回到剡县。西路军也随之追到。王式得知裘甫回剡县，立即命东路赶往剡县，与西路军会合，夹击裘甫。六月，官军围攻裘甫。裘甫欲以诈降突围，但未能成功，反被官军生擒。其部将刘从简则乘官军大意轻敌之机，率500　多人突围，奔大兰山，据险自守，七月，被官军攻克。

2。两淮民众起事（1）桂林戍卒兵变两淮民众起事是以桂林戍卒兵变北归为导火线的。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朝廷命徐州兵南戍桂林，以防南诏北侵。按规定，戍卒3年一替，这批戍卒已戍边6年，仍不放还。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七月，他们发动兵变，推庞勋为首，擅自北归。

他们本想从湘潭、衡山而直接回到徐州，但因遭到山南东道节度使严铉的阻击，改由沿江东下，经浙西进入淮南，再渡江北上。九月底，到达泗州。正当庞勋率戍兵北归时，"淮北大水，征赋不能办，人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①徐州刺史充武宁节度使攻讨庞勋，庞勋在十月攻克宿州，又击败徐州军，乘胜攻克徐州。庞勋分派诸将，率兵守濠州、泗州、宿州，"自余要害县镇，悉缮完戍守。。。愿效力献策者远近辐凑，乃至光、蔡、淮、浙、兖、郓、沂、密群盗，皆倍道归之，阗溢郛郭"，以至于"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鉏首而锐之，执以应募"，②投奔庞勋。

朝廷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发诸道兵共20　万归属3　帅统领。沙陀、吐谷浑、达靼等部亦率兵参战。庞勋以"泗州当江、淮之冲"，十二月攻占淮口，阻断了漕运，分遣其将南攻舒州（治所在今安徽潜山县）、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市），北攻沂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沂）、海州（治所在今江苏东海），先后攻克了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及沭阳、下蔡、乌江、巢县等地。（2）两军决战闰十二月，南线戴可师率兵3　万渡过淮河，庞勋部放弃淮南之地。戴可师的战略是克占淮口，进而解沙州之围。官军包围都梁城（今江苏盱眙），②　《资治通鉴》卷250，咸通元年三月。

①　《新唐书》卷52，《食货二》。

②　《资治通鉴》卷251，咸通九年十月、十一月。

庞勋派王弘立率兵数万急行军向官军发起攻击。官军未及列队迎战，即被击溃，戴可师等被杀死。庞勋乘胜进围寿州，阻断了经寿州上溯淮水而入颍水、汴水的交通路线。

咸通十年（公元869年），康承训率诸军7　万余人屯于柳子之西，阻截庞勋西进。二月，王弘立率3　万人渡过濉水，夜围官军于鹿塘寨。但沙陀骑兵突然从左右突围而出，义军阵营被冲乱。鹿塘寨中官军也乘势出击，王弘立单骑走免。三月，康承训乘胜进围柳子（今安徽永城东南）。柳子镇处在运河边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徐州的西大门。屯守柳子的义军姚周部被承训击败。四月，庞勋征兵3　万，亲自率部到北线，在丰县向官军发起冲击。击退官军后，进一步西击康承训，结果惨败，溃归徐州。

此时，南线官军马举率所部3　万人渡过淮河，欲解泗州（今江苏盱眙）

之围。其时西线的王弘立也败归泗州，与吴迥部继续围攻泗州，却未能抵挡住马举的进攻，王弘立战死，吴迥退守徐城（在沙州西北）。六月，马举从泗州沿淮水西攻濠州（今安徽凤阳），攻克了招义、钟离、定远等县。七月，康承训进攻宿州（今安徽宿州市），北伐曹翔进击丰县、沛县，官军从北、西、南3　线加紧了对徐州的围攻。坚守宿州的张实向庞勋写信，提出战略对策："今国兵尽在城下，西方必虚，将军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州）、亳（州）之郊，彼必解围而西，将军设伏要害，迎击其前，实等出城中兵蹙其后，破之必矣！"庞勋采纳了他的建议，于七月底率兵2　万向宋、亳进发。当他尚未进至宋、亳，坚守宿州的张玄稔已投降官军，并率兵东进徐州。徐州守将不知张氏已降，将其放入城中。城外的康承训与张氏遥相呼应，攻陷徐州。庞勋到达宋、亳时，康承训回军追杀，大败义军，庞勋战死。守濠州的吴迥部在坚持半年之后，因城中粮尽，突围时全军覆没。

浙东、两淮的民众暴动虽然失败，但却暴露了唐王朝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危机，预示着更大规模的民众暴动将会发生。果然，5年之后，王仙芝、黄巢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终于彻底打乱了唐王朝的统治秩序。

（二）黄巢领导的全国性民众暴动唐末，在今山东、河南、河北一带，灾荒连年，百姓以草根、树皮为食，但官府仍旧催逼租税，致百姓于水火之中。①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濮州（治今山东濮县）人王仙芝首先在濮阳（今河南濮县）聚众起事。同年七月，曹州冤句（今山东荷泽）人黄巢组织数千人起事响应，"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②不久，起事者即由山东扩展到江淮一带，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

1。转战关东、江淮--战略防御阶段（1）转战山东王仙芝起事后，率众攻克了濮州、曹州，十一月，朝廷命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5　节度使、监军亟加讨捕和招慰。十二月，仙芝攻下了沂州。三年（公元876年）七月，诸道行营招讨使宋威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城下大败王仙芝，仙芝逃去。宋威上报朝廷，说王仙芝已被打死，并令诸道派来的军队都返回原镇，自己也率兵返回了青州（今山东益都）。但过了不久，王仙芝又攻克了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从今山东转移到了今河南平顶山一带，威胁东都。朝廷急忙征发部队，一方面保卫东都，一方面扼守汝（今河南临汝）、邓（今河南邓县）、陕州、潼关。具体的战略部署是：命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攻打王仙芝，命昭义节度使曹翔率兵骑5000　与义成军守卫东都；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2000　防守汝、邓一带的交通要道，防其南下。当仙芝进一步逼近汝州时，又命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绹选步兵1000，骑兵500　守卫陕州（今河南陕县）、潼关（今陕西潼关），以防其绕过东都自攻长安。朝廷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将王仙芝的势力局蹙在今平顶山一带，予以消灭，防其再次流动。九月，王仙芝攻克汝州，东都为之大震。之后，仙芝又克阳武，攻打郑州。朝廷急忙派人招降，授以官爵。同时昭义军在中牟（今济南中牟）挫败了仙芝继续北上、攻打东都的势头。

（2）转战江淮王仙芝在中牟受挫后，看到东都一带官军力量甚强，便调转军锋，南攻唐州（今河南汝阳）、邓州。之后，兵分两路，西南路于十一月继续南下，攻克郢州（今湖北鍾祥）、复州（今湖北沔阳），进而转向东北，破安州（今湖北安陆）、随州（今湖北随县）。东南路则相继攻陷了申州（今河南信阳）、光州（今河南潢川）、庐州（今安徽合肥）、寿州（今安徽寿县）、舒州（今安徽潜山）、黄州（今湖北黄冈）等地。

王仙芝率部南下江淮间，河南的官军尚以防守为主，不及追击南下。而江淮"诸州府兵不能讨贼，但守城而已"。①江淮是唐财源所在，又处于南北交通的中介地区，"若使贼陷扬州，则江南亦非国有。"②于是，淮南节度使

①　参见吴宗国《唐末阶级矛盾的几个问题》（载《北大学报》1984.3。）。②　《资治通鉴》卷252，乾符二年六月。

①　《旧唐书》卷19　下《僖宗纪》。

②　《资治通鉴》卷　252，乾符三年十二月。

刘邺向朝廷请求援助，以保江南，感化军节度使薛能选精兵数千前去援助。王仙芝在率军攻打蕲州（今湖北蕲唐）时，宰相王铎、刺吏裴渥招降仙芝，但由于黄巢反对而作罢。攻克蕲州后，王仙芝、黄巢分道，各自备战。

四年（公元877年），王仙芝攻陷鄂州（今湖北武昌）、安州、随州。

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派其子率兵救援随州，战败而死，朝廷派李昌言率凤翔500　骑兵赴援。王仙芝又转战复州、郢州，迫使救援裹州的宣武兵从申州、蔡州的小路逃回。五年（公元878年）正月，王仙芝率兵渡过汉水，攻掠荆南。但此后却连连受挫，二月，在黄梅（今湖北黄梅）再次失利，伤亡5　万余人，仙芝也战死，尚让率余众投奔了黄巢。

（3）转战曹濮黄巢在蕲州城下与王仙芝分手后，决定北上，攻打曹、濮。其时，朝廷将主力用于对付王仙芝，忠义、宣武、感化等军又抽调一部兵力去浙江镇压王郢的起事，曹濮空虚。四年（公元877年）二月，黄巢攻克了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杀天平节度使薛崇。三月，攻克沂州，队伍发展到数万人。七月，围攻宋州（今河南商丘南）。张自勉率忠武兵救援，义军受挫，解围而去。十二月，攻克匡城（今河南长垣）、濮州。在攻打亳州（今河南亳县）时，尚让赶来，他们推黄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设置官署。五年（公元878年）三月，黄巢率军西进，经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县），攻打宋州、汴州，前后袭击了新郑（今河南新郑）、叶县（今河南叶县）、郏城（今河南郏县）、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处，又迂回到今河南许昌一带，威胁东都。唐廷再次部署，防守东都，黄巢却乘机率兵转向江南。

（4）挥军南下唐朝官军在山东河南力量强大，黄巢很难打开局面，于是再次率军南下，向官军力量薄弱的南方发展。

黄巢从今河南许昌、平顶山一带南下"大掠淮南，其锋甚锐"，①兵众达10　万之多。同年秋，从和州（今安徽和县）渡过长江，到达安徽东南部，进攻宣州（今安徽宣城）未克，随即转战浙西，进击浙东，攻打杭州，未克，又转攻越州（今浙江绍兴），生擒越州观察使崔璆。由于受到镇海节度使高骈大将张璘、梁缵的阻击，放弃越州，开山路700　里，进入福建，攻克福州。六年（公元879年）正月，张璘、梁缵分道进击黄巢，其部将秦彦、毕师铎等大将先后降唐。黄巢继续南下至广南。五月，攻陷广州，并转攻岭南诸州县。

朝廷任命宰相王铎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任命李系为副都统、湖南观察使，率兵5　万屯于潭州（今湖南长沙），"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欲阻击黄巢的北上，以便消灭之于岭南地区。

2。北攻洛阳、长安--战略进攻阶段黄巢攻下广州后，曾一度"欲据南海之地永为巢穴"，②但其所部大多为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劝之北还以图大事"，

①　《旧唐书》卷19　下，《僖宗纪》。

②　《旧唐书》卷200　下，《黄巢传》。

③于是黄巢决定北上。

黄巢从桂州（今广西桂林）出发，他们编了上千只大木栰，乘栰沿湘江而下，经永州（今湖南零陵）、衡州（今湖南衡阳），到达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唐南面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李系拥兵10　万在此拒阻，但1日之间即被黄巢攻克，李系狼狈逃到郎州（今湖南常德）。尚让乘胜率众进逼江陵。当时唐各路援军尚未结集，镇守江陵的官军不足万人。王铎命刘汉宏守江陵，自己则退到襄阳（今湖北襄樊）。王铎走后，刘汉宏即纵兵大掠江陵而去，黄巢进据江陵。

十一月，黄巢北上襄阳。刘巨容与江西招付使、淄州刺史曹全晟合兵，于荆门设伏击败黄巢，黄巢、尚让收集余众，渡江东走。

黄巢渡过长江，攻下了鄂州（今湖北武汉）的外城，并连取饶州（今湖北波阳）、信州（今江西上饶）、池州（今安徽贵池县）、歙州（安徽歙县）、衢州（今浙江衢县）、杭州等15　州，众至20　万。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三月，淮南节度使高骈派其将张璘攻打黄巢，屡战屡捷，朝廷为此而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高骈传檄天下，广征士兵，得7　万人。四月，张璘渡江攻打义军王重霸部，迫使其投降。黄巢退保饶州，张璘又攻克饶州，黄巢再次退屯于信州。当时这一地区正流行疫病，义军士兵多死。黄巢派人贿赂张璘，要其缓攻，同时请降于高骈。高骈欲独吞招降义军之功，上报朝廷，请已结集到淮南的昭义、感化、义武诸道军队退回。官军退后，黄巢拒降，高骈大怒，命张璘进击，被黄巢打得大败，张璘战死，义军声势又振。

六月，黄巢军先后攻克了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宣州（今安徽宣城）。七月，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南）渡江，包围了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锋甚锐。高骈命诸将自守，并请朝廷派兵防守淮河，以阻击黄巢渡淮北上。朝廷命河南诸道发兵屯于溵水（今河南漯河一带），命泰广节度使齐克让屯于汝州（今河南临汝），阻击黄巢，保卫东都。东南行营副都统曹全晟欲在淮南阻击黄巢，被义军包围于泗州（今江苏盱眙），高骈拥兵不救，泗州被击破，淮南防线彻底突破。这时，派往溵水的徐州士兵发动兵变，屯于溵水的各军纷纷退散，淮河北岸防线也全部崩溃，黄巢乘势渡过淮河。

十月，黄巢攻克申州（今河南信阳），进入颍（今安徽阜阳）、宋（今河南商丘）、徐、兖地区，东都洛阳暴露在义军的攻打之下。

面对这种形势，唐大臣中有的主张守潼关，有的主张退到四川，最后，僖宗决定守潼关。十一月，黄巢攻克东都，进逼潼关。潼关旁有一条山谷，平时无人行走，官军也未设防。黄巢一边攻打潼关，一边派人经这条山谷绕过潼关，两面夹击，官军大败。义军长驱直入。潼关失守，长安无兵，僖宗匆匆离开长安，逃往西川。黄巢在长安称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

3。大齐与唐对峙长安--战略相持阶段（1）长安之战黄巢占长安后，凤翔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凤翔）郑畋一面伪降黄巢，一面完城堑，缮器械，训练士卒，秘密联络诸道合兵进击黄巢。

③　《资治通鉴》卷253，乾符六年十月。

中和元年（公元881年）正月，僖宗在汉中，命高骈攻讨黄巢，高骈拒不出兵。二月，黄巢命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攻打邓州（今河南邓县）。三月克之，义军屯于邓州以扼荆、襄。黄巢又派尚让、王播率兵5　万西攻驻于凤翔的郑畋，但被郑畋击败。沙陀首领李克用也率部南下勤王。

四月，唐弘夫屯兵于渭北，王重荣屯兵于沙苑，王处存屯于渭南，拓跋思恭屯于武功，郑畋屯于盩至（今陕西周至），各军同进，攻打黄巢。黄巢则主动撤出了长安。

官军进城后，卸甲释兵，大掠金帛。黄巢探知官军军容不整，又无后援，便回军攻杀，大败唐军，重新占据了长安。

（2）唐军围攻长安五月，已投降黄巢的忠武军节度使周岌与监军杨复光联络，准备起兵攻打黄巢。当时秦宗权占据着蔡州（今河南汝南），杨复光派人与之联络，约定一同起兵。忠武军分作8　支，大败黄巢守将朱温，攻占邓州，并乘胜追击至蓝桥（今陕西蓝田东南）。昭义节度使高浔与王重荣合兵攻克华州（今陕西华县）。六月，黄巢派兵攻打驻屯于兴平的邠宁军朱玫，朱玫退屯奉天。西川军李鋋率兵万人，巩咸率兵5000　进屯兴平，屡败义军。七日李孝昌、拓跋思恭屯兵于东渭桥，黄巢派朱温拒击。八月黄巢部将李详在石桥与官军交战，官军大败，逃奔河中，李详乘胜攻克了华州。九月，朱温、尚让率军在东渭桥与李孝昌、拓跋思恭所率官军交战，官军不利，引兵撤退。十一月，孟楷、朱温袭击驻屯于富平的鄜、夏2　军，大败之。

二年（公元882年）二月，朱温攻克同州。四月，王铎率两川、兴元的部队屯驻于灵感寺，泾原兵屯于长安之西，易定、河中兵屯于渭北，邠宁，凤翔兵屯于兴平，保大、定难军屯于渭桥，忠武军屯于武功，准备攻打长安，黄巢的势力被压迫在同、华一带。当地百姓为避战乱，纷纷出逃，长安城中的粮草日少一日。六月，黄巢率军攻打兴平，兴平诸军退屯奉天。九月，黄巢的同州刺史朱温向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投降，不久，华州亦降。十一月，王铎又召李克用率兵南下至河中。十二月，李克用在夏阳渡河，屯军于同州。黄巢陷入了全面被动的局面。

4。率众败退--战略退至失败三年（公元883年）正月，李克用将李有贞在沙苑击败义军。二月，李克用进兵乾阬（在沙苑西南），与河中、易定、忠武的军队会合，尚让率15万人屯于梁田陂，两军殊死决战，义军大败。黄巢派王蟠袭取华州，李克用进围之，并分派骑兵据守渭北。黄巢在几次作战不利、军粮已尽的情况下，准备退出长安。三月，派尚让救援华州，被李克用、王重荣击败，官军进至渭桥。四月，克用与忠武、河中的军队向长安推进，与黄巢军大战于渭，三战三捷；义武、义成等诸军继进，黄巢军大败。初八，克用从光泰门进入长安，黄巢力战不敌，撤出长安，经蓝田进入商山。

黄巢派其将孟楷率万余人为先锋，攻打蔡州，守将秦宗权投降，但在进一步攻打陈州时，被守将赵犨击败。黄巢亲率大军围攻陈州，并分兵攻掠黄河以南的许州、汝州、唐州、邓州等数十州。十二月，赵犨向邻近节镇求救，周岌、时溥、朱全忠赴援，但仍不足以与黄巢为敌，于是又求救于李克用。四年（公元884年）正月，李克用率军自陕、河中渡过黄河来赴援，与许、汴、徐、兖之军会合于陈州，当时尚让屯于太康，四月，被官军攻克。屯兵于西华的黄思邺也被官军击走，而黄巢围攻陈州达10　个月之久，仍未能攻克。太康、西华兵败后，黄巢退屯于故阳里，朱全忠也退回汴州。

五月，连日大雨，黄巢营垒漂没，不得不向东北方的汴州退却，尚让也率5000　骑兵向汴州逼近。克用与忠武军从许州出发，赶来赴援。初八在中牟北面的王满渡，乘黄巢军正在渡河之机，打败黄巢。黄巢率众北走，在封丘再次失利，东奔兖州。时溥派其将李师悦率兵万余人追击。六月，败黄巢于瑕丘。黄巢所部殆尽，在退到狼虎谷时被其外甥林言所杀。

这次农民大暴动，自北向南，又从南往北，扫荡了大半个中国，给唐政府以很大的打击。各地节镇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朝廷再也无力控制藩镇，唐王朝一步步走向瓦解。

九、唐朝府兵制的盛衰①（一）唐初府兵的恢复及组织1。十二卫与十二军李渊进入长安，建立唐朝，即任命元从功臣和招降军将为卫大将军、将军，完全因仍隋制。唐初十六卫的组织都已恢复，分别任命了军将，但这仅仅是官名的恢复，并不是当时军队的组织系统。十二卫所属的骠骑、车骑将军也是领兵官的官衔，其所统之兵实际上大多属于建成、世民、元吉三王府，十二卫大将军一般也是尊崇的名号。

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关中部队进行整顿，置十二军，统领关内诸府。具体办法是把关中分作12　道，诸道都有骠骑、车骑府。次年，十二军各立军号，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邠州道为招摇军，西麟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宣州道为天节军。军有将、副各1人，以督耕战。下有坊，置坊主1人，由本坊五品勋官担任，负责检查户口，劝课农耕。六年一度废止十二军，八年由于突厥入寇，重又设置。这种分道分军，以督耕战，劝课农桑的军队组织体系，是一种战时的、居民军事化的组织系统，因为它不仅包括军人，而且包括了民户。他们一般都驻屯本地，但有时也调驻别处。

十二卫、十二军之外，建成、世民、元吉三王还各开府领兵。当李渊起兵于太原时，建大将军府，置左、右三军，长子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统左三统军，次子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统右三统军，另有中军，由元吉统领，镇守太原。建成被立为太子后，东宫有左、右三卫府，秦王世民、齐王元吉各置左、右六护军府及左右亲军府、帐内府，分掌亲勋卫及外军，其统领系统与十二卫、十二军不同。

当时的禁卫军是由太原起兵时的3　万元从兵充任，称为元从禁军。它负责京城及皇城的戍卫工作。

以上几种部队虽属不同的统领体系，但其军将则可互任，十二军军将可由三王府的军将出任，他们亦可带兵宿卫。

2。骠骑、车骑的分与合唐在建国过程中，为了笼络武人，一方面提升武人的职位，一方面提高军将的官号。把鹰扬郎将、鹰击郎将改为军头、府副，其上是统军。后又加"将军"名号，称作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当唐朝逐渐稳定后，又力图将军将名号降低，骠骑将军在唐初使用了六七年后，又称为统军，再过六七年，又降称都尉，并固定下来。

唐初的军府称作骠骑将军府，以骠骑将军为军府的长官，车骑将军为其副职；此外还另有车骑将军府，以车骑将军为军府的长官，与骠骑将军府并存。虽名位较低，但在军事组织系统上仍是平行的机构。这是武德三年以前

①　本章参见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的情况。此后，只有三卫（亲卫、勋卫、翊卫）中仍保留骠骑、车骑两府。到武德七年，三卫中骠骑、车骑的名号都统一改为中郎将，车骑将军成为骠骑将军的副职，二者分设军府的情况不复存在。

（二）折冲府的建立与全盛1。军府名称与折冲地团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军府的长官改称为折冲都尉，军府的名称也确立为都尉府，简称折冲府。折冲都尉的名号略低于隋的鹰扬郎将，其实际职权也有所降低，州或郡的长官虽不直接管辖折冲府，但点兵、发兵、练兵等事务，刺史或太守都要参与。军府的副职为左右果毅都尉。

折冲府分布在各地，即就其所在区域，因地定名，比如，京兆府的云阳县有甘泉山，汉代曾于此设甘泉宫，此地所设之折冲府即名为甘泉府。长安城内的永乐坊内设置的折冲府即名永乐府。各个折冲府的兵源和军人家室居住有一定范围，叫作"地团"，即在一定地域内立为团伍，其户籍属于州县，其军籍属于折冲府，其地域区划，类似州县的境界。折冲府地团的大小并无一定，依折冲符分布的疏密和兵役轻重的情况而定，没有设立折冲府的州县就不存在地团。兵役重、兵源多的，折冲府设立越多，地团区域就小。反之，则地团区域越大。

军人分居于地团之内，与民户杂居，不脱离本土、本业，平时同一般居民一样劳作，在上番、教阅时，才分别集中于折冲府或上番所在的京城或征戍所在的地区，执行军事任务，过军人的生活。到京师上番的府兵，集中屯聚于军营内，家属不再随营。

2。卫府组织与分布唐因隋旧，以卫统府，"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余以隶东宫六率"。①十二卫和东宫六率所领的折冲府都不集中在一个地区，比如，左右骁卫所领折冲府分属京兆、河东、河南、江南、山南诸道，左右武卫所领折冲府分属京兆、河东、河南、山南诸道。一个卫所领折冲府分散各地，军将不易专其兵。卫大将名位虽高，但在平时仅统领所属上番卫士宿卫京师，战时受命出征，其军队由朝庭从各卫及募兵中调遣。就一个道或一个州而言，折冲府虽多，但其所隶属的卫、率不尽相同，如河南道74　府，分别隶属于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圣卫等，平时上番宿卫事务与统领系统不同，战时受皇朝调遣接受行军元帅或行军总管的指挥，而所隶行军元帅或总管，往往不是本卫将军，这样就不易形成割据势力。而且卫大将军和地方长官都无调遣军队之权，即使在教阅集中时，由于各自统领系统不同，也可收到互相牵制之效。

唐代折冲府的组织和编制已制度化。折冲府分作上中下3　等，上等1200人，中等1000人，下等800人。一个折冲府，上等有6　个团，中等有5　个团，下等有4　个团。每团下有2　旅，每旅下有2　队，每队下有5　火，每火有10人组成。队和火的人数一般是较固定的，团旅在战时有时会根据这种平时编制有所调度，如以3　旅为1　统，或以3　团编成2　统。另外还有一种特别的折冲府，总人数为1500人，下设5　团，每团300人，下设3　旅。

唐朝折冲府最多时达到630　多个，其分布范围很广，但具体到各地，又

①　《新唐书》卷50《兵志》。

或多或少，差别很大，极不平衡。折冲府绝大部分分布于京城附近，关内道占了近20％，关内、河南、河东占了80％，这就是所谓"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①的强干弱技政策。

折冲府的廪禄、器械、马畜、廨宇、田园、食料、卒伍籍帐、宿卫、征防、番第以及官吏考课、勋阶等有关事务，都直接上隶于卫。府兵的调遣、征发，掌握于兵部，但须皇帝下勅书，兵部与诸卫亦不得专决。在发兵、练兵、查阅军备、点兵时，地方官负有责任。发兵的兵符下达后，要由州刺史与折冲对证核查，练兵时地方官要检查、督促，军备的淘汰、补充，刺史也要参与核实，点兵是以每户的男丁多少、贫富强弱、财力高下为依据的，而民户户籍由地方官掌管，故点兵也非地方官参与不可。

3。府兵的主要任务府兵的主要任务，一是上番宿卫京师，二是征防。宿卫京师是按番来进行的，一般来说距京师500　里内的折冲府为5　番，1000　里是7　番，1500　里是8　番，5　番是指一个折冲府的兵分作5　组，轮番执勤。7　番是分作7　组，上番期限均为1　个月。例如上府1200人，5　番则每次派出240人，7　番为171人，8　番为150人。500　里内5　番，一年两次承番还不足，其在京城宿卫每年平均要有66　个实际天数，加上两次承番旅程往返的日数，如距京城500　里的一个折冲府，卫士往返和休息时间约为24　天，两次为48　天，加上实际上番日数66　天，共计114　天，仅为3　个月。7　番，每年平均上番实际天数为52　天，旅程和休息时间约为84　天，共136　天约为4　个月。由于上番宿卫花在旅程上的时间较长，距京城较远的折冲府可以交钱免番，大约要交两、三千文钱。府兵本身有内府、外府之分，相沿为内军、外军，内府指亲卫、勋卫、翊卫三卫，其余则为外府。内府三卫由势官子孙担任，可以宿卫内庑，称为内仗。凡朝会、出行，三卫、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等兵交错立仗。京城诸门及京师诸衙由十二卫负责宿卫。三卫每月上番者数千人，诸卫上番者近10　万人。不领府兵的左右千牛卫可以带刀升殿护卫。

宿卫又有南衙、北衙之分，十六卫是南衙，禁兵属北衙，南衙由宰相掌管，北衙则由皇帝亲自命将统领，禁兵主要为羽林屯兵，屯于玄武门，又称北门屯兵，最初由太原起兵的元从3　万人担任。贞观时择其中善射者于北门长上，称为百骑，又置北衙七营。百骑扩充后，择其中骑射兼优者为飞骑，后发展为千骑、万骑，成为左右龙武军，高宗时还另有左右羽林军，肃宗时又成立左右神战军，总称北衙六军。

征是征行，指临时派遣，防则有固定番期。自从隋代实行军民同籍之后，军队就开始居民化了，唐代的折冲府制度更为严密，军人平时劳作，该上番时上番，有事则临时被调遣，已完全居民化了。换言之，军人成了一种予备兵，而非职业兵。这不利于全国防御。于是，有镇、戍、守提的体系，即在军事要塞或边防要地屯驻军队，这部分军队是常备军，主要由府兵担任，也是分番上防。一般都是连续两年服役，每年的十月，新旧人员交替。有战争时，要征调府兵参战，但在各种战役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往往与地方兵、边防兵、临时召募的士兵结合在一起作战，但府兵在其中却是中坚力量。

①　《陆宣公秦汉》卷八《议关中事宜状》。

4。府兵的拣点、训练及其负担唐代府兵的拣点，有资财、能力、丁口3　项标准，尤重资财的比较与先择。按照法令，亲、勋、翊三卫要从二至五品官员的子孙中选拔，一般折冲府的府兵则从六品以下官员的子孙以及百姓中未负担其劳役的人员中选拔。具体在选拔时首先要看资财，财富者先取；资财相同，则看应选者本人的能力，能力高者先取；能力相同，再看其家丁男的人数，丁男多者先取。府兵每3年拣点一次，一旦被点则终身为兵。一般从21　岁入伍到60　岁才能退伍。府兵平时居家，有练习武事的任务，"居常则皆习射，唱大角歌"，①这是最基本的两项，每年上番时还要集中教阅，并要考察平时练习的成绩，此外，每年冬季，还要有一次试阅，每年冬季，折冲都尉把自己所属的士兵分作左右两队，由两个校尉带领。两队相距百步，每队又各有10　组步兵，1组骑兵。两队都要卷起矟幡，展开刃旗，相对散立。角手在吹完第一遍大角时，两队都要将本队人马依阵法排列整齐，第二遍大角吹完，都要偃旗矟、解幡，第三遍大角吹毕，都再举起旗矟，这时左右两队带队的校尉击鼓，两队人马合噪而进。右队队校击钲，其队要稍稍后退，左队则跟进到刚才右队站立的地方，右队队校击钲，其队也稍退，右队则前进到刚才左队站立的地方，右队队校再次击钲，其队归复原位。左队再进战，这时两队都同时击钲，两队就各归原位。大角再吹第一遍，两队士兵都卷幡、摄矢、弛弓、匣刃，吹第二遍，两队都举起旗矟，向前进走，吹第三遍，两队都再退回。训练的这一天，要合围打猎，猎物归己所有。唐代两军作战时，都要列阵，这从前面所讲的历次战争即可知晓。阵法也是平时训练的一个主要项目，以上所述阵法的练习虽很机械，但在战时却是根据这种最简单的阵法来加以变换，组合出更多更复杂的阵势。兵士对旗鼓都要很熟，吹大角时有词有曲，不了解词曲，就无法辨明军令，平时"唱大角歌"，其意义即在于此。

宿卫京师的府兵平时要教射，冬春要讲武或狩猎，这在太宗、高宗时几乎每年都进行。讲武有直、方、锐、曲、圆五阵，五挑而五变，狩猎较为灵活。

折冲府常备有征行器仗和马匹等，府兵出征时，除重兵器（甲、矟、弩、矛、具装等）和战马外，其它如弓、箭、刀、楯、短矛、资装等都由府兵自备。每火10人，要自备6　匹驮马，用于军事运输，还要具备马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锯各1　把，甲床两张，镰3　张。一个队有5　火，共50人，要自备火钻1　个，胸马绳2　条，首羁、足绊各3　个。每个士兵要自备弓1　张、矢30，胡禄、横刀、砺石、大觽、毡帽、毡装、行滕各1　个，麦饭9　斗，米2　斗。士兵将这些东西备齐后，交给折冲府统一蓄存，到用时再发给他们。征防在路上所需粮食，由官府供应，一般士兵在征行时还要随身携带一些钱和绢。被点为府兵后，可以免其本人对国家的其它负担，但可依常人一样按均田令授田。

①　《旧唐书·职官志》。

（三）府兵制的破坏1。禁军地位的提高及取代府兵宿卫前已述及，京师的宿卫工作是由府兵与禁兵共同承担的，但府兵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京城的守卫，禁军则主要负责宫城的守卫。太宗、高宗、武后时，都曾扩大禁军的力量，成立于高宗时的左右羽林军只是"大朝会则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夹驰道为内仗"。①武则天时，又扩充禁兵，并置仗内六闲，其一为飞龙，以宦官为飞龙使。则天和韦后当政时期，充任左右羽林大将军的，都是其本家或亲信，羽林大将军的荣宠与地位非诸卫大将军所能比，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张柬之诛"二张"，逼武则天还政于唐也是争取到了羽林军的支持。景云元年（公元710年）玄宗率万骑入北军，废杀韦后。在这一系列政变中，禁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唐初人们之所以愿意充任府兵，是由于任府兵后，出征打仗一旦立功，即可授以勋官，并按勋官的高低加授田地，还可以荫子孙入仕，免除赋役。到高宗时，这种勋官授得太多、太滥，官府不再依名兑现，立军功就不再有实际意义，加上到京师宿卫的府兵，往往被官宦人家役使如同僮仆，其社会地位一落千仗，况且兵役本来就是一次非常沉重的负担，要自备资装，还要耽误农时，这远远比一个普通百姓的负担要重得多，因此从高宗以后，人们渐渐都不愿充任府兵，力图逃避兵役。

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命令从宿卫京师的府兵中挑选优秀者充任羽林飞骑等禁军。十年，张说又建议，官府出钱召募壮士充任宿卫，是为。。骑。第二年，又命尚书左丞与京兆、蒲同、岐、华州长官，选府兵及白丁12　万，分隶十二卫，每卫万人，分为6　番，轮流上番服役。平时近营为堋，教阅习射，皆免征镇赋役，资粮由官府供应，这使宿卫京师的府兵也成了募兵。十六年，。。骑弩手并入左右羽林军飞骑，只存步兵、骑兵的弓箭手，其作用与地位大为降低，宿卫兵已禁军化了。至天宝八载（公元749年），终于停止折冲府上下鱼书，从法令上正式停止其上番宿卫。宿卫之兵不再分番，而完全成了职业兵。

2。府兵征防任务的消失唐太宗时期，屡次用兵边地，征服了周边民族，所以居民化的府兵可以平时务农，战时出征，动不经岁。但高宗、武后时，突厥再次复兴，契丹、奚等部族也不断南下扰边；青藏高原上吐蕃也开始兴盛，唐与吐蕃对峙。先前的府兵制是战争发生时，临时征集府兵，出征攻战，兵罢则散归原地。平时，仅有镇、戍、守提等不足10　万兵力分布于各地的交通要道、军事要塞。在新的边疆形势下，这种府兵制不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每次征战之后，都要留一部分军队镇守。这种情况早在太宗时就已出现，如平定高昌后，留兵1000人镇守。高宗、武后时，为防御周边部族的侵扰，专门派驻军队，这种长期屯驻于边地的情况，是亦农亦兵的居民化府兵所无力承担的，它要求有职业兵来承担。于是，官府就出资召募军队，前去屯守，年限是2年至4年，

①　《新唐书》卷50《兵志》。

但是由于往返路程很远，允许士兵的家属同去，住于防地，士兵也可以长期屯戍，不必再定期更换。从军队的性质上说，他们已是职业兵。从征兵的方式上讲，他们是由官府出资雇佣的募兵，但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带有强制性。随着屯防军队的增加，唐廷又不断调整屯防部队，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严密的防御体系，这就是十大节度使的设置。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主要防御对象，同时又互相配合。这种召募而来的士兵不再被称作卫士或府兵，而被称作"健儿"或"长征健儿"。府兵征防的任务渐渐被"健儿"这种职业兵所取代。

总之，唐代府兵制的破坏，有其内在的原因，如自备资粮、社会地位等，但作为国家的强制力量，不可能因为这些内在因素而致使折冲府无兵可交，进而迫使朝廷停止其上番宿卫，而是还有一个外部原因，即新的边疆形势，使居民化的府兵不得不向职业兵转化，这才是府兵制破坏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武后时，地方上出现了团结兵制度。首先在河南、河北道实行，后又扩展到关内道，其大意是挑选丁户殷赡、身体强壮者充任团结兵，免其征赋，平常要练习弓矢。到代宗时更明确地规定，春夏归农，秋冬集合，并由官府发给兵器、资粮。团结兵是地方兵，主要负责地方治安等事务。

十、唐朝的军事思想和著作（一）将帅用兵的特点及其军事思想1。唐太宗李世民（1）太宗的主要军事经历李世民（公元598～649）是唐第二代皇帝。高祖太原起兵后，率兵直取关中，李世民也随之开始了他辉煌的军事生涯。在唐的统一战争中，黄河流域进行的决定性战争，都是由他负责指挥的，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平定陇右，巩固关中根据地，是其第一大战。败刘武周，复代北，是其第二大战。太宗率兵东征王世充，占据河北的窦建德出兵救援，两支劲敌联合对抗唐军。战虎牢，下洛阳，为唐的统一奠定基础，是其第三大战。其后是决洛水，败刘黑闼。贞观年间，他主持了对突厥和对高丽的征伐。

（2）唐太宗的用兵特点从李世民指挥的几次主要战争中，可以分析出他在战略战术方面的一些特点：第一，善于分析敌我双方的优点和弱点，并能很好的加以利用。例如，他在西征仁果时，因唐军刚刚被仁果击败，士气诅丧，所以坚守不战。两军对峙十多天后，伺对方军粮将尽之时，方才决定决战。与窦建德的决战也是如此，其时唐军兵力不敌建德，在双方对阵决战时，世民按兵不动，对方因此轻视唐军，并已疲倦时，突然发起攻击。

为了能正确地掌握对方的情形，经常亲自出马，侦察敌情。他与世充邙山决战时，亲率几十名精骑，突入其阵，直冲其后，以此来侦察其军阵的厚薄、兵力的多少与强弱。

第二，从战争的全局出发，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来制定战略方针。在寻找战机、捕捉战机和创造战机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并且具有冷静的策略头脑，能当机立断。

第三，善于选择战场，力争主动，在突击时能很好的选定主攻方向。当时战争大多是以阵地战为主，列阵的地形对双方至关重要，选择进可攻、退可守，并能有效地扼制对方的阵地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世民常常选择有利的战场后，坚壁以消耗敌人，给对方制造种种困难，待其军粮运输不济、士气低落时，相机出击。在出击时，也不平均使用兵力，而是以其精锐突击对方的薄弱部分，并以此为突破点，打乱对方的战阵，顺利击溃对方。虎牢之战，他从对方战阵中央突破，造成了对方大乱。番邑之战，当他发现东门宋老生军侧翼暴露时，就舍掉南门敌军而直冲东门宋军侧背，因而大胜。李世民曾经对其群下总结其战术特点时说："朕自兴兵，每执金鼓，必自指挥，习观其战，即知强弱。常以吾弱对其强，以吾强对其弱。敌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数十步；吾击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返击之，无不溃，多用此而制胜，思得其理深也。"①李世民的这一战术特点是与当时的作战方式密不可分的。第九章已讲到，当时两军作战，要先列阵。世民常常在双方交锋时，率数十骑精兵冲入对方阵中，横冲直撞，打乱其阵，为自己大军的全面击溃敌军提供条件。这种战术虽有奇效，但却十分危险。曾长期跟随李世民作战的淮阳王李道玄在将兵攻打刘黑闼时，就用此战术。但当他杀入敌阵时，因其副将没有马上指挥大军攻打敌阵而使道玄阵亡。

第四，重视乘胜追击，穷追猛打，不让失败的敌人获得喘息之机。柏壁之战，1　昼夜追击200　里，1日8　战，2日不食，3日不解甲。

第五，善于运用自己的优良兵种--骑兵。在战事相持阶段，运用精骑来切断敌人的粮道；在主力决战当中，运用精骑突入敌阵或迂回敌后给予敌方以致命的打击；在敌方溃退当中，运用精骑的高速度来穷追猛打，力求全歼敌人。

2。李靖（1）李靖的生平李靖（公元570～649）是唐朝名将，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字药师，京兆三原人（今陕西三原北）。他从小就有文武才略，得到其舅父隋朝名将韩擒虎的赏识。隋末，任马邑郡（今山西朔且）丞，曾与李渊一起出塞，攻打突厥。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察觉出李渊有反隋的图谋，于是就想到江都向隋炀帝报告，但由于兵乱而未能抵达，而被阻于长安。当李渊攻克长安后，本欲杀死李靖，但李世民为之求情，所以李渊赦免了他，世民将他召入自己的幕府。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他跟从世民东讨王世充，由于军功而被授予开府。在唐太宗经略东都的同时，唐廷派他率兵进攻占据荆州的萧铣。四年（公元621年），李靖向唐高祖陈述进攻萧铣的十条策略，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为行军总管，平定了萧铣，并任岭南道安抚大使，安抚岭南。六年（公元623年）辅公祏在丹阳起兵，唐廷命李孝恭为元帅，李靖为副帅率兵讨击。李靖率兵稳扎稳打，先破其阻击之兵，轻骑袭取丹阳，平定了辅公祏。七年（公元624年）唐在蒋州（今江苏南京）设置东南道行台，李靖出任行台兵部尚书。行台撤销后，改任扬府大都督府长史，八年（公元625年）突厥南下攻掠太原时，李靖统领江淮兵1　万北上御敌，当时诸军皆不利，只有他一军独全。突厥退后，以李靖检校安州（今湖北安陆）大都督。唐高祖曾说"李靖是萧铣、辅公祏膏盲，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①太宗即位后，前后任命李靖为刑部尚书、兵部尚书、检校中书令。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任代州道行军总管，率骁骑3000　出击突厥。次年突袭定襄（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颉利逃遁，后被生擒，灭东突厥。唐太宗曾感叹说："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书名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②李靖以功进封代国公，任尚书右仆射。九年（公元635年），负足疾而任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西征吐谷浑。还朝后，以足疾为由，请求退职，谢绝宾客。十一年（公元637年）改封卫国公，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卒。

（2）李靖的用兵特点从李靖平定萧铣，攻打突厥、吐谷浑的几次重大军事行动中，可以略窥

①　《旧唐书》卷67《李靖传》。

②　《旧唐书》卷67《李靖传》其最主要的战略原则是稳扎稳打，不冒险躁进；在具体用兵时，却着意于"出其不意"。

在平定萧铣时，唐军结集于夔州，但正值秋水上涨，三峡一带危险万分，萧铣以为唐军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出兵三峡，唐军军将也大多主张待江水落下再进兵。但李靖却出其不意，乘险而出三峡，直逼江陵，萧铣进退失据，只得投降。贞观三年出击突厥，时突厥尚强，而李靖出其不意，直抵恶阳岭。突厥认为"唐兵若不倾国而来，靖岂敢孤军而至"，于是仓惶而逃。第二次出击，他利用唐使节前去慰抚，颉利可汗见使者而疏于防范之机，出其不意，大破颉利。

虽然李靖用兵多出其不意而制胜，但却不尚冒险，这在攻打辅公祏的战役中表现最为突出。其时诸将建议绕过公祏的阻击而直攻其老巢--丹阳，丹阳破，则诸军自溃。但李靖认为这样做万一唐兵不能很快攻克丹阳，则会陷于腹背受敌的险境，主张稳扎稳打，先破阻击之兵，再攻丹阳。虽然在攻打突厥时孤军直抵恶阳岭，但这是以一旦受击可全军而退为前提的，绝非冒险。

3。郭子仪、李光弼郭子仪和李光弼是在唐延平定安史之乱中成长起来的重要将领，在平叛中，两人互相配合，战功卓著，在用兵上也各具特色。

（1）郭子仪、李光弼小传郭子仪（公元697～781年）是华州郑县人（今陕西华县），开元中中武举登第，之后曾历任诸军使。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任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反唐后，为朔军节度使，率兵东征，出单于府，收静边军，并击败了攻打河曲的叛军，收复马邑，打开了东陉关。次年，他保荐朔方军将李光弼率兵出井陉，两军会合于常山（今河北定县），经略河北。

玄宗奔蜀，肃宗在灵武招集兵马，徐图恢复。郭子仪、李光弼奉命回师勤王，成为唐室兴复的两支最强的力量。十一月，郭子仪与回纥联合，平定了河曲（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巩固了朔方根据地。次年三月，子仪率军攻打河东郡，进击潼关，"自是潼、陕之间无复寇抄"。①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被任命为关内、河东副元帅。九月，以天下兵马副元帅随元帅广平王李俶率军收复长安。安庆绪退守相州之后，子仪在东都经略河北。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围攻相州安庆绪，官军溃败。宦官鱼朝恩趁机谮毁子仪，子仪被招回长安，以高官厚爵闲置之。以后，郭子仪曾在吐蕃入寇时被起用为关内、河东副元帅。由于他手握大兵，功高盖世，受到皇帝的猜忌，形势好转后，就再也未被委以重任。

李光弼（公元708～764年）是营州柳城人（今辽宁朝阳），其祖先曾任契丹酋长。他少善骑射，起家为左卫郎，天宝初年升为左清道率兼安北都护府、朔方都虞候。安禄山起兵叛乱，郭子仪举荐他为河东节度使，与郭子仪配合，攻打河北；潼关失守，他率兵返回太原固守。乾元元年又率兵南下，

①　《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与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攻相州。官军溃退后，代宗命李光弼代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入据洛阳。此后，主要由他指挥了平定史思明的第二次叛乱。

广德初，吐蕃入寇长安，代宗征召天下兵赴援，"光弼与程元振不协；迁延不至，"①吐蕃退，任命他为东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不听，镇守徐州。二年（公元764年）死于徐州。

史书大多把郭子仪的闲置、李光弼的不入朝归于宦官鱼朝恩等的中伤、离间。其实，这是当时皇帝有鉴于安史叛乱而对握兵之将猜忌所致，宦官不过是秉承主意而已。在肃宗尚未收复两京时，就曾对李泌说："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②这已暴露出肃宗对功臣的猜忌，日后，郭子仪、李光弼会有如此结局就绝非偶然了。（2）郭子仪、李光弼的用兵特点郭子仪用兵，能够充分发挥诸将的积极性。在作战时，并不在具体细节上一一安排，而是让诸将随机应变。在收复两京后，他就因被猜忌而闲置，后期的平叛活动主要由李光弼主持。

李光弼治军严整，军纪严明，与郭子仪大为不同。河东兵崔众部为所欲为，屡次侮辱前任太原节度使。李光弼出任太原尹、北都留守后，崔部也归属光弼，但仍不以为意，当其到光弼处报到时，即被斩首，其军震慑，不敢再胡作非为。相州之战中，风沙突作，数步内不能分辨，唐军大溃，而独光弼军整众全军而归。

在两军作战时，光弼指挥若定，临阵有很周详、仔细的作战计划。各将目标明确，彼此配合应援。光弼本人则重在督战，极少亲入敌阵作殊死交锋，这与太宗截然不同。在河阳之战中当史思明派兵前来攻战时，光弼让李抱玉守卫南城2　天，若2日内他不赶来救援，抱玉可弃城而去。他与叛军在北城决战时，根据对方各处力量的强弱，分派将官，并具数拨给骑兵。双方交锋后，他在其后督战，有人后退立斩无赦。由于各位将军攻取目标明确，又在他的督战下奋力冲击，终于大败史思明。

光弼用兵比较沉稳，绝少冒险。邙山之战，他布阵的原则是要进可攻，退可守；仆固怀恩由于不听命而被击溃。

在战略决策方面，光弼也比较审慎，既不不顾实情冒险决战，也不慑于敌人的一时强大而一味退却。史思明率军南下，汴州失守，光弼面临的形势非常危急，既不同意因"东京帝宅"而盲目拒守，也未因叛军势盛而弃地500里，而是客观地分析了双方情势，决定放弃东都一城，拒守河阳。

史臣裴泊在论及郭子仪、李光弼两人时说，子仪与光弼齐名，但子仪威略不及光弼，而宽厚得人则光弼不及子仪，①可谓中肯之言。

①　《旧唐书》卷110，《李光弼传》。

②　《资治通鉴》卷219，至德二载正月。

①　参《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引史原裴泊曰。

（二）唐朝的军事著作1。《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唐太宗与李靖讨论用兵之道的对话，分上、中、下3　卷，共98　次问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原书早已亡佚，唐人杜佑在写作《通典》一书援引的《李靖兵法》即为此书，《问对》一书是宋代人根据《通典》的引语附会增益而成的。今人吴如嵩、王显臣在《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则认为《李靖兵法》是对李靖所著有关军事的几部著作的泛称，《问对》实有其书，并非宋人伪托或附益而成者。但宋初在修《新唐书》时未见此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了李靖10　部兵书，亦无此书，可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现即以《通典·兵典》所引《李靖兵法》为主，参照《问对》一书，予以介绍。

《通典·兵典》中的《李靖兵法》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引述的：选择（士卒）、立军（指战时的军队组织）、法制（军队要有严明的纪律）、杂教令（各种军队号令）、料敌制胜、间谍、敌退追奔、兵机务速、抽军（指撤退）、下营斥候并防押及分布阵、响导、先居要地及水草、审敌势破之、死地勿攻、总论其地形。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它主要讲的是两军交锋时的实用战术。下面就其最主要的几个方面予以论述。

作战的战略、战术主要是由将帅作出的，战斗胜负与其决策的正误密切相关。将帅要先"察敌之强弱，断地之形势，观时之宜利，先胜而后战，"①不能盲目作战。怎样来判断对方虚实情况呢？李靖认为其"士马骁雄，示战以羸弱；阵伍齐肃，示我以不战；见小利佯为不敢争，伏奇兵故诱以奔北，。。恣行间谍；讬以忠告；或执使以相忿，或厚贿以相悦；移师则减■，合营则偃旗；智足以及谋，勇足以及怒，非得地而不舍，非全军而不侵，以多击少，必取于晨朝，以寡击众必侯于日暮。如此则兵多诡伏，将有深谋，理须曲为防慎，不可失其规划。"在估量敌人的情况时，要与自己的情况相比照：将士哪方更和、兵械哪方更利、城池哪方更坚固、地形哪方更险要、军需供应哪方更丰足、哪方是以逸待劳等等。只有在分析清这些材料后方可用兵。如对方军士严整，军需充足，则自己要坚壁不战。这可以说是两军对垒时的作战原则。

在打败敌人后，不能贸然以全军追击，野战部队不得追击，而是要命驻军分出一部人去追击，骑兵队、辎重队都不得轻意出动。如果我军被敌包围，撤退时要全军一起突围撤退。如果在与敌对峙时撤军，则要一队一队撤，队与队相距百步；尚未撤退之军要严阵以待，防止敌人乘机袭击；撤走时要慢慢退去，步步为营。

在平时要积极训练，申明号令，练习阵法变化，这样才能有备无患，"虽敌人有雷电之疾，而我亦有所待也。"①如果没有防备，在有战事时，士兵就会张惶失措，将帅就会指挥失灵，丧失战机，以至于全军败溃。所以，要想能及时地把握住战机，就要训练士卒，纪律严明，这样才可以不变应万变。地形在战斗中至为重要，"凡战之道，以地形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

①　《通典》卷150《料敌制胜》。

①　《通典》卷154《兵机务速》。

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也，。。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②对双方都有利的地方，对方一定会来抢占，我方则让出其地而在周围设下埋伏，以伏击之。彼此都不利的地方，要佯装奔走而引诱对方，待其出兵至一半时，回军猛击。平坦之地要用骑兵，险隘之地则要派步兵前往。中间山谷，两边险要，山岗林立，则不易动用骑兵，而宜用弓弩等作战。芦苇深草之中，则宜用火攻。凡此等等，都是用兵将帅宜遵守的原则。

在《通典》所引《李靖兵法》中，多次提及"奇正"，这是指战阵及战机而言，但语焉不详，今本《问对》中却多所论述。唐时作战要先布阵，由前、后、左、右、中5　个小阵布成1　个大方阵，其中央为将帅的指挥位置，前后左右则为战斗部队的位置，它们之间应互相配合，依敌之形而变化阵式。与此相关，在应用兵力、指挥士兵上，也要依战势而变化。在作战中，他还一再提醒人们要注意主要问题。驻于本地谓之主，远来攻伐谓之客，主则占天时地利，可以逸待劳，客则不利。将帅要千方百计变客为主，以求制胜。2。《太白阴经》《太白阴经》，唐后期李荃著，全书共8　卷，分别从人谋、战具、阵图、祭文样书药方和杂占4　个方面加以论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此书云："兵家者流大抵以权谋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论迂阔，讳言军旅，盖两失之。筌此书先言主有道德，后言国有富强，内外兼修，可谓持平之论。"①我们对照原著，认为四库提要的话是较为中肯的。

首先作者十分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士兵。他认为人无勇怯之别，"所谓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勇人使之以赏。刑能移人之性，赏能励人之心者，在乎刑赏之间"。②择将也非常重要，作者认为君主要有知人善任的眼光，否则，就会导致全军失败。作者已十分明确地意识到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他不再象一般腐儒只片面强调以德治理天下，"以名法理国则万物不能乱，以权术用兵则天下不能敌"。③但用兵作战要以军需的充足供应为基础，这就要求国家富裕，蓄备丰赡，只有富于内而兵强于外，国家才能立足，所以，他认为在用兵打仗时要用"爵任"（指用爵位、官品鼓励人们去英勇作战），只有如此才可兵强，但一旦休兵息战，就要劝课农桑，发展生产，这样才可国富。上述这几个方面是战争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作者环环相扣，予以阐述，这是全书中最具理论色彩的论述，也为我们研究军事理论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参考。

在用兵作战时，他认为"太上用计谋，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战伐"。①他所谓的用计谋是指派奸细到敌国去任职，迷惑君主，使之耽于享乐，大兴土木，仓廪无蓄，忠臣箝口，小人当权，这样不只兵其国政治已陷敌，人心涣散，即可不用兵而灭之。这实际上是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具体化了。②　《通典》卷159　《总论地形》。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99。

②　《太白阴经》（四库全书本）卷1《人无勇篇》、《主有道德篇》。

③　《太白阴经》（四库全书本）卷1《人无勇篇》、《主有道德篇》。

①　《太白阴经》卷1《实有阴阳篇》。

虽然这种具体的作法有很大的局限，我们仍可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以此为原则，举一反三。在卷二的人谋中，具体讲到了作战的战术，比如，士卒的挑选、将领要有全盘的谋划、鼓励士兵、严格刑赏等等。以下就地势、作战、攻守3　个方面详加介绍。

作者认为作战时地势的选择非常重要，尤其在当时以列阵交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情况下，地势就更为重要。"善用兵者，高陵勿向，背丘勿迎"，是将领选择地势的一个总的原则。要争夺有利地势，地势不同，用以作战的方式也不同。要因地制宜，"战阵无常势，因敌以为形，虽然有阵图，但"兵形象水，因地而制形，兵因反而战胜，能与敌变化而致胜者，谓之神"。②他把作战分作水上之战、山谷之战、势之战。水上之战，要等敌人刚渡河到一半时出兵攻打，这样，在水中的兵士没有斗志，而在后面岸上尚未下河的士兵又都不愿再下河作战，这样便可将其击溃。在山谷中作战，要尽先占据两边的高地，这样出没上下，敌人找不到自己，自己却可以随之出击。势之战是指自己占有优势，又有便利的地形，"以地强，以谋取。"要乘此势而一鼓作气，就可势如破竹，击败对方。在攻打城池时，要先断绝其外援的道路，先估计一下城中的人数及粮草蓄积，如果人多粮少，要围而不攻；如果人少粮多，则要全力攻打而不围城。在守城时，要把城中的壮勇之士分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老弱为一军，彼此配合作战，但又不让其相互见面，以免动摇军心。作者认为"善攻者敌不知所守，善守者敌不知所攻。"同时，作者还强调备战的重要性，只有提高警惕，积极备战，才可使战时不致慌乱而无战斗力，"不备不虞，不可以帅师，愚者有备与智者同功"，①并分别就筑城、凿濠、弩石、烽熢、马铺土河、游奕、招平安、严警鼓角、定铺、夜号、响导、甘泉、迷途、搜山烧草、前茅后殿、釁鼓、屯田、人粮马料、军费等各个具体的方面进行阐述。

卷四"战具器"列出了各种战具：攻城具、守城具、水攻具、火攻具、济水、水战具等；在卷七、八中，罗列了一些军事文书的样式、药方（军中常见伤病）以及占卜等方面，对今天价值甚微。

②　《太白阴经》卷6《阵图》总序。

①　《太白阴经》卷4《预备》总序。

十一、五代十国的战争唐末的民众暴动，被镇压下去后，朝廷对藩镇也完全失控，藩镇拥兵自重，彼此攻伐，中原地相继出现了5　个朝代，割据西蜀、江南、河东的有10个政权，合称五代十国。五代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是前蜀、吴、南唐、吴越、闵、楚、南汉、南平（荆南）和北汉。五代与十国大体并存，但其存在时间各有长短。

（一）梁唐争夺北方的战争1。朱全忠经略河南朱全忠和李克用都是在平定黄巢暴动中发展起来的。李克用占据太原，以河东为根据地，经营河北。河北的卢龙、成德等镇，怕李克用强大会对自己造成威胁，联兵攻打克用。朱全忠占有汴宋，其北的河北及河东都是当时的强藩，他利用了河北、河东间的矛盾，乘其相互牵制、无法南下之机，全力经略河南。

他经略河南遇到的第一个劲敌是蔡州刺史秦宗权。秦宗权四处攻掠，不仅威胁到朱全忠，而且威胁到河南以及江淮地区。天平节度使（治所在今山东东平）朱瑄即曾出兵救援朱温，共拒秦宗权。陈州刺史赵犨也曾自愿供应朱全忠军费以共同对付秦宗权。经过数年征战，终于在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大败秦宗权，迫使其放弃了河南之地，无力再北上争雄。

文德元年（公元888年）朱全忠终于消灭了这一心腹之患。灭秦宗权后，朱全忠就出兵攻打徐州时溥。景福二年（公元893年）四月，吞并了徐州之后，又于乾宋元年（公元897年）消灭了天平节度使朱瑄及其弟兖州节度使朱瑾，基本上控制了黄河以南地区。

2。朱全忠与李克用争夺河北在朱全忠全力经营河南之时，李克用（公元856～908年）也积极南向经营，主要目标是河中和河北。当时北方的各镇都依委于李克用与朱全忠之间，受克用威胁则求救于朱全忠，反之则求救于李克用。

李克用欲东出太行南下，就必须攻下磁州（今河北磁县）、洛州（今河北永年）。大顺元年（公元890年），克用先后攻下磁州、洺州、邢州，河北诸镇出兵攻打克用后方，迫使其退兵。其时，朱全忠正攻伐徐州，上表朝廷，请求公开讨伐克用，于是，发生了汴宋与李克用的第一次潞州之战，唐廷也派军参与了这次征讨。

（1）潞州之战大顺元年（公元890年）五月，当朝廷决定攻伐李克用时，李克用的潞州发生军乱，投靠朱全忠，克用派兵包围了潞州（今山西长治）。七月，朱全忠派其将葛从周率千余骑兵乘夜从壶关（今山西壶关）到了潞州，派李谠、李重胤、邓季筠率兵攻打守卫泽州（今山西晋城）的李罕之，又派张全义、朱友裕屯军于泽州之北，应援葛从周。九月，李克用派李存孝救援泽州，大败围攻泽州的朱全忠部，生擒其骁将邓季筠，李存孝乘胜攻打潞州，葛从周等弃潞州而遁，克用又控制了潞州。十一月，唐廷军队也大败而归。

这次攻讨克用，朝廷想依靠朱全忠和河北三镇的力量，但朱全忠正在经营徐州，未能全力北进；河北三镇也怕朱全忠灭克用后，自己就会首当其冲，所以当朱全忠借道魏博、成德北上时，为二镇所拒绝。

（2）李克用争幽州、朱全忠争魏博潞州之战后，朱全忠派兵攻打魏博。军队渡过黄河后，先后攻下了黎阳（今河南浚县）、临河（黎阳之北）、淇门（今河南淇县一带）、卫县（今淇县东）。次年（公元891年）正月，朱全忠五战五捷，魏博大惧，节度使罗弘信遣使厚币请和，朱全忠命其属下停止焚掠，还其俘虏，退军于黄河边，从此，魏博再不敢与汴宋争锋。

当朱全忠攻讨郓兖朱瑄时，朱瑄求救于李克用，李克用于乾宁三年（公元896年）闰正月派兵借道于魏博南下救援，朱全忠派人对魏博罗弘信说："克用志吞河朔，师还之日，贵道可忧"，①罗弘信鉴于幽州已被克用吞并，故派兵3　万乘夜偷袭李克用的军队，克用失利，退守洺州。

李克用既无法越过魏博攻打朱全忠，就致力于控制河北，屡次从泽潞出兵，攻打成德。幽州与成德结怨，成德投靠克用，对付幽州。克用应成德之邀，出兵幽州，在乾宁元年（公元894年）平定了幽州，其地尽归克用。乾宁四年（公元897年）八月，幽州守将刘仁恭起兵攻打李克用留守于幽州的军队，自树旗帜，克用率兵前去攻讨，被刘仁恭击溃。光化元年（公元898年）三月，刘仁恭派其子刘守文率兵偷袭沧州，攻占了沧州（今山东沧州东南）、景州、德州（今山东陵县），"仁恭兵势益盛，自谓得天助，有并吞河朔之志"。①朱全忠得知刘仁恭驱逐了李克用之军后，立即派人与仁恭修好，会合魏博军队攻打克用。朱全忠派兵先后攻克了克用占据的洺州（今河北邯郸北）、邢州（今河北邢台）、磁州（今河北磁县）。李克用派步骑3　万出青山（今河北邢台西北），欲收复太行山以东的这3　个州，但被朱全忠击退。二年（公元899年）正月，刘仁恭发幽、沧等12　州兵共10　万人，南下兼并河朔。魏博罗绍威求救于朱全忠。朱全忠大败仁恭所部，并乘胜进击至永济渠。成德也乘机出兵，仁恭大败而归，从此一蹶不振。

三年（公元900年）朱全忠派葛从周率兖、郓、滑、魏4　镇兵共十万多人攻打幽州刘仁恭。刘仁恭遣使卑辞厚礼求救于河东李克用，克用派周德威率骑兵5000　出黄泽，攻打邢、洺以救之，八月，克用攻克了洺州。朱全忠率军夺回洺州，并进攻成德，成德被迫款服。至此，河朔地区都归服于朱全忠。天复三年（公元903年）朱全忠打败李茂贞后，将唐帝挟持到东都。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四月，朱全忠废黜唐帝，自立为帝，国号大梁。

3。第二次泽潞之战--河东李氏复振天祐三年（公元906年）八月，朱全忠鉴于沧州为幽州刘仁恭所得，幽、沧两州首尾相应，威胁着魏博，而魏博牙兵被歼除后，力量一落千丈，基本上已成为朱全忠的附庸。所以他想先占沧州，再攻幽州，进而完全控制河北。

①　《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三年闰正月。

①　《资治通鉴》卷261，光化元年三月。

九月，朱全忠从白马（今河南滑县南）北渡黄河，围攻沧州。刘仁恭发兵救援，但屡为朱全忠所败，求救于河东李克用。克用恨其反复无常，欲坐视不救，其子存勖认为应乘机出兵，攻伐朱全忠，振兴河东。李存勖是很有眼光的一个人，对形势的分析切中要害。如幽、沧刘仁恭再为朱全忠所并，则克用就更加势单力孤，也许就永远不会再有机会复振。所以，只有救援幽、沧，才有力量与朱全忠抗衡，才可乘机东山再起。李克用听从了他的建议，决定出兵救援。并要求刘仁恭出兵，共同南攻潞州。仁恭立刻派其都指挥使李溥率兵3　万到晋阳，克用命周德威、李嗣昭率兵与之一同南下攻打潞州，以声援仁恭。

朱全忠得知李克用出兵攻打潞州后，立刻分兵数万，从河阳出兵救援，但潞州守将丁会已举州降于克用。开平元年（公元907年）五月，他命康怀贞率兵8　万会同魏博兵攻打潞州，开始了潞州之战。六月，梁军进至潞州城下。李嗣昭据潞州自守，李克用派兵救援，并派兵攻打泽州，以分朱全忠围攻潞州之兵势。第二年（公元908年）正月，李克用病死，其子幸存勖继立。对于潞州之围，李存勖认为："上党，河东之藩蔽；无上党，是无河东也。且朱温所惮者独先王耳，闻吾新立，以为童子未闲军旅，必有骄怠之心。若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举，不可失也！"①监军张承业赞成他挥兵南下的决策。于是，李存勖全军南下，乘梁军无备，大败之，梁军伤亡以万计，资粮器械委弃山积，败军从天井关遁归。

4。李存勖经略河北朱全忠建立后梁，势力强大，威胁到了河北诸镇，他们与河东李存勖联络，对抗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十月，梁发兵屯于泽州，并派魏博兵3000人占据深州，冀州、成德、义武也都先后派人求救于河东李存勖，并共推存勖为盟主，联合抗击后梁。存勖命周德威率军出井陉，屯军于赵州。十二月，梁命王景仁率兵4　万，屯于邢州、洺州，发生了柏乡之战。

（1）柏乡之战当王景仁进军至柏乡（今河南柏乡）时，成德王镕又向李存勖告急，存勖命李存审守晋阳。自己亲自率军从赞皇东下太行山，赶到赵州，与周德威会合后，向柏乡进军，扎营于距柏乡5　里的野河之北。

周德威向李存勖建议："贼势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李存勖说："镇定之兵，长于守城，短于野战。且吾所恃者骑兵，利于平原广野，可以驰突。今压贼垒门，骑无所展其足；且众寡不敌，使彼知吾虚实，则事危矣。"存勖在屡战屡胜之后，有轻敌思想，想贸然决战。周德威向监军张承业建议："彼若造桥而薄我，我众立尽矣。不若退军高邑，诱贼离营，彼出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踰月，破之必矣。"①当时梁军闭垒不出战，正在修造浮桥，准备强渡野水，攻打存勖。存勖从俘虏口中得此信息，便依周德威计，率军退保高邑。

屯守柏乡的梁军缺少马料，士兵外出打草，存勖命游军抄略，并派骑兵绕梁军军营，使之无法获取马草，战马多被饿死。乾化元年（公元911年）

①　《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四月。

①　《资治通鉴》卷267，开平四年十二月。

正月，周德威与史建瑭、李嗣源率精骑3000　到梁军营垒前骂阵，王景仁、韩勍率全军出战，德威且战且退，到了高邑之南。李存勖布阵于野河之上，梁军争相夺桥，强渡野河。成德、义武步兵抗击，已力不可拒，存勖立刻派李建及率兵救助。两军从巳时打到午时，未分胜负。梁军未能进食，士无斗志，王景仁后退，周德威乘机进击，列阵于东边的魏、滑军已先后撤，李嗣源率河东兵进至列阵于西边的汴宋兵前大声呼道："东阵已走，尔何久留。"梁军互相惊吓，大溃而去，李存璋率步兵进击，梁精兵伤亡殆尽，从野河到柏乡，僵尸蔽地。存勖军追击到柏乡，梁军已全部退去。李嗣源追击到邢州，河朔大震，深州、冀州的梁守军也弃城而去，存勖收兵屯于赵州。

柏乡失利后，梁命杨师厚为北面都招讨使，率兵屯于河阳，收集散兵。

存勖命周德威、史建瑭率骑兵3000　赴澶州、魏州，命李存璋率步兵攻打邢州，自己亲率大军继其后。梁派徐仁溥率兵1000　从西山夜入邢州，帮助王檀守城。二月，存勖攻打魏州，梁派李振、杜庭隐率兵1000　从杨刘渡河，走小道夜入魏州，助罗周翰守城。周德威率军从临清攻打贝州，攻克了夏津、高唐；攻打博州，攻克了东武、朝城；攻打澶州，刺史张可臻弃城逃走；攻黎阳，克临河、淇门，进逼卫州，掠新乡、共城。梁帝朱全忠率亲军屯于白司马阪以防御。

二年（公元912年）五月，梁帝被郢王朱友珪杀死，三年均王友贞即梁帝位。

李存勖在柏乡之捷后，北归晋阳，经营幽州，灭卢龙刘守光。四年七月，存勖南下，与成德王镕、周德威会于赵州，南攻邢州，李嗣昭也率昭义兵会合。

（2）魏州之战贞明元年（公元915年）三月，魏博杨师厚死，梁欲趁机将魏博分为两镇，并派刘。。率兵6　万自白马渡河，魏博军士向李存勖求援。存勖命李存审从赵州率兵进据临清，刘。。也进屯于洱水。存勖亲自率兵从黄泽岭东下，与存审会合。刘。。得知存勖率兵前来，就分万余人从洹水赴魏县（今河北大名），存勖率大军进屯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与刘。。沿河对阵。梁帝派王檀率兵屯于杨刘（今山东平阴一带），声援刘。。。六月，魏博迎李存勖进入魏州，又先后攻取了德州、澶州。

刘。。认为河东兵尽在魏州，晋阳一定空虚，便从黄泽（今河北峻极关以南，河北与山西交界处）西上偷袭晋阳。由于久雨，道路泥泞，行军迟缓。存勖得知此情，命李嗣恩先入晋阳报警，周德威从幽州率千骑救援。刘。。进至乐平（今山西昔阳），军粮已尽，又知晋阳有备，只得撤回。二年（公元916年）二月，梁帝屡促刘。。与河东决战，刘。。闭垒不战。存勖乃留李存审守营，自至贝州犒军，声言欲归晋阳，刘。。决定袭击魏州。李存审见刘。。出军，便跟随其后，李存勖率兵从贝州赶来，李嗣源率魏州城内之兵出战，包围了刘。。。梁军四面受敌，全军大溃，刘。。从黎阳（今河南浚县）南渡黄河，退保滑州。

梁晋交战于河北之时，梁帝听从王檀的建议，派河中、陕、同、华诸镇兵3　万人出阴地关（今山西离石南），袭击晋阳。晋阳无备，城池几被攻陷，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急派500　骑赴援，内外合击，大破梁军。

三月，存勖攻克卫州、磁州。四月，又攻克洺州。八月，梁军弃相州而去，存勖招降邢州。九月，招降沧州、贝州。至此，黄河以北的州县大都为存勖所控制。此后，李存勖常常率兵南下攻梁。

5。李存勖南下灭梁贞明四年（公元918年），存勖大军结集于魏州后，南下渡河，与梁军决战，梁军大败。五年，梁军攻讨李存勖守军，存勖发兵救援。六年，梁河中节度使朱友谦攻占同州，存勖派李存审、李嗣昭、李建及、李存质率兵赴援。存审等渡过黄河，大败梁军。龙德元年（公元921年），成德发生军乱，张文礼杀死节度使王镕，自为留后。其时存勖正与梁对峙。二年，梁军乘机攻取了卫州，又攻克淇门、共城、新乡，澶州之西，相州之南，重又为梁所占。

次年（公元923年）四月，李存勖称帝，国号唐，改元同光，是为后唐庄宗。多年来，梁唐对峙于黄河一线，彼此攻战，各有胜负。梁固然已处劣势，但唐的形势也不乐观，泽潞久攻不克，北有契丹之威胁，南有黄河之阻挡，军粮供应不足，大臣多建议以黄河为界，各守疆界。郭崇韬认为："今已正尊号，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郓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弃之，安能尽有中原乎！臣恐将士解体，将来食尽众散，虽划河为境，谁为陛下守之？臣尝细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己料彼，日夜思之，成败之机决在今岁。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据我南鄙，又决河自固，谓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复为备。。。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与郓州合势，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①李存勖听从郭崇韬的意见，亲率大军从杨刘渡河，打败了前来的梁军，生擒其主将王彦章。之后，直扑大梁。梁帝得知唐军正向大梁进发，惊慌失措，又无兵可用，只得自杀。唐军到大梁时，梁臣开门出降，梁朝所属节镇州县也纷纷向唐投降。灭梁后，李存勖将都城迁至洛阳。

①　《资治通鉴》卷272，同光元年九月。

（二）周世宗的统一战争1。统一战争前的形势（1）北汉的建立及南下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死后，隐帝退位。朝廷内部将相间矛盾重重，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冬隐帝刘承祐设计杀死了杨邠、史弘肇、王章等人，并欲谋杀镇守于邺都的留守郭威。郭威率兵南下，攻入开封，隐帝被杀。广顺元年（公元951年）正月，郭威自立为帝，建立后周。

河东节度使、后汉宗室刘崇得知郭威夺了后汉江山、自立为帝，也在晋阳称帝，国号为汉，史称北汉。由于北汉地瘠民贫，国力微弱，便北结契丹，奉其帝为叔皇帝，请辽出兵，助其南下攻打晋州，但北汉被击溃。

（2）高平之战显德元年（公元954年）正月，周太祖郭威死，北汉帝请兵于契丹，欲乘北周国丧之机南下。二月，北汉帝率契丹骑兵万人、汉兵3　万从团柏南攻潞州。新即位的周世宗柴荣力驳众议，决定亲征。

三月，周世宗命天雄节度使符彦卿从磁州（今河北磁县）出兵，从后面袭击汉军；命河中节度使王彦超率兵从晋州东北出击，阻击汉军；命马军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清淮节度使何徽等率军直奔泽州。北汉帝刘崇不知周世宗亲征，绕过潞州继续南下。当其至高平时，与北周前锋兵相遇。

北汉帝命其中军在巴公原（今山西晋城巴公）列阵，命张元徽列阵于东，杨兖列阵于西，军容严整。周世宗命白重赞、李重进率左军居西，樊爱能、何徽率右军居东，向训、史彦超率骑居中央，与汉兵对阵。刘词所率后军尚未赶到，周军军心颇惧。

北汉帝见周军兵少，与诸将皆有轻敌之心，决定逆风而战。张元徽率千余骑兵攻打周右军，刚交战，樊爱能、何徽就率先带骑兵撤走，右军因此而全线崩溃。周世宗立刻率亲兵上前督战，奋力冲杀，汉军被击溃，张元徽战死。刘词所军赶到，顺风而战，北汉军大败，周军乘胜追至高平。汉军"僵尸满山谷，委弃御物及辎重、器械、杂畜不可胜纪"。①汉帝刘崇昼夜溃逃，回到晋阳。

高平之战结束后，周世宗严明军纪，杀了临阵逃走的樊爱能等大将，"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②高平之战，一方面肃清了军纪，加强了对军队的指挥和控制；同时，北汉受此打击后，不敢再轻意发兵南下，暂时解除了北周的北顾之忧。

（3）统一战争的战略高平之战后，世宗"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于是要求大臣上《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开边策》，准备内修政治，外务统一。比部郎中王朴的《开边策》成为北周以及宋初统一的战略："凡攻取之道，必先取易者。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扰之当以无备之处始，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间，可以知其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

①　《资治通鉴》卷291，显德元年三月。

②　《资治通鉴》卷291，显德元年三月。

击弱。未须大举，且以轻兵扰之。南人懦怯，闻小有警，必悉师以救之。师数动则民疲而财竭，不悉师则我可以乘虚取之。如此，江北诸州悉为我有。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为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①王朴的战略原则是先易后难，即先取力量较弱的南方诸国，然后再回军取北方。在先易后难的战略原则指导下，首先要对付的就是"易中之难"--南唐。南唐是南方的大国，灭南唐则南方可轻易而取。而这一策略的关键是"扰"，即先扰而击之，这是由于面临着一个长江大堑，而江南又较北方富庶。王朴能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确定这一先易后难的战略，是很有眼光的。

2。攻取秦、凤四州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周世宗派向训率兵西取秦（今陕西秦安）、凤（今陕西凤县），后蜀见周军来攻，派人与北汉、南唐联络。蜀将李廷珪派其先锋都指挥使李进占据马岭寨，又派奇兵出斜谷，屯驻白润镇（在凤州境），并派兵出凤州之北的唐仓镇和黄花谷，以阻断周军粮道。周将王景也派其裨将张建雄率兵2000　到黄花，又派千人到唐仓，以截断蜀军归路。蜀将王峦率兵出唐仓，与周将张建雄战于黄花谷，蜀兵大败，伤亡3000　余人，马岭、白润的蜀兵也闻之溃败。李廷珪只得退保青泥岭，秦州、成州（今陕西成县）、阶州（今陕西武都）的守将都或降或逃，其地尽为北周所得。随后，又攻占了凤州。

3。攻打南唐（1）第一次南征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十一月，周世宗命李■等率兵攻伐南唐。南唐命刘彦贞率兵2　万到寿州（今安徽寿县）拒战，命皇甫晖率兵3　万屯于定远，应援刘彦贞。李■修建浮桥，从正阳（今安徽寿县西南）渡过淮河。次年正月，周世宗亲征，命李重进先赶到正阳增援李■，李■久攻寿州不下，而刘彦贞在救援寿州的同时，又派战船数百艘赶赴正阳，准备攻打周军的浮桥；李■怕浮桥被毁，后退无路，从寿州退兵，力保正阳浮桥。唐军得知周军退保正阳，就全军赴正阳，准备与周军决战。

李重进在渡过淮河以后，在正阳以东迎战刘彦贞部，彦贞被杀，唐军伤亡万余，退回寿州，应援彦贞的皇甫晖也退保清流关（今安徽滁县一带）。周世宗率大军屯于肥水（今西淝河）之北，命诸军围攻寿州，并将浮桥从正阳移到了下蔡镇（今安徽凤台，居寿州之北）。二月，世宗命其将赵匡胤突击清流关，皇甫晖退入滁州（今安徽滁县），赵匡胤率兵包围了滁州。皇甫晖率军出战，被周军击溃，赵匡胤攻占了滁州。

当世宗得知扬州守卫空虚时，便派韩令坤率兵袭取扬州，并攻克泰州（今

①　《资治通鉴》卷292，显德二年四月。

江苏泰州）。三月，周又陆续攻占了光州（今河南潢州）、舒州（今安徽潜山）、蕲州（今湖北蕲春）。

南唐组织反击，派齐王李景达率兵拒击周军，命边镐应援，并派潘承祐到泉、建等州召募军队。由于久攻寿州不克，天又久雨，周军营中水深数尺，攻城之具漂毁，士卒伤亡甚众，粮草也无法及时运到，周世宗决定沿淮水向东至濠州。其时，韩令坤在扬州城下大败唐军。李景达率兵2　万从瓜州（今江苏六合南）渡江，进至距六合20　余里处安营扎寨。数日后，向周军发起进攻，被赵匡胤击溃，伤亡近5000　余人。其余1　万多人在逃跑时溺死者甚众。至此，南唐精兵已伤亡殆尽。五月，周世宗留李重进等人围攻寿州，自己回到了大梁。

后唐得知世宗北归，开始反攻。六月，命朱元率兵收复了江北诸州，七月，舒州、蕲州、和州（今安徽和县）等地先后被唐收复；同时，扬州一带的周军也先后放弃扬州、滁州，退屯于寿春，准备合军全力攻克寿春。

（2）第二次南征四年（公元957年）正月，唐将李景达从濠州派边镇、边镐、朱元率兵数万，溯淮水而上，救援寿春。世宗决定再次亲征。三月，进抵寿春城下，屯军于紫金山之南，命赵匡胤率军击溃了唐先锋，攻破了山北的一座营寨，截断了唐援军通往寿春城的甬道，使唐军首尾不能相顾。不久，唐将朱元由于受到猜忌和排挤，愤然降周，周世宗乘势进击紫金山的唐军，杀获万余人，生擒许文稹、边镐、杨守忠等大将。唐军沿淮水向东败走，周军也顺淮水追击，唐军伤亡及投降者近4　万多人。

周世宗命人夹淮水修建了两座城池，将下蔡的浮桥也移置于此2　城之间，驻军防守，扼制了濠州与寿州间救援之路。李景达见此不得不从濠州退回金陵。周世宗于四月退回大梁。

（3）第三次南征是年十月，世宗第三次南征。十一月，渡过淮水，攻袭濠州，占据了唐军在城外布置的营栅，大败前来救援的唐军，并乘胜攻占泗州。当世宗得知唐有大批战船停泊在淮水时，便率兵袭击，唐在淮水的战船皆为周军所毁。濠州守军见救援无望，投降了周军。周世宗率兵进至楚州城下，攻克其月城，同时命武守琦率骑兵数百赴扬州，刚进至高邮，唐军焚毁扬州城，驱百姓南渡长江。数日后，武守琦进占空城扬州，世宗又派兵袭取了泰州。

五年（公元958年）正月，周军攻占海州，世宗在楚州西北的鹳水打通了通往长江的水路，攻克了静海军，进而打通了通往吴越的道路，随之，又克楚州。三月，世宗到达泰州。唐帝派人向周求和，答应取消帝号，称国主，并割让长江以北的地盘，划江而治。于是后周尽有江北14　州之地。四月，周世宗北归。

十二、结　语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并与突厥抗衡，改变了北朝一味奉迎的态度，但并未能完全控制突厥。炀帝时，大兴土木，屡屡用兵，致民于水火之中，终于导致了隋末民众大暴动，其中河北的窦建德、中原的翟让、李密（瓦岗军）、江淮的杜伏威等对隋朝打击最大。隋朝地方官吏也纷纷倒戈，镇守太原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乘机起兵，占据关中，并以此为根据地四出经营，终于消灭群雄，重新统一了中国。

唐统一中国后，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有利条件，几次出兵北上，攻伐突厥，终于彻底征服了突厥，奠定了唐作为东亚霸主的地位。之后又向东攻讨高丽、百济，向西经营西域，唐之文化亦因之而向四面扩散、传播，影响到周边如日本、朝鲜等国家的文化内涵，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仅有的几个大的文化、政治中心之一。

唐中期，边疆守将安禄山拥兵反叛，揭开了长达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的序幕。经过多年征战，唐廷终于将其势力遏制在河北地区（今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地区），他们与唐处于半割据状态。为此，唐廷不得不在其周围屯驻重兵，而这些藩镇又因其兵力强大而逐渐产生离心倾向，唐廷则以武力来加强控制，唐德宗、宪宗、武宗都曾用兵藩镇。

唐末社会危机重重，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民众暴动--黄巢起义。黄巢率兵南征北伐，彻底打乱了唐的统治秩序。虽然这次暴动被镇压下去了，但唐廷对地方也因之而完全失控，再次形成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后周世宗柴荣积极经营，欲统一中国，可惜英年早逝。其大将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弱周政权后，继续执行北周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终于在北宋初年统一了中原。

这一时期，虽然在战法和兵器上没有大的本质变化，但在战争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叱咤风云的将帅。他们以其谋略、胆识、魄力，通过战争影响了当时的政治，为历史的发展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隋唐五代 第044卷 隋唐五代思想史

【本卷提要】

本卷在以往各类思想史的基础上，侧重考察了隋唐五代这一历史时期社会思潮、时代心理以及各个学术流派、重要学术著述在顺应时代潮流中对中国古代思想发展所做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

重建一统的隋朝即已显露出这一时期思想演变的趋势。唐朝前期的思想发展具有极大的总结性和兼容性。在盛世过后的反思过程中，"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出现一次高峰，传统思想进一步被清理，先前各家学说对峙、论争的局面渐渐转而为吸收、融合的趋同气象。晚唐暨五代对自然、社会与人的认识，关于辩证思想的成就，都为斑烂的中古思想发展涂上了浓重的一笔。

一、隋唐五代思想概述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出现全方位变异的时期，处于承上启下的转折地位。把握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脉络，上可探其发生之源，下能见其演进之流。

刚刚经历了两晋南北朝"华夷"、中外思想初步融合，重又进入统一的隋朝，思想领域已经显露出其后演变的趋势：儒学危机、天命论衰落、佛教复兴，出现儒、道、释"三教可一"的主张。

唐朝前期繁荣兴盛，呈现出开放、外向、自信、进取的时代风貌和社会心理。思想文化的发展，普遍富于兼容性和总结性。贞观君臣以古鉴今求"致治"，使这一传统思维方式大加发扬，把古代的鉴戒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汉唐之际经、史两大部类俱已成学，其思想发展在唐朝前期分别得到系统总结，出现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五经正义》和《史通》。西方世界传入中土的佛教思想，虽然遭到传统的儒学思想、道教思想的顽强抵制，但它仍然不时适应着政治斗争的需要，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在各种碰撞中渐渐渗透到中华大地，生根、开花。佛教各宗派在唐朝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主张等，详述于宗教卷。

渔阳鼙鼓震惊了沉溺于"盛世"之中的整个社会，当人们清醒过来之后，普遍地产生出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政治危机，导致"思想危机"，出现了所谓"末学驰骋，儒道不举"的状况。

藩镇抗命、皇权跌落的现实，更是对官方统治思想的直接挑战！于是，思想领域的变异最先出现在作为官方思想基础的经学、儒学中。《春秋》新学兴起，产生出两个方面的影响。其"救弊"之旨，成为后世"托古改制"的思想先导；其"黜乱"之旨，又与先期道学彼此相通，成为经学向理学过渡的一个特殊环节。

唐政权由盛转衰，"言理（治）道者众"，纷纷为"救弊"求治寻找新的思想学说。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思想进一步被清理。已经衰落的天命论思想，在柳宗元、刘禹锡的论辩声中宣告终结。杜佑纂修《通典》，从"体制"变革中探"理道"，成为思想史上"非古是今"经世思想的第一个高峰。韩愈建起"道统"的体系，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唐政权走向败亡，但毕竟为已经衰微的官方儒学思想找到一条最佳出路，被其后的继之者发展成为理学。社会心理的巨大失落和官方思想的面临危机，使得佛教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由向下层社会的渗透转而对"上流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以至出现"统合儒释"的呼声。不过，最终表现出来的却是偷偷的"援佛入儒"，并改变着传统的儒学，但在口头上则又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就整个思想领域而言，先前各家学说对峙、论争的局面已成为过去，呈现出一派彼此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同气象。

晚唐暨五代思想的发展，除了明显的时代特色外，颇有一些富于光彩的思想学说。鉴于宋代以来推崇中唐始成的"道统"思想，掩饰了这些学说的光亮。对此，本书作了一些新的发掘，以示不没其实。

在此前各思想史的基础上，侧重考察隋唐五代社会思潮、时代心理以及各重要学派、重要学术著述在顺应时代潮流中对中国古代思想发展所做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是编写本书的基本宗旨。基于这一考虑，形成上述总体认识，并确立起全书基本框架。

二、隋朝的思想发展隋朝是个时间短促的王朝，从公元581年杨坚称帝，到公元618年杨广被卫士缢死，只有37年时间。然而，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长期分裂局面，并且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方面，根据大一统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所建立的一些制度（如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兵户编入民籍等）对唐朝乃至后世产生着影响，为大唐盛世的出现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著名儒学思想家王通的某些观点，被后继学者不断深化阐发，形成了颇有声势的思想潮流。

（一）思想领域的基本态势儒、佛、道三家思想存在着较大的对立和分岐，各家思想都试图取得独尊地位，压倒其它二家，倡三教合一的呼声还很微弱。隋官方的思想方针是，三教兼用，以儒为主。

1。儒、佛、道的对立在隋文帝、隋炀帝时均举行过儒道佛的辩论，由各方的有理论素养且又能言善辩者参加。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召集儒、佛、道三方代表辩论《老子化胡经》之真伪。儒方代表是苏威等人，另外二方是僧人彦琮，道士张宾。《老子化胡经》系根据汉末流传的"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故事编成，据说最后成书于东晋道士王浮之手。道教徒以此经证明道教高于佛教，释迦佛为老子的徒弟。而佛教徒深感愤怒，一直要求官方下令查禁该经。双方的争辩当然是火药味十足的，而儒方与此辩题关系不大。僧人彦琮在辩论后仍深感不平，又作《辩教论》驳斥《老子化胡经》之伪。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在智藏寺又进行了一次三教公开辩论，这次是关于理论、教义的辩论。主持人是始平令杨宏，辩论的主角是道士余永通和僧人慧净。程序是，由一方先立一义（定个理论命题），由另一方进行诘难，然后往复问难，谁最终理屈词穷就是失败。辩论前，双方都想争取主动，争着先立义。慧净认为，在佛寺辩论，僧为主人，当先立义。杨宏未允许。于是道士余永通先立"义"，为稳操胜券，他搬出了老子《道德经》中开头对"道"的定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他大概是以为，用模糊语言形容朦胧神秘的"道"，对方是难以批驳的。然而，佛学注重逻辑思辨，因明学已成佛学中一专科学问，因此僧人言谈的逻辑性是较严密的。慧净马上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从对方概念上的模糊处找漏洞，他反诘道："有物混成，为体一故混？为体异故混？若体一故混，正混之时，已自成一，则一非道生；若体异故混，未混之时，已自成二，则二非一起。先生道冠余列，请为稽疑。"4《道德经》在谈"道"生成之后，"道"又生万物，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僧人慧净则以上述说法前后矛盾而证明其谬，他巧妙地反问，有物混成，是什么在混？是一个本体在混，还是二个本体在混？若是一个本体在混，那么在将要混之前，它自己已成一，因此，一不是4　①此据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754-　755　页。道生。若是二个本体在混，那么未混之时，就已经是二，所以，二也不是由一所生。

隋代的三教辩论是真正唇枪舌剑激烈进行的，有时用语尖刻，冷嘲热讽，以让对方下不来台为快事。全不像中唐后的三教辩论那样心平气和，那样从容地讨论教义的异同。

儒学以阐发、维护纲常名教为己任，讲求忠君孝亲。而隋代的僧人尚未打算向儒家礼教妥协，仍很坚定地遵守佛教的不拜尊亲之规定。他们认为，出家人已超越世俗，不能向君王臣僚下拜。由于生死轮回，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不固定，因此出家人也不拜父母。儒者经常据此攻击僧人不讲忠孝，悖逆君亲。有时，皇帝也亲自出马，要求僧人服从礼教。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下诏说："诸僧、道士等有所启请者，并先须致敬，然后陈理。"可是，僧人不执行此令。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僧、道在一次共同朝见炀帝时，道士下拜，而僧人直立不动。炀帝责问，条令已下许久，僧人为什么不向君王致敬？僧明瞻回答，陛下弘护三宝（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就应当顺从佛言，佛经中不令僧人拜俗，所以不敢违背教规。炀帝仍然坚持要僧人下拜，明瞻无奈，只好说：陛下如一定要僧人下拜，那么僧人要先脱法服（袈裟），再穿俗人衣服，然后下拜。炀帝一时语塞，此事不了了之。2。三教趋同观点的提出在历史上广为流传的《颜氏家训》，其作者颜之推在隋代为内史。他提出了三教趋同的观点，《颜氏家训》一书，就兼融了儒、佛、道思想。其中的《归心篇》认为儒、佛二教"本为一体"，佛教为内教，儒学为外教，在对于人的教化方面有不同的分工。佛教"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即"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而儒学"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他认为，佛门"五戒"与儒家"五常"含义相符合，"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既然儒、佛义旨相通，那么世人对佛教的指责就是一种糊涂表现，"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

颜之推甚至认为，在义理方面，佛教是有大大胜过儒学之处的，"原夫四尘五荫，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①。看来他确实对佛教思想有所了解，不是泛泛的无根之谈。他的上述说法是颇有见地的，他已看出儒学的短处所在，没有像佛教那样对人的心、性、欲、情等思维和感觉，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剖析。他所举出的几个佛理概念，认为圣王之道和儒学都不能企及，显然有借鉴吸取的必要。所谓"四尘"，指色、香、味、触。"五荫"，即五阴，五蕴，指色、受、想、行、识。所谓"六舟"，即"六波罗蜜多"，"六到彼岸"，指六种从此岸（生死）到达彼岸（涅槃）的方法或途径，有：布施（檀那），持戒（尸罗），忍（羼提），精进（毗梨耶），定（禅那），智慧（般若）。所谓"三驾"，即"三乘"，即引导众生达到解脱的三种方法或教说，不同佛教宗派有不同的解释，一般称"声闻乘"（以羊车喻），"缘觉乘"（以鹿车喻），"菩萨乘"（以牛车喻）。

①　《颜氏家训·归心篇》。

颜之推对佛教普度"群生"，教人"入善"的功能十分赞赏。后来儒学在唐代发展的事实，证明颜之推预见到了儒学将借鉴佛教心性理论以改造自身的思想潮流。

对于道教理论，颜之推认为其得仙之说不可信，再加上金玉、炉器的费用太昂贵，"益非贫士所办"。但他认为道教的养生说可以吸取，"若其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暄，禁忌食饮，将饵药物，遂其所禀，不为夭折者，吾无间然"①。

隋代名儒王通也有三教可一的观点，我们要在本章第二部分讲到，此处省略。

3。官方的方针在结束中国的长期分裂战乱后，隋文帝杨坚是相当踌躇满志的。他又开始着手进行巩固隋王朝统治的工作。杨坚懂得，若要维持统一的大帝国长治久安，必须加强思想领域中的控制。

在儒、佛、道三家思想中，哪一家更适于作为第一位的统治思想呢？杨坚选择了儒学。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王朝刚刚诞生，文帝就下诏宣布官方思想方针，"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认为乱世之后首先要以儒家礼教来收束人心，使"家慕大道，人希至德"。《隋书·儒林传》也记述了文帝在隋初的重儒之举，"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文帝又颁诏书，重点在于进一步普及儒学，要求内外官吏和黎民百姓都要学习儒学，作为言行准则，彻底杜绝不轨不法行为。但隋文帝在晚年改变了重儒的方针，他精力衰退，进取心泯没，"不悦儒术，专尚刑名"，上行下效，"执政之徒"也"咸非笃好"儒学之士。隋文帝竟又走向废儒的极端，"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①。"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②隋炀帝即位后，对文帝晚年废儒之举有所纠正，《隋书·儒林传》序称炀帝"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炀帝刚刚即位，大概是由于靠弑父杀兄才谋得皇位，心里格外不踏实，于是愈加做出励精图治的样子。他重新推崇儒学，让儒者为长治久安出谋划策，"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刘炫、刘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先是隋文帝实行科举取士，接着隋炀帝又"建进士科"，以经取士，读儒经成为普通读书人跻身于统治阶层的阶梯。科举制的创立，为儒学最终牢固确立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科举取士是选拔各级官员的最主要途径，从上到下一系列科举考试，考核的是儒经，而不是佛教、道教之书。这样，选拔出的儒生又居于各地、各级官位上，保证了儒学成为居第一位的统治思想。

①　《颜氏家训·养生篇》。

①　《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序。

②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炀帝进一步提高孔圣人的地位，加封孔子后裔，隋文帝封"孔子后为邹国公"，炀帝"改封为绍圣侯"。炀帝扩大内廷讲论儒经的规模，"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精于儒学"三礼"的江南儒生褚辉，在公开讲论时，"博辩，无能屈者"，被擢为太学博士。炀帝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下诏宣称儒家礼义是做人的根本，"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他还认为，光在上层提倡儒学还不行，还需加强对民间的引导，于是遣使去各地推广儒学礼教，优奖孝悌之人，旌表义夫节妇。炀帝一再宣称，君民建国，以儒教为先，去浮伪之世风，从今做起。但是，当炀帝以为自己的根基已牢之后，仗恃天下富足，就开始倒行逆施起来，"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君子，刑罚不足以威小人"。这种社会局面给儒学带来严重损害，"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方领矩步之徒（指儒者），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矣。遂使后进之士，不复闻《诗》、《书》之言，皆怀攘寇之心，相与陷于不义"①。隋末的黑暗政治和社会动乱，使儒学大伤元气。因此后来唐初又花大气力进行了儒学复兴工作。

隋统治者在尊奉儒学的同时，对佛教、道教也积极扶持和利用。隋文帝、隋炀帝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倾向性，既不坚持崇佛抑道，也不坚持崇道抑佛。尽管有时对二教的政策有些调整，但文帝、炀帝始终都把二教看成是维护统治的工具，如果某一教有脱离控制的苗头，则马上采取制约措施。以往有的学者在研究隋代道教时，则说文、炀二帝崇道；另外有学者在研究隋代佛教时，则称文、炀二帝崇佛。其实，二帝均是根据自己不同阶段的不同需要而侧重利用某一教，并无重此轻彼之意。

隋文帝杨坚出生在般若寺，有尼姑智仙称此儿有异相，不可养于俗世，于是杨坚在寺院被尼姑养到13　岁才还家。尼姑预言杨坚为"天佛所祐"，"晚得天下"②。有此一段因缘，杨坚即位后除大建寺塔，广度僧尼外，还下诏整理佛经，辨别良莠真伪，又令各地由官方出资抄写佛经置于佛寺，另又抄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③他利用佛教为自己罩上灵光，下敕称："佛以正法，付嘱国王。朕是人尊，受佛付嘱。"①在佛教拥有广大信徒的情况下，连皇帝也愿从佛那里获得一份在位的合法性。

杨坚篡周自立，得到道士的大力协助。北周末年，杨坚执掌大权，欲以禅代方式当皇帝，急需"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焦子顺得此信息，马上宣扬杨坚非人臣相，有符命在身，及时为废周建隋造了舆论。杨坚"受禅"后，让张宾当华州刺史，让焦子顺在皇宫附近建五通观。把开国年号定为"开皇"，出自道典。又下令重修道观，增度道士，并亲幸道场②。杨坚在位期间，道观和道士在数量上有所增加。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隋文帝下诏重申对佛教、道教的崇信和保护，诏曰："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并生养万物，

①　《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序。

②　见《隋书》卷一《高祖纪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

③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

①　法琳《辩正论》卷三。

②　《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第351　页。

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③炀帝杨广在开皇年间曾为扬州总管，请名僧智f　为自己授"菩萨戒"，得法号"总持菩萨"。不久，杨广又写《宝台经藏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杨广"云云。杨广即位后，广造佛寺，治佛经，铸佛像，度尼僧。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下《行道、度僧天下敕》，开首即自称"菩萨戒弟子、皇帝总持"。

炀帝对于道教也同样很崇信，早年镇扬州时，亲修书一封恳请道士徐则出山辅佐自己。即位后与道士多有往来，当与著名道士王远知"见于临朔宫，炀帝亲执弟子之礼，敕都城起玉清玄坛以处之"④。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炀帝迷信道教长生不死之说，不惜花费巨万，役使千人，大起道观，让道士为自己炼金丹。炀帝"在两都及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冠，道姑）自随，谓之"四道场""①。以上大略可见隋帝对佛、道之态度。③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④　《旧唐书》卷一九二《王远知传》。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炀帝大业六年正月。

（二）王通的思想1。生平和著作王通（公元584-617年），字仲淹，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两《唐书》称他为隋代的"名儒"、"大儒"。

王通的家庭有仕宦和儒学传统，父王隆在隋初为国子博士，向隋文帝上奏《兴衰要论》，"言六代之得失"，得到赞许。王通受家庭影响，精研儒学，立志在政治上、学术上都有作为。他并不死读书，18　岁开始到处游历求学，《文中子世家》称其耽于学问，"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他参加科考，考中"秀才高第"。仁寿三年（公元603年），王通向隋文帝上奏"太平十二策"，即促使天下太平的十二条建议。文帝很欣赏，让臣下讨论，然而臣子们却不高兴，态度不积极。于是王通未获重用，只是被派往偏僻的西南，任蜀郡（今四川）司户书佐，蜀王侍读。隋末，天下将乱，王通归乡著述讲学。他认为天下多事是由于"圣人之道不行"，因此决心宏扬儒学，明周、孔之道。他先用九年时间打下聚徒讲学的基础，即对儒家《六经》细细钻研，并作《续六经》。他说："余小子获睹成训勤九载矣，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之乎！"②这显示出他重振儒学的气魄和信念。他在河汾之间收徒讲学，弟子达数百以上，也颇名重一时。时称"河汾门下"，也有人誉王通为当世孔子，称其为"王孔子"，或誉为"河汾道统"。弟子中有唐初若干名人，如薛收、温彦博、杜淹等。但王通的亲属后人在《中说》中加入不少虚浮自炫之辞，将唐初名相、名将多说成是王通弟子，如房玄龄、魏征、陈叔达、杜如晦、李靖、王珪，这反而导致后世有人怀疑《中说》为伪书。

王通讲学时间并不长，于34　岁就去世了，弟子们私谥老师为"文中子"。其主要著作为《续六经》，或称《王氏六经》，其中包括《续诗》、《续书》、《礼论》、《乐论》、《易赞》、《元经》共六种，均已失传。后人据以探讨王通思想的著作为《中说》，或称《文中子》，非王通自著。其成书方式类似《论语》，系弟子和家人记王通言行，汇编而成，基本反映了王通的思想。

学术界对王通思想的研究一直是较薄弱的，自尹协理、魏明的专著《王通论》①于1984年出版后，改变了这种局面。近年来，重视王通思想研究的当代学者渐有增加，对王通思想的价值和历史意义逐步有了较深入的认识。2。明王道王通深切感到，统一的王朝需要有一种统一的思想，自然是儒家思想最适宜充当这一角色。然而，在佛教、道教蓬勃发展、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下，儒学则衰微不振。他决心以明王道来挽回儒学的衰微被动局面。《魏相》篇载，王通以《周礼》为王道的最高准则，"子居家，不暂舍《周礼》。门人问子，子曰："先师以王道极是也。如有用我，则执此以往。通也，宗周之②　《中说·王道》。

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　版。

介子，敢忘其礼乎？"那么，什么是"明"呢？该篇又说："不杂学，故明。"即，明王道就是要阐发儒学经典，以《周礼》为核心，不要杂学。

王道要靠人去宏扬，而人在于教化，王通从历史中总结出这一观点。他说：""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耳。昔舜禹继轨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诈，成汤放桀而天下平，殷纣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厉散，文景宁而桓灵失，斯则治乱相易，浇淳有由。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复，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诗》、《书》、《礼》、《乐》复何为哉？"①太古的圣王之道是可以在后世复兴的，因为先王之化借助于儒家经典传留下来了，如果不是这样，那儒家经典还有什么用处呢？

在《王道》篇，王通认为孔圣人借助于《尚书》、《诗经》、《春秋》而讲述历史，传达长治久安之理，并且三部经典各有侧重。他说："昔圣人述史有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化至九变，王道其明乎！"这表明，不能仅仅从抽象理论中理解王道，王道最真切生动地体现在历史活动中，要在对历史的"索"、"究"、"考"中，获知帝王之制，兴衰之由，邪正之迹。

所谓"王道"，是与"霸道"对称的。主要指"以德服人"，实行仁政。王通在隋末重倡"王道"，是有针对性的。他指出，王道已丧失很久了，"上失其道，民散久矣"②。他对于两汉还是较为肯定的，但对于魏晋以来的政治则大为不满。对于数百年分裂局面下统治者恃力施暴和隋朝愈来愈严重的暴政，王通以古今对比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愤慨之情。他说："古之为政者，先德而后刑，故其人悦以恕，今之为政者，任刑而弃德，故其人怨以诈。""古之从仕者养人，今之从仕者养己。""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①这种对当世暴政的批判是尖锐激烈的，统治者的做法恰恰与他们应该做的相反。上述几条简洁的对比，形象勾勒出现世统治者的残暴、自私、专横的嘴脸。"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从何而兴乎？"②白白吃饭的官到处都是，王道从哪里能够兴起呢？

王通从现实的弊病中感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光恢复古代王道是不行的，暴政的古今表现不一样，针对暴政的王道也要有所发展。因此，他著《续六经》是要对古之王道予以继承和发展。"贾琼请《六经》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坠也。"③他又说："王道之驳久矣！《礼》、《乐》可以不正乎？大义之芜甚矣！《诗》、《书》可以不续乎？"王通表示，自己是孔子的继承人，"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④。

王通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勤于著述，阐发王道，未必能用于当世。但他放眼于后世，认为后世总会有人实行的，"丰年"总会到来。"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广大悉备，历千载而不用，悲夫！"仇璋进曰："然夫子今何勤

①　《中说·立命》。

②　《中说·事君》。

①　均见《中说·事君》。

②　《中说·王道》。

③　《中说·周公》。

④　《中说·天地》。

勤于述也？"子曰："先师之职也，不敢废，焉知后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衮，则有丰年。"⑤他的这种以明王道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要实行王道，当然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但最核心的一条，统治者要"无私"，"夫能遗其身，然后能无私。无私，然后能至公。至公，然后以天下为心矣，道可行矣！"①这可以说是指出了要害问题。

3。三教可一王通所处时代，正是儒、佛、道相互争长之时，三者间对立情绪较大。

王通则主张调合三教的分歧，认为它们应停止相互攻击，"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②三教的激烈攻贬对政治是很有害的。王通虽为"名儒"，但却没有固持唯儒独尊的门户之见。他以较平和的心态肯定各教均有善有弊，应该像司马谈善于分析诸子各家长短那样，知其弊，通其变，"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③因此他提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④即三教可以相互取长补短，逐步走向合流。

对于道教，他认为其追求长生而不顾仁义孝悌，是一种贪婪的表现。"或问长生神仙之道。子曰："仁义不修，孝悌不立，奚为长生！甚矣！人之无厌也。"⑤对于佛教，他肯定佛是圣人，但又认为佛教属"西方之教"，到中国则不完全适应，显然需要改造。

他指出，不能把前代一些亡国的责任推给儒、佛、道三教，"《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①这是很有见地的，三教都可以作为意识形态工具，起到教化和维护统治作用，但却没有必然亡国的性质。关键在于人的掌握上。

那么能否干脆废除佛、道二教，只保留儒学呢？王通认为这个简单化的作法行不通，前人早已实行过，但是失败了，"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②。"太平真君"系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年号，"建德"系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年号。这二个皇帝都曾采取暴力强硬手段灭佛，但并不能禁绝佛教徒心中的信仰，同时，僧人所受到的迫害以及一些僧人舍身护法之举，反而博得更多人对佛教的同情乃至崇信。在灭佛的皇帝死后，佛教就以空前的气势卷土重来，出现一个发展的新高潮。所以，实践证明，用暴力强制手段解决宗教信仰问题，结果适得其反。

⑤　《中说·关朗》。

①　《中说·魏相》。

②　《中说·问易》。

③　《中说·周公》。

④　《中说·问易》。

⑤　《中说·礼乐》。

①　《中说·周公》。

②　《中说·问易》。

三、唐初鉴戒思想的发展我们民族有一种最富传统性，又极为普遍的思维方式，即从"往事"中为"现世"寻找各式各样的依据或说法，通常叫做"以古鉴今"。这一思维方式，伴随着一朝一代的盛衰兴亡，越来越加发展。在唐初，取鉴思想得以充分发挥，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将这一思维方式的政治功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贞观君臣"以古鉴今"的意识贞观年间，太宗君臣为求"致治"，议政之隙，经常讨论历代治乱兴亡的得失，"以古为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极大地推进了鉴戒思想的新发展。

1。太宗"以古为镜"

唐太宗总结自己在位期间"勤行三事"，说到的第一事便是"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①。他在临终的前一年，为皇太子留下一部"帝王之大纲"--《帝范》，专门阐述帝王为政之道。其序强调："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②史籍中关于太宗与大臣"共观经史"、同议历代兴亡的记载，大都有"终及日昃"或"乙夜忘疲，中宵不寐"的情形。若独自观经读史，更是"披览忘倦，每达宵分"了。概括而言，太宗与参预中枢决策的"侍臣"所论，多为"前王得失"。其中，尤重汉文帝之"得"和秦、隋之"失"。对于地方军事长官，太宗同样要求他们读史，但侧重点却不在"前王得失"。贞观三年，太宗奖励凉州都督李大亮敢于直谏，赐荀悦《汉纪》一部，称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要其"宜加寻阅"①。至于太宗为新修《晋书》帝纪撰写史论，谁都明白那是在告诫皇太子记取西晋"居治而忘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的教训，警告唐室功臣不要有亏"贞臣之体"，"见嗤后代"。

从贞观年间勤政的实践看，唐太宗的确不愧为历史上最重视"以古为镜"的帝王。"以古为镜"这一传统思维方式，适应着太宗君臣议政论史的需要，得到了充分展示其效用的机会。于是，朝廷上下、朝野内外，人们无不以这一方式观察、处理周围的事物。在这种思维带动下，贞观年间出现了两件影响久远的文化事业，一是大规模整理古籍，确定了古籍分类的基本门类；二是大规模修撰史书，开创了官修史书的基本格局。

2。古籍皆"为治之具"

"以古为镜"的思维使贞观君臣对于古籍形成一个重要认识：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fǔfú，音辅服），皆为治

①　《贞观政要》卷六《杜谗邪》。

①　《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

之具也。②由此出发，为实现"致治"，唐初花大力气，前后历时10余年，对"为治之具"的历代图籍，进行了系统整理。

高祖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攻占洛阳。隋朝在东都的藏书和目录，都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遗憾的是，在水运赴长安时，经黄河砥柱覆舟，图书损失十之八九，目录亦被河水"渐濡，时有残缺"。这时，在长安嘉则殿的隋朝藏书有8　万多卷，加上从东都水运残存的8000多卷，就是唐朝所得隋皇室藏书的总数。至贞观三年（629年），太宗以魏征为秘书监，参预朝政，为副相。秘书监是秘书省长官，总管国家经籍、图书。用副相掌管国家经籍，足见太宗对前代图书的重视程度，反映着他"以古为镜"的思维特点。

魏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请学者校定。"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①。经过系统整理，形成颇具影响的《隋经籍志》4　卷，时为贞观十年（636年）上半年。高宗时，录入《五代史志》，后编入《隋书》，始称《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4　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其一，依隋朝《大业正御书目录》为底本，"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就是说，以隋朝的现实藏书为主要内容，其"删去附入"的标准是看有无"益教理者"，带有鲜明的寻找借鉴的意识。至于隋朝已亡而南北朝尚存之书，则以"梁有。。今亡"的小注标明，仍然可以了解隋朝以前图书传流的情况。其二，在编排上，采取"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的办法，"各列本条之下"，也即按类编制。内容"疏远"者则"离"为不同的类别，内容"近密"者则"合"编在一起，然后对同一内容或同一体例的图书进行简要概括，叙其沿革、变化，指出每个部类与学术史的关系。其三，在分类上，将全部图书划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每一部类之下又分若干类。这一分类法，基本上被沿袭了千年之久。其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迄今仍为我们编排古籍所遵循。

魏征主持古籍整理的另一成就，是《群书治要》的汇辑完成。太宗因"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命魏征与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编选一部"有关政术、存乎劝戒"的选本。贞观五年（631年）九月，编辑完成，总共50　卷。太宗称赞说："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①。同时，赐诸王各一部。史家多称："古籍之精华，略尽于此。"所采录各书，皆为唐初善本，与后世刊本不同。如其所录桓谭《新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等，只能借此知其梗概。

3。修史以"览前王得失"

唐太宗的另一个思路，鉴于秦始皇"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而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自己却反其道而行之：

①　《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

①　《全唐文》卷九唐太宗《答魏征上群书理要手诏》。

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②。在这一思路引导下，贞观三年年底，太宗"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③，即唐朝以前5个朝代的历史。同时，组织起一个阵容极强的修撰班子，明确分工和职责：秘书丞令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与魏征"总监"诸史，令孤德棻"总知类会"诸史。

这次修史与以往情况大不一样，首先是有一个专设的修史机构--秘书内省；同时又有房玄龄、魏征正、副宰相"总监"，并由魏征"总加撰定"，对梁、陈、齐史"各为总论"；其三，还有令孤德棻"总知类会"，负责体例，协调各史内容；四是发挥有家学传统的姚思廉、李百药的作用，使其完成继承先志的续作。这是一个周密的实施方案，不仅保证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顺利修撰，而且为后世官修纪传体前代史树立了榜样。

其中，梁、陈二史，是姚思廉在其父姚察旧作基础上续补而成；齐史，是李百药承其父李德林未竟之业续成；周史，始终其业的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主要撰写史论，崔仁师仅为"佐修"。隋史，则由魏征主持，经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大手笔与修史学士敬播、李延寿、赵弘智等共同撰写，再由魏征"损益"、"撰定"，并为序14　篇、论53　则。

至贞观十年（636年），《梁书》56　卷、《陈书》36　卷、《北齐书》50卷、《周书》50　卷、《隋书》55　卷全部修成上奏，统称"五代史"。"废秘书内省"，解散修史班子。过了5年，太宗又下诏修《五代史志》，即为上述五史补修典志方面的内容。历时15年，到高宗时才完成。

如果说整理古籍、修五代史是太宗用来作"在身之龟镜"的话，那么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新修成《晋书》则不再是太宗为自己作鉴戒，而如前面所说，是在为皇太子和唐室功臣树起一面镜子。同样是"以古为镜"、"以古鉴今"，但其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对象，决定了其效应的巨大差异。自觉总结"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使太宗君臣开创出"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用以告诫他人、为别人树立"镜子"，多是出于担扰，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高宗初年的所谓"永徽之治"，背后不正是"元舅弄权"吗？再后，更出现了武周革命，恰恰是太宗最担心的情景！

唐初鉴戒思想的发展，不能笼统地说源于贞观年间"以古为镜"、"以古鉴今"的思维方式，只能说是存在于自觉"以前王得失，为在身龟镜"之中，这是一定要区分清楚的！

②　《册府元龟》卷五五四《恩奖》。

③　《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前代史》。

（二）注重"人事"的"取鉴于亡国"

在太宗君臣观经读史、议政论古和贞观年间修撰史书、整理经籍的过程中，形成"取鉴于亡国"与"取鉴乎哲人"的系统思想，推进着鉴戒思想的更大发展。

1。"取鉴于亡国"思想的演进"取鉴于亡国"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春秋》虽存劝戒，并非"自镜"。司马迁提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①，但这不是《史记》的中心议题。

汉唐之际，"取鉴于亡国"的思想有着阶段性的发展。汉初，政论家大都注意秦朝的为政得失，尤为重视其二世而亡的教训，如陆贾曾"著秦所以失天下"。贾谊的《过秦论》，更是传之后世的名篇。但是，这时的"取鉴于亡国"的思想尚未受到真正的重视，也还没有同系统编写历史结合在一起。东汉末年，荀悦明确地提出："君子有三鉴，鉴乎人，鉴乎前，鉴乎镜。"②同时，又著有《汉纪》一书记述西汉"明主贤臣"的"规模法则，得失之轨"。鉴戒思想在这里被推进了一步。唐太宗赐《汉纪》给凉州都督李大亮，显然包含其对该书"取鉴"思想的认同。至于他在魏征去世后临朝对侍臣所讲"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①，无疑是荀悦"君子有三鉴"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待到贞观十一年（637年），供太宗"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自身之龟镜"的《隋书》等五代史已经完成之后，主持修史的权威人物魏征作出系统总结：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

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②从前朝"危"、"乱"、"亡"的教训中，求得本朝的"安"、"治"、"存"，这不仅高度概括了如何从亡国取鉴，以求致治的思想，还将修史、取鉴、求治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中国古代史学的鉴戒功用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产生出久远的影响。

2。取"亡国之君"为戒贞观君臣既已自觉将取鉴与求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其着眼点必然在"人事"而不信"天命"，尤其注重亡国之君的作为。

天人关系问题，在中唐以前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贞观年间的大臣和史家中，认识也不完全相同。例如，房玄龄在回答"帝王之兴有天命"的问题时，明确表示："王者，必有天命。"③李百药在《北齐书》中，则表现了较为明显的二元论看法。但是，在太宗尤其是魏征的意识中，考察前

①　《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②　《申鉴》卷四《杂言上》。

①　《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

②　《贞观政要》卷八《刑法》。

代治乱兴衰的原因，并不认为有什么"天命"可言。

纵观太宗言论，很少涉及"天命"这个问题。贞观六年，臣下以祥瑞为美事，颇有表贺庆，太宗表示："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①同时，对隋文帝命王劭在朝堂上读其《皇隋感瑞经》，表示"实以为可笑"。至于隋炀帝丧身灭国，太宗虽然也表示了"虽复帝祚长短，委以玄天"的意思，但他强调的却是"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②，仍然不忘君臣的作为。

魏征在"总加撰定"五代史时，则完全着眼于从"人事"上"取鉴于亡国"。在《隋书》中，对于隋灭陈的分析，他这样写道："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诸天道，或时有兴废；考诸人谋，实二臣之力。"③这里的"天道"与"时"相联，是指"天时"，即客观形势。就是说，隋文帝统一南北，一是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二是韩擒虎、贺若弼等人的主观努力。书中论述隋炀帝亡国，更是以大量事实来证明"吉凶由人"。不信"天命"，自然厌弃"鬼怪"，反对"妖讹"、"符瑞"入史。书中《艺术传》叙"玄妙"、记"迂怪"，目的在于"明乎劝戒"，揭露"变乱阴阳"、"假托神怪"者的实质是要"曲成君欲"、"荧惑民心"。针对李百药的二元论思想，魏征在《北齐书》帝纪最后加写了一段总论。其中特别指出："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最后断言：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①由于太宗是为"在身"寻找"龟镜"，所以"取鉴"的对象自然集中在"前王"身上。其所谓"人事"，则主要指亡国之君的作为。

贞观六年，君臣议论"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的问题。太宗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②"人推"与"人弃"，显然是完全着眼于"人事"决定兴废。而关键在于天子是"有道"还是"无道"，使其深感"可畏"的是"无道则人弃而不用"。因此，在贞观君臣的鉴戒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颇具辩证特色的内容--居安思危、善始慎终，生怕做出"无道"之事，被人"弃而不用"。一次，太宗论及秦朝兴衰，说："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③魏征在修史的过程中，着重分析、对照了秦、隋这两个二世而亡的典型：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

并得出结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④

①　《贞观政要》卷十《灾祥》。

②　《贞观政要》卷十《行幸》。

③　《隋书》卷五十二"史臣曰"。

①　《北齐书》卷八"郑文贞公魏征总而论之曰"。

②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③　《贞观政要》卷十《慎终》。

④　《隋书》卷七十"史臣曰"。

这是以历史长河进行对比，找出二世而亡的教训。进而，对比隋文帝前后不同时期的政治状况，认为其晚年的作为已经产生出严重的后果，以致他刚刚一死就衰象毕露，即"坟土未干，子孙继蹱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最后，魏征这样总结隋朝的衰亡过程：迹其衰迨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这是一种"见盛观衰"的史笔，表现出辩证的思想方法和事物向反面转化的认识，目的自然是用以"戒"王者"居安忘危、处治忘乱"了。

3。"取鉴"的基本特色太宗君臣"取鉴于亡国"，从典型的亡国之君的作为得失中，总结出以下一些颇具特色的基本认识。

其一，重视民心向背对历史的影响。

太宗曾对侍臣说："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他看到天下百姓不为隋亡而哀，表明民众对于隋主的厌弃。而当自己即位后，采取了顺应民心的措施，尽管饥馑，"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②。这又使太宗看到民心向唐的趋势。这样对照，较比"载舟覆舟"的说法，更富于时代感。

《隋书》中考察文帝开基、炀帝丧国的原因，与上述太宗的思路如出一辙，认为文帝、炀帝二人"所为之迹同，所用之心异"。文帝虽然"戎车屡动，民亦劳止，不为无事"，但其出发点是，"其动也，思以安之；其劳也，思以逸之"。而炀帝却反其道而行之，"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仇，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比较而言，文帝"诚在于爱利，故其兴也勃"。炀帝之世，尽管土地、人口、甲兵、仓廪都盛于文帝之时，但其作为却"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①。

其二，注意民生枯荣与治乱兴亡的关系。

一次在读过周、齐史后，太宗对魏征说："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

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又有一次说到隋亡，太宗认为："炀帝恃此富强，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②在《隋书》的编纂中，魏征等注意揭露炀帝"虐用其民"导致经济崩溃、政权覆亡的史实。书中不厌其详地实录了每次较大规模的徭役、兵役，对其动用的民力情况、死伤数字等，记述之详尽，在官修史书中并不多见。同时，反复披露"六军不息，百役繁兴"所造成的恶果："居者失业，人饥相食"，"流离道路，转死沟壑"，以至"相聚萑蒲，蝟毛而起"，"人自为战，众怒难犯"③。书修成之后，魏征专有一段总结性的言论：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

①　《隋书》卷二"史臣曰"。

②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①　《隋书》卷七十"史臣曰"。

②　《贞观政要》卷八《辩兴亡》。

③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④这已成为当时论"守成之难"的共识。

其三，强调君臣共理，以成治道。

隋炀帝"性不欲人谏"，终至"左右之人，皆为敌国"，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这是太宗君臣耳闻目睹的事实，因此记忆犹新。贞观初的几年，太宗反复对侍臣论说此事："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当说到隋朝滥刑时，炀帝命于士澄"捕盗"，稍有怀疑，即"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虽已"究寻"得实情，但有司"不执奏"，皆遭杀戮。太宗抓住此事，再次强调："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①因此，太宗面对出现的"贞观之治"的成就，没有居功自傲，仅仅这样表示：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②在"朕即国家"的社会中，不把社稷之功仅归于一人，表明太宗是实实在在以亡国之君为"在身"树起一面历史的镜子。

魏征以政治家兼历史家的眼光，既看到了隋炀帝"无人君之量，恃才傲物，所以至于灭亡"③的深刻教训，又从正面作以概括：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宜异，■棁栋梁，莫可弃也。④贞观年间"谏诤"成为"美谈"，同太宗君臣的这种思想认识是直接相关的。其四，注重亡国之君"无道"带给社会的巨大灾难。

"取鉴于亡国"，使太宗君臣将目光集中在亡国之君的"失德"、"失道"方面。贞观前期，君臣们经常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隋朝之失，尤其是炀帝之失。虽说太宗、魏征往往将秦、隋之失加以对比，但对秦皇还有"英雄之主"的称赞，而于隋炀帝却无只言片语的肯定。太宗经常讲的是："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至亡灭。"他本人讲，还要求群臣"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①。

《隋书》集中记述了炀帝方方面面的暴政及其造成的各式各样的灾难。

如"内怀险躁，外示凝简"，"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征税百端，猾吏侵渔"，终至"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在数十篇史论中，魏征两次强调：一人失德，四海土崩。

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②针对专制社会中独裁暴君给生民百姓带来种种灾难，作这样的断语似不宜简④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①　《贞观政要》卷六《君臣鉴戒》。

②　《贞观政要》卷十《慎终》。

③　《魏郑公谏录》卷四《对隋主博物有才》。

④　《隋书》卷六十六"史臣曰"。

①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②　《隋书》卷五、卷八十三"史臣曰"。

单地目为"唯心史观"，反倒应当肯定是对专制统治的某种抨击，而且在官修史书中是仅见的一例。

如果与上面的一项认识联系起来考察，社稷之功不归开国创业之君一人，江山土崩则深究亡国之君的"失道"，不正表明贞观君臣"取鉴于亡国"的真实之所在。由此，更可见唐初鉴戒思想的高度和深度！

（三）兼通众意的"取鉴乎哲人"

唐初鉴戒思想的发展，另一突出特点是明确提出"兼通众意"的"取鉴乎哲人"。就是说，在"前王得失"之外，还需融汇历代各家学说，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精华，确定更加适时的施政方略。

1。"取鉴乎哲人"的提出贞观五年（631年），在委以魏征主持修撰前五代史的同时，魏征还在主持着皇家图书的整理工作。太宗深以"六籍纷论，百家踳（chuǎn，音舛）驳。穷理尽性，则劳而少功；周览泛观，则博而寡要"。便命魏征等"采摭群书，翦裁浮放"，"存乎政术，缀述大略"。

魏征等人着手编选，"爰自六经，讫乎诸子，上始古帝，下尽晋年"。

编辑中，感到再按《皇览》、《华林遍略》等类书编纂，难免又要出现"首尾淆乱，文义断绝，寻究为难"的情况。最终，魏征决定以新的编纂思想和编辑体例进行编选，提出：不察貌乎止水，将取鉴乎哲人。

今之所撰，异乎先作。总之新名，各全旧体。欲令见本知末，原始要终。并弃彼春华，采兹秋实。一书之内，牙角无遗；一事之中，羽毛咸尽。用之当今，足以殷鉴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引而申之，触类而长。

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①这样，从编纂宗旨、编选要求，乃至书名，完全被纳入"取鉴"求治的范畴。为"网罗治体"，书中十分重视"著为君之难"、"显为臣不易"。至于"立德立言，作训垂范；为纲为纪，经天纬地"的"嘉言美事"，虽然简略，"亦片善不遗"。书成之后，称为《群书治要》。高宗之世始，为避其名讳，遂改"治"为理，多为后世沿用。太宗在答魏征的手诏中，一面称赞该书"博而且要"，一面则高度评价其"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②，充分表现出此书在"取鉴乎哲人"方面的实际效应。后世亦都十分重视《群书治要》提供哲人"鉴戒"的成就，《四库全书》编辑者们称其"凡有关乎政术，存乎劝戒者，莫不汇而辑之"。日本学者细井德民特意刊刻该书，不仅注意到魏征"取鉴"哲人"唯主治要"的思想，更指出其另一特点："取舍之意，大非后世诸儒所及也。"①2。兼取"众家之意"的思想魏征"取鉴乎哲人"思想中"非后世诸儒所及"之处，在于他把儒家思想仅仅当作"百家"中的一家，把儒家经典仅仅列为"群书"中的一书。换句话说，魏征在选择历代"哲人"提供的"鉴戒"时，眼光只盯在是否"有关政术、存乎劝戒"上，不管是什么人说的，也不问是哪家学说，传统的"儒

①　《群书治要》序。

②　《全唐文》卷九。

①　《刊〈群书治要〉考例》。

术"并没有赋以"独尊"的地位。

以《群书治要》而言，它确实尽可能"无遗"地汇辑了有关"政术"、"治体"的历代"哲人"的论著。儒家经典作为"经"虽然列居首位，并选录其有关民本思想、君臣一体思想等方面的著述，但编选者却又以儒家学说并不尽善尽美，也有不适时宜、不重实务等弊病，因而必须"剪裁"，达到"弃彼春华，采兹秋实"的要求。《群书治要》编于贞观五年，较比《经籍志》早成，是迄今所见最早按经、史、子、集四部编录的图书。除了图书编目方面的成就，还表明"博采"与"善择"是魏征的"取鉴乎哲人"的一个重要原则。

经、史、子、集四部的出现，使史籍终于脱离六经而独立。由此，对于儒家、其它各家学说、史部之间的种种关系，以及它们与"致治"的关系，都逐渐形成新的认识。《群书治要》编选过程中显露的这些新思想，在《经籍志》的大、小序文中则有了系统的表述。其中，对于"哲人"学说的比较，最为精彩：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①在这里，说得多么清楚，"圣人之教"的儒学是"有所偏"的，其它学说则又"所施各异"。若要从中"取鉴"求治，必须"总而不遗，折之中道"，即于各家取长补短，相互完善，才可以收到"兴化致治"的效果。从上述内容，很容易看到魏征的思想特色：兼通众家，近于"杂者"。他对"杂家"有一个定义，正可以作为印证。魏征这样写道：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

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②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初鉴戒思想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从"祸福存亡之道"中取鉴，二是兼取"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魏征将其统归于"杂者"，表明了贞观君臣"取鉴"思想的兼容性、开放性。这正是唐朝前期思想领域时代特点的真实反映。

总括起来，唐初汲取历代"哲人"的思想，重视"兼通众意"而不独尊儒术；总结文化典籍，强调"史"的重要而使之独立于经之外，表现出其思想的积极进取、努力向上的趋势。"取鉴于亡国"与"取鉴乎哲人"两相结合，太宗君臣形成一套"致治"之道，开创出"贞观之治"的新局面，详见政治卷。

纵观贞观年间鉴戒思想的发展，有这样几点应当注意。

其一，不论是从"亡国"取鉴，还是向"哲人"取鉴，旨在寻找适合时宜的统治方略，以期达到"兴化致治"、长治久安的目的。

其二，因为是引以为"在身之龟镜"，所以总结得失、成败大都向前看，关心的是现在与未来，而不是给古人当"裁判"。

其三，主要从帝王作为的得失中寻找鉴戒，在"朕即国家"的专制社会

①　《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子部后序。

②　《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杂者后序。

中不能过于苛求，更何况贞观君臣对亡国之君某些暴政的抨击还带有"闪光"的意味。但是，鉴戒思想无论如何发展，它也只能是"自鉴"或"劝戒"，而不可能从社会演进中探寻"致治"之道或乱亡之源，这正是鉴戒思想自身的最大局限。直至中唐，杜佑纂集《通典》时，才明确指出了这一点，第八章详述。

四、重振儒家思想的尝试关于中国历史上几个时期的社会主导性思潮，不少学者曾这样概括：汉代经学，魏晋南北朝玄学，唐代佛学，宋代理学。

诚然，佛教在唐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诸如高僧西行求法、佛经大量翻译、寺院广建、宗派繁衍、佛学思想不断有新的探索、社会上层与民间有无数信徒等等，佛教确是进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是，佛教思想仍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唐代官方的意识形态、官方修撰的大批典籍、科举取士制度、学校教育方针、多数士大夫及读书人的思想，仍是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主，儒家纲常的权威大于佛家说教的权威。当然，儒家思想受到了佛教思想，还有道教思想--的严重挑战，已没有了一家独尊的地位。然而也正是在佛、道二家的挑战环境中，儒家思想逐渐从对手那里吸取了某些理论和思维方式，慢慢呈现出新的面貌，有了新的活力。可以说，以儒为主、趋于儒佛道三家融合，是唐代居主导性的社会思潮。

（一）对儒家思想正宗地位的重新确认隋朝和唐初的统治者对于汉以后出现的数百年全国分裂局面是记忆犹新的，他们从多方面总结施政的经验教训，其中有一条想到了一起，即：推崇儒学。

自先秦孔子及其弟子创立儒家学派以后，儒家思想总是在不同的时代被改装成不同的样式。

本来儒家只是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派，没有官方色彩，思想较为自由，有较进步的仁政和民本学说，重视礼制和教化。因为儒家思想有"入世"的强烈意向，并且集伦理、哲学、政治三位一体，遂被统治者向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向改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典籍的地位变得神圣了，通经也成了一条当官的途径。可是，儒家思想中被掺杂进许多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内容，谶纬神学的色彩愈益明显。

魏晋南北朝时代，经学地位降低。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结合而成玄学。

玄学虽然阻挡了儒学向神学化发展的趋势，并发展了抽象的思辩形式，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儒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它只注意满足贵族、官僚、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却忽视了对社会大众的日常人伦之教化。玄学由于喜谈虚无，又与佛学渐趋合流。玄学家和佛教徒均能用玄学理论解释翻译佛经，出入二家。但玄学理论毕竟比不上佛经理论之深奥精致，随着佛学兴盛，玄学走向衰落。

隋朝统治者虽曾一度推重儒学，但对于佛教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予以大力扶植。加之隋年祚短促，振兴儒学的大业并未完成。

唐初统治者深知天下大一统的局面来之不易，要真正防止数百年的分裂与战乱再次出现，就必须要有一个适于中央集权制度的、统一的指导思想。就当时并立的儒、佛、道三家而言，儒家思想显然是最适合作正宗的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者必须依附统治者，不必担心其有佛、道那样的自立倾向；儒家思想长于尊王攘夷之说和治国治民之术，要比佛、道讲空论无切实有用。当然，对于佛、道的长处也是要加以利用的，这放在稍后讲。

唐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都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尊重儒学、振兴儒家思想的举措。

1。选拔儒学之士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置经学博士，诏诸州以明经入贡。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被加号为天策上将，开文学馆。

当时各地战事渐息，李世民乃"锐意经籍"，以文学馆招纳天下名士，以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为学士。这些人多为儒家学者，深获李世民信赖。十八学士被安置在李世民身边，李世民"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高祖李渊又下诏，令各州向中央推荐通经学之士，有能明一经以上的人，由有关部门经考核后授予官职。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太宗即位后"益崇儒术"，在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他们除所担任官职外，另兼弘文馆学士，轮流在馆内日夜值班。唐太宗在处理政务的闲暇时间，将学士"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①。唐太宗还诏令京官职事五品已上的子弟"嗜书者"24人，在弘文馆"习书"，又置讲经博士。

2。兴学培养后继人才武德初年，高祖李渊就诏令在秘书省别立小学，教李唐宗室子孙和功臣子弟学习经学。府、州、县学，亦以儒家经典教授生徒。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高祖亲赴国学祭奠儒学先圣，然后召博士徐文远、僧人慧乘、道士刘进喜，各代表儒、佛、道当场讲论。儒学大师陆德明予以评议，"随方立义，遍悉其要"，高祖大为赞赏陆德明之论，说："三人者，诚辨，然德明一举辄蔽，可谓贤矣。"赐陆德明帛五十匹①。陆德明此时被李世民聘为家庭教师，"以经授中山王承乾"，承乾在太宗即位后被立为太子。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下诏，停周公为先圣，在国学立孔子庙堂，恢复祭孔的仪式。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尽召天下儒士，令他们齐诣京城，分授不同官职，分布在国学走廊、孔庙内，甚是壮观。太宗数次临幸国学，命国子祭酒和博士们"讲论经义"。学生凡通一经以上，都授予官职。这样一来，"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文治煟然勃兴"。唐太宗还令博士们给皇宫的御林军"玄武屯营飞骑"讲经学。史称："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②这些举措都是扎实而具体的，行之有效，社会反响颇大。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以褒奖前代儒学名家的形式，给当代儒学一个新的支持和推动力。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又对南北朝以前的历代名儒21人进行褒奖。唐太宗在诏令中称这21　位名儒，"并用其书，

①　《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①　《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卷一九八《陆德明传》。

②　《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堂。"①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唐初统治者并未囿于儒学历史上的派别之争，而是采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方针，从排列儒学统系的整体角度，提高儒学在世人心中的地位。

3。以崇儒为基本国策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对大臣们发了很长一段议论，说明了自己对于儒、道、佛三家的看法。他先是说明"上有所好，下必从之"之理，以证君王一言一行的重要性，指出君王应施行"仁政"。他说：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

接着举出梁武帝萧衍、简文帝萧纲父子二人因迷信佛道而国破身亡之惨痛历史教训：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僚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

梁武帝父子热衷于谈论佛教所宣扬的"苦"、道教所宣扬的"空"，结果是朝政一片混乱，侯景乱兵一起，百官连乘马都不会，更不要说领兵御敌了，"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帝被侯景幽逼而死"。梁代皇帝的愚昧并没有到此结束，继起的梁元帝仍做出了令人可悲可叹之事，唐太宗接着说：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僚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絷。

这真是罕见之闹剧，北魏将领万纽于谨以率大兵攻城，梁朝廷内皇帝却讲论《老子》没个完，百官身着戎装在听课。结果，君臣同当俘虏。庾信对此无限感慨，作了一首《哀江南赋》，赋中写道："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在讲过上述历史教训后，唐太宗鲜明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此事亦足为鉴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①唐太宗这样剖明心迹，表明"上之所好"乃是儒学，自然是要求"下之所行"也为儒学，而不可迷信佛、老之道。

唐初宰相魏征领修《隋书》，其《经籍志》总序乃各部类小序，亦为魏征亲撰，所谈到的对儒学的评价，应是代表官方的看法。该序说："儒之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开政化之本源，凿生民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虽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坠；经邦致治，非一时也。涉其流者，无禄而富；怀其道者，无位而尊。"这一段话，明白指出了儒学对于国家政事与教化，对于君臣父子之人伦，对于仁义忠信之名节，甚至对于个人之富贫尊卑，都具有决定性的指导作用。还认为无论世道或兴或衰，儒学统系都没有断绝，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儒学之"经邦致治"的功能，是由来已久的；把握了儒学，就能对历代

①　《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①　《贞观政要》卷六《慎所好》。

"百王"之"损益"得失，做到"一以贯之"的通达认识。

（二）官方对经学的统一唐初发展和完善了隋朝建立的科举取士制度，读书人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以成绩决定是否录取授官，这就为社会中下层的人走上仕途提供了一条个人奋斗的出路。对于大唐帝国的繁荣强大，对于盛唐文化的绚烂多彩，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然而，唐初科举考试面临一个问题，科举考试的科目主要是"明经"和"进士"，这二科都要求考儒家经典，当然前者考"经"的比例大一些。当时把儒家经典分为三类：《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由于数百年来经学经历了曲曲折折的嬗变，流传至唐的经学典籍也相当杂乱。同一经书，文字互有不同，注疏也多种多样。而科考取士，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否则，考生答题，考官判卷，都会出现问题。

因此，由官方来进行统一经学的工作，就势在必行了。

统一经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前代流传下来的各种经传，其蕴涵的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观点，不完全符合唐王朝目前的政治需要，必须加以清理甄别。这些经传中，或有浓重的天人感应色彩，或有谶纬神学的印记，或有倾向虚无的玄学思想，或有经古、今文之争的门户之见，或有南学与北学之争和学风差异。。。统一经学，实质也是统一学术思想，统一教育方针，统一官方意识形态。

1。颜师古与《五经》定本统一经学的第一步，是考订出经书的文字定本，先统一文字，然后才可以进一步统一对经文的注疏。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

颜师古（公元581年-645年），名籀，字师古，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著名经学家。他继承家学传统，少年时代即有才名，博览群书，尤精文字训诂。他接受太宗交付的任务后，在秘书省对《五经》"多所厘正"，即以一较完备的传本为底本，取其它传本和古籍，参照进行考证校勘，最后确定一个定本。这《五经》是：《易》、《诗》、《书》、《礼》、《春秋》。这五部儒家经典是经书的主体，《五经》之称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

颜师古对《五经》文字是怎样考订的，我们已不能了解其具体做法。但是，他在此前后为太子承乾注《汉书》，又作《匡谬正俗》8　卷，使我们可以看到他校勘《汉书》文字的做法，看到他在《匡谬正俗》中论诸经训诂的做法。今人赵仲邑先生对此曾有专门研究①。关于文字的校勘，一是"据古本，复古字"，因为原书多用古字，而后人在习诵过程中往往以意刊改。二是"删秽滥"，因为古今异言，方俗殊语，后来学者不明古语，根据己意随意增损，给原书添加一些秽滥处，所以删去。三是"正科条"，原书虽有一定编纂体例，但文字繁多，遂致舛杂，前后失次。颜师古循文究例，普遍加以刊正。四是"断句读"，原书中有些礼乐歌诗内容，后来读者有所不知，在断句时

①　见《校勘学史略》第十节，岳麓书社1983年版。

往往出错。颜师古为之改正。颜师古在《匡谬正俗》中论诸经之训诂，主要是对字音、字义，详究根源，引经据典，务使后学一目了然，既是训诂，又是校勘。

颜师古用了约三年的时间，将《五经》文字校定完毕，奏上。唐太宗为慎重起见，又诏宰相房玄龄会集一些儒生"重加详议"，即予以评审鉴定。由于这些儒生"传习师说，舛谬已久"，对于经书中的错谬已是习惯成自然，因而很不服气颜师古的考定结论，提出很多问题来非难颜师古。颜师古胸有成竹，引证晋、宋以来的古本，从容地对各个问题"随方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答辩结果是"诸儒莫不叹服"，唐太宗也是非常满意，"称善者久之"，赏赐颜师古帛五百匹。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十一月，唐王朝正式将颜师古新校定的《五经》颁布天下，完成了统一经学的第一步工作。同年，拜颜师古为秘书少监，加授通直散骑常侍，令他"专典刊正"，对于"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颜师古皆能"随疑剖析，曲尽其源"①。2。陆德明与《经典释文》唐初国子博士、经学家陆德明，是为经学统一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他所撰《经典释文》是关于儒家经典之源流、版本、音韵的重要著作。

陆德明（约公元550年-630年），本名元朗，字德明，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年青时，"善名理言"，在学问上即崭露头角。陈太建年间，陈后主为太子之时，曾召集"名儒"入承光殿讲论。陆德明刚行过冠礼（男子20　岁行冠礼，表示成人），坐在下首。国子祭酒徐孝克主讲儒经，他自恃位尊，滔滔雄辩，众人都居于下风。唯独陆德明初生牛犊不怕虎，屡次驳倒徐孝克之论，在座之人都惊叹不已。陆德明初入仕途，为陈左常侍。陈亡入隋，在隋炀帝大业年间，与鲁达、孔褒在门下省讲论辩难，"莫能诎"，迁国子助教。又被越王杨侗任命为司业，"入殿中授经"。他对儒、道、佛三家理论都有研究，因而入唐后，能在高祖李渊组织的三家辩论中充当裁决角色，迁国子博士，封吴县男。唐太宗阅其《经典释文》，"嘉德明博辩"，赏赐其家布帛二百段。陆德明传世的著作有：《经典释文》30　卷，《老子疏》15　卷，《易疏》20　卷。

《经典释文》的突出贡献是什么呢？原来，儒家经典历经千百年的流传，其文字的读音和含义渐渐积聚起不少疑问。而要读懂这些儒家经典，搞清楚经文的音义是首先要越过的障碍。文字的发音并不是可以忽略的小事，音与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利用读音可以训释词义，利用读音的转变可以区别词义，利用不同字读音的相同相近可以通假文字，等等。历代学者为儒家经典注音的著作很多。我们从《经典释文》中就可以看到，陆德明所著录的关于《礼记》的前人著作，属于一般"注"、"疏"的有7　种；而专标明"音"的著作有11　种，诸如"刘昌宗《礼记音》五卷；射慈《三传·礼记音》一卷。。"。从两汉开始，中经魏晋南北朝，迄于唐初，这类对儒家各部经典注音的著作可以说是相当繁富了，但是，却缺少一部汇各家注音之书精华的集大成著作。前代注音之书，多数产生于分裂时期，写成于各个地区，时代的变迁，方言的隔阂，致使音注说法纷纭，莫衷一是。显然，儒家经典不仅需要文字上的

①　以上分见《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旧唐书》卷七十三《颜师古传》。统一，也需要音训上的统一。当然这种统一是基本标准、定义上的统一，并不是指对字辞只规定一种僵硬的理解。

陆德明广泛参考两汉以来的诸儒训诂音训著作，考辨同异，慎重去取，以音释为主，注儒家经典十二种，另外兼取玄学，注《老子》和《庄子》，共花费了二三十年的时间，终于写成了《经典释文》30　卷。此书开首是《序录》，阐说经学演变及传授源流，然后依次注释《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

对于儒家经典的研习和传播来说，《经典释文》大致有四点功用：其一，音、义俱明。在释读音时，也释字义。为一目了然，请看释《毛诗·伐檀》例句：伐檀坎坎寘涟猗待丹反木名也苦感反伐檀声之豉反置也力缠反风行水成文曰涟于宜反本亦作漪同《伐檀》的头三句，原文是："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这样就可以看出，陆德明不是对经文的每个字都注，而是"摘字为音"，选择不易理解或容易产生歧意的字作注。注的方法，是先释读音，即说明反切等注音方式，如"檀"的发音是"待丹反"。然后是释含义，"檀"是"木名也"。如此注法，使读者既知该字的发音，又知其含义。

其二，经、注兼释。以往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即使注音，也只是光注经文，不给注注音。陆德明则有了改变，他认为前人的注也是理解经文的关键，对这些注搞不透彻，也会妨碍对经文的理解，因此，他对前人重要的注再加音注。他说："先儒旧音，多不音注。然注既释经，经由注显。若读注不晓，则经义难明。混而音之，寻讨未易。今以墨书经本，朱字辩注，用相分区别，使较然可求。"①再以《伐檀》篇为例：有县貆宵田貉子音玄下皆同本亦作狟音桓徐郭音喧貉子也音消夜也户各反依字作貈《伐檀》原文是："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其中并无"宵田"、"貉子"的字样。陆德明在此对《毛诗·郑笺》的注文"宵田"、"貉子"，也注释了音和义。为了不使读者对经文与前人注弄混淆，用墨笔写释经的文字，用红笔写释注的文字。另外，上引"貆，本亦作狟"，是注出异文，保存一家之说。

其三，留存旧音。陆德明在注释经典时，对于自己未采用的某些字的旧音，没有简单地弃置一旁，而是保留在书中，给后人留下研究的材料和线索。他说："世变人移，音讹字替。如徐仙民反易为神右，郭景纯反餤为羽盐，刘昌宗用承音乘，许叔重读皿为猛。若斯之俦，今亦存之音内。既不敢遗旧，且欲俟之来哲。"①对于神右反切为易，羽盐反切为餤，类似种种发音上的异说，经《经典释文》的保存，使后人在考辨字音时，面对的就不是陆氏一家

①　《经典释文·序录·条例》。

①　《经典释文·序录·条例》。

之说，而是有了可以比较研究的资料。陆氏这种保留异说的科学注释方法，和"视学问为天下之公器"的坦荡胸怀，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其四，辨明版本流变和师传家法。《经典释文》中的"序录"部分，介绍经传的源流演变、师传家法，是一简明的该经典研究小史。如对《论语》的介绍，先说明成书原因及经过：《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及时人所言，或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未灭，故相与论撰，因辑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郑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

再说明西汉以后，世所传《论语》有3　个版本系统，即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鲁《论语》是鲁国人所传留下来的，也就是"今所行篇次"。齐《论语》是齐国人所传留下来的，别有"问王"、"知道"两篇，共22　篇。其中20　篇中的章句比鲁《论语》多一些。唯独王阳名家古《论语》，出自孔氏壁中，共21　篇，篇次与齐、鲁之《论语》不同。

该序录还说明了历来为《论语》作注及传播情况，如安昌侯张禹从夏侯建处受鲁《论语》，再从庸生、王吉那里受齐《论语》，"择善而从"，将自己的汇编之作称之为"张侯论"。又如魏吏部尚书何晏汇集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各家之说，加上本人的心得，撰成《论语集解》，"盛行于世，今以为主"。

其五，保存古文异体。《经典释文》不限于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汇集"旧音旧诂"之功用，还在考明古字方面大有贡献。今人张舜徽指出了这一点，他引用清末吴大澂之语云："人生周、孔千数百年之后，何以能读周、孔时之钟鼎彝器？曰：幸有《经典释文》多古书字为之证也。。。求之《说文》而不可通者，往往于《经典释文》得之。。。凡彝器中古字，见于《释文》者甚多。然则陆德明为古籀之功臣，可也。"①《经典释文》在注释和传播儒家经典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不是偶然的。

陆德明的撰述主旨就是要重振儒学之权威，解决儒学经典流传中的积弊。他作此书不是官方交付的任务，完全是个人的责任感促使他20多年里笔耕不辍。

前面已提到，陆德明是熟悉儒、道、佛三家理论的，但出入三家之后，他更觉儒学理论尤为切实致用，因而他在佛、道二家理论呈进攻态势，当儒家理论趋于衰微之时，于《经典释文》中着意恢复儒家早期正宗的传统理论。这里需强调一点，唐初儒家思想振兴尝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力求恢复儒家思想早期的状貌，即较为质朴的人文色彩、笃实的治世安邦之道，同时力求摒弃汉代已降赋予儒学的神学色彩和魏晋已降赋予儒学的玄虚色彩。无论是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还是后面要讲到的孔颖达等人的《五经正义》，都有这样的主导思想。

陆德明在每部儒家经典前的小序中，对于以往历代注家"神化"、"玄化"的大量言辞，一概弃之不采，只是选取前人较为平实的说法，突出儒学的资治功能以及在学术上、思想上的主流地位。在《周易》小序中，赞扬《周易》居"名教之初"的尊贵显重地位，"虽文起周代，而封肇伏牺，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在《古文尚书》小序中，指出《尚书》本

①　《愙斋集古录序》。

为"王之号令"，"《书》者，本王之号令。右史所记，孔子删录，断自唐虞，下讫秦汉，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而为之序"。又指出《尚书》"理后三皇之经，故次于《易》"。

陆德明对儒家之礼治是相当赞赏的，《三礼》小序指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郑子太叔云：夫礼，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左传》云：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教之设，其源远哉！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于周公，代时转浮，周公居攝，曲为之制。故曰经礼三百，威仪三千。"对儒家礼教的如此推崇，在唐初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礼教之设"，的确集中体现了儒学思想"入世"的品格。礼教是保持封建等级制度秩序的基本规范，人们的行为和言论只要不违背礼，君和臣，夫和妻，父和子均分别保持忠义、主从、慈孝的关系，整个社会就会安定。要防止魏晋南北朝分裂的重演，要巩固空前的全国一统局面，儒家礼教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陆德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没有采取夸大、拔高的神化方式，而是着眼于扎实具体的研究整理。让我们看一下他在《经典释文》中的"《春秋》总序"和"《左传》序"所表达的观点。《春秋》总序云："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举则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诸侯亦有国史，《春秋》即鲁之史记也。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西狩获麟，伤其虚应，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勒成十二公之经，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人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此序上述文字大致是选取了《汉书·艺文志·春秋》小序和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的精要之言，而没有采取前人另一些通行提法，没有把孔子说成"圣人"，也没有把《春秋》评价为"圣人之意"，"百王之法"，"万世准绳"等等，也没有接受以《春秋》明灾异的神学迷信观点。只是如实地把孔子描写为一个有政治抱负的学者，以改编鲁国史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春秋》文字隐晦，是为"免时难"，避免"当世君臣"的报复，因而有《左传》、《公羊传》。。等对《春秋》记事进行解释。对《春秋》价值的肯定，在于其"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

在表达了上述较为笃实、谨严的"《春秋》观"之后，陆德明又对以往的《春秋》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春秋》总序中除说明《春秋》的成书经过及主旨外，还说明了《公羊传》、《谷梁传》的来历，传授系统，立于学官情况。尤为具体的是，对授者与受者的姓名、郡望、朝代、本人身分或官爵、是否"博士"。。等有关情况都有记载。因《左传》最为流行，陆德明在《左传》序中单述其传承情况，并增记了若干学者关于《春秋》、《左传》的著述，还简要记录了《左传》几经周折被朝廷立于官学过程。

最后，陆德明说明了《经典释文》注释三传所采用的底本。《左传》用西晋杜预注，《公羊传》用东汉何休注，《谷梁传》用东晋范宁注。

应提及的是，陆氏作《经典释文》之时，《左传》独盛，另二传衰微。

但陆氏慧眼独具，对三传都进行注释，对于《公羊传》、《谷梁传》流传后世功莫大焉。他说：《公羊》、《谷梁》"二传，近代无讲者，恐其学遂绝，故为音，以示将来"。可见，陆氏虽重《左传》，但也不废弃另外二传，有明确的为后世保存较完整的《春秋》系列经典之意。三传互补，可以对《春秋》有较全面的理解。同时，三传本身也是展现儒家政治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思想的不可缺少的典籍。因此，陆氏兼注三传，是颇有远见之举。

《经典释文》是整理儒家经典的一项艰巨工程，层次较高，成就较大，这些都为当时和后世所公认。那么，陆氏本人的思想动机是怎样的呢？他对自己这项工作是如何评价的呢？

首先，他认为前代注音之书存在一些问题，对于人们钻研儒家经典不能起到"指要"作用。他说："夫音书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光乎篇籍。"著作虽多，但也出现"偏尚"。具体表现为，或是"质文详略，互有不同"--这是指文字繁简和文风方面的问题；或是"专出己意"--这是指著者主观随意性过强；或是"祖述旧音"--这是指著者过于拘泥缺乏探索。这样就使得儒家经典的音注之作，各不相同，各有自己的解说和观点，就像各人面貌不同一样。再加上著者所处地域不同的因素，"楚夏声异，南北语殊"，更造成了音注的混乱。著者对于"是非"和"轻重"的判断，只依据个人"所闻"、"所习"而定。上述混乱和问题，使"后学钻仰"儒家经典，"罕逢指要"，缺乏一种较为可靠的工具书。

其次，准确理解字音字义，是领会经典意旨的关键。"夫筌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者毫厘，谬以千里。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①筌同荃，是竹制捕鱼器；蹄，即系蹄，是捕兔器。筌和蹄的价值在于捕捉鱼和兔。如果说捕猎的目的需凭借筌蹄来实现，那么，领会经典的意旨也需通过准确理解具体的文字才能做到。对文字的理解如发生小的错误，对意旨的理解就会发生大的偏差。陆德明这里谈的就是弄清楚文字音义与掌握儒家经典意旨的关系。以此说明，《经典释文》虽形式上是音注诠释一字一辞，但实质目的在于准确理解和传播儒家经典的思想观点。

第三，针对前人之失，《经典释文》在撰作上突出几个特点。如"循省旧音，苦其太简"，陆氏一方面增加音注诠释之字辞在全文中所占的比例，一方面尽力将每一选注的字辞解释清楚，必要时罗列数家之说。又如，针对"微言久绝，大义愈乖，攻乎异端，竞生穿凿"现象，陆氏花费大量劳动，从亲身研究中寻求经典的本义，一方面是"研精六籍"，即精审研讨儒家《六经》；另一方面又"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②，即广泛涉猎诸子杂家各种典籍，寻找核定儒家经典文字的旁证，再参校《三苍》、《尔雅》。陆氏就是以这样的功力和方式，试图去除前作之弊，"救其不逮"。据陆氏《经典释文序》，此书始作于"癸卯之岁，承乏上庠"。"癸卯之岁"即陈后主至德元年（公元583年），"承乏上庠"即任职于国子监，当时陆德明仕陈为国子助教，此书陆续撰述达数十年。至贞观中陆德明去世后，唐太宗见到此书大为赞赏，此书方大为流行。因为《经典释文》正符合了唐初振兴儒学的需要，构成了唐初对儒家经典统一文字、音注、义疏三环节中的一个中间环节。

3。孔颖达与《五经正义》

①　《经典释文序》。

②　《经典释文序》。

唐初不但统一儒经文字、音注，统一儒经义疏的工作也在进行。所谓"义疏"，简言之，就是对儒经文字及前人注释的较为详细的解说。义，是大义、含义；疏，是疏通证明，串讲。义疏的特点是逐字、逐句串讲经书文字，其所凭藉为前人注解，同时也对前人注解再进行通俗的解释。

贞观中，唐太宗因儒经"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五经义疏》，后又诏改为《五经正义》。正义，就是正前人之义疏。对于前人关于儒经的种种繁杂的注疏，来一番彻底的清理。不管是南学北学矛盾，也不管是今文古文之争，更不囿于哪种师传家法，将前人之注疏均一律作为资料看待，辨析各家之说的优劣短长，翦其繁冗，撮其机要，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之说，对《五经》的文字内容及思想观点作出了统一的标准解释。《五经正义》一举结束了汉代以来数百年的经说纷纭局面，统一了儒学思想。这是唐初统治者为适应政治大一统需要，在思想领域内统一思想的重大举措。孔颖达是撰述《五经正义》的中坚人物，在经学史上有突出地位。他生于北齐武平五年（公元574年），卒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冀州衡水（今属河北省）人。8　岁时开始读书，"日诵千余言"，遍读儒家经典。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成为一名知识相当渊博的青年学子，尤其精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并且"兼善历算，解属文"，在家乡以教授学生为务。隋炀帝大业初年，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当时隋炀帝征集各郡儒生会集于东都洛阳，让他们与国子秘书学士论难争鸣，"颖达为最"，表现出精深儒学造诣。由于他年少，"先辈宿儒"耻于居颖达之后，竟暗中收买剌客企图杀害他。幸亏礼部尚书杨玄感惜颖达之才，让他住到自己家，才躲过暗杀。这场辩论过后，颖达被留在朝廷任职，补太学助教。隋末大乱，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颖达进入李世民慕僚之列，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颖达升任国子博士。贞观初年，又封曲阜县男，转给事中。太宗即位之初，留心政事，颖达"数进忠言，益见亲待"。唐太宗很欣赏颖达的儒学造诣，曾向他求教。一次，太宗问颖达：《论语》上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颖达答道：圣人设教，是引导人们谦虚谨慎。自己虽有能力，也不自高自大，仍向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求教；自己的才艺虽多，仍以为少，还要向才艺比自己少的人去求得启示；自己虽"有"，但外表要像"无"；自己虽"实"，但外貌像是"虚"。不仅仅是普通人要这样去做，帝王之德，也应如此。若是处在至尊之位，炫耀自己聪明，以才凌驾他人之上，粉饰自己短处，拒绝臣下进谏，那么就会上下隔阂，背离君臣之道。自古以来覆灭的帝王，莫不由此。颖达这一番话既解说了儒经之言，又有现实针对性，太宗"深善其对"。贞观六年（公元632年），颖达任国子司业，这是国子监的副长官。太宗崇重儒学，而颖达作为儒学权威的地位，也得到了举朝公认。颖达"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颖达之说"；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颖达与诸儒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咨决之"；太子承乾令颖达撰《孝经义疏》，成书后，"学者称之"①。因为有这样的儒学造诣和撰述经历，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颖达被任命为国子祭酒，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最高长官。

①　《旧唐书》卷七十三《孔颖达传》。

《五经正义》的始撰时间，史载不详，前人有说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但无确切史料证明。据《贞观政要》和《旧唐书》有关记载，始撰于贞观中是没有疑问的。

第一次撰成时间是在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会要·论经义》载："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五经义疏》一百七十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太学博士马嘉运每掎摭之，有诏更令详定，未就而卒。"

流传下来的本子，正文部分依旧称"注疏"，但五篇序（孔颖达撰）均称"正义"。

《五经正义》的卷数，历来记载不一。据孔颖达各篇序称：《毛诗正义》40　卷，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孔颖达等疏。

《尚书正义》20　卷，（伪）汉孔安国传，孔颖达等疏。

《周易正义》14　卷，魏王弼注，孔颖达等疏。

《礼记正义》70　卷，汉郑玄注，孔颖达等疏。

《春秋左传正义》36　卷，晋杜预注，孔颖达等疏。

《五经正义》既非孔颖达独自撰述，也非孔颖达仅是领衔负总编之责，而分下列两种情况（赘述于此，为澄清前人误解）：其一，《周易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以自撰为主，由颖达先成初稿，然后再会同诸儒讨论定稿。

其二，《毛诗正义》、《尚书正义》，由颖达与诸儒合撰，当然颖达负筹划之责。

换言之，第一种情况是撰述分两步完成。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自述：今奉敕"删理"《礼记》，以皇甫侃注本为主，其有不足处，再以熊安注本补充，"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翦其繁芜，撮其机要"，在完成这些工作后，"恐独见肤浅，不敢自专，谨与中散大夫守国子司业臣朱子奢，国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学博士臣贾公彦，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东閤祭酒臣范义頵，魏王参军事臣张权等，对共量定"。这将撰述过程和后参加撰述者说得很清楚。《春秋左传正义》的撰述也大体如此，颖达"奉敕删定"，据刘炫注本"以为本"，其有疏漏处，以沈文阿注本补充，"若两义俱违，则特申短见。虽课率庸鄙，仍不敢自专，谨与朝请大夫、国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门博士臣杨士勋，四门博士臣朱长才等，对共参定"①。关于《周易正义》，颖达"奉敕删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发。先以辅嗣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文简，其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在做过这些工作后，"仍恐鄙才短见，意未周尽"，再与朝散大夫、太学博士马嘉运，守太学助教赵乾叶等，"对共参议，详其可否"②。

撰述的第二种情况，颖达也有说明，在用语上与前种有所差别，显示合撰的份量较前大一些，如《尚书正义序》云："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门助教臣李子云等，谨共铨叙。"《毛诗正义序》云："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征事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对共讨论，辨详得失。"

唐太宗对《五经正义》的成书极为高兴，这标志着朝廷对《五经》的历

①　《春秋左传正义序》。

②　《周易正义序》。

代注解，作出了是非曲直、优劣可否的评判，从此对儒经有了统一的、权威性的解释，这实际上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发展历程上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唐太宗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付国子监施行。赐颖达物三百段"①。但是，统一儒学思想，消除相沿已久的各种师传家法的分歧，毕竟不是一蹴而就之事。当时就有太学博士马嘉运"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②。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唐太宗下诏，对《五经正义》"更令详定"。

参加修订《五经正义》者，除原修撰人，又分别增加若干学有成就者，最后均由赵弘智"复更详审"。

从原修撰人和后来参加修订的人身分上看，或为博士，或为助教，集中了国子监和太学的儒学专家，专业学术水平是全国一流的。但是，他们有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就是官职都不够高。唐初朝廷较重要的修撰多由宰辅大臣领衔，而作为统一经学思想的《五经正义》，只由一班教育、文化机构的人员来完全负责，就颇有点人微言轻的意味了。于是，朝廷要提高刊修班子的规格和级别，要再一次修订《五经正义》。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也就是唐高宗李治即位的第二年，孔颖达死后的第三年，高宗三月下诏，称故国子祭酒孔颖达所撰《五经正义》"事有遗谬"，令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及中书门下，及国子三馆博士，宏文馆学士予以"刊正"。这个班子是最高规格了，长孙无忌为当朝首辅，另有中书省、门下省长官（即宰相），拥有在思想方针上定夺的足够权威。这次修订进度轻快，只有两年时间。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三月，由太尉长孙无忌、左仆射（宰相）张行成、侍中（宰相）高季辅、国子监官，将"刊正"完毕的《五经正义》上进唐高宗。高宗下诏，将《五经正义》"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①。

《五经正义》有怎样的主导思想呢？

第一"大一"之理。

《五经正义》注意阐说儒经理论与天地人伦之根本法则存在着一致性。

它认为，天地与人伦都必须遵循同一法则和规范，而这个法则和规范是先于天地和人而存在的，是永恒不变的，儒经理论就是要揭示宏扬这个法则和规范，因而儒经理论的正确性、指导性及正宗地位，是无可怀疑的，也是永恒的。重礼，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色，《礼记正义》开头就对儒家之礼作了这样的阐说："夫礼者，经天地，理人伦。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礼也。礼者，理也，其用以治，则与天地俱兴。"这里显然是吸收了道家关于"道"的说法，"大一"的说法实源于老庄。《老子》曾讲过，"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更直接提出了"大一"的概念，"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孔颖达等将儒家之礼说成源于"大一"，先于天地形成而存在，是为了论证礼的永恒，"礼"也就是天地之"理"，体现万物自然之"理"。《礼记正义》接着又说，"故

①　《旧唐书》卷七十三《孔颖达传》。

②　《旧唐书》卷七十三《马嘉运传》。

①　《唐会要》卷七十七《论经义》。

昭二十六年《左传》称晏子云：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但于时质略物生，则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鸿雁飞有行列，岂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这是在强调，礼，并不是后天的、人为所规定的，不是加在人身上的外在的束缚，而是存在于天下万物的自然本性中。由此而言，礼别尊卑上下，是天经地义之理；循礼守礼，是人们应有的义务和本能。这样，孔颖达等就把儒家礼法自然化、永恒化、神圣化了。

既然儒礼体现了天地人伦之理，"礼者，理也"，那么，只要顺其自然，"不使一物失其性"，就把握住了天地变化、政教所生的枢纽。孔颖达等对《周易》价值的认识也是如此，"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圣人有以，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雨施，效四时以生万物。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故王者，动必则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弥纶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穷，风声所以不朽"①。孔颖达等又引郑玄之语，"郑康成《六艺论》云：易者，阴阳之象，天地之所变化，政教之所生自。"②这个"易"，体现的依旧是"大一"之理。无论是《礼记》，还是《周易》，儒学孔门传授的就是顺天应人之道。孔颖达等特别强调，论天地阴阳之理是为了致用于政教，不可流于玄而又玄的空谈，要划清孔门之义与佛门之义的界限，"原夫易理难穷，虽复元之又元，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今既奉敕删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发"③。可见，孔颖达等虽从佛、道学说中借鉴了一些观点和论辩方法，但又十分注意划清儒与佛、道的界限，无论谈天道，还是论人伦，都需秉持"孔门"之教，"必以仲尼为宗"。孔颖达等也运用"道"、"德"来阐发儒家思想，但也不忘记声明其与老子的"道德"是有差别的，"道是通物，德是理物，理物由于开通，是德从道生，故道在德上。此经道谓才艺，德谓善行。故郑注《周礼》云，道多才艺，德能躬行。非是老子之道德也"①。

第二，尝试将"心"、"性"、"情"、"欲"与儒家礼法规范结合起来。

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提出了"心"、"性"、"情"、"欲"的概念，这对于传统儒学思想来说，是一个突破，尤其《礼记正义》是代朝廷立言，这个突破就显得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他说："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大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资六气，下乘四序，赋清浊以醇醨，感阴阳而迁变。故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运，性之欲也。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恶之心，于是乎在。"传统儒学是往往板着面孔讲治国治民之道的，论起礼乐教化来也是简洁、直观、通俗，因而总显得功利性特强，教诲的形式有些生硬。和玄学、佛、道的理论相比，儒学在思辨层次和论说逻辑上的薄弱就显露出来。孔颖达等显然是感觉到，单纯重复干巴巴的传统"孔门之义"，已不足以对抗佛、道二家在思想领域中的进攻态势，于是也论辩起"心"、"性"、"情"、"欲"，乃至"运"、

①　《周易正义序》。

②　《礼记正义·记序》。

③　《周易正义序》。

①　《礼记注疏》卷一。

"静"、"理"、"道"。。等等名词概念，将通常为佛、道所津津乐道的名词概念拿来为己所用，并且首先从正面肯定其自然性、合理性。孔颖达将"心"、"性"、"情"、"欲"、"动"、"静"，都说成是合乎礼的自然要求和反应，以此引申礼最符合人的本性。孔颖达进而又反过来说，人因为有礼，才区别于禽兽，人要依礼而行道德仁义，将人的本性引导上更高一个层次，"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者。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称；仁，是施恩及物；义，是裁断合宜。言人欲行四事，不用礼无由得成。故云，非礼不成也。道德为万事之本，仁义为群行之大，故举此四者为用礼之主，则余行须礼可知也"①。这就是说，人之立身行事要达到"道德仁义"的境界，凭自然发展是不行的，必须有礼来引导、指导。

孔颖达还认为，一方面人之性情需要礼法，而另一方面从人之性情中也可以反观时政，从人们无目的的、自然的感情流露中，可以总结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他说：人们吟诵的诗"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黯，亦怨刺形于詠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性情，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②诗是人们有感而发，因而是真情的流露。人们作欢快的诗，说明政治清明；人们作怨愤讥刺的诗，说明世道黑暗。人之性情（六情）蕴于心中本是平静的，外部事物（百物）则是会变化的。情动是缘于物动，外部事物推动着情感的变化。如果善于观察人们所"发诸性情"，那么诗也可成为求治之具了。

从重训诂考据的汉儒之学，到重性命义理的宋儒之学，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兼具这两种特色，其承上启下作用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第三，"上裨圣道，下益将来"。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结尾写上了自己注疏儒经的心愿，"庶望上裨圣道，下益将来"，这一思想贯穿于《五经正义》。他阐说儒经思想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兴趣，不是为了学术，而是致力于建立官方意识形态体系，既为现实的皇权统治服务，又着眼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

孔颖达认为，每部儒家经典对于教化、致治来说，都有共同的性质，但也各有独特的作用。比如，《尚书》为"人君辞诰之典"，记载了君王"事总万机"，在各种情况下处理政事之"发号出令"。由于君王地位极尊，所以出言不可不慎，"辞不苟出，君举必书，欲其昭法诫、慎言行也"①。孔子志在"修圣道"，对于上自唐虞下至秦鲁的君王之语，"芟烦乱而翦浮辞，举宏纲而撮机要"，"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者也"②。

同《尚书》相辅的是《春秋》，"夫《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既是对君王的尊崇，也是对君王的监督，"失则贬其恶，得则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为皇王之明鉴也"③。

《周易》虽为卜筮之书，亦能辅助治道，"故王者动必则天地之道，不

①　《礼记注疏》卷一。

②　《毛诗正义序》。

①　《尚书正义序》。

②　《尚书正义序》。

③　《春秋正义序》。

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弥纶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穷，风声所以不朽"④。

即使是《诗》，也可以作为求治之具，"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⑤。

《礼记》讲的是礼仪，然而也能"光赞大猷，垂法后进"，礼仪不是可以忽视的小事，而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运转的基本规范，"顺之，则宗祏固，社稷宁，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则纪纲废，政教烦，阴阳错于上，人神怨于下。故曰，人之所生，礼为大也！"①值得注意的是，孔颖达借颂扬孔子整理儒经，强调了一个没权没势的学者也可以有挽救时弊的力量，思想学说可以对社会有巨大的影响作用。他说，"先君宣父生于周末，有至德而无至位，修圣道以显圣人"②。面对春秋时期"王纲不振"，"内叛外侵，九域骚然，三纲遂绝"的乱世局面，孔夫子"逢时若此"，一介书生能有什么作为呢？想要"垂之以法"，但没有权位；想要"正之以武"，但没有兵卒；想要"赏之以利"，但没有钱财；想要"说之以道"，但有权人不采纳。夫子认为，虽然"不救于已往"，对已发生的混乱没办法了，但可以"垂训于后昆"，对后人可提供鉴戒的经验教训。所以夫子刊修《春秋》警戒世人，"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所谓不怒而人威，不赏而人劝，实永世而作则，历百王而不朽者也"③。孔颖达虽用辞有些夸张，但却反映出他对儒经所具有的干预社会能力的充分肯定。

颜师古的《五经定本》与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五经》部分，在《五经正义》成书时就汇编在一起了，成为朝廷钦定的《五经》读本，被指定为科举考试用书。全国的读书人若要参加科举考试，都要研习《五经正义》。由于《五经正义》成为广大士子生徒的必读书，成为朝廷选拔官员的试题库，因而极大地提高了儒经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又由于《五经》有了文字、音训、义疏统一的标准定本，有了朝廷钦定的权威身分，因而在儒、道、佛三家中处于正宗地位，道、佛可以互相非议，儒可以非议道、佛，但道、佛却不敢非议儒经。儒家思想无可争辩地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而道、佛二家思想却只能处在附属地位。

儒学在皇权干预下，消除了宗派异说，实现了东汉以来未曾有过的统一，并借助于科举制的发展又出现一段时期的辉煌。但是，官方对儒经的统一，也意味着对儒经的束缚；钦定的"思想"，本能地排斥批评与争鸣。《五经正义》既使儒学走向自己发展的高峰，也使之走向僵化。所以，日后一些有胆识的学者要开新的风气，要打破《正义》成说，"以己意说经"。

《五经正义》受玄、佛、道思想的影响，出现一些对心性义理的探讨，尽管是粗略的，但却开汉学向宋学过渡之先声。

④　《周易正义序》。

⑤　《毛诗正义序》。

①　《礼记正义序》。

②　《尚书正义序》。

③　《春秋正义序》。

五、儒、道、佛思想论争（一）三家并立的基本国策尽管唐统治者力矫数百年来儒学不振之弊，但其明智之处在于并未一概排斥儒学以外的其它学说。

1。对儒、道、佛的认识这里不准备采用"三教"的提法，因为，严格说来儒教是不存在的，只有儒家的学说。孔子和天地君亲师都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至上神或教主，儒学从不认为自己是宗教，也没有神职人员，儒家经典也不阐述宗教教义。

儒家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入世的，进取的，直截了当地探讨治国安邦之方法，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问。统治者对这一点非常欣赏。而道家学说主张清静淡泊，无拘无束；佛教思想则提倡脱离尘俗，寄心于成佛或来世。对于维护王朝统治来说，当然是儒家思想更为直接有力，更为切要稳健。唐初官方花大气力整理儒家经典，统一儒经理论，以儒学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从资治目的出发的必然选择。

唐太宗首先推重儒学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他对儒家礼乐教化作用评价极高，"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风易俗，揖让而天下治者，其惟礼乐乎！"①但是，他并不将儒与佛、道的关系看成对立的，他在扶植佛教和推崇道教方面也有不少事例（下面要讲到），他认为佛、道二教都有可以为己所用的因素，对这些有利因素要利用，对不利于统治的因素要限制。如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对左右大臣说："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②。于是下诏，僧尼道士也要致拜父母，不可违反礼教。唐太宗扶植佛教主要是做一种表面姿态，实际上对佛教另有看法。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大臣萧瑀申请出家为僧（萧氏一门都以笃信佛教闻名于时），唐太宗予以批准，可萧瑀又反悔了，不想出家，唐太宗手诏斥责说："朕于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极施之征，何其谬也！瑀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③。但唐太宗也曾认为佛教有可取之处，他对傅奕说："佛之为教，玄妙可师，卿何独不悟其理？"④《隋书·经籍志》中道、佛部小序，就反映出唐初统治者的有关认识。如认为道家典籍中，除了《老子》、《庄子》，其余众经有不可信者，"或言传之神人，篇卷非一"，"例皆浅俗，故世甚疑之"；认为道术有灵验的，也有荒唐的，"其术业优者，行诸符禁，往往神验；而金丹玉液，长生之事，历代糜费不可胜纪，竟无效焉"。《隋书·经籍志》在各种典籍的

①　《全唐文》卷六《颁示礼乐诏》。

②　《贞观政要》卷七《礼乐》。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年九月。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

排列次序上，以儒家经典放在第一位，即依次为"经、史、子、集"四大类，道、佛经籍置于"集"后的附录位置，并总结道："道、佛者，方外之教，圣人之远致也。俗士为之，不通其指，多离以迂怪，假讬变幻乱于世，斯所以为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诬也。故录其大纲，附于四部之末。"这明确指出了道、佛也含有教化之意，不过是俗人不通其意罢了，背离了原有的宗旨，误入迂、假、幻的歧路上去了。因而要以儒家中庸之道为指导，抑其弊而不诬其利。

其实不独对道、佛如此，唐王朝对其它宗教也大体是这个方针，极力将各种宗教、教派纳入为本朝服务的轨道。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基督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来唐传教，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仪仗队在京城外隆重迎接，然后让其在皇家藏书殿翻译圣经，太宗还与之讨论基督教义。过了3年，太宗诏令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允其收信徒传教。诏令将唐太宗开阔、自信的胸襟和期望以此教辅治的思想讲得很透彻，"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①。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济物利人"，这基本上概括、浓缩了唐王朝对宗教的认识及政策。

至少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开始，袄教开始在长安、洛阳等地建祠。袄教即琐罗亚斯德教，这一外来宗教在唐曾有过活跃时期，以至于朝廷内专设"袄正"官员管理该教。

摩尼教在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也在长安开始传教。该教源出古伊朗。

概而言之，唐统治者没有执著、专一于某一宗教的意识。他们对各种宗教往往兼容并举，对某一教的或佞或毁，都是暂时的现象。他们已认识到，单靠儒学已不足以全面控制人们思想了，必须对日渐活跃的各种宗教学说加以改造、引导、利用。当然，利用的重点还是道、佛二教。

2。尊崇道教道教在唐代获得了蓬勃的发展，道观增加并且规模扩大，道士数量迅速增多，道经不断涌现蔚为大观，道教思想日渐丰富，尤其是道教的社会地位有了空前提高。这一切不是没有缘由的。

首先是道士曾帮助过李渊、李世民夺取政权。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自晋阳起兵，楼观道士岐晖以观中存粮献给唐军，并称李渊为"真君"，"必平定四方"。李渊果然在一年多后推翻隋朝，当上皇帝。称帝第二年，即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五月，李渊令楼观地方官大大扩修岐道士所居道观，"观内屋宇务令宽博，称其瞻仰，并赐土田十顷及仙游监地充庄"①，以后又降诏改楼观为宗圣观。道士焦子顺、王远知在隋末大乱时，也曾向李渊"密告符命"，称李渊当为天子。在李渊当皇帝时，王远知也向李世民密告天机，对他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

①　《唐会要》卷四十九《大秦寺》。

①　《混元圣纪》卷八。

也"。②之后，在李世民与太子、兄长李建成的争斗中，王远知率道徒拥护李世民。因而李世民继位后，对王远知等道士优礼有加。

李唐王朝崇道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李氏先人有胡人血统，与中原固有的世族大姓相比，出身门第似乎不很高贵。于是，将先秦哲人老子（姓李，名耳）认为李唐的先祖。而老子已被道教尊为"道德天尊"，也称"老君"。这样，李唐与道教就有了这层亲密关系。随着李唐王朝的建立及统治举措的实施，老子连同道教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李渊敕楼观令鼎新营修老君殿。次年，李渊亲来此殿，口称"朕之远祖，亲来降此，联为社稷主，其可无兴建乎！"①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李渊宣布儒、道、佛先后顺序，"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②，即是道、儒、佛的顺序。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再次下诏重申，"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③。

佛教徒对道在佛前的顺序非常不服，屡向皇帝争辩。唐高宗李治对此问题折中处理，具体规定道、佛分两列，东西相对，不分谁先谁后，诏曰"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④。唐高宗虽然对佛教很是扶持，但在尊道方面有新的突破。他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设立祠堂，置令丞管理。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天后武则天上表十二条，请王公百僚皆习《老子》。

武则天以武周代李唐"革命"后，老子地位下降，由"皇帝"改称"老君"。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唐中宗李显复位后，复以"老君"为"玄元皇帝"，令贡举人依旧习《老子》。

唐玄宗时，崇道达到一个高潮。开元年间多次下诏，令官员和百姓都要做到家有《老子》；每年贡举人对策减《尚书》、《论语》两条，加《老子》策。玄宗还声称梦见老子托梦给他，告知其像藏处，并约在兴庆宫相见。天宝年间，又为"玄元皇帝"配置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4　位"真人"，四真人所著书为真经，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1人，学生100人，官方正式加强对道经的研讨。臣下不断上书上表，声称见到"玄元皇帝"和其他道教仙人，发现"灵符"，玄宗愈发隆重崇道，以期显示自己为"玄元皇帝"最钟爱、器重的传人。在唐玄宗的倡导下，道教经典的收集、注释、传播工作，都以空前的规模进行。他即位初，令太清观主史崇玄和昭文、崇文二馆学士首次编成道藏，名为《一切道经音义》，玄宗亲作序。开元中，又进一步搜求道经，续修道藏，成《三洞琼纲》。天宝年间，玄宗诏令传抄《一切道经音义》，分送各地，颁赐道观。另外，唐玄宗还几度颁布自己所注《老子》及义疏，今天下人研习。这些都提高了道教的社会地位，促进了道教思想的传播。

3。扶植佛教②　《旧唐书》卷一九二《王远知传》。

①　《混元圣纪》卷八。

②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③　《广弘明集》卷二十五。

④　《唐会要》卷四十九《僧道立位》佛教在唐代达到了空前的繁盛，这与历朝皇帝的扶植有关，唐武宗灭佛只是个例外。

官方的统治方略虽是以儒学为本，并认老子为祖先，但并不对佛教有敌意，而是颇为欣赏佛教的教化功能及对民众思想的影响力，因而对佛教采取既扶植又限制的政策。即在一定的范围内支持佛教的发展，但如果佛教过分繁荣对皇权构成威胁，则转而进行限制。

唐高祖李渊在遇急难时，曾向佛教许愿求福，一次是李世民9　岁时病重，一次是隋末起兵前的时刻。建唐后，设职管理僧尼。他看到一些僧道中的"嗜欲无厌"等不端行为，决心整顿，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下《沙汰僧道诏》。此举并非毁弃佛、道，而是要引导佛、道。诏书斥责僧尼、道冠中的不法之徒的种种触犯刑律行为，强调在教徒中选优汰劣的意义，表白自己"兴隆教法"，"情在护持"。由于政局突变，此诏实际上未施行。

唐太宗注重对佛教的扶植和利用，即位不久，将通义宫送佛门为寺院，并大行布施，声言旨在报"母恩"。他还几次诏令全国"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但又严格规定了人数。《度僧于天下诏》规定"总数以三千为限"，《诸州寺度僧诏》规定"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宜度五十人"。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诏令为隋末唐初之际在各战阵中死亡者建立寺院，以"树其福田，济其营魄"①，借此显示"上圣恻隐"，"朕矜愍之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玄奘极为赏识器重。玄奘西行取经归国后，太宗令敦煌等地方官隆重迎接，二人见面后即在宫中畅谈。太宗下令房玄龄，对于玄奘翻译佛经，要保证其"所须人、物、吏力"。玄奘译经，是中外佛教史上的盛事，影响极为深远，然而是在唐官方大力支持下进行的。太宗曾夸赞玄奘"搜妙道而辟法门，宏阐大猷，荡涤众罪"②。他还亲自为玄奘所译佛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序中对佛教很是称颂，"佛道崇虚，乘幽控寂，弘济万品，典御十方"。唐太宗显然是把佛、道都看作是可以并存、可以为己所用的。他曾令玄奘将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以便向西域及天竺传布。此事被玄奘婉拒。

高宗李治承太宗遗风，大力支持佛经翻译。先是在东宫时为给文德皇后追福，建造慈恩寺及翻经院，请玄奘及诸高僧入住。玄奘"自此之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①。显庆元年（公元656年），高宗又令诸大臣亲自予以协助，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等当朝宰相"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另有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等"助加翻译"②。高宗晚年也常就玉华宫翻译。玄奘自归国后共翻译佛经74　部，1335　卷，这样出色的成绩是与官方的支持分不开的。大量译出的佛经，为佛教的兴盛和佛教思想的传播，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武则天改李唐为武周，曾借助于《大云经》造舆论。该经有女主威伏天下的预言，武则天大力宣传此经，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敕两京、诸州，各建大云寺，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次年，又下制：今后释教宜

①　《全唐文》卷五《为战阵处立寺诏》。

②　《全唐文》卷八《答元奘法师进〈西域记〉书诏》。

①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

②　《旧唐书》卷一九一《僧玄奘传》。

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武则天还多次为佛经作序，宣称自己"幼崇释教，夙慕归依"云云。她将禅宗北派领袖神秀迎请入京，"肩舆上殿"，女皇帝屈尊"亲加跪礼，时时问道"。皇帝带了头，京城掀起崇佛热，"王公已下，京邑士庶，竞至礼谒；望尘拜伏，日有万计"③。武则天还破天荒地封僧人高官，表面上看，她在唐历代皇帝中最为崇佛，但实际上却给佛教未来的发展种下恶果。汤用彤先生指出："自佛教大行于中国以后，有高僧大德超出尘外，为天子之所不能臣。故慧远不出虎溪，僧朗幽居金谷，即其论道朝堂，不拜王侯，自称贫道者，代代有之。俗王僧律，盖甚泮然。武则天与奸僧结纳，以白马寺僧薛怀义为新平道行军总管，封沙门法朗等九人为县公，赐紫袈裟银龟袋，于是沙门封爵■紫始于此矣。。。于是前此啸傲王侯（如慧远）、坚守所志（如太宗请玄奘为官不从）之风渐灭，僧徒人格渐至卑落矣。。。帝王可干与僧人之修持，而僧徒纪纲渐至破坏矣"①。显然，朝廷的扶植与干预，对于佛教兼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③　《高僧传》卷八《神秀传》。

①　《隋唐佛教史稿》第25-　26　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二）儒家思想对佛、道的驳论1。傅奕上疏废佛傅奕（公元555-639年），相州邺（今河北临章西南）人，自然科学家。他通晓天文历数，曾创刻漏新法，唐初任太史令。他是唐初反佛的代表人物，曾收集魏晋以来反佛人物的事迹，编著《高识传》10　卷，又有《老子注》、《老子音义》。唐代僧人道宣在《集古今佛道论衡》一书中，将傅奕列为道教人物，因为他"先是黄老"。其实傅奕反佛时的身份是朝廷官员，早已由道士还俗。

傅奕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上《废省佛僧表》，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上疏"请除佛法"。

傅奕批评佛教的思想武器是儒家礼义之说。

第一，他认为佛教使人"不忠不孝"。他说："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②。傅奕抓住了封建等级制度所最注重的忠孝问题，猛攻当时佛教尚未补苴的漏洞。萧瑀为朝中重臣，平日鼓吹佛教最力。傅奕指责萧瑀"遵无父之教"，萧瑀无话可答，只是"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第二，傅奕还从儒家华"夷"之辨的观点出发，指责佛教非华夏正统，是"胡神"。认为，"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他提醒皇帝注意夷夏之大防，"自牺农至于汉魏，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而"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①。他的观点是，人们"共遵李、孔之教"，方能"孝子承家，忠臣满国"②。

傅奕批评佛教，所要维护的也是儒家纲常名教。

其一，封建等级制度是由纲常名教维系的，刑德威福之权柄是应掌握在君王手中的。可是佛教"窃人主之权"，迷信佛教的人"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这就是公然把决定人们荣辱贵贱的礼教秩序--王法，抛在一边。而且，即使犯罪入狱，也不服法，仍在"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希望佛门保佑，"规免其罪"。这说明了佛教"害政"的恶果。其二，佛教泛滥破坏了"淳朴之化"的社会风气，"入家破家，入国破国"。他认为，佛教之"妄说"，使人"不事二亲，专行十恶"，由"臣子"而变为"僧尼"，"不忠不孝"，"舍亲逐财，畏壮慢老，重富强而轻贫弱，爱少美而贱耆年，以幻惑而作艺能，以矫诳而为宗旨"③。他指责佛教导致奢侈和浪费，天下僧尼，人数超过十万，均"剪刻缯彩，装束泥人，而为厌魅，迷惑万姓"。这是指建造寺院，装饰佛堂，塑立佛象的巨大花费及影响。另外，傅奕还指出僧尼不从事生产逃避租赋等问题。他建议让广大僧尼还俗，从事生产。

②　《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

①　上引均见《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

②　《广弘明集》卷十一《上废省佛僧表》。

③　《广弘明集》卷十一《对傅奕废佛僧事》所引。

傅奕在去世前对自己的反佛主张未能实现而深感遗憾，告诫子孙不要信奉佛教，要学习名教，"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①。

傅奕的反佛思想是坚决的，但他主要是站在儒家纲常名教立场上，从社会政治方面发论，而对于佛教思想缺乏深度的分析。

由于傅奕任职于宫中的地位，加上他言辞的率直激烈，当时造成的社会影响较大。佛门对于傅奕的上疏，"闻者悉惊"，纷纷著论反击。释法琳著《破邪论》，释明概著《决对论》，释普应著《破邪论》，他们对于傅奕所持的儒家礼教观点不便直接反驳，主要是针对傅奕个人进行激烈抨击，称其为"阐提逆种，地狱罪人"②。道教人士站在傅奕一边参加论战，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道士刘进喜著《显正论》，对佛教进行驳斥。朝臣也有参予者，太子中舍人辛谞著《齐物论》，支持傅奕对佛教的批评。因而，由傅奕引发了唐初第一次儒、道、佛的论战。

2。狄仁杰、姚崇的援佛反佛一些儒家学者、士大夫在反佛的思想论战中逐渐认识到，单凭儒家名教观念直接抨击佛教，成效不大。于是，他们开始采用较灵活立论角度，注重论辩的战术和策略，甚而运用某些佛教教义来否定现实中的佞佛行为，可称之为"援佛反佛"，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狄仁杰（约公元630-700年），太原人，高宗、武则天时著名贤臣。少时笃好"圣贤书"，后通过"明经"科考而授官，以敢于直言，不畏权势著称。

武则天准备造大佛像，狄仁杰上疏切谏。他首先指出，"为政之本，必先人事"，而如今伽蓝（寺院）"穷奢极壮"已超过宫殿，而且数量极多，"里陌动有经坊，阛阓亦立精舍"，且多占有"膏腴美业"，"水碾庄园"，还有"逃丁避罪"之人躲在寺院。狄仁杰运用这些事例试图打动武则天，证明佛教过盛已直接威胁到朝廷权威和利益。接着，他又巧妙地说，"伏惟圣朝功德无量，何必要营大像？"这是在利用武则天的虚荣心。狄仁杰进一步引证佛门之义，"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下济群品，应是本心，岂欲劳人，以存虚饰"。这就是说，佛祖本心是慈悲爱人的，如果为造佛像而劳民伤财，追求的是"虚饰"，违背佛门之旨。

这一番陈辞的确打动了武则天，"乃罢其役"①。

姚崇（公元650-721年），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人，为武则天、睿宗、玄宗朝著名贤相。

中宗时，佛教势力大涨，公主、外戚都奏请度人为僧尼，富户、强丁托庇于佛寺而逃避赋役，姚崇上疏"援佛反佛"，论证比狄仁杰更进了一步。他说，"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这段话言及禅宗要旨。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慧能自唐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正式公开传法，其要旨即是"本

①　上引除另注者，均见《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

②　《破邪论》卷下。

①　《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

性是佛"，"见性成佛"，主张不要背诵佛经，不要礼拜佛像，不要布施财物，不要坐禅修行。姚崇就运用这种观点抨击奢侈糜费、追求表面形式的佞佛之举。果然，中宗"纳其言"，下令有司核检僧徒，结果查出"伪滥者"12000　余人，均令其还俗。

姚崇在去世前"遗令以诫子孙"，仍然运用佛理批评当世佛教之滥。他说："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①。他认为，世人不明"功德须自发心"的道理，盲目崇信，实际上未获佛教本义和真谛，"可谓大惑也"。可见，姚崇已不是像以往反佛者那样，不了解所要批判的对象，一味采取排斥否定的态度，而是了解了一些佛教理论，有意识地选择禅宗理论作为自己立论的理论根据。禅宗经典《坛经》主张，"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所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②，姚崇所言即与此说一致。姚崇还举出历史上实例来说明盲目佞佛，反受其祸。北齐"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与北周交战而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其蔑如！"本朝的实例也有，中宗"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结果都"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

姚崇还认为，奉教关键在于内心体验的道理也适用于道教，他批评道教仿效佛教一些虚浮形式而误入歧途，"道士者，本以玄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③。姚崇与禅宗创始人惠能基本上是同时代人，慧能大姚崇12　岁，先于姚崇8年去世。可见，姚崇的思想是较敏锐的，对于佛教理论与宗派的动向有一定的注意，因而他关于佛教的见解在儒者及士大夫中是较有新意的。

3。辛替否的援佛反佛辛替否，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景龙年间任左拾遗。他的援佛反佛思想也是很有特色的。他有感于中宗时"盛兴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的严重社会危机，上疏进谏。睿宗即位后，"为金仙、玉真公主广营二观"，辛替否时为左补阙，又上疏切谏。二疏都保留在《旧唐书》卷一○一本传中，主要表达了以下观点：第一，佛教"以清静为基，慈悲为主"，因而信奉佛教者应当"体道以济物，不欲利己以损人"，也就是要去除个人私欲，不能为个人"荣身"而"害教"。他认为，当前社会上的佞佛行为就违背了佛教的最基本教义。例如：掘山穿池，驱人劳役，就是"损命"；使府库空虚，入不敷出，就是"损人"；寺院装修，奢侈豪华，就是"荣身"。这三点都与佛旨背道而驰，"损命"则说明"不慈悲"；"损人"则说明"不济物"；"荣身"则说明"不清静"。如此做法"岂大圣大神之心乎？"他认为，这种大兴土木建造寺院，僧徒广聚财货，越格饰修殿堂的做法，"非真教，非佛意，违时行，违人欲"。第二，国祚之长短，在于有道无道之别。辛替否进一步论证道，如果一

①　上引均见《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②　《坛经·疑问品》③　上引均见《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定要说只有建造佛寺，才是求治之"理体"；而爱惜民人不足以"经邦"。那么，殷周以往没有佛寺，就该"皆暗乱"了；而汉魏以来佛寺渐多，就该"皆圣明"了，可查验历史却恰恰相反。夏、殷、周三代和汉以后历代对比，证明王朝之寿命，有道则长，无道则短，"岂因其穷金玉、修塔庙方得久长之助乎？"

第三，如来之德、如来之仁与汤武之功、唐虞之理有一致处。辛替否引用佛经之言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臣闻于《经》曰：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既无所见。"他敦促中宗存菩萨之心，减少铺张雕琢的费用以赈济贫民，这便是如来之德；停止开山挖池以保全昆虫，这便是如来之仁；省下土木建构的花费以供给边陲军民，这便是汤武之功；减免无用之臣的禄赏以激劝官吏的清廉，这便是唐虞之理。辛替否认为这些是当前为政之要事，不可"失真实而冀虚无"，强调了佛理和王道的一致性和实践性。

第四，出家者的道德规范与实际行为不应背离。辛替否描述出家者的道德规范应是"舍尘俗，离朋党，无私爱"，但对照现实却大相径庭。出家人买卖经商，算不上舍弃尘俗；任用亲信，算不上远离朋党；纳妻养子，算不上没有私爱。这样的出家人，事实上是"毁道"而非"广道"。

第五，"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辛替否以本朝皇帝之楷模--唐太宗的辉煌功业为例，说明天与神顺乎人，保佑有德有道之人，"不多造寺观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表面上看来不好理解的现象呢？因为"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怜之，神明祐之，使阴阳不愆，风雨合度"。

第六，道教与佛教在虚泊、清心方面同理。辛替否认为，修道者应该"不预人事"，专心致志地修道，使身心清静，"以虚泊为高，以无为为妙"，只要有两卷《老子》可读，有一躯天尊可拜就可以了。没有欲求，没有营造，既不损人，也不害物。何必"璇台玉榭，宝像珍龛，使人困穷，然后为道哉！"在这里，辛替否也是"援道反道"，以道教宗旨反对奢华的佞道之举。

总的看来，初唐、中唐时期，一些坚持儒家思想、立场的士大夫，对咄咄进逼、日益兴盛的佛教进行过一些批判。有些批判虽然言辞激烈，慷慨激昂，但是立论的基础只是传统的儒家思想，缺少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和新意。而且，由于对佛教思想了解不够，批判缺乏理论深度。有些批判则开始变换角度，引用佛理经义来反对佛教泛滥的种种弊病，当然这也无法真正撼动佛教的理论基础。

4。吕才、李华、卢藏用的反迷信思想吕才、李华、卢藏用的批评矛头虽然不是直接针对佛、道二教，但二教中的落后部分是与神学、术数迷信有联系的，因而这节置于此。反对神学迷信，是中国思想史上相沿已久的一个论辩主题，上述三人是初唐、中唐时期的踊跃争鸣的代表。

吕才（公元600-665年），博州清平（今山东聊城）人，官至太常博士、太常丞，以博学多识闻名于世，通晓天文、乐律、医学、方伎、舆地等多种学科知识。他著述很多，但大部已佚。他的《叙宅经》、《叙禄命》、《叙葬书》等遗文，保存在《旧唐书》本传和《全唐文》中，表现出无神论思想。吕才在贞观年间奉唐太宗之命，与学者10　余人整理刊正社会上流传的阴阳书。吕才本着"救俗失，切时事"的宗旨，运用无神论观点批判种种世俗迷信表现，"虽为术者所短，然颇合经义"①，遭到了阴阳家、术数之士的反对，但比较符合儒家经典义旨。

吕才对于算命看相、观风水选葬地、以五姓附会住宅方位等的批判，主要采取三种方法。

其一是"稽古"，即根据历史事实驳斥。例如，按照禄命之说，人的贵贱寿夭是命里注定的，看相算命可以推算和预言。而吕才引前人之语称其"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是以假话骗取钱财。他以著名历史人物的年月生辰为例，先以禄命之说推算，再核以史实，证实其"不验"。秦始皇的生辰为"岁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当背禄，法无官爵"，"为人无始有终，老而弥吉"。可史实却与这种禄命说相反，秦始皇身为皇帝，"有始无终，老更弥凶"，"计其崩时，不过五十"。吕才一连举出鲁庄公、秦始皇、汉武帝等五位生辰可考的皇帝之生平，证明"禄命不验"。

其二是本证，即运用矛盾律，揭出迷信之说的自相矛盾处，使其不攻自破。如关于姓氏的发音决定住宅及门户的方位，吕才认为这种说法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近代师巫更加五姓之说。言五姓者，谓宫、商、角、徵、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至如张、王等为商，武、庾等为羽，欲似同韵相求；及其以柳姓为宫，以赵姓为角，又非四声相管。其间亦有同是一姓，分属宫商；后有复姓数字，徵、羽不别"。如果说人的姓氏按发声分为五类，以分别与五行相配，姓张与姓王属商，姓武姓庾属羽，这可以说是按声韵划类，但是，姓柳的属宫，姓赵的属角，这就与音韵无关了。而且遇到姓氏为复姓，更不易区分类别了。

其三是以"自然之理"察之，否定随意编造的迷信说法。如关于丧葬之法，本来"无吉凶之义"，可是从事迷信职业者却要"加以阴阳葬法，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失所，祸及死生"，这充分说明丧葬中的阴阳迷信之说已造成社会危害，"野俗无识，皆信葬书，巫者诈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然而，阴阳葬法的起因是"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各说吉凶，拘而多忌"。因此要究阴阳之本义，吕才认为，"天覆地载，乾坤之理备焉；一刚一柔，消息之义详矣。或成于昼夜之道，感于男女之化。三光运于上，四气通于下，斯乃阴阳之大经，不可失之于斯须也。"阴阳之大义与丧葬之吉凶无关，是巫者"附此为妖妄"。吕才又引用儒家经典《孝经》、《易经》和史实，说明"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名位、官爵是变化无常的，"亦有初贱而后贵，亦有始泰而终否"；而"卜葬一定，更不回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从这简单对比中就可以看出，"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

卢藏用，武则天长安年间曾任左拾遗，唐中宗神龙年间官至中书舍人。

他有感于社会上迷信之说流行，"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于是著《析滞论》，意在探讨"亨衢之通论"①。

关于天命与人事的关系，卢藏用认为，国之兴亡，人之成败，起主要作用的是人事而不是天道。《析滞论》采用了答客问的编写方式，"来客"询问，"天道玄微，神理幽化，圣人所以法象，众庶由其运行"，"从之者则

①　《旧唐书》卷七十九《吕才传》。以下引此，不再注出。

①　《旧唐书》卷九十四《卢藏用传》。下引不再注出。

兵强国富，违之者则将弱朝危"，"先生亦尝闻之乎？"卢藏用引用《易经》之言和先秦史官史嚚之语，明确表示"国之将兴，听于人；将亡，听于神"；"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他没有完全否认天道的作用，但比起流行的"天道决定论"则大大前进一步。他不认为天道能决定"众庶"的命运和国家的安危强弱，鲜明提出"得丧兴亡，并关人事；吉凶悔吝，无涉天时"观点，但紧接着又认为天也有意志，天辅佐有德之人，而对不善者则降灾，从而引出"天道所以从人"的观点。

关于卜筮和祷祠，卢藏用一方面很尖锐地揭露了其荒诞，而另一方面又不主张完全抛弃。他认为，为政者的施政举措是决定社会治乱与否的，只要刑狱不滥，民人就增寿命；省减赋敛，民人就富足；法令稳定，国家就平静；赏罚准确，军队就强大。如果不是这样去做，而是寄望于"卜时行刑，择日入令"，那么"必无成功"。他列举史实说明人力胜于卜筮，任贤胜过求神。武王伐纣，在甲子日兴师而获胜，而按流行的迷信说法，甲子兴师，"非成功之日"。如果是"兵强将智，粟积城坚"，即使有种种不吉天象，什么"屡转魁刚，频移太岁，坐推白虎，行计贪狼"，也会取得胜利。结论是，只要注重人事，"不卜筮而事吉"，"不祷祠而得福"。

但是，当"来客"被上述道理打动，表示要"焚蓍龟"，彻底弃绝卜筮时，卢藏用又认为那样做过了头，宣称"蓍龟所以筮吉凶，圣人以此神明德行，辅助谋猷，存之则协赞成功，执之则凝滞于物"。这表明，他仍持儒家传统的"神道设教"观点，将敬神求神视为施政的一种辅助手段，可以保存，但不可依赖。

李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考中进士，天宝年间为监察御史，"善属文"，是古文运动先驱者之一。他著《卜论》，专门批判了龟卜迷信，史称"通人当其言"，看来李华反卜筮的观点并不孤立。《卜论》现存于《唐文粹》卷三十五和《全唐文》卷三一七。

李华首先分析龟卜自身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其一，龟既是人们崇拜的灵物，"灵之寿之，而夭戮之，脱其肉，钻其骸，精气复于无物，而贞悔发乎焦朽，不其反耶"。将灵物杀死，使其精气消失，然后企望从焦朽余骸中求神明启示，这难道不是荒唐之举吗？如果"灵之寿之"的龟自身难保，又怎么会告诉人以神意吉凶呢？其二，"天地之大德曰生"，杀龟不符合大德，人不与天地合其德，用死龟壳决疑也是不可得的。

李华又从迷信形式发生的历史过程中说明龟卜也属"妄作"，也将被废除。他说，历史上的祭祀，夏商周三代用尸，以人装扮成受祭的死者，这种做法到战国就废除了。又如古代新制的钟鼓器械，要涂上牲畜的血以避鬼，现在则不这样做了。"卜筮阴阳之流，皆妄作也"，这些"妄作"的形式只是一种历史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保存下去，其它迷信形式可废，龟卜也是可废的。

李华认为，人生在世最要紧的是加强自身修养，而不必外求占卜、鬼神，"专任道德以贯之，则天地之理尽矣，又焉假夫蓍龟夫？又焉征夫鬼神乎？"显然，李华的无神论思想比卢藏用的无神论思想前进一步，议论更为透彻明快，废除龟卜的态度是坚决的，而不再是模棱两可。

（三）佛、道思想交锋儒、道、佛三家思想都欲执社会意识形态之牛耳，时常发生一些论辩。

隋唐历朝皇帝也时常组织公开的"三教论议"。但大致说来，"三教论议"往往是佛道二教论议，因为佛道二教都不敢轻易向儒家礼教发难，无论皇帝和大臣表面上是崇道还是崇佛，在治国施政中都一律运用儒家礼教，各级官吏也大多算为儒家之列，因而儒家的实际地位和潜在影响是巨大的，佛、道都无法望其项背。佛、道二教为求自身的发展，都争做宗教序列的第一教，都试图压倒对方，所以真正激烈的、有实质意义的辩论发生在佛、道之间。统治者则把佛、道二教都看作可为己所用的工具，一般总是力求使二教力量均衡，唐高宗的一段话非常有代表性，他在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六月主持佛、道内殿论议时说："佛、道二教，同归一善。然则梵境虚寂，为于无为；玄门深奥，德于不德。师等栖诚碧落，学照古今，志契宝坊，业光空有。可共谈名理，以相启沃。"这明确表达出皇帝主持佛、道二教辩论的目的。唐初第一次激烈的佛、道思想交锋，始于高祖武德年间，由傅奕上疏废佛而引发。僧人法琳作《破邪论》，逐条反驳傅奕的观点。道士积极投入论战，李仲卿作《十异九迷论》，刘进喜作《显正论》，批驳佛教。法琳为反驳他们的观点，再作《辨正论》，针对李仲卿的"十异""九迷"说，"聊为《十喻》晓之，《九箴》诫之"①，均先摘引李仲卿言论，然后加以辩驳。从《辨正论》中，可以看到佛、道辩论的热点问题以及双方的观点。

《辨正论》中的《十喻篇》上下，展现了佛、道争论的十个论题，即：从生有胜劣，立教有浅深，德位有高卑，化缘有广狭，寿夭有延促，化迹有先后，迁谢有显晦，相好有多少，威仪有同异，法门有渐顿。主要争辩佛、道孰优孰劣，孰真孰伪的问题。《九箴篇》则是道士对佛教提出九点责难，僧人予以辩驳，澄清佛教立场及本意，即：周世无机，建造像塔，威仪器服，弃耕分卫，教为治本，忠孝无违，三宝无翻，异方同制，老身非佛。此篇主要是正面阐说佛教思想观点。

上述两篇所反映的辩论内容有交叉，综合起来主要辩论了以下几方面问题。

1。"夷"夏尊卑之辩首先争论双方各自教主出生方式的"胜劣"。道士一方（以下简称"道方"）说，太上老君是托玄妙玉女左腋而生，而释迦牟尼则是由摩耶夫人右胁而生。玉女当然比夫人尊贵。僧人一方（以下简称"释方"）争辩说，右比左尊贵，而且经典记老子为理母所生，没说有玄妙玉女。

再争双方教主身分的"高卑"。道方说，老君在周文王时就"为隆周之宗师"，可释迦晚生于庄王之时。释方争辩说，老子为周师，史无明证，老子不过是"藏吏"小官。而"牟尼位居太子，身证特尊"。

又争"夷"、夏问题。道方说，老君生于东夏，释迦生于西戎，意谓西戎之神不可为东夏之神。释方争辩说，释迦出生地为天下之中，佛如生在"边邑"，大地就要倾斜。

①　见《广弘明集》卷十三。

道方又说，老君的容貌为"中国圣人之相"，释迦乃"西域佛陀之相"。释方说，老子容貌只是"长者"的形像，而如来"身长丈六"，"顶有肉髻"，"耳覆垂埵"。。是真正的"圣者之奇姿"。

道方又说，"老君设教"，"自依中夏"；而"释迦制法"，"还遵外国"。释方说，老子是俗人，官位低，只是"自奉朝章"。而"佛为圣主"，"服貌威仪"岂能与凡俗之制相同。

道方说，"华夷礼隔"，尊卑次序在经典上是早已写明的；"戎狄之主，不许僭号称王"，"岂可獯鬻之小匠，匹我天王之大师？"释方先否定老子的"隆周之师"身分，又形容释迦化缘广大，法力无边，自然地位尊贵。道方又从服饰威仪上强调华"夷"的区别，称道教之礼节、穿戴"盖华夏之古制"，而释教"袈裟左衽"，"秃发露顶"，"寔戎狄之风也"。释方争辩说，"异其容服"，是"反性澄神，隔凡践圣"之需要，"故使衣像福田，器绳难量"，"轻肥罔狎其体，势竞莫骇其心"，又反讥道士"何必鹖冠雀弁，反拘自缚"。

2。礼法人伦之辩在此问题上，双方都熟练地运用儒家礼教之一系列观点，指责对方违背忠孝礼义。道方说，"夫礼义成德之妙训，忠孝立身之行本"，然而释教使人"衣同胡服"，"口诵夷言"，致使无赖之徒"箕踞父兄之上，自号桑门；傲慢君王之前，乃称释种。不仁不孝，已著于家；无礼无恭，复形于国"。释方先是自辩"立道既舍爱居首"，僧人"行超俗表，心游尘外"，"广仁弘济，亦忠孝之盛也"。然后又批评道士"言慕道而心不染真，谓舍家而形不变俗"，"狎世则忠孝之礼亏，求仙则高尚之道缺"。

道方说，"夫孝为德本，人伦所先"，"故生尽温清之恭，终备坟陵之礼"；而佛门之教则"必令弃尔骸骨"，"考妣棺枢，曾无封树之心"。释方答辩道，释迦也曾葬父以礼，"父王即世，执宝床而送终。孝敬表仪，兹亦备矣，教弃骸骨，从何而至哉！"

道方说，"老君作范，唯孝唯忠，救世度人，极慈极爱"，而"释教弃义弃亲，不仁不孝，阇王杀父，翻说无愆，调达射兄，无闻得罪"。释方讥庄子在妻死时扣盆而歌，违"华俗之训"，又表示承认礼教之忠孝大义，"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下之为人君也"。然后又指出佛教之义乃为更高一层次的"至仁"、"巨孝"，"化周万国，乃明辟之至仁；形于四海，实圣王之巨孝"。最后又以佛经之言含蓄表明佛门对孝的特殊理解，因人生轮回，互为父子，因而行普正之心，即是普亲之义，"佛经言："识体轮回，六趣无非父母；生死变异，三界孰辨怨亲？"又言："无明覆慧眼，来往生死中；往来多所作，更互为父子；怨数为知识，知识数为怨。"是以沙门舍俗趣真，均庶类于天属；遗荣即道，等含气于己亲"。3。社会影响之辩佛、道都指责对方破坏社会稳定，秽乱民众，干扰生产生活，因为这一点最为统治者所担心。能证明本教是辅助长治久安的最可靠思想体系，本教自然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道方说，"夫圣人应世，本以济益苍生"，"若一女不织，天下为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为之少食。今释迦垂法，不织不耕"，"是知持盂震锡，糊口谁凭；左衽偏衣，于何取托？故当一岁之中，饥寒总至，未闻利益，已见困穷"。释方则指责道教求仙的糜费，"仙道尚于金玉，劳一生之虚费"，"未见服丹不死，饵液长生"，又指责道教关于男女和合之法等语言污秽，"汝法如是，秽乱生民。若劝百姓，依汝法行，则不孝不恭，世出豺狼之种；无礼无义，家生枭獍之儿，明矣"。

道方又攻击佛教徒不妻不娶，"夫国以民为本，本固则邦宁，是以赐及育子之门，恩流孕妇之室"，"故得国家富疆，天下昌盛"，"今佛教即不妻不娶，名为奉法，唯事早逝，号得涅槃"，俗人想要从佛门求福，就如同怕溺水的人偏偏奔赴大河一样。而上古与近世历史证明，"无佛而祚延"，"有僧而运促"。释方则力陈佛教传播可使国家安定，"释氏之化，无所不可"，在"济俗"方面功列首位，"夫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故知五戒十善，为正治之本矣"。释方接着说明，国家兴亡与否，不在于有佛无佛，主要取决于执政者的作为，"故尧舜禹汤，咸享嘉寿；桀纣幽厉，无终永年；姬发履道而龄长，嬴政刑淫而祚短"。4。老子化胡之辩该书据说为东晋道士王浮著，宣称释迦是老子的徒弟尹喜的化身，书中以老子口气说："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国，入乎白净夫人口中，托荫而生，号为悉达，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无上道，号为佛陀"。道士以此经论证佛为道教弟子，自然应是道先佛后。僧人则竭力证明此经为伪经。这次辩论中，双方又论起这个话题。道方说，自有文字以来，"前贤往圣"皆著书作史，朝中史官也是"直笔直言，无矫无妄"，意谓中国经籍是可信的，"《魏书外国传》、皇甫谧《高士传》，并曰桑门《浮图经》，老子所作。袁宏《后汉记》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经诰，其说甚多。"《明威化胡》等经，并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过，自髠自翦，谢愆谢罪"。释方争辩道，根据《魏略》及《西域传》，考秦景传佛经之事，都未提到老子。只是"晋世道士王浮，改《西域传》为《明威化胡经》，乃称老子流沙教胡王为浮图，变身作佛，方有佛兴，盖诬罔之极也"。另外，经检核袁宏《后汉记》"本无老子作佛之文"，现今朝廷博闻多识者俱在，"岂可塞耳偷铃，指鹿为马"。释方又讥讽道方在这场辩论中先是攻击佛教的方方面面，最后却又声称老子传佛经，是佛教创始人，是严重的自相矛盾，"先讥十异，后赞一同，首轴之间，毁誉矛盾"。

在这次佛、道论战中，双方都心高气盛，言辞火药味十足，意欲压倒对方。辩论的内容很多是两教传说及细微末节的探讨，如双方教主的容貌、出生时间、寿命等等，较少对二教思想理论的比较辨析。但这次论战给双方提供了一个平等辩论的机会，使得两教思想直接交锋，既给朝廷也给百姓提供了比较佛、道优劣短长的难得契机，同时也使佛、道觉察到自身有些不足之处需加以弥补。这次辩论也显示，佛、道往往以儒家礼教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都力求证明本教思想不违背儒家思想，同时都指责对方违背儒家礼义伦常，这表明儒家的正宗地位已为佛、道所承认，佛、道二教均欲联合儒家以排挤掉对方。这次辩论也显示，朝廷平衡二教势力，以二教辅治的策略初获成功，佛、道均标榜本教对于国家长治久安之功用。朝廷所需要进一步做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调解佛、道矛盾，不使双方攻讦、冲突过于激烈，因为佛、道均将对方批驳得一无是处，那也是不利于思想统治的。

从唐高宗时期开始，佛、道二教的思想交锋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在显庆年间和龙朔年间的几次内殿僧道辩论中，双方敌意已不明显，没有了必欲压倒对方、取代对方的意图，僧人和道士在较为从容平和的气氛中探讨两教义理的短长。辩论主题选自佛经或道经，先开题竖义，辩论即围绕此题义展开。辩题先后有"道生万物义"，"老子名义"，"说因缘义"，"六洞义"，"本际义"等等，使二教思想论争上升到了哲学思辨的较高层次。

六、学术思想的系统反思（一）刘知几著《史通》1。刘知几生平刘知几，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历经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帝，卒于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

刘知几成长于一个有浓厚文化学术气氛的家族中。《旧唐书·刘子玄传》开头就称，知几为"楚州刺史胤之族孙也"。刘胤之是唐初知名学者，与著名史家李百药结为好友。刘胤之曾以参加修唐国史和《实录》有功，被封爵为"阳城县男"。刘知几的父亲刘藏器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史书特别赞扬他"有词学"。他的主要专长在文学、经学方面。刘藏器的堂兄弟刘延祐也有文名，"为畿邑当时之冠"。到了刘知几这一辈，堂兄弟一共6人，均"进士及第，文学知名"①。这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惊诧和羡慕，"乡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号其乡曰"高阳"，里曰"居巢""②。

少年时代的刘知几，好学而不盲从，很有个性。11　岁时，父亲让他学《古文尚书》，他没有兴致，"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刘藏器不惜用"武力"进行家教，可刘知几"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刘藏器教刘知几的哥哥们学的是《左传》，在他们上课时，刘知几偷偷去旁听，听了几次，他对《左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讲课之后，刘知几就对兄长们复述上课的内容，几分得意之余又想到自己那恼人的课程，不禁感叹，如果史书都象《左传》这样，我学习怎么会倦怠呢？这话传到他父亲耳中，大觉惊奇，遂改教刘知几《左传》。刘知几学习劲头大增。与读《尚书》时相比，判若两人。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左传》"讲诵都毕"，即能够讲解和诵读，"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①。这时他才只有12　岁。刘藏器又拟出规划，想让刘知几进一步学习历代学者关于《左传》的注释，以便日后成为《左传》专家。可是，刘知几却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愿意过早地把学业局限于一部书，走专门家易于成名的捷径，而是对群史有强烈的兴趣。他对父兄说，孔夫子获麟绝笔之后的史事，我还没有了解，请允许我继续阅读其它史书，以增加我的见闻。父兄尊重了他个人的意愿，从此刘知几博览群史，相继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历代纪传体正史。他不是死读书，把自己变为盛装史料的"书橱"，而是努力探究古今社会的沿革变化，了解历史发展的大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②，靠着顽强的毅力坚持自学，广泛阅读了前代多种史书，也读了皇家《实录》。他家中自然不会有这么多藏书，只能靠四处去借。他在博览的基础上，注意掌握各部史书的要点，抓住"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他就这样以读史为乐，一直读了5年。

17　岁的刘知几暂时中止了研习史学，开始学习科举考试所要求的科目。

①　《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

②　《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

①　上引均见《史通·自叙》。

②　《史通·自叙》。

在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刘知几一举考中进士，这时他才20　岁。当时有句谚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可见刘知几才学出众，步入仕途相当顺利。

考中进士后，刘知几被授予官职获嘉（今河南省获嘉县）县主簿。在任职期间，他继续钻研史学，并去京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和东都洛阳，从公家和私人处广泛借览史书，尽情浏览。他注意比较各种史书的优劣和特点，有了许多心得，形成了写读史札记的好习惯，日积月累，这些札记装满"筐。。"，为晚年撰写《史通》奠定了基础。

他虽然热爱史学，但也没忘记当代政治。在获嘉主簿任上，他以九品小官的身分多次上书武则天，大胆批评弊政。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刘知几上二疏。第一疏为"请沙汰邪滥官员"，要求武则天淘汰不称职的官员。他指出，现在六品以下的职事清官，多得就象土芥和沙砾一样。有的人做事即使在左邻右舍中都不出众，现在却选进朝廷中来；有的人见识低得可怜，连举一反三都不清楚，转眼就成为朝中官员。如果再不加以选择淘汰，臣恐怕影响皇朝声誉。他上的第二疏是"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批评对州郡长官的调动过于频繁，使他们没有治理好地方的长远打算。

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刘知几上二表。第一表是"请今后节赦"，指出：大赦频繁，使受法律惩治的罪犯蒙受恩惠，小人之幸即君子之不幸。第二表是"请赐阶勋应以德举才升"，指出当前对官员晋级加勋太滥，臣无功而晋升，不能算是忠信；君随便提拔臣下，不能算是恩惠。

武则天见到刘知几的几次疏表，很是赞赏他的正直坦率，却不予采用。

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刘知几被调任定王府仓曹，并参加编写大型类书《三教珠英》，结识了一批国内一流学者。该书修成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42　岁的刘知几终于实现了夙愿，成为史官。他被任命为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很快又升任左史，负责撰写起居注。从42　岁到61　岁逝世，刘知几多数时间都任史职或兼任史职，中间有几次短时间的中断，所以他在晚年很自豪地称自己"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他在任史职后参加修撰了本朝国史《唐书》，还有高宗、中宗、则天皇后、睿宗等历朝实录。由于史馆内监修多员、派系林立，刘知几颇感压抑，他萌生了撰著《史通》以抒志向的想法。他"屡易寒暑，下笔不休"，著成《史通》二十卷，初次成书是在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以后有一些修改。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刘知几的大儿子刘贶因罪流放，刘知几感到不平，上诉辩解，惹得唐玄宗发怒，马上将他降职为安州（今湖北省安陆县）都督府别驾。61　岁的老人经不起旅途劳顿，加之心情悲愤，到任不久就去世。几年后，唐玄宗闻知刘知几曾撰《史通》，派官员去其家抄录，"读而善之"，追赠刘知几汲郡太守，很快又赠工部尚书，谥号"文"。

2。以史为主，错综经纬《史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批评著作，但这部著作不仅仅是对史学的反思，也包括了对文学（写作理论，文质论，文风论，尚简用晦论。。）、哲学（天人观、变易观、五行观。。）等的反思。

《史通》是刘知几的"发愤"之作，"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道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他在这部著作中寄托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抱负，融入了自己数十年治学的心得，他自己评价说：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蒂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

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①这段自述非常关键，是我们理解《史通》思想的钥匙。第一层意思是，《史通》不是着眼于一隅一事的散杂之作，而是考虑周密的成体系之作。这个思想体系以史为主，又旁及社会、人生，即不仅具有史学反思的意义，亦具有包纳学术反思、人生反思的意义。第二层意思是，《史通》所展现的思想内容，在刘知几本人胸中是极为融会贯通的，从扬雄的《法言》，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均心领神会，无所疑滞。从反思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其"贯穿"、"网罗"、"商略"、"发明"，已分别达到"深"、"密"、"远"、"多"之程度。这反映出刘知几对《史通》思想博大精深之自信。

刘知几不是凭空说大话，而是细心研讨了以往历代学术名著的撰述特色和主旨。他在《史通·自叙》中特意列出前代几部名著予以分析评价，既显示每一部名著都是应运而生，都是对当时思想积弊的纠正，又暗示读者，《史通》也是应目前时代急需而作，并承以往思想批判之精华。

他首举汉代刘安的《淮南子》，称赞此书囊括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周朝开国的太公，下至秦国变法的商鞅。所记所论的内容错综复杂，前后通贯，兼采诸子所长，尽了最大的努力。刘知几赞赏这部书的博大通贯，作为《史通》写作的一个总的参照。他接着指出，自《淮南子》以后，作者接续不断。如果认真探讨起来，其流派是较多的。他分别举出各流派的代表作，通过说明各书所针对的思想弊端，表明《史通》所赞同的学术反思主旨。

例如，评两汉之际扬雄的《法言》，他指出，孔子之后，微言大义中断。司马迁著《史记》，在是非判断上屡出错误，由此许多学者和流派离经叛道，专注于小事，妨碍了对大道的阐发，因此就有扬雄《法言》问世以纠偏。这里刘知几重点肯定《法言》的宗经明道特色。

关于东汉王充的《论衡》，刘知几着重肯定其革新批判精神。他认为，儒家学者所著的书虽然广博，但有用的内容不多，糟粕掩盖了精华。而一般凡夫俗子尊崇古代而轻视现代，以讹传讹，自我欺骗，自我迷惑，因而就有王充《论衡》出现以纠偏。

关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一名《风俗通义》），刘知几主要肯定其博洽决疑的品格，--民通冥，冥然无知，一个哄骗另一个，缺乏见识。或误解方言，不探究本源；或呆板保守，多有忌讳，因此东汉末应劭作《风俗通》以纠偏。

关于三国时代魏人刘劭著《人物志》，刘知几主要肯定其衡人公允的态度，--人们在仁义礼智信方面的素质有所差别，做起事来有不同的方法，个人能力有全面与片面之别，知识储备有专长领域也有空白部分。如果能量才录用，那么谁的特长也不会遗漏；如果求全责备，那么整个世间也找不出可用的人。因此刘劭作《人物志》来阐明这个道理。

关于三国时代吴人陆景所作《典语》，刘知几主要肯定其品评铨综之识

①　上引均见《史通·自叙》。

见，--无论是王侯大夫之立身行事，还是文臣武将各施所长，虽然贤良与愚钝差别很大，善人与恶人有所区别，但若是没有适时的品评排比，则尊卑善恶就难以全面掌握。因此，陆景作《典语》以提供品评的标准。

关于南朝梁人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主要肯定其整齐体例之作法。--学者写作，运用体裁很多，就像苦与甜味道悬殊，红与白交相辉映。很多学人写作，识见缺少变通，著述自相矛盾，相互指责挑剔，因此刘勰作《文心雕龙》以严正体例。

上述议论反映出刘知几对学术史、思想史有很精要的认识。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依次剖析前代名著，突出阐说各书的主要宗旨和划时代贡献，有几层含义：其一，表明《史通》在学术源流上有所本，要继承以往优秀的学术传统。其二，显示《史通》要综合上述各名著的长处，以史为主而又"总括万殊，包吞千有"。

其三，强调各名著均为纠正时弊而作，意谓《史通》也为纠当代之弊而作。

（二）《史通》的思想特色1。求实录与扬名教刘知几没有把《史通》写成一部四平八稳，与现实保持相当距离的"纯学术"著作，而是赋予其强烈的干预现实的品格，大胆批评史学及学术研究中的种种缺失，志在澄清一些混乱的思想认识。

刘知几在批评史学及学术研究时所展现的思想逻辑，是以"求鉴"为起点，由此派生出"求实录"与"扬名教"两大主干。

为什么说"求鉴"是起点呢？刘知几对于无论是史学还是其它学科价值的认识，总是把求鉴功能放在第一位。例如：论史学价值，《曲笔》篇云："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论文学价值，《载文》篇云："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文学也有察兴亡作用，这就和史学作用一致了。

论灾异说的价值，《书事》篇云："若吞燕卵而商生，启龙漦而周灭，厉坏门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

论仙怪说的价值，《杂述》篇云："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反之，如果脱离了鉴诫目的来谈论这些，就不可取了，"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可见，求鉴，反映了刘知几对史学及学术价值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然而，求鉴又蕴含着一对无法消除的矛盾。求鉴，应是科学的研究和真实地反映历史及现状；可是在封建社会又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鉴诫的内容、方式、结论都不允许与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事实上，刘知几的"求鉴"有两层含义：一是求真，追求治学的客观与严谨，期望得到真知灼见，然后服务于国家、人生。二是坚持功利性，宣扬封建礼教，使学术研究为封建秩序的稳定服务，不容许彻底求真。由此而形成刘知几两条批评准则--求实录与扬名教。

下面，分析一下刘知几如何在史学批评中贯彻这两个原则。

《史通》所论，以能否真实反映客观史实作为判定史家、史书优劣的准绳。他认为，史家写史要象镜子照物那样真切，"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这一精神在对史学各个环节的论评上，均得到突出体现。诸如，论史家标准则云"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①；论史书楷模则云"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必彰，真伪尽露"②；论史料汇辑则云"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③；论偏记小说则云

①　上引均见《史通·惑经》。

②　《史通·申左》。

③　《史通·史官建置》。

"皆记即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④。论史料选择不当则云"持彼虚词，乱兹实录"⑤。论题目不当则云"考名责实，奚其爽欤！"⑥论叙事文饰则云"欲称实录，其可得乎！"⑦另外，《史通》在批评中使用"审实"、"故实"、"摭实"、"寻其实"、"名实"、"犹实"、"失实"、"不实"。。，亦相当繁多。还经常使用与求实意义相类的词语，如"有惭董、史之直"，"语实周赡"，"直道而行"，"直而能婉"。。等等。

求实，是中国史学批评自诞生以来就有的优良传统之一。孔子是可以考见的最早进行史学批评者，他就称赞董狐为"古之良史"，因其记事"书法不隐"。以后，求实与否一直是评骘史家、史书的重要标准。《汉书·司马迁传赞》在评论司马迁《史记》时指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此语一出，遂成为后世史学批评之圭臬。但是象刘知几那样将实录强调得非常细致和系统，则是前所未有的。

"扬名教"，是刘知几所遵循的另一个批评准则。所谓名教，就是以正名分为主的封建礼教，主要内容为"三纲"、"五常"。刘知几生当佛教、道教空前兴盛，并对儒家思想造成巨大冲击之时，大力强调史学必须"激扬名教"。他很严厉地批评近代以来一些史书未按名教标准评述历史人物，违背了教化世人、惩恶劝善的编撰目的，"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①他在评论史家标准时亦提出了名教标准，"史官之责也，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②。论史书楷模亦云："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③。"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④。批贬史书也是责以名教标准，认为《史记》中的本纪，"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⑤。批评《北齐书》、《隋书》沿用旧史文字，谓数名忠臣义士为叛逆，"书事如此，褒贬何施？"⑥《史通》在评论史家、史书时，尤为强调其政治立场和观点是否妥当，评论结尾经常是这类句子，如"惩恶劝善，其义安归"。"何以申劝沮之义，杜渝滥之源者乎！"⑦"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⑧。

有些史书尽管所载内容荒芜，但刘知几亦因其有益于名教而予以肯定，《杂述》篇认为，"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

但刘知几亦认为治史者不可轻施褒贬，"昔尼父裁经，义在褒贬，明如④　《史通·杂述》。

⑤　《史通·暗惑》。

⑥　《史通·题目》。

⑦　《史通·鉴识》。

①　《史通·曲笔》。

②　《史通·品藻》。

③　《史通·六家》。

④　《史通·称谓》。

⑤　《史通·六家》。

⑥　《史通·因习》。

⑦　《史通·称谓》。

⑧　《史通·杂述》。

日月，持用不刊。而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①这是由于刘知几向来认为史才罕见，如史识不足，则褒贬易误，因此，虽评论需注重名教标准，但施加褒贬则需慎重。

求实录与扬名教，这两大批评准则贯穿于《史通》的思想体系。那么，它们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首先，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限制关系。

从求实录方面来说，求实原则并不能无所顾忌地坚持到底，要限制在名教许可的范围之内，不能对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构成威胁。如《史通·曲笔》云："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以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这样，名教原则挡住了求实原则彻底贯彻的路径。从扬名教方面来说，尽管宣扬名教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但也不可任意发展下去，不能以随意牺牲史实的代价去宣扬名教。因为，如果毫不顾及历史真相，统治者就无法借鉴前代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反而危及自身生存。《史通·惑经》批评孔子《春秋》为君亲隐讳做过了头，"国家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这样，求实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名教原则的恶性发展。

其次，二者之间还存在相互依存关系。

一方面，欲"扬名教"，则必须在某种限度上"求实录"，因为如果不如实记载忠臣义士和乱臣贼子的所作所为，就存在褒贬何施、惩劝安在的问题。因而刘知几懂得，"事皆阙如，何以申其褒奖？"①另一方面，欲"求实录"，则"实"的标准和程度有时也要借助名教来确定。如《史通》论及史家撰自叙，"实"的标准就相当宽松，"然自叙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②。

2。疑古与惑经武则天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四门博士王元感表上《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等著作。武则天诏令弘文、崇贤两馆学士及成均博士进行讨论。刘知几与徐坚、魏知古等"雅好异闻"，站在王元感一边，和墨守儒经章句的学者祝钦明等展开辩论。最后，武则天表态支持王元感，提升其为太子司议郎兼崇贤馆学士。此时是刘氏开始著《史通》的次年。《史通》中有《疑古》、《惑经》两篇，也指出《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的谬误。显然，刘知几之"疑古"、"惑经"并非纯粹是个人突发奇想，而与时代背景有关。武则天执政确实给儒家传统经学带来极大冲击，新经学呼之欲出。"疑古"、"惑经"是为经学改造的先声，但在当时不必一定有多么巨大的勇气，后人往往夸大这一点。

从封建社会总的进程来看，孔子和儒家经典在封建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无可争议的权威地位。所以后世学者对于刘知几批评孔子及儒家经典之

①　《史通·浮词》。

①　《史通·人物》。

②　《史通·序传》。

举感到极不寻常。刘氏的大胆批评也与封建学者普遍的对孔子及儒经顶礼膜拜行为形成鲜明对照。于是，后世学者一般都认为刘知几贬孔轻经。所不同的是，封建时代学者多据此痛斥刘知几"妄诬圣哲"，是"名教罪人"。而近现代学者多据此盛赞刘知几，甚尔说他的疑古惑经精神"击中了儒家的要害"，"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

究竟刘知几《疑古》、《惑经》两篇是何意旨，我们首先要看一看他到底"疑"了什么？"惑"了什么？为真正了解刘知几本意，下面稍费点文字将这些内容一一条列出来。

《疑古》篇对《尚书》、《论语》的记载提出10　条可疑之处：①根据《左传》、《论语》的记载，可知尧时善恶不分，贤愚相混，《尚书·尧典》怎么可以赞美尧"克明俊德"呢？

②《尧典序》说尧让帝位给舜，但据孔安国的注、《汲冢琐语》、《山海经》，以及对近代历史的考察，尧让位的说法，"其事难明"，"徒虚语耳"。

③《尚书·舜典》说舜巡游时死去。但去处荒凉，又无妃子陪同，考察自古以来君主被废后遭放逐的事实，大概舜死于南方是禹的意思吧。

④根据《汲冢书》所载和近代的篡夺之事，伯益被启杀死，形同桓玄篡位未成而被杀。

⑤根据《汤誓序》、《逸周书·殷祝》、《墨子》的不同记载，证明《尚书》"欲灭汤之过，增桀之恶"。

⑥《五经》"称周之盛"和"语殷之败"的说法前后矛盾。根据子贡、班伯、刘向的怀疑，自古所传的桀、纣之罪恶，"将非厚诬者乎？"

⑦纣王之子武庚在周朝造反，"考诸名教，生死无惭"，《尚书》怎么可以视其为"丑徒"、"逆党"？

⑧《论语》盛赞"周之德"，而根据《尚书》所记，周文王当年为诸侯时就对外征伐，急于称王。看来周文王服事商如同司马氏作魏臣，都是假的。⑨《论语》称赞太伯"至德"，让出王位继承权。根据《吴越春秋》和《春秋》所载，太伯是被迫出走，自残身体。

⑩根据《尚书·金滕》、《左传》、《尚书·君奭》的记载，周公违背臣子之礼，权力过大，行迹可疑，并且对兄弟残酷镇压，然而《尚书》却赞扬周公。

再看《惑经》篇，其主要对《春秋》提出十二条"未谕"（不理解），批评后人对《春秋》的五条"虚美"（吹捧）。12　条"未谕"是：①贬低和讥讽的写法不能始终如一，亲手杀死齐、郑、楚国国君的人未记，却记涉嫌于国君之死的晋赵盾、许太子。

②对齐、楚国君之死，不记首要凶犯，邾国宫人使国君丧命，却不书"弑"。③掩盖狄人灭卫和晋文公召周天子的事实，"无惭良史也乎？"

④鲁哀公两次同吴国会盟都不记载，却记载鲁桓公与戎族会盟。该隐瞒的和不该隐瞒的颠倒了。

⑤阳虎叛乱是大事却不记，弓、玉丢失是小事却记，略大存小的记事方法违背惩恶劝善之理。

⑥记未正式居君位者均应不避讳。记子般、子野之死未避讳，记恶、视之死却避讳。

⑦鲁桓公二年和鲁僖公十年，记国君和臣子被杀均用"弑"，未区分出君与臣的尊卑差别。

⑧涉及国君的很丑的大事，隐讳是可以的。但记本国事为何对小事也隐讳。

⑨沿袭了旧史记载的错误，褒和贬时宽时严，照抄和改动做法不一。

⑩先记许国灭亡，后记许国征伐，舍去中间事件发展过程，使人难以找到头绪。

记别国事均凭来告，造成小事来告则记，大事不告就缺载，巨细不均。

记别国事不加核实，使得真伪莫分，是非相乱。

《惑经》篇又指出后人"虚美"《春秋》有5　点：①孔子修《春秋》是依据旧史稍加修饰，对"阙文"、"失次"处，"皆存而不正"。可是司马迁却"虚美"说：夫子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②《春秋》根据虚假来告记事，没能证明宋襄公扣留滕国国君和楚灵王杀郏敖之罪恶，使善恶颠倒。可左丘明却"虚美"说，《春秋》之义为劝善惩恶。

③《春秋》对别国篡位弑君的3　件事和鲁国弑君、驱君的7　件事都缺载，使恶人逃脱罪名。可孟子却"虚美"说，《春秋》使乱臣贼子惧。

④《春秋》对时间较远的隐公、桓公时期事记载明显，而对时间较近的定公、哀公时期事记载隐讳，这是为求自身免祸。而孟子称孔子说过，知我者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⑤孔子所处时代，人们用辞委婉，说话隐晦，大概是风气。班固却说：仲尼殁而微言绝。其实不光孔子有微言。

通过对上述刘知几所"疑"所"惑"的具体内容一一条列，可以清楚看出：关于"可疑"，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记史不实。如第②、③、④条，尧、舜、禹的"禅让"之事不可靠，等等。二是评价不当。如第①、⑤-⑩条，对尧、汤、文王、太伯、周公的赞美不合实际，对桀、纣、武庚的贬斥有"厚诬"之嫌。

关于"未谕"，主要谈三个问题，一是书法不一。如第②、⑥、⑦条，"弑"与"杀"字用得不当，不该避讳处却避讳。二是隐讳史实，如第①、③、④、⑧条，隐讳了一些大事，有些不该隐的也隐。三是史料处理不当，如第⑤、⑨-　条，略大存小，沿袭旧史错误，舍略必要史实，史料搜集不广，考核不精。

关于"虚美"，批评后人对孔子及《春秋》的五种吹捧，指出孔子作《春秋》，对旧史刊修不力，史料考核不够，记事隐讳。

总的看来，《疑古》、《惑经》考察的是史学编纂问题，进而探讨了修史态度；认为儒经所存在的弊病妨碍发挥惩恶劝善作用，这又联系到史学的政治功能问题。刘知几之所以"疑古"、"惑经"，是因为他认为孔子的修史态度、方法和《尚书》、《春秋》等儒经，都存在谬误之处，必须加以纠正。这些谬误既造成古史的混乱不实，又因书法不一而使后人莫衷一是。由于世人多认为儒家经典"善无不备"，因而会愈加以讹传讹，刘知几要纠谬补缺。他的目的在于完善儒经，而不是否定儒经。他所列举的问题，并没有批判儒家的礼教观念，没有"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他是以传统观念来批判传统观念，他甚至多次指责《尚书》、《春秋》所载不符合"名教"。所以，他的疑古惑经精神，谈不上"击中了儒家的要害"。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刘知几疑古惑经的进步意义，他尖锐指出儒经所赞扬的、历来为人崇拜的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并不那么圣明贤德；而遭受贬斥的桀、纣、武庚，也未必罪恶滔天；《春秋》虽是孔子所修，但也存在不少谬误，后人的很多胡乱吹捧不符合实际。这的确反映了他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经的出色识见，反映了他求真求实的进步态度。同时他指出古代近代篡权行为如出一辙，也包含着对当代政变之虚伪样式的讥讽和抨击。

他能够直率批评孔子及儒经，与他的关于圣人也不能无过的识见有关。

他在《惑经》篇明确指出，孔子虽然是"生人已来，未之有也"的"大圣大德"之人，"然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孔子与弟子门人"切磋酬对，颇亦互闻得失"。刘知几几次阐述这种观点，"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①。"但自古作者，鲜能无病"②。由此他认为，对前人之说，切忌盲从，不能"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③。对待前人著作中的错误，应"诋诃其过"，而不要"文饰其非"，"强为其说"④。刘知几认为自己对孔子及儒经的批评，正是孔子所提倡的，"将"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者欤？如其与夺，请谢不敏"⑤。

《尚书》、《春秋》等儒经为何会有错误？刘知几在《疑古》篇有所论及，择要言之有三点原因：其一，上古时代记事的史书不流行，因此"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他从史学的起源上开始考察，古代史官分记言、记事两类，但"古人所学，以言为首"，对于记事则不注重。象少昊氏以鸟名定官名，后羿、寒浞篡夺王位而使夏朝中衰，这样的开国传世大事，"而后世学者，罕传其说"，只有知识广博之人，方能"粗知其一隅"。所以古代"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其二，作者爱憎由己，不尊重史实。孔子刊修史籍为教化世人，"圣人立教"，主张"成人之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此在史籍中对需美化的人一味美化，虽有罪恶也不指责；对需贬斥的人一味贬斥，虽有优点也不赞扬。对于本国君主和他国的贤者，丑事不论大小都隐讳，"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其三，古代文字简略，记载史事不具体，使史书作者很难了解详情，有缺漏处也无法增补，"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派，蒙然靡察，有如聋瞽"。

再来看一看刘知几疑古惑经的方法。一是将儒经与诸子杂史对勘，"参而会之，以相研核"。为了解决儒经中"理有难晓"之处，他把眼光扩展到了儒经以外的群籍。他据以立论的材料，有儒经本身，如《尚书》、《春秋》、《论语》、《左传》；有杂史，如《逸周书》、《山海经》、《吴越春秋》；有诸子，如《墨子》、《孟子》；也有学者对儒经的研究评论，如《尚书》（伪）孔安国注、《尚书序》。二是利用了近代发现的文献考古材料。上距刘知几三百余年的西晋，汲郡一个叫不准的人盗掘战国时魏襄王墓，引出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墓中有大批竹简，经整理后得到十余种古书。刘知几所引

①　《史通·探赜》。

②　《史通·书事》。

③　《史通·杂述》。

④　《史通·探赜》。

⑤　《史通·惑经》。

用的《汲冢书》、《汲冢琐语》即本于此。由于这些材料没有象其它先秦史书那样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传写之误或遭到篡改，因而史料价值较高，并且有些记载与儒家关于古史的传统说法大相径庭，这大大启发了刘知几。三是把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与对历史上政治斗争的考察结合起来。刘知几认为，关于政权的争夺，"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①。他联系到"近古有奸雄"打着拥戴王室旗号，废父而立子，或废兄而立弟，最后自己篡权；再根据《琐语》、《山海经》的记载，作出推断：舜先废尧而立尧子丹朱，然后再废丹朱，自己称帝。

刘知几之"疑古"、"惑经"，也是受到前人启示的。首先是正统儒家学者的启示，他在《疑古》篇中几次谈到这一点，"故子贡曰：桀、纣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孟子曰：尽情《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刘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纣不至是，而天下恶者必以桀、纣为先。"其次是前代帝王的自白。刘知几引用汉景帝的话："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①。曹丕的言行对他启发更大。曹丕于公元220年废汉献帝为山阳公，自己称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刘知几在《史官建置》、《疑古》两次引用曹丕之语。第三个启示来自东汉思想家王充。《论衡》曾对儒经中的虚妄之言给予有力批判，其中的《问孔》、《刺孟》两篇，对孔子、孟子的著作进行考辨，指出："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②。刘知几的《疑古》、《惑经》就是王充《问孔》、《刺孟》的后继之作。刘知几并不讳言这一点，他说："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③。足见刘知几把自己的撰述看成学术承前启后的一个环节。

由上述探讨可以看到，刘知几尖锐批评孔子及儒经的谬误，是对历史上的勇于疑古、不盲从权威的优良思想传统的发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孔子及儒经持否定立场。

3。天人论与变易论刘知几的天人论颇引起现当代学术界的注重，多数学者认为刘知几反对命定论，具有无神论思想。也有学者认为刘知几是一个十足的有神论者。刘知几的天人论思想是较为复杂的，具有两重性的特征，既承认人事起主要作用，又不否认天的意志。天人论本身又分为二个层次，以下依次探讨。其一，"天"有无意识？"天"与"人"有无感应？这是自古以来就不断探讨的问题。《史通》中《书志》篇论说了两种情况：一是某些天道和人事间有感应，"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所以史书应记这类事，"如梓慎之占星象，赵达之明风角，单飏识魏祚于黄龙，董养征晋乱于苍鸟。斯皆肇彰先觉，取验将来，言必有中，

①　《史通·疑古》。

①　《史通·疑古》。

②　《论衡·问孔》。

③　《史通·惑经》。

语无虚发，苟志之竹帛，其谁曰不然？""星集颍川而贤人聚，月犯少微而处士亡，如斯之类，志之可也。"

二是某些天道和人事无感应，"然则麒麟斗而日月蚀，鲸鲵死而慧星出"，这属于自然界动物与天象之间的感应，和人类没有关系，"则知吉凶递代，如盈缩循环，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若乃体分濛澒，色著青苍，丹曦素魄之躔次，黄道紫宫之分野，既不预于人事"，所以不必载入史书。他认为天象古今不变，记载自然的天象没有意义，因而主张取消正史中的《天文志》。

由此可见，刘知几认为史书应记的内容，是天象灾异预示人间祸福的天人感应之类事例；而他认为不应记的，恰恰属于科学范畴的天文学内容。天象并非历代不变，而且人们对天象的认识程度和编制的历法，历代也有变化。假如历代正史均有《天文志》记此类内容，那么合起来无异于一部天文史长编。当然，刘知几当时对自然科学缺乏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天人之间或有感应，或无感应，那么人们对天道能否完全认识呢？

刘知几认为不能，他举出一些例子，"且周王决疑，龟焦蓍折，宋皇誓众，竿坏幡亡。枭止凉师之营，鹏集贾生之所。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禄来钟"，这类预兆不吉但结果很好的事，都属于"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测也。"史书可以记载，但不必强为解说。因而他赞赏"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与此相应，他坚决反对"前事已往，后来追证，课彼虚说，成此游词"。刘知几并不否认天降祥瑞或灾象以向世人显示天意，但他认为世人编造的祥异之事太多了，已经造成了泛滥趋势，因而他激烈抨击假造天意的丑恶行为。他说，"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尚书》、《春秋》中所记载的"不过一二"，可是近代以来所谓"祥瑞"就太频繁"出现"了，"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愈劣而祥愈胜"①。这对统治者假造天意以欺人的骗局，是一个有力的揭露。

正史中的《五行志》是专记祥瑞灾异及其征验结果的。《史通》中有《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两篇，主要批驳了《汉书·五行志》的谬误。遂有学者认为刘知几反对五行灾异之说，主张取消《五行志》。这是一种误解。

刘知几认为《五行志》的撰修是必要的。这基于他的灾祥彰兆之说，"案灾祥之作，将应后来；事迹之彰，用符前兆"②。他对《左传》所记灾祥很是欣赏，"当春秋之时，诸国贤俊多矣。如沙鹿其坏，梁山云崩，鹢退蜚于宋都，龙交斗于郑水。或伯宗、子产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过盛言其必应。盖于时有识君子以为美谈，故左氏书之不刊，贻厥来裔"。他也曾指出《五行志》的性质作用，"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戒将来"①。那么他为何又专作《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呢？

首先，他认为班固所作的《汉书·五行志》在显示灾祥征验方面还有不足之处。如只记灾祥，但未记与人间何事相应，"《志》云：孝昭元凤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为当有庶人为天子者。京房《易传》云："太山之石

①　《史通·书事》。

②　《史通·五行志杂驳》。

①　《史通·五行志错误》。

颠而下，圣人受命人君虏"。又曰："石立于山，同姓为天下雄。""刘知几不满意班固只做了一半工作，于是他一一补充说明上述祥异与人间何事对应，认为这是汉宣帝即位之祥，宣帝出自民间，"所谓庶人受命"，"以曾孙血属，上纂皇统，所谓同姓雄者也"。昌邑王被废，贬谪远方，"所谓人君虏者也"。刘知几还认为班固《五行志》时常"见小忘大，举轻略重"，以致漏记了汉代的一些重要灾异，"且当炎汉之代，厥异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风如血；于公在职，亢阳为旱。惟纪与传，各具其详，在于《志》中，独无其说者，何哉？此所谓博引前书，网罗不尽也"②。刘知几对《五行志》的另一批评是，在史料来源上选择欠妥。他认为关于灾祥的记载，《左传》要比《公羊传》、《谷梁传》可靠。然而董仲舒、刘向等，"不窥《左氏》，直凭二传，遂广为它说，多肆奓言"，"何其妄也？"③其次，刘知几对《五行志》的虚妄处也进行了批判，其尖锐和猛烈程度都是历史上少见的。

他指责《五行志》对许多灾祥强作解释，"如蜮之为惑，麋之为迷，陨五石者齐五子之征，溃七山者汉七国之象，。。诸如此比，其类弘多，徒有解释，无足观采"①。

他批评《五行志》释灾祥时将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扯到一起，时间对不上，地理位置也对不上。他又分别举例说明了征异不确，出处不清，解释矛盾等等《五行志》的谬误处。

由上述可知，刘知几相信经过慎重去取的灾祥神异，而反对明显荒谬的灾祥神异。他对董仲舒、刘向、班固等关于灾祥神异的某些解释给予了坚决批判，揭露其虚妄之处，有时还追寻谬误发生的根源。从那个时代来看，他的批判较为全面、深刻，然而他的主观目的却是要使《五行志》更加完善，更加严谨。他是站在纠谬补缺的角度来评论《五行志》的。

刘知几天人论的第二个层次，是关于天命与人事的看法。

以往学者在论证刘知几反对命定论，不相信天命时，均引用他的这一段话："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志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乍一看，似乎刘知几确是反对天命，其实他本意并不如此简单。上面这段话出自《史通·杂说上》，被包括在一整段长达424　个字的论述中，刘知几在这里对天命与人事的关系作了较完整的阐说。为了全面了解他的观点，以下将他这番话分4　个小段落进行考察：《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

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易益乎？"刘知几首先转引《史记·魏世家》太史公论魏亡之语，作为自己批驳的靶子，下面展开自己的议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盖晋之获也，由夷吾之愎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然则败晋于韩，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铭其说；■弧箕服，章于宣厉之年；征褰与襦，显自②　《史通·五行志错误》。

③　《史通·五行志杂驳》。

①　《史通·五行志错误》。

文成之世。恶名早著，天孽难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汤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则亡国之君，他皆仿此，安得于魏无讥责者哉？此段话表达了五层意思：其一，不同意太史公的观点，即所谓天意已定，魏无论任用何人也不能免于灭亡。提出自己论点，论成败，应以人事为主（含以命为辅之意），不能单单依据天命。其二，进一步征引晋、秦、西周、鲁分别败亡于夷吾、胡亥、幽王、稠父之手的事例，说明人的所作所为是成败关键。其三，成败又不单取决于人的所作所为，以上4　国之败亡均早有预兆，"天孽难逃"。其四，在天命和人事的两个因素中，人事更主要一些。虽然国之败亡早有预兆，但假若上述4　个亡国之君有德有才，结局就不一样了。其五，以小结驳太史公，如果按照太史公说法推论，既然天意已定，那么亡国之君也就都有开脱罪责的理由了，为何偏偏宽容魏君。

由上论可知，刘知几的观点是：天命和人事相结合，以人事为主。他讲天命，未否定人事；他讲人事，未否定天命。他反对"必推命而言"，是反对脱离人事单纯讲天命，而并不是不承认天命。否则这段话先强调国之亡在人事，紧接着又强调国之亡有先兆，在语意上逻辑上解释不通。以往论者往往只引用此段前头几句，得出刘知几重人事反天命的结论。

接下去刘知几又云：夫国之将亡也若斯，则其将兴也亦然。盖妫后之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与京。毕氏之为大夫也，其占曰：万名其后必大。姬宗之在水浒也，鸑鷟鸣于岐山；刘姓之在中阳也，蛟龙降于丰泽。斯皆瑞表于先，而福居其后。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终能坐登大宝自致宸极矣乎？必如史公之议也，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理无可辞，不复嗟其智能，颂其神武者矣。

继前段从国之败亡角度发论，此段则从国之肇兴角度发论，以反证太史公观点之误，亦有三层意思：其一，与国之败亡一样，国之肇兴也有预兆，田齐、魏、周、汉的兴起，均早有占卜预言和祥瑞。其二，虽有天命在，亦需有人事相配。假如四个开国之君的德、才不足，难道能最终建国称帝吗？其三，如按太史公说法，既然有天命，国之兴是自然实现的，那就根本无需赞扬开国皇帝的智睿与神武了。

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自兹以后，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或叙辽东公孙之败，或述江左陈氏之亡，其理并以命而言，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

此段说明单纯强调天命的弊病，分二层意思：其一，考察历史是要给后人以教益，提供鉴戒。假如单纯以天命来论国家兴亡之理，依时运来品评人物而忘记褒贬大义，怎么能给后人提供垂训鉴戒呢？其二，一些史家继承了太史公的观点，如鱼豢、虞世南论公孙、陈之败亡，单纯归结于天命，犯了同一个毛病。

综上所述，刘知几的天人论思想是较为复杂的，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因而不宜作非此即彼的简单评价。

下面再探讨一下刘知几的变易论。

以往一些研究者曾认为刘知几"反对复古主义的历史观"，"一个历史进化观在刘知几的史学思想中是确立了、系统了"。对照刘氏思想实际，上述说法似嫌笼统，不够确切。下面分三点具体探讨刘氏的思想。

第一，刘氏确实具有明确的历史变易观点。《模拟》篇指出：盖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导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

这里谈的是，社会变化了，人们的观念和处世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因习》篇又云：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

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

这里不但谈到观念要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谈到既然世事有所变化，那么记载世事的史书也要有所变化。可以看出，刘氏关于社会和史学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思想，是很明确的。但是，关于这个变化是怎样的变化，是否一定今胜于古，则未加阐明。

一般认为，承认古今不一样，承认社会是变化的，就是历史进化观。应该说，在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即认为某些变化是今不如古，或者说，在同一个人的思想中，既承认有些变化是今胜于古，也承认另有些变化是古胜于今。刘知几就是这样一个思想复杂的人物。

第二，刘氏认为在社会、史学的某些方面，是今不如古。在《载文》篇，他集中列举了这样几种情况：昔大道为公，以能而授。故尧咨尔舜，舜以命禹。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若乃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

这是在谈古代禅让是名符其实的，"以能而授"；而近代禅让则是掩盖篡权的虚伪把戏。

他又指出古代为文者"不虚美，不隐恶"，"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而"爰洎中叶，文体大变，建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接着他又连接进行了几种古与今对比：古者两军为敌，二国争雄，自相称述，言无所隐。。。逮于近古则不然，。。此所谓厚颜也。

古者国有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至于近古则不然，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

盖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故汉光武谓庞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闻其叛也，乃谢百官曰："诸君得无笑朕乎？"是知褒贬之言，哲王所慎。至于近古则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旋有贬黜，则比斗筲下才，罪不容责。

观猗欤之颂，而验有殷方兴，睹《鱼藻》之刺，而知宗周将殒。至于近代则不然，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述宰相之英伟，则臣皆二八。

以上是《载文》篇对古今世事、文体、文风等对照。

《曲笔》篇又云："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

《书事》篇又云："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榷而论之，其尤甚者有四，。。"

刘知几认为《左传》是史书中最完美的典范，后世史书再没有可与之媲美的，"自兹已降，吾未之见也"①。

这类例子很多，刘知几将古代之事与近代现代之事加以对比，肯定的是古代之事，否定的是近现代之事。虽然不能据此认为刘知几主张历史倒退论，但也可察知，简单判定刘知几主张历史进化观，反对复古主义，是不能够说明他复杂的思想的。

第三，刘氏也曾明确指出史学是不断发展的。《疑古》篇云：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何者？

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

这里谈到后世史书内容丰富，学者可从中较全面了解社会情况。而古代史书内容简单，一些较为重要史事被埋没。《书志》篇又指出："古书从略，求征应者难该；近古尚繁，考详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后进所以事反精审也。"这虽然谈的是编修《五行志》问题，但也道出了史书后出转精的道理。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刘知几思想上尚未形成系统的历史进化观，或者说他的有关社会及史学演变的思想发展得还不是很成熟、定型的。他有很出色的观点，但也有一些局限，所以他的观点经常变化。当然，有些变化也是合理的，例如他并未说古代史学一切都好，也未说近世史学一切都好，只是针对不同事例发论。

在中国思想史上，《史通》是有重要的、独特的贡献的。《史通》表现出来的勇于求真、不囿旧说、大胆批评的精神，有力地冲击了思想领域里长期存在的天命观、复古论和神学泛滥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对孔子及儒家经典的盲目迷信，并开"疑古"风气之先。尽管他的进步思想表现得不很彻底，但毕竟比前人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而且就对思想界的客观影响而言，刘知几思想的进步性远远超过其局限性。这是因为，在封建时代天人感应说、有神论占绝对优势，厚古薄今思想也颇为盛行，孔子及儒经对人们思想有一定的束缚，因而一旦有进步的思想火花出现，就会在社会上引起注意，甚至引起震动。后世一些学者在批孔批经，批判有神论、天人感应、厚古薄今观点时，往往视刘氏为知己，引用其有关论点。而特别顽固的封建卫道士则害怕任何新思想苗头的出现，他们不理解、或不愿理解刘知几的思想整体和本意。在他们看来，对传统观念，对圣人、经典的任何批评，都有可能危及官方的思想统治，所以攻击刘知几的思想观点不惜言过其实。今人则要注意不能重袭旧说，即便是持肯定刘知几的立场。封建文人指责刘知几"妄诬圣哲"，"弹劾仲尼"，是"名教罪人"，今人如果反过来大加颂扬刘知几这样做就是正确，那就不免失于简单和偏颇了。

①　《史通·杂说下》。

●　　七、经学思想的重大变异安史之乱过后，唐朝皇权削弱，藩镇割据形成。剧烈的社会变动，使思想领域的方方面面为之一变。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作为官方思想基础的经学和儒学的更新问题。

（一）社会变动引出"思想危机"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的铁蹄、八年的战乱，彻底粉碎了唐皇君臣、士大夫们的"风流温柔乡"。当人们从迷梦中清醒之后，发现贞观、开元那样的"治世"已经一去不复返，先前的"经典"说教、思想义理并不怎么"神圣"。政治危机，导致"思想危机"。

1。异端斯起，学说林立思想文化在安史之乱后的最明显变化是，社会普遍接受自西方"极乐世界"传入中土数百年的禅宗思想，使之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

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在中华大地传播了几个世纪的禅宗思想，终于在安史之乱后遇到了适合它的"时代心理"。贞观、开元"盛世"，整个时代的心理基调是开放、豪迈、热情、向外的，充满生机和自信。那时，佛教彼岸世界的诱惑力只限于下层贫困百姓，在思想文化领域尚未引起多大兴趣。但当"盛世"一去不复返的现实摆在了眼前，再去回顾过去的美好世界时，强烈的反差使大多数士大夫产生出难以平复的失落感。

以中国士大夫的人生哲学而言，普遍存在两个既相背离又相联系的方面，即入世与出世、进取与退隐、杀身成仁与保全天年。当社会、时代为其创造了进取的条件，创造了理想追求与欲望满足的可行之路时，儒家人生观的积极面便占据主导地位，自信、向上。相反，则消极、退隐，以求保全自己，陶醉于有限的自我满足中。更何况，老庄哲学中早就包含着退让、自隐、追求自在适意的人生观。如今的巨大失落感，使大多数士大夫都在寻求内心空白的填充剂。于是，佛教彼岸世界便成为他们寄托心灵、获得解脱的最佳境界。"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佛教获得了渗入士大夫阶层的心理基础，尤其是禅宗南宗的"顿悟"说更加投合士大夫们的心意。南禅宗固然也要人们禁欲，但并不严格。相反，它既不坐禅，又不苦行，也不念经，只不过是一种精致高雅的生活方式。说白一点，禅宗既允许在此岸尽享声色伎乐，又发给先登彼岸的入场券；既可兰若谈禅，又能坐朝论政。因此，"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儒老百氏，皆慕心向道"①。佛教典籍作如是说，世俗著述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新唐书·五行志二》也这样写道："天宝后，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即使像颜真卿那样"舍身取义"的忠烈之臣，虽然自称"不信佛法"，但也承认自己"好居佛寺，喜与学佛者语"。德宗时，宰相齐映、赵憬等，与禅宗中马祖道一、百丈怀海一系的高僧来往密切，"或

①　《百丈清规》卷五。

师或友，齐（映）亲执经，受大义为弟子"①。

不过，此时士大夫们对禅宗多是盲目崇拜，尚未真正领悟其指归。有的甚至对佛教是什么也没弄清楚，见菩萨就顶礼膜拜，是佛就信。

在佛教特别是禅宗思想迅速渗透到中唐士大夫阶层的同时，关于传统思想文化的研讨出现了多元的趋势。宪宗时，李肇对代宗以来学术的变化有过一段简要概述，表明各专门之学的发展：大历以后，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象《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丐《毛诗》，刁彝、仲子陵、韦彤、裴茞讲《礼》，章廷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其余地理则贾仆射，兵赋则杜太保，故事则苏冕、蒋乂，历算则董和，天文则徐泽，氏族则林宝。②其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学，本章后两节专叙。"兵赋则杜太保"，指杜佑所纂《通典》，第八章详述。"氏族则林宝"，乃林宝所编《元和姓纂》，是一部姓氏谱。苏冕"缵国朝故事"编为《会要》40　卷，书虽失传，但基本内容都被采录入《唐会要》一书。贾耽的地理书，只有残篇传世。其它，则已不传。

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代宗到宪宗之际，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如经学、社会学（杜佑《通典》）、地理学、历史学、姓氏学以及天文、算历等，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甚至是突破性的进展。这应当说是社会变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在新观念的带动下促进学术文化发展的结果。

其中的经学研究，除《春秋》而外，现今只知施士丐、仲子陵的成就"最卓异"。施士丐（又作匄），"兼善《左氏春秋》"，后来唐文宗以其为"穿凿之学，徒为异同，但学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仲子陵治《礼》，"以文义自怡"①。从上述对此二人的评语，显然都是重义理的。如果这种猜测不误，便可以认为：自代宗始，经学研究出现新趋势，普遍脱离此前的章句之学。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官方经学思想，受到猛烈冲击。李肇所叙代宗之后各专门之学，包括儒家各主要经典的研究，都在进行新的探索，表明传统的儒学思想、经学思想，即官方统治思想的基础，正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

禅宗思想日渐深入人心，传统的思想正在全社会的反思中寻找出路。宪宗时的学者刘肃对上述状况，大为感叹道：贞观、开元述作为盛，盖光于前代矣。自微言既绝，异端斯起，庄、列以仁义为刍狗，申、韩以礼乐为痛疣，徒有著述之名，无裨政教之阙。圣人遗训，几乎息矣。②"圣人遗训，几乎息矣"，正是当时官方统治思想"危机"的真实写照！2。反思中的困惑安史之乱长达8年，皇帝由玄宗经肃宗过渡到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史朝义传首京师，战乱终告结束，最高统治集团开始反思。

①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

②　《唐国史补》卷下《叙专门之学》。

①　《新唐书》卷二○○《啖助传附施士匄、仲子陵传》。

②　《大唐新语》卷末《总论》。

最初的反思，是从一年一度的贡举制度入手的，亦即从思想教化方面寻找致乱的原因。这年六月，礼部侍郎、主考官杨绾以为："国之选士，必藉贤良。盖取孝友纯备，言行敦实，居常育德，动不违仁。""夫如是，故能率己从政，化人镇俗者也。"而近世"争尚文辞，互相矜炫"，"其道弥盛，不思实行，皆徇空名，败俗伤教"。"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垂训。"其结果，使"太平之政又乖矣"。为此，主张"依古制"，县令察孝廉，取德行著于乡闾、学业知经术者，荐于州；刺史试其所通之学，送于尚书省。朝廷择取贡士，必通一经，对策皆"古今理（治）体及当时要务"，上第即授官，中第得出身，下第则罢归。杨绾希望，"数年之间，人伦一变"，使"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认为"教人之本，实在兹焉"①。这是试图以科举取士为导向，"教人"恪守伦理纲常，用以维系不断受到冲击的统治思想。

代宗认为这的确是思想文化领域内的重要议题，便下诏诸司通议。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等所议，与杨绾颇多共同之处。贾至的奏议，最具代表性。其议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则文与忠、敬，皆统人之行也。""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词以观行，则及词也。"如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择浮艳"。接着，便将"浮艳"取士之风与治乱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乘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者矣。渐者何？谓忠信之陵颓，耻尚之失所，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①在这一关于科举制度的辩论中，普遍感到了"末学驰骋，儒道不举"的状况。因此，大都主张改变有"诱导之差"的"取士之术"，恢弘儒教，复振经术之学，使"礼让之道弘，仁义之道著"，"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

然而，思想文化问题并不像杨绾、贾至等人想的那么简单。已经实行了一个半世纪的进士科举，岂是一道诏命可以废止的！改变"末学驰骋，儒道不举"的现状，更不仅仅是科举取士有"诱导之差"的问题。结果是，议论虽佳，却行不通。试图通过科举取士来"诱导"风化，恢弘经术，复振儒学，以此维系先前的那一套统治思想、伦理说教，最终不了了之。不过，这一番争议对当时的思想界还是有所影响的。至少啖助在"集三传，释《春秋》"时，与贾至关于夏、商、周三代之政尚忠、尚敬、尚文的说法，是相呼应的。终代宗之世，最高统治集团确实感到官方据以为基础的儒学、经学思想受到"末学"的剧烈冲撞，出现危机。但是，如何摆脱这种思想"危机"，却处在困惑之中。

①　《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

①　《全唐文》卷三六八《议杨绾条奏贡举疏》。

（二）《春秋》新学的兴起当朝野上下普遍有感于传统思想日渐衰微之际，远离京师的东南一隅悄然出现了一个小人物的《春秋》经、传研究。数十年后，终于形成颇具影响的学派，占据了中国经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一席。

1。一个独特学派的形成前文所引李肇叙代宗大历以后"专门之学"，有"啖助、赵匡、陆质《春秋》"，便是中唐兴起的重要学派。

关于啖助等研究《春秋》经、传的情况，最早、最详的记述便是陆淳（后改名质）所整理《春秋集传纂例》卷一所收《修撰始末记》。

啖助（公元724年～770年），字淑佐，祖籍赵州，后徙关中。玄宗末，客居江东。恰逢安史之乱，不得还归中原，遂以文学入仕，为台州临海尉，又调润州丹阳主簿。任满之后，在家著述。"始以上元辛丑岁，集三传，释《春秋》。"上元辛丑岁（761年），正当安史之乱第6　个年头。上一年年底，浙东一带还有过"刘展之乱"，攻占润州、升州等地。藩镇跋扈，祸乱不断，对形成其思想学说，有着直接的影响。

啖助"集三传，释《春秋》"，前后历时10年，"至大历庚戍岁（770年）而毕"。此间，陆淳从学于啖助。就在集释即将告成的这一年，赵匡自宣歙观察使府往还浙中，途经丹阳，"诣室而访之（啖助），深话经意，事多响合。期返驾之日，当更讨论"。不想啖助竟与世长辞，年仅47　岁。啖助逝后，陆淳"痛师学之不彰，乃与先生之子异，躬自缮写，共载之以诣赵子"。赵子，即赵匡，字伯循，天水人。宣歙观察使陈少游幕府，累随镇迁转。这时，赵匡正随陈少游赴浙东观察使任。先前相约，与啖助"当更讨论"的"经意"，如今只能由赵匡一人来进行"损益"增删了。其后，陈少游迁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赵匡又随任至扬州，为淮南节度判官。

陆淳（？-805年），字伯仲，吴郡（今江苏苏州）人。陈少游镇淮南之后，大约因赵匡的关系，知其有才气，遂辟为淮南从事。这样，赵、陆二人便可以随时随地切磋《春秋》经、传。赵匡一面因啖助学说而加"损益"，陆淳则一面"随而纂会之"。"至大历乙卯岁（775年）而书成"，即今天所见《春秋集传纂例》10　卷。随即，陈少游又荐之于朝，诏授陆淳太常寺奉礼郎。

陆淳入朝后，累迁左司郎中，历信、台等州刺史，与韦执谊相友善。此间，又另撰《春秋微旨》3　卷、《春秋集传辨疑》7　卷，都是阐发啖、赵学说的内容。这三部书，传本较多，尚缺系统整理。为翻阅方便，"四库全书"、"古经解汇函"、"玉玲珑阁丛刻"等丛书都收录了这几部书，可任取一种了解大概。

顺宗即位，韦执谊为相，征召陆淳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为避皇太子名讳，改淳为质，史书多称其为陆质。陆质与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吕温、李景俭等结为"死友"，参预了王伾、王叔文发动的"永贞革新"活动。当年，陆质病卒。

啖助的学说，起初几乎不为人知，历经30余年，始由陆质而闻名。细论起来，这一学派的形成，首创其说者推啖助，充分发挥者为赵匡，整理推广者是陆淳。三人之间，啖、陆为师生，赵、陆为益友。这有吕温代陆淳所作的《进集注春秋表》为证，表文见于《全唐文》卷六二六、《吕和叔文集》。前引陆淳《修撰始末记》，亦只称啖助为"先生"，而呼赵匡为"赵子"，赵与陆显然没有师生关系。而《唐书·陆质传》以陆师赵、赵师啖，实是一大谬误！

2。颇具特色的解经新意第四章讲到，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其中的《春秋正义》只尊《左传》，而置公羊、谷梁二传于中经、小经之列。当时学子，则仅知有《左传》，不闻有公、谷；多知《左传》史事，少闻《春秋》义理。但当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形成，社会现状恰似孔子所处时代--"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如果再尊《左传》，岂不等于承认诸侯可以挟天子的历史，成为现实中割据者们的口实。这是中唐以来最高统治集团极不情愿，也最担心的事情。事实（史实）虽然不能够改变，但又不允许其成为什么"以下犯上"的历史"根据"，就得另外想出一种新的说法来。好在这样的说法，老祖宗那里早就有过。解释《春秋》，自西汉以来就一直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而公、谷两家不说史实，只谈义理，正可以从中发掘适合需要的"根据"。在这种背景下，啖助不仅亲身感受到安史之乱的祸害，还目睹了浙东刘展的反叛，于是决定通过史实与义理的对照，重新认识《春秋》经意，"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春秋集传纂例》10　卷，集中了啖、赵学说的精华。《春秋微旨》3　卷，先列三传异同，再参以啖、赵之说而断其是非。《春秋集传辨疑》7　卷，专述啖、赵攻驳三传之言，以赵说居多。其书内容庞杂，主要观点和贡献有如下几点。

其一，"从宜救乱，因时黜陟"。

啖助对照《春秋》，比较三传，认为在三纲废绝、人伦大坏的"季世"，唐尧、虞舜之化难行，但"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应当"从宜救乱，因时黜陟"，并再三强调：予以为《春秋》者，救时之弊，革礼之薄，。。断自平王之末，而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欲勉善行，救国之弊，革礼之失也。①赵匡发挥啖助这一思想，说得更加简明而形象：《春秋》者，亦世之针、药也。

把《春秋》视为医治社会病症的针、药，运针问病自然就要对症。赵匡将《春秋》"指要大端"分为两个方面，一为"兴常典"，二为"著制权"。郊庙、丧纪、朝聘、蒐狩、婚娶，"违礼则讥之，是兴常典"，即以礼仪制度防备社会病症。对于"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者，则"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是为"著制权"，即用"圣心"治理社会病症，或者说用"圣心"所"穷"《春秋》之"精理"，"从宜"、"因时"救乱①。

其二，"以史制经，以明王道"。

啖助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伤主威不行"，所以要"首王以正大一统，先王人以黜诸侯"。其"称天王以表无二尊，唯王为大，邈矣高矣"，尊王的宗旨十分明确。对于董仲舒、何休等人"黜周王鲁"说，啖助用怒责

①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的语气斥之为"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啖助集注经、传的最高准则就是为了"尊王"，企图以"尊王"这个"理"来进行说教。即所谓"《春秋》以史制经，以明王道"②。赵匡进一步归纳《春秋》宗旨说：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芥，如斯而已。③就是说，要通过历史来"举三纲，提五常"，以此为"彰善瘅恶"的准则，实现"尊王室，正陵僭"的目的。针对安史之乱后皇室衰微、藩镇强大的局面，赵匡更是多所发挥。《春秋》中齐桓、晋文之霸，盟会侵伐，三传皆无义说，赵匡多所"损益"。如书中《盟会例》篇赵匡云："王纲坏，则诸侯恣而仇党行，故干戈以敌仇，盟誓以固党，天下行之，遂为常情。若王政举，则诸侯莫敢相害，盟何为焉？"

其三，"立忠为教，原情为本"。

啖助在论说《春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的宗旨时，提出："夏政忠，忠之弊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求僿莫若以忠。""夏之忠道，当变而致焉。"所以孔子作《春秋》，乃"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以忠道，原情为本"①。其用意是很明白的，周的礼乐法度（文）过于繁琐（僿），多流于形式，徒具虚文。例行公事的人，并不一定具备忠心和诚意。因此，应当摒弃形式，提倡内心的忠诚，即所谓"以诚断礼，正以忠道，原情为本"，这才是行为的最高准则。所谓"立忠为教"，即要树立"忠道"以行教化；"原情为本"，是说"忠道"本原于人的情性，要从根本上做起。

啖助、赵匡在以《春秋》大义为唐代立法时，取舍三传尤其注重"立忠为教"的"教"字，提出：其辞理害教，并繁碎委巷之谈，调戏浮侈之言及寻常小事不足为训者，皆不录。。。若说事迹，虽与经相符而无益于教者，则不取。

反转过来，即使是"无经之传"，只要有"因会盟、战伐等事而说忠臣义士，及有谠言嘉谋与经相接者"，也都"略取其要"②。

至于陆淳，为了"立忠为教"，竟提出"以讳为善"的说法。经文中，僖公二十八年有"天王狩于河阳"的记叙，《左传》引孔子语批评晋侯"以臣召君，不可以训"。陆淳则说："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义，则晋侯请王以狩，忠亦至矣。""原情为制，以诚变礼也。"就是说，通过其心理动机（"原情"），达到宣扬"尊王"和"忠"的目的。由此，他主张："凡事不合常礼，而心可嘉者，皆以讳为善。"①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现在又多出一个"以讳为善"，经学"立忠为教"的宗旨确实暴露无遗了。

其四，考三家得失，开疑古之风。

自汉至唐，解《春秋》经虽有兼采三传者，如郑玄、范宁等，但都是专主一家的。真正是"考三家短长"的，始于啖助。陆淳在论说了啖、赵《春②　《纂例》卷一《春秋宗旨议》。

③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①　《纂例》卷一《春秋宗旨议》。

②　《纂例》卷一《啖赵取舍三传义例》。

①　《春秋微旨》卷中。

秋》宗旨之后，紧接着讨论的就是三传得失，大意如下：（左氏）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

（公羊、谷梁）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故二传传经，密于左氏。。。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

谷梁意深，公羊辞辨，。。②这一比较、对照，相对来讲是客观的。从记事的角度看，啖助认为《左传》博采而驳其混杂；就解经的角度而言，他肯定公、谷二传之密而指其乖谬；以公、谷相比较，则谷梁意深。这种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分析，不失为一种有影响的见解。加之所举的不少有力例证，迄今仍不能完全否定，更增加了其说"绝出诸家"的份量。

三传有得有失，也即有可取之处，又有不可尽信之处。其不可尽信之处，便成为疑古的根据。在回答"司马迁、刘歆与左丘明年代相近，固当知之，今以远驳近，可乎"的提问时，赵匡这样回答道：夫求事实当推理例，岂可独以远近为限！①这既是向唯古训是尊的传统的一种挑战，又是对唐初将传注法定化的一种蔑视！"所谓求事实当推理例"，即在占有材料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应当发挥主体意识来认识事物。后代人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法，一般说是超过前代人的，占有材料大致相当，怎么可以用古人的认识来限制今人呢？赵匡的这一说法，似可谓古代认识历史的一种"主体意识论"。应当指出，赵匡的这种"主体意识"的核心，是"理"和由"理"所决定的"例"。关于这个"理"字，后面再叙。

以上述认识为基础，赵匡更提出一些惊世骇俗之说。一是《左传》非亲受经于孔子的"左丘明"所传，而是出于孔氏之后的门人。其引孔子自比，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并非同时代人。尤其是《论语·公冶长》有"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话，所以"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②。自西汉以来，今文经学非议左氏，只在左氏不传经上，也未疑其作者。自赵匡此论始，《左传》的作者为何人，竟成了经学、史学研究中的重大争论问题。二是对于《春秋》的"例"所表现的怀疑态度。《春秋》的"例"，即其表示微言大义的条例，历来被奉为研究的圭皋。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杜预释《左传》之"例"了。杜预称："凡例，皆周公之旧典、礼经。"其"例"有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赵匡驳道："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其"例"又有："大用师曰灭，弗地曰入。"赵匡反问："又周公先设相灭之义乎？"①周公时的"旧典"，怎么可能为后来春秋时期的"弑君"、大国吞灭小国事先规定出"义例"？这可以说是赵匡"求事实当推理例"的最有力的例证。

有疑则有辨，啖、赵的大胆怀疑精神，对中唐以下的疑古辨伪，显然开了一个好头。但他们对三传也不是一笔抹煞，陆淳曾经明确说过：②　《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

①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②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①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啖氏新解经意，与先儒同者，十有二三焉。②最后，上述各主要观点的形成，都可归结到啖助对于《春秋》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上，这就是：《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礼必然矣。③上千年来，三传释《春秋》都以周代礼法为准则。就历史事实而言，孔子确曾强调过"吾从周"，《春秋》书中表现出的倾向无疑也是这样的。但到中唐，安史乱后藩镇此起彼伏，如果讲《春秋》按周代礼法行事，就难以回避周初分封制的合法性，也就等于说安、史以来的藩镇抗命称王是符合周代"典礼"的了。那样的话，《春秋》作为传统经典，岂不就彻底失掉了"劝善惩恶"的"神圣"功用？为了保住《春秋》的"神圣"的"经典"地位，只能采取"信经驳传"的手法，三传解释的义理都不算数，错都错在三传的说法上，《春秋》经还是好经，责任不在"圣人"身上。于是，需要改变的只是三传中的陈旧观念，重新赋予《春秋》经新意就行了。结果，《春秋》就被说成"不全守周典礼"。这显然是强加到《春秋》名下的说法，用意旨在否定分封制。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是汉唐之际的一大政治体制之争，几乎在所有思想文化领域的所有重要论著中都要涉及论列。

安史乱后，《春秋》学作为一个学派，首先从这一体制问题入手，形成较为系统而又特点鲜明的思想学说，这已无庸置疑。但其为维护经典的"神圣"地位另强加"新意"的做法，似乎并没有使经典"神圣"起来。

②　《纂例》卷一《重修集传义》。

③　《纂例》卷一《春秋宗旨议》。

（三）从历代评论看其影响与地位中唐兴起的《春秋》学派，自宋至清评价不一，甚至互相对立，截然不同。对此，人们有着种种解释，大多言之成理。但是，普遍忽略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其正处在由经学思想向理学思想的转变时期。对于转折时期尚未定型的思想，自然容易引起来自各个不同方面的不同认识。下面，分别评述。1。救乱之旨影响久远在唐代后期至北宋初年，凡尊奉中唐《春秋》新学的，几乎没有庸碌懵懂之辈，多是接受其"从宜救乱"的救世宗旨，试图实现"革新"或"新政"者。

前面已经谈到，陆质本人直接参与了"永贞革新"活动，其他重要人物多是其弟子或私淑弟子，几乎都是家有其书，详见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春秋〉书》。柳宗元是受陆质影响颇深的一位代表人物，其《非〈国语〉》一书"非左氏尤甚"，"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谬"，可视为是啖、赵、陆学之后的又一继作。柳宗元深受《春秋》学派影响，除章士钊《柳文指要》有论说，迄今仍少有人涉及。吕温早年就受学于陆质，陆质病故，著述尽付吕温。吕温在《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中强调："夫学者，岂徒受章句而已，盖必求所以化人。"显然，也是要学以"救世"。至唐文宗之世，刘蕡对策，全文6700　余言，竟有12　处用"谨按《春秋》"的方式立意，指陈当时的祸患，"浩然有救世意"①。

到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孙复、刘敞等再倡《春秋》新说，使陆氏整理的3　部书有了最早的刻本，为其学派的复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庆历新政"出现，也与新经学关系直接。

自中唐"永贞革新"至宋初"庆历新政"，面对"国势浸微"的局面，大都着眼于新经学"从宜救乱"的救世之旨，因而几乎不存在持否定态度的情况。及至清末戊戍变法，也与新经学有着不解之缘。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唐《春秋》学的"从宜救乱，因时黜陟"的宗旨，举世公认并产生出久远的影响。

2。《新唐书》的苛责新经学"从宜救乱"之旨虽然可以借用来"托古改制"，但其强调的"以明王道"、"忠道原情"都是紧紧围绕"解经"而发的，对于现实中如何"明王道"，如何进行"忠道原情"的教化，却是"纸上谈兵"，没有能够提出具体的办法。当"庆历新政"如"永贞革新"般昙花一现之后，北宋政权面临的形势如欧阳修所说，"夷狄叛、盗贼起、水旱作、民力困、财用乏"②。为此，十分向往唐朝"为国长久"，又不满意五代时纂修的《旧唐书》"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于是，仁宗君臣决定重新"刊修"《唐书》，以"黜正伪谬"，《春秋》学又演为

①　《新唐书》卷一七八《刘蕡传》。

②　详见《欧阳文忠公集》卷四六《准诏言事上书》。

唐史热。

在重新认识唐代历史的过程中，《新唐书》的"刊修"（主编）之一宋祁，从唐代以前经学发展出发，对中唐《春秋》学始持否定态度，提出严厉批评。他先这样写道：左氏与孔子同时，以《鲁史》附《春秋》作《传》。而公羊高、谷梁赤皆出子夏门人。三家言经，各有回舛，然犹悉本之圣人，其得与失盖十五，义或谬误，先儒畏圣人，不敢辄改也。

这是中唐以前经学演变的梗概，由此出发，宋祁进一步评论：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固而倡兹世，则诬。诬与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谓可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辩，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①其后的批评，包括清代乾嘉学者，都没有超过这一范围。宋祁如此评论中唐出现的新经学思想，应当看到他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北宋仁宗时期，新的理学思想尚在酝酿阶段，先前的经学思想虽然出现种种"危机"，受到各方面的冲撞，却仍然是官方统治思想的基础。还应看到，宋祁是在总结唐代历史，而在唐代前期经学思想又是定于一尊的。《新唐书》要"黜正伪谬"，在思想领域除了佛教思想外，比较而言就要轮到啖、赵、陆等人头上了。3。理学大师们一致称赞宋初自孙复、刘敞再倡《春秋》之学后，"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值得注意的是，高度评价中唐新起《春秋》学，宋元理学大师几乎是一致的。请看：邵子（雍）曰：《春秋》三传而外，陆淳、啖助可兼治。

程子（颐）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

朱子（熹）曰：赵、啖、陆淳皆说得好。

吴澄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①理学大家们的评价，何以与宋祁为代表的批评如此相悖？除开社会背景及各自看问题的角度等外在因素外，主要应从啖、赵集传《春秋》，取舍三传的内在蕴含去寻找原因。而经学评论者们，大都无视这一关键性的环节，只注意其对传统的义疏章句的变异，因而斥之为"穿凿诡辨"。相反，理学大师们，则都很看重其内在蕴含与理学的相通之处，因而评价甚高。

啖、赵学说中，有两个取舍、损益的基本标准--"理"与"教"。关于"教"，前面已论说。关于"理"，啖助是这样提出的：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若理不尽者，则演而通之；若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②赵匡在说"教"的同时，同样谈到"理"：

①　《新唐书》卷二○○《啖助传》"赞曰"。

①　转引自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

②　《纂例》卷一《啖氏集注义例》。

至于义指乖越，理例不合，浮辞流遁，事迹近诬及无经之传，悉所不录。③对于"理"这个概念，啖、赵并无专门的解释，但从其论说中是完全可以寻得其蕴含的，即为"尊王"。以此注经、取舍三传，则为"理通"；反之，则为"理不通"。这个"尊王"的"理"，与其"明王道"的宗旨是相一致的。新经学提出的"理"，旨在"尊王"，"正以大一统"。韩愈提出的"道统"之"道"，用以维系"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间的伦理关系，其核心在"君臣"大义上。新经学提出的"教"，前已叙，强调"忠道原情"，重在伦理道德。韩愈也提出"教"，强调正心以修、齐、治、平，实际上仍然是教人们奉"平天下"者为至尊。啖、赵提出的"理"与"教"虽然不如韩愈细致，但其内在联系是十分自然的，彼此相通的。由此，新经学与道统说之间便埋下趋于合流的伏线。这就是宋初石介等人为什么会在接受《春秋》新学舍传求经、尊王攘夷思想的同时，又成为韩愈之后、二程之前"发明一个平政底道理"的"第一等人"的原因所在！①至于孙复、石介等人的《春秋》学研究，已不属本书范围。

4。几点结论通过上述考察，除开其"从宜救乱"之旨影响久远而外，可得出这样几点结论：其一，中唐《春秋》学结束了自汉至唐三传鼎立的局面，"变专门为通学"。从此，治《春秋》不再拘守三传。由《春秋》经学的变异影响到其它四经，传统的"五经"到了宋代都被重新解释。经学完成从汉学到宋学的转变，其明显的转折点始自中唐的《春秋》学。

其二，中唐《春秋》学以其"理"与"教"与韩愈"道统说"相通，经宋初石介等人使二者合流，推进了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这正是理学大师们普遍首肯啖、赵、陆学派的根本原因所在。反过来说，中唐《春秋》学在官方思想开始重大转变的时刻，以其独有的个性特色成为了此间关键性的重要环节。

其三，此前《春秋》学中包含的"史之贵实"的精神，在这次经学变异当中遭到严重的践踏。其后，史学著作渐渐趋于"空言义理"，"舍人事而言性天"。"尊王"的"理"被推奉到无以复加的高度，维护了专制主义的大一统政治实体，却是以牺牲唐代前期那种开放、豪爽、热情、外向的时代心理为代价的。从此，国人的思想便日益被禁锢在伦理纲常的"天理"圈子中，渐渐变得狭隘、愚昧、保守起来。

③　《纂例》卷一《啖赵取舍三传义例》。

①　《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本朝孙（复）、石（介）辈忽然出来，发明一个平政底道理，自好。前代亦无此等人。如韩退之已自五分来，只是说文章。若非后来关洛诸公出来，孙、石便是第一等人。孙较弱，石健，甚硬做。"

八、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在唐代思想学术领域中，有一部堪称划时代巨著《通典》的深邃的思想，尚未被充分认识。本章特作一番发掘，以揭示古代思想领域中"天人关系"之外另一重大议题"古今关系"研讨的进程和所达到的高度。

（一）杜佑纂《通典》的旨趣《通典》问世迄今1190多年，人们对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认识很不一致。在当时，"颇详旨趣，而为之序"的李翰就曾为该书"知之者甚稀"而"长太息"。两宋的数百年间，大都"习焉不察"，皆"以类书目之"①。南宋的大目录学家陈振孙虽认为《通典》"非类书"，却又以其"载古今制度沿革"而视之为"典故"②。明清，又谓之"政书"。近代以来，称为典制史，为当今多数学者沿用。但是，书中有"兵"与"边防"两大门类，并不记"古今制度沿革"。这表明，对于《通典》迄今仍多有"习焉不察"者。下面，让我们先从杜佑其人渐次展开分析。

1。杜佑生平杜佑（公元735年-812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家庭累世仕宦。起初，杜佑以门荫入仕，为郡、县辅佐官。后来，渐次升迁为剌史、观察使。代宗大历三年（768年），为淮南节度使韦元甫的幕僚，"深所委信，累官至检校主客员外郎"。在此期间，《通典》一书初具规模。这就是李翰在《通典序》中所说，"以大历之始，实纂斯典"。在其为"淮南元戎之佐，曰尚书主客郎"时，即大历三年至六年间，《通典》一书"累年而成"，"自为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阙，申高见发明"①。韦元甫大历六年卒后，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又一度为地方长官。德宗即位，再入历工部、金部二郎中，充江淮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等使。当时，朝廷对河北藩镇用兵，"餽运之务，悉委于（杜）佑"。后迁户部侍郎、判度支，"以富国安人（民）之术为己任"。未几，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787年），征调入朝为尚书左丞，又出为陕州观察使，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

杜佑"性嗜学"，"手不释卷"，"该涉古今"。经修改、补充，于贞元十七年（801年）纂集完成《通典》200　卷，"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②。在《献书表》中有"自顷缵修，年逾三纪"一句，正是指从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始纂，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献书，前后经历了36年（三纪）。德宗见到献书，"优诏嘉之，命藏书府"。史言："其书大传于时"，"大

①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通典跋》。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典故类》。

①　李翰：《通典序》。

②　杜佑献书后，尚有补笔。如书中卷一八四有叙至永贞元年（805年）者，更有至元和初（806年以后）者。至于杜佑去世后的某些记事，则系后人窜入，应当分辨开来。

为士君子所称"①。两年后，杜佑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相。同时，又将《通典》摘要编成《理道要诀》10　卷，上奏德宗。顺宗即位，以杜佑摄冢宰，充度支盐铁等使，旋加弘文馆大学士。宪宗即位，复摄冢宰，拜司徒，平章事如故，封岐国公。元和七年（812年），为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当年，病卒。

杜佑的其它撰述，有杂传《宾佐记》1　卷，子书《管氏指略》2　卷，都已失传。《通典》200　卷，是杜佑著述中唯一流传至今而又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巨著。此外，今天可见的杜佑单篇的表、疏、序、论等文，尚有10　多篇，分见于《全唐文》、《玉海》等书中。

在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岁月中，杜佑从地方僚佐升任封疆大吏，再进至宰辅，兼理盐铁财政。丰富的政治阅历和长期的理财实践，加之"该涉古今"的学识，使得杜佑对于古今之变、施政的关键等，较之同时代的其他人，都认识得更清楚，看得更深、更远，因而所取得的成就也最显著。

2。从"体要"探"政理"的经世意识前面一章已经说到，面对着社会的巨大变化，自代宗至宪宗，思想领域出现了"言理道者众"的情况。所谓"理道"，即治道，指统治之道、施政之道。杜佑纂集完成《通典》之后，紧接着又将《通典》摘要编成《理道要诀》，以应社会变革、富国安民之需。

杜佑的政治阅历和理财实践，使他与众多的"文士"、"滞儒"探寻"理道"，表现出了极大的异趣。

首先，他反对从传统的儒家经典和历代众贤处"寻章摘句"，空发议论。贞元十七年（801年）纂成《通典》，在献书表中杜佑这样写道：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记言，罕存法制，。。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①这表明，杜佑十分清楚，儒家经典中的"君臣父子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都是空洞的说教，并不能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在那些"圣贤"书中，是找不到真正的"匡拯之方"的。如此犀利地批评儒家经典"多记空言"，"阙匡拯之方"，不只是在唐代思想领域不多见，就整个古代思想史而言，恐怕也可以打入"异端"行列了。清代学者王鸣盛考察了《通典》一书中杜佑所写论、说、评、议等文字，认为"偶涉经处，每驳去古义，别创新说"②，确实表现出了极大的反传统的精神。

当杜佑摘要编成《理道要诀》一书之后，更清晰地道出他的思路：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记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讨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③探寻"理道"，必须注意实效，不取空洞的说教。因此，只能从上千年来施

①　上叙杜佑生平，均见《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①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②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杜佑作通典》。

③　《玉海》卷五十一引《进理道要诀表》。

政的具体内容--礼法刑政入手，从中寻得"匡拯之方"、救弊之道。由此可以明白，考察上千年"礼法刑政"等制度沿革，并非杜佑纂集《通典》的目的，而是其探寻"理道"的手段。把握住这一点，判定《通典》一书的性质才不会本末倒置。由此，即可见《通典》的另一异趣之处。

杜佑在《理道要诀》一书自序中，直接表述了他与以往探寻"理道"者的重大区别：隋李文博《理道集》多主规谏而略于体要，臣颇探政理，窃究始终。

①李文博《理道集》原名《治道集》，后因避唐高宗李治名讳而改，两《唐书》都著录在子部法家类。其书不存，但《隋书·李文博传》有记载，称其"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诸掌"，且"性长议论"。杜佑强调，自己探寻"理道"（或"政理"）不在议论、规谏，而在"体要"，即以"体要"出发去"探政理"。这里的"体要"二字，与《尚书·毕命》中"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与荀悦"通达体要，以述《汉纪》"的"体要"二字，内涵都不雷同，这里是指"治政得失"的关键在体制。所谓体制，无疑要包含"礼法刑政"等制度，但实质上又是体现在社会结构之中的。杜佑强调"颇探政理，窃究始终"，表明他要从考察"体要"的"始终"，深入地探寻施政的道理。"体要"的"始终"，也就是施政关键--体制的古今变化。《通典》不再把帝王个人作为的一得一失当成规谏对象，而是从施政的关键--体制的古今变化中探寻为政之道，从而把"探政理"与反映体制的社会结构的变革紧紧联系在一起了。注重体制对社会变革的重大作用，比起看重帝王个人作为对社会的影响，显然前者认识更深刻，也更接近本质！尤其是在唐代由盛转衰的变革之际，杜佑竟然要从现存体制变化中寻求施政救弊之道，这在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不失为一种创见！

"颇详"《通典》"旨趣"的李翰，似乎看到这一点，因而在为《通典》所作序中特别指出，该书"警学者之群迷"处，正是"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杜佑去世后，权德舆为其作《墓志铭》，也充分肯定《通典》"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①。李翰、权德舆是杜佑同时代的人，都感受到了社会流弊日积、政治危难当头的现实，因而最能悟出杜佑从已经变化了的体制中探寻施政救弊之道的用心，恰如其分地道出《通典》的旨趣在"致用"，在"经世"（"经邦"）。换句话说，《通典》从"体要"探"政理"，表现出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得到了同时代人的高度评价的！就经世思想的发展演变而言，《通典》一书是应当占据重要席位的。因为在此之前，尚未见有何人的思想或哪本书的内容是以"经世""致用"二词联用被评价过的。被誉为"经世""致用"之作的巨著，第一部就是《通典》！3。全新的社会结构说既然儒家经典"多记空言，罕存法制"，历代众贤著论又少"匡拯之方"，杜佑又是如何从"体制"出发来探"政理"的呢？

他也认为"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但他的"行教化"并非"循圣人

①　《玉海》卷五十一《理道要诀》引。

①　详见《唐文粹》卷六十八。

之道"，而是提出一套从社会实际出发的主张：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

这是从施政实际出发，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及其内在有机联系的第一次完整论述。《通典》全书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分门别类的："以食货为之首（十二卷），选举次之（六卷），职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礼又次之（百卷），乐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边防末之（十六卷）。"①这样分门类，依照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的次序，分别考察它们的沿革，认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新的逻辑结构：从经济制度到政治制度，从文化教育到军兵刑罚，最后是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的关系。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说，可以认为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最准确地勾画出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面貌。而且，杜佑按照这种逻辑关系编排全书是十分自觉的，为的是使"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因而在历史编纂学也是一大创举！

在高度评价《通典》总体结构的同时，不少学者却对其用一半篇卷记述礼仪不能够理解，甚至指责为该书的最大缺陷。

其实，礼仪从其产生之日始，就是作为人们行为规范、法规和仪式而干预整个社会的。在其后的发展演变中，一方面形成一朝一代的礼仪制度，另方面又因习成风，变为一家一姓的"良风美俗"。从这一意义上讲，礼仪记载着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演进的轨迹，既包含有大量维护封建等级、强化封建统治的内容，又容纳着中华民族传统的诸多基本方面。

《通典》中，《礼》100　卷，历代沿革65　卷、开元礼35　卷，都是依吉、嘉、宾、军、凶五礼进行记述的。在100　卷的开端，杜佑明确写道：礼者，"事天、事地与人"；"天、地唯吉礼也"；"其余四礼，并人事兼之"。所谓的"天、地唯吉礼"，是指吉礼主要为祭祀天、地之礼，也有部分祭祀祖先的内容。祭祀天、地，包括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及山川草木，所反映的是我们民族古来对自然崇拜的形式。祭礼祖先，当然是对祖先崇拜的形式了。从这中间，可以探得原始宗教的起源、社会作用及其演变。所谓"其余四礼，并人事兼之"，是指嘉、宾、军、凶四礼主要记录人事，反映人际关系。嘉礼，包括冠冕、婚嫁以及婚嫁派生出的宗族关系。宾礼，主要记朝聘之礼、宾主之仪。军礼，为命将出征等礼。凶礼，包括各类丧祭制度、各种亲族服制及其所反映的亲族关系。对于这些，杜佑并不是等同对待的。在历代沿革65　卷中，嘉礼18　卷、凶礼27　卷，共45　卷，占70％。就是说，吃饭问题（已详述于《食货》）之外人类生活的基本内容--衣着（冠冕）、婚嫁、宗族、丧葬等，是《通典》考察社会结构时系统记述的重点。

婚嫁、家庭、宗族关系，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重要意义，早已为人们所认识。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单位"，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在古代中国尤为明显。因此，考察婚姻、宗族关系，自然而然成为杜佑认识社会结构和社会风貌必不可少的环节。尤其是因婚姻而形成的五宗、九族和亲族服制，

①　《通典》卷头语。

反映着"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亲属关系的亲疏异同"，这正是"一个完备地制定了的亲属制度的基础"①。透过嘉、凶二礼中大量的记述，不难揭示这种"亲属制度"是如何成为制约当时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的。

至于丧礼和葬礼，更能够反映人们的鬼魂崇拜观念。东晋元帝时，有过一场关于招魂葬的辩论。杜佑在卷一○三"招魂葬仪"条中着重记述了这场争论的起因，各家主要观点。借助这条记载，可知当时关于形神问题的一些片断认识。王裳以"形神本相依"，人死"无形而依"为由，反对招魂葬。这一"形神本相依"、人死"无形而依"的观点，虽然不能与160多年后关于神灭的系统论述相比，但毕竟揭示出古代中国更早的一次涉及形神问题的争论。

总之，透过礼仪沿革可以探得古代的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宗法关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整个社会风貌，是杜佑社会结构说的深入和补充，这点很值得引起普遍重视。把握住社会总体结构，再深入地探得种种社会表象的根源，才能够真正认识体制上的积弊，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杜佑所说的从"体要"出发"探政理"、"思理道"的全部含义，也是《通典》全书旨趣之所在！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4　页。

（二）《通典》的非古是今杜佑从"体要"的"始终"探究"政理"的旨趣，决定了《通典》是一部"非古是今之书"①。当我们细细品味全书各典时，便会深深感到贯穿其中的是杜佑这样的一段话：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②这显然是服从于"探政理"的需要的。下面，分三个方面侧重考察《通典》书中的"非古是今"的思想。

1。古今既异，形势亦殊《通典》考察体制变化，是从人类社会初始阶段开始的。

最初，上古人类"不施衣冠"，"未有制度"。其后，才渐为衣裳、作冠缨。即使丧葬，也是逐渐形成制度的："上古中华之葬，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代圣王易之以棺椁。"至于选官、文教乃至疆域伸缩，更有其明显的发展轨迹。杜佑在考察了人类初始阶段的基本状况之后，针对"昔贤"不满于现世"浇巧"，大肆美化"往昔敦淳，务以激励勉其慕向"，"古者人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交不争，自求自足"的种种说法，驳斥说：人之常情，非今是古。昔朴质少事，信固可美，而鄙风弊俗，或亦有之。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古之中华"并非"黄金时代"，与今之周边"夷狄"相类似，有着不少"鄙风弊俗"。显然，这是用历史事实对"非今是古"者的一个有力批驳！

在认识到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进化的基础上，《通典》又对一些重大的"体制"问题作出深入考察，看到古今的差异，得出"古今既异，形势亦殊"的结论。

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可谓汉唐之际关涉"体制"的头等大事之一。仅就唐代而言，杜佑之前有魏征、马周、李百药等专篇论辩，其后又有柳宗元《封建论》集大成。杜佑在总结中唐以前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首先表露出的便是"古今既异，形势亦殊"的思想。

《职官》十三《王侯总叙》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法古者多封国之制，是今者贤郡县之理（治）。虽备征利病，而终莫究详。杜佑认为，不论"法古者"还是"是今者"，对于分封与郡县的论辩都未能"究详"，因而提出自己的见解，"尝试论之"。他指出：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物土疆，建万国，成则肇于轩后，方有可称。

不应创择万人，首令分宰。盖因其豪而伏众，即其地而名国。或循旧政，简利不传；或坟籍散亡，建兹复祀。

分封制是"相因"而来，即在承认远古氏族首领既有权力基础上确立的，并非什么古代圣贤主观创设的一种制度。然而，这种"天下列国"之制，到后来变成"更相征伐，未尝暂宁"了。其结果是：

①　详见《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三》。

②　《通典》卷十二"论曰"。

①　《通典》卷一八五《边防》序。

陪臣制诸侯，诸侯陵天子。人毙锋镝，月耗岁歼。自秦氏罢侯置守，两汉及有隋、大唐，户口皆增于周室之前矣。夫天生烝民，而树君司牧，语治道者，固当以既庶而安为本也。①郡县制是为改变诸侯"更相征伐"、侵陵天子的局面而出现的一种新制度，自汉至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表明这是一种"适时"的制度。总括起来说，三代封国，是适应"因其豪而伏众，即其地而名国"的实际，因而叫做"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秦汉以后"罢侯置守"，实行郡县制，是适应"海内统一"、"人既庶焉"的现状，比较而言："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损益之理，较然可知。"古今的不同，形势的区别，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2。欲行古道，势莫能遵既然古今形势不同，社会是在不断进化的，杜佑自然把目光集视于历史的前方，反对"因循而重改作"，强调"行古道"是行不通的。

书中仍然是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入手。杜佑先举了一个婚礼的实例，上古人食禽兽之肉而衣其皮毛，周代"尚文去质"，所以"制婚礼纳征用元纁俪皮充，当时之所服耳"。秦汉以后，"衣服制度与三代殊"，"时俗用五色信，颇为得礼之变也"。再以"元纁及俪皮为礼物"，只能是"徒劳"！接着，杜佑又问：三代行朝享礼之后，"诸侯皆右肉袒于庙门之东，乃入门右北面，立告听事，今亦须行此礼乎？"①就此数例，已经表明"古道"不可再行。反映社会生活的礼仪制度如此，关涉"体要"的重大政治制度更当如此！

上面已经说到，杜佑对于分封与郡县这一重大体制的古今差异有着透彻的认识，因而他更加清楚恢复分封制的危害和必然受到历史惩罚的结局。西汉实行分封，出现了七国之乱。西晋实行分封，更引发了八王之乱。对此，书中专有论述。对于三代，特别是周之分封，"秦覩其弊，不述建侯"。但秦却二世而亡，"汉祀矫枉"，以为是实行郡县制，失去同姓王保卫皇室的结果，便又"并建勋、亲"，恢复分封制。然而，"勋、亲"未必一心捍卫皇室，于是西汉初年连续出现祸乱，"彭，韩菹醢，续有吴、楚逆乱"。至武帝、昭帝之后，"制许推恩，分人为差，但食租税"，才算化解了因分封而带来的战乱。至于西晋八王之乱，杜佑特别加了一段注文：晋以魏公族微弱，神器易迁，故委兵诸王。未几迭相攻伐，遂亡天下。所谓矫枉过当，其败愈速也。

西晋完全重复西汉初年的想法、做法，结果比西汉受到的惩罚更为惨重！经过数百年的反复，南朝"改更旧制"，不再行分封。杜佑总结道：自兹以还，建侯日削，欲行古道，势莫能遵。"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不只是对"法古者"们的有力驳斥，而且指出"欲行古道"行不通的原因所在--"势"。前面曾经提到，"古今既异，形势亦殊"。这都表明，杜佑是十分注意古今变异中"势"（"形势"）这个问题的。

①　《通典》卷一八五《边防》序注。

①　《通典》卷五十八《公侯大夫士婚礼》。

①　《通典》卷三十《王侯总叙》。

"势"（"形势"）的提出，仍然要从论分封与郡县说起。在唐初"贤郡县之理"的"是今者"当中，李百药著有《封建论》一篇，批评"著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亡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反对"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乘之间，俱为采地"的做法②。但他在分析秦二世而亡原因不在"废封建、置郡县"时，却表现出了杜佑所说"终莫究详"的问题："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关政理否臧"。杜佑却摒弃"冥数"之类的说法，从"法度"、"政理"出发，指出：昔汉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吴芮独卑弱而忠，韩、彭皆强大而悖。。。向使制置得其适宜，诸侯孰不信顺，奸谋邪计，销于胸怀，岂复有干纪作乱之事乎？语曰：朝为伊、周，夕成桀、跖，形势驱之而至此矣。历史上分封制向郡县制的演进是"形势驱之"，唐代社会的变异同样是"势"、"事理"使然。书中分析安史之乱的社会原因，最足以表明这一点。开元二十年以后，边将邀功，"务恢封略，以甘上（玄宗）心"。因而，不断对奚、契丹、西南"蛮夷"、吐蕃用兵。兵败"失万而言一"，得胜"获一而言万。"恩宠赏赐不断，骄矜跋扈日增。哥舒翰统西北二镇，安禄山统东北三镇，骁将锐士、良马精兵集于二帅，京师空虚。针对这样的实际，杜佑分析说：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①不把重大历史事变的原因单纯归结于个人作为，而从社会当中去加以探寻，这正是《通典》旨趣的独特之处。"势"、"形势"、"事理"等等的提出，表明杜佑从古今"体制"变异中探寻出了更加符合实际的"理"来。

总之，杜佑所探"政理"中有这样一条：古今异制，是"形势驱之"；欲行古道，"势"决定其行不通！

3。随时立制，既弊而变鉴于杜佑充分认识到古今"体制"之变的不可抗拒，决定重大事变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形势"、"事理"，因而提出最有成效的施政之道只能是"随时立制，遇事变通"，"随时拯弊，因物利用"②。

翻开《通典》一书，随处可见，凡历代重大制度变革，杜佑无一不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先略举几例。卷七《丁中》"论曰"写道："三王以前，田井定赋。秦革周制，汉因秦法。魏晋以降，名数虽繁，亦有良规。"东晋的"土断之令"、隋朝的"输籍之法"，都在其肯定之列。又如卷十九《职官》序，特别强调"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有变易。暨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不师古，始罢侯置守"。

在高度评价由分封制向郡县制的变革之外，《通典》对于另两项关系"利国富民"的划时代变革尤为瞩目。

②　《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

③　《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①　《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②　《通典》卷四十引《省官议》、卷一八五《边防》序。

在考察历代田制变革时，杜佑看到先前孟子所谓的"仁政必自经界始"

的制度早已遭到破坏，"经界不正，田地不均，谷禄不平"。秦孝公任商鞅，商鞅革旧弊，废井田，开阡陌。"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①。尽管有以商鞅变法"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逾僭兴矣"的说法，杜佑仍将商鞅与"兴周"的姜太公、"成齐之霸"的管仲、"富魏"的李悝等相提并论，尊之为"六贤"之一，称其"富国强兵，立事可法"②，是一个成功的变革者。商鞅变法之后，杜佑最看重的便是当时的赋税制度的变革。本来，《通典》的卷头语交待得很清楚，"初纂止于天宝之末"，只是"有要须议论者亦便及以后之事"。《通典》以"食货为先"，共12　卷。其中，有杜佑长篇议论的仅两处，一处在卷七篇末，一处在卷十二篇末，而涉及天宝以后事的则只有卷七篇末的"论曰"。这篇议论以一半的文字论述了德宗建中元年废租庸调旧制，改行两税之法。对于旧制的积弊，杜估作出深入考察：旧制，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自兵兴以后，经费不完，于是征敛多名，且无恒数，贪吏横恣，因缘为奸，法令莫得检制，烝庶不知告诉。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信豪族，兼诸色役，万端蠲除。钝劣者即被征输，困竭日甚。

同时，又分析了造成这种积弊的"体制"上的原因：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崇佚之所至，美价之所归，不无轻薄之曹、浮华之伍。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风流相尚，奔竞相驱。职事委于群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

"体制"上的、赋役制度的积弊，到了非改不行的地步。否则，经费将会更加"困竭"，名籍编户越来越少。于是，废弃旧制，实施新法。

建中新令，并入两税。恒额既立，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规避无所。

减化税法，确定税额，既能避免"征敛多名"，又可防止种种逃避，以保征赋税收入。经初步实施，便收到实际效益：自建中初，天下编甿百三十万。赖分命黜陟，重为案比，收入公税，增倍而余。遂令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甿，皆被其籍。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

将建中初年实施两税法置于"要须议论者"之列，并以如此系统的论述写入《通典》书中，正是因为杜佑从当时"施政"实践中体会到了这一税制改革是"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着眼点仍然是放在"适时"、"拯弊"上的。

《通典》纂成之日，两税法已经实施了20余年，杜佑并未回避它的缺陷。其初，"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轻重不一"。后来，客观条件多所变化："仍属多故，兵革荐兴。浮冗之辈，今则众矣。征输之数，亦以阙矣。旧额既在，见人渐艰。"尽管如此，杜佑从古今对比之中仍然看到这一重大税制改革的历史意义，主张继续实施这一以敛括户口、土地为基础的税法：详今日之宜，酌晋隋故事，版图可增其倍，征缮自减其半。赋税既

①　《通典》卷一《田制上》。

②　《通典》卷十二"论曰"。

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①今天，人们对于租庸调制向两税法的变革已不再有岐义了，关于两税法在中国封建社会前后转变中的历史意义也有充分认识了。但在当时，包括陆贽那样的大政治家都对两税法的实施持否定态度，甚至留恋过时的租庸调制。杜佑的认识何以最符合历史进程的实际？关键在于他具有自觉的"非古是今"的思想，一切从"施政"实际出发，一切都是向前看，因而只要是革除旧制度积弊有成效的变革，有益于改变社会积弊的新制度，都加以"详究"，给予充分肯定。

"随时立制，既弊而变"，不但体现了杜佑"非古是今"的思想，也表达出杜佑"经世致用"的思想。《通典》的问世，代表着中唐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的一个发展高峰。

①　上引均见《通典》卷七"论曰"。

（三）《通典》的历史地位第一节开头已经提到，千余年来人们对于《通典》一书的性质认识尚且不一，因而评价它的历史地位自然要受到局限。尽管朱熹看到了《通典》"非古是今"的实质，却没有一家思想史涉及《通典》的思想内容。为此，特多费一点笔墨进行考察。

1。思想史上的地位历来的思想史论著，对《通典》之前的刘知几史学中的哲学思想（所谓"进步历史观"）都有专篇论述，而于其后的柳宗元的历史观更有着高度的评价。下面，就以刘、柳的"进步历史观"为参照系，排比一下三人的见识，从而使读者看清《通典》应该占据的思想史位置。

关于反对命定论的历史观。

所有肯定刘知几的论著，都引录他的这一观点："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妄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①评价柳宗元，大都引用他的《贞符》中的观点："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②。

至于杜佑，前面已经叙及他论分封与郡县时批评李百药"乃称冥数素定"的观点。在论述重大历史事变原因时，杜佑强调："盖是人事，岂谓天时？"③关于历史进化的问题。

刘知几从史体、史文等的发展出发，认识到"古今有殊，浇淳不等"，主张"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④。

柳宗元则是从"生人有初"考察分封制向郡县制的演变，表达出其历史发展进化的思想认识。

相比而言，从上面一节的论述可以看出，杜佑以《通典》全书，通过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古今变异的系统考察，论定"古今既异，形势亦殊"，"欲行古道，势莫能遵"。其视野的广阔，结构的严密，内容的翔实，议论的中肯，都是刘知几、柳宗元无法相比的！

再来看他们关于历史进化原因的认识。

刘知几在考察史文演变时说："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①。

柳宗元在论述封建制产生、施行时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②。

对于刘、柳关于"势"的认识，侯外庐先生曾经指出：这是"一般的抽象的历史形势决定论"。"刘知几对于复古主义者的批评指责，能中肯地指出他们的观点"理不必然"，而他自己所建树的正面理论，却不能正确地讲

①　《史通》卷十六《杂说上》。

②　《柳河东集》卷一。

③　《通典》卷十二"论曰"。

④　《史通》卷六《叙事》、卷九《烦省》。

①　《史通》卷六《叙事》、卷九《烦省》。

②　《柳河东集》卷四《封建论》。

出时代发展的"理之必然"。""柳宗元论封建所依据的势之必然说"，"也都是如此"③。

但是，杜佑关于"势"的认识，虽然不能彻底摆脱刘、柳那样的局限性，却也不完全是"抽象的历史形势决定论"。杜佑是要从"体制"的古今变异中探"政理"，不光是书生式的研究"学问"，因而他的分析、认识不可能只"抽象"而不务实。例如，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形势驱之"的说法。杜佑以汉祖封建王侯，卑弱而忠，强大而悖。贾谊献策，"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若惮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终为祸乱。文景因循莫革，遂致诛（晁）错之名"④。"卑弱而忠，强大而悖"，"末大本小，终为祸乱"，这在古代社会显然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不能称之"抽象"吧？再如讲到"安禄山称兵海内，未必素蓄凶谋"，是"事理不得不然"时，杜佑也不是像刘、柳那样对"自己所建树的正面理论，却不能正确地讲出时代发展的"理之必然""，而是既指出了当时的具体形势，边陲势强，朝廷势弱，又总结出带规律性的"事理"："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总之，杜佑关于"势"的认识，在不少地方都是接触到了历史真实的，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事物发展的真理，因而较比刘知几、柳宗元的认识要实际得多、深刻得多！

最后，对待历史进化的态度问题。

刘知几有言："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①。这是在讲，历史事实发生变迁，记述历史的史书表达方式也应当随着变化。

杜佑所说"详观三代之制，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随时立制，既弊而变"等，则是考察古今社会"体制"变异后得出的结论。从上面一节的分析看，其出发点的高度，落脚点的实在，都是刘知几不能相比的。当然，刘知几早杜佑将近一个世纪，不能达到后者的思想高度自无可非议。但刘知几史学中的哲学思想能够在思想史中占据一定席位，杜佑"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就更应当在思想史中占重要席位！

从上述几个基本方面的对照中，杜佑与《通典》在古代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已经充分显露出来，再也不能够无视或被排斥了。

2。学术史上的地位鉴于上千年来多以《通典》为制度史，由此出发评论其学术地位，看法很不一致。一种代表性的看法认为，《通典》"以刘秩书为蓝本"，"复袭取官书，攘为己有"，"此书之成，亦可云易也"①。相反的看法也颇具代表性，认为纪传史的志"断代为书"也有问题，"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自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②。这两种看法，③　《老刘知几的学术思想》，《历史研究》1961年第2　期。

④　《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①　《史通》卷五《因习》。

①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杜佑作通典》。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都忽略了《旧唐书·杜佑传》中关于《通典》成书的一段记述，未能"寻味"出杜佑的旨趣所在。这段记述是："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紧接着的几句关键话是：（杜）佑得其书，寻味阙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

"大为时贤称赏"的刘秩《政典》，杜佑"寻味"其旨趣，却发现不足，以其"条目未尽"，即分门不尽完备。《政典》"取《周礼》六官所职"，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分工记述政治制度，是一种传统的认识社会结构的观念。到中唐以后，尚书省六部的职掌与《周礼》"六官所职"已经出现很大差异，以杜佑的政治阅历是很容易看清这一点的。因此，他认为再以六部职掌来看待当时的社会，显然已经不能"适时"，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典》"条目未尽"。于是，《通典》变"六官所职"为"九门沿革"，筑起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说。这对于按照设官分职认识社会的传统观念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怎么可以仅仅以其所记具体内容有"因"，《政典》者便武断地说是"以刘秩书为蓝本"呢？

另一方面，《通典》并非适应"统括史志之必要"。唐代以前的各个史志中，律、历、天文、五行，包括符瑞、祥瑞、征灵等，既不属于制度，也不反映社会结构或体制，《通典》根本不取。相反，历代史志中所无的选举、兵、边防，由于杜佑视为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因而才将其与食货、职官、礼等并列。选举、兵，单独立为门类，是《通典》首创，而为后代史志仿效。这种情况，怎么能够归结为是《通典》"统括"史志呢？更何况，边防这一门类所记是周边政权，类似于纪传史中的"四夷传"、"外国传"，与"史志"更不相涉。

以上两种看法虽然相反，但都不能自圆其说。这一事实从反面印证，《通典》绝不仅仅是一部记载"古今制度沿革"的典志史！前面已详述，杜佑是从发生变化的体制寻"理道"，从变动的社会结构探"政理"，因而《通典》的首要贡献不在记载"古今制度沿革"方面，是在它的全新的社会结构认识上。

在认识《通典》的学术地位时，还有不少论著以杜佑《献书表》中有"周氏典礼，且用准绳"一句话，指责其"兴趣"在用传统礼仪束缚人们思想、行动上，因而用了100　卷篇幅记述古代的礼仪制度。

关于"礼仪"的作用，杜佑是这样说过："圣人以礼示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①这无疑是把礼仪纳入"思理道"、"探政理"的范畴，显然是为了维护已经走下坡路的唐政权。然而，其具体叙述中却往往表现出完全相反的认识。最明显的一点是，《通典》记述礼仪沿革，与"滞儒"不同。杜佑认为，"礼经章句，名数尤繁；诸家解释，注疏庞杂"。"滞儒"们"空事钻研"的都是些"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而他所主张的是"从宜之旨"，记述的是"便俗适时"的有用内容②。这一说法，同他批评儒家经典多是"空言"，历代著论缺少"匡拯之方"的认识是相一致的。《四库全书》的编选者注意到这一点，称《通典》"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

①　《通典》卷四十一《礼》序。

②　详见《通典》卷七十四《宾一》。

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①。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杜佑考察礼仪沿革，着眼于"古今之异制"，强调"皆贵适时"，恰恰与"周氏典礼，且用准绳"的说法异趣。书中叙"嘉礼"的一则"议曰"，可视为一个总结：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②这哪里是要以"三代制度"为"准绳"，简直是在反对"循往古之仪"了！从前面两节所叙"礼"的基本内容和上述杜佑对于礼仪的认识来看，《通典》中有关礼仪沿革的记述，多是其认识中唐以前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我们澄清千余年来诸多误解之后，人们对于《通典》一书的学术地位自然就会看得更加准确。它不单单是我国第一部完备的制度史，而首先是一部完整描述上古至中唐社会结构和社会风貌演变之迹的社会史。

杜佑在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变革的重要时刻，不拘于处在"独尊"地位的传统学说，以全新的社会结构说和非古是今意识，纂集成《通典》一书，回答了变革中提出的种种新问题。这与司马迁在封建社会刚刚建立不久，适应新兴社会需要而发愤作《史记》，具有同等重要的学术地位。《通典》所开考察"礼法刑政"沿革以认识社会变革之风，为日趋规范化、程式化的学术发展辟出一条颇富新意的途径。

酌古通今，既弊而变，是千古不衰的定律！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政书类》。

②　《通典》卷五十八《公侯大夫士婚礼》。

九、中国古代"天人论"的基本总结天人关系论，历来是儒家关注的思想论题。先秦儒学的天人之辩，荀子主张"明天人之分"。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董仲舒论证"天人感应"。唐以前历代天人论大体不出此二途。佛道二教兴盛之后，思想界出现一些新概念、新命题的讨论，儒学思想缺少新意而现衰微状，天人论也颇受冷落。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生当中唐--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转折时期，力求通过复兴儒家思想来挽救社会危机，他们所展开的对天人关系的热烈探讨，就是试图恢复充实儒家固有思想体系的一种努力。他们的论述，丰富了天人论的层次和内涵。

（一）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生平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原籍为昌黎，因而世称韩昌黎。他3　岁成孤儿，被堂兄嫂抚养。刻苦求学，25　岁考中进士，31　岁始任官职。由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耿直敢言，上表述天旱人饥和宫市之弊，被贬为连州阳山令，后改任江陵府法曹参军。赦还后，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因上表切谏宪宗迎佛骨，再贬为潮州刺史，后改袁州刺史。被召回京后，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57　岁逝世，赠礼部尚书，谥文。著作收入《韩昌黎集》。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21　岁考中进士，授校书郎，调任蓝田尉，升监察御史里行。他与刘禹锡参加永贞革新，任礼部员外郎。革新运动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后改为柳州刺史，在柳州有出色政绩，任职4年余病逝于柳州，史称柳柳州，著作见《柳河东集》。

刘禹锡（公元772-842年），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贞元间进士，任监察御史里行。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郎州司马，后改任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回京后又任礼部郎中、集贤学士，后又出任数州刺史，再召回京后，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他与柳宗元颇友善。他的著作编为《刘宾客集》。

（二）"受命不于天，于其人"

中唐天人论所辩论的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天有没有意识？存在天人感应吗？

韩愈是相信天命的，认为天有意识，可以决定世人的贵贱祸福。他在《答陈生书》中说："盖君子病乎在己，而顺乎在天。。。所谓顺乎在天者，贵贱穷通之来，平吾心而随顺之，不以累其初。"他在《与卫中行书》中又说："贤与不肖存乎己，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名声善恶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将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将任彼而不用吾力焉。"他认为，有天命存在，但人的作为也并非没有意义，君子不能放任自己的行为，是"贤"还是"不肖"，取决于自己。"病乎在己"，属于自己努力范围的，就不能放松努力。至于贵贱祸福的命运和外间舆论的评价，就不是自己努力所能左右的了。

韩愈虽认为天有意志，但又认为天的意志是使善人遭祸，恶人得福。这恰与传统天命论的天从人意，赏善罚恶说法相反。照他的推论，天的意志应该是不使元气阴阳遭到破坏，而"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人们的耕耘、砍伐、打井、掘墓、建筑、制陶。。等活动，使得天地万物不能自然生长，面目全非。所以，残害民众生产生活的恶人是有功于天，天就要奖赏他们；而保护民众生产生活的善人则是天的仇敌，天就要惩罚他们。

柳宗元认为，韩愈可能是出于某种激愤情绪才讲这些话的，因为谁都知道社会中确有不少好人遭祸，坏人得福的事例，但他不能同意韩愈关于天有意志的说法。柳宗元继承了王充的气的一元论观点，认为天地就是充满元气的大自然，是无意识的，"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①。它们怎么能奖赏功劳、惩罚祸害呢？

韩愈曾修撰《顺宗实录》，因"词直事核"，得罪了某些权贵，"颇为当代所非"。他联想到历史上许多史官因直笔而遭祸之事，又发出感慨，"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不可戒惧而轻为之哉？"②柳宗元批评了韩愈的这种神秘观点，"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③柳宗元明确指出了韩愈的失误处，鬼神之事是虚无缥渺、荒唐骗人的，毫无凭据可言，是明晓事理之人所不愿谈论的。他十分友善地激励韩愈，以您这样的聪明，竟还害怕这种东西。如象您这样学问好，善文章，善议论，慷慨正直的人，也持这种看法，那么，唐朝国史的修撰工作岂不是无人可托付了吗。

柳宗元在《天说》、《天对》、《贞符》、《非国语》等篇，对天人感应说进行了批驳。唐代自武则天执政之后，祥瑞灾异说重又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天命"、"君权神授"观点一时又颇为流行。即便如刘知几那样的学术界、思想界的有识之士，也只是批驳某些祥瑞灾异的荒诞，而不是从根本上否认天人感应现象的存在；只是认为专恃天命不讲人事是错误的，而还是强调以人事为主但也不能无视天命。柳宗元则是破天荒地彻底否定了

①　《天说》。

②　《答刘秀才论史书》。

③　《与韩愈论史官书》。

天的神性和人格性，彻底否定了从先秦到唐代的种种祥异和天命的神话，而且他的批判颇具理论深度，既从自然观方面论证，也从社会历史角度挖根寻源。他在《贞符》中说：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这是说君王在位不是受命于上天，而是受命于民众；兴盛发达的标志不是祥瑞，而是君王的道德。

中国历来推崇圣人之道，而对其理解主要是"顺天应人"。而柳宗元大胆截去了关于天的内容，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①。又说，"古人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②。这就是说，圣人治天下，靠德政而不靠天。那么讲天也不是一点用处也没有，是专讲给愚昧之人听的。柳宗元的身分为朝廷命官，对于统治者"神道设教"以愚弄民众的作法，他还是理解的。

《贞符》篇是柳宗元以古今大量史实批判天人感应和天命说的杰作。他在该篇指出，从董仲舒以来，许多人一个跟一个地可笑地大讲符命。他们以所谓的瑞物来附会帝王君临天下，宣称是受命于天，这类言论就象是"淫巫瞽史"所讲的。而真正的符命是"受命于生人之意"，"惟兹德实受命之符"，即民众的意向、帝王的仁德才是真实可靠的受命之符。他进一步列举史实说：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商之王以桑谷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寿，郑以龙衰，鲁以麟弱，白雉亡汉，黄犀死莽，恶在其为符也？

这是说，历史证实，没有谁失去仁德而能统治长久，没有谁凭靠祥瑞而平安长寿。先举几个灾异凶兆而后结果圆满之例子，商太戊尽管遇上桑、谷共生在朝廷的现象，却未妨碍商朝的兴盛；商高宗尽管遇上雉鸡飞到鼎上鸣叫的事情，也未妨碍商朝中兴大业；宋景公尽管碰上荧惑守于心宿区域的天象，却依然能长寿。再举几个祥瑞吉兆却结局悲惨的例子，郑国虽然有龙出现，却很快衰败了；鲁国虽获得麒麟，也迅速走下坡路；西汉末虽然得到白雉，也终于未免于灭亡；王莽虽然得到黄犀，也很快败亡。这些灾异祥瑞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柳宗元的《贞符》是给当朝皇帝看的，他能面对"天子"明确否定君权神授说和天命说，的确显示了非凡的勇气。他戳穿了历来帝王所罩的神的光圈，指出民众之意和仁德才是做皇帝的基础，在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①　《时令论上》。

②　《断刑论下》。

（三）"天人不相预"和"天与人交相胜"

中唐天人论的第二个层次问题是：在否定了天命说和天人感应说后，那么如何认识天与人的关系呢？是两者平行毫不相干？，还是两者相互影响？柳宗元所作《天说》，是批评韩愈的天人感应说，刘禹锡看了《天说》后，认为"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意思是关于天人相互关系的道理没有讲透彻，所以他又作《天论》上中下三篇"以极其辩"。柳宗元读了《天论》后，表示基本赞同，说《天论》是《天说》的"传疏"，但又认为刘禹锡也提出了一些混乱见解，"则吾愈不识也"①。二人的分歧在哪里呢？主要之点就是柳氏主张"天人不相预"，而刘氏主张"天人交相胜"。

1。"天人不相预"

柳宗元"天人不相预"的观点是对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观点的继承。

他在《答刘禹锡天论书》中说，天并不算计人，人又何必一定要胜过天呢？你所讲的天人交相胜，好象天总是作恶，人总是行善。人胜过天，才算是事情做得完美。这样未免有些美化人，丑化天了。我则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柳宗元在这里明确肯定，天与人各行其事，互不相干。万物生长、灾荒，与社会的治、乱，二者没有关系。

柳宗元认为，自然界的一些异常现象也与人没有关系，而是元气自己运动的结果。在这方面的认识上，他继承并发挥了王充的元气自然论观点。《国语》中记载，周幽王二年"三川皆震"，即泾水、渭水和洛水地区发生地震。大夫伯阳父说，这是周朝将要灭亡的预兆。这一预言得到应验，没出这一年，"三川竭，歧山崩，幽王乃灭，周乃东迁"。柳宗元对《国语》这样记事很不以为然，认为地震与西周亡根本不应扯到一起，他说：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

这意思是说，高山与河流不过是天地自然的产物。阴和阳，不过是在天地之间流动的气。它们自己运动，自己休止；自己聚集，自己流散，哪里与谁商议过。它们自己冲突，自己枯竭，自己崩裂，自己残缺，哪里是为谁所设置。接着，柳宗元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彼固有所逼、引"，这强调出自然界本身就固有排斥和吸引两种力量，因而回答了自然界变化的原因在于自然界本身固有的矛盾。这就否认了神秘的超自然的外力作用，也否认了天有意通过自然界变化来警示人。他进一步描述元气运动的自由自在特性：天地之无倪，阴阳之无穷，以澒洞轇轕乎其中，或会或离，或吸或吹，如轮如机。①这是说，天地之大是没有边际的，阴阳之气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弥漫交错于天地之间，或聚会或分离，或吸引或排斥，如轮子转动，如机械运行。柳宗元是以元气的变化运动来理解物质世界的大千景象，是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自然界，完全排除了天的神性，排除了天人间意志感应的可能性。

①　《答刘禹锡天论书》。

①　《非国语·三川震》。

战国时期的屈原曾作《天问》，对"天"发出质问，共有170　多个问题，反映了屈原在天与自然、社会历史、神话传说等方面的困惑和探索，思维活跃，语言犀利，对后人思想有颇多启迪。屈原以善于提问而在思想史、学术史上有一席之地，但后人能回答这些问题者却廖廖无几。冯友兰先生指出，在中国哲学史中，从哲学上回答屈原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柳宗元和朱熹两家。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向来注释《天问》的人，都注重在文字的注解和故事上的考证，不了解屈原为什么要这样问，更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唐朝的柳宗元能够从义理上回答这些问题。但朱熹认为柳宗元学未闻道，所作的"对"不能令人满意。因而朱熹在《楚辞集注》中也作了一些"对"①，对屈原的问题作了与柳宗元不同的解答。

自然，朱熹对柳宗元所作的"对"有异议，是基于二人的思想体系有根本的不同。柳宗元在《天对》中多层次多侧面地系统表达了自己的具有无神论色彩的天人观和社会历史观。他依然着力论证天没有人格意志，不能对人的作为进行干预赏罚。例如，屈原《天问》问道："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即，天命反复无常，如何惩罚恶人、保佑好人？柳宗元《天对》答道："天邈以蒙，人么以离。胡克合阙道，而诘彼尤违。"意思是说，天既邈远又无知无觉，人既渺小又与天分离，何必要把天与人扯到一起，而去反诘天赏罚不当。

《天问》又问："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为什么康回发怒，大地向东南倾斜？康回即共工，传说为上古部族首领，在争夺帝位的战斗中失败，愤怒地用头撞不周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柳宗元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否认了共工改变天地的能力，说："圜焘廓大，阙立不植。地之东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颠陨尔力！"天覆盖着大地，极广极大，天是自然存在的，不需要什么柱子支撑。大地虽向东南倾斜，也与西北一样是自然形成。康回那个小子，怎能有使天塌地陷的力量。

柳宗元"天人不相预"的思想贯穿于他著作中的许多篇章，显然是深思熟虑而非信口言之。

2。"天与人交相胜"

柳宗元在看过刘禹锡《天论》后评价说："其归要曰，非天预乎人也"①。意思是说，《天论》的要旨归纳起来，就是讲天不干预人的作为。他认为刘氏所论同于自己的"天人不相预"。

也许是柳宗元没有完全读懂《天论》，也许是柳宗元不愿承认刘禹锡的见解超过了自己。但实际上刘禹锡对天人关系的论述，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柳氏所论，达到了有史以来天人论思辨的最高峰。正是刘禹锡杰出的理论建树，为中国古代天人论之争作了一个较圆满的阶段性总结。

当然，刘禹锡的天人论在初步展开时，也是主张天人相分的。他说："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

①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四十八章，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

①　《答刘禹锡天论书》。

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②。这是说，天也是"形器"之一，是有形的、物质的。天在有形之物中是最大的，人在动物中是最优秀最突出的。天和人都不神秘，各有不同的功能。

如果仅仅是说到这里，那么与"天人不相预"的确仿佛，但刘禹锡又前进了一步，引出一个新的论点，"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尔"所谓"交相胜"，就是互有胜过对方之处，天所能的，人固然不能；而人所能的，天也有所不能。

刘禹锡是在认真反思前人天人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观点的。他指出，历来论天的人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天与人实影响"，有罪过者天必降祸，有善行者天必赐福。天主宰着赏善罚恶权柄，这就是"阴骘之说"。另一种观点是，"天与人实刺异"，雷霆击于牲畜、树木，而后者未尝有罪；毒草和苦菜在春天照样生长，天也没有择善本领。盗跖、庄0　虽作恶也得善终，孔子、颜回最贤却遭困厄，所以苍茫之天并没有主宰什么，这就是"自然之说"。

刘禹锡认为上述两种传统观点都未能究明天人之际的问题，他意在突破上述二说的窠臼，遂改变前人泛泛地议论天人关系的作法，从辨析天与人的具体特性入手，来深入探索天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决不是简单的天与人存在感应，或是天与人互不相干。

天有什么特性呢？刘禹锡从不同角度来说明。他说：天之有三光、悬寓，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

浊为清母，重为轻始。两位既仪，还相为庸。嘘为雨露，噫为雷风，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曰生，动类曰虫。

可以看出，刘禹锡所理解的天，是广义的天，是指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万物。这包括日、月、星三光，高悬于万物之上。但其根本还是山川五行。阴阳二气的运行，清气产生于浊气，重是轻的基础。阴与阳既分立两极，又相互为用，生成雨露、雷风，又化育了各种生命，分为植物、动物两大类。

刘禹锡还把人类生老病死的自然资质，把人类在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外部环境及自然条件，也统归于天的范畴。究其实，刘禹锡将凡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万物以及不受人主观意念左右的事物及规律都看作是天。他的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观能动作用与客观自然规律的关系。

因而，人类在刘禹锡的笔下，完全不是传统观点形容的渺小、卑微，只能惟天意是从的形象，而是天地间最有智慧的生灵，可以认识天，利用天，改造天。他说：倮虫之长，为智最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用天之利，立人之纪。

这是相当豪迈的，充满自信的，前所未有的，--人向天发出的宣言。

为了"极其辩"，避免自己理论的粗糙，刘禹锡具体说明了"天之能"

与"人之能"。

"天之能"，表现之一是"阳而阜生，阴而肃杀"。这是说万物在春夏生长，秋冬衰败，四季自然更替。表现之二是"水火伤物，木坚金利"。这是讲不同物质的自然属性，水火能伤物，木是坚实的，金属是锋利的。表现之三是"壮而武健，老而耗眊，气雄相君，力雄相长"。这是讲生灵的新陈代谢、弱败强胜之规律。凡是生灵，在盛年都强健，在老年都衰弱，谁有雄②　《天论》，下引不再注出。

气，谁有力量，就以谁为先。

"人之能"则表现在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一系列活动，"阳而艺树，阴而揪敛，防害用濡，禁焚用酒，斩材窾坚，液矿硎铓，义制强御，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在春夏阳气盛的时候，人们就种植；在秋冬阴气盛的时候，人们就收获。防治水灾而进行灌溉，防止火灾而用火照明。用坚实的木头制成器物，使金属镕化铸成兵器。对于恃强凌弱之人，用道义来约束。以礼来别长幼之序，尊崇贤德有功之人，建立是非标准以防止坏事发生。

概括起来说，"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刘禹锡明确论证了天（自然）与人（社会）的基本差别，进而又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显示出天与人之间既有对立、斗争的一面，又有统一、联系的一面。在这种"交相胜"的关系中，人居于主动地位，因为人是有意识的，能主动自觉地利用天的特性而改造自然，"人诚务胜乎天"。而天胜人是无意识的，是自然功能的体现，"天非务胜乎人"。刘禹锡辩证地阐明了天人关系，批判了天人感应说的荒谬，弥补了天人不相预说的漏洞，为自古以来的天人关系之争作了一个总结。

（四）顺人、重势与理、数、势柳宗元、刘禹锡在天人论中否定了天命观及天人感应说，肯定了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他们以这种观点观察社会历史，力求扫除长久以来笼罩社会历史的神学迷雾，也得出了一些较为进步的认识。

1。柳宗元的顺人、重势所谓顺人，就是顺从生人。生人，在多数场合下是指民众。柳宗元认为，顺人与施行圣人之道是一致的。他在《断刑论下》说：务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谋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尽，而人化矣。

是说，有的人专门讲天而不讲人，这是不了解圣人之道。为何不去探究人心，以便能熟知圣人之道呢？只要圣人之道完全施行了，人们也就得到教化了。柳宗元甚至认为本朝是由于顺人而得天下，不是受命于天而是受命于生人，"尝者《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①。因此他多次呼吁执政者要注重"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无忘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②强调"顺人"，是否意味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取决于生人之心呢？不是的，柳宗元进一步提出了"势"的范畴。他在《封建论》中说：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

这里所说的封建，指的是"封邦建国"，皇帝分封宗室或功臣为诸侯，受封者得到的土地人户可以世袭。与此相对的郡县制则是由朝廷派置官吏管理，可视政绩优劣随时升黜。从汉代开始，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优劣的争论时起时伏。郡县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自秦以后中国政体基本以郡县制为主。但柳宗元《封建论》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唐王朝自建立起，不断有人倡言分封，中唐时，藩镇割据之势已趋明朗。柳宗元反对恢复封建制，认为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一种必然趋势，即"势"使之然。他揭示出一种很重要的思想，即决定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不是"圣人意"，不是帝王将相或其他大人物的意志可以左右，而是取决于一种历史发展的固有趋向。换言之，有一种客观必然性、规律性在起作用。所以，正确的作法是应因势定制。柳宗元的"势？，还揭示出社会制度必然是不断进步的，"私其力于己"的封建制，必然要被"公之大者"的郡县制所代替。

用"势"来说明社会政治制度的形成原因和演变态势，有力地否定了一些传统的社会演变说，如邹衍的"五德转移"说，儒家公羊学派的"三世"说，董仲舒、班固的"三统"说。柳宗元已感觉到，社会的发展，不是循环的，也不是按照执政者或贤人的设计运行的。某种政治制度的实行，有一种"不得已也"，"势也"之必然性。由此他发现历史上有这种"奇怪"的现象--执政者的主观动机与政策实施后客观效果之间的矛盾。殷、周统治者

①　《贞符》。

②　《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实行分封制，把土地和民众封赐众多诸侯，"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这样做不是出于大公无私之心，而正是追求私利，要让诸侯为自己出力，借诸侯的力量来拱卫自己的子孙后代。但结果则是，诸侯势力逐渐大起来，王室权威降低。周平王东迁后，自己也降到诸侯的地位，"阙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天下乖盩，无君君之心"。分封制成了周灭亡的一个关键原因。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于下之端自秦始"。郡县制使全国政令统一，集权于中央，从制度本身来说，是最大的"公"。但从秦始皇动机来说，则是出于私心，私在想巩固皇帝一人的权威，私在想使天下人都臣服于自己。从结果上看，废除了诸侯的割据，使天下统一，从秦朝开始了"公"天下。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提出的"势"的观点，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个重要的贡献。

2。刘禹锡的理、数、势在天人关系的讨论中，刘禹锡提出了理、数、势三个概念。所谓"理"，指原理，道理；"数"，指规律，规律性；"势"，指趋势，形势。

刘禹锡着力探讨了天命论等迷信思想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在分析认识论根源时，他形象地举出人在小河或江海中航行之例来加以说明：船行于小河中，速度或快或慢，或停止或前进，都由人随意控制。即使有的船翻了，有的船搁浅了，也是人力不当所为。在上述情况下，"舟中之人未尝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①。因为道理很明白，所以船上人没有讲天命，让天保佑的。

但是如果船在大江、大海中航行，人无法随意掌握船的快慢与走停，再加上有大风大浪，"舟中之人未尝有不言天者"，无论什么结果都是天意，船平安抵达，归于天；船沉没了，归于天；船虽危险而未沉，也归于天。"何哉？理昧故也。"由于不明白在江海狂涛中航行之理，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由此看来，要正确理解天人关系，就需"明理"，而"明理"的关键在于认识"势"中之"数"。刘禹锡认为，此理亦可推而广之，"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焉"。"大凡入乎数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万物一贯也。"这是说，事物结合，其中一定存在"数"（规律），"数"决定了事物发展的趋"势"，世间万事万物都不出此理。他又进一步举例说："天形恒圆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昼夜可以表候，非数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动而不已，非势之乘乎？今夫苍苍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还于卑小；一乘其势于动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顷，又恶能逃乎数而越乎势邪？吾固曰：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体运行也存在"数"与"势"。天形是圆的，颜色是青的，旋转周期是可以测量出来的，昼夜的时刻也可以用刻度盘显示出来，难道这不是有"数"（规律）存在于其间吗？有了这个"数"，就决定了天的"势"，天高高在上，不会塌下变成卑小；天体一刻

①　《天论》，下引不再注出。

不停地运行，不会停止下来，这难道不是"势"的表现吗？所以天体运行不能脱离它本身的"数"（规律）与"势"（趋势）。由此，刘禹锡总结道，万物之所以生生不息而无穷，就是因为它们交相胜，还相用，即万物在联系中，有斗争，有统一。

刘禹锡还分析了产生天命论等迷信思想的社会原因，提出了"人之道在法制"的重要观点。他认为，人之所以能胜天，在于有法律规范，法能判明是非，维护公理。只要真正实行了法制，人们就会相信正义，相信自己，不相信天命。反之亦然。他具体列举三种情况：其一，"法大行"，则是非都有法作为准绳衡量，不受个人意见所左右，"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善必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所受的赏或所受的罚都与其行为相当，大家都认为恰当，人们都会说，天何曾干预人事呢？我等照正道走就是了。

其二，"法小弛"，即法律有些松弛，遭到部分破坏，"则是非駮，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思想就会出现混乱。福，可以狡诈获取；祸，可以苟且获免。人们就会说，不应当那样结果却果真是那样结果，公理何在？是天的干预啊。

其三，"法大弛"，法制完全废弃了，是与非也就完全颠倒了，受赏的总是邪佞之人，受罚的总是正直之士，道义不能战胜强暴，刑罚不去制止恶人，人能战胜天的基础丧失了，再要说胜天，只是空话了。

刘禹锡部分正确地揭示了天命论等迷信思想的社会根源，其思想的深刻程度是前无古人的。他的重法制思想同他积极参加"永贞革新"的实践有着直接的密切联系。

十、道学先驱者的思想从初唐到中唐，佛教、道教均沿上升趋势蓬勃发展。儒、佛、道三家思想论战的情况表明，儒家思想如果依旧维持传统的思想体系，就难以保住思想领域内的宗主地位。面对佛道二家著作迭出、流派纷呈的咄咄逼人态势，儒者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必须给儒学增加新的思想观念，必须取佛、道之长，补儒学之短。韩愈、李翱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们的道统和援佛入儒理论对宋代理学有着重大影响。

（一）韩愈的思想韩愈是坚决反对佛教和道教的，他以自己的理论观点大大增强了儒学的战斗力，因而备受宋儒赞誉，称其"如泰山北斗"，"为百世师"。

1。道统说唐宪宗嗜佛，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命朝廷举行盛大仪式，将陕西凤翔法门寺一节佛骨（据说是佛的手指骨）迎入宫中供养。此举对于社会上崇信佛教者是极大鼓舞，"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韩愈上疏宪宗，援引梁武帝"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等事例，说明"佛不足信"；又批评"佛本夷狄"，"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即便是佛今日在世，到京师来朝，也不过是礼节性地召见，然后护卫其出境，不令其迷惑民众。更何况佛身死已久，枯朽之骨，怎么适合进入宫禁。"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臣实耻之"。韩愈竟以皇帝炫耀盛世之举为耻，的确大胆、直率。他在疏中最后要求毁弃佛骨，"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并表示，如果佛真的有灵，能降祸祟于反对者，那么凡有灾殃都应加臣一身，上天为证，"臣不怨悔"①。

韩愈还主张用强力禁绝佛教，"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②，即令僧尼还俗，烧毁佛经，改寺院为民居。

韩愈虽然激烈地反对佛教，但并不妨碍他模仿佛教的法统为儒家编制出一个圣人传道的道统。就对佛教的打击而言，他从政治、经济角度批判佛教害国害民之语，尽管激烈，却大率重复前人反佛言论，无甚新意，因而也未能击中佛教要害。然而他的道统说却推陈出新地给儒家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经学生李翱的补充完善，为宋代道学正式建立奠定了一块基石。以儒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而形成的道学（亦称理学）兴起，真正给予佛教以致命的打击，宋代道学在思想领域内的一家独尊，取代了唐代儒、道、佛三家争雄的局面。推其原始，韩愈道统说是宋代道学之先声。

韩愈是在《原道》中提出道统说的。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

①　上引均见《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

②　《原道》。

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在《与孟尚书书》中，韩愈以自己为孟子的继任者，换言之，自己为道统在当代的传人。他说：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所谓"道统"，就是儒家之"道"的正宗传授系统。韩愈认为，儒"道"由圣王传授下来，从尧开始，历经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自己要继承孟子，不使道统中断。

这是韩愈学佛教之法以抗衡佛教。当时佛教以禅宗最盛，而禅宗最为讲究传法系统，并且在述及法统时杂以奇闻异事，以增加神秘性。最早来中国传播禅学的是印度僧人达摩，他宣称，从佛（释迦牟尼）开始，禅学历代相授，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以一件棉布袈裟作为传法正宗的凭证，到达摩是第28　代（代也称祖）。到中国达摩则为初祖，时为梁武帝时。历传二祖慧可（隋文帝时逝世），三祖僧粲（隋炀帝时逝世），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七祖神会。四祖至七祖均为唐人，七祖生活的时期稍早于韩愈。所以，禅宗富有传奇色彩的法统传授故事自然会给韩愈留有印象。

道统说也能在儒学发展史上找到一些根据。《论语·尧曰》曾记载尧、舜传授之语，尧、舜、禹相继禅让，也仿佛有选择继承人，授以治道之意。战国时孟子排列出一个从尧到孔子的名单，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①，而他本人是继孔子正统。韩愈的道统序列基本上同于孟子所说，加上了自己，以继承孟子自命。不过，孟子侧重于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韩愈则是明确提出这是儒学的传"道"系统。后来，宋代道学家对道统说进一步充实、论证。朱熹再续道统名单，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上接孟子，他本人又承周敦颐和二程。

"道统"的"道"，主要指儒家的仁、义理论。韩愈的《原道》即旨在究明儒家之"道"，批判佛教和道教。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这里韩愈分别给仁、义、道、德下了定义，对仁与义予以肯定，因为其内涵清楚稳定，是"定名"。而道与德则属于中性词，君子、小人均各有道，品德也有优有劣，所以道与德是"虚位"。在韩愈看来，道德只有以仁义为内容才有意义。他接着以儒家的道德概念去批评老子的道德概念，认为老子所讲的道德，其内容不包括仁义，是他个人的褊狭理解，而儒家所讲的道德，其内容包括仁义，这是天下人都公认的。以上所论涉及到了一个儒、道长期争论的问题。《老子》认为，万物由道而生，由德而长，道德是万物发生与发展的根本，即"道生之，德畜之"，"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②。另方面又认为，仁义等德行是人为的，是对自然的道的破坏。《庄子》进一步肯定道德的虚静无为属性，要求退仁义。韩愈为避免"道统"之"道"，与老子之"道"发生混淆，所以才在《原道》中首先强调，"道统"之"道"以仁义

①　《孟子·公孙丑下》。

②　《老子·五十一章》。

为特定内容，是儒家所特有的主旨。

为什么"道统"在秦以后中断了呢？《原道》解释说，孔子的经典被秦朝"焚书"所毁，这对道的传播是很不利的；在汉朝，道又受到黄老之说的干扰；在晋隋间，道又受到佛教的干扰。在上述情况下，凡是谈道德仁义者，不是依从道家观点，就是依从佛教观点，而既然依从了道、佛二家，那就一定脱离了儒家之道，还会反过来攻击儒道。这样一来，后人即使想要了解儒道，又哪里听得到呢？

《大学》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韩愈很欣赏该篇所讲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将其作为道统理论的经典之作。他说：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大学》分"经"、"传"两部分，上面韩愈所引的"传曰"就是《大学》内容。韩愈在这里划清了儒家与道、佛的原则界限。儒家讲人格修养，"正心诚意"，是为了有所作为，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道、佛讲个人修炼，讲"治心"，则是置天下国家于不顾，并且背弃了忠君、孝父的"天常"。如果儒家道统不能战胜道、佛，那么子女就不以父为父，臣下不以君为君，民众就不做应做的事。韩愈在这里点明，儒学是为封建国家长治久安服务的最切合实际的学说，儒学旨在入世，而道、佛二家旨在出世。宋代道学家将韩愈的观点进一步展开论证，并从《大学》中归纳出"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欲治国平天下，必须先从个人修养做起，而个人修养首先是内心的工夫。由此可见韩愈在儒学向道学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2。性三品与情三品韩愈在展开道统说理论时，触及到了人格修养问题。他又作《原性》，专门阐说了性三品与情三品的观点。他说：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

他认为，性是人生来就有的，而情是人与外界接触后产生的。所谓性三品，就是性分为上品，中品，下品。而构成性的，是仁、礼、信、义、智五种道德。不过，它们在三品中各占比重不同。性为上品之人，"主于一而行于四"，以一德为主，兼通其它四德。性为中品者，"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对某一德或是不足，或是有些违背，其它四德也混杂不纯。性为下品者，"反于一而悖于四"，对一德完全违背，其它四德也不合。

与性三品相对应，情也分为三品，构成情的内容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上品的情，"动而处其中"，对七种情感都能控制得恰当合适。中品之情，"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对于七情的掌握有时过分，有时不足，但主观意图还是要适当合中的。下品之情，"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对于七情无论是过度还是不足，都随意放纵，不加检点。韩愈归纳说，"情之于性视其品"，即性上中下三品，决定了其情也是相同品级。关于性善恶和性情善恶的争论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始了。孔子实际上最早提出了性三品的观点，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性是相类似的；又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①，唯有上等和下等的不会改变。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告子提出性无善恶论，汉代扬雄提出性善恶相混论。在韩愈之前明确提出性三品说的是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实性》中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圣人之性"，近于全善；"斗筲之性"，近于全恶；"中民之性"，可善可恶，可上可下。

韩愈在《原性》中提到了孟子、荀子、扬雄的观点，认为他们所讲的分别是就人性的上品、下品、中品而言，所以才"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并不全面。实际上是韩愈有意识误解孟、荀、扬之本意，目的是表现自己性三品说的正确性和全面性。也许是出于同样的考虑，韩愈没有提到董仲舒、王充的性三品观点。单就性三品观点而言，韩愈与董仲舒、王充的观点一致，都认为善与恶不可改变，中人之性则可推移，可导向善，也可导向恶。韩愈的观点创新之处在于，他把情也分为三品，并与性相对应，从而将前人的性三品说讲得更为细致。他主张对七情控制在"中"，不要压制，也不要过分。这是与佛教观点相对立的，佛教认为为情所累，影响见性成佛，主张灭情以见性。

另外，佛教宣传世人皆有佛性，人人可见性成佛。道教宣传世人皆可成仙，人人可自我修炼。韩愈则以性情三品说来论证儒家礼法制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从而证明封建伦理和等级秩序乃天经地义，不容侵犯。他强调，中品之人"可导而上下"，但上品之人和下品之人则是不会改变本性的，"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

韩愈并不隐讳性情三品说主要是针对佛、道而发。《原性》末尾设问道："今之言性者异于此，何也？"韩愈在回答中明确点题："今之言者，杂佛、老而言也。杂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异？"如今人们关于性的看法，掺杂了佛教、道教的观点，因而造成人们认识的偏差。因此，《原性》写作的现实意义就不言自明了。

①　《论语·阳货》。

（二）李翱的思想李翱（公元772-841年），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贞元进士，历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朗州、庐州刺史，谏议大夫，中书舍人，户部侍郎，检校户部尚书，山南东道节度使等职。其著作编为《李文公集》。李翱是韩愈的学生，对韩愈极为推崇。他也主张阐扬儒学，反对佛教，但采用的方式是借用佛教的方法以修养儒家的心性，为宋代理学开辟了道路。

1。去情惑以复性李翱虽然也从政治、经济角度批评佛教，但更注重从哲学思想的高度批评佛教。他认为以往力主排佛者并未能击中佛教要害，"惑之者溺于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虽辩而当，不能使其徒无哗而劝来者"①。要真正驳倒佛教，就必须究明心性理论。他作《复性书》，认为儒家学说原本是"尽性命之道"的，只不过是后来没有传人而中断了。

《中庸》原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因为该篇讲到"性命"问题，李翱遂大力推崇《中庸》。他描述先秦时期《中庸》传授系统："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轲曰："我四十不动心。"轲之门人，达者公孙丑、万章之徒，盖传之矣。遭秦灭书，《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于是此道废缺。其教授者，唯节行、文章、章句、威仪、击剑之术相师焉。性命之源，则吾弗能知其所传矣。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邪？"①李翱认为，儒家性命之道虽久已不传，但这正应了道极必衰，衰极必复之理，自己大概就是重传性命之道的人。接着，李翱又借时人陆■之口说："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东方如有圣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圣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李翱遂当仁不让，以儒家性命之道的当代传人自命，宣布"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

李翱发挥了《中庸》和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复性说。所谓"复性"，简言之，是去除情的迷惑而恢复善良本性。他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

这是说，人本来具有与圣人相同的素质，即都具有至善的"性"。然而人之所以没能做成圣人，是因为有"情"的迷惑。情欲有七种表现，情欲如占了上风，至善的本性就看不到了。他举例加以说明：水之浑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沙不浑，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

水中如有泥沙，水流就不清澈；火中有烟，火光也不明亮；显然这不是水和火的过错。沙不使水浑，流水自然清澈；烟不浓郁，火光自然明亮。情欲不干扰，善性自然充实。

那么可否说，情是恶的，需要完全丢弃呢？李翱不这样认为。他虽然说

①　《去佛斋》。

①　《复性书》，下引不再注出。

"不善者"，"乃情所为"，但"情有善有不善"，情与性存在着不可分离的相互依存关系，"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

既然性与情不可分离，那么，两者怎样的结合状态是理想的呢？李翱以圣人与百姓的对比来具体说明，说：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圣人者岂其无情邪？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然则百姓者岂其无性者邪？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虽然，情之所昏，。。故虽终身而不自睹其性焉。。。情之动静弗息，则不能复其性而烛天地，为不极之明。

他认为，性是天赋予的，圣人之特异处在于得了性之后能够避免情的迷惑。而百姓则是沉溺于情而忘记了善的本性。圣人难道没有情吗？只是不让情搅乱安静寂穆的本性。所以圣人虽有情，看上去似乎没有情。百姓难道没有至善本性吗？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没什么差别，尽管如此，百姓还是让情弄昏了头，因而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有与圣人一样的善性。李翱总结说，如果人的情欲总是不停地表现，那就不能恢复其善的本性，从而光照天地。他把性与情视为一个矛盾统一体，以性情之表现方式作为区别圣人与百姓的标准，圣人不以情累性，而百姓以情累性。所以百姓应"妄情灭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百姓应像圣人那样，将喜、怒、哀、惧、爱、恶、欲等"情"，都控制在"中节"的程度，适中而有节度。他引证了《中庸》的说法，"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喜、怒、哀、乐等情蕴而未发之时，要不喜不怒，不哀不乐，心境是无偏无倚的，这叫"中"。情一旦表现出来，就要恰如其分地节制，合乎法度，使之保持在无过无不及的状态，无所乖戾，这叫"和"。宋代理学家程颐解释说："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达道"①。

李翱举出圣人用情之例，"问曰：尧、舜岂不有情邪？"李翱的解答是，圣人怀至诚之心而用情，不是凭感情用事。舜为尧臣时，任用"世济其美"的八恺、八元十六族辅政，"非喜也"；将共工流于幽州，将驩兜放于崇山，使三苗遁于三危，在羽山处死鲧，"非怒也"。这都属于"中于节而已矣"。相反，桀、纣虽然也具有与尧、舜一样的性，但却看不见自己的善性，被"嗜欲好恶""所昏"，并不是桀、纣的性有罪过。

可以看出，李翱的观点与佛教禁欲观点很接近，都认为情欲可导致罪恶；但又有原则区别，李翱不认为情都是恶的，主张控制情，而佛教主张灭情见性。

2。格物以致知关于如何"复性"，《复性书》认为主要方法是通过格物以致知。李翱说：物也，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

①　《近思录》卷1。

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

致知之后，达到心正，而后有所作为，均能本之善性，"知至故意诚，意诚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理，国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参天地者也"。这是"复性"的目的所在，通过获得的"知"而达到意诚、心正，然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李翱的观点是对早期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东汉郑玄注云："格，来也；物，犹事也"。《周易·系辞上》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李翱明确把格物致知作为个人修养的手段，比前人讲得更具体。所谓格物，是穷究外界事物。所谓"致知"，是以昭昭之心明辨该事物。所谓"不应于物"，是不为外界事物所累，不为所惑。

李翱还谈到一种神秘的以内修方式"复性"的作法。先是自我设问：人们被情欲所昏已很久了，如果要恢复善性，必定需要时间和过程，请问该怎么做？李翱所给出的答案颇像僧人谈坐禅，他说：不去考虑，不去思想，情就不会显现；情既然不显现，这就是"正思"，即没有考虑，没有思想。这种状态在前代儒家经典中也谈到过。如《易》说："天下何思何虑？"又说："闲邪存其诚"。

又问：就这些吗？答道：还没完，这只相当于对心的斋戒仪式，仍未脱离动静的层次。有静必有动，有动必有静。动静循环不息，这还是情的表现。《易》说："吉凶悔吝，生于动者也。"这怎能复性呢？

又问：那该怎么办？答道：在静下来时，知道心不要思虑，这相当于斋戒。知道心本不应有思虑，动与静分离，心沉静得不为任何物所动，这才达到了"至诚"的境界。《中庸》说："诚则明矣"。《易》说："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就是这个意思。

再问：不考虑不思想之时，对外是格物，对内是抑情，怎样知道何时停止呢？况且以情止情，难道可以吗？答道：所谓"情"，是性的不正常的邪谬表现，邪本来就不应有。心沉静不动，邪的情欲自然就消失了。惟有善性明照，邪从哪里产生呢？如果以情去抑止情，需要运用更大的情才行，然后还得抑止这个情，这样，情互相抑止下去，不是没完没了吗？

李翱上面所论的内修"复性"方法是两个阶段循序进行，第一步达到"正思"，即"无虑无思"，如同斋戒，是准备阶段。第二步是达到"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所有欲望没有了存在的基础，"邪思自息，惟性明照"，使心达到"至诚"。

这样，经"复性"的内修改造，达到了意诚，心正，于是就有了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基础。李翱的"复性"说为宋明理学所继承和发展。"复性"的核心是要人们摆脱情欲的束缚，"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宋代理学家更进一步归纳为"存天理，灭人欲"。

十一、儒、佛、道思想的相互借鉴与融合佛教、道教在唐代均进入了自己的兴盛期，唐历朝皇帝大多顺应时代思潮的特点，尽力调合儒、佛、道三家的矛盾，坚持以儒家礼教思想为主，同时引导佛、道二家思想也为巩固本朝政权服务。唐玄宗亲注儒典《孝经》、佛典《金刚经》、道典《老子》，最能代表官方对三家思想兼收并蓄，一律为我所用的态度。传统的内殿三家讲论，在唐高宗时，火药味已大为减弱，待到唐肃宗以后，演变成一种固定的程式，"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归于善"。

儒、佛、道三家的相互借鉴虽久已有之，但真正成为潮流则在唐中叶以后。其原因有多种，其一，三家均有合法地位，官方倡导三家共同辅政。三家均已认识到，挤垮、吃掉某一家在事实上已不可能，因此相互攻讦、剑拔弩张的势头大减。其二，三家在长期社会斗争经历中逐渐认识到了它们在维护国家政权，平衡社会矛盾方面的共同利益，相互之间少揭短，多合作，胜似两败俱伤乃至三败俱伤。其三，在长期的相互辩争中，儒、佛、道三家均发现自身思想理论上的某些漏洞和薄弱处，也发现它方的某些长处。这样，在完善自身思想理论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另外两家，借鉴得越多，它们之间的差异越小。

当然，也有个别皇帝或毁佛或佞佛，从而有短暂的佛、道关系紧张时期，但在唐中后期不占主导地位。

（一）佛教对儒、道的借鉴1。佛教借鉴儒学的一般状况自唐初开始，大量佛经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玄奘所译经论，合74　部，总1335　卷；《续高僧传》三集称义净译经56　部，230　卷，不空译经77　部，120　余卷。随着佛经的大量增加，僧人也仿效儒家经学，埋头撰写佛经注疏。因为佛经系外邦传入，没有注解和义疏就难以理解。儒家经学讲究师承，特重门户；僧人的不同宗派也各尊一经为主，注解阐发，自立宗旨。这种现象当然是佛教理论繁荣发展的一个标志，但事物总有两重性，佛经注疏的文字量过大，又给人以繁琐和不得要领的感觉。范文澜先生曾分析了这种状况，他说，佛教同一宗派的注家，解说之简繁，见解之浅深，也每每各自异趣。一经之注疏，往往多至数十卷。如礼宗撰《涅槃经注》80　卷，澄观撰《演义抄》90　卷，明隐撰《华严论》，竟多达600　卷。大凡此类注疏卷帙浩繁，语意琐碎，使人愈学愈迷惑不解①。

在"忠孝"问题上，佛教与儒学抵触最大。按照佛教的生死轮回之说，现世的父母与子女，在前生或来世很可能位置掉换，也可能转世为其它，所以讲孝道没有意义。而僧人乃出家人，脱离尘世，也无所谓忠君问题。但是，儒家之忠孝观念在中国实在根深蒂固，僧人在此问题上屡受指责，常常处境尴尬。于是一些僧人转而接受儒家忠孝之说。唐中叶后，僧人谈忠孝者很多。僧鉴虚在三教讲论中，称本朝尊奉的玄元皇帝老子为"天下之圣人"，文宣

①　参见《中国通史》第四册，第426　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王孔子为"古今之圣人"，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为"西方之圣人"，当今皇帝（唐德宗）为"南瞻部洲之圣人"，不再以释迦牟尼独尊，而将道教所尊教主、儒学之先圣、世俗之皇帝均置于与释迦并列的尊崇地位。僧宗密不但承认孔子、老子与释迦一样，同为"至圣"，而且在《佛说盂兰盆经疏序》中声言佛教也宗孝道，"始于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皆宗之，其唯孝道矣"。僧法慎在与社会各种人打交道时，"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上言，依于仁；与人下言，依于礼。佛教儒行，合二为一"①。可见，这个僧人对于儒家之忠孝仁礼之说，运用得是较娴熟的。僧人还大加宣传"目连救母"的故事和《大方便报恩经》，证明佛教也讲孝道。

也有很多僧人潜心学习掌握了儒士的传统技艺。中晚唐出现不少文僧、诗僧、琴僧、草书僧，他们与儒者、士大夫广泛交游，往往建立起颇深的友情，这样也促进了释、儒思想义旨的理解沟通。

2。佛教的中国化--禅宗中唐以后，禅宗大盛。其影响所及，上至唐皇室、士大夫，下至儒生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热衷于谈佛论禅者比比皆是。禅宗，确切地讲是禅宗的南宗，将佛教传播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其它佛教宗派在禅宗面前黯然失色，天下佛寺也渐渐地多为禅宗据有。

为什么禅宗有如此强劲的发展势头呢？其主要原因在于，它对本系外来的佛教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倡导一种极为简易的修行方式，其观点与儒、道意蕴多有相合之处，因而能迅速风靡天下。不过，禅宗在将佛教推向发展高峰之时，也给佛教造成深深的内伤。

禅宗原自印度传入，在中国的初祖为菩提达摩，因以"禅定"概括本派的修习而得名，自称"传佛心印"，倡静坐凝心专注观境。达摩本人以身演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如此"壁观"达九年之久。可见，达摩所传乃"渐悟"。而南宗创始人慧能则自称"顿门"，倡"顿悟"。南宗代表性的经典《坛经》（法海本）开头即言："说通及心通，如日至虚空，惟传顿教法，出世破邪宗。"鲜明表示出在修行方法上破旧立新的主旨。《坛经》认为，人的心性本静，佛性本有，"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因而修习只需"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慧能举出自己在五祖弘忍处"顿悟"的例证来说明此法是切实可行的，"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伍（悟），顿见真如（佛性）"。所以南宗主张，觉悟无需外求，"一悟即至佛地"，可以不读佛经，不拜佛像，不立文字。这种修习方式比起佛教其它各宗的繁复修习方式，实在是既简易又快捷。

这种改造后的禅宗很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第七章已叙及，中唐"安史之乱"是唐盛极而衰的分界线，地方藩镇称雄，内廷宦官干政，外朝"朋党"相争。士大夫的仕途及身家性命都面临着不可预测的风险，儒生求取功名的传统道路也因政治昏乱平添诸多阻碍。各阶层人士也因政治、战事、割据等引起的社会震荡而对前途及命运产生危机感。禅宗所倡的简易成佛方法则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心理安慰。人人具有佛性，因而世人是平等的；可以不出家，

①　《宋高僧传》卷十四《法慎传》。

不读经，"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儒士及士大夫在失意之余或为求心灵宁静，在禅学中寄托心志，与禅僧谈苦论空，不失为一种精神解脱方法。即便是穷奢极欲的名门豪富，也可通过极便捷方式"修心"，"见性"，立地成佛，求得心理平衡。

禅宗学说与中国固有的某些儒、道、玄观点有内在相通之处。"顿悟"

的基点是人心中本有善性，识得本心便"见性成佛"，儒家性善论，可为此说的注脚。禅学与庄子学说也有相合之处，"人们常常把庄与禅密切联系起来，认为禅即庄。两者确乎有许多相通、相似以至相同处，如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反认知、重解悟、亲自然、寻超脱。。等等，特别是在艺术领域中，庄禅更常常浑然一体，难以区分"。当然，"两者又仍然有差别，这差别倒正好展示出中国思想善于在吸取和同化外来思想中获得丰富与发展"①。

由于禅宗宣称佛不在外，佛在心中，因而"顿悟"之人就可以自称为佛。推广开去，修行者不必在佛寺，在家亦可；造寺、布施、念佛等等，都没什么必要。慧能的继承人更进一步发展"心外无佛"的观点，达到"呵佛骂祖"地步，连佛与传统佛教都要扫除了。天然禅师（慧能四世法孙）在冬日取暖竟烧木佛。义玄禅师（慧能六世法孙）反对求佛，他说："你若求佛，即被佛魔摄你，你若求祖，即被祖魔缚你，你若有求皆苦，不如无事"。有的禅师则宣传自立自强，反对唯外来佛教是从。宣鉴禅师（慧能六世法孙）说："老胡（释迦牟尼）经三大阿僧祗劫，即今何在，活了八十年便死去，与你有什么分别，你们不要发疯受骗"。

但这种情况如发展下去，必定将整个佛教连同禅宗一起否定。禅师怀海制定《禅门规式》（《百丈清规》），不采天竺传来的烦琐戒律，建立中国式的新佛门戒律，重新鼓励僧人坐禅，并破天荒地要求僧人参加生产劳动，"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柳宗元的《百丈碑铭》称赞已中国化的佛门戒律与儒家礼义相合，"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由于这种新戒律有助于佛教及禅宗的生存与稳定，遂在全国各寺院推广。宋代理学大师程颢以僧堂威仪济济，伐鼓考钟，内外静肃，一坐一起，并合清规，叹为三代礼乐尽在此中。这是佛、儒结合的形象写照，说明佛门清规是依据儒家礼仪改制的①。

3。佛教对道教的借鉴佛教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主要经典，因而又称法华宗。此宗以圆教自许，斥其它宗派为偏教，试图调和佛教内部及与外教的矛盾，因而在理论上融会一些多方面的学说，与道教在思想上尤为接近，《法华经》吸收了道教的丹田、炼气、成仙等说法。其九祖湛然生当中唐，号称天台宗中兴人物，所著《止观辅行传弘诀》借用了道教的仙草、金丹、求长生之说，"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食可长生；太阴之精名曰钩吻，入口则死"。"金丹者，圆法也。初发心时，成佛大仙准龙树法飞金为丹，故曰金丹。"

开元年间兴起的密宗，其宗教仪式和神秘法术与道教有许多相通处。密

①　李泽厚：《漫述庄禅》，《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　期。

①　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233　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版。宗有设坛、诵咒仪式，口诵真言是三修之一，又以画符祛病、求财、免灾，这些都与道教相仿。道教尊北斗七星，密宗亦有《北斗七星护摩秘要仪轨》，称："北斗七星者，日月五星之精也。囊括七曜，照临八方，上曜于天神，下直于人间，以司善恶，而分祸福，群星所朝宗，万灵所俯仰，若有人能礼拜供养，长寿福贵，不信敬者，运命不久"。这段话不仅表明尊崇对象同于道教，而且语言也几乎与道教用语相同。佛教以讲空论苦求出世为主旨，这里却谈起"长寿福贵"，"运命"。另外，密宗经典中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讳、十二（肖）诸神，还有泰山府君，司命、司禄之神，也喜用七七、九九之数，这些都出自道教。

（二）儒学对佛、道的吸取唐代的儒生及士大夫与僧人或道士的交游非常普遍，形成时尚。他们或探讨儒学、佛理、道论，或赋诗抚琴，或切磋书画棋艺。这种较为融洽的气氛促进了他们在思想理论上的理解沟通。一些儒家学者已意识到，单纯宏扬儒学并不能振兴儒学，儒学只有大胆进行一些理论更新才能焕发勃勃生机。儒学应该吸收佛、道某些思想，以增加自己的理论新意与深度。他们的以儒为主，统合佛道的尝试，是儒学发展历程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是将传统儒学改造为宋代理学的先声。正是因为儒学融会了佛、道有关思想，才使儒学以理学的新形象无可争辩地独执思想领域之牛耳，由隋唐儒、佛、道三家并立走向宋代理学一家独尊。

1。柳宗元"统合儒释"

柳氏的"统合"，不是简单地将二家学说混合到一起，而是以儒为主，取佛教中有补于儒道之理。他写的一篇著名的《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赞许元十八山人对于佛、道之说，"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要之与孔子同道"。他欣赏的是"通"，"同"，"融液"，可见要求是融会贯通，不是生硬拼凑。他又强调对佛、道是取其"所长"，而舍弃其奇诡。当然，对佛、道借鉴的最重要原则，是"与孔子同道"，要以我为主，以儒为主，不能离开儒家立足点而让佛、道统了去。

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中，柳宗元希望僧人文畅在此次出游中，能利用自己的学识与影响，在佛门与儒道之间作些调合工作，"统合儒释，宣涤疑滞"。这反映出柳宗元对于儒与释的沟通融会是牵挂于心的。韩愈在看到柳氏的《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后，曾批评柳氏不驳斥佛教。柳氏在《送僧浩初序》中对这一批评给予了答复，他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这是说，佛教的确有不可以驳斥之处，它所讲的道理，往往与《周易》、《论语》所讲的相吻合。他接着举出具体例证说，佛教关于性情的学说，很明显与孔子所言相同。再说，韩退之对儒道的喜好，不会超过扬雄。然而扬雄对于儒道之外的庄子、墨子、申不害、韩非，也还认为都有可取之处，这四家学说是怪僻而不安分的，难道佛教反不如它们吗？韩退之反对佛教的一个理由是其出自外"夷"。如果真以此为标准，对于出自外夷者一概排斥，那么古代有季札、由余两个贤人出自夷狄，难道要不以道为标准而以是否中国人为标准，亲近恶人而排斥贤人吗？由此看来，韩退之重的是名而不是实。我之所以赞同佛教的地方，都是同《周易》、《论语》相合的，即使孔圣人再生也是不能驳斥的。柳宗元又声明，他对于佛教也是有所反对的，像韩退之一样，他也不赞同僧人剃光头，穿黑衣，没有夫妇、父子之伦常，不从事耕织劳动而靠别人养活。但自己与韩退之的区别在于，韩退之只看到佛教的外部表现就反对，而遗弃了其蕴含的精神，这好像遗弃一块石头而不知其中藏着玉。

柳宗元"统合儒释"的目的还是要借用佛教所长而辅佐教化。他在柳州任刺史时，就儒释并用，政绩突出。当地"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偭仁"，使得生产缺乏畜力，经济落后，治安不稳。柳宗元先是用礼、刑两手，都收效不大，他说，"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后来他采取宣传佛教的方法，以佛教教义劝人"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①。由此可知，"统合儒释"确可以佛教的慈悲博爱等教义补充发展儒家学说。2。刘禹锡"援佛入儒"

刘禹锡是反对神学迷信的猛士，前面已经谈到，但他不反对佛教，认为佛教与儒学可相辅相成。他在《赠别君素上人》中，认为儒家经典与佛教经典有明显的一致之处。在《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文中，刘禹锡用了一大段文字谈儒与释各有所长，各有其最适用的范围。他说：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节，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势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补其化，释王者之位以迁其人，则素王立中枢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习登正觉。至哉！乾坤定位，有圣人之道参行乎其中，亦犹水火异气，成味也同德。轮辕异象，致远也同功。

他认为，天生人，但不能让人的情欲有节制；君治人，不能去掉威势而使社会安定。他们的作者都有限，都有不足。这就需要有人出来补弊救偏，这种人虽无君王之位，但也能教人改变心性。孔子立天下核心之教，主旨是"大中"；释迦在西方创教，主旨是"正觉"。天地乾坤之位既定，还要有圣人之道行于其中。这就突出强调了教化的重要性，光用法制威势来压制情欲是不行的。儒与释两种教化学说虽不同，但都有用，这好比水与火不同，但做饭菜需要两者的结合；车轮与车辕不同，但行车要靠两者的结合。

接着，刘禹锡又分析儒与释两家学说的不同功用，儒学适用于治世，佛教适用于乱世，佛教可以补充儒学在教化方面的不足之处。他说：然则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寖息；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革盗心于冥昧之间，泯爱缘于死生之际，阴助教化，总持人天。所谓生成之外，别有陶冶，刑政不及，曲为调揉，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

儒学以"中道"教化世人，但很少论及性命。换言之，讲"中道"注重的是人的行为尺度，但未能深入解答人心灵深处的问题。这样，在世道衰乱的时候，儒学也难发挥功用了。而佛教用大慈大悲救世人出苦海，阐论因果轮回之说，因此世道越乱越受到信奉。它能够把人的恶欲消灭在将萌未萌之时，能够使人在生离死别之际减轻痛苦。总而言之，佛教从人与天两方面协助教化。佛教可以对人起到独特的陶冶作用，可以起到刑政起不到的作用。它所具有的细致的协调糅合功能，其具体表现可以用言语表达，而其精深意旨是言语无法表达的。

刘禹锡的这些见解是颇有新意的，显示出儒家学者已能用平和从容的态度对儒、释进行审度比较。

3。李翱"以佛解儒"

李翱的"复性"说与佛教相通之处甚多，是借鉴佛教思想成果来发展深化儒学思想。南宋叶梦得评价说："李翱《复性书》，即佛氏所常言。。。

①　《柳河东集》卷三十八《柳州复大云寺记》。

吾谓唐人善学佛而能不失其为儒者，无如翱"①。下面让我们看几个例证。《复性书》说："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虽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穷，故虽终身而不自睹其性焉。"这里所说的"性"，相当于佛教所言的"佛性"，均指人生来就有善的本质。《大涅槃经》称："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李翱所说的"情"，相当于佛教所言的"无明"、"愚痴"，都是指后天的世俗欲望。

《复性书》又说："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觉则明，否则惑，惑则昏"。"圣人"的特点是"觉"，佛的意译就是"觉者"，圣人实际与佛相当。圣人与凡人的区别在于是否受情惑，佛与普通人的区别也在于是否"无明"。复性的途径与禅宗的明心见性修持法如出一辙。《复性书》认为去除情惑的方法"非自外得者也，能尽其性而已矣"。"心寂不动，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妄情灭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禅宗的主要观点就是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即心是佛，见性成佛。《坛经》说："自性心地，以智惠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

"禅那"是佛教中常用的一个修习语，或称"禅"、"禅定"，可意译为"静虑"。用以表示心注一境，正审思虑。《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三说："言静虑者，于一所缘，系念寂静，正审思虑，故名静虑。"《复性书》在表述"复性"的具体方法时，显然借用了佛门之"静虑"，说："方静之时，知心无思者，是斋戒也。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在以章句训诂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儒学向以心性义理为主要特征的新儒学--理学的转变中，李翱是当之无愧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将佛教的一些理论方法引入到自己的"复性"说中，从而促进了儒学的更新，这就标志着儒释两家思想理论从对立到趋同的根本性转变已实现。

4。儒学对道教的吸取老子被道教尊为教主，也被李唐皇帝认为祖宗，因此，唐代的儒、道关系较为融洽，在与佛教发生对抗时，儒、道往往结成联合战线。

总的说来，儒者及士大夫对道教的符箓法术较轻视，对其仙道之说也不感兴趣，但对于道教主要思想来源--道家学说则怀有敬意。柳宗元认为儒与道并不存在对立关系，老子之说是孔子之说的不同流派，《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说："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者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然皆有以佐世。"这显示出他不仅有"统合儒释"的思想，也有儒、道同归的思想，在"佐世"作用方面，老子学说是有价值的。

自唐玄宗注《老子》后，此书一度成为士庶家家习读之书，儒者和道士研读《老子》形成风气，宣传儒、道合流者多了起来。唐德宗时太子校书郎李观专写了一篇《通儒道说》，通论儒、道思想相合之处。他认为，儒之所言仁、信、礼、义，道之所言道、德，两者同源，且可相互为用，"故二（道、德）为儒之臂，四（仁、信、礼、义）为德之指。若忘源而决派，薙茎而掩

①　《避暑录话》卷下。

其本树，难矣！"①另外，儒学以"入世"为旨，关注的是社会治乱，人伦礼法，而对于宇宙、自然的生成及演化则很少探讨，道教及道家思想则对于宇宙、自然有丰富的理论积累，正好弥补了儒学之不足，使儒家学者得以开阔视野，调整思路，逐步向全面探寻社会、自然"至理"的理学方向迈进。

中唐以后社会多有动乱，仕途风险增大，儒者及士大夫在失意之时，则对道书兴趣提高，以出世归隐之说排遣思想苦闷。治世则出，用儒；乱世则隐，用道；这也可说是儒道互补的一种方式。但儒者之归隐只是权宜之计，与道士归隐有质的不同。柳宗元有个友人周君巢，写信向柳夸赞隐居山泽的道士，认为他们服药益寿，很有神通。而柳宗元回信表示并不赞赏归隐只是为求长生的人生态度。他说："尝以君子之道，处焉则外愚而内益智，外讷而内益辩，外柔而内益刚；出焉则外内若一，而时动以取其宜当，而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②。这是他对于"隐"与"出"的看法，按照君子的准则，在隐居未仕的时候，外表愚昧而内心更加聪明，外表迟钝而内心更思维敏捷，外表柔弱而内心更加刚强。等到出来做官理政时，就表里如一，顺应时势而采取恰当行动，使民众生活得以安定，圣人之道得以光大。如此看来，柳宗元是把"隐"作为修养提高个人素质的阶段，是君子处世的一个环节。

①　《全唐文》倦五三五。

②　《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三）道教及道家思想对儒、佛的吸取1。对儒学的吸取唐代诸道派均重视经戒的传授，由法师传授给道门弟子，目的是告诫道徒防邪祛恶，诚心归道。经戒科律的完善，是唐代道教的一个特点。经戒中有相当多的条目反映了儒家的礼义观。如《洞玄灵宝天尊说十戒经》所载"十四持身品"（又称"十四治身之法"）：其一，与人君言则惠于国；其二，与人父言则慈于子；其三，与人师言则爱于众；其四，与人臣言则忠于上；其五，与人兄言则友于弟；其六，与人子言则孝于亲；其七，与人友言则信于交；其八，与人夫言则和于室；其九，与人妇言则贞于夫；其十，与人弟言则恭于礼；其十一，与野人言则勤于农；其十二，与贤人言则志于道；其十三，与异国人言则各守其城；其十四，与奴婢言则慎于事。以上这些道士"守则"，要求遵从的是儒家的三纲五常内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礼，智，信的内涵均已囊括，唯一的细微差别是字辞稍加变化。道士吕洞宾在唐末名声很大，"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但他自述却无丝毫做作，声言自己以忠孝信仁为立身处世准则，"人若能忠于国，孝于家，信于交友，仁于待下，不慢自心，不欺暗室，以方便侪物，以阴骘格天，人爱之，鬼神敬之，即此一念，已与吾同，虽不见吾，犹见吾也"。唐末道士杜光庭在为《道德真经元德纂》所作《序》中说：老子"《道德》二篇。。非谓绝仁义圣智，在乎抑浇诈聪明，将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见素抱朴，泯合于太和；体道复元，自臻于忠孝"。并认为仁、义、乐、礼、智、信与天地之德、宜、和、节、辩、时相合，"弘淳一之源，成大同之化；混合至道，归仁寿之乡"①。道士们很自然地将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转化为道教教义。

也有些道士原为儒生，后入道门，这样更便捷地将儒家学说渗透进道教思想。著名道士吴筠，本来是"鲁中之儒士也"，从少年起就博通儒家经典，长于为文写作。由于未考取进士，不愿随合流俗，于是入嵩山为道士。他认为道教思想的精华就在《道德经》五千言之中，至于后世杂出的经书，"枝词蔓说，徒费纸札耳"。当唐玄宗向他询问"神仙修炼之事"时，他回答说："此野人之事，当以岁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适意。"显然对所谓修炼成仙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在唐朝皇帝相继热衷于成仙长生之时代，他却以"正道"讽谏皇帝。当他与僧、儒及朝臣并坐时，所陈所述"但名教世务而已"。但如果因此而认为吴筠不是真正的道士，是穿着道袍的儒士，那也不符合实际。吴筠出自唐初著名道士潘师正门下，在嵩山"传正一之法，苦心钻仰，乃尽通其术"②。他对于道教理论有较深造诣，著述有《玄纲论》3　篇，上篇"明道德"，中篇"辩教法"，下篇"析疑滞"。还著有《神仙可学论》，《心目论》，《形神可固论》等。吴筠的思想代表了道、儒相互借鉴的必然趋势。关于儒与道的关系，他主张道本儒末，不同意那种认为道家轻仁义、薄礼智的观点。他认为，道家之"道德"非但不排斥仁义礼智，而且还是仁义礼智的基础与根本，这体现了"自然"之理，不是人的主观愿望就能改变

①　《全唐文》卷九三一。

②　上引均见《旧唐书》卷一九二《吴筠传》。

的。《玄纲论》上篇《明本末章第九》说，"内道德而外仁义，先素朴而后礼智，将敦其本以固其末"，"执本者易而固，持末者难而危"。吴筠是反佛教的，他主张执政者要道、儒兼用，以道为主，以儒为辅，"故人主以道为心，以德为体，以仁义为车服，以礼智为冠冕，则垂拱而天下化矣"。反之，如果光用儒而不用道，那么社会就会出大问题，"若尚礼智而忘道德者，所为有容饰而无心灵，则虽乾乾夕惕，而天下敝矣"。他的这种以道统儒的观点在道教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认识。

2。对佛教的吸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教规戒律方面。唐代道教对经戒律条的完善，得益于佛教者甚多。如三归戒仿于佛教三皈依戒。佛教徒在入教前须在法师那里受"三皈"之戒，即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表示对佛门的归顺依附。《大乘义章》卷十对此解释说："归依不同，随境说三，所谓归佛归法归僧。依佛为师，故曰归佛；凭法为药，故称归法；依僧为友，故名归僧"。这里的"佛"，指释迦牟尼，也泛指一切佛；"法"，即教义；"僧"，即僧人。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道教也以"道、经、师"为三宝，即《道教义枢》卷一所言："一者道宝，二者太上经宝，三者大师法宝"。道教三归戒即是要求信徒将自己的身心皈依道门三宝，以此为入道的初阶。《太上老君诫经》称："此三归者，谓身有善恶，神有恐怖，命有寿夭，盖一切众生之必有也。今以此三悉归于道者，谓受行法戒，一则生死常善，不堕恶缘；二则神明强止，不畏邪魔；三则见世长寿，不遭横夭。归虽有三，其实一也"。《三洞众戒文》称："道、经、师者，众常通也，抑恶举善，戒人天也。身、神、命者，生妙宝也，回元转化，根圣真也。归之于道、经、师，若赤子归母，众物依地，不可须臾失戒"。

道徒受三归戒后，再授五戒。五戒亦同于僧人五戒。《大乘义章》卷十二说："言五戒者，所谓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初真戒》载道徒五戒为："一者不得杀生，二者不得荤酒，三者不得口是心非，四者不得偷盗，五者不得邪淫"。

最能鲜明体现三家合流特点的是道教正一派五戒文的变动。早期五戒文的内容是：其一，不得淫泆不止。其二，不得情性暴怒。其三，不得佞毒含害。其四，不得秽身荒浊。其五，不得贪利财货。唐代正一派所授受五戒，戒文则是：其一，行仁，慈爱不杀，放生度化。内观妙门，目久久视，肝魂相安。其二，行义，赏善伐恶，谦让公私，不犯窃盗，耳了玄音，肺魄相给。其三，行礼，敬老恭少，阴阳静密，贞正无淫，口盈法露，心神相和。其四，行智，化愚学圣，节酒无昏，肾精相合。其五，行信，守忠抱一，幽显效微，不怀疑惑，始终无忘，脾志相成，成则名入正一①。这个五戒文，兼容了儒、道、佛三家义旨。各戒条第一主题词，依次是仁、义、礼、智、信，是为儒家"五常"。各戒条末关于肝、肺、心、肾、脾的结语，体现了道教的五脏养生学，将人的思想行为与身体反应联系起来。各戒条的中间辞语，如慈爱不杀，放生度化，贞正无淫等，是佛教喜欢运用的。

道学佛的第二个方面，是在思想理论上的借鉴。任继愈先生认为："从

①　《道藏》太平部子下，第七七三册，《无上秘要》卷四十六。

本体论转入心性论，是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又一次提高。在隋唐时期，佛教各大宗派，如天台、华严、禅宗都各在自己学术领域里有所建树，佛教的心性论处在时代思潮的领先地位"②。佛教的心性论，探索时间较早，开拓范围较广，理论层次较细，因而对道、儒二家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下面主要谈佛教的心性论对道教思想的几点影响。

关于"道性"。隋唐的佛教各宗派均重视佛性的探讨。天台宗认为有五种佛性，即正因佛性，了因佛性，缘因佛性，果佛性，果果佛性。法相宗提出两种佛性，理佛性，众生都有；行佛性，众生有无不定，无有者永不成佛。华严宗认为，"有情"的众生有佛性，"非情"之物有"真如"之理，称"法性"。禅宗的理论更是围绕"佛性"这一核心而展开的，《坛经》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众生与佛的区别，就在于"迷"或"悟"的一念之间，"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

唐代道教典籍也经常谈论"道性"。《本际经》有专篇《道性品》，认为道性与众生性同一不二。《道门经法相承次序》记道士潘师正语曰："一切有形，皆含道性"。《玄珠录》一方面肯定众生皆有道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众生只有经过修习方能使所禀道性显现而得道。《道教义枢·法身义》认为，道性即众生本有的"澄清清净"的神（心），"迷此理为惑覆，了此理名性显"。司马承祯认为，只有悟了性根源，才能真正进入道之"妙门"，"了悟性根源，名为入妙门"。

关于"修心"、"动静"之说。禅宗提倡"修心是成佛之行"，以般若智慧，觉知"自心真性"而达到修行目的。前已介绍过，此处不赘述。南北朝至隋唐，先是道教外丹教法盛行，在炉鼎中烧炼铅汞等矿石药物以制"长生""金丹"。但这种教法花费极大，不利于在民众中推广道教，难与佛教抗衡。加之所炼外丹有毒性，服者多暴死，唐代好几个皇帝均死于服丹药。于是，道教吸取佛教的心性论，又出现炼内丹热，将人体视为炉鼎，炼体内的精、气、神，据说可使精、气、神凝聚为"圣胎"，即内丹。与此相应，道教思想理论遂关注修心、凝神、摄念等思维方式与修道的关系问题。当然，并非所有这方面的探讨都是为炼内丹。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对"内观于心"的几个要点的表达，颇似于佛教尤其是禅宗之说，"内观于心，心无其心；外观于形，形无其形；远观于物，物无其物。三者即悟，唯见于空，。。欲既不生，即是真静。真静应物，真常得性。。。如此清静，渐入真道"。

《三论元旨》将修心过程分为三阶段，先是"摄心归一"，继之"灰心忘一"，最后达"悟心真一"。简而言之，是"因澄而静，因静而忘，因忘而后能明，因明而后能达"。

著名道士成玄英在对《道德经》的注疏中，借鉴许多佛教概念，从内心修炼的角度对经文作出新的解说。如疏解"小国寡民"句，成玄英说："国，域也。谓域心住空，故言小国。即小乘寡欲之人，亦是谦小寡欲之行"。疏解"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句，成玄英说："器即六极十恶之兵器也"。十恶乃佛教用语，指十项罪孽。《法界次第初门》卷上之下所记十恶具体内容为：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离间），恶口（粗恶语），绮语（杂秽语），贪欲，瞋恚，邪见。其实，老子的原意是，邦国要小，人口要少，②　《中国道教史》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

有新的器物而不使用，表达出他对当时社会攻城略地，人人争利，奢侈浮华等现象的不满，希望回复到人类社会的素朴的初始阶段。而成玄英却将上述社会政治观点重新解释为道教的修心观点，意在证明本教教主早已论述过心性问题。

著名道士司马承祯隐居于天台山玉霄峰，可说是与佛教天台宗为邻。天台宗的修习方法是"止观双修"，所谓"止"，即止寂，禅定，是使被观察对象"住心于内"，凝神专注。所谓"观"，即智慧，是在"止"的基础上，思维被观察的对象，得到合乎佛教教义的智慧、功德、观点。也可称作"定慧双修"。司马承祯著《坐忘论》，阐述道教的"定"、"慧"观点。他不说"定"、"慧"为佛教修行观点，而是上溯《庄子》，从中引申出"定"与"慧"。《坐忘论·泰定》说："故《庄子》云："古之修道者，以恬养智；智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智养恬。智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恬智则定慧也，和理则道德也。有智不用，以安其恬，养而久之，自成道德。"他认为《庄子》所说的"恬智"就是"定慧"之意。自然，他的说法也有些道理。恬，恬然，恬静，有定的意思；智，智慧，也有慧的意思。他把"定"称为"泰定"，即"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故曰泰定"。这个境界的特征是，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无感无求，寂泊之至。有了"泰定"的基础，就要进入下个境界"慧"即人本性固有的智慧开始"自明"。

还有的道教徒将这种内心修炼法叫"定观"。所谓"定"，指心定，如大地一样不动；所谓"观"，指慧观，如天光常照。意思是，修道者要静坐内观，杜绝一切妄念，启发慧心。这与佛教的"定慧双修"，儒家的"正思复性"，均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粗略介绍了儒、佛、道三家相互借鉴与融合的情况，这是个大题目，由于篇幅关系，只能点到为止。

这个时期还有些学者直接呼吁三家融合。中唐时著名僧人神清在所著《北山录》中说："释宗以因果，老氏以虚无，仲尼以礼乐。。。各适时之器，相资为美"。作为僧人，他主张以佛教为主，统合儒、道。他说，老子"所著二篇之经，兼辩冾于家国，俾济世者不相抑废。仲尼岂不欲使人尽至皇道欤？所修六典，兼存霸王，将苞举而无遗也。故覆涛莫大于天地，变化莫大于圣人，而实二教之于我，赞而不害也。吾之于二教，统而有归也"。唐德宗时士大夫郭雄，则主张三家融合应以儒为主。他所撰《忠孝寺碑铭》云："备兹三教，语无异源，如仰冥鸿，谁为甲乙。儒之济理，旁兼者、释，孝之饰躬，动循爱敬"。唐末著名道士杜光庭看出了三家在心性修养上的一致之处，认识到"修道即修心"，"修心即修道"，三教所说虽形式不同，但是一个道理。他在《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中说："凡学仙之士，若悟真理，则不以西竺、东土为名分别。六合之内，天上地下，道化一也。若悟解之者，亦不以至道为尊，亦不以象教为异，亦不以儒宗为别也。三教圣人，所说各异，其理一也。。。但能体似虚无，常得至道归身。内修清静，则顺天从正；外合人事，可以救苦拔衰，以此修持，自然清静"。尽管他承认三教"其理一也"，主张"悟真理"不要有三教的门户之见，但仍然归结于以"道化一"，期望于"至道归身"。这反映出儒、佛、道三家均已意识到相互借鉴融合的必然趋势，但各家又都希望以我为主，统合另二家。

十二、晚唐的思想（一）"剥非"与"补失"的经世思想皮日休（约公元834-883年），字逸少，后改袭美，襄阳人。青少年时代，在襄阳鹿门山读书。咸通七年（公元866年）考进士，未中。遂将自己的诗文编次成集，即《皮子文薮》，作为"行卷"，以便进谒名流，为下次科考做准备。明年，考中进士。先为苏州刺史属吏，后进京为著作佐郎，太常博士。王仙芝起义后，他又返江南任职。黄巢军攻下杭州、绍兴后，皮日休加入义军。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攻占长安并称帝，以皮日休为翰林学士。中和四年（公元884年），黄巢兵败自杀，皮日休下落不明。后人传闻，或言其为黄巢所杀，或称其为官军所诛，也有说他投靠吴越钱鏐。《皮子文薮》10　卷，是他遗留下的最主要著述，由于编订于入仕之前，又系本人亲自选汇，因而颇有锐气，思想性较强。

1。直指时病俗弊皮日休编《文薮》之时，正是唐王朝江河日下，走向分崩离析的时候。

懿宗昏庸残暴，宦官操纵朝政，藩镇割据称雄，民众劳苦不堪。刘允章上懿宗《直谏书》，将当时社会状况概括为国有"九破"，民有"八苦"①。皮日休所编《文薮》，也是大胆指陈时政得失的。在序文中，他说明自己的著述均是有感而发，均有所指，非是"空言"。他说：伤前王太佚，作《忧赋》；虑民道难济，作《河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悯寒士道壅，作《桃花赋》。《离骚》者，文之菁英，伤于宏奥，今也不显《离骚》，作《九讽》。文贵穷理，理贵原情，作《十原》。。。其余碑、铭、赞、颂、论、议、书、序，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

这里他道出自己志在"剥非"、"补失"的为文宗旨。

他的"剥非"与"补失"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寓意于有关山水花鸟的诗赋中，借咏物而抒志。表面上是写自然景物，实际上蕴含着对社会的批判。正如他在《桃花赋》序中所说："日休于文，尚矣。状花卉，体风物，非有所讽，辄抑而不发"。他在《河桥赋》中，将河与桥引申为施政需有道，"以道为水，以贤为梁。济民者，民不病溺；济世者，世不颓纲"。而当时的唐王朝君昏官贪，所奉所行恰与治道相反。在《读司马法》中，皮日休说："汉魏尚权，驱赤子于利刃之下，争寸土于百战之内，由土为诸侯，由诸侯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战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编之为术，术愈精而杀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呜呼！其亦不仁矣。"这表面上是谈汉魏之际战乱景况，实际上也是现实中藩镇割据，互相攻伐的写照。谁拥兵自重，谁就独霸一方，待到实力更强，地盘更大，就萌生称帝野心，策划更大的战争，杀更多的人。拥兵者完全是以残害民众为代价而扩张自己势力的，征伐的方法越精杀人越多，兵法越切合实用为害也越大。事实上，晚唐的历史正是无可挽回地沿这个趋势发展的。最后宣武节度使朱温成为中原最

①　《全唐文》卷八○四。

大的割据者，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代唐称帝，建立后梁，开始了五代的历史。

"剥非"与"补失"更多的是运用第二种形式，即直截了当地指陈现实弊端，有时也一并谈出自己的思想主张。

他在《三羞诗》中直接鞭挞了穷兵黩武的将军，"懦者斗即退，武者兵则黩。军庸满天下，战将多金玉。。。去为万骑风，住作一川肉。昨朝残卒回，千门万户哭。哀声动闾里，怨气成山谷"。这里揭示出将军荣华富贵的基础，是无数士卒丧生，千万个家庭祸从天降。

他又在《贪官怨》中对各级官吏的腐败形象进行愤怒指责，"素来不知书，岂能精吏理。大者或宰邑，小者皆尉史。愚者若混饨，毒者如雄虺。伤哉尧舜民，肉袒受鞭笞"。这些官吏不知读书识理，岂能懂治民之道。或是浑浑噩噩，或是毒如禽兽，只会危害民众。

在《鹿门隐书》中，他用古今对比的精粹短句，极尖锐地指出当今社会的违背公理的颠倒的现象：古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

吏不与奸罔期，而奸罔自至。

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

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

这些见解是很深刻的，可谓入木三分，将当时社会的黑暗看透了。

那么这些社会痼疾的总根子在哪里呢？皮日休的批判矛头直指暴君，《心箴》一针见血地说："君为秽壤，臣为贼尘。"臣下之恶，源自君王之恶。臣之恶与君之恶相比，是小巫见大巫。皮日休不认为君王受命于天，不可侵犯。《读司马法》明确指出，现在君王得天下，不是靠赢得民心，而是靠残害民众得来的，"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以民命"。由此说来，暴虐的君主就没有继续在位的合法性，民众可以用暴力将其拉下皇帝宝座，《原谤》竞倡言，"后之王天下者，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这样大胆明快的议论，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都是极少见的，他的视暴君如寇仇的思想，是农民大起义前夕社会矛盾高度激化不可调合的写照，也是他能以进士及第、朝廷命官之身分加入黄巢起义军的思想基础。

2。推崇"道统"以救世皮日休虽然指斥暴君贪官悍将，但他并不是要推翻这个制度。他认为，只要行先王之道，就可以国泰民安。在当代一派末世景象下，他大力呼吁重振儒家道统的权威。对于韩愈所提出的道统说，他极表赞同，对韩愈也推崇备至，建议将韩愈列入太学供奉的圣贤行列。《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说："夫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这样，他承认了韩愈的道统系列，并且补充了荀子、隋末王通（文中子）二人。他另作有《文中子碑》，将王通拟于孔、孟，称自己为王通的学生，也就隐有自己为道统传人之意。从皮日休对韩愈的赞语中可看出他的儒家思想特点。他称韩愈"身行圣人之道，口吐圣人之言。行如颜、闵，文若游、夏"。他特别赞扬韩愈所持的"纯儒"之立场，能有力地斥退杨朱、墨子之学说，排拒佛、道二家思想的干扰，"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他也很欣赏韩愈为文之"补时政"的特点，"无不裨造化，补时政"，显然是要效法韩愈为榜样。

皮日休又写了《请〈孟子〉为学科书》，建议朝廷在科举考试中增加《孟子》科目，"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他推崇孟子的原因，就在于"孟子叠踵孔圣"、"翼传孔道"。从皮日休的上述观点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较为敏锐的，有一定的预见性。宋代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四书"，《孟子》果然成为科举考试科目。他对韩愈所作的复兴圣人之道的评价，也为宋儒及后世儒者所赞同。

3。"取天下以民心"

皮日休是历史上少见的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士大夫，他这种破天荒的"大逆不道"之举，与他较强烈的"民本"思想有密切关系。

《文薮》编于唐末农民大起义前夕，其中许多篇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极其黑暗的面貌。那时的皮日休，有着在农村长期生活的经历，对于广大农夫的痛苦有着直观的、深切的认识。《农父谣》、《哀陇民》、《橡媪叹》、《贪官怨》、《三羞诗》。。等，均淋漓尽致地刻划出蝗害，旱灾，民饥，官贪，战乱，。。是一幅幅社会写真。例如《三羞诗》其三云：天子丙戌岁，淮右民多饥。就中颍之汭，转徙何累累。夫妇相顾已，弃却抱中儿。兄弟各自散，出门如大痴。。。荒村墓鸟树，空屋野花篱。

儿童啮草根，倚桑空羸羸。斑白死路旁，枕土皆离离。

这样悲惨的饥民逃荒场景，是文人雅士坐在屋子里想不出来的。灾民们东走西奔，不知流落到何时。贫穷夫妇被迫扔掉怀中婴儿，兄弟也只能分散各自逃命。村庄空寂残破，儿童吃着草根在挣扎，老人已死在路旁。如果皮日休未曾被农民的悲惨遭遇所震撼，他也决写不出如此震撼人心的作品。

在《农父谣》中，也有"农父冤辛苦，向我诉其情"这类句子，这与"逢橡妇"一诗的产生一样，都说明皮日休当时是较接近下层民众的，因而对民众所受的痛苦了解较多，也深为他们感到不平。固然孟子的"仁政"和"民本"思想会对他有所影响，但从他大量的为民鸣不平之作的深刻和成熟程度来看，他的"民本"思想主要来自于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反思。他亲眼看到，广大民众的辛勤劳作是整个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因此他呼吁统治者要爱惜民力，要效法古代圣王爱民之美德。《读司马法》提出了"取天下以民心"的响亮观点，"唐虞尚仁，天下之民，从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正是由于唐尧、虞舜尊奉仁道，天下的民众才随从他们，拥戴他们为帝王，难道这不是靠赢得民心才取得天下吗？在唐末社会矛盾总爆发的前夜，皮日休对统治者的告诫是切中要害的。

皮日休没有泛泛而谈实行圣王仁政，而是对当时社会危机的一些根源进行了分析，并进而提出了解决办法。他有一篇《请行周典》文，提出了解决农村危机的主张。他敏锐地指出了土地兼并剧烈的严酷现实，"今之田，贫者不足于耕耨，转而输于富者，富者利广占，不利广耕"。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成为游民。皮日休认为，游民的存在对社会稳定不利，"苟无世守之业，必斗鸡走狗，格簺击鞠，以取餐于游闲"。他还指出，现实缺乏奖励农桑的措施，使得人们不以农桑为意，社会风气不正，栽植花卉唯恐不出新出奇，而交纳赋税则希望尽量减少，若是谁植育桑树，必会受左邻右舍嗤笑。对于这些严重的问题如何解决呢？皮日休赞同运用赋税调解的手段来纠偏，他对于赋税的作用有一种新的认识，"征税者，非以率民而奉君，亦将以励民而成其业也"。这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很大胆的议论。按照传统的关于国家赋税的看法，民众乃至官吏的一切都是天子赐予的，天子是代表上天来治理国家。然而皮日休所提出的赋税新功能，不是聚民众所有以奉君王，而是奖劝农桑的一种手段，其意大略相当于今日所说的经济杠杆调节作用。他认为，如果严格做到即使是权势人家也必须房屋周围植桑，否则就予以罚布，那么路上就见不到衣不遮体的人了。如果严格做到即使是权势人家也不能闲置田地，否则就罚以粮食，那么路边就没有饿死的人了。如果能严格做到凡是无所事事者都要罚以税役，那么世上就没有游荡堕落的人了。他认为实施这三条是当前最迫切之事，"此三者，民之最急者也。有国有家者，可不务乎？"

皮日休所提的方案主要是解决农村及经济问题的，不可能解决整个社会的危机，事实上后人也没有理由对他提出那样高的要求。仅从他这个方案来看，已注意到问题的主要根子在权势人家，已认识到土地兼并、游民、轻视农桑为现实中"三急"，需马上整治，这还是颇有卓识的。他这个方案，主张让农民保有田地，勤于农桑，是他"民本"思想的又一体现。

4。相面之"诞妄"

皮日休的思想中有许多明显的无神论观点，在《皮子文薮》中保存下来。他认为万物是由气自然形成的，《霍山赋》说："太始之气，有清有浊。结浊为山，峻清为岳"。没有一个神秘的造物主。

他对于世俗迷信观点进行了一些批判。例如，他批判鬼怪可以为灾祸之说，《祀疟疠文》指出，人患疾病，是由于"饮食不节，哀乐失所"而致，"凡在是病者，人也，又非天也"。

他否认雷殛人是由于该人有罪恶，认为雷电是没有意志的。《惑雷刑》谈到这样一件事：逢氏被雷殛死，人们说他对牛不爱惜，虐待牛，因而被上天处以"雷刑"。皮日休运用人们常见的事实有力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说，如果真是因为逢氏过度使唤牛而遭雷殛，那么"燕赵无赖少年，椎之以私享，烹之以市货，。。则天之保牛，皆不降于雷刑哉？"如果天保佑牛，那么无赖少年私自杀牛吃肉，并且卖肉赚钱，这对牛的祸害不是更大吗？天为何不降雷刑殛他们呢？

皮日休对世俗迷信最有力的批判，表现在专驳"相面术"的《相解》一文。所谓"相面"，是以观察人的容貌特征和气色来判定该人的基本状况和未来命运。《相解》的议论鞭辟入里，层层深入，逻辑性很强，是一篇难得的反迷信佳作。即使在今天也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相解》先是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揭示了迷信相面者的自相矛盾心态，他说，现在给人看相者，总是说：某人有龙相，某人有凤相，某人有牛马相，称其日后会成为公侯，或是可当上大臣宰相。真是怪哉！人立于天地之间，万物之中，人最尊贵。怎么反倒是人有真人形貌反而低贱贫困，长得似禽兽反而富贵呢？现在的人，说他相貌似禽兽则高兴，说他相貌就是人的容貌则发怒；可是，如果说他的行为类似禽兽则发怒，说他的行为是真人的行为则高兴。

为什么说相面不可靠呢？皮日休以"性三品"理论来说明，"上善出于性，大恶亦出于性，中庸之人，善恶在其化者也"。意思是说，上品之人本性就是大善，下品之人本性就是大恶。这都是确凿不移的，自然不用相面来预测。而中品之人，其或善或恶取决于环境对他的影响和改造程度，其变化也是无法预测的。皮日休举出历史上的事例来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例如中品之人受教化而向善的方向发展，有苗经过舜的教化，终于向圣王臣服；勇武好斗的子路经过孔子的教育，成为七十二贤人之一。再比如齐桓公，先是有贤相管仲辅佐而称霸于诸侯，后由于任用了奸臣竖刁、易牙等人而朝政昏乱。皮日休的这个见解很有现实针对性，晚唐的几位皇帝亲近邪佞小人，疏远耿直之士，使外戚、宦官干扰朝政，唐王朝一天天走下坡路。世上人大多为中品，上品大善和下品大恶都是极少数。因此，这大多数的中品之人都面临着一个是向善的方向发展，还是向恶的方向发展的问题，如果能接受圣王之道，近贤远佞，就是善人；反之，就是恶人。根本没有一个先已安排好的固定命运在等待人们。

问题探讨至此又引发一个疑问，人们常说的"某人有识人之见"，这是否也算相面呢？皮日休认为这不是"相面"，而是"相见"。他说，尧看中舜而天下太平，舜看中禹而消除了水灾，"斯谓"相见"者，见人知其贤愚，见国知其治乱，亦相也"。这也是一种"相"，是一种有根据的"相"，而不是相面术那样的凭空虚说。皮日休观点的高明和严谨之处在于，他没有全盘否定"相"人，因为人们一般都有这样的常识和体会，对于某些人的善、恶、忠、奸，有时可以以外貌上推知大概。皮日休肯定圣人（杰出的人）有知人善任的识见，"尧之于舜，任之以天下，知其有位也。舜之于四凶，投之于四裔，知其无位也"。能知其"有位"或"无位"，"位"指的是德行才具，而不是运气和命运。他又说："圣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累黍。言其善必善，言其恶必恶，言其胜任必胜任。"这是在强调只有圣人才能有非常准确的观察力，同时也传达这样的信息--判断一个人命运，不是面貌的"公侯相"、"牛马相"，圣人之知人善任，关注的是人的善、恶品质，关注的是人的能力大小，判断其是否胜任职责。

因而，皮日休叹息世人对圣人之相人的精神实质没有领会，只注重"相形"而未注重"相心"，他说：今之人不以是术行其心，区区求子卿、唐举之术，居其穷，处其困，不思以道达，不能以德进。言其有位，必翻然自负，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羹有卿相之色。盖不能自相其心者。

他形象地勾画出迷信相面者的漫画：不懂圣人相人的精髓，只是孜孜以求古代相工之术。居住陋室里，处在困窘中，不去思谋从正道发展，不在德行方面增加修养，而是把希望寄托于相面。相面者若是夸赞他日后发达，则马上自负起来，坐在空荡荡屋中也摆出公侯的姿态，吃着野菜汤脸上也显出卿相的神色。这种人是属于自己都不能了解自己的那类人。

皮日休善意地告诫迷信相面者不要再花钱上当了。他说，有些读书人本来就处在穷困中，希望得到别人一点点钱，都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口，可是一遇到"诞妄之人"自夸精于相术，自己就极轻易地交钱看相。这是没有真正领会圣贤之道，没能"自相其心"啊！

皮日休也承认，世上迷信相面者占绝大多数，自己独独唱反调，得不到世人理解是必然的。

皮日休的这种孤独感，恰好证明他是思想界的一个先行者。

（二）对自然、社会与人的深入思考晚唐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无能子》的问世。该书作者没有留下姓名，全书共42　篇，现存34　篇，分为上中下三卷。根据该书之序，作者为唐懿宗、僖宗时人，黄巢起义反唐，战火四起，他为避乱流寓于外地，与百姓杂居。在简陋的"民舍"里，他喜欢白天躺在床上沉思冥想，偶有所得，便用笔记于纸片上。在光启三年（公元887年）的早春至晚春这一段时间，共记了"数十纸"，于是整理成篇章。据此可推测，《无能子》成书于公元887年。

该书作者是个"博学寡欲"之人，序文既然称他寓于民舍，又言民舍之"陋"，看来他本为社会中上层人士，在寓居中，他有了充裕的时间来思考一些问题。由于对社会下层生活的体验，由于亲眼目睹了社会矛盾激化、战祸不止的现状，使他对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对于自然与社会的本质，都有了较深入的认识，某些观点包含着天才推测，与现代科学认识很接近。《无能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颗明珠。

1。自然起源与人类进化《无能子》的自然观继承了前代思想家的关于"气"的一元论观点，但有所发展创新。它对于天地与万物形成的猜测是颇有价值的，《圣过》篇说："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一炁充溢，分为二仪。有清浊焉，有轻重焉。轻清者上，为阳为天；重浊者下，为阴为地矣。天则刚健而动，地则柔顺而静，炁之自然也"。《范蠡说》又指出："夫天地无心，且不自宰，况宰物乎？"所谓"炁"，同"气"。上述认识排除了神秘的造物主说和天有意志说，认为天地是由一个混沌的大气团逐渐转变成的，完全是气的自然变化过程。在近现代，一些自然科学家通过观测、实验等技术手段，认为天体、地球在形成初始阶段为混沌的大气团（当然关于气团的形成，又有"爆炸说"等观点），逐渐冷凝、收缩，重的物质形成大地。

《圣过》又谈到，动物与人都是天地之间的生灵，"天地既位，阴阳炁交，于是裸虫、鳞虫、毛虫、羽虫、甲虫生焉。人者，裸虫也；与夫鳞、毛、羽、甲虫俱焉。同生天地，交炁而已，无所异也"。他把世间生物分为五种虫，各以其外观命名，人身体没有鳞、甲等，所以称"裸虫"。这是在说明人的生物性，在这个意义上与动物没有差别。

关于人的特质，即人与动物的最主要差别在哪里呢？有人认为，差别在于人能运用"智虑"、"言语"。《圣过》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从鸟、兽到蠢蠢蠕动的爬行生物，都喜生怕死，营造其巢穴，寻找其饮食，繁育养护后代。这同人类愿生不愿死，建造宫室，谋求衣食，生儿育女，没有什么区别，怎么可以说动物没有智慧与思虑呢？而且，动物各能发出嚎叫、呜声、鸣啼等不同声音，怎能知它们同类中没有语言呢？人类因不明白动物发音的意思而认为动物没有语言，同样，动物也可能会因不懂人语而认为人没有语言。其实，"智虑、语言，人与虫一也，所以异者，形质尔"。人与动物在思维和语言上有差别，是由于他（它）们"形质"不同。

《圣过》接着论及人与动物由杂处而至分离的过程：太古时，裸虫与鳞、毛、羽、甲杂处，雌雄牝牡，自然相合，无男女夫妇之别、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无宫室之制；茹毛饮血，无百谷之食。生自弛，死自仆，无夺害之心，无瘞藏之事。任其自然，遂其天真，无所司牧。濛濛淳淳，其理也。居且久矣。

这一段对远古时期猿人生活状态的描述是相当精采而且具有科学价值的，它与近现代科学对猿人及原始社会的研究结论，竟在一些主要论点上相吻合。其一，均认为最早的人类（裸虫、猿人）是以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曾经历过与动物杂处并生的阶段。其二，均认为人类早期两性自由结合，没有夫妻与父子兄弟等人伦观念。其三，生产能力极低，生活极简陋，居则筑巢挖洞，食则不弃毛血，不懂种植粮食。其四，生与死都听凭自然，没有繁复的仪式事项。其五，没有私有财产，风气淳朴。其六，没有管理者、统治者。

《圣过》上面的一小段文字，述及以上六个要点，可以说相当简明扼要。最末一句的概括也较准确--"濛濛淳淳，其理也"。那时的人类生存状态就是浑浑噩噩，凭本能顺乎自然而生活。《圣过》认为这种状态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居且久矣"，这也被当代学者的研究所证实。

《圣过》篇还论述了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指出君臣之统治、尊卑之礼节，都是人为设置的，"圣人""强立宫室饮食以诱其欲，强分贵贱尊卑以一其争，强为仁义礼乐以倾其真，强行刑法征伐以残其生，俾逐其末而忘其本，纷其情而伐其命，迷迷相死，古今不复，谓之圣人者之过也"。这里对统治者的各种作为都表现出质疑，不承认其等级制度、仁义礼乐、刑法征伐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认为这些给民众造成了损害。

《圣过》篇不是探讨自然与人类进化的专题之作，其作者当然也不是人类学家，上述说法只是道其大意，没有具体的时间断限，我们自然也不能以科研论文的标准来要求它。这篇作品是要以自然与人类的大致进化趋势，来说明人类社会本是淳朴自然发展的，只是由于圣人的误导，人类才步入争利、争贵、争强之迷途。社会所出现的"弓矢之伐"、"覆家亡国"、"生民困穷"等问题，追根溯源是圣人的过错。此篇名为"圣过"，即是此意。

《无能子》中的《严陵说》，也借东汉隐士严陵之口，大胆戳破了帝王将相之神圣尊贵的外衣，指出他们原来不过是普通人，"自古帝王与公侯卿大夫之号，皆圣人强名，以等差贵贱而诱愚人尔。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夫强名者，众人皆能为之。我苟悦此，当自强名曰公侯卿大夫可矣"。这是说，布衣也可为帝王公卿。在唐末起义风起云涌之时，《无能子》的观点与起义者的造反精神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2。"无欲而无私"的为人处世观《无能子》曾被收入《道藏》，有些学者也认为《无能子》体现老庄思想。其实，《无能子》主要体现的是儒、道结合的思想。它有多篇谈到"无为"为本的观点，如《明本》篇说："夫所谓本者，无为之为心也，形骸依之以立也，其为常而不殆也。"《文王说》篇云："无为之德，包裹天地；有为之德，开物成事"。"无为则能无滞。"《首阳子说》篇云："无为则淳正。"特别是《答华阳子问》篇，深入论证了如何以无为、无欲作为处世立身原则的问题。

《无能子》的"无为"观，虽然从渊源上可上溯到老子、庄子，但却摒弃了老庄那种消极倒退的意蕴，是一种以"至公"、"无欲"为指归的"无为"，目的在于"无不为"。让我们以《答华阳子问》为例来探索一下它这方面的思想。

该篇内容是以"无能子"答好友"华阳子"之问的形式展开的。称华阳子因不便于驳朋友的面子，勉强出来做官，但心中总有负担，于是便向无能子请教，说："我在学如何"无心"已很长时间了，可是做官却违心，不做这个官又会使朋友生气，我该如何是好呢？"无能子答复说：""无心"不是可学的，"无心"也不在于是否做官，心中越疑惑杂念越多，这就像是见到盲人已在陷阱边却仍让他向前走。"无能子接着表明了自己的立身处世原则：夫无为者无所不为也，有为者有所不为也。故至实合乎知常，至公近乎无为，以其本无欲而无私也。欲于中，渔樵耕牧有心也；不欲于中，帝车侯服无心也。故圣人宜处则处，宜行则行。理安于独善，则许由、善卷不耻为匹夫；势便于兼济，则尧、舜不辞为天子。其为无心，一也。可见，他所欣赏的"无为"，其实质是"无不为"，表面上似乎未坚执什么，事实上却可以做任何事。反之，"有为"则一定会"有所不为"，一心要实现自己某个目的，就会丢失掉其它东西。因而最切实的行事原则是合乎常理，最大限度地出以公心则接近于"无为"，立足于无欲方能无私。如果自身藏有私欲，即使做渔民、樵夫、农人、牧民也会有心理负担；如果自身不藏私欲，即使当帝王、公侯也没有心理负担。所以，真正通达的人是不拘泥的，该归隐就归隐，该入世就入世。如归隐，就合于独善其身之理，比如像上古高士许由、善卷那样；如果入世，就是兼物济人顺应情势，比如像尧、舜那样不辞天子之位。以上两类人在"无心"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无能子面对唐末乱世一片衰微破败景象，目睹征战不休，民不聊生之一幕幕惨剧，深感这一切祸乱都是出自人的私欲，尤其是帝王公侯的私欲为害更大。因此他特别举出古圣君贤相之例，说明只要不藏私欲，进退行止，无所不为，却都能"巍巍成功"。尧和舜都不以天子地位自炫自贵，清静无为而天下大治。尧、舜均因儿子不成器而未传位给儿子，他们舍去儿子像去除瘤子一样，让出天下如同吐唾液，所以历经千万代天下人也会追思他们。而周公，即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天下人也都盛赞他的德行。因为有武王的儿子成王在，情势不适宜周公为天子，所以他就不去想当天子。由于成王年幼，情势要求周公居摄政位置进行辅佐，他不推辞。这样，周的天下得到保全，周的百姓得以安宁，其功绩也是巨大无比，没有一点亏德之处。无能子这一番话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有所针砭的。他所归纳的原则："不欲于中，而无所不为也"，将道家之"无为"观点与儒家之"入世"观点，以"不欲于中"为基础而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的这一思想是很有新意的，是那个时代罕有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立身处世原则。

这个立身处世原则不但适于居高位者，也适于一般官吏和普通人，无能子对华阳子（也是对所有人）说：如果你弄清楚了"不欲于中，而无所不为也"的道理，即使身居坊市斗鸡玩狗，或是在战场上擒敌斩将，也都是可以的，更何况是出来做官呢？

所以说，无能子的"无为"，重点在"无不为"，这与老庄的消极退隐倾向是迥然有别的。

（三）反专制思想与辩证思想晚唐的社会动荡，政治腐败，使一些有独立见解、不同于流俗的学者对封建王朝的痼疾有了较深的认识。他们所思考所表达的，往往已超越对个人荣辱得失的关注与计较，而是重在对社会现实的剖析和批判。罗隐，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在他的著作中，已有反专制思想与辩证思想的萌芽，这在中古学者中是很少见的。

罗隐（公元833-909年），字昭谏，新城（在今浙江富阳）人。他很有才学，尤其诗名很大，长于咏史诗。但他在十几年中，十次参加进士科考，均落榜。这对他刺激很大，遂返回江南家乡，在杭州镇海节度使钱鏐属下为幕僚。后出任钱塘令。钱鏐为吴越王，罗隐为秘书省著作郎，先后任节度判官，给事中，盐铁发运使，谏议大夫等职。年77　岁逝世。他的著述很多，有《江南甲乙集》，《淮海寓言》，《谗书》，《江东后集》，《吴越掌记集》，《启事》，《湘南应用集》，《两同书》，《罗隐集》等等。现尚存的有《罗昭谏集》8　卷，《甲乙集》10　卷，《谗书》5　卷，《两同书》2　卷。

他有真才实学却屡试不第，主要原因是他为文好批评时政，写诗也多讥刺，因而不为当政者所欣赏。《旧五代史》本传称，罗隐"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在一次应考中，唐昭宗先是对他颇为赞赏，准备录取为甲科。旁边有大臣劝阻说：罗隐虽有才，但为文轻率。即便是唐明皇那样的盛德，也遭他讥讽。况且将相臣僚，岂能免于他的抨击。昭宗又问，他讥讽明皇什么？大臣引罗隐《华清宫》诗："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于是，录取之事就取消了①。

1。反专制思想的萌芽罗隐在京城长安屡次科考不被录用，处境窘迫，愤懑异常，于是作《谗书》5　卷。所谓"谗"，坏话也。自著书为何冠如此名称呢？罗隐在《谗书》自序中道出缘由：丁亥年（公元867年，咸通八年）春正月，取其所为书诋之曰：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为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

苟如是，予之书乃自谗耳，目为《谗书》。

他的愤激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别人以著述获名获利，而自己却以著述授别人攻击自己的口实，著述越多，处境越困穷。如此看来，自己的书就等于中伤自已，自讲坏话，因此索性取名为《谗书》。这显示出他不甘屈服的坚强性格，他将自己批判专制、抨击弊政的篇章，较集中地汇编入《谗书》。他也不隐讳此书编撰的目的在于警醒当代人，告诫将来人。《谗书》重序云：盖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自杨、孟以下，何必以名为？

以下我们探讨一下罗隐所要"警"、"诫"的是什么呢？《谗书》主要突出了反专制的思想倾向。

其一，认为天下应是天下人之天下，不应是帝王一家之天下。《丹、商

①　《唐诗记事》卷六十九《罗隐》。

非不肖》篇是要翻一千古定案。根据传统说法，唐尧的儿子丹朱不肖（品行不好），故传位虞舜。虞舜的儿子商均也是不肖，故舜又传位给禹。罗隐此篇却另立新说，显然是借题发挥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事实上不会是丹朱、商均品行有问题，而"是唐、虞之心，示后代以公共"，"欲推大器于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废之"。尧、舜之两位圣君，为了向天下人表明王位不是一家之私有，所以便给儿子冠以"不肖"之名，公布于天下，不让儿子有继位的任何可能。罗隐说，尧、舜治理天下，明察一切，"大无不周，幽无不照，远无不被"，怎么会独独顾不到儿子呢？假如真的连儿子都教化不了，又怎么能教化天下人呢？所以，尧、舜实在是为了天下人的利益而舍弃了儿子。我们自然不能认为罗隐是在进行历史研究，他这一翻案之举并没有（也不需要）以史料考证为基础。"醉翁之意不在酒"，罗隐之意不在为丹朱、商均鸣冤，而是在于说明，君位之世袭不是从来就有的，因而也就不是天经地义的。君位之世袭，与古代圣君的至公之心大相径庭。

其二，君王夺取天下是为一己之私利，与强盗劫掠财物是同样性质。《英雄之言》篇将强盗的行为比之于西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的言行，在强盗与"英雄"之间划了等号。该篇指出，有些物品之所以要藏起来，是为了防盗，这是人之常情。其实强盗也是人，穿衣戴帽与常人一样。区别在于，退让之心，贞廉之节在强盗本性中不能始终保持。于是，强盗见到财物就要拿，声称是由于饥寒交迫。而那些将国家据为己有的人，则声称是为了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强盗声称饥寒，这用不着费笔墨驳斥。而需要评论的却是那些"英雄之言"。声称"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不能打着救民的旗号，夺取个人私利。若真是为了救民，就应该顺从百姓之心，根据民心决定自己所为。然而对照实际却恰恰相反，君王考虑的是一己之私。刘邦望见秦始皇壮观富丽的宫室，羡慕地说："大丈夫就应当如此。"项羽看到秦始皇出游的盛大场面，也说："我可以取代他"。这就清楚证明了他们起兵时所称的推翻暴秦，救民于水火的话是一种幌子。

其三，君子沉迷"万岁"声中而致百姓困穷。《汉武山呼》篇指出，人的本性，没有生来就奢侈放纵的。如果自己把持不住，就会受外界影响而变坏。这个道理对于贵、贱者都适用。罗隐以君王为例说，君王左右阿谀佞臣，是"人"的坏影响；穷奢极欲巡幸出游，是"事"的坏影响；欣赏所谓祥瑞，是"物"的坏影响。上述三者如有其一，则是国家之大害。

他进一步说，汉武帝继位时，国家较富庶。在左右人的建议下，汉武穷奢靡费，举行封禅大典，目的是为个人求福，"盖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民、祈其岁时也"。上有所好，下必逢迎，"由是"万岁"之声发于感悟"。这里有个典故，当汉武帝登中岳太室之山时，随从官员声言在山下听到山在呼喊"万岁"。这样一来，汉武帝更加志得意满，以为上天在保佑他，越发好大喜功，"然后逾辽越海，劳师弊俗，以至于百姓困穷者，东山万岁之声也"。喜听"万岁"之声，反映君王骄纵之心，遂引发一连串劳民伤财之举。最后罗隐尖锐指出："是以东封之呼不得以为祥，而为英主之不幸。"

罗隐生活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但未完全屈服，敢于抨击专制体制的弊病。他所写的不少篇章，形为"谈古"，实则"论今"，同时也怀有启迪后人之意愿。他赞扬尧、舜"示后代以公共"，指出君王"宜以百姓心为心"，认为"山呼万岁"实为不祥之事，都是较为大胆的反专制言论，可称得上是明清思想家反专制思想之先声。在当时，罗隐的诗与文就受到了下层民众的欢迎，以致写成后"顷刻相传"，然而却使抱正统思想的官僚们大为不满。从一位士大夫批评罗隐著述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层人士与下层民众对罗隐著述的不同反应。辛文房说："罗隐以偏急性能，动必嘲讪，率成谩作，顷刻相传。。。夫何齐东野人，猥巷小子，语及讥诮，必以隐为称首"①。

2。辩证思想的发展罗隐的《两同书》是一部古代辩证思想的杰作。书名"两同"，即显示他对于事物的矛盾同一性有所认识。该书内含10　篇，每篇篇名均为一对矛盾范畴，即《贵贱》、《强弱》、《损益》、《敬慢》、《厚薄》、《理乱》、《得失》、《真伪》、《同异》、《爱憎》。

《贵贱》篇以清晰的思路，层层深入地论述了贵与贱的对立与转化。

首先指出，人之间有贵与贱的差别，是自然的。因为人群需要有"明圣之才"来治理，于是应以贤者为君长，"则贵之"，其他才能不及者，"则贱之以为黎庶"。这是从道理上讲应该如此，应是德才高低与贵贱程度相符。其次说明，实际情况往往是与上述道理相悖。"处君长之位"，可算是贵了，然"而无德可称，则其贵不足贵也"。而另外一种人，"居黎庶之内"，可算是贱了，然"而有道可采，则其贱未为贱也"。罗隐强调的是，地位的贵与贱，不等于该人的贵与贱。他举出贵贱与地位分离的两方面例子，"昔者殷纣居九五之位，孔丘则鲁国之逐臣也；齐景有千驷之饶，伯夷则首阳之饿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飞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竞慕丘、夷之义；三尺童子，羞闻纣、景之名"。所以，言贵与贱，不可以地位高低论。

再次，真正评价贵与贱的标准，是视其修德与否。若是修德，"不求其贵而贵自求之"；若不修德，"欲离贱而贱不离之"。罗隐强调，贵与贱可以转化，转化的条件就是有德无德。他举例说，舜早年"处于侧陋，非不微矣"，但由于有德，终于得到尧的禅位，地位由贱而贵。相反，桀为君王，"亲御神器，非不盛矣"，但由于不修德，众叛亲离，最后被放逐，地位由贵而贱。这形象说明了"贵者愈贱，贱者愈贵，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的辩证关系。

《强弱》篇以三个层次来说明强与弱的辩证关系。

其一，强与弱是相比较而言，有了对方，自己才存在。"夫强不自强，因弱以奉强；弱不自弱，因强以御弱"。因此，强与弱存在"上下相制"关系，这是"自然之理也"。

其二，强与弱的根本标志不是"力"，而是"德"，"盖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罗隐先举自然界的例子来说明，金属，是物质中最刚的，但折断后就接不上；水，是物质中最柔的，但却无法斩断，"则水柔能成其刚，金刚不辍其弱也"。接着，罗隐再以人为例来说明，晏婴不过是一个侏儒，但却是齐国之宰臣；甘罗是十几岁童子，却因功而为秦国上卿。而狄人侨如身材高大，却被鲁人扼死；南宫万力气大得能撕裂皮革，却被宋人剁成肉泥。这证明壮勇"不足以全身"，而智谋"可以制一国"，"岂非德、力有异，强、弱不同者欤！"

①　《唐才子传》卷九。

其三，将强弱之理用之于治国，君王应重德轻力。什么是"德"？"唯慈、唯仁矣"。什么是"力"？"且暴、且武耳"。罗隐指出"明君"与"暴君"的根本分歧，前者知道民心不可用武力强制，"故盛德以自修，柔仁以御下"，即使本人弱也不要紧，比如"尧不胜衣，天下亲之如父母"。而后者则是舍弃德而专恃力，即使力大可陆地行舟，身强可举鼎过头，也不免"社稷为墟，宗庙无主，永为后代所笑"。

《损益》篇分两层意思论辩了"损"与"益"。所谓"损"，意为减少，使蒙受害处；所谓"益"，意为增加，使得到好处。

第一，罗隐认为，"奢俭之间，乃损益之本也"。君王对损益持何种观点，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最大，"益，莫大于主俭；损，莫大于君奢"。他认为尧、舜与桀、纣的一个原则区别，就在于他们有不同的损益观。圣君是"损一人之爱好，益万人之性命"，生活上尽量俭朴，能割舍难得的宝物，打碎奢侈无用之器。施政上不搜刮民财，"薄赋敛，省徭役"。这样就使得"天下欢娱，各悦其生矣"。暴君奉行的损益观却恰恰相反，是"益一人之爱好，损万人之性命"，在生活上追求奢淫，购求难得之货，制造浮华而不实用的器物。在施政上大肆掠夺民众，"厚赋敛，烦徭役"。这样使得"天下困穷，不畏其死矣"。百姓被逼得连死都不怕了，难道还怕作乱吗？反过来说，如果百姓都喜悦，难道他们不愿意安定吗？罗隐在这里提醒统治者，如何对待损益，不只是个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他明确指出了君主与百姓，存在着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按照"奢君"的损益准则，"则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则万姓受其毒"。显然，君主与百姓在利益上有矛盾的一面。对君主的考验是，究竟是"损一人之爱好，益万人之性命"，还是"益一人之爱好，损万人之性命"。另外，君主与百姓又有相互依赖的一面。罗隐将这种关系比喻为头和脚的关系，"夫万姓所赖，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资夫万姓。则万姓为天下之足，一人为天下之首也"。罗隐进而尖锐指出，如果社会出现问题和祸乱，责任在头而不在脚，"然则万姓众矣，不能免涂炭之祸；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岂失之于足，实在于元首也"。这是从君主掌施政方针的角度而言，矛盾的主导方面在君主一方。换个角度看，足也是首的支撑基础，百姓安宁富庶了，君主也得到保全，"故人安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乱者，天子所以罹其乱也"。

第二，损与益的辩证关系，二者各向对方转化的问题。罗隐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损与益，发现这样一种因果关系，从自损出发，得到的结果是自益；从自益出发，得到的结果是自损。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指出，君主之所以被称为至尊，是因为下面有百姓。如果百姓都得到益处，君主哪里会受到损害呢？如果百姓受到损害，君主又从哪里得到益处呢？"是故损己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物反过来又益于损己者）"。"益己以损物者，物既损矣，而物亦损之（物反过来损益己者）"。前者的实例是，尧、舜损己益物，成为"上圣"，"克保期颐之寿也"。后者的实例是，桀、纣沦为"下愚"，"自取诛逐之败也"。论及此，罗隐作了精炼的概括总结--"彼之自损者，岂非自益之道欤！此之自益者，岂非自损之道欤！损益之道，固亦明矣"。

《同异》篇对一般与特殊、现象与本质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首先，罗隐指出辨析同与异的必要性。不要仅限于知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样一般的情况，还要做到能辨别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例如，"父子兄弟，非不亲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疏矣，其心未必异"。舜父愚昧而舜圣明，盗跖贪而其兄廉，这是父子兄弟心未必同。刘邦被困时，随从纪信献身救主；伯桃饿死后，其友角哀也如约自杀，这说明君臣、朋友，未必异。再如，烟和灰同出，烟飞灰灭而分途，这是同中有异。胶和漆分别形成，但放在一块则无法区分，这是异中有同。

其次，罗隐指出同异的各种各样表现，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异而内不异者，有始同而终异者，有初异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与之同者，有彼不异我而我与之异者。分别举例证明，显示出大千世界的丰富与复杂。再次，罗隐谈到辨析同异之方法。他强调，由于同异情况错综复杂，因此不能乍一接触就匆忙下结论，"是则同异之心，不可以一二测也"。要尽量多观察，多了解情况。罗隐的概括是，"是故明者徐视而审听，高居而远望也。随时之宜，唯变所适，因其可同而与之同矣，因之可异而与之异矣"。这里说到的要点是：--"徐视"，逐步观察，细致观察；--"审听"，慎重、严谨地分析听到的情况；--"高居"，立足点要高，跳出来反观方能看得清楚；--"远望"，看得远些，预测发展状况。认清同异，运用同异，还需注意"随时之宜"，不固执，不胶滞，根据不同情势决定自己或同或异的对策。

最后，罗隐照例谈到如何将自己的观点用于治国施政上。在他看来，要善于处理两种情况，一种是"同而同之"，即变异为同，使本来不属于自己营垒的杰出人才为己所用。例如，卫青，原为奴，汉武帝让他带兵，屡立战功，升为大将军。由余，本是戎王使臣，秦穆公爱其才，使其归降，授以国政。另一种情况是"异而异之"，即能够识别亲近人中有异心者，并能断然排除掉。例如，管叔是周公的兄长，周公发现管叔作乱，断然诛之。石厚，是卫人石碏的儿子，犯有弑君罪，石碏大义灭亲。

罗隐提出告诫说："能同异者为福，不能同异者为祸"。这里所说的"能"，是指正确的辨别和处理。楷模是舜，他能同能异，与八元（高辛氏才子八人）同，与四罪（即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鲧）异。换言之，就是与八子合作，处罚四凶。反面典型是纣，该同不同，该异不异，"殷纣不同三仁，不异二臣，故取败亡之辱"。殷有三仁人，但纣王刚愎拒谏，结果微子离去，箕子为奴，比干被杀。奸臣有二人，费中善谀好利，恶来善毁谗，均得纣王信赖。罗隐认为，对于君王来说，"同异之际，不可失其微妙也"。要不被假像迷惑，识别忠奸，正确地去同去异，是复杂的，然而又是不可不做的。由上面所述内容可以看到，罗隐的《两同书》有一些很可贵的辩证观点。当然，处在那样的时代，他的辩证思想还不能达到成熟的程度，有时哲学观点还不能自觉地抽象出来，往往和政治观点、历史观点纠缠在一起。但可以充分肯定的是，他主观上是有探索辩证理论的自觉意识的，书名与篇名均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关于辩证思想，他的确比前人和同时代人多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老子与北宋张载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思想作出划时代贡献的人物，而罗隐则可视为他们中间一个重要的过渡人物。《两同书》是中国古代辩证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梯的标志，也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里程碑。

老子的《道德经》有丰富的辩证观点，认为事物都包含对立的两面，提出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反者道之动"，"柔弱胜刚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见素抱朴"，"恒德乃足，复归于朴"。。等重要的辩证命题。但是以韵文短句写成，文字简洁，没能将命题逐一展开阐说。罗隐的《两同书》则是专选十对范畴分别展开论述，对老子的辩证观点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有些篇末还引用老子之语以作点睛之笔，亦是示有所本。十三、五代时期的思想（一）思想领域的趋势五代，是夹在唐朝、宋朝中间的时期，约有半个世纪左右。在中原地区是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更迭，其它地区又有十余国（习惯称"五代十国"，事实上不止十国）。与中原王朝同时并存的各国，常有六、七个。在这个分裂的时期，征战给社会经济、文化造成破坏，广大民众也深受苦难。这一时代特点给思想领域带来深刻的震动和反思。当然，正像五代也有光明一面那样，思想领域也取得一些成就，也出现了重要的思想家。

1。道教思想的时代特点时逢乱世，人们对前途、命运深感无从把握，消极避世思想流行一时。

儒者、士大夫本是持儒家进取思想的，向往的是治国济民，封侯拜相，立不世之功，光宗耀祖。然而，动乱堵塞了他们传统的进身发达之路，儒家的礼法、仁义、大一统思想也显然不合时宜。于是，他们转而欣赏道教的归隐无为思想，有研读道籍者，也有隐遁山林者，名利之心淡漠，注重个人养生。《宋史·隐逸传》指出"五季之乱，避世宜多"，就反映了此间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这就形成五代时期较有特色的一种社会现象--隐士多，尤其是有才学的隐士多。

曾受后晋高祖征召的隐士郑遨，在唐末考进士不中，"见天下已乱，。。乃入少室山为道士"①。郑遨颇有才名，与道士李道殷、罗隐之被世人并称为三高士。陈陶，"世居岭表，以儒业名家。陶挟册长安，声诗历象，无不精究，常以台铉之器自负，恨乱世不得逞。。。后以修养炼丹为事"②。

备受前蜀王建礼遇的著名道士杜光庭，原习儒业，"应九经举不第"，"思欲脱屣名利"，所作《怀古今》诗云："古今感，事伤心，惊得丧，叹浮沉"，立志"用虚无"，"保道德"，遂入山修道。

五代道教思想还有这样一股潮流，即由关注"出世"变为关注"入世"。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一些儒者向往"出世"隐遁的时候，却有一些道士不言成仙长生之说，而言治道世务。这表明，一个时代的思想是错综复杂的，未可执一而论。《资治通鉴》卷二八三记载南唐主李昪问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对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国。今陛下尚未能去饥嗔、饱喜，何论太平！""栖霞常为人奏章，唐主欲为之筑坛。辞曰："国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当奏请耳""。周世宗召华山道士陈抟，"问以飞升、黄白之术"。飞升，指羽化升为仙人；黄白，指炼白银黄金。陈抟没有向皇帝谈道教的法术和观点，而是回答："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③其实，这些道士转向对尘世的关心也是有充分原因的。他们本多来自于社会中下层，成为道士后也依然与民间有多种联系。社会凋敝，百姓困苦的现实对他们有所触动。道士虽反对为俗世所

①　《新五代史》卷三十四《郑遨传》。

②　马令：《南唐书》卷十五《陈陶传》。

③　《宋史》卷四五七《陈抟传》。

累，但他们毕竟还脱离不开这个俗世，无休止的战火，残酷的劫掠屠戮，对修道者来说也存在威胁，他们自然希望有国泰民安、四海清晏的修道环境。另一个因素则是道教本身的战略调整。唐代是外丹术最盛行时期，五代时，内丹思想及修习方法逐步取代外丹思想和修习方法。内丹修炼是以人体为"丹炉"，以自身的"精"、"气"、"神"烧炼"圣胎"，即内丹。这样，道教思想就发生了从出世做神仙向入世炼心性的变化。与此相应，道士一般不再鼓励君王炼外丹和长生成仙，而是劝其端正心性，求长治久安之道。

2。儒学受到冲击在五代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儒学受到的冲击最大。因为儒学对于官方及正常秩序的依赖，要比佛、道二家大得多。儒学至上而下都是由官方扶持而行教化的，从官藏典籍到朝廷博士，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均为政府直接控制。因此，战乱一来，政权屡变，儒学备遭破坏，其思想影响大大降低。后唐庄宗注意到这方面问题，明宗也在敕旨中指出了学校多废、典籍罕传的状况，"教导之本，经籍为宗。兵革以来，庠序多废。纵能传授，罕见精研。由是豕、亥有差，鲁、鱼为弊，苟一言致误，则大义全乖。倘不讨详，渐当纰缪。宜令国学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勘读。。。"。后周世宗时，更做了一些恢复儒学的努力。

大约是由于社会动荡和时代短促的缘故，儒学中没能出现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此期君主多由军士拥立，其所任用官吏也多为武人。诸镇节度使权倾一方，皆为武将。儒者寄人篱下，意志消沉，因仕途阻隔，只能充任幕僚，取宠于武人。儒者的精神面貌已大不如盛唐、中唐。

3。佛教禅宗独盛佛教在乱世往往能得到迅速的传播。一些百姓和知识分子在看不到出路时，愿意到佛教中寻找情感慰籍；一些农夫为躲避苛重赋役，也会剃度为僧；甚至帝王公卿，达官富贾，为求心理平衡，精神解脱，也会勤于礼佛。但是上述这些人并不一定要对佛教理论进行深造，也不喜接受繁琐戒规的束缚。禅宗的南宗，主张"顿悟"，无需拜佛坐禅，无需每日诵经，提倡心性本净，见性成佛。这就告诉人们，不出家也能顿悟成佛。成佛方式如此简便，中唐以后，南宗遂以"顿悟"说战胜了北宗的渐悟说，成为禅宗的主流。在晚唐及五代时期，禅宗是佛教中最为兴盛的宗派，其它宗派渐衰渐息。然而，随着禅宗一花独秀的蓬勃发展，它自身也衍化出五宗（到北宋初，其中临济宗又衍化出黄龙派，杨岐派，合称"五宗七派"，亦可称"五家七宗"）。在禅宗流派的称呼中，"宗"、"派"、"家"往往通用。慧能南宗先是分出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系；后来，南岳系又分出沩仰宗（沩山灵祐，仰山慧寂），临济宗（临济院义玄）。青原系则分出三宗：曹洞宗（洞山良价和他的弟子曹山本寂），云门宗（云门山文偃），法眼宗（创立人文益被南唐中主李璟赐谥为"大法眼禅师"，故名）。

五代名僧文益所创法眼宗影响较大，入宋后仍盛极一时。文益7　岁时在智通院出家，20　岁于开元寺受戒，后在罗汉寺学禅，得法。晚年在清凉院传法，求学僧人甚众。他看到禅宗在兴盛发展中也暴露出不少弊病，有从内部瓦解、取消佛教的苗头，于是著《宗门十规论》，具体批评禅宗十弊，规定戒条。由于文益对禅宗的稳定发展有贡献，博得很大声名，获南唐中主赐谥。再传弟子延寿也对禅宗只重直观、不重读经的作法提出批评，遂广引经论以充实禅宗。延寿应吴越王钱俶之请，居永明寺15年，弟子近2000。他有统一佛教宗派的意向，对于僧人标榜宗派以相高的传统做法不感兴趣。他曾召集慈恩、贤首、天台诸宗僧人，从容讨论佛理，"分居博览，互相质疑"，"以心宗之衡以准平之"，后著成《宗镜录》100　卷，对佛教各宗派的分歧持调合态度。

（二）《化书》的思想成就1。谭峭生平《化书》的作者谭峭，字景升，泉州（今属福建）人，五代著名道士和道教学者，号紫霄。其父谭洙为儒学之士，晚唐时任国子司业。谭峭幼时聪慧，曾攻读经史。父亲令他去考进士，不从，欣赏喜好黄老诸子及《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茅君列仙内传》等道教、神仙之书。后以游终南山为由辞父出走，遍游太白、太行、王屋、嵩、华、泰等名山。师从嵩山道士十余年，学辟谷养气之术。他喜欢饮酒云游，做怪行状，冬衣单，夏穿皮，被视为狂人。他了解社会下层生活，对昏君悍将危害百姓之事，看得较清楚，同情百姓痛苦，曾将父亲所寄衣物送给穷人。他狂放无羁的外表，掩藏着沉重的忧国忧民之心。所著《化书》，旨在探索自然与社会变化的特征和原因，寻求国富民安之路。该书共6　篇，分别题为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共110　章，各章有标题。

《化书》作者原有争议，《通志·艺文略》、《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皆题宋齐邱撰。续《道藏》本题"紫霄真人谭景升撰"。宋道士陈景元《化书跋》说：道士陈抟言"我师友谭景升始于终南山著《化书》"，"齐邱夺为己有而序之"。据称，谭峭带《化书》至金陵，请南唐中书令宋齐邱为书作序，但谭峭随后去世，宋齐邱便将该书署己名行世，书名《齐丘子》。后人纠之，改题为《谭子化书》。

《化书》以道教思想为主，也糅合进了儒、佛思想，是五代时期最重要的一部思想论著。

2。万物皆化的朴素辩证观作为道士和道教学者，谭峭继承了老子的"道"为世界本源的说法，认为天地间万物均是由道演化而来，而道的本质则是虚。《道化篇》云：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

道之委，是指道的流变，即道生万物的过程，由虚经历神、气阶段而变化为有形物，有形物即是万物滞塞的原因。道之用，是指道的原理的体现，即万物回归于道的过程，有形物经历气、神阶段而变化为虚，虚才能使万物通达无阻。这段话关键是要说明，万物产生于虚，又还原于虚。《老子·四十章》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谭峭将这个观点充分展开，予以细致演绎。他为何这样强调呢？因为只有把万物的本源与归宿都归于虚无，他的万物皆化观点才有理论基础，正像他在《老枫》中所说的，"虚，无所不至；神，无所不通；气，无所不同；形，无所不类"。既然世界的统一性是虚，那么世间一切事物的差别都是可以泯灭的，达到"虚实相通"的"大同"境界。因此，他这个理论不仅体现在自然观方面，也体现在社会观方面，他主张在全社会的人中"均其食"，建成"无亲、无疏、无爱、无恶"的"太和"世界。后面要谈这方面观点。

《化书》认为世间万物都可以变化，无情物可以变为有情物，"老枫化为羽人（即道士），朽麦化为蝴蝶"。反之，有情物也可变为无情物，"贤女化为贞石，山蚯化为百合"。这样，世上有生命与无生命之物，有情感与无情感之物，是没有什么根本差别的，都可以统一起来，"孰为彼，孰为此，孰为有识，孰为无识，万物一物也，万神一神也"，认识到这一点，才是认识了"道"的最高境界，"斯道之至矣！"①谭峭还论证了人与万物之生生灭灭是一个必然的进程，不可选择，不可避免，"虚化神，神化气，气化血，血化形，形化婴，婴化童，童化少，少化壮，壮化老，老化死。死复化为虚，虚复化为神，神复化为气，气复化为物。化化不间，由环之无穷。夫万物非欲生，不得不生；万物非欲死，不得不死"。这里以人为例，说明了世间万物都经历着由虚而萌，由幼及壮，由老及死的过程。这实际上已否定了长生不死，不生不灭的"得道成仙"说法。但谭峭却未能将这一观点坚持到底，而是引向一个导致自我否定的结语，"达此理者，虚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②。这是说，人们通晓了前述那个生生死死的道理，就应把握住虚，专守于神，使神不再变化，使形不再产生。这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想，并且使他的万物皆化观点大大打了折扣。谭峭认识到万物是变化的，物质的形态可以转变，这包含着辩证思想，是对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信条--"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大胆否定。这一思想也引导他展开对现实不合理制度的批判和否定。但是，他的万物皆化的思想存在严重的缺陷。他只讲变化，而忽视了变化所必需的前提和条件，这就使得他所谓的一些变化只是头脑中的杜撰，而没有一点现实可能性，如老枫变为道士，贤女变为石头等。而且，他的变化观建基于"虚"，将世界的物质性视为达道的一种阻碍，这其实是一种很不通达的认识。再有，他的变化观没有体现出发展进化，只是简单的往复循环，他没能认识到世上万物都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而进行演变的。

3。恤民、均食、重俭的社会政治观面对现实中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局面，谭峭进行了深沉的思索。他的许多观点蕴含着人民性、民主性因素。

社会演变成人人争斗乃至互相残杀的局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谭峭认为，根源在于统治者骄奢聚敛和争权夺利，《大化》说：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化精，精化顾盼，顾盼化揖让，揖让化升降，升降化尊卑，尊卑化分别，分别化冠冕，冠冕化车辂，车辂化宫室，宫室化掖卫，掖卫化燕享，燕享化奢荡，奢荡化聚敛，聚敛化欺罔，欺罔化刑戮，刑戮化悖乱，悖乱化甲兵，甲兵化争夺，争夺化败亡。他对于社会历史演变的概括是颇具大写意风格的，先言人的起源，然后依次言及人类早期的平等，出现尊卑差别，产生官吏，官吏有了特殊待遇，有了特权，统治者生活开始奢华，这就需要聚敛金钱，要聚敛就要有欺骗，有欺骗就要有刑法杀戮，为逃刑杀就产生悖乱，要压制悖乱就要有军队，有了军队就有战争，有战争就有失败和死亡。他认为，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必然要导致这样的结果，"其来也，势不可遏；其去也，力不可拔"。

民众生活贫困的原因何在？谭峭发表了一系列大胆、激烈的看法。他认

①　《老枫》。

②　《死生》。

为，存在着对民众的残酷剥夺，共有"七夺"，"民事之急，无甚于食。而王者夺其一，卿士夺其一，兵吏夺其一，战伐夺其一，工艺夺其一，商贾夺其一，道、释之族夺其一"①。这表明，他是为下层民众疾呼的。他对于社会阶层的归纳与抽象，虽有个别不当，但反映出他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认识，已达到一定的深度。

他已觉察到民众与统治者在利益上的严重对立，"王取其丝，吏取其纶；王取其纶，吏取其綍。取之不已，至于欺罔；欺罔不已，至于鞭挞；鞭挞不已，至于盗窃；盗窃不已，至于杀害；杀害不已，至于刑戮"②。尽管谭峭还未能有阶级对立的明晰概念，但他如实地揭示出统治者对民众的过度压榨，这种压榨是以政权的暴力职能为后盾的。

因此，谭峭对民众的反抗斗争予以理解同情，认为民众的反抗行为是被统治者逼出来的，统治者"教民为奸诈，使民为淫邪，化民为悖逆，驱民为盗贼"③。他还说，欺罔行为不是民众喜好干的，"而聚敛者教之"；杀人害命也并非民众愿意，"而鞭挞者训之"④。"非兔狡，猎狡也；非民诈，吏诈也。慎勿怨盗贼，盗贼惟我召；慎勿怨叛乱，叛乱禀我教"⑤。当时是黄巢兵败被杀不久，五代时仍有一些起义发生，在统治者普遍视农民起义为洪水猛兽，咬牙切齿咒骂不迭时，谭峭公然替造反农民申辩，这是颇具胆识的。《化书》还阐述了谭峭的施政观点，主要有二：均食，重俭。

先秦时管仲曾说过，"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谭峭对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提出"食为五常之本"，均食可治天下的观点，将"食"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的这种观点不是随意提出的，也不是故为惊人之语，而是来自他对惨酷现实的深切感触。唐末和五代，由于战争频繁，赋役苛重，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一些地区出现人吃人的惨剧。人们已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吃饭问题成为最不可回避而又最难解决的问题。谭峭以异常沉重的笔调写道："有智者悯鸱鸢之击腐鼠，嗟蝼蚁之驾毙虫，谓其为虫，不若为人。殊不知当歉岁则争臭惫之尸，值严围则食父子之肉，斯豺狼之所不忍为，而人为之，则其为人，不若为虫。"那些不饿肚子的上等人，见到鹞鹰俯冲抓起腐鼠会怜悯，见到蝼蛄、蚂蚁搬运死虫会感叹，会说到底是动物之本性，不如人类文明。可他们哪里知道，当灾荒之年人们也要争吃死人，碰到大军困城时父子也会相食，这是豺狼都做不来的事，可是人却做了，如此说来，人还不如动物。谭峭由此例引出"食为五常之本"的结论。认为，没有食，人连动物都不如，更不要谈仁、义、礼、智、信了。传统说法是民以食为天，谭峭则强调君、臣、士等一切人，都离不开食这个第一位的问题，君王无食必不仁，臣子无食必不义，士人无食必不礼，民众无食必不智，所有人无食必不信，"是以食为五常之本，五常为食之末"①。这个"本末"观是谭峭的独特提法。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董仲舒首次明确提出的。

①　《七夺》。

②　《丝纶》。

③　《大化》。

④　《丝纶》。

⑤　《太和》。

①　上引均见《鸱鸢》。

"五常"与"三纲"相配，是封建道德规范最重要的原则。现在谭峭指出，五常只是末，而食才是本。若要求治，就不能本末倒置。因此，他告诫统治者要把解决食的问题作为施政的第一要事，"教之善也在于食，教之不善也在于食。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尤细，其化尤大，是谓无价之宝"①。统治阶层人士总是标榜清高，耻于言利的，对于"食"这类每日数次之琐屑事务更是羞于论及，尽管实际上他们在享用美食。而谭峭则破天荒地将"食"公开地名之为高于一切的无价之宝，"食"决定着教化与统治的成败。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这种观点切中时弊，具有进步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呼声。

为什么民众食不足乃至无食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富人之食已餍足，并且总是嫌食不够精美，不断追求过分享用，"贫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兹而起，战伐由兹而始"②。这种食不均的状况不仅造成一部分人没饭吃，而且会助长食有余者的贪欲，导致奢侈僭越和暴力。因此，《奢僭》提出了"均食"的解决办法，"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太平》也阐述了"均食"的意义，"食均则仁义生，仁义生则礼乐序，礼乐序则民不怨，民不怨则神不怒，太平之业也"。将饭平均给天下人，那么仁义礼乐的道德秩序就会建立起来，民众也就没有了怨气，太平世道就可出现。

"均食"主张体现了谭峭对远古社会的赞赏，他找不到彻底改造社会，铲平压迫剥削制度的蓝图，只能寄希望于"太古之化"能重现于今日。他以蝼蚁的平等互助生存状态来形象说明"太古之化"，"蝼蚁之有君也，一拳之宫，与众处之；一块之台，与众临之；一粒之食，与众蓄之；一虫之肉，与众咂之；一罪无疑，与众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后神相通，神相通而后气相通，气相通而后形相通。故我病则众病，我痛则众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①。他意在指出，要恢复"太古之化"，还要首先从君王做起，君王与众人均平，心才能够相通，这样才有致治的良好起点。

"均食"主张不独是谭峭个人思想的反映，也是当时酝酿在广大下层贫民和起义军中的一股思潮。唐末和五代突出的社会问题，是贫富太不均了，相差得太悬殊了。唐末大官僚韦宙的庄园里有积谷7000　堆，号称"足谷叟"。宰相路岩的亲信边咸所聚敛的家财，足可支付军队2年的给养。而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从潼关至海滨的大旱，使得农民被迫食草根树叶。次年，王仙芝起义，自号"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后继为义军首领，号"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这都表现了"均平"是广大农民的迫切呼声。但是，农民起义失败了，农民"均平"的希望落空了。经连年战火破坏，民众的生活更加痛苦。原为唐将的秦宗权自称皇帝，祸乱江淮、江南，"所至屠戮人物，燔烧城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关东郡邑多被攻陷"②。拥有武装，四出劫掠的兵士尚且无粮而吃人，那么贫民之无食状况就可想而知了。五代时期，人吃人的记载屡见于史籍。《旧五代史·刘守光传》记沧州在两年中两度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一次是朱温率后梁军围困

①　《鸱鸢》。

②　《奢僭》。

①　《蝼蚁》。

②　《旧唐书》卷二○○中《秦宗权传》。

该城，城中"人相篡啖，析骸而炊，丸土而食，转死骨立者十之六七"。另一次是次年刘守光围城，城中乏食，"军士食人，百姓食墐土，驴马相遇，食其鬃尾，士人出入，多为强者屠杀"。此期也多贪官，"专以聚敛为意，剥削万端"①。

谭峭耳闻目睹现实中民众悲惨境遇，期望统治者能以"均食"方式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让其食，则黔黎相悦，仁之至也。父子相爱，义之至也。饥饱相让，礼之至也。进退相得，智之至也。许诺相从，信之至也"②。这是说，应以均食均衣为基础使上下和睦，重建仁、义、礼、智、信道德伦理规范。

谭峭另一个施政建议是"重俭"，即注重俭朴节约。重俭与均食是联系在一起的，"俭者，均食之道也"③。

所谓俭，与均食一样，也主要是指统治者而言，奢侈富足者才存在俭的必要，贫穷者是没什么需要俭的。谭峭认为，俭，首先应从君王做起，"于己无所与，于民无所取。我耕我食，我蚕我衣，妻子不寒，婢仆不饥，人不怨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俭则一家富，王者知俭则天下富"④。他多次阐述这一观点，设想着由君王带头，群臣效法，上上下下一齐重俭，知足，在全社会形成不贪、不奸的良好风气。《三皇》中说："君俭则臣知足，臣俭则士知足，士俭则民知足，民俭则天下知足。天下知足，所以无贪财，无竞名，无奸蠹，无欺问，无矫佞。是故礼义自生，刑政自宁，沟垒自平，甲兵自停，游荡自耕，所以三皇之化行。"

谭峭告诫统治者，是否重俭，不仅仅是生活上的事，而是关系治乱之事，历史上关于俭和侈的结局，都有确凿的例证，"历观乱亡之史，皆骄侈恩赏之所为也"⑤，"自古及今，未有亡于俭者也"①。他还强调，统治者，尤其是君王，必须以身作则，如果只是让下边人俭，而自己不俭，那是不会有效果的。他说，"谦者人所尊，俭者人所贵，使之谦必不谦，使之俭必不俭。机在此不在彼，柄在君不在人。恶行之者惑，是故为之文"②。这已是公开道出，以往当政者惑于此，搞不清楚身教胜于言教的道理，自己在上奢侈，却让下边人俭约。"使之"怎样，结果只能是"必不"怎样。所以关键是要把"使之"换成"己之"。

谭峭也把"俭"看作是"五常之本"，认为仁、义、礼、智、信都需分别与俭相配，以防止过度。《损益》云："夫仁不俭，有不仁；义不俭，有不义；礼不俭，有非礼；智不俭，有无智；信不俭，有不信。所以知俭为五常之本，五常为俭之末"。这里所谈的"俭"，已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俭朴、节约之意了，而是引申为一种含蓄、节制的行事准则。五常与俭相辅，就避免了过头、夸张。举例说，如果光强调仁，而无"俭"，无节制，那就可能导致"泛仁"，对任何人都以仁相待。在实际上就包含了不仁。因为，

①　《北梦琐言》卷十八。

②　《鸱鸢》。

③　《太平》。

④　《悭号》。

⑤　《恩赏》。

①　《损益》。

②　《解惑》。

如果对恶人以仁慈之心对待，事实上就是对受害者的不仁。

谭峭对"俭"的广义理解，在思想史上是个颇有价值的新思路。这是他对《老子》有关见解的成功借鉴和发展。《老子》曾有"益之而损"，"损之而益"的观点，谭峭在《损益》中亦说："夫礼者，益之道也；俭者，损之道也。益者损之旨，损者益之理。礼过则淫，俭过则朴。自古及今，未有亡于俭者也。"这是说，礼的主旨和发展趋势是增加，而俭的主旨和发展趋势是减少。增加就意味着"满招损"，所以"益"中就包含着"损"的道理。而减损则意味着"谦受益"，所以，"损"中就包含着"益"的道理。礼如果过度就使人迷惑，而俭过度则回归于淳朴原始。

由此可见，谭峭是把俭作为对仁、义、礼、智、信的一种矫枉。俭，主要体现的是道家无为而治、以退为进的思想色彩。而五常则是儒家的行为规范，旨在积极进取。谭峭将俭与五常视为本末关系，肯定它们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完满结合，这反映出他作为著名道士，对儒道结合是持赞同态度的。

在《化柄》章，谭峭所谈的"俭"也是广义的。他进一步论证俭的意义，将俭作为万物皆化的杠杆或枢纽，"俭于德可以养虚，俭于视可以养神，俭于言可以养气，俭于私可以获富，俭于公可以保贵，俭于门闼可以无盗贼，俭于环卫可以无叛乱，俭于职官可以无奸佞，俭于嫔嫱可以保寿命。俭于心可以出生死。是知俭可以为万化之柄"。这里所谓的"俭"，已有了一些"虚"、"无"、"静"的含义了。道家和道教学者喜欢用模糊词语，如同"道"的含义不好确指一样，"俭"的含义也视运用场合、对象而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上面那段话中的"俭"，或指少，或指省，或指空，或指简，或指节制，虽有差别，但都未悖于"俭"的本义，都属于合理的引申义。也许，谭峭正是想借助这不同类别和层次的例子，来启发人们在比较中对"万化之柄"--"俭"有心领神会的把握。无论是养神、养气之修炼，还是私家度日，担任公职；无论是宅院，还是宫廷；无论是选任官吏，还是往来于后宫；都要以俭为基本准则，宁少勿多，宁简勿繁，宁精勿滥。说到底，关键是俭于心，即心无杂念，心无妄念。

十四、结　语在中国历史上，隋唐五代是一个思想文化全面开放的时期，传统思想文化与外来思想文化彼此吸收、相互融合，构筑了代表中华文明的思想文化体系。

汉代以来的天人感应思想、经学思想发展到中唐而告终结；取鉴求治的鉴戒思想、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出现新的发展高峰；援佛入儒，儒学思想开始被改造，推进儒学向理学的转变，是这一历史阶段思想领域内的三条基本线索。此后思想发展的趋势，大都可以从中唐前后思想领域的巨变中寻得源头。

隋唐五代 第045卷 隋唐五代宗教史

【本卷提要】

这部断代专业史，系统介绍了我国隋唐五代时期道教、汉地佛教、藏传佛教、景教、伊斯兰教、祅教、摩尼教的流布和嬗变过程，既注重对宗教组织机构、教规戒律、崇拜礼仪等社会行为要素的客观描述，也注重对各种宗教教义、教理的扼要阐释，史实与义理兼顾。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无不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因此，本书尽可能地将隋唐五代宗教的大发展，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加以考察，并对宗教间的冲突和融合、各教的社会文化影响等问题，也给予了较为充分的叙述。本书的宗旨就是以客观描述的方法为基调，力求准确地反映隋唐五代宗教史的真实面目。作者在对某些宗教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的同时，也表现出谨慎的探索精神。

一、隋唐五代宗教概述隋唐结束了绵延数百年的战乱和分裂，重新统一南北，建立起强大的封建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取得空前发展。政治的统一，经济的繁荣，疆域的拓展，与域外诸民族的密切往来，以及统治阶级兼容并纳的文化政策，都为宗教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宗教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隋唐五代宗教的繁荣，是魏晋南北朝宗教文化长足发展的逻辑结果。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进入中国之初，佛教依附黄老之术，被人们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基本上没有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中。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得到统治者的提倡和支持，发展较快，不仅有独立的寺院经济，还逐渐有了独立的理论，经籍也被源源不断地译成汉文。专通某经某论的佛教学者创立了各类学派，如涅槃学派、成实论学派、三论学派、摄论学派、毗昙学派、地论学派、楞伽学派等。隋唐时期，寺院经济进一步发展，系统的教义、教规逐步建立，严密的法嗣制度开始确立起来。于是，中国佛教宗派在南北朝佛教的基础上于隋唐两代逐渐形成，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和三阶教等。其中，禅宗以不拘印度佛教经典束缚的大胆革新精神，迎合了中国信徒的要求，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久远的流传。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加深。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早期道教主要流布于社会下层，至魏晋南北朝时，道教的影响从社会下层逐步转向社会上层，成为一种适应封建统治要求的宗教。这种转变主要是由南朝的葛洪、陶弘景、陆修静和北朝的寇谦之完成的。隋唐道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论化，糅合儒家思想，吸收佛教义理，使这种以注重神仙方术见长的土生宗教进而发展成戒规教理俱备的士大夫式的宗教。唐代道教的隆盛，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李唐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自称是道教教主老子的后裔，借助道教的神威来神化李氏皇权，因而对道教倍加推崇。上至宫廷百官，下至布衣村妇，修道成风。唐初，道教一度位居儒、佛之上，盛极一时。隋唐五代时期道教的著名学者有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杜光庭等。成玄英用道教解说老庄，创"重玄"之说；王玄览援佛入道，提出"道性"问题；司马承祯则以无为之道为本，佛道合一，建立了一套包括三戒、五渐、七阶为主要内容的修炼之法；杜光庭融合三教，对道教的经典、史迹、仪范多有论述，贡献较大。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制正由前期向后期过渡，统治阶级内部的品级结构处于再编制的过程中，魏普南北朝以来的门阀士族集团日趋衰落，部分庶族地主一跃而成为官品贵族。统治集团内部新兴贵族和旧日豪门之间经过斗争而联合的过程，反映在思想上，乃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内部的分歧日趋调和统一。整个统治思想的形成，便是儒、释、道三教的冲突走向三教的融合。隋唐三教合流风气的盛行，使中国封建文化进一步朝着融合的方向发展，对宋明理学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影响。

藏传佛教的创立，可以说是隋唐宗教的显赫成就之一。吐蕃王朝在隋末唐初开始兴起于青藏高原，松赞干布执政时定都逻些（拉萨），拓展疆土，统一了青藏高原诸部。吐蕃王朝南服尼泊尔，北和大唐，并与尼泊尔和唐朝联姻，佛教也由南北两路传入藏区。佛教传入西藏后与当地原始的本教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斗争中佛教逐步占居了吐蕃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随着佛经的翻译，有关天文、星相、历算、医药等书籍也被介绍到西藏。到八世纪后半期，藏人开始出家为僧。九世纪初，佛教正式上升为吐蕃王朝的国教，僧侣干政和佛教教育开始影响西藏社会的全部生活。之后，由于佛教译经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整个藏文的改革，藏文词汇更加丰富，拼写规则更加规范，语法结构也更为完善。从七世纪中期始，至838年郎达玛灭佛，西藏佛教经历了光彩夺目的前弘期。

唐代与四周邻国和域外诸民族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一些世界性和区域性宗教也在此时传入中土，或得以进一步的传播。基督教的异端聂斯托利派于七世纪中叶进入中国内地，被称作景教。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记述了景教在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六位君王扶持下流行内地的经过。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也在七世纪中叶，主要传播者是入唐的大食使节、商人和士兵。他们来华后，分地聚居，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并与中国妇女通婚，繁衍后代，由侨居逐步演变为"土生番客"，其子孙成为土生土长的中国穆斯林。波斯的祅教早在北魏时传入中国，至唐时大兴。波斯的摩尼教在七世纪末传入，不久就遍及黄河、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西北和中原地区也聚居着大批摩尼教徒。这些西来宗教，其信仰范围尽管主要局限于客居中土的外国人之内，但其文化影响却大大越出了信仰范围。

五代时期的宗教，是隋唐宗教的余绪。北方诸朝对佛教普遍采取限制赏赐名僧和度僧人数的政策；南方诸国则对佛教多加扶持，佛教得以继续广泛而又稳定的传播。道教在五代时所受限制较少，并有多朝皇帝继续崇道，但道教对民众的影响仍不及佛教。

整体而言，隋唐五代宗教以中唐为界，前盛后衰。中唐之后，中国封建社会从顶峰开始走下坡路，宗教也由此而每况愈下。这种情况表明，宗教的发展、兴盛和衰落的命运，是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荣辱与共、一脉相连的。二、隋唐五代宗教大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建与发展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始，统一便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秦汉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呈现大一统局面，之后，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割据分裂，至隋王朝时，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帝国又重新确立起来。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大融合的重要阶段。居住在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族大量入居中原，与汉族混居在一起，到南北朝后期，这些少数民族已基本汉化。居住在南方的蛮族、如傒族、俚族、僚族等各族，与汉族长期交往、杂居、通婚，这时也基本上和汉族融合在一起，无论在经济生活方面、文化语言方面、风俗习惯方面，已基本上和汉族一样了。这种民族大融合的历史现象，是促成多民族统一国家重建的重要因素。

在经济方面，南北朝时南北农业经济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北方黄河流域的经济，得益于北魏的均田制，恢复和发展的速度较快。南方长江流域在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之下，经济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北方经济并驾齐驱。由于南北处于不同的政权统治之下，经济往来常因政治和军事上的原因而受阻隔，各地政府人为地制造障碍，"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渡"，5规定军事要冲不许商贩往来。南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迫切要求加强南北经济的联系和交流，冲破南北阻隔的人为障碍，结束政治上对峙的局面。另外，原来统治社会各方面的士族门阀大族的政治经济势力逐渐趋于没落，而一般庶族地主逐步进入政治权力圈内。造成近四百年分裂割据的士族地主的存在和发展的这一重要因素，到六世纪末期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了，这种情形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出现。

总之，在当时，统一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换言之，多民族统一国家在隋代的重建和唐代的发展，是历史潮流使然，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隋朝是杨坚篡夺北周政权建立的。杨坚的父亲杨忠，是南北朝时期北方最后一个朝代北周的开国功臣，是府兵十二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被封为隋国公。杨坚袭爵隋国公，娶鲜卑大贵族、府兵八个柱国大将军之一独孤信之女为妻，其长女又嫁周宣帝宇文赟为皇后。所以，杨坚是门第显赫、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关陇集团②的最上层成员，他的家世为其篡夺北周政权提供了条件。公元580年，周宣帝驾崩，继位的静帝年幼，只有8　岁，不能亲理朝政，杨坚遂以大丞相的身份辅政，掌握了朝中大权。史载："大象二年（580年）五月。。乙未，帝崩。时静帝幼冲，未能亲理政事。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以高祖（杨坚）皇后之父，众望所归，遂矫诏引高祖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宣帝时，刑政苛酷，群心崩骇，莫有固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①杨坚辅政之始，革除宣帝的苛酷之政，得到了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然而，5　①《北齐书》卷四十六，《苏琼传》。

②　关陇集团是指宇文泰在西魏时糅合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所组成的官僚贵族集团。

①　《隋书·高祖本纪》上。

他的行动也遭到了部分后周的官僚贵族的反对，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等先后举兵，反对杨坚，但旋即均遭镇压。之后，杨坚开始大杀周室诸王，为自己登基铺平了道路。581年2月，杨坚迫周禅位，废周静帝而自立，建国号为隋，改元开皇，仍都长安，是为隋文帝。

隋文帝即位后，便着手统一全国。开皇七年（公元587年），隋文帝首先灭掉建都江陵（今湖北江陵）的后梁，扫平了向江南进军的道路。开皇八年（公元588年），隋文帝之子杨广率50　万之众大举伐陈。此时的陈后主荒淫无度，政治腐败，陈兵几无抵抗能力。第二年初，隋兵渡越长江，兵分两路攻入陈都建康（今南京），陈亡。陈亡之后，岭南（今两广一带）地方也很快归附隋朝。这样，自东汉末年以来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结束了，全国复归于统一。隋代版图之大，颇为可观，疆土北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西至且末（今新疆且末县），东、南皆至于海，东西跨9300　里，南北长14815里，统辖郡、县共1445　个。

隋文帝在取得政权及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新的统一的局面，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措施。

在中央机构方面，隋政府废除了北周仿效《周礼》的六官，建立了三省六部制。所谓三省，即内史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长官称内史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驳正违失，长官称纳言；尚书省，是执行机构，负责执行全国政令，长官称尚书令。六部是指吏部、民部（唐代改称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归尚书省统辖，负责分管官吏任免考核、户口赋税、礼仪、军政、刑法、工程营建等方面事务。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加强和巩固了皇权，适应了统一帝国建立后提高行政效能和扩大组织的要求。

在地方组织方面，隋文帝把东汉以来实行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废去郡这一级，撤郡500　余，并合并了不少州县，裁剔了大批冗官。在州县属吏的任用方面，隋文帝废除秦汉以来地方官就地自聘僚属的旧制，于583年规定，凡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吏，一律由吏部任免，并每年进行考核，即所谓"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①又规定州县佐官要三年一换，不许重任，而且必须选用外地人，本地人不得就地为官。这些简化地方行政机构、把任用地方官属之权收归中央等措施，确实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在选举制度方面，魏晋以后实行九品中正制，按门第高低选用官吏，仕途被门阀大族所垄断。隋文帝下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度，实行州县地方官荐举人才的办法。至隋炀帝时，开始设置进士科，用考试的方法来选取进士。进士科的设置，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建立，这是中国历史上选举制度的重大变革，对中国社会影响较大。科举制度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联系在一起，这使得一般地主子弟，甚至出身寒微的人，也可通过读书应考而获得做官的机会，这就打破了门阀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扩大了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科举制度适应了士族地主衰落、庶族地主兴起的历史趋势，把选举官吏的权力从地方大族手中移聚到中央政府手中，对于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①　《通典》卷十四《选举二·历代制中》。

在军事制度方面，隋初沿用西魏以来的府兵制。府兵由军府统领，是职业兵，不列于州县户籍。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隋文帝改革府兵制，规定："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①府兵及其家属在州县落籍，编为民户，平日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兵士仍保留军籍，接受训练，轮番到京城担任宫禁守卫，或执行其他军事任务。府兵制经过改革，成为一种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制度了，这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

在土地制度方面，隋文帝继续颁布均田令：规定一夫受田百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死后可传予子孙；80亩为露田，死后交还国家。妇女受露田40亩。奴婢与良人同等受田。丁牛一头受田60亩。均田制对地主的土地兼并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自耕农的数量有所增加，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赋役制度方面，隋初采用轻徭薄赋措施。隋文帝规定，凡民18-60岁皆负担租调力役，一夫一妇为一床，年纳租粟三石，调绢四丈，丁男年服役一月。不久，隋文帝又减轻了租调力役。另外，隋文帝于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令各州县"大索貌阅"，详查户口，这主要是针对南北朝以来，农民为逃避赋税徭役而隐漏户口的情况而采取的措施。此次查户口共得到44万余丁，164　万余口，数量颇为可观。继之，隋文帝又颁行"输籍之法"，由政府规定划分户等的标准，作为定样颁发至各州县，每年正月地方官吏主持在乡里挨户依样划等，载入簿籍，当作征发差役、确定税额等事项的依据。由于政府规定的各级民户所负担的赋税徭役的数目，比豪强地主对依附农民的剥削量要小，所以大批的被士族地主隐庇的"浮客"纷纷投归政府作"编民"。到大业五年，隋炀帝再次详查户口，又清出24　万丁，64　万余口。通过这些措施，隋政府掌握的纳税户口大为增加，政府的经济力量也有所加强。总之，隋政权建立以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是围绕打击豪强大族的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为目的而实行的。因为豪强大族势力的膨胀，历来是分裂割据局面出现的基础。秦汉曾是强大的统一的王朝，但那时豪强势力很大，直接影响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汉末、三国、两晋时期，豪强大族的势力得以迅速膨胀，成为地方上的独立王国，这是国家走向分裂的重要因素。南北朝时，豪强大族虽然走向衰落，但他们的总体势力仍然强大。隋朝采取一系列措施，加速了豪强大族的衰落，恢复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因而，隋王朝不仅重新建立起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帝国，而且隋的中央集权制度比秦汉更为加强了。

然而，隋王朝好景不长，由于统治者的残暴淫逸和穷兵黩武，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烽火很快点燃大江南北，隋炀帝的统治进入了朝不保夕、风雨飘摇之中。各地官僚贵族及豪强地主也伺机扯起反隋大旗，割据一方。618年3月，部分图谋"帝王之业"的禁军将领，以宇文化及为主在江都发生兵变，缢杀了隋炀帝。这样，隋朝的统治倒塌了。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从太原直捣京都长安。隋炀帝被杀后，李渊建国号唐，改元武德，仍都长安，是为唐高祖。李渊取得政权后，派其次子李世民统兵平息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和地主武装割

①　《隋书》卷二，《高祖纪》。

据势力。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全国重新统一，建立起一个比隋朝更加强大的封建王朝，唐王朝的版图比隋代更为可观。开元天宝之际，唐之疆域东至安东（今东北三省及以东以北地区），西至安西（今新疆至中亚巴尔喀什湖一带），南至日南（今越南广治一带），北至安加拉河、贝加尔湖一带。

唐代基本上沿袭隋代的法令制度，并又有所发展，如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府兵制、科举制、均田制、租庸调法以及律令的制订等，皆是"唐承隋制"，并使之更加完备起来，更能适合于当时统治上的需要，使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进一步加强了。

唐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大发展时期，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联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密切。特别是在中唐之前，由于经济繁荣，武力鼎盛，唐前期的几位开明皇帝积极经营边疆，开拓领土，在边疆地区建立了很多都护府和都督府，对边疆各族有效地行使管辖权，使唐朝具有空前辽阔的疆土，成为当时世界上头号封建帝国。

居住在我国西北地区的突厥族，隋朝时分为东西两支。隋末唐初，东突厥屡犯中原。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派兵十余万攻取东突厥，第二年，唐兵灭掉东突厥，统一漠南，十多万突厥人降唐，被安置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一带，设立顺州、祐州、化州、长州四个都督府来管理。并将漠南分作六州，设定襄和云中两个都督府管理。

漠南的东突厥被灭掉后，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遣兵出击漠北的薛延陀部落，大获全胜。翌年，唐朝在漠北设立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继之又设立燕然都护府，总管六府七州。

在唐兵北取薛延陀时，生活在漠北的回纥部落也出兵支持唐朝的行动。

薛延陀亡后，回纥即请求归附唐朝，接受管辖。

为打通中原与西域的通道，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太宗派兵西征吐谷浑，吐谷浑举国降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兵西取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设安西都护府。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和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师分别灭掉焉耆（今新疆焉耆县西南）和龟兹（今新疆库车），西域诸国，悉数归唐。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管辖天山以南地区，下设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大名镇，史称安西四镇。唐高宗时，唐兵灭亡西突厥，设昆陵、濛池两个都护府。武周时期，唐又设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地区。至此，西北疆土皆入唐朝版图。

对东北疆域，唐太宗、唐高宗曾三次出兵高丽，终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灭掉高丽，收复辽东地区，并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对东北其他民族如契丹、奚、室韦、靺鞨等族居住地区，也设置府州，进行管理。至唐玄宗时，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属唐朝的辖区之内。

在青藏高原上建立起来的吐蕃王朝，在唐太宗执政时已事实上成为唐的藩属。另外，居住在云南洱海的白蛮，时有六大部落，因部落酋长号称诏，故有六诏之称。蒙舍诏地处最南端，也称南诏。唐太宗时南诏开始强盛起来。至唐玄宗执政，唐助南诏统一其他五诏，建立南诏政权。南诏虽是政治上独立的王国，但受唐册封，附唐数十年，受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颇深。总之，唐朝统治者一方面沿袭隋制，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又拓展疆域，加强与边疆各族之间的政治联系，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二）繁荣的经济与灿烂的文化隋朝从建立到灭亡，统共只有38年的历史，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但隋朝的社会却有过一度的繁荣。这主要得利于隋初实行的均田制和轻徭薄赋政策，同时也是全国统一后南北经济交流的结果。

就隋朝的人口数量而言，隋建立时政府控制的户数只有360　万户，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得户50　万。到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户增为890　万，人口增至4600　余万。政府掌握的人口数量猛增，这一方面说明了隋朝详查户籍收效甚著，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口自然增殖较快这一事实。随着人口的增加，垦田面积也相应地有所扩大。

隋朝府库充实，政府拥有大量的布帛和粮食。如开皇九年，隋文帝赏赐平陈功臣，从长安的朱雀门（皇城南门）直到南郊，陈列布帛共300　多万段。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曾发生过府库布帛太多而堆至走廊上的事情。隋朝的粮仓更是历史上著称的。史载，当时政府向各地征收的粮食和布帛，集中在潼关和蒲坂，再运至京师长安。因不能一次运抵，又在卫州（河南浚县）、洛州（洛阳）、陕州（河南陕县）、华州（陕西华阴）设仓辗转运输。其中长安的太仓，洛阳的含嘉仓、洛口仓（在河南巩县），华州的永丰仓，陕州的太原仓，规模都很大，"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①有的地方还筑有仓城，如洛口仓城周围20　里，内穿三千窖，每窖可贮米八千石。隋代府库充盈的程度，可谓前所未有。

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开凿大运河最为代表。整个工程分为三段：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通济渠，自洛阳到山阳（今江苏淮安），继而自山阳引淮水，经江都（今江苏扬州）至杨子（今江苏仪征）入长江；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修永济渠，把洛阳和涿郡（今北京城西南）连接起来；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挖江南河，使船只由京口（今江苏镇江）可以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连涿郡，南达余杭，全长四千里，贯穿南北，既便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加强了南北方的政治联系，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大创举。

隋末农民大起义再次打击了士族地主的势力，不少部曲和奴隶变成了自耕农或佃农。唐代生产关系的这些变化，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唐初继续推行均田制，也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唐前期一百几十年间，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达到了鼎盛阶段，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公元713～756年）年间，呈现出"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②的局面。大诗人杜甫描述开元盛世的殷富之状时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首先表现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其一，农业工具的改进。如耕犁，由直辕改为曲辕，不仅省力、灵活，而且可深耕和浅耕。用犁耕后，随即用耙、砺■、碌碡等打碎土块，平整田地，提高了耕作效率。灌溉工具如辘轳、桔槔、翻车等也被普遍使用，并且在北方和南方分别发明了水车和筒车，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其二，水利事业发展较快。史载中唐

①　《通典》卷七，《食货》。

②　《元次山集》卷七《问进士第三》。

之前的水利工程有160　多项，遍布全国。北方多是开渠引水，南方则用排水和蓄水等工程，东南地区多建堤堰陂塘。这些水利设施，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如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河中府龙门县（今山西绛县）开凿的渠，因"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被称为"十石垆渠"。①其三，人口大为增加。贞观初户口不足300　万户，到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唐政府掌握的户口已增至906　万余户，5280　万口，比唐初增加了数倍。除政府厉行括户外，人口的自然增殖也是户口增加的重要因素。

在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唐代的手工业仍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官府手工业机构庞大，分工很细，产品专供宫中享用。中央设有少府、将作、军器三监，作为管理官府手工业的机构。作坊中的劳动者地位低下，有官奴婢、刑徒、官户、杂户、短番匠和雇匠，政府对他们有严格的编制，"凡工匠以州县为团，五人为火，五火置长一人。"②纺织业、制瓷业和冶铸业基本上代表了唐代手工业的最高成就。据记载，唐中宗女安乐公主有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一色，侧看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陶器有著名的唐三彩，是用黄、绿、青三色釉涂于陶器上烧制而成，非常精美。瓷器有南方越州（今浙江绍兴）的青瓷，号称类玉类冰，北方邢州（今河北邢台）的白瓷，号称类银类雪。冶铸业如武则天时以铜、铁铸天枢，高105　尺，径12　尺，周围170　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天枢上设腾云承露盘，经3　丈，四龙直立捧火球，高一丈，宏大而精美。另外，唐代的私营手工业也很发达，城市中私人开办的手工业作坊林立，有造纸的纸坊，铸铜器的铜坊，染布的染坊等。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成都、广州等，都是极其繁盛的商业大都市。长安有东市和西市，洛阳有南市和北市。市有市会，管理市场上的交易，中午击鼓三百声，开始贸易，日落前击钲三百下，贸易停止。市内的店铺叫"肆"，出售同类货物的肆售中在一个区域内，叫"行"，有"行头"负责对官府纳税等事务。大都市里设有"邸"，是客商居住和存放货物的地方。

由于商品流通极盛，铸钱业便成为官府手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唐玄宗时，全国铸钱炉达99　座，每年铸钱32　万余贯。唐后期钱币供不应求，各道州府禁止现钱出境。各地到长安的商人，就把货币交给进奏院及诸军、诸道、富家，取得文券，到本地凭券取钱。这种文券，称为"飞钱"或"便换"，这是我国最早的汇兑制度。唐代大城市中还有"柜坊"，专门替人保管钱币。飞钱和柜坊的出现，是商业发达的重要标志。唐后期长江流域的商业日趋繁荣，以扬州和益州居最，号称"扬一益二"。①杭州和苏州也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长安、扬州等商城不再受营业时间所限，出现了夜市。

隋唐社会经济的发展，科举制的兴起，国内各民族间关系的密切，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以及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的确立等因素，促进和铸就了高度发达的隋唐文化。光辉灿烂的隋唐文化，在中国及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页。隋唐的文学、史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到相当高的成就。

①　《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

②　《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工部尚书》。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

唐代文学犹如百花怒放，其中以古典诗歌的创作最为代表，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仅据《全唐诗》统计，诗人即达2300　余人，诗歌近五万首。唐诗内容丰富多彩，从祖国的美丽河山，到城乡的生产状况，从统治阶级的豪华生活，到劳动人民的艰辛痛苦，无不加以描写和反映。唐初诗坛创作沿袭六朝华艳文风，宫廷诗和艳情诗充斥诗坛。唐太宗至武则天时期，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一改当时纤丽的诗风，创作出一批优秀的作品。盛唐更是诗家辈出，明星闪耀。有王维、孟浩然这样的田园诗人，有岑参、高适等边塞诗人，也有王昌龄、王之涣等名家。中唐和晚唐的诗坛，虽不及盛唐夺目，亦依然群星并见，著名的诗人有元稹、韩愈、刘禹锡、柳宗元、李贺、李商隐、杜牧、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在唐代众多的诗人中，以李白、杜甫、白居易最负盛名。李白以积极向上的浪漫主义精神，用诗句讴歌祖国山河的壮丽。他的诗气势磅礴，语言奔放，形式多变，想象丰富。许多名篇，如《蜀道难》、《将进酒》等，都是千古佳作，至今脍炙人口，不愧"诗仙"之名。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圣"之称。他以深沉凝重的诗句，来表达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著名的《三吏》、《三别》等诗篇被誉为"诗史"。白居易生活在晚唐，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①为创作准则，倡导新乐府，写下大量的讽谕诗，暴露和鞭笞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反映了人民的痛苦，其中《秦中吟》10首和《新乐府》50　首最有代表性。他的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平易通俗，王公、妾妇、牧童、走卒无不读其诗，流传非常广泛。

唐代文学的另一伟大成就是波澜壮阔的古文运动。魏晋南北朝以来盛行的骈体文，讲究声韵词藻，是一种四六对偶文体，不便自由地表达思想。唐朝中叶，韩愈、柳宗元首先竖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他们以"文以载道"和"文以明道"的主张，打破了骈体的束缚，写出了许多优秀、清新的散文。

古文运动为传奇小说提供了灵活的文体，所以唐代，尤其是中晚唐，传奇小说开始兴盛起来。其中著名的作品有李朝威的《柳毅传》、蒋防的《霍小玉传》、陈鸿的《长恨歌传》、元稹的《会真记》等，许多作品成为后来的戏曲题材，流传甚广。

唐代的史学颇有成就。唐之前，史书多为私家撰述，唐政府则开设史馆，任命大臣撰修前代及本朝的历史，官修史书从此成为历代的一种制度。唐代所编纂的纪传体史书有八种：《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前六种是史馆奉诏所撰，且出自众史家之手，后两种由李延寿私撰，但也经过了唐政府的批准。

除官修正史外，唐代的重要史学著作还有两部，一是刘知几的《史通》，一是杜佑的《通典》。《史通》共20　卷，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评论，提出了"不掩恶，不虚美"①的"直笔"思想，对后世史学的影响较大。《通典》共200　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门。书中对各种典章制度，从上古一直述及唐朝，详释其沿革变化，史料价值很大，并开辟了史学界编纂典章制度通史的新途径。

隋唐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绘画、雕塑、书法等方面。

隋代的画家，著名的有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等。展子虔的《游春图》

①　《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

①　《史通》卷十八，《杂说》下。

流传至今，是国内现存的古名画之一，它反映了山水画独立发展的趋向或征兆。隋末唐初的著名画家以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为代表，他们以人物画著称。存世作品《历代帝王图》和《太宗步辇图》，便出之阎立本之手。之后著名的画家有吴道子、王维、李思训、李昭道等。吴道子有"画圣"之称，他的人物画立体感极强，画中人物形象各异，衣带甚至有随风飘动的感觉，故有"吴带当风"的美誉。他的山水画重在写意，成画迅速，造诣亦颇深。王维则首创水墨山水画，以淡雅为旨，独具风骨。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以开创金碧山水画派著称，旨在富丽，具有浓厚的贵族气息。另外，张萱的《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等也是非常有名的仕女画。

在雕塑方面，唐代留下了大量优秀的石雕和泥塑作品。昭陵六骏是技巧高超的石雕名作，每匹马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以及四川乐山大佛都是唐朝艺人的杰作。唐代泥塑艺术的最高成就，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现存492　窟，其中唐窟213　个。唐窟中泥塑与壁画交相辉映，艺术价值极高。另外，从唐墓中出土的三彩陶俑，有武士、文吏、乐舞、骏马、骆驼等俑，也非常精美。杨惠之是唐代最杰出的雕塑家，号称"塑圣"。据说他为长安艺人留盃亭塑像，人们从塑像背部即可认出所塑何人。

唐代的书法艺术空前兴盛，书法大家辈出，其中以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为最。欧阳询开创"欧体"，笔力以刚劲峻拔见长，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等。颜真卿独创一派，人称"颜体"，字体肥厚圆润，颇显盛唐气象，碑刻有《多宝塔碑》等。柳公权兼得欧、颜之精髓，开创"柳体"，笔画以遒劲清美为特点，碑刻有《玄秘塔碑》等。

隋唐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印刷术、天文历法、医学和建筑等各个方面。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中国及世界文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雕版印刷术即发明于隋唐之际，唐太宗曾令印行长孙皇后的《女则》。玄奘归国后也曾印刷普贤像，发予僧众。唐后期，雕版印刷进一步推广，印刷的历法和名家的诗篇已流传民间。至唐末，印刷术已传到四川、浙江、江苏、河南等地，成都已成为全国印书业的中心。

在天文历法方面，隋代刘焯造《皇极历》，相当精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隋代的天文学家耿询制造了浑天仪，用水力推动，反映天象非常精确。唐代的天文历法成就更大，唐曾变更历法达十次，一次比一次更精密。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戊寅历、麟德历和大衍历，特别是大衍历，影响更甚。大衍历是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僧一行所制，他与人合作，创制了水运浑天铜仪，用以测量星宿的经纬度，也可计时，是世界上第一架机械钟，并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恒星自行"现象。他又提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得出子午线每一度长351　里80　步的结论，这种实测子午线的行动，又是世界天文学史上的创首。

在医学方面，隋朝著名的医学家巢元方著有《诸病候论》，是我国第一部详论疾病的病源和症状的著作，书中记述了用肠吻合手术治疗外伤肠断，是外科手术上的重要创造。身历隋唐两朝的著名医学家孙思邈，被后世尊称为"药王"，医学贡献很大，著有《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医著，共收5300　多个药方，载录800　余种药物。唐代的医学成就还表现为分科治疗的发展，政府设医学机构，称太医署，分科很细。唐高宗时，曾命苏敬等人编纂《唐新本草》，收药物844　种，纠正了原医学著作中的许多错误，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制定的药典。另外，唐名医王涛编有《外台秘要》一书，收药方6900　余，对传染病阐释备详。

隋唐的建筑成就，是继承西汉以来的传统和吸取域外技术的结果。隋唐杰出的工匠李春设计建造了著名的赵州（今河北赵县）安济桥，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大石桥。桥长50　多米，桥洞的跨度达37　米宽，而且采取低弧形、单拱形式，美观而坚固，是我国建筑史上的杰作。唐代的建筑也有许多重大的成就，城市、宫殿、寺塔都很壮丽、严整。如都城长安，周长达70　余里，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殿阁壮美、街道宽直，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另外，唐代的寺塔、宫殿等建筑技术也相当成熟，特别是木构建筑，更是空前精美。

唐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唐王朝名存实亡，北方各藩镇相互混战与兼并，南方的节度使及刺史也纷纷据地称雄。907年唐王朝灭亡，北方黄河流域先后产生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秦淮以南和北方的山西也有十个政权交错并存，史称"五代十国"。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进一步发展，从割据走向了分裂。五代时期虽为乱世，但文化成就仍有可观之处，主要表现为印刷事业的发展、火药在战场上的出现、词的兴起等几个方面。

唐朝末年，雕版印书已有初步的发展。五代时期雕版印书已经非常盛行，江南和巴蜀两个地区的印刷业已相当发达，印刷的书籍种类繁多，不仅有民间书肆出售的佛经和日用各书，而且士大夫阶级所读的儒家经典也用雕版印行。后周广顺三年（953年），石刻儒家经典《九经》问世，这对文化的流传和书籍的保存大有裨益。

路振《九国志》卷二记载："天佑（三年）。。从攻豫章，璠以所部飞机发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这是全世界最早的使用火药的记载。后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吴越使者到契丹送猛火油给阿保机，并详述了猛火油在战场上燃烧和爆炸的威力。宋元是中国火器发明史的重要阶段，五代可以说是大发展时期的先驱阶段。

五代的文人饱经沧桑，诗文也透露着沉痛的气息。诗人罗隐的五七言诗，都是比较优秀的。鲁迅称赞他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①五代时期流亡四方的文人学士颇多，司空图、韦庄、杜光庭等，都是非常有文学成就的人物。不过，五代文学的最大成就表现为一种新体裁的诗歌--词的兴起。唐朝中叶的诗人白居易、刘禹锡已开始写词，但只是个别现象。到了五代，词作大批涌现，尤以巴蜀为盛。蜀人赵崇祚编得一部《花间集》，收18　家词500　首。温庭筠的词多写偎红倚翠之景，离愁别恨之情，文字迷离，辞藻华丽。韦庄的词清新明洁，真挚深切。南唐李后主（煜）更是词作大家，他的早期词作多写密约私情或嬉笑欢娱，后期作品多抒亡国之愁，感染力极强。

五代时，前后蜀和南唐的画院造就了一批颇有成就的画家，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都有一定的发展，特别山水画和花鸟画对宋代的画风影响很大。

①　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三）开放、宽松的外交、民族政策隋唐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奠定了隋唐帝国在亚洲诸民族中的优越地位，唐朝事实上成了亚洲各国经济文化往来的中心。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隋唐的对外交通更加发达。在陆路方面，往西由长安经甘肃和新疆，可达中亚、西亚和巴基斯坦、印度；往东由河北经辽东可到朝鲜半岛。在海路方面，往西由广州经南洋可到波斯湾；往东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地，可到日本和朝鲜。隋唐统治者以自信、开阔的胸襟，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亚洲诸国也崇尚和效仿隋唐文明，亚洲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唐代的都城长安，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与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这里汇集着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侣、学者和艺术家，使灿烂的唐代文化更丰富，同时他们把唐代先进的封建文化带回本国，也促进了本族文化的发展。

唐玄宗时，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与唐朝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新罗商人用当地的牛黄、人参等物品，换取唐代的丝绸、茶叶、瓷器、书籍等，唐在楚州等地设有新罗馆，专门接待新罗商人。新罗遣派留学生学习唐代文化，仅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学成归国的学生一次就有105人。新罗根据唐朝的政治制度，改革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并效仿唐朝设立国学，实行科举制度，以中国的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新罗的文字"吏读"，也是根据汉字所创，大大便利了朝鲜文化的普及。唐代的服饰、诗歌、印刷术，在新罗都很流行。高丽乐传入中土后，对唐乐的影响颇大。

隋唐两代，中日的经济文化交流可谓盛况空前。隋朝时，日本曾四次派使来隋，并有留学生和僧侣随同前来，隋政府也派人前往日本报聘。唐朝时，从630年至838年二百年间，日本曾正式派遣"遣官使"13　次，每次少者250人，最多可达600人。另外还有大批留学生、僧侣、艺术家、工匠来唐全面学习封建文化，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的"大化改新"便是全面借鉴唐朝的典章制度、经济政策而制定的。日本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就是根据汉文所创。日本的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曾供职唐朝，官至秘书监，与王维、李白等大诗人交往甚密。唐代也有许多使臣、僧侣、商人东渡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如律宗大师鉴真，经十余年和六次努力，终于到达日本，不仅带去了佛经，而且在建筑、雕塑、医学等的传播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至今日本唐招提寺内还供奉着他的坐像。在贸易方面，中日互有商品输入，以手工艺品和生活用具为主。

唐初时，印度的五部（五天竺）为中天竺征服，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曾遣使者与唐通好，唐也派使者报聘，之后两方交往不断，并互赠礼品。唐太宗曾派使到中天竺学习制糖技术，印度的医学、天文历法、语言学和音乐也传入中土。唐朝造纸术此时也传入印度，对印度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尼泊尔唐时称尼婆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遣使入唐通好，并赠送波棱菜、酢菜和浑提葱。此后两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

斯里兰卡唐时称狮子国，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遣使与唐通好，后又多次派使入唐，并赠给唐廷象牙、珍珠等物。

中亚诸国与唐朝建立着友好往来关系，中亚的大批商贾把唐朝的丝织品运至西方，中亚的舞蹈、音乐等艺术也传入中土。阿富汁唐时称之吐火罗，不断派遣使者前来长安，并带来汗血马、玻璃、玛瑙、药品等物。

唐时西亚诸国与唐通好者主要有波斯（今伊朗）、拂菻（东罗马）和大食（阿拉伯）。

波斯商人大批到唐朝做生意，长安、扬州、广州聚居的波斯人很多，开设许多"波斯店"。唐朝的丝绸、瓷器、纸张等大量输入波斯，并转而流向西方，菠菜、波斯枣等食品也从波斯传入中土。

拂菻和唐朝关系也很密切，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遣使通唐，并赠送红玻璃、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赠以绫绮。此后遣使不断，唐朝的丝织品大量输入拂菻，拂菻的吞刀吐火等杂戏和医术也传入唐朝。

大食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派使者入唐，正式建立国交。史载，从651年至798年的148年间，大食遣使到唐多达37　次。大食到唐朝的商人更是不计其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地，到处都有大食商人的行踪。唐朝的丝绸、茶品、瓷器通过大食商人传入西亚和北非，造纸术也传入中亚、西亚、非洲和欧洲，对世界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大食的伊斯兰教也在唐代传入中国。

隋唐王朝不仅与亚洲诸国频繁交往，与边疆的少数民族也积极开展友好往来，特别是唐前期，对少数民族较少歧视，各民族间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了，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台湾在隋朝时称为硫球。隋炀帝曾两次派人到过硫球：一次是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派羽骑尉朱宽和海师何蛮到硫球访问，即所谓"求访异俗"；一次是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派武贲郎将陈稜和朝请大夫张镇周率军万人，以义安（今广东潮州）出海到达硫球。史载："硫球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①这说明当时大陆与硫球经常有商船往来，否则不会将出访船队误作商旅。此后，大陆人民不断前往台湾定居，两岸的经济、文化联系非常密切。

居住在我国西北漠南的突厥族，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被唐兵大败后，突厥贵族连同家属近万家入居长安，其首领颉利可汗被唐政府封为右卫大将军。武则天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唐政府送给突厥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件，铁四万斤，可见突厥人已从汉人学习农业。开元十五年（公元721年），唐朝在西受降城（今内蒙五原西北）开设互市，每年用绢帛几十万匹买突厥的马以补充军骑，这种贸易对双方都很有利。

居住在漠北的回纥族，与唐朝的关系也很密切。安史之乱爆发后，回纥曾两次派兵助唐平乱。唐肃宗曾将幼女嫁给回纥毗伽阙可汗，在内地经商的回纥商贾也与汉族通婚。唐后期，回纥与内地贸易频繁，有专设的马市，回纥人用马、骆驼、兽皮换取唐朝的丝织品和茶叶等。据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统计，回纥常住长安的商贾竟达千数人。八世纪中叶以后，回纥可汗开始修建城市及宫殿，这说明回纥族受唐文化的影响，开始由游牧生活走向定居。回纥诗人坎曼尔写的诗《忆学字》，称"古来汉人为吾师"，记述了唐代各族之间相互学习的生活情景。

西域各族如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与唐朝的经济文化联系

①　《隋书·陈稜传》。

极为密切，内地汉人迁徙西域定居的很多。唐政府对西域地区进行有效管辖后，这里的军政机构、土地、赋役、户籍制度都同内地趋于一致。唐朝曾在天山南路大兴屯田，使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丝织品、金铁器物不断传入西域。西域商人到内地经商的也很多，主要集中在武威、张掖、长安等地。隋唐两代输入西域的蚕丝，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超过了前代。另外，内地的书籍如《史记》、《汉书》、《论语》、《神农本草》等，在西域广为流传。在吐鲁番曾发现12　岁小学生卜天寿于景云元年（公元710年）手抄的《论语郑氏注》残卷，还附有唐朝学童的识字课本《千字文》数句。西域文化对唐朝文化的影响也很大，如西域音乐的输入，对唐乐就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唐太宗所定十部乐中，有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等。在绘画方面，于阗画家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来内地，传布了凹凸画法，对唐朝大画家吴道子、李思训等都有较大的启发。此外，西域的葡萄和酿制葡萄酒的技术也都传入内地，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物质生活。

吐蕃王朝与唐朝有战有和，总而观之，友好仍是主流。自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后，两国便结成"甥舅之国"。高宗时，册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唐中宗又以金城公主嫁给墀德祖赞。唐玄宗时墀德祖赞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①据统计，从634年至846年的213年间，双方遣使达191　次，可见交往之频繁。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内地的蔬菜种籽、精致的手工艺品、纺织技术和内地的文化。唐高宗时，唐又送去蚕种、造酒、造纸、造墨的工匠。金城公主入藏时，"杂伎诸工悉从"②，还有数万匹丝织品和一个龟兹乐队。唐的历法、算学、医学、文学、音乐等在西藏广为留传。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唐朝答应吐蕃要求，在赤岭（今青海日月山）一带开设互市场所，元和十五年（公元815年）在陇州（陕西陇县）再设互市，经济交流活跃。吐蕃的马匹、牛、药材是交换唐货的主要货物。吐蕃的贵族子弟被送至唐朝的国立学校学习诗书，出现了一批精通汉文的吐蕃学者，对汉藏文化的交流起了较大的作用。

南诏建立政权后，其政治制度、军事编制、土地政策都极力效仿唐朝，使这本属奴隶制的国家，掺杂了许多具有封建制性质的因素。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玄宗册封南诏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汉族文化和科学技术大量传入南诏。南诏的大臣子弟曾到成都就学，前后多达数千人，因此南诏的汉文学也颇有成就。南诏的建筑工艺，受唐朝的影响很深，著名的大理崇圣寺三塔，造型与西安的唐代小雁塔基本一致。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军攻陷成都，曾俘掠许多织工入南诏，使此后南诏的丝织品竟可与四川媲美。

东北的渤海自建立政权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与唐代发生密切的联系。渤海的使节不断入唐，并派大量学生到长安太学学习汉文化。渤海的官制完全模仿唐朝，如中央设三省，下设六部，与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完全一样，甚至连官吏的服色，也与唐朝一致。此外，渤海向唐朝朝贡的物品有貂皮、海豹皮、鹰、马、麝香、人参等，唐朝的回赐物品则以丝绸和金银器皿为多。在吉林敦化近郊发现的渤海《贞惠公主墓碑》，立于渤海宝历七

①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

②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

年（公元780年），和内地的碑制及文体相同。

隋唐两代，特别是唐朝前期，通过对亚洲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边疆各族的友好往来，促进了内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繁荣的隋唐经济和灿烂的隋唐文化也由此对亚洲各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开放、宽松的外交、民族政策，反映了隋唐国力强盛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优越感，也体现了统治者敢于吸收外来文化和善于输出封建文明的开放胸怀。

三、政府三教并奖政策与民间三教并习风气（一）三教并奖政策的确定隋唐三教并奖政策，是在国家统一、府库充盈、文化宽松等大的社会背景下确立的。

隋文帝取得政权后，改变北周武帝的灭佛政策，转而大力恢复和发展宗教。他少时受尼智仙养育，生活于尼庙，故即位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①据传，隋文帝执政期间准予度僧50　余万，建寺3792　所，前后立寺塔110　座，造佛像大小16580　躯，缮写新经132086　卷，修治故经3853　部。②这些数字出自僧家之口，恐有夸张不实之嫌，但据正史记载，文帝"听任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致使"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从。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③另据记载，文帝在位的20年间，共"度僧尼23　万人，立寺3792所，写经46　藏，13286　卷，治故经3853　部，造像106560　躯"。①这些数据与前者相比较，更为可信。隋文帝恢复和扶植佛教，除看到佛教的政治御用功效外，另有意图。佛教经南北朝的兴盛，在北方各地已深入民间，社会力量雄厚，北周武帝废佛后，大批信佛者心怀不满，不少教徒隐匿山林，是一种不安定的社会因素。正如宋人宋敏所说："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②文帝给教徒以合法身份，大兴佛事，旨在收取民意，以利四方安定。

隋文帝佛道并重，对道教也大力提倡。隋文帝准备起兵灭周时，著名道士焦子顺向他密告受命之符，并占星问吉，帮助他夺取政权。文帝即位后，尊焦子顺为天师，经常与其商议军政要事，并在皇宫附近修建五通观，供天师修道。文帝定年号"开皇"，就是取道经中天地开劫的名称。开皇年间大修道观，广度道士，使道士和宫观的数量都有一定的发展。他曾说："朕服膺道化，念好清净，募释氏不二之门，贵老庄得一之义。"

在兴佛扶道的同时，隋文帝更积极致力于传统儒学的复兴，用以网罗天下儒士，巩固皇权。或者说，隋代的佛道同兴政策，是在尊崇儒学的前提下进行的。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文帝下诏称："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③内圣外王乃儒学之根本，文帝以"人王"的身份复兴佛教，意在使教徒树立皇权至上的观念，忠实地执行"为国行道"的儒家忠君思想。文帝在给天台宗创始者智f　的一封敕书中再次申述了这一思想，要这位佛教界领袖"宜相劝励，以同朕心"。④总之，隋文帝试图建立以儒家皇权思想为核心，以佛道辅之，儒、释、道三教并重的宗教政策。他宣

①　《广弘明集》卷十九《舍利感应记》。

②　《辩正论》卷三。

③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

①　《释迦方志》卷下。

②　《长安志》卷七。

③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④　《国清百录》卷二。

称："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①可以说，李士谦的三教鼎立说和王通的三教合一说是对隋朝三教并重政策的具体解释。李士谦认为，三教的关系犹如"三光在天，缺一不可"；②王通认为，三教都有益于封建统治，故待"皇极之主"，以"共叙九畴"。③这种主张，逐步成为隋唐统治者处理三教关系的主流。文帝在后期沉湎于佛教，对道教却略有戒心，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曾下令禁止私家暗藏纬侯图谶，对儒学更是不感兴趣。但从文帝执政时期的总体而言，调和三教仍为主流。

隋炀帝虽以残暴荒淫著称于史，但对佛道也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隋平陈时，杨广尚未称帝，时作晋王，请智f　为己授菩萨戒，尊智f　为"智者"。称帝后曾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592年，智f　请杨广作庐山东林、峰顶两寺的施主，杨广应允。平陈之后，杨广于扬州修补故经，并缮写新经，合612　藏，29173　部，903580　卷；修治故像101000　躯，重铸新像3850　躯；度僧尼16200人。隋炀帝即位后，对道教同样支持，他曾拜茅山道士王远知为师。史载，炀帝外出巡游，陪同左右的四班人马即是和尚、尼姑、道士、道姑，人称"四道场"。在他崇尚佛道的同时，也对二教严加控制，使其绝对服从皇权的需要。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他下令沙门致敬王者，又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令无德的僧尼还俗，寺院按照僧尼的数量保留，其余一概拆毁。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禁止图谶，与谶纬有关的书一律烧毁，私藏禁书，被查出后处于极刑。继而又在东都洛阳置道术坊，将所有懂得五行占候卜筮医药的人，聚居坊中，朝廷派官检查，不许随便出入。道术坊中有佛教徒，但更多的却是道教徒。炀帝与文帝一样，要求宗教对王权负责，为名教效劳。他曾对智f　说："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用治国"①，即必须把名教置于佛法之上，维护国家的封建君臣秩序，其实就是说儒家的王权思想有至高无尚的地位，佛道绝对不可动摇这个核心。

隋朝由于佛道两教事务增加，正式设立了管理机构。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设鸿胪寺，内设典客、司仪和崇元三署，由崇元署掌管佛道教事。这一管理体制对后代宗教管理机构的设置有很大影响。

另外，隋朝的制度规定，国子寺每年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儒家先圣先师，州郡学则以春秋二仲月祀。这种祭祀儒家先圣的现象，虽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性质，但也表现为儒学宗教化的一种倾向。

唐时将儒家经典分为三等，《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仪礼》、《周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唐太宗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为由，敕令大儒士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成书后共180　卷，名为《五经正义》。又令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撰成《五经定本》。《定本》由唐太宗颁行，令习者以此为准，此后儒经文字完全统一，革除了因文字不同而解释各异的弊端。《正义》由唐高宗颁行天下，此后以科举为出路的士人，诵习儒经必以《正义》的解释为准，否则即为异端邪说。唐初以政府的名义颁定五经正本，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使儒学在三教对峙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唐太宗贞观年中，封

①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②　（元）刘谧：《三教平心论》。

③　《中说·周公》。

①　《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智f　传》。

孔子为圣，以颜回配，并尊孔子为宣父，作宣父庙于兖州，又诏命各州县皆设孔子庙，以便供祭。之后，太宗又以左丘明、子夏等22　位先儒与颜回皆配孔子于太学。永徽年间改封周公为先圣，孔子被降为先师。显庆年间又复封孔子为先圣。唐高宗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东巡兖州，曾祭宣父庙。唐中宗于神龙初授褒圣侯孔崇阶为朝散大夫，并许子孙世袭。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玄宗追赠谥孔子为文宣王，父庙孔子塑像面南而坐，先儒十哲东西从列侍侧，祭孔升为中祀。儒学毕竟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的基础，儒学在三教中仍占据主导地位，正如唐太宗所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失之必死，不可暂无"。①他深刻地认识到儒家思想信仰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唐太宗的尊儒之风，基本上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待儒学的态度。

唐代诸帝真正信仰佛教者并不太多，但他们普遍崇佛兴法，大力支持佛教，这当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唐高祖未做皇帝前就笃信佛教，称帝后建寺还愿，设斋行道。唐太宗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舍通义宫为尼寺，自称是"菩萨戒弟子"，表示要皈依三宝，并下《为战阵处立寺诏》，为当年各战阵之所修建寺庙，以超度亡灵。他还专门下敕颁发《佛遗教经》，鼓励大臣出家为僧，还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对高僧玄奘赞誉备至。唐高宗为其母祈福，曾下令修筑大慈恩寺，度僧三千，请玄奘任大慈恩寺住持，在寺内另设翻经院。武则天更是崇佛弘法，自称佛教虔诚弟子，自加尊号为"金轮圣神皇帝"。她曾颁布《大云经》于天下，令各州皆建大云寺，度僧千人，并亲自主持《华严经》80　卷本的翻译。禅宗渐兴后，武则天请禅宗北派领袖神秀入宫，敬跪问道。又派人恭请禅宗南派领袖慧能进京，慧能假托年高多病而未成，武则天遂把慧能的得法袈裟弄到京都，供养于宫中道场之中，可见她对佛教推崇备至。唐玄宗在位时唐朝国力鼎盛，封建经济空前繁荣，佛教活动也异常活跃。密宗在唐玄宗时创立，玄宗曾请不空为其授灌顶仪式，成为菩萨戒弟子。唐朝的列位君王，除唐武宗大力灭佛外，其余对佛教的态度基本上是扶植和利用为主，尽管个别时期也有沙汰僧尼的举措，但对唐代佛教的兴盛几乎没有多大的影响。在中国佛教史上，唐代是佛教的全盛时期，宗派林立，高僧辈出，经籍浩繁，这些都是唐代对佛教采取支持、保护政策的结果。

唐代道教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从太原起兵反隋，曾得到当时著名道士王远知、楼观道士岐晖的帮助。据《旧唐书·王远知传》记载："高祖之龙潜也，远知尝密传符命。"就是说，李渊是真龙天子，王远知假托老君之名，称李渊起兵反隋是受天命。楼观是当时供奉老子的主要宫观，《混元圣纪》载有道士岐晖称誉李渊"真主"，并为李家反隋大军筹集粮资。李渊为关陇集团上层人员，李姓也算是北周贵姓，但改朝换代并非小事，需要神化李家的族系，提高门第，于是李渊便自称是道教教主李耳之后裔。李渊登位后，晋州（今山西临汾）道士吉善行假托老子，转告李渊李氏子孙可享国一千年，李渊即在羊角山立老君庙，此后道观广修。第二年，他曾到终南山拜谒老君庙，号称祭祖。唐高祖曾下令沙汰僧尼，对佛教有所限制，暗中帮助道教抬高其地位。

唐太宗继位前，曾与长兄皇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

①　《贞观政要》卷六。

拥太宗继位。太宗继位后，给王远知在茅山专修太平观，表示崇敬。太宗沿习高祖崇道政策，称自己是李老之后裔，由此下诏确定道士、道姑的地位列于僧尼之上。

唐高宗更是崇信道教，封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圣母曰先天太后，在各州郡设道观奉祀，置道士7人。以《老子》为上经，又令贡举人必须兼通《道德经》，并令道士隶属于宗正寺，排在诸王之次。宗正寺是管理王室事务的机构，道士隶属过来，意思道士皆奉李耳为教主，于是成了王室的本家。《道德经》被列为科举课目之后，对天下士人必修老庄之学影响很大，也带动了民间信道之风的滋长。唐中宗更令贡举人依旧学老子的《道德经》，道教在武则天时期失势后又很快恢复起来。

唐玄宗时期，有抑佛崇道的举措，道教更是乘势大兴。唐玄宗自称梦中看到老子，醒后画出真容，又教人画老子像许多张，分送天下各州开元观供奉，令当时各州的道士、道姑隆重迎请画像，像列后行道七昼夜，玄宗赐钱作设斋行道的费用，又赐钱给亲王公主以至全国文武百官及兵士，下诏全国放假，设酒宴以示大庆。唐玄宗为显示自己推崇道教，一再给太上老君追加尊号："大圣祖玄元皇帝"、"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多次拜谒玄元皇帝庙。由于佛教有四大菩萨，为了使道教与其分庭抗礼，玄宗与道教徒李林甫等捧出四大真人来相对，改庄子、文子、列子和庚桑子之号为南华真人、通玄真人、冲虚真人、洞灵真人，他们的著作列为"真经"，被纳入道教经典之内。老子的《道德经》被尊为《道德真经》，玄宗曾亲为《道德真经》作注，颁行天下。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1年），命文人学士及所有的贵族和知识阶层，每人家藏《道德经》一本，贡举人加试老子策，进而将四大真人的著作也列入开科取士之中。他经常召集道士，封号赐物设观，抬高道士的社会地位，并主持纂修3744　卷的《三洞琼纲》，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道藏》。根据唐玄宗时期编纂的《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观总1687　所。"其中道士观1137　所，道姑观550　所。可见玄宗时道教之隆盛。

唐后期国力渐衰，宗教活动已不像初唐和盛唐那样兴盛。在道教事务的管理方面，道士不再隶属宗正寺，改属吏部、祠部管理。唐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德宗设立左右衙功德史管理道教。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宪宗在功德史下分设道录司和僧录司，其职官选自道士和僧侣，分别掌管全国宫观、寺院和道释簿籍及道官、僧官的补授等事务。

据唐末五代的道士杜光庭所著《历代崇道记》所载，唐代共有道教宫观1900　余所，道士15000　余人。这个数字虽然不能和唐代佛教寺院和僧尼的数量相比，但相对于唐前各代而言，道教在唐代的发展确实是空前的。

五代时割据分裂，王朝更替很快，但仍有不少崇道的君王。后周世宗柴荣的宗教政策就是抑佛扬道。他限制佛教，禁止私自剃度出家，废除寺院30336　所，毁佛像而铸钱币。而道教则在五代多朝皇帝的扶持下，以此较盛行的势态延续至宋朝，为道教在宋朝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尽管隋唐两代有时重释道而轻儒、有时隆道儒而抑佛、有时扬儒佛而排道，但总体观之，隋唐的宗教政策仍不失为三教并重、三教并奖和三教并用。（二）儒、释、道三教的冲突与斗争隋唐五代时期，儒、释、道有过多次激烈的斗争，初唐时这种冲突更为突出。三教的冲突以儒道联合反佛为主流，儒道之间的冲突较为缓和。因为儒道同为中土文化，二者之间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民族土壤，二者分别以"自强不息"和"无为而治"相辅相成，并行共生千数年，相互间没有大的文化隔膜。而佛教则不然，它是印度宗教文化的移植，属一种异质文化，儒道两派从民族传统心理上都难以容纳佛教。另外，佛教通过魏晋南北朝的传播，到隋时又大加弘扬，唐初时更以咄咄逼人之势迅猛发展，这对儒道都形成了无形的压力，特别是隋文帝后期的"不悦儒术"，更给儒学以危机之感。儒道若抬高自身的宗教地位，必须首先以压倒佛教、打击佛教势力为前提。除此原因外，三教的冲突和斗争，更重要的是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相互倾轧的反映。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太史令傅奕上表斥佛，陈列佛教流弊十一条，要求减少寺院，废除僧尼。傅奕站在传统的儒家立场上，攻击佛教多从政治、经济角度出发，可以看作是儒释的正面交锋。他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唐政府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①当时以护法者自居的佛教界代表人物法琳作《破邪论》作答，并"频诣阙庭"，为佛教极力辩护，还痛骂傅奕，口气强硬，盛气凌人。高祖对上表暂时搁置，废佛未能实施。三年后，傅奕再次上疏，揭露佛教弊害，坚请罢除，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讬。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邪法，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②道教徒借傅奕在朝廷反佛之势，也大势攻击佛教。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直接参加反佛活动，他们将自己的反佛之作，托傅奕上奏高祖。法琳著《辩正论》回击，以"十喻九箴"回敬道教徒，佛道之争公开化。由于太子李建成和多数朝官对佛教袒护，高祖沙汰僧尼之举并未付诸实际。值得注意的是，傅奕两次上表斥佛，皆用儒家忠孝礼仪为得力工具，这对佛教徒的压力确实很大。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傅奕第三次上疏，"请令僧吹螺，不合击钟。"①第二年，太子中舍辛谞诘难佛教徒，僧侣慧净著《析疑论》、法琳作《析疑》作答，论战再起。

唐初统治者对儒释道三教排序，这往往成为三教冲突和争斗的导火线。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唐高祖诏叙三教先后曰："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②唐太宗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明确表示，谓"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的现象是本末倒置，绝对不能容忍的，遂下诏宣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

①　《广弘明集》卷十一，《辩惑篇·太史令博奕上减省寺塔废僧尼事》。②　《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

①　《广弘明集》卷七。

②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为道教表功颂德，故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③佛教对此大为不满，纷纷上表反对道士位在僧尼之上。法琳等上表陈述皇族李姓并非老子的后裔，皇族李姓出鲜卑拓跋达阇，与陇西之李无关，劝太宗自认是阴山贵族的子孙，不要承认道教教主老子的李姓。法琳在李世民与长兄争夺王位时支持李建成，唐太宗对法琳早有成见，于是口谕："明诏既下，如也不伏，国有严科"，再有上表诬道者，当受杖责。法琳等僧被吓得退避而出，唯有一个法号智实的年轻和尚不服此理，结果被一顿棒责而病殁。佛教在唐太宗的棍棒之威下，不再为佛教的位次而闹了。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辩正论》一书攻击老子，讪谤皇宗，有罔上之罪。于是法琳被抓，唐太宗亲自查问。法琳在《辩正论·信毁交报篇》里有"念观音者刀不能伤"之说，于是太宗治罪法琳毁谤李氏宗族时，便利用此说，限他七日去念观音。到期用颈试刀，看观音是否灵验。七日期到，法琳在狱中想出一招，称自己这七日里只念陛下，未念观音，因为陛下功德巍巍，陛下即是观音。法琳极尽阿谀奉迎，奴颜卑膝之能势，被太宗免去了死罪，放逐益州（今四川成都），死于途中。这场佛道之争，以佛教败死而结束。此后不久，唐太宗调整了佛道政策，对佛教的态度大为缓和。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五月，唐太宗为皇后追福亲临弘福寺，向寺僧解释道："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可不平也？"①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朝臣弹劾秦世英骄淫之罪，唐太宗即令杀了这个一向受宠的道士，这使得僧界暗中欢喜，算是报了法琳惨死之仇。

武则天登基受佛教界鼎力相助，另外，武则天并不与老子同姓，用不着以道教来神化宗族，所以她取扬佛抑道之态。佛教徒感到机会来临，于是一面神化女皇，大献殷勤，如僧人怀义、法朗造《大云经疏》，陈符命，说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作人类的君主，一面又攻击道教。武则天一即位便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②有的僧人请求焚毁道家的典籍《老子化胡经》，武则天煞有其事地请来八位非佛非道的儒学中人来讨论《老子化胡经》该不该毁。可能是由于儒家的敌对势力主要是佛教，而非道教，这几位儒生不愿帮助佛教界打击道教势力，所以他们讨论的结果是"汉隋诸书所载，不当除削"。武周时期，道教失势，甚至出现有些道士要弃道当僧的现象，如洛弘道观主杜义就乞求改道为僧，武则天赐其法号玄嶷，并特赐僧寿30　岁，这个道士摇身一变，竟成了一位僧龄颇高的和尚。杜义弃道从僧后，对道教反戈一击，著《甄正论》斥责道教经典，说是全出伪造。杜义对道教的攻击，在佛教界赢得了一片赞誉声。

唐睿宗在位时，佛道的冲突仍未平息，二者争夺权利互不相让，甚至为法事集会上佛道的先后安排等事，也要相互争斗。唐睿宗无法裁定佛道之间的纷争，只好采取圆滑的办法，令在法事集会上，僧尼男女道士并进并退，表示二教平等。

唐武宗会昌灭佛，对佛教是灭顶之灾，许多隋唐佛教宗派，从此一蹶不振。武宗灭佛的根本原因，在于唐代寺院经济膨胀，直接威胁到国家的财政③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

①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

收入和经济发展，也是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的经济矛盾加剧到不可调和的反映。但其直接原因，却是道士挑动排佛情绪的结果。武宗即位前已偏好道术，即位后便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到宫内修"金箓道场"，亲受法箓。赵归真向武宗荐引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共同攻击佛教，煽动毁佛。

在佛道针锋相对的同时，儒学对佛道的排斥和责难也从未间断。儒家礼教向来是统治者维护政权的基本工具，凡明经进士两科出身的官吏，多是儒学之士，他们从统治者的治国利益出发来排斥佛道。除上述提到的傅奕外，仍有许多儒士慷慨陈词，列数佛道之弊，下面略举几例：狄仁杰曾言："化诱倍急，切于官徵，法事所须，严于制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臣每思惟，实所悲痛。"①李峤："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其中高户多丁，黠商大贾，诡作台符，羼名伪度。且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徵行租赋，何以补亡？"②辛替否："今出财依势，避役亡命，类度为沙门。其未度者，穷民善入耳。"③姚崇："自神龙以来，公主及外戚皆奏请度人，亦出私财造寺者，每一出敕，因为奸滥，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④常衮："今军旅未宁，王畿户口十不一在，而诸祠寺写经造像，焚币埋玉，所以赏赍，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岁巨万计。陛下若以易刍粟，减贫民之赋，天下之福岂有量哉？"⑤李叔明："佛，空寂无为者也；道，清虚寡欲者也。今迷其内而饰其外，使农夫工女堕业以避役，故农夫不劝，兵赋日屈，国用储为斁耗。"⑥彭偃："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岁计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上述这些奏议，都是从国计军防的考虑出发，来陈述佛道之弊，并没有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二教。真正站在儒家正统思想的立场上，维护儒家思想传统，从理论高度上去排斥佛道者，当首推韩愈。他一生始终坚持反佛斗争，堪称一位反佛勇士。他指出："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

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①韩愈所说的"道"，是抽象化了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目的在于重兴儒学传

①　《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

②　《唐书》卷一二三，《李峤传》。

③　《唐书》卷一一八，《辛替否传》。

④　《唐会要》卷四十七。

⑤　《唐书》卷一五○，《常衮传》。

⑥　《唐书》卷一四七，《李叔明传》。

⑦　《唐会要》卷四十七。

①　《韩昌黎集·原人》。

统的伦理仁义道德。在论及人道时，强调"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目的在于排斥佛、老，把夷狄与禽兽同列。当然，他所说的"道"与佛老所谓的"道"有本质的区别，"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而佛教之道，也是"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②。在他看来，社会上的文化、政治、经济、伦理等一切封建秩序，皆是仁义的体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③而道家的"剖斗折衡"，佛教的"灭其天常"，则都与"先王之道"的伦理传统和封建纲常不相吻合，因而必须加以排斥。为了使儒学能与佛道相抗衡，韩愈还虚构了一个儒家"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入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④儒家的道统之端上溯至尧，在时间上要早于佛道之祖，因而也较佛道更显得具有正统的权威性。韩愈苦心编造儒家的道统，把儒家思想的发展系统化、谱系化，试图使儒家思想通向宗教信仰主义，成为一种代替佛教和道教的宗教。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唐宪宗媚迎佛骨。对此，韩愈上表，痛斥佛教，指出："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事佛求福乃更得祸"。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①这篇反佛檄文，触怒了佛教僧侣，也触怒了佞佛媚佛的宪宗皇帝，因之险些被判处死刑，经说情才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之后，其学生李翱继续反对佛教，为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积极努力。他写《复性书》，自称是"开诚明之源"②，提倡《中庸》思想，抵制佛教思想的流布。

总之，儒、释、道三教的冲突与斗争异常激烈，表现为佛道的冲突、儒道与佛的冲突、儒与佛道的冲突和儒道的冲突，其中以佛道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

②　《韩昌黎集·原道》。

③　《韩昌黎集·原道》。

①　《韩昌黎集》卷三十九，《谏迎佛骨表》。

②　《李文公集·复性书》。

（三）三教融合与三教兼修儒、释、道三教既有相互斗争的一面，同时也有相互吸收的一面。就思想而言，隋朝与唐初就有三教融合的趋势，但更多的是儒道与佛的冲突。中唐以后，统治者以调和三教矛盾为主要宗教政策，三教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便成了主流。当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指出："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也。"①名僧宗密更明确地说："然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策励万行。。。三教皆可遵行。"②就连铁骨铮铮的儒学大家柳宗元也讲："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③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幸国学释奠，"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此时"三教谈论"还是唇枪舌战，充满火药味。到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唐德宗生辰庆贺，令儒官、僧侣和道士聚集一起"三教讲论"，但此后的三教讲论已今非昔比，完全是一派和风细雨，其乐融融的景象。据《南部新书》记载，三教讲论的格式成了"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这种格式反映了三教调和、相互吸收的情况。

佛道冲突最为激烈，但二者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也显而易见。道教在北周灭佛时，就借机偷取了大批佛教典籍，改头换面后竟成了道家经籍。道家理论在唐代有很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吸收和融合佛学思想的结果。如唐代著名道士王玄览著《玄珠录》阐发道家理论，上称："道中有众生，众生中有道，所以众生非是道，能修而得道；所以道非是众生，能应众生修。是故道即是众生，即众生是道，起即一时起，忘即一时忘，。。道与众生互相因，若有众生即有道，众生既无道亦无，众生与道而同彼，众生与道而俱顺。"④他不仅采取了大量的佛学概念，如"众生"、"圆通"、"诸法"、"性空"等，而且在表述方法上也受到了佛学讲经的影响，特别是吸收佛教大乘有和法相宗的思想非常明显。成玄英的"重玄"论在唐代道教界影响甚广，在思想的精密程度上也较之唐前的道教理论更加发展了，但他的道教理论的建设，也是参照佛教理论而建的。唐末五代的著名道士杜光庭更是把三教融合纳入自己道家思想之中，他在注解《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时写道："道本包于元炁，元炁分为二仪，二仪分为三才，三才分为五行，五行化生万物。"修道之人都要"因元气而成"，其方法是"安神去欲"、"保守三元"。结论当然只能是三教无别。他说："凡学仙之士，若悟真理，则不以西竺东土，为名分别，六合之内，天上地下，道化一也。若悟解之者，亦不以至道为尊，亦不以象教为异，亦不以儒宗为别也。三教圣人，所说各异，其理一也。"杜光庭的清净之道，可以说是道教融合佛儒的典型代表。另外，唐代道士李筌，把道家的无欲无为改装成"治国修身平天下"的统治术，曰："夫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遵命也"，"制人之术，

①　《白氏长庆集》卷六十七。

②　《华严原人道》。

③　《柳河东集·送僧浩初序》。

④　《玄珠录》卷上。

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以所长，蔽己之所短"。①儒家传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及封建王权至上的观点，李筌几乎全部照搬，成了道家的思想内容。佛教融合道教思想和养生方法的，较著名的有天台宗吸收道教的服丹成仙思想和密宗对道教教义的糅合。天台宗有修习止观坐禅除病法，这与道教的养生方法非常接近。智f　曾说："脐下一寸名忧陀那，此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经久即多有所治"，"用六种气治病者，即是观能治病。何等六种气？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嘘；六呬。颂曰：心配属呵肾属吹，脾呼肺呬圣皆知，肝藏热来嘘字至，三焦垂处但言嘻。"②佛家的这种坐禅调息，几乎是道家静坐炼气之养生方法的翻版。湛然更进一步，把道家的服丹成仙思想拿来为佛家所用，他说："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食可长生；太阴之精名曰钩吻，入口则死。金丹者圆法也，初发心时成佛大仙，准龙树法飞金为丹，故曰金丹。"①道士以炼丹求长生，而佛徒也大谈炼丹了。至于密宗，更是明显受道教影响。密宗称人身三部24　位，各有神守护，这是对道家经典《黄庭经》的抄袭。密宗的"五轮观"，称脐下是生身释迦如来，胸至咽系无量诸菩萨所居。道教崇奉北斗星，称北方玄武真君，脚踏龟蛇，密宗改称北斗星为妙见菩萨，也足踏龟蛇。在密宗经典中还有青龙、白虎、本命神和泰山府君、司命、司禄等大小神祇，这些都是从道教中舶来的。

佛教受到的冲击主要来自儒学对其的挑战和责难，道教攻击佛教也多以儒学为依据，因而佛教受儒学的影响要比受道教的影响更为深广。儒家以孝道为重，认为孝是"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是德之本"。②千数年来，孝道而深入人心，不可动摇。所以佛教徒不得不让步，也开始讲孝道。法琳作《辩正论》痛斥道教，对儒家也有微词，但还得表扬释迦舁父尸是孝子，说"孝敬表仪，兹亦备矣"。高僧宗密也说："始于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皆宗之，其唯孝道矣。"这话出自佛教徒之口，几乎与儒生无二。唐后期禅宗南派兴起，这更是一个调和儒佛的宗派，十分适合士大夫的口味。禅宗发展到后期，由怀海设戒律予以收敛僧侣的恣意妄为，但怀海的戒律已全无原来天竺式戒律的味道，向儒家迈进了一大步。他的《百丈清规》以儒家忠孝为核心，用儒家宗法制度来重新组织寺院的秩序，清规前四章是祝厘、报恩、报本、尊祖，谈的完全是儒家的忠和孝。难怪柳宗元《百丈碑铭》曰："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称赞《百丈清规》合乎儒家的礼法。禅宗的兴起，是以世俗化为主线的，因此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蜕化僧，有孝僧以孝道著称，有诗僧作诗求名等等。作诗本是唐代文人儒士求取功名的手段，而禅僧也有许多作诗弄画，甚至也和儒生求举一样，奔走于公卿之门，求取仕途发达，修禅习法反倒不甚重要了。

唐代儒学衰微，佛教思想的繁荣几乎压倒了儒学的光芒。因此，儒学寻求发展的道路，必然以借鉴佛学为前提。韩愈以抨击佛老、重振儒学为己任，但他的"道统说"却明显渊自佛教的"祖统"，而他的儒学思想也掺杂了不少佛学的成分，如佛学的"真如"、"佛性"对其就有较大的影响。李翱著

①　《阴符经疏》。

②　《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杂说》。

①　《止观辅行传弘诀》。

②　《孝经》。

《复性书》的目的是排斥佛教，提倡中庸，但他的性善情恶论，无疑是佛性论的产物。他称："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情不作，性斯充矣。"①就是说，凡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圣人，是因善的本性被邪妄的情所迷惑的缘故，所以主张去情复性，只有"寂然不动"，才能复其本然之性。佛教把"清净"看作人的本性，主张消灭人欲，以恢复清净本性。李翱的性善情邪论亦是如此。

道教以其神仙方术为主要内容，理论建树较少。儒家以封建宗法为基础，其学经历代沿承、发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所以，儒家受道教的影响较小。儒家重伦理，而对宇宙生成之类向被轻视，但唐代的儒学，融合道教的宇宙论和万物生成论，是儒家吸收道教文化的一个表现。如柳宗元的《天说》，刘禹锡的《天论》等，对宇宙万物的生成，作了一系列论述。

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结果，使得三教的界限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相互对峙了。于是产生了一批三教兼修的人。如唐朝太常卿韦渠牟，他初读儒书，博览经史，后做道士，又做和尚，自称尘外人，或称遗名子。唐德宗时，他参加三教会讲，口才便捷，贯通三教，很得皇帝的赞赏。又如宰相韦处厚，既服儒教，也习空门，被称为"外为君子儒，内修菩萨行"。禅宗兴起后，一大批仕途不济的儒生遁入空门，作了禅僧。这些人既儒也禅，既出家又不像出家的样，是一批儒释兼修的人物。与此同时，民间也养成了三教兼修之风，在家讲忠孝，习儒；得疾趋道观，习道；有灾奔寺庙，祈佛。这股三教兼习之风，对华夏民族的民间宗教信仰，有着深远的影响。

①　《李文公集·复性书上》。

四、佛教的繁荣与中国化（一）隋唐君王的狂热崇佛隋唐时代，中国封建社会步入了鼎盛时期，佛教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了隆盛阶段。从中国佛教发展史来看，隋唐佛教具有承先启后的特征，南北朝佛教，是为隋唐佛教作准备，宋以后的佛教，可以看作是隋唐佛教的余绪。这种情形，恰巧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兴衰命运相吻合。用唯物史观观之，这种吻合绝非历史的偶遇，而是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的，说明中国佛教的繁荣，始终建立于封建经济的繁荣基础之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①尽管宗教的兴起总是与社会的苦难背景相关联，但宗教的真正繁荣也不可能脱离开强大的物质基础。

隋唐佛教的隆盛，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隋唐君王的狂热崇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为佛教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隋唐时代，佛教管理体制的完善、寺院经济的发展以及佛教经籍的翻译与编录，无不与君王的狂热崇佛具有直接的联系。

隋唐两代，君王大多崇佛，甚至佞佛。其中有个别皇帝并非真正信仰佛教，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对佛教的大力扶植和积极利用。

据史书记载，隋朝第一个皇帝文帝杨坚出生于尼姑庵中，并由尼姑智仟仙扶养长大，在庵中度过了13年。《隋书》记云："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寺。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①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及《续高僧传》（卷二六）同样有所记载。由于隋文帝少时受佛教环境的熏陶，所以他信佛甚笃，推崇备至。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大肆灭佛，至隋朝，佛教方由衰而盛，这的确有赖于隋文帝崇拜佛法。隋文帝即位之年（公元581年），即奖挹佛法，普诏天下，按人头出钱出物，营造经像。《龙藏寺碑》记录："往者四魔毁圣，六师谤法。。。慧殿仙宫，寂寥安在。珠台银阁，荒凉无处。。。大隋。。上应帝命，下顺民心。。。澍兹法雨，使润道身。烧此戒香，令薰佛慧。修第一之果，建取胜之幢。拯既灭之文，匡已坠之典。"②隋文帝大兴佛法，主要表现为广建寺塔、广度僧尼、大写佛经、广交僧侣、大作佛事等五个方面。仁寿年间，文帝三次下诏，在全国113　个州，共建舍利塔113　座。从隋代开元之初，至仁寿之末，短短23年，"所度僧尼，二十三万人"。①这个数字相对于当时国家只有几千万的人口总数而言，已实属可观了。隋代之前，佛教典籍已汗牛充栋，隋文帝下令甄别真伪，刊定正本，法琳的《辩正论》里详载：

①　《马克思致阿·卢格》，《马恩全集》第27　卷，第436　页。

①　《隋书》卷一《帝纪·高祖上》。

②　《金石萃编》卷三十八。

①　《大正藏》卷五十二，509　页。

"自开皇之初，终于仁寿之末，。。凡写经论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②《隋书》也有记载："。。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竟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③隋文帝不惜工本，大写佛经，以至于流传于民间的佛经远远超出了儒家的六经。可见，佛教从隋文帝始，其社会地位已高居儒、道之上，成为隋王朝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另外，隋文帝笼络和尚、广交僧侣、广作佛事的情况，也是相当突出的。据《续高僧传》记载："释法论，姓孟氏，南郡人。初住荆州天皇寺。博通内外，词理锋挺。。。文帝时幸仁寿，论往谒见，特蒙接对，躬身展礼。帝美其清悟，为设净馔于大宝殿。论即坐上诗，叙谈帝德。高祖重加叹赏。"④为了表示对佛教的崇尚，隋文帝大行布施，一掷千金，并受戒、释囚，禁毁佛像，令史臣王勋为尼作传。关于隋文帝重金布施之事，《续高僧传》卷一七《昙崇传》有记载："开皇之初，敕送：绢一万四千匹，布五千端，绵一千屯，绫二百匹，锦二十张；五色上米，前后千石。"①隋炀帝杨广阴狠险毒，用轼父屠兄的手段而得皇位。这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昏荒暴君，居然与其父隋文帝一样推崇佛法。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杨广还是晋王，任扬州总管，他将智f　和尚召到总管驻节之地，设"千僧斋"，受"菩萨戒"，并撰《受菩萨戒文》，被智f　恭维为"总持菩萨"。受"菩萨戒"后不久，他又写过一篇《宝台经藏愿文》，极尽虔诚之事。杨广称帝之后，钦令大兴佛教，造寺，治经，铸像，度僧。法琳《辩正论》卷三记载："大业元年（605年），为文皇帝造西禅寺，式规大壮，备准宏模。。。又于高阳造隆圣寺。

又于道场设无遮大会，度清信士女百二十人。奉为文皇帝敬造金铜释迦坐像一躯，七尺二寸。。。又于并州造弘善寺。傍龙山作弥陀坐像，高一百三十尺。扬州造慧日道场；京师造清禅寺、日严寺、香台寺。又九宫为九寺，于泰陵、庄陵二所，并各造寺。

平陈之后，于扬州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合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

修治故像一十万一千躯；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

所度僧尼，一万六千二百人。"②隋炀帝或在两都，或巡游南北，常常将一群僧、尼、道士、道姑陪其左右。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正月二十八日，隋炀帝下《行道、度僧天下敕》，上云：②　《大正藏》卷五十二，509　页。

③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

④　《大正藏》卷五十，500　页。

①　《大正藏》卷五十，568　页。

②　《大正藏》卷五十二，509　页。

"菩萨戒弟子、皇帝总持，稽首和南十方一切诸佛，十方一切尊法，十方一切贤圣：。。谨于率土之内，建立胜缘，州别请僧七日行道，仍度一千人出家。以此功德，并为一切：上及有顶，下至无间，蝖飞蠕动，预禀识性，无始恶业，今生罪垢，藉此善缘，皆得清净。三涂地狱，六趣怨亲，同至菩提，一时作佛。"①俨然一副从头"佛化"到脚的模样。

唐太宗李世民少时有疾，其父李渊到寺院祈祷菩萨保佑，病愈后造一尊石佛像供养寺内，以示"还愿"。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载，李家父子太原起兵时，曾在兴国寺门外以"兴国"两字大作文章，意指菩萨暗示李家起兵可得天下。李世民继位后，虽口称唯好孔孟尧舜，"朕于佛教，非意所遵"。②实际上，却对佛教表现了异常的热心。他佯托为报"母恩"，舍宫为寺，大行布施。史料记载，唐太宗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下诏："朕丕承大宝，奄宅域中；。。永怀慈训，欲报无从，静言因果，思凭冥福。通义宫皇家旧宅，制度弘敞，以崇仁祠，敬僧灵祐，宜舍为尼寺，仍以兴圣为名。"③"欲报靡因，唯资冥助。敬以绢二百匹，奉慈悲大道。倘至诚有感，冀销过去之愆；为善有因，庶获后缘之庆。"④隋末农民大起义使部分寺院毁损，僧尼减少。唐太宗以微不足道的小事作借口，两度下诏，要全国各地普度僧尼。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闰十一月，唐太宗下了一道《为殒身戎阵者立寺刹诏》，要在当年各战阵之处，广修寺庙，以"超度"阵亡者。唐太宗还专门下敕，颁发《佛遗教经》，发至京官、州官人手一册，用以监督僧尼遵行经中规定。敕文曰："往者，如来灭后，以末代浇浮，付嘱国王、大臣，扩持佛法。。。《遗教经》者，是佛临涅槃所说，诫劝弟子，甚为详细，末俗缁素，并不崇奉。大道将隐，微言且绝，永怀圣教，用思宏阐。宜令所司，差书手十人，多写经本，务在施行。所须纸、笔、墨等，有司准给。其官宦五品已上及诸州刺史，各付一卷。若见僧尼行业与经文不同，宜公私劝勉，必使遵行。"①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春，潜出国境去西域学佛的玄奘载誉而归，唐太宗立即召令到长安相见，并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法令，倾城轰动。玄奘到长安后，在唐太宗的直接扶植下，设立译场讲坛，集中沙门精学分子，创立法相唯识一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太宗宿疾日见好转，认定是"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于是要求"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②当时，"计海内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③成为初唐以来最大的度僧活动。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太宗饵长生之药得暴疾而崩。卒前，仍

①　《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启福篇》；《大正藏》卷五十二，卷三十八。②　唐太宗：《贬有瑀手诏》，《全唐文》卷十。

③　唐太宗：《舍旧宅造兴圣寺诏》，《全唐文》卷九。

④　唐太宗：《为太穆皇后追福手疏》；《全唐文》卷十。

①　唐太宗：《佛遗教经施行教》，《全唐文》卷九。

②　唐太宗：《诸州寺度僧诏》，《全唐文》卷八。

③　唐慧立、彦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大正藏》卷五十，页259。向玄奘询问佛教因果报应之说，甚为信纳。

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和利用佛教。但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氏两次伪造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①"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等，暗示武氏作天子乃佛的意志，为武氏登基广造舆论。载初元年（公元689年），沙门表上《大云经》，并造《经疏》，称经中所说"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应在当今的武则天。于是，武氏"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②并于当年正式称帝。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印僧菩提流志译出《宝雨经》十卷，此为第三次翻译，新增了佛授记"日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③等内容。这段伪造的经文，正中武则天之意，译者大受赏赐。

武则天差人去于阗取回梵本《华严经》80　卷，召译者实叉难陀进京。武则天亲自组织这部经卷的翻译，由于阗僧人实叉难陀任主译，菩提流志、义净等人助译，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到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十月，历经四载，于洛阳大遍空寺将这部恢宏佛典翻译出来。女皇亲受笔削，并制序文。这部佛典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

长安中（公元701-704年），武则天将知名禅僧神秀请至京师。神秀"肩舆上殿"，女皇"亲加跪礼，时时问道"。④武则天派人邀"禅宗六祖"慧能进京，未逞，竟将慧能的"得法袈裟"弄到长安，"供养"于宫中道场。可见武氏信佛崇法之甚。

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四月，武则天决定在洛阳城北邙山的白司马陂铸造特大佛像，并向僧尼摊派，让全国的僧尼每人每天出一文钱。至冬日，大像铸成，女皇亲"率百僚礼祀"。⑤女皇如此佞佛、媚佛，以致武周之世，"公私田宅，多为僧有！"①"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②唐玄宗尊崇道教，是有名的道教君主，在位前期曾对佛教有所限制，后有所变。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他亲自为《金刚经》作注，并颁布天下。印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玄宗给予厚礼殊荣，为密宗一派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宪宗更是狂崇佛教，迎佛骨便是突出的表现。据传，凤翔法门寺的"护国真身塔"中有佛的"指骨"。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十二月，宪宗派遣太监率领大群和尚"奉迎"佛骨，第二年正月迎至京师长安。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往各寺礼敬，再次煽起全国性宗教狂热。两《唐书》及《资治通鉴》记载："王公、士庶，竞相舍施，惟恐弗及！百姓有破产充施者，有烧顶、

①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

③　唐译《宝雨经》卷一，《大正藏》卷十六，284　页。

④　宋《高僧传》卷八《神秀传》，《大正藏》卷五十，755　页。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唐纪》。

②　《新唐书》卷一二五《苏环传》。

灼臂而求供养者！"③宪宗以后，唐穆宗、敬宗、文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皆崇尚佛教，或斋僧万众，或敕街建寺，或广度僧尼。。，无不热衷于佛事。

据上罗列种种，可以看出隋唐君王大多推崇佛教，甚至佞佛媚佛。其中各自对佛教的态度和崇佛的原因略有出入。比如，唐太宗晚年以前，一直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因为道教创始人姓李，与唐代皇姓一致，太宗自以为皇家李姓是道教李老君之后裔，"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④武则天举佛抑道，却另有政治原因。因为武氏直接面对的政敌是唐李家族，为了夺取和巩固自己的皇权，她需要制造舆论，其中抑道扬佛，是为贬黜李氏宗系的重要措施。尽管隋唐君王崇佛的原因有细微的差别，但共性是主要的。列宁曾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①君王扶植佛教，原因在于利用佛教，他们看准的正是僧侣阶层不可低估的"牧师职能"。隋文帝对灵藏和尚说过一句话："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②意思清楚了然：皇帝用暴力"禁人为恶"，防止人民犯上；僧侣帮其"度人为善"，让人民自觉地放弃暴力，冀存来世。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目的，就在于此。至于君王个人的真正宗教信仰，反到降至次要地位，显得不怎么重要了。

③　《两唐书·宪宗记》。《资治通鉴》卷二四○《唐纪》。

④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①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　卷，第638　页。

②　《续高僧传》卷二十一《灵藏传》，《大正藏》卷五十，610　页。

（二）寺院经济的发展与会昌灭佛1。寺院经济的发展寺院经济的初兴，约在南北朝时代，隋朝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唐朝推至发达。

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丹阳尹肖摹之上言："佛教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计。。。而自顷世以来，。。更以奢竞为重，。。各造新构，以相跨尚，甲地、显宅，于兹、显宅，于兹殊尽！竹林、铜丝，靡损无极！"①好地好宅都被寺院占有，林竹铜丝也被僧人耗尽，可见寺院经济已经形成了。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和平初，。。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②百姓每年交纳"六十斛"的粟谷给寺院，方能成为"僧祇户"。重罪犯和官奴，不但要"岁兼营田、输粟"，还得承担打扫寺院等杂役。可见北魏时期的僧人已经过上了不劳而获的盘剥生活。

隋代寺院经济的情况，目前尚缺乏系统的资料，但从一些零散的记载来看，寺院经济已是相当雄厚了。

据《续高僧传·慧胄传》记载："释慧胄，。。后往京邑清禅寺。。。九级浮空，重廓远摄，堂殿院宇，众事圆成，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廪碾硙，库藏盈满。京师殷有，无过此寺。"③慧胄住持的清禅寺内，有殿堂，有竹林，有树木，有水田，有旱地，粮食充盈，连长安官僚富豪也不可与清禅寺相比。显然，这所寺院已经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僧侣地主庄园了。

据《续高僧传·昙崇传》记载："释昙崇，。。晋王前后送户七十余，水矻及碾，上下六具，永充基业。"①当时作晋王的杨广仅送给昙崇的佃户和寺奴就多达七十多户。

可以想见，像上述这种僧侣地主庄园，一定不会是小数目。

唐初，开始实行均田制，"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②国家正式承认了寺院经济属于社会经济的一种成分，寺院的免役免赋等特权也保留下来，所以寺院经济急剧膨胀，人口大量涌入佛门。

寺院经济主要是以田产为主，大致有以下几个来源：一是朝廷的敕赐。

在唐代，"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

①　《大正藏》卷五十二，69　页。

②　《魏书》卷一一四，3037　页。

③　《大正藏》卷五十，697　页。

①　《大正藏》卷五十，697　页。

②　《大唐六典·户部》。

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③唐高宗赐予西明寺"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辆"④。山西玄中寺从北魏孝文帝至唐宪宗时，受赐庄田遍及150多里。二是官僚豪富的捐献，或是他们自带部分田产设置寺院，招集僧徒，耕种土地。一些公主、后妃、宦官、贵戚，为了在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倾轧的斗争中保住自身或私家财产，变相地把田产转移到寺院。史载唐"中宗以来，贵戚争营佛"⑤，甚至连诗人王维，也将辋川"别业"舍为清源寺，草堂精舍，竹林果园齐备。因此，时人有这样的议论："沙门盛洙泗之众，精舍丽王侯之居。既营之于爽垲，又资之以膏腴。擢修幢而曜日，拟甲第而当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农商富族施之以田庐。"⑥三是僧侣地主的购置与巧取豪夺。如僧人慧范交通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恃太平公主势，逼夺民产"①，以致于蓄资高达千万。除上述三点以外，城市寺院还兼有经营活动，也有残酷的盘剥行为。有的经营工商杂业，有的开当铺，更多的用放高利贷剥削，即所谓的"长生库"或"无尽藏"，索取的利率竟高达月利20％②。

这种由政治庇护，靠财经资助，有独立经营权利的寺院，其经济在唐代空前发达起来。寺院兼并巨户，越州跨府，营造各种庄园。唐睿宗为昭成皇后追福，改建洛阳景云寺为昭成寺，此寺于河阴（今河南荣阳与武陟之间）置有"僧朗谷果园庄"，从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到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的41年中，施地和买地兼并周围土地1791.5亩。浙江天童寺有亩13000亩，跨三都五县，有庄36　所。据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载，山东长白山醴泉寺有庄园15　所。广东的南华禅也有山田千顷。寺院经济的发达，产生了一批僧侣巨富，如："释圆观。。居于洛宅，率性疏简。。而好治生，获园田之利，时谓之"空门猗顿"也！"③辛替否在描述唐睿宗时佛寺占有社会财富的情况时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④所谓"比置庄田，恣行吞并"，成为唐代特有的寺院经济格局，以致出现了"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的局面。

与国立寺院相区别，唐代还有另一种寺院，即居民集资和僧人自建的简陋寺院。这种寺院大多地处山野偏僻之地，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其成员多由各色逃亡的流民组成，寺院的数量大大超过国立寺院，经济情况也与官寺迥然不同。其中以禅寺为代表。唐代安史之乱后，禅寺发达迅猛，终于形成了可以为国家承认和保护的另一类寺院经济体制，即禅林经济或农禅经济。庄园式的大寺院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佛教宗派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寺院经济的日益庞大，佛教僧侣迫切需要采取宗派的形式来加强本集团的组织，以维护既得的经济权益和相应的社会地位。这就自然地发生了经济庙产的继承权问题，自发地形成了传法继承关系。另外，寺院经济的强③　《法苑珠林》卷七七。

④　《全唐文》卷二五七。净人：寺奴。

⑤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⑥　《广弘明集》卷十五《内德篇·辨惑》。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②　参见《敦煌资料》第1　辑，《唐大历十六年举钱残契四件》之一。

③　《宋高僧传·释圆观传》。猗顿为春秋时鲁国的巨富。

④　《旧唐书·辛替否传》。

大支持，为创造发达的宗教哲学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料和学术气氛，并使这种学术水平持续下去，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而培养出一大批有学问的僧俗弟子，组成比较稳固的、有独立性格的教团。独立的寺院经济为释门大师们独立地发挥佛教理论、制定独特的宗教规范制度、据有特定的势力范围，提供了物质基础。

2。会昌灭佛唐武宗李炎（在位时间：公元841-846年），是有唐一代20　个皇帝中唯一的一个坚决反佛的君王。武宗反佛，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政治原因，此为主因。隋唐佛教势力和寺院经济的急剧膨胀，扩大和激化了僧侣阶层与世俗地主阶级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造成了社会上反佛意识的高涨。唐宪宗媚迎佛骨，煽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痛感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的削弱与佛教的隆盛、儒学的衰微有关，写《原道》、《原性》、《原人》等文，大力扶植名教（儒教），排斥佛、老。宪宗后朝政治腐败，朋党争戈，国势日衰，而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加重了国家负担。所以，唐武宗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在废佛教书中说："泊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出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女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致也。"①这说明佛教势力膨胀，不但搞得民力不足，物力凋衰，也已构成了威胁以皇帝为代表的世俗地主的利益。所以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②的事情。

其二，个人的原因，此为辅因。武宗幻想"长生"而偏信道教，对佛教一向没有好感，加之赵归真、刘玄静等道士从旁攻击佛教，这就更加重了武宗对佛教的厌恶。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武宗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充入两税徭役"。③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七月，武宗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寺庙）、佛堂等，其僧尼全部勒令还俗。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武宗分三步灭佛，灭佛运动达到高潮。第一步，于四月敕祠部检括天下佛寺、僧尼的数字，为灭佛作准备。当时全国共有大、中寺院4600　所，小的庙宇40000　所；僧尼总数26　万多。第二步，于七月下敕并省天下佛寺。敕令：两都两街，各留寺二所，每寺留僧30人。上都（长安）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其节度、观察

①　《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

②　《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

③　《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

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寺二所，分三等：上等留僧20人，中等留10人，下等5人。其余僧尼，一律还俗。接着又下诏：东都（洛阳）止留僧20人，所留僧尼，皆隶属主客，不隶属祠部。所有非保留的大小寺院，一概限期拆除。被拆寺院的财产，一律没收充公。所有废寺的铜像、磬、钟，统统销毁，用于铸币。所有铁像，交给本州，铸做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其衣冠士庶之家所有的金、银、铜、铁像，敕出后限于一月之内，一律缴官。如有违反，由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第三步，于八月下诏宣布废佛结果，并"陈释教之弊，宣告中外"。这次灭佛运动，共"拆寺4600　余所，还俗僧尼260500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4　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15　万人。"①从武宗对于金属佛像、法器的处理措施以及解放寺院奴婢归桑、僧侣还俗归田等措施来看，会昌灭佛运动确实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增加国家的财政实力。

从会昌灭佛的结果看，全国所剩寺院已存无几，僧侣也寥若晨星。

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在削弱佛教的势力和影响等方面，意义也是巨大的。由于寺院经济被剥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被毁，经籍散佚，佛像被销，致使佛教宗派失去了繁荣的客观条件，中国佛教从隆盛走入了衰弱时期。这场灭佛运动，虽然就其性质而言，仍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但其所产生的结果，却对于人民群众是有利的。

①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

（三）佛教经籍的翻译与编录1。佛教经籍的翻译从东汉以后，东西方佛教信徒来往不绝。他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翻译经籍。因为翻译佛教经籍，既是传播佛教的手段，又是佛教扎根于中国的前提。只有翻译经籍，才能宏扬教义。

根据梁启超的观点，翻译经籍的时代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自东汉至西晋为第一期；东晋及南北朝为第二期，南北朝迄隋为第二期之后段；自唐贞观至贞元为翻译事业的第三期。我国确凿可考的第一部汉译佛典为安世高译《明度五十校计经》，时间是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继而有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竺法护等人。他们都是西域或印度人，不娴汉语，对佛教义理也了解有限，译义自然粗陋些。但毕竟开中国佛教史上译籍之先河。

经籍之译者，大别分两类：一是西方来华的僧侣，上列安世高、支谦、支娄迦谶等，就属此类；二是由中国西行的僧侣，如三国时的朱士行，东晋时的法显，唐时的玄奘等，皆名声甚著。

译经的方式前后不同，体现了译经方式逐步提高的过程。早期佛典翻译，主要是第一类译者完成，没有梵本，全靠口传，互相揣摸，由华人"笔受"为文字。时至六朝，南北统治者大建译场，原魏洛阳永宁寺、姚秦长安逍遥园、西凉凉州闲豫宫、刘宋建业道场寺、庐山般若台，皆为当时译业的中心。译场规模宏大，人数众多，少则数百人，多达二、三千人。其中有较严密的分工，有译主、诵出、笔受、润色、正义、考证、对校等项，翻译水平较高。这一时期对译籍贡献最大、最有成就者，当推龟兹人鸠摩罗什（公元343-413年）。这位西域著名的学僧，从姚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至其卒年，十二年间，主持了长安逍遥译场，先后译出或重译了小品《般若》、《法华》、《维摩》、《阿弥陀》等重要大乘经典，系统翻译了龙树、提婆中观学派的主要著作《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百论》等。罗什的译业不仅规模巨大，而且译文精美，兼顾文质，信、达双得。僧肇曾赞赏曰："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旨，于兹显然。"①赞宁称什译《法华经》"有天然西域之语趣。"②罗什以后，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译师，高水平地翻了大量佛籍。代表人物有昙无谶、求那跋陀罗、佛陀跋陀罗、真谛等。鸠摩罗什以前称"古译"，什译以后为"旧译"。

到了隋代，国家专设经院，译场的组织系统也日趋完备，已开始讨论翻译的律例问题了。隋初僧人彦琮在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的基础工，总结历史的译经情况，提出"十条"、"八备"的新要求，认为把译籍事业同译者个人的道德素质、理解水平和汉梵文字能统一起来，才有可能出现完善的译文。他撰著《辩正论》以垂翻译之式。彦琮提出的译才八备是指：（1）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2）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3）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若闇滞；（4）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5）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6）耽于道术，淡于名

①　《译维摩经序》；《出三藏记集》第八卷。

②　《宋高僧传》第三卷。

利，不欲高炫；（7）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8）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①隋朝的译馆，主要有两所，一个是长安大兴善寺，一个是洛阳上林园。

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齐僧宝暹、道邃、智周、僧威等十人携带梵本经籍汇聚长安，文帝在大兴善寺开设译馆，广召中外义学僧人，下诏翻译佛籍。当时，北印度名僧阇那崛多为译馆译主，高僧彦琮、明穆等饱学之士担纲校勘，整理文义，共译出佛籍200　卷。洛阳上林园是隋炀帝设置的翻经馆，达摩笈多任译主，共译出七部佛典。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中印度僧人波颇（亦名波罗颇迦罗蜜多罗）携带梵本佛经来到长安。太宗下诏于兴善寺设立译场，规模宏大，并搜求高僧名士法琳、慧颐、慧净等19人加盟译场，由波颇担任译主，共译出龙树《般若灯论释》、无著《大乘庄严经论》等籍。

在佛籍翻译史上取得最高成就者，当推玄奘大师。玄奘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局面，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创造了总结性的成绩。在他之前，主要译师都是西域人或印度人，玄奘是第一位精通印度诸种方言的中国大译师。从他西行归国至其逝世的19年间，共译出经籍75　部1335　卷，约占现存九百年译籍总量的四分之一。玄奘译经主要在长安慈恩寺、弘福寺译场进场，太宗曾令宰相房玄龄监理，参与者皆是一世大德之辈。玄奘的佛学造诣全面而精深，又有高度的文化素养和汉文水平，加之一流大才相辅，所以他的译文凝炼而精美，既保持了原本的文采风貌，又显示出汉文的典雅明畅，可谓千古独步。正如赞宁所说，第二期的译经"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到了第三期则"印印皆同，声声不别"。①玄奘对翻译律例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他提出的"五不翻"原则，规定凡汉文中无可对应和佛教特用的词，只音译而不意译，以避免望文生义，曲解典籍。玄奘译文在译经史上区别于旧译称为"新译"。

与玄奘先后同时译经的僧人有那提、无极高、日照、慧智等。玄奘之后，僧人译经之最有名的，当数义净和不空二人。义净共译出56　部230　卷经籍，不空共译出77　部120　卷。不空以后，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落下去。宋代朝廷仍相沿设翻经院，但已无重要业绩可言了。

中国的佛典汉译工作，在宗教史和文化交流史上都是应当大书特书的盛事。在翻译佛典过程中，除了所译典籍本身包含的学术价值外，还附带作出了多方面成绩：（1）总结了较系统的翻译理论，在翻译史上很有价值。如，译文的忠实性、表达上信与达的关系、外来语音译原则、译者个人修养等。（2）输入了外来语文成分，进而形成了一种既保持外来语文风格又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华梵结合、韵散结合、雅俗相兼的新文体，对中国语文产生了一定影响。

2。佛教经籍的编录与佛教经籍翻译工作遥相呼应的是佛教经籍的编录。编录主要包含注疏、论著、篡集、史地编著、目录等内容。

①　参见《续高僧传》第二卷。

①　《宋高僧传》第三卷。

隋唐佛籍的注疏，非常丰富，也非常重要。因为当时翻译经典盛行，研究义理也更为深广，注疏家可糅合百家之言，注疏自然恢宏，如澄观之《华严疏》六十卷，《演义抄》九十卷，礼宗《涅槃注》八十卷，明隐《华严论》六百卷等。注疏也常有重叠的情况，如《成唯识论》有《述记》，有《了义灯》，有《演秘》。另外，同宗同派的佛教经籍之注疏也各分门户，如《四分律》有法励、怀素之疏，《唯识论》有窥基、圆测之记，等等。大量佛籍注疏的出现，成了研究佛教各宗各派本末支流的主要书籍和资料。

论著是高僧名师个人宗教思想的自由发挥，以及一些重要宗教问题的讨论。论著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通论，标本宗义，自立法门。隋唐各宗均有根本性质的论著，后人叠加疏释，便成了某一宗章疏的主体。华严宗有法藏的《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和宗密的《原人论》，天台宗有智f　的大、小《止观》、《四教义》，净土宗有道绰的《安乐集》，禅宗有《六祖坛经》，三阶教有《三阶集录》。二是专论，就宗教特殊问题加以研求而形成的。如，法上的《佛性论》二卷，灵一的《法性论》，灵裕的《因果论》二卷、《译经体式》一卷，彦琮的《辩正论》一卷、《唱导法》、《辩教论》、《福田论》，以及其他僧人的《通命论》、《形神不灭论》、《礼佛仪式》、《破邪论》等等，不胜枚举。专论的议题比较宽泛，涉及佛性、因果、形神、翻译、僧伽、仪式诸问题。

纂集是对浩如烟海的佛典所进行的整理和归纳。纂集也分为两类：一是"合经"，就是把同本异译的典籍会列在一起，以见源委。隋文帝开皇年间就合四家《大集经》成六十卷。二是"法苑"，或汇集佛典事理便于查找，如《法苑珠林》；或集中僧家撰述免于佚失，如《广弘明集》。隋唐纂集很多，具代表性的有：隋《内典文会集》、《晋城甘露》五百卷、《众经法式》十卷、《论场》三十一卷，唐《诸经要集》二十卷、《法苑珠林》百卷、《广弘明集》三十卷、《禅林要钞》三十卷，等等。

史地编著是对佛子、教史、高僧、宗派、名塔、显寺以及西域地理风土所作的传记。隋唐佛教的史地编著主要分为七类：一是释迦传记，如道宣的《释迦氏谱》；二是教史，如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十五卷、唐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三是僧传，如隋行矩《彦琮行记》、曹毗《真谛别传》，以及唐道基《靖嵩行状》、灌顶《智者大师别传》等；四是宗派史，如禅宗有《楞伽人法志》、《楞伽师资记》，密宗有《师资相承记》等；五是杂记，记述内容较杂，可记佛陀事迹，可记法王年代，可记求法传法，可记佛教戒规等，如圆照的《再修释迦牟尼佛法本记》、《三教法王存没年代本记》，以及其他的《法华传记》、《翻经杂记》、《西国付法传》、《百丈清规》等；六是名山名寺名塔传记，如《清凉山传》、《天台地志》、《南岳记》、《金陵塔寺记》等；七是西域地志，如《大隋西国传》、《天竺记》、《大唐西域记》等。

隋唐佛经目录之作，也非常丰富，代表作有隋《历代三宝记》十五卷、《众经目录》五卷、《宝台四法藏目录》百卷，唐《众经目录》五卷、《大唐内典录》十卷、《大唐东京大爱敬寺一切经论目录》五卷、《古今译经图记》四卷、《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开元释教录》二十卷等。

（四）隋代盛行的天台宗、三论宗与三阶教1。天下统一与天台宗的"止观双修"

南北朝时，中国呈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佛教也随之形成了南北异趣的局面。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南方佛教偏重义理，北方佛教注重修习禅定。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南北方不同的社会政治情况决定的，同时也是佛教自身在传播过程中分流发展的逻辑结果。

六朝末期，统治者无论南北，都过着奢靡腐化的生活。宫廷穷极奢侈，淫滥成风，百姓苛敛难承，人力耗竭。各少数民族伺机起兵，苗族称兵于豫州、襄州、荆州一带（今河南、河北一带），氐族称兵沙州（今四川昭化县西北）；封疆大吏也各自举起大旗，倒戈朝廷。南北朝的统治已走到穷途末路、大厦将倾的地步了。

中央力弱，地方称乱，于是给入朝辅政的外戚杨坚以壮大自己势力的机会。当时北周的皇帝静帝只是一个六七岁的孩童，尚不懂朝事为何物，于是杨坚便以外祖的资格，躲在皇帝的空名之下，拿镇压叛乱做口实，把北周的整个统治权逐步移到自己手里。随后，一面平定各地兵乱，一面镇压周室皇族的匡复运动，于大象三年（公元581年）迫周禅位，隋室正式代周。至此，北周统治完结，隋朝开始。

隋文帝杨坚取周统治中原后，朝气甚盛，率兵于开皇七年（公元587年），灭后梁，继而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平陈，统一了中国，结束自西晋末以后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隋建立帝国，定都长安。其疆土之大，可以说是空前的：北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西至且末（今新疆且末县），东、南两界都濒海，东西9300　里，南北14815　里，共有190　个郡，1255　个县。隋文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之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一些广设粮仓、均田薄赋、开凿运河、发展交通等措施。

隋朝佛教宗派的形成是和当时我国从长期分裂到统一的政治局面直接联系的。隋帝国的统一政权，要求有相应统一的宗教。反过来，国家的统一，又促进了我国各地文化的交流，使过去南北方各有所偏重的佛教信仰得以互相融合。另外，隋代南北通航，使南北两地僧人往来空前便利，从而佛教界提倡修行与理论并重，"破斥南北，禅义均弘"①。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体现宗教上统一的新教派--天台宗，便在上述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天台宗有"东土九祖"的说法，推龙树为"初祖"，慧文为"二祖"，慧思是"三祖"。而天台宗真正的奠基者是智f　。

智f　（公元531-597年），俗姓陈，祖籍颍川（今河南许昌）后迁往荆州华容（今湖北监利县西北）落户。智f　曾到北方就学于慧旷禅师，后又到南方师事于慧思。他的佛学师承既更多地出于北方禅学，而其就学受业的环境又更多地属于南方的义理，这就使他有条件对北方禅学和南方的"般若"、"三论"的学说进行结合。所以他创立的天台宗融合了南北佛学的特点，成为足以与三论宗和早期禅宗并立的一种佛学体系。

天台宗的最高修养原则，是智f　提出的"止观双修"，这也是天台宗的核心思想。

①　《统纪》卷七。

"止"，梵文（音译为"奢摩他"），可译作"止寂"或"禅定"。"观"，梵文（音译为"毗钵舍那"），意为智Ssa a aa am thVip y na慧。智f　宣称："泥洹之法，入乃多途，论其急要，不出止观二法。所以然者，止乃伏结之初门，观是断惑之正要；止则爱养心识之善资，观则策发神解之妙术；止是禅定之胜因，观是智慧之由籍。若人成就定慧二法，斯乃自利利人，法皆具足。。。当知此之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若偏修习，即堕邪倒。。。以此推之，止观岂非泥洹大果之要门，行人修行之胜路，众德圆满之指归，无上极果之正体也。"①可以看出，智f　既注重禅定，又注重智慧，把二者结合起来，不许偏废其中任何一方，主张双修双得。他把止观比作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如果偏废其中任何一方，都会"即堕邪倒"。这样，他既汲收了南"义"，又融汇进北"禅"，并把"止观双修"的原则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反映了南北朝佛教学风在隋统一中国后的新历史条件下的融合。

智f　关于"止观"的著作主要有四部：（1）《六妙门》（一名《不定止观》），一卷。（2）《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一名《音蒙止观》，又名《小止观》），一卷。（3）《释禅波罗密次第法门》，十二卷。（4）《摩诃止观》（就是《大止观》，又名《圆顿止观》），二十卷。

在传统的佛教里，"止"是"止息散心"、"专一境性"的意思；"观"是"观想"，即直观、假想的意思。在天台宗里，止观的传统含义已经"天台化"了。请看智f　的解释："初缘实相，造境即中！。。法性常寂名止，寂而常照名观。虽言初后，无二无别。是名圆顿止观。"②"观亦三义：贯穿义，观达义，对不观观义。

。。中道之观，亦具三义：空于二边，即贯穿义；正入中道，即观达义；中道法性，即不观观义。"③用"贯穿"来解释"观"义，是智f　的独创，与传统的解释已相距甚远了。他还说："囊括始终，冠戴初后，意缓难见，今撮为五：谓发大心，修大行，感大果，裂大网，归大处。"①这"五大"是天台宗"止观双修"学说的总纲。发大心是指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修大行是指牢强精进，行四种三昧；感大果是指不求梵天，梵天自应；裂大网是指融通经论，解结出笼；归大处是指豁然大朗，无碍自在。

在智f　的止观论中，先从分别名、色开始，把一切法（事物）归结为名、色两个范畴。名是指"心"或"心意识"，色是指存在着的一切形形色色的事物。继而否定名和色的实在性，把名和色都说成是虚幻的假象，他们的本源是绝对的空寂本体，这个本体离名绝相，非一非二，不可捉摸，即为"心"。

①　《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大正藏》卷四十六，462　页。泥洹即"涅槃"的旧译。②　《摩诃止观》卷一上，《大正藏》卷四十六，1-　2　页。

③　《摩诃止观》卷一上，《大正藏》卷四十六，21-　25　页。

①　《摩诃止观》卷一上，《大正藏》卷四十六，3　页。

他说："一切诸法，虽复无量，然穷起本源，莫不皆从心意识造。"②因此，为了达到本体，只有通过心意识，而由心意达到本体，也就是"心"向它本源的复归，也就是本体自己和自己相结合。这种复归和结合的宗教修炼和宗教实践，就是天台宗教义中的"止观"。

因此，在智f　看来，由名、色的假立，进而通过禅定的修炼，认识到名、色皆空，从而直指"心源"，这一过程以"止观"为最重要的环节。天台宗的止观学说，一方面是修养"心识"，注重禅定修炼，另一方面又凭借"智慧"、"神解"达到对本体的"心源"、"真心"的忽然贯通，这就是"止观双修"。

智f　创立天台宗是出自北方禅学母体的，但他不限于传统的静坐默想，主张在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有"止"有"观"，使思想认识契合佛教教义的要求。这里已经渗入南方佛教"义理"的成分。而他为天台宗构造如此庞杂的佛教思想体系，一生讲解教义，这更能看出受南"义"的影响至深矣。

2。三论宗与空宗的中观思想三论宗因主要研习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百论》而得名。又因着重阐扬"诸法性空"而称"法性宗"。

龙树是佛教大乘空宗的代表人物，被称为"空宗鼻祖"，他的论著多以"一切皆空"思想为论述主题。以翻译经典著称的印度高僧鸠摩罗什于姚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到达长安，翻译和讲解佛教典籍达十多年，其中就有大乘空宗思想的代表经典《中论》四卷、《十二门论》一卷和《百论》二卷。由于罗什首次译出《三论》，为以后的三论宗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因此也可以说，罗什是三论宗思想上的奠基人。后经罗什的"上首弟子"僧肇等人的传播和研习，大乘空宗思想已在隋前的佛学界广为流布，许多僧侣都在研究和讲说《三论》思想。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是隋朝的吉藏。吉藏（公元549-623年），安息人，移居海南，后又迁居金陵。少时出家，19　岁就开始讲经。与隋代及唐初的君王、权贵交纳颇深，初住会稽（今浙江绍兴）嘉祥寺，后应隋晋王杨广之请住扬州慧日寺，旋移居长安日严寺，创立三论学派。吉藏生于陈，创宗于隋，死于唐，身历三朝，名噪一时。他一生讲《三论》百余遍，著作《中论疏》、《百论疏》、《十二门论疏》、《三论玄义》等，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大乘空宗思想。

三论宗的核心内容就是空宗的中观思想。

空宗认为，世界万物皆由因缘和合而成，即"缘起"。离开缘起，没有事物独立的实体，即"性空"。任何事物都是"缘起"和"性空"的统一。《中论》称："以万法皆是因缘，无以自性；以无自性，是故不生。"①宇宙万有都是各种因缘合成的"假相"，没有实在的"自性"。吉藏进一步发展，云："以生死、涅槃、凡圣、解惑，皆是假名相待，无以自性，称为因②　《大正藏》卷四十六。

①　《中论》卷一《观因缘品》第一，《大正藏》卷三十，1　页。

缘。"②这不仅把"生死"、"凡"、"惑"说成"假名"，就连"涅槃"、"圣"、"解"都成了"因缘"而起的"假名"。可见，三论宗发挥了空宗的思想，把世界看成为纯而又纯的"空"了，否定世界的实在性更加彻底。然而，为什么世人会把世界万物看作是真实的呢？空宗佛学用"二谛"说解释这个问题："世俗谛者，一切法性空，而世间颠倒故，生虚妄法，于世间是实，诸圣贤真知倒性故，知一切法，皆空无生，于圣人是第一义谛，名为实。诸佛依是二谛，而为众生说法。若人不能为实分别二谛，则于甚深佛法，不知实义。"③这是说，凡夫俗子之所以把世界万有看作真实存在，是因为他们是在"颠倒"中认识一切，这是俗谛。圣贤则知道把世界看成"实有"的认识是颠倒的、错误的，而世界性"空"，这才是"第一义谛"，是"真理"，是"真实"。吉藏把空宗的"二谛"论抬得很高，说："十方诸佛，常依二谛说法，故众经不出二谛；众经既不出二谛，二谛若明，众经皆了也。"④各种宗派的说法，都超不出"二谛"这个范围，"二谛"说弄通了，众经也就搞明白了。看来，吉藏把"二谛"说抬到众经之宗的地步了。

空宗及三论宗讲"二谛"，只是一个过程，归根到底是讲"中观"。或者说，"二谛"说是"中观"思想的铺垫。

"通论《三论》，皆得显"中"。"①说明《三论》的核心思想和教义的归宿点就是"中观"。《中论》开宗明义的"八不"，讲的就是"中观"。

"不生亦不灭，不断也不常，不一亦不异，不来也不出。"②在三论宗看来，生与灭、一与异、断和常、来和去，这些都是"二谛"，讲"二谛"并不是抑俗扬真，而是"破二见"。吉藏的解释是："。。借有以出无，住世谛破无见；借无以出有，住第一义破有见。

故说二谛，破二见也。。。《中论·观四谛品》云："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即于深佛法，不知真实义"。"③就是说，真谛和俗谛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两方。由于真、俗二谛本身都不是"体"或"理"，它们都是"名相"，是用来表现本体的手段或方式，所以，为了表现本体，必须先"破二见"，不执著于俗谛，也不执著于真谛。

空宗的中观，是指"心"与"理"（本体）的合而为一，即主观的自我意识与绝对的本体合而为一。在吉藏看来，要由主体的自我意识达到本体，便要使"心""毕竟清净"，这就是"中观"，不偏废二谛的任何一方，又不执著任何一方。因为"苦正观不生。。则苦轮常运"，"正观若生。。则②　《中观论疏》卷一本，《大正藏》，卷四十二，5　页。

③　《中论》卷4《观四谛品》，《大正藏》卷三十，32　页。

④　《二谛义》卷上，《大正藏》卷四十五，78　页。

①　《二谛义》卷上，《大正藏》卷四十五，71　页。

②　《中论》卷一，《大正藏》卷三十，1　页。

③　《二谛义》卷上，《大正藏》卷四十五，82　页。

苦轮便坏"，是否中观，能否中观，是能否超脱轮回流转痛苦的根本，是能否成佛的关键。

《中论》开宗明义讲"八不"，讲的就是"中观"的表现形式，也是空宗及三论宗认为的成佛的唯一通道。中观思想既是空宗的宗教认识论，也可以看作是空宗的宗教实践观。

中观思想是折衷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混合物，由于空宗思想的出发点是"一切皆空"，中观思想最终也走进了虚无主义的泥潭。吉藏对中观思想进行了经院式的烦琐论证，但基本观点没有什么改变。

三论宗创于隋，兴于隋，吉藏以后便很快衰微下去。吉藏的弟子有慧远、智拔、智命、慧灌等。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朝鲜僧人慧灌将三论学说传至日本。后其弟子日本僧人智威及道慈等又入唐学三论学说，回国传布，形成元兴寺、大安寺两个流派。

3。佛门异端三阶教三阶教，又称普法宗，是隋朝僧人信行创立的一个特殊的教派。

信行（公元540-594年），原是受戒的"比丘"（大和尚），后在法藏寺自愿退戒，只作沙弥。推崇苦行忍辱，头陀乞食，日止一餐；路遇男女，一概跪叩礼拜，谓之普敬。晚上还要"习《法华》等大乘经、大小乘戒，蚤夜无已。"①信行的宗教主张和宗教实践与当时各派均异，独创三阶教一派。隋初，信行被召入京，先后在京师长安修建化度、光明、慈门、慧日、弘善五所寺院，影响甚广。信行的著作，多是抄录40　多种互不相连的佛教经卷而成，代表作为《三阶佛法》和《三阶集录》。

三阶教的思想主张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三阶"教；（2）

"普法"宗；（3）无尽藏。

所谓"三阶"教，就是信行根据"时"、"处"、"机"三种划分法，把佛教（和"众生"）分作一、二、三阶。这种划分是从佛教的"正法"、"像法"、"末法"的历史倒退观中衍生出来的。

就"时"分三阶："时别有三：佛在世，佛自住持佛法，位判是第一阶时；佛天度后一千五百年已前，由有圣人及利根正见成就凡夫住持佛法，位判与第二阶时；从佛灭度一千五百年已后，利根凡夫，戒定惠别解别行，皆悉邪尽，当第三阶时。"①把佛住持佛法时期划为一阶；把圣人或凡夫住持佛法时期划分二阶；把凡夫住持佛法归为三阶。一阶为纯善，二阶为或善或恶；三阶为纯恶。

就"处"分三阶："处别有二：第一阶处，即一乘世界，亦名净土莲华藏世界；常唯纯有诸佛、菩萨，无声闻、缘觉处是。

①　《金石萃编》卷六十六，《佛顶尊胜陁罗尼经幢铭》。

①　郭煌残卷：《三阶佛法密记》卷上。

第二、第三阶处，同即三乘世界，亦名五浊诸恶世界，。。亦名三乘众生十恶世界是"。②这样，第一阶处是纯静的彼岸世界，第二、三阶处是污浊邪恶十足的现实世界。按道理，信行应把第二阶处定为清浊兼有的世界才对，或许是因为浊重清寡的缘故吧，他把二、第三阶处合而为一了。

就"机"（"根机"，泛指"众生"，狭指单人）分"三阶"："第一阶位，。。即三贤、十地，通凡及圣。

第二阶位者，。。根基不定：若遇大乘人法，即得入大乘位；若不遇大乘法，即不得入大乘法。故名不定。

第三阶位者，。。亦名邪解邪行成就是。"①这就是说，第一阶位是指30　种贤位菩萨和10　种圣位菩萨，第二阶位是根基不定的人，第三阶位是偏执邪恶的人。

信行根据"三阶"之说，进而演绎出"普法"主张来。他认为，第一阶位的人学"一乘法"，第二阶位的人学"三乘法"，而第三阶位的"末等众生"只能学"普法"。

"谓如来藏、佛性，体遍世界，不邪不伪，故名普真普正佛法。若就能学人说，无问正见、邪见，大乘、小乘，习学之者，普得真正，故名普真普正佛性。。。谓第三阶若学普法，不堕爱憎，不谤三宝，唯有纯益，无有损坏。此普亦名生盲众生佛性，譬如生盲，不分众色，普法亦尔，于一切佛乘及三乘法，不论是非，普能信故。"②这里，"普法"的含义是指信仰一切佛法，第三阶位的"末法众生"，要想得到解脱，修成正果，只信一个（或几个）佛，只念一种（或几种）经，学一种（或几种）法，是不行的，必须普"归一切佛尽，归一切法尽，归一切僧尽"。③"普法"可以说是三阶教的基本思想和核心主张。

这样，我们就梳理出了信行三阶教思想的头绪来。他认为，第一阶时虽好，但已去久远，现实世界是时处第三阶时的末法众生，五浊十恶，污秽不堪。要想成就正果，拯救世界，只能普信一切佛法，而这"一切佛法"就是信行抄录的40　多种杂乱的佛籍教义。

三阶教另一个特征就是经营无尽藏，这也是三阶教有效的传教手段。信行用宗教手段，诱骗人们出钱、出物，加入无尽藏，再用无尽藏的物质，去诱骗更多的人归信三阶教。无尽藏不仅纳钱、纳物，甚至包括人--奴隶，无尽藏最终成了三阶教实力雄厚的金融事业，成了三阶教存在和发展的生命线。

三阶教不讲佛教宗派，不讲渊源，排斥一切拥宗自重的教派头子，并将他们比作恶驴恶狗、魔鬼强盗。所以被正统的佛教上层分子视为"异端"。另外，三阶教把当时的社会描绘成末法时代、十恶世界，与隋王朝统治者的需要自然格格不入。所以，三阶教在隋唐时数次被禁，到宋代湮灭不闻。②　《三阶佛法密记》卷上。

①　《三阶佛法密记》卷上。

②　《三阶教之研究》473　页。

③　《对根起行法》；《三阶佛法》卷三。

（五）玄奘西行与唯识宗1。玄奘西行玄奘（公元600-664年），本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少罹穷酷，随兄居洛阳净土寺。13　岁被破格受度为僧。隋末，西去长安，后抵蜀都，参与各家讲席。由于他不满于四川一方的佛学之见，于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经三峡至荆州，北转相州、赵州，沿途也学也讲，探索不止，最后入长安。玄奘在长安多方参学，越学感到疑惑越多，认定这是佛教典籍翻译的差误引起的，并认为南北佛教界当时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同样的原因所导致。于是决定西行求法，用梵本经籍解释疑惑，平息争论。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陈表出国，未许，只好孤身孑影偷渡出国。玄奘先到高昌，然后通过中亚地区，进入北印度，渡印度河，经■叉尸罗，到达迦湿弥罗。在这里参学两年，听法师讲授《俱舍》、《顺正理》等。随后至磔迦国，跟随老婆罗门学《经百论》、《广百论》；至那仆底国，从大德调伏光学《对法论》、《显宗论》和《理门论》；再至阇烂达国，就大德胄习《众事分毗婆沙》；然后转入中印度境内，习《经部毗婆沙》、《辨真论》、《佛使毗婆沙》等。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玄奘到达王舍城，开始在当时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习法，历时五载。他在这里主要是听戒贤三藏讲《瑜伽师地论》，旁及瑜伽行派的其他论著和有部、中观诸派的代表作。玄奘在那烂陀寺地位尊崇，待遇优厚，被推为十大德之一。

贞观十二年（公元838年），玄奘离开那烂陀寺，继续游学东印、南印和西印诸国，习《毗婆沙》、《顺正理》、《集量论》、《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瑜伽要文》等论。随后又入北印，习《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摄正法》、《成实》及《声明》、《因明》等论。又往枝林山，从著名学者胜军居士学《唯识抉择》、《意义理》、《成无畏》、《十二因缘》等论。后再回那烂陀寺，主讲《摄大乘》、《唯识抉择》。

玄奘在五印佛学界声望渐隆，戒日王和童子王专门为玄奘召开五印论师大会，到会者有18　国王，3000　余僧众。玄奘作为论主，大获全胜，被美誉为"大乘天"和"解脱天"。

此后不久，玄奘携带梵文经籍657　部启程归国。在沿途各国国王的递相护送下，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凯旋长安。唐太宗已顾不得追究玄奘偷渡出境的罪责，敕令宰相房玄龄等满朝要员，隆重欢迎。

玄奘在长安弘福寺译经19年，共译出75　部，1335　卷。译介重点是瑜伽行学派和说一切有部论著，最后对般若经作了系统的编纂。玄奘的佛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成识识论》中。这部书是玄奘杂糅唯识十家，对《唯识三十颂》的注疏编译而成的，这是唐代第一个佛教宗派--唯识宗的奠基性论著。

2。唯识宗的基本思想唯识宗从佛学渊源上讲，出于古印度大乘佛教的瑜伽行派，因主张"万法唯识"，故名唯识宗。唯识宗的创立者是玄奘及其嫡传弟子窥基，所依经典有《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等六经十一论，代表著作为《成唯识论》。唯识宗的基本思想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阿赖耶识"论和"种子"说；（2）"四分"说与"三自性"论；（3）"五位百法"说。

所谓"阿赖耶识"，是唯识宗所立心法"八识"中的第八识。眼、耳、鼻、舌、身、意为前六识，第七识末那识，第八识阿赖耶识。在唯识论者看来，前六识为一类，其认识能力或了别能力是肤浅和片断性的，随着外境的转移而不能继续。"由五转识，行相粗动，所籍众缘，时多不具，故起时少，不起时多。"①第六识比前五识有辅助作用，能促使五识生起，认识较五识深远，但与前五识同境同缘，同样具有间断性，故为一类。第七识为另一类范畴，它和前一类有别，并不以境界为对象，而是以内在的第八阿赖耶识为它的"境"，它的作用是思量，即执著第八识，思想为自我。这种执著是强烈而生动的，因为它执著的对象是永恒的第八识，所以它的执著也是永恒的，无间断性。所以说："俱生我执。。此复二种，一常相续，在第七识，缘第八识，起自心相，执我实我。"①"第七深而不断"。②"由有本识（第八识），故有末那。。。执有相故，是先我执所生引故，令六识相传不脱。"③第七识依赖第八识才能起作用，是联系前六识与第八识之间桥梁。因此，更重要的是第八识阿赖耶识，即第三类。第八识是前七识的最根本的共同的依据，所以又叫做"根本依"。有了第八识，其他七识才能各司其职。第八识是其他一切识的统帅，具有发号施令、主持一切的作用，故而称之为"心"。一切识都摄藏于阿赖耶识，由它生起。

唯识宗根据"阿赖耶识"论，进而衍生出"种子"说。

阿赖耶识意译为"藏识"，因为它有三重涵义："能藏"、"所藏"、"执藏"。而"识"有两种状态，在它尚未显现时，它的潜在状态叫"种子"。这种潜在状态有使它自身显现的趋势，一旦显现还成为"现行"的意识。"体相沈隐，名之为因，故唯在种；体用显现，立为果，名为见，故不在种。"④阿赖耶识本身不是"种子"，但能够把识的"种子"藏于此，即"能藏"。从另一个角度讲，"种子"能够藏在阿赖耶识中，因此是"种子"的"所藏"。至于"执藏"，是指第七识执著此识以为自我。

在唯识宗看来，显现的、在当前的刹那发生的作用的现行的识，对于"种子"是有影响的，这就是"熏习"。"种子"与"现行"的关系是"所熏"和"能熏"的关系，第八识为"所熏"，前七识是"能熏"。总之，一切意识都是围绕永恒的阿赖耶识作本识和依据的，以阿赖耶识这个精神本体为中心，八识便展开了相互之间的依存和流转，阿赖耶识"为彼依者，谓与转识作所依止。以能执受五色根故，眼等五识依之而转；又与末那为依止故，第

①　《成唯识论》卷七。

①　《成唯识论》卷一。

②　《成唯识论述记》卷四。

③　《成唯识论述记》。

④　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大正藏》卷四十三。

六意识依之而转，末那、意识，转识摄故"①。

下面介绍唯识宗的第二个思想内容--"四分"说和"三自性"论。

所谓"四分"之说，是指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

"相分"，就是所缘的"境"。八个识的相分各不相同。前五识的相分是"如外观"的"内色"，是一种"似所缘相"，即人的认识过程中被认识的形相部分。第七识的相分就是第八识的"见分"。见分是指识的了别能力，也指识的行相，所谓"了谓了别，即是行相，识以了别为行相故"，"故识行相，即是了别，了别就是识之见分"②。可以看出，与"相分"相对待的心的能够认识的能力这一部分，就叫"见分"，它是认识者属于具有认识能力的部分。

在"见分"和"相分"的基础上，唯识宗又提出了"自证分"和"证自证分"的观念。

"自证分"就是"识体"，是"见分"的见证者，"见分""见"得如何，要由"自证分"来"证明"。若没有"自记分"，就不可能回"忆"起曾经"缘虑"过的事情。可见，"自证分"是对"见分"和"相分"的自觉并为二者所依的自体。"相分，见分，自体三种，即所、能量、量果别也，如此配之。如以尺丈量于物时，物为所量，尺为能量，解数之智，名为量果。心等量境，类亦应然，故立三种。若无自证分，相、见二分无所依事故。"①而"证自证分"又是对"自证分"的自觉，同理演绎，如果以"自证分"为"能量"，"见分"、"相分"、为"所量"，则必又有一个"量果"。这个"量果"就是"证自证分"，也就是最高认识的精神本体。如果没有这个"证自证分"，自证分"缘境"时，便没有"量果"了。为了确保自证分也有"量果"，必须得有"证自证分"。那谁来"证"证自证分呢？这个任务由自证分来完成，即第三、四分"互证"，所以不须再立第五分。

除"四分"说以外，唯识宗还提出了"三自性"论。

三自性论是唯识宗对于诸法实相（世界一切现象）的本性、本相的根本看法，也就是对一切事物的形成及其本质的根本看法。唯识宗认为一切事物的自性、自相有三种："由彼彼遍计，遍计种种物，此遍计所执，自性无所有。

依他起自性，分别缘所生；圆成实于彼，常远离前性。"②这就是"三自性"--遍计执自性、依他起自性和圆成实自性。

遍计执自性的涵义是什么呢？《成唯识论》的解释是："周遍计度，故名遍计：品类众多，说为彼彼。谓能遍计，虚妄分别，即由彼彼虚妄分别，遍计种种所遍计物，谓所妄执蕴、界、处等若法、若我自性差别。此所妄执自性差别，总名遍计所执自性。如是自性，都无所有。"①这就是说，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依他起"法上，由于内心的"妄妄

①　《成唯识论》卷三。

②　《成唯识论》卷二。

①　《成唯识论述记》卷十五。

②　《成唯识论》卷八，《大正藏》卷三十一，45　页。

①　《成唯识论》卷八，《大正藏》卷三十一，45　页。

分别"，便"周遍计度"、虚"妄执"着它们为实"我"、实"法"，以"无"为"有"。意思是指人们视一切事物为各有自性差别的客观实在的世俗认识，是妄认为的实有。

森罗万象的世界在唯识宗看来并非"实有"，而是依他而起的："由斯理趣，众缘所生心、心所体，及相、见分，有漏、无漏，皆依他起，依他从缘而得起故。"②"依他起"的"他"是谁呢？是指"法"或"缘"，即依法起，依各种因缘而生起。这就是依他起自性。意思是依因缘而生的一切现象，体性本无。唯识宗建立"三自性"的目的，在于"圆成实自性"。

"二空所显圆满成就诸法实性，名圆成实：显此遍常，体非虚谬。。。此即于彼依他起上，常远离前遍计所执，二空所显真如为性。"③在依他起上远离遍计所执的"实我"、"实法"，由此"二空"（我、法）所显示出来的"真如""实性"，就是"圆成实性"。这种真如实性不但自身是"圆满"的，而且能够成就佛、菩萨的各种"功德"，故名"圆成实自性"。前两"性"是手段，后一"性"是目的。由此三性，即可成立"唯识无境"。即："依他起"是以心识为因缘而派生的现象界，对此现象界加以分别，认为客观实有，则名"遍计所执性"；排除客观实有的观念，体认一切唯有识性，则契合"真如"，叫"圆成实自性"。

唯识宗基本思想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五位百法"说。这是唯识宗对现实世界及其设想的彼岸世界一切现象所作的繁琐的分类。我们这里只作简要介绍。

唯识宗对"五位百法"的排列是："一者心法，二者心所有法，三者色法，四者心不相应行法，五者无为法。"①所谓"心法"，就是上文已经讲过的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八识"。

所谓"心所有法"，是从"心法"派生出来的各种心理活动，包括感情、意志、思想倾向等等，共分六组51　种。

所谓"色法"，是对自然现象所作的一种分析，包括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等11　种。

所谓"不相应行法"，即与其他四类不相似特别是与心的活动现象有区别。"不相应"是不相似的意思，"行"是迁流、造作的意思。这类法共有24　种，如：得（成就）、命根（生命）、句身（连句）、生（出生）、相应（因果相称）、次第（自然和社会秩序）、时（时间）等等。

所谓"无为法"是属于不产生也不消灭的法，共六种，有虚空无为（认识真理犹如虚空的精神境界）、择灭无为（得到至善的智慧的精神境界）、非择无为（通过神秘直观得到佛教真理的精神境界、不动灭无为（通过深思静虚、不为苦乐所动的精神境界）、想受灭无为（断灭一切观念、感觉，以直观显现真理的精神境界）、真如无为（得到佛教真理的精神境界）。

上述五位相加，共得百法。

②　《成唯识论》卷八，《大正藏》卷三十一，46　页。

③　《成唯识论》卷八，《大正藏》卷三十一，46　页。

①　《大乘百法明门论解》，《大正藏》卷四十四，46　页。

在唯识宗看来，前四类皆有生有灭，有缺陷，所以是假象；第五类才是最圆满、最真实的实体。

唯识宗是玄奘照搬古印度大乘佛教的瑜伽行派所形成的一个佛教宗派，与唐王朝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缺乏长期生存的土壤。玄奘初创，窥基使其进入全盛，窥基后便迅速衰微下去。

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日僧道昭入唐从玄奘学唯识宗义，开元年间，玄昉入唐从智周学法，先后将此宗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奈良时期（公元710-794年）、平安时期（公元794-1192年）最有势力的宗派之一。

（六）注重理论思辨的华严宗华严宗创立于中唐武周时期。在隋唐佛学中，它与禅宗是最为晚出的两个教派。

华严宗号称依据《大方广佛华严经》而立论。这本重要的佛教经典，已被晋以来中国佛教界摘译许多，形成多种摘译本。唐新译本八十卷是比较全的一种，系一部内容庞杂的大乘经，基本上属"有种"思想体系。

按照华严宗人自己的说法，华严宗传法世系先后共有五代：法顺（公元557-640年，著有《华严五教止观》）--智俨（公元602-668年，著有《华严搜玄记》、《华严孔目章》、《华严一乘十玄门》等）--法藏（公元643-712年）--澄观（公元738-839年，著有《华严疏钞》等）--宗密（公元780-841年，著有《都序》、《原人论》）

其实，华严宗的实际创世人是法藏。

法藏，字贤首，康居人。祖父辈移居长安。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荣国夫人奄归冥路，则天皇后广树福田度人，则择上达僧，舍宅乃成太原寺，于是受雇托者连状推荐"，①这样，法藏在武则天的罗致下成为高级僧侣，在武周时号称"康藏国师"，并在武则天制造的一系列具有政治目的的符谶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宗教"神侣"的角色。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法藏受武氏之诏在佛授记寺讲新译的《华严经》，当讲到《华藏世界品》时，奇迹发生了：讲堂及寺中都在震动。法藏派人把这一"奇迹"报告给武氏，武氏立即下诏答复曰："昨请敷演微言，阐扬秘颐。初译之日，梦甘露以呈祥；开讲之辰，感地动以标异。斯乃如来降迹，用符九会之文；岂朕庸虚，敢当六种之震？披览来状，欣惕于怀。"②武则天一面将《华严经》神化，一面又称如来为武氏的统治而"降迹"，是国家之祥瑞，这样，武周便是天命所归了。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把武则王和法藏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看得一清二楚：武则天利用法藏和华严宗来神化自己的统治，消除百姓对女人称皇的成见，稳固武周社稷；法藏则利用女皇的"金口玉牙"来抬高华严宗和法藏身在佛教界的地位。法藏死后被赠鸿胪卿，赙绢1200　匹，按"三品"规格举行国葬。可见法藏在当时享有多么大的"哀荣"了。

法藏著述颇丰，仅关于《华严经》的著作就有14　种38　卷之多。法藏的代表作是《金狮子章》。《宋高僧传》记载："藏为则天讲《新华严经》。。。帝于此茫然未决，藏乃指镇殿金狮子为喻，因撰义门，径捷易解，号《金狮子章》。"

《金狮子章》成为华严教义的纲领。此外，法藏较有影响的著作还有《华严探玄记》二十卷、《华严经旨归》、《华严策林》、《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等等。

华严宗的佛学思想体系，是由法藏承继法顺、智俨之学，并杂糅三论、天台、唯识诸宗，会通大乘空、有各派，所创立的一套庞杂的佛学理论。就

①　《大正藏》卷五十，281　页。

②　宋《高僧传》卷5《法藏传》，《大正藏》卷五十，732　页。

其折衷吸取各宗教义而又自成体系言，就其思想实质在于消融各种差别、对立而旨在美化现实的社会作用言，和当时封建品级结构再编制正趋于完成的新的政治经济格局，恰相对应，契合无缝。另外，华严宗把世界形容和描述得无穷无尽，恢宏廓大，但又以"法界"为总相，统摄万有，万有又各自独存，"圆融自在"，这颇能表现出盛唐时期国家博大雄浑和含容万象的气势来。

华严宗的核心思想主要有二：（1）"法界缘起"论；（2）"六相"与"十玄"说。

所谓"法界缘起"，就是先把世界归结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一真法界"，在这个笼统而抽象的"法界"中，千差万别的事物，无论是"心"（主观意识）和"尘"（客观物质现象）、"别"（部分）和"总"（整体）、"多"（个性）和"一"（共性）、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大小。。以及佛教所区别的"真与妄"、"净与染"等等，一切具有差别性的事物和现象，全都呈现为一种互相依存、互相蕴含、互相转化、互相同一的关系，因而都没有什么真实的差别，没有真实的界线，也没有任何独立的实体。法藏说："夫法界缘起，如帝网该罗，若天珠交涉，圆融自在，无尽难名。"

①世界成了一个无根无据、无穷无尽的关系大网，此缘起彼，彼缘起此，重重无尽。澄观说："此经以法界缘起。。为宗也。法界者，是总相也，仓理仓事及无障碍；缘起者，称体之大用也。。。由斯自在，靡所不包，包含无外，尽是经宗。"①"法界"是宇宙的本体，"缘起"是法界能派生一切、包含一切的功能。在"法界缘起"的大前提下，华严宗开始把理论重点放在讨论"理"和"事"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四法界"说。宗密对"四法界"的解释是："统唯一真法界，谓总该万有，即是一心；然心融万有，便成四种法界：（一）事法界：界是分义，一一差别，有分齐故。（二）理法界：界是性义，无尽事法，同一性故。（三）理事无碍法界：具性、分义，性、分无碍故。（四）事事无碍法界：一切分齐事法，一一如性融通、重重无尽故。"②按照华严宗人的解释，事法界和理法界的两个"界"字含义不同，前者是"分"，即分限、分别的意思，后者是"性"，即本性同一的意思。四法界是宇宙万有本是一心所缘而起，而当统摄于一心时所呈观出的四种状态。从事（现象）观之，万物有别，是"分"；从理（本体）来看，万物之别则是一心所缘，因而具有同一性；再从理与事的关系上看，则每一事物都显现了理，任何事物都有体和用、理和事、性和分两个方面，二者是重合的；再从事与事之间的关系上看，既然每一事物都在显现同一个绝对的本体，则事物之间的相对差别也就消失了。这种理、事的关系，华严宗喻之为水与波的关系。宇宙像一个大海；波浪起伏，千差万别，是"事法界"；波涛万顷，体唯一水，是"理法界"；水、波互融一体，是"理事无碍法界"；波波相即，互相涵摄，是"事事无碍法界"。

①　《华严略策》，《大正藏》卷三十六，702　页。

②　《佛界观门》注。

总之，从"理"的方面说，理是有分限的，因为每一事物都存在着完整的理；理可以说是没有分限的，因为理是普遍存在的；理也可以说既有分限、又无分限，因为理既是普遍的存在，同时又存在于各个事物中；理还可以说既非有限，亦非无分限，因为理是一个绝对的存在。从"事"的方面而言，也有四个方面：事物是有分限的；事物是没有分限的；事物有分限又无分限；事物既非有分限，又非无分限。

法藏还从论证一与多的关系来论证理与事的关系。各个事物对它自身说，是"自一"，各个事物联系并存，就其总和来说，构成"多一"，"自一"是在和"多一"的相互关系中存在，"自一"和"多一"相互依存，这就是"一与多互为缘起，相由成立故。"顺着这种逻辑再往下推，便是："一多相由成立，如一全是多，方名为一；又多全是一，方名为多。

多外无别一，明知是多中一；一外无别多，明知是一中多。"①"一者十，何以故？缘成，故十即一。何以故？若无十，即无一故。。。若一不即十，十即不成；由不成十故，一又亦不成。何以故？

若无十，是谁一故？今既得一，知一即十。"②推来推去，竟然成了"一即多"，"多即一"，"一即十"，"十即一"。华严宗就是这样，先承认事物之间的相互区别，然后再用同一性把它抹掉，世界便成了一个浑沌的模糊体，一切界限都不存在了。

由于"一即一切"，所以："若依圆教，。。随得一位，得一切位；。。以诸位及佛地，相即、相等故。因果无二、始终无碍，于一一位上即是菩萨，即是佛。。也。"

①这其实也就成了密宗所宣扬的"即身成佛"思想，"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上面我们介绍的是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论，以及在"法界缘起"的前提下，华严宗的"四法界"、一与多的关系等思想内容。下面我们再来谈谈华严宗佛学体系中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即"六相"与"十玄"说。

所谓"六相"，就是华严宗提出的总与别、同与异、成与坏这三对范畴六个概念。六相中重要的是第一对范畴总与别，即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法藏用"椽"与"舍"的关系来说明总与别。

"问：何者是总相？

答：舍是。

问：此但椽等诸缘，何者是舍耶？

答：椽即是舍。何以故？为椽全自独能作舍故。若离于椽，舍即不成；若得椽时，即得舍矣。"②这里，别相就是椽，总相就是舍，首先说总和别不同，互相对立，接着再讲别相与总相依存，讲二者的依存关系时，华严宗把相对性绝对化，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结论成了别就是总，总就是别，椽就是舍，舍也是椽。所以说：

①　《严义海百门》。

②　《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

①　《华严五教章》卷二，《大正藏》卷四十五，489　页。

②　《华严五教章》卷四，《大正藏》卷四十五，507　页。

"是故一切缘起法，不成则已，成则相即，熔融无碍，自在圆极"。

总与别契合为一，圆极相通了。

同相与异相、成相与坏相也被华严宗说来说去说成了同一，同即异，成即坏。华严宗所说的坏相，不是指毁坏之义，而是指别相或异相的"各往自法"，即事物的"自一"："问：现见椽等诸缘作舍成就，何故乃说本不作耶？

答：只由不作故，舍法得成；若作舍去，不住自法者，舍义即不成。

何以故？作去失法，舍不成故；今既舍成，明知不作也。"②说舍坏，并不是说舍毁坏了，是说椽仍是椽，椽是"自一"，根本就没有盖舍。

总的来看，在华严宗所谓的六相中，总、同、成三相是指现象的全部或整体，别、异、坏三相是指现象的部分或片断。以舍、椽来比喻：舍为总相，椽是别相；由椽而构成的舍是同相，椽自身又有差别是异相；椽已构成的舍为成相，舍中之椽仍是自身是坏相。关于六相之间的关系，法藏在《金狮子章》中把总、同、成三相视同"一般"的概念，别、异、坏三相相当于"个别"的概念，全体由部分构成，部分的性质和作用则由全体所规定，反过来说，一般通过个别得以表现，个别的本质则由一般来决定。六相之间的这种关系，被华严宗称之为"六相圆融"。

在华严宗的代表人物中，有智俨和法藏两人涉猎到"十玄"说。十玄的具体内容：一是同时具足相应门；二是一多相容不同门；三是诸法相即自在门；四是因陀罗网境界门；五是微细相容安立门；六是秘密隐显俱成门；七是诸藏纯杂具德门；八是十世隔法异成门；九是唯心回转善成门；十是托事显法生解门。

同时具足相应门，是指理事无碍，同时成立，一切圆满，无少欠缺，人人都得到满足。

一多相容不同门，是指个别和一般在统一的整体世界中各自存在，互有差别，互相含蕴。即，一多相容，互不相妨，各安其位，互不相同。

诸法相即自在门，是指各个事物，相互依存，自由自生。

因陀罗网境界门，是指各个事物都是整个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像天帝戴的结了宝珠的网帽，每颗宝珠都照见全部其他珠子的影子，交相辉映，重重无尽。

微细相容安立门，是指事物无论大小，都同时显现，不相妨害，微尘内收大千世界，毛孔中现无量佛土。

秘密隐显俱成门，是指世上的一切存在，说隐皆隐，说显皆现。只讲本体，一切事物都是本体，只讲现象，一切事物又都是现象。

诸藏纯杂俱德门，是指事物既是复杂又是单纯，既可通过个别感官去感知，也可通过众多感官去感知，两种感知皆可与佛国相连。

十世隔法异成门，是指每个具体的时间都可分为过去、现在、未来，每个过去、现在、未来又能再分，虽有九世而实为一念所生。

唯心回转善成门，是指各个事物可隐可显，或一或多，都是心的作用而已。只要保持心体清净，诸法便生。

①　《华严五教章》卷四，《大正藏》卷四十五，508　页。

②　《华严五教章》卷四，《大正藏》卷四十五，508　页。

托事显法生解门，是指真理蕴藏在每个事物中，诸法都可以显示佛性、真如。

通过上述对华严佛学思想内容的介绍，可以看出此宗兼蓄各派的特点。

华严宗是通过繁琐的经院方式构成佛学体系的，这是吸收唯识宗的表现；把佛学体系落脚到"即身成佛"的宗教目的上，是密宗思想的翻版；主张"心净佛现"，这又与禅宗相近；而"一真缘起"说，又明显地师承天台宗的"真如缘起"论。华严宗可以说是隋唐佛学各派的"大拼盘"，中国化的痕迹已是非常明朗了。

总体来看，华严宗佛学体系最大的特点是浓厚的经院思辨色彩。换句话说，与隋唐其他佛教学派相比较，华严宗的思辨色彩是最为突出的。

华严宗的思想体系、思维路径、问题的提法，以及范畴的运用等方面，对以后的宋明道学影响深远。我们甚至可以把华严宗看作是隋唐佛学最后通向宋明道学的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

华严宗创立并盛行于中唐武周时期，会昌灭佛后便一蹶不振，衰落下去。智俨曾收新罗人义湘为门下，此宗经义湘传入新罗。日本天平十二年（公元740年），新罗僧人审祥到日本宣讲《华严经》，传法于日僧良辩，开创了日本华严宗。

（七）中国化的佛教流派--禅宗1。禅宗生成的文化背景与理论渊源华严宗和禅宗是隋唐佛学中最为晚出的两派，二者都是创建于中唐时期，二者都具有中国化的特征。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华严宗和禅宗所选择的道路（或者说方式）却是迥然相对的。华严宗所采用的中国化的方式，是折衷吸取各宗教义，独创一套具有浓厚思辨色彩的庞杂佛学理论体系，它不讲究自身的佛法渊源，既可综合三论、天台、唯识诸宗，又能会通大乘空、有各派，是一个"大杂烩"，是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后各种教义的集大成者。我们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说华严宗是中国化了的佛学教派。但是华严宗的思辨特征和宗教目的，带有强烈的贵族气息，也过于沉溺于自身的御用功能，其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中国文化的根基和大众基础。它创建于中唐而又盛弘于中唐，而后便迅速衰微，真可谓其兴也豁然，其灭也勃然。它的"短命"，是其缺乏生存的文化土壤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表明，中国佛学沿着生吞活剥印度佛学教义而发展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华严宗只是佛学"包装"的中国化，或者说，具有明显的中国化的痕迹，其内核仍是那些烦琐的印度佛学的教义。

禅宗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它的兴起，是以否定以往佛学传统的姿态而出现的，把佛学从囿于繁杂教义的轨道上拉出来，引上捷径，并把佛教的贵族化倾向扼制住，请到庶族和平民阶层中。禅宗大胆地摆脱经典教条和宗教仪式的束缚，主张不谈经、不礼佛、不坐禅，采用"直指人心"的通俗说教，来宣扬佛教的根本精神，为中国化的佛教开辟了全新的发展领域。

禅宗的生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南北朝以来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日益形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佛教在隋唐王朝的兴盛，主要得力于统治者对其采取的扶植、利用、联合的政策，佛教势力已逐步成为隋唐统治者有力的御用工具。许多上层僧侣直接参加了统治集团的政治斗争以及镇压"叛乱"等政治活动，佛教势力和统治集团已经构成了相互利用的联合体。这种联盟自然带有"互惠"的性质，不少参与政治活动的上层僧侣，被皇帝封以爵位，赐以官品，赏以万金，变成了披起紫袈裟、食邑数千户的显赫官僚。这些贵族僧侣奔竞利禄，奢淫享乐，日趋腐化，在群众中逐步丧失了"牧师"的应有形象，随之也就丧失了"牧师的职能"，欺骗的功效不灵了。同时，佛教各个宗派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日趋烦琐，到唐武周时代刊定众经目录时，佛学经籍已达3616　部，4841　卷，如此浩繁的经卷，使群众愈来愈感到厌倦，无法接受，佛教对群众的吸引力也随之丧失了。旧的佛教开始给人以衰老而不中用的感觉，出现了真正的危机。

值得注意的还有中唐以后中国士阶层的特殊情况。这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阶层，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一支重要而活跃的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需要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精神寄托，也需要一种便捷的谋身出路。这个阶层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身在仕途的人，他们一方面高官丰禄，养尊处优，同时又受魏晋百年玄学思潮的熏染，有一种估显"高雅"、"超脱"的心理倾向；第二类是在当时特定的"为僧胜于为官"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弃官为僧的人，他们讨厌旧佛学的芜杂烦琐，需要一种简约的成佛捷径；第三类是深感没落的知识分子，中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由盛渐衰，部分知识分子对封建社会及其文化产生了失意情绪，具体表现为文化反叛心理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也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文化工具和生活方式，把这种情绪发泄出去。

禅宗便在这种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了。它以革新的面目，从中国旧的佛学阵营中冲出来，把中国传统哲学中诸如孟轲、老庄以及玄学思想融入佛教，把宗教唯心主义进一步浓缩化和哲学化，摆脱了烦琐的宗教修证过程和经论词句的解释，由思辨推理转入神秘直觉，并树立"顿悟成佛"的宗教实践旗帜，这无疑对士阶层、庶族贵族以及平民百姓，都具有极强的诱惑力。

禅宗的佛学理论渊源，一方面可以追溯到东晋僧人竺道生的"佛性说"

和"顿悟说"，另一方面也和南北朝佛教徒弘扬的古印度《楞伽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有直接关系。

禅，为梵文Dhyāna　音译"禅那"的简称，其意译为"静虑"，旧译也作"思维修"、"弃恶"、"功德丛林"等，指的是佛教的一种心注一境、正审思虑的修行方式。禅最初始于古印度的瑜伽术，是一种朴素的身心修炼方式，--静坐、安心、数息。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把这种方式吸收进来，带上了宗教色彩。随着佛教的分化，禅也呈现出不同的种类，其中最主要且最有影响的是小乘禅和大乘禅。

小乘禅有比较固定的内容和修行方法，最基本的为四禅、八定、九次第定。所谓"四禅"，分别为：初禅，即通过"寻"、"伺"的思维活动而"厌离"欲界，在精神上感受到一种"喜乐"。二禅，即进一步摒弃由文字符号为思考对象的"寻"、"伺"而形成内心的信仰，并通过禅定本身获得一种喜乐感受。三禅，舍去二禅的感觉，通过正念和正智使自己处于非苦非乐的境界，获得"离喜妙乐"的感受。四禅，即一切喜乐感受皆舍弃，进入"不苦不乐"的境界。八定是对四禅境界的进一步趋越，依次经过"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走"、"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定"的阶次，使习禅者进入绝对寂静的境界。九次第定，就是在八定之后再加上一个"灭受想定"的阶次，止息一切心识，灭尽一切思想和感受，得到涅槃境界，完成最后的修行。

大乘禅是对小乘禅的发展，禅义的范围更宽泛些，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思想内容。大乘禅不再局限于静坐冥思等固定的形式，而是将禅的修行方式用大乘佛教的理论给予详尽的说明，使禅成为一种观悟佛理的重要方式，形成通过禅观而证悟诸法实相之理的"实相禅"。大乘禅还用禅观解释"佛"，提倡念佛修行时，要求习禅者体悟到诸佛如来皆是人心所现的大乘佛理。两汉相交之际，印度佛学东渐，传入中国，禅和禅学便逐步在东土华夏生根发芽。

东汉末年安息高僧安世高来华，翻译了不少小乘禅经，并将禅定、禅观与数法结合起来，形成禅味十足的"止观"学说，是后来的禅宗北派渐悟思想的源头。而与安世高同时代的大月氏高僧支娄迦谶，则翻译和倡导大乘禅法，侧重于"本无"（性空）学说，这是后来的禅宗南派顿悟思想的源头。两晋时期，随着鸠摩罗什与佛陀跋陀罗的来华传法，禅学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鸠摩罗什的贡献在于使禅学与大乘般若学相结合，而佛陀跋陀罗的影响则在于使中土禅学专门化。佛陀跋陀罗在长安大弘禅业，后到南方传法，使行义理之学的南方兴起了习禅之风。

继僧肇完成般学的体系建构之后，南北朝时期的高僧慧远和竺道生又综合大、小乘禅学，并渗入儒、道思想，分别完成了"法性"说和"涅槃"学，提出了"法性不变"和"顿悟成佛"的宗教口号，为禅学中国化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支持。

梁武帝时，西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依《楞伽经》在华弘扬禅法，倡导"专唯念慧，不在语言"的思想，称是承灵山法会，拈花微笑的如来心印，标榜"忘言、忘念、无得止观"，"贵领宗得意"，绝不拘守于经文。达摩的门人有慧可，慧可再传粲禅师、那禅师，自成一派，当时被称为"楞伽师"。隋代传至道性，提倡"念佛心是佛"，树立起"即心即佛"、"心净成佛"的思想。道信传法于弘忍，弘忍开创"东山法门"，首次标出不立文字，顿入法界，以心传心的教外别传，为中国禅宗的开创奠下基石。弘忍彻底改变以往禅师"一代一人"的单传线路，法门大开，当理与法，分头并恢，以致于出现"道俗受学者，天下十八九"的局面。弘忍门下学人云集，禅学遂分为两派；神秀开禅学北宗，慧能开禅学南宗。由于后世禅宗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南宗，所以人们常以南宗与中国禅宗划等号。换句话说，是慧能真正将禅学脱胎而变成禅宗的。

上述粗线条的勾勒，试图揭示一个简单的道理：禅宗渊于禅学，禅学渊于禅；从禅到禅宗的进展过程，就是禅学中国化而最终成为禅宗的过程。2。慧能的宗教革命慧能之所以能将禅学脱胎而成为禅宗，关键是他在佛教界首次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宗教革命意义的主张。

慧能（公元638-713年），俗姓卢，原籍河北，生在广东新兴，据他的自序称："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①幼年以卖柴为生，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樵夫。他24　岁时，到湖北黄梅，投奔禅宗第五祖弘忍门下，砍柴舂米，属寺院的低下阶层。弘忍将传法给他的弟子，让他各作一偈阐明佛法，寺院最有学识的禅僧神秀作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慧能认为此偈"未见本性"，于是也诵出一偈，让人帮他写出，示于寺中。偈文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姓（性）常青（清）净，何处有尘埃？"①此偈是对神秀偈文的批判，表达的唯心主义思想更加极端。弘忍认为，神秀只获禅学皮肉，而慧能已得禅学精髓，于是将衣钵暗中传给慧能，并差其逃离黄梅，到岭南传教。慧能在岭南一带隐伏活动十多年，晚年时名声大振，南宗禅的影响迅速遍及全国。

慧能的宗教革命，既是对旧的佛教各派的彻底清扫，又是对禅学内部的革新。其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　《坛经·自序品》。

①　《坛经》：《大正藏》卷四十八。曹溪原本后二句作"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节所引慧能原句皆出自《坛经》，不再另注。

第一，以般若性空说来融会涅槃佛性论，确立了即心即佛、自在解脱的禅学基本理论，破除了对心和佛的执著。慧能明白宣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一心不生，万法无咎。"

"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象。

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

慧能试图把传统佛教的抽象思辨和烦琐论证，以及对"本体"越论越烦琐、僵化的局面，加以清扫，而把"本体"直接安置在人心上，尽量缩短自我意识的循环中主体与"本体"互相冥合的途程，心外别无"本体"，现实的人的心就成了"本体"。慧能说："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心中顿见真如。""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所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

"一切般若知，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

这就是说，"心"就是"佛"，"心体"就是"真如"。所以，求佛不别外，只求自家的"心体"就可成佛了。"心体"并不是现实的人的心理作用（见闻觉知），而是一种绝对体，即心自身。求"心体"时不能执著于心，因为"向心觅心，一觅便失。"因为意识永远不能直接意识到意识本身，一经意识，就不再是自我意识了。因此必须破除对心的执著和对佛的执著，直下无心，本体自然而然就会呈现出来。

第二，设定顿悟见性的修行方法，将繁重艰苦的禁欲苦行改造成吃饭睡觉、随遇而安的随缘觉悟。慧能从"心即真如"的前提下，推导出"顿悟见性"的修行方式来。因为佛性就是恒常永洁的真如本性，佛性也就是本心，认识本心并不需要漫长的渐修、准备过程，而在"一念"，瞬间认识本性，就能成佛，这就是顿悟。慧修对"见性成佛"作了如下概括："心开何物？开佛知见。佛犹觉也，分开四门：开觉知见，示觉知见，悟觉知见，入觉知见，开、示、悟、入，。。即觉知见。见自本性，即得出世。"

"我于忍（弘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伍（悟），顿见真如本性。。。令学道者顿伍（悟）喜提，各自观心，令自本性顿悟。"

既然见性成佛在于"一念"，见闻觉知、语言文字、坐禅念经等形式反而成了多余的累赘，成了顿悟的敌人和障碍。所以慧能主张不立文字，不参禅念经，甚至不出家也可成佛。

"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行，如东方人修善。"修行成了一种吃饭睡觉、尽其自然的活动。在自自然然的生存中，一旦认识了本心，便就成佛了，"见性刹那即是真"。

第三，以不离世间、自性自度、凡夫即佛的解脱论，把人们从渴望佛祖拯救的被动存在中解放出来。由于慧能把"真如佛性"归结到人的心，所以此岸和彼岸、众生和佛陀之间，便没有了多大差别，更没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只不过在于"迷"与"悟"的"一念"之间。慧能说："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

"悟即元无差别，不悟即长劫轮回。"

"一灯能除千年闇，一智能灭万年愚。"

凡夫都是潜在的佛，"一智"是每个人"自性本有"的，是先验的，凡夫到佛位的距离几乎没有，目前未悟还是凡夫，转脸的功夫悟了，就成了佛。这样一来，人就用不着遥远的佛祖来拯救自己，成佛与否，全在于人的自身。换言之，从凡夫到佛陀的转变，并不是由遥远的佛祖决定的，而是由人自己决定的。只要人们对事物现象无所执著，着重于内心的体认和观悟就足够了。"一食若悟，即众生是佛"，吃饭睡觉都是观悟的手段。佛教的"出世"思想被改造成了"入世"思想，这的确是佛教思想史上前所未闻的创举。

3。唐末五代禅宗的展开慧能在世时，禅宗的影响主要在南方，北方则由神秀的"北宗"统治着。"南宗"压倒"北宗"，独撑佛界，那是慧能死后其弟子的功劳。

唐末五代时期，禅宗进一步发展，受慧能嫡传的南岳、青原二系进而演化成"五家七派"，禅宗进入了真正的繁盛阶段。

慧能门下得到印可传法之人，主要有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荷泽神会、永嘉玄学、南阳慧忠和法海等。他们各自继承了慧能的宗风，并加以发扬，很快形成新的禅风。其中以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系繁衍尤盛。怀让传马祖道一，道一传百丈怀海，怀海门下有沩山灵佑、黄蘗希运等，形成"触类是道"的南岳派系。"触类是道"按密宗的解释是，修禅的人"起心动念，弹指謦欬，扬眉瞬目，所作所为皆是佛性全体之用，如面作多般饮食，一一皆面；如是全体贪嗔痴等，以至受苦乐等，一一皆性。"①明心见性乃是修禅的目的，但怎样才能见心见佛呢？从弘忍、神秀以来，都认为佛性乃是真心、清净心，只要得清净心，了此真心，就是见性。而怀让则一反其道，主张修禅应该把人的行为综合起来观察，人的生心起念，一举一动，抬手顿足，都应该看作是佛性的表现。因为佛性乃是一个全体，表现各有不同，要见佛性，就要在各种行为上着眼。所谓善恶苦乐，都成了佛性的表现，所以称做"触类是道"。决不能只把清净心看成是佛性。他们在实践上则主张"住心"，讲究"息业养神"，不要执著地去干什么，也不要故意做恶事或善事，只要能养神，存性，一切都自自然然，这就足够了，也就成佛了。慧能门下另一弟子行思，住青原山静居寺阐化，同门的希迁、神会均于慧能过世后，禀承师命，到青原山从行思习禅。希迁门下有药惟俨，惟俨传法于云岩昙晟，再传洞山良价。青原一派系实始于石头希迁。这一派系主要是发挥了"即事而真"的思想，主张从个别中显现出全体，即从事中显理。希迁曾作《参同契》，大意是说，要是将理事分别开来看，执事固，契理也非悟；如果合拢二者来看，每一门都有一切境界在，所谓"门门一切镜，回互不回互"，这里面有互相含摄的地方，也有互相排斥的地方。这样看一切事象，自能圆转无碍，而人的行为也可以随缘出没了。此说再传到云岩，更提出了"宝镜三昧"的法门。

唐末五代间，禅宗由南岳、青原二系演化成"五家七派"。南岳怀让至百丈怀海以下，出现沩仰宗和临济宗。青原行思至石头希迁以下，依次出现

①　《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大正藏》卷四十八。

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最后出现的是由临济门下分化出来的杨歧和黄龙两个支派。佛教史上常把这"五家七派"也称为"越祖分灯禅"。因为他们共同的思想倾向是超佛越祖，乃至呵佛骂祖。如《五灯会元》卷六记载石头希迁的学生丹霞天然去见马祖道一，"未参礼，便入僧堂，骑圣僧颈而坐，时大众惊愕，遽报马祖。祖躬入堂，视之曰："我子天然""，因而得名天然。另一次，还是这个天然禅师，"于慧林寺遇大寒，取木佛烧火向，院主呵曰："何得烧我木佛"？师以杖子拨灰曰："吾烧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师曰："既不舍利，更取两尊烧""。《五灯会元》卷七也记载了德山宣鉴禅师大不敬的话："我先祖见处即不然，这里无佛无祖，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仰山慧寂也说："《涅槃经》四十卷，。。总是魔说！"智闲禅师甚至发誓"此生不学佛法！"①有的禅僧公然要"杀佛"、"烹佛"。这在旁人看来都是不可理喻的狂妄，正是禅宗一路否定上去的必然结果。从否定世界，到否定佛学教义，再到否定自我，最后连佛性也彻底否定了。念佛礼佛敬祖求祖，说是心中尚横亘着一个佛和祖的观念，尚存有凡圣差别之心。只有破尽由经籍而文字，由文字到一切外在的名相，才能直指人心，一下子抓住那内在的、本质的成佛究竟。本来"我"即"佛"即"世界"，三者统一，一切圆满，一切俱足。只要参悟到这一点，就是抓住了佛法的真谛。这样，传法的方式也就改变了，正常的语言已不能表达禅理，只能用机锋棒喝来促使门人觉悟。如百丈怀海问马祖道一："如何是佛法旨趣？"回答是："正是你舍命处。"宝彻问马祖道一："什么是大涅槃？"回答是："快。"这种莫名其妙的隐语、谜语，旁敲侧击，就是后期禅宗的"机锋"，这种形式使禅学增添了神秘的色彩。临济宗对于求道者所问的问题，用棒打喝斥的方式来回答，使其觉悟。《古尊宿语录》卷四记载：一位名叫龙牙的僧人问师兄翠微，祖师从西方来的目的是什么，翠微叫他拿过禅杖来，接过便打龙牙；龙牙莫名其妙，又去问义玄，义玄叫他拿过蒲团来，接着又打。义玄对这样棒喝法的解释是："若约祖宗门下称扬大事，直是开口不得，无你措足处。"这就是说，弘扬禅法，开口则生乖，只有诉诸棒喝，令求道者手足无措，才有觉悟禅理的可能。

"五家七派"虽然基本思想相同，然也各有创见。

沩仰宗形成于晚唐，是以禅僧沩山（灵祐）、仰山（慧寂）合而名宗的。基本思想是"三种生"，即：想生、相生、流注生。想生是指主观思维，"想生为尘，识情为垢，"①必须远离这些杂乱的尘垢，才能获得"解脱"。相生是指"所思之境"，即客观世界，要人们"回光一击便扫去"，把客观世界扫除彻底，才能摆脱"牢笼。"流注生是指主、客世界是不间断地"微细流注的"，是无常而靠不住的东西。

临济宗也形成于晚唐，由义玄所创。主要提出了"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等范畴。这些范畴都是围绕主、客世界的关系而提出的。认为一念心上清净光即是法身佛，一念心上无分别光即是报身佛，一念心上无差别光即是化身佛；而轮回三界受万般苦，只是因为"情生智隔，想变体殊。"如果能看到这一点，停歇一切向外驰求的念头，就立即与佛无异。习禅而得

①　《景德录》卷十四，《大正藏》卷五十一，311　页。

①　《人天眼目》卷四，《大正藏》卷四十八，321　页。

道者，只是随缘任运，不为外物所拘而已。

曹洞宗形成于唐末，由良阶及其弟子曹山本寂开创。主要有"五位君臣"论，认为真如是万物之"君"，是本体，宇宙万有是"臣"，是派生物。云门宗形成于五代时期，由文偃创立。其思想可概括为"三句"，即：函盖乾坤句，截断众流句，随波逐浪句。大意是，事事物物、乾坤万象都是真如的"妙体"，一旦了悟真如，宇宙万物便"万机顿息"，只要顺其自然，因语识人，真如即现。

法眼宗形成于五代，由文益开创。认为"三界唯心，万物唯识"，所以主张"不著他求，尽由心造。"①一切法界十方诸佛、菩萨、缘觉、声闻乃至一切众生，皆同此心。只要了悟自心，就顿成佛慧。此宗试图用唯识宗的思想来补充禅宗的内容。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禅宗并不是隋唐佛学的一个宗派，而是中国佛教整体跨入的一个更高的阶段。从禅宗兴盛开始，中国佛教各宗皆归于禅，禅宗成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长河中可以看出，禅宗的出现对以后中国哲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是佛学在长期的变化中与宋明道学相衔接的链环，以后出现的程、朱、陆、王各派的思想，大多可溯源于禅宗。

①　《大正藏》卷四十八。

（八）津宗、净土宗与密宗1。律宗及其代表人物戒律是梵文Sila（尸罗）和Vinaya（毗奈耶）的意译。戒是"禁制"的意思，律是"调伏"的意思，为戒律中条文的解释。

戒律在佛教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约束教徒行为的主要手段，也是佛教徒宗教实践的组成部分。从典籍上说，戒律是经、律、论《三藏》之一；从教义上说，戒律则是戒、定、慧"三学"之首。随着佛教的发展，戒律也逐渐膨胀繁多起来，《律藏》也就有了皇皇几十大卷。

释迦牟尼死后，佛教分流成各派，据传戒律也相继分裂为五部：（1）昙云德部，称为《四分律》；（2）萨婆多部，称为《十诵部》；（3）弥沙塞部，称为《五分律》；（4）迦叶遗部，（5）婆蹉富罗部。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佛学也相伴而兴起，约至东晋，前三部的《律藏》已大多译有汉本。鸠摩罗什在长安时，与弗若多罗共译《十律诵》六十一卷，同时佛陀跋陀在建业译《摩诃僧祗律》四十卷。其后，北方所译的《十律诵》在南方盛行，而南方所译的《摩诃僧祗律》则盛行于北方。到梁时，道复开始研习《四分律》，慧光律师师承道覆，弘扬光大，经其弟子昙隐、道云、道晖、洪理、法上等律师疏钞《四分律》，到隋唐时，《四分律》已成确立了戒律的正宗地位。《四分律》在唐代居于"独尊"地位，并使戒律单独成为一个佛教宗派，这主要得力于道宣的弘扬和发展。道宣是律宗的创立者，也是律宗的代表人物。道宣（公元596-667年），宋《高僧传》对他的记载是："姓钱氏，丹徒人，一云长城人，十六岁落发，便隶日严道场，隋大业中，从智首律师受具。武德中，依首习律。。。有处士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相接，结林下之交。。。及西明寺初就，诏宣充上座。

三藏奘师至止，诏与翻译。"①道宣关于律学的著作主要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十二卷，《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三卷，《四分律删补阙随机羯磨》二卷，称为南山三大部。这些撰述主要是用大乘教义来会通本属小乘律藏的《四分律》，消除了大、小乘律藏的派别分野，使以后佛学界研习律藏的，都以道宣的解释和规定为依据。这是律学演化成律宗的一个因素。

在道宣以前，佛学界对"戒体"的争论莫衷一是。道宣用唯识宗的思想来解释"戒体"，认为"是（身、口、意）三种业，皆但是心，离心无思，无身、口业"，所以戒是"以心为体"。②并且进一步把"戒体"解释为"受戒"时"熏"于阿赖耶识而留下来的"种子"。道宣用唯识宗的"种子"说把关于"戒体"的争论平息了。

律学成为律宗的直接原因是道宣在终南山创设戒坛，制订佛教受戒仪式的各种规定，将《四分律》从律学转化为现实的宗教实践。这是佛教戒律发展过程中质的飞跃。道宣创设戒坛后，各地僧侣纷纷响应，均依坛受戒。道宣把戒律的地位抬得很高，他说："然戒是生死舟航，出家宗要。"

①　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卷五十，790　页。

②　《四分律行事钞》卷中一，《大正藏》卷四十，52　页。

"律者，法也。谓犯、不犯、轻、重等，并律所明。。戒者，制也。

制不善法，性不容恶。"

戒律不仅是作僧侣宗要，而且竟成了生死的舟航。可见，戒律在律宗来看，成了僧侣最根本的教义和修行的方式了，教义和宗教实践合而为一了。所以，律宗没有独立的佛学思想体系，只有戒律。

道宣把一切戒律分为"止持"和"作持"二门。"止持"即"诸恶莫作"之意，规定比丘250　戒，比丘尼384　戒，又按犯戒内容分为"波罗夷"（死罪）、"僧伽婆尸沙"（僧残，即向20　个以上的僧众忏悔的"残"死罪）、"偷三遮"（大罪、粗罪）、"波逸提"（堕罪）、"波罗提提舍尼"（向彼悔）、"突吉罗"（恶作）等六类。"作持"即"众善奉行"之意，包括"安居"、"说戒"、"悔过"以及衣食坐卧等种种规定。

道宣以后，律宗的较为重要的人物是大慈、名恪、文纲等。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鉴真把律宗传入日本。

在佛教史上，有"律部三宗"之说，即：道宣的"南山宗"，法砺的"相部宗"，怀素的"东塔宗"。其实，法砺和怀素只能算作律学的两个学派，并没有真正形成宗派。所以此不详述。

值得一提的是道宣的另一个贡献。道宣不仅是一个独创一宗的佛教高僧，更重要的是一个佛教史传学家。他撰述的著作主要有：《广弘明集》在十卷，《续高僧传》三十卷，《集古今佛道论衡》四卷。这些著作收集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不仅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有相当重要的资料价值，而且对初唐以前中古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查考作用。

2。净土信仰的流布与兴盛净土信仰主要是指对"净土三经"思想的信仰。"净土三经"是佛籍《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和《阿弥陀经》的合称。

《无量寿经》二卷，曹魏时由康僧铠译成汉本，内容主要是宣扬阿弥陀佛的"殊胜功德"和极乐世界"妙相庄严"，并专门讲述阿弥陀佛成佛前所发的"四十八愿"。他的愿得满足而成佛了，所以阿弥陀佛要广引众生"往生"他的"极乐净土世界"，信仰净土的人也就能凭借这位阿弥陀佛进入到"西方净土"。

《观无量寿佛经》一卷，由刘宋时畺良耶舍译出。主要是讲16　种观，即：日观、水观、地观、树观、八功德水观、总想观、花台观、佛像观、色身观、观音观、势至观、普想凤、杂想观、上辈生观、中辈生观、下辈生观。前13种观是叫人们去设想"极乐世界"和"西方三圣"（弥陀、观音、势至）等等的"功德"和"妙相"。后三种观是讲进入"西方净土世界"，后所得到的不同待遇，分"三品"、"九级"。

《阿弥陀法》一卷，鸠摩罗什译。主要描绘"极乐世界"的美妙绝伦，阿弥陀佛的神通广大，众生"往生"之后的"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等情形。按此经的描绘，"净土世界"是黄金为地，昼夜六时，风是香风，水是宝水，神鸟悦鸣，人们可以随心所欲，想食来食，思衣来衣，想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往生"的条件也极其简单，只要信仰净土，连念七日阿弥陀佛的"佛号"，死后即可"往生"。

关于净土信仰的流布，可溯源至东晋高僧慧远（公元334-416年）。他后半生曾在江西庐山隐居30多年，在庐山东林寺聚僧俗123人，结成"莲社"，"建斋立誓，共期西方"，大肆宣扬净土思想，被后来的净土宗人追奉为"初祖"。净土宗也因此亦称"莲宗"。

净土宗"二祖"是昙鸾（公元476-542年），晚年定居汾州石壁山玄中寺。著有《安乐净土义》、《赞阿弥陀佛》各一卷。他和慧远一样，注重《观无量寿佛》的"观想"思想，修行和传教都以"观想"为主。

净土信仰流布至隋末唐初，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是由隋唐高僧道绰引起的。道绰（公元562-645年），又称"西河禅师"。俗姓卫，并州汶水（今山西文水县）人。十四岁出家，学《大涅槃经》。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于石壁玄中寺见《昙鸾和尚碑》，颇受启发，遂改信净土。他将以往净土信仰的"观想"方式，改为"持名"念佛。以前的"观想"是心想佛像，设想"净土世界"的玄妙及"西方三圣"的形态和功德。从道绰始，修行的方式变成了"口念"佛号，即诵念"阿弥陀佛"，并用数珠记数，没有数珠的以豆子代替，念一声佛，放一粒豆子。道绰著有《安乐集》，系统阐述了净土思想。认为当时是末法时期，五浊混杂，只有信仰净土，才是出离尘世的唯一道路。传统佛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地方，正在于否定有一个彼岸世界的存在，净土信仰却以宣扬往生净土为唯一教旨，这有悖于佛教大理。为此道绰提出了一个"往生即无生"的理论来自圆其说。他说："今言生者是因缘生，因缘生故是假名生，假名生即是无生，不违大道理也，非如凡夫谓有实众生，实生死也。"①道绰是净土宗的奠基人，他提出的口念佛号、以珠计数的修行方式，在当时非常兴盛，使净土信仰的人越来越多。据《续高僧传》记载："自绰宗净业，。。西行广流。"

"人各掐珠，口同佛号，每时散席，响弥林谷。"

念佛声和珠豆之声都能振响山谷，可见净土信仰者之广传程度了。道绰自己每日念佛至少七万遍，一生讲《观无量寿佛经》200　多遍。

善导（公元613-681年），唐代高僧。俗姓朱，临淄（今山东淄博市）

人。幼年出家为僧，习《法华经》、《维摩经》等。受戒后研习《观无量寿佛经》。贞观十五年（公元614年）赴石壁山玄中寺，拜道绰为师。后入长安光明寺传"净土"法门，倡导专心念佛，被称为"弥陀化身"。他的主张与道绰一致，认为当时是末法时代，众生行愿的方式是称名念佛。据传，善导对净土的痴迷而达到疯狂的地步，每日佛号不绝于口，以致后来念佛时竟能"口出佛光"。他一生以受施之财书写《阿弥陀经》10　万卷，画净土变相300　余壁。著有《观无量寿佛经疏》四卷（即《观经四帖疏》）、《往生赞》、《净土法事赞》、《般舟赞》等，树立了一宗教法。善导对净土信仰的主要作用，是将道绰开启的"持名"念佛的净土修行方式传入京师长安，使净土宗波及整个北方。有人也将善导看作是净土宗的实际创始人。

在净土宗的传播过程中，中唐僧人少康功不可没。少康（？-805年），俗姓周，缙云仙都山（今浙江缙云县东）人。曾从善导学法，后到睦州（今浙江建德县）传播净土信仰。先是让孩童念佛号，念一声佛，给小孩一枚钱。后来念佛要钱的人越来越多，改为念十声佛给一枚钱，于是："如是一年，男女无少长，凡见康者，则曰"阿弥陀佛"！以故睦

①　《安乐集》卷上。

城之人，相与念佛，盈道路焉。"①少康对净土宗在南方的传播起了较大的影响。

唐代以后，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死后才到佛国天堂的安慰，迫切希望在现世即得到解脱。净土宗为适应这种社会需要逐渐向世俗化方向发展，调和今生与来生、此岸和彼岸、世法与出世法之间矛盾，极大宣扬往生净土不离世法，必须广修十善为出世的资本，往生净土从建立人间净土开始。

净土宗宣传出生死苦海，到净土极乐世界，正好迎合了在现实苦难中挣扎的下层民众寻求解脱的心理。而且它不论愚智，不讲根机，不旁观想，不必参究，只要执待名号，就算皈依净门，其简易直捷的修行方法对下层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唐末五代时，净土宗渗入民间，并染及士大夫阶层，流传愈益广泛。净土宗的广泛流传曾波及到禅宗，后期的禅宗内部一度有"禅净一致"思潮的出现。

9世纪间，日本天台宗僧人圆仁（公元794-864年）来华学习"持名念佛"，回国后传播净土信仰。后日僧法然（1133-1212年）根据善导的《观无量寿佛经疏》，确立净土教义，遂开日本的净土宗。

3。"开元三大士"与密宗密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创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是由印度三位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来华传布密教而形成的。佛教史上称这三位僧人为"开元三大士"。

善无畏（公元637-735年），梵名"输波迦罗"，中印度摩诃陀人，系释迦牟尼季父甘露饭王的后裔。13　岁时奉其父佛手王遗命即位乌荼国王，因兄弟争夺王位兵戎相见，让位于其兄后自己出家为僧，云游于中印度和南印度诸国，后到那烂陀寺习密教，受灌顶。后奉命携带大批梵本经籍东行传法，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到达长安，受到唐玄宗的隆重礼待，封为"国师"。先住兴福寺，继住西明寺。开元五年奉诏于菩提寺翻译密教经典，译出《虚空藏求闻持法》一卷。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奉诏随驾入洛阳，住大福先寺，先后在洛阳、长安两都与一行共译出密教经典千余部，主要译出了《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这部就是密宗信奉的"宗经"，也称《大日经》，密宗的全部理论基本上包括在里面。善无畏病死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死后被赠鸿胪卿。

金刚智（公元669-741年），梵名"跋日罗菩提"，中印度人。10　岁出家于那烂陀寺，20　岁受戒。先学大乘空宗教义8年，后学大乘有宗教义3年，31　岁时到南印度跟从龙智习密宗7年，研究《金刚顶瑜伽经》、《大日总持陀罗尼经》等经典，颇得奥义。后携带《大般若经》等梵本经典及许多礼品，经海路前往中国，历经艰辛，用时达三年，于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才到达大唐境内，第二年抵达洛阳，受到玄宗的礼敬，后随驾往返东西两都，于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开始译经。至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共译出《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一卷，《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四卷，《金刚顶经曼殊室利菩萨五字心陀罗尼一品》一卷，《观自在如意轮菩萨瑜伽法要》一卷。后至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又译出密教经法仪

①　《净土往生传》卷下《少康传》，《大正藏》卷五十一，123　页。

轨等21　部24　卷。前后共译出25　部31　卷。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病逝于洛阳广福寺。金刚智曾受玄宗敕封"国师"，赠号"大弘教三藏"。唐代宗又追赠其为"开府仪同三司"官衔。

善无畏和金刚智是中国密宗的奠基者，而将密宗弘扬光大的则是不空。

不空（公元704-774年），梵名"阿目佉跋折罗"，其父是北印度婆罗门族，其母是西域人。不空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被经商的叔父带至甘肃，13　岁时到山西太原，继入长安。开元七年（公元717年），不空拜金刚智为师，出家专习密教。20　岁受戒，金刚智把正纯密教悉皆传给不空。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不空乘船到南印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寻觅密教经籍，随龙智习密教。于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携大量密教经典重返唐朝，受到玄宗的无上优遇，住鸿胪寺，继之在宫中设内道场，后移住净影寺，开设灌坛。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不空受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之邀，至河西武威开元寺，建立密坛，并译出密宗重要经典《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三卷、《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五卷及《一字顶轮王瑜伽经》一卷、《一字顶轮王念诵仪轨》一卷。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奉诏回长安，继续译经和开坛灌顶传法。大历九年（公元774年），不空病逝于长安。

不空生前历事三朝，受到唐玄宗、肃宗、代宗厚遇，出入宫廷，结交权贵，声名显赫，曾遇"妃主降阶，六宫罗拜"之礼敬。不空临死前被代宗封为肃国公，食邑三千户，并任为"开府仪同三司"。不空译、著皆丰，在我国北方传教长达50多年，对密宗的传播和兴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密宗来源于印度密教，密教由"开元三大士"传入中国后称为密宗，二者的佛学体系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或者说密宗是密教的照搬和移植。在移植过程中，"开元三大士"不免加入了许多对盛唐君王和权贵们的溢美之词，试图给统治者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使唐朝的封建统治宗教化。这就是二者细微的差别。

相传，印度密教始于龙树。其实，密教形成于7世纪时，是印度大乘佛教一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某些教义相结合的产物。它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民俗信仰为特征，是一种近似于巫术的佛教派别。密教兴起不到一个世纪，就由"开元三大士"传入中国，形成密宗。

密宗的主要经典就是《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密宗教义认为，佛教分为两派，一是显教，即释迦牟尼对一般信徒的说教，另一个是密教，则是释迦牟尼的法身--大日如来对自己内部徒众所说的不能外传的邃奥法门。密教以外的一切宗派都是显教。密教又分为金刚界和胎藏界两部，虽然都是以大日如来为中心，但供奉的神祇却有多寡之别，金刚界供养的佛、菩萨、金刚多达1461　尊，胎藏界只供416　尊。

密宗的主要佛学思想是：（1）"六大"说；（2）"佛众体性相同"论。密宗人认为，世界万物、诸佛、众生皆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所造。前"五大"是"色法"，属胎藏界；识为"心法"，属"金刚界"。"色"、"心"不二，"金"、"胎"为一。二者包容世界万物，同时又具生心中。这个"心"就是"大日如来"，"汝心本如来，为客尘所翳。"①不仅现实的人的心与佛相同，而且心、佛、众生三者都没有了界限。

①　《金刚顶莲花部心念诵仪轨》，《大正藏》卷十八，302　页。

"界有三种，所谓法界，心界，众生界。离法界无别众生界，众生界即是法界；离心界无别法界，法界即是心界。当知此三种，无二无别。"②。

这样，佛与众生体性便没有差别了，众生只要依法修"三密加持"，即手结印契（特定手势），口诵真言（咒语），心观佛尊，就能使身、口、意"三业"清净，与佛的身、口、意相应，便就即身成佛了。密宗的成佛途径也是比较简约的。

密宗的教义，内容十分庞杂，既有大乘思想，也有小乘思想，还掺杂进许多婆罗门教的内容，是一个"杂家"。唐王朝的统治者之所以青睐密宗，并不是因为密宗的杂乱教义，而是密宗从佛教的禁欲主义走向了纵欲主义，女人竟成了修学密法的必要条件和不可缺少的"伴侣"。《大日经》里公开宣称："随诸众生种种性欲，令得欢喜！"①"中青女人状，。。微笑、鲜白衣。"

"明妃住其侧，。。执鲜妙花枝。"②这还不算，密宗教义竟然出现了裸体女人和男女之欢的场面："熙怡相微笑，遍体圆净光，喜见无比身，是名能寂母！"③"一切佛菩萨，尽为染爱妻！"④这样一来，密宗的修行方式也就变成了口诵女子芳名、梦求女子倩影了。念叨女人，梦求女子竟然成了宗教实践活动了。

"。。及彼一切有情之类，知此大吉祥天女十二名号，受持、诵读、修习、供养，为他宣说，能除一切贫穷业障，获得丰饶财宝富贵。"⑤"或于梦寐中，睹见僧住处，。。女人鲜白衣，端正色殊丽，密亲或善友！"

唐玄宗在位时，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玄宗在踌躇满志之余，少时养成的风流天性立刻复发，淫荒成性，骄奢无度。密宗的纵欲主义正好迎合了王公贵族集团既要荒淫、又想"成佛"的心理。所以密宗是统治阶级直接弘倡、扶植起来的佛教"怪胎"。密宗由不空传给惠果，惠果后即告衰微。密宗的"短命"，是开元以后封建社会逐步衰败下去的反映。

密宗的仪轨非常复杂，对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等都有严格规定，需经阿阇梨（导师）秘密传授。8-11世纪，印度密教传入中国西藏地区，建立西藏密教传统，称为"藏密"。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日僧空海在长安青龙寺从惠果受密法，并受传法大阿阇梨位，后回日本传播密宗，称为"东密"。

②　《大日经疏》卷三，《大正藏》倦三十九，610　页。

①　《大日经》卷五，《大正藏》卷18，36　页。

②　《大日经》卷一，《大正藏》卷18，7　页。

③　《大正藏》卷18，120　页。

④　《大正藏》卷18，265　页。

⑤　《大正藏》卷21，252　页。

（九）佛教与隋唐文明在隋唐王朝统治的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家统一，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较长，封建经济空前繁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中国封建文化开始进入了又一个旺盛的创造期，出现了以辉煌的文化成果为重要标志的隋唐文明。

佛教文化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经过汉晋南北朝的初传阶段，到隋唐时期已逐步被中国本土文化所接纳、吸收和转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佛教文化已经成为隋唐文明内在的因素，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隋唐哲学思想是以隋唐佛学体系为主干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们现在谈论隋唐文明时，已经不可能绕开隋唐佛学这一块了。

除佛教本身成为隋唐文明内在的组成部分之外，以佛教为中心对隋唐文明其他方面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非常大。如文字、文体、诗歌、美学、建筑、雕塑、绘画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佛教的影响。下面简略述之。文字方面。隋唐时期，汉语辞汇量猛增，这是大量翻译佛教经典的结果。除唐时沙门守温所新创的36　个字母以外，仅翻译经典所新创的字汇与成语，竟高达数万个。梁启超曾说："或缀华语而别赋新义，如真如，无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等；或存梵音而变为熟语，如涅槃，般若，瑜伽，禅那，刹那，由旬等。其见于《一切经音义》《翻译名义集》者既各以千计，近日本人所编"佛教大辞典"，所收乃至三万五千余语。此诸语者非他，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

由于汉晋南北朝时期翻译经典仅是草创阶段，翻译的佛经数量较少，译文也较粗陋，保留下来的佛教辞汇主要来源于隋唐时期。

文体方面。唐代佛教宣讲经文，分僧讲和俗讲两种。僧讲是专对僧侣阶层讲授佛教教义，俗讲则以普通人为对象。为了吸引听众，争取更多的信徒，佛教僧侣在对普通人讲解佛教时，常常把经文通俗化、故事化，散文和韵文结合，夹叙夹唱，并配有图画。这种讲唱形式称为俗讲。俗讲的话本称为变文，即白话文，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维摩诘经讲经文》、《妙法莲花经讲经文》等。由于这种形式生动活泼，大众喜闻乐见，因此变文很快从最初讲唱经文故事，发展至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为内容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如《王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等。这对唐代兴盛的传奇小说，有较大的影响。

隋唐时期，随着佛学典籍的大量翻译，佛学家也开始对佛学经典进行疏钞，即多家对重要的经典进行精细的分章分节分段。隋唐时期兴起的义疏之学，或许与此有联系。唐太宗敕令考订五经经文时，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①为由，令孔颖达与诸儒撰五经义疏。梁启超认为："。。稍治佛典者，当知科判之学为唐、宋后佛学家所极重视。。。夫隋、唐义疏之学，在经学界中有特别价值，此人所共知矣。而此种学问，实与佛典疏钞之学同时发生。吾固不敢径指此为翻译文学之产物，然最少必有彼此相互之影响，则可断言也。"

①　《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传序》。

诗歌方面。唐代文学中最光彩的是诗歌，诗人和诗篇多如繁星，其中有部分诗人和其诗作，受到佛教方面的影响是较为明显的，如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王维和孟浩然。王维后期的诗中更为明显。如："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婆数株树。"

这些诗句给人以"身世两忘，万念皆寂"的感觉，有人称王维晚年的一些作品为"入禅"之作。王维晚年吃斋拜佛，"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他的诗自然也散发着空无寂灭的佛家味道。孟浩然的许多诗作也透着禅旨幽冷之美，也能够寻见佛教思想的痕迹。

美学方面。隋唐儒、佛、道三教并进，隋唐文风也为之而变。唐代美学，儒表佛里，大致分两条线索发展。一条线索从陈子昂倡导的"汉魏风骨"始，经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诗论，到韩愈、柳宗元的"文以载道"说，基本上遵循儒家"言志明道"的美学路线；另一条线索从皎然的《诗式》开始，发展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基本上奉行的是佛家的"兴寄妙悟"的美学路线。在禅宗哲学基础上产生的"兴寄妙悟"的美学观，重点放在灵感、直觉、兴寄、趣味等审美经验的主观因素方面。《诗式》作者诗僧皎然用禅宗哲学总结诗歌创造经验，开"兴寄妙语"说之端。司空图继承皎然的美学路线，倡"滋味"说，提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要求艺术家表现"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佛家的"兴寄妙语"美学观从灵感与神韵这个新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审美经验的内部联系，丰富了中国美学的宝库。

建筑方面。由于隋唐君王的狂热崇佛，与佛教紧密相关的寺塔、石窟、佛寺等建筑也大量涌现，这促使中国建筑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享誉世界的西安大、小雁塔皆为唐塔。大雁塔始建于康永徽三年（公元625年），是唐代高僧玄奘亲自设计的。武周长安年间塔毁，又精工重建，塔呈方形，共七层，高64　米，是密檐楼阁式建筑，可以攀登，至今已1300多年。小雁塔建于唐中宗景龙年间，塔高43　米，原为15　级，其上两级颓塌，其余13　级尚完好。

隋唐的石窟寺艺术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最著名的有龙门石窟和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从北魏开凿迄至唐代，现有石窟1352　个，半数以上为隋唐时期开凿。敦煌石窟现存有486　窟，其中隋窟95，唐窟213，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东大殿，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木结构建筑物。南禅寺大殿建于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面宽、进深皆是三间，平面略呈正方形。佛光寺相传是北魏孝文帝时所建，会昌灭佛时被毁，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重建，寺内东大殿面宽七间，进深四间，规模宏大。

雕塑方面。自佛教传入中国，雕塑佛像又成了一种新的艺术。隋唐的雕塑艺术，以石雕和泥塑佛像最为多彩。洛阳龙门、永靖炳灵寺等石窟中，有许多隋唐的石雕造像。其中著名的龙门奉先寺雕像，就建于唐太宗时期，在九躯大像中，中央的卢舍那佛像，高12　米多，两旁有各大像四躯，气势宏伟，形象生动。四川乐山的石雕大佛坐像，也是唐代作品，高71　米，雄伟自然，是我国最大的石佛像。

著名的敦煌千佛洞有308　窟是隋唐开凿的，其中立体泥塑佛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放射出健美的光彩。

雕塑佛像之风，从北魏至唐代中叶，非常盛行。王昶《金石萃编》记载："造像立碑，始于北魏，迄于唐之中叶。大抵所造者释迦、弥陀、弥勒及观音、势至为多。或刻山崖，或刻碑石，或造石窟、或造佛龛，或造浮图。其初不过刻石，其后或施以金涂彩绘。其形模之大小广狭，制作之精粗不等。"

隋唐雕塑之风盛行，与佛教兴盛有直接联系，也留存下许多雕塑精品，被当代人视为中国文化之瑰宝。

绘画方面。隋代及唐初的绘画，大多以佛像为主。敦煌隋唐石窟中，有大量的以佛教为题材的壁画。有表示佛祖初生时的图案，有表示太子初生行七步，步步生莲花的画面，有表示各种佛、菩萨等形态的画面，有极乐世界的理想境界的景象。壁画中的飞天，窟顶的藻井图案、是富有独创精神和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壁画和泥塑密切配合，浑然一体，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宝库。

受佛教文化熏陶至深的唐代大诗人王维，首创中国水墨山画。他的山水画精炼、淡雅，富有诗的意境，散发着禅旨逸趣，被称为山水画南派之祖，对后世的水墨山水画影响深远。

隋唐壁画的兴盛，与佛教的兴盛有直接的联系。

印刷术方面。中国秦、汉时仅有石刻印刷，而没有雕版。随着佛学经典的大量涌流，隋代时为适应佛学教义传播之需要，开始产生了佛教雕版印刷术，但属覆印而非仰印。唐初开始发明雕版仰印。玄奘西行回国后曾大量印刷佛像，唐朝后期雕版仰印的应用逐渐推广，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歌已被大量印卖于市，雕印的历书已在民间广泛流传。唐末，成都已经大批印书，并且成为全国印书业的中心。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刻印于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金刚经》，可惜被盗往伦敦。至于国内现存的最早印刷品，是在成都东门外晚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

佛教对隋唐文明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大致表现为上述几个方面。另外，隋唐王朝与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印度、伊朗等国）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多以佛教为连接线，对隋唐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也有一定的影响。

五、道教的兴隆道教是中国封建社会土生土长的汉民族固有的宗教。自东汉张道陵创教以来，经南北朝，在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从而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一）皇室崇道情况隋唐时期，尤其唐代，是道教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之一。而道教的发展和繁荣首先是与历代的皇室崇道分不开的。他们之所以崇奉并扶植道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利用，信仰居于次要地位。首先，他们利用道教神灵来制造皇权神授舆论，以达到神化皇权和神化帝王的政治目的。其次，他们利用道教来抑制佛教势力的发展。第三，他们利用道教的劝善惩恶教义来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以便愚弄人民和安定社会秩序。第四，他们利用道教的清静无为思想来作为治国之策和养生之道。第五，他们利用道教的所谓神仙方术以求长生不老。显然，历代帝王大都实行尊崇道教的政策，其用心是十分明显的。

隋唐时期，帝王们为了求得长生不老和长久巩固的统治，都大力扶植和尊崇道教。

隋皇建国之初，隋文帝杨坚利用道教编造"受符之命"，为他篡夺北周政权制造舆论。道士张宾、焦子顺等揣摸其意，密告以"受命之符"。杨坚即位后，重用张宾、焦子顺等，并尊道士焦子顺为天师，专为焦子顺在皇宫附近建造五通观。隋炀帝杨广即位亦尊崇道教，曾拜著名道士王远知为师。又迷信金丹，企求长生不死。

唐王朝在崇道方面，较之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唐高祖李渊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以达到其政治目的，自称是老子李聃的后裔，认定老子为李家宗祖，欲借道教的神威来抬高李家的权威，因而对道教倍加推崇，并于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到国子监正式宣布：道教第一，儒学第二，佛教第三，从而确立了道教在唐朝的特殊地位。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神化唐王朝和鼓舞军心，编造老子降灵的政治神话，尊老子为"圣祖"和"太上老君"，并在老子的故乡建造太上老君庙，又在各地增建道教宫观，并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地位在僧尼之上，这就抬高了道士的社会地位，促使了道教的发展。唐高宗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老子之母为"先天太后"，命王公、官僚和举人皆习《老子》，又敕道士隶宗正寺、道士行立序位在诸王之次。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唐睿宗女儿西宁公主和昌隆公主出家入道，睿宗下令为她们兴造奢丽的金仙道观。

将崇道活动推向自唐以来最高潮的是唐玄宗，在他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自始至终地崇奉道教，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崇奉道教的皇帝。他对《老子》思想十分推崇，认为它在六经之上，为百家之首，是自古以来最高深、最根本的理论。所以，唐玄宗时期《老子》一书被尊为《道德真经》，是王公大臣和贡举人的必读之书。唐玄宗还亲自注释《道德真经》，颁之全国，下诏要求"士庶家藏一本，劝其习读，使之指要。"为了同佛教的四大菩萨相对，玄宗又封道家的庄子、列子、文子、庚桑子为四"真人"，其著作为"真经"。他召群臣于宫中，令玄学博士讲授《老子》，命贡举人加试《老子》策，又令各州县推荐对《老子》、《庄子》、《列子》等有研究者，由玄宗亲试后予以奖赏。并下诏，道士女冠隶宗正寺，视道士为皇室同宗，又设崇玄馆，令天下应科举之试子习老庄等道书。由于唐玄宗的崇道，朝廷内外，道教大兴。唐玄宗的崇道活动在其统治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不仅每晚对老子顶礼膜拜，而且不断地给老子封爵加号。天宝二年（公元743年）给老子追尊号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加封为"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又加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下令各地建造玄元皇帝庙，塑老子像于正位，两旁以唐朝历代皇帝像作为陪祀。由于玄宗崇道狂热，唐朝政府执行崇道抑佛的政策，并进入全盛时期。以后，唐代历朝皇帝亦皆崇奉道教。到了唐武宗时期，朝廷废禁佛教，独尊道教。唐武宗李炎即位后，命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门教授先生，并拜赵归真为师，学习神仙术。武宗在崇道的同时，对佛教采取贬毁的政策，并于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下令拆毁佛寺，销毁佛像，僧尼一律还俗，寺院财产全部没收。

由于道教把先秦时期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称为道教的始祖，所以，李唐皇朝就利用老子姓李，攀附为同宗，尊老子为"圣祖"。他们神化老子，尊崇老子，利用老子在历史上的广泛影响来提高李唐宗室的社会地位，因而在唐王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中，道教始终得到了扶植和崇奉，道教的地位始终处于儒佛之上。唐王朝之所以抬奉道教，一方面是企图利用神权的力量，表明唐王朝是顺奉天命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抑制佛教的发展。因为佛教在当时有一定的势力，并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力，其发展和兴盛远远超过道教。尤其是它的经济力量的恶性膨胀日益造成了对政府的威胁和民生的残害，它的自成体系，不敬王者触犯了至高无上的君权，它的不拜父母、剃发染顶违逆了儒家传统伦理观念。由于佛教的兴盛对唐王朝的统治十分不利，所以必须借助道教来削弱佛教的势力，于是道教才乘机得以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可见，唐皇朝崇奉道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另外，希冀长生和祈福禳祸也是统治者崇道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道教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并辅以禳祸祈福的宗教，其理论根据是：大道具有永恒的生命活力，人经过炼养，就能够与道合一，获得永恒的生命。为追求这一终极目标，道教讲究炼丹合药、服食导引、羽华飞升、长生久视等所谓的神仙方术。而正是这一点，既适应了统治者麻醉人民的需要，又迎合了统治者奢求长命富贵、长生不死、永享仙乐的欲望，所以唐代诸多帝王大都相信道教的服饵长生之说，不惜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命道士制炼丹药。然高贵显赫的帝王们也难逃丹毒之害。据记载，唐代的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之死均与服用金丹有关。

古今往来，大概有这样一条生活法则，现实中绝望不幸的人，不免会将希望寄托在彼岸世界上；而现实中志得意满的人，渴求的往往不是虚无缥缈的来世，而是在今世如何延长生命。大多数封建帝王都属于后一种。在历史上崇道著名的唐玄宗，他崇道的目的一生前后明显不同，前期他将道教作为巩固其统治的政治工具，运用道家思想治国理政；后期崇道则是出自于谋求长生的功利目的和追求神异的闲情逸致。开元后期，唐玄宗面对开元盛世，感到可以高枕无忧，安享太平了，因而不再励精图治，不再坚持以往节欲戒奢的主张，日益追求奢侈享乐的生活。再加晚年又得爱妃杨玉环，使他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而企求长生的欲望十分强烈。而道教的"长生术"正好满足了他的这种渴求。玄宗后期崇道的兴趣、精力都转移到了炼丹合药、神仙道术上去了。他为了长生成仙，一面虔诚地祈求神灵庇佑；一面派人到嵩山等地烧炼长生金丹，同时还向术士学习隐形仙术。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他在宫中设寿星坛，祭老人星等，以求长生。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正月，他亲称梦见了玄元皇帝老子的"真容"，老子告诉他："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①唐玄宗立即派人求取，迎回兴庆宫，又命给老子画像，分送全国开元观供奉，轰轰烈烈地庆贺了一番。自此以后，老子到处显灵，言玄宗是上界真人，寿命无疆。玄宗是否真的梦见老子，已无从考证。但所谓老子降显，灵符出现等等，无疑是群臣为迎合玄宗所好而编造的。但玄宗对此深信不疑，因为其中皆有"圣寿延长"、"圣寿无疆"等语正合玄宗长生成仙的愿望。所以开元末期以后，唐玄宗的崇道活动愈来愈多地转移到宗教迷信活动方面去了。一些史书对唐玄宗的后期崇道活动曾作了这样的概括："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宫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可见，唐玄宗在开元后期，终日求仙学道，纵欲享乐，完全将朝政大事抛在了一边。正当唐玄宗昏昏然于神仙方术的长生梦里和沉湎于声色犬马以及缠绵恋情之时，酝酿已久的"安史之乱"爆发了。这场叛乱历时七八年，席卷了半个中国，大片州县沦为废墟，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强盛的唐王朝也从此走了下坡路。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二）道教清静无为理论的发展道教是东汉末年由张道陵等人创立的宗教，道家是先秦时由老子创立，并推崇老子思想的哲学派别。但是道教在理论上却紧紧依托道家打着道家的旗帜，与道家结下了不解之缘。道教以老子的《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以老子的"道"为基本信仰，它的教理、教义均由"道"衍化而来，其理论依据均可去道家学论中找到原坯，比如，道教所主张的清心寡欲、清静无为之论，其理论渊源就是《老子》中的清静无为之"道"。

所谓"清静无为"，其词意是克制外欲，清神静心，顺应自然，不去强制。《老子》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第三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所以，"清静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可见，在老子这里，清静无为既是治国之道，也是治身之道。其意义在于诫示统治者不可欲求过多，治国治民要顺其自然，以安定，清静为本，不要变幻太多，干扰太大。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第六十章），"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第三十章），同时也提醒处于扰攘，烦劳的社会活动中的人们，应尽量保持静逸的心态，不为物欲所役。因为清静才能少私寡欲和明智无蔽，清静才能镇定自若，处变不惊，收到以静制动，无为而无不为之效。

老子之所以提出这种政治上的清静无为的理论，是因为他目睹了春秋末期出现的严重社会弊端。在老子看来，正是由于统治者"食税之多"，才造成"民之饥"；由于统治者贪图"难得之货"，老百姓便会为盗，由于统治者的好战，则"必有凶年"。统治者在横征暴敛的同时，又以繁多的刑罚来对付人民，而人民被逼迫到无法忍受的时候，当他们的生活道路被阻塞无望的时候，那他们就会"不畏威"、"不畏死"，社会就会发生更大的祸乱。所以若要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安宁和谐，须选择清静无为的方略。

唐代道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进一步确立了老子在道教中的崇高地位，并对其清静无为理论加以发挥和发展。

道教的教义认为，清静是道的根本，学道的人只有清静，才能修道和得道。而道教徒要做到清静，首先应该做到"寡欲"和"无为"，对待世俗的声色欲望和名利企求，不要有过分的追求和非份的谋划，处世立命要摒弃妄自作为，要顺乎万物以及社会的发展的自有之"道"。可见，"清静无为"不仅是道教教义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道教对于社会政治和处世的基本态度。唐代著名高道司马承祯在道教史上，对道教理论的系统化和精密化有过诸多的贡献，并留下了许多著作，其基本思想正是阐发了老子的"清静无为"的理论，出色地熔释《老子》于一炉，对道教中的无为派理论和主静论有较大的影响。所以，唐代的几个皇帝都曾多次召见他，并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因为，老子道家思想中以"清静无为"为宗旨的治国安民之方，早在秦汉之际就被改造为一套独特的而且行之有效的统治术，唐代帝王们对于道教的迷恋说明他们把道教思想视为有益于社会安定的意识形态和麻痹人民反抗意识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他们看到可以利用道教这种宗教形式充当他们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工具，并在其治国实践中，选用清静无为之说作为理论基础。比如唐太宗曾经行清静之道，以清静宽简作为行政原则，同时经常运用老子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等思想处理国事。唐高宗曾经好无为之治，他在大力崇道的同时，明确地宣称："政道莫尚于无为也"。①唐睿宗非常欣赏道士司马承祯关于"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必无所私，则天下理矣"②的治国之说。唐玄宗执政之初，面临的是朝廷屡经动乱，政局不稳，国库空虚、百姓凋弊、社会动荡的局面。踌躇满志的唐玄宗立刻意识到他的首要的当务之急便是富国安民。他审时度势，认识到应以老子的清静无为之术作为治国良方。老子之术的根本宗旨就在于以自然无为求治。唐玄宗所看中和所需要的正是老子思想中有实用价值的以无为求治，以柔弱胜刚强的饱含辩证法的政治术。唐玄宗确实得其大要，抓住了老子之术的根本精神。因为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政治策略比起积极有为的儒家来，自有它的独到之处，尤其是对于医治久经动乱的社会，往往有着特殊的功效。

唐玄宗为了贯彻其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反复宣传《老子》，对老子的清静无为而治亲自进行注疏和发挥。他认为"爱民者，使之不暴卒，役之不伤性，理国者，务农而重谷，事简而不烦，则人安其生，不言而化也。此无为也。"③"无为则清静，故人自化，无为则不扰，故人自富。好静则得其性，故人自正，无欲则全和，故人自朴。此无事取天下矣！"④又说："妙本清静，故常无为，时物以生，而无不为也。侯王若能守道无为，则万物自化，君之无为，而淳朴矣。"⑤可见，人君从清静无为之道出发，使民返于淳朴之道，就是唐玄宗治国安民的基本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同时在各方面实施了他的清静无为之政，并制订了一系列简政轻刑，节欲戒奢的政策。

行清静宽简之政　唐玄宗一改武周末年以来"调发伤重"、"刑法滥酷"

的政策，采取了"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的方针，先后下《禁州县严酷诏》、《戒州县扰民敕》、《简京官为都督刺史诏》等，强调要行清静宽简之政，以造成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以与民休息。他说："政在养人、人安其业。"①"上无赋敛，下不烦扰，耕田凿井，家给民足，故云而民自富。"②为了将宽简之政贯彻下去，他亲自选拔地方官，嘱咐出任都督刺史的京官到地方后，要除烦从简，与民休息，坚决实施"清静"之政，禁止进奉财物，干扰百姓。为了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得以稳步发展，他严厉惩处贪赃枉法、侵吞百姓钱财的高官贵戚和地方县令，他反对"政令烦苛、禁网凝密"，他认为"令苛则人扰，网密则刑烦，百姓不安，四方离散"，所以他一再要地方官"慎恤刑罚"。唐玄宗认识到，只有减轻赋税、澄清吏治，让百姓能活得下去，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他十分注意不妨碍生产，不干扰百姓，不过分役使民力，遇灾年赈济饥民，减免租税，因而使"开元之治"时期，封建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景象。

树节俭朴素之风　在开元前期，唐玄宗为了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反对奢华、倡行淳朴，他曾下《禁珠玉锦绣敕》、《禁断奢侈敕》、《禁女乐敕》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

③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疏》。

④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疏》。

⑤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疏》。

①　《全唐文》卷八十三。

②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疏》。

等，强调要节欲戒奢，正本清源，以形成一个从上到下节俭朴素的社会风气。他从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和"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的思想出发，提出"人君不尚纯朴而好浮华，则百姓效上而为奢泰，马也竞淫饰日以繁多也。"①他决心力改多年的奢靡风气，并首先从皇宫做起，先后下令销毁宫中的乘舆服御、金银玩器、珠玉锦绣等，禁断女乐，禁用奢侈品，并规定后妃以下不准穿珠玉锦绣，同时也禁止天下采珠玉，织锦绣，违者处杖刑一百。他说："雕文刻镂伤农事，锦绣纂组害女红，粟帛之本或亏，饥寒之患斯及。"②可见，玄宗所以要自上而始，力戒奢靡，树节俭朴素之风，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实现他的富国安民的理想。

善用公正有为之才　唐玄宗吸取黄老无为学说中的"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的思想，严格官吏的选拔，任用监察和考核，使朝廷中人才济济，各尽其长。开元四年，玄宗在殿廷亲自复试吏部新选的县令，把其中不合格的四十余人斥退。他在开元时期精心选用的宰相姚崇、宋璟等人，都是比较有作为的贤相。姚崇曾向玄宗提出十项建议，如执行法律必自亲近的人开始，废除苛捐杂税，不让宦官和无能的皇亲国戚掌权，广开言路，不要大修寺庙等，都深得玄宗的赞同。御弟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暴百姓，姚崇上奏，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依法惩办，从而打击了大贵族的势力。宋璟做宰相时，以刚直守法著称于世，他为人耿直刚正，敢于直言，为官严格执法，不徇私情。有一次吏部选人，他的远房叔父宋元超自己声明和宋璟的亲属关系，想谋得一个好职位。宋璟知道后，便通知吏部，不给宋元超官职。由于玄宗深得黄老无为之道的真谛，善于放手任用公正有为的大臣，不专权独断，事必躬亲，所以不但造成了盛唐特有的轻松、开放的政治、文化氛围，而且成就了"开元之治"。

取柔静为本之策　唐玄宗继位后，皇位并不稳定，公开的、潜在的政敌不少。他深知对皇位的威胁和政局的干扰，主要来自皇宗室和功臣。由于他不是以嫡长子身份名正言顺地继位的，所以在重视宗法关系的时代，就成为其先天不足的缺陷。而正是这一缺陷促使他注意处理好和宗室诸王的关系。玄宗继位前，亲身经历过不少政治斗争，积累了一定的政治经验，又熟谙老子之术，因而他继位后成功地运用了老子的知雄守雌、知盈处虚，柔胜刚、静胜躁的精辟哲理，并采取了以柔、静为本的政策。对于宗室兄弟，他一方面亲厚恩宠，礼遇尊重，并常与他们共享天伦之乐；另一方面，他又对宗室诸王严加控制和防范，不给他们任何权力，严格"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以防止他们形成异己的力量。对于朝廷重臣，他严格控制他们的权力，却又宽和相待，不胡乱猜忌。由于唐玄宗运用了这种以柔克刚、恩威并施、宽严结合的政治策略，有效地调整、缓和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不仅笼络住了人心，控制住了各方面的势力，而且使得政治空气比较开明，政局比较稳定，这样，既巩固了玄宗自己的地位，又为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由此可见，唐玄宗对于老子的清静无为理论，不但大加颂扬，而且具体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去，并在实践中加以发挥和发展。这在当时他面临的政治动荡、经济凋弊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选中老子之术作为救世良药，真

①　《唐玄宗御注道经真经疏》。

②　《全唐文》卷三十五。

可谓是对症下药。但他对于老子学说，并不盲目搬用所有观点，也不拘泥于个别篇章词句，只是用其精髓，用其所当用。由于玄宗在开元前期，施行清静无为之政，适时适度地运用道教清静无为的思想来治国，并相应地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措施，因而对实现"开元之治"起了重要作用。那时候，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社会生产继续向前发展，封建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唐王朝达到了开元盛世的时期。大诗人杜甫在《忆昔》一诗中曾这样描写当时的发达繁荣状况：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私。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运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诗中虽有一些粉饰夸大的形容词藻，但是也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的丰实，物价便宜和交通发达等情况。

（三）外丹道的兴旺、危机与内丹术的兴起道教与其他宗教不同，它不是要求人们轻视人生，放弃今世，去追求死后的"天堂"，而是以贵生、乐生、长生不死、得道成仙作为本教最核心的信仰，所以，对于生命的保护和延长以及渴望永生，向来是道教最为关心和探索最多的课题。历史上道教徒为实现这种追求，对人的生命表现了最大的关注，并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他们认为，光阴易逝、人生难得，人的寿命并不完全由天决定，只要虔诚修炼就可以做到延寿、成仙。其修炼方法虽然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但服饵"金丹"唯其至要。

历史上封建皇帝大多相信服用金丹可以长生不死，尤其是唐代诸帝对炼丹服食之术的迷恋，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挥金如土，不惜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物力支持道士们的炼丹活动，极大地推动了道教外丹术的发展。所谓外丹是指用铅、汞等矿物配制其他药物作为原料，放在炉火中修炼而成的丹药。丹药分"点化"和"服食"两种，初步炼成的叫"丹头"只能作"点化"用，不能服食；继续再烧炼，便可炼制成为可以"服食"用的丹药，即道教所谓的"仙丹"或"金丹"。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笃信金丹服食、长生成仙的丹道术士们安炉置鼎，炼丹合药，不断进行探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道教的逐渐成熟以及唐皇室大力抬奉道教，道教外丹术在唐代发展到了最为兴盛的历史时期。据史料记载，唐代著名炼丹术士之众，保存下来的外丹经诀之丰，炼丹术具体内容之富，产生的社会影响之大，历代无出其有者。故学术界常称唐代为道教外丹术的"黄金时期"，无论是外丹理论，还是炼丹实践，在中国炼丹术思想史上都是颇具特色、影响深远的。

1。外丹理论繁荣唐代道教外丹术在吸取历代积存的外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热衷于形而上学的思辨，力图寻找炼丹术的义理基础和探索炼丹术的义理化问题，故各种丹道学说纷然竞陈，从而使道教外丹在理论建构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第一，自然还丹之说所谓还丹，是道教金丹的别称，自然还丹即"天生还丹"。道教认为它是上界仙人才能服用的。《丹论诀旨心鉴》曰："有上仙自然之还丹，生太阳背阴向阳之山。丹砂皆生南方，不生北方之地。自然还丹是流汞抢金公而孕也。有丹砂处皆有铅及银。四千三百二十年丹成"。也就是说，金丹是由日月的运动自然成丹，它是由"天符"的照耀而形成的，天上的仙人们服食它们而长生不死。下界修道之人临炉炼丹，就是把所用的炉鼎器具想象为一个缩小的宇宙，以人间之火，仿天火之造化，在丹炉中浓缩地再现"天生还丹"的全部过程。月计三百六十时，年计气候四千三百二十时，合四千三百二十年。所以喻合天符，造化同途，便可以炼出仙丹。凡人服食这种仙丹，就可以同服食自然还丹的上界仙人一样长生不死了。

第二，临炉炼丹用火直符之说在唐代道教外丹理论中，与自然还丹之说相伴相生的是临炉炼丹用火直符之说。炼丹术士临炉炼丹的实际操作也总结了一套理论，他们特别重视炼丹火候的掌握，认为临炉炼丹最难的是丹炉温度的控制。在古代丹炉温度的控制，只能依靠按时添减燃料来实现，炉温的变化必须喻合天符运动的变化。《通幽诀》曰："日月四时直符循环，廿一如东脚，运转阴阳，成数造化，载运万物，故在律纪"。炼丹术士以炉中之火比类"天火造化"，认为炉中火侯变化喻合天符运行，就是所谓"直符"。道教炼丹用火直符之说非常繁杂，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的炉火控制都有很多的讲究，并且都有详细的口诀。炼丹术士们认为，"万卷丹经秘在火候"，在这十二个月的"周天大造化"中，只要更漏分明，用火不失斤两，节候有准，年月满足，还丹自然成功。

第三，药物配合相类之说唐代的炼丹术士以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强调"洞达阴阳，穷通爻象"，力图运用阴阳学说指导炼丹药物反应。他们在炼丹的实践中根据药物的阴阳性质以及具体的实验操作反应，总结概括出了药物配合的相类学说。他们认为，只有相类的物质之间才能发生联系和作用，比如黄金、白银、雄、雌、砒黄曾青、石硫黄皆属阳药，水银、黑铅、硝石、朴硝皆属阴药，阴阳之药各禀其性，丹方的方剂配伍必须符合阴阳和合之说。"或阳药阴伏，或阴药阳制，明达气候如人呼吸，皆有节度。"唐代炼丹术著作《太古土总经》中详细论述了多种药物的相互作用和反应："夫铅与雄（黄）同舍，化（石）受于金之类雌（黄），雄（黄）类硇砂，雄不得硇砂相和而其色不行。夫铅者金之主，雄者石之主，故铅能变金石。夫欲变金石，不得雄，铅终不妙也。夫雌亦能变伏五金八石，类于密水贝母。夫硫黄伏得本色不够，亦能变伏染金石类，入磁石作汁。汞类石亭脂，砒类石脑，立凝不飞，朱■醇酒，铅类桑柴之灰，锡类密佗僧，曾青类于代赭。"①也就是说只有用相类的药物配制丹药才能够做到"阴阳和合"、"变化顺宜"。

2。外丹流派林立道教徒烧炼金丹，一般都有徒授传承。由于在方剂配伍以及在炼什么丹，以什么药料为主的问题上常常发生分歧，所以便形成了许多不同的丹道流派。在唐代，外丹流派名目繁多，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派别即金砂派、铅汞派和硫汞派。

金砂派炼丹采药比较广泛，但最重视黄金和丹砂。这一派之所以推崇服食金砂，是因为他们认为，"金之性坚，煮之不烂，埋之不腐，烧之不焦，所以能生人。"丹砂是"益人万倍于五谷"的上品神药，丹砂"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这派当中的许多炼丹家都比较精通医学，比如初唐时期的孙思邈，既是著名的炼丹家又是在中国的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医药学家。还有唐代著名的金丹炼师孟诜，他出自于孙思邈的门下，他炼丹用药注重治病疗疾，具有典型的医家风格。所以，金砂派相信服食以金砂为主的丹药，不仅可以治病，还可以保命，进而达到成仙不死。

铅汞派推崇铅和汞为至宝大药，并排斥一切所谓杂药，只以铅汞为原料炼丹。他们认为"铅汞者本是七宝之良媒，五金之筋髓，解之百事俱通，迷则百途并塞。""即知大丹之妙，唯铅汞二物为至药。""一切万物之内，

①　《太古土经·明相类》。

唯有铅汞可造还丹"，它们是天地之至灵，服者可以长生。铅汞派的理论体系繁杂，长于玄学思辨，在唐代道教炼丹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硫汞派是在唐代逐渐兴起的，这一派相信用硫和汞合炼即能成神丹大药。他们也用易学阴阳之说作为其理论基础，认为"硫黄是太阳之精，水银是太阳之精，一阴一阳合为天地"，以硫和汞炼成的丹药是"大药之祖，金丹之宗"。

以上各派内部又存有颇多歧见，从而形成了繁杂的门户之说。如金砂派内部有主金和主砂之争，金砂派中有人主张飞炼七返灵砂需要用铅。铅汞派中有人主张烧炼铅汞大药，需用硫黄、雄黄、曾青等药作为辅助，等等。可见，各派虽然相互攻讦，贬斥异端，但由于都崇奉易学阴阳五行之说，各派也必然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从而推动了唐代外丹术的迅速发展和兴旺。3。外丹实践的新发展唐代炼丹术士继承了以往炼丹实践的经验，并在大量的实验事实的基础上，了解到某些物质的分解和化合的现象，摸索到一些化学操作的技术方法，并总结概括出了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这不但对炼丹术的实验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使唐代的炼丹术实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在客观上对化学药物学的发展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唐代道教外丹术在实践方面的发展，首先表现在炼丹所用的药物原料更加广泛。从魏晋南北朝至隋末唐初，道教炼丹术都保持着古代炼丹术的传统，即在其丹方中主要采用金石矿物药。随着时代的发展，对金石矿物药的毒性逐渐有所认识，所以唐代的炼丹术士们，尤其是以孙思邈等人为代表的流派，较注重博采众长，丹方用药颇多。唐代《石药尔雅》一书中收集炼丹术士常用的药物就有150　多种以上。由于炼丹术士们在比较广泛的药物范围内进行炼饵实践，所以发现了不少新的药物以及药物的新药性，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概括出一些药物之间定性反应的规律性，比如在外丹学说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药物配合相类"理论，就是这样归纳产生的。

其次，在药物的定量反应方面，唐代炼丹术的发展也比较显著。比如用硫和汞化合成丹砂的传统方法，是用水银一斤、硫黄五两，其具体操作比较粗放，实验结果很难达到定量反应的概念。到了初唐时期孙思邈一派则改用"水银一斤，石硫黄四两。"到了盛唐时期陈少徽一派改用"汞一斤、石硫黄三两"。汞的原子量为200.59，硫的原子量为32.06，硫化汞中汞硫比例的理论值为100∶16.0，而唐制一斤与三两的比例是100∶18∶8，由此可见，盛唐时期陈少徽一派合成丹砂所用的汞硫比例与其理论值相当接近，另外，由于他们的实验方法较之传统方法合理，所以实验反应的结果也能达到可以忽略不计损失的水平。

除了硫和汞的合成以外，唐代炼丹术士在临炉炼丹实践中还观察记录了很多新的药物的制备方法，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唐代炼丹术丹经中记述着硫磺、硝末、木炭配制火药的方法，这是世界上关于火药配方的最早记载。因为炼丹士常用硝石与三黄（硫、雄、雌黄）等作为炼丹原料，把它们合在一起烧炼时，极易发生剧烈燃烧成爆炸现象。这是黑色火药发现的先声，在当时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科学成就。所以火药的发明与道教炼丹术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讲，烧炼长生不老之丹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炼丹术士的实践纯粹是在一种虚妄的观念指导下进行的。但是，他们在长期的炼丹家实践中积累的有价值的实践经验以及一些积极的科学成果，却是不可忽视的。

由于唐代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的蓬勃发展，再加上封建帝王的大力崇道和扶植道士烧炼金丹，所以，道教外丹术十分盛行，服饵金丹一时竟成为全国性的风气。

首先是诸多封建帝王相信服饵长生之说，并迷恋道教金丹服食长生之事。唐高宗笃信长生有术，"合广征诸方道士，合炼黄白"①唐玄宗后期终日求仙学道，沉迷于烧炼金丹和各种道术之中。将朝政大事完全抛到了脑后。安史之乱平息之后，他退位深居，在别人的掌心中忍气吞声地消磨残生，却旧习不改，仍然"为金灶，煮炼石金"，②垂暮之年仍念念不忘炼丹，可算是到了至死不悟的境地。中唐时期的宪宗、穆宗、敬宗，晚唐时期的武宗、宣宗都热衷于道教金丹服饵之事，他们为了让炼丹术士给他们炼制出长生不死之丹，对金丹术士大加封赏，名气大的封为翰林，有的甚至官至公卿，一般的道士也可被奉为"供奉的人"。可见，金丹术士由于皇帝宠信，不仅在当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很大。

其次是社会上层中的那些达官显贵以及士大夫，以服饵金丹为时尚，对长生不死的神仙日子的向往丝毫不比皇帝差。和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过从往来的几位官僚，按韩愈所记，工部尚书归登、殿中御史李虚中、刑部尚书李逊、逊弟刑部侍郎建、襄阳节度使工部尚书孟简、东川节度御史大夫卢坦、金吾将军李道古皆因服饵中毒致死。许多文人学士也浸染于这种时代风尚之中，深受丹药之害。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常常游道观、交道士，他说"吾之有生二十载矣，雅厌城阙、酷似江海，常学仙话，博涉道记。"另一位卢照邻，为了治好自己的病，求得长生，他到处访求道士，反复煮炼丹砂，多次服食方药，差点丢掉性命。还有著名诗人李白，从青少年时期即薰染道风，成年后漫游名山，求仙学道。仕途上的失意之后，一直学道孜孜不倦，又是炼丹，又是受箓，连做梦也不例外，他在诗中写道："余尝学道穷冥签，梦中往往游仙山。"还有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也曾广交金丹道士，对烧炼金丹也很感兴趣。

可见，在初、盛唐时，道教外丹术的兴旺以及社会影响之广，是后世无法相比的。但是，这种兴旺却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古人根本不了解金属的性质与人体性质的关系，金属物质具有抗腐蚀性与常温下的稳定性，人服食以后是不能被消化和吸收的，而且许多金属对人体是有剧毒的，人吃了往往可以致死。可是古人却相信这些东西所固有的坚固性与耐久性在人服食之后能转移到人身上来，并使人长生不死，肉身永固。然而，迷信终究是迷信，它终究经不住严酷事实的批判。历史上为追求长生不死反被金丹所误的人，包括道教内部的炼丹家和封建社会的上层统治者在内，可以说是不计其数。许多帝王及官僚之死皆与服食金丹中毒有关，许多道士因长期与铅、汞、硫等有毒物质打交道，枉死的、残废的更是目不忍睹。可见，金丹之术误人，成仙之渺茫。因此，道教外丹术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它逐渐被人们所怀疑和

①　《四唐书》卷一九一。

②　《全唐书》卷三十八。

遗弃。唐以后外丹术开始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内丹术开始兴起，并且发展壮大起来。

内丹术渊源于古代各种行气功法。最早将内丹纳入丹术轨道的是汉代的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魏伯阳以黄老哲学作指导，以《易》象数为方法，将金丹与内丹的方术统一起来，使内丹也成为丹术的一种。不过，当时魏伯阳还没有提出内丹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在隋代出现的。《道藏源流考》说："至隋代，有青霞子苏玄朗。《罗浮山志》曰："隋开皇中，来居罗浮"。"乃著《旨道篇》示之。自此道徒始知内丹矣"。盖自此始有内丹之称，而葛洪之金丹，乃称外丹。内丹书籍，行文稳秘，疑亦始自青霞子。"南北朝时南岳僧人慧思《誓愿文》中也曾提及"内丹"一词，但与道教修炼的金丹--外丹相对，并非道教后来的"内丹"意义。

内丹术虽然源远流长，名目出于隋代，但直到唐代，提倡的人才多起来。作为道教的一个派别--内丹派的形成，则在宋以后。张伯端开创了南宗，王重阳开创了北宗（全真道）。明代陆西星创立内丹东派，清代李西月创立西派。元明清时，另有一派功法以守中为主，人称中派，与上述南北宗、东西派合称五派。因此，自宋以后，内丹成为影响最大的养生修仙之术，不仅上述各派精修内丹，而且原以符箓为主的道派也参与修练，有的还将内丹作为各种道法的基础。

所谓"内丹"，是以身体为炉鼎，体内精、气、神作为药物，经过一定步骤，使精、气、神在体内凝成大丹的养生术。这是与道教中制炼金丹，期冀服后成仙的外丹术完全不同。

道教的内丹原理与道教的哲学思想有很大关系。在内丹家看来，内丹是窃造化之秘，因此，内丹之说带有很神秘的宗教宇宙观色彩。内丹家将还丹与造化同途的观点引入内丹学说，这样一来，就使得内丹术更加奥秘难懂。内丹的典籍，充满了隐辞秘语，令读者难以索解。

从哲学思想上看，道教对宇宙的构成和演化有其独特的解释，内丹家们将这些解释应用于养生术中，提出了夺天地之化，窃造化之机的思想。后蜀彭晓在注解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时明确提出"还丹与造化同途"的观点，具体阐述了道教内丹养生术的原理。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开宗明义说："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郭，运毂正轴。牝牡四卦，以为橐籥。覆冒阴阳之道，犹工御者，准绳墨，执衔辔，正规矩，随轨辙，处中以制外，数在律历记。"彭晓这样注解道："魏公谓修金液还丹与造化同途，因托易象而论之，莫不首采天地真一混沌之气而为根基，继取乾坤精粹潜运之踪而为法象，循坎离否泰之数而立刑德，盗阴阳变化之机而成冬夏。阴生午后，阳发子初，动则起于阳九，静则循于阴六，乃修丹之大旨也。故以乾坤为鼎器，以坎离为匡郭，以水火为夫妻，以阴阳为龙虎，以五行为纬而含真精，以三才为经而聚纯粹。寒来暑往，运行于三百八十四爻；兔起乌沈，升降于三百八十四爻，此皆始于乾坤二卦之体而成变化者也"（《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卷上）。

在彭晓这些内丹家看来，人的身体和精神与天地"造化同途"，因此，人的内丹修炼就是要运用、模拟宇宙演变的规律去进行。元代的俞琰说得更清楚："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与天地同一阴阳也。人知此身与天地同一阴阳，则可与论还丹之道矣。坎，月也；离，日也。日月行于黄道，昼夜往来，循环无穷，如匡郭之周遭也。毂，犹身也；轴，犹心也。欲毂之运，必正其轴。修还丹者，运吾身中之日月，以与天地造化同途，不正其心可乎？"（《周易参同契发挥》）

"与天地造化同途"是内丹的理论基础。然而这种窃造化之秘的"丹法"虽然是模拟宇宙的演变规律，但却采取了逆向法。张伯端在论内丹时说："大丹妙用法乾坤，乾坤运兮五行分。五行顺兮常道，有生有死；五行逆兮丹体，常灵常存"（《读〈周易参同契〉》）。这里的意思是说，宇宙演化是由道或无极至太极，至阴阳，至五行，至人物化生。道或无极是永恒的、永久的，而人或物则不能永生，因此只有像道或无极那样，才能达到永生不死的目的。为了获得"与道合真"的境界，内丹家们主张采用"五行逆兮丹体"的方法，即逆宇宙演化过程的逆向法，以使人身"常灵常存"。正因为如此，内丹之道又称还返之法。

内丹术所主张的还返之法更具体地说，是要将后天的精、气、神炼返先天。所谓精、气、神被内丹家们称为"上药三品"。《高上玉皇心印经》说"上药三品，神秘气精"。道教认为，人的生命是由精、气、神支撑着的。精、气、神在人未出娘胎时就具备了。出世之后，人开始了日常生活，于是，先天的精、气、神便受到虚耗和亏损，变成为后天的精、气、神。通过内丹的修炼，可以将后天的精、气、神炼返先天，回到先天精、气、神的状态。炼返先天的观点是根据道教的宇宙理论而来的。一切都由虚无大道化生。道化神、神化气、气化精，于是方能有人的生命活动。如果人能逆着这种宇宙演化模式而行，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便能与道合真，达到永生的目的。

将后天的精气神炼返先天是内丹术的宗旨。在这个宗旨的基础上，内丹家们又提出"性命双修"的主张。性、命两个概念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儒家所说的性、命，是指人性与天命。而在道教内丹术中，性则指神，命是指气与精。陆潜虚在《玄肤论》中说："性则神也，命则精与气也。"内丹术认为精神气是生命活动的根本，炼性的功夫，称性功，炼命的功夫称为命功。以身体的部位而言，性潜于头，即上丹田，命系于脐，即下丹田。所以丘处机《大丹直指》说："顶者性根也，脐者命蒂也。"在内丹家看来，性与命都是非常重要的，偏一不可。所谓"性命双修"，是说既要炼形又要炼神，要形神俱妙；神与气精都必须重视，炼神的性功和炼气、精的命功应该结合起来。其实，在内丹术中，性功与命功是无法截然分割的。无论各派所提倡的程序有何不同，其"性命双修"的主张都是一样的。宋代张伯端开创的南宗重命，主张失命后性，即从命功下手，以性功为圆满。北宗（即全真道）主张先性后命，即从性功下手，然后及于命功。根据内丹家的概括，内丹术的练功过程，首先从筑基炼己着手。所谓筑基，即是培养本源；炼己是去掉杂念，凝神定志。在筑基炼己的基础上，再进入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整个修炼过程，都是以神驭气的。通常在炼精化气阶段，主要意守于下丹田；炼神还虚阶段则意守于上丹田。内气治任、督二脉作周天运转时，上、中、下丹田都是必须通过的主要气穴，因此，丹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

为了达到"性命双修"的目的，内丹家又提出清修和双修两种功法。所谓"清修"，是以自己体内精气神为大药，以自身为炉鼎进行修炼；所谓"双修"，是要借助于异性，安炉鼎于对方，又称阴阳双修，双修的功法，也有形交和神交的区别。

关于清修和双修，各派的践履不一样。一般认为宋金以后的全真道行为清修术；而明代陆西星的功法（东派）和清代李西月的功法皆为双修。张伯端开创的南宗功法不全主双修，但其中翁葆光和陈致虚确是主双修的。清修和双修的术语虽然相同，但所指不同。如炉鼎一词，有的派指人体上下丹田，有的则指陪修的对方，故又称外炉、外鼎。各派的经典基本相同，但解释各异。比如《周易参同契》是各派都推崇的经典，但各派却各自用了许多隐语秘辞进行解释，因此，很难判定它们的确切主张。

（四）道教与隋唐文化道教最初为粗陋的民间巫觋方术，后来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逐步成为具有哲理、神谱、仪式、方法等完整体系的宗教。南北朝时，道教开始从民间跻身于上层殿堂，从此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儒学是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一直支配着人们的外在行为和观念模式，然而它对于人们心灵的某些需求却无法满足。在这种情况下，道教和佛教一样，也占据了人们心灵的一块领地，与儒学和道教相对，在南北朝时期形成了长期影响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三家互补的文化格局。

本来，道教的影响远不如儒、佛两家。后来，随着统治集团的重视，特别是社会文化心理的需求，道教才逐渐成为影响整个社会文化乃至影响一个时代普遍心理的宗教信仰。

道教之所以能够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中去，其主要原因是它的宗旨和接受这个宗旨的社会文化心理之间能够产生某种契合。比如，儒家注重现世却忽视世人的生活欲念；佛教虽注意现世人的生活欲念，却要人们抛弃这种欲念去寻找虚幻的来世欢愉；道教针对人们"圆首含气，孰不乐生而畏死"的心理，提出"主生"、"主乐"的观点，以弥补儒学和佛教的缺陷。人想永生，道教有长生不死的丹药和方术；人想成仙，道教告诉人们导引吐纳、食气、辟谷、升仙、羽化的方法；人想躲避疾病、灾祸、鬼怪，道教创造了斋醮祈禳、禁咒符箓供人们挑选。总之，道教重视现世生活的教旨很能满足世俗的需要，它既是人生缺憾的心理补偿，又是实际生活中应付日常困难的具体工具。正因为如此，它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隋唐时代，这种影响表现出独到的特点。

隋代很短，然而唐朝却是中国古代从未有过的风流、浪漫、自信的时代。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三月"诸蕃君长诣阙，清太宗为天可汗"。①此后，中国长达几个世纪的分裂、战争、民族危机、社会混乱开始结束，人们的彷徨、失望、颓废心理烟消云散，整个社会处在太平乐世的盛唐气象之中。四夷臣服、物阜民安、政治开明的盛世现实，引起了文化心理氛围的变化。人们在大唐帝国洋溢的欢乐、热情、浪漫的气氛中，尽情地享受、追求现实的乐趣和欲望的满足。时代的气氛导致了人们的美感意识、进取精神和世俗肉欲的全面复苏，本来被压抑的人的自然本性一下子浮升起来；整个社会心理变得开朗、闳放；社会文化出现繁荣、热闹的景象。"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寺观街巷，灯明若昼"、"车马骈阗，人不得顾"，。。诸多诗句，描述的正是一片盛世景象。

正由于人们在现实的世界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和强烈的兴奋，因此他们才格外眷念尘世的生活，留连世俗的欢愉。然而，与此同时，人生短暂这个一直困扰人类心灵的"原型"问题也使人们感到莫名的恐惧。本来，生存的本能是人类心头萌动的主要欲望，这种最古老、最深沉、最重要的忧患使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心灵中不时涌出恐惧的感觉，而尘世的欢乐、幸福、愉悦又加倍地增加了这种感觉的份量。"古人得道者，生以长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①正是在这种矛盾困惑的心态下，道教找到了发展自己的心理土壤；

①　《唐会要》卷一百《杂录》。

①　《吕氏春秋·仲春纪》。

人们也找到了弥补心灵缺憾的良药。

人不仅要生存，还要生存得愉快，生存得超脱。这是人的三个层次的需求。就第一层次来说，道教以生为乐、以长寿为大乐、以不死成仙为极乐，这就吻合了人们的存在需求。就第二层次来说，道教主张人要活得舒服，活得自在，活得快快乐乐，这使得人们的享乐需求得到满足。道教主张成仙成道，这又符合了人们的第三层次的需求，即精神需求。总之，通过人们的心理需求，道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多种领域及各个层面，对隋唐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隋代，道教的势力还不如佛教，无论是隋文帝杨坚，还是隋炀帝杨广，都主张佛、道平等。《隋书》卷二《文帝记》引文帝诏书中说："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写真形，率土瞻仰，用伸诚敬。"

唐代开始，道教逐渐取得统治者的重视。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唐高祖李渊下诏宣布三教中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第三。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李世民再次宣布尊崇道教。一直到唐玄宗李隆基时代，除了武则天时代外，道教气势大涨。上层统治者的尊崇与社会文化心理和道教宗旨间的契合形成了一股合力，使道教在初、盛唐时期得到极大发展。

道教除了在上层统治者中间产生影响外，还在士大夫阶层中发生了重要作用。初唐四杰中，王勃常常游道观、交道士，他说自己"吾之有生二十载矣，雅厌城阙，酷嗜江海，常学仙经，博涉道记"，①他感叹人生"流俗非我乡，何当释尘昧。"②在梦境中他"翕然登霞首，依然蹑云背，电策驱龙光，烟途俨鸾态"，③表现出对道教的极浓厚的兴趣。另一位卢照邻，则不仅"学道于东龙门山精舍"，而且还对道教的丹砂深信不移。文学史上的著名学者陈子昂也是一位道教信徒，他在《与东方左史虯修竹篇》中说："。。常愿事仙灵；驰驱翠虬驾，伊郁紫鸾笙；结交赢台女，吟弄升天行；携手登白日，远游戏赤城；低昂玄鹤舞，继续彩云生；永随众仙逝，三山游玉京。"④此外，孟浩然也一再表示要"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⑤他认为自己"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⑥另一个大诗人储光羲在游历茅山之后，认为儒家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远不如道教，他说："世业传儒行，行成非不荣，其如怀独善，况以闻长生。。王廷有轩冕，此日方知轻。"⑦在士大夫中，受道教影响最深的要数李白。他"五岁诵《六甲》"，"十五游神仙"，成年后又和东岩子、元丹丘等道士为友。在《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飡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中，他说道："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气激道合，结神仙交，殊身同心，誓志云海，不可夺也，历行天下，周求名山"。后来，李白也登坛受箓，正式成为道教中人。

①　《全唐文》卷二八一王勃：《仲氏宅宴序》。

②　《全唐诗》卷五十五王勃：《忽梦游仙》。

③　《全唐诗》卷55　王勃：《忽梦游仙》。

④　《全唐诗》卷八三，参见《全唐文》卷二一四陈子昂：《别中岳二三真人序》。⑤　《宿桐柏观》。

⑥　《游精思观题山房》。

⑦　储光羲：《游茅山》五首之二。

道教不仅影响了李白的人生态度，还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后人称他为诗仙，除去他飘逸出俗的诗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思想中的道教信仰。李白的诗歌中充满了道教神话典故，以及同道教思维模式相联系的浪漫主义的风格和激情。比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典型地表现了李白的诗仙风格：海客谈瀛州，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瞑。熊咆龙吟殷岩泉，慄深林兮惊云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

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诗中李白把神仙们以霓虹为衣，以风为马，虎鸾随从说成是做梦的结果，其实，按照道家的说法，这是"存想"的产物。"存想"就是"神游"。当存想到达深度时，各种神仙就浮现出来了，使人以为真的到了神仙世界。诗中所描写的神仙纷纷下降的画面，虽然是李白的艺术想象，但却受到了道教斋醮科仪的很深的影响。李白曾与上清派著名道士司马承桢往来，司马承桢说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道教科仪坛场中的缭绕的香烟，悠扬的仙乐，庄严的布置，以以及法师们的唱、念、跪、拜，都是李白诗中浪漫主义风格的生活依据。另外，道教的崇尚自然、返朴归真的思想同李白的风格也有密切的联系。比如他的《静夜思》和《将进酒》等诗篇，都用朴素自然的话语表达了浪漫主义激情。清幽的意境是隐居修道者所追求的。在与自然风光的朝夕相处中，澄心净虑，自觉与自然相融无间，使人获得返朴归真的"真趣"，这些道教的意境给予李白极大的启示。

就文学创作而言，有些著名的道士本身就是文学家。如吴筠，他既是李白的好友，也是上清派潘师正的弟子。吴筠不仅对道教理论有过一定贡献，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有不小影响。他留下的作品，充满了高道情怀，其想象奇丽不让屈原，飘逸豪迈不差李白。他的《步虚辞》十首，既有古步虚的缥缈，又加进了唐代道教的矫健之气，在道教文学中称得上是上乘之作。

道教对隋唐文化的影响是全面的。它不仅影响了文学创作，还在绘画方面产生很大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道画上。从唐代至宋代，著名的道画画师和名作辈出。唐初著名画家阎立本当时号为"丹青神化"，他的画有相当一部分是道教题材的画。如三清、元始、太上、北帝、十二真君像等都是其中精品。然而大多没有留传下来。吴道子是中唐时期的画家。他擅道释画，名重一时，道教题材的画有《明皇受箓图》、《钟馗图》。他画的老子图，其线条流畅飘动，确有"吴带当风"之妙，是难得的精品。五代时的道士张素卿，极负盛名，"曾于青城山丈人观，画五岳四渎真形，并十二溪女数壁，笔迹遒健，神彩欲活。见之者心惊神悸，足不能进，实画之极至者也"。唐代的绘画大师及他们所画的道画对后代的影响也很大。如宋代道画的主要代表武宗元就明显受到吴道子一派画法的影响。

隋唐时代，道教对医学的发展也作出了不少贡献。唐代的孙思邈，接受了道教人命至重的思想，他在《千金方》（共三十卷）的《序》中说："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孙思邈将医德置于首位，在第一卷的《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两篇中，他通论医家不求名利，一心赴救的精神，以及医学知识上的素养。除了强调医德和医道外，孙思邈还在医学内容上总结了道教的宝贵遗产。他的《千金要方》收方五千余，针灸一千余，而且以论带方，中肯允当。书中详细论述了救急、食疗、养生、气功、按摩等内容，为他书所不及。宋代的林亿、高保衡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中对《千金要方》作了极高的评价："乃祖述农黄之旨，发明歧挚之学，经掇扁鹊之难，方采仑公之禁，仲景《黄素》、元化《绿袂》、葛仙翁之《必效》、胡居士之《经验》、张苗之《药对》、叔和之《脉法》、皇甫谧之《三部》、陶隐居之《百一》，自余郭玉、范汪、僧坦、阮炳，--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成书一部。""莫不十全可验，四种兼包，厚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使二圣二贤之美，不附于地，而世之人得以阶近而至远，上识于三皇之奥者，孙真人善述之功也。"孙思邈的医书不仅对中国的医学有极大影响，而且为邻国如日本、朝鲜的医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道教与隋唐文化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通过对道教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隋唐文化的特点和发展；同时，也可以通过对隋唐文化的探讨，明了道教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更深入地推进一步。

六、西来新宗教的游行（一）景教流行中国记景教，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教会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对它的称谓。

聂斯托利派教会（Nestorian Church）系由追随聂斯托利的基督徒组成的宗教社团。这个宗教社团主要是否认圣母玛利亚的神性，认为玛利亚是基督的人身之母，并不是"上帝之母"，因为基督既具有纯正的神性，也具有完整的人性，是神性和人性的精神统一。公元431年的以弗所公会议判定聂斯托利派的观点为"异端"，聂斯托利被革职流放，他的追随者向东逃亡，进入波斯。公元498年，聂派教徒在波斯召开宗教会议，成立独立的基督教会，自称"东方女儿"。聂派基督教从波斯经美索不达米亚一直东渐，逐步传入阿拉伯、印度和中国。

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西安西南的盩（今陕西周至县）出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块。碑文字迹清晰，共32　行，1780　字。作者是唐德宗时景教教士景净，曾任"中国教父"、"乡主教"、"长老"等，教名亚当（Adam）。碑文的序文首先简略地叙述了景教基本教义，着重记述了景教传入中国及其发展的过程，后面简短的颂词是对唐太宗、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扶植景教的颂扬。这块碑文是目前研究景教初传中国最为重要的文献。20世纪初，在甘肃敦煌鸣沙山石室中又发现7　种有关唐代景教的文献，其中《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是景教典籍的汉译本，《大秦宣元本经》、《志玄安乐经》、《序听速诗所经》等6　部，主要阐述景教教义的中文著作。这7　种文献对研究景教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古罗马和中国的个别史料记载，基督教于西晋或北魏时已传入中国。这些说法因缺其他史料左证，不足为信。有学者根据隋代的一块碑铭《翟突裟墓志》，推断隋时景教已传入中国内地。此说仅为猜度，仍缺乏翔凿的证据。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唐贞观9年（公元635年），大秦国（古罗马帝国）大德（主教）阿罗本（Olopen）"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到达唐朝西京长安。阿罗本受到唐太宗的热情接待，太宗曾派丞相房玄龄率仪队到长安西郊迎接，"惣仗西郊，宾馆入内"，并允准阿罗本在皇家藏书楼翻译景教典籍以及在宫内宣释教义。太宗听了景教福音后，"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太宗下诏："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这个诏令在《唐会要》（卷49）中也有记载，内容不大相同。不久，唐太宗还同意把自己的肖像画在景寺墙壁上。唐王朝对阿罗本的支持，为景教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景寺除长安外，在别的州邑也有建立。唐高宗在位时，景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阿罗本被高宗封为"护国大法王"，统管全国景教事务。景教活动已波及全国，景寺也在主要州府相继建立。据景教碑文记载，此时的景教已是"法流十道，国富无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从武则天操纵并执掌朝政至唐睿宗在位期，景教失去了唐王室的支持，受到佛教的攻击和排斥，曾一度衰落。后仰赖"僧首罗含、大德及烈"等西来教士，"其振玄纲，俱维绝纽"，景教教会才勉强维护下来。

唐玄宗嗣位后，宗教政策再次宽松，景教传教士也随之活动起来，携"奇器异巧"朝贡玄宗，以取得王室对景教的支持。据史书记载，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①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来朝。授首领为果毅，赠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放还蕃。"②古代史官对景教不甚了解，常以为这是佛教宗派林立中的一个派别，故将大秦教士误记为"波斯僧"。开元廿八年（公元740年）冬，玄宗之兄得病，"僧崇一疗宪稍瘳，上大悦，特赐绯袍鱼袋，以赏异崇一"。③这位精于医道的"僧人"，其实就是景教教士。玄宗拨款将损坏景寺修葺一新，并派宦官高力士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位皇帝的画像悬挂在景寺，以供众人瞻仰拜伏。玄宗还召集景教教士入宫"修功德"，即作礼拜。天宝四年（公元745年）九月，玄宗下诏令："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④直到此时，唐人似乎才认识到景教原本不属佛教的一支。景教碑文对"改寺名"一事也有记载，并称玄宗亲笔提写的匾额，"天题寺榜，额载龙书"。景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逐步进入兴盛阶段。

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仓皇继位于灵武，对景教仍施以扶植政策，在灵武等五郡重新建造景寺。此时景教徒伊斯随回鹘（回纥）援军（帮助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来到灵武，肃宗任他为同朔方节度副使，做郭子仪的副手。相传郭子仪也是景教的信仰者。代宗继位后，对景教也极为推崇，耶稣圣诞日还送香赐馔，以表示他的庆祝，碑云："每于降诞之辰，赐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先景众。"德宗即位后，对景教也取尊崇态度，碑文称他"惟新景命，化通玄理，视无愧心"。

景教碑建立于公元781年，记述了从唐太宗到德宗150年间景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情况。以后的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等执政期间，景教的传播情况不详，估计不可能像德宗以前兴盛。长庆四年（公元824年）舒元舆作《重岩寺碑》，称："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吾释氏一小邑之数。"①这"三夷寺"就是指景教寺、祅教寺、摩尼教寺，三者加起来还没有一个小镇的佛寺多，可见当时的景教传播非常有限。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秋，唐武宗颁发灭教谕令，针对的主要是佛教，但景教也未能免遭大难，据载："（会昌五年）大秦穆护等祠，释教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敕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②这里说的"大秦"即指景教，汉人教徒还俗，外国教徒归本籍。《唐会要》（卷49）记载："勒大秦穆获祅二千余人还俗。"《资治通鉴》也有近似的记载。这说明景教受到的打击是灭顶性的。随之而来的唐末农民大起义，对景教再次打击。据10世纪阿拉伯人艾布·赛义德·哈桑所著的《中国印度见闻录》称，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黄巢义军攻陷广州后，杀掉15

①　《册府元龟》卷五四六。

②　《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③　《旧唐书》卷九十五。

④　《唐会要》卷四十九。

①　《全唐文》卷七二七。

②　《旧唐书·武宗本纪》。

万伊斯兰教、犹太教、景教、祅教教徒。景教从此在中国内地绝迹，直到元代基督教才重新传入中原。

唐代景教经籍翻译情况，从敦煌发现的《尊经》文献中可略知一二。《尊经》末尾有段附文："谨案诸经目录，大秦本教经都五百州部并是贝叶梵音。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罗本届于中夏，并奏上本旨。房玄龄、魏征宣译奏言。后召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已上卅部，卷余大数具在贝叶皮夹，犹未翻译"。这说明景净在当时已译成汉文30　部。从敦煌发现的景教典籍来看，景教借用了大量佛典名词，如"妙有"、"慈航"、"世尊"、"僧"、"大德"、"功德"、"救度无边"等，同时也附会道教之言，如"无欲无为"、"世尊"、"能清能静"等，并且也强调儒家忠孝二道。这既反映了景教中国化的情形，也表明景教在传播过程中借助儒、释、道以扩大影响。换句话说，这可能是景教传教的一种方式或手段。

总之，景教在唐代从兴起到殒殁，前后长达200余年，这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它的传播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二）伊斯兰教的初传伊斯兰教创立于公元7世纪，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所创。学术界对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观点不一，分歧较大，有"隋开皇中说"、"唐武德中说"、"八世纪初年说"、"唐贞观初年说"，这几种观点因论据不充分而应者寥寥。现在，学术界一般采取"唐永徽二年说"。据《旧唐书·高宗本纪》和《册府元龟》的记载，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阿拉伯）始遣使朝贡于唐。学术界以此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开端。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是陆路，由西亚，经波斯、阿富汗、中亚河中地区、天山南北及河西走廊直至唐都长安，是传统的"丝绸之路"的进一步拓展；二是海路，由波斯湾与阿拉伯海出发，经孟加拉湾过马六甲海峡至南海，而达广州、泉州、扬州等地，是一条重要的商道，号称"香料之路"。

唐代的伊斯兰教徒主要是一些阿拉伯、波斯和其他的外国商人，另外也有一些这些国家的穆斯林士兵和使节。从永徽二年至贞元十四年的148年间，大食遣使来唐有史籍记载的就多达39　次，可见唐王朝与西亚诸国的交往是相当频繁的。大食、波斯等人来华，多以商贾为目的。从陆路来的，大多居留中原一带，长期不归。从海路来的，大多以广州、泉州、扬州等地为居点，用西土的黄金、香料等物换取中土的绫绢丝锦等货。来华的使节也大都是商人，有的使者被唐朝授为"中郎将"、"郎将"等官职后"放还蕃"，有的被获准在一些城市经商侨居。这些从西土来的商人被唐人称为"番客"。其侨居的地区被称为"蕃坊"或"蕃市"。据《新唐书》记载，至德三年（公元758年），广州大食人和波斯人曾举行暴动，赶走了刺史韦利见。由此可见，当时来华的蕃客数量之多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这些人与华人混杂而住，仍保持着自己民族的伊斯兰教信仰。

肃宗为平定安史之乱，曾向西域各国借兵，"至德二载九月丁亥，元帅广平王率领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①这20　万士兵中有许多大食及中亚各族穆斯林。两京收复后，肃宗允许他们世居华夏，可与中国妇女通婚，这批士兵算是在中国正式落籍了。天宝之后，留居长安的胡贾蕃兵人数之众，竟成为财政负担，这些蕃客"皆有妻子，买田宅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②这些人除个别被授封官职外，大多编入了左右神策军。

中唐以前，来华蕃客多取西北陆路，所以长安等中原地带聚居较多。中唐以后，西北地段战争频仍，交通受阻，南边海路转而兴盛起来，东南沿海的商舶集散之地，如广州、扬州、泉州等，蕃客数量逐年增多。至文宗执政时，南方蕃客已增至数万之众。

这些蕃客聚居比较集中，因宗教生活和世俗习俗的需要，他们出资修建清真寺。相传，长安、广州等地都有清真寺，我国一些地方志书和清真寺碑文中也能见到唐时建寺的记载。唐政府除专设机构管理蕃客外，还任命年高德劭的穆斯林为"蕃长"，让其主持宗教礼拜，处理穆斯林间的民事纠纷。关于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形式、宗教制度、风俗习惯等情况，唐代典籍

①　《旧唐书·肃宗本纪》。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中记述者甚少，只有杜环的《经行记》记载翔实："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其士女瑰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坐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升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

这是杜环旅居西域，对当地穆斯林生活的记述。由于唐境内的穆斯林都是客居中国的中亚或西亚人，并不是中国穆斯林，聚居地也较集中，所以宗教生活和世俗习俗估计和杜环的记述大致相同，不会有大的变革。

到五代时，由于侨寓华夏的蕃客久居不归，有的与华人通婚，内地出现了一批"土生波斯"，沿海形成了一个"蛮裔商贾"阶层。这些人大都沿习父辈的伊斯兰教的信仰。另外，从五代始，生活在天山南北的一些民族，由原信仰摩尼教、景教、祅教、萨满教、佛教而逐步改信伊斯兰教，成为一批为数众多的穆斯林。

（三）祅教信仰及其活动祅教，也称火祅教，是琐罗亚斯德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对它的称谓。

琐罗亚斯德教（

oroastrianism）是古代波斯的一种宗教，得名于其创始人琐罗亚斯德（约公元前628-前551年）。起初，该教仅在波斯东部流传，从大流士一世在位（公元前521-485年在位）到阿黑门王朝时期，该教成为波斯的国教，并得到迅速的发展。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率马其顿大军攻占波斯，琐罗亚斯德教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祭司被杀，庙宇被焚。五百多年后，直到萨珊王朝统治时期（公元226-642年），琐罗亚斯德教才得以恢复，并迅速崛起，再次成为波斯的国教，盛极数百年。7世纪初，阿拉伯穆斯林军进攻波斯，于637年攻陷萨珊王朝都城泰西封，琐罗亚斯德教再次遭受沉重的打击。波斯人在阿拉伯的统治下，被迫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改信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几乎在波斯的领土上绝迹。许多不愿放弃原有宗教信仰的波斯人，纷纷东逃。

萨珊王朝时，琐罗亚斯德教已渗透到中部亚洲地区。据史籍记载，5世纪和6世纪时，西域的康国、石国、安国、宋国、史国等均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北史·宣武灵皇后胡氏传》记述，灵皇后在临朝听政期间曾敕令"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这里说的"胡天神"就是琐罗亚斯德教供养的善神。由此判断，该教传入中国内地当不晚于6世纪20年代。

至唐初，天山南麓的于阗、疏勒、焉耆、高昌诸国开始改信琐罗亚斯德教。隋唐两朝期间，西域与中原交往密切，贸易往来频繁，大批西域人涌入内地，他们保持着琐罗亚斯德教信仰，该教被唐人称为祅教。另外，隋唐时波斯商人沿丝绸之路来到内地，进行贸易活动，并长期侨居中原等地，被华人称作"胡客"或"蕃客"，前节提及的"蕃坊"中，就聚居有大批波斯人。这些人与西域人一起使祅教在隋代与唐初时期活跃于中原一带。据韦述《两京新记》和宋敏求《长安志》的记载，唐代长安、洛阳两都，就有多处祅祠。中唐以后，因吐蕃王朝向北扩张，西北部中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被战火隔断，波斯商人多取水路来华，从波斯湾出发，经孟加拉湾过马六甲海峡至南海，进入广州、扬州等沿海贸易中心。这些来华的"胡客"中，有的波斯人因阿拉伯征服波斯而改信伊斯兰教，有的则仍信祅教或由伊斯兰教再改回祅教信仰。

唐王朝对祅教采取扶植和支持的态度，唐太宗、武周、肃宗等君王对祅教都有好感，致使唐初期及中期祅教曾十分活跃。前一节提及的天宝之后留居长安的蕃客曾被唐王朝编入左右神策军，其中就有大批波斯祅教信徒。至德三年广州的大食人和波斯人举行暴动，其中也有不少祅教徒。唐政府在祠部专设萨宝府，专门管祅教宗教事务，任命位四品的萨宝率府和位五品的萨宝府史掌管祅教事宜。

祅教信仰在中国境内的流传，基本上局限在波斯或西域等来华的商人之内，中国人信仰祅教者甚少。会昌五年唐武宗敕令灭佛时，祅教也在被禁止之列，受到的冲击较大。《资治通鉴》和《唐会要》皆记载武宗勒令景教、祅教等信徒二千余人还俗的情况，有的祅教徒被赶回波斯或西域本籍。黄巢起义队伍入广州后杀掉大批西来宗教信徒，其中也有许多祅教信徒，这对祅教又是一个打击。武宗之后，祅教已被排斥渐尽，唐末农民起义的冲击则使之几乎灭迹于华境。

祅教是一种以一神崇拜为核心的善恶二元论宗教，奉《阿维斯陀》（也称《波斯古经》）为圣书，尊奉阿胡拉·马兹达为最高的善神，他代表着光明、生命、创造、秩序、真理等一切美好的品格。与善神相对立的一方是恶魔安格拉·曼纽，他表征着黑暗、污浊、破坏、虚伪、荒谬等一切恶行。该教教诲人们驱恶向善，崇尚光明。祭祀与礼仪活动主要有圣火崇拜、新生礼、洁净仪式、天葬等。不禁欲，不斋戒。

（四）摩尼教的流行摩尼教产生于公元3世纪的波斯，因创始人摩尼（Mani，约公元215-276年）而得名。摩尼教产生时正是琐罗亚斯德教作为国教统治波斯的时期，摩尼教被看作是宗教异端而遭排斥，仅在波斯东部民间秘密流布。由于在波斯境内遭受迫害，摩尼教遂向西很快传到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入叙利亚、阿拉伯北部和埃及，抵北非，又经罗马进入意大利和高卢南部。

传说，摩尼本人曾到中国传教，此说纯系传闻，不足为信。有的学者认为，摩尼教在南北朝时已传入中土，但真正在正史上有准确记载的传入时间是唐高宗在位时。明代何乔远的《闽书》中说："慕阇当唐高宗朝行教中国。"据在中亚发现的摩尼经典残卷载，始传中国时间为675年。这说明高宗时已有摩尼教的高级僧侣来华传教。另有史籍记载，武周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有波斯人密乌没斯拂多诞来唐朝觐见，携带摩尼教重要典籍《二宗经》，武则天被这位摩尼教徒的广博学识所折服，遂力排众异，留其宫中课经。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这位拂多诞传教师奉唐玄宗敕令撰《教法仪略》，阐述摩尼教义和仪礼。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并请玄宗接见慕阇本人，以便当面询问天文义理和摩尼教法，以印证其学识才艺。"望令其供养，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①开元二十年，唐玄宗下敕令，禁止中国人信仰摩尼教，但对波斯和西域等"胡人"则不加限制，任其自由信仰，摩尼教在"胡客"中活动自由。这个敕令表明，从高宗时的初传，至开元二十年，摩尼教传中土50余年，已有不少华人信仰此教，否则玄宗不可能特下此令。安史之乱开始时，肃宗曾请波斯、大食、西域等国派兵增援。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肃宗再次请求回鹘（回纥）出兵，以剿灭叛军的反扑。此正值回鹘抛弃萨满教，改摩尼教为国教之时。回鹘兵协唐剿叛后，摩尼教也借助回鹘的势力在唐王朝身价倍增。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六月二十九日，代宗发布敕令，允许回鹘摩尼师在长安设置寺院，并赐额"大云光明"。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正月，代宗再敕令于荆、洪、越等州，各设置"大云光明寺"一所。据《旧唐书》和《唐会要》的记述，德宗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天久旱无雨，曾请摩尼师施法祈雨。元和三年（807年）正月，唐宪宗应回鹘使节的请求，在河南府和太原府设立三座摩尼寺。此时，摩尼教已不限于中原地域，南北诸州府，到处有摩尼教的活动。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唐与回鹘交战，并大胜回鹘兵。武宗伺机下令对中国境内的摩尼教徒和寺院实行抄检。进而下诏杀戮摩尼师，仅长安就有70　多名女摩尼教徒被杀。同时，没收摩尼教经像，收其财产充公。会昌五年灭佛，摩尼教再受牵连。从此，摩尼教在中国一蹶不振，彻底禁断。五代以后，摩尼教化为民间秘密宗教，零星活动，再无流行可言。

摩尼教受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思想影响较重，其教义以"二宗三际"论为根本。"二宗"即"光明"与"黑暗"二本原，是太阳存在的两个敌对的质体，光明是绝对的善，黑暗代表着绝对的恶；"三际"即世界创造之前、之后、终末的三个阶段，称"初际"、"中际"、"后际"。

①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戒律主要是"三封"、"十戒"。口封（不吃酒肉、不妄语）、手封（不暗作坏事）、胸封（不淫欲）为"三封"；"十戒"是指不拜偶像、不谎语、不贪、不杀、不淫、不盗、不诈、不二心、不惰，每日四次祈祷，实行斋戒和忏悔。

主要经典有《彻尽万法根源智经》、《净命宝藏经》、《秘密法藏经》、《证明过去经》、《大力士经》、《律藏经》和《赞愿经》七部。

（五）西来宗教的文化影响景教、伊斯兰教、祅教、摩尼教皆源自古罗马、大食、波斯等中亚和西亚诸地，宗教史学界将此合称为西来宗教。西来宗教在隋、唐、五代在中土的传播和兴盛，对中国古代文化有较大的影响。

来华的景教师大多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他们继承希腊文化，特别精通希腊医学和医术，这对唐代宫廷和民间流行的道术代医等迷信行为有一定的冲击。开元廿八年（公元740年）冬，玄宗之兄病缠不愈，景教僧人崇一进宫行医，疗效甚佳，曾得到唐王室的赞扬。另外，景教的传播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的语言学也有很大影响。例如，维吾尔族的文字就是仿造叙利亚文而形成，这是景教东渐，受景教传布过程的文化影响的结果。元代时蒙古文字仿维吾尔文而成，这是景教传播的间接影响。在科学技术方面，景教徒为宗教传布的需要，常以朝贡"奇器异巧"为手段。这些珍奇物品代表着当时罗马机械科学的最高成就。

伊斯兰教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对中西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阿拉伯国家的天文、历算、建筑、医学等科学文化，通过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回回历法"曾在中国沿用400年之久。宋代以后，穆斯林医药曾在民间广泛流传。中国的造纸术等科学文化唐代已通过穆斯林传入阿拉伯、波斯等地。唐以后，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医学等传入西方，也大多是通过穆斯林为桥梁。现在，我国有回、维吾尔、哈萨克、东乡、柯尔克孜、撒拉、塔吉克、乌孜别克、保安、塔塔尔等10　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约有1450　多万穆斯林，其中回族人口最多。回族的族源可上溯到唐代来华的波斯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商人。现在回族的宗教生活和内部还保留着不少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汇，他们目前"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也可追溯到唐代穆斯林的居住习俗。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对上述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以及日常生活的影响更是直接而显著的。

祅教和摩尼教同属古波斯宗教，它们传入中国，对内地及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影响也较大，特别是善恶二元论的宗教教义和伦理道德，对中国人崇善避恶的道德观念之形成以及崇尚光明的民族心理之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景教在传入中国时，就受到祅教的文化影响，例如，祅教反对独身主义，景教僧人来华后也带妻传教。祅教师和摩尼师大都"善解天文"，这是二教的传统习惯，以天文知识见长，唐代君王常召见他们进宫宣讲天文义理，并深感佩服。另外，唐代的道教也受到摩尼教的影响，如在敦煌发现的唐代《化胡经》写道：老子乘自然光明道气西去，降临到苏邻国，诞生于王室，出为太子，后舍家入道，号末摩尼。他转大法轮，演说二宗三际说，教化世人，令知本际。后又传扬到中国，应时当兴，三教混齐，同归于我（道教）。

随着西来宗教的传入，中亚和西亚的舞蹈、服饰、饮食、游艺、建筑、音乐等也输入华夏，并被唐朝人所喜爱。如中亚的舞蹈，或应着鼓声，左旋右转，急如风雨；或伴着横笛琵琶，时而下蹲，时而腾起；有时反手叉腰，全身弯曲如弓。这种新颖的胡旋舞曾得到唐王室的赏识，在宫中盛极一时。唐朝人喜爱打马球，这种游艺活动就是西来宗教的附带"产品"，是波斯的一种娱乐活动。章怀太子李贤墓的壁画，就有打马球的图。另外，景寺、清真寺、祅寺、摩尼寺的相继建立，把中亚、西亚的建筑技术和建筑风格也带入中土，成为中国建筑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如，唐代诗人杜甫曾作《大食宝刀歌》，盛赞阿拉伯人民高超的造刀技术，这种技术也是西来宗教入华而被传入中国的。

七、西藏佛教前弘期传入中国的佛教主要分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两大支。与佛教的汉化一样，自佛教传入藏区，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自然条件下，藏传佛教逐步形成了独特而浓郁的民族特色。正如普列汉诺夫在其《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宗教适应着信奉它的民族的经济的发展阶段而本质地改变了自己的内容"。由于宗教信仰在藏区的突出地位，与汉民族相比较而言，佛教的传入对藏民族的政治、文化以及行为习俗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更加直接而显著。

关于佛教初传藏区的时代，大致有三种说法：以神话传说为基调的古代藏族宗教学家一致认为，初传于吐蕃王朝第28　代赞普拉脱脱日年赞在位时期，约在公元5世纪中叶；西藏古典著作如布敦《佛教史》、伦主《佛教史》、童祥《青史》、《西藏历年引言》、《藏王纪》等书，都说初传于松赞干布时代，即公元7世纪中叶，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持这种观点，认为上述著作是可信的；国内部分学者对西藏古典佛教史著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初传于松赞干布以后第5　代墀松德赞王时期，即公元8世纪50年代。这里我们采用传统的说法，即第二种观点。

西藏佛教的前弘期始于松赞干布时代，止于热巴巾王末年，从7世纪中叶至9世纪的前半，前后约200年。在汉地此时正值唐王朝时代。

（一）吐蕃王朝与松赞干布王佛教传入藏区，是与统一的吐蕃王朝的要求相联系的。这种联系是通过松赞干布王以积极而开放的姿态接纳佛教为开端。

公元6世纪末，在西藏山南地区由雅隆农业部落为首的部落联盟进入了松赞干布的祖父达日宁赛时代，势力范围已相对扩张了许多。其疆域北至雅鲁藏布江，与苏毗为界；东与四川西部的嘉良夷为界，并为隋朝的统治者所知；西部达到羊卓雍湖，与苏毗的三鲁雅下部为界；南面与今尼泊尔和不丹为邻。松赞干布（公元617年？-650年）出生时，正值这个部落联盟的势力如日方升地发展。松赞是盟主朗日论赞的独子，从小就受到骑射、竞技的严格训练。当他13　岁时，朗日论赞被谋害，王室的几个大臣和外戚的几个大臣同时起兵叛乱，西部的羊同也伺机入侵。松赞在这种内忧外患同时爆发的时候嗣位，成为松赞干布王。他首先赢得了中小贵族和自由民的支持和拥戴，并组织和训练了一支万余人的新军，开始踏上了平叛和扩张疆土的征程。经过三年的讨伐，叛乱平定，内部相对稳定下来。继而，松赞干布率军降服苏毗、羊同、白兰、多弥等部，使它们成为吐蕃的属部，并于7世纪30年代定都逻些（今拉萨）。松赞干布以逻些为中心，统一了青藏高原各部落，建立起藏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吐蕃王朝，其疆域如《新唐书》说："其地东与松茂■接，南极婆罗门，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员万余里，为汉魏诸戎所无也。"

松赞干布统一各部建立新王朝后，一面频频与新老贵族会盟，积极加强军事力量，不断经营四方，开展外交活动，修好四邻大国，以此威摄诸部，巩固新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西藏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藏文的统一和创制、法律的制定、度量衡的统一、新型官制的确立、佛教文化的传入等，为吐蕃王朝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文化的基础。

据布敦《佛教史》等西藏古典著作记载的藏地传说，松赞干布以前西藏并没有统一的文字，也没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形态领域主要由传统的神教本教（也称苯教或本波教）所垄断。松赞干布以开阔的胸襟着重吸收外来的科学技术和佛教文化，并出于与邻国往来、治理民众颁布法令、翻译佛教典籍等需要，他派遣贵族子弟到克什米尔学习，其中吐弥·桑布札学声明学，回藏地后创制藏文字母和文法，并著八部论，以解释藏文的用法。据传，松赞干布时代所颁布的法律是依据佛经所说的十善戒所制定的，这些法律的主要内容有：斗殴的处罚，杀人的抵偿，盗窃者加以八倍科罚，奸淫的断肢体而流放，欺妄的割舌。①又制定16　条人伦道德规则：1。敬信三宝；2。修行正法；3。孝敬父母；4。恭敬有德；5。敬重尊长；6。交友以信；7。利益国人；8。心性正直；9。景慕贤哲；10。善用资财；11。以德报德；12。秤斗无欺；13。不相嫉妒；14。不听妇言；15。和婉善语；16。心量宽弘。②总之，松赞干布雄才大略，是藏族史上，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是我们多民族祖国的缔造者之一。在他建立起统一的吐蕃王朝以后，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进全新的外来文化--佛教；二是贯彻开放政策，从四邻诸国和民族引进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军事、法律制度，引进科学技术。二者结合，形成了新的藏文化。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由于松赞干布引进了佛教，在佛教文化的冲击和推波助澜下，西藏的文字和法律才得以产生，并以佛教为纽带，印度的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内明等五大明和历算、诗学、词藻、声韵、戏剧等小五明才得以输入西藏。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的传入给藏族社会带来了文明的曙光。

松赞干布执政期间是藏传佛教的初兴时期。新兴的吐蕃王朝为什么能以积极宽容的态度来接纳、扶植和倡导一种外来的宗教呢？其中蕴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

松赞干布时期正是由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向统一的奴隶制社会吐蕃王朝的过渡阶段。传统的本教是一种原始的泛神性宗教，它适合于旧的部落集团或部落联盟的社会形式，随着旧的部落集团和贵族的日趋没落，这种古老的宗教形式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佛教是一神教，在佛教教义中，佛的形象被描述成至高至尊，对于极欲强化统一王权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来说，像佛教这样一个完全按照人间专制君王形象而设制的神灵，是最理想不过的专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另外，一些本教的巫师在当时干预甚至左右朝政，严重削弱了王室的政权。松赞干布为了打击本教的政治势力，必须启用一种全新的宗教形式作为武器。

对于吐蕃朝来说，本教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本教的杀牲祀祭仪式对当时吐蕃社会的农业和牧业造成严重的破坏。据西藏有关文献记载，本教每年春天要举行肢解无角母鹿的祭祀，将四只无角母鹿四蹄折断，以血肉献祭；夏天要举行本教祖师祭，以各种树木和粮食煨桑祭祀；秋天要杀公鹿1000　只，取鹿血献祭；冬天要活活肢解牦牛、绵羊、山羊等母畜各1000　头，以血肉献祭；在人有病痛时要施舍赎命，最多要杀公

①　《藏王纪》33　页。

②　《西藏王臣史》16　页。

畜、母畜各3000　头。佛教则与此相反，以不杀生为教规之一。松赞干布正是以佛教为武器，来杜绝本教徒杀牲祭祀的现象，以保护吐蕃农业文化社会的主要生产力--马牛羊等牲畜。

在文化背景方面，本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与佛教的业报轮回观念有某种相通之处。藏区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与佛教倡导的那一套也有部分的吻合。另外，佛教以简易、通俗的宣传方式阐释教义，对藏区有较强的渗透力。

（二）文成公主、墀尊公主与佛教两路入藏佛教传入西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路是东路的汉唐王朝，一路是西路或西南路的尼泊尔、锡兰和印度。佛教两路入藏是以西藏佛教史上两位重要人物--文成公主和墀尊公主为标志的。

松赞干布非常注重与唐王朝的联系，在唐太宗时期，他曾多次请求通婚，太宗于公元641年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这种联姻形式是中国古代民族王朝之间极为重要的友善外交手段。流传至今的唐朝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画的《步辇图》，记录了吐蕃求婚使者禄东赞见唐太宗的场面。唐高宗时，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

文成公主（？-公元680年），唐太宗养宗室女，她进入吐蕃时，带去了代表唐代文明的科学技术和佛教文化。在她的影响下，汉族制碾磨、陶器、造纸、酿酒、制墨、制笔等工艺以及历算、医药等陆续传入吐蕃，随文成公主入藏的还有大批的唐代工匠。传说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部分佛教典籍，还携去释迦牟尼佛像（现供在大昭寺正殿中）。

在文成公主入藏前，松赞干布曾先与尼泊尔联姻，娶国王盎输伐摩（光胄）的女儿墀尊公主（有称迟宗公主或赤尊公主）为后。相传墀尊公主携带不动佛像（现供在小昭寺）、弥勒菩萨像（现供在大昭寺）、度母像等入藏。松赞干布曾派人到锡兰请来蛇心旃檀的十一面观音像，往印度和尼泊尔交界处请来诃利旃檀的观音像（现供在布达拉宫），作为供养修福的对象。他还让尼泊尔塑像工匠，按照松赞干布的身量，塑一尊观音像（现供在大昭寺北厢殿中）。

为供养诸圣像，墀尊公主建筑大昭寺，文成公主建小昭寺，松赞干布又建四边寺、四边外寺等12　座寺庙于拉萨周围各要地，此外，还建造了许多修定道场。各寺所供的圣像有释迦弥勒、观音、度母、颦慼、佛母、光明佛母、妙音天女、马头金刚、甘露明王等。佛教典籍此时也开始翻译，译师中有汉人大天寿和尚，有藏人吐弥·桑布札、达摩廓霞、拉垅金刚祥，有印度人孤萨惹论师、商羯罗婆罗门，有尼泊尔人尸罗曼殊论师等。所译经典主要有《宝云经》、《观音六字明》、《阎曼德迦法》、《摩诃哥罗法》、《吉祥天女法》、《集宝顶经》、《宝箧经》、《观音经读（二十一种）》、《百拜经》、《白莲华经》、《月灯经》等。

公元650年，松赞干布盛年早亡。文成公主此后又在吐蕃生活了30年。

他们的陵墓巍然尚存，松赞干布的墓寺中仍存留着他和文成公主、墀尊公主的像。

松赞干布后，芒松芒赞、都松芒薄结两代，虽然继承松赞干布的遗训奉事佛教，但实权把持在信奉本教的贵族大臣手中，吐蕃王朝的主要精力用于武力扩张，战火连年不熄。佛教在这一时期非但无所建树，反而因频繁的兵灾，将释迦佛像封闭于大昭寺左厢秘室中，松赞干布所建的布达拉宫也毁于战火之中。

墀德祖赞（公元704-755年在位）嗣赞普位后，起初原为其太子绛刹拉闻请婚于唐朝。710年迎金城公主入藏时，绛刹拉闻已亡，金城公主嫁给墀德祖赞为王后。金城公主带去杂伎诸工多人和一个龟兹乐队，唐代的历法、算学、医学、文学、音乐在吐蕃流传，佛教文化也再次输入藏地。金城公主进藏后积极赞助王室提倡佛教，相传她派人将文成公主带入的释迦牟尼佛像从大昭寺秘室中请出，重供在大昭寺正殿，又将墀尊公主带入的不动佛像移到小昭寺供奉，并派汉僧主持寺庙日常香火佛事。当时于阗的一些佛教僧侣由于动乱逃向吐蕃避难，金城公主建议收容、供养他们，为其修建了7　座寺庙。这些僧侣对吐蕃王朝的部分大臣信仰佛教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公元750年，伊拉克屈底波发动"东征"，中亚一些地区的僧侣为躲避战乱而东逃，先到勃律，同于阗僧侣会合一同抵达吐蕃本部。此外，墀德祖赞还遣使臣到唐朝迎请宏法大师和经典，并组织他们从事佛教典籍和有关天文、星相、历算、医药等书籍的翻译工作。①佛教在墀德祖赞和金城公主的扶植、支持下，日渐活跃起来。墀德祖赞时期的译师主要有账迦牟拉廓霞、娘若那鸠摩罗，从汉文译成的经典主要有《百业经》、《经光明经》等。

墀德祖赞执政时期，藏传佛教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而言，从松赞干布到墀德祖赞时期，佛教对吐蕃王朝的社会生活还没有形成多大的实际影响，佛教与本教的冲突和斗争是墀德祖赞去世后才真正开始。

文成公主和墀尊公主在西藏佛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她们作为一种标志，显示了藏传佛教来源的两条基本线路。

①　《册府元龟》外臣部风土三。

（三）佛教与本教的冲突与融合佛教文化与本教文化是两种不同的异质文化，二者巨大的文化分歧和所代表的政治集团的差异，引起了激烈的冲突。这两种宗教文化的融合是在冲突的过程中完成的。

本教是藏区土生土长的一种原始宗教，据说它的祖师叫先饶米沃且，意思是最高的巫师。本教是一种万物有灵的信仰，所崇拜的对象包括天、地、日、月、星辰以至土石、草木、禽兽万物，特别重视部落神和地方神。主要活动是祭祀、诅誓和占卜，用于祈福禳灾、驱鬼降神。本教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原始社会产生的巫术文化，这种宗教思想反映的是原始社会时期农业部落的政治、经济状况。在吐蕃王朝以前以及吐蕃王朝的初期，本教祭司不论在统治阶层还是民间都具有强大的势力，他们不仅决定人民和部落中的生产、生活和重大军事活动，而且也参与吐蕃王朝的重大军事、政治决策。旧制度的代表者--旧贵族，他们以本教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来保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吐蕃王朝则启用佛教为思想武器，来打击旧贵族的势力，以推进吐蕃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佛本间的宗教冲突，直接代表着两种政治势力的斗争。因此，在墀德祖赞之后，佛教与本教产生了三次大的冲突。

墀德祖赞和金城公主的倡佛举动，在贵族和本教巫师中引起了抵制，他们煽动反佛情绪，谣言中伤金城公主。在这股反佛势力中，有掌握重权能左右朝政的人，如舅氏仲巴结及达扎陆贡等。墀德祖赞死后，其子墀松德赞幼年即位（公元755-797年在位），实权落到仲巴结的手中。仲巴结借口过去几代藏王的短寿和国家兵连祸结，将这些全归咎于佛教，于是大肆反佛崇本。他们陷害崇佛大臣，编制谎言诬蔑释迦牟尼像为引祸之根，把像移至芒域（今济咙）。改大昭寺为屠场，拆寺毁像驱逐修佛信众，将各地入藏的僧侣遣回原籍，宣布禁佛命令，规定再兴佛法者将被流放边地。这是藏族史上第一次禁佛运动，藏传佛教遇到了一场灭顶之灾。

墀松德赞成年亲政后，对本教势力进行反击。他与桑希、贾桑梅果等弘佛大臣，把连年天灾、饥饿、瘟疫和大臣患恶疾等现象全部归罪于灭佛崇本，借此活埋了仲巴结，流放达扎陆贡于藏北，宣布废除禁法命令，恢复佛寺，取回藏在岩洞中的佛典，派人将释迦佛像从芒域请回拉萨，仍供在大昭寺正殿，请高僧在宫中讲《十善经》等佛经，令一切臣民奉行佛法。

公元770年左右，吐蕃崇佛大臣巴·萨曩到印度朝礼圣迹而归，路过尼泊尔时曾邀高僧寂护到藏弘法。萨曩到拉萨后，墀松德赞随即派人迎请寂护。寂护入藏后，向王室讲释《十善道》、《十八界》等佛典，佛教的传播又开始活跃起来。

不久，吐蕃地区发生了多种灾害，洪水冲毁了桑耶地方的旁塘宫，拉萨玛波日山上的宫殿遭雷击，人疾畜疫同时发生。于是本教势力就利用这些天灾掀起了一场新的反佛运动。他们认为这是寂护讲佛经触怒了藏地的邪恶鬼神，是弘佛的报应。在强大的反佛运动的压力下，寂护不得不回到尼泊尔。相传寂护临走时曾建议墀松赞邀请密咒大师莲华生入藏弘佛。过了一个阶段，赞普派人请来乌苌国密宗大师莲华生。

乌苌国是印度宗教金刚乘的发源地，是密教活动的中心地带。密教是佛教与婆罗门教相结合的产物，掺杂着婆罗门教的原始巫术成分，与本教的神秘巫术有某些相通之处，迎合了藏区人们传统的驱魔摄鬼心理。另外，莲华生还将密教与本教相糅合，将本教的神灵穿上佛教的外衣，吸收到佛教的神灵世界，这种"改装"了的佛教使藏民更容易接受。与此同时，唐王朝的西域也盛传密宗，对吐蕃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都为后来佛教在藏族社会的地方化，形成别具一格的藏传佛教，揭示了方向。

8世纪下半叶（约公元779年），墀松德赞建立桑耶寺，请莲华生加持地基，请寂护仿印度飞行寺规模设计图样。中分须弥峰、十二洲、日月二轮，外有垣墙围绕，四角建舍利塔，四门立碑。全寺设有译经、密宗、戒律、禅定、声明等部和财务部，成为西藏最早的一座兼印汉佛教和显密同修，并拥有独立财产的寺院。

在桑耶寺落成前后，藏人出家为僧的制度初步形成。据传，寂护为最初出家的藏人主持受戒仪式，最初受戒的7人被称为"七觉士"。此后又剃度官民子弟300　余人，并选拔优秀的学梵文，以便译经。

莲华生入藏大弘密教；引起了崇本贵族和赞普王妃属庐氏的抵制。于是墀松德赞组织了一次佛本比试教理的辩论会，佛教方面以寂护、莲华生、无垢友为首，本教方面以香日乌金为首，结果本教败北。赞普就此宣布禁止本教经籍流传，除少数祈禳法外，都被毁废，并给本教徒指出三条出路：1。改信佛教；2。放弃宗教职业，做纳税百姓；3。不从者流放边远地区。为巩固这次灭本兴佛成果，墀松德赞举行了"桑耶大誓"。王公贵族向神歃血宣誓：长信三宝，奉行佛言，像祖先赞普那样供佛，取得"善知识"的确实支持。不遵誓言将堕入地狱，如遵守盟誓，即可成无上正觉。这表明佛教已经完全进入了吐蕃政治集团，成为吐蕃王朝新型的意识形态。

此时翻译经典的译师有印度人、藏族人、尼泊尔人等。译出的经典，除密教的无上瑜伽部、显教的《阿含经》类及部分《中观》、《因明论》外，其余的显密经论大体具备了。另外，从唐朝传入的禅宗、密宗也开始兴盛起来。

墀松德赞时代，是藏传佛教的建树时期，佛教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佛教的真正规模，此时才算完备。

墀松德赞死后，牟尼赞普与牟底赞普先后继位，绍承父业，仍弘佛法。

尤其是牟底赞普时，建立金刚界寺，请译师将父兄两代未译完的经论尽量翻出，三藏教典此时已很完备了。牟底赞普最有影响的倡佛措施，是把佛教引进王室，令僧侣参政，管辖教育。又在王宫设置道场，并让长子出家为僧，以抬高僧侣的尊贵地位。牟底还规定，赞普的子孙从幼年到执掌国政，都要以佛教僧人"善知识"为师；新立王妃和新任大臣都要在立誓信佛的人中选立和任命。这样，佛教上升为国教，佛教僧侣开始直接参预朝政，并开始影响吐蕃社会的全部生活。

牟底死后，他的第五子热巴巾于公元815年即赞普位（公元815-836年在位），亦称墀祖德赞，是吐蕃王朝将佛教推向顶峰的人物。他推动佛教发展的重要措施，是组织校订前此所译佛典和大量翻译新经，并统一译名和译例。前此翻译的经典由于译师来源于各地，翻译的经典中有许多名词是西藏不通用的，又有汉地、于阗、印度萨贺等处译来的，名词多不一致，学习极为困难。热巴巾请胜友、天王菩提为译师，依梵本经籍大小乘教教义及教理重新整理，务令义理无误，名词统一，便利修学。又将大小乘教各种名词详加审定，汇为专书，使后来的译经者有所遵循。倘有必须设立的新名，须将该名词的训诂和定名的理由，详细注明，呈报译经院、讲经院，转呈赞普批准，编入目录内，以便通行。关于密教典籍，热巴巾采取限制的态度，尤其是无上瑜伽部，未经赞普批准的，不许随意翻译。对于戒律，还和墀松德赞时一样，只弘译一切有部，不许弘译他部，以免引起争端。

热巴巾由于深信佛教，规定了"七户养僧"制度，即对于每一个僧人，各分配给7　户居民，供给他的生活，使他能专一修行。同时还拨给寺院土地、牲畜、奴户作为固定寺产。每逢斋僧法会，热巴巾先把自己的头巾敷地，请僧众在上边走过，然后顶戴。所有大小朝政，皆请决于高僧；所有行政制度，也都以经律为准则。下至通用的度量衡器，都依照经论改制。对前代所建的寺院，都善加修葺，并新建札喜格培寺。对于侮慢三宝的反佛行为，科以重处。据说，他规定："凡以恶指指僧人者断指，以恶意视僧人者剜目"①。受汉地佛教编目学的影响，藏传佛教从墀松德赞开始即已对藏译佛典进行编目。到热巴巾时，《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钦浦目录》已编纂完备。

热巴巾时代，是西藏佛教高度发展的时期。特别是为了翻译佛教经典的需要，使藏文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对藏族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热巴巾对佛教极端推崇，特别是把吐蕃王朝的军政外交大权交给崇佛大臣掌管，这在臣民当中不免引起部分人的嫉忌和反感，反佛势力积极筹划推翻热巴巾统治的准备。先把亲近赞普的长兄藏琶玛以占卜者预言中伤流放，途中被害；又把赞普的王妃昂楚玛与掌握重权的僧官钵阐布贝吉允丹诬为通奸，先后致死；最后，热巴巾在墨竹地方被大臣韦·达那巾等三人勒死。郎达玛即位后迅速掀起吐蕃历史第三次反佛高潮。

佛教与本教的冲突，实质上是两种政治势力的较量。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相互冲突中又不免形成相互融合的趋势。从莲华生对佛教的"改装"，到朗达玛灭佛后本教的佛教化，都体现了这种融合的趋势。早在墀松德赞时期，本教徒就有暗中剽窃佛教典籍为本教所用的举动，被墀松德赞严令制止了。朗达玛灭佛后，这种行为达到了顶峰，本教徒改造佛教名词，将一些佛经改译为本教典籍，借鉴佛教的活动方式和思想内容确立起本教教义，并仿照佛寺创建了本教寺院，开设了训练教徒的道场。这种完全佛教化了的本教，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佛本融合的重要标志。

①　《西藏王统记》。

（四）朗达玛灭佛与佛教暂歇热巴巾被崇本贵族权臣缢死后，本教势力拥立达玛为赞普。达玛（约公元838-842年在位），原是牟底赞普的第四子，由于他的禁佛，被后来的佛教徒称为"牛魔王下界"，并在他的名字前加上一个"朗"字（意为牛），以表示对他的反感，因此，一般佛教史称他为"朗达玛"。其实，达玛在当时只是个傀儡，朝政主要掌握在崇本贵族权臣手中。

在吐蕃历史上，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和病疫十分频繁。佛本之间的斗争经常以此为借口。达玛即位不久，反佛势力即把当时发生的自然灾害归罪于佛教，达玛的诏命说，"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是印度妖魔的像"，是恶运和灾难的象征，若想保护吐蕃的"好风水"，就必须"消灭佛教和寺院，让僧人们还俗回家"。①从此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第三次禁佛运动。他们把大昭寺和桑耶寺两座著名的寺院用泥土封闭，后来改做屠宰场；小昭寺改成牛圈，其他小寺悉数捣毁，寺内的壁画被抹掉，佛像被仍进河里，正在修建的寺庙全部停下来；大量地焚烧、坑埋佛教典籍；镇压佛教僧人，其中僧人上层被杀，中层遭流放，普通僧众还俗为民，不服从者迫令充当猎人，有的则被迫弃佛从本。

这次禁佛运动大约始于公元838年，止于公元842年，前后历时4年。

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对佛教势力的打击却是非常沉重的。《新红史》中说：通过达玛灭佛，"佛教从根本上被毁灭了"。这主要是指打击最甚的卫地和部分藏地。多康、多麦、阿里、雅隆等地似乎受到的冲击较小。有个别地方反佛势力并未涉及到。

总的来看，朗达玛灭佛主要是消灭拉萨及桑耶二地的佛教核心力量，以此为手段来打击利用佛教建立和巩固政权的吐蕃王室。

公元842年，朗达玛在大昭寺前被佛教僧人白吉多吉射死。围绕赞普的继承人问题，大臣们分成两派，分别拥护朗达玛的两个儿子永丹和欧松争夺王位。从此吐蕃王朝内部分裂，各地将领也随之拥兵自据，相互混战，原来的属部纷纷脱离吐蕃，各自为政。接着爆发奴隶平民大起义，吐蕃王朝于9世纪上叶彻底崩溃了。

在朗达玛灭佛后的百余年间，佛教在西藏跌入低潮。在西藏佛教史上，朗达玛灭佛前被称为"前弘期"，灭佛后至公元978年被称为"黑暗期"，公元978年以后被称为"后弘期"。

①　东嘎·洛桑赤列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八、结　语人类学家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是没有宗教的，宗教是人类社会诸种文化现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似乎是世界上最淡于宗教的民族，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政教合一的阶段，也没有那一种宗教成为中国的"国教"。然而，这种现象并不能表明宗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微乎其微，也不能据此断定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宗教狂热期。

现在不少人把中国传统文化几乎等同于儒家文化，这的确有以偏概全之嫌。从整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干，佛、道为之辅翼，并杂糅有其他宗教文化的成份，特别是佛教与道教，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并可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格中寻找出这种影响的显著印记来。如果具体分析的话，情况更为复杂些，在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区域，与汉地文化则大不一样。比如回族，伊期兰教文化占统治地位，是其政治、哲学、道德、民俗以及文艺等各个文化领域的主流，儒家文化退居次位。藏区地方文化也非常特殊，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是藏传佛教与本教的混合物，儒家思想对其渗透并不强烈。另外，儒家文化本身前后也不尽相同，宋明理学尽管在当时以正统的儒学自居，但经过隋唐五代时期儒、释、道三教的相互冲突和吸摄，释道思想已杂糅其中，与先秦儒学相比较已相去甚远。

本书多次将儒、释、道并称三教，这是沿袭学界的行文习惯。其实儒学是一种哲学，而非宗教。唐代大儒韩愈，深感儒学衰微，无法与释道相抗衡，试图将儒学神学化，发展成为一种宗教。之后的一些儒士，沿着韩愈的道路走了一程，但这种努力并没有使儒学变成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仍处在哲学的层面上。所以，我们没有把儒学收入本书作专章介绍。既不把儒学作宗教看待，同时又将儒学称为三教之一，这给读者以矛盾之感，故在此作粗略的说明。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支，与汉地佛教差异较大，特别是10世纪后半期之后，佛教在西藏所呈现出的地方色彩更为浓厚。佛教传入藏区，对西藏地方文化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甚至可以说，佛教的传入重新塑造了西藏文化。隋唐时期正值西藏佛教的"前弘期"，基本上决定和标示了藏传佛教的发展方向。所以，本书将藏传佛教单独设章介绍。

书中各章篇幅的安排，主要是从各教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这一角度考虑的。由于各宗教的社会影响极不平衡，所以各章篇幅的设置也显得畸重畸轻。佛教以其庞大的理论体系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在隋唐五代时期大放光彩，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均居各宗教之首，并有压倒儒学之势，因此本书对佛教的介绍更为详细，占用的篇幅较大。景教、伊斯兰教、祅教、摩尼教在隋唐时也颇为流行，但主要限于西亚或中亚人侨居中土的区域内，所以我们将此四种宗教汇成一章，分别作了简要的介绍。

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利用和汲取了学术界许多新旧研究成果，特将参考书目开列于后，以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主要参考书目：杜继文：《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罗竹风：《宗教通史简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燮蕃等：《中国宗教纵览》，江苏文艺出版社。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

李培浩：《中国古代史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宪邦：《中国哲学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肖萐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隋唐五代 第046卷 隋唐五代习俗史

【本卷提要】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光彩夺目的时期。隋唐五代的习俗，杂彩纷陈，内容极其丰富。这一时期习俗的特色是：反映了封建盛世的繁荣与光辉；充分体现了我国民族融合和相互同化的进程，社会习俗的开明与开放性，以及它们对周边地区、国家和后世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本卷习俗史意图从若干史实的钩沉中尽力反映出上述特色，并努力写出新意。本书分为总论、节令、服饰、饮食、住行、婚姻、丧葬、游艺民族习俗等九个方面，且多层次地叙述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当然这仅是一个侧面，但这侧面却是这段历史的重要有机部分。按照当前史学体例的发展，人类的历史必将写成全方位的历史，本书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一、隋唐五代习俗概述隋唐五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我们把隋唐五代有关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民族风情等等习俗，经过筚路蓝缕、爬梳归纳以后，综合出其三个特点。

隋唐五代习俗的开创性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吸取外来长处但更善于创新的民族。唐长安城的建制许多方面是开创性的："唐长安城布局整齐，规制严密。在规划制度上，它不仅继承了前代都城的传统制度与丰富经验，而且因势改革，开创了一代都城建筑的新制，是我国古代规划布局最为规范化的一座都城。"①隋唐时代的丧葬俗和陵寝制度，也有独创的地方，常常别出一格，出人意表，说明始作者构思的巧妙和精神的开放。昭陵六骏，在各朝陵墓制度中就独一无二。它的石刻艺术精湛，成为世界闻名的宝贵文物，记载着当年这些战马与主人李世民东西征战的功劳。尤其令人感到具有独创性的，是这些战马中，"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②至于乾陵武则天墓前的无字碑，则更是隋唐习俗文化的独创杰作，历史上这样做的，恐怕现存地面的绝无仅有了。不管武则天这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当年如何想，这种无字碑建置则是独创的。也可算作隋唐葬俗的一种开创性吧。

服饰习俗，也有许多"前无古人"的创举。就拿唐中宗女儿安乐公主那条百鸟裙子来说，正看一色，旁看一色，日中一色，影中一色，虽一直作为奢费的实例，但其在制工方面的精巧、构思的独创性方面，是值得肯定的。现时人们的最常见的裤子式样，也是从隋唐时定下的。妇女化妆习俗，也丰富多彩，给后人许多启发。唐时已有假发，杨贵妃即以假鬓为头饰。使用涂面的化妆品也是唐代妇女的一大发明，《中国古代妇女化妆》一书统计当时贵族妇女擦面的面脂，配药料达到54　种，使她们肤色洁白如玉，光悦妍华。日本服装史专家认为："唐代是中国文化登峰造极的时候，制度具备，文化灿然。即如服装一项，周汉时所未能完备者，到唐代都更加完备"。①饮食风尚，也颇见创新。饮膳经典的成批出现，大型宴会的频繁举行，名菜名点的驰名，都说明饮食文化的成熟。而茶文化和饮茶风尚在社会大众中普遍传布，酒文化的日益向高雅型发展，都表现了隋唐社会繁荣的特点。茶业专家陆羽和他的《茶经》把我国茶文化推向了第一个高峰，使得这一特殊文化现象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

隋唐五代习俗的开放性隋唐时期之所以昌盛繁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社会的开放。隋唐社会的开放，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国内外各民族之间的开放，用唐朝的话说，便是"华"、"夷"或"汉"、"蕃"之间的开放。台湾学者傅乐成先生有一点是说得很对的，他在比较了唐代文化与宋代文化特点之后评价说："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

①　张永禄：《唐都长安》第24　页。

②　鲁迅：《看镜有感》。

①　原田淑人：《中国服装史研究》第85　页。

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①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句名言，道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②正是这种正确的民族开放政策，在唐朝社会里，华夷和汉蕃的习俗风尚常常互相交融，彼此同化，出现"胡着汉帽，汉着胡帽"的相互摹仿的情况。在长安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市肆酒店里，常常有不少西域来的姑娘卖酒献歌，使唐朝都市充满异乡情调和饮食业的异国风俗。

唐代习俗的开放性还表现在君臣、君民可以不分等级地共同参加节日盛大活动。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的一个节日，皇帝曾亲临皇城门楼和百姓一起观灯。睿宗太极元年（712年）元宵佳节，都城灯会尤其盛观，燃灯达到5　万盏，引得城里少女数千人和宫内的宫女千人都上街看灯踏歌，皇帝也登临城楼观看，热闹非常。《唐摭言》记载了一个热闹的比球故事：有一年，各地会京应考的进士正在长安的月灯阁比赛马球，突然窜进来几个神策军军官，非要和他们比赛，结果身手不凡的新进士刘覃打败了所有对手，引得在场观看的几千观众大声欢呼。

唐代习俗风尚的开放的另一个表现，是男女界限不十分严格，男尊女卑的思想和男女授受不亲等等道统观念尚不像后世那样深。唐朝女子可以成群结队自由到街上观灯，还可以骑着高头大马在马路通衢招摇过市。我们从《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女子们神采飞扬的姿态可以看出她们自由的心态。《新唐书》记载大将郭知运曾雇人教女伎驴上击毬。《剧谈录》记载一位女子的高超毬艺。男女地位方面的开放，表现在女子婚姻束缚较少，性问题比较开明。《唐前婚姻》一书说："在唐代，对处女贞操还并不太重视，就是妇女再嫁，也相当自由。"《旧唐书》中关于武则天的亲女儿太平公主，为其母亲推荐男宠，使张昌宗兄弟入宫得宠的故事，相当典型地说明唐初性关系的开放。而谏官朱敬则在朝堂上公开说："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近闻尚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鬚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堪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云云。①武则天竟不加责怪，更可见此类事情在唐朝早习以为常。

隋唐五代习俗的兼容性隋唐社会之所以迅速发展，原因之一是它能恢宏大度、兼容并包。胡俗蕃风早在初唐盛唐便很盛行。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列举了唐朝一代兼容并包东西南北各国各族歌舞习俗的大量实例。唐朝可贵的兼容并包政策，使这些外来习俗能自然融合到唐风中去，成为后来中华民族风俗的一部分。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很快改造为汉化佛教，至今在东亚流行的正是中国化的佛教，而非印度本色的佛教。隋朝有九部乐，唐代有十部乐，其中大都为西域少数民族的乐曲和来自印度、朝鲜的音乐，最后形成为统一的唐乐。至今受到世界欢迎的仿唐乐舞，实际包含着唐时许多民族乐舞的内容。唐代许多婚俗、丧俗、服饰习俗、饮食风尚，原来也都是由北方、西方、西南方传到中原的，后来全转变为汉族的传统礼仪和常见食品。"拥有无与伦比的同化力量和非凡的再生力"--这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中国文明的评价。读了我们这本《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①　傅乐成：《汉唐史论集》第380　页，《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贞观二十一年。

①　《旧唐书》卷七十八《张行成传附张易之、昌宗传》。

二、隋唐五代节令习俗（一）绚丽多彩的节令习俗隋唐五代是中国传统节令习俗蓬勃发展的新时期。隋朝的统治时间虽然短暂，但它在重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所制定的各项制度和形成的风俗习尚，为唐代的政治制度和风俗习尚奠定了基础。唐代不仅继承、发扬了前代节日风俗的传统，而且随着各民族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空前繁盛，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节令风俗的营养，从而使唐代节令风俗文化更加绚丽多彩。五代十国虽然短暂而混乱，但在风俗习尚上却延续唐代的传统，其奢侈淫靡之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传统节令的种类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趋于稳定。

节令种类包括：元旦、立春、人日、上元、晦日、中和节、社日、寒食、清明、上巳、端五、朝节、三伏节、七夕、中元、千秋节、中秋、重阳、冬至、腊日、岁除、大酺、三长斋等，其中绝大部分节令是承袭前代，而中和节、千秋节则首先出现于唐代。隋唐五代的节令为后世节令种类奠定了基础，宋元以后的节令基本沿袭隋唐而较少变化。

隋唐五代时期的节令风俗的内容极其丰富多彩，盛况空前，令人目不暇接。以元旦的节令风俗为例。正月一日，当时又称作元旦、元辰、端日、三元、元朔。每逢元旦，君臣上下，四民大小，都要举行一系列的活动，庆祝新年的开始。除夕时，各地都要举行盛大的傩戏表演和送社仪式。唐李焯《秦中岁时记》中说："秦中岁时日，傩作鬼神状，二老人名为傩翁傩母。"傩翁一般身穿"朱衣画裤"，傩母一般是"青衣画裤"，戴有面具，其他傩鬼则是"染面唯白齿"。在激昂热烈的锣鼓伴奏下，傩鬼们跳着表现驱疫赶鬼内容的舞蹈。这时的傩戏，娱乐成分已经很浓，发展为一种"以歌为职，娱神又娱人"的歌舞。当时最受人重视的当属"守岁"习俗。宫廷中的守岁活动极尽奢华，据说隋炀帝时，每逢除夕夜，就要在皇宫燃起巨大的篝火，所用的木材都是名贵的沉香和檀木，一夜就烧去200　多车，燃烧时火焰冲天，高达十余丈，香闻数十里。唐代也是"燃巨烛，燎沉檀，荧煌如昼"。宫殿内大摆宴席，皇帝王妃公主一同观看千余人表演的傩戏。一些侍臣幕僚纷纷应制作诗，赞颂君主圣明，天下太平。

唐代诗人杜审言有一首《守岁侍宴应制》诗道："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孙捧御筵。宫阙酒星河低拂树，殿廷灯烛上熏天。弹弦奏节梅风入，对局探钩柏酒传。欲向正元歌万寿，暂留观赏寄春前。"①诗中所写的辉煌明烛、冲天篝火、盛大御筵、管弦歌舞、弈棋行令等，勾画出一幅生动的宫廷除夕风俗画。

元旦之日，宫廷里要举行盛大的朝会典礼，皇帝接受百官的朝贺，将柏叶、屠苏酒等物赐给群臣，以示同贺新年。

从除夕到元旦，宫廷和民间都要燃放爆竹（这时的爆竹是燃烧竹竿，取其爆裂之声辟鬼去邪），在门上悬挂桃符，以避邪。唐代名相张说有一首《岳州守岁》诗："桃枝堪辟恶，爆竹好惊眠。歌舞留今夕，犹言惜旧年。"①

①　《全唐诗》卷六十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①　《全唐诗》卷八十九。

正反映了这种风俗。

元旦这天，还有许多风俗活动。如相聚饮宴，饮屠苏酒，向长辈奉献由葱、姜等五种辛辣菜蔬制成的"五辛盘"。据说服"五辛盘"能"通五脏，辟厉气，去内热"。唐人薛能《除夜作》诗云："茜旆犹双节，雕盘又五辛。"②这里以五辛盘作为元旦的标志。当时还流行吃"胶牙饧"。白居易《岁日家宴戏示弟侄等兼呈张侍御二十八丈殷判官二十三兄》诗中有"岁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③的诗句。胶牙饧类似今北方的关东糖，元旦吃它，可以"验齿之坚脱"。人们在元旦还制作"鸡丝蜡燕粉荔枝"，相互馈送；用盘盛柏叶一枝，柿、桔各一个，从中分开请亲邻分享，取其谐音，认为是"一岁百事吉之兆"。此外，还有"服■豆"、"服桃汤"、"弹鬼丸"、"贴画鸡"、"烧鹊巢"、"造华胜"、"嫁枣李"、"祝富贵"等各种风俗。隋唐五代节令风俗的内容丰富多彩。这里根据文献将各个节令所进行的活动列表于下，以便读者对隋唐五代节令风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节日名称风俗活动内容元旦傩戏　送灶　守岁　火城　朝会　饮屠　苏酒　赐柏叶　吃　五辛盘　胶牙饧　粉荔枝　辟柿桔　服■豆　食鸡子　燃　爆竹　贴画鸡　烧鹊巢　祝富贵　弹鬼丸　服桃汤　造华　胜　嫁枣李立春出土牛　吃春盘　赐春胜　剪春胜　剪春花　戴春燕　为　春鸡　贴春字　作春饼　游春人日剪华胜　造面茧　食煎饼　赐綵胜　登高　宴饮上元燃灯　作灯轮　弛禁夜　开重门　踏歌　结彩楼　观乐舞　进寿礼　出游晦日祠门户　赛紫姑　拔白发　送穷子　酺饮食　作膏糜弃　破衣　饮酒中和节休假　进农书　司农进穜稑　上春服　作中和酒　祭勾芒　赐尺　赐宴　献生子　宜春酒　游曲江　赐御诗　迎富贵　果子社日　祀社神　祈粢盛　制春酒　造环饼寒食禁火　作麦粥　为醴饧　染青饭　炊绀饭　镂鸡子　乾堆　蒸饼　饧粥　画鸭卵　造酴醾　制桑落酒　饮梨花酒　插　柳枝　献彩球　制假花　秋千　打马球　蹴鞠　扫墓　焚　纸钱清明改新火　赐新火　煮新茶　宴进士　打球会　拔河　斗鸡　踏青　辟马蚿　采荠菜上巳修禊　宴曲江　置赏亭　赐柳　赏胜地　赐柳弮　献鞋履　祭茧神②　《全唐诗》卷五百五十八。

③　《全唐诗》卷四百四十七。

由上表可见隋唐五代的节令风俗是多么绚丽多彩，它的内容涉及礼仪、祭祀、宗教、文学、歌舞、饮食、服饰、娱乐、体育等诸多方面，将它贯穿起来，便是一部生动的隋唐五代社会史。

这一时期产生了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十二卷，唐韩鄂《岁华纪丽》四卷，唐官方编定的《唐月令注》等记述隋唐五代时期节令风俗的著作。

（二）节令风俗的新内容隋唐五代是中国节令风俗划时代的大变革时期。节令的特性发生了重大变化，自汉魏以来的以禁忌、迷信、祓禊、禳除为主要特征的节令风俗，开始转变为娱乐型和礼仪型，成为名符其实的"佳节良辰"。随着这一特性的转变，节令风俗的许多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在元旦，爆竹的驱鬼之意渐趋淡漠，而成为人们除旧岁庆新年的娱乐喜庆活动。击鼓驱鬼除瘟疫的祭祀形式--驱傩，虽然仍含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娱乐的成分大大加强，成为一种"娱神又娱人"的歌舞。元宵节祭神灯火变成了人们游观的花灯。上巳节的祓禊已为踏青游春所替代。中秋节的拜月礼仪变成了文人墨客玩月、赏月的消遣。每逢佳节，宫廷中大摆宴席，歌舞通宵彻夜，欢度良宵美景。民间则是"士女如云，车马塞路"。《隋书·柳彧传》说：隋文帝时，京城及外州，每正月望夜，"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竞此一时"。这段文字反映了隋代长安元宵之夜的盛况，也体现了节令习俗在性质上的转变。

这一时期，不仅节令风俗中原有的内容向娱乐型转变，而且产生出许多新的风俗，极大地丰富了古代节令风俗的内容。比如，大量的娱乐活动出现在节令风俗中，荡秋千、放风筝、打马球、步打、拔河、射箭、走马、斗鸡、斗百草、乞巧等等，形式各种各样，内容绚丽多彩。这些娱乐活动在不同季节、不同的节日中进行，具有鲜明的季节性，极大地增加了当时节令习俗中的娱乐性因素。

唐代还产生了一些新的节日，如千秋节、中和节等。此外，将元宵赏灯的时间正式定为正月十五。晦日送穷、清明扫墓、改"端五"为"端午"、中秋赏月、重阳正式定为节日等都始于隋唐时代。

隋唐五代时期，有关节日的神话传说故事，不再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迷雾中，原来充满妖异、灾变、吉凶、忌讳、卜筮等迷信色彩的内容开始被具有人情味和浪漫气息的内容所代替，体现了节令的愈加生活化。比如，唐代出现了钟馗捉鬼的传说故事，并迅速在民间广泛传播，于是到晚唐五代时，滑稽有趣的钟馗取代了汉魏时的凶神神荼、郁垒，成为家家户户驱鬼避邪的门神。再如，起源于自然崇拜的拜月习俗，演变为赏月、玩月等娱乐活动。人们仰望皓洁的月亮，产生出无穷的憧憬和遐想，于是便产生了吴刚砍桂树、唐玄宗夜游月宫等美丽的传说。这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中秋节赏月习俗的盛况，同时也反映了隋唐五代时期人们丰富的生活情趣和节令风俗的新面貌。中国节令风俗的特点之一，就是礼俗与风俗紧密结合。这一特点在隋唐五代时期表现得很充分。比如，清明祭扫本是民间习俗，到唐玄宗时列入礼典，就变成了礼俗。在隋唐两朝的礼典中，元旦时举行迎春、迎神之仪，社日的祭社神，上巳日的春禊，千秋节的庆典，改换年号，册立太子，公主出嫁及吉兆等国家大喜庆，举行的大酺等都是重要的礼俗，同时，这些又是节令风俗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下面就隋唐五代节令风俗中的新内容分别加以论述。

门神钟馗　"门神"一词，始见于《礼记·丧大记》郑玄注："君释菜，礼门神"。古代祀典中有五祀之说，所谓"五祀"，即祭祀门、户、井、灶、土地等五神。门神就是其中之一。周朝时，门神无名又无姓，虽然《礼记》中已有门神的记载，但此时门神并无具体物象可指。到战国、两汉时，才逐渐形象化，出现了图绘的司门之神--神荼和郁垒。

大约到晚唐及五代时候，门神由神荼、郁垒换成了钟馗。宋代沈括《补笔谈》卷三引吴道子的钟馗画上唐人题记及高承《事物纪原》说：开元年间，唐玄宗从骊山校场回来，忽然得了恶性疟疾，巫师们用尽了心计，忙活了一个多月也未能治好。一天深夜，玄宗梦见一大一小两个鬼，小鬼身穿绛色衣，一脚着靴，一脚赤足，腰间挂着一靴，来盗窃杨贵妃的紫香囊和玄宗皇帝的玉笛。这时一大鬼"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鞹双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后擘而啖之。"唐玄宗惊问道："你是谁？"大鬼回答："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进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唐玄宗大梦醒来，病一下好了。于是召大画家吴道子，告诉他梦中所见形象。吴道子不愧为一代画坛大师，听完后挥洒丹青，一会便画成了。玄宗皇帝瞠视很久，说道："真想不到与我梦里的形象一样！"赏给吴道子百金，并题诗一首。

这虽是一则传说故事，但它是有史实根据的。唐代吴道子确实画过钟馗像。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说："吴道子有《十指钟旭》传于代"。"钟旭"当是"钟馗"。宋人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记载，吴道子的钟馗图在唐亡以后，曾被蜀后主王衍所得。吴道子画钟馗图之后，唐玄宗下令将钟馗像"因图异状，颁显有司"，使钟馗开始成为辟邪驱鬼的门神。这一点还可以从张说《谢赐钟馗及历日表》、刘禹锡《为李中丞谢赐钟馗历日表》、《为淮南杜相公谢赐钟馗历日表》等文中得到印证。当时，每逢新年，唐朝皇帝便将钟馗像和新历日赐给近臣，而赐予钟馗像的目的是"图写威神，驱除群厉，。。增门户之贵。"可见，钟馗已经具有门神的职能了。

唐代敦煌流行一种六言体歌谣，称作《儿郎伟驱傩》，是每年十二月民间驱傩时所唱。在敦煌石室遗书中有一首《儿郎伟》，题目是《除夕钟馗驱傩文》。傩文唱道："亲主岁领十万，熊罴爪硬，铜头银额，魂（浑）身总着豹皮，尽使朱砂染赤，感称我是钟馗，捉取江游浪鬼。"唐代除夕的驱傩仪式中，钟馗作为驱鬼的神而受到尊重，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钟馗在唐代民间的流行程度。

总之，钟馗从唐代确立门神地位，经过几百年，至宋代才广泛流传开来。唐代敦煌春联　春联，又名对联、楹联、门对。它也源于古代的桃符。最初，人们在桃符上画门神或写神荼和郁垒四字，后来，人们又在桃符上写一些驱灾避邪、保佑平安的词。关于中国最早春联的记载很不一致。据黄休复《茅亭客话》记载：五代后蜀每到除岁，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一般都写"元、亨、利、贞"四字。当时蜀太子长于文词，在本宫策勋府桃符上题了"天垂余庆，地接长春"八个字，"以为词翰之美"。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副春联。据《蜀梼杌》和《宋史·西蜀孟氏世家》记载：后蜀孟昶在归宋的前一年，乾德元年（963年）岁除日，自命笔题桃符，其辞为："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人大都认为"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①后人大都认为春联源于五代时的后蜀。

本世纪40年代，在莫高窟藏经洞里的敦煌遗书中，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春联。卷号是斯坦因0610，录文如下：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①　《楹联丛诗》卷一。

又三阳□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王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殓）百殃。

宝鸡能辟恶，瑞燕解呈祥。

立春□（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孟初开。

□□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书门左右，吾傥康哉！①以上文句从内容、形式上分析确为春联无疑。首先，时间上吻合。"岁日"、"立春日"正是我国春节书写春联的时候。第二，文句对偶，为联句格式。春联源于对偶句，经汉魏时代的骈体文、隋唐律诗的长期影响，逐渐形成以文句对偶对仗为特征的春联文体。敦煌春联大部联句工对，名词、副词与动词对偶相当，符合春联的文体。第三，内容多为祈福禳灾之言。对偶句、联语起源很早，但不能算做春联，这是因为它们没有新春喜庆的内容。而敦煌春联中"福庆初新，寿禄延长""年年多庆，月月无灾"等内容都反映了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愿。第四，敦煌春联最后明确指出："书门左右，吾傥康哉！"表明这些文句是写于门之左右的，所以，当为春联无疑。

敦煌春联写在斯0610　卷的背面，前后均无题记，其正面是《启颜录》的抄本，尾题："开元十一年捌月五日写了，刘丘子投二舅。"这可以确定春联的年代，在开元十一年（723年）左右，比孟昶写春联早240年。这样，我们可以说敦煌春联是迄今为止，得以保存下来的我国最早的春联。

晦日送穷　农历每月的最后一日，叫"晦"，其中正月的"晦日"被视为一年的开始，所以受到古人的重视，形成节日，称作"晦节"。

在唐代的晦日风俗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送穷。随着唐代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带来了贫富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人们希冀能摆脱贫穷困苦的生活，过上美满富裕的日子，所以，送穷习俗应运而生。

送穷习俗源于有关"穷神"（穷鬼）的传说。《唐四时宝鉴》记载："高阳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日巷死。世作糜，弃破衣，是日祝于巷，曰除贫也。"高阳氏，即传说中炎黄联盟的首领颛顼。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三"号穷子"条引《文宗备问》云："昔颛帝时，宫中生一子，性不著完衣，作新衣与之，即裂破以火烧穿著，宫中号为穷子。其后以正月晦日死，宫人葬之，相谓曰："今日送穷子也"。"可见，传说中的"穷神"是颛顼的儿子，生性喜穿破烂衣服，喝稀饭，即使做了新衣服给他，也要用火烧破了才肯穿，人们叫他"穷子"。后来，"穷子"在正月晦日死去。人们祭祀他，逐渐相承成俗，称之为"送穷子"、"除贫"。

送穷的具体日期，有说是人日（农历正月初七）前一天；有说是正月二十九（称"穷九"）；但多数说法是在正月晦日，因为唐人记载"穷神"死于该日。送穷的习俗反映了古代人民希望在年节交关、辞旧迎新之际，送去

①　转引自《文史知识》1991年第4　期。

旧日岁月的贫穷、辛酸和苦难，迎来幸福美好生活的心态。正如唐代诗人姚合《晦日送穷三首》中所描述的那样："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每年的晦日，家家户户都要在街中洒酒祭送穷神，希望给自家带来富裕。但是封建社会阶级压迫的现实，使"穷神"只光顾贫苦的劳动人民。因此，年年送穷神，却年年送不走。姚合以辛辣的笔锋揭示了这一现实。他在诗中说："送穷穷不去，相泥欲何为？今日官家宅，淹留又几时。古人皆恨别，此别恨消魂。只是空相送，年年不出门。"

送穷的具体做法，是把"送穷"和"洒扫庭除"结合在一起。据《唐四时宝鉴》所记，当时的人们根据"穷子""好衣弊食糜"的特点，于正月晦日这一天"作糜，弃破衣"，"糜"就是粥。《唐六典》膳部有"节日食料"一节，云："晦日，膏糜。""膏糜"就是现在的肉粥。"弃破衣"是将陈旧破烂的衣物弃掉，表示送别穷困。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十分注意对当时世俗民风的记述，他写了一首《送穷文》，真实地记述了唐代送穷这一岁时风俗。他说："元和六年（811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结柳作车，缚草为船，载糗与粻，牛系轭下，引帆上樯。三揖穷鬼而告之曰："闻子行有曰矣"。"①送穷还要为穷鬼上路准备"交通工具"，即用柳条、青草编缚的车船，而"粮"（干粮）和"粻"（米）便是给穷神路上食用的"干粮点心"了。经过一番拜祭后，烧掉车船，表示送去了"穷神"。

晦日送穷的习俗一直流传到明清，成为正月里的一项重要习俗。

中和节　农历二月初一的中和节是唐代中叶时才出现的节日。它的出现很有趣。唐中叶以前，人们重视三月三日上巳节和九月九日的重阳节。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九月二日下诏，以"方今边隅无事，烝庶小康"为由，定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为"三令节"。每逢三令节，都要举行盛大的宴会，皇帝与百官同乐。到贞元五年（789年），德宗又决定另置新的节日。据《李蘩邺侯家传》记载：贞元五年的一天，德宗对宰相李泌说：以往上巳和重阳都有宴会，但上巳往往与寒食节的时间相近，而春季没有节日可以宴饮一番，想在二月创置一节，哪天合适呢？李泌回答道：二月十五日以后，虽然春暖花开，但与寒食节相近。二月初一桃李花开，又与晦日相近。晦日，名字不佳，不宜为节。所以，我请以二月初一日为中和节。德宗十分赞成，下诏以二月初一日为中和节，取代晦日，内外官员休假一日，并举行宴会。"三令节"改由中和节、三月三日上巳节和九月九日重阳节组成。为祝贺德宗皇帝御置中和节，皇帝在曲江池大摆宴席，宴请百官。席间，君臣饮酒赋诗，同庆佳节。德宗《中和节赐群臣宴赋七韵》诗曰："东风变梅柳，万汇生春光。中和纪月令，方与天地长。"描绘了中和节春暖花开的景象。李泌等诸臣也纷纷赋诗奉和。李泌《奉和圣制中和节曲江宴百寮》诗云："风俗时有变，中和节惟新。轩车双阙下，宴会曲江滨。"吕渭《皇帝移晦日为中和节》诗写得最为精彩，诗云："皇心不向晦，改节号中和。淑气同风景，嘉名别咏歌。湔裙移旧俗，赐尺下新科。历象千年正，酺醵四海多。花随春令发，鸿度岁阳过。天地齐休庆，欢声欲荡波。"诗中的"赐尺下新科"、"酺醵四海多"两句说的是中和节时的"赐尺"和"酿中和酒"的风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三引《唐书》记载："以是日，进农书，司农献穜稑；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遗；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

①　《全唐文》卷五五七。

聚会宴乐，名为享勾芒，祈年谷。"每逢中和节，朝廷里都要举行盛大的仪式，百官进献农书，负责管理农田水利事务的司农寺进献穜稑（禾名），以表示务农之意。而皇帝则要举行耕种仪式，并象征性地赐给人民百谷果实，以示劝民努力从事耕织。同时，将刀尺、中和酒赐给臣下，以示恩宠。《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泌渭："废正月晦，以二月朔为中和节，因赐大臣戚里尺，谓之裁度。"皇帝将尺赐给臣下的用意是希望臣子裁断自己的言行是否正确。皇帝所赐的尺是由掌郊祀圭璧及天子器玩、后妃服饰等事务的中尚署负责提供，有"镂牙尺及木画柴檀尺"。在民间，人门则互相以刀尺相送。

制作和饮用中和酒，也是中和节主要的风俗之一。中和酒，又名宜春酒，有许多种。在贞元六年（790年）百官庆贺中和节的曲江宴上，大臣权德舆作《奉和圣制中和节赐百官宴集因示所怀》诗，中有"赓歌武弁侧，永荷玄化醇"句。玄化醇是唐代官宴上所饮的一种中和酒。

中和节之所以能够设立，除了唐德宗的个人因素外，还与农历二月春分自古就有祭祀勾芒神的风俗有关。勾芒，是传说中的日神和春神。日神勾芒之所以也兼作春季之神，这是由于上古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春夏为阳、为天、为日，秋季为阴、为地、为月。所以日神又兼作春季之神了。孔颖达注《礼记·月令篇》说："其神勾芒者，谓自古以来主春立功之臣，其祀以为神。是勾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时，勾屈而有芒角，故言勾芒。"可见，勾芒一名，是带有物候意义的名词，是春季作物初生的象征。

隋唐五代时期祭勾芒的具体方法，由于缺乏资料，难于表述。据后代的习俗，推想当时的祭勾芒的活动是制作太阳糕，并用以祭日。太阳糕的制作方法是：用江米制成糕，在糕上用米面做一只一寸长的小鸡，或在糕上印戳象征鸡的图形。太阳糕采用鸡的形象是根源于古人相信日中有三足鸟（金鸡）的观念。民间在祭太阳日神勾祭时，除供太阳糕，还要诵读《太阳星君经》，经文中有关农业的内容，说明了中和节与农业的关系，表明唐代创置"中和节"实为祈求农作物丰收的节日。

赐火、扫墓之俗　寒食和清明是农历三月里的两个节日。寒食节期间只能吃凉东西，故又称"冷节"。又因有禁火的习俗，也称"禁烟节"。禁火习俗传到唐代更加盛行，而且十分严格。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三月诏敕，严申寒食禁火。当时官府执行禁火甚严，每到此节，村社的里正用鸡毛翎到各家灶灰中去扫掠，如果毛翎变焦了，就要治罪，可见唐人对寒食节的重视。虽然如此，如经皇帝特许，豪门权贵在寒食节的晚上即可燃火。韩翃《寒食》诗借古喻今，讽刺了这种不公。诗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在唐代的寒食、清明风俗中，除禁烟更加严格之外，又产生出一种新的风俗，即在清明这一天，重新钻木取火，称作"取新火"。据《唐辇下岁时记》载："长安每岁清明，（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上进者，赐绢三匹，金碗一口。"皇帝每年清明日要举行隆重的赐火仪式，把新的火种赐给群臣，以示皇恩浩荡。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七引《迂叟诗话》云："唐时唯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之家。"唐诗中对禁火赐火的景况有真实的描绘。韩溶《清明日赐百僚新火》诗云："朱骑传红烛，天厨赐近臣，火随黄道见，烟绕白榆新。荣耀分他日，恩光共此辰。"王濯《清明日赐百僚新火》诗亦云："御火传香殿，华光及侍臣。星流中使马，烛耀九衢人。"在清明节，能得到皇帝所赐新火是很荣幸的，所以得到新火的近臣无不感激涕零，特别那些小官。唐代宗时，溧水（今属江苏）县令窦叔向忽然得到皇帝赐给的新火，使他倍感荣耀。他作《寒食日恩赐火》诗："恩光及小臣，华烛忽惊春。电影随中使，星辉拂路人。幸因榆柳暖，一照草茅贫。"从这些诗中看出，唐朝皇帝除了把新火赐给身旁的近臣外，还常派宦官（中使）用蜡烛将新火送到外地赐给地方官，以示勉励和恩宠。得到新火的官员用柳条接得中使传来的新火，插在门前，以炫耀于人。后来人们争相仿效，相沿成俗，每逢寒食、清明，便在家门前插有杨柳枝条。

扫墓祭坟是寒食、清明节期间的重要活动。虽然这种扫墓风俗起源甚早，但在寒食、清明节时进行扫墓则开始于唐代。据《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二十年（732年）四月二十九日，唐玄宗鉴于当时"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的现状，下诏"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自此，寒食扫墓用诏令形式正式确定下来，并列入五礼中。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寒食节和清明节已逐渐合二为一，所以，在这两个节日都有扫墓的活动，到宋代时，扫墓主要在清明节里进行。

唐代的扫墓之风很盛。每逢寒食、清明节到来，"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①远在他乡的人，时遇寒食也要想办法赶回家乡为祖辈扫墓。刘禹锡贬为永州司马后，无法回家扫墓，他感叹道："先墓在城南，。。近世礼重拜扫，今阙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到唐中期以后，朝廷更主动地为官员寒食上墓提供方便。如长庆三年（823年）规定"文武百官有墓茔在城外并京畿内者，任往拜扫。"在外州者，"任准令贰年限请假"，并可"衔恩乘驿"，前往祭扫。①扫墓，包括为墓加土、剪除杂草、修整树木、在墓前焚纸祭祖等。扫墓是对死者的怀念，亲人亡故，生离死别，心情总是悲痛的，因此，扫墓总是带有伤感的情怀。白居易《寒食野望吟》诗描写了清明扫墓的凄凉情景。诗写道："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从诗中可以看出唐代在扫墓上寒食与清明是一回事。同时也表明当时扫墓已有制纸钱和烧纸钱的习俗，这种纸钱是特制的，又叫"冥钱"或"瘗钱"，是送给鬼神或死人在冥世间使用的。先秦时代多用实际流通的帛布，到汉代则用按流通钱币铸制的"瘗钱"，到唐代才开始有剪纸为钱的习俗。《旧唐书·王屿传》说："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后俚俗稍以纸剪钱为鬼事。"关于扫墓烧纸钱的习俗，唐诗中也多有涉及。王建《寒食行》云："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张籍《北邙行》亦云："寒食家家送纸钱，鸱鸢作窠衔上树。"到五代时，烧纸钱不仅十分普遍，而且进入了宫廷，成为皇家礼乐的内容。《新五代史》卷九，记载了天福八年（943年），晋出帝"寒食，望祭显陵于南庄，焚御衣、纸钱。"注曰："焚衣野祭之类，皆间巷之事也，用之天子，见礼乐坏甚。"《清异录》亦记载："周世宗发引之日，金银钱宝皆寓以形，而楮帛大如盏口，其印文为：黄曰"帛台上宝"，白曰"冥游亚宝"。"可见，焚纸钱之俗已被皇家接受，而且纸钱的花样形制也日益增多。

①　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全唐文》卷五七三。

①　《唐会要》卷二十三。

唐代出现的烧纸钱习俗一直沿袭至今，成为清明扫墓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纸钱风俗实质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事死如生的观念。

千秋节与帝王生日节　中国帝王以生日为节始于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设置的"千秋节"。《唐会要》卷二十九记载：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尚书左丞相乾曜、右丞相张说率文武百官上表，请以玄宗生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玄宗同意，并布告天下。天宝二年（743年）改"千秋节"为"天长节"。自玄宗起，唐、五代皇帝除代宗至穆宗及文宗未专起节日名称外，都有自己的生日节名称。现列简表如下：帝王姓名生日节日名称唐玄宗李隆基八月五日千秋节（天长节）

唐肃宗李亨九月三日天成地平节唐敬宗　李湛十月十日庆成节唐武宗李炎六月一日庆阳节唐宣宗李忱六月二十二日寿昌节唐懿宗李漼十一月十四日延庆节唐僖宗　李儇五月八日应天节唐昭宗　李晔三月二十二日嘉会节唐哀帝李柷九月三日乾和节后梁太祖朱温十月二十一日大明节后梁末帝　朱瑱九月十二日明圣节后唐庄宗李存勖十月九日万寿节后唐明宗李嗣源九月九日应圣节后唐末帝李从珂正月二十三日千春节后晋高祖石敬瑭二月二十八日天和节后晋出帝石重贵六月二十七日启圣节后汉高祖刘知远二月四日圣寿节后汉隐帝刘承祐三月九日嘉庆节后周太祖郭威七月二十八日／永寿节后周世宗柴荣九月二十四日天清节后周恭帝柴宗训八月四日天寿节每逢皇帝生日，全国休假三日，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朝野同欢"。在宫廷，群臣向皇帝祝寿，献上甘露、醇酎和"万岁寿酒"。此外，王公、外戚、士庶等都奉献寿礼，各道节度使为博得皇帝欢心，也进献大量的珍物宝玩。永泰二年（766年），代宗生日，"诸道节度使进献珍玩、衣服、名马二十余万计。"①大和四年（830年），盐铁使王涯进降诞绫罗锦彩等共14800匹，银器100　件。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群臣上寿时，一般由侍中代表群臣跪奏："称千秋令节，臣等不胜上庆，谨上千万岁寿。"皇帝则举酒答道："得卿等所献寿酒，与卿等内外同庆。"然后，皇帝按等级赏给王公大臣金镜、珠囊、缣彩、绢帛、银器等，并且赐宴百官，观赏歌舞百戏。酒酣之时，君臣们纷纷赋诗助兴。唐代诗人郑嵎作有一首长诗《津阳门诗》，描写了唐玄宗过"千秋节"的盛况。诗中云："千秋御节在八月，会同万国朝华夷。花萼楼南大合乐，八音九奏鸾来仪。都卢寻橦诚龌龊，公孙剑伎方

①　《册府元龟》卷二《帝王部·诞圣》。

神奇。马知舞彻下床榻，人惜曲终更羽衣。"诗人注解说："上始以诞圣日为千秋节。每大酺会，必于勤政楼下使华夷纵观。有公孙大娘舞剑，当时号为雄妙。又设连塌，令马舞其上。。。又令宫妓梳九骑仙髻，衣孔雀翠衣，佩七宝璎珞，为霓裳羽衣之类。"②由此可窥见唐代帝王过诞圣日的盛况。在民间，百姓们要作"寿酒宴"，并配以名叫"赛白帝"、"报田神"的乐曲，然后相对欢饮。唐玄宗《千秋宴》诗中："处处祠田祖，年年宴杖乡"之句就反映了民间过千秋节的风俗。

唐朝五代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所以其影响更加广泛而深刻。佛教节日很多，其中以"佛诞日"为盛。唐玄宗开始以生日作为节日，恐与佛教的影响有关系。这一点从帝王生日节带有浓重的佛教色彩也可以反映出来。从代宗大历四年（769年），"降诞日，百僚于章敬寺修斋、行香、陈乐大会。"起，后代的皇帝在生日这天，都要"广集缁黄，多为法会"，文武百官，各道进奉官，沙门道士齐赴寺庙内修斋行香，讲道论佛。皇帝本人还经常邀请沙门道士进宫讲论儒、佛、道三教的异同或讲论佛道经典。如后唐明宗"应圣节"，百官于敬爱寺设僧斋，召缁黄众于中兴殿论难经义。在诞圣日内皇帝大多下令禁止屠宰牲畜，只能吃素或肉干和肉酱（古代分别叫"脯"和"醢"），目的是宣扬佛教"不杀生"的教义。此外，皇帝诞圣日这天还剃度僧尼，如大历八年（773年）代宗生日，曾"度僧尼凡二百余人"。

唐玄宗始置的帝王生日节对后代影响很大。宋代皇帝及一部分掌权参政的皇太后都将生日命名为某某节。明清两朝，皇帝、皇太后生日统统叫"圣寿节"或"万寿节"，皇后、皇太子生日则称"千秋节"，不再单起节日名称。

帝王生日节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产物，但它也丰富了中国节令风俗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节令风俗受到统治阶级影响的特点。

②　《全唐诗》卷五百六十七。

（三）繁华热烈的节曰盛况在隋唐五代的节令风俗文化中，除了各种新的节令风俗外，还有大量的与前代相同的节日种类和内容。虽然它的形式和内容变化不大，但是因为社会的极盛，所以这一时期的节日较之其他朝代呈现出更加繁华热烈的盛况，放射出耀眼的异彩。

这一时期的节日活动不仅规模宏大，参加的人数众多，而且豪华奢侈之风盛行，特别是封建统治者在举行节日活动中，不惜民力，为追求享乐，铺张奢侈，挥金如土。比如，隋炀帝于正月十五日，在洛阳举行盛大的百戏表演。《资治通鉴》记载："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所以，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说当时的盛况是"万户皆集会，百戏尽前来"。唐代富庶而强盛的国力使节日活动更加盛况空前。史籍中记载，唐朝正月十五夜，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无不走出坊门，夜游观赏那争奇斗艳的各式花灯。"士女无不夜游，车马塞路"，甚至有的人被挤得悬空而起，"俘行数十步"。皇家制作的花灯也极尽奢侈之能，玄宗开元元年（713年）正月十五日，在安福门外作一巨型灯轮，高达20　丈，上边缠绕五颜六色的丝绸锦缎，用黄金白银作装饰，灯轮悬挂花灯五万盏，如同五彩缤纷、霞光万道的花灯一般。同时有数千女子在灯轮下轻歌曼舞。可谓"月下多游骑，灯前绕丽人。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繁华热烈的灯节虽是统治者寻欢作乐、粉饰太平的产物，但也给普通百姓增添了节日的乐趣。

节日风俗本身就具有民众性。在隋唐五代的节日风俗中，像清明踏青、端午竞渡、重阳登高等则主要盛行于民间，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都人士女，络绎游览，缇幕歌酒，散在四郊"。"骈于山林水畔，纵观如堵"。端午竞渡之风也很盛行，竞渡这一天，士民百姓、州县官吏、文人学士，以及妇女儿童，无不涌向现场，或呐喊助威，或一饱眼福。"两岸罗衣破晕香，银钗照日如霜刃"，可见妇女观众为数不少。唐代竟渡的规模、声势，在一些诗文中得到了如实反映。"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①鼓声、浪声、助威声，把竞渡气氛推向高潮，表现了竞渡时的热烈欢腾的场面。

生活在太平盛世的隋唐人民，都具乐生、贵生的人生态度，追求快乐幸福的生活。所以，在节日风俗中流行着大量的体育、娱乐活动，如拔河、秋千、斗鸡、蹴鞠、马球、斗草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节日风俗的内容。元宵观灯　元宵，即农历正月十五日夜，是古代祭祀"太一"的节日。在汉代，元宵祭祀已有燃灯之俗。到隋唐时代发展成娱乐性的元宵观灯。隋朝初年，每逢正月十五夜，京城和各州县，人们"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②隋文帝提倡节俭治国，于是下令严禁元宵张灯及娱乐活动。而他的儿子隋炀帝却与他相反，竭力铺张奢侈。他所举行的元宵节盛典，规模宏大，戏场绵亘八里，演员达三万人，京兆地区为赶制几万件歌舞戏装，致使京城绢锦全部用完。《隋书》形容当时的盛况是"大列炬光，火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北"。

①　张建封：《竞渡歌》，《全唐诗》卷二百七十五。

②　《隋书》卷六二《柳彧传》。

到了唐代，以观灯为中心的元宵节，气势更为壮观，内容更为丰富。

根据唐代政府规定，元宵节期间，取消夜禁三天（十四、十五、十六）。金吾开禁，让市民上街观灯，纵情欢乐。

唐代元宵节是一项全民性活动，上至皇帝后妃，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上街观灯。唐诗中有许多诗篇描绘灯节的盛况。佚名《正月十五夜》诗序中说："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火之会，金吾驰禁；贵戚及下里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人皆赋诗以纪其事。"如崔液《元宵》诗曰："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元宵佳节彻夜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在这欢乐的时刻，谁能在家闲坐呢？"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①"他乡月夜人，相伴看灯轮。光随九华出，影共百枝新。"②这些诗都反映了元宵节的盛况。

隋唐时的彩灯花样繁多，制作豪华精致。有灯轮、灯树、灯楼、走马灯等。灯轮本是佛会灯具的形式，即所谓"法王轮"，用锦绮、金玉作装饰，上燃无数盏灯。史籍中记载玄宗制二十丈高、挂五万盏的灯轮。灯树又称"火树"，就是在形状如树的灯架上悬挂灯彩。《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韩国夫人，置百枚灯树，高八十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之，光明夺月色也。"灯楼是用灯彩结成的彩楼。唐玄宗曾命能工巧匠制成灯楼，高一百五十丈，广二十间，上悬挂珠玉金银制的坠穗，微风一至，金石相互撞击，发出乐器般的声响。将这些灯彩组合起来，便是规模更大的"山棚"。山棚高达百余丈，其上建有蓬莱、方丈、瀛洲等传说中的神山，并装上彩灯，可以想见灯市的壮观绚丽的场面。

清明踏青与娱乐活动　隋唐五代时期，清明踏青郊游的风气十分盛行，城中的士庶倾城出游，流连于桃红柳绿的春色中，有的则干脆留宿野外。《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长安妇女郊野春游，遇名花便在草地上设位，挂红裙于树枝，以为野餐的帷幔。唐诗中也有描绘清明踏青盛况的诗句。杜甫《清明》诗："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顾非熊《长安清明言怀》诗："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两初晴。"五代时，踏青之风仍然流行。后蜀诗人卢延让《樊川寒食二首》诗说："寒食权豪尽出行，一川如画雨初晴。谁家络络游春盛，担入花间轧轧声。"生动地描写了当地寒食节时景色和踏春出游的热闹情景。

当时踏青的日期，因时因地而异。长安踏青有时也在二月二日，如《旧唐书·代宗纪》："大历二年（767年）二月壬午，（代宗）幸昆明池踏青。"有时也在上巳日，《唐辇下岁时记》说："三月上巳，有赐宴群臣，即在曲江，倾都人物，于江头禊饮踏青。豪家缚棚相接，至于杏园。"有时也在正月十五、正月初八进行。

在寒食、清明节时，人们还要进行打秋千、蹴鞠、拔河、马球等体育娱乐活动，敦煌写本《节候赏物》说，寒食节君上赐臣下："假花、龙球镂、子推饼、鞭、秋千、气毯、饧粥、饼馁。"从这份赐物单，可以推知寒食节前后活动内容的丰富，其中，"气毬"就是供蹴鞠时的球。当时，蹴鞠活动主要在寒食、清明节时进行。唐人仲无颜在《气毬赋》中描写寒食节人们蹴

①　郭利贞：《上元》，《全唐诗》卷一百一。

②　韩仲宣：《上元夜效小庾体》，《全唐诗》卷七十二。

鞠的情景，"寒食景妍，交争竞逐，驰突喧闹，或略地以丸走，乍凌空似月圆。"球场上，人们相互奔逐，人欢球跃，热闹非常。王维《寒食城东即事》也写道："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秋千"则多属于仕女儿童们的娱乐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寒食赐"鞭"，是用赐马鞭的办法来鼓励打马球。马球在唐、五代非常流行，史籍和文物中有大量的关于马球的记载和实物资料，近人也有专文论述马球，但打马球的高潮在寒食、清明前后却很少有人指出。唐朝皇帝亲临梨园亭球场观看马球赛，多在每年的二、三月。按唐时的习俗，新榜进士要在月灯阁（今西安大雁塔东）举行马球赛会，时间也在二、三月，正是关中平原寒食踏青的时节。韦应物《寒食》诗："綵绳拂花去，轻球度阁来。"张籍《寒食内宴二首》诗："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遂飞球。"也是写寒食打马球的情景。敦煌写本《唐宫词》："寒食两日坊内宴，朝来□排是清明，飞龙更取□□鸟，催促球场下踏城。"明确指明了马球赛的时间。

拔河，也是清明节进行的娱乐活动。《封氏闻见记》记载："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园球场，命侍臣为拔河之戏。"唐玄宗李隆基曾组织了一次有一千多人参加的拔河比赛，"挽者至于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庶土，观者莫不震骇"。

端午竞渡　"端午竞渡"就是在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开展的划船比赛。唐代竞渡，比起前代有很大的发展。唐代竞渡用的船，装饰华丽，在船首建起龙头，在船后竖起龙尾，船的两侧刻画龙纹，装扮成一条昂首翘尾的巨龙，人们称之为"龙舟"。这样的龙舟，自唐以后，一直沿用到今天。

在唐代全盛时期，端午竞渡受到人民的喜爱，加上官府的支持，使竞渡之风尤为鼎盛。每逢举行竞渡，士民百姓、州县官吏、文人学士等都涌向江边观看。史籍上说，当时"士女倾城出观"，以致两岸"并肩接踵"，"观者如堵"。可见龙舟竟渡不仅是竞赛者的一种娱乐，观看的人们也同样享受到乐趣。

龙舟竞渡的场面也是紧张热烈的。范造《竞渡赋》中说："尔其月维仲夏，节次端午，则大魁分曹，决胜河浒。饰画舸以争丽，建彩标而竟取。"①竞渡用的船是经过装饰的"画舸"，竞争的目的是夺取设立在终点的"彩标"。储光羲《官庄池观竞渡》诗："落日吹萧管，清池发棹歌。船争先后渡，岸激去来波。"萧管奏鸣古老的祭祀乐章，船夫唱起高亢激越的船歌，乐声、歌声、水波声合奏出一曲壮阔的交响乐，晚唐诗人李群玉亲临现场写下《竞渡》一诗："雷奔电逝三千儿，彩舟画橄射初晖。喧江雷鼓鳞甲动，三十六龙衔浪飞。"江面上三千健儿划着扎彩的龙舟，飞速向前，满江是喧闹的锣鼓声，热闹非常，描写唐代龙舟竞渡以张建封《竞渡歌》最为生动，读后如身临其境，抄录如下，供读者欣赏："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两岸罗衣破晕香，银钗照日如霜刃。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五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路权相持。不思得岸各休

①　《全唐文》卷九五七。

去，会到摧车折楫时。"①通过这首《竞渡歌》的描述得知，龙舟竞渡是在五月五日端午节举行。这场竞渡是由官府（使君）主持的。竞渡时两岸仕女如云，罗衣成群，银钗映日，观者如堵。竞渡儿随着鼓声，迎风劈浪，勇夺彩标。激烈的竞渡场面真是惊心动魄。

重阳登高、赏菊　农历九月九日，俗称"重九"，又叫"重阳"，是我国民间一个传统节日。重阳正式定为节日是在唐代。前面已叙，唐德宗下诏以九月九日重阳节为"三令节"之一。每逢重阳节，百官休沐，皇帝赐宴曲江池，人们纷纷佩茱萸，登高游玩，或聚会宴享，观赏菊花。

唐代登高、赏菊风气之盛，为历代所罕见。唐孙思邈撰《千金月令》中说："重阳之日，必以肴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表明汉魏时代以躲避邪恶为目的的登高活动，这时已经变成一种健身、游玩的娱乐活动，重阳节时，唐代帝王都要到慈恩寺大雁塔，或渭水边上的临渭亭登高宴会。《旧唐书·李适传》说："凡天子游幸，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景龙三年九月九日，唐中宗李显到临渭亭登高宴会。中宗先赋《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诗一首，随后，中宗命众臣赋诗，竞比才华，最后者罚酒，结果韦安石、苏环诗先成，于经野、卢怀慎最后成，被罚了酒。

在吟咏节令习俗的唐诗中，咏重阳登高可以说是最多的，其中也不乏名篇佳句。唐中宗时的才女上官婉儿作有《九月九上幸慈恩寺登浮图群臣上菊花寿酒》诗：诗中云："帝里重阳节，香园万乘来，却邪萸入佩，献寿菊传杯。"描写了中宗登慈恩寺大雁塔，群臣献菊花酒向皇帝祝寿的情景。菊花酒是用菊花的茎叶，杂以麦米酿造成，有延年益寿的功效。所以，重阳节献菊花酒含有祝寿的意义。

重阳节有佩茱萸的风俗。茱萸是一种具有浓烈香味的植物，可以入药，有驱蚊杀虫之功能。古代，人们认为佩茱萸能驱邪避恶。王维有一首著名的诗篇《九月九日忆山东诸兄弟》，写到了重阳佩茱萸的风俗。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当时，还有皇帝赐茱萸、人们玩赏茱萸的习俗。杜甫有诗云："茱萸赐朝士，难得一枝来"（《九日》）。他寓居蓝田崔氏庄时，常与朋友饮酒，醉玩茱萸。他的《九日寓蓝田崔氏庄》诗中有"明年此会知谁过，醉把茱萸仔细看"之句。

重九正仲秋，芳菊盛开，古往今来，人们无不喜爱菊花。唐朝，人们很重视重阳节赏菊，许多咏重阳的诗篇都写到了菊花。如王维"无穷菊花节，长奉柏梁篇"，李颀"风俗尚九日，此情安可忘。菊花辟恶酒，汤饼茱萸香"；杜牧"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由此可见，唐代简直是无菊无酒不重阳了。

唐代重阳节不是一天，而是两天。《唐辇下岁时记》说："都城重九后一日宴赏，号"小重阳""。李白《九月十日即事》诗写道："昨日登高罢，今朝再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诗中描写九月十日"小重阳"再次宴赏的风俗。此外，有时鉴于朝中在九日前后有重大活动，重阳节有挪至九月十九日举行的，也是唐人通融的一种办法。

①　《全唐诗》卷二百七十五。

三、隋唐五代服饰习俗（一）丰富多彩的服饰习俗隋唐五代是中国服饰习俗急骤变革和丰富发展的时代，呈现出绚丽多彩的面貌。

在冠服制度上，隋唐两代，上承历代的冠服制度，下启后世冠服制度之先河，成为影响宋、明各朝服饰制度的准则、隋文帝即位之初，本欲依照古制，将礼服制度作一番改革，但由于南北朝的长朗战乱，国力不强，加上南北各民族服饰的长期融合，要大规模地改变服制已不可能。因此，隋文帝只对个别衣冠礼器作了调整。直到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即位，才下诏参酌古制，制订了一套冠服制度。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颁行车舆衣服之令，奠定唐代冠服制度的基础。以后虽有损益，但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以，隋唐两代的冠服制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整个社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为服饰文化的发展和各种服饰风俗的流行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服饰种类是极为丰富多彩的，而且华丽精巧，有的则极尽奢侈之能。如隋炀帝时，宫女都专事妆饰，上而珠光映鬓，下而彩锦绕身，服饰华丽过人。唐安乐公主衣着奢侈，曾命人用百鸟羽毛制成"百鸟裙"，价值百万。从总体上看，隋唐五代的服饰风俗，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即隋至盛唐时期和中唐至五代时期；前一个时期趋向华贵，后一个时期趋向新异。比如女子服装在隋代有三种流行样式：窄衣大袖、长裙高履样式；窄袖衫襦、长裙软鞋样式；窄衣大袖、裥裙软履样式。到盛唐，这些样式变化不大，但采用了各种印染、装饰和刺绣技术，使服装显得富丽华美。而中晚唐以后，女子服装逐渐兴起了汉魏时期的大袖宽衣、长裙丝履样式。随着服装变异，妇女的首饰和面饰也趋向繁杂，除崇尚高髻和繁多的簪钗花钿外，使用了"梅花妆"、"额黄"、"时世妆"（啼妆）等新奇的面饰。唐末五代时，又产生了女子裹足的装饰方式。

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隋唐五代时期的服饰文化，现列简表于下：天子冠服：通天冠　翼善冠　武弁　弁服黑介帻　平巾帻　白纱帽　白帢　冕服　常服百官冠服：武弁　弁服　进贤冠　法冠　平巾帻　黑介帻介帻　朝服　祭服　公服　常服　章服　幞头靴平民服饰：白袍　襕衫　褐衫　半臂　袄　席帽　浑脱毡帽　压耳帽　履鞋后妃服饰：祎衣　鞠衣　细钗襢衣　翟衣　细钗礼　衣花钗礼衣　半袖裙襦　青服　朱服妇女服饰：衫　袄　裙　披帛　■裆　半臂　背子　缦衫幞头　鞋　靴　屐　膝裤　幂■　帷帽　胡服貂帽　宝袜男人佩饰：金龟　袍笏　金紫　黄绶　龟袋　金鱼　珠囊玉带　同心带　佩环　金装刀　砺石　算袋妇女佩饰：花冠　簪钗　玉搔头　钿　金步摇　云篦额黄人胜　阖叶　花鬘　玉珮　假髻　玉梳耳珰　垂珠妇女发饰：迎唐八鬟髻　翻荷髻　坐愁髻　九真髻　侧髻倭堕髻　高髻　低髻　凤髻　同心髻　椎髻囚髻　抛家髻　小髻　闹扫妆髻　花髻　双鬟隋唐五代时代的眼饰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从隋文帝开始，官宦服装制度较多地取法于汉魏旧制，等级之分渐趋细密，而改变了北朝礼服兼用胡制情况。第二个特点是：唐代服饰深受"胡服"的影响。唐初统治者的民族政策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上自帝王官宦，下至庶民百姓，无不倾心"胡俗"。在服装款式上，汉民族原有的交领、右袵的宽衣样式，此时为圆领或折领、窄身小袖的筒式胡服所取代。女著男装亦成为唐代女子服装的时尚，这种时尚乃来自胡人的马上生活方式。流行于中唐以后的"时世妆"、"回鹘装"也是从吐番或回鹘等非汉族地区而传入中土的。第三个特点是：空前发达的纺织手工业为服饰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无论在织造技术或是图案纹样上，都达到前人所无法比拟的水平。据《唐六典》记载，当时的纺织物有布、绢、。。、纱、绫、罗、锦、绮、■、褐等。每一种纺织物又有十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纹样。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唐代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纺织品实物，完全证实了当时织物品种花色之丰富和染织技术之精湛。第四个特点是：隋唐时期是我国和其他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时期。据史籍记载，和隋唐政府来往过的国家，约有300　多个，最少时也有70　多个。当时的长安是世界著名的都会和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在长安城居住的外国使者和商人很多。这些都为服饰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创造了良好条件。灿烂的隋唐服饰文化传到世界各地。直到今天，我国东邻地区的有些国家，仍把隋唐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的礼服，可见流传之广。而对外来的衣冠服饰，唐朝政府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使这个时期的服饰大放异彩，更富有时代的特色。

（二）冠服礼俗隋代冠服礼俗　公元6世纪末，隋文帝杨坚统一了南北朝，重新建立起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改正朔，易服色"，改变北周的冠服制度，转而采用东齐的冠服制度。他推论古今五行色德，"并宜火色，垂衣已降"，下诏"朝会衣裳，宜尽用赤"。而"今之戎服，皆可尚黄，在外常所著者，通用杂色"①。祭祀时，依内容不同，穿不同颜色的礼服。隋朝以前，帝王的冠服都按季节区别服色，即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到隋文帝时，改为按用途区别服色，这种冠服制度一直流传至明清时代。

隋文帝时，由于社会经济刚刚恢复，因此十分注意提倡简朴，整个社会都以朴素为荣。"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②百官的常服，与平民一样，都为黄袍。文帝的朝服亦是如此，差别仅是在带上多加了13　个环。灭陈之后，收缴了大量陈朝的器物、衣冠。其中不少衣冠是隋朝冠服制度尚未具备的，但文帝下令藏于御府，不准动用。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南朝奢侈之风对隋朝社会的影响。隋炀帝即位后，马上着手制定冠服制度。大业元年（605年），炀帝命吏部尚书牛弘、工部尚书字文愷以及虞世南、许善心等人"宪章古制，创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皂，服章皆有等差"①。费时一年，制订出一套冠服制度。在天子服饰中，制大裘冕、衮冕；恢复冕服上的十二章纹饰。十二章是绘于帝王冕服上的12　种纹饰，即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到西周以后，十二章纹改为九章纹，日、月、星改画于旌旗上。新的冠服制度又将日、月、星三章用于冕服。日、月分列于两肩，星辰一章则放在背后衣领下。于是天子之服"肩挑日月，背负星辰"。衣领及袖上还绘飞龙，威风十足。

从此时开始，帝王的冠冕上多加金博山的装饰。金博山以金属制成，形似盾牌，饰于冠前。金博山起源于南北朝，隋时成为天子冠饰特征，并被后世所承袭。此外，皮弁上不用缨，改用簪导也始于此时。

大业二年（606年），何稠将冠服样品呈炀帝过目后，当即颁行天下。

文武百官首次穿新朝服上朝，冠冕堂皇，气象空前。

唐代冠服礼俗　唐朝建立之初，车服制度皆因隋旧。至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正式颁布车舆衣服之令，规定了上自帝王后妃，下迄文武百官及其妻女的服饰，甚为完备。这是自汉明帝恢复"礼制"以来及隋炀帝制定冠服制度之后所拟定的最系统、最完备的冠服制度。在我国服饰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皇帝的常服因袭隋制，穿黄袍及衫。唐以前黄色上下通用，并没有什么特别尊贵的意义。唐高祖以赤黄袍巾带为常服之后，有人提出赤黄色近似太阳的颜色。"天无二日"，日是帝王尊位的象征，因此从唐朝开始，赤黄色（赫黄）为帝王所专用，臣民一律不得僭用。

唐太宗对冠服制度进行多项改革。当时天下太平，太宗认为应当偃武修文，所以他于贞观八年（634年）创制了翼善冠。翼善冠采用古制，形状类

①　《隋书》卷一二《礼仪志》。

②　《隋书》卷一《高祖纪》。

①　《隋书》卷一二《礼仪志》。

似幞头。每月朔望上朝时，皇帝穿常服，戴翼善冠。如穿袴褶，可以与平巾帻通用。早在贞观四年（630年），太宗就制定了百官的"品色服"。规定：三品以上袍衫紫色，四、五品为绯色，六、七品是绿色，八、九品则为青色。妇人通用黄色。龙朔二年（662年）又将八、九品改为碧色。入朝参见时，也可以着黄色衣。至此改变了汉魏以来一直以皂色为尊的惯例，确立了以紫色为上品服色，直到明代才被红色取代。上元元年（674年），高宗下诏，将官员的服色按品级分为深、浅两色，并准佩带手巾、算袋、刀子、砺石等物。经过数朝，唐代的品色服逐渐成为定制。后世各个朝代都将"品色服"做为冠服制度的一个基本内容。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女皇帝，衣制上尤多改革和创新。天授二年（691年），武则天大宴群臣，席间赐给宠臣一种高头巾子，是内府制作的软巾。和唐初流行的高而前倾的巾子不同，称作"武家诸王样"。第二年，武则天命内府制作了一种新绣袍，这种袍上刺绣山形，绕山的周围刺绣了16　个字："德政惟明，职令思平"、"清慎忠勤，荣进躬亲"，这种绣以铭文纹饰的"铭袍"是中国服饰史上首次出现的。最初，这种铭袍只赐给宠臣。到延载元年（694年）才普遍赐给文武官三品以上异文绣服。袍上的文字也有多种，如"忠贞正直，崇庆荣职"；"文昌翊政，勋彰庆涉"；"懿冲顺彰，义忠慎光"；"廉飞躬奉，谦诚忠勇"等，每件袍上均为八字，绣在衣背上，武职三品以上如左右监门卫将军绣一对狮子；左右卫绣麒麟；左右武威卫绣对虎；左右豹韬卫绣对豹；左右鹰扬卫绣鹰；左右玉钤卫绣饰对鹘；左右金吾卫饰以对豸，诸王的绣饰是盘龙和鹿，宰相绣凤池；尚书绣一对雁。这种在官服绣以图案，以区别官阶的作法，改变了以服色确定官阶的作法，从而奠定了封建社会官服等级的基础。这种作法一直被后世各朝所承袭。到明清两朝，则形成独特的官服--补服制度。

此后，中宗、玄宗和文宗都曾对唐代冠服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如废大裘冕；颁布禁止奇玩异服的诏令，限止官员穿戴华贵服装等等。但在总体上，冠服制度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至五代十国，北方基本上仍流行唐代冠服制度，南方则因统治者的提倡，服饰稍有变化。

（三）多民族的服饰风格隋唐两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许多少数民族汇聚到了汉族的旗号之下，但是汉族的传统文化也受到了深刻的改造。

在这种环境中发展起来的隋唐服饰文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多民族的服饰风格。最突出的特点便是"胡服"盛行。所谓胡服，实际上包括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服饰和印度、波斯等外国服饰。胡服盛行可以从胡服、胡帽、回鹘装、冪■、帷帽的流行以及女著男装的习俗中看出来。

胡服、胡帽之风　唐代时，上自帝王官宦，下至庶民百姓，无不倾心"胡俗"。《新唐书·五行志》云："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大唐新语》也说：当时"胡着汉帽，汉着胡帽"。这时的胡服主要特征是尖锥形浑脱花帽，交领小袖长袍或圆领衫子，再加条纹小口袴，足着软锦透空靴或六缝靴，腰间系细缕绦带。

从唐郑仁泰墓男武骑俑、骑猎俑、骑乐俑；章怀太子墓壁画，以及韦顼、韦顼等唐墓壁画中可以看到这种形象。

在男子服装中，襕袍和襕衫的出现，便是受了胡服的影响。襕袍与襕衫是一种上衣下裳相连属的服装形式，虽与古时的深衣制相同，但已改大袖为小袖，斜领为圆领，袖及襟有缘饰为无缘饰。襕袍和襕衫是唐太宗时，由大臣马周等人汲取深衣制上衣下裳连属的形式，结合胡服窄袖、圆领的特点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服装。此外，缺胯袍衫和袴褶也是胡服流行的具体体现。男子所戴的胡帽有席帽、浑脱帽、帷帽三种。席帽，本是羌人的帽子，用毡为之，有的涂油用来防雨。浑脱帽亦为一种胡帽。羊皮制成，高顶、尖而圆。张。。《朝野佥载》记载："赵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天下慕之，其帽为赵公浑脱。"可见早在唐太宗年间，浑脱帽即已风行士庶间了。帷帽，是一种高顶的大檐帽，因其檐下垂一丝网似"帷"故名。它是由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胡帽"。帷帽在隋唐五代时期甚为流行，无论男女，宫廷内外，官宦士庶都可以戴帷帽。

胡服之风在妇女服装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仕女衣胡服"和"著丈夫衣服靴衫"是当时妇女服装中最显著的特点。这显然是受了西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新唐书·车服志》说："开元中，奴婢服襕衫，而仕女衣胡服。"胡服的主要特征是衣袖窄小。所以，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载："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襟袖窄小。"在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壁画及新疆阿斯塔那、陕西西安等地的唐墓出土的绢画、石刻上，有许多穿胡服的妇女形象，通常是穿翻领窄袖袍、条纹小口裤，头戴锦绣浑脱帽，足着透空软锦靴，有的还佩有蹀躞带。元稹在《法曲》诗中曾描绘了当时仕女好胡服、胡妆的情景。诗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①隋唐女子的胡服，不同于男子。男子的胡服，除袴褶外，多是与汉民族服式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胡化"了的新装；而女子的胡服则多直接接受胡人的服饰，不再加以改变。这集中表现在冪■、帷帽胡帽和回鹘装的流行上。

①　《全唐诗》卷四百十九。

冪■与帷帽隋唐时期，女子骑马之风很盛行。因此，适宜骑马的冪■、帷帽便成为女子骑马时的特定装束。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冪■。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以渐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咸享二年又下敕曰。。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冪■。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冪■渐息。中宗继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冪■之制。"由此得知，唐朝初年，宫中及贵族妇女骑马皆着冪■；唐高宗时，帷帽开始流行，虽屡次下敕禁止，但未见效果。武则天之后，冪■渐息而帷帽大行；至中宗复位，冪■开始绝迹。

冪■是一种衣帽相连的、属于斗篷一类的服装，是"发自戎夷"的一种胡服。一般用轻薄透明的纱罗制成。戴时披体而下，障蔽全身。由于北方风沙很大，所以戴冪■可用来遮面防风沙。今上海博物馆藏唐三彩骑马女陶俑，所戴的正是冪■。《旧唐书·李密传》记载李密于作战中巧用冪■的故事，说李密"乃简骁勇数十人，著妇人衣，戴冪■，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率之入桃林县舍。须臾，变服突出，固据县城"。说明戴冪■在隋代社会上已相当普遍。

帷帽是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开始流行的一种首服。它的样式是高顶宽檐，檐下缀有一层网状面纱，下垂至颈。帷帽早先也是西域人民的服饰。北齐、隋时同冪■一起传入中原。《事物原始》称："帷帽创于隋代，永徽中拖裙（帽裙，即网纱）及颈。今世士人往往用皂纱全幅缀于油帽或毡笠之前，以障风尘，为远行之服，盖本于此。"帷帽的"裙"有一个由长到短的过程，这曾受到朝廷的干涉，原因是"过为轻率，深失礼容"，然"递相仿效，浸成风俗"，高宗几次下令"禁断"，但收效甚微。帷帽的形状，在唐人《明皇幸蜀图》中有具体描绘。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87　号唐墓中，也发掘出一件戴帷帽的女俑，帷帽四周垂下的网状帽裙，至今尚完好无损。

胡帽，是继帷帽之后为盛唐妇女骑马时所戴的一种帽子。它比起"全身障蔽"的冪■和将面部"浅露"于外的帷帽更加"解放"了，已经是"靓妆露面，无复障蔽"。从冪■，到帷帽，再到胡帽，是妇女服饰史的进步，反映了唐代社会风尚的开放程度。

妇女所戴胡帽的样式有许多种。沈从文先生认为胡帽"大致指浑脱帽"。向达先生则以为是一种卷檐上锐的帽子。日本学者原田淑人先生根据新疆阿斯塔那出土俑考证说，"有骑马女子俑戴笠状物，或者即为胡帽"。唐诗中也有吟咏胡帽的句子。刘言史《王中丞夜观舞胡腾》诗："织成善帽虚顶尖，细毡胡衫双袖小。"李端《胡腾儿》诗："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说明胡腾舞帽为卷檐尖顶，上缀珠玉。张祜《观杨瑷柘枝》诗："促叠蛮鼍引柘枝，卷檐虚帽带交垂。"白居易《柘枝妓》诗："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可见柘枝舞帽为卷檐虚顶，上缀珠玉，而且帽上施以金铃。

回鹘装的流行回鹘又称回纥，是隋唐五代时期我国西北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唐初回鹘曾建立政权，至开元年间逐渐强盛。回鹘与唐朝的关系相当密切，唐朝皇室曾几次远嫁公主于回鹘可汗，以通和好；而回鹘可汗亦曾多次遣使入长安贡献方物。因而双方的文化交流与经济来往从未间断。在这种背景下，回鹘族服装便传入了中原。

回鹘装的基本特点，略似男子的长袍，翻领，袖子窄小而衣身宽大，下长曳地。颜色以暖调为主，尤喜用红色。材料大多用质地厚实的织锦，领、袖均镶有宽阔的织金锦花边。穿著这种服装，通常都将头发挽成椎状的髻式，时称"回鹘髻"。髻上戴缀满宝石和簪钗的金饰冠，冠尖如角，似桃形。这种回鹘装可以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得到印证。

（四）妇女服饰的新潮隋、唐时妇女的服装，大体上是上身着襦、袄、衫，下身束裙子。此外，还有肩上披帛，衫外加"半臂"等习俗。这一时期的妇女服装约有三种不同的风格：隋至初唐，窄袖衫襦、长裙；初唐至盛唐，胡服、女著男装；盛唐至五代，宽袖衫襦、长裙。这一时期的妇女服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产生出许多新的服装和服饰习俗。

衫襦从窄袖到宽袖隋唐时期，妇女的衫襦有一个从窄袖到宽袖发展的过程。窄袖衫襦始于南陈，到隋唐而广行于士庶中间，成为一种入时的服装式样，尤其在唐的初、盛时期最为流行。在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的壁画《徐侍郎夫人出游图》中，可以看到隋代女子穿窄袖衫的形象。至于唐朝的资料则比较丰富，如阎立本的《步辇图》，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等壁画中的宫女、侍女形象都穿窄袖衫襦。唐诗中也有反映，如白居易《柘枝词》诗："绣帽珠稠缀，香衫袖窄裁。"李贺《秦宫诗》："秃襟小袖调鹦鹉，紫绣麻缎踏哮虎。"窄袖流行的原因，古今学者大都认为是受胡服的影响。

盛唐以后，那种窄袖的服装样式渐被大袖宽衣所取代，其原因也是因为胡服的影响逐渐衰弱。到了晚唐，妇女的衫袖已经加阔了许多，甚至超出了服制的界限。于是，唐文宗下诏，对女服样式尺寸作过具体规定：大和六年（832年）规定"妇人襦袖等不得广一尺五寸已上"。但是，"诏下，人多怨者"。到开成四年（839年），淮南观察使李德裕上奏，说"管内妇人，衣袖先阔四尺，今令阔一尺五寸"，难于施行，请求放宽至二尺。文宗同意。可见这时宽衣大袖的风尚很盛，与以前的"香衫袖窄裁"的样式已大不相同了"。这种宽袖衫襦的形象可以从敦煌莫高窟第9、12、196、231　等窟壁画和《簪花仕女图》、《纨扇仕女图》等绘画作品中看出来。

袒露装唐代妇女服装的新潮和开放，突出表现在大胆地表现女性的形体美，即袒露装的出现上。如著名的永泰公主墓壁画中所绘的侍女、韦顼墓所绘贵妇人、懿德太子墓石刻宫廷女官，大都是衫裙宽松富丽，袒胸露乳。这种袒露装是前所未有的，它是唐代社会风气开放，妇女所受礼教束缚少的体现。

袒露装大致是由上身穿袒胸窄袖衫或袒胸大袖衫以及高束腰的裙子组成的。袒胸衫与一般衫襦不同，为袒胸贯头式，且有很华美的纹饰。其袒胸处呈双桃形，恰与女子隆起的胸脯谐调一致，充分地体现了女子的形体美。袒胸大袖衫的特点是袖口宽大、肥阔，并有很宽的绣花缘边。这种袒胸衫是盛唐时期颇为时髦的一种服装，除了供宫中乐舞伎和宫女装着外，也受到达官贵族妇女的喜爱。唐诗中多处说到妇人著袒胸衫子的形象。如李群玉《赠歌姬诗》："胸前瑞雪灯斜照"；方干《赠美人》："粉胸半掩凝晴雪"等等。袒露装还与唐代妇女穿裙子束腰极高有关。当时穿短衫襦、长裙是妇女们追求的时尚。一般的裙腰束到胸前，使胸部半袒露出来。所以，周濆《逢邻女》诗云："慢束罗裙半露胸。"在唐代绘画作品和墓葬中可以看到这种装束。此外，周昉《簪花仕女图》中的妇人，不著内衣，仅以透明纱衣蔽体，可谓罕见。这也是唐代袒露装的另一种形式。宋以后，中国妇女服装又重新被禁锢起来。

半臂与披帛隋唐妇女除常穿衫襦外，还有一种半袖短衫，谓之"半臂"

或"半袖"。其形制为短袖，多为合领，对襟，胸前结带儿，衫长至腰。这种半袖一般多穿在衫襦之外，为春夏或夏秋之际穿着的服装。

半臂最早是宫女所穿的服装。李贺《唐儿歌》诗中有这样的诗句，"竹马梢梢摇绿尾，银鸾闪光踏半臂"。描写的就是一种用银泥画鸾鸟为纹饰的半臂。王琦注李贺诗时曾引《锦绣万花谷》说："隋大业中，内官多服半除，即今长袖也。唐高祖改其袖，谓之半臂。"盛唐时，半臂传入民间，成为一种常服。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的墓道、甬道及墓室四壁，绘有不少妇女形象，捧盒、抱壶、执扇、托烛作供奉状，她们大都穿半臂式上衣。盛唐时期，半臂更加流行，不仅妇女喜欢，男子也喜欢穿。皇帝还将半臂作为赐物，颁赠给近臣。地方贡物中有"半臂锦"、"蛮锦"专供作半臂之用。

与半臂服装相配，唐代妇女中还风行将一块帛中披在肩背上，名叫"披帛"。制作披帛的材料，通常是轻薄的纱罗，或搭于双肩，或绕于双臂，走起路来飘飘然。可见，披帛是一种装饰物。这种情状在周昉《簪花仕女图》、《纨扇仕女图》以及唐代陶俑的装束上都可以看到。

戎装与男装唐代妇女尤其是宫廷妇女喜欢穿戎装和男装是当时社会流行的一种习俗。玄宗时，公孙大娘善长舞"剑器"，她穿的服装是经艺术加工的美丽军装。这种戎装受到社会上许多女子的喜爱，纷纷仿效。所以司空图《剑器》诗云："楼下公孙昔擅场，空教女子爱军装。"宫女穿戎装也很普遍，李贺《十二月乐辞》说："军装宫娥扫眉浅"。《新唐书》中讲，僖宗乾符年间，"洛阳人为帽皆冠军士所冠者"，其中也包括妇女。

女著男装也是唐代十分流行的一种风气。《旧唐书·舆服志》说，玄宗开元初，"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男女穿一样的衣服，内外无别，倒真有点平等味道了。当时一些守旧人士不满于男女服饰无别，认为颠倒了阴阳："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颠之倒之，莫甚于此。"①这种风气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开放和礼教的松弛。

女著男装风气与胡服的流行有关。如唐韦顼墓的石刻侍女形象，即头戴幞头，身著折领窄袖胡服，下穿小口裤，足著软线靴，是为汉、胡杂著而集于一身。这是初唐至盛唐时期宫中流行的装束，后来仕宦之家也竞相仿效，以至于"流被民庶"。而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壁画、《虢国夫人游春图》、《唐人双陆图》等绘画中也有类似形象。其形象则多为头戴幞头，身穿圆领窄袖袍衫，足著乌皮靴，腰系革带，看上去几乎与男子无异。

多彩的唐式裙子唐代妇女的下裳，主要是裙。随着社会风尚的不断演变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裙子的样式也发生了变化。其质料之贵、色彩之艳、式样之多、装饰之精，都大大超过前代。

长裙，是隋唐时期最流行的式样。它的重要特点，裙裾长，有的长可曳地；裙腰高，有的高及胸乳；裙形瘦窄，妙肖形体；裙多刺绣花纹，色彩斑斓，等等。从隋唐时期的绘画、塑像等文物的形象中就能明显地看到女子身著窄袖长裙、亭亭如玉的秀美形象。《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有句云："清明节近千山绿，轻盈仕女腰如束。"正是这一时期女子装束形象的真实写照。隋唐时代妇女以裙长为美，但作为宫服，对其长度等有所规定。如《珍珠船》说："隋炀帝作长裙，十二破，名仙裙。"所谓的"破"，即指幅数而言。《新唐书·车服志》说，唐初"流外及庶人不服绫、罗、縠，五色线

①　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

靴、履。凡裥色衣（裙）不过十二破，浑色衣（裙）不过六破"。明确规定了庶民女子衣裙的幅数，不得超过十二幅。但到中唐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百姓多尚"靡丽服饰"，常穿超出十二幅的裙子。

唐代妇女的裙子，不但注意款式，而且追求色彩和装饰。裙的颜色以红、紫、黄、绿为最多，其中以红色裙为最流行。《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仕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唐诗中亦有关于红裙的描写，如白居易《卢侍御四妓乞诗》："郁金香汗裛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万楚《五日观妓》诗："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石榴裙"就是一种鲜艳的红裙子。

裙子的装饰，名目繁多，可在其上绣花、印花、作画，还可镂金、穿珠、镶嵌宝石，有"柳花裙"、"藕丝裙"、"珍珠裙"、"翡翠裙"、"郁金裙"、"罨画裙"等名目。多彩的裙子，在唐诗中也有所反映。李余《临邛怨》诗云："藕花衫子花柳裙，多著沉香慢火熏。"李贺《天上谣》诗云："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十二月乐同》云："金翘峨髻愁暮云，沓飒起舞珍珠裙。"胡曾《妾薄命》　诗云："宫前叶落鸳鸯丸，架上尘生翡翠裙。"杜牧《送客州唐中丞赴镇》诗云："烧香翠羽帐，看舞郁金裙。"白居易《戏代内子作诗贺兄嫂》诗云："金花银碗饶兄用，罨画罗裙任嫂裁。"

隋唐裙子的制作工艺是很高的，当时最流行的是用轻软细薄而半透明的"单丝罗"织成的"花笼裙"。花笼裙上用金银线及各种彩线绣成花鸟形状，有的则采用"夹缬"法①制成五色花笼裙。马缟《中华古今注》说："隋大业中，炀帝制五色夹缬花罗裙，以赐宫人及百僚母妻；又制单丝罗以为花笼裙，常侍宴供奉宫人所服。后又于裙上剪丝凤缀于缝上，取象古之褕翟，至开元中犹有制焉。"花笼裙深受隋唐妇女的喜爱。单丝罗花笼裙在唐代仍然盛行，其织绣工艺也达到封建社会的最高峰。《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唐中宗女安乐公主下嫁武延秀时，"益州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大如黍米，眼鼻嘴甲皆备，瞭视者方见之。"这种绣花罗裙穿在身上有花重色复，图案如真的感觉，因此颇为唐代贵族妇女所喜尚，一时间风靡官庶之间。

更为奇妙的是"百鸟裙"。《新唐书·五行志》载："中宗女安乐公主令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凡造两腰，一献韦氏，计价百万。。。自安乐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可见，这种百鸟裙是将很多种鸟的羽毛捻成线同丝一起织成面料而制成的裙子。裙子的色彩、光泽是非常艳美华丽的。裙纹的华美，正如白居易《缭绫》诗所云："异彩奇文想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制作"百鸟裙"既说明唐代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生活，又反映了我国古代织造技术已达到很高的工艺水平，并为后世鸟羽织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①　夹缬：一种印染工艺方法，先用两块雕成花纹的薄板，将欲染色之面料置于其中，然后染色，撤去夹板，其镂空之处便形成所需要的图案花纹。此法在隋唐时已盛行。一说为唐徐婕妤所发明。（五）妇女妆饰的新款式隋唐时期妇女的妆饰之风盛行，发髻式样和首饰种类花样翻新，丰富多彩；化妆术日益精进，超过前代。人们对妆饰有强烈的追求，往往宫中有什么新式样流传出来，民间竞相仿效，很快成为全社会的风气。妆饰的发展充分说明了人们对仪表美的追求，也体现了当时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相对的稳定和改善。

发髻隋唐时期妇女发髻的式样千姿百态，丰富多彩。据段成式《髻鬟记》、宇文氏《妆台记》等文献，以及绘画、考古发现可知，妇女发髻有四五十种之多，其中最具特点的有高髻、花髻、椎髻、双髻、坠马髻、闹扫妆髻、双髻等。髻鬟之上，又用各种金玉簪　钗、犀角梳篦等作为装饰，所以又有"宝髻"之称。

妇女妆饰好追求时尚，许多流行的发髻大都由贵族妇女的倡导所致。唐朝初年，发髻在隋代平顶式发髻基础上，略有加高，有"半翻"、"反绾"等样式，其中最具特点的"半翻髻"，便是唐高祖时从宫廷中传出来的。天宝年间以后，贵妇中流行戴假髻，当时称为"义髻"。《明皇杂录》记载："杨贵妃尝以假髻为首饰，而好服黄裙。天宝末童谣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①杨贵妃好"义髻"便带动了义譬在社会上的流行。唐僖宗时，宫人的束发都很紧、很高。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后，他逃至四川成都，同时把发根紧束向上梳出的发髻式样，也传至四川，"蜀中妇人都效之"，时谓之"囚髻"。

发髻的式样因人们年龄、婚姻、职业等不同而发生变化。这时，未婚女子梳双髻。双髻又称"双螺髻"，是将头发梳于头顶的两侧，所以又叫"丫髻"、"丫头"、"丫环"，这成为未婚女子的代称。同时，奴婢头上大都梳双髻，这从敦煌壁画中可以找到证明。在唐代，只有出嫁的女子才改梳发髻。高髻是唐代最为流行的一种发式。高髻多是在平常的装扮，万楚《茱萸女》写民间采茱萸的女子，"插枝著高髻，结子置长裙"①。节庆时在高髻上插上金玉钗钿，于是变成了"宝髻"。从现有材料看，这种高髻尤以娼家中最流行，所以，元微之《李娃传》说："髻鬟峨峨高一尺，门前立地看春风。"写妓女以高髻招人的情景。

唐朝末年，社会上最流行的发髻样式是椎髻、抛家髻。椎髻的特点是其形如椎，不戴饰物，不施粉脂。《新唐书·五行志》载："元和末妇人为圆鬓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如悲啼者。"这种发髻样式和化妆便是前面白居易所吟咏的"时世妆"。《五行志》又载："唐末京都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这种两鬓抱面的发式，是唐后期最具特色的一种发式。此外，唐末还有一种"闹扫妆髻"。白行简《三梦记》云："唐末宫中髻，号闹扫妆髻，形如焱，风散鬓。"此发式在宫中流行，类似乱发，作火花形，又似暴风自下扶摇而上，十分别致，当是椎髻的一个变种。

化妆隋唐时妇女脸部的妆饰，也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首先是化妆品胭脂和黛的广泛流行。胭脂又名"焉支"，本出自西域焉支山下，由一种名叫

①　《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①　《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五。

"红蓝"的花朵提取而成。唐时，妇女以胭脂作红妆的风气盛行。唐诗中有所反映，李白《子夜吴歌》"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杜甫《新婚别》"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敦煌曲子词中也有"红妆垂泪忆何君"、"红妆随洛浦，绿鬓逐浮萍"之句。这种红妆是用胭脂打扮成的。唐代称胭脂为"红粉"，诗人一再歌咏它。孟浩然的《春情诗》中有"红粉春妆宝镜前"，杜牧《兵部尚书席上作》中有"偶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在敦煌曲子词中也多次唱到它，《破阵子》中有"焚香祷尽灵神，应是萧湘红粉"的句子，写女子的恋情。《竹枝子》中也有"恨小郎游荡经年，不施红粉镜台前，只是焚香祷祝天"，说明唐代女子在忧愁时，是不用红粉来扮红妆的。隋唐时代的妇女十分讲究对眉的修饰。画眉主要用黛。所谓"黛"是一种青黑色的颜料，是古代专门用来供给女子画眉之用的，一般是用青色细柳枝点着稀释的这种青黑色颜料来画，所以，敦煌曲子词中有"翠柳画娥眉"之句。眉饰的样式有许多种，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样式。隋代流行长眉，如隋炀帝的殿脚女吴绛仙就擅长画长眉。唐初尚粗眉，有"轻鬓丛梳阔扫眉"、"狼藉画眉阔"的句子。至开元、天宝年间，细眉、长眉又流行起来。天宝末年诗人刘方平作有一首《京兆眉》，描写了细长眉在长安城中的流行。诗云："新作蛾眉样，谁将月里同。有来凡几日，相效满城中。"史称唐玄宗有"眉癖"，对妇女画眉极为热心，他命画工画有《十眉图》，其中有鸳鸯眉、小山眉、五岳眉、三峰眉、垂珠眉、月稄眉、分梢眉、涵烟眉、拂云眉、倒晕眉，可见当时眉饰的样式是多种多样的。

额头、脸颊的妆饰风俗，除红妆外，还有黄妆、花钿、斜红、面靥、点唇等。黄妆就是用一种黄色的染料，在额际间妆饰，所以又称"额黄"、"鸦黄"。朱峤诗云："额黄侵腻发"，卢照邻诗也云："纤纤初月上鸦黄"。花钿是在额头双眉之间用各种材料剪成鸟、虫、花、叶等图案，贴于额间。斜红是在双颊太阳穴的地方画月牙形，状如伤口。面靥又称"花靥"，是在妇女面颊两旁，用丹青、朱红等点出各种形象，或月形，或钱样，有的则用金箔、翠玉等粘贴，有许多花纹。这种面靥，晚唐五代时更加盛行，有的将剪成的各种花纹贴得满脸都是。唇饰，主要是点唇，唐初，妇女好红唇，敦煌曲子词中有"朱含碎玉"、"淡施檀色注歌唇"的句子。宪宗元和末年，妇女们盛行奇异的化妆，不擦红粉在脸上，而是以朱膏涂唇上。据《渊鉴类函》引《妆台记》记载，唐代女子点唇已有许多种，有石榴娇、大红春、小红春、嫩吴香、半边桥、万金红、至檀心、露珠儿、内家圆、天宫巧、洛儿殷、淡红心、腥腥晕、小朱龙、双唐媚、花奴样子等。总之以娇小为尚，最美观的是樱桃小口。

首饰隋唐五代时期，生活五彩纷呈，人们审美情趣高昂，创造出辉煌灿烂的独具特色的首饰文化。

这一时期，首饰的种类十分齐备，包括发饰：簪、钗、步摇、胜、梳、篦、金钿、珠花、簪花等；颈饰：项链、项圈、念珠、缨络等；耳饰：耳环、耳坠；手饰：指环、手镯、臂钏等；带佩：带钩、带扣、蹀躞带等；腰饰：佩鱼、香囊、香毬等。每一种首饰又有许多样式，比如高髻盛行，发钗的样式也随之发生变化。除了继承两晋南北朝所流行的样式（钗股的尖端朝外弯曲，制成一个弯钩，以防发钗的坠落）外，逐渐将钗股上的弯钩去掉，或者制成一根钗股较短的钗形。此外，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材料制成的发钗，是这个时期发钗造型的又一特点。湖南长沙隋墓中出土的一件发钗，就是用玉、银两种材料制成的。在钗首作出各种形状的花朵，也是这个时期发钗的一个特征，尤其在中晚唐以后更显著。发钗的形状，通常是根据用途来设计的。一般来说，安插发髻的发钗，钗首比较简单。用于装饰的发钗，则制作精美，实际上起着鬓花的作用。这种发钗，钗股较长，钗首制成各种精美的花朵。浙江长兴唐墓出土一件"鎏金银花钗"，安徽合肥西郊五代墓也出土一件大型的"银镶琥珀双蝶钗"，制作工艺高超，造型优美，反映了这一时期发钗的特征。

隋唐五代时期，首饰的制作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出现许多新颖而精巧的首饰造型。比如，发簪中最精美的翠羽簪便出现于唐代。翠羽簪是用鸟类羽毛装饰的簪。盂浩然《庭桔》诗："骨刺红罗被，香粘翠羽簪。"即指此。这种发簪的制作过程十分复杂：先用金银制成簪架，然后在簪架上粘贴羽毛，一般以翠绿色为多。有的在翠色之外，配上一圈"金边"，或镶嵌宝石，便使发簪产生华丽的装饰效果。在唐代妇女首饰中，步摇的使用十分流行。有金步摇、玉步摇、水晶步摇等许多种，《杨太真外传》记载，杨贵妃进见之日，唐玄宗曾"自执丽水镇紫库磨金琢成步摇，至妆阁，亲与插鬓。"白居易《长恨歌》云："云髻花颜金步摇"。李贺《老夫采玉歌》则描写了一种玉步摇，云："采玉采玉须水碧，琢作步摇徒好色。"从出土的步摇来看，款式甚多，如"金镶玉步摇"和"四蝶银步摇"。前者在金钗上端有一对翅翼，镶玉片，又嵌有下垂的珠玉穗状串饰，稍动则摇；后者在银钗上有四只展翅飞舞的蝴蝶，下有珠玉垂饰，动则摇。

这一时期，妇女佩戴首饰的习俗有许多新特色。第一，插梳篦之风极盛。从文献记载来看，唐代妇女喜欢插梳篦。梳篦的制作十分讲究，材料也异常丰富，有金制，薛昭蕴《女冠子》词："翠钿金篦尽捨"；有银制，花蕊夫人《宫词》："斜插银篦慢裹头"；有玉制，元稹《六年春遗怀》诗："玉梳钿朵香毬解"；还有犀角和白角制的。当时妇女插梳篦的方法有横插、对插和插数把小梳篦等。张萱《捣练图》中的妇女，头上同时插几把小梳篦，使人联想起元稹"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的诗句。中唐以后，妇女喜欢插两把大梳，梳齿上下相对。这从周昉《挥扇仕女图》及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可以看到。第二，流行簪花。唐代妇女戴簪花的形象，可以从著名的《簪花仕女图》中看到。当时的簪花有金钿、翠钿、宝钿等。唐代簪花的制作工艺十分高超。日本大和文华馆中藏有唐代团花簪花，在一朵葵花形状的花蕊周围，用金丝编成网纹，制出八片立体的花瓣，造型像一朵盛开的山菊，可谓精巧别致。除金钿，当时还流行"翠钿"和"宝钿"。前者是用翠绿的鸟羽粘贴而成。后者则是在金钿上镶宝石，或直接用宝石制成花朵。第三，戴臂钏。臂钏起初多套在手臂上，至隋唐年间，臂钏戴的位置逐渐下移，最后落到手腕部位，成为一种腕饰。白居易《盐商妇》诗中写女子"皓腕肥来银钏窄"，可见当时妇女的银钏，已戴在腕上。在湖北武昌隋墓中出土的女子陶俑上，腕部都塑有数道螺纹，即臂钏的形象。在《步辇图》、《簪花仕女图》中也可以看到妇女腕戴臂钏的形象。第四，极少戴耳环、耳坠。从文献及考古发掘来看，隋唐时妇女中不流行戴耳环、耳坠，这主要由于这时期不尚穿耳的缘故。只有在少数歌女舞姬及少数民族妇女中间，才偶见戴耳环、耳坠的现象。第五，中亚首饰传入中国。1957年8月，在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一串项链。项链的链条由28　颗镶有珠宝的金珠构成，上端装有扣纽，下有制作精美的坠饰，上面均镶嵌青金石，制作精美，造型奇特。整个项链具有与中亚地区项链相同的风格，而且青金石也出产于阿富汗东北部。所以，学术界大部认为这件项链是中亚地区制作之后传入中国的。

（六）男子的流行服饰隋唐时男子的服装，大体上是由幞头和圆领袍衫组成。此外，男子也穿半臂，戴各种胡帽。一般平民则穿褐衣。这一时期的男子服装大致分四个阶段：隋代初期仍以北朝时流行的"袴褶"为主，后期大多穿衣袖窄小的圆领袍服，头裹平头小样巾。初唐和盛唐时期流行圆领窄袖、缺胯、加襕等样式的袍衫，头戴幞头。中晚唐时期，服装发生变化，最显著的是衣袖加宽，幞头巾式由分半而合一，且内衬"巾子"（即帽胎），两脚由软脚变为硬脚。五代时期，官宦多着大袖宽衣，头戴高式纱巾；庶民仍流行缺胯袍衫；幞头形成前低后高的"两折"样式，两脚已左右平直。

幞头隋唐五代时期男子一般都戴幞头，是唐代的特色，所以也称"唐巾"。幞头起于北周武帝时，是用三尺皂纱绢布将头发包起，戴有四条带（四脚），两脚系于颌下，两脚系脑后下，或将脑后两脚，反系头顶，故称"折上巾"。这种巾上自帝王文武官员，下至庶民百姓都戴。

隋朝幞头较为简便，形象上比较矮平。从隋末开始，在幞头里面另加一个"巾子"扣在发髻上。其作用相当于一个假发髻，以便能使幞头裹出一个固定的形状。

唐朝的幞头，在各个时期也有不同形式的变化。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武德以来，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头小样者。则天朝，贵臣内赐高头巾子，呼为武家诸王样。中宗景龙四年三月，因内宴赐宰臣已下内样巾子。开元以来，文官士伍多以紫皂官絁为头巾、平头巾子，相效为雅制。玄宗开元十九年十月，赐供奉官及诸司长官罗头巾及官样巾子，迄今服之也。"

结合陶俑、壁画和其他资料来看，初唐流行"平头小样"，即顶上巾子比较低平的幞头。此后巾子渐渐加高，至武则天时，出现"武家诸王样"，形式是巾子高而前倾，中部略为凹进，分成两瓣，呈■型。中唐以后，巾子更加增高，左右分瓣，几乎变成两个圆球，如■型，并有明显前倾，这称作"内样巾子"，又叫"英王踣样"，流行于唐中宗景龙四年至玄宗开元初年。后至开元年间，幞头样式更高，小头尖圆，不甚前倾，称作"开元内样"。总的来说，隋至盛唐的幞头多用柔软的绢罗制成，两脚也自然下垂，所以人们称这时期的幞头为"软脚幞头"。

中晚唐至五代时期，幞头的形制又有了变化。中唐时，巾子已从前俯变为直立；晚唐变为微微后仰，巾顶分瓣也不十分明显，两脚渐为平直或上翘，被称之为"朝天幞头"或"朝天巾"。五代，则已发展为两脚平伸的硬脚，叫做"硬脚幞头"。《十国春秋拾遗备考补·附录》云："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头，二脚上翘。四方僭位之主，各创新样，或翘上反折于下，或如团扇蕉叶之状，合抱于前。。。至刘汉祖始为并州衙校，裹幞头脚，左右长尺余，横置之，不复上翘，至宋不改其制。"这时的幞头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巾帕的范围，而变成了固定的帽子。

袍衫隋唐五代时期男子服装的主要形式，是圆领袍衫。传统的褒衣大酺、长裙丝履，只有重大的礼仪活动中才偶而用之。袍衫成为不分官绅士庶，尊卑贵贱，都穿着的服装。

袍衫的基本形制，是圆领、窄袖；领、袖及襟已没有缘边，衣长至足面。大体上可分为襕袍、襕衫、缺胯袍、缺胯衫四种。襕袍和襕衫是一种上衣下裳相连属的服装形式。唐太宗时，"太尉长孙无忌又议：服袍者下加襕"，"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褾（袖端）、襈（裾边），为士人上服。"①襕，指的就是上衣下裳相连的服装形式。襕袍、襕衫作为人们普遍穿着的服装，统治者专门规定了不同的颜色，用来区别等级。《隋书·礼仪志》载："大业六年（610年）诏：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帝王多服黄袍，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规定"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下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以青，带以鍮石，归人从夫色。"据此可知，官宦的襕袍衫的颜色有黄、黑、绛、绯、紫、绿、青等，根据其品级的高低而不同。一般庶民则一律著白。

缺胯袍与缺胯衫所谓"缺胯"，指在袍衫两胯下开"衩儿"的形制，以利于行动。因此，这种袍衫被作为一般庶民或卑仆贱役等低级阶层人的服装。《旧唐书·舆服志》载："开胯者，名缺胯衫，庶人服之。"又由于甚利军旅、骑射，所以，这种袍衫又为军士所服用。关于缺胯袍的颜色，最初"黄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色"。后至高宗总章元年（668年）下令"始一切不许着黄，盖以白为庶人服也"。至于缺胯袍衫的形制，可以从敦煌壁画、唐墓壁画及出土彩俑中得到印证。

①　《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

四、隋唐五代饮食习俗（一）饮食习俗的兴旺发达隋唐五代时期的饮食习俗，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传统，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成为中国饮食风俗史上极富光彩的时期。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发展在隋唐时代达到了一个鼎盛阶段，这为饮食习俗的兴旺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决定饮食风俗兴旺发达的诸多因素中，农业是最基本的因素。《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玄宗时，"海内富实，斗米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杜甫《忆昔》诗亦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粮食作物产量的增加，为这一时期饮食习俗的丰富多彩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隋唐五代时期饮食习俗的兴旺发达主要表现在：第一，人们在饮食方面不断创新，花色品种增多，呈现出一派丰富多彩的局面。粟、麦仍是北方人的主食，而南方人仍以稻米为主。由于南方稻米生产的长足进步，大量稻米运往北方，特别是中唐以后，稻米已成为人们的常食之物。唐代比较著名的饭食有"青精饭"、"团油饭"、"王母饭"、"荷包饭"和"饧粥"、"茗粥"等。"青精饭"是一种用南烛树叶的汁浸黑的米蒸成的饭，其色如青，故名青精饭或乌饭。据说久食此饭，可益精气、强筋骨，延年益寿。唐代陈藏器在《本草拾遗十种》中说："乌饭法：取南烛茎叶捣碎，渍汁浸粳米，九浸九蒸九曝，米粒紧小，黑如瑿珠，袋盛，可以适远方也。"可见当时是作为长途旅行的食品。杜甫《赠李白》诗云："岂无青精饭，令我颜色好。"陆龟蒙《四月十五日道室书事寄袭美》诗："乌饭新炊冪■香，道家斋日以为常"。"团油饭"是用煎虾、鱼炙、鸭鹅、猪羊肉、鸡子羹、蒸肠菜、姜桂、盐鼓等合制而成，为富贵人家妇女产儿三日或满月时食用。"王母饭"是皇家的主食之一，类似今日的盖浇饭。"荷包饭"以香米杂鱼肉等用荷叶蒸成。柳宗元《柳州峒氓》诗有"绿荷包饭趁墟入"的诗句。另外的"饧粥"也很有名，是加杏酪、麦芽糖制成的。李商隐《酬寄饧粥》诗云："粥香饧白杏花天，省对流莺坐绮筵。"赞美了饧粥的芳香甜美。"茗粥"则是掺茶叶煮的粥。

隋唐五代的面食更加丰富，仅饼的品种就有许多。有煮饼、蒸饼（又称笼上牢丸）、汤饼（又称汤中牢丸）、蝎饼、阿韩特饼、凡当饼、■。。饼、胡麻饼、双拌方破饼、春饼、赍字五色饼、五福饼、。。。。（带馅的饼）、丸饼（又称糖■）等。其中，春饼是一种以麦面裹菜肉蒸成或烙成的圆薄饼。隋唐风俗，在立春日吃春饼。《月令广义》卷五说："唐人立春日食春饼、生菜，号春盘。。。春饼者，薄剂煿菜肉裹食也。""赍字五色饼"的制作方法是"刻木莲花，藕禽兽形按成之"，饼上印有美观的花纹图案，这与现在用模子作点心的方法一样。"五福饼"也是一种类似点心的饼，它其中有五种不同的馅料，这反映当时饼类食品的制作有很高水平。

由饼的制作发展起来的糕点食品，隋唐以来品种繁多。如：苏（奶酪）、豆餤（豆饴）、粔汝（米饼）、飡（糍团）、饧（薄糖）、■（糖米饼）、饼馁（有馅带奶酪的饼）等。此外，隋唐时的面条和面团食品还有许多品种：如：冷陶（过水凉面）、汤饼（汤面），以及羊肉面、鸡汤面、素菜面等。包子、馄饨、饺子、油条也很流行，是人们喜爱的主食。1972年新疆唐墓就出土了馄饨、饺子等食品。

隋唐时期的烹饪技艺也较前代有较大的进步，名菜佳肴争奇斗艳，如浑羊殁忽（全羊席）、金齑玉脍（鲈鱼脍）、熊白啖（烹熊鹿肉）、炙鹅鸭（烤鹅鸭）、镂金龙凤蟹（醉蟹）、辋川小样（拼盘）等，这些名肴均脍炙人口。隋唐五代时期的饮酒之风十分盛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酒的品种众多，如：石榴酒、松花酒、郫筒酒、黄醅酒、桑落酒、酴醾酒、琼苏酒、屠苏酒、蛮榼酒、松醪酒、竹叶酒、箬下酒、乌程酒、郁金香、五云浆、梨花春、醁醽酒、烧春酒、曲米酒、石梁春、乾和葡萄酒等等，不下几十种。

我国饮茶虽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作为一种风俗则始于唐代。当时上自王公朝士，下至百姓，普遍爱好饮茶，正如《茶经》所云："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这一时期产生了不少名茶，如：仙人掌茶、蜀冈茶、剡溪茶、茶岭茶、紫笋茶、蒙顶茶、黄芽茶、雅山茶、鸟嘴茶、碧涧茶、明月茶、芳蕊茶、茱萸茶、夷陵茶、石廪茶、紫阳茶、方山茶、天柱茶、团黄茶、阳羡茶、天目茶、鸠坑茶、举岩茶、昌明茶、兽目茶、武夷茶等。据《茶经·八之出》记载，当时的主要产茶地区，共八道、四十三州郡，遍及现在的十三个省份地区，足见唐代的茶叶产区已相当广大。第二，饮食行业的繁盛。当时，长安、洛阳、扬州、杭州、益州、汴州等都是拥有数百万人口的、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城市人口消费量的增加，促进了饮食业的繁盛，星罗棋布的酒楼、餐馆、茶肆，乃至沿街叫卖的摊贩，已成为都市繁荣的主要特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载唐代长安的著名食品就有："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瀹茗。廋家粽子，白莹如玉。韩约能作樱桃。。。。，其色不变。"许多饮食店以独特的美味佳看而闻名于世。各街坊的饮食行业也大体上有所分工，像长兴坊卖。。。。，辅兴坊卖胡饼，颁政坊卖馄饨，胜业坊卖蒸糕，长乐坊卖黄桂稠酒。中唐以后，很多繁华的商业都市及农村集市上，夜间饮食业广泛出现，如汴州饮食夜市是"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①。苏州"宴游之风开创于吴，至唐兴盛。。。船制甚宽，艄舱有灶，酒茗肴馔，任客所指"②。

唐代以长安为中心，设置驿路，贯通于全国各地，驿道两旁设有许多饮食店肆。《通典·食货典》记载："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以供客旅"。在交通路口也有饮食业，如唐人罗隐有诗称："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

第三，中外饮食的广泛交流。隋唐五代时期饮食风俗的兴旺发达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能广泛地借鉴和吸取国外饮食文化的精华，同时，也把先进的中国饮食风俗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唐代外来饮食最多的是胡食（主要是西域的饮食）。《新唐书》中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这一时期的胡食品种很多，主要有胡饼、油饼、烧饼、。。。。、■■、塔纳、古楼子等，其中流行最广的为胡饼。

西域的名酒及其制作方法也传入中国，有葡萄酒、三勒浆酒和龙膏酒等，这丰富了我国古代的酒文化。当时长安，胡人开的酒店也多，侍者多为胡女，

①　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全唐诗》卷三百。

②　（清）顾禄：《桐桥倚棹录》。

故称"胡姬酒肆"。

（二）豪华的宫廷宴和盛大的"曲江宴"

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饮食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筵宴种类之多，内容之丰富都是前无古人的。筵宴规格不一，等级有高低之分，规模有大小之别，大抵因与宴者的身份而分为宫廷宴和文人宴两种。

宫廷宴隋唐五代时，凡朝廷遇祀典、大赦、征战、祥瑞、喜庆加冕、册封、庆功、祝捷、祝圣寿、纳妃、立太子、大节日等，都要大设筵宴，这属常规御宴。比如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三月丙申，宴朝集，使于百福殿，奏九部乐于庭。五月乙卯宴群臣。六月癸亥以秦王为太子，宴群臣，赐帛各有差。。。太宗亲侍舆辇，百僚陪从，太上皇甚悦，置酒高会，极欢而罢。。。明日，复召贵臣十余人爰及妃主置酒于凌烟阁酒酺，太上皇亲弹琵琶，太宗起舞，公卿上寿，乙夜方散"①。又如，后唐长兴元年（930年）"二月乙未宴群臣于长春殿，酬郊祀行事也。三月丁卯幸会节园，宴宰相及诸道入觐节度使。。。辛未宴入觐节度使于长春殿"②。此类的材料在史籍中非常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中都有"宴享"一目，虽然绝大多数材料过于简略，但仍可了解当时筵宴上饮食风俗的一些情况。

筵宴上少不了美酒佳酿、歌舞百戏。贞观三年（629年）正月甲子，唐太宗"宴群臣，奏九部乐，歌太平，舞狮子于庭。"③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宴三品于百福殿，帝举酒极欢，。。相率宴乐兼奏倡优百戏"①。当时宴饮之风盛行，遇宴必饮酒，酒的名目也非常多。刘昇《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诗："圣酒千钟洽，仙厨百味陈。"李暠也有诗云："天厨千品降，御酒百壶催。"立春喝"春酒"，白居易诗云："长洲苑绿柳万树，齐云楼春酒一杯。"中和节饮玄化醇，权德舆诗云："赓歌武弁侧，永荷玄化醇。"千秋节等诞圣节上专门饮用醇酎和"万岁寿酒"，杜甫诗云："舞阶衔寿酒，走索背秋毫。"重阳节则饮菊花酒，上官昭容诗云："却邪萸入佩，献寿菊传杯。"此外，无忧酒、兰醑、翠涛、醁醽、五云浆等都是宫廷筵宴上常饮的名酒。

当时宫廷筵宴上还流行许多有趣的饮酒习俗。《大业拾遗记》记载：隋炀帝时，作木人长二尺许，乘船行酒。船上一人举酒杯，一人捧酒钵。船绕曲水池随岸而行，每到坐客处即停。客人取杯饮酒，将杯还给木人，捧酒钵人酌酒满杯，船再前行。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大设宴席招待归附的铁勒各部首领，专门在殿前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银盆，美酒从殿中源源不断地流到大银盆里，盆中的美酒使"铁勒数千人，不饮其半"，惊骇万分。用巨盆喝酒还不够刺激，唐玄宗时的虢国夫人又发明了一种新奇的饮酒方法。唐冯云贽《云仙杂记》卷六记载：虢国夫人在屋梁上悬鹿肠，筵宴时使人从屋上注酒于肠中，结其端，欲饮则解开，注之杯中。人们戏称此物为"洞天圣酒将军"。

唐代宫廷宴中以"烧尾宴"最有名。据《辨物小志》记载："唐自中宗朝，大臣拜官，例献食于天子，名曰烧尾。""烧尾"一词出自"鱼跃龙门"

①　《册府元龟》卷一○九。

②　《册府元龟》卷一一一。

③　《册府元龟》卷一○九。

①　《册府元龟》卷一一○。

的故事，寓意前程远大，官运亨通。《新唐书·苏瓌传》记载："时大臣初拜官，献食天子，名曰烧尾。瓌独不进。及侍宴，宗晋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于帝曰：宰相燮和阴阳，代天治物，今粒食踊贵，百姓不足，卫兵至三日不食，臣诚不称职，不敢烧尾。"从此，"烧尾宴"不再举行。

我们可以从韦巨源的《食谱》记载的"烧尾宴食单"上了解了当时宫廷宴的具体饮馔情况。史称韦巨源官拜尚书令左仆射时，曾在其家中设"烧尾宴"宴请皇帝，并将那次"烧尾宴"上的菜点记录为"食单"，流传至今。食单里所列的食品，水陆八珍，应有尽有，既有各种饭、粥、糕饼、馄饨、。。。。、粽子等粥饭糕点，又有鱼、鸡、鹅、兔、羊、猪、牛、鹿、熊、狸、驴、犊、鳖等肉类烹制的菜肴。从菜点品种看，荤素兼备，咸甜并陈，奇异者就有五十八样，其中有乳煮的"仙人脔"，生烹的"光明虾"，活炙的"箸头春"（鹌鹑），冷拼的"五生盘"，笼蒸的"葱醋鸡"，油炸的"过门香"；有的菜点还运用了镂切雕饰工艺，如印花的"汉宫棋"，挤花的"汤浴绣丸"，雕花的"玉露圆"等；有的配料及花形各异，如"二十四气馄饨"，即花形、馅料各异的二十四种馄饨，"素蒸音声部"，以蓬莱仙人为形象的蒸面糕，糕面上突出了七十个字。此外，还有"凤凰胎"（烹鱼白），"金粟平■"（烹鱼子），"遍地绵装"（羊脂鸭卵烧鳖）、"升平炙"（烤羊、鹿舌三百片），"白龙臛"（鳜鱼汤）、"卯羹"（纯兔汤），"小天酥"（鹿鸡肉掺拌）等等肴馔，表现了唐代宫廷宴的奢侈，也表现了唐代饮馔水平的高超。

皇帝赐宴群臣的习俗，到唐末五代又出现一种新的形式--买宴。皇帝赐宴，群臣献奉钱财布帛，谓之买宴。这成为臣下向皇帝贡献的一种形式。《旧唐书·哀帝纪》载：天祐二年（905年）"五月戊寅，宴群臣于崇勋殿，朱全忠与王镕、罗绍威买宴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记载：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前靖难节度使侯章献买宴绢千匹，银五百两。帝不受，曰："诸侯入觐，天子宜有宴犒，岂待买邪！""不仅方镇节度使入觐要买宴，而且朝臣也同样。《新五代史·唐明宗纪》载：天成二年（927年），"帝幸会节园，群臣买宴"。买宴形式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的衰落，皇帝不得不借赐宴来搜刮财物。

官宦宴与文人宴帝王在筵宴上的奢靡，带动了整个社会在饮食风俗上的奢侈性。史称"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处群饮。。公私相效，渐以成俗"①。官僚及文人学士们常不惜金钱大摆奢华宴会，如郭子仪入朝，元载、王缙等人盛宴款待，"各出钱三十万"，及第进士宴请宾朋，"一春所费，万余贯钱"。②这表明自唐后期开始，饮食上的奢侈性需求，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唐代时的文人墨客和各级官僚大都热衷于举行宴会，因而出现了不少新颖别致的名宴。一种是依时令而设的名宴。如《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的官绅士女，每逢正月"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郊游赏春，名叫"探春宴"。而在扬州则有"争春宴"的名宴。《扬州事迹》载：唐代扬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数十亩，每到春初，灿烂花开，就大设筵宴，歌舞饮馔，其名曰"争春宴"。每到暑伏时，唐长安富家巨豪各于林亭内植画柱，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召名妓，相互邀请，大摆筵宴，其宴为避暑宴。另一

①　《唐会要》卷五四《省号上·给事中》。

②　《唐大诏令集》卷一○六，《厘革新及第进士宴会敕》。

种是因物而举的名宴。唐代文人中流行一种"樱桃宴"，即新科进士以樱桃宴请众人。《唐摭言》卷三记载：乾符四年（877年），刘覃及第中迸士，其他进士正准备筹资举办樱桃宴，刘覃却早早暗地派人预先购买了数十棵树上的樱桃，"独置是宴，大会公卿"。他又把樱桃和上糖同奶油，送给与宴者，深受众人的喜欢。《负暄杂录》记载：五代时，南汉刘昇每年在荔枝熟了的时候，都要举行宴会，品尝荔枝和美酒，"窗外四壁悉皆荔枝，望之如红云然"，所以称此宴为"红云宴"。

唐代文人学士举行的宴会，统称为"文酒之宴"或"文会"。《开元天宝遗事》上说：唐玄宗时，苏■与李乂对掌文浩，八月十五日夜在梦中直宿，一些学士借机相聚一起，"备文酒之宴"。当时长天无云，月色如画，苏■说："清光可爱，何用灯烛？"命人把灯烛撤去。开成二年（837年）三月三日，河南府尹李待价以人和岁稔，在洛滨举行修禊之宴。白居易、萧籍、李仍叔、刘禹锡、郑居中、裴恽、李道枢、崔晋、张可续、卢言、苗愔、裴俦、裴洽、杨鲁士和裴度等十五人参加了宴会。宴会设在船上，一边观赏洛水两岸的秀丽景色，一边聚宴畅饮，吟诗赏乐。宴席上"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①。这是一次风雅高韵的文会，与会者均是当时的文人名士，席间少不了吟诗作赋。刘禹锡作诗曰："洛下今修禊，群贤胜会稽。盛筵陪玉铉，通籍尽金闺。"白居易也作诗曰："妓接谢公宴，诗陪荀令题。舟同李膺泛，醴为穆生携。"描述了宴席上饮宴吟诗的盛况。把饮宴与吟诗作赋结合起来是文宴的特点，以文会友是文会的主旨，饮宴只是手段，起调节气氛的作用。

曲江宴唐代多种多样的筵宴中，以"曲江宴"最为著名。曲江位于今西安市东南六公里的曲江村一带。古有泉池，岸头曲折多姿，自然景色秀美。隋宇文恺设计大兴城时，人工挖凿湖泊建成皇家御园，名为"芙蓉园"。唐代在隋"芙蓉园"的基础上又大规模扩建，引黄渠水入池，广种莲池，池周植奇花异树，池南建有紫云楼、彩霞亭，专供皇帝登临观景。曲江周围还建有许多私人楼台亭阁，使曲江池成为长安风光最美的游赏、饮宴胜地。唐代在此处举行的例行宴会名目甚多，通称"曲江宴"。例如皇帝每年中和节（二月一日）、上巳（三月三日）和重九（九月九日）节赐群臣宴。上自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长安、万年两县官员，都可以随带妻、妾参加，人数之众以万计。皇帝的筵席设在紫云楼上，可一面饮宴，一面观赏曲江全景，其他官员的筵席分别设于楼台亭榭或临时搭盖的锦帐内。皇帝的酒肴由御厨承办，其他臣僚的筵席分别由诸司和京兆府等制办。

唐代进士及第后，皇帝例行要在曲江举行盛大的筵宴，以示鼓励。此习俗一直沿续到唐末，历二百年之久。此宴在史籍和唐、五代诗文中，因取义不同，异名甚多。例如：因宴会时间在关试（吏部考试）之后，又称"关宴"；因筵席常设在曲江池西岸的杏园内，又称"杏园宴"；唐代贵族多嗜樱桃，新进士宴时值暮春，樱桃初熟，筵席间必备樱桃，又名"樱桃宴"；曲江宴的参加者都是新科进士，金榜题名是文人们感到最荣耀、最喜庆的事情，所以称曲江宴为"闻喜宴"；但是宴会之后，进士们又要各奔前程，再无全员聚会的机会，所以又称"离宴"。

①　白居易：《三月三日祓禊洛滨》诗序，《全唐诗》卷四百五十六。

曲江宴上，新进士除了拜谢恩师、交结新友、观赏曲江胜景，题名慈恩寺大雁塔外，重要的内容就是饮美酒、品佳肴。虽然曲江筵席上的食品无详细记载，但从唐、五代诗文可以窥其大概。《唐摭言》卷三记载：曲江宴上"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长安城中的大小商贩，酒家歌楼，也都在曲江边搭起帐棚做生意。"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曲江宴上最重要的饮品是酒，与宴者无不纵酒狂饮。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唐语林》卷七记载，皮日休进士及第，喝得酩酊大醉，枕着新做的衣囊、书籍酣然入睡。《唐摭言》卷三记载，郑光业进士及第参加曲江宴，竟然儿子得病而死也不放下酒杯。杨汝士曾作诗云："当年疏传虽云盛，讵有兹筵醉醁醽。""醁醽"也称"醽醁"，是唐代时的名酒。可见，曲江宴上有不少名酒供人品尝。

曲江宴时，皇帝常令御厨特制宫中某种名食馈赠新科进士。例如唐昭宗光化二年（899年）卢延讓中进士，与新科进士们宴于曲江。昭宗命御厨制"红绫饼馁"赐给十八位新进士。《全五代诗》引《纪事》曰："盖唐御食以红绫饼馁为上品也。"卢延讓作诗曰："莫欺零落残牙齿，曾吃红绫饼馈来。"

（三）名菜佳肴大观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菜肴的重要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菜肴的烹饪方法明显增多，制法更精，品种相当丰富，风味多种多样，产生出大量的名菜佳肴。在隋谢讽的《食经》、唐韦巨源《烧尾宴食单》以及其他文献中记载了数十种名菜，包括热菜、凉菜和花点，用料有畜禽、水产、虫类、粮食、蔬菜、果品等，烹饪方法有烧、煮、蒸、缹、■、腤、煎、消、炙、腌、糟、酱、醉、炸、炒、羹、脯、脩、臛、脍、齑、菹、胙、■等。这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饮食习俗的丰富多彩以及高超的烹饪制作水平。

肉食菜肴　这一时期，羊、牛、猪、狗、马等畜类的肉仍然是当时菜肴的主要原料。其中，唐人爱吃羊肉，所以羊肉是肉食之首。人们用肉类制作了不少名菜，例如"过厅羊"是唐代西北名馔，是官吏熊■所创。食法是宴会时，厅下现宰一只活羊，宾客自选羊的部位，并系上彩锦作记号，羊蒸熟后，再让客人各自认取，蘸调味品下酒。《杜阳杂记》载：同昌公主下嫁，皇帝赐给御馔，其中有一道菜名叫"消灵炙"，是用"一羊之肉，取之四两，虽经暑毒，终不败臭"。可见炙制方法的高超和选料的考究。在敦煌民间文学中也有材料反映当时人们好吃牛羊肉的习俗。如《伍子胥变文》："广杀牛羊，城南宴设，酒有千斛，肉乃万斤。""梁王闻吴军欲至，遂杀牛千头，烹羊万口。"在文献中记载的肉类名菜还有蒸全羊、整烤牦牛、野猪胙、驼峰炙、升平炙、五生盘等。食疗菜发展迅速，唐咎郎著的《食医心鉴》中记载了多种肉类菜肴，如治中风的"蒸驴头"，治足踵的"缹猪肝"，治痔疮的"烤野猪肉"等。

以鸡、鸭、鹅等禽类制成的名菜也很多。《烧尾宴食单》上就记载有："葱醋鸡"、"仙人脔"、"八仙盘"、"箸头春"、"汤浴绣丸"、"太白鸭子"和"浑羊殁忽"等。其中，"太白鸭子"相传是李白为唐玄宗调制的一道名菜，用百年陈酿花雕、枸杞、三七和肥鸭烹成，有滋补作用。"浑羊殁忽"是一种十分考究的炙鹅方法。其作法是将鹅洗净，将用五味调和好的肉、糯米饭装入鹅腔。然后宰羊，剥皮，去内脏，再将子鹅装入羊腹中，上火烤制，熟后取鹅食用。这道菜反映了当时烤炙技术的发展水平。在唐诗中也有诗句描述炙鹅的菜肴。韩翃诗云："下箸已怜鹅炙美，开笼不奈鸭媒娇。"白居易诗云："稷香简竹嫩，炙脆子鹅鲜。"《太平广记》里有一段记载，武则天时，张易之与其弟张昌宗竞相豪侈，用大铁笼将鹅鸭置于其中，笼中生炭火，用铜盆盛酱醋等五味汁，鹅鸭被火烤得不停地来回走动，热得他们不得不饮盆里的汁水，等到鹅鸭羽毛尽落，肉色变赤时即熟，其肉鲜嫩可口，开后世制作烤鸭的先河。

山珍海味隋唐五代时，大量山珍海味以及珍奇异味进入筵席，被人制成各种菜肴，如海产中的比目鱼、海虾、乌贼、海蟹、海蜇、鲎鱼、玳瑁、鱼唇、鱼肚、海参；山珍中的野鹿、山鸡、穿山甲、蛇、熊掌和各种鸟类；甚至一些虫类像蜂、蟠虫等也成为菜肴的原料。这一时期的名菜中，脕鱼含肚、炸乌贼、拼水母、炒蜂子、蚁卵酱、酥蟠虫等都是见于记载的山珍海味。《大业拾遗记》记载，隋代吴郡进献一道名叫"海脕鱼干鲙"的名菜。其制法是：夏季在海上取四五尺长的脕鱼，去皮取精肉，切细丝，晒干，装入瓷瓶密封而成。食用时，干鲙用水渍过，"散置盘上如新鲙无别，细切香柔叶铺上，箸拨令调匀进之"。以海鱼作脍，这在菜谱中还是第一次。书中还说：当时有位名厨叫杜济，"能别味，善于盐梅，亦古之符朗，今之谢讽也"。他曾创制"脕鱼含肚"的名菜。隋代的海味鱼肚，是我国食用鱼肚的开始。

隋唐五代时，除了名菜佳肴，还有奇珍异馔，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八珍"。杜甫的《丽人行》描写杨贵妃兄妹生活豪奢："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盛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白居易的《轻肥》揭露宦官昏愦淫乐："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醖，水陆罗八珍。"至于隋唐五代时期的"八珍"究竟是些什么菜肴呢？史籍中缺乏详细记载，从唐人小说《游仙窟》得知，有"龙肝凤髓、鸡■雉臛，鳖醢鹑羹，椹下肥肫，荷间细鲤，鹅子鸭卵，麟脯豹胎，熊腥纯白，蟹酱纯黄，鹿尾鹿舌，熊掌兔髀，雉臎脟唇"，可谓"穷陆海之珍馐，备川原之果菜"。当时还有用虫制作菜肴的风俗。如唐代笔记《岭表录异》说："交广溪洞间酋长多收蚁卵，淘择令净，卤以为酱，或云其味酷似肉酱，非官客亲友不可得也。"唐人温庭筠在《乾■子》记载，剑南东川节度使解于叔喜欢吃蟠虫，"即浮之微热水中，以抽其尽气，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饼而啖，云其味甚佳"。当时广东、安徽等地一带流行吃蜂子，蜂子就是"蜂蛹"，做法多是加盐爆干，有的也采用火燎。虫菜的流行表明，菜肴种类已经相当广泛，体现了当时高超的烹饪水平。

花色冷盘　除了热菜外，还有不少著名的凉菜，特别是花色冷盘。花色冷盘成为席上佳肴，始于隋唐时期。《卢氏杂说》载："唐御厨进食用九饤食，以牙盘九枚装食味于其间，置上前，亦谓之香食。"这种"九饤食"便是一种冷盘。"饤"又称"饤饾"，源于商周时期，是指堆叠在器皿中的蔬菜果品，后演变为花色冷盘。韩愈《赠刘师服》诗云："妻儿恐我生怅望，盘中不饤栗与梨。"《南山诗》也云："或如临食案，肴核纷饤饾"。后人说，饤饾是"五色小饼，作花卉禽珍宝形，按抑盛之，盒中累积"。可见"饤饾"类似花色冷盘。《烧尾宴食单》中有道名菜叫"五生盘"，是用羊、猪、牛、熊、鹿肉制作的冷盘。另一道名菜叫"八仙盘"，是用鹅肉制作的冷盘。五代时，冷盘水平有很大提高，出现著名的大型风景冷盘--"辋川小样"。陶谷《清异录》记载：尼姑梵正，善长烹饪，所制肴馔十分精巧。她用腌鱼、炖肉、肉丝、肉脯、肉茸、酱瓜、菜蔬等，黄红颜色相杂，斗成景物拼盘。如座上有20　位客人，每人一只冷盘，二十个盘子合起来，就成了王维辋川别墅的图景模型，称"辋川小样"。这是我国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大型风景型拼盘，反映了当时高超的冷拼技术。

（四）汇集各民族特色的"胡风饮食"

隋唐五代饮食风俗中有一显著的特点，即"胡风饮食"十分盛行，这反映了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盛和内容的广泛。

胡姬酒肆饮食风俗中的"胡风"，首先表现在"胡姬酒肆"的盛行上。

当时大量的外国胡商居住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①。在各种胡人开设的店肆中，有许多酒肆。酒肆大多是中亚各国人和波斯人所设。在长安，胡人酒肆主要开设在西市和春明门到曲江一带。李白《少年行》之二云："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因酒肆中，侍者多是擅长歌舞的胡女，所以称为"胡姬酒肆"。由于胡姬酒肆具有效持的异国情调，文人墨客大都喜欢到胡肆中饮酒取乐，所以唐诗里有不少吟咏胡姬酒肆的内容。到胡肆里饮酒可以欠账，所以王绩《过酒家》诗说："有钱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常道贳，惭愧酒家胡。"胡人酒肆常设在城门路边，人们送友远行，常在此饯行。岑参《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诗云："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酒肆中除了美酒，还有美味佳肴和音乐歌舞。贺朝《赠酒店胡姬》诗生动描写了胡人酒店中的情景。诗云："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毾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脍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

胡姬们能歌善舞，具有异国情调。许多文人沉醉于"胡姬貌如花，当■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②难怪他们"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③，总是喜欢到胡人酒肆中饮酒，欣赏胡姬歌舞。

胡姬酒肆中的酒大都是从西域传入的名酒，像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浆"、"龙膏酒"等。高昌"葡萄酒"在唐太宗平定高昌后传入中国。《册府元龟》记载："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益。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这是在中原仿制西域酒的开始。波斯的"三勒酒"是菴摩勒、毗梨勒、河梨勒三种酒的合称，顺宗时宫中还有古传乌弋山离（伊朗南路）所酿的龙膏酒。除了胡酒外，还有不少胡人食品也传入中原。胡食包括■■、胡饼、。。。。等。■■，亦作■■，是一种油煎饼。唐慧琳在《一切经音义》释"■■"说："此油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胡饼，也叫胡麻饼、炉饼，类似今日的烧饼。当时食胡饼十分普遍。唐玄宗避安禄山叛军逃离长安后吃不上东西，"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①日本僧人圆仁在唐文宗时曾来长安，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说："开成六年正月六日立春，命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

。。。。，是中亚、印度和穆斯林各国通行的一种面食。印度名pilau，波斯文作Pildw。传入中国后十分流行，长安除东市长兴坊有胡人开的专营。。。。店外，酒楼也卖。。。。。《酉阳杂俎》续集卷四："天宝中，进士有东西棚各有声势，稍伧者多会于酒楼食。。。。。"到店里吃。。。。者，大多是中、下层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代宗纪》大历十四年七月条。

②　李白：《前有樽酒行》，《李太白集》卷六。

③　李白：《白鼻騧诗》，《李太白集》卷六。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天宝十五载六月乙未条。

人民。

关于。。。。的解释有多种。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认为是从波斯等国传入中国的一种"抓饭"。高国藩《敦煌民俗学》认为是"八宝饭"。旧《辞海》认为是面点。邱庞同先生曾著文考证"。。。。"，认为"。。。。"是一种包有馅心的面点。唐段成式《西阳杂俎》云："韩约能作樱桃。。。。，其色不变"。《烧尾宴食单》中也有"天花。。。。"的记载。可惜其文字均未讲明。。。。的食品种类。而《岭表录异》中记载了"蟹黄。。。。"的制法，可以了解"。。。。"的种类。书中说：蟹黄。。。。用"赤母蟹，内黄赤膏如鸡鸭子黄，肉白如豕膏，实其壳中。淋以五味，蒙以细面为蟹黄。。。。，珍美可尚"。可见，"。。。。"决非面条，更非"抓饭"、"八宝饭"，而是有馅心的面点。糖的传入糖是重要的调味品。古代的糖有蜜糖、麦芽糖和甘蔗糖三种。

这三种糖都有悠久的历史。其中在五世纪末、六世纪初南朝时，南方已经知道用甘蔗汁生产砂糖，但北方还不知道制砂糖，南方生产的砂糖也不如印度。647年摩揭陀国使者到长安，向唐太宗夸耀印度砂糖，于是太宗派人到摩揭陀国去学习熬糖法，回来后用扬州等地生产的甘蔗，采用印度工艺熬制蔗汁，所得砂糖"色味愈西域远甚"，超过印度砂糖。当时称这种砂糖为"石蜜"。《唐会要》卷一百载："西蕃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太宗遣使至摩伽佗（揭陀）国取其法，令扬州煎甘蔗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扬州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糖蟹、蜜姜"。这两种食物都是用糖、蜜加工制造，说明扬州有充足的糖、蜜供应，否则不会以制造糖蟹、蜜姜闻名而进贡朝廷。后来，鉴真和尚第二次东渡就曾在扬州市上购买甘蔗、蔗糖、石蜜带往日本。

（五）日益普遍的饮茶风气在隋唐五代的饮食习俗中，最具特色的是饮茶风气的普遍流行。这一时期，我国茶叶的生产进一步扩大，消费和贸易都有大的发展。白居易《琵琶行》诗中说："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空守船。"封演《封氏闻见记》中记载："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颇多，"说明了唐代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唐代的茶叶产区，按陆羽《茶经》所述，已遍及现在的湖北、湖南、陕西、河南、安徽、浙江、江苏、四川、贵州、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13　个省，足见唐代的茶叶产区已相当广大。随着茶叶生产的扩大，饮茶风尚也从南方扩展到不产茶的北方，同时进一步传到边疆各地。正如《封氏闻见记》所说："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713-741年）中。。自邹（今山东滋阳）、齐（今山东临淄）、沧（今河北沧县）、棣（今山东惠民）渐至京邑，城市亦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虽然，中国的饮茶习俗起源甚早，但隋唐五代时期的饮茶之风远胜过前代，真正成为一种社会风俗。所以，封演又说："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

佛教与饮茶风尚唐代饮茶风尚的盛行，与佛教对茶叶的重视有密切的联系。根据佛教的规制，在饮食上，僧人要遵守不饮酒、非时食（过午不食）和戒荤食素等戒律。佛教重视坐禅修行。坐禅讲究专注一境，静坐思维，而且必须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长时间的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和睡眠的欲望，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产生的疲劳和作为午后不食之补充的饮料。这样，具有提神益思、驱除睡魔、生津止渴、消除疲劳等功效的茶叶便成为僧徒们最理想的饮料。

唐、五代时，禅宗迅速发展。禅宗强调以坐禅的方式，彻悟自己的心性，所以，禅宗寺院十分讲究饮茶。当时，僧人饮茶的风俗相当普遍。唐李咸用《谢僧寄茶》诗"空门少年初地坚，摘芳为药除睡眠。"郑谷《雪中偶题》诗"乱飘僧舍茶烟湿，密酒高楼酒力微。"由此可见一斑。《封氏闻见记》进一步写道："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由于禅宗的大力提倡，不仅寺院僧人饮茶成风，而且促进了民间饮茶习惯的进一步普及。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至"唯茶是求"的地步。大中三年（849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据《广群芳谱·茶谱》引《指月录》载：唐代名僧从谂禅师每说话之前，总是说一声"吃茶去"，后人认为这是一句蕴涵禅机的偈语。当时，不少僧人以善长煮茶品茶而闻名于世。唐代著名诗僧释皎然，善烹茶，能诗文，留下多首有名的茶诗。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赞誉了判溪茶的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表现了对饮茶的嗜好以及"茶禅一味"的茶道精神。诗云："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爂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五代十国时，僧人齐己善品茶。他认为茶是灵草，可益智清神。《咏茶十二韵》诗云："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嗅觉精新极，尝知骨自轻。"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称之为"汤神"，授予"华定水大师上人"的称号。

后世尊为"茶神"的陆羽，虽然不是僧人，但却出身于寺院，他一生的行迹也几乎没有脱离过寺院。三岁时，他被竟陵西垱寺智积和尚收养。智积和尚嗜好饮茶，陆羽专为他煮茶，久之练成一手高超的采制、煮饮茶叶的手艺。后来，他遍游各地名山古刹，采茶、制茶、品茶，结识善烹煮茶叶的高僧，并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吸收前人的成果，著成《茶经》一书。书中论述了茶的形状、品种、产地、栽培、采制、煮饮和茶具等问题，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

《茶经》的问世，对唐代及后世饮茶风尚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陆羽的好友耿。。就断定陆羽和他的著作将对后世产生久远影响而称他为"茶仙"。耿。。在《连句多暇赠陆三山人》（陆三，即陆羽的别号）中盛赞陆羽对茶学的贡献，说他"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茶仙"之名即由此而来。《茶经》的问世和流传，使更多的人了解了茶叶，爱上了饮茶，对传播茶叶知识，普及饮茶风习起了积极作用。所以，唐代的茶肆中都设陆羽像，尊为"茶神"。《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隐逸列传》说："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对于陆羽和《茶经》的积极作用，后人给予高度的评价。宋代陈师道在《茶经》序中认为：为茶著书，将茶用于社会，特别是"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对及夷戎蛮狄，宾祀享，予陈于前"的饮茶风尚都是"自羽始"。所以宋代梅尧臣在《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诗中赞颂道："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

饮茶的方式中国饮茶，讲究品茶，重在意境，把饮茶看作是一种艺术的欣赏，精神的享受。通过观其形、察其色、闻其香、尝其味，使饮者在美妙的色、香、味、形中得到精神上的陶冶。这一点在唐、五代时期的饮茶风尚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唐代卢仝作过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诗中写了饮七碗茶的不同感受："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材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中写到由于茶味好，每饮一碗，便有一种新的感受。两碗时已开始对精神发生作用，三碗喝下去，神思敏捷，可得五千卷文字！四碗时，人间的不平，心里的积郁，都用茶浇开，饮到七碗时便有飘飘欲仙的感觉。这种品茶的真趣，还可以从唐代皎然等人的诗作中得到印证。如颜真卿《月夜啜茶联句》："流华净肌骨，疏沦涤心源。"释皎然《饮茶歌送郑容》："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莫知，骨化云宫人不识。"。。诗人们从不同角度，抒发了品茶的感受。

当时人把饮茶看作一种艺术，十分讲究高雅清幽的环境。唐人顾况在《茶赋》中认为"杏树桃花之深洞，竹林草堂之古寺"，是饮茶的理想环境。鲍君徽与友人在东亭举行"茶宴"。这里的环境是："远眺城池山色里，俯聆■管水声中。幽篁映沼新抽翠，芳槿低簷欲吐红。"一派清雅宜人的美景。当然，唐代虽然强调茶的清行俭德之功，但并不呆板。饮茶时少不了赏花、吟诗、听琴。皎然有诗云："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唐代佚名作品《宫乐图》，描绘了宫廷中饮茶的情形，图中的宫廷妇女一边品茶，一边欣赏音乐。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中也是边饮茶边有女子歌舞。可见，当时的人们对饮茶环境是十分重视的，既讲究优雅清幽，又要有些欢快气氛。隋唐五代时期，社会上流行以茶点招待亲朋好友的社交性聚会，当时称作"茶会"、"茶宴"和"汤社"。茶宴出现在唐代。据《茶事拾遗》记载："钱起，字仲文，与赵莒为茶宴，又尝过长孙宅与朗上人作茶会。"钱起，著名诗人，为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他当时写过茶宴、茶会的诗，其中一首是《与赵莒茶宴》，诗云："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诗中写出了竹下举行茶宴的幽美环境，迷人的紫笋茶，可把尘心洗尽，而雅兴难以洗尽，令人流连难舍，这是一种好友之间以茶助兴的雅集式的茶宴。

唐朝吕温曾与好友在三月三日上巳日举行茶宴，写有一篇《三月三日茶宴序》，生动地描述了茶宴上的情景。序中写道："三月三日上巳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措青霭，坐攀香枝，闲花近席而未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这里描写了茶宴清幽宜人的环境，佳茗的美妙，素杯中凝着琥珀之色；品饮之后，既不醉人，更增加清思，即使玉露琼浆，也不过如此了。

唐代时还有一种特别的茶宴，即品尝和审定贡茶的茶宴。当时湖州紫笋茶与常州阳羡茶都是贡茶，每到早春造茶季节，两州太守要在两州毗邻的顾渚山境会亭举行盛大茶宴，由两州太守和一些社会名流共同品尝和审定贡茶。有一年两州太守邀请白居易参加茶宴，白很想赴宴，但因有病在身，力不从心，写了一首《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诗》。诗中说："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诗人以生动的笔墨描写了茶宴的盛况和自叹不能到会的惋惜心情。

名茶、名水和茶具中国的名茶，除少数品种外，绝大部分是自唐代开始生产的。当时最著名的产茶区，一是集中于山川秀丽的巴山蜀水之间，二是太湖周围的著名风景区。蜀中盛产茶叶，有不少茶叶闻名于世，成为贡茶。比如昌明茶、兽目茶、蒙顶茶、青城山茶、沙坪茶，茶岭茶等。其中蒙顶茶号称第一，列为唐代贡茶之首。李肇《唐国史补》说："风俗贵茶，茶之品名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第一。"因社会上流行饮蒙顶茶，使蒙顶茶的产量迅速增加。从唐宪宗元和年间到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年），仅50年时间，蒙顶茶产量增为"岁出千万斤"，并在市场上大量买卖。①当时人们非常推崇蒙顶茶，以品尝到蒙顶茶为荣。白居易、孟郊等都对蒙顶茶倍加赞赏，写下了不少赞蒙顶茶的诗篇。

太湖周围的湖州、常州等州郡亦多产名茶，如紫笋茶、罗岕茶、阳羡茶、雅山茶、天目山茶、鸠坑茶等。其中，最有名的是紫笋茶和阳羡茶。两者都是贡茶，深受唐朝皇帝和权贵官戚的喜爱。紫笋茶产于湖州（今浙江嘉兴）长兴县顾渚山。顾渚紫笋茶，是以其"色紫而似笋"得名的。据《南部新书》记载：唐代各地贡茶中，顾渚紫笋茶贡献最多，"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皇帝得到紫笋茶，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可见紫笋茶的名贵。唐代的文

①　（唐）杨晔：《膳夫经手录》。

人墨客都喜喝顾渚紫笋茶，《新唐书·陆龟蒙传》中说：陆龟蒙嗜好紫笋茶，竟在顾渚山下建立茶园。阳羡茶产自常州（今江苏镇江）义兴县唐贡山。唐贡山又名茶山，杜牧作诗赞此山和阳羡茶，"山实东南秀，茶称瑞草魁"。皇帝最爱喝阳羡茶，为了进贡阳羡茶，无数茶农"手足皆鳞皴，悲嗟遍空山。"②所以，卢仝感慨道："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由于湖州和常州都出产贡茶，每逢进贡之日，两州太守都要在两州毗邻的顾渚山境会亭举行茶宴。后人大都认为，紫笋茶和阳羡茶是唐、五代时众多名茶中的绝品。自古人们就讲究煮茶的用水。自茶叶有文字记载以来，大凡提到喝茶，总是把茶与水联在一起的，但真正地讲究和研究煮茶用水，则是从唐代开始的。当时，好水配佳茗已形成风气。

最早全面论述煮茶用水的是陆羽。他在《茶经》中专门论述了宜茶之水。他认为"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所以把山上的泉水列为上，江水为中，主要贵在泉水和江水是活水。后人在《斗茶记》中说："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唐人张又新写有《煎茶水记》，是现存最早的品评鉴别水的专著。书中记载，陆羽曾品评天下名水，列出前20　名次序。其中，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唐代刘伯刍也把宜于煮茶的水分为七等，推中冷泉的水为首。中冷泉，也叫南澪水，现在江苏镇江金山之西。由于水位较低，扬子江水一涨便淹没，江落方能泉出，所以取水相当不易。《煎茶水记》中记有陆羽与李季卿评论中冷泉的故事。后人曾有"扬子江心第一泉，南金来铸金山渊"的诗句。无锡县惠山泉十分著名，泉水清澈如镜，常年涌流不止。唐代人风行用惠山泉煮茶或泡茶。史书上记载，唐代宰相李德裕特别爱用惠山泉煮茶，他命人将水装入坛内，由快马传送，由镇江送往京师长安，可见人们对"佳茗配佳泉"风尚的追求。陆羽在《六羡歌》中写道："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泉，不羡暮入台，惟羡西江水，曾向金陵城下来。"表达了他对西江水的眷恋和对煮茶用水的重视。

唐代，饮茶之风盛行，煮茶、饮茶的专门器具也就应运而生。陆羽在《茶经》中，总结了前人的煮茶、饮茶用具，开列了28　种专门器具，这是中国茶具发展史上最早、最完整的记录。陆羽所记的28　种器具，可以分为八类：①生火用具：包括风炉、灰承、筥、炭■和火。。。

②煮茶用具：包括鍑、交床和竹夹。

③烤茶、碾茶和量茶用具：包括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和则。

④盛水、滤水和提水的用具：包括水方、漉水囊、瓢和熟盂。

⑤盛盐、取盐用具：包括鹾簋和揭。

⑥饮茶用具：包括碗和札。

⑦装盛茶具用具：包括畚、具列和都篮。

⑧清洁用具：包括涤方、滓方和巾。

陆羽对于这些茶具，一方面力求有益于茶的汤质，一方面力求古雅和美观。比如，他设计的风炉，形如古鼎，用铜、铁铸成，炉脚上铸有"圣唐灭胡明年铸"等21　个古文字和"翟"、"彪"、花草、山水等图案，古香古色。他不主张用银、瓷、石作为制作鍑的原材料，而主张用铁；主张饮茶用青色的瓷杯等。陆羽在《茶经》中关于茶具的记述，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饮茶习②　袁高《茶山诗》，《全唐诗》卷三百十四。

俗；他的一些主张也对社会上的饮茶习俗产生了影响。比如，唐朝前期，人们饮茶多喜用白色的瓷杯瓷碗。当时，河北内丘的邢窑以烧制白瓷茶碗闻名于世，李肇《唐国史补》记载："邢白瓷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但陆羽却主张用青色的瓷杯，说"青则益茶"。他认为，凡是白色、黄色、褐色的瓷，会使茶汤分别呈现红色（当时，饼茶的汤色呈淡红色）、紫色、黑色，所以，"悉不宜茶"，而青色的瓷，可使茶汤呈现绿色，所以有益于茶。由于陆羽的提倡，社会上开始流行用浙江越窑出产的青瓷饮茶。唐代诗人也纷纷作诗赞美越瓷。陆龟蒙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开"的诗句，称赞越窑青瓷茶具的瑰丽色彩。施肩吾说："越椀初发盛蜀■新"。顾况说："越泥似玉之瓯"。

隋唐五代时期的饮茶器具，民间多以陶瓷茶具为主，而皇宫贵族之家多用金属茶具和当时稀有的秘色茶具及琉璃茶具。多年来，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许多珍贵的隋唐五代茶具，为我们了解当时的饮茶习俗提供了实物材料。1956年湖北武汉郊区隋墓中出土一件青瓷六耳大壶，直长粗颈，长圆腹，平底，肩部有六个桥形耳。表面施青色釉，釉色亮而匀薄，有冰裂纹，耳下和腹周划有覆莲瓣形暗花纹，造型别致，釉色青翠。1973年浙江宁波唐代墓葬中出土一件青瓷带托茶碗。青色瓷釉，托口沿卷曲，宛若荷叶，碗为分瓣的荷花状，整体为一绿叶烘托的盛开荷花，造型优美。同时，还出土一件青瓷海棠杯，器身呈椭圆，形似海棠，口沿作成四瓣，釉色光洁，内壁划花，线条流畅柔和。这两件瓷器都是唐代茶具中的精品。此外，在不少地区还出土了许多诸如"青釉褐斑张字贴花瓷壶"、"青釉蓝褐彩连珠纹瓷壶"、"釉下彩绘鸟纹瓷壶"、"五代奔鹿纹注子"和"青瓷碗"等珍品，它们反映了隋唐五代时期民间饮茶所用的茶具已相当讲究，当时的茶具制作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987年陕西省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一整套唐代茶具，包括：瓷秘色碗七口、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琉璃茶碗托子一副、摩羯纹蕾纽三足盐台二副、金银丝结条笼子一枚、鎏金镂空鸿雁球路纹银笼子一枚、鎏金银盒一枚、鎏金人物画银坛子一枚、鎏金伎乐纹调达子一对、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一个，以及火筯、银匙、茶盏、茶托等。这批茶具都是唐代皇帝恩赐或后妃与皇亲国戚供奉的，所有茶具都用金银或名贵的秘色瓷、琉璃制成，制作工艺精美绝伦，结构新颖精巧，装饰华贵典雅，可谓是罕见的稀世之宝。这反映了唐代茶具制作的高超水平，也体现了唐代上层社会的饮茶习俗。唐代上层社会中流行金属茶具，瓷制茶具上多采用秘色瓷。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解开了这个谜。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器，色泽晶莹，以绿黄色为主，造型优美。其中两个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斜壁，平底，内土黄色釉，外为黑色漆皮，贴金双鸟和银白团花五朵，造型活泼，朴素大方，是极难得的唐代茶具珍品。茶杯或茶碗，为了免于烫手，还创造了高圈足的茶托。①茶托在茶杯、茶碗之下，便于端饮。这一习俗一直流传至今。法门寺地宫出土多件素面淡黄色琉璃茶盏、茶托。茶托口径大于茶盏，呈盘状，高圈足，造型简朴。唐代的琉璃茶具制作已经起步，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品种。

①　关于茶托的起源，可参见唐李匡乂：《资暇集》。

（六）纵酒狂饮的饮酒之风"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氊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杜甫的这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饮中八仙歌》，以传神之笔描写了贺知章、汝阳王李暠、左丞相李适之、名士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和布衣焦遂八位酒仙的生动形象，将他们嗜酒、豪放、旷达的性格描绘得淋漓尽致，集中表现了唐代上自王公宰相，下至文人布衣纵酒狂饮的社会风气。

酒，在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习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论是朝廷大典、内宫宴筵、祥瑞节令，还是民间婚丧嫁娶、亲朋聚会都离不开酒，而且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酿酒业的发展，社会上饮酒之风愈演愈烈。唐朝初年，高祖曾下令禁酤。开元天宝以后，嗜酒之风更加盛行，出现了"风俗奢靡，宴处群饮。。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的景象。

文人与酒嗜酒之风在文人中间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一时期的文人大都在思想上狂傲豁达，不拘儒学正宗；行为上纵情酒色，放浪不羁。特别是中唐以后，随着社会由盛转衰，许多文人不在立志于"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抱负，而是寻求心境解脱，逃遁纷乱的人世，或者奉佛学道，隐逸山林，或者纵情酒色，置身酒肆歌楼，在美酒佳人中寻求精神的寄托。

"饮中八仙"的左丞相李适之"雅好宾友，饮酒一斗不乱，夜则宴赏，昼决公务"。他的酒宴豪华奢侈，日费万钱。天宝五载被李林甫排挤，罢相后，在家仍酒兴未减，常常"乐圣且衔杯"。大臣石裕嗜酒，更是古今罕见。他有一次酿出几斛酒后，干脆脱掉衣服，跳进酒中沐浴，并兴奋地对弟子说："我平生喜欢饮酒，遗憾的是身上的毛发还没有尝到酒味，今天才算如愿以偿，决不能对嘴和毛发有什么厚薄之分！"白居易嗜酒，称自己为"醉吟先生"。他在《酒功赞》中说自己"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且饮"。放达自任的杜牧"嗜酒好睡，其癖已痼"。他饮酒大醉后，一睡就是十几天。皮日休"性嗜酒，虽行止穷泰，非酒不能适"。自号"醉士"、"酒民"。在当时，身为文人士大夫而不会饮酒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云仙杂记》记载，元载步入仕途后，开始不会饮酒，同僚们就采用各种办法强迫他喝，他总是以鼻中闻到酒气就醉加以推辞。其中一位同僚就用针挑破元载的鼻尖，假说挑出一条叫作"酒魔"的虫子。于是，元载从一斗、两斗，直到嗜酒如命，不可收拾。

唐代文人纵酒狂饮之风还表现在拼命鼓吹饮酒的好处。王绩在《答程道士书》中说："每一甚醉，便觉神明安和，血脉通利。既无忤于物，而有乐于身，故常纵心以自适也。"李白更是盛赞酒的美妙之处。他认为酒是最好的伙伴，"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似乎人世间只有酒是最值得留恋的。为此，李白希望"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白居易《酒功赞》认为"麦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为酒"。酒可以"变寒为温"、"转忧为乐"、"百虑齐息、万缘皆空"，所以酒有功于世，人可以不食、不寝，不可不饮酒。

唐代文人饮酒时，少不了吟诗作赋，题辞作画，许多优美的诗篇和艺术之作都是在纵酒狂饮后完成的。李白号称"醉圣"、"诗仙"，"斗酒诗百篇"，他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在酒醉后创作的。《本事诗·高逸》生动地记载了李白醉中作诗的情景。一次，唐玄宗与宫人行乐，召李白赋诗。李白已在宁王那里喝得大醉，但仍旧"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踌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这就是著名的《宫中行乐词》十首。白居易作诗也离不开酒，每逢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或好友相聚，需吟诗作赋时，"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诗箧，诗酒既酣，乃自援琴"。他说自己"饮数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①。在白居易的2800　余首诗中，和饮酒有关系的诗就达900　余首。唐代书画家也是这样。草圣张旭"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唐朝画家王洽，性犷野放宕，嗜酒，他每作画前，必酣饮大醉，"兴酣之后，先已泼墨"。

名酒和酒具隋唐五代时期，酿酒技术有了极大的发展，产生出种类繁多的名酒。据李肇《唐国史补·叙酒名著者》记载：有郢州的富水酒，乌程的若下酒，荥阳的土窟春酒，富平的石冻春酒，剑南的烧春酒，河东的乾和葡萄酒，岭南的灵溪酒、博罗酒，宜城的九酝酒，浔阳的湓水酒，京城长安西市出产的西市腔酒，以及郎官清酒、阿婆清酒和传自波斯的三勒浆酒。此外，还有"石榴酒"，乔知行《倡女行》"石榴酒，葡萄浆"。此酒和葡萄酒一样，在唐代妓院中很流行。"松花酒"，岑参诗"五粒松花酒，双溪道士家"。"郫简酒"，此酒是四川名酒，用竹管酿酒，兼旬方开，香闻百步。杜甫诗："酒忆郫简不用沽"。"黄醅酒"，"醅"是尚未过滤的酒。此酒在唐代相当流行，白居易《尝黄醅新酿忆微之》诗"世间好物黄醅酒，天下闲人白侍郎。""五云浆"，唐代一种名贵的有浓香气味的酒。刘禹锡诗"酿成十日酒，味放五云浆"。此酒到五代时，成为宫廷里常饮的名酒之一。"桑落酒"、"酴釄"、"松醪酒"、"郁金香"、"醁醽酒"等也是当时流传甚广的名酒。

葡萄酒是唐代、五代最为流行的名酒之一。公元640年，唐太宗征服高昌后，把高昌的良种马乳葡萄带回长安，种于御园之中，并学得了新的酿造葡萄酒的方法。"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醒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①此后，全国许多地区都开始酿造葡萄酒，河东出产乾和葡萄酒，太原府也有葡萄酒进贡。葡萄酒深受当时人的喜爱，王绩《题酒店壁》诗"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在敦煌变文中也有关于饮葡萄酒的内容。如《茶酒论》"蒲桃九醖，于身有润。"《下女夫词》"酒是蒲桃酒，千钱沽一。。。"当时葡萄酒已广泛被人们饮用。

我国早期酿造烧酒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在唐代已出现烧酒。白居易有"烧酒初闻琥珀香"的诗句，雍陶写过"自到成都烧酒熟"。《唐国史补》记载："酒有剑南之烧春"。有人认为烧春即烧酒，唐人喜欢以"春"字称呼酒。这些片言只语，既提到烧酒，又指明烧酒的产地多在四川。四川至今

①　白居易：《醉吟先生传》，《古今酒事》。

①　《太平御览》卷八四四。

仍将蒸馏酒称作烧酒。但在唐代，四川是否果真有蒸馏酒，目前还找不到史料或文物的证据。

唐代的酒，不但酒质醇香、酒名高雅，而且酒具也十分讲究。"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写的是名为"真珠红"的佳酿，盛在透明的玻璃杯里，呈现出金黄的琥珀色。"葡萄美酒夜光杯"七个字说尽了酒和酒杯的精美。李适之有九件名贵的酒具，即蓬莱盏、海川螺、舞仙、瓠子卮、幔捲荷、金蕉叶、玉蟾儿、醉刘伶、东溟样。这九件酒具都有奇特的功能，如"蓬莱盏"，上雕刻有蓬莱三岛的图案，精美绝伦；"舞仙盏"内装机关，酒满后便有"仙人出舞，瑞香毯子落盏外"。皇室贵族之家所用的酒具更加讲究，有的堪称稀世奇珍。杨贵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①唐玄宗时，"内库有一酒杯，青色而有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于杯足上有缕金字，名曰"自暖杯""。玄宗用它饮酒，将酒倒入杯中，就会滚如沸汤，温温然有热气上升。②用精美的酒器，饮用美味的醇酒，成为唐代人们的赏心乐事。

这一时期的酒器有榼、瓮、瓶、樽、杯、盏、盅、酒勺、酒注和铛等，其中樽、酒注是最主要的两件酒具，使用得相当广泛。樽是一种盛酒器，在唐墓出土的高士宴乐纹螺钿镜、陕西长安南里王村唐墓壁画《宴饮图》、唐孙位《高逸图》上都出现了盛酒的樽。法门寺地宫中也出土一件鎏金鸳鸯团花双耳圈足银樽。中唐时，人们认为用樽盛酒不方便，开始使用装有管状流的酒注。长沙唐铜官窑出土多件酒注，上面有"陈家美春酒"、"酒温香浓"、"自入新丰市，唯闻旧酒香"等题字。①这表明酒注是中唐以后流行最广的盛酒器。

酒令隋唐五代时期，人们是怎样饮酒的呢？最常见的形式是以酒令助兴取乐。酒令以多种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成为社会风俗的一部分。

隋朝的统治时间虽然短暂，但酒令已有新的形式。如拆字令已在隋宫流行："炀帝于宫中尝小会，为拆字令，取左右离舍之意。时杳娘侍侧，帝曰："我取杳字为十八日。"杳娘复解罗字为四维。帝顾萧妃曰："尔能拆朕字乎？不能，当醉一杯。"妃徐曰："移左画居右，岂非渊字乎？""②此时已有即兴拆字行令，虽然简单了一些。

唐代作为宴席上佐酒行乐的酒令，进一步发展，品种更加繁富多彩。《蔡宽夫诗话》说："唐人饮酒必为令，以佐欢乐"。据唐宋笔记及史书所示，约有20　余种。如：改令、骰子令、旗旛令、下次据令、闪擫令、上酒令、手势令、招手令、急口令、拆字令、雅令、鞍马令、抛打令、筹令等。归纳起来，不外乎律令、骰盘和抛打三种基本形式。

其一，律令。这是一种依次巡酒、按规定行令的酒令。它产生于初唐。

一般包括文辞类、言语类的酒令。牛僧孺《玄怪录》记载了一则"急口令"的故事。睿宗文明年间，竟陵掾刘讽夜投夷陵空馆，见有女郎7人"揖让班坐，坐中设犀角酒樽、象杓、绿罽花觯、白琉璃盏，醪醴馨香，远闻空际。"

①　《杨太真外传》，见《开元天宝遗事十种》。

②　《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①　《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考古学报》1980年1　期。

②　《大业拾遗记》。

一位女郎说出一则"急口令"："鸾老头脑好，好头脑鸾老"。谁说不好即罚酒。一位紫绥姑娘素口纳，连说："鸾老鸾老"，女郎皆大笑。

筹令也是律令的一种。行令时轮流抽取酒筹，按酒筹上的要求进行活动或饮酒。元稹《何满子歌》有："何如有熊一曲终，牙筹记令红螺■"之句。"牙筹记令"，就是作为筹令之用的酒筹，其上刻有令辞。白居易《同李十一醉忆元九》有："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的诗句。花枝原可用来作记数之筹，而不能用来作记令之筹，因是醉中，故有"醉折花枝"作记令之"酒筹"的失态举动。

筹令盛行于唐、五代，这不仅见于诗文记载，而且可以从出土的酒筹实物得到印证。1982年在江苏省丹徒县一座唐代窑藏中，发现一件"论语玉烛"酒筹筒和50　枚酒令筹。酒筹筒为银质，部分涂金，似烛形，正面刻有"论语玉烛"四字，旁绕龙凤、卷草、流云图饰。酒令筹为韭菜形的涂金银筹，每根酒筹上，上段刻《论语》一句，中段是附会其义指出在座应饮酒之人，下段则是有关罚则的具体内容。比如，"瞻之在前，忽然在后，来迟者，处五分"筹，其"瞻之在前，忽然在后"出自《论语》。这是上段。筹中的"来迟者"指赴宴迟到的人，是为中段。"处五分"，意思是罚酒五分（十分为一杯）酒，是酒令筹令辞的下段。再如，"乘肥马，衣轻裘，衣服鲜好，处十分"、"后生可畏，少年，处五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自饮十分"、"食不厌精，劝主人五分"等等。从筹令辞上看出当时行酒令有"劝"、"饮"、"处"、"放"四种情况，"劝"是敬酒，"处"是罚酒，"饮"是自斟，"放"是重新下筹。这套"论语玉烛"酒筹用具为研究唐代酒令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材料。

其二，骰盘令，也叫"头盘令"、"投盘令"，产生于初唐。这是利用抛采决定饮酒次序的一种形式，往往在其他酒令之前进行，起着活跃酒筵欢乐气氛的作用。唐皇甫松《醉乡日月》卷三，"骰子令"说："大凡初筵，皆先用骰子，盖欲微酣，然后迤逦入酒令。"骰盘令在唐、五代非常流行，白居易诗"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盛卢"，"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采"。元稹诗"叫噪掷投盘，坐狞摄觥使"。这些诗句生动地描绘了行令者的情绪是何等的激昂亢进。

其三，抛打令，是一种歌舞化的酒令，约在盛唐时出现，是由豁拳、抵掌、弄手势等发展而成的。抛打令常用香球、花盏。唐及五代人诗中常有"抛打令"抛耍香球、花盏的句子，如白居易诗"香球趁拍回环匝，花盏抛巡取次飞"，"柘枝随画鼓，调笑从香球"。徐铉诗"歌舞送飞球，金觥碧玉筹"。《太平广记》引《冥音录》记载：崔氏女"每宴饮，即飞球舞盏，为佐酒长夜之欢"。综上所述，抛打令是由动作和歌唱两项内容组合而成，行抛打令时，伴以乐曲，先以香球或花盏回环巡传，待到乐曲急促近杀拍之时，须做有趣的抛掷，将香球和花盏急切地抛给人，中球或花盏者应持香球或花盏起舞。

除这三大类酒令外，"手势令"和利用"酒胡子"行酒令的习俗也十分流行。"手势令"产生于唐代。皇甫松《醉乡日月》中就有《手势令》篇，专门总结记载此令。《新五代史·史弘肇传》记载："他日，会饮章第，酒酣，为手势令。"可见，手势令在五代仍在流行。

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式的酒令用具--"酒胡子"。酒胡子多木刻，如人形，状似不倒翁，置之盘中，转动后，其所背或倾侧方向的人饮酒。元稹在《指巡胡》诗中说："遣闷多凭酒，公心只仰胡。挺身唯直指，无意独欺愚。"唐末徐夤、户汪都写有《酒胡子》诗，表明唐末、五代时，酒胡子仍然流行。使用酒胡子行酒令，虽比击鼓传花来得简便，但不如击鼓传花的气氛热闹欢乐。

唐、五代酒令的盛行，水平之高，难度之大都是空前的，而且极少低级趣味之感，这和唐、五代社会人们的文化水准普遍较高，与个人才智得到充分发展及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

五、隋唐五代住行习俗（一）住行的特征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住行习俗的成熟期，呈现着绚丽多彩的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都市建筑规模宏大，规划整齐，是中国古代都市建筑的典范。在城市总体布局上体现方整对称的原则，有南北轴线，棋盘形道路，并且在布局上注入伦理思想的内涵。在宫殿、园苑和贵戚住宅的建筑风尚上追求奢侈豪华，如隋显仁宫"绮绣瑰宝，穷巧极丽"，唐代马璘宅"屋宇宏丽，冠绝当时"。王侯妃戚的府宅也是日加崇丽，"高台曲池，宛若天造"。里坊制度是隋唐时期城市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建筑风格上的秩序感与和谐感。

其二，人们相当重视住宅的建筑，形成了许多住宅风俗，如考虑居室布局的"五虚"和"五实"；建房过程中的建宅文、上梁文、饼钱抛梁，以及镇宅文、石敢当、符咒等禁忌习俗。这些习俗反映了人们避邪驱鬼，以求宅舍安宁的心态。

其三，在建筑习俗上，传统的风水术得到空前的发展，产生了《宅吉凶论》、《相宅图》和《宅经》等风水著作和庾季才、萧吉、舒绰等风水先生。城市布局和宫殿、民宅的建筑上流行风水术，如隋文帝营建大兴城，就曾"卜食相土"，采用风水学说来规划城的地点、位置和方向等。风水学说在建筑风俗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其四，随着传统的席地而坐的起居习俗被垂足而坐的风气所取代，这时的室内陈设和家具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即是高足家具的迅速普及，成为当时屋室家具的主要样型，奠定了后世家具样型的基础。

其五，出行风俗基本上承袭前代，变化不大。新的出行风俗表现在骑乘之风和肩舆的流行；牛车成为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开始形成一套完整的由祖送、践酒、折柳、软脚等组成的拜别程式。

隋唐五代的住行风俗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的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二）长安、洛阳城的建筑风尚隋唐五代时期的建筑风尚集中体现在都城长安、洛阳两城的建筑上。隋唐二朝继汉以来东、西二京的制度，以长安为首都，以洛阳为东都。长安、洛阳的建筑规模宏大，规划整齐，是中国古代都市建筑风尚的典范。

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隋文帝因汉长安城规模狭小，水质咸卤，城市布局杂乱，命高颎、宇文恺等人在汉长安城东南"川原秀丽，卉物滋阜"的龙首原上修建新的都城--大兴城。高颎和宇文恺等人总结了历代都城建设的经验，又参考了北魏洛阳与北齐邺南城的布局形式，对这座新城进行了全面的规划与设计，并只用9　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主体工程。第二年三月，隋文帝便迁入了新都。

大兴城的总面积为八十四平方公里。全城由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部分组成。郭城内建有一百零八个坊、东西两市，并开掘了龙首、清明、永安三条水渠。宫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南面隔街即为皇城，北面为供皇帝游猎的大兴苑。唐王朝建立后，改大兴城为长安城，并修建了一些新的建筑，主要包括：大明宫（含元殿、麟德殿、宣政殿等）、兴庆宫（花萼相辉楼、勤政务本楼等）、夹城、曲江芙蓉苑。

洛阳是隋唐两代的东都，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营建。唐初曾一度废除其东都的称号，但到唐高宗时，随着江南经济和漕运的发展，洛阳的地位日趋重要，其东都的称号又被恢复。

隋唐洛阳城的布局也是由皇城、宫城和郭城三部分组成的。但其规模比长安略小，宫城和皇城也不在郭城的正北，而是位于西北隅。隋代在宫城内建有天经宫、太初宫、青城宫、明德宫、洛阳宫等宫殿亭院建筑，唐代除承袭隋代宫殿外，又在皇城西侧苑内修建了上阳宫、八关宫和西苑等。

长安、洛阳城的建筑风尚可以从城市的总体规划、宫殿建筑、里坊制度和府邸第宅四个方面体现出来。

城市的总体规划长安城的总体规划总结了汉末邺城、北魏洛阳城和东魏邺城的经验，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沿着南北轴线，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并以纵横相交的棋盘形道路，将其余部分划为108　个里坊，分区明确，街道整齐，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理想和要求。

以宇文恺为代表的长安建筑师们，在设计长安建筑布局时，曾参考承袭了前代建筑的风尚。长安城不仅把宫城、皇城和郭城严格区别，而且把宫城和皇城放在整个城市北部的中央，并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郭城的明德门所在的大街为中轴线，把全城分成左右完全对称的两部分。同时，还实行了封闭式的坊市制。这种建筑格局是从曹魏邺城和北魏洛阳城的建筑布局继承来的。大兴城是在隋大一统的形势下兴建的，因而它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出统治者寰宇一统，富有天下的思想。如，在一百零八个里坊中，皇城外南北排列的十三坊寓意着十三州，也暗寓着一年有闰；东西十坊则寓意着全国十道；皇城以南东四坊则象征一年四季；南北九坊则暗寓《周礼》的"王城九逵"。这种寓意恰当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中常常揉进伦理思想的风尚。在长安和洛阳两城的总体规划上，还体现了以具体地形布设建筑的习惯。合理利用高低地形，设置不同类型的建筑物，可使整个建筑群高低错落，气势壮观。当时，长安城内有六条冈阜，称作"六坡"。宇文恺对此加以合理设计。"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①这一设计既体现了风水之术在建筑上的运用，也说明当时的建筑师已注意到如何合理设计特殊地带的建筑。在洛阳城的总体规划上也体现了这种思想和习惯。

宫殿建筑隋唐五代的统治者在全国各地修建二百多座宫殿，其中长安、洛阳的宫殿建筑约有九十余座，通过这些宫殿建筑，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在最高等级的宫殿建筑上的风尚和特征。

隋唐两代的宫殿建筑大多十分奢侈豪华。隋文帝以恭俭著称，但却劳民伤财营建华丽的仁寿宫。开皇十三年（593年）由杨素、宇文恺等主持修建，至十五年完成。因督役之急，民夫死者以万计。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三月丁亥诏曰："（隋）文营仁寿（宫），概日临云；炀起乾阳（殿），衔珠带璧；比阿房而竞爽，犹且有加；拟倾宫而骋丽，全于具体。"①可见仁寿宫的奢丽异常。"乾阳殿"是隋东都的正殿，也十分华丽奢侈。唐武德四年（621年），秦王世民观隋宫殿叹曰："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命焚乾阳殿。隋炀帝为了自己的享受，营建显仁宫、西苑、毗陵宫、汾阳宫、江都宫等数十处豪侈的宫殿苑囿。大业元年（605年），敕宇文恺与内史舍人封德彝等营显仁宫，南接皂涧，北跨洛滨。宫内重楼曲阁，连达洞房，绮绣瑰宝，穷巧极丽。西苑的建筑更加穷奢华丽，"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②。其他如毗陵宫、江都宫等也是"正殿、曲阁、周廊、飞桥相贯百余圻，模仿洛阳西苑形势，而秀丽奇靡过之"。唐朝初年，在营建上的奢靡之风稍有抑制。唐太宗因洛阳宫奢靡，曾令拆毁一部分，但据《旧唐书·姜謩传》、《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记载，贞观四年（630年）曾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下命重修洛阳宫。由于张玄素等的劝谏，洛阳宫的修建比较简朴。将作大匠窦琎蓬池筑山，雕饰花靡，太宗下令毁掉山池，并免去窦琎的职务。虽然唐太宗尚节俭，但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命阎立德主持修建玉华宫和翠微宫，仍然相当华丽。玉华宫内建有南风门、玉华殿、肃成院、显道门、紫微殿和太子宫及百官廨署等，其中"紫微殿十三间，文甓重基，高敝宏壮，帝（太宗）见之甚悦"。太宗徐惠妃认为此两宫并不节俭，上书劝谏。此事见于《旧唐书·徐妃传》和《贞观政要》等史籍。

唐太宗之后，在营建上的奢靡之风重新盛行起来。唐高宗即位后，便大兴土木。先是大规模修复大明宫、洛阳宫、九成宫、太极宫等，而后又陆续营建了八关宫、万全宫和上阳宫等建筑。此后，历朝皇帝都营建不少宫室苑囿。玄宗营建的兴庆宫规模宏大，多楼式建筑，"银牓天题，金扉御阙，俯尽一国，旁分万里，崇崇乎实帝城之壮观也"①。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修建的承晖殿，"雕饰绮焕，徙植佛寺之花木以充焉"。可见设施颇为侈丽。在宫室建筑的风尚上除了奢侈之风盛行外，还流行一些其他的习俗。比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

①　《册府元龟》卷八四。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炀帝大业元年五月。

①　高盖：《花萼楼赋》。

如，帝王即位多以旧宅改建为宫室。武德六年（623年）高祖将在高陵县的旧宅改建为"龙跃宫"。玄宗李隆基即帝位前，曾在潞州为官，该州上党县有他的住宅。开元十一年（723年），以故第为飞龙宫。兴庆宫也是由玄宗兄弟五人同居的"五王宅"改建的。佛、道两教盛行，皇帝也多崇尚两教，所以，舍宫室为寺观的事例也很多。唐太宗营建的翠微宫，到宪宗时改为翠微寺。玄■曾在此寺译经。位于武功县的庆善宫，到贞观年间改为慈德寺。河南嵩山有座奉天宫，为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建。二年后改为道士观，定名嵩阳观。

在宫殿的名称上，帝王们多以祥瑞或重大事件而命名。如，"隋炀帝好闻祥瑞，尝野雀集于殿上，。。以为瑞，乃名此殿为仪鸾。"①唐玄宗时，因凤凰飞集长安太极宫的通训门，下诏改为凤凰门。

里坊制度隋唐时代的主要城市，尤其是长安和洛阳，都实行里坊制度，这表现在建筑风尚上便是追求整齐划一的秩序感与和谐感。隋大兴城内有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这些大街把郭城分成了一百零八坊。各坊面积虽然大小不一，却都是以朱雀大街为中轴，左右对称。其中最大的是皇城两侧的六列坊，每坊南北长660-838　米，东西宽1020-1125　米。最小的则是靠朱雀大街西侧的四列坊，南北长500-590　米，东西宽550-700　米。城内诸坊除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只设东西向的横街外，其余各坊内都设十字街，街宽15　米左右，两端开坊门。坊的四周筑夯土墙，墙基宽2.5-3　米左右。坊门晨开夜闭，由左右街使掌握。大多数坊又被十字街划分为四个区域，每个区又被小字街分为四个小区。居民住宅置于小区之内，以便管理。

这种里坊格局，平面如同棋局。"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具有鲜明的整齐划一的特点。后世风水学家曾认为这种里坊建筑是讲究聚气，不耗散、不泄漏。但实质上这种里坊制度的目的有两个，一出于"逋亡奸伪无所容足"的考虑，二使整个城市呈现秩序感与和谐感。这体现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意识和封建礼制的规范观念。

盛唐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隋大兴城那种只见坊墙，不见房屋的单调街景开始变化，"长安十二街，高高朱门开"，除了三品以上的官僚贵族可在坊墙上开门外，"坊内三绝"者（门第、才德、文学）也可开门。"归来甲第拱皇居，朱门峨峨临九衢"，这种装饰悦目的朱门楼阙，打破了整齐划一的坊里形制，使得富有严肃意味的里坊空间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中唐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工商贸易活动不仅限于东西两市，两市周围各坊和交通干线的城门附近以及大明宫前各坊，出现了小工商行业。同时，长安城内还出现了夜市。据文献记载，当时崇仁坊中"昼夜喧呼，灯火不绝"，打破了政府关于定时启闭市场与里坊的限制。晚唐，坊墙成为人们最感不便的障碍，百姓拆毁坊墙，起造房屋的现象屡禁不止。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中世纪时城市里坊建筑的新风尚。

府邸第宅　府邸第宅是隋唐五代时期建筑风尚中内容最丰富、特点最鲜明的部分。首先表现在官僚第宅别墅日趋豪侈。唐朝初年，曾制定很严格详细的第宅规定。具体内容见《唐会要》卷三十一。但这种限制随着天下承平日久而迅速改观，高官厚禄者豪华富丽的房宅遍布长安。"武后以后，王侯妃

①　《唐会要》卷二八。

主京城第宅，日加崇丽"。①安仁坊"皆是亲王外家，甲第并列，京城美之"。独狐公宅"通渠转池，巨石嵌嵰，喷险淙灂，洄潭沈沈，殊声异状，而为形胜游衍者之处者十四五"。安兴坊同昌公主宅"房栊户牖以众宝饰之，金银为井栏"。开元、天宝年间后，贵族大官僚们营造豪侈第宅之风更盛。《洛阳名园记》记载："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为千有余邸"。在长安，杨国忠第宅"构连甲第，土木被绨绣，栋宇之盛，两都莫比"。亲仁坊安禄山宅是玄宗命出御库钱修建的，"敕所司穷极华丽，不限财物，堂隍院宇，重复。。窱，匼\匝诘曲，窗牖绮疏，高台曲池，宛若天造"②。安史之乱后，大臣将帅在京师竞造第宅，当时号为"木妖"。唐代宗时名将马璘化费钱二千万贯修建第宅，"重价募天下巧工营缮，屋宇宏丽，冠绝当时"。元载的宰相府第更为豪侈，以于阗出产的洁白如玉、入土不烂的芸珲香涂壁，装饰极尽豪华。白居易曾作《伤宅》诗讥讽当时这种竞相豪华的建宅之风，其诗云："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累累六七堂，栋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洞房温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虚且回，坐卧见南山。绕廊紫藤架，夹砌红药栏，攀枝摘樱桃，带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见马家宅（马璘宅），今作奉诚园（在安邑坊）。"这种楼榭房室逾制的畸形状况，早已突破了规定。这无疑反映了唐王朝走向没落前的日益腐败和颓废心态。

隋唐五代时期第宅建筑风尚还表现在庭院式园林和别墅园池的盛行。当时贵戚百官的府邸宅院多喜植树木，设楼台，凿水池，堆假山，使之成为具有园林特色的第宅。延福坊琼山县主宅内有"山池茂，溪磴自然，林木葱郁，京城称之"。裴度在集贤里立第宅，"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此外像安邑坊的奉诚园、升平坊的东宫药园、休祥坊的奉明园、金城坊的后园、戾园等第宅园林，都是碧茵连天，绿柳朱门，春池岸荷，草树满园，反映了唐代私人第宅园林的繁荣。除了城内第宅园林外，贵戚官僚多在郊外营建别墅式园林。其中以公主庄园和诗人别墅最为盛行，形成一种风气。如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长宁公主、玉真公主等皆有山庄。许多诗人（大多是官僚）都寻找山清水秀之地建造别墅山庄，如王维的辋川别业、杜甫的杜曲草堂、李德裕的平泉庄、杜佑的瓜州别墅，以及郎士元、郑谷、元稹、裴迪等人的书斋茅堂、碧涧别墅等。大部分别墅园林分布在长安、洛阳的近郊，大体上分成两类风格：皇亲贵戚、世家官僚的园林偏于豪华绮丽；一般文人官僚的侧重在清新雅致。前者的园林几乎都集中在东郊一带，而一般文人官僚的园林多半分布在南郊。

至于一般第宅房屋的建筑风尚，可以从敦煌壁画和出土的唐墓壁画中得到了解。

隋唐住宅建筑中数量最多、分布面最广泛的是具有明显的中轴线和左右对称的庭院布局，在宅内两座主要房屋之间，用带有直棂窗的回廊连接成的四合院。大宅第的主要布置，除园林外，一般前为大门，内有中堂、北堂、东西厢房，有廊回绕通连各房。庭内宽敞，可植树木花架，与后世四合院布

①　《唐语林》卷五。

②　《安禄山事迹》卷上。

置似乎没有大的差异。陕西三原的初唐李寿墓的壁画上绘有死者生前的宅邸院落。院落围墙南面辟有正门一座，门左右建有廊坊。门前踏阶上的乌头门，高耸巍娥，门檐下的斗拱凸现，使整个大门庄严宏丽。庭院正面的正房，直柱上的华拱支撑着无翘角的屋顶。庭院后部则是山石树木的园林，长长的回廊连接着二层阁楼。主庭院的西边另有一个院落。墓室西壁上部还绘有马厩和草料库。整个庭院的布局既有纵贯庭院的中轴线，又有左右对称的辅助庭院，院落串连，层次重重，造成舒畅幽深的空间境界，体现了主人住宅的高贵等级。①在敦煌壁画及出土绢画上也有唐代贵族第宅的形象，有回廊、四合院和有假山树木的后院。这一时期，像汉代楼阁式的建筑已明显减少。

平民百姓无力修建廊庑周房，住宅不成其为院落，仅只一座小屋围以篱垣而已。南方多茅舍，北方多瓦屋。元稹《茅舍》："楚俗不理居，居人尽茅舍。"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说的就是这种茅舍。

隋唐时长安的宅第园林居住风尚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长安城内的住宅集中于邻近宫城和皇城的各坊中，多是王公大臣及显赫官宦的府邸第宅。城的南部诸坊，因所处偏远，居民住宅稀少。隋文帝曾命诸子在城南建立府第，汉王、秦王、蔡王分别在昌明、道德、敦化三坊建宅，并特赐蜀王秀在临近南城墙的归义坊全坊建府第，以便充实南城一带。但终因距市中心偏远，唐代以来长安居民仍然很少在此居住，"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廊，率无第宅。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这是因各坊所处地区不同而形成的住居风俗。其二，由于唐代与西域交通频繁，所以宅第园林受到西域文化的某些影响。比如，波罗球（马球）自波斯传入后，贵族显官的宅第中多建有球场。长宁公主造第东都"又并坊西隙地广鞠场"。德宗时的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家在长安永崇坊有自筑的球场。文宗时翰林学士王源中在太平坊家里筑有球场。马球球场占地很大，这些权贵的第宅园林之大可以想见。

又如太平坊王鉷宅内有自雨亭，也是受西域的影响。王鉷的第宅相当大，"有司籍第舍，数日不能遍至"，院中有一座自雨亭，"宝钿为井干，引泉激霤，号为自雨亭，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这种防暑设备见于大秦国。由这些例子可见唐代居住建筑受西域影响之深。

①　参见《唐李寿墓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9　期。

（三）住宅的建筑风俗与建筑仪式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十分重视对自家住宅的建筑，认为："宅者，人之本，人者，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威。"①所以，在建屋盖房的过程中形成许多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在隋唐五代时期表现得相当充分，并具有自身的特点。

五虚与五实　隋唐五代时的人们对于建筑家中房屋是讲究的，要求避免"五虚"，尽力做到"五实"。敦煌卷子伯三八六五《宅经》是唐五代时期的著作。书中提出了宅的"五虚五实"之说，认为："宅有五虚，令人贫耗；五实，令人富贵。"其中"五虚"是指："宅大人少，一虚；宅门大内小，二虚；墙院不完，三虚；井灶不全，四虚；宅地多屋少，五虚。"这里提出的"五虚"，便是人们在建筑自家住宅时应避忌的方面。"宅大人少"，给人空荡、孤寂的感觉；"门大内小"，容易透风，给人一种不聚财的感觉；"墙院不完"，容易遭贼，不安全；"井灶不全"，生活不安定；"地多屋少"，不是家业兴旺之家。实际上，这些避忌是为了保证民宅建筑与周围环境的配称和建筑物本身的和谐配合。

除了五虚需要避忌外，与此相反的建筑现象值得提倡，这就是所谓"五实"。"五实"是："宅小人多，一实；宅大门小，二实；院墙完全，三实；宅小六畜多，四实；宅水沟东南流，五实。"这五实并不见是五虚的简单对应，而是当时人们在建筑民宅时总结出来的五种风俗标准。从希望"宅小六畜多"一条来看，这些风俗标准是地道民间的标准。由于重实不重虚，《宅经》不主张建大宅，而主张"计口营造"规模适度，并且劝世人"不衰莫移"，切莫要轻易大兴土木，"宅乃渐昌，勿弃宫堂，不衰莫移，故为受殃，舍居就广，未必有欢，计口营造，必得寿考"。从"五虚五实"的提出来看，《宅经》提倡的较为节俭的建筑风尚，反对奢靡、过分宽敞的建筑，这反映了隋唐五代时期民间的建房风俗。

建宅文与上梁文　隋唐五代时，人们在盖房之前，于破土动工时需要举行一种仪式，宣读一篇《建宅文》；在上大梁以前，要唱一种《上梁文》，这种风俗相当的流行。《沙州文录补》上有一篇《康再荣建宅文》，文中说："维岁次丁卯三月丙寅朔廿三日戊子，沙州大蕃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建立其宅，唯愿青龙西北处绝阳，招摇东南，阴伏藏摄提，人们当母位，太阴鬼之自开张。灭池正西自当兑泽，轩辕斗战履东相，一为乾川天覆载，二为艮阙补椽梁，三为回震盖南屋，四为巽间加顺阳，五为川中立□母，六为□虚配天王。上元己亥从乾起，螣蛇宛转入火乡，甲乙青龙扶左胁，庚辛白虎从右相，丙丁炎君南广，壬癸冰冰□□□，戊己中宫无住处，将来分配入四乡。辰戌丑未押四角，震兑二住守魁刚，顺得四算君南坐，尾将三子镇北方。伏愿部落使子父昆弟等，坐家丰侯，子孙永昌，□保遐算，寿福无疆，官高盖代，世世康强，大富大贵，梦寐吉祥，无诸中天，寿命延长，百病除愈，身体轻强，祝愿已毕，请受春装，赏赐博士，美酒肥羊。"这是一篇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盖房子所用的《建宅文》。此文中的八卦、四象等内容明显受到了当时民间信仰的道教的影响，因此它是属于受道教影响的建宅文。当时，建宅文不是主人自己宣读，而是由主持仪式的工匠宣读，

①　敦煌遗书，伯三八六五《宅经》。

所以文中说："伏愿部落使子父昆弟"。宣读建宅文的目的是祝福主人幸福，以求吉祥如意。

在建筑房屋，准备上大梁以前，还要唱一种《上梁文》。敦煌卷子伯三三○二《维大唐长兴元年癸巳岁二十四日河西都僧统和尚依宕泉灵迹之地建龛一所上梁文》就是一例。文中说："今因良时吉日，上梁雅合周旋；五郡英豪并在，一州士女骈阗。■饼千盘万担，一时云集宕泉；尽向空中乱撒，次有金钹银钱。愿我十方诸佛，亲来瑞□金莲；荐我和尚景佑，福祚而海长延。应是助修之辈，见世总获福田；诸族六亲内外，永如瑶阁神仙。敦煌万人休泰，五稼丰稔龙川；莫在辞多蹇讷，岁时犹望莺迁。自此上梁之后，高贵千年万年。"《上梁文》完全是祝贺吉庆的内容，已经不再具有早期的驱鬼逐疫的性质。

文中也记述了唐代上梁风俗中的以饼钱抛梁的风气。当时，在上梁的仪式中，"五郡英豪"、"一州士女"都来庆贺，用饼、钱向徐徐升起的梁上抛撒，气氛十分热烈。这对后世建筑上梁风俗有深远的影响。

镇宅习俗　自古以来，在宅第建筑好了以后，人们都要采用各种方法来镇宅，以示镇压妖魔鬼怪，保证宅舍安宁之意。隋唐五代时期，这一习俗仍然盛行。镇宅的形式有镇宅文、石敢当和符咒等。

敦煌卷子斯二七一七《镇宅文》这样写道："魑魅妖精，潜藏地穴。疫毒休行，吉祥咸集。宅纳吉祥，风送宝雨。林□天眼，仓盈金玉。库积琼珠，宅富人兴。"

当时人们认为"魑魅妖精"潜藏地下，在上面建造房宅要以"镇宅文"

来镇压，这样就可以使"疫毒休行，吉祥咸集"。文中也体现了道教的影响，"罢严佛像"、"炉焚六珠"等语带有反佛的色彩。

以灵石镇宅的风俗在我国由来以久。北周庾信《小园赋》里说："镇宅神以薶里，厌山精而照镜。"意思是说要镇定宅神，使其常护左右，就必须于造屋时埋石为祭。灵石镇宅风俗中，以设立"石敢当"的方法最简便、最流行。设"石敢当"的风俗最早出现在唐代。《通俗编·居处》引《墨庄漫录》说："庆历中，张纬宰莆田，得一石，其文曰："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声盛，礼乐昌。"有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大历"是唐代宗的年号，"大历五年"为公元770年。从石铭上可以看出"石敢当"是镇邪求吉的刻石。

后世设立"石敢当"的具体范围和设立的方法是，每当人家房屋、大门被巷口、桥梁所冲，在巷口、桥梁立石，上刻"石敢当"三字。但唐代时，设"石敢当"的目的却十分具体，如认为因居宅不利而造成的疾病、逃亡、耗财、遗失钱财、生意不佳，以及希望靠镇石而求官发财等等。设石的地点也不是仅限于门前。灵石还因目的的不同，而重量有所差异。敦煌卷子伯三五九四《用石镇宅法》成文于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其文记述当时以"石敢当"之类的灵石镇宅的方法。

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即东北角）上，大吉利。

人家居宅以来，数亡遗失钱不聚，市买不利，以石八十斤，镇辰地大吉。居宅以来数遭□□，年年不鲍（饱），以石六十斤，镇大门下，大吉利。伯四五二二号《宅经》也提出了用灵石镇宅法以求升官的内容。"又法取来赤石一，悠长五寸，钱五文，阳宅埋丑地，阴宅埋未地，必迁官。"由以上记载来看，用"石敢当"之类的灵石镇宅的风俗在唐代是相当普遍的，其用处也是多种多样的。

除采用"镇宅文"、"石敢当"驱邪求吉外，还有贴符咒的风俗。符咒，又称"符篆"，是道教的法术之一。"符"是用朱书或墨书，画成的似字非字的图形。咒语是道士们在施术时口中念的神秘词句，道教认为符咒可以用来驱鬼逐疫，治病消灾。唐代，道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道士的地位也相当高。因此，在民间居室风俗中，贴符咒的方法十分盛行。

当时，新屋建成后，要请道士来驱鬼消灾。道士除在门上、门头上、墙上、屋的四角、床上、床垫上等处贴上符外，同时念咒，还要给人吞符，在脚上、衣领上贴或画符，同时念咒。还要在房前屋后的树上挂上符，同时念咒。

这一时期的符大约有九种：①镇四角符，贴房屋四角，能驱病患、消万恶百鬼。②门上符，贴房门上，可以"神符却鬼，见口走出"、"万里病患自除，宜保财物，安门大吉"。③床符，贴床上，据说可以有利夫妻相爱、妇人易产。④桃木板符，源于古代画桃符驱鬼习俗。符词中说，房内贴桃木板符，可驱鬼，保母子平安。⑤吞符，这是专备不生孩子的父母用的。吞下此符，住进新屋，便能生子安家。⑥物符。⑦地穴符，贴在屋内收藏物品的地窟上。⑧树神符，贴在院内的树上。⑨衣领符，用来驱鬼。以上的符可以从敦煌卷子伯三三五八《护宅神历卷》中看到它们的具体形象。

（四）建筑风水风俗风水是一种术数和技艺，指导人们如何确定居住的位置、朝向、布局、营建等一系列的主张与方法，以求获得好运。中国风水风俗萌芽在先秦时期，形成于秦汉之交，隋唐两代是其开花结果的时期。

在《隋书·经籍志》中，有关相宅的著作共有三部，即《地形志》八十卷，《宅吉凶论》三卷，《相宅图》八卷。除《地形志》标明为庾季才撰写外，其它二种皆不著撰者姓名。《隋书·艺术传》记载了庾季才的事迹："开皇元年，授通直散骑常侍，高祖将迁都，夜与高颎、苏威二人定议。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且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下之心，为迁徙之计。"高祖愕然。"这说明在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确定在何处营建新的都城时，庾季才曾从风水的角度提出建议。这一点在《隋书·文帝纪》中也有反映："此城自汉以来，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丛龟，瞻星揆曰，不足建皇王之邑。"于是，选择了"山川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的龙首原建新城。"卜食相土"，便是指采用风水学说来规划城的地点位置、方向等。建成后的隋大兴城，南对终南山及子午谷，北临渭水，东有浐、灞二水，城西一片平原。宫城在城市中部偏北，宫殿坐北朝南，这被认为是极佳的形胜。

隋朝除庾季才外，著名的风水先生还有两位，一位是萧吉、一位叫舒绰。前者官至上仪同、太常令，他曾奉命整理前人的各种风水著作，并在考订整理前人旧作的基础上，撰述了不少著作。史称他著有《宅经》八卷，对后世居住房屋的风水理论和实践有着很大的影响。后者善长阴宅的风水术，事迹见《浙江通志》。

隋朝短命，风水习俗的盛行则以唐代为典型。《旧唐书·经籍志》收录风水著作十三部，其中有关住宅的著作只有三部：《五姓宅经》二卷；《阴阳书》五十卷，吕才撰；《新撰阴阳书》三十卷，王粲撰。但实际上当时有关住宅风水术的著作远不止这三部，敦煌卷子伯三八六五《宅经》是唐代人撰写的一部极其重要的风水著作，因托名黄帝，故又称《黄帝宅经》，但实际上此书的成书年代是唐代至五代这段时间。书中开列了当时流行民间的相宅书有二十四种之多。它们分别是：《皇帝二宅经》、《地典宅势经》、《三元宅经》、《孔子宅经》、《宅锦宅桡经》、《文王宅经》、《玉微宅经》、《王敢宅经》、《淮南王子宅经》、《刘根宅经》、《玄女宅经》、《司五天师宅经》、《刘晋平宅经》、《张之毫宅经》、《九宫宅经》、《五非宅经》、《六十四卦宅经》、《左盘龙宅经》、《李淳风宅经》、《五姓宅经》、《吕才宅经》以及《飞阴乱伏宅经》。现行《黄帝宅经》还记有另外五种宅经，为敦煌写本所不录，它们是《天老宅经》、《司最宅经》、《右盘龙宅经》、《子夏金门宅经》和《刁昙宅经》，如此众多的相宅著作，表明在唐代相宅风水术是十分盛行的。

自汉代以来，一种将第宅与住屋主人的姓氏联系起来的风水术--图宅术，一直盛行不衰。但到唐代此风渐衰，原因之一是由于吕才（600-650年）对"图宅术"的批判。他认为姓氏与住宅的吉凶没有关系，用五音相宅是不合理的。同时他提倡阴阳相宅术。《宅经》"总论"中也体现了这种观点，书中说："近来学者多攻五姓八宅，黄道白方，例皆违反大经，未免灾咎。""阴者，生化物情之母也。阳者，生化万情之父也。作天地之祖，为孕育之尊，顺之则亨，逆之则否。"可见此书是主张阴阳相宅术的。

《宅经》所记载的唐代风水习俗和汉、魏晋南北朝时流行的"图宅术"

已有很大区别，它多少反映了道家在风水术中的影响。从建筑学上看，《宅经》中的某些内容，如大门开在南方偏东，开门便是园池竹簟，天井、库藏仓窖设在西方偏北为宜等符合我国民宅建筑的实际情形，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五）　室内陈设与家具变化隋唐五代是我国室内陈设与家具形式大变革的时期。隋和唐代前期，传统的席地而坐的起居习惯虽然仍是主流，但使用高足家具与垂足而坐的风气也已经逐渐发展起来。到了盛唐和五代，高足家具迅速推广开来，成为当时屋室家具的主要样型，人们垂足而坐的习俗已经初步形成。

室内陈设　这一时期的室内陈设是随着高足家具的发展和人们起居习惯的变化而变化的。秦汉时，人们席地而坐，室内的基本陈设是席、床、榻、几、案等。隋唐五代时则主要是高足的桌、椅、大案和床榻。这从《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室内陈设的情况。此外，五代王齐翰《勘书图》中绘有三叠大屏风，屏风前设长案，一位白衣长髯的文士坐在一张扶椅上，前置一书几。这种室内陈设使室内空间和各种装饰都发生了变化，与席地而坐的室内陈设迥然不同。

床榻　隋唐五代时期的床塌，形体上都较前代更加宽大，这种宽大的床榻可以从传世绘画和考古出土文物中看到。《韩熙载夜宴图》中绘有两件床榻，床榻的左、右和后面都装有较高的围板，正面两侧各安一独板扶手，中间留门以容上下。其中一床可同时容坐五人，形体之大可以想见。1975年4月江苏邗江县蔡庄五代墓出土四件木床榻，长188　厘米、宽94　厘米、高57　厘米，榻面大边与抹头仿45°格角榫做法组成边框，中间设托档七根，上面用铁钉钉上木条九根。榻的腿部和腿部上端同大边交接所置角牙均为如意云头纹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当时，床榻作为一种坐卧用具，使用得相当广泛。皇帝所用的床，称"龙床"。从《新唐书·百官志三》得知，唐鼓吹署掌置龙床。唐冯贽《云仙杂记》记载："韩志和有道术，宪宗时，献一龙床，坐则鳞、鬣爪、角皆动。"唐代李峤写有一首咏帝王龙床的诗，描绘了床的豪华精美。诗云："传说有象床，畴昔献君王。玳瑁千金重，珊瑚七宝妆。"后蜀花蕊夫人《宫词》中也有"净甃玉阶横水岸，御炉香气扑龙床"之句。

在官衙中也有用榻的。《通典·职官典·侍御史》记载：唐代侍御史食座之南所设的横榻，名南床，又称"痴床"。注释说："言处其上者，皆骄傲自得，使人如痴，是故谓之痴床。"民间使用的床榻，大部分简朴实用，而在富商地主之家也有相当讲究的床榻。唐人小说《游神窟》讲十娘卧处的床榻，上绘彩画，"两头安彩幔，四角垂香囊"。

几案　几是古代人们坐时依凭的家具，案是古时人们进食和读书、写字时使用的家具。这一时期的几案大都继承魏晋南北朝时的形式，无太大变化。供依凭用的家具有凭几、曲几、隐囊等。案的变化稍大些，直腿带托泥，两端翘起卷沿的案比较流行。自此以后，案面多仿此式，有的案足虽然还保留汉代的曲足式，但案头却大多翘起来了。如王维的《伏生授经图》中的书案，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出土的陶案，就是具体的证明。唐代中期以后，随着高型家具的普及，人们逐渐进入垂足而坐的时代，低型的几、案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桌子和大型条案。

桌案　使用高足桌案的习俗起源于唐代。我们从敦煌473　窟唐代壁画中可以看到桌子的使用情况。画面上，在帷幄中置一张长桌，两边各有一条长凳，男女数人分坐两旁，正在准备进餐。此种长案在传世的唐代绘画中也可以见到。唐周昉画《宫乐图》中，绘有一张可围坐十二人的长案，长案四角有金属包角，均雕有金色花纹。案面四周重边，都有装饰。案面漆以深绿色，上有白描花纹，案面四边出沿，下为蠹门结构。此是目前所见到的唐代最大型的案具。

唐五代时期的桌案，与前代相比，已属高足家具，但和宋代以后的高型家具相比较，还略低一些。这时的桌子，在高度上略高于椅凳的坐面，和床榻面的高度齐平。这说明了家具由低型向高型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正处在唐、五代时期。

椅凳　唐代以前，人们是席地坐卧，所以无需椅凳。随着垂足而坐的习俗兴盛起来，椅凳之类的家具，应运而生。

椅子的名称，目前所见较早的是唐代《济渎庙北海坛祭器杂物铭》碑阴上所记："绳床十，注：内四椅子。"①可见，唐贞元年间已有椅子的名称。这一时期，使用椅凳的习俗渐渐多起来，尤其是唐中期以后，垂足坐的风气大盛，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宫女歌伎，都开始坐椅凳之类的高型坐具。故宫博物馆藏传唐代卢楞伽绘《六尊者像》中，有三位尊者都坐椅子。第三拨纳西尊者坐的是竹节形椅子，四直腿，后背立四柱，中间两柱较高，上装上曲横梁，直扶手，搭在前立柱上。坐面上铺以软垫、衬背。椅前设脚踏。第十一租查巴纳塔嘎尊者和第十五锅巴嘎尊者所坐的椅子也十分精美，后背低，椅脚、扶手等处都雕刻着精美的纹饰，如同后世的"宝座"。敦煌莫高窟晚唐196　窟壁画中也有民间使用椅子的形象。

到五代时，椅子的形象材料更加丰富。五代周文矩《宫中图》描绘宫廷中妇女生活，其中绘有两张形象相近的圈椅。圈背连着扶手，从高到低一顺而下，后背另立两柱，装弧形横梁，人可将头倚在靠背上。其造型圆婉优美，形态丰满劲健，独具特色。在周文矩另一幅名作《琉璃堂人物图》中，有一位黑衣僧人坐在用瘿木制的大椅上，造型古朴自然，反映了五代时椅子制作技术的高水平。

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对当时的家具状况有较全面而真实的反映。画中描绘了两种椅子：一种较小，后背直，其搭脑两端挑出，无脚踏；一种较大，可盘腿坐其上，后背立四柱，上装弧形横梁，有脚踏。《新五代史·景延广传》记载："延广所进器物，鞍马、茶床、椅榻，皆裹金银，饰以龙凤。"结合绘画中的形象资料，可以推断，唐五代时椅子的制作是十分精美华贵的。

隋唐五代时，社会上还流行一种高足坐具，名叫"胡床"。古代，带靠背的称为椅子，不带靠背的则称为床。胡床起源于汉代，隋唐五代时仍然十分流行。《隋书·尔朱敞传》记载：他"见长孙氏媪踞胡床而坐"。同书《郑善果母传》也说："每善果出听事，母恒坐胡床，于鄣后察之。"《清异录》卷下说：唐明皇出巡时，总要携带胡床，备随时休息。可见当时胡床这种轻便的家具，日常使用得相当普遍，男女均用；同时也可以看出它是一种临时随便陈设的坐具。

胡床的足必须交叉斜置时床体才能平稳。这种交叉的斜足，构成胡床形体的主要特点。正因这一点，胡床在隋代以后改名为"交床"。《说郛》引隋杜宝《大业杂记》记载："（炀帝）自幕（漠）北还至东都，改胡床为交床。"在陕西三原县唐淮安靖王李寿墓石椁线雕图和敦煌莫高窟第470　窟的

①　《金石萃编》卷一○三。

隋代"商人遇盗"壁画中都可见到胡床的形象。

唐代，随着高足家具的发展，凳子的使用也多了起来。周昉《宫乐图》中描绘许多宫中妇女围坐在一个长方形的大案周围宴饮、演乐，她们所用的坐具都是很漂亮的带花纹、垂流苏的月牙形杌凳，也叫"月牙杌子"。《挥扇仕女图》中描绘的更加细致，月牙杌子上雕刻着花纹，两腿之间有朱红彩带，面上有绣垫，既美观实用，又松软舒适。在五代时，这种月牙杌子还很盛行。

此外，细腰圆凳、腰鼓形坐墩、长凳也很流行。总体上，坐具的高度也不断增加。

屏风　隋唐五代时期，屏风的使用十分普遍。由于屏风主要用于贵族之家，所以宫廷勋贵对屏风无不力求奢华。《酉阳杂俎》记载："安禄山恩宠莫比锡■无数，其所赐品有八角花鸟屏风。"白居易诗说："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步障银屏风，缀珠陷钿怙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可见此时屏风制作技艺的高超。五代后蜀孟知祥晚年"作画屏七十张，关百纽而联之，用为寝所，号曰"屏宫""。

这一时期，书画屏风最为盛行，史书和诗文中屡有记载。房玄龄"集古今家诫书于屏风"，宪宗著书十四篇，"号前代君臣事迹书于六曲屏风"。唐诗中也常有吟咏画屏的句子，诸如"金鹅屏风蜀山梦"，"故山多在画屏中"，"我题君句满屏风"等等。屏风画的内容也颇为丰富多彩，有人物（将功勋臣绘于屏风上）、山水（"疑是天边十二峰，飞入君家彩屏里"）、鸟鲁（骏马、水牛、孔雀、仙鹤等）、书法等。

当时最普遍的屏风样式，是矩形屏面以多扇横联的折叠式，多为六扇折屏，少数有八扇的。六扇，又称"六曲"，是唐代折叠屏风最常用的数目。唐诗中吟咏的屏风多是六曲屏风，如李商隐诗"六曲连环接翠帷"，顾云诗"屹然六幅古屏上"。在陕西西安和山西太原附近的唐墓中，墓室壁画上绘有屏风图像，多为六曲，也有少数八曲的。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中，还出土有木骨帛面的六曲屏风残迹。

唐代流行使用屏风的风习也影响了日本。日本奈良正仓院中收藏有许多相当于唐代的屏风，其风格完全是唐式的。日本天平胜宝八年（公元756年，即唐玄宗天宝十五载），光明皇后献给东大寺的圣武天皇遗物中有御屏风一百叠。至今尚存两叠六曲屏风，都是矩形屏面，木骨纸面碧。。背，上面绘树木和妇女图像，并书写有修身格言一类的文字，都为汉字。

除上述家具，还有箱柜、衣架等。唐代出现较大的柜，制作工艺也十分高超。《杜阳杂编》载：唐武宗会昌初，"渤海贡玛瑙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所谓玛瑙柜，就是镶嵌着玛瑙的柜子。衣架起源于东周，至唐代基本上变化不大，当时称作"椸"、"桁"。柳宗元说："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韩愈也说过："桁桂新衣裳，盎弃食残糜。"总之，隋唐五代时期的家具新风尚是以高足家具的发展和垂足而坐风气的形成为代表的。

（六）骑乘之风与民间行旅观念隋唐五代时期，人们的出行风俗主要由交通工具和行旅观念两部分组成。其特点表现在：盛行骑乘之风，马、骡、驴等牲畜是当时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乘车之俗只限于妇女；肩舆流行，不论帝王、贵族官僚，还是民间妇人、僧侣无不喜乘肩舆；造船业发展，船的使用更为广泛；宫廷中有按照礼制专供皇帝、贵族使用的交通工具；畏远行是民间主要的行旅观念；形成一套由祖送、践酒、折柳、送行、酌别、软脚组成的拜别送行程式。

骑乘之风　隋唐五代时，人们出门时多是骑马而不乘车，贵族官僚更是如此。《旧唐书·王毛仲传》记载：天宝年间，一次玄宗在华清宫，"乘马出宫门，欲幸虢国夫人宅"，被陈玄礼所劝阻。唐肃宗时，冀国公裴冕生活十分豪侈，他的家里畜养着十几匹良马，每匹马都价值百金。李怀远官至同中书门下三品，封赵郡公，但他"久居荣位，而弥尚简率"，经常乘一匹"款段马"①。同僚对他说："公如此荣华富贵，为何不买匹骏马骑？"李怀远说："我只求马的驯服，不考虑它是不是骏马。"韩翃也曾出将入相，但"性持节俭"，他为官四十年，总共只骑乘了五匹马。由此可见，当时的廉俭的官员也都以马为交通工具。

在民间，一般的文人及平民百姓买不起马，便乘驴骡。隋文帝时，尚书左仆射杨素掌朝政，他让身为员外散骑侍郎的崔儦将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在迎亲的宴席上，公卿百官都到齐了，而崔儦身穿旧衣冠，骑着驴姗姗来迟，以示对杨素的轻视。《旧唐书·冯宿传》记载：冯宿的弟弟冯定和于■是布衣时好友，后来于■官至襄阳大都督，冯定骑驴前往拜访，因门吏不及时通报而愤然离去。以骡子作交通工具也很常见。《隋书·五行志》记载：仁寿二年（602年），"有胡人，乘骡在道，忽为迴风所飘，并一车上千余尺乃坠，皆碎焉。"甚至当时军中有乘骡冲锋陷阵的。宪宗时，大将刘沔手下有位部将，名叫董重赏。他驻守洄曲，当地少马，人们骑乘都用骡。于是，他就训练骑骡进行打仗，"其部下乘骡即战，号骡子军，最为劲悍。"

在隐逸之士中间，有些人不喜骑马、骡、驴，却好骑牛。文学家王绩弃官在乡，纵酒自适。他常常"乘牛经酒肆，留或数日"。唐高宗时，昆山人史德义隐居虎丘山，以琴书自适，有时骑着老牛出没城镇乡村。高宗闻其贤名，特召到洛阳，授朝散大夫职位。这种乘牛风气只限于文人墨客隐士之中。陆路运输工具　这时期，陆路运送物资主要用牛车。唐朝初年，李巨为河南尹，当时市场上都用牛车转运物资，李巨见有利可图，便对出入市场的牛车征税。唐朝前期，从东都含嘉仓往长安运粮食时，洛阳至陕州段都是"雇民车牛以载"。宫廷的运输任务中，马车不够时，也用牛车。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宫苑使王元平为庄宗选采宫人，竟达千余人。"车驾不给，载以牛车"。

除牛车外，还有用驴、骆驼、马进行运输的。隋大业九年（613年），炀帝下诏，命关中富人按家产的多寡出资买驴，到伊尹、河源等地运粮。最多的人家出资万钱，购驴数百头。《资治通鉴》记载：广明元年（880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僖宗逃往成都。路上没有粮食，"汉阴令李康以骡负糗粮数百驮献之"。五代时，用驴运输更加普遍。开平三年（909年），后

①　款段马："款段"形容马行的迟缓。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诗："昔骑天子大宛马，今乘款段诸侯门。"梁太祖敕所有衙署官员，自今后经过各州县时，没有敕文不得征用州县的驴为自己运货。用驴运货与用牛车同样的普遍。

长安及西北地区，骆驼的使用也很普遍。安禄山攻陷两京后，"常以骆驼运两京御府珍宝于范阳，不知纪极"。诗人张籍写有一首《凉州词》，描写了西北地区骆驼运输丝绸到安西四镇的情景。诗云："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长安。"马能载人、驮物、拉车，有多种用途，所以也受到人们喜爱。近年来，在长安及洛阳等地大量出土的骆驼、马和驴载人、运货的唐三彩模型就是这种风气的有力证明。肩舆的盛行隋唐五代时，乘车之俗已经很少，但骑马总不免劳顿之苦，因此一种取代车的交通工具--"肩舆"应运而生。肩舆，实际是抬着走的"轿子"，最初只有宫廷中才使用。初唐画家阎立本《步辇图》中，威严的唐太宗坐在"步辇"上，接见吐蕃来使。六个宫女抬着"步辇"，步辇旁有两个宫女拿着很大的宫扇。这里的"步辇"实际上是一种肩舆。辇是车，用步代替车轮，故称"步辇"。所以《隋书·礼仪志》说："今辇制像招车，而不施轮，用人荷之。"宫廷中用肩舆十分流行。

唐代皇帝常常特许年老有疾的大臣乘肩舆入宫。房玄龄晚年多病，太宗召许房玄龄可乘肩舆入殿。少师李纲有足疾，太宗赐步舆，让他乘步舆至殿阁参与政事。除官员外，僧人也被赐肩舆。武则天曾赐肩舆给僧人神秀，让神秀入宫讲经。有时候，皇帝赐肩舆不仅仅限于一个人。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四月乙亥，赐百官宴，"醉者赐以床褥，肩舆而归，相属于路"。五代时，晋高祖和周太祖都曾将"白藤肩舆"赐给近臣。

在民间，乘肩舆之风也很盛。名士元德秀，以孝道闻天下。开元年间中进士，但他不忍离母而去，便"自负板舆，与母诣长安"。五代时，张策"与婢肩舆其母东归，行积雪中，行者怜之"。这些都是妇人乘肩舆的例子。年老有病的人，也多乘肩舆。白居易致仕后，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张承业是唐末五代间的宦官，曾劝阻李存勖即帝位。承业卧病，"自太原肩舆至魏谏，不听，复肩舆归太原"。肩舆为后世轿子的风行开了先河。

水上交通工具　由于水上交通的迅速发展，这时期船的使用更为广泛，特别是在江湖水网密布的江南地区。长江中的一些主要港口停泊的船只常常可达数千艘，甚至与岸上的屋邑"殆相半"。当时，船只成为渔民的生活依靠，生老病死都离不开船。据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大历、贞元年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当时人还根据各种不同水域的航道特点，以及所需船只的功能来制造不同类型的船。如航行在长江中下游的商船，常常是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载货可达万斛。

唐代的海船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中国的船采用钉榫结构，还用桐油和灰涂缝，结构上采取了设置水密舱壁，把船体分割成许多部分，从而增强了船的抗沉性能，并扩大了装载面积。1973年在江苏如皋县发现了一艘唐船，完全证实了文献的记载。

畏远行在隋唐五代的民间行旅风俗中，存在着一种传统的观念，即畏远行，当时人们认为外出旅行是件很困难的事。敦煌变文《父母恩重赞》说："儿行千里母行千，儿行万里母于先"，表明子女外出，父母是很挂念的。子女出入又不依时节，致使父母愁伤。《敦煌曲子词》也说："作客在江西，寂宴自家知。尘土满面上，终日被人欺。朝朝立在市门西，风吹泪点双垂。遥望家乡长短，此是贫不归。"这说明当时人们对外出远行存在着心理的畏惧。"父母在，不远行"的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旅观念，在家侍奉父母，是孝子的准则之一。《孔子项托相问书》中项托当着孔子的面说："吾不游也，吾有严父，当须侍之；吾有慈母，当须养之。"《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更加明确地说："父母在，劝君莫向他乡往。"这都反映了当时不愿远行的行旅观念。

拜别程式　隋唐时，人们行旅前要举行祖送、践酒、折柳、送行、酌别等仪式。亲朋归来还要举行宴会为之洗尘，名叫"软脚"。这种拜别程式起源秦汉，隋唐五代基本承袭了这种风俗。祖送。古人出行时祭祀路神叫"祖"，所以称送别人出行为"祖送"。杨炯《送并州旻上人诗序》说："麟阁良朋，祖送于青门之外。"人们送别时，要在野外路旁设置帷帐，摆酒宴为友人饯行。王维《齐州送祖三》诗说："祖帐巳伤离，荒城复愁入。"韩翃《杂家》诗："祖席诸宾散，空郊匹马行。"这些诗文中的"祖帐"、"祖席"都是由祭路神的习俗演变而来的习俗词汇。

践酒，即饯酒。为亲朋送行离不开酒。李白《广陵赠别》诗云："玉瓶沽美酒，数里送君还。"王维《送别》诗："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类似的诗句举不胜举，都表明在饯行风俗中，酒的重要性。

折柳。折柳送别风俗在我国由来已久。相传汉代时，长安城的灞桥是人们送别客人的地方，人们分别时要"折柳赠别"。所以后人以折柳代指送别。唐雍陶《折柳桥》诗："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敦煌莫高窟盛唐时期217　窟壁画中就有"折柳送别"的具体形象。

隋唐五代时，人们饯别的时间常常选在五更天亮时，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敦煌卷子伯三二五一《菩萨蛮》说："昨朝为送行人早，五更未罢金鸡叫。相送过河渠，水声堪断肠。"离别的时间便是清晨。李颀《送魏万之京》诗："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写的都是拂晓时与亲朋辞别。

软脚。当时亲朋远行归来后，人们要举行筵会为之洗尘，叫软脚。唐玄宗时每次到华清宫，杨贵妃等妃嫔都要随行。皇帝对她们都有赏赐，去时叫"饯路"，回宫时叫"软脚"。在敦煌变文中也有许多有关"软脚"的记载，如《捉季布传文》说："归宅亲故来软脚，开筵列馔广铺陈。"又如，斯一四七五V3《申年五月社人王奴子等状上》云："远行壹千里外去日，缘公事，送酒壹瓮，回日■脚，置酒两瓮"。"■脚"即"软脚"。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由祖送、饯行、折柳、软脚等组成的拜别程式十分流行，反映了这时期行旅风俗的一个重要方面。

六、隋唐五代婚俗（一）门第婚俗的盛衰门第婚姻的特点　门第婚姻，无疑是一种等级婚姻，在有的情况下，也是一种政治婚姻。

隋唐时期的门第婚是一种等级婚姻。但是却有着不同于其他时代的一些特点，那便是社会性大于政治性。有些高门自矜高贵，成为一种威胁政权的社会力量，因而受到当政者的警觉，这就注定这种门第婚必然遭到当局的行政法令的干涉，从而使魏晋以来盛行的门第婚慢慢衰落下去。

唐朝的等级婚姻，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统治阶级和一般人民之间的贵贱的等级。这种等级是绝对不可逾越的，通婚与否对统治阶层来说有致命的危险，可以完全丧失人格身份。我们从唐人小说《定婚店》的故事，可以得到启发。故事讲的是唐朝贞观年间杜陵一个名叫韦固的书生，因求婚来到宋城，在旅馆里看到一个会算命的老人，老人告诉他婚姻皆是前定的，无论"贵贱悬隔"，或是"吴楚异乡"，由冥冥中的赤绳一系，男女便定成夫妇，再也逃脱不了命运。老人告诉韦生，他将来要娶的却是一个"店北卖菜家妪"之女。韦固十分恚愤，觉得这是对他的侮辱，命其仆从持刀去刺杀那个幼女。不想若干年后韦固所娶美丽娇妻，正是当年欲杀之女。只不过此女并非出身贫贱，而是昔日宋城县令之女，因其父早死而寄养在乳母家的，后由叔父收养。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的是"阴隲\之定，不可变也"的因果思想，但却无意中透露了初唐时等级婚姻现象的普遍：为了不娶不相称出身贫贱的女子为妻，竟然动了杀害她的恶念，可见在韦生心目中等级婚姻的观念是多么执著和偏激。另一种等级婚姻，是如同现代学者所常谈论的以门第为尚的统治阶级内部的阀阅或高姓之间的世婚。就像郑樵在《通志·氏族序》中所说的："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这种"簿状"和"谱系"，把男女婚姻局限在极少数的高门之间，所谓"士庶不婚"，统治阶级内部高门和寒门婚姻有严格的界限，形成一种"凝固化"的门阀等级婚制。经过两晋以来大约三百多年的发展，这些门阀高姓已经发展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高贵门第，即使屡经政治变动和官场地位的浮沉升降，他们当中有些人虽然不当大官了，但社会地位犹存，而且成为他们自矜的资本，所以引起当政者的恼怒。唐太宗时由政府直接下令干预高门婚姻，是这种现象的必然结果。

《唐会要》详细地记载了唐太宗的有关诏书："（贞观）十六年六月诏：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俗，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粱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缡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竞场，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惟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已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女之序，各合典礼，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我国婚姻史上的这一重要文献，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到初唐时候，那些过去的门阀、世族，政治上有的已经衰败了，经济地位也下降，所以唐太宗诏书中说，他们"身未免于贫贱"。第二，他们因为有数百年的望门历史，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所以他们还有相当的社会地位。第三，有些新兴的贵官，政治地位骤然上升了，但社会地位尚需具有名望的人扶持，所以他们宁愿出高价，也要向已经陵替的世族高门攀附。这一点令唐朝统治者十分讨厌，斥之为"卖婚"。在和群臣的有关对话中，唐太宗言谈之间更为愤慨，他说："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赀，不肖子偃然自高，贩鬻松槚，不解人间何为贵之？"他质问高士廉："何容纳货旧门，向声背实，买昏（婚）为荣耶？"①到唐高宗时，进一步禁止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等"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这些政策，对门第婚制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少数大姓之间世代婚姻，有识之士从来认为是一种阻碍社会发展的陋俗。从这一角度说，唐太宗、唐高宗时对门第婚姻的禁止是正确的。

门第婚姻的盛行　但是一种社会势力和社会习俗，是不可能短期内在一次两次法令中立刻消失的。在唐朝将近三百年间，门第婚姻仍在官宦之家悄悄进行，连唐太宗的最亲信大臣都不例外，主动去找七姓十家联姻，他们内部的世代通婚也依旧继续。史书称，"后房玄龄、魏征、李暠复与婚，故望不减"。后来，屡禁屡行不止，至于已经"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反而以称为"禁婚家"而"益自贵"。

有很多史实说明了唐代门阀等第的内部婚姻仍在普遍而大量地进行。唐人小说《离婚记》中的倩女，是清河张氏之女，恋人为太原王氏公子。《李娃传》的主人公是李氏名门，男主人公则为荥阳郑氏。《枕中记》故事讲的是山东卢生（范阳卢）梦见了娶清河崔氏之女为妻，后来既富且贵，但到头来是黄粱一梦。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从《文苑英华》所录数则唐人墓志中，几户崔姓墓主，其夫人不是荥阳郑氏，便是陇西李氏、范阳卢氏，几户陇西李姓墓主，其妻莫不为荥阳郑和清河崔、范阳卢，仍不出七姓十家的范围。上述情况说明，终唐一世，这种世族大姓的门第婚姻仍在普遍地进行。

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婚姻行为是在大臣贵戚和武将藩镇的支持下盛行的。例如，高宗时候的宰相李敬玄"久居选部，人多附之。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唐中宗时的宰相李日知："诸子方总角，皆通婚名族，时人讥之"。唐玄宗时名相张说，也是"好求山东婚"。这样，那些名门望族，更加觉得其声望高，达官贵人纷纷登门求亲，以至于："然族望为时所尚，终不能禁，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终不与异姓为婚。"①以至于最后唐朝皇帝也不得不屈从时俗，把公主选高门士族嫁之。《新唐书·杜羔传》说："初文宗欲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门第婚姻的衰落　门第婚姻的真正衰落在唐中叶。若干史实证明愈到唐后期，那些所谓高门阅阀就越是下作到"多纳货贿，有如贩鬻"，"问名惟在于窃赀"，变成名副其实的"卖婚"。这种做法的本身就使以高贵清白自翊的世族丧失了优势，它的沦替就是必然的了。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转变。出于江左名门的高宗时礼部尚书许敬宗，竟然因为"嫁女与蛮酋冯盎之子，

①　《新唐书》卷九十五《高俭传》。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显庆四年。

多纳金宝，为有司所劾"。他还为了"多得赂遗"而娶武将尉迟敬德的曾孙女做儿媳。此事落得丑名流传，死时议谥时有人评他："纳采问名，唯闻于黩货。白圭斯玷，有累清尘。"①另一个例子是武则天时一个出自名门的世族李远，为了攀附宰相魏元忠，把女儿嫁给魏的儿子，而且还以500　万的嫁赀赔送女儿，在当时落个"以女易官"的恶名。李远果然以财礼获得河内县令的官职。这个例子说明到唐朝，门阀世族也在逐渐变化。

再经过太宗、高宗、中宗两次三番地下令禁止高姓的门第婚俗，到中唐以后，无论官民，门第婚姻的观念也就逐渐淡薄了。最后经过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的一次致命打击，门第婚姻这个我国婚姻史上的怪胎，也就结束了生命。宋以后的讲求门第，已和唐以前的世族门第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通志·氏族序》最后给魏晋以来的门第婚姻，画上了一个句号："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可以说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①　《旧唐书》卷八十二《许敬宗传》。

（二）政府奖励下的早婚和再婚风俗早婚习俗　隋唐五代婚俗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早婚的较为普遍，二是女子再婚与改嫁并不受到社会的责备，后世严厉的贞操观念在唐朝是淡薄的。

唐朝的早婚，上自后妃，下至庶人，几乎一律。根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是十三岁就成为后妃的；武则天被召为才人，年方十四。一般的百姓，则有若干唐诗可证。李白的《长干行》有："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崔颢的《王家少妇词》则有"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又有《相逢行》："妾年初二八，。。夫婿大长秋"。二八为十六岁。以上这些少女出嫁时年十三岁至十六岁不等，都不超过十八岁，而且是虚岁。

唐代早婚俗，有几个原因。第一，封建国家为了增加赋税，奖励早婚。

《唐会要》记载了初唐到盛唐两个有关婚姻的法令：一个是太宗贞观元年诏书，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并须申以婚媾"。另一个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的敕令，又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贞观元年为公元627年，开元二十二年为734年，提前了婚龄，说明统治者急需增加税收。唐朝规定的婚龄，在古代史上虽不算是独一无二的，但可以算是偏早的。根据《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一书的统计，我国周代以前适婚年龄规定为男三十，女二十，唐代以后的宋朝、明朝、清朝，一般都在男十六、女十四左右。很明显，婚龄的提前，有利于人口的增殖和国家赋税的增多。据《通典》及《旧唐书》统计，唐初武德年间仅有200　万户，到盛唐之末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户数增至960　多万，口数增加到5288　万多人。这个数值的增加，除了说明唐前期的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定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奖励早婚的结果。

唐代风行早婚，还有一个原因是富贵阶层希望早生贵子继承遗产，所以造成"富家女"早早地便嫁给门当户对的人家去传宗接代。白居易的《贫家女》诗道："贫为时所弃，富为时所趋。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言嫁不须臾。"这里是说富门少女十六岁刚过，不用父兄开口，就有人把她们娶走了。但那些家里拿不出嫁赀的"贫家女"可就难说了，"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荆钗不值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所以唐代"早婚"看来还要有一定的条件，既要保证国家赋税的增值，同时却也要具有一定的家产，拿得出嫁或娶的一笔费用。这就涉及到"财婚"的问题，下面再谈到这一现象。

再嫁现象的普遍　比起后代来，唐朝的贞操观念要薄弱得多。无论从正史材料，或者诗文小说中看，唐时妇女改嫁是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我们先看唐家公主再嫁的情况。《中国婚姻小史》曾为唐朝公主211人作了这方面的统计，除早夭出家入道之外，凡出嫁公主123人，再嫁达到24人，占1／5，其中三嫁有4人。再从《新唐书·诸帝公主传》的记载，分析一下自高祖至中宗四朝公主的情况。四代51　位公主中，共有8　位公主改嫁。其中唐高祖李渊的女儿高密公主先嫁长孙孝政，又嫁段纶；唐太宗女襄城公主先嫁萧锐，再嫁姜简；城阳公主先嫁杜荷，改嫁薛瓘；新城公主先嫁长孙诠，后嫁韦正矩；高宗女儿太平公主先嫁薛绍，再嫁武承嗣，又嫁武攸暨；中宗女定安公主先嫁王同皎，再嫁韦濯；安乐公主嫁武崇训，又嫁武延秀。还有一个太宗女儿合浦公主，虽未再嫁，但和丈夫房遗爱同有外遇，公然淫乱。安乐公主也是先和武延秀淫乱，然后再正式嫁给他的。上层社会性关系如此混乱，可以想象当时的"从一而终"的贞操观念是很淡薄的。由此联系到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后来竟然再做高宗的妃后，唐玄宗娶儿媳杨玉环为贵妃，也都不足为奇了。

在唐人传奇小说中，再嫁的描写也是很多的。如《柳毅》一篇，所写男主人公柳毅，从龙宫回乡获得大量宝物，先后娶的张氏韩氏二房俱死，最后续娶的是范阳卢氏的新寡小姐，后来"男女二姓，俱为豪族"，"金陵之士，莫不健仰"，丝毫不因为柳生娶了年轻寡妇而看不起。再如《李章武》一篇，说的是中山人李章武，在华州相识一个王姓家的子妇，相悦而成情人，这位女子后来夭逝而成了冥中仙。李章武数年后又至华州和她的仙魂相会。这则故事，把和别人妻子公开姘居视为雅事，而且这位女主人公王氏子妇还可自己"物色名氏"以"相讬祇奉"，即自己自由选择对象。这在我国封建社会来讲，也是很不平常的事，恐怕也只有唐朝能有这样的性自由。

唐代婚俗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古今学者对此颇有许多卓见。宋代理学大师从传统儒家的观点认为："唐源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①。近年台湾学者傅乐成则认为，这是由于"李唐皇室出身于北朝胡化的汉人"，同时"也受南北朝风气的薰染"。这些意见，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我们认为，应当与唐代整个社会的开放有关，唐时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的营养，在婚俗方面自然也不可避免。比如，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突厥的"收继婚"，就影响了初唐高祖、太宗、高宗几代。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面谈到。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历代类三。

（三）婚俗中的胡俗成份"收继婚"收继婚是唐代婚俗中最明显的胡俗成份。所谓"收继婚"，用《隋书·突厥传》一句最概括的话说，就是"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具体讲，即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辈得妻其后母、嫂及伯叔母等，但有个规定："唯尊者不得下淫"。按照这一规定，隋朝嫁给突厥的义成公主，曾先后为启民可汗、启民可汗子始毕可汗、始毕可汗弟处罗可汗及处罗可汗弟颉利可汗四人之妻。这种收继婚风俗曾遍及我国南北朝隋唐时的西、北各游牧民族，不仅在突厥族中存在，高昌也曾经有过，匈奴、乌孙、柔然也都有过。这是一种原始群婚的遗风，也是氏族外婚制度的反映。总之，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婚俗和婚姻制度。

这种收继婚风俗，影响到唐朝宫廷和贵族集团，便形成后人所讥的"乱伦"、"烝母报嫂"的婚姻现象。《中国婚姻史稿》有一段颇有代表性的议论说："隋唐两代起自关陇，当时汉胡婚媾频繁，寝淫胡化，故烝报之事，不以为讳，如隋炀帝烝父妾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唐太宗取其弟巢刺王元吉妃为妾，生曹王明。。太宗死，高宗复以其父才人武氏为皇后，中宗女安乐公主嫁武崇训，训死，主素与训从弟延秀通，即嫁之。凡此诸事，皆胡俗也。"①婚辈的混乱　如果说"烝母报嫂"是受胡俗"收继婚"影响的话，那么突厥婚制中尚有一条"唯尊者不得下淫"，对唐朝皇室贵戚中一些现象，就未必能用胡俗影响来解释了。"尊者不得下淫"，指的应是父兄长辈不得妻其下辈，而唐太宗的收巢王元吉妃为妾，后又收参与谋反的侄辈庐江王瑗的姬入侍，都应属于"下淫"之例。以此说明，唐朝至少在皇室贵族集团，并不过分拘束于婚姻的辈份，同时也不强求妇女贞节"从一而终"。

至于唐玄宗的公然娶儿媳杨玉环为妃，则更是千古未有的婚姻现象了。

我们把这些现象，再参之武则天和韦后的时代，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都分别与自己母亲的面首们打得火热，毫无顾忌的情况，就更加可以理解唐代婚辈之混乱程度了。

青庐、"转毡"与"坐鞍"的婚俗　隋唐时因为民族融合，许多民族的风俗习惯互相交融，已分不清其源流，但婚俗中的胡俗因素，在设青庐、"转毡"与"坐鞍"俗中却仍可看得很清楚。设青庐在唐朝又称"铺设帐仪"、"入帐"或"登虚帐"，是指用青布幔为屋，在此交拜迎妇。《封氏闻见记》说："近代婚嫁，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并提及这种毡帐婚俗"起自北朝穹庐之制"。其实这种穹庐毡帐的婚俗，早在东汉末年就已传到中原。另外，毡帐的风俗在其他方面尚有反映。《新唐书·太宗诸子传》曾记唐太宗的太子承乾，有荒唐的癖好："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这里虽说的不是婚礼，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西北各族的"胡俗"为中原汉族所乐于接受的情况。中唐德宗以后，曾有大臣建议改变这种习俗，把设青庐改在堂室中实行。逐渐为图吉利，改为"百子帐"，到宋朝又称为"登虚帐"的婚俗，在宋人吴自牧的《梦梁录》中有具体记载。

①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第164　页。

除青庐俗外，唐朝还有转毡、坐鞍等婚俗。所谓"转毡"，就是新妇迎至门，先引至一长条毡席上行走，"不得踏地"。所谓"新妇至门，步履不着地，以毡展转承之而行"，故称"转毡"。此俗在唐宫中尤为盛行。《新唐书·礼乐志》：皇帝纳后，"将夕，尚寝设御幄于室内之奥，东向，铺地席，重茵，施屏鄣"。诗人白居易有《春深聚妇家》诗，亦提及此种婚俗："青衣转毡褥，锦绣一条斜"。"坐鞍"之俗，更显而易见为北方游牧民族风俗传入。《合壁事类》引《苏氏演义》说："国初婚姻，坐女于马鞍之侧，此胡人尚乘鞍马之意也"。在敦煌发现的唐代遗书中，有"坐鞍"婚俗的详细仪式，大约当时新妇升堂奠雁后，即坐马鞍上，由女陪伴者把女方带来的雁掷入堂中，然后才"遮女出堂"。此雁以后待男家放生之用。这种婚仪生动地描绘出北方游猎民族的余风。

（四）买卖婚姻的表现"财婚"　贪财利贿，利用收取大量钱财来作为男女婚嫁的条件，称为"财婚"。唐代财婚的原因有三：一为了借婚姻显示自己的门第高贵或阔绰，一般富贵之家或稍有地位之家都这样做，这就使一次嫁娶的费用定得很高。敦煌唐代写本《孝子传》记载当时娶一个寡妇定亲礼竟为"璧两双，杂彩千匹"和"奴婢百人"。另一件敦煌文书记录当时的"婚事程式"，则列举随同送婚书一起送到女家的彩礼有：五色彩、束帛、钱串、猪羊、须面、野味、果子、酥油盐、酱醋、椒姜、葱蒜等十多样，并指定绫罗要成箱，被褥等成柜。二是由于唐朝时候原有魏晋时的门阀旧第已经沦替，而又自矜其门，又为新贵们慕名所趋，因而常常出现"女家门望高，而议姻之家非耦，令其纳财以陪门望"的情况。前面说的唐太宗、中宗等数次禁止的"卖婚"陋习，就是指此。第三种则是把嫁女儿作为赔钱货，以嫁女取得一笔钱财，为儿子娶妻作费用。元稹的《代九九诗》说明了这一事实："阿母怜金重，亲兄要马骑，把将娇小女，嫁与冶游儿"。为了老兄买一匹马风光风光，竟把妹妹当作摇钱树嫁给无赖子以取一笔聘财，这说明当时妇女的地位亦够悲惨的了。

财婚的情况，愈到中唐晚唐以后，随着高门旧族的衰弱，愈为严重。所谓"五代之际，干戈纷纷，高门旧族，无复孑遗，门第婚姻，已非所尚，惟嫁娶论财，则变本加厉"，只有夸耀钱财，成为唯一的择取对象的标准。社会婚姻，真正成为"财婚"了。

晚唐五代之际，甚至皇帝家为了获得藩镇的大量财礼，竟不得不命儿子与藩镇联婚。《新五代史》记载后晋时出帝石重贵为了得到"所积矩万"的藩镇赵在礼的重金，把赵的女儿娶为儿媳，"在礼献绢三千匹，前后所献不可胜数"。所以后来赵在礼说："吾此一婚，其费千万"。①处于五代后期的赵匡胤和弟弟赵匡义娶妻，也是由友好张永德出缗钱金帛数千才能成全婚事的。财婚陋俗，自然也影响到民间，当时敦煌曲子唱道："幽闺内阁深藏举，竞觅荣华选婚主"。

以财礼作为基础的婚姻，产生了往后许多家庭的不和与矛盾。敦煌曲子《齖\。。书》记载了当时夫妻的拌嘴语："当初缘甚不嫌，便即下财下礼"？有的是媒人撒了谎，事实上并没有原订财礼，引起婚后的夫妻吵架："娘子空来我空手，奈何为媒人所秤量。娘娘既言百匹锦，娘娘呼我作马上郎。彼此赤身相奉侍，门当户对恰相当"。这都是财婚造成的不幸后果。

财婚的更大不幸后果是致使许多有才有貌只因家境贫寒或门第不高的女子，长期嫁不出去，在家做老闺女。前面曾提到白居易诗所述的贫家女"寂寞二十余"尚守闺待字，嫁不出去的情况。唐朝张碧的《贫女诗》也生动地描绘了贫家女子因缺乏嫁赀而嫁不出去的苦恼心情。诗云："岂是昧容华，岂不知机织。自是生寒门，良媒不相识。"不是由于长得不美，也不是由于不懂得勤俭家务，只是因为出身寒门，因此没有媒人登门。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述的一则女鬼的故事更令人感慨：一位女子，既美貌又有才，仅仅因贫穷就无人聘她，以至魂灵出窍，与文士刘道济结为伉俪。可见财婚耽误了多少贫穷人家的女子，这实在是封建婚姻的一大悲剧。

①　《新五代史》卷十七《延煦传》。

（五）贵族婚礼的奢侈皇室贵戚的奢婚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盛时期，上层统治阶级的奢侈之风，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婚礼的奢侈是惊人的。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都再嫁二至三次，每次都耗费资财钜万。《新唐书·诸帝公主传》描述安乐公主二嫁武延秀，所收"捐赐金帛不赀"，为此，中宗"赐群臣帛数十万"。在此前后，安乐公主为营造新第，极尽豪华。她这场婚礼究竟花费了多少钱，史书没有明载，但就传中所记她的一处邸第建成后，"禁藏空殚"的情况看，所费钜万，是毫不夸张的。

按照唐律的规定，唐朝宫室和贵戚官僚家的婚事，本来在钱财聘金方面有一定规格。《唐律·户婚律》规定，三品官以上，嫁女受聘不得超过绢三百匹；五品至三品，不得超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但实际上，由于财婚的盛行和婚家的相互攀比，大大超过此数，愈到后期这一情况愈严重，这也是皇室和官场腐败的一种表现。

唐中宗的女儿长宁公主，下嫁给杨慎交，在东都洛阳给她造公主府，以致"第成，府财几竭"。她的府宅后来又合并了太宗时功臣高士廉的原宅，大兴土木，"作三重楼以凭观，筑山浚池"，旋即又修建"崇台、蜚观相联属"，所费"无虑二十万"。后因她随母韦后事败，没收家产，仅婚礼和婚第所用木石费，即达二十亿万①。宪宗女惠康公主和庄淑公主，婚礼所用钱财也多得惊人，庄淑公主下嫁杜悰，"帝为御正道临遣，由西朝堂出，复御延喜门，止主车，大赐宾从金钱"，后又把龙首池赐给公主为私家园林，并为专营别馆，"贵震当时"。上述奢婚情况，到晚唐文宗时，成为禁而不止的时尚，史称"时戚近争为奢诩事"，金钱宝物由宫内散入民间，"内外相矜，忸以成风"，使唐文宗颇为头疼。至于公主贵戚婚事上的无益浪费，更是触目惊心。唐太宗的爱女合浦公主，嫁给房玄龄子遗爱时，从宫中带出若干珍奇宝物，后来公主私通和尚辩机，从他那里搜出了宫中的金宝神枕，才知道合浦公主从宫中带出多少珍宝②。太平公主下嫁第一个丈夫薛绍时，假万年县为婚馆，因为门太狭窄不能过彩车，竟把墙壁打通了进车，沿途设高烛相迎送，以至数里道旁树木都为之干枯。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唐朝贵家奢婚的盛行。

一般富家的奢婚俗　关于一般民家的婚礼情况，史书上记载不多，但我们可以从一些笔记小说看到当时的情况。著名的唐代小说南柯一梦的故事记载了唐时一位游侠淳于棼与梦中槐安国公主的婚礼："是夕，羔雁币帛，威容仪度，妓乐丝竹，殽膳灯烛。车骑礼物之用，无不咸备"，侍从们都是"冠翠凤冠，衣金霞帔，彩碧金钱，目不可视，邀游戏乐，往来其门"，导引进新房时，更是豪华繁丽，热闹非凡，极究排场："有仙姬数十，奏诸异乐，婉转清亮，曲调悽悲，非人间之所闻听，有执烛引导者亦数十。左右见金翠步障，彩碧玲珑，不断数里"③。这个故事自然出自梦境，有小说家之夸张，但一般也能看出唐时富贵人家婚礼之豪华。正史《新唐书》中，亦有相似的记载，可以互相资证。有一则说永州刺史韦丹的儿子韦宙，贬到边疆的永州，

①　《新唐书》卷八十三《长宁公主传》。

②　《新唐书》卷八十三《诸帝公主传》。

③　《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五《淳于棼》。

当地奢婚风行，"初俚民婚，出财会宾客，号破酒，昼夜集，多至数百人，贫者犹数十"。韦宙任职时虽稍加厘革，但也可看出唐代一般人家婚礼是很破费的，所以造成许多人家因无钱置办婚礼而长期不婚，或者采取"力不足，则不迎，至淫奔者"的消极办法。

上面属于奢婚的特殊例证。按法律或规定的婚礼对一般人民说，负担也是够沉重的。唐代《开元礼》规定，"自亲王以下至于庶人，均先使媒氏通书，女氏许之，乃致纳采之礼"。这个纳采的聘礼，可就不同一般。《隋书·礼仪志》规定为："皆用羔羊一口，雁一只，酒、黍、稷、米、面各一斛，自皇子以下至于九品皆同，流外及庶人则减其半。"《通典》记载，彩礼尚有缯、采酒、脯腊等，而且不是少量，"雁以笼盛，缯以笥盛，采以奁盛，米以囊盛"。这对一般民户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婚礼过程中，尚有一些奢费的项目，例如"撤帐"，宋人洪遵《泉志》记载，唐中宗景龙年间，竟出主意让在荆山公主出嫁时，在婚礼上专撒一种特制的黄金钱和银制钱，这就更加奢侈了。这种以财婚奢婚相尚，"鬻姻求禄利者"，又何足称贵？

（六）形形色色的婚礼婚俗婚礼程序　隋唐两代是封建文明发达的时代，那时婚礼和婚俗是丰富多彩的。属于婚礼的有十一项：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同牢、妇见舅姑、庙见、反马与致女、婿见妇父母；属于婚俗的有十七项：问卜与合婚、择日、催妆、障车、青庐、转毡、却扇、坐鞍、合髻、拜堂、撒帐、闹房、授巾、盖头、拜时、撒谷豆及其他，看新妇等。

自纳采至请期，都是迎亲前的定亲手续，包括下聘礼、定婚期等。从亲迎到庙见，是为正式婚礼，把新妇迎到夫家，夫妇同食共饮，拜见公婆和祭祖。反马以下，则为新妇回娘家，新婿拜见岳父母的礼节，这是婚礼最后的尾声。十七项婚俗大部分是正式婚礼时的习俗，其中"青庐"、"转毡"和"坐鞍"，前面已经说过，与胡俗传入中原有关。其他各项，就唐朝来讲，最重要的是"见舅姑"，也就是从此新妇就成为夫家的一员、公婆的儿媳了。所以这一仪式特别隆重，新妇见公婆后，还要依次见过婆家尊长和男女老幼一切亲属，新妇要在明亮的蜡烛前端坐三天，由亲属们观看、闹房。在唐朝，这一礼俗又称为"观华烛"。唐朝诗人朱庆余有两句诗说："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①，就是指这一婚俗。

闹新房　唐代的闹新房，时间较长，早在新妇从娘家出发前就闹起。敦煌出土的一份叙述当时婚俗的《婚事程式》记载说：新妇亲迎之前，新婿拜别自家父母后，"即从傧相列出，向女家戏谑"。这种戏谑非同小可，有时闹得太厉害了，甚至于把新姑爷打伤致死。段成式在《西阳杂俎》中记载了一件案子："律有甲娶，乙丙共戏甲。旁有柜，比之为狱，置柜中，复之。甲因气绝，论当鬼薪"。这就是戏谑过度而误伤了人命，新郎死于非命，戏人者亦判了重刑。同书还记载说："北朝婚礼，。。聓拜閤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聓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聓即新婿，这里也提到了把新婿狠狠折腾的现象。从新妇家出来至新郎家的沿途，继续有不停的狠闹，以至于遮拥道路，行者不通。《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睿宗时有一位大臣上疏说："往者下俚庸鄙，时有障车，邀其酒食，以为戏乐。近日此风转盛，上及三公，乃广奏音乐，多集徒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逾万计。"

"撒帐"、"合卺"和"障车"　唐代婚俗中，带时代特色的是"撒帐"、"合卺"和"障车"。

"撒帐"，相当于后世的撒喜糖和撒喜果。据说这种婚姻习俗源于汉武帝时，到唐朝，成为风行一时的婚俗，不仅撒喜果，还撒金钱和铜钱，宋以后又加上撒谷豆。其实都是表示财源茂盛、早生贵子和五谷丰登的意思。唐朝撒帐还专门有《撒帐诗》。敦煌发现当时的一首诗云："一双青白鸽，绕帐三五匝，为言相郎道，绕帐三巡看。"这种婚俗在新人房中布置完铺帐后就进行，新婚夫妇对拜后分左右在床上坐下，一边向来参加婚礼的儿童等散掷金钱彩果，一边还要口念一种"撒帐儿愿"文，文中发誓："今夜吉辰，某氏女和某氏儿结亲。伏愿成纳以后，千秋万岁，保守吉昌"云云。①"合卺"，也原本为自古以来即有的风俗，但唐时演变为定制，为后代

①　朱庆余：《近试上张籍水部》，《全唐诗》卷五百十五。

①　转引自《敦煌民俗学》第201　页。

开了先风。最早，是周时的婚俗，用一个瓠（葫芦）分为两个瓢的意思，表示二人成为一家。葫芦瓢演变为酒杯，到汉时用之盛酒，但只在婚时食后用酒漱口，并不真饮。到唐朝时，才真正演为真喝酒，还要一饮而尽。这时瓢已改为酒杯，称为"合欢杯"，新婚夫妇要共饮"合欢酒"。盛唐诗人宋之问的诗"莫令银箭晓，为尽合欢杯"，就是描写这种婚俗的。明清时代"合欢酒"又变为"交杯酒"，此风俗一直沿袭至今。唐朝敦煌，则一般喝葡萄酒，还有唱词祝福道："酒是蒲桃酒，将来上使君，幸垂与饮却，延得万年春。"新娘则回道："酒是蒲桃酒，先合主人尝，姑。。已不尝，其酒洒南墙。"这是一种颇有生活情趣的婚俗。

"障车"，前面已经提到，唐时非常流行。障车之俗，盛于唐代，盖新妇车至中途，游人拥为戏乐，且邀酒食也。这种风俗自天子嫁女到一般庶民娶妇，莫不如此。前文曾提到了安乐公主豪华婚礼，引起京师万人空巷，迎娶途中争相观看的盛况，以至于出现凡障车必出现"遮拥道路，留滞淹时"的阻塞交通的现象，所以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年）竟然不得不采取措施"禁断"。但已流行的风俗是禁不断的，这也是繁华的唐朝豪奢社会风尚的必然结果。后来有的迎亲者，为了避免障车的骚扰，竟然偷偷中途换乘骏马潜至男家。唐小说《纪闻》载唐玄宗开元时，"修武县民嫁女，婿家迎妇，车随之，女之父惧村人之障车也，借骏马令女乘之，女之弟乘驴，从在车后百步外行"。陋俗发展到这种程度，也够令当事者烦恼的了。障车这种婚俗，至宋元时犹存，屡禁屡不能止。

"奠鹰"敦煌地区特有的"奠鹰"婚俗，则别有一番民族豪气。奠鹰，源于奠雁。雁是一种候鸟，一般象征着信守不渝，所以古人常常用雁作为定婚礼品，早在先秦时期婚礼中就有赠雁、贽雁的风俗。唐朝时中原地区沿袭这一古俗，还特别讲究送白雁，唐高宗时太子弘纳妃，正好御苑中捕到一只白雁，高宗特别高兴，就送了白雁作为"奠雁"礼品。敦煌地处唐朝边陲，这里民族战争频繁，民风比中原强悍，民族情绪也较为浓重。敦煌在有唐代数被少数民族占据，希望摆脱民族压迫的强烈愿望，把"奠雁"的古俗改为"奠鹰"，大概就为此意。其俗为：新娘入堂后，用扇和障将她遮起，后由女傧扶她上马鞍（即坐鞍），让新娘拿一只鹰，用红绸裹着，然后交给新郎去放生，使鹰自由飞去，也表示祝福新郎"鹏程万里"之意。

除上述所举数种外，隋唐五代婚俗还有多种，例如以问卜定婚姻，择吉日举行婚礼，都和后世相似。在婚姻方面，也出现了有关阴阳婚嫁书十多种。《隋书·经籍志》列举了《嫁娶经》、《嫁娶迎书》十二种，《新唐书·艺文志》也录有《婚嫁书》等。隋唐时代婚姻问卜相命之记载，史书和小说也时有所见。《新唐书》载唐太宗女儿城阳公主下嫁薛瓘时"帝使卜之，繇曰："二火皆食，始同荣，末同戚，请昼婚则吉""。从命合与否，到选择吉日，都要经过相卜一道关。此风到后来，竟成了男女婚姻的首要依据，这是既可笑又可悲的事情。

此外，后来结发夫妇之说，在唐代也始见端倪。李白诗："十五许嫁君，二十移所天，自从结发日未几。"高适诗："妾本邯郸未嫁时，容华倚翠人未知。一朝结发从君子，将妾迢迢东鲁陲"。"结发"唐朝又称"合鬓"或"合发"，即将新婚夫妇的头发"合而结之"，后来又演为元配夫妻。敦煌唐俗有"合发诗"，唱得很风趣："本是楚王宫，今夜得相逢。头上盘龙髻，面上贴花红"。

唐朝婚姻习俗是丰富多彩的，几乎每一项动作和程序，都可以演为繁缛热闹的场面，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七）高雅的婚俗文化文化昌盛的唐朝，婚俗文化部分也具有许多高雅的成份，有些很值得赞赏和今人借鉴。

曲江选婿唐朝有一处雅致的文人汇聚之所，便是地处京城长安的东南隅、风景秀丽的著名的曲江池。曲江池不仅从风景上是一处胜观，在唐代文化史上也是一处具有重要价值的地点。唐朝自中宗以后规定，每年春花三月时分，在这里要举行一次新考中进士的"曲江宴"，届时新中进士气轩昂扬、春风满面来赴宴。更重要的是还有公卿世家趁此机会来此选婿："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又说："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中东床之选者，十有八九"①。看来那些新进士真是幸运者，前程、佳妇以及豪贵的倚靠，全可在这一天得到。后人追述此景还加上了苏东坡的两句诗："唐进士开宴，常宴曲江亭，其日公卿纵观，细车珠鞅，栉比而至。中东床者十八九。故东坡诗云："囊空不办行春马，眼眩行看择婿车"。"唐朝曲江宴的选婿盛况，一直留给后人很深的印象。曲江选婿的风尚是可取的，说明唐朝社会的重才，选婿的标准已开始由重门阀而转向重才德，这是选婿方向一个极大的进步。这种婚俗的内容是颇有情趣的，层次是高雅的。择婿方式　唐人婚俗文化高雅之处，还表现在一些文人雅士、文武官员独出新裁的择婿方式上。唐代正史和笔记轶闻中，有不少有趣的例子。唐高祖雀屏射目和郭元振隔幔牵丝，在史书上一直是闺房佳话。史载李渊娶皇后窦氏前，有一件定婚韵事：窦后父窦毅说："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许人，当为求贤夫。"于是山了一个选婿的妙着，命人在门屏画两只孔雀，凡向窦女求婚者，皆给两支箭，约好射中孔雀两只眼睛便可入门为婿。前后共有数十贵公子都未射中，只有李渊两发各中一目，于是成为窦家女婿②。郭元振故事见于唐人小说《开元天宝遗事》，大将郭元振自小"美风姿有才艺"，宰相张嘉贞早就有意招他为婿。张嘉贞有五个女儿，俱有美色，究竟谁嫁给郭元振，张嘉贞想让五女都试试运气。选婿那天，命五女各牵一根红丝线，本人隐在幔后，任元振自选，结果郭元振选中了第三女那根红线，他成了张家佳婿。与此相近的还有天宝时权相李林甫，他有女六人，也各有美名，为了妙选称心如意的女婿，也相仿张嘉贞，在大厅壁间开一横窗，缦以绛纱，让六个女儿经常在窗外戏耍，每有年轻贵族子弟来访，由女儿们自行窥探挑婿，这在故事上称为"纱窗戏女"。上述这些选婿方式都很巧妙，谐趣横生，使婚事办得很有特色，不落俗套。

婚俗诗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婚俗中常常也溢满了诗的意境和情趣。有许多诗人为各种婚礼程序写下了充满喜庆气氛而又不失雅情的婚俗诗。"观华烛"是唐时婚俗程序中最重要的一环，因此诗人们写下的有关诗歌也最多，其中不乏名人佳作。例如，唐太宗十八学士之一的褚亮便有《咏花烛》诗："兰径香风满，梅梁暖日斜。言是东方骑，来寻南陌车。靥星临夜烛，眉月隐轻纱。莫言春稍晚，自有镇开花。"著名的盛唐边塞诗人王昌龄则有《萧驸马宅花烛》："春鸾飞入合欢宫，紫凤御花出禁中。可怜今夜千门里，银汉星回一道通。"还有其他为数不少的诗人，各有不同内容

①　王定保：《唐摭言》卷三。

②　《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传》上。

的婚俗诗，可以说是洋洋大观。假如我们把这些喜气洋洋的诗篇汇集起来，是可以编成一本很好看的婚礼应酬诗集的。

更值得提出的是唐朝散布在民间各地的婚俗诗。从敦煌石室发现的众多这类诗歌中，足可印证当时在中原和其他各地一定也有这类内容极为丰富的诗。它们比起上述名人佳作来，艺术技巧可能差一些，但和生活十分贴近，充满了民间普通人的情调。从敦煌发现的《下女夫词》的男女对答的《愿嫁歌》来看，那时敦煌的婚俗是文明的，对新郎从知识才能方面的要求相当高。其中有一段婚俗词唱道："女问：何方所营？谁人伴唤？次第申陈，不须潦乱。儿答：敦煌县摄，公子伴涉，三史明闲，九经为业。女问：夜夜更阑，星斗西流，马上刺史，是何之州？儿答：金雪伉俪，聊此交游，马上刺史，本是沙州。"。。这位求婚的少男向被求爱的少女陈述了他的身份家世，还向她汇报了自己是个知书达礼的文明人，读过《史记》、《汉书》等历史，诵过儒家九经，以这样的家庭和自身的文化水平向女家求婚。

敦煌发现的材料还说明，唐朝时候，在敦煌地方举行婚事，几乎每一程序都要念一首婚俗诗，或男方来唱，或女方高诵，也有集体朗诵的词。比如，当新郎骑马来到女方迎亲时，女方要念一首《请下马诗》："窈窕出兰阁，步步发阳台，刺史千金重，终须下马来。"新郎接新娘，时间很紧迫，于是又有赶紧催新娘化妆的《化妆诗》，内容很是合情合理，又尊重姑娘，有几句的意思是，姑娘本来天生丽质，自有桃花容颜，胜似月里嫦娥，"不须脂粉污容颜"，"情来不要画蛾眉"，快快登车去举行婚礼算了。新郎到新娘家下马进大门，又有《论女家大门词》："柏是南山柏，将来做门额，门额长时在，女是暂来客。"新婚夫妇双方来到男方家门，假如遇到屋门上锁，还有《逢锁诗》："锁是银钩锁，铜铁相铰过，暂借钥匙开，且放刺史过。"新人进喜房，则要先念《至堂门咏》："堂门筑四方，里有四合床，屏风十二扇，锦被画文章。"此外，撒帐、遮扇、去扇、同牢、去帽、脱衣、合发、梳头，第二天的拜公婆、祝愿新婿，都有专门的婚俗诗词。把这些一节一节的诗词联起来，几乎就是一幅唐代婚礼的长幅画卷。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唐朝婚俗的文明程度，也可以大而观到整个唐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昌盛。七、隋唐五代丧俗（一）统治阶级的厚葬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已当上太上皇的李渊去世，唐太宗要为父亲营建陵寝，不想由此却引起大臣们的一次争论。杜佑的《通典》对此有较详的记载："大唐贞观九年，高祖崩，诏定山陵制度令依汉长陵故事，务存崇厚。时限既促，功役劳弊。"这对当时刚从多年战争复甦的唐王朝来说，百姓负担的确够沉重的。这就引起群臣的议论。

所谓"依汉长陵故事"，就是按照汉高祖刘邦的陵墓规格。西汉陵寝的规格是比较高的，比东汉和魏晋以来都要讲究得多，陵高要达到九丈。因此，贞观大臣都纷纷提出不同意见。虞世南说：汉朝的陵寝，是"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贡赋，以一分入山陵"。汉武帝的茂陵最为"奢侈过度"，以至赤眉起义"破茂陵取物犹不能尽"，这都是武帝厚葬所招致的祸害。虞世南建议以提倡节俭的汉文帝霸陵为准。第一次上书唐太宗不予理睬。虞世南又上奏第二本，唐太宗只好召集群臣"平章"讨论，还特别提醒千万"勿置朕于不孝之地"。经过这次讨论，最后按照房玄龄的折衷方案：即既不按汉高祖汉武帝的最高规格，但又不能低到"不封不树"的汉文帝、魏文帝的水平，而是用"中兴明主"汉光武的规格，以陵高六尺来修建李渊的献陵①。

贞观九年的讨论，可以说确定了整整唐朝一代的陵寝制度，此后太宗的昭陵、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都是按这一规格进行的。其实，从文献资料和近年的考古发掘看，唐朝陵寝还是够豪侈的，至少是自贞观以后，厚葬成风，不仅皇帝陵墓规格越来越高，侈费越来越厚，葬品越来越多，就连皇室贵戚，丧葬也远远超出规格。下面我们以昭陵、乾陵和几位皇子、公主的陪葬作为例子，看一看唐代厚葬的风气。

昭陵的豪侈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地处今西安市西北70　公里的九嵕山，现在是西安游览著名胜景。

昭陵的修建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唐会要》记载说，该陵"因九嵕层峰，凿山西南，深七十五丈为玄宫，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仞，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玄宫门，顶上亦起游殿"。昭陵实际比东汉的陵制大为扩展，东汉帝陵中的寝殿和便殿、寝宫合而为一，唐代以昭陵为代表的寝的部分却扩为三处。就昭陵说，有上中下三层殿：最上名为神遊殿，供皇帝死后灵魂游乐之用；中层为寝殿，供后人上陵和朝拜用；下层为寝宫，供皇帝灵魂饮食起居的生活处所。这些寝殿都建得很豪华，墓室里"宏丽不异人间"，建筑高贵宏伟。杜甫有一首《重经昭陵》的诗说："陵寝盘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考古工作者在昭陵旧址挖出了原来太宗献殿殿脊上的鸱尾就重达150　公斤，高1.5　米，底长1　米，由此可以想见当年这座陵墓建筑的宏伟。

昭陵外部建筑宏伟壮丽，墓内也藏尽人间宝物。《新五代史·温韬传》描写五代后梁温韬盗掘昭陵时说："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珍贵图书和名人书法如此，其他珍宝亦可以想象。

①　《通典》卷七十九《礼》三十九《凶一》。

豪华的乾陵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始建于武则天掌权时的683年。它的工程的浩大和规模的豪华，也是惊人的。元朝李好文《长安志图》载，乾陵内城城墙为南北110O　步，东西900　步，外城城墙南北2050步，东西1200　步。唐朝一步相当于今5　尺左右，则外城南北为1025　丈，东西600　丈。《陕西省通志稿》则计算乾陵外城周围约有80　华里。这一巨大建筑群前后用工不啻数十万，仅第一年的工程即动用了数万兵士。武则天时代著名诗人陈子昂曾对此工程有过非议，他认为营建豪华的陵寝是兴师动众，枉费劳力："山陵穿复必资徒役，率癯弊之众，兴数万之军，调发近畿，督扶稚老，铲山辇石，驱以就功"。这一工程浩大的建筑群究竟有多大面积的层楼庭阁呢？因为历年的兵火，如今地面上已见不到当年的宏伟气势了，但据《唐会要》介绍，唐诸陵中，高祖的献陵、太宗昭陵和高宗武则天的乾陵等，各各造屋378　间，到唐玄宗的桥陵，造屋就少一些，为140　间，以后随着唐王朝的衰弱，唐陵的地面建筑就日渐减少了。

那么，乾陵的地宫里究竟藏有多少稀世财宝呢？可惜至今尚未挖掘使之重见天日，史籍上也未曾有被盗的记录，只有考古学家的想象认为，根据埋葬懿德太子、永泰公主、章怀太子墓的发掘资料，估计乾陵中亦必有"双层壁画"、珍贵书籍、法帖、墨宝等，"至于俑类、金银器等，是毋庸置疑的"。但只是学者们的合理想象，正像他们所说的："待到幽宫重启日，方能展现其庐山真面目"。①虽然如此，我们现在却还可以在乾陵存下的大量石刻遗像和遗碑中依稀见到当日初建时的宏伟豪华。据统计，乾陵石刻现存尚有124件，有昂扬的石狮若干对，骠悍的石马若干对，石人十数对，有翼神马一对，华表一对，还有石像六十尊，加上若干石阙，总体形成一组雍容华贵威武的石刻世界。和整个乾陵相映成辉的是陵园遍地栽满了郁郁葱葱的柏树，所以有"柏城"之称。中唐诗人白居易在《文柏床》一诗中曾生动地形容了乾陵柏树的奇状与珍贵："陵上有老柏，柯叶寒苍苍。朝为风烟树，暮为宴寝床。以其多奇文，宜升君子堂。刮削露节目，拂拭生辉光"。

乾陵工程之浩大，还表现在寝宫的坚固上。《唐会要》曾记载，为了防止盗墓和表现帝王灵魂之不可侵犯，乾陵的玄宫"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死，以固其中"，据说是用铁汁浇铸的，所以五代时温韬盗掘昭陵时，乾陵因其坚固未能挖开。考古工作者初步统计，乾陵从隧道至墓门共用大条石达2500　块之多，所以称"工程之浩大，为关中唐十八陵所仅见"。

王公百官穷极奢靡的厚葬风　上之所好，下必模仿。唐朝最高统治者皇帝既然在丧葬制度上如此奢费，王公百官以下就不可禁止，厚葬之风靡于全国。从隋朝开始，皇室贵族的厚葬风就大大超过前代，《隋唐考古》一书统计过隋朝已发现的三品官以上的有纪年墓，墓中随葬品都极为丰富，虽经盗掘，每座还至少留下70　件以上。其中有一个皇戚9　岁的幼女李静训，她的墓中随葬品，竟达到200　件以上。有一些如嵌珍珠宝石项链、嵌珍珠宝石鎏金蝶头饰，为稀世珍品。一位官阶四品的中散大夫张盛墓中随葬品也多达192　件，包括文官、武士俑和仪仗、侍役、舞伎俑多件，有些是瓷器中罕见的珍品。吕思勉先生曾就唐朝两个官僚的厚葬奢费评论说：李义府改葬其祖父，"王公以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輀輶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灞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李光进不过一战将，"而

①　《隋唐考古》第91　页。

葬其母，将相致祭者四十四幄，穷极奢靡"①。从考古材料说，则前述懿德太子、永泰公主和章怀太子三个皇族墓中出土的殉葬品竟达到4300　多件。上述情况，证实了文献中所说的，唐朝厚葬在统治阶级中风靡，使得"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下兼士庶"②。此种恶习陋俗，使唐朝上下民风大坏。此风到玄宗时候愈演愈烈，以至于朝廷数次下令禁止都行不通。两《唐书》记载，开元时发展到："蕃夷等辈，及城市间人，递以奢靡相高，不将礼仪为意"。"近代以来，共行奢靡，递相仿效，浸成风俗，既竭家产，多至凋敝"。这些记载和议论，都足可证明隋唐时期厚葬之风靡。

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②　杜佑：《通典》卷八十六《礼四十六》《凶八》引唐绍上疏。

（二）繁缛的丧葬礼仪六十六道丧葬礼仪程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繁盛的时期，各种体现封建等级制礼仪的发展登峰造极，丧葬礼仪制度也发展得很完善。唐朝的一些礼仪程序，包括在《大唐元陵仪注》和《大唐开元礼》里，这两部反映唐代礼制的书籍，现都保留在杜佑的《通典》里。根据《开元礼》丧葬仪礼的记载，唐代三品以上四品以下至庶人的丧葬程序一共有六十六道。如果是改葬，尚另有十七道程序。这些程序反映了唐朝封建丧礼的繁缛，同时也具体体现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待遇的不同。唐代的丧葬礼仪内容基本都源于周时的《礼记》，但更加系统化和程序化了，以后宋朝、明朝各代也都以唐代为准，略加增删。

所谓"三品以上四品以下至庶人"，实际上已经完全包括了除皇家外的所有官员和平民等级的丧葬礼仪。这一程序是唐代全社会丧葬礼仪的法规，封建等级的丧制已经控制和规范了全部唐朝社会。六十六道丧葬程序内容包括：初终、复、设床、奠、沐浴、袭、饭含、赴阙、敕使吊、铭、重、陈小敛衣、奠、小敛、敛发、奠、陈大敛衣、奠、大敛、奠、庐次、成服、朝夕哭奠、客吊、亲故哭、州县官吏吊、刺史遣使吊、亲故遣使致赙、朔望殷奠、卜宅兆、卜葬日、启殡、赠諡、亲宾致奠、将葬陈车位、陈器用、进引、引輴、輴在庭位、祖奠、輴出升车、遣奠、遣车、器行序、诸孝从柩车序、郭门亲宾归、诸孝乘车、宿止、宿处哭位、行次奠、亲宾致■、茔次、到墓、陈明器、下柩哭序、入墓、墓中祭器序、掩圹、祭后土、反哭、虞祭、卒哭祭、小祥祭、大祥祭、禫祭，祔庙。其实，这六十六道程序就是四项内容：自初终到大敛和奠，为后世俗称入敛的各项手续，包括初终刚刚咽气，设尸床，给死者净洗，用白布蒙面，给死者口中含饭和玉璧，如果是官员还要向朝廷报告，然后朝廷遣使致吊，再陈列死者小敛、大敛的随葬的服饰，最后为入敛死者进棺。从庐次至亲宾致奠，为吊唁各项，首先准备好接待各色人的专门的庐屋，然后先是全家人的哭奠，后为来宾、亲故、州县刺史长官的吊唁。从将葬陈车位至反哭，可作为第三大程序，即安葬的程序，先陈列灵车、陈列随葬品，然后鼓乐引柩车，车行中沿途祭奠，到墓入土掩圹，最后亲人拜别。从虞祭到祔庙为最后一大项，也就是各项安排灵主牌位和进家庙等若干手续。

繁琐和封建等级的内涵　上述丧葬程序既繁琐又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完全为了讲究排场。陈列小敛衣和大敛衣，为死者要各准备十九套和三十套寿衣。如果是皇帝驾崩，根据《大唐元陵仪注》，大敛寿衣更多至一百二十套，同时还要陈列"绞紟衾并六玉"。唐朝皇帝安葬前随柩挽车的兵士达到千人以上。"执绋挽士虎贲千人，皆白布裤褶，白布介帻，分为两番"，另还有"挽郎"二百人，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此外还有"司马"、"武弁"若干，"代哭"者又150人。唐朝的丧葬礼仪里，封建等级的界限也十分严格，连"饭含"这样一个普通的为死者口中含饭和玉的丧礼，不同的品位也有不同的规格。《大唐元陵仪注》明文规定，只有三品以上官才可"用梁及璧"纳入死者口中，四品及五品"用稷与碧"，六品以下则只许"用梁及贝"，以此来区分等级。尤其甚者，连死的名称，也有等级规定。《大唐开元礼》规定，"凡百官身亡，三品以上称薨，五品以上称卒，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称死"。讲究排场和等级森严的丧葬习俗，鼓励唐朝的官场趋炎附势。武则天时的宠臣李义府，为其祖父改葬，届时"王公已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轜輶、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灞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①。葬礼奢侈到这种程度，也够触目惊心的了。而在这次葬礼中，所费劳役，不可胜数。本传记载："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牛，为其载土筑坟，昼夜不息。于是高陵、栎阳、富平、云阳、华原、同官、泾阳等七县以孝节之故，惧不得已，悉课丁车赴役。高陵令张敬业恭勤怯懦，不堪其劳，死于作所。"为了一次官员亲属的改葬，竟动员八个县的劳力，还累死了一个县令，简直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了。由此可见唐朝繁奢和封建等级丧葬恶俗的一般。

①　《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三）盛行的墓前树碑制树墓碑墓志的盛况　在墓前盛行树碑，墓内有志，是隋唐丧葬习俗的一大特色。从汉至唐，墓碑的发展有一个曲折过程，因为魏晋之世各朝一度有禁令厚葬和在墓前树碑立阙的规定，所以一度曾行于两汉的墓碑突然减少了下来，南北朝时又重新兴起。隋唐继承北朝遗风，讲求厚葬。因此，隋唐时期，墓前树碑之风又大盛。在当时，王公大人、豪富士族的丰碑巨碣到处林立。隋唐的墓碑包括墓志制，影响到以后各朝各代，成为唐以后墓葬刻辞的主要形式。

唐朝墓碑制度更盛于北朝。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在社会上使用墓碑者更为广泛。由于社会的繁荣，统治阶级富裕起来，追求奢华的风尚大盛，墓碑制随之大大发展起来。我们对赵明诚《金石录》所收集大约二千个左右的碑刻进行了统计，其中隋唐碑刻占1533　通，隋朝83　通，唐朝约1450件。而这些碑刻中，隋朝墓志和墓碑又占32　通，唐朝墓碑、墓志占516　通，各占整个碑刻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个数字足见在隋唐时期，墓碑和墓志制的普遍，并在丧葬制度中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了。

同样，从考古文物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隋唐时期墓碑习俗的盛行。唐太宗昭陵的墓区，包括帝后陵墓及陪臣墓前，至今尚保存石碑四十一座。这些墓碑分列在五十七座陪葬墓前，从其分布比例看，几乎是70％的陪臣墓都有墓碑。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据统计，陪葬墓有十七座，包括武则天的亲生儿子李贤和高宗的另三个儿子、孙子及公主，以及高宗武则天时的功臣刘仁轨、王及善、杨再思、豆卢钦望等。但至今除高宗武则天陵前两块陵碑而外，没有发现别的墓碑。墓内的墓志却发现几件，其中已发掘的有《章怀太子墓志铭》、《永泰公主墓志铭》等。更多的墓志铭恐怕还有待将来考古界的更新发现。此外，睿宗桥陵陪葬墓八座中现尚存墓碑四座。上述墓碑墓志的情况都证明唐朝墓前树碑和墓内立志的普遍。

唐朝墓碑志的另一特点是墓碑都建造得很讲究，美观豪华，等级也十分严明。皇帝的墓碑不仅建造高大，雕刻也最精美。乾陵现存由武则天撰文、中宗李显亲书的为高宗歌功颂德的《述圣记碑》，俗称"七节碑"，碑高7米，由七块大石垒砌而成。最上层有庑殿式的碑盖，殿檐四角各雕一个石人，头顶斗拱，古朴雄伟。碑文下部还有线刻兽纹的一个正方形碑座，每边宽近3　米。据考证，此碑石料"来自于阗"，碑文刻字都填以金屑，"照耀陵园"，实为我国碑刻中的巨作。另外一通为"无字碑"，此碑碑头刻有八条龙纹，碑侧也雕有盘绕的云龙纹，高达6.3　米，宽2.1　米，厚近1.5　米。为什么建"无字碑"呢？后人考证，有可能武则天当年觉得一生所作所为是旷世无比，无可记录，凭后人去评论。也有人认为此碑为武则天纪念高宗所立，以为高宗功高莫名，无可比拟，只好随后人去以自己的标准去解释吧。隋唐规定，皇帝以下，王公贵戚和百官大臣的墓碑，有不可逾越的规格。一般说，隋代三品以上才许立碑，螭首龟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唐朝改为五品以上即可立螭首龟趺碑，七品以上立圭首方趺碣。庶人连碣也不许立。只有几种身份特殊的人例外，包括隐士、僧道和以道德孝义著闻乡里之人。①很明显，唐代的墓碑制度，也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有着很深的封建社会的烙印。

①　参见《唐会要》卷三十八《葬》。

唐朝墓碑制度第三个特点是碑文内容的程式化和完备化。从碑文的形式上，唐朝吸收了以往各代尤其是北朝柩铭、墓砖铭、墓阙铭等等的影响，逐渐充实、完善，形成一种专门的文体。同时，墓前的碑文和墓中的墓志在内容上也逐渐合而为一，一般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为墓主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家族谱系和官职履历等；二为生平重要政绩、事迹、品行的评价等；三为在墓志中才出现的铭文，以有韵的四六文撰成。正由于此，命名为"墓志铭"。很自然，这种墓志铭必然表现为专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甚至极尽美化粉饰之能事。

对书法艺术的促进墓碑的刻成，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作家来撰写碑文或墓志，二是要有书法家写成字才能由刻工往碑石上刻。所以墓碑制在唐朝的盛行，大大有利于墓志铭文体和书法艺术的发展。我们先看唐太宗昭陵陵区五十七座陪葬墓中的四十一座墓碑，差不多都由当时知名文人所撰，又有唐初的一二流书法家所书。由此，便可了解这种墓碑制对文字、书法的促进了。比如，贞观名相温彦博的墓碑，作者为岑文本，书家是大名鼎鼎的欧阳询；唐代著名谏臣魏征的墓碑，撰和书都出自擅长飞白书法的唐太宗之手；贞观名臣房玄龄的墓碑，由褚遂良书写。

唐代有许多墓碑和墓志铭都成为书法名作。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被后人评为"有乌丝方格，尚似章草及皇象书"。褚遂良的《孟法师碑》，被誉为"墨池中至宝"，"风规据六代之余，高古追钟王以上"。中唐书法家颜真卿有许多墨宝亦为墓碑或墓志铭。他的《颜勤礼碑》，系为其曾祖父所写的神道碑，被书法界认为是"精力充沛，笔力精熟之力作，其用笔之劲健、爽利，已到炉火纯青地步"。盛唐书法家李邕为画家李思训书写的墓碑《李思训碑》，又称《云麾将军碑》，被评家认为"表现出一派天风飒飒，迅疾岩荡的神气"，是书坛奇品。上述这些实例，都说明唐代墓碑的盛行给书法艺术带来的生机。唐代碑刻和书法艺术之间的关系被认为：唐代是碑版石刻最繁荣的年代，冠绝古今，不但数量多，书法精妙，而且多为宏伟巨制。碑身已发展到高2　米以上，宽在1.5　米左右，碑额上又加华盖，碑座又高大精工。所以一座唐碑本身就是一件雄伟的石雕艺术品。

（四）精湛的墓前石刻和明器之宝墓前的石刻群　除了上述的墓碑和墓志外，丧葬习俗中还有另一大宗石刻物，这就是俗称的石人石马，包括石刻的动物和人物群像。

唐朝陵墓前置石刻群的风气盛行，并且系统化和制度化，是以后各朝这种制度发展的基础。

唐朝墓前石刻群制度的特点，第一是它的完备化。唐朝石刻群制完备于唐高宗的乾陵，而其先河则为唐高宗太子李弘的恭陵。李弘早于高宗而死，但受到父亲的优宠，死后追认为"孝敬皇帝"，所以他的墓是按一个皇帝的规格设计的。据说，为他营建的恭陵，"功费钜亿，万姓厌役，呼嗟满道"①。现留存于河南偃师缑氏乡的恭陵遗址很规则地排列着华表一对，飞马一对，石人三对，站狮一对和墓碑一通，自南而北，神道两旁排列整齐②。先于恭陵的献陵和昭陵，则尚未有系列和完备化的石刻群制度。昭陵六骏，仅是为了表彰唐太宗政治上的成就，是陵制外的特例，和陵前石刻群的性质不同。唐朝墓前石刻群制度究竟是怎样的呢？这是从乾陵开始完备的，大体为：陵前自南而北，陈列华表一对，飞马一对，驼鸟一对，石马五对，握剑石人十对，石碑一对，少数民族首领像（乾陵为六十一人），陵前立狮一对。这个体制基本成为唐朝陵前石像群的定格，中宗、睿宗以后各朝只在个别鸟兽样式上作些调整，或在民族首领数量上有增减。

唐墓前石刻群制的特点之二，是具有严格的等级制。比如石兽的品种，人臣墓只许以石羊、石虎为主，帝陵则不用石虎、石羊。在人臣中，等级界限也很严，比如皇族身份的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地位最高，墓前都有华表、石人、石狮各一对；而皇室中稍低一点的长乐公主墓，则改为华表、石虎、石羊和石人各一对；再低的新城公主墓，又比长乐公主少一对石虎。非皇族的大臣比公主规格又低，建国功臣李靖、李暠墓前都没有华表，仅有石人、石虎、石羊等。从上可见，在唐朝丧葬制度的各方面，等级界限都是很严的。乾陵蕃臣石像　乾陵蕃臣石像就是上面所说的六十一尊少数民族首领石刻人像。六十一尊是按宋敏求《长安志》的记载，现实存为六十尊，分列陵前东西两侧，东侧二十九人，西侧三十一人。这些石像全部作抱笏或持笏于胸前状，完全是高宗臣下的身份。可惜这些石像大都头部被毁，仅存两尊有头的，皆穿翻领紧袖左襕袍，一个头梳辫发，一个卷发八字胡，明显为北方少数民族装扮。

为什么在唐朝帝陵前会出现这些石像？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唐朝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些众多的民族都有代表人物恭立在大唐帝陵前表示臣服。也有人认为这是突厥葬制的影响，突厥有一种特殊葬俗：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唐朝昭陵、乾陵所列蕃臣意义略同。还有人认为，这是当时"助祭"的使臣。武则天为纪念当时高宗国丧的盛况，而把这些助祭的少数民族使臣立像刻在高宗的乾陵前，以象征唐朝的国威。乾陵六十蕃臣像，都是曾为高宗、武后"侍立过轩禁"的少数民族首领，高宗死后，仍刻像在陵前，表示仍为"生前仪卫的性质"①。不管上

①　《旧唐书》卷八十六《孝敬皇帝弘传》。

②　《唐恭陵及其石刻》，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　期。

①　以上参阅岑仲勉《隋唐史》、清叶奕苞《金石录补》、《陕西通志》及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述看法的哪一种，乾陵蕃臣像，都表明了唐朝时候我国多民族国家的重大发展和大唐帝国的繁盛。

明器之宝　所谓"明器"，又称"冥器"或"盟器"，就是专供死者灵魂在阴间使用的墓中随葬品。明器一词出自《礼记·檀弓下》："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

明器制度到唐朝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封建社会各项文明达到了高峰，明器制度也已经完善和定型。那时，上自天子、亲王、公卿将相，下至各种品官和庶民百姓，墓葬中的明器数量、规格、种类，都有明确的规定。《大唐元陵仪注》规定："凡丧葬供明器之属，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音声队与僮仆之属，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②。到开元年间又规定明器的数量各品官要下降，无官阶的庶人则明器不得超过"十五事"。并规定"皆以素瓦为之，不得用木及金银铜锡。其衣不得用罗绣画"。这是法律形式的明文规定，以后各朝有关明器的规定，大致参照唐朝，稍有增减。

但实际上法律规定的内容是限定不往的。我们从文献中和苦干墓葬考古材料中可以看出，唐朝统治者墓里的随葬品，远远超过了规定。从唐高宗乾陵三座皇室陪葬的永泰公主、懿德太子陵和章怀太子陵出土的明器看，简直奢侈得惊人。据统计，三墓虽均被盗，至今出土文物仍有近3000　件，其中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出土1365　件，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出土文物约1000　件，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600　余件。这些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的明器为陶俑，永泰公主墓出土约700　多件。其次三墓均有众多的三彩俑和各种三彩日常器皿，包括三彩骑马男俑和三彩骑马女俑、三彩马、三彩男女立俑等。此外尚有金银器等多种①。至于一般有品位的官员，墓葬考古发现墓中的明器和唐朝明文规定的数量亦相距甚远。据葬于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官居二品的郑仁泰墓的发掘材料统计，墓中仅残存的明器俑就多到483　件，葬于总章元年（668年），官居三品的李爽墓，残存俑数达383　件，都远远超过法律条文上所谓的"九十事"。

但是，这些过去"逾越"的唐人墓藏明器，却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难得的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就彩陶俑和三彩俑这类明器而言，唐墓中出土的不外可分为下面四种形类：一为镇墓类，包括常见的镇墓兽，武士或天王俑（一对镇墓兽和一对天王俑，唐代称为"四神"）和十二生肖像；二为外出仪仗类，包括骑马乐俑、文武骑俑、立俑和牵马驼俑等；三为家内侍役俑，包括歌舞伎乐俑和文武家丞俑等；四为庖厨明器和动物模型类。这四类陶俑和三彩俑，有许多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有的称得上是"国宝"。比如，蓝彩美人立俑，就是出土在陕西礼泉县昭陵陪葬安元寿夫妇墓中的一件明器。该俑是三彩俑中的精品，胎质洁白，质地坚硬，叩之有清脆声，表现了当时烧制工艺的高超水平。整个女俑造型姿容丰腴，仪态娴雅，富有极强的生活气息。这件明器之宝，不仅本身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同时从器物本身，还可以感觉到盛唐时代人们雍容气度的风采，以及那个时代的妇女发式、纺织工艺水平和服饰打扮的发展。另一件唐三彩中的国宝三彩驼载奏乐俑，也是唐墓中的研究》，见《文物集刊》第2　期。

②　《通典》卷八十六《礼》四十六《凶》八。

①　《乾陵稽古》第34-42　页。

出土的明器，墓主为唐朝将军、上柱国鲜于庭诲。这一件明器之宝向人们展现了丝绸之路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以及长安作为当时国际都会的繁荣。永泰公主墓里出土的一只三彩碗，是被称为唐三彩"之冠"的国宝，"造型端庄、稳重，装饰独特"，"最为精致，为诸器之冠"。永泰公主墓里，三彩器共有170　件，都是很难得的珍品。

（五）墓室壁画的新高峰墓室装饰壁画的盛行　古代墓室壁画最早大约开始于秦汉，汉代是我国古代墓室装饰壁画的第一个高峰。到唐朝，随着封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繁荣昌盛，墓室壁画也发展到第二个艺术高峰。这一时期墓室装饰壁画无论在艺术技巧和内容构思上都比前代大大进步。唐墓壁画，技艺之娴熟，用色之丰富，内容之广泛，面积之巨大，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

唐朝墓室内部装饰壁画是普遍的现象，只要是较大的墓葬，差不多都绘有壁画，三品以上的显贵大官壁画内容尤为丰富。当时墓室壁画大体是这样制作的：绘制壁画前，一般先用草拌泥涂抹墓壁，然后涂一层加有棉花纤维的白土，打平磨光，再上一层胶水，干后绘制壁画。唐朝墓壁绘画留下较多，考古学家把这些壁画一般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初唐墓室壁画，第二期为盛唐墓室壁画，时间约限在中宗至玄宗时期，这是唐墓壁画最繁荣的时期，不仅内容丰富，技艺也十分高超。第三期为"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时期，墓室壁画日渐衰弱，去奢从简，技艺也显粗糙，反映出唐帝国由盛转衰。

唐墓三期壁画从风格、形式到内容，都各有特色。第一期墓室壁画一般都分上下两栏，上栏画出外游猎、农牧生产等画面，犹有六朝遗风，下栏则绘墓主的仪卫鞍马扇盖等。第二期墓室壁画则整个墓道和墓室的壁画浑然一体，格局有全面的布署，犹如一长卷的卷轴画，前后呼应，连成一气。这一时期唐墓壁画，充分显示出盛唐风格。第三期唐墓壁画已经很少，画面也仅有青龙白虎和云鹤翎毛等等，很少人物出现。整个唐墓壁画都反映着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观念。比如，同力中宗时期的皇族墓葬，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壁画规格就最高，画面中仪卫有骑卫，还有招车和东宫官属，列戟二十四杆；永泰公主李仙惠墓壁画则仪卫多为步卫，列戟只有十二杆。二人墓道壁画都绘有青龙白虎和山林城阙，表示身份的高贵。而章怀太子墓道中就没有山林城阙，因为他安葬时仅仅是以普通的"雍王礼"，而不像前面二墓"号墓为陵"的规格。

壁画精品唐墓壁画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的体现，也是我国古代艺术的奇葩。现存唐墓壁画中最为精采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前面提到的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和章怀太子墓三墓的壁画。保存至今的，永泰公主墓中壁画尚有五十余幅，懿德太子墓壁画有四十幅，章怀太子墓壁画也有五十多幅。这一百多幅壁画中，最精美的可数《打马球图》、《捕蝉图》、《客使图》、《驯猎狗图》和《侍女图》等。

《打马球图》出土于章怀太子墓，画中共绘了二十六个参加马球游艺的人物，服饰精美，场面生动，马球设备、场地、器具都刻划得极细，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宫廷中青年贵族的游艺生活写照。《捕蝉图》亦出土于章怀太子墓，画面有三个侍女形像，有的正在观鸟，有一个则全神贯注地捕捉树上的蝉。她们的服饰是典型的唐装：高髻、袒胸、披巾、长裙。这幅图表现了唐代宫廷妇女的日常生活，生活气息极浓。《客使图》也由章怀太子墓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唐时民族关系和中外交流的可贵资料，画面上的"客使"有的勾鼻深目，大约是西亚各国使者；有的皮帽皮裤，可能来自东北寒冷地带。他们神态各异，但都表现了恭谨仪态。《驯猎狗图》出土于懿德太子墓，是很生动的一幅唐人驯狗图，猎狗一腿抓主人衣服，和驯者作亲昵状。《侍女图》是永泰公主墓的壁画，画了八个侍女和一个男子在徐徐缓行，手中各执盘、盆、烛、扇等物，可能正在侍候女主人的起居。这些壁画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我国丧葬习俗史、服饰史、宫廷史、游艺史以及民族关系和中外交流史，都是相当重要的参考资料。

（六）阴宅风水学的盛行"卜宅兆"和"卜葬日"隋唐时期是阴宅风水术大为盛行的时期。仅见于《旧唐书·经籍志》的阴宅风水书就有《五姓宅经》、《阴阳书》、《青乌子》、《葬经》、《葬书地脉经》、《葬书五阴》、《杂墓图》、《墓图立成》等13　部。而按吕才所说，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葬书，则更多至120家："后代葬说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谓灾及死生，多为妨禁，以售其术，附妄凭妖，至其书乃有百二十家"①。中晚唐及北宋，这类葬书进一步发展，所以到郑樵写《通志》时收入葬书149　部共498　卷。可见，把隋唐时期形容为风水学尤其是阴宅风水学"开花结果"的时代，是并不夸大的。

把阴宅风水术直接写进由国家颁布的礼书，这是唐朝丧葬礼仪和习俗的一大特色，说明当时这种礼仪已具有法律约束。《大唐开元礼》明确把"卜宅兆"和"卜葬日"作为丧礼六十六项中重要的两项，表明了这种风水术在民间已相当流行。

《通典》转载《大唐开元礼》中所规定的唐朝"卜宅兆"和"卜葬日"

的过程，是相当繁琐的。卜宅兆，即选择坟茔地时，先要仔细地测量地段地形，叫做"度宅兆"，然后由墓主家人乘专门的"垩车"来到墓地前，"哭"至五六回，才开始卜兆。卜宅兆有"卜者"一人，规定只许穿戴缁布冠，深色衣服，另有"祝"和"卜师"，皆吉冠素服。卜者、卜师和祝皆有固定的席位。卜宅兆时，是由卜师"抱龟"、筮师"开■"出策，一边还口中念词："孤子姓名，为父某官封某甫，度兹幽宅，无有后艰。"卜出结果后，在应安墓处立一标杆，在墓区四角各立一标，墓门处立一标，确立出墓宅的安妥位置。举行隆重的定标仪式后，再由"祝"跪读一篇祝文，文曰："维年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今为某官姓名，营建宅兆，神其保佑，俾无后艰，谨以清酌，脯醢祗荐于后土之神，尚■"。最后墓主家一哭再哭三哭，才结束这一丧仪。卜葬日的仪式也与卜兆宅同样繁琐，同样用龟甲占卜，定下葬日"无有近悔"。两次占卜的作用，都是为了取得神灵的保佑，唐人多有迷信思想，认为选不好葬地和选不好安葬的吉日，会使家人遭灾。

阴宅风水家风水家认为，墓宅选择与人间吉凶有直接关系，而他们则有助人得吉的本事。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些精于葬术的风水家，也大抵被宣传为有这样的本事。比如，《浙江通志》记载，隋朝有一风水名家舒绰，曾为隋朝吏部侍郎杨恭仁的座上客。有一次杨恭仁想迁祖坟，把五六位风水家都请来咨询，席间众说纷坛，只有舒绰说得最合实际。他还预示出这块新坟是块福地，可以世为封侯。后来他的话都被验证了。除舒绰外，僧一行、司马头驼、僧人泓法师都被认为是当时的风水名流。唐朝末年，还出现了地方性的堪舆学派，杨筠松，被公认为是江西风水学派的祖师爷，他的术数，流传后世若干代。

唐太宗时的吕才也一直被人们视为唐朝风水大家。他曾奉命整理数十家阴阳家的书，综合百篇。史书记曰："帝（唐太宗）病阴阳家所传书多谬伪浅恶，世益拘畏，命（吕）才与宿学老师删落烦讹，掇可用者为五十三篇，合旧书四十七，凡百篇，诏颁天下。"其实吕才从思想上是反对风水的唯物

①　《新唐书》卷一百七《吕才传》。

主义哲学家，他针对唐初迷信风水的陋俗，提出风水葬术的七不可信，其中有极为精辟的议论。比如，他列举几个"人有初贱而后贵，始泰而终否者"的名人例子，指出这与冢墓无关，"荣辱升降，事关诸人，而不由于葬"。他还批判那些表面上痛哭失声，实为追求官爵名利的伪君子："世之人为葬巫所欺，忘擗擗荼毒，以期徼幸。由是相茔陇，希官爵，择日时，规财利。谓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吊，谓同属不得临圹，吉服避送其亲。诡斁礼俗，不可以法"①。这种思想，在当时风水迷信那样风行的环境下，是十分可贵的。

①　《新唐书》卷一百七《吕才传》。

（七）火葬与塔葬一度风行的火葬隋唐五代时候，无论是中原，或者像敦煌那样的边陲地区，汉族居民基本上仍实行棺葬。在敦煌卷子中发现的《王梵志诗》亦云："富贵办棺木，贫穷席里裹"。阿斯塔那68　号墓发现的两具用破席和柴草裹捆的尸首，证明了那时穷人死后的悲惨境地。1973年阿斯塔那古墓群里，考古学家曾发现一件用五道弧顶支撑的纸糊棺材，这是当时边陲地区穷人节省费用的葬式①。

但是，在五代时期，我国民间曾一度风行火葬，这却是一种特殊现象。

我国火葬由来已久，大约新石器时代便有火葬的事实。殷商秦汉时代也常有火葬实例，后来这种葬俗只流行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唐末五代时，火葬却一度在中原地区也盛行起来，而且影响到北宋以后。五代时这种火葬风，甚至也流行到贵族阶层。后晋石敬瑭的皇后李氏，临死前就对出帝说："我死，焚其骨送范阳佛寺，无使我为虏地鬼也。"后来她的家人遵从死者意愿，焚尸穿地而葬。石敬瑭的嫂子安太妃，临死前也对晋出帝石重贵说："当焚我为灰，南向飏之，庶几遗魂得反中国也"②。这两个例子当然比较特殊，后晋这两个后妃系被契丹俘虏北迁途中死去的。当时安葬的条件较差，不可能进行隆重的大殓，但从李后已有棺木，出帝石重贵等还"被发徒跣，扶舁其柩至赐地"，然后"焚其骨，穿地而葬"的记载看，当时不一定非用火葬的形式。她们的火葬，当与佛教葬俗影响有关。这种葬俗后来流传到北宋。可惜的是，这种良好的葬俗，后来没能普遍地推广，屡遭封建统治者禁绝，被认为是"悖逆不孝"的行为，以后也就逐渐不再实行了。

塔葬　塔葬本来也是佛教徒的葬俗。僧人死后，寺庙都把他们安置在一座塔墓里，至今我国南北各地都保留有许多这样的塔。但在唐代，这种塔葬一度在上层社会流行。唐代宗时的大臣杜鸿渐，在临死时"遗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为封树"。唐德宗的小儿子肃王详，年幼早逝，德宗思念无已，命用塔葬："不令起坟墓，诏如西域法议，层砖造塔"①。唐德宗的长女同安公主死，德宗也准备用塔葬来安置他这位爱女，大臣姜公辅进谏，还因此遭到贬斥。唐时塔葬在朝廷君臣群中流行，说明了佛教信仰的深入。塔葬非一般人所能办到，自然这种葬俗也不可能在民间传布。

①　《文物》1975年第7　期发掘简报。

②　《新五代史》卷十七《晋家人传》。

①　《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德宗顺宗诸子传》。

（八）冥婚和冥钱冥婚　所谓"冥婚"，就是为死去的人举行婚礼。封建社会人们思想迷信，相信人死后到阴间世界还要过人间一样的生活，所以凡是未婚的青年男女死去，家里人总要设法给他或她在阴间找一个配偶，举行一定的仪式，便是冥婚。

我国冥婚的习俗大概早在东汉末年就流行了。到唐朝时，冥婚更为盛行，不仅在最高统治阶层中进行，还广泛流传到民间。懿德太子李重润19　岁时被武则天杖杀，中宗复位后，为他这个冤死的长子追谥，并"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与之合葬"②。中宗的韦后也曾将她的亡弟韦洵与宰相萧至忠的亡女配为冥婚。这都是在皇族和贵戚间举行冥婚的例子。

唐时有另一种更有意思的"冥婚"，是民间反映追求自由幸福的被压抑的青年男女早夭灵魂抗争情绪的冥婚。这些冥婚事例中，往往有一方因身份低微长期不得嫁娶而忧郁死去，死后灵魂再和活人结合，然后举行冥婚礼。《太平广记》中收进了许多类似的故事，其中以《季攸》一篇故事最为感人。故事描写了一个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官吏季攸，他有两个女儿，还收养了一个死了父母的外甥女。季攸把两个女儿先后嫁出去了，唯独剩下外甥女未嫁，外甥女气结于胸，怨恨而死，葬在郡的东郊。过了几个月，郡内突然失踪了一个既有钱又貌美的男青年，家人寻找许久，才在季攸外甥女的墓室发现夹着一条女裙，大家正在奇怪，听到了这个青年在墓中的呼叫声，打开墓葬以后，发现青年和女尸同躺在墓中。人们把青年救出，他如痴如醉，数日方恢复正常，不久又暴卒。人们感叹着这件怪事，同时也为亡女的真情所感动，于是为这对男女举办了不寻常的冥婚，对死去的女子厚加棺敛。

这些民间冥婚故事，差不多都是殉情式的，说明这类的冥婚大都对封建婚姻制度有一种抗争态度。唐时敦煌地区还专有一种"冥婚书"，为双方家长替夭亡男女举行冥婚礼时所准备。有一种"冥婚书"是这样写的："男女早逝，未有聘娶，男则单栖地室，女则独寝泉宫，生人为立良媒，贯通二姓，两家和许，以骨同棺，共彰坟陵，是在婚合也，一名冥婚也"①。这说明在唐代敦煌地区冥婚的普遍，所以才有成为程式的"冥婚书"出现。冥婚习俗唐以后在我国保留很久，一直到民国时期某些地区仍在流行。

冥钱　冥钱就是阴间所用的钱，是给逝者在阴间生活备用的，实际上是商品经济意识在丧葬习俗方面的反映。因为后来一般都用纸质钱币代替，所以有些著作也就直称为"纸钱"，亦称"冥币"。纸钱起于魏晋南北朝时，到唐朝在民间大大流行。《新唐书·王玙传》记载："汉以来葬丧皆有瘗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至是玙皆用之。"唐人诗中有许多描写纸钱的诗，如张籍的《北邙行》："寒食家家送纸钱"；白居易《寒食野望吟》："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等句皆是。五代时候，由于印刷术的发展，纸钱上逐渐雕刻成文。后周时候，柴荣安葬入土，百官设祭于道，翰林院用"大如盏口余"的楮钱，在钱上刻上"泉台上宝"和"冥游亚宝"等字样。冥钱的流行，是唐五代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印证。

②　《旧唐书》卷八十六《高宗中宗诸子传》。

①　斯1725《大唐吉凶书仪》，转引自《敦煌民俗学》第231　页。

（九）"七七斋"

"七七斋"的起源唐朝有"七七斋"的丧葬习俗。七七斋又称"七七追荐"，民间则俗称"水陆道场"或"水陆斋仪"。这是我国盛行于民间的超度死者亡魂的一种丧事法会。"七七斋"大约最早始见于南北朝的史籍。唐朝时，这一习俗在社会上已很为流行。《旧唐书》叙述开元名相姚崇死前，曾对后代遗诫说："若未给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①唐朝著名文人李翱在他的一篇《去佛斋》的文章里也提到过"七七斋"的情况。上述提到有关"七七斋"的时候，都和佛教联系在一起。敦煌文书中，也常有关于"七七斋"的记载出现，例如流传在敦煌地区的一首《五言白话诗》就说："承闻七七斋，暂施鬼来吃，永别生时盘，酒食无踪迹"。这里明白提出"七七斋"的举办目的是对新鬼野鬼的施舍，要一盘一盘地施舍食品，还要供献给他们酒。

"七七斋"和佛教习俗什么叫"七七斋"呢？是按七天算一个斋日，头七、二七至七七，一共四十九天，谓之"七七"。人们相信死后会转生，所以从死者刚死之日算起，七天一期，完满七个七后便可再降生人世。但是这期间每隔七天要设斋一次，请僧人来念经，超度亡魂，才能使他早日降生。一般都认为"七七斋"起源于佛教习俗，但这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最初脱胎于汉朝宫廷百日设奠祭祀的风俗，汉明帝营寿陵之诏有云：过百日惟四时设奠。唐沿用百日之据。中唐以后唐人固多用七七百日以为治丧之节。大约到南北朝时，汉朝的百日奠祭就向佛教的"七七斋"转化了。

唐五代时"七七斋"又名为"十五斋"或简称"十斋"，这是在七七外，再加百日斋、一年斋和三年斋三个斋，合为十斋。这十个斋又和十殿阎王的说法结合起来，这就是"十王斋"的由来。这样，这些斋又作为免去十殿阎王地狱之苦而作的道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七七斋"丧俗，是始于汉代的百日奠，后在魏晋南北朝时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发展，变为佛教化丧俗之后，在隋唐五代时普遍在民间流行的。

①　《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八、隋唐五代游艺风尚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游艺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为游艺的繁荣奠定了非常有利的社会基础。当时"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①生活在太平盛世的隋唐两代人民，以生为乐，以生为贵，具有乐生、贵生的人生态度。因此，隋唐时游艺之风盛行。宫廷游艺呈现兴旺景象，帝王贵戚或"相从宴饮，斗鸡击球，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②。隋炀帝、唐太宗、唐玄宗等帝王都积极提倡并参与各种游艺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社会上围棋、马球、蹴鞠、拔河等游艺风习都有很大的发展。

隋唐两代都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具有强烈的开拓和进取精神，这对游艺的发展带来了直接影响，马球、步打球、竞渡、拔河、斗鸡等，无不充满对抗色彩。这与中国传统的讲究陶性适志，培养德行礼仪的游艺风尚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隋唐游艺风尚的繁荣主要表现在：游艺活动丰富多彩，项目多，规模大，可谓空前。大凡前代相传下来的各种游艺，无论是节令游艺、益智游艺，还是棋戏、博戏和童戏都获得充分的发展。游艺活动进一步深入到社会各阶层中，成为整个社会文化风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妇女的游艺活动亦较前代有显著发展，如围棋、秋千、步打球、击鞠等，无不有妇女参加。国内各民族之间，特别是中国与邻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空前发展，中国的游艺风尚也影响了其他民族和邻国，围棋、投壶、秋千、马球等游艺活动传到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为丰富世界游艺宝库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的游艺在多样化、定型化和普遍化诸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而为后代游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②　《东观奏记》。

（一）极盛的围棋之风隋唐五代是继两晋南北朝之后，我国围棋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时期。

在这一时期，围棋最终成为真正的游艺项目。《隋书·经籍志》收录南北朝围棋谱共八部五十二卷，归入"子部·兵书"类，与《孙子兵法》、《吴起兵法》等著作同列一类，反映了围棋与军事的密切关系。到五代编纂《旧唐书·经籍志》时，围棋著作已归入"子部·杂艺术"类，这说明围棋中的军事性因素减少，而陶冶性情，愉悦身心，增长智慧的娱乐性成为围棋主要价值。正是在隋唐时期，琴、棋、书、画开始相提并论，被人们视为高尚典雅、多才多艺的一种表现。因而，社会上出现了以善弈为荣，以不善弈为耻的风气。刘禹锡在《论书》中说："吾观今之人，适有面诋之曰："子书居下品矣"。其人必逌尔而笑，或謷然不屑。有抵之曰："子握槊、弈棋居下品矣"。其人必艴然而愧，或艴然而色"①。社会上崇尚弈棋的风气，使围棋十分普及，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成为人们闲暇时间里主要的娱乐消遣活动。所以，韩愈说：当时"投壶博弈穷日夜，若乐而不厌者"。并作诗云："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②。

宫廷围棋之风　隋唐五代时期的许多帝王都嗜好弈棋，这带动了围棋在宫廷中的盛行。唐高祖李渊，曾担任过隋朝太原留守，他嗜好围棋，经常与晋阳宫副监裴寂弈棋，甚至"通宵连日，情忘厌倦"。他的儿子李世民和李智云（楚王）也以好围棋而闻名。《黄须传》中说："李靖微时甚穷，。。至汴州，见一大第中数人弈，俄一披衣出视弈者，盖太宗也。"唐太宗有两首咏围棋诗流传于世，其中一首云："手淡标昔美，坐隐逸前良。参差分两势，玄素引双行。余生非假命，带死不关伤。方知仙岭侧，烂斧几寒芳。"唐玄宗是位多才多艺的皇帝。他平生喜斗鸡、打马球等戏，尤其好弈棋。他常与著名棋手王积薪对局，但棋艺不佳，"棋局毕，悉持出。"《酉阳杂俎》记载：玄宗"夏日尝与亲王棋，。。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子于坐侧，■子乃上局，局子乱，上大悦。"杨贵妃用康国■子给唐玄宗解了围。

唐代统治者因酷爱下棋，便在翰林院设置专门侍奉帝王弈棋的官职，名棋待诏。设置棋待诏始于唐玄宗，当时著名的棋待诏有王积薪、郑观音、杨季鹰等人。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南唐画家周文矩的《明皇会棋图》。画面上有八个人物，明皇坐位前置一棋局，官员一人、和尚二人、道士二人、优人一人、侍从内官一人。关于画面上的八个人物有各种不同说法，至今未有定论。有人认为，跟唐明皇下棋的是日本留学僧辨正；有人说，在是棋待诏郑观音。不论画中的人物是谁，这幅作品都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宫廷中的围棋活动。

唐宣宗喜爱围棋，经常举行围棋比赛，胜者赏给金花碗一只。著名棋谱《忘忧清乐集》收有唐代棋谱《金花碗图》，该谱就是棋待诏阎景实和顾师言的对局，顾师言胜一目。宣宗赏赐顾师言金花碗一只。明陈耀文《天中记》记载："唐僖宗自普王即位，素不晓棋。一日，梦人以棋经三卷，焚而使之。及觉，命待诏观棋，凡所指画，皆出人意。"这虽是传说，但也反映了唐代

①　《全唐文》卷六○七。

②　《全唐诗》卷三百四十二。

帝王对围棋这一游艺活动的重视。

五代时期，虽战乱动荡，但弈棋之风不衰。南唐偏安江南，战乱较少，所以南唐的历代皇帝除了沉湎于声色外，就是以围棋"娱宾而遣兴"。中主李暠有兄弟五人，楚王景迁早卒，其余四兄弟都是棋迷，常聚在一起对弈。现存五代画家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就是描绘李暠四兄弟弈棋的场面。此画卷中两人对弈，两人旁观，一童侍立。背后竖一屏风，上画五人，屏风中又画一小屏风，故曰"重屏"。据宋王明清《挥麈三录》考证，画面中央南面挟册正坐的为南唐中主李暠。与李暠对弈的是晋王景遂，观看的两人是齐王景达，江王景逷。《重屏会棋图》是对五代时宫廷围棋活动的真实写照，说明五代时围棋仍然流行。

中主李暠的几个王子都爱好围棋，如第九子李从谦"数岁，为弈棋诗，有思致。后主赏叹之"。后主李煜好文词，工书画，知音律，酷好围棋。《南唐书》记载：后主刚即位，不顾外面军情紧急，终曰"与嬖幸弈棋"。最后南唐被北宋灭掉，后主成了俘虏。

后蜀宫廷中也盛行围棋，花蕊夫人《宫词》中说："日高房里学围棋，等候官家（皇帝）未出时。为赌金钱争路数，专忧女伴怪来迟"①。

后蜀宫中宫娥们有以围棋赌钱的风气。

文人墨客好围棋　隋唐五代时期的大多数文人受佛教、道教思想的影响，不甘心作那种皓首穷经、心如林木的迂腐学究，而是以超尘脱俗，高雅飘逸赢得名声，追求活得自在舒服，尽情享受人间的生活乐趣。所以美酒、女色、游历、吟诗、作画、弈棋成为文人们的共同爱好，形成风气。对此，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说：当时文人"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可见，文人弈棋之风是很盛行。

唐代许多诗人都擅长围棋，写下了大量以围棋为题材的诗篇。杜甫喜好围棋，常与朋友在一起，"将棋陪谢传，把酒忆徐君"。酣战数局，顾不得光阴似箭，"玉子频敲忘画冷，灯花落尽觉宵深"。安史之乱后，他回到长安，无所事事，"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他的妻子杨氏，出身名门，也好下围棋，所以，杜甫作诗曰："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记述了他与妻子画纸为棋盘，对弈娱乐的情景。杜甫的咏棋诗甚多，其中以《题终明府水楼》诗中的两句写得最优美："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将山、水与弈棋融汇成诗，如同一幅美妙的山水画。

唐代中期的大诗人元稹和白居易，并称"元白"。他们不仅以诗齐名，而且都酷好围棋。长庆元年（821年），元稹邀请许多朋友到家中举行棋会，并写下《酬段丞与诸棋流会宿敝居见赠二十四韵》。全诗四十八句，是我国吟咏围棋的长诗之一。作者热情地歌颂了这次棋赛，将围棋的搏杀斗智的特性及弈棋乐而忘忧的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棋会整整进行了一夜，"通夕共忘疲"，一直下到"晓雉风传角"，月残星稀。有人问元稹："围棋有什么乐趣？"元稹作诗回答道："此中无限兴，唯怕俗人知。"围棋的无穷乐趣是凡夫俗子所无法知道的。

元稹还有一位棋友叫李杓直。据《棋天洞览》说："元稹与李杓直棋，稹已败，乃窃杓直数子咽之。"但《云仙杂记》的说法恰恰相反，说李杓直

①　《全唐诗》卷七百九十八。

窃数子咽之。不管是谁将棋子咽到肚子里，都说明两人是地道的棋迷。

白居易的棋艺颇高，自以诗酒琴棋为四友，他认为棋是最好的消闲娱乐方式。《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诗曰："兴发饮数杯，闷来棋一局。"《官舍闲题》："送春唯有酒，销日不过棋。"他的棋瘾很大，经常"围棋赌酒到天明"。而且不战到底，决不罢休。他说："不信君看弈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白居易晚年常与胡杲、吉皎、郑据等八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聚会在香山，称"香山九老"。明代画家黄彪绘有《九老图》，描绘了白居易与其他老者对弈的情景。

五代时期的许多文人厌倦参与政事，纷纷归隐山中，"将棋度日"，以消磨时光。据《旧五代史》记载：郑云叟隐居少室山，"好棋塞之戏，遇同侣则以昼继夜，虽朔风大雪，亦临檐对局，手足皲裂亦无倦焉"。五代大画家李成不仅擅长绘画，而且"性嗜杯酒，善琴弈"。他隐居乡里，终日"放荡酣饮，慷慨悲歌，与缙绅弈棋终日"。最后"日肆觞咏，病酒而卒"①。当时，在士大夫中间曾流行着弈棋赌钱的风气。《旧五代史》记载，后唐进士陈保极每次与人弈棋，"败则以手乱其局，盖拒所赌金钱，不欲偿也"。南唐大臣徐铉棋艺不低，但也有赖账的毛病。他赌棋输给刘起居，不愿付账，便作《赌棋赋诗输刘起居矣》诗，劝对方不要斤斤计较。

民间围棋的活跃　这一时期，民间弈棋之风很盛，不论老人、小儿，还是妇女、僧侣都喜欢进行围棋的游艺活动。隋朝时，皇甫绩3　岁时就失去了父母，从小由外祖父韦孝宽抚养。他喜好围棋，常"与诸外兄博弈"，因而荒废了学业，遭到外祖父的训斥。后来，皇甫绩精心好学，成为一位有名的学者。

唐玄宗时的王积薪是唐代第一国手。他每次外出游历，"必携围棋短具，画纸为局，与棋子并盛于竹筒中，系于车辕马鬣间，道上虽遇匹夫，亦与对手，胜败征饼饵牛酒，取饱而去"①。所谓"匹夫"就是指擅长围棋的平民百姓。

这时期，妇女也喜欢弈棋，除了宫廷妇女外，民间也不乏女子弈棋高手。薛用弱《集异记》记载了一段民间女子高手的逸事。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到四川，王积薪也跟随同行。一天，王积薪投宿客店，灭烛之后听见隔壁有婆媳两人在说话。婆婆招呼儿媳说："良宵无以为适，与子围棋一赌可乎？"儿媳同意。王积薪心里非常奇怪，暗想："室内既无灯光，况且婆媳各住东西房，怎能下围棋呢？"他细心听着两人的对话。原来婆媳两人在黑暗中各自以口诀对弈，几十回合后，婆婆说："尔败矣"。王积薪暗自记住棋局，第二天复盘，自愧不如。这个故事虽带有传奇色彩，但说明唐代民间已有棋艺高超的女棋手。

1972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中出土一幅《围棋仕女图》，绢本设色，高63　厘米，宽54.3　厘米。画面上一位弈棋妇女，头束高髻，簪花耀顶，额间贴花钿，面部健硕丰润，上穿绯地蓝花襦，下着绿色花罗裙。她正在聚精会神地下棋，形象惟妙惟肖。这是唐代女子喜好围棋的珍贵形象资料。

①　王明清：《挥麈前录》。

①　冯贽：《云仙杂记》。

（二）博戏的盛行唐代是中国博戏发展的重要时期，不仅各种博戏风行，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喜爱，而且出现握槊、长行、采选、叶子、双陆等博戏。这对后世博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握槊　握槊又称"长行"，始于北魏，相传是西域少数民族所创。握槊在北朝流行一时，进入隋唐后，开始从宫廷走向民间，风靡全国，位居各种博戏之首。所以，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说："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握槊用骰子行棋，偶然性很大。下法简单，人人都可参与。所以，握槊赢得上至文人墨客，下至平民百姓的喜爱。刘禹锡在《论书》中说：当时人很看重握槊，以善握槊为荣，以不善握槊为耻。李肇甚至认为"围棋次于长行"。唐代诗人温庭筠喜好围棋，经常与和尚"湖上残棋人散后，岳阳微雨鸟归迟"，但他的妻子喜欢玩长行，总是劝他不要下棋，早些回家玩长行。为此，温庭筠作《南歌子词》一首："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韩愈不仅好围棋，也喜欢玩握槊。他说自己在茶余饭后的闲暇时间，总是以围棋或握槊来消遣娱乐。他在《示儿》诗中吟道："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

关于握槊的棋型和下棋的方法、步骤，如今都已失传。目前唯一可供研究的文献是唐代邢宁的《握槊赋》和刘禹锡的《观博》两篇文赋。

从两篇文赋的内容来看，握槊的用具有棋局、棋子和骰子。　棋局是方形的，中间相对有两个圆形图案，可能代表着行棋中的某一站。棋子共有30枚，分黄黑两色，各15　枚。骰子两枚，骨制。骰子的形状既不同于以前五面体的"琼"，也不同于后世六面体方形的骰子，而是觚棱形。所谓"觚棱"原指宫阙上屋角瓦背成方角棱瓣的形状，这里形容骰子有棱角。刘禹锡《观博》对握槊所用的骰子，论述文字较多。他说："博齿二，异乎古之齿。其制用骨，觚棱四均，镂以朱墨，耦而合数，取应期月。"骰子上分别刻有不同的数值，一枚是红色数字，一枚为黑色数字。这种骰子是从琼向现代通行骰子的过渡形式。

握槊的玩法大体是：将棋局放在屋庑下，主客相让，分出先后。将骰子掷出，视其数值的多少而依"棋道"行棋。即所谓"视其转止，依以争道"。最后大约以占据对方棋道争胜负。由于文赋辞藻的玄妙难懂，缺乏实物资料，握槊的具体走法，还无法考证。

采选　博戏的特征就是以掷骰子为主要游戏手段。中国古代，除了六博、樗蒲、握槊等以骰子为辅助用具的博戏外，到唐代还产生了单独以骰子为主的骰子戏，这就是"采选"。

采选，又叫"骰子选格"，后世称为"升官图"。宋代徐度《却扫编》云："采选格，起于唐李暠。"宋代高承在《事物纪原》上说：唐贺州刺史李暠感到当时任命官员的程序十分混乱，便采用掷骰于的游戏方法，发明了"采选"游戏。玩法是在画有百官进退的图上，用骰子掷采，依采大小，进选官职。很快这种游戏便风靡社会，特别是受到想升官发财之人的喜爱。唐文宗时，国子博士房千里在他编写的《骰子选格》一书的序中说：开成三年（838年）春天，他乘舟经过洞庭湖，忽然遇到暴风雨，难以前行，便系船于湖旁。他上岸避雨，遇到几位号称进士的人，正在悠然自得地玩骰子戏。玩法是将唐朝68　个官职按品级排列在一张正方形盘面上，中部排列的是最高级官职，官卑职小的在外围边沿。一人先将骰子掷于盘上，然后按其定格位置，在棋盘上前进或后退，先到最高位的人为优胜。

升官图是封建科举制的产物，升官图曾使那些想做官的人忽而欢喜，忽而恐惧，忽而好像真做了大官，忽而又懊丧不堪，这反映了中国封建科举制对人性的摧残。

叶子戏　叶子戏是古博戏中较为晚起的一种游戏。它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最后发展成为纸牌，是现今麻将牌的肇端。

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引《杂录》说："唐太宗间，一行世数禅师制葉（"叶"字的繁体）子格进之，"葉子"言二十世李也。"说叶子戏是唐代著名的天文、数学家僧一行和尚制作，又说"葉子"二字拆开为"二十世李"，预示唐朝李家天下可传二十世。　清代人褚人获《坚瓠十集》卷一则认为："世传叶子，晚唐时妇人也，撰此戏。"最初在宫廷内流行，后流传到民间。在古代，书籍原来都是卷轴式，到隋唐时，才有折叶式的书。僧一行发明的纸牌是用一张张的单纸片制成，所以人们叫它"叶子戏"。

唐代，叶子戏受到皇室和文人墨客的喜爱，他们把这种游戏视为高超时髦的活动。如唐代诗人李洞爱好叶子戏，曾写有一首给龙州郎中的打叶子诗："红烛香烟扑画楹，梅花落尽庾楼清。光辉圆魄衔山冷，彩镂方牙着腕轻。宝帖牵来狮子镇，金盈引出凤凰倾。微黄喜兆庄周梦，六赤重新掷印成"①。从诗中看出：这时的叶子戏还必需有骰子相辅助。叶子上绘有宝帖、金盆、狮子、凤凰等各色图案。最终以是否占据最高位置来决胜负，说明最初的叶子戏与采选或"骰子采选"有关。唐人苏鹗《杜阳杂编》卷下说："韦氏诸家，好为叶子戏。"南唐时，李后主的妃子冉氏又在唐代叶子戏的基础编制了"金格王子叶子格"，使叶子戏更加完善和有趣。

双陆　是握槊的同类博戏，两者的规则和玩法都差不多，所以后人常将双陆、握槊、长行三者混为一谈。

双陆在唐代宫廷中十分流行。史书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武则天变李姓的唐朝为武姓的周朝，先后把皇位继承人李弘、李贤、李显或杀或逐，准备立武家的人。群臣纷纷上谏，却一无奏效。一次，武后对大臣狄仁杰说："我昨夜梦见与人双陆，一直不胜，这是什么缘故？"狄仁杰乘机上言道："双陆不胜，说明宫中无子，这是上天的警告啊！"武后才感悟过来，立李显为太子。

狄仁杰不仅巧妙地利用双陆解决了重大政治问题，而且自己也会下双陆。薛用弱在《集异记》中记载道：有一次，狄仁杰奉武后之命与她的男宠张昌宗赌双陆。对方以南海郡进奉的集翠裘作赌注，狄仁杰却以普通朝服下注，武后以为价值不等。狄仁杰说："翠裘再贵重，只是私物，怎能比过公服！"结果狄仁杰胜，但刚一出门就把集翠裘付与家奴穿了，表示了对张昌宗的鄙视。元朝人谢宗可《双陆》诗中有"惟恨怀英夸敌手，御前夺取翠裘归"，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在民间，双陆同样盛行，而且不乏癖嗜之徒。唐人张。。《朝野佥载》记载了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唐高宗咸亨年间，贝州有个叫潘彦的人酷爱双陆，整日局不离身。有一次泛海遇到暴风，船破落水，他右手抓住一块破木板，左手紧抱着双陆局，嘴里含着骰子，经过两天一夜的飘流，上岸时双手都见

①　李洞：《龙州韦郎中先梦六赤后因打叶子以诗上》，《全唐诗》卷七二三。了骨头，而双陆局仍在怀里，骰子也还在口中。可见他痴迷双陆的程度。双陆是一种博戏，一般的平民百姓对其赌博的消极面是反对的，所以民间流传着孔子与小儿辩论双陆的传说。敦煌变文《孔子项托相问书》云："夫子曰："吾车中有双陆局，共汝博戏，如何？"小儿答曰："吾不博戏也。天子好博，风雨失期；诸侯好博，国事不治；吏人好博，文案稽迟；农人好博，耕种失时；学生好博，忘读诗书；小儿好博，笞挞及之。此是无益之事，何用学之。""在这个传说故事中，最讲礼仪的孔子竟不如小儿明白"嗜赌亡身"、"玩物丧志"的古训，表达了唐代民间对双陆这种博戏的看法。同时也说明双陆在民间相当流行，否则不会编入传说故事中。

双陆的用具包括棋局、棋子和骰子。双陆局的样子像带栏边的方桌，上画12　条棋道，因双方左、右各6　条棋道，故名"双陆"。双方各持15　枚杵椎形棋子，分黑白二色，称作"马"，也有12　枚或16　枚的。行棋时，先用2　颗骰子在棋局上掷彩，根据彩数行棋，白方从右行到左，黑方从左到右，一方的棋子全部进入终点的6　条棋道内，便获胜。1973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唐墓中出土一件嵌螺钿木双陆局。长方形盘面四周起短栏，长边中间有月牙形"城"，左右各有两个螺钿镶嵌的花眼，盘下开壶门形光洞，绘有云头、花朵、飞鸟等图案，制作异常精美。在长沙牛角镇、湘阴桐子山和四川万县唐墓中，均出土过双陆棋局。

唐代打双陆的情景从绘画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屏风式壁画，在第二条的画面上，有一位坐在双陆盘旁边的贵族，手握棋子，正在指画陈说。后面立着二宫廷侍者。常任侠先生认为："就画面看起来，表情和人物与狄梁公握槊进谏武后的故事相合"①。唐代著名画家周昉曾画有《唐宫双陆图》，现存大英博物馆。这幅图中的双陆局是双层的，棒槌状的黑白双陆子错落地摆在盘上，两个贵妇正聚精会神地对局，另一个贵妇由侍女搀扶着站在旁边观局，生动地描绘了唐代仕女打双陆的情况。

①　《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第53　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三）风靡社会的马球马球是唐代非常盛行的一种娱乐活动，上自皇帝，下至诸王大臣，文人武将，无不"以此为乐"。因它是一项骑在马上挥杖击球的活动，所以又称击鞠、击球。

中国的马球始于何时？说法不一。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马球起源于西藏，唐朝初年传入中原地区。中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太宗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番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唐太宗令习打球，首开唐代打球风气，标志着唐代马球的兴起。

到唐朝中期，马球活动逐渐风行起来。它首先受到唐朝最高统治者皇帝及王室贵族的喜欢。唐代皇帝中几乎没有不爱好打马球的，有的球技还很高超。唐中宗李显是马球的积极参与者，他经常率领文武百官，亲临梨园亭球场观看马球赛。沈佺期曾作《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今春芳苑游，接武上琼楼。宛转萦香骑，飘飖风拂画球。俯身迎未落，迴辔逐傍流。只为看花鸟，时时误失筹。"描述初春时节，宫廷中马球活动的激烈场面。《封氏闻见记》记载："景龙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这是一场由吐蕃队和唐朝宫廷队的一次马球赛。结果，以临淄王李隆基、嗣虢王李邕和驸马杨慎交、武延秀为一方的唐朝队获胜。中宗对马球的喜好，带动了社会上打马球的盛行，形成风尚。"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①。李隆基对唐代马球的风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在与吐蕃球队较量时，"东西驱突，风日电激，所向无前"，表现了很高的技艺水平。即位后，玄宗仍打球不辍，经常携杨贵妃去球场打球。宋人李公麟绘有《明皇击球图》。晁无咎题诗曰："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无复谏疏来。"批评唐玄宗耽于游乐，不问政事。玄宗以后，宫廷球风，日益炽盛。穆宗、敬宗、宣宗、僖宗、昭宗都是嗜球成癖的皇帝，在宫廷中有多处供皇帝使用的球场。1956年，在西安唐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出土一块刻有"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己未月建"字样的石碑，这表明唐文宗时曾在含光殿旁修建了一个马球场。

五代时，马球主要在南方流行。吴主杨行密曾"会鞠于广场，知训与瑾立马观之"②。在成都建都的前蜀、后蜀，也盛行马球。（前蜀）蜀主王衍"常列锦衣障，击球其中，往往远适，而外人不知"③。后蜀花蕊夫人《宫词》说："小球场近曲池头，宣唤勋臣试打球"。"西球场里打球回，御宴先于苑内开"。南唐的元宗也是"宴私击鞠，略无虚日"。可见，马球在五代时仍盛行不衰。

宫廷马球热带动了皇亲国戚、朝廷显贵，以及文人的打马球之风。唐中宗时的驸马杨慎交、唐德宗时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唐文宗时的户部尚书王源中等都以喜好打马球而闻名。他们都在　自家的府宅中建有球场。五代时，杨行密的儿子杨渥打球成癖，他在父亲丧期间，仍旧在自家球场上"燃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1972年，在陕西省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中发现一幅极其珍贵的《马球图》，画面上绘有二十多个骑马击球的人物形象。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唐中宗景龙二年七月。

②　《五国故事》（不著撰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一，后梁龙德元年正月。

他们穿着各色窄袖袍，足登黑靴，头戴幞巾，一副贵族装　束。其中，五名骑手正在奋力夺球，最前面一人，手持偃月形球杖作返身击球动作，身手矫健，姿态优美。后面的骑者，有的持杖紧追不舍，有的则策马行进在树木山石之间。整个画面气势宏伟，再现了唐代马球活动的精彩场面。

唐代文人中进士后，按惯例要到月灯阁举行球会。文人们把打马球当作很时髦的事。王定保《唐摭言》记载了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一次月灯阁球会的盛况："诸先辈月灯阁打球之会。时同年悉集。无何，为两军打球军，将数辈，私较于是。。。时阁下数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一场马球赛，观众动辄数千，反映了打马球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

唐代，不仅须眉男子喜欢马球，一些窈窕淑女也爱玩马球。1975年，江苏邗江出土了一枚唐代击球图铜镜，上面雕刻着四个驱马击球的女子形象，奔跃的马，挥舞的球杖，英武的姿态，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妇女玩马球的史实。由于骑马打球动作十分激烈，为了适宜更多女子参加击鞠活动，唐后朝出现了驴鞠，即骑驴打球。《旧唐书·郭英乂传》记载：唐代宗时，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郭英乂"聚女人骑驴击球"。唐敬宗和僖宗都喜欢驴鞠，于宝历二年、乾符二年在宫中观看驴鞠，僖宗还亲自下场，"乘驴击球"。前蜀的花蕊夫人有"自教宫娥学打球，王鞍初跨柳腰柔"的诗句，描写了女子击鞠的优美姿态。

（四）节令游戏的发展蹴鞠　唐代是蹴鞠发生变革的时期，较之前代，不论风靡程度，还是在球、球门、玩法等方面都有变化和发展。这首先表现在球体的制作上。唐以前的"鞠"是实心的，用皮革制成，中间用毛发等物充填起来，所以《汉书》注说："鞠，以皮为之，实以毛。"到了唐代，由实心球发展为充气球。唐人仲无颜《气球赋》说："气之为球，合而成质，俾腾跃而攸利，在吹嘘而取实。尽心规矩，初因方以致圆，假手弥缝，终使满而不溢。"①意思是说，球是靠充气才由方变圆的，为了不让气球漏气，球皮是用手缝制的。有首戏嘲诗人皮日休的诗，也谈到了气球。诗中说："八片尖斜砌作球，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②唐代的气球是这样制作的：挑选上好皮张，经过"泡"、"燂（tān）"，去毛去脂，使之成为柔软结实的皮子。然后裁成全等的三角，一般为八块。接着是缝合、充气，"气既充满，鞠遂圆实"。吹气的球，在世界上我国是最早发明的，比西方早三四百年。

球的变革，带来了踢球方法和球场等方面的改变。唐以前，球是实心的，不能踢得太高，所以球门是很矮的，所谓"穿地为鞠室"就是这个意思。唐代的球变成空心充气的，弹性很好，所以，球门就设在两根三丈高的竹竿上，称为"络网为门以度球"。这种球门一直传到宋元时期。

唐代蹴鞠的发展还表现有"白打"踢法的出现。由于球体变轻，弹性增强，就要求踢法更加讲究技艺。于是不用球门，专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法产生了，称为"白打"。白打可以两人对踢，也可以分成人数相等的两队对踢。这种踢法活动量小，主要在女子中流行。诗人王建在一首《宫词》中写道："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说的就是寒食节宫女玩"白打"的情景。五代诗人韦庄也有类似的诗句："内宫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白打已经在唐代皇宫内流行，参加的人大都是女子。

蹴鞠游戏多在寒食节进行，寒食节就是清明节。在这一天，人们都要玩蹴鞠和秋千，以消除寒食的积滞。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中说："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杜甫《清明》诗中也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白居易《洛桥寒食日作十韵》诗说："蹴球尘不起，泼水两新晴。"这都是描写寒食蹴鞠的诗歌。

拔河　唐代的游艺风俗丰富多彩，汉在寒食节中就要进行蹴鞠、秋千和拔河等活动。拔河是我国古老的民间游艺活动。在六朝时期，它被称作"施钩"；隋朝时则称之为"牵钩"；唐代改称为"拔河"。人们把这种娱乐活动当作祈求丰年的一种美好祝愿。

拔河在唐代达到最兴盛的时期。封演在所著《封氏闻见记》中描写了当时拔河活动的情景。他说：在拔河时，用一条长四五十丈的大绳，两头还拴着几百条小麻绳。人们把麻绳挂在胸前，分成两队相互拉好。在大麻绳的中间，立一面大旗作为界限。每次拔河都有几百人参加，加上几千名观众，擂鼓呐喊助威，震惊远近，最后被牵动者为输。那时的拔河形式与今天的拔河不太一样，今天拔河是单独一根绳子，而当时所用的绳子是在一条大绳的两

①　《文苑英华》卷八十一。

②　《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二。

头分系数百条小绳，所以，当时拔河人数要比现代多得多，场面更大，更热闹。如今在甘肃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县和日本的某些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拔河形式。

拔河不仅盛行于民间，而且宫廷中也甚好此戏。《封氏闻见记》记载："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园球场，命侍臣为拔河之戏。"《新唐书》记载：中宗李显爱看拔河，常让宫女进行拔河比赛。而民间拔河，都是男子参加。景龙三年（709年），李显让几百名宫女在玄武门外拔河。之后，又准他们去游宫市，结果几十名宫女乘机跑掉了。第二年的清明节，唐中宗又下令中书、门下供奉官五品以上，文武官三品以上，加上诸学士等，都到梨园球场拔河。当时韦皇后指定：中书、门下省的三位大臣和五位将军为一队，尚书省七位大臣和两位驸马为一队。中书令萧至忠见自己这一队不但少一人，而且老头子居多，便跪下启奏道："小臣这一队，力量太差了！"站在唐中宗身旁的安乐公主，因自己的丈夫也参加拔河，自然护着驸马一边，便插嘴说："你们这边有五个将军，都练过武，力气更大哩！"唐中宗连忙点头说："人虽少一个，力量并不弱。"萧至忠无奈，只好遵旨与驸马一队比试。太监们早摆好了绳子、旗鼓，宫女和太监分成两队呐喊助威。一声鼓响，两边齐用力，绳子拉得很紧，双方坚持了一会，怎奈驸马一队年轻力壮，一下子把绳子拉了过去。仆射韦巨源、少师唐休璟都是六十多岁的人，手脚很不灵活，随着绳子向前一下子扑倒在地，很久都没爬起来，引得唐中宗和周围的人大笑不止。

唐玄宗也喜欢拔河，他把拔河的场地由宫内梨园搬到了宫外广场，规模愈来愈大。《唐语林》等史籍上生动地记述了唐玄宗所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拔河。当时参加拔河的人有一千多人，场面壮观，气势宏伟，使得当时在长安的外国客人惊叹不已。玄宗命大臣薛胜作《拔河赋》，命张说作《奉和圣制观拔河》诗，又亲作《观拔河俗戏并序》，生动地描绘了拔河的情景。序云："俗传此戏，必致丰年。故命北军，以求岁稔。"其诗曰："壮徒恒贾勇，拔拒抵长河。欲练英雄志，须明胜负多。澡齐山岚■，气作水腾波。预期年岁稔，先此乐时和。"意思是说：传说玩拔河之戏，可以求得农业丰收，所以命令北军举行拔河，祈求丰年。勇敢有余的武士们分成两组拔河，人与长绳像一条长河一样。拔河可以锻炼意志，争出胜负。人们齐声鼓噪，给双方加油鼓劲。拔河的双方相互敌住，整个队伍像山一样巍然屹立，毫不动摇。争取有一个丰收的年岁，在年丰之前，大家快乐快乐。

（五）斗鸡之风唐代是斗鸡之戏的盛行时期，达到历史上的顶峰。在当时，斗鸡除了以娱乐为目的外，还具有激发勇敢斗志的作用。所以，不仅社会上盛行斗鸡，军中也推行斗鸡之戏。唐玄宗因为爱好斗鸡戏，在宫中专门修建了皇家鸡坊，从军中选拔五百名少年兵士专门饲养、培育、训练斗鸡。据《东城老父传》记载："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立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铣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之。"

皇帝喜欢斗鸡，那些会斗鸡的人自然得到皇帝的宠幸。一次，唐玄宗出宫游玩，看到一个名叫贾昌的小孩正在玩木制的鸡，灵巧异常，还听说他能听懂禽鸟的语言。玄宗非常高兴，当即召贾昌入宫作鸡坊小儿。贾昌能识别斗鸡的壮弱和勇怯，熟悉鸡的饮食、疾病和驯习的方法，受到玄宗的格外信任。不久玄宗又升贾昌任鸡坊的头目，还经常赐给他金帛财物。因此当时有民谣道："生儿不用识文字，走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辛辣地讽刺了唐朝宫廷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每年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唐玄宗都要看斗鸡。据《东城老父传》记载："每至是日，万乐具举，六宫毕从。昌冠雕翠金华冠，锦袖绣襦裤，执铎拂导众鸡，叙立于广场，顾盼如神，指挥风生。树毛振翼，■吻磨距，折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鸡坊。"这种斗鸡场面，组织缜密，驯导有方。尤其是大规模的斗鸡活动，水平和技艺之高，在古代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当时称贾昌为"神鸡童"，而唐玄宗也不愧是一位"斗鸡皇帝"了。

皇帝的爱好带动了社会上斗鸡之风的盛行。宗室贵族、达官富豪竞相仿效，有的因一只鸡而不惜倾家荡产，重金购之。有的因斗鸡而引起皇室内部的矛盾。在唐高宗时，诸王好斗鸡，诗人王勃为沛王写了一篇檄文，声讨英王的斗鸡，引起诸王的不和。高宗看后也非常生气，下旨罢免了王勃的官，放所有斗鸡回山中。在平民百姓当中，斗鸡也很盛行，"洛中老幼皆爱斗鸡，家家养三五十羽，甚至于有的以一亩田换一只斗鸡"。一些贫穷的人，养不起鸡，便玩弄木鸡。贾昌当年就是因玩木鸡而被唐玄宗看中的。

当时的王孙公子、豪侠少年，无不以斗鸡走马、携剑狎妓为自我特长和性格标志。李白就是斗鸡的一名好手，在他的笔下，斗鸡被描绘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如《古风》诗云："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又如《叙旧赠江陵宰陆调》云："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像这样反映斗鸡的诗篇，在唐人诗集中触目可见。如张仲素《春游曲》："当年重竟气，先占斗鸡场。"张籍《少年行》："日日斗鸡都市里，赢得宝刀重刻字。"于鹄《公子行》："马上抱鸡三市斗，袖中携剑五陵游。"这些诗篇反映唐代人任侠使气的豪壮气概和放任不羁的生活习俗。

九、隋唐五代民族习俗（一）民族大一统的新时期隋唐时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新时期，隋唐帝国的规模空前扩大。唐高宗时，控制地区西达咸海，北及叶尼塞河和勒拿河。玄宗开元之末，东边控制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整个远东地区。在隋唐王朝控制的范围内，生活着突厥、回纥、契丹、靺鞨和西域各族等许多民族。与隋唐同时，我国西部青藏高原兴起了强大的吐蕃王朝，西南边疆到唐中期以后则有南诏国的崛起。

隋唐时期我国各族人民都对中华文明以至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突厥在公元6世纪兴起于今新疆东北部，至公元8世纪中叶，长达二百年之久，对中国以至世界的历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兴起于8世纪的回纥，东极室韦（今额尔古纳河一带），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势力日益强盛，并长期与唐朝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吐蕃在7世纪一跃而成为一个强大统一的王国。至于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由靺鞨人建立的渤海，号为"海东盛国"，与各族文化交流极为频繁，是东北各族中文化最先进的民族之一。这一时期，我国各民族相互交流，彼此同化与融合，正像民族学家所说，创造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的繁盛文化局面。各族习俗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隋唐时期，我国各民族在习俗上则相互影响和互相融合。在唐朝大一统的社会里，"蕃风"、"汉俗"并行不悖。一方面，少数民族中人沿着汉化的基本方向迅跑；另一方面，传统的大汉族意识受到时代的冲击。唐代汉人习俗的"胡化"，已经有许多专门论说，这里就不再赘述。至于胡人"汉化"，则可举例证亦甚多。西北边疆地区不少"胡人"入居中原，许多蕃将入籍长安和死葬京郊，他们的后代也长期在内地长留下去，逐渐演化为地道的中原居民。比如，东突厥被唐朝击败后，其首领以下居长安的近万家，他们都在长安有唐政府赐给的美田宅第，死后就近葬在近郊。有的突厥首领在长安既居后再也不愿离开唐朝，阿史那忠被遣返突厥故地当右贤王时，他竟然"思慕中国，见使者必流涕求入侍"。最有说服力的是契苾何力，这个草原铁勒部族的后代，在京师几年后，已经具有很高的汉文化水平。有一段记载是很有意思的："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时造蓬莱宫，诸庭院列树白杨。将军契苾何力，铁勒之渠帅也，于宫中纵观。孝仁指白杨曰："此木易长，三数年间宫中可得阴映。何力一无所应，但诵古诗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谓此是冢墓间木，非宫中所宜种。孝仁遽令拔去，更植梧桐也"①。契苾何力婉转地提出不同意见，对中国古诗如此熟悉，至于脱口成章，不能不使人惊服他高超的汉文化水平。由此可以看到当时"胡人"、"蕃人"汉化的深度。契苾何力对中国古老的礼俗也数若家珍。有一次唐太宗想拒绝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的请婚，但又不便明言。这对契苾何力向唐太宗献计说："臣闻古有亲迎之礼，若敕夷男（即真珠可汗）使亲迎，虽不至京师，亦应至灵州，彼必不敢来，则绝之名有矣"①。看来契苾何力对中原古老的传统婚礼仪式之繁缛，是了如指掌的，所以才

①　《隋唐嘉话》卷中。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

对唐太宗提出这样使婚期延长的主意。果然，夷男因为唐朝的婉然绝婚，内部矛盾纷起，不一二年，薛延陀便因内讧而亡了。玄宗时著名蕃将哥舒翰出自西突厥突骑施别部，但他的汉学根底却很深，"好读《春秋左氏传》及《汉书》，疏财仗义，士多归之"。他的家族，不是"以儒闻"，就是"茂才高第"，俱俨然中原汉君子矣②。

从上述情况看，在统一的隋唐王朝生活的各族，汉族有许多习俗趋于胡化，少数民族不少人也渐习华风，这是民族融合的一大趋势。当我们分析到这一时期各边地各族的特殊民族习俗时，也不能忽略另一面。在这里，我国民族关系的核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便更为明显了。

②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传》。

（二）突厥习俗特点及与汉族的融合突厥的尚武习俗　突厥是北朝和隋唐时期活跃在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突厥民族的习俗特点是尚武，有些习俗是在中原所罕见的。

突厥尚武习俗之一是对狼的崇拜，"以狼为图腾"。《新唐书·突厥传（上）》记载着："牙门树金狼头纛，坐常东向"。说明北朝时和隋唐时的突厥都以狼为自己的标志。在古突厥文献和《北史》的记述中，突厥人把狼看成是勇敢和美德的化身。突厥人还崇尚鹰的横空飞掠的精神。古突厥文献有一则描写道："我，带有黄金双翼的猛禽。。我捕捉我合意的东西和我喜爱的东西，因而强有力。"①这种对鹰的歌颂，对强者的歌颂，其用意和目的与对狼崇拜是一致的，正是游牧民族尚武习俗的特点。

突厥人的尚武习尚还表现在他们勇武好战，以杀敌为荣的民风。《北史·突厥传》记载突厥为逝者安葬的仪式："葬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常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这里明白指出"剺面"是为了表现死者勇敢牺牲的气概，墓前立石也是为了表现他的战功。这些突厥民族的特殊丧葬习俗，都是突厥尚武风习的表现。

突厥习俗的原始性　突厥风俗的第二特点是它的原始性。由于突厥是一个在公元6世纪中叶才刚刚兴起的民族，也差不多在这一时期有了国家，所以在他们的生活习俗中还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社会习俗的残余。比如，突厥一直保留着对祖先精灵和祖窟的崇拜。《隋书·突厥传》载，他们每年的五月八日，都要"相聚祭神"，以及每岁派重臣向"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突厥还有崇拜乌玛伊女神的习俗，据唐人段成式《西阳杂俎》记载，突厥人相信他们作战和狩猎都要受到海女神乌玛伊的保佑，著名的突厥阙特勤碑亦说："托象oumay　女神一样的我母可敦之福，我弟受成丁之名"。乌玛伊女神作为生育之神，一直位居众神之上。这说明突厥社会的母权制时代的残余。人们所熟悉的突厥"烝母报嫂"婚俗现象，也即前面婚俗叙述中提到的所谓"收继婚"，实质也是突厥社会中所残存的一种母系氏族残余现象。收继婚，用《隋书》上简单一句话说，即"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一是原始群婚的遗风，二是氏族外婚制的反映，其目的为了保持本氏族的人口和力量，实质也是保持了女性在部落中的权力，仍是母系权力社会的一种残余。

突厥人风俗的原始性，还表现在他们敬天拜日的习俗。阴山岩画中的巨大的同心圆图案，为古代突厥人崇拜太阳光辉的写照。"一个亭亭玉立的人形，两腿开叉，双臂上举，两手在头上合十，。。头顶之上有一圆圆的图形，以示高悬天际的太阳。很明显，这幅岩画，深刻表露了阴山先民对光芒四射的太阳的崇拜心情"①。崇拜太阳的习俗，说明了原始先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而阴山岩画的本身，正说明突厥社会的原始状态。

突厥上层的汉化　民族融合和社会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经过将近一个多世纪的变化及和汉族的接触，突厥中的一些部众尤其是突厥上层人物，迅速受到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服饰和心理方面有了很大变化。我们从隋炀帝时突厥启民可汗的上书请求改变服饰，可以看出这一过程。启

①　马洛夫：《古突厥文献》，《占卜书》第三则，转引自薛宗正《突厥史》第753　页。

①　盖山林：《从阴山岩画看内蒙古草原古代游牧人的文明》，载《中亚学刊》第1　期。民是突厥率先归附隋朝的一部，隋文帝末年，"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他对隋朝感恩戴德，竟向隋炀帝表示："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这一请求虽未获准，但说明了此时突厥上层心理的变化。

到唐朝时候，突厥居唐者不仅生活习俗有许多汉化，他们的家庭还掺进了许多汉族的血统，通过联姻，不少原突厥贵族的子弟成为汉突的混血儿，最后一次本质性的变化是连姓和名全都汉化，从心理状态到表象全都失去原来突厥风貌了。比如，突厥的传统王族阿思那氏，在唐太宗时"诏姓独著史"，以后史姓便代替了阿史那氏，他们家又几次与李姓皇族婚姻，经过几代，这一家族便基本汉化了。降唐的颉利可汗阿史那咄苾的儿子，原名叠罗支，后来完全改为汉名史孝昌。另一突厥贵族阿史那弥射，儿子改名为史元庆，孙子名史献，原西突厥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斛瑟罗，到儿子一代就名为史怀道，孙子名史听，曾孙史忠孝，完全改姓更名，俨然汉家子弟了①。他们死后也按照汉族葬制，葬在两京郊区。近年来在西安西郊枣园村发现了颉利可汗曾孙的墓地，在长安县龙首渠还有后突厥可汗默啜之女等的坟地，估计那里已是突厥贵族在长安的一个集中坟区。生前过着汉家贵族的生活，死后永眠唐都地下，他们的子孙逐渐同化和融合到汉族中去，在习俗方面自然也有很大转变②。

突厥上层的汉化，也影响到整个突厥人各方面的习俗，流行在突厥社会的十二生肖纪年法，明显是受传统汉族十二生肖习俗的影响。根据《突厥语大辞典》维吾尔本关于突厥人十二生肖的记载说："突厥人取十二动物之名来给年代以称呼，举凡孩童的年龄、战争的历史之类，均以此轮流计算"。突厥人的十二生肖记年法，共有鼠、牛、虎、兔、鳄鱼、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个动物，其中只有一个鳄鱼和汉族十二生肖的龙不同，前后安排次序也完全一样。根据如此的吻合，估计此一纪年法当是从中原引入的，鳄鱼和龙的不同，正说明龙为鳄鱼的演变，也正说明了中原风俗向突厥地区的"扩散"。突厥习俗的汉化事例还有很多，比如他们的首领一改先前部落制的官号，代以汉族官制。《阙特勤碑》说："突厥诸官舍弃了突厥称号，亲唐的诸官采用了唐朝的称号"，这说明汉化的突厥上层把原先部落系统完全打乱了。这是一次巨大的自上层到普通部众从制度到习俗全面的改革。中原习俗的"胡化"影响　融合与同化在各民族间从来是对等的，同化和融合从来都是相互交流学习的结果，在突厥人汉化的同时，也有大量的西北民族的风俗习惯流传到汉族地区的各阶层居民中来。开始时好像突厥风尚在唐朝上层社会比较风行，有些方面，用现在的话说，竟然形成了一股"潮"。这在贞观年间太子承乾特好突厥住俗、丧葬风俗和服饰习俗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此点。《旧唐书·大宗诸子传》记道："（承乾）又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翦綵为舞衣，寻橦跳剑，鼓鞞声通昼夜不绝。"。。"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

①　以上参阅《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上《突厥传上》，卷二百一十五下《突厥传下》和《贞观政要》卷五《孝友十五》。

②　参阅《唐文拾遗》卷六十五《金城县君墓志铭》和卷六十六《昆伽公主墓志》和贺梓诚《唐长安城历史与唐人生活习俗》。

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忽复起曰："使我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委身思摩，当一设，顾不快邪！"左右私相语，以为妖。又襞氈为铠，列丹帜，勒部阵，与汉王元昌分统，大呼击刺为乐"。这段记载十分生动而具体地叙述了大唐王朝法定继承人的"胡化"作为。这位大唐太子全面接受了突厥习俗，从语言、服饰，到饮食习俗、丧葬习俗，以及尚武风气，全都效突厥做法，可以说是一个从心理到外观全部突厥化的贵族公子。由于他是皇帝的太子，在统治阶级层和全国都有重要影响，上行下效，也可以看出唐朝社会胡风盛行的情况。

到中唐以后，上述剺面的突厥特殊习俗，还时有流行，主要表现在军界。代宗时，安禄山旧将田承嗣想兼领相、卫、磁、洺四镇节帅，曾指使部下搞过一次"割耳剺面"的大请愿。这就又把原来的丧俗转变为请愿、发誓的表示。在突厥风俗原意中，也不仅是丧葬仪式，有时也表示送行惜别和其他寓意。例如中宗时大将郭元振将离任安西大都护时，西域居住的突厥人"有剺面哭送者"。有时剺面更作为抗议的表示，武则天时酷吏陷害蕃臣阿史那斛瑟罗，他的部下"诸酋长数十人"即"割耳剺面讼冤"。至于认为突厥丧俗剺面或即汉族自周汉以来孝子"泣血"哭丧之礼的演变，虽为一家之言，但仍足见汉族和突厥之习俗互相转化的事实。

（三）回纥习俗及其汉化牙帐和毡车　回纥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游牧民族，《隋书》记载的"居无恒所，随水草迁移"的铁勒就是回纥之先祖。一直到北宋初年写的《旧五代史》，犹以"族帐"来称呼他们的部落，可见他们还在草原上迁徙不定，随草安帐而居。唯其如此，隋唐时期的回纥民族，就较多地保留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比如，他们常常流动，住有帐篷，行有毡车，这是草原民族的特色。《新唐书·回鹘传上》说："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这种高轮车，又称"氊车"或"毡车"，是用毛毡制成车篷的高车，可以避挡草原上的风雪。上自回纥的可汗王后，下至部落一般成员，在草原上行进时，妇女幼童大都乘坐这样的氊车。史籍记载了唐武宗会昌年间一次唐军与回纥骑兵的战斗，唐将石雄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南）城楼上，观察回纥军情时，"见氊车数十，从者皆衣碧，类华人服饰"。据石雄分析，这是为嫁给回纥乌介可汗的唐朝太和公主，结果一问果然"为公主帐"。这就证明无论战时或平时，氊车为回纥在草原上行途的主要交通工具。

回纥民族住有帐篷，则史上记载更多。他们可汗的居所和指挥部称为"牙帐"。《旧唐书·回纥传》记载肃宗乾元元年（758年）一次唐朝宁国公主出嫁回纥，婚使李暠谒见回纥毗伽阙可汗时的情况："及瑀至其牙帐，毗伽阙可汗衣赭黄袍、胡帽，坐于帐中榻上，仪卫甚盛，引瑀立于帐外。。。"很明显，所谓"牙帐"，实即回纥可汗不固定的朝廷，也就是大帐篷里的可汗行宫。这个"牙"，在史籍中多次见到。如回纥首领菩萨最初兴起，有"树牙独　乐水上"。唐肃宗至德年间，李承寀为使去和回纥联络共同对付安禄山时，史料亦记载："及至其牙，可汗以女嫁于承寀"。另外，还写到嫁到回纥去的太和公主亦"自有牙帐，命二相出入帐中"等等。此外，有关回纥的史籍中，还记着"牙官"、"牙中大将"等等，说明"牙帐"不同于一般的帐篷，相当于一个政府和颇具规模的衙门。史料中有时还用帐为单位计算回纥部众的多少，如唐文宗太和年间，回纥乌介可汗杀死其相赤心，"全占赤心下七千帐"等等，这里显然表明回纥的部众是以帐篷群为编制来组织的。上述氊车的风俗和牙帐的制度，都表现了回纥的草原游牧民族的风俗。

回纥的尚武习俗　和突厥一样，回纥也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具有着许多和突厥相似的崇尚勇敢和强大的特殊风习。比如，回纥也是一个以狼为标志的民族。《新唐书·回鹘传》记载，唐肃宗派郭子仪和回纥合作共讨同罗部时，回纥可汗"与子仪会呼延谷，可汗恃其强，陈兵引子仪拜狼纛而后见"。史籍还记载回纥人骁勇好斗，"其人骁强"、"善骑射"，他们有"众十万，胜兵半之"，有一半人口是兵，几乎所有男子皆兵了。回纥还和突厥崇尚雄鹰一样，崇尚鹘，所以从唐宪宗元和年间起，向唐朝皇帝上书表示，以后不称回纥而改称"回鹘"了，"义取回旋搏击，如鹘之迅捷也"。自助唐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回纥人还以"天之骄子"自诩。到五代时，族内仍以鹰鹘相尚，后唐明宗时，曾遣使者三十余人，向中原进献白鹘一对，表示敬意。以上都可以看出回纥所保有的草原民族的尚武之风。

婚丧习俗的原始残余　和突厥民族一样，回纥人也保存着许多原始氏族社会的残余，比如女权制的残余。回纥民族的首兴者菩萨，有一位能干的母亲乌罗浑，史称"性严明，能决平部事，回纥由是寖盛"。"能平决部事"，是说这位杰出的女政治家能很公平地解决部落的诸事，这很像是母系氏族公社时代一位老年女酋长的权威。后来，回纥的几位可敦（王后）如少可敦叶公主、唐朝下嫁的太和公主，在政治上也颇有权势，直接参与或决定朝廷大事。太和公主还和回纥可汗平权，"亦自建牙，以二相出入帐中"①。这些都可以看出在回纥王庭女性的权力。

突厥民族的收继婚和丧俗中的剺面风俗，在回纥社会中亦同样存在。肃宗乾元时，宁国公主下嫁回纥毗伽可汗，可汗不幸早死，回纥诸臣请公主殉葬，为公主拒绝。《新唐书》记载这一事实说："俄而可汗死，国人欲以公主殉，主曰："中国人婿死，朝夕临，丧期三年，此终礼也。回纥万里结婚，本慕中国，吾不可以殉"。乃止，然剺面哭，亦从其俗云"。这里明显叙述在公元8世纪下半叶唐肃宗时回纥尚风行剺面的风俗。关于收继婚俗，史籍上也屡有反映。唐太宗时，回纥首领"吐迷度兄子乌纥烝吐迷度之妻"，因而合伙杀死吐迷度，是"烝其诸母及嫂"的一种现象。唐宗室荣王李暠女"少宁国公主"前后"历配英武、英义二可汗"，就是一例。英武可汗即磨延啜，英义可汗为移地健，是磨延啜之次子，继承父亲的汗位，因收继婚，继以少宁国公主为可敦。这是所谓"烝母"的典型现象。

回纥风俗的原始性，还表现在"从妻居"的习俗上。《隋书》卷八十四载："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这一习俗，是原始婚俗的残余，以往的婚俗仍长期保存。

回纥贵族婚礼　《旧唐书·回纥传》记载了一次回纥可汗的有趣婚礼，使我们在事过将近一千二百年后的今天，仍能了解当时的回纥婚礼的许多饶有趣味的细节。这次婚礼举行在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穆宗皇帝将十妹太和公主嫁给回纥毗伽可汗为可敦。结婚时，唐王朝和回纥方面都很重视，婚礼十分隆重。唐方派出金吾大将军胡证、光禄卿李宪为送公主入回纥的正、副使，卫尉卿李锐为婚礼使，从长安一直护送到回纥牙帐，回纥方面也派出大臣伊难珠、思结等多人，并以上千匹的驼马礼物来迎。到了回纥以后，"乃择吉日，册公主为回鹘可敦"。婚礼仪式是这样进行的："可汗先升楼东向坐，设氊幄于楼下以居公主，使群胡主教公主以胡法。公主始解唐服而衣胡服，以一妪侍，出楼前西向拜。可汗坐而视，公主再俯拜讫，复入氊幄中，解前所服而披可敦服，通裾大襦，皆茜色，金饰冠如角前指，后出楼俯拜可汗如初礼。虏先设大舆曲扆，前设小座，相者引公主升舆，回纥九姓相与负其舆，随日右转于庭者九，公主乃降舆升楼，与可汗俱东向坐。自此臣下朝谒，并拜可敦。可敦自有牙帐，命二相出入帐中。证（胡证）等将归，可敦宴之帐中，留连号啼者竟日，可汗因赠汉使以厚贶。"从《旧唐书》的记载来看，这是一次回纥贵族阶层的典型婚礼，从婚礼前后项目看，首先要使中原来的唐女转为回纥女子，所以第一道换服仪式，是使太和公主先将汉服换为回纥装；第二次换装是一次身份的换装，从普通回纥女装换成可敦"茜色"的通裾大襦专用礼服。茜是鲜红色，看来是够鲜艳的。通裾大襦是回纥女装的特色；最后由回纥九姓的首领轮流在庭中肩抬新可敦的舆床，来回转圈九次，这大概是企图说明新可敦得到了回纥各部落的认可。这一婚礼习俗具有鲜明的草原民族特色，几次出入的氊幄，后来也为中原汉族婚姻所效仿，称为"转毡"、"青庐"等等，前面叙述唐时婚俗时已经提到。回纥九姓的负

①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回纥传》。

舆风俗，则说明回纥社会中部落民主制尚有一定权威，可汗新娶可敦，也要从形式上征得各首领的首肯。有学者认为，这一婚俗，是为突厥可汗初立时由近侍重臣用毡为轿将可汗抬起随日右转九回习俗的脱胎。不管是那一种因素，都表明了婚俗的这一内容是原始氏族社会古老风俗的残留。

唐俗和回纥习俗的相互融合　回纥从8世纪中叶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有不少人留在了唐朝都城长安，他们在那里经商从政，势力很大。《新唐书·回鹘传》说："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回纥之留京师者，曹辈掠女子于市，引骑犯含光门，皇城皆阖"，成为唐朝京师治安的一个严重问题。

但是，大量的回纥人入迁中原，毕竟对唐朝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他们所接触的唐朝先进文化习俗，也必然会反过来冲击回纥的原有社会制度和风习。双方习俗之间的影响和同化、融合，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

回纥人的服饰在唐朝广大人民中产生深刻影响，有一段时期，回纥衣装成为社会的流行服。五代女诗人花蕊夫人有一首宫词曰："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花蕊夫人是五代时后蜀孟昶的宫妃，生活在10世纪三十年代，说明在晚唐五代时期，回鹘的服装样式一直流行到了四川地区。另外，中唐诗人元稹的诗中有几句："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羶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元稹为8世纪末至9世纪中期时人，当时正是安史之乱后，回纥人纷纷入居中原内地，他所见到的"毛毳腥羶满咸洛"，应该也是回纥人，所谓的"胡妆"、"胡音"、"胡乐"也当是回纥服装和回纥音乐。这首诗和花蕊夫人的宫词互相印证，可以看到将近一个多世纪回鹘服饰在汉族地区的流行。

唐朝时汉族习俗受回纥影响的同时，回纥社会习俗产生更大的变化。他们受到先进唐风唐俗的影响更深更广，受唐俗同化的内容更多。留在京师的回纥人在长安吃着唐人的伙食供给，建造唐式房宅和在唐朝京师开店做买卖，交结的接触的大部分是唐人，久而久之，他们也将在日夜熏陶中融入其类。更重要的，是入居中原的一些回纥普通人民，在农业上和手工业方面，渐渐学会了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使他们从马上民族转变成出色的农业能手和手工巧匠。

至于回纥本部，随着与唐朝关系的日益紧密，在居住衣食条件和风俗习惯上也有很大变化。在中唐以后，回纥便由草原游牧生活进步到半定居的社会。葛勒可汗在色楞格河上建造了"富贵城"，登里可汗又在鄂尔浑河建筑了城市和宫室，所谓"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就是指此。晚唐李德裕在文章里总结了回纥自助唐平安史之乱后的变化说："厥后饰宗女以配之，立宫室以居之。其在京师也，瑶祠云构，甲第碁布，栋宇轮奂，衣冠缟素，交利者风偃，挟邪者景附。其翎侯贵种，则被我文缋，带我金犀，悦和音。"①这一段，描写了回纥上层无论居入长安者，或留住草原者，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被唐朝生活方式所影响，社会生活起了根本的变化。至于细小的方面，尚可举出两例。一为《新唐书·陆羽传》所记："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封氏闻见记》亦载，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说明茶叶已是回纥民族的日常饮料。另一例为回纥纪年亦采用相似于汉族十二属的十二支属纪年法，与突厥近似，亦有羊

①　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二。

年、鸡年、猪年、虎年等，可参照回纥毗伽可汗碑文。②②　王静如：《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见《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下册。（四）吐蕃习俗及唐蕃相互影响从《时世妆》看吐蕃服饰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有一首叫《时世妆》的诗，典型地描绘了唐朝社会所流行的吐蕃妇女的梳妆打扮，诗里这样描写道："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态，妆成尽成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白居易认为这不是汉人传统的打扮装束，但确是唐朝中叶在京师和各地风行一时，由城里传到四方，成为一种发型和化妆新潮。对这种时髦现象，《新唐书·五行志》亦有记载："元和末，妇人为圆鬟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唐末，京师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唐初，吐蕃统一后，以颜色涂面的习俗仍然保留，所以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去，"恶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①至于唐时吐蕃的衣饰服装习俗，《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说："衣率氈韦，以赭涂面为好。妇人辫发而縈之"。衣氈辫发的风俗，甚至一直保存在今天。至今，女式藏袍大多以氆氇、毛料、呢子作料，藏袍以氆氇为主要原料。氆氇就是一种以羊毛织成的毡料。而辫发之风，至今在西藏地区还常见到。《隋书》还记载那时藏区"以皮为帽，其形如钵，或带羃■"。唐代诗人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有云："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这里的"蕃帽"，也是当时吐蕃妇女常戴之物。在敦煌莫高窟159　窟壁画里，就有一位戴着这样蕃帽的吐蕃女子。从上可见，羃■和蕃帽，也是唐时吐蕃女子日常的妆束。后来，这些穿戴都在汉族地区风行一时，我们在下面还要说到。吐蕃妇女还风行一种饰金花的风俗，《册府元龟》记载唐初的白兰国："其男子通服长裙，帽或戴幂■。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②这个白兰，即后来吐蕃之一部。这种饰以金花的首饰，后来可能演变为金花帽，至今藏族妇女还常喜欢在细皮帽上绣上金丝、银丝，号称"金花帽"。

吐蕃的"拂庐"等风俗　吐蕃的居住习俗，《册府元龟》和新、旧《唐书》都有明确的记载，说吐蕃君长和贵族们，虽"有城郭庐舍不肯处"，喜好"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册府元龟》解释这种拂庐为"连帐张大拂庐，其下可坐数百人"，实即把许多小帐篷联结起来的大帐篷，作为政府办公处所。所以又载君长"坐大毡帐"，"部下处小拂庐"。大拂庐周围"兵卫极严而衙府甚狭"。吐蕃人也建有房屋，但"屋皆平上，高至数丈"，是平顶式的屋子。这一建筑方式，在藏族地区早就如此。考古材料说，三千年前昌都卡若遗址有半地穴和地上的平底房屋。时至今日，藏族地区房屋犹有古风，一般"多为土石结构，平顶狭窗"，许多西藏寺庙，也尚有平顶结构，唐朝初期，吐蕃的日常用品和食物都很简单："其器屈木而韦底，或氈为槃，凝■为盌，实羹酪并食之，手捧酒■以饮"。唐高宗时，吐蕃使者仲琮对高宗说："吐蕃居寒露之野，物产寡薄，乌海之阴，盛夏积雪，暑■冬裘，随水草以牧，寒则城处，施庐帐，器用不当中国万之一"①。这话是实事

①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吐蕃传》。

②　《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一《外臣部·土风三》。

①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上《吐蕃传上》。

求是的。吐蕃的发展，需要经过一段和周围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他们的真正强盛，是在和中原唐王朝频繁接触以后。

吐蕃的葬俗和杀牲盟誓吐蕃的葬俗，新、旧《唐书》皆有记述，而以《旧唐书》记载较为详细。其记曰："居父母丧，截发，青黛涂面，衣服皆黑，既葬即吉。其赞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尝所乘马弓剑之类，皆悉埋之。仍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从这段记载看，最早，吐蕃时代，至少在统治阶级那里，藏族是实行墓葬的，而且这种墓葬仪式比较隆重，不仅要起一个大坟，而且还要把死者生前的衣服珍玩一起随葬，甚至还有人殉葬。我们从在吐蕃故都穷结现存的九座吐蕃时代的赞普王陵，可以明显看出古代的这种墓葬制。吐蕃名王松赞干布的陵墓里随葬了许多珍贵宝玩，有他出征时穿过的金盔甲，有达数十斤的珍珠，还有珊瑚神像、纯金骑士和战马等。他的玄孙赤德祖赞（也即金城公主的丈夫）的墓前还立有一块古碑，碑上刻着赤德祖赞一生的重要事迹，墓碑有冓和雕刻着蛟龙花纹，很明显和唐朝的贵族墓葬近似了。

所以，从上述文献和考古材料看来，吐蕃时期的赞普，既不实行天葬，也不实行火葬，而是和汉族传统一样的墓葬。至如后来葬制和葬礼的改变，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无论天葬、水葬、火葬习俗的兴起与盛行，都和佛教的渲染有关。之所以实行天葬，是因为佛教宣传"尸体作为供品，敬献诸神，祈祷赎去在生前的罪孽"；天葬场周围来啄食人尸体的鹫鹰，就是上天派来的"神鸟"。水葬则也是佛教的渲染，葬者多为穷途潦倒，"死后不能上高山喂鹰，扔到水中喂鱼，也是起到供施献佛的作用"。

吐蕃时期前后，藏族还有另外几种葬俗，这里也应略加介绍。一是吐蕃所属的东女国地区（今四川雅安西），有一种特殊葬俗为："贵人死者，或剥皮而藏之，纳骨于瓶中，糅以金屑而埋之"①。另一种是苯教的葬制。据一位挪威学者研究，苯教的葬制十分繁琐，一位赞普死了，所随葬的需要一百匹马，或一百匹牦牛，一百只山羊和一百只绵羊，最后经过多次持续不断的诵经后火化②。

吐蕃杀牲盟的记载，见于《新唐书·吐蕃传上》，记曰："其君臣自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杀以殉，所服玩乘马皆瘞，起大屋冡颠，树众木为祠所。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三岁一大盟，夜肴诸坛，用人、马、牛、闾为牲。凡牲必折足裂肠陈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这种杀牲盟誓的仪式和习俗，具有很大的原始牲，但也是团结各部"共命"的一种约束手段，同时也说明吐蕃早期君臣等级尚不太严，所以才有"君臣自为友"的说法。不过这种盟誓确是够刺激和吓人的。到唐朝后期，吐蕃的盟誓就较此文明多了。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唐朝大臣刘元鼎和吐蕃国师代表双方誓盟，其过程为"使者与虏大臣十余对位，酋长百余坐坛下，上设巨榻，钵制逋（国师）升，告盟，一人自旁译授于下。已歃血，钵掣逋不歃。盟毕，以浮屠重为誓，引郁金水以饮，与使者交庆，乃降"。

吐蕃的尚武之风和突厥、回纥一样，吐蕃民族也有颇盛的尚武之风，他们的"重壮贱老"，重战死，贱败退之风俗，皆可看出这是一个勇敢强悍的

①　《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外臣部·土风二》。

②　（挪威）帕·克瓦尔耐：《西藏苯教徒的丧葬仪式》，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五辑。民族。《旧唐书·吐蕃传》专门描写了吐蕃人的尚武好战的特点："弓剑不离身。重壮轻老，母拜于子，子倨于父，出入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后。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终。累代战没，以为甲门。临阵败北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广众，必以徇焉，其俗耻之，以为次死。"这真是对那些临阵惧死者最大的惩罚，在其他民族里是少有的。《新唐书·吐蕃传》还另记载了一段吐蕃表彰战死者的做法。当穆宗长庆二年唐朝盟会使刘元鼎一行途经往年唐蕃战场时，见到沿途全是吐蕃战死者的坟墓，气势庄严，非常受到吐蕃政府的优宠："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夹河多檉柳。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赪涂之，绘白虎，皆虏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施勇，徇死者瘞其旁。"都可看出吐蕃尚武之风。

崇拜龙、羊和猴的习俗吐蕃也和汉族一样，有崇拜龙的习俗，藏族的古老传说中认为西藏四大名湖中有四大龙王，本来经常兴风作浪，后来在赤松德赞时经佛法点化成为四大护法神，它们在海底守护着珊瑚、珍珠等等宝贝。这个神话和汉族对龙王的传说颇有相近，也许是古代两大民族无形中的相互影响。吐蕃人也把羊作为图腾和吉祥物，认为羊为年神，所以有对年神的祭祀。对龙和对羊的崇拜与祭祀，都是古代民族对大自然力量的一种畏惧和敬仰。藏族的崇拜猕猴，也和图腾崇拜有关，他们族源神话中有《猕猴与岩罗刹女繁衍人类》的故事，讲的就是远古时期猕猴和岩罗刹女结合生下小猴成为藏族的神话。这是一种族源图腾的神话，和世界上各个民族一样，当人类还不了解某些自然现象时，都会产生如此的族源故事，如我国南方一些民族有槃瓠狗图腾的故事和东北一些民族的鸟图腾神话，都是同类现象。

吐蕃还有一些习俗是和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比如史书记载他们"其四时，以麦熟为岁首"，就是一种和生产直接挂勾的纪年。

唐蕃习俗的互相同化融合随着汉藏两大民族经济文化的日益频繁，唐朝文化习俗不断传到吐蕃地区，吐蕃的民风习俗也传到中原，双方在习俗方面逐渐互相同化。这里，吐蕃的一些上层杰出人物，起了较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比如，松赞干布在娶文成公主以后，就使吐蕃服饰等习俗有一重大变化。松赞干布"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和文成公主归国后，他对部下说："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①随后，布达拉宫开始在拉萨建造，它的主要宫殿都覆以汉式金顶，有金阁与金亭，飞檐饰兽，都和中原宫殿相似。松赞干布自己还改着唐装："自亦释氈裘，袭纹绮，渐慕华风。"他还派了不少子弟到唐朝学习儒家经典，并从内地请不少文人到吐蕃去为他撰文写字。加之文成、金城公主从中原带去不少技术工匠，唐文化在吐蕃地区传播开来。到9世纪初的唐穆宗时，有一次唐蕃会盟，吐蕃赞普接待唐使时，赞普本人已经很有排场，同时待之以规范的"华礼"："中有高台，环以宝櫍，赞普坐帐中，以黄金饰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结朝霞冒首，佩金镂剑"。"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録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①。可以明显看出，在吐蕃地区，唐朝文化已经很为盛行。

①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上《吐蕃传上》。

①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吐蕃传》。

唐朝的一些建筑技术，在吐蕃时期大量传到西藏，并成为藏族自己的居住建筑习俗，如大昭寺和文成公主主持建成的小昭寺，都是用多层出昂斗拱、转角斗拱和栏杆式样建成的，这都是汉式建筑的影响。吐蕃时期的藏王王陵墓前的石狮，无论是外形的刻凿，还是花纹的雕琢，还是摆设的位置，藏王墓都有些模仿唐陵。这也是双方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吐蕃时期，西藏地区的服饰也受到唐朝很大影响，相传文成公主不仅带去两万件"珍贵饰物衣服"，而且还把内地先进的纺织技术传入吐蕃，使吐蕃人在穿着方面从此有了变化。藏族的饮茶习惯和使用甲子纪年法，也是吐蕃时期从唐朝传入的。《唐国史补》有一段记载说："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手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祁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经过了几十年，饮茶习俗已在吐蕃流行开来。至于吐蕃人采用汉族的六十甲子纪年法，据匈牙利学者乌瑞考证，首次标注时间的最早记载为公元821　至822年，明载在唐蕃会盟碑上，上面记有虎年、兔年、牛年等。而更早的十二生肖纪年则可能在唐高宗时（公元650年左右）①。这一例证也说明了吐蕃和唐朝之间风俗习惯的互相渗透。

此外，还有在丧俗"七七斋"和阴阳宅风水习俗方面，吐蕃也受到唐俗的影响。藏文著名文史古籍《巴协》记载，七七佛事超度的丧事习俗，是由金城公主于公元710年嫁到吐蕃后提倡施行的。而阴阳风水说，则自文成公主入藏时就已传人吐蕃，在藏地称为"汉地五行算"，文成公主本人和金城公主，都精于此术，文成公主曾亲自勘定了大、小昭寺的寺址。

另一方面，唐朝社会也受到了吐蕃习俗的影响。前面我们提到了唐朝元和年后，在时装方面有吐蕃妆饰的流行，许多长安妇女，都乌膏涂唇，椎髻抱面，完全一副吐蕃妇女状态，失去了原来的"华风"。此外，唐朝宫廷妇女还喜好在脸上化装着日月形膏痣，耳上戴着耳坠，这也是吐蕃妇女原有的风俗。还有，长袖服装在吐蕃穿着中由来已久，我们对照敦煌壁画中的《吐蕃赞普礼佛图》和第156　窟的敦煌《营伎图》，则又可看出二者服装十分相似，可能这也是在服饰方面的互相影响所至。现在甘肃、青海一带汉族居住的平顶房屋，也系由藏族的碉房寨子脱胎而来的。

①　（匈）乌瑞：《藏人使用汉族六十甲子纪年法的早期例证》，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82-109　页。（五）东北各族习俗"随水草畜牧"的奚、契丹、室韦　我国隋唐五代时期，东北地区生活着奚、契丹、室韦和靺鞨各族。这些民族，除后来靺鞨一部成立号为"海东盛国"的渤海外，大都还处在原始状态。《隋书》和新、旧《唐书》都记载他们"随水草畜牧"，无恒居处。比如《旧唐书》载奚人"每随逐水草，以畜牧为业，迁徙无常"。唐时的契丹，也是"逐猎往来，居无常处"。室韦则是"小或千户，大数千户，滨散川谷，逐水草而处"，或者是"时聚弋猎，事毕而散"，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的生活习俗各有特色，奚人"居有氊帐，兼用车为营"；室韦则有牛车，有皮舟，甚至有皮蒙屋："率乘牛车，蘧蒢为室，度水则束薪为桴，或以皮为舟"，"所居或皮蒙室，或屈土以蘧蒢覆，徙则载而行"。

奚、契丹、室韦的婚丧习俗也很特殊而原始。史载契丹人有一种奇特的树葬："死不墓，以马车载尸入山，置于树颠"。室韦人丧俗则为："每部共构大棚，死者置尸其上，丧期三年。"奚人死后，"以苇薄裹尸，悬之树上"，三族都比较相近。这样简陋的丧俗，和当时这些东北民族尚处在经济极其落后的状态有关。奚、契丹、室韦的婚俗也相当原始。《新唐书》记室韦："婚嫁则男先佣女家三岁，而后分以产，与妇共载，鼓舞而还。夫死，不再嫁。"此条记载在《隋书》则记为："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婿辄盗妇恃去，然后送牛马为聘，更恃为家。待有娠，乃相随还舍。妇人不再嫁，以为死人之妻难以共居"。以上各族饮食习俗极为简陋，奚族"断木为臼，瓦鼎为飦，杂寒水而食"，室韦"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总之，隋唐时期，我国东北各族大部分生活习俗是很原始的。

"嚼米为酒"的黑水靺鞨　隋唐时期居住在我国东北最东边陲地区的是靺鞨族，其北部曰黑水靺鞨。黑水靺鞨的饮食服饰习俗尤为落后，《隋书》记载其族"嚼米为酒"，"妇人服布，男子衣猪狗皮"。《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载："俗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旧唐书》则记："其畜宜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靺鞨人住在地穴或半地穴中，"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冡墓。相聚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

靺鞨人的婚俗和葬俗较为奇特。《隋书》记载，"其俗淫而妒，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辄杀妻。杀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这一习俗，说明了靺鞨已严格确立了夫权。他们的葬俗与上述诸族的树葬不同，已经用土埋，但仍是简单的。《旧唐书》记为："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椁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靺鞨人还有"贵壮贱老"的风俗，这一点与契丹近似，契丹也为："子孙死，父母且夕哭，父母死则否，亦无丧期。"这种风俗说明他们尚处在原始社会生产力较低的状态，无力来敬老养老。

"海东盛国"习俗及其唐化靺鞨南部的一支粟末靺鞨在唐代中叶逐渐强大起来，建立了渤海国，因为其文化发展快并不断受到唐风的影响，当时被称为"海东盛国"，成为唐朝文化向朝鲜和日本地区传播的桥梁。

渤海的习俗本来与黑水靺鞨相近，同为靺鞨的一支。但自从社会经济发展以后，文化习俗迅速向中原同化。《新唐书》载他们的服饰有了很大变化："大抵宪象中国制度如此。以品为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绿衣，皆木笏。"以等级的高下来定服饰的颜色和所持朝笏的质地，这说明渤海社会习俗已比前"衣猪狗皮"时有本质的不同。近年来考古学家在吉林发现的渤海贞惠公主墓，墓中的壁画人像穿戴和服饰样式，和中原发现的唐朝永泰公主墓等极为相似，说明公元8世纪中期渤海社会的风俗习惯确有较大的改变①。渤海的饮食习俗也比前大大改进了，由靺鞨时期单一的吃猪肉穿猪皮改变为食鱼肉，烹有蒸、炒，果有梨、李的多样化饮食了。《新唐书》载渤海的特产包括穿戴的布、绵、绸，食用的豉、豕、稻、鲫，等等。

渤海时代的婚俗、葬俗也都随社会的发展，有了不少新鲜的内容。宋人《松漠纪闻》记载，渤海的贵族妇女都"悍妒"，常常互相结为姐妹，监督其夫不容有侧室，夫若有所犯，则姐妹群起而攻之。这一妒风，恐怕仅渤海所独有。这应该是渤海人一夫一妻制发展的结果，而不应是原始社会婚俗的残余。渤海贵族的葬俗也随社会发展而唐化。考古工作者根据渤海一座贵族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大量黄金制品，认为其工艺、花纹、风格与中原唐墓极为相似，生动他说明了渤海国文化已成为唐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从渤海遗址出土的若干佛像，也证明了唐朝佛教文化也已在渤海盛行，自然也会影响到整个渤海的社会习俗和风貌。

①　参阅《隋唐考古》第469-470　页。

（六）其他各族习俗唐代云南地区各族唐朝我国云南地区，有白族和彝族先民建立的南诏国。南诏国是文化很昌盛的一个国家，其服饰和其他风俗"略与汉同"。我们从南诏留下的文物《南诏图卷》和现存云南大理的《南诏德化碑》来看，他们的文化是相当高的。《南诏德化碑》的行文"辞令工巧，文字高雅"，在唐大家中也不多见，其书法"苍劲秀整"，也是唐代书法中少有的珍品。绘于晚唐时期的《南诏画卷》和晚于此画的《张胜温画卷》，绘画艺术水平也很高，考古学家们认为简直是妙笔生花，可以和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相比美。更可贵的是，这些绘画中保留了一千多年以前南诏地区许多服饰和生活习俗材料。《张胜温画卷》画了大理国五礼佛图像。国王身穿阔袖褶叠的礼服，头上戴着一顶红绫高冠。据考证，这就是史书《蛮书》里叙述到的"头囊"，这是南诏的特殊服饰，"其制度取一幅物，近边撮缝为角，刻木如樗蒲头，实角中，总发于脑后为一髻，即取头囊都包裹头髻上结之"①。这种头囊装束，至今仍在云南彝族中盛行，当地称为"天菩萨"，不准随便触摸。《南诏图卷》绘画了南诏开国之祖细奴逻的画像，他头结高髻，赤足，身着圆领宽袖长袍，这种服饰习俗，和今天彝族男子赤足披毡是相同的。

史书上还记载了南诏一些习俗和今天白族同源的情况，比如《太平御览》等书记载当时昆明妇女"头髻有发，一盘而成，形如■"，是说妇女辫发，由后绕额顶，一盘而成，这种发式，至今在云南白族妇女中尚流行。

唐时南诏统治的地区，有许多奇特的风俗。《蛮书》记载，在云南保山、临沧、思茅和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区，当时人们都"楼居，无城郭。或漆齿，或金齿，皆衣青布裤，藤蔑缠腰，红缯布缠髻"，"妇人披五色娑罗笼。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所谓"金齿"、"漆齿"，就是用金套牙齿，用漆漆牙齿。今天云南崩龙族、佤族仍有"藤蔑缠腰"和用布包头的习惯②。《新唐书·南蛮传》还记载了洱海地区"洱河蛮"的有趣风俗："有罪者，树一长木，击鼓集众其下。强盗，杀之；富者贳死，烧屋，夺其田。盗者，倍九而偿赃。奸淫，则强族输金银清和，而弃其妻；处女，釐妇不坐"。这种法律，虽带有原始性，但明显表示了当时洱海地区私有制和男权制已相当发展。

我们从南诏的国俗中，还可以看到当时云南各族和中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事实。《太平御览》引《唐书》载，当时松外蛮地区"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国同"，还种有葱韭蒜菁、桃梅李暠，女工有纺织，织有絁、绢、丝、布之属，生产相当繁荣，看出这一地区所受中原汉族的影响。南诏的佛教建筑，也向中原匠人学习了先进操作技术，著名的大理崇圣寺三塔，现存塔碑记明确记载是大唐派工匠恭韬、微义所造。从这建筑风格亦可看出唐时云南地区和中原地区在文化和习俗方面的互相渗透和影响。

《岭表录异》中唐代两广风俗《岭表录异》是晚唐人刘恂所写的一本游记，刘恂于唐昭宗时任广州司马，把他在任职期间了解到的两广地区物产、风俗人情，写成此书。其中保留了唐朝时候两广地区和海外的一些民风习俗，今天看来是十分可贵的。

①　唐樊绰：《蛮书》蛮夷风俗第八。

②　《茫蛮及金齿族属试论》，《云南地方民族史论丛》第120-132　页。《岭表录异》中记载了唐时两广地区各民族爱好音乐歌舞的良好民风。

当时在我国南方各地盛行铜鼓艺术，各民族首领有收藏铜鼓的习惯，死后还把铜鼓作随葬品葬入墓中。该书卷上记道："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铸炉之妙，实为奇巧。"还提到："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书中还提到两广少数民族喜好的吹奏乐器芦笙，"多取无柄老瓠，割而为笙，上安十三簧，吹之，音韵清响，雅合律吕"。《岭表录异》介绍了唐时两广及越南北部的人们饮食风尚，说广西容州一带土风，"好食水牛肉，言其脆美"，连肥猪肉都比不上，所以军中将领，每设宴席，必首先呈上此菜。一吃就是全牛，不饱不散。交趾人还爱吃一种"不乃"羹，用羊、鹿、鸡、猪各种肉煮浓汤，调以姜葱五味，然后以带嘴银杓进餐。交趾人常常用这种筵宴来打点那些官场人物，"无不谐者"。还记载说："广州人多好酒，晚市散，男儿女人倒栽者，日有二三十辈。"喝酒时还有陪酒女郎："生酒行郎，两面罗列皆是女人"。

《岭表录异》还提到廉州人饲养蚌珠和雷州半岛割蛇胆的巧妙手段。廉州就是今广西合浦，至今犹为南珠著名产地。唐朝每年该地刺史都要以珍珠向朝廷上贡。但当地有一种说法："太守贪，珠即逃去"，这实际上是惩罚贪官的一种诙谐。雷州的养蛇户，有很高明的割胆手术，被取胆的蛇仍以线缝合创口，放之归川，蛇竟然能复活，再有人来捕捉时，蛇自动侧身露腹疮，告之身已无胆。这些传说都是很风趣的，也说明了唐时两广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

隋唐台湾土著习俗隋唐时代，台湾主要还是当地土著的高山族人居住。

隋炀帝时，三次派海师何蛮、朱宽、陈稜到台湾，了解了台湾的风俗人情。现存于《隋书·东夷传》中的"流求"一节，就是依据当时了解的情况写出的。流求，就是今天的台湾。到唐朝时，又有诗人施肩吾去到台湾，他所写《岛夷行》已引起台湾学者的普遍重视，大都认为这首诗描写的就是唐时台湾的实景。诗曰："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牛犀照咸水"。台湾学者认为第一句系写台湾海边的海市蜃楼，岛夷即台湾土著（原诗有"题澎湖屿"标题）。第三句写当地男青年的海上捕捞生活。第四句牛犀指牛角灯，咸水即海水①。

《隋书·东夷传》里关于唐时台湾土著民族的习俗的描写，可以举出四方面：一、服饰的叙述，记曰："男女皆以白綵绳缠发，从项后盘绕至额。其男子用鸟羽为冠，装以珠贝，饰以赤毛，形制不同。妇人以罗纹白布为帽，其形正方。织门镂皮并杂色紵及杂毛以为衣，制裁不一。缀毛垂螺为饰，杂色相间，下垂小贝，其声如珮。缀铛施钏，悬珠于颈。织藤为笠，饰以毛羽"。这种头插鸟羽、串以颈饰的服饰，和今天台湾高山族民族服饰甚为相近。二、居住习俗。《隋书》记载隋时台湾土著多居山洞，"土多山洞"，"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诸洞各为部队，不相救助"等等。三、他们的婚俗简单而自由："嫁娶以酒肴珠贝为娉，或男女相悦，便相匹偶"。四、隋时台湾土著丧俗虽讲感情，但不复杂："其死者气将绝，举至庭，亲宾哭泣相吊。浴其户；以布帛缠之，裹以苇草，亲土而殡，上不起坟"。然而从史籍中亦可看出，隋时台湾土著民族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首领有了一定权威，所以他们的酋长渴剌兜住着大有十六间的雕刻的房子里。但是阶级还

①　参见曹永和：《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第78　页，蔡平立：《澎湖通史》第114　页。没有出现，"无君臣上下之节，拜伏之礼"。他们是尚武的，以"善战者"主管一村之事，"国人好相攻击"，"难死而耐创"。他们还保留着若干原始社会的落后风习，比如在小屋前"悬髑髅于树上"，"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髅以为佳"等等。《隋书》中虽也叙述到当时台湾土著已有薄刃的铁刀、矟、剑、铍等，但专家们认为这不会是当地所造，而"主要来自与大陆汉人的贸易中获得"。

以上我们叙述隋唐五代时期我国民族习俗的概况，可以看出我国各民族的习俗是在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进步的历史过程中发展的。习俗的同化与融合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各个民族走向大融合的重要内容，往往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最基础和与人们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研究我国民族习俗，便成为今后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一项至为重要的任务。

十、结语隋唐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隋唐帝国在我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盛唐气象也是我国古代史上少有的现象。隋唐文化在中古社会显得生机勃勃，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都发展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高峰，对后世起到了榜样的作用。东西南北、古今中外的文化在唐朝得到交融、升华，涌现出许多光耀千古的各个领域的名人。以至宋代大诗人、大书法家苏东坡不禁叹道："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唐代文化的特点是"进取"的，往往能"始开风气"。同时又是"兼容并行"，因而能利用一切形式，在一切场合多方面反映当时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唐文化大大扩展了中国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使它无比地丰富，并开拓唐以后文化发展的道路。唐诗给宋诗、明诗开了道，几乎每一位唐诗大家都可以成为宋明一个诗派的祖师爷；唐宋八大家的前两位开路先锋是唐朝提供的；唐朝的画和书法都为后人开辟了新路，以后的文化史都是顺着唐朝已经开始的轨迹前进的。

隋唐文明在世界上也有了不起的贡献。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都知道"唐人"和"唐山"、"唐家子"，至今欧洲、澳洲、美洲大城市还有专用作称呼中国人的"唐人街"，中国画被称为"唐绘"，中国大地称为"唐土"，中国式建筑称为"唐样"，都说明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隋唐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起着样板作用。亚洲一些国家文化的大踏步前进是从学习唐朝文化起步的。

隋唐五代习俗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隋唐五代习俗和隋唐文明的其他部分一样，对我国后世有着深远影响。

隋唐时期建筑风格和有关居住习俗，对后世的重要影响就特别明显。建筑美学家说："唐代的中国，一方面是用严格的礼制，规划着社会的秩序，另一方面却是大量吸收着异域风情"，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常常具有东西合璧的气势，在建筑风格上，"散发着佻■奔放的个性气息"，"糅合着传统规范的浪漫情调，构成了唐代艺术洒脱浑厚的风韵"①。唐式的建筑，无论是城市规划与宫殿结构，抑或是寺观园林，石塔桥梁，都永远透着一种又典雅又古朴的唐风，在时空上都立于永不凋颓之地，为国外和后世效仿。建筑史家高度评价唐式建筑风格说："总的说来，唐朝的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的特点是规模宏大，气魄雄伟，格调高迈，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不仅都城、宫殿、陵墓、寺庙如此，全国各地的城市和衙署也莫不皆然。"唐朝的建筑艺术，"使建筑与雕刻装饰进一步融化提炼，创造出统一和谐的风格，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②。具体来说，隋朝的赵州桥，至今尚巍然屹立在洨河上，它的建筑技巧和美学结合得十分巧妙，浑然一体，唐朝造石窟寺的风气，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形成了当时流行的社会习俗，而且对后代石窟寺的修造，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也为后世留下无数我国文化瑰宝。隋唐五代时期，在我国住宅建筑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形成了系统化的住宅风格，对后世有重要影响。在建筑方面，士人园林无论从美学宗旨和艺术手法上，

①　《理性与浪漫的交织--中国建筑美学论文集》第50　页。

②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171　页。

也都达到了成熟的境界，为以后的文人园林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所谓"壶中天地"的布局与风格，成为宋以后古典园林的一种规范意境。从细微处而言，隋唐五代还是我国家具史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从席地而坐，转变为"垂足而坐"，也就是从坐席几案转变到长足桌椅，这是我国古代居民日常生活的一大转变。随着家具的改变，食具、书写工具和其他一些日常用具都要更换以适应现状。甚至大型宴会的规格、布局也都要重新组合。这一转变时期是在隋唐五代。后世的长桌、方桌、长凳、圆凳、靠背椅、扶手椅和四脚高床，在唐末五代时都已具备。这一点，可以说是隋唐五代习俗对后世的重要影响，因为这是直接关涉到每家每户的日常生活的。

在服饰习俗方面，隋唐五代也有一些开创性的内容，直接影响到后世。

服饰史专家论述说："上承历代的冠服制度，下启后世冠服制度的径道，所以唐代的冠服制度的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仅就帽子一项，便可看出隋唐服饰对后世究竟有多大影响。比如，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乌纱帽"，现已成为极普通的官位的同义语，其最初就由唐朝发明。隋朝以前，帝王戴白纱帽，接见大臣或宴请宾客，至唐才"实以乌纱为之"，改名为乌纱帽。以后到明朝成为品官"常服中所常戴"。至于女子装饰，如幂■，本是北方妇女秋冬盖蔽避免风沙侵袭的一种面纱或长帕，隋至初唐时风行于妇女中。到北宋时，幂■又复流行于民间。幂■帽饰还传往朝鲜，影片《春香传》中就曾戴有类似唐代幂■的装束。

唐朝的饮食风俗在我国整个文化史上亦有重要地位，影响远及于后代。

唐朝的饮食加工业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当时采用了西方传进来的水力碾硙，大大提高了麦稻磨成面粉米粉的产量，使中国的粉食曳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导致了粉食普及化。唐代后期，粉食的普及和点心式样的增多，和鳞次栉比的各种小吃店的出现，都与此有关。这在我国饮食习俗史上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其对后世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

隋唐饮食文化发达，并对后世具有开创意义的，还有出现了一批饮食的专著，现存我国最早的两部食谱是隋朝谢枫的《食经》和唐朝韦巨源的《食谱》，他们是隋唐时期有名的美食家。韦巨源提倡的烧尾宴在当时十分有名。《汉书·艺文志》仅记《神农食经》一种，《隋书·经籍志》记载了《崔氏食经》等七种，到《旧唐书·经籍志》里则记载了《食目》、《淮南王食经》等近二十种。这样大量食经、食谱的出现，说明了隋唐饮食文化的发达和饮食习俗的丰富。唐时烧尾宴和曲江宴等大型宴会的经常举行，也说明了那时饮食行业的兴盛和饮食习俗的富丽多彩。自唐以后，我国苏、粤、川、鲁四大菜系的形成，应该是唐朝饮食文化为其打下的丰厚基础。

中国酒文化和茶文化，是传统饮食文化中的两朵奇葩。中国茶文化和饮茶习俗的普及，在唐朝是一个关键时期，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陆羽的《茶经》是中国茶文化定局的开始，以后茶文化和茶习俗的发展都由《茶经》起源。自从唐朝以后，经过文人的诵咏宣扬提倡，饮茶风气很快在全国大行，北宋中期就成为老少官民僧俗咸宜的嗜好品了。唐代酒文化和酒习俗，对后世的影响，则可借用《中华酒典》的一段话："到了唐代，酒令已在社会上普遍盛行。。其花样翻新、门类之多，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此后经由宋、元、明、清各代，一直发展而盛行不衰"。酒令是酒文化综合的体现，说明唐时的饮酒风尚和习俗既普遍又高雅，著名诗人李白、韩愈、白居易、李商隐都投入或参与到这种酒习俗和酒文化活动中去，促进这种风尚的日益风雅和富有情趣，因而经久不衰地传到后世。

隋唐时期的丧俗和婚俗，也有划时代的发展，对后世起着重要的开启作用。隋唐时期是"我国婚姻法律制度的集大成时期"，自《开皇律》、《大业律》至《唐律疏议》，对各项婚姻法律条文都有具体规定。婚姻礼仪方面则有《开元礼》，把婚礼的若干细节都规定得很具体。丧葬习俗也发展到十分系统化的阶段，成为一个集大成的时期。许多前代的有关礼仪习俗，到唐代都被"系统化"和"程序化"。

隋唐五代习俗对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最近一些中外学者都提出"汉文化圈"或"中国文化圈"的说法。不管对这个提法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历史事实却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周围的邻国较多地受到中国文明的影响。周一良先生在最近的著作中提到：从7世纪初到9世纪末，日本接受并仿效唐朝典章文物，达到近乎"全盘唐化"的程度。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昌盛繁荣的时期，社会习俗深刻地影响周边国家，促进他们社会的进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首先，中国的历法和姓氏制度，传到了邻邦日本。日本原来无所谓姓氏，只是到嵯峨天皇时候，弘仁六年（815年）才制定出日本的姓氏，一共包括1182　氏。同时，日本仍有不少钦慕中国姓氏的文士改为汉名，如阿部仲麻吕改为晁衡，高岛秋帆改成高秋帆等。日本从推古天皇时（公元604年）就采用中国历法，先后用过南朝的大明历和宣明历。日本还乐于接受唐朝重大节日盛典，奈良时代就和唐朝一样过元旦、端午节、七夕和重阳节等。晚唐时候，日本学者菅原道真把中国各种节日分类纂辑到《类聚国史》中去，每逢这些节日，都由政府举行宴会，聚集群臣，赋诗饮酒。

唐朝的饮食习俗也给予日本不小影响。日本学者石毛直道举例说："很久以前，中国人是坐在地上进餐的。吃饭时，按每人一份盛在餐具中，然后摆在类似日本的食案或西方的午餐托盘的饭桌上。这种饮食方法被朝鲜半岛和日本继承下来"①，可以说至今尚是如此。这种食案托盘就食的方式原来就是唐朝未改革前的就食方法。日本人善于用筷子吃饭，也是从中国学习的就餐方式。饮茶风尚和茶道，是日本人从唐朝学习的更为高雅的饮食文化。中国茶是隋朝或唐玄宗时候传入日本的，公元729年，日本圣武天皇曾在宫廷举行大型茶会，向一百位僧人赐茶。但在日本种植茶树，由中国带回茶种，却是9世纪初的日本高僧最澄。另一位高僧空海又在日本全面传播茶艺和饮茶习俗，饮茶风在日本流行开来。到12世纪时，由于日本高僧荣西的提倡，日本式的"茶道"终于成熟起来，成为世界性的一种高雅文化。

除此而外，隋唐五代时期各种习俗，给日本以久远影响的，还有城市的建筑（如平城京的仿造于长安），尤其是围棋在唐时中日间的交流，对双方棋艺都有很大提高。有一名华裔日本高僧辨正，还和中国的风流皇帝唐明皇下过几盘棋，受到皇帝的眷顾。马毬和足球（蹴鞠）也是从唐朝时传到日本，给嵯峨天皇和主持革新的日本政治家中臣镰子等莫大的乐趣，丰富了日本人民的生活。

唐朝的习俗，对我国近邻朝鲜和越南也有很大的影响。我国的重要书写工具纸张早在公元7世纪就传到朝鲜，很快改善了朝鲜人民的文化传播条件，而且朝鲜自己制作的高丽纸不久就驰名世界，为世界文化作出了贡献。

①　中山时子：《中国饮食文化》第12　页。

中国的墓碑制度也在南朝至唐传到朝鲜。公元642年（贞观年间）朝鲜百济王的一方碑文，刻着中国六朝式的四六骈骊体，和唐朝碑文如出一格。7世纪后期，新罗统一后的几座王陵，建陵风格和墓前的石人、石兽制，也大略同于唐朝，说明受到唐朝葬俗的很深影响。唐朝的饮茶习俗和茶文化，也传入统一后的新罗。后来，茶文化在朝鲜形成为著名的"茶礼"。

隋唐习俗，还传到中亚、西亚和西方各国。如茶文化传到土耳其，十五柱球戏传到东罗马等等，都对世界文明起了积极影响。

我国的习俗是中国传统的灿烂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隋唐的五色斑斓的各种习俗，也是我国文化史的一项重要内容。本书把隋唐五代时期习俗的特点、内容、表现形式和对中国社会以及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搜集整理编辑成册，只是初步的尝试，本意希望引起对我国文明史这项内容的重视，并亟待指正，以期能使这部书稿更臻完善。

隋唐五代 第047卷 隋唐五代科技史

【本卷提要】

公元581年至960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隋唐五代的更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这一历史阶段步入了鼎盛时期。

本卷以隋唐五代的科技发明和重大成果、科技人物和科技著作为主，兼及对中国科技发展和世界文明的影响，运用史论结合和文化分析的方法：深入论述隋唐五代在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地理、医药、水利、建筑、物理、化学、陶瓷、冶炼、印刷、造纸、纺织、造船等科技领域的重大成果及其创造过程，并通过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存在的社会功能，揭示那些灿烂辉煌的科技成果的产生原因及其发展规律。

通过对隋唐五代科技成果的论述，可以看出：隋唐建国初期较为良好的社会条件，极大地激发了劳动人民的创造热情，他们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悠久丰富的科技文化遗产，科技水平领先于世界，为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

一、隋唐五代科技史概述隋唐五代的科学技术，是隋唐五代文化结构中的重要部类之一。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唐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成就，远远地超过欧洲而居于世界前列。

（一）隋唐五代科技发展的前缘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这个美丽富饶的国度里，聚集着勤劳智慧的各族儿女。他们在创造性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谱写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光辉篇章。

古代的哲学思想非常活跃，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人才辈出，风采各异。其代表人物有老聃、墨翟、庄周、荀卿、孔丘、孟轲等，后来还有韩非子、淮南子、董仲舒、玄奘、韩愈等。他们的观点和学说，形成了当时封建制度循序发展的思想体系。中国古代的史学研究也取得了伟大成就，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修《左传》、司马迁著《史记》、班固编《汉书》、司马光撰《资治通■》等重要史学创作，建立和完善了中国史学研究的规范体系。古代的军事科学更是名闻遐迩，春秋时期孙武的《孙子兵法》和战国时期孙膑的《孙膑兵法》，都是世界军事科学上的经典著作，而杰出的军事人才更加难以胜数了。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相当于欧洲的希腊雅典时期。这一时期，世界的科技发展处于多中心时代。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和希腊等各种文化争相繁荣，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中古时期，巴比伦、埃及、希腊等国的文化相继衰落，而中国文化仍在蓬勃发展，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于唐宋时期达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鼎盛时期。

（二）隋唐五代的科技发展概况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政权，结束了南北朝近300年的分裂局面。杨坚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家，他果断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实施了改革，迅速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及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社会意识形态也明显地趋于一致，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合流和中外交流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下，隋代的科学技术在建筑、数学、农学、水利、天文、地理等领域，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安济桥的落成、大兴城的兴建、大运河的开凿，充分显示出隋代在建筑科技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数学、农学、水利方面的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区宇图志》等方志成就，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地理学宝库。刘焯等天文学家对定朔法的改进，为其后一行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公元618年至907年，李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拥有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科学技术水平。著名的天文学家僧一行，对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著名数学家王孝通的《缉古算经》，是唐代数学发展上的杰出代表；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评述："在唐代，王孝通成功地解决了三次数学方程。"唐代的农学异常活跃，畲田、圩田技术广泛普及，壮秧技术和茶的栽培技术、植桑养蚕技术、园艺和畜牧业蓬勃发展，生产工具不断得到改进和有所创新。以陆龟蒙的《耒耜经》、陆羽的《茶经》和韩鄂的《四时纂要》为代表，唐代的农学著作也空前繁荣，至今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科学作用。在地理学上，制图学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以高僧王玄策、玄奘法师和杜环等人为代表的著名学者，在域外地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窦叔蒙的《海涛志》，则是我国现存最早论述潮汐现象的专著。唐代的医药学成就更加突出，无论在医科划分、古医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病源症候学的成就上，还是被后人尊为医圣的杰出医药学家孙思邈，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建筑科学方面，无论是长安城的都城建筑体系及其建筑水平、木结构建筑体系的确立，还是高层砖塔建筑技术的成就，冶炼技术、采矿技术、造纸技术、雕版印刷技术、纺织印染技术和造船技术等重大的发明和成就，都对国际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五代十国的劳动人民，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饱经战患，丧失了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仅在瓷器生产等个别领域取得了技术上的突破。

（三）隋唐五代科技成果的基本内容第一，隋唐五代在天文历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隋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刘焯编制的《皇极历》，运用等间距二次内插法计算日月的运行，岁差的准确值高于欧洲；他还提出了测量子午线长度的设想，否定了"影千里差一寸"的传统说法。唐王希明编辑而成的七字长歌《步天歌》广为流传，极大地促进了天文知识的普及。唐代徐昂的《宣明历》，测得黄道和赤道交角为23°35′，与现代理论数值仅差0.5′左右。开元时期僧一行制订了《大衍历》，为后代历法家编历提供了固定的模式。一行还是实际测量子午线的创始人，并测得子午线每一度长为351.27　唐里。

第二，隋唐五代在数学上，也取得了重要成就。隋代天文学家刘焯在制订《皇极历》时，首先创立了等间距的二次内插公式，这是数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唐代著名数学家王孝通，把毕生精力都用在数学的研究上，他的最大贡献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作了《缉古算经》；在这部算经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三次方程式的正根解法，对古代数学方程式理论作出了卓越贡献。唐高宗时，曾令太史令李淳风与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人注释十部算经。这十部算经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和《缀术》。"十部算经"对古代数学成果的推广和普及，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后，还有名为《夏侯阳算经》的韩延算术，全书3　卷共83　个例题，多为地方官吏和普通百姓所常用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技术。据史籍记载，这一时期的算学家，除了刘焯、王孝通、李淳风、僧一行外，还有陈从远、龙受益、边刚、刘孝孙等人，他们都在数学领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三，隋唐五代的农学特别发达，有着丰硕的成果。隋文帝采用北朝以来的均田制，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唐王朝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安定农民生活，发展农业生产，出现了"务在农桑"、"时尚稼穑"和"勤于稼穑"的社会风尚。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也促进了农业技术的进步，精耕细作，整地保墒、扩展良田等农田管理技术取得了重大发展。当时，还科学地解决了引水、排水和灌溉的技术问题。唐代出现的曲辕犁"起拨特易，牛乃省力"，在古代犁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唐代的茶叶生产和制作技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陆羽编著的《茶经》，是世界第一部茶文化专著，对茶树的栽培、茶叶的采摘和加工制作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在畜牧业方面，唐代采用引种杂交方法，开发出駃騠、骡等新畜种。其规模之大和成就之丰，在当时世界上堪称罕见，充分显示出古代牲畜育种科学的重大成就。李石编著的《司牧安骥集》，则是我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兽医大典。其他如隋代诸葛颖的《种植法》、周思等人撰写的《兆人本业》、王旻的《山居要术》、韦行规的《保生月录》、李德裕的《平泉草木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陆龟蒙的《耒耜经》、韩鄂的《四时纂要》等农学著作，使隋唐时期出现了异常繁荣的农学研究盛况。

第四，隋唐五代的地理学成就突出，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在方志的修著、制图学的丰富、域外地理知识的扩展，以及在潮汐成因、海陆变迁等自然地理的研究考察方面，都较之前代有着明显的进步，从而为这一时期地理学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隋大业年间，朝廷明令全国各地大规模编撰方志，并将全国各地上报的地志和图志，汇集编纂成全国总图志，如《区宇图志》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的全国总地志。唐王朝设有专门负责掌管图经的官员，并规定全国各州、府每三年一造图经，当时有五十多个州修有图经。全国性的地志和图志也有新的发展，其中肖德言的《括地志》、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贾耽的《古郡国道县四夷述》、孔述睿的《地理志》等，都很出色。隋炀帝时，裴矩奉命掌管西域贸易，将域内各国的地貌风情加以记载，并绘成图册，撰成《西域图记》；初唐王玄策三次出使印度，回来后撰有《西域行传》；贞观年间，玄奘西行取法，回来后写有《大唐西域记》；天宝年间，杜环在大食境内留居10年，后撰有《经行记》；后晋天福三年，高居海撰写了《行记》。这些图志的涌现，不但使制图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且还填补了域外地理学方面的空白。此外，唐代的行政区划图、军事地图也有突破，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上的杰作。我国有着广阔的海岸线，潮灾的防止和潮汐的利用至为重要。窦叔蒙在多年观察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海涛志》；封演也对潮汐现象进行了研究，他在《说潮》中，详尽地描绘了潮汐逐日推移的规律。颜真卿的《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白居易的《海潮赋》，对于唐代在海陆变迁方面的认识作了生动的记载。对于黄河源头的考察，地下岩溶地形、海岸地形、沙漠地形等自然地理的认识，都取得了科学的结论。

第五，隋唐五代的医学成就，至今仍盛传于世。隋朝名医巢元方的《诸病源候总论》，记述了多种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方法，反映出隋代的医药学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的肠吻合、血管结扎、拔牙等外科手术，在整个世界是没有前例的。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孙思邈，毕生致力医学，被人们称为"药王"。他在唐高宗时编著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唐代的针灸学已有相当高的水平，针灸挂图、图谱、灸疗专著大量增加，针灸疗法被正式列入国家的医学教育课程。此外，隋唐时期完善了医事制度，对医学典籍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对医科也有了科学的划分，藏医和中外医药交流也空前发展，造就了一个医学上的辉煌时代。

第六，隋唐五代的水利事业成就显赫。沟通五大水系的大运河，以其宏大的规模和高超的设计水平而载入史册。涪陵鱼石则是我国最早的"水位站"。唐代的引黄灌溉和关中平原灌溉系统的修复和改造，科学地解决了引水、排水和灌溉等重大课题，为人类的水利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七，隋唐五代的建筑技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由隋代著名建筑家宇文恺主持修建的大兴城及洛阳城，唐代严密规划加以扩建的长安城，其设计思想合理，建筑规模宏大，皇宫、民居、坊里、市场、街道、水源、航运、绿化等各种功能均大大超越前代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州桥造型奇特、设计精巧，至今仍是桥梁建筑史上的光辉范例。广泛应用的木结构建筑技术体系和高层结构建筑技术体系，推动了古代建筑事业的发展和壮大。

第八，隋唐五代的物理学和化学，也有一定的成就。当时的科学家，对于声、光、热、磁等物理现象都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研究，唐代制作的金属鱼洗和龙洗盆，就是运用了固体振动在液体中的传播和干扰的原理，还掌握了消除共振和共鸣的知识和方法。唐代还掌握了人工制造和提取结晶硫酸钾的技术，对于彩虹的成因进行了探讨，孔颖达关于"若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则虹生"的表述，揭示了彩虹产生的原理，并且成功地进行了人工造虹的试验。在化学、化工方面，唐代的炼丹著作《太清石壁记》，记载着水银制造方法。炼丹家们在实验中，发现硫、硝和炭三种物质的结合，可以制成火药，这就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大约在晚唐时分，火药的配方转入军事家之手，这一技术的应用加速了火箭武器的出现。

第九，隋唐五代的瓷器生产盛况空前，其技术水平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隋代的青白瓷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他如黄、酱、绿等釉色的瓷器也很精美。唐代的制瓷技术飞跃发展，"千峰翠色"的越瓷、莹缜如玉的白瓷，都是凝结着高超技术的珍宝。那绝无仅有的"唐三彩"，其技术水平至今仍无以迄及。五代连年荒乱，但是勤劳智慧的陶瓷匠师却创造出"雨过天青"的传世之宝，成为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第十，隋唐五代的手工业技术高度发达，影响深远。这一时期，无论是手工业的生产规模，还是生产技术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尤其是金属冶炼、造纸、纺织、印染、造船技术的成就，都远远地高出世界各国的水平，而雕版印刷的出现，又是唐代科技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四）隋唐五代科技发展的时代特征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在隋唐五代步入了鼎盛时期，那些出自天文历法、数学、农业、地理、医药、水利、建筑、物理、化学、陶瓷、冶炼、印刷、造纸、纺织、造船等科技领域的重大成果，远远地领先于欧洲的水平，这就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首先，隋唐五代的科技成果，是这一时期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的产物。

隋唐建国初期，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了改革。国家采取奖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在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朝廷完善了科举制度，对科技人才委以重任，各种学科纷纷成为官修的内容。这些开明的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劳动人民的创造潜能，科技成果大量涌现，并且强烈地显现出这一时代特有的雄强伟大的豪迈气概。

盛唐所处的公元626年至740年前后，正是欧洲最黑暗的年代，封建领主进行着野蛮落后的统治。他们割据领土、频繁征战，国家政权十分软弱，教会乘机兴起，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同时也垄断了文化知识，凡与教义不符的思想均被严禁，背离神学的书籍尽被焚烧，宗教裁判所操纵着生杀大权，科学发现被视为离经叛道，至高无上的神学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致使中古时期的欧洲在科学技术上再无建树，无法和中国的隋唐帝国相提并论。

但在隋炀帝时期和"安史之乱"以后，封建贵族内部的矛盾激化，藩镇割据日益加剧，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环境，压抑着科技人才的出现和科技事业的发展。

其次，隋唐五代的科技成果，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继承和创造。中国古代的官方哲学信奉"天人合一"，推行"政治伦理主义"，维系着奴隶制帝国和封建制帝国的统治和压迫，在较多的岁月里，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古代的劳动人民也坚信"人定胜天"，有着战天斗地的光辉业绩。隋唐五代的科学技术人才，全面继承前人的科技文化遗产，并且发展到了崭新的阶段。例如，唐代的蚕桑染织技术，就是对商周以来的养蚕、植桑、织帛、印染技术的总结、继承和提高；而体系庞大的《十部算经》，则是对周代以来历代数学成果的整理和发展；唐代的采矿冶炼技术，则是建立在商周的青铜冶炼、春秋战国以来冶铁技术的基础之上；古老的天文学，为唐代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又和汉代的造纸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火药的出现，又是道家们的一大贡献；而隋炀帝乘坐的巨大龙舟，其技术源流更为久远；规模宏伟的都城建筑，也凝结着殷商以来土木建筑的技术成果；隋唐那些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则是"大禹治水"以来水利科学知识的成功运用。。古老悠久的科技文明，是一座丰富的宝库。

二、隋唐五代的天文历法伴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隋唐五代时期的天文历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唐政府设置太史局（或叫浑天监、司天台等），内置天文博士、历法博士、天文观生、历生等，掌管天文，制定历法。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天文学家，如刘焯、张胄玄、李淳风、僧一行、傅仁钧等。他们在总结前代天文历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探索，不断创新。在天文测量、历法编纂、测量仪器的改进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定朔法的应用及历法的改进准确推算合朔的时刻，一直是历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南北朝以前，由于人们还不完全知道日、月的视运动是不均匀的，在历法中一直采用平朔法来确定合朔时刻，用平气来定节气。也就是说用一个朔望月的平均日数确定合朔时刻，这种方法因其所取的分数不是过大，就是过小，推算合朔发生的时刻不是提前就是推后，不能得到真正的合朔时刻。他们曾用调整分数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由于日、月的运动速度是随时间不同而变化的，因此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平气也是同样，他们根据一年太阳行一周天，每天太阳行一度，一年是365　度，认为每个节气日数也是相等的，推算出每气15.2日。这样定出的节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产生不准的问题。公元1世纪，天文学家发现了月亮视运动的不均匀性，曾提出用月亮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确定合朔时刻，即定朔法，但都遭到非难。关于平朔、定朔的争论十分激烈，多次反复，延续了数百年。北齐张子信经过多年的观察，发现了太阳的视运动也是不均匀的，提出"日行在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隋书·天文志》）。这一发现对定朔法的应用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根据日、月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确定合朔日期的定朔法应用势在必行。

刘焯（公元544-610年），隋初著名的经学家、天文学家。字士元，信都（今河北冀县）昌亭人。对数学和天文学有较深的造诣。"推步日月之经，量度山海之术，莫不覈（hé合）其根本，穷其秘奥。著《嵇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并行于世"（《隋书·刘焯传》）。他针对当时张宾制定的《开皇历》仍循古蹈旧的问题，曾多次向隋文帝、炀帝上书，批评现行历法，要求改制新历，并于公元600年编制了《皇极历》。他制定的《皇极历》是当时最好的一部历法。在《皇极历》中，他第一次同时采用日行和月行速度的不均匀性理论，用以推算五星位置和日、月食起迄时刻及食分等。用定朔法代替平朔法，这在我国历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他还采用定气的方法，来计算日行度数和交令时刻。他推得春分、秋分离冬至各88日之多，离夏至各93日之多。尽管他给定的太阳运行快慢数值与实际不大相符，但一改过去的平气之说，是历法上的一大进步。对岁差的认识，也由于刘焯的努力，在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于地球是一个椭圆球体，自转轴对黄道平面是倾斜的，地球赤道那里的突出部分受到日月等吸引而引起地轴绕黄极作缓慢的移动。大约2.6　万年移动一周，由此产生了岁差现象。冬至点在黄道上大约每年西移50.2　秒，就是71年8　个月差1　度。按我国古代所用的度数，也就是70.64年差1　度。自晋代虞喜（公元330年前后）发现岁差，指出"使天为天，岁为岁"（《大衍历·历议》）后，岁差便在历法的计算上得到实际应用。祖冲之是第一个用它来改进历法的人，他实测得冬至点在斗15　度，认为不到100年相差2　度，得出45年11　个月相差1　度。刘焯在他的历法中使用75年差1　度的的岁差数值，已大大接近实际数值，这在当时是很精密的。而当时的西方仍沿用100年相差1　度的数值。刘焯在岁差问题上，还提出黄道岁差的概念。在他之前的历法给出的岁差值都是属于赤道岁差，是由冬至点（或夏至点）赤道宿度的变化求得的。为了精确推算日月五星的行度以得定气和定朔，他曾测定了28　宿的黄道度，并与东汉时代测定的数值进行比较，发觉其中有11　个宿的黄道度有了变化。他认识到这种变化是岁差引起的，曾指出："岁久差多，随术而变"（《隋书·律历志》）。就是说，为了精确推算当时日、月、五星离冬至点的黄道积度，不能根据过去的而必须根据当时的28　宿黄道度来归算。如果要推算过去或将来的行度，则必须先按岁差求得那时候的28　宿黄道度。一行的《大衍历》接受了刘焯推算黄道日度的原理。刘焯还在推算交食时第一次考虑视差对交食的影响，也就是在地球表面观测天体和在地心观测天体所产生的天体位置差，这在当时都是十分可贵的创见。刘焯编制的《皇极历》，当时因受到太史令张胄玄和张宾等人的排斥，未能施行，但他对天文历法学的贡献却没有埋没。

在唐代的289年中，历法先后变更了8　次。《旧唐书·历志》的记载中，"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历法"。这确实是三部有价值的历法。

唐初傅仁钧制订的《戊寅历》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颁行。这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定朔法正式颁行的历法，是我国历法史上的重大改革。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以后，因采用戊寅历出现连续4　个大月的情况，反对用定朔的历家认为这是不应有的现象，又改用平朔。至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李淳风以刘焯的《皇极历》为基础加以改进，再用定朔，颁行了《麟德历》。《麟德历》对过去定时分"有章、蔀（bù音部，古代历法名词），有元、纪，有日分、度分，参差不齐"（《新唐书·历志》）的情况加以统一，简化了计算过程。为避免连续出现几个大月或几个小月的情况，采用临时变通调整的方法，并在无中气的月分置闰月，在当时受到好评。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因《麟德历》所推算的日食不准，唐玄宗命僧一行重新造历。一行全面研究了我国历法的结构，并且参考了当时天竺国（印度）的历法，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编制了闻名中外的《大衍历》。一行是极为严谨的天文学家，他经过认真测量，得出冬至附近日行最快，所以二气之间的时间最短；夏至附近日行最缓，所以二气之间的时间最长，指出了正确的日行快慢规律，纠正了刘焯的错误。他又测知从冬至到春分6　个定气间共88.89日，日行一象限；从春分到夏至6　个定气间共91.73日，也行一象限，秋分前后和春分前后情况相同。根据明代授时历实测，从冬至到平春分前三日（定春分），日行一象限，需88.91日；从平春分前三日到夏至93.71日，日也行一象限，秋分前后相同。可见一行测量的数据是相当精确的。宋代科学家沈括曾说："开元大衍历最为精密，历代用其朔法"。《大衍历》从唐中叶到明朝末年，使用了800余年。唐时，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把《大衍历》带到日本，在日本广泛流传使用，影响很大。《大衍历》共分7　篇：一，步中朔，即计算平朔望、平气；二，步发敛术，计算72　候；三，步日躔术，计算每天太阳的位置和运动；四，步月离术，计算月亮的位置和运动；五，步轨漏，计算每天见到天空的星象和昼夜时刻；六，步交会术，计算日月食；七，步五星术，计算五大行星的位置和运动。在一行以前，历代编写历法，格式不一。自《大衍历》后，一直遵循这种格式，直到明末吸收西方历书的特点才有所改变。可见《大衍历》在我国历法史上的重要地位，一行也因此成为唐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

在唐德宗建中年间（公元780-783年），民间曾出现一种《符天历》，系天文学家曹士。。（wěi，音伪）所编。它以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为历元，不用上元积年。它以雨水为气首，以一万为基本天文数据的分母，也即把数据化为十进小数，从而大大减轻了计算工作，也简便易行。但不为当时一般历官所重视，被贬称为"小历"，只在民间受到欢迎，曾流行于唐末、五代直到宋的好几百年之间。历法，本是封建统治权的象征之一，在我国古代一般是不许可各地颁行与中央不同的历法。但由于当时的藩镇割据，中央的历书已不能遍及全国，而人民的生产生活又必须有历书，这就为民间历书的流通创造了条件。

（二）一行及其对子午线的测定僧一行（公元683-727年），魏州昌乐人，俗名张遂。从小刻苦好学，聪慧过人，"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旧唐书·一行传》）。因不愿结交权贵武三思而出家为僧，隐居于河南嵩山。出家之后，仍勤奋攻读，求师闻教，在天文、数学等方面造诣很深。公元717年，因当时行用的《麟德历》出现误差，被唐玄宗强召入京，令其"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一行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深入实际，大胆革新，在天文历法学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把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隋唐时期最伟大的天文学家。

他的主要贡献，一是和梁令瓒合作，制成了观测天象的铜浑天仪和黄道游仪；二是在天文观测中发现了恒星移动的现象；三是制定了沿用800年之久的《大衍历》；四是组织在全国各地测量日影，客观上实施了对地球子午线的测定。这些都是旷世纪的工作，尤其是对地球子午线的测定，这在全世界还是第一次。

我国古代的历法不但包括了年、月、日的安排，而且还包含了日、月食的预报，各个节气日的昼夜时刻长度等等。这些项目都跟观测地球的纬度有关。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在一行的倡议下，唐政府派南宫说等人到全国13　个地方进行观测。观测的项目包括：这一地点的北极出地高度，冬至、夏至和春秋分日太阳在正南方向的时刻八尺高表的影子长度。在这次测量中，以南宫说等人在今河南省的四个地点进行的一组最重要。他们除了测量北极高度和日影长度外，还测量了这四个地点之间的距离。这四个地点是：白马、浚仪、扶沟和上蔡，它们的地理经度几乎完全相等，误差很小。一行根据这些地点实测所得的数据算出：从白马到上蔡，距离相差526　里270　步，（唐代尺度一步等于5　尺），夏至日表影的长度差2　寸挂零。这一次观测再一次证明古代流传的"南北地隔千里，影长差一寸"的说法是错误的。"千里一寸"的说法，早在公元442年（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就被天文学家何承先所否定了。但是何承先却认为，影差一寸的任意两地，其间南北距离的差总是相等的。这个说法意味着地是平的，结论自然是错误的。隋代刘焯就曾否认这个说法，提出影差和南北距离差的比率不是常数，但他仅是估测，没有实测。一行根据南宫说等人的实测证实了刘焯、李淳风的说法是正确的。他完全放弃了"地隔千里，影差一寸"的概念，而代之以北极高度差1　度，南北距离差多少的概念。根据南宫说等人的实测，一行求出南北两地间距离相差351　里80　步，北极高度相差1　度。我国古制1　里等于300　步，一步等于5　尺，1　尺约合24.525　厘米，1　度等于365.2565-360　度。换算为现代单位，即为南北相距131.11　公里，北极高度相差1　度。这实际就是测量地球子午线上1　度的长度。按现代测量的结果，在纬度35　度处，子午线1　度长为110.94　公里。一行所得的数据比现代测量的数字偏大20.17　公里，虽然误差大了一些，但它是世界上第一次对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实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方国家最早关于子午线的测量，是伊斯兰教阿尔曼孟于814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地方举行的，比我国实测晚了90年。一行这次测量的地理范围，南到北纬17　度线的林邑（今越南中部一带），北到52　度线的铁勒回纥部（位于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的喀拉和村遗址附近）。中经朗州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襄州（今湖北襄樊市）、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和蔚州横野军（今河北蔚县东北）等13　处。其规模之大也是史无前例的。一行生活在儒、佛、道等封建思想盛行的年代，又是一个僧人，尽管在他的思想中充塞了很多封建迷信的糟粕，但他力行实践，并尊重实践的结果，这是很可贵的。通过这次测量活动，他还初步认识到在很小范围有限的空间得到的认识，不能任意不加分析地扩展到很大甚至是无限的空间去使用，这在我国科学思想史上是一个进步。正如他所说："古人所以恃句（gōu，勾的古字）股之术，谓其有征于近事。故未知目视不能远，浸成微分之差，其差不已，遂与术错"（《旧唐书·天文志》）。

一行组织的这一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活动，开创了我国通过实际测量认识地球的途径，把地球子午线的测量同地面距离结合起来，从中寻找出接近实际的变化规律。彻底推翻了千里差一寸，以地平推算宇宙半径的荒谬观点。从而为制订新的历法提供了较科学的依据，也为后来的大地天文测量提供了基础。一行这次测量的实践活动和数据成果，很可惜没有引起更多人们的重视；根据浑天说中地球如鸡子的猜想，一行和他的同事们如果具有更大胆的精神，完全有可能推算出地球的大小了。由于受历史的限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把目标过于放在数据的精确性方面，而没有把所得的材料从整体方面综合起来思考，没有去思考大地和日、月、星之间的确切关系和根本运动规律。而当时的哲学家们也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化性的事物方面，论述天人关系，即使是牵涉到宇宙和天的问题，他们也对天文学家的计算数据乃至新的发现不够注意。唐后期的刘禹锡（公元772-842年）和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对天的问题很关心，分别写了《天论》和《天说》，但他们不过是从朴素的唯物论出发，指出天命论的错误，从没有考虑大地和日月星辰的结构问题，只把日月星辰的排列运行和山崩地裂等自然现象看成是与神和人事无关而已。但于天体结构则相去甚远，唯有一行在天文史上率先测知子午线这一伟大功勋，才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三）浑仪的改进与测天精度的提高浑天仪是我国古代研究天文的唯一测器。自汉以来，天文学家都以制造浑天仪为其首要任务，其制造技术不断改进提高。浑天仪制造技术的提高，也使测量天文常数的精度进一步提高。

隋文帝时，耿询（字敦信，丹阳人）就曾改进、试造浑天仪，"不假人力，以水转之"与天象密合。他还曾制作十分精巧的"马上刻漏，世称其妙"（《隋书·耿询传》）。

唐初李淳风鉴于当时北魏造的铁浑仪不够精密，因而立意改革，于贞观七年（公元633年）造了一架新型的浑天黄道铜仪。同时写了《法象志》一书7　卷，论述"前代浑天仪得失之差"。李淳风所造的浑仪在前人基础上作了重大改进，它吸收了北魏铁浑仪设有水准仪的优点，"下据准基，状如十字"。进一步把浑仪由两重改为三重，就是在六合仪和四游仪之间再安装一重三辰仪。李淳风把张衡浑天仪的外面一层，由地平圈、子午圈和赤道圈固定在一起的一层叫做六合仪，因为中国古时把东西、南北、上下六个方向叫做六合。把里面能够旋转用来观测的四游环连同窥管，叫做四游仪。在这两层之间新加的三辰仪是由3　个相交的圆环构成。这3　个圆环是黄道环、白道环和赤道环。黄道环用来表示太阳的位置，白道环用来表示月亮的位置，赤道环用来表示恒星的位置。古时把日、月、星叫做三辰，所以称之为三辰仪。三辰仪可以绕着极轴在六合仪里旋转；而观测用的四游仪又可以在三辰仪里旋转。这样就可直接用来观测日、月、星辰在各自轨道上的视运动。由于黄白交点在黄道上有较快的移动，李淳风在黄道环上打了249　个小洞眼，每过一个交点月，就把白道环移过一对洞眼，较好地解决了实际的需要。浑天仪用三层，是从李淳风开始的。经这样改进后，黄道经纬、赤道经纬、地平经纬都能测定。

李淳风黄道浑仪的研制成功，是对天体产生新认识的结果，标志着我国古代在天文学研究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行在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接受修订新历后，提出直接观测太阳视运动的要求。但当时由于李淳风的黄道浑仪亡佚，"官无黄道游仪，无由测候"。一行和另一位天文学家梁令瓒合作，制成了铜浑天仪和黄道游仪。铜浑天仪是在汉朝浑天仪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制成的。一行为了使铜浑天仪能自己转动，应用了古代计时漏壶滴水的原理，在仪器上安装一个齿轮，用漏壶滴水的力量推动齿轮，齿轮带动浑天仪绕轴旋转，每天转动一周，用水力运转仪器反映天体现象。其中还安装有自动报时器，"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鼓以候辰刻，每一刻自然击鼓，每辰则自然撞钟"（《旧唐书·天文志》）。整个位置构思精巧，结构精细，在天文钟的发明制作和机械工艺史上都是一个大创造。

黄道游仪是在李淳风黄道浑仪基础上加以改进的。先是用木试制，后用铜铁浇铸。铜游仪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造成，唐玄宗"亲为制铭，置于灵台以考星度"。黄道游仪制作时，在赤道环和黄道环上每隔一度都打上洞，使黄道环也可以沿赤道环转动，白道环也可以沿黄道环移动，成为"动合天运，简而易从"的天文观测仪器。

由于天文仪器的改进和人们艰苦的探索，这一时期的天文测量和天象记录等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天文常数的测量精度也进一步提高。如隋代张胄玄的《大业历》（公元608年），在五星位置的推算上给出了令人惊叹的五星会合周期的准确值，其中火星误差最大，为0.011日，木星和土星的误差均为0.002日（2.88　分），水星仅差0.001日（1.44　分），而金星则达到密合的程度。又如这一时期的十余种历法中所用交月点的长度同理论推算值之间的差异，绝大多数均在1　秒以下。近月点长度值的误差为1.5　秒左右，达到了历法史上精确度的高峰。关于交食周期的数值，也达到十分精确的程度。郭献之的《五纪历》（公元726年）中采用716　个朔望月122　次食季的交食周期，这同19世纪末西方的所谓纽康（Newcomb，Simon，美，1835-1909年）周期是相等的。以后边冈的《崇玄历》（公元893年）使用了3087　个朔望月有526　食季的交食周期，由此推算得交食年的长度为346.6195412日，这同理论推算值仅有14　秒的误差。再如徐昂的《宣明历》（公元822年）所用的黄赤交角值为23°34′55″，仅比理论值小37″。

一行用他制造的仪器在唐开元十二至十三年（公元724-725年），重新测定150　余颗恒星的位置，同时也测量了二十八宿距离北极的度数，经过他们的测量，发现与前代测量的数据有很大差异，从而推断出恒星在天体上的位置也在缓慢地移动，并不象古人认为恒星位置是永恒不动。早在唐初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李淳风为修《麟德历》而进行的观测中，就已发现了二十八宿距星间的距度有变化，但他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保守。而一行则在自己的历法中革除了沿用几百年的陈旧数据，改用自己测定的数据。这在世界天文史上是第一次。1718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测量恒星的黄道度和古希腊不同，提出恒星移动的理论，这已比一行的观测结论晚近1000年了。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星图上标有1350　颗星，是当今世界上留存星数最多而又最古老的星图。这份绘于8世纪初的星图，从12月开始，按照每月太阳的位置，分12　段把赤道带附近的星，用圆筒投影的方法画出来，再把紫微垣画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形图上。据分析它可能是更早星图的抄本，但也表明了我国古代测天成就达到相当高的高度。敦煌星图于1907年被英国人斯坦因带走，现存英国伦敦博物馆内。

在天象记录方面，也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记录。如唐代对彗星的记载：仪凤元年（公元676年）7月丁亥，"有彗星于东井，指北河，长三尺余。东北行，光芒益盛，长三丈，扫中台，指文昌"。记录的不仅形象逼真，而且位置准确。《新唐书·天文志》中还记录有彗星分裂的现象，如唐"乾宁三年十月，有客星三，一大二小，在虚、危间，乍合乍离，相随东行，状如■（dǒu，今简作"斗"），经三日而二小星没，其大星后没"。记录的非常细致。

由于这个时期天文科学的发展，天文知识的普及也出现繁荣的局面。唐初王希明所作的《步天歌》，以七字一句的诗歌形式专门介绍陈卓星图中283个星官，1464　个星辰的知识。它把全天分为31　个天区，即后世流传的所谓"三垣二十八宿"的分区法。这种对星空的区分方法，一直沿用到近代，这也是《步天歌》的创造。每个天区绘有星图，配上诗句，便于人们对照和背诵，是一部普及天文知识的优秀著作，对古代普及天文学知识起了很大作用。三、隋唐五代的数学隋唐五代时期，由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日趋繁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长足发展，加之编制新的历法，开筑大运河和城市大规模建设等的需要，促进了这一时期数学的发展。出现了王孝通的《缉古算经》这样有成就的著作和刘焯、僧一行等人在天文历法计算方面的突破。另外在数学教育的开展、数学知识的普及和计算技术的改进等方面也比前代有明显的进步，这些为后来宋、元时期的数学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数学教育的开展和"十部算经"的注释隋统一中国后，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国家对数学教育的重视。隋代在国子监中设置算学，置博士2人，助教2人，学生80人，开展数学教育。并在科举考试中设立了明算科。由国家创办数学教育，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唐朝建立后，继承隋朝制度。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大收天下儒士"，"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唐在国子监设置算学馆，计有"博士2人，助教1人，学生30人。"据《唐六典》记载，由算学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及庶人之子为生者"。主要学习"十部算经"。"习《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十有五人，习《缀术》、《缉古》十有五人，"并兼习《数术记遗》和《三等算》。学习期限规定："《孙子》、《五曹》共限一年业成，《九章》、《海岛》共三年，《张邱建》、《夏侯阳》各一年，《周髀》、《五经算》共一年，《缀术》四年，《辑古》三年"。考试也分科举行，计《九章》三帖，《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等七部各一帖，谓之一组。又一组为《缀术》七帖，《缉古》三帖。显庆三年（公元658年），高宗李治"诏以书、算、明经，事唯小道，各擅专门，有乖故实，并令省废"（《唐会典》卷65）。废算学馆并把博士以下人员并入太史局。至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在国子监重设算学。另外唐在地方还设有都督府、州、县学，并允许私人办学，各种学校除必学儒学经典外，还学习各种专业。唐中叶，国子监有学生8000　多人，地方州县学生达60000　多人，均有算学课程设置，可见唐代数学教育的兴盛情况。

在国家重视教育的同时，隋唐政府还十分重视对图书典籍的整理工作，曾先后大规模地组织人力抄写、整理前代散失的著作。为满足数学教育的需要，唐高宗时曾令太史令李淳风与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注释十部算经，作为国学教科书。

李淳风，岐州雍人（今陕西凤翔），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唐高宗时任太史令。现在传本的算经十书每卷的第一页上都题"唐朝议大夫、行太史令、上轻车都尉臣李淳风等奉敕注释"。这十部算经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缀术》。其中除王孝通的《缉古算经》是初唐作品外，其余都是以前的作品。这些著作，过去由于传抄不一，注述庞杂，错误较多。经李淳风等人认真校对，一一整理，对其中错误予以澄清。如传本《周髀》，有赵爽注，甄鸾重述，李淳风根据实际观测，修正了经文和他们注释的错误。指出《周髀》以"地差千里，影差一寸"的假定作为算法的根据，是脱离实际的。赵爽用等差极数插直法推算24　节气的表影尺寸，不符合实际测量结果。甄鸾对赵爽的"句股圆方图说"多有误解等等。又如《海岛算经》原本是刘徽附于《九章算术》之后的"重差"一卷，原著解题方法文字概括不易理解。李淳风等详细指明了解题中的演算步骤等。这些都为当时及后人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便。正是由于李淳风等人的注释，又经政府规定为教科书，才使这10　部算经得以流传至今。但是李淳风等人的注释工作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和错误，如没有认识到刘徽割圆术的意义，甚至轻视刘徽的发现，这是不对的。也有的注解质量并不是很高。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一件古代数学的总结工作，对推动数学教育的开展和数学知识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数学教育的开展和数学知识的普及，无疑对当时的社会生产起了推动作用。隋唐五代时期出现了许多令世人皆叹的宏伟壮丽工程和精妙绝伦的制造技术，这些都与数学知识的发展和应用是分不开的。

但是由于传统思想的支配，统治阶级对经史治国的过分依赖，历代帝王不会把数学教育提高到应有的地位，随着封建统治内部矛盾的加深，对数学的重视也只能是每况愈下。唐时国子监原有算学学生30人，至天宝以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贞元前后（约公元800年）六馆已亡其三。至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更定员额，西京书算馆各10人，东都算馆仅2人而已。而且算学学生的社会地位非常低微，国子监博士的官阶是正五品上，算学博士的官阶是从九品下，所以杜佑的《通典》中说："士族所趋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这种"明经至上"的封建教育机制，不但未能使算学得到应有的支持，反倒成为算学发展的桎梏。大约至晚唐，明算科的考试便早已停止。（二）王孝通和《缉古算经》王孝通，唐代初期数学家。由于资料所限，其籍贯身世、生卒年代都不可详考。根据《旧唐书》、《新唐书》以及《唐会要》的记载，王孝通出身于平民，少年时期便开始潜心钻研数学，在天文历算方面造诣很深。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23年前后）担任算学博士，奉命与吏部郎中祖孝孙校勘傅仁钧制订的《戊寅历》，提出异议30　余条，被提升为太史丞。

王孝通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数学的研究方面。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数学家。他的最大贡献是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写作了《缉古算术》。后因被列为10　部算经之一，改称为《缉古算经》。在这部书中，王孝通第一次提出并解决了开带从立方法，即求三次方程的正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开带从立方的算书，在我国古代数学史上是一个突破。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曾这样描述："在唐代（公元7世纪），王孝通成功地解决了三次数学方程"，"在欧洲，斐波那契（公元13世纪）是第一个提出王孝通那类问题的解法的人。有理由认为，他可能是受到东亚来源的影响"。

《缉古算经》全书二十问，第一问是有关天文历法的计算问题，可用算术解答。第二至十四问是立体问题，是以三次方程解答的问题。第十五至二十问是勾股问题，是以三或四次方程解答的问题。全书每问之后都有术文，说明方程各项系数的解法，在一些重要术文之后，都有王孝通的自注。注文一般是说明立术或建立方程的理论根据及运算过程。如书中第二问为："假令太史造仰观台，上广袤少，下广袤多。上下广差二丈，上下袤差四丈，上广袤差三丈，高多上广一十一丈。甲县差一千四百一十八人，乙县差三千二百二十二人，夏程人功常积七十五尺，限五日役台毕。羡道从台南面起，上广多下广一丈二尺，少袤一百四尺，高多袤四丈。甲县一十三乡，乙县四十三乡，每乡别均赋常积六千三百尺，限一日役羡道毕。二县差到人共造仰观台，二县乡人共造羡道，皆从先给甲县，以次与乙县。台自下基给高，道自初登给袤。问台道广、高、袤及县别给高、广、袤，各几何"。

关于仰观台和羡道的计算方法，王孝通给出四种计算方法。第一术是求仰观台高、广、袤术；第二术是均给积尺受广袤术；第三术是求羡道广、袤、高术；第四术是求羡道均给积尺，甲县受广、袤术。其中第二术术文为："以程功尺数乘乙县人，又以限日乘之，为乙积。三因之，又以高幂乘之，以上下广差乘袤差而一，为实。又以台高乘上广，广差而一，为上广之高。又以台高乘上袤，袤差而一，为上袤之高。又以上广之高乘上袤之高，三之为方法。又并二高，三之，二而一，为廉法，从。开立方除之，即乙高。以减本高，余，即甲高。此是从下给台甲高。又以广差乘乙高，如本高而一，所得，加上广，即甲上广。又以袤差乘乙高，如本高而一，所得，加上袤，即甲上袤。其甲上广、袤即乙下广、袤。台上广、袤即乙上广、袤。其后求广、袤，有增损者，皆放此"。术文之后，王孝通自注为："此应三因乙积，台高再乘，上下广差乘袤差而一。又以台高乘上广，广差而一，为上广之高。又以台高乘上袤，袤差而一，为上袤之高。以上广之高乘上袤之高为小幂二。乘下袤之高为中幂一。凡下袤、下广之高即是截高与上袤，上广之高相连并数。然此中幂定有小幂一，又有上广之高乘截高为幂一。又下广之高乘下袤之高为大幂二。乘上袤之高为中幂一。其大幂之中又有小幂一，复有上广、上袤之高各乘截高为幂各一，又截高自乘为幂一。其中幂之内有小幂一，又有上袤之高乘截高为幂一。然则截高自相乘为幂二，小幂六。又上广上袤之高各三以乘截高为幂六。令皆半之，故以三乘小幂。又上广上袤之高各三，今但半之，各得一又二分之一，故三之二而一。诸幂乘截高为积尺"。

根据术文，例为现代方程式，即为：333222 3Bhc a d bhac ahbd bhhac ahbd bh h x x x（　）（　）（　）－　－＝－　－＋－＋－＋·　·　·关于王孝通写作《缉古算经》的目的，他在《上缉古算术表》（约公元626年）中称："伏寻《九章》商功篇有平地役功受袤之术，至于上宽、下狭，前高后卑，正经之内阙而不论。致使今代之人不达深理，就平正之间同欹邪之用。斯乃圆孔方枘，如何可安。臣昼思夜想，临书浩叹，恐一旦瞑目；将来莫睹，遂于平地之余，续狭斜之法，凡二十术，名曰《缉古》"。可以看出，王孝通是依据《九章算术》的算法，结合实际，创造性地编造了一些立方体积问题，用于解决一些土木工程的计算问题。他建立的三、四次方程及其解法，虽然依据几何的性质，只限于正解，但在我国古代数学发展史方面仍不失为辉煌的成就。就当时已有的数学水平而言，如何列出合乎题解需要的三次方程，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直到宋元时期的"天元术"出现之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三）二次内插法的建立公元206年，刘洪在《乾象历》中首次提出一次内插法后，三国时期的杨伟，南北朝时期的何承天、祖冲之都是用一次内插法来计算日行度数。由于日、月视运动的不均匀性，用一次内插法所行的结果与实际误差很大。随着天文观测的进步，天文学家又发现了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因而要求有更精确的计算方法来推算日、月及五星运行度数。

公元600年，隋代的天文学家刘焯在制定《皇极历》时，首先创立了等间距的二次内插公式，这是我国数学史和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刘洪应用的一次内插公式为：f（n＋s）＝f（n）＋s△［其中△是一级差分＝f（n＋1）－f（n）］。而刘焯的二次内插公式就比刘洪的一次内插公式精密的多。刘焯的二次内插公式为：f nl s f nlsls sls f nl f nlf nl l f n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DD D D DDD1 21 222 1 2221 20 1 1 12 1求太阳的视行度数时，l　是一节气的时间；求月行度数时，l　为一日的时间。利用这一公式计算所得到的历法精度大大提高。但是由于节气l　实际上不是按等间距变化，日、月、五星也不是作等加速运动，因此仍然存在缺点。为了提高历法的精确度，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在公元727年，创立了不等间距的二次内插公式，不等间距二次内差公式为：f t s f t sl lsl lsl l l ll l s L（　）　（　）（　）（　）（　）（　，　）＋　＝　＋＋＋＋　－－＋－　1　＜D D D DD D1 21 2112221 211221 2当l1＝l2　时，和刘焯的等间距二次内插公式相同。一行较好地解决了与实际较大误差问题，利用这个公式编制的《大衍历》在推算日、月、五星运行度数方面比以前进了一大步，也使我国的天文历算大大走在世界的前列。晚唐时的徐昂在公元822年制定《宣明历》时，所用的内插公式比一行的公式形式更为简单。

二次内插法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天文历算学进入一个新的里程。

（四）数学计算技术的改进这一时期数学的进步，还表现在计算技术的改进方面。

从李淳风等注释10　部算经（公元656年）以后，到南宋秦九韶《数书九章》（1247年）以前，这592年中唐宋人的数学著作，现在都没有传本。只有一本韩延的算术书，因被冠于《夏侯阳算经》之名得以流传下来，从而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史料。《韩延算书》约成书于公元774年前后，全书3　卷共计83　个例题，除少部分例题和《五曹算经》、《孙子算经》相同外，其它都是结合当时的实际需要，为地方官吏和普通百姓提供适用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技术。根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的算学家，除已介绍的刘焯、王孝通、李淳风、僧一行等人外，还有陈从远、龙受益、边刚、刘孝孙等人。据《宋史·律历志》记载："唐试右千牛卫，胄曹参军陈从远著《得一算经》，其术以因折而成。取损益之道，且变而通之，皆合于数"。南宋王应麟《玉海》称："江本撰《三位乘除一位算法》二卷，又以一位因折进退，作《一位算术》九篇，颇为简约"。元代胡省三据《新唐书·历志》注《通鉴》称"刚（边刚）用算巧，能驰骋反覆于乘除间，由是简捷超径等接之术兴"。《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贞元人（公元785-804年）龙受益《算法》二卷"。《宋史·艺文志》记录：龙受益著有《算法》二卷，《求一算术化零歌》一卷，《算范要诀》二卷。虽然这些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它们的具体内容，但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实用算术有了很大发展，人们积极从事计算技术的改进，在简化筹算乘除的演算手续，减轻数字计算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古代的筹算乘除法都要排列上、中、下三层算筹。乘法，列乘数于上、下层，乘积列于中层。除法列被除数于中层，除数于下层，商数列于上层。演算手续相当繁重。唐代劳动人民为了简化演算手续，想尽方法使乘除可以在一个横列里演算。在韩延算术中就有许多设法在一个横列里演算乘除的例子，如"课租庸调"章"求有闰年每丁（庸调）布二端（1　端＝5　丈）二丈二尺五寸法：置丁数七而七之，退一等，折半"。如果设该地区丁数是α，每丁应纳庸调布为2.45　端，α丁共纳端数为α×2.45，韩延算法采用α×7×7÷10÷2　代替α×2.45，就可以在一个横列里演算了。又如当时兴起的"得一算法"或叫"求一算法"，当乘数的第一位数码是1　时，用"加法"来代乘，除数的第一位数码是1　时，用"减法"来代除。对乘除的第一位数码不是1　时，把乘数或除数加倍或折半，使它的第一位数码变成1，同时对被乘数或被除数作相应的变化，然后用"加法"或"减法"代替乘或除，从而化简乘除的运算工作，并使之能在一个横列里演算。

除此之外，在十进小数的推广应用方面，也有了一定进展。古人记数，碰到整数以下的奇零部分，通常用分数表示。虽然，汉代的刘徽在他的《九章算术》少广章注中曾主张用一位或多位十进小数表示无理数平方根或立方根的奇零部分，但这个超时代的宝贵意见并没有被一般数学工作者采纳。而且它的推广应用还很迂回曲折和缓慢。唐中宗时，太史丞南宫说撰《神龙历法》（公元705年），创用百进小数来记数据的奇零部分，以1日为100"余"，1"余"为100"奇"。如"期周365日，余24，奇48"就是一回归年为365.2448日。"月法29日，余53，奇6"就是一朔望月为29.5306日。唐代宗时，韩延算术将一文以下的钱币单位用十进位推广到分、厘、毫、丝、忽五位，这些都是明显的进步。

四、隋唐五代的农学隋唐五代时期，我国封建经济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作为封建经济之本的农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劳动人民在继承前代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成就基础上，不断地总结农业生产实际经验，丰富农作物的栽培品种和技术，逐步形成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农业体系。这一时期，北方经济在获得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又由于战乱遭受很大破坏。南方经济却相对得到迅速的发展，以南方水田耕作栽培技术的发展为主，构成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主要特色。不论是在精耕细作方面，还是在农田机具的改进创新、各种作物的栽培技艺等方面，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进步，把我国古代发达的农业技术又向前推进一步。

（一）畬田的出现和圩田的扩大畬（shē奢）田，是指焚烧田地里草木，用草木灰做肥料的耕种方法。隋唐之际，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实行了较为宽松的农业政策，又鼓励人民开垦荒地，使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lěisì音垒四，古农具名）亦满"（《元次山集·向进士第三》）的局面。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原有的耕地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田尽而地，地尽而山"，人们便向山地开荒，畬田出现了。

关于畬田的记载，在唐人的诗词中多有反映，如杜甫有"斫畬应费日"

（《杜诗分类集注》卷七）这句；元稹有"田仰畬刀少用牛"及"田畴付火罢耘耕"（《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一）之句；白居易有"灰种畬田粟"、"春畬烟勃勃"（《白氏长庆集》卷十、卷十九）之句；刘禹锡有"照山畬火动"，"火种开山背"（《梦得集》卷三、卷八）之句等等。说明当时开垦畬田已十分普遍。

畬田，也就是烧榛种田。其造田方法是，在初春时斫木；在雨季前用火焚烧斫下的草木，借其灰作肥料，而后乘热土下种，播粟、麦于灰中，雨后即滋生，不用耘锄，即可丰收。经过3年后，土壤肥力耗尽，不能耕种，再让草木萌发，逐渐恢复地力，别烧旁山草木之地进行种植。

畬田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农业开始向山地丘陵发展，是农业上山记录的开始，同时也是运用了草木灰可以肥禾麦的生产经验。"无灰不种麦"的农谚也一直流传到现在。

圩田，是人们利用濒河滩地，湖泊淤地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农田。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已从治水中得到启发，利用堤防来治洼地。但那时不过是用筑土堤来挡水，后来的圩田已经发展成为利用堤岸、涵闸、沟渠建成相应的水利灌溉工程保护耕地。这种圩田，在唐中叶以前，发展比较缓慢，中唐以后才在南方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是到了五代时期的吴越（公元907年-960年）发展规模较大，据记载："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为民美利"（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奏议上》）。唐代在浙西还设有营田司负责堤防堰闸之事，每年派人巡查江河湖道，清理淤浅，有效地保证了圩田的开发利用。圩田的开发有效地解决了南方河滩湖泊淤地的利用问题，为农业丰产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二）水田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创新这一时期，由于北方先进生产工具的传入和当地生产经验的积累，水田生产工具也有了改进和创新。

在耕作工具上，出现了江东犁、水田耙等。

长江流域原来使用的耕犁是直辕的，这一时期改成了曲辕，由于它首先是在长江下游地区得到应用和推广，又被称作江东犁。据唐代陆龟蒙在《耒耜经》中记载，这种犁是由十一个用木和金属制作的零件组成，全长约4　米，犁长40　厘米，宽20　厘米；犁壁长、宽都是33.3　厘米；犁底长133.2　厘米，宽13.3　厘米；犁辕长3　米。和过去的直辕犁相比，有了以下改进：（1）犁辕短曲，操作时灵巧省力；（2）增加了犁评，可以调节耕地的深浅；（3）犁梢与犁底分开，可以根据犁梢摆动的幅度，调节耕垡（fá音伐，耕地翻土）的宽度；（4）犁辕前面有能转动的犁槃（pán　同盘），便于耕畜牵引时犁身能自由摆动或改换方向；（5）犁壁竖于犁铧之上，两者不成连续曲面，既便于碎土，又便于形成窜垡。这种犁的出现是我国耕犁的一大进步，标志着我国古代耕犁的制造技术已臻于成熟。其调节深浅、宽窄的工作原理，直到今天的机引铧式犁还在采用，其形体和结构与今天的中式犁差不了多少。江东犁的出现，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提高耕地质量都起了重大作用。这种犁18世纪时传入欧洲，对欧洲近代犁的改进也发生了重大影响。除犁外，还有一种新的整地工具铁塔在这时出现，用它掘土，比牛耕还深些，很适合缺牛少耙的小农使用。

除耕犁和铁塔外，唐代还有两种平整土地的农具在陆龟蒙的《耒耜经》中有所记载，一是叫耙，用来破碎土块，平整地面，镇压除草之用，形同北方的旱地耙，很可能是北方旱地耙演变而来。陆龟蒙在《耒耜经》中讲："耕而后耙，渠疏之义，散拨去芟（shān　音山，草名）者焉"。二是叫砺译（

é音译。）和碌碡，均为镇压器，用以敲碎土块，碎土松土用。陆龟蒙在《耒耜经》中说："爬（耙）而后有砺焉，自爬（耙）至砺■皆有齿，碌碡觚棱而已，咸以木为之，坚而重者良"。由于碌碡和砺■打混泥浆的质量不是很高，到了宋代就被耖所替代，耖是一种上有横柄，下有列齿的水田农具，具有"疏通田泥"的作用。从而，水田的土壤耕作就形成了耕-耙-耖一套技术措施，这是南方水田生产精耕细作化的又一个标志。

排灌工具这时也有很大发展，除普遍使用前代的辘轳、翻车之外，隋唐时期还出现了筒车和井车。

筒车，是一种借助水力，转动车轮，取水灌田的工具。唐代陈廷章写过一篇《水轮赋》，描述它的运转情况及功能，刘禹锡在《汲机记》中也叙述河岸住宅，利用它汲水以供灌溉的情况。《杜诗镜铨》引李寔（shì今写作是）注释说："川中水车如纺车，以细竹为之，车首之末，傅以竹筒，旋转时，低则舀水，高则泻水"。这种巧妙利用水力，解决岸高水低，水流湍急地区的灌溉，有着重大的意义。唐王朝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大和二年（公元828年）曾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百姓，以供灌溉之用。

井车，属于平地灌溉的工具，在井上使用。唐代刘禹锡在《何处春深好》一诗中说："接比栽篱槿，咿哑转井车"，不仅提到井车，还描写了井车运转的声音。井车实际上是辘轳的发展，它由许多水斗组成一条汲水长链，装在一个大的立齿轮上，立齿轮与另一个齿轮相啮合，由动力推动齿轮旋转，井水就会源源不断提取上来。

（三）秧田的设置和壮秧技术的形成水稻育秧移栽的历史很早，汉代崔寔的《四民月令》中就有"五月可别稻及蓝"，别稻，就是移栽水稻，但当时是指北方陆稻移秧栽培。唐中叶以后，由于北方遭到严重破坏，国家财政经济收入越来越依赖于南方。随着对米谷需求量的增大，为了提高稻谷单位面积的产量，在北方陆稻育秧栽培技术的启发下，南方开　始推广和设置秧田，从直接播种于大田，变为先播种于秧田，再移栽于大田，这是农业技术的一项进步。这项技术一是能达到节约用水，扩大栽培面积的目的。二是便于管理，便于壮秧技术的使用，从而达到丰产的效果。尤其是对于后来形成的二熟制更是重要的技术措施。当时在唐人的一些诗句中可见设置秧田、育秧移栽的一些情况。如杜诗的"插秧适云已，引溜加灌溉"，描写四川育秧移栽的情况。白居易的诗句"泥秧水畦稻，灰种畬田粟"，"水苗泥易耨，畬粟灰难锄"描写江州和杭州等地的生产情况。足见育秧移苗生产技术的推广已很普遍。

由于育秧移栽技术的推广使用，原有的水稻整地、施肥、中耕、除草、排水、灌溉措施都有了变动。在整地方面，由于移栽的关系，都经过水整，秧田、稻田已经作畦作埂，使土壤平整成块，便于下种及移栽。尤其是秧田，开始总结出一些壮秧技术。例如，接种要"先看其年气候早晚、寒暖之宜，乃下种，即万不失一"。播种过早，秧苗会受寒潮伤害，冻害秧苗，造成烂秧。播种晚了，耽了农时，也育不成壮秧。秧田水层管理，要保持往来活水，避免冷水死水；秧田面积也不宜过大，以免水层深浅不匀，管理不便；水层也不能太深或过浅，深了浸没苗心，秧苗容易萎黄。浅了，泥皮容易晒干发硬，秧苗不能很好生长。施肥要用发酵腐熟后的肥料，不能用生肥，因为"生者立见损坏"等等。

秧田的设置和壮秧技术的推广使用，大大提高了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为农业的丰收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稻麦二熟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秧田虽然在南方已经建立，但大都为一熟的粳稻，水旱轮作的稻麦二熟在一些温暖的地方虽已出现，但真正形成和推广还是在宋代以后。

（四）南方蚕桑业的普及和发展隋唐五代时期，在农业生产各部门中，蚕桑业是仅次于粮食作物的生产部门。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劳动人民就已经掌握了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的技术，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形成了十分发达的蚕桑业，其发展规模也很大，丝织品不仅满足国内富裕阶层人民的需要，而且大量用作朝廷馈赠佳品，并且远销世界各地，使中国成为有名的"丝国"。

唐中吐以前，我国的蚕桑业主要在黄河流域，以河南为最，河北次之，四川、淮南、江南更次之。当时每户配给50　株桑树种植的任务，据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统计，全国农户约有800　万户，应有桑树4　亿多株，约生产丝500　余万斤，生产规模是很大的。在桑树的栽培技术方面，已经开始运用营养繁殖的压条法解决种苗的大量供应问题。在播种育苗方面，已经比较细致地运用选椹、畦种、育苗、移栽、截条、剪枝等技术措施，对采叶的时间、数量和部位也都有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并且培育出桑树的不同品种。但那时的南方，仍以种麻为主，以生产麻葛布著名，虽有少数蚕桑区，但技术和数量远不及北方。公元756年以后，北方由于部落叛乱和长期不断的军阀混战，大部分城市和乡村都遭到破坏，人口大量南移，农桑多废，促使南方经济发展起来。据唐李肇《国史补》记载："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取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意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

由于北方的技术传入南方，加之丝织物绢、帛、绫等需要的增加，大大刺激了南方种桑养蚕业的发展。在普及的基础上，南方的蚕桑业很快超过北方。公元893-978年，南方丝织业发达的浙江地区，有时一次输出绫、罗、锦、绮达28　万余匹，色绢79.7　万余匹。不发达的福建地区对外输出锦、绮、罗也有3000　匹。晚唐以后，机织手工业开始脱离蚕桑业而独立，使绢帛的生产量大大增加。绢帛生产量的增加，需要扩大蚕桑业的种植面积和提高种植技术，为提高每亩桑园的产量，开始育成了叶肉厚、花椹少、树体生长快的湖桑品种，并开始运用嫁接技术培育桑苗，采用剪定方式控制桑树的生长期等等。南方蚕桑业的发展，一直到了今天。

（五）茶的种植和栽培技术我国是茶的发祥地，茶树的发现和利用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起初茶是被利用作药用，写作"荼"字。唐以后才改名为"茶"。茶字最早见于《唐本草》（公元659年），至中唐以后，所有茶字意义的荼字都变成了茶字。茶树生育的基本条件是要有温暖和湿润的气候，因此茶树适宜于生长在南方，而不宜于北方。在唐以前，饮茶还是北方少数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的事情，还没有成为民间的普遍饮料，产量也不很大。到了唐朝，由于农业的发展，社会的富足，饮茶之风逐渐兴起，茶叶的生产和加工，也逐渐成为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的一个重要部门，至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开始建立茶税制度，茶税便成为国家一项重要赋税来源。茶叶的产量不仅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而且还源源不断输往西亚和非洲。

这一时期茶树的栽培技术，根据唐代陆羽的《茶经》和《四时纂要》记载，主要有：（1）选择丘陵地。茶树的种植宜选择丘陵地并且南向或东南向的斜坡，以利阳光照射。由于茶树幼苗怕强烈光照，还须有林木为其遮荫。即所谓"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陆羽《茶经》）。

（2）选择土壤。《茶经》说："（茶树）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所谓"烂石"是指岩石风化不久而形成的土壤，排水良好，持水率高，通气孔多，营养丰富。这种土壤使茶树生长良好，制茶品质最佳。黄土的土质粘重，肥分贫瘠，茶树生长不茂，制茶品质最差，至今茶农还称黄土为"死黄泥"。

（3）依法种植。种植方法形似种瓜，据《四时纂要》记载："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

hǔ音煮，砍），著粪和土，每坑种六、七十题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即以米泔浇"。即采用"丛植"，先挖一穴，每穴播茶籽若干粒，丛间距离视气候温度，土地肥沃以及丛本数多少来定。当茶苗出土后，选适当时间进行间苗、除草、灌溉、施肥、修剪、整枝等。

（4）适时采摘。《茶经》上说：生长的茶树"三岁可采"。采茶在二、三、四月之间，生长在"烂石"沃土的肥芽，长到四、五寸长，早晨带露水采。生长在薄瘠土的瘦芽，长出三枝、四枝、五枝后，选择最好的中枝采，并且规定"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对种子的收藏，《四时纂要》中也记载："熟时收取子，和湿沙土伴，筐笼盛之，穰草盖。不尔，即乃冻不生，至二月出种之"。说明对茶树的栽培和采摘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其中沙藏催芽法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在制茶技术方面，唐代发明了"蒸青"制法，把古老的制茶技术向前推进一步。唐以前的饼茶青草气味很浓，为了去掉青草气味，人们经过反复研究和实践，把采回的鲜叶，用蒸气杀青，捣碎，制成茶饼，然后烘干。陆羽的《茶经·三之造》中说明这种方法为："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制造蒸青团茶，即要达到内质变化的"制"，又要达到外形观的"造"，是争分夺秒，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技术措施，不易掌握恰当的适度。蒸青技术的优点在于杀青迅速而均匀，降低制茶的苦涩味。唐时，日本僧人来我国留学带回了蒸青技术。《茶经》记载的蒸青方法和制茶用具，现在仍然广泛使用。日本、东欧及印度的绿茶制法，也还都是蒸青制法。

由于茶树栽培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茶叶的品质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唐苏颂曾说：春中始生嫩叶，蒸焙去苦水，末之仍可饮，与古所食殊不同也。由此，更促进了饮茶风气的形成。中唐时，北方饮茶已经相当普及，江南大批茶叶长途运往北方。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开元中（公元728年左右），"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中，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足见饮茶的普及和茶叶的产量已经非常丰饶。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名茶品种。据李肇所著的《唐国史补》（公元820年左右）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项、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kuí音葵，古地名）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yōng　音拥）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靳州有靳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可见茶业已达到十分兴旺的程度。

（六）园艺和畜牧业的进步隋唐五代时期，由于对外交流的扩大，社会日益富庶，人民生活的改善，对各种瓜果蔬菜需求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园艺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栽培的果树种类不下70　种，蔬菜也有30　种之多。而且专业化的种植是这一时期园艺经营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栽培技术方面，还有不少创新。如唐诗人王建在《宫词》中描写说："酒幔高楼一百家，宫前杨柳寺前花，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这后两句讲的就是利用温泉水栽培瓜果，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学会利用温泉提高地温，促进瓜果蔬菜的早熟。另据《四时纂要》记载，当时人们已会运用人工栽培的技术，生产食用菌，这种方法是："畦中下澜粪，取构木可长六、七尺，截断槌碎，如种菜法于畦中匀布，土盖、水浇，长令润如初"。这是一种段木栽培，用覆盖、浇水的方法，来为菌子的繁殖创造温湿条件。但是，由于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人工接种，所以采用的是"有小菌子，仰杷推之，明旦，又出，亦推之"的办法，帮助菌种扩散，借以培养大菌。直到元代，才有人工接种的技术出现。

公元6世纪出现的梨树嫁接技术，这一时期又推广应用到其它果木上，促进了果木业的发展。柑桔蜡封保鲜技术在隋代已经出现。据《隋书·五行志》记载："文帝好食柑，蜀中摘黄柑，以蜡封其蒂献之，香气不散"。花卉的栽培在这一时期也是呈现兴旺景象，牡丹原系野生，唐代开始为人们栽培，有"自唐则天为后，洛阳牡丹始盛"之说。当时的花卉种类也比较繁多，牡丹、芍药、菊花、兰花等都是著名的花卉。不仅人工栽培花卉，而且出现了盆花盆景艺术，陕西乾县唐代章怀太子墓中，就已有侍女捧盆花的绘画。唐阎立本《职贡图》中已有将山石置浅盆中的记载，可以说这是我国山水盆景的发端。

唐代的养马业也相当发达，唐在各地盛兴牧马，以养马为重心兼及驼、牛、羊、驴等，并设有专门机构来管理，是为官牧。据《新唐书·兵志》记载，从贞观到麟德（公元627-665年）的40年中，先后养马70　万匹之多，同时还建立了马籍，作为选育良马之用。

为了合理地利用饲料，唐政府还规定了家畜的饲料供给标准。据《唐六典》记载，其供给标准为"凡象，日给稿六围，马、驼（骆驼）、牛各一围，羊十一共一围；蜀马与驴各八分其围，骡四分其围，乳驹、乳犊共一围，青刍（芻，音chú）倍之。凡象日给稻、菽各三斗，盐一升；马粟一斗，盐六勺，乳者倍之；驼及牛之乳者，运者各以斗菽，田牛半之；驼盐三合，牛盐二合，羊粟、菽各升有四合，盐六勺"。同时还规定："象、马、骡、牛、驼饲青草则日粟、豆各减半，盐则恒给。饲禾及青豆者，粟、豆全断。若无青草，可饲粟、豆，依旧给"。这个饲料标准，已注意到不同的家畜采用不同的标准；同一家畜，其体型、年龄、及生理和使役情况不同，饲料的供给标准也不同；同时有无粗料、精料的供给标准也不同；并且注意适量喂盐。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完备的饲养标准，也体现了畜牧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七）农学著作的繁荣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作物栽培种类和品种的增多，这一时期农学著作也出现繁荣的局面。从现留存的目录来看，大约有20　余种，超过了以往各时期。而且从内容和体裁上，突破了过去单一综合性的论述，专业类农书增多。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隋代诸葛颖撰写的《种植法》，长达77卷，篇幅较大。此后，则天皇后在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召集文学之士周思茂等人撰写的《兆人本业》（已佚），是一部官家农书，颁赐全国地方行政官员使用。据宋代人记载，这部书共3　卷12　篇，"载农俗四时种莳之法，凡八十事"，当是一部农家月令全书。还有王旻（mín，音民）的《山居要术》，韦行规的《保生月录》，也都已佚。另外，八世纪末李德裕的《平泉草木记》和公元863年段成式撰写的《酉阳杂俎》，还记载了一些花卉和动植物知识。这一时期，现存比较重要的农书有三部，即陆龟蒙的《耒耜经》、陆羽的《茶经》和韩鄂的《四时纂要》。

陆龟蒙，唐末吴江（今江苏省吴江县）人，字鲁望，号江湖散人。其父做过唐朝侍御史，家有数百亩农田，并有茶园、柴薪地各一处。由于唐朝末年政治动乱，陆龟蒙不愿做官，隐居乡里，可见他对农业生产比较熟悉。他写的《耒耜经》是我国第一部农具专书，全书篇幅不大，仅1　卷，约600　余字，用考工笔调，围绕耕犁这一农业器具详细说明它的构造和功能，另外附谈了3　件小农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书中描述的耕犁，现在通称"江东犁"，又叫"曲辕犁"，由11　个部件组成。从犁的构造和性能来看比前代有较大改进，设计和制作也比较完备，与解放前夕我国农村使用的步犁相差无几。可见我国耕地机具的制造技术在唐代已经成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陆羽（公元？-804年），字鸿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县）人。小时由僧人抚养，成人后做伶人，和地主阶级中的官僚、文人来往比较密切，熟悉当时的饮茶习俗。公元758年前后隐居苕溪（今浙江省吴兴县），从事著书工作。由于他爱饮茶，又在名茶产地隐居，熟悉当时各种饮茶习俗，因此有条件写出了《茶经》这部不朽的著作。

《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全书共3　卷，约9000　字，分为10　个专题。卷上3　个专题：一之源，讲茶树的形态、名称，茶叶的品质与土壤的关系。二之具，讲采茶、制茶的各种工具。三之造，讲茶叶的种类与制茶的方法。卷中一个专题：四之器，讲煮茶和饮茶的各种用具，它们的形状、大小、质料、用途、优缺点等。卷下六个专题：五之煮，讲煮茶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水，如何掌握火候等。六之饮，讲饮茶的起源及饮茶应有的知识。七之事，讲历史上饮茶的故事及药方等。八之出，讲茶的产地并比较各地产茶的优劣。九之略，讲在临时条件下可以省略那些制茶、煮茶的过程。十之图：把上述九项内容写在绢素上，分4　幅或6　幅悬挂起来，便于一目了然。

陆羽的《茶经》，总结了当时劳动人民在茶业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传播了茶业科学知识，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自他以后，茶业专著相继出现，如卢仝的《茶歌》、张又新的《煎茶水记》、苏廙的《十六汤品》以及五代时蜀毛文锡的《茶谱》等。

韩鄂的生平事迹和著书年代，都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考证，据推测，他可能是唐末至五代初人。他写的《四时纂要》一书在我国早已散失，自1960年在日本发现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年）的朝鲜刻本后，我国才有影印本整理出版。

《四时纂要》属于农家月令书一类，全书5　卷分作12　个月，每月依次抄录了天文、占候、丛辰、禳镇、食忌、祭祀、种植、修造（包括酿造、合药和某些小手工艺制作）、牧养、杂事的新旧文献。是一部农家实用的杂录全书。从其内容和引用资料来看，韩鄂大部分采用了前人著作的资料，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汜胜之的《汜胜之书》、崔寔的《四民月令》、王旻的《山居要术》以及其它一些医药书籍，少部分是他自己的经验。虽然该书涉及的内容十分宠杂，从本质上看是继承了崔寔的以表现当时士大夫家庭靠农、工、商来维持家庭生活的年度经营计划，而且丛辰、禳镇等迷信材料突出地肿胀，但仍不失是一部有相当价值的农书，它填补了自《齐民要术》至南宋《陈敷农书》之间相隔6　个世纪的空白，为这段时间内的农业技术和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书中涉及繁多的农业种类，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是以粮食、蔬菜为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农业特色。而且在果树的嫁接、合接大葫芦、紫花苜蓿与麦的混种等方面都较前代有所发展。特别是棉花、开蜜，淀粉植物中增加了薏苡、薯蓣、百合；蔬菜类增加了牛蒡、莴苣；药材类增加了决明、黄精等，都是前代所没有的。另外还介绍了一些先进的酿造技术，润肤化妆品的原料配方及制作方法，对研究当时的农产品加工技术和当时的社会风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五、隋唐五代的地理学隋唐五代时期，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和扩展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也迫切需要掌握域内外土地、物产等地理情况，从而促使了这一时期地理学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在地理学方面，突出地表现在方志的繁荣、制图学的创新、域外地理知识的扩展以及在潮汐成因、海陆变迁等自然地理的考察研究方面比前代有明显的进步，从而为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发展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方志的繁荣方志的编纂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由于它是一种记载地方史的书籍，往往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叙述其疆域、山川、建制、沿革、户口、物产、城廓、风俗、人物等内容，有较高的地理价值，因此，在传统的地理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晋宋以前，方志著作极少附图，地图虽有说明，但名目上还以图称，不与方志相混。宋齐以后，方志著作渐渐附上了图，这样既发挥了地图的功用，也加强了地理著作的科学性，这是方志编撰史上的进步。随唐时期，这类有图有经称作"图志"、"图经"的著作便大量涌现。

隋统一中国后，在大业年间（公元603-618年），"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随书·经籍志》）。由中央政府明令全国各地大规模编撰方志，自隋开始。隋王朝将全国各地上报的地志和图志，汇集编纂成全国总图志。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区宇图志》129　卷，"卷头有图"，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的全国性总地志。《诸郡物产士俗记》151　卷；《诸州图经籍》100　卷。据《太平御览》引《隋大业拾遗》记载，这些图志、图经"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馆图。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字极细。"可惜，这些珍贵的资料早已佚亡，我们不能知道它们的具体内容。唐代对编造图志和图经也很重视，中央政府设有专门负责掌管图经的官员，并规定全国各州、府每3年（一度改为5年）一造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如《唐会要》卷五十九记载：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诸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为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新唐书·百官志》也记载，"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候、坊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从《太平寰宇记》和《太平御览》等书中，可以得知，当时唐代曾有50　多个州修有图经，其数量可以想象。现从敦煌石室中发现的《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两个残卷，可以看到唐代图经的大致面貌，但其中图已经没有了。全国性的地志、图志，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如魏王李泰邀集学士肖德言等编撰的《括地志》550　卷，外《序略》5　卷；李吉甫撰的《元和郡县图志》40　卷；贾耽撰的《古今郡国道具四夷述》40　卷；《贞元十道录》4　卷等；孔述睿撰的《地理志》等等。唐代的文风极盛，方志的繁荣，可见其一个方面。由于当年的著作只靠手抄，其流通数量必然有限，加上以后多逢战乱，它们大都已散失。这些全国性的总地志、图志，以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最为出色，它是一部集魏晋隋唐地志之大成的代表作。李吉甫（公元758-814年），字弘宪，赵州赞皇（今河北赵县）人，出身宦官家庭，"少好学，能属文，年二十七为太常博士"，元和二年（公元807年），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中书侍郎裴珀病逝，第二年"授吉甫为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暴病身亡。李吉甫一生论著甚多，在地理学方面，先后撰有《十道图》、《河北险要图》、《淮西地图》、《元和郡县图志》等。《元和郡县图志》40　卷，目录2　卷。现存34　卷。是李吉甫晚年（公元813年）当宰相时，向宪宗皇帝献上的一部全国总地志。内容记述了全国十道所属各府、州、县的沿革、境域、山川、道里、户口、贡赋、古迹等。"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47　镇，成40　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元和郡县图志序》）。南宋时，图尽散失，遂改称《元和郡县志》。李吉甫在编撰《元和郡县图志》时，总结了前人所撰地志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正如他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指出，过去所撰地志"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在此基础上，他作了改进。一是注重了当今要素的记载，注意了数据的真实准确，在书中多用数字表达，是这一部志书的显著特点。二是摒弃那些注重"丘墓"、"鬼神"的做法，虽然他有时也不免落入神话故事的圈套，但还是保持住了方志编写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三是注意军事要素的记载和绘制，把方志的编写和军事政治紧密联系起来。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这些在当时都是进步的。正是由于李吉甫的努力，尽管到南宋时其中图已亡佚，后世仍然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不仅因为它是魏晋以来现存最早的全国总地志，而且由于它所记载的"州郡都城山川"都有据可查，"无不根之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称其"体制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可见它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后来编纂全国总地志的范本。在世界地理史上也是一部杰出的地理著作。

方志的编写，发展到隋唐时代，不仅体例日趋完善，而且地理内容也较过去增多，尤其是附之于图，达到了图文并茂的程度，是方志编撰走向成熟的标志。

除方志著作外，隋唐时期在其它一些著作中也多有地理性专篇，如杜佑的《通典》，成书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全书200　卷，列八门，地理门有《州郡》、《边防》两篇。《通典·州郡》而打破了历代正史地理志偏重于本朝的局限性，叙述各行政单位在前代的沿革，一般追溯到春秋战国。可称得上是我国最古老的沿革地理篇章。《通典·边防》篇从历代史书的四夷传采集资料，突出边防作用，这在当时也是别开生面的。

（二）制图学的创新西晋时的裴秀创"制图六体"，是我国古代制图理论的光辉成就，深深影响着后世的制图学。自裴秀以后，直至隋代对这一理论还无人问及。这一时期，常见的就是所谓图经、图记的发展。隋唐之际，有一种分野图，如《二十八宿分野图》、《周易分野新图》等，这些图已经佚亡，内容如何不能得知。另外有隋高唐尉李播，因官场不得志而为道士，撰有《方志图》10　卷，李播的孙子李该撰有《地志图》，还有吕才受唐太宗李世民之命撰有《方域图》等。据考证，这些带有地志性质的地图，虽画有山川河流，但不同于一般地图，而是一种与道教及历法有关的地图。因为这些作者本人不是道士就是天文星象学家，他们因为"郡国沿革名称屡迁，遂今后学难为凭准"（《旧唐书·天文志》），试图用天象来固定州县的位置，因为没有科学依据，自然滑入歧途，所以也没有实用价值。

唐王朝建立后，国力重振，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制图学的发展添注了动力。除经志著作继续发展外，图与经志分野的局面逐渐形成，裴秀的制图理论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以裴秀制图理论为指导的地图。

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唐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十道图》。这是典型的唐代行政区划图，据《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代有三种卷本的十道图。第一种是长安四年（公元704年）绘制的《十道图》12　卷；第二种是开元三年（公元715年）绘制的《十道图》10　卷；第三种是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李吉甫所绘的《十道图》。这些十道图大体都有山川、户口、赋税、行政区划、文武官员数字、薪俸以及各州郡疆域、政治纲领等，完全是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为中央实施各种政令的要求而绘制的。五代时，这种图还仍作为官绘地图而使用，凡政制有变，图也随之修改。如《五代会要·选事上》记载：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史部三铨下省，南曹废置"，特令左丞崔沂等人修定《十道图》。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尚书吏部奏，清泰三年创造以上三县，欲编入《十道图》。"直到南宋的《直斋书录解题》一书，仍然著录有《十道图》，足见它至少流传了3　个世纪，对巩固和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后因宋代的大行政区不再以"道"分，遂改为"九域图"。

这一时期，军事性质的地图也有发展。除李吉甫绘有一幅《河北险要图》外，还有魏元忠（公元637～707年）绘制的《九州设险图》。由于这幅地图冠以九州之名，估计是唐代较大的军事设险图。

隋唐五代时期，在制图学方面做出最杰出贡献的要数贾耽。

贾耽，字敦诗，沧州南皮（今河北沧州）人，生于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自幼喜好地理，早年曾任过员外郎、礼部郎中等职，因"政绩茂异"被升为管理国家礼宾和接待外国使者的鸿胪卿，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后，曾任左散骑常侍、山南西道节度使、工部尚书、山南东道节度使、右仆射等职，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升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职务），在相位13年，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去世，终年76　岁。

贾耽的制图显然是受了裴秀制图理论的影响，他在献图的表中谈到"晋司空裴秀创为六体，九丘乃成赋之古经，六体则为图之新意。臣虽愚昧，夙尝师范"（《旧唐书·贾耽传》）。可见他是师范裴秀的制图理论，不仅如此，在此基础上，他还有所创新。

贾耽的地理著作和地图主要有：《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图》一轴和为说明此图而撰的《关中陇右山图九州别录》6　卷及《吐蕃黄河录》4　卷，统称《别录》10　卷；《海内华夷图》一轴和为说明此图撰的《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40　卷；还有《地图》10　卷、《贞元十道录》4　卷及《皇华四达记》等。贾耽一生勤于钻研地理知识，自称"臣弱冠之岁，好闻方言，筮（shī音逝，古代用蓍草占卜）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30年"（《旧唐书·贾耽传》）。在他担任鸿胪卿期间，"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划，备究源流"，"绝域之比邻，异蕃之风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这种勤奋工作精神，加上他身居宰相，能较多地接触所藏各种典籍，从而使他能够具备丰富的地理学知识，掌握大量的地理经典资料，在地理学上作出卓越的贡献，成为唐代杰出的地理学家和制图家。尤其是他经历了"安史之乱"，对一些疆域的丧失深感痛心，热切盼望能尽快收复失地。他制作的地图和著述的地理著作，正是寄托着这一心愿。他在晚年绘制的《海内华夷图》，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地图，也是唐宋时期影响最大的一幅全国一统大地图。

《海内华夷图》及其说明该图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共一轴40　卷。

完成于公元801年。这幅图师承裴秀制图"六体"的画法，图广10　米，纵11　米，比例尺为3.33　厘米折成50　公里（即1∶1500000），面积约为110平方米，是魏晋以来我国古代第一大图。图中以黑色书写古时地名，用红色书写当时地名，这样"今古殊文，执习简易"（《旧唐书·贾耽传》）。这是我国古代制图史上的一项创新，也为后世的历史沿革地图所袭用。《海内华夷图》已经失传，现存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博物馆内有一幅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的石刻《华夷图》，其左下角有一段话"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即贾耽）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可知此图参照了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从现存的石刻《华夷图》可以看出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不但各要素丰富，所载国家多，而且大江大河流向位置绘制的比较准确，不但绘有沙漠，而且绘有长城，各要素的符号许多与今相同或接近。《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是说明《海内华夷图》的文字资料，贾耽认为："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诸水诸山，须言首尾源流。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住"（《旧唐书·贾耽传》）。可见该资料备有各州详细的道路里数和驻军人数，以及各山各水的发源与归宿，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地理著作。这部书至少在北宋修《新唐书》时还没有散失，也可能因为它篇幅过繁，贾耽曾提出要写《贞元十道录》，此书也早已散失。据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称"近在敦煌发现写本《贞元十道录》残页，《鸣沙石室佚书》中有影印本。"除此而外，贾耽还绘有从中国到朝鲜、东京（今河内）、中亚、印度，甚至到巴格达的交通图等等（《新唐书·地理志》）。这些都早已散失。

（三）域外地理知识的扩展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开展和交通工具的发达，隋唐时期域外考察活动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与此同时，介绍域外地理知识的书籍也不断涌现，加深了人们对域外知识的认识和了解。

隋炀帝时，曾命裴矩（公元？-627年）掌管与西域的交易。裴矩一方面同西域各族人民发生密切联系，一面将西域的地理情况和风土人情加以记载，并绘成图册，撰成《西域图记》2　卷。据《隋书·裴矩传》转引《西域图记》的记载，当时人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知道通往地中海、波斯湾、阿拉伯海的三条陆经路线。公元658年，唐初的许敬宗（公元592-672年），出使康国和吐火罗后，撰成《西域图志》60　卷，还详细地介绍了中亚各地的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等情况。唐时，出使印度和不避艰险访求印度佛教经典的高僧络绎不绝，他们去后都带回当地及沿途一些地理见闻，著书立说，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域外地理知识的了解。如唐初的王玄策，曾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三次出使印席，回来后撰有《西域行传》，又名《西国行传》、《王玄策行传》等，书中素材多被当时有一部官书叫《西域志》所采用。唐贞观元年至贞观十九年（公元627-645年），玄奘西行取法，遍游天竺（今印度），回来后写有《大唐西域记》12　卷，是一部关于我国西北部边疆地区和中亚、南亚的重要地理著作。天宝十年至宝应元年（公元751-762年），唐杜环在当时的大食（阿拉伯）境内留居10余年，归来后撰有《大食国经行记》，翔实地反映了当时中亚和波斯（今伊朗）、大食、佛菻（东罗马）、苫国（在今叙利亚）、摩邻（在今肯尼亚）等处的地理情况，是研究西域历史地理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后世的《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通志》、《文献通考》中都有转载。虽然它传世文字不多，但由于所记内容重要，有关部分还被译为英、法、日等文字，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统治中原的后晋派张匡邺、高居海出使于阗（今新疆和田），高居海回来后撰了《行记》，其中详细记载了昆仑山北麓，于阗至若羌一带产玉的情况。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唐时漂洋过海从水陆到南亚、印度、波斯湾考察的也很多，如唐代的僧侣义净和尚，咸亨二年（公元671年），自广州出发，至佛逝（今苏门答腊东南），由佛逝至印度，在印度求法10　载，然后又至佛逝，停留6载后，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返回广州。同年冬又去佛逝，前后在外25年，经历30　余国。归后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求法高僧传》。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述了南海州岛中夷人"甚黑，裸形，能驯伏猛兽犀象等"，估计他远到了非洲东岸。隋大业三年至大业六年（公元607-610年），隋炀帝先后派朱宽、陈棱、张镇州等前往琉球（台湾）"慰谕"。《隋书·琉球传》详细记载了台湾的风俗、物产及气候。同时期，隋炀帝还派常骏、王君政等人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的南部）。《隋书·赤土传》记载了赤土国的气候和农作物的情况。唐代对云南地理的记载要数樊绰的《蛮书》，这部书详细地记录了唐代云南境内的交通途程、重要山脉河流和城邑、云南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生产技术、风俗习惯以及部族的分布迁徙等，是研究我国西南边陲极为珍贵的史料。唐时与日本的来往十分密切，两国互派使节，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情况都有较深的了解。对我国北邻，汉魏北朝时曾到达北海（即贝尔加湖）一带，而唐时走的更远。据《新唐书·回鹘传》记载：骨利干"处瀚海北。。草多百合，产良马"，"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胛，熟，东方已明，盖近日出处也。"瀚海即贝尔加湖，骨利干在贝尔加湖北，从其昼长夜短，和烹一顿羊胛太阳已出来情况看，其地纬度很高，当距北极圈不远。

在众多的域外地理考察著作中，当以玄奘述、辩机编的《大唐西域记》最为著名，它详细地记述了唐玄奘不畏艰险，游历110　余国的经历和见闻，是闻名中外的地理学专著。

玄奘（公元602-664年），姓陈名纬，洛州侯氏（今河南偃师侯氏镇）

人。隋末出家，早年熟读佛教经典，深究经典理义。遍游关中、四川、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在访学问师过程中，深感当时佛教内部派别不一、理论争执较大。为了维护佛教统一，从而达到佛教一尊的地位，玄奘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秋天，从长安出发，冒险偷渡随商人去天竺取经，沿途经瓜州、玉门关、伊吾（今哈密）、焉耆、高昌（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越葱岭北隅的凌山（今腾格里山穆素尔岭），经大清池（今吉尔吉斯伊塞克湖）北岸往西到素叶（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附近）、赭时国（今乌兹别克的塔什干）、飒秣建（今乌兹别克撒马而罕），然后折向东南，出西突厥的铁门（今阿富汗的巴达克山），过大雪山（今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和黑岭，来到北印度。在印度遍游恒河与印度河流域以及东、西海岸，然后翻越雪山和葱岭，经疏勒、于阗、鄯善至敦煌瓜州，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初回到长安（见玄■西游路线图）。前后16年，跋涉2.5　万余公里，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伟大旅程。回来后，唐太宗亲自下令迎接他，以至于出现了"近京之日，空城出观"的场面。玄■回到长安不久，唐太宗又在洛阳召见他，奉诏翻译佛教经书600　余部，并根据他的口述，由他的助手辩机编成《大唐西域记》12卷。他的另一个助手彗立，也根据他的口述，编写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　卷，除详细记述玄奘游印路程和见闻外，还追记玄奘西游以前的身世，并一直到他的葬事，属于一部传记体的著作。

《大唐西域记》全书12　卷，10　余万字，记录了玄奘亲自经历110　个国家和地区及传闻、28　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山川、物产以及气候和宗教等情况。书中内容不仅十分丰富，而且真实可靠，文笔也绚丽雅致，简扼流畅，在许多地理知识的认识描写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如对高山冰川的认识，提出"凌山"一词，即现代所谓冰川。玄奘记述"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江污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不仅形象地描写了冰川外观，而且正确解释了它的成因。又如关于波谜罗川的记载，过去一直笼统地把它称作是葱岭地区，玄奘经过考察，指出它是葱岭的一部，"其地最高"，并且首次提到波谜罗（即帕米尔）这一地理名称，为中亚一带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书中对古印度的气候也作了详细的记录，谈到印度一年分为六季，每季二个月，都是从月圆到月圆为一个月，分别为"渐热季、盛热季、雨季、茂季、渐寒季、盛寒季"。对研究印度半岛各地古气候，很有价值。

对沿途各地的植物分布景观，书中也作了真实的描绘。如描写新疆疏勒到叶城一带"嫁穑殷盛，林树郁茂，华果繁茂"。"土宜糜、黍、冬麦、"和"沙枣、葡萄、梨、杏诸果"。但是描写帕米尔，则是另一幅景观："葱岭东冈四山之中，地方百余顷，正中垫下，冬夏积雪，风寒飘劲，畴垅泻齿，稼穑不兹。即无林木，唯有细草，时虽暑热，而多风雪"。把高寒山地与荒漠绿州的植被情况作了生动真实的描绘。

《大唐西域记》12　卷，除去首尾两卷既讲印度，又讲我国的地理情况外，其余各卷都是讲印度各地的地理风光及宗教历史，因此，它又是我国最古老的外国地理专著之一。如对印度地形轮廓的描述是"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这是接近实际的，在我国地理文献中还是第一次。作为一部伟大的游记著作，也存在一些缺点，如所用里程，往往有些过于夸大，常常一写就是百里千里以上，使人不易捉摸。即是如此，作为古代一部旅游著作，仍不失其辉煌价值，今天仍然是研究中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全世界广泛传播。

（四）对潮汐成因及海陆变迁等的认识隋唐时期，在对一般自然地理认识的同时，还通过野外实地考察研究，更深层次了解一些地理现象的成因，作出科学的解释，使地理学的研究向更深层次迈进。其中突出的表现在对潮汐成因、海陆变迁以及对黄河源的考察等方面。

我国有着广阔的海岸线，潮灾的防止和潮汐的利用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尤其是隋唐时期，随着航海业的兴起，就必须要了解潮汐涨落的规律，以防止海水退潮造成搁浅或触礁。东汉时的王充曾提出"潮之兴也，与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论衡·书虚篇》）。把潮汐涨落与月亮盈亏联系起来，从而引导人们用计算月球运动的方法确定潮时。三国时，地处东海之滨的吴国，已有《潮汐论》问世，但早已散失，不知其内容。唐时窦叔蒙在多年观察研究的基础上，写了《海涛志》一书，详细地论述了潮汐的成因，较王充前进了一大步。《海涛志》又名《海峤志》，全书共6　章，约成书于8世纪中叶，是我国现存最早论述潮汐现象的专著。窦叔蒙在《海涛志》中，利用潮汐运动和月亮运动同步这个原理，进行了精确的计算。他算得自唐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冬至，上推78379年冬至日之间的潮汐，得到"积日二千八百九十九万二千六百六十四"，而"积涛五千六百二万一千九百四十四"。两者相除，得出潮汐周期为12　小时25　分14.02　秒。两个潮汐周期比一个太阳日多50　分28.04　秒。这个数字与现在计算正规半日潮每日推迟50分极为近似，这在当时是非常科学的。窦叔蒙还计算出潮汐运动有三种周期，一日之内有两次潮汐循环，一朔望月内，有两次大潮和两次小潮；一回归年内也有两次大潮和两次小潮，从而阐明了正规半日潮的一般规律。窦叔蒙还创立了推算潮时的图表法，根据月的圆缺情况，画出相应的潮汐变化图表，此表很容易地查出当天高潮的时辰。这个表要比欧洲最早的潮汐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13世纪"伦敦桥涨潮"表）早4　个世纪。可见，我国在8世纪中叶，对潮汐理论的研究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与窦叔蒙同时的封演，也对潮汐现象进行了研究，他在《说潮》中，详尽地描绘了一朔望月中潮时逐日推移的规律，与窦叔蒙的推算是异曲同工。书中对潮汐成因也有精辟的论述，他说："月，阴精也，水，阴气也。潜相感致，体于盈缩"。"潜相感致"说，在牛顿（1687年）的"万有引力"之前800多年，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海陆变迁的认识，在唐以前已经出现。如晋葛洪著《神仙传》中有"东海三为桑田"，但没有科学论证，而且附诸于神话。到了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任抚州刺史的时候（公元771年），在今江西省南城县的麻姑山顶一座古坛附近发现了螺蚌壳化石，他认为这就是沧海桑田变迁的遗迹，于是写了《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一文。他在文中写道："东北有石崇观，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这是从野外实地观察，得出海陆变迁的科学结论。他并且"刻金石而志之"，可见他对这一发现十分重视。唐诗人白居易也在他的《海潮赋》中记有海陆变迁这一认识，他在诗中写到："白浪茫茫与海连，平沙浩浩四无边，朝来暮去淘不住，遂令东海变沧田"。可见海陆变迁这一认识在唐代已很普及。

对黄河源的考察，在唐代已达到比较接近实际的结论。据《新唐书·吐谷浑传》和《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遣侯君集、李道宗对河源进行实地考察，曾到达星宿海、扎陵、鄂陵二湖一带。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唐遣刘元鼎出使吐蕃，途经河源，刘元鼎经过实地考察，认为"河之上流由洪济梁西南行二十里，水益狭，春可涉，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这里已描述了河源区的水文特征，较前更为具体，而且大体位置已接近实际，这就否定了西汉以来对黄河的"重源伏流"说。

另外，在对地下岩溶地形、海岸地形、沙漠地形等自然地理的认识方面，都比前代有明显进步，并且留下有科学考察的记录。如现存广东肇庆市七星岩石壁上唐李■的《端州石室记碑》，详细地描述溶岩的地貌，是研究洞穴地形的宝贵文献。又如《新唐书·地理志》所载的航道上，已有山、门、州、石、海峡等海岸地形类型的记录，说明唐代对海岸地形知识比前代丰富了许多。对沙漠地形的认识，在这一时期更为深入，所留的文献屡见不鲜。如唐开元天宝年间成书的《沙州志》，对敦煌一带的鸣沙山有准确的描述，书中写道："水东即是鸣沙山，其山流动无定，峰岫不恒。俄然深谷为陵，高崖为谷，或峰危似削，孤岫如画。夕疑无地，朝已干宵。中有井泉，沙至不掩，马驰人践，其声若雷。其水西有石山，亦无草木"。北方草原滥垦，会使草原变成沙漠。据《横山县志》卷3　记载："长庆二年（公元822年）10月，夏州大风，堆沙高及城堞"。原本水草丰美的夏都，以后变成了毛乌素沙漠。六、隋唐五代的医药学隋唐五代时期，我国的医药学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医事制度和医科划分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对古医籍的整理较过去有了进步，尤其是对本草著作的整理研究。把我国古代药物学知识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病源症候学的研究，对中医病理学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孙思邈等一批优秀的医药学家，全面地总结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医学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医学巨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藏医学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发展，中外医学交流也出现前所未有的蓬勃局面。这一时期，由于受道教、佛教的影响，医学发展也出现一些逆流，如服石、炼丹等，但这些都无法掩盖医药学全面发展的主流。

（一）医事制度和医科划分隋唐时期，医事制度日趋完善，较前代有了很大发展。当时的医药机构是由门下省统尚药局，负责宫廷中的医药事务；由太常寺统太医署，掌管政府的医政事务及医学教育。尚药局设有典御、侍御师、尚药监、侍御医、直长、医师等。太医署中设有太医令2人、太医丞2人、太医府2人、太医史4人、主药8人、药园师2人、医监4人、医博士、助教、按摩博士等。隋时，太医署有200　余人，唐时增至300　余人，而且成为政教合一的医学机构，既负责医务行政，又从事医学教育，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医科学校。早在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太医令秦承祖曾奏置医学以广教授，即开办医学校，但没有一直办下去，到元嘉三十年即罢去。隋代太医署虽设有医博士、医助教等，但采用分头教授医学，沿袭南北朝旧制。真正官方大规模置办医学校，应当是唐代的太医署，它比世界上成立最早的意大利萨勒诺医科大学（公元884年），还要早200多年，而且在组织结构、教学内容等方面，都更加完备和进步。更有意义的是，唐代在完善医事制度的同时，对医科设置也进行了科学的划分。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太医令掌医疗之法，次为丞。下设医、针、按摩、咒禁四科"。

医科设医博士1人、助教1人、医师20人、医工100人，学生40人，典药2人。学习课目分为基础医学和应用医学两部分，基础医学包括学习《本草》、《脉经》、《甲乙经》等；应用医学则是分别学习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科）和角法（火艾烧灸等）。学习期限分别是体疗7年，疮肿、少小5年，耳目口齿4年，角法2年。针科设针博士1人、助教2人、针师10人、针工20人、学生20人。主要学习各种针法，利用经脉孔穴部位，治疗各种疾病。当时常用的针法有镵（chán　音馋）针、圆针、鍉（chí音迟）针、铎针、剑针、圆利针、毫针、长针、火针等9　针补泻之法。

按摩科设按摩博士1人、按摩师4人、按摩工16人、学生15人。主要学习消息导引之法，即以按摩推拿的技术治疗风、寒、暑、湿、饥、饿、劳、逸等"八疾"，并且能够对损伤折跌等伤科作正骨处理。

咒禁科，设咒禁博士1人、咒禁师2人、咒禁工8人、学生10人。主要学习用祈祷咒禁的方法驱除邪魅，显然这是封建医学教育的局限性。

除此而外，太医署还设有药学部，有药园三顷，招收一定数量的学生，学习药物的栽培、采集、炮制、制剂、使用等方面的知识。

唐代虽然设立太医署从事医学教育，但这种培养人才的制度，主要还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广大人民的疾苦，仍然靠民间医生，而民间医生的成长，主要靠师徒相传和个人经验的积累，这是我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中医药发展的主要源泉。

除太医署外，唐代在各州府还多设医学，设医学博士掌其事，但规模和数量都远不及太医署。及至五代，因为军阀割据，他们的典章制度多未创设而沿袭旧制，值得提出的是后唐清泰年间（公元934-935年），除置药博士、医博士之外，并设有"翰林医官"之职。宋以后改太医署为太医局，并设翰林医官院。

唐代对公共医药也比较重视，朝廷每年给药以防民疾。如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玄宗亲制开元《广济方》5　卷，颁示天下。天宗五年（公元746年）又令郡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选其切要者，于村坊要路处榜示宣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德宗又亲制《贞元集要广利方》5　卷，586　方，颁于州府，题于通衢，以疗民疾。据《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记载：唐还在各州郡设立"悲田坊"和"养病坊"，前者为佛教徒私人组织，后者为政府设立。专门收容穷苦病患者，收养治病。所谓"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后来因管理不善，悲田坊制度遂告废止，只在全国寺院设立养病坊。同时，唐政府还制定了严厉的医药律令，惩处医疗事故和欺诈现象。《唐律》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铖（chéng　音成）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如之"（《唐律疏议》卷二十六。）

（二）古医籍的整理和研究隋唐时期，医药事业的发展，促使一些医药学家开展对古医籍的整理研究工作。《黄帝内经》一书，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文字古奥，其中错讹较多。齐梁时期的全元起，曾对《内经·素问》作过校注，但其书已佚。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是扬上善编注的《黄帝内经太素》30　卷。扬上善（约公元6-7世纪），隋大业中（公元605-616年）曾任太医侍御，唐时又为通直郎，太子文学及太子司议郎，精于医和老庄之学。当时他有感于《内经》之繁杂，读之茫于津涯，从事对《内经》的《素问》、《灵枢》两篇的整理工作。在校注的基础上，他把《素问》、《灵枢》的162　篇全部拆散，按其内容的不同性质，归纳为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腧穴、营卫气、身度、诊候、症候、设方、九针、补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论、杂病等19　个大类，并于每一大类下分若干小类。编撰成《黄帝内经太素》一书。这种对《内经》的分类研究，扬上善是第一人。经扬上善的努力，不仅加强了原书的系统性，而且对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先导作用。《太素》一书，历来为研究《内经》的学者所重视，不仅因为它保存了《素问》、《灵枢》的内容，而且因为他对《内经》的注释考订科学正确。《太素》一书著成后，到宋代就已残缺不全，后来便散失不见了。清代藏书家扬惺吾东渡日本，在日本的仁和寺发现该书唐代的抄本，使该书得以留存。日本丹波康赖编撰的《医心方》曾引述了扬上善的注释，可见该书在日本曾产生相当影响。

这一时期，整理注释《内经》贡献最大的是王冰。王冰，唐代医学家，自号启玄子，曾任太仆令。约生活于唐景云、贞元年间（公元710-804年），早年笃好养生，酷嗜医学，精勤博访，曾师事于郭子斋堂。当时他有感于传至唐代的《内经·素问》一书，篇目不全，纰漏甚多，而且内容混乱，影响研究和使用。遂决定对《素问》一书整理注释。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收集参考了当时许多注释《内经》的著作，进行反复的校对，加以重新编排，注释，并根据先师张氏所藏秘本，补齐了《素问》所缺的第七卷，先后费时12年，撰注了《注黄帝素问》一书。这是继全元起（齐梁时期）之后又一次整理和注释《素问》，世称《次注》，对中医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注黄帝素问》一书合计24　卷，81　篇。王冰在书中序言中说明自己校注的方法：一是分类别目，所谓"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名目以冠篇首"。二是迁移补缺，所谓"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三是加字明文，所谓"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文。"四是删繁存要，所谓"错简碎文，前后重迭者，详其指趣，削去繁杂，以存其要。"在此基础上，他对篇卷作了全面调整，重新编次，将原有的9　卷编排成24　卷，大体分为养生、阴阳五行、脏象、治法、脉法、经脉、疾病、刺法、运气、医德及杂论等，较全元起的《内经训解》前进了一大步。

王冰的注释不仅深入浅出，注文精当，而且对《内经》的理论多有发挥。如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注："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生，无阳则阴无以化。全阴则阳气不极，全阳则阴气不穷。。二气常存，盖由根固"。说明阴阳互为共根，欲阳气旺盛，便须保全阴气，欲阴气充沛，也得保全阳气。只有固其根本，使二气常存，才能强身延年。又如王冰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明人体五脏性质各有不同，注说"肝气温和，心气暑热，肺气清凉、肾气寒冽、脾气兼并之"。认识五脏的本气，对探讨病理十分重要。

王冰对《内经·素问》的整理注释，对祖国的医学作出重要贡献。他在注释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医学思想对后世医学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对古医籍的整理，还有唐初医学家扬玄操对《黄帝八十一难经》的研究，他以吕广（吴时）所注的《难经》为依据，凡吕广未解者，给予注解；吕广注释不尽的地方，给予详解，并且把《难经》的81　篇复杂文字，归并为13　个大类，使之更加条理化，便于学习和研究。经过10年的努力，撰成《黄帝八十一难经注》5　卷。这一时期，对《伤寒论》的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唐代的孙思邈。孙思邈在晚年著《千金翼方》的时候，见到张仲景的《伤寒论》，叹为神功，用"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将《伤寒论》所有的条文，分别按方证比类归附，单独构成两卷归于《千金翼方》中，是唐代仅有研究《伤寒论》的著作。

（三）本草著作的整理和充实隋唐时期，在对古医籍整理研究的同时，本草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草著作大量涌现，药物品种的增多，反映了当时药物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有本草书目31　部93　卷，《新唐书·经籍志》的记载便增加到36　部283　卷。其中还不包括散失的大量著作。陶宏景的《本草经集注》著录的药物品种有700　多种，到唐《新修本草》时候增加到850种。本草书的种类也很多，有《神农本草经》的整理本，如《神农本草经》8卷、《神农本草经》3　卷、《本草经》4　卷（蔡英撰）、《神农本草》4　卷（雷公集注）等。有本草图谱本，如原平仲的《灵秀本草图》6　卷、《芝草图》1卷等；有食疗本草本，如孟诜的《食疗本草》和陈士良的《食性本草》等；有海外本草本，如郑虔的《胡本草》、李询的《海药本草》等；增订本草本，除著名的《唐本草》和《新修本草》外，还有陈藏器的《本草拾遗》1O　卷、韩保升的《蜀本草》20　卷、王方庆的《新本草》4O　卷、扬损之的《删繁本草》5　卷、徐大山的《本草》2　卷等；药性本草书有甄权的《药性本草》4　卷、杜善方的《本草性事类》、《依本草录药性》3　卷（录一卷）、《诸药要性》2卷等。其它本草书还有《甄氏本草》3　卷、《本草集录》2　卷、《本草钞》4卷、《本草杂要诀》1　卷、《药录》2　卷、《本草药方》3　卷、《诸药异名》8　卷等等。随着本草著作的大量出现，本草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本草音义的工具书，如甄立言的《本草音义》3　卷，姚最的《本草音义》3　卷、李含光的《本草音义》20　卷、萧炳的《四声本草》5　卷等。

《新修本草》是唐代的官修本草，它是继《唐本草》之后编纂的。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左监门府长史苏敬鉴于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流传100多年后，其中多有错误，并且本草新品种增多，因此，向唐政府提出编修本草建议，唐政府遂命长孙无忌、李勣等领衔，包括由苏敬实际负责的23人参加修编，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8月修编完毕，名曰《新修本草》。这部巨著共54　卷，包括正经20　卷、药图25　卷、图经7　卷、目录2　卷，收载药物约850　种。按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有名未用等分为9　部，新增药物114　种。可惜这部巨著后来亡佚，有幸的是孙思邈在他的《千金翼方》中保存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从这部书的编纂过程和主要内容来看，有以下特点：一是在编写过程中，曾通令全国选送各地道地药材，作为实物标本进行描绘。遵从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具有广泛性，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它不是个人的创作，而是由政府组织、集体努力，最后由国家颁行，因此是我国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它比西欧最早的《佛罗伦萨药典》（1494年）和著名的《纽纶堡药典》（1542年）要早800多年。二是对过去的本草经籍进行了全面考订，纠正有差错的药物400　余种，增加新药100　余种，并且详细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性味、产地、功效和主治疾病等。对统一全国的用药，起了很大作用。该书颁行后，很快流传全国，唐政府曾把它列为医学生的必修课，对以后历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也曾传入日本，据日本律令《延喜式》记载："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又说："凡读医经者，太素经限四百六十日，新修本草三百一十日。"可见该书对日本医学影响的深远。三是广泛吸收了一些外来药物和民间的用药经验。如密陀僧、硇砂、郁金、安息香、龙脑香、诃黎勒、胡椒、薄荷等的治疗作用，都是《新修本草》开始收载的。

《新修本草》的编修和颁行，标志我国药物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我国的药物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它的直接影响长达300年之久，直到宋《开宝本草》问世后，才逐渐被替代。

在《新修本草》以后出现的比较重要的私人本草著作是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和韩保升的《蜀本草》。

陈藏器，约生活于8世纪，生卒年代不详。在《新修本草》问世数10年后，为了对《新修本草》进行补充，他专门收集《新修本草》遗编的药物，于公元738年著成《本草拾遗》10　卷。书中增加了不少新的药物品种，仅矿物药就有100　多种。该书的特点是广收博取，但有些庞杂，也有人认为有些怪僻，实用价值不大。但不管怎样，它起到丰富药物品种和扩大用药范围的作用。尤其是书中提出的"十剂"分类，丰富了方剂学的基本法则，一直到今天还广为中医药界所应用。李时珍曾在《本草纲目》卷一的"序例上"中对他大加称道，说"其所著述，博及群书。。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

韩保升，约生活于9世纪，五代时的本草学家。他在后蜀的统治者孟昶的倡导之下，以唐代《新修本草》为蓝本，依据新增加的内容，重新删定注释，编著了《蜀重广英公本草》20　卷，后人称为《蜀本草》。书中，除增加一些新内容外，所绘图形十分精细，后人编纂本草时常加引用，实际上是一部简本药典，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起了较大作用。

另外，由于唐代对外交流的扩大，外来药物大量增加，出现了收藏这方面药物的专著，如李勣的《海药本草》，全书共6　卷，载药124　种，书中有关香药和烧炼的内容比较突出，对介绍国外输入的药物知识和补遗国内本草品种作出了贡献。

有关饮食疗法，在我国古代早期的医药发展中就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先秦时的《周礼》，就曾把医学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历代都有关于食疗的著述。到了唐代，饮食疗法成为了一种专门学问，在众多的食疗本草著作中，以孟诜的《食疗本草》最为著名。孟诜（公元621-713年），汝州梁县（今河南临汝）人。少时好学，曾师事于孙思邈，长于食疗和养生，他在唐以前饮食疗法的基础上，搜集当时有补益作用的药物，参考有关文献，编成《补养方》138　条，后经其徒张鼎增补89　条，共227　条，成书3　卷，易名为《食疗本草》。该书早已亡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英人斯坦因在敦煌发现其残卷，记载药物26　条，使该书又重见于世。《食疗本草》的出现，把我国古代的饮食疗法又向前推进一步。

（四）病源症候学的成就由于长期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这一时期对疾病的认识，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比前代都有很大进步。其突出表现在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著作中。

巢元方，约生于公元6世纪后半期。隋大业中（公元605-616年）曾任太医博士，在此期间，主持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病因学的专著《诸病源候论》。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该书5　卷，吴景贤撰，《旧唐书·经籍志》则记载为50　卷。《宋书·艺文志》记载该书为50　卷，只有巢元方而无吴氏。据后人考证，应为50　卷，由巢元方、吴景贤主持集体编写。

《诸病源候论》，通常简称为《巢氏病源》，成书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全书分为67　门，1720　论。其主要内容是论述各科疾病的病因、病机和病变等。对于治疗方法，或者原则提一下，或者根本不谈。"但论病源，不载方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子部·医家类》）。据书中自言是因为"汤熨针石，别有正方"。也就是有其它方书记载，用不着重复列举。但在叙述每一种疾病后面，大都附有"补养宣导"的具体方法，可见对"补养宣导"的重视。

该书全面总结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医疗经验和成就，内容十分广泛和丰富，尤其在病因学方面能突破前人的见解，提出许多新的论点，把对病源症候学的探讨和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祖国的医学作出宝贵的贡献。

该书突出的成就，一是对各科疾病的症候作了广泛、详细而准确的记载。全书详细地记载了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各科在内的1300　多种疾病的症候。其中内科占了绝大多数。其它各科如眼科病38　种，妇科140多种，皮肤科40　多种，外科仅金创一类就有23　种。而且对每类疾病也有详细的记载，如关于风病类就达59　种，虚劳类达75　种。如此丰富和详尽是前所未有的。在描写的准确度方面，也比过去有较大进步。如对每种疾病的症候，从发生到演变过程都有比较准确的描述，使我们一看就能够大致确定它是什么病。如描写中风："风邪之气，若先中于阴，病发于五脏者，其状奄忽不知人，喉里噫噫然有声，舌强不能言。"描写伤寒斑疮："热毒乘虚，出于皮肤，所以发斑疮隐轸如锦纹，重者，喉口身体皆成疮也。"描写瘫痪："其状半身不随，肌肉偏枯，言不变，智不乱。""遍客于身一边，其状或不知痛处，或缓纵。"等等。以上这些描述，如果没有丰富的临床实践，是难于办到的。二是对各种病源的认识，具有相当高的水平。该书对各种疾病症候，大都根据《内经》的基本理论，从病因、病机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解释。如对"时气食复候"的解释，"夫病新瘥（chài，久病初愈）者，脾胃尚虚，谷气未复，若即食肥肉鱼脍，饼饵枣栗之属，则未能消化，停积在于肠胃，使胀满结实，因更发热，复为病者，名曰食复收。"又如对"虚劳咳嗽"的解释："虚劳而咳嗽者，脏腑气衰，邪伤于肺故也，久不已，令人胸背微痛，或惊悸烦满，或喘息上气，或咳逆唾血，此皆脏腑之咳也。"等等。通过作者的阐发，使《内经》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对形成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对指导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作用。三是本书对疾病的分类较之以前更为科学，除按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分类外，在内科疾病中，首先把属于全身性的大病列在最前面，如风病、虚劳病、热性病，包括伤寒、温病、热病、时气病等，其次再根据症候特征，脏腑系统，把其它疾病分门别类的叙述，如把消渴、脚气、黄疸等作为独立疾病，专章论述；把脾胃病、呕哕病、食不消等病列在一起。特别是把妇科疾病分为杂病、妊娠病、将产病、难产病、产后病等五类，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见解。

另外，该书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描述，如"妊娠欲去胎候"，"此谓妊娠之人羸瘦，或挟疾病，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妇，故去之。"还有"金疮肠断候"、"拔齿损候"等，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当时已能进行人工流产、做肠吻合和拔齿等手术，但是它们的具体方法没有流传下来，使我们不能了解当时的外科手术水平达到怎样一个程度。

总之，《诸病源候论》是我国古代继《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之后，一部极有价值的巨著。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医学理论在隋代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对后代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现代医学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该书在唐代以后备受重视，许多医家都大量引用它的原文和论点。宋代并且将它定为医科学生的考试科目之一。朝鲜和日本也将其视为必读的医学经典，可见，它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杰出的医药学家孙思邈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据《旧唐书》记载，他7　岁开始读书，日诵千余言。弱冠之岁，即能谈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早年隐居于太白山，攻读医学，为百姓治病，由于学识渊博，医术高明，隋唐统治者几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坚辞不受。隋文帝时请他当国子博士，他称疾不起；唐太宗即位，召他到京都，将授以爵位，他因辞不受；显庆四年，唐高宗拜他为谏议大夫，他又固辞不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他以有病为名，乞归乡里。终生不脱离人民群众，致力于祖国医学事业，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

孙思邈对医学的研究，勤奋诚笃，甚至"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备急千金要方·序》）。一生扶危救困，品德高尚，临终前还嘱要薄葬。积毕生的精力，写下了《备急千金要方》（公元652年）和《千金翼方》（公元682年）两部巨著，全面地总结了唐以前特别是东汉以来我国古代医学的成就，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使他成为继张仲景之后又一位有重大影响的杰出医药学家。

他说："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备急千金要方·序》）。这是他将书命名为"千金"的想法。《备急千金要方》全书30卷，分232　门，合方论5300　首。虽然名为"方书"，但实际上差不多包括了一个医生所必须具备的所有理论和实践知识。卷一为总论性质，包括习业、精诚、理病、诊候、处方、用药等一般性论述；卷二-四为妇科病；卷五为儿科病；卷六为五官科病；卷七-二十一为内科病；卷二十二-二十三为外科病；卷二十四-二十五为解毒与急救；卷二十六-二十七分别为食疗与养生；卷二十八为脉诊；卷二十九-三十为明堂、孔穴等针灸疗法等。其内容之广泛，规模之宏伟，是前代各种医书所无法比拟的，堪称我国古代医学的百科全书。《千金翼方》为孙思邈晚年著作，全书30　卷，作为对《千金要方》的补充，内容涉及本草及临床各科，尤以本草、伤寒、中风、杂病、痈疽等的论述为突出。对祖国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怀念敬仰他，称他为"药王"，对他的庙碑不断地修葺，并多次刻印他的著作，在他诞生500　周年的时候（1081年），宋朝曾下诏为他刻立石碑，详载他的生平事迹，并绘制塑像。1961年，我国邮电部还发行他的纪念邮票，以示对他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和崇高敬意。

孙思邈生于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卒于唐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但据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为其立的墓碑上记载："生于周宣帝（公元578-579年）时"和《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周宣帝时，隐居于太白"，则他的生日当在公元578年以前。不过多数学者考证为生于公元581年，当是百岁以上的老人。

孙思邈对祖国医学的贡献，大致有以下几方面：（1）提倡高尚的医疗道德他在《千金要方》里首列了"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两个专篇，全面地论述了作为医生应恪守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在文章中他认为："凡大医治病，必须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chī音吃，痴愚），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要求医生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救人不分贵贱贫富，不论怨者、亲者、善人还是朋友，华人还是夷人，愚人还是智人，都要同等对待，都要看似自己亲人一般，在我们今天仍是从医的基本道德标准。他还说："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miàn　音面，斜着眼看）；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提出了一身清廉，只为解救痛苦的高尚道德规范，在今天仍有实际意义。并且要求医生在治病过程中"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要有一股献身精神。在治病过程中"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

ǐ音紫，说别人坏话）毁诸医，自矜己德"，要有一股谦虚谨慎、严肃认真的敬业精神。如若不然，"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盲也。"孙思邈还严肃地提出：医学是一门"至精至微"的学问，不能以"至粗至浅之思"而草率从事。那种认为"读书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的浅薄行为，必然会陷入"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的窘境。因此"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否则将"深自误哉"。这些极为珍贵的经验之谈，对后世都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重视医德，是祖国医学的优秀传统。孙思邈将这一传统加以总结，以昭后人，对推动我国的医风医德建设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自己一生也身体力行，因而赢得了人民的世代尊敬和爱戴。

（2）全面地总结了历代和当时医药学的成果和经验自汉迄隋，数百年间，由于战乱，书籍大多散失。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尚有医方书百余部，但到了唐代，则所剩无几。收集和整理古代丰富的医学遗产，对继承和发展祖国医学事业是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孙思邈当之无愧地开展了这项工作，他不辞辛苦，四处走访，仅《千金要方》中就搜集整理了5000　多首医方，《千金翼方》又搜集了2000　多首。这些医方内容极为丰富和广泛，其中有历代流传下来的，有民间征集来的，还有从西域、印度等处输入的。正如宋代保衡、林亿在对该书校本作序中指出："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

hī音职，摘取），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从而极大地丰富了祖国古代医学宝库。

孙思邈不仅仅是单录采辑，而且对其医方进行了研究整理。例如，当时医生对《伤寒论》不加研究，治疗伤寒唯大青、知母等苦寒之品，结果百无一效。他感到十分痛切，于是便着手《伤寒论》的整理工作，他认为《伤寒论》的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千金翼方·伤寒》）。说明了桂枝、麻黄、青龙是伤寒太阳病的治疗主方。

经过孙思邈的研究整理，《千金方》中许多方剂至今仍是医学常用的名方。如犀角地黄汤、大小续命汤、孔子枕中丹、贤沥汤等。也有许多方剂，被后人化裁而发展成新方，还有许多尚未被人们重视利用的方剂，值得进一步研究。

（3）医学多学科的贡献孙思邈的学术成就非常广泛，在医学许多学科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例如在药物学方面，对本草学有深入的研究。《千金翼方》卷一一四专门研究了药物学的知识。他按《新修本草》的分类，记载了1105　种（其中附药272种）药物的性味、功能、主治、别名、产地及采集的炮制方法。并且重视外来药物的吸收；重视药物的采集时节、炮制和贮藏；重视道地药材的应用，并且发现了许多新的有效药物。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药学家。在妇幼保健学方面，他认为人类要繁衍昌盛，则必须重视保护妇人与小儿，因此他对妇科和小儿科特别重视，将他们列在全书之首，详细地论述了妇科病的特殊性和小儿护理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简便易行、切实有效的治疗护理方法。又如对老年医学，他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形成了养生和养老的老年医学保健体系。他认为对老年病的治疗，应为饮食疗法和药物补益两大类，他强调"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认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而"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因此他记载了丰富多彩的食疗药方。他还提出了药物补益疗法，认为40　岁以下体质多健，"有病可服泻药，不甚须服补药"；40　岁以上，体质多衰，则"不可服泻药，须服补药"；50　岁以上，肾气大衰，脏腑机能减退，五劳、七伤、六极等虚损病蜂起，宜"四时勿缺补药"。同时提倡老年人养性，要抑情节欲，如不"深思妄想"、"慎语言"、"节饮食"。还要"常欲小劳，但莫大劳，及强所不能堪耳"。主张导引、按摩，如"小有不好，即按摩按捺，令百节通利，泄其邪气"。如果"饱食即卧，乃生百病"等等，对祖国的养生学、老年医学作出了贡献。

隋唐时期，祖国的医学进入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家，除孙思邈之外，还有王焘、扬玄操、张文仲、韦慈藏、许智藏、甄权、崔知梯等。其中贡献较大的要数王焘和他的《外台秘要》。

王焘，陕西郡县人，约生于公元670年，卒于公元755年。系唐宰相王旻之孙。他编著的《外台秘要》一书，奠定了他在祖国医学史上的地位。《外台秘要》是继《千金方》之后，又一部大规模的综合性医学著作，约成书于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全书40　卷，分1104　门，载方6800余首。据王焘自序介绍，他少年多病，喜好医术，后任职弘文馆，也就是在国家藏书馆，在其中任职20年，使他能接触大量医学经典，从中摘抄。后被贬官，四处游医。手中有医方，又加上自己实践和广泛收集，从而使他能写出这部宏篇巨著。

该书的主要功绩：一是整理和保存了从古代到唐初的大量医学典籍。初唐以前的医学著作，除《伤寒论》、《甲乙经》、《巢氏病源》、《千金方》及《鬼遗方》我们今天尚能看到外，其它均已散失。而在《外台秘要》一书中，我们能看到许多已散失著作的部分内容。如《范氏方》83　条、《集验方》176　条、《小品方》111　条、《删繁方》108　条、《深师方》30　条、《经心方》22　条、《古今录验方》264　条、《广济方》216　条、《崔氏方》165　条、《张文仲方》134　条、《必效方》121　条、《许仁则方》15　条、《刘氏方》24　条、《近效方》72　条、《救急方》83　条、《延年秘录》96　条、《备急方》139条等等。正如清代徐大椿评价"《外台》一书，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历代之方于焉大备"；"唐以前方赖此以存，其功亦不可泯"（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卷下，"千金外台论"）。其二，《外台秘要》所论疾病范围很广，许多也有创造性的成就。如在《天行温病》中描写天花（斑疮、登豆疮），从发疹、起浆到化脓、结痂，对其发病过程作了详细的说明，并能根据痘的色泽、分布来诊断预后的吉凶。在内科方面，特别重视急性传染病，虽历时千余年，许多与我们今天的理论基本一致。说明当时对这些急性传染病的诊断、防治达到较高的水平。又如，该书卷十一引李郎中消渴方云："消渴者。，每发即小便至甜"，这是世界上关于糖尿病人小便发甜的最早记载。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医学家，王焘也有他的局限性，例如他的书中不录针法，只录灸法。他说："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若欲录之，恐伤性命"（《外台秘要》卷三十九）。可见他对针法存有一定偏见。尽管如此，他也是这一时期继孙思邈之后对祖国医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医药学家，他的《外台秘要》一书，至今仍是我国医药学界的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六）藏医藏医即西藏地区的医学。它是祖国医学的一个部分，但又有本民族的特点。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藏医学具有完整独特的学术体系。

藏医历史悠久，西藏地区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过程中逐步积累起丰富的医药经验。早在公元年前几个世纪，就已经认识到一些动、植、矿物能解除人身疾病的痛苦。认为"有毒必有药"（《仑布加汤》木刻板，第七页）。其后，又有酥油止血和青稞酒治疗外伤的经验。由于藏族有天葬的风俗，经常解剖尸体，在人体解剖学方面比汉族有更清楚的认识。吐蕃王朝的建立（公元629年），西藏地区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藏医学也迅速发展起来。据《吐蕃王朝世系明鉴》记载，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文成公主出嫁西藏，随带物品中有"治四百零四种病的病方一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曾由汉医僧圣天及藏族译师达玛郭卡将其中部分译成第一部藏文医书《医学大全》（藏名《门杰钦木》）。随后，藏王又聘了内地医生韩文海和印度医生巴热达札，大食医生嘎林，共同编写了一部综合性的医书《无畏的武器》（藏名《敏吉村长》），松赞干布曾明令藏医生传习。唐龙景四年（公元710年），唐金城公主入藏，再次带去了大批医书，当时，汉藏医师根据这批医书的内容，结合藏医的实际经验，共同编写了藏医名著《月王药诊》（藏名《门杰代维加布》）。因为《医学大全》和《无畏武器》已经失传，所以《月王药诊》成为现存最古老的藏文医著。这部书记载了人体解剖知识，各种病源病理和各种疾病的治疗方法，载各种药物300　余种，除一部分与祖国内地相同外，不少均为西藏高原所特产。书中介绍的灌肠、放血、艾灸等治疗方法，至今仍被藏医所沿用。唐代汉藏关系联系密切，吐蕃王朝不断用重金聘请内地及各国名医入藏传授医术，编写医学著作，促进了藏医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编译和出版的藏医著作很多，如汉医僧善恕、王室侍医比吉、赞巴希拉与印度医生达玛热扎合作编写《汉地脉诊妙诀》、《消肿神方》、《放血铁莲》、《穿刺巧技》等30余部医著。赤松嘎瓦、僧能和敬虚编写的《杂病治疗》、《艾灸明灯》、《配方玉珠》等。贤狄嘎尔巴编写的《甘露药钵全书》，古雅班兹阿编写的《外治九则》等等。这一时期，最为著名，并为藏医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是宇妥·元丹贡布和他编写的《四部医典》。

宇妥·元丹贡布，8世纪著名的藏族医学家。生于西藏堆龙德庆地区，家族世代为医，幼年即非常勤奋，到过内地、印度和尼泊尔等地学习医术，曾跟随东松嘎瓦学习医术，是吐蕃王朝中期九大名医之一。他精于内科、妇科，还应用精神疗法、针灸疗法治病，都有较好疗效。曾被赤松德赞任命为吐蕃王朝首席侍医。他结合藏医的特点，系统地总结了西藏各族人民丰富的医学经验，结合个人的临床实践，广泛吸收《医药大全》、《月王药诊》等书的精华，经过20多年辛勤努力，主持编辑了举世闻名的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藏名《居希》）。

《四部医典》全书分为4　部，共24　万余字，156　章，另有79　幅色彩鲜明、描绘细致的人体解剖图、药物图、器械图、脉诊图和饮食卫生防病图等。第一部《总则本集》，为医学总论。第二部《论述本集》，讲述解剖、生理、病因、病理、药物、饮食、器械和疾病的诊治原则。第三部《秘诀本集》，为临床各论，讲述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的疾病症状、诊断和治疗方法。第四部《后续本集》，除补充脉诊和尿诊外，着重介绍各种药物的炮制和用法。

《四部医典》全面论述了藏医学的理论，记载了藏医学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从而为藏医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于藏医学是一个独立的医疗体系，它广泛地吸收汉民族以及国外先进的医学知识，加之几千年来藏族同胞具有丰富的医疗实践，因此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对于某些疑难病症，有独特的治疗效果。《四部医典》一出版，即受到藏族及西藏邻近国家的重视。长期以来，学习藏医的外国学者从未间断，它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广泛传播。最先发表关于《四部医典》研究文字的西方学者，为匈牙利人乔玛，他在1835年孟加拉出版的《亚洲学报》第37　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部西藏医学著作的分析"的文章，介绍了他对《四部医典》的研究。1903年和1905年，俄国根据蒙文版分别翻译出版了《四部医典》的部分内容。1961年日本学者将该书部分内容译作日文出版。1973年后，《四部医典》部分内容又被译为英文、德文，在英德两国出版。在国内，大约在18世纪，就被全部译成蒙文在蒙古地区传播，对蒙医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还在内蒙古自治区重印了《四部医典》的蒙文版。1957年5月，上海文史馆馆员孙景风译出《四部医典》的部分内容，是我国见到的最早的汉文摘译本。1983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永年翻译的汉文《四部医典》全文。充分说明《四部医典》这部著作具有光辉的历史价值，经千年而不衰，这是祖国人民的骄傲。由于《四部医典》的特殊贡献，千百年来藏族人民把字妥·元丹贡布奉为"医圣"，极为推崇，他在我国医学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

（七）中外医药的交流隋唐时期，由于医药学的迅速发展，使我国成为亚洲医学的中心。中外医药的交流，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频繁。这些相互交流，既丰富了我国医学内容，也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国与日本的医学交流起源很早，早在秦始皇时代，就曾派徐福东渡日本寻取长生药物，由于没有找到，徐福留在了日本。以后两国不断遣使来往，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公元552年，我国曾给日本《针经》一套；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及其它医书164　卷渡日。公元608年，日本遣小野妹子使隋，得《四海类聚方》300　卷以归，同年又派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我国学医，经15年学成归国，带去了《诸病源候论》等中国医书。公元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华留学，越10年，于公元742　至扬州，向唐僧鉴真学习，并延请鉴真东渡讲学，鉴真毅然应允。

鉴真俗名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博学多识，精通医药，先后五次东渡日本均未成功，在他66　岁高龄，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又第六次东渡，终于在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东渡成功。鉴真不仅去为传戒，还带去了许多药材和药方，把祖国的医学传播给了日本，他曾治愈了日本光明皇太后的病，并在日本讲授医学，撰有《鉴上人秘方》一部，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日本人甚至奉其为医药始祖。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医学基本上是以汉医为主。据日本《大宝律令》（公元701年）记载，当时日本沿用唐代医事制度，学习中国医书，形成所谓"汉方医学"。可见中国医学对日本影响之大。

朝鲜是我国的毗邻，早在2000多年前就与我国有历史交往。我国的医书很早也就大量输入朝鲜。公元693年，朝鲜设医学博士教授中国医学，其医事制度也仿效中国。同时朝鲜的药物和医学知识也传入中国，在我国的医学著作中，曾记载有许多朝鲜医药。如唐《新修本草》和《海药本草》中记载有朝鲜的白附子、元胡素等药物。唐《外台秘要》卷18"脚气"条的方子，称出自"高丽老师方"等等。说明当时中朝医药交流情况。

印度古称"身毒"或"天竺"，是世界文明古国，宗教和医学历史十分悠久，也很发达。我国和印度交往历史也很早，自汉代张骞赴西域后，两国政府和民间开始密切交往。在两国来往中，我国一些医药输入印度，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麻黄、细辛等，被印度人誉为"神州上药"。公元7世纪时，唐代的义净和尚，在印度渡过了20　个春秋，不仅向印度学法，而且也向印度介绍中国医学的丰富内容和医疗技术。在他归来后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称，"针灸之医，诊脉之术，瞻部州中，无以加也。"说明我国当时的针灸、脉术远比印度高明。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印度的大批医书也传了进来，据《隋书》和《唐书》记载，大约有11　种之多，如《龙树菩萨药方》4　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23　卷、《西录波罗仙人方》3　卷、《婆罗门诸仙药方》20　卷等等。在我国的医书中，也开始反映印度医学的内容，如《千金要方》就有"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合，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外台秘要》中有"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风火，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这些明显受到印度医学理论的影响。印度的医药，如郁金香、菩提树、龙脑香、质汗等在我国的医药书中多有记载。在《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还记载有印度的医方及按摩术等。说明当时印度医药的传入对我国的医学发展起了促进作用。隋唐时期，还有不少印度医生来华行医，唐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僧诗"，可见印度眼医来我国治病的情况。当然他们也带回了我国的医疗经验和技术。中印两国的医药交流，不仅各自促进了本国医药的发展，对世界文化科学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

中越医药交流历史也源远流长。隋唐时期，中国许多文化名人都去过越南，如沈佺期、刘禹锡等，我国医学也随之传入越南。当时位于越南中部的林邑国，曾多次遣使来中国，送上当地一些名贵药材，同时也将中国医药带回。在唐《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书中，也载有不少越南药物，如丁香、诃黎勒、苏方木、白茅香、榈木等。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交往也比较早。阿拉伯帝国，古称大食。据记载：公元651-789年间，大食正式遣使来唐者计有37　次之多，每年经商来往的人就更多了。阿拉伯医学在8世纪初至15世纪末相当兴盛，其特点就是融合了我国、印度、希腊、罗马等国的医学。隋唐时期，中国的炼丹术传入阿拉伯，并在阿拉伯得到很大发展，对现代化学的形成和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被誉为医学之父的伊本·西拿，西欧人称阿维森纳，他写的《医典》，可以说是隋唐时代中阿医学交流的一次总结，其中记载了许多中国医学内容，如本草、脉学、炼丹等。美国人拉瓦尔在他著的《药学四千年》一书中认为阿拉伯的吸入麻醉法可能是由中国传入的。

这一时期，我国和东南亚、欧洲以及非洲也有交往，据《唐会要》卷一○○记载：元和八年，诃陵（即今印尼的爪哇）遣使献"频加鸟并异药"等。"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敕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杜佑《通典》）。昆仑，我国古代又称黑肤人，即东非一带国家。我国古代所称的大秦，即东罗马一带，又称。据《旧唐书》记载，拂菻国于"乾封二年（公元667年）遣使献底也伽"，底也伽为一种药物，在唐《新修本草》中有记载。在《新唐书》中记载：拂菻"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shěng　音省，眼睛生病）等。

隋唐时期，中外医药的广泛交流在我国医药史上是比较突出的，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医药的蓬勃发展。

七、隋唐五代的水利隋唐五代时期，我国的水利事业获得了全面的发展。由于国力的增强，加之封建统治者普遍重视水利建设，出现了大规模兴修水利的局面，水利学也取得突出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治河防洪实践有了增多，建成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农田水利得到全面发展，在城市水利、水准测量和水利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而为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

（一）治河防洪实践的增多及其技术进步我国历史上，江、淮、河、汉诸大河的治理，以治理黄河为重点。隋唐五代时期，黄河水患明显增多。据记载，隋代在37年中，仅黄河洪水就有4次，平均每9年一次。从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至乾宁三年（公元896年），在这260年中，有记载的河溢、河决年份达21年，平均不到13年就有一次河患。五代时期的河患更为严重，除自然灾害的决口外，统治者连年征战，甚至不顾人民死活，以水代兵，使黄河水患几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这55年中，有明文记载的黄河水患达18　次之多，平均每3年就有一次河患。

在河患面前，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开展对黄河的治理。

隋至唐初，治河防洪尚处于过渡时期，一般为堤防的渐次修筑，没有记载有大的治理活动。初唐以后，开始有了较大规模的治河活动的记载。

据《册府元龟·邦计部·河渠》记载，最早的一次治河活动是在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这年6月，博州黄河堤坏，唐玄宗派博州刺史李畲、冀州刺史裴子余和赵州刺史柳儒等进行治理，并命按察使萧嵩总领其事，从委派三州地方长官，并有按察使总领其事来看，其治河规模不会太小。

第二次是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冀州河溢，魏州黄决。据《新唐书·裴耀卿传》记载，当时"诸州不敢擅兴役"，任济州刺史的裴耀卿在未奉朝命的情况下，率众抢护堤岸，抗洪治河，这一次治理成绩比较显著，济人因此曾为他立功德碑，以示纪念这一次治河活动。

另外还有两次，一次是在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据《旧唐书·宪宗本纪》记载："河溢，浸滑州羊马城之半"。郑滑节度使薛平、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经宪宗批准，征役万人，"于黎阳界开古黄河道，南北长14　里，东西阔60　步，深一丈七尺"，分黄河水入新河，"滑人遂无水患"。后一次是咸通4年（公元863年），东都暴水漂民居，滑州刺史萧仿奏请唐懿宗批准，采取改河的办法，"移河四里，两月毕工，画图以进"（《旧唐书·萧禹萧仿传》）。

五代时期，由于河患增多，治河规模和次数都较前代为多。如《册府元龟·邦计部·河渠》记载：天成元年（公元926年），邺都差夫一万五千于卫州界修河堤；长兴元年（公元930年），滑州节度使张敬询，自酸枣界至濮州，修堤防一丈五尺，长二百里；后晋天福7年（公元942年），宋州节度使安彦威修河堤，督军民自韦城之北筑堰数10　里；开运元年（公元944年），滑州河决，派人进行堵塞；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河南河北诸州大水，发"郑州夫一千五百人修原武河堤"。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公元955年）后，针对当时黄河连年崩溃的情况，命宰相李谷督师6　万，堵住连年决口，自阳谷至张秋口，水患少息。

由于治河实践的增多，治河的经验和技术比前代有了进步。由于这一时期文献多不记载具体治理的方法，更详细的情况我们不能得知，但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在五代时，已有遥堤出现。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修酸枣县河堤，当年失败，第二年春命平卢节度使符习修酸枣县遥堤（《册府元龟·邦计部》）。这是遥堤的最初记载。遥堤，又称大堤，宋代以后成为治河的主要措施之一。另外，当时护堤工程已有大量用草的记载，如后唐清泰元年（公元934年），河中府曾取秋草七千围堵塞堤堰，当是帚工技术的运用。帚工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护岸、堵口、护堤的水工建筑物，其方法是将薪柴、竹木、软草等夹以土石捆扎成帚捆，然后连接起来，用于护岸、堵口，具有很好的抗水冲击作用。这项技术在宋代成熟并被普遍推广使用。另外唐代在中央工部尚书下设水部，"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举之"（《旧唐书·职官志》）。此外还专设都水监，负责"掌川泽津梁之政令"，"凡虞衡之采捕，渠堰陂池之坏决，水田斗门灌溉，皆行其政令"（《旧唐书·职官志》）。在地方除严令各州官吏负责治河防洪外，五代时还设立堤长，建立"每岁差堤长检巡"的制度，沿河一些官吏还兼带"河堤使"衔，这些说明在河防管理方面比前代有所进步。

（二）大运河的开凿和航运工程的发展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运河的国家之一。早在西周时期人工运渠已经出现，战国以后，人工运河逐渐发达起来。在隋代建立以前，一个沟通江、淮、河、海四大水系的人工运河轮廓已经初步形成。这就为隋代兴建沟通我国东西、南北的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公元584年，隋文帝杨坚鉴于"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隋书·食货志》），命当时著名工程技术专家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长安城）北，东至潼关300　余里，名曰广通渠。广通渠是在汉代漕渠基础上开浚的，当时参加这一工程设计和规划的还有苏孝慈、元寿等人。仅仅花了3　个多月时间，一条沟通长安至潼关的水运便通航了，使沿黄河西行的漕船，不再经渭水而直达长安。

开皇七年（公元587年），隋文帝为了给渡江灭陈创造条件，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隋书·高祖纪》）。山阳渎南起江都县的扬子津（今扬州南），北至山阳（今淮安），全长300　里，将长江和淮河沟通。山阳渎工程也是在旧有邗沟旧道基础上修建的。早在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便开邗沟运河，因年久失修，至隋初已被淤塞。隋文帝修复了这条运河，同时还整修了汴河。

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隋文帝还对黄河三门峡险段进行了整治，"六月戊子，诏凿砥柱"（《隋书·高祖纪》）。通过这一系列工程，为进一步开凿大运河打下了基础。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继位，开始了大规模开凿大运河的建设。当年，隋炀帝下令征集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据《资治通鉴·隋纪四》记载，这一工程"自西苑（洛阳）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在今荥阳县汜水镇东北）引河通于淮"，然后于淮水之南通过山阳渎，"自山阳至扬子江"。这条沟通黄淮水系的运河工程十分壮观，自东都洛阳起，至江都止，全长2200　余里，渠广40　步，两岸皆筑御道，并种上柳树，从大业元年3月辛亥（21日）开工，至8月壬寅（15日）竣工，仅用了5　个多月时间，虽然是利用了旧有河道，但也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随后，在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正月，隋炀帝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纪》）。这条渠也是在曹魏旧渠的基础上并利用天然河道建成的。渠分两段，一段引沁水南达于河，使河南来的船可以沿沁水而上，连接淇河、卫河等天然河流，通过今河北平原。另一段北通涿郡，利用一段沽水（白河）和一段漯河（永定河），到达涿郡郡城蓟县（今北京）南。据《元和郡县志·永济县下》记载："永济渠在县西郭内，阔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南自汲郡引清、淇水东北入白沟，穿此县入临清。"这条渠长1000　多公里，能通大型龙舟。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发兵征高丽，亲自乘龙舟通过此段运河，还曾"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可见其通航能力相当可观。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又在三国东吴已有运道基础上，开凿江南运河，"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资治通鉴》卷一八一），沟通了长江与钱塘江水系。

至此，一条沟通全国东西南北，全长2700　公里的大运河开凿成功。它流经河南、河北、安徽、江苏、浙江5　省，沟通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也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个壮举。隋代开凿大运河并非易事，在全长2700　公里的范围内，地形错落变化，能如此迅速开凿通航，除劳动人民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牺牲外，也反映了当时我国水利工程建设具有高超的技术。这条大运河的建成，对巩固我国的统一，发展南北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隋以后，直到清代嘉庆年间，一直是我国南北运输的动脉，历代都对其加以保护和整修。

由于隋代统治时间很短，大运河刚开凿完毕，隋就灭亡了。为了发挥大运河的航运效益，保持其通航能力，唐代对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一是疏通河道。如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汴口渐淤，唐玄宗命李杰整修梁公堰，对渠口淤积"调发汴，郑丁夫以浚之"（《旧唐书·李杰传》）。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正月，因梁公堰"新漕塞，行舟不通"，又"令将作大匠范安"及"发河南府、怀、郑、汴、滑三万人疏决兼旧河口"（《旧唐书·食货志下》）。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汴渠（通济渠）下游自虹县（今泗县）至临淮县段，长150　里，水流迅急，险滩较多，河南采记使齐澣建议改建新河，称为广济新河。广德二年（764年），通济渠断航淤塞，刘晏等重开汴河，并建立较好的漕运管理制度，前后管理漕运30年。对永济渠，唐代也进行了大规模地扩建，使其南段的水面扩大到宽十七丈（约56.7　米），深二丈四尺（8　米），保持了航运的畅通（《元和郡县志·河北道》）。在江南运河段，唐时也进行大量疏浚工作，如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扬州附近运河淤积，漕运困难，每年需要淘修。淮南节度使杜亚率众疏浚水道（《新唐书·杜亚传》）等。黄河三门险滩，梗阻了江南漕船由洛阳入陕，由于这一段河身处在峡谷之中，水流湍急，暗礁漩涡极多，航运十分困难，隋时曾进行了开凿，但没有成功。唐在隋的基础上，对三门底柱继续开凿。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发卒6000人凿三门山，未能成功。武后时，派人开凿三门栈道挽船，虽然取得了某种成功，但挽夫经常坠落摔死，唐人张。。在《朝野佥载》中这样记述："苟纤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鉴于此种情况，裴耀卿建议用分段转运法搞水陆联运，在三门以东设集津仓，三门以西设盐仓，并于三门以北开山路40　公里，"纳江东租米，便放船归"，当时称为北运。（《旧唐书·食货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陕郡太守李齐物进一步开凿三门山，在三门山以北另辟新河，称开元新河，又名天宝河，东西长5　里，宽4.5　丈，深3　至4　尺，但效果不好，只能在水大时勉强过河。底柱始终不易通槽，大约至北宋中叶即停黄河漕运。二是接水济运。大运河虽然利用了江、淮、河、海等天然水系，但由于受地形和气候等影响，事实上很难均衡供水，缺水经常威胁正常的航运。为了确保大运河的通航能力，唐代开展了许多接水济运工程。如山阳渎一些河段，因河床较高，靠江淮供水很困难，唐时利用附近大小湖群和陂塘接水济运。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初，扬州疏太子港、陈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杜亚也在兴元初年（公元784年）"治漕渠，引湖陂，筑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新唐书·杜亚传》）公元826年，盐铁史王播还在扬州城南开渠，引七里港丰富水源济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卢晖曾在水济渠的瀛州河间县西南开长丰渠，引滹沱水入永济渠，以通漕运。在江南运河段，唐时曾引杭州西湖水入运河，刘晏管理运河时，曾有放湖水一寸，运河长一尺的说法。五代时还曾重修练湖，引湖水济运等等。在接水济运和保证运河顺利通航的过程中，唐代还开展了一系列的水利技术工程。如筑堰壅水，也就是当自然河湖水位太低，无法直接引进运河时，就在河中筑坝作堰，抬高水位，把河湖的水引进运河。如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奏请于咸阳壅渭水，作兴城堰，截霸浐水，傍渭东注至关西永丰仓下"，同渭水会合，解决漕渠的水源，使江南的漕船可以直抵长安广运潭（《旧唐书·韦坚传》）。为了防止运河水过多，出现水患，还要解决泄水的问题，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节度使李吉甫筑平津堰，以泄有余防不足，漕流遂通"。另外，隋唐时期在大运河中还大量使用了埭和斗门等水工建筑物，用于抬高水位和保持运河水量，改善航运条件。埭，即拦河堰坝，起抬高水位的作用，船行至此，往往要卸货转运。唐时在与长江交叉的运河口均有这种设施，如京口埭、欧阳埭、伊娄埭等。堰埭虽有优点，但也有明显缺点，这就是过坝能力小，又不太安全，对于规模较大、运输比较繁忙的运河段，显然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出现了能灵活节制用水，满足通航需要的斗门。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斗门首先在扬州附近的运河上使用，元和年间，斗门使用已经普遍。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年，刺使鱼孟威在灵渠上建了18　座斗门节水通航。他"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新唐书·地理志》）。这种方法是用木制成排，安放在斗门两侧石墩上，蓄水以待行船，船到时，拉开木排放水过船，如此反复分段开闭，就可通行舟辑。这种简便易行的节水通航技术，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也为后来的船闸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的斗门不仅有节水通航作用，还有关闭以防潮水和洪水涌入河道的作用。除此之外，唐代还沿大运河修了许多支流渠道，借以扩大交通运输网，同时兼有灌溉之利。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仅关中水运网新凿的供水渠道和运河就达12　项之多，如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把广通渠由长安向西延伸到宝鸡的东南边，取名升原渠，引渭水东流，经眉县、武功、兴平，与成国渠相通，在咸阳东入渭水，又可通千水，运陇州一带木材入长安。另外还在开封附近建一条湛渠，引汴水注入白沟（今河南开封县北），以通曹、兖等州。长庆初年，又在兖州开盲山故渠，使泰山附近的渠系也纳入汴渠的交通网之中。为了扩大永济渠的交通网，唐代还在运河沿岸的清河郡、沧州以及任邱等地开凿张甲河、无棣河等运渠，使那里的物资源源不断运往长安和内地。在长江流域，除已形成的运河运输网外，唐代还积极开发沿江运输网，疏浚嘉陵江上游略阳以下200　里航道，沟通与关中的水道联系。当时，在长江中游，北行有江汉航道，经丹江与关中相通，经唐白河，可陆路接转黄河；南行入洞庭湖，经湘江、过灵渠，沿桂江而下，直达广州；入鄱阳湖则可经赣江，陆路通北江而至广州。在长江下游，北行可经邗沟　淮河，与汴水、泗水相通；入巢湖，陆路转肥水，可接淮河与颖水相通；南行入江南河，经富春江，陆路转信江而接赣江，转北江直至广州。正如唐代崔融所描述：当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味旦永日"（《旧唐书·崔融传》）。四通八达的航运网，给唐代的经济繁荣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自是天下利于转输"，"运漕商旅，往来不绝"（杜佑《通典》），江南的丝绸、铜器、海产，四川的布匹，西湖的稻米，广东的金银、犀角、象牙等都络绎不绝地运到长安或是北方的涿郡。随着航运的发达，沿河两岸的商都城市也日益增多和繁荣，大大促进了唐代经济的发展。

（三）农田水利工程的全面发展隋唐五代时期，我国的农田水利建设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封建经济之本在于农业，水利又是农业的命脉，因此，封建统治者比较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隋代在它建立的第二年，尚书元晖就开渠引杜阳水，灌溉三畴原地数千顷（《隋书·元晖传》）。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在京兆郡的武功县，有永丰渠和普济渠；在经阳县，有茂农渠；在沁水，有利民渠；在河东蒲州（今山西永济县），"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隋书·扬尚希传》）等。唐王朝建立以后，更加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仅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全国水利工程已有236　处，加上其它志传所载的水利工程就会更多，唐代的水利建设遍及全国各地，而且规模超过了以前各代。

唐代前期（公元618-755年），农田水利建设以北方为主。这一时期，由于社会比较安定，北方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水利工程开展得十分普遍。如关内道，著名的水利工程有京兆府的郑白渠和六门堰，郑白渠原为战国时代修建的郑国渠和西汉时修建的白渠，因年久失修，泥沙沉积，几乎失去了作用。公元619年，唐建立的第二年，即派人清除泥沙，恢复其灌溉作用，其灌溉面积多达4　万公顷。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因"大贾竟造碾硙（wèi音位，石磨），堰遏费水，渠流梗涩"（杜佑《通典》），唐高宗派官检查渠上碾硙，尽数毁撤，但"未几，所毁皆复"，此后，唐代不断地检查达官贵人在渠上架设的碾硙，减少渠水的浪费，使百姓大获其利。唐德宗时期（公元780-804年），还组织人力在郑白渠以南另开辟了太白渠、南白渠和中白渠，通称"三白渠"。沿渠设立了28　个斗门，用来控制水流和适时灌溉。三渠之间又有支渠相连，总灌溉面积达万顷以上。六门堰在武功县西，有闸门六座，控制渭北的韦川、莫谷、香谷、武安等河下入成国渠的水量。这个工程前身是汉代的成国渠，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年）加以重修，可以灌溉"武功、兴平、咸阳、高陵等县田二万余顷"（宋敏求《长安志》）。在华州和同州，著名的水利专家姜师度曾先后修筑三条渠道和一个水库。

姜师度（公元650-723年），河北魏县人，开元年间曾担任华州刺史和同州刺史。在他任职期间，不仅勤于为政，而且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在他任华州刺史时，曾在华县西24　里的地方开敷水渠，又在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于华县开利俗渠、罗文渠，分别引乔谷水和敷谷水灌田。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在他任同州刺史时，"又于朝邑、河西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雒（luò，今作"洛"）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种稻田，凡二千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计"。由于他"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当时人称他是"一心穿地"的水利专家（《旧唐书·姜师度传》）。在灵州回乐县（今灵武县西南）"有二渠，一为特进渠，灌田六百余顷，一为薄骨律渠，在县南六十里，灌田一千余顷"（《新唐书·地理志》）。在丰州九原县（今内蒙五原县）内，"有陵阳渠，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浚之以灌田"，又"有咸应、永清二渠。贞元十二年至十九年（公元796-803年）刺史李景略开渠，灌田数百顷"（《新唐书·地理志》）。在夏州朔方县（今陕西横山县西），"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新唐书·地理志》）。在河东道，农田水利事业也相当发达，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在太原府的太原、文水，河中府的虞乡、龙门，绛州的曲沃、闻喜，晋州的临汾，泽州的高平都兴修了水利工程。如贞观中，"长史李勋架汾引晋水入东城"，修建了晋渠。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文水县东北开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千亩渠等，"俱引文谷水，传溉田数千顷"。唐德宗时期，绛州刺史韦武还开凿汾河引水工程，"灌田万三千顷"。这些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大大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在河南道，农田水利自古比较发达，唐时除对原已形成的古老灌渠大加整修外，还新修了许多水利灌溉工程。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河南道的水利工程有24项，其中大部分为唐前期的工程。如灌溉陂渠大者有陕州陕县（今三门峡西）的利人渠，颖州汝阳（今阜阳市）的椒陂塘，及下蔡（今凤台县）的古陂工程等，灌田都在数百顷以上。唐开元中（公元713～741年），蔡州大修新息县（今河南息县）的玉梁渠，为渠塘结合式工程，可灌田3000　顷。这些水利工程对中原地区农业丰收起了很大作用。安史之乱后，为了恢复被破坏的北方经济，唐也积极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如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河阳节度使崔弘礼"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新唐书·崔弘礼传》）。大和七年（公元833年），河阳节度使温造"修枋口堰，役工四万，溉济源、河内、温县、武德、武涉五县田五千余顷"（《旧唐书·文宗本纪》）。大中年间（公元847～860年），怀州修武县令杜某在县西北12　里开新河，"自六真山下合黄丹泉水南流，入吴泽陂"（《新唐书·地理志》）。

唐代后期（公元756-907年），因安史之乱，北方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人口大量南移，南方经济相对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工程以南方为主，而且水利工程的规模和技术成就超过了唐代前期。据新旧唐书记载，南方以塘堰为主的各类水利工程约130　项。其中江南道居首，依次为剑南道、淮南道、山南道和岭南道。如以安史之乱为分期，前期工程数不到40％，后期则超过70％。最能反映唐代农田水利工程技术成就的是它山堰水利工程和塘浦圩田灌溉系统。

它山堰工程位于今浙江宁波西南25　公里以外的鄞江桥镇西南，始建于唐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它是当时■县（今鄞县）县令王元。。主持修建的灌溉工程。它山堰工程建在奉化江的上源鄞江上，鄞江发源于四明山，流域面积382　平方公里，为鄞江平原和宁波市区的主要水源，奉化江下游是入海河道，坡降平缓，稍遇天旱，河水减少，海水咸潮就上溯，使得"民不堪饮，禾不堪灌"，严重影响城乡人民的生活和灌溉用水。据宋代魏岘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记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王元。。深入实际，认真勘察，终于发现了"两山夹流，铃锁两岸"的它山。这里两山相距约150　米，山岩裸露，夹束江流，是建坝的优越地址。该工程由三部分组成，即：大坝、溢流堰、水渠。大坝是主体工程，起着拒咸蓄淡的主要作用，上游淡水被拒后引入南塘河灌渠，从事灌溉和利用，下游涌上的咸水不能入内。为了防止洪水期南塘河水量过大，给灌区带来水灾，又在南塘河下游修了乌金、积渎、行春三座溢流堰，这样涝时可将多余水泄掉，旱时利用湖汐将顶托上来的淡水入河。作为配套工程，又开渠引南塘河水灌溉鄞西平原和引入宁波城，供居民饮用。整个工程，设计非常合理，效益十分突出，技术也很先进。尤其是坝体结构，全部用块石砌筑，是我国建坝史上首次出现的以大块石叠砌而成的拦河滚水坝。据魏岘记载："堰脊横阔四十丈，覆以石板，为片八十有半，左右石级，各三十六。岁久沙淤，其东仅见八九，西侧隐于沙。堰身中空，擎以巨木，开如宇屋，每遇溪涨，则有沙随实其中，俗称护堤沙。水平沙去，其空如初，人以杖试中，信然。堰低昂适度，广狭中度，精致牢密，功侔（móu　音谋，相等）鬼神，其与他堰杂用土石竹木砖，稍久坏者不同。"据对现存遗址实测。坝长134.4　米，坝顶第一级宽3.2　米，高0.65　米，第二级宽4.8　米，高1.3　米，上下游面各有36　级石砌台阶，全部用长2-3　米，宽0.5-1.4　米，厚0.2-0.35　米的条石砌成，与魏岘记载大体相同。据水准测量，坝顶标高为吴松基面5.23　米，如果加上坝基河底标高6　米，大坝总高11-12　米，至于坝身中空的原因，虽有不同解释，比较有说服力的，这可能是一座空腹式重力坝，如果认为中间为其它填充物，因年代久远被水冲走，那么历代维修均不见有填充的记载。很可能是利用坝身中空减少对条石的耗费，同时又利用洪水中挟带大量泥沙自动填塞坝心，达到增加坝体稳定性的目的。

总之，它山堰工程是我国古代水利工程中的一支奇葩，它反映了我国在唐代就已具备高超的水利设计和施工技术。它山堰建成后，历代都对其不断增修，一直发挥着拒咸蓄淡，从事灌溉的效益，直到1975年在鄞江上游建立新坝，它的作用才被替代。

塘浦圩田系统形成于何时，史载不详，一般认为始创于唐代中晚期，五代时有所发展，至南宋时大盛。塘浦是指湖区的河网，沟渠南北向者称为纵浦，东西向者为横塘。圩田则是利用湖泊淤地发展起来的一种农田。塘浦圩田工程内容，就是开挖塘浦，疏通积水，以挖出的土构筑堤岸，兼有防御外水和从事灌溉的作用。不过至唐时，这种塘浦圩田发展规模较大，往往有几万亩之多，其中灌渠密布，形成一种灌区，当时以太湖地区的塘浦工程最为著名。据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唐文粹》卷二十一）载："嘉禾（今嘉兴）大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嘉禾一穰（ráng　，五谷丰盛），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可见，当时太湖塘埔圩田工程具有相当规模，对治理太湖流域低洼农田，引水灌溉和对太湖流域经济的发展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塘浦圩田工程是我国湖区劳动人民在长期治水、治田过程中的经验总结，正如宋代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说："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月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民美利"。五代时，承袭了唐代遗产，对塘浦圩田系统大加保护，并且利用军队和强征役夫修浚堤河，使塘浦圩田发展得更加完备。据《十国春秋》记载：吴越贞明元年（公元915年），"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淀山湖入海。""宝正二年（公元927年），浚新泾塘，由小官浦入海。"这些港埔的疏浚，保持了湖水入海的通畅，为发展塘浦圩田提供了条件，使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保证了农业的丰收。

另外，江浙海塘工程在唐代也有很大发展。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先后三次比较系统地兴筑江浙海塘，第一次是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在杭州盐官县重筑"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第二次是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李俊之增修防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蓄水溉田"；第三次是大历十年（公元775年）和大和六年（公元832年），皇甫温和李左次等先后两次增修会稽县"防海塘"，长度都在百里以上，有效地阻止了涌潮对濒江沿海一带的威胁。

（四）城市供水、水准测量及其它我国古代城市一般都建在临近水源的地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人口逐渐增多，供水的矛盾便日益突出起来。唐代长安城规模十分宏大，东西南北各长达8000　余米，面积达84　平方公里，人口100　多万，当时是世界最大的一座都城。在1000多年前要解决这样的大城市供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据新旧唐书记载，当时城市供水工程有8　处，另有漕运兼供水4　处，共12　处。长安城的明渠供水主要有三条：隋开皇六年（公元583年）在城东引浐水北流入内苑的龙首渠，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引南山水入城，又从城西南引交水入城的永安渠，还有从皇子坡引浐水西北流入城的清明渠。另外，还有供漕运的人工运道，除广运潭外，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在城西引渭水入金光门，运木至西市，修潭停贮。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又引浐水接此渠，并从西市向东开，转北，沿皇城，宫城东墙，北入内苑，叫运木渠。除此而外，在城东南隅有曲江池，又名芙蓉池，为唐代游览胜地，相传为隋宇文恺所开，自南山开黄渠，引义峪水入池，然后和城内水渠相通，灌注了不少公私园池。以上这些纵横交错的供水渠网，保证了长安城内人畜用水和运输的需要。当时长安城内排水系统也很发达，据记载，街道两侧都有与街平行的排水沟，水沟两侧绿树成荫，每坊都有砖砌的暗沟与之相通，污水经过暗沟流入明沟，然后排出城外。这样发达的城市供、排水系统，除长安城外，在其它的一些城市也有，如东都洛阳，自城西西苑引谷洛水，苑周100　公里，内有海周5　公里左右，又有三陂，洛水横贯洛阳城，在城东南，建有滚水堰，大足元年（公元701年）开洛漕新潭，停泊船只等。在太原城，井苦不可饮，长史李勣架汾引晋水入城，以甘民食等等。充分说明唐时的城市供水系统十分先进。

在兴建水利工程的同时，水利工程的测量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唐人李筌的《太白阴经》和杜佑的《通典》详细记载了当时测量地势所用的水平（即"水准仪"）的结构和使用方法。据李筌《太白阴经》记载，当时的水准仪，由"水平"、"照板"、"度竿"三部分组成，其构造是："水平槽长二尺四寸，两头中间凿为三池。池横间为一寸八分，纵阔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间相去一尺四寸，中间有通水渠，阔三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阔狭微小于池，空三分，上建立齿，高八分，阔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为转关脚，高下与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齐起，眇目视之，三齿齐平，以为天下准。或十步，或一里，乃至十数里，目力所及，随置照板。度竿亦以白绳计其尺寸，则高下丈尺分寸可知也"。"照板"是一方形板，长四尺（约合1.33　米），其中下面二尺为黑色，上面二尺为白色，宽三尺，手柄长一尺。"度竿"即测竿，长二丈（约6.7　米），其刻度精确至"分"，共2000分。从这种水准仪的结构及其使用方法来看，至少有以下明显进步：一是利用仪器的水平视线和标尺测竿的配合，去测两地间高差，是测量史上的重大突破，至今我们还在运用这一工作原理。二是照板设计成黑白二色，大而醒目，目力所至都可以测量。并且以黑白交线作为观测线，提高了测量的准确度。这在测量技术上也是一个建树。三是水平的浮木设计为3　个，是为校准不平而设立的，当池中注水后，根据3　个浮木是否齐平，从而确定仪器是否水平，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如果设置两个浮木，则一个不准，就会影响测量的结果，也不易校平。而设置4　个则会显得繁琐和没有必要。四是立齿设计也独具匠心，便于目力集中，提高测量的精确度。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水准仪设计的科学性和构思的巧妙性，充分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在当时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中，这种测量仪器及其测量方法，对保证工程的进度和质量起了巨大的作用。

另外，隋唐时期也十分重视水文的观测和记录。在大量的地方府县志、笔记以及史书中详细记载有水文情况。最为有名的是四川涪陵县长江中的白鹤梁石鱼枯水题刻，一共镌刻了163　则古代石刻题记，记录了自唐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以来72　个枯水年份。根据题刻分析，长江上游每三、五年内有一次枯水期，十至数十年有一次较大枯水期，对研究长江水情变化提供了历史数据。

在水利工程建设不断发展的同时，隋唐时期也重视加强了对水利建设的管理，除中央工部尚书下设有水部和都水监外，水利管理人员及其职权范围还进一步具体到渠堰斗门。如《唐六典》记载："凡京畿（jī音基，古指靠近国都的地方）之内，渠堰陂池之坏决，则下于所由而后修之。每渠及斗门置长各一人，至灌田时，乃令节其用水之多少，均其溉焉。每岁，府县差官一人以督察之，岁终录其功，以为考课"。唐代的水部还制定了更为细致的水利管理章程《水部式》，原书已佚，现存为敦煌千佛洞中所发现的残卷，共29　段，分为35　条，约2600　余字。从其中内容来看包括了农田水利管理、水碾水硙的设置及其用水量的规定，还有航运船闸、桥梁、津渡等的管理和维修，以及水手、工匠、夫役和物料的来源和分配等，规定得相当细致。如规定"京兆府高陵县界清白二渠交口，着斗门，堰清水垣准，水为五分，三分入中白渠，二分入清渠。"如遇雨水过多，"即与上下用水处相知开放，还入清水"。对各级水官的职责也有明确的规定，并建立考核制度。例如要求"诸渠长及斗门长，至浇田之时，专知节水多少，其州县每年各差一官，检校长官及都水官司，时加巡察。若用水得所，田畴丰殖，及用水不严并虚弃水利者，年终录有功过附改"等等。这些严格具体的水利法规制度，保证了当时水利建设的发展，是唐代水利事业进步的一个标志。

八、隋唐五代的建筑技术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隋唐五代以其大量的建筑遗迹和出色的建筑技术而著称于世。其中，隋代采用的"坦弧石拱"的建桥技术，隋唐城市建筑的整体规划设计和木结构为主体的建筑体系，以及砖石结构等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创造出许多惊世骇俗的杰作，并以其特有的技术风格，谱写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重要篇章。从而确立了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思想体系和技术规范体系的历史地位。

（一）"坦弧石拱桥"的杰作赵州桥又称安济桥，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桥，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跨径最大的敞肩坦弧石拱桥。它坐落在河北省石家庄东南赵县城南5　里的洨河上。赵州桥由隋代著名工匠李春（生卒年月不详）等人建造。始于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建成。唐玄宗时，中书令张嘉贞撰写的《石桥铭序》记载："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由于认识水平的制约，古人只能仿其形制建造石桥，但难以深知赵州桥的奥妙所在，所以都达不到赵州桥的水准。直到1933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对赵州桥进行了实地考察，才揭开了这座古桥的秘密。1953年至1958年，专业技术人员大规模地进行了勘查和发掘，赵州桥的千古之谜终于被彻底揭开，它在桥梁形制、确定桥址、材料选择、力学性能等方面达到的高度水平，及其整体的设计能力，在桥梁建筑史上至今仍占有突出的地位。

1。桥型与桥址的科学构思赵州桥为单孔圆弧石桥，南北向；总长50.83　米，宽9.6　米；桥拱净跨37.02　米，拱矢净高7.23　米，拱矢和跨度之间的"矢跨比"为五分之一左右，即1：5.12；因此桥高比拱弧的半径小得多，整个桥身只是圆弧的一部分；所以称之为单跨坦弧。这种结构使桥面比较平缓，便于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因为该桥的巨型跨度在桥梁建筑史上独树一帜，所以在古代居于领先地位。桥型的设计不能脱离桥址的自然地理条件，赵州桥则是两者的完美结合。赵县是隋代南北交通大道上的重要县邑，当时叫栾州，号称"四通之域"。它北接涿郡（今河北涿州），南达皇都洛阳。一路上车来人行，运输繁忙。然而大道被水量丰富、船运频繁的浐水截断。只有建造一座桥梁，才能确保水陆交通畅行无阻。桥梁建筑一般选在河床稳定的地方，而浐水是一条山区径流性河道，水位落差可达7　至8　米。所以，桥址选在浐水中下游的赵县一带，这里河床顺直且较为稳定。事实证明，李春等人当年的选择是非常精明的。千余年来，这段河道基本未动，河床淤积也不多。经1953年修缮时证实，失落河底的拱石仅在河床下一米，可见桥的建设者们在选择桥址时，就充分考虑了水文、地质的情况，以保证水陆交通运输的需要。这是拱桥千年不败、巍然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浐水发源于山西太行山区，每逢夏秋时节，"大雨时行，伏水迅发，建瓴而下，势不可遏。"在这样的河道上，如果建造10　米以内的多跨木梁桥或多跨石梁桥，既难以满足水上航运的需要，又对排水泄洪不利。因此，李春等匠师作了充分的比较和精心的构思之后，才确定了建造前所未有的大跨单孔石拱桥的方案。浐水流经栾州地段，两岸地势平坦，要建造一个近40　米的石拱桥，就必须突破传统的建造形式。如采用常见的半圆形拱弧，会使桥高增至20　米以上，桥高坡陡致使车马行人难以通过，而且桥梁自身的重量也成倍增加，河床的冲击性亚粘土层也无法承受。为了降低桥面坡度，减轻桥梁自重，只有另辟新型而创建圆弧形敞肩拱桥。所谓圆弧形拱，就是桥高小于拱弧的半径，整个桥身只是圆弧的一部分，易于形成敞肩，所以能降低坡度，减少重量。此外，李春等匠师采用低的拱脚位置和减少拱顶填充土石的方法。由于拱顶回填土石的厚度仅有30　厘米厚，也就减轻了桥梁的自重；由于采用了最低的拱脚位置，致使桥梁的纵向坡度降为6.5％左右，即前进100　米，只升高6.5　米，这就大大方便了水陆交通运输。

石拱桥的主要受力构件是拱券，而拱券的拱脚处比拱顶的承受力要大得多；因此，桥梁设计建造者们从纵向、横向两个方面加大了拱脚的受力面积。沿着纵向，在拱背两则平铺一层护拱石，靠拱脚处约30　厘米厚，向拱顶部分逐渐变薄，最顶部的护拱石仅有16　厘米厚。在横向上，做成拱顶窄于拱脚券石，以利于拱券的横向稳定。

赵州桥的另一项成就，是在大拱券的两肩上各建两个小券，打破了拱肩实填沙石的传统建筑形式。这种结构与实腹拱肩结构相比，具有小孔洞辅助排泄洪水、增加汛期桥下过水流量的优点。按照孔洞的截面计算，4　个小孔洞可增加流水面积16.5％，而且还减轻了桥基负载，增加了桥体的安全性。2。安济桥的力学性能安济桥不但以桥型与桥址的科学构思著称于世，而且它的成就还丰富了结构力学的理论。一般说来，桥的拱石具有极高的抗压强度，但是抗拉强度却非常低。因此，许多石拱桥往往因受拉开裂或折断而遭致破坏。运用现代力学原理对安济桥进行计算和分析，由于它采用了扁平的圆弧，并且在圆弧上开设4　个小拱，又在拱顶上采用30　厘米厚的薄填石，就使拱券的中心线，即拱轴线和恒载压力线十分接近，使拱券各个横截面上均匀承载，而受到的拉力则极小。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拱券的承受能力和稳定性。

对于安济桥的力学性能，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鲁般（班）与妹妹鲁姜商定，在一夜之间各自建一座石桥。赵县城西门外清水河上有座永通桥，为金明昌年间（1190-1195年）赵人■钱所建，其造型、结构及艺术风格与赵州大石桥十分相似，后世称之为"小石桥"。神话中鲁姜建造的小石桥就是永通桥。由于妹妹的技艺不如哥哥，黎明前大石桥已接近完工，而鲁姜的小石桥还相差很多，眼看就要输给哥哥，妹妹十分焦急。这时，诸天神路过此地，察知情由，便请来张果老和柴王爷牵制鲁般（班）。张果老骑着驴，柴王爷推起车，二人来到大石桥上。他们施法搬来五岳名山，褡裢里还装着太阳、月亮、星星，把大石桥压得摇摇欲坠。鲁般（班）见状，急忙跳入水中，双手用力把桥托住，保住了大桥，桥上便留下了驴蹄印，车道沟和手印等"仙迹"。此时，小石桥已造好，而且完美无缺，妹妹获胜。类似这样的神话故事，在古籍中也有记载，如元代初年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鲁般造石桥》，就有"桥上则有张神所乘驴之头尾及四足痕，桥下则有鲁般两手痕"的记载。楼钥在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撰写的《北行日录》中，记述了他陪同汪大猷出使金国北上路过安济桥，亲眼见到"桥上片石有张果老驴迹四"。清同治年间所绘的《赵州石桥神话传说图》，图上关帝阁上题有"古迹仙踪"四字。

用现代力学的观点来分析"仙迹"颇与力学原理相合。对并列砌券法砌筑的石拱桥来讲，重车靠桥边通过时，对桥的安全十分不利，而桥面上的驴蹄印、车道沟、膝印等"仙迹"均在桥面东侧1／3　部位。明代翟汝孝在《重修大石仙桥记》中称：仙迹是行车外缘的界限，车辆应在桥的中央通行。东侧桥下手印部位，是受力最大部位的标记，用"手"托住对桥的安全有利。这些"仙迹"时时提醒人们，万一石桥出现裂痕，造成损坏时，可在手印部位用木架支撑，以便于维修，确保大石桥安全。这个古老的神话传说充分说明了隋代的鲁般（班）--能工巧匠李春已经对建筑力学有了一定的理解，并能够成功地加以运用，从而为桥梁建筑结构力学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3。科学选料与精心施工安济桥这一土木建筑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工程，千百年来雄姿不减，是与其精心施工、科学选料分不开的。唐朝张。。在《朝野佥载》中描绘说："赵州石桥甚工，磨砻密致如削焉，望之如初月出云，长虹饮涧。上有勾栏，皆石也，并为石狮子。龙朔年中（公元661-663年）高丽谍者盗二狮子去，后复募匠修之，莫能相类者。"足以说明安济桥的施工技术之精湛。

安济桥的建设者们在拱券砌筑方面，继承了汉代以来造墓拱、桥拱的传统砌筑方法，并进行了创新，采用并列砌券法，即将大拱券和肩上的小拱券均"化整为零"，桥的纵向分为28　券，逐一砌筑合拢。每个大拱券由43　块重约一吨的拱石组成，拱石厚度为1.03　米，长度为0.7　米到1.09　米左右，以满足砌筑设计所要求的圆弧拱状；拱石宽为0.25　米到0.4　米，每块宽度不等，以便于砌成拱顶狭拱底宽的大拱券。在主拱券的上面，伏有变厚度护拱石，在空腹段，用护拱石满铺；实腹段则仅镶于桥宽的两侧，拱券外形似变截面拱。令人惊奇的是，拱石各面均凿有斜纹，相当细密，提高了拱石之间的抗剪力，加强了拱石间的结合；而且在拱石纵向间安放了一对腰铁，使每个拱券形成为坚实的整体。即使将拱券单个取下，也不会像一般石拱桥的拱券那样，成为一堆散了架的拱石。

安济桥所选用的材料也很精到合理。造桥所用的石料，是由距安济桥30至60　公里的元氏、赞皇、获鹿等县开采的。利用严冬季节，用浇水法建成冰道，使石料沿冰道滑动运到桥头。石质为青白色石灰岩。1955年对安济桥进行修缮时，对这种石料进行了测试，其抗压强度每平方厘米平均为1000　公斤，容重为每立方米2.85　吨，而且耐寒耐热性好，冻融10　次无裂纹。

此外，还合理采用了其它的材料和技术。如拱石间全部用白灰或泥浆砌筑，浆极薄，提高了拱券的抗压强度；利用当时冶铁技术和铁制工具，在主拱跨中的拱背上均匀安有5　道铁栏杆，4　个小拱顶也各安1　根。铁栏杆两端有半圆球头，伸在拱石外，借助拉力与剪力使拱券形成一个整体。合适的材料加上精心的设计与处理，大大地加强了桥的牢固性，使安济桥这一桥梁建筑的瑰宝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4。造桥技术对中外的影响李春开辟敞肩圆弧石拱桥的先河，对中外建桥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受到了历代中外名人、学者的赞美。唐玄宗时中书令张嘉贞的《安济桥铭》盛赞："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试观乎用石之妙，楞平碪斫，方版促郁，缄穹窿崇，豁然无楹，吁可怪也！又详乎叉插骈坒，磨砻致密，千百象一。仍糊灰莹，腰铁■蹙。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荡突，虽怀山而固护焉。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唐张。。在桥铭中曰："郡南石桥者，天下之雄胜，乃揆厥绩，度厥功，皆合于自然。"元代的刘百熙行至安济桥后，久久不愿离去，并赋诗一首：谁知千古娲皇石，解补人间地不平；半夜移来山鬼泣，一虹横绝海神惊。水从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日暮凭栏望河朔，不须击揖壮心生。

其它诸如"长虹上碧天"、"虹腰千丈驾云间"、"飞楹自夺天工巧，有窍能分地景幽"的赞美佳句不胜枚举。

安济桥不仅在国内享有盛名，在国外也产生巨大反响。知名学者、中国科技史专家、英国的李约瑟教授，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李春建成安济桥后，"显然建成了一个学派和风格，并延续了数世纪之久"；"弓形拱是从中国传到欧洲去的发明之一。"1321年至1339年，法国人才建成赛兰特（Pont de Ceret）敞肩拱桥，但这座桥的大拱接近半圆，净跨45.5米，超过了安济桥，而桥宽仅3.9　米，不及安济桥宽的一半。安济桥跨径记录，在世界上保持了730多年。真正的敞肩圆弧拱，在西方直到19世纪才出现，系法国工程师保尔于1809　-1903年第一次用于阿道尔夫（　PontAdolphe）桥。

李约瑟教授还说过："这些桥使我们认为在全世界没有比中国人更好的工匠了。"美国建筑专家伊丽莎白·莫克在他出版的《桥梁建筑艺术》一书中称赞安济桥"结构如此合乎逻辑和美丽，使大部西方古桥，在对照之下，显得笨重和不明确。"

1300多年来，该桥经历了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和频繁使用的考验，至今依然完整壮丽，保持着古老苍劲的雄姿，正如《赵州志》中所称："奇巧固护，甲于天下"，赵州安济桥将永远向世界显示出我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二）城市建筑及整体规划设计技术的形成隋唐五代的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充分地表现出当时城市建筑技术的进步和整体规划设计技术的形成。

1。隋代著名建筑家--宇文恺宇文恺（公元555-612年），字安乐，朔方夏州（治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人，官至太子左庶子，隋代著名建筑家。他曾从事过水利、桥梁、长城等建筑工程，发明了观风行殿。据《中国通史简编》记载，此殿离合便利，下设车轮，行车可携带，合并成一大殿，能容纳数百人。但最为突出的成就是隋都大兴城的兴建。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隋文帝杨坚令他负责规划设计和督造新都城。他在规划建造大兴新都前，遍访了北魏都城洛阳、曹魏都城邺城，从中吸取城市建设的经验。经过考查，他认为汉长安城"凋残日久"，"旧经丧乱"，加之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水量不足，在建新都时应引为借鉴。因此，他突破了旧城市建设思想的束缚，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经济因素的影响，结合城址龙首原一带的地形特点，对城市建设进行了周密的规划设计。采用先建城墙、再辟道路、修建坊里的施工程序，使新都在总体上气势恢宏、布局整齐；又充分利用了地形的变化，使建筑高低错落，参差有秩，独具特色。充分反映出宇文恺的杰出设计才能。

此外，隋唐时代与长安齐名的名都洛阳也凝聚着宇文恺的心血。洛阳因其地形险要、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等原因，从东周起，先后有9个朝代在此建都，有"九朝名都"美称。隋炀帝登基后，就把洛阳改为首都，将西安作为陪都。为此，隋炀帝派宇文恺到洛阳设计建造新都。宇文恺在洛阳城内先后建天经宫、筑西苑、挖龙鳞渠，修十六院，堂殿楼观，穷极华丽。他修建的东都洛阳极为壮观。宇文恺以他杰出的建筑才华和整体设计规划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隋唐长安城整体规划设计及建筑技术的进步隋、唐统一中国后，为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动用了巨大的财力和物力修皇城、建行宫、立楼台亭榭，大兴土木。

秦朝国都建在咸阳，其地处关中平原、渭水北岸西；后又将都城建于渭水南岸长安。隋文帝统治中国后，命令当时著名建筑家宇文恺负责规划、设计、督造新都宫城。该工程始建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6月，第二年隋文帝杨坚迁入宫城，并将新都定名为大兴城。大兴城规模之大前所未有，面积达83　平方公里。

在公元7世纪到9世纪的300年间，长安曾以世界性的贸易、文化交流中心闻名遐迩，并且以其宏大的规模和严谨的规划著称于世。

长安城位于关中平原，今西安市的所在地。它北临洨河、渭河，西有沣河、黑水，南有浐水、漓水，东依灞、■二河，称八水绕长安。南面与终南山相对，可谓气候适宜，物产丰富、风景宜人。长安城的前身是隋朝的大兴城，由于隋朝统治很短，被唐朝取代后，唐朝统治者则以隋大兴城为都，并更名为长安城。

唐代定都长安后，城市的规划和布局承袭了隋大兴城原有的建筑特色，同时又根据经济的发展及城市管理的需要，进行了扩建和改造。长安城的建设者们，在城市的建设和改造过程中，既充分考虑到城市建设的地形和管理、经济、文化生活以及交通、水源、城市园林建设等多方面因素，又依据封建社会高层统治者的需要和首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规划和全方位的周密布局，将长安城分成"宫城"、"皇城"和"罗城"三大部分进行建设和改造。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功能齐全、建筑物最雄伟、城建规模最大、最具管理水平的国际大都市，在城市建筑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按功能规划建造宫城、皇城和罗城为满足帝王统治的需要，长安城的设计者首先考虑修建了皇帝的居住地--宫城。设计者将其布置在长安城中央的最北面。宫城南北长1492　米，东西宽2820　米，周长8.6　公里，城墙高11　米多。宫城按其需要又用宫墙分隔成三个部分。西面是"掖庭宫"，是嫔妃居住和宫女们学习技艺的地方。东部建"东宫"，供太子居住，办理政务。中部为大内，又叫西内，隋唐时命名为大兴宫和太极宫。太极宫共由16　个大殿组成，为唐太宗李世民起居和朝见文武百官的场所。每逢国家庆典或重大节日时，皇帝就登上太极宫南面的承天门号令全国。唐代时又陆续扩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两处宫殿，被人们总称为"三内"。

唐大明宫始建于公元634年。鉴于宫城所处的地势较低，而且比较潮湿，因此，唐太宗李世民命人在宫城东北角龙首原上兴建永安宫，供唐高祖李渊居住，第二年改名为大明宫。此后唐高宗李治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其规模远远超过太极宫。李治以后的历代皇帝大部分在此听政。

大明宫由30　多座宫殿组成，含元殿为正殿，供国家举行大典时使用，北面的宣政殿、紫宸殿是当朝听政的场所，麟德殿、延英殿则用来宴请百官，接见使节等。在这些宫殿中以麟德殿规模最为宏大。该殿南北长130　多米，东西宽70　多米，建筑面积达8000　多平方米，这是已知的我国古代最大的单栋建筑，而且造型独特，格局新颖，其气魄之大远远超过北京故宫的"前三殿"，是唐代宫殿建筑的优秀代表作。

兴庆宫地处城东，又称之为"南内"，"三内"之中，南内占地最少，但仍有2000亩之多。唐玄宗李隆基做晋王时，曾在兴庆坊居住；登基后，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兴建此宫，开元十四年进行了扩建，直到开元十六年建成。此后，唐玄宗在这里起居、听政。兴庆宫是一座园林式的宫庭建筑群，宫内建有兴庆殿、南薰殿、长庆殿、花萼杨辉楼、沉香亭等建筑。这些装饰豪华富丽的楼台亭阁与宫内湖水相映成辉，加之园内名花荟萃、婀娜多姿的垂柳、岁寒不雕的苍松翠柏，使兴庆宫成为一座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帝王宫苑。

皇城是长安城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央官署的所在地。

皇城亦称子城，位于宫城南面，占地面积和宫城相似，东西宽2820　米，南北长1843　米，周长9　公里左右。皇城南面正中设朱雀门，东有安上门，西是含光门；城东设有延禧门和景风门；城西有安福门和顺义门。东西两面城门彼此对称。皇城内街道整齐，南、北向5　条街，东西向7　条路。皇城与宫城中间辟有东西走向的大街，称为横街。据史册记载，横街街宽300　步（合441　米），是长安城内最宽的大街，太极宫的承天门临街，因此，又经常在此举行重大庆典，同时还可以供兵士操练，实际上这条大街又是一个能进行各种活动的广场。

"罗城"是唐长安城的外廓城，系百姓居住区。罗城从东、西、南三面将宫城和皇城围在其间。罗城东西宽9721　米，南北长8651　米，周长36.7公里。周边建有高6　米的城墙。外廓城共开12　座城门，每面开门三座。依据我国古都规划布局关于中轴对称、方正规划的传统思想，南面的正门设明德门与皇城正门朱雀门和宫城的承天门相对，同在中轴线上。正门的东侧开有启夏门，西侧为安化门；西面三门金光门居中，开远门在北，延平门在南；东三门中间是春明门，北有通化门，南有延兴门；北面三门因中部被宫城所占，所以三门开在中轴线以西的位置上，北面三门中景耀门在中间，光化门在西，芳林门在东。各城门均建有城门楼。除明德门外均设有三个门洞，而明德门为五开洞，十分壮观。当时，出入城门时，要"入由左，出由右"。管理有秩。城里南北向11　条大街，东西向14　条大街，纵横交错，形成网格布局，将罗城之内划分为110　个街坊（隋代时称"里"）。其中，长安城里的两个商业区--东、西两市共占4　坊之地，另外由于城东南角的一坊划入曲江池风景区，实际上有109　个里坊。各坊都修有坊墙，坊墙大约高3　米，各坊都形成独立的体系，好似一个个小城。里坊主要是居民的住宅，据宋代的《长安志》载，城里共有居民8　万户。坊里开设有商业店铺及手工业作坊。长安城的这种整齐划一的格局，被当时的诗人白居易生动地描述为"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在城市建设中，长安城的设计建造者依据地形地貌将宫城建在地势较高的北部，而在相毗邻的南面布置皇城，在宫城、皇城的周围修建外廓城作为居住区和商业市场，不但突出了城市的主要建筑，而且也有利于朝廷、官府机构处理朝政、办理公务。同时，又用多重城墙和严密规整的街坊，将皇室、官宦、贵族、平民等不同阶层分隔开来，从根本上改变了汉代长安城民居、宫室相混杂的状况。这种布局手法突出了封建统治权力中心的地位，对我国后来的都市建设规划有着重大的影响。

（2）设置东市、西市，繁荣城市经济为繁荣城市经济，城市建设者们在长安城规划建设了两个商业区，即东市和西市。隋代时把东市叫"都会市"，西市称为"利人市"。两市地处皇城东南和西南，各占地两坊，位置东西对称。市内的井字形街道将市场分割成9　个区域。这里既是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又是国内外最大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集散地。

据发掘考证，两市南北长各1000　多米，东西宽900　米，井字街的中央部分设有"市"、"署"、"平准局"，是市场管理和税收机构。沿街店铺林立，从事绢丝、珠宝、服装、称量器皿等220　行，千余肆邸，商贾云集。皇亲贵族常光顾于东市，日本高僧圆仁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记》中记载，会昌三年（公元843年）6月27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四百余家，官私财物、金银绢药总烧尽"。可见东市商家之多、经济繁荣之盛况。

西市则有"衣肆"、"坟典肆"、"药材肆"、"麦行"、"绢行"、"帛行"、"秋辔行"以及寄附铺等多种行业。许多外国客商也在此设店经营，大诗人李白曾赋诗曰："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鳟"，真实地反映了来自中亚的商人在我国从事国际贸易的活动情况。由此可见西市的商业活动繁荣程度胜过东市。东西两市的设置，基本上满足了长安城市生活的需要，扩大了国际经贸往来，促进了唐代经济的发展。中唐以后，各里坊逐渐开设商行，兴办手工业。如崇仁坊"一街辐辏，逐顷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灭。"整个长安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3。规划严谨、整齐有序的街道建设在城市建设方面，道路建设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长安城的建设者们经过周密的规划，对道路建设进行合理的布局，使长安的街衢整齐，道路宽阔平直，对城市的生活与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长安城的"罗城"共有东西走向大街14　条，南北向大街11　条。道路中最重要的是南北走向的朱雀大街，它南起明德门，向北穿过朱雀门，直通宫城的承天门。因为这条街北起承天门，人们又把它叫"天街"。朱雀大街是贯穿都城南北的中轴线上的主干道，其它各条街均以此路为基准进行修建，形成全市性的道路网。皇城内的道路也是如此，南北街5　条，东西街7　条。各坊里也都有一条大街或十字大街，还有按规划修建的纵、横曲巷及顺墙街道。诗人白居易盛赞长安"十二街如种菜畦"的确是当之无愧的。

街道不仅布局整齐，而且十分宽阔。朱雀大街宽度达150　米，可与北京现代的东西长安街相媲美。当皇帝出行时，朱雀大街有数以万计的车马仪仗队通过，盛况空前。其它通往各城门的大街宽度也在百米以上。位于宫城和皇城之间的大街叫横街，以其宽阔而闻名，文献记载横街宽300　步，实测宽度220　米，是长安城内最宽的大街。这条街还具有广场的功能，当时经常在承天门前举行庆典和军事操练等活动。

此外，还有供皇帝专用的道路，在东城与城墙之间，平行筑有夹城，把大明宫、兴庆宫和曲江池连接起来，供皇帝出游时使用。

各大街的两侧都修有排水沟，主要的道路上还建有路拱。经发掘，朱雀大街的排水沟宽3.3　米，深度为2.1　米。在坊和东、西市的巷道下面也修有砖砌的排水暗沟，并与大道两侧的明沟相通。大街两侧的明沟由于沟宽，因而在交叉路口处都架有桥。这样既解决了长安城的排水问题，又保证了道路的畅通。在排水沟和路的两侧，整齐地植有榆树、槐树、柳树等行道树，形成了美丽、实用的林荫大道，为宏伟的长安城增添了秀丽的色彩。

4。建设科学的给排水系统在城市建设中，给排水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汉代长安城建在今西安城北5　公里的一片高地上，前后历经约100年，才完成了都城的建设。隋文帝统一中国后，曾设想利用汉长安城址作为都城，除因该城几经战乱已破败不堪外，另一重要原因是汉长安靠渭水太近，不但易遭水患，而且易受盐鹵侵害，影响水质，造成饮用水源不足。所以在建设新都和扩建长安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给排水系统的建设。隋代时，就先后开凿了龙首、永安、清明三条水渠。城东龙首渠将洨河引入城内。龙首渠分为二支。一条经城东春明门往北，通过通化门北面的兴宁坊流入城内，城墙下有一个一米宽的用砖石混合砌筑的涵洞，向西注入兴庆宫的龙池，再向西流入皇城，北折注入太极宫的"山水池"，然后北流注入"东海"。另一支渠由城外北流，经过城的东北隅，折西流入大明宫东苑的"龙首池"，再流入西内苑，后汇合永安渠，北流入渭河。

在城南开凿了永安渠，引浐水向北流入城内，经西市东侧入苑，并流注渭河。青明渠则引浐水经安化门向西流入城里，再向北入皇城，进宫城注入南、北、西三海。供应西城与皇城用水。

唐代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又在城西引浐水修筑了一条"漕渠"，自金光门北流入城内，到西市的东街注为潭。通过漕渠可将南山的薪炭、木材等物资运到西市，以满足长安城的需要。

这些给排水工程，有效地解决了长安城的供水排水问题和航运交通问题，同时也有利于城市的绿化，并形成良好的小气候。诗人王建在《早春五门西望》诗中描写说："宫松叶叶墙头出，渠柳条条水面齐，"反映了宫城里的松树和永安渠两侧植柳的情况。

由于使用渠水较为便利，当时不少贵族及官僚商贾之家纷纷引渠水入第，建造私家园林。

曲江池是隋唐时期有名的风景区，在长安城的东南隅，因低洼处有水，所以林木繁茂、风景优美，汉代称"乐游苑"，隋代称此为"芙蓉园"。因为水道弯曲又被称为"曲江"。唐代时又加以疏浚，唐玄宗时开挖了黄渠，将水引入曲江池。曲江池水面南北约1360　米，东西约500　多米，周长近4公里。康骈《剧谈录》记述唐代曲江池的风景说："开元中疏凿为妙境，花卉周环，烟水明媚，。。江侧菰蒲葱翠，柳荫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曲江一池水给统治阶级带来极为高雅的享受。由此可知，长安水系的发展不仅满足了统治者的需要，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城市绿化和园林建设。

隋唐长安城的空间尺度和规模，堪称古代世界第一。因为它是在平地上新建的，使建筑家们能借鉴以往都城建设规划和布局的经验，充分发挥其设计才能，使之成为我国古代都城建筑的典范。它的建设和扩建是经过充分规划和周密计划而完成的；是在充分地分析和预见到封建国家都城所面临的地形、管理、交通、水源、绿化、经济、文化生活等各种问题，加以科学的安排，标志着当时的建筑科学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

唐长安城建筑宏伟、壮观、，街道整齐，道路宽广砥直，绿树成荫，渠水环流，人丁兴旺，百业俱兴，在世界大都市中独占鳌头，影响波及到其它国家。如日本古都平城京、平安京的建设，就完全模仿唐长安的规划，甚至连朱雀大街，和东、西市的名称都是一样的。长安城已成为城市建设、特别是坊里制城市的典范。

（三）木结构建筑技术体系的确立木结构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的主体。木结构建筑的主要构件有柱、梁、枋、檩、椽等。各构件之间，采用榫卯联接，具有取材容易、结构简单，施工方便的优点。因此，木结构建筑技术在古代就已被人们广泛地采用了。我国古代许多规模宏大的建筑工程，都采用了这种技术。特别是到了唐代，形成了以木结构建筑技术为中心的建筑技术体系。在现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有五台山南禅寺正殿和佛光寺大殿。

佛光寺地处山西五台县城东北32　公里佛光山腰。寺因势而建，坐东向西，三面环山，唯西向低下而疏豁开朗。寺内殿阁巍峨，建筑高低错落，主从有致。据《古清凉传》记载，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公元471-499年），隋唐寺院兴盛，名扬长安、敦煌等地，远及日本，《高僧传》、《佛祖统计》、《法苑珠林》等经籍中均有记载。佛光寺的主要建筑原为弥勒大阁，是五台山著名佛寺。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禁止佛教，寺宇被毁。宣宗继位后复兴佛法，重建东大殿。根据殿前石幢刻字与殿内梁架上题记核实证明，现存山腰的东大殿系唐代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重建。大殿雄伟古朴，居高临下，俯瞰全寺。殿前基址甚高，有片石砌筑，其上筑以台基。殿身面宽7　间，进深4　间，高约32　米，单檐四阿顶形制。殿前檐当中的5　间安装有大型板门，在两个尽间及两个后间安装有直棂窗，便于殿内后部采光。大殿采用内外槽结构。即由内外两周柱子组成。一周内柱称为内槽，一周外柱称为外槽。大殿则由30　根柱子组成内、外槽平面。内槽空间阔5间，进深2　间，空间较大，主要供佛并进行法事活动。大殿的内柱和外柱高度相同，这正是该殿结构上的一个特点。外柱柱头采用枋子相联形成外柱圈，内柱柱头也用枋子相联构成内柱圈；内外柱上又用斗拱梁栿等联系在一起，形成筒形结构，同时，一层层斗拱梁栿组成具有平缓坡度的屋面。

这种内外槽结构，在一定意义上讲，外槽是内槽的外延，扩大了内槽的面积。

木构建筑的主要承载件是柱子。佛光寺东殿的22　根外檐柱，均向中心稍稍倾斜，在专业上叫"侧脚"。外檐柱从明间向两边稍稍抬高，建筑上的术语叫"升起"。柱子与各构件的联结以榫卯联结为主。采用"侧脚"和"升起"的办法，可使各木件的榫卯压紧，使建筑物更为牢固。

此外，柱头部分加工成曲线，不仅便于柱头与斗拱等上部结构联接，又具有良好的装饰性。柱子的下面与覆盆柱础相联。柱基好似一个盆反盖在地上。使柱子上下联成一体，使之显得稳固、挺拔有力。

在佛光东殿的所有结构中，斗拱构件的作用最为突出。斗拱是我国古代大型木构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扩大梁枋和柱头的接触面，加强梁架与柱头的联系。而东殿内柱上用斗拱承托明袱与平。。（用木条组成的方格天花）及其上部构件；外檐斗拱主要用在承担屋檐重量。正殿斗拱出四跳，为柱子高度的一半。佛光寺的斗拱雄大，出檐深远，充分说明了唐代已将中国古代建筑所特有的结构，即斗拱结构发展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佛光寺东大殿的屋架也很有特点，屋架的脊檩下采用叉手支撑，叉手又与平梁相接，构成三角形。承受荷载时叉手受压、平梁受拉。为保持平梁的稳定，在四椽草袱和平梁之间设有托脚。这种屋架结构在古建筑中是少有的。而与近代木屋架相似。东殿的屋面高跨比为1∶4，坡度平缓，屋面成缓和的曲线和起翘，整个屋顶匀称、和谐，使整个大殿庄重而沉稳。

此外，在山西五台县城西南22　公里李家庄西侧有一名刹南禅寺，寺坐北向南，有山门、龙王殿、菩萨殿和大佛殿等建筑。该寺创建年代不详。但南禅寺大殿则有据可考。大殿平梁下保留有墨书题记，证明大殿建于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晚唐武宗"会昌灭法"时，佛寺大量被毁，但因南禅寺偏居一隅幸免于难，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唐代木构建筑。大殿面宽进深各3　间，单檐歇山式屋顶，殿前有宽敞的月台，柱上装有雄壮的斗拱，承托屋檐；大殿内没有柱子，四椽袱通达前后檐柱之外。梁架的结构很简单，屋顶举折平缓，说明唐朝时木构建筑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而且已普及到偏僻的山村。

从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东殿的木构建筑所具有的独特的结构和奇特的造型，可以看出我国唐代的木构建筑技术已十分先进，其结构设计相当科学，既符合建筑力学原理，又充分地表现出它的颇具魅力的装饰性，从而形成和确立了我国木构建筑技术的独特的体系，反映了唐代建筑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四）仓储建筑的技术成就仓储建筑在隋唐时期的建筑领域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朝初期，由于关中地狭人稠，所产的粮食难于满足朝廷的需要。因此，都城所需的粮食物资，主要依靠农业比较发达的黄河下游、江淮流域和河北平原供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粮食主要靠漕运西调。当时，李唐朝廷明确规定：洛阳以东地区的租米、经江、淮、运河、黄河，先运到含嘉仓集中，然后陆运至陕州，再经黄河、渭水漕运到长安。因此，用于储运粮食、物资的仓库应运而生，并得到长足的发展。在这些粮仓中，以洛阳的含嘉仓为全国之最。据史料记载，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全国主要粮仓共储粮1260　万石，仅含嘉仓就储有580　多万石，约占1／2，可见含嘉仓是唐朝官仓中规模最大、地位最为重要的一座大型粮仓。1971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对含嘉仓遗址进行了发掘考证。最后查明，含嘉仓建在今洛阳老城区的北侧，东西长约600　余米，南北长约700　余米。仓库区内的粮窖东西成行，密集排列达40O　个之多。粮窖的口径大小不一，口径大的为18.5　米，小的也有8　米，最深的距地表约12　米。大窖可贮粮一万数千石，小窖可藏粮数千石（唐代每石约等于六十公斤）。在发掘考察时还发现了十多块"刻铭砖"，即记载储粮的时间、品种、数量、受领粮食的官员姓名的砖木雕刻。铭砖上记载着官员的名称，有仓吏、仓丞、仓令等文官，还有押仓使等武官。铭砖上还刻有调露、天授、长寿、万岁通天、圣历等年号，由此可知，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含嘉仓储纳的粮食较多，其仓储规模最大。例如，在含嘉仓的160　号粮窖中，发现了早已炭化的50　万斤谷物。仅这一个粮窖的存储量就相当于唐朝2500　个农民一年的粮租；而整个含嘉仓的最高储量为600　万石左右。

唐代仓储业的发展，既是经济生活发展的产物，也推动了仓储建筑技术的发展。

经发掘了解到唐代的粮窖建筑有其自身的特点。从形制上来说，粮窖均为口大底小的圆缸形。这种形制，建造和使用起来十分方便。建窖的工序是：先从地面向下挖成土窖，将窖底夯实，用火烧硬，再铺一层灰渣防潮；然后，再在窖底铺设木板和草，草上铺席，窖壁上用木板镶砌。使用时则分层堆放粮食，每层用席子隔开。装满粮食后在粮窖口覆盖一层40-60　厘米厚的谷糠，盖上席子，再用土密封。含嘉仓粮窖的这种建筑方法和使用方法，具有很多优点。因为是地窖式储粮，因此，温度较低，而且恒定，其次是底和窖壁经过上述技术处理，既可防潮、防腐，又能避火防虫，同时还能防止粮食被盗。更重要的是可长期保存粮谷的品质。据记载，唐时谷子可储藏9年，稻米可储存5年。对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160　号粮窖内的谷子进行化验，其谷物的有机物仍占50.8％。

由此可见，含嘉仓粮仓的建筑技术是十分先进的，它所特有的仓储建筑结构和巨大的规模，表现出中国古代仓储建筑技术的伟大成就。

（五）高层砖塔建筑的技术成就塔是人们常见的一种建筑形式，在寺院内、高山间、江河湖畔，屹立着数以千计的古塔，装点着祖国的秀丽山河，展示着中国的悠久历史。

仅就塔的性质来讲，它是佛教的一种纪念性建筑。塔起源于印度。佛经上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佛祖释迦牟尼死后，其弟子阿难等人将其尸骨焚化，尸骨变成色彩晶莹、击之不碎的珠子，其中的骨头称为"白舍利"；弟子们建塔，将其舍利分存多处，并埋于塔内，以供奉礼拜，因此，佛塔又有舍利塔之称。后来发展到埋葬高僧、大法师的灵骨以及重要的经卷、袈裟、法器等等，以作纪念。

我国的塔是随着印度的佛教传入后，才开始建造的。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当时中天竺（即古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将佛像和42　章佛经，用白马驮到中国，并在洛阳修建了白马寺，在寺内建佛塔一座。从此以后，古代匠师们把塔与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和建筑风格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具有多种风格及中国特色的古塔建筑。

我国的佛塔建筑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魏晋南北朝、唐代、宋代和明代四个大发展时期。就砖塔建筑而言则分为唐、宋、明代三个大发展时期。

唐代是我国砖塔建筑三个大发展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在商、周、秦、汉固有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吸收了外来的艺术，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我国古塔建筑多种多样，按构造式样大致分为实心塔和楼阁式塔两种。

实心塔是用砖石等材料砌制的实心体，不能登临。楼阁式塔内有塔室，可以攀登，我国古塔大部分属于这一类。

唐代时期，选用砖石材料，代替木料建造了大量的楼阁式高塔。平面以方形为主，塔的层数增加到13　层，塔高达50　多米，最高的有60　多米。内部都是筒式结构，塔外壁用砖砌成，各层用砖、木楼板制成砖木楼梯供上下行走。唐代较有名气的楼阁式砖塔有西安兴教寺的玄■墓塔、陕西礼泉县的香积寺塔、西安市的慈恩寺塔（大雁塔）、苏州虎丘云岩寺塔、河北正定县的广惠寺华塔等。

闻名于世的西安慈恩寺大雁塔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作。大雁塔座落在陕西西安市南4　公里的慈恩寺内。该寺为唐高宗李治给其母追荐冥福而创建。寺内塔本名为慈恩寺塔，因《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中记有摩谒陀国有一寺僧，一日见有群鸿飞过，忽一雁离群落羽，摔死地上，僧人惊异，认为雁即菩萨，众议埋雁建塔纪念故名。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著名僧人玄■在慈恩寺任主持，为保护由印度带回的经籍，由唐高宗资助，在寺内西院修建此塔。初建时，塔为砖表土心五层方形。长安年间（公元701-704年），全部用青砖改修成方形楼阁式，共7　层，登塔攀梯改为盘道式。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又改建为10　层，后经战火破坏，剩下7　层；明代时该塔又被损坏，在外表加砌青砖，对其进行保护。塔的表面虽然经过明代改建加固，但仍是一座典型的唐代仿木结构砖塔。大雁塔高59.6　米，塔基座东西45.9　米，南北48.8　米，高4.2　米，塔底座与塔身总高64.1　米。该塔塔身较高，各层都以素面为主，不做任何修饰，仅在塔檐模拟木构的柱、斗拱，而且斗拱和檐椽部分大大地简化了，主要原因是受到砖本身的性质和用砖技术的限制。大雁塔内部成空心式，各楼层地面，采用木过梁承担楼板的结构，用木扶梯依层折曲而上，塔室则四面开窗。唐代用砖砌塔时采用平砌法，按砖的长身平砌，每隔5　层加砌一层丁头平砌。塔外形整体轮廓清晰、朴实、庄重。给人以刚柔结合的曲线美感。

密檐楼阁式塔是楼阁式塔的又一式样。在唐代也十分盛行。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约1　公里处的荐福寺内的小雁塔最为有名。荐福寺建于唐文明元年（公元684年），是为唐高宗李治献福而建立的。塔则建于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因为此塔比大雁塔小，故称小雁塔。塔身为密檐式方形砖结构，初建时为15　级，后受地震破坏，塔顶震坍，塔身破裂，现剩下13　级。该塔基座呈方形，塔底层每面长11.83　米，通高43　米。小雁塔塔身没有采用柱梁、斗拱等装饰表面，而以塔身的宽度由下而上的收敛，形成圆和挺秀的轮廓线，来取得建筑艺术效果，使整个塔形显得凝重秀丽。唐代的密檐塔多数不能登临，而小雁塔内，从底部到塔顶是一个空筒，各层有少量木楼板和木扶梯，可直接攀登。在唐代的密檐塔中，除小雁塔之外，也不乏成功之作。如登封永寿寺塔用砖迭砌而成，收分柔和、出檐很大，既保持木式塔的形象，又使砖塔具有清晰的轮廓，是密檐塔中的精品。

在密檐式塔中有一座用石头构成的仿木结构塔，十分引人注目，这就是地处江苏南京栖霞寺中的舍利塔。这座塔建于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但从塔上的浮雕看，当为南唐重修的建筑物。塔全部用细致的灰白石构成。底座是宽敞的台基，正面设有4　级台阶，四面建有石栏杆，上面垒砌基坛二层，平面及立面分别刻有装饰的花纹、龙鱼生物及石榴花和凤凰等。台基上为塔须弥座，须弥座上为莲座，上面建塔身，塔身第一层较高，呈八角形，每角有倚柱，柱头之间连有横额，仅挑出混石一层，用来承托塔檐。上面各层塔身都较低，每面均凿佛龛，内坐小佛像。五层檐上为塔顶。既反映了当时的文化和历史风貌，也表现出了建塔材料的多样性，说明了我国唐代建筑技术的先进。

砖木混合式塔是楼阁式塔的又一式样。例如，河北正定县城内隆兴寺之西的天宁寺塔，就是砖木混合式结构塔，人们又把它称为木塔。建于唐咸通初年（公元860年），宋、明、清均有修茸。该塔为9　级，平面呈八角形，塔身下4　层用砖砌造，下3　层斗拱及第2、3、4　层平座也采用砖砌成。第4层以上斗拱及各层檐均为木构。塔上斗拱由下至顶均为四铺作出单抄，下3层砖砌部分，每面有补间铺作3　朵，上6　层每面两朵，外观豪放。塔身往上，每层高度递减，而每层收分也相应递加。其塔形轻盈挺秀，给人以稳定感。此外，隋唐时代，还建造了一些独具特色的砖石塔。如，山东历城县柳埠村建有一石塔系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所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塔。塔身用大青石砌造，单层方形，高15.04　米，每边宽7.4　米，四面各辟一半圆形拱门，明、清以来习称"四门塔"。该塔檐部迭涩挑出5　层，塔顶用23行石板层层收缩迭筑，成四角攒尖锥形。顶端由露盘、山华、蕉叶、相轮等构成塔刹，形制简朴浑厚。塔室内有方形塔心柱。反映了当时佛塔建筑的古朴风貌。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历城县柳埠村灵鹫山九塔寺内，有一九顶塔，顾名思义、塔上有九座小塔，所以叫九顶塔。该塔始建于唐，通高13.3　米。为单层八角。塔身用水磨砖对缝砌筑，檐部迭涩挑出17　层，檐上又迭涩收进16　层，形成八角平座。平座之上各隅均筑造高2.84　米的三层迭涩挑檐方形小塔一座，正中修筑一高5.3　米的同样小塔，比另外八座小塔略高。明人许邦才在《九塔寺记》中称此塔"一茎上而顶九各出，构缔诡巧，他寺所未经有"。九顶塔以其特殊的构思和造形反映出了盛唐多姿多彩的砖塔建筑风格和时代的特点。

唐代砖塔建筑技术的成就很大，充分地表现出我国古代高层建筑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进步。为宋、明代砖石建筑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九、隋唐五代的物理学和化学物理学和化学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分科，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威力。隋唐时的劳动人民和科学家，通过对物质的观察以及对自然现象变化的分析研究，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论述，并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在物理学和化学的领域里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一）隋唐五代的物理学1。唐人对彩虹的认识与试验彩虹是一种自然现象，往往出现在雨过初晴的时候。因其美丽壮观，从古到今人们写下了不少赞美之词。彩虹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人们探讨其成因。大约在1500年前，唐初的孔颖达（公元574-648年）在《礼记注疏·月令》中，就提出了"日照雨滴则虹生"的论点。指明薄云、日照、雨滴是虹产生的条件，并揭示了这三者的关系，清楚地揭示了虹是日光照射雨滴所产生的自然现象。

公元8世纪中叶的张志和对彩虹作了进一步研究，并进行了人工造虹试验。他背向太阳，喷出小水珠，就观察到了类似虹霓的现象，从而证实了虹的产生是阳光照射水滴所产生的结果。张志和在《玄真子》卷下中说："雨色映日而为虹"，"背日喷乎水成虹霓之状。"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要想看到虹，就必须"背日"，而面对太阳就看不到彩虹了。这些观察和实验，虽然还没有精确地说明虹所以产主的光学原理，尚未认识到日光在雨滴中经过两次折射和全反射而产生色散的事物本质，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对虹的产生及其基本条件有着如此客观的认识，这在人类光学认识史上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表明，先人通过对虹的观察研究，已经确认它是一种自然现象，这是对光的折射和色散认识的一大进步。

2。共鸣与消除共鸣的方法所谓共鸣，就是指一个物体振动的时候，另一个物体也随着振动，并同时发出声音的现象，即发声的共振现象就是共鸣。这一声学现象，我国古代就有许多的记载。唐代《刘宾客嘉话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洛阳有一个和尚的房间里挂着一种乐器磬，这个磬经常自鸣发响，和尚不知其原因，并因此受惊扰成疾。一个叫曹绍夔（kuí，音奎）的朋友来看这个和尚，正好传来寺院敲钟的声音，挂在房子里的磬也跟着响起来了。曹绍夔就对和尚说：你明天设宴招待我，就可以为你消去心头之病。第二天，和尚请他吃完饭后，他就掏出一把钢锉，把磬磨去几处，此后，这个磬就不再自鸣作响了。和尚问其原因，曹绍夔说，这个磬原来所具有的音律与寺院钟的音律相同，因此，敲钟时磬也就会同时作响。因为把磬体稍微锉去一点，就改变了磬的固有频率，它就不再和庙里的钟声产生共鸣。和尚的病从此也就痊愈了。这一记载表明了我国唐代时，不仅懂得共鸣现象，而且掌握了消除共鸣现象的科学方法。

3。鱼洗与龙洗的奥妙"洗"是唐宋时代用黄铜铸造而成的形似洗脸盆的一种实用工艺品。在盆底铸有几条鱼的叫鱼洗；铸有数条龙的叫龙洗。鱼洗与龙洗不仅铸造精美，而且还有它的特色和奥妙。如果用手缓慢而有节奏地摩擦盆边上的双耳，盆里的水就像受到冲击一样发生振动，甚至还会从"鱼"或"龙"的口沟处沿着盆的边缘向上喷出，喷到盆耳之处。其奥妙在于，当两手搓动其双耳时，便产生两个振源，振波在水中传布，互相干涉，使能量叠加，水面就出现了各式各样复杂的波纹，形成水波荡漾的状态，就好像盆里装有几条活鱼一样，若摩擦频率加快时，较大的水点就会跳出水面，甚至有水柱喷射。

这种鱼洗和龙洗的制作，涉及到摩擦、固体振动，以及在液体中的传播、干扰和共振的原理等物理学上的很多问题。在唐代能创造出这样奥妙神奇的龙洗和鱼洗，实在令人叹服。

4。对虹吸现象的认识在南北朝时，人们对虹吸现象和产生的原理已有较深入的认识。《关尹子九药篇》中记载着，瓶存二窍，以水实之倒泻；闭一则水不下，盖（气）不升则不降"。这里表述的是有两个小孔的瓶子，装入水后，能倒出来。如果闭住一个小孔，水就倒不出来了。文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气压的作用，但基本上阐述了这一道理。到了唐代，对这一物理学现象的认识则更为明确。王冰的《李问》注中就十分清楚地说明："虚管溉满，捻正悬之，水固不泄，为无升气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顿溉不入，为气不出而不能入也。"王冰以一小口的玻璃瓶灌不进水的事例，将大气压的物理现象，表述得更清楚更透彻了，表明唐代时，人们已经对大气压及虹吸现象有了科学的认识。

5。对晶体的研究和制作晶体是固体物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晶体具有规则的几何形状。对这方面的认识在我国已有久远的历史了。早在公元纪元前后，就发现雪花是六角形的。而在各种药书和炼丹的书籍中，也都提到了许多晶体物质。

唐初《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中，记述了制取结晶硫酸钾的情况，即把朴硝（硫酸钠）、硝石（硝酸钾）两种矿石粉碎、混合，用热水淋汁，待澄清后再用温火煮。然后等到半冷时装入小盆，盆外再用冷水冷却。经过一夜后，就有"状如白色、大小皆有楞角起的结晶硫酸钾出现"。从这段记载中可知，晶体具有外部几何形状，而且指出了人造结晶体的制作过程和工艺条件，这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是不能不令人惊叹的。

我国唐代对于各种物理现象的认识和利用，突出地表明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具有极大的发明创造才能和认识自然界的能力，在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二）隋唐五代的化学和化工隋唐五代的化学、化工科技是在古代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大量的炼丹实践，从中发明了红色硫化汞的合成方法、硫酸钾的制取方法。这些方法的产生在中国化学发展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这一时期发明的火药则是我国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火药的发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炼丹术与化学进步古代的炼丹术是人们为求长生而发展起来的炼制丹药的方术。历代皇帝及显贵为"长生久视"，曾在民间广求丹方，并招纳方士从事炼丹。虽然炼丹术是荒诞的，但是历代炼丹家在广大劳动人民积累的生产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己从事采药、炼丹的实践，对化学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并在这个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

炼丹术最早研究的材料是丹砂，也就是红色硫化汞。当时采用的研究方法是火法。这是一种带有冶金性质的无水加热法。据史书记载火法大致包括煅、炼、炙、熔、抽、飞、伏等步骤。到了唐代，陈少微《九还金丹妙诀》所记载的销汞法，也就是用汞和硫磺制丹砂法已经相当细致、准确。原料汞和硫磺的加入比例是一定的，加热时有一定的火候，并按固定的程序进行操作。最后达到"化为紫砂，分毫无欠"的结果，紫砂即丹砂的这一制作方法与近代化学所采用的化学合成法十分相近。用这种工艺方法制成的红色硫化汞，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的方法制造的产品之一，是炼丹术在化学上的一大成果。

另外，炼丹家对水银和其它化合方法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唐时的炼丹著作《太清石壁记》中就记载着"造水银霜法"，水银霜就是升汞或氯化亚汞。其制作方法是先把水银和锡分别加热，并使之成锡汞剂，然后捣碎加盐，再将太阴玄精（氯化镁）、敦煌矾石（粗石膏）或者是绛矾（含铁的粗石膏）掺和进去，用朴硝未即硫酸钠覆盖在上面，加热至7　昼夜。

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汞和氯化钠、硫酸钠共热是可以生成氯化汞的。

而且，氯化汞和过量的汞可再继续反应，就生成氯化亚汞。从加工工艺上看，这一方法虽然很复杂，但说明了当时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深入的，提高了人类对化学现象的认识。

唐代炼丹家对铅的化合物也进行了许多研究。唐代清虚子在《铅汞甲庚至宝集成》中记载一"造丹法"。使用铅、硫、硝三种物质，经过溶化和"点醋"等一系列操作，即可制成名为"黄丹胡粉"的粉末，据初步分析，这种粉末可能是纯度不高的醋酸铅。

炼丹家对金石药的溶解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晋代以前的一部著作《道藏》记有《三十六水法》，其中记载了古代炼丹家溶解34　种矿物和二种非矿物的54　个配方。到了唐代，炼丹家对此则有更深刻的认识。例如，在《三十六水法》中记有"丹砂水"法，即溶解丹砂的方法。这一方法中除了用醋和硝石以外，还加有石胆，就是硫酸铜。唐人著作《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中特意指出："化丹砂即需石胆"，就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硫化汞在醋酸和硝石的混合液中是难于溶解的，但加入硫酸铜的时候，却能溶解。用现代化学的观点来看，这种化学现象的发现，揭示了硫酸铜在溶解丹砂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这在化学史上也是一种进步。

在《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中还记载着用水法制取硫酸钾的方法，其工艺是用热水将朴石、硝石溶化，经沉淀后，取澄清的混合溶液，再加热使水蒸发，当浓缩到一定程度后，装入容器内用冷水降温，经过24　小时，溶液中即有结晶的硫酸钾生成。这种利用物质不同的溶解度来制造药物的方法，是中国古代化学史上的一项发明。

中国古代的炼丹家们虽然没有研究成长生不老的金丹，但他们通过炼丹的实践总结出了不少化学方面的经验，取得了不少成果，在客观上对我国化学技术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火药的发明火药是我国的一项伟大发明。至今已有1000多年了。火药的发明是人们长期生产实践的结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们智慧的结晶。

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对木炭、硝石、硫磺3　种物质的性能有所认识。如早在商周时期，人们感到木炭比木柴更好烧，特别在是冶金生产中，木炭的优越性更为明显。古代的炼丹家，在炼丹的实践中，发现一些药用材料毒性大，性质活泼。因此，在使用硫磺、砒霜等毒性大的金石药之前，先用烧灼的方法进行"驯伏"、"伏火"，使其减少或失去原有的毒性。在"驯伏"、"伏火"的过程中，炼丹家们发现硫的性质活泼，着火后容易飞升，难以控制。炼丹方士们还发现硝的化学性质很活泼，将硝撒在赤炭上，一下子就产生焰火，并能和许多物质发生作用。南北朝齐梁时的医药家、道士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还总结出了识别硝石的方法，即"以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硝石也"。人们对炭、硫、硝的性质有了一定的认识。这就为火药的发明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到了唐代，在硫磺伏火的多次实验中，人们认识到点燃硝石、硫磺、木炭的混合物，会出现非常剧烈的燃烧。在《诸家神品丹法》卷五中，载有唐代医药家兼炼丹家孙思邈的"丹经伏硫磺法"，这种方法是将硫磺、硝石各2　两研成粉末，装入销银锅或砂锅内，将锅放入坑内，锅与地面相平，四面用土填实，再将没有被虫蛀过的3　个皂角逐一引燃，夹入锅内，使硫和硝燃烧，待火熄灭后，再取3　斤生熟木炭煅炒，待木炭炒至消去三分之一时，即退火，趁还未冷却时，取出混合物，这个操作过程就是"伏火"的过程，也是世界上关于火药的最早记载。

唐宪宗（公元806-820年）时的《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二也载有清虚子的"伏火矾法"，所用的药物是硝石、硫磺各2　两，2.5　钱马儿铃（一种含有碳素的果实，加热能碳化）。这种方法与孙思邈的"伏硫磺法"用药基本相同。公元10世纪，在郑思远编辑的《真元妙道要略》中，有一则关于火药燃烧造成事故的记载。其中描述说："有以硫黄（磺）、雄黄合硝石，并密烧之，焰起，烧手及尽屋舍者"。从中可看出，正是这些药物极易起火燃烧，而酿成丹房失火的事故。唐代的炼丹家们正是从"伏火"及起火燃烧的事故中，获得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即硫、硝、炭三种物质的混合物具有燃烧、爆炸的性能，可以组成一种"火药"，从此，火药被人类所发明。火药的发明为火药的应用提供了物质基础。在火药发明之前，军事家经常采用火攻战术，在火攻战中就使用了带火的箭，这种箭的头部绑上油脂、松香、硫磺等易燃物。使用时先将箭头点燃，然后射出去。但这种火箭的燃烧速度较慢，火力也不大，杀伤力小，又容易被扑灭。采用火药来代替这些一般的易燃物，其燃烧速度和火力大增，所以在唐朝末年，宋朝初年就已被军事家们所采用。此后，也就是宋初，在石炮的基础上，创造了火炮，即把火药装在容易发射的容器内形成火药包，由原来的抛射石头的机器抛出，提高了武器的威力，更加引起了人们时火药与火药武器的重视。

火药武器的出现，又推动了火药的研究和生产。特别是宋代对火药及火药武器的研究成果明显，成就巨大。北宋曾公亮等编写的军书著作《武经总要》（公元1044年）里，描述了多种火药武器，记载了当时3　种火药的配方。配方中按其使用要求，调整了不同成份的比例，并按其作用制成了分别具有燃烧、爆炸、放毒和制造烟雾作用的火药炮。如，蒺藜火球，里面装有火药，同时还装入带刺的铁蒺藜。火药包爆炸时，铁蒺藜就飞散出来，阻塞道路，防止骑兵前进。里面装有砒霜、巴豆之类毒物的毒药烟球火炮，燃烧后毒烟四处扩散，使人员中毒而削弱敌方战斗力。此后又出现了一大批新式火药武器，如北宋末年创造的"霹雳炮"、"震天雷"，1132年出现了火枪，到了元代又诞生了铜制火炮；在明代创造了自动爆炸地雷、水雷和定时炸弹，还制成了"火龙出水"火箭，它是利用4　个装有火药的大火箭筒，火药燃烧后，产生反作用力，把龙形筒射出，当4　支火箭筒里的火药烧完后，又点燃火龙腹里的神机火箭，推动箭头射向敌阵。

中国火药的发明也给世界各国的科技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带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

1225-1248年间，火药由商人经印度传入阿拉伯。欧洲人，首先是西班牙人，在13世纪后期翻译阿拉伯人的书籍时，才开始知道火药，英法各国直到14世纪中期，才见到应用火药和武器的记录。火药、火器在欧洲的传播，不仅对作战方法的改进有现实的作用，而且对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推动社会进步，乃至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火药这一伟大的发明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将永远载入世界科技史册。

十、隋唐五代瓷器的发展与技术进步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之一。我国因瓷器制造的历史悠久，技术高超，瓷产品精美别致而获得"世界瓷国"的美称。

早在公元前3500-1500年之间，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创造出了彩陶工艺，并已有黑陶、白陶产品问世。到了公元前1500-1000年时，殷代人又创造了大量的精致白陶和青黄釉陶器。及至魏晋时代，诞生了瓷器。隋唐五代时期，陶瓷生产的规模迅速扩大，生产技术日益精湛，名贵产品层出不穷，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瓷器生产的高峰期，在中国陶瓷发展进程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隋代陶瓷技术的进步隋统一中国后，陶瓷制造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其生产技术也有明显的提高。据《新中国考古收获》记述，近年考古发掘的隋李静训、姬威墓中，都发现了鸡首壶、双龙把手瓶和双耳扁壶等陶瓷器皿，其质地坚硬、色泽晶莹，造形美观。隋代时青瓷的制造水平也很高，青白瓷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长足的进步。如1947年，河北省景县十八乱塚村民发掘开封氏古墓，出土了青、黄、酱、绿等多种釉色的瓷尊、碗、杯、盏、碟、盘等，其中就有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的产品。河南安阳发现的卜仁墓，为隋仁寿三年（公元603年）的墓葬，出土有青瓷杯、盘、罐等，其形态简练浑朴，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及前代产品，但从硬度上看，远远胜于前代。当时青、白瓷的烧制温度很高，都属于硬质瓷器。这正是瓷器制作技术提高的结果。在李静训墓中还出土了碧色玻璃瓶。《隋书·何调传》中曾有用绿瓷制玻璃的记载，而在李静训墓中发现的碧色玻璃瓶，正与文献记载相印证。这一发现标志着隋代陶瓷烧制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隋代时，也曾对3　尺以上的大型瓷器进行了试制。但未能成功。据《江西通志》载：唐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在建康大力兴建宫室，新平窑制做的陶础非常精巧，但不结实。据《南窑笔记》载：昌南（今景德镇）在隋大业中（公元605-617年），制做狮象大兽两座，陈设在显仁宫中，可是入窑即裂，无法造成。虽然失败了，但为后代烧制大型瓷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到了明代才突破这一技术难点。完成了大型瓷器的制作。

（二）唐代陶瓷技术的飞跃发展自公元618年唐统一中国后，陶瓷业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快速进步，在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上都取得了飞跃的发展。

1。陶瓷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原因由于唐代贸易发达，需要大量的铜质货币，而铜的产量有限，因此限制铜器的制造，一般的日用物品多采用陶器来替代。张德谦著《瓶花谱》称："古无瓷瓶，皆以铜为之，至唐而始尚窑器"，这是促使唐代瓷器飞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唐代饮茶成风，需要大量的茶具，于是各地瓷窑都大批地烧制茶具。唐陆羽在《茶经》中评论茶具说："碗：越州（浙江绍兴）上，鼎州（陕西富平县）次，婺州（浙江金华）次，岳州（湖南湘阴）、寿州（安徽寿县、凤阳一带）次，洪州（江西南昌）次。"又说："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色茶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可见当时的茶具各有特点，饮茶的风尚对唐代瓷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刺激和推动作用。

2。技术进步、质量上乘就瓷器的品质而言，当属北方的邢窑和南方的越窑产品为上乘。陆羽在《茶经》上说：邢瓷"类银"、"类雪"，"瓷色白而茶色丹"；越瓷"类玉"、"类冰"，"瓷色青而茶色绿"。足见唐代的瓷器釉色达到了纯洁、剔透的境地。

①"千峰翠色"的越瓷著名诗人陆龟蒙十分喜欢越瓷，作诗赞美曰："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千峰翠色"的越瓷之所以成为我国瓷器的珍品，是与其制釉技术的提高分不开的。据分析，在瓷釉中，含有千分之一的氧化亚铁，烧制出来的瓷器就能呈现淡绿色。随着氧化亚铁含量的增加，瓷器的绿色就由浅变深。当氧化亚铁的含量超过5％时，则还原困难，而烧制出来的瓷色就会呈暗褐色乃至黑色。而"千峰翠色"瓷正是由于陶瓷工匠们将釉中的氧化亚铁控制在1-3％这个恰当的比例而获得的。此外在烧制过程中，还要严格掌握窑里的温度和通风，使瓷器在高温的火焰下充分还原。正是具备了这高超的制作技术，才能诞生"千峰翠色"这样的传世佳品。

②瑩缜如玉的白瓷我国的白釉瓷器萌芽于南北朝，隋代则已成功地进行烧制。到了唐代，白瓷已经发展成为青、白两大瓷系的主流之一。陆羽在《茶经》中说：邢瓷在越瓷之下，认为邢瓷类银、类雪，"瓷色白而茶色丹"。在文人眼中，白瓷虽不及越瓷，但他们还是承认邢瓷"类银"、"类雪"、"瓷色白"这一基本事实。唐代白瓷以邢瓷最有影响，北京故宫博物院收集陈列的邢窑执壶，其胎质釉色都很好。邢瓷更为人民大众所喜爱。《国史补》记载说："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之"。事实上白瓷也同越青瓷一样入大雅之堂。段安节的《乐府杂录》记载：武宗时，太常寺调音律官员郭道源善击瓯，能以12　个邢瓯、越瓯注入清水，以筋击之，其音韻悦耳。由此可见，邢窑、越窑均有可入乐器的精美作品。唐代著名白瓷生产除了邢窑以外，还有江西景德镇和四川大邑，也都名列前茅，世界闻名的景德镇在唐时称昌南镇，当时的制瓷技术已具很大的成就。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昌南钟秀里陶玉制作的瓷器运到长安，贡献给皇帝，因其美如玉，被誉为"假玉器"。

四川邛州大邑的瓷器也颇负盛名。1936年发现了邛窑窑址，出土了瓷杯、碗、碟、把壶、灯盏以及鸡、鱼、龟等瓷器，均具有特殊的风格，充分体现出了轻、薄、坚■、洁白的特点。大诗人杜甫赋诗盛赞邛州大邑瓷器："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1958年，在景德镇出土一批唐代白碗，研究分析结果是，白瓷胎含氧化钙成分比较多，烧成的温度为1200　度，瓷器的白度达70％以上。接近了现代的高级细瓷的标准。这种制瓷技术在唐代出现，是十分惊人的，如此高超的技术成就，为瓷器技术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③特殊的彩陶"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三彩陶器的简称。它具有瓷器的流美色泽，但实为唐代首创的一种低温铝釉的彩釉陶器。所谓"三彩"，因为在釉色装饰上多以黄、绿、褐三种颜色为主而得名。但又不限于三种釉色，计有黄绿褐蓝黑白等多种。其中，以蓝色釉为主的称之为"蓝三彩"，尤为稀少和珍贵。

"唐三彩"创始于初唐，由高宗至玄宗天宝年间（公元650-755年）进入极盛时期，"安史之乱"以后日渐衰落。"唐三彩"的制品主要用于殉葬明器，唐代盛行厚葬之风，当时的王公贵族不惜破产倾资，竟为厚葬。所用明器之中，除金玉器物之外，三彩陶器占有相当的数量。因为三彩陶器别致典雅，官宦贵胄之家均作为艺术品陈设在厅堂之中，以便观赏。国外赞其奇丽，也争相搜集。朝廷则征调大量精品享用，常常作为佳品馈赠友邦。于是，在盛唐出现了三彩陶器的生产高潮。

"唐三彩"的器型种类非常丰富，大体可分为人物、动物、器具和建筑模型4　种。人物俑中有男俑、女俑、文官俑、武士俑、乐舞俑、牵马俑、骑马俑、驭驼俑、天王俑等。动物俑有马、驼、牛、羊、猪、狗、鸡、鸭和鸟类等。建筑模型有房屋、亭阁、水池、假山等。如陕西咸阳出土的三彩陶假山，不但山体峻秀，而且周围还有十余人游赏交谈，充满生活气息。

"唐三彩"类瓷，但与瓷器有本质区别。"三彩"实为陶器，胎质比瓷器粗糙，釉色也不透明，其烧成温度控制在800-900　度左右，胎体烧结后，吸水性大。其技术贡献主要在于造型的生动逼真和釉色的特殊处理所形成的斑驳浓丽的艺术效果。

"唐三彩"的产地主要在陕西、河南两地，最著名的是长安的西窑和洛阳的东窑。近年来，在河南巩县也发现了唐代专门制作三彩陶器的窑址。"唐三彩"的制作基本上分为两大工序。第一道工序包括造型、烧胎、涂釉三种技术。工匠们首先选取精炼的白粘土制成胎型，再送入窑炉烧成陶胎，然后在胎底上涂以釉色。釉料中须加入一定比例的铅，作为助熔剂，以使釉的熔点降低。第二道工序是烧釉。工匠们将挂好彩釉的陶胎，再次放入900　度左右的窑炉中焙烧，胎体表面的釉料在受热熔化的同时，自然地向四外扩散流动，各种颜色相互浸润交融，便形成了一种斑斓绚丽而又自然天成的奇异釉色。由于铅的作用，釉面显出明亮夺目的光泽。由于"唐三彩"制作规整、工艺独特，具有不变形、不裂缝、不脱釉的特点，以及斑驳华丽的艺术风格，因而倍受人们的喜爱。这种罕见的技术工艺，则成为陶瓷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

（三）五代的传世之作"雨过天青"

五代（公元907-960年）时期，封建割据加剧，各地封建王朝纷纷开设"御窑"，驱使劳动人民为其一家一姓生产名贵瓷器，供他们享用。与此同时，各地民窑仍运用已有的传统和技术，继续烧制出售。由于民窑、官窑分道扬镳，彼此互相竞争，有力地促进了制瓷技术的提高。

前蜀王建给朱梁的信物中有"金稄碗"，在《致语》中说："金稄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这是一种镶金的青瓷制品。很可能是前蜀官窑的产品。1950年以来，在四川成都市附近，陆续发现了青色、翠绿等瓷器，还出土了轻薄的"影青"，这些都是蜀国窑器生产的精品。

在官窑中，后周的"柴窑"最为著名。后周显德（公元954-959年）时，世宗柴荣在郑州建立御窑，世宗姓柴，所以世人又称此官窑为"柴窑"。柴窑在开始烧制之前，工匠就瓷器用何釉色和样式请示世宗，柴荣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工匠据此，依照大雨初睛，风吹云散后的天青色为标准，制造出一种新颖的釉色瓷器，后人把这种瓷器称作"雨过天青"。柴窑除了生产天青色釉色瓷器之外，还烧制了豆绿、豆青、虾青等多种釉色的产品。但柴窑瓷器流传于世的作品很少，因此，十分珍贵，明代就有"片柴值千金"之说。清代谷应泰在《博物要览》中称赞柴窑瓷器为"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四）瓷器与技术的输出隋唐五代的瓷器不仅为国人喜爱，也为外国人所欣赏。唐代的瓷器通过"丝绸之路"及海路输出到中东、东南亚和西方。唐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来中国经商的阿拉伯人苏列曼在其所著的游记中说："中国人能用陶土做成用品，透明如玻璃，里面加了酒，从外面可以看到。"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也就是日本的恒武天皇时期，中国的瓷器经朝鲜、吕宋输入日本，倍受贵绅们崇尚。到后唐长兴二年（公元931年）即日本朱信天皇时，所使用的瓷器仍然靠中国、朝鲜、吕宋等供给。日本奈良法隆寺、京都仁和寺直到现在还珍存着这类器具。1854年，英国人还从印度的布拉明那巴德，发掘出一些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的残碗。德国人在中亚细亚撒马拉、喇及斯古迹遗址发掘时，也出土了"唐三彩"陶器和邢窑、越窑瓷碗残片。其中有一个三足盘，在微红色的胎子上，涂有白釉，又泼上三色釉，加上锦地图案，制作得十分精巧，是三彩陶器的上乘之作。此外，在埃及也发现了很多"三彩"陶片和越瓷残器。

随着唐代陶瓷器物的输出，其制造技术也传播到国外，五代后梁贞明四年（公元918年），高丽（今朝鲜半岛）便学会了中国的造瓷技术，并在康津设立了窑厂，此后又陆续传到了日本及西方各国。

十一、隋唐五代的手工业技术隋唐五代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和技术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生产技术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特别是在金属冶矿、雕版印刷、造纸、纺织、印染、造船技术等领域里，成就最为突出，且又影响巨大、深远。

（一）发达的冶金矿业与先进的铸造技术隋唐两代统一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后，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采矿冶金生产更加繁荣，新的铸造技术层出不穷，并广泛应用于生产，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发挥了重大的技术效能。

1。发达的采矿冶金业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代开采的矿产品有金、银、铜、铁、锡、铅、矾、水银、朱砂等。这些矿产品主要分布在陕（陕西）、宣（安徽）、润州（江苏镇江）、饶州（江西）、信州、衢州（浙江衢州）等地区。共有各类矿山168　所。其中包括铜冶96　处，银冶58　处，铁山5　座，锡山2　处，铅山4　处，矾山7　处。唐宪宗李纯在位时，每年采银12000　两，铜133000公斤，铁1035000　公斤，锡25000　公斤、铅无常数。宣宗李忱当政时，每年来银25000　两，铜327500　公斤，铅57000　公斤，锡85000　公斤，铁266000公斤。由此可见，当时的冶金矿采业发展很快，而且钢铁冶金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已很明显。当时，如工具、兵器、造船、机械磨面等使用铜、铁等金属的制造行业，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并对工农业生产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2。先进的金属加工技术唐代的金属加工技术发展很快，尤其是金属铸造技术成就最大。例如，在合铸金银的方法研究上，就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早在汉代就有人开始研究金银合铸的方法。但没有取得成功。到了唐初，在技术上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此《太平御览》卷八一二特有"合金银并成"的记载。

在我国传统的铸造工艺中，以泥范、铁范和熔模铸造最有名，被称为古代三大铸造技术。这些技术在隋唐时期更加成熟，应用更为广泛。例如，《新唐书·严善思传》记载，唐乾陵墓道砌石之间，均用"冶金固隙"。经考察，系在石块之间凿成串通的孔洞，再铸入生铁，在所有石块之中形成框架钢筋结构。隋代著名的赵州桥的石块之间也浇铸有生铁。这种现场浇铸铁水的技术，表现出当时的生铁冶铸技术已十分高超。

唐武曌（武则天）曾下令用铜、铁铸天枢。天枢高约50　米，直径4　米，八面各径1.65　米。下为铁山，周长56.1　米。用铜制蟠龙、麒麟萦绕铁山，天枢上置直径10　米的腾云承露盘。四龙直立捧火珠，高3.3　米。后来李隆基下令毁天枢，派工匠溶铜铁，愈月不尽。武曌时还铸有九州鼎、豫州鼎、馀州鼎等，鼎高均在4.62　米以上，共用铜280350　公斤。鼎上有山川、物产图案，整体雄浑壮伟、精美超俗。河北沧州现存的五代后周时期的铁狮，重5万公斤，是采用泥范铸造工艺铸造的。隋唐五代时期，这些巨大的铸件，如果没有掌握成熟的技术是难以完成的。

值得一书的是熔模铸造法。这种方法又称失蜡、出蜡、捏蜡法。唐代的铸钱业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唐会要》卷八十九记载"开元通宝钱"已使用熔模铸造法。这是有关"失蜡法"的最早文献记载。在当时的生产中，已使用了大型鼓风炉。《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四记载，蔚州（山西灵丘）飞弧钱监利用水力鼓风机铸钱，每年铸钱18000　贯，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旅顺博物馆收藏有唐代的金属制品。据鉴定，当时已使用的金属有金、银、铜、生铁、熟铁和铝等。而这些金属制品的加工方法已相当精密，每件制品除了铸造、锻造之外，还采用手工打制、加工磨制并镀金、嵌银等。可见唐代的金属加工技术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一批盛唐晚期（公元8世纪末）的金银器皿270余件，这批器物以鋬金和浇铸为主，还采用了焊接、切削、抛光、铆、镀、刻凿等工艺。特别是在盆、碗、盘等器物上，有明显的切削螺纹痕迹。因其螺纹清晰、同心度较高，起刀、落刀点十分明显。表明当时已使用了简单的切削车床。这是我国在机械工程技术上的重大成果，在我国机械工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及作用大约在1300年前，我国就发明了印刷术。据明代陆深《河汾燕闲录》卷上记载："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十二月八（日）敕（chì，皇帝的命令）废象遗经，悉令雕撰，此即印书之始"。明代邵经邦的《弘简录》卷四十六中则记有：（唐太宗后长孙氏）崩（公元646年），。。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帝览而嘉叹，。。令梓（

ǐ，雕版）行之。"唐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唐文宗李昂下令禁止各道私置日历版。这些历史记载说明，隋唐时代我国已发明了刻版印刷术，并已投入使用。

雕版印刷术的诞生是有其背景的。隋唐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的需要更加迫切，对书籍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了。当时手抄、人工誊写的方式已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促进了印刷术的发明。另一方面，作为工艺技术之一的印刷术，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已经逐渐具备，适合于印刷的纸和易溶不晕的烟枲墨都已产生。而且，公元七、八世纪前出现的印章、拓石等多种复制文字、图画的方法已经成熟。例如，用印时先将印章沾上墨，再印到纸上，成为白地黑字状态，鲜明易读。而拓石的方法是将纸铺在石上，再在纸上刷墨，结果是黑地白字，不如白地黑字鲜明。因此仿照印章的办法，将碑版的阳文正写，换成阳文反写字，在版上加墨，使其转印到纸上，或是扩大阳文印章字面的面积，使之成为一块木版，并在版上沾墨铺纸，仿照拓石的方法进行印刷，便成为清晰悦目的白地黑字了。这就产生了由盖印和拓石两种方法相结合，发展而形成的雕版印刷的最早期的形式。并最后确定了雕版印刷的操作方法。

雕版印刷所用的版料，大部分选用易于雕刻的枣木和梨木。方法是将字先写在较透明的薄纸上，字面朝下贴到板子上，然后用刀将字刻出来；再在刻好的版上加墨，把纸盖在版上，用刷子轻匀地揩拭，揭下来，转印到纸上的文字就是正字了。

雕版印刷从它诞生起就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大约在公元762年以后，长安城的商业中心东市就已经有印制的字帖、医书出售。过了20多年后，还采用这一印刷技术，统一印制出带有红格的"印纸"，供商人交易纳税时，作为记帐凭证。

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34年）十二月十日，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的《长庆集》作序，序中就写道：当时扬州、越州一带很多人"缮写模勒"白居易以及他自己的诗集。并拿着这些诗集的印本换酒茶。这里面所说的"模勒"就是刊刻。这也是最早出现在古代文献中的印刷技术了。

公元835年左右，现在的四川、陕西南部、江苏北部和安徽一带，有很多人从事印刷业，印制日历，并在市场上销售。东川节度使冯宿为此上奏章说：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的百姓都用刻版印刷日历，在市上售卖。每年中央司天台还没有颁布新历书时，这些印好的日历已满天下皆是。这样，有损皇帝的"授民以时"的权威。据此奏请，文宗于公元836年1月21日，下令禁止各道私置历版。说明雕版印刷术已被民间广为采用。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就被用来印刷佛教经典、佛象和宗教画片等。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发现了一册印刷精致的《金刚经》，经书末尾注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旻为二亲敬造"。咸通九年就是公元868年，这部唐懿宗李漼时期印制的《金刚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注有确切日期的印刷品。《金刚经》的开卷是释迦牟尼在祗树为孤独园说法图。这是一幅高33　厘米、长33厘米多的木刻版画。释迦佛坐在中间举手示意，学生长老浿菩提披袒右肩，右膝着地跪在座前，合掌恭听。诸天神围绕，神态生动。《金刚经》全书字迹清晰、明显，雕刻精细、美观，墨色浓厚而均匀，图文浑朴。其雕刻的刀法纯熟、精湛，充分显示出唐代的刊刻技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反映出唐代已具有很高的雕版印刷水平。

五代时期，则以运用雕版印刷技术大规模刻印文集和古代书籍为特点。

前蜀乾德五年（公元923年），四川和尚■域刻印了其师贯休和尚的《禅月集》。而后，洛阳的文学家和凝也把自己的文集编辑成百卷本，并刻印出版流行于世。因为刊刻著作既可扬名当今，又可流芳后世，因此兴起刊刻私人文集之风。后蜀宰相母昭裔在成都刊刻了《文选》、《初学记》等书籍，并成为成都世代有名的出版家，母昭裔是将私人刻书作为终生职业的第一人。公元932年，后唐明宗时的宰相冯道看到吴（今江苏）、蜀（今四川）

等地贩卖农书、历本、佛经、医书、字帖等书籍，但唯独没有儒家经典。为此他建议朝廷刊印九经。从此，印刷术正式成为官府封建文化的一种工具。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技术更加成熟、雕版印刷业更加兴旺发达。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就逐渐向周边国家传播开来，世界各国的印刷术是在中国印刷术的影响下发生、发展起来的。雕版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兴旺发达的造纸业及其技术成就造纸技术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我国古代造纸业及其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从西汉至东汉的初制发育时期；西晋至南北朝的迅速发展期；隋、唐、五代及北宋的兴盛繁荣时期；南宋末年至元、明、清的缓慢发展时期。

隋唐统一中国后，特别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政治开明、民族团结、农业发达、工商业蓬勃发展、冶金、机械制造业不断进步，文化事业蓬勃、兴旺。尤其是印刷术发明后，更促进了造纸业的迅速发展，出现了造纸工业普及、造纸技术提高、纸的应用广泛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开创并形成了造纸业的兴盛时期。

1。普及全国的造纸业唐代的造纸业已经是一种较为普通的手工业了，其造纸技术广为传播，遍及全国各地。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史籍记载，全国有15　个地区掌握了造纸生产技术，兴办了造纸作坊。当时的常州、杭州、越州（浙江绍兴）、婺州（浙江）、衢州、安徽的宣州、歙州、池州，江西的江州、信州（上饶），湖南的衡州，四川的益州，广东的韶州（韶关）、山西的蒲州，河北的巨鹿郡都建立了官办和民营的造纸作坊。各地的造纸作坊，根据本地区的原材料资源，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使用的原材料品种很多，数量也有了保障。北宋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写道："蜀（四川）中多以麻为纸；。。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河北）以桑皮为纸；剡溪（浙江）以藤为纸；海（广东）人以苔为纸，浙人以麦面、稻杆为之。。"。苏易简的记述真实地反映出唐、宋时期造纸取材的多样性，说明当时已具备了相应的造纸技术。

唐代造纸业的产量大量增加，这从纸张的使用情况可见一斑。唐时整理了大量的古籍，重新加工整理疏注了几乎散失的"九经"，包括《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易》、《书》、《诗》等，共计成书360　卷。编著《晋书》、《南史》、《北史》、《隋书》计395卷。唐玄■法师花费19年时间，翻译梵文佛经73　部，共1330　卷。此外，唐代的书法、绘画、朝廷文治、民间记帐、生产鞭炮、纸花、雨伞、纸扇、屏风、纸帽、字帖、窗画、裱糊、冥钱等等，都大量的使用纸张。从上面几个事例中，即可略知唐代用纸数量的剧增，没有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是难以满足这样大量的需求的。

2。造纸品种明显增多唐代的造纸原料品种多样，供应充足，生产发展需求也不断发生变化。

为了适应多种需求的用纸，造纸作坊不断研究生产出各具特色的新品种。《唐六典》记载：益州有大小黄、白麻纸，均州有模纸，蒲州产细薄白纸，杭婺、衢、越等州有上细黄、白纸。如果按产地划分则有蜀纸、峡纸、剡纸、宣纸、歙纸；按原料命名则有楮纸、藤纸、桑皮纸、海苔纸、草纸。按制造工艺划分则有金泥纸、松花纸、五云笺、金粉纸、冷金纸、流沙纸。按质地分则有绫纸、薄纸、矾纸、玉版纸、锦囊纸、硬黄纸。依颜色划分则有红纸、青纸、绿纸、白碧纸等。其品种之多，数不胜数。

①麻纸麻纸是以麻为原料制成的纸张。主要供官府作文书用纸。麻纸又有白麻纸、黄麻纸、五色麻纸3　种，朝廷按照官员的官阶等级和文书类别予以采用。当时，以四川出产的麻纸最为著名。据《唐书·经籍志》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两地各编纂经、史、子、集四库书一套，共计125960　卷，"皆以益州（四川）麻纸写"。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古代造纸匠还发明并生产出了"防水纸"、"防虫蛀纸"。扬州六合的麻纸不仅质量高，还具有防潮、防水性能。当时就有"年岁之久，入水不濡"的记载。唐高宗李治曾下诏令全国通用黄纸。这种纸在晋代就有生产，系用黄蘗汁浸染麻纸，因黄蘗中含有生物碱成分，主要是小蘗碱（即黄连素），所以能防虫蛀。这些技术成果充分说明当时的造纸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②藤纸藤纸始见于东晋，到了唐代已大量生产，主要产于浙、赣两省靠山近水的地区。藤纸颇为官府及文人所喜欢。唐李肇在《翰林志》中说："凡赐与、征召、宣索、处分曰诏，用白藤纸。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这是官方对书写文书所用藤纸的规定。而文人士仕则以用藤纸为荣。唐顾况（公元725-805年）赋诗《剡纸歌》一首，诗中写道："剡溪刻纸生剡藤，喷水捣为蕉叶棱，欲写金人金口偈，寄与山阴山里僧。手把山中紫罗笔，思量点画龙蛇出，正是垂头搨翼时，不免向君求此物"。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藤纸的赞美之情。藤纸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此纸的质量上乘。史载"剡溪古藤甚多"。剡溪即现在浙江嵊县一带。这里靠山近水，出产藤树，是发展造纸业的理想之地。藤树皮的纤维长，故制成的藤纸性能好，质量较高。

③宣纸宣纸是唐代创造的一种名纸，原产于宣州泾县（今属安徽），因产地而得名宣纸。唐代宣州府盛产此纸，但据《宣城县志》记载，广德、郎溪两县也生产宣纸。但因宣纸多集中在宣城出售，由此均被称为宣纸。

宣纸是以青檀树皮为原料制作的。在生产时，选料严格，制作精细，胶汁使用得当，捞纸技术纯熟，晒纸工艺高超，从而保证了宣纸的质量。具有抗蛀不腐、水浸日晒不变色的性能和匀薄、洁白、坚韧、吸墨等优点，素以质地柔韧、洁白细腻、平滑匀整、色泽耐久而著称，获得"纸寿千年"的美誉。

宣纸有生、熟之别。"生宣"吸水性大，适用于山水、人物的写意画和书法；"熟宣"由生宣加工而成，适于工笔绘画。因宣纸是毛笔书画的理想纸张，所以流传至今盛名不衰。现代大书法家郭沫著生前为安徽泾县宣纸厂题词写道："宣纸是中国劳动人民发明的艺术创造，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离开它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揭示了宣纸发明的重大意义。

④楮纸楮纸是隋唐时代大量生产和广泛流行的品种之一。楮纸采用楮皮所制，产品按不同工艺及产地分为"假山南"、"假荣"、"冉村"（又叫清水）、"竹丝"4　个品种。"假山南"是一种宽幅纸，生产时不加淀粉；"假荣"纸幅较窄，制作时加淀粉；"冉村"即为冉村作坊所造；而"竹丝"则为龙溪乡所产。楮纸以蜀郡广都（四川双流县）的产品最为有名，主要用于薄、契、图、牒。也有不少人用此纸传印经、史、子、集，故有"败楮遣墨人争宝，广都市上有余荣"的赞美之词。

楮皮的纤维细长，所以楮纸质量好，便于二次加工。唐时许多名贵的纸都是用楮纸再加工而成的。唐宪宗李纯时期（公元806-820年），女诗人薛涛把楮纸裁成窄幅，用一种红色的花汁，将其浸染成深红色的小纸笺，用于抄录短诗，被人称之"薛涛笺"。诗人李商隐作诗赞美"浣花笺纸桃花美，好好题诗詠玉钩"。

⑤竹纸竹纸是隋唐五代时期开发的新纸种。唐翰林学士李肇著《国史补》记载有"韶之竹笺"说明此笺采用竹纸制作。从技术上讲，竹茎结构坚密，竹杆的纤维比较坚硬，化学成分较复杂，制作时，打浆、帚化难度大，生产技术条件要求高，在积累了生产麻、楮、藤纸的经验，掌握了较高的生产技术之后，才有可能创造出竹纸来。初期的竹纸产于唐时韶州，也就是今广东韶关一带，这里气候温暖潮湿，益于竹子生长，竹林资源丰富，因此得以迅速发展。到了宋代，竹纸生产在造纸业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竹纸的发明与发展为我国造纸业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⑥加工纸和"澄心堂"纸唐代加工纸已十分盛行，蜀郡（今四川）生产一种叫"鱼子笺"的加工纸。将纸面加工后呈霜粒状或鱼籽状。晚唐陆龟蒙赋诗赞云："捣成霜粒细鳞鳞，知作愁吟喜见分；今日乍惊新茧色，临风时辨白萍文"。白萍即鱼籽，可见"鱼子笺"深受人们欢迎和喜爱。

此外，唐代还生产出一种图纹加工纸，其加工方法是把各种颜色的云母粉末，涂在刻有各种花纹图案的木版上，然后，再将纸覆盖在木版上，经加压，纸面上就印上了花草、竹木、龙凤、云鹤等图纹，极为古朴、典雅，颇具艺术特色，不仅国内非常流行，也为朝鲜、日本等国所欢迎。

澄心堂纸是五代时期的名纸之一。五代南唐后主李煜（公元937-978年）擅写诗词，喜欢收藏书籍和纸张，为此将金陵官府的一幢房子命名为"澄心堂"，作为作诗藏书之地。李煜还特地令四川造纸工匠来到"澄心堂"，仿照蜀纸制成一种质地优良的新纸，并命名为"澄心堂纸"。因为澄心堂纸的质量非常好，以至一纸值百金，是纸品中的佼佼者。此后宋代、清代也都学习唐代的技术，生产并使用了这种纸。

3。造纸技术的传播我国的造纸技术一经发明，就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晋朝时造纸技术就开始向国外传播。当时一些纸张和书籍、字画等纸制品，被带到国外，其后各国纷纷学习造纸技术。特别是隋唐时期与日本、阿拉伯地区交往频繁，更促进了造纸技术的迅速传播。据《日本书记》记载，推古天皇十八年（公元610年）三月，即隋炀帝大业六年，中国的造纸技术传入日本。当时，高丽王派知《五经》、会制作颜料和纸墨的高僧昙征和法定将中国的造纸法传授给他们。而日本的摄政王圣德太子派人来中国学习种楮，为造纸准备了充足的原料。同时，兴建了造纸作坊。从此，日本掌握了中国的造纸技术。在中国的造纸技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之前，那些国家一直使用埃及的"纸草纸"。这是一种古老的书写材料，有人以为它是"纸"。其实，它是用一种纸莎草植物为原料，用挤出的糖质粘液，将纸莎草粘成片，经风干、磨平而成。与我国古代的简牍相类似。因不具备纸的特点，所以不能叫"纸"。公元751年，中国的造纸法传入大食国的撒马尔罕。因为这一地区种植有大蔴、亚蔴，又有河流，水源充足，中国的造纸工匠来到此地，帮助当地的阿拉伯人建立了造纸作坊，教会他们运用造纸技术。11世纪，阿拉伯著名作家塔阿里拜在著述中说：正是在中国工匠的指导帮助下，纸才成为撒马尔罕的特产之一。并称赞这种纸很美观，又很实用。公元793年，阿拉伯王招聘了中国造纸的工匠，在新都巴格达建立了一座造纸场。两年后，在大马士革也开办了造纸场，因交通较方便，这些地方生产的纸大部分被运到欧洲。

公元900年造纸法传入埃及开罗。18世纪后，欧洲各国才出现了造纸工业。可见，隋唐五代造纸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对人类社会的文化进步和文明建设，以及经济的繁荣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四）绚丽多姿的纺织印染技术"衣、食、住、行"，衣居首位。纺织、印染不仅是人类衣着的原料之一，也是我国古代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中国古代的纺织、印染，一直都以绚丽多姿而见称。隋唐时期，中国的纺织印染业十分发达，居世界领先地位。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纺织新品种，发明了新的印染方法，对纺织、印染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纺织业隋代的纺织业已十分可观。河北、四川是纺织业的主要生产区域，所产的绫、绢、锦等纺织品质量都很高。苏州、南昌等地的纺织业也十分兴旺，当地纺织品原料供应充足，一年"蚕四、五熟"，织布工能夜中浣纱，次晨成布，形成有名的特产"鸡鸣布"。唐代的纺织业更为发达。其产品品种极多，按材料分类有毛纺、麻纺和丝纺。就产品而言，有布、绢、丝、纱、绫、罗、锦、绮、绸、褐等。仅就麻布来讲，就有细白布、苎布、班布、蕉布、细布、丝布、纻布、竹布、葛布、纻练布、麻赀布、楚布等十几种。

唐代的纺织品不仅品种多，而且生产规模大、产量高。例如，当时的纺织中心定州，有一富豪何明远，开办一纺织作坊，置有绫机500　张。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另外，唐时有许多地区都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纺织名牌产品。如桂林产的"桂管布"、西州的毡、凉州的■，兰州的绒，都行销全国。"桂管布"即木棉布，木棉纺织是晚唐时发展起来的一个纺织新品种。据载，唐文宗李昂时，夏侯孜穿桂管布衫入朝，李昂也仿效他，穿起桂管布的衣服，于是，满朝官员也都争相效法，因此，桂管布价格骤然昂贵。唐朝比较有名望的产品还有明州产的吴绫，"凡数十品"；浙西产的缭绫，因其质地优良，倍受人们欣赏。诗人白居易以《缭绫》为题描述"缭绫织成费功绩"，"春衣一对值千金"。据《旧唐书》卷三十七记载，四川出产的金银丝织物，十分华丽。唐中宗李显之女安乐公主出嫁时，四川献上来的"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其产品精妙至此，可谓巧夺天工。反映出唐代纺织技术的高超水平。唐代的丝绸产品通过汉唐的"丝绸之路"远销西亚和欧洲、非洲等地，极受欢迎。他们把丝绸看作是"光辉夺目、人巧几竭"的珍品。这些珍品都是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织造而成。1969年，在新疆阿斯塔那发现唐锦袜，在大红色袜底上织有各种禽鸟花朵和行云图案。这图案是采用纬锦法起花的。锦的织法有经起花和纬起花两种。前者是用两组或两组以上经线与同一组纬线交织，用织物正面的经浮点显示花纹、图案。纬起花法是用二组或二组以上的纬线同一组经线交织，用织物正面的纬浮点显花。这种织法的特点是容易变换色彩，图案色彩丰富。六朝以前的织锦以经起花为主，隋唐以后，则以纬起花为主。此外，在麻织品的生产上也屡有创新，使麻织物更加丰富多彩。如嘉泰《会稽志》记载，浙江诸暨的"山后布"即"皱布"所用的麻纱，就专门增加了强拈，因此，织成的布精巧纤细，"盖亚于罗"。如果将这种苎麻织物放入水中，由于吸水收缩，便会形成颗粒一样的"谷纹"来。总之，隋唐时代的纺织技术已经具有很高的水平、光辉夺目的纺织技术为人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印染技术在发达的纺织业的直接影响下，唐代的印染业也有迅速的发展，印染技术又有新的提高和创新。当时，官营的印染业分工很细，共设有青、绛、黄、白、皂、紫六作，可以同时染出各种美丽的彩色布匹。

隋唐时代很重视染料的研究。据《唐本草》记载，苏枋木是古代主要的媒染性植物染料，这种乔科树木中含有"巴西灵"红色素，可以对织物进行媒染染红。枦木和柘木中含有色素非瑟酮，染出的织物在日光下呈现带红光的黄色，在烛光下呈光辉的赤色，这种神秘性光照反差，使它成为古代最高贵的服装染料。据《唐六典》记载："自隋文帝制拓黄袍以听朝，至今遂以为市"，到明代也是"天子所服"。又如，在新疆出土的刺绣品，底色就有大红、正黄、叶绿、翠蓝、宝蓝、绛紫、藕荷、古铜等。足见隋唐时的印染工匠们对颜料及染色工艺已有深刻的认识，并且掌握了很高的印染技术。唐代还发明了许多新的印染方法。其中尤以夹颉和﨟缬二种染色法最有代表性。夹颉或称夹缬染色法，系以两块木板雕刻同样的花纹，然后着色，夹帛进行染色。同时也可多雕刻些木版，着二、三种颜色重染。这种染色法萌芽于隋代，据《中华古今注》卷中记述："大业中，炀帝制五色夹缬花罗裙，以赐官人及百僚母妻。"到唐代中期以后，夹颉染色法逐渐流行于全国。据《唐语林》卷四记载：玄宗柳婕女子有才学。。，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颉。因婕好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﨟缬就是蜡染法，蜡染时，在帛上先作图样，后依样布以密蜡，浸入染料中，待蜡脱落花样重现，再蒸而精制之。其蜡染法印染出的织物、服饰极具民族风格，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喜欢。

夹颉、﨟缬染法的发明奠定了我国早期印染业的技术基础，是织染工匠们聪明才智的结晶，是我国印染生产技术的一项伟大发明。

（五）隋唐的造船技术成就中国的造船业，历史悠久。原始社会晚期或奴隶社会初期，先民们就开始造木船。开辟了民族造船技术的先河。经历了秦汉、唐宋、明初等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特别是隋唐时期，造船规模之大，技术之精湛、航驶性能之优异，均处于当时世界领先的地位。

1。隋朝的五牙战舰与龙舟隋代的造船业与以前的任何时代相比，有其明显的进步。无论是战船，还是皇家使用的龙舟都建造得很有特点，均属前所未有。据《资治通鉴》卷一七六记载，扬素在永安督造的战舰，船身高17　米以上，上层建有5　层楼，高27　米有余，可容纳800　名战士。战舰的前后、左右装有6　枝拍杆，用于袭击敌船、拍打敌人。可见，隋代已具备建造大型战舰的技术水平。

古代的龙舟主要用于划船竞技比赛，据《旧唐书·杜亚传》记载："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方舟前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人们又将这种活动与爱国诗人屈原联系起来。楚国诗人屈原于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殉节，当地居民担心水中的龙吞噬他的尸体，使将船装饰成龙状，驶到江面，敲锣打鼓，以驱散水中的龙。此后，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诗人，民间每年都举行端午赛龙舟的活动。但是到了隋朝，龙舟则成为帝王出游时的享乐工具。隋炀帝多次征用几十万民工，在江南采伐大批木料，为他建造龙舟及杂船万余艘。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为游扬州，下令建造龙舟、宫船，所建的龙舟高12　米以上（隋代每尺折合现在0.273　米），阔13.6　米，长54.6　米。船上建有4　层楼，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6　个房间，全部由金玉装饰、富丽堂皇。

隋代的战舰、龙舟船体很大。因此，建造时，要解决船体结构的强度问题。当时，造船的工匠们在总结前人建造大型船舶经验的基础上，采用在船底铺龙骨，沿船舷纵向铺设大■，并用多很大木联接的办法，形成船体的主要受力构件。在船体的结构强度上，联接占有重要的地位，隋代龙舟就采用了榫接的办法，并用钉子加以固定。

为了保持大船的稳定性，防止倾覆，隋龙舟可能采用了压载法。公元1147年，宋代孟元志在《东京梦录》中记载宋时金明池的大龙舟"諻板到底深数尺，底上密排銕（古代铁钉）铸大银样，如桌面大者压重，庶不欹侧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压载方法的文字记载了。但因隋龙舟之大，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是不可能平稳、正常行驶的。至于民间船只采用压载的时间则可追溯到更远的年代了。

隋代大龙舟、战舰的建造成功，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造船科技方面所具有的创造能力，其建造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2。采用先进技术的唐代造船业唐代的造船和航运事业已极为繁荣。据后晋·刘昫的《旧唐书·崔融传》记载："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来，昧旦永日"。其内河航运已遍及各江河湖海。唐代造船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进步。刘晏在扬州曾设十所造船场，制造漕船，造船达2000　多艘，每船可载米千石。唐代的远洋海船更驰名于世界，据阿拉伯人苏■曼《东游笔记》说，李忱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大者长55　米以上，载客达六、七百人，"货船大者受万斛也"。其载重量相当于现在的500　余吨。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的船只能航行无阻。因此各国商人多愿乘中国船只，阿拉伯运来的货物都装在中国船里。

在唐代乃至中国造船史上值得一提的是，李皋创造的车轮战船。唐德宗时，工匠李皋（公元733-792年），在总结江陵人民造船经验的基础上，制造成脚踏木轮推进船前进的战船。这种车轮战船，船身较小，不用风帆，船舷两旁各装一个车轮，轮上装有浆叶，用人脚踏动转轮，由轮上桨叶拨水，使船前进，也能"翔风破浪，疾若掛帆蓆"。《旧唐书·李皋传》记载了这项发明。这是世界上有关车船的最早记载，欧洲到了15世纪才出现了类似的车船，比李皋的车轮船要晚800多年。

唐代造船技术已十分先进，当时的船只已普遍采用钉接榫合法，而当时欧洲的船板联接办法还处在使用皮条绳索绑扎的阶段。如江苏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船上共设9　个舱，船底部采用3　块木料榫合相接，两舷和船舱隔板以及船篷盖板均用铁钉钉合，两舷船板用7　根长木，上下叠合成人字缝，以铁钉成排打入，铁钉断面呈方形，每根直径0.5　厘米，长16.5　厘米，钉帽直径1.5　厘米，隔12　厘米钉一根，上下两排交叉，相距6　厘米。人字缝中间用石灰桐油填实，严密坚固。铁钉钉入船体后，外面嵌油灰并涂上桐油或漆，以防止铁钉受到腐蚀。

1960年，江苏扬州施桥镇出土一唐代大型木船，船内有水密封舱壁。把船体内部分隔成许多部分。这种结构有效地保持了船的抗沉性，并成为我国木船建造的规范。这艘船的外板采用平接法。船内隔舱板及舱板枕木与左右两舷榫接。船舷由4　根大木拼成平排钉合。穿钉工艺是先开45　度斜孔，用长17　厘米、帽径2　厘米的铁钉沿孔洞打入，一穿二板，每隔25　厘米钉一根，上下两排交错布钉。底部也采用这种平接工艺。这种平接法与搭接法相比，具有联接处不易松动、脱落，船体光顺、减小阻力的优点，而且节省木材，减轻船体自身重量。从木船的建造工艺和技术水平上讲都是很先进的。这种平接法，一直沿用至今。

总之，隋唐时代，在船舶制造技术和工艺水平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高速的发展。在我国古代造船史和世界造船史上，创造了极其光辉的业绩。十二、结语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几千年来，勤劳勇敢的我国各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科学文化。而隋唐五代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成就则更为辉煌，远远超过了欧洲而雄居世界前列。

隋代著名天文学家刘焯，用等间距二次内插法计算日月的运行、岁差，准确值高于欧洲；僧人一行开世界实际测量子午线先河；唐代著名数学家王孝通首次提出了三次方程式的正根解法，对古代数学方程式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畬田技术的采用、曲辕犁的出现，以及由陆羽撰写的世界第一部茶业专著《茶经》的问世，在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隋代开凿的贯通南北五大水系的大运河，以其工程巨大、开凿技术水平高超而闻名于世；隋代著名工匠李春筑起的赵州安济桥，至今仍为世界桥梁史上的典范；以规划严谨、规模恢宏而久负盛名的世界性大都会古长安，千年不衰，写下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上的美好的一页；在唐代，高宗命苏敬等人编著了《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丰富了中国医药学的伟大宝库；雕版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更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这些伟大的发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作出了重大的、永不磨灭的贡献。中国隋唐五代科技发展史，内容非常丰富，珠玑甚多，这增加了我们民族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同时，也可从这些宝贵的科技遗产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现代的科学技术比古代要进步、发达得多，我们回顾历史，旨在以古为鉴，意在未来。古人讲，善读书者，何处非书也，见仁见智，重在善汲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唐代强盛的重要原因，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撰写《中国隋唐五代科技史》的过程中，这种认识不断升腾，并支配着我们去探索那些发明创造的奥秘。

但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何以形成呢？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看问题，就不难发现，隋唐上升时期的社会改革，从某种意义上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挥了决定作用，从而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使难以数计的科技人才和发明创造大量涌现，并且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

隋唐五代的科技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在"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那段岁月，科技事业几尽衰竭。这一永不变更的史实，从反面警示后人，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并出现政权统治以后，基本国策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振兴科学技术，也可以毁灭美好的事物。因此，社会改革总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显然不能理解为"上帝的第一只手"，而是较之更有现实意义的伟大社会力量。与科技发展和社会改革这两种力量相辅相成的时候，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便会像朝日一样喷薄而出。

隋唐五代 第048卷 隋唐五代教育史

【本卷提要】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时的教育既反映了隋唐五代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水平，又促进了当时社会的进步，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典型形态。

本书旨在以严肃的历史事实的陈述为前提，把隋唐五代的教育及其中的具体现象放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通过对当时宽松、开放、灵活的文教政策的确立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提和动力；完整、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及其运作机制、教育内容、教材审定、教育方法的提倡；社会对人才规格的规定和选拔方式的演变、成熟以及科举考试的完整制度和方法的确立、对当时及后世选拔人才的意义；作为当时灿烂的物质文明的直接中介的实科教育及形式；作为整个时代的教育实践的理论总结的教育思想及其承绪等等方面的深入探讨和评价，力图从中找到那个时代教育兴衰的脉络，体悟教育发展的某些规律性，从而于现实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有所鉴益和启发。

一、隋唐五代教育概述隋唐五代的教育包括公元581年至公元960年的长达370余年的教育历史。这一历史时期，既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教育最有成效的时期。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为古代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奠定了古代社会后期重视文教、以文兴国的基本国策，使儒家学说和孔孟之道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具有了国家法定的意义和保障。

第二，适应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帝国的形成和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了以儒学教育为主体的层次严密，上下贯通，主辅分职，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完整的学校体系，并且从教育政策、方针、目标、设施、教材、教师、学生各方面给予了系统的保障。尤其是私学和书院的发展，作为古代国家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为教育力量的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古代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了较为客观、公正和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人才考察制度，使社会的人才选拔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学校育人与社会选人用人有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机制，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形成了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学的风气。

第四，建立和实施了系统的实科教育体系，使古代教育具有了多元化的结构和功能，对于当时社会物质文明走向鼎盛发展，发挥了实际作用。

第五，在教育思想上，适应儒学思想的第二次变革，在总结前人的理论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经学教育思想向理学教育思想转化的方式、途径及其理论形式，初步提出了理学教育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为宋以后理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了理论准备。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而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隋唐五代三百多年时间，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古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和昌盛。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维护其统一的政治统治，加强统一帝国的统治基础和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内，都自觉地采取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些改革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物质条件，使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集中的、等级分明的教育体制和管理体系；要求有统一标准的教育内容和配套成龙、自成体系的教育方法等等，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客观地促进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古代社会的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达到了一种相当的和谐和统一。

（一）帝国初创与隋文帝文教政策的摇摆隋承北周而立国。北周晚期外戚隋国公杨坚总揽朝政，公元581年废周静帝，立国于长安，改元开皇。公元589年灭南朝陈国，从此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三百多年的战乱和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虽然隋朝国祚太短，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的改革并没有完成，但它在客观上为唐朝的继续改革探索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构思了基本的思路和规模框架。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在政治体制上，隋的中央官制废除了北周所置的六官，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地方官实行州县两级制。这一措施不仅裁汰了一些冗官，提高了工作效率，为政府节省了开支，而且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政治的统一。军队管理实行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隋书·高祖纪》），这一措施不仅加强了政府的武装力量，而且将军事统率权集中到中央政府，支持了中央权力的上升。此外，宽简刑制，缓和了社会矛盾。用科举制度取代了九品中正制，打破了门阀大族把持选举的局面，把选举权集中到中央吏部，这不仅削弱了地方士族的势力，加强了皇权，而且也利于当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在经济上，隋唐继续实行均田制，一方面限制了地方贵族对土地的兼并和地方豪族势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和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大运河的开通，消除了南北经济交流的障碍，逐渐形成了东西二京两个最大的商业都市。西京长安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隋书·地理志上》）。东京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市周六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七十二行，三千余肆。甍市齐全，遥望一加，榆柳交荫，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大业杂记》）；北市通远，周围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同上），国内边疆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都曾入市交易，可见当时商业贸易是相当繁荣的。

伴随着政治经济的改革，隋朝统治者在文教政策上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由于历史的大转轨，对新旧意识形态的选择和新旧意识形态本身的转化以及适应新社会的功能所必需的调整，隋朝的文教政策在肯定传统儒家学术的基本思路的前提下，曾出现过某种动摇和怀疑。

一方面，在肯定儒学的同时，对佛、道二教也并不放弃。隋文帝杨坚幼年时寄养在智仙的尼寺里，十三岁才还家。周武帝灭佛，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大力提倡佛教。实质上，隋文帝已经认识到佛、道、儒三教可并用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文帝即位之初，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即"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并由官府写经置寺内，风靡全国。于是"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百倍"（《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抵东汉迄南北朝时期，是其被中国文化吸收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贡献主要是翻译经典，其次才是阐发义理，而隋唐时期，是佛教的融化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主要贡献是创立宗派（学派），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哲学。这一工作随着隋文帝对佛教的提倡而逐渐开始了。

道教尽管在争夺地位高低时反对佛教，但隋统治者对其基本采取调和的态度，不仅儒道两个宗教可以调和，而且宗教和儒学也可以调和。隋炀帝居东西两都或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随从，称为四道场。

另一方面，对儒学的态度也时冷时热，时扬时抑。隋文帝杨坚认识到，三教虽可并用，但作用不同，要使人民顺从地遵守忠君孝亲的人伦道德，服从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训练从政的官吏，便要依靠儒学。故儒学又在相当的程度上被推崇。

自从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儒学定于一尊，曾促进了儒学教育的蓬勃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佛教和道教相继兴起，儒学一度衰微。隋统一中国后，在三教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儒学开始有所复兴。文帝即位，曾采纳牛弘建议，广泛征集儒学经典。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完毕，原书归还本主，由此搜得不少异书。灭陈后又得一批江南图书。分散的书籍集中在朝廷。当年周武帝时，积累书籍已满一万卷，灭齐得新书五千卷。如今共有三万七千余卷，含重复本达八万卷。隋文帝又使人总集编次，称为"古书"。选工书之士，补续残缺，写出副本，与正本同藏宫中。隋炀帝时，又将儒学经典加以整理分类，分为甲、乙、丙、丁四组，分统于经、史、子、集四类，成为后来史籍分类的正统方法。炀帝将所有书藏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乙，西厢藏丙丁。殿后起二台，东为妙楷台，藏魏以来书家手迹；西为宝台，藏古画。

隋朝又借全国统一，积极促进南北儒学的合流，使儒学中的"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不同特点逐渐融合。这是经学教育的一个重大改革和发展。

由于隋文帝积极振兴教育，一度出现了学术与文化的昌盛景象：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问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黌核。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

同时，隋文帝还注意搜罗儒术人才，用重礼聘请，许以高官厚禄，把著名的儒士都集中于京都。

文帝一面崇儒，一面兴学，自京都至州县均设学校。文帝还亲至国子学参加释奠礼（开学典礼），奖励国子生，考选国子生为官。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下令劝学，强调设学施教是立国为政的首要任务，进行礼义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589年统一全国之后，又令所有学校都要勤训导、严考课。

但终隋之世，儒者的地位在统治者心目中始终没有能真正提高。《隋收·儒林序》说，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原因是"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开皇初年，隋文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百余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取一些人做官。由于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始终未得解决。此后，大概不再举行考试，儒生的出路便几乎断绝。隋朝最著名的儒生仅刘焯，刘炫二人。刘焯因计较束脩（学生交纳给老师的学费），声名不佳；刘炫曾借隋炀帝购求书籍之机造伪书百余卷，骗取赏物。所谓巨儒必鄙俗，不受重视，可见一斑。文帝晚年，崇佛更甚，甚至排斥儒学，为石虎、梁武帝、齐文宣帝等崇佛君主之所不敢为，使佛教在短短的时间里几成国教。儒学和佛道的地位相距愈远。公元600年，隋文帝诏令严禁毁坏、偷盗佛道两教的神像，而第二年却藉口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诏书废除京师和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一处，学生名额七十。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但就在当天，却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是公开助佛排儒。隋炀帝恢复学校，但仍并不改善儒生的地位。隋末刘炫门下许多生徒参加窦建德的瓦岗军，足以说明朝廷对儒生的态度。隋文帝晚年的助佛教反儒学，比起南北朝君主助一个宗教反另一个宗教来，其结果更坏，它使隋王朝丧失了正统的意识形成，加速了统治基础的崩溃。后来的唐王朝由此认识到，三教都是可为统治秩序服务的，同时并存，各有其用，不能偏废。

（二）统一大帝国的建立与儒术重振1。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唐朝在隋末的混乱中以反隋而立国，高祖李渊本也为隋朝命官，于公元618年在长安称帝，又重新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在隋朝各项未竟的改革事业基础上，继续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改革，先后出现了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时期的"开元之治"，使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一个强盛而先进的文明国家。

所谓唐承隋制，隋朝各项集权政治的措施，多是继承隋朝而加以变化。

唐初帝王特别是唐太宗，认识到"水能载舟，亦也覆舟"的道理，以隋为鉴戒，力求除去隋朝的弊制，推行了一些革新的政策。在官制上，沿袭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更加完备，地方改隋炀帝时的郡县为州县两级，设州刺史和县令。贞观设道，开元间分开下为十六道，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兵制上，亦沿袭隋制，使府兵制与均田制更进一步结合，既保证了从均田制下征调兵源，减少国家常备军费，又加强了中央的军事控制力量，同时几次修订律令，宽简刑法，扩大了统治基础。在官吏选拔上，唐王朝完整地继承并发展和完善了科举制度，使中央集权得到有效的组织保证。

在经济上，唐朝继续颁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这一措施巩固了府兵制，又使国家政权的纳税基础不断扩大，垦辟了不少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同时，输庸代役，也多多少少减弱了个体农民对国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手工业，如纺织业、造船业、矿冶业、造纸业、瓷器业、制茶业、制盐业等等都有了显著进步，为商业的发达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外，唐王朝也采取了一些发展商业的措施。如发展交通，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等，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仅以长安为例，有东西二市，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奇珍，皆所积集。"（《长安志》卷八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西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揉货卖之所"（韦述《两京新论》卷三）。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商业极盛。对外贸易也相当发达，如西北陆地，由西域通往西亚、欧洲各国，有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东南海路，以广州为最大的贸易港，东南亚各国如林邑、真腊、河陵、宜利佛逝，以至狮子、波斯、阿拉伯等国家，都到广州做生意；在东方与日本、新罗的贸易更为频繁。由于唐王朝的各种努力，唐中叶以前近百年间，社会经济出现了十分繁荣的景象，所谓自贞观后，"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百姓殷富"，"丁壮之人，不认兵器"（《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

政治的稳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教育事业发展的政治基础和物质保证，也提供了新的教育内容和教育要求，唐代的教育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2。从"马上得之"到"守成以文"

一定社会的文教政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反映，唐王朝的文教政策也不例外。唐王朝立国前后的政治转变和战略方针的调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李唐王朝是在马上得天下的。七世纪初，在农民革命浪潮的冲击下，隋政权分崩离析。"隋失其鹿，群雄角逐"，各地地主豪强纷纷拥兵自重。李渊、李世民军事集团勃起于太原，西进关中，夺取政权，建立李唐王朝，接着便开始了一场艰巨复杂的统一战争。指挥这场战争的主要人物是李世民。他持续七八年，驰聘沙场，东征西讨，翦灭群雄，为建立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战争结束后不久，李世民以"功善天下，中外归心"继承帝位。当时，国内由于长期军事动乱，民力受到严重损伤，生产破坏，经济衰微，再加上边境冲突不断，又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新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怎样才能使年轻的李唐王朝得以巩固？使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治理？对此，朝廷里发生了两次激烈的辩论。第一次围绕战后如何治国的重大问题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的忠实将领、天策府长史唐俭向李世民提出："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旧唐书》卷五十八《唐俭传》）谏议大夫魏征向李世民提出"偃武修文"四字方略（《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四年"）。所谓"偃武修文"，就是停止用兵，停止军事行动，实行"文治"。从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魏征的四字方略，符合战后形势需要，因此深得李世民称赞。但是，以宰相萧瑀、副宰相封德彝为首的不少朝臣却纷纷上书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打天下靠武力，治天下也要靠武力。"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权威"，"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同上），封德彝向李世民提出："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元年"）这实际是反对魏征"偃武修文"的"文治"主张，认为"文不及武"。在两种对立的意见面前，李世民"审时度势"，认为："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贞观政要》卷一）最后作出结论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元年"）这十六个字表明李世民断然否定了"文不及武"的意见，采纳了魏征"偃武修文"的主张。其中"守成以文"四字完全肯定了魏征的"偃武修文"四字方略，成为贞观"文治"的指导思想。当时，社会正处在由动乱转向安定的过渡时期，李世民接受隋炀帝穷兵黩武的历史教训，及时地改变战略，由"戡乱以武"转为"守成以文"，从"武功"转到"文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转变。这一转变有利于促进社会安定，有利于扭转隋末动乱留下的衰微局面，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为社会文化的兴盛和发展创造了前提。"守成以文"，其特点是"文"，要实行"文治"，必须要有文化。因此，李世民十分重视统治者的文化修养，认为："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致太平者未之有也。"（《贞观政要》卷四）又说："为人大须学问，。。古人云，不学，墙面，莅事惟烦，不徒言也。"（同上，卷六）"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同上，卷七）这和隋文帝晚年"不悦诗书，废除学校"（《隋书》卷一《高祖》下），轻视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守成以文"方针确立以后，围绕着对人民"施行教化"（《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四年"）的问题，在朝廷展开了又一次激烈的辩论。辩论的中心是能不能对人民"施行教化"？要不要"施行教化"？要不要发展文化？魏征认为国家处于大乱之后，人民"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同上）极力支持对人民施行"教化"的主张。以萧瑀、封德彝为首的一部分官员则极力反对。封德彝向李世民提出："三代以还，人渐浇讹（变坏）。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教）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征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贞观政要》卷二）李世民针对封德彝的观点提出置问：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为什么很快就败亡了？萧瑀认为秦统一六国是错误的，说："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所以败亡。李世民当即予以反驳，认为秦亡的原因主要在于统一六国以后，"专行诈力"，不施教化而实行残暴统治的结果。不难看出，萧瑀、封德彝主张"任法"和"杂霸道"，实质是要国家施行"苛法"、"武力"统治，而李世民、魏征主张施行"教化"，其意图是用"仁政"、"文治"促进社会安定。这场辩论不单纯是文化上的"教化"问题，实质上是关于如何治国的问题，是第一次辩论的继续。通过辩论，李世民"卒从征言"，决心发展文化教育，"大阐文教"（《唐会要》卷六十四《弘文馆》）。他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而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木，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他领会到人性美必须学成，进而注重对所任用官吏"德行、学识"的要求。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他对侍臣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李世民把官吏"学识"与"德行"作为同样的要求，认为除必备社会要求的"德行"外，为了培育具有"识前言往行"能力的官吏，就必须使官吏有"学业"，因而，重视国学建设，发展学校教育成为唐太宗治国的重要策略之一。李世民这样做并不是偶然的。他在隋末农民战争的强烈震撼中，在山河改姓的亲身经历中，深刻地感受到："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卷八）严峻的历史事实迫使他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最后提出："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同上，卷五）把两场辩论的结果联系起来看，不难理解，"大阐文教"是李世民推行"守成以文"方针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当时唯一的客观的选择。这一战略部署的确立，表明李世民为发展社会文化迈开了步伐。李世民实行这一战略部署的决心很大，他的诗作中就有"蕺武耀七德，升文辉九功"，"八表文同轨，无劳歌大风"（《全唐诗》卷一）这样的句子，表达了他的决心和意志。

3。"大阐文教"的措施及成就在"守成以文"的方针指导下，李唐王朝采取了许多"大阐文教"的措施，为发展社会文化教育，提高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作出了很大的努力。（1）尊孔崇儒唐高祖李渊在开国伊始，即"颇好儒臣"，除设立儒学外，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下诏兴仕崇儒，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又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亲自到国子学参加"释奠"礼，并令僧、道和国子博士相互问难，因而使"学者慕响，儒教聿兴"。这是在文教政策上崇儒的重要标志。

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锐意经术"，在其仕秦王时，就在王府内设立文学馆，召集名儒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共议天下大事，"登位之后，益崇儒术"（《新唐书·褚亮传》）。即帝位后，又设立了弘文馆，选拔天下儒家学者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学士，同他们讲论经文，商论政事。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下令取消周公祠，专立孔子庙，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自此，全国学校无不遍设孔子牌位，官学祭孔沿袭成习。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诏各州县学皆立孔子庙。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诏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设庙。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设崇贤馆，招集儒生研究经术。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诏求前代通儒子孙，特加引擢，并下诏优赏梁朝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朝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朝的何妥、刘炫等前代名儒。是年还亲率百官至国学，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对祭酒、博士及优等生分别赐帛。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诏天下诸州，举儒术通明、学堪师范者，具以名闻。大量征集有学识的儒生为学官，大力提拔精通儒术的官员，让他们居于高位以奖励儒生学者。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诏以历史上著名的儒家、经学家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德、戴胜、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庙庭。李世民还大收天下儒生，"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赐帛给传（驿站车马谓），令诣京师"，授以"博士"、"助教"之职。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授冀州人孔颖达为国子司业，十二年（公元638年）拜国子祭酒；征魏州人司马才章为国子助教，王恭为太学博士；贝州宗城人盖文懿为国子博士；精通《毛诗》、《礼记》的许叔牙为太子洗马，兼崇贤馆学士；繁水人马嘉运，贞观十一年拜为太学博士，分经教授学生，"未终经无易业"。李世民都给他们以优厚待遇和很高地位。李世民曾亲自著《帝范》二十一篇，阐述儒家的帝王术。他选择了儒学作为其建立统治秩序的主要思想工具，力图从儒学中寻求制度、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他宣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由此可以想见其尊崇儒术的程度。其尊崇儒术的目的亦跃然纸上，是依靠儒术作为思想统治的武器以维护其政治统治，把儒术视为决定其政权存亡的根本。

太宗以后诸帝，也基本上都是尊崇儒术的。唐玄宗李隆基为太子时，就曾亲去太学大开讲论。即位后，又多次下诏州县及百官举荐通经的人才，并曾在秦坑儒的地方为遭难的几百儒生立祠宇，以示重儒，提高儒士地位，还以掌握儒术为用人标准。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把孔子抬到了帝王的地位，并赠孔门弟子数十人为公、侯、伯。次年，应国子祭酒刘瑗所请，释奠日群宫官道俗皆应赴国子监观礼，并定为常制。唐代宗李豫说他自己是"志承理体，尤重儒术。。使四科咸进，六艺复兴。"（《旧唐书·代宗本纪》卷十一）他亲到国子学释奠，宰相以下的大官和六军军将都去听讲。唐文宗李昂、宣宗李忱时曾诛杀和流放道士，唐武宗李贤毁佛等行动，都是与崇尚儒术有联系的。

唐朝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还体现在《唐礼》和《唐律》上面。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礼的作用，屡次制"礼"，《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便是集其大成。"唐礼"体现了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教思想，以孝悌为礼教之本。唐代极力提倡孝道，唐玄宗曾亲自注《孝经》。在提倡孝道的后面，表现的是"欲求忠臣，必于孝子"的伦理政治教育的思路。李唐王朝同时把"礼"作为"堤防"的工具，其中贯彻着"三纲五常"的精神。唐代统治者采用儒家的政治思想，是表"礼"内"法"的。《唐律》就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法典化，使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具有了法律的保障。

（2）统一和诠释儒学经典儒家经文（当时主要是指《易》、《诗》、《书》、《礼》、《左传》等"五经"）是儒家全部政治、哲学、道德思想的集中体现和文化结晶。由于西汉以来，儒学经典的烦琐和谶纬神学的盛行，以及魏晋南北朝玄学的侵蚀，大大削弱了"五经"作为儒家思想的统治作用。唐太宗基于政治上的要求，认为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异说纷纭，给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儒学作统治思想的权威性。为了发挥其作用，必须重振儒术，对儒经加以整理和统一。太宗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经籍去圣人久远，文字诈谬"。于是，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命国子祭酒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文字"（《贞观政要》卷七）。颜师古对五经文字"多所厘正"，三年始成。又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召集诸儒对新编《五经》进行讨论，诸儒多有指责，"异端峰起"。颜师古都一一加以辩答，并取晋宋古本，"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唐太宗称善良久，赐颜师古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并颁布新编《五经》于天下，"令学者习之"。唐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颜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易》取王弼，《书》取孔安国，《诗》取毛传、郑笺，《礼》取郑玄，《左传》取杜预，《公羊》取何休，《榖梁》取范宁等人传注。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颁布全国，令士子诵读，作为学校教本及科举考试录取的依据，以统一思想。这个"五经"定本颁行以后，使"五经"有了标准本，诸经文字完全统一，克服了以往因文字不同而理释各异的弊病。《五经正义》有的采纳了汉代的解释，有的采用了魏、晋的解释；既吸取了汉代的经学和谶纬神学的因素，也容纳了魏晋的玄学思想，表现了唐代儒学的开放性和多元化特征以及融合各家学术的趋向。《五经正义》的撰定与颁布标志着儒家经典的统一和正统地位的确立，成为维护社会秩序有力的统治工具。撰定《五经正义》对于教育和选士也有着重大的影响，由此，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又趋于统一，科举取士以儒经为准，有了准确、标准的统一要求。

与此同时，唐太宗还积极鼓励学官对经籍进行撰集和注释。贞观五年（公元631年）魏征撰《群书政要》，唐太宗览之称善，敕皇太子诸王各传一本，赐给魏征帛二百匹。后来魏征又撰成《类礼》五十篇二十卷，唐太宗览而称善，赐帛一千段。国子博士徐文远撰《左传义疏》六十卷，国子博士陆德明撰《老子》十五卷、《易疏》二十卷、《经典通释》三十卷，并行于世。唐太宗赐陆德明束帛二百段。许叔牙撰《毛诗纂义》十卷，赐帛二百段。于是不过数年，"秘书国籍粲然卒备"。正如范文澜所说，这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唐朝统一经学的工作，还表现在"开成石经"这一盛举上。这部石经是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所立，共分十二经（只缺《孟子》即成为近世的"十三经"），另附张参的《五经正字》和唐元度的《九经字样》，共六十五万字，用石一百一十四方，两面刻字（这部石经至今仍保存在西安的"碑林"）。

在隋朝统一经学工作的基础上，经过这两项统一经学的重大措施，使南北朝时期形成的经学分南学、北学而终归于统一。这种统一的经学一直统治了几百年。这是李唐王朝在经学方面的重要贡献。

（3）整理历史文化典籍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历史典籍和文献。但是隋末动乱长达几十年，典籍和文献遭到严重破坏。唐初，京师长安的皇家藏书"典章湮散"（《新唐书·魏征传》），"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儒学》上）李世民采取了很多措施，组织力量收集整理和研究古籍，其中见诸史籍记载的较大规模的组织工作共有四次。第一次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以本官兼学士。"（《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高祖武德九年"）"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籍"（《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实际上就是研究和整理古籍。弘文馆中还有"梭书即校典籍，刊正错谬"（同上）。由于人力强，分工细，这次收集整理古籍的数量较大，并根据前人目录分类经验，创造了"四部书"分类法。

第二次是贞观二年，充实加强秘书省。秘书省是国家"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的常设机构。李世民授"通贯书术"的魏征为秘书监，"命魏征写四部群书"，并批准"魏征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旧唐书·魏征传》），又"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儒学》上）协助整理。在魏征主持下，"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旧唐书·魏征传》）魏征改职之后，李世民又"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儒学》上），让他们"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序》）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皆一代名儒，受到李世民的任用，既忠于职守，又精于业务，主管古籍整理工作卓有成效。

第三次是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命颜师古、孔颖达等组织整理"五经"（《易》、《诗》、《书》、《礼》、《左传》），具体经过及成就已如前述。

第四次是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太子"东营置崇文馆"

（《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馆内有校书二人，掌校整理宫中四库书籍。在东宫还设有司经局，也是专门整理东宫经籍的机关。

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整理，到玄宗时期，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两者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共有八万多卷。图书的整理为各级各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4）修书立史初唐多以重臣领衔，荟萃妙选以修书，所修约有《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群书治要》、《文思博要》、《唐律疏议》等，俱卷帙浩繁。初唐还正式确立官府修史制度，其成就亦大为可观。

"二十四史"中有八部修成于初唐，历朝历代实属绝无仅有。自此，官府修书一直被视为文治盛典。

李世民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修史书是其主要的内容之一。他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新唐书·魏征传》）又说："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戒。"（《贞观政要》卷七）他继位第三年，就提出要修撰国史，并亲自确立了一套史馆修史制度。"贞观三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即史馆），以修五代史（周、隋、梁、陈、齐）。"（《唐会要》卷六十三）同年"闰十二月，移史馆於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同上）这个制度有两个特点。第一，"宰相监修"，体现了国家对修史的高度重视。第二，有了独立的常设修史机构，隶于中书省。这个机构除监修国史一人由宰相兼之，另有"史馆修撰四人"（《新唐书》卷四十七《职官》二）。由于实行宰相监修制，史馆可以通过宰相向各部门、各州县、各都督府征集史料。当时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的规定（《唐会要》卷六十三），实际上就是责成各部门各机构要按时把重大历史事件"堪报史馆，修入国史"（《唐会要》卷六十三）。这样，在修撰时，可有丰富的史料依据，以提高修史的质量。李世民两次下诏组织修撰前史。一次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世民诏命房玄龄、魏征等修撰周、隋、梁、陈、齐五代史。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又诏命房玄龄、许敬宗等诸史家修撰《晋书》。李世民还亲自参与撰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唐会要》卷六十三），这对当时的史学兴盛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贞观时期的史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贞观时期。修撰的史书不仅数量大，而且门类多，不论是前朝史还是本朝史、正史、别史、典志史、地志史、类书等等，都涌现了大批著作，仅正史就修成了八部，在二十四史中，占据三分之一。这为贞观以后史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必然会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李唐王朝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需要，采取一系列"大阐文教"的措施，努力发展社会文化教育，很快就对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是改善了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

从政治上看，由于文化逐渐发达，大批知识分子涌现出来。李世民注意选用具有一定学识文化的知识分子，"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驿站车马谓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廓庙者甚众。学生通一经已上，咸得署吏。"（《贞观政要》卷七）"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同上卷一）不同地方、阶层的知识分子不断被补充到各级机构、各个部门，使各级官府中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官吏大大增加。贞观时，特别是贞观中期以后，"凡在朝之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旧唐书·高士廉传》）反映了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生气勃勃的新面貌。整个统治集团的文化水平相对提高，这对于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制订各种政治措施，提高统治艺术，都十分有利。

二是承前启后，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兴盛。

李唐王朝立国之初，即以恢宏的气度"大阐文教"，兴办各类文教事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而为唐朝的文教事业带来了许多新气象。这就大大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睠言篇籍，皆为煨烬，周孔之教，阙而不修，庠塾之仪，泯焉将堕"的文教苍白局面。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唐朝文化是承前启后的重要链环，不仅较好地恢复和继承了历史文化遣产，而且影响到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历史上形成一个高潮。特别是李世民富有创造精神，医学、律学、历算学等实业专科教育设置，都前所未有，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他推行的宰相监修史制度、科举制等等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再创造，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贞观文化，为贞观以后的文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

如果说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长期共处，使政治经济上的融合取得了较大的发展，那么唐代社会文化上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就不能不与初唐的文教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李世民抛弃了"贵中华，贱夷狄"的偏见，在前几百年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注意加强民族团结。不仅在政治上对各少数民族"爱之如一"，"与中夏不殊"，"使如一家"（《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在发展社会文教上也同样如此，从而促进了各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融合交流。

4。三教并重及其对经学教育的影响应该指出的是，李唐王朝在文教政策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乃是在尊崇儒术的同时，亦提倡佛教和道教。既尊崇儒术，又兼重佛道，以尊孔崇儒为主，以佛道为辅。李唐王朝基于其实际利益与需要，对于佛、道二教，则有时抬此抑彼，有时抬彼抑此，有时甚至毁佛灭道。因而有时儒与佛道之间的斗争颇为激烈。佛教和道教在文教方面的影响始终是很大的。

唐代诸帝多数信佛，且大力宣扬佛教。唐高祖于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即大建佛寺，营造经像。当三论宗主吉藏初到京师时，高祖劳问勤勤。吉藏死后东宫以下皆吊赠。唐太宗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下诏开始译佛经。当著名的法师玄奘从西域归国时，太宗特敕迎接，空城出现，不仅接见，还下令将他带回的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佛经都翻译出来，并为译成的新经作《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也为之作《序记》，宣扬佛法。玄奘病重时，高宗"遣御医急赴，未至已卒，为之废朝数日。"同时，高宗还派义净法师赴印度取经。义净历三十余国经二十五年，归国时，武则天亲自迎接，并令翻译他带回的经律近四百部，为佛造大像。即便是屡称老子为宗室先祖，道教乃祖宗之教的玄宗，也没有抑制佛教，反重用僧人一行，"数访以抚国安民之要"；还亲注《金刚经》，诏颁天下，普令宣讲。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养了数百个和尚早晚念佛。宪宗曾命中使林英奇到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等等。由于宪宗时期崇佛已达到高潮，所以儒佛的斗争也最尖锐。到武宗时，出现了所谓"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的形势。全国有寺四千六百余所，兰若四万所，可见唐王朝对佛教的扶持。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不得不拆除寺庙几万所，这俗僧尼和收回奴婢几十万人，收回膏腴土田几千万亩。这既反映了当时佛寺中的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争夺土地的矛盾，也说明了佛教的发展，及其势力的影响之大。

道教在中国土生土长，因其追崇老子（李耳）为教主，而教主与唐朝皇帝同姓，便于依托附会，神化皇权，麻痹人民，所以道教也备受推崇。唐高祖武德时，即为老子立庙。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下诏叙三教先后，先老，次孔，末释，道教取得了三教之首的地位。高宗时，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此后除武则天外，唐代帝王大教推崇道教。即便是武则天，虽因佛教开武周政权之阶，而令释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但也不曾排斥道教。中宗复位以后，道教又取得诸教之首的地位。终唐一代，道教一直受到尊崇，几近国教。玄宗托言梦见老子，因画老子像，颁行天下。因为尊崇道教，法律上也规定道士、女冠、僧、尼等犯罪，"所由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如有遣越，请依科罪"，让他们享有法律上的特权。当时两京和天下州府都置有玄元皇帝庙，信徒颇多。据《唐会要》记载，仅长安城中的道观就有三十多所。道观的建筑极为华丽，浪费了国家很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玄宗还曾亲注《道德经》，令每家收藏《老子》书一本，要人人学习。每年贡举人还要加试《老子》策，并在两京设立崇玄馆，专门研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习成后，每年送到中央政府参加道举科的考试。

唐代统治者在尊崇道教的同时，对其它宗教也并不排斥，而是采取兼容并收、诸教并行的态度。高祖时曾建胡袄祠并置官。太宗时又诏准波斯景教僧阿罗本在中国传教，阿罗本在长安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据《西京新记》记载，当时长安有景教寺二所，袄教寺四所。唐高宗时，又命于诸州各立景寺。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还准许摩尼教在长安立寺，并赐额"大云光明寺"。在广州甚至还有婆罗门寺。各种异教寺院的建立，正反映了唐代政府对各种宗教兼容并收的态度。

唐王朝对宗教的容忍和重视，其原因固然很多，如唐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足以容纳各种宗教活动；文化发达，中外交流频繁，宗教成为一个重要部分。但最根本的还是想利用宗教来欺骗人民，稳定帝国的统治。正如当时僧人法冲所说："国家立寺，本欲安宁社稷。"（《续高僧传·法冲传》）说明唐代统治者扶持宗教的根本目的还在于政治意义，即把宗教作为维持国家统治的精神武器。

唐代寺观庙堂林立，除前代遗留和信徒自建之外，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建造的。国家造寺庙的原因有迷信的因素，统治者想死后进入"天国"，永享富贵，如唐太宗为母亲太穆皇后追福造的慈德寺、宏福寺；高宗为母亲文德皇后追福造的慈恩寺等即属此类。但主要是借以笼络人心，塑造慈善开明形象，形成宽松的政治环境，如唐太宗诏，在起义以来交兵处，为义士勇夫殒身戎阵，各立一寺，就在这种含义。他曾说："朕自隋末创义，志存拯溺，北征东伐，所向平殄。然黄钺之下，全镞之端，凡所伤殪，难用胜纪。虽复逆命乱常。自贻殒绝，恻隐之心，追以怆恨。生灵之重，能不哀矜，悄然疚怀，无忘兴寝。且释氏之教，深尚慈仁，禁戒之科，杀害为重。承言此理，弥增悔惧。今宜为自征讨以来，手所诛剪，前后之数，将近一千，皆为建斋行道，竭诚礼忏。朕之所服衣物，并充檀舍。冀三途之难，因斯解脱。万劫之苦，借此弘济。灭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广明弘集》卷二八）

显然，在对战亡人表示同情、借以笼络人心的同时，还有几分恐惧心理。可见，李唐统治者之重视宗教，一方面是利用宗教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本"、"轮回"、"彼岸"、"涅槃"等观念，否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和价值，要求人们改变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以脱离人生苦海来麻痹人们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有力的精神上的统治手段；另一方面，利用宣传宗教搜刮民财，并借宗教粉饰太平，填补他们空虚腐朽的生活。

欧阳修曾讥讽唐太宗兴建寺院之举是中材庸主之所常为。其实，太宗虽有迷信思想，却并非虔诚的信徒，他不好神仙方术，曾对徒臣说，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对佛教也一样，大臣肖瑀要出家，太宗则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旧唐书·肖瑀传》）。傅奕上书斥责"佛是胡中桨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老庄乡言，文饰妖幼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太宗颇然之。连文德皇后都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通鉴·贞观十年》）武则天时，僧人怀义等附会《大云经》，宣扬"唐室衰亡，女主君临"，为武则天称帝大造舆论。所以武则天倡佛也是为了向人们显示武周政权的合法性，可以说那些寺院是典型的御用寺院。

武周垮台，中宗复位，又令"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庆贺被武后篡位的唐朝获得中兴。中兴寺观设立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宗教意义。

唐玄宗时曾在各州设立开元寺观，过去在龙光寺举行的国忌日和庆贺皇帝诞辰的仪式改在开元寺进行。不久又诏令在开元寺观安置玄宗真容。显然，名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开元寺观实际上不过是举行国家庆典和为皇帝祈祷、扶翼皇权的政治场所。

可见唐代政府设立的寺观，大都出于政治需要，即便是那些出于迷信而建的寺院，也或多或少地含有一些政治因素。或宣扬孝道，或笼络人心，是借以安宁社稷。

各种宗教恶性发展的结果，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威胁着帝国的财政和正常的统治秩序，也必然影响到有唐一代的文化教育。在各种宗教中，佛教对唐代及以后的古代教育影响最大，最直接。

一般地说，佛教仍是当时统治者麻醉和欺骗人民的政治把戏，是实行思想统治的精神武器。但伴随佛教而来的艺术、文学、因明等等，对中国文化都有重大影响。如佛教的建筑、雕刻对中国的建筑、雕刻就有很大影响。又如佛典翻译文学，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容；俗讲和变文即是由讲佛法而来的；传奇小说在内容、素材和方法各方面也受到佛教故事的影响。再如其擅言形上和心性的贯通的思路，为宋明理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致思方式。当时中国文化吸取了佛教文化许多新鲜的营养成份，加以融合发展，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

反映在教育上，唐代佛学虽未立为官学，但到处寺院林立，僧徒众多。

寺院不仅要对教徒进佛教教育，而且还要译著佛经，宣讲教义，因而有一套教育制度，实际上每一所寺院，都是一所佛教的学校。

贞观时的玄奘法师、高宗时的义净法师都曾广收门徒，讲经说法。其他著名禅师进行佛学教育的活动也到处皆是，如怀让禅师的高足子道一禅师，向怀让学习十年，自成一派，在江西各地传道，所谓"四方学者云集座下"，他的弟子竟有一百三十多人。又如怀海禅师是道一禅师的大弟子，从怀海的传记看，当时佛寺里既有学生宿舍，又有讲佛经的"讲堂"，学生在听课时有一定的纪律要求。怀海创立的"丛林义规"，名叫"清规"，实际上等于学习佛学的基本守则，包括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目的等都有要求，学生一切动静行为都要遵守清规，成为丛林的法典。所谓"清规戒律"就是由此而来。此外还有永明寿禅师所作的百丈山"日用小清规"，也是丛林寺院中进行佛学教育通用的法则。这些清规即是寺院学校的学规。

佛教大师在讲经说教中，很注意教学方法。首贤国师撰写的《义门经径易解》，即可以说是"华严经教学法"。从教学方法上来说，禅宗讲经注重领会，不重文字记诵，读经看教必须"归就自己"。慧能曾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问答和讨论是佛徒教学中的重要方法，常常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作比喻析解经义，例如慧能听二僧争论"风动幡动"的问题时，便争论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种教学方法对后来理学的讲经活动影响很大。佛教寺院的讲经形式，以及译经、注经、抄经和藏经等活动以及佛教大师讲义的记录与整理方法，对后来儒学教学都有很直接的影响，多被世俗教育所仿效。

此外，一些佛教寺院在研究学术的同时，也要进行一些天文、历法、数学、计算等方面的研究和传授，对实科教育和世俗教育的内容也是一种十分有益的补充。著名高僧一行法师当初求访师资，以穷大衍，至天台山国清寺，见一院，古松十数，乃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僧于庭布算声，遂趋入，稽首请法，尽受其术。后来他根据《太玄经》衍出《大衍玄图》及《义诀》，令学者叹服。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他又受命考订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并根据率府长史梁令瓒等创造的黄道游仪，以考七曜行度，互相证明，于是推《周易》大衍之数立衍以应之，以撰成《开元大衍历经》。这些成就都得益于早期在国清寺受到的数学及历算教育（《旧唐书·方伎列传》）。

5。对传统经学的怀疑与重构（1）对天人感应和谶纬神学的批判两汉以来儒学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精神由董仲舒倡之于前，白虎观会议彰之于后，一直是社会的统治思想。魏晋和南朝各代的"禅让"，没有一个不是打着"祥瑞"的旗号进行的。曹丕为汉帝作"禅让册"，宣称"皇灵降瑞，人神告征"，"天之历数在尔躬"（《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司马炎代魏，说"八纮同轨，祥瑞履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违"（《晋书》卷三，《武帝纪》）。南朝刘裕代晋，自称是"四灵效瑞，川岳启图"（《宋书》卷二，《武帝纪》）。萧道成代宋，标榜"象纬昭彻，布新之符已显；图谶彪炳，受终之义既彰"（《南齐书》卷一，《高帝纪》）。梁武帝萧衍代齐时是"灵瑞杂沓，玄符昭著"，"八表呈祥，五灵效祉，岂止鳞羽祯奇、云星瑞色而已哉！"（《梁书》卷一，《武帝纪》上）。北魏道武帝拓跋倣在一次诏书中强调，朝代之更替，均有"蛇龙之征，致玄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锺，不可以非望求也。"（《魏书》卷二，《太祖纪》）北齐文宣帝高洋听信"亡高者黑衣"的谶言，以为黑者莫过于"漆"，于是囚禁自己的七弟高涣（因七与漆同音），并亲手刺涣，用火将他烧死（见《北齐书》卷十，《高浚传》）。直到隋文帝代周时，也还是打着"赤雀降祉，玄龟效灵，锺石变音，赤鱼出穴，布新之軹焕焉在下"（《隋书》卷一，《高祖纪》上）的招牌。可见天人感应论和以此为基础的谶纬迷信是从秦汉直到隋初的主要统治思想。

但是，连年战乱的现实和统治秩序的不断更迭，江山的不断易主，也使得一些人逐渐对上天的意志和冥冥之中统一和永恒的主宰产生了怀疑，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对原来的天人感应和以此为基础的谶纬迷信进行改造，以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北魏孝文帝就曾下诏焚毁图谶、秘纬（《魏书·高祖纪》）；虞世南、魏征也曾劝太祖李世民修德不修瑞（《贞观政要》卷十）。这都表明统治阶级在试图抛弃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另寻新途了。在这一过程中，儒家学者对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的批判，对新式理论的产生发挥了积极作用。

隋唐时代，对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进行批判的第一个人是王通。王通说他的学术宗旨就是明"天人之事"。梁武帝时的刘峻作《辩命论》，谓"士之穷达，无非命也。"（《文选》卷五十四）王通读后，斥之曰："人道废矣。"（《文中子中说·王通》）对于封禅迷信，王通说："封禅之费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汉之侈心乎？"（同上）王应麟赞此语为"河汾笃论"（《困学纪闻》卷十）。西汉京房好灾异迷信之术，说"《春秋》纪二百四十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汉书》卷七十五，《京房传》）。晋代郭璞也喜此术，谓"王者之作，必有灵符，塞天人之心，与神物合契，然后可以言受命"（《晋书》卷七十二，《郭璞传》）。王通对他们甚为反感，斥之曰："京房、郭璞，古之乱常人也。"（《文中子中说·礼乐》）

唐中期，史学家刘知几对批判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指出，所谓祥符，在秦汉以前，史书记载极少，考之于《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但是，秦汉以后，此说泛滥，乃"主上所感，臣下相欺"所致，故曰："德弥少而瑞弥多，政逾劣而祥逾盛"（《史通·内篇·书事》）。他又指出，董仲舒、班固、刘向、京房等人附会历史上的灾异与人事的关系，"皆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或"以实就虚"，均"移的就箭，曲取相谐"，结果是："每有叙一灾，推一怪，董、京之说前后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同上）。互相牴牾，矛盾百出。刘知几从事实与逻辑两方面进行批判，比前人更为有力。

稍后的李筌在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进行批判的同时，指出君臣道德对社稷兴亡的作用，是很有意义的。他说："愚人见星流日晕，风雨雷电、水旱灾蝗而忧惧，殊不知君臣道德，政理淳和，安抚黎人，转祸为福。。。但君怀廉静，臣效忠贞，■鹊不喧，边烽无燧，寰宇宁泰，纵天地灾祥，无能为也。"（《阴符经疏》）

对天人感应和谶纬神学进行集中，全面、总结性批判的思想家，是中唐以后的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二人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而且在思想方法上，也与传统的儒学思想家不同。经过柳、刘二人的批判，传统的天人关系的争论逐渐被赋予了理气的内容。

柳宗元认为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进行清理和批判，是一件"表核万代"的"大事"，为此而战斗，"死而无憾"（《柳宗元集》卷一，《贞符》）。柳宗元认为，批判天人感应的目的在于"明大道"，并使道"施于人世"。他比较自觉地以道、德、仁、人等范畴作为决定国家兴亡、社会治乱的力量，指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德绍者嗣，道怠者夺"（同上），道和德对于社会的变化具有权威的性质。"道"和"德"指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柳宗元以人事代替天命，表明了他对天命论的否定。刘禹锡更进一步，把"理"、"道"与"天"对立起来，认为理和道不明，必然崇尚天命；而一旦明白了理和道，天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举例说，舟行小河，"舟中之人未尝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舟行江海，"舟中人未尝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刘禹锡集》卷五，《天论》）在社会领域，"法大行，则其人曰："天何预人事耶？我蹈道而已。""（同上）刘禹锡的"理"，有自然规律的意义。在社会领域，理的意义是指"公是公非"，即整个社会的利益。"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同上），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必赏，违背社会的整体利益必罚。

在柳、刘之后，还有元稹、吕温、牛僧儒和《无能子》的作者等人对天命论的批判，可以说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的批判已基本终结。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在隋唐时代遭到理论上的比较集中的批判以后，再也不能成为统治思想了。

（2）新的学术观念的形成隋唐时代的思想家们，一方面致力于否定、抛弃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这种过时的、陈旧的思想形式，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与佛、道的思想，特别是佛学思想的斗争和接触中，融合其思想的长处，着力于创立一种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理"和"道"，它已经开始在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李筌等人的思想中形成。用"理"和"道"代替"天"与"命"，使传统儒家思想具有了新的思辨特征和理论逻辑，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吸引力，这为宋明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一成就主要表现为隋唐儒者如下观念的形成。

一是"道"与"道统"的观念。

原始儒学是不言天道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论语》）。隋唐儒学思想家在批判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的同时，开始提高"道"的地位和作用，力图以"道"来取代已经衰落的天命。这个"道"既有社会伦理规范的意义，又有自然规律的意义，并逐步隐约地具有了社会和自然界最高主宰的意义。

隋唐时代第一个提高道的地位的人是王通。他一方面把道说成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统一，另一方面又把道解释为中道、仁政，认为"物莫不从之"（《文中子中说·周公》），"顺之则吉，逆之则凶"，"道不啻天地父母"（《文中子中说·王道》）。道高于天地父母，显然已经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了。

柳宗元的"道"，首先是伦理道德范畴。他说："圣人之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柳宗元集》卷三，《时令论》下）其次也是自然规律："一气回薄茫无穷"，"虚无混道道乃融"（同上书卷六，《南岳弥陀和尚碑》）。他认为道与官（人）相比，道是本官（人）是器，是末："官也者，道之器也"，这已经是以道取代了天命的地位和职能。

刘禹锡把"道"常换成"理"，特别强调"理"的作用。韩愈作《原道》，同样是提高"道"的地位。在隋唐时代，"道"的地位提高与"天命"的地位下降是一致的，这种现象说明了"道"是"天命"的代替物。

"道统"是"道"的统绪、承传，是关系到新的儒学思想理论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问题。它最早由韩愈提出。韩愈为了同佛教相抗争，模仿佛教的法统说和传法世系，编造了一个儒家的传道道统。他说："（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昌黎集》卷一，《原道》）这个道统的实质就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并且他也以承绪这一道统为己任。他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拯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同上书卷十八，《与孟尚书书》）韩愈编造这个道统，对于儒学维护统治地位至少有四个作用：一是阐明儒家一脉相传的仁、义、礼、智、信等伦常才是正统，而非天命鬼神之类；二是佛教有法统，儒家有道统，儒统并不差于佛统；三是佛教法统起自释迦牟尼，儒学道统起自尧舜，比佛教更加源远流长；四是儒学道统是中国的正统，佛教是自西夷传入的。这个道统说对儒家争夺统治地位大有助益，朱熹赞扬韩愈，说："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后无人似它见得。"（《朱子语类》卷一三七）

二是"明道"的观念既然"道"是永恒和至上的真理，是"天命"的代替物，那么儒学的首要任务就应该是"明道"。

王通一生以明道自任，提出儒者应"生以救时，死以明道"（《文中子中说·周公》），"君子之于道也，死而后已"（《文中子中说·魏相》）。他的弟弟王绩在《游北山赋》中说，王通讲学之山似尼丘，泉似洙泗，所在的白牛溪在王通死后也称为"王孔子之溪"（《文苑英华》卷九十七）。王通要学周公、孔子明道，曾得到朱熹的赞扬，说"文中子他当时要为伊周事业，见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其志甚不卑。"（《朱死语类》卷一三七）他的《续六经》，已开"文以明道"的端倪。

韩愈明道的思想更为突出，他提倡的古文运动，大力主张"文以明道"。他曾说："愈之所学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昌黎集》卷三，《答李秀才书》）又说："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同上书卷四，《送陈秀才彤序》）"愈之为古文，。。本志乎古道者也。"（同上书卷五）

柳宗元同样是一生以明道为已任。他说："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无所憾。"（《柳宗元集》卷二十，《虎符》）他在早年就曾立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同上书，《寄许京兆孟容书》）。他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文以明道"主张的积极支持者和实践者。范仲淹说柳宗元的著作"礼义精密，涉道非浅"（《范文正公集》卷六，《述梦诗序》）。绍兴二十八年中书舍人王刚中在《加封文惠昭灵侯告词》中竟然大力赞扬柳宗元"生传道学"，可见柳宗元对于明道是有功的。

五代末的柳开在隋唐儒学思想家大力提倡明道的基础上，将明道之学称为"道学"，而将利禄之学称之为"禄学"，将二者对立起来（《河东集》卷一，《续师说》）。不久，二程以"倡明道学"自任，程颢死后被誉为"明道先生"。宋明"道学"由是滥觞。

三是关于情性恶善的观念。

隋唐以前的儒学者一般是不言性情善恶的。西魏苏绰提出了"性善情恶"的理论，认为"人受阴阳之气以生，有情有性，性则为善，情则为恶。"（《周书》卷二，《苏绰传》）隋唐时代的儒学思想家继承、发展了苏绰的这个理论，直接把人性论引进了儒学的理论基础之中。

王通认为性是"五常之本"（《文中子中说·述史》），先天为善；但情有善有恶，因而主张"以性制情"（《文中子中说·立命》）。他第一次将《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引入道德修养领域，提出了道心与人心的对立，将心的范畴纳入了儒学之中。

韩愈的性三品和情三品说，将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与杨雄的善恶相混说三种观点结合了起来，使人性理论更为丰富、复杂。

柳宗元大力提高人性的地位，认为性是"道本"，是"其原无初，其胄无终"的精神本体（《柳宗元集》卷六《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他认为性本善，但"自有生物，则好斗奇，相贼杀，丧其本实，莫克返于初"（同上书卷六，《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提出了一个"失性"的问题，为"复性"论奠定了基础。

李翱强调"性善情恶"，认为"性者，天之命也"，"情既昏，性斯匿矣"（《李文公文集》卷三《复性书》），为理学的"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四是修身的观念。

依据性善情恶的理论，隋唐儒学思想家开始重视道德修养问题。修养有个程序，苏绰提到"凡理（治）之本，在先理已心"，"其次在理身"，然后才可以"治人"，并提出了"洗心"的命题（《北史》卷六十三，《苏绰传》）。王通也曾提出"正心"、"直尔心"与"家道正而天下正"等问题。他们开始认识到要治理天下，必先治家；要治家，必先治身；要治身，必先正心。

韩愈第一次将《大学》中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提炼出来，作为道德修养的程序、李翱又作了补充。后来的理学完全接受了他们提出的这一程序。

五是敬静的观念。

按照理学的解释，"敬"是"常惺惺法"，"是畏的意思"（《朱子语类》卷九十六），而"持敬以静为主"（同上书卷九）。隋唐时期的儒学思想家也开始作了初步论述。

王通很讲究"敬"，他认为君子应"终日乾乾"（《文中子中说·周公》），"敬慎所未见，。。所未闻，刻于盘盂，勒于几仗，居有常念，动无过事，其诫之功乎！"（《文中子中说·礼乐》）他不仅强调敬，而且重视静，提倡"静以思道"的方法（《文中子中说·周公》）。柳宗元研究佛教，认为佛教主张静的修持方法可以借鉴。他说："吾浮图说后出，推其本源，合所谓"生而静"者。"（《柳宗元集》卷六，《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认为佛教主静与《乐记》中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是一致的。他主张要"务清为室而静为家"（同上书卷二，《解崇赋》）。

六是格物致知和穷理尽性的观念。

王通第一个将《说卦》中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提炼出来，运用于道德修养问题中。

李翱对《大学》里的"格物致知"作了一番新的重要的解释。他说："《大学》曰："致知在格物"。。。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诚，意诚故心正，心正故身修。。"（《复性书》）通过格物致知，达到正心诚意，将认识论纳入了道德修养的轨道。

上面这些观念都是隋唐新儒学形成的核心观念，标志着一种新的学术风旨的诞生。

（3）从"疏不破注"到"舍传求经"

新的学术精神反映在经学上，就是两汉以来的经学方式被打破，新的经学方式逐渐建立起来，在墨守师说、拘泥训诂的束缚下，开创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新风气。这直接关系到教育内容，教材建设，教育方法的变革。唐初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虽然又使儒学定于一尊，使东汉以来纷纭矛盾的师说家法一招而空，怒目相向各是其是的儒学宗派，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郑学与王学之争等从此失势，诸儒异说全部作废，统一了意识形态，但他所守的仍然是疏不破注的成法，只是采取诸家旧说，编缀成书，照文推演，最为空疏，并没有起到活跃和解放思想的作用。科举考试也完全依据成说，反而束缚了思想，成为一种新的禁锢。例如，梁儒皇侃撰《礼记疏》，有时不合郑玄注文，孔颖达即斥为"叶落不归其根，狐死不首其丘"，这就是所谓首丘归根。也就是还须照注文解释，注文错了，或有比注文更好的说法，一概排斥，总要想方设法说注文是对的，维护注文的权威性，这就叫做疏不破注。

但中唐以后，特别是经过安史之乱，藩镇跋扈，皇权威信下降，不少儒者开始对统一标准的陈旧经说表示怀疑，少数人开始冲破束缚，荡弃家法，凭已意说经，开穿凿附会的学风。他们从藩镇割据的现实出发，企图以尊王室、正名分来挽救残破，于是首先提倡善言名分和大一统的《春秋》学，对《春秋》"三传"提出怀疑。这就是所谓"舍传求经"。

最早倡导《春秋》学的儒者是中唐后的啖助。他著《春秋统例》六卷，说《左传》"叙事虽多，释经殊少，犹不如公、榖之于经为密。"公、榖空言说经，啖助反以为密，足见他重在借《春秋》抒发自己的见解，不重视"左传"据事说经。啖助的弟子赵匡、陆淳续治《春秋》学。陆淳、赵匡等加工啖助的《春秋统例》而著为《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等书，不为"三传"旧说所拘，甚而专攻"三传"之失，至一句一字而攻诘之。专凭已意，指出孔子笔削的本意。柳宗元作《陆淳墓表》，称陆淳为巨儒，能知圣人之旨。又有卢仝也穿凿《春秋》。韩愈却赠诗说："《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报遗经穷终始"，并推崇卢仝这种治经方法说："先生事业不可量"。足见舍传求经的风气，连韩柳都是赞同的（韩愈以孔孟道统传人自励，而韩愈、李翱作《论语笔解》也多用穿凿己意之法）。《五经正义》束缚说经者不得逾越注疏一步，以啖助、陆淳为代表的《春秋》学，连"三传"也任意驳诘，更不待说照注文推演的"正义"。这种独抒已见的经学方法，不但打破了当时经学的理论禁区，也开了宋学风气的先河，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综之，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来，儒家经典成为正统秩序的法典，儒学思想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学校学儒经，官吏皆儒生"。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玄学清谈"之风盛行，儒学比较衰微，但仍然是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标准。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统一强盛的大帝国的建立，适应政治、经济上高度集中和统一的需要，统治者在文教领域内采取"尊崇儒术，兼重佛道"的文教政策，切实地促进了当时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国家的管理能力和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就教育制度来说，这个时期的学校教育的主体或骨干仍是儒家的经学教育，它占有主导地位。同时还设立了专学道教的学校，即崇玄学。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佛学，但佛教徒的数量并不悬于儒生，而佛教的规章、戒条等对官学和后来的书院等世俗教育也都有很大和很直接的影响。就教育思想来说，这个时期，既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复兴时期，又是儒家教育思想与佛老教育思想交融，向宋明理学教育思想过渡的时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经学精神和治经方式。所以说，隋唐实行"尊崇儒术，兼重佛老"的文教政策，对于促进当时文化教育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三）五代的衰落与印刷术的发明五代战乱频仍，思想沉寂，文化教育事业衰落是很自然的事，但雕刻印刷术的发明，却是这一时期很重要的成就。它既是隋唐时期教育得到普遍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在客观上改变和强化了教育传播媒体，对于扩大教育对象、改变教育手段和方法等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物质条件。

关于雕刻印刷发明的时间，至今尚有多种说法。大多数材料认为始于五代后唐平蜀之时，且与冯道有关，如《爱日斋丛钞》云"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脱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板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板印卖，从之。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六月丁已，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王明清《挥麈录》、《挥麈余话》卷二说："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为监中刻书之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说："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冯赢王（道）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而最早的说法是王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引陆玉珲《河汾燕闲录》的说法："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领雕板，此印书之始。。。雕板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尽管此说尚有疑义，但隋唐以来，雕刻印刷使用日广，确是无疑的。

综之，从晚唐时起，随着雕板印刷技术的发展，刻板印书之风日盛，书籍流传速度快，范围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学的恢复和发展。帝王和重臣提供经书、版本并主持经书的印行，更使经学图籍传布天下。如晋高祖因喜好《道德经》即命雕版印行。唐明宗时，国子监四敏校对《九经》，刻板印卖，当时虽逢乱世，但传布甚广，这极大地推动了经学教育的普及。隋唐之时，雕板印刷术虽已发明，却用之甚少，而且，印刷品多为诗集、韵书、佛像及佛经等书，没有关于印刷儒经的记载。后唐时平定了蜀国，受其雕板印经的启示，儒家经典在国子监中开始刊刻，并与唐代的石经相参照。由此，学者可以在任何地方研习儒家经典，而不必非要到京师抄写石经，为学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尤其为私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对当时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二、学校教育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古代国立学校教育确立于汉代，中经魏晋南北朝时兴时废，到了隋唐时期有了空前的发展。

（一）隋初的学制设想和文帝对学校教育的怀疑隋朝虽然国祚很短，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由长期纷乱而重新得到统一，重新建立了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管理的统一帝国，这就为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隋朝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和维护政治上的统一，在学校教育上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致力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学校教育体制。

隋文帝初年，很重视学校教育，将国子寺从太常寺独立出来，成为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使学校教育在国家政权中有了独立的地位。国子监设置祭酒一人，专门掌管国家教育事业，是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长官，而在这之前，教育一直是隶属于其他部门的（如太常寺即属皇室内务部门）。国子祭酒下属有主簿、录事各一人，统领各官学。国子监和国子祭酒体制的设置，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个巨大进步，使学校教育有了社会组织的保证。从学校体制来看，隋朝中央官学除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还设有书学、算学和律学。书、算、律三学初创于这个时期，它是继汉代鸿都门学之后，专科学校教育的一个新发展。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这五学归国子寺领导；律学由大理寺直接领导，成为部门办学的先导。此外，在太医署中，也招纳生徒，传授医术，培养医学人才；地方则设有州郡县学。据《隋书·百官志》载，隋代各学不仅设有专职教官和脱产学习的学生如博士、助教、生员等，而且有计划管理，名额也有规定，如博士："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助教："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学生："国子一百四十人，太学、四门各三百六十人，书四十人，算八十人"（《隋书·百官志下》卷二十八），可见当时中央官学的规模相当可观。

在学校教学和管理上也有一些成规、制度及基本要求，如中央官学除正常教学外，"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学生皆乙日试书，景日给假焉。"（《隋书·仪礼志四》卷九）这等于是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开学、散学典礼和考试、放假制度。隋初还曾诏天下郡县皆置博士习礼。儒学教官还有负责地方教化的义务。

由于隋文帝初年积极振兴教育，所以一度出现了学校教育的昌盛局面。

《隋书·儒林传》说，那时"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但为时不久，到了隋文帝晚年，因他信佛太笃，学校教育本身又见效不大、不及时等原因，文帝便对学校教育的功能产生了怀疑，态度也有所变化，所谓"不悦儒术，专尚刑名"（《隋书·儒林传》）。官学教育于是出现了十分不景气的状况，主要表现在文帝对学校教育的几道诏书上。

一是在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以前的一次诏书中，提到学校教育时说："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隋书·高祖纪下》卷二）认为学校多而不精，不见成效，于是要求裁减。同年所下另一道诏书表述得更为明白："京邑庠序，爱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照明经高第"（同上），其所以如此，乃是"教训不笃，考课未精"的结果。可见当时官学教学的质量之低，已引起最高统治者的严重不满。所以，文帝于仁寿元年（公元610年）下治："国子学惟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同上）。当时刘炫上表力谏，言学校不可废，帝不纳其言。同年秋七月，改国子学为太学，降低了中央官学的地位。官学教育衰落情形；由此可以想见。

隋朝官学教育在初期短暂兴盛之后立即衰落，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长期战乱，已使正统教育秩序破坏殆尽，儒生扫地，典籍流散，学校尽废，一切教育实施都要从头开始，当然不可能立即见效；再加上儒生的地位始终没有真正提高，社会没有形成真正向学的风气，所以教育见效不大。二是旧的意识形态被否定，新的意识形态尚未建立起来，学校教育的方针内容一时无法肯定下来，人才培养规格也就无法明确，因而，也难及时见效。三是统治阶级对学校教育的态度太简单，以为提倡办学，命令设立学校，就可以立即得到人才，不懂得教育的客观规律，因此对学校教育时冷时热，任意而行，这也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

历史上曾有史官将文帝晚年毁废学校的做法归之于他暮年精华稍竭所致，其实这是不实际的。南宋叶适已看出其根源，指出，各学并废，遣散诸生以万千计，举朝骇动，虽有谏者而不听，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大措施，并非暮年精华稍竭者所敢为；而且，文帝当时在政治上还是积极有力的，就在废学的同时，还遣十六使巡省风俗。而且文帝对人才也十分渴求，仁寿三年（公元603年）曾下诏，令州县搜扬贤哲，说"虽求傅岩，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惟恐商颜于长夜，抱关于夷门"，旨意恳切，并且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征召将送，必须以礼。可见所谓精华将竭，有所厌怠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根本原因是，在隋文帝看来，仅仅空设学校未足以得人。自古为教，使材者必处于学校培养，这是一贯的正统要求，但汉以后，学校教育只是经师章句而已，材者由于学则枉以坏，不材者由于学则揠以成。教之无本而不行，取之虽骤而不获。阶以他要采取控制学校教育和加强科举选人的措施。这也是值得重视的理由。

隋代后期，炀帝即位以后，曾一度复兴学校教育。所谓"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又据《隋书·百官志》记载，"炀帝即位，多所改革。。。改内侍省为长秋监，国子学为国子监"（《隋书·百官志》下卷二十八）。这是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重新肯定了教育行政作为国家行政的独立部门的地位。在国子监中"依旧置祭酒，加置司业一人，丞三人，并置主簿、录事各一人。"（同上）国子学置博士、助教、学生，并下诏征集学行优敏者予以不次的待遇，"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隋书·汤帝传》上卷二）当时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以奏闻。于时旧儒多已凋之，惟有刘炫、刘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及古今，后生钻仰，诸经议疏，搢绅咸宗之。另一方面，又严肃整饬学校功课，"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同上书卷三）。

但是，由于隋炀帝"悖材矜已；傲狠明德"（《隋书·炀帝纪下》卷四），"淫荒无度，法令滋章"（同上），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暴君，对内实行残暴统治，对外征战不息，"外事四夷，戎马不息"（《文献通考·学校二》），所以社会矛盾日益加剧。随着政治上的腐败，社会动荡不安，学校教育实际上徒有虚名。《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描述当时学校说："师徒怠散"，"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方领矩步之徒，亦转死沟壑，经籍湮灭于煨烬矣"。由此可见，隋朝的官学教育实则是兴废无常的。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隋朝国祚虽然很短，只将近三十年时间，但它在学校教育上的建树还应给予历史的肯定。如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创设；专科学校的创立，除设立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之外，还设有书、算、律学；科举取士的制度也对儒学教育有所推动，以及在有关业务部门也设立博士，招聘学生，进行职业性培训等等，均由隋朝开其端绪。这些新的学校设置和教育制度都为唐代学校所继承和发展，并为后世所效法。所以说，隋朝的官学教育为唐代官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在古代官学教育发展史上，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尽管其教育制度不很完备，但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二）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学校教育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周予同先生认为："唐代的学校制度，较诸中古的任何一代，复杂而完备。"（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他的话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学制的特点。就学制的完整性来说，唐代确实超过了以往各代，即便与同处在中世纪的欧洲学校教育相比，也远远超过了后者。

唐代国家学校教育机制是以儒学学校为主要内容的多维组合体。在近三百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唐朝社会由盛到衰，学校教育机制也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唐前期，官学作为国家教育的主导，覆盖着中央及地方的各个区域空间，但开元、天宝时期社会变革及安史之乱后政治的离散使官学日渐衰落；中晚唐时期，国家教育的衰落已成阪上走丸之势，其教育的主导地位逐渐为民间私学所替代。

唐代社会，由于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科学文化繁荣，加之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官职制度日益完备，官吏队伍不断扩大，因此，几个有作为的皇帝，不仅注意"召贤"、"选士"，而且十分重视兴学，把兴学视为经邦治国之本。

唐高祖李渊重视学校教育，初入长安就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义宁三年（隋恭帝杨侑年号，公元617-618年，只有二年，义宁三年在公元619年）又"令国子学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孙；太学置生一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子孙；四门学生一百三十员，取七品以上子孙"（《旧唐书·儒学传序》）。显见这时就已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存在，并规定了学生的入学人数和入学标准。

开国后，他一反隋末压抑学校的政策，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下《兴学敕》，宣称："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具备，故能为利深博"（《唐大诏全集》卷一○五），把教育作为其政治的基础和依靠。同时，在兴学诏书中还阐论说：自叔世■讹，稚道论缺。绵历岁纪，儒风莫扇，隋季以来，丧乱滋甚。蜷言篇籍，皆为煨烬，周孔之教，阙而不修。庠塾之仪，泯焉将堕。。。朕受命膺期，握图驭宇。思弘至道，冀宣德化。。。所以捃摭遗逸，招集散亡。诸生胄子，特加奖励。然而调弊之余，湮替日多。学徒尚少，经术未隆。。。方今幽夏既清，干戈渐哉，搢绅之业，此则可兴。宜下四方诸州，有明一经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属举选，具以名闻。有司仪等，加阶叙用。其有吏民子弟，识性开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申送入京，量其差品，并即配学。明设考课，各使励精，琢玉成器，庶其非远。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唐大诏令集》卷一○五）

可是，"世事岂能皆如人愿"，若干年过去了，学校教育的实际成就并不显著。李渊临退位前，不免浩然长叹："凋弊之余，湮替日多，学徒尚少，经术未隆。"诚如《旧唐书·良吏传序》所称："武德之初，余风未珍"，李渊根本无法改变"隋末学者凋丧，儒教凌迟"的状况。

唐太宗即位后，根据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采纳了魏征提出的"偃武修文"的方略，实现了从"武功"到"文治"的重大的政治转变。他"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对臣下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旧唐书·音乐志》卷七十八）《唐书·列传·儒学·序》载云："太宗身■鞬，风C　露沐，然锐情经术。。。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贞观六年，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数临幸观释菜，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赐以束帛。生能通一经者，得署吏。。。自玄武屯营飞骑，皆给博士受经，能通一经者，听入贡限。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堂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

唐太宗振兴学校的主要措施，首先是调整教育行政机构，重建国子监。

国子监是封建王朝的中央教育机构，早在西晋时就已建立"北齐立国子寺，隋初亦然"（《唐会要》卷六十六）。隋末大乱以后，不复设立。李世民在贞观元年五月重建国子监，以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其次是兴办各级各类学校。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学官）也增置生员"（《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扩大招生。同年十二月，又兴办了书学（学书法》和算学（《唐会要》卷六十六），"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仅这一年国家学校增加的教师和学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唐会要》卷六十六》）。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又兴办了法律专科学校，"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招学生五十人"（《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当时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统称六学，直属国子监领导，在全国影响很大，"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叶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随着"六学"兴盛，国家有关部门也办起各类专业附属学校。太医署附设了医药学校，"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试登用，如国子之法。"太仆寺附设兽医学校。太乐署附设音乐学校。太史局附设天文气象历算学校。太卜署附设卜筮学校。（《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李世民还在军内兴办了学校，"其玄武门屯营飞骑（军队番号名）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驻守地方上的军队，则分别以上、中、下都督府，设立三等学校（《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地方上的州学、县学也都恢复并逐渐兴盛。

除了各级各类学校外，李世民还设有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弘文馆（《唐会要》卷六十七《弘文馆》），馆内聚集着一大批名流学者，都是从天下精选来的贤良文学士，负责"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它有三重性质，既是一个国家高级图书馆，又是一个高级学馆，还是一个国家政治研究院。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李世民又下诏，在太子东宫设置和弘文馆同样性质的高级学馆崇文馆（《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

由于李世民采取各种措施设馆兴学，推动了唐初学校迅速增加。最兴盛的时候，"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新唐书·选举志下》）《私学尚未计算在内）。各级各类学校兴办起来以后，李世民下诏："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旧唐书·儒学上》）学官就是教师和教育长官的统称。被征用的学官分别授以"博士"、"助教"等职称，其等级待遇也相应提高。李世民这样"饿贲帛而礼儒生"（《旧唐书·儒学上》），用各种优厚的待遇激励知识分子，促进了学校教育质量的迅速提高。他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旧唐书·儒学上》），有时甚至亲自参加学校的讨论。在他的过问下，学校的教育制度日臻完善。唐初教育的发达程度在当时世界上无以媲美，开创了中华民族古代学校教育史的新局面。

在兴办学校的同时，李世民对取士制度也进行了改革。贞观二年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卷七）这里，他规定了用人取士的两条标准：一是"德行"，一是"学识"，并采取了两条选士措施：第一，大兴科举制，就是用考试的办法挑选有学识的人才；第二，推行"才行是任"的荐举制（《贞观政海》卷五）。这样改革取土制度，不仅有利于选择人才，扩大统治基础，也刺激了各级各类学校（包括私学）加速兴盛，从而推动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这样兴盛的学风持续了没多久，到高宗时便逐渐衰弱。公平而论，唐高宗对发展文教事业，还是做了一点事情的，如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于东都（洛阳）置国子监，扩大生员名额，分于两都教授。但两都国子监生员总共不过千人，不到贞观年间的三分之一，而西京国子监仅有生员五百人（《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不足贞观年间的六分之一。李治频幸东都，西京国子监的衰败事出有因，不足为怪。另外，高宗还一度关闭书学、算学、律学三所学校（《唐会要》卷六十六《广文馆》）。《旧唐书·儒学传序》云："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讲的是实情。

武则天时鉴于中央官学均为贵族所把持，为了打击贵族势力，提拔庶族地主，巩固和扩大统治基础，便重科举，轻学校，加之诸王驸马皆得领国子学祭酒，干预学政，学校教育很快衰颓，"二十年间，学校顿时毁废"，中央官学陷入了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境地。著名文学家陈子昂认为："国家太学之废，积岁月久矣，堂宇荒秽，殆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陈伯玉集》卷九《谏政理书》）中宗时韦嗣立指出："国家自永淳（高宗未）以来，三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伐幸开班，寒族常流，复因浚替驰业。"（《旧唐书》卷二十八《韦思廉传附子韦嗣立传》）中宗李显"神龙复辟"（公元705年）以后，采取补救措施，放宽等级制度，扩大收生范围（《新唐书·选举志上》），以便摆脱中央官学"殆无人踪"的窘境。可是，情况并无明显好转；直到睿宗李旦景云年间（公元710－711年），仍然是"礼经残缺，学校陵迟"（张说《上东宫请讲学启》，见《文苑英华》卷六百五十二）。足见，即使在相对稳定发展的唐代前期，中央官学也曾经出现过长达六十年之久的衰败局面。

开元天宝年间，社会政治安定，经济迅速发展，学校教育也随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唐玄宗李隆基，重视发展学校教育，还在当太子时就提倡儒学，常到太学去"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旧唐书·儒学传序》）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在《命张说等两省侍臣讲读敕》中说："先王务本，君子知教，化人成俗，理家齐家，必由于学矣。"（《唐大诏令集》卷一○五）即位后，声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回》）。开元七年（公元719年）下诏诸州县选送"聪悟有文辞者入四门学为俊士"；凡贡举未被录取者，可以自愿入四门学继续学习。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增量崇玄学，又在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创办广文馆，招收落选举人继续学习深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开元年间下令修成《唐六典》，对各级各类学校的体制作了比较系统的法律规定。按照这个规定，中央各级官学的生员总额为二千八百八十一人。另据《新唐书·百官志三》，其时还有广文馆学生七十人。这样，总额当为二千九百五十一人。开元年间的国子祭酒杨瑒说"学徒三千"（《全唐文》卷二九四《谏限约明经进士疏》），显然是举其成数，但也表明当时实有生员人数与定额基本吻合。从数字看，此时之生员定额只比贞观年间略少，但实有人数不足贞观盛时的一半。由于刚刚设置不久的广文馆在安史乱前便"雨坏庑舍"，而"有司不复修完"，结果"自是遂废"《新唐书》卷二○二）。

安史之乱，给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学校教育也饱受推残，一时"硕儒解散，国学毁废，生徒无鼓箧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讥"（《全唐文》卷六四六李绛《请崇国学疏》）。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叛乱平息数年之后，依旧是"国子监室堂颓废，军士多借居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四"永泰元年"）。永泰二年（公元766年）代宗在其诏敕中说："顷以戎狄多难，急于经略，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上庠及此，甚用悯焉。"（《新唐书·选举志》卷四十四）他接受国子祭酒肖听的建议，"投戈而讲"（《唐大诏令集》卷一○五），决定重修国子监，补充国学生，力图使中央官学生员能够达到五百五十人（《唐会要》卷六六《东都国子监》）。据记载，经过短短七个月，国子监重建一新。但仅从工期之短一端，也可想见其工程质量之差。仅仅过了十来年，到他的儿子德宗李适时，中央官学又呈现出疮庚满目的惨况："博士、助教耕犁其中，播五稼于三时，视辟雍如农郊，堂字颓废，磊砢属联，终朝之雨流，流潦下渟。既夕之天，列宿上罗，群生寂寥，攸处贸迁。"面对此情此景，当政者的态度居然是："陛下不以闻，官不以问，执政之臣不以思。"代宗李豫增加生员人数的规划也没有实现，到德宗时，六年中央官学"存者三，亡者三"（《李元宾文集》卷五），生员总数仅达二百七十四人（《韩昌黎集》卷三十七）。足见，安史乱后中央官学的状况较之高宗以来，可谓等而下之。宪宗元和年间，重振中央官学，当时中央所属官学的名额为："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生七十人，四门（学）三百人，广文（馆）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学）五十人，广文（馆）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新唐书·选举志》）即便如此，这个定额也不到玄宗时的四分之一，而当时实有生员尚不足此数。国子祭酒郑余庆对此甚为感慨："太学荒堕日久，生徒不振。"（《唐会要》卷六六《东都国子监》）学校教学极不正常，学风败坏，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舒元舆参观国子监，见论堂，国子、广文、太学、四门学，堂上长台草，庭院垦为圃，数年无讲论，呈衰凉景象，因作《问国学记》，叹国学的衰落（《全唐文》卷七二七）。穆宗以后，唐帝国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学校教育更是有名无实。

穆宗李恒长庆已降，中央官学濒于崩溃。文宗李昂虽存重学校之想，但因财政拮据，不得不在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公然下令削减生员定额。一时之间，中央官学"化为废地"，"尽垦为圃"（《文苑英华》卷八一六《记二十·学校》）。至于唐末"离乱之后，（书籍）散失颇多"，"藏书之府无屋一间，无书一卷"（《册府元龟》卷六○四《学校部·奏议三》）。这种情况下，中央官学自然更难维持了。其时，林宽有诗一首，题曰《穷冬太学》。诗云：投林依槐馆，荒亭草合时。

雪深鸢啸急，薪湿鼎吟迟。

默坐同谁话，非僧不我知。

匡庐瀑布时，何日副心期。

（《全唐诗》卷六○六）

此诗即是崩溃中的唐末中央官学的如实写照。

中、晚唐官学教育衰颓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较之贞观、开元年间，政治局面极为不稳定。政治斗争加剧，战乱频繁，社会环境始终处在动乱之中，这对学校教育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二是教育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厚实基础上。中、晚唐以后，物质资料的生产停滞，经济不景气，财政拮据，中央无法拿出更多的钱来发展教育，只好叫官僚们出"光学钱"、"修学钱"，如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采纳国子祭酒郑余庆的建议，抽取文官俸禄给修两京国子监；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采纳国子祭酒刘允章建议，令群臣捐输光学钱以修库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一方，其窘可知①无法拿出更多的钱办教育，则教育的发展自然无望。

三是科举取士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冲击。韩愈认为任凭你有多么远大的方略，宏伟的抱负，如果不从科举出身中谋取官职，那就什么也办不到，这就促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从科举中去找出路，学校教育自然大受影响。

毋庸置疑，唐代中央官学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发展过程。在唐朝统治的二百八十九年中，作为学校主干的中央官学屡兴屡废，几起几落，但从总体上看，仍不失为中国古代社会学校制度的典型。它对于元、明、清的学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整个唐代，学校教育在兴废起落中，基本体制日臻完备：学校设置。据《旧唐书》、《新唐书》、《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等文献记载，唐代官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级。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律学、书学、算学、医学、天文历学、畜牧兽医学，此外还有以教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为职专的小学。在地方设有：州、县学、医学、玄学等等。总之，唐中叶以前，适应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级各类的官学，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

①　"修学钱"始于元和年间，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国子祭酒郑余庆奏请"抽取文官俸给修两京国子监。现任文官一品至九品，处吏兼京正员官者，每日于请料钱每贯抽十文，以充国子监修造先帝庙及诸室宇，善壁经公廨"（《旧唐书·宪宗本纪》），"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资完葺"学校（《新唐书》卷一六五《郑余庆传》）。咸通中，命"群臣输光学钱，治庠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万"（《文献通考》卷四十一《学校考二》）。大顺元年（公元890年），又令"内外文臣各于本官料钱上每一缗抽十文助修国学"（《册府元龟》卷六○四《学校部·奏议三》）。注领导体制。唐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加强了对官学教育的统一领导。专门设立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始于隋文帝初年，唐因隋制，于贞观元年将国子学改称国子监，同时成为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为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还设丞一人，主簿一人，负责学习成绩和学籍等具体事宜。国子监的名称有过几次变化。龙朔二年改诸司及百官名，国子监曾改称司成馆，祭酒改称大司成，司业改称少司成。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司成馆又改称国子监，大司成又改称国子祭酒，少司成又改称司业。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又曾将国子监改称成均监，祭酒改称成均祭酒，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中宗李显恢复唐国号，并恢复永淳以前的礼仪和职官名称，于是又将成均监改称国子监，成均祭酒改称国子祭酒。尽管国子监的名称曾几次有所变更，但它的性质始终未改变，一直是唐代最高的教育行政领导机关。

据文献记载，"凡六学，皆隶于国子监"。所说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这些官学都由国子监统一领导和管理，但情况也有变化。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唐高宗下诏："以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寺"（《旧唐书·高宗本纪》卷四）。由此，书、算、律三学脱离国子监，归业务主管部门领导和管理。这一变化，是领导体制上的一个进步。

此外，弘文馆由门下省直接领导。崇文馆上东宫直接领导。崇玄馆由尚书省下辖的祠部领导。中央和地方所设的医学均归中书省所管辖的太医署领导。天文历学由司天台领导。畜牧兽医学由太仆寺领导。

唐代在地方设有教育长官，叫做长史，负责统一领导州、县学。

总之，唐代官学领导体制，分中央和地方两级。除学经学的官学由国子监领导，其他专业性质的官学，皆由各有关业务部门领导。这种根据学校的专业性质不同，分别归有关行政部门领导的体制，在世界教育史上是出现最早的。

1。唐代的中央官学（1）中央六学是唐代学制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文献通考》云："唐制凡学六，皆隶属于国子监。"柳詒征《中国文化史》："唐代京师学术皆隶于国子监。沿隋制也，其学校有六。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其学生以阶级分之。"在这六学中，主体是以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为核心的儒家经学教育的学校。所谓经学学校，就是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要教育内容的学校。古代官学从一产生便是专门研究经学的学校。经学教育始于汉代，两汉以来，凡国家所设立的学校都是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汉代中央官学除鸿都门学外，太学、宫邸学以及地方官学，其中包括郡县道邑所设立的学、校、庠、序都是以学习儒家经书为主的经学学校。这种经学教育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确立了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选拔各级官吏均以精通儒术作为取舍升降的标准，士子亦皆以钻研经书为人仕的途径，所以便更加发展。它在唐代官学教育体系中占居主导地位。

国子学　始设于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唐代国子学，教职员有博士、五经博击、助教、直讲、大成、典学、庙、幹和掌固。学生，武德初为七十二人；龙朔时为八十人；开元、天宝时为三百人。另有东都国子生十五人。

太学　设博士、助教、典学、掌固等。学生，武德初为一百四十人，龙朔时为七十人；开元、天宝时为五百人。东都太学十五人。

四门　学为北魏孝文帝始置。唐代设有博士、助教、直讲、典学、掌固等。武德初，学生为一百三十人；龙朔时为三百人；开元、天宝时为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为品官子孙，八百为民间俊士；元和二年（公元807年）为三百人。东都四门学五十人。

律学　起始职司无考，唯《晋书·百官志》有律学博学。隋朝设律学，隶大理寺；属职业教育性质。武德初，置律学，隶国子监。教师为博士、助教。学生，龙朔二年为二十人；开元时为五十人。元和时，东都律馆十人。书学　隋置，唐初废，贞观二年复置。设博士、助教，以小学，书法等教授生徒。学生，龙朔二年为十八；开元时为三十人；元和时为十人。东都书馆三人。

算学（将在后面"科技科育"中详论）　隋置。龙朔二年隶国子监。设博士、助教，以各种算经教授生徒。学生，龙朔二年为十人；开元时为三十人；元和二年为十人。东都算馆二人。

除各学的情况而外，中央各学还有一些共同的问题：释奠制度　唐武德中，天下初定，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各立庙一所于国子监。贞观二年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教育机构第一次专祭孔子之始，以后成为一项制度。有唐一代，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荣衔、封号接踵而来。唐朝诸帝都很重视弘扬儒学，从高祖到昭宗，皆亲临国子监释奠，皇太子释奠则更为经常。祭礼之后，各学校大开讲论，中央各学由国子祭酒、司业讲论，州县学校则由博士讲论。招生与配学　唐代通过教育立法，完成了生徒的招收与配学的管理。唐代的几种成文法典中，有不少关于生徒招生与配学的条款，规定中央官学招收普通科14-19　岁的生徒（唯律科招收18-25　岁的进学者），这一规定仅是对皇亲国戚、功臣勋宦子孙入学年龄上的限制，到底入哪一所学校，全在于出身与官品级别。州县平民子弟，符合法定年龄条件的也未必就能进入中央官学就读，必须经地方学校逐级淘汰，选送其中能通一经以上，天资聪颖的俊异者，并且指定只能进入程度较低的四门学。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结合自己学校的规模，制订招生计划。《唐律》等法典规定在校生徒人数限为三百人，国家有关部门依法拨给相应的公膳费和杂用费，并负责投资建筑三百人的宿舍。所以，中央及地方官学均参照学生毕业离校人数制订招生计划，毕业离校人数亦即该年度招生人数，否则，超过了国家法律规定的员额，学校难以承受。国子监招生计划的制订程序，大约经过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各学将已毕业离校腾出的宿舍间数呈报国子监，不得谎报或有讹误。第二步，由国子监将各学呈报的宿舍间数汇总，如实报送礼部。第三步，经礼部审核后，按宿舍数定额下达招生人数。各学的招生计划，彼此泾渭分明，充分体现出有关法典中规定的受教育特权等级的精神。生徒符合入学年龄要求，国子监即根据其父辈或祖辈品级，配以相应的学校。唐初，国家教育机制尚未建立，对于生源资格没有系统而严格的规定。国子监除皇宗、贵族、大官僚子孙外，普通官吏及庶人子弟亦可入学。贞观时，随着国家各项政令的颁布和制度的确立，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入学标准都得以制订，各阶层人士的子孙，均按其品差身份的各异而入不同等级的学校读书。

国子学招收学生的标准为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新唐书·选举志上》载："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三品，县令、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子为之"。太学主要招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孙，以文武："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例定学生员数为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人为学生，八百人为"俊士"。所谓俊士是指州县学生中聪悟有文辞、史学者，以及乡贡不第而愿入学继续学习的士子。四门学是官民子孙混成的学校，既招收低级官吏子弟，也对地方士绅子弟开放。《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书学和算学的入学标准相同，但因其为实科性质的学校，故为士大夫所不屑，招生对象主要是下级官吏子弟和庶人子弟。《大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载："文武百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主者"。国学是唐王朝中央政府的高级学府，不仅汉族士子可以入学，各少数民族首领也可派遣子弟入学。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以后，"渐慕华风，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旧唐书·吐善传》）。勃海"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新唐书·勃海传》）在国学的影响下，一些地方学校也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南诏王请以大臣子弟在成都就学（《新唐书·南诏传》）。为了解决少数族子弟入学以后语言不通的困难，学校内还可以同时使用两种文字，如高昌王"派子弟到长安国学，文字用汉字，也兼用胡书。"（《通典·边防典》）各族子弟在长安国学学习，学成以后，或留京师，或返回本族，使各族文化得以互相交流，互相渗透。汉文化迅速传播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在那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西域高昌王的屋里就挂有鲁哀公问政孔子的画像。他们还采用汉人的官号，开办学校，集中官员子弟教授《毛诗》、《论语》、《孝经》等古代典籍。

除入学资格有严格规定外，各学的学额也有差别。国子学额三百，太学学额五百，四门学额一千三百，律学学额五十，书学及算学学额各三十。入学年龄一般为14　岁到19　岁，律学学生限18　岁到25　岁。学生入学须缴纳束脩，以示对教师的敬意。据《文献通考》载："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年敕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者行束脩之礼于师。国子太学各绢三匹，四门学绢二匹，俊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各绢一匹，皆有酒脯。其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皇子拜师同样也要行束脩之礼："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壶二斗，脩一案三脡，皇子服学生之服，至学门外陈三物于西南，少进，曰某方受业于先生敢请。见执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还避。遂进跪取篚。博士受币，皇子拜访，乃出。"

束脩礼在孔子时代早已实行，所不同的是唐代由国家规定实行，礼物的轻重随学校性质而有差别，学校教师也根据级别接受礼物。学生至送的礼物，分为五分，博士得三分，助教得二分。这种束脩的致送，仅具有象征性意义。它是一种隆重、严肃的入学仪式，除有尊师以重教的含义外，还起一种增进师生感情的作用，教师并非靠此维持生活。

唐政府对中央六学的学生免费供给膳食。据史籍所载，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因上都失守，两京馆学廪饲之制度绝，以致学生流散。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因诏进学生在馆学习，令度支给厨米，禀饲如故。正因为如此，有人不为学习，而为混吃混住入学，还有人不想读了，又不办理退学手续，把自己的宿舍和名额私自转让给亲友去冒名顶替。针对这种情况，好几任祭酒都主张严格"给厨"和宿舍管理制度，以整顿学校纪律。

在唐代中央太学中，除正规的学生之外，还有许多旁听生或"游学生"。唐代考取官员和各地来京的游学才子，都享有入太学执经求教的权利，他们不列入正式学生的名籍，其就学旁听的时间，完全由求学者自行决定。《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巨附则之传》说："则之，以室宗历官，好学，年五十余，每执经诣太学听受"。李则之入太学习经，是在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当时他早已入仕为官，但惇学之心所致，五十余岁仍好学不止。《韩昌黎文集》卷六《施先生墓志铭》记有："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十月十一日，太学博士施先生丐卒，其寮太原郭伉买石志其墓，昌黎韩愈为之辞。曰：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者，皆其弟子。贵游子弟时先生说二经，来太学帖坐诸生下，恐不卒得闻。。。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学者十九年。"施丐于德宗初入教太学，十九年间，以讲授毛诗郑注和左氏春秋得名，京城朝官有许多人就其门求教。可见，唐代的成人教育是择人而师，求学者与太学正式学习共同听讲学习，这是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一大特点，接受成人教育的士子，大都是相当的儒学和文学基础，他们就读于太学，目的有的是为了释清读书自修时遇到的疑惑，但大多数则是希图从殚哈之师，以勉力求进。则天朝宰相张柬之，其孙张轸"年九岁，以母氏宿愿，固请为沙门。自削发缁流，持衣绀宇，内求三藏之实，外综六经之微。。。初闻遗旨，兄之诫弟，再有忠告者哉。所以曳长裙，游太学，不滔不黩，为宠为光，寻以进士甲科拜河南府参军事。"（《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四唐二六《唐故河南府参军范阳张府君墓志铭》）张轸幼时出家，佛儒兼习，后在兄长及友人的劝诫下脱佛还俗，入太学读书，终以进士及第。张轸以其祖父之荫，本应入弘文、崇文馆就学，然而他却就读于太学；唐代各级学校的学生入学年龄限制为14至19　岁，张轸为沙门的时间虽不可考，但从其应入贵族学校而未入的情况分析，很可能是因还俗时已年过19　岁而入太学就读的。唐代太学还是社会文化场所，才华高洁的士人在太学所发表的言论或诗赋文辞，很快就会传遍京城。诗人孟浩然"年四十，乃游京城。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称道之"（《新唐书》卷二○三《孟浩然传》）。集国家正规教育和成人教育于一堂的太学，在严格正式学生身份等级的同时，又向社会各阶层开放，把教育的幅射面扩大到整个社会，这是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开拓性贡献。

师资　唐代中央六学的教师有博士、助教、直讲等。博士负责分经教授诸主，助教辅助博士分经教授，直讲辅佐博士和助教。博士相当于主讲教师。唐政府十分重视师资配备，精选天下贤良文学，淳师老德之士和具有各方面专业知识的大师担任。祭酒对太学国子学的教师也有荐举和选举的权利，《文献通考·学校》载：唐朝时，朝廷曾"委国子祭酒选择有经艺、堪训导生徒者以充学官"。

根据唐代《大唐六典》、《唐律》以及《开元礼》等成文法典，大致可以推知唐代各级各类学校教官编制情况及与学生的比例。唐代诸法律中有关教育的条款明确规定：国子学置博士七人，助教和直讲各五人；招收生徒三百人。教官与学生之比为1　比25；太学设置博士六人，助教六人，招收生徒五百人，教官与学生之比几近1　比45；而四门学置博士、助教、直讲各六人，招收生徒一千三百人，教官与学生之比近1　比72。唐代教官编制与师生比例，是根据国家政治发展条件与经济负担能力确定的，经过了较为准确的规划和预算。这方面的管理措施表明，培养国家高级官吏的层次较高的官学，为了保证人才的质量和规格，可以降低师生之比，使教师有充沛的精力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对于程度较低的官学，则扩大师生之比，广置生徒，既可以满足社会需要，还可以以较小投资收到较高的效益。通过法典形式将这些内容固定下来，可以控制教育的暴生暴长，不致使学校人满为患，也不会导致师生之比失控而使学校陷入紧张混乱之状。

中央六学教师的官品与薪俸各不相同，如国子学博士须有五品以上资格；助教须有七品以上的资格；太学以下，品级渐低。据载，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博士的月俸自二十五贯至二贯不等；助教自五贯三百文至一、二贯不等。

唐代重视对教官的管理，《唐律》上也有对教官惩罚的条款。唐代诸法典明文规定，祭酒、司业及其它教官对于受政治窳败、社会颓废的影响，学行偷惰、不顾廉耻的生徒，必须积极训导，及时劝阻，无使蔓延；否则稍有松懈，有司纠察，追究责任。此外，无论是中央官学或地方官学教官的选拔和待遇、职责和讲课制度等等管理措施，也都通过立法及各种成文法典予以规定。

课程设置与修业年限　唐代国子监中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贵族学校的弘文、崇文馆，以及地方府、州、县的经学，均是修习儒家经典的学校，其课程设置体现在教学计划中，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专业课三类。据《唐令拾遗》、《大唐六典》等记载，必修课为《孝经》和《论语》；选修课约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国语》、《说文解字》、《字林》、《仪礼》、《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共九经，修习时间各为三年。《毛诗》、《周礼》、《仪礼》，唐代称为中经，修习时间各为两年（《大唐六典》为两年半）。《周易》、《公羊传》，《榖梁传》和《尚书》，唐代称为小经，《新唐书·选举志》记：《周易》修习二年（《大唐六典》为二年半），《公羊传》修习一年半（《大唐六典》为一年），《榖梁传》修习一年半（《大唐六典》为一年），《尚书》修习一年半（《大唐六典》为一年）。

律学则以历代律、令为专业课，以历代格、式为基础课。书学以《石经三体书》、《说文》、《字林》为专业课，兼习其它字书。修习时间：《石经三体书》为三年，《说文》为二年，《字林》为一年。算学分为两个专业，第一专业学习《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周髀算经》；第二专业的课程为《缀术》和《缉古算经》。《记遗》和《三等数》是两个专业的公共课。第一专业的课程为：《九章》、《海岛》共修习三年；《孙子》、《五曹》共修习一年；《张丘建》一年；《夏侯阳》一年；《周髀》和《五经算》共一年。第二专业的课程为：《缀术》修习四年；《缉古》修习一年。作为公共课的《记遗》和《三等数》，共修习一年。

国子监各学在学最长年限为九年，律学生为六年。凡在规定的修习年限内未能科举及第者，皆"槚楚监司，退归州学"（《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中央各官学及地方州县学校的生徒，学习之后，由国子祭酒申送礼部进行科举考试，不中者，复归本校继续学习。凡"诸六学生，有不率教者，则举而免之"（《唐令拾遗》卷十《学令》）。《旧唐书》卷一四九《归崇敬传》载："不率教者，则申礼部。国子不率教，移为太学；太学之不变者，移之四门；四门之不变者，归本州之学，州学之不变者，复本役，终身齿。"尽管政府这么规定，由于士子趋于利禄，务在出身，这九经有名存实亡的情况。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谙读。《周礼》、《仪礼》、《公羊》、《榖梁》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登科记考》卷七）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杨玚为国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及《公羊》、《榖梁》殆将废绝。"（同上）据此，可见在唐朝兴盛时期，有些经书念的人已经不多了。

休假制度　唐代各学馆、学校的休假由中央统一安排，分为常假和国家制假两种。常假又有旬假、田假和授衣假之分。旬假为每隔十天休息一天，相当于现在的星期日。田假在农历五月，授衣假在农历九月，假期各十五天。学生在这两个假期中，可以归乡省亲。凡路程在二百里以外的，还给予路程假。学生家中有婚丧嫁娶之事，或因其它事情不能按时返校者，可续假至一百天。直系亲属因病需膝下侍奉照料者，给假二百天。

国家制假为传统节日、祝日和诞辰日，大约有元日、上元节、寒食清明节、佛祖降生日、各皇帝的诞辰及唐高祖李渊的诞辰。元日为正月初一，即春节，全国休假三天，学生亦不例外。上元节是正月十五，放假三日。寒食清明节在农历四月四日，休假天数常有变动。佛祖降生日为祝日，是释迦牟尼的诞辰，在农历四月八日，规定休假一日。农历二月十五日是老子的诞辰，唐代称降圣节，休假一日。李渊是唐朝第一个皇帝，为纪念其开国之丰功伟绩，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定每年二月十五日李渊诞辰日休假一日。此外，唐代各皇帝均把自己的诞辰作为节日来庆贺，全国给假一日。

考试　唐代中央六学在考试方面有一定的规定，考试类型大致有以下几种：旬考。　学生在学期间，每月十日举行一次考试，由各学校的主讲教师主持。考核学生在旬日所习功课，分诵读和讲解两部分，背诵一千字，讲解两千字。每背诵一千字内试验一帖，帖三字。每讲解两千字内问大义三条。成绩评定为二等，答对试题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及格，以下者为不及格。

月考。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国子祭酒冯伉奏："其礼部所补学生，到日亦请准格帖式，然后给厨。后每月一度试，经年等第不进者停厨。鎯旨从之。"所以元和以后，又实行"月考"，但这时"旬考"可能已经废止。

"年考"于年终举行，就一年所学课程，口问大义十条，通八条为上等，六条为中等，五条为下等（不及格）。律学生在学六年，其他诸生在学九年，岁试三次列入下等，不堪贡举者，罢归。毕业考，于应修学程期满成绩及格时举行，由国子祭酒监考。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仍愿留学的"四门学生"补"太学生"，"太学生"补"国子生"。必须指出，这种升格仅表示地位的提高而已，并非表示学业的递进，因为四门学、太学与国子学的学业程度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学生成绩优秀的，由监司简就，取其中成绩最佳的二三百人举送"尚书省"和"乡贡"同受"礼部"考试。教学形式及方法　唐代各级各类学校一般均采用集中讲授的上大课形式。教学方法大致有讲论、问难、诵读和读书指导四种方式。讲论分为制讲和常讲。制讲是在皇帝或皇太子视学、春秋释奠孔夫子庙以及皇太子齿胄学时举行。《通典》卷一一七《礼典》载：皇帝或皇太子视学，文武百官皆随从，国子监教师要开论讲。凡登堂讲论者，大都为当时名儒。这种讲论，旨在宏扬儒学，是国家礼仪制度的一项重要仪典。因此，讲论者只能泛泛而谈经典大义，并不像日常授课时那样逐章逐句地阐述其微言大义。

常讲是指各级各类学校日常课程的讲授，它不同于制讲的宏盛，而是以知识的传授和详微细致地阐发精义为目的，旨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各门课程所规定的内容。各学校的教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

汉儒讲学，只限在经典的考据与经文的解释上，故后世称之为考据学家。这种讲学方法，尽管有精密搜求实事求是的精神，但不免流于繁琐，把经文弄得支离破碎，只在断简残篇中讨生活，无益于独立思考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尤其汉代经学讲授中，特别注重遵守师法和家法。这是汉代为确保师师相传的经说不至"走样"，以保证政治思想的高度统一而采取的措施。所谓师法，是指传经时以汉初立为博士的经师的经说为准绳，例如《公羊春秋》就以董仲舒所传的经说为"师法"。后来，大师的弟子们在传经时又有所发展，形成一家之言，这就叫"家法"，后汉就有"颜氏公羊"与"严氏公羊"两大家。师法与家法的根本要求是在讲经时要有根有据，不能凭己意发挥。这种方法直到唐初，仍然是儒家说经的正统方法，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仍守此法。在这种师法和家法森严的情况下，不仅对于经学讲义要绝对服从，甚至寻句不知贯通，这种"修家法"、"依章句"的讲学方法，其弊在于只有模仿，没有创造。所以，两汉四百年间，儒家学术思想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唐代一些学者却冲破了这种森严的"师法"与"家法"的樊篱。据文献记载，唐代经科学校许多博士，既学识广博，又善于讲解，而且在讲学过程中敢于发挥自己独立的见解，并不照本宣科。如陆德明讲经"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又如博士徐文远讲经"多立新义，对先儒异论，皆定其是非，然后诘驳诸家，不出己意，博而且辩，听者忘倦"等等。当时的教学方法，有讲有读，读即自学，学生自己阅读钻研经文，背诵经文与注疏。在自学过程中，同学间亦相互讨论，辩明经文。就时间比例说，自学占的时间比较多。这种重视自学，虽然是和当时学额多，教师人数少的情况有关，但它对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和钻研的能力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学生行为的管理　唐代学制规定有田假和授衣假，学生于假期可归家省亲，但必须按时返校。凡开学满三十天而未报到者，或因请事假超过一百天者，以及因直系亲属有病而请假侍候满二百天者，皆予以除名，令其退学。在校期间，学生不得无故喧哗，更不许打架斗殴、悖慢师长。《唐会要》卷六六《国子监》载："无故喧哗者，仰馆子与业长，通伏领过，知馆博士则准监司条流处分。其中事有过误，众可容恕，监司自议科决。自有悖慢师长，强暴斗打，请牒府县锢身，递送乡贯"。

唐代还通过法律，加强了学校生徒的行为管理与控制。唐代统治者在采取用儒家思想教化的同时，还注重用法律手段威逼生徒就范。中央官学的生徒绝大多数来自品级极高的勋官名卿家庭，他们中许多人无视学校教官的教诲，对此，唐代法典中规定，如果生徒的行为逾越规范，则绳之以法。因国子监实行公膳制度，不少被开除的生徒改名入监，以图免费进餐。国子监又规定，一发现此类生徒，立即"请送法司，准式科处"。如果生徒的行为越轨，触犯了刑律，须按法典中的条款治罪。《唐律》规定，生徒殴打师长，则杖四十；若斗殴无品博士，刑罚加凡人二等，合杖六十；殴打九品以上博士，合杖八十；打伤五品博士，则于本品上累加之；如果将受业教官殴打致死，合斩勿论。《唐律》等法典还规定，生徒在学三年，不回家探看父母亲，该校必须以道德训喻，启发诱劝，勉之归觐。否则，依法给予惩罚。

但是，尽管条例严明，中央官学的办学情况并不如人意，学校风气不好的问题一直没有真正解决。学校纪律十分松懈，教学秩序极不正常。生员当中，赌博猜拳即所谓"樗蒲六博，酗酒喧争"（《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者有之；无故旷课即所谓"服勤多阙，仰止徒虚"（《文苑英华·判八·惰教》）者有之；吵架打架即所谓"争论形于颜色，各持捶以相打"（《文苑英华·判九·教授文书》）者有之。更有甚者，"悖慢师长，强暴斗打"（《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学生竟然打老师。对此，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有逼真的记录：始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值志持身焉。当时，说者咸曰：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凌傲长上而猝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恟骇怛悸，良痛其游圣人之门而众为是■■也。遂退讬乡间家塾，考厉志业。过太学之门而不敢跼顾，尚何能仰视其学徒者哉！（《柳河东集》卷三十四《书》）

中央官学已经混乱到了人们过其门而"不敢跼顾"，见其徒而"何能仰视"，闻其事而"恟骇怛悸"的地步，唐政府自然要进行整顿。可是，不整顿还罢，一整顿更加酿成事端。如开元年间，"学徒渐弛"纪律很差，国子祭酒阳峤"课率经业，稍行鞭策"，采用严格考试加轻微体罚的办法予以整顿。结果，"学生怨之，颇有喧谤"，一群学生在一天夜晚将阳峤打死在街道上。学生打死校长，实在骇人听闻。最后，玄宗下令"杖杀无理者"，风波"始息"（《旧唐书·良吏传下·阳峤传》）。然而，每当朝廷搜捕"凌慢有司，不修法度"的学生时，学生们往往又"咸闻惊惧，莫敢保安"了。在一片混乱状况中，生员势必学业荒疏，"艺业不劝"，"文章帖义不及格限"者比比皆是，而"特殊于众人者无几"（《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培养出来的有用人才不多。诗人韦应物诗云"少年游太学，负气蔑诸生"（姚宽《西溪丛话》），而在唐代的知名之士当中，像韦应物这样上过太学的，真是寥若晨星。元和元年国子祭酒冯伉在其严肃学规的奏书中提出："有具艺不勤，游处非类，樗蒲六愽，酗酒喧争，凌慢有司，不修法度，有于一比，并请解退。。。访问以来多改名却入，起今以后，如有此类，请送法司，准式科处。"（《册府元龟·学校部》卷六○四）这个奏书虽然目的是要求整饬学风，它也反映了当时官学教育已败坏到了何等地步。

（2）弘文馆、崇文馆和广文馆弘文馆是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修文馆"于门下省，九年（公元626年）改为"弘文馆"。设学士，"掌详正图书，教授生徒。"同年九月，太宗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中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并于殿侧置一弘文馆，选贤良文学之士，如虞世南、姚思廉、褚亮、欧阳询、蔡允恭、叶德言等人，以本官兼学士，轮流值宿馆中，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文义，或商量政事，常至深夜方罢。褚遂良受命检校馆务，号为主馆主。当时弘文馆还仅为一研究和咨询性质的机构，尚未成为作育人才之所。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其后又置讲经博士。弘文馆的名称及学官设置亦几经变化。神龙元年曰昭文馆，以避孝敬皇帝之名；二年（公元706年）曰修文馆。景龙二年（公元708年）置大学士四人，以象四时；学士八人，以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时。景云中（公元711年间），减其员数，复称昭文馆。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又曰弘文馆，置校书郎，又有校理、雠校错误等官。长庆三年（公元823年），与详正学、讲经博士皆罢，颛以五品以上曰学士，六品以下曰直学士，未登朝为直馆。这些变化并非实质性的，弘文馆仍一直是专门收藏、校雠和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但它的学额一直很少，玄宗开元七年仅置学生三十八人。此后，该馆逐渐从一个皇家高级图书馆转变为高级学馆和国家政治研究院，在研究和整理古籍方面成绩突出，即有"学士掌详正图籍"，又有"校书郎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分工十分细密，"四部书"分类法即由该馆首创。入学资格限于皇帝缌麻以上亲属，皇后大功以上亲属以及宰相、散官一品、京官从三品的儿子。属贵胄学校。学科与国子学等相同，但不少学生养尊处优，故程度较低，《唐六典》上有"试取粗通经义"之说。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在东宫置崇贤馆。设学士二人，掌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设校书郎二人，从九品下，掌校理书籍。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太子宏请于崇贤馆置学士并置生徒，始置生徒二十人，皆以皇族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和京官职事正三品的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的子孙，为之。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因避太子名改为"崇文馆"，"学士"掌理经籍图书，兼授诸生。又置"校书郎"二人，以及"令史"、"典史"、"揩书手"等人员，学生的课试和选举，一如弘文馆。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改校雠曰校书郎。乾元初（公元758年）以宰相为学士，总馆事。贞元八年（公元792年）隶左春坊，有馆生十五人。

由于弘文馆、崇文馆不仅教授生徒和负有校雠经籍的任务，而且"朝廷制度沿革、礼仪轻重，皆参议焉"（《新唐书·百官志二》），所以更受统治者的重视，在官学教育制度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它的教育质量却比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低。《唐会典》云："其弘文馆学生虽同明经进士，以其资荫全高，试取粗通文义。"又据《唐会要·贡举下》云："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敕文弘文、崇文生缘是贵胄子孙，多有不专经业，便与及第，深谓不然。自今己后，一依令式考试。"由此可见，二馆生门资高，入学要求标准低，平日学业考试和毕业考试松弛，加之他们都是贵胄出身，养尊处优，求学自然肤浅。所以其学习程度，实不如其他三学。

广文馆是唐玄宗为了笼络人才，于天宝九年（公元750年）下令设置的。附设于国子监，规格与太学同，专习进士业，"掌领国子学生业进士者"（《新唐书·百官志》）。有学生七十人。有人认为广文馆是为当时著名才子郑虔而添设的。确实，郑虔与广文馆有着密切的联系。史称郑虔闻命任"广文博士"，"不知广文曹司何在，诉宰相，宰相曰："上增国学，置广文馆，以居贤者，今后世言广文博士，自居始，不亦美乎"，郑虔乃就职。久之，雨坏原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新唐书·郑虔传》）广文馆是个不受重视的冷衙门，杜甫在《醉时歌》中写道："诸公兖兖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地纷纷厌梁肉，广文先生饭不足。"而郑虔也"以不事之"，上班之际，常把马系在官舍阶上，"醉则骑马归，颇遭官长骂"（杜甫《戏简郑广文虔兼苏司业》）。到至德年间（公元756年～758年）广文馆就被废撤了。

（3）崇玄学建立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据《新唐书·百官志二》云：开元二十五年，置崇玄学于玄元皇帝庙。天宝元年两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百人。每祠享以学生代斋郎。二载改崇玄学曰崇玄馆。博士曰学士，助教曰直学士。置大学士一人，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院，改天下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曰道德博士，未几而罢。宝应、永泰间学生存者亡几。大历三年，复增至百人。

唐朝统治者之所以设崇玄学，是因为老子姓李，被他们视为始祖，称之为玄元皇帝，所以特崇道教，借以巩固其政权。早在开元七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亲注老子《道德经》，命王公以下皆诵习之之后，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不仅诏两京置玄元皇帝庙和崇玄学，而且诏诸州亦各置玄元皇帝庙和崇玄学各一所。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西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诸州无常员），学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三年学成后，每年随"贡举人"例送至"门下省"，依"明经"例考试任用。崇玄学虽然不是研习儒家的经学，但它仍属于经学教育的范畴，其学习内容虽限于老庄学说，但学生的出路准许按明经举送。

2。唐代的地方官学唐代地方机构基本上实行州县两级制。边远要冲地区，各大州设大都督府，中下州亦设都督府，兼管地方和军队。唐朝的地方学校制度适应中央集权和科举制的需要，较前代更为周详。按各地管辖范围大小和人户多寡，设立京都学，大、中、下都督府学，上、中、下州学，京县学和上、中、下县学。

李渊在即位前夕，便下令州县官学收生。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又下令："州县及乡里并置学"（《唐大学令集》卷一○五《崇儒》《置学官备释奠礼学》）。开元年间，在《唐六典》中规定了州县学生员名额：京都学生八十人；大、中都督府和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畿县、上县各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

唐代各级地方政府除设有经学外，县以上还设有医学和崇玄学。武德初沿袭隋制而设经学博士，以五经教授学生。此后，其名屡有变更。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诸州府学博士，改为文学"。贞观三年（公元629）敕州府置医学，设医药博士，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每州写《本草》和《百一集验方》贮藏。开元中，曾一度废弃医学，但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又恢复。天宝二载（公元743年）改地方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为道德博士，未几而罢。

根据《唐六典》有关记载，将唐代地方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情况列表如后。但是，事实上有唐一代的地方官学始终没有出现过全国性的兴盛局面。

尽管李渊在即位前夕便下令州县官学收生："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旧唐书·儒学传序》），但这只是具文，并未兑现。因此，他又在武德七年二月下诏："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大唐诏令集·崇儒·置学官备释奠礼诏》），可是仍无实效。直到高宗时，"诸州县孔子庙堂及学馆破坏，并向来未造，生徒无肆业之所，先师阙奠祭之仪，久至飘零"。"向来未造"、"久致飘零"八字表明，即使在贞观年间，州县官学也是既无校舍，又无生员的。有鉴于此，李治在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诏州县官司营葺学庙"。这道诏令倒多少起了点作用，如在四川，"想成均而变色"的"三蜀名儒"便于此时兴修了益州九龙县（治今蓬溪县郪口乡长江坝）县学庙堂（《文苍英华·碑二·儒一》）。可是，全国性的兴盛局面尚未形成，便进入了"学校顿时隳废"的武则天统治时期。到了开元年间，玄宗曾一度重视地方教育。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勅州县设学。在《唐六典》中又规定了州县官学，唐代地方学校教师学生情况表经　学医　地方　学学校博士品秩助教学生博士品秩助教学生京兆太源河南1　从八2 80 1 1 20三府学品上大都督府1　从八2 60 1　从八1 15品上品下中都督府1　从八2 60 1　正九1 15品下品下下都督府1　从八1 50 1 1 12品下上州1　从八2 60 1　正九1 15品下品下中州1　正九1 50 1　从九1 12品下品下下州1　正九1 40 1　从九10品下品下京县

①　1 1 50畿县②　1 1 40上县1 1 40中县1 1 25中下县1 1 20下县1 1 20①京县包括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太原、晋阳诸县②注畿县为三府辖县生员名额和教师配置要求（见前表），但仍然只是写在纸上的，未能兑现，如永州州学，生员居然仅有十五人（《新唐书·循吏传·韦丹传》）。安史乱起，"连战交捽，卒无宁岁，耳悦钲鼓，不闻弦歌，目不知书，不害为智。"（《刘梦得文集》卷三）其时，州县官学"堂宇大坏，方郡县多故，未便缮完"，以至"讲习之事设而不备"（梁萧《昆山县学记》）。到叛乱平息之后的大历二年（公元767年），代宗在《崇太学诏》中说："干戈之后，学校尚微，僻居远方，无所谘禀。。。负经来学，当集京师"（《唐大诏令集·崇儒》）。很明显，他的着眼点在于恢复中央官学，而对于地方官学则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整个唐代后期，地方官学的大致情况是："虽设博士、弟子，或役于有司，名存实亡，失其所业"（《韩昌黎集·处州孔子庙碑》）。不仅"边州素无学校"（《旧唐书·良吏传二·韦机传》），甚至在"邹、鲁儒者之乡"的兖州也处于"垂五十年""不知礼数"的境地，未曾"立学讲经"（《旧唐书·曹华传》）。总之，在唐代，从全国范围来说，州县官学衰敝之时长，兴盛之日极短。

唐代地方官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对兴办地方教育事业十分热衷，对地方教育的发展起了不少作用。此类记载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即有不少记载。高宗以后，有关州县官学兴盛的事例，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都尤多，如：显庆中，韦机在檀州"敦劝生徒"；神龙中，韦景骏在肥乡兴建"学舍"；开元初，倪若水在汴州"劝励生徒"；肃宗时，李栖筠先在常州，后在苏州"大起学校"；代宗时，罗珦在庐州、王纲在昆山、李椅在福建"修学宫"；德宗时，常兖在福建、郑余庆在兴远府"创兴庐"；元和中，韩愈在潮州、曹华在兖州"立学讲经"；杜悰在许州"作学舍"。一时之间，一些州县官学"学废日久"的局面得以改观。李栖筠治理下的苏州，"远迩趋慕，至徒数百人"；王纲负责下的昆山，"遐迩学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归市焉"，"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李椅管辖下的福建，"家有洙泗"，"户有邹鲁"，"生徒祁祁"，"儒风济济"，"海淀荣之，以不学为耻"；杜悰主持下的许州，"讲筵有位，鼓箧有室，授经有博士，督课有助教"；"父诲其子，史规其弟；不游学堂，与挞市同。"可是，这些现象犹如戈壁中的几片绿洲，苍海里的几座孤岛，终究属于个别事例。唯其难得，人们才"称詠不已"，要为这些地方官树碑立传。古语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唐代地方官学正是如此，偶然来了个重视教育的青天大老爷，州县学便兴盛起来；过上三年两载，人事更易，"后生无所从学"的旧貌便马上再现，如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李椅在福建兴学，据称已经改变了"闽中无儒家流"的状况，可是，当常兖建中初（公元780年）赴福建任职时，又是"闽人未知学"了。其间相隔不过八年，变化之大实在惊人。总之，唐代地方官学的兴盛局面没有行之有效的制度作保证，仅仅靠个别有识之士来支撑；因而只能短时间地出现在个别地方，并不能持之以恒。另一方面，唐代地方官学主要也只是行礼之处而非就学之所。唐时往往庙学并称，所谓庙指孔庙，所谓学即官学，学生不仅要"讲读以时"，而且要"如法以祠"。孔庙是顶礼膜拜"圣人"的地方，连皇上也要毕恭毕敬地亲自到庙里去释奠。因此，统治者普遍重庙而轻学，孔庙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官学。他们在兴建时，以修庙为主，如韦机在檀州，倪苦水在汴州都是如此；在经费上，以祭礼为主，如"夔"（州）四县岁释奠费十六万"，而"于学无补也"（《新唐书·刘禹锡传》）。如此厚此薄彼，造成了许多州县有庙而无学。当时，"郡邑皆有孔子庙"（《韩昌黎·处州孔子庙碑记》），但未必有官学。对于这种现象，宋元之际的史学大师马端临有所揭示："自唐以来，往往庠序颓记，教养废地，而文庙独存。"为什么会出现"庙祀虽设而学校不修"的状况呢？他接着指出："长史之有识者以兴学立教，其事重而费钜，故如葺文庙，俾不废夫了之祠。"（《文献通教·学校考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庙、学并存的地方，州县官学的主要活动也是以行礼为主，教学为辅。学生按政府的规定，不仅要"习吉凶礼、公私礼"，而且要到"有事处"去"示礼仪"（《唐会要·学校》"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敕"），这样势必占掉许多学习时间。更有甚者，学生不务正业，专门行礼，如李栖筠作刺史的常州，学校"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曹华做观察使的衮州，"躬礼儒士，习俎豆之容，春秋释奠于孔子庙"；韩愈任刺史的潮州，师"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行乡饮酒之礼"，"闻鹿鸣之歌"。足见，这种兴盛局面实属祭祀行礼之盛，而非学校教学之盛。

州县学的生徒同中央六学生徒一样，经毕业考试合格的，可以参加相应的科举考试，也可升入四门学为俊士。

乡里官学是地方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已有关于乡学的记载，《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堂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文献通考·学校》则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乡学也。"后世因而常称地方所办学校为乡学或乡校。唐代有时也称州县一级的官学为乡校。如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便称当地州学为乡学。唐代州县学校的普遍设置促进了乡里学校的设立，对唐代教育的普及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不过，文献中有关唐代"乡学"的记载，大多数指乡村学校。唐代统治者相当重视作为基础教育的乡里学校。建国不久，便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下诏，令州县及乡设置学校。从此，乡校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设置。至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正月，政府再度下敕说："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学徒，仕人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唐会要·学校》）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令百姓读《孝经》，又下令："每乡之内，倍增教授，郡县官长，明申劝课。"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促使各地乡里学校普遍设置。当时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曾于乡学就读或执政。《新唐书·陈子昂传》说陈子昂十八岁尚不能识字，因为是富家子弟，故"尚气决，戈傅自如。它曰入乡校，感悔，即痛修饬。文明初，举进士"。王栖曜天宝中曾"游乡学"（《旧唐书·王栖曜传》）。苗晋卿请归乡里后，"出俸钱三万以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旧唐书·苗晋卿传》）。柳宗元《与太学诸生书》说自己少时不敢去上太学，只得就学于"乡闾家塾"。白居易也说自己曾当过"乡校竖儒"（《旧唐书·白居易传》）。著名宰相权德舆幼时也"从师于乡塾"（《权载之文集》卷三十八《送郑录东游录》），而皮日休则说自己曾在乡校学过诗文。

唐人笔记小说也反映出里学与村学的存在事实。如薛用弱《集异记》补编《蒋琛》载，"蒋琛精熟二经，常教授乡里"，每至秋冬时节，于湖中捕鱼以给食。李商隐《樊南文集》卷八《齐鲁二生·程骧》篇，说程骧破产之后，生活贫苦，在里中借债度日，并做一些挑柴、担水、洒扫之类的杂事，同时，"读书日数千言，里先生贤之"，时常送些粮食布帛给他供养母亲。后程骧渐通《五经》、历代史、诸子杂家，不少人拜他为师。此处所说的"里先生"即里学中的教师。《因话录》卷六《羽部》载，宰相窦易直年幼时，"家贫，受业村学，其教授叟有道术。"以上诸例虽出自笔记材料和传奇小说，但却真切地反映了唐代里学和村学存在的客观事实。

唐代的大量判文虽多为应铨选考时虚拟构成，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形。《文苑英华》卷五○九《师学门》中保存的一些判文，为我们了解唐代乡村学校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兹举数例如下。《坐于左塾判》说："国学宏建，东序西序，乡校大起，右塾左塾。闻《诗》以言，执《礼》而动，遵夫子之善诱，仰先师之至德。里肯莫从，乡人是类。。。"《为其归师扫判》师说："甲为乡学生，为其师扫，或诘之失礼。诉云：有近宾将至。"《掘窖试之判》说："家塾党庠，著以训人之道；儒生辩士，分其志学之门。。。"《请退不益判》题说："戊待先生视日，早暮不请退，乡大夫责之，词云：方及请益。"此道判题中的"乡大夫"是指乡长，"先生"即乡学中的教师。

在敦煌文书中，也有不少学生题记，昭示出当地各类学校设置的实况。

北莱19　号《妙法莲花经》背面题记："己巳年三月十六日悬泉学士郎武保会、判安武保瑞自书笔记。"悬泉是敦煌县的一个乡名，武保会其人当是乡学生。斯坦因4307　号《新集严父教》卷末有一则题记为"定难坊学郎"自书手记，定难坊是敦煌城内的一个坊名，足证当地存在坊学。此外，敦煌文书还证明当地有州学、医学、道学、县学、社学等（参阅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载《敦煌研究》1986年1　期）。不过，唐代乡里官学的师资、生员、学费均无统一规定，一部分学校的经费仰仗捐献。天宝年间，苗晋卿便曾经"出俸钱三万为乡学本"（《旧唐书》卷一一三《苗晋卿传》）。不少乡村学校教师的生活颇为清苦，如前所述，以二经教授乡里的蒋琛秋冬季节还到湖中捕鱼以给食；陆羽因不听老师的教导而被驱使牧牛三十头，大概所得也是作为老师的补贴。牛僧孺《玄怪录》卷三《齐饶州》载：饶州有一"领村童教授"的田先生，有时需"转食"、"求食于牧竖"。既然乡校村学经费来源不由官府，且地处乡野村落，则其兴衰与政局的变化关系较小。因此，虽然唐后期州县官学大量衰废，乡村学校却依然普遍存在，而且比唐前期还更为普及。

唐代地方学校还有小学。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给事李栖筠等关于广开学校的奏议里说到："虽京师州县皆有小学，兵革之后，生徒流离。。"（《新唐书·选举志上》）。足见安史之乱前，小学是确实存在的。乡村学校所使用的教材主要有民间流行的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蒙学课本《太公家教》、杜嗣光所著《兔园册府》、天宝中进士李翰所著《蒙求》，还有《开蒙要训》等书。唐人撰著的《蒙求》，取经传故事，编为四言韵语，共五百九十六句，二千三百八十四字，运用典故五百九十二个。内容所涉范围很广，包括天文、地理、历史、神话、医药、占卜、民族、战争、动物、植物等多方面。《蒙求》保存于《全唐诗》中，而《兔园册府》则已佚失，仅于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序文和第一卷的部分内容。

儒家经典方面的教材，主要是《诗》、《书》、《礼》、《易》、《春秋左氏传》等五经，所用教材为唐初孔颖达、颜师古等人编写的《五经正义》。此外，乡校学生还经常学习《论语集解》和《孝经》等。《新五代史·梁太祖本纪》载，朱温的父亲朱诚"以《五经》教授乡里"。诗赋方面的教学内容则为一些著名文学家的作品，《新唐书·陆羽传》载有陆羽幼时学文识字的艰苦情形。他因读不懂张衡《南都赋》而被老师惩罚。

唐代乡村校的广泛设置和教育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举取士的推动。乡村学校的教学内容，启蒙读物是打好识字等文化知识的基础，而经书和诗赋则是科举的考试内容。科举制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使"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学说得到了具体体现。科举可以使布衣变为卿相，使田舍郎"登天子堂"，将读书做官制度化了。苦读可以出人头地，因而即使是贫家子弟，也想尽力读书以改变情况。唐代入官学、私塾和乡村学校中就读者，多数以应举为动机。从诸多文献记载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唐代乡村教育相当普及。开元天宝之中，已有"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的情况（《通典》卷十五），也有"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的说法（孤独及《权公神道碑铭》）。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在江南一些地区，连娼妓都会吟诵他的《秦中吟》、《长恨歌》等诗作，"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而元稹《白氏长庆集》则说，他和白居易的诗当时是"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诗歌的流传与普及一方面说明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的普及程度。白居易的诗稿完成后曾读给一老妇人听，而她基本上听得懂。这些为我们了解和估价唐代教育普及程度提供了切实的史料根据。

3。留学生教育唐帝国国力鼎盛，海内富实，文化昌盛，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成为亚洲文化经济交流的中心，吸引了不少外国留学生前来学习。据《新唐书·选举志》所载，当时有日本、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吐蕃留学生入唐是在文成公主时。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九月二十一日敕："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习经业，并附国子读书。"（《唐会要》卷三十六）

在众多的来华者中，新罗是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即向唐派遣留学生（《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唐高宗时，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并在以后的三百年里，与唐朝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玄宗开元中，数入朝，又遣子弟入太学，学要术"（《新唐书·新罗传》）。新罗留学生崔致远在中国学习后还考上了进士。据《东文选》四十七崔致远《遣宿卫学生首领入朝状》分析，新罗学生在唐学习期限通常为十年。新罗学生来唐人数也因时而变，每次二人至二十人不等，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竟达二百一十六人之多。

《唐语林》（卷五）说："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就业。"

日本来华留学始于隋朝。公元630年，犬上三田为大使的第一次遣唐使带领若干名留学生、学问僧随行，揭开了日唐文化交流的初页。日本皇廷对选送留学生和学问僧极其慎重，要求必须是爱好学问、潜心研究的硕学俊彦，以便在短期内学得唐朝的学术、制度。公元645年日本历史上"大化改新"的有力推动者，就是留唐学生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和学问僧旻。

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于公元717年9月到达长安，入太学学习，后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唐朝的官吏。他留唐多年，与王维、李白等结为知己，李白的《哭晁卿衡》一诗即是描写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的。著名诗人王维，在赠给阿倍仲麻吕的诗序中说他"名成太学，官至客卿"，表明阿倍仲麻吕确实在太学学习过。

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也在太学学习过，后经唐玄宗特许跟随著名的四门助教赵玄默学习，学成回国后位至右大臣。他取汉字偏旁制订片假名，自此日本才有了正式的文字。

由于国子监有一定的学额限制，而与唐帝国交往的国家有七十余国之多，加之六学中除律学修业年限为六年外，其余均为九年，留学生留唐年限长，又无先来者学成方得以后来者接替之规定，留学生数量越积越多，国子监无法承受，所以，如果一国派遣留学生太多，往往有被退回的情况。《唐会要》卷三十六载：开成二年渤海来的十六人中，只六人获准上学，其余十人在青州就被遣回。新罗来的二百十六人中，只许七人入学，其余二百余人都被放回。可见唐政府对留学生并非来者不拒，亦不致全数勒回。

外国留学生一旦获准入学，即与中国学生享受同等待遇，衣食费用均由唐政府供给。

留学生除按规定学习有关课程外，还要学习中国诗文。温庭筠《赠渤海国王子》诗有"佳句满中华"之句，想见当时长安留学生文化生活的多采。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晁衡）、吉备真备对中国的诗文都有较深的造诣。小野篁、桔逸势、菅原道真等都以中国诗文擅长。

通过吸收留学生，加强了中外文化教育的交流，传播了中华灿烂的文化，也吸取了外来文化的营养，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宝库。我国文字中吸收的日本词汇多达八百个左右，相当部分就是通过留学生吸收的。

4。唐代学校的教材建设及其变革唐代学校的教材，因学校的级别类别性质不同而各有选择，并且前后也有变化和革新。除算学和医学属于实科性质的学校（关于它们的教材和课程设置，我们将在"实科教育"一章中详述）外，作为唐代国家学校教育的教材，主体可分述为：（1）经学教材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广文馆及地方儒学等使用的教材。

唐朝初年，战争的因素使经籍亡散，国家没有统一固定的教材。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秘书监魏征奏引学者核定四部书籍，全国各地亦纷纷收书献书，"数年之间，秘府必（毕）备"（《唐会要·经籍》）。但是，千年来，儒家经籍注说繁多，释义各异，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教材，给教育事业发展造成很大的困难。要清除思想意识领域中诸家纷争的差异，制定统一的教材是刻不容缓之举。贞观初，唐太宗命颜师古考定五经，纠正文字上的讹谬。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太宗又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樟、王恭及王琰等，汇集儒学各家注释，删繁就简，辨析义理，纠偏划一，撰成《五经义赞》一百七十卷，诏改为《五经正义》而颁行天下（《册府元龟·学校部·注释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汇集儒家经典的研究成果而综合统一的教材。但《五经正义》颁行未久，习者尚少，故贞观十四年太宗又诏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文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并前代名儒，经术可记。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疏，宜加优异，以劝后生。"（《册府元龟·学校部·注释二》）在教学过程中，《五经正义》仍有许多错讹之处。于是，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勅长孙无忌及国子监三馆博士、宏文学士等，重新加以审定，"至四年，改毕进上，诏颁天下，令国子监各学、州县经学及天下习儒者共习之"（《册府元龟·学校部·刊校》），明经科考试亦以此为衡量标准和依据。唐玄宗开元时，置丽正书院（后改为集贤院），集四部书。同时，儒学十二经的教材有了统一的规定，去掉了一些注疏，专以《五经正义》为教学范本。《大唐六典》二十一《国子监》载："《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注；三礼、《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公羊》，何休注；《榖梁》，范甯注；《论语》，郑玄、何晏注；《孝经》、《老子》并开元御注。"此后，唐代儒学教育均以此作为法定教材。

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政治和经济受到极大破坏，教育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影响和波及，经籍亡散，教无所依，材非一统，经典不正，取舍莫准。为振兴教育事业，唐代宗于大历十年（公元775年）六月，诏国子监官员勘校经本，由国子司业张参等，辨齐鲁之音，考古今文字，详定五经，书于国子监讲堂的东西厢墙壁上，作为儒经教学的凭依（《金石萃编·五经文学序列》）。唐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年），国子祭酒齐皞、司业韦公肃令国子监内善书法者，将张参所定五经缮写于坚本之上，悬于论堂墙壁，礼部郎中刘禹锡为作记（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论》）。太和七年（公元833年）末，宰相兼国子祭酒郑覃奏设置五经博士。九年（公元835年）又因国事衰微，教育不振，典籍散乱，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旧唐书·郑覃传》），并引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况宗等，校定九经文字，于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冬立石经一百六十卷于国子监，加上《孝经》、《论经》、《尔雅》，合十二经。但此时的十二经及所采用的教材注释与《大唐六典》的记载相比，已有了一些变化（《金石萃编·五经文学序列》）：《周易》九卷，王弼注上经下传共二卷，韩康伯注系辞说卦共二卷；《尚书》十三卷，孔氏传并序；《毛诗》甘卷，郑玄笺；《周礼》十一卷，郑玄注；《仪礼》十七卷，郑玄注；《春秋左氏传》卅册，杜预集解并序；《公羊传》十二卷，何休注；《榖梁传》十二卷，范甯集解；《孝经》一卷，唐玄宗御注；《论语》十卷，何晏集解；《尔雅》三卷，郭璞注；《月令》一卷，李林甫等注。同《大唐六典》相比较，《周易》去掉郑玄注而加上韩康伯注；习《礼记》者，还须加《月令》一卷；《左传》只保留杜预的注疏；《论语》去掉郑玄注，留何晏集解；去《老子》而代之以《尔雅》。

中央及地方学校的教师，以《五经正义》为正式的国家儒学教材，但博士、助教和学士、直学士们并不是仅以此为单轨式的教读，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当时的鸿师硕儒，除对规定的经典注疏有赅详的了解和掌握外，在教学工作中还阐发自己的心得、见解，并著书立说，形成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双轨形式。如唐高祖武德初，徐文远为国子博士，撰《左传义疏》六十卷。陆德明为国子博士，撰《老子疏》十卷、《庄子疏》、《周易疏》各十五卷（《旧唐书·经籍志》上）。据《册府元龟》六○六《学校部·注释》二记载，我们试将儒师们所撰写的教学讲义及研究成果汇列如下：《周易》：《周易正义》十四卷，孔颖达撰。《周易文句义疏》廿四卷，陆德明撰。《周易文外大义》二卷，陆德明撰。《周易新注本义》十四卷，薛仁贵撰。《周易大衍论》三卷，唐玄宗御撰。《周易注》十卷，王玄度撰。《周易开题论序疏》十卷，梁蕃撰。《周易文句义疏》廿卷、《周易释序义》三卷，梁蕃撰。

《尚书》：《尚书纠缪》十卷，王玄感撰。《尚书正义》廿卷，孔颖达撰。《尚书义疏》廿卷，刘燎撰。《尚书注》，王玄度撰。

《毛诗》：《毛诗正义》卅卷，孔颖达撰。《毛诗纂义》十卷，许叔牙撰。《毛诗注》，王玄度撰。

《周礼》：《周礼义决》三卷，王玄度撰。《三礼要记》卅卷，韦叔夏撰。《三礼图》十二卷，张谥撰。

《礼记》、《春秋》：《礼记正义》七十卷，孔颖达撰。《礼记绳衍》卅卷，王玄度撰。《春秋振滞》廿卷，王玄感撰。《三传异同》三卷，冯伉撰。《春秋三传总例》廿卷，韦表微撰。《春秋正义》卅卷，孔颖达撰。《春秋公羊违义》三卷，刘晏撰，刘晏注。《左传义疏》六十卷，徐文远撰。《孝经》：《孝经注》一卷，玄宗御撰。《孝经疏》三卷，元行冲撰。

《孝经注》，王玄感撰。

其他教材：《史记注》，王玄感撰。《汉书注》，王玄感撰。《文选注》十卷，李善撰。

《大唐六典》规定，《论语》也是唐代学生学习的教材。敦煌遗书中有许多关于《论语》的教材。台湾《敦煌丛刊初集》2《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斯坦历劫经录》3745《论语》残卷末记："咸通三年。。学生张文■书。"又同集《斯坦因劫经录》2716《论语》残卷末题："大中九年（公元855年）三月廿二日斈生俞再晟写记。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四月十二日童子俞文进书。""斈"是"学"字的俗字，《宋景文笔记》中卷记："后魏，北齐时，里俗作伪字最多，如巧言为辩，文子为学之比，隋有抑■，以巩易巧矣"。日本那波利贞博士考证，从北魏起，敦煌地区便有造字的习惯，张文■（辩）、俞再晟等都是沙州州学的学生。因而可以肯定，《论语》不仅是中央经学，而且也是地方州县经学的教材。

此外，唐代还有两项对儒经的音训，解释工作，有助于学生的学习，也影响以后的教学。

一是张参撰《五经文字》。张参在《五经文字序》中说："今制，国子监置学书博士，立《说文》、石经、《字林》之学，举其文人，岁登卜之，亦古之小学也。自顷考功，礼部课试贡举，务于取人之急，许以所习为通，人苟趋便，不求当否。字失六书，犹为壹事，《五经》本文，荡而无守。"由于这种情况，张参命孝廉生颜传经收集疑文互体，受法师儒，以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为三卷。他编订这本书的根据，如他所说："《说文》体包古今，先得六书之要。有不备者，求之《字林》。其或古体难明，众情惊懵者，则以石经之佘比例为助。石经湮没，所存者寡，通以经典及《释文》相承隶省，引而伸之，不敢专也。"（钱穆《国学概论》上《登科记考》卷十一）这本书开始写在太学孔庙墙壁上，太和间改用木版，后又改为石刻。北周时雕印成书。这本书对《五经》文字的源流和正音，做了考订统一的工作，对学生学习《五经》有帮助。

二是啖助、陆淳等人倾向于弃传求经的学风。啖助撰《春秋统例》和《春秋集传》，认为《左传》叙事虽多，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非左丘明所著，也非一个人所为。《公》、《榖》空言说经，啖助反谓《左传》"不如《公》、《榖》之于经为密"。陆淳收集啖助所著书。为《春秋集注纂例》。他们师生不为旧说所拘，连三传也任意驳诘，更不要说照注义推演的《正义》。《新唐书》的作者说啖助"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肊决"，"徒今后生穿凿诡辩，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新唐书·儒学列传》下、《登科记考》卷十一）他们不顾经学家法和朝廷功令，独抒己见，虽不合汉学规矩，却为宋学开风气之先。汉学体系由此渐转入宋学体系。这对以后宋代的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唐文宗时，郑覃判国子祭酒，曾以经籍刓\谬。博士陋浅不能正，建言："愿与钜学鸿生共力雠刊，准汉旧事，镂太学，示万世法"（《新唐书·郑覃传》）。从之，于是将十二部经书，刻在一百一十四块碑石上，共六十五万多字，名曰"开成石经"，也是被广泛使用的可信教材。

（2）专业教材（不包括实科学校教材）主要是律学、书学和崇玄学律学，《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成熟的法典，也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汉代引《春秋》经义断狱，到了魏晋时代逐渐把儒家的礼引入法律。经过隋朝到唐初，儒家的礼成为国家立法的重要思想原则。用法强制推行儒家伦理学说，又以儒家伦理学说来保证法制的施行，是唐代法律的重要特征。法与礼的紧密结合，广泛加强了唐代法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唐王朝很重视法的教育，设立了律学，并设明法科考试。在律学中以律令为专业，兼习格式。律、令、格、式是法制文书的主体，范围极广，几乎涉及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百姓的户籍婚丧，都有详密的规范。据《新唐书·刑法志序》："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新唐书·刑法志》）据《唐六典》卷六称："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律与令的关系是：律具有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令是诏令中选取长久可行者著为定令。格和式的关系是：格主要是禁人违反的条例，式是要人遵守的章程。

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四年（公元653年）颁布《新律疏》三十卷。唐律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宋、元、明、清法律的楷模。令、格、式多已亡佚，保存在《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书中的令、格、式，大多已不是完整的原貌。近年来，敦煌莫高窟藏经楼出现的敦煌文书，保存了唐公式令、唐神龙刑部散颂格、唐开元水部式等，虽然都有残缺，但使我们看到了唐令、格、式的大致原貌。它们提供了作为律学教材的有关唐官制、法制以及有关唐水利灌溉多方面的文献。

书学的教材，《大唐六典》及唐代其它一些典籍规定甚为详明：《说文解字》十五卷，许慎撰；《字林》十卷，吕忱撰；《石经三体书》等。《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记载，唐代文字学教科书，除《说文》、《字林》和《石经三体书》外，还有《字统》廿卷，杨承庆撰；《字海》一百卷，大圣天后撰；《文字释训》卅卷，释宝志撰；《括字苑》十三卷，冯翰撰。李唐皇室因老子姓李而攀比附骥，故尊崇道教。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唐玄宗设立道教学校，中央道学称为崇玄学，地方道学则称为通道学，其教材皆为道家经典：《道德经》、《庄子》、《文子》和《列子》（《册府元龟·贡举部·考试》）。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五月，中书门下省奏请改《庄子》为《南华经》，《文子》为《通元（玄）经》，《列子》为《冲虚经》，同时，又准二月制，以《庚桑子》为《洞灵真经》，但是，《洞灵真经》世间少本，即使是道士也很少有习者，故不久即暂停（《唐会要·崇元馆》）。

实科教育首起于隋，大兴于唐。医学、算学作为实科教育的中坚而并入国家教育体系（后详）。

（3）蒙学教材唐代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急就章》（史猷撰）、《文选》（梁昭明太子撰）、《开蒙要训》（马仁寿撰）、《千字文》（钟繇撰，李暹注，周兴嗣次韵）、《兔园册府》卅卷（杜嗣先撰）、《文场秀》（孟宪子撰），以及《蒙求》、《武王家训》、《太公家训》、《弁才家教》和《秦妇吟》、《王梵志诗集》等。这些教材之为唐代儿童教科书，已由刘复《敦煌掇琐》、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作出证实。

《急就章》作为传统的蒙学教材，得到颜师古的注释订正。颜师古在《急就章注》的自序中叙述了当时《急就章》的讲授情况。他说："时代迁革，亟经丧乱，传写湮讹，避讳改易，渐就芜舛，莫能厘正，少者缺而不备，多者妄有增益，人有己私，流宕忘返。至如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既无良师，祗增僻谬。若夫缙绅秀彦，膏粱子弟，谓之鄙俚，耻于窥涉。逐使博闻之说，废而弗明，备物之方，于兹寝滞。"（谢启昆：《小学考》）这是说当时的《急就章》，由于种种原因，错误很多，穷孩子读它，以讹传讹，富贵人家的子弟认为它"鄙俚"，不去问津。于是使这本蒙学教材"废而弗明"。颜师古的父亲颜思鲁曾想订正注释，未及成而死。颜师古根据皇象、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等所书篇章，详加审核，凡三十二章。又感到崔浩、刘芳所注不能使人满意，于是"据经籍遗文，先达旧旨"为之解训。颜师古对于《急就章》的订正是有功的。

李白五岁发蒙，他说："五岁诵《六甲》"（《上安州裴长史书》）。

《六甲》即六十甲子，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蒙求》为唐李瀚撰，有人认为是后晋翰林学士李翰，故有五代成书说。宋人王栐《燕翼贻谋录》中记宋太平兴国初有右拾遗李翰，故亦有宋初成书说。日本那波利贞博士认为，从《蒙求》之首的唐饶州刺史李良《荐蒙求表》中，可以确定李翰为盛唐到中唐初期人，官任信州司马仓曹参军。由此可知，《蒙求》从中唐以后，直到北宋初年，均作为童稚教材而广泛使用于全国各地。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称该书"纂经传善恶事实，类者两两相比，为韵语，取蒙卦"童蒙求我"之义名其书，盖以教学童云。"该书的例句如"王戎简要，裴楷清通。谢安高洁，王导公忠。伊尹负鼎，宁戚叩角。龚遂劝农，文翁兴学。"现存本共二千三百八十四字。《太公家教》（唐李习之文集）说："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载言书》）。宋王明清《玉照新志》谓该书极浅陋鄙俚，"当是有唐村落间老校书为之"。《续传灯录·法戒禅师》称："恰似三家村里教书郎，未念得一本《太公家教》，便道文章赛过李白杜甫。"可见这是唐代一本比较流行的蒙学教材。书中例句如"太公未遇，钓鱼渭水；相如未达，卖卜于市。"金元时颇流行于北方少数民族中。元人曾译为蒙古文，清初曾译为满文，光绪时，敦煌石窟发现古写本一卷。《兔园册府》一书，据王应麟《困学纪闻》十四载，乃"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冯道《兔园册府》谓此也。"从唐初到五代，《兔园册府》一直是儿童的启蒙课本，《新五代史·刘岳传》云："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冯）道日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山》尔。"《兔园册》者，乡校俚儒田夫牧子所诵也。故岳举以谓道"。可见，《兔园册府》不仅是唐代重要的儿童教材，而且其被读诵之广，涵盖了贵族和平民在内的广泛的社会阶层。《宋史·艺文志》作《兔园策》十卷。敦煌有唐贞观写本《兔园策府》残卷和杜嗣先序。

自晚唐以后，常用咏史七言绝句作为训蒙课本。唐胡曾的《咏史诗》，虽然寄兴颇浅，格调不高，还盛行了几百年，刻本很多，这本书于唐咸通年间由邵阳一位老书生陈盖首为作注。陈盖与胡曾同时同里，胡曾可能是当时的一位农村老塾师。

经过识字教育以后，接着就是读《论语》、《孝经》。穆宗问薛放治经何先，薛放说："《论语》，《六经》之菁华；《孝经》，人伦之本。"（《新唐书·薛放列传》）杜甫在诗作《最能行》中说："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杜工部诗集》卷六）唐太宗向举孝廉的人问《孝经》，对方答不出来，太宗不高兴，以后再不举了。可见《孝经》是当时的必读教材。孔颖达撰《孝经章句》，唐玄宗也注《孝经》，元澹为疏，立于学官。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令天下每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明申劝课。

（4）唐代文学与唐代教材唐代教材与唐代文学的繁荣和改革关系很密切，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以诗取士与唐诗的兴盛。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名家辈出，风格多样。诗歌繁荣的原因不止一端，但是统治者提倡，以诗取士，是一个重要原因。高宗时，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建议进士科试杂文，即试诗赋辞章。《唐会要》说："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虽暂改更，旋即仍旧。"（《唐会要》卷七六，《进士》）常兖为相时，"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旧唐书》卷一一九，《崔祐甫传》）严羽说："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严羽：《沧浪诗话·诗评》）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唐以诗取士，钱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诗人多。"爵禄所劝，风行草偃，诗歌成为文人得官取禄的正路，与后来明清两代的制艺相同，已成为当时青年的必修科目。扬绾在《论贡举疏》中说："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传文，不越诸家之集。"（《旧唐书·杨绾传》）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予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白居易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白居易集》卷四十五，《与元九书》）唐宣宗挽白居易的诗中有这样两句："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白诗的流行是相当普遍的。学童幼而读诗，长而考诗。这种考诗的制度和提倡作诗的风气，对加强诗歌技巧训练，普及诗歌起了重要作用。《全唐诗·序》说："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从幼年起就注意诗歌技巧的普遍训练，是诗歌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显然，唐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是同当时以诗取士，以诗歌作为教材分不开的。

第二，教材与古文运动的勃兴。唐代初期，有萧款士、元结、梁肃、柳冕等人提倡文章的古体。柳冕指出文学衰弊的原因，是由于"六艺之不兴，教化之不明"。他把文学与儒道合而为一。这种理论，由韩愈来发扬光大。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旗手，他主张文学为载道之器。他的学术思想是尊儒排佛，文学主张是反骈重散。他在《进学解》中向学生介绍主要教材时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技于百家之编"；"上规姚姒，诨浑天涯，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他把《五经》，子、史之书列为自己的必读书和文学典范，也就是他开展古文运动所用的教材。

柳宗元是韩愈古文运动的有力支持者、宣传者。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谈了他对文学的主张和他经常使用的教科书。他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浩，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他认为一方面要在儒家典籍里求圣人之道，同时要参读于史诗赋以求其文辞。这也就是柳宗元教学生学习古文所读的教材。

由此可见，中唐古文运动的勃兴，除了其根本原因应归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以外，韩、柳等人采用这些教学内容，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三，《文选》作为教材的影响。《文选》是我国文学史上编选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由南朝梁昭明太子编撰，又称《昭明文选》。人们能从中读到六朝以前各家的优秀作品，因此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重视。曹宪始以《文选》授诸生，魏模、公孙罗、李善相继传授，于是其学大兴。李善为《文选注》，居汴郢间讲授，诸生自远而至，传其业。从此，对《文选》的注释与研究，便发展成一项专门学问--文选学。唐文上家家有《文选》，像李德裕自称家不蓄《文选》，那是绝少的例外。唐代流行这样的话："《文选》烂，秀才半"，可见《文选》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它对唐代科举，尤其是对进士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李善在《上文选注》中说："后进英髦，咸资準的。"杜甫也说："少精《文选》理"。日本学者梁川星岩在《论诗示王香》中说："一部杜诗君试阅，尽从《文选》理中来。"这反映了日本学者对唐代诗学与汉魏六朝文学相互关系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5）唐代教材在国外的传播唐代学术对日本影响深远。在教育制度方面，日本元明皇帝时，仿唐制设大学寮，并在大学寮中讲授儒学经典。吉备真备自长安回国后即亲自传授，令学生四百人习《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与真备约略同时的膳大丘，于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入唐留学，专攻儒术，"问先圣之遗风，览胶庠之余烈"。他在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成为大学助教和博士，继续传播儒学，并建议从唐制尊孔子为文宣王，是为日本尊孔之始。伊豫部家守在光仁朝隋遣唐使来长安，习经学和《切韵》、《说文》、《字林》，返日本后在大学讲授《左传》、《公羊》、《榖梁》三传。《公羊》、《榖梁》之学由此传入日本。

除经学外，中国的文学也传入日本。《文选》作为教材，在日本传播很广，它帮助日本知识分子学习汉文学知识，培养文学意识，并作为学习写作的范本，使得文士们多在骈俪对偶方面下功夫。白居易的诗文在日本也负盛名。著名儒官林春斋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文选》行于本朝久矣。嵯峨帝御宇，《白氏文集》全部始传来本朝，诗人无不效《文选》、《白氏》者。"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说："教之之法有《周易》、《尚书》、《周礼》、《仪礼》、《毛诗》、《春秋左氏传》等。《孝经》、《论语》则令学者兼习。此外有算学，有书学，有律学，有音学，有天文阴阳历医等学。"奈良朝于大学寮外，专设典药寮，设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传授诸生。医科习《本草》、《甲乙脉经》；针科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赤神鸟针》等。所订制度基本上与唐朝相同。

在蒙学教材方面，唐李瀚的《蒙求》、胡鲁的《咏史诗》都盛行于日本。这两种书与梁周兴嗣的《千字文》合刻，作为儿童课本。

唐代，中国经史学在新罗传布尤广。公元788年，新罗设读书出身科，考试书籍有《左传》、《礼记》、《文选》、《孝经》。博通《五经》、《三史》和诸子百家者破格擢用。新罗设国学，以经史及《文选》教授，不断出现擅长汉文的名家。新罗士人还爱读白居易的诗和张。。的文章。蒙学教材《太公尚书》由中国《太家教》翻译而成，用到1684年，才由新课本代替。

中国的数学成就也在唐代传入新罗。新罗国学设算学科，教授《缀经》、《三开》、《九章》、《六章》。《三开》、《文章》等中国数学书并由新罗传入日本。新罗神文王时，置医学博士，以《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旺堂经》、《难经》传授学生，制度全仿唐朝。

唐代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传到国外，说明当时的中国文化在亚洲诸国中是比较高的，也说明唐代国力强盛，经济发展，国家的政治制度比较完备，因而在学术、文化、教育等方面，出就为外国所取法了。

（6）唐代教材建设和改革的特点教材选择的整体性。随着时间的推演，近千年来，儒经注释繁杂，众说纷纭。颜师古、孔颖达的取舍标准有二：一是综汇百家之言，以流传较广，时间范围较大，较切合经义的注释家言为基本，揉以观点相近的注释，认真辨析义理，统而线一，如《五经正义》。二是在《五经正义》之外，取距唐较近的南北朝，隋朝的注释家言为辅助性教材，既统一了教育思想，又涵顾了学术上的兼容，为儒家思想的整体化创造了条件。

唐代儿童教材的选择和编纂遵循儿童身心发展有其年龄段的特点。儿童教材大都文字浅显，流畅通顺，采用简短、整齐的韵语，或使用对偶、排比句，读之朗朗上口，便于儿童记忆和理解，而且，寓忠孝节悌等伦理道德于故事之中，适合于儿童生理及心理特点，既能使学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又照顾到通俗性和趣味性，故而为社会广泛采用。

总括上述，唐代经过上百年的艰苦努力，官学教育制度已相当完备，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水平，在我国和世界学校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第一，等级制的强化。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入学资格都有严格规定，这种规定不是根据学生的年龄和文化程度，而是按照身份和地位。在唐代的学校中，弘文馆和崇文馆是贵族学校，国子监是公侯学校，太学是卿大夫学校，四门学、律、书、算学及地方州县为下级官员子弟学校。汉代以来，历朝统治者都重儒学而轻方技，医学、兽医及天文、历法、占卜等学的学生来源只能是庶民子弟。弘文、崇文学生门荫条件优越，仕进多途；国子监学生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希望亦很大；职业教育诸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则大都从事所学专业方面工作，仕进缓慢。作为一种制度，什么品级的官员子弟入什么等级的学校，有着严格的界限规定，这是保证其贵族化教育的有效手段。唐代世家大族的特权地位虽然早已丧失，在社会集团和经济群体的意义上已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但作为一种涵濡甚深的社会观念，贵家士族仍是唐朝前期社会风气之所尚。因此，唐代教育的等级性，也表现着当时的社会意识。

第二，儒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不仅种类多，学额多，而且上下贯通，体系完整。教师、学生的待遇和学校设备也比较优厚和完善。第三，教育体制的系统化。其一是形成了完善的教育管理制度。唐代教育管理制度是贯彻统治阶级教育方针、教育目的的坚实手段。其中，黜罚制度保证教育过程正常进行；招生制度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孝经》、《论语》等是每个学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种以儒经学习为主导的教育方针，浸渍着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算学、律学、书学、医学、以及天文、历法、兽医等的学习，则是为了向社会输送各种各样的人才。其二是建立了上下梯进，主辅分职，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完善的学校体系。唐以前的国家教育机制，虽从汉代起就分中央和地方两级，但二者均为独立教育单位，没有层次间的递阶和主从性关联。唐代国家教育机制亦可分中央和地方两大教育层次，但二者有着息息相通的关联。里学和乡学是国家教育的基础发蒙；县学和州学是中级教育层次；中央学校则属高等教育。初级学校的毕业生升入州县学校，中级学校的业成者或参加科举考试，或入国子监学深造，以完成教育的全过程。因此，一般来说，低级官员子孙，中、小地主及部分农民了弟均沿着乡学--州（县）学--国子监阶梯接受教育。儒学教育是唐代教育机制的主要内容，其它教育系统则是辅从教育。儒学教育有着从中央到地方的连贯性。国子监、贵族学校是中央教育的核心，州县经学既是地方教育的核心，也是中央儒学教育的下接续。律、书、算学、太医署、崇玄学及地方医学则是辅从的外沿教育。这种连贯型的主辅教育体系是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特点之一，反映了以儒学为主导的思想精神与社会生活所需的结合。

职业教育是唐代兴起的新型教育，包括卜筮、兽医、天文、历法、漏刻等专业。太仆寺和司天台是政府事务性部门，唐前各朝均未招收学生，因而，兽医和天文术等只在民间流传，师承关系十分严格。在职业教育体系中，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大都是贫苦人家子弟，他们在所隶属的官衙中边学习，边实践，业成后有的就地参加工作，有的则分配到对口部门。

第四，专业教育开始确立，不仅设立了文科性质的专业学校，如律学、书学，而且设立了实科性质的专业学校，如算学、天文历学和医学等。

第五，学校形式多样化。除教育行政直属系统之外，在某些行政部门，如太乐署、太仆寺、太医署、太仆署、司天台等，亦设博士，招收学生，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工作，进行职业训练，把教育、研究和行政三者结合起来。

第六，唐代地方学校教育制度也较前代更为周详。按府县人口多少分为等级，规定教师和学生的名额。一直到乡里均设学校。

第七，思想政治教育的确立。在中国封建教育史上，唐代是第一个统一道德教育的王朝，无论是教育制度还是科举制度，均设有道德教育课程和考试科目。有唐一代，《孝经》和《论经》是儒家思想教育的基本内容。唐高宗时，武后建议天下参加科举考试者都要修习《老子》，从而使道家经典也进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唐代国家通过政治教育等方式，力图使儒家伦理思想成为全社会的行为指南。

（三）战乱中衰微的五代学校进入五代，学校教育及科举之制多袭隋唐旧制，但因为战乱多，时间短（公元907-960年），统治者虽有心发展教育，在人力和财力上均有很大困难。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即后梁建国之初的第三年，国子监便上奏朝廷要求修建文宣王庙，并请从官吏俸钱中每贯抽取十五文，充做经费。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928年），国子祭酒崔协因经费匮乏，奏请国子监每年只置监生二百员，入学者还要通过考试。但监生并不认真学习，只是挂名候选混资历。同一时期，曾颁诸道州府各置州学之令。二年后，国子监又奏，补国子监生者按旧例入学时应交束脩二千钱，及第后再要交光学钱一千。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保证，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教育的发展自然受到许多不利的影响。十国中，南唐升元二年（公元938年）冬十月丙子，立太帝，命删定礼乐（陆游《南唐书》），南汉乾亨四年（公元920年）春三月，从兵部侍郎杨洞潜之请，始立学校。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故事。因为五代的统治者大多是唐代的文武官吏，对旧朝的文教政策和学校制度均已熟悉，所以五个朝代虽递嬗相或如走马灯一般，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基本上都能很快建立起来，在当时起到一定的作用。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始以大梁（开封）天福普利禅院营建国子监，置学舍，这就是后来宋的国子监所在之地。

（四）隋唐五代的私学隋未官学不兴，再加上政治腐败和战乱频仍，许多儒士转入乡间山林进行私家讲学。王通就曾在家里开馆授徒，为唐代开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王通的哥哥王绩，隋末亦称大儒，聚徒河、汾间，仿古作《六经》，又作《中说》，并以此教授学生（《旧唐书·王绩传》）。

唐代私学状况如何？近人邓之诚说：唐时"学校为官所立，私人不得设立。"（《中华二千年史》卷三第116　页）其依据为《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考七》所载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五月敕："不得辄使诸百姓任立私学"。仔细通读此敕可知，"不得辄使"四字当属上句，而"诸"字，经查《唐会要》卷三五《学校》所载同敕系"许"字之误。这样，此敕应为："许百姓任立私学"。情况大致是：开元二十一年以前，政府对于私学的设立有所限制，以后则不作任何限制。可见，唐朝政府并非一直禁止设立私学。相反，唐代私学倒是十分兴盛。办私学的有在职官吏和无意仕宦的及政治上失意的儒士，也有借此换取斗箐之资的知识分子。他们精于经学，通晓文史，在地方上被奉为名师大儒，自行在民间聚徒讲学。

唐代对私学的政策客观上也鼓励了私学的发展，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中唐以后，由于官学衰微，私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压倒官学之势。私立学校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民间私家讲授有些名流学者，涉猎经史，不交世务，创立了儒宫，开设学馆，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如"张士衡，仕隋为余杭令，以老还家，大业兵起，诸儒废学，唐兴，士衡复讲教乡里。"（《新唐书·儒学传》）又如窦常"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登进士第，居乡陵之杨柳。结庐种树，不求苟进，以讲学著书为事，凡二十年不出。"（《旧唐书·窦群传》）再如李德裕"以器业自负，特达不群。好著书为文，奖善疾恶。虽位极台辅，读书不辍。。东都于伊阙南置平泉别墅，清流翠筝，树石幽奇，初未仕时，讲学其中。"（《旧唐书·李德裕传》）"王恭，每于乡里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数百人。"（《旧唐书》本传）贞元年间，胡珦在献陵市"置田宅，务种树为业，教授弟子。"（《韩昌黎集》卷三十，《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

唐代不少名儒显宦幼时就是在这种学校接受启蒙教育的。如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自称少时不敢去上太学，只得就学于"乡间私塾"。又如马怀素"寓居江都，少事师李善。家贫无灯烛，尽採薪苏，夜燃读，遂博览经史，善属文。举进士，又应科举，登文学优瞻科，拜郿尉，四迁左台监察御史。"（《旧唐书·马怀素传》）再如窦群"学《春秋》于啖助之门人卢庇者，著书三十四卷，号《史记名臣疏》。"（《旧唐书·刘太真传》）

家学是私学的一种重要形式，不少人从"庭训"、"家学渊源"中得到教育。

一些名士，也都担任过私学教师。

贞观初，著名训诂学家颜师古在得到太宗赏识前，"屡甚，资教授为生"。与颜师古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在入仕前也以宿儒开门授业（《新唐书·儒学列传》）。

扬州的曹宪在隋时已聚徒讲学，学生常数百人，当时公卿以下官员都曾向曹宪学习。隋亡后，曹宪继续在扬州办私学，唐太宗曾打算征其为弘文馆学士，但因为他年纪大了，不能出来，遣使就家拜为大夫，对之极其尊重。此外还有善文达、张士衡、啖助、李邕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私学授学的名儒，培养了不少名人。

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唐太宗、高宗都曾召见过，并要授他官职，他"固辞不受"，"辞疾请归"。当时知名之士宋金文、孟洗、卢照邻等都执师之礼焉。

2。山林讲学山林讲学的风气从东汉以来就已存在，但兴盛则是唐中叶以后的事情。

如："阳城隐于中条山，远近慕其德行，皆从之学。"（《旧唐书·隐逸传》）、庐鸿庐于嵩山，玄宗征拜谏议下大夫，"固辞，许还山，官为营草堂，鸿到山中，广学庐，聚徒至五百人。"（《新唐书·隐逸传》）贞观初年，退隐白鹿山的马嘉运，少为沙门，还治儒学，长议论，退隐后，"诸方来授业至千人"。孙思邈也曾长期隐居太白山。

有人统计，唐代山林讲学，主要分布在终南、华山及长安南郊区，嵩山及其近区诸山，中条山、太行山，泰山及其近区诸山，庐山，衡山，罗浮山，四川诸山，九华山，浙江诸山，福建诸山（严耕望《唐史研究论稿》）。名儒讲学山林与士子就学山林的主要原因，除了以上均为南北东西名山，交通便利，人文繁盛，对士子颇有吸引力外，还因为唐中叶以后科举考试资格逐渐放宽，贫民寒士也可以参加，而居家多缺少必备典籍，不少名山中则藏有丰富的典籍，易于学习。

3。寺院讲学唐代佛教兴盛。张籍《送朱庆余及弟归越》诗云"有寺山皆通"，可为佐证。僧徒中亦多第一流学者，不仅精通佛典，亦精通经史，不少官吏、名士都乐于与僧侣交游。许多寺院设有义学院，有丰富的藏书，吸引了不少士子前往就学，促进了寺院教育的发达。

《旧唐书》裴休传："家事奉佛，休尤深于佛典，太原风翔过名山，多僧寺，视事之隙，游践山村，与义学僧讲佛理。"朝官视事之余还入寺与僧人讲求佛理，可见当时的风气。

日本人那波利贞考证，甘肃敦煌佛寺中，设有寺塾，并断言："寺塾所教所学为普通教育，非佛家教育，此种情形非当敦煌一地之特殊现象，而可视为大唐天下各州之共同现象。"近代发现的敦煌千佛洞藏书中，除一部分是佛典外，还有相当的经史子籍书，这也可以说明，寺院教育，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为普通教育。

据记载，《白氏长庆集》共有五本，其中三本藏于寺院--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解库楼（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后序》）。可见寺院藏书范围是十分宽泛的。

一些寺院还传授实用医学知识。据记载，著名历算天文家嵩山僧一行，"寻该算术，不下数千里，知名者往询焉，未至天台山国清寺。"在国清寺他看到院僧聚徒讲授算术，即向院僧求得算法而归（《旧唐书·一行传》及《佛祖历代通载》）。

据《医学总纲》记载，吐蕃医师老玉脱云丹贡布率弟子往五台山求学，受到僧人的热情接待，最后携《体腔内部洞察法》等医书而归。

唐政府对私学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官学与私学教材相对一致，官私学学生学成后均可经过考试予以承认，成为国家的工作人员，这使得私学在唐代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十分突出。初唐和盛唐时期，它是官学的补充形式，中晚唐以后，在官学衰败的情况下，它起着继承、沿续的作用。官私学的诸种传播方式混杂在一起，交互影响，构成了唐代教育的完整面目。

五代战乱时期，官学不兴，私学是最好的补充。在民间，私人传习、聚书讲学和家庭教育很有生命力，仅从《旧五代史》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民间研读经书，习学儒术的实例。后唐张宪从小就喜儒学，励志横经，不舍昼夜，尽通诸经，尤精《左传》。长成后与马郁、王缄等燕中名士交游，其"沉静寡欲，喜聚图书，家书五千卷，视事之余，手自校刊。"贾馥，家聚书三千卷，手自校刊，以鸿胪卿致仕，退休后结茅于家乡，一边耕牧，一边教育儿孙，自得其乐。后晋张希崇从小通《左氏春秋》，刘晞从小以儒学称于乡里。京兆人郑玄素曾因战乱避难在鹤鸣峰下，汇萃古书千卷，采薇蕨而弘诵自若，善谈名理。梁朝人罗绍威"工笔札，晓音律。性复精悍明敏。服膺儒术，明达吏理。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颇有情致。"范阳人窦禹钧"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无所供需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到后汉时，有郭忠恕，七岁童子及第，精通文学，尤工篆隶、子史。龙敏，少学为儒。张允，幼学为儒，后仕本州为参军。后周时，和凝，幼而聪敏，少好学，书一览著咸达其大义。年十七即举明经的司徒诩，少好读书，通《五经》大义。翟光邺"好聚书，重儒者，虚斋议论，唯求理道。"张沆"少力学，攻词赋登进士第"，虽久居禄位，家无余财，只有图书。沈遘"幼孤，以苦学为志，弱冠登进士第"，为人谦和，每有文士投奔，必择其贤者而加以推荐，故当时后进之士之归焉。

五代时期家学对于地方教育的保持和发展更有意义。范阳人窦禹钧，"诸子进士及第，义风家法，为一时标表。"（《范文正公文集·窦谏议录》）江州陈氏，长幼七百口，上下雍睦。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优胜皆资焉（文莹《湘山野录》）。由此可见，整个五代的尊经崇儒之风在民间还是颇有影响的，由此形成了儒学发展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基础，虽官学不兴，但一遇时机便可迅速发展。

（五）唐末五代的书院1。官立书院：集贤殿书院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最早的是集贤殿书院。它是官立书院，主要职能是为政府修书。据《新唐书·百官志》和《唐六典》载，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收集天下典籍，在乾元殿整理，设各种专职整理和管理人员。六年（公元718年），乾元殿更号丽正修书院，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并于光顺门外亦设一丽正修书院。十三年（公元725年）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两所丽正修书院均改为集贤殿书院。

集贤殿书院职责分明。据《唐六典》载：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管等。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辩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时，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述而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考察功绩）于外。"以上所引表明，集贤殿书院主要是一个刊辑编定经典，帮助帝王了解经典史籍的官方学术机构。所以袁枚《随园随笔》云："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肆业之所也。"但是，如果据此认为集贤殿书院，甚至进而认为唐代所有书院都没有教学活动，那就是非常片面了。根据各方面的材料来看，唐代集贤书院除了具有收藏整理图书、荟萃才俊、纂辑著述、侍讲顾问等职能外，还兼有聚徒设教的职能，有其特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书院从其名称诞生的早期便与教学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其一，从集贤殿书院的工作性质来看：集贤殿书院藏书总数达八九万卷，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它同时又是当时中央最庞大的文人贤才荟萃之所，兼有国家图书馆和研究院的性质，并编修著译了《唐六典》、《开元大衍历》、《初学记》、《大唐开元礼》等二十多种著作，内容涉及经学、史学、目录学、典章制度、音乐、历法、类书、佛道、文选学、文集等门类。其中有不少是卷帙浩繁的典籍，编纂，校刊，抄写的工作量非常大，单靠学士与直学士若干人和修撰、校理官数人是难以胜任的，还需要一些助手，这其中就有"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书直及写御书，是"开元五年十二月，敕于秘书省、昭文馆兼广召诸色能书者充，皆亲经御简。后又取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以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至十九年（公元731年），敕有官者为直院也。"（《唐六典》卷九《中书省》）可见，书直与写御书的身份，与秘书省"职同流外"（《唐六典》卷十《秘书省》）的楷书手不同，也与其它官府中身为胥吏的书令史等不同，他们最初在乾元殿书院成立时，是从秘书省、昭书馆（即弘文馆）和其他工于书法者中召集而来，并经过"御简"，即经唐玄宗或其他中央最高统治者简选而来的。集贤殿书院成立之后，书直和写御书则选取前资官、常选人员、三卫、散官及五品以上官员之子孙充当。其身份与弘文馆的学生类似，也与入学条件为五品以上子孙的太学生有点类似。他们也属于甄叙参选、入仕为官的对象。由于"直书"，"御书手"他们抄写的是皇朝重要典籍，仅书法优美还不够，还须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掌握必备的文史知识，才不至于在校理抄写典籍的过程中出差错。这样，这些学士、直学士和修撰宫等在组织众多的书直和写御书参与整理，抄写图书的过程中，必定要传授、讲解一些有关典籍整理、校刊和其他经史文化知识，而这些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学的学问，大概便是集贤殿书院的主要教学内容。

其二，从集贤殿书院任职的学士身份来看：开元十三年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时，唐玄宗下诏说："仙者，捕影之流，朕所不取；贤者，济治之具，当务其实。院内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中书令张说充学士、知院事，散骑常侍徐坚为副。礼部侍郎贺知章、中书舍人陆贤，并为学士。国子博士康子元为侍讲学士，考功员外郎赵冬曦、监察御史咸廙业、右补阙韦述、李子钊、陆元泰、吕向。。"（《唐会要》卷六四《集贤院》）。这些兼职集贤的鸿儒硕彦，皆为"博闻多识之士"（《典江集·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士上赐燕序》），他们在集贤殿书院著书侍讲之余，兼承担一些教学工作，则是驾轻就熟、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三，从集贤殿书院的倡立者张说的活动来看，杜牧在《樊川文集》卷十二《上宣州高大夫书》一文中，列举唐朝十九位科第出身的名臣的功绩，其中谈到张说的功绩之一是，"招置文学士，开内学馆"。张说其人与集贤殿书院的建立、发展有绝大的关系，曾网罗引拨许多玄宗朝文人学者任集贤学士。学馆多有教学职能，杜牧将集贤殿书院称之为"内学馆"，说明集贤殿书院也具有学馆教学的性质。

张说本人尊崇文儒、倡建学校以及集贤殿书院。唐睿宗复位以后，李隆基为太子，身为宰相的张说便在《上东宫请讲学启》中劝李隆基注重教育和经籍："伏愿崇太学，简明师，重道尊儒，以养天下之士。今礼经残缺，学校陵迟，历代经史，率多纰缪，实殿下阐扬之日，刊定之秋。伏愿博采之士，施求硕学，表正九经，刊考三史，则圣贤遗范，粲然可观。。引进文儒，详观文典，商略前载，讨论得失。"后来书院的建立便是张说这次倡议付诸实践的结果。集贤殿书院的各种职能，在张说的这次建议中都能找到根据，而张说主管集贤殿书院后，其尊崇学校，重儒养生的思想，也在书院职能的发挥中得到体现。了解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杜牧概述张说一生中主要功绩之一是"招置文学士，开内学馆"

张说本人曾作过多首有关书院的五言诗，其中《赴集贤院学士上赐宴应制得辉字》中的"位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全唐诗》卷八八》，肯定地提到集贤殿书院中书籍与学徒的互相依存关系。"书共学徒归"很可能是指最初将秘书省、昭文馆及诸色能书著入书院之事。《张说之文集》卷四附有诸朝臣唱和诗，其中裴崔《赋得升字》云："向道图书盛，尊儒礼教兴。石渠因学广，金殿为贤升"；苏頲《赋得兹字》云："肃肃金殿里，招贤固在兹。锵锵石渠内，庠序亦同时。宴锡欢谈道，文成贵说诗。用儒今作相，敦学旧为师。"这些诗作皆以石渠喻集贤，并一再明确提到书院内兼有庠序学生。

其四，从其它历史文献所述来看：唐文宗大和中，曾任集贤殿书院学士的刘禹锡出任苏州刺史，后来他回忆在集贤殿书院的生活说："余为书殿学士四年，所与居皆鸿生彦士。一旦诏下怀吴郡章而东，门下生感惜是行，且曰："吴中富士必有知书，宜为太守所礼者"。"（《刘宾客文集·魂生兵要录》）其中所提到的"鸿生"、"门下生"，是为集贤殿书院中学习者，"门下生"应是指受业门下的学生。刘禹锡又在《荐处士严毖状》中，极力推荐国子司业严士元三子、处士严毖入朝任职，并说："倘弘文、集贤、史民之官，采其实学，有劝诸生"（《刘宾客文集》卷十七）。唐后期弘文馆，集贤院、史馆并称为三馆，刘禹锡举荐严毖入此三馆中的一馆任职，并言若用其艺业实学，则"有劝诸生"。这里为"诸生"即包括集贤院的学生。《唐语林》卷四《企羡》所载的一条材料说得很明白："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学徒云集，官家设教，尽在斯矣。"集贤殿书院学士一般由宰相和其他五品以上大臣兼领，宰相（侍中）裴耀卿兼任集贤院学士后，到集贤院观看丰富的藏书，大概也同时看到了书院的教学活动和众多的学生，因而才会直接说"学徒云集，官学设教"。

将集贤殿书院的教学活动记载得最为明确的，是《唐大诏令集》。此书卷一○五所载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七月《选集贤学士敕》在论道干戈战乱以后对教育应采取的措施时，指出："投戈息马，论道尊儒，用弘庠序之风，俾有箪瓢之乐。宜令所司，量追集贤学生，精加选择，使在馆习业。仍委度支，准给厨米，敦兹儒术，庶有大成。甲科高悬，好学者中，敷求茂异，称朕意焉。

唐代集贤殿书院性质与弘文馆等学馆相近，有时也与弘文馆、史馆一起称为三馆，因此，所谓追集贤学生"在馆习业"，即在集贤殿书院内学习学业。按唐代中央官学生皆由官方公厨食堂免费供给伙食，故这里所谓"准给厨米"即供给公厨粮食。这道记载明白的《选集贤学士敕》可以说明唐代集贤殿书院是有教学活动的。

综上所述可知：唐代集贤殿书院具有读书、藏书、教授生徒、供祀先贤、研治兵法等项内容，其中以教授生徒一项具有特别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常援引清人袁枚"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肆业之所"（《随园随笔》卷十四）之说，而认定唐代书院无教学活动。其实，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教育不能涵盖它的全部内容，以有无教学活动来衡量书院是否具有"完全意义"这是不能成立的。书院是儒者之区，往往与寺院、道观并立而强调其与佛道的区别，但儒生、和尚、道士又能和平共处，同论短长，显示出文化交融的趋势。另外，仅从教育的意义来讲，书院的教育功能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松洲书院对士民的社会教育和对学生的课堂教学，东佳的书堂书房分级授受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2。私立书院：读书治学之所作为真正教育机构的书院，起源于私人的著书讲学。有的学者说："书院是私学的高级表现形式"（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这是有道理的。从孔墨私学、经稷下学宫、汉代书馆和精舍，到书院制度，代表着古代私学教育发展不同阶段的典型形态。书院制度堪称私学教育发展的最高形态。

唐代有不少私人创建的书院。起初，多数得将个人读书治学之所称之为书院，后来逐步发展成聚书建屋，授徒讲学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书院有十一处，如李宽中秀才书院、沈彬进士书院和杜中丞书院等。这些书院多以人命名，还不像是稳定的正式名称，反映了书院初建时期的特点。见于地方史志书，注明为唐代设置的书院的，有十七处，如石鼓书院（衡阳）、丽正书院（绍兴、洛阳各一）、景星书院（九江）等。这些书院多因地因事命名，有了固定的特有名称，表明书院已成为稳定的教育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全唐诗》中李宽中秀才书院和《湖南通志》中石鼓书院之间的联系。石鼓书院"旧为寻真观，唐刺史齐映建，元和间李宽结庐读书其上"（李宽即李宽中秀才），恰好透露了从"寻真观"到"李宽中秀才书院"发展成"石鼓书院"的演进过程。

建于唐代的书院，明确记载有讲学活动的有四所：皇寮书院。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皇寮书院在（永丰县）二都渝州，唐吉州通判刘庆霖流寓永丰，建以讲学。其十二世孙炎修。"

庆霖生平及建院年代，均无资料可考，只能待之后来，然则书院为讲学授业之地的性质则很明确。光绪《吉安府志》卷十九中也称"唐刘庆霖为吉州通判，留寓永丰，始建（皇寮）书院讲学。"

松洲书院。同治《福建通志》卷六十四："松洲书院在（漳州府）二十四都，唐陈珦与士民讲学处。今废。"

查民国《福建通志·列传》卷二："陈珦，字朝佩，元光子，入籍漳州。自幼不群，从许天正受学，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举明经及第"，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登王维榜进士。"武后称制，上疏乞归养，使主漳州文学。龙溪尹席宏聘主乡校，乃辟书院于松洲，与士民论说典礼。是时，州治初建，俗固陋，珦开引古义，于风教多所裨益。。。（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乞休，复寻松洲别业，聚徒教授。"

由上引材料可见福建漳州龙溪县松洲书院创建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书院为具级"乡校"性质，开办的目的在于移风易俗，教化乡里，主持人由县令聘请州文学教官陈珦充任（后期陈珦则以退休官吏身份主持书院教学工作），教学内容为儒家经典和礼仪，教学方法则为"论说"、"开引"，可以名之曰启发式，"于风教多所裨益"，则反映出其良好的教学效果。总之，它是唐代早于丽正、集贤书院，且教育功能齐全的书院之一。

东佳书堂（义门书院）嘉靖《九江府志》卷十："义门书院在（德安县）敷扬下乡，去县西北六十里东佳山下。唐义门陈衮即居在建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学。至宋徐锴为之记。今废。"

查徐锴记名《陈氏书堂记》，书院当正名为书堂。据胡旦《义门记》载，唐大顺元年（公元890年），江州长史陈崇立《陈氏家法》规定，"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孙有赋性聪明者令就学，稽有学成者应举。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诸生中立一个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宾客寄止修业者延待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另"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人东佳。逐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从上述记载看，陈衮在唐代最迟于大顺元年建立了有高低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文化教育机构，书屋为"训教童蒙"之所，书堂为高一级机构，既为陈氏十五岁以上子弟就学之处，亦为宾客修业之所，内藏书籍供其阅读借用。从"书屋"到"书堂"，再到四十余年后的"书院"，暗示出藏书规模的扩大，也揭示出书院这一围绕着书籍的文化组织的起源、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桂岩书院。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桂岩书院在高安县调露乡洪城，唐幸南容创。宋幸元龙重修，周必大书额。明成化间幸顺迪修。"

幸元龙《桂岩书院记》称，南容"尝卜此山开馆授业，有孙曰轼，以咸通七年（公元866年）中三史科（科举制中科目的一种），二年后为太子校书郎，家徙于郡，而书院自是芜矣"。按幸南容（公元746-819年），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与柳宗元同登进士，从此步入仕途，曾任国子祭酒兼太子宾客，六十八岁时致仕归家，家居五年后去世。桂岩书院创建当在家居之时。此时他已积累丰富的教学经验，完全可以"开馆授业"。

此外，还有"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的梧桐书院（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等。

根据以上记载，可以认为，在唐代私人创建的书院中，已有较丰富的聚书授徒的讲学活动。虽然还不甚普遍，没有系统，未成定制，规模也较大，但作为教育机构，确已客观地存在。我们进一步考察宋初的著名书院就会发现，它们差不多都是由唐末五代的私人读书讲学之地发展而成的。所以，我们说，书院之名，虽最早为官方所用，但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却起源于私人讲学。

3。白鹿洞书院：宋初书院的典型五代遭锋镝之厄，官学教育不兴，儒者潜伏山林，即闲旷以讲授，"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为群居讲学之所"，是书院产生和发展的又一时机，为宋代书院的兴盛作了充分准备。其中尤以白鹿洞书院最为典型。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星子县北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中（公元785-805年），洛阳人李渤及其兄李涉在庐山读书，曾养一白鹿自随。宝历中（公元825-827年）李渤任江州刺史，在庐山他读过书的地方，建筑台榭，名其地为白鹿洞。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就白鹿洞建学馆，置田产，供各方来学者。国子监九经教授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当时称庐山国学。宋兴以后，白鹿洞屡经修缮，改称白鹿洞书院，成为宋初最兴盛的四大书院之一。从唐末至宋初，在庐山隐居和在白鹿洞书院任教的名人有唐时的颜翊，五代时的李善道、朱弼、陈贶，宋初的明起、刘涣、陈舜俞、陈珦等。颜翊率弟子三十余人，授经于白鹿洞中达三十余年。李善道任洞主时，学生百余人，皆为时望。宋弼任助教，学生质疑向难，详加剖析，造就不少人材。据马令《南唐书》载：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传，旁贯数经。开宝中，谓金陵，一举以关头中第，授国子助教，知庐山国学。生徒数百。。。弼至，性本严重，动持礼法，每升堂讲释，生徒环立，各执难疑，问辩峰起，弼应声解说，莫不造理。虽题非已出，而事实联缀，宛若宿构，以故诸生诚服，皆循规范。这是关于白鹿洞书院初期教学活动最详尽的记录。宋初明起任白鹿洞主，学生数百人。这说明，在庐山国学时期，除了采取"个别传授"的教学形式外，还采用了"升堂讲论"或称之为"升堂讲释"的教学形式，这是书院教学的基本形式之一。

此外，从现在的历史资料来看，白鹿洞的教学授徒，大概除了传授与研习儒家传统的孔孟经书外，也学习史籍、诗文以及诸子百家文集。庐山国学诸生，有的长于军事、政治；有的"精于经史、能为文章"；有的以文学盛名；更多的则能诗，善诗，以诗盛名于四方。国学里甚至还发生过学生讼诗的案件。《全唐诗》中至今尚保持了庐山国学师生的不少诗篇。可见诗文也是庐山国学的重要教学内容。

从唐末到宋初，在白鹿洞就学的名人有伍乔、江为、杨徽之、刘式、刘元亨、蒯鳌、殷鹄等。伍乔是庐州人，在庐山国学读书数年，苦节自励，对《易》经探索精微。江为是陈贶的学生，在白鹿洞读书二十余年。杨徽之读书于白鹿洞，长于诗。刘式在南唐读书于白鹿洞时，曾手抄《孟子》、《管子》等书，据说是当时的一种日课。刘元亨在白鹿洞读书时，博学贯经史，一百多学生都像对老师那样地尊敬他。

五代宋初的白鹿洞书院，已有相当的影响，培养了一些人才，并且显示出书院教学的某些基本特点，诸如选择环境比较安静、交通比较方便的校址；确定固定的、有长期保证的经费来源；选派有相当造诣的教师掌教；学习内容广泛，相对自由，少受科考牵制；师生之间质疑向难，学徒之间互相切磋；师徒各有专攻，各有所长；大师悉心讲学授徒，四方学子闻风聚合等等。这些都对以后书院的办学模式和教学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科举考试古代社会的人才选拔主要有两种性质：荐举和科举。

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前，古代社会的人才选拔主要是乡举里选的荐举制。

"科举"一词由来已久，各时代都有其确定的内涵，而其共同的核心却是设科举士。隋唐五代时有称为"科举"者，如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但更多以"科第"、"科选"称之（称"科第"者如赵璘《因话录》卷二《商部》上云："权文公德舆，身不由科第，掌贡举三年。"称"科选"者如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三《无名子谤议》条云："贞元中，刘忠州任大夫，科选多滥进。"）《通典》卷十五《选举》讲唐代科举及第之时说："凡众科有能兼学则加超奖，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秀才与明径同为四等，进士与明法同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废，而明径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来，明经唯有丁第，进士唯乙科而已。"此处所言"科第"，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常科，已明确含有分科选人之意。

杜牧与高元裕讨论科举问题时说："科第之设，圣祖神宗所以选贤才也，岂计子弟与寒士也。。。况国家设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华轻薄，不可任以为沿，则国朝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节，率多科第人也。"（《樊川文集·上宣州高大夫书》）接着他历举唐朝十九位名臣的科第出身，包括进士科、下笔成章举、制策科、宏辞制策科等。联系当时诏书所说的"朝廷设科取士，门目至多"，完全可以肯定杜牧所谓的"科第"，即分科举人之意。

"科举"、"科第"、"科选"，均突出"科"字，可见今人诠释"科举"为分科举人，正合古人原义。

科举制度就是按照不同的科目来选举人才，这在当时的典籍中早已明载。《唐六内》卷书《尚书礼部》云："凡举试之制，每岁仲冬，率与计谐。其科有六：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通典》卷十五《选举》亦曰："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

总之，"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即白丁能不能解褐为官，一切都以考试合格与否为标准，这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在选举中是否实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不仅是科举制与荐举制最根本的区别，而且是科举制与选举制度中其他入仕杂途，诸如恩荫、军功、吏道、赀纳、方技等最根本的区别。

（一）从"九品中正"到"设科举士"

设科举士的制度创立于隋。隋统治者废除九品中正制，创建科举制度。

用科举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取士"重门第"，取士权掌握在地方中正官手里，被豪门士族地主阶级所垄断；后者"重才学"，取士权集中到国家中央的吏部，最后由皇帝所控制。隋代由于封建经济发展，豪门士族地主势力日益削弱，已失去了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寒门庶族地主有了更大的经济地位和力量，要求参与政权。隋王朝重新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后，为加强皇权及适应庶族地主要求参政的需要，便采取了科举取士制度，集中选士权，团结广大庶族地主，解决地主阶级内容的矛盾。这是隋王朝为了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在政治上所进行的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

唐人刘秩曾说："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典，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士著，萃处京畿。。。五服之内，政法王朝，一命免拜，必旧吏部。"（《通典·选举五》卷十七《杂议论中》）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实行，确实限制削弱了地方士族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般地主参加政权的要求，加强了皇帝的权力。

另一方面，隋立国之后，由于全国统一，中央集权制确立，封建国家机器的日益完备，需要大批适合当时政治需要的各级官吏。隋统治者为了治国安邦，渴望因材授职，求得裨益于"政事之方"的有用人才。这从文帝、炀帝历次所下的诏书中看得十分明显。隋文帝登基伊始，即锐意收罗人才。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正月，"诏举贤良"之士。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曾希望"生人从化，以德代刑，求草莱之善，旌闾之行。"并诏曰："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隋书·高祖纪上》）。此后又陆续下诏公卿士庶，"见善必进，有才必举"，要求"内外官各举所知"。他在死前一年还诏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穷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限以三旬，咸令进路。"（《隋书·高祖纪下》）

隋炀帝即位后，即降诏曰："。。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闰七月，他在诏书中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隋书·炀帝纪上》）尤其在兴师征伐高丽失败之后，炀帝于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九月，下诏曰："军国异容，文武殊用，匡危拯难，则霸德攸兴，化人成俗，则王道斯贵。时方拨乱，屠贩可以登朝，世属隆平，经术然后升士。。。自三方未一，四海交争，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设官分职，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勋叙，莫非拨足行阵，出自勇夫。教学之道，既所不习，政事之方，故亦无取。是非暗于在己，威福专于下吏，贪冒货贿，不知纪极，蠹政害民，实由于此。"（《隋书·炀帝纪下》）

从上述历次诏书中可以看出，隋统治者为了维护与巩固其政权，确有一种求得"人才"的迫切感。这也是其废除九品中正制，创建科举制度的原因之一。企图通过科举考试的办法，选拔真正符合其统治需要的人才，这是实行科举制度的根本目的。

科举制度创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始置的进士科，但科举制度的建立也有它自身的形成过程。西魏时已经"罢门资之制"，当时认为"周氏以降，选无清浊"（《隋书·卢恺传》），也即选人不全凭门第。这说明北朝后期，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已经开始失去作用，正在发生变革。隋朝完成了这个变革。隋文帝废去九品中正制，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制诸州岁贡三人"（《隋书·高祖纪上》）。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书·高祖纪下》）这里明显地看出在走向科举制度，接着炀帝始置进士科。《旧唐书·杨绾传》说："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旧唐书·薛登传》亦说："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进士科的创置，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开端。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炀帝下诏云："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收采幽滞。。。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仪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文武有职事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隋书·炀帝纪上》）在这里已明确地提出了十科举人的科目，即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仪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六月，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隋书·玚帝纪上》）尽管将十科减为四科，但分科举人的旨意仍是很明确的。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四月发布的敕令也证明隋时已行分科举士之制："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所谓"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就是先前已有的修明经、秀才、俊士、进士业的人。由于在此以前唐政权并未举行科举，而这些修明经、秀才、俊士、进士业者又是唐以前就存在的，而在整个南北朝，并未出现"进士"的称谓，可知修进士业者是在隋代出现的。既然有修进士业的人，必定已经有了进士科。唐人苏鹗说得更为明确："近代以诸科取士者甚多。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苏氏演义》卷上）很明显，"复置"决非"创置"，而且，唐人所谓"近代"，也不会指本朝。这同样说明隋代已有进士科，唐武德四年只是恢复了前朝的秀才和进土两种科目而已。

根据武德四年的敕令可以认为，最早承认进士科创置于隋的人，恐怕要数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的敕令距隋亡仅四年，这应该说是十分可信的。南宋章如愚论选举之法说："隋置进士科而唐因之，其科目之不一，而明经、进士尤贵。。古之所谓乡举里选者，犹曰乡里之举选云尔。唐则不然，举以礼部，谓之贡举；选以吏部，谓之铨选，其名同，其事异。"（《山堂考索·续集》卷三八，《选举·贡举》）有人以此为据，认为科举制建于唐朝。其实，这是误解了章氏原意。章所言"其名同，其事异"既不是指隋、唐两种选举制的本质不同，更不是说进士科在隋为荐举制，到唐已发展成科举制。其所指，乃是说从前的乡举里选称举选，唐代的贡举铨选也科举选，就"举选"而言，其名同，其事异。

隋朝的科举分为两种：一是常科，如秀才、明经、进士科；二是临时提出的特科，如"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秀才科试策，并加试杂文，如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杜正玄投考，在试策以后，并试杂文，试题是：拟作班固《燕山铭赋》，拟作司马相如《上林赋》、《上鹦鹉赋》；第二年，杜正藏参加秀才考试，苏威主考，试策后也考杂文，题目是拟作贾谊《过秦论》、《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北史·杜铨传附孙正玄传》）。

隋代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资格的有三人，这是最早可以业中，进士举，授朔方郡司法书佐"，《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大业时，第进士"。第二人是张损之。正史无传，《全唐文》说他"隋大业中进士甲科，位至侍御史尚书水部郎"（《全唐文》卷三九三，独孤及：《唐故河南府法曹参军张公墓表》）。《唐摭言》卷一也有类似记载。邓嗣禹认为，"此所谓"进士甲科"，可知其无考试矣"，从而否定张损之的进士出身（《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史学年报》第二卷，第1　期）。其实，隋代进＊地主参加政权开辟了道路，扩大了国家的政治基础，同时，也使人才选拔有了相对稳定的客观标准。这在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发展史上确实是一次变革，是一个进步。所以，到了唐代科举制度便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更加完备了。但也必须指出，在隋统治的三十年中，通过科举考试被录取者是很有限的。"秀异之贡，不过十数。"由于秀才科录取的标准很高，及第非常困难，每年录取人数很少，考生视为畏途，投考者寥寥。后又设进士科，当时只试策，不考杂文，放宽录取标准，使较多知识分子通过进士科走入仕途。明经科考试儒家经典及大义，及第比较容易。这又形成后来薛登所说的：炀帝"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因陋就寡，速赴邀时。缀得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这就是说，当时进士科考试专重试策，所以一般士子皆存"速赴邀时"的侥幸之心，只"缀缉"旧策读之，并不认真研习实际的学问，当然也就无真正的人才可选。

（二）在争议中行之有效的唐代科举考试唐朝建国以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士族门阀离心势力的发展。

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在尊崇儒学的同时，大力发展科举制度，选士以补充官吏队伍，使人才的选拔趋于多元化。贞观年代共取士二百三十六人，其中进士出身二百零五人，占87％；秀才出身二十二人，占9％。进士科出身占比较较大。士子一经科举及第，便可参加唐朝政权。如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刘洎、马周推荐李义府参加进士科考试，太宗出"詠鸟"一题，李义府即写"何惜邓林树，不借一枝栖。"太宗喜道："当尽借卿全树，何止一枝也！"遂拜为监察御史。科举一兴，学有专长的"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竟至社会上有识之士"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艺，子房之筹画，宏平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贞观初放榜日，唐太宗私到端门，看见新科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对侍臣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李世民开科取士，"志在牢笼英彦"。纵使"英彦"未被"牢笼"，他也已白了头，减少了唐王朝的对立面，对唐王朝的统治是有积极意义的。

1。考生的来源与报考办法唐代科举取士步骤为：乡试（州、县考试）--省试（尚书省礼部考试）--吏部复试。自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至开元廿四年（公元736年），一直都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考。"开元廿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从此，科举考试归礼部掌管，但也有临时由皇帝委派中书舍人等清要官吏来主持的。

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制，取士之科，多用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这就是说，唐朝取士的主要途径有三个来源：由学校出身的叫"生徒"，由州县考送的叫"乡贡"，由天子诏举的叫"制举"。实际上考生的来源只有两个：一是由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二是社会上一般的读书人。

推荐符合要求的考生参加考试称为"解送"。州府的贡生和学馆生徒，每年应"解送"的人数，都由中央政府以法律确定，多则数千人，少则一千余人。据《唐摭言》卷一记载，武宗会昌年间每年全国"解送"考生共一千七百余名。但这一数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朝廷针对每州人口消长情况和政治形势，有时要进行调整，最多时每年有五至七千人应试。

"解送"考生的原则虽然有法令确定，但执行时还有不少具体问题。例如武宗时期，朝廷规定每年全国只能"解送"一千七百余名，其中两监生徒共五六百名，余千名左右分配全国各州。但当时共一千五百余县，因此，每年一县平均得不到一个名额。另一方面，礼部每年平均录取进士明经等仅一百余名。因此，年年出现大量落第人员。有些落第人员还要继续争取"解送"，再次或三次投考。不仅如此，因当时考生没有年龄限制，所以州县每年请求"解送"之人甚多。由于名额限制，必须产生激烈的竞争现象。究竟谁被"解送"，与考生家庭的社会地位有着密切关系。一个普通地主子弟，假若不是才华出众，是很难被"解送"投考的。特别是两都及经济发达地区，更加困难。

另一方面，全国各地虽然同样向礼部"解送"贡生，但各地贡生并不能享受同待待遇，其中京兆府及同华二州最受优待。所以五代人王定保说："同华解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选，无不捷者。"（《唐摭言》卷二）因此当时权要子弟，都千方百计争取在京兆、同华"取解"。

需要指出的是，开元廿四年以后，对于报考资格的要求越来越严。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严定应举人事宣敕》说："自今以后，府州所送进士，如迹涉轻狂，兼亏礼教，或曾为官司科罚，或曾任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入清流者，虽薄有词艺，并不得申送。"（《旧唐书·宪宗本纪》）开成元年（公元836年）中书门下奏：今日以后，举人于礼部纳家状后，须照以前的办法，五人相保，如有"缺孝悌之行，资朋党之势，迹由邪径，言涉多端"（《唐会要·进士》）的，都不准就试。"凡贡举非其人者，废举者，校试不以实者，皆有罚。"（《新唐书·选举志》）在唐律中曾有这样的规定："诸贡举非其人及贡举而不贡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若考校、课试，而不以实及选官乖于举状，以故不称职者，减一等。"（《古今唐律疏议》卷九《贡举非其人》）以此保证科举制度的推行。有的皇帝微服采听舆论，考察选士得失。有的皇帝还亲自制举，不许称门生于私门。有的皇帝甚至亲自主持考试，亲自出试题，等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防止"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或私结朋党等现象的发生，把取士权紧紧地掌握在皇帝手中。

报考的时间大约是在每年三、四月间。当时曾有这样的谚语："槐花黄，举子忙。"苏东坡也写过"强随举子踏槐花，槐花还似昔时忙"的诗句。报考的办法是："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新唐书·选举志》）即中央和地方官学每年冬天，都可以通过校内考试，挑选所谓学业有成就者，送至礼部参加省试。凡中央六学、二馆的"生徒"，都由国子监祭酒挑选；凡地方郡县学的"生徒"，则由长史挑选。"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新唐书·选举志》）这就是说，非由学校出身的"乡贡"而志愿报考的知识分子，先由本人向本县报告，由县令考选后送州，再由州刺使复核，取中之后，便举行一种很隆重的仪式，然后贡送到中央，参加礼部的省试。"既至省，皆疏名刊到，结款通保及行居，始由户部集阅，而送于考功员外郎试之。"这就是说，无论是"生徒"还是"乡贡"，到尚书省报到后，都要填写自己的姓名、三代履历和保结，先由户部审查之后，再将名册送往礼部，然后由礼部定期命题考试。

此外，各"生徒"和"乡贡"到京师之后，还要拜先师。"先试之期，令举人谒于先师，有司卜日，宿张于国学，宰辅以下，皆会而观焉，博集群议，进论而退之。"（《通典·选举三》卷十五《历代制下》）试之日，则水炭脂炬飨具皆须自带。吏人唱名之后，始得入场。场中兵卫森严，荐棘围之。入场时，搜索衣服，讥呵出入，以防假滥。既入场，刊棘围席坐庑下，以一日为限。至晚仍未交卷，许烧烛，以三条为度。三条烛尽，便要收卷。舒元舆在《上论贡士书》中曾有这样的描述："试之日，见八百人手尽携脂烛火炭，泊朝晡餐器，或荷于肩，或提于席。为吏胥纵慢声大呼其名氏，试者突入，棘围重重，乃分坐庑下。寒余雪飞，单度在地。呜呼！唐、虞辟门，三代贡士，未有此慢易者也。"（《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科举部·艺文一》）可见考试的生活是很苦的，其情景实在令士子难堪。

考试时，考生若遇不会回答的问题，就在考卷上写"对未审"三字。考官审阅考卷，凡答题正确无误的，批写"通"字；未答或错答的，则批一"不"字。

据史载，武则天于载初元年（公元689年）在洛城殿亲自策问诸举子，开创了皇帝亲自主持考试的先例。唐代省试一般都在京城长安举行，但也有例外。如安史之乱时，省试是分在几处举行的。

2。考试的科目、内容与方法唐朝科举所设科目繁多，有常设科目、非常设科目和特设科目。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其中秀才、明经、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为常设科目，而三传、三礼、童子、道举等为非常设科目。至于"以待非常之才"的"制举"所特设科目，更是不胜枚举。大致可分为文、武、吏治、长方、不迁、儒学、贤良忠直等七类，其中有词殚文律科、将帅科、岳牧科、绝伦科、抱儒素之业科、志烈秋霜科等六十余种名目。实际上在唐朝经常举行的乃是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六科，而为士子所趋逐者仅是明经、进士两科。下面只就这六科做一简要介绍。

（1）秀才科秀才科注重博识高才。考试方略策（计谋策略）五道，以文理通顺程度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新唐书·选举志》卷四十四）。隋唐均以本科为最高，所以被录取也最难。隋代此科先后录取者不过十人，唐时也很少贡举，每次及第者仅一二人。唐太宗贞观年间曾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的规定，因此各地方官很害怕贡举秀才，到了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此科就停止了。开元以后虽然曾考过几次，但登第者绝少。从此士大夫所趋向的惟有明经与进士两科。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唐时秀才，则为优异之科，不常举。"

（2）明经科明经科注重经义，要求对经书本文和注掌握精熟。考试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儒家的经典。考试又可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等细科。唐代明经科把儒家的经典分为大经、中经和小经三类进行考试。《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榖梁》为小经。凡参加明经科考试，通二经者，须通一大经、一小经或通二中经。通三经者，须通大、中、小各一经。通五经者，大经须全通，其他各经任选。《论语》、《孝经》为共同必试，要求参加考试的人都要掌握。考试过程，据《新唐书·选举志》云："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亦为四等。"综合有关文献记载，凡明经，先帖经，每经十帖，每帖三言，通六以上为及格。然后口试，问经义十条，通十为上上，通八为上中，通七为上下，通六为中上，皆为及格。答时务策三道，通二为及格。三试皆及格为及第。录取分为四等，分别授予从八品下、正九品、正九品下、从九品下等级别身份及相应职官。

但是，明经科的考试内容也曾有过变化。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诏明经科皆试《老子》第二条。仪凤三年（公元678年）敕：自今以后，《道德经》、《孝经》并为上经，贡举皆须兼习。武则天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停试《老子》，改试武则天自撰《臣轨》二篇。这是唐朝既尊崇儒术，又兼重佛道的文教政策在科举考试中的反映。不过在这之后，对于《道德经》的考试，却屡停屡废。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令加试《老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又停。后来在较长的时间里，《尔雅》取代了《道德经》在考试中的地位。从天宝以后，除贞元年间一度恢复对于《道德经》的考试外，其余年代都是用《尔雅》代替《道德经》作为考试内容之一。这反映了道教势力的起伏，也反映了唐朝的文教政策，虽然是兼重佛道，但是以尊重儒术为主。

总之，明经科考试实际上要求是比较低的，只要熟读注疏就行，对于经义未必真懂。录取也较容易，曾有"三十老明经"之语。大约每十人就有一二人被录。所以，一般士子曾多趋向于明经科。

（3）进士科进士科注重诗赋，但唐初沿隋制，只试策而已。高宗上元二年曾加试《老子》策三条。后来永隆二年（公元681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无实才，而有司以文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经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新唐书·选举志》）。此后，进士科考试便包括了帖经、试杂文、时务策三场。《大唐六典·尚书礼部》云："凡进士，先帖经，然后试杂文及策。文取华实兼举，策须义理惬当者为通。"（《大唐六典·尚书礼部》卷四）《通典》亦云："帖既通而后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凡五条。三试皆通者为第。"（《通典·选举三·历代制下》）关于帖经，最初是帖一小经和《老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改帖一大经。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又改《老子》为《尔雅》。关于杂文，即是诗赋各一篇，须"洞悉文律"。关于策时务五条，须"义理惬当为通"，若"事义有滞，词句不论"的为下。经策全通为甲，策通四、帖通四以上为乙，以下为不及第。由此可见，进士科虽试诗赋，但最后决定及第否，还在于经策。直至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李隆基敕曰："求贤济理，询事考言，务取由衷，以观深识。顷年策试，颇成弊风，所问既不切于时宜，所对亦何关于政事，徒征隐僻，莫见才明，以此择贤，良未得所。"（《唐大诏令集》卷一○六）加之当时诗赋已成为通用的文体，举子易为，主词易看，所以到天宝初，进士有帖经不及格者，时或试诗放过，谓"内赎帖"。之后，诗赋逐渐被重视，到了大和年间，诗赋与策问便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更偏重于诗赋，往往帖经不及格的，如果诗赋好也可以放过。这不仅是唐诗兴盛的反映，而且也促进了唐诗的发展。进士科录取分为两等：甲等为行政级别从九品上，乙等为行政级别从九品下。

自唐高宗以后，进士科最为时人所重视。《唐摭言》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唐玄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说："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寝以成风。至于开元天宝之中。。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隽彦蕴才敏行者咸出于是。"（《通典·选举三·历代制下》）由于进士科出身者，仕途优于明经，因而当时士人竞趋于进士科，"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两千人，少犹不减千人"（同上），可见考进士科的人之多。但进士科考试要比明经科难，录取也较明经科严，"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者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同上）。唐代进士科录取人数少者几人，多者也只不过三四十人。所以唐人有诗说："桂树只生三十枝"，言其录取人数之少。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即言进士取人之艰难。

（4）明法科明法科首次开科的时间，史无明确记载。唐高祖武德四年颁发的敕文云："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唐摭言》卷一）这是唐朝廷颁布的第一道关于科举开科考试的敕文，其中没有明法科。可见，明法科的首次开科时间，晚于秀才、明经和进士等科。

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诏云："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准凭。"（《旧唐书》卷五十）据此可知，明法科至迟在永徽三年便已开设。

张说《府君墓志铭》云："府君讳骘，字成骘，姓张氏。。。年十九，明法擢弟，解褐饶阳尉。。。调露元年。。弃背于县廨，春秋五十有二。"

（《全唐文》卷二三二）张骘于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去世，终年五十二岁，以此推算，他于十九岁明法科及弟是在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由此又可进一步明确：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以前便已开设明法科。综上所述可以判定，唐代明法科首次开科时间，是在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以后，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以前。

明法科的开设是以律学为基础的，所以，从律学的设置时间也可以推测明法科的首次开科时间。《新唐书》云："隋，律学隶大理寺。。武德初，隶国子监，寻废；贞观六年，复置；显庆三年，又废，以博士以下隶大理寺；龙朔二年，复置。"（《新唐书》卷四八）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和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律学的废置与明法科的首次开科时间无关，因为在这之前明法科已经开设。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初年曾经设置律学，但是不久废除，而武德五年以前是没有开设明法科的。所以可以推测：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恢复律学后，开设明法科的可能性较大。

尚书省主持明法科考试的官置，前后有所变易。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前，吏部考功司主持科举考试，以后改为礼部。作为科举科目之一的明法科，也同其他科目一样。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七月二十六日礼部侍郎杨绾提出："明法举人，望付刑剖考试。"（《册府元龟》卷六四○）这一明法考试的官署改为刑部的主张没有实施。

明法科考试的课程和项目，《唐六典》云："其明法，试律令各一部。

所试律、令，每部试十帖；策试十条：律七条，令三条。"（《唐六典》卷二）据此则知，明法科的考试课程是律和令各一部；律和令的考试各分两项：帖和策。律，试帖十帖，试策七条；令，试帖十帖，试策三条。试帖，就是把所试律或令掩盖两端，中间仅露出一行，用纸裁成帖，每帖遮住三个字，让应试者回答。十帖答对六帖就算及格。出示一行难度较大，玄宗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改为出示三行。试策，就是把律或令中需要论证的问题，编成策目，让应试者去论证或说明。律、令策试的标准，《唐六典》云："该达义理，问无疑滞者，为通。"（同上）这是试策及格的标准；同书："粗知纲列，未究指归者，为不通。"

明法科考试的定制，是在发展中完备起来的。高宗永隆二年（公元881年）八月诏："自今已后，考功试人，明经每经贴经，录十贴得六已上者，。。然后并令试策。。。其明法、书、算贡举人，亦量准此例，即为恒式。"（《唐大诏令集》卷一○六）永隆二年之前，明法科和明经科一样都仅试策；试帖是永隆二年才实行的。可见明法科的考试项目，以永隆二年为界限而划分为两个时期：以前，仅试策；以后，试帖和策两项。

明法科考试成绩的等次，《唐六典》云："全通者为甲，通八已上为乙；已下为不第。"（《唐六典》卷二）律和令的帖和策两项考试全部答对，即为甲第；各答对十分之八以上，即为乙第；各答对十分之七以下，即为不第。明法科及第，分为甲第和乙第两种。

明法及第的授官标准分为两个等次，《新唐书》云："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新唐书》卷四五）。即：明法甲第，授予从九品上行政级别的官职；乙第，授予从九品下行政级别的官职。

明法科的创立，是唐代的一个创举。远在西汉，就已有因明习法律而被选拔做官的先例，《汉书·郑崇传》记载："父宾，以明法令为御史。"同书《薛宣传》记载："（薛宣）以明习文法，诏补御史中丞。"但是，这都属于辟召性质，既没有固定科目，又不定期举行，也不考试。确定出固定的科目，每年定期举行一次，而且从举送、考试到任用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程序和规定，则是从唐代明法科方开始的。这反映了我国法律制度发展到唐代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唐代明法科，是我国法学专业考试制度的真正起源。

（5）明书科唐代科举常科之一的明书科，简称"书科"，《通典·选举三》云："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或称"明字科"，《新唐书·选举志上》云："其科之目。。有明字。"今存有关明书科的史料相当零碎，现予汇总考述。

唐代明书科首次开科时间，史无明确记载。据《旧唐书·职官志一》所载："有唐以来，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这是大略言之，并不是说明书科与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同时首次开科。唐高祖武德四年颁发的关于常科开科的敕文中没有明书科，可见这一科目的首次开科时间晚于武德四年。高宗永隆二年诏曰："其明法并书、算贡举人亦量准此例，即为恒式。"（《唐大诏令集·政事·贡举》）由此可知这一科目在永隆二年以前已经开设。但究竟开设于何时，还需从其他史料中寻找线索加以推测。

明书科的考试内容和程序，据《唐六典·尚书吏部》云："诸试书学生，帖经通讫，先口试。。然后试策。"也就是说，考试程序分为三项：先试帖经，然后口试，最后试策。帖经，试《说文》六帖、《字林》四帖，共十帖（见《通典·选举三》）；口试"不限条数，疑则问之"（《唐六典·尚书吏部》）。关于明书科的考试程序，《新唐书·选举志上》另有一种记载：先口试；通过之后再墨试《说文》和《字林》共二十条，须答对十八条以上。唐代明书科省试各时期多有变化，以上两种记载，可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考试程序。

明书科旨在通过考试为国家选取书法艺术方面的官员。尽管如此，它却在我国考试制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书法是一种艺术，因而可以说明书科是我国艺术考试的开端。明书科又对唐代书法发展有一定影响。我国三大楷书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以及两大草书家张旭、怀素，除欧阳询处于隋唐之际外，其他四人都出现于唐代。唐代书法有如此成就，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明书科的设置则无疑推进了唐人重书法的社会风气。

（6）明算科唐代明算科创设于哪一年，史无明确记载。高祖武德四年颁发的关于常科首次开科的敕文中没有明算科，可见明算科的创设晚于武德四年。据高宗永隆二年八月诏："其明法并书、算贡举人，亦量准此例，即为恒式。"（《唐大诏令集·政事·贡举》）则又可知明算科的创设早于永隆二年。明算科是以国子监六学之一的算学为基础的，所以从算学的设置时间也可以大致推测明算科的创设时间。《新唐书·百官志三》云："唐废算学，显庆元年复置。"唐自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不设算学。据此推测，明算科可能创设于高宗显庆元年设立算学之后。这样，可以把明算科的创设时间确定在高宗显庆元年到永隆二年（即公元656年到681年）之间。

《旧唐书·职官志一》云："有唐以来，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这是大略言之，并不是说明算科与秀才、明经、进士三科同时开设。参加明算科考试的主要是国子监算学学生。

明算科省试分为两个分科。第一分科考试《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和《五经算》。考试分两项。第一项试大义：《九章》三条，其余七部各一条，共计十条，需答对六条以上。《新唐书·选举志上》云："凡算学，录大义本条为问，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后为通。试《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第二项是帖经：《九章》三帖，其余七部各一帖，共十帖。《唐六典·尚书吏部》云："其明算，则《九章》三帖，《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等七部各一帖。"此外，还须帖试《记遗》和《三等数》，大概是属于数学专业的公共基础课，试十帖需答对九帖方为通过。《新唐书·选举志上》云："《记遗》、《三等数》帖十得九为第。"

第二分科考试《缀术》和《缉古》。考试也分两项。第一项试大义：《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共十条，须答对六条以上。《新唐书·选举志上》云："试《缀术》、《缉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详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然后为通。《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十通六。"第二项是帖经：《缀术》六帖、《缉古》四帖，共十帖。《唐六典·尚书吏部》云："其《缀术》六帖、《缉古》四帖。"此外，也须帖试《记遗》和《三等数》，试十帖须答对九帖方为通过。

明算科及第，便取得做官的资格，叙任的品阶是从九品下。《唐六典·尚书吏部》云："书、算于从九品下叙排。"

此外，在常设的六科之外，比较重要的考试有武举和制科：武举科：武周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创设。考试由兵部主持，用以选拔武官。在实际选举武臣的程序中，设置有众多的正式的考试科目，以应时而举。据《新唐书·选举志》、《册府元龟》卷六四五《贡举部·科目》卷六五○《贡举部·应举》、《唐会要》卷七六、《旧唐书》各本纪、《登科记考》等书统计，有智谋将帅、军谋越众、武足安边、识洞韬略、堪任将相、军谋宏达、材任边将、军谋宏远、军谋出众、武艺绝伦、穿叶附枝、军谋制胜、武艺超绝、才兼文武、堪任将帅等十五个科目。此外尚有沈谋秘算、智合孙吴、可以运筹决胜等科（王应麟《困学纪闻》云："唐制举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此包括选拔文臣的制科而言。徐松在《登科记考》中指明唐制科之数过百。笔者此仅粗略统计了选拔武臣的科目）。考试的内容和方法是"画帛为五规，置之于垛，去之百有五步。列坐引射，谓之长垛（弓引一石力，箭重六钱）。又穿土为埒，其长与垛均，缀皮为两鹿，列置其上，驰马射之，名曰马射（鹿子长五寸高三寸，弓用七斗以上力）。又断木为人，戴方板于顶上，凡四偶人，互列埒土，驰马入埒，运枪左右，触必板落，而人不踣，名曰马枪（枪长一丈八尺，径一寸五分，重八斤。其木人上板方二寸五分）。皆经儇好不失为上。兼有步射、穿剳、翘关负重、身材语言之选，通得五上者为第。"（《通典》卷十五《选举志》）

武举产生于唐代，有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是科举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产物。自隋以后，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但隋祚短暂，科学刚刚推行，至唐初，其常设科目亦不过数种。据清人徐松《登科记考》载，最为唐人推崇的进士科，贞观年间每年及第人数平均约九人，高宗永徽之际每年约十四人，其后逐渐多至二三十人。武则天统治时期，科举制得到进一步发展。"搜扬拨擢，名目甚众"（《唐语林》卷八）。但是，明经、进士等科以儒家经典和诗赋杂文为主，普通地主子弟及部分官僚地主子弟中还有不少人虽不善文，却习于骑射。为了广收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武举遂应运而生。其二，武举是在武选基础上的扩大和发展，唐兴，始于兵部置武选以铨试武臣。其选授标准是"五等三奇"。所谓五等，"一曰长垛，二曰马射，三曰马枪，四曰步射，五曰应对"，三奇则是"一曰骁勇，二曰材艺，三曰可为统领之用。"（《唐会要》卷五九"兵部侍郎"）然后结合平时的考绩、资历而定去留。其考试内容，几乎和武举完全相似。可见，武举的推行，已有武选作为基础。其三，客观形势的需要。至贞观末年，朝廷已有将帅乏人之忧。及至高宗朝，吐蕃、突厥相继为患，故高宗、武后屡诏选拔武臣。另一方面，武后末年战事相对减少。但为安不忘危，笼络武人，仍设乡贡武举。沈既济就认为乡贡武举之设是武则天恐人之忘战（《册府元龟》卷六八）。其四，武举的推行使人们有通过习武步入仕途的希望，有利于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和吸引农民当兵。

值得一提的是，唐统治者出自关陇军事集团，含鲜卑血统，有尚武之余风，这也为武举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制科：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创立。原则上由皇帝主考。最初试策及杂文，后来专考诗赋，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停废，共实行一百二十余年。制科的名称甚多，至少八九十种。其中常见者有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直言急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远虑、堪任将帅、详明政术等。

总括以上，在常设的六科中，最初秀才科第最高，但贞观以后便逐渐废绝了。明法、明书、明算乃为专门科目，并不经常举行。所以实际常设者仅为明经、进士二科而已。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在唐代乃为《五经正义》。考试方法，不外是口试、帖经、墨义、策问、诗赋五种。由于口试内容不详，所以下面仅就帖经、墨义、策问、诗赋这几种考试方法作一简单介绍。

帖经　帖经是唐代科举考试的一种重要方法。无论是明经、进士还是法、书、算各科，均须帖经。

帖经之法刚开始实行时，方法尚较简明。"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作为测验举子掌握经文熟练程度的一种手段，当然有其正面效果。然而实行稍久，"举人积多，故其法益难，务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拨。"这样做的结果是引起了举子们对试题的多方揣摩，投机取巧之风于是大盛："举人则有驱悬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通典·选举》）这一弊端的进一步发展，是试题的日益艰深冷僻，举子穷于应付，遂避重就轻，避难就易，以致"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其余《周礼》、《仪礼》、《公羊》、《榖梁》因文字繁多，不便记诵，"独学无友，四经殆绝"，终于导致了学风的更为严重的颓坏。

针对这种情况，从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到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唐代统治者又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三次较大的调整。开元八年，强令性地规定举子必须通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四经，参试之时，"帖十通五，许其入策"（《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企望达到"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的效果，保持传统儒学流传不坠。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又规定："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同时规定对明经习《左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者加以优奖，"出身免任散官"（《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开元二十五年，又对考试方法作了更详细的新规定："其明经，自今已后每经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旧试一帖，仍案问大义十条，取通六以上，免试经策十条，令答时务策三首，取粗有文性者与及第。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例，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策，考通与及第。其明经中有明五经以上，试无不通者，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其应试进士等唱第讫，具所试杂文及策送中书门下详覆。其所问明经大义日，仍须对同举人考试。"（《册府元龟·贡举部条例》）。开元年间的调整，是唐代科举制度由草创走向成熟，步入正轨的重要转折点。在帖经方式上强调"尽帖平文，以存大典"，鼓励举子注意对儒家经典基本内容的掌握，并且奖励勤学和广学，这在当时，无疑有助于投机取巧之风的纠正；而某些防止舞弊的规定也有助于公平竞争原则的落实。

天宝十一年（公元725年），针对贴经旧弊，改变了最初"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的办法，变为"开为三行"，以防止"贴断绝疑似之言"，造成人为地、毫无意义地增加考试难度的现象；同时又规定："明经所试一大经及孝经、论语、尔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问之。一经问十义，得六者为通。问通而后试策，凡三条三试皆通者为第。进士所试一大经及尔雅，帖既通而后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凡五条，三试皆通者为第。"（《通典·选举》）此外，还重申鼓励广学的原则："凡众科有能兼学，则加超奖，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同上）是年年底，唐玄宗正式下诏，肯定了上述调整措施。诏文中说："礼部举人，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取者也之乎颇相类之处下帖。为弊已久，须是厘革。礼部起请，每帖前后各出一行，相类之处，并不须帖。"（《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到了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又规定："明经、进士帖经并减半，杂文及策皆须粗通，仍永为常式。"（同上）

墨义　墨义即是一种简单的笔试问笔。如原题："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对："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谨对。"这种考试方法不需要运用思想，只要是熟读了经文和注疏就能答出，所以一问即是几十条，或百条。这种问答有时也采取口试方式，叫做口义。但当时曾有人对"口义"提出反对意见，如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赵赞曾奏请："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文。"（《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二》卷六四○）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尚书左丞权知礼部顾少莲也奏称："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覆视无凭，黜退之中，流议遂起。"（同上）仍请准建中二年所采用的办法。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礼部贡院又奏请："五经举人，请罢试口义。依前试墨义十条。五经通五，明经通六，便放入第。"（同上）这一奏请被皇帝批准了。到了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权知礼部侍郎韦贯之奏："试明经请停墨义，依旧格问口义。"（同上）也被皇帝批准了。对于"口义"和"墨义"两种考试方式反复不定，乃是因为这两种考试方式各有长短。"口义"比较灵活，但确有"覆视无凭"的缺点；"墨义"虽"明确有据"，但又不灵活。这种在考试方法上演变的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仍是有参考价值的。策问　这种考试方法是从西汉射策沿袭而来的，曾行于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更被重视。所谓策问，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论文性问答。要求应试者对现实中诸如政治、吏治、教化、生产等问题提出建议。它比帖经、墨义要求高些。各科考试最后的去取，差不多都决定于策问。它对考查政治才能确是一种较好的方式，汉代的董仲舒即是通过"贤良对策"，显露出他的政治才干。唐代及第进士中，也出现过不少有才干的宰相郡守。但是，这种考试方法行之既久，一般士子都束书不观，只拿缀辑的旧策读之，以应付考试。传说就连李白这样的名人，考试时也曾带着旧策集和同考人"携以就试，相顾而笑。"这样，策问也就难以考查出真正的人才了。

诗赋　科试时要求应试者做诗赋各一篇，叫做杂文。考试诗赋始于唐高宗开耀元年（公元681年）。《唐语林》说："开耀元年，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惟试时务策，恐复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唐语林》卷八）《刘宪传》亦说："父思立，高宗时为侍御吏。。。后迁考功员外郎，始奏清明经加帖，进士试杂文，自思立始也。"（《旧唐书》卷一九○）但这时考试仍以策问为主，只不过加试诗赋而已。到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才于策问之外更试诗赋。但"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新唐书·选举志》），这时诗赋始在科举考试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策问多属空文，所以试诗赋比策问、帖经不但能考察思想，而且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文学水平。这种诗赋格律体裁均有固定格式，语句用词又必端庄典雅，堂皇矞丽。白居易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以《性习相近远》赋和《玉水记方流》诗及策中选。我们且看他的应试诗："良璞含章久，寒泉彻底幽。矩浮光滟滟，方折浪悠悠。凌乱波文异，萦回水性柔。似风摇浅濑，如月落清流。潜颖应旁达，藏真岂上浮。玉人如不记，沧弃即千秋。"这种试帖诗多为十二句，共六韵（也有十六句共八韵的）。首两句见题，中间八句，两两相对，最后两句作结。但这种格式在后来的科举考试里逐渐发展成一种专门注重词藻的所谓"雕虫小技"，形成"争尚文辞，互相矜衒"（《旧唐书·杨绾传》）的风气，反倒具有了禁锢思想的形式主义倾向。

3。录取和出路唐朝科举的试卷没有糊名制度，录取与否不完全根据卷面的成绩，考生平时的声望、家庭的政治地位和各方面的推荐都起作用。唐人薛登指出："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兢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敭，则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惟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全唐文》卷二八一薛登《论选举疏》）不仅薛登这样讲，甚至几个皇帝的诏令，也反映出这类问题（《全唐文》卷六十五穆宗《覆试郑朗等诏》）。

唐朝末叶，政治更加腐败，很多宰相为其子弟"关节"。宣宗时期，营私舞弊问题更加严重。大中十四年（公元860年），礼部侍郎裴坦主考，进士科考生一千余人，有三十人及第，其中"皆衣冠士子，是岁：郑义则，故户部尚书瀚之孙；裴弘，故相休之子；魏当，故相魏扶之子；令狐湻，故相令狐綯之子。余不能遍举，皆以门阀取之。惟陈河一人孤平，负艺第于榜末。"（《册府元龟·贡举部·谬滥》）由此可见，唐末的进士考试，基本上被高级官员垄断。一般地主子弟，考中进士者甚少。

另一方面，每年录取名额虽无定限，但实际录取人数是很少的。秀才科每年所取不过一二人。明经科及第较易，大致十人中可取一二人，每年及第者也不过百人左右。进士科及第甚难，大致百人中可取一二人，每年应试者千余人中及第者只不过一二十人，最少时只有几人，最多也只有四五十人。所以，唐代二百年间，登科进士仅有三千余人（《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二》）。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对录取名额开始有过规定："明经进士，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收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满此数。"（《册府元龟·贡举部·条例二》六四○卷）此后，对于每年进士、明经科录取人数亦屡有限定。这些限定性的措施，主要在于限制入仕的人数，因为唐室自开国以后，每年入官人数大增，高宗时已"大率十人竞一官"；武后时有"补阙连年载，拾遗平斗量"的讥讽；中宗时有"三无坐处"（宰相、御史、员外郎）的笑话，更有"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的非难，以致演成"士至蹉跌十年不得官"，"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选"的现象。由于"用荫"的官无法减少，所以只好限制科举这条仕途了。由此可见，士子不仅登科及第难，而且及第后得官更难。尽管如此，科举及第仍是士子最荣乐之事，称之为"登龙门"，意思是鱼过此门可以化为龙，所谓"山川变色，天地为宽"，身价顿时百倍了。有一位名叫周匡物的，中进士后高兴得写了一首诗："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中了进士就如同成了仙上了天一样。按当时的规矩，这些"得仙"的进士，首先主司以黄花笺书其姓名，花押其下，使人持以报之，谓榜帖，当时称为"金花帖子"。帖至家后，乡曲亲戚例须以声乐相庆，谓之喜信。登第者之家，每大宴开贺，这自然是一种很荣耀的事。这种报喜之风，开贺之习，一直沿习到明清。其次，进士及第后，同年例须大会于曲江亭（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这一天皇帝亲自登紫云楼垂帘观看，公卿大户人家倾城围观。或于是时择婿，细车珠簾，栉比而至。撤宴后，移乐泛舟，为竟日之欢。这自然是士子及第后又一荣乐之事。唐代诗文记其事者极多。兹录刘沧《及第后宴曲江诗》："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笔题仙籍，柳色萧声拂玉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省花面醉，绮陌香车似水流。"曲江盛宴之后，还要于慈恩寺塔下题名。白居易廿七岁一举及第，曾写诗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总之，科举及第后，名誉地位便忽然高起，原来是平常的人，现在忽然已是天上的谪仙；原来被人轻视的，现在立即得到重视。真是天地为宽，山川变色，不仅亲戚朋友，奴仆皂隶一起对自己阿谀附会起来，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都大变了态度。据《唐人说荟·玉泉子》载，杜羔累举不中，将归家，其妻刘氏寄以诗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早早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丈夫失意之余，竟被妻子奚落，落第之难堪，可谓至极。但是后来杜羔中举登第，刘氏又寄诗曰："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达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杜妻前后两诗形成鲜明的对比。故事虽为附会，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态。

唐代著名诗人孟郊，几试落榜后，心境凄怆，写道："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岂见叶上霜，雕鹗失势病，鹪鹩假翼翔。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刃伤。"但是，当他一旦登第之后，其诗风流放荡，难以自制："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科举及第的荣乐既然如此，所以对当时的士子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由于唐朝"常科"考试是由主管机关尚书省下的礼部主持的，故称为"省试"。参加"省试"及第者，并不等于就有官做，还须参加尚书省吏部的考试，及格后才能授官。这就是所谓"释褐"，即出任当官。按唐朝规定，进士明经考中以后，不能直接任职，必须经过吏部考试。吏部考试的主要内容有四："身、言、书、判"，"身取其体貌丰伟"，"言取其言词辨正"，"书取其楷法遒美"，"判取其文理优长"。合此体格、语言、书法、判牍四条标准者，为优秀之选。以"四才"选官有利有弊，它对唐代的社会风尚、书法及文风都有一定的影响。下面分别略予述评。

身。"身取其体貌丰伟"，即要体格健壮，仪表堂堂，神气深厚，威仪秀伟，或谓"举措可观"。在隋代，已有以貌取人的事例。"牛弘为吏部侍郎，有选人马敞者，形貌最陋，弘轻之。。"（《朝野佥载》卷四）。唐玄宗时，吏部侍郎崔湜主选，"有选人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湜曰："君壮，何不兵部选？"（按：唐代兵部武选要求"躯干雄伟，有骁勇才艺者"）答曰："外边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气力者即得"。"（《朝野佥载》卷一）大概崔湜比较偏重选身强力壮之人。实际上，体貌丰伟这一标准很难做到。虽然唐代有不少官员"身长七尺"，"风骨峻峙"，但也有像僖宗时宰相卢携那样"风貌不扬，语亦不正"却有才干的人。

言。"言取其言词辩证"，即要语言流利，口齿清楚，善言雄辩，对答敏捷，或谓"词说合理"。因为要引用贤良升于达位，必须问以政事，而非言无以知之。唐代学校课试中就有"口问"这种口试形式。以言取人也有弊病，对答时口若悬河，洋洋数千言，"或声色甚厉"（《旧唐书·苗晋卿传》），以至有人"于铨庭言辞不逊，凌突无礼"（《旧唐书·裴遵庆传》）。后人对唐代以身、言为铨选标准评道："若其于身必取其丰伟，于言必取其辩证，则晏婴之貌不扬，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邓艾之口吃，皆在所弃矣。虽以孔子之圣，犹谓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况掌铨衡者皆中人之才哉！"（丘濬《大学衍义补》卷十）

"四才"顺序虽曰身、言、书、判，但实际上书、判远比身、言重要。

铨选时也是"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通典·选举典》）。由于参加铨选之人渐多，不能一一察其身、言，后来实际上往往只凭书、判用人，形成"吏部选人，必限书判"的情况。

书。"书取其楷法遒美"，即要书法端正、工整、大方，笔力雄健，苍劲秀丽，或谓"遒丽""劲媚"。唐代铨选要求书法优美，这应与统治者提倡书法有关，如唐太宗重王羲之书法，自己也写得一笔好字，还曾将其手书飞白书赐予臣下。政府的倡导对当时重书法的社会风尚是有一定影响的。唐代规定弘文、崇文两馆学生，"楷书字体，皆得正样"，否则罢之（《唐会要》卷七十七）。因为考选重书法，所以无论在学的生徒、应考的举子还是一般官吏都很讲究书法。宋人评曰："唐人字画，见于经憧碑刻文字者，其楷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人所能及。盖唐世以此取士，而吏部以此为选官之法，故世竞学之，遂至于妙"（马永卿《媍真子》），但唐代也有个别人主张选人不必太重书法，如洋州刺史赵匡认为："书者，非理人之具，但字体不至乖越，即为知书。判者，断决百事，真为吏所切。故观其判则才可知矣。比身、言及书，岂可同为铨序哉？"（《通典》卷十七）

判。"判取其文理优长"。判即判牍，是判决司法案件的文书，"四方"中拟判一事尤为重要，因为临政治民，必须通晓事理，■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故铨选关键每繁于判。后来以选人猥多，官阙有限，为了解决僧多粥少的矛盾，吏部主选官故意出难题以黜落选人，于是乃采择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使之判断。既而以通经正义，又不足以问，于是乃征僻书曲学伏隐之义为判题，这样就失去了观察吏才的本意。唐代的判文种类繁杂，命题内容包罗万象，上至天文律历、岁时水旱，下至田农商贾、民间隐私，无所不有。如《家僮视天判》："甲于庭中作小楼，令家僮更直于上视天。乙告违法。甲云：专心候业。不伏。"《九日登高坠脚判》："杨甲九月九日，登高坠脚致跛。乙告为不孝。科不应为。"《求邻壁光判》："郗珍性好读书。家贫，邻家富，乃穿邻壁取烛光。邻告为资。"（《文苑英华》）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唐代判牍皆为骈俪四六文，并多引经据典，讲求辞藻。少则五六十字，多则二三百字。由于判牍皆以骈文，因此一般选人试判则"务为骈四俪六文，引援必故事，而组织皆浮词。然则所得者不过学问精通文章美丽之士耳。"故马端临认为："虽名之曰判，而与礼部所试诗赋杂文无以异殊，不切于从政，而吏部所试，为赘疣矣。。盖判词虽工，亦本无益。故及其末流，上下皆以具文视之耳。"（《文献通考》卷三十七）

试判佳者谓之"入等"，拙者谓之"蓝缕"。试文三篇，称为"宏辞"，试判三条，称为"拨萃"。中者即补官，词美者可不拘限而授职。

以身、言、书、判取官，一方面可以促使选士人人习书，笔法精美，并在一定程度上能看出一个人的吏才和对现行法令的理解，然而"以言取人，人谒其言；以行取人，人谒其行"，择人唯取言辞刀笔，不悉才行，而善书判者未必都有吏才，故也有许多弊病。唐玄宗时选人刘晞说：选士不能"只察言于一幅之判，观行于一揖之内"，"夫断者，以狭词短韵，语有定规为体，犹以一小治而鼓众金，虽欲为鼎为镛，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并说假若引周公、孔子等圣人于铨庭，则虽图书易象之道理，叫他们以判体来表达，肯定还不及徐陵和庾信（《唐会要》卷七十四）。沈既济也认为"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书，非才也。"（《通典·选举典》）杜佑则说"文词取士，是审才之末者，书判又文词之末者"（同上）。

正是因为这种本末倒置的考试，所以出现了"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的怪现象，而不少真正有才干者却终身不进。如唐玄宗时，主选官将张。。列为第一名，玄宗大集登科人亲试，结果登第者十无一二，而张。。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人谓之"曳白"（《旧唐书·苗晋卿传》）。反之，像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却三试于吏部无成，十年犹为布衣，不得已就藩镇张建封之辟为幕僚，然后得禄。故后人评论这种以身、言、书、判为取士之标准说："严则贤愚同滞，宽则贤否混淆，亦法之使然。"（《文献通考》卷三十七）

4。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和士子学风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和士子学风有着深刻影响。

（1）科举考试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的兴衰其一，科举是古代国家选拔官吏的工具，学校是培养官吏的场所，两者既有一致性，也有矛盾。科举和学校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士，须经过科举选拔，才能取得吏部试的资格，经过吏部试及格才能授官。由于生徒可以取得参加科举的资格，从而有做官的机会，加之唐代前期举人也比较重视两监出身的生徒，这就调动了地主阶级，特别是寒门庶族地主阶级子弟学习的积极性。其二，科举考试主要以儒家经典为内容，这对于结束魂晋以来学校教育所流行的清谈学风和玄虚思想，对于学校教育教学内容的统一和标准的一致，形成社会读书风气，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所谓"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全唐文》卷四六七）甚至士族子弟也不把门荫放在心上，而去埋头攻读。唐宗室子孙李洞屡考不中，竟想去哭祖坟。其诗云："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唐太宗的陵墓）恸哭一生休。"（《唐摭言·海叙不遇》）唐代前期的官学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不能不说是科举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三，科举科目中有明法、明算、童子、武举等，这对于当时社会上教育重文轻武、重经轻算轻实科和重成人轻儿童的风气或多或少是个冲击，这也是具有积极意久的。

从武后时期开始，逐渐偏重科举而轻视学校。由学校出身参加科举而能及第的人数越来越受到限制，仕途越来越狭。杨玚在《谏限约明经进士疏》中说："自数年以来，有司定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两监惟得一二十人，若常以此数而取，臣恐三千学徒，虚废官廪，两监博士，滥糜天禄。臣窃见流外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尚二千余人，方于明经进士多十余倍，自然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浮虚之徒，以其效官，岂识先王之礼义。"（《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所以到天宝年间便养成了"以京兆同华为荣，而不入学"（《新唐书·选举志》）的风气。这样就使唐中叶以后，学校逐渐衰微下来。唐玄宗为了改变这种轻视学校的现象，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同上）但只过两年又恢复了乡贡。唐文宗太和七年（公元833年）也曾规定："公卿士族子弟，明年之后，不先入国学习业，不在应明经进士之限。"（《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三》）然而由于重科举轻学校之势已成，学校的地位终于不能挽回。学校和科举之间的矛盾，自隋唐兴科举一直到清末废科举的一千多年中，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2）科举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准备参加科举，因此学校逐渐成了科举的预备机关或附庸。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也就成为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检查学生学习成绩所经常采用的方法。唐代的国子、太学和四门学的教学计划，都是按照科举九经取士的要求安排的，把经书分为大、中、小三类，并规定通二经必须大小经各一或中经二，通三经必须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必须大经并通，而《论语》、《孝经》则为共同必修课。至于律学、书学、算学的教学科目，也与科举考试的科目完全相同。科举考试一度重视书判、策论和诗赋，学校也随之注重习字、习时务策和作诗赋。乃至乡村学也都普通学习作诗，学诗成为一种普遍风气。这在客观上成了推动唐诗发展的难得契机。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写道："或问：唐诗何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天宝以后，在进士科考试中，如果"帖经"不合格，允许以作诗补考（《太平广记·封氏闻见录》）。诗的好坏，对于一般考生的录取，往往起决定性作用。《唐诗纪事》卷五十二李肱条写道："（开成二年）帝命高锴复司贡举，。。先进五人诗，。。高锴奏曰：臣锴昨日奏宣进，旨令将进士诗进来者。伏以陛下聪明文思，天纵圣德，今年诗赋题目，出自宸衰，体格雅丽，意思遐远。诸生捧读相贺，自古未有，倍用精研覃思，磨励缉谐。其今年诗赋，比于去年，又胜数等。臣日夜考较，敢不推公。就中进士李肱，《霓裳羽衣曲》一首，最为迥出，更无其比。词韵既好，去就又全。臣前后咏咏近三五十遍，虽何逊复生，亦不能过，兼是宗支，臣以状头第一人，以奖其能。次张棠诗一首，亦绝好，业次李肱，臣与第二人。"从主考官高锴反映的情况看来，李肱考中进士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的诗"最为迥出，更无其比，词韵既好，去就又全。"第二名进士张棠之所以及第，也因为其诗"绝好"。由此可见，诗的优劣在录取进士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正因为这样，所以唐朝知识分子不仅人人会作诗，而且都竭力将诗作好，从而推动了唐诗的重大发展。

一方面科举考试的内容与要求，确实推动了学校学习内容的发展，这是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学校的学习内容与方法也受到科举的限制。如科举注重文辞，学校也注重文辞而少实学；科举注重帖经、墨义，学校也采用这些方法考试学生，结果只能培养记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这是科举对学校教育的消极影响。

（2）科举对士子学风也有很坏的影响首先是知识阶层素质下降。赵匡《举选议》中所指出的"士林鲜体国之论"、"当代寡人师之学"、"当官少称职之吏"云云，无不与学风的颓坏有关。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刘晞在《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疏》中批评说："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致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并引"仲尼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末学，不近典谟，劳心于草木之间，极笔于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矣"（《通典·选举九》卷十七《杂论议中》）。宝应二年（公元763年），贾至在《议杨绾条奏贡举疏》中批评说："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于末术，是诱道之差也。夫以蝎蚓之饵，杂垂沧海，而望吞舟之鱼至，不亦难乎？所以食饵者皆小鱼，就科目者皆小艺。"（《全唐文》卷三六八）德宗时，柳冕致书权德舆，对科举制度提出批评："自倾有司试明经，奏请每经问义十道，五道全写疏，五道全写注，其有明圣人之道，尽六经之义，而不能诵疏与注，一切弃之，恐清识之士，无由而进，腐儒之生，比肩登第，不亦失乎？"权德舆复书也痛切指出："两汉设科，本于射策，故公孙弘、董仲舒之伦痛言理道。近者祖习绮靡，过于雕虫。俗谓之：甲赋律诗、俪偶对属。"又说："明经问义，有幸中所记者，则书不停缀；令通其义，则墙面木偶然"；"令书释意义，则于疏注之内苟删撮旨要"；"至于来问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而不在于注疏者，虽今吏部学究一经之科，每岁一人，犹虑其不能至也。"（《全唐文》卷四八九）从中不难看出问题的严重。这些批评，尽管出发点不同，但均指出进士科考试偏重词章，浮华少实；明经科考试注重记诵注疏。这种取士方法，如同"使骥捕鼠"，"令鹰守肉"，是选不出真正人才的。

其次，学风的日益颓坏，实际上就是学术的逐步没落。

科举制度是文化专制的手段，使思想僵化，脱离实际，其影响不仅是知识阶层自身的堕落，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枯萎。《唐摭言》卷三写道："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可见唐朝实施科举制度，不仅为了选拔官员，同时也想"牢笼英彦"。唐穆宗诏令："将欲化人，必先兴学，苟升名于俊造，宜甄异于乡闾。各委刺史县令，招延儒学，明加训练，名登科第。"（《全唐文》卷六六穆宗《南郊改元德音》）唐敬宗也颁布过同类诏令。值得注意的是，两个诏令都提出"将欲化人，招引儒学，明加训练，名登科第"的要求。由此可见，"化人"、"兴儒"、"登科"这三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统治者利用"儒学"以"化人"，培养自己合格的爪牙。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为了争取及第，皓首穷经，只读死书，不思创造，不究新义，严重阻碍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著名史学家吴晗指出：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上作了大孽，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阻碍了科学的进展，压制了思想，使人们脱离实际，脱离生产，专读死书，专学八股，专写空话，害尽了人，也害死了人，罪状数不完，也说不完。（吴晗《明代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再次，由于科举是一般中小地主阶级子弟入仕的唯一途径，所以虽然科场生活很辛苦，甚至要遭受许多耻辱，但人们仍趋之若鹜。社会上广泛养成了做官发财的名利思想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有些士子为了谋取功名，竟不择手段。据《唐语林》说："明皇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倾夺，号之为棚，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戚，无不走也，以此荧惑主司视听，其不第者率多喧讼，考功不能御。"一般士子，如既无门第做靠山，又无权势可援引，就不得不卑躬屈节，低首下心，请人荐举。一经名公钜卿揄扬，立刻便可身价百倍，功名利禄由此而得。所以在当时有一种投诗谒见和所谓温卷的风气。要想请名公大人荐举，就必须先行卷投呈，即把自己所做的诗文，抄录若干篇首，订为卷式，夹着自己的名片，先送上去。如果主人看中了，或许下次准见。这种不良风气，在唐代一度非常流行，连王维这样清高之士，为了行卷，都曾男扮女装，其难可以想见。有这样两句诗："荷衣拭泪几回穿，欲谒朱门抵上天。"可见投诗谒见也是很苦的事，有时竟到处碰钉子。江陵项氏描述说："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帋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其人上谐者。嗟呼！风俗之弊，至此极矣。此不独为士者可鄙。其时之治乱，尽可知矣。"（《文献通考·选举二》）可见当时社会士子学风之低下。

尤其寒门庶族地主中的人取得高官厚禄后，本身转化为大官僚大地主，反过来把持科举，营私舞弊，造成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这在高宗以后就明显地表现出来。营私舞弊的名目很多，如"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挟藏入试，谓之书策。"（《唐国史补》右卷中"叙进士科举"）请托、通关节、私荐、场外议定，以及先定及第人等现象屡见不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武宗时李德裕为相，旧例礼部放榜，要先呈宰相。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王起知举，问德裕所欲。答曰："安用问为，如盧肇、丁稄、"姚鹄岂以不与及第耶。"王起于是依而放过。由此可见，宰相一言，即可决定取录与否。又如尚书李景让，其弟景庄累举未第。母闻其被黜，将笞景让。中表皆劝景让嘱于有司，让终不用。曰："朝廷取士，自有公论，岂敢效人求关节乎？主司知景让弟，非冒取名者，自当放及第。"结果，景让虽然没有亲自去通关节，但主司因景庄是方镇之弟，遂放之及第，景庄是岁登科。这两个例子，充分暴露了科举考试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所以，"上第巍峨，多是将相私人，座主密旧。"校书郎王冷然曾上书宰相说："仆窃闻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这一揭露是很深刻的。

唐统治者也曾采取过"糊名考试"和覆试等办法，解决科举中营私舞弊的问题，如"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刘晞《隋唐嘉话》下）又如"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二月，谏议大夫、权知礼部贡举陈商选士三十七人中第，物论以为请托，令翰林学士白敏中覆试，落张渎、李玕\、薛忱、张觌、崔禀、王湛、刘伯刍等七人。"（《旧唐书·武宗本纪》）对营私舞弊者，有的也给予了一定的惩处，如"龙朔中，敕左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试贡举。思恭吴士轻脱，泄进士问目，三司推脏污狼藉，命西堂斩决，告变，免死，除名流梧州。"（《唐语林》卷八）又如"宣宗大中九年三月，试宏词举人，漏泄题目，为御史台所劾，侍郎辈谂改国子祭酒，郎中周敬复罚两月奉料，考试官刑部郎中唐枝出为处州刺史，监察御史冯颛罚一月奉料。其登科十人并落下。"（《旧唐书·宣宗本纪》）但这些措施只是一时之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洋州刺史赵匡的《举选议》，对科举制度提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批评。他首先批评进士科"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故士林鲜体国之论。"其次，谈到一个人的心智有限，而九流七略，书籍无穷，学习时"但务抄略"，就试时则"偶中是期"，以致"业无所成"，"当代少人师之学"。第三，他认为科举考试的方法"既问口义，又诵疏文"，是"徒竭精华，习不急之业"，面对当代礼法，反而"无不面墙"，临到解决实际问题时，却只有"取办胥吏之口"而已。他指出这是"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故当官少称职之吏"。第四，他指出举人大率二十取一，没齿而不登科的很多，"其事难，其路隘也如此！。。故士子舍学业而趋末技。第五，他指出"收入既少，则争第急切，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毁訾同类，用以争先，。。亏损国风。"他还指出科举的劳民伤财，远方贫士无力赴试，遂致有抱屈遗才诸种现象。最后他指出当时选司偏重年资所造成的"无能之士，禄以列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的缺点。赵匡的上述批评，确实切中了唐代科举考试的时弊，而且比较注重实用。

宝应二年六月，杨绾上疏，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恢复汉代察举之制。疏称："炀帝始制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帖。从此积弊，转而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杨绾认为，欲"澄本清流"，使士人"修德业"、"修廉耻"，使"人伦一变"，皆归"实学"，必须痛下决心，停科举，恢复古制。但是，代宗命大臣商议，得到的结论却是"举人旧业已成，难于速改"。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七月，杨绾再次上疏，请求调整考试方法，依照汉制，以策试为主，经义为辅，以求士人"有孝义廉耻，谦恭之行，好学不倦，精通经义，并堪对策。"遗憾的是，杨绾此次上疏，同样没有得到代宗与大臣的首肯，理由是："进士、明经，行来颇久"，不可顿改，令士人"失业"。最后，代宗只好下诏调合分歧，命新制"与旧法兼行"（《新唐书·选举志》），草草收场。

杨绾的主张没有考虑到时代的变迁，也没有认识到统治者的本意，企图用过时的制度来代替作为统治者强化专制制度有效工具的科举制度，自然不能不遭到冷落。但是，杨绾的奏疏中却指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唐代学风的颓坏，其原因正在于科举制度本身，特别是帖经之法，有百弊而无一利。尽管这一认识仍有其局限，但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

总括以上，唐代科举的实施，是时代的需要，曾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科举考试的内容虽然具有片面性，其考试方法偏重于机械记诵，但它比起九品中正制的取士方法来，毕竟还是有了一个衡量知识的标准。仅以进士科而言，策论是关于治世的才能；诗赋杂文是关于文艺、应用文的知识和能力；经义是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论研究。因此，进士科及第是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治世才能的。这比过去只凭荐举录用人才要好得多。事实上，在唐代进士科考试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人才，如名臣房玄龄、大诗人白居易、大文学家韩愈等等，都是进士出身。所以，科举在我国古代曾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它作为专制主义的上层建筑之一，由社会制度所决定，从其一产生便暴露出虚伪性与欺骗性，乃是统治阶级用以笼络知识分子，控制人们思想的工具。行之既久，流弊丛生，对学校教育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学术思想的繁荣，均曾产生极不良的影响。因此，对科举制度应历史地、科学地评价，尤其应重视其演变过程中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

唐代科举制度对当时及以后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唐政府为了满足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的要求，特设有宾贡科。《东史纲目》卷五所列穆宗长庆到五代时的后唐，新罗留学生登宾贡第者九十人；日本及其它各国留学生也有许多发策决科者。日本吉备真备在唐留学十七年，精修三史、五经及律、书、算学；菅原梶成入太医署学习针炙，回国后成为天皇御医；新罗宾贡进士金可记及第后，隐居终南山，及后归国时，其中国友人章孝标曾赋诗以赠。项斯、张乔、李白、王维等著名文人，亦都有与外国留学生酬唱的诗篇。唐朝的兴盛发达，使周边各族和各国不满足于自然的文化传播而派遣留学生，直接汲取中国文明。他们长期生活于唐，在社会生活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归国后，移植唐文化于本土，这不仅对改造其国政治，提高文明程度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为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开放型功能涂下了重彩之笔。

科举制度对欧洲也发生过重大影响。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在欧洲各国逐步推行的文官考核制度就吸收了科举考试制度的合理因素。1791年法国首先试行文官考核制度；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开始实施文官考核制；1855年英国开始推行文官考核制。当时在欧洲等级制的土壤里，生长出一大批无所事事的官僚。任人唯亲的宗法原则越来越不适应维护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器的需要，这就是中国科举制度在欧洲引起重视的契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美国学者卜德认为，在西方推行的"文官"体制，是在精神文明领域里中国对西方最宝贵的贡献之一。

（三）五代的人才选拔据■瑞临《文献通考·选举三》陈述，五代五十二年，朝代更易，干戈抢攘，但贡举之制并未尝废弃，只是每年所取进士极少，最多时也仅及盛唐时的一半。土宇分割，士人流散，固无怪其然。不同的是三礼、三传、学究、明经诸科为唐所不重，取人也少考，到五代自晋以来，却中选者动以百计。原因一是帖书墨义在承平之时，士鄙其学而不习，国家也贱其科而不取，故惟以攻诗赋、中进士举者为贵。丧乱以来，文学废坠，为士者往往从事帖诵之末习，而举笔能文者固罕见之，国家也只好以此为士子进取之途；二是因为处于乱世，士人不能安心读书，社会上崇学风气也渐淡泊，功名利禄的思想不像太平时候那么炽烈。因而参加考试的不多，中榜者有时只有三四人，梁时极考宏词料的就只有一人。后来，制科取消了，进士考试中诗赋、杂文、策论时有更易，而与经学诸科有关的反而有了起色。三是因为当时文学发展失去了良好的条件；而经书因印刷业的发展而广为流传，方便士人习诵；统治者要利用思想武器，更要宣传儒家经典，所以读经的人多起来，经学诸科所取的人数反而多于盛唐。这其实既是战乱所带来的文化废坠的结果，又在客观上为保存经典，阐说经义及宋人的演"义"之学作了准备。

另一方面，五代之时，虽科举未尝废，但很多人厄于乱离之际，不得卒业；或有所长而不能自见，无法施展学问和抱负，老死闾阎。科举虽断断续续一直存在，但中者极少，流弊极深。据《五代会要》记载，当时有关科举的奏折和敕文几乎都涉及请讬舞弊之事，朝廷也一再惩罚主考官，用复试、严审等手段严格筛选考生，但这种事仍时时有之。梁朝曾有意识地利用科举来弘扬儒学，但不久，关于在科举考试中设明经科的争论便不断发生。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罢帖经对义等试经内容，别试杂文及对策。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将明经考试视为人才选拔的障碍，对经学内容丧失了信心。

四、实科教育我国古代实用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培养造就了大批第一流的科学家、发明家和工匠，在我国古代人才群体中大放异彩。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改造自然、传授实用科学知识技能和实践活动中，创造并积累了培养、训练实用人才的宝贵经验，大大丰富了古代教育遗产。隋唐时期的实科教育，尤其具有独特意义，因为我国古代实科教育制度，在这一时期得以创建；实科教育的发展先于欧洲各国一千余年，朝廷主持颁定的实科专业教材也为世界之先；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有关实科人才规格、科技道德教育以及教学工作等多方面的论述，成为我国科技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为发展实科教育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

第一，奖掖实科人才。当时在天文历算方面，名家如流。祖孝孙"博学，晓历算"，傅仁均"善历算"，傅奕"尤晓天文历数"，李淳风"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崔善为"好学，兼善天文算历"，等等。李世民对他们恩礼有加，封官赐爵，并给以奖掖。李淳风在贞观初为修订《戊寅历》提出七条宝贵意见，很受李世民器重，"授将士郎，直太史局。"后来，李淳风在天文研究中不断作出贡献，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李世民又拜他为太史令（《旧唐书·李淳风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第二，兴办实科学校，培养实科人才。当时的太医署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院，医学分科很细，招收各种生徒。太史局也设立了天文学校、历学学校，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在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这些实科人才的广泛培养，为贞观以后许多重大的闻名于世的科学发明奠定了基础。

第三，重视使用科技新成果。李世民很重视科技成果，并加以推广应用。天文学家李淳风在贞观七年（公元633年）研制成了一部精密的天文仪器"黄道浑仪"，李世民十分高兴，当即下令把它放置凝晖阁，"以用测侯"（同上），即使这部新仪器能够立即为当时的天文历算科学发挥作用，也使科技人员得到鼓舞。

（一）实科学校教育隋唐时代的实科学校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属于国家教育行政系统的正规学校：医学和算学，医学又有中央医学和地方医学。二是属于职官"官学"性质的学校，主要有京师药园和太仆寺的医药弟子，以及太史监、司天台系统的天文历法生。

1。医学专门学校我国实科专科学校的创立，以南朝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医学校的建立为标志。北魏时又设立了太医博士，培养高等医学人才。据《隋书·百官志》记载，隋代在太常寺下设太医署，除专门的医官，还有专门从事医学教育的学官，即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按摩博士二人，咒禁博士二人。也就是说，建立起明确的医学教育制度，开始在太医署安置了与医学教育有关的人员。《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记有："太医署有主药（二人）、医师（二人）、按摩博士（二人）、祝（咒）禁博士（二人）等员。"从中可见，隋代的医学教育已设置了医博士、按摩博士、咒禁博士等固定的人员，出现了专门化的雏形。

唐代的医学校，分中央与地方两级。

中央医学校继承隋制，仍然设在太医署，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医学院。它分四科，即医、针、按摩和咒禁。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除医官外，主要的教职人员配备有："医博士一人，正八品上；助教一人，从九品上"；"针博士一人，从八品上；助教一人，针师十人，并从九品下"；"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师四人，并从九品下"；"咒禁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医学招收生员也有定额："医生四十人"，"针生二十人"，"按摩生十五人"，"咒禁生十人"。与《旧唐书》相比较，此记载除针博士的品级略有出入外，其他内容基本相同，说明唐代中央医学已有一定的建制。

医学教学分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四科进行。

医科又分为：体疗科（相当于今天的内科）学习年限七年；疮肿科（相当于今天的外科）学习年限五年；少小科（相当于今天的儿科）学习年限五年；耳目口齿科（相当于今天的五官科）学习年限二年；角法科（相当于今天的针炙科，包括拔火罐等）学习年限二年。以上各科均以《本草》和《甲乙脉经》为必修科目，设置医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先读诸经，后分科学习。

针科，设立针博士一人，助教一人，针师十人。学习的基本课程主要是与针炙有关的各种书籍，如《黄帝内经》中的《灵枢经》，晋朝的《针炙甲乙经》等，并识记穴位和背诵脉诀，然后再学习各种用针的技法；还要在针师和针工的带领下进行临床实习，掌握和熟悉针炙的穴位和手法。

按摩科，设立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师四人，按摩生十五人。按摩生在按摩博士带领下，学习用按摩治疗外感染症（风、寒、暑、温）关节病和内伤杂症（饥、饱、劳、逸），以及用正骨法治疗骨折、伤筋、跌打损伤等骨科疾病的方法。

咒经科，设立咒经博士一人，咒经生十人。咒经生主要学习所谓除邪恶、去鬼神的学问（类似卜巫）。

唐代统治者对医学十分重视。唐太宗时，提拔《古今验方录》的作者甄立言为"太常寺丞"，分管太医署的医师。对甄立言的哥哥、擅长针穴疗法的百岁老医师甄权也十分尊敬，唐太宗曾亲自登门拜访，赠以几杖衣服，给以五品散阶官，表示尊养。

此外，在师生的管理上，也有一些明确的规定，比如：医博士、按摩博士、咒经博士"取医人内法术（古典医学书籍的造诣和临床的经验与实绩）"的优异者为之（《养老令·疾医令》）。担任地方医学教育的国医师的教育方式"并准典药寮教习法"（同上）。医学有关学生的入学顺序的规定：第一是具有医学世袭职务药师称号的诸氏；第二是三代以上以医学为业的世习之家；第三是采录庶人十三岁至十六岁中的聪慧者。这也不是普通庶人，一般以五品以上的子孙为原则，根据情况，也采录八品以上者（同上）。医学也讲"束脩"，初入学，皆行束脩礼，一准太学生，其按摩、咒禁生减半。同时要求专业学习，不能从事其它杂事，同太学生一样，也有旬假、田假、授衣假等。医学生在学期间除了学习规定的课程外，还要定期进行考试和临床实习。考试有月考（每月由博士主持的考试）、季考（每季由太医令丞主持的考试）、岁考（每年由太常丞主持的考试），临床实习成绩列为参考，以治愈多少病人来计算。学生毕业后，根据学习成绩分别授予医师、医正、医工等职位，然后分别派往全国各州、县，或任教，或医病。如果学生学习满九年，考试成绩低劣，没有达到及格水平，则勒令退学。

京师的医学教育，除以上正规教育外，还有职官性的教育：其一是在京师药园招收"庶人十六岁以上为药园生，业成者为师"；其二是在太仆寺设"兽医博士四人，学生百人"（《新唐书·百官志》）。这是我国古代药物学和兽医学专科教育的开始。

唐代还建立了地方医学教育制度："贞观三年，置医学，有医药博士及学生。开元元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未及，医学博士、学生皆省，僻州少医药者如故。二十七年，复置医学生，掌州境巡疗。永泰元年，复置医学博士。"（同上）从这段记载可知，唐自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创立地方医学，其发展不够稳定一贯，随着政局的变化，时兴时废。

自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起，诸州的医生，"随贡举人列申省补授，十年与散官，同流外列附申。"（《唐会要》）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以后，医学入仕也仿效科举，进行考试："各试医经、方术。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二道，《素问》二道，张仲景《伤寒论》二道，诸杂经方义二道，通七以上留，已（以）下放。"（同上）

2。算学专门学校我国自三代开始，小学有传授"九数"（术计）的建制，属于初等性质的数学教育。与天文、历法等关系密切的高等数学多设在史官门下，不列于国学，至隋代才隶属国子寺。此事见于《隋书·百官志》："算学博士二人，算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隶属于国子寺。"又见于《旧唐书·职官志》："隋始置算学博士二人于国庠。"算学博士的官衔为"从九品下"（《唐六典》）卷二十一注）。算学列为国学之一，说明它的专门化程度已得到社会公认，具备了设立专科学校的基础。唐初，废算学。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复置，三年（公元658年）又废，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又复。从龙朔二年起，"东都初置国子监，并加学生员等，均分于两都教授。"（《旧唐书·高宗纪上》）从这一年开始，算学生也分两处就学：一处在京师长安，另一处在东都洛阳。

唐代算学在教育管理上，可能曾有双重领导关系：一是与国子、太学、四门、书、律、并称国学六馆，说明它受国子监领导；一是在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新唐书·选举志上》），说明算学受秘阁（或如《唐会要》称"秘书局"）领导。唐代算学的建制和管理制度与国学中其他各馆一样，比魏晋时隶属于史官要完善得多，这是算学教育的进步。但是，它又不同于经学教育，不是培养通用人才，而是培养专门人才，在专业上与秘阁所统辖的司天台（专司于文、历法的机构）有直接关系，所以也有可能受秘阁领导。这种领导体制，反映了专科教育的特点，与现代的某些专科大学情形相仿。

唐代算学的建制设有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还有"助教一人"。《唐六典》卷二十一则认为有"典学二人"。算学学生入学有资格限制，限"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旧唐书·职官志》），品级要求比国子、太学、四门等馆宽。其数额定为三十人。算学学生入学要行束脩之礼，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载，俊士和律、书、算学生为同一规格，向教师敬献绢一匹。但是《新唐书·百官志》则为"六学束脩礼，督课试举，皆如国子学。"

算学生按所学课程与科举明算科相应分为两班。第一班学习《九章》、《诲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和《五经算》；第二班学习《缀术》和《缉古》。此外，两班学生都要兼习《记遗》和《三等数》。两班人数，唐前期各十五人。《唐六典·国子监》云："二分其经，以为之业。习《九章》、《诲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十有五人。习《缀术》、《缉古》，十有五人。其《记遗》、《三等数》亦兼习之。"在这段记载中，第一班所学课程遗漏了《五经算》。第一班受业时间总计七年：《孙子》和《五曹》共一年，《九章》和《诲岛》共三年，《张丘建》和《夏侯阳》各一年，《周髀》和《五经算》共一年。《唐六典·国子监》云："《孙子》、《五曹》共限一年业成，《九章》、《诲岛》共三年，《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年，《周髀》、《五经算》共一年。"第二班受业时间总计五年：《缉古》四年，《缀术》一年。《唐六典·国子监》云："《缀术》四年、《缉古》一年。"另一说，《缉古》受业三年。《新唐书·选举志上》云"《缉古》三岁"。这样，第二班受业时间也总计七年。

算学学生在学期间，每旬有旬试，每年有年试，全部学业完成之后参加国子监考试。国子监考试合格，就参加省试。两班中，前者似古典数学专业，后者似应用数学专业。《算学记遗》、《三等数》是公共必修教材。

尤其应当提出的是，李淳风与梁述、王真儒等编定和注释了历史上一批数学名著，统称《算经十书》，唐高宗把它规定为国子监的算学教材。这十部算经，不仅成为唐代以后算学和科举明算科的教材，而且介绍了一些重要的科研成果，成为了解我国古代数学发展史的重要文献。例如，祖■建立的计算球体体积的一条定理，其计算公式和理论基础，就是通过注释《九章算经》介绍给世人的。这一定理，在一千多年以后，西方才有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证得。

唐代算学教育注重考试，要求学生做到"明数造术，详明术理"，也就是既要掌握运算规则，具有运算能力，又必须通晓数学的基本原理。这种考试原则兼顾知识与智能两个方面，在一千多年前是先进的，在今天也是可取的。

国子算学内部的考试，时间安排与其他六学相同。据《唐会要》卷三十五称："其试者通计一年所受之业口问大义，得八以上为上，得六以上为中，得五以下为下。"

唐代算学时有兴废，招生人数也有多有少。据史书记载："唐初废算，显庆丙辰复置。"（《旧唐书》卷四，《新唐书》卷四十八）据李俨考释，"贞元前后六馆已亡其三"，可能算学即在已亡之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重新规定国学各馆定员时，"西京书算馆不过十人，东都算馆二人"。李俨认为，"终唐之世，数学教育制度尚未尝废。"（李俨：《唐宋元明数学教育制度》）

唐代创立了科举制，并设有明算科，其考试方式有贴经和问答两种，《新唐书·选举志》有详细记载。其中贴经与问答试题的数量，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规定，因此，《唐六典》、《通典》和《新唐书》的记载不尽相同。明算科及第之后，送吏部授官："书、算学生从九品下叙"（《新唐书·选举志》）。

3。天文、历法专门学校在朝廷的天文、历法机构太史监中设立专科学校始于隋朝，其前身可以追溯到北魏太史博士的设立（《历代职官表》卷三）。至唐代，太史监屡改名称建制，前后曾命名为秘阁局、深仪监、太史监、太史局、司天台等。名称虽异，建制不一，但都是集行政机关、教育机构、研究单位三位一体的政府职能部门，既进行日常事务性工作，又培养学生。学生毕业后的方向是在本部门就职或在其它部门从事本专业工作，不参加科举考试，属职业教育性质。现分述如下：太卜署　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拜家动用之事。博士、助教和卜师、筮师教学生占卜之法和驱鬼术。业成后，留本署就业。

司天台　其名称屡有变更，或曰太史局，或曰浑天监。司天台下设四个职能部门：司历　掌国家历法的推算和制定，历博士掌教历史。历生，开元时三十六人；天宝时四十一人；乾元初五十五人。

监侯　掌观察天文气里，有天文观生九十人。

灵台　掌天文星象变化并占候，设灵台郎以教学生。天文生，开元时六十人；乾元初五十人。

漏刻　设漏刻博士掌教学生习漏刻术。漏生四十人，漏刻生三百六十人。

学漏刻节点，以时唱漏，皆庶民中男、小男为之。毕业后，被典钟或典鼓。太仆寿　设兽医博士以教学生。兽医学生以庶人子弟为之，考试其业以录取。学成后补为兽医，或去各地马场工作。

掖庭局　设宫教博士，教宫人书法、算术和众艺。开元时隶内侍省，博士由中宫为之。

隋唐天文、历法学校，保留着较多的"宦学"性质。在教育管理上，不如医学、算学完善，传授知识也不够系统，比较重视实用性。在教学方法上，继承了我国"天官"的优良传统，注意观察与验证，创立了我国古代实科教育一项重要的教学方法。

（二）实科教育的其它形式隋唐时期，不仅通过官办的实科学校培养科技人才，而且私学家传、佛道人士传艺、经师兼授实科知识、训练手工匠人的艺徒制，以及社会性的科普教育等等，都曾培养造就了实科人才。

1。私学家传私学传授实科知识，始于先秦，后世不绝如缕。至隋唐，凡身怀绝技之人，大都有门徒，例如隋朝著名天文学家耿询，在陈隋之际沦为王世积的家奴，有幸就教于隋太史局官员高智宝，学习掌握了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并研制成功著称于世的水运浑天仪。炀帝时任太史丞。这是国家科技官员授徒施教的一个实例。唐代名医孙思邈曾收徒传医术，如孟诜和卢照邻等人都曾"师事之"（《新唐书·隐逸传》），后来孟诜也成为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传授医术时，注重直观。他精心制作了三幅大型彩色针炙挂图，称《明堂图》。当时朝庭虽然禁止民间研讨天文、历法，但是这方面的传授活动却禁而不绝，例如宋璟曾师事于李元恺，学习"天普历算"（同上）；又如崔良佐撰写过《历像》、《浑仪》等论著，并隐居授徒。据《畴人传四编》记载："卢肇，宜春，举进士第一。肇始学浑天之术于王轩，轩以王蕃之术授之。后因演而成图，又法浑天作《海潮赋》及图。轩，太和进士。"这段话记载了天文知识转相传授的情况，其中卢肇和王轩都是唐朝的进士，说明当时士人也很注意学习实科知识。

家传，是私学的特殊形式，实科人才获益于世传家学的很多，生活在陈隋之际的名医徐之才，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生长在一个世代名医之家，六代之中有十一个著称于世的医生。唐代药物学家李珣出生在一个世代经营香药的波斯商人家庭，从小就有机会学习外国药物学知识，加之他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博览药典，终于写成了著名的《海药本草》。古代的史官，特别是其中的天官，多是宦学与家传相结合，俗称"畴人子弟"。隋唐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如唐太史令庚俭，就出身于天文占星世家，李淳风与之类似，祖上四代都长于天文历算。阎立德是唐代杰出的建筑工程师，曾参加建造昭陵、翠微宫、玉华宫等大型工程，官至工部尚书。其父擅长工艺，家传得法。世业家传的方式，由于适应以家族为单位的封建自然经济，因而在古代成为实科传授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是，它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不利于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发展。诚如孙思邈所指出的："各承家传，始终循旧"。这种传习方式的保守性，归根到底是由宗法制度和小生产所决定的。

2。佛道传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与宗教迷信活动长期斗争的结果。但是，不成熟的科学技术，又往往掺杂着迷信的成份，科学的成果也常常被宗教借用来以售其奸。正是由于宗教与科技有着相互浸入的关系，所以在宗教活动中，就必然也有传授科学技术的事情发生。不论中国和外国，在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的古代，都是这样的。隋之世，是我国佛道昌盛的时代，和化学杂揉在一起的炼丹术，自秦汉之际开始，就是道教方士的数术；和医学交织在一起的咒禁，也是他们的绝技。至于占星与天文，勘舆与地质等等，关系都十分密切。加之宗教人士研究天文、历法等"中秘之物"不受律令的限制，只听"道格处分"，因此，隋唐两代的道教人士中，多有传授这些知识的，例如对传习天文知识起过重大作用的《步天歌》，就出自道士之手（据《新唐书·艺文志》）。再如李淳风的父亲李播"弃官为道士，号黄冠子"（《新唐书·方伎列传》），曾撰写过《大象元机歌》三卷及《大象历》等，据清人黄钟骏称"皆《步天歌》之类也"（《畴人传四编》卷四），也是为传天文知识所用。此外，向道教人士学习天文知识而有所成者，还有隋代太史令薛颐；向道教学习炼丹与咒禁的则有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等。

佛教传经，同时也要传授有关的实证知识，这与佛经的内容有关。占星是佛学的组成部分，如《大藏经》中就收有《七曜星辰别行法》等天文历算书籍。佛经还有称做"五明"的内容，即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其中工巧明是研究历算、工艺技术的；医方明是研究医理、方剂和药物学的。佛教输入也带来了天竺（今为印度）、波斯（今为伊朗）、狮子国（今为斯里兰卡）等国的实科知识。当时研究天竺历法的有三家，即迦叶氏、瞿昙氏和拘摩罗。这三位天文历算家都是佛学大师，他们在中国期间，曾任太史阁，传授天竺的天文历法知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第1分册第75　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据说瞿昙罗担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对传播印度等国的天算知识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后代瞿昙譔曾编撰著名的《开元占经》，促进了我国天文知识的传授。唐代天文学家一行编撰《大衍历》，李淳风修定《麟德历》，都曾受到以上三位大历法家的影响。此外，唐代佛教的密宗首领不空和尚，曾翻译了《文殊列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二卷，详细介绍了天竺国当时的天文星历知识，由他的中国弟子杨景风为之作注。唐代著名天文家张遂，循入空门后称一行僧，他学数学曾以嵩山普寂为师。为穷大衍之术，他又登天台山国清寺就教，并亲见"僧于庭布算"的场面。唐代律宗高师鉴真和尚通晓"五明"，认真学习了道岸律师高起的建筑技艺，还亲睹道岸监造长安小雁塔的过程。后来，鉴真又从弘景律师"具足戒"，并学到了丰富的药物学知识，掌握了"奇效丸"的配制密方，鉴真的经历，是唐代佛门传授实科知识的典型实例。

3。经师兼授实科知识在汉代经学教育中，已具有兼容实科知识的特点。隋唐之世，结束了自汉以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经学。有几位对经学统一曾起重大作用的经学大师，都兼传实科知识。史称"刘焯于《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十余部，推步日月之经，量度山海之术，莫不覈其根本，穷其秘奥。著《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并行于世。"又称刘炫"与术者修天文律历"，曾编者《算术》一卷（《隋书·刘焯刘炫列传》）。他还修订了《周髀》关于每百里日影差一寸的说法，后世僧一行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子午线实测工作。二刘在讲经的同时兼传科技知识，孔颖达就是刘焯的门人。这是经学大师传习科技知识的实际事例。

4。手工作坊的艺徒制唐代训练手工匠人有官营作坊的徒艺制和世业家传等形式。我国在商周时代就已有了"百工之制"。唐代继承发展了古制，专设少府监（或称内府、尚方）负责管理百工技巧（"掌百工技巧之政"）和将作监（"掌土木工匠之政"）。少府监负责天子和后妃的器物、服饰、及祭祀用品、朝会仪仗等，将作监负责土木建筑工程。两监都有训练艺徒的职责，少府监还订有培训制度，一边生产，一边训练工人。艺徒训练由少府监（从三品）负总责，据《新唐书·百宫三》记载，少府监训练工徒，有一套管理制度：细镂之工，教以四年；东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矟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弁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技，四委以令丞试工，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新唐书·百官志》）

从这一记载可知，唐朝宫廷作坊，所收艺徒有四个工种："细镂之工"，这是用金翠珠宝等制成各式花朵的首饰工；"车路（即人君所乘坐的车）乐器之工"，这是制作车辆、乐器的工程；"平漫刀矟之工"与"矢镞竹漆屈柳之工"，这是制造大刀、长矛（矛长八尺曰矟）、弓箭的兵器工；"冠冕弁帻之工"，这是制作衣冠的工种。少府丞（从六品下）根据不同工种所传授技术的难易，确定出徒时间，例如首饰工，需要掌握难度较大的刻镂、雕花等工艺技术，学徒时间最长，为四年；"冠冕弁帻"工，其技艺容易学会，规定只用九月时间就可出徒。官营作坊训练工徒，十分重视考核，季试由令丞负责，年终的岁试则由少府监亲自主持。为考核艺徒所制产品的优劣，还规定在制品上标明制作者姓名（"物勒工名"）。唐朝官营作坊，借用皇权威力征用全国的工艺名师来训练艺徒，并指令他们拿出家传绝技教授，即所谓"教作者传家技"。这种传习方式，有助于突破家传技艺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比较先进的艺徒培训形式。

唐朝的官营手工作坊，规模很大，工匠从全国挑选并且进行训练，两监集中了当时手工业工匠中的精英人物，两监的产品则体现了当时手工业最高的技术水平。例如少府监为唐中宗爱女安乐公主织成的毛裙，料用白鸟毛，正看是一色，反看是一色，倒看又是一色；白昼是一色，灯影下看又是一色。百鸟形状都显现在裙子上，是举世罕见的工艺真品（转引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247　页）。两监造就了一批绝世巧匠能工。

在民间，广泛存在着世业家传的教育活动，凡名牌产品的制作技艺，在古代几乎都是依靠家传继承发展的。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馆现存的唐代名琴绝品"九霄环珮"、"松雪"、"响泉"、"春雷"、"忘味"、"百纳"等，就是唐代西蜀成都雷威和雷氏一家制作。雷氏家族以制琴为世业，所制古琴被人们赞誉为"雷公琴"，数百年间一直颇享盛名。雷氏之所以能取得卓越成就，是由于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在世代制琴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选材、制做、审验的成功经验和独特技术。为使技艺常新不衰，他们广泛吸取各家之长。据《贾氏说林》记载，雷威在■琴的过程中曾得到谙熟音律的老人指点。在古代，世袭技艺关系到家族的经济生活与发展，为保持"独家经营"的优势，往往采取一种封闭的内循环方式，对技术的传播加以限制，诚如唐代诗人刘禹锡所吟："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可见这种传习的顽固性，它拒绝了技术上的竞争，是防碍生产技术发展的。

可以说，唐代实科教育的确具有形式多样，不拘一格的特点。这与当时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统一，以及政治的开明，都有直接关系。当然也体现了地主阶级在其上升时期往往还能顺应社会发展要求，因而也为实科教育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三）实科专业教材的颁定我国自唐代开始，由国家颁定统一的实科专业教材，这与实科学校的建立是相适应的。朝廷对于当时的算学、医学都规定了必修与选修的教材，这些教材或由朝廷诏令编审而成，或选用高水平的专业书籍代之。

由国家主持编定统一的实科教材，标志着实科教育地位的提高和进步，当时在这方面我国又居世界领先地位。欧洲最早由国家颁定的药物学专书，是意大利的佛罗伦斯药典，颁定于1494年，比我国晚八百多年。

实科教材，除由国家诏令颁定者外，在专科学校中还选用一些内容全面、先进的专业善本书。例如天文学专业，就选用《步天歌》为入门者的必修教材；唐代李石编著的我国最早的兽医教科书《司牧安骥集》，以及当时著名的医学专著《甲乙经》，也都被选作教材。私学家传的实科教育也使用教材，不过其灵活性大大超出官办专科学校，多随大师的所专所好加以选择。

唐代颁定的实科教材，大致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荟萃集成。就教材内容而言，囊括了当时最新的科技成就。《算经十书》集以往古算之大成，其中《九章算术》是最重要的一部，"它对以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正像古希腊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对西方数学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是非常深刻的。"（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名著简介》，《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出版。）这十部算书中不少内容在数学上的成就具有世界意义：联立一次方程的解法，早于欧洲一千五百多年；《孙子算经》的"物不知数"解法，已包含了现代数论中著名的剩余定理的基本形式；《缀术》又记载了早于欧洲一千余年的祖冲之的密率。。。医学教材的内容也是汇集了当时之精萃，属于高水平的。就教材版本而言，所选用的都是经过认真校勘的善本，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高质量的。这不仅保证了我国实科教育的教学水平，而且远传外国，对其他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和科技人才成长都有着积极影响。

第二，编定教材和研究相结合。唐代实科教材能做到荟萃集成，不仅由于借助了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而且还由于选派了第一流的科学家。他们在编撰过程中，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所编教材本身就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如《新修本草》就是经过药物学家们集体钻研，在广泛吸取了以往本草药书的成果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药物一百十四种，所载入药物竟达八百四十四种，堪称一部恢宏的药典。李淳风编《算经十书》，也正是由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才能超过前人，纠正了"南北两地相距千里则日影长相差一寸"等错误结论，为我国古代算学作出了新贡献。唐代选派第一流科学家，将编定教材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以保证教材的高质量，这经验值得借鉴。

第三，具有独特的体例。唐代颁定的教材都是注释本，既保留了前人的原著，使学生能知其源，又通过注释立了新意，创立了新说，作到及时更新教材内容，使学生能知其流，学到新知识；而且，有的还是集注本，有利于学生借以了解各家的见解，开阔眼界，活跃学术思想。所以，这种体例的实科教材，易于学生自学。

第四，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唐代《新修本草》包括药图和图经，称得上是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这是前所未有的，很有利于采药和教学。被称为天文学入门的教材《步天歌》，首次刊印天文图象。《畴人传四编》赞道："历代天文志，徒有其书，而无载象，学者但识星名，无从仰观。自丹元子著《步天歌》，见者可以观象。"运用诗歌、韵文记述科学知识，在唐代是十分普遍的，就连严肃的医理，医师们也要精心撰文，使其具有一定的韵律，读来琅琅上口。这种生动活泼的实科教材，对后世颇有影响。

（四）实科教育观1。实科人才的基本要求实科人才应当具有什么样的规格，这是进行实科教育必须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唐代科学家们很重视这个问题。孙思邈在总结医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向后学郑重指出，要掌握医道。必须做到"胆大"、"心小"、"行方"、"智圆"（《旧唐书·孙思邈传》）。所谓"胆大"，指能果决诊断，对症下药；要求学医的人，要像勇士一样无所畏惧，具有胆略和识见之明。"心小"，指治病细心谨慎，如同临深渊、履薄冰那样，千万不可马虎大意；行医关乎患者生死，要求学医的人必须作风严谨，慎重行事。"行方"，指行为方正不阿，不为利欲而偏离正道，不因坚持正义而感到忧惧不安；要求学医的人必须具有高尚的医德，有仁人爱民之心。"智圆"，指知识丰富，又有智谋，能做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要求学医的人具有广博的专业知识和机敏灵活的才干，能洞察隐微，作出迅速反应。"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本是古代为人处世的箴言，孙思邈特用来作为医者立德行业的准则。这同样适用于其他实科人才，所以对后学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2。实科职业道德教育唐代有成就的科学家和工匠大都懂得，实科人才的思想道德水准会直接影响他们事业的成败。因此，在传授科学知识的技艺的同时，十分重视职业道德教育。

确立献身科学事业的理想，以服务于天下国家为目的，是唐代实科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儒家关于"开物成务"必须服务于"利用、厚生、正德"的思想，对进行这方面教育曾起指导作用。人们既用此来评价科学技术的价值，也这样要求实科人才。《隋书·艺术列传序》就体现了这种观点，它认为"因民设教"（即传授科技知识）的目的，就在于"救恤灾患，禁止淫邪"，"技巧所以利器用，济艰难也。"《新唐书·方技列传序》也持同一观点，认为有方技的人只有"卓然有益于时者，兹可珍也。"那种"恃已所长，专心经略财物"，或"矜以夸众，神以诬人"的所谓方技之人，被指斥为"技之下者"。在这种思想教育熏陶下，隋唐时期培养造就成了一批具有崇高道德理想，不计名利得失，献身科学，又热心服务于民众的科学家。如孙思邈将医学视为决人生死的"仁术"，并告诫后学："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他自己就以"一存仁心"的胸怀，热诚为民众治病，仅他亲手治疗的麻风病人就有六百多例；地理学家贾耽，以"率土山川，不忘寤寐"的爱国热情付出十六年心血制成了《海内华夷图》，这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巨幅地图；陆龟蒙关心百姓温饱，撰写出我国最早的农具专著《耒耜经》，寄托了自己的"农本"思想；陆羽，朝廷曾诏拜他为"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但他不就职，却居家著书，终于写成世界上最早最著名的茶业专著《茶经》。。这些科学家能学有所成，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正在于他们树立了献身科学事业的崇高理想，具有爱国仁民之心。

注重培养实科人才的专业品德，是隋唐科技道德教育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当时有些科技工作者已经懂得德高术精可以造福百姓，如果德劣术高就可能造成很大危害。因此，他们在传授技艺时，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专业品德的戒律。例如传授医家的咒禁学，就规定"凡欲学禁，先持五戒、十善、八忌、四归"，要求后学"济扶苦难"，"不怜富憎贫"，"不淫声色"，"调和心性不乍嗔乍喜"（《千金翼方》卷二十九）。专业教材中设专章论述科技道德，是我国首创，足以说明当时对科技道德教育的极端重视。

隋唐时代，实科学校的建立和实科教育的实施，是教育史上空前的大举，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第一，它标志着实科教育在学校系统中有了合法地位，这对于提倡科学，培养和造就科学技术人才，有直接推动作用。唐代实科学校的领导体制、管理制度、学科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为我国后代各代所沿用，直至清末新教育兴起时才废止。因此，隋唐之世又可称为我国古代实科学校教育的奠基时期。第二，为世界实科教育之先。据大英百科全书称，欧洲至九世纪才在意大利有医学校的创建，比我国约晚二三百年，其规模也不如唐代医学专科学校。外国教育史家指出，在普通学校中设置自然科技专业，便称之为实科学校，在欧洲，这类学校创建于十七、十八世纪，它是反对中世纪神学教育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而在我国，那些被古代欧洲视为神学领地的天算历法知识，早在隋唐之初就已被公开立学施教，并明文规定国学招收文武八品以下官员及庶人子弟进行深造，从而创建了类似欧洲的实科学校，时间却比欧洲要早一千年，它还体现了我国古代育教非宗教的性质和科学精神。这是我国引以为自豪的又一光辉成就。第三，对朝鲜和日本实科学校的建立有直接影响。朝鲜在公元692年开始设立算学博士，并以《本草》、《甲乙经》、《素问经》、《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教授学生；公元717年，开始设立算学博士，用《算经十书》为教材；公元749年，又设立天文博士、漏刻博士。这些史实说明朝鲜古代实科学校制度与唐制相仿。日本也是这校，据《日本数学史》称，在推古之朝（公元602年），我国的数学传入日本，他们开始设立算学博士、天文博士和历博士，招收算生、天文生和历生，以培养高等科技人才。公元701年，日本天皇颁发《大宝律令》，全面模仿唐朝的政教体制，实科学校更加趋于完备，教材几乎全部采用唐朝的译本。科举也设立了明算科。尤其是唐代的医学教育制度对日本的影响更为深刻。日本奈良王朝不仅有类似唐代国学的建制"大学寮"，而且专设了"典药寮"，配置了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以《本草》、《甲乙经》、《脉经》、《素问》、《明堂经》等为教材，培养高等医学人才。与此同时，日本还设立了"药学寮"，以培养高等医学人才，其制度悉如唐代京师药园的建制。

隋唐实科教育，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称得上是别开生面的一页。但是，应当看到，尽管隋唐时期我国古代社会尚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统治者对实科教育有提倡和扶植的一面，同时也有压制和阻碍的一面。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也需要推行愚民政策，特别是像天文、历法这类科学技术事业，一向被他们用来显示所谓王政的天意，因此，唐王朝多次颁布法令，严禁民间学习研究，更不许民间造历。他们压制科学家的研究活动，剽窃其科研成果，还利用宗教迷信活动来破坏科学的发展，这些都是隋唐科技教育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是不可避免的。

五、教育家的活动和教育思想（一）王通对唐帝国的贡献及其"安邦育人"的教育目的论王通（公元580-617年），字仲淹，号文中子，山西龙门人，是隋代杰出的教育家。

王通出身于儒学世家，其父曾传儒学，教授弟子十余。开皇初年，做过国子博士，并著有《兴衰要论》七篇。由于父亲的教导，王通自幼便立有四方之志，曾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焕，问礼于河东关于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疾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精研儒家经典。当他行年二十岁时，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策十二策，深受隋文帝赏识。但因公卿不悦，自知谋之不用，乃作东征之歌而归，歌云："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转引自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史》）从此拒不出仕，专门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

王通归乡后，首先确定了续述"六经"的计划，决心以古代隐逸贤才为榜样，"退而求诸野"，以著述和教学来弘扬儒学。他用了九年时间著成"续五经"（称《五氏六经》）八十卷，其撰著目的在于"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下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在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统一之时，扯起了振兴儒学的旗帜。《续六经》完成后，王通名声大噪，求学者自远而至，盛况空前，及门弟子上千人，有"河汾门下"之称。

王通的学生很多，往来受业者千余人，如河南董常、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南薛牧、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距鹿魏征、太原温太雅、颖川陈叙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唐代有名的卿相，尤其是房玄龄、魏征等，致唐代于太平，有莫大的功劳。王通培养出这样一些具有政治才干的人才，说明他的教育是成功的。他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死时弟子数百人，"丝麻设位，哀以送之"，称他为仲尼以来未曾有的"圣人"。

王通在短短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著作，但这些著作（包括《续六经》）均因社会动乱而未及刊行，今已失传。存于世的只有《中说》（即《文中子》）一书，是师生问答记录，由其弟子所编辑，采取《论语》体裁，用对话形式表述了王通的思想。全书共十篇：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关朗篇。它是我们研究和了解王通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

王通极力推崇孔孟，志在行周孔之道。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周公所为乎！"（《文中子·天地篇》）又说："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同上）他立志以"首"济天下，他所宣扬的"道"即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尊尊亲亲、三纲五常、仁政等思想。

王通作为教育家，主要是继承和发挥了孔孟教育思想中的精华，同时也吸收了佛家和道家某些观念。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了自己的教育经验，并阐述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其中最能体现其教育实践业绩和教育思想特征的是他的"安邦育人"的教育目的论。

王通把教育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手段，十分重视教育在治国安邦和陶冶人才中的作用。他认为，教育学生，能以道德、学问影响学生，终必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国家，这也就等于为政，何必一定要做官呢？他说"父母安之，兄弟爱之，朋友信之，施于有政，道亦行矣，奚为不行。"（《中说·礼乐》）他的学生董常说："夫子以续诗续书为朝廷，礼论、乐论为政化，賛易为司命，元经（春秋）以赏罚，此夫子所以生也。"（《中说·魏相》）意思是说王通续写六经，是为了政治教化，为了实现政治理想，直率周孔，以"道"济天下，这就是王通所以生的重大意义。王通辞官归里著书讲学，就是重视教育作用。所以他说："我不仕，所以才能成就学业。"他认为"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教育可以使人成才，"居近识远，处今知古，惟学矣乎"（《魏相》），"天生之，地长之，圣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同上）。所谓"圣人成之"，即是教育的作用。由此，他进一步强调一个国家的兴衰在于人，得失在于教（《中说·立命》）。他说："文武治而幽历散，文景宁则桓灵失。斯则治乱相易，浇淳有由，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文中子·立命篇》）他从历史治乱的经验总结中，认为国家的兴衰，政治上的得失，其重要原因在于人才，在于教育。他说："居近识远，处今知古，惟学矣乎？"就是说，要"识远"、"远古"和"居近"、"处今"，只有学习和受教育。他认为只有学习和受教育，才能使人的知识丰富，增强处世能力。他说："困而不忧，穷而不慑，通能之，斯学之力也。"（《文中子·述史篇》）他反对"生而知之"的说法，认为"天下未有不学而成"的人才。王通对教育作用的认识是很深刻的。

王通基于其对教育作用的认识，主张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治国济民，培养和造就能推行王道的佐治人才。他说："君子之学，讲于道；小人之学，进于利。"（《文中子·天地篇》）就是说，君子与小人之区别在于道义与利欲，两者学习的根本目的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增长道义，后者则是为了追求利欲，因此学习的作用与所取得的效果也不相同。他强调"君子之学，进于道"，即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增长道义，成为能推行王道的佐治人才。王通说："仁者吾不得见也，得见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见也，得见义者，斯可也。如不得见，必也刚介乎！刚者好断，介者殊俗。"（《文中子·王道篇》）所谓"仁者"、"智者"、"义者"、"刚介者"，实际上即是坚信儒家的仁义道德、尊尊亲亲、三纲五常及仁政思想的人，亦即能推行王道的佐治人才。

王通是从立志要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理想的王道政治的社会而提出其培养目标的。他要求这种王道政治的人才要对王道政治充满信心，并决心为此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奋斗，"死而后已，得时则行，失时则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续而不坠也"（《中说·立命》），"生以救时，死以明道"（《周公》），志在天下，志在救时，志在实行王道政治，以周孔自信，做自己时代的周公、孔子。他认为，君子得时为政，应学周公；不得时在野，应学孔子著述与教学。

王通又说："天下有道，圣人藏焉；天下无道，圣人彰焉"，"如有用我者，当处于泰山矣"（《述史》）。意思是说，天下无道，正是圣人君子施展才能的时机。这与孔子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的态度正好相反，大有激流勇进，积极进取之意。可以说，王通所要培养的王道佐治人才，比孔子所要求的君子，在社会责任感上更加积极主动。

经过他的精心教育，确实造就了这样一批人才。《旧唐书》中对魏征有段赞语："曾闻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对应，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旧唐书·列传》卷二十一）。此外，房玄龄等人辅助唐太宗达成贞观之治，唐太宗曾说："贞观以前，从我定平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第三》）魏征、房玄龄都是王通的弟子，所用的都是王通教给他们的所谓王道。

（二）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其教材论孔颖达（公元574-648年），字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省冀县）人，是隋唐之际的著名经学家和教育家。

他自幼学习勤奋，很有才智。"八岁就学，诵记日千余言。。及长，明服氏春秋传，郑氏尚书、诗、礼记、王氏易，善属文，通步历。"（《新唐书·儒学上·孔颖达传》）曾师从于当时著名经学家刘焯，学成之后，便居家兴办私学，以教书为业。隋炀帝大业初年，"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今河南新阳）博士，后又被任命为太学助教。隋末，炀帝曾召天下儒官集于东都，诏国子秘书学士与论议，颖达为冠。其时年最少，老师宿儒耻出其下，阴遣客刺之，匿杨玄感家得免。补太学助教。入唐后，太宗平王世充，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授国子博士。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擢升国子司业。岁余，迂太子右庶士，乃兼国子司业。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颖达之说，又与魏征撰《隋史》。十一年（公元637年）又与朝贤修订《五礼》，所有滞疑咸咨决之。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升为国子祭酒，仍侍讲东宫。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因年老辞官。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

孔颖达一生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经学教育，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隋唐时期的文教事业。从乡村儒师、河内郡博士、太学助教、文学馆学士、国子博士、国子司业，一直到国子祭酒，他经历了从一般学者、教师到教育家、教育界主要行政长官的所有主要阶梯，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教育实践家。在学术研究方面，孔颖达重点在经学方面，也旁及史学、天文历法学及文学等，是个博学的大家。在讲经中，孔颖达又以《礼》、《春秋》和《易》的研究为主，兼及其他各经，在学术界有着较高的水平和声望。

唐太宗李世民对孔颖达十分器重，他适应政治统一的要求，认为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训解不一，应对经文有统一的解释。于是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命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撰定《五经》义训。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五经义训》撰成，合一百八十卷，命名为《五经正义》。唐太宗对孔颖达这一工作十分赞赏，曾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旧唐书·孔颖达传》）

孔颖达撰定《五经正义》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即是注疏要简明，使教者易教，学者易学。他注重经文的实质，反对追求文字的华丽，更反对牵强附会。他在《书疏序》中根据教学和教材的要求，对他的老师及当代大儒的经说方式提出批评说："焯乃组织经文，穿凿孔穴。。使教者烦而多感，学者劳而少功，。。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义既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转引自皮锡瑞《经学历史》）表达了他改革教材的基本思路。

《五经正义》撰定后，即付国子监施行。后又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和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天下。不仅作为学校教育的官定教材，而且科举考试也以之为依据。所谓"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故论经学，为统一最久时代"（皮锡瑞《经学历史》）。可见其影响之大。

在教材内容方面，孔颖达十分注重发挥经典所蕴含的政治伦理道德。他不仅经常劝告统治者必须"不自矜夸"，"不自称伐"，切莫"声色自娱"，"玩物丧志"，必须"考于众言，观其是非，舍己之非，从人之是"，而且教诫统治者要注重"五常之教"，即"父义"、"毋慈"、"兄友"、"弟恭"、"子孝"等等。

由此，他特别强调《诗》、《书》、《礼》、《乐》等儒学经典的学习。他说："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周易正义》卷三）他对学习《诗》、《书》、《礼》、《易》、《春秋》的意义与作用曾分别做了详细阐述。

关于《诗》，他说："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毛诗正义》序）就是说，学习《诗》的意义与作用，在于"止僻防邪"，"塞违从正"，陶冶人的情感，培养人的情操。《诗》在思想品德教育上和稳定社会情绪上具有重大作用。

关于《书》，他说："夫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得之者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尚书正义·序》）就是说，学习《书》的意义和作用，在于"百度惟贞"，使人的一切行事都符合于永恒，因为它是政治伦理道德的典范，历代统治的政治经验的结晶和总结。孔颖达在释《书》中还认为，教育具有"化性"的重要作用。他说："上智不肯为非，下愚戒之无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尚书正义·无逸第十七·周书》）就是说，一般人之性是可变的，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

孔颖达认为教育不仅具有化性的作用，而且具有使人增长知识和才能的重要作用。他说："人而不学，如面向墙，无所■见，以此临事，则惟烦乱，不能治理。。惟志意强正业之大者，。。惟能果敢决断，乃无有后日艰难。"（《尚书正义·周官第二十二·周书》）就是说，一个人不学习受教育，便孤陋寡闻，甚至无知无识，一旦从事工作，必然是心乱如麻，束手无策。只有坚持学习受教育，知识渊博，并具有思维能力，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在工作中果敢决断，克服困难。他充分肯定了人的知识与才能来源于学习和教育。关于《礼》，他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者：上谓公卿大夫，下谓士也。君父南面，臣子北面，公卿大夫列位于上，士则列位于下。兄前弟后，唯礼能定也。"（《礼记正义·曲礼上第一》）因此，他说："礼者体也，履也，。。顺之则宗祐固、社稷宁、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则纪纲废、政教烦、阴阳错于人，人神怨于下。故曰：人之所生礼为大也。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辩君臣长幼之位，是礼之时义大矣哉。"（《礼记正义·序》）就是说，学习《礼》的意义与作用，在于固宗祐、宁社稷、序君臣、正朝廷，维持现存秩序和政治安定。这是对孔子"不学礼，无以立"的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他还认为，《礼》有"化性"的作用。他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恋之心，于是乎在。精粹者虽复凝然不动，浮燥者实亦无所不为。是以古先圣王鉴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纳之于德义，犹襄陵之侵修堤防以制之，覂驾之马设衔策以驱之。"（《周礼正义·序》）在他看来，人生来的天性本是静的，接触外界事物后产生了动的念头，即产生了"喜怒哀乐"等情感，从而做出动静爱恶的选择。"精粹者虽复凝然不动"，而"浮躁者"却"无所不为"了。因此，为了训化人性，节制情欲，使之变好而不变坏，就不能不借助教育作为"堤坊"和"衔策"的手段，而"礼"就正是起这种作用的。在这里，他同董仲舒一样，从人性情欲的角度说明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中人之性可上可下"，这显然是儒家传统的人性观。但孔颖达"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的思想，是明显接受了玄学和佛学影响的。这是时代思潮特点的必然反映。孔颖达对《礼》中蕴含的教学方法也给予了充分的发挥。他十分重视《学记》关于教学中的启发诱导和因材施教的理论。他说："使人晓解之法，但广开道示语学理而已。若人苟不知晓，亦不偪急牵令速晓也。。。师当随才而与之，使学者不甚推抑其义而教之。。。但为学者开发大义头角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达也。"（《礼记正义·学记第十八》）之所以要启发诱导，是因为"但开发义理而不通达，使学者用意念，所得必深"（同上），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之所以要因材施教，是因为"力不能向，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即教学不可能按主观意志行事，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如果不按学生的接受能力，"务欲前进，诵习使多"，"进而不顾其他"，只能使学生负担过重，那是失败的教学方法。因此，他主张，既要使学生"学而时习之"，又要使学生有"退息"的机会。他说："教学之道，当以时习之"，又必须使"学者疲倦而暂休息"（同上）。这种"习"、"息"结合的主张，是符合学习规律的，是可取的。

此外，孔颖达主张教与学都要在钻研和精通"经义"上下功夫，反对死记硬背的教学。首先做教师的必须钻研和精通"经义"，这是教学成败的关键。他曾批评有的教师"不晓经义，但诈吟长咏以视篇简而已"（同上）。只是叫学生"诵文而已"，没有把经典的真正道德教给学生，没有引导学生了解经典的本文，这样的教师是不合格的。他还批评有的教师"既自不晓义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问难。。若已有解之然也"（同上）。这样的教师更是根本失去了做教师应尽的职责，是自欺欺人。

关于《易》，他说："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圣人有以仰视观察，象天地而育群品。。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周易正义·序》）就是说，学习《易》的意义与作用，在于使君臣、父子、夫妇各守本分，从而"五常之教"便可得以维护。

他通过《易》的阐释，论述了"教化其民"的思想，证明了"三纲五常"的永恒合理性。

孔颖达所谓"教化其民"，即是加强政治伦理道德的宣传和教育，以维护等级制度。他认为尊卑、上下的等级关系是不可逾越的，更是不能搞乱的。他说："天尊在上，泽卑处下。君子法此履卦之象，以分辨上下，尊卑以定，正民之志，意使尊卑有序也。"（《周易正义》卷二）又说："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者，欲明坤道处卑，待唱乃和。故历言此三事，皆卑应于尊，下顺于上也。"（《周易正义》卷一）"若卑不处卑，谓地在上，高不处高，谓天在下。上下既乱，则万物贵贱则不得其位矣。"（《周易正义·系辞上第七》）在这里，他把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说成是自然之理，因此它是合理的，是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的。

孔颖达还用《易》的"天即自然"的观点，论证"三纲五常"是天经地义的。他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者，因王位之言广明家人之义，乃道均二义，非惟人事而已。家人即女正于内，男正于外，二义则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同于男正位，故曰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者，上明义均天地，此又言道齐邦国。父母一家之主，家人尊事同于国有严君，故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既家有严君，即入不失父道，乃至妇不失妇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后为家道之正。"（《周易正义》卷四）在这里，他把"家人之义"与"天地之义"撮合在一起，阐明家庭的尊卑上下的关系是出于"自然"之理，而这种尊卑上下的关系更可以扩大到社会国家。每个人都要正位，使君不失君道，臣不失臣道，父不失父道，子不失子道，夫不失夫道，妇不失妇道。这样便可以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矣。由此可见，孔颖达所谓"自然"之理，并非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给"三纲五常"罩上一件"自然"的外衣，从而证明它是合理的，是不可违背的人间"正道"。他所谓的"王化"或"教化其民"，实质是通过教育的手段，维护与巩固统治秩序。

关于《春秋》，他说："夫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是史所职之书。。。失则贬其恶，得则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为皇王之明鉴也。。。一字所嘉，有同华兖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肖斧之诛。所谓不怒而人威，不赏而人劝，实求也而作则，历百王而不朽者也。"（《春秋正义·序》）就是说，《春秋》是政治评价的典范，是永恒的政治价值观。学习《春秋》的意义与作用，在于褒善贬恶，为统治者所鉴戒。

总之，孔颖达概述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的基本内容，并论述了学习它们的重要意义与作用。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仍是儒家的经典。

（三）韩愈、柳宗元的师道论韩愈，字退之，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但幼年处境艰苦，"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表岭。会卒，嫂郑鞠之。"（《新唐书·韩愈传》）在兄嫂的抚育下，他"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同上）由于他勤奋自学，贞元八年（公元792年）二十五岁时考取进士。此后，"三试于吏部不成，十年犹布衣。"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三十五岁才步入仕途。在坎坷的仕途中，曾多次做过教育管理工作和教学工作。由节度使张建封推荐，最初做推官，后调任四门博士。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和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先后两次诏为国子博士。唐穆宗即位后，奉诏回京征为国子祭酒。

韩愈生活在唐中叶以后，唐王朝国势衰微，藩镇割据，地方势力越来越大。许多权贵豪强、僧侣地主利用他们的特权兼并土地，侵吞税户，造成了"国赋散于权门，王税不入天府"，"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加上佛教泛滥，道教盛行，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即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发生了动摇。这一切意味着唐代国家的中央集权制有所削弱。韩愈站在维护皇权的立场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制"，反对藩镇割据，猛烈抨击佛老，其思想的核心，则是极力维护儒家的道统及其独尊地位。

韩愈以卫道者自任。他说："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并说："汉氏已来，群儒区区儒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以微灭，于是时也，也唱释、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己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旦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一员主将，并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所谓古文运动，即散文运动，提倡学习先秦两汉的文体，即一般人容易理解，便于说理的散文。所谓"文以载道"，即提倡文章要以体现"道"为目的，"道"要通过文章来表现。表现形式固然重要，而思想内容更为重要。韩愈认为古人的文章都是"文以载道"的，但魏晋以来却追求华丽的辞藻，盛行对偶骈体文，空洞无物，无病呻吟，完全陷于形式主义。因此，他主张写文章必须有思想内容，要言之有物，反对形式主义。他主张学习古人文章的目的，在于学习古道。这一主张对当时的文史教学是有积极意义的，对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韩愈先后做过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直接从事教育与教学工作。他在任四门博士时，曾请求恢复国子监的生徒；在任国子博士时，写作了《师说》、《进学解》等名著；在任国子祭酒时，主张严选教官，坚持每日会讲的制度，积极整顿国学。曾有这样一段故事："有直讲能说礼而陋容，学官多豪族子，摈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直讲来与祭酒共食。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朱子校昌黎先生集传》）他以身作则，建立良好的学风，这是值得后人嘉许和赞佩的。他任地方官时，仍十分重视教育工作，不仅写了《子产不毁乡校颂》一文，提倡兴办地方官学，而且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一部分来办学。他贬为潮州刺史时，"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今号称易治。"尤为可贵者，他在官学衰落，社会上普遍存在耻于从师的风气下，不顾嘲骂，勇为人师，积极教诲后生。他的好友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说："由魏征已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日牵引，而增为笑词，愈以是得狂名。"韩愈这种"奋不顾流俗"，热心教师工作的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此外，他在教学上很成功。他的学生皇浦湜在《韩文公墓志》中称赞说："讲评孜孜，以磨诸书，恐不完善，游以恢笑哨歌，使皆醉义忘归。"说明他的教学很能打动人心，具有很高的教学艺术。由于他诚恳奖导，深得学生信赖。凡经他指教过的学生，皆自称韩门弟子。他是唐代一个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韩愈的《师说》是中国古代第一篇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名著。他继承了我国古代重视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的传统，总结和发展了历代教育家关于师道尊严的思想，并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经验，从教师的作用、任务、择师标准和师生关系等方面，全面地论述了教师问题。"尊师重道"是《师说》全文的中心论点，也是韩愈写作《师说》的根本目的。

韩愈首先阐明了教师的作用。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古之学者必有师"，是从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即自古以来任何一个人的知识学问，都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老师的教诲和指导，是不能成为有才智的人的。他认为生而知之者不存在，因此谁都有不懂的东西，"惑而不从师，其为惑矣"，这种人是一辈子也不能聪明起来的。在这里，他充分肯定了学习的重要性和教师的重要作用。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当时社会上轻视教师工作，不尊重教师，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也，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其皆出于此乎。"他批评社会上一些人"受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吾未见其明也"。认为这种人是十分糊涂的。他还指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与。"认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已堕落到不及一般工匠的水平，应该认真引起注意。总之，他认为圣人与一般人之所以有智愚之别，其根本原因在于圣人肯于从师学习。耻于从师学习，是一种愚昧的表现。这种批判是很深刻的。

其次，明确了教师的任务。"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仅仅十一个字，即把教师的任务概括很全面。一是传道，即传授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政治伦理道德；二是授业，即讲授《诗》、《书》、《易》、《春秋》等儒家的经典；三是解惑，即解答学生在学习"道"与"业"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教师这三项职责，用今日的话说，就是要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并要求发展学生的智力。三者的地位摆得也很清楚，第一位的是传道，其次是授业，最后是签疑。以传道为本，以授业、解惑辅佐之。韩愈认为只有完成这三方面的任务，才配称作教师。他对教师任务的这个规定，有着丰富的意义：首先表明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其次、表明了教师的工作原则，是以"传道"为主体，以系统的知识学习为基础。做一个教师如能完成这三个方面的任务，就算履行了职责，否则便是失败。这是教师工作中一条普遍的客观规律。

韩愈所说的"德"、"业"、"惑"的实际内容就是他所论述的"先王之教"，因此，教师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明先王之教"。什么是"先王之教"？韩愈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

其文《诗》、《书》、《易》、《春秋》；具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丝、麻；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原道》）由此可见，韩愈所谓的"先王之教"，其内容概言之，即是"仁义道德"四字。"仁"就是博爱；"义"就是从仁心而产生的适当的行为；"道"就是沿着仁与义的理想和目标前进；"德"就是心甘情愿地、自觉地守仁与义之道。"仁义道德"扩而言之，包括儒家的经典，儒家提倡的伦理和道德，现存社会的政治措施，物质文明、典章制度等。韩愈认为，把这些内容学好，便可以应用无穷。总之。作为教师，教人诵习古圣之书，遵守先王之法，明乎人伦，本乎人生，乃是其从教的根本任务。

再次，提出了择师的标准，这就是"道"。韩愈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后，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他把"道"作为择师的根本标准，他认为可以师者，不在于其年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而在于懂得"道"比自己早或比自己多，师其"道"也。当时有许多人，由于不明白"师道"的道理，而仅以地位高低，身份贵贱来衡量，因而年龄相似，水平相当的人，以向地位低的人学习为羞耻；又以向地位高的人学习为阿谀奉承，从而形成了不尊师、不从师的不良风气。韩愈强调"师道"，正是对这种不良社会风气的批评，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他把"道"做为衡量和选择教师的根本标准，所以要求做一个教师首先要对"道"有坚定的信念。这个认识是很深刻的，对今人也是很有启发的。当然，韩愈要求教师要信守的只是儒家之道，这是不足为训的。

最后，论述了师生关系。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他以孔子为例，得出三条结论：一是"弟子不必不如师"，既然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当然学生就完全可能，而且也应该超过老师。就是说，学生是暂时地或在某些方面不如老师，从长远来说或在某些方面一定能超过老师。因此，做学生的不能自卑，要立志发奋，敢于超过老师，这是对孔子"后生可畏"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二是"师不必贤于弟子"，既然老师不一定处处事事都比学生高明，当然做学生的对老师就不能求全责备，要虚心向老师学习，学其所长。同时，做教师的也不应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知识，更不要不懂装懂，要尊重学生，也要向学生学习，在业务上要学而不厌，精益求精，方能适应教学的需要。这是对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思想的继承与发挥。三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既然人们闻"道"有早有晚，在学业与技能上各有所长，当然闻道在先，学有专长，就可以为师。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老师比学生懂得道理要早一些，多一些，在某方面是有专长的，做学生的向老师学习也是必然的。同时，学生在老师的启发教导下，不断地提高，在某些方面会有独到之处，甚至有所专长，因此，教师向学生学习也是必要的，是有益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三条标准都是相对师生关系而言，并不是教学过程中的需要。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学生是应该如老师，老师肯定比学生要"贤"，而且老师必须"闻道"在先，术业有定。总括以上三点，韩愈既肯定了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的主导作用，又强调了教师要尊重学生，要向学生学习；既要求学生虚心向老师学习，又鼓励学生要敢于超过老师；既提倡乐为人师，勇为人师，又宣传不耻不问，虚心拜人为师。总之，韩愈认为师生关系应是相互学习的关系，这是值得后人提倡和发扬的。

韩愈在阐述教师的任务、教师的标准及师生关系的问题中，看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业、师与生之间的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提出了教师既应忠于职守，忠于理想，传播真理，又要学有专长，认真教学；暗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要自觉地起主导作用，又要尊重学生，教学相长，能者为师。这些见解，不但大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教育理论，而且对于我国今天正确理解教师的职责，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德育与智育、教书与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启发意义。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人称柳河东先生，生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少时天资聪颖，及长，为文卓绝精致，一时辈行推崇。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二十一岁，中进士第，步入仕途。他一生直接从事教育和教学的实践活动不多，而且断断续续，但却给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柳宗元任官期间，热心于教育工作，曾亲自诚恳地指导了许多后学者，而且不少人还是通过通信的方式，由他"函授"的。他说："吾在京都时，好以文宠后辈。后辈由吾文知名者，亦为不少焉。"（《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又说："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惎，当教字解）之。"（《极袁君陈秀才避师门书》）《新唐书·本传》说："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也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辞者，悉有法度可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太学生薛约言事得罪，谪连州。国子司业阳城送薛约于城外，德宗对此很不满意，便把阳城出为道州刺史。太学诸生深为不平，李藩等百数人群集宫门请留阳司业，竟达数日之久。此时，柳宗元身为集贤殿书院正字，特写信给诸生，对他们的行为表示同情和支持，勉励他们，谓"不意古道复形于今"，并在信中说，他少时本想游太学，但听说太学学风很坏，就不敢去了。现在诸生"奋志励义，出乎千百年之表"。可能是"阳公之渐渍导训明效所致"。称赞阳城"能并容善伪，来者不拒"，反对有人对阳城"过于纳汗，无人师之道"的责备（《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在当时封建专制统治下，柳宗元敢于公开鼓励太学生"奋志励义"，作正义斗争，勉励学生在斗争中重道尊师，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师道问题上，他十分同情和支持韩愈的"抗颜为师"，并针对当时风气，结合自己经验作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以"交以为师"为核心的师道观。其一，重师道中国古代早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学记》作者明确提出"师严道尊"的主张。到了汉代，由于儒学处于独尊地位，更加重视师道。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玄学和佛学的兴起，儒学一度衰落，师道也愈来愈不被重视。柳宗元说："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则。。笑之以为狂人。"（《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这种社会风气一直延续到唐代，甚至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所以，韩愈提倡师道，作《师说》，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柳宗元完全赞成。他也对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感到很痛心，对韩愈勇于为人师的精神非常赞佩。他说："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柳宗元还写了一篇《师友箴》，文中说："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呜呼！生于是病矣。歌以为箴，既以儆己，又以诚人。"他将师友并提，强调了师生平等互相尊重的关系，深感师生关系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此外，他还写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与季才论师道书》等十几篇文章，专门阐述师道的重要，严肃批评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指出："道苟在焉，佃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同上），不重师道，道就容易被抛弃；道存，即使是奴仆和乞丐也可以和他交朋友；道不存，即使公侯也不必理睬他们。可见柳宗元是把师和道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韩愈的见解完全一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由于唐代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学重振，因此，尊重师道，乃是时代的要求。但现实中却存在着"耻于相师"的不良社会风气。所以，韩愈、柳宗元极力提倡师道，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不过，柳宗元所师之"道"与韩愈的"道"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只有能"当"于"人生之意"的东西才是"道"，强调"道"的实用性。他说："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吾道之尽而人化矣"。（《断刑论》下）这个"道"实际上指的是以"生人"为对象的"济世之道"。所谓"生人"，即"生民"，《荀子·礼论》用过这一名词。这个"道"是作为柳宗元的教育目的和教育理想而提出来的，即不要忘记"生民"的患难，要作有益于"生民"的事情。因此，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时令论》上）

柳宗元所谓"圣人之道"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就是"中道"或"大中之道"。他说："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立大中，去大惑，舍得而曰圣人之道，吾来信也。"按柳宗元的解释，"中道"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形式上仍然没有越出董仲舒以来儒家学说的轨道。但是，柳宗元在批评《管子·牧民》的"四维论"时，又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有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这又同韩愈有类似之处。韩愈为了把儒家思想同佛老区别开来，曾提出"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韩柳都同样重视仁义，以仁义为本，而这为本之"道"，就表达在儒家的经典之中，"五经"即是"取道之原"。柳宗元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从而也规定了他的基本教育内容和教材。

其二，是"以辅时及物为道"，也即"辅时及物之道"。柳宗元参加过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他一生"怀济世安人略"，念念不忘"及物行道"，认为"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即使在遭贬以后，也还是坚持"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柳宗元的"及物行道"，就是要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实施儒家的"圣人之道"。当然，他所要实行的，是一种改造过的"圣人之道"，例如，他在《六逆论》中，对《左传》的"六逆"说就持不同看法，认为"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三者涉及择君置臣之道，是"天下理乱之大本"，假若贵、亲而旧者愚，贱、远而新者贤，完全是可以"妨"、可以"间"的，否则就会招致败乱。这样，他就把儒家的择君置臣之道作了一番改造。这实际上是为革新派的政治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改造"圣人之道"，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不仅使传统的儒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且为儒学的改造提示了方向。循此前进，后来的宋代义理之学，即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政治伦理学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其三，学必有师柳宗元充分肯定了教师在传道、授业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没有良师的教诲，就不可能成才；没有益友相辅，就不能增进自己的才识。只有获得良师益友，才能不断地增进自己的知识、才能和品德，成为"济世安民"的人才。他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师友箴》）主张学必有师。他说："世之学易者，率不能穷究师说，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争伉乎理外。。离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奥，诋冒混乱，人罕由而通焉。"（《送易师杨君序》）他还以个人切身体验，说明无名师指导，仅靠个人努力，再勤奋也不能得其要领，仍是学不好的，甚至会为人所取笑。他说：愚幼时尝嗜音，见有学操琴者，不能得硕师。而偶传其谱，读其声，以布其爪指。蚤起则谬谬■■以逮夜，又增以脂烛，烛不足则讽而鼓诸席。如是十年，以为极工。出至大都邑，操于众人之坐，则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浊之乱，而疾舒之乖欤！卒大渐而归。及年已长，则嗜书，又见有学书者，亦不得硕师。独得国故书，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书之工能为若是。知书者又大笑曰：是形纵而理逆。卒为天下弃，又大惭而归。（《与李睦州论服气书》）

柳宗元从中总结经验说："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何哉？无所师而徒状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所以，欲明道，必从师，无师无以明道，师道是不可废的。

其四、交以为师由于柳宗元把师与道结合在一起，所以他把教师看得很高，对教师的要求也很严，认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为人师，必须具有学问、道德、才智，足为师表者方可为人师。他感于当时师道不尊，不敢妄为人师以取辱，力避为师之名，主张"交以为师"。因此，他曾多次不肯接受别人请他为师的要求，其理由或说："仆道不笃，业者浅近"；或说"不足为"、"惧而不为"等等。当时有人对柳宗元拒为人师曾有所责备，但他解释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二也。（《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称》）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若曰仆拒千百人，又非也。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之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苟去其名全其实，也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交以为师矣。如此无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

从上述申辩与解释中，可以看出柳宗元只愿尽为师之实，而不欲居其名。他认为教师的任务和作用，在言道、讲古、穷文辞。其自谓有以此三者来问者，无不举其所知以答，是已具有为师之实。至于为师之名，他表示不敢承担，自认为才能和勇气都不能和韩愈相比。这反映了他的谦虚态度，也反映了他和韩愈是有所不同的。韩愈具有"欲挽狂澜于既倒"的卫道精神，曾做过四门学助教、国子学博士、国子祭酒，兴办地方官学，招徒讲学，公开建立师生关系，而柳宗元认为自己是一个贬官之人，经常遭到政敌的攻击，因此，不愿公开建立师生之名，而默默地肩负起教师的责任，诚恳地指导着许多后学者。由此可见，他之所以拒师之名，和他当时的政治处境有关。他一再说，如果有人要求讨论政治、历史、学术和写作，那怎能白眼相待，闭口不理呢？若免去师弟子的虚名，而实际上处于师友关系，取长补短，相互为师，既免掉了世俗的麻烦，彼此又可得到教益，这是古往今来追求真理的人愿意做的。所以，他提出了"交以为师"的主张，以师为友，师友并提，把师生关系变为师友关系。这一思想也是很可贵的，其中含有学术讨论上的平等与民主因素，比韩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见识又前进了一步。反映了柳宗元教育思想中的进步性。当然，他的"交以为师"的思想是针对有一定学识水平的成人而言的，不是对少年儿童讲的。

（四）李翱教育过程本质的"复性"论李翱，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出身于官僚世家。"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旧唐书·列传·李翱传》）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三迁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召为国子博士，直接从事教育活动。以后仕途颇蹉跎。

李翱的学术思想受韩愈影响很深，同时也接受了佛家的许多观念。他的教育思想突出特点是，把儒、佛两家的思想杂揉在一起，寻求一种人格解放的道路和方法。虽然他自称："择中庸之蹈难兮，虽因顿而不改其所为。。。心劲直于松柏兮，论霜雪而不衰。"（《感知己赋》）并说："嘉山松之苍苍兮，岁苦寒亦悴。吾固乐其贞刚兮，夫何尤乎小异。"（《释怀赋》）好像他所坚持的是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实际却不尽然。他是把《中庸》里面的一番道理和佛教的理论相结合，进而把韩愈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李翱论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是三篇《复性书》，它们集中表述了他对人性及其教育过程的本质的看法。

他认为任何一个人都有"性"与"情"，而性是善的，情是恶的。他说："性者天之命也。""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人之性皆善也。"就是说，人之性是天赋予的，任何人生来之性是一样的，而且都是善的。这里所谓的善，实际上是儒家的仁、义、礼、智等德性。他把宗法秩序所要求的德性，说成是人先天本性中所具有的，这显然是对孟子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又说："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者性之动也"。"情者性之邪也"。"情者妄也、邪也。"就是说，性之动而产生情，情是邪恶的表现。他把情看成是要不得的坏东西，这显然是接受了佛家世幻思想的影响。

关于性与情两者的关系，他说："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就是说，情由性所产生，性通过情而显露。他曾形象地比喻说："水之浑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也，沙不浑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水与火就其本性都是清与明的，水由于沙而浑，火由于烟而郁。人就其性是善的，由于情而恶，如沙沉而水自清，烟消而火自明，情灭而性自充。所以，他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圣人得之而下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知其本也。"就是说，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能保持天赋的善性，其善性不为邪情所匿，而一般人天赋的善性却为邪情所昏惑，故其善性不能充分地显露出来。他认为圣人与一般人就其先天的本性都是善的，是没有差别的，所不同的是圣人能保持它，使之不为情所惑，一般人却为情所陷溺而不知复其先天的善性。因此，性在圣人那里充而明，在一般人那里却昏而塞。

李翱从其上述的"性善"、"情恶"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教育的过程在本质上就应该是一个"复性"，即恢复或发展人先天的善性的过程。

他认为虽然一般人之性都为情所惑而昏塞，由来已久，但"复性"并不难。因为任何人自身都先天具有一个善性，只不过是为妄情所惑，昏而不充，塞而不明。只要去其妄情也就是了。他说："情不作而性充"，"妄情灭息，本性自明。""圣人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就是说，一个人如能灭绝妄情，即绝情去欲而"复其性"的教育观点，实际上已不是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它同佛家的教育宗旨几乎没有多大区别了。由此，他还提出了一些具有修禅特征的"复性"方法：1。"无虑无思"

李翱说："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无虑无思也。"这种修养功夫，是一种否定感知作用，排斥思维活动的非理性的修养方法，实际上与禅宗的"禅定"是没有多大差别　的，是佛家直觉主义的修炼功夫，但他认为仅做到"无虑无思"还不够，"然此斋戒其心者也，犹未离于静焉。有静必有动，动静不思，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焉复其性耶。"意思是，"斋戒其心"，还会"生情"，仍不能达到真正"复性"的境界。从而他提出了另一个主张。

2。"其心寂然"

李翱说："知者无知，动静皆离，而寂然不动，是至诚也。"又说："是故诚者圣人性之也。寂然不动，是至诚也。"又说："是故诚者圣人性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通天下之故，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还说："心寂不动，邪思自息，惟性照明，邪何所生？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斯可矣。无不知也，无弗为也，其心寂焉，光照天地，是诚之明也。"在这里，他提出一个所谓"至诚"和"诚明"的神秘化观念，其核心即是"寂然不动"或"其心寂焉"这么四个字，也就是"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万念皆空。他认为只有具备了这种功夫，才能止息邪思，显出本性的"广大清明"，超脱尘俗，达到真正"复性"的境界。这种"复性"方法，正是一种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佛教徒的修炼功夫。

3。"慎独"

所谓"慎独"，即无论客观世界怎样"变化无穷"，作为君子都要做到"未始离于不动"，即永不动心，保持心的"寂然"状态。这就是"慎独"的真谛。所以，他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惧乎其所不闻。"因为"不覩之覩，不闻之闻"，实际上是"其心一动"，"心动"则"情生"。如果心已动了，则距离复性的境界也就愈来愈远了。由于"情"是感性的主要因素，所以，"不动心"乃是"复性"的根本要求。可见，李翱提倡的"慎独"功夫，显然是接受了佛家"灭情"以见佛性的影响。后来宋儒强调"慎独"功夫，乃直接导源于此。

4。"择善固执"、"终岁不违"

李翱认为"复性"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修炼过程，是人生一辈子的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必须具有"择善固执"，"终岁不违"的精神。他说："修道之谓教，何谓也？曰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就是说，教育是教人修身行道的过程，也就是教人达于"诚"之境界的过程。要想达到"诚"的境界，就必须对于天赋的善性执着不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它。他说："复其性者，贤之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能归其源矣。"意思是，只有经过长期修炼功夫，才能使先天的善性复观。有人问他："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则可以至于圣人乎？"曰："十年扰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谓以杯水而求一车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诚，诚而不息必明，明与诚终岁不违，则能终身矣。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则可希于至矣。"他强调在修养过程中，要具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作长期的努力，这一思想是可贵的。

"善"的根本标准就是"道"。李翱认为一个君子，关键在于"从道"。他说："君子从乎道也，而不从乎众也。"所谓"从乎道"，即是立志学道和行道，这个道也就是韩愈所卫之道，是"善"的根本；守着这个"道"，就是"择善固执"。他说："吾之道，学孔子者也"，"是古圣人所由之道"，并说："苟仁且义，则吾之道何所屈焉？。。故君子非仁与义，则无所为也。"（《答侯高书》）还说："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由此可见，他的"择善固执"，即对传统儒学的仁义道德，不仅要"学其言"，而且要"行其行"；不仅要"重其道"；而且要"循其礼"。其实就是要做一个合符于要求的"忠臣"和"顺民"。和这种精神相联系的是，他强调在复性过程中，要靠个人主观努力。他说："百赅之中有心焉，与圣人无异也。嚣然不复其性感矣哉。道其心弗可以庶几于圣人者，自弃其性者也。终亦亡矣，茫茫乎其将何所知。冉求非不足乎力者也，画而止。进而不止者，颜子哉。"（《李文公文集·学可进》）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进德修业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他的这种"复性"论，对于后来的理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六、结语历史是一条剪不断的链。隋唐五代的教育虽是一千多年前的事，但留给我们的却是一份值得长久思索的丰厚遗产。特别是作为古代社会典型时期的教育形态，如果我们能以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揭开布满灰尘的历史面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教育发展的规律，启发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应该是大有益处的。

隋唐五代 第049卷 隋唐五代文学史

【本卷提要】

隋唐五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发展的重要阶段。隋唐五代文学特别是唐文学成就巨大，意义深远。唐文学文化内涵丰厚，极富盛唐文化气象，创作内容丰富，各种文学体裁全面发展。唐诗苑百花齐放，诗流纵横，妙品迭出，群星灿烂。唐代古文运动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高峰。唐代传奇与变文上承六朝志怪，下开宋明话本，都有深远影响。唐五代词为宋词的成熟与繁荣打下坚实基础。本书以唐诗为重点，整体把握，精心安排，脉络清楚，主次分明。对于著名唐代文学大家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注重文化性格和作品分析，既恰当吸收先人成果，又补充新的研究资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研究水准。全书立论公允，文字生动，风格清新，史料丰富，是一部集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的文学史著作。

一、隋唐五代文学概述中国隋唐五代文学史是一段伟大的文学乐章。这乐章留给后人的，是无穷的魅力与回想。它的文化品格与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美好象征与光荣。中国古代文化虽然连绵不绝，却并非总是高潮，也并非总在低潮。其发展水平有高也有低，其发展态势有波峰，也有波谷；既有光芒万丈，也有危机四伏。后人回首历史，有快乐也有痛苦，有兴奋也有沮丧，有众口一辞的共识共见，也有歧见纷纭、莫衷一是的不休争论。但有两个时代，人们对它们的看法总是接近的。

一个是先秦，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时代。

一个是大唐，文苑诗坛，百花齐放的时代。

先秦以思想而鸣，如同古希腊的哲学辉煌，令多少后人神往、敬仰、追寻与陶醉。

大唐以诗文而鸣，文化昌盛，独步一时。同样令多少后人神往、敬仰、追寻和陶醉。

中国隋唐五代文学特别是盛唐文学，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时代。这里且从4　个方面阐释它足称伟大的种种表现和因缘。

（一）前瞻后顾，牵动中国文学1500年--隋唐文学的历史地位隋唐五代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它的成就不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天外来客"。一方面它是继承者，另一方面又是开拓者，先继承，后发展。以开拓者的勇气，革新者的精神，发展前人，改造旧观，又以新的历史风貌，新的创造成就，证明自身的不朽价值。

隋唐五代文学在当时历史条件允许的限度内，在所有文学艺术形式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贡献。后人研究隋唐五代文学，首言唐诗，唐诗固然伟大，但伟大的不仅是唐诗。唐代散文，唐代传奇，唐代变文，唐五代同以及唐代某些骈体文，都有重大成就。

唐诗自是百花之冠。说它是百花之冠，一是因为各类诗体无体不备--全面发展；二是因为各类诗体无体不精--均有显赫成就。

各体皆备，而且各体皆妙，正是唐诗本色。

单以诗体而论，律诗、绝句属于唐人。但唐诗的成就，岂止律诗绝句而已。中国古代诗歌，大体上可以分为7　种体裁。唐人自己也有分为古体诗、乐府诗、今体诗三大类的。古乐府也是古体诗，不过乐府又与古诗有别。罗根泽先生说："诗有两种，一是曾经入乐的，一是未曾入乐的。曾经入乐的诗是"选词以配乐"，换言之，就是先选诗词，然后再给词制谱，这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乐诗"。未曾入乐的诗，各家诗集里多得很，已经寻例，亦无须说明。这一种可以名之为"徒诗"。乐诗徒诗都有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9　种。"①但我们读唐诗，除去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9　种之外，还有许多"歌"。那就是说，诗虽然包括徒诗与乐诗，但诗与诗仍然有区别。实际上，唐人所谓的"歌"，其实也是一种诗，也是乐诗的一部分。歌与诗的区别，在于"歌"是"由乐以定词"的诗。"就是先有曲谱，然后再依谱作词。操、引、谣、讴、歌、曲、词、调8　种，是也。"②唐人诗既有古乐府诗和古体诗，又有今体诗。今体诗又分为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和排律。其实，除去五言、七言诗之外，还有六言诗和由三、四、五、六言混合构成的杂言诗--古人将杂言也列入七言古诗。这就是说，唐代诗人不但对诗的体裁有自己的独特创造--绝句与律诗，而且有创造性继承--唐人乐府和古体诗。换个角度说，唐代诗人不但在诗体上有自己的独到贡献，擅长以新瓶装新酒；而且在对前人的诗歌体裁的继承上，又擅长以旧瓶装新酒。以新瓶装新酒，也有继承成份在内，以旧瓶装新酒，新酒比旧酒味道更清醇。这是唐人的风格，也是唐人的骄傲。唐人上承魏晋诗风。魏晋诗风首先是建安文学的影响。建安文学发达于二、三世纪之交，以此观之，唐代诗歌可以说是500年诗史之总结。律诗与绝句是唐人的骄子，但这骄子不是10月怀胎，一朝分娩；而是集500年诗家的努力，才得以诞生的诗界之精华。它上承500年，已经具备不同凡响的高贵出身。此后，又影响中国诗苑1000年的历史发展，更表现出它的不凡魅力。鲁迅先生曾有"古诗都被唐人做完了"的感喟，并非真的好诗全然做完，后人已没诗可作，而是唐诗已经达到历史高潮，在古代诗歌体裁这个范围内，

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7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3月新一版。②　同上。

后人已经很难超越了。

唐诗上承500年先人对音韵、格调、体裁等等的诗歌创造成果，下及1000年，直到五四运动之前，它的影响都是首屈一指的。无论宋、元、明、清哪一个朝代，无论小说、散文、戏剧、诗词哪一种文学形式，都可以看到唐诗的色彩与斑斓，别的不讲，只消看一看元杂剧《西厢记》中有多少唐人诗句就可以知道唐诗的巨大作用了；只消读一读《红楼梦》中的诗句与诗评，就可以知道唐诗的永久魅力了。

唐诗之外，又有散文。散文在唐代的发展不仅是一种历史性创造，而且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即唐代古文运动。唐代古文运动并非一味复古，而是以复古为旗帜，向六朝骈体文开战，一改南北朝以来绮糜不振的文风，走出骈体文的狭小天地。不但解放文体，而且板正人心。唐代散文，上承三代两汉之传统，其出身比之唐诗根须更远，基础更深，而且取得卓越成就。这成就一直影响到宋、元、明、清。前有唐宋散文创造，后有明清散文流派，足见唐代散文的历史内涵十分丰富。唐代散文是完全可以与先秦两汉散文媲美的散文高峰。

还有唐代传奇。传奇也有自己的传统。其直接传统，可以直追六朝志怪；间接传统，可上溯先秦文学性散文和寓言。一方面它继承了先人，一方面它又超越了先人。它用自己时代的语言，写出自己时代的风格和特征。唐代传奇不仅数量多，尤其质量高。它对后世的影响，同样不能小觑。宋代传奇，不用说就是唐传奇的继续，而且似乎不如唐代传奇高明。就是宋代话本小说、元代杂剧，也有唐人传奇的贡献在内。凡喜爱中国文学的，谁不知道《西厢记》的大名。《西厢记》成就巨大，因为它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创造源流。先有唐人《会真记》，后有金人《董西厢》，然后才有元人《西厢记》，再有后来的《南西厢》、《北西厢》，直到京韵大鼓《大西厢》和传统京剧《红娘》。当然不能把功劳都归之于唐传奇，毕竟唐传奇开了一个好头，准备了一篇好故事。唐人传奇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再有唐代变文。变文古已流失，后来从敦煌石窟中重新发现，可说宝物重归。变文作为一种成熟文体，主要是唐人的贡献。它通俗易懂，夹白夹韵，或者全用白话写成。它的内容丰富，语言通俗明白，纯然唐人白话。若无唐代变文，便没有唐人白话，并非唐人不讲白话，而是后人无法得知他们的讲法。现在既知唐人白话，就可以说：宋代白话文学杰作--话本小说，其源于唐。一个诗词，一个传奇，一个变文，是造就元代杂剧、明清白话小说的三大文学因素。直到民国之后，乃至流传至今的许多曲艺形式，如快板书和各类鼓曲里，还有浓重的变文色彩与痕迹。

诗歌、散文、传奇、变文之外，还有唐五代词，词是诗之余，又是诗的继续和发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五代词都有重要历史地位。即使唐代骈体文，也有自己独到的风格。不过唐代文学已经远远超越骈体文的规范，它已经不屑于把骈体文作为自己的发展主体。但偶有为之，亦成精品。这也是令多少文学前辈无可奈何的事情。

（二）盛大恢宏，兼容并蓄，百花齐放--隋唐文学时代的三大特征隋唐五代文学，主要是唐文学，而唐文学，又特别是盛唐文学非常典型地表现出上述三大特征。

先说盛大恢宏。何为盛大恢宏？盛者，兴隆繁茂，兴旺发达也；大者，无所不容也；恢宏者，气象万千内涵丰厚也。隋唐五代文学虽然也有自己的发展阶段，也有自身的兴衰际遇，但从总体上讲，首先就体现了这样一个特征。

隋唐五代主要是唐文学之所以有盛大恢宏的特征，因为那本身就是一个盛大恢宏的时代。中国古代社会中，最为强大的王朝，首推炎汉、盛唐。但总体比较，盛唐更为强大，也更加兴旺。正如汉袭秦制，唐朝也全面继承隋的遗产，而且有所完善，更有所发展。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第一个大分裂时期，也是第一次与人为、制度等原因密切相关的大动乱时期，然而又是炎黄各个民族和各类炎黄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时期。魏晋以来国家分裂久矣，国家蒙受苦难，人民颠沛流离。然而，人心思定，民族思和，隋文帝顺应历史潮流，承先人成果，真正取得了国家的统一。后来虽有短时动荡，很快又归于一统。于是久不见家国繁荣的历史场面结束了。随着唐王朝的兴起，不但使苦难沉重的百姓得以重见汉家威仪，而且取得了超越炎汉先人的历史业绩。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大国，大国最需要统一，统一才有大气象、大举措、大发展。自汉末动乱，到隋唐统一，其间大约经过500年时间。500年必有王者兴，此一番王者气象，既得来不易，必大有作为。

隋盛气象，盛大是其主旨，丰厚的文化沃土是其根基。从文化建筑而言，中国最伟大的建筑，一个是长城，一个是大运河，大运河就出在隋唐，中国古代王宫建筑杰作，一个是阿房宫，一个是长安城，长安城就出在唐代。建筑工程巨大，人文工程也宏伟。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就发端于隋，成熟于唐。科举制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大变革。这变革的意义没有专著不能尽述。简而言之，科举制打破了贵族门阀对政权的垄断，实现了封建时代的仕途民主。它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培养系统，尤其形成了封建帝国的人文信息系统。从而以新的形式，凝聚了全国的力量。所谓用混凝土方式，弥补了马铃薯式的小农经济的先天缺陷。

顺应历史需求，隋唐国家管理体制也发生巨大变化。隋唐三省六部制的建立与完善，标志着中国古代管理体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如此种种，都是魏晋南北朝无法想见的，也是先秦两汉无法实现的。于是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对外开放，对内宽松，才出现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封建大帝国。

这样的帝国必定产生与之相匹配的文学成就。唐文学与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它的气势磅礴，不受束缚。大唐时代的诗人和文士，大多是一些敢想敢说，能想能说，善想善说的人物。他们不像汉儒那样循规蹈矩；不像魏晋南北朝文士那样吞吞吐吐，曲曲弯弯，不像宋明理学家那样一味讲理讲气讲心讲性；不像明清文人那样提心吊胆惧怕文字狱。他们甚至不屑于如同先秦诸子百家那样相互争鸣。盛唐以诗而鸣，首要的不是思考，而是表现。与其思之、辨之、争之、论之、诘之、摩之，不如歌之、咏之、吟之、唱之、不平则鸣之，既平则颂之。大唐气象，包六合振环宇，天上地下，举世无双，无须乎争吵鸣放，但凭君肆意表现。

先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第一次大辉煌，但那是争鸣的辉煌，争鸣表现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自由精神与民主精神。大唐的文化辉煌却是一种充满表现的辉煌。唐以诗文而鸣，不是证明别人不行，而是证明自己伟大。

再说"兼收并蓄"。历史证明，凡大国文化，必须兼收并蓄；凡强国文化，亦必须兼收并蓄。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夜郎自大＝自取灭亡。

隋唐文学时代有极强的包容性，什么文化都不排斥。愿意信奉孔夫子也行，愿意信奉佛祖道祖也行；愿意入仕也行，不愿入仕也行；愿意做诗也行，愿意作文也行；愿意写古体诗也行，愿意写今体诗也行；愿意作古文也行，愿意作骈体文也行。大家无拘无束，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没有狂风骤雨，正好百花盛开。

隋唐主要是大唐文学的兼收并蓄，可以从方方面面展现，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不同民族间的共融，不同文化模式的共兴，不同文学流派的共鸣。民族共融。魏晋以降，民族矛盾激烈。华夏各族人民均为此付出极大代价。一方面民族冲突剧烈，民族间的矛盾有时势如水火，有你无我；另一方面，民族冲突的唯一出路，是走向和解和文化融合。隋唐文化的兴旺发达，在于其能熔各个民族于一炉，融万家百姓于一体。少数民族可以顺畅自然地接受汉文化，汉民族也从少数民族文化中学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民族共融，气象一新，无论那个民族出身，凡士人皆可入仕，贫民也可以因仕为官。所谓唐人有胡气，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因为有这样的基础，唐文学才得以超越前人。

文化共兴。中国先秦时期，有一段文化自由--百家争鸣，诚为中国思想上的黄金阶段。由此生发，终于使中国成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秦虽短暂，贡献巨大；汉室兴旺，强国强民。但真正强大的还是文、景、武、昭、宣这个阶段。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说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历史性选择。但这个选择无异于一把两面剑，一方面，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有利于国势强大，思想统一；一方面又形成文化专制，不利久后发展。后来王莽篡位；后来桓灵致乱；后来道教兴起；后来玄学盛行；后来佛学东来；后来中原大乱；后来南北分治；后来隋朝统一。隋朝的统一是国家的统一，并非儒家文化的一元化，不仅并非一元化，而且真正地实现多元化。大唐王朝，是儒、道、佛共兴共存的王朝，因为它具有多元文化的共存共兴，才产生极大的包容性。因为有极大的包容性，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把民族文化的潜力发掘出来。

虽说儒、道、佛共存，也有争论。但争论归争论，并没有完全限制谁的发展。不但没有限制，而且共同发达。表现在文学上，就产生了诗佛王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唐代文学之所以成就历史的大繁荣，和他们兼收并蓄的品格有直接关系。他们不自满，不排外，也不压抑别人。他们不但继承儒家传统，而且也敢于藐视儒家传统。藐视也是一种继承，区别是不再神化罢了。李白"凤歌笑孔丘"，就是一种藐视。因为敢于藐视，才敢于创造。李白信奉道教，对谪仙人称号，沾沾自喜。虽然信道而不纯，但想象丰富，自有仙家气派。因为有这样一种文化契机，才产生了李太白浪漫色彩浓烈的瑰丽诗章。

道家影响很大，给盛唐诗苑以推动力。佛教影响更大，而且其影响广度不仅限于诗苑。

佛学东来，至唐而波澜壮阔。一些释家子弟，如寒山、如拾得、如皎然，都是诗国重镇。其影响，不但流传至今，而且走向世界，远播四方。寒山、拾得，新旧唐书无传，《唐才子传》亦无传。虽无传却有诗。不但有诗，而且诗题、诗意皆有心得。既有佛学之博大精透，又有释者之平易自然。寒山有《杂诗》十首，皆为五言。其一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与伦，教我如何说。"风情高致，立意新颖。虽讲心，又比月；虽比月，却不是一般天上明月，而是秋潭之月。潭中月已然令人神往，心中月尤其令人清新。心中月，天上月，潭中月；潭中月胜似天上月，天上月何如心中月。心中有月即非空，心中无月何论月？所以寒山又说，"无物堪与伦，教我如何说？"寒山既不知如何说，后人又该如何读之？后人不知如何读之，毕竟天上月在，潭中月在。好一个寒山和尚，能把深奥的释家意旨化作形象思维。这样的诗作怎能不产生永久的魅力？然而不仅如此，其《杂诗》十首第九首云："家有寒山诗，胜如看经卷。书放屏风上，时时看一遍。"

这一首另有奇趣。佛学讲四大皆空，读经本意在"空"，要诗何用？寒山确是中国化和尚，不但要作诗，而且可以要诗不要经。不但要诗不要经，还要广告一下，告诉诸位一声，如果您有意信佛，就读寒山诗好了。家有寒山，胜似佛经，天天一读，一样修证，看这般意思，寒山确是一位不合格的和尚--真正佛教徒，有主张不读经的吗？殊不知在中国禅宗看来明心见性，才是佛家根本。甚至连讲佛家根本也不确。佛家本无本。佛家既无本，信佛又何必读经？何况说，万物皆有佛性，任你读什么都可知佛意。万物皆无佛性，纵然读经又有何用？

单以诗论，他的那种消闲，那种漫不经心，那种消闲中的意味深长，那种漫不经心中的深刻哲理，那种并不追求哲理而漫"诗"之曰的精神境界，若无佛学东来，若无包容共存的文化精神，又怎能物化为诗呢？

与寒山齐名的拾得和尚，另具诗眼如真。其《题林间叶上》二首之二云："无去无来本湛然，不拘内外及中间。

一颗水精绝瑕翳，光明透满出人天。"

这诗另有释家意味，但似乎更具普遍精神。现代人常说，一滴水可以映出整个世界。殊不知我们中国的大唐和尚讲得更其妙与？

唐代佛学的影响，不但及于僧，而且及于俗；不但及于官，而且及于民。王维的诗意境高远，主要得益于佛学的博大精深。

有佛有道还有儒，而且公道地讲，儒的影响总是主流。虽然在大唐宏观世界里，儒、道、佛都有自己的地位，但儒的主导作用是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你可以藐视儒学，但你无法否定儒家文化。实在李白也并非纯道，王维更非纯佛。他们身上的功名利禄，仁义道德的色彩都十分浓重。盛唐诗坛，影响巨大的人物，首推李白、杜甫，但讲到影响后世，则李白不如杜甫，因为李白虽非纯道而近道，杜甫则是典型的儒学诗人。有唐一代，先有陈子昂，后有杜工部，又有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杜牧都是儒家主力，这样的阵容，使儒家地位日益提高。特别韩愈，更是以卫道者面目出现，以他为主将的古文运动恰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中国社会走向一元文化的历史性转变。

隋唐文学兴旺发达，不但因为他们善于从儒、道、佛等不同模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还因为他们善于向各类民族文化学习，向民歌学习，向两汉特别是建安诗人学习，也向六朝优秀诗人学习。没有道家文化固然没有李白，没有民歌也没有李白。没有古诗固然没有李贺，没有民歌同样没有白居易和刘禹锡。

除去上述内容之外，许多唐代诗人还注重彼此学习。或许可以这样说，唐代文坛是一个最讲友谊和相互扶植、借鉴的文坛，这也是中国历史少有的所谓盛唐气象。

文学共鸣。文学共鸣既是唐文化共存共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隋唐文学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或者换句话说，因为盛唐社会赞赏文学共鸣，所以才有文苑诗苑的百花齐放。

盛唐文学的百花齐放，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体会。

其一，诗文题材，无所不有。以唐诗而论，其方式，所吟所咏所书所记所序所歌所章所颂，可谓无所不有。其内容，或田园，或山水；或宫廷，或边塞；或庙堂，或梨园；或闺房，或战场；或一花一草，或千军万马；或春，或秋，或冬，或夏；或风，或雪，或雷，或雨；或名山大川，或小溪流水；或白头翁，或清谈客；或才子佳人，或农夫农归；或莘莘学子，或张狂酒徒；或仙境，或鬼境，或人境，或物境；或赞赏不已，或直抒胸臆；或柔情似水，或怒发冲冠；或扬之，或抑之；或评之，或表之；或梦之，或戏之；或言简言赅，或滔滔不绝；或四处张扬，或含蓄蕴藉；或写生，或写死；或写笑，或写哭；或以歌当哭，或以物传笑；或言家事，或言国事；或言情事，或言心事；或抒七情，或谈六欲；或白描，或工笔；或写有我之境，或写无我之境；或独吟，或唱和；或言雅，或言俗；或夫妻恩爱，或父子亲情；或姑嫂关系，或姑翁子媳；或身在江湖心怀朝阙，或身在天边情长万里。如此等等，中国唐诗可以说是一部有音有韵的百科全书。其中有人物，有自然，有宗教，有政治，有经济，有哲学，有习俗，有历史，还有许许多多我们至今仍非常需要的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其二，唐诗风格，无所不能。风格不是流派，但论及诗风，已近乎流派。今人好讲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其实，两个主义，未免少些。唐诗诗风，千姿百态。有现实风格，也有浪漫风格，有浓妆艳抹，也有一片天然；有一川碎石大如斗，也有野渡无人舟自横；杜工部沉郁顿挫，变化莫测；白乐天平易近人，喁喁而谈；郊寒岛瘦，贺鬼白仙。从唐初四杰到唐末李商隐，温庭筠，杜牧，韦庄，可以说有唐一代，有多少著名诗人，就有多少风格。同是边塞诗，高适不同于岑参；同是田园诗，王维也不同于孟浩然。同是咏史，有悲壮，有沉重，也有喟然长叹；同是叙事，有简捷，有缜密，也有夹叙夹议。风格代表了诗人的个性，诗人的个性又塑造了各自的风格。有人说风格即人。我们古老大唐的先人们，虽不懂也不必懂得这么繁复的文学理论，却实实在在地以自己的实际创造，启发着我们这些古老文化的后来人。

其三，诗歌体裁，无所不备。本书前面简单介绍过唐诗的形式。粗分起来，可以有今体诗和古体诗。细分起来，可以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乐府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以及排律等体裁。单单古体诗一项，就可以分为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乐府诗又可以分为操、引、谣、讴、歌、曲、词、调。于是北风行、长街行、少年行、琵琶行、老将行、从军行；白雪歌、石鼓歌、长恨歌；塞上曲、塞下曲、长干曲、江南曲、听莺曲；凉州词、横江词、贫妇词、采莲词；邺都引、箜篌引，以及古剑篇、农医怨、胡马诗、巴女谣，等等。唐诗佳作，各种体裁，无所不名。李白的七古和绝句，杜甫的七古与七律，王维的绝句和五律，加上李贺的古乐府，白居易的新乐府，李商隐的七律、七绝与五绝，都有许多千古名篇，不但为唐文苑大争光采，直到今天，犹为千千万万读者所喜闻乐见。其四，诗歌创作主体，无所不在。唐王朝是一个诗的王国。帝王将相、宫妃民妇、士农工商、黄童白叟、秦楼楚馆、庵堂寺院，可说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无人不能诗，无处不能诗。而且，有唐一代，289年时间，不论繁荣衰微，大治大乱，总能诗兴不减。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优秀诗人，他得到的荣誉极大极大，他的知名度也极高极高，有诗为荣，无诗为耻，诗好为荣，诗劣为耻。正因为诗歌的创作主体无所不在，才给唐诗的发展提供了无比雄厚的创作基础。诚如鲁迅所言，需要好花，先育好土。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如潮如流的诗歌创作基础，盛唐文学时代，无论如何不能取得这样伟大的历史成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文人，相轻者少。纵有二三小人，不伤大雅之气。初唐时，还有相互倾轧的现象，以后慢慢淡化，风气一变。很多情况下，他们不问出身，不看年龄，不计名利，不重地位，不贬低对方，不搞小动作，也不进行宗派活动。真可谓自由来往，君子群而不党。以至我们翻看《全唐诗》，会发现有那么多唱和之作；字里行间，又洋溢着那么多真挚的友情。这种情形，在盛唐时期表现尤其突出。盛唐诗人中，祖咏与王维为诗友；刘慎虚与孟浩然、王维有酬唱集；李颀与高适、王昌龄有唱和；王昌龄与王之涣、高适、王维、李白、岑参均有友谊；岑参与杜甫是好朋友；特别杜甫与李白，同为诗界双峰，但相互友爱，成为一段诗苑佳话。对比后来中国文坛种种现象，又岂止佳话而已。而且大诗人并不以诗名而轻视同仁。李白就曾盛赞崔颢岳阳楼诗，说道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杜甫也十分尊重王翰，以"王翰愿卜邻"为荣耀。

因为唐文苑唐诗苑以至隋唐五代文学时代有这样的风格和这样的经历，所以盛唐文学时代才成为产生文学巨星的时代。实在说，衡量一个文学时代的优劣，至少应该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看它是否产生过名篇名作；一个标准看它是否培育出文学巨星。

盛唐文学时代正是一个产生了大量名作又培育出文学巨星的时代。

（三）积新而盛，由盛而变--隋唐五代文学的六个发展阶段隋唐五代史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即隋为一个阶段，唐分为四个阶段，五代为一个阶段。加在一起，共六个发展阶段。

那么为什么把隋、唐、五代这三个时代连在一起共同分为六个阶段呢？

并非作者因为书名叫隋唐五代文学史，就硬是这么划分。而是从中国历史与文学史的发展实际考虑，这种划分也比较适宜。换句话说，隋唐和五代在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史的宏观阶段上，应该属于同一个单元。

那么理由呢？

首先，隋朝统一了中国，真正结束了南北朝分裂的历史局面。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随中国走向统一而统一。其实，自周朝庾信北上起，中国文学南北分立的局面就已经打破。在此之前，南北文学有鲜明的分野。但自庾信北来，中国文坛内部已发生深刻变化，到公元581年隋文帝建立隋王朝，中国南北文学更以新的风貌即涵融南北文学风格的新风貌渐次登上历史舞台。

其次，隋代文学不算昌盛，从表面上看，他的文风还处在齐梁旧文学的水准上，但其骨子里已然发生变化。社会既经巨变，文人心灵敏感，政治家感觉同样敏感，不由他们不变，也不容他们不变。只须细心体味，就可以嗅到隋代文学内部已然隐隐而来的一股春的消息。

再次，初唐许多文学人才，其实生长在隋朝。与文学有关联的政界人物，如唐太宗、魏征、虞世南早先都是隋人。不过不是一般的隋人，而是隋朝的叛逆者。他们身上的文气带着浓重的隋文学特色。然后，又以此为基础，开始新的探索。

隋文学是唐文学的序幕，序幕之后，才有高潮。

唐文学本身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合称"四唐"。

"四唐"的分法，历史上有不同意见。文学史分期也有不同的选择。有主张只分初唐、中唐、晚唐三个阶段的，也有主张把初唐盛唐合起来，把中、晚唐也合起来，分为两个阶段的。本书认为，"四唐"分法，由来已久，"四唐"的史实，大体难争。以时间划分，初唐起于唐高祖武德年间，止于开元。盛唐起于开元，止于大历初年。中唐起于大历初年止于大和年间。其后为晚唐。变成公元纪年，初唐始于公元618年，止于712年；盛唐始于713年，止于766年；中唐始于767年，止于828年；晚唐始于829年，止于907年。但文学如流，具体年限的划分只是一个大略的说法。

晚唐之后，是为五代。五代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词的创作上。但词的创作不始于五代而始于唐。最早的词是民间创作，经文人学士加工，成为比较成熟的文学形式。"词乃诗之余"，这种说法不免偏颇，但以其创作主流而言，在唐还不过如此。五代词上有唐为滥觞，下有宋为大潮，五代加在中间，属于起承转合阶段。这个阶段可以归于宋，也可以归于唐。归于唐的理由更多些。好比一只金钱豹，隋唐加上五代，是为这个伟大的文学时代画上一条美丽的尾巴。

大唐王朝是个全面发展的历史时代。但比较而言，文化繁荣更是它的特色。它留下的文化遗产，比之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历史贡献要大得多，影响也久远得多。它涵融儒、道、佛三家文化，团结各个民族，走上共同繁荣。它不搞文字狱，更少诛杀功臣与学士。它开科取士，科举的项目之多，取士之多，都具有空前的规模。它允诺和倡导东西文化交流，通西域，也通东瀛。中国人中可能没有多少虔诚的佛教徒，但不知道玄■的人就少了，这不仅因为有一部文学名著《西游记》，而且还因为有一部《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历史文化名作，其文学价值也不容低估。佛自西来，终于在唐代稳稳站住脚跟；又经变革，禅宗的影响更其深远。由此东去，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文化。唐代文学艺术，影响到邻国，走向了世界。但是大唐王朝毕竟依然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这样一个帝国，尽管它有许多创造和成就，终究逃不脱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的必然历史命运。

中国封建文化，有它独特的品格，也有它致命的弱点。首先是它的专制性，而专制必定产生官僚与腐败。官僚与腐败是专制制度的一对孪生兄弟，而官僚和腐败的结果，必然走向对外实行封闭，对内出现动乱。首先是土地兼并，中国是古老的农业自然经济国家，它虽然早熟但没有突破性发展。农业经济的基础又十分涣散而脆弱，经不起任何重大的社会冲击。中国封建社会，常常被三个方面的力量所击倒，一个是异族入侵；一个是农民起义；一个是军阀割据。三者有一，王朝已然危险，如果再有大范围的自然灾害，那么，这个王朝便该寿终正寝了。

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地中海文化，几乎整个文明历史都在宗教、民族与国家三方利益之间奋斗与挣扎。所以容易走向分裂，也容易走向强大。中国人反对分裂，虽分裂必然统一。但它的基础不曾改变，所以有过辉煌的成就，也遭受过许多深重的苦难，但变来变去还依然会回到老路上去。此无他，因为直到清朝中叶，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基础都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其文化模式又严重迟滞了这种变化的规模和速度。唐王朝不脱此运。终于由强而盛，由盛而衰，由衰而乱，由乱而亡。于是五代继起，唐朝灭亡了。

但是隋唐文学并没有灭亡，虽然它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起伏，却又有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和发展阶段。

隋文学是唐文学的序幕，这点前已论述。

初唐文学同样属于继承、开拓和探索时期，这是一个广泛产生新人与新作的文学时代。

盛唐文学是唐文学特别是唐诗的高峰阶段，是它的历史丰收期。此时的唐诗苑，百花盛开，竞相争艳；这是一个产生诗坛巨星的时代。

中唐文学是唐文学的分流与转变时期。中唐文学虽然不比盛唐文学更繁荣，但它反映的社会内容却更深刻，而且古文运动由此兴起，唐代传奇由此成熟。这是一个产生各种文学理论与文学流派的时代。

晚唐文学是唐文学的技术总结与回声。晚唐文学没有盛唐文学的繁荣，也不如中唐文学的深刻，它已经形不成强大的阵容。但它没有停止自己的创作，它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这些人物往往表现得更其个性细腻，而完成这些作品的技艺也更臻于成熟。这是一个诗歌技艺登峰造极的时代。过了这个时代，中国古诗已经没有多大发展余地，诗歌体裁只好随之一变。而后来的文学才子便花更多气力向词的创作方面去努力了。

于是，就有了一段新鲜别致的唐五代词。

单就唐诗而言，它在诗风特别是诗歌体裁方面也随着历史阶段的演进而发生莫大变化。真正代表唐代诗歌体裁的当然是律诗与绝句。虽然这不等于说唐诗的最高成就只是律诗和绝句，但从它的发展过程看，律诗与绝句必然会慢慢取代古体诗歌在唐诗苑的主导地位。我国著名古代文学史家沈祖棻先生引用过施子愉先生的一个统计资料。施先生的这个统计，是将《全唐诗》中存诗一卷以上诗人的作品予以分类，从中找出唐诗体裁的发展线索。其统计内容如下表：时期数目体裁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言古诗663 1795 2447 561七言古诗58 521 1006 193五言律诗823 1651 3233 3864七言律诗72 300 1848 3683五言排律188 329 807 610七言排律8 36 26五言绝句172 279 1015 674七言绝句77 472 2930 3591历史演化轨迹十分明显：①总的发展趋向是越至晚唐，古体诗数量越少，今体诗的数量优势越为明显。

②今体诗中，五律、七律与七绝的数量优势更为明显。

③初唐品种未全，古体诗占有优势，盛唐趋于均衡；中唐古体诗尚有作为（这大约和古文运动也和新乐府运动有密切关系），晚唐已成为向今体诗数量优势一面倒的局面。

从这个发展线路中，可以明显看出：随唐五代文学是一个由创新走向繁荣，又由繁荣走向分流和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没有因为唐王朝的灭亡而停止或中绝，而是当它把自己的历史责任完成之后，便顺流而下转到另外的艺术尝试中去了。何况说，中国本有"诗穷而后工"的传统，越是历经战乱，一些大手笔的作品才更加显出其英雄本色。

①　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第20　页，上海古籍出版杜，1981年3月第一版。（四）缘机而发，穷奢极欲--唐文学繁荣昌盛的两大成因隋唐五代文学的高峰在唐代，代表也在唐代。唐代文学兴旺发达，有众多原因。简而言之，一是历史条件，二是主观努力。历史条件成熟了才能缘机而发，主观努力升华了便又穷奢极欲。

所谓缘机而发，其实内容也很多，不是一句话可以概括的。缘机而发的"机"，自然是指机会，但不是一般机会，而是历史机遇。这个机遇，也包括两部分内容，一个是"流"，一个是"源"。

所谓"流"，就是历史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所提供的条件。唐诗是诗之盛者，它最有特色的部分，一个是"七言"，一个是"绝"、"律"。七言诗，曹丕时代已经有了，但高峰在唐。绝句主要讲音律，律诗则兼讲音律与对偶，音调对偶也不蒙发于唐，但同样也是在唐代才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这就是说，不是唐之先人没有天才，而是他们所处的时代机遇还差。比如庄子能文，曹雪芹也能文，庄子虽能文写不出《红楼梦》来，并非庄子天才不够，非不为也，势不能也。

历史本身就是一股洪流，历史的展示就是这"流"的过程。然而，历史自有规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古代文学史特别是诗的历史，特别厚爱唐人，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交给了他们。这种幸运，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还有"源"，历史的发展是"流"，现实生活则是"源"。隋朝统一天下，唐代进入昌盛兴旺，为唐代文学的发达准备了肥田沃土。这块肥田沃土就是唐文学的"源"。

首先，诗歌文学的发达需要社会稳定，天下太平，这一点，唐王朝做到了；又需要政治清明，国势强大，这一点，唐王朝也做到了；还需要社会物质生活优裕，人民安居乐业，人们有心思有时间去吟诗作诗，这一点，唐王朝同样办到了；更需要社会给文人学士以实现自身价值的渠道和方便，这一点，唐王朝同样办到了。"诗穷而后工"，诗歌需要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从而激发诗歌的社会参与职能，这一点是大唐王朝的统治者们所不愿看到的，然而"世事不遂尔心愿"，安史之乱触发的社会动荡是诗人深刻而痛苦的社会生活经验，于是，啼血杜鹃也开始大声鸣唱了。

远有长流，近有沃土，可以说一切条件都具备了。但也可以说还有一半乃至一多半条件没有具备。因为诗歌不是自然生成的天然物质，而是人类创造的历史文明。唐人的骄傲在于：好机遇唤来了大手笔，多少唐人为诗为文终生奋斗，经300年努力，使得唐文苑如夏夜晴空，群星灿烂。

唐人作诗，可谓前赴后继，不懈奋斗；很多杰出诗人又可谓呕心沥血，废寝忘食。

前已说过，唐文学特别是唐诗之发达，因为无人不作诗，无处不作诗，这里还要加上一条无日不作诗。唐人重视诗歌，用现代接受美学的语言讲，就是接受者是最有力量的导向者。因为人人重视，所以人才济济。

诗人爱诗，愿意为诗歌创作，贡献自己的毕生心血。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这中间或有为功名而作诗的，或有为爱情而作诗的，或有为愤世疾俗而作诗的，或有为民间疾苦而作诗的，或有为身心快乐而作诗的，或有为表现才能而作诗的，或有为闲极无聊而作诗的，或有为诀别这世界而作诗的。但其中的骨干与菁华，确确实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李贺，在他生命将近弥留之际，他还幻想着到天上为玉皇大帝去作诗哩！又如孟郊、贾岛，都是肯于为一句诗而殚精竭虑的人物。白居易人称"诗魔"，可知其用功之苦。李白、杜甫同样为诗歌创作穷尽了毕生精力。李白临终，想到的是诗，杜甫体弱，作诗更苦。李白明白杜甫，曾有《戏赠杜甫》一诗："饭颗山前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作诗苦了杜甫先生。我们的诗圣辛苦为诗，纵然有某种人生理想在内，也有一大半原因不为别的就是为"诗"。不是说杜甫为诗而诗，而是说为了作诗也劳心。

所谓穷奢极欲，是说唐人把历史厚赐给他们的一切优裕条件都充分用尽了；他们把自己的毕生精力也充分用尽了；他们把那个历史时代所能提供的创作天地充分用尽了；甚而至于把彼时彼地能产生诗的一切潜能都充分用尽了。

自从唐人风流后，但寻旧路已无诗。

二、隋朝文学隋朝公元581年立国，618年灭亡，其间隋文帝当政24年，隋炀帝当政13年。首尾不过37年，虽短命，却政绩辉煌，确立三省六部的管理体制，创建科举制，统一中原，再加上开通大运河，等等，都是极富历史意义的大事件。不过，因为它寿命短促，文学上不成气候，它对文学也不够重视，草创时期，未免重政轻文。隋代的文人命运也不好，或贬或放，或者投奔新主子，作新王朝的御用文人去了。但这并不能说隋代没有文学。隋代有专门研究声律的著作，也有颇具见地的文章，有散文，也有诗歌。但比较而言，它仍不过是唐文学的一篇"序言"罢了。就它自身的文学成绩而言，诗歌创作更突出些。

隋的诗歌，本源于齐梁。南方诗风细腻，柔媚有余，并非健康颜色，不似青春少女，更似恹恹病妇。但比之北方，还是有文化的所在。从庾信、王褒入周，北方文坛发生变化。到了隋朝，这种诗风已然流行。隋文帝灭陈之后，包括陈后主在内的许多文人学士北来，更加重了这种诗坛风气。所以隋朝的文人诗人，如欧阳询、虞世南、李百药、姚恩廉、萧德言、褚亮、陈叔达、温彦博、颜师古、孔颖达等等，大体不能越此藩篱，虽有许多诗篇，依然齐梁遗声旧调而已。

但这风气不合历史潮流，所以作为当时历史变革的代表人物隋文帝就产生了自己的文学主张，隋文帝的天下虽非战争而来，他本人却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和深刻思想的君主。他的历史功绩在于他确立了一套适合于中国封建时代中期发展的管理形式。他反对南方的阴柔诗风，更反对齐梁文风。岂但齐梁而已，一切华而不实的六朝风气他都是深恶痛绝的。他是一位贤明果决的行政人才，又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因为他贤明果决，所以不中意那些浮夸之词；因为他深谋远虑，所以不允许糜糜之音侵蚀他所钟爱的江山社稷。《隋书·音乐志》上记载，开皇二年，黄门侍郎颜之推上书说，礼崩乐坏，由来很久了。现在太宰雅乐里面，杂用胡音。请依据梁国旧例，寻考古典。隋文帝不同意他的看法，回答说，梁国音乐乃是亡国之音，为什么要让我选择它呢？不仅如此，调州刺史司马幼之因为所上文表辞藻过于华丽，也被他一怒之下付有司治罪。

隋文帝崇尚朴素质直的文风，主张实用的文字，而且不轻视"胡音"，可以说是初唐陈子昂力主诗风文风变革的一位前驱。

隋代诗坛上著名人物不多，但薛道衡、虞思道、辛德源、李德林、孙万寿诸人也有些可读之作。其中薛道衡、虞思道可称代表人士。

薛道衡（公元540-609年），字玄卿，河东汾阳人。他少年孤苦，但十分好学。先后事齐，事周，周禅让，继为隋臣。他在当时才名甚著，有文集30　卷行世。他有一篇《豫章行》，结构自然，音韵铿锵，虽为六朝旧调，又添北人气氛。

"江南地远接闽瓯，东山英妙屡经游。前瞻叠障千重阻，却带惊湍万里流。枫叶朝飞向京洛，文鱼夜过历吴州。君行远度茱萸岭，要住长依明月楼。楼中愁思不开■，始复临窗望早春。鸳鸯水上萍初合，鸣鹤园中花并新。空忆常时角枕处，无复前日画眉人。照骨金环谁用许，见胆明镜自生尘。荡子从来好留滞，况复关山远迢递。当学织女嫁牵牛，莫学姮娥叛夫婿。偏讶思君无限极，欲罢欲忘还复忆。愿作王母三青鸟，飞来飞去传消息，丰城双剑昔曾离，经年累月复相随。不畏将军成久别，只恐封侯心更移"。他的另一首短诗《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虽平平语，有深深情。即使入唐人诗集，不能殿后也。难怪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称赞它"颇不愧为短诗的上驷"。①薛道衡虽为北人，诗风精巧。但他颇不得杨广好感，终于被杨广杀害。

有诗话说，薛道衡作《昔昔盐》，其中有二句"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两句，隋炀帝十分嫉妒，及至杀薛道衡时，还幸灾乐祸地说："你还能"空梁落燕泥"吗？"这恐怕不是事实。不过薛道衡在当时诗名很大，隋炀帝又大不得人心，编一掌故出来，也不足为怪。

卢思道（公元535-586），字子行，河北范阳人。他同薛道衡一样，历仕齐、周、隋三朝，隋文帝时官至散骑侍郎，是与薛道衡齐名的隋代诗人。他的许多诗作，诗风诗意，全然南朝滋味，而遣词用句，又有北人风格。他的一篇《从军行》，似乎更能反映他的本来面目："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御箭，山上金人曾癸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谷，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个征人殊未还。白云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诗意清朗，音节明快，粗粗读来，已有唐人意味。

特别值得一书的隋代诗人倒是两位不以诗业成名的人物。

一个是隋代立国大臣杨素，一个是亡国之君隋炀帝。杨素作诗，少有齐梁味道。虽用语朴素，但风格强劲。单以诗论，颇似魏征、陈子昂一流人物。只是他身为隋朝元老，却没有魏征一样的忠直与精明，诗的骨子里不免掺杂些官僚气味。他与当时文人常有往来，相互间赠诗不少。临终之前，也曾以一首五言七百字长诗赠播州刺史薛道衡，传为一时佳作。惟诗存人亡，令人感慨，薛道衡引《诗经》语，感叹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若是乎？"杨素另有《赠薛播州》14　首，其一云："北风吹故林，秋声不可听。雁飞穷海寒，鹤唳霜皋净。含毫心未传，闻音路犹■。唯有孤城月，徘徊犹临映。吊影余自怜，安知我疲病。"

诗虽无华，却表现出不同于齐梁诗风的新风格与新气象。

隋炀帝杨广（公元569-618）以阴谋夺皇位，人品卑劣，做皇帝又昏淫无度，是个反面人物。但他颇有诗才，所作诗篇，有一种清新自然之气，不卑不亢，不激不弱，可谓集南北诗风之长，成其一时之作，杨广的诗作，作为隋文学向唐文学的过渡现象理解，可以认为是一块历史转折的路标。它说明，随着华夏各民族的统一，中华民族文化将迎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虽然杨广本人对此漠不关心，却由他的诗歌作出某种预示。

他作《饮马长城窟》，风姿飒爽，形象鲜明，时有警句，出手不凡。他的《野望诗》，尤其影响深远。其诗云："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后人评说此诗，认为"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虽卸华谢彩，而绚质犹存。"联想到宋代秦观词中名句："斜阳外，寒鸦数点，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27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982年3月第5　次印刷。流水绕孤村，"和元人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更看出这位隋炀帝的诗才风骨，确实大不寻常。

他的诗用语朴拙，气势恢宏。非一般诗家可言，比之昔日曹孟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之佳作，颇有些许相类处。虽不必超越前贤，确有几分帝王气象。很可惜，隋炀帝阴错阳差，作了皇帝，如果不作皇帝，只作诗人，那结局怕要春风得意多矣。

在结束隋代文学介绍的时候，还有必要为隋代几位女诗人说几句话。照理说，隋代女诗人在中国历代女诗人中不算最出色的，但她们很有特点，如大义公主，如侯夫人，如张碧兰，如妓家女丁六娘都有佳作如许。

大义公主是北周赵王宇文昭的女儿。其生卒年无考。原称千金公主，远嫁突厥沙钵略为妻。隋文帝以禅让方式建立隋朝，大义公主宗祀绝灭，对隋王朝有不共戴天之恨，每每动员沙钵略兴兵灭隋。后因力量不足，也曾内附隋朝，隋文帝特别赐姓杨氏，改封大义公主。所谓大义，就是归顺隋王朝之义。这是大义公主所不能接受，也不能容忍的。后来隋文帝赐给她一张陈后主的屏风。她在这屏风上题诗一首，以写情怀，终于被隋文帝不容，设计将其杀害。

大义公主的《书屏风》，全诗气势如流，绵延而下，或幽或怨，或哀或恨，或生世事无常之感，又有无可奈何之情绪。开首便说："盛衰等朝露，世事如浮萍。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若非亲身感受，很难写出这样出离悲愤的词句--语言虽然平静，悲伤自在心头。"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这是无奈，也是抒情--抒愤。但事已至此，纵然抒情--抒愤又有何趣？所以接着又说："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一个"恒"字，一个"讵"，肯定得好，也否定得好。写到这里，已经露出庐山真面目。下面只有质言直书，方能起转得动。于是自报家门："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廷。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连自己的夫君也报怨上了，然而，仍然有满心希望。那么，结尾呢？"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惟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直比汉代王昭君。殊不知，王昭君比她幸运得多哩！王昭君终于成为民族和睦的象征，而她却成为隋王朝政治阴谋的牺牲品。后来《历朝名媛诗词》的编者评论此诗说："屏风之诗抑扬幽邈，无鲁莽气，仍是女郎正格。"他那里知道，没有鲁莽气的忧愤哀怨，才来得尤其深沉。

张碧兰，生卒年月、事迹不详，但她有一首《寄阮郎》，立意新鲜别致。"郎如洛阳花，妾似武昌柳。两地惜春风，何时一携手？"

短短四句小诗，有朴质，也有精巧。然而精巧不失朴质，婉然民歌风采。侯夫人，隋炀帝宫女。隋炀帝生活糜烂，曾大兴土木，修建"迷楼"。

选后宫女数千人迁入宫内。侯夫人未得入选，自缢而死。她有《妆成》一诗："妆成多自惜，梦好却成悲。不及杨花意，春来到处飞。"

想象真切，意态深沉。

又有《自伤》诗一首，是她的绝命词。写得情凄意重，哀哀可伤。诗中云："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情至于此，不死何为？然而言犹未尽："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引颈又自惜，有若丝牵肠。"虽然下定决　心要死，毕竟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情灰意冷，生又何益？于是"毅然就地死，从此归冥乡。"也许有人觉得侯夫人死得不值　得。然而，死得值得的，古来又有几人？特别是那些在君权、族权、夫权、神权重压下的年轻美貌的女性，她们面对自己悲惨的命运，除去忍辱含垢，或不肯忍辱含垢而愤然自杀，或被人淫杀虐杀之外，又能怎么样呢？

三、初唐文学初唐文学究竟在隋唐文学史或者唐文学史上应占有什么位置，历来有不同看法。大体说来，对初唐文学的评价不高。一些著名文学史家干脆将隋与初唐并在一起，作些简要介绍而已。我的看法，初唐文学历时时间长，人物众多，作品也多，完全可以看成唐文学的开拓时期。初唐文学成就比起盛唐、中唐自然小些，但我们不能苛求前人。盛唐文学气象非凡，成就巨大，文学史家难免情有独钟，然而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开拓者的劳动，那来丰收者的微笑。初唐从头到尾经过三、四代人的努力，历时约一个世纪的时间，这是一段朝气蓬勃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出新人，作新诗，立新论，完成了盛唐文学所需要的一切历史性工作，同时，也加速并大体完成了由宫廷诗人集团主导诗坛向着社会中下层诗人集团主导诗坛的历史性转化过程。

（一）宫廷主导，上下努力，为诗苑兴旺调音按照元人辛文彦编撰的《唐才子传》的说法，唐代有诗作留传于世的皇帝共有六人，他们是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唐德宗、唐文宗、唐僖宗，但这个结论和《全唐诗》上的诗作者有出入。《全唐诗》上有名的皇帝也是六人，不过没有宪宗、僖宗，而有肃宗和宣宗。大约是印刷流传之误。其实能诗的皇帝并不止六位，至少还有武则天呢。唐代共有22　位皇帝，除去短命者外，真正有影响的不过十数人，影响重大的首推李世民、武则天和唐玄宗。刚好这三位都雅好诗歌。玄宗列入盛唐，此处不论。那么，唐太宗、武则天对于初唐文学有哪些贡献呢？

唐太宗其人，可谓英才盖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英雄人物。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他就是其中的一位。其实论唐太宗家庭关系，他却是一位大不幸者。他的前期，因为权力之争，终于阴谋起于宫阙，差不多亲手杀死乃兄乃弟；到了晚年，又为儿子们的争权夺位而苦恼不堪，终于废掉太子，选了一位并不中意的儿子作皇太子。而且他在文才方面也大大不如杨广，杨广能诗，太宗也爱诗，不但爱诗，而且好文，不但好文，而且非常喜欢书法，可以说他是一位对文学艺术情有独钟的人物。可惜的是，他在这些文学艺术中的表现，却样样平庸。他爱诗、作诗，可作来作去，不出齐梁旧格，平平板板，阴柔有余，阳刚不足。他好作文，也曾亲自撰写《晋书》中的宣帝、武帝、陆机、王羲之四个人的纪传，《晋书》也因此而身价倍增，号称"御撰"。其实，这四个人的传都不能算上乘之作。个个显得纤弱单薄，材料固然不少，但运用不佳，只见小巧，缺乏雄浑。可谓拙妇好为有米之炊，就是做不出上等味道。他好书法，尤其推崇王羲之的字，为了得到《兰亭序》，不惜大用阴谋。后来遗命《兰亭序》随葬，无疑作了一件对不起中华民族的错事。他喜爱书法，如痴如醉，而本人书法，却实在不能差强人意。有一天他自己先写好"戬"字的左半边，留下"戈"字请初唐书法家虞世南补写。虞补写后，他拿这个字给魏征看，问魏征感想如何，魏征告诉他说："惟戈字笔法逼真。"他身边一群诗人，也大体陈隋旧物，没有多少新的创造。然而正是唐太宗，对唐代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不是指他本人的文学才能，而是说他雅好文学艺术，对初唐文学的崛起，与有力焉。

初唐时期，主要是在唐太宗时，没有什么大诗人，虽然没有大诗人，却有一批旧诗人，如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李义府、于志宁、苏世长、魏征、王绩、上官仪、陈叔达、虞世南、李百药、欧阳洵、杜之松、褚亮、杨师道、蔡允恭、许敬宗等人。他在秦王府时，就首开文学馆，延揽天下英才。当时就有"秦门十八学士"之称。这十八位学士是：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恩廉、陆德明、孔颖达、李道玄、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勗。

秦王府的十八学士也好，做皇帝时的一大批文人诗人也好，总而言之，是要提倡文明，尊重文学。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何况这些文人学士中，很有几位开国功臣，地位显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其中元老有之，重臣有之，宰相有之，六部首脑有之，闲官虚职亦有之，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宫廷诗人队伍，成就可能不大，影响却不能不大。

但仔细研究起来，李世民的诗人队伍，其实是一支杂牌军，他们之间，因为经历、地位、学识、价值追求等种种不同，所以诗风、文风以及对诗文的看法也千差万别。但其主流，还是齐梁旧体。

虽是旧体，已有新人。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是魏征，一位是王绩。魏征的风格与陈子昂有某些相似之处。王绩则是太宗时期，一群官僚贵族诗人之外少有的中下层诗人。因为他的地位低下，当时的影响也不大。虽然诗的质量大大超过那些宫廷诗人，可是孤掌难鸣，他的真正影响在初唐后期才慢慢显露出来。

王绩（585-644年）本世家子弟，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他哥哥王通是隋末著名哲学家，王绩少年英雄，年十五，游长安，谒见杨素，给杨素留下很深的印象。被杨素称为神仙童子。隋大业末，举孝廉，后来作过秘书正字。但他不愿在朝作官，称病而退。以后又作过一段六合县丞，因为嗜酒过度，妨碍了公事，加上天下大乱，于是又假称得了风症，"轻舟夜遁"。自感叹曰："网罗在天，吾将安之？"①由此可见，他虽早熟，仕途并不顺利。入唐后，依然作官，依然不遂意。唐武德中，朝廷下诏征以前朝官待诏门下省，他前往应召，他弟弟问他感受如何，他说：待诏没有几个钱、况门庭冷落，没什么意思。不过每天有好酒三升，让人留恋啊！这事被当时贵人知道了，说："三升良酝，未足以绊王先生。"每日供酒一斗给他，人称"斗酒先生"。

王绩居官好酒，归隐依然好酒，但也好读书，读《易经》，读老、庄，自然也爱作诗。他一生以饮酒，弹琴，读书，作诗成文为乐，人称"高情胜气，独步当时。"诗文之外，另有《酒经》《酒谱》各一卷。

王绩是初唐诗人中的一个例外。因为他早慧，所以诗名也早；因为他仕途不得意，也就不大受宫廷诗风的束缚。他常居村野，性好黄老，加上他哥哥王通是一位不守陈经旧典的哲学家，对他不免产生种种影响。他有时发牢骚，对儒、道、佛全不满意，但比较而言，他本人还是受道家影响更大。他的诗，常能无拘无束，写得自然平易。如他的《秋夜喜遇王处士》："北场耘藿罢，东皋刈黍归。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

倘无生活阅历，很难写出这么生活化的优美意境。他影响最大的诗作是五律《野望》。

"东皋薄春望，徏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这首诗影响很大，这是中国有记录的、最早的一篇五言律诗，或者说是最早的五言律诗之一。其时，五律并未真正定型，五律未曾定型，王绩先已有之，恰如聪明的哲学家猜到了真理的内容。本书不惜笔墨，描写王绩，实在因为他可以能算作盛唐诗歌的一位先驱者。王绩的诗虽然未成大气候，但他却似一只未来唐诗苑的报春燕子，--没有大气象，但有了新消息。

如上所言，王绩生于隋末唐初，相对于宫廷堂庙文学而言，似是特殊人物。但相对于社会文学或民间文学或山林文学，就不能算特殊了。可惜初唐时期，还是以宫廷诗为首的一个诗歌创作阶段，这个特点，待到初唐四杰才得以根本改变。

和王绩同时的特殊性诗人中，还有一位王梵志。

王梵志（590-660年），巴州集阳人。他的诗早已失传，但随着敦煌窟藏书的发现，作品又失而复得。郑振铎先生认为他是一位怪诗人--是初唐

①　《唐才子传》第7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

几位怪诗人中的代表人物。他的诗多与佛事佛学相关，但有佳作。一些摆脱说教气息的作品，写得散漫清闲，不甚重视章法。他的诗对于后来的寒山，拾得都很有影响。他的一首五言小诗，写得语言风趣，禅意绵绵。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唐太宗对唐代文学有首倡之功，武则天则对唐代文学有再助之力。

武则天身边也有一大批诗人，其中还有一位杰出的诗歌裁判，这就是唐初名诗人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

上官仪大约生于公元616年，其时将入唐朝。他在当时颇有诗名，他的诗婉媚绮丽，很受时人欢迎。有许多人专门效仿他的作诗路子，他的诗也被称为"上官体"。但从整个唐文学的历史成就考虑，上官仪的贡献，也许不在其诗，而在于他对律诗的研究。

初唐诗歌的基本成就，在于它培养出一批新的诗人，又孕育出新的诗歌体裁，还创作和总结出一套新的成熟的诗歌理论。而所谓新的诗歌体裁，主要是指律诗；所谓新的诗歌理论，主要是对律诗创作的研究。

成熟的律诗，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对偶；二是音律，三是用一个特定的格式来安排对偶与音律。或者说确定对偶与音律的句式安排与全诗的行数与字数。后面这一条是律诗的外在形式。而前面的两条则是律诗的内在涵意。内涵比形式或许更重要些。而外在形式又加强和美化了内涵的美学价值。而为着寻找与完善这些内容，自建安以来，多少诗人作出过多少努力，但其完善，却在初唐。其先声是沈约的四声八病，其完全的标志是沈佺期宋之间的沈宋体。上官仪的贡献，是他总结和提出了六对、八对。

六对的内容是：①正名对；如天地对日月，②同类对；如花叶对草芽，③连珠对；如萧萧对赫赫，④双声对；如黄槐对柳绿，⑤叠韵对，如徬徨对放旷，⑥双拟对，如春树对秋池。

八对的内容是：①的名对，如"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②异类对，如"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③双声对，如"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④叠韵对，如"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⑤联绵对，如"残河若带，初月如眉"；⑥双拟对，如"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⑦回文对，如"情新因意得，意得遂情新"；⑧隔句对，如"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位，朝朝君未归。"六对也好，八对也好，待唐律诗成熟之后，都显得有些浅薄。但在当初，确是有作用的。当然律诗的形成并不如此简单，一方面，对于唐律研究的著述还有很多；另一方面，诗歌首先是一门实践性艺术，不进行大量创作，怎能真正完善？上官仪是一位过渡性人物，他的诗不脱齐梁旧体，而他对诗的研究却是唐律的先声。上官仪后来因事被杀，死于公元664年。

上官仪是律诗的研究者，他的孙女则成为初唐宫廷诗作的评判人。

上官仪与其子上官庭芝不得善终，父子同时被诛。庭芝的女儿上官婉儿当时尚在襁褓之中，随母配入掖庭。上官婉儿聪慧可爱，幼年即识诗文。14岁时成为武则天宫中女官，负责掌管诏令事宜。后虽因事杵旨。武则天终不忍杀之，予以黥面处罚，依然留在身边。以后宠信愈隆，拜为昭容。她母亲也被封为沛国夫人。她在宫中，深受武则天倚重，特别在文学诗作方面，得以大显身手。她给武则天提过不少收聚文学的建议，也替唐高宗、武则天以及长宁长乐两位公主作过不少诗句。她的诗在当时颇有影响，她的诗评尤有权威。她有一首《彩书怨》，俨然律诗规范。

"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

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

难怪后代诗家评说："能得如此一气清老，便不得奇思佳句矣！此唐人所以力追声格之妙也。既无此高深，却复铲削精彩，难乎其为诗矣。"①上官婉儿的时代，正是沈宋体诗歌的高峰。武则天又特别喜欢赐唱文学宴。宫中诗唱十分热闹。当时沈宋齐名，不免争锋斗智。武则天兴致高涨，又无异于火上浇油。于是评论诗歌优劣的重任就落在婉儿肩上。相传唐中宗曾命群臣赋诗，得诗百余首，其中沈宋争魁，各不相让，中宗命婉儿评之。她选宋之问诗，沈佺期不服。她讲理由：沈诗落句："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才。"不免词气衰竭。宋诗落句："不愁明月老，自有夜珠来。"气象大不相同，于是沈佺期心服。

上官婉儿诗才并茂，为武则天时的风云人物，可惜后来落入皇室内部的争斗之中，终于被玄宗所杀。但她对唐代律诗体裁的完成，确有不小贡献。当然，上官婉儿固然是武则天时代的诗坛明星，却不是诗坛主角，也不是推动诗坛发展的中心人物，中心人物是武则天本人。

武则天的才能不比唐太宗差，对唐代的繁荣同样贡献巨大。虽然她本人的私生活颇受后人非议，加上重用酷吏，更加不得人心，毕竟国家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国势强大。她提倡诗作比赛，优胜者赐与奖品。有时候，先胜者又被后来者超出，她就下令夺其奖品另赐新人。她的这些作法，无疑对唐诗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她身为一国之主，这种作用的效果愈加不同凡响。

武则天本人也能诗。有的诗写得含情脉脉，反对她的人看了，也只能暗自叹服。如她的《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友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天下第一女强人能作这样的抒情诗作，难怪李氏天下要被弄得"镇日里情思睡昏昏"的。也难怪钟惺要说：""看朱成碧"四字本奇，然尤觉"思纷纷"三字愤乱颠倒得无可奈何，老狐甚媚。"①其实，皇帝都能做得，媚一点有什么了不起！

武则天爱写诗更爱评诗。上官婉儿的评诗标准就代表了她的观点，有时候真的看到出类拔萃的诗作，她还要亲自褒扬。唐代国公郭震，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曾预边事，立战功。他有一篇《古剑篇》，写得大气磅礴，深得武则天喜爱，并因此诗而受重用。或说郭震不以诗名，但《古剑篇》确实气韵生动，神采飞扬。作者借物咏志，慷慨过人，深得后来诗苑名家杜甫、张说等人赞赏，可见武则天赏诗眼光确实不凡。

①　钟惺：《名媛词归》。

①　钟惺：《名媛诗归》。

总而言之，初唐时期，因为长时间的社会稳定，又有比较繁荣富裕的社会生活，加上最高统治者的潜心提倡，仿佛为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大潮的到来打开了闸门，从此一泻千里，蔚为壮观。

（二）诗坛"四杰"的新人效应经过唐太宗，武则天两个时期，唐王朝成为强大帝国。在这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前有唐太宗时的一批宫廷诗人集团，后有武则天时期的沈宋诗人集团，中间则出了几位影响巨大又不属于宫廷圈子的年轻诗人。哪怕是在当时，这几位人物已引起种种争论，他们就是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如果说，唐太宗时的著名诗人还大多来自前朝故旧，甚至是陈国遗民。王、杨、卢、骆就是生在唐王朝，长在唐王朝，创作在唐王朝，也死在唐王朝的完完全全的唐人，他们的作品也是完完全全的唐诗、唐文。他们四个人的年龄其实参差。卢照邻、骆宾王年长一些；王勃、杨炯则更为年轻。

卢照邻生于公元637年，死于公元680年；骆宾王生于公元640年，大约故于公元684年；王勃生于公元650年，死于公元676年，年纪轻轻便故去了；杨炯与王勃生于同年，死于公元692年，也不长寿。他们四个人均成名很早，可说个个神童；同样生活动荡，可说个个经历曲折；但又都受到社会青睐，所以虽然经历曲折又并非大曲折，更非大不幸。他们同样无长寿，其中王勃仅活了26　岁，杨炯活了42　岁，卢照邻大约活了43　岁，骆宾王约在42、3　岁之间。

王、杨、卢、骆四位青年豪杰之士，不但诗名早著，而且文名很大。一些名篇，挟风带雨，英气逼人。

王勃，字子安，是诗人王绩的侄孙。虚岁6　岁时即能为文。不到18　岁，就被授朝散郎，可说神童有幸，少年得志。但好景不长，因为讽刺唐高宗李治的儿子斗鸡，被高宗知道后，将其逐出王府。从此四处流动，很少再有欢畅岁月。也曾作客剑南，"登山旷望，慨然思诸葛之功，赋诗见情。"①也曾因藏匿犯死罪的官奴，又害怕事情泄露，竟将这官奴杀害。其罪当诛，幸好赶上会赦，免了死罪，但被官府除名。于是去投奔在交趾作官的父亲。途经南昌，恰逢都督阎公新修滕王阁成，于9月9日，大会宾客。王勃因才名，受到邀请，不觉青春意气，才子情怀，一时潮涌，化而为文。文不加点，成就《滕王阁序》。个中或别有传闻，意在增加气氛而已。于是得到都督厚赠。然而去南方，船入大海，落水惊悸而死。

王勃多才多艺，诗、文之外，对中医中药也颇有研究。他的诗流传下来的不多，但有名句，也有名作。例如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虽为送别之作，立意不同前人。有情亦有志，志在情中，情寓志里，把一位青年才子的胸襟披露得淋漓尽致。其中"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两句，更是传颂千古。全诗八句，全然初唐律诗景象："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王勃传颂千古的不朽名作，是他的《滕王阁序》，序后有诗，诗为七言律，作为七律体裁，在初唐也有重要意义。只是因为序名太大，诗的影响反而小了。《滕王阁序》属于骈体散文。实在说，唐代文学不以骈文为代表，但确有骈文佳作可以流传百世的。前有王勃、骆宾王，后有陆挚、李商隐，都是骈文高手。其文章锦心绣口，妙笔天成。王勃的这篇序，尤其如云如虹，

①　《唐才子传》第13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

如砥如砺，皇皇大作，气宇轩昂。虽为骈体，远非六朝旧声。如果说六朝旧作大抵如美女佳人，那么王勃的序则是才子风流，文中多少名句，广为流传。其中"孤鹜与落霞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尤为脍炙人口。序文全篇抒情状景，如塑如画，而且音韵铿锵，才思奔涌，讲到自己的报负与情怀，更是脍人心肠。其中写道："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想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呜呼！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未晚。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心；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如此等等，虽千年之下，读者犹能感觉得这位年轻才子的勃勃青春气息。

杨炯，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年10　岁，即中童子科，时人目为神童，授校书郎，负责校储典籍的工作。永隆二年，赶上皇太子祭先圣先师，他入崇文馆为学士。后来出为盈川县令，死于任上。

杨炯与四杰中的其他三位比较，一生所遇坎坷不多，虽然享年不永，还算死得比较自然。但他同样具有桀骜不驯的性格和新时代诗人特有的凛然傲气。他不能听任权贵们的指摘，也不能忍受他们的胡言乱语。他不但我行我素，而且勇于反击那些攻击他的人们。《太平广记》卷25　上曾有一段记载，说杨为盈川令，"词学优长，恃才简傲，不容于时"。每次见朝官，则目为"麒麟楦"。"麒麟楦"是一句什么话呢？人家不懂。他还向别人解释，说："今铺乐假弄麒麟者，刻画头角，修饰皮毛，复之驴上，巡场而走，及脱皮褐，还是驴马。无德而衣朱紫者，与驴复麟皮何别矣！"通俗点说，"麒麟楦"就是披着一张麟画皮的驴。甚哉，斯言也；妙哉，斯言也。

杨炯有《杨盈川集》传世。但以诗文的艺术价值而言，不算十分突出。

特别缺少那种有震撼力的作品。但他毕竟初唐诗人，又有才气，又有一定的生活经历，比之前人，已成异响。他的古乐府《从军行》，历来为人传颂。诗中反映的"宁为百夫长"的情绪，更非宫廷诗人所有。实在唐诗的伟大，不在廊庙之上，而在山水社会之间。杨炯此诗，聊有此意。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卢照邻，字昇之，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少年事，不详。但与唐高祖李渊的第17　个儿子李元裕为布衣交。李元裕封邓王，卢照邻成为邓王府典签。典签者，唐朝诸王府掌管文书的官职之谓也，以后还作过新都尉。卢照邻一生不顺利，主要是身体很坏，史书上说他患有风病，但具体是什么风病，语焉不详。有说是风痹症，也有说是麻风病的。他因病不能为官，便进深山隐居，但他哪里是一位心闲意简的隐士？他的功名心很热，又好诗文，于是病笃乱投医，服用丹药去疾，结果反受其害，终至四肢残废，自称"手足挛缓，不起行已十年。"卢照邻的命运可谓苦矣。自己茫然四顾，不觉感慨丛生。有时想起汉代冯唐感叹身世的话，更多凄苦。自以为高宗当政时崇尚吏才，而自身为儒；武后当政时崇尚法家，自己喜欢黄老；好不容赶上封嵩山，聘贤士，自己又已经残废。由此可见，他的身体虽残，仕途心还是热的。有时激愤之情难于自制，便躺在墓穴之中，权充死人。终于不堪痛苦，40　余岁时，投颍水而死。

卢照邻一身疾苦，仕途无望，于诗文极费苦心。他本大唐一代新人，自己也力求新作，挥洒不休，不能自己，他内心悲苦，不能有一时安静，纵假作死人，岂是真的心灰意冷？发而为诗，便好长歌。纵横捭阖，冲动不已。卢照邻留下来的诗歌近百首，其中颇有些力作，如他的《长安古意》，为长篇七言古诗，全诗68　句，反复跌宕，饶有余哀。诗中托古讽今，写长安车马，街巷繁荣，写娼家，写舞女，写剑侠，一直写到王侯将相，写他们的专权与倾轧，最后归于穷居著书的汉儒扬雄，成一鲜明对比。作者心中意想，总在隐喻之中。全诗太长，聊引数语："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肖相。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风。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杨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骆宾王，义乌（今浙江义乌县附近）人。7　岁即能诗，也是一位神童。

武后当政，他多次上书言政事。幻想把自己的想法和报负报告给当权者，以求得到他们的赏识。然而，不但没得到赏识，还因此而获罪，蹲了监狱。他的仕途经历原本比较顺利，好像与王、杨、卢三位不同，年纪轻轻便先后作过道王府属，武功、长安主薄、侍御史等官。本来春风得意，不想权贵一怒，成了罪人，好不容易出狱，又被贬到临海县作县丞去了。骆宾王何等样人，区区县丞，怎能如意？正好赶上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后，他就加入到徐的军中，还为徐写了一篇千古传颂的名作《讨武曌檄》。敬业兵败，骆宾王下落不明，或言被杀，或言自杀，或言不知所终。

初唐四杰，虽然都不算得志。杨炯的生活经历平稳些，同样恃才傲物，为权贵所忌。王勃年纪轻轻，便名扬四海，少年心性难。。移，情绪不免燥烈。卢照邻，骆宾王可谓一生坎坷，命途多舛。两个人都有追求，都没希望。前者的悲剧主要是疾患，身患绝症，如之奈何？后者的绝望则出于仕宦，一腔热情，尽成冰冷。二人的诗风，也不免有殊途同归之感。骆宾王亦擅长长歌。经历如此，非长歌不足以抒其情，不足以泄其愤。后世论者，以为骆诗"整炼缜密，长篇最见才力。"①"《帝京篇》、《畴昔篇》等诗慷慨流动，排比铺陈而不堆砌，是初唐仅有的大篇。《帝京篇》在当时被称为"绝唱"。"②他与卢照邻同样都在无数坎坷中挣扎奋勇。毕竟他是一个健康的人，又时有机遇在面前，所反映的情绪，与卢相比，或有不同。他的五言律诗不多，但也颇有成绩，是初唐律诗中最早的一批成熟之作。人们较为熟悉的是《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但他最有影响的作品还是《讨武曌檄》，虽然也是骈体文字，却能做到慷慨陈辞，语意庄严。晓天下以情，言兴兵之理；加之音节铿锵，琅琅上口，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可叹徐敬业的兵，却没有这等厉害，空自辜负了这样一篇千古少见的好文章。文章最末一段，号召天下人马共讨武曌，写得极有

①　《唐诗选》第2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出版。

②　《唐诗选》第2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出版。

气势："公等或居汉地，或叶周亲；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其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据说武后得此文，使人读之。听到"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猸偏能惑主"，不觉一笑。待听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就严肃起来，几乎惊出一身冷汗。但她毕竟是一位有才能有气派有见识的女主，见到这样的文字，不是一怒之下，便去掘骆家祖坟，或者一定要将其人碎尸万段，而是责怪宰相，说"宰相安能失此人？"

总而言之，初唐四杰是四位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他们的时代是矛盾的，他们的命运是矛盾的，他们的作品是矛盾的，人们对他们的评价是矛盾的，最后连他们自身也是矛盾的。一方面，矛盾重重；一方面又蓬勃向上，正是他们那个时代与他们本人的鲜明特征。

时代是矛盾的，因为那还是一个英雄草创的时代。自汉末大乱，经过五百年动荡，终于走向统一和稳定与繁荣，多么惬心如意。然而，还有许多内部冲突，一忽儿李世民屠兄杀弟，一会儿武则天望政争权，皇家内部矛盾不断，多少臣子逐波赶浪，随上随下，但毕竟这是一个向上的时代。各种社会力量虽然相互冲突，但走向繁荣与昌盛的形势，已然深入人心，不容更变。矛盾尽管矛盾，毕竟日有所进。安定繁荣已成主流，其他种种疑问、彷徨、麻烦、失误、问题、困难，都退到次要地位。或者一经出现，很快清除；或者无暇顾及，便任凭他去；或者争论未止，主旨犹然；或者虽有小见，难抵大识。初唐四杰正是乘此统一发达之风，成就一段才子风流。

就初唐四杰的命运而言，他们的命运也是矛盾的。他们命运如何？应该说十分幸运。如果不是赶上这样的时代，哪能产生这样年轻的文坛人物和这样具有个性的诗文？但他们却又个个命运凄苦，既无一人长寿，也没有一人享受到太平盛世的盛世太平。这是他们的大幸，也是他们的大不幸。他们就在这幸与不幸之间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程。

他们的作品也是矛盾的，他们人是新人，作是新作，但此时的新人新作还远非盛唐景象。因为时代没有给他们提供那样的机遇。他们的文章，还使用骈体，至少妙文皆为骈体；诗歌犹有旧痕。因为用骈体，有旧痕，所以后人才有种种争论。有人说他们是六朝文学的叛逆者，也有人说他们是六朝文学的继承人，而且是最充分的继承，把六朝诗文推向极致。继承也罢，叛逆也罢，反正他们全然一代新人。试问，若不是一代新人，那些六朝才子，能够写出《滕王阁序》吗？能够写出《长安古意》吗？能够发出"宁作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号喊吗？能够写出《讨武曌檄》这样的檄文吗？

因为他们处在英雄草创的时代，所以难免有种种不足。或者身上留有旧时代的影子，或者作品中留有旧文学的痕迹。因此，许多论者便在他们身上看到许多毛病，给予过于苛求的批评。当然和盛唐以后的文学大家比，他们毕竟还是"小巫"。虽然六朝文士写不出《滕王阁序》、《讨武曌檄》，唐初四杰也写不出《送孟东野序》和《祭十二郎文》，写不出《永州八记》和《封建论》。虽然他们能写出许多超越前贤的诗章，毕竟写不出老杜的七律和白居易的《长恨歌》。但这不能成为苛求前人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代新人，是一代创世纪的新人。因为他们是时代的先驱者，其自身难免并不成熟，往往因此而受到别人更多的责难。然而，他们属于未来的时代，而不属于已成古董的先人。

就初唐四杰的内部关系而言，也是矛盾重重。虽然未必相互攻击，但确确实实存在一个座次问题。同为一代文坛豪杰，豪杰与豪杰比，别人看着他们比，或者干脆代替他们比，都要给他们排排座次。新、旧唐书就看法有别。或说骆、卢、王、杨；或说杨、王、卢、骆。他们自己也有看法，但看当时的一般排法，似乎还是以王、杨、卢、骆的顺序比较流行，所以杨炯才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但卢照邻与他看法不同。卢说："喜居王后，耻在骆前"，态度谦虚多了。但对座次不能不想。现在又有新的说法，认为王、杨、卢、骆的排列，与他们的水平无关，而是汉语发音习惯问题。王、杨、卢都是平声，而且一个比一个发音时的口形要小，骆是仄声，只好居后。可谓别出心裁，另是一论。我的看法，王、杨、卢、骆的排法，大约是一种约定俗成，反映的是当时的一种审美时尚，细论诗文，或有高下，但大致处在同一个档次上。四位都是一时人杰，并无大的优劣之别，还是杜甫的几句诗说得好："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体。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从大处着眼，看到初唐四杰的历史作用，写出这样评价，才是不刊之论。

（三）沈宋体的诗歌创作与宫廷诗人时代的结束初唐诗歌或者说初唐文学的兴起，有两股力量。一股起于社会，一股起于宫廷。宫廷力量，先有太宗时代的宫廷文人群，后有武则天时代的宫廷文人群。初唐时期，两股力量并存，时有起伏，总的来看，宫廷诗人的力量更大些。这大约也是一个文明时代兴起的时候，难于避免的情况。但无论如何，宫廷文学的价值总是低些，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宫廷诗人可以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可以享受种种方便，可以产生很大影响，但无论如何，这些文学人士毕竟超不出"平庸"二字的束缚。他们的诗文，也不过是些平庸之作。但这派诗人也有自己的独特贡献。他们的诗作，虽然常常格调不高，但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和极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在创作技术上往往也能做到精益求精。这在大时代的大作家看来，无非是些雕虫小技，不足一道。但从唐诗发展的总体效应理解，又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初唐宫廷诗人都有这个特点，而武则天时代的宫廷诗人，这个特点尤其鲜明。其代表人物首推宋之问、沈佺期，与他们相互呼应的还有"文学四友"，特别是杜审言。

他们的主要贡献，是最终完成了绝、律两种诗歌体裁的创立。或者说他们是绝句与律诗两种唐代最重要诗体的完成者，虽然使这两种诗体大放光彩的还另须他人。

本书反复强调绝、律的完成，非一时一事之功，它大约经历了五百年时间才得以完成。这两类诗体最终需要一种严格的表现形式，而确立这种形式，有多少探索者为之付出过艰巨劳动，而作为一锤定音者，却是两位并不十分出色的诗人。

单以初唐而言，为律诗与绝句定型作出贡献的人还有很多。尤其是那些音律与习俗的研究者和尝试这种形式的实践者，更是功不可没。论前者，就有上官仪、元兢、崔融、皎然以及已不属于初唐的王昌龄等。罗根泽先生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对此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本节限于篇幅和体系，不再一一详解。仅将罗根泽先生一书的有关题目转述如下，以使读者观其大概。罗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相关章节的内容是：第一章　诗的对偶及作法一、对偶说的兴起；二、对偶及其他格律说的史料；三、古人同出的十一种对；四、上官仪的六种对及八种对；五、元兢的六种对；六、崔融的三种对；七、皎然的八种对；八、总不对与首尾不对。

第二章　诗的对偶及其作法一、元兢的调声三术；二、佚名的调声数；三、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四、李峤详诗格；五、王昌龄诗格一--十七势；六、王昌龄诗格二--格律论；七、王昌龄诗格三--今本诗格及诗中密旨；八、皎然诗改；九、皎然诗式；十、佚名的诗文作法。

罗根泽说："对偶说的历史，盖源于唐初，而成于元兢崔融。元崔之前，普通的对偶，已泰半次第完成，至他俩又创立许多较新奇的对偶，由是对偶说遂至登峰造极的地位。以故同时而稍后的沈佺期、宋之问，便能以完成"研练精切，稳顺声势"（白居易与元九书）的律诗"。①罗公之言，差强人意。

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19　页。

沈佺期（？-713年），字云卿，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县）人。唐高宗上元二年进士。武则天主政，他官运不错，累迁考功郎、给事中。中间虽曾流放一次，后又召拜起居郎等职，历官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

宋之问（？-712年），字延清，一名少连。虢州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县西南）人。也有认为是汾州（今山西汾阳县）人的。经历和沈佺期差不许多。武后当权，他作尚方监丞。后来也曾流放，　不久，逃归。中宗时，入选修文馆学士。以后又因罪贬为越州长史。睿宗继位后，他被流放钦州，旋即令其自裁。

沈宋二人皆武后时宫廷诗人的代表人物。他们并非不聪敏多慧，可惜人品不好，甘心为宫廷权贵效犬马之劳，甚至投靠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兄弟，所作所为，为时人不耻。宋之问竟然堕落到为张易之捧溺壶的地步，连忠厚长者范文澜先生，言及至此，都气愤难平。沈宋一生，大半时间在宫廷上下蝇营狗苟，只因一时富贵，不要人生气节，一旦靠山倒了，只好树倒猢狲散。二人的流放，其实都与张易之兄弟有关。从这一点讲，沈宋堪称无耻文人。宫廷诗人，原本难有大成就，加之人品不好，成就还须再打折扣。虽然沈宋体风行一时，被时人推崇为当代诗宗。但是香风难持久，春雨早归来，结果并不美妙。沈宋二人及其沈宋体，往好里说，是"二流中的人物，人物中的二流"，比起当时也在作官的张说等人，大为不如。

但沈宋对律诗的成形定形和发展，确有功劳。二人智商不低，作诗又多，勤学苦练加上脑瓜聪明，必然有一些佳诗佳作。总体观察，宋之问的五言律诗好些，沈佺期的七言律诗强些。二人水平相当，诗风相类，人格相近。但也有些小诗，颇有些人情味的。比如宋之问的《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写得很好。出门久了，信息不通。忽一日，兴冲冲还乡而来。不想越走近故乡，内心反而害怕起来，以至遇到乡里来人都不敢随便交谈了--真怕家中亲友有什么事哟。

这诗的立意很妙，为崔颢、王维等人的思乡诗开了一条先路。诗的立意妙说明诗人此时的情意是真挚的。因为真情发自内心，才有这番妙想。

宋之问长于五言，流放时，过大庾岭，留下一篇五律，写得十分恳切。

看来一出宫门，好处自见--那怕流放也罢。不过人已定势，要改也难。诗虽云好，落句依然骨头太软。诗曰："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

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怨长沙。"

沈佺期善七言，他有一首《古意呈补阙乔知之》，写得也好："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

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

谁谓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

与沈佺期、宋之问同时的诗人，还有杜审言、崔融、李峤、苏味道等人。杜、崔、李、苏当时也颇有诗名，而且对于律、绝诗体的确立，也多有贡献。这四人被时人合称"文章四友"，但比较而言，还是杜审言的诗更出色些。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约公元646-约708年），字必简，原籍襄阳，自祖父起迁居巩县（今河南巩县附近），比王勃年长4　岁，但他活得久，享年62　岁，这在当时，也算长寿了。他是咸亨元年进士，作过丞、尉级小官。武则天当政，他授著作郎，以后又升迁膳部员外郎。因为与张易之兄弟有牵连，曾被流放峰州。但很快即被召还，作国子监主簿，并和宋之问一起入选修文馆学士。但他人品比沈、宋好得多。青年时与崔融、李峤等人为友。本性好诗，又以文章自负。他的五言律诗已臻成熟境界。七言律诗少些，也有意味。难得的是他有一位好孙儿杜甫。杜甫确也受到他诗风的影响。加之杜甫最以儒生自命，对自己祖父尤多推崇之词。杜审言有一篇《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写得也确实不错："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此诗写得情景交融，景中寓情，景后有人，深得唐律之三味。《全唐诗》将此诗分别列于杜审言和韦应物名下。内容不过二字之别。韦应物自是唐诗高手，这诗能混淆其间，可知端的是好。

但以总体水平而言，杜审言的诗不出宫廷诗风之右。

唐诗至沈宋体，绝、律的体式已经完成。更重要的是宫廷派诗人主导诗坛的时代也随之而结束。自此之后，虽然还颇有几位作大官的诗人在，但诗风已入民间，视野随之开阔，沈宋体也随之被一风吹散。但它确立的绝、律诗体却被继承下来，并经其后诸位名家和几代人的努力，创造许多绝、律精品出来。唐诗若无绝、律，至少减色一半；唐诗能有绝、律，沈宋二人功不可没。

（四）站在文学历史阶梯上的陈子昂陈子昂是初唐文坛上的一位斗士。

陈子昂，（公元661-702年），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出身地方富贵人家。18　岁之前，不曾好好读书。大凡富家子弟的毛病，均沾染上不少。史书说他"任侠尚气弋博"，想来全有事实依据。18　岁后入乡校。乡校即乡间学校，也是地方有身份的人们的议事场所。于是受到感悟--足见教育虽于天才，也是十分必要。从此于梓州东南金华山一所道观读书。"痛自修饬，精穷坟典，耽爱黄老、易象。"①光宅元年上书朝廷，武则天皇后因此召见了他，对他的才能很是赏识，拜为麟台正字，即在秘书省做典籍管理工作，以后累迁至右拾遗。

陈之昂生性耿直，敢说敢言，不但对当时的文风诗风痛加鞭挞，对于当时的弊政也时有指责。因此得罪武三思等朝中权贵，终被解职还乡。县令段简受武三思指使，竟以诬告，将子昂收监。陈家花去大量资财，始终不见起色。子昂好易经，自己占卦卜筮，以为不祥，惊叹说："天命不祐，我走到末路了。"竟死狱中，年仅42　岁。

陈子昂是一位斗士，不但与权贵弊政斗争，终不妥协，而且在转变初唐文风诗风方面，起过重大作用，斗士形象尤其鲜明。他反对六朝文风，推崇建安风骨，曾作《修竹篇序》，为改变旧习，大声呼号。他写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凛然正气，势不可犯。

陈子昂主张改变文风，随处而言，经久不懈。正如他对当时弊政反感，反复上书不计后果一样。他在上薛令文章启上说："然则文章薄伎，固弃于高贤，刀笔小能，不容于先达，岂非大人君子以为通德之薄哉！某实鄙能，未窥作者，斐然狂简，虽有劳人之歌，怅尔咏怀，曾无阮籍之思，徒恨迹荒淫丽，名陷俳优，长为童子之群，无望壮夫之列。"①陈子昂的主张，其实由来久矣。只不过没有形成潮流，时断时续，让后人不好遵循。早在隋代，隋文帝就特别厌恶浮华文风，为制止此风，不惜使用刑罚。隋唐之交又有王通等人，陈说六朝文风之弊。唐之后，更有李百药、魏征诸公，先后呼应，各自陈辞，都认定六朝文风有害无益。可惜当时社会正处在剧变与恢复的过程中，人们的注意不在这里，虽义正辞严，认真对待者总嫌不多。唐之初，文风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史学方面。唐初官方开始修史，如《北齐书》、《隋书》、《陈书》、《梁书》、《周书》、《南史》、《北史》等史籍的主要编篡者李百药、魏征、姚思廉、李延寿、令狐德棻等，对于六朝文章旧习，莫不鸣鼓攻之。其中最为突出的人物，当推魏征。

魏征系大唐功臣。但他首先辅佐的不是李世民而是李建成，后来归于世民，君臣十分相得。魏征敢谏，太宗能听，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佳话。魏征的文章很好，力主实用，反对浮华。他的诗也很有特点。现代中国大陆学者选编唐诗、唐文，十有八九自魏征开始。足见一个人的功过是非，虽千载之

①　《唐才子传》第33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①　《全唐文》卷214。

后，犹有公论。他的文章朴质严谨，言之有物。他的《谏太宗十思疏》，告诫李世民居安思危，以史为鉴，文字明白实用，字字肯切，不作夸张，不用雕饰。但事实深沉，不由开明的当权者不洗耳恭听。此类文风，虽未明言建安风骨，却与陈子昂的主张相同。他的诗风类似文风。但毕竟久在皇帝身边，应酬之作不少，难免染上几分平庸。但他的《述怀》诗，直抒胸臆，颇能看出魏征个性。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思。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前人已矣。而且他们各位的主张，大抵收效不大。唯陈子昂站在历史升华的紧要关头，于是一声呐喊，生出许多精彩。他的诗颇能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尤其《感遇》诗38　首，堪称代表。这些诗的内容丰富，或讽谏朝政，或感怀身世，或关心边疆战事，或取喻言理，不平而鸣。其中有一篇专为幽燕游侠子弟所作，记述他一生经历，表彰他军役边州，感叹他有功无赏，足称慷慨悲声。

"朔风吹海树，萧条边已秋。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

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

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

陈子昂的诗文批评，发出的声音十分有力，这不但和他本人的努力相关，也是当时社会发展到了呼唤这种理论出现的火候。唐诗至陈子昂，初唐诗人的历史任务大抵上算是完成了。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一直影响到李白、杜甫，影响到元稹、白居易，影响到韩愈、柳宗元，以至影响到宋代词人。可谓影响深远。命虽不永，功在后人。陈子昂曾有一首《登幽州台歌》，气象不凡，影响很大，但看唐文学史的发展历程，知道唯有此公，当有此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其实，陈子昂的时代并不算糟糕，可见真爱国者，并非那些只会歌功颂德高呼万岁的人们，因为他们希望国家更好，才有许多痛切之言。

不过，新的时代--盛唐文学就要出现了。前边既有古人，后面必有来者，陈公其实亦不必悲伤。

与陈子昂同时，风格和主张相近的人中，还有刘希夷、乔知之等。

刘希夷（公元651-679年），字延芝，或云挺之，汝州（今河南许昌一带）人，是宋之问的外甥。他相貌英俊多才多艺，又善长谈笑交际，还是一位瑟琶高手。他的诗歌"词情哀怨，多依古调。"①特别长于闺帷之作。只是酒量奇大，史传说他饮酒数斗而不醉。但年未及30，即为贱人所害。也有说，因为他写了一首《白头吟》，其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联，宋之问很喜欢这两句，向他索要，他不给。宋之问便阴使恶奴将他用土囊压死了。此传言未必可信。但宋之问人品不好，一些坏事难免瓜葛于他。

①　《唐才子传》第30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四、盛唐诗苑盛唐文学是有唐一代的文学精华所在；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精华所在；甚至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文化精华所在。

盛唐时间不长，即使算到大历初年，也不过50余年时间，何况公元755年已逢安史之乱，大唐的昌盛景象已然蒙上重重阴霾。但这短短的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却是中国有史以来文学创作最为发达和辉煌的历史时代。

盛唐时代，是唐代社会达到最高繁荣的时期，历史证明，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文学艺术的发展，不是同步的。开、天之前，特别是贞观年间，政治状态或许更为清明，但大唐初立，百废待兴，经济急需恢复，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文化需要恢复建设。唐太宗在文学实践方面不过一庸人耳，纵然天才神纵，一个人终究没有繁荣唐文化的力量。到了唐玄宗时代，仿佛一切准备均已就绪，江南江北春雨足，只待千里万里百花开了。

盛唐时代，是唐文学呼唤巨星并且产生了巨星的时代。因为文化自由，天下臣民不问信仰如何，奉儒很好，信佛信道也无不可。一方面是限制很少，一方面又有了初唐近一个世纪的文学实践，到了这个时候，确实应该群星灿烂，百花争艳了。盛唐的文学人物，少数生长于初唐，大部分都是在盛唐这种十分优裕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起点高，群体效应好，不但产生群星，而且出现巨星，巨星如月，众星捧月，把个盛唐诗坛装点得空前壮美，气象万千。盛唐诗人艺术品位很高，不要说李白、杜甫、王维这样超一流的诗人，就是那些二流诗人，其诗歌的水平也远远超过初唐时代那些大人物。从盛唐俯瞰初唐，难怪很多人连王、杨、卢、骆都要批评，都要小看。

盛唐时代，诗人的眼界非常宽阔，诗人的创作非常自信。这是个诗歌创作挥洒自如的时期。诗入盛唐，诗歌创作次第进入化境。这不仅因为盛唐诗人处在历史高峰，敢想敢作，能想能作，会想会作，善想善作，而且整个时代文化都具有博大胸襟，佛学也要，道学也要，儒学也要，杂学也要。不但要建安风骨，也要江左诸贤；不管你是曹子建也罢，建安七子也罢，竹林七贤也罢，庾开府、鲍参军也罢，民歌民谣也罢，边声胡音也罢，沈宋体也罢，王、杨、卢、骆也罢，只要有用，一概吸收；化而用之，取而用之，理而用之，论而用之。魏晋以降的500年积蓄，便是盛唐诗人的500年准备；魏晋以降的500年探索，便是盛唐诗人的500年机遇。于是厚积薄发，超迈古人，终于成就盛唐诗歌的辉煌。以不足50年的创作，创下了中华文明历史交响乐中伟大的一章。中华民族有5000年青史，50年不过1％罢了。但就是这1％，成为中华文化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盛唐盛唐，你是太幸运了。

盛唐人物多，线索多，头绪也多。为着叙述方便，先从唐玄宗和当时的几位文人宰相谈起。

（一）张九龄、张说及其相关诗人本书在前面介绍过唐代皇帝中颇有几位爱好文学者在。论其才能，还是武则天更高些。唐玄宗堪称风流干练，是一位才子皇上。他作皇帝近半个世纪，有功劳，也有过失。大半生红红火火，到晚来，处境凄凉。其中他个人应负的责任是难于推托的。他喜欢娱乐，也喜欢诗歌。本人的诗作，整体水平不高，但也有刻画逼真的作品，如《傀儡吟》："刻木牵丝作者翁，鸡皮鹤发与真同。

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也有真情实感，如他的《题梅妃画真》："忆昔娇妃在紫宸，铅华不御得天真。

霜绡虽似当时态，争奈娇波不顾人。"

唐玄宗诗不登大雅，但他对盛唐文化的作用确非一般。唐代三个最有作为的皇帝（太宗、武后、玄宗）都喜爱和重视文学，实在是唐文学的一大幸事，也是它成功的一大要因。

此外，开、天之间，还有几位有才能又有诗情的宰相，如姚崇、宋璟、张九龄、张说，都是上品诗家。姚、宋不以诗名，而以贤相形象载入史册，唐代宰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宋，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姚、宋二位的诗作也很有特点。

但以诗文而名的宰相还推张九龄、张说以及苏颋。

张九龄（公元673-740年），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能政，能诗，能文；擢进士后，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先作左拾遗，官声颇佳。累官至中书侍朗同平章事，再迁中书令。他一生政绩不如姚崇、宋璟。但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对安禄山之流，极为警觉。清醒地看到安禄山早晚必反，奏请玄宗早除隐患。因为他耿直而又敢言能言，为奸相李林甫忌恨，罢政事，贬荆州刺史。后来，安禄山造反，玄宗记念他的忠告，深怀痛悔莫及之情。

张九龄的文章讲究实用，不求浮华，属陈子昂魏征一派。但文风清畅，不似陈、魏二人的意态严肃，文字深沉。他的诗清澹和美，多雅士情调，后人认为开了王、孟一派的诗风。他有《感遇》诗12　首，以物喻君子，写得极有味道。《唐诗三百首》的开卷之作，就是他的两首感遇诗。其一云："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另一位诗人宰相是张说。张说（公元667-730年），字道济，洛阳人。

他与张九龄一样，一生跨越两个时代，算作盛唐诗人固无不可，算作初唐诗人也不错。但看史籍记载，他的文名大于诗名，他的文章与许国公苏颋比肩，时称"燕许大手笔"。算作盛唐诗人或更好些。

张说为人正直，不佞奸邪。他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并无暮气。武后时张易之兄弟骄宠无度，但他不阿小人，曾遭贬放。中宗继位，始被召还。玄宗时，为中书令，封燕国公。他的文章重视风骨，讲究实用，可说陈子昂文学主张的同路人。他的诗歌，应制之作不少，但佳作佳句也随处可见。其《蜀道后期》，写得很有情致："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

所谓"后期"，就是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你不是晚了吗？秋风却不等你，自己先赏洛阳风光去了。

张说不能算大诗人，但有宰相肚量。对于有才能的骚人墨客，最肯帮助，最肯推荐，也最喜欢张扬。在他那个时代，经他表扬和推荐的诗人真不算少。杨炯年长，可以看作他的前辈，他表扬；张九龄与他同龄，他也愿意为之扬善。他推荐过贺知章，提携过王翰，也表彰过王湾，而且表彰的方式很特别。他特别欣赏王湾的两句诗"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亲题于政事堂，作为朝中文士习诗的样板。

应该说张说确有伯乐之才，经他推荐和表彰的人，确实也很有诗才。贺知章另作介绍。王湾、王翰也都有佳作传世。

王湾，生卒年不详，洛阳人。先天年间进士。开元初年为荥阳主簿，并曾两次参加朝廷校理典籍的工作，以洛阳尉致仕。《全唐诗》存其诗10　首，他为张说激赏的诗作题为《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失，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王湾一生与綦毋潜交好。綦毋潜（公元692-约749年），字孝通·虔州（今江西赣州地区）人。开元十四年进士及第。大半生为官，未见坎坷。先授宜寿尉，迁右拾遗，入集贤院待制，又作著作郎。后来看到社会将乱，官场情形日坏一日，便主动辞官，归隐到江东去了。他大约与王维有交，临别，王维专门有诗相赠"明时久不达，弃置与君同。天命无怨色，人生有素风。微物纵可采，其谁为至公？余亦从此去，归耕为老农。"实际上，王维不如他，他是真的归隐，王维到底做了安禄山的伪官。《唐诗三百首》上选有綦毋潜一首五言古诗《春泛若耶溪》，这诗写得清和雅致，颇得山林隐士之风。

"幽意无断绝，此去随所偶。

晚风吹行舟，花路入溪口。

际夜转西壑，隔山望南斗。

潭惆飞溶溶，林月低向后。

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

王翰（约公元687-726　后年），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

景云元年进士及第，举极言直谏，又举超群拔类科。王翰少年豪荡，恃才不羁，喜欢纵酒。家中生活富有，好养名马，又蓄家妓。与人交谈，颇有自比王侯之意。常聚一伙同好，在家纵禽击鼓为乐。后来经张说提携，召为秘书正字，又迁驾部员外郎。后来张说罢相，他也出为仙州别驾。然旧习不改，复遭贬斥，死。他的诗留传下来的不多，《全唐诗》仅存其诗13　首。他有不羁之才，又有酒徒精神，曾写《飞燕篇》讽刺唐玄宗，可知虽表面不羁，内心却是严肃的。他最为后人传颂的诗歌还是那首《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书写悲壮故事，偏能诗情画意，真正盛唐本色。

（二）"吴中四友"之贺知章、张旭、张若虚及包融张说、苏颋跨越初唐、盛唐两个阶段，不免宫中旧习；贺知章等吴中四友已是纯正的盛唐之音。

贺知章（公元659-744年），字季真，越州永兴（今浙江肖山）人，和同是浙人的张旭、张若虚（一说刘慎虚）、包融齐名。时称"吴中四友。"吴中四友，可以看作盛唐之始的一个颇具特点的诗歌群体。但这个群体似乎松散不成阵式。或者说吴中四友不以群体效应胜，而以个人才情能力胜。吴中四友水平也不均衡。以诗而言，当首推贺知章、张若虚，张旭则别有所长，惟包融水平差些。但包融的两个儿子包何、包佶都能作诗，父子才情，人称"三包"，《全唐诗》并收其诗。这样的情况，在唐代似乎并不算罕见。"三包"之外，还有"六窦"，即窦叔向和他的5　个儿子：窦常、窦牟、窦群、窦庠、窦巩；加上顾况、顾非熊父子；张碧、张瀛父子；章孝标、章碣父子；以及杜审言与其孙子杜甫；皇甫冉、皇甫曾兄弟，李宣古、李宣远兄弟；姚係、姚伦兄弟；温彦博与其孙温庭筠、温宪父子；钱起与其曾孙钱珝等。

看起来家学渊博，父教子传，是中国文学艺术的一个传统。汉有"三曹"，宋有"三苏"，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上述诗人家庭中，有超级诗才，也有一般诗人，超级诗人如杜甫、温庭筠。即使并非超级巨星，偌大一个中国，唯有这些家庭可因其诗文流芳百世，也不能不引起后人敬慕。

包融虽为吴中四友，但存诗不多，《全唐诗》上仅存其诗8　首。水平也不甚高，其五言古诗《送国子张主簿》，尚差强人意："湖岸缆初解，莺啼别离处。遥见舟中人，时时一回顾。

坐悲芳岁晚，花落青轩树。春梦随我心，悠扬逐君去。"

贺知章少年便以文词知名，性格旷达平和，善谈论善笑谑。证圣初，擢进士超拔群类科。其时陆象先在中书省主事，引知章入太常寺为博士。二人相处十分融洽。大约知章有文名，又有真才实学，加之性格爽谐，能谈能笑，颇得时人青睐。陆象先尝与人言："季真清淡风韵，吾一日不见，则鄙吝生矣。"①君子不可一日无竹，此公不可一日无贺公谈。开元十三年，贺知章由太子宾客，升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知章性情豁达，多才多艺，不但诗写得好，字也写得好，还十分好交朋友。杜甫有《酒中八仙歌》，头一位就是这位贺公。"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话是有点夸张，但贺公醉情醉态跃然纸上。他还喜欢奖掖后人，哪怕是有可能超过自己的后人。因为他胸襟开放，不懂得嫉妒为何物。李太白一生追求功名，多次干谒，总无明显效果。一见贺公，如千里马逢伯乐，"谪仙人"美名，便是贺知章所赠。贺知章能诗，看来并不着意为诗，好象他的能作官，也并不惨淡经营一样。但他确是诗中奇士，漫若随意为之，往往便成佳句。又似他善作草、隶，每醉后"属辞，笔不停辍，咸有可观"，每纸"数十字，好事者共传宝之。"①他的诗流传下来的并不多，可能原本他作的诗数量就少。但有奇趣，又有情思。如《送人之军》，写得情长意切，但并不感伤无度。情是情，意是意，情意之外还有鼓励，那意思仿佛是说：边城苦是够苦的，为了国家好自为之

①　《唐才子传》第113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

①　《唐才子传》第113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吧！其诗云：常经绝脉塞，复见断肠流。送子成今别，令人起昔愁。

陇云晴半雨，边草夏先秋。万里长城寄，无贻汉国忧。"

但他脍炙人口的诗，还是那首《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若非斯人斯趣，哪得如此妙想风流。

但他固然性格幽默和平，官场生活并不十分如意。有时发牢骚，说自己是"秘书外监"。唐官制没有"外监"，无"外监"而自称外监，便有被排挤的味道。看他晚年益发放浪，而且自号"四明狂客"的情形，他的内心也一定有许多苦衷。到了天宝三年，他就找了一个由头，上表朝廷，要求出家为道，回归故乡。唐玄宗同意了，下诏赐给他家乡镜湖、剡溪一片地方，供他渔樵之用。并且亲自赋诗相赠，让太子卒百官为之饯行。贺知章是唐诗人中少有的长寿者，终年86　岁，这和他豁达幽默的生活态度必定有关。

与贺公齐名的张旭，也是一位奇才。他的草书特别有名，而且在中国书法史上大有影响，与另一位草书名家怀素合称"颠张，醉素。"是中国草书史上的两块丰碑。怀素是一位得道高僧，张旭则谢顶很早，别人调侃他们："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笔工。"他的草书，裴旻的剑术和李白的诗，世称三绝，好不春风得意哟。

张旭留诗不多。他的绝句以写景见长。有一首《山中留客》，特见才情。"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

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首句便不同凡响，"弄"字尤其鲜灵可爱，短短七个字便令山光物态尽有情趣。而且鼓励同行者，不要有点阴云就想溜回去。和你说吧，就是一片晴空，走到白云深处衣服也会湿的，诸位，请吧！

吴中四友中存诗最少，却留下一篇千古绝唱的诗人是张若虚。也许天下人知道张若虚三个字的不太普遍，但大凡对唐诗有所耳闻目见的，不知道《春江花月夜》的，可是太罕见了。《春江花月夜》本是乐府旧题，不晓得有多少人作过的，但若虚此篇一出，在很多读者心目中，这《春江花月夜》几个字就成了张公的专利了。

张若虚（约公元660-约720年），扬州人。《全唐诗》仅存其诗二首。

新、旧唐书均无传。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亦无传，唯《旧唐书·贺知章传》中有几句介绍。张若虚曾作过兖州兵曹，来到北地，而且他仅比王勃年长10　岁，比李白要大40　余岁。从年龄上看，他是一位初、盛唐之交的人物。看他留下来的另一首诗，齐梁旧体对他也有影响。但他写出了《春江花月夜》，纵唐书无传，也无妨；纵习学旧体，又何妨。《春江花月夜》确是一首绝妙好诗："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这诗多有选本介绍，介绍多，分析也多，各家所言，仁智互见，在我看来，此诗的主要特色包括：第一，她展示了一个非常美妙的意境，用现代语言讲，是她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非常优美的感觉。我们现在不是常常要找"感觉"吗？《春江花月夜》的感觉极好，她优雅，自然，深邃，又清新可见。"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们不能确知。要回答，非请教古天文学家、古人类学家才行。但也无须确知，虽不确知却能真真切切领悟其中的含意，正是这诗的绝妙所在。

第二，诗的音节极好，不但读起来琅琅上口，而且音韵起伏跌宕，仿佛口含橄榄，越咀嚼越有味道。全诗36　句。可分9　个段落。每个段落大体压一韵。韵角变化多姿，口形忽开忽合，忽大忽小；音调忽高忽低，忽平忽仄。如此妙韵天成，有心人闻之怎能不怦然情动。仿佛自己的内心情态也如江水一般荡漾起来。情如江水，心如明月，似影似行，悠然不止；终于归而又逝，不知所之。

第三，诗以写景为主，但有扁舟游子，离人妆台，玉帘清砧，鱼龙潜跃。于是江水明月都染上一缕淡淡的离愁别绪。虽然全诗情调略显哀伤，然而春江月夜，恰成此意。于是情景交融，韵远声遥，终于不复可见。

唐诗至《春江花月夜》，就该迎接更重要的角色登场了。

（三）诗佛王维盛唐诗人，首推李、杜、王。他们不但决定性地影响到唐诗的历史地位，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难于确估的影响。

王维是盛唐时代第一颗出现在遥远天边、苍穹之上的文学巨星。有唐一代，他与李白、杜甫鼎足而立。盛唐时侯，他又因种种原因，最先产生影响。唐代文化发达，妙在儒、道、佛三家共存共融，形成博大精深的文化特点。作为儒、道、佛在唐诗苑的代表人物，杜甫、李白、王维各据一方。李为诗仙，杜为诗圣，王为诗佛，虽或经后人论定，其历史成就在当时已赫然可见。

作为唐代文学巨匠，他们的诗歌成就有如下共同特征：其一，他们都能充分吸收前人成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其二，他们对各种诗体，都烂熟于胸，不论古体今体，无体不通。

其三，他们都有别人不能企及的独特创作，或者说，都有一批别人难于企及的诗歌精品。

其四，他们都极大地影响到后来人，虽千百年后，他们的诗歌成就依然为后人敬重。

1。王维的生平王维（公元701-761年），字摩诘，蒲州（今山西蒲县）人。出身一般官宦人家。自小受佛学影响。他的名字取自《维摩诘经》。以维为名，以摩诘作字。

王维早慧，对诗、文、书、画、乐，都有兴趣，又都能领悟。9　岁能诗，受人青睐。15　岁离乡去长安洛阳谋取功名。应第之前，即得到岐王宠爱，岐王即唐睿宗第5　子李珍。岐王让他将所写曲词献给九公主。公主说："这些都是我常看的，本来以为是古人所作，原来是你写的呀！"于是延于上座，又力荐之。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进士擢第。为太乐丞。因为他通音律，作太乐丞这个管理音乐的官正取所长。但为官不久，就因为太子署中伶人舞黄狮子受到牵连，贬为济州参军。开元十四年，到淇上作官，不能如意，于是弃官不作，便在淇上隐居。但隐居似亦不乐，到了开元十七年，又回到长安，一边赋闲，一边从荐福寺道光禅师学佛。如此三、四年。开元二十一年，他已经32　岁了，正是大好年华，适逢张九龄任宰相，他就给张献诗。二十三年春擢为右拾遗。但好景未长，刚刚过去两年，张九龄受李林甫打击，去朝。王维内心不平，却也无可奈何。他本不是一个豪气干云的人物，只好以诗排遣，暗自神伤。同年出使凉州，在河南节度使幕中任职，于人于诗，皆有好处。开元二十六年回到长安，作监察御史，二十八年，迁殿中侍御史，同年冬，赴岭南作地方官，大约只赴任几个月时间，便辞官北归，开始了隐居终南山的生活。这时王维已届不感之年，40　岁了。但此次隐居似乎仍不能遂意。又于天宝元年（742年）入朝，为左补阙，此后累迁给事中。安史之后，王维扈从不及，为贼所获，缚送洛阳，拘于晋施寺。安禄山大宴凝碧池，他在寺中赋诗，以表心迹："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玄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总算不忘故主。但他经不住威胁利诱，终受伪职。肃宗还京，在安禄山处作官的人都受到严厉处分，他独得幸免，有人以为与他的这首《凝碧诗》有关系，也有人认为和他诗名太大有关系。这时候，他已经50　岁，享名30年，可以说在诗坛上已经树大根深，赫然一代诗宗。此外，他的获免还与他弟弟的力保有关。王维自然对皇帝感激涕零，继续为官为宦，官至尚书右丞，致仕。

王维一生没有什么政绩，也没有什么大理想大报负，如李白、杜甫一般。他不能无官，又不能热心于官，于是官官隐隐，常在官、隐之间徘徊。看他中年丧妻，孤居30年不再另娶，确是位清心寡欲的大才子。但他不耐清贫，在终南山隐居而复出，便和山中生活不够舒适有直接关系，当然也不像他自己诉说那么贫困。他的辋川别墅，本宋之问旧居，虽外表追求自然淳朴，其实内里豪华。临终前，"作文辞亲友，笔停而化。"①初名摩诘，死呈圆寂，佛家影响，可见端倪。

2。王维创作的文学特色王维是一位艺术天才，他的才能全面，不但诗歌成就巨大，绘画水平极高，书法也卓有所成，又精通音律，文章作得也很好。唐代的主要文学艺术形式，可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但样样精通，还能沆瀣一气。世间多面手并不罕见，但样样精通，甚至在两三个领域均达到大师级水平，就非常罕见了。能够在不同艺术形式间相互勾通，更属不易。苏东坡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一点也不过分。

王维的绘画成就卓然，实际上是中国宋、元以来中国文人画的鼻祖。盛唐时代，最著名的画家有吴道子、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和王维。道子人尊为画圣，百世一人，且不说他。李氏父子和王维的画，各有特色，成为两大流派。李王两家，路数不同。李氏父子的画，喜用重采，追求堂皇富丽，笔法上重用小斧劈皴，用笔繁琐，色彩辉煌，可看作唐代工笔画。王维另辟路径，独具精神，不用小斧劈皴，而使用披麻皴法，用笔取意，作风简练。可惜当时的画坛尚不能充分认识王维画的价值。加上盛唐作风，最是讲究富丽堂皇，雍容华贵，李氏父子的青山绿水金碧灿烂的画风倍受青睐，李是正宗，王为旁支。但王维画的影响，却远比李氏父子来得深沉久远，甚至于与吴道子相比较，也难分高下。王维的画法人称文人画，感情虽不激烈，却能意味绵长。文人画自宋代兴起，以后便一发而不可遏止，直达元、明、清、民国，即今仍然是中国画中最具特色的画法。明代时候，画坛有南、北二宗之说。李氏父子和王维分别被奉为南、北画派之祖。照他们的理解，南方画派，就是文人画，北方画派则是匠人画。其实匠人画也同样很有价值，比如中国有名的寺院石窟，总是匠人画为主。匠人在许多文人眼里是贬词，殊不知，齐白石大师也是匠人出身。但文人画的影响确实不能低估。苏轼认为王维的成就在吴道子之上，也和他心目中这种画派分法有关。王维本人对自己的作画才能也充满信心，尝谓"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说自己作诗人是转世时出了差错，他的前身应该是画师才对。这与其是说他不重视诗歌，勿宁说他对自己的画具有同等信心。有人说这是他自负之言，其实不是的。他的诗名，在盛唐并无争议，当他死后，肃宗命他弟弟王缙为他编辑诗集，对王缙说："你的哥哥在天宝年间诗名冠于当代。朕常在诸王府中听到他的诗章"。还

①　《唐才子书》第71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在王缙《进王右丞集表》上亲笔批示："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前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云云。自然评价一个诗人，不能以某个皇帝的意见为准，但从肃宗的评价中，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王维的诗名在唐王朝上层始终是首屈一指的。他的诗名高，他无须再争诗名，因为画名不如诗名，他才说"前身应画师"。这并非自负，而是自信。

王维的字也有成就，惜乎不传。音律是极精通的，也不传。但前者的造诣可以寻之于画，后者的造诣，可以赏之于诗。

诗画之外，王维还是文章高手。只是他的文章中应酬之作多了，抒情写意者少些，但也有美文传世。

王维文章流传至今的约有70　篇。虽数量不多，但体裁丰富，计有表、状、书、序、赞、铭、祭文等。一些碑铭，文字不多，却能刻画人物，申张有力，文字圆通，饶有余味。如他的《裴仆射济州遗爱碑》、《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铭》都有这特色。有的碑文还能反映时事，讽刺权贵，王维的另一面性格，亦绰约可见。他的最佳文字，当属那些写景书信，其文如诗似画，虽寥寥数语，风情景物，莫不跃然纸上。知名度最高的，要算《山中与裴迪秀才书》，全文180　余字，但字字言之有物，又能物物生情，情中有趣，趣中有味，实在是一篇白描山水如诗如画的好文章。文中多名句，如："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岗，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又如："当时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鲦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斯之不远。"

如此良辰美景，正是妙笔天成。

又有一篇《与魏居士书》，书中与魏居士谈古论今，讲述自己的心境与向往，写得十分精采。较之前篇，同样文字简捷，同样气韵恬然，如诉如流，堪行堪止。唯全篇皆用故实，意在说明人生高洁，当如许由、陶潜。特别赞赏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胸襟气度。但只管款款道来，不急不迫，行文尽在朦胧含蓄倏忽流动之间，结语则干净利落，"孔子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倍觉余音袅袅。

3。王维的诗歌作品及其艺术成就王维诗歌的艺术成就很难简而言之，务必简而言之，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唐代诗体，无体不备；状物言情，无所不能；最妙田园山水，最擅五言律诗。（1）唐代诗体，无体不备大凡超级诗才，全是多面手。各种诗体，无不为之，亦无不能之。王维、李白、杜甫，都是如此。若单言七绝，则王维、李白、王昌龄都是个中妙手，若单言律诗，王维、杜甫、李商隐堪称律中奇才；若单言古体诗，则王维、李、杜、李贺都是诗中豪士。但李、杜、王与其他诗人的区别，在于他们首先是全才。即使以王维和李白、杜甫比，在全才这一点上，他也毫不示弱，甚至更其均衡发展。一般地说，李白的七律是弱项，《唐诗三百首》勉强选一首，也不是出类拔萃的作品。七绝则非杜甫所长。一些所谓名篇，恰似半首律诗。虽有多少后学为之揄扬，毕竟诗史俱在，不好强辩的。王维则不同。他的古体诗，古乐府诗都很强，今体如七律、五律、七绝、五绝也很强，其他如六言、四言、齐梁小诗、排律、骚体，亦皆有所观。王维遨游挥洒于唐诗诸体之中，并没弱项，这在整个唐诗苑中是少见的，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不多见。他运用各种诗体均能得心应手，并有佳作流传。如他的六言诗《田园乐》7　首，篇篇皆为胜品，第二首讲封侯不如退隐，句句白描："再见封侯万户，立谈赐壁一双。

讵胜耦耕南亩，何如高卧东窗。"

第六首讲田园晨光美景，尤其韵味悠长："桃花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

花落家童来扫，莺啼山客犹眠。"

五绝是王维专长，盛唐几无敌手。《书事》一篇写春阴景色，给人出神入化的感觉："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

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

又有《杂咏》五首，其二写思乡情绪，别是一种巧妙："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

虽然构思巧妙，偏又一往情真。且不失王维个性，闲逸人思乡正宜这般情调。

王维作五绝，数量不少，而且几乎篇篇都不一般。他的七绝也不少，比之五绝，则不能独占鳌头。但优秀之作，在所多有。称为七绝妙手，绝无过誉之嫌。他写《少年行》4　首，一片豪俊之气，全不类山水诗风。但也不以躁烈争锋，好似摄影大师，最善选择视角，往往以少胜多，以静制动。其第三首曰："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群只似无。

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且不说全诗布局高妙，一句一画，真如"蒙太奇"一般。单说"偏坐金鞍调白羽"一句，就足以百里传神。金鞍配白羽，已然漂亮非凡，还要"偏坐"，一个"偏"字，神情写尽。恰似传统评书中讲到大将临阵擒无敌手，不但无须怒发冲冠，而且还要"轻舒猿臂，款扭狼腰"，只那么轻轻一挟，便手到擒来。

绝句之外，律诗也是王维强项。五律稍后再谈，七律亦称一流水准。他有一篇《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桃源一向绝风尘，柳市南头访隐沦。

到门不敢题凡鸟，看竹何须问主人？

城外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

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作老龙鳞。"

全诗气势高迈，落句尤其不凡。

王维精通音律，乐府自是强项，无论五言、七言，均能各占擅场。他的乐府歌行《桃源行》，堪称七言乐府中的范本。《桃源行》发端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后人以此调为诗者，大有人在。诗坛大家中即有王维、韩愈和王安石。应该说，三人的《桃源行》，各具风采。但以整体艺术效果而言，还是王维的这一篇更好。清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论及此事，有几句议论十分肯切："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最佳者，王摩诘、韩退之、王介甫三篇。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赤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

王维的《桃源行》未必高不可及，但那手法、意象、音韵和遣词造句，确实不同凡响。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式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惊闻俗客争来集，竞引还家问都邑。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2）状物言情，无所不能王维的诗歌，不但诸体皆备，而且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诗画相通，意境幽远。

首先是题材广泛。举凡文学大家，鲜有题材极为狭窄者，生活视野不宽，只知一味苦吟，总难成大气候。王维成名早，本人经历也相对复杂，加上多才多艺，情感丰富，各样题材，在他笔下，皆成风骚。他不但善写田园山水，也善写边塞风光；不但善写少年英雄，也善写老当益壮。从自然景致到人文物理，或出或入，游习有余。他写读书，写狩猎，写郊游，写边塞；写将军，写步伍，写隐士，写农夫，写少女，写友人，写山，写水，写泉，写滩，写岗，写岭，写池，写田，写涧，写坞，写园，写馆，写茱萸，写牡丹，写古时传闻，写当世英雄，写西施，写班姬，写息夫人；时有戏题，偶生感喟，也曾嘲讽，也曾悲伤；也有仿古，也有断想；加上写云写雨，写花写草，写雾气写微风，写水波不兴，写山鸟鸣唱；写苍苔，写幽林，写月色，写山光；写离情别绪，写兄弟情长；写思乡如饥渴，写游子如断篷。如此等等，非大手笔，谁能为之？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观猎》，一个是《红豆》，由此可以想见王诗题材是多么广泛。

《观猎》，是将军打猎情形，可谓风驰电掣，雨激云怒；《红豆》，写男女相思，情意摇摇，铭心刻骨。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又，"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除去题材广泛，诗的风格也很齐备。以诗比戏剧，王维的诗，既不限于喜剧，只会一味逗笑；也不限于悲剧，动辄便欲号啕；但也不限于正剧，总觉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王维以田园诗著称，边塞诗也不让于人。妙在写谁像谁，写谁是谁，阳刚之气不缺，阴和之风长在。欲刚则刚，宜柔则柔，柔中有刚，不失男儿本色；刚中见柔，又是才子多情。

王维确是才子，但非风流才子；虽非风流才子，又有风流诗篇。他写离情别绪，能使人心酸；写英雄豪气，又能令人奋勇。这是他的好处所在，也是他的优势所在。但他总有自己独具的风格，虽然千姿百态，毕竟出于摩诘。他16　岁时，便写下《洛阳女儿行》，铺陈华丽，动人心扉，对比贫富，又含讽刺。他写《老将行》，初写将军昔日少年英雄，金戈铁马，恍若眼前；再写世事磋砣，又添英雄无奈，感慨百端，末后忽闻战场召唤，不觉跃然而起，便要再作冯妇。其间转合自如，虽是千波万折，竟自一气呵成。这里引一首《夷门歌》，此诗借古喻今，夹叙夹议，状物传神，笔笔波澜。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赢乃夷门抱关者。非但慷慨献良谋，意气兼将身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另外，王维诗很讲究意境。前面说过，苏东坡论王维，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清末学人王国维先生曾讲"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王维诗两境俱佳。作无我之境，真的"无我"，不但"无我"，连一个人影也不见。虽然没有人影，却有人情，这是他的"绝活"。但也善写有我之境，自己身临其境，纵不立意直书，更觉意味深长。如他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导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简而言之，所谓诗中有画，就是意境高妙，所谓画中有诗，就是山水传情。

王维的诗讲究意境，除去别的原因，语言功力十分紧要。王维的语言功力深厚，他很少用奇字，也不用僻字，不求古怪，只要准确。他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名句，用字浅显平达，虽浅显平达，却不容有一字更改，确实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得到多少后人好评。他的诗水平固高，但一般不尚华丽，也不刻意搜寻，平易畅达之间，忽出点睛之笔，恰似一枝红杏出墙头，整幅画面都鲜亮起来。

（3）最妙田园山水，最擅五言律诗王维诗、文、书、画、乐，样样精通；诗歌形式，无体不备；诗的风格，随遇而安；诗的题材，万千气象。这不是说他所有作品都好得没法想，而是说他的整体水准高，而且全面发展。但也不是样样盛唐第一，如果那样，还要李白、杜甫作什么？王维的诗，虽然题材广泛，又有精品如许，最卓而不群的还是他的山水田园诗。王维的诗，虽然无体不备，最反映他风格，或者说代表他最高水平并独居盛唐诗体首席的则是他的五言律诗。加之他写田园山水多用五绝，那么，我们可以说，在百花齐放的盛唐诗苑里，五绝、五律的首席代表作家，应是王维。

王维共留存五言绝句50　余首，几乎篇篇都是山水诗。诗的笔法多采多姿，或写人兼写景，或以景寓人，或咏一物，或写一念，或叙一事，或存一愿，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专写景色的五言诗，即那些属于"无我之境"的典范作品。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鸟鸣涧》"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鹿柴》"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

--《栾家濑》这些诗，前人多有赏词，各家选本，大体无遗。诗的意境幽深雅静，只须细细品味，美妙自在其间。

其实，他的《南垞》、《欹湖》、《孟家坳》、《文杏馆》也都写得极好。如《文杏馆》："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

意态朦胧，大有只可意会，难于言传之美。

又如《欹湖》："吹萧凌极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

送友已然伤怀，送夫情深意切；何况极浦无边，萧声动魄？更兼日暮情思，哪堪回首？不能回首，偏偏回首，既一回首，但觉青山在目，白云在天，舒卷左右，如心旌摇动。这等手眼，令人叹为观止。

王维最擅长五律。他的五律很多，而且几乎篇篇皆为精品。对此，《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曾借林黛玉之口，发表一番见解。这是林黛玉讲给要刻意学诗的香菱姑娘听的："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细心揣摸透了，然后再读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读李青莲的七言绝句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做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刘、谢、阮、庚、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这样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功夫，不愁不是诗翁了。"①由此可见王维五律、杜甫七律、李白七绝在曹翁心中具有怎样的分量。

王维五律，用字讲究，布局讲究，格律讲究。并不一味刻求遣词造句，也不以形伤神只讲格律。他有数量很多的五言律诗，诗的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千变万化，莫测高深，代表了盛唐五律的　最高水准。如他的送别诗《送梓州李使君》："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

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

全诗意态百端，时有"神韵俊迈"，"龙跳虎卧之笔"。②又如《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雪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难怪后人评说："幽微夐邈，最是王、孟得意神境。"③王维善用俗字，虽极平常的字一入王诗，便生奇异光采。如他的"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等等。这些好似信手拈来的妙句，细想却是万分肯切。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的"直""圆"二字，得到多少赞赏，已然广为人知，就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这样的名句，不过最简捷直白的两句话，但它反映的自然境界，却是优美异常。

王维的田园山水诗表现得常常是一种幽远宁静的审美情趣，他的这种情趣，有时只宜领悟，不宜说明。

4。王维评价王维是盛唐诗坛上首先升起的一颗文学巨星，他的诗文化内涵丰富，代表了盛唐诗歌的气韵和境界，或者说他的诗歌是盛唐之音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王维崇信佛学，因佛而好隐，或者因隐而好佛。他本人也曾和神会大师会晤，也曾为慧能大师作过碑铭。他的诗甚至反过来影响了禅宗的发展，丰富了禅宗公案的内容。

但他与李白杜甫相比，毕竟还有差距。李杜如同日月，他只是苍穹之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①　《红楼梦》第59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卷本，1974年出版。

②　《唐宋诗举要》第428　页。

③　《唐宋诗举要》第425　页。

他与李、杜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他作人不如李、杜。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也曾被贼人所捉，但头一个念头就是反抗，头一个行动就是逃脱贼手；李白的反映则是拔剑而起，投笔从戎。王维虽有《凝碧诗》，毕竟作了伪官，《凝碧诗》说明他不想作伪官，但终于作了伪官，这就不是用几句话可以解说清白的了。

其次，他缺乏李、杜特别是杜甫关心民间疾苦的精神。王维诗最好写山林美景，田舍情怀。但对人民疾苦，缺少关注。总不能说杜甫接触的全是难民，而王维遇到的全是先富起来的人。这就降低了王诗的社会深度和社会含量。

再次，他喜欢隐居。虽也曾走南闯北，不是去作官，就是去出使。边塞风光，激动了他，使他写出不少好诗。但他主观方面还是更喜欢优悠舒适，会友玩山，听琴赋诗。所以他的山水诗虽称大家，却不如李白的山水之作，达到辉煌壮丽的审美境界。王维的诗歌，壮丽辉煌者少，幽远宁静者多。后人评价李、杜、王，说："唐无李、杜，王维便当首推。"①也有人说李、杜、王代表诗界三才："诗总不离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太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②人之才的艺术特质，一言以蔽之，则为"和"。

①　《载酒园诗话》2　编。

②　《王右丞集笺注》卷之末附录二。

（四）孟浩然与山水田园诗派的其他几位代表性人物王维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最杰出代表，却不是盛唐最早作山水田园诗的诗人。比他时间早些又是他亲密诗友的，是孟浩然。以后又有储光羲、刘昚虚、祖咏、丘为以及刘长卿、韦应物、柳宗元等诗坛名家。

大凡文学事业的兴旺，非有几个基本条件不可。一是阅读基础，一般阅读者越多，创作者的成就也越大。纵不能一时见效，必定有美好前景。二是群星灿烂，作诗、作文的人多，作出成绩的人自然也多；三是群体效应好。群星灿烂不等于群体效应。群体是指诗风，诗派和诗人群。或者说，是一批颇有文学成就的人组织在一起所产生的创作效应。四是出现超级巨星。孟浩然不是超级巨星，但也是巨星。是盛唐诗人群体中的中坚人物之一。盛唐诗坛的代表人物，李、杜、王，杜甫时间晚些。于是有人就说盛唐诗苑的代表人物是李、王、孟、高、岑。其中的"孟"就是孟浩然。

1。"山水"巨擘孟浩然孟浩然（公元689-740年），襄阳人。比王维、李白年长12　岁。浩然一生布衣，没有做过官。他少年即有节义之声，但作诗与王维相似，特别擅长五言诗--或许五言诗更适合表现田园景色，也末可知。

他一生多半时间隐居山林，隐居地在今襄阳县东南的鹿门山。他才华横溢，诗名很大。他长期隐居，使他有时间写诗，更有条件给大自然写诗。隐居者须耐得寂寞才好，但看孟浩然的诗，他却不是一个耐得寂寞的人。于是恭迎友人来访，与友人叙谈友情，送别友人离去，就成为他诗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方面要隐居，一方面又希望"热闹"，外凉内热，所以他的诗比之王维更能情景交融，别有一缕淡淡的清愁。他与王维声名相近，经历却大不一样。王维真正隐居的时间少而又少，作官的时间则长而又长。孟浩然却一生隐居，绝少入繁华地。所以他的诗没有王维那种富贵人特有的闲散气，静态美的意境与程度也不如王维。他人在山林，心有所思，意有所想，情有所钟，志有所向，虽然以山水田园诗名重一时，却强调山水田园的动态与气势。如他的千古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不是王维可以写得出来的。孟浩然一生不曾作官，却并非不想作官；而是未能如意。到了40　岁的时候，终于耐不住寂寞，或者也因为诗名大了，觉得有资格进入官场了，于是游京师，求仕宦，走了一遭。在京城，曾与张九龄、王维等大诗人联句，深得众人赞赏。有传说，王维曾私下请他去翰林院，议诗论作。忽然有人传报玄宗驾幸，孟浩然不觉大惊失色--毕竟没有思想准备，只好先钻到床下去躲避。但王维不敢对皇帝隐瞒，玄宗说："我早就听说过此人，只是还没见过面呢！"他先生只好从床下爬出来。玄宗问他带诗来没有，回答说"没有"，玄宗就命他吟一首近作，他便吟颂了《岁暮归南山》，当吟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两句时，李隆基不高兴了，说："是你不求功名，朕何尝弃你，为什么诬赖朕呢？"这段传闻，虽正正堂堂写入《唐才子传》，却未必可信。唯孟浩然追求功名是实。他的一些诗反映的渴望功名成就却又无法成就功名，终于化作牢骚的情形，确是很逼真的。比较可信的事实是，他到长安，寄希望于张九龄，而且作诗给张，希望得到提携，这诗就是《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上面提到的那两句千古名句即出自此诗。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前四句讲洞庭景色，好一番壮丽景象，其隐喻之意，可以看作对大唐王朝的比方。后四句讲自己的心情。"欲济无舟楫"--想出仕吧，没人援引；"端居耻圣明"--总闲居吧，又对不起这样的好世道；"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古人云临湖而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自己入仕之心固热，没人帮助也是枉然。

但不知什么原因，他终于没能走上仕宦之路。在京城触了大霉头，便又回鹿门山隐居去了。天真浪漫的李白不解其中之意，还写诗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望，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

不知孟公闻此，作何感想。

孟浩然是盛唐诗人中的佼佼者，以山水田园诗著称于世。他的诗才全面，无论古体、今体皆有所长，但比较起来，五言诗的功力更厚实些。如他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若非大手笔，不能为此。诗人写移舟，写烟渚，写日暮，写新愁。烟渚者，烟雾迷濛的小洲是也；新愁者，刚刚涌上心头的惆怅情绪是也。这已然是一幅富有诗意的风俗画了。但还不够，还要写"野旷天低树，"因为烟濛濛，雾濛濛，又在暮间，舟中人新愁缕缕，不觉远望，但见天幕低垂，仿佛比远方的树更低；"江清月近人"--于是收拢目光，又见水明如镜，天上的明月映入水中，好似就在自己身边，和自己且亲且近。这诗只有短短的4句，不过20　个字，但把周邻的景致，尽收笔端，而且不为写景而写景，虽不写人又有人，犹如一幅优美的画卷慢慢展开。唯有这样的诗境，方称得上情景交融哩！

像这样的好诗，孟浩然的集子中颇不少见。如他的名作《春晓》，同样清丽可人，不知陶醉过多少读者。

孟浩然虽是隐士，很重感情。虽重感情，又不失却本来面目。

他的七绝《送杜十四之江南》很有这特色："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

日暮孤帆泊何处？天涯一望断人肠。"

孟浩然是山水大家，他的诗却并不限于山水田园一途。他的两首《凉州词》，气势豪迈，与田园山水风格迥然不同。尤其是第二首，悲异方之乐，厌羌笛胡笳，更有一股凛然难犯的气概喷涌而出："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

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

想当初孟浩然赴长安求仕，马近都城，初见繁荣，不觉豪情陡起，加上多饮几杯，更觉别有愉快在心头。兴高采烈之下，写了《洛阳道中》一诗。"珠弹繁华子，金羁游侠人。酒酣白日暮，走马入红尘。"

看这时的心境，红尘也没什么不好，一个"走"字，活脱脱画出他的满心快乐。

然而，曾几何时，沮丧而归，再隐鹿门，不复乐矣。或许与这心情有关，背上竟生了毒疮。王昌龄来访，他重见诗友，不觉多吃了一些生猛鲜腥之物，竟一病不起，就此告别人世，年仅52　岁。

孟浩然一生求仕不成，不知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

但作为一名杰出的盛唐诗人，他的诗名将和他的诗友们一起永驻青史。

2。王、孟之后的山水田园派诗人说王、孟之后，并非这些诗人的年龄一定小于王、孟，特别是小于王维。而是说王、孟是他们这一派诗人的最杰出的代表。这派诗人中，若非王、孟的诗友，就是他们诗风的继承人。

盛唐以及中、晚唐写山水田园诗的人不少，但因此而著名的人物也不多。王孟之后，比较有影响的山水田园诗人，还有丘为、祖咏、裴迪、刘昚虚、刘长卿、韦应物和柳宗元等。刘长卿以下，已是中唐人物。其中成就最高的当推柳宗元、韦应物。柳宗元更是有特殊贡献的文学大家，别章另传。这里介绍其他几位。

（1）祖咏（公元699-约746年），洛阳人。当时颇有文名。开元十二年进士，一生事迹无多。但与王维既是朋友，又是诗友。王维在济州任参军时，和他往来密切。二人情趣相投，王维曾赠诗云："结交二十载，不得一日展。贫病子既深，契阔余不浅。"说他们两位是老朋友，可是都够穷的。祖先生贫病交加，王自己也远离富贵久矣，一副难兄难弟模样。

其实王维何曾真正穷过，所以他说的祖咏的贫病也应打点折扣，但祖咏却真的没有做过什么官，后来连家都搬到河南叶县北面的别墅中去了，以渔樵自终。

祖咏的诗和王、孟一派，善写山水。《唐诗三百首》上收他一首《终南望余雪》，据说是有司考试时出的五言十二韵的排律试帖。但他只写了四句，便交卷。问何故，曰"意尽"，没的写了。即使考试，没的写了也不以辞害意，可见是一位对诗歌怀有一片痴情的诗人。

那诗写的不坏，意境在王、孟之间。不如王维的讲究静态的自然美，也不似孟浩然那样讲究动态的自然美。诗中景色自然也是美的，独美景后面尚有平和的人意。

祖咏流传至今的诗中，只有一首七律：《望蓟门》，诗风雄浑，气韵亨通，可见他的诗才亦不限于田园景色。

（2）丘为，嘉兴人，生卒年月不可详考。史书记载，丘为初入世，科举不顺，屡次考试皆不中。于是回归山里苦心读书数年。天宝初中进士。他的诗风和王孟相谐，深得王维赞许。二人常作唱和。

丘为为人忠厚，对继母孝顺，颇有贤名。他长年为官，一直作到太子右庶子。致仕以后，回故乡闲居养老。有县令来访，他还要恭恭敬敬到门口迎候。以示对朝廷礼法的尊敬。丘为是一位性格平静恬淡的老诗人，他也因此而长寿，仙逝时已经96　岁了。

他有一首《左掖梨花》，画景摇情，写得十分得体："冷艳全欺雪，馀香乍入衣。春风且莫定，吹向玉阶飞。"

（3）裴迪（公元716-年？），关中（今陕西）人。曾做过蜀州刺史等官，其他履历不详。他是王维早年诗友。虽然年龄比王维小将近20　岁。但二人同居终南山时，唱和很多。看来诗人浪漫，自古而然，但有诗兴，便无大小。裴迪的诗全然与王维一派，现存诗大多数为五绝。几乎王维咏什么，他就咏什么，二人一唱一和，有情有趣。妙在他虽年纪轻轻，与维公比，功力固有不及，聪明或不相让。

王维有一首《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沙明月下。"

裴迪也有一首《白石滩》："跂石复临水，弄波情未极。日下川上寒，浮云淡无色。"

虽不若王诗之幽深雅静，却多了几许冷峻，几许无奈。

王维有一首《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裴迪也有一首《竹里馆》："来过竹里馆，日与道相亲。出入惟山鸟，幽深无世人。"

同样景致，两般心情。

与王、孟相友善，诗风也很相近的还有一位刘昚虚。

（4）刘昚虚，江东人，生卒年无考。但知其性格早熟，8　岁即能作文章。上书皇帝，蒙召见，拜童子郎。或说开元十一年进士。曾作过夏县县令。他一生官做的不大，似乎时间也不长。虽然官运不善，却为人性情高古，"脱略势利，啸傲风尘。"也曾打算去庐山隐居，不知何故，没有去成。他很喜欢与山僧道侣交往，并且获得很高声誉。但他流传下来的诗作不多，《全唐诗》仅收其诗15　首，而且多为五言诗。《唐诗三百首》收他一首《阙题》。《阙题》者，没有题目之谓也，因后人不能看他没有首脑，代名《阙题》。诗的内容是描写一座深山别墅及其周围的景色，诗中无人，但颇有意。不是离情别意，而是欢情喜意。处处景致，尽从诗人眼里写出。诗的节奏轻快怡然，景色描写十分生动。

"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幽映每白日，清辉照衣裳。"

王孟诗派的人物还很多。有些诗人既写田园山水，也写边塞风光，后文另叙。但在盛唐山水田园诗人中，王孟诗派中的大将首推储光羲。

（5）储光羲（公元707-约760年），兖州人。他功名早成，年仅19岁便中进士，而且大半生仕途愉快。官至临察御史，可算开元天宝间的大官僚了。安史之乱起，他却受了伪职。肃宗复京，他被贬岭南，死。

储光羲是一位著名的田园诗人。王孟诗派，过去有人称田园诗派，也有人反对，认为王孟诗作，不仅写田园，尤其写山水。但储光羲确是一位田园诗人，当然他的诗也不是全然写田园的。虽不必尽写田园，精华却在田园方面，这是储诗的特色。过去讲隋唐文学史，田园诗派是一大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孟、储、韦、柳五大家。后两位时代晚些，事迹尽入中唐。储光羲比王维年小6　岁，比裴迪长10　岁，又官场顺利，生活优裕，正是王维一般人物。

但他的诗风一半出于盛唐时尚，一半效法魏晋风采。因为生活视野不宽，个人经历也嫌单调，加上意在古人，所以他的诗不免语言古朴，诗味不浓。他的一些咏史古风，虽然强调格调、气势，只是不能达到气韵通达，风貌雄浑的境地，每每落句便嫌气沮。他与王、孟、韦、柳相比，都有不如。后人说他"远逊王、韦，次惭孟、柳"，是不错的。但他的田园诗作，确实很有乡野味道。他的《田家杂兴》八首，可视为代表作。其中之一云："众人耻贫贱，相与尚膏腴。我情既浩荡，所乐在畋渔。山泽时晦冥，归家蹔闲居。满园种葵藿，绕屋树桑榆。禽雀知我闲，翱集依我庐。所愿在优游，州县莫相呼。日与南山老，兀然倾一壶。"

虽山翁渔叟，末必有此等闲情逸志，但山光水色，风土人情，确实笔笔如斯。

又有五律《张谷田舍》，写得也好，言说丰收景象，句句皆有快意。

"县官清旦俭，深谷有人家。一径入寒竹，小桥穿野花。

碓喧春涧满，梯倚绿桑斜。自说年来稔，前村酒可赊。"

储光羲生于盛唐，留心田舍，比之王维，虽诗情画意不足，却能接近人生，而且终唐一代，唯有盛唐能有此类田园特色。后来安史之乱方平，黄巢起义又起，再想看到这样的田园景致，也不能够了。储诗之所以在盛唐诗苑中占居重要一席，大约与此有关。

（五）诗仙李白有唐一代，曾有三个高潮。一个是李世民时期，这是一个开基立业的年代；一个是武则天时期，这是一个巩固发展的时代；一个是李隆基时期，这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开元、天宝首尾4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文明最繁荣最富于文化内涵的历史时期。这样一个辉煌灿烂的历史时期，理应产生自己的代表人物。汉以政治胜，最恰当的代表人物应该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唐以文化胜，最好的代表人物是武则天和李太白。李白是盛唐第一星，是盛唐文化时代最杰出的代表；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他也是最有魅力和影响的文化之星。

1。李白的文学历史地位盛唐文学中，最辉煌的是诗歌，诗歌作者中，最有成就的是李白。虽然王维享名于前，杜甫飞腾于后。但他们在盛唐的影响，都不如李白更其耀眼夺神。前面说过，唐肃宗喜欢王维，曾让王维的弟弟编辑王维的诗集，而且亲自评点。说王维是"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似乎李白杜甫都不在话下。但唐肃宗懂什么诗，不过附庸风雅罢了！充其量，唐肃宗的评价也只能代表一部分上层人士的观点。李白诗歌的影响，岂但几尺朝廷而已。李诗如日中天，照耀了他的时代，赢得盛唐另一位伟大诗人杜甫的敬重和钦佩。李白是诗人，杜甫也是诗人，而且二人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诗人评诗人，才是内行之见；伟大的诗人评伟大的诗人，更有价值。杜甫评李白，说"白也诗无敌"，无敌也者，天下第一之谓也。

李白是诗坛巨星。作为巨星，非有全面性诗才不可，又非有杰出的诗作不可，这两条王维具备，李白也具备。李白不可企及的地方，还在于他最优秀的作品更高于"杰出诗作"的水准，不但有杰作，而且有绝唱。绝唱者，非学习即能为之，非常人可以为之，亦非前人或后人可以为之者也。

如果说王维的诗歌可以比作一幅极其精美的风景画的话，那么李白的诗歌就如风如雨如雷如电，如山如水如天如地。天之苍苍兮，不能限白诗于苍穹；地之茫茫兮，不能束白诗于无极。他好似一条旷世绝代的飞龙，腾云驾雾，喷虹吐雨，移山倒海，上天入地，使整个诗的世界轰鸣、震颤、激奋、痴迷。而他自己偏能潇洒风流，风流倜傥，倜傥无二，潇洒无双。于是隆隆然，腾腾然，雅雅然，喁喁然，激激然，烈烈然，令世界鸣鸣然，令诗心怦怦然，令历史奋奋然。一言以蔽之，李白本可俯视盛唐诗苑，但他只是浑然不觉，率意为之。

李白不仅是诗中俊杰，而且是文章高手。李白文章，极富诗情画意，又全然散文本意。他是诗中圣手，几乎无所不能，又是文坛高手，似不刻意追求，却能妙曲天成。他的《春夜宴桃李园序》，早已脍炙人口。大凡选古代散文者，几乎无不选之。他的文风有如诗风，却又平和自然，气韵尽在文字之间，读之惟觉畅达清丽。貌似随意而为，思之犹具章法。虽精于文章路数，又能娓娓道来。忽而千回百转，忽而又觉开朗。正当得意之时，即便戛然而止，虽然戛然而止，犹有馀意无穷。他一生为文不少，而且文类齐全，书、表、记、行尽有，赞、颂、铭、文俱全。他一生热衷于干谒，有喜有悲；万里游走，有苦有乐。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无论何文，皆有异采。他有《暮春于江夏送张承祖之东都》一文，写得酣畅淋漓，孜孜以情；云蒸霞蔚，终于自在。

"吁咄哉！仆书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变，玉颜以缁；何尝不折松伤心，抚鹤叹息：误学书剑，薄游人间；紫禁九重，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刘表不用于祢衡，暂来江夏；贺循喜逢于张翰，且乐船中。遇达人张侯，大雅君子。统泛舟之役，在清川之眉。谈玄赋诗，连兴数月；醉尽花柳，赏穷江山。王命有程，告以于迈；惆霞之色，惨为愁容。系巨帆于半天，汛渌水于遥海。欲去不去，更开芳樽；乐虽环中，趣逸天外。平生酣饮，未老此时。至于清谈浩歌，雄笔丽藻，笑饮渌酒，醉挥素琴，余实不愧于古人也。扬袂远别，何时归来？想洛阳之愁风，绘伊鱼以相待；诗可远赠，无乃阙乎？"

李白诗不喜欢用格律，没有排律；但他的文章多用骈句，能上下舒畅，不失自然。

李白不但能文，而且能剑，自谓神仙人物。又以侠士自命。盛唐文化兴旺，李白以诗名；裴旻以剑名；张旭以书法名；时人称为"三绝"。李白诗好似不若王维的诗那样诗情画意，诗画相通。但他大笔如椽，为文似诗，为诗似画；虽不若王维的安谧无双，耐人寻味，自有他豪迈千古的凌云气在。李白为诗，最重民歌。特别注意从民歌中吸收营养。王维虽是以写田园山水诗著称的诗家巨擘，若论向民歌学习，还是差了古人云文如其人，但须能文才行。只有诗文达到某种高度，人的品质、性格、情感及种种潜意识才能物化其中。单以诗论，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都是唐诗苑中的奇花异草。王维诗文虽好，人品差些，这自然会影响他的诗文，至少限制了他的诗文向更高层次发展。杜甫为诗中之圣，以儒为本；白居易为人刚正不阿，最为关心百姓疾苦，深得杜诗精华。李商隐生于末世运偏消，纵有才华如流水，终于得之于细腻入微，又失之于细腻入微，仿佛汉之韩信，得之肖何，又失之肖何。唯有李白，才华横溢，袒荡胸怀。不但醒时得剑，尤擅醉里为诗。酒对李白有一种解放作用，他天赋极高，想象力极为丰富，一经酒的催化，一切潜在意识，如潮如流，喷涌而出。李白生来冰清玉洁，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不惧怕酒后吐真言的人。人类历史曾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法则：人的最高创造成就决定他的能级，而他的最差表现决定他的品行。李白的诗歌成就达到历史所能提供给他的可能空间中的最高品位，而他的人品，也是受人喜爱和亲敬的。

堪与李白匹敌的诗人，在唐唯有杜甫，终中国古代社会，也唯有杜甫。

李白好比英国的沙士比亚，杜甫好比法国的巴尔扎克。

李白的诗风纯然盛唐一脉，杜甫的成就却在安史之乱后得到最充分的展现。虽然从时间上讲，杜甫的时代也在盛唐，但他面对的现实，却不再是盛唐的繁荣，而是盛唐的灾乱，或者换个说法，盛唐的繁荣没有看中杜甫，而盛唐的灾乱却使他大器晚成。以此观之，最能代表盛唐雄奇昌盛之音的，唯有李白一人。惜乎好运不常来，昌盛无常在。盛唐逝矣，李白逝矣，随着盛唐的衰落，李白的时代也随之过去了。而且从此江河日下，至五代，至两宋，至元，至明，至清，终整个封建时代，再也没有过盛唐这样的文化兴隆。于是，李白便成为千古一人。

2。李白的生平李白（公元701-762年），字太白，四川绵州昌隆县青莲乡人。

李白的一生几乎没有参与什么盛唐时期的重大事件，更不要说进入核心层次了。晚年参加水王李麟的幕府，不想宿志未酬，反成为一大罪行。王维公然受伪职，结果免于处分；李白立志抗击安禄山，因为找错了主子，却成了囚犯。而且遇到天下大赦，他都不在赦免之列。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没有李白的位置，尽管他对政治、对仕途十分热衷。他实在是一个小而又小的人物。但作为一位诗人，却又一生充满神奇瑰丽的色彩。别人经历的事情，他经历过；别人不曾经历的事情，他也经历了。而且连许多诗人做梦都不能想象的事，他也遇到了。不但遇到了，举手投足之间，就掀起大波大澜，成为一段历史佳话。

李白的父亲，名李客。祖籍陇右，即现在的甘肃，因犯罪曾被贬窜至碎叶。后因经商而致富，便在李白5　岁那年潜回故土，到四川绵州落户，算是客居。他父亲在碎叶时，当另有"胡"名，既客居绵州，便自名为客。一方面因为他有这样特殊的经历，另一方面，大约也和他本人的性格与生活习惯有关，李客一生不愿抛头露面，只管"高卧云林，不求禄仕"。

李白一生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5　岁之前为发育启蒙阶段；15　岁至25　岁出川前为学习积累阶段；25　岁出川至42　岁入京为游历探索创作阶段；42　岁至51　岁为继续探索与创作阶段；51　岁以后为晚年。但他的创作一直到死都没有停止，也不因为身体变化而转变风格，如杜甫安史之乱前后那般。

李白生时，他母亲梦见长庚星入怀，因此为其命名李白，字太白。李白早熟，自谓5　岁诵六甲。六甲是什么，或有不同说法。

有人认为六甲即六十花甲，十个天干与十二地支相配成一花甲。

唐时启蒙有这类教育内容。10　岁开始读经史子集。15　岁开始作赋和学习剑术。18　岁入戴天山大匡山随当时一位名叫赵蕤的处士学习、交游。赵蕤任侠尚义，喜爱纵横之术，对李白很有影响。

也有史家认为，在此期间，李白还与大匡山的和尚与道士密切往来。

李白18　岁第一次去成都，不想因为打抱不平，与一群流氓无赖动起武来，伤了几人，因此被地方官打了一顿。20　岁，当时的礼部尚书苏颋出为益州刺史，就是当时被称为"燕许大手笔"

的那个"许"--许国公。李白开始平生第一次"干谒"，很得苏颋赏识，被称为"天下英丽"，说他将来必有成就。虽然如此，却没有具体下文。22　岁游峨眉，23　岁去青城，自此游历不止，一生几乎游遍大唐王朝的名山大川。

25　岁出川，经三峡，游洞庭。26　岁游襄阳，登庐山，又东下金陵、扬州。27　岁还游云梦，经朋友孟学士介绍，被已故宰相许圉师的儿子为其女儿招赘为婿。留居安陆许家，次年生一女，从此，四处"干谒"，几无宁日。所谓干谒，就是找有地位有名望有势力的官僚，向他们投递作品，以求援引。唐时此风盛行，李白亦不能免俗。

30　岁第一次游长安，又因为打抱不平和一群市井无赖动起武来。幸有朋友相助，未发生大危险。此次游长安，李白诗名大振，但仕途无望。于是离长安继续游历。35　岁与友赴太原，36　岁移家山东，寓居任城。与孔巢文、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会于徂徕山，号"竹溪六逸"。37　岁得子。39　岁自洛阳去淮南，遇王昌龄。冬，南下，与元丹丘一起问道于胡紫阳。40　岁许氏夫人去世。此后，遇一段小小男女情事。随后继娶刘氏。42　岁，因道士吴筠推荐，应诏入京，被召金鸾殿，命供奉翰林。44　岁放归山林，与刘氏离异，与宗氏夫人结婚。此间，于洛阳遇杜甫，并与高适、杜甫同游大梁，成就中国诗史上一段佳话。此后又陆续去过任城、苏州、扬州、庐江、金陵等地。50　岁时，大约对仕途和政治日益反感，也曾写诗讽刺杨国忠等，如此直至安史之乱，他与宗氏南逃。

56　岁应永王邀，宗夫人劝阻，不听。57　岁，永王兵败，李白被贬夜郎。59　岁长流夜郎，途中遇赦。60　岁后还曾投李光弼军，中途因病而返。以后至当涂县令李阳冰处养病，62　岁时因醉死于当涂。

纵观李白一生，无非几件大事。一是功名，二是游历，三是求仙，四是交友，五是饮酒。当然还有些别的，比如亲情，比如狩猎，但不是最主要的。李白一生五件大事。这五件大事，事事不离诗。于是这五件事相互融通，合而为一，成为他一生作诗的原因、途径和结果。

李白为了功名，可谓千辛万苦，不遗余力。而且他不要小功名，七品知县，他不喜欢，供奉待诏，也不长久。不是人家不用，而是他自己慢慢觉出那不是他的理想。他的理想是要建大功，成大名。不作官则已，要作就作乐毅，就作韩信，就作冯驩，就作郦食其。"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是诗之用，不是文之用，不是待诏之用，不是县官之用，而是元帅之用，宰相之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莲蒿人。"李白不是蓬蒿人，李白是谪仙人。谪仙人不是凡人，而是天上仙家，因为某种原因，降临人间。虽然他是"仙人"，但没人发现也没人重用。于是他自20　岁起，就开始了漫长的干谒活动。在四川如此，在安陆如此，在繁华如梦的长安如此，在幽林如醉的庐山也是如此。他总企盼着有那么一天，自己能被权势者发现，"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不幸的是，等待他的却总是失望，安慰式的失望，被人暗算式的失望，没人赏识的失望和似乎有了成功曙光终于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失望。但是李白先生既要成为名垂青史的人物，他就永远对自己充满信心，直到他已经60　岁了，还要执剑从军，去寻找自己年轻时就存在的梦想，希望此一去便好梦成真。然而，毕竟老了，身体也不行了，好梦不曾成真，自己也客死他乡。

第二件大事是漫游。李白的漫游，堪称天下第一，至少有唐一代，没有超过他的。可惜他没有作游记的雅兴，否则说不定他会成为徐霞客的伟大先驱。

他周游中国，各山大川，无所不去。而且他的漫游与常人不同。他不但用双腿去游，还要用双眼去游，更用心灵去游，然后运用妙笔，化作诗篇。他几乎游一处，写一处，而且写一处，妙一处。

李白诗能够取得超越前人的空前成就，得益于他的漫游。王维也是大才，但他雅好田园，本领再大，也写不出《蜀道难》来。因为他既没有李白一样的欲望，也没有李白那种以名山大川为亲为邻为友的深切体验。

第三件事是求仙。李白好仙，自幼而然。有些书说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漫游，求仙与任侠。任侠固然也是李白性格的一部分，但不能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他毕竟是一位很有学问、很有才华又很有报负的诗人。但他求仙的心总是很热。他不但信道，而且认真地向道士求教；他不但学习道经，而且学习《篆录》。他中年以后，不但自己虔心向道，宗氏夫人也与他志同道合。他的诗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一是得力于求仙，一是得益于饮酒。

第四件事是交友。李白的朋友遍天下。他生性豪爽，平易近人；而且撒手散漫，不怕花钱。他有钱，但不爱钱，钱在李白眼里，总不如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牵出换美酒。"不但因为他生性好饮，而且因为他遇到了知音。李白一生，什么朋友不交？上自王公贵族，下自酒叟渔翁，不问是老是少，不问是僧是道，不问是官是民，甚至不问是土是洋。日本人晁卿就是他的好朋友。后来这位东洋朋友回国，中途遇险，大家以为他遇难了，纷纷祭奠。李白特别作诗悼念，留下千古名句："日本晁卿辞故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秋色满苍梧。"

李白曾与贺知章、孟浩然、杜甫、高适、张旭、孔巢父、吴筠等多少诗士与名流往来。这里面诗人多，大诗人也多。试想整个盛唐时期，能有几位大诗人，李白几乎与他们个个都有交往。而且每交必饮酒，有酒就有诗。于是李白的酒友，便成为诗友，而李白与这些诗友的往来，又成为他创作的必要条件。

第五件事是饮酒。诗人好酒，仿佛常例。文人好酒，也是常例。但一生好酒如李白者，就不是常例了。好酒能诗，酒多诗也多的就更不是常例了。李白好饮，天下闻名，杜甫有《酒中八仙歌》，诗中八仙，个个都是酒场上超一流高手。李白居其间，犹有奇异表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城里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这五件事贯穿李太白一生，样样不曾中途失落，而且样样与作诗有关。

因为功名，必须交友；因为交友又不免四处漫游；因为四处漫游，又不免天天饮酒；因为天天饮酒，又有了许多新的朋友；因为有许多新朋友，就更其渴望功成名就；因为不能功成名就，又不妨求仙访道；既要求仙访道，又不免四处漫游。

于是为着功名要饮，功名不成也要饮；为着名山大川要饮，为着回报名山大川也要饮；为着朋友要饮，为朋友痛饮自己更要豪饮；于是李白成了酒仙。因为成了酒仙，思想更加洒脱；于是诗兴大发，才思奔涌，于是李白大呼、大吟、大唱、大和，终于成就一代诗仙的风貌。

实在说，李白平生，也没有干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这要看从什么角度理解。如果从一位政治家的成长道路理解，李白不过庸人一个，李白的道路就是一条失败的道路。如果从成就一名伟大诗人的道路去理解，李白走的正是一条幸运之路。没有李白式的经历，怎能成就李白式的诗章？没有李白式的道路，怎能成就盛唐文化的超越与辉煌？

李白的诗人之路很值得后人深思与回味，遗憾的是，怕连李白本人在内，对个中奥妙也不能明白。

3。李白的文化性格文化性格由什么组成？一是大文化渊源，一是主要的社会生活经历，一是情感与心理类型。换个说法，一叫大文化层，一叫社会生活层，一叫情感与心理层。

李白的文化性格，首先得益于他的文化选择。唐文化是中国封建时代少有的多元文化形态，虽然依然以儒家为主导，重要的是儒、道、佛三家共存共融。

李白的文化色彩，更多出于道教。王维近佛，杜甫近儒，李白近道。近道并非纯正的道教徒。李白一非教徒，二不纯正，他身上儒家的影响很多也很重。一心报国，不是儒家是什么？一心奔赴仕途，也是儒家理想。以文化类型论，佛教主张出世，道教在出世入世之间，他们的最高理想是肉体飞升。儒家则是入世的：民为贵、社稷为轻。这一点在李白身上也有浓重的色彩。不但道教和儒家思想影响李白，他一生和佛教也有不少关系，不过佛的理想与他性格不和，影响小些就是了。

儒、道、佛之外，他又特别喜欢纵横家言，以为"一言能退百万兵"。

对于苏秦、张仪式的个人色彩浓烈的社会行为，也不觉心向往之。

李白尤其好侠任侠，以古侠士郭隗自命。他钦敬古代侠士，而且身体力行，不畏强暴。未出蜀前，就因为遇到一群流氓欺辱一位渔家女，而勃然大怒，把那几个泼皮无赖痛打一顿。泼皮们不服，找来凶器报复，他的侠气顿高千丈，于是仗剑除霸，伤了好几个人，结果，被当地一位昏官不分清红皂白，把双方各打数十皮鞭。初次入长安，他又与一群斗鸡贼动起武来，幸而朋友来得及时，险些吃了大亏。

李白是诗人，但并非一般儒生式的书斋诗人。他一生好读书，好游历，好美色，好功名，又好酒贪杯，而且身体强健，剑术高明。就是射猎的本领也不寻常，自谓一次射杀两只老虎。

骨子里儒家文化不少，表现上道家文化犹多，行为上行侠任性，又有古义士风度。这些不算，李白的祖上，曾在碎叶长期居住，异域文化对他的家族和他本人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儒家传统，是不好远游，尤其不好非政治性远游甚至有些惧怕远游的。所以，臣民犯罪，一条重惩就是流放。又主张"父母在，不远游"。李白独不然，一生就爱名山大川，不能说和他身上的异族文化影响无关。

从李白的社会生活经历考虑他的文化性格，他的经历同样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他是一位和盛唐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接触的人，上自皇帝、宠妃、太监头子、宰相，以至各级各类当红的、走运的、倒霉的、外放的、致仕的官吏，旁及道士、处士、隐士、名士、学士、侠士、炼丹士，等等。

他出生平民，祖辈为商，并且不是一般商人，而是富商。对于农、工、渔、樵，也无偏见。他因为好酒，与酒店老板也能交朋友。他的诗中有一篇《哭宣城善酿纪叟》。纪叟者，纪姓老人也；宣城者，地方名也；善酿者，长期酿酒者也。纪叟死了，李白心里难过，作诗纪念；"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

可谓奇文祭友人。他还有一篇《秋浦歌》，是讴歌冶炼工的劳动场面的。深得郭沫若先生赞许。认为这首诗不仅在李白的诗歌中是唯一的，在中国历代诗歌中也是唯一的一首。给予很高评价。

其诗为："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这些都说明李白的社会经历很丰富。而且他与王公贵族、地方官吏、隐士奇人、诗文艺友、渔女商贾、兵士将军，都能友好相处，只要他们为人正直，李白决不伤害别人。他的这些经历，使他性格中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社会影响，从而使他的诗歌也有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李白的感情世界同样相当丰富。他的亲情结构，与许多同辈诗人不甚相同。李白一生三次成婚，到了晚年身边还有美丽的歌妓伴随着他。他的三位夫人，许夫人非常贤惠，且给他生了一儿一女。可惜中年弃世，没有看到李白兴高采烈奉诏进京的那一天。他的第二位夫人刘氏，性情不好，但二人生活的时间也短。李白对她很有意见，曾专门写诗猛烈讽刺过一番。他的第三位夫人宗氏，也很贤惠，而且对当时政治局势的看法，比李白深刻。李白和她共同语言很多，专门有诗说他们如何信道，如何求仙。后来李白成了囚犯，她历尽千辛万苦，为自己的丈夫寻求帮助。李白发配夜郎，他的妻舅陪伴1000里水路，也可以间接反映出他们夫妻的感情。李白的儿女也都很好，有时漫游在外，想起他们，不觉儿女情长，只好写诗为念，聊表情怀。

但李白的感情取向，似乎重点不在家庭，至少不像杜甫、李商隐那样，夫妻儿女，一往情深。与其说他对家庭多爱，不如说家庭对他多爱。李白的情感，三分在家，三分在外，还有三分在乎山水之间也。李白是一位亲情、友情、报国情、山水情兼而有之的诗人。因此，他的诗歌最多情高意爽，绝少儿女情绵。

综上所述，李白是一个文化取向非常复杂的人物。但他不因为文化取向复杂而表现出自身的不一致性。他的妙处在于他能把这些以乎相互矛盾的文化有机地化合在一起，然后，非常自然，非常自信，非常自如，非常自由地给一个李白式的表现。干谒高官贵人的是他，求仙炼丹的是他，和酒翁渔女交友的是他，让杨贵妃捧砚、高力士脱靴的也是他。偏偏这一切从李白身上表现出来，大家不但不觉得有什么诧异，甚而觉得就该如此。倘若不是如此，那还叫什么李太白呢？

这就是说，李白吸收了这些内涵丰富又各具特色甚至相互矛盾的文化，他不但吸收了它们，而且把它们化为自己文化性格的有机因素。在内则为神，在外则为诗。李白的诗风，极其浪漫，极富想象力，他把这些文化以形象思维方式表现出来，而且把它们积极化、理想化、典型化了。李白之所以成为盛唐文化的最好代表，就因为他的诗体现了盛唐文化中最本质的内容。

自然，李白的文化性格是有矛盾的，他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也是有矛盾的。李白的矛盾，反映了盛唐的矛盾。李白的矛盾无法根本解决，因为盛唐自身的矛盾也已经无法解决了，终于酿成安禄山造反的大乱子。于是李白的一生追求，也就应该划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了。

李白能吸收这样多的文化养份，并且以瑰丽灿烂的诗作把他们表现出来，真是了不起。人们说李白是天才，不错，李白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诗人。世界上有没有天才？有笨蛋有白痴就证明有天才，笨蛋和白痴是天才的反证。但天才需要开发，天才最怕扭曲，特别是怕文化的扭曲。李白有幸：盛唐文化不但没有扭曲李白的天才，而且哺育了他，锻炼了他，培养了他，造就了他。自盛唐以降，直到封建时代的彻底终结，再也没有出现过李白式的人物。其实，天才何代没有？为什么有天才却没有李白，这不但是后代天才们的悲剧，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

自然，李白的文化性格也是有缺陷的。李白接触社会面虽广，却不如杜甫对社会民情体会更深。所以安史之乱激发了杜甫的创作欲望，使他的创作进入新的高峰。李白中年已经面临社会动乱的边缘，但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李白没有政治才能，但他偏偏相信自己有特别大的安邦治国的才能。于是终生不懈，寻求在仕途上发展。虽然屡屡碰壁，他还不以为然。甚至身遭流放之后，一朝放还，马上产生幻想，以为新皇帝又发现他这位治国能才了。大乱当前，不知其乱，不免失之浅薄；无官之才，一意求官，又不免失之滑稽。

但浅薄的李白，滑稽的李白，终于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天才的李白，浪漫的李白。因为李白毕竟是一位诗人，而且他创作出那么多传之不朽的伟大诗篇。

4。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有唐一代，真正知道李白的人，只有杜甫，真正知道李白和杜甫的人，只有韩愈。因为唯有杜甫对李白的评价，韩愈对李、杜的评价最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杜甫评李白诗，说"白也诗无敌"，认为李白的诗没有对手可比，这个前面提到过了。又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仅用10　个字，就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李白诗歌的特点及其魅力所在。这里讲四个方面。

（1）古今诗体，无所不能我在诗佛王维那一章说过，凡大诗人必定全面发展，各种诗体都能擅长。王维如此，杜甫如此，李白也如此。李白诗作，可说无体不备。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比王维更富天才。他15　岁学作赋，从屈原宋玉开始体会，屈宋以下，无所不能。他在《古风》59　首中披露自己的创作观念，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看来他对六朝诗风十分不满。轻描淡写，就给否定了。其实李白不是一般地反对六朝诗风，而是强调古诗古拙朴质的好处。从他的创作实践看，他对建安风骨和江右遗风是兼收并蓄的。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也是他成为盛唐诗人杰出代表的重要原因。六朝500年历史，自有其存在的根据。如果一切否定，那只能是陈子昂，还不是李太白。大凡伟大诗人，总能把前人的优秀成果继承下来，不因人废言，不以流派论英雄。

李白诗集中，沿用六朝旧体而作的乐府甚多，而且都能得其神髓，不让旧作。比如左延年曾作《秦女休行》，李白也作一首。两相比较，不分伯仲。鲍照作《夜坐吟》，李白也作一首《夜坐吟》。现在我把这两首诗抄在下面，读者可以略作比较。

鲍诗："冬夜沉沉夜坐吟，含情未发已知心。霜入幕，风度林，朱灯灭，朱颜寻。体君歌，逐君音，不贵声，贵意深。"

李诗："冬夜夜寒觉夜长，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并泉月入闺，金缸青凝照悲啼。金缸灭，啼转多，掩妾泪，听君歌。歌有声，妾有情，情声合，两无违。一语不入意，队君万曲梁尘飞"。

又如，汉有"长相思"，源于苏武、李陵，后来成为乐府名。陈后主、徐陵、江总等擅作此调。李白作此，同样美奂美仑，不让古人。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栏，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相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不但吸收六朝文学的营养，而且注意向民歌学习，是李白诗歌的另一特点。他一生漫游天下，所去地方极多。所到之处，对民歌民谣，虚心倾听，细心体味。他用民歌方式写的诗歌，新鲜活泼，不失民歌本味，又更富文学色彩。应该说，盛唐是文人诗占主导地位的诗歌时代，李白这样的大诗人，还能注意向民歌学习，可说难能可贵。

南朝时有非常著名的《子夜吴歌》流传。有《子夜吴歌》，又有《子夜四时歌》，虽为民歌，却比南朝文人诗来得更其纯真、热烈、搔痒情怀。李白喜欢此调，也有《子夜吴歌四首》，写得民歌味道十足，比原歌原调更加耐人寻味。其三云："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李白不但擅长吴歌，越词同样佳妙。他的《越女词》5　首，其实出于民歌，但一经太白之手，马上字字传神。其中第三首尤负盛名："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

此情此态，如描如画。

因为李白善于使用民歌体裁，后人就愿意推他为唐人词作之祖。

虽然擅长各体，毕竟不离唐音，对于唐诗坛流行的各种诗体，太白更是无体不备。

乐府不消说了，七古、五言也不消说。以近体诗论，李太白集中律诗不多。而且有些律诗，似不甚工，太白性情，作诗如流水，下笔千言，倚马立就，大约对律诗不甚感冒，但并非他不懂格律，而是偏爱更能自由表达诗情的形式。其实他的"五律"、"七律"均有佳作。五律如《赠孟浩然》，可谓情景俱佳，写尽风流。七律如《登金陵凤凰台》，也颇有特点："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鸳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近体诗，最妙在乎七绝。古人以为独步盛唐，没有敌手。这话有点夸张，但李白的绝句确实具有超一流水平。其中优秀之作，传诵千古，早已家喻户晓。前面引过的《哭晁卿》即是，《赠汪伦》也很出色。《早发白帝城》尤其脍炙人口。这里引一首《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应该说，唐诗中最有代表性的诗体还是七律和七绝，而代表七绝最高水平的就是李白，代表七律最高成就的则是杜甫。

李白无体不能，确实大家风范。

（2）既善融通，更善创造李白的七言绝句已然达到极高水准，他的古乐府诗更有优势，就他自己的偏爱而言，或许更喜乐府。他不但善于继承前人成果，而且善于对旧的内容或者加以改造，或者加以发挥，或者另辟蹊径，或者别开声面。经过这样七改八改，取得旧作无法达到的艺术成果。

《李太白集》收《杨叛儿》一首，《通典》上说："《杨叛儿》，本童谣也。齐隆昌时，女巫之子曰杨旻，少随母入内，及长，为太后所宠。童谣云："杨婆儿，共戏来"。"后来传言走样了，遂成杨叛儿了。李白借此题目，予以发挥："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鸟啼白门柳。鸟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杨升庵曾评说此诗："古《杨叛儿》仅20　字，太白衍之为44　字，而乐府之妙思益显，隐语益彰，其笔力似乌获扛龙文之鼎，其精光似光弼领子仪之军矣。"①这样的诗作还有不少，如《丁都护歌》。此曲起源于南朝宋时，原本有

①　转引自《李太白集》第226　页。中华书局1977年9月出版。

故实，后来衍成曲名。李白作此，别开路径，用新方法写新内容。后人评此，说"太白拟其歌调而意则另出。"②虽然别出心裁，却能化鱼成龙。题材得到扩大，内容更其感人。

"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系磐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李白极擅创造，特富天才，但他并非不肯虚心，也没有一般文人的那些虚荣。当然，好话也是喜欢听的。他初至长安，见贺知章，献上自己的诗作，贺读到《蜀道难》一首，不觉大钦服大感叹，称其为"谪仙人"。他高兴得紧，从此便以谪仙自命。但他能发现别人的长处，自己不如别人的地方，也不扭扭捏捏，遮遮掩掩。据说，他登黄鹤楼，人家请他题诗，他看见崔颢先前题在楼上的诗，认定崔诗已经把楼前美景写尽，就不肯敷衍。对求诗者说："眼前有景说不得，崔颖题诗在上头。"

唯有虚心于人，才能创造在己。

（3）敢言能言，个性非凡李白的诗极有个性，李白诗的最突出的个性特征，是想象力特别丰富。

今人论唐诗，说李白的诗属于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诗风的杰出代表。

也有人批评中国文化，说中国文化中没有酒神精神。这批评也有一定道理。但李白的诗风，却有"四气"存在。一是仙气，二是侠气，三是山水自然气，四是酒神书卷气。因为他有酒才有诗，有酒有诗却无醉，所以说他有酒神书卷气。李白饮酒才能为诗，说明他内心的矛盾。因为矛盾重重，不能写出浪漫风格的诗作，于是饮酒，酒能解放精神，虽然效在一时，却能令人忽发奇想。李白不醉，已然与众不同，一旦加上醉意，尤其随心所欲，惊世骇俗。对杨贵妃，高力士都不在乎，还有哪一个不能批评。

李白的诗，敢言肯言也能言。言别人之不敢言，之不肯言，之不能言，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至少是李白诗歌创作的一大快事。

李白行事脱俗，别人说他狂，他给韩荆州写信自荐，但这韩荆州被他的文字吓住了，不敢推荐。他自己也说："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连孔夫子他也敢笑，还顾忌谁呢？据说，他移居东鲁，东鲁为西周旧地，因为他几次"干谒"都碰壁而归，于是对东鲁人也不快起来。儿子要个学名，他就给儿子取名伯禽。伯禽本是周公之子，封于鲁地，被东鲁兖州一带人视为祖先，李太白给儿子起名伯禽，可谓狂得有点奇异。

他看孔子不顺，就敢直呼其名，而且笑之。他看山东腐儒不顺，就写诗讽刺，说他们："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他看朝政不顺，就敢借古讽今，批评玄宗。

他好酒便言酒，好名便言名，一点也不遮遮盖盖。他喜欢越女颜色美丽，便作《浣沙石上女》赞扬："玉面耶溪女，青蛾红粉妆。

一双金齿履，两足白如霜。"

他60　岁上。游金陵，弹琴放歌，为一美女喜爱，便随他而去。他高兴得不得了，作《示金陵子》一诗："金陵城东谁家子，窃听琴声碧窗里。

落花一片天上来，随人直渡西江水。

②　同上，第331　页。

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

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

晚来学者说他好色不好，连圣人之徒都说"食、色，性也"。有美女追随陪伴，哪搭儿不好？

他的名篇《将进酒》，更是风流潇洒，"酒"气夺人。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自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唯有这般如此，方显出太白本色。

（4）数篇绝唱，可歌可泣李白诗歌的最高成就是他的古乐府诗和七言古诗。其中数篇绝唱，诚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这些诗篇包括：《蜀道难》、《梁甫吟》、《古风》59　首，《梦游天姥吟留别》等。

李白的这些诗最典型地反映了他的创作风格，创作能力，创作天才以及人生观念和价值追求。它们不但意境瑰丽壮观，如日中天；而且遣词造句，打破旧规旧俗，开辟新风新法。好像一切都如江河奔涌，自然流出，却又能布局佳妙，鬼斧神工。李白的诗歌是中国古代浪漫诗风的杰出代表，完全可以和屈原的《离骚》媲美。或者说李白诗是用盛唐语言、盛唐文化、盛唐风范写就的《离骚》。

李白主张诗作应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自己的诗就完全没有雕饰痕迹。因为没有雕饰痕迹，仿佛不曾用功，只消随意挥洒，便诗思如潮喷涌而出，贺知章才有谪仙人之感，后进学习李白者则倍觉其难。其实这不是说李白是一位不用功或无须用功的诗人，而是说他完全掌握了唐诗艺术，并且全身心投入，好比特别高明的表演艺术家，他也可能在台上忘词、错词，但没有关系。因为他已经完全与剧中人物融为一体，纵然忘了词，也不是演员的遗忘，而是剧中人的遗忘，纵然错了词，也不是演员的错而是剧中人的错。

李白的这些代表性诗篇，不从小处着眼，而从大处着笔，居高临下，势如破竹。"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岂止破竹而已，简直就是长河巨浪，从天而落。所以一般诗人的那些技巧对他来说，并不适用。他也需要技巧，但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如椽巨笔，浓妆艳抹，为天地梳妆，为日月增辉。细枝末节他是不问的。好像也不必问，不须问，不屑问。仿佛大禹王治水，只管移山填海，令洪水东流，至于鱼鳖虾蟹，谁去管他。这不是说李白作诗全然不讲细节--没有细节焉能成诗？而是说一切技术手段都要为他的创作服务，为他的诗歌意境服务。有用的便信手招来，无用的便挥手拂去。其实他的诗歌里面，举凡传说、寓言、历史、掌故、人物、花鸟、神话、梦境、高山、大河、碧潭、花树都多到不计其数。不过这些内容一到他的手里，便益显光采。

李白的《古风》59　首，后人认为非一时之作。但无论如何，这些诗代表了他一生的创作追求和价值追求。　59　篇古风，既各自独立成篇，又有内在联系；既各自独据一方，又形成完整体系。古风59　首将李白对人生、对诗歌、对社会、对自然、对国家、对历史、对现实、对未来、对宗教、对荣辱的看法，即一切李白关心的主要话题，尽行收容，或用比喻，或用讽刺，或用对比，或用白描，或歌、或咏、或诉、或怨、或颂、或哭、或怒、或喜，或歌中有哭，或哭中有怨，或怨中有愤，或愤中有讽，或讽中有颂。　59　首古风，篇篇皆有特色。他们或是李白一生的总结，或是李白一时的感喟，但都不失李太白诗歌本色。他们是用瑰丽奇异、光采夺目的诗的语言，为李白留下的人生回忆。

《蜀道难》极写大自然的壮美雄奇；《梁甫吟》啸写李白的社会报负和自己对人生的期望；《梦游天姥吟留别》畅写梦境，虚实相间，闪去闪回，如现代电影蒙太奇一般；《将进酒》速写他和自己的好朋友交往的生活形象与行为色彩。

李白的这些诗，篇幅都长。这里只能录其一首《梁甫吟》以飨同仁。

"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渌水，逢时吐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开说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拓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猰。。磨牙竞人肉，骆虞不折生草茎。手接飞猱搏雕虎，侧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咍尔为徒劳。梁甫吟，声正悲，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当安之。"

总而言之，李白的诗歌特别是他的那些名篇绝唱，最突出地代表了盛唐之音。

唐无李白，中国古代文学史都会减色三分。

（六）高适、岑参及其他边塞诗人盛唐诗苑，百花齐放，在诗人心目中本没有什么诗风诗派的主观觉悟，但后人客观考察，则认定他们之间有诗风诗派之别。大体说来，李白、杜甫、王维无诗不能、无体不备，是为盛唐诗苑的三位代表性人物。但王维的主要艺术成就在于田园山水，加上孟浩然的呼应与协助，两个人便成为山水田园诗的代表性诗人。山水田园诗外，最有影响的诗派，则是边塞诗歌。山水田园与边塞诗构成盛唐诗苑中的两大主脉。其余出入于两家之外的诗人尚多，但都没有取得这样的规模和影响。

边塞诗人，首推岑参、高适，俗称岑高边塞诗。岑高之外，也有把王昌龄、王之涣算在其内的，加上李颀、崔颢等位确实可称名家荟萃，阵容强盛。边塞诗人和山水田园诗人相比，他们的整体效应更强也更好。田园山水诗人，行为近乎高山隐士，更喜欢我行我素，单兵修炼，加上王维严然诗坛领袖，个人的作用或更大些。边塞诗人则颇有些一入此门不分彼此的感觉。个人成就或有高下，其整体形态、气势与规模，则足以与山水田园诗派一比高低。

唐边塞诗是盛唐国力强大的外部写照。它不仅在盛唐，而且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边塞诗人，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本人就是将军，领兵作战，有言有行，可以看作"边塞人写边塞诗"，本功本色；有的则是使者，亲身去过边塞，身感实受，颇有心得，可以看作"事关左右，如鱼得水"；有的则是文人，也见过边塞风情，也见过军旅态势，加上主观想象，化为诗行一片，可以看作"局外人言局内事"--妙在旁观者清。

大致说来，高适的诗更"现实"，岑参的诗更浪漫；李颀的诗更多想象，崔颢的诗更善观察；严武的诗更多军中厉气，十万火急，刻不容缓，张巡的诗更具玉碎精神，堪为亡命之歌。

诗到张巡，虽写战场，却非边塞事了，边塞诗风中便渗入种新的因素。

它预示着盛唐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中唐诗音已然在即。

1。边塞诗派中的老将高适高适（公元704-765年），字达夫，沧州人。他比李白小3　岁，比杜甫大8　岁，他与李、杜都是很要好的诗友，三人曾相与唱和，成为盛唐诗坛一段佳话。但他成诗名很晚，因为他做诗也晚。《唐才子传》说他年50　始学诗，错了。想当初李、杜、高相逢于洛阳，李不过44　岁，高刚刚40　出头，怎能说50　始学诗。但他做诗较晚，则可能是事实。诗歌本少年英雄事，但在唐代，诗的环境很好，即使中年为诗，也容易有所心得。

高适年轻时，不近功名，雅好博戏，又尚气节，可以想见这是一位性格颇为不逊的青年人。他中年才中进士，后来入哥舒翰幕府。很快被哥舒翰提为书记官。再后来入朝为官，作谏议大夫。高适敢言，终身不便。又喜欢讲究王业霸业，每遇知音，更是滔滔不绝。这一点和李白自是投缘。不过李白的讲究王霸，大半耽于幻想，高适的王霸之想，常有行动。大丈夫坐而言，起而行。在军中则身先士卒，在朝中则不畏权贵。因此，颇使朝中近臣权臣佞臣们不快。肃宗时专权宫中的太监李辅国尤其对他不满。四川发生变化，他出朝为蜀州刺史，后来又迁两川节度使，颇有作为。晚年再次入朝，作左散骑常侍。永泰初年，卒。

高适生活经验丰富，又为人正直。他对社会下层如士兵的疾苦很关心，而对一些官僚将领的奢华生活强烈不满。他的边塞名篇《燕歌行并序》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性格。其序说："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原诗未足论，从他的和诗看，他对御史大夫张公（即张守珪）的作风很不满意，对他的奢华生活深恶痛绝，而对边塞兵士的困苦生活，深切同情。对从军士卒的亲人分离，感同身受；对边塞壮士的舍生为国，极表钦敬。全诗写得气势雄浑，曲折跌宕，时讽贪将，时叙别情，时颂征杀，时言理想。抑扬顿挫，感慨百端。实为边塞诗歌的典范之作。其诗曰："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雪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对老百姓的生活也有比较深刻的理解，愿意为他们主持公道申张正义。曾咏诗明志"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译成白话就是"为着拯救百姓疾苦，纵然惨遭横死也在所不辞"。

他经验丰富，目光敏锐，又极有诗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物。安禄山叛乱，唐玄宗为着把持权柄，决意分封诸侯，以便让他的几个儿子相互牵制。分封诸侯从来不是好办法，至少自秦始皇以后，已无积极意义可言。高适从唐王朝利益出发，反对此议。但也因此得到肃宗青睐。所以尽管他敢言能谏，却终身不曾致祸。

高适的边塞诗，既有边塞诗歌特有的雄奇豪迈，又具有比较突出的现实风格，虽气势磅礴，但不打狂言，不作妄语。这大约也和他一生经历有关，又和他本人个性有关。从他留传的集子看，他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感叹颇多，这和他一生劳苦，立意执著不无联系。他有《人日寄杜二拾遗》一诗，是写给杜甫的。二人本亲密诗友，无话不可言之。适逢人日（旧历正月初七），忽生感慨，于是吟诗一首，以寄故人。诗中说自己头发都白了，还忝居二千石--当一名劳烦不息的太守，和自由自在的杜甫相比，真有愧意呀！但从全诗看，这是一位将军的感慨，而不只是一位才子的感慨。将军的感慨有别于才子感慨的地方，在于他虽然感慨，还会恪守其责。其诗云："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身在远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高适也有些闲适之作，如他的《听张立本女吟》。虽然诗中情景闲适，毕竟为人慷慨，不知不觉间，笔锋一转，那景象又回到边塞情中去了。

"危冠广袖楚宫妆，独步闲庭逐夜凉。

自把玉钗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2。边塞诗派中的骁将岑参岑参（公元715-770年），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人。他是盛唐最负盛名的边塞诗人之一。《全唐诗》收其诗作360　首。他与高适齐名，时称高岑。但新旧唐书均无传。岑参无传，李贺无功名，可称有唐一代，两件诗苑恨事。岑参天宝三年及第，累官右补阙，后出为虢州长史。55　岁时迁为嘉州刺史。去官后也没能还乡，最终客死成都旅舍。

岑参一生数度出塞，对边塞风光深有体味，对边塞生活感同身受。加上他诗才横溢，气度非凡，所作边塞诗歌，比之高适更多文采。

岑诗善用比喻，又不乏联想；善于刻画，又不失生动；诗风峻峭，又不伤韵味；用语奇崛，又无害布局。他不如高适实际生活经验丰富，也不似高适处事严谨方正；他之所以客死他乡，想来与他的这种性格有关。新旧唐书均无传，也证明他不是一位在官场中善于交际的诗人。他的志趣似乎也不在官场。他并非仕途上的能人，却是诗苑中的高手。他和高适一样，也是杜甫的朋友。

岑参边塞诗的总体风格，出于豪迈。虽然他的诗中对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困苦和伤害，也有深刻的同情和体会，但这并不能妨碍他诗歌的壮烈精神、豪迈风格。天宝八年，他去边塞军中任职，路逢入京使者，不觉诗兴大发，作《逢入京使》，短短四句小诗，形象突兀，性格传神，彼时风貌，历历如在眼前。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他的抒情诗，即使写对朋友的深深思念，也无小儿女情态，而是风格洒脱，别有精神。如他的《春梦》："洞房昨夜春风起，故人尚隔湘江水。

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能写这样的诗作，能这样表达梦境的人，我们知道他一定是位诗中豪士。他有数篇七言歌行，堪称盛唐此类诗歌中的典范作品。其中《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首，名气最大，这或许和诗中的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每每为名士伟士引用有关。

其实他的歌行体诗，极富于变化，每因题材不同，选用不同韵律的歌行体式。或颂、或叙、或歌、或咏、或呼、或祝，都能使声调与内容紧密结合，各得风采。他的《走马川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写情状景，大快人心。"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墓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军师西门伫献捷。"

3。李颀、崔颢及严武、张巡的边塞诗作将李颀、崔颢放在一起介绍，是郑振铎先生的发明。而把张巡、严武也放在这里，则是本人的安排。

李颀（公元690-751年），东川（今四川东部）人。少年时曾居住颍阳。一生只做过县尉之类的小官，因为总也没有升迁的机会，干脆辞官不做，回故乡隐居去了。

李颀是一位奇人。他一生好道，似与李白相近，善写边塞诗歌，又与高、岑相仿。他和当时的大诗人高适、王维、王昌龄等均有酬唱，后人称为"伟才"。他的五言古诗和七言歌行都很有特色，律诗不多，也有很高水平。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边塞诗。他的边塞诗与高适、岑参都有明显区别。他未曾从军，一生只做过一般下级地方官吏，以至被后人痛惜，痛惜他仕途不顺，"只到黄绶"。黄绶者，县级官吏之谓也。他也不曾领过兵，更不曾为过将，却能关心边塞战事，大约和他家居东川有关，也和他长期做下级官吏有关。他的边塞诗不如高诗来得真切，也不如岑参来得狂放。他的诗既有一般边塞诗的气势磅礴，又有诗苑才子的多方联想。诗中人物突兀，情态分明，浮想联翩，笔锋奔放，用语生动，音韵悠长。他有一首《古意》，描写少年从军，不胜其苦，连杀人的胆量还没有哩！然而君命如天，总不得归，一闻羌笛，泪下如雨。不但这位少年人情绪难安，三军上下无不下泪。这种笔法，实为岑、高所无。

"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蝟毛磔。黄云陇底白云飞，未得报恩不能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

他的七律《送魏万之京》，也很有风格。虽为送友之声，别是一番叮嘱。既不像李白那样热情奔放，也不像王维一般佛意禅谈，而纯粹是李颀式的抒情写意。全诗不言别情，只是想象。想象魏万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感慨如何，好像不是他送魏万到像魏万送他一样。然而，其情亦在其中矣，其意亦在其中矣。诗云："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

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

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

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

崔颢（公元？-754年），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开元十一年进士。

曾作过大仆寺丞，司勋员外郎等官。一生事迹无多，天宝十三年去世。

崔颢留传下来的诗歌不多。《全唐诗》仅收存他的诗40　余首。他的诗虽不多，名气却大。这一半因为他的诗确实写得不坏，一半也因为有李白的表彰。他的黄鹤楼诗最富盛名，怕也与李白的充分肯定有关。崔颢写黄鹤楼的景观，李白写不出，后人也写不出，或许可以这么说"自从崔颢题诗后，黄鹤楼景一人收。"

但他其实有多样的才能，并非只会写一首《黄鹤楼》的。他很善于写青年男女的儿女心态。所作长干曲数首，写男女乡情，别生妙想。其中第一首写女子问话，第二首写男子答词，极富生活趣味，若没有亲自体验，没有细腻入微的观察能力和遣词造句句句传神的诗才，绝不能运用这么平易浅近的语言，写出那么绵绵无尽的乡思。

女子问道："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男子答曰："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自小不相识。"

他的边塞诗，作品无多，却同样写得很有气概。名篇如《古游侠呈军中诸将》，写得含风吐雨，顾盼神飞。

李颀崔颢之外，堪称边塞诗人的还有一些，不过名气没有他们大。想来盛唐时节，做边塞诗的人多，诗还要多。边塞诗如云如雨，说明盛唐国势强大。后来安史为乱，国势日衰，边塞诗风日下，也就不成气候了。到了晚唐虽有小杜擅谈兵事，也不过谈谈而已，那里还有什么胜事可言。不过是些"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罢了。

这里还想介绍几句严武与张巡。

严武与张巡都能诗，但两个人的命运大不相同。

严武（公元726-765年），华阴（今陕西省华阴附近）人。曾两任剑南节度使，因为军功封郑国公。但他生活奢侈，贪财好色，恣行暴政，淫欲无度。蜀中百姓叫苦不迭。但他能带兵，也能打仗，化而为诗，诗风凌厉，气度不凡。《军城早秋》一诗，恰如有韵的将军令，倘若敌兵知诗，必将闻言丧胆。

"昨夜秋风入汉关，朔风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

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兵马未出，气先夺人。

张巡（公元709-757年）蒲州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也有认为是邓州南阳人的。开元二十四年进士。安禄山叛乱，张巡起义兵讨贼，后来与许远困守睢阳。敌军困城一年，攻城不得下。他在上《谢加金吾》表上说："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余战，当臣效命之时，是贼灭亡之日。"英雄气概，令人感动，但终于因为寡不敌众，又求救兵不到。睢阳城破，他与许远、南霁云临危不屈，一起遇难。后来中唐大作家韩愈专门为之作传，其人其文都能光照千古，震憾人心。他有一首《守睢阳作》，描写唐军将士殊死守城，极其深刻动人，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万万写不出来。他的诗既不似严武的春风得意，也不似高适的慷慨超迈，又不似岑参的气韵高远。严武、高适虽在军旅，何曾经过此等苦战。写战场诗歌，能以生离死别动人心弦者，张巡当为盛唐诗苑中第一人。他虽不列于边塞诗派，但写军旅生活，写到张巡这里，盛唐的气数也就损耗殆尽了。边塞诗歌反映国家的强大，盛唐的威严，高、岑自是正宗正调，岑诗尤多豪迈。但以烈士之言谈兵言战，张巡虽千古，至今有余哀。

（七）盛唐诗苑名家王昌龄、王之涣及常建、李华、刘方平等诗人文学史家对盛唐人物的归类常有不同见解，这是好事情。因为有不同看法才能彼此推动，加深对这些人物的理解。有人将王昌龄、王之涣划入边塞诗人行列，也有道理。因为他们都有些边塞诗作。但在我看来，他们的主要诗歌成就并不限于边塞诗一面。二王如此，李华、刘方平、常建也如此。常建擅作田园山水诗，但他的边塞诗同样很有味道。换个角度看，王昌龄、王之涣等诗人很难将他们划入边塞或田园某一诗派之中。特别是二王，他们的诗歌水平很高，诗歌成就可比高、岑，也可比王、孟。所以，将他们单列出来，另行介绍。何况说，盛唐诗苑本是一个诗风诗派并不占主要成分的时代，盛唐风格，首先是兼收并蓄，百花齐放。后人为突出主要诗家特点，逐个分类，固然不失为一种方法，但也不能因此便委屈了先贤。

1。七绝圣手王昌龄王昌龄（约公元698-757年），字少伯，长安（今西安市）人。开元十五年进士。王昌龄不护细行，仕途曲折，先后做过汜水尉，校书郎。一生遭受贬谪，先谪岭南，又贬江宁，为江宁丞，再贬龙标尉。但他诗名很大，和李白、王维、王之涣、高适、岑参、孟浩然、杜甫都有交往。他的诗风清丽，虽抒情色彩浓郁但不伤其清新明快。各种诗体中，他最擅长七绝。《全唐诗》收其诗作180　余首，七绝即有60　余首。王昌龄擅长七绝和李白相似，而且他的七绝水平，也不比李太白差。二人同样不拘小节，同样性情潇洒，只是李白于七绝之外，样样皆通，古风、歌行成就尤大。王昌龄用意全在七绝，别的诗体也有佳作，但影响远不如他的七言绝句为大。对此，时人已有定评。王、李二人绝句，可称盛唐独步，终唐一代，以至宋、元、明、清，堪与比肩者，不过二三子而已。王、李七绝，成就相当，但各自的特色分明，色调相近而不相淆。李白七绝，妙在自然，仿佛信口而出，内里功夫却大。王昌龄七绝，妙在千锤百炼，人工造化，浑若天成。若以书法类比，李诗好似张旭草书，虽云烟满纸，规矩自在。王诗如颜柳楷书，虽然有大规矩绝不失之呆板。如他的《出塞二首》、《芙蓉楼送辛渐》、《从军行》等，都脍炙人口，几乎尽人皆知。其流传之广之遥几和李白《朝发白帝》等七绝名作不相上下，如《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昌龄绝句的内容广泛，有送友，有观猎，有边塞，有伤怨，有青楼生活，有宫中旧事，也有根据民歌改化而来的艺术精品。如他的《采莲曲》二首，同样传播久远，而且意境美妙，文字活泼："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愿意和善于向民歌学习，这一点也与李白相同。

他的七绝诗中，宫怨诗的数量不少，送别诗的数量尤多。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能把许多不同的送别感受，用不同的文字形象逼真地表现出来。

如，他的《别陶副使归南海》："南越归人梦海楼，广陵新月海亭秋。

宝刀留赠长相忆，当取戈船万户侯。"

别情豪迈，如同壮军之酒。

他的《送别魏二》："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船凉。

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

别情凄苦，情长万里。

他的《送柴侍御》："沅水通流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何曾是两乡。"

别情洒脱，诗里诗外，皆是安慰。

奇在他送别必定言"月"，好像无"月"不成行。读者如果把这些送别诗收集在一起，不免有月熟生俗的感觉。但细细品味起来，又觉得王昌龄确是一位借月咏别的高手。因为他送别时的情绪和感受不同，好像天上的明月也知情达意，随离别人心情而变化。月中若真有嫦娥仙子，必以昌龄为知音者。

王昌龄写诗多写七绝，写七绝多写送别情，可见他虽然不护细行，但在友情二字上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很可叹他这么一位诗才八斗情重千金的人物，竟然一生仕途如此坎坷不平，可见盛唐之气是要出毛病了。果然在他50多岁的时候，便遇了上战乱。盛唐元气剧伤，从此无法恢复。他也因为动乱而还归故里，竟被刺史闾丘晓"因忌而杀"。然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古而然。为时不久，张镐按军河南，命闾丘晓克日赴援张巡许远。偏这闾贼畏敌如鼠，逡巡不前，被张镐杀了，临刑前，他哀告张镐，说家中亲老无人赡养。张镐对他说："王昌龄家中就没有亲老吗？他们靠谁赡养？"于是"晓大惭沮"。其实这类小人那里知道什么惭沮。杀了闾丘晓，对王昌龄在天之灵，可以一慰。但于中国文学史，纵然杀一万个闾丘晓，又怎能消除失去昌龄的千古遗恨。

2。以少胜多王之涣王之涣（公元688-742年），字季凌，并州（今山西太原周围）人。曾作过文安县尉。其生平事迹无考，仅有传闻数则于世流传。

王之涣性格豪爽，个性强烈。《唐才子传》上说他，幼年不好读书，"击剑悲歌，从禽纵酒"。情形颇似高适，情态更其张狂。后来折节为文，经过10年功夫，赢得名声日振。但他看不起科举，科举也不合他的个性。雅好交往名公，与盛唐大诗人王昌龄、高适等皆为诗友。他的诗在当时即流传极广。有传闻说他与高适、昌龄于某处酒家吃酒，一些艺人到来，王昌龄就建议说："我们都有些诗名，但没有排过先后，现在请他们唱几首本代新诗，以谁的诗被选唱者多决定优胜。"于是，一人先唱王昌龄两句绝句，一人唱高适一首绝句，独王之涣诗没人选唱。之涣便说："他们唱的不过是些下俚之词罢了。"隔一会儿，有一出众歌妓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正是王之涣所作，接下来，又唱两首，都是王之涣诗，于是三人大笑。

这传闻未必可信，但王之涣声名远大可推想而知，可惜他的诗流传下来的很少。《全唐诗》仅收6　首。妙在这6　首诗的质量很高。上面引过的那一首知名度更高，可以称为盛唐绝句的典范之作。比之李白、王维、王昌龄、刘禹锡、李商隐等七绝妙手，也毫不逊色。

他的另一篇五绝《登鹳雀楼》同样杰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据说现代科技成果，越被引证得多，则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可能性越大。此说若通行于诗，则此诗理当获奖。

王之涣其余几首诗不如上面两首做得如此出类拔萃。但也同样出手不凡。如他的五绝《送别》："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

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

不是也很出色吗？

王之涣仅以6　首诗作传于后世，而被称为盛唐大诗人，可见其诗魅力如何。

3。常建、刘方平、李华及金昌绪这几位诗人比之上述诸人，都有差距，但他们在唐诗发展中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殊不知天下诗人，总是杰出的少些，优秀的多些，没有他们以及千千万万个能诗或不能诗而爱诗的人作土壤，盛唐诗苑也开放不出如李、杜、王、孟、高、岑一样的"奇葩"。

常建（公元708-？）或说长安人。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进士。

《唐才子传》上说他于大历年间授盱眙尉，似不可信。但他仕途不如意则没有疑问。因为仕途不顺，索性放浪琴酒，又曾去山中采药，大约和当时时尚及他的某种信仰有关。有些关于他的神奇传闻，类似小说家言，不谈。

常建当时颇有诗名，后人说他的诗以田园山水为主，诗风近乎王、孟，并不十分确切。他有田园山水诗，也有反映社会生活的诗作。他的不少诗歌个性很强，用语趋于质拙，寓意不肯从容。有一首《塞下》，分析战场功过，可谓是非分明："铁马胡裘出汉营，分麾百道救龙城。

左贤未遁旌竿折，过在将军不在兵。"

刘方平，河南洛阳人，生卒年无可考。曾经隐居于汝、颍水边。当时著名散文家肖颍士对他很欣赏，称他为"山东茂异"。尝与皇甫冉为诗友，和李颀也有赠答。现存诗25　首。他的五言律诗，时有警句。不过从全诗来看，往往联句很好，但嫌意境不足，颇有些大历诗坛的味道。所作七绝《夜月》尚有盛唐余味："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此外，盛唐诗晚期诗人诗作尚有许多。如李华、肖颖士等。李、肖皆为唐代著名散文家，其生平见古文运动一章。李、肖亦能诗，李华水平尤高。他的七言绝句《春行即兴》，风格流畅，景致清新，颇得春行本色。五言绝句《奉寄彭城公》，巧妙使用对比手法，喻意尽在诗外。

"公子三千客，人人愿报恩。

应怜抱关者，贫病老夷门。"

唐诗中，取自民歌而巧妙加工别出新意者不少，许多名篇，得力于此。

也有许多民歌、童谣，虽不必精致细腻，却很能反映当时的社会时尚与民情民意。有一篇《春怨》，全然民歌手法。各类唐诗选本，几乎没有漏掉的。此诗语言生动，人物鲜明，节奏明快，诗味浓郁，极写少妇春愁心态，诗中人物历历在目。此诗《唐诗三百首》署名金昌绪。《唐诗别裁集》或云作者姓名已失。《万首唐人绝句》列入盛唐。此诗风格，颇不失盛唐风范。金昌绪，其人无考。然能为此诗，纵然作者无考，亦堪称盛唐诗苑才子风流。"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

●　　（八）诗圣杜甫唐诗至杜甫，成就了盛唐这个伟大的文学时代。李白、王维、杜甫是盛唐文学的三大巨星。尤其李杜，更是双峰并峙，没有敌手。在盛唐没有敌手，在中唐没有敌手，自唐以下，终整个中国古代诗坛，也没有敌手。甚至可以说，单以历史成就和影响而言，直到今天，还没有能超过他们的诗人呢！杜甫与李白，虽然都是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但两个人生前走过的道路却又如此不同。李白成名早，在盛唐的影响也大。他第一次游长安时，不过30岁，就得到谪仙人的称号。42　岁待诏翰林，名满天下。而且终其一生，无论如何风狂雨骤，都不改谪仙人本色。安史之乱也罢，入幕永王也罢，流放夜郎也罢，老病交加也罢，谪仙人就是谪仙人，好像无常宿命，是非祸福都不能影响他的浪漫与自信。他也有沮丧的时候，但转瞬之间，就又兴奋起来。仿佛永远充满活力，永远保持胜利者的姿态。杜甫就不一样了。一生颠簸，好像永生永世没有高潮。求官不成，求名也不成。虽然诗名也不小，但影响远不如李白、王维。虽然他最忠于皇帝，但皇帝没有兴致关心他，有一次还差点龙颜一怒，让他魂归西土。他吃的苦比李白也多，比王维更多。盛唐诗苑特别兴旺的时候，他的影响还远不能和李、王相比，因为他最好的诗篇还没有出世呢！唐人选唐诗，在他的时代，还选不到他哩！但他依然埋头创作，也不像李白那样，三杯酒下肚，就大呼大叫"天生我材必有用"。偏在这个时候，安禄山又造反了，于是天下大乱。昔日诗苑，百花盛开；不堪一阵贼风恶雨，竟至百花凋零，云烟四散。杜甫还让人家捉住一次，但他绝不屈服，舍命逃出。安史之乱祸国殃民，但对杜甫而言，却又是一个极好的历史机遇。他原本满腹诗才，仿佛多少甘泉深埋土底；这些极好极美极有价值的矿泉压在巨石之下，无法涌流奔腾。安史叛乱好似烈性炸药发生意外爆炸一样，一方面毁灭了无数生灵，另一方面也炸开了压抑杜甫诗才的巨石。于是杜诗如泉如流，喷涌而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杜甫诗路，正堪此语。面对安史之乱，李白、王维没有写出更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诗作。杜甫不但留下大量诗作，而且正是这些诗篇，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可以说李白与杜甫是盛唐文学时代的两座巨峰，李白诗歌风行于前，杜甫诗歌发达于后。这大约也是一个历史规律，往往浪漫主义风格会比现实主义先行一步登上舞台。浪漫风格，常常来得又迅捷、更强烈、更有感染力也更有震荡作用，但它又常常不能持久。相比之下，现实主义来得缓慢，虽然缓慢却很沉着，一步一个脚印，不求一时闻达，但能笑得长久。这对当事人而言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为造就两类文学伟人的，不仅有时代原因，而且有他们本人的经历、性格、心理类型与素质、心态环境、文化取向等原因。但历史不问原因，只管自行安排：先有宣言，后有分析；先有幻想，后有观察；先有表现，后有暴露；先有大气磅礴，后有千回百转；先有天花乱坠，后有入木三分；先有一览无余，后有别开生面；先有所向披靡，后有博大精深。杜甫与李白正好就顺应了这种历史安排，并在这安排得以展现的历史过程中，完成了自己一代文学伟人的历史形象。

杜甫不但是在盛唐诗苑可以和李白并肩而立的大诗人，也是对中、晚唐以至宋、元、明、清产生巨大影响、首屈一指的大诗人。如果说，李白是盛唐诗苑的最好代表，那么杜甫就是中国古代诗史上的最好代表。李白是盛唐诗苑第一人；杜甫是中国诗史第一人。

为什么？

1。杜甫的文化品位李白称诗仙，王维称诗佛，杜甫称诗圣，又称诗史。三个人的称号虽然都是崇高无比的，但杜甫的美称却来得甚晚。在他生前，他没有这样的名望，更没有这样的地位。前半世四处奔波，人不得志，诗也不得志。志不得伸，才也不得展。后半世总算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伟大成就，然而这时代又变了。人们对诗的看法变了，要求变了，对他们的评价也变了。杜甫的幸运之处，在于他从本质上顺应了这种变化，而他的不幸之处，在于这种变化得到承认还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

但这个过程的结果，迟早会呈现出来。这个结果到来的文化表现，就是儒家地位的重新提高，佛、道地位的日益下降。佛、道的黄金时期，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在隋唐。前者主要是发展，后者才能说兴旺。隋唐时期，佛、道最兴旺的则是在初唐至盛唐这一段时期。虽然儒、道、佛之间也有许多争论，但是争论并不影响各自的发展。李世民喜欢道教，武则天喜欢佛教，其作用也不过影响这两大宗教的发展速度而已，但到中唐，情况变了。虽然佛教还有几度辉煌，但韩愈先生已经要上《论佛骨表》了，武宗陛下也要大行毁佛之道了。

杜甫的历史幸运就在于，他尽管和佛、道二家也有些瓜葛，但从本质上看，他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儒家诗人。只有儒家诗人才可能称"圣"，只有最伟大的儒家诗人才配称"圣"。杜甫成为"诗圣"，是中国古代文化对他的历史性选择。

杜甫是一位儒家诗人，但儒家作为一门学说也好，作为一种兼有某种宗教职能的社会形态也好，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也好，它的内容都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因为内容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所以有精华也有糟粕。儒家学说首先是一种政治学说，但它最重视伦理道德，兼有某种中国式的宗教特点。他重视人生，崇信"中庸"，以"三纲五常"为本，主张仁、义、礼、智、信，强调道德的社会意义，在己，则讲修身；在家，则讲孝道；在国，则讲忠君；在天下，则讲统一。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也。它的最好的文化传统，是重视教育，主张仁者爱人；它的最好的政治社会观念是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凡此种种，杜甫都能身体力行，岂但身体力行而已，还要将它们化为形象思维--一首首充满儒家理想的美好诗篇。

杜甫的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更使风俗淳"。而且这个理想，终生不移。不但不移，越是社会处于动乱，唐王朝走向衰败，处于危险的时候，他的决心越加坚定。直到他临终的前一年，大约他自知本人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了，但他并没有失去信心，于是给朋友写诗，还是一如既往，坚持自己的信念。

"附书与裴因示苏，此身已愧须人扶。

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

杜甫的忠君爱国，非李白、王维可比，也非高适、岑参可比。但他并非一味愚忠，他的忠君爱国有比较深刻的儒家思想在内。就是一心希望自己的主子成为与尧与舜一样的伟大皇帝。而伟大的皇帝也是爱护子民的皇帝，所以孟子才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杜甫对此，信念无比坚定，正因为如此，皇帝有了错，他才要写诗讽喻和批评。

因为他有这样的理想和信念，才使他的诗歌深刻地真实地史诗一般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反映了人民的疾苦。

安史之乱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杜甫经历的，王维经历了，李白经历了，岑参也经历了。王维也曾被叛军促住，但他只能写几句诗表明自己与叛军的不合作态度。李白也曾逃难，与宗氏夫人和千百难民一起，蓬头垢面，千里奔逃。但他没有留下反映这苦难的诗篇。岑参活到公元770年，是安史之乱的直接经验者，他也没有用自己的诗歌把这一段历史表现出来。他们未能表现，杜甫偏能表现。这不是生活经验够不够的事，而是他们的文化品位不同。王维好佛，因为好佛，便不把变节一类的事情看得那么重。所以内心固然不愿接受伪职，一旦形势所迫，也只好从命。这不是说佛教徒就没有社会信念，而是说他们的行为方式本与儒家有别。李白一心求仙，其诗也如仙，虽经凄风苦雨，不能改变他谪仙立场。岑参擅写边塞，长于战争，喜欢胜利，军旅之音是岑诗主调。唯杜甫不同。因为他是一位儒家诗人代表，所以他对当时的社会苦难有着深刻的理解，写下《三吏》《三别》这样史诗般的诗篇。"三吏"即《新安吏》、《石壕吏》和《潼关吏》，"三别"即《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三吏》《三别》可以代表杜甫的最高创作成就，也代表了他的儒家文化风范。《新婚别》是讲男女新婚遭遇，新媳妇还没有拜见公婆，丈夫就给抓去从军了。《垂老别》是说一位老汉的儿子孙子都阵亡了，还要抓丁，就只剩下他自己了，只好和老妻作别。老妻却衣衫单薄，卧在路旁呻吟。环顾左右，感慨万千，最后只得忍下伤心伤肝般的苦痛，随他人去了。《无家别》讲的是一个从军男子，因战败队伍溃散而逃回乡里，可是家也没了，人也没了，连篱笆都没了。县里老爷知道他回来，又让他去当兵操训。他第一次离家虽愁虽苦，尚有家可别，这一次出门，已经无家可别。诗的风格沉郁，哀哀可哭；作者悲愤已极，字里行间，都是同情。然而同情何益？于是便借诗中人之口，啸问苍天："老百姓弄到无家可别的地步了，还怎么活下去？"全诗如下："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

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鼙。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自然也有人说，光呼号几句有什么用？他们哪里知道，在专制的封建时代，能为人民呼号，绝非易事。

杜甫的儒家理想，不仅表现在"致君尧舜上"一个方面，他为人正直，敢言敢谏。他一生官运极坏，好不容易因为拼死从安禄山兵营中逃出来，马上去追随唐肃宗，以尽臣子忠心，因而得了一个左拾遗的官。上任没几天，就因为替房琯讲情，致使肃宗大怒，诏命有司审问杜甫之罪。幸而宰相张镐说："杜甫如果问罪，就没有言路了"。才算保住了脑袋。这不是说杜甫有什么大见解，而是说他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纵然这见解不和皇帝本意，他也不管。这正是儒学正路。杜甫一生钦敬君子，痛恨小人，做人做事，俨然君子之风。他的这套作风，正合中国封建文化的需要，他被后人称为诗圣，是有充足理由的。

在中国唐代有成就的诗人当中，只有杜甫最合乎儒家传统。楚有屈原，唐有杜甫，二人之外，怕再也找不到这么理想的"圣人"级诗苑人物了。从另一方面说，中国封建时代一日不亡，杜甫的诗圣地位一日安在。中国封建时代一旦结束，他的诗圣地位也就站不住了。

这其实并不奇怪。儒家理想虽好，毕竟属于旧文化范畴。"民为贵"的思想固然很了不起，以至有人认为"民为贵"就是民本思想，其实"民为贵"绝不能等同于"民为本"。"民"固然为贵，但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民"所以贵，是因为没有民就没有君。"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为着不使帝王家的大船翻覆，才说"水"是重要的。

换句话说，杜甫的文化品位是和封建文化最为和谐的，当这文化必须彻底改造的时候，杜甫理想中的缺限与局限也就不言而喻了。

但杜甫其实并非纯而又纯的儒生。如同李白并非纯而又纯的道家弟子，王维也不是真的佛家信徒一样。他思想上既有"佛"的影响，也有"道"的影响，还有"民"的影响，又有其他影响。杜甫是一个诗儒，却不是一个醇儒。孔夫子是主张"不畏人不己知，畏己不如人也"的，一味强调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杜甫不是这样。他对自己充满信心，不但充满信心，还要自我肯定一番。他曾向皇帝推荐自己，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年矣，约有千余篇。今贾马之徒，得排金门上玉堂者甚众矣。惟臣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乎？伏惟明主哀怜之。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①怎么样？说得肯定而且大胆，且有些迫不急待的味道。这段话里讲了这么几件事情。一是他本人是杜恕、杜预、杜审言的后代。恕、预皆为三国时的要官，杜预尤其重要，是西晋王朝的镇南大将军，于三国归晋有极大功劳。杜审言则是初唐名诗人，虽然不一定有杜甫讲的那么高的地位，杜甫以他们为荣，先要抬抬身份，二是诉说了自己的困苦生活，希望皇帝恩悯，三是讲自己的才能，虽然不敢说够得上鼓吹六经比肩诸子的水准，扬雄、枚皋的水平还是有的。杜甫其实不曾夸口，他的诗才至少超过扬雄、枚皋。但中国是一个儒学占主导文化地位的国家，不兴自我表现的。古来也只有毛遂，东方朔才有过自我推荐，自我表现的特例。但他们都不是真儒。毛遂与儒无干，东方朔被史家列入滑稽之流。杜甫正人君子，能这样评价自己，可见他的儒家修养，还不到火候。

儒家先师又轻视小人。孔子眼中的小人，不是后来人们认为的没有道德操行的人，而是体力劳动者。所以樊迟向他问穑问圃，他就不耐烦，还骂樊迟是小人。杜甫一生交往，不问大人小人，也不问贤者愚者。他有一首《示獠奴阿段》，所谓獠奴阿段即一位名叫阿段的少数民族劳动者。此诗写西南习俗，入山引水需用竹筒分流，但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劳动。不但这事本身

①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1-72　页，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出版。就十分危险，而且深山野岭，虎豹出没，一个人等闲不可为之。但阿段偏不畏艰险，单身独往，很快解决了山下干渴如火的人们的饮水问题。其诗云：山木苍苍落日曛，竹竿袅袅细水分。

郡人入夜争余沥，竖子寻源独不闻。

病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

曾经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

全诗音韵明快，人物鲜明。"病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多么干净利落，一片诗情画意。

杜甫是一位儒家诗贤，但他发挥了儒家学说中积极的内容，而没有被那些消极成份所束缚。他固然不是一位醇儒，却更为后世文明人所喜欢。

2。杜甫的生平杜甫（公元712-770年）的生平与李白有许多相似处，也有许多不相似的地方，这或者和他们的出身、经济状况有关，也和他们的性格类型和价值取向有关。

杜甫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他出生至他14　岁出游为止。

杜甫于玄宗先天元年即公元712年出生于河南巩县瑶湾。

是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他比李白小11　岁，比岑参年长3　岁。他出身诗书之家，祖上多为官宦，从小受的教育和李白就有差别。他自言7　岁开始作诗，那么启蒙教育时间或更早些。在他4、5　岁的时候，曾先后在洛阳和河南许州寄居过。9　岁学习书法，14　岁开始出游。这一阶段，杜甫打下良好的诗学基础，可以看作他的为学时期。

第二阶段，自他14　岁出游至30　岁成婚止。

这是杜甫接触社会增加历练的阶段。此间，他曾去过河南洛阳，山西郇瑕，江苏南京、苏州，浙江剡溪。24　岁时赴东都入考，没有考中。25　岁又去山东--当时他父亲正在山东任兖州司马，--登上泰山。此后又去过河北，29　岁，再次去山东省亲。30　岁时归东都。于偃师县西北晋阳山下筑陆浑出庄，并与杨氏成婚。

这个时期，他主要以读书和游历为主。他后来的读书行路之学，大约和他的这种亲身体验有关。

第三个时期，自婚后游东都与李白、高适相遇，至安史之乱止。

这期间，他虽然于36　岁时再次应试不第，41　岁时去长安应召试文章，也无结果，屡次"干谒"，不见下文，但这一时期却是他艺术上进入成熟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得遇李白、高适，一起唱和游历。又先后和王维、岑参、郑虔、苏源明、顾诫奢等诗家艺术家往来。他本人这个时期的作品很多，生活经验也日趋丰富，应试不第自然是打击，屡次干谒而终无结果更是打击，但同时也加深了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理解，加上他生活困顿，又曾在洛阳大病一场，更多人生感喟。可以这样说，这10余年时间是杜甫颇不得意的年代，也是他走向成熟的年代。他在仕途上终无所获，而在艺术上大技已成。第四个时期，自安史之乱至去世。

这时期他的经历更为复杂，他的创作也进入黄金阶段。

公元756年，潼关失守。他举家逃难，同年8月将家人暂寄羌村。他只身投奔灵武，中途被贼所得，遂至长安。

757年，他潜投凤翔，被授左拾遗。随即因上疏救护宰相房琯，被三司推问，幸得张镐解求，得免。次年，被贬华州，任华州司马。

759年，回洛阳，途经新安、石壕、潼关，将沿途所见写成《三吏》《三别》。同年回华州，因饥馑，弃官赴泰州，年底往成都。

760年居成都草堂。次年扩建之。762年严武入川为东西川节度使，他有了好朋友作靠山。同年李白去世。

765年4月严武死，5月携家至云安养病。

770年，与苏涣一同避乱于衡州。坐船行至耒阳遇大水，县令馈赠酒肉，因天热牛肉变质，中毒谢世。

杜甫一生，走的是一条大诗人该走、能走而且颇有价值的道路。但与李白、王维走的道路不同。王维一生为官，不高兴时，主动要求退隐。李白也曾有过放归山林的要求，但他心里对仕途是热衷的。他既爱神仙，也爱仕途，还爱山水。他在三者之间矛盾，又在三者之间的矛盾中自由，而且无论如何，他总有应对办法。杜甫一心入仕，却一生极少入仕。王维很早便举进士，李白根本不考进士，杜甫却屡考不中。李白不考，杜甫不中，于仕途是坏事，于诗歌创作则是好事。

杜甫一生除去诗歌创作之外，主要活动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追求仕途，二是刻苦读书，三是与友人往来，四是漫游，五是为生活奔忙。这五条对他的诗歌创作都有重大作用。

前面四条，李白也是有的，但他的道路有不同。追求仕途，李白的起点比他高，虽然走过的道路也不顺利，但很少陷于困顿。读书是二人的共同爱好，大约读法也不同，李白读的是精神，杜甫读的是学问。杜甫的诗用典很多，遣词造句极见功夫，和他读书有莫大关系。李白的诗对格律不甚讲究，固有他天才不究细节的一面，也与他对格律研究不够有些关系。李白最喜漫游，意在山水，情也在山水；杜甫一生游历的地域可以和李白相比，但他更多的还是留意人生。所以虽有山水诗作，却比不上李白。对山水的喜爱程度也不如李白的一往情深。唯有交友，二人颇相似。他们两位本身就是知心朋友。杜甫交往范围也很广泛，从官僚到才子，从学士到艺术家，从将军到邻里同乡，他都与之往来。他的诗音节那么漂亮，布局那么天衣无缝，和他与唐代大艺术家的交往颇有关系，更和他对各种艺术虚心学习大有关系。他小时候亲眼看过公孙大娘舞剑，成年后又欣赏过公孙大娘的弟子舞剑，以剑通诗，受益非浅。也曾经和顾诫奢学习过书法，又观摩过顾恺之的画；幼年听过李龟年的音乐，成年和李龟年成为朋友。他和当时大画家曹霸也有交流，自己还写过一首《丹青引》。他观剑便能知剑，知剑又能吸收其精神，以为自己的诗歌创作兴风雨；他观画又能知画，知画还能作出精辟分析和评价，于他诗歌创作能无裨益？如其《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就是一首绝妙好诗："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临颍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萧瑟。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茧足荒山转愁疾。"

杜甫的诗人朋友尤其多。李白之外，他和王维、高适、岑参、贾至、苏涣、严武、裴迪都有往来。而且相互沟通，得益非浅。

他不同于李白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他的生活经历。李白从小生活在富豪家庭，求仙任侠是他两大乐事。杜甫没有这样的条件，也没有这样的欲望。他一生数度困顿，有时十分艰难。从小就有寄居经历，长大又曾困于长安，中年以后更受离乱之苦。可谓艰难困苦，五味皆尝。

因为他有艰苦的生活经历，又因为他有儒家传统理想，还因为他好学上进，关心国家兴亡，于是他的交友，他的游历，他的读书，他的求仕，都和李白、王维产生区别。以游历而言，李白的山水之作，虽然也有人牵强附会，硬说《蜀道难》中的"侧身西望长咨嗟"是关心杜甫的，是讽喻玄宗的，其实都是无稽之谈。杜甫也喜欢游历，但他不能忘却人生，也不能忘却儒家理想。所以他的山水、咏物种种，总有"身在江湖，心向朝阙"的浓重色彩。因为杜甫的人生态度与李白、王维有明显差别，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很不同。王维最好隐居，李白最喜游历，杜甫最近人生。他喜欢和人交往，不厌其烦地写下身边琐事，也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且能写得那么美好，那么感人。

表现在生活习惯上，他和李白都好饮酒，李白是愈饮酒愈能诗，杜甫则酒能醉人，不能醉心，无论怎样的好酒都不能使他放弃理想，远离人生。表现在艺术创作上，王维能诗也能画，能书也能文；李白好酒又好剑，同样能诗也能文，而且还被认为是唐五代词的鼻祖。杜甫不是这样，他也喜爱各种艺术形式，爱画、懂画；爱剑术，也懂得欣赏剑术；爱书法，也学习过书法；爱读书也爱写文章，但他最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诗上。他虽然也写文章，不能算文章高手，甚至还有不通不畅的毛病。但他的诗才，确实不同凡响。杜甫活得深沉，活得累，这一点也许颇不合乎现代青年的时尚。或许可以这样说，王维的文化价值观念是二元的，构成他文化价值观念的一是儒，二是佛；他一生在二者之间倘徉与徘徊，常常因此而倍感失落，也常常因此而受益非浅。李白的文化价值观念是三元的，即他不但喜欢入仕报国（儒），而且盼望得道成仙（道）；同时也不能忘情于山川美景（自然），三元互补，使他独具风采。杜甫的文化价值观念则是一元的。这不是说杜甫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只有儒家成份，而是说他以儒为本。儒文化在他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从小如此，一生如此。此所以李白会成为盛唐诗苑的最好代表，而杜甫会成为中国诗圣的最主要原因。

3。杜甫的诗歌作品与艺术成就杜甫一生诗作很多，流传下来的也多。而且他的诗集影响越来越大，无须乎借助于名家选编或全编，他本人就是最大的名家。他留传下来的诗有1400　多首，诗集的注释、评介也极多。大约自中唐元稹提出扬杜抑李的观点之后，他的诗受欢迎的程度也慢慢超过任何一位中国古代诗人。这些后人的评论、注释、注解、选本和夹批中有谬误有吹捧也有真知灼见。所以研究杜甫的艺术成就，不但需要研究杜诗本身，还需要研究有关他的这些评述和注释。这里只讲四个基本方面。

（1）博大精深，沉郁顿挫杜诗的艺术特点，首先是博大精深。所以论李白杜甫，曾有天才地才之说。李白是天之才，杜甫是地之才。天之才的特点，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个比喻未必恰当，用李白自己的说法，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所以李诗难学。因为他能够任意而为，随心所欲；一般天份不高的人，只好望"天"兴叹。杜诗为地之才，好像不如李白的神思天纵，潇洒浪漫。但地之大，物之博，山川之美，万物之灵，岂有尽时？杜诗如万里山川地貌，特点就是博大精深。因为他博大精深，读杜诗总有周游世界的感觉，杜诗如大地，令人读之不尽，思之不尽，学之不尽，赏之不尽。

杜诗之所以具备博大精深的风格，和他善于学习先人成果又善于发展创造有莫大关系。李白杜甫都是吸收前人精华的高手。但李白有时还要褒贬六朝诗风，称颂屈骚，建安文学。杜甫则老老实实，干脆声明一切前人先人古人的好的内容都应该学习继承，以便把他们融汇贯通，拿来我用。他写过《戏为六绝句》，虽说戏言，态度是当真的。六首绝句，都是讲如何看待先人成就与经验的。其中评价初唐"四杰"的那一首前面已经引过了。第五、六两首，尤其立论高明，胸襟博大。第五首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第六首云："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这两首诗的诗眼在于"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

首先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这并非杜翁一味中庸，其实中庸正是杜甫文化性格的典型表现。他自然是不赞成齐梁诗风的，但他不一概否定，而是既习魏晋，也用齐梁。不但魏晋、齐梁而已，还要"转益多师是汝师"，凡古之精华莫不学习。

因为他有这样的主张和胸襟，他的诗作也体现出江河入海式的宏大气魄。他和李白王维一样，对唐诗诸体，无体不备，而且无体不名。甚至可以说他比李、王还要全面些。至少他特别重视的排律就不是李白王维可以与之媲美的。王维尚有五言排律，李白则终身不为此体。一般说来，绝句非杜甫长项。但这要看和谁相比，五绝若比王维，七绝若比李白、王昌龄，则他尚有差距。但他并非没有绝句佳作。他的一些绝句使用对偶句式，仿佛半篇律诗，虽有后人谬夸奖，不能算作绝句正声，但也有音律、意境、语言都很好的绝句，比之李、王，未必逊色。他的《江南逢李龟年》，就属此类佳作。"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据说好的艺术品，初一见，便生奇崛感。杜甫诗作，有这水平。他的很多佳作，无论是诗的意境还是遣词造句，常能给人初读既有出乎意料之外，细想又在情理之中的感受。他的名作《兵车行》，不但选材极富特色，而且音节律法颇不寻常，诗中句子，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十言相杂而用，与诗的内容相依相得，如鱼如水。

开头使用三言句，平声而起，加上后面三句，旨在客观写实，铺开场面，介绍新兵入伍，亲人相送的宏观景象。六七两句把"镜头"拉近，描写送亲者悲痛欲绝的情态。此后，杜甫有问，行人有答，既有回忆，也有时事，一时讽喻，一时叙述，一时悲吟，一时感叹。至"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犹未已"，全诗感慨，或可一结，但杜甫偏能奇峰异转，再起波澜，筋节处便用一十字长句"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读者不觉精神为之一振。如此连书六句，讲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无休无止，惨不忍睹。此后笔锋一转，连用八句五言句式，仿佛人心悲愤，又惊又惧又哀又痛又不能号啕又不敢反抗，于是转而低声倾诉的态度和恨恨不已的沉闷情绪。但怨愤岂能压抑得住，于是再用七言结住。第三十二句，又忽改六言，--恰似悲中一顿，末三句，复归七言，如此起伏跌宕，终于一气呵成。结尾以鬼哭之声作结，更多联想。全诗如下：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除去博大精深之外，杜诗风格，自言"沉郁顿挫"。沉郁是他的主调，顿挫是他的音韵。这两点结合得十分完美。杜甫诗作千变万化，但这种风格总在其中。于是凡比较熟悉唐诗的人，一闻此调，就知道这是老杜的声音。（2）忧世亲仁，主旨如流杜诗的感人之处，在于他能把自己和自己的追求非常自然贴切地化入他的诗里。我们读杜诗，仿佛在诗的后面看到了他本人的形象：风尘仆仆，执著不息，为着实现自己的报负而苦苦追求。这有点像屈原，又有点像夸父。夸父不是成功者，但他那精神令人感动。

杜诗不作说教，不像后来宋、明某些诗人那样，有许多令人生厌的道学气。他善于使用形象思维，因此，他的追求没有说教气和腐儒气。他往往以自己诗中的人物为寄托，而我们则能通过这些人物看到诗人自己的追求。他的名作《蜀相》内容虽系尽人皆知的事迹，却能写得深沉雄毅、悲凉慷慨，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一生诗友极多，诗友既多，相互间的赠答怀念也多。杜甫做人，愿意为朋友扬善，无论对李白、高适还是岑参都能充分准确形象地肯定对方的成就。这一点其实不易。若无豁达广阔的胸襟，怎能有这样亲仁扬善的诗作。特别是他评价李白的诗作，写得尤其恳切自然，"一片冰心在玉壶"，虽千古后人，犹不能不为他这样对待朋友的成就而对他的人格表示钦敬。

杜甫对朋友十分友善，对子女亲人富有深情。由此及而广之，他在自己碰到困难和麻烦的时候，也能想到他人，想到天下和他一样的人们。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的不朽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至今读之，犹动人心。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庆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人近儒家，诗近儒学，凡儒家儒学提倡的品格，他都身体力行，而且做得平和自然坚定，没有浮华夸张气味，更不是有意做给别人看的。

他对世间那些没有气节、缺少情操，欺压良善，挂羊头卖狗肉，说得好听做得难看等等恶风恶习是最看不惯的。有时借物喻人，便给一番辛辣讽刺。他有一篇《孤雁》，专门讽刺"天下无意绪人"的。什么叫"无意绪人"，就是"得志固无所表见，即失意也无甚悲感，以其见地原自浅薄也。"①诗云："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

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野鸦无意绪，鸣噪自纷纷。"

（3）史诗最佳，律诗最精有人说："中国古来无史诗"，是说像西方那样的动辄千言万语，长篇大套的史诗，汉诗中确实没有。但有非常生动、非常全面、非常深刻、非常典型地抓住历史上重大变化的方方面面，并把这方方面面化为诗篇的创作，这个完全可以称为中国式的史诗。其传统自《诗经》以来，就从未间断，而最能代表这个传统的诗人，就是杜甫。

他的诗，如《北征》、《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三吏》、《三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及《哀江头》、《悲陈陶》、《羌村三首》等等，这类文字在杜甫诗中占有很大比重。他们或言观感，或讲体会，或记录沿途见闻，或记载家庭经历，或写一人，或记一事，或表一方战乱，或举某个典型。有些虽事在家庭，却有深刻社会含义。有些虽意在讽刺权臣，却写出当时政治的昏暗不明。把这些诗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安史之乱前前后后、方方面面的世态人心。这些真实深刻的记录，展示了中国式史诗的独特风貌。

因为有这些史诗才有诗圣称号，甚至可以说因为有了这些史诗才有诗人杜甫。这些诗仿佛就是为杜甫准备的，而他也就在千辛万苦之中发现了它们，并把它们记述给后来人。

杜诗各体皆备，前面已经说过了。单以艺术而论，杜诗中最有特色的诗体还是今体诗，主要是律诗。这不是说他的古诗和古乐府水平不如律诗，而是说，古乐府诗，七言、五言古诗，这些诗体不是他一人独擅的。盛唐诗苑擅长古体诗歌的人物，岑参是一位，高适是一位，王维是一位，尤其李白，他的古体诗歌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杜甫的古体诗歌与李白相比，处在伯仲之间，正堪敌手。今体诗中，李白擅绝句，杜甫则擅律诗，无论五律、七律还是排律，都是诗中圣手。五言律诗还有王维可以与之论短长，七言律诗则在盛唐诗苑中称雄，也在整个中国诗史上称雄。

杜诗重律，从大的方面讲，一是他有丰富的生活，二是他有丰富的知识。杜甫之才，一在世上，二在书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是其他大诗人比不过他的。单以诗的艺术而论，则因为他第一擅长音律，第二擅长遣词造句。其原因，因为他读书多，创作实践也多，又特别肯下愿下善下苦功夫。杜诗之所以取得博大精深的成就，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杜甫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没有真正读过多少书的人，没有这种体会，读书不少但并不认真的人也没有这种体会。律诗的核心，一是

①　（清）佚名著《杜诗言志》第196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7月出版。音律，二是对偶。讲音律没有知识不能自觉，光靠感觉，没有把握，好像唱歌一样，不会识谱，就凭感觉好，那么处理简单的旋律马马虎虎，处理复杂的旋律，感觉不够用的。杜甫讲究音律，下过一辈子功夫，他在《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中说"晚节渐于诗律细"，可谓个中人言个中事，诗后甘苦，难以言传。

杜诗重音律，也重语言，或者说更重语言。他的律诗尚有个别不和音律的地方，但论遣词造句，则几乎篇篇都经过千锤百炼。杜甫自己说："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又说"陶冶性灵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有时论诗累夜不眠，有时觅句摊书满床，在对语言的锤炼上，几乎到了痴迷陶醉的程度。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诗确实产生极大艺术效果。他的许多对偶句式，常在人们意想之外，又在诗格限定之中。如他《春夜喜雨》的前4　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俗话说春雨贵如油。恰恰喜逢春雨，多么惬意！但他偏不说人们喜雨，而说好雨知时。这个"知"字用得绝妙。后面"当春乃发生"的"当"字用得同样绝妙。不但加强了气氛，而且烘托住前一句的气势。"随风潜入夜"的"潜"字更是活龙活现。"润物细无声"的"无声"描写尤其出神入化--想如此美事竟自悄然而至怎能不喜？这样的佳作，不读书焉能为之，不炼句又焉能为之？又如他的《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用"小市常争米，孤城早闭门"10　个字描写忠州的偏僻、饥馑与荒凉景象，传神写照，入木未止三分。

因为饥饿才要"常争米"，因为萧条才要"早闭门"，看似最最平常的两句话，偏能排比严谨，意象鲜明，非老杜一样的大手笔，谁能写出？

杜诗炼词锻句功夫极深，以至有人说："杜诗长于学，故以字见功；李白长于才，故以篇见功。"这话其实不确。杜甫的诗不但语言功夫好，而且全诗的意境也好，这才是杜诗。即如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全篇通达透彻珠联玉缀的意境，那欢快心情溢于言表的神态，那遣词造句鬼斧神工般的能力，那金玉和鸣铿锵跌宕的韵律，几乎到了可闻可见而不可及的程度。其诗云："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诗人喜不自胜，读者痛快异常。

在结束本节之前，顺便再比较一下李杜。

李白杜甫生时，便有李杜之称，李白杜甫去后，更有多少比较。比较不是坏事，但也并非易事。特别是比较李杜，更不容易。比较要看比什么。比人，比诗，比某种体裁的诗，比文，比对后世的影响，还是笼而统之，来一大比。

实际上来一大比较，不过是比印象罢了。印象优劣因人而异，不去管他。倘以人与人比，两个人品格相当，并无优劣。但他们的文化倾向不一样。李白近道，杜甫近儒，这可能是造成后世诗人学者对李杜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终封建时代，扬杜抑李一派渐占上风的主要原因。公平地说，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在这个文化范畴内，杜甫自然要占上风。杜甫之所以称为诗圣，原因在此。以至后世金圣叹批六才子书，便不选李白。六才子书不能算醇厚的儒家著作，但经金圣叹一解释，就有了浓郁的儒学味道。

单以诗论，李白杜甫不相上下，因为，决定诗人级别的是他的最佳诗作，而不是他的风格；决定诗人人品级别的是他的一生表现特别是极端表现，而不是他的文化。

以风格而论，王维极静，李白极动，杜甫在动静之间。李白以浪漫色彩为主调，杜甫以现实色彩为主调，高下不分，凭君所好。从体裁上说，古体诗特别是七言古诗与歌行乐府，二人皆长。今体诗中，李白最长于七绝，杜甫最长于七律。以他们诗作的最高成就而言，李白有千古绝唱，杜甫也有千古绝唱。所谓绝唱，不是由人们主观喜好而作出的选择，绝唱是历史回顾得出的判语，是历史比较得出的评价。李白杜甫经过1200余年的历史考验，证明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诗史上的超级诗才。

李白，杜甫，还有王维，他们的文化倾向不同，并不证明他们的人格高低。王维不如李杜，并非因他倾向佛学，而是因为他曾经变节。现代某些文学史家，滥用阶级分析方法评价李杜，是徒劳了。用文化优劣的观点评价李杜，同样徒劳。在李白那里看不到的，在杜甫那里也看不到--你想从李白那儿找出有利于现代政治的论据，或者从杜甫那儿找到阶级斗争的把柄，这只能证明自己的滑稽与古人无关。还是韩愈讲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五、中唐诗流安史之乱，证明盛唐气数己尽，但真的进入中唐还有一个过渡时间。杜甫站在盛唐边缘，他的最好的诗歌，写于安史叛乱之后，他的巨大影响，直到中唐才第一次展示出来。

盛唐诗人和中唐诗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唐诗人已经没有那种朝气蓬勃、兴旺昌盛的景象和气派。盛唐处在大唐王朝的兴隆时代，诗人对自己的时代是满意的。他们的诗篇，既为这个时代讴歌吟咏，也为自己开辟美好的前途。他们的诗就是他们晋升的阶梯。盛唐仿佛一个大苑林，盛唐的诗歌就是苑林中的奇花异草。

中唐已经走向衰落，虽然还不是一下子进入衰亡阶段，改革也有，统一的指望也有，经济复苏的迹象也有，开明的政治举措也有，但是从主体上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们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没有先前那许多信心，环境和现实也不让他们有那许多信心了。许多社会腐烂现象又给他们的信心不断浇泼冷水，但他们中的佼佼者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责任。于是批评时政，推尊道统，就成为这个时期的文化主流形态。批评时政的代表作品是新乐府，推尊道统的代表活动是古文运动。这个时期，佛的声音减弱了，道的声音也减弱了。并不是他们降低了自身的影响，而是儒家学说开始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范围。虽然儒、道、佛三家都还有自己的信仰者，而社会生活的现实如此强烈地影响了彼时彼地的文人学士，使他们按捺不住自己的看法与情绪，或者发表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和主张，或者就个人感受发发牢骚与感慨。

但文人学士们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个人的经历和对社会的看法与热心程度也不一样。因此，盛唐时代的那种相互沟通、相互唱和、相互扶持、相辅相承的局面没有了。盛唐时代，只有不同风格的诗，却没有自觉的"派"。中唐时代，是既有不同风格的诗，也有完全自觉的"派"。他们不但有"派"，而且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派"张扬和辩护。

有派别又有争论，是中唐文学特色，也是中唐文学的光荣。有不同声音总是好事，因为有不同声音，才能产生共鸣。中唐诗派纷争，本身就是一种共鸣，何况中唐诗派对诗人要求并不十分严厉，一方面，固然有彼此之别，另一方面也不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后人评中唐诗人，说："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①说得有些道理。纵观中唐诗派的流向，最重要的派别，一是以韩愈孟郊为首的奇崛派，一是白居易、元稹、刘禹锡为代表的元和体。取得最突出成就的中唐诗人，则首推白居易。

中唐文坛，不仅诗歌占有重要地位，狭义的古文运动也从中唐开始。而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取得完全可以和中唐诗歌创作抗衡的艺术成就。大约在古文运动兴起的同时，唐代传奇的创作也达到高潮，出现一批著名作品和著名人物。他们同样产生很大影响，而且这影响愈到后世才看得越发分明。还有变文和其他通俗文学，大约也在中唐时候，开始大量蔓延，并且取得未可小觑的历史成就。

①　《唐国史补》卷下。

总而言之，中唐文学虽然不如盛唐诗苑那般兴盛发达，但公平地讲，中唐文学家们确实尽了自己的责任。

（一）大历诗人1。大历诗人的过渡特征与张继、刘长卿、戴叔伦大历是唐代宗年号，自公元766年起至公元779年止，但代宗前面还有宝应、广德、永泰三个成号约5年时间。而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到德宗贞元末年才暂露头角，那么自公元761年起至贞元末年即公元805年，前后就有40余年时间。安史之乱发生在公元755年，时间更早些。可以这样说，大历诗人代表的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大约用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时间。在此期间内，诗坛变化，起伏不定，各种诗风，一时并起，诗人成份也很复杂。杜甫自然是最能反映这个时代变化的诗人，他本人故去后，他的追随者犹在。最著名的人物如元结、顾况，既可看作盛唐之余音，也可看作大历之先导。这两位是主张干预生活、反映黎庶疾苦的，与大历诗人相比，可说别具风采。而且起到开白居易新乐府诗先河的作用。

大历前后，诗人很多，但名家不多，特别著名的诗人更少。所谓大历十才子，主要是一些善于作诗的文士。他们对社会理解不深，诗风柔弱，已全然中唐气氛。虽然中唐气氛，却不是中唐高潮。十才子外，也有喜僧好道并且兼写民俗的于鹄；也有写景名家又有禅家意味的张继；也有堪称盛唐遗老却与大历诗风特别相近的诗人刘长卿；也有特别值得一提的山水大家韦应物；也有与元结友善并为元结所推崇的诗人沈千运、孟云卿和刘湾；也有杜甫晚年朋友、土匪出身的苏涣和杜甫青年时的同窗苏源明；也有中国历史上茶文化大师，撰写《茶经》的陆羽；也有与陆羽十分友善的诗僧皎然和女诗人李季兰；也有与韦应物诗风相近的冯著；也有特别主张抵御外族侵犯的戎昱；也有对民歌特有兴趣，诗风近似民歌的张潮；也有与大历才子交厚、身在中唐、诗风颇近六朝的柳中庸；也有善写胡茄十八拍的刘商；也有被一时尊为文伯的皇甫冉及其兄弟皇甫曾，加上大历十才子，如此等等。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不需要巨人也没能产生巨人的年代，这是一个纷纷扰扰一时找不到新大陆也无须找到新大陆的年代。大家好像都在追求，结果却没有追求到真正的理想，好像又都在停滞，虽然停滞却又没有停止创作。比较而言，还是当时的某些山水诗歌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作更有味道。比如张继的《枫桥夜泊》，可称千古名篇："日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张继，字懿孙，襄州（今湖北襄阳县）人。生卒年已不可考，只知道他是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进士。大历末年，以检校祠部员外郎致仕。他曾做过地方官，颇有政声。从他的诗作来看，他是一个有气节的诗人，也是一位关心百姓疾苦的诗人，又是一位颇有禅意的诗人，还能作绝妙的山水诗。据说他的《枫桥夜泊》，最得日本人喜爱。以其为内容的书法条幅，可以长卖不衰。日本人有禅宗佛教传统，这首诗也有浓郁的禅家味道。

刘长卿，（公元709-780年），字文房，河间人。开元年间进士，少年时曾居嵩山读书。唐肃宗至德年间，做过监察御史。刘长卿一生仕途不顺，曾一次入狱，两次遭贬。他年龄仅比李白小8　岁，还要比杜甫长3　岁。但他好像"大器晚成"，虽为盛唐人，却作中唐诗，和大历诸才子齐名，他自己也对与大历才子为伍甚为满意。曾说："现在人都说前有沈、宋、王、杜，后有钱、郎、刘、李。"①沈、宋、王、杜，说的是沈佺期、宋之问、王维、杜甫；钱、郎、刘、李，钱指钱起，郎指郎士元，李指李嘉佑，这三位都名列大历十才子。刘就是刘长卿，可见他在大历年间，颇有诗名。

刘长卿比较擅长五言律诗，自翊"五言长城"。虽时有佳作，缺点是视野不宽。他的五绝《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写得很有特色。诗的末一句曾被当代剧作家吴祖光借作剧名，更是闻名遐迩："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戴叔伦，（公元732-789年），字幼公，润州金坛（今江苏金坛县）人。《唐才子传》说他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进士，错。因为他没有活到公元9世纪。他曾师从肖颍士，也曾作幕僚数年。为官有政声，累迁抚州刺史。也曾做过边陲军事长官，官声很好。他晚年上表求为道士。未几，卒。

戴叔伦为官勤政，又去过边远地区，对于民间疾苦，比较了解。他的一些诗作，反映贫苦农民生活，十分典型细腻，虽然诗的意境未臻上乘，但那精神，颇值得后人钦敬。他的《女耕田行》，描写一家农户，哥哥当兵，嫂嫂未娶，姊妹下田，持刀斫地，情势非常感人。诗的结语云："日正南冈下饷归，可怜朝雉扰惊飞。东邻西舍花发尽，共惜余芳泪满衣。"春香遗恨，最令人悲。

戴叔伦的一些抒情诗作，语句清丽，感情真挚，也很动人。

2。大历十才子大历十才子，理应十人，其实未止十人，因为对十才子的说法不同。《新唐书·卢纶传》认为十才子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和李端。《唐诗纪事》也讲大历十才子，但人物发生变化，减去吉中孚、韩翃、崔峒、耿。。、夏侯审，加上郎士元、李益、耿伟、皇甫曾、李嘉祐，二者相差甚远。不但这样，作者还补充说，吉顼、夏侯审亦是。但这已经不是十才子而是十二才子了。严羽的《沧浪诗话》则说："冷朝阳在大历才子中最下。"那么，就算十二个人还漏掉一个哩！

这是什么原因？原因就是十才子只是一个泛称，大历年间有这么一群会作诗的文士，他们诗风相近，又有一定影响，加上中国人偏爱整数的习惯，就说是十才子，具体是谁，因为对这些诗人的评价不同而选择不同。但他们的诗风确是相近的，他们的年龄也相去未远。刘长卿也是这一派，没有选入，大约和他年龄有关。元结、顾况、冯著、韦应物没有选入，则和诗风有关。大历才子，现在看来，才气有些，并不算大。他们大多处于盛唐中唐之间，生长在盛唐，成熟于中唐。他们在盛唐诗人的影子里一时走不出来，却又拿不出可以和盛唐气氛相和谐的作品，一是才能不够，二是时代错了。但他们又未能或不肯直面人生，寻找新的道路，也不如杜甫、元结、苏涣、顾况那样对社会现实有深入的接触。他们只是一些爱诗也会作诗的文士，虽然也有诗才，难免不落入二流水平。可以说大历才子是一群不幸的诗人，这不幸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他们自身的原因。

十几位才子也多有诗歌流传，但水平参差。一些人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之

①　语见《唐才子传》，中州古籍出版社第75　页。

中，年世身份乃至诗作已不为人知。也有几位颇有影响，比较著名的有卢纶、韩翃、钱起、司空曙和李益。

卢纶（公元748-约800年），字允言，河中蒲（今山西永济县）人。

曾经做过河中元帅的判官。也曾避安史之乱，客居鄱阳。他的诗以"送别"为主，特色不多，但善写景。他的才气在大历诗人中是比较突出的。他的一些佳作，笔力苍劲沉着，颇为耐读。他有《和张仆射塞下曲》数首，可称大历才子诗中的翘楚之作，其第二诗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这大约和他曾在河中帅府中作判官有关，因为他有生活，直书所见，气势逼真。

韩翃，字君平，生卒年无考。南阳（今河南沁阳县附近）人。天宝末年进士。曾入节度使幕府，也担任过起草皇帝诏书的职务。大约才子佳人最好编故事，他和李益都曾被写入唐代传奇，他们也因此有很高的知名度。他的诗几乎全是赠别诗，但写法常有别于俗套，不但写离情，而且善于代被送行者想象，颇有诗意。有时言说舟行神速，如御风云，"枕上未醒秦地酒，舟前已见陕人家"。但从诗的艺术性考虑，不过小巧而已。但他的七绝《寒食》，语含讥讽，颇有诗境："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钱起（公元722-780年），字仲文，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天宝10年进士，大历中为翰林学士。钱起与大历才子郎士元齐名，时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他交游很广，又有才名。曾与王维唱和，又与刘长卿相埒，和日本诗僧也有往来。《唐诗三百首》中有他一篇五律《送僧归日本》，写得颇有禅意，但他似乎尤长于写景，其《归雁》一诗，更多诗味："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

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

司空曙，字文明。生卒年不详。广平（今河北永年县附近）人。登进士第。贞元年间曾为水部郎中。他是卢纶亲戚，也是大历诸才子中比较突出的人物。后人评诗认为他才力不及卢纶，而高于钱、郎。但其诗风依然大历才子一流。他以五律见长。《唐诗三百首》收他五律三首，可见他的诗流传很广，影响不小。其《喜外弟卢纶见宿》颇见功力。诗中"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叹人间景物，尤为别致。

"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以我独沉久，愧君相见频。平生自有分，况是蔡家亲。"

李益（公元748-827年），字君虞，姑臧（今甘肃武威县）人。大历四年进士。曾作县令，也做过幽州节度使的从事。他虽列入大历十才子，其实是个例外。他的诗风颇得盛唐气韵，其长短歌行气韵雄劲，七言绝句意境优美，律诗中也时有佳作流传。他诗名颇盛，连唐宪宗都有耳闻，任命他为秘书少监，后来一直做到礼部尚书。李益堪称真才了，而且和韩翃一样，是被写入唐传奇中的人物。可惜他在小说中的形象不佳，委屈了他。他的七绝《夜上受降城闻笛》，写得悲凉慷慨，有盛唐之风："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诗至李益，盛唐之音亡矣。

3。元结与顾况大历才子诗风柔弱，虽有佳句，不能产生盛唐诗歌的影响。而且过于讲究形式，不能反映社会生活。缺少必要的力度，往往不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安史叛乱后，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非常困苦，杜甫的一些友人如苏源明都因饥饿而死，可以想见一般穷苦百姓的生活景况。大历才子们对此反映无力，虽然诗名不小，但缺乏根基，兴旺只在一时，不能产生长久影响。倒是大历才子之外的元结、顾况继承杜甫传统，不求华丽，面对现实，以写实的手法，继续开拓了新的诗歌领域。

元结（公元719-772年），字次山，号漫叟，河南鲁山人。天宝二年进士。与杜甫大体同时。杜甫的朋友大半也是他的朋友。安禄山作乱，他起义兵抵抗叛军，保住15　座城池的安全。他统兵有法，居官勤政，为人正直，不畏权贵，累遭权官嫉恨，终于辞官归隐。

他本人历经战乱，对当时人民的苦难，亲眼目睹，感慨百端，化而为诗，自有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他写《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作》，深得杜甫赞赏。他本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既有见解，又有诗才，所以对当时的诗风忍不住就要发表看法。他反对浮华不堪实用的作品，主张"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①的创作理想。他交游甚广，当时许多诗歌名家都是他的好友，如沈千运、孟云卿、苏源明、刘湾等等。他将与他志同道合者的诗作编为《箧中集》，亲自作序，以为张扬。《箧中集》收其友人沈千运、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7人作品。共五言律诗25　首。从元结序上看，这7　位诗人都没有禄位，生活贫贱。仅从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状况，也可以看出元结编《箧中集》的胸襟与志向。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盛唐之后，韩孟、元白兴起之前，元结周围也形成一个小小的诗歌创作集团，元结则是这个集团的首领，这个集团前承杜甫，后启元白，可以说是中唐诗坛颇值得书写的一笔。

元结等人诗歌的共同缺点是过分强调反映现实，而缺少对诗歌韵律和艺术境界的追求与研究。比起李、杜、王、孟，元结更喜欢直接写实的手法，甚至干脆创作民歌，令船工歌唱。结果不免力度很强，诗味不足。他们一方面注重反映现实生活，一方面轻视诗格音律，这两个特点，前者为元白巧妙发挥，后者则被韩孟诗派另行改过。

元结诗作中有一首《贫妇词》，借用贫妇之口，诉说老百姓为差役频繁逼租取税无法苟活之情。其哀怨之声，无须修饰，已经感动人心："谁知苦贫夫，家有愁怨妻。请君听其词，能不为酸凄。

所怜抱中儿，不如山下麑。空念庭前地，化为人吏蹊。

出门望山泽，回头心复迷。何时见府主，引跪向之啼。"

顾况（公元725-814年），字逋翁，晚又号悲翁。苏州人，或说盐海（今浙江盐海县）人。至德二年进士，任著作郎。顾况性格诙谐，好开玩笑。他的声名，其实和白居易有关。白年轻时，于长安向他献诗，他看到白居易三个字，就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后来读到诗中的"野火烧不尽，春

①　《元次山集·箧中集序》。

风吹又生"两句，忙改口说，能作这样的好诗，居住长安也不困难，后人以此为笑谈。其实这则传闻也反映了顾况的性格幽默，--他并非一味眼睛向上鄙视后学的昏庸之辈，或者随口言之，与年轻人开个玩笑而已。

他一生官场不得意，虽曾结交李泌，并没有得到多大好处。李泌本奇人，奇人为奇事，无可埋怨。顾况喜欢道教，曾向李泌学习吐纳之术。顾况行事方式有点像李白，既性格外向，又与道家多有瓜葛。后来因诗被贬，干脆去山中隐居。以后还有关于他的种种传说，均查无实据。但他确有一子，名非熊，是位极其聪颖的少年诗人，但考场困顿，屡试不中。后来皇帝亲令入榜，却又不适应官场生活，终于和他老爹一样，到深山修道去了。

顾况喜欢道术，而且身体力行，但看他一生经历，对于仕途也是不能忘怀的。他的诗作尤其远离李白，接近杜甫，关心民生民苦，实为元结一流人物。独他首先发现白居易的才能，相互契合，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算得上一位慧眼识真的伯乐，而他的诗也堪作白诗先声。只是他的诗用语流于奇特，又似韩孟一派的滥觞。他有一篇《囝》，用四言诗句写成，暴露福建一带掠卖童奴的恶俗，令人生满目疮痍之痛。

"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致金满屋。为髡为钳，如视草木。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诗中郎、囝二字为闽语父子间的相互称谓。

4。山水诗人韦应物韦应物（公元737-约789年），长安人，少时尚侠，于唐玄宗宫中作侍卫官。玄宗死后，后悔尚侠无学，开始发愤读书。永泰年间，任洛阳丞，建中二年，出为滁州刺史，至滁州不久，又改为江州刺史。贞元初为苏州刺史，故史称韦苏州，不久，卒。

韦应物堪称中唐诗坛一大家。他的诗属于山水田园一派，上承王维、孟浩然、储光羲，下启柳宗元，一些文学史家干脆将王、孟、储、韦、柳合于一章叙述。

韦应物年轻时尚侠使气，以后出为刺史，颇有政绩。可见其学习甚为用功也甚为有益。他性格刚强，为政严厉，对百姓疾苦很是关心。但他的诗风不似政风，不走刚烈一派，而追求恬淡平和，闲静幽远。这看似矛盾，其实正是他为政性格的补充或者说是他本来面目的体现。他钦佩陶潜，既喜欢陶潜诗文，也佩服陶潜的为人。他的诗风近于陶潜一流。他远学陶、谢，近似王维。既有陶潜的恬淡自然，也有谢灵运的空灵优美，还吸收了王维山水诗意境高远简寂的风格。

从他为人考虑，实与陶潜一脉相通。但陶潜虽钟情山水，为诗为文，自然平易，却也有金刚怒目式的诗歌传世，所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不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已。韦应物似乎更能在诗歌创造上把握自己的情绪，非心静如水不作诗篇。他的诗自然不如王、孟盛唐之音那样有更广阔的背景和更浓郁的味道。但在大历诗人中，确实出类拔萃，有鹤立鸡群之感。他的名作《滁州西涧》和张继的《枫桥夜泊》，可称大历年间山水诗歌的双壁，不但风格切近，而且妙语惊人。这种惊人妙语，只在身边心上，却不易用诗言歌语表达出来，一旦平易出之，便生奇趣无限，又似有禅意无限。

韦应物古体、今体诗均擅长，且各有佳作如许，但更擅长的还是五言诗作。他的五言古诗、律诗都有很高的造诣。不但意象幽远，而且情景交融。景色与心境和谐，景中已经有情，情色正堪景致。他的送别之作，常借姑苏一片烟雨，尽写淡淡哀愁。他本性刚强，却不是一个感情过于外露的人，所以他的送别诗的特点，是细读更有滋味。情似无为，平和致远，正是韦诗特色。《赋得喜雨送李曹》深得此中之味。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大历诗人中，若无韦应物，或可说，盛唐之下，大历无诗。

（二）韩愈孟郊诗派唐自安史之乱后一二十年间，诗坛文坛不免青黄不接，昔日英雄，尽皆逝去。给人"西蜀无大将，廖化当先行"的感觉。历史和现实都在呼唤新人出来，而这一大批新人，到了贞元中后期，也就应运而生了。

中唐文学人物首推韩、柳、元、白，不是说他们的诗文无人可比，而是说他们的影响最为显赫。韩愈生于公元768年，贞元八年（793年）进士；柳宗元生于公元773年，贞元九年进士；元稹生于公元779年，与柳宗元同年及第；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贞元十六年及第；加上刘禹锡（生于公元772年）、张籍、王建和孟郊（皆生于公元768年）、贾岛（生于公元779年），一时风云聚会，蔚为壮观。

这不是说，上述诸人的出现，就如《水浒传》开篇一样，是文曲星下凡，或者36　位天罡星下界；而是说，唐代进入中期，旧的文化形态已经不能满足社会要求，儒、道、佛三家共融共存的三元局面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盛唐时的繁荣已经过去，统治者需要稳定，老百姓需要安稳的生活，知识分子--特别是已经进入或正在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要求更多的发言权。于是在文学流派上，中唐文坛分成两大主流。韩、柳于前，特别是韩愈，以道统自命，大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舍吾其谁与"的气派；元、白于后，尤其是白居易，转变诗风，接触社会，自觉创立新乐府诗。在诗歌创作上，柳宗元、刘禹锡遭贬以后，韩愈就与孟郊、张籍、王建、贾岛、卢仝、樊宗师、张碧、刘叉、张仲素、陈羽、朱庆余、姚合以及后来的方干、李贺等人形成一大诗派。尽管这个诗派中人例如张籍、王建并非韩、孟风格，但他们往来甚密，前呼后应。这个诗派可以说是文人荟萃，精华咸集，气势威猛，个性非常。他们特别自信，因为自信就不将旧时规矩放在心上，什么音律格调，四声六对，想沿用就沿用，想突破就突破；他们很有才华，因为很有才华，就要创造新诗新意，也不管别人能否接受，我行我素，吾爱吾庐，我自为之，君将奈何。他们声势十分显赫，因为声势显赫，更加肆无忌惮。实在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给后人留下几首好诗，但那声势，无疑是相当大的。

比如樊宗师，一味追求苦涩怪异，写的诗别人很难看懂，他自己还孤芳自赏，得意非凡。樊宗师一生作诗719　首，文章291　篇，杂文220　篇，赋10篇，可以算一位多产作家。但他的诗文古怪到了极处，苦涩也到了极处。除去自己，别人很难明白。他的诗文留传下来的只有诗一首、文一篇。其用字怪异险僻，意境不明不白。诗中说："危楼倚天门，如■星辰宫，穰薄龙虎怪，洄洄绕雷风。"诗前有序，开篇便说："绵之城，帝猲■、掀明威。。"，连范文澜先生都说："只有"绵之城"三字尚成语。余句全不可懂。"后人不懂，时人伯也难明白，想传播久远，怎么可能？一般人不能理解的，韩愈偏能理解，而且为文褒扬。足见樊的诗文虽怪，但在当时，影响不小。无论当时还是以后，论及韩孟诗派的，都把他看成元和时期很有代表性的一家。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凡要改变旧说，不能不矫枉过正，而那些先锋派人物，常常在这种矫枉过正中，方便了后人，牺牲了自己。联想到本世纪以来的现代派文学，对于生活在8、9世纪之交的樊宗师，也就觉得可以理解，甚至有某些敬意了。

韩孟诗派的古怪奇崛不在一人。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不合流俗，这种诗风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就他们的创作而言，也确实写了一些无法令人恭维的作品，写了一些难于普及和流传的作品，写了一些只可作为研究史料的作品，但也写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作品。韩孟诗派影响奇大，他们中间出的人材也很多，但以创作实际与流传范围而言，则不如白居易的浅近平和，传播广远。

1。以文为诗的韩愈诗风韩愈是一位奇才，而且是一位帅才，奇而能帅，颇不简单。他交游广泛，心怀开阔，几乎和当时所有著名诗人都有往来。若不是韩孟一派，也是他的朋友，纵然竞争对手，也往来如仪。

韩愈的诗歌特色，用最简捷明快的语言表述，就是以文为诗。以文为诗的创作方法打破了传统诗歌的规范，不但打破了旧体诗的规范，连今体诗的规范也不十分在意。他的这种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的作风，可以说，一直上溯到魏晋建安诗人都是他冲击的对象。

因为以文为诗，遣词造句非别出心裁不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对樊宗师才倍加赞赏，说樊宗师不以一字袭古人。他的诗，造句别扭，不合常法。一般五言诗，音节多半为上二下三，少量上三下二。他好像更喜欢上三下二，有时偏要上一下四。七言诗的句子一般上四下三，他偏能上三下四。诸如"乃一龙一猪"，"有穷者孟郊""子去矣时若发机"之类的句子都进入韩诗。他的文章本来以文从字顺著称，他的诗作却不避险韵，岂但不避而已，简直兴味浓厚。他的《陆浑山火》诗里有这样几句："虎熊麋猪逮猴猨，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鵰鹰雉鹄鹍，■炰煨燻孰飞奔。"①刘大杰先生称为"奇怪"。这可太难了。韩公能为此诗，直令史家一笑。

因为韩诗有这些特点，自然引起后人很多又很激烈的争论。说韩诗好的有，说不好的有；明明不好硬说好的有，诗虽不算很好，但说不影响韩公伟大的也有。赞成者中，最典型的说法是，"杜甫以诗为文，韩愈以文为诗"，但按古时的标准讲，杜甫以诗为文，还可勉强，韩愈以文为诗，写的就不像诗了，至少不算好诗。宽容些考虑，或许现代人写现代主义风格的诗作，可以从诗中得到某种启迪。但在当时，未必成功。

然而，韩诗毕竟是大家。重要的是他的诗风对后世，特别是对宋代诗歌产生了莫大影响。实在说，中唐乃至晚唐，天下人还是喜欢元白诗风的人多。元白诗可以看作大众诗，而韩、孟诗则是典型的文人诗。妙在元白诗虽然大众化，通俗但不庸俗，诗中自有精品在。韩孟诗特别是韩愈的诗虽然是文人本色却又不是一般只会寻章雕句的文人，他的某些精神和卫道勇气，使他的影响直到宋代才充分显示出来。宋代大诗人中，学白者不过十之一二，学韩者倒有十之七八。

韩愈也有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好诗。如他的《山石》、《八月十五赠张功曹》，连毛泽东这样的诗歌论者也很喜欢。《山石》写得奇异而不怪异，流畅而不流俗，气派而不气梗，感慨而不感伤，确是一篇佳作。如果说李白的《蜀道难》特能代表盛唐风化，则韩愈的《山石》则特别合乎中唐时尚。"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

①　转引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第51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5月新一版。壁佛画好，以火照来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粗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应该说明的是，韩愈作为中唐诗坛大家，好诗其实很多，并非仅《山石》、《八月十五赠张功曹》而已。他其实是位全才，文章无须多说，有唐一代，韩柳并称，全无敌手。诗歌创作也是有体皆能。不过他意在突破旧习，有些啸立诗坛、桀骜不驯罢了。无论哪种诗体，他都有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佳作传世。如他的古诗《雉带箭》，写狩猎情形，场面非常壮观，气氛十分感人："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随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

浓彩艳抹，风高火急，将军飞马成功，诗便戛然而止。韩诗内容博大，能写人，也能写景；有严肃，也有诙谐。他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第一首，写新春草色，不但意象贴切，而且非常优美："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没有入微的观察，没有绝好的诗感，没有千变万化的笔力，怎能写出这样的好诗来？

他和白居易的诗歌观念并不相合，两人不免心存芥蒂。有一次他请白居易春游，白借故未去，他作诗调侃，写得虽怨不怒，气度大方。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

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顺便说，无论韩诗作何姿态，他的情感反映都十分浓郁，情深意切，正是韩文本色，也是韩诗富于影响的重要原因。

列入韩氏门墙的诗人很多，如卢仝、贾岛、李翱、刘叉、张籍、王建、陈羽、张碧、张仲素等等。其中卢仝的《月蚀诗》最得韩愈赏识。但论诗歌的成就和影响。还是张籍、王建、贾岛以及与韩愈齐名的孟郊更有成绩。2。"郊寒岛瘦"

郊寒岛瘦是一句成语。说的是韩孟诗派中孟郊与贾岛两个人的诗风特征。

（1）孟郊（公元751-814年），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武康县）

人。他比韩愈年长，但成名不算早，获取功名尤其不早，直到46　岁时才得中进士。但这位老进士性格耿直，不随和，和一般人相处，不很容易。但韩愈喜欢他的性格，二人一见如故，为忘年交。孟郊一生，大约朋友不算很多，但韩愈是一个，韩愈的弟子李翱是一个，韩门著名诗人张碧算一个。他们三位在中唐都是特别有名的人物，对孟郊也都很好，可见孟郊虽然性格耿直，人品是好的。他一生不治家产，似乎也没有治产的能力，或者说没有这种欲望。他只要吟诗作诗，别的不感兴趣。他中进士后，曾任溧阳尉。溧阳有一条著名的文化河--溧水河，据说是伍子胥当年乞食投金的地方。这地方，孟郊一见，如见故人，常常坐在那里和朋友听琴会酒，赋诗终日，连公务都忘记了。幸亏县令明白他为人，就叫人代他办公务，分一半俸禄给代理的人。后来，他干脆辞官不作，回家作诗去了。

孟郊一生，生活困苦。困苦又"拙于生事"，结果更加困苦。但困苦不影响他吟诗，愈困苦还愈吟诗，于是诗也从根上苦起来。他曾有《谢炭》诗云："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以此知道他连炭也买不起；又有诗说："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以此知道他家中不唯无炭，连起码的用具也少得可怜。这样的生活，加上屡试不第，不免身心俱苦，化而为诗，苦涩可知。但他活得有骨气，虽贫穷如洗，从来不低眉顺眼作可怜状。他一生大约没有几次欢快，唯有终于金榜题名的时候，高兴过一次。他写道："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然而，不过一瞬欢欣，随复不乐。到他64　岁时，他赴山南西道任官，未至任所，发病暴卒。

孟郊一生凄苦，虽有韩、李、张等名家为之揄扬，不能改变他的贫穷面目。人称"寒酸孟夫子"。但他人虽贫寒，情却不少。他的诗虽然词藻方面不甚讲究，但他似乎也不把修辞看得那么重要。他诗如其人，虽然囊中羞涩，并不缺少友情。他的那篇《游子吟》大约是最能打动天下做母亲心弦的诗篇，也使天下具有孝道之心的儿女产生强烈共鸣。诗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他自身贫寒，也能理解天下人贫穷饥寒的苦痛。他的《寒地百姓吟》，可以看作是一篇贫穷百姓的控诉书。

孟郊今、古体诗均能为之，他的五言绝句，大约因为诗体短小，文字更加明白。而风格总是一样的。他有一首《喜雨》："朝见一片云，暮成千里雨。凄清湿高枝，散漫沾荒土。"

前两句面露喜色，后两句又复"寒酸"。孟郊为诗，何喜之有？

孟郊死后，同人无不悲伤。张籍谥为贞曜先生，朱庆馀给钱数万作丧葬费用，又负责赡养其妻子累年。可见他为人很得人心，他的一生境遇令人同情。

（2）贾岛（公元779-843年），字阆仙，范阳（今河北涿县）人。贾岛与孟郊齐名，但二人年龄相去甚远，诗作也有很大不同。所谓郊寒岛瘦，虽有相似之处，并不十分相近。孟郊称寒，主要是他生活凄苦，凄苦之寒；贾岛称瘦，主要是吟诗太苦，苦吟之瘦。从诗的内容看，孟郊反映社会生活的诗作不少，诗风虽多"寒"意，却能有情有感--诗心还是热的。贾岛主要在诗的语言上下功夫，诗的内容则比较狭窄，感情方面也不那么能感动读者。但他有诗癖，吟诗入魔，几乎到了物我两忘的境地，而因此冲撞了达官贵人，被拘留一夜的事情也曾有过。他懂音乐，喜琴瑟，常与姚合、王建、张籍、雍陶等相聚为乐。他年轻时也曾追求功名，但连考不中，钱也没了，心也灰了，就出家做了和尚，法名无本。但他诗心不静，做和尚也不合格。那时候朝廷禁止僧人午后出入寺庙。他忍耐不住，就写诗发牢骚，说牛羊还让出入，做和尚连牛羊都不如（不如牛与羊，犹得日暮归）。后来，就还俗了。他一生只做过几天小官，但没有积累下钱财，临终时，家中物件不过病驴一头，古琴一张而已。

贾岛吟诗，传扬最广的一则掌故，是关于"推敲"二字的。他骑驴访友，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二句诗。然而不能满意，想改作"僧敲月下门"，但又犹疑不定。于是沉吟不已，神游物外，正值韩愈作京官，他的驴一惊，把韩大人的扈从队伍都闹乱了。从人将其拿住，问"什么人？"回答说为推敲二字神魂颠倒。韩愈便不计较，反而停车驻马，代为思之，良久，说："还是敲字好。"二人从此成为好朋友。他的这首诗，确实写得不坏，虽不免寻章雕句之嫌疑，犹有清闲远世之雅意。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贾岛对自己的诗作特别看重，每过新年，都要把一年之作，翻检出来，焚香礼拜，酹酒祝词，曰："这就是我一年的心血呀！"但他的诗作，还是那些风格自然流畅的更好。比如他的五绝《剑客》，不加雕饰，不用奇字，婉若应声而起，却有余味在心。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三）游离于韩、白之间的诗人：张籍与王建虽同为韩、孟诗派，张籍、王建与孟郊、贾岛十分两样。如果我们对韩愈、张、王和孟郊、贾岛作个比较，可以这样说，韩愈是诗怪人不怪；孟、贾是诗怪人也怪；张、王是诗不怪人也不怪。在韩、孟诗派中，张、王两人可以看作是一个特例。他们的诗比较平易近人，如果不问当初的历史，只以诗而论，张、王之作，似既有韩、孟之风采，又有元白之精神。

张籍（约公元678-约830年），字文昌，祖居苏州，后迁至和州（今安徽和县）。贞元十四年进士，作过水部员外郎等官，终于国子司业。

张籍是中唐诗坛上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和韩愈交厚，也和孟郊、贾岛、王建、于鹄、朱庆馀等友善。他性格刚正，为人仗义，朝野之士莫不与之相闻。史书上说他们这些诗人，都是离家千里之外，游宦四方的人，身边别无长物，骑的马也很瘦，随行的童子也面有饥色，本人穿着很朴素的衣服，大家碰在一起，怎能不殷勤相问，何况说又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呢！①张籍的诗歌，没有樊宗师、孟郊、贾岛一些人的奇险冷异，而是主张风雅，讲究意境。他的诗作中以乐府歌行水平最高。他的这些乐府诗注意接触社会生活，同情人民疾苦，大胆暴露当权者的种种丑恶。他善于使用旧乐府，又喜欢创作新乐府，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白居易创造新乐府诗的积极支持者。他的诗虽不如白诗内容翔实，影响深远，确也有自己的独到贡献。白居易对他的诗作也非常赏识，曾专门题诗予以很高评价。

张籍的诗风近乎白居易但比白居易来得简爽凝练。一般不直接表明作者的见解，更喜欢用诗中人代言心中事。或者因为他生活阅历比较丰富，他的诗中人的意见，不过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社会生活的诗化罢了。他的《野老词》、《董逃行》、《筑城词》、《征妇怨》均为暴露人民疾苦的名作，虽然其激动人心的气势与力量不如杜甫，但其用心却与杜诗相似。韩孟诗派多为才子，韩愈本人就是大文人大才子，他们的诗作不甚考虑下层人民生活，韩孟诗派的特点也不在这里。但韩孟诗派中确有注视社会生活的人在，张籍就是其中一位优秀代表。比如他的《征妇怨》，写得情诚意切，哀婉感人："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

王建，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大历十年进士，授渭南尉，调昭应县丞，迁大府寺丞、秘书丞等官。后任陕州司马。史书不记年庚。但张籍的《逢王建有赠》一诗中说"年状皆齐初有髭，鹊山漳水每相随"，大约与张籍同年。

王建能诗亦能词，是中唐一位才子。他是韩孟诗派圈中人与张籍交谊最厚的一位，同时也和白居易交好，如同张籍一样。王建最出名的诗歌是他的百首《宫词》，因为《宫词》作得十分逼真，还险些引发一场风波。但他的诗歌成就不仅宫词而已，他的乐府也很有水平。他写乐府诗，颇不失古意，又能赋与新意，既能体现古乐府清远雅丽的风格，又不乏自己的创造，让其为我所用，反映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他的诗风最似张籍，他比张籍或许更有才气。二人诗风相近，诗艺有别。他的许多诗作都能抓住细节，搔到痒处，令人一见便产生强烈共鸣，觉得现实生活就是如此，似乎不这样就不算生活。

①　见《唐才子传》第241　页。

他的名篇《新嫁娘词》特别能体现这种特色。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

他写《望夫石》，虽是古旧题村，为前人千百遍吟咏过的，他独能另辟路径，又添新意："望夫石，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

山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石应语"。

王建所作《宫词》一百首，极写宫中世象，几乎无所不至。内容不免单薄，意象殊多想象。这好像近时青年作家专写古来事迹，也能写得头头是道。他的这种诗风，近则影响元、白，远则直达五代。王建宫词可视作五代词的先声。其中第59　首，写宫中嫔妃心态，婉如亲见："御池水色春来好，处处分流白玉渠。

密奏君王知入用，唤人相伴洗裙裾。"

韩、孟、张、王诗友极多，诗作更多，如卢仝、姚合、雍陶、陈羽、张碧、朱庆馀、张子羽等，但选凤头豹尾，恕不一一记述。

（四）白居易与元和体旧时研究唐代诗风变化，有陈、杜、韩、白诗风四变之说。认为陈子昂改变六朝诗风。为第一变；杜甫经安史之乱，反映社会离乱态为第二变；韩愈提倡道统，写硬派诗歌为第三变；白居易首倡创作新乐府，主导元和体为第四变。其实，韩愈对诗歌的贡献没有这么大，他的最重要的贡献表现在古文运动方面，因为古文运动顺应历史潮流，主张"文以载道"。他本人又是一位极有天才的人物，对中唐诗歌自然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但论实际成就，他并非白居易敌手。白居易实为唐代超级诗人，虽不能比肩于李白，杜甫，尽可以比之于王维。唐代诗人，应以李、杜、王、白居其首席。或以诗艺而言，还应加上李商隐。李、杜、王、白、李，可算唐诗五大家。

白居易对中唐政治文化的走向，不如韩愈认识明确，但他反映现实生活的本领，远比韩愈为大。由此可见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或人物会是永远正确的。更多的情况下，是对中有错，错中有对，或兴盛一时，或影响久远；或二者相兼，或一花独秀。韩、白所处的时代，正是唐王朝走向没落的开端。虽然百足之虫，虽死未僵，但已风雨飘摇，内外交困。韩愈的药方是重振道统，辟佛尊儒；白居易的药方则是不断提出讽谕，努力减少人民苦难。为达到这一目的，他经过几十年官场奋斗，诗场奋斗，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他那个时代的诗歌使命。

1。白居易在元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元和体旧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专指由元、白唱和而成的独特诗风；一个是泛指元和年间各类诗派。这里用的是第一个含义。

元和体的创建不是一日之功，也不是凭空无据。元和体的主导人物自然是白居易。白居易作为中唐最有成就的诗人，也同李杜一样，非常注意吸收前人成果。韩愈、孟郊不入流俗，元白这里发展传统。李杜为诗上追屈宋，次及建安，直通庾、鲍以及江左诸才子。白诗不同于李杜：盛唐既然已经辉煌，中唐就无须绕过佛陀，去拜罗汉。六朝诗自然也要参考，盛唐尤当学习。元白诗的平易之处，非六朝所有，白诗刻意反映民生民苦，则是杜甫后承。元白诗风一面向老杜学习，而且极其推崇杜甫，认为杜甫远胜李白的议论最先即出自元稹之口；又注重借鉴韦应物平和自然的诗风。元白远慕陶渊明，近习韦苏州，从陶、韦诗风中得益很多。

除去借鉴前人成果，促成元白诗风的还有许多同时代人。比如李绅，此公诗作平庸，本无足道；作官亦平庸，更不足道。但他有一首我国几乎家喻户晓的诗作，却与元白诗特别是白诗风格极其相似，主旨相近。倘说此诗是白居易所作，有人信的，若说此诗会使白居易感动，也不过分。其诗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再如张籍、王建、朱庆馀、张仲素、张碧、张祜、刘采春等人的诗作诗风，也和元白体的形成有许多内在外在联系。张籍的歌行，王建的宫词，张碧《农夫》一类的采风，张仲素的闺情诗都和元白诗极多相通之处。一些诗人与诗作虽不入元白诗派，也受到他们的高度赞扬。如张籍的朋友朱馀余所写《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倩入元白诗品，犹能摇摇曳曳，顾盼多姿。

元稹最欣赏的女诗人刘采春，本伶工周季崇之妻，即为伶工妻，诗歌多生乐感，又因女子之作，诗风复转细腻。所写离情别绪，"低回秀媚，雅措风流"（元稹语）。但以自然而又富于生活气息而言，刘采春的《啰唝曲》等诗作不如皇甫松的《采莲子》更有魅力。

"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

皇甫松，散文家皇甫湜之子，诗风清雅，别是玉兰花一技。

即使元稹大不喜欢，并且被他压抑、排挤的张祜，其实也和元白诗作目光流转，暗地传情。

元白诗吸收前人成果，特别是与时人相互借鉴，是他们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但也使得他们的诗歌不如盛唐诗作那样有立体感。毕竟李杜前面有500年厚遇，元白就没有这么好的福份了。

元和体在中唐诗苑造成极大影响，但这样评价都不算褒扬。实在元白体的最大影响还在民间，它原本不是宫廷旧物，它的旺盛的生命力只有接触人生，接触现实，接触三教九流，接触美好的大自然，才更能充分显示出来。元白唱和的内容广泛，收集在元白各自的《长庆集》中的各类诗作，几乎无不包容。但最有影响、最具魅力的还是他们的新乐府歌辞。这些新乐府歌辞既能迅速反映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又便于书今写古，更便于吟唱。应该说，能唱的诗远比只能朗颂的诗要传播得快。一首诗，若只能朗颂，好比只有一支翅膀，加上歌唱，变成两个翅膀。元白期间，天下人无不唱和元白诗，不能说不是他们取得空前荣誉的原因。这样的荣誉，连李、杜、王、高、岑都是没有过的。此无他，就是因为元白诗更通俗，更便于吟唱，从而更易传播。

元和体的主将自然是白居易，副将才是元稹。

无稹是个大才子，白诗所有，元诗多有。白居易有《卖炭翁》，元稹有《田家词》；白居易有《长恨歌》，元稹有《连昌宫词》。加上二人唱和之作极多，不但诗风一致，而且喜好相近。白居易的诗影响奇大，元稹的诗影响也不小，他的诗不仅传播四方，而且深入朝廷，宫中呼为"元才子"，连皇帝老官都亲自过问，但元稹终究不能和白居易平起平坐，这是因为：第一，元白人品有优劣。白居易一生正直，在朝能言，出外能政。他不避权贵，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关心民间疾苦，与他们有相通的感情，"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无稹也写民间疾苦，但人格低劣。青年时也曾有过一段敢作敢为的历史，但总体评价，则没有一个完整的人格。他排挤张祜，有为虎作伥之嫌，不但不能比白居易，更不能比韩昌黎。白居易与樊宗师是好朋友，以诗而论，两个人似有天壤之别，但不因此伤害友情。当时人物，如贾岛、张籍，均个性很强，不易合作，韩愈偏能见一个喜欢一个。而且都有深厚友情。元稹一生没有几个诗友，尤其没有几个朋友，白居易之外，不知道他和谁能长期合作。元稹一生轻浮，据说《会真记》中有他的影子。他人似张生，对"崔莺莺"，始乱之，终弃之，还强辞夺理，讲一篇道理出来，这类作风，徒增旁人厌恶。他曾作过宰相，也曾巴结太监；还曾阻挠裴度用兵消取藩镇割据的计划。因为人品如此低下，元稹一生不过才子而已。他是一位能诗能文的风流才子，虽然也曾写过内容严肃的新乐府，也曾作过刺史作过宰相，但摇来摆去，不像正人君子。

第二，元稹不及白居易的创作时间长，也不及白居易对诗坛的影响大。

中唐最著名的诗人唱和，先是元白，后是刘白。元稹死得早，他死后，白居易便和刘禹锡继续他们之间的诗人酬唱。元白唱和有创业之功，刘白唱和有完美之意。前者取得影响较之后者应当容易，但刘白唱和不比元白唱和逊色，因为刘白不但诗歌水平相埒，而且为人处事也相去无多。

第三，元稹不及白居易的贡献大。白居易的贡献大，并非他比元稹更有天才，而是他能全身心投入创作。白居易着迷于诗，和盂郊、贾岛一样，几乎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不过他走的路子正，不偏激，不怪癖，又有较良好的人际关系。因为他对诗歌创作有这样深的感情，肯下这样大的功夫，所以他一生作诗很多，却绝少败笔。这和元稹不同，元稹不免恃才卖才，二人诗风相似，细细考究起来，就看出元诗疵点太多。他为人轻浮，诗的追求也低。那么为什么元白还会成为极好的朋友，而且有那么多成绩斐然的唱和呢？

历史表明，人品并非人生的唯一因素。而且元白的相交，主要不在其事而在其诗。以诗而言，两个人的心是相通的：元诗平易，白诗更平易；元诗宜于歌唱，白诗也好入曲；元诗写宫廷情话，人间情话，白诗对此也有极大兴趣，虽然言情与言情也有不同，毕竟相同大于相异。以此言之，元白二人不但诗歌同道，两人之间的真情实意，深情厚意也无可怀疑。元稹于元和十年贬通州，同年8月，白居易又贬江州司马，二人境遇相同，心事凄凉，元稹曾作《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诗情感人，感人肺腑，若非情同骨肉，不能作此诗篇："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元稹为中唐诗中大家，他的诗各体咸备，长短皆宜，与白居易同创元和体，功不可没。其传写入唐代传奇一章。

或可说，是元和体造就了白居易；或可说，是白居易主导了元和体。

2。白居易的生平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原籍下邽（今陕西渭南县境），生于河南新郑。居易早慧，又肯用功，或说18　岁时，曾在长安路谒顾况，诗名鹊起。28　岁中进士，累官校书郎、翰林学士、左拾遗。比之李白、杜甫仕途顺利。李杜非官场中人，白居易则能官能政亦能诗。他为人耿直，居官尽责，直言敢谏。对于当时时政，屡次上疏，极言其弊。当时宪宗在朝，对他的意见，也颇能采纳。元和四年，南方大旱，宪宗下诏减轻农民负担，但具体措施不详，白居易专此建言，要求将江、淮两地的赋税尽行免去，被宪宗采纳。又建议出宫女，也被采纳。他作左拾遗数年，确确实实尽了责任。而且直言无惧，大有古贤者之风，有时他的意见和皇帝相左，竟然敢于当面批评皇帝，说"陛下错了。"皇帝不高兴，他也不十分在意。但也因此，左拾遗任满时，只得转调，不获升迁。后来因此得罪权贵，被放出朝，终至谪为江州司马。其时45　岁。但他官运不恶。49　岁拜尚书司门员外郎，50　岁加朝散大夫，又转上柱国，成为朝中要臣。经过这一番波折，一方面，他历经浮沉，不免处事趋于谨慎，意志有所消沉，更多精力转于诗歌、禅、道；另一方面，时上时下，其间还任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有职有权的地方官，且均有政声。在杭州还亲自领导治理西湖工程，以益农事，后人称其所建堤坝为白堤。白堤、苏堤（宋苏东坡修）成为西湖名胜，也成为文学才子作地方官的两段佳话。白居易晚年，身体不好，68　岁时患风症，已成残疾。但直到71　岁时才以尚书致仕，75　岁去世，赠尚书右仆射，谥为"文"。白居易不同于李白、杜甫，不但阅历不同，风格不同，文化选择方式不同，个体心理类型也有很大区别。

首先，白居易是一位颇有行政能力的官员，这一点就和李白大不一样。

李白的壮志与幻想是谁也比不过的，但他能作诗不能作官，这一点他自己固然永远也不会承认，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唐玄宗说他不是"廊庙之材"，并非没有道理。杜甫居官也敢言能谏，但比之白居易，仍嫌理想太多，实际不足。

其次，白居易是一位有明确文学追求的诗人，他的文学主张，可以看作有唐一代最著名的文学理论之一。李白、杜甫的理论表现主要在于诗歌创作经验。杜甫还算实事求是，李白耽于幻想，难免言行不尽一致。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是自觉的，他的文学理论，集中到一点，就是"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所以郑振铎先生说他是："彻头彻尾抱着人生的艺术之主张的。"他的这个观点不但用于自己的实际创作，而且影响了他的时代，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的相当时间内，也是最受欢迎的古代文学主张。

再次，他年轻时锐意求学，中年时锐意为官，后来受到挫折，又曾近佛近道，尤其向往佛学。但他与李白、杜甫、王维不一样，毕竟时代不同了，他的文化品位没有达到盛唐几位大师那么高的文化追求。他近佛，但不能在诗歌中充分反映佛的文化意境，这一点不如王维；近道，又不能在诗歌创作中反映出道教的文化精神，则更不如李白；纵然他比杜甫更具行政才能，对于儒学的历史作用，却又看得不甚明白，不但不如杜甫那样对儒学一往情深，也缺乏韩愈那种以儒学继承人自命的勇气和精神。他一生所爱，其实专在他的诗歌。后人评价白居易，称之为"诗魔"，很是恰如其分。他爱诗如命，既天性早慧，又刻苦过人；既有理论，又多实践，这种风格，一直到他晚年，都不曾改变的。而且愈到晚年，此情愈切。即使已经中瘫，犹然伏枕作诗不辍；虽佳人宝马，都能放弃，唯有诗歌，一时也离不得。他生前亲手写定同样内容的诗集五本，每本皆收有诗文3784　篇。而且将这五本诗集分于五处，一本藏于庐山东林寺，一本藏于苏州南禅寺，一本藏于洛阳圣善寺，一本交给他信任的侄儿，一本交给他疼爱的外孙，其用心之良苦，史所罕见。大约只有贾岛对自己的诗作才有这般痴迷，却没有这样有条不紊的精心安排。或许可以这样说，李白近道，王维近佛，杜甫近儒，白居易终生只管痛爱其诗。因为白居易有这样独特于前人的自觉追求，他的诗名才如此广大。但也因此，使得他的诗歌，从历史的悠远地方遥遥看去，不如李、杜、王、孟、高、岑的诗歌来得立体浑然。

3。白居易的诗作与艺术特色白居易一生诗作编入《白氏长庆集》，后世虽有散佚，损失不多。他的诗流传至今的有3000　多首，堪称唐代诗人之冠。他自己将这些诗分为讽喻、感伤、闲适和杂律四个部分。对其中的讽喻诗最为重视，最有自信。

白居易诗才卓越，无体不能，这一点是可以和李白杜甫比美的。他的诗又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简而言之，白诗的艺术特征，可称之为"三最"。（1）白诗最典型的风格是"铺绘陈事，平易近人"。铺绘陈事是白诗的创作手法，平易近人则是白诗的典型风格。或者说，没有铺绘陈事，很难平易近人。元稹为白集作序，说："20年间，官署、寺院、驿站墙壁上没有不书写元白诗的，王公、妾妇、牧童、马卒也没有不吟唱元白诗的。至于手抄本摹写本在市上贩卖，或者用它们换茶换酒的，更是比比皆是。我在平水草市看到村里学童都在学诗，就问他们学的是什么，学童们齐声回答：先生教我们元白诗。"这样的影响，没有平易近人的风格是办不到的。据说白居易作诗，每每请一位老大妈来听，听得懂，留下；听不懂，改写，直到听懂为止。这传闻颇有些杜撰嫌疑，但白诗平易，确实不错。

白诗平易但不平庸，貌似顺流而出，却有诗意诗味。他的名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都能作到明白如话而意境自在。他有一篇《闻夜砧》，内容固然深沉凄苦，同样做到字字明白，诗境不俗："谁家思妇秋捣帛，月苦风凄砧杵悲。八月九月正长夜，千声万声无了时。应到天明头尽白，一声添得一茎丝。"

（2）白诗最重要的成就是他的"讽喻诗"。

讽喻是唐人旧话，变成现在语言，就是写实手法与写实作品。白居易本人最看重这部分诗作，以为他的其他作品都是"不足为多"的，唯有这部分诗，才是他的压卷之作，白居易这个评价有他的道理。白的讽喻诗继承杜诗传统，而且题材尤其广泛。加之语言比之杜诗又特别通俗易懂，写实色彩愈加浓烈，这类诗作题材几乎无所不在。诸如广为流传的《上阳人》、《杜陵叟》、《盐商妇》、《重赋》、《轻肥》、《歌舞》、《卖花》种种。这些诗大部分皆为《新乐府》，也有的收入《秦中吟》。这些虽历千年而久颂不衰的讽喻诗作，正是白诗中的主要精华所在。此处收他的《歌舞》一首，以飨读者："秦城岁云暮，大雪满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尽公侯。

贵有风雪兴，富无饥寒忧。所营唯第宅，所务在追游。

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畅促密坐，醉暖脱重裘。

秋官为主人，廷尉居上头。日中为乐饮，夜半不能休。

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3）白诗中最广为传播的则是他的《长恨歌》、《瑟琶行》。白居易对此也十分清楚，只不过他有自己的评价就是。他说："自长安到江南三四千里路，大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写我的诗句，士民、僧徒、孀妇、处女口里，每每吟咏我的诗句，时俗所及，正是杂律诗和长恨歌一类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的诗。"

但文学艺术有它自己的传播规律。当她未曾面世的时候，她只是作者的一片情思，而一经面世，便成为社会的公有财富，至于她是否被人理解，受人欢迎，能够传递和反馈到什么样的信息，就不是作者可以左右的了。况且说，毕竟历史的发展既需要反映社会现实的写实之作，也需要以给人审美享乐为主的艺术品。高山大川是一种美境，奇花异草又是一种美境。不但要叱咤风云的秦始皇，还要捧心颦眉的浣纱女。从现时情况看，越是繁荣昌盛的时代，人们对于"寓教于乐"或者"有乐无教"的文学作品还更为喜欢。毕竟人类的生存，需要欢乐的时候远比需要庄严的时候为多。

白公一代诗宗，人愈远，诗愈行。

（五）韩白诗派之外的重要诗人刘禹锡、柳宗元与李贺刘禹锡，柳宗元，李贺是中唐诗坛上的三颗耀眼明星。他们的诗歌质量并不比韦、韩、白、元逊色，但影响不及韩白。这是因为韩白二人是中唐诗派的代表人物，而刘、柳、李主要是单兵作战。这和他们的生活命运有关，也和他们的独特经历及个性有关。

刘禹锡，有人将他划入元白一派；李贺，则有人将他列入韩孟诗派；柳宗元则上承王、孟、储、韦，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歌最重要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但他们的诗作都有极鲜明的个性，他们的为人也都能特立独行。他们是可以与中唐韩、孟、元、白诗派并立的大人物，如果说他们最终没能确立自己的诗派，那也只是因为历史老人出现某种误会罢了。

1。诗中豪杰刘禹锡刘禹锡（公元772-842年），字梦得，洛阳人。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物。他是大诗人，也是重要的散文家；是唐代文人词的主要作者，也是唐代名列前茅的哲学家思想家。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改革家和卓有贡献的地方长官。他于贞元九年进士，年仅21　岁，他才学满腹，年轻有为，关心时政，要求改革。德宗去世，顺宗继位，他参加王叔文改革集团，形成当时政坛上的一股清新活力。但顺宗未曾亲政，已然中风，王叔文的改革，又缺少必要的基础，加上他们年轻气盛，理由充分，准备不足；很快顺宗被逼退位，贞元改革归于失败。王叔文被逼自尽，他和柳宗元等8人被贬边远地区，各任司马之职，史称八司马。刘禹锡自是八司马中的翘楚。而且不畏艰险，不改初衷。直到公元815年，他被召回京师，因为游玄都观时他的一首诗而再次被贬。等到14年后再次诏回，已经是公元828年了。此时，不但宪宗已经亡故，连穆宗也去世了，他本人业已54　岁，然而豪气不减当年，重游玄都观，又赋诗一首，还加一个序言在诗的前面。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令又来。"

虽熬过14年光阴，还是这般神气，不逊当年。

刘禹锡一生为官，近似自居易。他曾作过多年刺史，所到之处，总能革除旧弊，确立新风。他曾任苏州刺史，苏州人将他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贤"。可见他是一位很得民心的地方官。晚年虽然没有实权了，依旧壮心不已。作诗说："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

他思想深刻，又能接触实际，加上对于佛学、儒学都有研究，写过很有水平的哲学文献。他的《天论》、《因论》都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他的诗既有文传，又有人传。所谓文传，是说他读书广博，熟悉《诗经》、《尚书》、百家之言；所谓人传，是说他曾师事中唐著名诗僧皎然，并得到皎然、灵澈两位高僧指点。他虽然和韩白为同时代人，小韩愈4　岁，与白居易同年，长柳宗元1　岁，但他的诗不受韩白影响。韩孟诗派声势浩大，不能让他走向怪僻奇崛；元白诗风传播久远，也不能使他肆意铺张陈事。他的诗风贵在凝练而不凝重，通达而不通俗。他的诗反映社会生活广泛，因为他生活阅历丰富，对人民的疾苦和劳动者的才华都有很深体会。他的这类诗歌数量不小，置于中国古代诗歌丛中，具有别样奇香异丽。如他的《浪淘沙词》、《采菱行》、《播田歌》、《畲田行》、《武昌老人说笛歌》等都是这类诗歌的代表性作品。

他的诗歌题材广泛，既善写景，也能写人；既善抒情，也善记事。妙在情景交融，自然舒展，意象凝约，不生枝蔓。偶发一点议论，意在画龙点睛，绝不浪费笔墨，却能取得以少胜多的效果。他最为人传诵的名作如《金陵五题》，尤其其中的《石头城》一诗，获得多少盛誉！他自己对这首诗也是很自负的。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他是唐代最早一批尝试文人词的作者，文人词意境高雅，颇和刘禹锡诗风。他作词善于向民歌学习，经着意加工，翻为妙曲。如他的《竹枝词》、《杨柳枝词》，莫不如此。后人或将这些作品列入唐人词中，但在刘禹锡看来，恐怕还是一种新诗。这里引他《竹枝词》中的一首，词的比喻奇妙大有民歌情态。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刘禹锡的诗歌，影响日深月远，到了宋代，达到高潮。不但他的诗作成为宋人争相取纳的宝库，他的诗风也得到充分肯定。

2。山水大家柳宗元柳宗元是唐文学史上一位奇才。他的诗好，文章更好，对其文章的介绍，列入唐古文运动一章。

柳宗元与韩愈、刘禹锡、白居易为同时代人，他与刘禹锡同年进士，又同是王叔文改革集团的重要成员。结果改革失败，又与刘禹锡等一同遭贬，发配永州任永州司马。永州边荒之地，名为司马，实如囚徒。但他壮志不已，刻苦为文，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之一。他的文章堪称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丰碑，有唐一代，唯韩愈可与之并驾齐驱。他不但善于为文，而且有非常难得的政治见解，又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且人品非常高尚，成为一代文章巨匠，绝非偶然。柳宗元后来作柳州刺史，同样政绩斐然，他病死柳州任上，当地人民对他非常怀念，为之立庙祭祀，奉为神明。

柳宗元的诗歌，继承陶渊明传统，又加上自己的潜心创造，实为唐代山水大家。他是唐代五大山水田园诗人之一。俗称王、孟、储、韦、柳。他的山水诗水平很高，可以直迫王、孟，胜过储、韦。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评价柳宗元山水诗，认为他的诗应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这话或有道理，也不尽然。陶诗主要特点是清淡悠闲，虽不着意为之但意蕴深厚，柳诗虽善写山水并不专心致意于山水，而是一边写景，一边寄托自己的不平之气。但他并非心胸狭窄的人，也不像王维那样，一面想作官，一面又希求舒适安逸，常在官、隐之间，两面都想讨好。柳宗元的山水诗歌，虽写山川景色，不忘人世沧桑，固然活得辛苦，但那种孜孜以求的赤子之心令人尊敬。

柳诗擅长炼词造句，恰如其文。他的诗不以风格流畅著称，这一点仿佛不如王、孟。但他字句考究，恰似五彩飞虹，点点都成颜色。风格远于流畅，近乎冷峻，虽是山川小景，写来别有精神。他的《江雪》一诗，可得绝唱美誉，虽然只是一首五绝小诗，却能意境幽深，诗容警策。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又有《渔翁》一诗，不但情景交融，而且图画清新，佳音在耳。虽不故作声张，已然情高意远。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柳宗元古体、今体皆长，而且因为他诗才八斗，个性鲜明，无论使用何体都会印上他独特诗风的浓烈色彩。但柳诗高深雅健，不免和者盖寡，加上他不如刘禹锡一样性情豪放，什么挫折、打击全不在话下，他性格刚直，但偏于内向，许多苦闷，无法宣泄，发而为诗，不免情感凄楚，伤心语重。特别遇有亲人相别，倍觉烟寒云瘦，苦人心肠。他的《别舍弟宗一》，可作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

"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

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即树烟。"

3。奇人"鬼才"李贺李贺（公元790-816年），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昌县）人。

李贺是一个奇人，又是一位天才。他的才能全部表现在诗歌创作上，而且专心致意，用功过人，使他的天才得到充分发挥。他的诗在整个唐代都是风格非常独特，水平堪称一流的；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人物。单以他诗的瑰丽无比，色彩绚丽而言，怕只有屈原的作品才能和他相提并论。

但李贺一生不幸，他少年早慧，便有诗名。韩愈、皇甫湜见到他的诗，不相信他小小年纪有这般才干，便当面去考试他，他略作沉吟，便写下一篇《高轩过》，韩愈皇甫湜二人大惊，亦大喜。韩愈本极其爱才的人，又名重当代，经他揄扬，李贺诗名大噪。但李贺的不幸仿佛是他命中注定的，因为他父亲名晋肃，晋肃的晋字与进士的进字同音，于是元稹一流人就认为他不能考取进士。韩愈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讳辨》，依然于事无补。李贺入仕无门，加上作诗太苦，27　岁时，便青春夭折，永别人世。

李贺的一生是一个奇异的矛盾结合体。

一方面，他出身贵胄，是唐王室宗亲，而且他也以此为莫大荣幸，自称陇右人氏。不言籍贯，只言郡望，正是他不能忘记贵族出身的典型表现。但他的家庭早已败落，到了他这一代，常常连温饱都不能保证。他以一个贵族公子的身份，而没有温暖生活。所以他的诗歌既有贵族气派，又有现实风格。一方面，他的想象力极其丰富浪漫，能思人之不能所思，言人之不能所言，从而给他的诗歌涂上一层神秘莫测的光环。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冲破旧文化传统的束缚，内心世界十分敏感且又十分脆弱。因为内心世界十分敏感，使他对外面的任何刺激都会作出强烈反映；因为内心世界十分脆弱，又使他无力对压抑他的文化传统予以挑战。虽然名公韩愈曾为他竭力开脱，为他考取功名扫清道路，但他本人依然不敢大胆应试。

一方面，他才高八斗，对自己的作品充满自信，对外间种种压抑，内心充满抗拒。另一方面，他又缺少必要的社会经历与生活经验，他一生时间几乎不是用来吟诗，就是用来读书。每每骑一弱马，带一书童，沿荒郊野地，自去寻赏。但有诗句，便书写纸上，放入囊中。因为他没有更多的社会生活，所以他的诗歌往往有一种诡异的色彩。最擅长描写的不是明媚的春光，而是秋风雪夜，鬼泣神哭。

一方面，他极擅读书，虽然所留诗作不多，但诗中用典很多，涉及各类书籍极广，上至屈骚，次及魏晋，囊括六朝，不忘唐贤，古今南北，他都能从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他又身体极差，不能承受这样繁重的脑力劳动。一方面，他的诗歌常与鬼魂为伍；另一方面，他又不像李白，满脑子神仙理想，动不动就御风飞行八万里，纵横世界一千年。他没有这样的精神，好像也不喜欢这样的幻想。他写《梦天》，没有半点神仙痕迹，倒好似现代人乘坐宇宙飞船回首地球一般。这样看来，他虽然好言鬼事，却是一位绝少宗教色彩而比较近于儒学理想的青年才子。

因为李贺一生充满矛盾，所以他的诗作即在这矛盾的挣扎困扰处处不平之中发出奇异诡谲的音响，后人称他鬼才，缘由在此。

李贺的诗作，水平极高。相对而言，他不擅律体。他的诗集里没有一首七律，五律有些，不算精华。他最擅长的还是古体诗与乐府诗。他不写新乐府，好像不屑做这件事，也不必做这件事。他诗歌的最大特色，是他的构思与语言。构思已经奇妙无比，语言更其变化多端。如前面提到的《梦天》，极写人在天上回首人寰景致，堪称古诗中之绝品。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李贺诗歌因为构思奇异，常常打破常规。他的代表性作品，《李凭箜篌引》、《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老夫采玉歌》等，起首便成高格，无须交待背景，已入高潮。未曾气力稍衰，已经戛然而止。仿佛老北京人听京剧，不要两头，只留"戏核"，李贺的诗就是"戏核"。凭你千条诗路，只要最佳选择。这一点不要说元白一派诗人不曾做到，就是韩孟一派的诗人也绝少可以做到。韩孟追求怪险奇崛，常多人为痕迹，李贺奇思异想，仿佛妙笔天成，直如浓霞艳霭，虽然千变万化，只是天作之合。例如他的《李凭箜篌引》，这特色就十分鲜明。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李贺的近体诗也很有特点，虽不作七律，好像律体妨碍他手脚，偶作五律，也是一流水平。他的七绝成色更美，虽然一样不失鬼才本色，仿佛更能直抒胸臆。他有《南园》13　首，首首都是李贺风格。第6　首云："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

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

李贺特立独行于世，终至无可奈何。据说在他弥留之际，母亲伤心欲绝，他忽然神智清醒过来，郑重对他母亲说，上帝选好白玉楼，要召孩儿为楼作记去了。

李贺的悲剧，固然有他本人性格上的原因，更有深层次的文化原因，也有他所处时代的原因。李贺是一位站在中晚唐交接线上的诗人，正如杜甫是站在盛中唐交接线上的诗人一样。不过杜甫所看到的是一大批追随者，而李贺看到的却是一些和他命运相似或者比他更其命途多舛的后来人。也许李贺并不曾思考这一切，但这正是他虽然具有极高的诗歌创作才能却终于没有成为唐代超级文学巨星的历史原因。

中唐诗坛上，除去刘、柳、李三大诗人外，还有一些颇有影响的诗僧和女诗人。诗僧如皎然、无可，女诗人如李冶、薛涛及后来的鱼玄机等，都享名一时，未可小觑。薛涛所制松花小笺，时称薛涛笺，其才情技艺，可见一斑。

六、晚唐诗人晚唐是唐王朝走向灭亡的历史阶段，此时一切均成烦躁，黄巢也在起义，武宗又曾灭佛，割据日益严重，宫廷内部也是一片混乱，大唐王朝的气数尽了。昔日的昌盛、强大、繁荣和富足，已一去不复返。反映在唐文学领域，同样弥漫着一种哀伤、忧怨、愤怒、放纵而又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文化情绪。但晚唐文学犹有创造，晚唐诗人也别有特色，他们是一些为大唐乐章谱下最后一段乐曲的不幸的人。

（一）晚唐诗坛概览如果说，初唐文学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新人新作鱼跃而出的文学时代，那么，盛唐就是一个万花盛开，无比繁荣的文学时代。到了中唐，昌盛时期已经过去，诗派开始自觉，诗人开始分流。人们虽然已经不满足甚至无法真正信赖当时的社会，但毕竟还有中兴的希望。他们为着实现中兴，开出种种药方，或主张变革，或主张恢复道统，或暴露民间疾苦，或用诗歌抒发自己的种种情绪与要求。内部不免见解不一，外部不免异论纷呈。虽然没有盛唐无所不能的辉煌气象，却自有一股不屈不挠凛然不可侵犯的正义之气。韩、孟、元、白竞相发展，古文运动形成大潮，传奇作品走向成熟，道统观念重振旗鼓。但是这一切，仿佛转瞬时间，已然消失殆尽。诗人至晚唐，好像全然没有了昔日那种勃勃生气，也没有了那种执著不可动摇的追求精神。诗歌到晚唐，已经成为散兵游勇，仿佛个个都要游走江湖或退隐山林。如果说，初唐文学时代是宫廷诗人与社会诗人争胜的时代，那么，盛唐文学时代就是整个诗苑向着大唐王朝全面开放的时代；中唐文学时代则是诗流纷呈，各抒己见的时代；而晚唐文学时代则已经兵不成阵，虽有众多诗人，也有几位极富才华的大诗人，不幸风衰日落，孤掌难鸣了。初唐诗坛讲的是新人效应，盛唐诗坛讲的是整体效应，中唐诗坛讲的是流派效应，晚唐时代则只剩下诗人效应了。这个时候，诗的繁荣，已成回响，古文运动也因为韩、柳去世，声势消沉，传奇文学的创作也进入低谷，好像一切都像大唐王朝一样，即将山穷水尽。

但也不然。唐代文化固然已经衰落，唐代文学还远未走到尽头。诗的全盛时期固然已将成为过去，词的美好未来则刚刚开始。韩、柳文章固然一时无两，皮、陆小品文另有一派锋芒。元、白、韩、孟固是一代雄杰，晚唐诗坛还有杜牧、李商隐、温庭筠这样的大诗人。他们的作品虽不免印上时代走向衰亡的符号，但他们的杰出创作成就，又显示了晚唐诗人娴熟的创作才能和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种种特色。

应该说，无论大唐王朝也好，无论盛唐文化也好，既然他们没有找到一条可以持续繁荣的道路，他们的衰亡就是不可避免的。大唐王朝王气已尽，盛唐文化即将成为历史，以杜、李、温为代表的晚唐文学则以晚霞般的色彩给唐代文学划上了一个令后人相对满意的句号。

或许可以这样说，杜牧是唐诗苑最后一位英雄，李商隐是唐诗苑最有成就的反思者，温庭筠则是唐诗坛的转向人，因为他不仅是一个著名的诗人，更是一位著名的词人。

杜、李、温之外，晚唐还有许多诗人，也有不少名作，但他们囿于时代局限，难有大的作为。一般说来，他们社会地位低下，社会影响有限，但他们又渴望能产生先人般的影响，不甘心国家与文化的没落。于是有人发愤作诗，如姚合、马戴、方干；有人以才艺自许，如李涉；有人感慨百端如秦滔玉；有人忙于党争如令狐楚；有人愤世嫉俗如曹邺、刘驾；有人耽酒寻欢如张孜；有人专作古诗却能面对人生如于。。；有人喜欢在诗中弄巧，大写回文诗、双声诗、人名诗如皮日休、陆龟蒙；有人同情仆婢，别作诗言如李昌符，有人瞩意农桑，同情农人疾苦如聂夷中、杜荀鹤；有人为诗激愤，用语老辣如章碣；有人一生为着功名，劳碌奔忙如曹松；有人怀古论今，心事无尽如崔道融；有人情游八极，自称"野心已被云留住"如陈抟；有人一生感伤失意如罗隐；有人脂粉气浓，香奁风烈如韩翃；有人好作别愁离绪如崔涂；也有中唐遗音如许浑、钱珝；还有人善作长篇巨制诗作如韦庄；加上农民军首领黄巢，道士吕岩，和尚贯休，隐士唐求，其余还有来鹄、郑谷、张泌、郑邀、罗邺、胡曾、黄滔、张。。、曹唐、孟宾于、卢汝弼等，但觉西风吹来，云英漫舞，一时不能尽数。

从这些诗人的价值追求看，也大大有异于他们的前辈。初唐诗人，只欲成名，希望太平盛世不要丢弃自己。盛唐人只要创造，凭藉文化优势，写作大好诗篇，意在得到国家的重用，要作就作栋梁材；安史乱后，世风日下，人民苦难深重，于是开始以自己的诗作文章反映生活，发表意见，意在佐助朝廷，中兴国家。到了晚唐，杜牧虽有英雄豪气，但已英雄末路，难免与红粉佳人为伍；杜牧、李商隐之后，希望朝廷重用的幻想已不存在，希望国家中兴的欲望也大半破灭了。以此看来，初唐诗人朝气勃发；盛唐诗人目光远大；中唐诗人正义在胸；晚唐诗人则一大半只关心身边琐事，喜欢游戏文章，以至隐身江湖，投身红粉，这并非唐代诗人退化--一蟹不如一蟹，实在时代兴亡，自有其本身规律。晚唐诗人中，无志的便消沉，有志的便嫉世愤俗，嘲讽以至漫骂；无情的便归隐，隐于山野丛林之间，有情的便放荡，但将喜怒哀乐，注于嬉笑怒骂之间。和他们的前人相比，他们是太不关心国家大事，而过于关心自己了。他们的诗歌，总体说来，只善于从小处着眼，从细微处着手，不爱高山大川，偏爱象牙宝塔。

这些诗人的结局，也是千差万别。或有归隐长寿者；或有投靠起义军者；或有不知所终者；或有终身寄托于幕僚者；或有老死江湖者；或有流入新朝者。其作风，以散漫、放浪者为主；其诗风，柔媚、火辣者相间；其人物，个性独特、行为放任；其情感，不免愤恨丛生，哀怨混杂。然而，江河毕竟东流去，只留下几位文士，几篇诗章，几则小品，几首艳词，悲夫，晚唐诗苑！

然而，并非缺少名作。如秦滔玉的《贫女》；"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亦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又如聂夷中的《咏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这类好诗，在晚唐一代，绝不缺乏。

（二）晚唐三位诗坛代表：杜牧、李商隐与温庭筠1。"兵家"诗人杜牧杜牧（公元803-约852年），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

世家出身。

杜牧是一位奇士。他能文能武能诗能政，又喜风流、善交际，不仅诗人而已。

杜牧风流，非前辈诸先生可比。李白也曾纳妓，韩愈也有艳闻，诗圣杜甫犹不能免俗。但大体系君子之游，未事声张者也。杜牧风流，不但有表现，而且有声势，声名卓著，令人"紧张"。史书说他"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他作御史的时候，有一位李司徒在家闲居，家中蓄一歌妓，被人目为艺中第一。但他每晏朝士于家，不请杜牧。非不欲请，实在不敢请他，怕他不能"自遏"，然而最终还是败在杜牧风流旗下。杜牧在湖州时，看到一位俏女子，不过10　多岁的样子，他就和人家相约，10年后"吾来典郡当纳之"。①并赠以金币为信物。待到14年后，他真的不忘旧言，可是从前女子，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他感慨之余，题诗一首："自恨寻芳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荫子满枝。"

杜牧是一位奇士。奇在他疏狂却能为政。他太和二年中进士，既作过地方官吏，也作过朝官。地方官作过黄州、池州、睦州、湖州等州的刺史，朝官作过司勋员外郎、中书舍人等高级官吏。

疏狂风流且能为官，不但能官而且能文。他的《阿房宫赋》，写得笔力遒劲，风驰电掣，有理有据，能言能问，而且铺陈华丽，音韵跌宕，深得赋家本色。唐人本不以赋为能，也不以骈体文为其文学主调。但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和杜牧这篇《阿房宫赋》可称唐代骈体中三大奇文，而且篇篇都有很高的文字价值。这样的奇文，只能出自唐代，也只能出自王、骆、杜这样饱学多才、风华茂盛的文人学士之手。比较起来，杜牧这一篇，更能切中时弊，不尚空谈。

杜牧不仅能文能政，还是一位兵学专家。他为《孙子》十三篇作注，成为兵学名注之一，直到今天，仍有影响。杜牧言兵，并非偶然，他所处的时代，大唐帝国内外交困，藩镇割据势力顽固不化，而且分裂势头愈演愈烈。杜牧是位才子，才子感觉自然敏锐；他又是一位久经历练的地方官，地方官对于社会现实自应多有体会；加之他又绝非一位只会吟诗读书的学士，对于政局自有他一定的看法。而且他生性爽急，风流倜傥，观古察今，感想良多。发而为诗，别有声色。

杜牧诗如其人，能刚能柔，柔中有刚，刚而不烈，不失俊美豪杰之气，仿佛《三国演义》上的周公瑾，是一位诗坛儒将，神姿顾盼，笔笔生辉。杜牧最优秀的诗歌还是他的咏史诗。他能从历史，而且往往就从去之不远的历史中找准视点，一针见血。比如他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极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但选择准确，用墨不多，却能做到诗境优美，寓意显然。这里选了第二首：

①　《唐子才传》第286　页。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杜牧的咏史之作常能因地而发，他作宣州团练判官时，曾作一首七律，因为篇幅较之七绝长些，容量增大，写来不但意趣鲜明，而且诗意更浓。诗色呈五彩，写景又写史，写史先写人，写人重写情，写情又不忘写景。通观全篇，古今山川，人情物理，浑然一色，却又话语无多，读之倍觉回味无穷已。这诗题名《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

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杜牧诗歌精华多在咏史之作，但他并非只擅长咏史。他的一些写景诗作也很有特色，如《山行》、《秋夕》种种，历来脍炙人口。其《秋夕》诗云："红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杜牧生于晚唐早期，他虽然比白居易小30　余岁，因为盛年故世，所以两个人去世时间相去不远。杜牧生在这样的时代，不免对诗歌理论发生兴趣。他推崇杜甫、韩愈，反对白居易式的平易通俗，主张"不今不古"，独立风骚。但他毕竟属于晚唐这个时代，他的诗歌虽然能切中时弊，却提不出改变这时弊的办法。他也曾写过《感怀诗一首》，长篇大作，有老杜《北征》之意，怎奈大唐王朝已江河日下，诗的内容固然郑重严肃，却嫌诗味不浓，比之老杜《北征》，不似吟咏，更似呐喊。

杜牧一生不曾春风得意，满腔报负，难以实现。加上风流情多，更易沉沦。去世时年仅50　岁，可叹也夫。他留给后人的诗人形象，既有"停车坐看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也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唯不知是杜牧薄幸于唐文化，还是唐文化薄幸于他。

杜牧祖父杜佑，庶子荀鹤，皆为唐代名人。

2。晚唐大诗人李商隐李商隐不但是晚唐大诗人，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大诗人。以他的才能而言，他不比李、杜、王、白这样的超级诗人差。以他的诗作而言，虽然在诗的文化内涵与气象上不如李、杜，但在技巧娴熟，应用自如方面并不输于他们。李商隐是一位全面发展的人才。不但诗歌有巨大成就，骈体文也称唐人独步，几乎没有能和他抗衡的人物。时人虽将他与温庭筠、段成式合称三十六体，但温、段二人不能达到他那么悠然自得又精美绝伦地写骈文的艺术修养高度。他的散文虽然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他写的《李贺小传》，生动传神又笔墨简洁地介绍了李贺的一生主要事迹与特色，深得文章三味。李商隐的七律，只有杜甫可以和他相提并论，二人各有所长，平分秋色。他的七绝，独步晚唐，和李白、　王昌龄等七绝圣手处在同一个档次。他的五律可称唐诗中的上乘佳品；他的五言绝句，数量少些，质量称优，早已享誉诗苑。他的古体诗似不如今体诗名气更大，但同样具备一流水准。个中佳作可与老杜为伍。

李商隐才高八斗，独步晚唐，但却命途多舛，终生不幸。

李商隐（公元813-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泌阳）人。幼年丧父，家道中落，自称"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但他聪慧过人，16　岁，即能作诗为文，并且得到同样能诗能文又身居高位的令狐楚的赏识。令狐楚深爱其才，把他安置到自己府中，让他和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学习，还把自己作四六文的本领倾囊传授给他。李商隐年纪轻轻便遇伯乐，而且是当代重臣，应该说是一生之大幸。殊不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他的终生不幸却也因此而埋下祸根。

李商隐的不幸，发端于他娶王茂元之女为妻。王茂元之所以嫁女给他，其实也是出于爱才之心。糟糕的是，当时朝臣之间党争激烈，令狐楚属于牛党，王茂元属于李党①，牛李相争，水火不容。李商隐既得令狐楚厚遇，便应入牛党，势与李党不两立，在牛党眼里，才算知恩图报，有节有义。但他竟然不顾"党性"，而入王茂元幕，娶王茂元女，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从此以后，他便深深地陷入党争的旋涡之中，一生不曾解脱。

李商隐不但是一位才子，而且有很大的报负。他对儒、道、佛三家文化部有所受，但骨子里还是一位极富才气的儒生。儒家的理想正是他的理想。而晚唐的现实，又使他产生"欲回天地"的雄心。他一生尊崇汉高祖、唐太宗，也推崇张良与诸葛亮。他的诗风虽然深沉清丽，含蓄婉转，而自比张良、孔明的意思也能在字里行间看得意态分明。

他一生忠于爱情，对妻子一往情深，他的名篇《夜雨寄北》既有柔情似水，又能情贞如玉，故能笔下情意，如此动人："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李商隐倘若生在盛唐，几乎是一位超人。但他偏偏生在晚唐环境下，又处在牛李两党软磨硬斗的时代，加上他受儒学影响极深，三者归一，使他终生郁郁不乐。他从十六七岁入令狐楚幕，又入王茂元幕，再入郑王幕，直到入柳仲郢幕，30年幕僚生活，使他瞻念前途，一片茫然。他的这些主人，今天这个贬谪，明天那个死亡，而他昔日的同窗好友，恩公之子，却青云直上，成为宰相。于是他哀怨，他愤懑，他感伤，他浮想联翩。他向人倾诉，他求人谅解，他给人解释，他承认过错，但是，没用。儒家传统文化束缚了他，他的"冤家"对头又不能原谅他。而且还要不断诅咒他，刺激他，小看他，羞辱他。这一切，使得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变得心情沉重，永无欢乐。反映在他的诗里，就有一种凄清欲绝的风格，正如他在《楚吟》诗中所写："山上离宫宫上楼，楼前宫畔暮江流。

楚天长短黄昏雨，宋玉无愁亦自愁。"

但这一切，确又玉成了他。他的诗歌能取得那样大的成绩，不能说和他的这种经历没有关系。他的诗歌专能在别人似乎已经无产可作的地方再生枝节，重起旋律，而且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这种杜鹃啼血式的哀音，这种天鹅临终前的吟唱，这种鸿雁丧偶般的悲歌，这种凤凰涅槃时的长鸣，具有一种感人肺腑的力量，然而却又来得那么完美警艳，令人惊叹莫名。有人说正是大唐王朝走向衰朽时的独特环境造就了李商隐。我想说的是，我们宁可不要李商隐，也一定要彻底消除那种罪恶的环境。

而正是这样的环境和李商隐独特的个性，使得他的诗意异常朦胧隐晦，

①　因两党首领牛僧孺、李德裕而得名。

好像一切都在模棱两可不可确定之间，那些美妙的诗句不过是些奇异的符号，而这些符号偏偏又具有秾丽的色彩。他的诗常常离不开梦境。而他的梦无边无际，挥手即来，转瞬又去。他不但夜间有梦，旅途有梦，甚至白日便可作梦。李商隐的梦境，似真似假，似虚似实，似隐似现，似远似近，似喜似悲，似无似有。他的处境代表了他的诗境，他的诗境原本就有强烈的梦的色调。

李商隐的诗，梦多，情诗更多。李诗言情，同样有梦的颜色。他的那些浓艳的情诗--我们姑且称之为情诗，写得情切切意浓浓，挥不去斩不断。但又似无确指，意态朦胧。于是许多人便说他的言情诗并非真的情诗，不过是美人香草一种比喻罢了。如同屈原作《离骚》使用的手法一样，这似乎也有道理。李君不多情，怎能有这样的作品。但他的多情似乎又并非全是男女之情。更多的--起码相当多的是他忠于皇室，忠于国家，忠于儒家伦常礼法的感情表现。李商隐恰似一位美貌绝伦的贞节妇。因为他美貌绝伦，才尤其动人心弦；因为他无比贞节，才又从那绝伦艳美中生出这无边的凄清与婉哀。在他的情诗艳歌之中，那些《无题》诗作最为有名。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诗歌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的语言功力非常深厚。他的诗，注重吸收前人成就，但又有自己特点。他擅长用典，因为用典太多，有时不免诗意难明。一些著名诗作，几乎句句是典，没有一定的修养，只能读唐诗，不能读李诗--在用典方面，李诗是唐诗的特殊品种。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也是用典高手，但比之商隐，尚有一别。李诗用典更多，也更成熟。当然这不说明他的诗高于杜甫。但可以说明，作为后来者，能在律诗上与杜甫一争短长，应该是下过更深的功夫。从他读书用典之多之广之深之妙的情形看，李商隐不但善于向前人学习，而且注重向当代人物学习。看来在学习这点上，凡诗文大家，必定同心。他师承借鉴很广，但反映在他诗中最明显的人物还是杜甫、韩愈与李贺。

难得的是，他能把杜、韩、李诗的精华化为己用，取其有益者吸收之，其无益者更改之，其有悖者扬弃之。杜诗沉郁顿挫，李不能为，但他能得杜诗律法，化为意味悠长；韩诗怪涩奇险，他不能学，但他能化韩诗的怪涩奇险为深奥华丽，虽词不相类，而意境相通。以五言诗为例，旧例常2-3　式音节组句，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韩诗一改旧俗，偏要3-2　式造句，或用1-4　式句型。其诗韵虽新奇，诗艺不算成熟。后人婉言韩愈以文为诗，虽为褒语，实近批评。李诗偏能做到既改旧韵，又成新声，虽步韩愈后尘，却能别开生面，隐去韩诗真面目。如他的"烟带龙潭--白，霞分鸟道--红"，实在就是4-1　式句型，读者闻之不但不觉其怪，反而似更有余味在其中。他对李贺很有好感，诗中也有李贺诗歌痕迹，虽有痕迹，并不失他缜密浓丽的诗歌本色。此李并非彼李，恰似这鸭头不是那丫头。杜、韩、李之外，白诗也有些影象。据说，白居易晚年，衰朽病体，万事皆轻，唯爱诗如命。他激赏商隐诗才，曾感叹百端地对李商隐说："我死之后，能转世作你的儿子就心满意足了。"李诗风格浓丽凄清，与白诗无缘，但他的《骄儿诗》写得平和浅显，情意深长，又似乎与白诗也有曲径通幽处。诗中说："衮师我骄儿，美秀乃无匹。文葆未周睟，固已知六七。四岁知姓名，眼不视梨栗。交朋颇窥观，谓是丹穴物。前朝尚器貌，流品方第一。不然神仙姿，不尔燕鹤骨。安得此相谓，欲慰衰朽质。"明白如话，清新似水。李商隐诗歌中最有进取精神的是他那些讽喻时政的诗篇。这些诗篇，不再朦胧如梦，不再花浓雨艳不辨路径。虽然同样诗境优美，却能批评时病一针见血。宛如杜牧咏古七绝，又比杜诗更多文采。大抵他的《咏史》、《隋宫》、《齐宫词》、《贾生》都可看作这类诗歌的范作。这里例举《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诗影响深远，至宋"西昆体"成为一派诗宗。这一点也是杜牧比不过李商隐的地方。所谓"李成宗派而杜不成"。

李商隐有一首《乐游原》，诗中警句，流传特广。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或许这是李商隐以他诗人的敏锐心灵对唐王朝黄昏将逝的凄凉景象的一种感喟，喟然一叹，李商隐式的喟然一叹。

3。风流才子温庭筠温庭筠（公元812-约870年）本名岐，字飞卿，太原人。

温庭筠自然也是一位大才子，但他和李商隐、杜牧可不一样。杜牧虽然风流倜傥，但能忧国忧民，三分风流，三分兼济，还有三分深沉。李商隐是儒生本色，固然才高八斗，不失儒学本意；好比巨石下面的青藤，虽是千磨万折，只要委屈求全。温庭筠才是真正风流才子，不但风流才子，而且有三分无赖气。先前也曾有心上进，只是管不住自己，后来干脆顺流而下，管他什么修、齐、治、平，天、地、君、亲、师，老子不言天下第一，老子何妨天下第一？甚至连第一第二也不管他，能纵情乐去只管纵情乐去。

温庭筠出身高贵，他是初唐宰相温彦博的裔孙。温彦博是唐初名相，他出身世家，看天下事便有几分贵族公子气。这一点和杜牧相近，和李商隐相异。但他家道中落，到他这里已成破落户子弟。偏他才高气盛，才高使他有过人本领，气盛又使他不容于权贵。

他的艺术才能也是非常全面的，他能诗、能文、能乐、能词。自我评价说："有弦就能弹，有孔就能吹。用不着什么名贵的琴，也不要名贵的笛"。他的文名与李商隐、段成式相埒。因为他们在本家族中均排行十二，人们称他们的文章为三十六体。他的词极有名，不但有名，而且在有唐一代，足称大家。大约只有韦庄，韩翃可以与他一比优长。他的诗才敏捷自如，入考场，赋官韵，只消八次叉手，就可以完成试帖诗，人称"温八吟"，又叫"温八叉"。他才思便给，又自由放荡，不把官场规矩放在眼里，也不把儒家传统放在眼里，他似乎认为儒、道、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不曾言之，也不屑言之。他自己屡考进士不中，却能为旁人作弊。结果自己不中，别人能中，这点颇受前人讽刺。但实事求是地讲，该讽刺的不该是温庭筠，而应该是那些埋没了温氏才能的考官与考制。

温庭筠放浪形骸，常出入于里肆妓院之中。他的各类朋友均多，唯独对权贵不敬。一次还因为酒后撒疯，被巡逻的士卒打断了牙齿。但看他以后风流如故，似乎掉几只牙齿也不大在乎。他当初受宰相令狐绹赏识，但他自由如闲云野鹤，放荡如花花公子，散漫如山野村夫，荒唐如王公贵胄。令狐绹对其日益反感，以至屡屡压抑他仕途发展。他一生不曾中进士，只作过诸如京城县尉、国子助教一类的小官。晚年更其潦倒，至使后人无法确知他故世的时间。

温庭筠的诗歌多香秾意韵，善脂粉风流。过去史家对他这个缺点，十分反感。旧时代道学先生当行，反对这点，以为不合"温柔醇厚"之古意；现代人也反对，认为不合反映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其实秾歌艳诗，未可一概否定，即使现代人类，一样既需要航空母舰，也需要时装模特，更何况，温庭筠的艳诗，还颇能反映当时破落子弟的生活方式，一味反对，似乎不智。他的这类艳诗，虽有秋丽缜密风格，并不十分难懂。后人责之没有深刻内容，正确，但没有深刻内容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他的一些乐府诗歌最具这类特点。如他的《春愁曲》、《春晓曲》，描写旧时女子生活，虽似齐梁旧体，却是晚唐声音。其《春晓曲》全诗如下："家临长信往来道，乳燕双双拂烟草。

油壁车轻金犊肥，流苏晓帐春鸡早。

笼中娇鸟暖犹睡，帘外落花闲不扫。

衰桃一树近前池，似惜红颜镜中老。"

温庭筠还是写景高手，他的《商山早行》中的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最为后人称道。郑板桥因之而得名，欧阳修称赞这诗的妙处在于写道路辛苦见于言外。诗云："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檞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他有一首《烧歌》，颇得今人称许，说它有现实主义之风。其实这诗的价值不仅因为它反对官府肆意征税，百姓困苦不堪生活，还因为他写了唐时烧山种田的种种习俗。

他的咏古诗声誉很好，七律《经五丈原》，不但继承传统讽喻之风，而且写得气度非凡，颇得大家风范。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温庭筠风流才子，各类诗体，无所不能。但因为他没有杜牧那样情系家国式的深沉，也没有李商隐那样的曲意求成式的束缚。他的咏古，不再如杜牧般地向着唐王朝大声疾呼，也不似李商隐式地为着这王朝的不灭而委委屈屈进一言。他只管目有所见，口有所言，题材尽管严肃，终不失才子身份。（三）值得一提的《诗品》及其作者司空图晚唐诗人中值得书写的人物还有许多，但比起杜、李、温三位都有相当差距。但他们也有很多好诗佳作流传。大体说来，这些晚唐诗人主要是继承前人诗风，虽有个别突破，未有大的成功。值得单独一提的是撰写《诗品》的司空图。

司空图（公元837-908年），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县附近）

人。他33　岁时登进士第，累官至中书舍人。光启三年辞官归隐，到他去世的时候，大唐王朝已经灭亡。

司空图的诗未见多么高明，但他写了一部很有名的《诗品》。该书是中国唐代很重要的理论著作。他将诗歌分成24　种类型，而且使用诗的语言说明他们各自的风格。他的这种美学认识，不但对后世诗评产生重大影响，对其他艺术的审美范畴与审美评价也有重大借鉴价值。他的24　种诗品风格包括：雄浑，冲淡，纤秾，沈著，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比如他写劲健："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

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

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终。"

又如他写绮丽："神存富贵，始轻黄金。浓尽必枯，淡者屡深。雾余水畔，红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金尊酒满，伴客弹琴。取之不足，良殚美襟。"

司空图本人的诗可没有这么高的水平。不过，他好像早就明白大唐帝国快完了，所以才有这般兴致，以隐喻空灵的语言给唐代诗歌来一番全面总结。七、唐代古文运动唐代古文运动是唐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唐诗与唐文，是唐文学的两大成就。二者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都体现了唐文学的时代精神，而且唐诗唐文的绝大多数作者，都是一身而兼二任。后人评点唐时文学人物，好以李、杜、韩、柳并称，说明唐诗唐文对后世的影响也大体相近。不同之处在于，唐诗更有成就，也更能反映盛唐文化精神。而唐文却比唐诗更后继有人。唐诗至晚唐，已开始向词转化；五代文学，以词为主调；降及宋代，诗不如词，词更能体现宋代文学特色。但唐代古文运动并未因唐代灭亡而终止，到了宋代犹然气势不衰，其中的领袖人物，韩、柳、欧、三苏、王、曾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唐宋八大家的影响，直到民国初年，还很有力量，能与之抗衡并渐次取而代之的只有"白话"--明清经典小说与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白话散文作品。

唐代古文运动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但它并非凭空而降，实际上，唐文比之唐诗，同样具有很深的历史根基，也具有很远的历史渊源。

（一）唐代古文运动的先声唐代古文运动推崇的是三代两汉之文。而所谓三代主体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和《春秋》、《左传》、《战国策》这样的史学名著。中国古代散文，先秦散文为第一个大高潮，代表人物无非孔、墨、荀、孟、老、庄、韩、左。这个时代的散文影响极为深远，后来中国的一切散文传统，莫不与之相关联。第二个大高潮则是汉代班、马史作，晁、贾文章。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鲁迅先生称之为"无韵之离骚"，完全可以称为中国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那么，第三个高潮就是唐代古文运动及其代表韩、柳的散文作品了。

自司马迁作《史记》，到韩、柳发起古文运动，其间相隔约800年时间，即使算到建安文学，也有约600年时间。600年间，骈体文兴旺，散文受压抑。骈文成为官方文章正体，散文郁郁不得志者久矣，沦落成无足轻重的文体。但六朝文风轻浮华丽，只在形式上用气力，虽有妙文奇句不少，难以取得令人信服的历史成就。这种骈体文的泛滥，束缚了文学之士的创造才能，也束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充分发展，就连刘勰这样的文学巨擘，也只能用四六体撰写他的文评巨著《文心雕龙》。

骈文占据这样的地位，浮华文风取得这样的压倒优势，自然与六朝文化不能分割--有什么样的文化必有什么样的文学。骈体的高潮其实在汉，汉代散文与汉赋是汉文学的两大成就。但至六朝，汉赋的生命力已消耗殆尽，骈体进入文学发展的死胡同。外表奢华，内里糜烂，已经病入膏肓。在此期间，虽有北魏一段反对骈文的佳话，因为力量不够，方式粗糙，终于不成气候。直到隋统一天下，社会面貌为之一变，文化气象也为之一变，诗文风格随之产生变革要求。隋王朝命蹇时促，唐王朝继行其道，于是反对六朝浮艳文风，要求改变骈体地位的呼声，此起彼伏，终于成就了文学史上的大气候。在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中，有政治家，有思想家，有史学家，也有文学志士。

政治家中的代表人物首推隋文帝。文帝反对六朝之风不惜矫枉过正，因为臣下文章华而不实，发付有司治罪的事都曾有的，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文章之外，唐初大政治家魏征也是一位代表。魏征反对六朝文风，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他本人的文章就写得朴质实用，不尚空谈。魏征是政治家，也是史学家，与他前后的史家如李百药、刘知几都是他的同道。他们从历史经验与史书编撰的实际需要出发，总结前人经验，提出改变六朝文风的依据和主张。

思想家中的代表人物，首先是隋人王通。王通是唐初四杰之首王勃的伯祖父，是隋唐之际一位十分奇特而重要的人物。他不但在哲学思想方面有许多新知别见，对于六朝文风更是深恶痛绝。他评点六朝文章，不免带点过激色彩，但也由此可知他要改变旧习的欲望有多么强烈。他评论说："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①加上"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刘孝绰兄弟，"鄙

①　王通《文中子·事君篇》。

人也，其文淫"，湘东王兄弟，"贪人也，其文繁"。②不但文风不好，连人都给否定了。在王老先生眼里，整个六朝文坛，简直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和王通同时而且同道的人物还有李谔，李谔反对六朝文风，虽不如王通的激烈刻薄，却比王通更意气深沉。

反对六朝"淫巧文风"的代表性文学人物中，有初唐四杰与陈子昂。初唐四杰，只反文风，不言文体，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骈文能手。但他们毕竟是有唐以来的第一代文学新人，加上年轻气盛，嗅觉灵敏，虽然未曾亲眼见过也未曾亲身经历过隋末唐初的大动荡大统一，却有初唐开拓者们所缺乏的对新时代新风格的新追求。虽然他们还不能彻底摆脱旧时代的阴影，却已经发出新时代的声音。他们感慨："大矣哉文之时义也！有天文焉，察时以观其变；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范。"①他们认为："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雄，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未流，俗化资以兴衰，国家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之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则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足北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于是识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径逝。潜夫昌言之论，作之也有逆于时；周公孔子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天下之文，糜不坏矣！"②连屈原、宋玉都遭到批评，足见大唐文化，真不平凡。

初唐盛唐反对六朝文风的人物中，还可以这样区分，即他们中间有言而不作者，有作而不言者，也有言作并举连说带干的人。

隋文帝属于言而不作，只讲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本人不是新文风文体的实践者。

张说、苏颋、李白、王维属于作而不言。他们没有或极少发表反对六朝文风的理论文字，却都能身体力行，先干起来再说，或者以自己的文章实践表示自己的喜恶爱憎。张说、苏颋，时称"燕许大手笔"。他们不但是著名诗人，而且是著名宰相，还是著名文士，尤其张说，文章已然盛唐气象，不求包罗万象，但要唯我所用。他的《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借卢之碑石，言己之感想；虽然评价前贤，有谥美成份，但那口气、那气势，已然显现盛唐风采。他写道："昔仲尼之后，世载文学，鲁有游、夏，楚有屈、宋。汉兴有贾、马、王、扬，后汉有班、张、崔、蔡，魏有曹、王、徐、陈、应、刘，晋有潘、陆、张、左、孙、郭，宋、齐有颜、谢、江鲍，梁、陈有任、王、何、刘、沈、谢、徐、庚，而北齐有温、邢、卢、薛，皆应世翰林之秀者也。吟咏情性，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天下之人，谓之文伯。於戏！国有校，家有塾，禄位以劝，风雅犹存。然千数百年，群心相尚，竞称者斯之鲜矣。才难，不其然乎！然则飞黄虚骋，百辔遗路；鹪■天运，万翼天阶。文士擅名当时，垂声后代，亦云才力绝众故尔"。

言文并作，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创作，不但改变旧风，而且改变旧体的人物，陈子昂可算唐代第一人。

①　转引自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117　页，1984年3月新一版。②　转引自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118　页，1984年3月新一版。陈子昂诗文俱佳。诗风悲凉慷慨，已是新人新声。文章朴拙实用，又近古意。他反对六朝旧习，给人议论风发，势如破竹的感觉。虽不似盛唐大家的雍容大度，另有一番气冲云汉的英雄气概。他的这种作风，一直到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兴盛起来，还为人们所景仰，所称道。他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①陈子昂独立于世，是盛唐之音的先知先觉者，他有实践，也有理论。不过实践不算很多，成绩也不算很大；理论不算很深，在当时的影响也比较有限。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泣下"的悲凉感触。

而他对散文的自觉，与他后面的张说、李白、王维等盛唐大手笔相比，还有些超前哩！真的盛唐诗人，并不认真关心散文的发展--虽然他们能文；更不关心唐代散文是否应该继承三代两汉的散文传统。他们生于盛世，胸怀博大，熔儒、道、佛于一炉，要继承自屈骚、《诗经》之后的一切传统，而且融而化之，超过他们。这样的时代，不是古代散文传统可以表现的。这就是为什么盛唐诗苑兴旺，而它的散文成就不能同样兴旺的主要原因。

对古代散文传统一往情深的人物，首先是肖颖士和李华。

肖颖士（公元708-759年），字茂挺，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人，开元年间进士。他4　岁能文，10　岁补太学生，是个神童，28　岁举进士，对策第一，足见文章功力十分深厚。天宝初年，补秘书正字。他的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他所处的时代虽然是诗歌无比繁荣的时期，但天下喜欢散文的人还是不少，即使他免官之后，向他学习文章的人依然很多。

李华（约公元715-约774年），字遐叔，赞皇（今河北元氏）人，也是开元年间进士。曾官监察御史等职。他和肖颖士文章齐名，世称肖、李。他在安史乱后，曾受伪职。乱平贬官，后又起用，晚年辞官归去，同样文名很大。而且他与肖颖士不同，肖颖士推崇古文，才学满腹，但文章流传下来影响后人的不多。单以文章的艺术价值而论，不算高明，他是一位一心复古而且确实古朴无华的人物。李华与肖的文章观念如出一辙，但他更能创作，他的《吊古战场文》，成为千古名作，几乎没有唐散文选本不收入的。其写战争情态，少有其匹。虽然似乎渲染战争造成的后果不免过于惨烈，但为文如此，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位古代散文高手。文章开首便写古战场风貌，一下子就能抓住读者的情绪："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

文气如龙，不由你不读下去。

肖、李对古文的主张，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宗经，非六经思孟，不足为文章范本；二是载道，最尊崇孔夫子修春秋的微言大义；三是尚简，反对铺张陈事，这一点肖颖士更为典型，不但六朝骈文不在话下，连战国策，两汉散文都认为不合圣人古义。

肖、李之后，又有独孤及、元结、李观、梁肃、权德舆、吕温诸文。他

①　转引自罗泽根《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48　页。

们的文学见解，或有不同，但反对六朝浮艳之风，主张文以载道，文以致用方面则大同小异。

由此也可看出，古文运动并非一人一时之事。如果从北魏苏焕算起，到韩、柳时代，就有300年了；如果从隋文帝算起，也有近200年了；即使从陈子昂算起，也有100多年了。200年间，留下记载的人物固然不多，而参与其中的人一定不少。据说肖、李晚年，特别是李华晚年，虽然已然隐居，向他求文的人依然很多，而且多送厚礼，可见当时的散文之风之烈。罗根泽先生认为："韩、柳之前，载道说也有了，文气说也有了，简易说也有了，宗经学史的学说也有了，推崇周秦两汉、卑弃魏晋六朝的学说也有了，那么韩柳之对于古文的理论，不只是前人的追随者吗？"①其实韩柳之前具备这些理论，只是说有这些见解。这里只想指出，为什么肖、李、独孤、梁、权、吕、元诸人没有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更没有倡导起这样一次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究其原因，首先还在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虽然他们或许和韩柳只有一步之遥--还没有产生对古文运动强烈的社会需求。

历史无数次证明，需求决定创造，创造产生天才。唯有强烈的社会需求才能产生强大的创造动力。

韩柳主导的唐代古文运动，首先是响应社会的召唤，因此他们才具有这样巨大的能量，当时的社会，既经安史之乱，国家元气大伤。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了，但诸侯拥兵，藩镇割据，对此，唐王朝中央政府，欲平难平，欲忍难忍，不平不忍，处境尴尬。整个国家充满了藩镇与藩镇之间，藩镇与朝廷之间，藩镇内部各种力量之间，朝廷内部各种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大家都觉得会发生什么不测，但又十分不愿和惧怕再发生什么不测，虽然不愿和惧怕发生什么不测，却又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阻止和消除这些可能会发生的不测。安史之乱伤了大唐王朝的元气，但大唐王朝的余威犹在--毕竟它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辉惶的盛唐文化，于是中唐一切有为之士，都在顺应历史潮流，寻求国家能够中兴的办法。韩愈、柳宗元便在这样的历史转变时刻，开宗明义，不失时机地扬起古文运动的旗帜，可谓因时而生，所向披靡。为什么这个时候以至由此而始的数百年间，社会这么需要古文运动呢？

因为古文运动的主旨，在于回归尊儒轨道，维护朝廷尊严和国家的统一。我在前面说过，盛唐之盛在于它有兼容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大文化的胸襟与大文化气象，于是产生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产生大量后世封建时代无法企及的文化成就。中唐则不然，国家已经出现危机，人们企盼中兴。这种时候，靠佛不行，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认为一切皆由缘法，任你兴盛也罢，衰亡也罢，他都无动于衷；靠道也不行，佛教一切皆空，道教只要成仙，金丹仙药，神符鬼箓，于事无补。尽管两家文化还有巨大的文化生命力，但在中唐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于是韩愈辟佛，便得到士人喝采，虽然发配边远荒凉之地，反而成为胜者。宪宗佞佛，不能长久，到了武宗，干脆大规模地灭起佛来。

儒家学说本来于乱世无用，从来开国创业的时代，儒家不受重视。它的作用在于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儒家理想，而且只要中国式的封建基础不根本改变，儒学总能屡试不爽。但在韩柳时代，说乱世又并非乱世，说治世又何曾能治？韩愈便写《原道》，柳宗元又写《封建论》，古文运动

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139　页。

更大声疾呼文以载道。不用说，古文运动这个主旨，自陈子昂提出，经过100年努力，终于由韩公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从此便蓬勃发展起来。而且此风不吹则已，一吹便不可收拾。直到宋代濂、洛、关、闽几位大儒出来，才算慢慢止息--它的任务大抵完成了。而中国古代文化也就进入最后一段僵化时期。

古文运动不但主张"非三代两汉文章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能存"，而且主张"唯陈言之务去"。就是说从主旨到文体、文风、文字，要统统予以改变。至于六朝文学，干脆就保留不得。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批评六朝文学说："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耶？"请注意，这还是就其善者而提出的批评；其余文章实在连挨批评的资格都没有。韩文公大气磅礴，眼角都不去扫他们一下。

但既为一场文学运动，非有创作实绩才行。韩、柳以前，主张恢复古文风格的人们，不但其宗旨不如韩、柳明确，实际成绩尤其比不过他们。如唐代文学理论家柳冕，也有些好的理论，却不能实践自己的理论，说服力就差了。不唯柳冕，就是肖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乃至张说、苏颋、李白、王维，在古文一途都不及韩、柳。肖的文章不过平平，李华文章达到《吊古战场文》水准的没有第二篇，而《吊古战场文》又不能算散文正脉。元结有些小品，颇有意味，但不能成为洪流巨制。李白、王维虽为文章妙手，但主要精力不在于斯。可以这样说，韩柳之前的隋唐散文，不但远远达不到两汉散文水平，就是真与魏晋六朝文比起来，力量也显单薄。韩、柳则不然，他们的文章，虽打着复古的旗子，却是全新的创造。不但可以直追班、马，而且比司马迁之外的任何一位散文家的成就都高。贾谊、晁错、扬雄、王充、三曹七子都被他们超过了。

事实上中唐确实有过一段平静，甚至有过一段中兴的苗头，这不能说和古文运动没有关系。而且唐代古文运动的意义早已超过唐代的范围，它具有文化与文学的双重价值。

（二）古文运动的主帅韩愈1。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韩愈大才，在有唐一代文学人物中屈指可数。他的诗歌独成一派，本人又是中唐两大诗派之一的领袖人物。但他的诗和他的文章比起来，还只能排在第二位。他文章极好，单以文章而论，已经可以称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一员主将。他还有另外一大功劳--他还是唐古文运动的直接领导者，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导向人物。虽然人们讲到古文运动总要韩、柳并称，其实两个人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韩愈是主帅，而且唯有韩愈够主帅的资格。柳宗元不具备韩愈的条件，包括客观条件，也包括主观条件。

韩愈之所以成为古文运动的主将，首先是他生逢其时。如果他早生20年，或晚生20年，那就轮不到他作主帅了。而且他不但生逢其时，举进士的时间也恰到好处。他中进士的这一年，人称龙虎榜，多少中唐人物都中在这一榜上。他本人又有强烈的儒学精神，且好为人师，能文能言，又善于团结和交好各类文学人物，这一切都很自然地使他成为这场古文运动的主导者。韩愈尊儒敬道，由来久矣。他的《原道》、《原毁》都是比较著名的思想理论著作，文章自在，写得头头是道。他不但亲儒，而且辟佛，他的思想与佛教势不两立。虽然也有和尚朋友，朋友归朋友，该反对佛教照样反对--他对和尚的态度也体现了儒学精神。他的《论佛骨表》，写得神采飞扬势如破竹，不但理直气壮，而且义正辞严。当是时，国家刚刚经受过巨大灾难，虽然宪宗当政有中兴之意，但佛教的蔓延，其实不利于国家统一权力的加强，佞佛活动，更是劳民伤财。这些都是韩愈不愿看到，也不能容忍的。他的《论佛骨表》早有思想基础，又有现实原因。两势归一，发而为文，真如狂风骤雨一般，披头盖脸向宪宗抛去。宪宗恼羞成怒，要把韩愈处死，幸亏众官求救，才改贬潮州。

按现代人习惯，此文可分若干段落，但在古人未必如是。何况韩公文章，最是一气呵成，字字句句都带着一股精神。文章开笔就讲："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三言两语，先给佛教定了性。然后急转直下，便举史实。大讲三皇五帝的光辉经历，说黄帝活了110岁，在位100年；少昊活了100　岁，在位80年；颛顼活了98　岁，在位79年等等，那个时候的皇帝可真不得了，最短寿的一位还活了90　多岁哩！可是，佛呢？那时候根本没佛！讲了正面经验，又讲反面经验，说汉明帝以后，有了佛了，可各位信佛的皇帝全倒霉了。一个个寿夭命短，好不可怜。梁武帝虽然多活了几岁，临了还是让人家围在台城，活活饿死。

讲了远的，又讲近的，说李渊如何，李世民如何，抬出宪宗的祖宗，说明问题，看看是祖宗重要还是佛教重要。然后笔锋一转，又讲佞佛的危害。讲罢危害，更恭恭敬敬，把孔圣人请了出来。圣人说："敬鬼神而远之"。如此一气说来，步步为营，条条是理，挟风裹雾，不可一世。说到最后，情绪激动不已，干脆来个发誓明志，以毒攻毒。文章写道："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韩愈好为人师，同样由来久矣。他年纪轻轻，便有狂名，不仅人家说他"狂"，他自己也承认"狂"。不过不是狂妄之狂，而是"余憨而狂"；什么叫"憨"呢？老老实实就是。其实这句话本身就够狂的--因为我老实，所以我不会弄虚作假，没办法，只好该狂就狂。但韩愈虽狂，却能团结别人，他的朋友特别多，而他偏又喜欢交朋友，收学生。不但喜欢交朋友，收学生，而且朋友也好，学生也好，发现长处，马上表彰。经他表彰的人物中有李翱、孟郊、张籍、贾岛、樊宗师。。直到李贺。不但肯于表彰别人，而且能为别人仗义执言。他与同仁相处，不怕别人有怪癖，好像越有怪癖，还越能一见如故。樊宗师可谓怪中之怪，他一见如故；贾岛也堪称怪中之怪，他又一见如故；张籍才高善辨，常与他发生争执，他依然把张籍作为好朋友；李贺年少有诗名，他便亲自上门探访，李贺因父名重讳难于考进士，韩愈虽重儒学，却亲写《讳辨》，为李贺入考寻找根据。他虽好为人师，绝不心胸狭窄，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韩愈的这种作风，使他深得同道人心。自然而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方面，他自信，自信才好为人师；一方面，他又自尊自强，因为自尊自强，别人才喜欢承认他的尊师地位。

韩愈成为古文运动主将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确实作出比周围人更大的古体散文成就。他的诗歌，风格奇崛，水平也不低，但要说独步中唐，那不符合实际，更不要说独领风骚于唐代了。但他的散文，自西汉司马迁以来，确实没有敌手。柳宗元以外，唐代文坛上任何一位显要人物和韩愈比美散文，都难免成另一场龟兔赛跑，而且韩愈还是一只不喜欢睡觉的长脚兔。

2。韩愈的生平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南阳（今河南孟县南）人。幼年即父母双亡，全靠兄长和嫂子抚养。他聪慧过人，博闻强记。史书上说他日记数千言，通百家。贞元八年进士。但未很快任用，他耐不住寂寞，连续给赵琛等三位宰相上书。后入朝为官，作监察御史。因为上书论宫市之害，触怒了皇帝，贬到山阳任县令。韩愈有行政才能，县令做得不错，于是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年间，成为国子博士，河南令。但他才高气盛，不免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加上旧势力嫉妒，使他长期得不到升迁。后来终于得到裴度赏识，才算走出低谷。宪宗时，任中书舍人，裴度平定淮西，他随军有力，表为行军司马，胜利后，升为刑部侍郎。这一段仕途得意，颇有青云直上的好感觉。但很快发生"论佛骨表"事件，于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给发配出去了。后来自己见胳膊终究拗不过大腿，便向皇帝承认错误，说自己被贬全怨自己糊涂，终于得到皇帝原谅，迁袁州刺史，寻，又拜国子祭酒。还作过兵部侍郎、京兆尹等官，于长庆四年，因病去世。

韩愈一生，一是作文作诗，二是作官作事，二者都做得很有影响。但比较起来，还是诗文更有成就。他一生经历比较得意，虽有挫折，都不算很严重。柳宗元中年谢世，他为柳公撰写碑文，说柳宗元被贬边荒之地，久久得不到赦免，和没有大人物援引有关。这是他经验之谈。韩愈生平，最喜欢干谒。他好为人师，又好找靠山，所以每遇挫折，总有大人物援引。他本人不能吃苦，一有苦处，马上四处求援。他常报怨生活贫困，其实他何曾真正贫困过。

韩愈思想的主流部分是儒学传统，但也不纯粹，他写《原道》、《原鬼》、《原毁》等书，好像全然儒家声调，其实里面有杂音。他对孔子孟子绝对敬服，但一读《荀子》、《墨子》，即刻产生新想法。荀子与孟子矛盾，孟子乃儒学主流，一般儒家正统人士，对荀卿多贬，但他读罢荀子，就将荀孟作个比较，并且得出结论说："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孔子与墨子势不两立，但他读了《墨子》，又写读书心得说："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还大胆猜测"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以此观之，韩愈的思想其实驳杂，这种驳杂对他的文学很有好处。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他的人格--他不因人废言，而是因文论人，颇有些实事求是的意思在内。

韩愈的主要缺点，是他喜欢眼睛向上看，一生干谒，不怕挫折，比之李白还有过之，而且态度谦卑，有时到了他的同道后人难以为之圆说的程度。因为他有这个毛病，所以他的文章中，反映个人生活和文学之道的内容最为精采，而反映社会下层的内容几乎是空白。

但他毕竟有大功劳于唐代文坛，也有大功劳于中国文学史。后人对他评价很高，一般也符合事实。韩愈作为一代文宗，不但后人尊崇。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然享有极高声誉。

3。韩愈的古文作品及其艺术特色韩愈的散文，几乎无所不有。其中也有许多应酬之作，以及无甚意义的表章之类，但这属于彼时风尚，不便苛求于前人的。他的优秀作品，数量很多，而且不论哪种文体的题材，都有优秀作品。如果按现代人的分法，他的议论文，记叙文，抒情文，人物传记，小品文和寓言故事，都写得非常出色。他的《祭田横墓文》、《与孟东野书》、《送孟东野序》、《师说》、《答李翊书》、《祭十二郎文》、《进学解》、《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杂说》等，都可称为千古佳作。

他的文章恰如行云流水，不拘常格，但有常法。他长于抒情，又善于选择典型情节，抒情色彩更为强烈，所写所记人物事件也特别具有立体感。他为文敢于也善于创新，能将文章旧体，加以改造，打破旧时传统，另成一家。如古时撰写祭文，没有《祭十二郎文》这种写法的，因为没有这般写法，也就收不到他这篇祭文的巨大效果。后人评说："读《出师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友"，可见其影响之大。他写《毛颖传》，开士大夫撰写寓言的先例，虽然遭到许多人反对，他依然无所畏惧。通过他的文章，人们可以非常生动地看到他本人的风采，也可以看到他周围亲人、朋友、环境、历史人物、时代风俗等种种有价值的内容。韩公妙笔如神，韩文精采如画。

他文章的风格，雄浑雅健，有浩然之气。"气"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特有说法，好像现代人论文喜欢说某某文章有没有"味"。气是什么，众说不一。但这个观点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有名，其始出于孟子。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先秦散文风格，可分为四大流派。孟子就是"浩然之气"派。即使平常之事，经他笔下，就有席卷千军的气势出来。韩非是斩钉截铁派，所谓握拳透爪，寸铁能屈。荀子是缜密严谨一派，今人所谓学者之文。庄子是汪洋恣睢派，遣词造句，随心所欲。韩文风格属于孟子一派，而且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继承孟子文风最好的一位。对他的文章，不接触则罢，接触便仿佛有无数触角伸将出来，将你团团围住，前推后拥，左挟右持，使你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有人说韩文中未必有多少深刻的道理。虽然不见得有多少深刻的道理，却一经他手，便产生巨大的感染力。韩文的讲理，确与柳文不同，柳文得荀子本色，文理缜密，丝丝入扣；韩文则情、理并举，风中夹雨，雨又生风。他的道理不多，但能讲得尖锐通透，风起云涌，大气磅礴，虽是小题，偏能大作。纵然大题，绝不枯燥。比如他的《师说》，开口就讲："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高屋建瓴，一句话就抓住核心问题。又如他的《送孟东野序》，虽为别辞，绝不凄苦，一样气韵高迈，一样振振有辞。本意虽在安慰鼓励孟郊，却能借用比兴手法，言别不讲客套，客套便落俗套；也不一味抒情，抒情过度反觉虚假。而是别指一物，以物喻人，由此生发，如江河而下，反映出来的相互友情，又深了一个层次。而且文字优美，诵之若有金石之声。文章写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韩愈文章的特色，首先就是义正辞严。不但义正辞严，而且居高临下。

你和他对话，恐怕要仰起面孔看他，并非他人品孤傲，而是他的文章视点高绝，笔锋所及，便有势如破竹的气势。

韩文善使气，又善抒情，非常雄辩，却不盛气凌人。

韩文语言功力极深。他是主张"唯陈言之务去"的，他的诗歌不免怪险奇崛，但他的文章却能做到文从字顺，使用平常文字，写出不平凡的文章。他的文章用语不难不僻不生不涩。他肯定是一位创造新词的高手，却能使读者欣然接受，有视新如故的熟悉感和亲近感。现代人常用的许多成语，如痛定思痛，俯首贴耳，杂乱无章，深居简出，冥顽不灵，面目可憎，垂头丧气，牢不可破，大放厥辞，百孔千疮，一发千钧，不平则鸣等等，都是经他首创或者从他的文章用语中演化而来。他还注重口语的应用，虽非白话，却使文章增色不少。

韩文另一个艺术特色是注重文章的布局和剪裁。布局得体，剪裁新颖。

他的文章固多，但不给人雷同重复的感觉，一种文章一种作法。同是作传，有亲疏远近之别；同是序言，有高低深浅之分；同是碑铭，有取舍收放之妙。因为他很重视剪裁功夫，从不平均使用气力，要在抓住细节，写出精神。他写《张中丞传后叙》，把张巡、许远和南霁云三个人物写得淋漓尽致。虽然着墨不多，笔笔皆在"坎"上。他写《画记》，虽是记叙小品，却能有虚有实，虚虚实实，使人不但能够通过他的文章去"看"，还能透过他的文章去"想"。实的部分，"杂古今人物小画共一卷：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兵行且下牵者十人，骑且负者二人，骑执器者二人，骑拥田犬者一人，。。"，顺叙而下，笔笔清楚，标准的说明文字，可谓笔笔皆实。但随即笔锋一转，便成模糊，依然如实介绍，却给人畅想空间。他描绘说："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牵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人立者，龁者，饮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相戏者，怒相踶■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凡马之事，二十有七，为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三）古文运动的大将柳宗元1。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独特贡献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一员大将，但不是主帅，这也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

柳宗元少年得志，比韩愈早走上仕途，而且曾一度辉煌，也是韩愈所不能比拟的。那时候，韩愈还在为没人赏识而着急哩。但他一生不顺。王叔文变革集团一败，他就被贬永州，永州乃荒凉边塞之地，使他远离了唐代文化中心，失去成为古文运动主将的客观条件。就他本人性格而言，他也没有韩愈那种好为人师的精神，比较起来，他更喜欢和别人平等谈心。有人说，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被贬谪他乡，心情抑郁的结果。其实不尽然。韩愈也曾被贬，但好为人师的精神始终如一。过去研究历史，对人物性格关注不够，把这方面的荣誉都无偿送给小说家了。人的性格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人的前途，至少决定人们在选择前途时的行为方式。柳宗元的性格特点，是做得比说得更多，也更好，而且并不因此而产生特殊感觉。

柳宗元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的创作实绩。他的诗歌，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诗歌成就之高，堪称卓然大家。他的散文比他的诗歌更有成就。与韩愈相比，也在伯仲之间。他的散文主张，和韩愈大同小异。他不像韩公那样认定佛教是外来之物，一点益处没有，于国于民全是祸害。他的主张非但没有这样强烈，而且对佛学仿佛也有研究和信任。他女儿身体不好，求医不成，就去求佛，希望得到佛的帮助。但他的理想依然是儒家的，他的观念更是儒家的，他最推崇的依然是"尧舜孔子之道"，坚决主张"立仁义，裨教化"；"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之道则安元元为务。"但他比韩愈更具现实精神，或者换句话说，他对古文运动的主张在主旨上和韩愈并无二致，只是更其扎实、深沉，因为他是一个对社会底层和民间疾苦有更多了解与深切同情的人。

他的散文，几乎无所不能。就其总体水平而言，与韩愈旗鼓相当，具体领域，则二人各有长短。可以这样说，柳宗元是以自己的实际创作支持和推动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虽然他并非主帅，但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把他和韩愈并举，看作唐代古文运动中两位杰出代表。后世文学人物虽然多有抑柳扬韩情绪，但柳文的成就是抑不住的，韩柳恰如李杜，自有文章传千古，不管他人论短长。

2。柳宗元的生平及其文化取向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他去世前曾作柳州太守，深得人们爱戴，后人又习惯称他柳柳州。

柳宗元少年得志，意气风发。贞元九年，他年方21　岁便中进士。26　岁中博学鸿词科，授校书郎，调蓝田县尉，累迁监察御史里行。与当时的改革人物王叔文韦执谊等关系密切。德宗死，顺宗继位，他和刘禹锡一起，参加王叔文改革集团，摄礼部员外郎，成为政坛风云人物。但他们的改革，基础不够牢固，推行者又缺少必要的政治经验，加上顺宗身体很差，改革很快失败，他以此贬永州，任司马。在永州一住10年，景况凄凉。但他初衷不改，行政不行，继之以文章，他最好的文章，大多出于此时。元和十五年，他和刘禹锡等所谓"八司马"被召回京，又因为刘禹锡的一首诗，触怒了权贵，结果再次被遣，任柳州刺史。在柳州任上他政绩颇佳，但身体很差，在任不过4年时间，便因病去世。柳州百姓对他非常敬仰和怀念，为他立庙以示纪念，庙字至今犹存。

柳宗元政治信仰明确、坚定，而且比韩愈更富于现实色彩和进取精神。

韩愈也可以称为改革式人物，但他的改革，主要通过古文运动表现出来，与其说意在变革，不如说意在中兴。柳宗元则是一位有理论又有实践的青年改革家。看他参加王叔文集团，柳州政绩，和关心民间疾苦的社会实践，以及他写下的以《封建论》为代表的一系列政论文章，知道这是一位具有卓越政治见地与行政才能的文学人物。这一点，不唯唐代比较少见，即使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不多见。唯王安石更有建树。柳宗元的政治成就不如王安石，不是他才能不行，而是没有得到历史的青睐。

柳宗元的哲学思想也比韩愈高明，他并不一味反对佛教，但他却坚决反对迷信。他写《天论》，认为天是无知的，和世间万物并无不同。他写《断刑论》、《时令论》，认为把一年四季的季节特点与刑罚生死联系起来没有道理。古人主张春生秋杀，这种远古遗风直到清代犹存，可谓古已有之，经久不衰，但柳宗元不能认同此说，给予有力批评。

不但如此，楚辞里有屈原一篇《天问》，大气磅礴，色彩斑斓，满心疑窦，百问苍天。然虽有天问，但无天对。柳宗元勇作《天对》，与屈翁对话，充分显示了他的非凡才华。《天问》留下多少文章天地，《天对》只管主张自然之说，百问百对，堪称敌手。这里摘引第一、第三、第五三段，作为例证。

屈原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板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柳公对："曰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曶黑晰眇，往来屯屯。■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

屈原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柳公对："无营以成，沓阳而九。转輠浑沦，蒙以圜号。冥凝玄厘，无功无作。"屈原问："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隈隈多有，谁知其数？"

柳公对："无青无黄，无赤无黑，无中无旁，无际乎天则！巧欺淫诳，幽阳以别。无隈无隅，曷懵厥列？"

现在看来，所问所对，并非尽如人意，但在那样的时代，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确实非同等闲。

由《天对》推及其他，柳宗元在对宗教、神鬼自然的态度上，确与韩愈有别。他固然没有写过《论佛骨表》，但也不写《送穷文》。

柳宗元的作文主张，也与韩愈有所不同。他不像韩愈那样，对六朝文弊持极端立场，反对骈体文章，"唯陈言之务去"，骚体赋声，一概不要。他的文章能散能偶，以散为魂，并不一概排除骚体赋声。他的文章句型，也时有骈体风格。不但如此，他还是写赋的能手。他的《牛赋》、《瓶赋》、《囚山赋》、《闵生赋》、《佩韦赋》等都深得屈骚精神，又不失唐人意趣。柳宗元高出韩愈的地方，在于他肯于面对人生，痛恨官僚腐败，了解人民疾苦，并且能将这种种想法和情绪通过具体事实，形象地表现出来。韩愈也写过《五坊小儿》一类文字，但为数不多，因此遭贬之后，便再不提起。柳宗元一生对此矢志不移，而且运用各种创作手法，予以表达。一方面，他对官僚腐败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对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苦难予以深切同情。他的《捕蛇者说》之所以成为千古名文，不但文章极好，而且内容深刻。柳宗元为人正直，虽不善于自我表白，但勇于为患难朋友作出牺牲。他贬谪永州10年，好不容易回到京师，因为刘禹锡的一首诗，再次被遣出京，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但他对引出麻烦的刘禹锡没有怨言，反而对刘被贬连州，十分同情。刘禹锡上有老母，连州又是边远荒芜之地，儿子受得此苦，老母如何安置，于是上表皇帝，要求和刘禹锡调换任所。这种为朋友的牺牲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大体说来，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柳宗元要高要大，倘无柳公，韩公依然可以成就古文运动的大事业。但以韩、柳二人的文章人品而言，柳宗元比之韩愈，思想更具深度，人品也更磊落。

3。柳宗元的散文作品及其艺术成就柳宗元的散文艺术成就与韩愈散文相比，各具特色，不分上下。

一般说来，他的议论文比韩文更为缜密严谨，无懈可击。韩公以其浩然之气取胜，雄浑畅达，气势夺人。柳文则以说理见长，条分缕析，以理服人。他的人物传奇，和韩文相比，恰似春华秋实，各具风采。韩愈写张巡、许远、南霁云的英雄节义，有石破天惊般的艺术魅力，文章写到南霁云求救兵不得，酒席宴上，慷慨陈辞，声泪俱下，拔刀断指，以明心迹，具有雷霆万里、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柳宗元写《段太尉逸事状》，妙在强化对比，注重铺垫。文中说汾阳王郭子仪的儿子作为尚书领行营节度使，"寓军邠州，纵士卒无赖。"老百姓苦不堪言。段太尉便将乱市伤人的17　个营卒抓住，个个砍头示众。于是兵营大噪，气氛极其紧张，但太尉独不惧。闻尚书有召，马上应命前往，而且连佩刀都解下不带，只请一行动不便的老人代为持马，便进行营。至军营，营中兵士如临仇敌，带甲冲出。太尉见状不觉一笑，对他们说：杀一个老卒，还用带甲吗？"吾戴吾头来矣"。这种从容气派，比之张巡、许远，别是一番风采，于是尚书出面，太尉无伤。而且他要求在营中吃饭，饭罢又要求在营中住宿。饭饱睡足，礼貌而归。行文跌宕有致，人物刻画入木三分。柳文中人物传记不少，都能因材授意，各见所长。他的《种树郭橐駞传》，但用白描手法，隐有庄子之风。柳宗元散文中，读后感一类文字占有不小篇幅。正如韩愈读罢墨子便评价墨翟，读罢荀子又评价荀况。柳宗元读书极多，感想也多，他不但评文，而且论史，评文能辩，论史能议。他评文的文章如《辩鬼谷子》、《辩列子》、《辩文子》、《辩论语》、《辨晏子春秋》、《辩亢仓子》等；论史的文章，如《断刑论》、《四维论》、《时令论》、《封建论》、《六逆记》，都能分析精辟入腠，议论笔笔成文，而且富于借古讽今的现实主义风格。他写《封建论》，反对封建割据；他写《六逆论》，反对宦官专权；他写《时令论》，反对听天由命；他写《断刑论》，反对旧说旧俗。其《辩列子》、《辩文子》都能因文论事，找出真伪原由。柳宗元是一位精于思考，重视佐证的散文专家。他继承荀子传统，又比荀文富于文采，堪称古学者之文；他继承中国史家传统，以史为本，不卑不亢，对《国语》也敢批评。他写的《敌戒》，不但用意深沉，而且充满辩证精神。柳宗元写的散文体寓言，多于韩愈。韩公于此不过偶尔为之，柳公却能专心创作。而且当韩愈因此受到批评的时候，他便站出来说明自己的看法，支持韩愈。他的寓言，几乎篇篇精采。如《三戒》，如《罴说》，如《。。。。传》，都寓意深刻，文尽其妙。《三戒》中的《黔之驴》一篇，更是闻名遐迩，无人不晓。《三戒》中另一篇《永某氏之鼠》，借物喻人，说的是贪得无厌的老鼠，读者想到的却是更其贪得无厌的"人"。其讽刺手法高明，给人印象深刻。

抒情散文方面，柳宗元似不如韩愈。他没有《祭十二郎文》那么动人魂魂的抒情文章。韩文如同文人写意画，妙在随心所欲，虽然骨子里依旧法度森严，表现出来却如行云流水，但见满纸云烟，宛若天然而就。柳宗元的文章主观色彩不浓，虽也抒情但有分寸。他为文并不恣意为之，更善于把事情客观地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去理解。他的散文更像西方古典油画，追求的是画面本身的成就，作家的感情只管通过描写对象予以表现。他的山水游记为韩文所无，而独成一体，几乎篇篇都是散文精品。描写普通劳动者苦难生活的散文，更是他独擅的专长，也为韩文所无。

他的社会散文，如《捕蛇者说》，前面已有介绍。他的山水游记，还应细作说明。柳宗元是唐诗中的山水大家，诗文一气相通，在散文方面他也是写景能手。他的山水游记，继承《水经注》一类山水文学传统，风格清丽，细致入微，状物绘景，出神入化。他被贬永州，无所事书，每见风景妙地，便暂放愁怀，不觉一快。但他毕竟是一位性格刚直又十分内向的诗人、学者，尤其是一位心怀报国热忱的青年知识分子，所以尽管他的山水游记，不露声色，却引人入胜。但在那美妙无比的风景后面，人们还是能隐隐感到作者的一缕深愁，绵绵无绝。他在永州曾有八篇山水名作，史称《永州八记》，在中国山水游记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永州八记》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和《小石城山记》。《永州八记》篇篇皆好，其中《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潭中景色，最为传神。其文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短短106　个字，跌宕曲折，写照传神，虽百静如动，不涩不滞。所言景色，或曾见之，但不能写出，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柳宗元偏能以传神之笔，使如花美景，活灵活现。

柳宗元总结本人写作古文的经验时，有一段非常精采的议论。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写文章，以为修辞是最重要的。等到成年以后，才知道文章是宣传"道统"用的，用不着在修辞方面下那么大的功夫，去追求色彩与音响"。话虽如此，书总是要读的。而且他本人也曾下大功夫学习和研究古代经典文章的长处，博采多学，以为我用，所谓："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因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至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文也。"①

①　《柳宗元集》第二册，第871　页。

柳宗元说到做到，心口如一，他的文章确实有深厚的渊源，又有很高的修养。联系到韩愈论文的经验，有殊途同归之感，异曲同工之妙。

总而言之，柳宗元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唐代大散文家，也是唐代古文运动骁勇善战的大将。比较起来，柳文缜密严谨，学问深厚，而文字不甚通俗；韩文更善抒情，文从字顺，又极力宣扬儒家道统，故此，后人更容易亲近他些。

（四）韩、柳之外的中、晚唐散文作家唐代古文运动非一人一时之事，韩、柳之外，还有一批追随者或同道者或虽不同道却有实际创造者在。这些作家中，一些是韩、柳传人，主要是韩愈的传人与朋友，如李翱、孙樵、皇甫湜等；一些人在理论上与韩、柳古文运动并不相干，却有很高的散文创作水平，如白居易；还有一些乘韩、柳遗风，另成一体的散文作家，如皮日休、陆龟蒙、罗隐；也有几位不以散文创作为重，而专善骈体的文章高手如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这四种人中，第四种已非散文，与本节内容无关。第三种，时间且晚，已入晚唐。

李翱（公元772-841年），字习之，陕西成纪（今甘肃泰安东）人。贞元年间进士。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他虽然是韩愈的同龄人，却师事韩愈，是唐古文运动的重要成员，他在哲学上也有建树。可惜，唐代哲学无巨人，所谓哲学家者，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李翱数人而已。他的哲学思想中，掺有佛学内容，但仍以儒学为主。他的日记体文章《来南录》，在唐代散文中别具一格。他散文水平不算很高，但文风平易，比之樊宗师等几位怪杰，可说文气通达，可读性强。他有一篇小品《拜禹言》，文章简易流畅，一波三折，情感充沛，是他文章中颇有文学价值的一篇。其文曰："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陇西李翱敬再拜禹之堂下。自宾阶升，北面立，弗敢叹，弗敢祈；退降，复敬再拜，哭而归。且歌曰：惟天地之无穷，哀人生之长勤。住者，予弗及；来者，吾弗闻；已而，已而。"

孙樵，生卒年不详，字可之，一作隐之，关东人。大中年间进士，授中书舍人。孙樵也是韩愈古文的重要继承人。而且在反佛辟佛这点上，也和韩愈同声同息，甚至比韩愈表现得更为激烈。他文章的风格奇崛险厉，大似孟、贾诗风，又多讽喻时事，有古代杂文风格。他文章中也时有写景佳句。刘大杰先生认为他的《书褒城驿壁》、《龙多山录》、《祭梓潼神君文》、《骂僮志》等较能代表他的艺术特色。现引《祭梓潼神君文》为例说明，其中有一段描写景色的文字，确实不错："会昌五年，夜跻此山，冻雨如泣，滑不可陟，满眼芒黑，索途不得，跛马愠仆，前仆后踣。樵因有言：非烛莫前！须臾有光，来马足间。北望空山，火起庙壖，焰焰逾丈，飞漆射天，螟色斜透，峻途如昼。樵谓庙奴苦寒，。。薪取温。晓及山巅，。。涩庙门，余烬莫睹，孰知其然。"

韩、柳之外的散文大家，首推白居易。白居易本与韩、柳同时，但于古文运动不闻不问，听其发展，未与其事。但他的创作，俨然成熟的唐人散文，而且风格清新流畅，语言生动、准确、活泼，意境悠远，不尚奢华，大有陶渊明诗文馀味，又和宋代欧阳修的散文风格有某些相似之处。白居易的散文中小品很多，犹能知情达意，挥洒自如。如他的《冷泉亭记》、《荔枝图序》、《游大林寺》、《代书》等，都有很高水准，入于唐宋八大家文中，正不知孰高孰低。其《荔枝图序》一文写道："荔枝生巴峡间，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宾守乐天，命工吏图而书之，盖为不识者与识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文入晚唐，昔日中唐风采已消失大半，散文独专的局面又被打破，于是出了几位骈体作家，如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等。段、温亦有佳作，李文尤其特殊。但古文运动业已生根，骈体文学到了末路，李商隐固诗文大才，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理解，他的美妙高绝的骈文作品，也不过是一种过时文体的回光返照而已，正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但骈体文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永远有益于后人。即使在中唐，也有陆贽的骈体奏议，享誉于世。陆贽、李商隐均为骈文大家，不过陆贽的文章，已不甚规整，所用排偶句型较多而已。他的奏议在中国文学史上亦应有一席之地。就是唐宋八大家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少骈体句法，而且一经妙用，使他们的散文更具光采。直到现代大文学家鲁迅先生，也曾用骈体文作过一篇序言，而且颇觉满意，也曾和许广平女士并坐一起，吟颂过的。

晚唐时期的散文能手，应推皮日休、陆龟蒙、罗隐三位小品文作家。

陆龟蒙（？-约881年），字鲁望，自称江湖散人，甫里先生，又号天随子。姑苏（今江苏苏州）人。他幼年早慧，有神童风采。喜读《春秋》，明其大义。又善作文章。尤其喜欢谈笑戏谑。他家中藏书极多，本人学习刻苦，足称晚唐才子。曾举进士不中，从此不再应试。他也有与地方官打交道的经历，但一礼不合，拂袖即去。以后甘心隐居山林，与山、水、渔、农为乐。山中有水患，他亲身劳作，不畏辛苦。他喜饮茶，善辨水，对《茶经》、《茶诀》、《水说》皆有心得。

皮日休（约814-约883年），字袭美，一字逸少，号"醉吟先生"，又自称"醉士"，"间气布衣"。间气布衣者，说自己乃天地之间气也。性格傲岸，以文章自负。咸通八年及第，为著名郎，迁太常博士。他个性强烈，正与陆龟蒙相同。黄巢起义，落入起义军中。黄巢爱惜他文才，授以翰林学士，其后不知所终。

史载，皮、陆二人"交拟金兰，日相赠和"，关系非常密切。又把他们所作文章合编为10　卷，题名《文薮》。

皮、陆二人文风相近，见识也相近，最恨世间不平事，化为文章，文风犀利。皮日休曾作《鹿门隐书》60　篇，专门讽刺谬政。对虎狼当路，百姓苦难深重的局面深恶痛绝，鞭挞不已。文中有云"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①又说："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②此种言辞，不但中唐作家中不曾有的，即使上追三代两汉，也极为罕见。后代儒生讥其降贼，多所诋毁，纯属多余之举。

皮、陆二人的散文，除去讽刺时政之外，也有抒发个人情感的佳作。这些小品，风格已远于唐，而近乎宋；其放浪不羁之态，几乎和明代性灵小品有隔代相招之感。陆龟蒙有一篇《与紫谿翁赓歌》，极富此种特色："紫谿翁过甫里先生，举酒相属，醉而歌曰："一邱之木，其栖深也屋，吾容不辱。一谿之石，其居平也席，吾劳以息。一窦之泉，其音清也弦，吾方在悬。得乎人？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先生乐而赓之曰："采江之鱼兮，朝船有鲈；采江之蔬兮，暮筐有蒲。左图且书，右瑟与壶。寿欤，夭欤？贵欤，贱欤？"歌阕而去。"①罗隐（公元833-909年），字昭谏，或说余杭（今属浙江）人。也有指

①　《唐才子传》第361　页。

②　《唐才子传》第361　页。

①　《古今小品精华》第206　页。天津市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1年4月第一版。为新登（今浙江桐庐）人的。罗隐本名"横"，因为10　次考取进士而不中，故改名隐--从此隐去，不赴考矣。他一生白衣，虽奔走诸侯间，屡受赏识，终不能如意。据说过钟陵时，曾见一营妓云英，颇有才思。后10余年，复遇之。这营妓说："罗秀才尚未脱白。"他就赠诗给她："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但他人隐而心不隐，所作文章多激愤之辞，批评时政，不留情面，文笔肆虐，如锋如镝。他和皮日休、陆龟蒙的小品文倍受鲁迅先生称赞，说他们虽为隐士，"并没有忘记天下"。说他们的小品文"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罗隐有一篇《蒙叟遗意》，感叹人生，味觉苦涩。他写道："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节为山岳，以肠胃为江河，一旦虑其掀然而兴，则下无生类矣。于是孕铜铁于山泽，滓鱼盐于江河，俾后人攻取之，且将以苦混沌之灵，而致其必不起也。呜呼！混沌氏则不起，而人力殚焉！"

唐文至罗隐，便以铜钉铁簇般的文字划上一个不屈的句号。

八、唐代传奇与变文唐文学博大精深，对后世的影响非同寻常。可以说，到了唐代，中国历史上一切主要文学形式均已有所展示，而且这些文学形式都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后代各类文学的发展。这些文学形式在唐的表现，可以分为五个基本方面，即：诗歌、散文、传奇、变文和词。

那么，为什么将传奇与变文放在一个总题目下进行叙述呢？简而言之，因为它们都是小说。

（一）唐传奇与变文的本义及其历史地位传奇，即唐代小说的别名。既是小说的别名为什么非用传奇这个名称呢？因为唐传奇虽然源于六朝志怪，又不同于六朝志怪，它的情节、手法比之六朝志怪更新奇、神异和完整。它的内容也更加贴近人生，贴近社会。而在现代人眼里，六朝志怪是小说，唐代传奇也是小说，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小说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而已。那么，换个角度看，唐代传奇就是中国唐代的小说。

变文呢？变文古已失传，清代才又重新发现，所以后人对它的定义就有争论。概括地讲，变文属于唐代特有的或者说唐代才大量出现的说唱体文学作品。它属于口头文学，但有脚本存在。这些脚本，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变文。但它为什么不叫说唱本而叫变文呢？这和它的表演特点有直接关系。变文的表现形式，是演唱与图画（或者图像）二者相配合的，而这些图像，在当时被称为"变相"。变文既然是记述变相故事过程的文学底本，于是就叫变文了。那么，当时的图画或图像为什么叫"变相"，它本身是什么样子的呢？照我看来，所谓图画或图像，可能主要是指庙宇中或石窟中的神像而言，好像旧时北京的拉洋片，图片其实不多而唱词确实不少。演唱人一面向听众指示这些单个或成组的神像，一面把神像所反映的故事演唱出来。

变文可以有狭义、广义之别。狭义的变文不包括讲经文、话本等单一口头演唱形式在内。一些学者干脆认为变文并非讲经文，二者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这说法属于狭义变文观点，但这要看从什么意义上理解它们。如果从它们的表演形式上分析，二者区别并不大。如果从它们反映的内容上分析，则讲经文内容比较专一。但我想，现在我们看到的变文，很多已经脱离讲经本义，大约正是讲经文发展演化的结果，但那祖始，则与讲经文有渊源关系。事实上，广义变文不但应包括讲经文在内，连话本、词话、诗话等敦煌发现的说唱本都应尽行包括在内。广义变文是指一切唐代口头表演文学的底本。不过到了宋代，发生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不再把话本归于变文，而是把变文归于话本了。鲁迅先生分析宋代话本种类时，曾引《梦粱录》、《都城纪胜》等书的观点，"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哪"四家数"呢？"曰小说，曰说经说参请，曰说史，曰合生"。鲁迅先生赞成这说法，但他没有看到敦煌发现的有关变文的原始资料。所以他说："以意度之，则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①或许可以这样说，敦煌发现的变文，本质上就是唐代的白话小说。

更重要的是，传奇和变文是唐代两种最基本的纯文学形式。这一点，它们与唐代诗歌和散文都有区别。至少传奇与变文不能成为科考对象，它们只是文学，而纯文学的功能和兼有社会其他职能的唐诗唐文显然有本质不同--至少在唐代有本质不同。

传奇与变文极大地影响了后代文学的发展，虽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还不十分清楚。唐以后，中国古典文学中最有成就的艺术形式是白话小说和戏曲，而唐代传奇和变文正是后来白话与戏曲的两个最重要的来源。（见图）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87　页。

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确切地说明唐代传奇与变文之间的联系，但可以说，任何文学形式，都是由民间和专业人员--在古代则是以主要精力从事某种艺术形式创作的士人--两个方面共同努力完成的。而且一般情况下，首创者总在民间，经过民间相当阶段的创作与传播，才引起士人的注意，并经过他们的再创造而渐次成为成熟的文学艺术形式。小说如此，词、曲、戏曲莫不如此。

（二）唐人传奇1。唐代传奇的成因唐代传奇有六大成因。

第一，唐传奇是前代志怪小说特别是六朝志怪小说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小说史的发端，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时代，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后来意义上的小说形式，但在先秦诸子中，尤其是《山海经》、《庄子》一类文章中，都有许多神话和寓言，这些神话和寓言便是后来小说的雏型。小说二字，最先大约出于庄子，可惜儒家不喜欢这种形式，"子不语怪力乱神"。后来小说的创作遇到麻烦，于是一时沉寂，进入低谷。魏晋之前，我们祖先对小说创作的热情和才干一大半全用到史籍中去了。所以司马迁的《史记》，可以称为最具文学色彩的史书。到了魏晋时期，儒术已不能独尊，玄学继之兴起，加上佛教、道教的巨大影响，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人们对现实日益不满和失望，于是出现了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六朝志怪小说。六朝志怪小说，是唐代传奇的一个创作源头。

第二，唐代文化的孕育与培养。唐文化代表了一个宽容强盛的封建文化时代。它的最大特点，是兼融儒、道、佛三家文化，准其自由发展。而兼融的结果，是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基础。儒家主张入世，不言神鬼；重视经典，小觑文学，对于诗歌类文人必备的本领，因有《诗经》作典，还算宽容；对于小说之类，则一概不予重视，甚至必欲排之而后快。但佛、道二家并非如此，特别是佛教，佛本言空。既然四大皆空，物质与精神的界限便不太分明，不但物质与精神的界限不太分明，就是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也不分明。现实即是幻影，那么幻影也可以算作现实。虽然佛家并不关心文学，但它作为一种文化，反映在唐代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就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充分发挥想象的馀地。佛家如此浪漫，道家亦然，二者相互通融分野，形成新的时代精神。唐人小说中，因果报应观念不少，羽化升天的内容也很普遍。一些颇有影响的唐人传奇，如《长恨歌传》、《杜子春》等，都和道家文化有关。《严武盗妾》、《王鲔》等作品又和佛家因果报应观念密切联系。严武本是一位将军诗人，他为人性烈，又奢侈无度，在这个故事中请他作主角确实合适。故事大意是说严武与一位节度使作邻居，他把人家未出嫁的女子勾引逃走，节度使发现后拼命搜寻。严武一害怕，竟然亲手把这位漂亮女子勒死，尸体沉入江中。后来严武作了节度使，终于受到报应。《王鲔》似亦实有其人。故事说他十四五岁时，与一群伙伴在果园玩耍，看到两块枯骨被粪土所污，他就把它们洗干净另行掩埋了，于是感动了这两块枯骨所代表的鬼魂。这鬼魂知恩图报，每有凶吉祸福，便事先告诉王鲔。一天，节度使崔珙留他饮酒。酒酣耳热，崔珙告诉他，府中有一妓特善歌舞，叫人请她出来歌舞助兴。"召之，久不至。珙自入视之"。回来对王鲔说，这歌妓刚梳妆罢，忽然心口疼起来，等一会喝完汤药再出来表演罢。王鲔就和他说这歌妓的相貌衣着。崔大惊，王说我刚才看到她骑着马出去了。故事十分离奇，结尾皆大欢喜。王鲔埋骨得到鬼魂报答，正是佛学汉化后的艺术表现。

第三，儒家思想的参与。儒家看不起小说创作，但儒家思想无处不在。

盛唐文化既是三教共融的文化，那么，儒家思想自然会在唐人传奇中有充分地参与和表现。应该说，这正是唐人传奇的一大标志。六朝志怪小说，重心只在志怪，社会意义不多，很难取得社会文化共鸣。唐人把儒学引入传奇，特予重视，意义非凡。唯因此，唐人即使重谈志怪，也与往者有别。诸如《李娃传》、《会真记》等传奇名篇，更与志怪小说划清了时代界限。

第四，唐代现实的文学反映。唐代传奇，所以到中唐才出现高潮，和安史之乱造成的社会动荡关系密切。社会一乱，就易出传言、谣言、笑话和臆想。这种社会状态，于经济不利，但于文学有利。于是能文的人们便把现实生活中许多不能实现，或不能接受，或不能改变的内容曲曲折折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内外交困，最大的危险来自藩镇拥兵自重。而唐人传奇中的许多佳作就和藩镇割据这个现实有关。唐王朝既然已经没有本事真正统一全国的军队，于是人们幻想中的剑侠之类的超人便应运而生。国家中兴靠他们，制止战乱靠他们，追求爱情也靠他们。殊不知靠着剑侠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已经是没有多少希望的时代了。但剑侠作为一种文学形象，却很有欣赏价值。他们个个身怀绝技，而且个个侠肝义胆，一人能退百万兵。如《聂隐娘》、《红线》、《昆仑奴》都属于这类英雄。

第五，古文运动起了催生作用。过去有人认为，唐代传奇的创作功劳全在古文运动，并不正确。与其说，传奇的出现有赖于古文运动，勿宁说，唐人传奇对古文运动也有很大影响。毕竟古文运动的主力军主要在士人圈里。而传奇的传播范围要广泛得多。公平地讲，古文运动对于传奇的出现确实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古文运动不但为散文--传奇也是一种散文--的发展正了名、出了气、开了路，而且本身也做出巨大成就。古文运动的两位杰出代表韩愈和柳宗元其实也写传奇。如韩愈的《毛颖传》，柳宗元的《三戒》，不过不用传奇名目罢了。《古今小品精华》中收有一篇列在段成式名下的文章，题目叫《与温庭筠》。但看文章口气，全然死人口吻。逝者留给人间故友的书信，竟然作为段成式作品流传，已然可怪。其眉批上还要补充说"段成式卒，庭筠凌晨有叩门者。隔扉接一竹筒，云段少常送书来，发筒获书，乃成式手札也。庭筠大惊，驰出户，其人已灭矣。"这眉批本身就是一篇传奇，而且是一篇令人惊疑不置又富于馀味的传奇。中唐著名学士参与传奇创作，自是一大动力。

第六，市民阶层的参与和说唱文学的影响。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看，市民阶层往往代表近代文学艺术的社会基础，或者说凡有市民阶层的地方必定产生自觉的文学现象。而且，不论西方和东方，都大抵如是。这方面材料虽然不算很多，但有关白居易等人常去欣赏口头文学的史料可算一则有力的佐证。

因为有上述六大成因，唐人传奇才得以取得超越前人的历史成就。

2。唐人传奇的特征、主要作家及其艺术成就唐人传奇有如下三个特征：（1）作者成群如流，作品良莠不齐六朝志怪流传下来很不容易，一是作品不多，二是散失严重。唐人传奇则幸运多矣，作者很多，流传下来的作品更多，还有不少作者因此成为历史文化名人。

唐人传奇的作者中，有当朝权贵，也有一般文人学士，还有很多佚名或者化名的人。仅以成集者计算，就有专集多种。如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牛肃的《纪闻》，刘肃的《大唐新语》，薛用弱的《集异记》，包諝的《会昌解颐录》，李玫的《纂异记》，李隐的《大唐奇事》，卢氏的《逸史》，薛渔思《河东记》，皇甫氏的《原化记》，范掳的《云溪友议》，陈翰的《异闻录》，段成式的《西阳杂俎》，裴旻的《传奇》，温庭筠的《干■子》，孟棨的《本事诗》，张读的《宣室志》，戴孚的《广异记》，胡璩的《谭宾录》，康骈的《剧谈录》，谷神子的《博异记》种种。这些集子虽然很多都散失过的，但大部分文章保留在《太平广记》当中，可知唐人传奇作品，一直到宋，影响还是非同小可。

这些作者中，有宰相，有学士，有布衣，有无可评考者，也有鼎鼎大名的诗人或风流才子，还不算那些写出过长篇传奇名作的人们。以这样的阵容创作唐人传奇，是唐传奇有别于前人的一大特色。

自然，因为作者成分复杂，作品的品质也不免良莠不齐。其中优秀之作，已成历史名篇；而一些平庸之作，还达不到六朝志怪的档次；个别劣品，专事人身攻击，或则滥竽充数，无足道矣。

虽然良莠不齐，但发展线路十分清晰，大体在开元、天宝之后，开始出现比较成熟的作品。

（2）题材涉猎广泛，打破旧时藩篱唐传奇的第二个特点，是题材十分广泛。如果按照《太平广记》的分类方法，其所收篇目即分为10　大卷91　类。只是《太平广记》包括的范围广阔，不止唐人传奇而已。但可以这样说，虽然《太平广记》收集的范围更广泛，而其主要部分或说主体部分还在于唐。举凡爱情、讽刺、暴露、报应、神佛、鬼怪、历史人物、技艺、侠义、仕宦、公案、寓言等几乎后世所有的小说题材，唐人传奇已经一应俱全。

（3）名家名作迭出，形成文坛盛事任何文学形式，倘没有名作，就不能算成熟，甚至不能保存自己。而名作背后必有名家，唐人传奇中的杰作，多数已由鲁迅和汪辟疆先生收在《唐宋传奇集》与《唐人小说》之中。不是说没有遗漏，至少可以说，即使有遗漏，所遗漏作品的水平也超不过所选作品。著名的传奇作家，有些本人就是唐代大诗人，如元稹；有些则特以传奇成名，如白行简。

按照鲁迅先生说法，唐人传奇作者中，"有特有关系者二人：其一，所作不多而影响甚大，名亦甚盛者曰元稹；其二，多所著作，影响亦甚大而名不甚彰者曰李公佐。"①为什么鲁迅先生单将这两位作者提出来，并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另辟章节，单独介绍呢？因为他们两位的传奇作品水平既高，影响也大。元稹（公元779-831年），字微之，河南（今洛阳一带）人。他少年早熟，9　岁即能作文章，15　岁擢明经，可说少年得志。元和初年，对策第一，拜左拾遗。他一生仕途在顺与不顺之间，作过重要的地方官，也作过朝官，还拜过宰相。但他人品低劣，"举动浮薄，朝野杂笑"。为相不久，罢相后，曾作武昌节度使，卒于官。他是元和体的首创人，是白居易的好朋友，是一位特有才华又特为人们不耻的大才子。他一生成就尽在文学，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两件大事。一是和白居易一起创作以新乐府为代表的元和体诗派；二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63　页。

是他写下了唐人传奇中的名作《莺莺传》。前一件事，他并非主将，诗的水平，也不敌白居易，大唐诗人排座次，他属于二流水准，比李、杜、王、白低一个档次。但他的《莺莺传》，却非同小可。不但在有唐一代，极富盛名，对后世影响，也是无人可以企及的。

《莺莺传》，又名《会真传》。后来经董解元改造，成为《董西厢》，又经王实甫创作，成为千古名剧《西厢记》。《西厢记》较之《莺莺传》，几不可同日而语，但那情节，基本上还是《莺莺传》的。人物是，甚至人物性格也是。王实甫突出红娘，可说独具慧眼，但没有旧作基础，新作不能成功。《莺莺传》的情节，其实并不复杂，是说有一张姓书生，漫游至蒲州普救寺，巧遇故丞相女崔莺莺，一见钟情，不觉魂摇意染，无法自持。彼时又遇乱军围普救寺，张生求援于故友，退其乱军。又请莺莺使女红娘相助，几经波折，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这位张生忽然想起圣人教诲，便把崔莺莺抛弃了。所谓始乱之，终弃之。全文情节曲折，人物个性鲜明，一波三折，活灵活现。虽然后面张生一篇歪理，令人厌恶，但整个故事，戏剧性强，趣味性强，语言准确生动，极富感情色彩。宋代洪迈评唐人小说，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言事凄婉欲绝，间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①用这几句话评价《莺莺传》，确也恰到好处。文中诗句、书信都好。诗句已成名句流传，书信为崔莺莺被弃后所写，正是"凄婉欲绝"，又不失东方传统女性之情态。论其总体影响，《莺莺传》可称唐人传奇之冠。

李公佐，字颛蒙，生卒年不可详考。但知其于代宗至宣宗初年在世，曾举进士，也作过江西从事。

李公佐的传奇之作，也极有名。他的《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和《庐江冯媪传》并称名篇，而且三篇各有特色。《南柯太守传》实乃一篇成年人童话。说某人醉后，梦入南柯国，其间所见所遇，不胜奇异。先娶王女为妻，又拜南柯太守，娇妻美妾，荣华富贵，心想事成，瞬息备至。如此守郡二十载，风化大醇，百姓爱戴。所生五男二女，男授显官，女聘王族。真真春风得意，半世腾达。然，不幸领兵御敌，大败而归。接着妻子去世，国王猜疑。转眼之间，种种不幸纷至沓来。最后被送回原籍，但见故土如昔，贫穷依旧，于是大惊而起，原来南柯一梦。所去之处，不过槐树下面一大蚁穴而已。《谢小娥传》写的是一则复仇故事，妙在情节迷离，悬念引人，但绝非卖弄技巧，以事伤情。故事以第一人称写成，虽情节不甚繁杂，也有后代公案小说之影象。《庐江冯媪传》则是一则鬼魂故事。说一姓冯的老太太，求食于舒州途中，"瞑值风雨，止于桑下，忽见路隅一室，灯烛荧荧。"门内一青年女子，带一三岁女儿，倚门悲泣。又有夫妇俩，据床而坐，神气惨戚，有向青年女子追索钱物状。媪询问之，女子告诉她说，丈夫另有新欢，明日就要迎娶。二老人乃公婆，向她索要刀尺祭祀旧物。并说丈夫名董江，住相城县里。冯媪次日进县城，问及此事，知情者告诉她说，董江的妻、女、父、母都早已亡故了。这故事写得哀婉动人，而且结局出乎读者意外，董江如期成婚，妻魂终于无奈。虽鬼之情意，深于世人。文字优美新奇，情绵意切，虽置之"聊斋志异"，也并不逊色。

元稹、李公佐外，唐传奇中名家还有几位。

沈既济（约公元750-800年），吴（今江苏先县）人。曾任左拾遗，礼

①　转引自《太平广记选》第7　页。

部员外郎等职。撰有《建中实录》10　卷，有史学之才。传奇代表作为《枕中记》、《任氏传》。

《枕中记》写黄粱一梦故事，和《南柯太守传》有异曲同工之妙。《任氏传》讲人、狐婚姻故事，虽不像《枕中记》那样有讽刺人生意味，却情节婉转，别有动人之处。只是中间插入一位第三者，本意旨在证明女狐贞节不二，反觉累坠。唯结局悲惨--女狐无端为猎犬所毙，构思奇异，如奇峰陡起，动人心弦。《任氏传》可以看作后世狐鬼故事的一个先驱者。

蒋防，字子徵，义兴（今江苏宜兴）人。生卒年月无考。但知他少年能文善赋，18　岁时，他父亲的朋友让他作一首《秋河赋》，他援笔立就，赋惊四座。于简因此将女儿许配给他。元和年间，他得遇李绅，席间赋诗，有"几欲高飞天上去，谁人为解绿丝绦？"。李绅会意，荐之，以司封郎知制诰，进翰林学士。后李绅失势，他也随之被贬汀州刺史，再改连州，卒。

蒋防能赋，但不以赋名。他的传奇作品《霍小玉传》极富盛名，可称唐人传奇中的悲剧代表作。

《霍小玉传》写长安名妓霍小玉与大历才子李益一段恋情，大体不脱痴心女子负心汉的窠臼，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创造。故事情节委婉多姿，文字风格深沉流转，抒情色彩十分浓郁。霍小玉临终的一段文字，感情激愤，有裂帛之声。文中写道："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徵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故事的结局自然是恶有恶报，似有蛇足之嫌。不过这也许是现代人的看法，当时读者，正要他恶有恶报，若无这条尾巴，必不喜欢。

白行简（公元776年-826年）字知退，下邽（陕西渭南东北）人。白居易之弟，贞元末举进士，历官左拾遗。曾随其兄住江州多年，兄弟二人情谊甚好。他的传奇名作《李娃传》是和《霍小玉传》情节相似而结局相反的一段才子佳人故事。虽然整个情节十分曲折，故事结局却是皆大欢喜。书中人物性格鲜明，李娃尤其是作者心爱的人物。作者写她忠贞不淫、深明大义的性格品质，不惜花费笔墨。男主人公个性差些，但他父亲的性格却很典型，虽笔墨不多，却句句有声。他因为儿子与妓女成婚，觉得丢了脸面，痛责儿子；儿子不服，又痛打儿子。直到把儿子打得昏死过去了，他竟然丢下儿子，一走了事。但后来儿子中了进士，授了官职，他又和儿子讲和，"父子相好如初"。《李娃传》反映的伦理爱情观念，怕不合现代人心意。但它体现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反映了中国人喜欢大团圆结局的民族文化性格。加上文字优美，情节生动，这传奇历来享有盛名。

蒋防、白行简、沈既济之外，还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白猿传》、李朝威的《柳毅》、陈鸿的《长恨歌传》、薛调的《无双传》、沈亚之的《湘中怨解》、《异梦录》、陈玄祐的《离魂记》、许尧佐的《柳氏传》、张簇的《游仙窟》、以及《杜子春》、《申屠澄》、《红线》、《聂隐娘》、《步飞烟》、《板桥三娘子》等名作，都为唐人传奇的繁荣作出各自的贡献。唐人传奇大大地超越了前人。在故事题材，语言艺术，情节安排，人物塑造，审美类型等方面都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征。唐人传奇不但影响到宋代，而且影响到明清历代的文言小说。而且几乎所有的中篇传奇名作，都被后人改编为各类民族戏剧，至今仍在舞台上"活"着。

（三）唐代变文唐代变文，曾经亡佚。直到光绪年间，才由外国来华人员在敦煌石窟中发现。而且大部分被偷掠到国外去了。好在现在总算有了复印本，中国人可以看到出口转内销的二手货了。

随唐代变文而一起发现的散佚文学作品中还有许多词作、民歌以及韦庄的《秦妇吟》等，都是沉沦已久，重见天日。但最有价值的恐怕还是说唱底本，即变文这一部分内容。

唐代民间说唱艺术，首先得力于佛教的传播与影响，但并非佛教一家功劳。佛教既入中国，不可能完全保持原有形态。实际上，佛教得以在中国扎根，还是唐代的事。这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出现禅宗--禅宗是中国文化气息极为浓郁的中国式佛教。第二个是佛教经数百年砥砺，终于与儒学找到共鸣点：即佛教在中国落脚，不能再正面反对儒家有关"孝"的伦理观念，唐时的许多佛教徒，不但不再正面反对行"孝"，甚而至于和儒家一起讲究起孝道来了。

唯其如此，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变文作品才得以在唐代充分发展。

唐代变文，自身的艺术水平不是很高。其历史意义在于，第一，它向现代人展示了唐代民间文学的本来面貌；第二，它证明了宋代话本的源头出自于唐。

唐人变文在名称上多有变化，这点前面已有介绍。我认为，讲经文、话本，以及所谓的诗文、词文、缘起都是变文的别名。之所以有这些别名，是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且一般说来，民间文学对自身的认识也往往不易达到完全自觉的程度。不像律诗那样，有十分明确的写作标准。而且，即使律诗，也并非一下子便完善起来，它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唐代变文，内容广泛。后代评话所有品种，几乎尽皆包含在内。从已发现的变文内容看，讲经文，即宋代的谈经，说参请；讲史，即宋代的讲史书者；讲神怪、讲婚姻，即宋代的所谓"银字儿"，可谓样样齐全。而数量最多的还是讲经文和讲历史的。特别是西汉历史，倍受青睐。这大约是汉、唐两代有许多相似处。唐在盛时，常与炎汉作比；唐在衰时，又以炎汉为荣。也有所谓因缘，即缘起，这种形式后来大约就变成宋代评话中的"入话"了。1。韵文体变文--词语韵文体变文，即全篇皆由成行的韵文组成，没有散文句子。这在敦煌变文中，只有《季布骂阵词文》一篇。但同样内容的藏本却有10　个，可见它在当时的影响不小。这种韵文体变文，几乎全由七言句型构成，上下句成一韵，转换韵角十分方便。个别句子为3-3　句型，使句式音节更显活泼生动。

《季布骂阵词文》的素材出自《史记·季布列传》。太史公曾言，刘项相争的时候，汉王曾数次遭季布困辱，大约就有骂的意思在内，然而语焉不详。唯其语焉不详，才给后人以发挥的余地。加上季布人生曲折，既曾腾达，也曾屈辱，正合说唱文学的要求。于是敷衍成篇，传播开去。这篇词文，共有640　句，4474　个字，可视为长篇大作，但它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段是楚汉交兵，季布请战，要用漫骂战术，大败刘邦。于是出战，于是开骂，于是刘邦闻骂而逃，于是季公大胜。一段是楚军战败，季布四处藏匿，寻求保护，受尽各种苦处。一段是后来终于得见刘邦，得到刘邦谅解，君臣相得，封官作讫。

本词文的内容既不复杂，艺术水平也不很高，但语言极为通俗易懂，便于传唱，也便于理解。虽然人物的刻画缺乏细腻，也缺乏独立个性，但依然能使人对季布的个体形象和刘邦的作风留下比较鲜明的印象。其余出场入场、过渡语言，都近乎套话，联想到近代以后中国民族戏剧的表演"程式"，也就毫不足怪了。开首几句演唱话头，简练概括，颇似近现代鼓曲模样："昔时楚汉定西秦，未辨龙蛇立二君。连年战败江河沸，累岁相持日月昏。汉下谋臣真似雨，楚家猛将恰如云。各佐本王争社稷，数载交锋未立尊"。

以后描写季布骂阵，依然评话口风，先作场面介绍，继而开骂。其实骂也是一个过场，概括言之，与其强调骂的内容，不如渲染骂的阵式。

"高声直喊呼刘季，公是徐州沛县人。母解缉麻居村墅，父能牧放居乡村。公曾泗水为亭长，久于阛阓受饥贫。因接秦家离乱后，自号为王假乱真。■鸟如何披风翼，鼋鼍争敢挂龙鳞。"

其实也真没说出什么不好接受的来，但这也就够了。因为词文向听众展示的并非如何骂人，而是如何把故事继续讲下去。

这种词文形式一直流传到元、明，后来大约便与评书、鼓曲合流，成为近、现代曲艺的先声。

2。散文体变这--话本敦煌发现的话本，种类较多，计有《唐太宗入冥》、《叶净能诗》、《孔子项托相问书》、《苏武李陵执别词》、《■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种种。话本已经全然宋代话本小说雏型，甚至无甚明显区分，语言、结构、风格都相去不远。可见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起源于唐。一是古文运动，二是白话小说，三是韵文演唱词曲，三个内容相互影响，合而又分，分而又合，对后世的文言小说，白话小说，元曲杂剧以至评书鼓曲，都起到母体性作用。这些话本中，比较出色的作品当推《韩擒虎话本》。这也是一则讲史故事。原本无标题，现名系整理者所加，话本内容简直流畅，材料大体来源于《隋书·韩擒虎传》，但有移花接木的现象。书中写韩擒斗箭退敌，本贺若弼的事情，把它移到韩擒虎头上，意在加强故事的感染力。此类事，中国古典小说中甚多，如三国时候明明周瑜借箭，到了《三国演义》那里就成了孔明借箭。这正是文学不同于史学的地方，因为有夸张、剪裁、重塑和虚构，才成其文学本色。本篇段落分明，可分为四个大段。一是介绍背景--杨坚称帝；二是韩擒虎灭陈；三是韩赌箭威服大夏单于；四是韩死后成神。全篇铺陈交待，俨然评话口吻。文中写韩擒虎、贺若弼与蕃臣赌箭时，颇有后世评书戏剧中打擂比武定输赢的味道。

"皇帝闻奏，即在殿前，遂安射垛，画二鹿，便教赌射。蕃人一见，喜不自胜，拜谢皇帝，当时便射。箭发离弦，势同劈竹，不东不西，恰向鹿脐中箭。皇帝一见，宣问大臣："甚人解得？"时有左勒将军贺若弼："臣愿解箭"。。。当时便射。箭起离弦，不东不西，同孔便中。。。应是朝臣，一齐拜舞，吋呼万岁。时韩擒虎见箭不解，不肯拜舞，独立殿前。皇帝宣问"卿意如何？"擒虎奏曰："臣愿解箭"。。。遂臂上捻弓，腰间取箭，搭栝当弦，当时便射。箭既离弦，势同雷吼，不东不西，去蕃人箭栝便中，从杆至镞，突然便过，去射垛十步有余，入土三尺，蕃人一见，害怕非常，连忙前来，侧身便拜。"人物形象，历历在目。

3。韵、散结合体变文韵散结合体变文数量最多，如《文殊问疾讲经文》、《破魔变文》、《汉将王陵变文》种种。其风格内容与其他两二种相去无多，只是韵文、散文相交而成，更便于演唱，也更显活泼生动。

上述二种变文体裁，如果用以比拟现代中国曲艺艺术，则韵文体相当于山东快书与快板书，话本体相当于评书，而韵散结合体相当于长篇鼓曲。令人奇异的是，即使民国以后出版的各类口头演唱文学底本，如《大八义》、《呼家将》、说唱《西游记》和南方长篇评弹底本，依然不脱唐人旧味。甚至与某些敦煌变文如出一辙。这说明一个国家文学的发达，接受者一方的素质是多么重要，同时也说明唐代口头文学已达到怎样的发展水平。

九、唐五代词五代并非一朝，在文学因果关系上与晚唐更是难解难分。正如隋与初唐的样子，许多晚唐词人也就是五代词人。

五代的文学形式，主要成就在于词，但并非没有其他内容。例如诗，晚唐词人全是诗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后来皆入五代，诗也就一同进到五代去了。也有些诗词界限不明的作品，如所谓《宫词》，词集也收，诗集也收。中唐王建的《宫词》就属于这种情形，花蕊夫人的一些作品也是这样。

唐以传奇闻名，但传奇作者也有不少五代时人。如写《神仙感遇传》的杜光廷，写《玉堂新话》的王仁裕。他们的作品，也很有影响，虽不如唐传奇之盛，并不逊于唐传奇的一般作品。变文也是如此，有些是唐人之作，也有些是五代人之作，唯散文无大建树。这大约和晚唐文化形势及李、温、段等大文化人都专心写骈体文有某些关系。

但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也许并没有这么清晰的历史界限。从唐人这面看，天下大乱，王朝不存，主要的心理是慎情和惧乱，首先的选择是如何继续生存下去。从五代这一面看，只要急功近利，称王称霸，至于未来如何，也不管它。五代十国，前后不过半个多世纪，真和走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追求盛唐时代的大气象大文化是不可能了。但文学的本性是从来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停止自己的活动，顶多只能改变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发展形态。于是随着人们把主要精力与情感日益集中到生命享乐、男女性娱、个人得失方面上来，词便渐次成为五代时期的主导文学形式。

词的意义，自不如诗，它是诗之馀。但词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是无足轻重的。唐诗宋词，两大高峰。而宋词的这扇门恰恰是从晚唐开启，到五代完全打开的。五代词人，声名不算显赫，但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容忽视。毕竟是他们而不是苏、辛、刘、柳、周、史等人开辟了词的世界。而且到了李煜那里，词的形式和内容都已经完全成熟。五代是一个黑暗、动乱、丑恶和衰败的时代，但拯救五代的并非别人，而是它们自己。正如唐承于隋，宋也承于周。周世宗已经把中国统一的主要基础打好，宋太祖则在这个基础上扩大成果，更上一层楼。

值得注意的是，隋唐自六朝诗人兴，而五代以花间词人止，恰恰走了一个圆的螺旋，哲人所言否定之否定规则，对于隋唐五代文学史也是适用的。到了五代，这个伟大的文学时代真的结束了，同时，五代词又预示了另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开始。

（一）词的成因词的形成，旧时有人认为自李白开始--李白有6　首词。但现代文学史家多不同意此说。认为即使李白能词，现在看到的《菩萨蛮》、《清平调》等6　首属名李白的词也非李白所作。有人则认为这几首词是温庭筠所作。但至少白居易、刘禹锡已经成为作词的能家。他们的《江南好》一类词作，影响深远，已是词坛正声。白词已有所引，刘的两首和词也很有特色。其一曰："春过也，共惜艳阳年。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樽前，惟待见青天。"

刘、白与李白相去不远，但刘、白均长寿，或者可以说唐词就出在盛唐与中唐之交，也未可知。

1。词是唐诗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古人称词为诗之馀，又叫曲子词，这个名称值得研究。为什么要叫诗之馀呢？就是因为它原本和诗没有大区分，但又有区别，是诗的进一步改良而已。为什么叫曲子词呢？因为它是一种唱词，所以当它刚刚出现的时候，也有人把它划入乐府诗中，而它形成之后，又有人把某些乐府诗划入它的范围之内。它脱胎于唐诗，是唐诗发展成熟之后的一个变种，又是可合于乐调的歌词，故称诗之馀和曲子词。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成熟的已经得以充分发展的唐今体诗，主要是绝句和律诗，那么，词就难于迅速出现在文坛上。

一则，今体诗未能充分发展的时候，古体诗的第一个历史任务是走向律诗及绝句。

二则，当律诗、绝句已经充分成熟之后，它依然会寻求新的发展，于是打破诗的界限，进入词的领域。

词与诗比，更宜配曲。音调也更委婉多姿。因为绝句、律诗以及古乐府诗的句型、字数都是相等或基本相等的。因此才有五言、七言诗之说。但是由相等字数的句型组成的诗歌，既不利于行腔，也不利于演唱，这道理，其实简单。所以，古时唱《阳关三叠》，非有和声不可。于是诗歌中出现衬字。这些衬字，没有实际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还必须保留它们？因为它们虽然没有词义，却有曲义。刘大杰先生讲词的兴起，远喻近比，引用过《上留田行》这首古乐府。此诗属名曹丕作，恐未足信。其辞曰："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一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惜，将欲谁怨，上留田"。连用6　个"上留田"，其实意思不大。这好像现代民歌中，常有"呀儿呀儿哟"之类。"呀儿呀儿哟"没有什么实际意思，但有了它就好唱也好听多了。

诗的句子太齐整，加上衬字或用和声，便更好听。如果把和声和衬句中的虚字换成实字，不也很好吗？词与诗的外形区别，就在于词的句子大多长短不齐，或许作这些诗的人，心目中依然把它们看成诗的，但又觉得二者已经不同，偏一时还想不出新的名目，就把这些新"诗"姑且呼之为长短句了。2。民间的创造大约无论哪种文学艺术形式，都首先发源于民间，这一条是确定无疑的，无论古今中外，大抵如是。但民间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唐代文化兴盛，得益于一个强大的市民阶层；一个强大的市民阶层，得益于城市文化的发展；城市文化的发展，则得益于社会经济的繁荣；而社会经济的繁荣，又得益于社会的开明和进步，这是一个大文化圈。但社会文明一旦发展起来，又不是一下子可以衰败的，所以故朝虽去，遗老犹存，已经形成的城市阶层，还会在不同的背景和社会心态下发出自己独特的光采。

唐五代词的创作，首先就得力于市民阶层的努力和创造。但又并非某一个阶层努力的结果，大体说来，又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具体方面。

一是村歌野调。所谓村歌野调，其实是民歌正声。这不仅于唐，就是现代大陆人无人不晓的《东方红》，其实也是从陕北民歌中演化出来的。民歌中的好东西多到数不胜数，很多大文学家，都是从向民歌学习而取得大成就的。唐代大诗人里，闭眼不看民歌的人可说少而又少，而虚心借鉴民歌手法，又演为新声的则大有人在。特别著名的诗人如李白，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都是如此。民歌资源丰富，几乎永不枯竭，就是唐诗已经走过高峰之后，民歌创作依然蓬勃发展。唐的诗歌，还是文人主导的诗歌时代，到了明清，民歌比之文人诗更有特色。

二是行业民歌。很多行业，特别是需要集体操作的行业，非有民歌不能取得满意效果。如北方的夯歌，大江大河中的拉纤歌，水手歌，俗称劳动号子。劳动号子千变万化，魅力无穷。而且唐时经济繁荣，行业很多，即使并非集体性劳动项目，也有行业民歌存在。行业民歌是民歌创造的重要方面军，反映在唐诗唐词中，更多的是年轻女子在湖中采菱时所唱。这倒不是因为只有女子才唱民歌，更不是唯有美丽的湖中才有民歌，而是说，这是文人学士常去的地方，他们对此比较容易了解也容易欣赏就是了。

三是胡乐的推动，所谓胡乐并非贬词，是指由北方少数民族传来的歌曲与音乐。这一点，《隋书·艺文志》等史籍中多有记载。音乐也好，文学也好，非有嫁接才能取得大成就。唐文化不仅儒、道、佛各显神通，而且有少数民族文化参与其中，词所使用的声调，既有中原旧体，也有胡乐新声。四是民间艺人的加工、创造与传播。民间艺人的说唱艺术，在唐代至少中唐以后，已十分广泛。白居易是看过目莲戏文的，对此《唐摭言》中曾有记载。文中说白居易作苏州刺史时，张祜来拜访他。"才相见，白谓曰："久钦藉甚，尝记得右款头诗。"祜鄂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耶？"张。。微笑，仰而答之曰："祐亦尝记得舍人目莲变。"白曰："何耶？"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莲变何耶？"遂欢晏竟日。"与白居易有大交情的元稹，则在他的一首诗的小注中，说他"尝于新昌宅听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元、白、张所好，反映了当时民间文学的状况，也反映了他们表演的水平。

五是妓院的打磨与传递。妓院并非健康的历史文化现象，却是必然的文化现象。妓院文化，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妓院在习俗、文学、艺术、服饰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历史作用，有时作用很大。而且通过妓院文化还能折射出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

妓家对词的影响，可谓大矣。晚唐大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前二人时称"李杜"或"小李杜"，温庭筠和李商隐人称"温李"。他们都爱民歌，但论作词，唯温庭筠一个而已。究其原因，和他们三位的生活经历有关。商隐生活严肃，对于妓家之类，少有接触。杜牧在风流与严肃之间，对于妓家生活十分熟悉，而且他性格中风流因子不少，只是年纪长些，又钟情于政治、军事，于词之类着眼不多。《唐五代词》收他一首"八六子"，但彼时词作一般短小，怕未足信。温庭筠则不同，一好乐，自称"有孔即吹，有弦即弹"；二好风流，歌妓是他相好，妓院是他别墅。他的词写妓家生活十分逼真，没有实际感受焉能为此？温庭筠知妓善乐，因为他有两个优势，使他得以成为有唐一代第一词人。

3。诗人的贡献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源头固然出于民间，但没有专门人才加工整理特别是再创造，不能成为真正成熟的艺术品。唐人词的兴起，实在和当时诗人学士的参与有莫大关系。因为有他们的参与，词的地位提高了，品位也提高了。温庭筠的词作固然与妓家有关，但他能写出优美的词作；妓家却不能。只此一端，便知道诗人的创造具有怎样的价值与意义。

4。当权者的支持与提倡封建时代，最大的当权者就是皇帝，而且唯皇帝独尊。虽然历史的发展，首先是全体人民的创造，但当权者的努力，也不容忽视。不过因为封建独裁者的权力特别大，做好事时固然以一当十，做坏事时犹能以一当百。

唐诗的兴旺，首先就有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的功劳在内。词的兴起和成功，也与五代几位皇帝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有必然联系。

五代皇帝中草莽之夫不少，卖国求荣者也有人在。如石敬塘之流，状如猪狗，不能挂齿，他们与文学也根本不沾边。实在五代也有几位知文知艺的皇帝在，如后唐李存勗，蜀后主王衍，以及闽皇后陈金凤，特别是后蜀主孟昶和南唐中、后主李璟、李煜父子，更是功劳卓著。李氏父子以词闻名于史，是五代词人中顶尖的作家。孟昶则是五代词作中心的东道主。五代时期，水平最高的词人在南唐，影响最大的词集在西蜀。孟昶爱词能词，个中作用，不容小觑。

因为皇帝提倡，周围就容易形成词人团的群体效应。词人也罢，诗人也罢，文人也罢，终归不能太穷，再穷也得有酒喝，有饭吃，否则便不能为词为诗为文，只好另谋生路去也。后唐庄宗能戏亦能词，皇帝作得固然太不高明，词作写得却有特点。他的《一叶落》，写初秋景象，风格清朗；《阳台梦》则情致风流，柔情似水："薄罗衫子金泥缝，困纤腰怯铢衣重。笑迎移步小兰丛，亸金翘玉凤。

娇多情脉脉，羞把同心撚弄。梦天云雨却相和，又入阳台梦。"

后蜀主孟昶，亦有不少词作，但词风不出五代一般文人词的浮艳风尚，这和他的生活环境与本人气质都有关系。他有一篇《春光好》，写富贵人家女子，颇为得体："纱窗暖，画屏闲，亸云环。睡起四肢无力，半春闲。

玉指剪裁罗胜，金盘点缀酥山。窥宋深心无限事，小眉弯"。

晚唐五代的皇帝，几乎个个胸无大志，偏又喜欢入温柔乡内，还以为作皇帝理应如此。所以他们对词的重视、支持与提倡，一方面促进了词的兴起与成熟，另一方面，也对五代浮艳柔媚的词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唐人词唐人词起于中唐，盛于晚唐。

唐人词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早期词人，词风兼有诗风，风格疏朗流畅；一个特点，越到晚唐末期，词风愈趋华丽浮艳。

这其实和大唐王朝的命运有关。唐的灭亡已成定局，中兴云云皆成梦幻。于是一些有才华的文人便在个人享乐的小圈子里去寻找词的寄托了。

唐代颇有几位词人出现，最有成就的自然是温庭筠。

温庭筠之前，也有几位词家。但他们并不以写词为主，而且颇不类晚唐词风，他们的创作不过是一种过渡。因为是过渡，所以常常兼有诗人气质、民歌味道和词的形式。这些作词的人中，比较有名的包括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张志和以及段成式等。

白居易、刘禹锡已经介绍过了。皇甫松的词，也属此种风格，所以后人编的诗集也收他，词集也收他。并非编辑者因偏爱而掠美，而是这种作品常在两可之间，界限本不分明。比较起来，还是他那些民歌味道浓郁的词更其生动感人。

皇甫松，字子奇，生卒年无考。他是唐代散文家皇甫湜的儿子，自号"檀栾子"，睦州新安人，一生不曾入仕。他的两首《采莲子》，最能反映这种诗词相兼的风格。其一云："菡萏香连十顷陂，（举棹）小姑贪戏采莲迟。（年少）

晚来弄水船头湿，（举棹）更脱红裙裹鸭儿。（年少）"

张志和（约公元730-约810年），字子同，曾名龟龄，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少年有为，多才多艺。他10　岁即举明经。肃宗时为待诏翰林，后来隐居江湖，自号烟波钓徒。他是一个极有才情的人，能歌、能画、能鼓、能笛，加上隐居山林，青山绿水为邻，蓝天飞鸟作伴，更形成他词的独特品位。大体说来，读张志和词，仿佛读唐代山水诗。他的词疏朗清丽，颇有韦应物山水诗风采。他的词作名篇《渔父》五首，极富这种特色："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词到段成式，兼有诗风的词作成为绝响。

段成式（？-863年），字柯古，临淄（今山东境内）人，曾经因为他父亲的关系而成为秘书省校书郎，后官至太常少卿。他能诗能文也能词，却一生不曾适应时代的需要。或者换句话说，他永远也没有抓住文学发展的时代热点。诗不能独成一家，文则陷入骈体旧套，词风又与诗风不辨，虽然他和李商隐、温庭筠齐名，他的文学成就却远远不能和那两位学人才子相提并论。他的词也就成为中唐词人的馀声。唯《闲中好》一词甚得郑振铎先生欢心。

"闲中好，尘务不萦心。坐对当窗木，看移三面阴。"

唐代大词人还得数温庭筠，跟在他后面的有韩翃与韦庄。

温庭筠是一位风流才子，又是一位出身旧世家的贵公子，不过家道中落，没有钱了，但富贵气派还在，这样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颇有一些。所以温庭筠的诗和李商隐比起来，李诗一派莘莘学子气，温诗却是一副浪荡公子相，而且是带有富贵人家馀气的浪荡公子相。他的词也是如此，辞藻华丽，颜色高贵。读他的诗词，仿佛欣赏珠光宝翠美人头，虽然华美，但有雅意，不使人心乱。他词的主色为金色，因为金色高贵。以金色为主调，多少有些浓得化解不开的意味，但也因此，温词才十分耐看。

温词对于整个晚唐五代词坛都有大影响，似乎他一人给五代词坛定了调--要写词填词，请照此办理。他是"花间派"的旗帜，由他领衔而及五代各大词人。他的词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因为他的词已经成熟，而且只有成熟的艺术才能有深远影响。所谓成熟，是说他的词风固然与他的诗风相通，但又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创造。好像川剧是戏，京剧也是戏，但二者不能放在一起唱的。温词中也有诗词界限不明的个别作品，但其主要作品，都没有合流的馀地。

温词艺术水准很高，他的一组《菩萨蛮》，已经达到唐人词的空前艺术境界。整组词都是讲一位青年女子的思恋之情的。以思恋之情作为诗词题材，是最平常的事情。但温庭筠的这组词却成为精美的艺术品。他视角独特，不放空论，而是将这位女主人公思恋亲人的心情与她的梦境联系起来，时而于梦中，时而于醒时，时而梳妆，时而凝思，时而揽镜自视，时而远眺窗外。但觉慵慵懒懒，又似刻骨铭心，终于梦境如真，转瞬梦醒无绪。作者笔笔写来，字字皆有精神。这一组词，可以单独欣赏，也可以整体揣摸，其中第一首"小山重叠金明灭"，最富盛名："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这八句词，尽写女主人梦醒思春之态。起句就写"小山"：春闺梦醒，一眼就看到枕屏图案上的小山明明灭灭地映着光华，不觉梦中情思似远又近，似近还远。其意若曰：恋人远去不归，如山水相隔，明灭无时。第二句又写女主人自己的慵懒态。女主人刚刚看了一眼枕屏，心烦，看不下去了。又看自己--可怜自己。但见如云的鬓发散乱于腮边，黑白分明，楚楚可人。偏心上人远去不归，令人无情无致：于是懒懒起来画眉梳妆（第三句）。却又因心绪不佳，画也无绪，妆也无绪，白白用去许多时间（第四句）。至此，词的上半阙结束了。

但女主人毕竟年轻貌美，毕竟对亲人归来报有希望，于是一面梳妆，一面对镜：呀！原来自己是这般美丽呀！但见镜里镜外全是美人形象，前后交映。（第五、六句）不觉心中一快，动作也敏捷起来。于是穿上漂亮的贴身短衣，更漂亮？不。当她一眼撇见衣服上绣的双鹧鸪时，禁不住又情思悠悠想起了未归的亲人，于是一段愁思，再上心头。

全词句句以女主人公的眼睛去"看"，作者不过跟着女主人公的一双俊目作个记录罢了。这样的笔力，在温词之前，还未曾有过的。

更妙的是，温词写的含蓄，不是一下子可以看得透彻的。不像唐诗，更不像六朝文字。六朝骈文，往往韵深而意浅。温庭筠的词则是字句通俗，颜色富贵，词中意味，足称绵长。

温词的风格，是色艳而不浮，情浓而不媚；极写恋情却没有浮躁不安的感觉，述说风情又能保持婉约含蓄之意。他的词，主调是金色，风格十分华贵。这样的主调，正适合五代词人的追求；正好反映彼时词人虽有才华，又没有更大才华；虽有希望，又没有更大希望，尽管没有更大希望，却又易于沉缅于春情欢乐之中的时代气氛。这种气氛终整个五代，都未曾发生大变化，直到南唐后主被赵匡胤掳到京城，才真的有了改变。温庭筠喜爱和倡导的金色主调，也随之改变了颜色。

温词的选本很多，数量多少不同。但真正属于他的，约有60　馀首。总的色调相去无多，这一点，也是五代的通病。偶然翻看其中一首，常觉词意绵绵，不忍释手，但真的一首一首读下去，又不免有重复之感，换句说法，就是有点"腻"了。

但温词并非尽写室中春思景象。他的不少词，都能联系周围景致，作到情景交融，虽然其内容仍不过离情别绪。他有数首《酒泉子》，其三云："楚女不归，楼枕小河春水。月孤明，风又起，杏花稀。玉钗斜簪云鬟髻。裙上金缕凤，八行书，千里梦，雁南飞。"

温庭筠之外，值得一书的晚唐词人还有韩翃与韦庄。韩词不多，他以诗成名。有《香奁集》传世。闻其名，想其声，知其色。但他的这路风格，无疑对温词和晚唐五代的词风很有影响。晚唐诗人中，有追随李商隐的，但为数不多，也有追随温庭筠的，人数不少。韩翃是其中诗、词兼长的人物。他的诗风华丽，多用辞藻，和五代词人已无多大区别。

韩翃（公元844-约914年），字致尧，小字冬郎，自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东南）人。龙纪年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后来因为不肯依附朱全忠，而遭贬斥。南下至闽王王审知处，卒。

一身跨两代，又颇有影响的词人当推韦庄。韦庄不仅以词闻名，他的诗也很有影响。其长诗《秦妇吟》，气度恢弘，音韵跌宕，是晚唐少有的写实作品。后来失传，直到敦煌诗文被发现时，才重见天日。诗的内容复杂，因为有指责黄巢起义的语言，曾被人指为反动。其实，对古诗未必用这种眼光去看。韦庄古体、今体诗都好，写抒情绝句尤具特色。而且他和温庭筠一样，也是一位成熟的词人。但他的词风与温庭筠有别，风格清新畅达，语言明洁疏朗，是唐五代词中独树一帜的词作家。

韦庄（公元836-910年），字端己。杜陵（今西安市东南）人。出身没落贵族家庭。虽有诗才文才，却几乎终身屡试不第。直到60　多岁才得中进士。他中年时期，正逢黄巢起义，于是作《秦妇吟》。诗中对唐王朝的腐败充满怨愤，也对黄巢起义军充满敌意，并因此诗而诗声大振。晚年至四川投奔藩将王建。唐王朝灭亡后，王建称帝，史称前蜀。韦庄作过一段前蜀宰相。他的词作，《花间集》中收48　首。他写少女春情，别是一番情致。其《浣溪沙》五首其二云："欲上秋千四体慵，拟教人送又心忪，画堂帘幕月明风。此夜有情谁不极，隔墙梨雪又玲珑，玉容憔悴惹微红。"

他的《清平乐·野花芳草》，也写离情别绪，比之温词，感情表现急切深沉："野花芳草，寂寞关山道。柳吐金丝莺语早，惆怅香闺暗老。

罗带悔结同心，独凭朱栏思深。梦觉半床斜月，小窗风触鸣琴。"

因为韦庄作过蜀相，一些史书将其列作五代词人。

（三）五代词人五代时间不长，首尾不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五代词的发展，可以大致概括为一种风格两大集团。风格多相似，无非写离情别绪，春云秋雨。两个集团，一个是西蜀集团，包括前蜀后蜀；一个是南唐集团，代表人物即李璟李煜父子和他们的宰相冯延巳。中原地区也有词人，但人数很少，影响也小，词风不能独立。比较出名的人物和凝，也被挤到西蜀圈子里去了。荆南还有一位孙光宪，命运也大抵如是。

五代词人绝大多数集中于西蜀南唐。西蜀于前，有赵崇祚编选的《花间集》；南唐于后，有冯延巳编选的《阳春集》。这两本专门的词集，都是行家里手所编，研究唐五代词，自是首选资料。

1。《花间集》中诸词人《花间集》共收18　位词人。其中真正属于晚唐的2人：温庭筠、皇甫松；中原1　位：和凝；荆南1　位：孙光宪；还有张泌，一般认为是南唐人。但郑振铎认为南唐另有词人张泌。那么，如果不算张泌，西蜀词人也有13人。《花间集》中的词人，词风大抵一致。其领袖人物则是温庭筠。温庭筠死于公元866年，他知道什么前蜀后蜀？但他的词风影响蜀人至深。西蜀词人风格，不出温词规范。

《花间集》既尊崇温词，便特别反对浅显直露，而崇尚词藻华丽，山水明灭，中心只在女人身上。虽如此，却成为五代词主流。而且词在五代，独占风流，西蜀词人，影响更大。时人独喜此风，历史也无可奈何。

所谓西蜀词人，其实有前蜀后蜀之别，但风格大抵无异。唯前蜀的韦庄、牛峤等来自晚唐，词中或有晚唐遗音，也未可知。

牛峤，字松卿，一字延峰。生卒年不详。他出身贵胄，是中唐宰相牛僧孺的后人。唐乾符年间进士。历官拾遗、补阙、校书郎。后投奔王建，官至给事中。牛峤词风，不出西蜀词人之右。唯写男女风情，颇有民歌意趣。其《忆江南》二首之一曰："红绣被，两两间鸳鸯。不是鸟中偏爱尔，为缘交颈睡南塘，全胜薄情郎。"牛希济，牛峤兄之子，在蜀时为御史中丞，后来投奔南唐。曾作雍州节度副使。《花间集》收他的词11　首。他的词虽花间格调，却能写各种情态。其中《生查子》等，郑振铎先生颇为赞赏：春山烟欲收，天淡稀星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欧阳烱（公元896-971年），益州华阳（今成都）人。他生于晚唐，长在西蜀，已与唐王朝干系不大。他年寿颇高，曾在前蜀作中书舍人，在后蜀作宰相。后从孟昶降宋，又作过左散骑常侍。75　岁时去世。他一生官运亨通，但名声不佳。他居蜀时，就和当时词人鹿虔扆、阎选、毛文锡及韩琮被人们呼为"五鬼"。看他们一生降来降去，国虽亡而官运不改，确有鬼色。词风低下，又近鬼声。这几个人比较起来，韩琮不能入流。阎选、毛文锡词风既低，词艺又差，亦不堪言。欧阳烱的词作得好些，鹿虔扆人品略胜。五代词人，最少节义观念，好比墙头茅草，只顾随风来去，事二朝三朝的都不算少见，也不觉得耻辱。唯鹿虔扆尚存儒风。他曾事后蜀孟昶，为永泰军节度使，加太保，蜀亡，不再入仕。他的词虽为花间情调，但有感慨之音。其《临江仙》云："金锁重门荒园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欧阳烱善作情词，写少妇心态，犹为得意。他的《更漏子·玉栏干》写夜景春怀，另成套路："玉栏干，金甃井，月照碧梧桐影。独自个，立多时，露华浓湿衣。

□一向，凝情望，待得不成模样。虽叵耐，又寻思，怎生嗔得伊。"

顾夐，生卒时间、表字乡籍均不可考。只知他曾在前蜀作刺史，在后蜀为太尉。他的词，时有深情切语，不免姿态轻狂，略与花间词风有别。但其主旨，依旧花间本色。他有《荷花杯》9　首，极写春情少妇，每首独写一种情态，连写知、愁、狂、羞、归、吟、怜、娇、来9　种情态，可说用心良苦。其《诉衷情·永夜抛人何处去》，更是别具精神："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后人评说这词，说它"透骨情语，已开柳七一派"。

和凝（公元898-955年），字成绩，郓州须昌（今山东平阴、汶上）人。他是花间集中唯一一位中原籍作家。一生历仕五朝，也算一个小小的奇遇。但他平生经历甚多，遇到的事情也多，加上才思敏捷。虽然是一位不倒翁式的老牌官僚，其词风却比较活泼有趣。描写少女思春情态，大为得趣。这一点和温庭筠颇为不同。温庭筠虽称大手笔，却善写少妇，对少女春情，绝少提及，这大约和他风流成性总入妓家有关。好像后来的《金瓶梅》，美人固多，没有处女。和凝的《采桑子》，可不是那样："蝤蛴领上诃梨子，绣带双垂。椒户闲时，竟学樗蒲赌荔枝。

丛头鞋子红编细，裙窣金丝。无事嚬眉，春思翻叫阿母疑。"

孙光宪，字孟文，号葆光子，生卒年不详。贵平人。唐时曾为陵州判官，蜀时官至御史中丞。后降宋，为黄州刺史。他的词与温庭筠词颇相似，也有说他是可以与温庭筠平起平坐的词家的，似不妥。但他确有几首好词，突破一般花间情调。其《谒金门·留不得》一词，甚得后人称道："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白紵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

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却羡彩鸳三十六，孤鸾还一只。"

在一片华美柔丽之中，这首词可算得上女中情豪，强心劲语。

上述词人外，还有张泌、魏承班、薛昭蕴、尹鹗、毛熙震、李珣，也都是《花间集》中作者，他们也都有一些佳作，但大体相袭温韦之风，不出欧、孙之外。唯李珣能别开生面，与众不同。

李珣（约855-约930年），字德润，其祖先为波斯人。家居梓州（今四川三台）。因他妹妹是前蜀主王衍的昭仪，他也算一位皇亲国戚。他不但能诗能词，而且对中医中药颇有研究，所著《海药本草》，李时珍都曾引用过的。

李珣的词，也写艳情，也写离情，也写恋情，但不止于此。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能打破情词旧套，抒发秀才胸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的《渔歌子》写得很有隐士之风，《渔父》则愈加简捷明快，风格喜人。《渔歌子》其一云："楚山青，湘水绿。春风淡荡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渔艇棹歌相续。信浮沉，无管束。钓回乘月归湾曲。酒盈樽，云满屋，不见人间荣辱。"2。李煜与南唐词人南唐、西蜀均为五代词人中心，但南唐词的水平高于西蜀。这不仅因为南唐时间晚些，创作机会较多，而且因为南唐出了三位著名的词人。一位是南唐中主李珣，一位是南唐后主李煜，一位是南唐宰相冯延巳。特别是李煜，他的词超越温庭筠以来所有唐五代词人的水平，成为唐五代词坛上的一声绝响。

李煜词可以分为前期后期两个阶段。前期是他在南唐作皇帝时的作品，后者是他被俘北上京城后的作品。前后风格大变，几乎判若两人。这显然和他的生活环境、心理状态、政治处境等发生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李煜作为皇帝，可以说事事有误，而他作为词人，却事事皆宜。

他生于公元937年，是唐中主李珣的第6　个儿子。原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因为他是南唐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故史称李后主。他作皇帝没有多大本领，客观形势对他也不利。彼时，北宋政权已经稳定，对南唐领土觊觎已久。他没有能力组织反抗，也没有胆量组织反抗，又没有力量组织反抗，只好一味求和。对北宋皇帝赵匡胤提出的要求，无一不听，无一不从，让进贡，便进贡；让称臣，就称臣；让自己儿子作人质，马上送儿子去。可谓谨小慎微，兢兢战战，但还是不行。宋朝立意灭唐，他派使者去汴京，使者责问赵匡胤，南唐有什么对不起宋朝的地方，赵匡胤答不出。但赵有自己的哲学："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梦？"李煜岂敢酣梦！老虎居于侧，怎么酣然入梦？但他确实毫无抵抗准备。他只知作词、求和、听佛论道，别的事情一概无能。北宋大军入境的消息传来时，他还在听和尚讲解经文哩！宋军兵临城下，他便袒缚出降，这一年他刚好38　岁。到了北宋，头脑清醒多了，怀念旧时生活，不觉悲从中来，便寄情于词，词风发生巨大变化，但赵匡胤依然饶不过他。在他42　岁那年，正值旧历7月7日，他被赵匡胤用牵机药毒死了。

李煜一生，前期生活条件优裕，南唐本鱼米之乡，他父亲也是著名的大词人，他的夫人又是能歌善舞极解人意的大才女。加上他读书既多，天赋又高。一有山水涵养，二有文化熏陶，三有充裕时间，四有极好天赋。四者合一，使他虽身为皇帝，却能写出清新醇美摇曳多姿的词篇。即使将他的词和温庭筠相比，他也更胜一筹。

他的那篇《一斛珠》，特别受到后人赞赏。冯沅君先生曾有专文介绍，说他写景写人有猛虎搏兔之势："晓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全篇只写女子娇态。头一句"晚妆初过"，便成欢欣色彩。试想刚刚梳妆罢的一位漂亮女孩儿，心情怎能不好，何况，黄昏色调，更添美丽。"沈檀轻注些儿个"，梳妆很美，还要轻注香儿，美人芳气，更具精神。此时，她的心上人正目不转睛"偷"看她哩，于是她嫣然一笑，露一露好看的牙齿："向人微露丁香颗。"这等好心情。梳妆不足，还要檀香，檀香不足，还要倩笑，倩笑不足，还要歌唱；但非一般歌唱，而是"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樱口微开，愈加可人。短短五句，已经一幅绝好的美人图。

下阙再添精采。"罗袖裛残殷色可"，吃饭时把袖子不小心弄湿了。"杯深旋被香醪婉"，美人酌酒，妙在有度，再喝可不醉了。美人有一点点累了，歇一歇，如何？"绣床斜凭娇无那"，又是一副佳人姿态，但还不够哩，还要"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真是漂亮极了。

李煜作词，独成妙法。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词中是女主人用眼向外看；李煜的这首词则是作者展目向里看。不仅看，而且真真切切参与了词中女主人的各种活动。但他把自己和自己参与的活动"省"去了，却又把省去的一切通过女主人公的表现一一展示出来。这等艺术功力，寻常怎能企及？

李煜的词，不但有绝唱数首，而且几乎篇篇都成精品。他的一首《菩萨蛮》，写恋人情思，别成一格，宛若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某些作品，但又比李清照的作品更多些含蓄安闲，心痒情摇。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韈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这词有实事可考，是写他与小周后幽会之事的。从古至今，写情男情女偷相会的词曲不少，但写皇帝偷会的，怕是不多。皇帝能作这样情词，实在这皇帝当也可，不当也可，纵然我们并不受用，想到词中人提着金缕鞋，蹑手蹑脚的样子，也会忍不住一笑。

李煜最好的词作，还是他被俘北上之后的作品。在这期间，他的词风变了，由清丽闲雅进入深沉悲怆，虽深沉悲怆，并不滞涩也不激烈，而是以准确的文字，深切的情感，绝妙的比喻，压抑的心绪，写他的亡国之音思乡之愁："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纵然一时入梦，醒来倍觉悲伤。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本来愁肠将断，却又无人可诉！

如此种种，李煜的内心正如一江春水，万转愁肠，终于写下了他的那首被人们千古传唱的《虞美人》："春花秋叶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温庭筠的词最喜欢用"金"色，金色是他词的主色。李后主的词最常用"清"，"月"，"春"，"江"这样的字词，这些字词辉映着"绿"的颜色，或者说，绿色乃李煜词的主色。他的词调是绿色的，他的词风恰如早春二月的天气，乍青乍绿，料峭春寒。李后主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苦难和别离，忍受了最难耐的春夜和最无聊的囚禁生活，但他内心深处的诗情不绝，词思不断，于是这诗情词绪如潺潺流水，汩汩有声，流出囚门，流向无极。李后主是一位不幸的君王，又是一位杰出的词家。值得说明的是，李后主不但是一位大词人，而且是一位很有造诣的书法家，他不但善书，而且善于创新。他作书喜用颤笔，字形扭曲，有寒松霜竹铁节虬枝之态，号称"金错刀"体。他又善写大字，直接用帛沾墨书写，气韵饱满，别具风采，史称"撮襟书"。单以艺论，李煜确是天下奇才。

南唐著名词人中，还有李煜的父亲李珣和他的宰相冯延巳。

李璟（公元916-961年），本名景通，改名瑶，再改名璟，字伯玉，徐州人。他是南唐第二个皇帝，后人称李中主。周世宗南征时，他没能力抵抗，便把江北的土地拱手献给柴荣，同时去掉皇帝称号，向周主称臣。他的性格与作风和他儿子十分相似，可谓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的词水平也很高，但流传下来的不多。他的词风虽不若李后主那样清深雅丽，却也脱出一般五代词人的浮艳之区。读李珣词，如见江南春色，自有一般出于言表的好处尽在字里行间。他的《摊破浣溪沙》二首，极富盛名。今选其一："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之楚暮，接天流。"

冯延巳（公元903-960年），一名延嗣，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

人。唐中宗时，曾为宰相。他的词水平很高，但人品不好。为人险诈，好作谀词。未作宰相时，一心要作宰相；既作宰相，却又无心政事。他是一个中国古代只要当官不肯做事的典型。周世宗南征，中主不明军事，只管于宫中贪欢不已。他还奉承中主，说："烈祖打了败仗，损失几千人马，就辍食伤心好几天，那不过是田舍翁水平。现在数万人马暴师于外，而主上照样宴乐游戏，才是真英雄呐！"如此胡言乱语，心肠如妖似鬼。但他确实很会填词。他的词比之李珣，当在伯仲之间。比之西蜀诸词人，皆胜一筹。

他的一篇《谒金门》，传播久远："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芳径里，手捋红杏蕊。

斗鸭栏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词中警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足呈写景风流。

他的《金错刀》，自言于功名，禄位皆无所求，情调旷达，词风潇洒，确是一首很有特色的佳作，不过以其词比其人，句句皆成讽刺，佞人大谈正言，最让君子伤情。偏他能正襟危坐，一副无辜君子状，令人禁不住会想起黑色幽默来。其词云："双玉斗，百琼壶，佳人欢饮笑喧呼。麒麟欲画时难偶，鸥鹭何猜兴不孤。歌婉转，醉模糊，高烧银烛卧流苏。只销几觉懵腾睡，身外功名任有无。"南唐国重用这样的宰相，不亡而何？

（四）民间词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五代民间词资料，同样出于敦煌。其中有诗，有词，有教坊杂曲词。诗且不去管他。只说那些民间词曲，已然令人振奋。这些民间词，不知出于何人，但有一股文人词所没有的浸淫人心的力量。他们率性而言，他们善用比喻，他们没有顾忌，他们贴近生活。他要说爱，便是真爱，或者说，他有真爱，一定直说。比之文人词的含蓄闪烁，不肯明言，还自以为是韵味高深，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民间词是唐五代的必要组成部分。不了解它们，就无法真正弄通唐五代词史，也无法弄通中国古代文学史。民间词同样最重视言情，只是风格有别于文人词。有一首《菩萨蛮》，是讲忠贞情爱的，一串比喻，刻骨铭心："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商现，北斗回南面。休郎未能休，且侍三更见日头。

讲到负心人的时候，另是一番景象："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以上梦江南）

也有人生感叹，如《杨柳枝·春去春来春复春》："春去春来春复春，寒暑来频。月生月尽月还新，又被老催人。

只是庭前千岁月，长在长存。不见堂上百年人，尽总化为陈。"

词中用语，不怕重复，好像越是重复，越觉通俗上口。

民间词题材广泛，不仅谈情说爱而已。也有抒发忠君爱国情义的，如《生查子·三尺龙泉剑》；也有讴歌剑侠八面威风的，如《河满子·平夜秋风凛凛高》；也有写游子乡情的，如《临江仙·岸阔临江底见沙》，等等。比之文人词，似更有涵容力量。另有《别仙子》一词，文人词中未见此词牌。这首词写一位远游男儿对情人的追忆，笔法细腻，结构精巧，抒心写意，不在文人词下："此时模样，算来是，秋天月。无一事，堪惆怅，须圆阙。穿窗牖，人寂静，满面蟾光如雪。照泪痕何似，两眉双结。

晓楼钟动，执纤手，看看别。移银烛，偎身泣，声哽咽。家私事，频付嘱，上马临行说。长思忆，莫负少年时节。"

十、结语纵观隋唐五代史，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历史时代。

之所以如此，因为这个时代能够吸收各类文化营养，具有中国封建时代非常少见的涵容广大的文化精神。唐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事；传奇和变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唐五代词则首创了中国文学形式的一个新品种。五代文学未兴，但它预示了新的文学高潮即将来临。而唐后主李煜，就以他的词声，成为新文学时代即将来临的一只知更鸟。

隋唐五代 第050卷 隋唐五代艺术史

【本卷提要】

隋唐五代（公元581-960年）艺术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最高峰。

本卷将以这一高峰时期的各种艺术门类为中心，选取艺术形式、艺术作品、艺术流派和艺术代表等侧面，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次第展现三个朝代在绘画、雕塑、书法、音乐、舞蹈、建筑、工艺美术等方面的艺术成就，并透过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存在与艺术创造所形成的辩证关系，揭示那些创造奇迹的古代艺术家们的创造情势和时代精神。

通过对隋唐五代的艺术成果及其成因的分析，不难发现，它的每一艺术门类和每件艺术作品，无不焕发出自发性和独创性、开放性和融合性、广泛性和民众性的奕奕神采，同时也折射出封建社会文化艺术承转启合的历史趋向。

一、隋唐五代艺术概述公元581年至960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隋、唐、五代三个封建朝代的兴衰演进。这三个朝代的王公贵族和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总和，便是隋唐五代文化。隋唐五代艺术则是这一文化部类的有机构成及其艺术表现。

李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高度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隋代恰似它崛起的前夜，五代十国形同其衰落的末路。作为这一文化高峰的艺术表现，隋唐五代艺术素以宏伟壮丽、灿烂辉煌的成就闻名于世，大唐文化则成为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巍峨的丰碑。

（一）隋唐五代艺术的发展状况隋唐五代所取得的艺术成就，除了直接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外，还建立在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繁荣的社会基础之上。

1。隋代艺术公元581年，隋政权建立。公元589年隋文帝结束了南北朝近300年的分裂局面，从而使灾难深重的古老民族得以统一，劳动人民厌恶战乱、寻求社会安定的期待终于成为现实。

隋文帝杨坚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家。他即位以后，立即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了改革，迅速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在政治上，他以确立"三省六部"的政治体制为中心，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同时，他还创立了科举制度，用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吏，打破了封建世袭的贵族荐用体系；还制定了简便易行的法律。在经济上，隋文帝采用北朝以来的均田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发展。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社会意识形态也明显地趋于一致，正统的经学和佛教文化同时并行，纠正了北朝以佛教为国教和南朝清谈颓废的偏向。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南北合流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

政治的改革、经济的发展、思想文化的繁荣，成为艺术发展的有利条件，推动着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活动的迅速发展。在隋代的艺术成就中，建筑艺术最为出众。大兴城、洛阳城和安济桥，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和桥梁建筑的杰出代表；宇文恺和李春则是当时卓越的建筑艺术大师。佛教在全国范围的发展，雕塑艺术因之大放异彩。就敦煌石窟来说，隋朝在短短的30年中，开凿了95　个，占现存石窟总数的15。同时，大量的壁画也涌现出来，在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此时的人物画在"齐梁画风"的影响下继续发展，山水画开始以独立的画科出现在绘画史上；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早期青绿山水的杰出代表，并为唐代金碧山水的出现开了先河。在音乐、舞蹈方面，隋代对旧乐进行了整理，同时又有创新，使近乎绝响的清商乐和雅乐得以复兴，而《七部乐》和《九部乐》则是隋代的贡献。

2。唐代艺术公元618年至907年，李渊及其子孙统治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唐承隋制，李唐王朝完善了"三省六部"的政治体制，完备了科举制度和教育体系，制定了更加系统的法律。在经济上，唐王朝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安定农民生活，发展农业生产。手工业出现了官营和私营作坊，丝绸产品已多达几十种，"唐三彩"则是陶瓷中的瑰宝，金银器和铜镜的制作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唐代的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当时的都城长安已有中外商贾"二百二十行"之多；各国的使臣商旅云集在此，长安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开放城市；它既是"丝绸之路"的策源地，也是文化交流的圣殿。从思想意识上说，大唐并不"独尊儒术"，而是儒、佛、道三教并举。就其积极的一面而言，它增进了政治的开放和民族的融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艺的繁荣。

唐朝的兴衰，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在此之前，大唐繁荣昌盛。尤其在"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居于世界前列，拥有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和欣欣向荣的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的繁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大唐是诗歌的黄金时代，散文和传奇也有很高的成就。与文学成就同样彪炳千秋的各种艺术形式，都能继往开来，大放光芒。无论是绘画、雕塑、书法、音乐、舞蹈、杂技、建筑等艺术门类，还是工艺美术，都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兴旺景象，取得了灿烂辉煌的艺术成就。那些"满壁风动"的人物画，洋溢出大唐上下意气风发的进取精神；"金碧辉煌"的富丽山水，一展宏伟壮观的帝国江山的豪迈气概；宗教壁画不再是"苦难的呻吟"，而是美满幸福的西方"极乐世界"；"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的乐山大佛，是唐代雕塑艺术的一大奇迹；浓艳明丽的"唐三彩"，驰名中外；《九部乐》和《十部乐》，奏出时代的最强音；颜柳的法书和颠张狂素的草书，被视为稀世珍宝；迎来送往的长安城，是著名的国际性城市。。这些令人惊羡的艺术成就，既是民族文化的累累硕果，同时也极大推动了民族文化的蓬勃发展，并且随着广泛的文化交流而远播伊朗、日本、高丽、南亚次大陆、阿拉伯、东罗马帝国、非洲等3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五代十国艺术创造的相对繁荣中晚唐以后，由于藩镇和中央政权的对立，新旧官僚的对立，宦官与朋党的专权争斗，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军阀割据的结果，最终出现了五代十国半个世纪的社会动荡。这个时期，经济凋敝，人民困苦。只有金陵、成都等地，因为地理位置的优越，免遭北方战火的侵扰，社会生活比较安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所发展，形成了南唐、西蜀的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保持着较高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宫廷之中的歌舞戏更为普遍，戏剧角色开始出现，早期的戏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绘画和书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有"荆关山水"、"徐黄异体"，顾闳中、杨凝式等著名艺术家及其传世之作。（二）隋唐五代艺术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艺术发展到了隋唐五代，出现了门类繁多、作品称巨、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的壮阔景观。各个艺术门类，在继承民族传统，融合南北文化、吸收外来精华的同时，不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显示出这个时代特有的信心和气魄，伟大的成就和卓越的贡献。

1。划时代的绘画艺术隋唐五代的绘画艺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尤其盛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国际交通的畅通无阻，激扬出各阶层人士的豪迈气概和创作热情，他们运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把社会生活的万千气象真实地描绘出来，形成了一个名家辈出、门类齐全、成绩斐然的绘画高峰。

隋代为时短暂，但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佛事壁画、人物画和山水画的成就更为突出。以敦煌石窟为例，隋窟以全数五分之一的比重，95　窟的绝对数值，位居第一。其中的绘画、雕刻和彩塑作品，无论布局、形象、用笔、赋彩等各个方面，都接近北朝风格，但又显然不同于前代。它们和初唐的风格相同，但又不及初唐的成熟。显然，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绘画发展阶段。著名的画家如展子虔、董伯仁等，便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史载展子虔从河北来到长安、董伯仁自南齐入隋，两者的画风有着明显的不同。开始，两人互相轻视。后来，两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推动了隋朝绘画事业的发展。这是隋代绘画在南北文化融合上的一段佳话。从画风上说，隋代的画家各有异同，但大体保持着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人建立起来的"细密、精致、臻丽"的传统，被后世称为"齐梁画风"。

大唐的绘画艺术，在历史上有着空前的成就。据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载，当时的绘画，已出现人物、山水、花鸟、鬼神、鞍马、屋字等分科，标志着唐代绘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佛寺、陵墓、石窟中的大量壁画更加出色，成为绘画业绩上的神来之笔。绘画人才的大量涌现也非他朝可比，至今有文献或画迹可考的画家就有400　多人。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如阎立本、尉迟乙僧、李思训、吴道子、王维、曹霸、韩干、张萱、周昉、薛稷、边鸾等，都取得了多方面的艺术成就。

唐代的绘画，大师林立，流派纷呈。在人物画中，"张家样"、"曹家样"等"齐梁画风"在初唐势头不减，"吴家样"、"周家样"等新风格又应运而生。山水画在"青绿"、"金碧"等画风盛行之时，又出现了水墨山水运动，"浅绛风格"风靡全国，为五代两宋水墨山水的蓬勃发展开了先河。花鸟画一经诞生，就以其丰富多彩、清新活泼的风姿而独领风骚，并开辟了五代"徐黄异体"的前端。

五代的绘画艺术，达到了中古绘画的新水平。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全面继承了唐代的绘画成果。其中尤以西蜀、南唐最有成就，人物、花鸟和山水最为出色。由于北方和中原战乱频繁，不少学者、画师、伎巧百工，纷纷流入金陵、成都，使南唐和西蜀的绘画空前繁荣。西蜀、南唐等国，开始正式设立画院。西蜀画院以专工道释、肖像、花鸟的画家为多。以黄筌父子的花鸟画成就最大，在绘画史上与徐熙齐名，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南唐人物画家很多，周文矩、顾闳中等，都是杰出的代表。他们的作品，多以现实的人物活动为题材，其风格与"周家样"一脉相承。董源、巨然是南唐的山水大家，他们和北方的荆浩、关仝的北派山水，都有创造性的成就，并成为两宋山水画家的宗师。

隋唐五代绘画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隋到初唐。这是一个继承和革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南北朝以来的青绿山水更加完美；人物画中的"张家样"、"曹家样"等多种画风在画坛涌现。二是盛唐阶段。"吴家样"异军突起，与"张家样"、"曹家样"各执牛耳，三家画风争奇斗艳；花鸟画登上了画坛。三是中晚唐至五代阶段。色彩人物画以"周家样"最为突出，水墨山水运动兴盛起来，花鸟画跃上了高峰。

隋唐五代的绘画理论，计有20　多种，有属评论、有属画史、有属画法、有属鉴藏，都在绘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2。蓬勃发展的雕塑艺术隋唐五代的雕塑艺术，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创作高峰。中国的雕塑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秦汉、北魏和南北朝，都创造出大量的震惊世界的无价之宝。到了隋唐，宗教兴盛，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儒道佛三教并举的文化氛围，又使雕塑艺术掀起高潮。这一时期的陶俑、石窟造像和彩塑，以及陵墓雕刻，都显示出雄健奔放、饱满瑰丽、意气风发的时代风格。就连方寸之间的篆刻艺术，也有着时代的特色。

古老的陶俑艺术，发展到隋唐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艺术境界。享有盛名的"白衣彩绘"陶俑和浓艳明丽的"三彩俑"，都是当时的杰作。题材的广泛涉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发展阶段而言，可分为隋至初唐、盛唐、中晚唐以后共三期。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艺术风格发展重大变化的时期。陶俑和三彩俑的塑造风格也受到深刻的影响。从事陶俑和三彩俑的塑造者都是民间艺人，他们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精湛的表现技巧，能够准确地塑造形体，生动地表现精神，极富时代气息和民族色彩。

佛教石窟的开凿，与佛事的兴衰息息相关，随着隋的统一，佛教因之再兴。在大建寺院的同时，也大量地开凿石窟，遗迹散见于北方各地，尤以甘肃为多，宁夏、河北、山东、河南等地也有少量遗存。隋代造像，其全身比例不甚协调，但花纹洗练简洁，敷彩淡雅、和谐，外部轮廓曲线不多，形体质朴、健壮，具有石雕般的质感。在洞窟形制和艺术风格方面，呈现出鲜明的过渡性特色。它的若干特点，都被唐代所承继，并加以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唐代的石窟，几乎遍布北方各地区，南方也有相当数量的遗存。其造型的多样，题材的丰富，艺术水平之高超，都是前朝后代所不及的。"唐十八陵"是陵墓雕刻的一座宝库。其题材和雕刻手法都超越了前代。在地面石刻群的组合上，唐代帝王陵墓继承了秦汉至魏晋的建制，固定为跃马、卧马、马踏匈奴、人抱熊、怪兽吃羊、卧牛、伏虎、卧像、石人、石虎、石兽、石柱、石碑、直阁将军石像等，还有石刻篆书、隶书等其他形式。这些石刻作品，比例和谐，造型生动，制作精美，风格雄伟、奔放，体现了唐人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达到了中国古代陵墓雕刻的顶峰。特别是那组绝无仅有的"昭陵六骏"，由当时著名的画家阎立本绘稿，令当时最优秀的雕刻家精心雕刻而成，堪称精美绝伦，历来为世人所重，以至招致匪盗，至今仍有两块神骏流落异族他乡。

除了气势磅礴的巨型石雕外，方寸之间的篆刻艺术也有新意。

3。盛况空前的书法艺术隋唐五代的书法艺术，是中国书法史上盛况空前的时代。中国的书法艺术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心"的艺术。所以，在魏晋六朝300多年的动荡年代里，书法艺术仍有长足的发展。隋唐书法艺术所以空前繁荣，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对魏晋南北朝书法传统及名家墨迹的直接继承；二是这一时期的帝王大都重视书法艺术；且工于书法。据史书记载，周以书为教，汉以书取士，晋设书学博士；唐则全面采取了这些措施，并专门设立了培养书法人才的"书学"，翰林院设有书学博士；科举有书科，吏部以书法水平判定选额，朝廷对书艺的要求是"楷法遒劲秀美"。可见，唐代把书法置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隋朝虽然短暂，但书家辈出。特别是智永、智果等僧人书家，创造了大量优秀的书作，对楷书的逐渐完备奠定了基础，成为汉魏六朝过渡到大唐的一座桥梁。

史论"楷体书法，萌芽于汉魏、根植在两晋、缤纷于六朝、结实在李唐"，说明唐朝的楷书达到了一个完美的阶段。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史称初唐四杰。他们的书作具有典型的晋隋风骨，但又各具情态，自成一家。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推崇备至，成为中国古代享有盛誉的帝王书家，极大地推动了初唐时期书法创作的繁荣。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是唐朝最富创造性且成就最大的书家。颜书以圆笔为主，结体宽博端庄，姿质严正活泼，突破了前人清瘦、流畅、秀雅的书风。柳体熔王书、虞书、欧书、褚书、颜书等名家技法为一炉，行笔方圆兼备，结体中宫收紧、四面开张，具有劲健爽利，遒劲舒展的精神。颜、柳书作法度森严，神完气足，但又各有特色，人称"颜筋柳骨"，具有典型的唐楷风范，其影响深远。张旭、怀素是伟大的狂草大师。他们的书作笔意奔放，气势连绵，精美绝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艺术境界。

唐代社会崇尚书法，擅书之人层出不穷。据马宗霍的《书林藻鉴》载，多达245人。而未被记载的民间书家更是难以计数。他们通过书写碑文、墓志、经卷，撰写文稿、书信，在宫殿、寺观墙壁题字等方式，创造出大量的书法杰作，成为国之瑰宝。

五代的杨凝式，其书艺源于前代墨迹和晋隋碑帖，书作清丽洒脱，别开生面，是五代十国最有成就的书法家。

和书法创作的丰硕成果相辉映，隋唐五代的书法理论也很有成就。

4。强大帝国的时代乐章隋唐五代的音乐舞蹈艺术，是中国古代最宏伟嘹亮的乐章。特别是唐代，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乐舞艺术的高峰。唐代的中国是亚非欧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首都长安则成为国际性的音乐城市。当时，中外各民族乐舞的交流融合蔚然成风，优秀的音乐家舞蹈家灿如繁星，光彩夺目的乐舞作品层出不穷。隋代统一后，在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的条件下，歌舞诗乐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了满足宫廷庆典、国内外文化交流以及各阶层人士的精神生活的需要，隋朝在继承前代乐舞的基础上，集中对汉族、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的各种乐舞进行了挖掘和整理，于开皇初年（约公元581-585年）制定了《七部乐》。隋炀帝大业中（公元605-618年），又增添为《九部乐》。此举推动了音乐舞蹈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唐代的音乐舞蹈，已有大曲、散乐和歌舞戏之属。大规模的舞曲，如《破阵乐》、《庆善乐》、《霓裳羽衣舞》等，都称为大曲或法曲。这是歌舞诗乐相结合的体裁，歌词都是五言或七言的绝句。唐代的散乐①，多是表现一定风格、情绪较为单纯的舞蹈。此外还有以歌舞表现一定人物和情节的歌舞戏。散乐和歌舞戏源于民间，偏重敲击，具有淳朴奔放的风格。

唐代著名的乐舞，按其特点还可分为三大类别。一是表演性舞蹈，如《健舞》、《软舞》、《法曲》等；二是来自民间的宫廷宴享乐舞，如《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伎》、《立部伎》等；三是民众自娱性及民间祭祀和寺院中的舞蹈，如《踏歌》、《泼寒胡舞》、《四方菩萨蛮舞》等。

唐代乐舞的出色成就，是大量吸收融化中外各民族乐舞精华的结果。《坐部伎》和《立部伎》，就是在初唐到盛唐的一百多年里，以中原乐舞为基础，广泛吸收融化各兄弟民族乐舞和外国乐舞的素养而创新的乐舞节目，并成为唐代长期积累的保留节目。

唐代乐舞的空前繁盛，与皇室的高度重视是分不开的。在唐代帝王中，酷爱艺术、谙熟音律者不在少数。他们的直接参与，极大地推动了乐舞创作的繁荣，并且加强了乐舞机构的设置。唐代宫廷的乐舞机构，有教坊、梨园、太常寺，集中了大批优秀的民间艺人，并培养了不少专业艺人，就连分散在各地的官伎、营伎、家伎，也多是经过选拔和培训，具有能歌善舞的才能。唐代乐舞的理论著作，主要有元万倾的《乐书要录》、崔令钦的《教坊记》、南卓的《羯鼓录》、段安节的《乐府杂录》等。

五代十国各个国家的国王，都是唐末藩镇的首领。受大唐遗风的影响，他们也视音乐舞蹈为政治生活的必要内容，而且在宫廷还出现了戏剧。但是，在硝烟弥漫、经济凋敝的情况下，乐舞丧失了发展的基础，因此削弱了生机，而成为大唐之声的余音了。

5。宏伟壮丽的建筑艺术隋唐五代的建筑艺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都在建筑事业上显现出来。尤其隋唐两代，是中国建筑艺术史上最为壮丽的时代。都城的兴建、大运河的开通、桥梁的精绝、陵墓的宏伟，都是这一时期的巨制佳作。他如寺院、佛塔、石窟等佛教建筑、园林和民居建筑，也有着独特的风采。

隋唐建筑艺术，总结吸收了秦汉以来的建筑艺术成果，逐步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建筑体系。特别在桥梁建筑、城市建筑、陵墓建筑上，最有特色。在桥梁建筑史上，安济桥是一座罕见的瑰宝。长安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典范。"唐十八陵"气势磅礴、规模宏伟，其分布自东向西长达100　多公里，形成了一幅瑰丽多姿的陵墓建筑的画卷。

隋唐兴佛，寺院建筑盛况空前。隋大兴城唐长安城，都建有富丽巍峨的寺庙，构建形制包括正殿、侧殿、山门等，建筑规格类似帝王的宫殿，拥有冠绝于世的佛像、壁画、碑刻等等。唐朝的佛塔也别具特色，大塔分外雄伟壮丽，小塔显得秀丽玲珑。

隋唐的建筑遗存已经不多，很多成就依据文献和发掘才得知大概。但是，当时的艺术成就确是不可磨灭的。

6。举世瞩目的工艺美术隋唐五代的工艺美术蓬勃发展，成为历史上一个成熟的创新时代。无论

①　杂技的别称。在汉代称百戏、隋乐叫散乐。唐宋以后，为了区别于其他歌舞，才称为杂技。铜镜、金银器和漆器、陶瓷，还是染织刺绣，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国铜镜艺术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汉以前的铜镜布局拘谨、过于规范，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具有流畅华丽、清新优雅的风格。至盛唐，在形式、题材、风格上又有创新，进入了豪放新颖、富丽绚烂的时代。无论在造型设计、花纹装饰，还是在制作工艺上，都显示出组织完美、色调鲜明的成熟美、充满健康活泼的艺术魅力。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在制作工艺、造型设计、纹饰图案、生产技术各个方面，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尤其在开元、天宝年间，金银器的社会需求大增，生产场所也有了"官作"和"行作"之分。从制作上说，在继承锤打、铸造、焊接、掐丝、嵌铸、锉磨、抛光、连接、胶粘等传统技艺基础上，又创造出切削、铆接、大焊、小焊、两次焊、掐丝焊等新技术，特别是简单的机械车床的使用，更是中国金属制造工艺史上的辉煌成就。

在漆器制造上，除了对传统工艺的继承发展外，唐代还出现了螺钿和珠玉镶嵌。尤其是雕漆的首创，为宋元时期雕漆艺术的繁盛开了先河。

隋唐时期，陶瓷美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白瓷发展很快，青瓷的成就更高，长沙的釉下彩绘瓷则独步一时。白瓷生产始于北朝，隋代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唐的白瓷生产飞速发展，窑场也大量涌现。其中河北的邢窑最为有名。邢窑的白瓷，白度较高，色调稳定，釉色干净明亮。杜甫诗赞为"君家白碗胜霜雪"。青瓷以越州窑为代表，在隋唐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青瓷历史悠久，制造工艺经验丰富。隋唐青瓷造型雅致、装饰瑰丽，胎质如玉，釉色晶莹、润泽，其影响较白瓷为大。茶圣陆羽评价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在这三个方面，青瓷优于白瓷。

在青白单色瓷器一统天下之时，长沙窑首创了多彩瓷器。制品有黄色釉下画以蓝褐两彩的，褐蓝、绿褐多彩的，还有青釉带褐彩的、青釉褐彩贴花等种类。从装饰艺术着眼，多彩瓷的意义更是不凡。

"唐三彩"是唐代陶瓷美术的首创。在同一陶器上，交错使用黄绿白或黄绿蓝赭等釉色，烧成之后，色泽斑驳淋漓、浓艳明丽，这就是三彩陶瓷。"唐三彩"取材广泛、富有特色，成为驰名中外的艺术精品。传到朝鲜后，被称为"新罗三彩"，日本仿制成功，称为"奈良三彩"。

隋唐时期，染织刺绣工艺特别发达。尤其是丝织品中的纬锦，用多重多色纬线织出复杂的图案，是工艺美术家的首创。由于佛像、经卷等佛事的需要，唐代的刺绣有了飞跃发展。当时的丝织品，非常重视图案装饰。特别是织锦，更加突出精细华美的图案。唐代丝织品种类繁多，装饰风格在继承六朝以来传统、吸收外来营养的基础上又有突破，富有独创性，给人以壮丽秀美的印象。唐代涌现出不少丝织艺匠，著名的窦师纶便是其中之一。

（三）隋唐五代艺术的显著特征隋唐五代高度发展的封建王朝为艺术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隋唐五代艺术的每一项成就，都凝结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带有区别于其他历史阶段的显著特征。

首先，隋唐五代艺术，作为大陆性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自发性和独创性的特征。隋唐五代占有380年的历史跨度，经历了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过渡历程，造就了以盛唐为顶峰的文化高峰。在这个文化高峰崛起的进程中，帝国江山重新统一，社会改革获得成功，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海陆交通空前发达，中外文化融合形成潮流，各种艺术形式多样化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翻天覆地、物态变迁的时代特征，以及继承传统、以通变求新意的民族特质。在繁荣昌盛的社会条件下，绘画出现了系统的分科，杰出的画家和流派层出不穷，使现实主义的唐代绘画出现了空前的盛况；陶俑、唐三彩、雕刻、彩塑、楷书、狂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金银器和铜镜艺术以"炉火纯青"的赞誉著称于世；建筑艺术形成了强烈的风格和完备的体系；音乐舞蹈盛况空前，有些乐舞曲目至今都是无与伦比的。那宏伟壮丽的都城长安，满壁风动的丹青绘画，奔腾咆哮的昭陵六骏，万千情壮的三彩陶俑，激荡人心的歌舞诗乐等等，都是强大帝国沸腾生活的真实写照，并且强烈地焕发出这一伟大时代所特有的大胆变革、自信开放的心理特征和豪迈奔放、气势磅礴的创造激情，以及意气风发、乐观向上、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隋唐五代艺术讲究体系，注重法度，崇尚品味，在内容和形式上富有和谐统一的艺术特质。但是，隋唐五代的艺术作品，往往又突破了传统规范的束缚，因而更能生动地反映内容，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仅以书法为例，大唐尚法，成功的书作必须符合"遒劲秀美"的标准，所以颜柳书体法度森严、点画皆成规矩。可是，颜柳书法源于魏晋初唐又与之迥然不同，而且鲁公一生的书作，前后判若两人，表现出他们继承传统而又不宥成法，大胆创新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胆略。而张旭、怀素的狂草，古往今来无人所及，成为唐代艺术创造的一大奇迹。

其次，隋唐五代艺术，作为特定时代的艺术主体，具有开放性和融合性的特征。隋唐五代艺术的来源，一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合流，二是对外来文化的汲取。处于上升时期的隋唐帝国，具有变革的性格和开放的氛围。唐室起自西北，少受汉族正统儒家思想的束缚，"三教并举"的思想文化政策，使佛道大为发展，老庄文列皆升为经，并纷纷纳入考试科目，儒学失去了正统独尊的地位。特殊的社会开放的政治局面，必然呈献出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特征。各族劳动人民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信仰的自由，参与社会生活的自由，进行艺术创造的自由等。正是这种自由创造的社会风尚和开放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国内各民族得以和睦相处和亲密交往，南北两种文化以两京为中心，得以交流和融合，造就了一个灿烂多姿、壮丽辉煌的艺术景观和高峰文化。北方文化在雕塑、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等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南方文化在绘画、书法、染织、刺绣等方面有着出色的业绩。各种优势的吸收、融合，使隋唐五代艺术不断推陈出新，产生出极富个性和更高程度的艺术特质。唐代是国际交往最频繁的时代，而且每次交往都与文化有关。以丝绸之路为纽带，东亚、西亚、地中海沿岸、古罗马等地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了他们特有的艺术成果。隋唐的艺术家们以现实主义的艺术眼界，将中外文化交往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再现出来，创造出大量的富有异国风情的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杂技和手工艺品。同时，根据民族艺术发展的需要，大胆地吸收外来艺术的表现方法，完成了外来艺术民族化的进程。

最后，隋唐五代艺术，作为中华民族的特定艺术部类，具有广泛性和民众性的特征。隋唐五代艺术，有着广泛的社会参与层面，因而具有民众性的特色。艺术自古以来就是民众的专利，凝重典雅的司母戊鼎，秦始皇兵马俑群、西汉帛画等，都是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艺术结晶。到了隋唐，建筑、雕塑、音乐、舞蹈、陶瓷、染织刺绣等艺术创造活动规模浩大，哪一样也少不了劳动人民的直接参与。工匠李春、俗讲僧文溆、纺织专家窦师纶，舞蹈大师公孙大娘，以及成千上万的民间画家、乐舞艺人、工艺匠师等，他们和宫廷艺人共同形成了庞大的艺术创作队伍，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唐代以科举取士，寒素文人可以凭借真才实学进入上层社会，在一定意义上使统治阶层出现了民众性的成分。到了中晚唐，宫廷文化每况愈下，歌舞诗乐俗讲百戏、陶俑彩塑壁画工艺等市民文化有所发展，说明文化发展的规模有所扩大，社会参与程度有所提高。隋唐五代艺术的国际交流及其对周边民族的影响也具有空前的广泛性。日本的京都、奈良依长安的形制而建；亚洲一些国家的使者，专备货币采购唐人书法；陶瓷、金银器、染织刺绣等工艺美术，输往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在广泛的中外交流、劳动人民广泛参与的基础上，隋唐五代艺术怎能不大放异彩、蓬勃发展呢！

二、隋唐五代的绘画艺术隋、唐是我国绘画艺术全面繁荣的时期。隋朝初年，杨坚在政治、经济上都作了改革，使生产和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代。唐初开元、天宝年间，封建经济获得空前发展，民殷国富，社会安定，是发展文化艺术的物质基础。贞观、开元之盛，举世向往。东西方的交流，为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加上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更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此时崇尚文学艺术蔚然成风，文苑、艺坛群芳竞发。所以唐代绘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到了五代，虽然这个时期只有短暂的五十多年的时间，却为宋代山水、花鸟画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封建统治者在宫廷里设立"图画院"的制度，也肇始于西蜀、南唐。这说明五代在绘画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隋唐五代的绘画艺术发展史，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隋到唐初。这是南北绘画融合、发展的阶段。《历代名画记》载有隋代的名画家展子虔、董伯仁的情况，"初董与展同召入隋室，一自河北，一自江南。初则见轻，后乃颇采其意。"这是南北绘画风格融合的记录。不过，这个阶段还是南北绘画革命的阶段。人物画有阎立本、尉迟乙僧等名家，反映出中外画法在画坛共辉之情状。山水人物画、楼阁人物画演变为青绿山水画并得到迅速发展，以其辉煌的成就跨入盛唐。

第二个阶段是盛唐时代。人物画此时发展到顶峰，呈现出辉煌富丽、豪迈博大的风格；山水画成熟；花鸟画向独立画科迈进。

第三个阶段是中晚唐时代。人物画发展到以周昉的仕女画为代表的"周家样"，表明绘画世俗化的进程已经完成。纯粹观赏性的绘画逐渐取代宗教画和教化性绘画。水墨山水画兴起，开宋代山水画之先河。花鸟画亦有所发展，为五代徐熙、黄筌两派花鸟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第四个阶段是五代。人物画相当盛行，主要是继承前人的成就，新的突破较少。周文矩、顾闳中的画代表了五代人物画的最高成就。山水画则比唐代更加发达成熟。花鸟画是五代绘画最光辉的部分，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唐代、五代的画论也极其繁荣，是中国绘画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枢纽。

（一）人物画在中国的绘画领域里，人物画的历史是最悠久的。最早可追溯到人类诞生初期的彩陶人物画。到汉代，人物画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无论是画像石、画像砖、木板画、漆画、壁画、帛画，几乎都以人物为主要题材。魏晋南北朝是人物画的发达成熟期，几乎所有的著名画家都是以人物画而驰誉后世的。这时期的人物画又直接影响到隋、唐人物画的发展。

隋朝人物画基本上是继承南朝精致臻丽的画风。而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需要和统治阶级的提倡，人物画空前繁荣兴旺起来，宗教画、肖像画、仕女画、历史画、社会生活画都有大量涌现。杰出的人物画家辈出，他们都以不同的风格、卓越的成就，气绝当代，把人物画推向高峰。如阎立本的历史人物，吴道子的宗教人物，张萱、周昉的"绮罗人物"等等，都足以垂范千秋。

如果说唐代的人物画是"焕烂求备"，那么五代的人物画家则是在"备"中求"变"，他们在传统的基础上，按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作新的开拓，顾闳中、周文矩的人物画又开宋代之先河。

1。阎立本及其作品阎立本（公元601-673年），雍州万年（今陕西临潼县东北）人。他是以画艺闻名于当时的隋殿内少监阎毗的次子，和他的哥哥阎立德二人都是初唐时期杰出的画家。显庆初年他以"将作大匠"代他的哥哥阎立德做工部尚书。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官拜右丞相，封爵博陵县公，咸享元年（公元670年），改迁中书令。卒后谥文员。阎立本以政治性题材的历史画和肖像画最为著名。由于他曾做过右丞相，因此有了"右相驰誉丹青"的称号。阎立本高超的艺术造诣来自于家学和向名家虚心求教。他曾到荆州看张僧繇的画，开始认为画不好，说："定虚得其名。"第二天又去看，觉得不错，就说："还是近代的好手。"第三天又去看，越看越好，说："名下定无虚士。"一连十天卧在画下细心揣摩。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使他的作品具有形神兼备的特色。

阎立本作画很多，如《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职贡图》、《历代帝王图》、《萧翼赚兰亭图》、《孝经图》、《步辇图》等等。其代表作为《历代帝王图》和《步辇图》。

《历代帝王图》，原作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画幅描绘了13　个帝王像：前汉昭帝刘佛陵、后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蜀主刘备、吴主孙权、晋武帝司马炎、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陈文帝陈茜、陈宣皇帝陈顼。阎立本把这些帝王分为两种态度进行表现。开国帝王写其开拓进取之气，往往表现威武英明的庄严气概。亡国之君写其软弱淫逸的风貌，往往表现其浮夸平庸，黯弱无力的特点。阎立本创作这一幅画，富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步辇图》是阎立本流传至今的真迹，现藏北京历史博物馆。宋代大书画家米芾对此画曾做过详细的记录，请看他在《画史》中说："唐太宗步辇图，有李德裕题跋，人后脚差是阎令真笔，今在宗室仲爱君发家。"又记："宗室君发以七百千置阎立本太宗步辇图，以熟绢通身背，画经梅使两边脱磨，画面苏落。"可知此画在唐、宋两代均有题跋。元汤垕在《画鉴》中说："阎立本画。。及见《步辇图》，画太宗坐步辇上，宫人十余舆辇，皆曲眉丰颊，神采如生，一朱衣髯官执笏引班，后有赞普使者，服小团花衣，及一从者。赞皇李卫公小篆题其上，唐人八分书赞普辞婚事，宋高宗题印定，真奇物也。"这些可以证明《步辇图》的真实来历。

《步辇图》真实地记录了1300多年前，汉、藏民族之间亲密交往的重要历史事件，那就是著名的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联姻。《步辇图》所展示的画面，就是描绘唐太宗接见禄东赞的情况。画家通过对服饰、举止，特别是容貌神情的描绘，生动地刻画了藏使者禄东赞的精神气质。《步辇图》的表现手法简练而明朗，舍弃了一切不必要的背景和道具，使人物更加突出。在这幅画上，唐太宗无疑是最主要的人物，所以作者匠心独具，既表现出帝王的尊严，又表现出唐太宗的雍容气度和博大胸襟。《步辇图》是一幅工笔重粉画。阎立本以重彩刷染、脸部加晕，其效果单纯而明朗，师承前代优秀画家顾恺之、张僧繇的笔法。线条匀细挺拔，富有弹性。《步辇图》充分体现出阎立本的艺术风格和政治素养。

2。尉迟乙僧及其作品尉迟乙僧（生卒年不详），于阗（今新疆和田）人，他的父亲是隋代著名画家尉迟跋质那，当时人称"大尉迟"，称乙僧为"小尉迟"。贞观初年（公元627-636年），于阗国国王因为他丹青奇妙，推荐给唐太宗，起初做宿卫，后来封郡公。

年轻的尉迟乙僧来到长安，抱着促进祖国统一的愿望，为唐代的美术增添了异彩。尉迟乙僧创作了大量的壁画，他画扇每把"值金一万"，并且无私授艺，为唐朝培养了一批美术人才。《历代名画记》对他作了比较全面的记载，他在全国很多寺院创作过壁画，最著名的有《降魔变》。尉迟乙僧从贞观初入唐，到景元年间还健在人间，从事了70多年的艺术创作，为祖国的古代文化艺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尉迟乙僧的绘画艺术有其独具的魅力，总括起来为：第一，他所选取的绘画题材特别广阔。既善画道释人物、风俗故事和肖像，也善画花鸟。无论什么题材，他的画都具有鲜明的西域色彩。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记载他："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像，非中华之威仪。"《宣和画谱》也载他："衣冠物象，略无中都仪形。"

第二，他的画幅，构图雄伟，匠意极险，具有新奇的魅力。他的《降魔变》素为历史文献所赞誉。据《唐朝名画录》记述，《降魔变》"千怪万状，实奇踪也"。这里所说的"千怪万状"，不仅包括有魔鬼、刀、剑、怪兽和魔女在内的完整场面，并且看到画家运用奇特纵阔的构图，使其景物宏伟。第三，他的表现技法丰富多彩。他善于运用色彩晕染法，表现物体的立体感。《画鉴》里分析其特点："用色沉着，堆起绢素而不隐指。"就是说，看去凸出画面，但用手一摸却是平的。这种富有凹凸感的渲染法是需要丰富的色调才能完成的。从线型上说，具有中原传统的技法笔墨，僧彦悰说他的用笔："笔迹洒落，有似中华"。张彦远的分析更加具体"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形象地描述出这种线型的特点，均匀有力，圆屈紧劲，不仅具有锐利的气魄，而且具有韵律感。犹如"春蚕吐丝"，自成"气正迹高"的境界。

尉迟乙僧，既发挥了本民族的艺术特色，又不拘泥于本民族固有画法，转益多师。他与中原画家共同创造了气魄雄伟、色彩斑斓、作风豪迈的唐代绘画艺术。

3。吴道子及其作品吴道子（公元689-758年），唐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初名道子，玄宗召他入宫时改名道玄，仍以道子当别号。他出身贫寒，曾从"狂草"大书法家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学书法没有显著的成就，于是改而学画。《唐朝名画录》说："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但画史从未记载过他在绘画上的师资，张怀瓘只说他是"张僧繇后身"，指的是他远师张僧繇。因此可以断定吴道子是学于民间画师的，充当绘画工匠的学徒，是民间画工出身。随着吴道子艺术水平的提高，他也受到帝王的器重，可他不愿做官。他为人好酒使气，是一个感情激越、意气奔放的画家。所以他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来。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载："开元中，驾幸东洛。吴生与斐旻将军、张旭长史相遇，各陈其能。时将军斐旻厚以金帛，召致道子于东都天宫寺为其所亲将施绘事。道子封还金帛，一无所受，谓旻曰："闻斐将军旧矣，为舞剑一曲，足以当惠。观其壮气，可就挥毫。"旻因墨缞，为道子舞剑。舞毕奋笔，倾顷而就，有若神助。张旭长史亦书一壁。都邑士庶皆云，一日之中，获观三绝。"同篇文章还记载说："凡图圆光，皆不用尺度规画，一笔而成。。。画兴善寺中门内神圆光时，长安市肆老幼士庶竞至，观者如堵。其圆光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人皆谓之神助。"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吴道子的下笔，正是如风雨驰骤，他的创作是既敏捷而又精妙的。可以想象吴道子到了中年，绘画已臻炉火纯青的境地，他那充沛的情感与他的艺术风格有密切的关系。

吴道子之所以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因为他在绘画上有多方面的修养和高深的造诣，他的作品往往具有极高的写实性和创造精神。吴道子对我国民间绘画艺术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他的艺术标志着外来画风的结束，新的民族风格的确立，即所谓吴家样。吴家样以强有力的夸张手法与生动的形象，而成为我国具有很大影响的人物画派。

吴道子及其画派，是在盛唐时代形成的。这是因为：一、吴道子生长在唐王朝的兴盛时期。此时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为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是由于社会需要，画家队伍扩大了。画家队伍的扩大，自然就增进了相互交流、切磋的机会，不仅磨练了技巧，而且使整个社会的绘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三、当时绘画界的许多画家来自中、小地主阶级和人民群众，民间画工占绝大多数，他们本身就是手工业劳动者，吴道子也是其中的一员。四、唐代人民群众爱好绘画同他们爱好诗歌一样成为普遍的风气。五、盛唐绘画奇艺骈罗。正是在这些条件下，才能产生象吴道子这样的"百代画圣"。

吴道子的绘画作品不少，但原作没有保存下来，《天王送子图》相传是李公麟的摹本。此画描写佛教始祖释迦牟尼降生后，他的父亲净饭王抱着他进入神庙，诸神向他礼拜的故事。在造型上，此图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尤其注重眼神的描写，整图没有一点公式化的感觉。在用笔和线型上，采用"莼菜条"的线型，具有飘逸、柔软的效果，同时又给人以"吴带当风"的感觉。在运用线条在画面上组织物象的过程中揉入了画家的思想感情，产生了新的生命力。在着色方面，吴道子采用"浅深晕成"的方法，增强了线的表现力量。《天王送子图》基本反映了吴道子的艺术风貌。4。张萱及其作品张萱，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生平事迹不详。据唐典籍记载，他曾为"开元馆画直"。他的艺术活动主要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公元713-756年）前后。他善画人物，尤以画贵公子与闺房之秀最为著名，又擅长画婴儿，其笔下的婴儿，身份、气度和形貌骨法自成一家。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说张萱是"尝画贵公子、鞍马、屏幛、宫苑、仕女，名冠于时。善起草，点簇景物位置、亭台、树木、花鸟皆穷其妙"。张彦远也说"萱好画妇女婴儿"。根据《宣和画谱》所载，张萱画迹四十七卷中有三十余卷都是仕女，其余虽不以仕女为名，但也与仕女有关。这些画的内容多半是描写贵族妇女优越、闲散和快乐的生活。如"挟弹宫骑"、"按乐"、"赏雪"、"捣练"、"整妆"、"鼓琴"、"藏谜"、"烹茶"、"游行"、"七夕乞巧"、"虢国夫人夜游"、"太真教鹦鹉"之类都是。此外，如"明皇纳凉"、"明皇斗鸡"、"明皇击梧桐"等，自然也少不了仕女，可见他是一个十足的描写当时贵族仕女生活细事的宫廷画家。他以"金井梧桐秋叶黄"之句画《长门怨》，极见构思之精巧。他不仅在取材上一变汉魏以来那些"列女"、"孝子"的传统，而表现现实的生活，且在宗教画盛行的当时，以极大精力来从事风俗画的创作。《长门怨词》就是描写宫廷妇女的凄凉生活。他的《宫中七夕乞巧图》、《贵公子夜游图》和《望月图》，皆多幽思。《唐后行从图》、《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不但在当时是第一流的反映现实的作品，也是代表盛唐人物画的传世杰作。在他以前虽有人作过风俗画，但形成一时风气以至画派的，当开端于张萱，经周昉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这给后来工整浓丽的人物画开辟了新路。

张萱的《捣练图》，绢本、设色，宋徽宗赵佶摹本，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捣练图》是一幅表现贵族妇女生活的传世珍品。它通过描绘宫廷妇女从事捣练、络线、缝制、熨烫的全过程，刻画了主妇、女侍等不同身份人物的性格、形态、仪容，及不同的活动和表情。全图分三部分，卷首四个妇女围立在练砧旁，二人相向举杵捣练，另二挽袖、执杵跃跃欲试；卷中二人，一个牵引纺车上的丝线，一个低头缝纫；卷末有四人交叉配合，二人拉练，二人操熨斗烫熨，还有一孩童玩耍在其下，另一孩童扇炉火列其右。捣、缝、熨三个工艺程序渐次展开，左、中、右三组人物活动并列铺陈。全画共12人，姿态各不相同，然而却能顾盼有情，呼应一气，整个画面有疏有密，有起有伏，颇有节奏感，显示出画家别具匠心的构思。人物造型丰腴健美，神态生动。衣纹的线条细腻、匀整，圆转柔韧，富于弹性，表现出丝织衣服很强的质感。设色用重彩渲染，华丽明快，艳而不俗。这幅画在艺术处理上极为统一、完整，充分体现了画家高度的艺术创造才能。

张萱开创了"绮罗人物"的创作，扩大了绘画创作的现实主义范围，形成了独具面貌的"张家样"，在人物画，特别是在风俗画发展方面，张萱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5。周昉及其作品周昉（生卒年不详），字仲朗，又字景玄，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曾任宣州长史。周昉是一个出色的人物画家。

周昉学画，自有师承。据《东观余论》所说："设色浓淡"，便是得"顾、陆旧法"。《云烟过眼录》说他"所临六朝画天官甚佳"。与周昉同时代，比他略早的画家张萱，对周昉的影响更大。《历代名画记》说："周昉初效张萱，后则小异。"关于周昉在绘画上的造诣，朱景玄认为"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品"，把他列在"神品"中，仅仅次于吴道子的地位。虽然周昉是佛像、人物、神仙无所不能的画家，但最突出的还是仕女，所以朱景玄又说他"画仕女为古今冠绝"。周昉的人物仕女体态也和张萱的作品一样，是一种丰肌肥体的风貌。历代论者多有如此叙述，《宣和画谱》说："世谓昉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元汤垕说："周昉善画贵游人物，又善写真，作仕女多秾丽丰肌，有富贵气"；明代汪珂玉跋他的《春院斗鸡图》说："闺人具秾丽丰肥之态"，诸如此类的记载还很多。为什么周昉的仕女都是这样呢？这一点，已为宋人所指出，《宣和画谱》上说："昉贵游子弟，多见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而又关中妇女纤弱者少。至其意秾态远，宜览者得之也。"董广川跋他的《按筝图》说："尝持以问人曰："人物丰秾，肌胜于骨，盖画者自所好者？"余曰："此固唐世所好，尝见诸说，太真妃丰肌秀骨，今见于画也肌胜于骨。昔韩公言，曲眉丰颊便知唐人所尚，以丰肌为美。昉于此，知时所好而图之矣。""这说明时代风尚是由现实生活决定的，因昉既是贵公子出身，又经常出入卿相之门，所接触的都是些贵族阶层人物，由于他们本身的优闲生活，使之易成为一种丰肥的体型。再加上当时杨妃受宠红极一时，这位胖美人的体型便成了当时妇女的标准美。这种审美爱好反映在艺术作品上，就形成了一种健壮丰肥的时代风格。

周昉画迹，见于著录的不算少，从《宣和画谱》及汪氏的《珊瑚纲》等29　种著录中，有百余幅，但遗留至今的却非常少。有《纨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调琴啜茗图》等。

《纨扇仕女图》集中地表现了周昉创作的基本思想与艺术特征。《纨扇仕女图》通过四组人物的活动，刻画了宫廷生活的某些侧面。起卷一组四人，坐着的妃子现出目长慵困的情绪，一女官为其轻轻挥扇，二女侍已为其准备好了梳洗用具。在她们的侧边是二女侍从袋里抽琴，准备让嫔妃们用曲子打发那无聊的日子。过去是另一妃子对镜梳妆，这正与第一组情景相呼应。再过去，是三人围绣床而坐，一女停扇深思，二女对绣。最后，一女背向而坐，一女倚梧桐而立，都若有所思，画面虽自成几组，但各组间，通过情景意态，表现了相互之间的联系，使全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服饰装束以及人物动态看，画家所反映的是深宫内院的生活。从女官轻轻挥扇的动作，与妃子们或倚梧桐而立或停扇而思的神情看，画家所欲刻画的大概是秋风将入庭树，渐近凉爽的深夏季节，而这种情景正好与全画人物通过不同情态所表现的同一郁闷情绪是相关联的。画家周昉通过所塑造的种种不同形象，从各个角度，表达了当时宫廷妇女的不自由的生活和忧郁心情。

《纨扇仕女图》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周家样"的艺术特色。在造型上，丰腴的体躯给人以温柔、香软之感；在用笔上，"周家样"独创的"琴丝描"，特别适合表现质感；在设色上，鲜艳明快"周家样"所画仕女往往是一副艳媚浓装的形象。

"周家样"的仕女画到晚唐成为人物画的中心题材。这种将外来的设色浓艳和传统的线的勾画结合的画技，为工笔重彩人物画开辟了新的道路，为五代、两宋的人物故事画树立了楷模。

6。周文矩及其作品周文矩（生卒年不详），五代南唐金陵句容（今江苏南京）人。后主李煜时为画院待诏。他擅长画人物、车马、屋木、山川，尤以精妙绝伦的仕女画著称于世。

《画鉴》记载周文矩所画的一幅《宫女图》，说他作一宫女"置玉笛于腰间带中，目视指爪，情意凝伫，知其有所思也"。而画《高僧试笔图》则"一僧攘臂挥笔，旁观数士人咨嗟啧啧之态，如闻其声，真奇笔也"。周文矩传世的作品不多，据北宋《图画见闻志》和《宣和画谱》举述，他有《贵戚游春》、《捣衣》、《熨帛》、《绣女》等图传于世。现存只有宋代摹本《宫中图》。该画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宫廷妇女的生活，包括奏乐、簪花、扑蝶、戏婴、调犬、画像等多种情节，全图分12　段，共81人，人物情态及相互间的呼应关系，处理得十分自然而又有条理。其中画像一段，是中国古代人物画家，对人写真的形象资料，尤为难得。周文矩也是出色的肖像画家。南唐保大五年（公元947年）元旦大雪，中主李璟与兄弟及近臣宴饮赋诗，诏周文矩及宫廷画家高冲古、董源、朱澄、徐崇嗣等合作描绘《赏雪图》。图中"侍臣、法部丝竹"即由周文矩主笔，甚受称誉。他还画过《重屏会棋图》、《五王酩饮图》等，也是表现李璟及其兄弟们的群像和生活情态。《重屏会棋图》是周文矩的力作，现藏故宫博物院，绢本，设色。据南宋王明清《挥麈三录》考，此图描绘的是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弟景遂、景达、景逖3人下棋，在下棋的高雅生活中流露着友爱气氛。李璟坐正中，其肖像神情逼真，颇有特色，衣纹细挺而带转折，瘦硬战掣，正是周文矩线描特色。图画中屏风之上画唐白居易《偶眠》一章诗意，画中又是一小屏风，作"中远"山水，因此称之为重屏。周文矩的仕女人物画学周昉，与周昉不同之处就是他创造"战笔"一法，即根据所描绘的人物情态、服饰的不同、运笔用线富于阴阳顿挫，轻重疾徐之变化，以达到尽其灵而足其神的境界。对于周文矩的艺术风格，宋代郭若虚说"体近周昉，而更纤丽"。这是很正确的。

周文矩的功底特别深厚，在五代的人物画家中可称为佼佼者，与周文矩同时在南唐画院的还有顾闳中，他们都成为五代的人物画大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7。顾闳中及其作品顾闳中（生卒年不详），五代南唐江南人，为南唐画院待诏，是与画家周文矩同时代的著名画家。他最擅长于人物画，是目识心记的写生高手。他传世的作品虽只有一幅《韩熙载夜宴图》，却称得上"以孤幅压五代"，突出表现了他的艺术才华。《韩熙载夜宴图》是一幅线条流利圆劲、用笔娴熟、设色浓丽、人物造型清秀娟美的工笔重彩画，历来极为人们所重视。

关于《韩熙载夜宴图》的来历，《南唐书》有过详细的记载。图中的韩熙载是南唐（公元937-975年）时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化人，既长于文学，又"审音能舞，分书及画，名重当时"。他原是北方贵族，由于战乱，他父亲被杀，才投奔到江南。后来受到南唐中主李璟的重用，成为南唐朝廷中比较有政治识见的士大夫，他多次上疏建议中主北伐，没有被采纳，他很失望。南唐国势日趋衰败，至后主李煜即位时，失败已成定局。面对腐败无能的昏君所造成的即将灭亡的国势，他感到极度的悲观失望，因而一改往日的俭朴生活，疏狂自放，纵情声色。他经常在家中宴集宾客，男女糅杂，不拘礼法。皇帝李煜为了解他放荡生活的真情，于是派遣当时著名画家顾闳中潜入其府第，窥探其府的宴会活动情况。顾闳中回去后，凭借着他那目识心记的过硬功夫，把在韩府上观察的夜宴活动场景惟妙惟肖地画了出来，成为千古不朽的杰作。

《韩熙载夜宴图》，绢本设色，横幅长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画通过五个互相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人物活动片断，展现出整个夜宴的活动内容，同时也通过不同的活动场面塑造韩熙载的形象。

第一段听琵琶演奏。出现的人物最多，有五女七男，韩熙载与穿红袍的青年官员坐在床上，其余男宾都著软脚幞头。这些人物虽不能一一确指为谁，但在画的题跋中有一段具体的说明："。。常与太常博士陈致雍、门生舒雅、紫薇朱铣、状元郎杰、教坊副使李家明会饮。李之妹按胡琴，公为击鼓，女伎王屋山舞六么。。"。韩熙载本人的形象，据文献记载是"小面而美髯，著纱帽"，这与画面形象是吻合的。至于听乐者的神情，作者按照多样统一的规律，在许多人物的构图中，注意了每个人不同的情绪反映，但是都集中在一个"听"字上。"奏乐者与听众的情感互为交融。有的人回首专注地看着演奏者，有的人目光虽不在演奏者身上，但从他双手按着节拍应合的动作上，便可感受到他是听得何等会心啊。

第二段的内容，元代书法家班帷志在画后的题诗中有过具体的描写："胡琴娇小六么舞，蹀躞操挝如鼓吏。"对照题跋和文献记载，六么舞的表演者是王屋山。画面上见到的是她翩翩起舞的背影。画面上另一个新出现的人物，应是韩熙载的好友德明和尚。

画面的第三段，从整个画卷的情节起伏的节奏看，是一个间歇。韩熙载与家伎们聚坐于床上，韩熙载的双手正在濯洗，目光却转向徐步而来的侍女所抱持的琵琶和笛子上。

第四段是全画中又一个精彩的片断。韩熙载解衣盘膝坐在椅子上，漫不经意地欣赏着五个歌女的筚篥和笛子演奏。这一段的收尾是男女两人隔着屏风对语，非常巧妙地过渡到下一个情节。

第五段是夜阑乐散，韩熙载的宾客与诸伎在调笑，韩熙载握着鼓槌，扬手向人们告退，结束了画面。

在这五个片段中，第一、四段中听乐的场面是《韩熙载夜宴图》的重点情节，其画面构图的处理各不相同。第一段是八个人听一个人独奏，每个人的神态表情，都集中在拨动的琴弦上。第四段却恰恰相反，是集体演奏一个人听，韩熙载面前偏偏又站了一个正在与他交谈的少女，把两组人物分开，与第一段的构图迥然不同，它是分散的，但是给人的感觉仍然在听，整个画面弥漫着清彻悦耳的乐音。这样处理不仅仅是为了避免构图的重复，而且完全符合独奏与合奏不同情节的需要。

在《韩熙载夜宴图》中，顾闳中成功地塑造了韩熙载的形象。他以解衣磅礴的形象来描写韩熙载，表现出韩熙载超尘脱俗、豁达大度的精神气质。同时，又从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彼此呼应以及各个活动的片断中，刻画居于支配地位的韩熙载之悒郁神态，眉宇间含着沉思与隐忧，虽置身于夜宴的环境之中，却又超脱于欢乐的气氛之外。能够如此有深度地刻画人物的内心思想和情绪，确乎是中国古代人物画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此外，对韩熙载面部的须眉勾染结合得很好，蓬松的须发像是从肌肤中生出来的，真是"毛根出肉，力健有余"。其身上的衣纹组织得既严整又简练，利落洒脱；勾勒的用线犹如屈铁盘丝，柔中有刚。服饰的色彩丰富而又统一。这些又表现了画家在用笔赋色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

在《韩熙载夜宴图》中，顾闳中除了对韩熙载下笔重描之外，对其他人的身份、表情、性格、外貌也作了非常细腻又传神的描写，对各种陈设、衣冠也作了真实的写生，显示出顾闳中杰出的写实能力。

顾闳中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对典型人物形象的神妙刻画，使他在美术史上赢得了不朽的声誉，他的艺术创造代表着五代人物画的最高成就。

（二）壁画隋唐是壁画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石窟壁画、寺观壁画、宫殿壁画、墓室壁画等都以多彩多姿的风貌交相辉映于画坛。除大量的民间画匠外，有名的画家如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卢梭伽、杨庭光、王维、李思训、韩斡、周昉、孙位等近百名画家，都有壁画作品留录于《历代名画记》。可惜大量的寺观壁画和宫殿壁画随着建筑物的毁灭，早已荡然无存，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有石窟和墓室里的壁画。

1。石窟壁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石窟壁画的艺术风格最为成熟、艺术成就最高的，要数敦煌莫高窟盛唐时代的壁画了。这些壁画所描写的内容此时由南北朝以来关注的忍耐牺牲精神，逐渐转变为宣扬西方极乐世界的欢乐享受。如《西方净土变》、《法华经变》、《弥勒净土变》等都是，其中画得最多的属《西方净土变》一类。据1951年的统计，现存有125　窟。

所谓"净土"即是"秽土"的净化，是佛住的地方，是幻想出来的一种"极乐世界"。"西方净土"即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所居的佛国。《西方净土变》是根据《阿弥陀经》所画的。它把极乐世界描绘得富丽堂皇，殿堂楼阁，参差错落，莺歌燕舞，一派升平，实际上就是帝王贵族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整个画面在艺术处理上，表现出宏大的场面和纵深的透视感。中央主群和左右两大菩萨以及其他菩萨、歌乐队互相对比呼应，层次繁密而有节奏，重点突出，形成了一个集中而有变化的整体。背景的布置又烘托了环境气氛。楼台殿阁的比例和远近大小，又非常合乎透视法度。菩萨形象，生动有姿，结构严谨，造型准确。那健康丰满的躯体，曲眉丰颊的面容，线条熟练酣畅，飘逸自由而有韵律，设色灿烂绚丽，又很调和悦目。其衣装多用中间色晕染，层次浓淡富于变化。整个画面充分地表现出了"极乐世界"欢乐、热烈的气氛，具有摄人的艺术效果。

2。墓室壁画石窟壁画在经受了大自然的无情侵蚀和人为的破坏之后，其画面和色彩比以前大为逊色了，它只能默默地向人们叙述着唐代美术思想的变迁和中印艺术的交融历程。唐代壁画保存最好的是墓室壁画。早期的如李寿墓、郑仁泰墓、阿史那墓；盛唐的如章怀太子李贤墓、懿德太子李重润墓、永泰公主李仙蕙墓、韦泂墓等，墓室内的壁画都极丰富。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1）李寿墓壁画墓主李寿，字神通，是唐高祖李渊的从弟，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死后葬于陕西省三原县。该墓发掘于1973年3月。

墓葬全长44.4　米，由墓道、过洞、天井、小龛、甬道、墓室组成，壁画分别绘于各个部分。墓道东西两壁中间以较宽的红色带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狩猎图》，画的是猎手们在丛山峡谷间行围射猎；下层为声势浩大的《骑马出行图》。在第一、二、三、四过洞南壁绘有重楼建筑，东西两壁绘《步行仪仗队》。第三天井绘牛、车、农事、播种、牛耕、牛栏、饲养家禽、推磨、担水、膳事。第四天井东西壁各绘《列戟图》。甬道南段东西壁上部绘飞天，下部绘武吏和文吏，中部绘侍女和内侍，北段东壁绘寺院，西壁绘道观。顶部有四组花纹图案，东西绘三个飞人。墓室的北壁绘贵族庭院一座，西壁绘马厩及草料库，南壁绘有两幅《侍女图》。

李寿墓壁画在人物的刻画上，颇为生动传神。如《骑马出行图》，描绘的是由200　多人所组成的骑马出行仪仗队，队伍正整装待发，有的肃然静待，有的焦急回首。人物和马的轮廓多用粗壮有力的中锋线条勾勒。绵延起伏的山峦，则用粗犷的几笔稍加勾勒。而雉尾扇用尖锋描绘，线条细如游丝，表现出羽扇的质感。在色彩的运用上，根据对象的不同，以平涂或晕染的手法，施以朱、赭、黄、青、绿等颜色，使色彩达到单纯而清雅的效果。

（2）李贤墓壁画墓主李贤，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次子，因被猜忌诬陷而降为庶人，死后于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以雍王身份祔葬乾陵，景云（公元710-711年）年间追封为章怀太子。李贤墓位于陕西省乾县。该墓发掘于1971年7月。

墓葬全长71　米，由墓道、过洞、天井、前后甬道、前后墓室组成，各部上面均有壁画。现残存有五十多组，面积达40　平方米。墓道东壁绘《出行图》、《礼宾图》、《仪仗图》和《青龙图》。西壁与之对称画《马球图》、《礼宾图》、《仪仗图》和《白虎图》。《狩猎出行图》画了40　多个骑马人物扈从者架鹰携犬，有的携带猎豹，声势颇为浩大。《马球图》以青山和古树为背景，绘出20　多个骑马人物，体态矫健，有人驰马追逐，其中一人作回身反手击球状。东壁《礼宾图》有唐代鸿胪寺官员3人作导引，后随3　个宾客，据《旧唐书》、《新唐书》所载，推测为东罗马帝国、高丽、东北少数民族使臣。西壁《礼宾图》有唐代鸿胪寺官员3人作导引，也有3　个宾客，推测为大食国、高昌和吐蕃使臣。东西两壁《仪仗图》各由10人组成仪仗队，为首一人双手拉一长剑，其余分成3　组，每组3人，腰间佩箭囊、弓囊和剑。过洞内壁画绘有各类男侍。甬道的东西壁绘有各类男侍和侍女，侍女中有的手托盆景、黄盘、双手抱公鸡、持乐器，生活气息浓厚。前墓室西壁绘有《观鸟捕蝉图》、《侍女图》，东壁绘有手持琵琶、钹等乐器的侍女，南壁绘侍女和侏儒等。北壁侍女着男装，后墓室绘有《宫苑仕女图》。

李贤墓壁画所绘人物、动植物、山水等，技巧都比较娴熟，生活气息浓厚，画家挥毫自如，把各类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摆脱了一些唐墓壁画格式化的手法，呈现出生动活泼、自由奔放的特点。

（3）李仙蕙墓壁画墓主李仙蕙，即永泰公主，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女，中宗李显的第七女，字秾辉，嫁于武延基，死于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时年17　岁，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从洛阳迁来乾县，与驸马都尉武延基祔葬乾陵，位于陕西省乾县北原。该墓发掘于1960　至1962年。

墓葬全长87.5　米，由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墓室所组成。该墓出土的壁画为陕西唐墓壁画之精品。

墓道东西两壁绘武士仪、青龙、白虎、阙楼城墙、山水、树木。五组武士仪仗队，每组6人、6　戟架、2　匹马、马伕二人。第一、二、三过洞顶部为宝相花平棊图案。第四、五过洞顶部为云鹤、宝相花平棊图案。前甬道东西两壁绘人物、花草、假山、红珊瑚，顶部为平棊图案。后甬道东西两壁绘人物、花草、假山，顶部为云鹤图。前墓室东壁绘《侍女图》两幅；南侧绘侍女9人，手持玉盘、方盒、烛扇、高足杯、拂尘、包裹等。北侧绘侍女7人，手持小盒、烛台等。北壁东、西侧各绘侍女2人；西壁南侧绘侍女9人，顶部绘《星象图》。后墓室绘男侍和女侍，顶部绘《星象图》。此墓壁画以《侍女图》最为精妙，她们虽成队列，但布局高低错落、疏密相间、顾盼有神，她们有的微笑，有的沉思，一派少女的天真聪颖。画像几乎跟真人一样大小，生动传神，线描气脉连贯，流畅圆浑，与盛唐时代的绘画风貌相一致。

（4）李重润墓壁画墓主李重润为唐高宗李治及武则天之孙，中宗李显的长子，公元701年死于洛阳。中宗复位后于706年追封为懿德太子，祔葬乾陵，其墓位于陕西省乾县。该墓发掘于1971年7月。

墓葬全长大约100　米，由墓道、6　个过洞、7　个天井、8　个小龛、前甬道、后甬道、前墓室、后墓室等8　个部分组成，规模宏大。在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内，都绘有精美的壁画。据统计全部壁画面积近400　平方米，其中比较完整的有40　幅。

墓道入口处两侧绘楼阁仪仗、青龙、白虎。楼阁城阙巍峨壮观。城内大批仪仗队作出城行进状，仪仗队包括车队、骑马仪仗及步行仪仗队。据《旧唐书》、《唐六典》等书有关唐仪卫制度的记载，结合壁画考证，确定为《太子大朝仪仗图》。墓道北壁顶部墙面有建筑画一幅，与东西两壁的楼阁城墙构成一组完整的唐代建筑图，这一题材在陕西省唐墓中尚为首次发现。第一过洞东西两壁绘《驯豹图》。第二过洞东西两壁绘有架鹰、架鹞男侍。第三过洞东西两壁各绘有内侍7人。第六过洞东西两壁绘有手抬大炭盆的侍女。第一天井东西两壁绘有大型戟架，东壁列戟12　竿，西壁列戟13　竿。第二天井东西两壁的大型戟架，均列戟12　竿。据《唐六典》、《新唐书》记载，列戟是属于帝王一级的仪仗制度。第三天井东西两壁绘有车及随从男侍。甬道东西两壁绘各种侍女，有的手捧包裹、有的手捧三足盘、有的手捧蜡烛台，表现了墓主人的宫廷生活。甬道顶部平棊有团花、宝相花、海石榴等图案花纹。前墓室东壁红柱两侧各绘7　个侍女，手中捧持烛台、盘、包裹、瓶、杯、团扇等日常生活用具。西壁与此相似，南壁门洞两侧各绘侍女2人。后墓室顶绘银河和星辰，东西两侧绘有象征日、月的金乌、蟾蜍。东壁画柱两侧分别绘侍女9人，手持各种生活用具和乐器，北壁绘有侍女4人。

李重润墓壁画题材丰富，是了解唐代皇室埋葬制度、宫廷生活的重要资料。壁画构图宏伟，技艺精湛，山水楼阁以青绿、朱赭等颜料进行重设色，取得了富丽强烈的效果，显示了唐初人物画、山水画、宫室画的时代风貌。（三）山水画山水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但它是出现较迟的画科。山水画在汉代开始萌芽，到了魏、晋、南北朝，才有了迅速的发展，而且成为独立的画科。六朝时，山水画的技法仍是很简单。隋代山水技法上已有长足进展，六朝山水的缺点已不存在了。展子虔的《游春图》就是最早的山水画。唐代山水画已进入成熟时期，因而有各种风格竞相出现的繁荣局面。总的说来，唐代山水画开创了两大流派：一派是青绿山水，它继承了隋代展子虔以来的传统表现方法，更加完善，大有提高，发展成为工细巧整、金碧辉煌的风格，即为后世所称的"北宗山水"，它以李思训父子为代表。另一派是水墨山水，这是唐代兴起的山水画的变法。这一派的始创是吴道子，但他的主要精力毕竟在人物画方面，所以张璪成为"南宗山水"的代表，王维则被奉为南宗画的始祖。

五代是宋代山水画鼎盛的准备阶段。这一时期的山水画，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观察方法与表现方法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之势，荆浩就是一个突出的山水画家。

1。展子虔及其作品展子虔（约公元550-604年），渤海（今山东阳信）人，历经北齐、北周、隋三个朝代，曾为隋文帝所召，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等职。

唐代张彦远评展子虔为"触物留情，备皆妙绝"的无所不能的画家。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台阁、人马、山川，都能栩栩如生，他擅长画道释人物，在大江南北的寺观中留下不少壁画，可惜现在绝无一存。汤垕的《画鉴》评他的人物画"描法甚细，随以色晕"，这是在勾线的传统画法上加晕染，增强立体感。因此，他的人物画具有"神采如生，意度具足"的特点。赵佶也赞扬他"凡人所难写之状，子虔独易之"。展子虔的车马杂画也很突出，张彦远评他："车马为胜"，董逌在《广川画跋》中评他画马："立马有走势"、"卧马有腾骧起跃势"，颇具"传神"之妙。而《宣和画谱》评他的山水画为："善画台阁，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有咫尺千里之趣。"从这些记载中，证明展子虔对各个画科都很精到，所以美术史家们把他与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合为唐以前最杰出的四大画家，有"唐画之祖"的美称。

展子虔一生绘画的作品很多，主要有《法华经变》、《授塔天王阁维摩像》、《北齐后主幸晋阳图》、《朱买臣覆水图》、《长安车马人物图》、《弋猎图》、《披鹰图》、《十马图》、《游春图》、《南效图》等，并传于后代。故宫博物院现仅存绢本设色《游春图》一轴。这幅图无款，却有宋徽宗题字"展子虔游春图"，从北宋一直流传至今。

《游春图》是经过历代皇家贵族及其他收藏家辗转珍藏而保存下来的艺术珍品。它处于自出现山水题材以来一直是青绿着色的不成熟的青绿山水画，向成熟的李思训父子的金碧山水画转化的关键地位。因此，它在山水画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

《游春图》全图描绘官贵士人在风和日丽、春色宜人的季节，到都城郊野"踏青"的游乐情景。画面上展现出初春的宜人景色：辽阔的江面，水波荡漾；茂密的树丛，嫩芽初吐；远山笼翠，白云缭绕；堤岸迂回，曲径通幽。春游人物点缀其间，或策马，或曳杖，或乘船泛游，或仁立闲眺，均姿态各异，怡然自得。所画四马，依次前行，一为前导缓行，二为昂首疾步，三为扬蹄奔跑，四为低首紧追，生动有趣，为静穆的山水平添蓬勃生气。所画的景物，比例适当，布局得体，轻重有致，表现了空间的深度，使人游目骋怀，如临其境。后人对《游春图》颇为赞赏，为其所作的诗跋有多种。其中元人有题诗云："暖风吹浪生鱼鳞，画图仿佛西湖春。锦。。诗人两相逐，碧山桃杏霞初匀。粉阶朱槛眼欲醉，垂杨浅试脩蛾颦。人间别自有蓬岛，仙源之说元非真。危桥凌空路欲转，飞流直下烟迷津。画船也有诗兴好，婵娟未必飞梁尘。两翁隔水俯晴绿，韶老似酒融芳晨。望中白云无变态，我欲乘风听松濑。落花出洞世岂知，瑶池池上春千载。"这对《游春图》画面内容和深刻含意的揭示，可以说是"点睛"之笔。

《游春图》对具体树石的画法，只用勾勒而不用后代山水画中最重要的山石表现技法--皴擦法，但此图仍然对物象表现得曲尽其妙，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设色。明代鉴赏家詹景凤在《东图玄览》中对此图的设色作了详细的论述："其山重着青绿，山脚则用泥金，山上小林木以赭石写干，以水沉靛横点叶。大树则多钩勒，松不细写松针，直以苦绿沉点。松身界两笔，直以赭石填染而不能松鳞。人物直用粉点成后，加重色于上分衣折，船屋亦然。此殆开青绿山水之源，似精而笔实草草，大抵涉于拙，未入于巧，盖创体而未大就，。。"可见山水画的青绿设色至展子虔的《游春图》这里已发生了转变，逐渐趋向成熟，向金碧山水发展。

在透视关系的处理上，《游春图》已经把山水画发展成为具有较合乎比例的新布局了。与张彦远所形容的"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魏晋山水画相比，不论是布局还是设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出现，预示着先代山水画的稚拙阶段已经结束，而"青绿重色，土细巧整"的成熟的金碧山水即将到来。

《游春图》是早期山水画的一幅代表作，历来被评论家们视为"开青绿山水之源"的重要作品，在山水画发展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

2。李思训及其作品李思训（公元651-718年），字建，一作建景。他是唐朝的宗室，高宗时，他仅20　岁就少年得志"累转江都令属"，但很快碰上了武则天秉政，在垂拱四年前后，武则天大杀唐朝宗室，李思训就丢了官职隐藏起来，一直到唐中宗的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初，武则天死后，他才公开露面，任左羽林大将军，晋封彭国公，以后又转为右武卫大将军，时人称他为"大李将军"。他们一家五人善丹青，其弟思诲、子昭道、侄林甫、孙李凑，在画艺上都有很高的造诣。特别是子昭道有"变父之势，妙有过之"之誉，因而被时人称为小李将军。

李思训和他的儿子李昭道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展子虔一系列的山水画，借鉴和丰富了前人小青绿设色法，开创了"青绿为质，金碧为纹"的"金碧山水"画先声，形成我国山水画中独具特色的青绿山水画派。李思训的山水画，能比较真实地捕捉对象的情态，通过致密的描绘，构拟动人的意境。也就是《唐朝名画录》、《历代名画记》中所说的："思训格品高奇，山水绝妙，鸟兽草木，皆穷其态"，"其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湍濑潺湲，云雾缥缈，时睹神仙之事，窅然岩岭之幽。"他的青绿山水画金碧辉映，富有真实感，所以在当时特别受推崇，被《唐朝名画录》称为"国朝山水第一"。唐弁融在《题思训山水》诗中进一步评述说："卜筑藏修地自偏，尊前诗酒集群贤。丰岩松瞑时藏鹤，一枕秋声夜听泉。风月漫劳酬逸兴，渔樵随处度流年。南唐人物依然在，山水幽居胜辋川。"可见其山水画之奇妙胜境。因此，对李思训山水画有这样的传说："明皇召思训画大同殿壁兼掩障，异日因对语思训云："卿所画掩障夜闻水声，通神之佳手也。""当然不是画的水真正有声响，而是形容李思训技艺高明。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还记载李思训曾在大同殿上与吴道子一起作画，明皇看后说："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这段艺林佳话，尽管只是一个传说，因为李思训死于开元六年，不能设想他在死后20多年还与吴道子一起作画。但这个传说多少反映了人们对两位大师的景慕之情。

李思训的作品传世极少，现在能见到的《明皇幸蜀图》、《青山行旅图》、《宫苑图》等虽属李氏流派，但皆为后人摹本。因此，《江帆楼阁图》就成了研究李思训山水画风格和中国古代山水画特色的珍贵作品了。

《江帆楼阁图》，绢本，青绿设色画。图中的收传印记有"缉熙殿宝"、"安"、"仪周鉴赏"等。宣统渚玺《石渠宝笈》原来未曾著录。该画上部江天浩渺，风帆溯流，展现了千里之遥的纵目境界。左下部为长松秀岭，碧殿朱廊。在翠竹茂林的掩映之下，山径蜿蜒曲折，点景人物中，或乘骑蹲道，或闲步同游，或肩挑背负，缓行于桃红丛绿之间。满山的古树苍枝，杈槎交纵，状如屈铁。藤条绕柯，盘根错节，更给画面意境增添了古朴的气氛。全图峰峦连绵，境界雄远，结构新颖，笔墨工致，无论是青绿着色，还是朱墨皴染，都有入木三分之妙。特别是由于画家出身豪门，对宫苑的楼台殿阁和树石山泉，本来就非常熟悉，再说他又有一手"界画"的高超技艺，笔调上以劲健见长，善于在精绘妙制之中，求工细巧整和古雅厚实之趣。因此，表现在《江帆楼阁图》中对山水、人物、建筑的刻画，以及赋彩染色、钩斫填皴等技法，都达到了自成家数的境地，真是"风骨奇峭，挥扫躁硬"，进而使画面状山水之貌而气势无穷，发景外之趣而余味不尽。

从《江帆楼阁图》我们可以看出李思训的画法有四方面的贡献。第一，在意境方面，李思训"画夺造化"的艺术魅力远胜前人。第二，在用笔方面，李思训改变隋代细润勾斫的特色，开创了"此宗画法"。第三，在设色方面，李思训发展了展子虔的青绿设色，使画面金碧辉煌。第四，李思训的界画水平极高，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这里，我又可以看到青绿山水画成长发展的轨迹，李思训所代表的青绿山水派和盛唐以后兴盛起来的水墨山水，为晚唐五代山水画的成熟准备了条件。

3。王维及其作品王维（公元701-761年），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开元进士，官至给事中。因安禄山陷长安时曾受官职，乱平，降为太子中允。后官至尚书右丞，故世称为王右丞。他崇信佛教，性喜山水，晚年退居蓝田辋川，过着谈禅说佛、吟诗作画的隐逸生活。

王维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大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大画家，被称为"文人画宗师"。他在诗与画的成就上为历来的论者所称道，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的画，在历史上所占的地位，也不在其诗之下。

王维向"国朝第一"的李思训学过画，他的画不但青绿着色匀衡有层次，且笔法精细，有"刻画"之痕。董其昌说："大青绿全法王维"。谢肇淛说："李思训、王维之笔皆细入毫芒。"陈继儒说："王维之画笔法精细。"米芾说："王维之迹，殆如刻画。"米友仁说他的画"皆如刻划不足学"。大青绿，笔法精细，刻划乃是"古代"山水画的特色。王维又学过吴道子，他曾把吴道子在大同殿上的壁画，在绢上画成一卷，称为"小簇"。《唐朝名画录》说："王维。。其画山水松石，踪似吴生，而风致标格特出。"

对于王维山水画的特色，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做了详细的论述。

第一，总结王维的山水画成就："工画山水，体涉古今。"认为王维是"水墨画"的代表人物。第二，"原野簇成，远树过于朴拙。"这说明了水墨法的艺术效果，并指出是创始于王维。第三，"复务细巧，翻更失真。"这说明了王维的用笔特色，而且王维不泥于古人。第四，"清源寺壁上画辋川，笔力雄壮。"这说明王维善于吸收前人之长，其画气势宏大。第五，"余曾见破墨山水。"说明王维善于用水墨，以新创不同于青绿颜色的画面效果。第六，"笔迹劲爽"。说明王维画法的总体风格。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王维与吴道子、李思训的技法有很大的区别，自然他们的绘画题材也很不同。要探讨王维绘画的特色，我们不妨看他的作品。

关于王维的画迹，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而且比较可信的有《江山霁雪图》、《伏生授经图》、《雪溪图》。

《江山霁雪图》，绢本，设色。明以来诸家均曾著录，所谓"海内推为墨皇者也"，现藏于日本。这幅画，不仅构图自然，层次分明，且山水树石，人物屋宇都有明确的交待。已与后世的山水画没有什么两样。但这幅画技法还比较单纯，王世贞说："右丞始能发景外之趣，而犹未尽。"所谓"未尽"，即是指王维在技法上还未能达到十分完美的地步。

《伏生授经图》，纸本，设色。卷首有宋高宗题写"王维写济南伏生"

的字样，现藏于日本。这幅画，从《宣和画谱》起，许多史籍均曾著录，是流传有绪的王维传世作品中比较可靠的一件。画面上伏生为一老者，肌肉削瘦多皱，赤足盘腿坐在薄垫上，前面放着一张矮几，伏生以两肘倚几，而右手执经卷，左手食指微屈以指定行间，又与伏生正在授经的面部表情互相呼应，将伏生的情绪感情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出来。

《雪溪图》，绢本，设色。右上角有宋徽宗题签"王维雪溪图"的字样，原藏于清宫。这幅画画的是江边的雪中景色。用皴法表现山石的特征之处不多，但采用渲染的痕迹是可以看见的。全图笔墨浑厚，可以称得上"笔踪雅壮"。构图也有所变化，尽管画面繁复，但仍然条理清晰。

除了绘画实践之外，王维还有精辟的画论著作，可供后学者作参考。

王维的山水画，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被画家们奉为"南画之祖"，在我国美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4。荆浩及其作品荆浩（公元901-960年），字浩然，五代梁朝沁水（今山西沁水县）人。他是个读书人，因五代政治动乱，不愿做官，隐居于太行山的洪谷，自号洪谷子。他一面"耕而食之"，一面观察山中四时朝暮景色的变化，并不断写生。观察自然，从真山水中领悟造成万物生成变化的生命的本源，再发之于笔端，从而创造出巧夺造化的优秀画作。

荆浩山水画的技法沿续唐代的水墨山水而又有新的创造，他曾对人说："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可知荆浩的山水画是有笔又有墨的。他的笔墨不是吴道子、项容笔墨的组合，他的所谓笔乃是有勾有皴，他的所谓墨已具有阴阳向背的效果，是山水画技法完全成熟的标志。从他与大愚和尚互相唱和的诗中可想见荆浩山水之风貌；邺都青莲沙门大愚乞画诗说："六幅故牢建，知君恣笔纵。不求千涧水，止要两株松。树下留盘石，天边纵远峰。近岩幽湿处，惟籍墨烟浓。"荆浩答大愚诗说："恣意纵横扫，峰峦次第成。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轻。岩石喷泉窄，山根到水平。禅堂时一展，兼称苦空情。"从这两首诗里，我们可以知道荆浩所画的全是大山、大树，是全景式的水墨山水画。

中国山水画在六朝时已出现了"卧对其间可至数百里"的作品。到了荆浩，获得了更大发展，遂成为宋人所称的"全景山水"。荆浩善画北方地区的崇山峻岭、层峦叠嶂，米芾说它"云中山顶，四面峻厚"。这种大气磅礴的山水创作，正是通过"远取其势，近取其质"的表现方法得到的。今传荆浩所作的《匡庐图》，就体现了这种山水画的特点。

《匡庐图》现藏台湾中山博物院，此画绢本，水墨画。此图画危崖奇峰，高耸入云，峰巅树木丛生，岩崖间飞瀑如练，烟岚缥缈。山腰密林深处，露出了一处院落，或是文人隐士的幽居。从这里有路下山，沿着路旁，迭瀑溪流蜿转曲折地流下山坡，注入湖沼。山脚水畔，劲松欹斜参差，巨石耸立，村居屋舍掩映在错杂的群木之中，水上有人撑船，不远的坡旁路上一人赶着驴子缓缓而行。全图峰峦巍峨，林木瘦劲，溪流曲折，山居静谧，布景丰富，引人入胜。此图作全景式高远构图，画家仿佛居高临下，把从不同视点观察来的峰峦岗岭，林屋路径，飞瀑流泉，巧妙地组织在一个画幅内。结构森严，笔墨精润，功力深厚，代表了当时水墨山水画的最高水平。《匡庐图》从画题看彩画江西庐山，实际是以北方的深山大岭为依据而加以创作的。荆浩的这种"全景山水"影响很大，揭开了中国水墨山水画史上新的一页。

（四）花鸟画花鸟形象作为绘画形式出现，比人物、山水都早。在约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了鸟纹、叶纹的骨雕品。但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出现了擅长花鸟的画家来，此时花鸟画还没有成为独立画科。至唐代，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统治者生活日益奢侈豪华，带来了社会习俗与审美趣味的变化，促进了花鸟画的发展，使它逐渐独立出来，并孕育了五代花鸟画的两大流派。"黄家富贵"与"徐熙野逸"两种不同的风格，代表着花鸟画的成熟。

1。边鸾及其作品边鸾（生卒年不详），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唐德宗时曾任右卫长史。边鸾是中晚唐时期的花鸟画大家。

边鸾擅长画花鸟、草木、蜂蝶、雀蝉，以画"折枝花"最为著名。他的画法特点，唐代的画史《历代名画记》有记载："边鸾善画花鸟，精妙之极，至于山花圆熟，无不遍写。。花鸟冠于代，而有笔迹。""边鸾，京兆人也。少攻丹青，最长于花鸟折枝，草木三妙，未之有也。或观其下笔轻利，用色鲜明，穷弱毛之变态，夺花卉之芳妍。贞元中新罗国献孔雀解舞者，德宗诏于玄武殿写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动，金羽辉灼，若连清声，宛应繁节。。。写《玉兰图》连根苗之状精极，见传于世。近代折枝叶，居其第一。凡草木、蜂蝶、雀蝉，并居妙品。"宋代的画史《宣和画谱》也载他："精于设色，无斧凿痕。"可见他精于写生，妙于设色。他的用笔是"有笔迹"、"下笔轻利"，即是用轻利的墨线勾出物象的轮廓，再填以鲜艳的色彩，这种画法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工笔花鸟画画法，故在他的笔下，花鸟草木的形象无不自然生动活泼明快。又如他所画的《玉兰图》，连根苗都画出来，而且画得非常精细，显示了他高超的写生能力，所以在当时他的"折枝花""居其第一"。根据宋人的记载，他所画的牡丹，花朵红淡、赋色润泽，有如真实的牡丹花形象。边鸾的花鸟画，多采用我国花鸟画特有的民族形式--"折枝花"式的构图形式进行创作。但他所应用的"折枝花"手法又别具一格，使画面充满了自然的天趣，令欣赏者回味无穷。

边鸾的一生创作甚丰，据《宣和画谱》记载，他有33　件作品，其内容多为孔雀、鹧鸪、鹡鸰、白鹇、牡丹、梨花、桃李、木瓜等名贵禽鸟花木。他还把题材扩展到"山花野蔬"，丰富了花鸟画的内容。他给长安等地的寺观绘制的花鸟画，颇受当时人们的喜爱。

边鸾采用独具一格的工笔重彩法去创造他的花鸟画艺术，成为一代大家，历来被美术史家们奉为花鸟画之祖，对后代花鸟画家的影响很大。如唐末五代的花鸟画名家刁光胤，以及五代宋初黄筌画派，都直接承袭他的画风。正如汤垕在《画鉴》中所言："唐人花鸟，边鸾最为驰誉。大抵精于设色，浓艳如生。。。要知花鸟一科，唐之边鸾，宋之徐、黄，为古今规式。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也。"

2。徐熙及其作品徐熙，钟陵（今江西南昌）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公元894-975年）前后，他出身于"江南名族"，但他却没有做过官，郭若虚称他为"江南处士"，沈括称他为"江南布衣"。徐熙性情放达，志节清高。根据有关史料推测，保大五年（公元947年）他的孙子徐崇嗣已参加了《赏雪图》的集体创作，徐熙当时约在60　岁左右。《梦溪笔谈》说，公元975年南唐灭亡，他来到汴京，献画到画院品评受到排挤。当时已是宋太祖开宝八年，这样，他的享寿约有80　多岁了。

徐熙擅长写生，在当时以花鸟画为著名。花竹、林木、蔬果、禽鸟，无不成为他的绘画题材，他经常游览园圃，力求能更好地掌握它们的性格特征。甚至连一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小植物，在他的笔下也栩栩如生。他作画不依靠师承，而是注重自己的独创性，做到意出古人之外。

徐熙用质朴简练的手法，创立了清新洒脱的"水墨淡粉"风格。《图画见闻志》引徐铉的话说，徐熙的画"落墨为格，杂采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也"。《宣和画谱》说："且今之画花者，往往以色晕淡而成，熙独落墨以写其枝、叶、蕊、萼，然后傅色，故骨气风神，为古今之绝笔。"《梦溪笔谈》说："徐熙以墨笔为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殊有生动之意。"《德隅离画品》记载徐熙所作《鹤竹图》："丛生竹条，根、干、节、叶皆用浓墨，粗笔其间栉比，略以青绿点拂，而其稍萧然有拂云元气。"徐熙自撰的《翠微堂记》叙述他自己作画说："落笔之际，未尝以傅色晕染细碎为功。"从这一系列前人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徐熙独创的"落墨"画法。他所作的花鸟画，是先用墨写出枝、叶、蕊、萼，然后在某些部分略加一些色彩，便神气突出，意趣生动。徐熙画派在唐末五代水墨画派确立之后，创造出前人所未曾有过的新形式，成为绘画史上传统花鸟画重点由工笔设色向水墨淡彩过渡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徐熙的画法注重表现对象的精神内质，以线条墨色为主，以设色技法为辅，并且讲究线与色的互相结合，不使色彩淹没线条，这就充分发挥了传统技法的特长。梅圣俞咏徐熙《夹竹桃花》诗："年久粉剥见墨踪，描写工夫始惊俗。"苏东坡题徐熙的《杏花图》诗："却因梅雨丹青暗，洗出徐熙落墨花。"这两首诗中的"粉剥见墨踪"、"落墨花"就是指"水墨淡粉"这一独创的风格，也即是被后世所盛称的"徐体"。"徐体"与其同时代的画家黄筌的画风迥然不同，而黄筌画风在当时的宫廷画院又占上风，故"徐体"不受宫廷贵族的欢迎。故徐、黄二体形成了花鸟画的两大体系。然而徐、黄二人风格不同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所处环境地位以及性格不同而造成的。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徐黄异体"指出："谚云，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不惟各言其志，盖尔耳目所习，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也。何以明其然：黄筌与其子居宷始并事蜀为待诏，筌后累迁如京副使；即归朝，筌领真命为宫赞，居宷复以待诏录之，皆给事禁中，多写禁苑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又翎毛骨气尚丰满而天水分色。徐熙江南处士，志节高迈，放达不羁，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又翎毛形骨贵轻秀，而天水通色。"徐、黄二体画风特点的不同，也标志着花鸟画的进步。

尽管徐熙的画受到官廷画院的排斥，但他那高度的艺术修养和独创的艺术天才，还是受到后代许多鉴赏家和评论家的肯定。如郭若虚认为在徐熙这一时代中，花鸟画"古不及近"。刘道醇在《圣朝名画评》里所列花竹翎毛门的"神品"四人，徐熙被放在第一位。并认为黄筌的作品"神而不妙"，赵昌"妙而不神"，只有徐熙才能真正达到"神妙俱完"的境界。李荐也曾就宋代的写生名手赵昌的花鸟画与徐熙做过一番比较，他说："徐熙画花传花神，赵昌画花写花形；然比之徐熙则差劣。"故米芾说："黄筌画易摹，徐熙画不可摹。"沈括的《图画歌》也说："花竹翎毛不同等，独出徐熙入神境。"所谓"不可摹"、"入神境"，正说明徐熙的表现手法有独到之处。清代花鸟画大家恽南田也极力推崇徐熙的花鸟画，说他"灵气在笔墨之外"。一千多年来，徐熙的风格，在中国画坛上起着重要的影响。如明代的沈周、陈道复、文徵明、徐渭等人无不受益于他。

徐熙是一位高产的画家，单就《宣和画谱》所记录下来的画迹，已有259件之多。徐熙又是一位高质的画家，《圣朝名画评》上载他有一幅《石榴图》，在一株树上画着一百多个果实，石榴栩栩如生，笔力豪放。宋太宗一看即拍案叫绝："花果之妙，吾独知有熙矣！"米芾的《画史》载他的一幅桃子，"绿叶虫透背，二叶着桃上。二桃突兀，高出纸素。"又"徐熙在澄心纸上，画一飞鹑如生"，米芾称它为"奇物"。还有"徐熙画牡丹图，叶几千余片，花只三朵：一在正面，一在右，一在众枝乱叶之背。石窍圆润，上有一猫儿"。从上面这四幅作品可见徐画别出心裁，神妙无比。可惜的是，徐熙竟连一幅可靠的作品也没有留下来，所传的《雪竹图》、《玉堂富贵图》、《雏鸽药苗图》是不是徐熙的真迹还无法确定，许多鉴赏专家认为可能是后人的摹本或摸拟其风格的作品，我们只能从中大致领略其风格和揣摩其画法了。

3。黄筌及其作品黄筌（公元903-968年），字要叔，四川成都人。他从13　岁起就拜刁光胤为师学画，17　岁时就在前蜀后主王衍的画院里当待诏，从此一帆风顺，23　岁时后蜀孟知祥称帝后，即授予他翰林待诏，命他主管画院事务，并赐给他紫金鱼袋。到了后蜀孟昶掌握政权后，对黄筌又加授"内供奉朝议大夫"、"检校少府少监"等官衔，仍主持画院事务，累升至"如京副使"等职。他的儿子居宷、居宝，兄弟黄惟亮，那时也都同在画院里任"翰林待诏"。因而黄家的画派，左右了当时画院的画风。宋德宗三年（公元964年）黄筌与他的弟弟及两个儿子都入宋翰林院，宋太祖授予他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的官职。乾德六年（公元967年）黄筌因病去世，享年65　岁。他的一生在皇家画院近50年。

黄筌"幼有画性，长负奇才"。他13　岁跟随刁光胤学画，刁授其鸟雀，又博采孙位的人物、龙水，李璟的山水竹树，薛稷的云鹤，滕昌祐的花卉蝉蝶，融为一体，自成一家。《益州名画录》说："筌早与孔嵩同师，嵩但守师法，别无新意。签既兼宗孙李，学习因是博瞻，损益刁格，遂超师艺。"夏文彦在《图绘宝鉴》中称他："资诸家之善兼而有之，无不臻妙。"郭若虚称他："全该六法，远过三师。"可见黄筌已具有很高深的造诣，其六法俱备，而且远远超过他的老师的艺术水平。

关于黄筌的创作，有不少生动的传说。例如，后蜀主孟昶广政七年（公元944年），淮南和蜀通聘，礼物中有活鹤数只，孟昶命黄筌画于偏殿的壁上。黄筌充分发挥了写生的才能，描绘"唳天"、"惊露"、"啄苔"、"舞风"、"梳翎"、"顾步"鹤的六种不同姿态，生动无比，致使活鹤飞过去和它们站在一起。孟昶大为惊奇，非常佩服黄筌的高超技术，于是把这座偏殿改名为"六鹤殿"。还有一次，就是在广政十六年（公元953年），孟昶大兴土木，建造"八封殿"，竣工后，命黄筌在四壁上画四时花竹、兔雉。黄筌又大显身手，从七月份起一直画到深冬才画完。这年冬天有人在殿前向孟昶进白鹰。不料该鹰见了壁上画的野鸡，误以为是活的，连连飞扑。黄筌所画的野鸡竟能让这只猎鹰误以为真，孟昶嗟叹不已，称他为"当代奇笔"，并且命翰林学士欧阳炯撰《奇异记》一篇，把这一奇事记下来。

黄筌不仅擅长花鸟画，对人物画、山水画他也具有独到的表现力。传说前蜀后主王衍有一天召黄筌于殿内一起观赏吴道子的画作《钟馗图》，画里的钟馗神气活现，捉住一个小神，用右手食指挖鬼眼，笔力劲健挺拔，可称得上绝妙之作。但王衍却命他将画中钟馗以食指挖鬼眼改为拇指。黄筌经过考虑之后，便决定重画一幅，再连同吴本献呈。后主怪他为什么另画？他回答说，吴道子所画的钟馗，全身力量和眼神全集于食指上，故不能作局部变更。而他所画的钟馗，力气及眼神俱在拇指，有明显的区别。王衍听完后恍然大悟。可见，黄筌对人物画的理解之深刻。《宣和画谱》说他："作人物，不妄下笔。"

黄筌与南唐的花鸟画大家徐熙并称"徐黄"，并形成五代、两宋花鸟画的两大流派，徐黄俱是五代花鸟画的宗师，在北宋初年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所谓"徐黄异体"，这是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客观条件的影响分不开的。黄筌的花鸟画，多用淡墨细勾，然后用重彩渲染，敌人称它为双勾填彩画法。《梦溪笔谈》载他的画法说："妙在傅色，用笔极精细，几不见墨迹，但以五彩布成，谓之写生。"黄筌的绘画不仅色彩秾丽丰富，用笔工整细腻，而且高度把握物象的真实形态，赋予绘画作品以新的生命力。"黄家富贵"正是适应宫廷和大官僚的意识和艺术爱好，所以黄家画格成为北宋画院一时品评花鸟画的标准，并且这种画风整整统治了北宋画坛一百年，直到北宋中期以后，才有了新的变化。

黄筌的画迹，流传很广，数量也特别多，仅《宣和画谱》所录就有349件。但可惜的是流传至今的作品已很少见了。故宫博物院所藏一幅《珍禽图》是现存国内有名的黄筌真迹。《珍禽图》，绢本，设色，是一幅近于"粉末"的画稿。里面画着鹡鸰、麻雀、鸠、腊嘴等十只鸟和一大一小两只龟，还有蚱蜢、蝉、蜜蜂、牵牛等若干昆虫。大小间杂，信手拈来，不求章法，故当是作为素材用的画稿。画的左下角题有"付子居宝"字样，大约是黄筌给他次子黄居宝画的一幅临摹范本。此画的特点是观察细致，形态生动，技巧纯熟，风格严谨，一丝不苟。画面全部用墨线细勾轮廓，然后再略施淡彩，层次丰富，充分显示出他深厚的写实功底。虽是一幅画稿，但其用笔工致挺秀，是标准的"双勾"工笔的画法，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

黄筌在花鸟画上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善于继承优良的传统，善于融汇吸收各家之长的结果。黄筌的画不仅在当时的画院里备受推崇，就是在绘画史上也是被公认为与徐熙画派执一牛耳的黄家体制。徐黄两派各垂千秋，互相辉映。

（五）画论中国画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包括画史、画理、画法以及审美观念、画家修养等内容，形成一个独特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画论是伴随着中国绘画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唐代是中国绘画繁荣兴盛时期，代表线条美的人物画在此时达到顶峰，代表水墨美的山水画在此时也完全成熟，代表色彩美的花鸟画在也逐渐形成。唐代在绘画上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与之相应，唐代的画论也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出现了我国第一部传记体的中国绘画史--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这是一部有如巨史中《史记》一样的绘画史书。而五代是山水画、花鸟画的鼎盛期，反映在画论上，则出现了有关山水画、花鸟画的重要论作。如荆浩的《笔法记》就是一篇有关山水画理论、技法的总结性论文。

1。《历代名画记》《历代名画记》是世界上第一部绘画通史。唐代张彦远著。

张彦远（公元约815-约875年），字爱宾，河东（今山西永济）人。

他出身于宰相世家。学问渊博，擅长书画。曾任舒州刺史，官至大理寺卿。他的家收藏六朝隋唐时期名画甚多，遂于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著成了这部被称为"画史之祖"的《历代名画记》。

《历代名画记》十卷，分三部分：一是对绘画历史发展的评述与绘画理论的阐述，即原书卷一全部与卷二前两节。二是有关鉴识收藏方面的叙述，即原书卷二后三节与卷三。三是原书卷四至卷十，系370　余名画家传记，始自传说时代，终于唐代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大体按时代先后排列。该书总结了前人有关画史和画论的研究成果，继承了史与论相结合的传统，开创了编写绘画通史的完备体例。作者尽可能地占有丰富的资料，力求从理论上探讨绘画史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联系，并以系统的绘画史实来支持其理论认识。该书还编入了极为丰富的绘画史料，其资料来源除前代绘画史籍外，还包括大量的史书、小说杂著、文集。该书最重要的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是对绘画理论的总结和探讨。作者提出很多精辟的命题。

第一，在绘画理论上，进一步完善了谢赫的"六法"。张彦远针对"六法"的难点，提出"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这就是说画家表现对象时，着眼点首先应该是气韵、是神，抓住气韵，造形就既有神，又有形了。这说明了绘画中"形似"与"神似"的辩证关系。张彦远进一步论述了形似和用笔的关系。他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二画者多善书。"意思是，给画造形的根据是画家反映对象的立意，表现的手段是用笔，所以善长绘画的人多半善长书法。张彦远在谈论形似与骨气时，补充了谢赫没有涉及的立意问题，立意即构思，是创作的重要一环，是迁想妙得的结果。经营位置即章法，就是依据于立意，立意存在于书画家的头脑中，是"腹稿"，而经营位置的章法则已经体现于视的形象了，是立意的化物，一个无形，一个有形。立意是画的基础，"经营位置，则画之总要"。张彦远又用气韵和用笔的关系来说明艺术美的表现。他说："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他特别推崇吴道子的画，主要着眼点就在于气韵和用笔。他说："唯观吴道玄之迹，可谓六法俱全，万象必尽，神人假手，穷极造化也。所以气韵雄壮，几不容于缣素，笔迹磊落，遂恣意于壁墙。"显然，张彦远对"六法"重新作了阐述与补充。

第二，指出评画时必须知道"师资传授"和"南北时代"。评画应该尽可能了解作者，知人论世，全面观察，评论才会正确。而且对后世研究画史，研究绘画风格的演变也有好处。因此必须知道画家的"师资传授"，才能知道他所掌握的技巧到形成风格以至流派和他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与革新的情况。

评画时必须知道时代特点和环境特点，他说："若论衣服、车舆、土风、人物，年代各异，南北有殊，观画之宜，在乎详审。"并举出吴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剑"，阎立本画王昭君"已着帏帽"，"殊不知木剑创于晋代，帏帽兴于国朝（唐朝）"。这是时代的错误。接着他又从以"芒屩非塞北所宜，牛车非岭南所有"来论说分不出地区风土特点对绘画创作很不利。这些见解为今天创作历史画和历史戏的舞台美术工作者提出了宝贵的参考意见。

第三，对绘画用笔的新阐述。用笔是中国画造型的主要手段和形式美的表达手段。而用笔实践的探索为理论总结准备了条件，理论总结反过来又为用笔实践的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张彦远认为书画用笔同法，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画与书法用笔有相同之处。如汉代张芝学崔瑗、杜度草书之法，成为今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其后南朝的陆探微也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张僧繇"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森然，又知书画用笔同矣"。吴道子"授笔法于张旭，此又知书画用笔同矣"。这说明，书画同笔上有共性，善学者当可借鉴于此。

书画用笔上有共性，但也有不相同之处，不同的用笔将导致作品风格的不同。他说，顾恺之的笔意"紧劲联绵"；陆探微用笔"精利润媚，新奇妙绝"；张僧繇用笔"点曳斫拂"，"钩戟利剑森森然"；吴道子用笔"力健有余"。这正是指出由于用笔不同，所画线条所呈现的形式美也不同。而线条形式美的不同，自然导致线描及造型的不同。那么，其风格也就不相同。如杜甫诗云："画工如山貌不同。"

张彦远接着又提出了"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进一步论述了画家的用笔。他认为，画家的思想感情支配用笔，笔与意的关系是意在笔先，也就是画家的立意思想指挥用笔、笔是为表达主题思想和塑造形象服务的。意存笔先，就是指画画落笔之前，要全局在胸，到下笔开始画的时候，就精神连贯，一气呵成，以"全神气"。张彦远讲画尽意在，是指笔墨上的含蓄。讲含蓄和内在美，这是中国画的一大特点和长处。故他特别注重那些"画外有情"的作品。这也是中国画不同于西洋画的特点之一。

在此书中，张彦远还提出了"书画同体"和绘画的社会功能是"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以及提出作画以"自然"为上，神、妙、精、谨细次之等观点，使后人从中受益匪浅。

2。《唐朝名画录》《唐朝名画录》又称《画断》或《唐朝画断》，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绘画断代史。由唐代朱景玄撰写。

朱景玄（约787-年），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唐代翰林学士，官至太子谕德。他酷爱画艺，多方寻访，不见者不录，见者必录，为明其善恶，别其高下，根据张怀瓘《书断》以神、妙、能三品论定书法家成就高下的体例，同时又仿效李嗣真《后书品》标出的"逸品"的办法，列于神、妙、能三品之外，并且再加上他对所品评的画家的生评事迹和画艺特长所写的评传，从而形成一部断代画史著作，为后人研究绘画史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材料。《唐朝名画录》评价了120　位唐代画家，按照神、妙、能、逸四品排列。神、妙、能三品又分为上、中、下三等；"画格不拘常法"的画家则归入逸品。在所评论的画家中，朱景玄最推崇吴道子，把他列为"神品上"。书中记载："开元中，驾幸东洛，吴生与裴旻将军、张旭长史相遇，各陈其能。时将军裴旻厚以金帛召致道子于东都天官寺为其所亲将施绘事，道子封还金帛，一无所受。谓旻日："闻将军旧矣，为舞剑一曲，足以当惠，观其壮气，可就挥毫。"旻因墨缞为道子舞剑，舞毕奋笔，俄倾而成，有若神助。张旭长史亦书一壁。都邑士庶皆云："一日之中，获睹三绝。""这里说的"观其壮气，可就挥毫"，"壮气"二字可以说就是唐代艺术（绘画、书法、雕塑）的时代风格特征。这段话与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介绍吴道子的事略有相似之处。

但是，朱景玄对绘画艺术的品格的划分，不仅仅出于笔墨技法，而是出于人的精神。他对绘画艺术最突出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他的序言，他说："画者圣也，盖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强调绘画不是自然的再现，提出"万类由心"。心的作用，意气的显现，表现出来才是真正的艺术，心不同一般，意气异于寻常，艺术才不同一般，才异于寻常，才有艺术的魅力。唐朝之前的艺术，虽然都不是写实的，但它们都有一股震撼人心的气势，就是强调心的作用之结果。故中国画论中一再提出"万类由心"这个原则，不同于西方绘画以极尽摹仿自然为能事的审美趣味。

朱景玄接着又指出："至于移神定质，轻墨落素，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移神"是指人的变易精神，可能是情绪处于十分激动的状态，也可能是心境处于十分宁静的状态，反正不是通常的心理状态，只有这时候才能产生作画的意欲。"质"是指绘画本体。先有"移神"才能有画，以轻墨落于绢素上，把本来存在的形象或不实际存在的东西，通过心的作用，在画面上表现出来。而"无形"讲的也是心的感受，或指心中想象的内容，或指气势、韵度等感人的艺术魅力。故朱景玄所强调"画乃心印"的观点，影响着唐以后各时期的创作，《唐朝名画录》在绘画史料上具有其他画论不可替代的价值。

3。《笔法记》《笔法记》，是山水画理论上的一篇重要文献。五代荆浩撰述。

荆浩是五代后梁时期的著名画家和画论家。他不仅在绘画创作上卓有成就，而且在绘画理论及美学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写的《笔法记》虽然字数不多，但在中国美学史上却是一篇极有价值的理论文献，值得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

围绕着艺术创作问题，荆浩建立了一个以"真"（气）为核心的绘画美学体系（"六要"）。对艺术本源形而上的关切（例如关于气），始终贯穿于荆浩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之中，并构成了他的整个体系的基础。绘画艺术的本质和目的就在于，创造出符合自然之真之妙的审美意象（"景"）。所以，"真"是"景"的生命本体所在。而审美意象的创造是通过主体之"思"（艺术想象活动）来完成的。

荆浩理论的另一个特色是，把绘画的笔墨形式特别强调出来，把它作为中国绘画艺术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加以论述，注意挖掘它的深层形而上意味，揭示了笔墨形式在绘画审美意象创造中的奥秘和意义。

荆浩的绘画美学思想是唐代以及前代艺术和美学思想的结晶，它为形成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基本理论框架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荆浩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集中体现在他关于绘画定义的一个著名命题中，即"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要想"取其真"，达到绘画艺术的目的，必须"度物象"。因此，"度物象"就成了审美活动的起点。

荆浩心目中的"物象"不是指物的外在形貌，而是指充分显示其得以存在的本源和本性的象。正如他所说："写云林山水，须明物象之源。夫木之生，为受其性。"按照荆浩的理解，这个物象之源之性就是气。所以，他才认为："山水之象，气势相生。"荆浩的美学显然受到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中有关气的思想的影响，《笔法记》的全篇都体现了这一点。他的绘画"六要"（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笔，六曰墨）之首就是"气"。荆浩还进一步揭示了物象的有与无、虚与实相统一的特征。

与前人相比，荆浩的美学的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敏锐地把审美活动中首先要碰到的物象问题提了出来，并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他特别强调作为物象本源的气，强调物象的不能脱离本体而存在的基本特征。而这也正道出了中国古典艺术（绘画）　的神髓所在。

从艺术本体的层面看，把"度物象而取其真"落实到画面上，就是荆浩所说的"景"，也就是一种审美意象的创造性生成。

荆浩对"景"的规定是："字者，制度原因，搜妙创真。""真"是"景"的生命本体所在。

在荆浩之前，张彦远曾经比较集中地讲到过气韵与形似的关系。在"景"之前，被荆浩列为绘画"六要"第三位的是"思"。而在"景"的创造过程中，是通过主体之"思"来完成对"气"的把握。

荆浩进一步指出，艺术是高尚之事，不论是艺术创作还是艺术欣赏，都必须去除杂欲，保持高洁的审美心胸。而这也可以看成是荆浩对进行"思"的活动的主体的一种要求。

中国绘画的笔墨问题，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受到历代画家的重视。南齐的谢赫"六法"之二"骨法用笔"，唐代张彦远的"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均涉及了笔墨问题。荆浩对此题更加重视，在他的绘画"六要"里明确地列为两项（五曰笔，六曰墨）加以分别论述，第一次将笔墨并重。可以说，到了荆浩这里，笔与墨才在完整的绘画理论体系中有了明确的位置。

按照荆浩的理解，创造出符合"真"的要求的审美意象（"景"）是绘画艺术的目的。作为绘画基本语言形式的笔墨的运用，实际上包括在"景"的整个创造过程之中。但由于中国绘画笔墨形式在中国美学中的独特价值，加上荆浩对它极为重视，所以，荆浩对绘画用笔的规定，突出了笔的飞动性特征。他说："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用笔虽然要依循一定的法则，但是应该灵活运用，冲破形质的束缚和局限，做到势如飞动、生气流通。

把"墨"作为独立的部分加以论述（六曰墨），也是荆浩的首创。

他对"墨"的规定是："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采自然，似非因笔。"也就是说，用墨要以晕染渲淡来表现物象的高低深浅，墨所表征的物象的文采是最接近自然本身状态的，能达到宛若没有人工用笔痕迹的效果。

他认为笔与墨各自的妙处应该统一融合在一起而发挥其整体的艺术功能。他曾经明确地指出："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

在荆浩的理论体系中，笔与墨是分为两项进行论述的。对于用笔，荆浩强调它的骨力气势，以呈现那物象深层本体的动力核心；对于用墨，荆浩侧重它的文采自然，以展示那艺术意境的玄妙之本。

在《笔法记》的最末一段，荆浩又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对笔墨的超越。他指出："可忘笔墨，而有真景。"这里的"真景"也就是符合了"真"和"妙"的要求的审美意象在具体进行绘画创作时，必须借助于笔墨这种基本的语言形式，否则，"景"就是不存在的，无法呈现出来。有笔墨而又超越笔墨，才符合高妙的绘画审美意象和意境的要求。

《笔法记》精论叠现，它既是荆浩对绘画美学问题的理论思考，又可以看作一位艺术家就有关艺术与审美活动而进行的真实的心灵剖白。

三、隋唐五代的雕塑艺术隋唐大一统的局面，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稳定，促进了艺术的发展。隋唐的雕塑艺术，正是对南北朝时期各地不同风格的雕塑进行大融合、大发展的结果，成为雕塑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以后又一高峰。隋唐时期，雕塑受到高度重视。其一是由于统治阶级为了显示帝王权威大兴陵前石雕和墓中随葬俑人，其二，隋唐时期，佛教几近国教，佛教造像遍及全国。隋唐统治者继秦、汉、南北朝之后，为自己大造陵墓，并在陵前广设石雕人马作为仪卫，仅"唐十八陵"前的石人石兽就不下数百件。而且，所有雕像和墓内俑人都以现实为依据，运用写实手法进行雕塑，作品精致完美、绚烂成熟，足以与质朴道劲、含蓄蕴藉的秦汉雕塑，健壮精练、极富装饰意味的南北朝雕塑相媲美。隋唐雕塑作品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可以看出隋唐人对现世的满足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种自信豪迈的气度和神采瑰丽的风貌，使隋唐雕塑艺术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成就空前。

从佛教题材的雕塑来说。隋唐不仅提倡固有的道教，而且不限制外来的其他宗教，准许它们在中国建寺传教。尤以佛教流行最广。佛教造像此时趋向于世俗化，如佛、菩萨或天王、力士等。那美仑美奂的菩萨或观音像，把广大人民对于人世间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用光彩美丽的艺术形象充分表达出来，成为人世间美与善的象征，体现了唐代民间雕塑大师卓越的创造才能和天才的艺术感受力。

隋、唐，尤其是唐代佛教造像，在造型方面有明显的特点，即强调对典型形象的刻画和主题的突出。唐代佛教造像，与魏晋时期相比，宗教色彩大为减弱，手法更为写实，更接近生活，更具人间意味。

唐代，除了佛教，道教和儒教也多利用造像作为宣传工具，甚至还以皇帝的雕像作为配侍。道、儒、佛三教建庙造像之风兴盛，又促进了雕塑艺术的发展。

同时，唐帝国的帝王贵族、官僚地主厚葬之风较之前代更为盛行。于是，陵墓雕塑相当考究，其艺术水平之高可与宗教造像艺术相匹敌。

陵墓雕塑分为陵墓石雕和墓俑雕塑。陵墓石雕是指统治者在其陵墓前设置的守墓。唐代的守墓兽由前代附会神权思想的飞狮、飞虎演变为现实中的狮和虎。如唐代各帝陵前的翼马，其形象与现实中的马匹基本一致。墓俑雕塑也就是陶俑，是统治阶级作为墓葬以及陪葬的用品。俑塑是一门很古老的艺术，发展到隋唐时代，可谓登峰造极。隋唐的陶俑大致分为镇墓兽、男女俑、动物俑三大类。这些作品多出自民间匠师之手，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隋唐的装饰雕塑是与佛教雕塑和陵墓雕塑联在一起的，也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这可从建筑装饰和碑石、墓志、石棺、石椁线刻以及工艺雕刻小品上得到印证。如桥梁建筑的桥栏板雕刻，寺、庙、塔的门框和门楣及柱梁的线刻，碑石墓志上的刻字刻图，石棺石椁上的侍女线刻，等等，都显示出雄奇奔放、饱满瑰丽、意气风发的时代风貌，就连方寸之间的印章艺术，也别有洞天。

唐王朝的统治，延续了将近三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年代里，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变化很大。经过盛唐时期，至玄宗十四年"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走向衰落，至公元907年，裂变成为五代十国。但由于五代为时短暂，只有53年的时间，雕塑又一直受到歧视，故五代雕塑几乎没有什么新的成就。

（一）佛教雕塑艺术隋唐五代，雕塑艺术步入更为成熟的阶段，特别是佛教雕塑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雄踞峰巅。

隋唐的宗教造像以佛教造像为主，分为石窟造像和寺庙造像。隋代的石窟造像，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但每处数量不多，其中以敦煌莫高窟的窟数及规模为最。目前所知者大概有下面这些：1。莫高窟石窟群（甘肃敦煌）中的隋代洞窟造像。

2。马蹄寺千佛洞窟群（甘肃民乐）第5　窟三尊像。

3。天梯山窟群（甘肃武威）第7、8　窟造像。

4。炳灵寺石窟群新编号第6、8、82、134　窟、龛造像。

5。麦积山（甘肃天水）窟群的摩崖大佛及"牛儿堂"塑像。

6。须弥山圆光寺窟像（宁夏固原）第5、6　两窟造像。

7。药王山石窟（陕西耀县）坐佛。

8。云冈窟群第3　窟三尊像。

9。天龙山窟群（山西太原）第8、9、10　和16　窟造像。

10。佛凹山石窟群（山西平定）摩崖龛像和圆兴寺石佛。

11。挂甲山（山西吉县）摩崖龛像和浮雕。

12。龙门石窟群宾阳南洞五尊像和小龛以及药方洞王尊像。

13。巩县石窟寺窟群少数佛龛雕像。

14。灵泉寺窟群（河南安阳）大住圣窟窟门雕刻及窟内造像。

15。南响堂山窟群第5　窟窟门造像及第17　窟造像。

16。北响堂山石窟群第1　窟部分造像。

17。宣雾山千佛崖（河北隆尧）部分造像。

18。白佛山石窟群（山东东平）部分造像。

19。王峰山石窟群（山东长清）部分造像。

20。千佛山石窟群（济南）部分小型龛像。

21。玉函山石窟群（济南）约造像90　余躯。

22。云门山石窟群（山东益都）第5、6　两崖龛像。

23。驼山石窟群（同上）第2、3、4　窟造像。

24。白云山石窟群（山东东平）大佛洞大佛和部分造像。

25。皇泽寺石窟群（四川广元）部分造像。

隋代石窟艺术的题材是以密宗像为主，从造像的特征看，佛像由前期长方面型，发展到方圆适宜的面型，菩萨像面相与佛相同，身披袈裟的立身像下部紧窄，作"出水"之式，体现出隋代石窟艺术的独特性。

唐代的石窟艺术继隋代之后有了长足的发展，若按历史分期，可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初唐：由高祖武德到中宗延和（公元618-712年）。

盛唐：由玄宗先天到代宗永泰（公元713-765年）。

中唐：由代宗大历到文宗太和（公元766-835年）。

晚唐：由文宗开成到哀帝天祐（公元836-907年）。

四个阶段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初唐的风格与隋代有相似之处，天王像那种豪迈的气势、威武雄壮的风姿，充分地表现了一代英雄的风采。盛唐造像从题材上看有卢舍那佛与大日如来、十分佛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阿弥陀佛与弥勒佛像、东方药师佛像、三佛像、业道像、观世音菩萨像、地藏菩萨像；主要特征是，造像的面相较为丰圆，表现出由雄伟劲健转向丰满细腻的风格。

中晚唐石窟艺术的题材最为广博，主要以密宗造像为主；其特征为：精致细腻的雕造手法，塑、绘结合的作风。初盛唐的石窟艺术显示出唐代的兴盛气象，给人以雄伟瑰丽、劲健有力的美感。中晚唐已囿于成规，风格趋于柔媚纤丽，萎靡无力。

五代在历史上是中晚唐的一个继续，石窟雕像数量不多，也少有新的发展。

寺庙造像之风，隋唐时代特别盛行。隋文帝开皇元年即下令修复全国佛寺，唐宋时代均有"倾国造寺"之风。在隋代寺庙造像中，河北曲阳修德寺石雕像的体躯造型完美生动，表现手法简洁洗练；河南南渑池鸿庆寺石窟破洞中的菩萨残像结构巧妙，"曹衣出水"式的衣饰和宽展的下裙雕刻，细腻生动。在唐代寺庙造像中，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的泥彩塑像，表现了盛唐时代丰腴绚丽而又简洁洗练的造型特点；安国寺和唐大明宫的单身菩萨残像手法概括，造型疏密适称，圆润流畅。在五代十国寺庙造像中，也有一些小型的雕像精品。

但是，隋唐的佛教雕塑，多集中在石窟中，唐代所造石窟遍布全国各地，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可谓空前绝后。现以敦煌、龙门、天龙山、炳灵寺、麦积山等石窟为重点作一介绍：1。敦煌莫高窟历史悠久的敦煌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部的敦煌县城东南30　余公里的鸣沙山与三危山之间的河谷中。洞窟绵延4　公里，是唐代规模最宏大的石窟。敦煌莫高窟的创建年代，据《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上说："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口，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这明确指出，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即是公元366年，开凿者是乐僔、法良二僧。自此，莫高窟兴建不绝，经历了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　个朝代。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古代的艺术宝库，它是建筑、彩塑、壁画三者相结合的统一体，主题是彩塑。彩塑以它主体的造型而显得形象突出，又因它的敷彩而与壁画产生非常和谐的气氛，形成完美的艺术效果。从彩塑艺术的发展、演变过程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发展期　包括北凉、北魏、西魏、北周四个朝代。早期洞窟的开凿形式是方形或长方形佛堂式和中心柱塔庙式等，多是禅窟，至北朝时期，中心柱式成为洞窟的主要形式。早期的彩塑有300　多件，主要内容有弥勒像、释迦多宝并坐像、说法像、禅定像、思维像以及表现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苦修、降魔、成道、说法等像。佛像一般都有侍从菩萨组成一佛二菩萨的形式，早期多以弥勒（菩萨或佛像）为主像。创作特点是：以浮雕表现，主要有千佛、飞天等。从制作手法看，先在泥塑上制范，再用范复制出来，姿态种类不多，经参差排列，贴在壁面，敷以既有规律又有变化的色彩，极富装饰效果，又与壁画形成完美的整体。以浮雕表现。主要有楣梁上的龙头、羽人等，都是紧靠壁面捏塑的，形体比较扁平。以圆雕表现。主要有较大型的佛、菩萨、天王等，头部及身体体积比较饱满，但仍然不能从四周观赏，背部紧贴壁面，在人物的手等局部的塑造上仍然采用浮雕手法处理，效果很像石雕，还是在摹仿石刻，塑像和龛、壁结合为一体。在布局及人物动态表现方面，早期风格匀称安定。在人物造型与衣冠服饰方面，经不断发展和演变，形成两种主要风格：一是西域式，圆脸、直鼻、体壮，半裸披巾，衣纹密集，有犍陀罗遗风；一是中原式，面貌清秀，褒衣博带，大冠高履，风流潇洒，俨然南朝士大夫形象，这是北魏孝文帝改制实行汉化后，流行于北方的新风貌。

极盛期　包括隋唐两个朝代。隋唐的洞窟开凿形式多数是方形佛殿式，一般均在正壁大龛中或中心佛床上列置群像，少则3　身，多则11　身，内容有三世佛、三身佛、七世佛、弥勒像、阿弥陀佛、释迦牟尼、观音、势至、阿难、迦叶、四大天王、金刚力士、供养菩萨及高僧像等。在莫高窟，是从隋代的彩塑才逐步向极盛期过渡的，这一转变反映在体裁上，即从高浮雕变为圆雕。所以，隋代的敦煌造像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特点，即造型的解剖比例大多不够合理和匀称，类似尚未成熟的"原始"形式，但也有部分造像比例匀称合度。如敦煌莫高窟427　窟的隋初造像"一佛二萨"，从造型看，这三尊像继承了北朝的某些传统，形象古朴、单纯，衣饰简练庄重，但其面容，却比北朝造像显得丰腴圆满。过渡时期的这一特点在两个胁侍菩萨像上体现得更为充分。二萨在发髻的梳法上与佛的圆肉髻明显不同，如额际的分发与顶上发结的形式等，却与北朝晚期特别是麦积山石窟中西魏、北周的菩萨装束颇相一致。裙带的样式，如下边缘敞开、两角飘举，也是北朝菩萨造像中常见的。另外一些装束，如腰间的短裳及胸前的项饰，又有些接近于后来的唐、宋菩萨像的形制，只是在解剖上显得头大身小，比例不称。而244　窟的塑像，在造型上则与427　窟迥然不同。首先是胁侍菩萨橡，不仅服饰显得富丽华美，璎珞璧珰变化多样，体态比例也正确合度，并且肌肉的质感表现得真实动人。尤其是手的塑造，富有弹性，显示出肌肉的圆润感。这种写实的艺术手法，已经接近于初、盛唐时期的水平。

唐代的彩塑是高度写实的，造像面相丰满，比例适度，姿态优美，神情静穆，表现了各自不同的"情性笑言之姿"。尤其是菩萨塑像，在敦煌，随处都可以感受到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倾向，塑者运用了高明的手法，把理想中美的形象很真实地塑造出来。如盛唐时敦煌莫高窟第79　窟中的两个胁侍菩萨，一坐一立，都是袒胸裸足，上身仅仅斜挂一条帔巾，下身系着很薄的敞裙，姿容美丽，神采奕奕，是典型的"曲眉丰颐"的唐代美人形象。像这样肌肤毕露的人体，显然已不单纯是宗教偶像。第150　窟和第159　窟晚唐的两躯供养菩萨塑像，则更加世俗化了。

菩萨造像以外，在敦煌佛窟中，较为出色的还有佛弟子、天王和金刚力士像。如第45　窟的弟子像，迦叶沉着老练，阿难聪俊智慧；第46　窟的两个天王威武睿智，第194　窟的力士勇猛有力。

衰落期　包括五代、宋、西夏、元四个朝代。五代宋初，瓜沙曹氏设立画院，集中了一批打窟工人、画工私塑匠，专门从事开窟造像。但由于洞窟多在下层，受到很大的破坏，现存完好的塑像不多，成铺群像较完整者有第261窟（五代）、第55　窟等，造型仍保存晚唐遗制，艺术风格也承袭唐代余风。西夏和元代，现存的莫高窟塑像就更少了。可见，五代以后，佛教艺术已呈衰落之势。

敦煌彩塑虽然是被封建统治者用来宣扬宗教迷信思想的，但是作为艺术瑰宝，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充分体现了民间画匠的智慧和创造才能。从题材看，虽然较多局限于狭窄的宗教造像，往往重复一些固定的历史、传说和幻想中的人物，但却并非千篇一律的模仿，而是融入了匠师们自身的感受，赋予它们以新的生命。在技法方面，敦煌敷彩泥塑，为我们积累了千余年无数雕塑匠师的智慧和经验。

敦煌彩塑艺术，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敦煌彩塑艺术，我们可以了解我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探索古代艺术发展的规律，更好地研究我国古代的雕塑史和艺术成就。敦煌石窟不但是我国珍贵的民族遗产，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璀璨夺目的艺术瑰宝。

2。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13　公里伊水两岸的东、西山上，南北长约1　公里。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龙门石窟大约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迁都洛阳前几年，继云冈石窟之后开凿的，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北宋。两山现存窟龛2100　百多个，佛像10　万余身，碑刻题记3600　多块，佛塔40　余座。

按照窟龛的纪年造像题记和造像风格，龙门石窟群大致可分为五期。

第一期：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至孝明帝时期（公元488-528年）。

这一时期继承了云冈昙曜五窟和孝文迁洛前的传统，并有所发展。开凿了古阳洞主像一佛、二菩萨和南北壁列龛以及宾阳三洞。造像主要是三世佛或释迦一铺，雕刻手法有从云冈的平直刀法向龙门圆刀刀法过渡的趋势，艺术风格从云冈的奔放粗犷、大体大面、概括洗练、富于幻想的神秘色彩迈向龙门的精细入微、一丝不苟、趋向写实的境界。

第二期：北魏孝庄帝至东魏孝静帝时期（公元528-550年）。

这期的纪年造像，规模显著变小，数量显著下降。没有一个有纪年的洞窟。造像题材，除了较多的释迦、交脚弥勒和观音外，也有多宝和无量寿。第三期：北齐文宣帝至隋炀帝时期（公元550-618年）。

这期的纪年造像很少。北齐造像多为释迦，采用高浮雕表现，形象胖壮、衣褶简洁、龛饰大为简化。北齐造像已孕育着另一种新的特点，但由于它处在一种新形式的探索、过渡阶段，所以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至隋代，随着隋王朝政治上的需要，龙门石窟中国化、世俗化的历史进程加快了，形成了形象饱满健壮而衣褶处理改为圆刀刀法的隋代特点。

第四期：唐高祖至玄宗时期（公元618-756年）。

这期是龙门造像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题材内容更丰富的重要时期，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造像，包括唐太宗至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18-655年），是初唐造像形式的探索与确立的时期。此期大窟，主要为贞观十五年前后完成的宾阳南、北洞及其后开凿的潜溪寺。洞窟的形体为马蹄形平面、穹窿顶、莲花藻井。造像布局为一铺七尊像，主像为阿弥陀佛和弥勒佛。佛着双领下垂大衣或通肩大衣；菩萨头戴宝冠，斜披络腋。造像多圆肥丰满、身躯挺直、少曲线。身体各部分刀法不同，已注重人体解剖关系，这是唐代造像的一大突破。

第二阶段造像，包括武则天立为皇后至武周时期（公元655-704年），是唐代造像代表形式的确立阶段。其间，龙门石窟造像的热潮达到顶峰，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就艺术成就而言，这一时期可谓龙门石窟艺术的鼎盛期。其中以上元二年（公元675年）

完工的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完工的万佛洞等窟为代表。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是为高宗、武则天开凿的露天大摩崖像龛。这是武则天形象的化身，是给武则天树碑立传的。大像龛的群像布局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土、二供养人。主佛高达17　米多，群像布局严谨，刀法纯熟，是龙门唐代造像的代表作。宗教神秘气氛被人间情调所代替，人物注意刻画动作与感情，身躯肥硕，刀法豪壮。佛像衣褶流利自然，菩萨端庄温柔，天王力士雄武有力。万佛洞是为高宗、武则天及其诸子开凿的另一大窟，后室正壁凿一铺九尊像，南北壁刻满了15000　尊坐佛，窟门外侧雕二力士。洞窟的形制是后室近方形平面、圆顶，而前室为平顶。后室周壁凿坛床，布置列像，力士把门。这是石窟布局的新现象。造像题材，以崇拜阿弥陀佛为主，弥勒次之，还有观音菩萨，说明当时流行净土信仰，特别是向往西方净土。此外，还有以奉先夺卢舍那佛为主的华严宗，以地藏菩萨为主像的三阶教以及雕刻西土二十五祖的大万五佛洞及雕刻西土二十九祖的看经寺禅宗。这时，佛主要着通肩大衣或双领下垂大衣，菩萨多袒上身或斜披络腋。奉先寺造像多肌肉丰腴，身姿婀娜，具有曲线美。这种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是我国古代美术史上的奇观，也是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世俗化的典范。

第三阶段造像，包括唐中宗至唐玄宗时期（公元705-756年），为唐代造像代表形式的成熟与衰退的时期。造像规模和数量远不如第一、二阶段。石窟形制多为方形平顶窟，造像群以一铺九尊像为主。崇拜题材主要是净土内容。密宗造像大盛，弥勒几乎灭绝。

第五期：唐肃宗以后（公元756年）。

由于"安史之乱"以后的唐王朝国势由盛而衰。中唐、晚唐龙门造像已较初、盛唐大为逊色了，五代、宋及以后龙门造像又不如唐代了。

龙门石窟的每一窟龛、每一身造像，都是中国古代雕塑匠师们一锤一凿创造出来的。但龙门石窟却是皇家经营的皇窟。其窟型虽然比较单纯、少有变化，但题材内容趋向简明集中，大都突出主像。龙门石窟聚集了佛教各宗派的造像，以及道教和外国僧人的造像，同时，窟内碑刻题记之多居国内石窟之冠。在中国石窟寺艺术中，龙门石窟艺术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3。天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45　公里的天龙山麓，创建于东魏（公元534年），盛于北齐、隋、唐。天龙山现存石窟分布在东峰8　窟，西峰13窟，共21　窟。其中以唐窟为最多，另外还有一些小型窟龛。

天龙山第2、3　窟就是在东魏时期开凿的，窟内方形平面，窟顶作覆斗形，四斜面各浅雕一飞天，正中藻井浅雕莲花。正壁和左右壁下面设有低矮坛座，在座上面三壁各凿一龛，龛内雕一佛二菩萨，龛外雕弟子及供养人，或龛内雕一佛，龛外雕二菩萨、弟子及供养人。佛像跏趺坐或善跏坐，褒衣博带。胁侍菩萨披天衣着长裙。造像体态、衣纹、服饰继承北魏传统，雕刻手法主要运用圆刀刀法，艺术风格细腻、充满写实感。而且窟内造像个个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隋代第8　窟是雕前柱的方形中心柱窟。左壁有开皇四年题记（公元584年）。佛像以一铺三尊为主。佛像跏坐于束腰仰覆莲座或须弥方座上，造像形体方整，衣纹简练。至唐代，天龙山石窟有很多盛唐时代"曹衣出水"式的代表作品。

著名的天龙山第14　窟，就是唐代造像最为出色的一窟。窟内有一菩萨半趺坐，身着柔和贴体的罗衣，姿态优美而又富有变化。显示了古代雕刻匠师们极富概括力的写实手法，他们所要表现的人物的体态以及裙带、衣褶等运用不同的线与面的交织，处理得非常恰当，从而组合成为一个美丽和谐的整体。窟内另一菩萨，姿态静立，肌体丰满温软，整体比例合度，可与希腊雕像中被认为最美的"米罗岛的维那斯"相媲美，只不过是各有其民族特色而已。当然，从天龙山这一立菩萨像的衣饰表现手法和造型风格来说，似乎可以看出多少残留有希腊、印度式雕像的某些痕迹，但她毕竟是由中国雕塑匠师们在现实生活基础上，凭借着自己的审美理想而精心创造出来的优美生动的中国雕刻。又如天龙山第15　窟的一菩萨，在造型手法上，它和第14　窟半趺坐菩萨同样，除了用"曹衣出水"或"湿衣褶"来表现轻软的薄裙以外，仅仅用了一根细长的帔带，遍绕胸肩手臂，使它随着人物的动作，呈现出种种不同变化，与柔软多褶的衣纹相互辉映，形成了曲折流畅的线的交织。再如天龙山第4　窟的一坐佛像，其造型手法和风格与第14　窟的雕像几乎完全一致。从这类佛像的造型上，可以体会到盛唐时代的雕像艺术，不仅充满着愉快乐观的精神和爽朗的朝气，而且很坦率地把人间现实和理想中的美的形象直接展现于观众之前，绝无隐讳或矫饰。

第9　窟是天龙山石窟群中规模最大的一窟。窟的形制为方形的露天大龛，分阶梯形的上下两层。上层雕有高达8　米的善跏坐弥勒大像，造型丰满，技法纯熟。下层正中为十一面观音，左、右为骑狮、象的文殊、普贤，局部雕刻细腻华丽。如普贤菩萨飘垂的衣带，踏在莲花镫上的丰润下肢以及对于象的形象、性格的刻画，都表现出特有的时代气质及生动神态。在第17　窟前廊的两个守门力士像，形象、姿势和神态的刻画很出色，极富个性化特征。天龙山石窟造像在20世纪40年代遭到人为的巨大破坏，很多优秀雕刻品被盗运到国外。天龙山石窟雕刻在我国石雕造像中是一个特殊体系。从它的唐代造像中，可以在敦煌莫高窟的唐塑中找到近似的类型，它们之间是否有血脉关系，这对于莫高窟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天龙山石窟造像在中国石窟艺术中所占的历史地位，应该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注意。随着考察研究的进展，将进一步认识到天龙山石窟艺术独特的魅力。

4。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永靖县城西南35　公里的积石山黄河右岸的大寺沟内。魏晋时炳灵寺称唐述窟，唐代称灵岩寺，宋代称炳灵寺，系藏语"仙巴炳灵"的音译，藏语"仙巴"即弥勒像，"炳"是数词10　万，"灵"是仙的所在，意译即为"十万弥勒州"，也就是相当于千佛洞、万佛峡之类的名称。由于炳灵寺石窟所处积石山山岩属白垩纪砂岩，颗粒小，胶结性能好，宜于雕刻，加上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为当时的交通要道上，促进了炳灵寺佛教艺术的繁荣，所以炳灵寺石窟遗留下很多优秀的艺术作品。

炳灵寺的窟、龛分布在大寺沟西岸长200　米、高60　米的崖面上。其窟、龛183　个，共有石刻造像694　身，泥塑82　身，壁画约900　平方米，大型摩崖石刻4　方，石碑1　通，墨书及石刻造像题记6　方。这183　个窟龛的年代，经考古学专家鉴定，大致可以断定为西秦开凿的有2　窟1　龛，北魏的8　窟25龛，北周的2　窟，隋代的4　窟，唐代的20　窟113　龛。

炳灵寺早期石窟中最重要的第169　窟，位于大寺沟窟龛群的北端高处，距地面约45　米，是一个高15　米，宽27　米，深19　米形状不规则的天然洞穴。窟内造像和壁画是应不同功德主的要求先后营造而成，并无统一的规划，现共编为24　号。窟内最早的龛像都是单身佛像，镌刻在正壁上部的十二身（第18　号），居中为一舟形浅龛中4　米高的立佛，为石雕并用泥增塑。其左右多为圆券形浅龛中的坐佛，大小有别而形式雷同。这些造像风格古朴，是中国石窟造像中最早的作品，完成于西秦永康年间。

此后，由于炳灵寺窟内没有平整的岩面，大多依岩势凿栿孔设栿桩，用木料及编织荆条为骨架然后设施泥涂垩而成背屏式龛，于其中造像。有的还置木板为龛底。佛龛因地制宜、形式灵活、题材和内容也趋于多样。最重要的第6　号龛塑有一佛二菩萨，榜题标明为无量寿佛和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坐佛形体健硕，面形方圆，神情刚毅。在龛侧有墨书题记一方，末尾题"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可知该龛为420年造。但是，如果依星岁纪年玄枵，则相当于建弘五年（公元424年）。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石窟中最早的纪年题记。窟内还有一批风格相同、敷泥层次相同的龛像和壁画可据此判定为同期的作品。

至北魏年间，炳灵寺的窟龛群中段有规模可观的开窟活动，如第126、128、132　等成组的窟和第125　等数十龛。窟均以释迦多宝佛为正壁主尊，两侧壁各一佛或分别雕一佛一高脚菩萨，组成一佛或三世佛的主题。造像秀骨清相，雕琢细腻，可以看到内地云冈、龙门等石窟对它产生的影响和南北佛教文化的交融。炳灵寺石窟北周、隋代的造像不多，是经过唐代的开凿，才达到了今天的规模。现存唐窟20　个，唐龛113　个，占窟龛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唐代炳灵寺石窟的造像，其造型特点是从隋代发展而来的，但艺术处理已达到高度的成熟，细腻而富于变化。造像在周围生动活泼、色彩富丽的壁画形象的衬托下，达到神秘的境界。如炳灵寺第64　号龛所雕出的五尊像，在主佛左右的胁侍菩萨，作S　形曲线站立姿势，面部作瞑想的神态，这在其他各地的佛雕中很少见到。而胁侍菩萨的衣饰比较朴素，仅仅戴有很少的璎珞胸饰及简单的帔带，但上身却穿了一件近似紧身背心之物，这是别处佛雕中从未见过的奇特装束。这一方面说明唐代佛教艺术的世俗化，已经达到了超乎常规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时代的佛教造像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从布局上看，这一组龛像的整体风格简洁流畅，所有的衣饰帔带、躯体姿态，均交织成优美和谐的线的舞蹈，表现出清新爽朗的气息。唐代以后至元代，除少量补塑修缮外，实际上已无开窟之举。元代以后，喇嘛教在西北地区盛行，曾对炳灵寺石窟许多洞窟的壁画进行重绘，改成了密宗的壁画，因而造成了前代壁画的湮灭，唯有当时难以登临的天桥南洞以及为数不多的窟龛免遭厄运。

炳灵寺石窟历史悠久，距今已近1600年，西秦、北魏和唐代的炳灵寺石窟艺术精品，为我国佛教造型艺术增添了光彩，为我们研究中国石窟艺术、研究中国美术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宝贵资料。

5。麦积山石窟麦积山位于甘肃省天水县东南45　公里处的秦岭山脉的西端，麦积山石窟就开凿在山峰南面的峭壁上。据《高僧传》中《玄高传》记载："高乃杖策西秦，隐居麦积山，山学百余人，崇其义训，禀其禅道，时有长安沙门释昙弘，秦地高僧隐在此山，与高相会。"可知石窟是在西秦年间开凿的，石窟分布在山的东崖和西崖，龛窟编号194　个。东崖的龛窟里，最重要的有涅槃窟、千佛廊、散花楼上七佛阁、牛儿堂、中七佛阁等，规模都是很大的。西崖的峭壁上，最重要的有三大窟，都是魏代晚期所开凿的。其中最大的是万佛堂，位置最高的是天堂洞，其次是第127　窟，此窟中壁画最多，魏塑像及石刻造像也都相当完整精彩。现存最早的洞窟是第115　号窟，窟中有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公元502年）九月，张元伯造石室一区的发愿文墨迹。这是麦积山唯一有纪年造像题记的洞窟。麦积山石窟里的壁画正是这时期创作的，虽然数量不多，保存情况不及敦煌的完整，但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资料。而最有价值的却是这里遗存下来的，公元第五世纪以来塑造的泥像，这些塑像，小型的不计，仅大型的就在1000　尊以上。塑像大部分是北魏后期、西魏、北周以及隋唐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后代重塑或重妆的。麦积山石窟造像的艺术水平相当高，有助于我们探寻中国雕塑艺术的源流和发展。

麦积山北魏时期的第100　号窟，龛里有一佛像，神态矜持、温婉和愉快，自然生动又很感人。这些塑像和中亚或印度佛像都不同。如果说著名的龙门古阳洞佛像的造型还显得过于清癯，那么，麦积山"碑洞"右侧的小佛像则具备了柔和、圆润、丰满的特色。从面部上说，虽然面型和眉眼都是修长的，基本上是北魏末期流行的风格，在一定的光线下从某个角度看，那种微笑的神气，显得婉美动人。这些佛或菩萨像，透露出向隋、唐艺术风格过渡的端绪。又如第123　号窟里的一对供养童男童女，极有真实感。

麦积山的隋代造像不多，在艺术风格上，承北周而有所发展，造像手法朴实、简洁、概括，造型结实厚重，不再紧贴壁面而逐渐向圆雕过渡，较前代已有明显的突破。至唐代，造像的表现手法又有进步，可惜作品很少，但也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上七佛阁两廊端的高达5　米的泥塑威神像，全身肌肉紧张，表情激烈，大有叱咤风云、威慑鬼神的气势。塑造这样大的造像，既要掌握全身的解剖比例和支撑点，又要突出表现特定人物的神态性格，同时为了加强主题人物的威势，还得精心安排了衣襞、飘带的布局和位置，可见雕塑作者所具备的非凡的才能。

又如麦积山第5　窟里某些佛、菩萨，身段比例都很恰当。其中的一个胁侍菩萨的左手，塑造得尤为真实生动，足以与新疆出土的佛手相媲美。如果把两只手细心地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因为一是佛手一是菩萨手，佛与菩萨在性格上大致相近，但他们的身份毕竟有很大的区别。因此，麦积山第5　窟中这一胁侍菩萨的手被表现得既柔润温软，又纤腻秀丽，好似少妇的纤纤素手，与应该表达出健美气质的佛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麦积山石窟的艺术品主要是塑像，数量不多的壁画也显出极高的水平，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麦积山石窟艺术，也丰富了中国的石窟艺术。

（二）陵墓石雕艺术中国的陵墓石雕，始于春秋战国，发展于秦汉，兴盛于隋唐，尤其是唐代的陵墓石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唐代的陵墓石雕，数量和种类都非常丰富。唐代的帝王从李世民起，就建有唐代十八帝陵，以及太祖李虎的"永康陵"和世祖李璟的"兴宁陵"。如果按照年代分，唐代帝王十八陵陵名和所在地是这样：初唐时期（公元618-712年）

太祖李虎"永康陵"，三原县城东北30　公里北原。

世祖李璟"兴宁陵"，咸阳县城东北20　公里咸阳原。

李虎为李渊祖父，初仕北周为八柱国之一，封唐国公，子李璟为李渊父，承袭李虎爵位。两陵和庙号均系追封，陵前均置有石雕蹲狮、瑞兽、华表等。以下为在位的帝王陵墓。

1。高祖李渊"献陵"，三原县城东白鹿原。

2。太宗李世民"昭陵"，孔泉县城东北九嵕山。

3。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墓"乾陵"，乾县城北梁山。

4。中宗李显"定陵"，富平县城西北凤凰山。

5。睿宗李旦"桥陵"，蒲城县城西北丰山。

盛唐时期（公元713-765年）

6。玄宗李隆基"泰陵"，蒲城县城东北金粟山。

7。肃宗李亨"建陵"，礼泉县城东北武将山。

8。代宗李豫"元陵"，富平县城西北檀山。

中唐时期（公元766-835年）

9。德宗李适"崇陵"，泾阳县城西北嵯峨山。

10。顺宗李诵"丰陵"，富平县城东北金瓮山。

11。宪宗李纯"景陵"，蒲城县城东北金炽山。

12。穆宗李恒"光陵"，蒲城县城北尧山。

13。敬宗李湛"庄陵"，三原县城东北白鹿原。

晚唐时期（公元836-906年）

14。文宗李昂"章陵"，富平县城西北天乳山。

15。武宗李炎"端陵"，三原县城东北白鹿原。

16。宣宗李忱"贞陵"，泾阳县城西北仲山。

17。懿宗李璟"简陵"，富平县城北紫金山。

18。僖宗李儇"靖陵"，乾县城东北鸡子堆。

以上陵墓，由于年代的不同，雕塑匠师审美观点及表现方法的不同，所以形成了各自的特点。现择要分析如下：1。献陵石雕唐高祖献陵前的雕刻，是唐代帝王陵墓仪仗卫石雕中最特殊的一个。

献陵石雕是最早的唐陵石雕。

献陵前的石雕是石虎，而不是一般用以守护陵墓的凶猛狮子。献陵前的石虎有8　件，分置于陵园的4　个门之外，它们不是蹲坐的姿势，而是表现着走动觅食的动态。另外，在各门外也设置石犀牛和华表，每门各2　件。用高大体躯的犀牛守墓也属首创。觅食的石虎，高大的犀牛，其形象足以显示出无穷的威力。

说献陵石雕是最早的唐陵石雕，这是因为隋至初唐时期，雄厚的经济基础促进了雕刻技术的发展和工具的革新，从雕刻刀法看，有一种锐利清新的造型显现在刀锋上。在石虎的形体上，雕刻者运用洗练的手法和高度的写实技巧进行刻画，使虎的精神状态随着肌肉关节的起伏变化而表现出来，既机警又深沉。从整体结构看，非常和谐完美，富有生气，具有北朝末期和隋代的劲健、淳朴的气质。从这一雕刻物，我们不禁联想起西汉霍去病墓的伏虎石雕来，两者虽然具有不同时代的造型风格，但都使圆雕、浮雕与线雕多种手法互相结合，服从于主题和创作意图，成为划时代的陵墓石雕艺术的珍品。2。昭陵石雕唐太宗昭陵坐落在西北方的九嵕山，它是唐代帝王最初以真山为坟的首创，是十八陵中最高大、最规整的一座。

昭陵前的石雕有六骏马浮雕、"番五"像和石狮子。

昭陵前六骏马浮雕，也称"昭陵六骏"，是中外驰名的雕塑杰作。它们是在唐王朝开国战争中立下战功的六匹战马，名字分别为飒露紫、拳毛■、特勒骠、白蹄乌、什伐赤、青骓。据记载，贞观十一年（公元636年），李世民命宫廷画家阎立本绘写图形，并选用名匠把它们雕成比真马略小的六块浮雕，又命著名书法家欧阳询在每块浮雕右上角写下太宗自撰的赞词。如飒露紫有"紫鸾超越，骨腾神骏"；拳毛■有"弧矢载戢，气埃廓清"；特勒骠有"应策腾空，乘危济难"；白蹄乌有"依天长剑，追风骏足"；什伐赤有"足轻电疾，神发天机"；青骓有"朱汗骋足，青旌凯归"等等。

"昭陵六骏"分别置于陵山北坡的陵垣北门内东西两庑，以作为陪侍，其列置次序是，东庑：一、特勒骠，二、青骓，三、什伐赤；西庑：一、飒露紫，二、拳毛■，三、白蹄乌。其中有3　匹站立、3　匹奔驰，都体态矫健、雄劲圆肥，刻画出唐代统治者所喜用的西域名马。如"飒露紫"，是表现马在战阵上受了箭伤，随将邱行恭为之拔出箭矢的顷刻情形。唐代雕刻匠师在这一题材的处理时，体会到马因拔出箭矢所感到的疼痛和紧张，马却步后退，但又不失雄强的战马应有的骄矜气质。又如"拳毛■"，虽因战阵中身受9箭，疲惫不堪，却仍然显得神态自若，具有刚毅之气。马的形体比例准确，神态感人，好像雕刻者亲临其境，面对这匹战马而进行创作的。

六骏马浮雕，是雕刻者运用写实精练的造型借刻画唐代统治者的战马，反映出盛唐帝国的兴盛气象。从题材意义说，"六骏"记载了唐代帝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3。乾陵石雕唐高宗乾陵位于唐代陵山群最西的梁山。乾陵又是与武则天合葬之处，规模很大，陵前的石雕更是为人瞩目。

乾陵石雕形式多样，有守护蹲狮1　对、"客使"像61人、文武侍臣10对、仗马和牵马人各5　对、朱雀鸟1　对、带有飞翅的翼马1　对、华表1　对，形成了一个石雕群。这些形体高大的石雕均用坚硬的石灰岩雕成，虽经一千多年的风雨摧蚀，依然完好，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乾陵石雕群中有一对翼马，其两肩的飞翅，以高度的装饰结构和洗练的艺术手法来表现，飞翅形象卷曲自然，犹如唐代装饰花纹中的蔓草，造型典雅华美，具有和谐的韵律感。而庞大的石狮则通过踞坐雄视、张口作吼的凶猛形象，表现为一种雄强之美。

在乾陵中，鸵鸟与翼马相匹配，成为"珍禽异兽"。对鸵鸟的雕刻，雕塑者运用了与昭陵六骏同样的手法，颈部和腿部以浮雕形式加以表现，羽毛和神态也表现得惟妙惟肖。乾陵鸵鸟在唐陵石雕中是最早的鸟类雕刻之一，以后在顺陵和桥陵中也有颇多相似之作。

文武侍臣像和"客使"像是乾陵石雕群中的另一类特出的石雕。文武侍臣分为文侍臣和武侍臣，文侍臣拱手持笏，武侍臣双手按剑，一个个健壮坚实、巍然屹立。而"客使"立于坐狮两侧，耐心等待召见，匠工对于人物精神状态的刻画细致入微。

4。顺陵石雕顺陵，是被誉为天后的武则天为其母杨氏的坟墓加封的。顺陵的动物雕刻很多，其中以石狮和石兽最具有特点。

顺陵陵垣的四个门外，雕置有4　对守护蹲狮。蹲狮高达3　米多，俨然是一个庞然大物。雕刻者以夸张的手法，强调了狮子各个部分的比例，筋肉突出、爪牙锐利，令人望而生畏。

而在顺陵陵垣的南门外，则雕置有一对正翘首走动着的狮子和一对昂然站立的瑞兽。走狮身高3.55　米，昂首挺胸，比同陵的蹲狮更加高大、更加凶猛。手法比蹲狮更夸张，肌肉突出，气势雄迈，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而瑞兽比走狮又更高大，身高4.45　米，头似鹿，一角，身如牛，长尾曳地，肩生双翼。这形象显然与《汉书·西域传》所记载的瑞兽符拔相符，似鹿长尾、一角者称"天鹿"，双角者称为"辟邪"。可是由于顺陵这瑞兽的形象特殊，故又称为"独角兽"。表现手法夸张，与走狮造型一致，以炫耀统治者的威势。

顺陵的石狮、石兽形象高大特殊，超越了唐帝陵体制的石雕像，成为唐代陵墓雕刻中的巨制佳作。如果把顺陵走狮、瑞兽与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的名作"奴隶"相比拟，虽然题材迥然不同，但从造型手法上却能看出早于米氏1000多年的我国唐代无名雕刻匠师们的天才的创造才能和惊人的魄力。

（三）墓俑雕塑艺术中国的墓俑雕塑创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已形成质朴劲健的风格，发展到隋唐时代，可谓登峰造极，"白衣彩绘"的陶俑，灿烂夺目的三彩俑，都是我国古代雕塑史上的杰作。

隋唐时代的墓俑雕塑，可分为镇墓兽、男女俑和动物俑三大类。各类的发展分别贯穿于各个时期。

隋代的墓俑雕塑，在西安隋唐两代的京城遗址上出土较多，有人面、狮面镇墓兽，有守墓武士俑，也有男女侍从俑，以及动物俑。在河南安阳、湖南湘阴、山东嘉祥也有很多墓俑出土。

隋代的镇墓兽面貌狰狞、凶猛，制作奇特，与以后出土的唐代镇墓兽基本一样。隋代的女俑身躯修长秀丽、面相清秀，男俑身躯比例合适，多为张口鼓目、握拳执盾之态。隋代动物俑的形态塑造和艺术加工水平与前代相比有了显著的提高，如马和骆驼都刻画得很精细，充分体现了制作者的智慧和高超的工艺。

唐代的墓俑雕塑，丰富多彩，以西安和洛阳出土最多。仅唐懿德太子墓就出土了793　件精彩的陶俑，永泰公主墓也出土了777　件陶俑和三彩俑。三彩俑是唐代墓俑中一种比较特殊的种类，也是最出名的俑塑之一。

唐代女俑以盛唐时的三彩女俑最为精彩，女俑的服饰和装束都以唐代"丰腴"之美的标准而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唐代的动物俑很多，表现形式变化不大，以骆驼俑和马俑的造型最绝。

唐代墓俑雕塑兴盛于初唐和盛唐两个时期，中晚唐基本保持盛唐水平，五代开始衰落。下面对镇墓兽、女俑、男俑、乐舞俳优俑、骑卫仪仗俑、马俑和鞍马俑分别作一简单介绍。

1。镇墓兽镇墓兽是古代墓葬中用作驱邪避恶、保护死者安全的一种镇墓怪兽。或是人首兽身，或是威神像，或是半人半兽，怪异无比。

镇墓兽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北朝墓葬中就有人首兽身的镇墓俑，到隋唐就更多了。唐墓中出土的多这种面貌狰狞的怪兽，也有足踏鬼卒的"威神"。威神像是受佛教造像中以天王武士作为护法神的影响而产生的，其形象与佛窟中的天王像很相似。在西安和敦煌出土的一些护墓威神像，足踏面目狰狞的鬼卒，身披铠甲，怒目挥拳，以显示威武凶猛之势，使来犯的鬼魔望而生畏。

在隋唐墓葬中也常有半人半兽的镇墓兽出土，这种怪兽则是由古代用以送葬的"方相神"演变而来的。据《周礼·夏宫·方相氏》载："其人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师百隶以索室殴疫，大丧，则先柩。"这方相就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山川精怪，有驱除邪恶的法力。隋唐的半人半兽镇墓兽就是从它变化来的。隋墓中也常有狮面兽出土，它一般是由狮身狮面与狮身人面配对而出现的，其形象有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颇具镇墓之威力。

西安附近的唐墓兽出土两件威神像，它们的形象粗看基本一致，均身着铠甲，足踏鬼卒，只是头盔上的鹘鸟装饰结构不同，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所运用的造型手法和艺术技巧特别是足下两个鬼卒的形象，却截然不同。

与此同时出土的另外两件镇墓兽，从形象看，一个是狮面狮爪，头生双角，背后生翅；一个是人面兽身，猪耳，头生长角，背后生翅，两兽的动作姿势基本一样。从神态看，狮面兽张牙舞爪，人面兽则怒目激忿。从其凶猛威武的气势，可见雕塑大师高超的艺术概括能力。

2。女俑唐代的女俑，从隋代女俑的身躯修长、面相清秀。演变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形体肥胖臃肿的所谓"胖俑"；第二，身躯一般而面相丰腴；第三，较为瘦削秀丽的普通形象。她们的服饰装扮是当代的时装，神态动作也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形象。请看，唐太宗昭陵陪葬墓、右武卫大将军郑仁泰墓出土的50　多件彩绘釉陶女俑，她们的装扮就可以分为六种：1。头梳双螺髻，面目娟秀，上身穿窄袖衫，袒胸披帛，下系长裙。

2。头梳半翻髻，面目丰圆，衣裙略同1　式，但细腰宽摆，别有一种风韵。3。头梳圆单髻，面圆，上身穿窄袖衫，袒胸披帛，帛绕胸前再披至背后，右手按胸前作势。

4。头戴折沿花胡帽，面形丰腴，身穿窄袖圆领长袍和长管裤，圆头鞋，腰束锦带，身材秀美。

5。头梳条形发髻，圆脸细目，着圆领偏衿长褂，腰束锦带，形象秀丽。

6。头饰男装幞头，穿花边长袍，长管条纹裤，束腰，拱手而立，神态拘谨。

在盛唐墓葬中出土的几件三彩女俑，是较有代表性的。其中有两件女坐俑表现为高髻袒胸，长裙曳地，面容丰腴，神情端庄和蔼：一人双手举起，好像在谈论故事；一人安坐，神态娴静，富有生活情趣。另外一件三彩玩鹰俑，她的装扮是盛唐时代宫女最喜爱的幞头胡服，表现了宫廷中的消闲生活情形。

在西安唐墓出土的一些"胖俑"，可以说是女俑的典型。这些胖俑，在制作上，多烧为红素陶，不涂任何釉彩，质地独特；在造型上，则以盛唐高贵的中年妇女为雕塑对象，塑造盛唐"美人"，成为标准式的"唐俑"。有三件胖妇俑，其中一件左手残损，右手抚弄一婴儿，眉目表情慈祥而俊美，流露出母爱情怀，她的服饰特点是长袍下摆宽大。另外两件体形更胖，长袍下摆也更为夸张。这三件女俑的塑造技术，熟练自然，衣纹明快，刀痕如新，不像三彩女俑那样以写实手法作精细的表现，而是接近于现代人物雕塑的速写草样。

从总体上看，唐代的女俑是写实的。由于区域不同、社会习俗不同、审美爱好不同，女俑的形象也不尽相同。如在西安唐京城，多以丰腴或肥胖为美；而长江流域或江南一带，则多以身段苗条为美。但丰腴之美毕竟是唐宫廷贵妇的规范，甚至连偏远的新疆东部地区也受到影响，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女俑，其颜面的花饰就是长安京城贵族妇女最流行的样式，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盛唐之时中原文化的强大力量。

3。男俑唐代墓俑中的男俑样式很多，除武士、仪仗、驭马卒等需要由男性担任俑人外，一般的侍从也有由男性担任的。他们的装扮，从隋至唐有了明显的变化，隋代男俑着广袖长袍，有的外套。。裆，有的袒肩披露，身体硬直，脸形丰满适中，到唐代则大不一样，这可从郑仁泰墓、永泰公主墓、章怀墓、懿德二太子墓以及一些唐墓中得到证明。如郑仁泰墓中的侍从男俑，由于他们的身份不同，服饰也不同，大约有六种样式：1。头戴高冠，身穿宽袖外衣，外套。。裆（背心），袖、领和下衿均饰有花边，宽裤腿，如意履，年稍长，有须。

2。头戴高冠，身穿方领交衿，宽袖外衣，无。。裆。内穿圆领内衣，裤、履同1。

3。头戴笼冠，穿方领长袍。

4。幞头，身披高领外衣，内圆领窄袖长袍，足穿靴，或卷须或八字须。

5。幞头，穿圆领褊衿窄袖长袍，足穿长筒尖头靴，面容光而无须。

6。卷发，上身斜披巾，劲戴项圈，下身穿短裤。

唐代的侍从男俑一般可分为"崑。。奴"俑和"胡俑"与一般的侍役俑。

唐代统治阶级为了夸耀其宫廷强大，大量雇用西域少数民族或卷发黑肤色的西亚人任奴仆、驭马、饲马等杂役。同时，由于西亚一带盛产名马，而唐宫廷又多养这类壮马，那么饲马、驭马的任务自然就落在当地人身上，所以，在一些唐墓出土中常有"崑。。奴"俑和"胡俑"。

在出土的侍从男俑中，有两件髯鬚短袍俑，他们的身份都是马卒，体质健壮，神态昂然，表现出少数民族劳动阶层开朗活泼的性格。如其中一个，头戴尖顶毡帽，身穿翻领短袍、右臂平曲向左边侧转。两腿叉立，全身气力充沛，一看就知道是个牵马者。另一牵马者从面型到服饰装扮，都有着浓厚的异国情调，面目表情生动，好像正高唱着家乡的民歌。

有两件童装俑，他们的身份也是马卒，身体矫健，精神抖擞，动态灵活，充满着青年人特有的生气。

还有一个卷发仆童俑，是一位身着少数民族短外衣的球童，右臂间挟着个皮球，他的形象和神态都非常生动。

陕西博物馆藏有三件髯须胡人俑、一件卷发的胡俑头像。其中有一件深目高鼻髯须，属于阿拉伯类型的典型人物，有一件头戴毛线风帽，又目熠熠有神，带着某种惊喜之情；另一件幞头髯须，肌肉夸张，神情毕现；还有一件无须卷发，瞪目作态，富有个性。

以上这几件男俑，人物刻画得细致真实、惟妙惟肖，从中可以领略唐代塑工们高超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

唐代的侍役男俑，有侍从和执役两种。因为侍从的身份高于执役，所以他们的服饰装扮和神态表情也不同。

至目前，唐代劳动俑极少，只有1975年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有一组从事箕粮、磨面到烙饼等工作的女劳动俑；在山东济南附近唐墓中，也出土了一件手提水壶背负包袋的髯须老人俑，从毡帽毡靴和翻领短袍等装扮上看，他是一位来自阿拉伯的商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与西亚各国的经济交往。侍从俑一般是用泥塑的，很少用石雕，在西安的一座唐墓中曾出土两件用白大理石雕成的侍从俑，他们满带着弓箭佩刀提袋等出猎工具，显然是为服侍主人外出打猎而准备的。雕技精湛，似可看到头发的细丝和感受到皮靴柔软的质感，充分显示了艺匠高超的写实技巧，不愧为唐代雕塑艺术的杰作。4。乐舞俳优俑在我国古代，乐舞的种类很多，大的类别可分为"雅乐"和"杂乐"两类，前者用于郊庙大典，后者则用于宴会享乐。雅乐和杂乐中细目繁多，各项的舞姿、所配音乐和乐器均不同。乐舞者多数为婀娜多姿的女性。乐舞俑正是根据乐舞者的形象制作而成的。50年代在河南洛阳出土的乐舞俑特别多，遗憾的是大多数早已流失海外。

在河南洛阳唐墓出土的3　件乐舞俑，都是唐代乐舞俑中较为优异的作品。这些乐舞俑装扮不一，神态优美动人。

俳优俑和乐舞俑一样，是供死者赏乐的。所谓"俳赏"，就是在歌舞之外兼长于戏谑性的说唱表演，也称为优伶或俳优。早在秦汉时代，就有所谓俳优百戏，到了唐代流行一种"参军戏"，由"参军"和"苍鹘"两个角色作各种滑稽的对话表演。这种俳优式的随葬俑像，在唐代墓葬俑人中很多，而且多为男性。如陕西长安唐京城附近唐墓出土的歌舞俑中，有一组俳优俑群，其中那件手舞足蹈的歌唱者，刻画得惟妙惟肖，似有动人的歌声送入耳鼓。

唐代的俳优俑，也有身着异国服饰或胡服的，这些俳优俑往往动作明快热烈，表情丰富动人。此外，还有不少属于乐舞俑、俳优俑的杰作，如三彩"驼乐俑"和怀抱琵琶的伎乐俑，都达到了惟妙惟肖的艺术高度。

5。骑卫仪仗俑唐代封建贵族，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日常生活中不仅有很多奴仆侍从和舞乐说唱的供奉，在出外游猎时，还有更多的侍卫仪仗护从。在《新唐书·仪卫志》中，对于帝王宫廷贵族等出外仪卫阵容人数等都有规定。现出土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叔父李寿墓中，其墓室甬道左右壁彩画有盛大的行骑卫仪仗队。这类骑卫仪仗，在许多出土的唐墓都常有出现，仪仗队里不仅有卫士，也有侍女的队伍。因为唐代妇女也多喜骑马，宫廷中为护从女主人骑马的女侍卫也很多。如在永泰公主墓中出土的870　多件俑人中，男骑士俑有220　多件，女骑士俑有70　多件。在懿德太子墓中出土的随葬俑900　多件，其中以三彩武士骑俑、贴金铠甲男骑俑、帷帽男骑俑、幞头男骑俑、小冠男骑俑等骑卫仪仗俑占多数。

在永泰公主墓出土的男女骑卫中，多数为画彩陶俑。如其中有一女骑俑，头戴一顶当时唐俑中极少见的宽檐便帽，身着敞领短襦，下着长裙，仪态安详，控缰缓行，整个造型极优美生动。另一男骑俑，姿势动态也很真实。在同墓出土的出猎仪仗俑中，有一骑士身后带有猎狗，机警地坐于马的后背上。永泰公主墓出土的男女骑卫仪仗俑，人物姿态各异，有的携带着鹰犬以伴从出猎，有的吹奏着号角以壮声威，有的仰视天空以搜寻飞雁猎物，表现了唐代塑工们在俑塑方面的卓越成就。

6。动物俑隋唐的动物俑是很多的，常见的有鸡、狗、猪、羊、牛、豕、马、骆驼等，可以说诸类俱全。其中尤以唐墓出土的马俑和骆驼俑最为绝妙。

在人们的意识中，马是勇武的象征。早在秦代就有以骑兵代替车战、秦穆公使伯乐相千里马、秦始皇陵的骑兵队伍出现。并且很早以前马俑和鞍马俑就作为随葬品。到唐代，马和鞍马就更多了，马匹是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加上统治阶级大量养马，尤其喜欢养西域名马，所以唐代的养马和爱马远胜于汉代。唐太宗李世民爱马，因而有了昭陵六骏这样具有历史价值的纪念性雕刻。唐玄宗李隆基爱马，"御厩"中常常名马万匹，画马的大画家也应运而生，曹霸、韩幹便是。就连一般的贵族，也都争相以养名马好马为荣。因此，唐墓中随葬的马俑和鞍马俑很多。

马受到重视，出现了画马名家，马的雕刻艺术也大大提高。秦汉墓莽中那四平八稳、站立姿势呆板的造型，到唐代时已变为四腿着地，静中有动的骠悍形象。

西安唐墓出土了三件质地不同的鞍马。其中有一匹三彩釉马，昂首屹立，正在嘶鸣，神态英武逼真；有一匹单纯黄釉马，俯首后退，显出难以制驭的倔强性格；另一匹是陶质彩绘马，仰首向天，表现为雄性马常见的嘶鸣求偶的特殊姿态。这三匹马膘肥体壮，富有活力，象征着唐帝国国力的强大。另外还有一件出自西安的唐三彩奔骑俑，曾载于1980年《人民画报》上，马作四腿平扑的疾奔姿势，其奔势比武威出土的东汉青铜奔马更为快速，神态机警矫健，全身肌肉富有变化，颈项鬃毛和鞍上花毡随风飘动，产生柔软的质感。马的全身施以绛黄色釉，少数局部间以黄彩，而乘坐在马上的双髻童子和坐氈则涂为蓝绿色或蓝、绿、黄相间的和谐釉彩，形与色的完美交织使这一骑俑的整体呈现出光华灿烂之美，堪称希世珍奇的骑马俑，是雕塑匠师们智慧的结晶。

骆驼与马一样，也可作为交通运输工具，在唐墓出土了很多骆驼俑。

唐代的骆驼俑制作水平很高，无论是对真实形象的刻画，还是对性能和动态的表现，都是惟妙惟肖的。如胡人骑骆驼的形象，有的翘首望前，向漫无边际的沙漠前进；有的昂首长鸣，正待站立，前脚还在跑着，后脚先起，尾巴翘转，完全从生活体验中得来。甚至在骆驼前胸项下以及前腿上的披毛极其精细而真实地雕了出来，对此，我们不能不惊叹古代塑工们的艺术才能。（四）装饰雕塑艺术1。桥、塔的装饰雕刻隋唐两代的宫殿建筑和碑石墓志及其他工艺雕刻的空前发展，促进了装饰雕塑艺术的发展。

隋唐帝王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建筑装饰、雕刻、绘画样样备极。但隋唐时代的宫殿建筑物早已毁失了。隋唐的佛塔和桥梁建筑至今尚有少数存在，我们可以从中了解隋唐时代的装饰雕塑艺术的发展情况。

安济桥，是隋代一位民间石工李春一手设计建造起来的。这座桥全部用石料建筑而成，桥拱跨度很大，所有的桥栏板都雕刻有装饰物。其中有一栏板，雕刻着蛟龙穿岩的形象，从龙的题材看，显然是承袭商、周有铜器上的夔龙加以演化而来的，现在把它雕成穿岩的栏板装饰，应是寓有龙能激水之意。从其造型看，神龙形态矫健，极富装饰效果。雕法洗练，刀锋犀利，是一件艺术性很强的石雕作品。安济桥上的石栏和栏板的装饰雕刻，除蛟龙以外还有其他的动物和植物纹样，均精细生动，充分体现了隋代民间雕刻匠工的创造才能。

西安大雁塔，是初唐时代的佛教建筑，为唐玄奘译经之所。其塔门形制，是在塔的下层四门上端，横以半圆形门楣石，门框也是用石条建成。所有门框、门楣，满饰阴线刻出的佛菩萨天王像。在大雁塔的南门和西门门楣上，刻有佛说法图，特别是西门楣，连佛殿也一齐刻了出来。南门楣所刻说法图，场面宏大，除中央坐佛和众多的胁侍以外，还刻出了两身供养菩萨，很惹人注目。这一说法图线条坚劲流动，人物造型完美，在唐代线刻人物中可称为上乘之作。大雁塔门框上，刻出各种形神不一的护法神王，其题材和形式与一般石窟中的同类雕塑制作很相似，只是这里是接近于绘画形成的线刻，刻线特别劲健有力，与南门楣上的线刻佛、菩萨同样，都表现了中国古代绘画中所谓"铁线描"的造型特点。在现今能见到的唐代线刻艺术作品中，大雁塔的线刻佛菩萨天王像可谓难得的珍品，是研究唐代雕塑艺术的珍贵资料。2。碑石、墓志的装饰雕刻碑石、墓志的装饰雕刻艺术是从东汉时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到隋、唐时代更为流行，特别是唐代，已达到瑰丽绚烂的阶段。

就碑的装饰雕刻来说，在碑头、碑身、碑座各部分所刻的花纹图案都不相同。

唐代碑头的雕刻，结构复杂。一般是由八条蟠龙相互缠绕，龙头低垂于碑头两侧，身躯绕于碑顶，形成半圆形。在碑的正面中心，即龙身纠结处，刻出备为题名的碑额。碑头雕刻，除蟠龙形式以外，当然也有很多特殊的样式。

唐代碑石装饰之丰富，更多的体现在碑身和碑座两个部分。碑身两侧刻有唐代纹饰中常见的缠枝海石榴或西番莲，在曲折的枝叶间，衬托着菩萨、狮子、凤鸟、鸳鸯以及佛教神话中的迦陵鸟。碑座的装饰与碑侧的花纹相适应，一般多在碑座两侧刻狮子蔓草，并且大多用流动的阴线刻前肢起立、腾跃怒吼的雄狮子。但也有特例，把狮子改为瑞兽。西安碑林所藏唐碑的《集王羲之圣教序》、《大智禅师功德碑》、《石台孝经》、《隆禅法师碑》，其碑头、碑身、碑座可称为唐碑中有代表性的作品，表现出唐代特有的艺术造型和风格。

隋唐的墓志装饰雕刻，主要沿袭北朝墓志风格并有所发展。隋代和唐代的墓志装饰，在周边雕刻的图案纹饰、题材和结构上有所不同。隋代是南北朝到唐代的过渡期，纹饰简洁疏朗，题材仍是北朝纹饰中最多见的忍冬草，枝叶劲壮，显示出启发未来的形象特征。而唐代由于时代的发展，一切文化艺术都表现为绚丽精美，纹饰已不是忍冬草，而是唐代最常见的宝相花和缠枝西番莲，并在花叶中配以奔腾的狮子和瑞兽，灿烂飞动，富有生气。

3。石椁、石棺的线刻艺术唐代石椁出土较多。著称于世的有永泰公主、章怀太子、懿德太子和唐高祖李渊的族弟李寿、侍臣郑仁泰以及唐中宗的皇后韦氏族弟韦泂和韦顼墓椁。其中又以永泰公主和韦泂、韦顼墓椁最有代表性。

永泰公主墓椁很高大，椁壁由10　块厚石板和10　根石倚柱构成，每块石板内外两面都用细线刻出宫女侍从人物，装扮和动态各不相同。多数人们正在花园里款步。在人物背景空间刻上飞鸣的禽鸟和奇花异卉作为衬托，墓椁生活气息浓郁。如其中有一石，上刻一身着紧身敞领罗襦、下系曳地长裙的宫女，双手正撩起纱巾披到肩上。不仅神态婀娜娇美、宛如一幅美好的唐代仕女画，而且将唐宫女的服饰和纱巾的披绕方式都清楚地显示出来，也有助于唐代服饰的研究。画面上还有一对鸾鸟飞鸣空际，与盛开在宫女足边的香花上下映照。再加上周边满布繁丽的宝相花边框，更加衬托出这幅人物画的华丽超众。另一石板上刻有二个正在花间谈话的宫女，雕刻精细，从发式上就可以看出她们不同的身份和年龄。少女手捧果盘，妇人似有所吩咐，彼此间的神态，刻画得生动而亲切，空间背景也是飞鸟琼花，景色幽丽。从人物脚边刻出的山石景色，也可看出她们是在皇家的御花园中游乐。

在唐代的石椁线刻艺术中，较突出的还有韦泂和韦顼夫妇合葬的石椁。

韦泂石椁线条圆劲有力，韦顼石椁线刻所用的则是游丝般的细线，这是因为韦泂的仆从多为男性，而石椁所表现的是宫廷妇女的形态神情。从刻线的艺术性来说，这两椁已发挥了唐代线刻人物的优点。

在已出土的隋代墓葬中，虽未见有如唐代那样的石椁，但石椁却并不少见。如西安出土的李静训墓，墓椁仅为岩石板镶成，雕刻工程则集中在石椁内的石棺上，装饰雕刻的内容丰富多彩，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石棺上的雕饰，独出心裁，外形雕制为一座三开间的殿宇，棺盖雕为歇山式的大屋顶，前壁殿门左右，线刻守门侍女，两侧间刻为青龙白虎，其他楹柱殿壁，满刻缠枝花鸟。虽系线刻，但隐约中仍可看出平雕剔地的手法，用这样精雕细琢的石棺入葬，随葬的金玉珍奇，可想而知。如其中的一串镶有红宝石的金项链，就是精工镂雕的艺术珍品。

除永泰公主墓椁和李静训墓棺外，还有一些墓椁、墓棺的线刻很精绝，在墓门上也刻有与墓椁、墓棺同样的线刻人物，并间以边饰花纹。这些线刻同为隋唐装饰雕刻艺术的珍贵遗产。

4。印章雕刻艺术隋唐五代的工艺小品雕刻丰富多彩。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的需要，隋唐时期在发展小型金铜铸像、铜镜、金银器皿雕镂的同时，属于日常生活用品的雕刻欣赏小品，如砚石、墨架、书镇、印章及其他的手杖把、麈尾柄、剑鞘、佩玉等等，也无不雕镂精巧，高出前代。

印章雕刻，其实就是碑石雕刻的一种，也是一种"线的艺术"，只不过体积缩小了。这种线的艺术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孤立的一字的好坏，而且要做到字与字疏密相间、配合得宜，共同组成为一幅整体的图案。

隋唐时代的印章应用广泛，由于纸张的发明与普及，隋唐时代的印章渐渐由封泥形式进而发展为蘸印泥钤盖在纸上。作为封泥使用的印章，尺寸不宜大，捺在软泥上，白文印显得醒目。而用印泥钤盖在纸上时，尺寸可自由放大到五、六厘米，朱文印的效果必然清晰。

印章放大后，要求有效地在空间中填得停匀齐整，所以隋唐的官印，其文字大多采用盘曲折叠的九叠文。这种九叠文基本以小篆为形体，将某些笔画反复折叠，达到布局上的平满匀称，甚至个别笔画有叠之十叠以上的。这种创作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隋唐时代印章制作者的审美趣味。

在遗留下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隋官印有"广纳官印"、"观阳界印"；唐官印有"鸡林道经略史之印"、"蒲类州之印"、"淳化县之印"、"归顺州印"，"中书省之印"、"尚书兵部之印"等。从印文字句上看，似乎隋官印多不加"之"字，而在唐官印中很多出现"之印"字样。

"中书省之印"，是传世极少的唐代官印之一。"中书"二字一简一繁，占一行，"中"字一竖下端屈曲与"之"字相呼应，"省、之、印"三字另占一行，并压缩"印"字，全印统一在圆形的基调中，所以，"书"字"曰"部也作圆形。印中文字均与上下连接，互相呼应，给人以匀称和谐之美。如"尚书兵部之印"，这是一方没有钮的唐代瓦质印章，是一方殉葬用的明器。此印六字分列成行，每字的横线条都带波形，虽然部分边线和文字残损，但全印仍给人一种典雅秀丽的印象。

四、隋唐五代的书法艺术中国书法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不仅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而且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它是中国的国粹，它是东方艺术中时间最悠久、空间最辽阔、内涵最丰富、影响最深远的一种艺术，它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它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中国书法艺术肇始于汉字产生阶段。历经史前书法艺术的"刻画符号"

阶段、仰韶文化晚期的"陶文"阶段，至开天辟地的盘古氏，在"三皇"、"五帝"的古史中，已经有了"伏羲画卦说"、"神农结绳说"、"仓颉造字说"，于是有了书法艺术史混沌初开的第一页。伴随人类文明的进程，书法艺术渡过了朦胧期，进入到蓬勃发展涨落有序的生长期。这个时期，从夏商周，经过春秋战国，再到秦汉王朝，共计2500年的历史期间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简帛朱墨手迹接踵出现。以后的篆体、隶体、草体、楷体等书体在数百种杂体的筛选淘汰过程中定型完备，书法艺术开始了有序的发展。

当中国书法艺术告别混沌期，走过有序期，正式跨入繁荣昌盛阶段，已是东汉时代了。东汉打开了书法艺术繁荣的大门，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为繁荣的第一阶段。此期之书法度高韵胜，在整个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500多年历史中交相辉映，蔚为壮观。

接着，中国书法艺术从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度高韵胜，走入第二个繁荣阶段，这就是隋唐五代的求规隆法时期。从"尚韵"到"尚法"，这是书法艺术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中国书法艺术的"法"也就是从唐代书法艺术尚法开始制定的。"法"不是单纯的字法、章法，法生于韵，法长于韵，法是神采与形质的高度统一，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唐代以无懈可击的法度，把书法艺术推向高峰，形成了豪华壮丽、雄浑奔放、规整博大的艺术特色。明代项穆的《书法雅言》说得好："大要开卷之初，犹高人君子之远来，遥而望之，标格威仪，清秀端伟，飘摇若神仙，魁梧如尊贵矣。及其入门，近而察之，气体充和，容止雍穆，厚德如虑愚，威重如山岳矣。适其在席，器宇恢乎有空，辞气溢然倾听，挫之不怒，惕之不惊，诱之不移，陵之不屈，道气德辉，蔼然服众，令人鄙吝自消矣。"这段文字形象地描述出唐代的书法之美，远看"魁梧如尊贵"，近看"威重如山岳"，细看"道气德辉，蔼然服众"。唐代书法的这种风格，正是"唐人尚法"所带来的。唐人之"法"是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壮丽之法，这充分体现在楷书、草书、行书、篆书和隶书之中，无论哪一种书体都能体现出盛唐的气象。

中国书法艺术发展至唐代，呈现出鼎盛的局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强盛统一的社会政治经济作为强大后盾。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灭亡的教训，知人善用，同时又制定了一套巩固统治的制度，形成唐代建国初二十年"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盛况空前的"贞观之治"。此后，从武则天的"僭于上而治于下"到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之治"，呈现出一派超越两汉的兴盛气象，奠定了唐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坚实基础。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封建时代是空前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在这个基础上，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对唐代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势强大，诗人杜甫在《忆昔》一诗中也作过这样的描写："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宝。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唐代书法的繁盛，正是根植于发达的大唐文化之中，"书体之美，魏晋以后，始以为名矣；唐以后，始以为学矣。"（龚自珍《说刻石》）与中国诗的历程几乎一致，中国书法在魏晋六朝开始走向审美自觉，而在唐代则达到无可再现的高峰。

另一个原因是唐代帝王极力重视、推崇书法。唐代自太宗李世民以下高宗、睿宗、玄宗、肃宗、宣宗以及窦后、武后和诸王都好书法。统治者对书法艺术的重视和亲身实践，使书法与诗一样，成为唐代最为普及的艺术。周以书为教，汉以书取士，晋置书学博士，唐则全面采取了这些措施。唐代在铨选人才时，有四项考察标准，一曰身，二曰言，三曰书，四曰判。对书的要求，必须是"楷法遒美"。与此同时，朝廷又开创性地在最高学府中设立书学，形成书学与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和算学比肩并立的格局。于是，唐代的书法艺术自然走向繁盛。诚如《书法艺术》（中国书法杂志社编）所说："有唐一代书法，真草篆隶行，百花齐放，争奇斗妍；欧、虞、褚、薛、李、孙、颜、柳，颠张狂素，群星熠熠，组成了中国书法上空前绝后，最为辉煌的图卷。"

唐文化的高度发达及文化的对外辐射，不仅使我国书法艺术得以迅速发展，而且把中国书法艺术推向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书法传到东瀛后，经过彼邦人士世世代代耕耘，形成了与"茶道"、"花道"三足鼎立的"书道"，如今足与中国书法相颉颃、相媲美。

但是，到了唐末，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政治腐败至极。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给李唐王朝以最后的毁灭性的打击。公元907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由此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合称五代，又有前蜀、吴、楚、闵、南唐、荆南、后蜀、南汉、吴越、北汉十国。这种分裂混乱的局面持续了54年，其间兵戈叠起。广大知识分子面对无可奈何的现实，多采取逃遁退避的态度，因此，在艺术情趣上转向于对人的心境、意趣的表现。于是，在文学上产生了以李后主为代表的五代词，在书法上杨凝式承唐末之余绪成为这一时期的砥柱中流，但终因兵荒马乱，五代书法在总体上呈凋落衰败的趋势。

隋唐五代书法艺术经历了一个发展、兴盛而至衰落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把隋唐五代书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隋至初唐阶段。隋朝的时间是短暂的，但隋代书法之书风与初唐相一致，所以，隋代是书法史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初唐在书法上是一个继承与立法的阶段。以初唐四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为代表的书家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倡导下，他们努力继承优秀传统，并不断更新审美观念，创立新的楷书规范。他们的楷书一变六朝遗法而臻于极致。虞世南的书法外柔内刚，气宇轩昂；欧阳询的书法险劲峭拔，淬砺猛锐；褚遂良的书法豪劲清润，温雅舒展；薛稷的书法瘦劲疏朗，志驱千里。他们都表现出南方书风之流美飞扬与北碑之凝重严谨相交融的特点，达到了刚柔相济的美的境界。同时，他们的楷书又代表着"重间架"的初唐书法主流。二是盛唐中唐阶段。如果说初唐书法是以继承为主的话，那么，盛唐中唐书法就更有新意了。盛唐中唐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有时代精神、有强烈个性特征的书法家，他们是张旭、贺知章、颜真卿、怀素、李白、梁升卿、苏灵芝、蔡有邻、史惟则、李潮、韩择木、李隆基、张从申、尹元凯、李阳冰、魏栖悟、徐浩、沈传师等，特别是张旭、颜真卿、怀素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被公认为划时代的书法革新大家；与此相应，产生了一大批博大雄奇的书法作品，无论是楷书、行书、隶书、草书、篆书都有无愧于时代的杰作。三是晚唐五代阶段。书法由盛极而趋于衰落。柳公权是晚唐大家，他师承颜真卿，独出新意，创造出清劲峻拔的柳体，进一步丰富了唐楷之法，但已经失去盛唐中唐那种豪迈壮丽之美了。到了五代，杨凝式师法欧、颜，上溯二王，书以行、草称，似是唐书"尚法"的回光折射，又开宋书"尚意"之先河。隋唐五代书法就是这样辉煌地走过了400年发展历程。

（一）楷　书楷书即真书、正书。

楷书萌芽于汉末，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唐代。魏代钟繇"师资德计、驰骛曹、蔡"（《书旨述》），"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秦汉以来，一人而已。"①从流传至今的书法遗迹来说，钟繇的楷书确实最早，《宣和书谱》称他的《贺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是非常准确的。钟繇是楷书之祖，但他的楷书还是楷隶，只有到了东晋王羲之和王献之在《乐毅论》和《洛神赋》中，楷法方进一步得到体现，此后，广为流传。但二王的楷书自然秀逸，缺乏豪迈雄强之骨力。到了南北朝，北方"胡"族先后进入内地、纷纷建立政权，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以及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质，使这些民族形成一个"胡"文化共同体，与中原的"汉"文化发生持久而激烈的冲突，从而在书法上促使楷书掀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无论是造像题记，还是摩崖墓志，都在楷体上下功夫。魏体楷书以雄健为主调，由于多系民间无名书家所作，其结体多样而无定式，但充满活力，故魏楷以特有的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隋唐是大一统的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实行大一统，书法自然也不例外，于是楷书的发展出现了第二个高潮，也就是尚法的高潮。此期，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盛唐颜真卿、晚唐柳公权的楷法登峰造极，是后代难以逾越的高峰。欧、虞、褚、薛、颜、柳合称唐楷六大家，是我们探讨隋唐五代楷书艺术的主要对象。

当我们叙述唐楷书家时，有必要先谈谈隋代楷书。隋代虽短暂，但隋代楷书却是尚法的过渡阶段。对于隋碑的楷书风格，沙孟海先生从字体结构上作了分类，为以下四种：第一，平正淳和美。这一风格继承二王书风，以丁道护为代表。《书林藻鉴》评曰："隋以丁道护所得之法为最多。蔡襄谓其兼后魏之遗。赵孟坚谓其有右军一榻直下之妙。则由内承周齐之绪，外沐梁陈之风，淳朴未散，纤丽相乘，固时会有以成之耳。"丁道护的代表作是《启法寺碑》。丁道护平正和美之书风，下启虞世南和殷令名。

第二，峻严方饬美。这一风格是从北魏的造像、摩崖、墓志中兑变来的，以《董美人墓志》、《苏慈墓志》为代表。《董美人墓志》端庄妍美、峻严挺拔、骨秀而不瘦、肌丰而不肥的风格，下启欧阳询和欧阳通。

第三，浑厚圆劲美。这风格由北齐《泰山金刚经》、《文殊经碑》等碑变化而来，以《曹植庙碑》、《章仇禹生造像》为代表。《曹植庙碑》笔法圆浑、筋强骨胜、庄和稳重，对唐颜真卿影响很大。

第四，秀朗细挺美。这书风也从北齐书风变化而来，运笔细挺，自成另一境界，以《龙藏寺碑》为代表。《龙藏寺碑》纯净雅健、秀韵芳情之美，开启了初唐褚遂良、薛稷之书风。

根据上面这四种风格，我们可以断定唐楷的形成，正是在隋碑艺术这片沃土上孕育出来的。

1。欧阳询及其书作欧阳询（公元557-641年）字信本，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自幼

①　宋朱长文《书断》。

聪颖过人，博贯经史，曾为太子率更令，世称欧阳率更。欧阳询为书法吏上第一大楷书家。

欧阳询书学王羲之楷书，兼攻隋碑，用笔法度森严自成一家风骨。其书自名为"欧体"，与颜（真卿）体、柳（公权）体、赵（孟頫\）体并驾齐驱。宋代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评其书云："杰出当世，显名唐初，尺牍所传，人以为法，虽戎狄亦慕其声。。。其正书，纤浓得体，刚劲不挠，有正人执法，而执廷争之风；至其点画工妙，意态精密，无以尚也。"欧阳询以楷书为最，代表作有《皇甫誔碑》、《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九成宫醴泉铭》、《温彦博碑》、《小楷千字文》等。其他书作也颇多，隶书有《房彦谦碑》，行书有《史事帖》、《卜商帖》、《张翰帖》、《梦尊帖》等。除了传世书迹之外，欧阳询一生辛勤翰墨，呕心沥血，总结出书法创作经验，有《三十六法》、《八诀》、《传授诀》、《用笔论》等书论精粹留给后世。

《化度寺碑》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化度寺邕禅师圆寂，修建舍利塔，此为铭文，散骑常侍李百药撰，欧阳询书丹，正书，35　行，每行33　字。原碑不存。清光绪末年（1896年），在敦煌石室发现了此碑唐拓剪裱残本6　页。首页被法国人伯希和得去，现藏法国巴黎博物馆，其余5　页被英国人斯坦因携去，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化度寺碑》为欧阳询75　岁时的碑书作品，风格老而弥精，既有北方书风的艺术意象，点画工妙，意态自然；又有神清骨秀的南方书风的痕迹。可见，此时他已将南北两派书法艺术的精妙特长，成功地熔铸为一炉，独创一体。如果将此碑与魏碑楷书相比，他已将楷书用笔的方法极端地提纯净化了，寓个人情感于笔墨之中，所以在下笔、收笔、挑出或转折等处，全都小心收敛，含蓄蕴藉，给人造成一种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本该有的泼墨淋漓状的印象。这也正是"欧体"书艺流派的审美特征之所在。《化度寺碑》将雄健刚直的骨力与典雅丽泽的丰神，衡剂而成一体，结字稳健凝重，为初唐书法所少见，历代书家对此碑的评价颇高，南宋姜夔甚至将其列为神品。的确，《化度寺碑》是欧阳询人书俱老的得意之作。

继《化度寺碑》之后，隔年欧阳询又创作了《九成宫醴泉铭》。

《九成宫醴泉铭》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刻，魏徵撰文。正书，24　行，每行49　字，碑高2.5　米，宽1.2　米，今在陕西省麟游县天台山。最精良的历代拓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

《九成宫醴泉铭》影响很大，有两个原因：一是此碑有特殊的历史因素，一是此碑的艺术价值很高。据传，太宗于贞观六年夏天避暑于天台山九成宫，一时感到水源不足，以手杖戳地，希望在此能得到水泉，随命工匠凿地成泉，其水味甘醇，太宗大悦，即命其名曰"醴泉"。唐秘书监魏徵奉旨作铭，欧阳询奉旨写此铭，而刻石于九成宫内，永留纪念。书写此碑时欧阳询已76岁高龄了，但因是应诏而作，书写时恭谨严肃，一笔不苟，故用笔、结构高华深穆，气象万千，字围较大，字体方正，丰厚挺拔，有晋人风韵，并开唐人楷风。间架开张，能敛能伸，能擒能纵，无施不可。转笔处一提一按，随势抽锋，写得似方非方，似圆非圆，有右军《黄庭经》、《乐毅论》遗意。请看他碑中的字，如"充"，点画多变化，顶点为竖点；"昆"之"比"左右参差，"可"之"口"与横端相并，"凿"

与"井"笔画相差悬殊，却气势调和。纵观此帖，端庄严整而不呆板，紧密刚劲而不局促，于平稳中见险绝。此碑历来为学术者所重，如陈继儒评曰："此帖如深山主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能令王公屈膝，非他刻可方驾也。"《石墨镌华》则誉此碑为正书第一。

《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楷书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他晚年奉旨而苦心经营的得意之作，他的书名和他在初唐楷书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正是由此碑而树立起来的。如果把《九成宫醴泉铭》与《化度寺碑》加以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欧书的字形大体上"易方为长"，造成一种恰似"黄金分割比例"般的态式，并且采用移位、借篆、借行、借草、换型等方法，而使字形结构变古意为新意。在章法布势上，此碑结字大小扁方、浑然一章，如潘伯鹰在《中国书法简论》中指出，欧阳询常把大字写得更大，小字写得更小，字形长的写得特长，字形扁的写得特扁。这种艺术夸张充分体现了一个大艺术家应有的胆略和气魄。对此，清代翁方纲在他的《复初斋文集》中作了准确而具体的评价："率更正书《九成宫》、《皇甫》、《虞恭》皆前半毅力，入后渐为轻敛，虽以《化度》淳古无上之品，亦后半敛于前半，此其自成笔格，终身如一者也。惟《醴泉铭》前半遒劲，后半宽和，与诸碑之前舒后敛者不同。岂以奉敕之书为表瑞而作，抑以字势稍大，故不归敛，而归于舒欤？要之合其结体，权其章法，是率更平生特出匠意之构，千门万户，规矩方圆之至者矣。斯所以范围诸家，程式百代也。"《九成宫醴泉铭》正是欧阳询"范围诸家，程式百代"的奥秘所在，也是楷书法则定型前期的里程碑。

2。虞世南及其书作虞世南（公元558-638年），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官至秘书监，贞观七年（公元633年）赐封永兴公，世称虞永兴。虞世南为初唐四大楷书家之一。

虞世南曾跟智永禅师学过笔法，后人说他得了山阴真传。他继承王羲之的书法传统，又吸取了北碑之长，融南北书风为一炉，而创造出自成一家的面貌。故在唐初楷书家中，与欧阳询各领风骚，欧主峻整，虞主潇洒。由于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二王"书法，所以虞世南深受太宗青睐，其书名亦由此大噪。虞世南书法用笔圆润，坚挺遒劲而不露锋芒，外柔内刚，平正安详，自然沉重，法度森严，而又潇散洒落。这与中华民族的中和虚静美学传统极能相容，后代的褚遂良、陆柬之、蔡襄、赵孟頫\、祝允明、董其昌、乾隆帝等，都是虞世南书法的崇拜者。后代书论评他这种不外耀锋芒而内涵筋骨的书风为"君子藏器"，有"内含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之誉。

《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69　岁时写的，这时他的书法已进入完全成熟的阶段。此碑用笔骨力遒劲，俊朗圆润，笔势轻盈秀丽，结体安排巧妙，表现了一种外秀内刚的力感，在运笔上，藏锋、露锋、筑锋、侧锋、中锋根据需要而用，使笔下的字，平正中见姿荣，秀媚里有遒健，圆腴而包含神气，飘逸而不失劲力。如精美的"戈"法就突出表现了主笔的风格个性特征，"则"之"刂"又是书家的传神之笔。综观该碑，点画无一不精思殚志，风神浮动，一波三折，转折顿挫，力达锋端。明代董其昌说："虞永兴书，尝自谓于道字有悟，盖于发笔处出锋如抽刀断水，正与颜太师锥画沙屋漏痕同趣。"从结构上看，《孔子庙堂碑》表现的是典型的南派书法艺术的特点，横平坚直，左紧右舒，右肩略微抬起，字形稍狭长，独具灵巧、潇洒的风姿。向右伸展的"戈法"、"波捺"、"浮鹅笔"都有扩张之势，使得字形更为飞逸，气韵生动。在章法上，此碑"字距玉筋"。

虞世南身为唐初谏臣，敢于直言不讳，活到81　岁才去世。唐太宗评价他是"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并称他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虞世南是一代大书法家，而唐太宗对他的评价却把书法放在第五位，这是因为书法美是人格美的体现。

虞世南的书法具有极高的艺术境界。其代表作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此外，还有其他墨迹传世，有《破邪论序》、《千人斋疏》、《道场碑》、《千文》、《心经》等。

《孔子庙堂碑》记述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封孔子后裔，并修葺孔庙之事。碑刻立于贞观初年，虞世南撰文并书丹。石立后"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不久碑石就被毁坏。武后时又命丞相王旦重刻，正书，35　行，每行64　字，后又毁。原拓本在宋时已不多见，故黄庭坚说："孔庙与行距都较大，显得宽舒明丽，风畅日和。《孔子庙堂碑》正是这样，一反过去以技巧为本位的作法，而把重点放在那伟大而沉静的精神传达上，透过那肥瘦适中、刚柔相济而又极其纯净的线条，以及那端正静穆而又宽疏的结体，表现出虞书那阳刚美与阴柔美巧妙结合为一体的"中正冲和"的最高境界。

《破邪论序》为虞世南晚年撰序并书，是一帧著名的小楷作品。其通篇用笔内捩柔和，转折处不藏棱角，故绝无剑拔弩张之态，笔势圆润，气息充盈。这种饱满的精神贯穿于此碑那错综得体的布白中。全篇虚白疏朗，经营从容，行距虽宽，却不松散。每行虽字数相等，但有竖列而无横行，真是匠心独运，虚实合度，相映成趣。明代王世贞曾云："世南书迹本自希，而楷法尤不易得，小者唯《破邪论序》，稍大者《孔子庙堂碑》而已。"他对《破邪论序》书作推崇备至，评为"几夺天巧"，但确实不为过。此碑在笔法的运用与布白的调度上可谓恰到好处，变化无穷。如果拿此碑与《孔子庙堂碑》相比，《庙堂碑》为大楷，《破邪论序》为小楷，各有特点，但二者均代表虞书宗法二王而又另辟蹊径的最高水平。后代也有人评价虞书继承多于创造，甚至大作文章，贬低虞书的地位和价值。殊不知"任何艺术家都师法其他艺术家的风格，采用其他艺术家用过的素材，像其他人已经处理过的方式那样处理它们。"①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都是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书法家之间的"合作"成果。虞世南毕竟还是虞世南，他创造出于凝重严肃之中含流美飞扬韵味的"虞体"书法。

3。褚遂良及其书作褚遂良（公元596-659年），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虞世南的学生，虞世南死后，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徵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可论书。"魏徵立即向他推荐："褚遂良笔下遒劲，甚得王逸少体。"从此，褚遂良深受太宗赏识，先后任吏部尚书、左仆射、知政事，官居极品。封河南县公，世称褚河南。后来因他反对立武则天为后，激怒了高宗、武后，迭遭贬谪，显庆三年死于荒远的爱州，死时63　岁。

褚遂良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但他的书法艺术生命却永驻。他学习书法，早年从北方书体入手，很明显地受到《龙藏寺碑》、《朱君山墓志》、《贺若谊碑》等的影响。从他早期作品《伊阙佛龛碑》中，可以看出他对北方书风恋恋不舍。23　岁时他由隋入唐，此时虞、欧都已年逾花甲，成为声名显赫的大书法家，他拜虞世南为师，专心寻找虞帖中的艺术细微处，兼学欧阳询

①　德国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　页。书法艺术之特长，由此上溯到二王，获得书法艺术的真谛，熔碑学与帖学于一炉，汇南北书风于一体，继欧阳询、虞世南之后，褚遂良树起了唐楷尚法的鲜明旗帜。后人对褚遂良高深的书法造诣无不叹服，称其书或"疏瘦劲炼，细骨丰肌"；或"清远萧散，丰艳流畅"；或"字里金生，行里玉润"；或"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初唐以后学褚字风靡一世。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大小唐碑，几乎大半源出于褚字，故刘熙载赞他"为唐之广大教化主"。晚年他更加刻苦地研究钟繇和王羲之的楷书，使其书风更具风神温润，更显古雅绝俗。宋代朱长文的《续书断》评曰："其书多法，或敬钟公之体，而古雅绝俗；或师逸少之法，而瘦硬在余。至于章草之婉美华丽，皆妙品之尤者也。"米芾在《海岳名言》中则认为其书："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别有一种骄色。"在四家争雄的初唐书坛，"褚体"确实是书苑中的一朵奇葩。

褚遂良一生勤于翰墨，传世书迹甚多，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倪宽赞》、《阴符经》、《度人经》、《西升经》、《千字文》、《褚遂良摹兰亭序》、《文皇衰册》、《枯树赋》、《黄庭经》等。其中以《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阴符经》为代表作。

《孟法师碑》全称《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楷书，褚遂良书于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碑文为岑文本所撰。此碑现有清李宗翰旧藏剪裱唐拓孤本传世，共20　页，每页4　行，计776　字，藏于日本，国内有影印本。褚遂良写此碑时47　岁，书法已经成熟，故挥毫自然，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其书体势方峻，清远萧散，微有隶体，略含隋人韵致。此碑用笔在方拓中参以篆籀，圆润秀媚，幽深古质。由于褚遂良师学虞世南，早期书法受到虞世南圆润、秀整、外柔内刚那种"君子藏器"风格的熏陶，于是这一特点在此碑中有较多的体现。如"感"、"静"、"停"等字的"趯"法和"戈"法，简直就像出于虞世南之手。对此碑笔法的精妙，王世贞赞其"波拂转折处，无毫发遗恨，真墨池中至宝也"。此碑结构左紧右舒、上密下舒，变化多样，整篇章法洋溢着阴阳起伏、高低错落的节奏美。《孟法师碑》代表着褚遂良早期书法的风格，暂且未达到晚年所写的《雁塔圣教序》那样洒脱自然。

《雁塔圣教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亦称《慈恩寺圣教序》。碑立于西安慈恩寺雁塔底层，塔门东龛为唐太宗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西龛为唐高宗作太子时所制的《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碑文叙述玄奘法师西行印度求取佛经之事。二碑均为褚遂良于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所书，褚时年58　岁，已处于艺术风格成熟时期，楷法日臻完善，特别精工秀雅，所以该碑书作是他晚年书法的精品。综观此碑，用笔方圆兼施，以隶法、行书意味参入，运笔流利飞动，犹如佛教徒入空灵无迹之境。结字于紧密中求变化，中宫收紧，四方散开，舒展大方，俯仰有情，笔力千钧。真可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艺舟双楫》）章法疏朗，更显清俊飘逸，有见其书如见其人的生动感觉。此碑是晚于《孟法师碑》11年写的，褚遂良经过这11年时间的锻造，无论是笔画变化、笔画间的韵律感，还是结字、章法与布白的调度能力，均远远超过书写《孟法师碑》之时，但初看此碑又似无法，细看则法度俱全，而且法为我用，成为不同于欧法、虞法的"自家之法"，当以此碑最具褚家特色。张怀瓘称"褚体"是"美人婵娟，不胜罗绮"，看来非《雁塔圣教序》莫属。

《阴符经》传说褚遂良所写的《阴符经》有三种：一种是草书，一种是小楷，一种是大楷。草书《阴符经》疑为伪作，故在此不论。大楷《阴符经》，也就是常称的《大字阴符经》，写于唐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即褚遂良写《雁塔圣教序》的第二年。此帖为墨迹本，楷书，全帖96　行，461　字，上面钤有"建业文房之印"、"河东南路转运使印"等鉴藏印，后面署"褚遂良奉旨书一百廿卷"字。《大字阴符经》的笔力劲峭，气韵古淡，形态多姿，篇章绚烂，不愧是褚书中一件别开生面的楷书杰作。其"一点一画，皆有三转；一波一拂，皆有三折"，每笔点画都力求其曲，曲尽意态，竭尽风流。主笔则又别具面目，横中含波，婉美多姿，摆布自由，具有一种特殊的灵活性和流动感。由于褚遂良笔姿多变，节奏起伏，使得原先枯燥抽象的线条，变得或肥或瘦，或长或短，或侧或正，或卧或起，或藏或露，或隐或显，千姿百态，极有生气。刘熙载赞"褚字如鹤游鸿戏"就十分形象地概括了这种天真烂漫的特点。褚遂良的大字和小字写得都很好，这是他的过人之处，并且他写大字与写小字在用笔上又有不同特点。小楷《阴符经》的确有褚书的另一风格，字小如豆，楷法端研，心细如尘，有不可思议之妙。清代周星莲说："欧、颜大、小字皆方；虞书则大小皆圆；褚书则大字用方，小字用圆。"且不说他所评欧、颜用笔特点是否正确，他则是看出了褚书在大、小字之间方圆不同的特点。而这一点也是王书所没有的。清人《庚子消夏记》说："晋人无蝇头小楷，其法至虞、褚而精，而褚尤生动。"王羲之有小楷，虞、褚有蝇头小楷，这是事实。褚灵活运用魏晋笔法，形成他自己由方到圆的独特笔法，这与王书截然不同，于是写出这样严谨、茂密又疏朗行气之蝇头小楷，确有深厚功力。我们知道，褚遂良楷书曾师学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等人，所以我们不能只听从清人的观点，而认为这三人没有楷书。实际上，公元348年，王右军特地给儿子王献之写过一部小楷《乐毅论》，作为习字范本。三百年后的641年，也就是欧阳询85　岁高龄时，他也给儿子欧阳通写过一部极其精致的小楷《千字文》。这两部名作难道不是蝇头小楷吗？

4。薛稷及其书作薛稷（公元649-713年），字嗣通，浦州汾阴（今山西万荣西）人。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世称"薛少保"。薛稷嗜学，又多才思，善诗能文，精于绘事，人物、花鸟高标一帜，为初唐画坛大师。他还精于书画鉴宝。因为他的外祖父是名臣魏徵，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大书法家均为至交，所以家中收藏甚富。薛稷锐意临仿，书名大震。他的书法主要得力于褚遂良。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说，薛稷"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之称。其字笔态遒丽，楷法精妙，唐代大诗人杜甫，写了一首《观薛少保书画跋》诗："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据传，他能作擘窠大字，这是他稍胜于前贤处，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载："薛稷书"慧普寺"三字，方经三尺，笔画雄健，在通泉寿圣寺聚古堂。"可惜这郁郁三大字没有保留到今天，让人们一睹风采。而留下的是可引以为自豪的《信引禅师碑》，是把褚字发展到极境的代表作品，故而被奉为"初唐四家"之一。《信行禅师碑》全称《隋大善知识信行禅师兴教之碑》，赵王李贞撰文，薛稷书丹。碑文颂扬了隋代高僧信行禅师颂佛传教的事迹。碑立于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也是薛稷57　岁时书法艺术达到成熟阶段的代表作品。《信行禅师碑》瘦劲妍丽，疏朗挺秀，尽得褚遂良的法乳。《唐人书评》曰："薛稷书多攻褚体，亦有新奇。"董逌也谓其"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一家"。都说薛稷学褚而能自具风貌。不错，《信行禅师碑》既有骨气洞达、平稳宽博的形质，又有婉约多姿、清逸娟秀的神韵。运笔纤细瘦挺，构趯之处，常用侧锋顿出，有此碑遗意。结体疏朗宽松，虽没有褚字紧密，却显得胸襟开阔，落落大方。神态端庄冷穆，虽没有褚遂良《雁塔圣教序》那样婀娜多姿，却刚断果敢，清新淡泊，别具神韵。所以杜甫称赞其"书贵瘦硬始通神"，这种书风直接影响了以后的大书法家柳公权，同时也开启了"瘦金体"的先河。此碑原石已佚，现存清人所藏剪裱孤本也流入日本。

E　虞、欧、褚、薛合称"初唐四家"。世称"唐书尚法"，而初唐四家可以说是法书的典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颜真卿及其书作颜真卿（公元709-785年），字清臣，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后迁居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因曾任平原太守、鲁郡开国公，故世称他为"颜平原"或"颜鲁公"。

颜真卿出生在一个破落的仕宦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他勤奋读书，写得一手好文章。玄宗开元年间，他考取进士，开始步入仕途。由于秉性刚直，得罪宰相杨国忠，被贬出朝廷去做平原太守。他任太守时，遇上了安禄山谋反的大事件，"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县备。"（《新唐书》）当时唐玄宗正叹息："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耶？"得知颜真卿仍镇守平原郡，倍加称赞。接着颜真卿与其兄常山太守颜杲卿率领十七郡的兵马去讨伐安禄山叛军。安史之乱平息后，颜真卿被封为鲁郡开国公。鲁公在朝，刚正不阿，凡是对国家不利的事情无不上奏，可是他的一片真诚之心，皇上却没有体察到，反遭奸臣的排挤与陷害，并被派往叛贼李希烈行营进行晓谕安抚，劝其归顺。颜真卿明知是奸权陷害，但他仍以社稷为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毅然直驱蔡州，以满身正气压倒叛将。但颜真卿终于身陷囹圄，被囚于龙兴寺里，临死之时，从容地为自己写了墓志、祭文，并挥笔书了一副草书对联"不忍金瓯缺，长怀玉露情"，以表白他捍卫大唐统一的洁白无瑕的忠心。最后，一代名臣、伟大的书法家颜真卿以身殉国。

颜真卿从小就酷爱书法艺术，及至二十几岁时，自觉书法长进不大，仰慕张旭之名，毅然辞去县尉的职位，来到京师张旭门下学书。张旭悉心指教，两年之后，颜真卿只略得笔法，但他为了谋生，又离开张旭了。至35　岁时，颜真卿又一次辞官再拜张旭门下学书，张旭更是悉心传授，告诉他："书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子，可须思妙。"并把钟繇的笔法十二意一一地解释给他听，著名的《张旭笔法十二意》就是他们这次讨论的记录。颜真卿除了从师张旭以外，对前代及唐初名家都下功夫学习。他取"二王"、北碑、欧、褚等艺术的长处，凝炼为自己的风格，独创一体，后人称为"颜体"。颜体的用笔融篆隶笔法于楷、行、草之中，其笔意无不蕴含着"折钗股"、"屋漏痕"、"印印泥"、"锥画沙"的奇妙，给人以骨力雄强、筋肉丰实之感。宋代朱长文在《墨池编》中赞其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结体方正饱满，端庄严整，气势宽博。综观颜字，颜楷确是一种接近"全美"的登顶之书，"庄严则清庙明堂，沉着则万钧九鼎，高华则朗月繁星，雄大则泰山乔岳，圆畅则流水行云，变幻则凄风急雨。

一篇之中，必数者兼备，乃称全美。故名流哲士，自古难之。"（胡震亨《唐音癸签》）

颜体书法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独特风格就是唐代风格的影子。宋苏轼《东坡题跋》云："诗至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清王文治《诗书绝句》如是说："曾闻碧海掣鲸鱼，神力苍茫运太虚，间气古今三鼎足，杜诗韩笔与颜书。"颜真卿的书法与杜甫的诗歌、韩愈的文章、吴道子的绘画一样，都反映了唐代雍容壮美的文化风貌。颜真卿是继东晋王羲之之后书坛的第二颗最亮的巨星，他的一生，是壮美的一生。

颜真卿传世的书迹很多，碑刻、拓本和真迹有70　多种，这些都成为世界文化宝库的稀世之珍。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就楷书而言，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50　岁以前，是颜书独特风格的酝酿时期。这一时期的书法特点是清雄坚韧。代表作是《多宝塔碑》（44　岁作）、《东方朔画赞》（46岁作）。第二个时期为50　岁至60　岁，是颜书独特风格的形成时期。这时期作品最多，有《谒金大王神词题记》（50　岁作）、《鲜于氏离堆记》（54岁作）、《大字麻姑仙坛记》（63　岁作）、《大唐中兴颂》（63　岁作）等。第三个时期为65　岁以后，是人书俱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颜真卿把影响深广、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颜体"推入极致。代表作有《竹山堂联句》（66岁作）、《颜勤礼碑》（71　岁作）、《颜氏告身》（71　岁作）、《颜家庙碑》（72　岁作）等。此外，颜真卿的行、草书造诣也极高。其中《祭侄季明文稿》与《争座位帖》尤为奇绝。前者有"天下第二行书"之称，后者与《兰亭序》并列为世之"双璧"，两帖都成为千古绝笔。

《东方朔画赞碑》全称《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并序》，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十二月立，晋夏侯湛撰文，唐颜真卿书，此时颜真卿46　岁。碑刻于德州（今山东德州）。王羲之写过《东方朔画赞》，而颜鲁公再写《东方朔画赞并序》，两碑风格都以清雄为基调。宋苏轼评论说："鲁公平生写碑，唯《东方朔画赞碑》最为清雄，字间栉比不失清远。"黄庭坚认为此碑"笔圆而劲，肥瘦得中，但字身差长，盖崔子玉字形如此。"《墨林快事》认为"碑阴比《画赞》更大而笔尤丰伟，锋芒转换，一一如新"。苏轼还认为《东方朔画赞碑》是字字临王羲之《东方朔画赞》而来的。其实此碑是在平息安史之乱前夕这个特定环境下写的，不可能去临写王书《东方朔画赞》，只是此碑深得王书的笔意而已。颜真卿在碑阴记中说，为使此碑能长久保留下来，特意把字写得大些。而不计其工拙。此碑书法的运笔清劲而浑厚，笔墨酣畅淋漓，结体平整谨严、厚重而结实，字内大胆留白，字势满格，动有姿态。正如清梁。。在《承晋斋积闻录》中所说："其骨从欧出，而结体展促方正，大小合一，满格而止，不使行间稍留余地。夫"展促方正，大小合一，各期满格"，此即是颜法也。"从此碑，可以看出颜字已遂渐成熟，"书贵瘦硬方通神"的审美标准到这时也发生了变化。苏轼诗说："少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东方朔画赞并序》的出现，预示着书坛新的盟主时代的到来。

《麻姑仙坛记》　全称《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仙坛记》。唐大历六年（公元771年），颜真卿63　岁时所书，并立于江西建昌府南城县。原刻于明时，毁于雷火，传世拓本极少。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现藏仅有何绍基递传之宋拓本。此记是当时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游览麻姑山所写的游记。由于是一篇带有神话色彩的叙事文章，颜真卿在写这篇作品时，因不受写神道碑铭时要求书体庄严的拘束，故笔下自然奔放，结体宽博，笔画圆转而遒劲。颜真卿书写此碑时，其书法艺术风格已臻成熟、艺术水平处在高峰阶段。细观此碑，可谓达到无法之"法"的境界。在用笔上，"藏头护尾"，中锋运笔，如他在《述法长史笔法十二意》中所说："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故其点画圆劲有力，富于立体感，且具有秀颖超举之灵气。在结体上，中间疏朗而外部茂密、左右对称，舒展宽博，字字如壮汉正面而立，懔然不可犯，似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嗔目、力士挥拳。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说："此记遒峻紧结，尤为精悍。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颜公忠义风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像其笔画，而不免于惑神仙之说，释老之为斯民患也深矣"。所以清代康有为认为："鲁公诸碑，当以此为第一也。"

《颜勤礼碑》全称《唐故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护军颜君神道碑》，简称《颜君神道碑》。此碑立于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系颜真卿71　岁时为其曾祖父颜勤礼所写的神道碑，碑文记述了颜勤礼的生平事迹。此碑四面刻字，现存两面及一侧。正面19　行，阴面20　行，每行38　字。碑左侧5　行，每行37　字。全碑共921　字。此碑自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著录外，元、明以后被埋入土中，鲜为人知，直至1992年10月才从西安旧藩廨库堂后土中发掘出来，碑已中断，但上下完好。后来移置西安碑林。由于此碑长久埋藏土中，免遭风化，字迹未损，故其拓本神采丰足，是学颜书的最佳范本。

此碑为颜真卿人书俱老时所作，是颜真卿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运笔上以逆锋起笔，中锋行笔；转折处或提笔另起，或使转"暗过"；钩法大都是蓄势回锋趯钩；从而写出了"折钗股"、"屋漏痕"、"蚕头雁尾"的笔画审美特征。与初唐诸家相比、颜书用笔提按鲜明，变化幅度很大，《颜勤礼碑》提锋时轻细如游丝，按锋时厚重如坠石，横轻竖重，使每个字都具有强劲的笔力和厚度，给人以浮雕般的立体感。其结体方正平直，上密下疏，这是颜真卿吸取了秦汉篆、隶书法以正面取势的创作经验和均衡对称的结构方式，并成功地运用于楷书之中。其重心平稳，外紧内松，显得丰腴雄伟，气象博大。在章法上遵循"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展之使大，兼令茂密"的结字原则，从而显得充实茂密，气势充沛，仿佛是一曲震撼人心的交响乐。综观此碑，端庄伟岸，雍容雄秀，高古苍劲，气势磅礴。与秀媚的《多宝塔碑》、清劲的《东方朔画赞碑》、浑穆的《鲜于氏离堆记》等相比，此碑更具颜家风范。正如陈振濂所说："面对王羲之的清秀婉媚，他提出雄强浑厚；面对魏晋风度的潇洒俊逸，他提出端庄凝重；面对两晋南北朝的书风不是轻盈即是粗拙，他提出沉稳而严整；"书贵瘦硬方通神"是古来审美理想，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丰腴和筋肉饱满。"这些正反映了唐代高品位美学的壮美风格。

《祭侄稿》　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颜真卿50　岁时书，白麻纸墨迹卷，纵28　厘米，横75　厘米，25　行，334　字，钤有"赵子昂氏"、"大雅"、"鲜于枢"等印，原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影印本。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唐王朝发生了"安史之乱"，北方多数郡县迎降于安禄山叛军，只有颜真卿镇守的平原郡依然完好，这时颜真卿的兄长颜杲卿也固守常山郡。次年正月，安禄山围攻常山，正当危急存亡之际，颜杲卿命其子季明在常山与颜真卿的平原郡之间做联络。后因常山粮尽水竭而陷于敌手，颜杲卿及其少子季明被执并先后遇害，颜氏一门死于贼刃的有30　多人。当官军收复常山，颜真卿面对在平叛战争中壮烈捐躯的爱侄的首梓，追数骨肉之惨，"抚念摧切，震悼心颜"，国仇国恨，澎湃于心，一气呵成写就此篇祭文草稿。通篇波澜起伏，时而沉郁痛楚，声泪俱下；时而低回掩抑，痛彻心肝，堪称一首动人心魄的悲愤诗篇。此稿的书法艺术境界极高，足与《兰亭序》相媲美，有"天下第二行书"之誉。

《祭侄稿》通篇书体纵笔豪放，一泻千里，一气呵成，笔走龙蛇，字字飞动。前12　行因是叙述个人身份和颂扬季明生前的情况，作者没有过多地考虑措辞，故书写时心情尚较平静，字也写得规矩、圆浑。至"贼臣不救"，尤其"父陷子死巢倾卵覆"时，愤慨、悲痛之情进入高潮，字体逐渐打破原来的矜持规矩，显得忽大忽小，时滞时疾，错、舛之处也增多，神情呈恍惚之状。至末两行"视而有知，天嗟久客"特别是"呜呼哀哉，尚飨"，似无意于书，信笔所之。通篇笔法圆转而遒劲，笔画的横转笔轻而直弧笔重，中锋用笔，锋含画心，随行笔时的笔锋方向的转换，笔画呈现出绞动之势，笔法刚劲、圆健，有力透纸背之势。元代陈深评此稿书法："时而遒劲，或杂以流畅，或若篆籀，或若镌刻。"在使转时，以中锋的圆转笔为主又杂以方折笔，浑厚中时带劲挺，既有篆籀中锋圆笔的余味，又时渗入刻石刚劲的效果。清代康有为对此稿特别赞赏，他认为此稿"比他书尤为奇特，信乎自然，动有姿态"。这正道出颜真卿行草艺术的特点，一是用笔用墨非常奇特；二是无意求工，信笔而书，自然朴实；三是动有姿态，神情毕现。颜真卿行草书的这种圆健浑厚的艺术风格，与传统的方劲秀逸的行草书风格迥然不同，从而开创了独辟蹊径的行草风格，成为后世书法界的楷模。

6。柳公权及其书作柳公权（公元778-865年），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为人耿介刚正，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他因擅长书法，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侍书于宫中。穆宗是个昏君，却也附庸风雅，有一次竟向柳公权询问笔法。柳公权想起平时穆宗荒纵无度、不理朝政以致民不聊生、朝野不满，而又深感位卑言轻，无法进谏的境况，于是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回答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为法矣。"一句话戳到了穆宗的痛处，立时"改容，悟其以笔谏也"。这件事说明，柳公权是风骨凌然的君子，在封建社会里，不惜冒杀头之罪，敢于向皇上笔谏。同时也说明思想修养与书法艺术之间的内在关系。因此在中国书法史上被传为"笔谏"佳话。柳公权为人耿直成就了他书法上一种铁骨铮铮的独特风格。

《旧唐书》云："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他学"二王"，后参以初唐欧、虞诸家笔法，特别受益于颜书，但能自创新意。他学颜字，吸取了颜楷结体的纵势和钩、挑、捺的写法，却避开了颜楷肥壮的竖画，把横竖画写得大体均匀而瘦硬。他学欧、虞楷书，主要吸取其结体紧密的特色和横画的写法。同时，他又吸取了北碑中方笔字斩钉截铁、棱角分明的长处，把点画写得好像刀切一样爽利森挺，最后形成刚劲峻拔、端庄严谨的自家风格，世称"柳体"。故苏轼云："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董其昌云："柳尚书竭力变右军法，盖不欲与禊帖面目相似。"都说明他师古而不泥于古，力求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柳书是继颜书之后，对后世具有很大影响的书体，两书并称为"颜筋柳骨"。柳公权传世墨迹甚丰，有《玄秘塔碑》、《金刚经》、《神策军碑》、《福林寺戒塔铭》、《送梨帖题跋》、《度人经》、《阴符经》、《清净经》、《心经》、《寄药帖》、《官相帖》、《检领帖》、《兰亭帖》、《蒙诏帖》、《李石神道碑》、《苏夫人墓志》、《苻璘碑》、《李晟碑》、《高元裕碑》等数10　种，代表作为《玄秘塔碑》、《神策军碑》、《金刚经》、《兰亭诗帖》。

《玄秘塔碑》　全称《唐故左衔僧录内供奉一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立，裴依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邵建和、邵建初镌字。楷书，28　行，每行54　字，原碑每行末尾均有两字磨灭，共计1200　余字。原碑现存西安碑林。

《玄秘塔碑》历来被称为书法"经典"，是柳公权的代表作，童孺学书的范本之一。《玄秘塔碑》之所以能在书法史上取得这样的地位，主要是它具有独特的风格。此碑具有楷书点画、结体的典范性。其用笔全系中锋正笔，方圆并用，逆起回收，起迄分明。其短横多粗壮，而长横则瘦挺舒长，状如伏舟，竖画顿挫有力，钩法回锋猛踢，撇轻捺重，于浑厚中见锋利，引筋入骨，寓遒媚于劲健。其"中锋行笔"、"藏头护尾"的楷法笔画，既合乎软笔书写的性能要求，又与书写能力的循序渐进相适应。此碑的结构布势，左右对称，中宫收聚，匀称适度，有矩可循，端庄俊丽，在严谨中具有开阔的气度。的确，此碑的结构颇为典型，严整平稳，荦荦大方，不失为学书的范本。

《玄秘塔碑》是柳公权64　岁时所写，此时个人风格已十分成熟，故此碑表现出柳体端庄严谨、遒媚劲健的艺术特色。明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云："此碑柳书中之最露筋骨者，遒媚劲健，固自不乏，要之晋法亦大变耳！"这是一个公允之论。筋骨显露是柳书的特色，也是它的短处，常因"露"而遭到不少人的非议。试问如果不露何以给人以斩钉截铁的感觉？露只要露得有变化，露得不板直，仍然是一种美，此碑正是在露中变化了粗细，变化了运笔，变化了结构。运用软笔，写出这样矜炼之硬字，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迷人之处和神秘之处，柳公权作为一位书法大家，落笔则千毫齐用力，艺术效果才这样显著。如果把柳公权放在楷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柳公权的影响之大，贡献之卓。唐楷承上启下，成为我国书法史上的极致。书法自甲骨、石鼓文始，至秦汉，东晋二王，至北魏，篆、隶、草、正已大体成型。而到了唐代，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兴盛发达，楷书承继前代的书法传统，柳公权又把它推向精谨工丽、端庄豪健的发展方向，确立了唐楷的历史地位。楷书至今仍为汉字的规范书体。这其间，柳公权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这是谁也难以抹煞的。

柳公权的"笔谏"成为书法史上的佳话，他的"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的观点在《玄秘塔碑》中体现得最为充分。故米芾赞"公权如休粮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把《玄秘塔碑》作为范本，不仅可以学习柳公权的笔法，还可以学习柳公权的高尚人格。

《神策军碑》　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刻于唐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是柳公权66　岁时所书，由崔铉撰文，由于该碑记述的是唐武宗李炎巡幸左神策军事，书刻后被立于皇宫禁地，不能随便捶拓，原石已佚，只有宋贾似道旧藏拓本上半册传世，现藏北京图书馆。此碑作为柳公权的书法成熟后的楷书代表作，书迹苍茫浑穆，爽爽有神，摹刻极精，无异真迹。此碑将欧体的结字严密、法度森严和颜体的结体宽绰结合起来，并融入了方笔硬折的点画特征，因此，点画落笔斩钉截铁，棱角分明，运笔挺拔，方中带圆，那些点、横、撇、竖、捺、折、勾等都是逆锋而下，重按后提笔出锋或回锋，有一种铁骨铮铮的艺术效果。结体略呈长形，内敛外拓，上紧下松，呈现出一种端庄肃穆的气氛。此碑比早期所作的《金刚经》显得更加老到，比近期所作的《玄秘塔碑》更加整饬。从此碑我们可以看到柳公权对唐楷的总结，其技法可谓愈益精致、整饬而又爽爽有神，成为唐代楷书的珍品。故后世不少书家对此特别赞赏，宋代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说："公柳博贯经术，正书及行，皆妙品之最，草不失能。养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成一家。"明代董其昌则说："柳之书极力变右军之法，盖不欲与禊帖面目相似，所谓神奇化腐朽，故离之耳。凡人学书，以姿态取媚，鲜能解此。余于虞、褚、颜、欧，皆曾仿佛十一。自学柳诚悬，方悟用笔古淡处。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趋右军也。"这些正好指出柳公权的长处。

"书贵瘦硬方通神"，柳公权的书法就是以此取胜的。当然，柳公权书法也不绝然是千书一面，他还有令人击节称赏的行书《兰亭诗并序》和《蒙诏帖》，更为柳公权的书法艺术增添了光彩。

●　　（二）草书"汉兴而有草书"，这句话明确地告诉我们，草书是从汉代产生的，发展至唐代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东汉时的杜度即以草书闻名，后来崔氏父子从他学书，都以草书见称。以后又出了个张芝，也以草书闻名。史载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遂"超前绝后，独步无双"，被称为"草圣"。《书断》载其"学崔杜之法"，"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如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无穷"。到了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之时，今草更趋成熟，纵逸飞动，如《十七帖》、《鸭头丸》、《中秋帖》就是很典型的今草了。今草的发展历经东汉张芝、东晋二王来到唐代，张旭、怀素又把今草推进一步，创造出"狂草"，孙过庭、贺知章则继承二王的风格，从而形成了以张、怀和孙、贺为代表的两派草书风格，自此，章草、今草、狂草遂并行发展，流传至今。

1。孙过庭及其书作孙过庭（公元648-703年），字虔礼，富阳（今浙江富阳）人，自称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由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重视士族，而他出身寒微，得不到进身的机会，虽曾当过府录事参军，又因为人忠信实显，得不到朝廷的信任，有时竟弄得贫病交迫，凄苦万分。但面对生活的种种逆命却不为物累，恬然养心。可见其人品是极高贵的。他曾自言："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并与当时一些著名书法家交往甚密，悉心研究书法艺术20多年，他的书法在当时就很有名气了。正是他把功名利禄看得很淡，而热衷于书法，潜心著书立说，才写下了《书谱》这一伟大著作。可惜的是，他因暴病而过早地去逝。陈子昂曾深为悲叹："呜乎！天道岂欺也哉！而已知卒，不与其遂，能无恸乎！"同时他又称赞他的书法："元常既没，墨妙不传，君之逸翰，旷代同仙。"

孙过庭工正、行、草书，尤以草书为最，他传世的作品除了一些墨迹和帖刻之外，最可靠也是最精彩的就是草书《书谱》，文书俱绝，充分体现出孙过庭的意义。

《书谱》　是一篇比较系统而全面地评论书法艺术的文稿，长达9　米，墨迹纸本，351　行，凡3654　字，是一篇草书手稿。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书谱》是在孙过庭学有成就的盛年即40　岁后写成的，深得"二王"及陆机《平复帖》笔意。米芾《书史》云："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若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包世臣《艺舟双楫》云："反复察其结法，空旷而完密，气力实有过人。拟之数过，盖能尽其得失。篇端七八百言，遵规矩而弊于拘束，雕疏为甚；"而东晋士人"以下千余言，渐会佳境；"然消息多方"以下七八百言，乃有思逸神飞之乐，至为合作；"闻夫家有南威"以至篇末，则穷变态，合情调，心手双畅。然手敏有余，心闲不足，赏会既极，略近烂漫。是故吴郡语虽过分，然使稍存谦抑，不尽所明，则枢机永秘，希风无从。草法如线，艺林实载其功矣。"这两段话，对《书谱》之书法艺术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此帖空旷完密，气力过人。洋洋洒洒三千六百余言，从书法艺术变化方面来看，可分为4　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开篇七八百字，受成规所羁，显得有些拘束，故不少字故意雕琢甚至个别比较呆板。第二部分是从"而东晋士人"开始的一千多字，他书写时心情渐渐放开，字写得流速不羁，气势宏阔，渐入佳境。第三部分是从"然消息多方"开始的七八百字，他越写越快，思逸神飞，姿态变化无穷，达到心手皆忘的境界，此时将草书艺术之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第四部分是从"闻夫家有南威"至篇末，他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速度也渐渐放缓，心手双畅，书风烂漫。从《书谱》的书法艺术上看，我们可知孙过庭的草书艺术是完全继承"二王"今草的，它创造了从王羲之而下的各种各样的草书笔法、墨法和章法，简直就是"法"的大全。草书中含有隶意又字字独立而不相拈连的称为章草。没有隶意而上下字不相拈连的称为今草，字字相连又钩连缠绕且尽兴挥洒的称为狂草。章草难学，狂草难认，学草书基本是从今草开始学起。孙过庭的《书谱》，向来被公认为学习草书的极好范本。在理论上，《书谱》是研究书法的人所必读的文字。《书谱》具有高度的审美境界，在书法实践和书法理论两个方面对学书者均有裨益。

2。贺知章及其书作贺知章（公元659-744年），字季真，又字维摩，号石窗，晚年自号四明狂客，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贺知章少时以文词知名，一首《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及《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成了千古吟咏不绝的名诗。他的诗以绝句见长，著有《贺知章集》。开元（公元713-741年）中，贺知章任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迁太子宾客，授秘书监，史称"贺秘监"简称"贺监"。但由于贺不热衷仕途，晚年还乡出家为道士，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贺知章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书法家。其人其书均体现出"狂客风流"。他性格旷达，爱好喝酒，喜欢交游，善于谈说。李白第一次来到长安，两人一见竟成了忘年之交。李白在《对酒忆贺监二首》中说："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又在《送贺宾客归越》中说："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与《黄庭》换白鹅。"为人为书狂放风流，有如王羲之写经换鹅一样。贺与草书大家张旭也是忘年之交，杜甫称他为"酒中八仙"之一。他与张旭一样爱喝酒，爱醉后著文，爱醉后作书。《会稽志》云："贺知章尝与张旭游于人间，凡见人家厅馆女墙壁及屏障，忽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篆鸟飞，虽古之张（芝）、索（靖）不如也。"贺知章善于草书，笔力遒雄，纵情而书，运笔如飞，神采奕奕，给人以磊落不羁的印象。《述书赋》评价他："湖山降祉，狂客风流。落笔精绝，芳嗣寡俦。如春林之绚彩，实一望而写忧。雍容省闼，高逸豁达。解朝服而归乡，敛霓裳而辞阙。"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诗赞其书："高楼贺监昔曾登，壁上笔踪龙虎腾。。偶因独见空惊目，恨不同时便服鹰。"这都赞美贺知章的书法具有天真烂漫之美。贺知章一生所创作的书法作品颇多，可惜今天我们能见到的仅有一卷草书《孝经》墨迹。

《孝经》　墨迹纸本，草书，共32　行，417　字。宋代有两拓本，现藏于日本皇宫，国内仅有影印本。此帖与孙过庭的《书谱》一样，继承了二王草书艺术的法度和风格，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萌芽了新的书风。此帖"尖锐的笔锋在激烈地跳荡着，侧笔刷扫是那样的义无返顾，形态则是从整体章法到局部架构，无不是一种精巧、华美的平衡感和对比度"。在无懈可击、令人叹为观止的技巧中，我们可以看到《孝经》的格调"是一种不安现状、思得一抒积愫的明晰的心态表现"。①然而，贺知章这种不安现状的创作心态却无法以新的形式充分表现出来，直到他的酒友、诗友和书友张旭才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并成为草书大家。但是我们不能抹煞《孝经》极高的艺术成就，它可谓唐草中今草与狂草的桥梁之作，从此以张旭为代表的狂草风靡书坛。3。张旭及其书作张旭（公元689-759年），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县尉，后任右率府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张旭是一个奇人逸士，他为人潇洒不羁，豁达大度，才华横溢，学问渊博，与李白、贺知章是好朋友。李白诗赞其："楚人尽道张某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郡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争追随。"张旭的楷法精深，尤擅狂草，其书逆笔涩势，连绵回绕，体态奇峭狂放，是王羲之之后又一新风格，有"草圣"之誉。在当时，他的草书与李白的诗歌和斐旻的剑舞合称为"三绝"。他跟楷书大家颜真卿也有密切交往，并传授颜真卿笔法，他告诉颜真卿用笔之法"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使颜真卿深受启发，以后便成了大书法家。他嗜酒如命，常常喝得大醉，呼叫狂奔而后下笔，书法越发奇绝，有时竟以头发濡墨而书，等到醒来一看，连自己也觉得神妙无比，不可能再写出这样的好作品，正因为他的性格、行为和书法风貌是如此的颠狂豪逸，所以人们称他为"张颠"。高适在《醉后赠张旭》一诗中说他："兴来书自圣，醉后语犹颠。"李颀在《赠张旭》诗中描绘他："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酒素壁，挥笔如流星。"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也描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把"草圣"张旭狂放倜傥的形象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

张旭的书法艺术也是从学"二王"开始的。他得其舅父陆彦远传授，彦远得其父陆柬之传授。陆氏父子都是初唐名家。陆柬之又传自其舅父虞世南，虞世南师法智永，为"二王"谪传。从传世的张旭楷书《郎官石柱记》来看，完全是虞、欧一路的写法，极其端正严谨，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力。黄山谷称誉他"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如果说他的楷书是继承多于创造的话，那么，他的草书则是了不起的书法上的创新与发展了。他在继承"二王"今草之术的基础上，又法接张芝狂草之艺，独创了"一笔书"，奇状谲态，纵横跌宕，气势雄强，一变东晋以来温雅妍美的书风。据《新唐书》本传记载，他任常熟县尉时，有一老人来告状，等他写下判词后，便高兴地拿着状纸离去。但没过多久，那老人又来告状了，当张旭责备他不该常常扰乱官府时，他方吐露真情，"我是爱好你的书法，意欲收藏，别无他故。"张旭便问他有些什么藏品，老人拿出他父亲的遗墨来。张旭一看，认为是"天下奇笔"，"自是尽得其法"。张旭不仅从笔墨间学习，而且还从生活中悟得。他曾自言，始见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而使他深受启发，从而获得极大成功的，是公孙大娘的《西河剑器舞》。杜甫诗中有这样的描写："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末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公孙大娘这种剑器舞的节奏迅速、动作强烈、变化不羁、气势磅礴的特点被张旭吸收了，他的草书也变得"豪荡感激"起来。豪荡，豪放不羁；感激，意气风

①　陈振濂：《历代书法欣赏》，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81　页。发。亦即窦臮《述书赋》所谓："回眸而壁无全粉，挥笔而气兴有余"；米芾的《海岳书评》所谓："神虬腾霄，夏云出岫，逸势奇状，莫可穷测"；董逌《广川书跋》所谓："惊雷激电，变怪杂出。气蒸烟合，倏忽万里"。可见其节奏之迅速，动作之强烈，变化之不羁，气势之雄壮，一如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张旭自己说他的草书是从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得其神"。张旭创造的这种狂草，更重要的是得之于他那非凡的性格和怀抱。正如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所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韩愈这段话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对张旭狂草艺术的深刻理解。张旭的狂草不仅仅是一种技艺，他已经而且把狂草艺术升华到用抽象的点线去表达书家的思想感情的高度。其用笔顿挫使转，刚柔相济，内■外拓，千变万化，神采奕奕。观其书，充满音乐的旋律、诗歌的激情、绘画的色彩、舞蹈的动态，展示了他那充满灵感的艺术创作心态，充分发挥了形象思维与艺术联想的特点，因而达到了神奇的境界。张旭的独特书风堪称前无古人。

张旭传世书迹不多，除楷书《郎官石柱记》外，其余都是草书作品，有《自言诗帖》、《肚痛帖》、《晚复帖》、《千字文断碑》、《酒德颂》、《古诗四帖》等。

《古诗四帖》　墨迹，五色笺纸本，共40　行，188　字，现藏辽宁博物馆。《古诗四帖》是张旭狂草书的代表作。共录古诗4　首，前两首为北朝庾信的《步虚词》、描写的是道家生活，"飘摇入倒景，出没上烟霞"，"汉帝看桃核，齐侯问棘花"，"北阙临丹水，南宫生绛云。龙泥印玉筒，大火炼真文"。后两首为南朝谢灵运的《王子晋赞》与《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诗云："淑质非不丽，难之以万年。储宫非不贵，岂若上登天。王子复清旷，区中实哗喧，既见浮丘公，与尔共纷繙。""衡山采药人，路迷粮亦绝。过息岩下坐，正见相对说。一老四五少，仙隐不可别。其书非世教，其人必贤哲。"此帖是张旭有感于诗人所描写的道家隐居生活，而以"挥笔如流星"的抒情方式所书写的。其用笔融入篆书笔法，逆锋使转，无往不收，如锥画沙，圆劲洒脱。其刚柔相济、顿挫使转、内擫外拓之变化，极其丰富而神出鬼没，令人目不暇接。通篇宏观，其笔画线条呈现出一派飞动狂逸、急如流星的气象，其章法布白大块与小块、黑与白的对比强烈，而总体上又相互制约，顾盼生情，浑然一体，仿佛弄舟于狂浪惊涛之中而神态自若，充分流露出"雨夹雪"式的自然美。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空灵美和虚静美。《肚痛帖》　单刻本，共6　行，30　字，宋嘉祐三年（1058年）刻本，现藏西安碑林。此帖是一则医案，内容为"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命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如何为计，非临床。。"。因首行有"肚痛"二字，故以此名帖。本帖为狂草著名法帖之一，历代评价甚高，认为怀素以《圣母帖》最为著名，张旭则以《肚痛帖》最为著名。明王世贞称张长史《肚痛帖》"出鬼入神，惝恍不可测"。此帖用笔以雄浑的中锋为主，间以侧锋，方圆并用，顿挫转折强烈。其线条筋力弥满，又间用了大量回环圆弧形线条，给人以活泼飞动的美感。同时，由于字与字之间运用了稳与活、粗与细、大与小、润与枯等多种对比形式，造成空间布局上节奏张弛快慢，千变万化。透过此帖，可以看见张旭抒发自己此时此刻因身体不适，而内心不可遏止的激情的过程。那萦回缭绕、起伏迅捷、飞旋奔泄的笔姿线条，正是一首激越而带有伤感的心曲。这种瞬间灵感的律动，也同样表现在李白身上，他与张旭一样是浪漫型的、一样是创造型的。在这两位伟大的天才艺术家面前，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变成抒情，一切自然事物的存在都成为艺术家动荡情感的发展轨迹。他们的精神正是盛唐气象的反映。

4。怀素及其书作怀素（公元725-785年），字藏真，本姓钱，长沙人。自幼出家为僧，世称沙门怀素、释怀素、僧怀素、素师，为玄奘三藏法师之门人。他的悟性极佳，精通梵文，"颇好笔翰"。初学书时，由于家境贫穷，买不起纸张，便在寺庙附近种了上万棵芭蕉，以供挥洒，并将居住处取名为"绿天庵"。他还做了一个圆木盘和一块板子，在上面写字，日子长了，竟将木板、木盘磨穿了。他把所用笔头退下后，日积月累竟成为一座"笔冡"，可见他的刻苦用功。怀素好饮酒，每当酒酣兴发，见到寺壁、院墙、衣服、器皿，无不书之，所以，人们称他为"狂僧"，他的字被称为"狂僧书"。

还在青年时期，怀素的书法在长沙一带已有相当大的名气了。但他自己却远不满足，认为功力还不够深，学识也不够广，离书法之堂奥尚远。因此，他萌发了外出寻求名师指点的念头。于是"担笈杖锡，西游上走"，来到京师长安，希望能拜"草圣"张旭为师，而张旭却早已回故乡吴郡去了。但他仍有幸结识了时为殿中侍御史的颜真卿，并找到了他的表兄邬彤。颜真卿和邬彤都曾得到张旭亲传，怀素便从他们二人探求"草圣"秘诀。邬彤告诉他张旭老师曾对他说："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怀素听了，高兴得连叫几十声"得到了！得到了！"后又将"古钗脚"的秘诀传给他。怀素接着又去向颜真卿求教，颜真卿对他说："草书一道，必须在师授之外，自己有所领悟，不知你表兄有否？"怀素答："古钗脚是他的体会。"颜真卿又问"古钗脚何如屋漏痕？"怀素一听，激动不已并跪下表示感谢。颜真卿接着又问："你自己有什么体会呢？"怀素答："贫僧观夏云因风变化，奇峰迭起；又见墙壁坼裂之痕，无不自然。"颜真卿听后对他大加赞赏："草圣之妙，代不绝人。"显然对怀素已是以张旭传人相期许了。求教完毕之后，怀素又返回他的家乡长沙，继续刻苦钻研书法艺术。

对于怀素的草书艺术，历代评价甚高。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怀素在零陵时，李白曾和他相遇，观看了他的狂草书并作《草书歌行》一诗赞之："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箱，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鬼神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嶂书题遍。。。"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怀素又来长安。此时，盛唐巨星多已逝去，出于对盛唐的怀念，出于对他们的怀念，出于对草圣张旭的怀念，颜真卿、张谓、苏涣、任华、戴叔伦等人特别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写了很多赞颂他书艺的诗歌，使怀素在长安轰动起来，名气比张旭还大。如戴叔伦在《怀素草书歌》中作了这样生动的描述："楚僧怀素工草书，古法尽变新有余。神清骨竦意真率，尔时为我称健笔。始从破体变风姿，一一花开春景迟。忽而壮丽就枯涩，龙蛇盘腾兽屹立。驰象聚墨剧奔驷，满座失声着不及。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奇状翻合宜。有人若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

怀素的狂草承张旭而有所发展，兴到之时，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变化莫测而又法度谨严，故称为"以狂继颠"。他与张旭齐名，世称为"颠张醉素"。怀素一生留下了很多书迹，《宣和书谱》载其狂草书迹一百零一帖，现有《食鱼帖》、《论书帖》、《苦笋帖》、《自叙帖》、《圣母帖》、《藏真帖》、《千字文》等，对后世书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自叙帖》　墨迹纸本，草书，纵29　厘米，长755　厘米，共126　行，698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怀素中年时所书，真迹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馆。

《自叙帖》是怀素狂草的代表作。怀素在此帖中自述学书的经过，以及一些封建士大夫对他的书法艺术的评价，内容非常丰富。第一部分简述他来长安之前学书和创作的情况，和初到长安时的所见所闻。这段书法行笔舒缓，如行云流水，飘逸自如。第二部分叙述他虚心向楷书大家颜真卿求教，而颜真卿毫无保守地传授秘诀，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并为他书《怀素上人草书歌序》。在这一部分里，他的书法美学思想已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段书法，由平稳趋向激动，笔势渐趋狂放，笔飞墨舞，回环缠绕，如夏云因风，变化万状。第三部分写的是人们对他的草书艺术的高度评价，凡是人类社会、大自然以及神话世界中最能表现轻捷、矫健、疾速、雄奇、有力的形象，都用来形容他的草书艺术。这段书法更是狂态毕露，痛快淋漓地尽情挥洒，如狂风骤雨，走虺惊蛇，气势磅礴。最后落款，在高潮之后戛然而止，余味无穷。综观全篇，其刚健的笔力、飞动的意趣、纵肆的结构，合成《自叙帖》书法的艺术特色，即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怀素进入颠狂状态的创造美。

《苦笋帖》绢本，墨迹，2　行，14　字，钤有"绍兴"、"内府图书之印"、"项子京家珍藏"、"乾隆御览之宝"等鉴藏印记，现藏上海博物馆。

《苦笋帖》是怀素致友人的一通短札。对其原迹，乾隆曾释文作"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迳来怀素白。"《苦笋帖》是怀素处于其艺术嬗变的期所写的。明项元汴的《跋》云："《若笋》一帖，其用笔婉丽，出规入矩，未有越于法度之外。畴昔谓之狂僧，甚不解。其藏正于奇，蕴真于草，含巧于朴，露筋于骨。观其以怀素称名，藏真为号，无不心会神解。"在《苦笋帖》里，可窥见怀素沉厚的传统功力：结体开张雄阔，用笔多篆籀意，圆浑自如，显然深得张旭、颜真卿三昧。而笔致坚实，顿挫停匀，则分明是二王风规的遗韵。通篇看来，点画粗细、浓淡对比强烈，结体大小、正斜错落有致，在紧紧围绕通篇重心与气势的前提下，每个字的个性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而通篇章法又是那样的和谐统一，所谓"无法有法"，正是怀素书法超迈的艺术境界。

从《苦笋帖》和《自叙帖》的艺术特色看，怀素成功的奥秘是"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怀素语）；"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骊半无墨。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许谣诗）；"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时"（戴叔伦诗）。艺术贵在创新，艺术家志在创新，艺术史才能不断刷新。怀素与张旭对书法艺术的追求达到如狂如颠的地步，创造出表现自己深层意识的艺术境界来，这是盛唐高扬自我的浪漫精神造就的结果。怀素的狂草艺术，是"盛唐之音"的最后一曲浪漫天真、热情奔放的高歌，它将久久地回旋在后世书坛的上空。

（三）行书所谓行书，古人已有很多论述。"行书之体，略同于真。"①"（行）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②"不真不草是曰行书。"③"行出于真。。便于挥运。"④这是很好的定义。

行书在篆、隶、楷、行、草中是最年轻的书体，它产生于东汉时代，相传为刘德升所创。但《四体书势》曰："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文字志》曰："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昔钟无常善行押书是也。"钟繇的三体之一的"行押书"就是指行书，可见他是行书的创始人。行书繁盛于晋代，尤以王羲之父子"并造其极"，把行书艺术推向顶峰，留下千古不朽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到南北朝，楷书碑版逐渐取代行书的位置。到了唐代，行书虽稍逊于楷书和草书，但因唐太宗李世民特别喜爱书法，尤其对王羲之的书法更是喜欢得不得了。当太宗得《兰亭序》真迹后，命冯承素、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诸人临摹之，于是有了历史上的神龙版本，于是有了以《兰亭序》为基调的行书书风，大有晋代行书风韵再现之势，遂产生了一大批行书名作，如欧阳询的《卜商读书帖》、《张翰思莼帖》，虞世南的《汝南公金墓志》，褚遂良的《枯树赋》，颜真卿的《祭侄季明文稿》，柳公权的《蒙诏帖》、《兰亭诗》等，同时也涌现了一批专事行书的书法大家，唐太宗、李邕、陆柬之、杨凝式等人便是。

1。唐太宗及其书作唐太宗，名李世民，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卒于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高祖李渊之次子。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古人称赞他"文治武功"，"以武功定祸乱，以文德致太平"。他以武力夺取天下后，常以"亡隋为戒"，任贤纳谏，发展经济，创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同时，他致力于文化建设，重视文学艺术，促成了文化盛世、尤其是书法盛世的出现。唐太宗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也是帝王书法家第一人。他酷爱书法艺术，珍视书法人才。即位后设置弘文馆，准许爱好书法或有写字素质的人，可以自由出入弘文馆，弘文馆成了最高的书法艺术大厦。为了方便入馆学习，他指令虞世南与欧阳询在馆中负责指导工作。他最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命冯承素、褚遂良、虞世南等大书法家临摹《兰亭序》，把唐代重书法、爱书法、崇王体推向了高峰，至今仍传有冯、褚、虞的三种《兰亭》摹本。另外，为了纪念三藏法师玄奘西行印度取回众经，他亲自作序，命弘福寺僧怀仁从王书中集出所需之字，摹勒上石，开创了书法史上集字立碑的先例。唐太宗不仅是一个书法艺术的鉴赏家、收藏家和促进者，而且还是一个艺术水平很高的书法家。他常以真、草二体书写屏风，笔力遒劲，群臣叫绝。他创作过很多作品，其中以《晋祠铭》和《温泉铭》最为出色。他把这两个行书墨迹刻入碑，成为书法史上第一个将行书字体刻入碑版的创始人。《晋祠铭》书体

①　唐虞世南《笔髓论》。

②　唐张怀瓘《书断》。

③　唐张旭《六体书论》。

④　南宋姜夔《续书谱》。

活跃倜傥，神气浑劲，字里行间，充溢着唐代建国时整个上层统治阶级勃勃向上的生气和踌躇满志的神态，太宗将时代的氛围注进了自己的艺术作品。这是太宗长期心摹手追王书的结果。正如他的书论所说："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然吾之所为，皆作意，是以果能成也。"①《温泉铭》为唐太宗李世民撰并书，原石在陕西温泉，久佚。有唐拓本，装裱已残，计存345　字，末尾有墨书"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八月围谷府果毅儿"一行，系拓于初唐。原藏敦煌石室，后被法国人伯希和掠去，藏于法国巴黎博物馆。此铭北宋刻《绛帖》"后十卷·第二·太宗书"自铭曰从"岩岩秀岳"起，至"芳流无竭"止，共128　字，称《秀岳铭》。清代吴荣光又转摹入《筠清馆帖》。近代俞适存题此铭唐拓本云："余初见《晋祠铭》，爱其字体奇古，遂得旧拓数本；继见筠清馆所刻《秀岳铭》，尤深契悦。因欲见其祖石本，更求之绛州帖（《绛帖》）中。今见此本，举昔年之结爱，悉移集于此。因知《晋祠之转折，已属钝锋；《绛州》之再传，更失真意。此则锋颖如新，夭矫不可方物，太宗之书，于此叹观止矣。当时如伯施（虞世南）、信本（欧阳询）、登善（褚遂良）诸人，各出其奇，各诣其极，但以视此本，则于书法上固当北面称臣耳。后来米襄阳窃取其形貌，竟以成家！然举以拟似，则婢学夫人，终损者气为之沮。此之不逮，时代为之乎！学识为之乎！艺事虽小，亦受诸天，固未容相强也。"这些话虽不免有些偏颇，但细观此铭，笔势圆劲流丽，中锋运笔，疾迟交互。通篇在雍容和雅之中更显剑戟森严、凛然可畏之气势。太宗作书，他主张"惟求骨力，形势自生"，故此铭洒脱自然，抑扬流转，骨力浑厚，劲整奔放。这是太宗将自己的英迈气度、雄强精神化入书作之中，具有一般艺术家难以企及的独特意志和光彩。唐太宗作为开国帝王，日理万机之余竟能精研书法艺术，而且在书法艺术上有新的创造，其所作出的贡献令人不能不在中国书法史上大书一笔。

2。陆柬之及其书作陆柬之，生卒年不详，江苏吴县人，初唐大书家虞世南的外甥，官至太子司仪郎。书法早年学其舅，后学"二王"，卓然成家。张怀瓘在《评书药石论》中云："昔文武皇帝好书，有诏特赏虞世南，时又有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等，或逸气遒拔，或雅度温良，柔和则绰约呈姿，刚节则鉴绝执操，扬声腾气，四子而已。"陆与虞、欧、褚齐名，并称"四子"，可见其书名之大。陆的书法特色是"鉴绝执操"，与虞之逸气、欧之雅度、褚之绰约殊趣同质。陆善正、行、草，尤以行书著称唐代，可惜他的书法遗迹传世者甚少，只有西晋陆机的《文赋》一卷留给我们。

《文赋》行书，纸本墨迹卷，据《石渠宝笈》载：纵约26.5　厘米，横约367　厘米，144　行，凡1658　字。今有"河东李倜士弦章"、"拟晋山房"、"乾隆"、"嘉庆"、"宣统御览之宝"等鉴藏印记。卷前引首有明代李东阳篆题"二陆文翰"及沈度隶书"陆机文赋，陆柬之书"。帖后名款已佚。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赋》为西晋书法家陆机的名著，可惜陆机只留下《平复帖》，而没有留下《文赋》墨迹。《文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极其深远，柬之面对远祖的宏文，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予以书丹，文章、书翰遂称双绝，历代书家均视此卷为瑰宝。元揭傒斯跋云："唐人法书，结

①　唐张彦远《＜唐朝叙书录＞引》。

体遒劲，有晋人风格者，惟见此卷耳"。陆柬之此帖结体方整，笔力遒劲而温润，行间排列疏密由之，大小浓淡，轻重疾徐，俯仰跌宕，皆取法于王羲之的《兰亭序》。其转折处方圆交替使用，以圆折居多。宋濂评曰："唐人之书，论者以其临晋，往往少之，殊不察其变化之妙也。柬之此笔，神俊超诣，尤非诸家所能及。"此话说得很准确。陆柬之学得其舅之圆劲，又得王羲之之神韵。今观传世之唐人行书墨迹，确实很少能超过它的。而王羲之的真迹已佚，后人学王羲之书法的笔法，大都从《文赋》帖入手，元代赵孟頫\就是得力于此帖。我们看《文赋》帖正如陆机文中所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飘逸潇洒，宛如一幅典雅清丽之晋唐山水画，绝少尘俗，意境深远。

3。李邕及其书作李邕（公元678-747年），字泰和，扬州江都（今江苏）人。著名学者李善之子。初为谏官，历任郡守，官至汲郡、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是一位才华横溢而命运坎坷的人。他从小就擅长文章，博闻强记，曾经增补改进了父亲的《文选注》，深受时人称赞。后来进秘书阁读书，学问更为长进，曾以渊博的学识惊倒当时著名学者、内史李峤和监察御史张廷珪，于是被他们推荐当了谏官"左拾遗"。李邕所任官职虽小，可他性格耿直，而且"意气"很盛，敢于直言不讳，参倒了当时炙手可热的武则天的幸臣李昌宗兄弟。中宗即位时，任命术士郑普为秘书监，他觉得不妥，挺身而出，上书诤谏，因此以刚正不阿的品格和明智博识而为世人所重视。后贬职在外，以卖文卖字所得收入救济贫困百姓。但最终遭奸相李林甫暗杀。李邕生前对文章、书翰、正直、辞辩、义烈研究得很深，被称为"六绝"，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高适都以后学晚辈的身份与他交游。杜甫曾赋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赞颂他："忆昔李公存，词林属根柢。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风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锐。情穷造化理，学贯天人际。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各满深望还，森然起凡倒。"诗人表达了对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的热情赞颂和深刻怀念。

李邕学书法从"二王"开始，并广泛地吸收了"二王"与北朝诸家的优秀传统，而又能"摆脱旧习，笔力一新"。他擅长正书、行书，尤以行书艺术饮誉后代，有"书中仙手"之称。他的正书、行书"如华岳三峰、黄河一曲"，《宣和书谱》对其书艺进行了概述："邕初学，变右军行法，顿挫起伏，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李阳冰谓之"书中仙手"，裴休见其碑云："观北海书，想见其风采。"大人之才术多不兼称：王羲之以书掩其文，李淳风以术映其学。文章书翰俱重于时，惟邕得之。当时奉金帛而求邕书，前后所受钜万余，自古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观邕之墨迹，其源流实出于羲之。议者以谓骨气洞达，奕奕如有神力。斯亦名不浮于实也。杜甫作歌以美之曰："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为世之仰慕，率皆如是。"李邕是继楷法森严的初唐四家之后，专以行书艺术问世的，他从本质上一改王羲之以来的传统行书的结构模式和温润闲雅的情调，代之以荒率雄沉、执拗不驯的艺术格调和游弋奔走、攲侧复又端凝的艺术风格，为盛唐新的书风的到来，吹响了号角，翻开了中国书法史上行书艺术的新篇章。李邕又是一位继李世民之后，唐代深具功力的行书入碑的大书法家。可以说，李邕的行书艺术是王羲之以后再变行书书体而崛起的又一座高峰。后世书家常把他同王羲之相提并论，明董其昌说："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清冯班说："右军如凤，北海如俊鹰"。"象"言其凝重，"俊鹰"言其猛厉，都是他的书法所具有的特点。他的用笔方圆兼施，遒劲刚健；结体内紧外拓，似欹反正，于凝重中具有流美飘逸的风韵。宋代苏东坡、米芾都吸取了李北海的一些特点。元代赵孟頫\写大字也极力追求他的笔意、体势，从中学到了"风度闲雅"、"翩翩自肆"的书法境界。如何学李北海呢？李北海自己曾说过"似我者俗，学我者死"的话。这是学习李北海书法，甚至是学习一切个性特点极强的书家作品所应注意的问题，同时也告诉我们学习李北海应重其革新精神和传统根基。李邕一生创作甚丰，有《李秀碑》、《叶有道碑》、《任令则碑》、《卢正道碑》、《娑罗树碑》、《大照禅师碑》、《少林寺戒坛铭》、《东林寺碑》、《法华寺碑》、《灵岩寺碑》、《麓山寺碑》以及《出师表》等遗留下来，其中最著名是《李思训碑》和《麓山寺碑》。

《李思训碑》全称《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并称《云麾将军碑》，行书，立于唐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李邕43　岁时撰并书。此碑共30　行，每行70　字。现存陕西蒲城县。明代杨慎在他的《升庵集》中评价此碑曰："李北海书《云麾将军碑》为第一，其融液屈衍，行徐妍溢，一法《兰亭》，但放笔差增其豪丰体，使益其媚，如卢询下朝，风度闲雅，萦辔回策，尽有蕴藉。"细观此碑，用笔豪爽猛厉，起落争折，直多于曲，一点一画如抛砖落地，铮铮有声，行笔果敢简捷，笔笔铁画银钩，瘦硬通神。结体方正夭矫，笔势向外扩张，上展下放，左低右高，多呈欹侧之势，造形峭拔雄肆，恰似千仞绝壁，百年劲松，给人以气宇轩昂、风姿洒脱的感觉。正如清代刘熙载《艺概·书概》中指出："李北海书多得异势，然所恃全在笔力。"李北海的行书就是以豪健之气一改右军之秀逸，把唐太宗未能做到的予以完成了，从而把行书的发展推向又一个高峰。

《麓山寺碑》亦称《岳麓寺碑》，立于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是李邕53　岁时贬谪途中所撰写的得意之作。碑正文行楷28　行，每行56　字。全碑从撰文、书写到刻石，都是李邕自己所作。碑额上篆书"麓山寺碑"四个挺拔、端庄的大字，也是李邕亲自书写。原碑现仍留存于湖南长沙岳麓公园里。

《麓山寺碑》是李邕书法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反映了李邕书法的主要特点。此碑字字劲峭，神采夺人，用笔博采钟、王书体和北朝碑书之长，笔势凝重俊截，笔力浑厚雄健，结字纵横开合，取势与运笔墨法蕴藏着北方书派的风骨，大有压倒群山之势，为后世艺林所推崇。明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评其"钩磔波撇虽不能复寻，览其神情流放，天真烂漫，隐隐残楮断墨间，犹足倾倒眉山（苏轼）、吴兴（赵孟頫\）也。"苏轼、赵孟頫\作为大艺术家，为之倾倒的正是因为李邕用笔沉着流动耸挺的艺术效果。"神情流放"，依附于具体点画结构之中，此碑的神情就是通过线条本身形态和相互构建后所表露出来的既果断又活泼的本性和傲岸多姿的瑰丽色彩。无论是用笔、结字，还是章法、气韵，处处都焕发出凌厉劲拔、气宇轩昂、"前无古人"的崭新风貌。如果把它与《李思训碑》相比，艺术风格差别很大。《麓山寺碑》的笔画挺耸、随势右倾，充分表现出浑厚凝重的笔姿、奇崛多变的体势，标志着"书贵瘦硬"的时代的终结和盛唐气象的到来。难怪袁褒评李邕的书法艺术时说"北海专事奇崛"。《快雨堂跋》中也说："以荒率为沉厚，以攲侧为端凝，北海所独。"而刘熙载的《艺概·书概》则指出："李北海书以拗峭胜，而落落不涉做为。昧其解者，有意低昂，走入佻巧一路。"这里"奇崛"、"攲侧"、"拗峭"都是说李邕行书的字形的独特。他的字"形"不是那种"稳定的形"，而是存在于内力与外力互相冲撞又交融在一起的力场中的"不稳定又稳定的形"，它反映出李邕书法创作的鲜明个性。这正是李邕的艺术追求。所以他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告诫后学者不要一味模仿，步人后尘，而真正想有所成，只有创新。

4。杨凝式及其书作杨凝式（公元873-954年），字景度，号虚白、癸已人、希维居士等，华阴（今陕西）人。进士出身。历仕梁、唐、晋、汉、周五朝，官至太子太保，人称"杨少师"。杨凝式作为五朝元老，并非是一个庸庸碌碌之辈，而是一位有才华、有见地、有抱负之人。因此，在思想禁锢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在五代动荡的朝廷之内，杨凝式在35　岁时便因直谏而不得不佯狂远祸，在衣衫褴缕、行迹自晦放浪的外表下深藏起激越不羁的内心，"杨疯子"的称号，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杨凝式以发疯来对待人生，以颠狂的行为姿态作为对抗黑暗的一种特殊方式。这与颜鲁公的凛然正气、以死抗争不同，与释怀素的忘怀世故、寄情自然也不同，这是一个无可奈何之法，恰恰体现出一个深藏着正义感的古代知识分子的悲哀。杨凝式以特殊的心态，颠疯的形貌，在书法艺术领域里踽踽而行，成为承唐启宋的行书大家，是唐楷向宋行过渡的关键人物。

杨凝式的书法师法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及二王，却又抛开了唐书严整的法式，以一种无法无度、天真烂漫的抒情写意的面目出现。杨凝式与"颠张醉素"一样，特别喜欢壁书而极少写笺牍。杨凝式书壁时的精神状态，也与张旭的"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和怀素的"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十分相仿。然而，身处乱世、心情郁闷的杨凝式，毕竟与身处盛世、情绪昂扬的张旭、怀素不同。张、怀书壁是使酒任性，在热情奔放之时，觉得"吴笺蜀素不快人"，而"书于高堂三丈壁"，这才如痴如狂。杨凝式是避俗遁世而不可得的情况之下，借书壁的方式佯狂，宣泄心中的苦闷。杨凝式"素不喜尺牍"，他的"淋漓快目"的书迹都是题写在寺庙墙壁上的。陈思《书小史》载："西洛寺观二百余所，题写几遍"。《旧五代史·杨凝式传》里也说："洛川寺观兰墙粉壁之上，题纪殆遍。"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因长年经受风吹雨打日晒，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而留下来的几件作品，倒是他"不喜"之"尺牍"，有《韭花帖》、《夏热帖》、《神仙起居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等帖，米芾称其书"如横风斜雨，落纸云烟"。从这些传世的作品看，杨凝式作为一个杰出的书法家，他是深谙书法艺术基本功的重要性的。他有强健的笔力，敏锐而精确的造型能力，以及有适应和创造千变万化的视觉空间的非凡本领。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有诗赞道："世人但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下笔便到"四字，概括了杨凝式"稳、准、狠"的手腕功夫；一句"欲换凡骨无金丹"，更是为世人、也是为自己感叹，言语之间，唯独杨凝式才有那种"欲换凡骨"的灵丹妙药。故大书法家苏轼同样对杨凝式予以高度评价，将其与颜真卿并称"颜、杨"。

杨凝式作为五代的行书大家，他的传世墨迹中，《韭花帖》是一件最突出的墨宝，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件经典性的巨迹。

《韭花帖》纸本，行书尺牍，墨迹，共7　行，63　个字，高26　厘米，宽28　厘米，是一通写在白麻纸上的信札。真迹于清末年间为罗振玉所藏，曾被印入《百爵斋藏历代名人法书》，不知下落。当时清朝内府以及台湾兰千山馆所收藏的，则都是后人的摹本。

《韭花帖》是杨凝式答谢友人的一封书信，信中所述他午睡起来，腹味舒适，恰逢馈赠韭花所作食品，十分可口，便执笔以示谢意。内容读来平实清淡，字也写得萧散随意。

《韭花帖》通篇字形工整，矫健爽朗，体现在字里行间的，一方面是笔锋入纸如锥划沙般的劲利；另一方面，又出神入化地表现出笔墨间的神情顾盼。在用笔上，其中锋的健洁雄强以及提按顿挫间的笔势往来，大都采自《兰亭》一脉。尤其是气息的清远上，两者也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在结体上，《韭花帖》以其疏秀空灵代替了《兰亭》的端凝飘逸。在行距上，此帖更是独具一格，字与字间距处理上的大胆拓宽，使得他对于结字又流露出精创的安排，或密或疏、或正或欹、或拙或巧，或以文章留空，或以变幻取胜。疏朗虚白，相映成趣，不仅达到了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而且为新意境的诞生创造了契机。乍看《韭花帖》，仿佛觉得字里行间能容千军万马，但仔细一看，却并非如此，作者在黑白虚实处理上，独具匠心地通过字与字的呼应，行与行的映带，使得疏旷的布置藩篱完固，从而显示了一种白多黑少，以白醒黑，衬景开阔，气韵横溢的深远境界。宋代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都醉心于此帖，尤其是明代的董其昌，他在继承了《韭花帖》疏秀清朗之章法的同时，又夸张地融进了自己的审美情趣，从而形成了"超然旷达"的董体书风。

杨凝式的书法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他的《韭花帖》摆脱了庙堂碑石那种由于森严惊心而导致的人格异化，它清挺疏淡而更接近人生，传达给人们的是对人生往事的回忆和对现实世界的珍惜，婉约深沉的艺术语言，把人们引进了亲切而略带伤感的真实情绪之中。正如王文治在《论书绝句》中所赞道："韭花一帖重球琳，千古华亭最赏音。"与《韭花帖》出自同一机杼的草书《神仙起居法》帖，它继承了张旭狂草的笔法，但轻松自如而无任何自我表现和浮躁不安的痕迹。书法与文字内容暗合，都讲究道家养身修心之道。而《夏热帖》与《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却跟上两帖相反，一变纵深的结体为疏朗，使人的视觉世界从奇险的峰峦转移到豁然开朗的浩瀚大海。杨凝式正是以这样风格多样、面目不同的艺术语言，塑造了他的双重人格，留给后人以深思。

（四）篆隶篆以秦兴，隶以汉盛。

《续书断》说："自秦李斯以苍颉、史籀之迹，变而新之，特制小篆。

备三方之用，合万物之变，包括古籀，孕育分隶，功已至矣。历两汉、魏、晋至隋、唐逾千载，学书者唯真、草是攻，穷英撷华，浮功相尚，而不曾省其本根，由是篆学中废。"宋代朱长文这段话正道出了"篆学中废"这一历史客观现实。确实，自秦朝李斯之后，没有人继承其篆法加以发扬，只有到了唐代的李阳冰，才把篆书再次掀起高潮，使篆书延传至清代，以至现当代。李阳冰这一壮举确实伟大，不愧为一位大篆书家。《宣和书谱》赞曰："有唐三百年以篆称者，惟李阳冰独步。"

隶书至唐代，已发展成为程式化极强的恹恹无生气的书体。但也有专事隶书的书家，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李隆基、梁升卿等人便是。其中韩、蔡、李、史合称为唐代隶书四大家。唐隶四家以韩、蔡之书见称，但蔡有邻、李潮之书流传下来的极少，后世难得一见，韩择木、史惟则二人尚有作品可寻。

1。李阳冰及其书作李阳冰（公元722-789年），字少温，唐赵郡（今河北赵县）人，据传为李白族叔，但年龄小于李白。他是唐代以篆书闻名的一代书法大家。

李阳冰毕生专攻篆书。初学李斯《峄山刻石》，后从《吴季札墓志》得到启发："变化开阖，龙蛇盘踞，劲利豪爽，风行雨集，文字之本，悉在心胸。"自此面目一新，独创一家。所以小篆圆活姿媚，神采飞动，劲利豪爽，骨气丰匀。李白《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中有"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美"，"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之句，对他推崇备至。唐吕总在《续书评》中云："阳冰篆书，若古钗倚物，力有万钧，李斯之后，一人而已。"宋陈■《负暄野录·篆法总论》云："小篆自李斯之后，惟阳冰擅其妙。尝见真迹，其字画起止处，皆微露锋锷。映日观之，中心一缕墨倍浓。盖其用笔有力，且直下不攲，故锋常在画中。"明赵■《石墨镌华》称赞李阳冰篆书"瘦细而伟劲，飞动苦神"。这些评论都指出李阳冰篆书中锋笔力运用特盛。这也就是李阳冰篆书的特点与优点。李阳冰对自己所创"玉箸篆"也非常自负，曾自言道："斯翁之后，直至小生"。从唐至元，他所得隆誉可谓无以复加。但是，清代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中却批评李阳冰篆书说："笔法出于《峰山》；仅以瘦劲取胜。若《讦卦铭》，益形怯薄，破坏古法极矣。"事实上李阳冰的篆书，是没有两周金文、石鼓文朴茂浑厚，也没有李斯小篆的圆融劲挺、结法险奇，更没有汉篆的方整刚劲。但作为小篆这种书体，到沉寂冷落了500余年后的盛唐，却由李阳冰重新拈出，而且化腐朽为神奇，所以他在当时的书坛上赢得了像稍晚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那样的赞誉，丝毫也不用诧怪。与李阳冰同时代及五代、宋、元的篆书书家都不能与他同日而语，他作为一座历史的高峰仍受到后代的景仰和膜拜。所以我们要以辩证的观点去看待李阳冰的书艺。他作为特定历史范畴中继往开来的杰出人物，其功绩谁也难以抹煞。《缙云城隍庙碑》、《怡亭铭序》、《李氏三坟记》、《谦卦爻辞》、《般若自题名》、《滑州新驿记》、《琴铭》、《听松》等书迹，就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

《三坟记》为李阳冰的代表作，言阳冰必言《三坟记》，艺术价值很高。此碑由李季卿撰文，李阳冰篆书，刻于大历二年（公元767年）。碑高2.15米，宽0.93　米，两面刻，共23　行，每行20　字。原石已佚，现存于西安碑林者为宋翻刻。

《金石录》云："阳冰在肃宗朝（公元756-761年）所书，是时年尚少，故字画差疏瘦。至大历以后诸碑，皆暮年所篆，笔法愈淳劲，理应如此也。"细观此碑，用笔粗细圆匀，稳健自然，结构均衡对称，十分沉稳，线条秀美遒劲，冷峻而静穆，字字犹如秦陵严整之兵俑，不可随意涂抹与挪动，确实为他晚年所作。如果把它与秦篆笔法比较，此记圆弧笔画明显增多，将秦篆之上密下疏改为上下停匀，瘦细健伟。览此记，别有一番情趣，若山涧之流泉，若松间之明月，若江上之清风，徐徐涌入胸怀。清孙承清在《庚子消夏记》中云："今观《三坟记》运笔命格，矩法森森，诚不易及。"李阳冰的《三坟记》确实遒劲而又逸致翩然。

与《三坟记》同年而作的《栖先茔记》，用笔遒劲、开张，笔道丰茂厚实，体格有所不同，是为李阳冰有变秦小篆遗风，故求其真而葆其美也。"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拉嘴嚼之势，随手万变，任心有成，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者矣。"（《上李大夫论古篆书》）而早于8年所作的《城隍庙碑》，其用笔纯系秦刻石《峄山》的程式。再观他晚年所作的《般若台记》却有返朴归真的倾向。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云："少温《般若台》，体近咫尺，骨气遒正，精采冲融，允为楷则。"从《城隍庙碑》到《般若台铭》，我们可以看到李阳冰之篆法有日新月异之猛进，致使书艺与时并增，如虎如龙，劲利豪爽，风行雨集。《广川书跋》云："观阳冰篆千字，得书法三昧，虽规合矩应，不遁方圆，至其神明合离，殆无蹊径可蹈而循，固知与长史异者形迹之间也。书家以法相授，其律甚严，非心融神会，未尝以付。始求于法，终不参流，动如羚羊挂角，更无形迹，逮及游于法之外，斯可语成法矣。"

2。史惟则及其书作史惟则是唐玄宗朝代的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其生卒年代记载不详。

他的原名为浩，惟则是他的字。唐玄宗时，他初仕伊阙尉，迁集贤院待制兼校理，后任殿中侍御史，故世称"史侍御"。他精研书法，特别是在隶书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其风格特点是发笔方广、字形峻美、进退有度、雁足印沙，从而成为唐开元年间的第一位隶书专家。唐窦臮在《述书赋》中说："史侍御惟则，心优世业，阶乎籀篆，古今折衷，大小应变，如固高而瞩远，俯川陆而必见。"史惟则传世的书迹不多，有《大智禅师碑》、《龙角山元元宫碑》、《庆唐观金录斋颂》、《李楷洛碑》、《大照禅师碑》、《舞阳候祠堂碑》、《刘飞造像记》、《凉国夫人碑》等。其中以《大智禅师碑》为代表作。

《大智禅师碑》亦称《义福禅师碑》，全称《大唐故大智禅师碑铭并序》，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刻，严挺之撰文，史惟则隶书并篆额，史子华刻字。碑身高202　厘米，宽112　厘米。碑阳32　行，每行61　字，碑额3　行共9　字。碑阴比碑阳晚五年，即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刻，刻的是"大智禅师碑阴记"，阳成伯撰文，也是由史惟则隶书，27　行，每行9　字。碑末附宋淳化、宣和、金大宣、贞祐、明弘治年间的题名。此碑现藏西安碑林。此碑书法苍劲庄严，颇具骨力。其结体用笔基本保留了汉隶特点，其章法布白也颇似汉代《乙瑛碑》，有疏有密，刚柔相济，大小变化，是标准的唐隶之一。但因"唐人尚法"，唐隶受到唐楷笔法和结构规范化的影响，故失去汉隶自然朴实的意味，其生命力也就大大不如汉隶。同时，由于受唐楷的影响，此碑也就明显地存在程式化倾向。如果把此碑与汉隶之不同艺术风格相比，就能很好地看出唐隶的风格特征，"汉多拙朴，唐则日趋光润；汉多错落，唐则专取整齐；汉多简便如真书，唐则偏增笔画为变化。神情气韵之间，迥不相同耳。"①3。韩择木及其书作韩择木是中唐时代的昌黎人，他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叔父。他的生卒年代记载不详，只知他活动于开元年间（公元713-740年）。官至工部尚书、右散骑常侍，故世称"韩常侍"。韩择木也精研书法，师承蔡邕，以隶书著名，有"蔡邕中兴"之誉。《述书赋》说："韩常侍则八分中兴，伯喈（蔡邕）如在，光和之美，古今迭代。昭刻石而成名，类神都之冠盖。"韩择木隶书非常出名，远超"唐隶四家"的另外三人，赞美之词很多，有"庄重有法"，有"如龟开萍叶，鸟散芳洲"，有"如山东老儒，虽姿宇不至峻茂，而严正可畏"。宋朱长文在《续书断》中更是给予他以高度的评价："在唐中叶，以八分名家者四人，惟则与韩择木、蔡有邻、李渐也。择木尤妙，名重当时，惟则可以亚之。"朱长文认为韩择木的隶书排第一，而史惟则排第二，这自有他的道理，我们也可以从他的作品得到证实。他传世的书迹不多，有《祭西岳神告文碑》、《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之碑》、《叶惠明神道碑》、《桐柏观记》、《曹子建表》、《心经》等。韩择木的代表作是《祭西岳神告文碑》和《荐福寺临大戒德律师之碑》。

《祭西岳神告文碑》立于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韩赏撰文，韩择木隶书，凡22　行，每行15　字，共330　字，碑额有篆书"开元十三年六月九日建"，此碑现存于西岳华山。

《祭西岳神告文碑》基本反映了韩择木隶书的风格特点。其用笔以篆法入隶，如锥画沙，如折钗股，既显示出韩择木书法的深厚功底，又颇具笔墨趣味。其结体端庄平正，内敛外拓，给人以静穆稳定的感觉。细品此碑，其点画结构无不暗合《曹全碑》的审美特征，自然洒脱，波磔飞动而不轻佻，正如清代万经所说："不束缚，不弛骤。"与史惟则的《大智禅师碑》相比，技法更显娴熟。加上置于华山上，长年经受风雨的剥蚀，又多增一分苍茫劲健之美。难怪宋代朱长文看了此碑后，把韩择木列于"唐隶四家"之首。《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之碑》此碑是韩择木写《祭西岳神告文碑》三十年后的又一代表作，韩择木经过这三十年的磨练，吸收了《张迁碑》的苍劲凌厉、《曹全碑》的妍丽清韵、《石门颂》的纵横逸宕，同时又融入他那充满中和之气的楷书笔意，从而形成一种清新而萧散的风格。观看此碑，字字骨力遒劲，端庄稳美，合规中矩。字形大小有变化，整体上和谐统一，基本脱离了唐隶的程式化。与其他诸多唐隶碑帖拉开距离，为我们研究隶书艺术的发展规律增添了一份有价值的资料。此碑刻于唐大历六年（公元771年），现存陕西泾阳县文化馆。

①　清万经《分隶偶存》。

（五）书学论著书论是关于书法的理论或著述。它是在中华文化思想中孕育而成的，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书法本身的范畴，它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书论与书迹结伴而行、理论与实践互相观照，书法就繁荣昌盛，这是中国书法发展史所显示的一大特点。

隋朝统一南北，享国虽短，但在中国书法史上却是一个关键时期。隋代书论传世不多，有释智果的《心成颂》等。

大唐帝国国运昌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唐代不仅是书法艺术的昌盛时代，而且也是书法理论大丰收的时代。书论撰写者之多，论述体例之丰，阐释内容之深，都是前代所没有的，也是以后的宋、元、明望尘莫及的。据史籍所载，唐代书论达一百余种。现在留传下来的有欧阳询的《八诀》、《传授诀》、《用笔论》、《欧阳率更三十六法》，虞世南的《书旨述》、《笔髓记》，李世民的《笔法诀》、《论书》、《指意》，孙过庭的《书谱》，李嗣真的《书后品》，张怀瓘的《书议》、《书估》、《书断》、《文字论》、《六体书论》、《论用笔十法》、《玉堂禁经》、《评书药石论》，蔡希综的《法书论》，徐浩的《论书》，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怀素的《自叙帖》，韩方明的《授笔要说》，韩愈的《送交闲上人序》，张彦远的《法书要录》，林蕴的《拔镫序》，释亚栖的《论书》等等。

五代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虽然出现了像杨凝式这样的大书法家，但五代书法的批评理论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把它看作为宋代书论繁荣的准备阶段。

唐代书学论著非常丰富，其中著名的也很多，现试举几例。

1。第一部书学论著--《书谱》《书谱》是一部文书并茂的论书著作，是中国书论史上的杰出篇章。唐代大书法家、书论家孙过庭撰文并书。

关于《书谱》的篇幅，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根据《书谱》最后一段说："今撰为六篇，分成两卷，第其工用，名曰：《书谱》。"可是现存《书谱》就只有一篇，所以论者产生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今存《书谱》只是原书的一篇序言，故作《书谱序》；二是因原文中有"分成两卷"，且有"卷上"字样，所以认为它是两卷中的上卷，下卷已佚；三是认为今存《书谱》即为全文，因原文的内容和结构都完整，可能是由于屡经装裱而在中间断失"卷下"等字。但是，无论今存《书谱》为序言或为正文，为完帙或为部分，其理论价值并不因此而减低。

孙过庭从书体发展的总体趋势上评述了钟繇、张伯美、王羲之、王献之四家书艺的优劣，表现出他对书法发展观的深刻理解：书法的"质"与"文"的问题，即为内在美与外在美的问题；书法艺术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内在美，就是"质"，有志于书道者应在这上面下苦功夫学习。

孙过庭评价钟、张、二王的书艺，他最推崇的是王羲之兼擅各体。在他的书论中，他一方面强调辨体，即指出各种书体用途、特征、规律的区别。"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疏而畅，章务检而便。"（《书谱》）另一方面主张融汇贯通，重视各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统一。他以"使转"、"点画"来分析真书与草书的异同，真书以点画作为外在的表现，以运笔的使转作为内在的精神，而草书则相反。然而"点画"与"使转"在字中是相关连的，"形质"与"情性"也是统一的。他认为只要在这两方面上下功夫，其书艺便能达到炉火纯青、左右逢源的境界。他称赞王羲之的字说："岂惟会古通今，亦乃情深调合。"可见他注重情感对书法的影响。但他又主张不必从书法形态上去区分不同作品之间的异同，而应从书家的心理上去把握其实质，所以他说："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书谱》）至于人的性格与书风的关系，孙过庭在解释如何同学一家之书而各人面目纷呈，他以为书法的本原在创作者自身，而书法的气势波澜系于人心。所以对于书法创作的条件，他提出了五合、五乖的理论，认为作书者在心情既佳、笔墨精良、气候宜人的情况下，自然便触发起创作的欲望，这样产生的作品无不畅情达意。同时，他还主张融合各种风格，兼取其长，形成一种综合而协和的中庸之美。

孙过庭在他的书论中，还提出了自己对书法批评及鉴赏的看法。他指责了三种批评态度：一是人云亦云，一是倚老卖老，一是贵古贱今。他提倡在书法批评中应独立思考，要具有蔡邕识琴、伯乐相马那样见微知著、不为时尚所囿的精神。他认为批评的目的在于从纷繁复杂的书法创作中总结出规律，以期有助于现世与后代的学书者。因而在他的理论著作中贯穿着求实切用、理论指导创作实践的思想。

孙过庭的《书谱》博大精深，宏观论及书法艺术的法度与书人情性，微观至于点画与结构，充满了发展辩证的观点。《书谱》是中国书法史划时代的理论著作，历来被书家们奉为学习真草的圭臬。

2。书法品评专著--《书断》《书断》是评价书家和品鉴书艺的著作。唐张怀瓘著。

张怀瓘，是唐代开元年间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是一位很有独到见解的了不起的艺术批评家。他的著述很多，传世的有11　篇，最有价值的首推《书断》。

《书断》分上、中、下三卷，包括《书断序》、《书断上》、《书断中》、《书断下》、《评》五部分。

《书断序》是讲作《书断》的目的，要纠正前人书评的错漏，重新评价古今书法。《书断上》叙述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等十种书体的源流和发展概况，对各书体的特点及书家的赞语，颇有远见，且文字优美，文质相辅。《书断中、下》把古今书家列为"神、妙、能"三品，神品25人、妙品98人、能品107人，然后分别评论书家。《评》是全篇之跋语。综合论述古今书评家梁武帝、羊欣、虞和、赵壹、萧子云等评论的要旨。此《评》创稿于开元甲子年（公元724年），脱稿于丁卯年（公元727年）。《书断》引征繁博，资料丰富，作者自谓："不虚美，不隐恶，近乎司马迁之书也"，可见作者撰写此书的态度是很严肃的。唐代张彦远所编的《法书要录》也辑录了这部书的全文，可见此书在唐代已得到重视。近人余绍宋对此书的评价也极高。

3。崇尚自然的书论--《述书赋》《述书赋》是品评书法家及其书作的著作。唐代窦臮著。

窦臮，字灵长，扶风（今陕西麟游县西）人，他大致生活在唐玄宗天宝（公元742-756年）前后，曾任检校户部员外郎、宋汴节度参谋、刑部都官郎中等职。他是唐代天宝年间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其兄窦蒙在《〈述书赋〉语例字格》中说："吾弟尚辇君，字灵长，翰墨厕张、王，文章凌班、马。词藻雄赡，草隶精深，平生著碑志、诗篇、赋颂、章表，凡十余万言，较其巨丽者，有天宝所献《大同赋》、《三殿蹴踘赋》，以讽兴谏诤为宗，以匡君救时为本。"可见他在当时已文名显著。《述书赋》是他的一部代表作。《述书赋》二卷，综论历代书家，起自上古，迄于当时，共收录198人，并及署证、印记、征求、保玩等等。其品题叙述，皆极精赅，书评而下，亦或有议。所注全凭史传，典切精当，颇为扼要。他自言："今记前后所亲见者，并今朝自武德以来迄乾之始，翰墨之妙，可入品流者，咸备书之。"《述书赋》的论书宗旨是崇尚自然，主张任兴所适，不受规矩格法的限制，它体现了盛唐时代追求自然之美，反对矫揉造作的艺术审美趣尚。《述书赋》论历代书家，贵其能通乎自然。只有不忘童心，意在返回自然，排除世情，进入"忘情"的境界。与"忘情"相连的就是强调任兴所适，不受法度规矩所限，因而在《述书赋》评论具体书家之中，窦臮特别重视风流逸放一路。在《述书赋》中还涉及到了"真"与"美"的问题。所以，全面考察《述书赋》，我们可以看出窦臮的书论相当明显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说，《述书赋》是道家崇尚自然的审美观在书论中的体现。

4。权威的书学编著--《法书要录》《法书要录》是书学论著总集。唐张彦远编著。

张彦远（公元815-875年），字爱宾，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他出生在一个缙绅大族，高祖嘉贞相玄宗，曾祖延赏相德宗，祖弘靖相宪宗，有"三相张家"之称。张彦远博学能文，乾符中，官至大理寺卿。他精研书法，擅长隶书，在艺术理论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是一位伟大的艺术理论家。除《法书要录》之外，还有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历代名画记》。

《法书要录》十卷，编辑自东汉至唐元和（公元806-820年）年间的书法理论著作34　篇，采摭繁富，精审有识。他自己在《法书要录自序》中说："好事者得此书及《历代名画记》，书画之事毕矣。"张彦远在他的论著中，提出了关于书画同体的理论，开启了后代诸种书画相通的主张。同时，他又认为书画都本乎立意而归乎用笔，其创作过程是相通的。正如他在《论画六法》中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来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他的宏观艺术理论思想正来自于对艺术的深刻理解。在《法书要录》中，他编入了赵壹的《非草书》、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王僧虔的《论书》、虞和的《论书表》、梁武帝的《论钟书十二意》、《与陶隐居论书启九首》、庾肩吾的《书品》和李嗣真的《书后品》、窦臮的《述书赋》和张怀瓘的《书断》等古代书论中的名篇，还有那更为著名的卫铄的《笔阵图》和王羲之的《题笔阵图后》。可见《法书要录》确实是一集大成的作品，享有很高的学术性与权威性。

五、隋唐五代的音乐舞蹈艺术隋唐五代的音乐舞蹈艺术，是中国古代乐舞文化的高峰。这一高峰的出现，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合力。其一，音乐舞蹈，历来是封建礼教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隋唐初创之时，国家为稳定社会秩序，规范社会行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迫切需要礼乐建设的辅助。因此，隋设清商署，唐增设教坊、开辟梨园等专职机构，锐意挖掘整理前代各国遗留下来的乐舞遗产，大规模地进行乐舞的修定。其二，隋唐两代的文治武功使歌舞诗乐层出不穷。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为乐舞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现实题材和难得的历史机遇。其三，外来乐舞为中国乐舞的繁荣注入了新的酵母。自汉魏至隋唐，中外各民族长达几百年的广泛交流，使中国传统乐舞得以多方借鉴和融合。尤其是到了唐代，几乎将进入本土的所有外来乐舞，都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民族化、大众化的再创造，使之成为大唐乐舞的优秀成果。其四，诞生在民间的"散乐"、"歌舞戏"、"俗讲"等艺术形式，以其清新独特的风格，深为朝野官民所喜闻乐见，因而有着蓬勃的生机，成为隋唐五代乐舞体系中最为强大的望族。

隋唐五代乐舞的内容，可概分为四大类。一是"先王之乐"，即古老悠久的雅乐，专供帝王祭祀天地、祖先以及举行朝贺、宴享等大典所用。二是北朝以来北方乐舞的龟兹乐，以及源于龟兹乐发展而来的燕乐，专供朝廷宴娱所用。三是汉魏以来所创作的清乐，属于汉族传统的乐舞。四是散乐，为别于殿堂雅乐而言的民间乐舞百戏。其中"杂曲"、"俗讲"和"燕乐"，是唐代的最新成果。

（一）雅乐与俗乐《新唐书·艺文志》载，"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因此，隋唐五代的音乐，主要由雅乐和俗乐构成。雅乐由古代的"先王之音"和汉魏以来的"前世之音"--"清商乐"构成。俗乐包括各兄弟民族的乐舞、唐代创造的燕乐和民间音乐。

1。隋代的清商乐历经南北朝300余年的战乱，天下礼坏乐崩，各地典章殆尽。隋文帝立国，锐意复兴礼乐。诏令太常卿牛弘等人增修雅乐。牛弘召集伶官，搜集清商乐遗迹，仅于郊外寺庙征得祭神所用《黄钟》一曲。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灭陈国，才获得江东乐工和四县乐器。文帝召至宫廷演奏，赞叹"此华正声也，非吾此举，世何得闻"。于是调整五音，再生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14　调。自此，隋朝有了清商乐，特设置清商署掌管。

清商乐，是古代汉族民间音乐的总称。晋到南北朝期间，相和歌曲融合南北不同的传统和风格，逐渐发展为清商乐。西晋时，设音乐机构"清商署"，由律学家荀勖主持，对旧有的相和歌进行收集和改编。东晋南迁后，南方音乐在吴歌、西曲的基础上，结合传入的中原音乐而发展起来。后来，魏孝文帝元宏收集中原旧曲、江南吴歌和荆楚西声，总称为"清商乐"，以别于"胡乐"和"先王之音"。

隋设清商署后，协律郎祖孝孙依据京房旧法，推5　音12　律为60　音，每音再以6　调分奏，演变为360　乐。后被列入《七部乐》中为第二部，名作《清商伎》。再后，又设《九部乐》，改称《清乐》，列于九部之首。唐代，初设《九部乐》，后增设为《十部乐》，《清商乐》均排在第二部。

隋朝灭亡，清乐散缺，存者仅剩63　曲。留传后世者有：《平调》、《清调》，由南北朝周国《房中乐》所出；《白雪》，古代楚地之曲；《公莫舞》，南北朝汉国之舞；《巴渝》，南北朝汉高帝命乐人所作；《明君》，汉元帝时所作；《明之君》，汉代《鞞舞》之曲；《铎舞》，汉代之曲；《白鸠》，三国时吴地《拂舞》之曲；《白纻》，三国时吴舞之曲；《子夜》，晋代之曲；《前溪》，晋代车骑将军沈珫创作；《团扇》，晋代王珉所作之歌；《懊侬》，晋代隆安初歌谣；《长史变》，晋代司徒长史王廞创作；《丁督护》，晋、宋间乐曲；《读曲》，宋人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乌夜啼》，宋临川王义庆创作；《石城》，宋臧质创作；《莫愁》，出于《石城乐》；《襄阳》，宋、隋时人王诞创作；《常林欢》，宋、梁间乐曲；《三洲》，商人歌曲；《乌夜飞》，南北朝宋人沈攸之创作；《估客乐》，南北朝时齐武帝创作；《杨叛》，南北朝时北齐歌曲；《骁壶》，投壶之乐；《采桑》，《三洲曲》所出；《玉树后庭花》、《堂堂》，南北朝陈后主创作；《泛龙舟》，隋炀帝杨广创作。

还有《吴声四时歌》、《雅歌》、《上林》、《凤雏》、《平折》、《命啸》等曲，词与曲多有散佚，十不传其一、二。

2。唐代的雅乐前代儒者，专视"先王之音"为雅乐。雅乐，是古代宫廷用于祭祀和仪典的音乐，源于周朝的礼乐制度。周朝的"礼"有五类：一为吉礼，讲祭祀，敬事邦国和鬼神；二为凶礼，哀忧患，多属丧葬凶荒；三为宾礼，讲会同，多属朝聘过从；四为军礼，讲兴师动众，征讨不服；五是嘉礼，为宴饮婚冠，吉庆活动。古代"乐"与"礼"紧密相联，在这五类宫廷礼乐活动中，"乐"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隋之前，这些音乐也被称为清商乐，隋改称清乐。因其"中正和平"、"典雅纯正"，故署名雅乐。唐代燕乐流传到日本，也被称为"大唐雅乐"。

唐代大规模地修定雅乐有三次。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渊始命太掌少卿祖孝孙修定雅乐，至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六月，孝孙奏请修定。高祖令其斟酌南北，考以古音，遵照《礼》中"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要求，制定"十二和"之乐。

《豫和》之乐，用于祭祀天神；《顺和》之乐，用于祭祀地祇；《永和》之乐，用于祭祀宗庙；《肃和》之乐，用于天地、宗庙登歌；《太和》之乐，用于皇帝临轩；《舒和》之乐，用于王公出入；《休和》之乐，用于皇帝举食及饮酒；《政和》之乐，用于皇帝受朝；《承和》之乐，用于皇太子轩具出入；《胎和》之乐，用于冬至皇帝礼会登歌；《雍和》之乐，用于郊庙俎入；《寿和》之乐，用于祭享酌酒，宣读祝文及饮福、受胙。

此外，五郊迎气，各以月律而奏其音，郊庙祭享奏《化康》、《凯安》之舞乐。至此，亡绝已久的周礼旋宫之义，以及与礼相联的雅乐重又复兴起来。

祖孝孙逝世后，新任协律郎张文收依据《周礼》，将十二和之曲与乐器相配定制：祭昊天上帝、封太山：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奏《预和》之舞；祭地祇方丘：以函钟为宫、大簇为角、姑洗为徵、应钟为羽，奏《顺和》之舞；祫禘宗庙：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奏《永和》之舞；祭五郊、明星辰及类于上帝：黄钟为宫，奏《豫和》之曲；大蜡、大报：以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等调，奏《豫和》、《顺和》、《永和》之典；明堂、雩：以黄钟为宫，奏《豫和》之曲；神州、社稷、籍田：以太簇为宫，雨师以姑洗为宫，山川以蕤宾为宫，并奏《顺和》之曲；飨先妣：以夷则为宫，奏《永和》之舞曲；大飨燕：奏姑洗、蕤宾二调；皇帝郊庙、食举：以月律为宫，并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庙出入：奏《太和》之乐；临轩出入：奏《舒和之乐》；并以姑洗为宫。

皇帝大射：以姑洗为宫，奏《驺虞》之曲；皇太子：奏《貍首》之曲；皇太子轩悬：姑洗为宫，奏《永和》之曲。

因黄钟为十二调之首，以其为尊贵的象征，按等级规定：为天子之乐，用十二钟；为上公之乐，用九钟；为侯伯之乐，用七钟；为卿之乐，用六钟；为子男之乐，用五钟；为大夫之乐，用四钟；为士之乐，用三钟。

这套乐舞制度，深得太宗称善，成为"贞观之治"的一套盛世乐章。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经太宗提仪，朝廷议定：皇祖弘农府君、宣简公、懿王三庙的祭乐，均用《长发》之舞。

太祖景皇帝庙乐，用《大基》之舞；世祖元皇帝庙乐，用《大成》之舞；高祖大武皇帝庙乐，用《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庙乐，用《光大》之舞。

其他各庙祭歌，请每室别奏。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经太尉长孙无忌、侍中于志宁提议，太宗诏令：太宗庙乐定为《崇德》之舞，文德皇后庙乐停《光大》之舞，同奏《崇德》之舞。

随后，太宗再次诏令秘书监颜师古等人，撰定弘农府君至高祖太武皇帝六庙乐曲舞名，其后变更不一，而自献祖以下所定庙曲，大体未变：献祖，《光大之舞》；懿祖，《长发之舞》；太祖，《太政之舞》；世祖，《大成之舞》；高祖，《太明之舞》；太宗，《崇德之舞》；高宗，《钩天之舞》；中宗，《太和之舞》；睿宗，《景云之舞》；玄宗，《大运之舞》；肃宗，《惟新之舞》；代宗，《保大之舞》；德宗，《文明之舞》；顺宗，《大顺之舞》；宪宗，《象德之舞》；穆宗，《和宁之舞》；敬宗，《大钧之舞》；文宗，《文成之舞》；武宗，《大定之舞》；昭宗，《咸宁之舞》。

此后，历代帝王虽有个别调整，但体系格局不变。经过多年的努力，唐代的帝王之音，终于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体系。但与俗乐相比，仍相形见绌。3。唐代的俗乐和宴乐俗乐一词，源出《孟子·梁惠王》，有"寡人非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唐代的燕乐，也称为俗乐。《新唐书·礼乐志》载："凡所谓俗乐，二十有八调。。皆从浊至清，迭更其声，下则益浊，上则益清；慢者过节，急者流荡。其后声器浸殊，或有宫调之名，或以信四为度；有与律吕同名，而声不尽雅者。其宫调乃应夹钟之律，燕设用之。"

燕乐，也叫"宴乐"、"嬿乐"。《周礼·春宫》载："磬师：掌教击磬。。教缦和燕乐之钟磬。"这是指天子和诸侯宴享宾客所用的音乐，一般是采自民间的俗乐，又称"房中乐"。《仪礼·燕礼》载："若与四方之宾燕，有房中之乐。"至秦，"燕乐"的涵义与汉以后的"食举乐"相似，仅为宫廷宴享时所用的音乐。魏晋至隋"燕乐"则概指宴饮、游乐及娱乐活动所用的音乐。隋唐时期，"燕乐"为宫中所用俗乐的总称。杜佑在《通典》中载，"燕乐"为"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伎"、"立部伎"的总称。沈括的《梦溪笔谈·乐律》云："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为"燕乐"。"可见，俗乐由两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皇帝和诸侯宴享宾客时所用的音乐，一般采用民间俗乐，以别于庙堂和庆典所用的雅乐。二是宫廷以外的各种民间音乐。实际上，燕乐将中外各种音乐形式，统统加以创造性地吸收，用于宫中。宫中所有俗乐也统称为燕乐。而燕乐是唐朝的巨大成就。

（1）《十部乐》《十部乐》是在"隋七部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灭掉陈国，便将北周、南陈以前的乐舞加以汇集整理，分为雅俗二部。又收集波斯、中亚诸国及邻邦的乐舞，合为七部，为《七部乐》。即《清商伎》、《国伎（西凉伎）》、《龟兹伎》、《安国伎》、《天竺伎》、《高丽伎》、《文康伎》，大业中（公元615-618年），隋炀帝增加《疏勒伎》、《康国伎》，成为《九部乐》，并将《国伎》改名为《西凉伎》，《文康伎》改名为《礼毕》，作为终曲。

唐武德初年，李渊沿用隋《九部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舍去《礼毕》，用《天竺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平定高昌后，增加《高昌乐》，去掉《扶南乐》为《十部乐》。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和《高昌乐》。

（2）"坐部伎"与"立部伎"

唐代中叶以后，宫廷表演艺术强烈地吸收融化少数民族乐舞，新编燕乐异常繁荣。武则天、唐中宗时期，根据演出规模的大小，统编为"坐部"和"立部"两类。乐府便将立奏之乐称为"立部伎"，其余总谓之"坐部伎。""坐部伎"在堂上坐着演奏，人数不多，规模较小；舞者3　至12人，用丝竹细乐伴奏，风格较为清雅，乐工和舞者的表演水平较高。其构成包括《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六部乐舞。

"立部伎"，舞者60　至180人，声势浩大；以鼓和金钲伴奏，声震百里，动荡山谷，气势宏伟壮观。由8　部乐舞构成。即《安舞》、《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寿乐》。《安舞》、《大平乐》，乃周、隋遗音，其他乐舞皆用大鼓，杂以龟兹乐。《大定乐》又加金钲。《庆善乐》用西凉乐，声颇闲雅。

（3）少数民族乐曲从"十部乐"曲目构成上看，少数民族的乐舞对隋唐俗乐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据《旧唐书·音乐志》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西凉乐和龟兹乐的曲度，能够被当时的百姓熟知，足以说明少数民族乐舞的发达和影响之大。据唐书记载，享有盛誉的少数民族乐曲有十几部，分别为《西凉乐》、《高丽乐》、《百济乐》、《扶南乐》、《天竺乐》、《骠国乐》、《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北狄乐》等。（4）大曲和杂曲古代的音乐，与诗歌舞蹈融为一体，称为"乐"或"乐舞"。隋唐时期，乐和舞还没有分离，乐曲之中多数为舞曲。唐代的舞曲，有"大曲"和"杂曲"之分。据宋《乐府诗集》所载：""杂曲"者，历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役乐之所发，或忧愁愤怨之所兴，或叙离别悲伤之怀，或言征战行役之苦，或缘于佛老，或出自夷虏；兼收备载，故总谓之"杂曲"。"据崔令钦《教坊记》载：盛唐时教坊共有杂曲278　首。其中，清商乐仅68　首，其余都是来自民间和兄弟民族的乐曲，以三倍之数盛于清商乐。现摘其数例，以观其大略。

《欸乃曲》，为唐代曲子新作之一。代宗大历初年，元结为道州刺史，因军务到长沙。归途中遇水大涨，船只难进，乃作此曲5　首，使舟人唱之。内容写沿途山水风光和作者自身的感受，形式为七言四句。"欸乃"，即摇橹之声。

《天仙子》，原名《万斯年》，来自西域。吸收入教坊，后用作词牌。

因皇甫松词有"懊恼天仙应有以"句、韦庄词"刘郎此日别天仙"句而易名。有单调、双调二体。单调34　字，五仄韵，或五平韵，或两仄三平韵，或四仄韵。双调68　字，上下阕各五仄韵。

《何满子》，又作《河满子》。唐教坊曲子。后用作词牌，相传玄宗时有歌人何满子，触犯刑法获罪，临刑进此曲以自赎，竟不得免。后遂以其姓名为此曲之名，单调36　字，双调73　字。

《破阵子》，又称《破阵乐》、《十拍子》。唐教坊曲子名。在唐为舞曲，舞者2000人，皆画衣甲，执旗旌，威武壮观，有军旅"破阵"之意。本以七言绝句入乐，后用旧曲名另度新声。

《婆罗门》，唐教坊大曲名，后用作词牌。又称《婆罗门引》、《望月婆罗门引》。敦煌曲子词有"咏月"4　首，每句均以"望月"二字起。单调34　字，平韵，一般为双调76　字。

《望江南》，唐教坊曲子名。后用作词牌。段安节《乐府杂录》载："《望江南》始自朱崖李太尉（德裕）镇浙日，为亡伎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白居易曾依其词作词，词中有"江南好"、"能不忆江南"句，遂更名为《江南好》、《忆江南》，又名《梦江南》，有单调、双调二体。唐时为单调，27　字，三平韵。

《木兰花》，唐教坊曲子名，后用作词牌，唐和五代多有《木兰花》词，句式参差不一。双调，52　字、54　字或55　字。多为三字句和七字句相间，仄韵。原名《玉楼春》，因五代欧阳炯词中有"同在木兰花下醉"句，而改名。《倾杯乐》，唐教坊曲子名，后用作词牌，又名《倾杯》、《古倾杯》。其词最初为长孙无忌作。玄宗时用于马舞。敦煌写本《云谣集杂曲》有此调二首，分别为109　字与110　字，仄韵。

"大曲"是一种大型多段的歌舞音乐。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散序"，无歌无舞，无节拍地演奏音乐若干遍；二为"中序"，或称"拍序"，也叫"歌头"，音乐为板眼分明节奏较慢的四拍子曲调，歌队开始唱歌，舞队仍不出场；三是"破"，或"舞遍"，其中包括"入破"、"虚催"、"实催"、"衮遍"、"歇拍"、"杂衮"等段落。音乐为二拍子曲调，舞队入场起舞，无歌唱。节奏渐趋急促，舞者盘旋腾跃，令人目不暇给。"大曲"源于汉、魏，当年"相和大曲"和"清商大曲"已经出现。南朝大曲，多为清商三调中的大曲，隋唐五代时期，雅乐、清乐、燕乐都有大曲。据《教坊记》载，盛唐时期教坊共有大曲46　首。其中，有少量大曲的音乐介于雅乐与燕乐之间，多数均为燕乐。如《庆善乐》、《上元乐》、《破阵乐》、《绿腰》、《薄媚》、《柘枝》等等。在表演形式和演出规模上，都有较大发展，其歌词主要是诗体语言，入乐叠唱。

清商乐成分较多的大曲又称为"法曲"，情调更加幽雅。法曲也称"法乐"。源于东晋和梁代的"法乐"。东晋时，将用于佛教法会的乐曲称为法曲。梁以后，形成以清商乐为主的法乐，到隋唐称为"法曲"。《新唐书·礼乐志》载："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铙、钹、钟、磬、幢箫、琵琶等。"隋炀帝厌其声淡，曲终复加解音。"唐代，"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曾下诏将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产生了不少著名的新作，如《赤白桃李花》、《霓裳羽衣曲》等。

大曲或法曲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唐代的乐舞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中唐以后，法曲渐衰。

隋唐五代的声乐，已无法谛听。但在"唐书"和《乐府诗集》等典籍和其他文献中，可以看到大量的歌词，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独唱、合唱、伴唱歌曲。玄宗时著名女歌手许和子，就是以其天才的歌唱艺术而载于史册的。可见，隋唐时期的声乐，也有着辉煌的成就。

（二）文舞和武舞隋唐两代，传统雅舞得以荟集，重获新生；由于舞蹈艺术的繁荣，又有文舞和武舞之分；健舞和软舞层出不穷。特别是各种中外乐舞的大量涌进和广泛交流，使长安城客观上成为表演艺术的国际中心。大唐舞蹈则以其不朽的传世之作，跃上了中国古代舞蹈艺术的高峰。

1。重获新生的古代乐舞隋文帝承袭旧制，将乐舞按文舞、武舞加以类分。唐麟德二年（公元665年），高宗李治也将文舞、武舞重新规定，形成定制。"文武"和"武舞"源于周代，是雅舞的两大结构。雅舞是古代帝王用于祭祀和仪典的舞蹈，用于宴筵、享乐、祭祀三项大典，以及"吉"、"凶""军"、"宾"、"嘉"等重要国事活动。按其用途、内容和形式的不同，分为"文舞"和"武舞"。文舞的演员，手执鸟羽和施（牛尾）；武舞的演员，手执牛干（盾）和王戚（斧）等兵器。"文舞"重在歌颂本朝的文德，"武舞"主要用于赞扬国家的武功。

唐代立国，百业并举，国力昌盛，乐舞隆兴。武德九年，祖孝孙等奉诏定乐，将文舞改称"治康"，"武舞"易名"凯安"（后世仍用旧称），舞者各64人。"文舞：左籥右翟，与执纛而引者二人，皆委貌冠，黑素，绛领、广袖、白绔、革带，乌皮履。武舞：左干右戚，执施居前者二人，执鼗执铎皆二人，金錞二，与者四人，素者二人，执铙二人，执相在左，执雅在右，皆二人夹导，服平冕，余同文舞。"（《新唐书·艺文志》）论用途：则在朝会、献祭、太庙、禘祫，各有定制。《新唐书·艺文志》载："朝会则武弁，平巾帻，广袖，金甲，豹文绔，乌皮。。。执干戚夹导，皆同郊庙。凡初献，作文舞之舞；亚献、终献，作武舞之舞。太庙降袖以文舞，每室酌献，各于其庙之舞。禘祫迁庙之主合食，则舞亦如之。"（《新唐书·艺文志》）唐代是一个热衷于创造的时代，由于礼乐的重要社会地位，乐舞的创造更加非同凡响。

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太常卿韦万石定《凯安舞》六变：一变象龙兴参墟；二变象克定关中；三变象东夏宾服；四变象江淮平定；五变象猃狁服从；六变象复位以崇，兵还振旅。

太宗时，令颜师古等人撰定弘农府君至高祖武皇帝六庙乐曲舞名，虽各朝多有变更，仍有20　余舞见于著录。

太宗为秦王时，大败劲敌刘武周，军中作《秦王破阵曲》。太宗即位后，宴乐必奏之。后又令魏徵等人改填歌词，名曰《七德舞》，隶属武舞。其乐共52　曲，内有雅乐二曲。

太宗生于庆善宫，贞观年巡幸至此，大宴同来群臣，太宗兴致勃勃，赋诗若干。起居郎吕才谱曲，名曰《功成庆善乐》。以儿童64人起舞，号《九功舞》，进蹈安徐，以象征文德。属于文舞。有乐50　曲，内有雅乐一曲。《上元舞》，为高宗李治所作，舞者80人，舞衣绘祥云五色，以象征元气。其乐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政》、《八风》、《九宫》、《十洲》、《得一》、《庆云》共12　曲，大型祭祀和宴享活动均用之。此舞全曲共29　首，皆属雅乐。

高宗即位时，景云见，黄河水清，张文收选择古曲相宜者，作《景云河清歌》，又称《燕乐》，分《景云舞》、《庆善舞》、《破阵舞》、《承天舞》四部。

唐代燕乐的诞生，使舞蹈空前繁荣，达到了中国古代乐舞的最高峰。

2。健舞、软舞及诸舞唐代舞蹈的种类繁多，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小型舞蹈，人们对其作了"健舞"和"软舞"的划分。"健舞"和"软舞"的演出规模不大，多为独舞或双人舞，艺术技巧很高，并成为教坊传教授业的主要内容。

"健舞"原为民间舞蹈，后经教坊整理改于宴享时演出。这种舞蹈，舞步壮健，伴奏多用繁弦急管，气氛热烈，节奏明快。据崔令钦的《教坊记》和段安节的《乐府杂录》记载，当时的"健舞"有《阿辽》、《柘枝》、《黄獐》、《拂菻》、《大渭州》、《达摩支》、《棱大》、《阿连》、《剑器》、《胡旋》、《胡腾》，共12　种。

软舞也是由民间乐舞改编而成，多用于宴享。这种舞蹈姿态柔婉，舞步轻盈，音乐伴奏舒缓平和，表演时感情较为细腻。见于记载的舞蹈有《垂手罗》、《春莺啭》、《乌夜啼》、《半社》、《回波乐》、《渠件席》、《兰陵王》、《凉州》、《屈柘枝》、《团圆旋》、《绿腰》、《苏合番》、《甘州》共13　种。

《胡旋舞》是"健舞"中较为著名的舞蹈，从中亚地区传入。以快速、轻盈的旋转动作为主。白居易赋诗赞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此舞风靡宫廷和民间，人们对它的喜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绿腰》是"软舞"中影响最大的创作舞蹈，为女子独舞。舞者身着长衣襟的长袖舞衣，舞姿轻盈柔美，舞袖动作非常出色。初舞时，动作"慢态不能穷"；舞到极兴，则"低回蓬破浪，凌乱雪萦风"；临近结尾，动作繁急，衣襟也飘舞而起，使观众产生"唯恐捉不住，飞去逐惊鸿"的美感。《霓裳羽衣舞》，是一种不同于"健舞"和"软舞"而又兼有这两种风格的舞蹈。《霓裳羽衣舞》是同名法曲中的舞蹈。舞者必须装扮得极其典雅美丽，宛如仙女。演出服饰必须遵照特殊规定，上身著"羽衣"，象征孔雀翠羽；下身著"霓裳"，即艳如彩霞般的彩裙。该舞的编导手法十分高妙，运用刚柔、强弱、急缓、动静等的变化对比，通过乐曲、歌唱、舞蹈的递次展现、或同时齐发，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因此舞蹈难度较大，表现力极强，要求表演者具有很高的水平，致使白居易观看后发出了"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的由衷赞叹。

风行于壮族民间的《春堂舞》，专门表现农民劳动的生活乐趣。舞蹈分为四节：一为"插秧"，二为"车水"，三为"打谷"，四为"舂米"。此舞人数没有严格限制，但必须是双数。舞者每人手执一条扁担，围绕在舂米糟或长凳旁边，上下左右前后，边打边歌边舞，并配以竹筒、鼓乐等，声音和谐，节奏强烈。

规模庞大的《叹百年队舞》，是唐代的又一创举。懿宗与宠妇郭淑妃所生的同昌公主，于咸通十一年病死，夫妇甚为悲痛，特举行隆重葬礼，懿宗亲作挽歌，并令百官奉和。宫廷伶官李可及进献《叹百年》曲，并据此曲编导队舞。舞者数百人，盛装打扮，饰以珠宝首饰；以绘有鱼龙图案的800　匹绸缎铺于地上，作为布景，舞者均像在水上漂浮；边唱边舞，动作徐缓，声词哀怨，情调忧伤，听之莫不泪下。

"字舞"和"花舞"也是队舞的种类。《旧唐书·音乐志》载："若《圣寿乐》，则进身换衣，作字如画。"《圣寿乐》就是唐代宫廷中表演的一种字舞。表演时，140人头戴金铜冠，身穿五色画衣，通过舞蹈队形的变换，呈现出"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岁、宝作弥昌"的十六字令。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也常演出《圣寿乐》。舞者运用服饰色彩的变化组成字句。崔令钦的《教坊记》载：舞者衣襟上，各绣一大窠（团状花纹），皆随其衣服本色，制成纯缦丝衫（无花纹丝衣），下才及带若短汗衫者以笼之，所以藏绣窠边。舞人初出，音乐过后，皆是缦衣舞。至第二叠，相聚场中，即于众人之中从领上抽去笼衫，各纳怀中。观者忽见众女皆文绣炳焕，莫不惊异。

3。唐代著名舞蹈的特征唐代舞蹈体系完备，种类繁多，艺术成熟，影响深远。从表现内容和历史沿革上看，有文武和武舞、健舞和软舞之属。因其用途和表演场所也有明显区别，还可分为表演性舞蹈，宫廷宴享舞蹈，民众自娱、民间祭祀和寺院佛事舞蹈等三类。

（1）表演性舞蹈多在后宫，贵族集宴，酒肆，街头和广场演出。表演性舞蹈的表演节目，涉猎古今中外，经教坊专门训练后才正式演出，艺术水平高于其他各类舞蹈。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技巧尤为繁难。舞者1　至3人，规模较小，以"健舞"和"软舞"的节目为主。优秀的"法曲"舞蹈难度更大，艺术水平更高，也是表演性舞蹈的"拿手好戏"。表演性舞蹈均源于民间。其中，中外各民族的民族舞蹈有《柘枝》、《胡旋》、《胡腾》，以及用地名命名的《凉州》、《甘州》、《大渭州》、《拂菻》等；继承前代的舞蹈有《兰陵王》、《乌夜啼》、《回波乐》等；另有《剑器》和《春莺啭》、《胡旋》、《绿腰》和《霓裳羽衣舞》等舞，则是在继承传统和吸收其他舞蹈因素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乐舞。它们的出现，把表演性舞蹈发展到了更高的艺术境界，充分体现出盛唐那种包容一切的吸收能力，大胆豪放的创作热情，以及自信向上、气势豪迈的进取精神。

（2）宫廷宴享舞蹈为了满足宫廷朝会、庆典的需要，隋朝在继承南北朝乐舞的基础上，集中整理了汉族传统乐舞，兄弟民族乐舞和外国传入的各种乐舞，先后制定了"七部乐"、"九部乐"。唐初，在沿用"隋九部乐"的基础上，经太宗增删，诞生了"十部乐"。其中，《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8　部，均为兄弟民族和国外乐舞。它们多在南北朝时传入内地。经过隋唐的开发和磨练，更为纯熟精湛，代表中原传统乐舞的《清商乐》，内容十分丰富，且有严格的礼数，不能随意处理，若越礼使用，便会受到惩处。因此必须成套地、完整地演出。《燕乐》一经诞生，更显生机勃勃，并以其强大的阵容，列于"十部乐"之首。"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中的各部名称，实质上都有两种含义：一是专指某一乐部的狭义属性，二是指某一民族或地区具有的特殊风格的舞蹈，带有广义的性质。可想而知，每个舞部的数目，不是一成不变的。

"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的演出规模并不大。每部乐舞，舞者最多4人，乐工最多27人。除《燕乐》外，其他各部都是民族风格很强的民间歌舞，没有明显的政治内容。但经过朝廷修定后，被王公视为神圣，只能在皇帝宴请群臣、招待外国使节和少数民族首领，庆祝丰收等活动时，才郑重演出。只有《康国乐》中的《胡旋舞》、《清商乐》中的《白纻舞》、《公莫舞》等少数乐舞，仍在民间广泛流传，并不断发展。

"坐部伎"和"立部伎"，是唐代撰定的乐舞保留节目。其中包括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则天武后、玄宗李隆基等各个时期的作品。这些乐舞已不像"九部乐"、"十部乐"那样地照搬演出，而是在继承、吸收、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造的新乐舞。

（3）民众自娱性、民间祭祀和寺院佛事舞蹈唐代的民众自娱性舞蹈，是历史上最为活跃的时代景观。这类舞蹈，人数没有规定，观众也可随时加入表演行例，大家在同一节奏中欢呼、跳跃。舞蹈的动作朴拙自然，节奏强烈鲜明。当个人、集体、音乐、舞步浑然一体时，便形成一种特殊的氛围，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使人产生极大的愉悦感、享受参与感。民间的《春堂舞》和《踏歌》，就属于这类舞蹈。其歌唱特点是：同一曲调，即兴填词，反复传唱。刘禹锡《纥那曲》赞为"踏与兴无穷，调与词不同"。数百人齐声欢唱的沸腾场面，更是惊天动地、气势磅礴。张祜的《正月十五夜灯》盛赞为："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其舞蹈特点是：人数众多，手连着手，肩并着肩，随着歌唱的节奏以脚踏地，即所谓"连袂踏歌"，间以轻盈美妙的舞袖动作。

民间风俗祭祀和寺院佛事舞蹈，随着隋唐宗教艺术的世俗化和民族化而有所发展。民间祭祀舞蹈，较为普遍的是巫术活动中的娱神舞，由巫人独舞，称作"巫舞"。在祈求神灵保佑而举行的迎神、送神或求雨等祭祀、祈祷活动中，都有巫人舞蹈。与前代相比，唐代巫舞的神秘气氛淡化，审美的色彩更加浓厚。

隋唐的寺院，承袭了南北朝时期常设女乐的风气。安国寺在佛事活动中表演的《四方菩萨蛮舞》，是突出的例子。

（三）"俗讲"、"散乐"等表演艺术在隋唐五代的乐舞文化中，"杂曲"、"变文"、"俗讲"、"散乐"

等各种民间表演艺术，占有很大的比重。由于封建礼乐制度的约束，它们很少进入宫廷献演。但是，它们生长在民间，直接为百姓演出，频繁地与国外的表演艺术家进行交流，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和广泛的观众层面。虽然它们缺少"雅乐"那样的优厚条件，但也少受宫廷礼乐的束缚。因而更能自由发展，更加绚丽多姿。相比之下，"雅乐"却愈发不景气，而日渐衰落了。1。民间的"变文"和"俗讲"艺术"变文"是唐代说唱艺术"俗讲"的文字稿本。"俗讲"是唐代兴起的一种说唱形式。原为寺院僧侣面对俗众讲唱佛经故事，以招徕香客，增加布施，故称"俗讲"。后来，寺僧为了引起俗众的兴趣，逐渐在佛经故事之外，也采取边唱边讲的形式，表演一些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唱讲的艺术水平也得以提高。因俗讲具有故事情节和演唱艺术的双重特征，深受民众欢迎，渐渐地从寺院走向民间。以俗讲著称于世的僧人，首推文叙。唐代末年也有关于女演员专门演唱俗讲的记载。

"俗讲"不但具有故事情节和演唱技巧，而且还有很强的文学性。优秀的俗讲段子作为传统的保留节目，于是便出现了"变文"，以供俗讲艺人长期应用。变文的文学体式为散文和韵文相结合，对后世曲艺艺术及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王昭君变文》，现存残卷，作者不详。写王昭君身为汉元帝宫女时，因性格刚正，不愿奉承画师，被毛延寿画了个其丑无比，汉元帝从未发现其才貌。后匈奴单于求亲，元帝诏令昭君出嫁匈奴。及至宫廷礼见，元帝惊其美艳，但后悔已晚。昭君嫁至匈奴后，册封为胭脂皇后，单于令部署大加庆贺，又陪伴昭君出猎，以慰藉她的思乡之情。昭君登高狩猎，南望故国，大动乡思，终于病绝。这是一个爱国思乡，情意深沉的故事，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在当时是比较著名的俗讲节目，其流传也相当广泛。

唐代变文稿本一直藏于敦煌莫高窟中，清光绪年间被偶然发现。计有《维摩诘经变文》、《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秋胡变文》、《捉季布变文》、《唐太宗入冥记》、《降魔变文》和《张义潮变文》等多种。这些变文稿本的发现，为中国古代曲艺和民间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可惜原本大部分已散失于英、法、日、俄等国。

2。地方歌舞戏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风俗迥异，因此地方歌舞戏也以其独特的情调和可观的创作，活跃在隋唐的乐舞天地之中。

有着悠久历史的《泼寒胡舞》，因舞者头戴苏幕遮帽，又称《苏幕遮》。这是一种集歌舞、游戏于一身的艺术形式。它比隋唐时期任何乐舞都更受民间欢迎。《泼寒胡舞》源于民间的泼水游戏，是一种祓除不祥、祈祷人寿年丰的群众性舞蹈。后由康国人（前苏联撒马尔罕）经龟兹（今新疆库车）传入中国，并进入宫廷。此舞不受人数限制，舞者裸体跳足，泼水取乐，在唐代风行一时。因舞蹈风格与传统礼法不符，又被朝廷取消。据《旧唐书·张说传》载，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朝臣上疏反对，"谓《泼寒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玄宗乃下令禁止。但并没有妨碍其在民间的发展。

《旧唐书·音乐志》记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谣娘》、《窟垒子》等戏。玄宗以其非正声，置教坊于禁中以处之。"可见，玄宗对此类歌舞戏也是爱不释手的，因此令教坊在禁中表演，以供享用。《踏谣娘》、《钵头》、《大面》，是唐代最为著名的歌、舞、戏相结合的表演艺术形式。

《踏谣娘》的故事源于北齐。相传有一苏姓男子，面貌丑陋、酗酒成性，经常酒后殴打妻子。其妻貌美歌甜，挨打之后便向邻里哭诉。人们都很同情她，便常常模仿受屈挨打的动作和哭诉的音调，渐渐形成了一种民间歌舞。表演时，由一男扮妇人边走边唱，并随着歌唱的节拍摇动身躯。"她"唱一段，旁人即一齐伴唱："踏谣和来，踏谣娘苦，和来！"接着，丈夫入场，表演殴打妻子的动作，滑稽而可笑。

《钵头》又叫《拨头》，是从西域传来的一种民间舞蹈戏。情节是一个胡人被虎吞噬，其子上山寻找父亲尸体，捕杀猛虎。山有8　折，曲有8　段。表演者身穿素衣，披头散发，面带哭相。

《大面》又叫《代面》，原称《兰陵王入阵曲》。相传北齐名将兰陵王高长恭，因嫌面相秀丽，临阵缺少武威，便戴上狰狞的假面具与敌人作战，每战必胜。军士们为了歌颂他的英雄气概，编排了《兰陵王入阵曲》。

由于这三种歌舞戏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实质上开辟了后代戏剧的先端。

源于汉代的俳倡戏，到了隋唐时期衍变为4　种新的表演形式：假妇戏、排闼戏、参军戏与小说。假妇戏是唐代俳优演出节目的泛称，主要指男扮女装的歌舞戏，是带有一定故事情节的演唱形式，《踏谣娘》就属于这种类型。排闼戏又称"樊哙排闼"、"樊哙排君难"。唐昭宗时，盐州（今陕西定边）雄毅军使孙德昭等人杀了幽禁昭宗的宦官，使昭宗重新复位。昭宗令艺人编演"樊哙排君难"，以褒扬孙德昭众将。这也是以演唱故事情节为主的一种表演形式。

南北朝时出现的参军戏，至唐时形成了固定的程式。表演者只有2人，以一人充参军，装痴装聋，任人调笑。另一人充苍鹘，机俏幽默地调弄参军。二人共同作滑稽的对话或动作，以达到强烈的喜剧效果。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载：开元八年（公元720年），"侍中宋璟疾负罪而妄诉不已者，悉付御史台治之。谓中丞李谨度曰："服不更诉者出之，尚诉未已者且系。"由是人多怨者，会天旱，有魃。优人作魃状，戏于上前。问魃："何为出？"对曰："奉相公处分。"又问："何故？"魃曰："负冤者三百余人，相公悉以系狱抑之，故魃不得出。"上心以为然。"可见，参军戏已成为宫中娱乐的一种表演形式。

3。隋唐五代的百戏百戏又称散乐。《新唐书·百官志》记载："散乐者，历代有之，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总谓之百戏。"百戏实质是民间歌舞和杂技等表演艺术的总称。

（1）"超诸百戏"的傀儡戏傀儡戏包括木偶戏和皮影戏。在唐代已很盛行，达到了成熟阶段。现在，唐代傀儡戏的脚本和实物已不复存在，但史书典籍仍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南宋周密所撰的《武林旧事》中，有"舞队"条目，在"大小全棚傀儡"的标题下，列名目70　种。其中多数为傀儡舞队。"郭郎"和"郤翁伯"等角色，在唐代已是妇孺皆知的木偶人物了。

唐代木偶戏的表演种类，已有"盘铃傀儡"、"提线傀儡"和"机心暗起"等多种。唐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里记载：大司徒杜公在维扬，常对部下说：我致政之后，"著一粗布烂衫，入市看盘铃傀儡。"说明街市已有盘铃傀儡的表演。林滋的《木人赋》有："藏机关以中动，假丹粉而外周"的记载，说明"机心暗起"的木偶也已出现。

唐代木偶的制作技巧非常纯熟。文宗太和年间，谢观撰《汉以木女解羊城围》赋，赋中记述："于时命雕木之工，状佳人之美。假剞劂（jījué，刻镂用的刀和凿子）于缋事，写婵娟之容止。逐手刃兮巧笑俄生，从索绹而机心暗起。动则流盼，静而直指。""既拂桃脸，旋状柳眉。""摛（chī，意铺陈）粉藻而标格有度，传簪裾而朴格生姿。""浓华窈窕，见削成之肩不疑。"

唐代傀儡戏的表演非常普遍，深受人们的喜爱和欢迎。杜佑的《通典》记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谣娘、窟垒子等戏。。窟垒子，亦曰《魁垒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乐也，汉末始用之嘉会气。北齐后主高纬尤所好；高丽之国亦有之，今闾市盛行焉。"孙光宪的《北梦琐言》记载，唐崔安潛之镇西川曰："频于使宅堂前弄傀儡子，军人百姓穿宅观看，一无禁止。"顾况《越中席人看弄老人》诗曰："不到山阴十三春，会中相见白头新，此生不复为年少，今日从他弄老人。"卢纶《焦篱店醉题，时看弄郤翁伯》诗云："洛下渠头百卉新，满筵歌笑独伤春，何须更弄郤翁伯，即我此身如此人！"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第一，唐代的傀儡戏已遍及全国各地。如杜佑在长安街市，孙光宪在西川，顾况在越中（江浙一带），卢纶在洛阳等。都看到了傀儡戏的表演。第二，傀儡戏深受人们的喜爱，以致"闾市盛行"、"穿宅观看，一无禁止"。林滋《木人赋》赞之为"超诸百戏。"其艺术水平，达到了中国傀儡发展史上的成熟阶段。

（2）震惊中外的杂技艺术两汉以后，杂技艺术散于民间，度过了漫长的低落时期。晋朝虽有盛况，但为时短暂，及至隋唐，国力强大，文化繁荣，杂技艺术也随之昌盛起来。成为与两汉同样辉煌的杂技发展高峰。

《隋书·音乐志》对隋代宫廷杂技表演有着生动的记载："初于芳华苑积萃池侧，帝令宫女观之，有舍利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鱼鳖，水人虫鱼，遍复于地；又有大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遣二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又为夏育扛鼎，取车轮、石臼、大翁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而舞，忽然腾透而换易之。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染于大骇。"这样名目繁多、出神入化的演出，足以说明隋代杂技艺术的高超绝妙。

唐代的杂技表演艺术更加丰富，水平也大有提高。据《旧唐书·音乐志》载：汉世有"橦木伎"，又有"盘舞"。晋世加之以杯，谓之"杯盘舞"。乐舞诗云，"研袖陵七盘"，言用盘七枚也。梁谓之"盘舞伎"。梁有"长蹻伎"、"跳倒伎"、"跳剑伎"、"吞剑伎"，今并存。又有"舞轮伎"，盖今戏车轮者。"透三峡伎"，盖今"透飞梯"之类也。"高絙伎"，盖今之戏绳者是也。梁有"弥猴幢伎"，今有"缘竿"，又有"弥猴缘竿"，未审何者为是。又有"弄碗珠伎"、"月珠伎"。江东还有"高絙紫鹿、跂行鳖食、齐王卷衣、。。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抃\戏背负灵岳、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伎。"①仅就《旧唐书》和《唐会要》的记载，唐时常见的杂技表演，就有：旱船、长屩、掷倒、戏轮、跳铃、掷剑、透梯、戏绳、缘竿、弄碗珠、扛鼎、旋盘、弄枪、蹴瓶、擎戴、飞弹、拗腰、踏球、瞋面、冲狭等。高宗时，天竺艺人献演幻术，能自断手足、刳剔肠胃之类，高宗恶其惊俗，命西域关令不准此类艺人进入中国。自此，唐代的幻术较之汉晋大为逊色。常见的有吞剑、。。鼠、藏狭、挂树白雪、画地成川、激水化鱼龙、巨象行乳、秦王卷衣、神龟负兵等等。

隋唐的杂技艺术，在内容上主要是继承和开发前代的节目，新创不多，但在演出水平和演出规模上均超越前代，成为杂技艺术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显赫时期。

（3）别出心裁的马戏和击球唐代多马上运动，马舞马戏、蹴球和击球，在当时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唐代的马戏表演，规模之大、技艺之精湛均堪称空前。《旧唐书·音乐志》记载，玄宗时，"日旰（傍晚），即内闲厩引蹀马四十匹，为《倾杯乐》，奋首顾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抃\转如飞。""又五坊使引大象入场，或拜或舞，动容鼓振，中于音律，竟日而退。"从这几段记载中，可以看出：第一，唐玄宗酷爱马戏，宫廷表演已很普遍；第二，马舞和象舞表演已有很高水平，40　匹马能够按照《倾杯乐》曲的节奏而"纵横应节"。唐代盛行蹴球（足球）表演，由于发明了"冲气"技术，增加了球的弹性，表演规程随之改变，原有的"球场"，东西两边各设6　个球门，现改为只设一个大网，以踢进多者为胜。表演形式也有多种：一是"分左右朋，以角胜负"的球门比赛；二是1人独踢的"打鞠"；三是2人、4人、8人对踢的"白打"；四是以踢高为优胜的"趯鞠"；五是群踢而不使坠地的"筑球"。不仅男子善于此道，女子也有参加表演的记载。王建《宫词》有"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与散与金钱"。可见，在寒食节等稍闲时刻，内人（家庭妇女）们也以蹴球为乐，其影响之大，普及之甚，可以想见。

从蹴球发展而来的击鞠，后人俗称马球，是一种骑在马上持杖击球的运动。西安乾陵章怀太子墓有"马球图"壁画，描绘了这种竞技表演的热烈场面。唐中宗时，吐蕃遣使迎娶金城公主，与梨园弟子比赛击鞠。封演的《封氏闻见录》记载：此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文、武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驰突，风回电激，所向无敌，吐蕃功不获施。"宣宗也喜击鞠，王谠的《唐语林》记载："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衔勒之处，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二军老手咸服其能。"击鞠是唐代的首创，其水平之高，显然是无与伦比的。唐代起于胡部，西部、北部少数民族马上生活的习惯影响极大，以至马上表演项目也深为唐代宫室和民间所喜爱。

（4）竞技成风的娱乐活动唐代的娱乐项目数不胜数，尤其"角抵"和"拔河"最为盛行。

汉代流行的角抵，唐时也称"相扑"、"角力"。角抵表演，在隋唐五

①　《旧唐书》第二十九卷。

代都很普遍。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散乐百戏》中记载："角力戏，壮士裸袒相搏而角胜负。每群戏毕，左右军擂火鼓而引之。"《新唐书·刘克明传》记载："帝常阅角抵于三殿，有碎首断臂，流血廷中，帝欢甚，厚赐之，夜分罢。"又据《角力记》载："五陵、鄱阳、荆楚之间，五月盛集，水嬉则竞渡，街坊则相ē（相扑）为乐。"在敦煌壁画中，有一幅五代相扑壁画：在一块方形地毯上，两名大力士表演角抵。进功者一手在前、一手在后，用弓步直取对方；另一人双臂弯曲，低俯身体，左右回旋，伺机反攻。从这幅壁画上，我们得以一窥五代角抵的精彩场面。

唐代列入"百戏"之一的"拔河"，也是一种竞技表演。

此外，民间还有许多风格迥异的娱乐活动，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们。如在内地，有相沿成习的"社火"、"双陆"、"斗百草"、"斗鸡"、"斗鹌鹑"、"斗蟋蟀"等等；苗族的重要节日必有"斗马"；苗族、侗族、黎族等地区流行"斗牛"；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地盛行叼羊；壮族擅长"吹木叶"等等。

"吹木叶"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流行。唐杜佑在《通典》中记载：当时人们"衔叶而啸，其声清震"。白居易赋诗描绘道："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剥条盘作银环样，卷叶吹为玉笛声。"实际上，唐代每个民族都有着各自独特的娱乐方式。尤其在节日期间，人们通宵达旦，欢娱尽兴。因此，百戏、娱乐的内容也异常丰富。它们都是中国古代表演艺术的瑰宝。

4。萌发于五代的戏剧中国的音乐、舞蹈、百戏等表演艺术，在盛唐时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自安史之乱后，国力日渐衰微，大唐乐舞也江河日下。实际上，因循守旧的雅乐早就丧失了生机，清商乐在开元初年已经不振。及至僖宗昭宗末年（874-903年）时，"十部乐"也逐渐散失。晚唐时期，藩镇割据，战火不断，民间迫于生计，流离失所，散乐也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到了五代，只有一些宴乐饮曲和前代遗留下来的歌舞戏支撑宫廷的表演艺术。但具有历史意义的是，一些带有角色的歌舞戏出现在宫廷舞台上，这就是创始阶段的戏剧。据宋人马令《南唐书》记载："晋出帝开运元年（公元944年），南唐伶人李家明，演《自家何用多拜》，讽元宗，老生、老旦、小生、小旦、杂陈。"同书还有："周世宗时，南唐韩熙载、舒雅杂侍婢演戏，已有生、旦、末、酸诸色。"①从这两段记载可以看出，《自家何用多拜》的演出，是非比寻常的。第一，该剧以赞颂元宗为主题，必有故事情节；第二，剧中的人物较多，均用老旦、老生、小旦、小生等戏剧角色担当；第三，南唐伶人李家明身兼演员、导演，剧作无疑。说明，《自家何用多拜》即使不是成熟的戏剧，也是具有草创特征的戏剧。无独有偶的是，南唐韩熙载和舒雅在内宅演戏，也有"生、旦、末、酸诸色"的划分，说明初级阶段的戏剧在五代已不鲜见。这就为宋元杂剧的生成开辟了通途。

①　参见任半塘《唐戏弄》上册。

（四）著名的乐舞作品隋唐五代，音乐歌舞异常繁荣，优秀作品难以胜数。其中有些作品，由于编创的新颖，风格的独特，艺术的高妙，传播的广泛，已被历代视为经典，为人类所崇尚。

1。胡腾舞《胡腾舞》，唐代归属健舞。原为西北少数民族的一种舞蹈，由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一带）传入。因从"胡"部进入内地，又以跳跃上腾、舞步壮健见长，故名《胡腾舞》。《全唐诗》有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李端《胡腾儿》两诗，生动地记述了《胡腾舞》的演出盛况。诗中对舞态、舞服、舞人的面貌，都有真实的记述。从刘诗中可知：石国的胡儿，来表演《胡腾舞》；舞者头戴尖顶蕃帽，身穿毛织胡衫，两袖紧小；蹲身在舞筵前腾跳起舞，急如飞鸟一样，腰间的宝带发出时强时弱的响声；音乐以横笛、琵琶伴奏。在李端的诗中，人们仿佛亲眼看到：从凉州来的胡腾儿，肌肤如玉，鼻准如锥；他们身着桐布轻衫，前后卷起，腰间系有葡萄长带，垂在一侧；足下穿的是柔软的皮靴，便于轻捷飞跃；他们偏戴着珠帽，在花毡上翩翩起舞，面上红汗交流；他们时而扬眉动目，时而满场环行；有时急跃，有时东倒西倾，如同醉后一般；忽而反手叉腰，身如弯弯的月牙。

从这两首诗里可以看出，《胡腾舞》的动作节奏非常快速，舞中多作圆转。舞蹈在地毯上表演，开始时，舞者痛饮一杯酒，然后将酒杯一抛，借势起舞；有时舞者先用本民族语言，说几句祝福的话语，便跳起舞来。音乐多以丝竹、琵琶为主，声音嘹亮激越。这正是我们在新疆舞蹈中所看到的那种热烈奔放的格调，至今在中亚一带，仍盛行这种跳跃动作很多、踏步节奏复杂、技巧高难、风格豪迈的舞蹈。显然，这与《胡腾舞》是一脉相承的。2。柘枝舞《柘枝舞》，在唐代非常盛行，文学之士多有赞咏。段安节《乐府杂录》将其归入健舞一类，崔令钦《教坊记》所载大曲中有《柘枝》，杂曲中有《柘枝引》，其影响之大，形式多样，可见一斑。

《柘枝舞》原为西北少数民族舞蹈，出自■逻斯（前苏联江布尔）。初为独舞，后发展为双人舞。伴奏以鼓为主，节奏鲜明强烈。舞者头戴绣花卷檐胡帽，帽上系有金铃；身穿锦袖红紫罗衫，脚穿红锦蛮靴。舞姿变化丰富，既刚健明快，又阿娜柔美。舞者的长袖，时而应着鼓声飘起，时而低拂于华美的地毯之上。刘禹锡诗赞为"翘袖中繁鼓"、"长袖入华烟"。那双穿著锦靴的脚，踏着快速多变的节拍起舞，帽上的金铃发出清脆的响声。张祜诗赞为"旁收拍拍金铃摆，脚踏声声锦袎（yào）摧"，观众被优美的舞姿深深吸引，与舞蹈演出浑然一体，以至"体轻似无骨，观者皆耸神"。舞蹈将要结束时，有深深的下腰动作，更加优美险绝，此时舞者的衣衫已被汗水湿透。刘禹锡《和乐天柘枝》诗赞为"鼓摧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

《柘枝舞》不仅注重身体的姿态，而且也很讲究眼神的运用。白居易有"帽转金铃雪面回"的诗句，描绘出一个柘枝艺人，在花帽上的金铃转动有声之时，粉面轻回，秋波横传，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柘枝舞》原为独舞，后来发展为二人表演的《双柘枝》。据乐府《柘枝词》序记载："用二女童，帽施金铃，抃\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中藏，花坼（chè，意分裂）而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雅妙者也。"两个女孩先躲入莲花中，花瓣慢慢张开，二人从花中走出来翩然起舞，这样的设计多么富有诗情画意！

《柘枝舞》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及州郡；王公贵族、文学之士都有雅好。张祜、白居易、刘禹锡、段尧藩、章孝标、薛能、杨巨源、徐凝、杜牧、许浑、李群玉、和凝、沈亚之、卢肇等人，都有诗文记胜。而官宦人家均养有柘枝伎，以便内宅表演。可见，有唐一代，《柘枝舞》的兴盛。

3。五方狮子舞《五方狮子舞》，也叫《太平乐》。盛行于唐代宫廷和民间各地。

唐代狮子舞的道具制作已很讲究。白居易《西凉伎》诗中记述："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这种金眼睛、银牙齿、刻木为头的假面；丝绒做成的尾巴，以及用毛类做成的狮衣，与今日流传在民间的舞狮几乎完全一样。

狮子舞在唐代以前就在民间流传。后汉时，月氏（今阿富汗和克什米尔一带）和安息国（古波斯）曾遣使者献狮子于汉朝。三国时已有狮子舞，南北朝时民间已有流行。及至唐代，狮子舞有了较大的发展与创新，并与《太平乐》结合而乐舞一体。《太平乐》属于"立部伎"，表演规模相当庞大：人们披起缀毛的假狮衣，装扮成五种不同颜色的雄狮，各立一方，表演狮子俯仰驯狎等各种情态。另有二人牵绳，手持红拂往来逗弄狮子，周围有140人的伴唱队，高唱《太平乐》歌曲。这是段安节《乐府杂录》和杜佑《通典》所描述的宫廷狮子舞。

据白居易《西凉伎》诗中所述，除了宫廷外，镇守边城的官兵对狮子舞也很喜爱。同时，传入民间，成为各地士农工商都喜闻乐见的乐舞之一，凡节日、庙会、宗教活动等，都有盛大的演出。

4。西河剑器舞"公孙大娘舞剑器"，早已脍炙人口，可谓任人皆知。《西河剑器舞》常与《浑脱舞》结合演出，故又称《剑器浑脱》。初为独舞，是一种带有武技性质的剑舞。隶属健舞，舞姿英武，气势宏伟。唐代擅长此舞者，首推公孙大娘。究竟手持何物，说法有三：一是手持双剑。唐郑嵎《津阳门》诗有"公孙剑伎方神奇"句，诗的注脚中说："有公孙大娘舞剑，当时号为雄妙。"二是空手而舞。宋马端临《文献通考》指出："剑器，古武舞之曲名。其舞用女伎，雄装，空手而舞。"唐司空图有《剑器》诗："楼下公孙昔擅场，空教女子爱军装。潼关一败胡儿喜，蔟马骊山看御汤。"诗中只说公孙大娘身着军装，未持剑器。三是流星彩球。清代桂馥在《扎扑》中记述："盖君元吉言：在甘肃，见女子，以丈余彩帛，结两头，双手持之而舞，有如"流星"。问何名？曰"剑器也。"乃知公孙大娘所舞即是。"

《西河剑器舞》在唐代确实流行于甘肃一带，因此冠之"西河"二字。

大约开元之时传入长安，纳为宫廷教坊舞曲之一。开元三年（公元715年），杜甫在郾城曾亲见公孙大娘舞剑器。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又于夔府别驾元持宅，观看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李十二娘是公孙大娘的弟子，舞艺深得其师风范。杜甫观舞生情，抚今追昔，想起了52年前的往事，写下了《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的著名诗篇。诗前作序说明由来，称赞当年公孙之舞"浏漓顿挫、独出冠时"，周围"观者如山"，杜甫年幼，夹在人丛中玩看。诗中形象逼真地描写了公孙大娘的表演："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k））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这首诗称赞公孙大娘的《剑器舞》早已声震四方，所以此时表演观者如山，人人争看。当她起舞时，光芒四射，有如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那矫健迅捷的舞姿又像群仙乘龙飞翔。随着那隆隆的鼓声，奔放急速的舞蹈动作如雷电袭来；而那稳健沉毅的静止姿态，又如江河湖海凝聚着青光。观众为之色变，天地似乎还在旋转而低昂不定。

从杜诗中可知，《剑器舞》是独舞，艺术水平很高，堪称当时一绝，深受民间欢迎。到了元和年间，已引入军中做队舞演出，这就为宋代大曲队舞的出现开了先河。

5。绿腰《绿腰》也称《六幺》、《录要》。唐代著名的软舞之一，为女子独舞，乐曲流行极其广泛。

在软舞类中，《绿腰》是最著名的舞蹈。据白居易《乐世》诗序记载："唐贞元中（公元785-805年），乐工向德宗献上一首乐曲，德宗命乐工将曲中最主要、最精彩的部分摘录下来，因此又叫《录要》，也叫《六幺》、《乐世》。此曲在民间广泛流行，为百姓熟知。白居易《杨柳枝词八首》有"六幺，水调家家唱"句，足见其乐在江南水乡的普及。软舞《绿腰》，就是采用这支乐曲编成的女子独舞。

表演时，舞者身着修长衣襟的长袖舞衣，舞姿柔美轻盈，节奏由舒缓渐至急促，后又转为悠然平和。唐人李群玉《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诗中记述："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翩若兰苕翠，婉如游龙举"，"慢态不能穷，繁姿曲向终；低回莲破浪，凌乱雪萦风；坠耳时流盼，修裾欲溯空；唯愁捉不住，飞去逐惊鸿。"诗中生动地描绘了全舞的表演过程。初起时，"慢态不能穷"，渐渐由徐缓转入急速，流畅的舞步婉如游龙，优美连绵的舞姿变化无穷，低回之处如破浪出水的莲花，急舞翻转时又像风中飘舞的雪花。越是临近结束动作愈加繁急，修长的衣襟随风飘起，舞者好像要乘风飞去，追逐那惊飞的鸿鸟。

五代南唐（公元937-975年），对《绿腰》也有继承。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中，有女艺人王屋山舞《绿腰》的场面。舞者王屋山穿着袖管窄长的天蓝色长襟舞衣，她背对观众，从右肩上侧过半个脸来，微微抬着的右脚正要踏下去，双手背在身后，正欲向下分开，长袖随之飘舞起来。这是《绿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生动的舞姿。

《绿腰》因舞艺精妙，享誉全国。不但内地推崇备至，唐代汉族乐工还将其乐曲带到西藏。此后，赞普在为唐使举行的宴会上也演奏此曲。可见其流行之广了。

6。破阵乐《破阵乐》又叫《秦王破阵乐》、《七德乐》，是坐、立二部中最著名的乐舞之一。舞蹈阵容庞大威武、激昂慷慨，声震天地，显示出赫赫军威。后传入日本，驰名中外。

《破阵乐》原为军中歌颂唐太宗李世民以武功统一国家的乐舞。李世民为秦王时，大破叛军刘武周，军中以此事作曲编舞，命名为《秦王破阵乐》。李世民即位后，出于"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的用意，于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令魏徵等人改制歌词，更名为《七德》之舞。后太宗亲绘舞图，教导乐工。

《破阵乐》舞者120人，身穿银饰盔甲，手持画戟；舞蹈队形为左圆右方，前有战车，后有队伍；时而作纵队，成"鹅鹳阵"，有如鹅鹳前后相随；时而变横队，成"鱼丽阵"，有如鱼群比次而行；有时中间作箕状张开，两翼舒展；间以队伍时屈时伸，互相交错；最后首尾相应，连结一起。全舞共分三大段，每段四次变换阵形。伴奏用大鼓，乐调以龟兹乐为主。舞中的击刺动作，都与雄壮的歌声相合。

到了公元656年，高宗将其改为《神功破阵乐》，主要用于祭祀。玄宗时（公元713-755年），以《破阵乐》编入"立部伎"，仍有"发扬蹈厉，声调慷慨"的气魄，保持了初创时期的特色。但在"坐部伎"《燕乐》中的《破阵乐》，则是四人表演的小型舞蹈。舞者身着华丽的红色绫袍、绫裤，舞法与"立部伎"中的《破阵乐》有所不同。玄宗曾用几百宫女舞《破阵乐》，艺术效果也很好。至此，《破阵乐》的形式更加多样，影响更加深远。

7。泼寒胡舞《泼寒胡舞》，是唐代民间广泛流传的著名乐舞之一。因舞者头戴苏幕遮帽，唱词中也有"苏幕遮"之语，故又称《苏幕遮》。源于民间泼水游戏，是一种祈祷上天降寒祓除不祥的群众性舞蹈。约公元前8世纪由康国（前苏联撒马尔罕）经龟兹（今新疆库车），传入内地，并进入宫廷。舞者裸体跳足，泼水取乐，热情豪放，载歌载舞，曾盛极一时。

《文献通考》记载："乞寒本西国外蕃康国之乐。其乐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子。其舞大抵在十一月，裸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也。"《旧唐书·康国传》也有类似的记载："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欢乐。"说明此舞确实来自康国。

唐作《泼寒胡舞》，始于则天末年。据《旧唐书·张说传》载："自则天末年冬季，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观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戏。"中宗时，除长安、洛阳两京外，各地也盛行此舞。因舞者头戴"浑脱帽"，因此也叫《浑脱舞》。浑脱队穿着胡服，骑在马上，泼寒胡者裸体跳足，尽情笑乐。皇帝诸王都很喜好，常举行大规模的泼水戏，到唐玄宗时，已流行了几十年，才以不合古礼之名而禁止。但教坊仍作保留，玄宗常于宫内组织演出，以供赏玩。

张说曾亲眼看到《泼寒胡舞》的演出，所作《苏摩遮》诗五首，其中四首对此舞的演出盛况均作了生动的描绘。诗的大意是说：苏幕遮本从海西传来，作此舞的胡人，有蓝色的眼睛和紫色的胡须。因为大唐的仁风播扬四方，所以远道而来表演歌舞，以助欢娱。他们用锦绣装束带有宝花的头冠，骑着骏马唱着异国的歌曲，他们能够激水结成阴气，寒冷与否全不在意。腊月的紫云笼罩着长安，他们在鼓声中高歌送寒，用油囊取来了天河的水，在起舞时泼洒在筵席前。祝福宫廷无限的长寿，新年永远接续着旧年。在这首诗中，《泼寒胡舞》的举办是为了辞旧迎新，因此群众踊跃参加，在歌唱之中，还不时地发出"亿岁乐"的和声。

《泼寒舞》传入日本，名为《苏莫者》，也常盛不衰。

8。踏谣娘舞《踏谣娘舞》，也是唐代最有影响的著名民间乐舞之一。源于河北的地方民间歌舞，伴奏的音乐也是河北风格。舞为二人，常在广场演出，由群众围观。此舞甚为流行，以至崔令钦的《教坊记》、杜佑的《通典》、段安节的《乐府杂录》、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及《旧唐书·音乐志》、《太平御览》等，都有记载。

据《旧唐书·音乐志》载：踏谣娘是隋末河内人的妻子，美色善歌，河朔演出其曲，伴以管弦。歌时凄苦，摇顿身体，所以叫《踏谣娘》。近代优人改变了情节，已脱离原旨了。

另据《教坊记》载：大约在天宝年间（公元742-755年），《踏谣娘舞》常在宫廷表演，崔令钦任著作郎曾亲临其境，遂记下演出实况。在北齐时，有一苏姓男人，长着一个酒糟鼻子，他本来没有作官，却自称为"郎中"。此人不事生产，但酗酒成性。醉后常殴打他的妻子。其妻心怀怨苦，只有向邻里诉说。当时的人们取其情节，演为舞剧。上场时由一男子着女服假扮妻子，徐步入场，且行且唱。每歌一叠，旁人齐声合唱："踏谣和来！踏谣娘苦！和来！"接着其夫上场，与妻作殴斗状，以取笑乐。到唐时，以妇人扮演妻子，遂不呼丈夫为"郎中"，但云"阿叔子"。

从这两段记载看，《踏谣娘》的表演内容基本一致，只是时间有先后之别。因北齐建国在河朔（今河北一带）地区，所以两者所述也都是河北民间的乐舞。但是，天宝时的演出"以取笑乐"，则多少离开了诉其"凄苦"，同情贤德、讽刺恶夫的原意了。因此，《旧唐书》责之为"殊非旧者"。在后来的演出中，《踏谣娘舞》被分为两场。第一场，妇女出场，缓步行歌，至感情激愤时，悲从中来，乃摇顿其身而舞。悲歌倾诉，道其冤苦。第二场，丈夫登场，与妇对白，以至殴斗。观众资为笑乐。在晚唐的演出中，于夫妇殴斗后，又增加了第三场：有一质库中人登场，妻典质衣物，以供夫挥霍。这一情节的增加，更加突出妻子之贤，其夫之恶。

9。霓裳羽衣舞《霓裳羽衣舞》，是唐代最出色的大型乐舞和著名的法曲。其乐曲主体为道调法曲，唐玄宗吸收了《婆罗门曲》的要素创制而成。舞蹈是此曲的组成部分，舞者必须身着象征孔雀翠衣的"羽衣"，和艳如彩虹般的霓裳（淡彩衣裙），装扮得极其典雅秀丽，有如天仙。因其舞兼有健舞、软舞之长，而又非属两舞之一，实乃开创了一种典雅华贵的新舞风。风靡大唐，官宦民间多加仿效。

此舞首次推出，是玄宗在册立杨玉环为贵妃的庆典上。全舞共分三段。

音乐、舞蹈、服饰、道具，都以仙女在仙境中飘然曼舞的构思设计。第一段为散序，乐用散板，无歌无舞，只用诸般乐器独奏和轮奏；乐器主要有磬、箫、筝、笛等；演奏六遍乐曲后，进入第二段。第二段为中序，也叫歌头。表演抒情意趣的轻歌曼舞18　遍；乐为慢板，舞蹈姿态优雅舒缓，回旋如雪；小垂手后如弱柳飘摇；斜曳衣裙时如白云初生；舞者双蛾微敛，舞袖低昂，含情不胜，如置仙境。第三段为"曲破"，也称"舞遍"，以舞蹈为主；音乐由慢板转为快板，共12　遍。音乐急管繁弦，催拍愈紧，有如跳珠撼玉一般，达到高潮；到曲终时，乐与舞同时转慢，长引一声结束。令观者听众产生余音袅袅、回旋不尽的余味。

《霓裳羽衣舞》的编导手法非常高妙，它通过刚柔、强弱、急缓、动静等变化的对比，通过乐曲、歌唱、舞蹈的运用，创造了新颖独特的乐舞形式，使人产生无限丰富的想象，以致白居易由衷地赞叹："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霓裳羽衣舞》编导者在创作上以传统音乐的主体，广泛吸收外来民族的音乐特长，将浑厚深沉的印度佛曲与含蓄婉转、清丽悠扬的清商乐融为一体，成为外来音乐民族化的一大杰作。同时，通过道调、佛曲的并存运用，还体现了释道互补的宗教思想。这在中国音乐史上堪称创举。舞蹈中运用了传统的"小垂手"，借鉴了西域舞蹈旋转、迅疾的动态，使中国传统舞蹈的妩媚、典雅，与西域舞风的俏丽、明快水乳交融，形成了既保持民族神韵、又具外来风情，既不同于健舞、又有别于软舞，兼收并蓄的一种特殊风格。《霓裳羽衣舞》的演出形式并不完全固定，有独舞、双人舞和大型群舞。唐代宫廷几个时期的表演均有不同。天宝四年（745年）册立杨贵妃时和杨贵妃在木兰殿的两次表演，都是独舞形式。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白居易在宫中所见的是双人舞形式。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朝廷曾以15　岁以下少年舞者300人表演《霓裳羽衣舞》。宣宗时也曾用几百宫女予以表演。

《霓裳羽衣舞》声势浩大，乐舞精妙，轰动天下，文学雅士争相赞咏，擅艺之人多方肄习，传授各地，乃至家伎，可谓空前的繁盛。但是，到了晚唐，屡经战乱，几乎灭绝。虽有残存的舞曲，也已难复旧观。及至宋代，舞曲虽有开发，而舞蹈部分已逐渐丧失。

（五）乐舞理论隋唐五代乐舞艺术的空前繁盛，既包括风靡四方的乐舞表演，也包括见诸文墨的乐舞理论。这一时期的乐舞理论应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乐志，二是专著，三是散见于各种典籍的有关论述。

乐志是断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叫音乐志，与礼合写的篇章称为礼乐志。唐代编撰了《晋书》和《隋书》。《晋书》的《音乐志》上、下两卷，为房玄龄等人撰写。《隋书》的《音乐志》有上、中、下三卷，为长孙无忌等人撰写。五代编撰了《旧唐书》，其中有《音乐志》四卷，为后晋刘昫撰写。这三部音乐志，按照时序进展，记述了晋至隋唐乐舞艺术的发展沿革、典章制度、重大决策、重要事件和重要成果，从整体上记录了隋唐两代乐舞艺术发展的基本状况，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

隋唐五代的乐舞专著不在少数，但多数早已散佚，仅有《乐书要录》、《乐府古题要解》、《羯鼓录》、《教坊记》、《乐府杂录》等屈指可数的几种保留下来，更加显得弥足珍贵。

《乐书要录》　唐代的乐律学著作。元万倾奉武则天之命编撰。全书共十卷，现仅存第五、第六、第七3　卷。第五卷有"辨音声"、"论二变义"等11　篇。第六卷有"纪律吕"等4　篇。第七卷有"律吕旋宫法"、"识声律法"、"论一律有七声"等3　篇。文中强调"二变"的运用，阐明七声的起源，论述了旋宫之法。

《乐府古题要解》　唐代音乐理论著作。撰者吴兢，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曾撰有《贞观政要》等书。本书二卷。根据阅读各家文集、传记所得，记述了100　多首曲子名字的由来。其中相和歌曲26　首，短箫铙歌9首，横吹曲9　首，舞曲5　首，清商曲7　首，琴曲6　首，杂曲46　首。对研究汉、魏、六朝音乐具有参考价值。

《羯鼓录》　唐代研究鼓乐发展的笔记类著作。作者南卓根据当时的传闻编撰而成。共一卷，分为前录、后录两部分。前录成于大中二年（公元848年），记述羯鼓源流、形状及玄宗时代的轶事。后录成于大中四年（公元850年），记载着宋璟的传说故事及150　多首羯鼓曲目，对古代鼓乐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教坊记》　唐代研究乐舞发展的笔记类著作。崔令钦撰，共一卷。书中记述了开元时期的教坊制度和乐舞活动方面的趣闻轶事。卷末载有教坊曲目325　个。崔令钦为博陵（今河北定县）人，开元年间曾任京城防务长官，下属多为教坊中人，故得知教坊中事。"安史之乱"后，寄居江南完成此书。此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唐代表演艺术的重要资料。

《乐府杂录》　唐代研究乐舞艺术的笔记类著作。著者段安节，临淄（今属山东）人。其父段成式，曾任太常少卿，善音律。段安节曾任国子司业，善乐律，能作曲，书一卷，成于唐代末年。全书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乐部9　条；第二部分为歌舞俳优3　条；第三部分为乐器13　条；第四部分为乐曲12　条；第五部分为《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早已散佚，仅存说明文字。后世晁伯宇在《续谈助钞》中称此书为《琵琶录》。对研究唐代的乐部、歌舞、俳优、乐器、乐曲，歌唱家和琵琶演奏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除了专著外，散见于其他典籍的乐舞理论异常丰富。较为重要的，如《朝野佥载》、《封氏见闻录》、《苏氏演义》、《唐国史补》、《大唐新语》、《酉阳杂俎》、《因话录》、《北里志》、《开元天宝遗事》等，都有丰富的乐舞艺术的记载和评述。

六、隋唐五代的建筑艺术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古代建筑艺术发展的成熟阶段。

隋代对中国的重新统一，为建筑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短短的三十几年中，规划兴建了大兴、洛阳城，建造了大规模的宫殿、园林，开凿了闻名世界的大运河，建成了世界上最出色的敞肩石拱桥--安济桥。

唐代在隋代建筑成就的基础上，继续营建了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使这两座城市更趋完善。同时，还兴建了一大批规模巨大、气魄雄浑的宫殿和皇家园林。富有诗情画意的私家园林大量涌现。随着佛教的发展，寺庙、古塔等宗教建筑遍及全国。绵延百里的唐十八陵，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园中最浩大的建筑艺术群体。

唐代各类建筑都有辉煌的成就，其风格特点是布局严整、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工艺精湛，既注重功能需要、也突出艺术形式，统一中富于变化、华美间不失典雅，强烈地显现出强大帝国自信向上、锐意进取、力求众美的创造热情和时代精神，成为古代东方建筑艺术的典范。

（一）大兴--长安城的艺术成就大兴--长安城，是隋唐两代的都城。自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开始营建，至唐昭宗时的人为破坏，在320年的峥嵘岁月里，它以特有的宏伟富丽和强大帝国的豪迈气概而著称于世。尤其是那功能完备的艺术格调和方整对称的整体布局，都达到了当时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对国内外的城市建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1。功能完备的宏大都城形象地展现城市的功利性能，是建筑艺术的首要法则，也是大兴--长安城所具有的艺术特色之一。

大兴--长安城，位于八百里秦川中部的渭河南岸，是隋唐两代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自隋文帝开始，经过隋炀帝至唐玄宗百余年的多次营建，完成了它的宏伟规模，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宏大最繁华的东方都城。隋文帝建国之初，以西汉的都城长安为国都，位置在今西安西北的汉城一带，面积约36　平方公里。由于此城城池狭小，宫殿、官属、居民相间杂处，况且日久凋残、水质咸卥、水量不足，难以适应新生帝国发展的需要，便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命宇文恺重新营建都城。因杨坚在后周受封大兴公，故名为"大兴城"。公元618年，李渊灭隋建唐，仍以大兴城为国都，但改名长安。

大兴城地势南高北低，北有渭河，东临灞水、浐水。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于城东开凿龙首渠，引浐水经通化门北侧兴宁坊入城，其支渠经皇城再入宫城，最后到达城北的御苑，满足了城东北地区的用水。又于城西开挖永安渠和清明渠，引洨水和潏水从城南入城。两渠相隔一坊，纵贯南北，解决了西北城的用水。开皇四年，又命宇文恺率水工由城东凿广通渠300　余里至潼关，引渭水入渠中，使潜运直通黄河。城东南原有曲江，地形复杂不便作居住坊里，宇文恺遂开通黄渠，引水入曲江池，开发了曲江芙蓉园风景区。又引潏水绕城西，作为运输的漕河，致使城中水网如织，园林密布，虽身居关西，却如江南景色。唐长安城在大兴城的基础上加以完善，除将大兴宫改称太极宫外，又于城东北兴建大明宫和禁苑，使宫室向北移至大明宫。后又在城东修建兴庆宫，城东南扩建芙蓉园。并在城的东北部和东侧修建夹城，使芙蓉园与大明宫相连。形成了帝王、朝臣、贵族集中到东北部，城市重心偏于东北的格局，以取龙首之势。

长安城东西长9721　米，南北宽8651.7　米，周长35　公里多，面积84　平方公里，平面略显正方形。大于现在的北京旧城，相当于10　个今日规模的西安古城。城内由宫城、皇城、外城廓三部分组成。城墙厚约12　米，每面各设三门，每门三道。符合《考工记》所载"九经九纬"的周朝礼法制度，体现出帝王至尊的规格。皇城、宫城与居民严格分开，置于南北中轴线的北端，以示统摄天下四方。

宫城位于全城北部的正中，东西长约2820　米，南北宽约1492　米。宫城正中为大兴宫，有16　座大殿，是皇帝起居、务政的地方。西部为掖庭宫，是嫔妃的住所。东部是太子居住的东宫。皇城东西长与宫城相同，南北宽约1843米，城内设有宗庙社稷、官署衙门，是百官办理公务的地方。在宫城与皇城中间，有一条宽441　米的街道，横街酷似一个广场，可供士兵操练，也是接受百官和外国使臣朝贺的地方。

皇城正中的朱雀门北向与宫城正中的承天门为承天门大街，南向与外廓城正中的明德门相通的朱雀门大街，街道宽150　米，长分别为1843　米和4500米，两街贯通南北，把全城分为东西两部。城内有东西大街14　条，南北大街11　条，把全城划分为108　个排列整齐的坊里，为居民的住宅区和商业区。宽阔笔直的街道两旁，都栽种着整齐的槐树，宫城、皇城里则种植梧桐和柳树。在树荫掩映之下，整个城市更显得壮观幽美。

隋代兴佛，唐代三教并举，隋文帝迁入新城时，曾于朝堂之上陈列寺庙匾额120　块，自愿造庙者即可取走匾额，促进了寺院佛塔的建设；又在皇城中轴线两侧，建造了左右相对的大兴善寺和元都观；在城西建有庄严寺，寺内营造90　米高木塔一座。大业三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为了纪念文帝，又于庄严寺旁建总持寺，其规模及寺中木塔与庄严寺相同。及至唐代，长安城内有僧寺81　座，尼寺28　座，道观30　座，女观6　座，波斯寺2　座，胡袄祠4　座。这些宗教建筑的大量出现，使繁华的长安城又增添了外来民族建筑的异域风情。此外，唐长安城中还辟有教坊和戏场数处。宫城北面的禁苑是皇族游猎的地方。其中设有马球竞赛的球场。这些都是长安城极具特色的建筑之花。

长安城自开皇二年（公元582年）从平地始建，继承了历代都城的优秀传统，经过历年修建，终于成为一座功能完备的繁华都城。但至唐朝末年，它却屡遭破坏，日益衰落。第一次是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义军攻克长安，至中和三年（公元883年）被迫退出，唐兵蜂拥入城肆行烧杀，造成了城中宫、庙、衙、署的严重损坏。第二次是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李茂真兵变，入长安后大肆焚烧。第三次是天复元年（公元901年），韩全海等劫昭宗去凤翔，然后火焚宫城。第四次是在天祐元年（公元904年），朱全忠（即朱温）强迫昭宗拆城、迁都，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繁华富丽的长安城尽遭破坏。现在的西安城垣，是明朝重修的，它只包括唐时的宫城和皇城，规模小得多了。

2。和谐统一的整体布局除了功能完备的艺术构思外，大兴--长安城在整体布局上更富有艺术特色。无论是城址的选择、水利的开发、宫城的方位、街坊的组合，还是园林的开发、文化设施的安排等等，都富有形式多样、主次分明、和谐统一的审美特征。尤其是皇宫、官衙、民居的分区安排、全城设中轴线、东西相等对称、城内置风景区，街道宽直、坊市整齐、引水入城等重大举措，都是我国城市建筑史上的新创造。它们显现出来的迥然有别的意境和风格，及其有机的结合和高度的统一，集中地映射出隋唐帝国在城市整体规划方面的设计能力和艺术风范。

宇文恺是古代杰出的城市设计家和建筑工程师。他曾主持修建水利、长城、桥梁等建筑工程，设计过其他一些大型建筑。开皇二年，隋文帝命他为营都副监，与杨素一同主持营建新都。凡大兴城规划设计，均出自其手。在规划新都之前，他先到北魏的洛阳、东魏和北齐的邺都考察，经过分析比较，吸收它们的长处，确定了建筑方案。

大兴城建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一带。此地北有渭河，地势略显低平；南部岗峦起伏，形同天然屏障；东临灞水、浐水，可得舟楫之利；西部有浐水和届水遥相呼应，可分水入城；中部龙首原地势高爽平坦，川原秀丽，卉物滋阜，能够满足宏大都城的土地需要，是一块符合封建帝王所崇尚的风水宝地。整个地貌具有虎踞龙盘、山青水秀之势，水源充裕，交通方便之优，又有源长流远、江山永固的象征，还因"龙首"起城，含有蛟龙入海、前途无量的寓意，使得封建帝王的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得到完美的结合和形象的体现，并尽皆融入到都城建筑与自然景物的和谐统一之中。后来，唐高宗所以移入大明宫临朝听政，原因在于大明宫正建在龙首岗的东北端，此处既可俯瞰全城，又有"龙头"之属。可谓至高无尚、尊贵之极了。

方整对称、严谨封闭的棋盘式结构，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首创，是大兴--长安城整体布局的骨干。在城市的中轴线上，北起宫城正中的承天门，中经皇城正中的朱雀门，南至南城正中的明德门，形成了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街，大街两侧各有57　坊之地。城中的寺庙、坊里、商市均两两相对，井然有序地排列在朱雀大街两侧。这种以皇城为发端、中间大街为轴线、左右均衡对称、全城整齐平坦的棋盘式规划设计，强烈地显示出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形象地表现出阴（北向）阳（南向）有秩、尊卑有序、礼仪有嘉、治事有方的封建主义伦理纲常的美德，以及中国古老文化的深刻底蕴。

坊里制度是隋唐创造的一种城市居民的街区形制。虽然这种建筑形式在曹魏邺都已经出现，但真正使之完善的则是唐代。长安城中共有108　个坊里，小坊一里见方，大坊数倍于小坊，坊的四周筑有2　至3　米高的土墙。小坊设四门，坊内有东西横街或十字街。坊内形成许多小巷，称为"曲"，以通向各户住宅。坊内居住者除三品官吏、官府或寺院可直接向大街开门，其他户主一律禁止直通大街。街坊均有专人管理，坊门早启晚闭。六条主要大街设有街鼓。每晚击鼓800　声，号令市民回家。街鼓一停，市民不得在街上通行。每年只有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夜晚，允许百姓开坊门上街。因此，坊里制度实质上是封建主义强权政治的产物，只有其建筑形式所具有的平整对称、主次分明的空间组合，才富有艺术魅力。

长安有东、西两个市场，各占两坊之地，面积各有1.1　平方公里。东部的称东市（隋称会市），西部的称西市（隋称利人市）。市场四周筑有围墙，四面开门。市场内有井字形大街，划分成九块小区。中央一块为市署和平准局，进行市场管理和税收。其他8　块为商市。东市主要经营"四方珍奇"，即全国各地的特产货物，共有220　个行业。西市是少数民族商人，外国客商集中进行交易的地方，有服装店、珠宝店、鞍辔店、蜡烛店等等。市场之内的街道中间为车道，两旁有人行道和排水沟。唐太宗时曾设立南市，武后时废除。虽然东市和西市在形式上和谐对称，又便于集中管理，但像长安这样的大城市，仅设两市对市民生活多有不便。所以，至中唐以后，坊里也逐渐开设商店和作坊，有的可与东市、西市媲美。夜里虽然坊门关闭，但坊中夜市灯火通明，非常热闹。这不但是对坊里制度强权统治的一次突破，也是坊里建筑大放异彩的盛况。

大兴--长安城的整体布局及其规划设计思想，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但为后来的都城建设树立了典范。而且对国外的城市建筑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日本的平城京（今奈良市）、平安京（今京都市），从宫城位置、坊市配置、街道分布以及名称等，都是仿照唐长安城而建，成为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往的历史丰碑。

长安城里的宫殿，是帝王活动的中心、全城的心脏，也是皇权的象征。

因此，它们在建筑布局和建造艺术上，集中地体现着封建帝王的思想意志和审美理想；是当时建筑系列中最宏伟、最高级的建筑群，代表着特定历史时期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

隋大兴城在宫殿的规划和建筑格局上，以突出宫城、皇城为出发点，一改汉晋的"前寝后朝"制度，而继承周朝的"前朝后寝"建制，将宫城和皇城置于显赫的中心位置，做到宫室、府衙、居民严密分区，并采取"三朝五门"、宫室有阙的格局建造大兴宫，唐代改名太极宫，并以此宫为本，先后建造了规模更加宏伟壮观的大明宫和兴庆宫。

"三朝五门"、"前朝后寝"的宫室布局，是太极宫建筑设计上的特色。据《左传》记载，周朝在宫室大门前建有宫阙，用来观察防御、揭示政令、纳取臣民属谏。其后建有皋门、应门、路门、库门、雉门，共五重宫门以作壮观增辉之用。最后为"三朝"，即"大朝"、"内朝"和"外朝"，是帝王处理政务的殿堂。"五门"、"三朝"，加上宫阙，于是就有"九重宫阙帝王居"之说。

太极宫历经隋唐两代的修建，规模庞大，体系完备。面积达到4　平方公里以上，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6　倍。沿中轴线建有门殿10　余座。五门为承天门、太极门、朱明门、两仪门、甘露门；三朝包括：宫城正门承天门为大朝，太极殿为日朝，两仪殿为常朝。两侧还有以"大吉"、"百福"命名的若干门殿组成的左右对称建筑。

隋唐都城在宫殿布局上采取的重大改革及其成果，为以后历代的宫室建筑奠定了基础。各代依据这套建制，兼顾自然环境和时代的需要，在形式上灵活组建。如清代"故宫"的五门（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后宫（乾清宫、安泰宫、坤宁宫及东西十二宫）体制，基本沿续了隋唐的建筑规格并有所发展。

含元殿是大明宫中规模最大的殿堂建筑，大明宫则是长安城中众多宫殿的典型代表。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太宗李世民在长安城北龙首原高地上修建大明宫，作为太上皇李渊的避暑之处。龙朔二年（公元662年），高宗李治又扩建大明宫，并于龙朔三年迁入大明宫听政。并将原来的太极宫改名为西内，大明宫为东内。此后，大明宫便代替了太极宫，成为唐代帝王处理朝政的中心。大明宫城北部为梯形，南半部为长刀形。南北长2256　米，北端东西宽1135　米，中部1355　米，南部1674　米，城周长7628　米。全城共有11　门，南面5　门，正中为丹凤门，东有望仙门、延政门，西有建福门、兴安门。北城设3　门，正中为玄武门，东为银汉门，西为青霄门。玄武门在政治上地位突出，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先是李世民诛杀隐太子李建成的"玄武门之变"，此后又有玄宗平韦后、代宗除张后等匡扶唐室的军事行动，都增加了玄武门的知名度。大明宫中的三朝大殿为，外朝含元殿、中朝宣政殿、内朝紫宸殿。两侧还分布着麟德殿、蓬莱殿、含光殿及毬场等10　几座殿堂和宏伟建筑。含元殿就坐落在大明宫中轴线的中部。

含元殿是大明宫中的正殿，国家在元旦、冬至举行大典，以及阅兵、献俘等重要仪式，均在此殿进行，其性质相当于明代紫禁城的太和殿。1956-1960年，发掘了含元殿遗址，弄清了它的建筑布局、形制和构造特点，绘出了含元殿的复原图。

大明宫位于长安城东北部的龙首岗上，含元殿建在龙首岗的南缘。因龙首岗为全城的最高处，含元殿以其高屋建瓴的气势而统摄全城。含元殿以龙首山为殿基，高出地面15.6　米；殿阔13　间，全长67.33　米；进深6　间，共29.2　米。大殿面积为1966.04　平方米，与全国现存的最大木结构建筑的明代长陵棱恩殿和故宫太和殿的面积之和相等。含元殿的两侧建有翔鸾、栖凤二阁。尤其是从殿门通向地面的"龙尾道"，气势磅礴，甚为雄奇。龙尾道平、坡相间，共有七折，约有70　米长，由10　米多高的墩台顶部迤逦而下，犹如"龙尾"垂地。翔鸾（左）、栖凤（右）二阁，运用飞廊与含元殿连接，高低错落、主次鲜明，而又浑然一体。阁基高约20　米，比殿基略高，位置稍为靠前，犹如展翅欲翔的两翼。整个含元殿建筑群，面对着南北宽615　米，东西长750　米的大广场，就像一只降自九天的巨鹰，气魄宏伟壮观。每当朝廷盛典，大殿上下鼓乐齐鸣，声震天霆；殿前万头攒动，衣冠锦绣。

从含元殿遗址的残物得知，大殿墩台的砖壁以红色粉刷，通体深红；含元殿的四壁雪白如玉，配以朱红色的柱子、门窗和栏杆，赭黄色的斗拱和错金的门钉；殿顶用绿色琉璃构件起脊，黑色的筒瓦覆盖殿顶四坡。整体色调迥异于明清宫殿金碧辉煌的格局，具有庄重素朴、典雅纯净的艺术风格，充分显示出唐代建筑设计师和能工巧匠们卓越的创造才能。

（二）洛阳城的建筑艺术成就自然环境与城市建筑的有机结合，是洛阳城的显著特色。与此相适应的区划分布和整体布局，使洛阳城迥别于长安城而具有独特的风格，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又一杰作。

洛阳位于河南省的伊洛盆地，南临伊阙，北靠邙山，东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洛水、伊水、谷水、瀍水川流此地。四周群山环绕，气候温和、山青水秀、物产丰富。从东周起，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9　个朝代在此地建都，素以"九朝名都"著称于世。

隋朝初年，洛阳为东都，后来隋炀帝迁都至此，大兴城反为陪都。洛阳城经过隋代的营造扩建，尤其是大运河开通以后，逐步繁荣起来。唐代仍沿用东都。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即以洛阳为都。公元九世纪末，唐终于自长安迁都洛阳。

东都洛阳始建于七世纪初，由宇文恺、封德彝、杨素等人负责规划营建。隋代洛阳在汉魏洛阳城西约8　公里处，城内布局齐整。城区大致为正方形。南北最长处7312　米，东西最宽处7290　米。城的东南两面各有三座城门，北面二门，西面宫城、皇城各二门。城中洛水自西向东将洛阳分为南北二区，四座桥梁连接南北两区。除洛水外，还有伊水、谷水、瀍水注入城中。若干漕渠纵横交错，水上运输比长安方便畅通。

因北依邙山，西北地势较高，所以将皇城和宫城建于西北高地上，占有居高临下，俯瞰全城之胜，致使皇城和宫城远离中轴线而偏于西北隅。皇城南临洛水，宫城在皇城之北，二城南北相叠。宫城不仅北有重城，东西有隔城，而且还处于皇城东、南、西三面包围之中。皇城西面虽为城外，但却有西苑的苑城相对。东面有含嘉仓城和东城，南面有洛水相隔，且地势又居高临下，可谓固若金汤。唐高宗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又在皇城西侧御苑内建造了上阳宫，门殿全部东向，和皇城联成一体，其作用与长安大明宫相似，高宗、武后常居此宫。

洛阳全城共有109　个坊里和三个市场。北区的东部有28　个坊，南区81个坊。坊里呈正方形或长方形，面积比长安的坊里略小，坊内有十字形街道，四边开门。三个市场均位于水运交通来往方便之地，北区的北市最为热闹繁华。靠近北市的含嘉仓，常有四方诸州的船只集结在北市西侧的新潭和漕河之上，因此这里开设许多旅馆、酒楼。南市位于南区的东北部，西市位于南区的西南部。洛阳城东南隅的伊水引渠周围，达官显宦建有许多住宅园林，成为景色秀美的风景区。

洛阳城在隋唐建筑史上的出现，以其特有的布局结构树立起一种新型的都城建造模式。这种因地置宜的设计思想和建筑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

（三）桥梁建筑艺术横跨江河之上，飞跃峡谷之间的各种桥梁，既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又是一种建筑艺术品。

据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桥梁是公元1134年西周用船架设的浮桥。在浮桥的基础上，至迟在战国又出现了梁式木桥。隋后，石梁桥也应运而生。大约在汉代，人们发明建造了石拱桥。拱桥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的建桥技术和艺术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此后，石拱桥便成为桥梁建筑的主要形式。隋唐五代建造的桥梁很多。其中，享有盛誉的石拱桥有安济桥和宝带桥。到了唐代，东渭桥等以木结构为主体的桥梁大量涌现，石拱桥以灞桥最为有名，但和永济桥一样，屡建屡毁，早已面目全非。真正以原有设计和形制保持到今天的，只有隋代建造的安济桥了。它那奇妙的构思、典雅的身姿和精湛的雕刻，都是桥梁建筑艺术史上的辉煌业绩。

安济桥坐落在河北赵县南门外3　公里的洨河上，建于隋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由杰出的工匠李春设计和建造。因赵县在古代称作赵州，所以安济桥又称赵州桥，民间习称大石桥。此桥建成后，各代争相采用敞肩圆弧的工艺，建造了不少石拱桥。仅赵县就有永通桥、济美桥、沙河店桥等；河北唐县有开仙桥、井径县有天微军桥等；山西晋城有景德桥、原平县有普济桥等。

安济桥全长约64.4　米，圆弧长50.82　米，宽9.6　米，石拱跨度37.02米，全部用石料建造。在桥的结构上，桥身用平行而紧密并列的28　道拱券组合而成，每道拱券自成一体，其中若有一券毁坏，也不会影响其他拱券，即保证了桥的整体安全，又便于局部施工修理。为保证28　道拱券紧密地联为一体而不向两侧分散倾倒，又采取了3　项加固技术，首先将桥面的宽度中间逐渐减少，以使两侧各道拱券都微微向内倾斜。然后在拱券面上用横向石板加伏，以使各券之间相互勾联，在券和伏之间又加若干横向铁条把各券拉在一起。

安济桥是我国古代跨度最大的单孔桥，但其桥面坡度却非常低缓。在安济桥建造以前，我国拱形石桥高与跨的比一般为1：3，跨度越大，拱券就越高。为利于车马通行，李春等匠师把高跨比改为1∶5，即从拱顶至拱脚仅高7.23　米，而拱券跨度达37.37　米，致使桥面几乎没有坡度。

大桥的整体造形更具独到之处。在弧线呈60　度的大石拱两侧肩部，又各建两个小石拱，改变了过去拱券之上填充沙石的传统作法。这样既可以在山洪暴发、河水高涨时排泄洪水，又可减轻桥自身的重量。据测算，桥身可减轻500　多吨，相当于桥身总重的15.3％。这种"敞肩圆弧拱"桥，到了14世纪才出现在法国泰克河上。从艺术角度看，大拱肩上加4　个小拱，可使大桥更加和谐匀称，避免了一拱的孤单和呆板。桥面弧线、大拱券弧线、4　个小拱券弧线，线条柔和，搭配巧妙，使巨大雄伟的石拱桥又呈现出轻盈、秀逸之美。历史上曾有许多诗人，用优美的语句描绘和赞美石拱桥。唐人张嘉贞评价此桥"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宋人诗曰："自古神丁役此工"；明人祝万祉诗曰："百尺高虹横水面，一弯新月出云霄。"

桥的两侧装有栏杆、栏板和柱子。石栏板上雕刻的蛟龙变化多姿，栩栩如生。有的上下翻腾，有的二龙戏珠，有的云中回首，有的怒视洪涛。桥栏石柱上刻着狮子头，刀法苍劲古朴，个个生动逼真。

安济桥是现存最早的敞肩圆弧石拱桥，经历了1300多年的风风雨雨，它那高度科学性和完美艺术性相结合的优秀性能，愈发出色地显示出来，成为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

（四）宗教建筑艺术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宗教文化最为繁荣的社会阶段。隋文帝杨坚在夺取政权时，曾得到女尼智仙的帮助，因而对佛教十分虔诚。他把佛教作为国教大力提倡，曾多次下诏在各地兴建寺院、佛塔等建筑。唐代"三教并举"，佛道空前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此时，寺院、佛塔数量更多，分布更广，规模更宏大。太宗即位后，曾令全国各地在交兵之处建造寺刹，立碑表德，以光帝业，并在京城各寺礼忏七日七夜，追荐亡魂；高宗李治为给太后求福，于长安城内建大慈恩寺。为求长生不老，唐时历代帝王都敬道求丹，致使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中宗李显、代宗李豫、德宗李适、宪宗李纯、敬宗李湛等皆因丹毒而死。据文献记载，武宗灭佛之时，全国曾拆毁大寺4600余座，小寺4　万多所。可见唐代佛教的滥觞之甚。五代仍沿袭唐代积弊，佛教极为盛行，豪华寺院到处可见，尤其是南方，建造佛寺佛塔成风，至今仍有不少遗存。隋唐五代盛兴宗教纯属迷信，但精工建造的佛塔、寺院却是风格独特的建筑艺术成就。

1。佛教建筑的民族化特色佛教约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从此建造寺庙、修建佛塔便日益兴盛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帝王大力提倡佛教，所以寺庙佛塔遍及全国。据载，梁朝有寺庙2846　所，北魏末期仅都城洛阳就有寺院1367　所，北方多达3　万多所。但是，西方有人说：中国无特殊之宗教建筑。此话精辟地揭示出中国的宗教建筑所特有的民族化风格。西方各国，宗教建筑最为发达。原因在于古人崇拜上帝，故而必先建立神祠，尔后方建宫室住宅。中国古代没有正规宗教，所以重在建造住宅宫室。往昔虽设坛祭祀天地山川，设庙祭祀先祖亡灵，但建筑形制与宫室住宅相同，不像西方的宗教建筑那样具有区别于宫室住宅的特殊形式，如基督教的教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从佛教传入开始，佛教建筑就走上了一条中国民族化的道路。

隋唐五代的佛寺建筑遗存至今的很少，但从历史文献和敦煌壁画资料可知，当时寺院的平面布局仍采用传统的对称组合式庭院布局。即以一个四合院为主体，在其前后左右随意增添院落或花园。常见的形式为，南北中轴线配置，主要建筑，包括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等。东西配殿有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罗汉殿、护法殿等。较大寺院除中央一组主要建筑外，还依供奉内容或日常用途而设置若干庭院和花园。至少在晚唐，钟楼也成为寺院建筑的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古代佛塔建造史可分为四个时期，即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两宋时期，以及元明清时期。在南北朝以前，佛塔基本上全是木结构楼阁式塔，少数缺乏木料的地区才有仿木结构的砖石塔。塔平面为正方形，塔身多为单檐，并置于寺院中轴线上，位居全寺中央。唐代，殿堂已逐渐成为寺院中心，佛塔则退到一侧或后面，有的还建于寺院之外。

隋唐五代的佛塔、寺院，在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上，较之前代水平也大力提高。由于唐代在雕刻、彩塑、书法、绘画等方面的成就优异，所以此时的佛塔，寺院建筑也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性能。

佛光寺是唐代五台山"十大寺"之一，它位于台南豆村东北约五公里的佛光山东坡上。它初创于北魏孝文帝时（公元471-479年），中间经唐武帝灭法，全寺毁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宣宗继位后，佛法再兴。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愿诚和尚重加整修，当时长安弟子宁公遇出资兴建，因此殿中除塑有佛、菩萨像32　尊外，还有主建者愿诚和宁公遇塑像各一座。寺院坐东朝西，主轴线就山势采取东西向，整座寺院的布局顺应山坡修筑成叠落式平台三层。第一层平台较宽阔，北侧有金代建造的文殊殿，南侧对称的观音殿已不存在。第二层据文献记载，当时可能是一座七间三层的弥勒阁，是全寺的主体建筑，现只存一些近代建造的次要建筑。第三层平台上是佛光寺正殿，居于全寺最高处。

佛光寺面宽7　间，共44　米；进深4　间，共26　米。大殿正面中央五间各安木板门两扇，左右两间和西山墙后部开有直棂窗。殿的平面柱网由内外两圈组成，形成面阔5　间，进深两间的内槽和一周窄而高的外槽（古代称这种平面为"金箱斗底槽"），内槽后半部设有一巨大长方形佛坛，供有主佛三座及菩萨、童子、力神等30　余尊，都是唐代作品。佛坛前有一较大空间，可供进行佛事之人使用。

殿内梁架以方格形天花为界，分为天花下的明栿和天花上的草栿，明栿加工精细，草栿表面仅稍稍加工。明栿不是直接与天花相连，而是通过栿上斗拱构成透空的小空间，加上天花接近内柱的部分做成斜面，更增加了内槽的高度感。

殿的外檐柱也具特点，外檐柱都向内侧微微倾斜，称为"侧脚"。同时外檐柱从明间向两边比内柱稍有抬高，称为"生起"，"侧脚"与"生起"可使各构件的榫卯联结更为紧密。此外，柱子的上端做成曲线，称为"卷杀"，以使柱头与斗栱等上部结构很好连系，并显得挺拔有力。柱子有柱础，正殿檐柱础为覆盆柱础（柱础如覆盆状），柱础上雕刻有唐代常见的宝莲花饰纹。另外值得惊叹的是，大殿完全建在岩石之上，后部柱础是在凿山时直接凿出来的，这样坚固的基础，难怪历经一千多年而未受地震的破坏。殿顶为单檐灰瓦四波顶，坡度和缓，约为1∶2。屋顶正脊长三间，两端有向内弯的鸱尾，鸱尾恰位于左右第二缝梁架上，构成和谐匀称的屋顶，配上屋檐和缓的起翘及造型遒劲的鸱尾，使整座大殿显得更加庄重稳定。柱高与开间比例略呈方形，斗拱高度约为柱高的1／2，屋檐挑出近4　米。粗壮的柱身，结构复杂的斗栱，再加上深远的出檐，给人一种雄健有力的感觉。

殿内拱眼壁上，斗拱与斗拱之间的泥墙和明间佛座背面，绘有唐代寺庙中唯一保存下来的壁画。拱眼壁上壁画为三组：中间为佛说法，左右分别为文殊、普贤二菩萨正在赴会途中。明间佛座背面壁画为降魔护法，画中有天王、天女、神官、鬼怪、神龙、猴妖等。画中人物形象生动、线条强健，犹存名家吴道子画风。

佛光寺大殿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唐代木结构大殿。大殿连同殿内34　尊塑像，壁画及梁下发现的当时题字墨迹，可统称为唐代四绝，是目前唐代寺庙建筑史上最珍贵的遗迹。遗憾的是长安、洛阳的著名寺院，我们今天已不能见到，但从五台山佛光寺的遗迹，可大致了解唐代寺庙建筑的艺术成就、技术水平及规模。

3。风格独特的唐代砖塔唐代的佛塔建筑出现两大变化，艺术风格也随之大变。一是用青砖垒砌塔的外壁，与木制风格迥然有别；二是登塔游览之风盛行，塔内建有阶梯，格调亦有创新。如白居易和刘禹锡在扬州携手同登栖灵寺的九级浮图，双双佳作。白居易诗曰"半月腾腾在广陵，何楼何塔不同登。共怜筋力犹堪任，上到栖灵第九层。"刘禹锡诗为："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忽然笑语半天上，无数游人举目看。"可见塔内阶梯已达九层。就外形来说，唐代砖塔可大致分为楼阁式塔、密檐式塔和变体式塔三种。

（1）楼阁式塔楼阁式塔是印度佛塔中国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古塔形制发展的主流。其特征是两层之间的距离较大，每层高度与楼阁层高相近；塔身用砖石仿木结构作出与木体楼阁塔相同的门、窗、柱、斗拱；塔檐仿照木结构形式作挑檐檩椽、飞头、瓦垄等；塔身内部均有楼层，可循楼梯而上；内部楼层一般与塔身外部层数一致。

巍峨峻拔的大雁塔，耸立在陕西省西安市城南四公里的慈恩寺内。相传摩揭陀国有一僧寺，一日有群鸿从空中飞过。忽一雁离群落羽，摔死地上。僧人认为雁即菩萨，同愿埋雁建塔，以资纪念。塔成后即名大雁塔。此塔始建于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原名为慈恩寺塔。当时玄奘为储存自印度带回的梵文佛经，修下一座五层土心砖塔，不久便倒塌。武则天长安年间（公元701-704年）重造，高至10　层。后经战争破坏只剩7　层。五代后唐又加修缮。明代塔又残坏，加砌面砖予以保护，即为今塔。现塔高64.1米，底边各长25　米。塔身自第二层开始，每层明显向内收进，形如方锥体，造型简洁，庄严古朴。塔内设木梯楼板，可逐层登至顶端。古代举子及第之后，均来大雁塔登塔题名，塔前曾留有唐代以后众多举人题名的刻石。塔底南侧嵌立初唐大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石碑二通，碑文即唐太宗李世民所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唐高宗李治所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帝文、褚书、名塔三种绝艺集于一身，足见此塔的珍稀了。

多被诗人吟咏的香积寺塔，位于西安市长安县香积寺内。唐代著名高僧善导法师曾主持此寺，他圆寂后，弟子们为了纪念他而修建此塔。此塔建于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相传大塔完工时，唐高宗曾赐佛舍利千余粒，武则天也来观仰。现存之塔为唐代原物。塔身下有一方形台座。塔平面为正方形，底层每边长9.5　米，用平素砖墙砌筑。东、西、北三面各有卷形龛一个。南面设门，塔内室为方形。塔原有13　层，现残存10　层，第一层塔身较高，其上各层骤然变低，宽度也逐层递减。除底层外，以上各层四面均有砖砌而成的凸起状方形倚柱四根，将每面划分成三开间。柱上施栏额一道，柱头及补间皆承栌斗，其上有两道相间隔的棱角砖牙子，牙子之上用叠涩法出檐。自二层起，每层当中一间筑券形龛，梢间有砖砌槏柱，中有朱绘直棂窗，柱、栏额、槏柱皆用朱色描绘。

除了佛塔自身的文化内容和艺术风格外，它还和寺院周围的自然环境形成幽雅的氛围而引人入胜。王维《过香积寺》诗中描绘："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形象地再现出寺塔隐于云峰之下，古木参天、人迹罕至、钟声阵阵、流泉如咽等等幽邃秀丽的风光，以致诗人也学习高僧安禅静坐，以摒弃各种凡人欲念的倾注之情。

除了香积寺塔以外，隋唐五代现存的楼阁式塔还有西安兴教寺的玄奘塔、苏州虎丘的云岩寺塔等，都各具英姿、异彩纷呈。

（2）密檐式塔这种塔与楼阁式塔的高度、体量差不多，在唐代非常盛行。其特征主要是：塔身下部第一层非常高大，以上各层之间距离很短，几乎看不出楼层；塔檐用叠涩法出檐，层层重叠，紧密相连；塔檐一般较短，层檐之间不设门窗、明柱；有些塔在两檐之间开设通风采光小孔，但孔与楼层不一致，远远多于内部楼层。隋唐时期的密檐式塔与后代同类塔相比，塔身装饰简洁，佛像、菩萨和隐门、柱、斗拱、椽檩等雕饰不多。塔身空心，一层以上各层檐子也少有木构的斗拱、椽子、飞头等部分。

现存的千寻塔，坐落在云南大理崇圣寺内，约建于唐开成年间（公元836-840年），为汉族工匠恭韬、微义设计建成。塔西有两座宋代密檐小塔，三塔构成鼎足之势，高低有秩，主次分明。为平缓葱郁的自然风貌增添了宏伟高耸的立体之美。千寻塔平面呈四方形，塔身建于两层台基之上，第一层每面宽9.85　米。高大的塔身之上，建密檐十六层，内部为空筒状，共高59.6米。塔檐呈反凹曲线，做法是从壁面叠涩一层，上砌棱角牙子一层，再叠涩12　至15　层，檐上迭砌低矮平座。塔的中部卷杀比较突出，而顶部卷杀比较缓和，这点与我国最古老的北魏密檐砖塔有很大不同，是唐代密檐塔中的精品。

驰名古今的"雁塔晨钟"为关中八景之一。其中的"雁塔"就是小雁塔。小雁塔现位于西安市城南荐福寺内，和大雁塔东西相望，因比大雁塔小，修建时间短，故称小雁塔。大雁塔明代曾包砌了一层砖壁，而小雁塔则全部为唐代原状。

此塔建于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塔平面为正方形，底层每面长11.38　米。原有密檐15　层，高46　米，因明代地震，顶部二层塌毁，现余13　层，高43.3　米。塔建于方形基座之上，第一层南北各开一门，门框以青石做成，以上各层均在壁面设拱形窗。密檐均以叠涩法挑出，上面再置低矮平座，塔的外形逐层内收，五层以下收分微小，6　层以上急剧收杀，外轮廓线圆和流畅，形体秀丽美观。塔内为空筒，设有木构楼层。

小雁塔是我国早期密檐式塔的代表建筑，对后代密檐塔影响较大。但因塔身所开之窗上下成串，且又较大，对整体的牢固性有一定削弱。塔身第一层门楣上明代的题记说：此塔在1487年因地震，自顶至足裂开尺许，1521年又遇地震，不但未塌，反而"神合了"。解放后，裂缝犹在。60年代对塔进行了修缮和加固。

此外，遗存至今的隋唐五代密檐式塔还有河南的永泰寺塔、法王寺塔、临汝县风穴寺的七祖塔。登封县的法王寺塔、南京栖霞寺塔，河北正定的开元寺塔等。

（3）变体式塔变体式塔尺度较小、形式多样，多是倅堵婆式（即印度佛塔，专为藏置佛舍利以供佛徒礼拜）、楼阁式和密檐式的变体形式。这种塔一般修建于山谷之中，与自然山水林木融为一体。

净藏禅师塔位于登封县西北会普寺山门西侧，建于唐天宝五年（公元746年），为净藏禅师墓塔。塔平面呈八角形，全高9　米。塔身有一高大台基，上砌一低矮的须弥座，座上建八角形塔身，塔身转角处有八角形倚柱，柱头上砌有额枋和斗拱，补间斗拱为人字形，再上为叠涩出檐、须弥座、山花蕉叶、仰莲、覆钵等。塔身南面有圆拱门，北面有铭石一块，东西置假门，其余四面为直棂假窗。此塔是目前发现的八角形塔中最早的一座，在唐代普遍流行平面正方形塔时，此塔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形制的出现。二百多年后，正方形塔反而少见，普遍流行的都是平面八角形塔。

九顶塔位于山东历城县柳埠镇九塔寺内，约建于唐天宝时期（公元742-756年）。此塔造形奇特，单层塔顶之上分建有9　个密檐式小塔，目前国内仅此孤例。全塔高13.3　米，分塔身、塔底两部分。塔身中间有一明显界限，上部精细平滑，下部砌砖粗糙，估计当初下部曾有过某些建筑。塔身之上以叠涩砖挑出17　层，檐顶以砖叠涩内收16　层，塔顶平台中置一较大三层密檐式塔，内有佛像一尊，南面辟门。周围环绕8　座较小三层密檐塔，均向外侧辟门。塔室内供石佛像一尊，高1.2　米。塔的平面为八角形，与净藏禅师塔相似，且每边向内凹入呈弧形，在唐塔中独一无二。

（五）陵寝建筑艺术隋唐五代的陵寝建筑，以"唐十八陵"的规模最大，成就最高，成为中国古代陵寝建筑史上一座宏大的艺术宝库。

初唐以前，古代帝王主要以"覆土封斗"的方式建筑陵墓，建筑艺术成就多掩埋于地下，地面建筑非常简陋。汉文帝首先"依山为陵"，绕以环城，四面辟门，附近建有祭庙。魏晋南北朝的帝王陵墓，大多"依山为陵"，但"不封不树"，地面没有"寝宫"、祭庙和神道等建筑。隋代曾经国运大昌，但迅速崩溃，陵寝建筑亦无显著特色。唐代是中国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在长达三个世纪的岁月中，前后共有21　个皇帝，数以千计的妃嫔、太子、公主、近臣修建陵园。除了武则天和高宗合葬乾陵、昭宗李晔葬于河南渑池、哀帝李璟葬于山东河泽外，其余18　个皇帝的陵寝都分布在渭河以北的群山之际。西起高宗乾陵，东至玄宗泰陵，绵延100　多公里，形成了山、林、水、路簇拥环绕，多数陵园相互顾盼的巨型皇家陵寝园林。

唐十八陵中，只有高祖献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仍沿用"覆土封斗"的模式构建，其他均采用"依山为陵"的定制修造。地面建筑也随之丰富起来。格局包括墓室、献殿、寝宫、陵墙、四门、角楼、石狮、神道及富有寓意的石人、石兽等成对雕像，神道外端建有门阙。形成了艺术门类繁多、地上地下、陵园山区浑然一体的建筑艺术的荟萃之所。

散落在各地的五代帝王陵墓，规制似唐，而且颇具特色，丰富了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的艺术内容。

1。唐昭陵的建筑艺术特色昭陵是太宗李世民的陵寝。建在礼泉县九嵕山上。墓室筑于半山腰南麓，深约250　米，前后置5　道门。墓门顶部建有神游殿。整座陵园呈方形，四周有夯筑的陵墙，四角建角楼，各面陵墙正中开一门。南面为正门，门内建献殿，门外筑有土阙三对，其余三门各建土阙一对。陵园北门内建有"祭坛"一座，供举行祭祀大典之用。祭坛内立14　尊石雕像，东西庑廊陈放著名的"昭陵六骏"浮雕。这六匹骏马都是唐太宗李世民心爱的乘骑，曾与他一起冒枪林箭雨，驰骋沙场，为国家统一立过战功，所以李世民特令为之造像，置列昭陵。在这六件珍品中，有两块于1914年被盗卖国外，现存美国费城博物馆。其余四块陈列在陕西省博物馆。陵园东西南三侧，遍布陪葬墓，现发现的有167　座。陪葬者除庶出皇子、公主、妃子外，大多为有功于朝的文臣武将。陪葬墓各自营建茔域，立碑，刻石，并有其后代子孙从葬，庞大的陪葬墓群成为昭陵陵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2。唐乾陵的建筑艺术特色乾陵是唐朝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合葬的陵墓，也是唐陵中规模较大的一座。乾陵位于陕西乾县西北的梁山上。梁山分为三峰，北峰最高为主，南面左右两峰较低，好似门阙，所以唐高宗选择这一天然有利的地形为自己营建陵墓。

乾陵地宫建在北峰南坡上，凿山为穴，拔地高104　米。墓道南北向，斜坡式，宽约14　米，深入地宫。经勘查，墓道、墓门全用石条层层填塞，条石之间以铁栓嵌住，缝隙又熔铁水浇铸锢闭，上面再夯土覆盖。墓室距地面深约65　米，迄今内部无损。室内情况，有待发掘。

乾陵地上建筑有些已不存在，遗存至今的也多有破损。地宫和主峰四周为陵墙，东西1450　米，南北1582　米，近于正方形。四面陵墙正中各辟一门，门外各有石狮一对，土阙一对。陵墙四角建有角楼。南门为朱雀门，门内与陵墓正对建有祭祀用的主要建筑--献殿。门外左右列石狮、石人各一对，再往南，左右排列着当时臣服于唐朝的国内少数民族首领及国外君王石像60座，石像的背部刻有国名和人各，从遗址看，当时曾覆以房屋。蕃酋像南面有一道门，门外有土阙一对。再往南即是延伸数里的神道。神道最南端是第一道门，门外筑有土阙一对。神道自南向北两侧列有：华表一对，飞马一对，飞马东西侧即是高约40　米的东西乳峰，峰顶各有高15　米的土阙遗址，当初可能为楼阁建筑。神道再向北有朱雀一对，石马五对，石人十对，碑一对（东为无字碑，西为圣述记碑）。这些石雕造型庄重，雕工精湛，是很有价值的唐代石刻艺术珍品。陵内原有房屋约200　间，现已不存在。陵内曾广植柏树，文献称为"柏城"。

乾陵前有皇帝近亲、功臣等陪葬墓17　座。已发掘的有：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李贤）墓、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和中书令薛之超墓、燕国公李谨行墓等。墓内通道、墓室残存大量壁画，极有价值。

永泰公主墓位于乾陵东南1500　米。地上墓台为方形截锥体，底边55　米，高11.3　米，夯土筑成。墓台周围有墓墙，墓墙东西宽214　米，南北长267米，四角建有角楼。南面墓墙中央有一对土阙东西而立，距离约30　米，为进园入口。入口外依次列石狮一对，石人两对，华表一对。以上地面建筑有些已毁坏，只留残址。

墓的地下部分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总长87.5　米，其南北纵轴线位于地上轴线偏右侧。墓室位于墓台下方，深16　米，分前后两室，中间有甬道相连，甬道中有石门。前后墓室及甬道绘有精美的仕女人物题材壁画，墓室穹窿顶部绘日月群星图像，甬道顶部绘宝相花及云鹤图。墓道两壁绘有龙、虎、宫阙和两列仪仗队。

3。五代帝陵的建筑艺术特色五代时期已经发掘的陵墓有，南京附近的南唐二陵（李璟的钦陵、李璟的顺陵）和成都前蜀王建的永陵。从陵寝的规制看，近似唐陵。

南唐二陵均依山为陵，地下墓室分前、中、后三个主室，每室左右建有侧室。二陵之中钦陵规模较大，全长22　米。前室、中室用砖砌造，后室用石砌造，长方形棺座位于后室北部，各墓室四壁皆仿木结构式样，砌有柱、枋、斗拱，并绘有彩画。中室石门上还有浮雕。后室地面铺青石板，石上刻有江河之图。四壁涂深红色，室顶用石灰粉刷，上绘天象图，室顶用从东西壁上挑出的石板叠涩，然后上面再密排石梁。其他二室皆用砖砌成攒尖穹窿顶。永陵是五代前蜀国主王建（公元907-918年在位）之墓。陵墓建在成都城西部。

陵的外形为半球形上堆，直径80　米，高14　米，陵台四周下部砌有条石四层。墓室共长23.50　米，分前、中、后三室，各室相连，中间设有木门。三室结构相同，皆用石块砌成拱券14　道为肋，券上再铺石板。中室最大，长12.10　米，宽6.05　米，高6.40　米，为主要墓室，室中置须弥座式棺床，上面雕有精美生动的花卉、凤凰和各执不同乐器的乐伎舞女24人。舞女、乐伎面部丰腴圆满，姿态优美。棺床东西两侧有面相威武的石刻甲士12　尊及铁牛、铁猪各一尊面向棺床而立。这些陵墓雕刻都是极有价值的五代石刻艺术佳品。后室末端有一大石床，上置王建石刻坐像及哀册、谥宝等物。

此陵最大特点是，墓室地面与室外地面相近，几乎是平地起坟，非常罕见，可能是为了避免雨水渗入。

（六）园林艺术我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五个时期，即殷末周初的萌芽期、秦汉之际的生成期、魏晋南北朝的转折期、隋唐两代的兴盛期，以及宋至清末的成熟期。

隋唐的木结构建筑在技术和艺术方面已达到完全成熟，反映大自然山水风景之美的山水画已成为独立的绘画门类，描写自然风光的山水田园诗歌大量涌现。在这如此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繁荣的社会条件下，隋唐的园林建造达到了全盛阶段。极具"皇家气派"的皇家园林，造园艺术大为提高的私家园林，兼具城市公共园林性质的寺观园林，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艺术水平，构成了隋唐园林发展的庞大体系。遗憾的是，这些优美的园林均已无存，我们只能从历史文献及有限的资料中去了解它们的原貌。

1。美如仙镜的皇家园林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另建新都--大兴城。在建城的同时，也同步开始了水系工程的整理与修建，先后开凿了龙首渠、清明渠、永安渠、黄渠引水入城，并疏浚漕渠故道，开凿自大兴城至潼关长达三百里的广通渠，基本解决了城市供水、宫苑用水和水路运输，同时也为园林的建造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在此基础上，隋文帝杨坚于大兴城北建造了大兴苑。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在汉魏洛阳故城以西约8　公里处营建东都洛阳，并利用洛阳优越的水利条件和运河之便，开渠引来谷水和洛水，在城西修建了规模极其宏大的"西苑"。

公元618年李渊代隋，建立了唐朝，改大兴城为长安，仍以此为都。除继续进行了城市建设外，又进一步修建和完善了隋代水利工程。在园林建造上除保留和继续修建隋大兴园（唐改名为禁园）、西苑（唐改名神都苑）外，唐太宗又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修造了行宫御园九成宫，贞观八年修建了大明宫，贞观十八年修建了离宫御园华清宫。此后，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长安城内兴建了兴庆宫，随后又在城东南隅修复扩建了曲江池和御苑芙蓉苑，并于城东北部和东侧修筑御用夹城通道，将城东北的禁园、城东的兴庆宫和芙蓉苑连在一起。以上众多皇家园林大多在隋代、唐初和盛唐修建。唐代皇室游园生活多样化，园林的规划布局也各具特点，形成了大内御苑、行宫御苑、离宫御苑三个类别。

大内御园主要有西苑、禁园、大明宫、兴庆宫。

西苑在洛阳城西侧，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与洛阳城同时兴建。它方圆100　公里，地势为一片略有起伏的平原，洛水、谷水和涧水从苑中流过，水源非常充沛。园内分山海区、渠院区、无水宫室区、山景区等几大部分。每一景区都各成体系，同时又相互联系映带。其中尤以山海区和渠院区最具特色。

西苑的布局以人工开凿的大湖--"北海"为中心，湖面周长十余里，湖中有用木石筑成的蓬莱、方丈、瀛洲等岛山，山高达35　米左右，上面分别建有通真观、习灵观、总仙宫、风亭、月观等台观殿阁。湖的北面有龙鳞渠，渠水婉蜒曲折流入湖中，沿渠建有16　院，院院有名，各院自成一组建筑。院外有水渠环绕，院内植杨柳修竹、名花异草。秋冬之际以彩锦结花缀于其上，池沼之内结彩锦为荷，色败即换。各院住四品夫人一位，美人20。各院东西南辟3　门，各门皆临渠而开，渠上架桥。此外，苑中还开凿有五个小湖，东为翠光湖，南为迎阳湖，西为金光湖，北为洁水湖，中为广明湖。湖中皆积土石为山，山上构筑亭殿。各湖之间开有沟渠并与北海相通，水深数丈，能通行龙凤舸，隋炀帝常泛舟湖中。

据记载，隋炀帝建西苑之时，曾诏天下各方送花木鸟兽入苑，苑内金猿青鹿动辄成群，草木鸟兽繁息茂盛。为便于皇帝游园，又自京城开御道直通西苑，道旁植高柳长松。

从上述可见，这座以水景为主的园林当初是经过周密规化、精心安排的。园中水景龙鳞渠、北海、曲水池、五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河湖体系，它不仅具有观赏作用，而且还起着组织园林空间和各景观的艺术作用。16　组建筑群以渠水为纽带，联成一个有机和谐的大景区，景区之中各院又自成一个独立小景区，园中有园，这种构图方式是前代所没有的。水系与山体的结合，又构成了层次丰富的立体式山水空间。西苑这座秀美的园林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古典园林已步入全盛时期。

禁园位于长安宫城北面（隋为大兴苑），东西27.5　公里，南北23　公里。南面苑墙即长安的北城墙，北至渭河南岸，东临浐水，西面包括汉长安旧城。苑中树木茂密，建筑疏朗，皇帝多在此游憩娱乐，狩猎放鹰，此外还兼驯养野兽、马匹，供给宫中果菜鱼禽。苑内有鱼藻宫、九曲宫、望春宫、梨园等24　处重点建筑。

著名的"鱼藻宫"在大明宫正北。引灞水入"鱼藻池"，池中堆筑山岛，岛上建鱼藻宫，皇帝常在此宴乐或观彩舟竞渡。

东内苑在大明宫东南隅，南北1000　米、东西约500　米，苑内有龙首殿、龙首池及教场、马坊、马球场等。

大明宫是一座相对独立的宫城，面积约32　公顷，位于长安城外东北的龙首原上，地势居高临下，气候凉爽宜人。站于此处，长安市内街道坊市皆了如指掌。宫城南部为宫廷区，北部为苑林区。林苑区地势低下，中央有分东西两他的太液池，中间以3　米宽渠道相连，面积约1.6　公顷，池中有蓬莱山，山上广种花木并建有亭阁。

兴庆宫位于长安城内东南面的兴庆坊，原为唐玄宗李隆基做太子时的府邸所在。公元714年改建为兴庆宫，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玄宗皇帝移居此宫听政。宫的北半部为宫廷区，南半部稍大为苑林区。

苑内中心有一长圆形湖，面积约1.8　公顷，经龙首渠引浐水入湖，湖中植有荷花、菱角等，玄宗与杨贵妃常泛舟湖上。湖西南有花萼相辉楼和勤政务本楼两座主要建筑，楼前广场遍植柳树。湖东南有长庆殿、长庆楼等建筑。苑内种有上百种杨贵妃喜欢的牡丹。湖东北有一土山，山上建"沉香亭"，亭周围牡丹尤其出色，玄宗与杨贵妃常到此亭赏花。

华清宫为离宫御苑，位于今西安以东35　公里的临潼县，由宫廷区和苑林区组成，周围随山势筑有廓墙。宫廷区为一长方形宫城，坐南朝北。宫城分中、西、东三部分。中部由此向南有左右朝堂，弘文馆、修文馆。入津阳门，有前殿、后殿，再向南为内廷。内廷除殿宇建筑外，还建有16　处温泉浴池，即"十六汤"。西部有功德殿。东部主要有瑶光楼和飞霜楼，向南有莲花汤（又名九龙汤），是玄宗皇帝的御池，也是杨贵妃赐浴的地方。此池建筑豪华考究。另一御用汤池为"长汤"，面积有数十间屋之大，池中用玉石雕成莲花状喷水口，汤中垒瑟瑟（珠宝名）及沉香（香木）为山，状似瀛洲、方丈。宫城之外筑有罗城一重，东部为嫔妃居住的宫院，西部为百官邸宅及衙署区。

苑林区为骊山北坡山岳风景地带，沿山势地貌，规化出各具特色的景区景点。山麓遍植若干花卉、果木，修有马球场、赛马场。山腰地势险峻，有溪谷、瀑布，山林之中放养驯鹿。山顶朝元阁及其侧老君殿为道观，御道循山而下直抵宫城昭阳门，途中建长生殿供皇帝进香前斋戒沐浴。相传唐玄宗与杨贵妃曾于七巧节在此殿内海誓山盟，愿生生世世永做夫妻。白居易的《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记述的就是此段佳话。

曲江池位于长安城东南隅，隋初曾引黄渠之水而入，扩大了曲江池的水面，隋文帝改名芙蓉池。唐开元年间又重修，池水更加充沛，复用曲江池旧名。池南有紫云楼、彩霞亭和芙蓉园，西有杏园、慈恩寺。芙蓉园隋代为御园，唐初曾赐与魏王李泰，后又赐东宫，开元之时又改建为御苑，平民百姓不得进入。

开元前，曲江池不同于皇家园林和私人园林，平民百姓春天踏青、重阳登高，天旱祈雨，平时游赏都可到曲江进行。其中尤数中和节（二月一日），上巳节（三月三日），重阳节（九月九日），最为热闹。此时皇帝率嫔妃到曲江游玩并赐宴群臣，沿岸张灯结彩，池中游船画舫，百姓熙攘，车马填塞，长安城中几乎半空。这种在城市里面具有公共游览性质的园林，在封建社会皇权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非常罕见的。

2。清雅简素的私家园林自魏晋南北朝私家园林兴起后，发展至唐代更加兴盛。城市私园，郊野别墅园广泛兴建，其造园水平、艺术特色都有很大提高。唐代私家园林多集中在长安和洛阳两地，当时公卿贵族几乎皆有园林。在长安城南杜曲、樊川一带，园林方圆达数十里，泉石胜景，布满川陆。陪都洛阳有伊、洛二水穿城而过，城中沟渠纵横，水源丰富。达官贵戚凿池引水，置宅筑园之风不亚于京都长安。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后》中记载："园囿之兴废，洛阳兴废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废兴而得。"江南地区的私家园林在隋唐之时虽无六朝兴盛，但扬州、成都等地，也都存在相当数量风格独特的园林。

隋唐之时的私家园林，因大多建在城中和近郊，因此面积一般较小。在造园风格上，皇亲贵族、官僚世家的园林豪华绮丽，建筑物较多，士人园林则清新幽雅，简朴素淡，自然野趣较浓。士人园林的这一特点，对北方园林影响很大，后来一直是中国园林的重要特色。在造园手法上，因园林面积所限，所以更多地偏重象征性手法和借助于想象。在穿池堆山，模山范水上努力追求小中见大，此时用单石代山的作法更为普遍。山池是城市私园必不可少的主体景观，"山池"二字一度成了私园的代名词。为突破高墙深院造成的视觉局限，城市私园往往在靠近楼阁或在假山上建亭，以作远眺之用。此外郊野之园、文人之园，唐时已集观赏性和日常生活为一体，相互统一，相互渗透。如白居易曾对自家的洛阳私园做了这样的描写："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睡，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于其间。"文人造园不仅继承了搜集奇花异草以做观赏的传统，而且取花木之品格以言志，如取松柏之高寒不凋，取梅花之冰清玉洁，取青竹之虚心劲节，取莲花之不染、不妖。

唐代著名的私园很多，如白居易的庐山草堂。王维的"辋川别业"，李德裕的平泉庄，杜甫的浣花溪草堂等等。

3。吸引平民的寺观园林唐代佛教和道教在统治者的倡导、扶植下获得空前发展，寺院经济实力越来越大，寺庙道观遍及全国。一些大的寺院建筑规模极为宏大，除殿堂、寝膳、客房外，园林也逐渐成为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唐代对城市居民的管理实行严格的坊里制度，平民百姓不但没有活动游览的自由，而且也无进行这一活动的场所。在园林被统治者垄断独享的情况下，市民活动的唯一场所只能是遍布城郊的宗教寺观。平时市民可随便入寺观之内上香拜佛，聆听俗讲，也可到此以文会友，观赏壁画。遇到宗教节日，各种法会、斋会、精彩的杂技舞蹈表演，众多的商人摊贩，使寺观内外异常繁闹，大批市民涌到寺观。宗教寺观为宣传教义扩大影响，便努力创造条件改善环境吸引香客和游人。

唐代长安、洛阳几乎每一寺观之内都种有花草树木，其中尤以牡丹最多，有些寺院还开渠引水，凿池筑山，形成了寺观园林特有的清幽之美。如长安著名的慈恩寺，花木繁茂，山池秀美，寺中牡丹、荷花闻名京城。当时到慈恩寺赏牡丹、赏荷花已成一种风气。此外，唐代全国的名山大川，也大多被佛、道二教所占，在这些风景优美的名胜区所建的佛寺、道观，即是宗教活动的中心，同时又是风景游览的胜地。

七、隋唐五代的工艺美术远在若干万年前的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便开始了石、玉、骨、角等工艺品的制作，经历了商周奴隶社会第一次发展高潮和封建社会初期秦汉时代的空前大发展，至唐代工艺美术品的生产达到了全面的繁荣。唐王朝出现前夕，隋文帝杨坚于公元581年建立了隋朝，完成了南北统一大业。由于社会环境较为安定，隋代在经济有较大发展的同时，工艺美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白瓷的烧制成功，护胎釉技术的运用，丝织印染的集中统一管理，统治者对金银器、漆器等高级工艺品奇巧豪华的追求等等，为唐代工艺美术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基础。

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人们思想解放。在这样的环境中，唐代的工艺美术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金银器以其空前的产量，精巧的设计，优美的造型，独特的装饰著称于世；空前绝后的铜镜艺术；著名的越窑青瓷，邢窑白瓷，举世闻名的唐三彩，花釉瓷的创烧成功；超越两汉的金银平脱、螺钿工艺，雕漆工艺的创造发明；丝织品中纬锦织造新工艺及"锦上添花"佳品等等。唐代是我国工艺美术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阶段，具有明显独特的艺术风格。它一扫汉魏六朝神秘色彩和宗教气氛，明显带有追求清新自由思想的倾向；它打破了古朴规整的装饰，刻意追求清新活泼的艺术风格；它改变了以动物纹样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广泛采用生动舒展，富有生命力的花草图案，从而形成了面向自然，面向生活，博大清新、华丽丰满的时代风格。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国势日衰。唐灭亡后，出现五代十国的割据混乱局面。这一时期在工艺美术上能够取得一些成就的，只有社会较为安定的西南前后蜀和东南的吴越。如吴越"秘色窑"烧制的精美瓷器，著名的蜀中锦等。

（一）金银器隋唐五代的金银器，以其精美的工艺和宏大的生产规模，在历史上享有盛誉。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发掘的增加和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进一步发现，隋唐五代的金银器无论在生产技术、制作工艺，还是在造型和纹饰方面，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上最有成就的一个历史时期。

1。精湛的制作工艺隋唐五代的金银器生产，以盛唐时期规模最大，工艺最精。究其原因，具有四个方面的重要条件。一是盛唐时期生产力高度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中外交流空前繁荣，为金银器的生产提供了综合国力的保证。二是王公贵族的"金银器为食可得不死"的迷信思想以及追求富贵奢华的强烈欲望，成为金银器生产的消费动力。三是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金银的冶炼技术、制作工艺、装饰技巧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金银器的精工细作成为可能。四是唐代黄金白银的产地和产量急剧增加，当时全国已有贡金产地70　处，白银产地67　处，这就使金银器的大量生产有了物质保证。

在封建社会，金银器是高级消费品。至隋唐，王公贵族的消费欲望已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离不开金银器。据《旧唐书·尉迟敬德传》载：初唐时，李建成、李元吉预谋杀害李世民，"密致书以招敬德"，"赠金银器一车"。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高宗想拉拢长孙无忌立"昭仪武氏为皇后"，密"赐无忌金银器各一车"。睿宗时，其子李隆基为铲除太平公主，"赐功臣金银器各一床"。玄宗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吐蕃献"金胡瓶、金盘、金碗、玛瑙杯各一"，金城公主又"别进金鸭盘、盏、杂器物"等。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吐番遣使贡方物金银器数百事，皆形制奇异。"唐敬宗时，淮南节度使王播一次进奉大小银器3400件。当时，在长安、洛阳、扬州的市面上，还有很多店铺专门出售金银器。从考古发掘中得知，仅隋代的李小孩墓，就有金杯、银杯、银筷、银调羹、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等十几件之多。隋代的李静训墓，竟然出土了几十件金银器。尤其是那串镶有28　颗宝石的金项链，造型之美、工艺之精，反映出隋代金银器工艺的高超水平。唐代发掘出来的更加丰富，仅1970年和1982年的两次发现，就足以令人惊异。1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了唐代一个贵族的两瓮窑藏文物，其中有金银器270　件。计有碗、盘、盆、壶、罐、盒、熏炉、熏球、钗钏首饰等。1982年，在丹徒丁卯桥出土了银器950　多件。隋唐五代的金银器，不但数量称巨，而且艺术价值也非比寻常。隋代以前的金银器，以素面为主，较少纹饰；工艺技术较为简朴，造型款式缺少变化；实用价值强于艺术价值。而隋唐的金银器，在兼顾实用的前提下，更加讲究造型的多变、纹饰的俊美、技术的精湛、工艺的高超，成为富有审美价值的高级工艺品。

唐代的金银器生产是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因为生产发达，出现了"官作"和"行作"。皇室使用的金银器，都是由少府监中尚署的"金银作坊院"所产，当时称之为"官作"产品。"行作"，即民间金银行工匠制作，质量较差。

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工艺，已较前代大力提高，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传统的锤打技术，是最早的制作工艺。金银的冶炼、鎏金、镶嵌、镂孔、线雕等技术，在春秋时也已出现。在秦代，工匠们已综合使用铸造、焊接、掐丝、嵌铸、锉磨、抛光、多种机械连接、胶粘等工艺。唐代全面继承了前代的制作工艺，技艺更加精湛、熟练、全面，仅金的加工方法就发展到14　种，即销金、拍金、镀金、织金、砑金、披金、泥金、镂金、捻金、戗金、圈金、贴金、嵌金、裹金等，并创造出切削、铆、大焊、小焊、两次焊、掐丝焊等新的造型工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唐代制作的盘、盒、碗等金银器皿，都有车床切削加工的痕迹，螺纹匀密清晰，起刀点和落刀点明显，刀口跳动也历历可见。有的小型金盒上面，螺纹的同心度很高，说明当时已有简单的机械车床，切削加工已趋成熟，而且许多器皿集多种工艺技术为一身。这些都是唐代在金属制造工艺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唐朝衰落以后，大部分地区因战乱的影响，手工业的发展呈现停滞状态，只有在相对安定的西蜀和南唐地区，才有着一定的发展。1942年在成都西郊发现的王建墓中，出土了奁盖、蝶形盒、碟、钵、剑鞘、颐托、搔手、小兽等十余种五代的金银器。说明五代的金银器生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2。精美的造型和纹饰造型和纹饰，最能显示金银器的艺术性能。尤其是唐代的金银器，品类繁多，造型精美，纹饰丰富，艺术品位很高。唐代金银器的种类包括餐饮、妆奁、首饰、器用、鸟兽、花草等几十个品种。较为常见的有碗、盘、碟、杯、筷、壶、盒、匜、俎觞、鐎斗、熏炉、手镯、戒指、项链、饰花等。其造型，或因物象形，或变换款式，或加以剔透，或多样结合。富有清新活泼的气息。其花纹一般以动物纹、狩猎纹、忍冬草、蔓草、祥云、鸟兽、葡萄、莲花、宝相花等为饰。并在布局和结构上注重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图案主从的关系，构思精巧多样。唐代的金银匠师们，还大胆地吸收外来的装饰经验，巧妙地加以运用。如"舞伎八棱金杯"，每一面都用高浮雕工艺做出一对深目高鼻多鬚的北方少数民族容面，显得新颖别致。

唐代金银器的造型和纹饰，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特点。

高祖至高宗时期（公元618-683年），因太宗颇重节俭，世风不奢，器物的种类和数量较少。食器以碗、盘为主，饮器以杯、壶为主，药具有铛。造型多为圆形、八角和多角型器口。器壁较厚，装饰面的分割多为9　至14瓣。构图以点装和满底装为主，这种构图方式在唐代长期使用。图案中动物类形象较少，以龙凤类为多。植物花纹有折枝花、小簇花、串枝花、花结、团花等，吸收了中亚、西亚的不少经验。

武则天至玄宗时期（公元684-755年），国力强盛，奢靡之风顿起，官宦之家争相崇尚金银器物，致使金银器的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出现了宗教用具、炼丹用具和杂器等新的种类。造型仍以圆型为主，多曲、多瓣、桃形器口开始出现。装饰面区大量采用6　或8　等份，构图多用散点装饰。动物形象除龙凤外，出现了飞狮、天鹿、天马、独角兽、犀牛、猴子、熊、龟、孔雀、鸳鸯、鸿雁、鹦鹉、练鹊、白头翁、鸂鶒、绶带鸟、蜂蝶等。植物以忍冬、莲叶、石榴、核桃、柿子形状组成，并赋予吉祥的寓意。如"连生贵子"、"多子多孙"、"事事如意"、"多福多寿"等。图案中的小簇花、串枝花的花头均结为一簇。团花、花结纹样繁多。折枝花的花叶、枝茎清晰美观。从器形和纹样上看，已经完成了民族化的过程，很难辨识外来因素，这一时期的金银器成为盛唐时期金银器工艺的艺术典型。

肃宗至宪宗时期（公元756-820年），由于遭受"安史之乱"的洗劫，生产破坏，因而也影响到金银器。此期金银器种类主要是食器和饮器，数量较前后各期都少。但造型和纹饰仍有特点。盘类多为三足，器形变大，出现椭方、龟背等形制，海棠口较为多见。双鱼壶等仿生器物开始出现。装饰面区多采用多层结构的6　等分法。构图中已见不到单点式。动物形象中，神兽极为少见，禽类多成双成对，摩羯纹已经成熟。植物纹簇花以多朵式为主，簇花与折枝花的区别已经消失，同向团花科发展。

穆宗至哀帝时期（公元821-907年），国力衰微，政局不稳，大唐已日渐没落，生产亦不景气，但前代的技术和经验为工匠艺人所继承和吸收，金银器的种类趋向繁杂，仿生器物增多，出现了高圈足，陪葬品微型化，装饰面多采用四或五等分。纹饰中出现了人物故事，摩羯纹普遍应用。十字纹折枝花首次出现。

唐代的金银器生产，经由初唐时期的恢复发展，繁荣昌盛于盛唐时期，"安史之乱"后开始衰落。其间，金银器的产量无法确知，但其艺术价值却深为世人推崇，尤其是那些罕见的精品，例如：1982年，在丹徒丁卯桥出土的银器中，有一件构思奇特的"涂金龟负论语玉烛"。此器是古代行酒令的器具。玉烛的基座为一银龟，昂头曲尾，背负一圆筒。筒上刻有龙凤和卷草，并有"论语玉烛"四字。筒内放有银质酒筹50　支，每支酒筹上都刻着《论语》章句。因圆筒像蜡烛，故称为"玉烛"。"舞马衔杯银壶"，造型为皮囊状，壶体两面各有一匹浮凸的舞马，遍体鎏金，颈系彩带，嘴上衔着一只金杯，前腿直立，后腿曲膝，扬首摇尾作跳舞姿态。据史书记载，每逢节日庆典，唐玄宗都要举行盛大的宴会，并表演歌舞百戏，马舞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唐郑处海《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命各地选善舞之马数百匹，配以舞曲驯之。"千秋节"（8月5日为玄宗生日，立为此节）宴会之上，舞马身披锦绣，络以金银珠宝饰物，在"倾杯乐"舞曲声中，舞马时而奋首鼓尾，纵横应节；时而腾跃三层板床，旋转如飞。或令壮士手举一榻，马舞于榻上，"舞马衔杯银壶"上的舞马衔杯图，正是当时庆典场面的真实写照。从银壶的皮囊式造型还可看出，它吸收了西域游牧民族工艺器皿的艺术风格。

在日本奈良市一个收藏文物的正仓院内，有一只制作精巧、小巧玲珑的银制熏球。表面为圆球体，球内全部镂空，雕成各式各样的图案，中间分为上下两层。球体内有一只盛放香料的小碗，支在三重铁圈上。装置采用了罗盘的原理，小碗能够灵活转动，不管熏球位置如何，里面的小碗永远保持水平状态，香灰和火星绝不会漏到衣物上。这件器物，由日本的"遣唐使"从长安带回，至今已保存千年以上，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这些制作考究的金银器制品，真实地反映出唐代高超的金银器制作工艺。五代时期，天下纷争。不少北方的工匠师逃至南唐、西蜀，继续从事着他们的创造性生产，致使五代时期的金银器制作也有所发展。1942年在成都西郊王建墓出土的金银器中，有一件透雕银奁盖，为正方形，边长约33　厘米，主图为双狮滚绣球，卷草式网状底纹，其上散缀着小花，双狮周围有小鸟、雏凤和云纹等装饰。表现出奇妙的构思和高超的制作工艺。

（二）铜镜我国铜镜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五个时期。一、早期铜镜（约公元前2000-前781年），自"齐家文化"到春秋早期。二、战国铜镜（约公元前475-前221年）：这是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三、汉代铜镜（公元前206-公元188年）：中国铜镜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四、唐代铜镜（公元618-960年）：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的鼎盛繁荣时期。五、晚期铜镜（公元960-1279年）：宋金时期的铜镜。

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复苏与繁荣，人民生活安定富足。铜镜作为一种具有艺术特征的日用品，在日用需求和深厚传统的基础上，以其丰富广泛的题材、花式各异的造型和清新明快的构图，迎来了铜镜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

隋朝由于为时短暂，在铜镜的制作上基本没有自己的风格，而主要以六朝形式为依据，并广泛采用汉代铜镜的式样制作。铜镜的纹样多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神"和十二生肖为主。

1。唐代铜镜制作的基本状况唐代铜镜制作的繁荣及高峰期的出现，有两个方面的直接原因。一方面，当时瓷器生产已经普及，许多日用生活品由铜器过渡到了瓷器，因而使铜器的工艺制作技术集中到铜镜上。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社会风尚的推动。当时铜镜除了用于生活中的照面外，同时又是皇室赏赐百官、国际交往以及人们相互赠送祝寿的礼品。在这种社会风尚的促进下，铜镜的制作越发精益求精，涌现出很多具有高超艺术水平的制品。据记载，唐代每年都有两个造镜的高峰期，一是沿袭传统的端阳节造镜风俗，再就是八月五日的"千秋金鉴节"。八月五日是玄宗的生日，玄宗即位后将此日定为"千秋节"。是日，群臣纷纷向皇帝祝寿，除献甘露寿酒外，还以制作精美的铜镜作为祝寿佳品奉献，同时相互之间也以铜镜彼此赠送，所以"千秋节"又称为"千秋金鉴节"。唐代铜镜在造型、纹样、品种及铭文方面都突破了汉魏六朝规格化的程式，呈现出焕然一新、生动活泼、雍容华丽的艺术风格。较为突出的是，铜镜的图纹此时与其他物品的图纹一样，都开始大量采用生活气息浓厚的花草、鸟兽题材。这种把自然界中的美丽花鸟作为主要欣赏对象的倾向，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思想意识的开放，这与汉魏六朝时期人们在对天、神崇拜的宗教观念基础上形成的，以现实和想象中的动物为纹饰主体的手法截然不同。

唐代铜镜纹样的发展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隋至唐初，图案多以四神、十二生肖、瑞兽、海兽、葡萄等为主。第二阶段是唐高宗至唐德宗时期，鸟兽、葡萄纹样逐渐稀少，鹤衔瑞草等花鸟、花卉、盘龙、人物故事图案大为流行。如装饰精美的双鸾衔长绶、宝相花、缠枝花、狩猎、打马球等。第三阶段是唐德宗以后，铜镜制作开始衰退，流行的八卦镜、万字镜、素镜等，完全失去了盛唐铜镜的富丽堂皇、绚烂多彩的风格。从铜镜装饰发展的这一侧面，可以看出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兴衰变化。

2。唐代铜镜的纹饰特色唐代铜镜的纹样图案异常丰富，大体可分以下几种。

海兽葡萄纹。这是一种具有外来文化色彩的装饰图案、葡萄自汉代始由波斯传入中国，其后便作为一种装饰图案逐渐流行，发展到唐代仍是一种重要的纹饰品种。这种图案以葡萄的枝叶果实为主要花纹，恰当地与海兽、狻猊（suān ní，传说中的一种猛兽。）、鸟、虫组合在一起，并以满花的形式装饰于铜镜的背面。葡萄纹饰多采用浮雕形式，镜体厚重，制作精巧。如1965年前后在西安出土的"海马葡萄镜"，长沙出土的"禽兽葡萄镜"等。这种铜镜陕西、河南出土较多，南方发现较少。

花鸟纹。此类纹样是唐代铜镜中的代表，图纹布局主要以花枝和鸟雀组成。有雀绕花枝的小串枝花鸟，散装花鸟，其中尤以四鸟四花枝相间环绕的图案最为流行。鸟类有乌雀、鸳鸯、孔雀、鹦鹉、喜鹊等。鸟的姿态各异，有的展翅飞翔于花枝之间，生机盎然；有的双双足踏花朵之上，展示着生活的康乐美好；有的口衔同心结，成双成对，象征爱情的幸福美满。镜子四周点缀以蝴蝶、蜜蜂、蜻蜓等昆虫，内外图纹相映成趣，构成一幅自然情趣浓郁的优美图案。对称花鸟镜的图案基本上是两只鸟雀左右对称，挟镜钮而立，镜钮上下配置各种花枝图纹。此类铜镜虽系对称式，但也多为相似对称，图案在规则中富有变化，生动活泼。在鸟兽纹样中双鸾衔绶纹是盛唐时期非常流行的图案。如"双鸾衔绶纹镜"，镜面有左右对称的鸾鸟，双翅舒展，长尾高翘，脖颈弯曲作舞蹈状，鸟嘴衔有向上飘动的双穗长绶带。相传鸾鸟形似五彩长尾山雉，高兴时喜欢起舞做乐，见之则天下安宁，所以古时把它看成一种吉祥禽鸟。"绶"与"寿"同音，以此喻吉祥长寿。

花卉纹。此类纹样也是唐代铜镜中的主题图案之一。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宝相花等。初唐流行的多为小团花镜，镜中图案一般是六朵团花环绕成圈，锦团花簇，富丽庄严。及至盛唐，题材变得广泛丰富，花卉形态由图案化逐渐趋向写实，布局也由紧密繁缛变得开放活泼。有的花卉图案由4　种共8　朵瑞花组成；有的由雍容华贵的4　朵大花组成；有的由4　组并蒂大瑞花组成，还有的由两种不同形态的花枝交错环绕。这些花卉，或含苞欲放，或蓓蕾初绽，或绽蕾怒放，姿态各异，不拘一格。此外，花卉镜中还有以连理枝、并蒂莲、交欢草、同心结等图案装饰的，以喻夫妇生活幸福美好，爱情忠贞不渝。

人物故事和神话传说纹。此类纹样也是唐代铜镜中较为普遍的图案。以社会日常活动为装饰题材的有马球、狩猎等，表现神话传说的有伯牙弹琴、孔子问荣启期、王子晋吹箫引凤、真子飞霜、嫦娥奔月、飞仙等。此外，还有盘龙纹、走兽纹、表号纹等。走兽纹有盘龙、龙虎、狻猊、嘉禾瑞兽等。唐代盘龙纹与我们今天所常见龙的样子已大体相似了。龙体常作单体蟠曲状，神龙跃入苍穹，吞云吐雾，姿态万千，气势雄伟，劲健有力。表号纹有四神、八卦、十二生肖等。"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汉代的传统纹样，隋和唐初较多采用。唐代佛教盛行，并且崇尚道教，所以在铜镜的纹样上也多有反映佛道二教内容的题材。

唐代铜镜在纹样的组织安排上，主要有以下五种类型。一是对称式。这是最为流行的一种图式，图案大体上采取相似对称的方法安排，如对鸾、对舞狮、人物花鸟、鸾衔瑞草、嘉禾瑞兽等。二是散点式。宝相花多采用此种组织方法。三是单独式。常见如龙纹、万字纹、鸾鸟纹等。四是旋转式。如双鹦鹉、连枝宝相花等。五是满花式。主要为海兽葡萄纹。

唐代铜镜上的铭文多采用五言七言诗句，或用骈体四言或四六对偶句。

如具有赠别纪念意义的铭文："月样团圆水样清，好将香阁伴闲身。青鸾不用羞孤影，开匣当如见故人"。再如回文体铭文更富有特色，它倒顺均可咏读，"月晓河澄，雪皎波清"，倒过来就是"清波皎雪，澄河晓月"。唐代镜上铭文多用诗文，这与唐代诗歌盛行是有密切联系的。

3。唐代铜镜的形制特色唐代铜镜在外形和式样上也有重大革新，它打破了以往圆形、方形以及尺码的局限，创造出了菱花形、葵花形、荷花形、钟形、四方委角形、带柄等各种样式的铜镜。尺寸大者直径约70　厘米，小者仅3　厘米。据记载，唐代以铸镜闻名的扬州，曾制造过可将骑马人物完全照于镜中的"方丈镜"，以及要经过六、七十次冶炼的"百炼镜"。这些大型和高级的铜镜皆出于唐玄宗时代的盛世。晚期因此种铜镜耗费人力财力过大，朝廷曾禁止制造。从装饰技法上看，除有传统的浮雕、线雕、剔雕外，还有嵌宝石、鎏金、彩釉、漆绘、金银平脱、贴金银、镶螺钿等方法。金银平脱是将金或银薄片制成不同的花纹，用胶漆贴于镜的背面，然后再于其上涂漆数层，待干后再细加研磨，除去压在金银花纹上的漆层，显出金银花纹的光亮色泽。贴金银也称包金银，是将金银薄片錾出花纹包在镜上或捶入于带有凸起图纹的铜镜背面，使之紧贴于镜面。螺钿即是将贝片制成各种图案花纹，然后再用漆粘贴在铜镜之上。经打磨后，色泽晶莹，非常华丽。"平脱法"和"螺钿法"是唐代的首创，极大地丰富了工艺美术制作的方法。

铜镜制作是一门工艺，它需要一定的技巧，其中包含着许多科学原理。

从唐代铜镜的制作的原料看，主要是铜、锡、铅合金，比例大体为70：25：5。由于合金中锡的比例较大，所以颜色一般呈银白色，镜面光亮平滑。镜面形状已有凹凸等形式，类似今天公园里的哈哈镜。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光学原理已有一定的认识。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写到：唐代造镜，大镜镜面便做的平滑，小镜则镜面凸起。因为凡是呈凹形的镜面，镜中人的影象就较大，而凸起的镜面，镜中人的影象就较小。小镜因不能照出人的全貌，所以常把镜面制成凸起状，镜中人物的影象缩小了，虽是小镜也能照出人的整个面部。

唐代铜镜享誉海内外，国家常常将它作为国际交往的佳礼和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品。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发现有唐代铜镜，数量最大的要数一依带水的日本了。《东瀛珠光》一书对此作了详细介绍。这也说明，早在千年以前，铜镜就作为信物，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三）陶瓷陶瓷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早在新石器时代（约10000-4000年前），我国的先民们便开始烧制陶器，发展到隋唐时代，陶瓷工艺进入了繁荣阶段。"陶瓷"是陶器与瓷器的总称，陶器的发明较早，瓷器则是在制陶经验的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它大致产生于汉代。瓷器与陶器的三个主要区别是：第一，制胎的原料不同。陶器使用的是普通粘土，瓷器使用的是耐高温的瓷土。第二，焙烧温度不同。陶器的烧成温度一般在800-900℃左右，再高胎体就会变形；而瓷器的烧成温度通常在1300℃左右。第三，质地不同。陶器胎质疏松，吸水率高；而瓷器胎体致密，坚硬，不吸水。

1。隋唐的陶器工艺和"唐三彩"

我国的制陶工艺在长朗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许多陶器的品种。汉代在以灰陶为主，兼有红陶、黑陶、白陶的同时，将铅作为助熔剂加入釉料，又发明了釉陶。釉陶有绿、黄、黑、褐等颜色。汉代以后，釉陶的生产陷入衰落时期，直到北朝和隋代，才开始由衰转盛，并有所改进和发展。从河南濮阳出土的北齐时代的陶器看，彩釉已从原来的单色发展到双色和三色。①隋朝虽历史短暂，但由于结束了长期的混乱，完成了统一大业，为社会生产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朝的陶器，在安阳的隋张盛墓、卜仁墓，西安的李静训墓，武汉周家大湾隋墓，长沙江西靖江等地的隋墓穴中都有很多发现，品种有釉陶、灰陶、彩绘陶等。其中釉陶除一部分日用品外，大多为殉葬明器。如张盛墓，李静训墓中都出土有釉陶罐、博山炉、陶鼎等器物。唐代，在釉陶的生产中出现了一朵奇葩--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三彩陶器的简称，属于一种低温铅釉的彩釉陶器。所谓三彩，实际上并不限于三种色釉，釉色常有黄、绿、褐、蓝、黑、白等多种，因为在釉色装饰上多以黄、绿、褐三种色釉为主，所以称之为三彩陶器。此外，还有以蓝色釉为主的，称之为蓝三彩，这类陶器较少见，更为珍贵。唐三彩大体上始创于初唐，那时作品较为简单，品种也较少。自高宗至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公元650-755年），进入了极盛时期，这时的唐三彩制作精美，品种丰富，产量也很大。安史之乱以后，唐三彩的制作逐渐衰落。宋、元时代的三彩陶器，从整体上说已大大逊色于唐三彩。

唐三彩制品主要是为殉葬而做的明器。唐代盛行厚葬之风，所以生产形成规模。据史书记载，当时王公百官，不惜破产倾资，竞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饰如生，风俗流成，下兼士庶。厚葬需要大量明器，从唐墓的发掘来看，当时的殉葬明器除金玉类之外，三彩陶器占了相当的数量。这即是唐三彩在唐代盛行的原因之一。在唐朝墓葬集中的长安和洛阳，都出土了大量的三彩陶明器，如男女俑、陶马、陶驴、狮子、镇基兽，着甲武士、载人骆驼、十二生肖等。此外在唐代墓葬和遗址中还发现了很多唐三彩的日用器皿。如在西安十里铺337　号唐墓、西安东郊王家墓唐墓、韩森寨唐墓，以及河南偃师崔沈墓中，均发现了许多诸如罐、碟、碗、瓶、盒等类形的三彩日用陶器。在海外，如印尼、伊朗、伊拉克、埃及、意大利及东方的朝鲜、日本等地也发现过唐三彩的器皿和残片，这说明，唐三彩在当时除作为明器外，也被作为日用器皿和珍贵物品而大量生产。

①　参见《中国古代陶瓷》，文物出版社出版1986年6月第1　版。

唐三彩的产地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两地，如长安的西窑、洛阳的东窑，都是制作唐三彩的主要窑场，近年来在河南巩县也发现了唐代专门制作三彩陶器的窑址。

唐三彩的制作工序基本分两步。第一步是烧胎涂釉，首先是用经过精炼的白粘土制成胎型，再经近千度左右的高温烧成陶胎，然后进行涂釉。唐三彩的釉料中加入了一定量的助熔剂铅，因而可使釉的熔点降低。第二步是烧釉，将挂好彩釉的陶胎，再一次放入900　度左右的窑中焙烧，胎体表面的釉料在受热熔化过程中向四外扩散流动，各种颜色相互浸润交融，便形成一种自然而又斑斓绚丽的彩色釉，由于铅的作用，釉面显出格外明亮夺目的光泽。唐三彩由于用料精细，制作规整，工艺独特，所以具有不变形、不裂缝、不脱釉的特点和斑驳华丽的艺术风格，倍受人们喜爱。

唐三彩的器型种类非常丰富，大体可分为器皿、人物、动物、建筑模型四类，其中尤以人物俑、马俑、骆驼俑最多最出色。器皿有瓶、壶、杯、盘、碗、盒、盂、砚、枕、炉、柜等，它们样式新颖、釉色绚丽。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三彩盘、三彩粉盒，三彩坛、三彩绞釉小盂等，都是实用性、艺术性很高的佳品。人物俑有男俑、女俑、文官俑、武士俑、乐舞俑、牵马俑、骑马俑、骆驼俑、天王俑等。唐代工匠们运用生动写实的手法，对各类人物的社会地位、形态动作、性格特征等各方面的细节均做了认真细致的刻画，再加上巧妙的釉色点染，致使塑造出来的人物姿态优美，表情逼真。如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的女俑，身披蓝色大衣，内着袒胸绿色襦衣，下穿黄色曳地长裙，面部丰腴，五官纤巧，体态端庄，风姿娴雅，性格温柔敦厚，典型地再现了教养有素的盛唐妇女的优美形象。同墓出土的骆驼载乐俑更为壮观，一匹强健高大的骆驼，昂首挺立，驼背上有一平台，平台之上五位胡、汉两族的乐舞伎正在欢歌起舞，一派盛唐时期经济蒸蒸日上的民族融合团结的景象。动物俑有马、驼、牛、羊、猪、狗、鸡、鸭、鸟等。动物俑中最为出色的是马俑和驼俑。它们不仅造型各异，比例恰当，而且肌肉的走向，完全符合解剖规律。骆驼昂首前行，步态稳健，身负重物，跋涉在丝绸之路上。马俑千姿百态，有的扬蹄飞奔，有的伫立徘徊，有的引颈长嘶，有的俯首寻觅。洛阳出土的珍品三彩黑马，体型矫健肥壮，头微下俯，双目寻视地面，身体乌黑明亮，面部、鬃毛、尾和四蹄雪白，配有绿、黄、白三色的鞍鞯。除上述三种类型外，唐三彩的造型还有房屋、亭阁、水池、假山等建筑模型。如陕西咸阳出土的三彩陶假山，不但山体峻秀，而且在假山周围还有十余人游赏交谈，充满生活气息。

2。隋唐的瓷器瓷器也是我国的一项伟大发明。它的种类很多，隋唐时期主要品种有青瓷、白瓷、彩瓷、花釉瓷、黑瓷等。青瓷历史悠久，早在三千多年的商代就有了原始青瓷，隋唐时代青瓷的制作工艺已更趋成熟，并且仍旧是瓷器生产的主流。白瓷初始于北齐，但那时釉色不纯，还处于初级阶段。隋代白瓷工艺有重大进展，到唐代已步入成熟阶段。花釉瓷是唐代创造的一个瓷器新品种，为后来宋代的钧窑工艺奠定了基础。彩瓷出现在隋代，是一种在釉下进行彩绘的瓷器。黑釉瓷约出现于东汉，发展到唐代制作更为普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瓷器发展到唐代，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不仅窑场遍及全国，而且各地制瓷中心都开始有自己的窑名，形成不同的风格体系。并且在陶瓷史上首次以窑名来代表瓷器的特色，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

（1）青瓷隋朝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其制瓷工艺较前代却有很大提高，在我国瓷器的生产史上仍作出了重大贡献。

隋代青瓷胎质细腻，器型开始增多，并创造了护胎釉（即在青釉下先施一层白色护胎釉）的使用，这样不仅掩盖了胎体的微孔和斑点，而且大大提高了瓷器的明亮度，使釉色更加光润美丽。近年来在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湖南、四川等省，都发现了隋代烧制青瓷的窑址。此外在河南安阳、江西清江县等地的隋墓中也出土许多青瓷器皿。如安阳卜仁墓的青瓷高足盘、碗、青瓷灯、鼎，青瓷四耳罐等，再如安阳张盛墓的青瓷浅腹敞口碗、莲瓣形瓷灯、粑花壶及样式新颖的奁形器。其装饰简单，造型比例恰当，轮廓线圆浑丰满。江西清江出土的六系壶、高足杯、唾盂、小丞、两盅盘、五盅盘等造型、釉色都较为复杂。除一般器皿外，隋代还出现了青瓷枕、腰鼓，棋盘等新器型。隋代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是刻花和印花。

唐代的青瓷仍然是瓷器生产中的主要品种。从历史文献及考古发掘看，当时名窑已遍及全国各地，如浙江的越窑（今余姚各县）、瓯窑、婺州窑（今金华），湖南的岳州窑（今湘阴），长沙窑，江西的洪州窑（今丰城），安徽的寿州窑（今淮南市），陕西的鼎州窑（今铜川），秦窑等，此外福建、湖北、四川等地也烧造青瓷，其中最著名的是越窑。

越窑青瓷的特点是胎质坚硬细腻，釉色青翠莹润。西安唐李爽墓出土的越窑青瓷瓶，釉色纯青，晶莹光亮可以照人。据史料记载，越窑青瓷除用做茶具外，在宫廷还被用做酒器和乐器。

由于越窑产品胎体制作精美，釉色青翠如玉，到唐代晚期便开始设官督造，以供宫廷享用，这种窑就是后来历代存在的官窑的前身。五代时期，越窑青瓷已被官府控制，成为专供王公贵族使用和进奉中央王朝的贡品，臣庶不得用之，故又称青瓷为"秘色瓷"。此时越窑青瓷不但产量很大，而且烧制技术更精，釉色也更加莹润亮洁，甚至绘金彩、饰金银，华丽超凡。另据后人记述，五代时期位于郑州一带的柴窑青瓷，"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明代有人还曾以"柴窑片瓦值千金"喻其名贵。

此外，在《景德镇陶录》中，记载着唐代初期景德镇地区的能工巧匠烧制出的精美青瓷能与碧玉媲美。据《邑志》记述：唐武德中（公元618-626年），有镇民载瓷入关中，称其青瓷为假玉器，贡于朝廷名于天下。

唐代青瓷的装饰手法，主要有刻花、印花、划花、堆贴和捏塑等。其纹样有山水花草、人物、鸟兽等等。青瓷的器型丰富多彩，有凤头壶、盘口壶、瓜体壶、执壶、敞口碗、海棠式碗、葵瓣口碗、莲花碗、敞口盘、葵口盘、墓志罐、茶具瓯、文具、水盂、枕、灯、印盒、粉盒等。如在绍兴古城户部侍郎北海王府君夫人墓中出土的短嘴长柄壶、小水丞、小圆盒、敞口盘等，在浙江上林湖、温州西山、萧山上董一带发现的双系壶、葵瓣浅口碗、天鸡壶、铺首敞口壶、褐色斑点小碗等，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青釉龙柄风头壶更是青瓷佳品，它综合运用了捏塑、堆贴、雕刻等多种手法，器型精巧别致，壶体各部纹样丰富繁杂。

（2）白瓷目前，发现最早的白瓷出土于安阳北齐时代的范粹墓，但釉色不纯，尚处于初始阶段。到隋代，白瓷的烧制已有很大进展，在我国瓷器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此时的白瓷，瓷土精细，胎体洁白，釉汁纯匀细腻，由于护胎釉的运用，更加提高了瓷器的洁白度。50年代在西安姬威墓、李静训墓曾出土了大批白瓷器，如双螭柄双身白瓷瓶、螭把双系鸡首瓶、小瓷盒、白瓷盖罐等，造型优美，胎釉洁净。其中双螭柄双身白瓷瓶，打破了器皿造型中一器一身一颈一口的规律，巧妙地把两只瓶颈合为一颈，而器身却由两只修长匀称瓶身组成，一双高耸的双螭把，对称地连接于瓶身与瓶口，双螭张口紧含外侈的瓶口，造型优美奇特。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各种生活器皿和人俑等白瓷达二百余件，大部分瓷器造型都较高大，其中一对文臣俑高72　厘米，发、眉、须、眼珠均挂以黑彩，人物造型端正富有神采。

隋代，白瓷的应运范围较窄，仅限于上层贵族享用，尚未普及民间。进入唐代、白瓷日臻成熟，盛唐时期，白瓷的制作已遍布全国各地，著名的窑场有河北的邢窑（今河北临城、内邱一带）、定窑（今曲阳一带），山西的西窑（今平定县一带），四川成都的青羊宫窑、大邑窑，河南的巩县窑，江西景德镇的石虎湾窑、胜梅亭窑。南方的广州一带也有白瓷烧制。其中最负盛名最具代表性的是邢窑的白瓷。

邢窑白瓷约在唐初开始生产，唐末开始衰落。李肇《国史补》中说："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当时邢窑产品流行很广。1980年"临城邢瓷研制小组"先后对内邱、临城等地的古窑址进行考查，确认邢窑的窑址是在与内邱交界的临城境内。50年代在西安高楼村、十里铺唐墓及三门峡水库工地出土有唐代白瓷执壶、碗盏之类器物，广州唐姚浮墓出土一对白瓷碗，据鉴定都是当时邢窑制品。故宫博物院收藏有邢窑烧制的短嘴执壶，宽圈足折边敞口碗，带系瓷罐等。从这些实物可以看出邢窑白瓷胎质厚而白细，瓷质坚硬；釉色白润晶莹而又微闪淡黄或淡青色；除器物的脚座、底部往往无釉外，器皿内外釉均匀；器型光素大方，不饰纹样；碗盘底多宽厚，如玉璧形，常称之为玉璧底；瓶多广口短颈，壶为短嘴。唐朝人曾以"类雪""类银""皎洁如玉"赞喻邢瓷的洁白晶莹。

邢窑白瓷约在唐代晚期开始衰落，继之而起的是盛产白瓷的河北曲阳定窑，这即是后来成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的前身。1957年曾在河北曲阳涧磁村、东西燕门村发掘出唐末至五代时期的白瓷碎片若干，其特点是凸边宽圈足，脚部底部不上釉，胎质细腻，色泽白润，唯胎质较厚，明显有别于宋代定窑的瓷，另外，四川大邑窑在盛唐时代也已烧造出质量颇佳的白瓷。诗人杜甫曾以这样的诗句加以颂扬"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成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可见大邑白瓷当时已享盛名。解放后虽经多次调查，但均未发现大邑窑的遗址。此外，河南巩县窑也是唐代著名的白瓷窑。1957年在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发现一批唐代白瓷片，经对其瓷质、釉色鉴定后，初步定为巩县窑所产白瓷。这说明，当时巩县窑烧制的白瓷，其质量已达贡品水平。五代时期的白瓷窑址在江西景德镇也有发现，数量和规模均不及唐代。

（3）彩瓷隋唐时期除青瓷白瓷外，还有黑釉瓷器及彩瓷流行。黑釉瓷历史悠久，在东汉时期便已出现，到东晋时进入成熟阶段，发展到隋唐，烧制更力普遍，在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均有大量黑釉瓷器流行。如陕西铜川出土有黑瓷塔形盖罐，扬州唐城遗址也发掘出不少黑釉瓷残片。

彩瓷是唐代创造或发展的各种彩釉瓷的总称，它包括花釉瓷、釉下彩绘及搅釉、搅胎等多种。

花釉瓷是唐代的一大创造，它的制作方法是在黑釉、黄釉上加入铜、锰、磷酸钙等呈色剂，经烧制便显现出彩霞、浮云、树叶等形状的彩斑，格调豪放明快，简朴自然。这说明唐代的工匠们已掌握了多种色彩的呈色剂，并成功地运用到"三彩陶"及瓷器上。这种华美的彩斑装饰工艺为后来宋代著名的钧窑彩釉瓷的出现铺下了道路，特别是釉下呈色剂--氧化钴的（青花瓷的呈色剂）运用，直接为宋元名贵青花瓷烧制成功奠定了基础。唐代彩釉瓷的主要产地在河南的鲁山、禹县、郏县等地，器型有罐、瓶、壶、三足盘、腰鼓等。

釉下彩绘瓷，是在瓷胎上用褐彩或绿彩以绘画的方法描绘出几何、云水、花鸟纹样，或在瓷胎上先刻划上花鸟等纹样轮廓、之后填入褐、绿彩后，再挂青、黄釉或白釉入窑烧制而成。其中白釉彩绘尤为柔和淡雅、清新宜人。这种釉下彩绘工艺的出现，在我国瓷器装饰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彩绘瓷器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隋代的白釉黑彩瓷俑，但釉下彩绘则是唐代长沙窑烧制的新瓷种。50年代在湖南长沙铜官镇瓦渣坪一带发现的釉下呈蓝绿、褐绿的彩绘瓷器及残片，其图案有几何、云水、花鸟等种类。1975年在扬州唐城遗址发掘出了花色多样的彩釉瓷，如青釉褐绿彩双系瓷罐、青釉褐蓝彩瓷盂、白釉褐斑瓷羊、瓷狗、黄釉带字圆瓷盒、白釉绿彩瓷盘等。在陕西黄堡镇的唐代地层也有白釉黑花瓷器出土。1969年浙江临安还出有五代时期越窑烧制的青釉褐彩绘云纹双系瓶等。这些最早的釉下彩绘瓷由于处于初创阶段，往往釉色不牢，有脱落现象，但毕竟开创了我国瓷器釉下彩绘的新纪元，为宋代和元代彩绘瓷的繁盛奠定了基础、搅釉和搅胎是将两种不同颜色的釉料或胎土搅合，使之呈现出如同木纹、石纹等式样的纹理效果，这是一种风格独特的制瓷工艺。这类唐代制品发现不多，其产地主要在河南、陕西、安徽一带，现在见到的有碗、盘、碟等小件器皿。其中搅胎为安徽寿县寿州窑所创。

以上是对隋唐陶瓷种类的概略介绍。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陶瓷的造型和纹饰除继承前代传统外，也显示出了隋唐时代的特色。从陶瓷造型上看，更加偏重了从实用功能出发。从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家具增高趋势，发展到隋唐时代已进入高潮，这时除床榻几案继续增加外，桌椅凳等新式高足用具、家具品种激增，人们已基本摆脱了席地而居的生活方式。随此变化，陶瓷器皿便从原来的放置地上而移到放在床上，桌上；从带有双耳、四耳、便于穿绳提拿，发展到安置把柄直接用手拿取。此外，由于唐代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意识的解放，各个领域物品的图纹大量采用了生活气息浓厚的花草题材，所以，唐代陶瓷的仿生器型也从大多模拟动物造型发展到模拟植物造型，如瓜型瓶壶、花型碗盘等。

从碗盘的造型看，唐代大量出现了四瓣形、五摺形、葵瓣口形等多种形式，并且深度增加，由六朝时期的浅腹平底，逐步发展为深腹加圈足，繁杂的瓶、壶造型更具时代风格。瓶壶一般颈部细长，盛唐出现加盖瓶，晚唐则只有直颈。壶类在唐代是广为流行的器皿，种类也很多。如天鸡壶，盘口，一边为鸡头，一边为龙柄，颈部成竹节形。凤首龙柄壶，凤头位于壶口之上，龙柄自足至口，龙爪紧攀壶身，式样尤为奇特。双龙柄壶，其壶耳为对称的双龙，龙头各与壶口相连，造型优美，前代未曾见，可能是借鉴隋朝双螭柄双身壶的造型而创造的。唐代各种造型的瓶、壶，故宫博物院均有不少收藏。此外，碗、盘、杯、罐、壶等器皿自唐代中期开始，从平底或圆饼底发展到出现圈足（因圈足宽厚，中空小，接近玉壁形也称玉璧底）。

唐代陶瓷的装饰手法丰富多样，主要有五种：一是划花。即用工具在胎体上刻划出各种装饰图案，常见的有鹦鹉、鸳鸯、狮子、蝴蝶、花草、鱼戏水等。有的还利用器形本身特点，刻划上各种线条，构成瓜棱壶、莲瓣钵、摺形碗等应有的自然纹线。二是堆贴。在胎体上堆贴出花草、人物等图纹，有浮雕式的效果。三是印花。用陶模印出花纹。四是洒花。用不同釉彩洒出各种自然斑纹。此外，还有前面提到过的釉下彩绘等。

唐代的陶瓷生产是我国陶瓷生产史上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陶瓷制品在日用生活中不仅广泛代替了漆器、金银器，而且通过丝绸之路和海运，还远销到世界各地。如日本、朝鲜、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埃及等地都曾发现过唐代陶瓷及碎片。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日本曾派人来中国学习制瓷工艺。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鉴真和尚东渡后，在传去的各种工艺中便有陶瓷工艺。

（四）漆器隋代的漆器实物目前尚未见有出土，但史书中有许多关于漆器的记载。

《北史》曾记有隋文帝赐张渊绿沉漆甲之事。《漆书》引元珂的《南志》描述隋炀帝曾于流杯殿上作九曲漆渠，和宫人们作曲水流觞之饮。目前能见到的唐代漆器有：北京故宫保存的两种唐代乐器。一种为"忽雷"（琵琶名，有大小两件），另一种为"大圣遗音七弦琴"。由于历史远久，漆层已有很多脱落，色调暗黑，花纹不清晰。解放后，在太原金胜村唐墓中出土朱漆盘12　件。1955年在洛阳出土一件"高士抚琴螺钿镜"。1957年在三门峡黄河水库工地出土一"云龙螺钿镜"。此外，在日本也有唐代金银平脱漆器和螺钿漆器。

关于隋唐漆器的生产和工艺情况，从历史文献和现有遗物中，可大致有所了解。从漆器的生产上看，自两晋南北朝之后由于青瓷的烧制成功，陶瓷生产发展很快，致使许多日用生活器皿及殉葬明器都用瓷器来代替，因而漆器的生产逐步减少，这也可能是现在隋唐漆器出土较少的一个原因。但作为一门具有几千年传统的工艺门类，隋唐的漆器仍保留着相当的生产规模。据《唐书·食货志》、《唐书·地理志》等史书记载，唐代在漆器的使用、贡赋、税收等方面作了许多规定。如：规定漆与竹、木、茶一样是课以同等税率的商品，襄州、澧州等地均以漆器作为主要贡品。《安禄山事迹》等书上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赐与安禄山的器物中就有许多精美的漆器，安禄山进献的贡品中也有众多漆器。

唐代漆器不仅保留了前代的生产规模，而且继承了漆器生产的许多传统工艺，并且有所创造和发展。从制作工艺看，主要向华美精细的装饰方面发展。如：金银平脱、雕漆、螺钿等工艺品，其髹（xiū，把漆涂在器物上）漆技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唐代漆器的主要品种有金银平脱、螺钿、雕漆、夹纻造像等。

1。金银平脱金银平脱漆器，是由汉代的制作工艺演变而来的新工艺，唐代的手工艺人加以新的创造，使之达到极盛。其作法是，先将很薄的金银片制成人物花鸟等图案，然后用胶漆粘贴在漆器上，随后再涂上与底色相同的漆液两三层，等其干燥后，再进行研磨，以除去金银花饰上面的漆层，使金银花饰显露出来，而且粘贴上的花饰必须与漆器的整个漆面保持在一个平面上。这种工艺，唐代以前未曾见过，是唐代制漆工艺的一种新创造。

盛唐时期，金银平脱制品在上层统治阶级中极为盛行，这充分反映了唐代在经济上处于鼎盛时期时，达官显贵们对物品富丽华美的追求与嗜好。现今可以看到的平脱漆器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金银平脱羽人飞凤花鸟镜"，陕西西安唐墓出土的"银平脱宝相花镜"，河南郑州出土的"金银平脱羽人花鸟镜"，甘肃武威唐墓出土的"金银平脱宝相花漆碗""金银平脱漆马鞍"等，制作十分精巧，都是唐代漆器工艺中的珍品。此外，日本正仓院也收藏有唐代许多这类漆制品，如：金银平脱花鸟八角镜、盒子、胡瓶、古琴等。

金银平脱制品由于费工费料、价格昂贵，所以自安史之乱后，被唐肃宗和唐代宗加以禁止。从这一侧面也反映出唐王朝国势正在一天天的衰落。进入宋朝，金银平脱制品几乎绝迹，明代甚至已不为世人知晓。

2。螺钿螺钿是我国著名手工艺品之一，它起源甚早，远在周代时已经流行，发展到唐代制作工艺已达很高水平。它的制做工艺是将螺蛳壳或贝壳制成人物鸟兽花草等形象，然后镶嵌在漆器、雕镂器、木器或铜镜等的表面，以起装饰作用。贝壳由于质地晶莹洁白、色彩绚丽迷人，镶嵌在深色的漆器上后，显得皎洁明朗，从而使整个漆器更加富丽精美。唐代螺钿漆器与金银平脱在制作方法上的相同之处是，髹漆匠先要将各式贝壳磨制成薄片状的种种装饰纹样，有的还要加以雕镂，以增加图象的层次感。然后镶嵌粘贴在漆器上。它与金银平脱的不同之处是，螺钿的纹样大多高于漆面，从而使图案具有立体感。

1955年和1956年在洛阳出土的"高士托琴螺钿镜"、"花鸟人物螺钿镜"及1957年三门峡黄河水库工地出土的"云龙螺钿镜"，制作都极其精美，不失为唐代螺钿的代表作品。日本正仓院收藏的"螺钿镶嵌五色琵琶""金银螺钿装唐大刀"等，也都是唐代螺钿佳品。洛阳唐墓出土的"花鸟人物螺钿镜"，图案为：一棵造型优美的花树下，一老者在树的一边弹琴，另一老者在树的另一边持杯倾听，身后立一侍童。镜纽下半部几块山石，石面刻鸳鸯，小鸟在石上栖息，仙鹤在漫步闲游。图中人物衣纹、鸟雀羽毛、花草叶脉，均用细线雕刻，甚是精巧美妙。

3。雕漆唐代以前的漆雕工艺，都是先在漆胎上雕刻一定的图案，然后再上漆。

唐代对这一工艺进行了重大革新，创造了雕漆工艺品。唐代的雕漆是先在漆胎上涂数十层或上百层漆，然后进行阴干，待漆层稍干后，再于其上雕刻出山水花鸟、人物楼阁等各种装饰图纹。

雕漆的种类很多，漆胎上纯用朱漆然后进行雕刻的品种称"剔红"；用黄漆的称"剔黄"；用黑漆的则称"剔黑"；用多色漆层者称"剔彩"；用红黑两色漆相间涂刷；再雕花纹的称"剔犀"，这种雕漆品的花纹斜面成红黑相间的线纹。

唐代的雕漆，在历史文献中有许多记载。如明朝著名漆艺家黄大成在其所著的漆艺专著《髹饰录》中，记载了唐代雕漆的品种与刀法等情况。但实物雕漆目前尚未发现，雕漆自唐代产生后，经宋元有很大发展，明代则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

4。库路真漆器"库路真"为一种漆器的名称，也叫做"库露真"。《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襄州制作的库路真漆器闻名全国，天下以此为规范，号称为"襄样"，并且是进献朝廷的贡品。可见其制作精美，可惜目前尚无具体文献和实物可考。

5。夹纻像夹纻（

h），苎麻织成的布），是漆器的一种制作方法。早在两汉时期就已经流行。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盛行，便开始用夹纻漆器的制作方法塑造佛像。用这种方法塑造的佛像由于比铜像轻便，比泥佛坚固，而且柔和逼真，一时广为流行，其制作方法是先用泥塑成佛胎，然后用漆把麻布贴在泥胎外面，待漆干后，再反复涂漆多次，最后把泥胎取出，因此又有"脱空像"之称。夹纻像发展到唐代仍很流行。《唐书·武后本纪》记载："垂拱四年（公元688年）作明堂，命怀义作大夹纻像。"《太平广记》引王仁裕《玉堂闲话》："曾游洪州信果观，见三宫殿内功德塑像，是玄宗时夹纻，制作甚妙。"据传唐代的夹纻造像大者"盘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目前日本存有唐代中日两国僧人合作制成的"毗卢遮那本尊像"和"鉴真和尚像"，都是罕见的精品。

（五）织染刺绣据文献和考古发掘，养蚕、缫丝、织帛、刺绣，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蚕、丝、桑、帛"的象形文字。西周至春秋战国，王公贵族已讲究服用精美的丝绸锦绣及棉麻织品。汉代是我国织染刺绣工艺史上第一个兴盛时期，已能用各种色线织成内容复杂和多层经线的锦缎。魏晋南北朝的战乱及人口的迁徙，增加了此项工艺的交流。隋完成了统一大业，社会有了较为安定的环境，织染刺绣从此又获得了大发展的时机。

隋代的织染，朝廷没有专门机构来管理。如炀帝时，少府监下设司染署和司织署，后又合并为织染署。据文献记载，隋代织染手工业的规模及产量已很大，制作也很精美，到开皇中叶，京都库府布帛充盈。《隋书·音乐志》载：大业二年（公元606年），隋炀帝杨广为了向国外使臣炫耀富裕，将东都（洛阳）长达八里的御道布满锦帐作为戏场，乐人舞伎均衣锦绣缯练。并将各色绫绮做成树叶花朵，于冬季缀宫廷树木之上，色败另换。巡游江南，龙舟连绵十余里，均以彩锦为帆。诗人李商隐《隋宫》诗曰："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幛泥半作帆"，"锦帆百幅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可见当时丝织物的产量是很大的。

隋代的丝织染品主要以河北定州（今定县）、相县（今临漳县）为主，南方四川成都以蜀锦闻名，江西豫章郡（今南昌）的织染也很发达。1959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隋代古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的丝织染品，其中"胡王锦"图案非常出色：主图为一个人牵着骆驼行进在丝绸之路上；辅图有联珠小花锦，在大红底面上作黄色联珠团花；采条锦，用菜绿和淡黄两色交替织成彩条纹；棋局锦，用黄白两色相间织成方格纹；织绮多为大红、油绿、前紫、浅绿，其上花纹多为连环套小团花加"贵"字，加卷叶纹，或对鸟对兽纹。同时出土的还有绞缬丝织品，颜色有大红、茄紫、墨绿等，此外还出土有少量刺绣残片，其绣法花纹简单，仅有人字及席纹两种。

唐代少府监仍设织染署，署下分织■作十个：布、绡、录、纱、绫、罗、锦、绮、■、褐；组绶作五个：组、绶、练、绦、绳；绸线作四个：绸、线、弦、网；练染作六个：青、绛、黄、白、皂、紫。此外，官府还设毡坊使、毯坊使等专门管理毛制毡毯之类。除官办织染工场外，豪绅地方庄园也没有织染工场，城市中办有民间专业作坊，农村中还有大量家庭织染。《册府元龟》记载，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官府收入的织染品中，绢有740　余万匹，锦有185　万屯，布有1605　万端。从这些数字可大致了解民间织染的规模和产量。

五代时期，全国又一次陷入长达五十多年的割据战乱局面，受此影响中原大部分地区的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但在西南的前后蜀和东南的吴越等地，由于能够维持社会的相对安定，织染等工艺仍取得了一些成就。如建都于成都的前后蜀王朝，各类手工业均有一些发展，其中丝织品在继承汉唐遗风的基础上，曾织造出被称作"十样锦"的十种美锦，因而著称于史。

1。织造工艺唐代的纺织品主要有丝织品和麻棉织品。

丝织品。唐朝的大部分州道均有丝织品生产，花色品种极为丰富，仅高级丝织品就有锦、绫、织成、绮等多种。初唐、盛唐时期，丝织品以河北、河南、山东的产品为最佳。如定州的两窠绫、幽州（今河北境内）的范阳绫；滑州（今河南境内）的方纹绫，兖州的镜花绫，青州（今山东境内）的仙纹绫。南方以四川的蜀锦最有名。初唐时，四川管理制造皇家用物的官员窦师纶，还曾创织出章彩绮丽的瑞锦、宫绫，其花纹有对鸡、斗羊、翔凤、游麟等十余种，蜀人称之为"陵阳公样"。中唐以后丝织品的生产中心开始由北方向南方各省转移，其佳品如越州（浙江境内）的异纹吴绫、单纹吴绫、盘绦绫、缭绫，江南道宣州著名的红线毯等。

唐代在锦的制作上与前代不同之处是，已开始普遍用纬线起花。唐以前的南北朝时期虽然已经出现纬线起花的工艺，但中原地区普遍流行的却是经线起花的编织方法。运用纬线起花，其优点是它不仅可以使花纹繁杂清晰，而且还能充分显示出丝质的特有光泽，同时又可以增宽锦的幅面。此后，在纬线起花的基础上，唐代的织工又创造了经纬线配合起花的新工艺。后人常称汉锦为"经锦"，唐锦为"纬锦"。纬锦的织机比经锦织机复杂，但操作却很方便。

锦的图案丰富多样。最具时代特色，数量最多的是"联珠纹"，此外，广泛流行的还有在四朵团花组成的空间内缀饰忍冬纹的"团窠纹"；由花草鸟蝶自由散落组成的"散花"；以成双动物左右相对组成的"对称纹"；由万字、双胜、棋格、锯齿、十字等组成的"几何纹"；用多色经线织成色彩相间、斑斓绚丽条纹的"晕■"；在晕色彩条地上用纬线织出各形小团花者称为"锦上添花"。以上图纹在新疆巴楚、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甘肃敦煌等地均有发现。其中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晕■提花锦裙、晕■纹锦针线包，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晕■锦。

从总体上看，唐代纺织品的图纹装饰，一方面继承和丰富了汉代固有的装饰传统，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以及思想的解放，开始形成清新活泼富丽丰满的时代风格。现实生活中生动活泼的鱼鸟和富有生命力的花草，日益成为丝织品图案的主要题材。在色彩艳丽的织锦上，鸟兽成双成对，左右对称；联珠团花，花团锦簇：缠枝花卉，柔婉多姿，开创了我国丝织图案崭新的面貌。由于佛教艺术的影响，新奇富丽的宝相花、莲花图案也广泛流行。

丝织品中绫的生产在唐代已遍及全国，品种丰富多样，花色奇丽。诗人白居易在乐府诗《缭绫》中，曾对浙江缭绫做过这样的描述："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件值千金。。。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由此可见唐代缭绫的名贵。

织成锦也是唐代丝织品中的高级织物，它制作费工，价值昂贵。《中华古今注》记载："天宝年中，四川贡五色织成背子，玄宗诏曰："观此一服费用百金，其往金玉珍异并不许贡"。"《通鉴》记载："唐安乐公主有织成裙，值钱一亿。花卉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观，日中影中各为一色。"从上面记载可见这种丝织品的贵重华丽。织成锦汉晋已有，唐代产量增多，当时不仅帝王公主享用，而且朝臣小吏也有用者。如天宝九年，安禄山入京，唐玄宗曾赐其织成锦帘二领，武则天也曾命制织成物品分送各寺院。1973年在新疆吐鲁番曾有唐代的织成锦条带出土。

此外，早在唐垂拱年间（公元685-688年），唐代的织工们还创织出双面锦和缂丝。双面锦与明代改机相似，过去历来认为是明代所创。缂丝通经断纬，用各色小梭子局部挖花织成，过去认为起源五代时期。这两种丝织品在1973年新疆阿斯塔那初唐张氏墓有实物出土，一件为彩绘木俑的服饰，一件为女舞俑的束腰带。宣州（今安徽宣城县）出产的红线毯也非常有名。诗人白居易《红线毯》诗对这种毯的制作、用途、特点等曾作过这样的描述，"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拣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州大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入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这里说的红线毯实际是用丝编织而成的一种丝毯。

麻、棉织品。唐代麻织品是指用麻类纤维织成的布匹。种类有纻麻纤维织成的纻布，葛麻纤维织成的葛布，巴焦纤维制成的蕉布等多种。纻布当时全国各州道都有生产，葛布主要产在剑南道和山南道，蕉布则产于江南道的福州、泉州、广州等地。棉织品在唐代也广有生产，其中较著名的产地在岭南一带。据文献记载，唐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已有专卖白叠布的商店。据传，唐文宗时，左拾遗夏侯考曾穿桂管布衫朝谒，文宗问其衫为何如此粗涩，夏侯考一五一十地回答说，此布厚实，可以御寒。文宗赞叹不已，也穿上桂管布，满朝文武皆仿效之，桂管布从此名声显贵。桂管布即棉布，因产于岭南桂管地区（今桂林）而得名。白居易有"桂布白似雪，吴锦软于云"的诗句。2。印染工艺唐代纺织品的印染主要有夹缬、绞缬、蜡缬等方法。关于这三种印染方法产生的年代，学者们说法不一，但多数认为三种方法汉代已有。

夹缬是唐代非常流行的印花染色方法，它是用两片薄木板雕刻成相同的花纹，将绢布对折夹入两版之间，然后在雕空处染上各种颜色，使其形成美丽对称的花纹。现存实物有旅大博物馆收藏的一批夹缬丝织品，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及日本正仓院也有收藏。

绞缬在唐代最为盛行，其方法是先在白色布帛上描绘花纹，然后用线缝扎，最后入染缸。由于线缝扎之处不能受色，便可呈现出种种白色花纹，而且花纹边缘带有晕染效果。1959年新疆阿斯塔那唐墓曾出土有唐武则天时期（公元688年）的绞缬裙，其纹为菱形网状，呈绛紫、茄紫两色。

蜡缬即蜡染。它是在织物上先用熔化的蜡绘制出图案，然后入染，最后煮去蜡质，呈现出白色图案。入染时由于蜡的自然断裂，白色图案中会产生细丝状的自然纹理，风格尤为独特。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有蜡缬绢和双色蜡缬纱等蜡缬精品。

3。刺绣工艺唐代刺绣在前代基础上流行更广，制作工艺也有发展和创新。其绣品作工精巧，色彩华丽，唐代的文献和诗词中有很多记载。《杜阳杂编》记载：唐同昌公主出嫁时，有神丝绣被，上绣鸳鸯三千，间以奇花异叶，精巧华丽绝比，其上缀以灵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辉焕。白居易《秦中吟》中有"红楼富家女，金镂刺罗襦"的诗句。唐玄宗时，杨贵妃衣着华丽，宫内专为她进行服饰刺绣的绣工就有数百人。

唐代刺绣的用途较前代更为扩大，除用作衣裙帐帷等日用品装饰外，还被应用到纯欣赏的艺术领域。如随着佛教的广泛流传，运用刺绣工艺绣制佛像、佛经越来越多。《杜阳杂编》记载："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年十四，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如毫发，其品题章句，无有遗阙。"《丝绣笔记》中提到敦煌石室千佛洞藏唐绣观世音像一幅，长丈（约3.3　米）余，宽五六尺（约2　米），用极粗的丝线绣于粗纱布上。杜甫有"苏晋长斋绣像前"的诗句。

唐代刺绣的针法也有发展和创新，除保留了传统的辫绣外，还发展和创新出直针、缠针、平金、套针、戗针、贴绢、堆绫和缀珠等手法。绣品纹饰主要为花鸟，动物多见性格温驯的鹦鹉、鸳鸯、绵羊等。唐代绣品在敦煌和新疆唐墓均有发现，如"灵鹫山释迦说法图"、"吉庆如意荷包"等，皆为稀世之宝。

八、结语博大精深的中国古老文化，发展到隋唐五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随即又步入了两宋文化高峰期的前路之中。这一时期的艺术，也经历了空前的繁盛，涌现出灿如繁星的艺术家和层出不穷的千古佳作。展子虔的《游春图》和吴道子"满壁风动"的表现艺术，颜筋柳骨、颠张狂素，莫高窟与云冈石窟，《十部乐》和《霓裳羽衣舞》，长安城和安济桥，唐三彩与十样锦等等，从绘画、书法、雕塑、音乐、建筑和工艺各方面，充分展现了隋唐五代辉煌的艺术景观。

当我们笔使神差地沉浸在隋唐五代这个宏伟壮丽、灿烂辉煌的艺术王国里时，我们总是感到充实，感到振奋，感到骄傲，同时也为国家的劫难和艺术的损伤而扼腕。但历史不是简单的舞台剧，隋唐五代也只能遵循着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当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体之后，那个伟大时代的艺术瑰宝和英雄业绩将永远地造福于人类，那个伟大艺术部类的累累殊荣将永远地属于我们炎黄子孙！

宋辽金夏 第051卷 宋辽金夏政治史

【本卷提要】

辽、宋、西夏、金，是我国古代上接五代十国，下连元朝的一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

在我国北方的潢河和土河一带居住着的契丹族，于公元916年由耶律亿（阿保机）建契丹国。公元947年，陷开封，建国号辽。公元1218年被蒙古军所灭，前后经302年。

公元960年赵匡胤代周立宋，建都开封，1127年开封为金所陷。宋政权南迁，建都临安，1279年被元朝所灭。北宋、南宋共达320年。

居住在我国西北部的党项族，其部落首领先后归依唐、宋。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又号白上国。汉籍习称西夏。1227年为蒙古所灭，历经190年。

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的完颜部逐渐发展壮大。公元1115年阿骨打即帝位，建国号大金。后迁都燕京（今北京）。在蒙古军的侵逼下，先后迁都开封、蔡州，于1234年在蒙、宋双方的围攻下败亡，历经120年。本卷重点说明宋、辽、西夏、金等国各自建立了适合本民族特点的政治法律制度，为我国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辽、宋、西夏、金，政权并立，在军事上相互征伐，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在交往不断扩大的同时，辽、西夏、金不断吸收汉族文化，引进唐、宋各种制度，逐步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各国在相互交流中，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为我国各民族的融合、统一创造了重要条件。

一、宋、辽、金、夏政治概述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代后周，建立宋朝，都开封。经过十多年的统一战争，宋于公元979年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封建割据。1127年，宋王朝为金所迫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1279年为元所灭。史称1127年前为北宋，1127年后为南宋。

宋朝建立后，在逐步削平各个割据政权的同时，又采取了许多措施重建中央集权统治，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宋朝也只是达到局部统一。北宋与辽、西夏政权对峙；南宋时，金朝雄据淮河秦岭以北，南宋只能偏安江南一隅。辽、西夏和金都是当时中国境内某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辽朝是契丹族在我国北方地区建立的一个王朝。西夏是以党项为主体民族建立的国家，而金为女真族建立的王朝。三个王朝都先后不断地侵扰宋朝。此时，两宋所面临的，一是少数民族入侵，民族矛盾尖锐突出，有时甚至成为主要的社会矛盾；二是土地兼并恶性发展，统治集团又无节制地榨取百姓，阶级矛盾更加激化，迫使农民多次起义。宋代最高统治者把防范、镇压农民的反抗，摆在极重要的位置，对外族入侵则一味妥协退让，不断割地赔款，统治集团腐败无能，国力日趋衰弱。在内忧外患下，宋朝维持了320年的统治，最终为元所灭。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属于封建社会发展的中期。宋代统治者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较有效地维持了内部统治局面的长期稳定，使社会经济处于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宋代社会生产有迅速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发展水平，大大超过唐朝，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高峰。随着宋政权南迁，中国经济重心同时南移。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带的浙西平原，其经济以稻麦两熟制为基础，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地区。宋代经济文化有多方面的成就，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中，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是在宋代得到开发应用的。宋朝在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又是海上贸易大国之一，输出品大多是原料，而以手工业制品输出为主，反映了宋朝在世界上经济繁荣的地位。

宋朝在与辽、西夏、金军事攻伐对抗的同时，在经济上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其间有官方许可的贸易，也有民间的走私。宋向辽、西夏、金出口茶、药材、丝织品、粮食等，从辽、西夏、金进口马、羊、毛皮、玉器、香料和珍珠等物。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推动了各个政权的经济发展，又沟通了各民族的相互往来，为我国多民族的融合统一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北宋的建立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一）北宋的建立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亲率大军北伐，先后收复了瀛、莫、宁三州和三关（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正要继续北进，正值壮年的柴荣突患重病，不久去世。宰相范质辅佐年仅七岁的柴荣之幼子柴宗训继位。

周世宗曾协助其养父郭威举兵灭后汉，对于武将拥兵夺权是很警惕、防范的。他曾令赵匡胤从各地精选强壮兵丁编为皇帝的宿卫亲军，使殿前司统辖这支禁军中的精锐部队。周世宗临死前，晋升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

赵匡胤为后周的一员高级禁军将领，因屡立战功，深受周世宗的赏识。

他在周世宗去世前又以殿前都点检直接指挥最精锐的禁军，掌握了后周最重要的军权，许多禁军将领又是他的至交亲信。周世宗一死，后周没有任何人的势力可以同赵匡胤相抗衡。

公元959年十一月，赵匡胤以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河北定县）

的名义向朝廷谎报北汉会同契丹南侵。后周执政大臣范质等人不辨军报真伪于960年正月派遣殿前都点检、检校太尉、归德节度使赵匡胤率兵前往拒敌。当时，后周正是"主少国疑"，内外交困的时候。在赵发兵时，都城已经有了拥立都点检为帝的舆论。当兵发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陈桥镇），将士们就纷纷议论，说当今皇帝年幼，将士拼死杀敌也没有什么好处，不如先拥立赵匡胤为天子，然后再北伐也不迟。于是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出面，一面派人将兵变计划通知早就归服赵匡胤的守备都城开封的禁军将领石守信和王审琦，一面率领诸将士拜见酒醉初醒的赵匡胤，将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极用的黄龙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并一起跪拜在地，高呼万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赵匡胤当上皇帝，立即挥师返回京城开封。在归途中，赵匡胤对诸将士说："你们因为贪图富贵而拥立我为帝，就必须听从我的命令；如果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决不能当皇帝。"将士们都下马表示听从命令。赵匡胤立即下令，回到开封以后，对后周的皇太后、幼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重赏，违反命令者要诛族。诸将士都点头称是。于是，兵变的大军直奔开封。

驻守都城的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早已得知兵变计划，况且石、王又是赵匡胤的"义社兄弟"，所以兵变大队人马一回到开封，石守信、王审琦立刻开城迎接。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想率兵反抗，还未来得及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这样，兵变的大军未遭任何抵抗，轻易地占领了后周的都城开封。这时，后周的宰相范质才恍然大悟，不辨军情真伪就匆忙派遣大将御敌是上了大当，但木已成舟，后悔已晚，无奈只得跟随其他大臣跪拜在地，尊赵匡胤为君，又帮助赵匡胤登基，行禅代礼。赵封后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后周覆灭。因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故定国号为宋，改年号为建隆，定都开封。开国皇帝赵匡胤被后人尊为宋太祖。

赵匡胤建立宋朝一开始，就注意局势的稳定。后周的太后、幼主受到优厚的待遇，后周的宰相范质等文臣武将都继续留用，就是为后周殉职的韩通也追赐为中书令，给予厚葬。由于政策得当，得到了后周在朝文武官员的支持，就是拥有重兵在外巡边的将领慕容延钊、韩令坤也拥戴赵匡胤为帝。但是，后周领兵在外的节度使并未全部降服。建隆元年（公元960年）驻守潞州（今山西上党）的昭义节度使李筠和太原的北汉相勾结，于四月间在潞州举兵反宋。宋太祖命石守信、高怀德、慕容延钊、王全斌分道出击，在长平大败李筠。六月，宋太祖亲自领兵攻克泽州（今山西晋城），李筠兵败赴火自杀，潞州不久也被宋军占领。李筠败后，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又据扬州起兵反宋。李重进是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在后周长期与赵匡胤分掌内外兵权后出镇淮南，势位相当，一心想取代周帝。赵兵变代周称帝，他心中极为不满，当李筠举兵反宋时，他就想同李筠结成反宋同盟。九月，李重进举兵反宋，石守信领兵前往讨伐。十月，宋太祖亲率大军直逼扬州，十一月在泗州登岸，一举攻下扬州。李重进见大势已去，全家自焚。宋太祖先后削平李筠、李重进的反宋势力，其他一些更弱的后周残余势力无力抗宋，只得屈服。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赵匡胤基本上稳定了政权更迭后的局势。

（二）宋太祖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1。集兵权于皇帝一身赵匡胤自己就是靠他所掌握的禁军大权，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后周的政权。他深深懂得兵权对于取得政治统治权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宋初，他就加紧了对兵权的控制。

在宋朝刚刚建立的第一年内，宋太祖对参与和支持兵变的将领都加官晋级。石守信为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高怀德为殿前副都点检，张令铎为马步军都虞侯，王审琦为殿前都指挥使，张光翰为马军都指挥使，赵彦徽为步军都指挥使，其弟赵光义为殿前都虞侯，赵普为枢密直学士。慕容延钊、韩令坤守边、巡边在外，宋太祖允许他们有权根据情况处置军务，晋封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韩令坤为侍卫都指挥使。宋太祖行赏封官之举，既取信于将帅，又满足了他们贪求富贵的欲望，大大加强了中央的统治，稳定了宋初的政局。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宋太祖确认自己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局势，立即着手逐个解除这些高级将领的兵权。这一年闰三月，慕容延钊自真定（今河北正定）来朝，韩令坤讨平李重进后也回到开封，宋太祖就趁机解除他们禁军主帅的职务，只令他们到外地任节度使。从此，不再设殿前都点检一职，而由皇帝直接掌握禁军。

对于握有重兵的石守信、王审琦，宋太祖一直以为是故交亲信、有功之将，不加戒备。对此，赵普提醒说："我想他们也不会反叛的，可是如果他们的部下有人叛乱，拥戴他们的话，他们能自由吗？"有一天，宋太祖与赵普一起议政，宋太祖说："自唐末以来，先后有八姓十二人称帝，战乱不息，生民涂炭，我想止息战乱，使国家长治久安，你看有什么好办法呢？"赵普回答说："这就是藩镇权势太重，君弱臣强导致的结果。只要夺藩镇的权，收他们的兵，国家就会安定。"赵普一再提醒宋太祖防止陈桥兵变的重演。于是，宋太祖下决心彻底解决高级将领的兵权问题。

七月初九晚朝，宋太祖请石守信等拥戴他的高级将领饮酒，乘酒醉时说："我如果不是靠你们的力量，我不会有今天。但是作天子实在太艰难，不如作个节度使快活。我整夜都睡不安稳！"石守信等人惊骇地问为什么。宋太祖说："这不难知道，皇帝这个位子谁不想坐呀！"石守信等人一听，这是话中有话，慌忙下跪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能有异心呢？"宋太祖说："你们固然没有异心，一旦部下贪图富贵，硬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不想干，能行吗？"石守信等人一听吓得涕泣叩头，求宋太祖指明出路。于是宋太祖说："人生在世，就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那些想求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积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免遭贫乏而已。你们这些人何不释去兵权，出守藩镇，多多置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置下永不可动的产业，再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再与诸位联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不很好吗？"石守信等人听宋太祖说得如此明白，只好表示感谢太祖的恩德。次日，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称病，请释去兵权。宋太祖当然同意，一举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厚加赏赐，指派他们到地方上充当节度使。这就是"杯酒释兵权"。

在解除了石守信等高级禁军将领兵权后，宋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低，又容易驾驭的人充当禁军将帅，又令禁军将领间相互牵制，这样一来，宋太祖一举集中了禁军的全权，消除了反叛的隐患。

2。"先南后北"，统一疆域宋朝刚建立时，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尚未结束。北方有强大的辽朝和辽朝扶持的北汉，南方和西方分布着南唐、吴越、南汉、后蜀等较大的割据政权，还有周行逢在湖南、留从效在泉州漳州、高保融在荆南的割据。在这种形势下，宋太祖与大臣们反复研究统一疆土的方略，特别是采纳了张永德、赵普的谋略，根据宋初的实力，不首先北上征服实力较强的辽朝和兵力强悍的北汉，只是分派众将驻守北边和西北各州，以防御辽朝和北汉，对于富庶的南方，则集中精兵强将去统一，待江南稳定后，再收复北方燕、云等州。这就是宋初的"先南后北"统一领土的战争方略。

（1）平荆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九月，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亡，其幼子周保权继位。驻守衡州（今衡阳）的大将张文表反对周保权，发兵攻占潭州（今湖南长沙），周保权讨伐失利，遣使向宋求援，这正好给宋出兵以借口。宋军要向湖南挺进，必经荆南节度使割据的地方，当时，荆南节度使是高保融之子高继冲。荆南处在各割据国的包围之中，兵力不过三万，国力衰微。宋太祖审时度势，制定了假道荆南，攻取湖南，一举削平荆湖的战略方针。乾德元年（公元963年）正月，宋太祖命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李处耘为都监，率十州兵，向荆南进发。宋兵到江陵，高继冲到城北十五里的地方迎接，李处耘把高继冲留住，让他就地等待迎接慕容延钊，自己率兵先入江陵。等高继冲与慕容延钊回到江陵，只见全城已被宋军占领，高继冲无奈只好献上荆南三州十七县，向宋投降。荆南平。

宋兵继续向湖南进发。此时，湖南张文表已被周保权军所杀。宋兵于三月攻下岳州（今湖南岳阳），占领潭州，进取朗州（今湖南常德）。周保权兵败逃入江南岸寺庙中被宋兵搜获。宋军收复湖南十四州一监六十六县。湖南平。

宋出兵得胜，占荆拥湖，像一把利刃直刺中南，西逼后蜀，东胁南唐，南窥南汉，宋在战略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2）灭后蜀宋太祖平荆湖后，就策划着西取后蜀，派张晖为凤州团练使，探听蜀国虚实，了解地形险易。可以说，宋太祖为攻取后蜀已事先做好了准备。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朝获得后蜀约北汉联合反宋的蜡书（密信）。宋太祖大笑说："我西讨有名矣！"十一月命王全斌为四川行营都部署，率兵六万，军分两路伐蜀：一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统领，取道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入蜀，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统领，由归州（今湖北秭归）出发，溯江入蜀。后蜀统治者孟昶听到宋军入蜀，急命他信用的王昭远率兵抵抗。王昭远好读兵书，但从无战功，出兵前曾吹嘘说："我此行何只克敌，夺取中原也犹如反掌！"自比运兵如神的诸葛亮。

十二月，王全斌攻取兴州，获军粮四十万石。先锋军过三泉到嘉州，蜀兵烧毁栈道，退到葭萌。宋兵修复栈道，进兵罗川，蜀兵依江而战。宋兵夺桥渡江，分三道击蜀。蜀军集合精兵拒战，又败。宋兵追到利州，王昭远烧毁渡口浮桥，退守剑门。另一路宋兵由刘光义、曹彬率领溯江入蜀，连克蜀军。渡江攻夔州（今四川奉节），蜀守将高彦俦战败自杀。宋兵接着自夔州进兵，连克万、施、开、忠、遂等州。

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正月，王全斌率宋兵沿青强大道进军，破剑门，兵至汉源。蜀副将赵守韬被擒。王昭远逃至东川亦被俘。王全斌率兵直攻成都城下，蜀国主孟昶降宋。宋兵进入成都，两路人马会师。后蜀平。

（3）灭南汉刘氏割据南汉已有六十余年，到刘■时，宦官当权，政治腐败。开宝三年（970年）秋，宋太祖曾让南唐主李煜给刘■写信，要他向宋献地称臣，遭刘■的拒绝。宋太祖于十一月派潘美为桂州道行营都部署，举兵攻南汉。这时南汉是宦官掌兵，军事设施早已毁坏失修，听说宋兵压境，仓皇应战，宋军迅速攻占南汉在湖南的州郡，又过南岭，破南汉的大象阵，攻占韶州，于翌年二月进逼广州，刘■想从海路逃亡未成，广州失守，只好降宋，南汉割据的六十州二百四十县归宋。

（4）灭南唐南唐是江南的大国，但又是弱国。南唐主李煜是个笃信佛教的风流才子。宋太祖派人给李煜讲佛，使其更加迷信，而荒疏国家军政大事。宋太祖又使反间计，使李煜鸩杀了大将林仁肇。南唐年年向宋朝贡，特别是宋灭南汉后，李煜更为恐惧，向宋朝上表，乞求削去南唐国号，恭顺宋帝。宋太祖当然不许南唐这样的割据大国存在。开宝七年（公元974年）九月，宋太祖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统兵十万讨伐江南。在此以前，宋朝已在荆湖造黄黑龙船数千艘，又以大舰载巨竹、粗绳，作好南伐的准备。曹彬自荆南发战舰南下，连败江南兵。开宝八年（公元975年）二月，曹彬大军到秦淮，这时李煜整天在后宫大办佛事。一天，李煜巡城，方见宋兵已在城下，急派徐铉两次到开封见宋太祖，陈述南唐处处恭顺宋帝，如同以子事父，无任何罪过，请求宋朝缓兵。宋太祖大怒，对徐铉说："不须多讲江南有什么罪。只是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徐铉惶恐逃回。李煜急令朱令赟抗宋。宋兵攻势急猛，朱令赟兵败，投火死。宋太祖诏示曹彬：宋军入城，不得掠杀，保存江南财富。十一月末，宋兵入金陵，李煜降宋，被俘到东京。南唐平。

（5）吴越入朝吴越和南唐一样，竭力向宋表示恭顺。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冬，宋伐江南，令吴越出兵助攻。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四月，吴越王钱俶亲自领兵五万，自杭州攻下南唐的常州。南唐亡后，公元976年，宋太祖要钱俶到东京朝见。二月，钱俶偕妻入朝，宋太祖款待甚厚，两个月后放钱回吴越。临行前，宋太祖把群臣请求扣留钱的奏疏交给他。钱俶对宋太祖大为感激，也大为惊恐。以后，吴越对宋唯命是从，完全屈服在宋王朝之下，仅仅保留着一个国王的虚名而已。

这样，宋太祖自乾德元年（公元963年）起先后平荆湖、灭后蜀、平南汉、收南唐，五代十国的各个割据政权全部被消灭，证明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的正确性。

3。"强干弱枝"，加强皇权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在实现统一大业，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还特别注意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加强皇权，重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防止五代分裂割据的重现。其措施：（1）把节度使兼领的"支郡"收归中央直接管辖宋太祖在平荆湖后，就下令这些地区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直属京师，取消唐末及五代时节度使兼领"支郡"的旧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后来，宋太祖仍恐州郡长官专权，一面规定三年一更换，一面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使通判与知州相互牵制，以防脱离中央。

（2）将由原藩镇把持的地方财政收归中央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各路所属州县财赋，除去各州县留下少量应付日常开支外，全部运送至开封。前此藩镇以"留州"、"留使"等名目截留的财物，一律收归中央。

（3）剥夺方镇节度使的司法权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宋太祖下令此后各州死刑案件，一律上报朝廷，由刑部复查。各州管理司法的官员原由州府的牙校担任，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起由朝廷委派通过科举录用的文官去担任。宋太祖还恢复各县县尉的建置，把原来通常由节度使亲随担任的镇将所掌的一县司法治安权力，移到由朝廷派去的县尉的手中。这样，地方的司法权也夺归中央了。

（4）剥夺节度使和地方的兵权宋太祖继承了周世宗的做法，派遣使臣到各地，选拔藩镇辖属的军队为禁军。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所部兵员中骁勇善战的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又选强壮的士卒为"兵样"，送至各地，召募符合"兵样"条件的人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城充当禁军。藩镇的兵权逐步被剥夺近尽。与此同时，在先后削平南方诸国后，下令拆毁江南、荆湖、川峡诸地的城郭，于是可能被藩镇用来抗拒中央的城防也被拆除了。

通过种种措施，宋太祖确确实实把全国各地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从而大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就宋代行政体制看，"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这样"以大系小，丝牵绳连，总合于上"，把中央集权制强化到空前的程度，确实铲除了藩镇割据势力，造成了宋朝统一的政治局面。

在解决藩镇权势过重的问题，把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的同时，宋太祖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军事制度和官僚制度进行改革，使军队和官僚机构适应加强皇权的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唐末、五代时期那种君弱臣强的局面。

军事制度的改革，主要有四项：一是禁军由"三衙"分掌。太祖在"杯酒释兵权"之后，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不再握有重兵。后又废除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三个机构掌管，称为"三衙"。"三衙"的长官称为"三帅"，分统禁兵，互不统属。"三衙"的主帅和主要禁军将领都由皇帝任免，都只对皇帝负责。

二是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三衙"虽然分别统率着禁军，但无调兵权和发兵权。调兵权和发兵权在枢密院，而枢密院只有发兵、调兵权，而不直接掌握军队。枢密院要发一兵一卒都要通过皇帝下旨，这就是说，没有皇帝的命令，任何部门、将帅都无法调动军队。

三是使京城驻军与外地驻军保持均衡，称之为"内外相维"。宋太祖总结了历代的统治经验，认为"可以为百代之利者，唯养兵也"，因而确定了募兵养兵制度。宋政府每年招募大量兵士，灾荒之年招募得更多，而且把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流浪汉，甚至一些罪犯也招募为兵。通过募兵和养兵制度，维护宋朝专制统治。

宋朝都城开封是无险可守之地。宋朝为了实现其"强干弱枝"、"由中制外"的政策，就只能把重兵屯聚在京畿。宋初有禁军二十二三万，宋太祖把十万余部署在京城，十万余分散到各路驻扎，使京城驻军有足够的兵力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能使外地驻军联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的内变。这样"内外相维"，相互牵制，确保平安无事。而驻军的大多数就在京城附近，就便于皇帝对军队直接控制。

四是兵将分离。利用更戍法，将屯驻在京城的禁军轮番派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粮，定期更换。名义上使士兵们"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实际上是借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消除对皇权的威胁。

宋太祖对官僚机构的改革，主要包括：一是中央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三权分立，大大削减宰相的权力。

北宋前期的宰相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宋以前，宰相仅在皇帝一人之下，统管军、政、财各权。宋太祖剥夺了宰相的军政、财政权力，实行三权分立。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财政大权归三司使掌握。宰相只有管理民政的权力。枢密使与宰相地位相当，后来，赵普出任宰相，宋太祖为了防止他专权，又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以分宰相的权力。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参知政事得与宰相于政事堂同议政事，轮班知印，职权、礼遇接近于宰相。

二是实行职官的官、职、差遣三者分离的制度。

宋朝建立之初，后周的整套官僚机构被全部接受下来，诸多官僚也继续留用，这项措施无疑对取得后周官僚的支持，稳定宋初的局势大有好处。但是，这些旧机构与旧人员远远不能适应重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需求。所以，尽管旧机构和旧官职保留下来，宋太祖仍另外差遣官员行使权力。这些由中央派遣的官员在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之前加上"判"、"知"、"权"、"提举"、"提点"等等，这样一来，就逐步形成了官与职、名与实，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官"只表明一个官员的品级，依此领取俸禄，并无实权；"职"也只是文官一种荣誉头衔。只有"差遣"，才握有实权。这样就便于中央对各部门、地方进行有效的控制，巩固了宋初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三是改革科举考试制度。

宋太祖为防止通过科举考试结成政治集团，危害中央统治，于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下诏令禁止新中进士到主考官那里谢恩。又命令进士及第的人不得称春官（主考官）为"恩师"、"师门"，也不能自称"门生"，企图避免新老官僚以门生故吏之名结成宗派。以后，又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录取进士。这样经过殿试录取的进士，就成了"天子门生"。

宋太祖所采取的削弱藩镇权力的"强干弱枝之术"和分化事权、加强皇权的种种措施，使得北宋确立了皇权空前膨胀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

（三）宋代开国皇帝宋太祖宋太祖于公元960年创立了宋朝，在位共17年。

赵匡胤在后周，一直受到周世宗的宠信，掌握了兵权，并趁机培植亲信，终于选择了后周"主少国疑"的动荡时机，发动兵变，由于兵变中及兵变后措施得当，得到众人的拥戴，一举夺取了后周的政权。"陈桥兵变"的成功，说明了赵匡胤是一位头脑清醒、有谋略、懂政策的政治家。

宋太祖建宋后，用了13年的时间，通过战争削平了大多数割据政权，基本上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奠定了北宋局部统一的基础。这是宋太祖作为一个开国皇帝的主要业绩。这既有赖于他个人的军事才能，通过战争削平止乱，又是民心所向，适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后蜀灭亡前，宰相李吴对蜀主孟昶说："我看宋朝立国，不像后汉、后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就在此朝吧！"南汉灭亡前，内常侍邵廷琄对南汉主刘■也说："天下乱久矣！乱久必治，现在宋朝已出，看形势非统一天下不可！"唐末五代以来，各封建割据势力之间无休止地展开争夺权利的战争，广大人民早已厌弃这种封建割据的战乱，厌弃这种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南方和中原地区经济联系的发展，也要求消除成为障碍的割据政权。结束战乱，恢复稳定，发展经济已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宋太祖的统一大业，是得乎民心，顺乎时势，因而较顺利地取得了成功。

宋太祖在国内集兵权、政权、财权于中央政府，改革军事机构和官僚机构，重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使北宋出现了百多年局部统一、安定的局面，这是具有进步历史意义的事情，也是宋太祖的重要历史功绩。

宋太祖虽然是个行伍出身的封建帝王，但他不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武夫。

首先，他注意政策，体恤民情。在兵变军马进入开封前，他就叮嘱全体将士，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抗命令者族诛。宋太祖深知一些割据势力正是由于横征暴敛，所以不得人心，内外交困。他一再命令外出讨伐的将帅，不得有滥肆杀掠的暴行，不得惊扰百姓。平蜀大将王全斌在占领成都后纵兵大肆抢掠，对后蜀降兵也肆意欺凌，尽管有平蜀之功，仍被降职责罚。其次，宋太祖能听取群臣的意见。"先南后北"、"强干弱枝"就是宋太祖听取大臣们意见后制定的战略和方针，而实施结果证明它们是正确的。正因为宋太祖能听取别人的意见，选才录用，才使得一些有卓越才干的政治家充分发挥作用，促成其统一事业顺利进行。

宋太祖所创建的业绩和制定的政策，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但也给宋朝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后果。宋太祖一心想"强干弱枝"，以防内患。拿军队说，将"天下失职行悍之徒"招募为兵，尤其灾荒年景，招募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使民变兵，这样，军队数量骤增，国防开支浩大，军队的素质也下降，战斗力减弱。再加兵将分离，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帅无常师，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守边御敌？再说官吏，宋太祖在已有的各级官员的身边，又加上掌有实权的"差遣"，必然造成官僚机构重叠，官员膨胀，行政效率反而下降。在宋太祖恢复科举后，朝廷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政，更使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

宋太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重建中央集权统治，加强皇权，与此同时，地方权力必然被削弱。应该承认，宋太祖的种种改革是必需的、重要的，但也带来不可克服的矛盾、弊端，使宋朝逐步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局面。

从总体来说，宋太祖所创建的业绩，是得民心，合民意，顺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他是一位审时度势、冷静思考、谋略在胸、积极有为的"创业重统之君"。

三、从锐意进取到"守内虚外"

（一）宋太宗继业，完成局部统一灭南唐的第二年即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八月，宋太祖派兵大举进攻北汉。北汉引契丹为援，宋师还。十月二十日，宋太祖突然死去，终年50岁。其弟晋王赵光义继位，这就是宋太宗。

宋太宗在后周时为供奉官，组织陈桥兵变，拥立宋太祖有功，建国后为殿前都虞侯。宋太祖亲征二李时，太宗留守京城，任开封府尹兼中书令。后又加封晋王，位在宰相之上，是宋太祖以下权位最高的人物。太宗继承皇位以后，立志把宋太祖的统一战争等未竟事业继续进行下去。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三月，吴越王钱俶到开封朝见太宗。宋太宗在收下贡物后把钱俶留在东京。钱俶无奈，只得把吴越的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献给宋朝，要求削去吴越国号。

同年四月，在留从效死后继续割据福建漳、泉一带的陈洪进，也迫于形势，放弃对漳、泉二州十四县的割据，纳土降宋。

至此，南方的割据势力已完全削平，宋朝完全统一了南方各地，宋太宗遂把主要的兵力转向了北方的北汉和辽朝。

宋太宗即位后，便着手消灭北汉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对辽作出友好亲善的姿态，麻痹辽朝，掩盖进攻北汉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精选将士，加紧军事训练，又在靠近北汉各州加紧修造兵器。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正月，太宗任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兵分四路，围攻北汉的统治中心太原城。又命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阻击辽朝援兵。二月初，太宗下诏亲征。四月，太宗自镇州发兵北上。

北汉皇帝刘继元见宋大军压境，急忙向辽朝求援。辽一面派使者来见宋太宗，企图阻止宋军进攻，一面派兵支援北汉。宋太宗断然拒绝辽朝的无理要求，并希望辽朝不要出兵，如果辽朝出兵，宋将以兵相抗。另外，辽朝派去的援兵也于三月中旬在石岭关附近被早已埋伏好的宋军击溃，几乎全军覆没，监军耶律敌烈战死。太原城被宋军团团围住。从三月至五月，在宋军的围攻和劝降下，守城的北汉官兵军心不稳，纷纷出城降宋，刘继元的亲信也不断逃散，一些北汉元老大臣见大势已去，劝刘继元投降。刘继元走投无路，于五月初向宋太宗投降。北汉十州、一军、四十一县归宋。

北汉灭亡后，宋太宗为根除割据势力，焚毁了坚固的太原城，废除太原的藩镇建制。北宋的局部统一终于完成了。

宋太宗在继续完成宋太祖的统一战争事业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

在宋太祖时，藩镇兼领"支郡"的问题虽然已基本解决，但在中原和陕西等地仍有残余"支郡"存在，而且相继发生"支郡"的知州同藩镇的矛盾。于是，宋太宗进一步实行强干弱枝之术，下令陕西、京西、京东、河北各地三十九个州皆直隶中央。节度使兼领"支郡"的制度彻底被废除了。

宋太宗还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宋太祖为控制各地方财政，派若干转运使分赴各州府掌管财赋，供办军需。到宋太宗时，为削夺节度使的权力，于各路设转运使，称"某路诸州水路转运使"，其官衙称"转运使司"，俗称"漕司"。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太宗正式把宋统治区划分为十五路，把转运使管理一路事务的制度确定下来。宋太宗还从京城派人去秘密探听外地官员是否有危害中央集权统治的行为。这样，就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对于中央的官僚机构，宋太宗又在宋太祖分化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他设磨勘院（后分为审官院和考课院），把原属中书省的考课、任免的权力分割出来，由皇帝及宰相最后审定，使得中书（政事堂）、宰相的权力又进一步削弱了。负责内外奏章收受和颁发的通进、银台二司，原属枢密院，太宗时，合并为通进银台司，直接对皇帝负责。管理财政的三司（盐铁、度支、户部），有许多事务也由宋太宗直接裁处。皇帝的权力更加膨胀。皇帝独揽大权，群臣只能奉旨行事，不再拥有参与国多的权力。

宋太宗还增加科举考试录取名额，每科录取人数由太祖时的数十人猛增至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在他统治的二十多年内，科举考试登第的有近万。众多中举之士，满足了用文官取代武将当地方官的需要，扩大了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

（二）进军幽州，宋、辽战争爆发进军幽州（辽朝的南京幽都府，今北京），把后晋石敬瑭割让给辽朝的燕云十六州收复回来，是宋太祖的宏图大志。但宋太祖未能实现这个宏愿就去世了。

弟承兄业。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五月下旬，宋太宗乘灭北汉之雄威，移师辽南京幽都府，企图一举收复燕云地区。

这时的宋军已连续对北汉作战数月，将士已疲惫不堪。宋太宗不顾当时宋军的厌战情绪，下令调发京东、河北诸州军马集中到镇州，并不顾六月盛暑，亲自领兵北伐。

宋军于六月十九日进入幽州地区，因辽朝没有防备，初战获胜，连下易（今河北易县）、涿（今河北涿县）等州。宋军于六月二十三日抵达幽州城南，从二十五日起，对幽州发起围攻。幽州城防坚固，辽军屯兵坚守待援，宋军连攻十一天未能奏效。七月初六日，辽援军抵幽州。宋太宗率军于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与辽援军激战。在辽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的夹击下，宋军大败，宋太宗中箭，退至涿州，"窃乘驴车逃去"。这次由宋太宗亲自策划并亲自坐阵指挥的进军幽州之战，以宋军惨败告终。

宋太宗兵败回东京，迁怒其子赵德昭，使赵德昭拔剑自刎。

太平兴国七年（辽乾亨四年，公元982年），辽政局发生变化，辽景宗耶律贤病亡，十二岁的幼子耶律隆绪继位，次年改国号为大契丹国，权力落在其母萧太后及其宠臣韩德让手中。宋太宗认定"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正是攻取幽燕的大好时机。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正月，宋再次大举进军幽云地区。东路主力由曹彬率领，自雄州（今河北雄县）北上，攻涿州；中路由田重进统兵出飞狐（今河北涞源），攻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由潘美、杨业率领出雁门（今山西代县），攻山后诸州。宋方的战略意图是以东路军牵制住辽的主力，缓慢向幽州推进。潘、杨大军趁契丹注意幽州而无暇西顾之时，攻取云（今山西大同）、朔（山西朔县）、应（山西应县）等州，然后三路大军对幽州形成钳形攻势，一举攻取幽州。

战争开始，宋西路军进展迅速，连克寰（今山西朔县东）、朔、应、云四州，中路军亦攻占了蔚州。东路宋军主力，先攻取固安、新城，继又攻占涿州。辽将耶律休哥在夜间派轻骑击宋，设伏兵断绝宋军粮草。在辽承天皇太后亲率援军和耶律休哥军攻击下，宋东路军于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大败溃散，伤亡惨重。

因为曹彬所率的宋军主力惨败，其他两路宋军也被迫后撤。西路军杨业由于得不到主帅潘美的支援，在陈家谷口（今山西宁武东北）战伤被俘，绝食三日而死。杨业之死，使北宋失去一位智勇双全、威震契丹的名将。

宋太宗两次攻辽失败，便放弃收复燕云地区的打算，由攻变守。雍熙四年，太宗诏问群臣防边之策。宋琪等主张决黄河北堤，以水为防，或横断河北平原，在沧州、定州之间修造长城，以限敌骑。沧州刺史何承矩比较熟悉河北平原地势，主张利用河川沼泽，制造方田，以阻断辽军骑兵南下之路。宋太宗采纳了何承矩的建议，在今安新、雄县、霸州一线利用白洋淀之水建方田，史称北宋"水长城"，以与辽对峙。

（三）李继迁发难，宋、西夏分裂在唐末五代的割据势力中，还有党项人拓跋氏的割据政权，辖有夏（今陕西横山）、银（今陕西米脂）、绥（今陕西绥德）、宥（今陕西靖边）四州。

党项人是羌族的一支，原居地在今青海省东南部。唐代时逐渐向东迁移到今甘肃、陕西西北一带，接受唐朝政府的统治。公元881年，其首领拓跋氏思恭因参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而被唐僖宗赐姓李，封夏州节度使，夏国公。夏州李氏正式成为唐的藩镇。在五代时，夏州李氏名义上先后是梁、唐、晋、汉、周的臣属，实际上一直割据一方，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加封该地区节度使李彝殷为太尉，乾德五年（公元967年），李彝殷死，宋赠封为夏王，子李光睿继位。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李光睿死，子继筠继位。五年，李继筠死，弟李继捧继位，李继捧无力解决族属内部的矛盾，便率领族人亲朝宋帝，献出四州八县，留居于开封。宋太宗以为这是铲除这个割据势力的大好时机，就改封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并发兵前往接收统治权，还准备把李氏宗族的近亲都迁往京城居住，使李氏与割据地分离。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反对降附，率领族属逃奔夏州东北三百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境）反宋。

李继迁是银州防御史李光俨的儿子，长骑射，有谋略，不断侵扰宋边。

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宋知夏州尹宪偷袭李继迁，杀了他的追随者五百人，烧了四百余座帐篷，俘虏了李继迁的母亲、妻子。不久，李继迁在夏州北招聚蕃众，以恢复故土相号召，势力逐渐扩大。雍熙二年攻占夏州，自奉定难军留后。利用宋与辽的矛盾，联辽反宋，向辽圣宗耶律隆绪称臣请婚。淳化元年（公元990年），辽册奉李继迁为夏国王。宋太宗因屡次出兵征讨无效，任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派他回镇夏州。又任李继迁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但继迁因已先受辽的册封，不肯接受宋的招抚。宋朝为迫使他就范，禁绝夏地土产的青盐贩运汉界；同时封锁汉界禁断粮食出口。但事与愿建，蕃族因缺乏粮食，相继扰边；关陇百姓因缺盐，骚乱群起。宋朝被迫撤销这项禁令。

由于政策不当，宋在夏州地区更加困难。本来与宋合作的李继捧也发生动摇，暗中与李继迁勾结。于是李继迁连续攻掠环州、绥州、灵州。形势紧迫，宋太宗于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派李继隆为河西都部署，进驻夏州，将李继捧捕送回朝，又平毁夏州城，改授李继迁为鄜州（今陕西富县）节度使。李继迁拒不受官，继续对宋朝边境发动攻击。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宋太宗派人押运四十万石粮草赴灵州（今宁夏灵武县），途中为李继迁所劫夺。宋太宗亲作部署，分五路想直捣李继迁盘踞的据点平夏，一因五路统帅互不协调，二因李继迁熟悉地形，灵活游击，宋兵无功而回。

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太宗死，其子赵恒立，是为宋真宗。李继迁又派使者来同宋讲和，要求宋承认他的割据政权。刚即位的宋真宗答应李继迁的要求，授予他定难节度使，把已经归宋朝版图的夏、银、绥、宥（今陕西靖边境）等州划归李继迁管辖。后又把灵州（今宁夏灵武）也交给李继迁。李继迁战死后，宋真宗又于景德三年（1006年）授李继迁之子李德明定难节度使，封西平王，给予内地节度使的薪俸，每年赠予金、帛、缗钱各四万，茶二万斤。宋朝正式承认西夏的割据政权。

（四）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北宋初，太祖、太宗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统一战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这是件有益于历史，有益于人民的好事。但是，人民也为统一战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宋太祖为安抚那些被迫交出兵权的功臣，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纵容他们去兼并良田美宅。到宋太宗时，已经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了。贫富对立异常尖锐。

蜀地自两汉至唐代，一直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也是封建统治极为残酷、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地区。在后蜀，一些豪民往往有三五百家"旁户"。"旁户"实际上是一种投靠户，世代相承，被豪民"役使之如奴隶"。旁户除向豪民纳租外，还要承担赋税徭役。

宋灭后蜀，以旁户为主的农民根本没有得到好处，相反，却遭受到残酷的多方掠夺。首先是入蜀的宋兵大肆抢掠和地方官搜刮。其次宋朝既保留了五代十国的搜括名目，又新增各种名目，巧取豪夺。后蜀原有的赋税剥削之外，又以"日进"、"上供"为名，勒索倍于"常数"（规定数额）。蜀民所交两税，以布帛折算。商人乘机抬高市价，农民交税仍按旧定低价折合，凭空增加了负担。农民耕作难以维持生计，多经营纺织、采茶等副业。宋王朝又死死盯住蜀地的丝织品和茶叶，在四川设置"博买务"，先是垄断布帛的买卖，后又对茶叶实行专卖。博买务官员，比商人的敲榨更加苛刻。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丧失了家园田产。耕作以外的生路，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最终，一场以"均贫富"为口号的农民大起义在四川境内爆发了。

王小波原是永康军青城县的农民。这一带，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很残酷。

青城的珠江是著名的产茶区，茶农与种田的农民一样交税。宋太宗时，实行"榷茶"法，由博买务强行收购，大批"采茶货卖，以充衣食"的茶农失业。宋朝的官员借机大肆贪污勒索，地主商人又从中投机取利。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遭受残酷压迫的旁户、破户的农民、失业的茶农等约一百人，以王小波为首在青城发动起义。王小波对起义农民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王小波提出的这个战斗目标，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立刻获得广泛的响应，不少贫苦大众参加起义。起义军攻占青城，转战邛州（今四川邛崃）、蜀州（今四川崇庆）各县，进而攻打眉州的彭山。王小波打到彭山后，从被宋王朝表彰为清廉的彭山县令齐元振家搜出来大批金帛，散发给贫民，并当即把齐元振处死。起义军威信更高，吸引更多的群众参加起义。攻下彭山，起义军已达一万余人。此后，继续转战于邛州、蜀州。所到之处，令乡里富人大姓，具报其家所有财粟，除留其家用外，一切调发给穷苦百姓，群众更为拥护，队伍增至数万人。十二月，起义军在江原县（今四川崇庆县东南）与官军激战，王小波被西川都巡检使张玘射伤，仍奋力杀死张玘，攻克江原。王小波终因伤重牺牲，其妻弟李顺被推为领袖。

李顺率领起义大军出江原，继续战斗，攻克蜀州，又克邛州，杀知州，灭通判，都巡检使郭允能逃到新津。起义军在新津猛攻官军，打死郭允能，占领新津县。然后兵分两路，一路迂回攻克双流、温江、郫县和永康军（今四川灌县）；一路由李顺率主力攻成都，在成都西郭门失利，转而攻克汉州（今四川广汉）、彭州（今四川彭县）。起义军已壮大到数十万人。

起义爆发后，宋太宗将知成都府吴元载革职，派郭载知成都府，并委任知梓州（今四川三台）樊知古为西川转运使、郭延濬为西川都巡检使，共同加强成都府的防御，镇压起义军。这些宋军将领，有的狂妄自大、麻痹轻敌，有的老于世故、退缩不战。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正月十六日，起义军大败官军，一举攻克成都，郭载等逃走。

起义军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李顺为大蜀王，年号应运，任用有才能的人，以吴蕴为中书令，计词、吴文赏为枢密使。并铸造铜钱、铁钱发行。又派兵征战，攻占州县，控制了北到剑州（今四川剑阁），东到夔峡的川陕大部地区。

起义军攻占成都，建立大蜀政权，使宋太宗极为震惊，急令亲信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统军从剑门入川；又增派雷有终、裴庄、尹元等率兵自湖北入夔门，进行镇压，并一再下诏招抚，命张咏知成都府，伺机入川。王继恩分兵两路，扑向剑州、阆州（今四川苍溪东南）。这时，起义军战线长，兵力分散，又将主力长期围攻城防坚固的梓州，另一部胶着在眉州（今四川眉山）城外。四月，王继恩军破剑州、绵州，阆州、巴州（今四川巴中）；东路官军亦进入夔门，攻战涪江流域。

在优势于起义军的官军面前，起义军英勇抵抗。王继恩率兵猛攻成都，十多万起义军依城拒守，展开缴战。五月六日，成都失陷，李顺被杀害；计词、吴文赏等十二名起义军首领被俘，后在凤朔府被杀。官军入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起义军的残部被迫继续反抗，在陵州（今四川仁寿）、阆州、蓬州（今四川仪陇东南）、合州（今四川合川）都有激战。其中张余率领一支起义军发展到十多万人，拥有一千多只战船，沿长江东下，连克嘉（今四川乐山）、戎（今四川宜宾东）、泸、渝、涪（今四川涪陵）、忠（今四川忠县）、万、开等八州和云安军（今四川云阳），兵锋直指夔州（今四川奉节白帝城），施州（今湖北恩施）数千农民起而响应。宋太宗又增派峡路都大巡检白继赟率官军入夔门进川镇压起义军。五月下旬，张余起义军在夔州西津口迎击官军，不料受到白继赟军和夔州宋军的两面夹击，损失严重，起义军二万余人牺牲，损失舟船千余艘。《续通鉴长编》记载，农民军的尸骸在江上漂流，长江流水都被起义军的鲜血染红。张余率部西退。十一月，吴蕴在眉州牺牲。十二月，大蜀政权知嘉州王文操叛降。嘉州失陷，张余被捕，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二月在嘉州就义。至道二年五月，李顺余部王鸬鹚在邛蜀山区继续抗宋，称邛南王，攻打邛州、蜀州，不久亦被宋军镇压。自公元993年初，王小波率民起义，到张余在嘉州兵败，前后两年之间，西起蜀州，东至夔州，燃遍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在宋朝建国后不久就爆发了这样规模宏大的农民革命战争，沉重地打击了赵宋王朝的统治。王小波提出的"均贫富"口号，标志着中国农民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宋朝被迫取消了成都的博买务，川陕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一些新的调整。

（五）澶渊之盟。宋、辽对峙局面的确立宋太宗继位后，是很想有一番大的作为的。他迫使吴越王献土降宋，出兵灭北汉，又乘胜向幽州进军，首战失利，又第二次进军幽州，应该说，确实表现了锐意进取的精神。但第二次征辽失败后，宋太宗完全丧失了锐气，对辽的策略是由攻转守。他曾对大臣们说："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事，可以预先防备。而奸邪却难以觉察，若为内患，深为可怕。帝王合当用心于此。"这一席话充分表明，防内患是宋代统治政策的首位。宋太宗所说的"奸邪"，主要是指统治集团内部阴谋篡位夺权的人。强化皇权，加强对官吏的选用与监察，就是为了防范内部的"奸邪"。随后，王小波、李顺率起义军攻占成都，建立大蜀政权，使宋太宗极为震惊、恐惧。他曾惊恐地说："岂料贼势猖獗如此！"自此，对内防范的重点也就转到防范农民起义、反抗的方面。

这种在边境只消极防御，而以主要力量防范和镇压内部的篡权夺位，尤其是农民起义的政策，就是后人形象概括的"守内虚外"。

在宋采取守势后，辽朝对宋却展开步步紧逼的攻势。从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冬到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太宗逝世，辽朝对宋发动过三次大规模攻势。

第一次是雍熙三年冬。辽统治者耶律隆绪和萧太后趁宋军刚从燕云地区溃退，士气低落，率大军南下，在瀛州的君子馆（今河北河间北）歼灭宋军数万，后又长驱直入，攻占了深州（今河北深县）、祁州（今河北安国）、易州（今河北易县），大肆烧杀抢掠后，满载战利品返回。

第二次是在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冬，辽兵攻陷定州的满城、新乐和祁州。次年又攻占易州，后遭宋尹继伦的抗击，辽将耶律休哥受伤先逃，辽兵大败。

第三次是在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正月，契丹大将韩德威率骑一万余人，入侵府州（今陕西府谷），被宋将打败。辽兵于四月向雄州进犯，又败。十二月，韩德威再次入侵府州。宋守将折御卿抱病指挥抗击，辽兵退守。至道三年，真宗即位，辽兵又乘机加强对北宋的军事攻击。

咸平二年（公元999年），辽承天皇太后萧氏、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兵南下，宋将傅潜率军驻兖州，闭门自守，不敢出战。次年三月，辽兵到瀛州（今河北河间）大败宋军，擒宋将康保裔。咸平六年（1003）四月，辽将耶律奴瓜、萧挞凛攻高阳关，宋将王继忠兵败降辽。景德元年（1004年）辽承天皇太后、圣宗再度领兵南下，号二十万，经保、定二州，直趋黄河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严重威胁宋的都城开封。

宋朝廷慌乱无措，以宰相和副相为代表，主战与主和的两种主张，展开了争论。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放弃东京，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参知政事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新任宰相寇准力请真宗亲自领兵前往澶州抗辽。宋真宗被迫北上。这时寇准倚重的将领是在多次抗辽战斗中屡立战功的杨嗣和杨延朗（杨业之子，后改名杨延昭）等人。辽兵十月间自定州到达瀛州城下，四面猛攻。知州李延渥率州兵坚守，死伤数万人。辽兵攻瀛州不克，转道进攻天雄军，败天雄宋兵，陷德清军，再次包围澶州。十一月，辽统军萧挞凛率先锋军攻城，宋威虎军张瓌发弩射敌，萧挞凛中矢死，辽兵败退。宋真宗在寇准一再催促下，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以示督战，宋军士气大振。宋、辽两军处于相峙局面。

辽军这次南侵，原是以掠夺财物和政治讹诈为目的，但侵入宋朝后，因屡次挫败，就示意与宋议和。这恰好符合宋真宗的意愿。他只盼辽军能尽快地北撤，不惜代价，于是派使臣向辽求和。十二月，宋、辽商定和议，交换誓书，约定：①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②沿边州军各守边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不得收容对方逃亡"盗贼"；③双方不得创筑城堡、改移河道。此外，还约定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这就是"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后，曾主张逃跑的王钦若转而在宋真宗面前攻击寇准，说寇准把真宗当作"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是大耻辱。真宗罢免寇准的相位，出知陕州。任儒臣王旦为相。此后，宋朝即大事裁减边防。罢河北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为一。省减军官二百九十余员，河北戎兵减一半，沿边减三分之一，从此不再作抗辽的准备。

"澶渊之盟"对辽朝来说得到了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好处。对宋朝来说，是屈辱妥协的和约，也是宋朝"守内虚外"政策的必然产物。

但是，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看，"澶渊之盟"的订立，结束了宋、辽间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使得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在"澶渊之盟"订立后两年，即景德三年（1006年），宋册封西夏李继迁之子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并重开榷场进行经济交流和商贸活动。宋、辽、西夏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

四、西夏西夏是以党项为主体民族所建立的国家。1038年，元昊称帝，国名大夏，又号白上国，在汉籍中习称西夏。共传十代，先后与北宋、辽及金、南宋鼎立，1227年为蒙古所灭。境土包括今宁夏全部、甘肃省大部、陕西省北部以及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一）建国前的历史1。党项的内迁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原居住在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曲一带。隋唐时期，活动范围扩展，东及松州（今四川松潘北），西抵叶护（西突厥领地），南邻春桑、迷桑诸羌（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北接吐谷浑（今青海北部与甘肃南部一带）。他们按分衍出来的家族结成部落，大的五千余骑，小的千余骑，各自分立，不相统一。在众多族姓中，以拓跋氏最强。过着无法令、无徭赋，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的原始游牧生活。

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党项族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部落徙至旭州（今甘肃临潭境）定居。隋朝封赐他大将军。唐太宗时，党项首领细封步赖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率部归附，唐就其居住地设轨州（今四川松潘西境），任步赖为刺史。其他党项诸部也闻风归降。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大将李靖率大军讨吐谷浑，党项首领拓跋赤辞帮助吐谷浑主伏允抵抗唐军，兵败请降。唐即其地设懿、嵯、麟、可等三十二羁縻州（唐代于周边少数族内附部落中设置的一种特殊行政区划，又称藩州），以其部落酋领为刺史。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节制。

随后，吐蕃北上扩展，灭吐谷浑。散居在今甘肃南部与青海境内的党项部落，因不堪吐蕃的威逼和压榨，请求内迁。唐朝把原设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都督府移置庆州（今甘肃庆阳），辖下的二十五个党项州，也一道迁徙。8世纪中叶，吐蕃进而夺取河西、陇右之地，与灵（今宁夏灵武）、盐（今宁夏盐池北）、庆等州一带的党项部落勾结，进行骚扰。唐朝为了拆散他们的联系，便把党项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以东地区；静边州都督府也移置银州。绥州（今陕西绥德）、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也陆陆续续迁来大批党项部落。居住在庆州一带的称东山部；夏州一带称平夏部；平夏地区的南界横山一线，唐人谓之南山，居住在这一区域的，被称作南山部。

迁入内地的党项部落，仍以游牧为业，财富渐有积累，人口迅速增加。

他们用马、羊等换取汉族商人的铠甲弓箭，用以抵抗唐朝官吏的勒索奴役，并加强对唐边境地区的抢掠。部落之间为争夺财富也不断争战。随争战的胜败，部落内部阶级分化也渐趋明显。

2。夏州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当拓跋赤辞降唐时，其侄思头同时降附。唐中宗时受褒赠为静边州都督，称拓跋思太。思太子守寂，唐玄宗时受封为西平公，以参与平安史之乱有功，升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后赠灵州都督。拓跋守寂孙拓跋乾晖曾任银州刺史，乾晖孙拓跋思恭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升任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领夏、绥、银、宥（今陕西靖边东）四州地，再次赐姓李，进爵夏国公。从此，夏州拓跋氏改姓李。乾宁二年（公元895年）李思恭死，弟李思谏继位，李思谏死，李思恭孙李彝昌继位。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李彝昌为部将高宗益所杀，其族父李仁福为定难军节度使，臣附于后梁、后唐。后唐长兴四年（公元933年）李仁福死，子李彝超继为留后（唐代节度使、观察使缺位时设置的代理职称）。后唐明宗想乘机并吞夏州，下令将李彝超内调延州，派兵五万人前往接收夏州。李彝超闻讯，调集军队坚守，挫败后唐军，提高了李氏在党项诸部中的威望。李彝超死，兄李彝殷继掌夏州政权。开运元年（公元944年），他率兵从麟州（今陕西神木北）渡黄河，助后晋进攻契丹。乾祐二年（公元949年），后汉增设静州（今陕西米脂北），属定难军，李氏的辖区又扩为五州。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即向宋朝朝贡，宋加封李彝殷为太尉，以示褒奖。乾德五年（公元967年）李彝殷死，宋赠封为夏王，子李光睿继位。李光睿曾率兵攻北汉吴堡砦，俘砦主侯遇送宋朝处置。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李光睿死，子李继筠继位。宋太宗亲征北汉时，任定难节度留后的李继筠曾派部将率兵沿黄河列阵，并从陕北渡河骚扰北汉，以助北宋灭北汉。李彝殷、李光睿、李继筠祖孙三代，同北宋都保持密切的关系，夏州地区虽然仍处割据状态，但形式上却是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

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李继筠死，其弟衙内都指挥使李继捧继位。这时李氏家族发生内讧，李继捧的一些父辈宗族，有的带兵袭击夏州，有的向宋廷上表反对李继捧继位。李继捧无力解决族属内部的矛盾，就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五月，亲率族人到开封朝见，并向宋太宗献上夏、银、绥、宥四州八县的辖区，表示愿意留住京城。宋太宗认定这是一个铲除夏州割据政权的极好机会，一方面改封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另一方面，则发兵接收李继捧的统治权力，并要求李氏亲族迁移到京城开封。

3。李继迁反宋李继捧自动放弃割据政权，是符合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发展方向的。

但宋太宗却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他没有区分开李氏家族内部，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矛盾，这是族内与族外的两种矛盾。宋太宗这种铲除割据势力的操之过急的措施，使得夏州地区少数民族对宋朝统治产生抗拒心理。李继捧族弟李继迁反对降附，率领族属奔夏州东北三百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境）举旗反宋。李继迁就是打着维护本族利益的旗帜反宋的。他对亲信说："我们祖宗经营这块地方，已三百多年，父子兄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宋朝下诏让宗族尽入京师，死生都受束缚，李氏割据就要断绝了。"其弟李继冲也说："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离于渊。"这个口号，博得了党项族人的拥护，支持李继迁反宋。李继迁反宋自宋太宗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起，直到宋太宗死，宋真宗即位，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以宋仍承认夏州李氏割据宣告结束。景德三年（1006年）真宗授予李继迁之子李德明定难军节度使，封平西王，每年赠予金、帛、缗钱各四万、茶二万斤。辽也封李德明为大夏国王。

李德明得以专力西向，控制了河西走廊。在李德明统治时期，境内保持相对的安定，农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商业贸易也因控制了河西走廊这一重要通道而增长。李德明在夏、绥二州建驿馆，在■子山造宫室，又在灵州怀远镇（今宁夏银川）筑城，更名兴州。

（二）元昊建国及历朝概况1。元昊建国1031年李德明死，长子李元昊继位。李元昊对其父臣属宋朝早就心怀不满。即位后，改姓嵬名氏，发布秃发令，以恢复鲜卑旧俗；积极整饬军政，升兴州为兴庆府，扩建宫城，准备建国称帝。1034年，始建年号开运，继改广运，攻宋府州（今陕西府谷），在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击败宋军；次年攻打洮、湟流域的吐蕃首领唃厮罗，经过苦战，取得胜利。大庆元年（1036年），颁行新制西夏文字。又发兵镇压肃（今甘肃酒泉）、瓜、沙（甘肃敦煌东）三州的回鹘反抗势力，并回师取兰州，南至马衔山（今甘肃临洮北），构筑堡垒，驻以重兵，截断宋和吐蕃的交通。

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嵬名元昊正式称帝（景宗），国号大夏，其领域，东临黄河，西尽玉门关，南迄萧关（今宁夏同心县南），北抵大漠。除保有夏、银、绥、宥、静（今宁夏灵武境）、西平府、盐、会（今甘肃靖远东北）、胜（今内蒙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十二连城）、甘、凉、瓜、沙、肃诸州外，又将部分重要镇堡升置为洪（今陕西靖边南）、定（今宁夏平罗东南）、威（今宁夏同心境）、怀（今宁夏银川东南）等州。兴庆府则被作为首都。

西夏景宗称帝后，与宋连年交战。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年，宋仁宗康定元年）正月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四年（1041年）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东）、五年（1042年，仁宗庆历二年）在定川砦（今甘肃平凉市北）三次大战役中，夏兵大败宋军。七年（1044年，仁宋庆历四年），夏国王元昊取消帝号，宋册封其为夏国主，对宋称臣；宋每年赐给西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许夏国自置官属；置榷场于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及镇戎军高平寨（今宁夏固原）。同年，夏辽矛盾激化。辽兴宗亲率大军，三路渡河，深入夏境。夏人坚壁清野，乘势击辽，辽军溃败，夏辽议和。从此形成北宋、辽、西夏鼎立的局面。

2。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从西夏景宗李元昊到崇宗乾顺四代中，统治集团内部不断发生皇族与后族的斗争，以及奉行汉礼者和奉行蕃礼者的矛盾。

夏国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等民族的多民族政权。中唐、五代以来，党项部落内家长奴隶制迅速向早期封建制即领主封建制过渡。景宗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权力，一方面效法汉官礼仪以提高君权，一方面又保存和发扬党项固有的淳风悍俗。集中皇权势必会引起坚持享有平等议政旧俗的贵族、领主势力的不满。守旧的贵族、领主多是与皇族世通婚姻的后族。景宗对于这些显贵氏族首领，如卫慕氏族、野利氏族都进行镇压。景宗妻野利氏，生子宁凌噶；后又纳妻没藏氏，生子谅祚。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任国相的没藏讹庞（没藏氏兄）唆使宁凌噶刺杀其父景宗，然后又乘机杀害宁凌噶及其母野利氏，与大将诺移赏都等共立年幼的嵬名谅祚为帝（毅宗）。没藏氏为太后，与其兄没藏讹庞尽揽朝政大权。延嗣宁国元年（1049年），辽兴宗乘西夏景宗新死，发兵亲征，但为夏兵所败。

奲（ch7）都五年（1061年），讹庞父子阴谋杀害毅宗嵬名谅祚，子妇梁氏先期告发，毅宗在大将漫咩支持下，擒杀讹庞父子，尽诛其家族，废皇后没藏氏（讹庞女），纳梁氏为后，以后弟梁乙埋为国相。毅宗下令停止使用蕃礼，改行汉礼，并向宋请求书籍及宋廷的朝贺仪式。拱化元年（1063年），他改用汉姓，恢复李姓。

拱化五年（1067年），毅宗死，子李秉常继位（惠宗），年仅七岁，母梁太后摄政，梁乙埋任国相。他们一反毅宗所为，废止汉礼，恢复蕃礼。梁氏集团在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年）大举攻宋，游牧的骑兵进抵庆州城下。次年，宋袭据罗兀城（今陕西米脂北），西夏国请求辽国支援，全力攻夺宋沿边城堡。宋任王韶经营熙河路地区，有力地改善了在夏国右厢的攻防形势。大安二年（1076年），西夏惠宗亲政，又下令以汉礼代替蕃礼。这项措施虽得到皇族的支持，但遭到朝中后党的强烈反对，无法实行。七年（宋元丰四年，1081年），惠宗企图借助宋朝削弱梁氏势力，梁太后得知，将惠宗囚禁。拥护惠宗的将领握有重兵，不听梁氏号令；保泰军统军禹藏花麻甚至吁请宋出兵讨伐。宋神宗以为有机可乘，以熙河经制使李宪领大兵出熙河，种谔出鄜延，高遵裕出怀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东，分兵五路围攻西夏。刘昌祚军先至灵州城下。高遵裕也领兵赶到。围城18　天，不能攻下。夏军决黄河水灌宋营，断绝粮道，宋兵冻溺死者无数，大败而回。其他各路进取古兰州、葭芦、吴堡、义合、米脂等地，夏军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断绝宋军后路。灵州之战，宋军损失四十万，无功而返。八年，宋在银、夏、宥三州交界地建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近无定河），企图困住兴州夏军。但永乐城小兵多，又无水源，西夏发兵三十万围攻，永乐城陷，宋军死亡将校二百余人，士兵民夫又损失二十余万。梁氏集团迫于拥护惠宗的势力强大，次年，又让惠宗复位。天安礼定元年（1086年），惠宗死，三岁的幼子李乾顺（崇宗）即位。母梁氏（梁乙埋女）当政。梁乙逋与皇族嵬名阿无、大将仁多保忠三大家族分揽朝权，互相倾轧。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嵬名阿无、仁多保忠等联合，在梁太后的支持下，杀了擅权骄纵的梁乙逋。

皇族与后族的斗争，实际正体现了封建专制君权与守旧封建领主贵族特权的生死斗争。实行汉官仪制有助于君权的发展，维护蕃礼有利于保持封建领主的固有权势，君权与领主贵族特权的斗争则具体表现为行汉礼与蕃礼的斗争。专制皇权战胜氏族首领的共治形式，使夏国封建社会由早期的领主制进一步发展为地主制。

3。皇权的巩固与封建制的进一步发展天祐民安六年（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宋宰相章惇对西夏实行强硬措施，先后在沿边修建了平夏城（今宁夏固原北三营附近）、灵平砦（平夏城南）等城寨五十余所，且发兵连破洪州（今陕西靖边南）、盐州，一度攻入宥州。西夏兵全力反攻平夏城，无效。北宋在新拓的地区修建了西安州（今宁夏海原西）和天都砦（今宁夏海原南），接通了泾原与熙河两路，遂把秦州变为内地，巩固了北宋的边防，对西夏构成严重威胁。

西夏崇宗亲政以后，对外不取攻势，采取了附辽和宋的方针，以求生存和发展。雍宁元年（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宋宦官童贯企图借开边以树威，复大举进攻西夏。从此，连年混战。五年，统安城之战，宋军大败。崇宗在国内扶植宗室掌权，消灭贵族酋豪势力，以巩固皇权。他积极倡导学习汉族的礼仪与文化，建立国学（汉学），设教授，收学生三百人，以培养官僚人才，还确立了后妃等级及有功宗室册封王爵的制度。

金灭辽后，元德五年（1123年），崇宗向金称臣，共同对北宋作战。西夏占领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云内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又攻占震威城（今陕西榆林境）。天德、云内又被金国夺去，西夏又取宋西安州和怀德军。以后，夏以藩属礼事金，金、夏双方划疆而守，设置榷场，相互通商贸易。

大德五年（1139年），崇宗死，子李仁孝即位（仁宗）。仁宗母曹氏为汉人。仁宗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大庆四年（1143年），下令各州普遍设置学校。又在宫廷内设立皇家学校，七至十五岁的宗室子弟都必须入校学习。尊孔子为文宣皇帝，令州郡兴修孔庙。人庆五年（1148年），又兴建内学，选名儒主持讲授。仁宗妻罔氏，出身党项大族，也好汉礼。仁宗还依仿宋朝科举制，策试举人。通过科举擢用官员，限制了贵族的特权。

4。蕃部起义与任得敬篡国失败西夏仁宗统治时期，贵族、官僚竞相奢侈，对百姓诛求盘剥加重。官员、军队、僧侣人数激增。大庆元年（1140年），夏州统军萧合达叛乱，游骑直逼贺兰山，都城震动。萧合达叛乱虽被静州统军任得敬平定，但对西夏统治的中心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大庆三年，饥荒四起。大庆四年，兴庆府、夏州发生强烈地震。天灾人祸，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百姓纷纷暴动。威州、静州、定州相继发生起义，攻城掠邑，击败州兵。起义最终被西平府都统军任得敬所剿灭。

任得敬，原为宋西安州通判。大德三年（1137年）崇宗攻西安州，任得敬出降，受命权知州事。因献女为崇宗妃，被擢为静州防御使。次年，女立为皇后，他又升静州都统军。仁宗继位后，又以后戚镇平反乱有功，官位迅速上升。人庆四年上表求请入朝，遭御史大夫热辣公济反对。天成元年（1149年），以金珠贿晋王察哥，得其援引，入朝任尚书令。次年为中书令。八年，察哥死，进为国相，权势更重，以弟得聪为殿前太尉，得恭为兴庆府尹，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十二年，进爵为楚王，出入仪从几同于皇帝。他不满仁宗尊崇儒学，请废学校。十七年，图谋分据西平府、夏州，使仁宗出居瓜州（今甘肃安西东）、沙州（今甘肃敦煌东），便役民夫十万，大筑西平府城，以翔庆军监军司所为宫殿，官至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秦晋国王。其女任太后屡加劝戒不听。任太后于乾祐元年（1170年）四月忧虑而死。五月，任得敬胁迫仁宗分国之半归其统治。仁宗无奈将西南路及西平府、罗庞岭一带划作楚王的直接封疆，并遣使奏报金国，代任得敬请求册封。金世宗完颜雍知此举为权臣任得敬逼夺，退还礼物，拒绝册封。任得敬分国阴谋未遂，反而怨恨金国，便密通南宋，相约夹攻金朝。宋使被夏国捕获，陈告于金。八月，仁宗在金国的支持下，令其弟仁友等捕杀任得敬，尽诛任氏族党，改任著名儒学家斡道冲主持国政。乾祐二十四年，仁宗死，子李纯祐嗣，是为西夏桓宗。

5。西夏灭亡十三世纪初，蒙古在漠北兴起。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草原诸部的同时，开始向外扩张。天庆十二年（1205年）蒙古人侵西夏，大掠人畜财物后退走。应天元年（1206年），李安全废黜桓宗，自立为帝，即西夏襄宗，这年秋，蒙古军再次侵夏。应天四年（1209年），成吉思汗第三次侵夏，西夏兵败。蒙古军进围中兴府（1205年蒙古军撤退后，夏桓宗改首都兴庆府为中兴府），引黄河水淹城。城将破，适外堤崩决，蒙古军亦难驻脚，自行解围。襄宗纳女请降，归服蒙古攻击辽国。光定元年（1211年），宗室齐王李遵顼废襄宗自立为帝，是为西夏神宗。

光定六年，成吉思汗开始集军远征中亚，屡向西夏征兵，夏不堪其苦，表示拒绝。七年，蒙古军第四次入侵西夏，东京中兴府被围。神宗逃往西京西平府，太子李德任防守都城，再次向蒙古请降。神宗图联金抗蒙，金国不允，又图联南宋攻金。光定十三年，神宗派太子李德任率兵侵金。李德任主张联金，拒绝受命。神宗废德任，即以皇位传于次子李德旺（西夏献宗），自称太上皇。李德旺继位后，力主抗蒙。乾定二年（1224年），蒙古军攻银州，夏军损失惨重，又遣使与金议和，相约为兄弟之国，以图自保。

乾定四年（1226年），成吉思汗率大军攻夏，分兵两路：一路攻取沙、肃、甘等州，直逼西凉府（即西京，亦即灵州）；另西平府一路由成吉思汗亲率，进至贺兰山。七月，攻陷西凉府，西夏献宗惇忧致死，侄李■（xi4n）继立（西夏末帝）。十一月，蒙古军夺取灵州后，进围中兴府。中兴府被围，粮尽援绝，末帝遣使乞降。宝义二年（1227年）七月，蒙古军攻陷中兴府，西夏灭亡。

（三）夏国的制度1。行政组织唐末、五代以来，拓跋氏统治者既是诸蕃落的首领，又受封为节度使。

因此夏州政权设有州衙和蕃落两种行政机构。

州衙所治，限于四州八县蕃汉杂居之地。

广大地区的蕃部，则由节度使以其所兼领的押蕃部落使的名义统治。蕃部居民多聚族而居，一家叫作一帐。小族数百帐，大族千余帐，各有首领，沿旧俗而治，附属于夏州政权，而又拥有相当的独立性。

1033年，景宗元昊仿宋朝制度设官分职。包括中书（最高行政机关）、枢密（最高军事机关）、三司（财政机关）、御史台（谏察机关）、开封府（管理都城事务）、翊卫司（掌宿卫）、官计司（掌任免官吏）、受纳司（掌仓储收支）、农田司（掌农田水利）、群牧司（掌饲养马匹）、飞龙院（掌理御厩）、磨勘司（掌官吏考核）、文思院（掌御用器物制作）、蕃学与汉学（学校）。这些机关的长官由蕃、汉人担任。此外，另设有只限于蕃人（主要是党项人）充任的"专授蕃职"，如宁令、谟宁令、丁卢、素赍、祖儒、吕则、枢铭等。夏国的官制，基本上仍是蕃汉并行，实行蕃汉分治。大庆二年（1037年）增汉官为十六司，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又设尚书令，总理十六司政务。文武官员的冠服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

2。军事制度夏国所有男子，平时从事农牧业生产，有战事则接受征发。年十五岁为丁，每两丁征正军一人，另配备随军服杂役的"负赡"一人，合称为一"抄"。初以四丁为两抄，合住一帐幕。后改三丁同住一帐幕，即两正丁合用一负赡。兵丁自备弓矢甲胄，自带粮草。正军每人官给马、驼各一，如有倒毙需予赔偿，称"长生马驼"。每当发兵时，夏主以银牌召部长面受约束。部落首领各统领本部落兵应召，谓之一"溜"。出征前各部落首领刺血设盟，由夏国王率领他们一道射猎，将射猎的野兽环坐共食，席间让他们各自发表征战意见。国王择善而从，布置行军作战任务。全境分为左右两厢，各军驻地设置监军司，由都统军、监军使等统率。总计可征兵额五十余万。

在中央，景宗元昊选豪族子弟五千人组成侍卫军，号"御围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这支侍卫军同时也是一支质子军，夏王通过它加强了对各部落豪族的控制。此外，还设有号为"铁鹞子"的骑兵和叫做"泼喜"的炮手，他们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禁卫军。

（四）夏国的经济概况西夏景宗李元昊建国称帝，从奴隶制转化为早期封建制，即领主封建制。崇宗统治时期，转变为成熟的地主封建制。

1。土地占有状况夏国的土地占有状况，大体上如下：国有或皇室所有。除皇帝代表国家直接掌握规模巨大的"御庄"和其他广大闲田旷土外，河渠、水利，都具有国有性质。

贵族和官僚所有。党项贵族首领都占有大量土地，它一部分来源于原部落所有的土地，一部分是皇帝的恩赐。贵族官僚也藉权势抢夺土地田产。一些汉人、吐蕃首领与回鹘头领被夏国授予官职，也获得一定份额的土地。随着经济的发展，掠夺的加剧，官僚、贵族的占地就愈多。

寺院所有。西夏崇佛，境内寺庙林立。上层僧侣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占有特殊地位，成为统治者的得力助手。寺庙从夏朝廷得到丰厚的经济支持，拥有大量的土地，并发放高利贷。

农民和牧民的小土地所有。在夏、宋邻接的沿边地带居住的"蕃部"和"属羌"，常有将土地买卖或抵押的事实。夏国有个体小农、牧民以及中小的庶民地主和牧主。西夏仁宗时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其本人和族人可永远占有，并有权出卖。这证明农、牧民的小土地所有权是得到法律保护的。

2。农业和畜牧业党项人原来主要从事畜牧业。李继迁提倡垦殖，兴修水利，使境内农业生产有所发展。李德明统治时期，境内相对稳定，农业出现兴盛局面。夏国的主要农业区，除东部的横山、西部的天都、马衔山一带外，兴庆府、西平府地区有良好的水利条件，农业生产也很发达。景宗又兴修了从今青铜峡至平罗的水利工程，使这一带成为西夏粮食生产的主要基地。夏国在许多地区都设有"御仓"，大量收储粮食。

党项、吐蕃和回鹘人则以畜牧业为主，横山以北和河西走廊地带有极良好的大牧场。国家专门设置群牧司来管理畜牧，官营的畜牧业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

3。商业和贸易夏与宋、金的贸易往来，主要采用以下方式：在双方边境设立榷场，进行大宗货物交换；在沿边开设小规模榷场，即主要用来满足双方边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和市"；通过贡使进行贸易。夏国的使节每年按规定到开封输贡，宋朝政府除优予回赐外，还听任使者在京自便贸易。夏与辽也通过贡使进行贸易。辽上京临潢驿、中京来宾馆都设有夏使的住所。夏使入境，一般的还是"沿路私相市贸易"。后期夏与金的贸易中，夏使进入金境便同富商交易，到达中都后"所留都亭贸易"。

夏国从宋、金取得的商品主要为缯、帛、罗、绮、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茶叶是夏国最感兴趣的商品，除满足夏人需求外，还被用来与西北邻族交易，从中牟取厚利。夏国也需铁制品，但辽、金都曾严禁铁器外流。夏国的输出品有羊、马、牛、骆驼等畜产品，毡毯等手工业制品，毛皮制品和麝香、羱羚角、红花、大黄等药材。盐州一带所产的青盐，品质纯净，与关中地区贸易，购回粮食，为西夏重要的财政收入。

夏国地处中国与中亚地区往来的交通要道。它从回鹘或中亚商人那里抽取实物或承买转卖，从中获取厚利。

五、辽朝（一）辽朝建国前的简况辽朝是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的一个王朝。契丹族在建国前，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契丹在自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期，主要活动地区在潢河（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土河（今内蒙古老哈河）流域。

历史文献上关于契丹族的确实记载，始见于北魏登国四年（公元389年）。北魏时，契丹各部落已开始对外掳掠，并以马匹、皮毛与北魏交换物品。契丹的八个部落各自独立活动，尚未联合。北朝时，契丹经常遭北魏和北齐的打击，对外发展严重受阻。隋朝曾发兵攻打契丹，契丹惨败。唐初，契丹八部开始组成部落联盟，联盟长一般由部首长每三年聚议选举产生，但均出自大贺氏氏族。唐太宗贞观时，大贺氏部落联盟依附于唐朝。唐在契丹住地设松漠都督府，封大贺氏联盟长为松漠都督，赐姓李氏，封各部落长为刺史，均受营州都督控制。

武则天统治时期，契丹大贺氏联盟长李尽忠（唐所赐姓名）与别部孙万荣，杀唐营州都督赵文翙，占据营州（今朝阳）一带反唐，并进攻河北地区，屡败唐军。武则天征发大兵讨伐。李尽忠败死。孙万荣率部南下，攻掠幽州（今北京），唐再发大军出击，并联络契丹邻族奚夹击契丹，孙万荣败死。这时，突厥又在北方建立强大的国家。契丹背唐，依附于突厥，约二十年。唐玄宗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契丹联盟长李失活再度附唐。唐朝恢复松漠都督府，以李失活为都督，封松漠郡王，玄宗又以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妻之。其后，契丹首领可突于再次叛唐，唐为防御契丹，加强东北边防兵力。唐至德年间（公元756-758年），契丹与唐保持朝贡贸易关系，但亦受崛起于漠北的回鹘控制。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唐朝也处于衰落时期，契丹得到发展的有利时机。唐懿宗咸通（公元860-873年）以后，契丹不断向外扩张，从邻近的奚族和北方的乌古、室韦等族以及汉人地区，掳掠居民，充当奴隶。耶律阿保机当选为联盟的夷离堇（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天复二年（公元902年），他攻掠唐朝的河东、代北九郡。天祐二年（公元905年），耶律阿保机又进攻唐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的领地，掠掳数州汉人居民。次年，耶律阿保机取代遥辇氏，充任联盟长可汗。此后十年间，他又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反抗。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契丹国，公元947年，辽太宗改国号辽。耶律阿保机即辽太祖。

（二）辽国的建立及其发展辽太祖在汉人官员的帮助下，参照汉族国家的模式，自称天皇帝，并废除选举制，确立皇权世袭制，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皇帝有自己的侍卫军。辽太祖建立国家后，继续向南深入汉地掳掠，在西北和东北展开大规模的征伐。向西征伐原属突厥和回鹘统治的各游牧部骑，兵锋北至鄂尔浑河畔，西至甘州。天赞四年（公元925年），甘州回鹘可汗向契丹国降服。这年冬天，辽太祖又向东攻打渤海国。次年，占领扶余，渤海国王投降。辽太祖建东丹国，封长子耶律倍为东丹王，统治渤海地区。天显元年（公元926年）七月，辽太祖病死。皇太子耶律倍向往汉族的封建文明，次子耶律德光则主张实行契丹的奴隶制统治。辽太祖死后，耶律德光得到述律皇太后的支持，被立为帝（辽太宗）。

辽太宗继位后，领兵南下掳掠。后唐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于后唐清泰三年（辽天显十一年，公元936年）夏与桑维输勾结契丹，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册封他为大晋皇帝，国号晋，史称后晋。晋国成为辽的邦属。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另加岁贡帛三十万匹。公元937年，石敬瑭攻入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自焚死。次年，石敬瑭迁都汴州，公元939年升之为东京开封府。公元942年，石敬瑭死，子石重贵即位（晋宣帝），不向契丹称臣，辽太宗发兵南下，晋军和契丹兵奋战，曾两次击退契丹兵。石重贵的姑父杜威暗中勾结契丹。辽会同十年（公元947年）正月，契丹兵入开封，俘虏石重贵北迁，后晋灭亡。同时，辽太宗在开封称帝，二月，改国号为辽，改元"大同"。

辽太宗并没有在汉地建立统治，而是按照奴隶制的传统，把晋国的宫女、宦官、百工作为奴隶掳走，连同晋国皇宫的财宝，一起运回上京临潢府。辽兵所到之处抢掠人口和财物，遭到中原地带人民的反抗。在返回上京的路上，辽太宗耶律德光病死。辽太宗自开封撤退时，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称帝建立后汉，后又进驻开封，轻易抢占了中原。

辽太宗死后，辽贵族耶律安搏等在回军途中，拥立耶律倍之子耶律阮即皇帝位（辽世宗），辽述律皇太后在上京另立辽太祖第三子耶律李胡为帝。辽世宗耶律阮领兵返上京，述律皇太后与耶律李胡被迫降服。应历元年（公元951年），辽世宗领兵南下攻打后周。行军路上，辽贵族耶律察割谋杀了辽世宗。随军南行的辽太宗子耶律璟又杀耶律察割，继帝位（辽穆宗）。穆宗统治时期，扩大奴隶数量，镇压奴隶，于应历十九年（公元969年）为奴隶所杀。

辽穆宗死后，辽朝的契丹和汉族官员，拥立世宗子耶律贤（景宗）继位。乾亨元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初，宋太宗集中兵力，亲自出征。宋兵在白马岭大败辽兵，辽将耶律敌烈败死。五月，北汉主刘继元降宋，辽朝支持的北汉政权被消灭。宋太宗灭北汉后，又乘胜北伐辽朝，企图收复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宋太宗率兵囤攻辽南京（今北京）不能下。耶律休哥率兵救援，大败宋兵。宋太宗领兵南逃。乾亨二年（公元980年）十月，辽景宗耶律贤和辽将耶律休哥又自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进攻，大败宋兵，追到莫州（今河北任丘）回师。

乾亨四年（公元982年）九月，辽景宗病死，子耶律隆绪（辽圣宗）继位，年仅十二岁。承天皇太后执政，宠信韩德让（后赐姓名耶律隆运）。统和四年（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六月，宋太宗再度发兵分三路北伐，以取燕云地区。辽以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抵挡宋曹彬部，耶律斜轸领兵抵挡宋潘美部。辽承天皇太后、圣宗耶律隆绪领大兵至南京督战，相机出援。涿州一战，宋兵主力败溃，伤亡惨重。

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辽兵日盛。宋对辽由攻势转守势，而辽对宋步步进逼，不断得到土地、人口和财物。经历了战--和--再战--再和的过程。

辽朝又发兵，使西境的鞑靼兵败降。

辽圣宗东侵高丽，后高丽国王显宗请和，向辽纳贡。辽圣宗喜读《贞观政要》，学习汉族皇朝的统治方法，汉文明在辽朝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辽朝在圣宗统治下达到全盛时期。

辽圣宗于太平十一年（1031年）六月病死。子耶律宗真（兴宗）即位。

兴宗死后，子耶律洪基即位（道宗）。辽道宗统治长达45年，辽朝进入衰乱时期。

寿隆七年（1101年）正月，辽道宗病死。耶律延禧继帝位，号天祚帝。

这时，东北的女真族已强大起来。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族首领完颜旻（阿骨打）统兵攻占辽地，辽兵七千全部溃灭。次年，完颜旻建立金朝。金兵不断侵辽。天庆十年金兵攻占上京临潢府，继占中京大定府。天祚帝败走，金兵又占西京大同府。保大四年（1124年），天祚帝自夹山出兵，败溃。次年二月被金兵所俘，辽亡。

金兵灭辽后，辽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移，重建辽朝，史称西辽。

1124年，耶律大石即领兵向西北行进。西北各游牧部落仍为辽朝统辖，局势稳定。大石在可敦城召集边地七个州城十八部的部众，召募精兵万人，设官吏，备武器，积蓄力量，不轻易出击。1130年初，大石率部向西方发展，经回鹘西行至叶密立，征服了突厥人的众多部落。大石在叶密立（今新疆塔城一带）建城。1131年，耶律大石被拥立为帝，采突厥称号古儿汗，旋复上汉尊号曰"天祐皇帝"，改为延庆，重建辽朝史、称西辽、又称哈剌契丹（黑契丹）。

大石称帝后，八剌沙衮的部落长，愿附归西辽，大石于1134年迁都到八剌沙衮，改称虎思斡儿朵，并改年号康国。西辽的政权巩固后，连年对外征战，扩展领土。西辽兵东征至喀什噶尔，进而征服和阗；西征至阿姆河彼岸，征服花剌子模。耶律大石于1143年病死，依汉制号德宗。

西辽德宗死后，子夷列年幼，由皇后塔不烟执政。重建后的辽朝，又是一个强大的王朝，与西夏、南宋和金等政权并存。塔不烟执政七年，于咸清七年（1150年）死去。1151年，夷列即位，改元绍兴，在位13年，庙号仁宗。1163年，仁宗死，其子年幼，次年，仁宗妹普速完权国称制，称承天太后，改元崇福。普速完与夫弟朴古只沙里私通，谋杀其夫萧朵鲁不。萧朵鲁不之父都元帅萧斡里剌领兵围皇宫，杀死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1178年，仁宗次子直鲁古即皇位，改元天禧。在耶律直鲁古统治时期，西辽不断发生重大事变。曾归依西辽的花剌子模逐渐强大，开始抵制西辽的统治，拒交贡品，后策划推翻西辽。

1204年成吉思汗灭了强大的乃蛮部。乃蛮部长太阳汗败死，其子屈出律于1208年初逃至西辽。耶律直鲁古收留了屈出律，并将女儿嫁给他。屈出律见西辽统治动摇，又深知乃蛮一些残部仍散在山中，就企图收集残部，篡夺西辽。于是屈出律离西辽东去收集乃蛮部残余，又与花剌子模联合反辽。耶律直鲁古遭东西夹攻，战败退回八剌沙衮城时，该城也降花剌子模。西辽调各路兵攻下八剌沙衮，但辽兵很快陷入混乱，屈出律趁机篡夺了西辽皇位。1211年屈出律篡夺西辽后，对西辽各族居民实行残酷的统治。1218年蒙古军进攻西辽。屈出律从喀什噶尔城逃到巴达哈伤的撒里黑昆山谷，被蒙古军捕杀。西辽败亡。

辽朝自916年辽太祖耶律亿（阿保机）正式建国，1125年为女真所灭，辽亡后，耶律大石（德宗）西迁重建辽国，为西辽。1218年为蒙古所灭，共经302年。

（三）辽国的政治制度辽太宗（耶律德光）统治时期辽地域辽阔，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契丹旧地和西北各游牧部落居地，实行奴隶制的统治，东部地区灭渤海国后仍实行原有的封建制，南部燕云十二州地，则继续实行汉人传统的封建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由此形成西部、东部、南部三个不同的区域。在这三个区域内居住着不同的民族，实行不同的制度，统一于辽朝的统治之下，因而其统治制度具有许多特点。

1。斡鲁朵制斡鲁朵或斡耳朵，为突厥-蒙古语的音译，意思是宫帐或宫殿。契丹为游牧民族，其君长习于帐居野处，以车马为家，随时迁徙，无城廓沟池宫室之固。辽朝皇帝各有自己的斡鲁朵，并有直属的军队、民户、奴隶和州县，构成独立的经济军事单位。斡鲁朵领有奴隶和财产，为皇帝个人私有，死后由家族后代所继承。帝后斡鲁朵有著帐局，以契丹族和奚族奴隶为著帐户，为皇族宫帐服役。斡鲁朵还领有"瓦里"（拘收宫室、外戚、大臣之犯罪者家属的机构），奴役契丹奴隶，从事狩猎和手工业生产。一批自西北游牧部落俘降的奴隶也隶属于斡鲁朵宫帐。辽圣宗时，大批解放奴隶成为部民和独立的部族。辽朝皇帝设契丹、汉人诸行宫都部署司，分掌各斡鲁朵所属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汉人及渤海人等事务。下辖州、县、提辖司、石烈（相当于县）、瓦里、抹里（相当于乡）、得里等组织。

斡鲁朵制对加强皇权，维护耶律氏的统治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对后来蒙古人的制度有着直接影响。

2。头下制在辽朝创立前后，战争频繁，契丹贵族都可以俘掠人口据为己有。他们把这些俘掠得来的人口安置在后方，建立了若干私城。自辽太宗会同三年（公元940年）起，经朝廷准许，有些规模较大的私城建州、设军、置官，成为头下军州。规模次于军州的还有县（城）和堡，共分三等。只有亲王、国舅、公主的头下军州可以建筑城廓，其余的头下军州只是一些寨堡和农庄、牧场。头下军州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既依附于领主，又隶属于朝廷。头下军州中由辽贵族俘掠来的汉人、渤海人和受赐的人口就是奴隶、部曲，从事农业生产。头下军州的属户，多数是称为部曲的依附农民和依附牧民，少数是奴隶。

3。捺钵辽朝在建立城市后，皇族仍保持渔猎骑射的传统。皇帝四季出外游猎，其行在称为捺钵。辽圣宗以后，四时捺钵各有固定地点，形成制度。春捺钵在长春州（今吉林扶余他虎城）捕鹅，又在混同江钓鱼。夏捺钵在永安山和炭山放鹰。秋捺钵在庆州（今辽宁林西县以北）射鹿。冬捺钵在永州（今辽宁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合处）猎虎。皇帝出猎时，朝中官员随行。夏季和冬季，皇帝即在捺钵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捺钵成为政治活动中心。

4。枢密院辽初，辽太祖耶律亿自领兵马作战，次子耶律德光综理军务，加号天下兵马大元帅。辽太宗耶律德光灭后晋，沿晋制设枢密使管领汉人兵马。辽世宗耶律阮夺得皇位，囚禁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李胡，采纳汉人制度，设契丹枢密使，以统领契丹兵马。契丹枢密院称北枢密院，汉人枢密院称南枢密院。辽圣宗时，韩德让（赐名耶律隆运）兼领北、南枢密使，综理军政，成为皇帝以下最高执政官员。此后，汉人官员可任北枢密院枢密使，契丹官员也可任南枢密院枢密使。北南枢密院于枢密使以下，设有知枢密使事、枢密副使、知枢密副使事等官职。

5。中央官制契丹以东向为尚，皇帝宫帐座西向东，官员分列宫帐的南、北两侧。辽朝中央官制分为北面官与南面官两大系统。北面官管理契丹政事，南面官管理汉人事务，即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北面官制仍保持契丹氏族部落制的某些传统。职名多源于突厥、回纥，建国后又采用汉人官制的某些职名。部落联盟时期的最高官职称"于越"，建国后仍保留这一称谓，但不实际任事，成为皇帝以下最为显贵的尊称。辽世宗耶律阮以后，北枢密使是最高的军事行政官员。契丹遥辇氏八部原以迭剌、乙室两兄弟部落最强大。建国后，将八部居民分别编组为以迭剌、乙室两部为核心的两大集团，分设北府宰相和南府宰相管理政务。两府宰相分别由后族和皇族充任。皇族从出的迭剌部，辽太祖时分设为五院、六院两部，首领称"大王"。北、南院大王成为仅次于北、南府宰相的重要官员。乙室部也称大王，与北、南院大王并立。皇族事务专设大惕隐司管领，官员称"惕隐"。后族事务设大国舅司管理，官员称"常衮"（敞稳）。皇帝有自己的侍卫亲军，又有宿卫和宿直官，由贵族大臣轮流担任。北面朝官中有大林牙院掌管契丹文翰诏令。官员有都林牙、林牙承旨、林牙（契丹语，文士）。南面官制，记载不详。辽太祖时曾任韩知古总管汉人事务，依唐制加号中书令。辽世宗时，建"政事省"，主管汉人事务。辽兴宗（耶律宗真）时，又改政事省为中书省。南枢密院是综管汉人军政的最高官衙。中书省只是管理汉人官民的一般行政事务。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为正、副宰相。辽代一些加号尚书、中书、门下的官称，多只是附加的尊称或追赠的虚衔。南面官中没有翰林院掌管汉文文书，官员有总知翰林院事、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等。

6。地方官制契丹族征服奚族后建国，在契丹族、奚族及北方游牧民族居住地建立起政治制度。灭渤海后，基本保持渤海国原有的官制。得燕云十六州汉人地区，则沿用后唐的旧制。因此，辽国境内的地方官制形成三个系统。

契丹族和北方诸族地区实行部族制。大小部族一般各有自己的居住地，但地域统治取代了血缘组织，居民或不限本部族血统。奚族被征服后，仍保持五部或六部组织。奚族首领称奚王。辽朝设契丹北、南院大王府、乙室王府与奚王府并列，四大王府各领一大部族，即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和奚六部。辽太宗（耶律德光）时，仿照汉制于奚王以下设宰相二员、常衮二员。辽太祖将俘降的边地各族分编为八部，分属北、南两府。辽圣宗（耶律隆绪）时扩建为二十八部，一度撤销奚王府，奚六部改属北府统领。合共三十四部。三十四部分小部族包括契丹、奚、室韦、乌古、敌烈等族。各小部族首领原称夷离堇，后改令稳，辽圣宗时一律设节度使统辖。头下州县由帝、后斡鲁朵和诸王公贵族派遣官员管理，节度使仍由朝廷任命。辽太宗时号皇都为上京，设临潢府。辽圣宗时奚族居地建中京大定府。上京、中京的行政长官称留守。

在渤海地区，辽太祖灭渤海国后，于是建东丹国，封皇子耶律倍为东丹王，成为特殊的行政区。东丹国沿渤海旧制下设左右大相、次相及平章事等官职，由契丹人与渤海人担任。辽太宗时废东丹国，称中台省。迁渤海人于东平郡（今辽宁辽阳），升东平郡为南京，又改称东京辽阳府。辽世宗（耶律阮）时，恢复东丹国，仍设中台省，官制仍设左右大相、次相等职。辽圣宗时废中台省。东京设留守司及统策司统辖所属州县。州设节度使，县设县令。

燕云十六州地区，以幽州（今北京）为中心，称南京幽都府，又改名析津府。地方官制基本上沿袭后唐制度设州、县。州有刺史州和节度州之分。县设县令。辽兴宗（耶律宗真）在大同军设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下辖州县、官制略同于南京。

东京、南京、西京的最高长官均称留守，由契丹重臣任职。汉人、渤海人聚居区地方统治体制相近，为州县制，属辽南面官系统；而契丹人、奚人等地方统治体制为部族制，属辽北面官系统。

（四）辽国的经济状况辽朝国内的契丹人、奚人、汉人、渤海人等各民族从事不同的生产职业，在各族相互的经济交往中，又不断地交流各自的生产经验。

契丹人居住在潢河、土河之间，以渔猎为主。辽朝的畜牧业发达，契丹人和北方各民族以畜牧为业，逐水草游牧。畜牧业在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辽朝的农业主要在南京道、西京道汉人居住区和东京道的渤海人住地。

辽太宗以后，部分契丹人和奚人也从事农业耕作。辽道宗时，屯田积谷，农业有较大的发展。

渔猎、狩猎及战争的需要，促进了冶炼业的发展，生产出著名的镔铁。

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马具的制作。尤其用金银制作的各种马具、饮食用具、服饰和佛教器物，都达到很高的工艺水平。

辽朝的五京（上京、中京、东京、西京、南京）不仅是各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贸易中心。辽朝与周邻诸国的贸易不断发展。五代时，辽与梁、唐、晋都有经济往来，与南方的吴越、南唐也通过海路交换商品。宋朝与辽朝先后在边地州军设置榷场，在官员的控制管理下进行商品交换，征收商税。私人之间也进行走私贸易，互通有无。辽朝卖给宋朝的主要是羊、马、珍珠和镔铁刀。宋朝输入辽朝的有茶叶、药材、丝麻织品、瓷器、铜钱、香料等。辽景宗、圣宗以后，辽与宋各自铸钱互相通用，贸易更为扩大。

六、北宋社会阶级结构和赋税制度（一）社会阶级结构北宋建立后，在结束五代分裂割据的同时，针对五代户籍制度的混乱情况，出于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需要，于建隆四年（公元963年）下令各州重新编造"版籍"，把各县的户口、土地情况登记造册。以后又把这一工作形成制度，规定每逢闰年作一次统计，由县报州，由州上报中央政府，制成"闰年图"，以此作为各州、县税收定额的依据。

宋朝将全国居民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类。住在城镇的居民是坊郭户，住在乡村的人户为乡村户。坊郭户中主户与客户的划分，主要是依据是否有房产等生活资料，有房产户称主户，没有房产、租赁房屋居住的称为客户。乡村的主户，是指那些占有土地，向国家交纳夏、秋两税的农户；乡村客户就是那些没有土地，甚至没有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亦称"佃客"、"浮客"。在北宋时期，客户约占总户数的33％-36％。这么大比例的农户丧失土地沦为客户，正是"不抑兼并"政策导致土地兼并恶性发展的结果。

主户按照占有资产的多寡，分为五等：主户的第一等户是占田三顷以上至几十顷、几百顷的人户，是大地主阶层。第二等户是占田一顷左右至数顷的人户，是中小地主阶层。第一、第二等户通常又称为"上户"。他们兼并土地，靠剥削佃户为生。这两等主户，构成宋代地主阶级的上层。

第三等户又称"中户"，主要是些占田数目不多，但能自食其力又比较富裕的人户。第三等户包括农村中较富裕的自耕农阶层和占有土地不多，却出租土地剥削佃农的小地主。因为第三等户中也有部分兼并之家，所以，宋代称一、二、三等户为"上三等户"。上三等户，是宋代的地主阶级。

第四、第五等户是占田三五十亩或仅几亩的农户，属于农村中的自耕农或半自耕农阶层，当时又被称为"下户"或"贫下户"。一些没有产业的贫民也被列入五等户纳税，称无产税户。

属于第四、五等下户的农民，生活艰难，一遇歉收，就生活无着，一旦陷入高利贷的盘剥，最终将失去已经很少的土地，所以他们也是地主阶级兼并的主要对象。

第四、五等户在主户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常及十分之九"。其中第五等户在"下户"中可能占到70％左右。

乡村客户主要是佃农，他们完全没有土地和生活工具，主要依靠租种地主田地为生。宋朝的客户一般不是地主的"私属"，也被编入户籍，成为国家的正式编户，交纳身丁税和负担夫役，部分客户直接负担夏、秋二税。（二）土地占有和农民、手工业者状况1。土地占有状况（1）官田唐中期以后，门阀世族势力削弱，地主加紧兼并庄田，官田多被地主豪族占有或废弃荒芜。北宋的官田有官庄、屯田、营田三种。屯田和营田是兵士驻地的屯垦。官庄大多是荒芜的无主田地，农民垦种后，朝廷收取租赋。在宋朝土地占有形式中，官田不占有重要地位。

（2）官员占田宋代官员大量占有田地，主要是以剥削所得自行购置田产，不再有以官级占田的特权，也不再有占田数量的限制。

（3）地主庄田唐代中期以来，地主占有大片田地，形成地主庄田。宋代的地主庄田，更加恶性膨胀。大地主在庄上建房居住，形成庄院。称为"浮客"的佃户也寄住在地主的庄院，一个庄形成一个作为自然经济单位的村落。地主的庄田遍布各地。宋朝有统计数字的租赋田，除自耕农仅有的小块土地外，主要就是地主的庄田。

宋朝官员可以随意购置田产成为大小地主，地主通过科举考试也可以成为各级官员。官员、地主合为一体，占据了全国绝大部分土地。在"不抑兼并"的政策鼓动下，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兼并越来越多的土地。

2。农民状况地主占有土地，以租佃方式剥削佃农，是宋代地主剥削农民的形式。农民阶级主要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和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他们共同遭受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但各自又有不同情况。

（1）佃农佃农即"客户"。佃农完全没有土地，靠租种地主土地生活，是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一个大地主可拥有佃客几百户。两川一带的大地主甚至可有数千户。佃农遭受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

宋初通行的剥削方法是分成收租。地租率一般都占收成的五成以上。如果佃客没有耕牛和农具，而向地主租用，还要加租。另一种是定额租制，由地主规定定额的租米。地租是地主占有土地剥削佃农的主要手段。

伴随着租佃制关系的发展，地主放高利贷也成为重要的剥削手段。地主向佃农借出粮或钱，要剥削两倍到三倍的利息，甚至还要农民的子女去做"佣质"当抵押，实际上是做无偿的奴仆。佃农收成不多，不足以交租，也无力还债。年年借债，年年欠债。佃农世世代代受地主的剥削。在宋代农民中，佃农受压榨最深，革命性也最强。在农民阶级反抗地主的斗争中，佃农始终是基本的革命力量。

（2）自耕农、半自耕农农民中还有大量的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据北宋户籍的统计数字，主户中的四、五等户即贫下户，与客户的数目大致相等。但实际上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兼作佃农的半自耕农，甚至完全是佃农。因为，一是北宋政府为了榨取更多的赋税，租佃地主土地的半自耕农，虽然只有很少的土地，仍被编入主户，在第五等户中，大量的是半自耕农；二是自耕农破产，把土地卖给地主，沦为佃农后，却不能立即注销田产，改变户籍，"产去而税存"，随着地主肆意兼并土地，自耕农破产人数日益增多，这种"产去而税存"的户数必然逐渐增多。

自耕农虽然不向地主交祖，却要对官府负担繁重的赋税和徭役，生活也很艰苦。自耕农、半自耕农靠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很难供给衣食，遇凶年饥馑，只得向地主借贷，又遭地主高利贷的盘剥，最后破产，沦为佃客。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仅靠农业生产，不得温饱，必须在耕作之余，经营副业，山区靠漆楮竹木、茶叶桑蚕，河湖地带靠蒲苇荷芡、捕鱼捉虾。但就是副业生产，也受到官府的巧取豪夺。他们无以为生，被迫起来反抗。自耕农、半自耕农是反抗地主阶级的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3）奴婢北宋保留一定数量的奴婢，主要用于地主官僚的家内服役。奴婢无财产，地位极低，一切听命于地主官僚的家庭。

3。手工业者状况工匠是手工业中的直接生产者。宋朝官营手工业大都采用一种介于征调和雇募之间的差雇制，轮流征调工匠服役，给予雇值和食钱。民营手工业则普遍采用和雇制，雇主和工匠之间一般出于双方情愿。在有些经济发达的地区还出现了机户。这种专门从事纺织业的人户或作坊，是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梓州（今四川三台）有几千家。但机户常被官府或官史强迫织造匹帛，而且少给或拖欠工钱，最终破产失业。

在北宋的州县城郭内还居住着许多富裕的商人。京城开封资产超过十万的商人很多，达到百万的富商也大有人在。许多士大夫也利用一切机会贩运货物，牟取暴利。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成为封建国家的"四民"（士农工商）之一，取得了"齐民"的资格。国家允许商人中的奇才、能人参加科举，也允许其子弟参加科举。商人还可以接受朝廷的招募为封建国家管理税收，或向官府进纳钱粟，充当出使随员，或跟宗室、官员联姻，交结权贵而谋得官职。商人一般都要购置田产，使自己成为地主或商人兼地主。

（三）赋税和徭役1。宋代的赋税宋代的赋税，沿用唐朝中期以来的两税制，即夏、秋二税。但宋代二税已不同于合租、庸、调为一的唐两税，而是专指田税。二税以外，另有身丁税、各种杂税和徭役。

（1）身丁税男子二十岁为丁，六十岁为老。二十至六十岁的男子，都要交纳身丁钱（或粟、绢）。佃客编入户籍作客户，也要和主户一样交纳身丁钱。但这种身丁税只在南方地区实行，税额各地也不相同。

（2）田税（二税）

北宋田税，法令规定是向土地所有者按土地的数量好坏收税，每年夏、秋各收税一次，又叫"夏税秋苗"。秋税，是指每年秋收后按亩征收粮食。北方各地，大致是中等田每亩收获一石，输官税一斗。江南、福建等地，亩税三斗。宋代秋税往往不按实际产量抽税，而按亩定额征税，因各地农业生产情况不同，所以税额也有较大的差异。夏税收钱，或折成绸、绢、绵、布、麦缴纳，在夏季田、蚕成熟时征收。税额依上、中、下田的等第按亩规定，但各地区也有很大的差别。

夏秋二税的税额，仅是规定的起码标准。在实际征收时，宋朝还以所谓"支移"、"折变"的办法加重盘剥。"支移"，指借口边境粮草需要，命令河北、河东、陕西各路的秋税，由纳税户运送到边地交纳，丰收地区的秋税，运到歉收地区交纳，"以有余补不足"，"移此输彼，移近输远"，故称"支移"。如果不愿或不能负担奔走远路的劳苦，就要再多交一笔支移脚钱。"折变"是官府对夏税规定的现钱和绸、绵、布、麦等各种定额，根据物价状况，借口临时需要，任意折换，加重剥削，如以绢折钱，再以钱折麦。折变时官府随意抬高和压低价格。官府和商人、地主串通一气，借折变贪污谋利，交税的农民遭到沉重的压榨。

（3）官庄租赋官庄田地招佃客耕种，由官府收地租，称"公田之赋"。官田无人交二税，官府往往又把二税加到官庄佃客头上，即所谓"重复取赋"。佃客受到双重剥削。

（4）杂变五代十国时期，各割据国巧立名目，设置多种苛捐杂税，敲剥财物。宋统一后，这些苛捐杂税全部被承袭下来，统称之为"杂变"，又叫"沿纳"。杂变比五代时的杂税，更要苛刻。如南唐时，允许人私下造酒，交曲钱，又以官盐折换百姓的绸绢、粮米，而宋则禁止私人造酒，不再支散官盐，但原纳曲钱、绸、绢和粮米的人还要照旧额交纳。杂变包括蚕盐钱、牛皮钱、蒿钱、农器钱、鞋钱等多种名目。除了规定的杂变以外，宋朝还以"进奉"、"土贡"（贡献土特产）等等名义，随时勒索多种财物，强迫农民贡献。（5）和籴、和买和籴（买粮）是指官府强制收购民间粮米；和买是指官府强制收购民间布帛。名义上是"籴"、是"买"，实际上就是强征，甚至不出代价。虽然法令规定，和买限于四等以上户，和籴限于上等户，实际上属于下户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同样不能避免。

在种类繁多的税目中，杂变随二税征变，和籴也以二税额为依据。杂变与和籴、和买实际上是税上加税，租上加租。

2。宋代的差徭北宋的役法有差役和夫役。差役是地主对国家的"职役"夫役是指农民被国家调发服劳役，它们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

（1）差役差役又称"职役"。现任文武职官和州县胥史、势要豪族称"形势户"，官员家属和他们的后代，都称"官户"。形势户和官户享有免役特权。职役由主户中的一、二、三等户，即大小地主充担。这一制度实际上是官府给予所谓"民户"的地主以压榨、统治广大农民的职权，依靠地主士绅扩大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差役的主要内容有：衙前--职责是替官府看管仓库或押送财物。法定要由资产在二百贯以上的一等户大地主充当。担当衙前职役，可免科配、折变，并可授予官衔，三年一升，最高可升到都知兵马使。

里正、户长、乡书手--职责是替官府督催赋税。里正催收租赋，有权捕人送县鞭打；户长是里正的副手；乡书手帮助里正办理文书。法定里正由一等户轮流充当，户长由二等户充当，乡书手由三等户充当。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勒索，是官府统治、镇压百姓的凶恶爪牙。

耆长、弓手、壮丁--其职责名义上是替官府捕捉"盗贼"，实质上是帮助地方政府镇压农民的反抗。耆长由二等户轮充当，弓手和壮丁由三等户轮充，一切听从耆长指挥。有时也从四等户中抽取"壮丁"。

北宋初，地主阶级也有竞争当衙前、里正的。他们可以利用差役的机会，掠夺财物，升官发财。后来，役法日趋混乱。衙前押运官物，如有损耗，就要包赔，甚至遭到库吏挑剔成色、敲诈勒索。里正、户长催税不齐，也要代为赔垫。因而好多地主视之为负担，不愿充役。有些中小地主，特别是三等户的小地主，常常由于服差役而全家破产。

按宋代法令规定，差役是在上户中按户等派差的。事实上，官户、形势户不服役，女户、单丁户、僧道都免役，大地主也设法逃避差役，他们都把差役转嫁到农民身上。最后，各种大小差役都由下层地主和自耕农来承担，甚至客户也有被差服役的。差役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充当弓手和壮丁者，要自备衣装弓弩；武艺熟练者，甚至终生不能摆脱。民户逃亡，户长自己得赔纳赋税，使派充户长的人也纷纷逃走。宋代户口的逃亡现象，就是在土地兼并和差役的重压下产生的。咸平年间（公元998-1003年），蔡州（今河南汝南）就有2500　家主户逃亡，使政府减少了五千三百多贯的田赋收入。（2）夫役又称杂徭。北宋的夫役，表面上是按丁口科差，但官户、形势户享有免役特权，已承担职役的上三等户不再负担夫役，被科派夫役的地主，也往往出钱雇人代为应役或强迫佃户代役，因此实际上，负担夫役的只是下户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同时，佃农编为客户，作为国家的编民，也要按丁口应夫役。北宋的夫役其实是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等广大农民负担的无偿的劳役。

夫役没有固定的时日规定。在春耕以前调发者称"春夫"，因工事急迫调发的称"急夫"。北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官都可以调发农民应役。较大规模的夫役项目有：修浚河道。最大的夫役是治理黄河水害。北宋几乎年年要调发役夫堵塞决口或修筑堤坝。大规模的工程调发役夫几万至十几万。征调的地区远到河东、京西、淮南等路。役夫远道而来，征期往往一到两个月，致使农事荒废。土木营建。包括修筑城池，修建官舍、寺观，以及修路、造桥等事。北方沿边修筑城防更需经常征调大量夫役。

运输官物。官府运送粮草、盐、茶等官物，都征调农民负担，这是一种繁重的夫役。

丁夫应役期间，政府也发一点钱物，但很难真正落到役夫手中。役夫们来自各地，不仅荒废了农耕，甚至惨死于道途上和役所里。宋太宗时灵州运送粮草的役夫，在路上死亡的多至十余万人。

七、北宋中朝的社会危机和变法运动宋真宗、仁宗、英宗三个皇帝统治的六十几年，是宋朝中央集权统治巩固后，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时期，也是统治集团日益腐朽、衰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宋朝的统治陷入越来越深的危机。

（一）宋真宗的迷信、腐败与耗财1。东封与西祀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后，畏敌如虎的宋真宗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回到开封，在奸猾狡诈的王钦若的离间挑拨下，于景德三年（1006年）免去寇准平章事（宰相）职务，改任陕州知州，这样，为主和派扫除了一大障碍。在宋辽对峙下，宋朝如何维持自己的政权呢？王钦若欺骗宋真宗说："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天不如大搞符瑞，借天命以自重，戎狄就不敢轻视宋朝了。"他建议宋真宗"封禅"，说这是"镇服四海，夸示戎狄"的"大功业"，而且指明，"封禅"所需的"天瑞"，可以由人主（皇帝）自造，这就是自古以来圣人以神道设教的好办法。王钦若的骗术，正中真宗的心意。在朝中主要大臣陈尧叟、陈彭年、丁谓、杜镐的怂恿、支持下，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正月竟然说，他去年十一月一天正要睡觉，忽然看见室内生光，神人降临，告诉他下月要做一个月的道场来迎接天书，他按天神的指示已经做了，果然今天天降二丈长的黄帛，这就是天书降临人世。王旦等大臣闻言，纷纷下跪以表祝贺。宋真宗下诏改元大中祥符，设宴庆祝，群臣又被加官晋爵。宋真宗导演的一场迷信骗局就这样开演了。

"天书"已经制造出来了，紧接着就是宰相王旦率领文武百官以及僧侣、道士上表请真宗到泰山"封禅"。从大中祥符元年三月起，政府沿途修建行宫，征调大批物资，紧张准备了半年。宋真宗于十月初四从京城出发，以"天书"为先导，经十七天，到达泰山。在泰山举行了隆重庄严的"封禅"仪典，大宴群臣，改乾封县为奉符县。十一月又到曲阜县，拜谒孔庙，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祭以隆重大典，赐给孔庙钱三十万，帛三百匹。到十一月二十日才返回京城。许多官员因为"封禅"有功而得到封赏。

就在满朝官员颂贺"封禅"时，有的大臣就劝告真宗说："徐州、衮州水灾，江、淮、无为等地风灾，金陵也遇大火，这是上天的劝告，要求皇帝节省开支，勤于政事。"但真宗不听劝阻，尽管当时大旱，京师近郊谷价踊贵，还执意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率领文武百官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汾阴祀后土。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真宗说，他又梦见玉皇大帝授予天书。于是在延恩殿大设道场，在京师建景灵宫，供奉玉皇大帝。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真宗下诏决定到亳州（今安徽亳县）拜谒太清宫，命王旦兼大礼使，丁谓兼奉祀经度制置使。二月，真宗率大队人马奔赴亳州，亲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宋真宗一再制造"天书"骗局，主要精力全用在祭祀天地鬼神的迷信活动上，不过问朝政，朝政大事多由皇后刘氏决断。王钦若、丁谓、陈彭年、刘承珪和林特等积极参与制造迷信骗局，受到真宗的宠信。这五个人勾结在一起，搅乱朝政，时称"五鬼"。

皇帝热衷于"天书"、"符瑞"，地方官也纷纷效尤。许多地方官员争相报告中央本地出现的"符瑞"，以珍禽异兽作为祥瑞献给朝廷。一时间，朝廷内外迷信猖獗、乌烟瘴气。

2。尊孔续经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到泰山封禅后，又亲自拜谒孔庙，对孔氏家族赏赐晋爵，表示出对孔学的尊崇。真宗又命国子监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礼》、《仪礼》等书的"正义"，完成九经"疏义"，大量印行。真宗自己撰写《文宣王赞》，歌颂孔丘是"人伦之表"，孔学是"帝道之纲"。又撰写《崇儒术论》，在国子监刻石，说"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申明儒学是宋王朝统治的指导思想。真宗还决定，科举考试要尊儒术。在选拔官员方面加强儒学的统治地位。

3。提倡佛道宋建国后，太祖、太宗是保护佛教的，认为佛教有益于政治。政府在五台山、峨嵋山、天台山等地修建寺庙，在京城开封设译经院翻译佛经。宋真宗更是大力提倡佛教，在撰写《崇儒术论》的同时，又撰写《崇释论》，说孔孟与佛教"迹异而道同"，主张把佛教作为辅助儒学的工具。他还进一步兴建寺庙，自作佛经注释。在宋真宗的倡导下，全国僧徒从宋初近七万人，增加到四十万，尼姑也有二万多。真宗在位时期，是宋朝僧侣最众，佛学最盛的时期。

在倡导佛教的同时，真宗也狂热鼓吹道教。他认为："释道二门，有补世教"，"三教（儒、道、释）之设，其旨一也"。真宗亲自拜谒太清宫，尊玉皇为"玉皇大天帝"，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赵氏始祖为圣祖天尊大帝，布告天下。在东京修建玉清昭应宫，用银五千两铸造玉皇像，各用金五千两分铸圣祖像、真宗像，在旁侍立，表明他对道教的推崇和信仰。真宗又命宰相王钦若主持续修道藏，搜集编写道书四千三百多卷。全国各地兴造道观。

真宗在位二十二年，逐步确立了儒学加佛道的思想统治。

4。资财的空前耗费宋真宗的东封西祀、尊佛崇道，耗尽了国库。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真宗由庞大的仪卫扈从，去泰山行封禅礼。十一月返回东京。这一次"东封"，耗费国库八百三十余万贯。1011年，真宗又奉"天书"出潼关，祭祀汾阴，费钱一百二十万贯。过了两年，又去亳州太清宫祭老子。除了这三次大规模活动外，宋真宗自己在制造"天书"骗局后，又先后设了天庆、天祺、天祝、先天峰圣节等等，而且下令各地都要设斋醮祭祀。每个斋醮都要耗费大量金银。有一次，宋真宗下令京城寺观设斋诵经，花费高达一百五十万贯。

出于迷信活动的需要，中央和地方大兴土木，耗资更为惊人。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下诏在京城修建道观玉清昭应宫，用了一万五千两的金、银铸像，并安放"天书"。为营造昭应宫，每天服役的民工达三四万人；所用的建筑材料，分别从全国各地征调，有陕西秦、陇的松，河东岚、石、汾阴的柏，潭州、越州的杉，衡州的碧石等等。因规模宏大，原准备十五年建成，但修昭应宫使丁谓勒令工匠夜以继日，连续营建，结果仅用七年修成宫殿2610　间，规模宏伟，金碧辉煌。亳州修建的明道宫，也有480　间。名目繁多的迷信活动和大兴土木，使国库消耗殆尽，整个社会的物价也受到影响。

"天书"骗局、狂热迷信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起，一直持续了十五年，直到宋真宗死去。"天书"骗局所造成的北宋政治腐败和财政空竭直接影响宋仁宗的统治。

（二）宋仁宗的庸懦和北宋"积贫"、"积弱"局面1。仁宗的庸懦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亡，其子赵祯（宋仁宗）继位。当时宋仁宗年仅十三岁，刘太后专权。真宗在位时，因他热衷迷信，编造"天书"，不理朝政，朝中事宜皆由刘皇后处置。真宗一死，宋仁宗有名无实，刘太后大权独揽，专权十二年，政治上无任何建树。她所宠信的大臣吕夷简、晏殊等都因循守旧，投其所好，唯其命是尊。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死，宋仁宗才亲自执掌朝政，因帝、后间的矛盾，罢免吕夷简、晏殊等太后宠信的大臣。可是，宋仁宗不是一位雄才大略、奋发有为的皇帝，而是一个昏庸、懦弱、荒淫的君主。他没有能力执掌朝政，又把吕夷简等大臣请回来。从刘太后专权到宋仁宗亲政的几十年里，朝政务求苟且，遵守"先朝旧规，不可轻议改革"，不允许任何改善朝政的言论和措施。宋朝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风气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宋仁宗不仅昏庸无能，而且侈靡荒淫，整日沉溺深宫，饮酒作乐，不问政事。大臣奏事，一律点头敷衍。谏官王陶上疏说："现在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中书、枢密决定，陛下一无可否，岂是为人主之道？"宫中美女数千人，先后有张美人、尚美人、杨美人、曹氏、陈氏受帝宠幸。赏赐宫妃，动以万计。国库的红罗，都被消费一空。

2。臃肿腐败的官僚机构建国初，由于官、职、差遣分离，北宋官僚机构就已出现重复设置，官无职事，名与实异的弊端。宋太宗、宋真宗时期，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官员逐年迅速增加。尤其真宗又确定了对官员三年一"磨勘"的考核制度，一般官员每三年都可晋转一官，逐步升至高官。而且，只要达到一定的级别，就有"恩荫"子孙及亲属为官的特权。级别高的官员可以每年"恩荫"一子为官，级别低的官员也可以每三年授一子为官。这就使得北宋的官僚队伍迅速膨胀。宋朝对各级政府机构采取"有定员，无限员"的办法，不断扩大各级政府官员的数量。如州的行政官员本只有刺史、司户各一人，后来陆续增加了团练推官、通制、副使、制官、推官。曹官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司理。一个州的官员人数在几十年内就增加了五倍以上。

宋仁宗时，官僚机构更加臃肿。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官员已经冗滥不堪，宋仁宗仍嫌"取人之路尚狭"，认为许多人"白首而不得进"，于是在亲政的次年（景祐元年，1034年）下诏：此后"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还规定那些经过多次考试，已经五六十岁的人，即使试文不合格，也不能轻易取消，要上报朝廷，就是说可以通过皇帝"赐及第"的办法给予官职。官员人数急剧膨胀。在宋真宗景德、大中祥符年间（1004-1016年），官员总数为9758　位，而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内外官员已达17300　多位，还不包括尚待委派差遣职事的后补官员在内。四十年间，宋朝的官员增加了一倍以上。机构臃肿，官员膨胀，则必然导致以下弊端：一是"一官三人共之"，官员太多无法安置；二是养了一大批占居官职，不干实事，终日享乐闲居的庸才；三是为谋取显赫职位，不少官员不择手段，弄虚作假。

官僚机构臃肿，人数恶性膨胀，官员聚敛无度，奢侈腐化，办事因循守旧，无所作为，一切以取悦于皇帝为准绳。找不到得力的干才，这就是宋仁宗统治时期的"冗官"之弊。

3。庞大无能的军队北宋的军队一般分为四种：禁军--是从全国各地的强壮军卒中精选而来，直属中央指挥。宋初实行内外相制的办法，一半兵力驻守京师，一半兵力轮流出戍外地，士兵每隔三年换一次驻地。

厢军--驻扎各地的镇兵，往往不参加训练，只服杂役。

乡兵--从民户中抽调壮丁组成的地方武装。如河北、河东和陕西的义勇，河东和陕西的弓箭手，广东的枪手等。

蕃兵--由少数民族壮丁充当，是北宋西北地方军，驻扎在陕西、河东路与西夏接壤的地区。

从宋太祖始，军队实行募兵制，经常采取灾年招兵，以民变兵的办法扩充军队。兵丁的数额年年增加。宋太祖建国初期禁军、厢军为22　万，到开宝年间（公元968-976年）增加到37.8　万，宋太宗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总兵额为66.6　万，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年）为91　万多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对内镇压，各路广募兵丁，禁军激增至八十多万人，皇祐元年（1049年）总计达140　万，为宋代的最高数字。

宋代统治者严防内患，对武将严加控制、防范，将不专兵，因此，军队纪律松弛，缺乏训练，兵众力弱。宋真宗对辽和议后，兵士更少训练，不识阵图，习于骄惰。禁军领取粮饷，要雇人挑运。陕西沿边的骑兵，不能披甲上马。从南方征调的禁军，不会打仗，往往遇敌不战自溃。河北沿边的禁军，"卒骄将惰，粮匮器朽"，将领或是"绮纨少年"，或是"罢职老校"，无法训练士卒。边郡士兵平时坐食军饷，战时则"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帜"。加上将帅、军队频繁更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以致作战时将帅和士兵上下脱节，指挥失灵。宋初的太祖、太宗出身将帅，或亲自领兵出征，或自定阵图，指挥各地作战，表现出相当的军事才能。真宗以后的几个皇帝，生长深宫，不懂军事。真宗、仁宗还沿用宋太宗制定的"将从中驭"的办法，脱离实际自定阵图，令将帅临阵按图指挥战斗，其结果只能是束缚将帅，每战必败。将帅在外作战多请示朝廷，群臣上下争论不决，往往坐失良机。另外，宋朝统治者防范统兵武将，代以不懂军事的文臣指挥打仗，自然屡战屡败。宋朝军事制度的弱点愈来愈严重。

4。惊人的财政支出官员和军队人数的骤增，给北宋的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

（1）北宋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享受着优厚的薪俸待遇两府的宰相和枢密使，每月俸钱达三百千，可以购买上等良田一百多亩；此外，还有冬春服、随从人员的衣服粮餐钱、茶酒厨料、薪蒿炭盐等等费用。每逢祭祀典礼，还有各种固定名目的赏赐。旧官加新官，必然给宋朝财政增大开支。仅郊祀的费用，宋真宗景德年间为600　万缗，宋仁宗皇祐年间为1200万缗，从景德年间到皇祐年间，官员数目从九千多增为一万七千多，增加了近一倍。宋仁宗统治时期，十三次科举取进士四千多人，诸科五千多人。中举者又加入各级官吏的行列，所以宋仁宗冗官的开支，又比真宗时多出好几倍。

（2）养兵费用也相当惊人在正常情况下，一名禁军每年需要五十千，一名厢军每年开支是三十千。宋代军队数额骤增，养兵费用也必然激增。宋仁宗时蔡襄作了一个统计，全部厢、禁军每年开支4800　余万贯，占宋朝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5／6。

除了"冗官"、"冗兵"的费用以外，还有大兴土木，修建寺观，名目繁多的宗教仪式等等。仁宗尊儒，以大庆殿为明堂，举行大亨明堂礼（祭天地祖宗），仅仪仗就达一万多人，一次祭享竟耗费一千二百万贯。宋朝的国库经过真宗的东封、西祀及多种迷信活动，本已空竭。仁宗时期，支出费用剧增，据《宋史·食货志》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全国收入1.5085亿余贯，支出1.2677　亿余贯。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全国收入1.2625亿余贯，全部支出，没有盈余。到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全国收入1.1613亿余贯，支出1.2034　亿余贯，非常支出1152　万余贯，竟亏短1500　万贯。国家财政年年亏短，不断"支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宋朝的财政危机日益加深。

（3）宋、西夏重开战端宋仁宗在位时期，不仅内政弊端丛生，边境也连受外族侵扰。宋、西夏战事重开。

景德三年（1006年），李德明接受宋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的册封后，一方面利用同宋朝媾和、局势稳定的时机，巩固已经占据的夏州地区的统治，发展该地区的社会经济，一方面利用宋朝每年赐赠的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及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力量，不断扩张势力。辽朝也册封李德明为大夏国王。李德明得以专力向西扩展，攻杀潘罗支，再克西凉，攻破回鹘统治的甘州（今甘肃张掖），降服回鹘瓜州王贤顺，控制了河西走廊。在李德明统治时期，境内保持相对的稳定，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业贸易也因其控制了河西走廊和宋在边境重开、增设榷场而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商贩如织"的景况。李德明在夏、绥二州建驿馆，在■子山造宫室，又在灵州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市）建宫殿、宗庙、官署，改称兴州，作为西夏统治的中心。

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李德明死，其子李元昊继位。元昊是个有野心又有谋略的人，对其父臣属宋朝早就心怀不满。即位后，立刻下令以兵法管理各个部落，使各部落都成为可随时征调的军事组织。下令党项人恢复鲜卑族旧俗，一律秃发，耳挂重环。他废弃唐、宋所赐李、赵姓氏及拓跋旧姓，改姓嵬名，改名曩霄，自称"兀卒"（青天子），重订西夏的礼乐制度，制定西夏文字，升兴州为兴庆府，扩建宫城，广修殿宇。1034年（宋仁宗景祐元年）改年号为开运，继改广运，不再使用宋朝的年号。他又向东扩展，进攻宋朝的府州（今陕西府谷县）、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县）。向西进攻吐蕃大首领唃厮罗占领的湟水流域，经过苦战，占领青唐（今青海西宁），攻占回鹘的肃州（今甘肃酒泉）、瓜州（甘肃安西县）、沙州（甘肃敦煌县），把河西走廊完全控制在西夏统治之下，这时的西夏东临黄河，西尽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方盘城），南迄肃关（今宁夏同心县南），北抵大漠（蒙古瀚海），辖有幅员方二万余里的广大疆域。

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李元昊称帝，国号大夏，公开撕毁了李德明与宋签定的和约，与各部落首领约好要大举进攻宋朝。元昊于宝元二年（1039年）正月上表宋朝要求正式承认大夏国及国君李元昊。宋朝拒绝，于六月下诏削除李元昊的赐姓和官爵，停止同西夏的边境贸易，并在边境发布文告，能捕杀李元昊者，将授定难军节度使。元昊也将宋朝授予的旌节和封号敕诰退还宋朝。西夏与宋决裂。

宝元二年十一月，元昊率兵进犯宋朝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宋与西夏战事正式爆发。此后，西夏又接连进犯宋朝的渭州（甘肃平凉）、延州（陕西延安）、麟州（陕西神木县北）、府州、丰州（陕西府谷县北）等许多边境州府。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的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战役中，因延州主帅范雍指挥失误，怯懦寡谋，宋军大将刘平、石元孙被俘，万余宋军损失殆尽。

三川口战役的损兵折将使宋政府大为惊恐，仁宗一面征调军马粮草入陕增援，一面调整主帅，派颇有声望的韩琦、范仲淹入陕为边帅，不久又任命韩、范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兼延州主帅，与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一起主管全陕军事。

范仲淹在延州把州兵18000人分由二将率领，加强训练，又根据地形构筑堡寨，使各堡寨相互支援，并提拔作战勇猛的狄青为将。

但是，范仲淹只握有延州一线的军权。宋军各主帅间意见各异。范仲淹主张持重防御，韩琦力主会兵出击，身为统帅的夏竦却无主见，只在军中与侍婢淫乐，而把攻、守二策上报待仁宗裁决。宋仁宗批准韩琦主动出击之策。韩琦于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派大将任福统兵18000人，深入敌后，妄图截断西夏兵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的退路。任福率兵抵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东）时，正中李元昊的埋伏，任福、桑怿等人战死，军败将亡。

好水川战败后，宋仁宗罢免夏竦，改任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分任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主帅，各负责一路防务。庆历元年（1041年）八月，元昊领兵攻陷丰州，知州王余庆战死。西夏兵进屯琉璃堡，侵扰麟州、府州。鄜延都钤辖张元召募役兵夜袭琉璃堡，斩夏兵二百余。夏兵弃堡逃遁。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元昊大举进攻泾原路的镇戍军（今宁夏固原），王沿派大将葛怀敏率兵抵御。宋军在定川砦（今甘肃平凉市北）遭元昊包围，葛怀敏、曹英等十六将官战死，9400　余宋兵，600　余匹战马皆被夏兵掳去。元昊乘胜长驱渭州，在周回六百里内，焚烧房舍，杀掠居民，并扬言要"亲临渭水，直据长安"。因范仲淹自庆州（今甘肃庆阳）率军来援，元昊才撤退回去。定川砦之战，宋军损失惨重。

定川砦战败的消息传至京城，宰相吕夷简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御史中丞贾昌朝分析对夏作战兵败的原因说："太祖收方镇之权，以为万世利，及太宗时，将帅率多旧人，犹能仗威灵，所向有功。近岁因西羌之叛，骤择将领，而士不练习，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则必败，此削方镇太过之弊也。况今武臣多亲旧恩幸，出即为将，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万人之命，是驱之死地矣，此用亲旧恩幸之弊也。"他建议："守方镇者不要再屡次更换，边防将帅要尽快选人代替。"宋仁宗采纳了贾昌朝的意见。十一月，仁宗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沿边招讨使，命韩琦、范仲淹、庞籍分领。庆历三年正月又下诏，凡军期不及奏报者，准许韩琦、范仲淹等便宜从事。由于连年战争，屡战屡败，冗期繁多，国库空竭，仁宗不想整军与西夏决战，密令知辽州庞籍与西夏谋和。

西夏统治者在战争中抢掠了一些战利品。但是，一则宋在陕西布有重兵，西夏再想扩展也非易事；二则原宋每年赐赠的财物已取消，边民互市获得的利益也没有了，战争所得不能弥补战争的损失，于是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也试图与宋重新议和。

宋、西夏双方出于各自的需要，经过一年多的往来谈判交涉，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重订和议：西夏取消帝号，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仍保持名义上称臣；宋每年赐给西夏银五　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两万斤，还按年在双方的节日赠西夏银两万二千两，绢、帛、衣着两万三千匹，茶一万斤；重开沿边榷场，恢复民间贸易往来。历时七年的宋、西夏战争告一段落。宋朝又用重金换取了西北部的暂时安宁。

（4）北、南边患迭起辽朝趁宋受西夏困扰之机，于庆历二年（1042年）派使臣来宋，要挟交还周世宗北伐时夺取的瓦桥关以南十县地，同时聚兵幽燕，伺机南下侵宋。宋朝急忙派使臣富弼赴辽谈判。其结果是：宋每年送给辽的钱物中，银再增加十万两，绢增加十万匹。辽乘机得利，宣布从幽燕撤兵。自"澶渊之盟"后，宋又一次满足了辽的无理要求。

西北和北方的边患刚刚平息，南方又发生了广源州蛮侬智高大规模侵扰广南事件。

广源州位于广西和交趾（今越南北部）交界处，侬智高是广源州的首领，原依附交趾，后对交趾的控制不满想依附宋朝，宋未允，故生怨恨。皇祐元年（1049年）九月，侬智高趁宋朝广西守将防备松懈，率众攻破邕州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宋朝未重视此事，侬智高又在皇祐四年（1052年）向广南地区进攻，很快占领两广大片地区，在邕州（今广西南宁）称帝，并一度包围广州。宋朝先后派大臣余靖、孙沔前往征伐，均未成功。侬智高更加蛮横，要宋册封他为邕桂节度使，承认他在两广的统治权力。

因武力征讨无效，宋仁宗曾想接受侬智高的无理要求以求安宁。曾在西夏战争中屡立战功的狄青要求出征，宋仁宗便把征讨侬智高的重任交给狄青。

狄青整肃军纪，严明赏罚，曾亲手处斩败将桂州（广西桂林）知州陈曙及部下三十二人，深为宋军官兵爱戴。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的上元节，狄青下令大宴三夜赏灯以麻痹侬智高，趁其没有戒备，亲率大军顶风冒雨越过险要昆仑关，直捣邕州。侬智高仓猝应战，全军被歼，宋军夺回邕州。侬智高逃到大理，为大理人所杀。广南重新获得安宁。

侬智高为宋所灭，应该说是北宋中期经过许多战败的教训以后，解除武将不能专用的禁令，大胆起用有军事才能、智勇皆备的武将所获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开始时，宋仁宗对狄青并不放心，准备配置一个宦官充当狄青副手。有的谏官劝仁宗在狄青身旁派侍从文官为三副。而宰相庞籍向宋仁宗陈述了北宋大将权力太轻，指挥无力，作战屡败的教训，说如果不给狄青全权，不如不派他出征。这样，宋仁宗才解除疑忌，授予狄青指挥广南军事的全权。狄青迅速平息广源州侬智高的军事反抗，声名更震，皇祐五年升任枢密使。但一员武将的高升，为一向防范武将的宋廷文臣所不容。狄青在枢密院任职仅四年，就被排除出朝廷，以使相衔出判陈州（今河南淮阳）。嘉祐二年（1057年）卒于任上。一位有勇有谋、克敌制胜的良将最终在无端猜忌、排挤下丧生。

（三）北宋中期各种矛盾的激化由于宋朝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兼并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在宋太宗时，已经有人上疏，说"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到宋仁宗时期更出现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的严重情况。

官僚和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办法很多。有的凭借权势侵吞名义上属于官府的官田，有的用高利贷盘剥并吞负债农民的田产，有的竟伪造田契强占或趁农民极度贫困生活无着时置买田产，不一而足。农民出卖土地则是被迫无奈，有的是因为官府赋税重压无力支付，有的因天灾、战乱而迫于饥寒，有的则是迫于官僚、恶霸、地主的淫威、权势。正是官僚、豪强地主巧取豪夺，明买暗抢地兼并农民土地，迫使广大农民丧失生计，衣食无着，使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不断加剧。

北宋中期的冗兵、冗官和各种耗费，也激化了各种矛盾。包拯在《论冗官财用等》的奏疏中说，国家财赋从真宗景德年间以后，四十年间增加了将近一倍。有的州府规定农户把夏税的粮麦折钱交纳，仅夏税一项，经过折变，农民的负担就增加了三倍。在陕西地区，因对西夏战争，几年之内，钱、帛、粮、草的征收数额从每年1978　万增加到3390　万，所增数额是惊人的。

官僚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却不承担这些土地应交纳的租赋，使得许多农民"田业既尽，而税籍犹存"。北宋中期大量的土地被豪强地主隐瞒而不交纳田税，这些田赋也全被转嫁到农民头上，土地被兼并，赋税又增加，本已贫苦的农民就更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了。在农民陷入困境之时，一些贪官污吏也加紧对农民榨取掠夺。北宋中期，官员恶性膨胀，担任有实权的差遣的人数不多。有些官员，一旦谋到了差遣职事，就大肆地搜括民脂民膏，使得更多的自耕农、半自耕农破产卖田，沦为境况更惨的客户，有的被逼无奈而只好逃亡异乡。而许多州府还规定，逃亡户的赋税不能免，要由邻里代纳，这就逼迫更多的农户逃亡。

北宋实行募兵制，尤其实行强募饥民为兵的政策，每一地区发生饥荒，官府都强迫饥民中的壮年刺脸强征入伍。这些贫苦农民被迫编入军队后，不仅常常被官府和将帅克扣军饷，还要无偿地服各种劳役，遭受将领的高利贷盘剥。许多下层士兵被迫纷纷举兵反抗，加深了北宋中期的危机。

尽管宋朝统治者严加防范农民起义，但随各种矛盾的加剧，农民、士兵仍不断起义。

宋真宗初年，驻扎益州（今四川成都）的兵丁在王均领导下举行起义，占领益州，建立大蜀国。王均率众又攻下汉州，攻绵州、剑门受挫，返回益州。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宋王朝派出雷有终为川陕招安使，结集川陕各州兵，镇压起义。咸平三年（1000年）九月，宋军夜间挖隧道入城。王均率起义军二万突围至富顺，后宋军入城，王均坚持不屈，自缢牺牲。

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以陈进为首的宜州（今广西宜山）士兵发动起义，杀宜州知州刘永规，拥立卢成均为南平王。起义军自宜州攻宋怀远军，未攻破，进取柳州。宋柳州知州王昱遁逃，义军占领柳州城。后在宋军追击下失败，陈进等起义军领袖六十余人牺牲。前后坚持斗争三四个月。

宋仁宗统治时期，各地农民、士兵起义更是此起彼伏。

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京东路驻军在王伦领导下杀死沂州（今山东临沂）巡检使朱进，占领沂州，宣布起义。起义士兵南下，先后攻占密（山东诸城）、海（江苏连云港）、扬（江苏扬州）、泗（江苏盱眙东北）、楚（江苏淮安）等州。起义军所到之处，宋朝各地巡检、县尉等官员相继投降，衣甲器械尽为起义军所获。王伦身穿皇帝所穿的黄衣，建立年号，设置官职，声势大振。七月间，宋朝集合各路兵镇压起义。王伦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兵败，退到采石矶，被杀牺牲。

王伦起义刚刚平息下来，庆历三年（1043年）夏，陕西大旱，饥民达二三百万人。八月间，在商（陕西商县）、虢（河南灵宝东）一带发生了张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等人领导的饥民起义。起义军自陕西转战到豫西、鄂北。京西路各地农民起而响应，威胁京都开封。起义军至光化军（今湖北光化），宋兵士五百余人在邵兴领导下起兵，与起义农民相聚合，声势更壮。邵兴起义后，得到在商于（今河南淅川西南）铸钱监服役的二千多士兵的响应，并在兴元府大败宋军。宋仁宗急忙调重兵前往堵截。十一月，邵兴战败被杀。十二月张海等人也兵败牺牲。

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驻守保州边界地带的禁军数千人，因受官员虐待，愤而起义。保州通判石待举、走马承受宦官刘宗言上城顽抗，被起义兵士杀死，知州刘继宗逃跑溺死。保州临近契丹，宋王朝更为惊恐，命宣抚使富弼统率各路兵马前往镇压。官军持诏书招降，部分士兵被诱骗打开城门。官军入城，将发动起义者四百二十九人，全部坑杀，起义失败。

三年之后，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贝州（今河北清河境）又爆发了士兵和农民的起义。起义的领袖王则本是涿州（河北涿县）农民，因饥荒逃亡到贝州，给地主牧羊，后就招从军，当了宣毅军的小校。王则利用贝州民间流传的秘密宗教弥勒教的"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的传说，散布变革世道的思想，并利用弥勒教和德州、齐州（山东济南）等地的士兵、农民取得了联系，秘密准备起义。因起义机密泄露，遂提前于庆历七年十一月冬至节发动起义。当州官们去天庆观拜谒时，王则率起义士兵打开兵器库，夺得武器，打开监狱，释放囚犯，逮捕宋知州张得一。王则占领贝州后，称东平郡王，建国号安阳，改元得圣。以州吏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王则起义又一次震动了宋王朝。庆历八年（1048年）正月，仁宗派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以明镐为副使，领大军围攻贝州，久攻不下。后在南城挖通地道，潜入城内。起义军突围而出，王则、张峦、卜吉等被俘，押解开封处死。

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士兵的反抗斗争，正像欧阳修所说："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伙）。"士兵斗争与农民起义互相结合，是这一时期反抗北宋统治的斗争的显著特点。

（四）庆历新政。范仲淹、包拯等努力改革弊政北宋中期社会危机和财政危机日益加深。如何迅速摆脱困境，从宋真宗以来，朝廷中许多有远见的大臣提出各种主张和具体措施。

真宗初即位，知扬州王禹偁即应诏上疏，建言五事：一是对辽和西夏李继迁"谨边防，通盟好"；二是"减冗兵，并冗吏"，减轻税收；三是严格科举，使入官不滥；四是淘汰僧尼，减少耗费；五是"亲大臣远小人（宦官）"，朝廷信任宰相不疑，宰相择用诸司长官。王禹偁的建议，主旨是在减少冗兵冗吏，认为这是"国用不足"的主要原因。王禹偁数次被诬、坐贬，但立志图新，屡上书主张变法，为北宋政治改革派先驱。

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权三司度支判官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指：一，天下有定官而无限员，各级官员比前朝增加五倍；二，几十万厢军不作战而耗衣食；三，僧尼、道士人数日增而无限额，仅尚未受戒的就已有五十万之众。"三费"：一是道场斋醮，百司供应无数；二是京师多建寺观，多设徒卒，耗费官府衣粮；三是大臣罢黜，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国用。宋祁最后又建议仁宗和后宫应节俭，不得妄费。宋祁建议的主旨是裁减无用、多余的官和兵，节省经费。

庆历年间（1041-1048年），宋仁宗面临着内外矛盾迅速激化局势。官僚队伍庞大而效率极低，辽和西夏不断侵扰，人民生活困苦，赋税不断增加，各地农民、士兵不断暴动。宋朝再也不能循守旧章去维持统治了。正是在这困难的时刻，范仲淹等人心怀对社会危机的忧虑，挺身提出改革弊政的主张。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读书刻苦。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登进士第，开始了官宦生涯。他在任地方官时，注意民间疾苦，修筑水利工程，兴办学校，关心时政，为官清正。景祐二年（1035年），权知开封府，在朝敢于直言，不畏权贵，反对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擅权自专。宋西夏开战后，任陕西帅臣，分延州兵为六将，分部训练，量敌众寡出战。重训兵，筑城防，边防得以巩固。庆历三年（1043年）召为枢密副使，后任参知政事，上疏建议改革弊政。所奏陈十事，大都被宋仁宗采纳，陆续实施，史称"庆历新政"。但因新政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切身利益，范仲淹遭到诬陷、打击，被宰相吕夷简诬为"朋党"。庆历五年（1045年），罢参知政事，出知邠（今陕西彬县）、邓（今河南邓县）、杭等州。皇祐四年（1052年）卒，谥文正。除范仲淹外，庆历年间其他士大夫要求改革弊政的呼声也很强烈。庆历二年（1042年）五月，欧阳修上疏说："天下之势岁危于一岁"，要求仁宗"革去旧弊"。在危机面前，宋仁宗也同样对时局感到忧虑，于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表示了改弊立新的意向。范仲淹、韩琦、富弼、余靖、欧阳修等有名望的大臣纷纷向宋仁宗提出改革弊政的具体建议。宋仁宗于庆历三年七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并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

庆历三年九月，宋仁宗一再手诏敦促范仲淹、富弼等人尽心国事，提出改革意见。范仲淹、富弼分别向仁宗呈送了革弊建议。

范仲淹认为，"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有救，祸乱必生"，宋已建国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已到了"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的时刻。范仲淹奉诏条上十事是：（一）"明黜陟"。即改变文官三年一迁的磨勘法。官员中有大功"高才异行"者，可特加任用；老病愚昧者另作处理，有罪者按情节轻重处分。（二）"抑侥幸"。改变贵族官员子弟"恩荫"作官的旧法，严加限制，以减省冗官。（三）"精贡举"。改变专以诗赋墨艺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经学。（四）"择官长"。严格选派转运使、提点刑狱及各州县长官。（五）"均公田"。各级官员按等级给以多少不等的"职田"，用来"责其廉节"，防止贪污。（六）"厚农桑"。每年秋天，提倡各地开河渠，修筑堤堰陂塘，以利农业生产。（七）"修武备"。在京畿及近辅州府招募五万人充京畿卫士，一年之内，可以"三时务农"，"一时教战"，以节省兵费，加强京师防卫。（八）"减徭役"。裁并州县建置，使徭役相对地减轻。（九）"覃恩信"。朝廷发布的赦令，各地必须执行。（十）"重命令"。各地法令应由朝廷统一，颁行之后，必须遵守。范仲淹所提的十项建策，除"厚农桑"属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外，其余皆属立制度，振纪纲，为的是巩固、加强宋王朝的统治。

富弼的建议大多也是要求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逐步改善吏治。范仲淹、富弼的建策，大都被宋仁宗所采纳。从庆历三年十月到庆历四年上半年，宋朝陆续颁布几道诏令，施行新政。庆历三年十月，诏中书、枢密院共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颁新定磨勘式，规定中外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优劣分别升降。十一月，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十五岁、弟侄年满二十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者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自二十增至二顷不等。庆历四年三月，诏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规定士子必须在学校中学习一定时间，才许应举，科举取士则"先履行而后艺业，先策论而后诗赋"。另外，还颁布减徭役的诏令，废并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五个户口较少的县份，又将孟州王屋县（今河南济源西）并入河南府，以精简各县乡村役人，使其还乡务农。但范仲淹所提的"厚农桑"、"修武备"则未实施。这就是"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实施，是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是出于对长远利益考虑。但新政中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对无能和多余官员的减裁，对职田的限定，对"恩荫制"的严格规定，都触犯了势官权贵眼前的私利。当时，范仲淹审查各路转运使的"班薄"（名册），凡不称职者，就用笔勾个记号，依次更换。富弼对他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对曰："一家哭，怎比得上一路哭呢？"范仲淹正是如此下决心更换那些领取厚禄而无能的官员。正因为如此，官僚、贵族纷纷反对、诽谤之，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甚至造假，诬陷他们有取代皇帝的野心。在流言蜚语的影响下，在官僚、贵族胁迫下，宋仁宗那种迫切要求改革弊政，兴致太平的决心逐渐动摇。庆历五年（1045年）初，仁宗下诏罢废关于磨勘和恩荫的新法。范仲淹被罢免，富弼因赞同改磨勘法，也被罢免。韩琦上书力谏，反对罢免富弼、范仲淹，仁宗不准。韩琦也被排挤出朝廷，知扬州。"庆历新政"历时只一年左右，在贵族官僚的激烈反对下，在仁宗意志不坚，自订自毁下宣告失败。范仲淹被贬官出朝廷后，于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在邓州（今河南邓县）写下了脍灸人口的《岳阳楼记》，表述了自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国忧民的情怀，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抒发了自己继续以天下安危、忧乐为己任的远大抱负。

在"庆历新政"失败后，改革弊政的思潮受到了抑制。但是，社会危机继续存在，困境仍没有摆脱。在宋仁宗统治的最后十多年间，不少官员陆续提出各种改变旧法、革除弊政的主张，包拯就是其中的一员。

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

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及第，历知天长县（今属安徽）、知端州（今广东高要），政绩斐然，迁监察御史。后曾出任东京转运使、河北都转运使，知瀛、扬、庐等州及江宁府等。至和三年（1056年）年担任过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嘉祐七年（1062年）病逝。包拯为官清正廉洁，不畏权贵，执法严明，不徇私情，深受人们的爱戴。后人不断称颂包拯为清官之典范，并加工为刚正不阿、为官清廉的包公（包青天）这个艺术形象。

包拯针对当时"三冗"积弊，主张严格选拔官员，淘汰冗杂、贪暴、懦弱无能的官吏，年老的官吏应强令致仕，以解决冗官之弊；停止招募士兵，拣斥老弱，以解决冗兵之弊；轻徭赋，节省开支，以解决冗费之弊。并要求朝廷免去各种无名科敛，赈济受灾百姓，严惩残害百姓的贪官污吏。要求宋仁宗"锐意而改图"，一再强调，如果朝廷内外再因循守旧，不务更张，将来必有不可救之患。而包拯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为官廉洁，关心民间疾苦，严办贪官污吏，打击枉法的官僚贵族。并要求自己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当贪官污吏。他特立"家训"，定出"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在封建社会中，立志世代为官清廉，不扰百姓，实在难能可贵。这也就是"包青天"为当时和后世人民所敬慕、歌颂和盼望的重要原因。

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也于嘉祐四年（1059年）向宋仁宗呈送了一封长达万言的《言事书》。王安石在《言事书》中，首先就指出，"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是因为"不知法变"，即"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而要改易更革这些不合乎先王之政的法度，就得需要人才。人才是改革现行法度的当务之急。王安石向仁宗提出了尽快培植人才、改革弊端的主张。他主张从教、养、取、任等四个大方面培育改革所需之人才，使"在位者得其才"，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王安石所说的"法先王之意"、"趋先王之意"，是指在先王的名义下，适时变法革新。王安石与主张改革的其他官员不同。他在《言事书》中指出，财政的困窘，决不是由于冗员和官员过多，而是由于理财不得其道，不能因时而变，只固守旧道。王安石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就是王安石的理财之道。

王安石的《言事书》呈送上去后，没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视，更未被采纳。稍后，司马光、苏辙、苏轼也屡次上奏札，呈请仁宗"斟酌事宜，损益变通"，要求变更弊政。司马光的改革主张是：裁减禁军，精加选择；量材录用官吏，使久其任；减损冗费，节省财用；善于理财，保养财源，使"农尽力"，"工尽巧"，"商贾流通"，各行各业都能乐业安富，然后才能"上下交足"。司马光请求仁宗要有长远安排，有战略眼光。他强调说："上下偷安，不为远谋，此最国家之大患也。"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也主张革新，认为当时有三患：一患无财，二患无兵，三患无吏。苏轼针对这三患，提出以"课百官"来整顿吏治，以"安万民"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厚货财"来理财富国，以"训军旅"来整军经武。在变更的方式上，他主张和缓的渐变，反对骤然的剧变。

可以说，在庆历年间府库空竭，危机加深，百姓穷因，民变四起的形势下，许多忧国忧民有政治远见的士大夫，纷纷向宋仁宗提出有价值的变法主张。改革旧法，大势所趋。

（五）熙宁变法嘉祐八年（1063年）在位达42年之久的宋仁宗病死。仁宗无子，由其养子赵曙（宋英宗）继承皇位。

英宗面对仁宗留下来的内外交困的政局，曾经想对朝政弊端进行一番改革。他继位不久，就对执政大臣富弼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的问题。但当时富弼等大臣因循守旧，对英宗敷衍塞责，不思救治。英宗本人不久也重病缠身，精神失常，难以理朝，他救治积弊的愿望也化为泡影。宋朝所面临的危机则进一步加深。仅财政一项，仁宗时每年亏空的数额达300　万缗以上，英宗治平年间竟达到1570　余万缗。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死，因财政困难，其丧葬费用不得不大大削减。

英宗死，其子赵顼（神宗）继承皇位，当时不满二十岁。赵顼当太子时，就很关心国家大事。十多岁时，曾披甲去见祖母曹后，要求恢复失去的疆土；每当群臣提到仁宗时辽朝趁宋西边紧张之际，兴兵讹诈一事，便忧愤得落泪。神宗继位，也正是士大夫变法思潮方兴未艾之时。神宗刚即位两个月，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就上疏，对当时"天下困极"，"而天下恬然不图营救"的政局表示"不胜忧愤"，而且指出，宋朝如果仍旧"遵常守故，龊龊细文，避猜嫌，顾形迹，恤浮议而废远图，忽人谋而徼天幸"，将来一旦出现凶年饥馑及"寇戎"，就难以挽救。宋神宗作为一个年青的皇帝，在当时士大夫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很想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他继位后，即向元老重臣富弼征询富国强兵之道。但神宗料想不到，此时的富弼已经不是宋仁宗庆历年间努力兴致太平、革除旧弊的改革派了，不仅因为庆历新政的失败而丧失改革的锐气，而且久居高官，变得老于世故，因循故道。当神宗向他征询致国盛强之道时，他竟像几年前对待英宗一样，要宋神宗"二十年不言兵"，试图让宋神宗放弃改革时弊的想法。

宋神宗无法从元老大臣那里得到支持，就只得寄希望于当时在士大夫中享有很高声望的王安石。

1。王安石王安石（1021-1068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其父王益一生只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吏，未能进入统治阶级的上层中去。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考中进士第四名，被派往扬州，去作"签书淮南节度制官厅公事"。实为扬州地方长官韩琦的一名幕僚。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改任鄞县知县，后历任舒州通判、开封群牧司制官。嘉祐二年（1057年）任常州知州。嘉祐三年（1058年）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同年十月，被北宋政府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

王安石多年的地方官吏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在于官吏昏暴无能。他在自己的任所内，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改革。在庆历七年任鄞县知县时，王安石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和水利灌溉情况进行了解。在近三年的任期之内，他在鄞县做了许多"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的工作。为使经济状况不佳的中下等级的民户能及时耕种收获，王安石到鄞县的第二年，就在青黄不接的春季，把县府粮仓中的存粮借贷给他们，约定到秋收后，加纳少量利息偿还，免遭豪强兼并之家的重利盘剥。嘉祐二年（1057年）王安石任常州知州。为发展常州境内的农业生产，王安石主张在当地开掘一条运河。在开掘中，浙西路转运使等地方官吏极力反对、阻挠，又适逢淫雨不止，民夫多病，开掘工作被迫中断，王安石由此深感改革之艰辛。王安石就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时，曾上疏给北宋政府，力陈茶之为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或缺，应当尽可能使民间得到价格便　宜的好茶。北宋政府一直施行茶叶专卖的榷茶法，但每年收入并不多，为此政府应该考虑改变这种办法。王安石的建议被北宋政府采纳，江南东路在此后的一个时期内取消了茶叶专卖制度，改为商人运销、政府抽税的办法。事实证明，宋政府由此抽税所得，较之由专卖所得并未减少。

王安石从县官到州官，凡其所负之责，凡其所到之地，总要对他所认为应兴之利、应除之害大力进行一番兴革，表现出勇于进取的实干精神，与当时的官绅士大夫阶层所流行的因循苟且、虚妄空谈之风形成鲜明的对照。王安石也正是从地方官吏的实践中，深深地体察到，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向宋仁宗赵祯写了一封长达万言的《言事书》。在《言事书》中，王安石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从《言事书》可见，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中少见的紧迫感。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可惜的是，《言事书》并没有受到宋仁宗和当政权臣的注意，在当时的政坛上也没有引起任何反响。王安石任三司度支判官仅约两年半，就又被调作知制诰，去掌管替皇帝起草命令、文告的工作。

嘉祐八年（1063年）仁宗病死，英宗立。王安石的母亲也在这年秋季逝世，他因"丁忧"辞掉知制诰的职务，回到江宁守丧。在守丧期间和服除之后，王安石一直都在江宁家中收徒讲学。陆佃、龚原、李定、侯叔献、蔡卞等人，都是在这几年内先后从他受学的。直到宋英宗病死，宋神宗赵顼继承皇位之后，他才在熙宁元年（1068年）应召回到开封，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神宗的赏识和信赖。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新法，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影响较深远的政治改革，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

2。王安石变法在王安石的激励推动下，神宗更加坚定了变法图强的决心。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

变法刚刚推行时，王安石作为五个执政大臣之一，为推动变法而生气勃勃地活动。但整个朝廷却是暮气沉沉，其他四个执政大臣中，宰相曾公亮年过七十，长期占据高位，遇事模棱两可，阻挡进用新人，不支持变法，是一个"老成持重"的官僚典型。另一位宰相富弼（熙宁二年二月复相），因庆历新政失败已经丧失改革的锐气，因循保守，只求保住高官，见神宗信任王安石推行变法，便称病求退。同王安石并列为参知政事的唐介曾极力反对宋神宗任命王安石执政，在新法刚开始的四月间病死。另一参知政事赵扑见难以阻挠变法，便自叫苦。当时有人讽刺说：五个执政者王、曾、富、唐、赵是生、老、病、死、苦。依靠这样的执政班子显然无法推行新法。宋神宗于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宰相，授予大权，有力地推行新法。王安石执政后，随即建立起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即皇帝特命设置的制定三司（户部、度支、盐铁）条例的专门机构。神宗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与王安石同领其事，实际上是由王安石主持。在这个机构中，任用了一大批新人。吕惠卿、曾布、苏辙都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的"检详文字"官，参与草拟新法。

王安石之所以急于变法，就是要改变宋朝国贫的局面，创建新的理财富国之道。王安石在早年做州县官吏时，就曾在其《与马运判书》中写道："尝以为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在他给仁宗的《言事书》中又总结了"前世治财之大略"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并且指明"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王安石认为，最好的理财方法，是依靠天下的所有劳动力，去开发自然资源。主要的是积极的开源，而不是消极的节流。王安石向仁宗进言道："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王安石颁发了一系列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均输法　北宋都城开封，聚居着数量极大的皇族、贵戚和官僚士绅，还驻屯着保卫首都的数量众多的军队。宋初以来，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和军队的消费，在江南、两浙、荆湖、淮南等路设置发运使，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资。发运使只是照章办事，一切按照每年定额，丰年不敢多运，凶年不敢少运，经常支出大笔运费，运来一些过剩物品，只得在京城降价出售。各司往往隐瞒财富，不肯如实申报朝廷，反而以支移、折变等名目加倍收税。朝廷调用物资时，不管某地是否生产某种东西，也不管其时是否生产某物的季节，一旦需要，急令强征。这种种弊端都给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控制市场提供了方便，而百姓则被加重赋税负担，朝廷仍然财用窘迫。王安石很早就发现这是没有理财之道而必然导致的恶果，变法就必须解决这个严重的经济问题。

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以薛向为六路发运使，设置官属，推行此法。朝廷从内藏库拨予钱500　万贯，米300万石，以供周转费用。发运使了解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六路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品种、数额以及库存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得以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王安石试图由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调节供求关系，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应该说，均输法从增加宋朝国用出发，多少改变了旧制，增加了财政官员的权力，剥夺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微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市易法　王安石和变法派所制定推行的市易法，大致是借鉴西汉中叶桑弘羊推行的平准法而建立的。推行市易法的目的，是要把都城开封和其他较大的商业城市中市场物资的价格规定及操纵物价涨落之权，从豪商富贾的手中夺回到中央政府手中，一则可使物价基本稳定，二则可使一般小商贩免于富商巨贾的盘剥欺凌，三则北宋政府可夺回富商巨贾所独享的那些权利。王安石于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早在熙宁三年（1070年），在秦凤经略司主管机宜文字的王韶，就曾向北宋政府建议说：居住在北宋西北边境外的少数民族，每年到秦凤路（今青海、甘肃和陕西三省的各一部分）与汉族通商，其贸易额"不知几百千万"，"而商旅之利尽归民间。欲于本路置市易司，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北宋政府采纳了王韶的建议，在交通要道陇西古渭寨（今甘肃陇西县境内）设置了一个市易务，政府直接掌握了这个地区的贸易权。又有平民魏继宗约在熙宁五年初向北宋政府上书，建议在开封设置常平市易司，以管理京师市场，物价贱则稍增价收购，贵时则稍减价出售，这样由官府掌握"开阖敛散之权"，达到"商旅以通"、"国用以足"的目的。

既有王韶在秦凤路设置市易务每年收商利约一二十万贯的实际效果，又得到魏继宗的新建议，中书省据以制定市易法。在京师设置市易务，以内藏库等钱187　万贯作本，控制商业。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向市易务贷款，以产业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取年息二分，半年出息一分。商贩向市易务成批地赊购货物，也出年息二分。上述经营项目原来都是由大商贾操纵取利，市易法把这些经营权利收归中央政府。后来政府陆续在杭州、成都、广州、扬州、润州（今江苏镇江）等几十个重要商业城市设立市易务，又将京师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全国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的颁行，在限制巨商富贾操纵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免行法　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京师开封各行商铺原来承担供应官府所需物品、人工的任务，经常被迫用高价收购货物供官，所以"每纠一人入行，辄诉讼不已"。当年，内行徐中正等首先提出向官府交纳"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的要求。宋神宗命提举在京市易务吕嘉问和开封府司录司共同调查各行利害，成立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制订条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此后，宫廷买卖物品，都通过杂卖场、杂买务，并设置市司负责估定物价。

（2）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青苗法　北宋政权建立以后，曾仿效前代的办法，陆续在各路州县城内设置常平仓。其规定是：凡遇五谷丰收之年，为避免"谷贱伤农"，便由各州县政府酌量提高谷价，大量收籴；凡遇灾荒饥馑之年，为照顾灾民，州县政府再以比市价稍低的价格将仓中存粮大量出售。规定虽好，但各州县未认真照办。有的地方官员把有限的籴本的大部分移作营私之用；有的地方官员又"厌籴粜之烦"，不肯依照年景的丰歉而籴粜；有的地方官员甚至与豪商富贾或囤积居奇的大户人家相互勾结，借籴粜之机共同渔利。这种种情况说明，到北宋中叶，各地方的常平仓及其规定已有名无实，它所应起到的调剂粮价和救济灾荒的作用，已近于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地方官员便采取其他办法，以解决灾荒期间或青黄不接时农民缺粮问题。如王安石在鄞县任内曾有过"贷谷与民，立息以偿"的举措。宋仁宗时，陕西转运使李参在当地农民缺少粮、钱时，让他们自己估计当年谷、麦产量，先向官府借钱，谷熟后还官，称"青苗钱"。几年后，军粮经常有余。根据王安石等人的这些经验，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青苗法。

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1500　万贯石以上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高收购。其所积现钱，依陕西青苗钱法，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借贷者，每五户或十户结成一保，由第三等以上户充当"甲头"，客户贷款，须与主户合保。在河北路，贷款的限额是，客户与第五等户每户一贯五百文，第四等户三贯，第三等户六贯，第二等户十贯，第一等户十五贯。本县如有剩余，允许第三等以上户借贷。如还有剩余，借贷给有物业抵当的坊郭户。贷款以适中的粮价折算，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凡灾伤达五分以上的地区，允许延期归还。先分派提举官到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俟其就绪，然后再在各路推行。

实行青苗法的目的，是要使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

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跟高利贷者的百分之百的利息相比，青苗法取息二分或三分，不能不说是很轻的。青苗法堵塞了"兼并之家"放高利贷的盘剥之路，朝廷也从中获得大量利息。这样，也同样能实现王安石所提出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总方针。

募役法（免役法）募役法是对宋代原来实行的差役法的改革。

北宋的纳税户，在王安石变法前，除交纳赋税之外，还都要依其户等的高低轮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也叫职役）。北宋政府按户等高低分别给以轻重之役，仅徒有虚名，因为，官绅豪强大地主、商贾、考中进士的人家及僧、道都有免役的特权。各种差役都落在中小地主和较富裕的自耕农的身上。针对这种情况，早在宋仁宗时，一些地方官员，如两浙路转运使李复主、越州通判张诜等都曾在所住地区，对旧差役法有所改革，规定可由当役者出钱，雇人代充。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三司使韩绛上书说："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要求改革。熙宁二年（1069年）三月，宋神宗命条例司调查衙前差役的利害，制定法令。同年十二月，条例司上言"使民出钱雇役"最便，原乡户承担差役者，"计产赋钱，募民代役"。熙宁三年（1070年）将此办法发到各路议论。开封府官员赵子几奏上开封府界各县实施办法，由司农寺邓绾、曾布等复议。

熙宁四年（1071年）正月，司农寺拟定募役法（免役法），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规定，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衙前等州、县官府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上三等户、公八等交纳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称"免役钱"。原来不承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僧道、未成丁户、坊郭户等，要按定额的半数交纳役钱，称"助役钱"。州、县官府依当地吏役事之简繁，自定额数，供当地费用；定额之外另加十分之二缴纳，称"免役宽剩钱"，由各地存留备用，在灾荒年份全部免征"役钱"时，即可以此钱充用。

募役法（免役法）的实施，使得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民回乡耕田务农。凡农村的上三等户和城市中的上五等户，即当时被公认为兼并之家的，都要在原有各种有名无名的课税之外，再交纳一份免役钱或助役钱，这使制裁兼并成为可能。尽管这种制裁很有限，但新的免役法毕竟是对兼并之家的一种打击。同时，官府增加了财政收入。

方田均税法　北宋的既定政策是纵容豪强兼并之家肆意兼并土地，而且给予免税免役的特权。而中小地主和较富裕的自耕农，为逃避繁重的税敛和差役，有人宁愿托庇于官绅形势户和豪强之家，伪立契约，假称土地已典卖，自己沦为佃户，实则仍在原有的土地上耕作，但得把收获物的一部分缴给官绅形势户和豪强之家。其恶果，便是北宋朝廷的赋税收入大幅度下降。王安石面对这种弊政，从不畏惧，敢议其事。在免役法向全国公布实施已有大半年之后，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和"式"颁行。这一新法的颁行，就是要解决官僚豪强地主无止境地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乡村中、下户卖掉土地，仍负担重税，这种田产不均，赋税不实的严重社会问题。

方田均税法分为方田和均税两部分，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主持丈量土地，以东南西北各千步为一"方"，计四十一顷六十六亩多。依据方、庄帐籍，检验土地肥瘠，划分五等，依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向民间公布，分发方帐、庄帐、甲帖和户帖四种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诡名挟佃者，都予以合并改正。同时，各县以原有税数为定额，禁止使用合零就整等手段超溢此额。荒地归于耕佃之家，不必追查。瘠卤不毛之地，允许占有佃种。"条约"和"式"颁布后，以济州巨野县尉王曼为指教官，先在京东路实行，以后再推行到各路。到元丰八年（1085年），先后在京东、陕西、河北、秦凤、鄜延五路，丈量出大量被隐漏的田产，"已方而见于籍者"共248　万余顷，约为全国纳税土地的半数以上，为宋王朝增加了大批税收。农田水利法　王安石坚定地认为"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又以"去其疾若，抑兼并，便趣农"为急。其中"便趣农"主要是指兴修水利工程，使农民将其利，发展生产。王安石做了参知政事之后，他就尽快地制定具体措施，于熙宁二年（1069年）四月选派程颢、刘■等八人分路去考察各地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根据实际考察的情况，前人留下的兴修水利工程的知识及王安石自己兴修水利工程的经验，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农田水利利害条约"。

"条约"规定，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如工程浩大，民力不足，可依青苗法，由官府贷款；如官钱不足，州县官劝谕富室出钱，依例计息，由官府置簿催还。变法派广泛吸取发展生产的建议，社会地位低下的胥吏、商贩、农民、仆隶甚至罪废者，只要能讲求水利、有利农业，都可直接到东京献策。兴修水利有成绩者，还要授官嘉奖。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农田水利法的实施，推动了农业生产。就在京东路内，熙宁四年（1071年）的冬季之前就修复了济州和濮州的水利工程，排除了长年的积水，得到了约四千二百多顷良田，当年的夏、秋两季就收获了二百多万石的小麦和谷子。而襄州（今湖北襄樊）农民，开修了古淳河106　里，使六千六百多顷农田得到灌溉之利。在不多几年之后，就使这一地区"环数千里，并为良田"了。

在推行农田水利法中，收效显著的还有"淤田"的方法。淤田，就是决放河流，使河流内的淤泥流入农田，把硗瘠土地变肥田沃壤。由于实施有效，熙宁四年（1071年）在开封特设"总领淤田司"，专管调集各州县的厢兵在一些河流沿岸地方放水淤田。农田水利法的实施尽管遭到守旧派的百般阻挠，但在熙宁二年（1069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的七年内，全国仍兴修水利工程10793　处，受益的民田面积为三十六万一千一百多顷，疏浚河汊、湖港之类不计其数。农田水利法是王安石主张"治水土"以发展农业，增加社会财富的极重要措施。

（3）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及建立军器监等将兵法　北宋中叶以来军队骄惰腐朽、不堪征战的状况，以及西夏、辽的极大威胁，促使神宗和王安石尽快地改革军队素质，提高战斗力，加强军事实力，推行"将兵法"。

将兵法是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

裁减五十岁以上的老弱兵士；规定禁军军营兵额，马军300人，步军400人；又合并各地马步军营，由545　营合并为355　营。原来聚集在京师的禁军大部分拨到各路。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减并，至熙宁八年（1075年），禁军兵额减到56.8　万余人。各地多用来服杂役的厢兵，也在熙宁四年（1071年）十二月，按禁军办法裁减。各州并为若干指挥，每指挥不得超过500人。全国共840　指挥，兵额减到22.7　万多人。全国禁、厢兵裁减后，总额不到80　万，比英宗时减少36　万，约减1／3。裁并后，军队精干齐整，节省大批军费。另一方面置将练兵。熙宁六年（1073年）六月，神宗下诏：京东武卫等六十二指挥的禁军，分隶诸路，差主兵官分部训练。自熙宁七年（1074年）始，在北方各路陆续分设一百多将，每将置正将一人，挑选武艺高强，作战经验较丰富的武官充任，专掌训练军队。元丰四年（1081年），又在东南的淮东、淮西、浙东等设十三将。"将"成为军队编制的基本单位，正将以下设副将、部将、队将等。

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增强了战斗力。

保甲法　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上旬，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制"颁行。条制规定：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者，出一人为保丁。选取主户"有材干心力者"和"物力最高者"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副保正。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随后推行到全国各路。保甲原属司农寺，熙宁八年（1075年）改隶兵部。第二年，实行结队法对丁保进行军训，两大保编成50人一队。这年，各路"义勇、保甲民兵"达718　万余人，其中保甲民兵693　万余人。

王安石组织保甲、训练保丁的目的，一是经过训练的民兵（如义勇、保甲）可与正规军相参为用，军队的缺额不再填补，以节省国家的军费开支。民兵可逐渐代替正规军执行驻防或出征任务，使募兵制逐步向征兵制过渡。这反映了王安石对军事改革较长远的构想。二是要在各州县乡村中建立起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百姓按保甲编制起来，既加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镇压力量，又稳定了封建社会秩序。

保马法　宋朝由牧监养马，侵占大量田地，每年消费甚大。群牧使李中师曾建议"省国费而养马于民"，熙宁五年（1072年），神宗下诏允许开封府界各县保甲养马，由提点司给配马匹。熙宁六年（1073年），由曾布制定的保马法颁行。

保马法具体规定养马条例：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每户可给一匹，家产多者可给两匹。府县不超过三千匹，五路不超过五千匹。马匹用来"袭逐盗贼"。养马者三等以上户十户为一保，四、五等户十户为一社。马死病，保甲马由保主独自赔偿，社马由社赔一半。此后，保马法推行到其他各路。保马法的执行，减少了官府养马的费用，也获得更多的战马。

在实行上述种种富国强兵法的同时，王安石还着手对教育、科举进行改革，目的是培养和选拔变法所需的人才。王安石在给仁宗的《言事书》中说："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请求仁宗在变法之前，首先必须陶冶一大批能够"改易更革天下之事"的干才出来。所以，王安石执政后，经过两年的准备，突破阻力，实行新的贡举法，整顿了京师及州县学校。

科举改革　宋朝大批文武官员都出身科举。科举以进士科为主，考试诗赋，完全着眼于文字形式方面。王安石坚持"贡举法不可不变"，向神宗指出，旧的贡举法是使士困于无补之学，闭门学作诗赋，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中书省颁布对科举的改革：废除经科，废除考试诗赋和帖经、墨艺。考试时，主要考这些经书的"大义"和殿试策（时论）。

整顿学校　颁布新科举法八个月后，王安石又着手整顿学校。首先改组太学。旧太学为保守派官僚把持，是反对变法的舆论阵地。王安石等变法派把颜复等旧学官尽行撤职，委任陆佃、沈季长等变法派作学官。太学按照变法派主张行事，成为变法派造舆论、育人才的重要场所。太学内部规章也做了一些调整，学生名额增至一千人，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级。上舍中成绩优异的，不经科举，直接授官。

整顿太学后，又相继在京师设武学、律学、医学。建立这些重视实用的专门学校，是教育方面的革新。变法派还陆续整顿州县的学校，规定学官由朝廷委派，定期考核。

科学和教育方面的种种改革，使王安石的变法革新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直到北宋末年，王安石的学说还在太学中流传。

3。变法派与守旧派的激烈斗争年轻皇帝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变法，本是一场加强宋朝统治，又有进步意义的大好事，但一石激起千层浪，变法在北宋统治集团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当时皇族、元老重臣的激烈反对。当时反新法的，不仅有文彦博、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元老大臣，还有太皇太后曹氏（宋仁宗的皇后，神宗之祖母）、皇太后高氏（英宗的皇后，神宗之母）。曹氏和高氏这两家在北宋都是已有上百年历史的高门贵族。再加上神宗之弟赵颢等宫廷显贵。而这个保守集团的代表人物则是司马光。

守旧派与变法派的斗争由来已久。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死，赵顼继位，改次年为熙宁元年。元年四月，王安石到开封，受命为翰林学士。八月，宰相曾公亮等上言"河朔灾伤，国用不足，迄今岁亲郊（皇帝郊祀），两府（中书、枢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取旨。翰林学士司马光认为，救灾节用，应自贵近（贵官近臣）始，可听两府辞赐。王安石提出反对意见，说："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司马光说："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的话不对。"王安石说："所以不足，是由于没有善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理财的人，不过是聚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不是好事！"王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反驳说："天地所生财货万物，只有此数，不在民，便在官。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熙宁元年八月的这场激烈的争论，揭开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斗争序幕。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基本原则。一方面不加重国家赋税剥削，百姓生活安定就不会滋事起义；一方面则是采用新法发展农业生产，增加收入，尤其要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即那一些"兼并之家"的部分剥削收入收归朝廷。要从官僚地主口中夺回一块肥肉，怎能不激起他们的激烈反对？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先后制定均输、青苗两项新法。

保守派人物顽固地坚持"祖宗法制"不能变的立场。均输法的颁行，适当扩大了财政官员的权力，也触动了"富商大贾"轻重敛散的利益，引起了保守派的反对。御史刘琦、钱顗彝等上言："薛向小人，假以货钱，任其交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范纯仁奏请罢均输法，说均输"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不难看出，保守派之所以反对均输法，就是因为对商贾不利。面对保守派的反对，神宗不为所动，继续重用薛向推行新法。

青苗法的实施，主要是为朝廷兴利，其办法，一是迫使富户出息，一是从地主富户手里部分地夺取高利贷剥削的利益，因而比"夺商贾之利"的均输法遭到保守派官僚更为强烈的反对。九月间，青苗法刚刚颁布，宰相富弼即称病辞职，出判亳州。接着，司马光公开反对青苗法，曾和吕惠卿在神宗面前辩论。司马光说："朝廷散青苗钱，此事不便。今闾里富民借钱给贫民收利息，还能蚕食下户，至于饥寒流离，何况县官靠法令威逼？"吕惠卿反驳说："此事富室为之害民，县官为之可利民。青苗钱民愿取者给予，不愿者并不强借。"司马光说："非独县官不强借，富民也不是强借。"神宗说："陕西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司马光回答说："臣是陕西人，只见其病，不见其利。"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上长篇奏疏，激烈反对变法，说什么"创法新奇，吏皆惶恐"，均输法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青苗法是"亏官害民"，访寻水利是"徒劳"、"烦扰"。"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归根结底，就是说，北宋王朝本来不错，何必行新法？多此一举，根本不必要。

青苗法颁布时本为自愿请领，但实行中，出现了"抑配"、"散俵"的办法，即按户等规定，强迫领借。地主富户因此比贫户领较多的青苗钱出息。这是保守派激烈反对青苗法的一个主要口实。熙宁三年（1070年）正月，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意见，下诏禁止青苗钱抑配，同时也禁止阻挠自愿借钱。尽管改正了青苗法实施中的偏差，但保守派仍继续反对。原宰相韩琦出制大名府，二月间上疏，对青苗法进行全面攻击。韩琦的指责主要是：那些兼并之家，现在让他们多借钱出息，是官放息钱；贫下户请借甚易，纳还甚难，将来只得强迫户长同保人均赔；青苗钱夏秋随税运纳，如果夏秋两季都遭灾害，必然官无本钱接续支给，官本渐有失陷。韩琦提到"官本渐有失陷"，使得神宗产生怀疑动摇。神宗对执政大臣们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青苗）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曾公亮、陈升之又在神宗左右攻击青苗法。王安石气愤地进前辩驳，最后说："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次日，即称病不出，奏请罢职。王安石请退，正是司马光进攻的好时机。他上疏说："青苗法行之才数月，中外鼎沸，皆以为不便。如不肯变更，十年之后，富室既尽，常年已坏，帑藏又空。请罢制置三司条例司，追还诸路提举勾当常平使者。"但神宗很快在动摇疑惑中醒悟过来。几天后，神宗召见王安石，说："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腹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少失陷钱物，亦何足恤？"王安石说，青苗法在实行中"不叫小人故意坏法，必无失钱物之理"。于是，王安石继续执政，更有力地推行新法。

保守派顽固地坚持"祖宗法度"。保守派激烈围攻变法派，就是因为变法派不守"祖宗法度"。在保守派看来，变法派不守祖宗之法是政治上的最大罪状。王安石开始执政，就对神宗说："变风俗，立法度，今之所急。"御史中丞吕海劾奏王安石"惟务改作，立异于人"，"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是"罪不容诛"。刘述等劾奏安石："先朝听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欲事事更张，废而不用。"范纯仁上疏说："王安石复祖宗法度，掊克财利。"司马光上疏指责王安石"不能辅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变乱先王之正刑"。并直接给王安石写信，攻击说："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之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面对这些非难、攻击，王安石在思想上早有准备。他在驳斥司马光诬加的所谓"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大罪状时说："至于怨诽之多，早在事前我就知道会如此。人们习于苟且不是一天了，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于流俗，自媚于众算好，皇帝要想改变这些，我就不管敌手的多少，要出力来抵抗，世俗之众哪能不气势汹汹地诽谤呢？"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王安石对神宗谈到"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三不足"思想时说："陛下自己管理政事，没有流连享乐，这就是惧天变。陛下征询、采纳人们的意见，岂是不恤人言？然而人言固有不足恤者，如果合于义理，人言又何足恤？及人言为不足恤，并非是错误。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本来就应当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数次修敕法律。如果法一定，子孙就当世世遵守，祖宗为什么还屡次变改？""三不足"思想恰恰概括了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义无返顾、勇往直前的雄伟气魄。

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王安石任宰相，相继荐用曾布、章惇、吕嘉问、沈括等一批新人。自熙宁三年至七年间，陆续推行了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条约以及对兵制的改革、保甲法、保马法等一系列新法，使变法进入一个新阶段，达到了高潮。

自熙宁三年以来，变法形成高潮。但保守派的围攻始终未停。原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司马光已在熙宁三年九月间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熙宁四年（1071年）辞官回洛阳，见变法势不可挡，声言"绝口不论事（政事）"。保守派在朝廷的代表，这时是枢密使文彦博。文彦博也是以"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为由，反对变法。而反对的矛头，主要集中在侵犯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免役和市易两法。

熙宁五年（1072年），华州山崩。文彦博乘机攻击市易司不当差官自卖果实，致使华州山崩。王安石反驳说："华州山崩，不知天意为何。天意不可知。人们所为，也不必合天意。"这实际上就是王安石主张的"天变不足惧"的思想。次年正月，文彦博再次攻击市易司遣官监卖果实，"有损国体"，是"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聚敛小臣，希进妄作"。保守派的大举反攻集中在市易务实行"免行钱"的措施上。

京师开封原来由各商行为官府供应百货、食品。官司上下勒索，至少在例额十倍以上。倘不如意，即恃权惩治。商行因官司需索，赔累甚多，不少商贩因此破产失业。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市易务制定"免行条例"在开封商行中实行。各行按照收利多寡交纳免行钱，免除行户对官府的供应。禁中（皇宫）卖买货物，也要下杂卖场、杂买务，由市易司估定物价高低。免行钱为朝廷增加了一笔收入，对商人也较为有利；打击的对象，是恣意勒索和从中渔利的上下官司，乃至皇宫中皇族、后族和宦官。于是，熙宁七年（1074年）三四月间，保守派掀起一场对变法派的围攻。

这次围攻的主要力量是来自宦官和外戚，并且得到曹太皇太后、高皇太后以及神宗的向后的支持。在这样一股特殊力量的围攻下，神宗开始动摇，问王安石免行钱事："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众？"王安石直接揭露宦官，说："士大夫不满朝廷政事，与近臣宦官相勾结。陛下只看朝廷大小官不避宦官的能有几人，就知道宦官的害政了。"王安石还说："市易司若不是吕嘉问，谁敢守法不避左右宦官；不是我，谁敢为吕嘉问辩明，不怕得罪宦官？"几天之后，神宗又对王安石说："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又说："近臣（宦官）以至后族，没有不说不便的。两宫（太皇太后、皇太后）乃至泣下。"王安石愤而揭露后族说："如后父向经从来就持权勒索商行。因推行市易法得不到好处，向经曾来文交涉。未被理睬。又如曹佾（ｙì，曹后弟）赊买人家树木不给钱，反而由内臣用假姓名诬告市易司。陛下试看此两事，后族怎么会不反对呢？"王安石虽然直指曹后、向后，勇气十足，但变法派所遇到的是宫廷内拥有权势的最上层，处境日益困难了，神宗在后族的反对声中，命韩维代草诏书罪己。就连已经退居洛阳四年，声言"绝口不论事"的司马光这时也上长篇奏疏，说读到神宗的诏书，高兴得落下了眼泪。司马光列举了王安石执政后"朝政阙失"六条，对变法派发动了全面的反攻。恰逢连年大旱不雨，受灾地区的农民被迫流亡。保守派更是以此为借口，纷纷指责变法派触怒了天帝。王安石反驳说；"水旱是常事，尧、汤所不免。应当更修人事，以应付天灾。"但王安石这一"天变不足惧"的正确观点，这时却遭到神宗的驳斥，说："这不是小事。所以这样恐惧，正是因为人事未修。"有个叫郑侠的小官吏在冯京（参知政事，富弼婿）的支持下，专请画工画了一幅《流民图》送呈神宗，并上疏说："去年大蝗，秋冬大旱，今春不雨，都是大臣辅佐不以道所致。"他建议将"有司掊克不道之政"（指新法）一切罢去。知青州滕甫上书说，只要陛下废尽熙宁二年以来所行新法，就会"民气和，天意解。"一时间，自宫廷至朝野形成了以天命、天意剿灭新法的一股逆流。

随着整个形势的变化，变法派内部也开始分裂。熙宁七年三月间，三司使曾布见神宗对王安石责问市易法，首先动摇，竟联合市易的倡议人魏继宗反对市易法，攻击吕嘉问。曾布甚至对神宗说，他"召问行人，往往涕咽"，"垂意于此，足以致雨"。神宗命曾布与吕惠卿根究市易务不便事。吕惠卿坚持新法，与曾布意见不合，曾布又向神宗攻击吕惠卿。曾布、魏继宗从变法派内部反对变法，这就使得王安石更加被动了。

后族极力攻击新法，神宗动摇，保守派反攻，变法派分裂，王安石陷于空前困难的境地。四月初，中书省改定新法。在新法中，减免小贩税钱，是一个改进，但减免行钱仍旧是鼓励地主乘灾荒放债收息，显然是对大地主的退让。同时，神宗下诏受灾诸路保甲法、方田造簿都暂时停止。宫廷中后族继续进攻。曹后要神宗罢青苗、助役，令王安石出朝廷。曹后与高后又流涕对神宗指责新法不便，说"王安石变乱天下"。王安石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无法继续执政，上章求去。四月中旬，神宗下诏：王安石出知江宁府"安心休息"。王安石罢相，变法派遭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

王安石罢相后，韩绛为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新法继续推行。章惇、曾孝宽受命继续根究市易司事，查对市易务及曾布奏文。八月间结案，曾布以"奏事诈不实"罪，免职出知饶州。魏继宗追官停职，吕嘉问也因罪免职，出知常州。同时查出郑侠的幕后支持者冯京和王安国等人。免郑使官，罢冯京参知政事，王安国免官。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韩绛奏请神宗召王安石复相。二月间，神宗召王安石回京师复相。

王安石再度任相，但朝廷上保守派仍据有强大势力。四月间，神宗因辽朝无理要求割地，向旧臣问策。久已罢相在外的韩琦，又乘机攻击新法，指责将兵法、编保甲是"所以致契丹之疑"，青苗、免役、市易诸法是使"邦本困摇，众心离怨"。在王安石复相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变法派仍然处境困难，难以实施新法。尤其是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神宗的支持，市易法无法再向前推进，免役法在保守派官僚的攻击下开始倒退，官户所输助役钱，减免一半，逐步对官僚地主、大商贾妥协。王安石复相后，变法派原有矛盾加深，进一步分裂。韩绛与吕惠卿意见多有不合，王安石因选用官员事也与韩绛不合。王安石重用吕嘉问，而吕惠卿对吕嘉问又多有不满。王、吕之间，日益破裂。御史中丞邓绾，据王雱（王安石子）意，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钱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结贪浊"。吕惠卿上章自辩，并罗列与王安石议论不合诸事，后罢政，出知陈州。章惇出知湖州。王安石复相后，变法派相互攻伐，四分五裂。王安石自己第一次罢相后，多少被削弱了变法初期那种一往无前的锐气。此时，保守派势盛，变法派削弱，神宗更加动摇，王安石无法扭转政局。熙宁九年（1076年）春，王安石上章奏请罢相归田，奏请多次，至十月间始获准罢相，出判江宁府。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昭示了新法失败的结局。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同时在西北边防线上，对西夏展开了攻势。治平四年（1067年）赵顼继承帝位不久，有一名叫王韶的人，到京师开封向政府献策，如何制服西夏。王韶的建议是，要制服西夏，先须把居住在西夏境土以南的那些吐蕃部落制服，亦即所谓断西夏右臂。此建议得到神宗及王安石的赞赏。王安石执政后，就立即实施断西夏右臂这一战略方针。委派王韶为秦凤路经略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又要他负责秦州西路所有关于"招纳蕃部"、创设市易司、募人营田的事务，实际上是要他担负起收复河湟地区的全部责任。

王韶在熙宁四年（1071年）春夏间，首先招抚了青唐地区最大的一个吐蕃部落，一些较小的吐蕃部落也相继归附北宋，使得北宋所辖疆土拓展了一千二百里，人口增加二十万。熙宁五年（1072年），王韶率兵攻打出兵相抗的蕃部首领，占据武胜，后改称熙州。王韶升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熙宁六年（1073年）春，王韶率部南入洮州界内，攻占河州。这年的九十月，王韶率兵从河州出发，攻占了宕州（甘肃省宕昌县）。原据守岷州（甘肃岷县）、叠州（甘肃省卓民县）、洮州的蕃部首领，相继举城归附北宋王朝。

极有战略意义的断西夏右臂的战争胜利结束。在这场战争中，王安石认定王韶建议既重要又切实可行，力排众议，重用王韶，而且经常给王韶写信出谋划策。应该说，在此战争中王安石起了重要的决策作用。通过这次战争，宋军收复了熙、洮、岷等五州，把北宋幅员扩展了二千余里。西直黄河，南通巴蜀，北接皋兰。这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八十年来所获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

纵观王安石变法，其基本目的是要使北宋王朝摆脱"积贫积弱"的危难局面，重振宋王朝的统治。从经济上说，新法贯彻了王安石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财方针。新法的实施，发展了生产，抑制了兼并，减轻了百姓负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从政治上说，新法有防止农民起义，镇压农民反抗的意义，但总体上统一和加强了社会组织，稳定了整个社会秩序。而这一安定、巩固的政治局面，又是发展生产、巩固边防所必需的政治前提。从军事上看，新法的颁行，改革了旧章，整顿了军队，提高了军事素质，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还扩展了北宋王朝的疆域。应该说，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有着进步的历史意义。

但这一推动社会历史前进，巩固北宋王朝统治的新法，却为顽固保守派所不容。其根本原因是，新法抑制了兼并势力，剥夺了他们的部分私利，将其私利变为整个朝廷的财赋收入。正是这种经济利益的冲突，导致了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大搏斗。而王安石的新法就是在这激烈复杂的斗争局面下，艰难地推行着。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判江宁府，但他回江宁后一直未去知府衙门视事。第二年六月辞官。从罢相后一直在江宁闲居。但像王安石这样一位勇于革新变法的人物，对现实、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十分关注的。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王安石写诗哀悼，同时更十分担心政局的变化。在听到司马光拜相的消息后，他的担心便变成了忧惧。既而得知新法陆续被废除。当听到免役法废罢和差役法复行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一位视国家命运为己任、勇于革新的老人，于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初六郁然病逝。

八、北宋后期的腐朽统治（一）元祐更化与哲宗绍述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病死，其不满十岁的儿子赵煦（宋哲宗）继承皇位。宋神宗之母高氏以太皇太后（曹后已死于1079年）的身份处理军国大事，建年号元祐。

1。元祐更化因新法侵犯了皇亲国戚的切身利益，所以高后一贯反对变法。高太皇太后刚一执政，便派宦官去问司马光，当以何事为先。五月，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次年又升为尚书左仆射（左宰相）。吕公著也被召入朝为尚书左丞，次年为右仆射。保守派再度掌握政权，立即废罢新法，恢复旧法制。这一场对变法派展开全面反扑的活动发生在宋哲宗元祐年间，所以后来被称为"元祐更化"。

罢尽新法　司马光五月间入朝执政，即上奏章攻击变法派多以已意变革旧章，主张全部"更张"新法。有人提出神宗刚死，不宜骤然改动新法。司马光力争说："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改之当如救火。"有人搬出古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反对骤改新法。司马光又力争言道："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这样就为推翻新法提供了理论根据。高太后、司马光等首先罢保甲教练和保马法；接着，罢市易法，废青苗法，停止助役钱；最后，罢免役法，恢复旧的差役法。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王安石所颁行的各项新法，几乎全部被废罢了。

司马光对新法嫉恨如仇，甚至不顾宋朝的利益，凡王安石实行的新法，不辨利弊，必求废罢。元祐元年（1086年）正月，病中的司马光说："四患未除，我死不瞑目！"（"四患"指青苗、免役、置将和对夏作战。）青苗法罢后，司马光的好友范纯仁因国用不足，建言再立散钱出息之法。于是，司马光具奏说，先朝散青苗，本为利民，现在禁抑配，就没有什么害处。几天之后，又觉不妥，抱病入朝力阻青苗钱。司马光欲废免役法，恢复旧差役法。变法派章惇争辩说："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之害，至于役法，如以差代雇，须详议熟讲，或者才可行。"保守派苏轼对司马光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要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劝说："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对此司马光一概不听，根本不明是非、不辨利弊，一意孤行。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终于恢复了差役法。

在对西夏政策上，司马光也完全改变了王安石的抗战路线。西夏统治者在哲宗继位后，派使臣勒索兰州、米脂等五寨。司马光竟一口应允，甚至主张把宋神宗时为了对付西夏而建立的熙河兰会路和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庆州（今甘肃庆阳）外围建立的安疆、葭芦、浮图和米脂等堡寨，一并送给西夏，并指责不赞成的大臣是"见小忘大，守近遗远"，认为这样做既可免"激令愤怒"，还可以换取宋与西夏的相安无事。这一主张虽遭反对，未能实行，但暴露出司马光妥协苟安的面目。

排挤变法派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死时，王珪为左相，蔡确为右相，章惇为门下侍郎，共同扶立年幼的哲宗。神宗死后两月，王珪病死。蔡确为左相，知枢密院事韩缜为右相，章惇改任枢密院事，军政权都还在变法派手中。五月，司马光入朝为门下侍郎，随即荐用刘挚、范纯仁、范祖禹、吕大防、李常、孙觉、梁焘、王岩叟、苏轼、苏辙、朱光庭等一大批保守派官员。又说文彦博、吕公著、冯京都是国之老臣，可以倚信，也叫他们各举所知。七月，吕公著为尚书左丞。一批保守派官员也相继被任用。司马光树立起保守派的势力，即着手对变法派大力排挤。当时，蔡确和章惇尚掌握着军政权力，于是成为保守派攻击的主要目标。蔡确当时受命为"小陵使"主神宗丧葬事。章惇曾对司马光要求罢募役法的奏疏中自相矛盾之处加以揭露和驳斥。保守派借口大力弹劾蔡确、章惇。十月间，御史刘挚上言，神宗皇帝灵驾进发前，蔡确没有入宿守灵，"慢废典礼，有不恭之心"。朱光庭上言弹劾蔡确"为臣不恭，莫大于此"，章惇"欺罔肆辩"，韩缜"挟邪冒宠"。王岩叟说，章惇争辩用人，"是不欲威权在人主"，应当罢免。十二月，保守派的进攻又加剧。刘挚公然指责蔡确与章惇固结朋党，说"确与惇不罢，则善良无由立"。朱光庭则直接奏呈"蔡确、章惇、韩缜宜令解机务，司马光、范纯仁宜进之宰辅"。这年冬春天旱无雪。元祐元年（1086年）正月，王岩叟说天旱是不罢蔡、章的缘故，说大害莫如青苗、免役，大奸莫如蔡确、章惇。在保守派合力围攻下，蔡确在闰二月罢相，司马光从门下侍郎进为左相。章惇也被罢，以范纯仁为知枢密院事。四月，韩缜罢相；五月，吕公著进为右相。司马光又请召保守派的老将文彦博还朝。这时文彦博已八十一岁，由儿子搀扶上殿，特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变法派的主要官员相继被排挤出朝廷，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在高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夺得了朝中的军政大权。

保守派得势，更加严厉地打击变法派，有人给司马光写信说："王安石居相位，中外没有不是他的人，所以新法才能实行。现在只起用二三旧臣，六七君子，如何可为！"就是说对变法派打击、迫害得还远远不够。变法派的另一重要人物是吕惠卿，这时被劾赃罪，出知延州，后又知太原府。司马光当政后，苏辙、王岩叟、朱光庭连续上奏章，说吕惠卿为王安石的心腹，许多新法都出自他手，又与王安石相攻击，应当明正典刑，追削官职。元祐元年（1086年）六月，吕惠卿降四官，落一职，分司南京（商丘）。朝臣中尚书左丞李清臣因反对罢废新法，元祐二年（1087年）四月被罢职出朝。保守派定王安石、蔡确为奸党，开列蔡确亲党蔡京、蔡卞等四十七人，王安石亲党章惇、吕惠卿、曾布、沈括、张商英等三十人，列榜公布，全部赶出朝廷，不许他们再入朝为官。想以此把变法派从朝中铲草除根。

保守派内部混斗　蜀洛朔党争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死。

司马光生前围攻变法派，罢废新法时，一意孤行，不听劝阻。保守派中的苏轼、范纯仁相继劝他慎重行事，不可过急，有些新法对朝廷还是有利的，甚至与他展开激烈的争辩，但司马光从不采纳别人的正确意见。守旧派内部就如何废罢新法，怎样处置变法派发生了矛盾。

司马光死，八十一岁的守旧派文彦博为左相。守旧派牢固掌握政权后，开始因人事的倾轧和政见、学术主张的分歧而分化为几个小集团。

理学家程颐因司马光的推荐，进为崇政殿说书，为十一岁的哲宗皇帝讲经学。程颐为杜绝新法再兴进宫，要皇帝左右的官人、内臣都选四十五岁以上厚重小心之人，伺候皇帝起居。皇帝动静都要上讲经的官员知晓。程颐以老师自居，对哲宗正色训诫，主张一切用古礼。翰林学士苏轼讥讽他不近人情。程颐、苏轼日渐对立。程颐门人谏官贾易与朱光庭等结为朋党，以程颐为首，号称"洛党"。

苏轼与御史吕陶等结合为"蜀党"。

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一伙御史台官员，在废除新法时都是司马光的最坚定的支持者，结成了以刘挚为首的"朔党"（河北人），其势力也最大。

蜀、洛、朔三个集团形成后，就开始了互相攻伐。元祐二年（1087年），洛党贾易、朱光庭劾奏苏轼考试策问出题是讥讽祖宗。蜀党吕陶反攻贾、朱等身为台谏官，不应假借事权报私仇。洛党贾易又劾奏吕陶与苏轼兄弟结党，并涉及文彦博、吕公著。高太皇太后大怒，罢贾易谏官职，出知临州。御史中丞胡宗愈、谏议大夫孔文仲等劾奏程颐。八月，程颐罢崇政殿说书，出管西京国子监。

元祐四年（1089年）因贬蔡确，纷争又起。蔡确被贬官居外后，在安州（今河北安陆）作《夏中登车盖亭》诗十首。有一首绝句咏道："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府碧湾。"保守派把蔡确的十首诗折呈朝廷，说其中有五首诗讥讽朝政、讥讽高太皇太后。高太皇太后大怒，置蔡确重罪，贬谪新州（今广东新兴。）左相范纯仁向高太皇太后进言："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宰诛大臣。"蔡确被贬后，吕大防以蔡确党盛，不可不治，朔党的谏官刘安世、吴安持等因奏范纯仁也是蔡确一党，而遭贬蔡确终于客死于新州。元祐五年（1090年）文彦博年老告退，吕大防为左相；朔党首领刘挚为门下侍郎，六年为右相。吕、刘意见不和。御史杨畏依附吕大防，劾奏刘挚，刘挚被罢相，知郑州。朱光庭为刘挚辩解，也被罢给军中，出知亳州。保守派官员，身居高位，结党营私，你争我斗，使得朝廷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元祐年间，一切朝政皆听命于高太皇太后，宋哲宗无权无势，说话无人理。随年龄的增长，哲宗对守旧派大臣这种目无君主的行为越来越气愤。守旧派同皇帝的矛盾也逐渐加剧。

2。哲宗绍述正当守旧派内部各集团互相倾轧，你争我斗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太皇太后高氏于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病死，保守派失去了靠山。十九岁的哲宗始得亲政。哲宗早就对高太皇太后及一帮守旧派不满，并有志继续宋神宗的新法。高太后一死，保守派感到形势不利，深怕有变。范祖禹、苏辙等上疏要哲宗"深拒奸说"（指变法新说）。苏轼也请求出朝，知定州。十二月，礼部侍郎杨畏发现宋哲宗的意向，于是上疏称颂宋神宗毅然变法的功德，请求哲宗"成继述之道"，并称赞王安石的成就，敦请哲宗召章惇、吕惠卿、安焘、邓润甫、李清臣等回朝执政。哲宗接受杨畏的建议，元祐九年二月，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右丞。三月，考试进士策问，李清臣出题，让赴考的人就行新法与复旧法的利弊发表己见。苏辙上疏攻击考题，哲宗大怒，罢苏辙门下侍郎，出知汝州（今河南临汝）。考后，主考官把赞成元祐政策的人列为上等。宋哲宗又让杨畏复考，把赞成元祐复旧的人列为下等，而把拥护熙宁、元丰新法的人列为上等。这样，就明确地表示出哲宗恢复熙宁新法的意愿。

哲宗在三月间罢免了左相吕大防，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起用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张商英为右正言。张商英请恢复神宗政事，并请改年号。四月，哲宗下诏，改元祐九年（1094年）为绍圣元年，表示决心继续神宗变法事业。随即任命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范祖禹因反对任用章惇，罢翰林学士职。右相范纯仁辞官出知颍昌。章惇为相，蔡卞、蔡京、林希、黄履、来之劭等都入朝任要职。吕惠卿知大名府，又转知延安府防备西夏。变法派在哲宗的支持下，再度掌握朝政大权，反击守旧派，逐步恢复新法。

（1）反击保守派在章惇赴京城途中，有人问他为政何以为先。章惇胸有成竹地答道："司马光奸邪，所当先办，势无急于此。"章惇考虑的主要是如何对守旧派打击报复。章惇执政后，也确实把对守旧派进行政治报复放在了首位。绍圣元年（1094年）七月，御史中丞黄履、张商英、来之劭等上疏，论司马光变更先朝之法，叛道逆理。哲宗追夺司马光、吕公著死后所赠谥号，毁所立碑。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被贬官。哲宗下诏："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以轻重议罪，布告天下。"章惇把文彦博以下三十人揭榜朝堂。绍圣二年（1095年）八月，哲宗又下诏：吕大防等永远不得引用及恩赦。范纯仁上疏，请将吕大防等原放故里，因此落职，出知随州（今湖北随县）。绍圣四年（1097年）再次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等已死诸人的官职。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等被流放岭南。文彦博由太师贬为太子少保。残酷的政治报复，使得守旧派同变法派在元祐年间结下的仇怨更深了。

元祐时史官范祖禹、黄庭坚等修神宗实录，恣意篡改事实，诋毁新法。

哲宗命蔡卞（王安石婿）重修，依据王安石的日录和有关记录核对，查出篡改诬陷的事实。范祖禹、黄庭坚因此降官，遣放外州安置。

（2）恢复新法在打击守旧派的同时，章惇等人逐步恢复新法。绍圣元年（1094年），依照宋神宗时的"条约"，恢复免役法，改定免役宽剩钱不得过一分（元丰时限二分）。同时依熙宁旧制行保甲法。绍圣二年（1095年），恢复青苗法。董遵等建议，青苗禁抑配，只收一分息。绍圣四年（1097年）恢复市易务。用现钱交易，收息不过二分，不许赊请。元符元年（1098年），章惇主持编定"以常平、免役、农田水利、保甲类著其法，总为一书"，名为《常平、免役敕令》，颁行全国。在这段时间内，各项新法只恢复到王安石罢相后元丰时的水平，只是为了克服熙宁、元丰年间推行新法时曾经产生的弊端。变法派的再起，新法的恢复，并没有能够打击大地主、大商人。免役法恢复时，竟规定各地豪强大地主出免役钱在一百贯以上者，每一百贯减三分。这样的变动，对大地主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在恢复新法的同时，章惇、曾布等又主持对西夏的开边活动。绍圣二年（1095年）八月，宋朝终止与西夏边界谈判，采取进筑堡寨、开拓疆土的战略，先后筑堡寨五十余所，占据了河东路西北、陕西路横山和天都山一线的战略要地，屡败西夏兵，迫使西夏叩关求和。元符二年（1099年），宋又举兵攻占青唐（今青海西宁），以为鄯州，又以邈川（今青海乐都）为湟州，却遭吐蕃族的反抗，宋将种朴阵亡，宋被迫放弃青唐地区。

（3）变法派再分裂哲宗统治时期，前后不过六年。在此期间，变法派一方面反击守旧派和恢复新法，另一方面内部又不断出现分裂。章惇原议文彦博以下三十人，都流放到岭外。中书侍郎李清臣持异议，认为流放累朝元老，会使舆论被动。哲宗采取李清臣的意见，只重罪数人，其余不再问罪。从此，章、李不和。绍圣四年（1097年）李125　，　清臣被弹劾，出知河南府。张商英与来之劭不和，开封府官说张商英曾派人谋害来之劭。张商英因此贬官外出。有先向哲宗奏疏主张恢复新法的杨畏，在元丰时是变法派；元祐年间又一度附吕大防攻击新法；高太后死，哲宗亲政，又首倡恢复新法。右正言孙谔说杨畏是"杨三变"，杨畏因此落职。孙谔论免役法，主张兼采元丰、元祐之优。蔡京诬孙谔欲申元祐之奸，攻击新法，孙谔又被罢官。监察御史常安民说蔡京"奸足以惑众，辨足以饰非，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是非"，要求哲宗驱逐蔡京。常安民还指责章惇专国植党，要求哲宗收主柄而抑制其权。结果常安民反被罢官。曾布在王安石初次罢相时，即上疏攻击市易，与吕惠卿、章惇分裂。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曾布被任为同知枢密院事，向哲宗攻击吕惠卿，说吕不能在朝为官。吕惠卿因此始终未得入朝，终任外官。曾布又攻击章惇引用小人，"专恣弄权，日甚一日"，并攻击章惇任用吕升卿、周秩、林希等变法派。元符二年（1099年），曾布指责章惇、蔡卞对元祐党人处理过重过严，是"报私怨"。曾布在变法派中反复无常，恶意中伤，从中破坏团结，所起的坏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在宋哲宗的支持下，变法派东山再起，但势力薄弱，远非熙宁初年可比，再加内部混争分裂，力量就更加削弱。

3。向太后当权，变法派再度被逐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死。哲宗无子，由其弟端王赵佶继承皇位（徽宗）。神宗皇后向氏以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向太后与高太皇太后一样，从来就是新法的反对者。向后当权，变法派再次遭到沉重的打击。

在哲宗死时，向氏就提议立神宗第十一子赵佶为帝。章惇认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曾布、蔡卞等人呵叱章惇，支持向后。向太后决策，立赵佶为帝，自己"权同处分军国事"。向太后当权后，以章惇为哲宗山陵使治理丧事。元符三年（1100年）二月，起用韩琦之子、守旧派韩忠彦为左相。韩忠彦于元祐时曾被擢任知枢密院事；哲宗亲政，曾布与韩同领枢密院。哲宗绍述神宗法制，韩忠彦反对，出知真定，又改知大名府。支持向后的曾布，得向后信任，为右相。曾布与韩忠彦协力打击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

三月间，韩忠彦、曾布荐用陈瓘、邹浩等保守派为左右正言，龚夬为殿中侍御史，目的是控制舆论。同时罢黜御史中丞安惇出知潭州，排挤中书舍人张商英出朝为河北路转运使。在打击变法派的同时，四月，先恢复范纯仁官职，范纯仁以年老失明，请准归乡养老。后又追复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三十三人官职。保守派大官僚重新得势。

五月间，龚夬等弹劾蔡卞在哲宗时帮助章惇打击老臣。蔡卞罢尚书右丞，分司池州（今安徽贵池）。九月，章惇以山陵使"奉使无状"之罪名罢相，被贬知越州（今浙江绍兴），后又连遭贬逐，最后死于睦州（今浙江建德东）。蔡京被指控与弟蔡卞同恶。罢翰林学士承旨。林希落职，知扬州。这样，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全部被赶出朝廷。

在变法派与守旧派之间激烈的争斗中，唯曾布左右逢源，官位不倒。熙宁二年（1069年），在王安石推荐下，曾布受到神宗赏识，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成为神宗推行新法的重要顾问。王安石曾评价说，始终说法可变者，只有曾布一人。曾布与吕惠卿共同制订免役、保甲等法，成为王安石的主要助手之一，与韩琦等人反变法的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熙宁七年（1074年）守旧派及皇太后高氏反对变法，神宗动摇，曾布又全面反对市易法，并诬陷打击主管市易务的吕嘉问，引起变法派的内部分裂。后被逐，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又力赞神宗新法之功。在向后当权时，他又极力参与对章惇等人的排挤打击。在向后归政给宋徽宗后，又顺徽宗之意，调和守旧派与变法派。当两派难以调和时，又与韩忠彦争夺权力，极力鼓励徽宗打击保守派，并拉拢蔡京壮大自己势力。后反为蔡京攻击。罢相后，死于润州（今江苏镇江）。曾布在政治风云变幻中，总是身居高官，其中自有他的策略。曾布拜相后，写信给其弟曾肇说："我从熙宁时立朝，以至今日，时事屡变，我不曾雷同熙、丰，所以得免元祐的贬斥。我不附会元祐，所以又得免绍圣时的中伤！坐看两党之人，反复受祸，而我独泰然自若。"投机取巧，见风使舵才使得他"泰然自若"。王安石变法靠这样的人推行，能实施得了吗？

向太后当权不久就归政给徽宗。徽宗见守旧派与变法派长期争斗对朝廷不利，想调和两派的矛盾，以韩忠彦为左相，又命拥立自己为帝的曾布为右相，做出给两派同样予以重任的高姿态。又把年号改为"建中靖国"（1101年），以示大正至公、消释朋党，兼评元祐、绍圣的政策，以平息两派之争。后来，曾布为同韩忠彦争权，向徽宗"进绍述之说"，鼓动徽宗打击守旧派。还有邓洵武煽动说，韩忠彦为韩琦之子，韩琦是神宗变法的反对派，如果徽宗要继父神宗之志，能重用韩忠彦吗？在曾布、邓洵武的煽动下，宋徽宗又放弃调和两派的想法，把年号改为"崇宁"，意思是追崇熙宁新法。崇宁元年（1102年）五月罢韩忠彦左相，闰六月，罢曾布。七月，蔡京拜相。蔡京是个比曾布更加狡诈、投机的人物。在神宗时，他投机于变法派。

司马光打击变法派，废罢募役法时，他在开封府又按司马光的要求，五日内把开封府畿县的雇役全部改为差役，获司马光的嘉奖。绍圣年间，他又支持章惇全面恢复募役法。宋徽宗继帝位时，他被向太后赶出朝廷，出知杭州。后投徽宗到江南访书画奇巧之所好，得徽宗赏识，不久入京为相。

蔡京当政后，又打起了变法的大旗，声称不仅恢复新法，还要完成神宗未暇改革之事。对元祐党人，进一步打击，把司马光等120人定为奸党，由徽宗亲自书写，刻石于皇宫的端礼门，称为党人碑。其中已死的人追贬官职，未死的人流放边远地区。凡元符末年宋哲宗死后提议恢复旧法的人，共五百余人，被定作"邪类"，降官责罚。崇宁三年（1104年），蔡京与徽宗把元祐、元符党人合为一籍，重新确定309人为"党人"，刻石于朝堂。后来，连李清臣及王安石的弟子陆佃等许多变法派人物，因得罪了蔡京，也都被打入元祐党人籍，甚至连著名的变法派章惇也被视为"党人"，屡遭打击。从元祐到崇宁（1086-1101年）的十几年间，宋朝政局的屡屡骤变及党争的恶性发展，使得北宋的政治统治更加黑暗，统治力量也进一步削弱了。（二）宋徽宗、蔡京集团的腐朽统治1。名为新法，实乃搜括徽宗重用蔡京一伙。蔡京进京为相，依仿三司条例司旧例，设置"讲义司"，商定关于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等政事。制定法令制度，由蔡京亲自提举。除方田法在部分地区恢复外，原来抑兼并、便趣农的法令都变为对人民群众的搜括。如免役法的恢复，起初只是依据哲宗绍圣时的法令，后来不断增加各种名目的雇役钱，任意勒索。巩县（今甘肃陇西）的役钱，由元丰时每年的400　贯增加到2900　余贯。各地"支移"加征"地里脚费"，一年收脚费五十六文，与元丰时的正额相当。脚费又反复折算，增加数倍。方田的官员往往在原有税额外，增加税数，称为"蹙利"，一县多达几万贯。在丈量土地过程中，贿赂公行，弊端百出。兼并之家、形势户多减免赋税，把负担都转嫁到下户头上。

蔡京借口"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极力搜括财富。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先恢复旧时的榷茶法，在产茶的州军设官场专卖，禁止商人、园户私相贸易。崇宁四年（1105年），罢官场，允许商贩向园户买茶贩卖，由官府"抽盘"（抽税）后批给"茶引"。政和元年（1111年），朝廷一年的茶税收入达400　余万贯（真宗时为33　万余贯）。每年以100　万贯供皇帝"御用"。普遍增收茶税，实际上是加重对园户的剥削。蔡京还大改盐钞法，废除东南六路官运官卖制，由商人任意向榷货务出钱买盐钞，凭盐钞去产地领盐，再到指定的州县贩卖。钞法不定，屡次更易。商人出钱买钞，尚未领盐，钞法已变，又须贴钱领新钞，如无钱更换新钞，往往数十万券盐钞一旦废弃，上午还是豪富，下午就沦为乞丐。一些商人甚至被迫自杀。朝廷还以卖盐多寡为考核州县官的标准，为此，州县往往强迫百姓按户等买盐，有的上户一家全年买到上千贯，第三等末户买到三五十贯。宣和元年（1119年）前后，榷货务每年收进淮南和两浙盐利，分别为一千四五百万贯和七八百万贯，成为朝廷的一笔重要财政收入。宋徽宗见到盐钞、茶引的银两源源不断进入朝廷，更加赏识蔡京。但是，盐钞屡屡变易，朝廷获利，大小商人受损，而此亏损最终还是落在百姓头上。当时就有人指出："下民疾苦"中"惟茶盐法为最苦"。蔡京集团借推行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

这还不算，宋徽宗还用宦官直接抢掠民田。政和六年（1116）年，派宦官杨戬在京西路设"公田所"。杨戬死后，宦官李彦又设置"西城括田所"。李彦等人在京西、京东、京畿、河北等路，以把官田、荒地、逃田、退滩等收归官府为名，将大量民田指作"天荒"，掠为"公田"，课取"公田钱"，强占的田地共达三万四千多顷。大批百姓被夺去田地，背井离乡。

宋徽宗、蔡京将各地仓贮钱谷搜罗一空。王安石变法时，从大地主、大商人手中夺得了一部分收入归为朝廷。熙宁、元丰时各路积存的钱谷，据说可支用二十年。到徽宗时，各地仓库也尚有余存。东南六路的粮米，自江浙到淮甸，沿途设置七个仓库，常年有600　万石的积储，以备丰歉平抑粮价。蔡京用姻亲胡师文为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将每年籴买东南粮米的大部分本钱，移作上供，供徽宗挥霍，胡师文因而升户部侍郎。于是，各路官员纷纷效尤，仓贮钱物全被搜空。而且，各地官府还千方百计敲诈、勒索百姓。西蜀原来税钱三百文折绢一匹，因辗转折算，竟增至二十三贯。此外，还巧立名目，仅绢帛一项，有和买、预买、泛买、常平司和买、应副燕山和买等名目。米谷一项，有和籴、均籴、补发上供和籴等。名为预买，实不给钱，名为和籴，只给低价。赃官污吏，从中渔利，百姓苦不堪言。

2。对西夏用兵崇宁二年至三年（1103-1104年）。王厚统兵先后占领吐蕃湟、鄯、廓（今青海尖扎北）等州，瓦解了当地吐蕃政权。蔡京还强令王厚招诱西夏卓罗右厢监军仁多保忠，双方用兵三年，互有胜负。政和四年（1114年），西夏军攻环庆路，宋以宦官童贯为陕西经略使，战事再起。童贯袭用以往进筑城寨的战略开边，但开拓之地有限，城寨多建于不毛之地，难以防守。宋军与西夏军多次发生大规模战斗，胜负相当。宣和元年（1119年），童贯令大将刘法率大军袭取西夏朔方之地，两军会战于统安城，宋军大败，刘法被杀。西夏亦为战争所困，双方遂于宣和六年讲和休兵。

3。统治黑暗，生活腐朽宋徽宗是宋代有名的风流天子和昏君。凡玩乐之事，他无不喜好。凡能投其所好，陪他玩耍之人，都能得到徽宗的信任和重用。如高俅，本是个听差，因为善于踢毬，就被徽宗授予殿前都指挥使，统领禁军。

宋徽宗、蔡京一伙大肆搜括民财，穷奢极侈，恣意挥霍。宋神宗元丰间左藏库月支约36　万贯，这时增加到120　万贯。崇宁元年（1102年），苏、杭设置造作局，由童贯主管，每天要役使几千名工匠，为皇室造作牙角、金玉、竹藤、织绣等各种奢侈品。所需物料，全向当地民间征敛。崇宁四年（1105年），又设苏杭应奉局，蔡京命朱■管领，搜罗各种花石树木运到京师，供徽宗赏玩。朱■等凭借权势到处横行，贪污勒索。宋徽宗酷爱奇花异石，蔡京投其所好，最初命朱■密取江浙花石进奉，后来所运花石规模不断扩大，动辄用船数十艘，每十艘编为一"纲"，号"花石纲"。有的船只使用的役夫甚至达数千人。一块石头所需的费用，即达30　万贯钱。两浙、两广、福建、四川等地官员也纷纷效仿苏、杭，运送奇花异石等到京师，沿途甚至不惜毁桥梁、凿城郭。江河中船只不断，陆地上驱使役夫加快运送，以使花果到达京师色香不变。州县官府积存的钱谷，荡然一空。从各路又搜索坚实完整的大木料运到京师，修建祭祀用的堂殿。修建中，每天役使工匠上万人。又用铜22　万斤铸造九鼎，饰以黄金，建造九座大殿安放，称九成宫。花石纲运来大批花石树木，蔡京又建言在皇宫北修建延福宫，由童贯、杨戬等五位宦官分领工役，争竞修建得奢侈华丽。宫内满布名花奇树、怪石岩壑、珍禽奇兽。在城外修濠建桥，名景龙江。在景龙江南，仿余杭凤凰山式样，用人工筑大土山，名万岁山（后更名艮岳山）。最高一峰高90　尺，山周十余里，用山石万计，都由各地限期运来。山上建造亭馆楼台，穷极华侈。徽宗整天在宫中玩乐，宫中美女多至以万计。每到节日，徽宗聚集百官，纵情享乐。

蔡京府宅宏敞，园内树木如云，又在宅西毁民房建西园。家中蓄养姬妾成群。在其生日，全国各地官府还要贡献大宗礼物，称"生辰纲"。蔡京之子蔡攸和翰林学士王黼在宫中和艺人一起戏笑取乐。蔡攸对徽宗说："所谓人生，当以四海为家，太平娱乐。岁月几何，岂能徒自劳苦！"这种人生几何、尽情享乐的想法也正投徽宗之所好。

宦官童贯在蔡京的支持下，掌握军权，和蔡京并列为相。童贯和蔡京一样贪污侈靡，敲诈勒索，家中金币宝玉，堆积如山。朱■在苏州占有甲第名园，田产跨连郡邑，每年收租十余万石。朱■死时，有田至30　万亩。宣和二年（1120年），蔡京退相，王黼为左相，设应奉局，自兼提领，搜括四方珍玩宝物，天下财力全被用来挥霍。王黼竟公然定价受贿卖官。人们说："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在宋徽宗统治的二十多年中，最受宠信的是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和朱■等人。蔡京长期为相，虽有三次罢相，但很快就复相位。蔡京的六个儿子、四个孙子同时担任执政和从官。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再加上做尽坏事的宦官李彦，被时人称为"六贼"。这个打着变法派旗号的蔡京集团，实际上是徽宗宠信下的极腐朽的大地主大官僚集团。他们互相勾结，排斥异己，广树党羽，贪赃枉法，挥霍享乐。他们掌握军政大权，实行黑暗、腐朽的统治。在黑暗统治下，百姓苦不堪言。北宋末年，民间广为流传着歌谣："打破筒（指童贯），拔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道出了人民对腐朽统治集团的憎恨和打倒黑暗统治的要求。

4。尊孔崇道宋徽宗、蔡京集团大事举办尊孔活动。徽宗到国子监，为祭祀孔丘的大殿定名"大成殿"，并亲自题写匾额。蔡京之子蔡攸要朝中官员前往"瞻仰"。曲阜孔庙也重修大成殿。徽宗又规定孔丘像用十二旒王冕，执镇圭，"并用王者之制"，把孔丘抬高到帝王的地位。孔氏后裔，仁宗时封衍圣公，哲宗时改封奉圣公，不得任官职。徽宗又恢复封衍圣公的制度，世代袭封。宋以前，孟轲不单独祭祀。仁宗时，孔丘后裔孔道辅知兖州，在邹县东北建孟庙，祭祀孟轲。徽宗时，由朝廷赐钱300　万重修孟庙，并设举事官管理孟庙孟林，全仿孔庙制度。宣和四年（1122年），又用200　万钱在邹县南门外，新建孟庙，规模仅次于孔庙。孟轲的地位也被抬高到仅次于孔丘。

宋徽宗迷信方士幻术，蔡京就为他引荐方士。徽宗迷信神仙。有一次祀天，徽宗说他好像看到天上有楼台殿阁。蔡攸在旁，也说他看到离地几十丈的云间有楼台殿阁，还有道流童子隐约出现。宋徽宗崇信道教，蔡攸就迎逢说有什么珠星、劈月、跨凤、乘龙、天书、云篆等祥符。由于蔡京一伙的蛊惑吹风，徽宗对道教更加尊崇，许多道士获得特为道教设置的官职。政和六年（1116年），道士林灵素进见徽宗，说天上有九霄，神霄最高，神霄玉清王是上帝的长子，称长生大帝君，而宋徽宗就是长生大帝君降世，蔡京、王黼、童贯等人都是神霄府中的仙官降生来帮助帝君治理天下。这一席话正适合徽宗、蔡京集团腐朽统治的政治需要。徽宗大为高兴，厚赏林灵素，兴建上清宝篆宫。宫建成后，徽宗让林灵素在宫中为士庶讲经，徽宗设幄帐在旁恭听。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凡有关道教的章疏，都必须用这个尊号，并令天下都建道观，还经常与道士一起，编造天书、云篆。徽宗又依据蔡京的建议，汇集古今道教事，编为道史，依科举制设立道学，道士考试作道官。道士领取俸禄。

在徽宗、蔡京集团的黑暗、腐朽的统治下，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国库更加亏空，日益众多的农民破家荡产，被迫起义，反抗黑暗统治。

（三）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1。方腊起义东南两浙地区是北宋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宋朝大量的财赋收入，主要来自这个地区。如仁宗时富弼所言："朝廷用度，如军食、币帛、茶盐、泉货、金铜铅银以至羽毛胶漆尽出（东南）九道。"宋徽宗时，蔡京、童贯、朱勔等在苏杭设置应奉局、造作局对广大农民大肆搜括奴役，运送"花石纲"，勒索民间漆楮竹木等副业产品，"豪夺渔取，毛发不偿"。东南两浙地区的民众，比起其他地区来，遭受着更为残酷的压榨。宣和二年（1120年），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农民在方腊领导下发动起义。

方腊（方十三），原籍歙州（今安徽歙县），家境贫苦，后来到睦州青溪万年乡，在地主方有常家作佣工。方有常是万年乡头等大地主，又充当里正，称霸乡里。

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初九，方腊假托"得天符牒"，率领农民，杀死称霸一方的方有常一家，以帮源峒为据点，聚集贫苦农民，号召起义。在誓师时，方腊悲愤地控诉说："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何如？"他估计当时形势，说："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弗堪。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我但划江而守，轻徭薄赋"，"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矣！"在方腊的号召下，青溪县附近的农民闻风响应，很快就发展到上万人。

十一月初，义军尊称方腊为"圣公"，改元"永乐"，置将帅分为六等，头扎红巾等各色头巾作为标志，建立起农民政权。二十二日，起义军在青溪县息坑全歼两浙路宋军五千人，击杀该路兵马都监蔡遵、颜坦。随后，乘胜进取青溪县，俘获县尉翁开。十二月初，攻克睦州，占据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不久，向西攻下歙州，斩宋将郭师中，东进攻克富阳、新城，以"杀朱■"相号召，直趋杭州。杭州是两浙路的首府，又是造作局所在地，聚集着大批官吏和富商、地主。二十九日，起义军攻克杭州，杀死两浙路制置使陈建、廉访使赵约，知州赵霆逃遁。积怨已久的群众，在杭州捕捉官吏，发掘蔡京父祖坟墓，暴其骸骨。

起义军获得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和响应。苏州石生，湖州归安县（今浙江吴兴）陆行儿，婺州兰溪县灵山峒朱言、吴邦，永康县方岩山陈十四，处州缙云县霍成富、陈箍桶等，纷纷率领当地农民参加起义。台州仙居县吕师囊，越州剡县（今浙江嵊县西）裘日新（仇道人），衢州郑魔王等领导当地摩民教秘密组织起兵响应。湖、常、秀等州农民，也"结集徒众"准备攻打州县。各地农民望见义军旗帜，听见鼓声，就立即跑出来迎接。起义军声威大震。

义军骤然兴起，切断了宋王朝的经济命脉，宋徽宗惊恐万状，一面急忙撤销苏、杭造作局，停运花石纲，罢黜朱■父子兄弟的官职；一方面又派童贯任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谭稹任两浙路制置使，调集京畿的禁军和陕西六路蕃、汉兵15　万，南下镇压起义。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童贯、谭稹分兵两路，由王禀、刘镇等分别率领，向杭州和歙州进发，企图在睦州会合。

与此同时，方腊派遣方七佛领兵北伐，一举攻下崇德县，进围杭州东北的秀州（今浙江嘉兴），并分兵进入湖州（今浙江吴兴）境内。正值王禀率领东路宋军从北而来，方七佛率军迎战，不胜，退守杭州。同时，方腊率领主力南征，相继攻下婺州、衢州。义军别部北上攻克宣州宁国县，进围广德军（今安徽广德）。起义军先后攻下六州五十多县，包括今浙江省全境和江苏、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的广大地区。

义军秀州失利，杭州失去屏障。二月，宋军包围杭州，义军苦战，因粮尽援绝，被迫退出杭州。杭州失守，形势急剧变化。三月初，义军再次进军杭州，不胜。面对强大宋军的扑来，起义军没有去部署防御，各部依然分散作战，各自攻打州县。二月间，裘日新部攻下剡县，又攻下新昌、上虞。三月，吕师囊部攻下仙居、天台、黄岩诸县；又攻台州，不能胜。

宋军杨可世、刘镇部攻陷歙州，王禀部攻陷睦州。四月初二，衢州失守，义军将领郑魔王（摩民教称号）被俘。十七日，婺州失陷。十九日，王禀部攻陷青溪县。方腊带领义军退守帮源峒。王禀、刘镇等各部宋军会合，层层包围帮源峒。二十四日，宋军发动总攻。义军腹背受敌，奋起抵抗，七万余人壮烈牺牲。方腊及其妻邵氏、子方毫、丞相方肥等三十余人被俘，解往汴京，八月二十四日英勇就义。宋军疯狂屠杀起义者。童贯下令军中，斩首者受赏，杀一人赏绢七匹。宋军杀起义军百余万，屠杀平民不下二百万。

方腊被俘后，义军各部继续转战浙东各地。童贯派郭仲荀、刘光世、姚平仲等领兵分路镇压。五月，台州仙居县义军由俞道安带领，从温州永嘉县楠溪攻占乐清县，义乌县义军据天仙峒，寿昌县义军据月溪峒，与宋军激战，天仙峒、月溪峒相继陷落。兰溪县灵山峒义军胡姓、祝姓二将与宋军刘光世部奋战，胡、祝等一千六百多人战死。越州剡县裘日新与宋军姚平仲部作殊死战，裘日新在桃源（今浙江嵊县南）战败牺牲。闰五月，宋军姚平仲部攻陷台州仙居境内义军据点招贤（今浙江临海西）等四十多峒。方五相公、方七佛部义军接连失利。六月，仙居义军吕师囊转移至黄岩，宋军折可存部自三界镇追击。义军扼守断头山。宋军以轻兵从山后偷袭，义军战败。吕师囊等三十多名首领牺牲。七月，俞道安部义军从乐清攻打温州，苦战三十余日，不克，转入处州境。十月，俞道安在永康县山区被宋军包围，英勇战死。此后，义军余部在各地坚持战斗，直到宣和四年（1122年）三月，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才最后结束。宋军所到之处，残酷镇压，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义军和百姓被杀害的不计其数，两浙经济也遭严重破坏。

2。宋江起义京东地区（包括今河南东部、江苏北部及山东）在北宋时期因为黄河决口和改道，自然灾害严重，人民生活困难不堪，农民反抗事件也较多。这个地区的梁山泺，因为黄河决口，成了一个方圆八百里的泽国，附近的济州（今山东钜野）、郓州（山东东平）的许多农民，都靠梁山泺的鱼、蒲等水产为生。宋徽宗时，宦官杨戬设置"西城括田所"后，这个地区不仅许多因黄河水患而出现的废堤弃堰和退滩地被强括为"公田"，连梁山泺的水面，也要按船定租。私自捕鱼采蒲者以盗贼治罪，靠近梁山泺的州县都在常赋之外另增加捕捞水产的租钱十余万缗，即使灾害之年也不能减免。"西城括田所"的横征暴敛，把本来灾难深重的农民，逼迫得更难以为生。大致在宣和初年，郓州等地不甘忍受残酷统治的农民，便以宋江等三十六人为首举行起义。宋江起义爆发的详细时间和具体地点，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在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起义军的活动引起宋王朝统治者的关注。宣和二年（1120年），起义军从京东西路进至东路。知亳州侯蒙上书，说起义军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没有人敢抵抗，他建议宋朝招降宋江前去镇压方腊。徽宗依此意任侯蒙知东平府去招降。侯蒙未到任即病死。起义军继续在濮、单、齐、青等州进军。十一月，宋朝派知歙州曾孝蕴知青州，镇压起义。不久，起义军从青州南下到沂州，曾和知沂州蒋园统领的宋军激战。宣和三年（1121年）初，起义军自沂州进攻淮阳军（江苏邳县西旧县），又驾船渡海，进至沐阳县，与县尉王师心率领的宋兵作战。二月间，起义军进而向海州、楚州界进发。从起义军的活动看，他们和方腊起义军不同，不是集中兵力去攻打州县城镇，而是在京东东、西路至淮南各州的广大农村流动作战，声威日盛。宣和三年二月，宋徽宗命海州知州张叔夜镇压和招降宋江领导的起义军。张叔夜派人侦察起义军动向，得知起义军得大船十余艘，装载货物。张叔夜预先设埋伏兵，诱起义军在海边作战，乘机焚烧船只，起义军被伏兵团团围困，副将被擒，宋江投降宋朝，起义军失败。

3。各地的农民起义方腊及宋江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各地农民纷纷举行起义，反抗北宋的腐朽统治。

宋徽宗、蔡京集团要以沉重的代价从金朝手中赎回燕京（今北京）及附近的六州，燕京的驻军、官吏的给养，都摊派在河北、山东、河东百姓头上，还强迫百姓运到燕京交纳。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盘费十几石到二十几石，给这一地区百姓带来极大灾难。随后，王黼又在全国征收免夫钱，数额达6200万贯。州县官吏对百姓敲诈勒索，急如星火，再加连年灾荒，百姓无以生计。宣和五年（1123年），河北、京东等路农民相继起义，多者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人。河北路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张迪"聚众数十万，陷州县"，曾围攻濬州（今河南浚县）五日。宋朝派刘光世率军前往濬州镇压，起义军战败，张迪牺牲。河北高托山在太行山起义，号称三十万人，转战河北及京东路青州、徐州、密州、沂州一带，宣和七年（1125年）被宋朝杨惟忠、辛兴宗军战败，高托山降宋。京东路张仙（张先、张万仙）号"敢炽"，率民起义，号称十万人。宣和七年，在沂州礧鼓山与宋军作战，战败，张仙被宋"招安"。济南府孙列率领当地农民起义，号称十万人，占领铧子山，靖康元年（1126年）被宋梁方平军战败。沂州临沂的武胡、北京大名府的杨天王、郓州的李太子、沂州的徐进等率领的起义军都在万人以上。这些起义军所到之处，杀地主、官僚，攻州破县，或保聚山谷之间，以崇山峻岭为据点，树起义旗，使得宋朝官府"巡尉不敢抗，县镇不敢守"，形成一支抗拒宋王朝黑暗、腐朽统治的伟大力量。

●　　（四）女真族南侵和北宋的灭亡宋徽宗虽竭尽全力扑灭了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暂时渡过了农民革命带来的一场统治危机，但是，东北地区女真族的兴起，使得北宋王朝面临覆灭的命运。

1。金朝建国和"海上盟约"

政和五年（1115年），辽朝统治下的女真族贵族首领完颜旻（阿骨打），在混同江（今松花江及同江以东黑龙江）边建立起奴隶制的国家，国号金，称帝（金太祖），立年号收国。

金朝建国后，继续攻打辽朝。收国元年九月，攻占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后大败天祚帝统率的辽军。次年，攻占了辽东京辽阳府。改年号天辅。此后，连年对辽作战，不断取得胜利。

辽朝在金兵的追击下岌岌可危的消息传至北宋，宋徽宗、蔡京等人以为同金朝联盟攻辽，就可以收取燕云十六州。怀着这一厢情愿的痴心，从重和元年（1118年）起，宋朝以买马为名，再派人从登州（今山东蓬莱）渡海到辽东同金朝商议共同伐辽的事宜。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终于订立"海上盟约"。双方约定：第一，宋、金从两个方向同时向辽进攻，金兵攻取辽长城以北的州县，宋兵攻取辽朝的燕云地区，共同灭辽，任何一方不得接受辽的投降；第二，灭辽以后，长城以南州县归宋管辖，宋朝要把原给辽的岁币每年如数交给金朝；第三，如果宋兵出师失期，就不能按原约实行，即不把燕云交宋管辖。

"海上盟约"签定后，金朝对辽展开新的猛烈攻势，并连连获胜。宋朝也调集陕西军向燕京进发。就在此时，东南睦州发生方腊农民起义，宋徽宗即调遣这支军队火速南下镇压，没有按约如期出兵。待农民起义被平息后，宋徽宗才于宣和四年（1122年）派童贯、蔡攸率十万大军向燕京地区出发。这时，在金朝的追击下，辽在长城以北已无立足之地。天祚帝向西京大同府方向狼狈逃窜，不久又为金兵所败。留守燕京的辽皇族耶律淳自立为帝号为"北辽"，辽分崩败亡之势已不可逆转。童贯、蔡攸自以为燕京只是辽的残余势力，不堪一击，根本不作战斗准备。结果，在燕京辽兵的阻击下，宋兵大败，徽宗急忙下令撤军。

耶律淳在宋军败退后不久病亡，辽内部自相残杀，宋朝认为有机可乘，又派二十万大军攻辽燕京地区。但主将刘延庆根本丧失胜辽的信心，在燕京附近良乡刚一遇辽兵，未曾开战就烧营逃遁。辽兵乘势追击，宋军大败。宋军两次攻辽失败，童贯秘密派人到金见金太祖，约请金进兵燕京。金太祖完颜旻率军于宣和四年（1122年）十二月，由古北口、南暗口、居庸关三路越过长城，攻占了燕京，不久又俘获辽天祚帝，辽灭亡。

金攻克燕京后，见宋朝腐败、无能，便不肯把燕京交给宋朝。经过宋、金讨价还价和宋的退让，最后，金朝只答应把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二十四县给宋，宋每年除把原给辽的四十万岁币给金外，还要把这六州二十四县的赋税如数缴给金朝。宋答应每年另交一百万缗作为燕京六州的"代税钱"。金撤军时，把燕京洗劫一空，仅仅交给宋几座空城，宋得燕京后改为燕山府。2。金军第一次南侵在攻打燕京和宋、金交涉燕京归属的过程中，宋朝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已充分暴露出来。金太宗完颜晟在消灭辽朝后，于宣和七年（1125年）十一月分兵两路，大举南下侵宋。一路由完颜宗翰（粘罕）率领，进取太原；一路由完颜宗望（斡离不）率领进取燕京。两路金兵计划在宋朝都城东京会合。完颜宗翰向太原进军，童贯慌忙从太原逃回东京。金兵直抵太原城下，遭到王禀领导下宋朝军民的顽强抵抗，长期未能攻下。完颜宗望率军到达燕山府，宋守将郭药师降金。金兵以郭药师为向导，长驱南下，渡过黄河，直达东京城下。

金兵南下，徽宗惊惶失措，下罪已诏，号召各地驻军"勤王"，入援京师。又急急忙忙传位给太子赵桓（宋钦宗）。十二月，钦宗继位，改明年为靖康元年（1126年）。徽宗、蔡京、童贯逃出东京，跑到亳州。徽宗又从亳州逃到镇江。这时，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童贯集团的罪恶。有的上书，指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为六贼，说："六贼异名同罪"，请求把他们处死，"传首四方，以谢天下"。钦宗被迫罢免王黼。吴敏、李纲请斩王黼，开封府尹聂昌派武士斩王黼首级献上。李彦、梁师成赐死，蔡京、童贯在亳州被贬官流放。蔡京在流放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市）。童贯、朱■、蔡攸和蔡絛也被处斩。除灭民贼，民心振奋，共同抗金。

钦宗在军民愤激的形势下即位，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下诏亲征，命主战派李纲为兵部侍郎，亲征行营使；吴敏知枢密院事，亲征行营副使；以开封府尹聂昌为行军参谋官。这时，宰相白时中、李邦彦等投降派在朝中也有很大的势力，抗战派与投降派展开了斗争。白时中、李邦彦建议钦宗弃京都逃跑避敌。李纲得知严加驳斥，指出当务之急乃是团结民心，坚守御敌。而且自告奋勇说："倘使治军，愿以死报。"钦宗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以同知枢密院李棁为副，领兵守城。次日晨，钦宗又准备逃跑，李纲力阻，说如果金兵得知陛下没有走远，快马急追，怎么抵抗？钦宗不敢再走，被迫登上城门，军心振奋，军民决心保卫京城。

李纲受命，急速设备防守。三日之内，战守设施粗备。金兵已达东京城下，想用小船沿河而下，进攻宣泽门。李纲指挥以长钩搭敌船，投石攻打，又在水中斩杀金兵百余人，金兵退去。

金军兵临城下，派使臣来宋议和。钦宗派李棁、郑望之前往议和，并带去黄金一万两和酒果等，送给完颜宗望。完颜宗望提出：宋须交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等各万匹、缎百万匹、绢帛一百万匹；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三镇（称三镇，实包括其所属州县）；尊金帝为伯父；以宋亲王、宰相作人质，送金军北渡黄河，方可议和。李棁、郑望之回奏。投降派李邦彦、张邦昌主张全部接受。李纲力争，并建言拖延时日，待宋军四集，然后再议，投降派不允。钦宗派其弟康王赵构、宰相张邦昌出使金营。这时，各地勤王兵陆续来援东京。各地到来的援兵，实际有二十余万，金兵不过六万。完颜宗望见宋军日众，将军营北撤，不敢轻动。钦宗召李纲、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等商议退敌事宜。李纲、种师道主张，目前应坚壁不战，待金兵力疲粮尽北撤时，中途迎击。姚平仲建言夜间劫金营，擒宗望，迎康王。姚军未出，消息已露，金营早有准备。

姚平仲劫营，金军责问宋朝，李邦彦言之并非朝廷本意。钦宗、李邦彦赶忙送上三镇地图乞求议和，并罢免李纲，向金军谢罪。

钦宗、李邦彦此举又一次激怒了军民。二月四日，太学生陈东上书说，李纲乃社稷之臣，李邦彦、张邦昌是社稷之贼。请求罢免李邦彦，再用李纲。军民痛打李邦彦，打死宦官数十人。钦宗被迫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京城四壁防御使。

宋使到金营，金军提出，必须宋帝亲自书定三镇，才可退兵。钦宗立即下诏，割三镇地给金朝，并按照金军的要求，送肃王赵枢去当人质，换回赵构和张邦昌。

李纲复职，即日下令杀敌者厚赏，军士奋勇杀敌。这时，金完颜宗望已得三镇，又见宋军兵众且勇，勤王大军不断来援，便乘势退军。宋朝军民群众顽强斗争，挫败了投降派丢弃京师逃跑的图谋，但还是在割地、赔金的苛刻条件下才保住了首都东京。

3。金军第二次南侵。北宋灭亡金军完颜宗望部从东京北撤，转移到河北，围攻中山、河间二镇。但该区人民却奋起抗拒，"怀土顾恋，以死相守"。金军久攻不下，又见宋军来援，不得不向北撤兵。

河北一线的战局暂时平稳，而河东战事又起。完颜宗翰（粘罕）在围攻太原的同时，又分兵南下，攻占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山西长治），并进军高平。金兵迅速撕毁和约，朝中震动。钦宗被迫罢免李邦彦、张邦昌，起用吴敏、徐处仁为相，李纲知枢密院事，许翰同知枢密院事，备战迎敌。但朝廷重臣中，门下侍郎耿南仲、中书侍郎唐恪、尚书右丞何栗等均为投降派。主战派与主降派仍在继续斗争。钦宗再度起用种师道为河北宣抚使，驻滑州（今河南滑县东旧县）迎敌；任姚古为制置使，领兵援太原；以种师中为制置副使，增援中山、河间等地。钦宗又札告三镇统帅，抵抗金兵，不再割让。

完颜宗翰领兵回西京大同府，留别部围攻太原。宋将姚古收复隆德府。

五月，种师中部乘胜收复寿阳、榆次等县，留屯真定（河北正定）。许翰催促种师中进兵。种师中至寿阳石坑，遇金兵，五战三胜，回师榆次。金军以重兵围攻，种师中率部死战，身负重伤，力战而死。金兵乘胜攻姚古部，姚古兵败，退守隆德。钦宗罢姚古官，安置广州。种、姚兵败，耿南仲等又奏请割让三镇，李纲力阻。种师道以老病请辞，耿南仲乘机荐李纲代种师道为宣抚使，借以排挤李纲出朝。六月，李纲受命为河北河东宣抚使，往援太原。走时，朝廷只拨兵一万二千人。李纲请领军需银、绢、钱各百万，朝廷仅给二十万。七月，李纲出兵，留盂州十余日，招当地士卒训练，修整器甲。朝廷下诏，解散招来的士卒，催促李纲奔赴太原。八月初，再任种师道为宣抚使，罢免李纲兵权，贬官出知扬州。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军经过夏天的休整后，又以宋朝不如约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为借口，再度南侵，完颜杲为都元帅，完颜宗翰为左副元帅，完颜宗望为右副元帅，分东西两路进兵。

种、姚兵败，金军大举南侵。唐恪、耿南仲等乘机排挤抗战派。钦宗罢免吴敏、徐处仁、许翰等出朝，任唐恪为相，罢种师道帅任。金完颜宗翰率部猛攻太原。太原已被围困八个多月，城中粮绝，军民顽强抵抗。九月初城被攻破，军民在宋将王禀率领下进行巷战。王禀兵败，投水自尽。通判方笈等三十六人被杀，知府张孝纯被俘降金。完颜宗翰又率部直逼黄河北岸的河阳（今河南孟县）。完颜宗望的东路军也接连攻陷真定府、庆源府（河北赵县），经恩州（今河北清河）直逼大名府魏县的李固渡，准备从这里渡过黄河南下。

钦宗惊恐万状，召集百官议事。唐恪、耿南仲等坚持割让。兵部尚书吕好问请结集勤王军保卫东京，唐恪、耿南仲不允。宋钦宗一伙以为可以继续用重金赂使金兵撤退，急忙派遣一批又一批使臣，分头向完颜宗望、完颜宗翰赠送金帛宝玉，乞请缓师，表示愿把三镇的全部赋税以岁币形式贡献金朝，甚至愿把河北、河东都割让给金朝，以黄河为界，分疆而治。钦宗甚至下诏书给河北、河东军民说："民虽居大金，苟乐其生，犹吾民也，其勿怀顾望之意。应黄河现今流行以北州府，并仰开城门，归于大金。"但河北、河东军民反投降、反割地。聂昌到绛州，绛州人民反对降金割地，愤怒地杀死了他。

完颜宗翰、完颜宗望两路金兵先后顺利从李固渡和河阳渡过黄河，对东京展开钳形攻势。十一月二十五日，完颜宗望的东路金兵抵开封城下。闰十一月二日，宗翰率领的西路金兵也达开封与宗望军会师。

此时开封城内，抗战派官员已被排挤净尽。宋钦宗根本不组织军民抵抗，而希望郭京、刘无忌等组织的"六甲正兵"、"六丁力士"、"北斗神兵"来保卫开封。这支"神兵"一出城，就被金兵击溃。金兵攻占开封城头，看见开封军民已准备巷战，不敢立即进占全城，又提出"和议"。闰十一月三十日，钦宗出京城与金和议，并写降表。十二月初二日，金军放钦宗回城。接着，金军入城，检视府库，拘收文籍，把92　个内藏库中170年来积攒的金银锦绮宝货全部查封，又索取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帛一千万匹犒军。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军又要钦宗到金营，说是等金银交足方能放回。钦宗被拘，只得下诏增派大员二十四人，进行彻底搜括，发掘宗室、国戚、宦官、僧道等家室藏金。搜括八天，得金28.8　万两、银600　万两、帛100　万匹。金军仍不满足，又对开封府搜括十八天，得金7　万两、银140　万两、帛4　万匹。金军除索金银绢帛外，又强索皇帝宝玺、仪仗、天下州府图及珍宝古器，掳走百工、技艺、后妃等。金对开封进行大肆破坏，先后把宋徽宗、宋钦宗拘留在金营，接着金太宗下诏废徽宗、钦宗为庶人。三月，另立宋朝投降派头目张邦昌作傀儡皇帝，国号楚。北宋王朝灭亡。四月初一，金兵把宋徽宗、宋钦宗及宋朝后妃、宗室、官员共三千多人，一同俘虏北去。东京的财物、宝货、图册被洗劫一空。这就是"靖康之祸"。

九、金朝金朝为女真族建立的王朝。1115年完颜旻在今黑龙江省阿城南建国。

（一）政治概况1。女真族的兴起女真族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原居住在黑龙江流域，辽人和宋人称他们为"女直"或"女真"，包括黑龙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属于同一族系的各个部落，使用大体相同的语言。生活在南部辽阳一带的女真部落，逐渐接受辽文化，被编入辽朝户籍，称为"熟女真"。松花江以北、宁江以东的女真诸部落，保持着本族的习俗制度，被称为"生女真"。生女真散居在山河之间，从事农业和狩猎，用木板和桦树皮构筑房舍。当时，生女真正处在父权制的氏族部落时期。他们向辽朝交纳贡品，并以马匹、皮毛等与辽人交换货物。

大约在辽兴宗时，即公元1031年后，活动在安出虎水一带的女真完颜部强大起来，联合白山部、耶海部、统门部、耶懒部、土骨论部和蒲聂（蒲奴里）、铁骊、越里笃、奥里禾、剖阿里等五国，组成部落联盟。翰泯水蒲察部、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统门水温迪痕部、神隐水完颜部等相继加入了联盟，完颜部长乌古迺为联盟长，接受辽朝加给的节度使称号，并设"国相"管理联盟事务，由完颜部的雅达充任。

辽道宗时（1055年后），乌古迺死，其子劾里钵继位联盟长，以弟颇赖淑为国相，免雅达国相职。雅达子桓赦、散达等起而反抗，部落贵族间展开激烈的战斗。颇赖淑被桓赧、散达军战败。劾里钵与族弟辞不失击败桓赧军。桓赧、散达率部投降。温都部部长乌春，曾与桓赧等联兵反抗，也被完颜部欢都战败。劾里钵与弟盈歌又战胜活刺浑水的纥石烈部，巩固了部落联盟。辽道宗大安八年（1092年），劾里钵病死，颇赖淑继任联盟长，命劾里钵的长子乌雅束、次子阿骨打等讨平纥石烈部。辽朝加给完颜旻（阿骨打）"详稳"称号。大安十年（1094年）颇赖淑死，盈歌继任联盟长，以兄子撒改为国相。这时，女真族的徒单部另组成十四部的联盟，乌古论部另组成十四部联盟，蒲察部组成七部联盟。三个联盟联合攻打完颜部为首的十二部联盟，展开激战。盈歌、撒改与完颜旻击败三联盟，组成统一的部落联盟，并通告各部今后不得另组联盟称"都部长"（联盟长）。辽乾统三年（1103年），盈歌死，乌雅束继任。天庆三年（1113年）乌雅束死，弟完颜旻继任联盟长，称"都勃极烈"。次年六月，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加给完颜旻节度使官衔。2。金朝建国女真族组成统一的部落联盟后，完颜旻即开始向外抢掠和扩张。辽天庆四年（1114年）九月，完颜旻集合各部落兵800人向辽朝统治下的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小城子）进攻，十月攻破宁江州城。辽朝派出各族兵士大举反击。十一月，两军战于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完颜旻领兵3700人迎战，获得大胜利，收降了辽军各族士兵编入女真军，女真军由此发展到一万人。又乘胜攻占辽宾州（今吉林农安东北红石垒）、咸州（今辽宁开原老城镇）。这时，女真的氏族社会瓦解，出现了由于犯罪或负债而沦为奴隶的现象，形成了奴隶主与奴隶两个对立的阶级。完颜旻胜利进军，女真奴隶主贵族在战争中掳获大批奴隶。随着占领区的迅速扩展，又需要加强对被征服的各族人民的统治，完颜昗弟完颜晟（吴乞买）、国相完颜撒改等拥戴完颜旻建立国家。1115年夏历正月元旦，完颜旻依仿汉族制度，称皇帝（金太祖），建国号大金，立年号"收国"，正式建立奴隶制的金朝。

金太祖废除国相制，设立谙版勃极烈制辅佐国政，由完颜晟、完颜撒改、完颜辞不失和完颜杲（斜也）充任。女真军兵仍由猛安、谋克统领，收编的辽东降军依辽制设都统或军帅。又命完颜希尹依仿辽、汉文字创制女真文字。天辅三年（1119年），颁布行用。

金朝建国后，继续攻打辽朝。收国元年九月，攻占黄龙府（今吉林农安）这一重要军事据点。辽朝天祚帝亲率数十万大军前来讨伐，也在金太祖完颜旻的袭击下溃逃。金朝乘胜进军，很快就占领了辽朝辽阳以东的全部州县，1116年攻占辽的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改次年为天辅元年。此后，连年对辽作战，不断取胜。天辅四年（1120年）四月，攻占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天辅五年，金太祖命完颜杲、完颜昱、完颜宗翰与完颜宗幹等率大军攻辽。天辅六年，攻下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辽天祚帝逃入夹山（今蒙古萨拉齐西北）。十二月，金太祖率统大军攻下辽南京析津府（燕京，今北京），并派兵追击辽天祚帝。七年四月，领兵返回上京。八月，病死于途中。

金太祖死后，其弟谙版勃极烈完颜晟（金太宗）即位，联合西夏，追击辽天祚帝。天会三年（1125年）二月，擒天祚帝。辽皇族耶律大石（西辽德宗）西迁，后在中亚地区建立西辽。

天会三年十月，金太宗完颜晟下诏，以完颜杲为都元帅，完颜宗翰为左副元帅，完颜宗望为右副元帅，分两路进攻北宋。金兵先后破燕京，占太原。天会四年闰十一月，两军会师开封，北宋灭亡。天会五年（1127年）金军俘虏北宋徽、钦二帝北返。

宋宗室赵构（宋高宗）放弃中原，逃往江南，重建宋朝，建都临安，史称南宋。金太宗完颜晟派重兵侵夺宋中原大片土地。天会七年至八年，完颜宗弼统军一度攻下临安，掳掠而回。

金军灭北宋，先立宋降臣张邦昌在开封称帝，建国号楚。后又立刘豫为子皇帝，国号齐，为金朝属国。

3。金熙宗改制天会十年（1132年），金太祖完颜旻孙完颜旻受任谙版勃极烈。十三年（1135年）太宗完颜晟死，完颜旻嗣位，是为金熙宗。

金相继灭辽和北宋后，占领了大片土地，居民中包括契丹人、渤海人和大批汉人。为了巩固金朝的统治，金熙宗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对统治制度一再进行改革。依辽、宋制度设立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师"，朝中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由领三省事综理政务，下设左、右丞相及左、右丞（副相）。天会十五年（1137年）金熙宗又废除属邦齐国，在汴京（开封）设行台尚书省。天眷元年（1138年），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两行台尚书省负责河北、山西、河南北部等地区的政务。同年，又进一步改革官制。女真官员予以"换官"，即将原来的女真官职换授为相应的汉称新职。对女真贵族实行封国制，封授某地国王称号，不实际任事，形同勋爵。又在尚书省设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在左、右丞之下，以加强尚书省的权力。金熙宗又在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的城子）仿汉制修建都城和宫殿，建号上京（辽上京则改称临潢府）。制定百官朝见的礼仪和有关制度。当年，又颁布一种笔划简省的新文字，称为女真小字，以供行用。

金熙宗时，金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激烈的纷争，完颜宗翰的势力不断受到削弱。天会十五年（1137年），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宗磐以贪赃罪逮捕完颜宗翰的亲信尚书左丞高庆裔。高庆裔死于狱中，完颜宗翰亦郁郁而死。完颜希尹也被罢相。天眷元年（1138年），完颜昌、完颜宗磐等坚决主张将河南、陕西地归还宋朝，以换取宋向金称臣纳贡，并将汴京行台移治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又移治祁州（今河北安国）。这时，金朝的统治仍以女真族的"内地"为中心。天眷二年，完颜希尹复任左丞相，与完颜宗弼、完颜宗弼等劾奏完颜宗磐私通宋朝。郎君吴矢（吴十）谋反被处死，也涉及完颜宗磐。金熙宗诏完颜幹、完颜希尹等逮捕完颜宗磐和完颜宗隽（金太祖子）并处死。完颜宗磐升任太师，完颜宗弼为都元帅。天眷三年，金熙宗采纳宗弼、宗弼的建议，再次出兵夺回陕西、河南地。金行台尚书省又移治汴京，以燕京路直属中央尚书省，撤销燕京行台尚书省的建置。完颜宗弼统兵进至淮南，掳掠而回。宗弼劾奏完颜希尹曾窃议继承皇位，蓄意谋反，金熙宗又杀希尹。皇统元年（1141年）完颜宗弼领兵南下侵宋，南宋请和。金宋议定以淮水为界，宋向金纳贡称臣。宗幹死，宗弼进拜太傅，仍为尚书左丞相、都元帅，并领行台尚书省，掌握了军政大权；七年，进为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次年，病死。宗弼死后，熙宗无力控驭朝政，皇后裴满氏结纳朝巨干预政事，帝后之间及贵族朝臣之间相互倾轧。熙宗一再逐杀大臣，朝政日益混乱。皇统九年（1149年）初，完颜宗幹次子完颜亮为都元帅，三月，拜太保，领三省事；五月，被逐出朝，领行台尚书省，后又召还，为平章政事。十二月，完颜亮与左丞相完颜秉德等杀熙宗。完颜亮篡夺帝位，改年号为天德。

4。金海陵王南侵完颜亮（金海陵王）即位后，杀完颜秉德等同谋者，又诛杀金太宗子孙七十余人。以弟完颜衮领三省事，不任宗室。又任用渤海人大■和张浩、汉人张通古、奚人萧裕等人为尚书省执政。海陵王削弱女真皇室贵族势力，组成多民族的统治集团，以巩固其统治。

天德二年（1150年），废除汴京行台尚书省，政令统一于朝廷。正隆元年（1156年），又废除附于尚书省形同虚设的中书、门下两省，由尚书省专理政务，直属于金帝。金朝军事原统于都元帅府，设都元帅及左、右副元帅等。海陵王废都元帅府，改依汉制设枢密院，由枢密使、副使统军。尚书省与枢密院成为政治和军事最高机构，形似北宋旧制，但枢密院仍由尚书省制。海陵王改订的官制，成为此后金朝的定制。

海陵王又命渤海人张浩在燕京营建都城。贞元元年（1153年），自上京会宁府迁都燕京，定为中都。金太祖、太宗的陵寝也自上京迁至中都附近的大房山。海陵王的统治巩固后，随即策划进兵江南，消灭南宋。正隆六年（1161年）六月，海陵王至南京开封府，以为京都。九月，海陵王亲自统兵南下，从陆、海两路向南宋都城临安进发。十月，海陵王领兵渡淮，攻入宋淮南路。当海陵王领兵南下时，山东、河北、河东等路的人民相继举行起义。西北路契丹等族农牧民以撒八、移刺窝斡为首起兵反抗，规模颇大。东京留守完颜雍出兵镇压。十月，随从海陵王南下的女真猛安完颜福寿，率领从辽东征调的兵士万余人，返回辽阳，举行政变，拥立完颜雍为帝（金世宗）。金世宗下诏废黜海陵王。十月，苏保衡水军在胶西县附近海面被宋海军击败。十一月，海陵王亲领兵渡江受挫，在扬州被部将耶律元宜杀死。

5。金世宗之治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后，枢密使完颜昂被任为都元帅，张浩仍为尚书令。

苏保衡、耶律元宜等海陵王的文武官员都被金世宗继续任用，混乱的政局很快得到稳定。这时，契丹农牧民起义仍在继续发展。起义首领移刺窝斡杀掉撒八，在大定元年（1161年）称帝，建号天正，转战临潢府一带，攻破泰州。二年，转攻济州（今吉林农安），进军山西。金世宗任命仆散忠义领重兵镇压，移刺窝斡军败，被部下擒送中都处死。金军击败宋军，重新夺取陕西，又于大定三年（1163年），在宿州符离县击败南宋北伐的军队。次年，与南宋订立和约。双方各守旧日疆土，宋对金不再称臣，改称侄皇帝。

金世宗仍定都中都，继续实行海陵王制定的各项制度，只是尚书省又恢复被海陵王罢废的平章政事官。宋金再次和议后，金世宗又将元帅府改为枢密院，作为和平时期管理军政的最高机构。金世宗在任用海陵王朝女真官员的同时，也继承海陵王的政策，大批任用非皇室的女真人和汉人、契丹人、渤海人参与执政。女真贵族间长期以来的纷争到世宗时逐步结束。金世宗在其统治的三十年间对外没有发动大规模战争，统治集团内部也日趋稳定。金太宗以来，女真民户不断南迁到汉地。金海陵王迁都中都后，上京一带的女真人大批南下，分布在燕山以南、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女真猛安、谋克户散居在汉人村落之间，多把田地出租汉人佃户耕种，成为封建地主。女真人逐渐接受汉族文化，使用汉族语言，女真贵族也多习用汉语、汉文。金世宗继位前，即学习汉文化，即位后一面继续倡导学习汉族经史和诗文，一面又力求保持女真风俗习惯和本族文化，大力推行民族压迫。

大定二十八年，金世宗死，其孙完颜璟（金章宗）即帝位。

6。金朝的衰落金章宗完颜璟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在他的倡导下，更有许多女真贵族学习汉文化，而且正式下令鼓励女真屯田户与汉族通婚，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

在章宗统治的二十年间，战事多发。北边的鞑靼和蒙古合底斤、山只昆等部一再起兵反抗金朝的统治。金右丞相完颜襄连年出兵，攻打北边各族。临潢府路的契丹人和被统治的各族也纷纷起兵，直接威胁着金朝在边疆的统治。

泰和六年（1206年）四月，南宋宁宗、韩侂胄发动了对金朝的战争。五月，宁宗下诏北伐，各路宋兵相继失败，金兵乘势分路南下，攻占宋京西、淮南部分地区。南宋兵败求和。金朝在这次战争中也损失惨重。金右副元帅仆散揆、都元帅完颜宗浩都相继死于军中。金章宗于泰和八年病死，其第七子完颜允济（卫绍王）即位。

在战乱不止的年代，自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至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三次决口，泛滥成灾，两岸农村遭到严重破坏。金朝赋税收入剧减，对外作战的军费日趋增加，财政入不敷出，大量发行纸币（交钞），又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紊乱。正当金朝面临重重矛盾时，北边的蒙古族正逐渐兴起。7。蒙古侵金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占据漠北。金大安二年（1211年）二月，开始南侵金朝。金卫绍王完颜允济命平章政事独吉思忠领兵抵御，在乌沙堡战败退兵。七月，蒙古军攻占乌月营，进而攻入抚州（今内蒙古兴和境）。八月，卫绍王罢独吉思忠，命参知政事完颜承裕领兵据守野狐岭，又被蒙古军所败，退守宣德州宣平县（今河北怀安东北）。成吉思汗领兵追击，在浍河堡大败金军。完颜承裕逃往归德。蒙古的另一路大军，由西路占领金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进攻西京大同府。金守将纥石烈执中弃城遁逃。十月，蒙古先锋军直抵中都，久攻不下。十二月，撤军。

崇庆元年（1212年）秋，成吉思汗再次大举南侵，掠昌州、桓州、抚州，再攻金西京。金西京留守抹燃尽忠坚守。蒙古军退回。又攻金东京辽阳府，掳掠而去。贞祐元年（1213年）秋，成吉思汗自阴山进军，经宣德州至怀来，大败金完颜纲军。乘胜进居庸关，威胁中都。蒙古军兵分三路攻掠黄河以北的山东、河东、河北路州县，直抵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掖县）海滨。二年春，劫掠大批财物后又返回居庸关一带，围攻中都。

8。宣宗南迁金兵败退，中都被围，朝中一片混乱。驻守中都城北的右副157　／　元帅纥石烈执中杀卫绍王完颜允济，拥立金世宗孙完颜珣为皇帝（金宣宗）。金宣宗遣使向蒙古军求和，应允向大蒙古国献纳人口财物，并将卫绍王女歧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许和，退兵至鱼儿泺（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

蒙古军退后，金宣宗恐惧蒙古军再次入侵，五月间率领皇室，载运宫中珍宝，逃离中都，迁都汴京（河南开封）。留尚书右丞相完颜承晖留守中都。宣宗南迁后，驻守中都以南的金乣军起兵反金，遣使降蒙。成吉思汗立即派兵南下，贞祐三年（1215年）五月攻占中都，完颜承晖自杀。蒙古军置达鲁花赤镇守，成吉思汗退回漠北。

在蒙古军大举进攻面前，金朝充分暴露出它的腐朽和衰退。山东、河北地区的人民，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其中以红袄军力量最大，金宣宗派兵镇压，仍不可遏止。另外，地主豪强在蒙古军不断侵扰下，也纷纷组织地主武装据地自保。

贞祐四年，蒙古三木合拔都军经西夏进兵关陕，十一月抵南京。胥鼎领兵援南京，蒙古军退走。兴定元年（1217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命专统大军攻金朝。次年，木华黎军攻占太原、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威逼南京。

在蒙古军的严重威胁下，金朝以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为首的官员，主张南下侵掠南宋，扩大疆土。兴定元年四月，金兵开始南侵。胥鼎反对出兵，术虎高琪不理。金兵分路进攻，遭宋军反击。次年十二月，金宣宗命枢密副使仆散安贞辅太子完颜守绪大举南侵。金兵侵宋，原来起义抗金的红袄军纷纷投附南宋，与宋军联合抗金。兴定二年（1218年），金兵进至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威胁建康府。抗金义军分道出击，金兵败退。金宣宗侵宋连遭失败，朝臣纷纷劾奏术虎高琪。十二月，术虎高琪被宣宗处死。

兴定四年（1220年），西夏与南宋相约联合攻打金朝。八月，夏兵攻破金会州（今甘肃靖远南）。九月，攻金巩州（今甘肃陇西），与宋军会师。金行元帅府事赤盏合喜坚守巩州。夏兵败退。兴定五年，金宣宗又命仆散安贞领兵南下侵宋，进至宋蕲州（今湖北蕲春）、黄州（今湖北黄冈）。俘虏南宋臣民和宗室七十余人，献俘南京，金宣宗却处斩仆散安贞。

木华黎统率的蒙古军逐渐改变以前暴虐杀掠、得地不守的作法，着重招降和利用汉族地主武装攻城略地，在数年之内，占领了金辽东、辽西、山东、河北、河东、陕西的大片土地。元光元年（1222年），木华黎率领蒙古大军攻打凤翔府，不下。二年春，木华黎病死。金元帅右都监侯小叔于当年正月收复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蒙古大军再破河中府，侯小叔战死。十二月，金宣宗病死。

9。金朝覆亡宣宗死，其子完颜守绪即位（金哀宗）。金哀宗停止侵宋战争，集中兵力抗蒙。正大三年至四年（1226-1227年）秋，金兵进军河东，连续收复绛州（今山西新绛）、平阳、太原府。正大四年，成吉思汗军又占领德顺州（今甘肃静宁），破临洮府等地。六月，西夏国主李■投降蒙古军，西夏灭亡。金哀宗遣使向蒙古求和，被拒绝。七月，蒙古军进攻凤翔府和京兆府（今陕西西安）。成吉思汗病逝军中。正大五年，陕西蒙古军经泾州进入大昌原（今甘肃宁县东南）。

正大六年（1229年），蒙古窝阔台即汗位，决定亲征金朝。攻庆阳府，不下。次年，攻破代州、石州（今山西离石），在卫州（今河南汲县）被完颜陈和尚击退。正大八年二月，蒙古军攻破凤翔府。九月，蒙古军分三路，窝阔台亲领中军攻河中府，由白坡渡河，转攻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屯兵郑州；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率右路军，假道宋汉中地，沿汉水东下，由邓州入金境；铁木哥斡赤斤统左路军由济南进兵。窝阔台攻下河中府。拖雷进军邓州。哀宗诏枢密副使完颜合达与副使移刺蒲阿自潼关东移兵邓州。施雷部与窝阔台的一部分蒙古兵会合，进至禹山（今河南邓县西南），开兴元年（1232年）正月，完颜合达与移刺蒲阿率骑兵、步兵自邓州进军钧州（今河南禹县），至三峰山遭到蒙古军袭击，金军全部溃败，完颜合达败死，移刺蒲阿、完颜陈和尚等被俘处死。钧州三峰山之战，金军主力全部溃灭，金朝灭亡已成决局。

蒙古军乘胜进围开封府。城内空虚，军民制造"震天雷"大炮反击，激战十六昼夜。金哀宗求和，蒙古军暂退。南京粮食断绝，援兵不至。十二月，哀宗率群臣自南京逃往汝州（今河南临汝），中途改道逃往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天兴二年正月，南京守将崔立降蒙。六月，哀宗又从归德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联宋，夹攻金朝。十一月，宋将孟珙率兵两万至蔡州。十二月，蒙古军攻破蔡州外城。蔡州被蒙古及宋军围困三月。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哀宗将帝位传给元帅完颜承麟，自缢而死。蒙古军入城，杀金末帝完颜承麟，金朝灭亡。

（二）金朝的制度金朝是在女真族氏族部落制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初期仍保留女真族的若干旧制，兼采辽朝制度。金太宗完颜晟统治时期，在所占领的辽、宋之地，仍实行辽、宋旧制。金熙宗完颜亶时期，对各项制度作了改革。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统一制度，又作了进一步的改革。金世宗完颜雍时，各项制度大体确立。此后，只有局部的修改。随着统治地区的不断扩展和女真族自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金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的统治制度，女真旧制逐渐削弱或消失。

1。勃极烈辅政制勃极烈原意为"官长"，即部落酋长。女真部落联盟中原设有"国相"

辅政，女真语称"国论勃极烈"。金初曾在皇帝周围设勃极烈四人，辅佑国政。四勃极烈职责不同，分别称为谙版（女真语，大）勃极烈、国论（国家）勃极烈、阿买（第一）勃极烈、昃（第二）勃极烈。辅政的勃极烈成为朝廷最高官职，此职均由皇室贵族担任。其人数多少，并无定额。以后又有移赉（第三）勃极烈和管理对外事务的乙室（迎迓）勃极烈等。金太宗时，叔谩都诃参议国政，称阿舍极烈。金熙宗即位后，设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师，分领三省（尚书、中书、门下）事，勃极烈辅政制遂废。

2。猛安谋克制猛安，女真语为部落军事酋长；谋克，女真语为氏族长。金朝建国后，连年对外作战，猛安谋克逐渐成为军事编制单位，仍统领女真兵士家口民户。金朝初期收降的外族人口也被编入猛安、谋克。初制，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以后减少到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猛安。一谋克作战的士兵不过十余人。金熙宗以后，女真猛安、谋克户大批南迁，分散到汉人地区，受田定居。居汉地既久，多出租田地，坐食地租，作战能力逐渐衰弱。金朝也把猛安、谋克作为荣誉封号封授。

3。封国制金熙宗对勋臣加封国王称号，如尚书令完颜宗磐封宋国王，都元帅完颜宗翰封晋国王。海陵王削封前朝皇室贵族爵号，国王多降封为郡王。此后，皇室亲王封国者，只依国号称某王，不称国王。以下有郡王、国公为正从一品，郡公为二品，郡侯为三品。亲王万户，实封一千户；郡王五千户，实封五百户；国公三千户，实封三百户；郡公二千户，实封二百户；王、公无封地，只是依爵食禄。国号有大、次、小之分。大多依古邑名为号。金章宗完颜璟定制，汉、辽、唐、宋等前朝国名，不得作为臣下封国号。金朝封亲王（国王）者多为皇室宗亲。郡王、国公以下可以加封于外姓或外族官员。金宣宗南迁，招纳各地汉人地主武装抗蒙，其中九人封授郡公称号，九公皆兼宣抚使，赐号"宣力功臣"，总领本路兵马。设置公府，任命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皆由九公自便，史称"九公封建"。

4。官制金太宗设置尚书省及中书省、门下省为朝廷政务中枢。金海陵王废中书、门下，只设尚书省综理政务。中枢官制经金世宗改订，成为金朝的定制。尚书省最高长官为尚书令。下设左、右丞相各一员、平章政事二员为宰相。左、右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为宰相副贰。尚书省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政务。六部长官为尚书、侍郎。

御史台司监察，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等职。翰林学士院掌制诰司命文字，设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职。设大宗正府（后改大睦亲府）掌管宗室事务。

地方官制，依辽、宋旧制，设路、府、州、县四级，但又沿袭女真旧制，各级地方长官兼领军事。金世宗定都中都（今北京）前后，设五京：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南京开封府。又设十四总管府、十九路。五京各设留守一员，兼本府府尹及本路兵马都总管事。上京、东京等路原设提刑司，后改按察司及安抚司，长官称"使"，掌镇抚百姓。诸路转运司，设使、副使，掌规措钱谷。总管府设兵马都总管统领本府军民事，兼任府尹。下设同知都总管、副都总管。一般的府，长官称府尹，掌民政而不领兵，下设同知、少尹、府判等官员。州又分节镇州、防御州、刺史州三类。节镇州为军事要地，长官为节度使，统领兵马兼管本州政务，下设同知节度使、副使。防御州长官为防御使，掌防御盗贼，兼管本州政务。下设同知防御使等官。刺史州长官称刺史，专治州事，不领兵。县大体分为赤县、次赤县、诸县三类。赤县为大兴府所属大兴、宛平县。次赤县又曰剧县，户二万五千以上；二万户以上为次剧。五诸京倚部者曰京县。自亲县而下，以万户以上为上县，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三千为下县。赤县、次赤县、诸县均设令为长官，下设丞、主簿、尉。赤县设尉四员。中县而下不置丞，下县则不置尉。

5。军事制度女真族在氏族部落制时期，原无独立的军事编制，部落氏族成员对外作战，即由猛安、谋克统领。谋克的副职蒲里衍也随同领兵。兵士从军作战带领随从一名，称为阿里喜。作战获胜，兵士可获得财物和奴隶。初期收降外族兵士，也被编入猛安、谋克。金太祖完颜旻对辽朝的契丹、奚、渤海等族降军，仍依原来建置。金太宗任辽降将刘彦宗为枢密院事兼领汉军都统。对北宋降将，也仍官旧职。天会三年（1125年），金太宗大举侵宋，始设元帅府，由都元帅，左、右副元帅等指挥作战。金海陵王时，因军帅势力强大，改设枢密院主管军事，其长官有枢密使、枢密副使等，受尚书省节制。此后，平时设枢密院，战时改元帅府，金朝后期则两套机构并置。作战时对领兵将领加给称号，战后即撤销。常驻各地的镇防军，分驻各州，向各地猛安谋克户征发兵士。猛安谋克户多由奴婢替代从军。金世宗时曾下令禁止。

金朝建国初期，皇帝有合札谋克，即亲军护卫。金海陵王时以太祖及宗王的亲军编为合札猛安。依宋制称侍卫亲军。选年轻步兵及骑兵1600人备宿卫。金世宗时置亲军4000人。金章宗时增至6000人。沿边地区置东北路、西北路、西南路三招讨司，设招讨使、副招讨使统领，镇抚边地诸族。各族降人编为乣军守卫边堡。河南、山西、陕西、山东诸路设统军司，统领军马，镇守边陲。

6。法律女真族在部落联盟时期，仅有原始的"条教"，主要是保护私有财产和维护秩序。杀人及盗劫者击脑处死，没收家产，并以家属为奴隶。犯重罪者可用牲畜财物赎罪，但要削去耳、鼻，以区别于平民。

金太祖建国前后，没有颁布正式的法律，只是宣布：①贫民负债需卖妻子为奴者，三年内不催督债务；②由平民沦为奴隶者，可以两奴隶赎一人为平民。这些规定为的是减少平民和奴隶的反抗，以巩固金奴隶制统治。金太宗占领辽、宋地区，沿用旧制。金熙宗皇统间制定的《皇统制》法令，是金朝的第一部法典。《皇统制》是"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以成书"，今已不存。金海陵王时，又增加了限制女真奴隶主贵族特权的内容。金朝历代皇帝对法律条文都有增删。其特点是，基本上沿袭辽、宋旧法，同时，也保留了金朝自己的特点。辽代刑名有杖、徒、流、死四刑。金朝因南有南宋，北有蒙古，无法流放边地，因而只有杖、徒、死三刑，徒刑也可以杖刑代替。熙宗至世宗，金已逐步封建化，但仍保有奴隶制的残余。金朝的法律一方面对女真奴隶主贵族的特权有所限制，另一方面也对驱奴与良民的不同地位作了法律规定。

7。科举金太宗天会元年（1123年），始行科举，以招纳辽朝故地的汉人文士，分词赋、经义两科，考中者称进士。五年，在河北、河东宋朝故地举行科举，因辽、宋所传经学内容不同，分别举行考试，称"南北选"。金海陵王时统一各项制度，南北选也合并为一，取消经义科，只试诗赋。另有律科，考试律令，以选拔执政的官吏。武举考试骑射和兵书。金世宗倡导保存女真文化，特设女真进士科，以女真文字考试策论，又称策论进士。应试者为女真人子弟。金世宗以后，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女真、汉人显要官员多为科举出身。

十、北宋南迁与宋、金和战（一）赵构（宋高宗）登极，南宋建立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中旬，康王赵构被钦宗派往金营求和，走到磁州，知州宗泽正修筑城防，备战抗金。宗泽劝赵构不可前往金营，赵构留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市）。

在金兵掠走徽宗、钦宗及后妃、宗室后，宋朝嫡亲宗室中只有康王赵构和哲宗的废后孟氏幸免于难。宗泽自大名至开德（河北大名至河南濮阳）与金兵大战十三次，连连获胜，又以孤军进到卫南（今河南滑县东）连败金兵。宗泽得知金兵俘掳徽、钦二帝北去，即领兵到滑州，转至大名，计划抢渡黄河，断金兵归路，截回二帝。宗泽传檄邻近各地宋兵来会，共同行动。各地宋兵到期未来。宗泽计划不能实现，于是上书康王赵构，拥戴他作皇帝。金兵退后，京城的朝官和京城外的宋将拒绝接受张邦昌的楚政权的命令，并对张邦昌施加压力，要他把政权归还给赵氏，复立赵氏为帝。张邦昌遭到人民的唾弃，在东京无法立足。吕好问等官员要张邦昌拥立赵构为帝。于是，张邦昌表示自己当伪楚皇帝只是"权宜"之计，请哲宗废后孟氏出来垂帘听政，又向在外的康王赵构上一道表文，请赵构即皇帝位。五月初一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宋高宗），改年号为建炎。这个重建的赵宋王朝，史称南宋。

宋王朝在南京重建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仍然是：对待南侵的金朝，是抗战，还是投降。对此，原北宋王朝内部主战和主降两派的尖锐斗争，又在南宋王朝重现。

宋高宗即位不久，起用抗战派中深孚众望的李纲为相，令副元帅宗泽知开封府，领兵进驻东京。李纲、宗泽成为当时抗战派的主要代表。高宗又起用副元帅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预政务，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军权。黄潜善、汪伯彦为投降派的代表人物。

宋高宗同其父兄一样惧怕同金朝打仗。南宋刚建立，投降派就派人去金朝求和。张邦昌写信给完颜宗翰、完颜宗望，表示南宋愿以黄河为界，把河东、河北等许多尚由宋军坚守的州郡送给金朝。对于抗战派李纲为相，投降派极力反对。御史中丞颜岐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不宜为相。"右谏议大夫范宗尹说："李纲名过其实，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李纲冲破投降派的阻挠，六月，奉召入朝为相，井竭尽思虑，为高宗筹划重振朝纲，提出十条抗金建国的建议。他针对北宋以来军政腐败的现实，颁布新军制二十一条，严申赏罚制度；为防备金兵的再次入侵，重新调整了防务部署，在沿江、沿淮、沿河建置帅府，又把州郡分为要郡和次要郡，各固定一定数量的军队以资防守；他还在沿江、沿河着手建造战舰，训练水军，以期在反抗金兵入侵时发挥宋军的优势。鉴于南宋刚刚建立，正规军来不及整编，尚未形成一支足以抗金的武装力量，李纲主张支持两河军民的抗金斗争，决定设置河北招抚司、河东经制司，委任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拨给钱物，令其赴河北、河东招募各地奋起的义兵，共同抗击金兵。两河人民踊跃响应，士气大振。

李纲在进行抗金部署的同时，又同投降派进行激烈的斗争。争论的主要问题：一是对金的和战问题。

高宗及汪伯彦、黄潜善幻想用对金朝妥协投降的办法，来换取金对南宋政权的承认。以迎徽、钦二帝为借口，不断派使者带金银财宝进献女真贵族，试探降金的可能性。并以二帝被掳在金朝，极力备战会使二帝遭害，压制抗战派的力战主张。

李纲则认为，对金朝的一味妥协退让只能助长女真贵族的侵略野心，"今日法勾践尝胆之志则可，法其卑辞厚赂则不可"，主张"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认真整修战备，以期三年之后能打败金兵，"雪振古所无之耻"，争取二帝不待迎而自回。

二是怎样处理伪楚皇帝张邦昌的问题。

高宗及汪、黄一伙怕得罪金人，想利用张邦昌作为他们同完颜宗翰、完颜宗望联系投降事宜的重要工具，不但不惩办张邦昌丧失民族气节、通敌叛降的罪行，反而吹捧他"知几达变，勋在社稷"，加封他为太傅、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

李纲则坚决要求高宗严惩张邦昌以快人心，并表示与卖国贼誓不两立，若不严办张邦昌，自己就坚决辞职。

三是在何处定都的问题。

汪、黄一伙主张放弃都城开封，放弃中原继续南逃，把都城迁至有长江之险的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市）。

李纲则认为开封是宋朝"宗庙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不应放弃，在京城被金兵残毁的情况下，可先在长安、邓州、襄阳三城中选一为临时都城，待开封修葺完毕，即迁回。

四是如何对待中原人民的抗金武装问题。

汪、黄等投降派对两河人民的抗金武装，完全采取敌视态度，称他们为"盗贼"。高宗刚一即位，黄、汪即建言"罢诸盗及民兵之为统制者"，选择精锐编入官军，实际上是解散抗金的民兵，不准他们抗金。

李纲采取与投降派相反的政策，依靠两河民兵抗金。黄、汪等蓄谋破坏，指使知大名府张益谦上奏：招抚使设立后，河北"盗贼"更多，应速罢废。李纲争辩说："张所尚未出发，张益谦何以知道其骚扰？"又说："朝廷因河北民众无人统率，才设置招抚使，借民力保国家，并不是设招抚使以后才有盗贼。"傅亮才出发十几天，黄潜善、汪伯彦又指责他逗留不进。李纲再为傅亮辩解，高宗不听，罢免张所、傅亮，废除招抚、经制两司。这时，殿中侍御史张浚诬蔑李纲治通敌分子之罪"有伤新政"，攻击李纲反驳投降言论是"杜绝言路"，整顿朝纲是"独擅朝政"，给李纲横加上十多个罪名，要求罢李纲之职。李纲仅仅担任75　天宰相，于八月十八日被罢官。太学生陈东、进士欧阳彻上书，直言李纲不可罢，黄、汪不可用，并请高宗还都、亲征，迎回徽、钦二帝。高宗竟将陈东、欧阳彻斩首。李纲竭尽思虑提出的所有抗金兴国的措施，在他罢相后全部被废除。高宗和黄、汪全部控制了军政大权。

在李纲被逐出朝后，同投降派作坚决斗争的则是年近七旬的老将宗泽。

宗泽（1059～1128年），字汝霖，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以同进士出身登上仕途后，虽长期郁郁不得志，但他却一直关心国事。在金兵第一次围攻开封撤退后，他奉诏到朝廷当谏官，在朝一再发表抗金主张，驳斥投降言行。在金兵第二次围攻开封时，曾率孤军奋战，抗击金兵。南宋建立后，他鲜明的抗金立场，为李纲所赞赏，于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被李纲推荐为开封府尹，不久又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开封这座宋代都城，是举世闻名的繁华都市，经金兵的洗劫，已经疮痍满目，残破不堪。各路前来的勤王兵，没有人统一指挥，纪律松弛。城市秩序混乱，物资奇缺，百姓生活困难。宗泽一到开封，立即着手整顿城市秩序，处死一批曾勾结金兵抢掠残害百姓的恶棍，严禁盗窃和哄抬物价，使开封逐步恢复正常。

宗泽鉴于当时开封的宋军数量不多，又都为各路来的勤王兵，于是，把注意力放在团结中原地区的抗金义兵上。经过宗泽的努力，王善、丁进、王再兴、李贵、杨进等众多的义军首领，都投到宗泽的部下。云集在开封一带的义兵，据说有180　万之众，确是一支抗金的有生力量。

在安定人心和团结义兵的基础上，宗泽积极营建开封的防务。在开封城的四壁，都设有统领守御使臣，负责守御一定的区域，召募来的义兵则分属四壁的统领守御使臣统辖。在开封四周，建筑了24　个坚固的壁垒，各驻兵数万，以保开封的外围。沿黄河南岸建立鱼鳞式的连珠寨，每寨都派兵驻守；同时，还挖了许多深广各丈余的壕沟，沿壕沟设障碍物，以防金朝骑兵。在宗泽的设计下，他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就在开封建立起这样一个坚固的防御体系。这在南宋是极少见的。

北宋灭亡后，中原各地人民不堪忍受金人的奴役，纷纷奋起抗金。其中规模较大的几支义军是：八字军--河内人王彦，曾被张所任命为河北招抚司都统制。张所被罢免后，王彦率领部分义军转入太行山区坚持抗金。因义军将士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故号称"八字军"。八字军英勇抗金杀敌，得到两河人民的响应。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率领十九寨十余万人归服。八字军与金军顽强奋战数十百次，牵制了金军的南侵。

红巾军--起初在晋城、长治一带活动，后来扩大到河北、陕西等地。

声势浩大，组织严密，"心协力齐，奋不顾死"。一次战斗中，金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几乎被擒。金军痛恨红巾军，追捕最急，而红巾军队伍反而日渐扩大。

五马山（在今河北赞皇境内）寨义军--其首领为宋官员赵邦杰和马扩，后来他们拥立自称"信王赵榛"（高宗兄弟）者为主将，人数达10　万以上，在河北、山西等地区活动。

梁山泊水军--梁山泊起义农民，遭宋军镇压后，继续以梁山泊为据点，坚持战斗。金军入侵中原后，以张荣为首的水军，形成一支强劲的抗金队伍。金军入侵中原后，以农民、士兵、下级军官、小商贩及原起义反抗宋王朝统治的农民革命武装等为主体的抗金义军，活跃于大河南北、太行东西，成为反抗金兵侵掠的重要力量。

与广大兵民奋起抗金相反，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一伙，排挤抗战派，八月间罢去李纲，十月间即实施南逃计划。高宗带着他的投降派宠臣们，从应天府沿运河逃到扬州，宋廷终于由北南移。

金朝得知高宗南逃的消息，于十二月兵分三路再次向中原大举进兵。

由完颜宗辅、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金东路军，在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攻陷山东青州、潍州，至千乘县被人民武装击败，金军放弃青、潍两州退走。活动在梁山泊一带的张荣水上义军，出动船只万艘作战，沉重打击了金军。

由完颜宗翰率领的中路军，在建炎元年（1127年）十二月攻占西京洛阳。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西京统制官翟进和其兄翟兴在伊川皂矾岭和驴道堰打败金兵。三月在福昌、龙门击败金军，把金军赶回河北，收复西京洛阳。翟进死，翟兴与河东、河北诸路义军密切联系，配合作战。

由娄宝率领的金西路军，建炎二年正月攻陷长安，二月又连陷华、岐（今陕西凤翔南）、陇、秦诸州。鄜延经略使王庶召募黄河南北义兵抗金。十天内，得孟迪、种潜、张勉、张渐、白保、李进、李彦仙等部，各有兵万人。巩州（今甘肃陇西）人李彦仙领导的义兵多次和金兵交战，一月中破敌五十余垒，三月间收复陕州（今河南陕县），又过黄河收复绛州（今山西新绛）、解州（今山西运城解州镇）。邵兴率义兵归李彦仙，李彦仙命他领兵渡河收复平陆县所属四镇。另一义兵首领刘希亮收复凤翔，张宗谔收复长安。金兵至咸阳，见渭河两岸义兵皆举抗金大旗，不敢再战，只好退兵。

人民的抗金斗争英勇壮烈，频频获胜，再一次造成抗金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高宗与一伙投降派不予理睬和支持，反而在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下诏，诬蔑义军"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勒令解散，老将宗泽接到此诏后，立即上疏，要求高宗收回成命，"黜代言之臣，降罪己之诏，订还阙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对宗泽这一正确主张，高宗不理不睬。

宗泽得知，两河及各地抗金义兵，得不到宋朝的支持，一旦义兵被金兵镇压下去，宋朝将更难以收复失地。宗泽上疏给高宗，请求他还都开封，宗泽还着手作渡过黄河收复失地的备战工作。并于建炎二年五月上疏给高宗，提出了二月出师渡河的计划，要求高宗当机立断，回开封指挥这一北伐壮举。这时的宋高宗，正在扬州同一伙投降派一起，过着苟且偷安、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对宗泽在开封的抗金部署，他们一开始就设置重重障碍，百般阻挠。他们对宗泽在开封声威日高，更不放心。不仅不理睬宗泽的出师北伐计划，而且准备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仲荀前往开封任东京副留守，以监视宗泽的行动。

宗泽见自己多年辛苦准备好的渡河收复失地的计划已成泡影，不禁悲愤交加，终于积忧成疾，疽发于背，于建炎二年六月间病倒。他在病榻上对前来探望的诸将沉痛地说："我因为"二圣"（指徽宗、钦宗）蒙尘难返，积愤成疾。诸公若能为我歼灭同仇，以成主上恢复之志，我虽死亦无恨。"诸将流涕回答："愿尽死力！"宗泽眼含热泪长吟杜甫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十二日，这位七十高龄，为抗金奋战一生的老将，最后连呼三声"过河"，带着未竟的事业与世长辞。宗泽死后，高宗派投降派杜充继任东京留守。杜充到开封后，把宗泽的抗金设施破坏殆尽。宗泽召集起的义兵，也因为不满杜充的倒行逆施而纷纷散去。金兵垂涎而又不得进的都城开封，已经成为不设防的城市了。

（二）宋、金的对峙局面宋高宗及其投降派一伙，打击、排挤了李纲、宗泽等抗金派的领袖人物，又诬蔑、取缔各地勇猛抗金的义军，一些与义军有过联系的州县官员，以"与贼通"之罪名，被横加诛杀。宋高宗及投降派一伙的行径，是为了讨好金朝，屈膝言和乞降。但宋高宗的这些自毁抗金长城的无耻行径，更加助长了女真贵族的侵掠的野心。金朝见宗泽死后开封的防御设施已经毁尽，两河义军已成孤军，以为南侵的好时机到了。建炎二年（1128年）秋，金兵再次南侵，目标直指扬州。金太宗还下了一道讨伐赵构的诏令，命令金军擒拿赵构，要"穷其所往而追之"。

金兵南下，攻陷五马山寨，抗金义军战败。完颜宗翰军出云中，陷濮州、澶渊，入山东境。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宗翰军先后攻下徐州、淮阳、泗州，并派遣拔离速率兵奔袭扬州。正在扬州过着淫乐生活的高宗、汪伯彦、黄潜善等人于二月初，听到金兵奔袭扬州的急报，惊恐万分。二月初三，高宗听到拨离速部攻陷天长军（今安徽天长）的消息，带领御营都统制王渊和亲信宦官康履，慌乱逃出扬州，后渡江逃至镇江。金兵当时因尚无渡江南侵的准备，进入扬州后大肆抢掠，焚城后撤兵。

1。苗刘之变宋高宗逃至镇江后，百官随后陆续赶到，后又仓皇逃到杭州。黄潜善、汪伯彦以投降行径而名声狼藉，朝野激愤。高宗被迫罢免汪、黄，任朱胜非为相，王渊为枢密院事兼都统制。将官苗傅、刘正彦同王渊有宿怨，对王渊的升迁不服，又听说王渊平日与作威作福的宦官康履有联系，以为王渊的升迁是勾结宦官所得。出于对王渊和宦官的怨愤，二人于三月间借"为民除害"之名，在杭州发动兵变，杀死王渊、康履及许多宦官，逼迫高宗让位给三岁的皇太子赵旉，让隆祐太后孟氏（即哲宗废后）垂帘听政。这就是"苗刘之变"。

苗傅、刘正彦是出于对王渊及康履的私怨而发动兵变，但是，他们兵变后发布的榜文揭露"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致数路生灵"在金兵入侵时"无罪而就死地"，指责"大臣内侍等，不务修省，尚循故态"，宋高宗"信任中官，赏罚不公"等等，确确实实反映了南宋政治腐败的真实情况，道出了当时军民反对逃跑投降，要求奋起抗金的心声。

由于兵变的组织者苗傅、刘正彦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也无谋略，在南宋的文臣武将中都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反对兵变的吕颐浩和张浚率兵压向杭州，迫使苗、刘二人同意高宗复位，兵变流产，苗、刘被杀。

2。高宗屈膝求和、金兵再度南侵"苗刘之变"被镇压后，宰相朱胜非引咎辞职，吕颐浩为相，张浚知枢密院事。宋高宗见时局危险，下令把江宁府改名为建康府（今南京市），于建炎三年（1129年）五月，由杭州北上，进驻于此，行都随移。一方面号令抗金，在江淮一带开沟引水，以阻挡金朝骑兵，还指派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授权他到陕西组织抗金斗争；另一方面，仍未放弃向金求和的主张。他一到建康，即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让洪皓给宗翰带信求和。金朝不允，扣留宋使。八月，高宗又派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求和，在求和书中说："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朝夕諰諰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求宗翰给自己一条活路，表示愿意去掉皇帝的尊号，用金朝年号，作金朝的藩臣。这份求和书，就是高宗屈膝投降、苟且偷安的自白。

女真贵族不为宋高宗的无耻哀求所打动。建炎三年（1129年）闰八月末，金军在完颜宗弼（兀术）的率领下，向江淮大举进攻，准备一举消灭南宋政权。高宗听到金军又一次南下的消息，急忙把守卫长江的重任交给从开封逃回的杜充，让隆祐太后从建康向江西方向逃跑，自己急忙从建康逃到镇江。九月初，又从镇江逃到常州。十月，又逃到杭州。金兵分两路进军。一路自黄州（今湖北黄冈）渡过长江，东向攻陷洪州（今江西南昌），准备俘虏隆祐太后。另一路由兀术亲自率领，自马家渡渡江攻占太平州（今安徽当涂），进逼建康府。杜充在金兵渡江前不作御敌部署，在金兵进逼建康府时却急忙乘船逃至江北的真州（今江苏仪征县），投降金兵。金兵遂占建康府。十二月，宗弼向杭州进军，准备活捉宋高宗。金兵如入无人之境，连续攻克杭州、越州、明州、定海。

宋高宗见金兵向杭州追来，接受宰相吕颐浩的建议，慌忙从杭州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又从越州逃到明州（浙江宁波），从明州下海逃到定海，顺海路逃到温州避难。宗弼追至杭州后，就地驻扎，派兵尾追高宗到明州，亦乘舟入海追赶。金兵不习海战，乘船追袭又遇大风雨，被和州防御使张公裕率领的大船冲散。另江南的气候和河湖纵横的水乡地理，为金朝的骑兵所不适。宗弼见未捉到宋高宗，又恐孤军深入被切断退路，便对江南各地及杭州城大肆抢掠，用舟船满载抢劫的财物，于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离开杭州，沿运河北撤。入侵江西、湖南的金兵也随之北退。宋高宗见金兵北撤，才从温州返回越州，升越州为绍兴府，作为南宋政府的临时所在地。

金兵北撤，一路烧杀抢掠，更激民愤。一些抗战派将领指挥军队，奋起抗击金兵。

3。宋将抗金活动（1）黄天荡之役宋浙西制置使韩世忠驻守镇江。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当宗弼的船队北撤到镇江时，韩世忠及其夫人梁氏早已率大批战船在那里等候。宗弼到金山龙王庙察看地形，险些被韩世忠的伏兵所俘。在战斗中，金兵的船小，又不习水战，无法同韩世忠相抗。韩世忠指挥宋军，梁氏亲自击鼓，宋军士气高昂，奋勇杀敌，宗弼惨败。金兵在黄天荡被围困达48　天，宗弼金军陷入绝境，并派人向韩世忠表示愿放弃所抢掠的财物，还赠送名马，换得一条退路，遭到韩世忠严厉拒绝。后来有个奸细告诉宗弼，说只要挖开已堙塞的老鹳河故道，就可以通秦淮河。宗弼令金军连夜挖通50　里老鹳河故道，才从秦淮河逃到建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天荡之役。这次战役，宋军虽未获全胜，但韩世忠以8000人的队伍，围困住号称10　万的金军，扭转了南宋一味投降逃窜的颓势，意义是重大的。

（2）建康之战宗弼从黄天荡逃回建康，又在建康大肆抢掠并纵火烧城。金兵把抢掠的财物集中到六合。从瓜步口到六合，拥挤着无数装载抢掠物品的船只。金兵火烧建康府，准备从静安镇渡江北返。到静安后，金兵又遭到宋将岳飞的沉重打击。

岳飞（1103-1142年），字鹏举，河北西路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出身农家，曾当佃客。宣和四年（1122年）投军，参加征辽之役。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南侵，攻破东京开封，康王赵构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建置兵马大元帅府，岳飞志愿从军抗金。建炎元年（1127年），北宋亡，宋高宗即位，岳飞上书力请高宗还都，收复失地，被宋廷削夺军职。后随张所、王彦、宗泽等抗击金军，屡立战功。杜充代宗泽后，岳飞受杜充统辖。建炎三年（1129年）建康失陷，杜充叛变降金。岳飞集合余部继续抗金，转移到宜兴县境，归张俊节制。27　岁的青年将官岳飞，这时已在战场上转战4年，始终坚持抗金。岳飞在抗金斗争中统领了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斗志旺盛的宋军。

金兵焚掠建康府时，岳飞军正驻扎在距建康不远的前线。岳飞得知金兵到静安镇，不等张俊的命令，主动向金兵发动突然的猛攻。原建康通判钱需，在建康失陷后拒不降金，在静安镇附近联合抗金的义军、乡兵，坚持抵抗。岳军出击金兵，乡兵从敌后杀出，紧密配合。在两军攻下，金兵大败。金兵大小军官170　多人被杀。宋军缴获金兵马甲近200　副，弓箭刀旗金鼓等3500多件。金兵由于挞懒派兵前来接应，又驾小船以火箭烧毁韩世忠从镇江赶到建康江面截击金兵的海舟，才得以向北撤退。金兵败退，岳飞、钱需进驻建康府，收复了建康。

（3）富平之战宗弼自渡江南侵失利后，一直后怕，从此不敢轻易入侵江南。在新形势下，金朝贵族也改变了对南宋进攻的策略：一方面派秦桧作为内奸潜入南京朝廷内部，进行诱降和从中破坏抗战派的抗金活动；一方面在黄河与淮河之间的中原地区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在金与宋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在高宗南逃、决意放弃中原时，金太宗告谕完颜宗望，应当再建立一个像张邦昌伪楚政权那样的"藩辅"。宋济南府知府刘豫在建炎二年（1128年）金军南侵时，杀掉济南守将关胜，叛变降金。刘豫无耻地向金将完颜昌（挞懒）行贿送礼，请求立他为傀儡皇帝。金军南侵途中连续攻下大名、归德，并在杜充弃职逃跑后，于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攻占了南京。九月，金朝立刘豫在大名作"大齐皇帝"，以降金的原宋太原知府张孝纯作宰相。

建炎四年，金朝对宋用兵的重点，由江淮转移到陕西，目的是攻占陕西，以解除宋对金已占领的两河地区侧面威胁。建炎四年（1130年）秋，宋高宗对金兵的动向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金兵又将渡江南侵，在准备再次逃跑的同时，又命令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出兵牵制金兵南下。

在金军宗弼部侵掠东南时，西路军娄宝部攻打陕州。宋将李彦仙领兵固守，坚持两年，历大小二百余战，金军终不能前进。张浚命都统制曲端去救援，曲端按兵不动，最后陕州城粮尽无援，被金攻破，李彦仙壮烈殉职。金兵长驱入关。宋军中只有曲端的副将吴玠率兵抗击，先后在青溪岭、彭原店战败了金军。

当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金朝又派皇子、右副元帅宗辅到陕西，会合北上的宗弼军和在陕西的娄宝部，打算深入陕、川，然后顺长江东下，侵占东南。这时张浚接到宋高宗令其出兵陕州的命令，这位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的川陕宣抚处置使就不顾一切地召集刘锡、吴玠、刘锜、孙渥、赵哲等秦川五路人马，共约30　万，以刘锡为都统制，发檄文向金兵问罪，展开大规模的反击。在会战前，张浚和一些宋将都自恃有优势兵力，以为可以稳操胜券，既不认真勘察地形，又不很好布置阵列，"人数虽多，营垒不固，千疮百孔"。金兵利用宋兵麻痹轻敌的思想，等到对方因轻敌而斗志松懈时，一举攻击。刘锡率领的五路大军在富平一战就全军溃退，丢弃了大量军用物资。这就是"富平之战"。富平之战是金军南侵以来宋军第一次大规模抵抗。宋军战败退兵，金军入侵关陇。

（4）和尚原之战富平战败，张浚只率兵1000　余人，退到蜀口的兴州（今陕西略阳），又从兴州逃入四川的阆州（今四川阆中）。南宋军队在陕西全部溃退，至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陕西五路基本上为金所占。

接着，金兵就向蜀口的前哨阵地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进攻，目的是占领蜀口，进军入川。

和尚原的宋守将吴玠，是个有勇有谋之将才。在富平战败，宋军向川蜀溃逃时，吴玠坚持己见，以为应坚壁重兵扼守和尚原这一战略要地，金兵就不敢冒然侵犯，这是保卫川蜀之良策。后招集散逃之将士数千人，同将士们歃血为盟，誓死保卫和尚原。从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起，金兵一再向和尚原进攻，每次都被吴玠率将士击退。十月，宗弼率军数万人，连营三十里，再犯和尚原。吴玠率诸将利用险要地形，选强弓劲弩向金兵分番轮射，经过三天连续激烈的战斗，大破金兵，俘获金兵万计。宗弼本人也身中两箭，带伤逃回燕山。宋兵获得金兵南侵以来最辉煌的胜利，粉碎了金兵自陕川进军的计划。

4。宋、金相峙格局的出现建炎二年、三年，金兵再次南侵，直抵海边。但这次南侵和靖康元年攻掠东京和扬州不同，在抢掠北返的途中，一再遭到南宋抗战军民的顽强抵抗，受到沉重打击。金兵被迫撤走，政治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时的金朝，统治中心仍在女真族的内地，建都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南白城子）。金朝奴隶主贵族一再发动南下侵宋战争，主要的目的是抢掠财物和掳掠百姓当奴隶，还不想直接统治中原地区。金兵南侵时抢掳去大批汉人，锁上铁链，在耳部刺字，标价出卖，或赶到西夏去换马匹，或者卖给蒙古、室韦等邻近民族。女真贵族夏天北返，秋季南侵，不在中原久居。在金朝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刘豫齐国傀儡政权，于绍兴二年（1132年）迁到东京（开封）。金朝把齐国作为属国，把中原和陕西交给刘豫管理。

宋高宗在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从海上回到越州，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返回杭州。早在建炎三年七月，高宗已有把杭州升为临安府作首都的打算。

金兵退走后，东起淮河，西至秦岭是宋、金双方出现的一条比较稳定的战线。后来，宋金战争尽管持续多年，交战的区域也有所变动，但始终没有改变沿淮河、秦岭一线相峙的格局。

（三）岳飞的抗金斗争与宋高宗、秦桧的叛卖行为1。南宋统治的确立宗弼（兀朮）自江南北撤后，在抗金军民的抗击下，连连受挫，又因金朝统治集团内部纷争，故暂时放松对江南的军事压力。宋高宗利用这一暂时的喘息机会，确立南宋小王朝的统治。

（1）对金妥协苟安金兵退走，高宗回到临安府，一方面，假惺惺地打起"恢复"、"中兴"的旗号；另一方面，在临安大兴土木，修建明堂、太庙，明显地表示出苟安江南，放弃中原的意图。这一真实意图为一些大臣所识破。御史张致远说："创建太庙，深失复兴大计。"殿中侍御史张洵更明白地指出："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庙，是将以临安为久居之地，不复有意中原。"金朝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后，高宗予以默认，彻底放弃了还都东京的打算。黄潜善、汪伯彦等投降派的放弃中原、苟安东南的路线，被宋高宗不折不扣地加以实施。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前御史中丞秦桧从金朝来到临安。

秦桧（1090-1155年），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是南宋臭名昭著的权奸、卖国贼。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登进士第，历任官太学学正，职方员外郎、御史中丞。在靖康之祸时，曾主张抗金，反对割地求和。金军攻占东京以后，欲立张邦昌为帝，秦桧进议状，坚持反对立张为帝，主张另立宋朝赵氏宗室为帝，遂被金军掠虏北去。秦桧一到金朝就卖身投靠女真贵族，成了金太宗之弟挞懒的亲信，在金廷大倡和议。建炎四年（1130年）被金将完颜昌送回。十月，他带其妻王氏，从涟水军（今江苏涟水）航海到越州，回到南宋朝廷，声称是杀掉金朝的监视人员，夺舟冒险而归。南宋许多官员对秦桧的说法深感怀疑。但对秦桧破绽百出的神话般的故事，高宗却深信不疑。认为他"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得意地说"又得一佳士"，并将他升迁高官。

这时，吕颐浩已出朝为建康府安抚使，范宗尹作右相。范宗尹进上秦桧代高宗拟好的一封向完颜昌议和的国书。高宗阅后极力赞赏秦桧"朴忠过人"，遂命刘光世向完颜昌通书致意。高宗任秦桧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又升任参知政事。绍兴元年（1131年）七月，范宗尹罢相。八月，秦桧受命作右相兼知枢密院事。绍兴二年（1132年）五月，秦桧网罗南宋投降派官员，设置修改局，准备修改南宋的政治、军事制度，以适应降金的需要。左相吕颐浩回朝，与秦桧不和。秦桧抛出他的所谓可以"耸动天下"的两策："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秦桧这一决策，不但放弃中原，而且把已在南宋的河北人、中原人全部赶回去，交给金朝和伪齐政权。八月，御史黄龟年弹劾秦桧"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植党专权"。吕颐浩也向高宗揭露秦桧。高宗自己也说："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我是北人，该归到哪里？"遂罢免其相，并告谕朝廷永不再用。秦桧为相仅一年便以露骨的投降行为遭到朝臣的反对而被罢。但秦桧的被罢，并未改变高宗放弃中原，偏安东南这一基本政策。

（2）对内盘剥镇压金兵南侵，高宗遁逃的过程中，宋朝的溃军乘机四处劫掠，城市乡村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舒蕲光黄镇抚使李成、蕲黄镇抚使孔彦舟等各领兵数万人，占据州郡，到处杀掠，堕落为残害人民的盗匪，后又投降金朝或刘豫伪齐政权，往来窜扰，百姓困苦不堪。御史韩璜讲述当时的情况说："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叛，不绝如丝。"金兵与宋溃逃之官兵，往来拉锯式的抢掠，使百姓无以为生，苦不堪言。

宋朝历来是把内患，尤其农民起义看作比金朝这一外敌更为可怕的事情。一些权臣主张"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南宋政权不仅把被迫起义的农民武装视为"盗匪"，而且把中原地区的抗金义兵视为"盗贼"。金兵退后，高宗随即把几个领兵大将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以及张俊统领下的岳飞等部，都从抗金前线调回，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南宋王朝就是在残酷镇压人民群众，对外屈辱投降中建立起黑暗腐朽统治的。

（3）控制将帅高宗在以金兵南侵狼狈逃窜时，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授权抗金将帅"便宜从事"，阻挡金兵。一旦得到喘息之机，将权日重，就又引起高宗和权臣们的疑忌。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崇奉程学的御史中丞赵鼎奏折言称："祖宗于兵政最为留意"，"太祖和赵普讲明利害者为令典，万世守之不可失。令诸将各总重兵，不隶三衙，则民政已坏。""是祖宗之法，废于陛下之手。"于是高宗下诏限制将帅转移财用和任免官员的权力。六月，又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事，废除南逃时设立的御营司。北宋以来，政治和军事分立两府。仁宗以后，宰相不兼枢密院事。高宗用宰相兼领军事，说是为了"收兵权，一赏罚，节财用"。中书舍人季陵又上奏说："张浚在川陕，区处军事，安置从臣，偏于太专。"绍兴元年（1131年）二月，翰林学士汪藻上奏"驭将三说"，主旨是：其一，"诸将过失，不可不治"；其二，将领只能听命，不应参预谋划，议论政事"；其三，"自古以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不早图之，后悔无及。"季陵建议"渐销诸将之权"，能驭将方能"弭盗"、"遏敌"。此时的高宗，既要依靠诸将用武力镇压人民起义和遏制金兵，又担心将领功高权重而直接威胁他的统治，陷入左右为难的矛盾之中。南宋建国之初，主降的文臣力求高宗控制主战的将帅，其目的是防止将帅专权抗金，是投降派对金屈辱投降、苟且偷安的表现，这与北宋初年太祖收兵权，主要出于防止割据复辟，巩固统治的目的是根本不相同的。高宗就是在对金朝且守且和，对将帅们且用且疑的战战兢兢、矛盾重重中建立起这种极不稳固的统治的。

（4）尊程反王腐朽黑暗的统治在思想文化上也必然有所反映。

北宋末年，钦宗即位，就下诏说："今日政令，唯尊奉上皇诏书，修复祖宗故事。群臣庶士，亦当讲孔孟之正道，察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朕志，以济中兴。"这里所说的孔孟之正道，系指程颐的理学。钦宗起用程颐的得意门生、程学的继承人杨时任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监祭酒。杨时攻击王安石说："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奸言，变乱祖宗法度"，请钦宗"毁去（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像，使邪说淫词不为学者之惑。"钦宗下诏罢去王安石孔庙配享，改为从祀。当时国子监太学生多崇信王安石的学说，纷纷起来反驳杨时，御史中丞陈过庭也上疏弹劾杨时。杨时终于在一片反对声中被罢免。

南宋刚一建立，宋高宗就起用杨时为工部侍郎兼内殿侍讲。绍兴元年（1131年）八月，高宗追赠程颐直龙图阁。高宗称赞程颐是"老师大儒"，"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高明自得之学，可信不疑"，攻击变法派是"曲学阿世"。范宗尹为相时，高宗对他说："人欲明道见礼，非学问不可"，"正心诚意，帝由于此"。范宗尹对曰："人主尤以此为先务。"吕颐浩、秦桧作相时，高宗又对他们说："人主之德，莫大于仁。"吕颐浩、秦桧则说："圣学高明，以诚、仁二者冶心，修身、正家、齐天下有余裕矣。"高宗大力提倡程学，以此作为屈膝投敌、苟且偷生的思想依据。南宋时，程学大兴，士大夫便以程学为作官的捷径。

对王安石的"新学"，高宗、范宗尹、秦桧则大加围攻。他们攻击王安石的《三经义》是"邪说淫词"。钦宗时，杨时曾奏请销毁《三经义》，高宗时又写出《三经新义》，从理论上向王安石进攻。为掩盖历史真相，篡改历史，高宗命范仲重修《神宗实录》，杨时也著《熙宁日录辨》，肆意篡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事实。他们一再攻击是熙宁变法造成北宋的亡国和宋朝的南逃，把王安石诋毁成丧权辱国的千古罪人，以此掩盖钦宗、高宗投降逃跑的罪责。

2。抗战派与投降派南宋高宗统治集团对金朝一味妥协苟安，但土地和财宝阻挡不了金朝的南侵。南宋政权仍然面临战或降的抉择。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以岳飞为代表的抗战派和以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之间的激烈、反复的斗争。

从绍兴三年（1133年）至绍兴六年（1136年）的三年间，金朝一面在川陕地区继续向南宋进攻，一面又支持伪齐刘豫从中原地区南下，同南宋展开激战，金朝不费一兵一卒，坐收渔利。

（1）川陕之战金宗弼军自和尚原败退后，金朝又派撒离合屯兵凤翔，与宋吴玠军对峙。绍兴三年（1133年）正月，撤离合绕开和尚原，率主力东进，攻下商州，沿汉水西上，进攻兴元（今陕西汉中市），宋王彦军败走。知兴元府刘子羽派兵据守饶风关（今陕西古泉县），向吴玠告急。吴玠亲自率兵日夜行300　里，在金兵到达前，赶到饶风关，会合王彦军及抗金义军1.3　万人守关。金兵未料到吴玠军来得如此迅速，赶忙发动猛攻，攻关六昼夜不能下。吴玠部下一个将官叛变，向金军告密，金军从小道绕到饶风关后，两面夹击，宋军撤退。王彦退守达州（今四川达县），吴玠退守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刘子羽退守潭毒山。金军到川陕界上，得知宋将张浚已有准备，不敢深入，退军至兴元，然后又从斜谷撤退。吴玠派兵追袭，金兵大败，死亡千余人，丧失了全部辎重。刘子羽进兵，收复兴元、洋州（今陕西洋县）等地，王彦收复金州（今陕西安康），全部恢复了战前局面。宋军在川陕保卫战中取得了胜利。金军仍退守凤翔，暂时不敢进犯川蜀。

绍兴四年（1134年）二月，宗弼、撒离合又协同齐国的刘夔率十万骑兵侵仙人关，吴玠军万人在杀金坪抵御。吴玠领兵由七方关急援，转战七昼夜，与吴玠合兵。三月，金兵进攻关隘，吴玠督军死战，撒离合改为火攻，又被宋统领姚仲设法扑灭。吴派兵出击，宋军全力奋战，金军不支，连夜撤兵，退守凤翔。吴玠、吴玠率宋军奋勇抗击金兵，又一次胜利地保卫了川陕。吴玠升任川陕宣抚副使，又乘胜收复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和陇州（今陕西陇县）。

（2）收复襄阳中原战场上，宋和伪齐政权不断发生小规模战事。绍兴三年（1133年）

二月，襄阳镇抚使李横会合右武大夫牛皋等收复颍昌（今河南许昌市北）。刘豫派宋朝叛将李成率二万人迎战，又向金朝求救兵。金朝完颜宗弼领大军南侵，李横败退，襄阳、颍昌失守。五月，懦弱的高宗下令沿边诸将不得"侵犯齐界"，派韩肖胄等去金朝求和。十一月，韩肖胄回朝，金使李永寿同来，要挟宋归还齐俘虏和避居东南的西北士民，并要求以长江为界，把江北全部让给刘豫。金使的无理要求，激起宋朝抗战将士的愤怒，纷纷请求抗金，要求高宗亲征，讨伐刘豫。岳飞建议出兵，收复襄阳六郡，恢复中原。岳飞收复建康后，被任命为通泰镇抚使，守卫长江下游。从绍兴元年（1131年）至绍兴三年（1133年），转战于江南西路和淮南西路，击破盗匪李成军，招降张用，又出兵荆湖南路和广南东、西路击破盗匪曹成军，又镇压了吉州（今江西吉安）和虔州（今江西赣州）的农民起义军，因而得到高宗的赏识和信任。高宗亲自召见岳飞，特赐"精忠岳飞"的军旗，升他为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驻军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岳飞连续上疏，建言出兵北上，进取襄阳。岳飞力主北上抗金、击齐的主张，得到宰相朱胜非和参知政事赵鼎的支持。赵鼎力荐岳飞为统帅。牛皋进见高宗，说"刘豫必灭，中原可复"，受命率部去江州，归岳飞指挥。

高宗为保南宋政权，不得不派岳飞出兵抗战，但并无恢复中原之意。在岳飞出兵之前，高宗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的名义，向岳飞明确规定：只准"收复襄阳府、唐（今河南唐河县）、邓（今河南邓县）、随（湖北随县）、郢（今湖北钟祥）州、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市）"，"不得辄出上许州军界分"；敌军"若逃遁出界，不须远追"；"亦不得张皇事势，夸大过当，或称"提兵北伐"，或言"收复汴京"之类，却致引惹"；"事毕，大军复回江上屯驻"。

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高宗授岳飞为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蕲州兼荆南、鄂、岳、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统兵北上。岳飞命令各路军士，所过之处，不准残害民众，不准侵犯禾稼。岳飞领兵，一举攻下郢州，齐守将京超自杀。岳军兵分两路：张宪、徐庆分兵攻随州，岳飞统兵直趋襄阳。齐将李成出襄阳40　里迎战。岳飞命王贵以长枪步卒攻击李成的骑兵，命牛皋领骑兵攻击李成的步兵。李成军大败，连夜遁逃，岳飞收复襄阳。遂又派牛皋增援张宪、徐庆，又攻克随州，生擒齐将王嵩。岳飞统兵，把李成军再次击溃，先后收复邓州、唐州和信阳军。绍兴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便完全按高宗的旨意，胜利地收复了襄阳六郡，屯兵鄂州（今湖北武昌）。岳飞出兵大捷，高宗升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统辖襄阳府路。不久又晋封为武昌开国侯。这时南宋封节度使衔的，也只有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位大将。是年岳飞只有32　岁，成了南宋大将中最年轻有为的一员。

岳飞南征北战不为个人的高官厚禄。他的宏图大志是，打败金朝，收复失地，迎回被金掠走的徽、钦二帝，洗雪靖康亡国之耻，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岳飞在30　岁时写了《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首词抒发了他一心收复疆土的雄心壮志。绍兴四年，收复襄阳六郡后，他目睹六郡被金兵残破的情况，联想到金兵奴役下北方人民的苦难，以更加悲愤的心情写下《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遥望中原，苍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寿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声歌作。到如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劲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正因为岳飞恢复失地，救民水火之凌云壮志与宋高宗统治集团屈辱投降，苟且偷安的政策相抵触，随局势的发展，岳飞与高宗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岳飞也就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深渊。

（3）打退金、齐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金朝又纠合刘豫发兵南侵。金兵五万，由完颜宗弼等率领；齐兵由刘豫之子刘麟率领。金、齐兵绕开岳飞和吴玠的防区，自泗州（今江苏盱眙）和楚州（今江苏淮安）两地渡淮。高宗得报，惊恐不已，又和投降派朝臣商议逃跑避难。宰相赵鼎和参知政事沈与求等都请求高宗御驾亲征。高宗仓促间派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分别在建康、扬州、当涂驻兵防守。十月金兵进至扬州大仪镇，韩世忠军迎战。金兵败，将官挞也被擒。韩军前军统制解元和部将成闵在高邮打败金兵。韩世忠大军追至淮水，金军溃败而逃。韩世忠率军进驻楚州。

十二月，金兵主力侵犯淮西庐州（今安徽合肥），宋军败。岳飞受命来援。牛皋、徐庆在庐州城外击败金兵，追袭30　余里，金兵败走。

金、齐兵在淮东、淮西接连失利，于绍兴四年底退兵。金兵退后，绍兴五年（1135年）二月，赵鼎、张浚分任左、右相。张浚向高宗建言，再次北伐刘豫，恢复中原。绍兴六年（1136年）二月，张浚以宰相兼都督诸路军马事，召各部将领到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市）集议北伐。议定由韩世忠军出楚州攻淮阳，刘光世屯合肥，张俊屯盱眙，岳飞驻襄阳，作进取中原的准备。岳飞军受命，进驻襄阳，八月间出征。前锋军顺利攻占了虢州卢氏县城，又收复了长水县。十一月，岳军王贵、董先、牛皋等部在唐州北大败齐兵，进抵蔡州（今河南汝南）境内，已距东京很近了。蔡州齐兵防守坚固。高宗下诏令岳飞退兵。齐兵乘势来追。岳飞在唐州山林设下伏兵，围歼敌兵，生擒敌兵数千人，获战马3000　匹。岳军奉命退守鄂州。

伪齐刘豫政权见宋张浚部署北伐，岳飞出征，急忙向金朝求援。这时金熙宗才继位不久，正忙于铲除守旧的女真"旧功大臣"，扫清社会改革前进中的障碍，对刘豫求援不予理睬。刘豫只得倾巢出兵。绍兴六年（1136年）九月，分三路出击：中路刘麟，经寿春，攻庐州；东路刘猊，出涡口，攻定远（今安徽定远）；西路孔彦舟，由光州，攻六安。东路军被韩世忠所阻，西路军攻光州不能下，只有刘麟的中路军渡过淮河到达寿春附近。

绍兴七年（1137年）刘光世部将在淮河南岸雀丘附近大败刘麟军，齐兵溃退。张浚派杨沂中部援淮西，在藕塘大败齐刘猊军，齐兵纷纷投降。孔彦舟见主力军败，撤兵逃走。伪齐政权的进攻计划被彻底粉碎。

战后，张浚面见高宗，请求罢免刘光世兵权。赵鼎反对，愤而辞相。绍兴七年（1137年）八月，张浚罢免刘光世，命王德统军，郦琼不服，率部四万人投降刘豫，一时朝野震惊。张浚因处置失宜，引咎辞相。高宗遂取消岳飞的北伐计划，再用赵鼎为相。

（4）金朝诱降刘豫出兵攻宋，惨遭失败，金朝感到刘豫无能，便在绍兴七年（1137年）十一月宣布废除刘豫的齐国。这时，金朝统治者所面临的问题是：继续以会宁府为中心发展其统治，还是直接进入中原地区进行统治。对此，金贵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金熙宗采纳了完颜宗磐、完颜昌的建议：把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宋朝，要宋向金称臣，纳贡岁币。金熙宗决策后，即向高宗诱降。

绍兴七年（1137年）十二月，高宗得报可以与金议和，竟说："若金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高宗即任命秦桧为右相，作好向金投降的准备。抗战派将领正乘胜备战，想一举进兵中原，收复失地。听说高宗要议和，群情激愤。高宗决意求和，对反和抗金之议一律严厉拒绝。

宋金使臣往来议和。绍兴八年（1138年）七月，王伦再次去金朝商议地界。高宗、秦桧主张，只要议和，地界如何划都可以。在地界的划分上，赵鼎与秦桧意见不和。秦桧竟向高宗说："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陛下英断，独与臣议其事，不许群臣干预，则其事乃可成。"高宗欣然同意，说："朕当与卿议。"十月间，赵鼎被罢相，秦桧独揽相权。

十月，金朝遣使来宋，要高宗跪拜接受金朝诏书。金朝"和议"的实质一旦暴露，立即遭到朝野抗战派官员的激烈反对。张浚先后五次上书，激烈反对"和议"。韩世忠奏请拒绝"和议"，主张立即决战。岳飞奏称"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并指责秦桧："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枢密副使王庶反对议和，要高宗"深戒前辙"。秦桧罢免王庶，使出知潭州。高宗、秦桧罢斥抗战派，起用投降派，控制反和舆论，一意孤行，投降求和。绍兴九年（1139年）正月，秦桧代表高宗拜受金朝诏书，接受"和议"。金朝把陕西、河南等地"赐"给宋朝，宋向金称臣，每年贡银25　万两，绢25　万匹。金朝归还徽宗和皇后的棺木。

高宗、秦桧竟不知耻地大事庆祝投降成功，并对百官加官进爵。抗战将领吴玠、岳飞拒不受赏。岳飞说："今日之事，可忧而不可贺，勿宜论功行赏，取笑敌人。"兵部侍郎张焘告知高宗，金朝仍在备战，建议加强边防。高宗、秦桧对此置之不理。

（5）金朝再次南侵与岳飞等人的抗金战争不出人们所料，在南宋接受了金朝的苛刻条件一年多后，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军以完颜宗弼为统帅，兵分四路南下侵宋。聂儿兵出山东，完颜杲入陕西，李成入河南，宗弼率孔彦舟、郦琼、赵荣兵十余万取东京。不到一个月，根据和议金朝"赐"给宋的土地，又全部被金夺回，并威胁着淮南。

面对宋朝覆灭的危险，高宗又只好下令各路军抗金入侵。宋、金间展开规模空前的激战。

顺昌之战--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王彦旧部八字军自水路赴任，至顺昌（今安徽阜阳），闻金军已破东京，进入陈州，决计坚守顺昌，反击金军。

五月底，金兵三万包围顺昌。刘锜率宋军先用强弓劲弩射敌，接着步兵出其不意，猛然冲击，金兵败退20　里。刘锜又乘雨夜偷袭金营，金兵又退15　里。宗弼在东京听到失败的消息，亲率大军十万来援。刘锜坚不出战，以逸待劳，金兵又饮用宋军投毒之水，人马纷纷中毒。刘锜乘势追击，宗弼大败而逃。宋军以少胜多，震动了金朝。金朝把燕京珍宝北运，准备北逃，有人建议宋廷乘胜出兵直追。高宗、秦桧根本不理，而且严令刘锜退军。

在顺昌取胜的同时，韩世忠派统制官王胜收复汝州。归于张浚部下的王德军，收复了宿州、亳州。

川陕保卫战--绍兴十年（1140年）三月，张焘受命任成都府路安抚使，路上听说金人有撕毁和约的动向，即告诉胡世将说："和尚原最为要冲，如和尚原失守，四川就不保了。"胡世将请张焘代奏朝廷：事势危急，应调回戍守陕西的右护军，再屯蜀口。

五月，金人进犯凤翔府的石壁寨。右护军都统制吴璘派统制官姚仲等拒敌，姚仲亲自督战，金将折合受伤，退守屯兵武功。

六月，吴璘和都统制杨政与金军约定日期会战，完颜杲派3000　骑兵直冲宋军，都统制李师颜等以骑兵迎击，金兵退入扶风县城。李师颜等攻下扶风，完颜杲亲自领兵出战，又被姚仲等击败。都统制郭浩派兵收复醴州（今陕西乾县）。

完颜杲与吴璘、杨政夹渭河而峙，吴璘驻兵大虫岭，完颜杲不能取胜，退回凤翔。自凤翔攻打泾州，又被泾原经略使田晟战败。金兵退守凤翔，不再出战。金兵侵占和尚原进军四川的计划又一次被挫败了。

郾城之战--绍兴十年（1140年）顺昌大捷后，岳飞从驻地德安府（今湖北安陆）率军北伐。高宗、秦桧又想趁机乞和，六月间派李若虚到岳飞军中，传送"不得轻动，宜且班师"的命令。李若虚尚未到达，岳飞大军已经北进。李若虚后来赶上岳军，但支持北伐。岳飞得到李若虚的支持，派张宪、王贵、牛皋、徐庆、董兴、杨再兴等分路进攻，又命原太行山抗金义军首领梁兴渡河，集结各地义兵，攻取河东、河北州县。岳飞亲率主力，直取中原。不久，诸路岳军告捷。闰六月，张宪攻克颍昌府，又与牛皋、徐庆会师，攻克陈州。王贵部收复郑州。七月初，郝晸等收复西京洛阳，张应、韩清又与河南兵马钤辖李兴会合，攻克永安军（今河南巩县南）。在这强大的攻势下，完颜宗弼被迫率领主力与岳飞亲率的主力军于七月八日在郾城决战。金军以"铁浮图"居中，以名"拐子马"的骑兵居两翼，列阵进攻。岳飞指挥儿子岳云等率军应战，令将士手持刀斧，冲入敌阵，上砍金兵，下砍马足，两军鏖战到天色将黑，金兵败退。岳家军取得郾城大捷。

宗弼在郾城败后，又于七月中率兵12　万进逼临颍。岳飞督军迎战。杨再兴率300　骑做前哨，杀敌2000　余人，杨再兴牺牲。张宪率大军赶到，打败金兵，金军夜间逃走。宗弼改攻颍昌，王贵、岳云与金兵大战，金兵再败，宗弼逃窜。

岳飞对金作战，得到了太行山和两河义军的有力配合。完颜宗弼在岳家军的抗击下，准备从东京北撤。岳飞立即向高宗奏报宗弼已令其老小渡河北退的消息，并说这是"陛下中兴之机"，"金贼必亡之日"，请求赶快命令各路兵马火速击金，发动总攻。岳家军自郾城进军到朱仙镇，距东京只有45里路了。就是在这胜利的大好形势下，高宗、秦桧又一次停战求和。

（6）高宗、秦桧的叛卖行径与绍兴和议在岳飞指挥大军节节胜利，就要收复故都东京时。高宗、秦桧却急令张俊、杨沂中等从宿州、亳州（今安徽亳县）、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撤兵，使岳飞陷于孤立；又以"孤军不可久留"为由，勒令岳飞退兵。岳飞上书力争，说："金贼锐气沮丧，内外震骇，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高宗、秦桧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紧急军令）迫令岳飞退兵。岳飞接到金牌，既十分愤慨，又不能违抗，悲愤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只得下令退兵。岳家军第二次北伐，众多抗战将士流血牺牲，征战中原取得的辉煌胜利，又让高宗、秦桧拱手送给金朝了。

岳飞还师后，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和他的投降派死党计谋，把韩世忠、张俊、岳飞召到临安。高宗任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一举收回三大帅的兵权。张俊已依附秦桧主和。韩世忠、岳飞就成为秦桧的大敌。

七月间，秦桧一伙诬告岳飞不战和放弃楚州。岳飞被罢官出朝。随后，秦桧一伙又捏造岳飞父子及部将企图谋反，把岳飞、岳云、张宪逮捕入狱。岳飞被捕入狱，抗战派将领被夺兵权，高宗、秦桧加紧向金朝求和投降。十月，高宗派吏部侍郎魏良臣使金议和，韩世忠上奏章反对，力陈秦桧误国，被免枢密使。十一月，金派萧毅、邢具瞻为审议使，随魏良臣入宋，提出和议条件。双方最后达成和约：①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册宋康王赵构为皇帝。②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③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　万两、匹，自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

此和约签在高宗绍兴年间，故称"绍兴和议"。

高宗向金纳贡求和，割地称臣后，便又按金朝的意旨，加害岳飞。秦桧的党羽万俟卨对岳飞父子及张宪酷刑逼供，要岳飞承认有谋反罪，岳飞拒不承认这诬加的罪名。秦桧一伙尽管找不到任何证据，仍要以谋反罪处死。已被罢官的韩世忠责问秦桧，秦桧竟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或许有）。"韩世忠听后，不禁愤慨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就在"绍兴和议"订立不久，宋高宗、秦桧不顾一切地把岳飞父子及张宪定成死罪，并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除夕，把岳飞、岳云、张宪杀害。岳飞被害时年仅39　岁，岳云年仅23　岁。岳飞在临牺牲之前，在狱案上挥笔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最终仍表现出忠贞不屈，反对投降的坚定气节。

岳飞自20　岁投军，39　岁被害牺牲。19年来，为抗击金朝，收复失地，为救中原百姓，为保卫江南人民免受金朝的侵掠，转战各地，浴血奋战。岳飞没有牺牲在金兵的金戈铁马下，而是死在他所效忠的南宋王朝统治者的屠刀下，这就是历史的悲剧。

岳飞被害，惨遭不幸，引起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怀念。后人在杭州修岳王庙，在汤阴建岳王祠，缅怀、崇仰岳飞的丰功伟业。痛斥迫害忠良的高宗、秦桧一伙丑类。

历史又是这样公正无私。

（四）"绍兴和议"后的宋、金和战形势绍兴十二年（1142年）三月，金派遣左宣徽使刘筈至宋，对高宗行册封礼。在宋高宗的一再请求下，金才送归其母韦后及宋徽宗赵佶灵柩。

高宗向金称臣，秦桧立了"头功"。高宗重赏秦桧，加封太师、魏国公。张俊追随秦桧，附和投降，谋害岳飞，封官枢密使。后秦桧又指使御史台弹劾张俊，张俊被罢官。从此，秦桧独揽南宋军政大权。此后的十几年间，宋金之间，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争。

高宗、秦桧一伙以为和约订立，投降成功，又重新做起了太　平梦。终日在临安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

但是，好梦不长。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就把高宗一伙的和议幻梦搅破了。

1。金完颜亮篡夺帝位，统兵南侵天眷三年（1140年）金熙宗采纳完颜宗幹、完颜宗弼的建议，再次出兵夺回陕西、河南地。金行台尚书省又移治汴京，以燕京路直属中央尚书省，而撤销燕京行台尚书省的建置。完颜宗弼进军至淮南，抢掠而还。完颜宗弼劾奏完颜希尹曾窃议皇位继承事，金熙宗杀希尹。

皇统元年（1141年），完颜宗弼统兵南下侵宋，南宋请和。金宋议定，以淮水为界，宋向金纳贡称臣。这年，完颜宗幹病死。完颜宗弼进拜太傅，仍为尚书左丞相、都元帅，并领行台尚书省，掌握军政大权。皇统七年（1147年），进为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次年，病死。宗弼死，熙宗无力控制朝政，皇后裴满氏结纳朝臣干预朝政，帝后之间及贵族朝臣之间相互倾轧。熙宗一再诛杀大臣，朝政日益混乱。皇统九年（1149年）初，完颜宗幹之次子完颜亮为都元帅；三月，拜太保，领三省事；五月，被逐出朝，领行台尚书省事，中途又被召还，为平章政事。十二月，完颜亮与左丞相完颜秉德等杀熙宗。完颜亮篡夺帝位，改年号为天德。

完颜亮即位后，逐步削弱女真皇室贵族的统治势力，组成多民族的统治集团，以巩固其统治基础。天德二年（1150年）完颜亮进行了一系列改制：金熙宗对勋臣加封国王称号。完颜亮削前朝皇室贵族爵号，国王多降封为郡王。此后，皇室亲王封国者，只依国号称某王，不称国王。以下有郡王、国公、郡公、郡侯等次位。亲王、郡王、国公、郡公有封地。王、公无封地，只是依爵食禄。

金太宗置尚书省及中书省、门下省为金朝政务中枢。完颜亮废中书、门下两省，只设尚书省综理政务。尚书省最高长官为尚书令，下设左、右丞相各一员、平章政事二员为宰相，左、右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辅佐宰相。尚书省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政务。各部长官为尚书、侍郎。地方官制，依辽、宋旧制，设路、府、州、县四级，但又沿袭女真旧制，各级地方长官兼领军事。

女真族在氏族部落制时期，原无独立的军事编制，部落氏族成员对外作战，即由猛安（女真语，即部落军事酋长）、谋克（女真语，为氏族长）统领。金太祖对外作战，依辽制设都统司管领。金太宗任辽降将刘彦宗为枢密院事兼领汉军都统。天会三年（1125年）金太宗侵宋，始设元帅府，由都元帅、左、右副元帅指挥作战。完颜亮时，因军帅势力强大，改设枢密院主管军事，其长官有枢密使、枢密副使等，受尚书省节制。此后平时设枢密院，战时改元帅府。完颜亮所设尚书省与枢密院分别成为政治和军事最高机构，很与北宋旧制相似，但金制是枢密院仍由尚书省节制。完颜亮改订的官制，成为以后金朝的定制。

完颜亮又命渤海人张浩在燕京营建都城，贞元元年（1153年），自上京会宁府迁都燕京。金太祖、太宗的陵寝也从上京迁至中都附近的大房山。完颜亮巩固了统治后，随即策划进兵江南，消灭南宋。

对于完颜亮南侵灭宋的企图，南宋一些有识之士已有察觉。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有人上书要求高宗及早防备，宋高宗竟勃然大怒，并下诏宣布此后有再"鼓倡浮言，以惑众听"者，都要治罪。绍兴二十九年、三十年先后有人提醒高宗，金朝在拼命备战，必定南侵。对此，高宗依然无动于衷。绍兴三十年（1160年），完颜亮发动女真族和契丹、奚兵24　万，中原汉人兵15　万，编组27　军，准备大举南下。金兵南侵已迫在眉睫，高宗才考虑防务，从川陕防线抽调3000人马统一驻守襄阳。这时，战将仅刘锜、吴璘等人，但均年老多病，再也找不到像岳飞、韩世忠那样智勇双全，威震敌胆的将才了。这也是宋高宗一伙投降误国、自毁长城的恶果。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完颜亮分兵四路南侵；一路准备从海道直取临安；一路由蔡州（今河南汝南）出发，占唐州、邓州、取襄阳；一路由凤翔出发，向四川进军，一路由完颜亮亲率主力渡淮河攻淮南。

2。南宋抗金斗争在金兵四路出兵，主力即将过江的紧迫形势下，高宗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起用已患病在身的老将刘锜为江淮浙西制置使，统兵御金。

金兵渡过淮水，长驱直入。老将刘锜领兵迎战，命副帅王权先行抵挡。

王权和妻妾哭泣告别，以犒军为名，将家中金帛装船运走，住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刘锜又命王权进军寿春（今安徽寿县）。王权不得已，进军到庐州（今安徽合肥市），听说金兵已到，连夜逃走，宋军不战而溃败。刘锜患病已重，只好退兵到镇江。高宗得知王权兵败，吓得又想走建炎四年出海避敌的老路。新任宰相陈康伯竭力劝阻，高宗暂留临安，并派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到建康督帅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赞军事，到江淮督战。

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完颜亮军已抵和州。奉命到江淮督战的叶义问在镇江想逃跑，被部下强留在建康。金军在和州赶造船只，打算渡江攻占采石镇，形势十分险峻。参赞军事虞允文赶到芜湖，宣布由李显忠取代王权。虞允文到采石，整顿溃军，激励士气，重新返回江边布防。完颜亮派遣五百兵士，驾船入江，亲自在江边指挥渡江。虞允文也亲自督宋军战舰迎战。当涂县义兵驾海鳅船冲击敌舟，金船被冲分两处。宋军把金兵大部分杀死在江中。次日，虞允文命舟师到杨林河口阻击金军，又在上流火烧其余金船。完颜亮不能过江，只好移军瓜洲（今江苏扬州市南）。这就是著名的"采石之战"。"采石之战"对已经处于困境的完颜亮是个致命的打击。这时，金军从海道攻取临安的一路，也在密州胶西县（今山东胶县）陈家岛被宋李宝军打得大败。李宝，早年在岳飞部下统领义军，屡立战功，这时任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他自请率领战船120　只，弓弩手3000人，航海抗击金水军。李宝援救了抗金义兵，从海上进军到密州胶西县。知晓金军不习水战，待金舰逼近后，李宝军用火箭射金船油帆，金舰大半起火，宋军跳上金船以短兵击刺金兵。金将工部尚书苏保衡只身逃脱，金军舰队全部被歼。

由唐、邓州取荆襄的一路金军，见到宋军已有防备，所积粮草又被焚烧，改去淮东。驻守鄂州、荆南府（今湖北江陵）和襄阳府的宋军，与义军互相配合，击退金兵，先后收复蔡州、邓州、陈州、顺昌府等地。

进犯川陕的一路金兵，受到四川宣抚使吴璘军的痛击，吴璘指挥各路军马先后收复了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巩（今甘肃陇西）、兰、商（今陕西商县）、虢（今甘肃镇原）等州。

金军后方，抗金义军也纷纷起兵。魏胜攻克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使完颜亮南侵产生了后顾之忧。

在金军南侵连连受挫时，金朝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一场新的纷争。十月，随从完颜亮南下的女真猛安完颜福寿，率领辽东征调的兵士万余人，返回辽阳，举行政变，拥立留守东京的完颜雍为帝（金世宗）。金世宗下诏废黜海陵王完颜亮。这消息已传到完颜亮的军中。完颜亮在采石渡江失败后，移军向东，准备从瓜洲渡江。但这时，宋将虞允文已经又赶到瓜洲对岸的京口，作了严密的防御部署。金兵见渡江难以成功，要求完颜亮退回扬州再作打算，完颜亮不采众人议，强迫金军将士冒死渡江，激起兵变，完颜亮被杀，金兵撤向北方。南宋军队乘势收复两淮，取得了抗金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3。主战主和之争。高宗退位完颜亮为部下所杀，金世宗完颜雍即位。金军南侵以失败告终。在此形势下，南宋政权仍然面临着抗战还是求和的选择。以高宗为首的投降派，主张乘胜求和。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正月，金朝在退兵后遣使来告金世宗继位。高宗说："今若拒之，则未测来意，有碍交好。"一些大臣认为，金朝南侵，已弃绝原来盟约，接待金使，当用平等的敌国礼，不应再称臣。而高宗则一心指望向金求回河南的皇室陵寝地，不顾群臣的反对，竟然说："朕料此事终归于和"，"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耻，"一句后，为了苟且偷安，甘愿作金朝的属国藩臣。投降派官员附和高宗，说土地是实利，称臣是虚名，力主继续称臣。金朝使臣到临安，要求宋朝行臣礼。宰相陈康伯予以驳斥，改用敌国礼接待。宋使洪迈去金朝报聘。高宗又亲自写手札给洪迈，说："若彼能以河南见归，必欲居尊如故，朕复屈己，亦何所惜。"高宗在抗金取得胜利时，仍一再表示，继续对金"屈己"称臣，推行投降的路线。

与高宗相反，抗战派则主张乘胜北伐，扩大战果，收复中原。江南东路转运判官李若川、柳大节说，完颜亮被杀，金朝内乱，是不可失之机会，请高宗召集诸大臣共议军事，诸路并进，恢复中原，一举灭金。洪适建议，密传檄文，号召中原义兵，各取州县，等待时机，恢复故地。张浚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出判建康府。高宗命杨存中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虞允中为副使，不用张浚领兵，对此举，朝野大为失望。给事中金安节、起居舍人刘珙等，请高宗"别择重臣，以付盛举"。高宗大怒，说这是专为张浚说话。刘珙等继续反对，高宗改命虞允文为川陕宣谕使，杨存中只措置两淮。张浚判建康府，事无巨细，一切亲自处理。朝野上下热烈拥护抗战派张浚。

宋高宗鉴于金人背盟宣告自己投降政策的破产及朝野抗战声浪不断高涨，感到难以维持统治，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宣布退位，让位给他的养子赵■（sh6n）（宋孝宗），自己当了太上皇。高宗统治三十六年，从且战且和到一意求降，最终投降破产，被迫退位。

十一、南宋的腐朽统治和农民起义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世宗即皇位。绍兴三十二年高宗退位，传给孝宗赵■。宋、金对峙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金朝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不再发动大规模的南侵战争。南宋王朝仍然面临着是抗战收复失地，还是苟且偷安于江南的抉择，其内部主战派与投降派继续进行着激烈、曲折的斗争。（一）孝宗、张浚发动第一次北伐战争宋孝宗赵■是宋太祖的七世孙。孝宗即位，改年号"隆兴"。孝宗在当太子时，就积极主张抗金。在完颜亮南侵时，曾请求亲自作先锋抗敌。孝宗继承皇位后，就召见抗战派将领张浚，说："久闻公名，今朝廷所赖惟公。"张浚痛斥投降派主和，请求孝宗抗敌进取。孝宗任张浚为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统帅军马，加少傅，封魏国公。七月，孝宗颁诏，追复岳飞父子的官爵，依官礼改葬，岳飞的子孙也都特予录用。孝宗即位便起用张浚、追复岳飞，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隆兴元年（1163年）初，张浚为枢密使。史浩为右相，陈康伯为左相，辛次膺为同知枢密院事。抗战派在朝中占了优势。右相史浩成为投降派的代表。

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张浚命李显忠、邵宏渊分别由濠州（安徽凤阳）、泗州（江苏盱眙）率兵出击。李显忠于五月初按计划攻下灵璧县（安徽灵璧）。邵宏渊自泗州围攻虹县（安徽泗县），久攻不下。李显忠派灵璧降卒招降虹县金守将。李、邵合兵，进取宿州。宿州的胜利，使得朝内外受到鼓舞。

孝宗授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邵不服，与李不和。金兵自睢阳反攻宿州，被李显忠击退。金兵继续增援，李、邵分兵夹击。邵宏渊临阵按兵不动。金兵攻至宿州城下，李显忠奋力抵御，但孤军难敌，夜间自宿州撤出。金兵追至符离。

符离战败，孝宗产生了动摇。七月，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右相。八月，派卢仲贤到金军议和，金朝提出要宋割让海州、泗州、唐州、邓州。抗战派官员纷纷反对割地求和。孝宗又有所悔悟。金朝陈兵淮上，原想对宋威胁、讹诈。但张浚已修筑城堡，整军待战，金无力南侵，撤兵。

隆兴二年（1164年）四月，张浚视师江淮。投降派汤思退攻击张浚目无朝廷，拥兵自重，浪费国用。在投降派的压力下，孝宗召回张浚罢其相位，出判福州。老将张浚病死在出判福州的途中。汤思退一方面命令解散万弩营，拆毁防御工事，撤退海州、泗州的守军，又逮捕反对割地求和主张抗金的二十余位官员投入监狱；另一方面，又派人使金，要金出兵迫宋求和。金军于十月间再次发兵渡淮南侵，一路攻占楚州、濠州、滁州。在金军的威胁下，孝宗屈辱求和，派王抃\赴金营答应割让商、秦两州。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派魏杞赴金，重新订立和约。和约规定：南宋对金不再称臣改为侄叔关系；宋、金之间仍维持绍兴和议后的旧疆，宋每年给金的"岁贡"改为"岁币"，银绢由各25　万两、匹，减为各20　万两、匹；宋割商、秦两州给金；金国逃到南宋的人员不再追回。史称这一和约为"隆兴和议"。

"隆兴和议"是宋、金对峙新形势的产物，对宋来说，仍是一个屈辱的"和议"。在"和议"后，宋、金之间约三十年不再有大的战事。

1。抗战派继续备战"隆兴和议"后，孝宗不甘心就此妥协，继续作收复失地的打算。乾道三年（1167年），孝宗起用抗金的老将虞允文入枢密院参预军务。乾道五年（1169年）虞允文为宰相，成为朝中抗金派的主要代表。

按"隆兴和议"，宋向金称侄皇帝，不再称臣。但"和议"后，使臣往来受书，仍沿用君臣礼。孝宗很是气恼。虞允文主张派遣使臣向金索还北宋皇陵所在地洛阳、巩县，并要求改订受书礼。乾道六年（1170年）五月，虞允文派范成大出使金朝，面见金世宗，拿出改礼索地的文书，遭到金朝的拒绝。于是孝宗在各地修筑城防，作抗金的准备，陆续在庐州、和州、楚州和襄阳府等战略要地，加强防御。虞允文还建言加强民间抗金武装，由官员统领教练，一旦发生战事，就可以分派守关。

乾道八年（1172年），孝宗以虞允文为少保、四川宣抚使，到四川整军备战。虞允文去后，孝宗命各州军轮番训练。虞允文到四川一年，选训兵士，增加口粮，添置战马，很有成效。淳熙元年（1174年）二月，虞允文在四川病故。孝宗计划从四川出兵，与朝廷主力配合，在河南会师的战略落空了。2。孝宗理财备战和朝内的思想斗争虞允文死后，孝宗以叶衡为右相，龚茂良为参知政事。淳熙二年（1175年）九月，叶衡罢相。此后三年间，龚茂良虽为参知政事，实为宰相。孝宗意在整军备战，而龚茂良却是个妥协派，一再阻碍孝宗备战抗金。淳熙四年（1177年）二月，孝宗罢龚茂良出朝，起用王淮为参知政事。淳熙八年（1181年）又任王淮为宰相。王淮在高宗绍兴末年任御史官，曾建策"刑赏、黜陟"之权应集中在皇帝身上。孝宗即位后，王淮被孝宗召见，建策"择将、备器、简兵、足食"，主张备战抗金。孝宗制定理财备战的执政方针。王淮为相一直执行孝宗的这一方针。

孝宗模仿北宋初年的办法，把州县的积余钱物集中到朝廷，设置封桩库，逐年储备，作为备战的军需。淳熙六年（1179年），封桩库只有现钱530　万贯，淳熙十年（1183年）则增加到3000　多万贯，加上地方桩积钱，共达4700余万贯。应该说，孝宗、王淮的"理财"，只是把地方的资财更多地集中到朝廷，制度上没有重大的改革；而备战，也只是对军兵作一些整顿，以便作战时调集。这些都不是北伐抗金的完整计划。但孝宗以抗金备战为国策，使得朝内外主张抗金雪耻的人备受鼓舞。

此时，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既表现为政治上的对立，也表现为思想上的对立。

龚茂良执政时，曾推荐朱熹到朝廷作官。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十九岁中进士，三十一岁时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唯心主义理学思想，是宋代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孔孟以后在我国封建时代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家。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完颜亮分兵四路，大举南侵。一因宋军民的抗击，二因金贵族内部政变，完颜亮被部下所杀，金兵北撤，朱熹这时给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写信，说这次抗金胜利，为"天命"保祐，"盖天命眷顾宗庙礼稷之灵"。另外，他倡言要固内以守，还不到乘胜北上的时机。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刚即位的宋孝宗诏求直言。八月，朱熹向孝宗上《封事》，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一是，要熟讲"帝王之学"即"致知格物"、"正心诚意"等"古者圣帝明王之学"。要孝宗首先从"致知格物"、"正心诚意"做起，排斥一切邪说，这样才能治国平天下。二是尽早定下"修攘之计"。要报仇雪耻，恢复失地，必先修内政。三是任用贤能，以修政事。提出："正朝廷"、"立纪纲"、"厉风俗"、"选守令"的主张。这时的朱熹，向孝宗陈述主和之害，复仇之利，反和主战的立场是鲜明的。

隆兴二年（1164年）订立和议后，朱熹一方面仍主张抗战，但要推迟到以后来复仇，即"万世臣子之所以报"；另一方面，又主张"力未足以报"时就自守。原来复仇的锐气和紧迫感弱了，而代之以战、守结合，以待时机。后来，随南宋国内阶级矛盾日益突出，朱熹把威胁南宋政权的原因，不归于金统治者进扰，反而归结为农民的反抗、起义，提出"先安内而后攘外"，注重"内修政事"，把防范农民起义放在首位。淳熙七年（1180年）朱熹上书给孝宗，继续讲"正心术，立纪纲"，并把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民生日蹙"、"财用日匮"、"军政日紊"以及未能收复失地等等问题都归结为不信先王之大道，把孝宗、王淮理财、治军之举说成是悦于功利之说。

在王淮支持下，朝中抗战派纷纷上书驳斥朱熹及其道学。揭露朱熹道学最力者，当推永康人陈亮。正当朱熹一再鼓吹"治天下当以正心诚意为本"的时候，陈亮则说："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以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陈亮以"实事实功"，反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陈亮的学说在浙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又传播到江西。

陈亮和朱熹关于"王霸义利之辩"，是北宋以来政治斗争在思想领域的又一次表现。

陈亮的思想主张，得到了抗战派辛弃疾的支持。辛弃疾因坚持抗战反金，屡遭妥协派的打击，终于淳熙九年（1182年）被罢官，退居信州上饶。坚持抗战反金是陈亮、辛弃疾思想一致的基础。

淳熙十四年（1187年）周必大任右相，留正任参知政事。二人都支持朱熹。周必大向孝宗推荐朱熹。六月，朱熹入朝奏事，有人则规劝他"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句复言"。朱熹则回答："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尹乎！"于是朱熹仍大讲"致知格物"、"正心诚意"之说。淳熙十五年（1188年）五月，王淮被排挤罢相。朱熹又向孝宗上奏书，长达万余言。书中说："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在这六项"急务"中，根本没有抗战复疆，甚至不提过去曾经说过的"不共戴天之仇"，反而说"中原之戎虏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难除"，要孝宗"先必东南之未治为忧，而正心克己"。"是以数年以来，纲维解弛，衅孽萌生，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意思很清楚，一个小小的东南的事情就够多的了，已经应接不暇，哪里还顾得上去抗金恢复中原呢？朱熹洋洋万言的奏书，一再声言"正心诚意"为万务之先，其实是反对抗金，主张妥协。也因为这一立场，使得朱熹这位当代的"名士"、"大儒"，成了投降派的思想代表。

3。投降派打击抗战派淳熙十六年（1189年）金世宗完颜雍病故，金章宗完颜理璟继承皇位。

按"隆兴和议"金宋为叔侄之国。此时宋孝宗已63　岁，他不愿向比他小42岁的金章宗称侄，于是把帝位传给赵惇（光宗）。

光宗即位，周必大、留正分任左、右丞相，王蔺任参知政事。光宗即位时已经四十多岁。即位前，虽作过临安府尹，实际是长期生长深宫，不谙世务。即位不久，就患了"心疾"，宫内由皇后李氏所左右，朝政被反战主和的投降派官员所操纵。李后骄恣专横，受宋孝宗训责，对孝宗极其怨恨，就挑拨光宗与孝宗的父子关系，使宋光宗视其父如仇敌。

光宗即位不久，御吏刘光祖上书，系统提出遵奉道学的主张，攻击神宗不尊重先古圣王之学，招致王安石变法，建议明确规定道学为是、为正，反对道学者为非、为邪，以道学为宗旨。

绍熙元年（1190年），留正升任左相，独专相位。留正执政，孝宗时一些主战的朝臣，相继受到打击。陈亮入狱，陈贾不能入朝，辛弃疾被罢官。川蜀一直由抗战派将领吴玠、吴璘等驻守，多次败金，粉碎金朝入蜀的企图。绍熙三年（1192年），留正以宋朝防范大将专权的"祖宗旧法"，派户部侍郎丘崈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丘崈入川后，一再攻击利州（四川广元）安抚使吴挺（吴璘子）。绍熙四年，吴挺死。吴氏后人被规定不得再领兵。抗战派在四川的兵权被剥夺了。

光宗、李后与太上皇孝宗之间，矛盾重重，日益不和。绍熙二年（1191年）李后请立嘉王赵扩为皇太子，孝宗不允。此后，光宗长期不去见孝宗。绍熙五年（1194年）六月，孝宗病死。孝宗死前，光宗不前往探视，死后不扶柩服丧，使得孝宗葬礼无法进行，朝中骚动。尚书左选郎官叶适建议立太子。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和知閤门事韩侂胄等共同策划，取得宋高宗吴皇后的赞同，迫令光宗退位。立其子赵扩（宋宁宗）为皇帝，并执孝宗葬礼。宁宗即位后韩侂胄和赵汝愚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二）宁宗、韩侂胄禁道学和又一次北伐战争赵汝愚为宋室皇族。孝宗时中状元，曾任太子侍讲，为光宗讲授儒学。

宁宗即位，赵汝愚任枢密使，又任右相，执掌朝政大权。赵汝愚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荐用朱熹做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讲道学。朱熹当时知潭州，得到诏命，立即启程回临安。赵汝愚是道学的积极支持者，于是，把一批道学家和推崇道学的人引荐入朝为官。

此时，为宁宗上台出过力的韩侂胄势力也在迅速发展。韩侂胄为北宋大臣韩琦曾孙，宁宗韩后叔祖。韩侂胄利用外戚这个特殊身份及知閤门事兼枢密都承旨这个职务之便，在接近宋宁宗及为宁宗传宣诏旨时施展手段，很快得到宁宗的信任。又得到朝内抗金主战官员的支持，尤其得到参知政事京镗的支持。

朱熹见宁宗，仍大讲正心诚意、存理天欲的道学，而且借给皇帝讲学之机，干预朝政。朱熹又勾结吏部侍郎彭龟年一同弹劾韩侂胄。绍熙五年（1194年）闰十月，宁宗下诏免去朱熹侍讲之职，并说："朱熹所言，多不可用！"赵汝愚上书力保朱熹，傅良、刘光祖、邓驿等纷纷请留朱熹在朝，都被宁宗拒绝。彭龟年因攻击韩侂胄被罢出朝。庆元元年（1195年）二月，李沐上言，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赵汝愚罢相，次年正月在衡州病死。

1。禁止道学庆元二年（1196年），京镗任右相。韩侂胄加开府仪同三司，权位重于宰相。韩侂胄、京镗取得朝政大权。

韩、京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对政治上的反对派予以打击和迫害。由于朱熹及崇尚道学的人大部站在政敌赵汝愚的一边，韩侂胄就以禁道学来打击自己的政敌。于是朝中反道学的官员，纷纷揭露朱熹的道学是"伪学"。胡纮上书说："比年以来，伪学猖獗，图为不轨，摇动上皇（光宗），诋毁圣德。"宁宗下旨，朱熹降两官，朱熹门徒蔡元定送道州编管。又严令禁止道学。甚至有人上书请斩朱熹，以绝伪学。庆元二年（1196年）宁宗下诏：凡与伪学有牵连的人不准在朝作官。又下诏：在科举考试时，要写明本人"委不是伪学"，凡引用道学义理者，一律黜落。荐举官员时，也必须在奏读前面申说"非伪学之人"。庆元三年（1197年），将赵汝愚、朱熹一派及其同情者定为"逆党"，开列"伪学逆党"党籍。其中宰执四人：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待制以上，朱熹、彭龟年、薛叔似等13人；余官刘光祖、叶适等31人；武臣和士人11人；共59人。名列党籍者受到程度不同的处罚，凡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也都不许担任官职和参加科举考试。此事发生在宋宁宗庆元年间，故称"庆元党禁"。这个党禁一直延续到嘉泰二年（1202年）。韩侂胃担心自己一旦失势遭到报复，才弛道学之禁。

2。崇岳贬泰如何对待南宋初岳飞、秦桧这两个历史人物，怎样评价其功过是非，是南宋思想上、政治上激烈斗争的一个方面。孝宗初年，追复岳飞原官职。淳熙六年（1179年），加谥号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宁宗、韩侂胄又追封岳飞为鄂王，给予极高的政治地位，以褒奖抗战派将士。秦桧死后，高宗加封他中王，谥忠献。孝宗时，揭露秦桧的奸恶，但还没有改变其爵谥。开禧二年（1206年），宁宗、韩侂胄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

宁宗、韩侂胄对岳飞的推崇，对秦桧的贬抑，是对抗金派的鼓励，对投降派的打击，也是为北伐抗金作舆论准备。

3。北伐抗金韩侂胄执政，起用被排斥的抗战派和反道学的官员。陈贾任兵部侍郎，吴曦任四川宣抚副使，辛弃疾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

开禧元年（1205年），韩侂胄加封平章军国事，兼国用使，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立班宰相之上。并下令各军秘密作行军的准备，出朝廷封桩库金万两作军需。命吴曦练兵西蜀，赵淳、皇甫斌准备出兵取唐、邓两州。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宋军收复泗　州，陈孝庆攻下虹县，江州统制许进攻下新息县。宋兵出兵得胜，形势大好。五月间，韩侂胄请宁宗下诏，出兵北伐。

应该说，韩侂胄北伐抗金，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是较充分的，但对抗金将领却准备不足。自隆兴元年（1163年）符离战败后，宋、金多年未发生大的战争。坚持抗战的将领大多年事已高，比如辛弃疾当时已是六十五岁的老翁了。尽管韩侂胄已于嘉泰二年（1202年）弛道学之禁，追复赵汝愚、朱熹的官职，准许开列党籍之人复官，企图争取他们一致抗金，但未得到他们的合作，如薛叔似、许及之、丘崈都辞不受命。将帅乏人。

宋军本无抗金强将，内部又出内奸。吴曦在四川暗通金朝，图谋叛变割据，求金封他作蜀王。韩侂胄催促吴曦自四川出兵，吴曦根本不理。金兵攻打战略要地和尚原，守将王喜力战，而吴曦下令撤兵，宋军溃退。开禧元年（1205年）底，吴曦秘密接受金朝的诏书、金印，作蜀王。吴曦叛变，使得宋北伐抗金遭到严重破坏。

金军有吴曦在四川作内奸，得以集中兵力到东线作战。宋江陵府（今属湖北）副都统制皇甫斌败于唐州（今河南唐河），江州（今江西九江）都统制王大节攻蔡州（今河南汝南）不克，全军大败，池州（今安徽贵池）副都统制郭倬与主管侍卫马军行司公事李汝冀败于宿州，建康府都统制李爽败于寿州（今安徽凤台）。只有通将毕再遇屡获胜利，但无补败局。金军乘胜分路南下，攻破光化军（今湖北光化西北）、枣阳军（今湖北枣阳）、信阳军、随州，又渡过淮河，攻陷安丰军（今安徽寿县）、濠州（今安徽凤阳）、滁州、真州（今江苏仪征）等地。开禧二年（1206年）底，金军秘密派人去见丘崈，示意讲和。丘崈密送金使北归。从此，丘崈多次遣使与金军谈和，暂行停战。

开禧三年（1207年）正月，吴曦在川蜀行宫，称蜀王，置百官，向金称臣，进献誓表和四川图志，割让关外西和州（今甘肃西和）、成州（今甘肃成县）、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阶州（今甘肃武都）四郡。长期以来坚持抗战的四川军民，对吴曦的叛变降金，展开了激烈的反抗。四川宣抚副使司随军转运使安丙、监兴州合江仓杨巨源及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联合兵士李贵、进士杨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数十人，闯入伪宫，诛杀叛贼吴曦，平定了这次叛乱。

诛灭叛贼，人心大快。韩侂胄任安丙为四川宣抚副使。金兵一心依靠吴曦，毫无作战准备。杨巨源、李好义乘势击金。李好义收复西和州，张林、李简收复成州，刘昌国收复阶州，张翼收复凤州，孙忠锐收复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李好义进兵至独头岭（甘肃西和东南），与当地民兵夹攻金军。金军大败，金将完颜钦逃走。李好义又请乘胜进取秦陇，安丙不许。身为四川安抚副使的安丙不许乘胜北伐，却在宋军内部相互残杀。安丙与孙忠锐不和，命杨巨源伏兵杀之。刘昌国放毒，害死李好义。安丙又诬指杨巨源谋反，把他下狱致死。四川抗金军民奋战创造的大好形势，又被安丙这类人给白白断送了。

韩侂胄还想筹划北伐，朝中主降派官员大肆活动。史弥远任礼部侍郎，是朝中投降派的主要代表。这时的金军也无力与宋继续作战，主力撤回淮河以北，只留下一路军驻守濠州等待和议。庆元六年（1200年）韩皇后死，嘉泰二年（1202年）宁宗立杨氏为后，韩侂胄曾持异议。杨后对韩侂胄深怀仇怨。杨后与兄杨次山主降。杨后、杨次山和史弥远指使中军统制，代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等秘密谋杀韩侂胄。嘉定元年（1208年）投降派完全遵照金朝的无理要求，割下韩侂胄、苏师旦的头，派使臣王柟送到金朝，并且全部接受金朝的条件：改金宋叔侄之国为伯侄之国，岁币由银绢各20　万两、匹，增至各30　万两、匹，宋朝另付犒军银（赔款）300　万两。

宋宁宗、韩侂胄的北伐，因出了叛徒和内部纷争，最终遭投降派的破坏而失败，南宋又一次可耻地屈膝降金。

（三）史弥远控制南宋和道学统治的确立1。史弥远专权杨后、史弥远秘密杀死韩侂胄后，皇子询被立为太子；杨后之兄杨次山加开府仪同三司；史弥远知枢密院事，嘉定元年（1208年）任右丞相，开始长期专擅朝政。

史弥远执政后，一方面恢复秦桧的王爵和谥号；另一方面，对韩侂胄北伐时的执政官员和抗战将领，加以排挤、打击。陈自强罢相，被贬雷州，家产没收。邓友龙贬南雄州。郭倪、张岩等罢官。辛弃疾虽已死去几年，仍被加上"迎合开边"之罪名，剥夺爵位。

叶适在韩侂胄禁道学时，因附和朱熹，被列入伪学党籍。嘉泰二年（1202年）解除党禁，叶适恢复官职。开禧二年（1206年）叶适出知建康府，曾抗击金兵获胜。史弥远当政，叶适因支持韩侂胄抗战，被罢官夺职。主战派官员皆遭贬谪，而主和投降派的丘崈却升任江淮制置使，后又升迁为同知枢密院事。

正因为史弥远擅权、主降，抗战派罗日愿联络宫内外下级军官及抗战的民众，准备杀死史弥远。部署确定后，叛徒告密，史弥远逮捕罗日愿，施酷刑把罗处死。

2。抗击金兵南侵的斗争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发动北伐，金朝抗阻宋兵时，蒙古贵族在斡难河源举行忽里台（蒙语，即为蒙古族的诸王大会、大朝会），奉铁木真为大汗，尊号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将全蒙古游牧民族统一起来建立了蒙古族的汗国。成吉思汗建国后，就开始向邻境发动掠夺性战争。1205年、1207年和1209年三次攻入西夏，迫使夏国称臣纳贡。西夏既降服，接着全力攻打金朝。1211年（宋宁宗嘉定四年），成吉思汗统兵攻入金朝西北边疆，取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郊）、抚州（今河北张北）等山后诸州，于野狐岭（在今河北万全西北）北击溃30　万金守军，追至浍河堡，歼其大半。

1208年，金章宗完颜璟病死，金世宗第七子完颜允济（卫绍王）即位。

他即位后三年就不断受到蒙古族成吉思汗的侵扰。1212年，成吉思汗再次大举南侵，攻占昌州、桓州、抚州，再攻金西京。因金将固守，蒙古军退回。又攻金东京辽阳府，掳掠而去。1213年，成吉思汗自阴山进军，经宣德州至怀来，大败金完颜纲军，乘胜进攻居庸关，威胁中都。蒙古军兵分三路攻掠黄河以北的山东、河北、河东各州县，直抵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掖县）海滨。

金军一路败退，朝中一片混乱。驻守中都城北的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在金贞祐元年（1213年）八月杀卫绍王允济，迎立金世宗孙完颜珣继帝位（金宣宗）。九月金宣宗完颜珣遣使向蒙古军求和。1214年三月，中都被围，金宣宗献纳人口财物，并将卫绍王女歧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许和退军。五月间，金宣宗深恐蒙军再侵，率皇室百官，运载珠宝财物，迁都到南京（开封）。成吉思汗得知金朝迁都南逃，再次统兵南下。1215年，中都和辽东、河北、山东860　余城，皆为蒙古军攻占。

新形势产生新问题。宋仍面临着抗金与守和的选择。金朝要回答的是联合宋抵抗蒙，还是南下侵占比他更软弱的宋朝这个大问题。金朝以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为首的官员，主张南下侵掠南宋，扩大疆土。宋嘉定十年（1217年），金宣宗发兵渡淮，分道南侵。乌古论庆寿侵樊城，围枣阳。完颜阿邻入大散关，进攻西和州、阶州、成州。宋宁宗下诏令京湖、江淮、四川等地处置使"便宜行事"，宋金战事又起。

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赵方，早在边地设防备战，曾亲自到襄阳部署抗金，在光化军、信阳、均州等地加派守兵。枣阳守将赵观在城外击败金兵，枣阳围解。京湖将王辛、刘世兴部也在光山、随州获胜，金兵败走。赵方奏疏，反和主战。宁宗下诏，朝廷守和议，不大举发兵，各地将领可抗金立功。老奸巨猾的史弥远，不明确表态，坐观成败。

金军败走枣阳，于嘉定十年（1217年）十二月侵四川，破天水军。宋守将黄炎孙不战而逃。嘉定十一年二月，金兵攻破皂郊堡。三月，宋将王逸率宋军及抗金民兵10　万人一举收复大散关及皂郊堡，斩金统军将领完颜斌，进攻秦州。沔阳都统制刘昌祖竟下令王逸退兵，并解散抗金民兵。四月，金兵相继攻占皂郊堡、西和州、成州、阶州。宋将吴政、张威先后英勇抗金。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派安丙为四川宣抚使。安丙曾约西夏出兵夹击金兵，西夏虽出兵，也未能阻住金兵。

京湖一路，赵方率宋军英勇抗金。嘉定十一年（1218年），金兵再次围攻枣阳，宋军夹攻，金兵大败。次年，金军完颜讹可部再次围攻枣阳。赵方派兵攻唐、邓二州，攻打金兵的后路。金兵猛攻枣阳八十余日，终未攻下。宋军直攻金营，金兵溃败，完颜讹可单骑逃跑。京湖一路，金兵三攻枣阳，终不能入。

江淮制置使李珏扼宋淮水，嘉定十二年（1219年），金兵南侵滁、濠、光三州。李珏派武师道领兵援救。抗金民兵分道狙击金兵，金兵败退。宋将李全军追杀金将数人，得胜而归。

自嘉定十年（1217年）以来，六年间金兵多次分道南侵。由于抗金将士和民兵坚决抗击，金军一再遭到失败，不得南下。

金兵侵宋连遭失败，朝臣纷纷上奏，弹劾术虎高琪。1218年十二月，术虎高琪被宣宗处死。嘉定十七年（1224年）三月，金朝遣使臣至宋"通好"。金宣宗在江南扩疆的图谋被粉碎了。

金兵被挫败后不久，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八月，宋宁宗病死。曾参与谋害韩侂胄的太子询已于嘉定十二年（1220年）病死。嘉定十四年立宗室子赵竑为太子。史弥远得知太子赵竑痛恨他专权误国，便阴谋废太子。宋宁宗死，史弥远、郑清之不顾杨后的反对，强立赵昀为帝（宋理宗），废赵竑为济王，出居湖州（今浙江吴兴）。

史弥远擅权自专，阴谋政变，激起朝野人士的强烈愤慨。湖州人潘壬、潘丙拥立赵竑为帝，史弥远派兵捕斩潘壬，又逼赵竑自缢。一些言明真相的朝臣，都被罢官出朝。理宗、史弥远的统治确立了。

在宋朝挫败金兵南侵的过程中，大批抗金民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史弥远等投降派却把民众武装看作危险的敌人，伺机把他们消灭。制置副使贾涉给史弥远写信说："以前的祸患，不过是金朝。现在的祸患，又有山东忠义（即抗金民众武装）和北边（指蒙古），应该赶快设法消除。"嘉定十三年（1220年），贾涉假称召抗金民兵领袖季先入朝，在路上杀死季先。季先部下石珪干涉。贾涉命李全攻石珪，石珪投降蒙古。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李全杀宋楚州知州许国，占据青州。宝庆二年（1226年）蒙古攻青州，李全也投降蒙古。

史弥远不惜使用一切阴谋诡计，或直接杀害义兵，或挑拨关系令其自相残杀，或逼迫他们降敌。其目的是消灭朝内外的抗战力量，扫除投敌的一切障碍。

3。确立道学的统治地位宋理宗赵昀为史弥远所立，一切听从史弥远摆布。史弥远独揽大权，理宗不过是个傀儡皇帝。

绍定六年（1233年），执政长达26年的史弥远病死。理宗亲政，郑清之作丞相。

史弥远执政时，就加谥朱熹为朱文公，大肆提倡道学。理宗即位前，就从师郑清之学习程朱道学。即位后，请道学家讲授《尚·书》，习读朱熹注释的四书。宝庆三年（1227年），理宗召见朱熹子朱在，说朱熹《中庸序》令"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也"。下诏特追赐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在理宗的推崇下，朱熹的《四书集注》取得学术上的统治地位，成为儒学的必读书目。

绍定三年（1230年），理宗亲自撰写《道统十三赞》，与唐代韩愈的"道统说"相承，认为，从伏羲、尧、舜，到周公、孔丘、颜回、曾参、子思、孟轲等共十三人，是一脉相承的道统，大为赞颂。嘉熙元年（1237年）又下诏国子监刊印朱熹的《通鉴纲目》。淳祐元年（1241年）后，又下诏学宫祭祀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四人，从祀孔丘。在理宗的大力尊崇下，通过政治权力，确定了朱熹道学的统治。应该说，在宋理宗以后，孔孟儒学，尤其是程朱道学在政治思想领域取得了巩固的统治地位，并且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影响深远。

（四）南宋封建剥削的加强和农民起义北方劳动人民大批南迁，和南方人民一起，交流了种作经验，改良了一些作物的品种，加上东南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农业、手工业都得到了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人民却受到更加苛酷的盘剥。

1。南宋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不抑兼并"本来就是宋代的基本政策。北宋初年，一般大地主占田几十顷，如果占有田地数百顷，已是罕见的现象。仁宗时，官员占田限三十亩。北宋末年，朱■死时，抄没全家田产，达到30　万亩，每年收租10　万石。这些数字在当时是令人吃惊的。

宋朝南迁后，土地兼并之祸愈来愈加剧。南宋初年，因连年战乱，许多农民或死于兵燹，或弃家逃亡，在两淮及江南许多地区，出现了许多无主土地，这些土地被作为"逃绝户"田没收为"官田"。起义农民的土地，也被没收为"官田"。当时由官府组织围垦的圩田也划为"官田"。仅仅江南西路的吉州（今江西吉安），这样的官田就达3650　余顷。在两淮地区，"官田"数量就更多了。

南宋朝廷把这些"官田"的一部分作为"赐田"，赏给那些官僚权贵，每次赏赐都在数十顷以上。有许多"官田"则用来"屯田"，或设置"营田官庄"，进行耕垦。"屯田"主要是组织军队屯种，也有的招募农民耕垦。"营田"主要是招募客户佃种，直接向官府交纳田租。

随宋室南迁的大批文官武将，也纷纷兼并土地，重建他们在北方丧失的家园。大将张俊，在南宋的十几年间所掠夺的田产，使他每年收租米多达60万斛，占据土地当达数十万亩。吴曦谋反被杀后被没收的土地，每年收租四万多斛，租钱13　万文。权奸秦桧不仅在建康府"田业甚富"，仅记载的就有永宁庄、荆山庄等，还在平江府（今苏州）、秀州（今浙江嘉兴）等地有庄产。秦桧的后人，虽说"家道衰落"，"生产亦薄"，每年尚有十万石租米的剥削收入。权臣韩侂胄及其党羽苏师旦的田产被没收后，南宋政府曾专门设置一个"安边所"，用这些田产的田租来弥补因开禧北伐失败而亏空的国库。"安边所"每年可收30　万斛田租，可见韩侂胄、苏师旦拥有的田产之多。除去皇室、贵族、重臣、武将凭借权势，大肆掠夺土地外，南宋各地的"奸民豪族"也"夺人之田，以为己物"。淮东有个土豪张拐腿，每年租谷收入达70　万斛，可知占地之广。理宗端平元年（　1234年）刘克庄在奏札中说："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端平二年，御史台又指出："权贵之夺民田，有至数千万亩，或绵亘数百里者。"宋初，地主占田不过几十顷，到南宋理宗时竟占田百万亩。淳祐六年（1246年），御史谢方叔对理宗说："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弱之肉，强之食，兼并寝盛，民无以遂其生。"谢方叔的话，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到理宗统治时期，发展到了高峰。2。南宋繁苛的赋敛北宋各种赋税制度，南宋不仅基本承继过来，而且比起北宋，名目更加繁多，榨取更加残酷。

南宋地租的主要形式，仍旧是实物分成租和定额租。定额租依田地肥瘠不等，每亩一至两石。正额地租之外，地主对佃客还有各种名目的剥削，如：耗米--地主收租和官府一样，也征收耗米。按照惯例每石白米约收耗米一斗。

大斗收租--地主任意增大量器，用大斗收租。这是对佃客的又一种额外剥削。

麦租--如果佃客增加作物品种，提高亩产，地主就将这些产品攫为己有。南宋初，官府在南方推广种麦，规定地主不收麦租，佃客种多少收多少，但没过多久，麦租的名目就出现了。

强迫送礼--地主逢年过节都强迫佃客"送礼"，凡农副产品都成了地主的掠夺物。

不少地主还用"划佃"的办法，增加地租、缩短租佃期限，让佃客相互竞争。地主乘机加租，赶走旧佃客。

除地租之外，还有高利贷。地主通过放债，强夺佃客的房屋、农具、种子和口粮，甚至强迫佃客妻女作奴婢。在地主正额租和名目繁多的额外地租及高利贷的重重盘剥下，佃客终年辛勤劳作，所得无几。佃客无力交付地租，地主则对佃客施以酷刑，逼迫佃客还租。甚至官府出面为地主催租。很多缴纳不起地租的佃客，则被官府拘捕和监禁，成批的佃客被逼死。

除地主的地租和额外加租外，南宋王朝还不断增加赋税的名目，特别是以对金朝战争之需为名，设立许多新的榨取项目。如：月桩钱。又称每月桩发大军钱、认发大军月桩钱。地方政府必须按月交纳定额的月桩钱，以应付军队支用。最初只是一种战时的临时税收，但绍兴和议后一直继续征收。宁宗时，东南各路岁征390　多万贯，有的州郡规定每户税钱一千要加纳二百文，南宋初年的参知政事李光说："诸路月桩最为民间重害。"尤其是江南东西路及荆湖南北路的"月桩钱"负担更重。

板帐钱。这是一种说不清具体名目的苛捐杂税。凡罚酒、科醋、卖纸、税酱等钱，皆属"板帐钱"征收范围。主要是征课东南各路，尤以两浙路为重，每州每年必须搜刮一二十万贯。

经总制钱。是经制钱和总制钱的合称。经制钱为北宋宣和年间东南转运使陈遘所创，北宋灭亡前夕宣布废止，南宋初又恢复征收。总制钱制立于绍兴五年（1135年）。这两个名目统称为经总制钱。它搜括的名目也极其琐细。凡买卖田宅、酒糟，以及一切民间钱物交易，每千文由官府征收三十文，以后又增加到五十文。经总制钱多达十种名目。在南宋的赋敛中，以经总制钱敛收的数额最大。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经总制钱岁入达1725　万贯，占当时朝廷税收的1／4　以上。到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年），东南诸州的经制钱总额依然达870　多万贯，四川达90　万贯。经制钱在南宋赋税收入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南宋中期思想家叶适说："若经总制不住，州县破坏，生民之困未有已也。"经总制钱是劳苦大众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

除上述负担外，南宋军队制作兵器所需的牛皮、牛筋、箭杆、翎毛，以及筑城用的木料、麻皮等物资，官府都直接向民间强行摊派。这种科派既无定时，也无定额，官吏又趁机中饱私囊。

北宋初，朝廷一年的赋税钱1600　余万贯。神宗时，达到6000　多万贯，是北宋最高的岁入。南宋初，朝廷一年的收入不满1000　万，到了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7年），就猛增到6000　万，又过了三十年，到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又增加到8000　万。南宋统治地区不及北宋的2／3，朝廷的赋税收入，却已超过北宋好几倍。经济发达地区，赋税的增加情况尤其严重。如两浙路，北宋时岁入钱330　余万，其中4／5　为盐茶酒税。但到了南宋孝宗淳熙末年，就猛增到1200　余万，盐、茶等税尚不在内。

南宋赋税之重，百姓无法承受。有的辗转逃亡，有的受冻挨饿。在地主和官府的逼迫下，许多农民发动起义。

3。农民起义（1）南宋初年的农民反抗斗争建炎三年（1129年）秋，金兵渡江侵入江南，践踏了两浙及荆湖广大地区。南宋官兵望风而逃，一路对百姓侵扰抢掠。金兵、官府、土匪，轮番抢劫，使得"郡县与村落，极目尽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广大人民为了生存于建炎四年（1130年）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发动了起义。

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钟相，在家乡利用宗教活动组织群众，凡加入他的组织--乡社的农民要交一点钱粮，供社内实行互助共济。他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代表了农民要求财富和社会地位平等的政治主张。

靖康二年（1127年）初，钟相组织民兵300人，命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勤王"，尚未与金兵接触，就被刚即位的高宗命令遣返，钟相便以这支部队为基础，筹划起义。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金兵抢掠潭州（今湖南长沙），孔彦舟军犯澧州（今湖南澧县），鼎州处在危急时刻，钟相率众起义，保卫家乡。建国号楚，年号为天载，钟相称楚王，设立官属，立子钟子昂为太子。起义军占据地主土地，归为己有。把杀官吏称为"行法"，平分地主、官吏的财物称为"均平"，斥宋国法为"邪法"，对于农民、渔民、樵夫，则加以保护。凡参加起义军者，一律免除赋税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束缚。这些主张博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认为是"天理当然"，纷纷响应。起义军攻占了鼎、澧、荆南（今湖北江陵）、潭、峡（今湖北宜昌附近）、岳（今湖南岳阳）、辰（今湖南沅陵）等州十九县。

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使鼎州的地主豪绅十分恐惧，他们勾结孔彦舟军进驻鼎州，镇压农民起义。孔彦舟多次向起义军进攻，都遭失败。后来，孔彦舟一面假意向东撤退，一面派奸细混入起义军作内应，于三月末偷袭攻破钟相营寨，钟相父子被俘杀害。

钟相牺牲后，起义军在杨么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战斗。杨么在洞庭湖周围建水寨、造战船，实行兵农相兼，"陆耕水战"的战略方针，使起义军得到迅速发展。在从武陵、龙阳到沅江县的沅水西侧建立水寨二三十所，尤以上沚江（今汉寿县内，为沅水支流）的夏诚、刘衡两寨最为险要。他们还充分利用河港交错的地形和自己善于驾舟的特长，采用水陆两栖的战术与宋军周旋。绍兴元年（1131年），俘获南宋官军车船和工匠后，又大造车船。车船是大型战船，用脚踏动车轮，击水前进，其行如飞，四周装有打击敌船的拍竿。故杨么水军更加强大。绍兴三年（1133年）四月，起义军重整楚政权，立钟子仪为太子，称杨么为大圣天王。起义军控制了北达公安，西及鼎、澧，东至岳阳，南抵潭州的广大地区。

绍兴三年以来，南宋多次派遣程昌寓、王■、折彦质等前往镇压，都大败而归。绍兴三年冬，禁军将领王■又率兵前来镇压，从上游的鼎州水陆并进，对沅水沿岸的起义军水寨发动攻击，并在下游埋伏大量水军。杨么早有准备。埋伏在下游的崔增、吴全的大小数百舟船都被起义军的车船撞沉，崔、吴二人也葬身湖底。一日之内，起义军歼灭南宋水军万人。同时，起义军还多次拒绝南宋朝廷的招安。

绍兴五年（1135年）春，高宗调岳飞前往镇压起义军，又派宰相张浚亲临督战。宋军在湖区各要道屯驻重兵，逐步缩小包围圈，加紧经济封锁，并在夏季进攻，造成起义地区的经济困难；并大力开展政治诱降活动。黄佐、杨钦叛变投敌，起义军内部分化，杨么力战不屈，被俘牺牲。

杨么牺牲后，黄诚、周伦等力屈投降，夏诚继续抵抗，小寨亦被攻破。

澧州的起义军则在雷德进、雷德通兄弟率领下，固守小寨，又坚持了一年多才最后失败。

钟相、杨么农民起义前后共持续了六年半之久。

建炎四年（1130年），还发生了范汝为领导的福建建州（今福建建瓯）

地区的农民起义。范汝为是个武装贩运私盐的盐贩。他的两个叔父因贩运私盐被官府捕杀，这使他对官府十分怨恨。当时福建地区因官府盘剥极重，又发生饥荒，民不聊生；范汝为这时也"因刃伤人至死"，遂铤而走险，在建州附近的回源洞发动起义。起义发动后，许多饥民加入起义行列。起义军迅速攻占建州、建阳、邵武等大片地区，烧毁地主庄院，占据地主土地自己耕种，或命令地主按田亩向起义军纳租米及钱粮。

建州的范汝为起义，与江西虔、吉地区的各股农民起义军及湖湘地区的钟相、杨么起义相呼应，使一味对金投降，以图在江南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极为恐惧。而福建地区靠近南宋的统治中心，又是南宋统治者设想的金兵南侵后的避难所。所以，统治者对范汝为起义尤其惊恐。绍兴元年（1131年），高宗派参知政事孟庾、大将韩世忠率大军入闽镇压范汝为起义。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韩世忠军以重兵包围建州，范汝为率起义军奋战六天，建州终于被官军攻破，三万多起义将士战死，范汝为在建州城破后逃入回源洞自杀。起义军的另一领袖叶琼也在邵武军（今福建邵武）战死。起义军余部在范忠的领导下，又继续战斗了近一年，最后失败。

另外，在信州贵溪、弋阳一带（今属江西），王宗石利用摩尼教发动起义，信州和饶州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迅速发展成几万人的队伍。宋廷派刘光世前往镇压，王宗石等二十多名领袖被俘，20　万无辜平民惨遭雇杀。

（2）南宋中后期的农民反抗斗争孝宗、理宗统治时期农民反抗斗争又出现一个高潮。

农民的抗租抗税斗争经常发生。湖州（今浙江吴兴）一带的佃农，常常数十人联合起来，拒绝向地主交纳地租。宋理宗时，平江府吴县（今江苏苏州）的佃客抗租，官府派兵下乡逮捕抗租的佃客，佃客联合展开拒捕的斗争。由于地主用大斗收租，加重剥削。嘉兴府德清农联合反对地主大斗收租，要求"降斗"，并发展成有数万农民参加的暴动。宋朝出动大批官兵，才扑灭这场斗争的烈火。

在饥荒年头，一些豪强地主乘机囤积粮食、闭仓遏籴以谋高价，这种牟取暴利的行径，激起广大农民抢仓抢粮的斗争。高宗时，衢州有佃客俞八不堪地主徐三的压榨，集合了同保的农民，抓住徐三，分了徐三粮仓的谷米。随后又聚练一千多农民，前往严州（今浙江建德梅城镇）地界，杀地主，分财产，抗官兵。俞八等为首的七人被宋军捕杀，英勇牺牲。高宗以后，这种斗争形式更多。南宋末年，江西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因为"富家征取太苛而民不能堪"，佃客罗动天领导农民夺取地主谌氏的家财，乘势入县举行起义。

南宋时，因海外贸易发展，海船增多，沿海许多居民以海船营生。南宋政府经常借口防备金兵南侵，随意征调船户的船只。而一些豪富海商通过贿赂勾结官府，其海船则不予征调。在残酷的经济盘剥和政治高压下，无以为生的沿海农民和渔民，就在海上聚集攻打官僚、地主和富商的船舶。孝宗在诏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所谓"海贼"，都是"诸路州县饥贫小民"，"在海啸聚，只因缺食"。有些逃亡的士兵和沿海地区遭受迫害的"犯罪小民"，也往往投入海上斗争的队伍。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知平江府丘崈对村民残酷迫害。居民王■郎等二十七家，被指为"停藏海贼"，住房被全部拆毁，家属全被赶出界外，不准在沿海各县居住。王■郎等被迫起义，遭镇压。同年，福建路安抚使赵汝愚派兵深入大洋，与海上饥民作战。起义领袖蔡八等42人被俘。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陈青军等海上斗争队伍在广州沿海往来活动，遭到知广州朱安国官军的镇压，陈青军等十六人被捕。直到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朝廷还指令官员"务要盗贼息绝，海道肃清"，否则"将宪帅统兵官县名弹奏，取旨责罚"。这一切说明，沿海及海上饥民的斗争和陆上的农民起义相呼应，一直是威胁南宋统治的一支战斗力量。

乾道元年（1165年）春季，湖南路发生严重旱灾，百姓无法生活。郴州（今湖南郴县）官府强迫派销海外贸易抽税获得的乳香，宜章县弓手（射士）李金不堪忍受官府的催逼鞭苔，集结不堪忍受官府科敛的民众发动起义，一举攻占县城，进而攻下了郴州，又攻破桂阳军（今湖南桂阳）。农民军又乘胜分兵南下，进入广南东路的英（今广东英德）、连（今广东连县）、韶、广等九个州府，队伍发展到数万人。起义军所到之处，杀地主、官僚，没收他们的田宅财产。同年五月，湘阴县刘花三、李无对领导当地农民响应起义，起义军队伍更加壮大。南宋官府急忙从荆襄抗金前线调兵到湖南，并派鄂州水军统制杨钦率军前往镇压。杨钦是叛变228　钟相、杨么起义军降宋的叛徒，这时又统领宋军与起义农民为敌。八月，起义军与杨钦军鏖战于龙冈，李金战败被俘。

淳熙六年（1179年），因南宋政府以"和籴"的名义大肆搜刮米谷，郴州又爆发了陈峒、邝深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取道桂阳军境，直取道州（今湖南道县）江华县。邝深直取连州阳山县（今广东阳山）。湖广交界数州又一次震动。宋集结荆鄂重兵会合围剿，五月间，陈峒兵败被俘。同年，广西农民因不堪忍受苛重的赋税掠夺，在李接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军杀南宋官吏，一攻下州县城邑，立即开仓分物给贫民，并张贴文榜，宣布十年内不收赋税。许多贫苦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起义军先后攻下容（今广西容县）、雷（今广东海康）、高（今广东茂名北）、化（今广东化州）、郁林（今广西玉林）等六州八县。起义军英勇战斗了半年之久，遭官军的残酷镇压，李接在静江府（广西桂林）英勇牺牲。

理宗绍定二年（1229年）十二月，福建汀州潭飞磜爆发了晏梦彪起义，喊出了"吏贪暴，民无所于诉，我为直之"的正义呼声，打出了为民清除贪官污吏的旗帜，迅速得到周围地区广大贫苦农民的响应。起义军先后攻破汀州（今福建长汀）、剑州（今福建南平）、邵武等州县。起义军对南宋官兵和地主武装的联合镇压进行了顽强抵抗，直到绍定四年（1231年），潭飞磜才被官兵攻破。

南宋中后期的农民起义总的来说，规模小，时间短，但起义频繁，接连不断，而且斗争形式多样，参加起义的阶层多。虽然由于力量较弱，斗争分散，未能推翻南宋的黑暗统治，但对南宋王朝的腐朽统治给以不小的打击。在农民起义的震撼下，加上北方蒙古贵族集结重兵准备南侵，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王朝面临灭亡的危机。

十二、蒙古南侵，南宋灭亡（一）蒙古灭金与"端平入洛"

1226年，成吉思汗又出兵攻西夏，连取肃（今甘肃酒泉）、甘（今甘肃张掖）等州，于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附近黄河边歼灭西夏主力，进围中兴府（今宁夏银川）。1227年，西夏国主李■投降。同年七月，成吉思汗病逝军中，幼子拖雷监国。

1229年蒙古贵族大聚会，遵照成吉恩汗遗命推举窝阔台为大汗。窝阔台即位后，决定亲征金朝。1231年，窝阔台与诸王在官山（今内蒙古卓资北）会议攻金方略，议定分兵三路南下，约次年春会师汴京。窝阔台自统中路军经山西取河中府（今山西永济），由白坡（今河南孟县西南）渡河，进屯郑州；铁木哥斡赤斤统东路军由济南进兵；拖雷统右翼军，按成吉思汗遗策假道宋汉中地，沿汉水东下，由邓州（今河南邓县）入金境。1232年初，拖雷于钧州（今河南禹县）南三峰山击溃金军，北上与窝阔台会合，攻汴京。三月，窝阔台、拖雷北还，留速不台统兵围汴，久攻不克。同年底，汴京城中粮尽援绝，金哀宗出奔归德（今河南商丘）。次年初，金元帅崔立杀汴京留守，献城投蒙。篆古军追围金哀宗于归德，金哀宗又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都元帅塔察尔率蒙古军及汉军万户史天泽等部围蔡州，并派遣王檝出使南宋，约请共同出兵灭金。宋将孟珙自襄阳提兵北上，攻取唐、邓两州，抵蔡州，与蒙古军分攻南、北城。1234年初，城破，金哀宗自杀，金灭。

金灭后，原金朝统治的河南分为两部分：陈（今河南淮阳）、蔡（今河南汝南）以北州郡归蒙古占领；以南地区归南宋占领。蒙古军主力撤回北方，南宋军队也撤回襄阳、信阳等地驻扎。这时南宋的赵范及其弟赵葵，提出了乘蒙古军主力撤退之机出兵收复三京（指北宋的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应天府），据守黄河及潼关的建议。建议一提出就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认为这个冒险举动，必然引起蒙古军南下，南宋即使一时得手，也很难保住。但这个建议得到宰相郑清之的支持。而刚刚亲政的理宗赵昀也想有一番作为，于是在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下令全子才自庐州（今安徽合肥）率军万人直取开封，赵葵自滁州（今安徽滁县）率兵五万取泗州，由泗州赴汴京同全子才会师。这时汴京的金降将李伯渊等人，因对献城降金的崔立不满，先同全子才联络，杀死崔立，接应宋兵，全子才顺利占领汴京。赵葵随后到达汴京后，不顾粮草未集，就极力催促全子才出兵洛阳，占据潼关。全子才只好下令分兵向洛阳进发。因为蒙古军在洛阳全无守备，南宋先遣队伍二万人在七月间就占领洛阳。这就是宋代历史上的"端平入洛"。

蒙古得悉南宋军队突然占领汴京和洛阳，立即发兵南下。南宋是在粮草不备的情况下贸然出兵的，进入洛阳时，粮草已空竭。后续部队在赴洛阳途中，遇南下的蒙古军，仓卒应战，惨遭失败，许多宋兵被赶入洛水淹死。八月间蒙古军逼近洛阳，宋军无粮可食，难以支持，仓皇弃城向南奔逃。全子才与赵葵在汴京，所占领的州县是早已被蒙古兵洗劫而过的空城，无粮草可供，蒙古兵又决黄河堤坝，水淹宋军，宋军只好向南溃退。

"端平入洛"很快以宋军的溃败结束。

（二）蒙古对南宋的第一次大规模攻势"端平入洛"给蒙古贵族一个迅速向南宋出兵的借口，端平元年（1234年）十二月，蒙古遣使到南宋，指责南宋破坏双方的盟约。

端平二年（1235年）六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发布大举侵宋的命令。派遣其三子阔出统兵攻宋荆襄地区，次子阔端率兵攻四川。蒙古侵宋的战争开始。端平二年五月，南宋唐州守将之间发生矛盾，守臣杨侁向驻守襄阳的京湖制置使赵范告发本州统制军马郭胜想叛变。六月，赵范檄召郭胜，以图置狱处置。此举为郭胜所知，郭胜杀杨侁，发动叛乱，并秘密派人向蒙古军求援。蒙古军见机会难得，遂于七月初进兵唐州，开始了对襄汉地区的大规模入侵。

在襄汉一线，蒙古军在阔出的统帅下，先攻陷枣阳和光化军（今湖北光化境内）。端平三年（1236年）阔出又攻江陵，死于军中。金降将张柔领兵继续南侵，攻下郢州（今湖北钟祥）、襄阳、邓州，大肆抢掠后撤兵。然而，在蒙古军南侵面前，南宋襄阳主帅赵范却整日欢宴取乐，不问军政，宋将之间你争我斗，残害平民。在"端平入洛"时降宋的原金朝将官李伯渊等人率部分军队放火焚烧襄阳的城郭和仓库，劫掠大批物资及军械，叛降蒙古。襄阳这个自岳飞收复以来经营了130年的军事重镇，被抢掠一空，并沦于蒙古军之手。嘉熙元年（1237年），蒙古军口温不花和察罕军先后攻陷了随州、郢州、荆门、枣阳军（今湖北枣阳）、德安府（今湖北安陆）等州郡，并向江陵府（今湖北江陵）进攻。南宋名将孟珙奉命救援江陵，击败了蒙古军，襄汉一线的战局才开始有好转。嘉熙二年（1238年）十月，南宋任命孟珙为荆湖制置使。孟珙调兵遣将，先收复郢州及荆门，又于嘉熙三年（1239年）三月派兵出击，三战三捷，收复了信阳、光化军、樊城、襄阳等州郡。宋、蒙在襄汉一线才出现相峙的局面。

在川蜀一线，阔端率蒙军自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越过白水关，到达巩昌。原守城金将汪世显投降。蒙古军攻占沔州（今陕西略阳），又进兵大安军（今陕西宁强大安镇），被宋将曹友闻率兵击败。蒙古军暂时退却。曹友闻进据仙入关（今甘肃徽县境）。端平三年（1236年）九月，蒙古调集蒙古兵及降军五十余万，再次大举向四川进攻。曹友闻在阳平关迎战，败死，宋军惨败。蒙古军乘胜长驱入蜀，在一个月内迅速攻陷成都、利州（今四川广元）、潼川（今四川三台）三路的绝大部分州郡。阔端对这三路州郡大肆掳掠后撤回陕西。嘉熙二年（1238年），宋军收复成都。嘉熙三年（1239年）八月，蒙军将领塔海又率大军入蜀，接连攻占成都及汉州（今四川广汉）、邛州（今四川邛崃）、简州（今四川简阳）、眉州（今四川眉山）、蓬州（今四川仪陇东南）、遂宁府（今四川遂宁）及重庆府等许多州郡，然后又从四川撤回。同年十二月，塔海再次率兵攻入川东，占领了夔州路的一些州郡。南宋荆湖制置使孟珙派兵截击，收复夔州（今四川奉节）。

在两淮一线，蒙古军将领口温不花接连攻陷淮西的光州（今河南潢川）、蕲州（今湖北蕲春南）、舒州（今安徽安庆），并进兵合肥及黄州（今湖北黄冈），在黄州为孟珙率师击退。口温不花引兵退去。另一支蒙古军在察罕率领下进攻淮东的真州（今江苏仪证），宋知真州丘岳部署将兵，在十倍于己的强敌面前奋力抵抗，又在西城设伏兵，用大炮轰击蒙古军队，迫使察罕撤兵。嘉熙二年（1238年）九月，察罕再次统兵入侵淮东，围攻庐州。蒙古军号称80　万，准备攻破庐州后，在巢湖造舟船，入侵江南。但遭南宋守将杜杲的奋勇抗击，蒙古兵败走，杜杲又乘胜追击数十里，并在淮河训练水军，守卫淮河。察罕见难以取胜，便挥师进攻滁州及招信军天长县（今安徽天长），又遭到知招信军余玠的狙击，只好撤回北方。两淮战线因口温不花和察罕所率蒙古军的后撤，暂时转危为安。

蒙古大汗窝阔台从端平二年（1235年）初对南宋发动大规模攻势，在襄、淮的许多地方都遭到南宋军队的顽强抗阻，而这时蒙古军队的主要兵力被用于第二次西征，即出征频察、斡罗思等国，还没有消灭南宋的打算，其主要目的是掳掠财富，这已经得到满足。南宋理宗欲对蒙求和，得到淮西制置使史嵩之（史弥远侄）的支持。理宗派遣"蒙古通好使"去蒙军求和。嘉熙四年（1240年）蒙古军队的攻势减弱。淳祐元年（1241年）春，窝阔台患病，年底病死。蒙古对宋和议停顿，战争也暂时告一段落。从嘉熙四年起的十多年间，蒙古军队虽持续不断地南侵，但都只进攻局部地区，规模也不大。蒙、宋双方互有胜负，战争处于相持状态。南宋利用这种相持的形势，一是建造战船，加强长江一线的防务；二是加强四川的防务，因为四川一再遭蒙古兵抢掠，残破尤重，而四川的财赋在南宋财政收入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嘉熙四年二月，南宋调遣在荆襄抗蒙战争中战功卓著的名将孟珙任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并节制荆湖的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鼎（今湖南常德）、澧（今湖南澧县）等州的军马。南宋还同时委派彭大雅为四川宣抚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孟珙在川东大兴屯田，选择险要建筑兵寨，招募军队。李庭芝在施州建始县（今四川建始）训练农民冶兵习战。使广大农民无事则耕，敌至则战，颇有成效。孟珙下令在川东各地推行李庭芝的办法。彭大雅则重建重庆城，并派部将在合州（今四川合川）的钓鱼山建筑山寨，以作重庆的屏障。

淳祐三年（1243年），南宋另派余玠为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

余玠是南宋末年抗蒙名将。字义夫，蕲州人。在端平初年蒙古军队即将大规模南侵时，他毅然从军，初为淮东制置使赵葵幕僚。嘉熙年间（1237-1240年）任知招信军，于汴城、河阴战败蒙古军，升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淮安军。淳祐元年（1241年），赴援安丰，败蒙古军，升淮东制置副使；六月，任四川宣谕使。淳祐三年，调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时，宋理宗曾叮嘱他"为西蜀经久之谋，勿为一时支吾之计"。余玠也决心在四川做出一番事业。也一到四川，就在重庆府设招贤馆，提出"集众思、广忠益"的口号，宣布士人欲有谋略进献者，近者可直接到公府面谈，远者由所在州郡以礼护送到重庆。凡献策之人，余玠都以礼接待。只要所献之策可用，就量才录用；即使所献之策不可用，也厚礼答谢。于是，许多四川士人纷纷进策。

当时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冉琎、冉璞兄弟二人，听说余玠礼贤下士，就前来拜谒。余玠用厚礼接待。然冉氏兄弟数月没有献策，只是用白土在地上画山川、城池之形，而且有时外出不归。余玠并不干涉，而是耐心等待。冉氏兄弟经过实地考察及周密思考，向余玠提出了移合州（今四川合川）城于钓鱼山，积粟以守的建议。余玠立即向朝廷报告，要求破格任命冉氏兄弟为合州守臣，委任冉氏兄弟全权负责徙城事宜。当时执掌军政大权的赵葵支持余玠的报告。随后，冉氏兄弟在余玠的全力支持下，利用钓鱼山的险要地形，构筑坚固的城垒。在屡受蒙古铁骑践踏的潼川路及利州路，余玠也按冉氏兄弟的建议，依险要地形，修筑城堡，把军、政机构移到新建的城堡之中。这些新建的城堡既有险要地形，又有积粮和水源，彼此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余玠据此绘成"经理西蜀图"送奉理宗，并说十年之内一定要收复蒙古军侵占的西蜀各州郡。

余玠守蜀有功，淳祐八年（1248年）被任为权兵部尚书，仍驻四川。抗战将领赵葵于淳祐七年（1247年）任枢密使，次年，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抗战派执掌军权，使南宋又有了振作的气象。

正当余玠、赵葵等抗战派想大有作为之时，南宋朝廷内部的政局发生了变化。时道学猖獗，在朝中支持余玠抗战的赵葵因为不是科举出身，被以所谓"宰相须用读书人"为由，于淳祐十年（1250年）罢去右相兼枢密使。由道学家拥护的谢方叔任左相兼枢密使，执掌朝政大权。当时川蜀驻利州（今四川广元）的将官王夔，骄恣残暴，不服从余玠指挥，而且到处抢掠，被余玠处斩。又戎州（今四川宜宾）师要推举部将姚世安替任主帅，余玠想革除这种军中自己举戴主帅的办法，另派将官去担任戎州帅，与姚世安发生冲突。姚世安同谢方叔的子侄均有交结，向谢方叔求援。谢方叔支持姚世安同余玠对抗，纵容姚世安造谣中伤余玠，并向理宗告发。在姚世安的不实之辞的蛊惑与谢方叔的挑拨下，理宗对余玠产生怀疑，于宝祐元年（1253年）五月下诏撤余玠四川制置使之职，并召他入朝。余玠自知入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七月，被迫服毒自杀。宝祐二年，余玠的部属王惟中，被诬告潜通蒙古下狱处死。不久余玠也被抄家及剥夺官秩。

南宋内部自相攻伐之时，宋、蒙战争形势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宋淳祐十一年（1251年），蒙古贵族拥立蒙哥为大汗。窝阔台于1241年去世后，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汗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窝阔台死，先是皇后乃马真氏称制，政事开始变坏。1246年，窝阔台长子贵由立为大汗。拔都与贵由不和，皇室内讧开始激化。1248年，贵由亲率护卫军西行。拖雷妻认为贵由此行当是谋攻拔都，秘密遣人向拔都报信。拔都严兵戒备。三月，贵由死，由皇后摄政。此时，拔都驻兵于其封地东境，召集诸王会议，推举拖雷长子蒙哥为大汗。察合台、窝阔台两系诸王拒不出席会议，更不承认推举有效。1249年，蒙哥召集大会，两系诸王再次抵制，拖延了两年。1251年，蒙哥开始镇压两系政敌，基本上结束了长期的汗位之争。内部统治巩固后，蒙古贵族决定消灭南宋。蒙古人在襄、邓一带及蜀口的沔州、利州一带分兵屯田，驻兵守卫，且耕且战，改变了过去的抢掠为主，掠完即撤的战略，而是充分利用已攻占的州郡作为入侵南宋的战略据点。从宝祐元年（1253年）起，蒙哥命令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统兵南征大理。

忽必烈受命后，即南驻金莲川（在滦河上游），建立藩府，继续招聘汉族知识分子为谋士，访问治国之道。他采纳刘秉忠、张文谦、姚枢、史天泽等人的建议，奏准设立邢州（邢台）安抚司和河南经略司，整顿地方行政，设立屯田。1253年，即南宋抗战名将余玠被迫自杀的那一年，忽必烈统兵出征大理，以为迂回包围南宋之计。分兵三路，取道吐蕃，过大渡河，抵金沙江，降摩些（纳西族）部。十二月，攻克大理城。仅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控制了云南地区，完成了对南宋的侧翼包围。此时，南宋面临着蒙古军发动更大规模入侵的严峻时刻。

南宋面临强敌，理宗、谢方叔却沉溺在声色享乐之中。理宗不顾山河残破，大兴土木，营造寺观园林，在杭州西湖边积庆山新建寺院，派遣吏卒到各州县强集木材，到处砍伐树木。财赋亏空，就滥发纸币，使得纸币一再贬值。权左司郎中高斯得上疏要求停建新的寺庙，被谢方叔罢官。宝祐三年（1255年），理宗又任命亲信宦官董宋臣督建佑圣观。而董宋臣对理宗百般逢迎，先后建了梅堂、芙蓉阁、香兰亭，又引倡优入宫，供理宗尽情享乐，使得理宗更加宠信他。董宋臣霸占民田、招权纳贿，无所不为，被时人骂为"董阎罗"。监察御史洪天锡上奏说："天下之患有三：曰宦者，曰外戚，曰小人。"又说："现在上下穷苦，远近怨疾，惟独贵戚和大宦官享富贵。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和这数十人共天下么！"洪天锡弹劾董宋臣，反被罢去监察御史职。有人说洪天锡上奏是受谢方叔的支持，现又被谢方叔排挤出去。董宋臣指使他人上书，请杀谢方叔和洪天锡。谢方叔被罢相。董宋臣在阎妃的支持下，权势日盛。

宝祐三年（1255年）参知政事董槐任宰相兼枢密使。董槐任相后对理宗进言：首先应该勉励诸将，加强边防；建策提拨人才，不拘守升迁的旧法。又说："有害政者三，一是宗室亲戚不守法；二是执法大吏久于其官，擅作威福；三是皇城司不管理士卒，士卒骄横。"董槐说："亲戚不奉法故法令轻，法令轻故朝廷卑。"董槐请理宗务必除去三害。于是，阎妃、董宋臣对董槐极其忌恨。宝祐四年（1256年），侍御史丁大全弹劾董槐，不等朝廷罢相令下，便带领兵士劫持董槐出朝。董槐罢相后，宋理宗任命丁大全为佥　书枢密院事，丁大全的党羽马天骥被任命为同金书枢密院事，独揽军权。有人在朝门写了"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八个字。但理宗仍不醒悟，于宝祐六年（1258年）又升任丁大全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让他总揽军政大权。

就在丁大全、董宋臣相互勾结、独擅朝政的时候，蒙古又发动了对南宋的第二次大规模攻势。

（三）蒙古对南宋的第二次大规模攻势宝祐六年（1258年）初，蒙古军队分三路向南宋大举进攻。蒙哥大汗亲率蒙军主力进攻川蜀，其弟忽必烈率军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又命侵入云南的兀良合台由云南北上攻潭州，再北上与忽必烈会师。蒙哥准备进入川蜀后，再向东与诸路军会师，围攻南宋都城临安。显然蒙古的计划是先占据长江上游与中游，再顺江而下，一举灭宋。

兀良合台率蒙古军进攻广西，因南宋分散设防，难以抵挡蒙古军重兵的进攻，李曾伯布下的防线，很快就被蒙古军突破。兀良合台率兵经广西进入湖南，任潭州守将向士璧顽强抵抗，击败蒙古军。兀良合台撤军北上，与忽必烈会合。

蒙哥一路的先锋军，由纽璘等率领向成都进兵。在遂宁大败宋刘整军，后又进驻灵泉山和云顶山。四川制置使蒲泽之领兵救成都，被蒙古军击败，成都降蒙。彭州（今四川彭县）、汉州（今四川广汉）、怀安（今四川金堂境）、绵州（今四川绵阳）等地宋守将相继投降蒙古。

蒙哥亲率四万大兵，号称十万，于宝祐六年（1258年）四月间，分道向四川入侵，先后攻占利州（今四川广元）、苦竹隘（今四川剑阁西北小剑山）、大获山（今四川苍溪东南）、运山（今四川营山）、青居山（今四川南充县南）、大良平（今四川广安境）等地。纽璘则自成都攻占叙州（今四川宜宾市），蒙哥出兵不到一年，就直驱而入，宋军节节败降。四川日益危急。年底，蒙哥军沿嘉陵江进攻重庆，到合州（今四川合川）。合州为军事重地。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为了抗击蒙古军，派甘闰于合州东十里钓鱼山上筑寨。淳祐三年（1243年），四川制置余玠，采纳冉琎、冉璞兄弟建议，修筑钓鱼城，迁合州治所于山城，驻以重兵，以控扼嘉陵江要冲。宝祐二年（1254年）王坚知合州。王坚原为孟珙的部将，1252年，曾出兵打败蒙古军，收复兴元（今陕西汉中市）；1254年，又打退蒙古军对合州的侵扰。王坚在合州调集属县17　万人，增筑钓鱼城，设防坚守。秦（今甘肃天水市）、巩（今甘肃陇西）、利、阆（今四川阆中）等州陷于蒙古军后，各地人民陆续来合州集结，钓鱼城成为十数万人的军事重镇。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蒙哥派已降的宋臣晋国宝赴钓鱼城劝降。王坚把晋国宝押到阅武场，斩首示众，军声威震。

二月，蒙哥进驻石子山，亲自督战攻城，蒙宋两军展开激烈的攻守战。

蒙哥指挥蒙军在二月至五月，先后猛攻一字城、镇西、东新、奇胜、护国等城门及外城，都被宋军打退。王坚在夜间派出兵士袭击蒙古军营。进入夏季后，蜀地炎热，疾病流行。蒙古军进退两难，士气消沉。

成都失陷后，南宋朝廷将蒲泽之调离，任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领兵入援合州。六月间，吕文德和部将向士壁等攻下涪州浮桥，到达重庆。吕文德率战舰沿江北上，中途被蒙古军史天泽（金降将）部截击，宋军败退回重庆。

宋军援兵未能到达合州，蒙古又派汪德臣用云梯进攻钓鱼城，汪德臣在城下喊话，劝王坚出降。宋军自城中发炮石猛轰。值天大雨，云梯折断，汪德臣负重伤而死。王坚率部出城追击。七月，蒙哥亲率大军到城下进攻。王坚军发炮石，猛烈反击。蒙古军败退，蒙哥在作战中也中了飞矢，回营后死于钓鱼山下。蒙古军围攻钓鱼城五个月未能攻下，蒙哥大汗又在攻城中丧生，蒙古军被迫撤围。形势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

进攻鄂州的忽必烈军，本来负有直捣临安的使命。当蒙哥在钓鱼城败死的消息传来时，忽必烈正在进军途中，为了能在夺取汗位时更有资本，就继续进兵。开庆元年（1259年）九月，忽必烈渡过长江围攻鄂州，猛攻不克。这时，南宋急令负责长江一线防务的贾似道屯兵汉阳，以援鄂州。贾似道虽握有重兵，却私自暗中求和，表示愿向蒙古称臣纳币。忽必烈起初不予理会。但是，留镇漠北的阿里不哥力图乘机控制漠南，发诸路兵直趋关陇，并派亲信至燕京掌管汉地政务，签诸道军。忽必烈恐阿里不哥先踞汗位，遂采纳郝经等人建议，与南宋贾似道密订和约。和约约定：宋、蒙划长江为界，南宋每年向蒙古奉银20　万两，绢20　万匹。忽必烈急忙回去抢夺汗位，接应兀良合台兵，向北撤兵。

蒙古对南宋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进攻，本想一举灭宋。因在合州钓鱼山严重受挫，蒙哥大汗战死，蒙古贵族为抢夺汗位，才全线撤退。南宋王朝又获得一次喘息之机。

（四）贾似道专权。　南宋统治集团衰朽在宝祐二年（1258年），蒙哥分兵三路大举侵宋时，宋奸相丁大全隐匿军情不报，被罢相，又在流放途中死去。大权在握的宦官董宋臣也被赶出宫去。支持丁大全、董宋臣等佞臣迫害忠良的阎妃也于景定元年（1260年）病死。这一伙擅权误国的权臣、宠妃死后，南宋又出现了一个擅权自专的贾似道。

贾似道（1213-1275年），字师宪，台州天台（今浙江临海）人。其父贾涉当过淮东制置使。因其姐被理宗选为贵妃，得宠，他以"国舅"的特殊身份进入政治舞台，因此屡蒙超擢，先后为沿江制置副使、京湖要抚制置大使、两淮制置大使、加参知政事及知枢密院事等要职。贾似道身负抵抗蒙古大军三路入侵的重任，但他怯懦畏敌，当时在朝的左丞相吴潜让他把帅府从汉阳移到黄州（今湖北黄冈），以防蒙古军从潭州攻入江西。在往黄州途中曾遇到一支押运掳掠的金帛子女北去的蒙古老弱兵，他就吓得不知所措。开庆元年（1259年），鄂州危急，贾似道即军中拜右丞相，奉命赴援，他却背着理宗及宰相吴潜，私自与忽必烈订立向蒙古称臣、割地、纳币的屈辱和约。忽必烈撤兵后，贾似道向朝廷隐瞒了私自同蒙古达成和议的真相，谎报宋军大捷，鄂州解围，江、汉肃清。理宗大为高兴，以为贾似道真是不负厚望，使"宗社危而复安"，立下了奇功，特下诏书褒美，称赞他是"股肱之臣"，使"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理宗下诏召贾似道入朝，令百官在临安郊外迎接，不久又封他为少师、卫国公。一个"市井无赖"，一下子成为南宋最有权势的朝廷重臣。

贾似道窃取了朝政大权，立即排除异己。他认为自己从汉阳移驻黄州途中受惊，是左丞相吴潜有意陷害自己，一直怀恨在心。所以，他一入朝，就借故将吴潜贬官赶出朝廷。同时，还以"党人"的罪名，把支持吴潜的官员都驱逐出朝。对那些曾经对他不尊敬的将官，贾似道也一一加以打击和迫害。他以核实军费支出为借口，把那些对他不敬崇的将官在抗击蒙古兵时所支取的官物，都硬说成是"赃私"，诬加上"侵盗官钱"的罪名，罢官流放，有的则投狱害死。在潭州保卫战中立下不朽战功的向士璧被罢官贬居漳州后，贾似道还检查他在守潭州时所用金谷，硬说他贪污，并逮捕，强迫他偿还。向士璧被迫致死后，又拘留其家属征偿。在合州保卫战中战功卓著的王坚，也为贾似道所不容，被调离合州，闲置不用，郁恨而死。赵葵知潭州，也被弹劾曾在正月十五日支官钱张灯设宴，被罢官征偿。也就是说，凡主战派、在抗击蒙古军战斗中歼敌立功者都被以各种罪名弹劾免官。

理宗大力提倡道学，推行尊儒路线。朝内外官僚机构空前庞大腐败，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北宋仁宗时期。宝祐四年（1256年），御史朱熠就指出"境土蹙而赋敛日繁，官吏增而调度日广"。他有力地揭露出："真宗、仁宗时，以三百二十余郡的财赋供给一万多官吏的俸禄。今天是以一百余郡的力量来养活两万四千多冗官"。贾似道当权，任用大批道学家作官，使得官员人数进一步增加。

理宗在强敌入侵之时，不讲抗战存国，而一味宣扬闭门读书，修身养性，存理灭欲。道学广泛传播，从科举考试到儿童的启蒙教育，无不以此为内容，且不断强化，为南宋的屈辱投降亡国准备了思想条件。

对蒙作战，加深了南宋的财政危机。四川地区是仅次于东南的重要经济基地。南宋的财政税收和军粮供应，都有1／3　来自川蜀地区。由于川蜀大部为蒙古军所占，不能再向南宋提供税收和军粮。南宋统治下的川东一带驻军，还要靠京湖一带供给粮米。东南地区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大片田地集中到大官员将领手中，他们凭借权势，逃避赋税。朝廷财政亏缺，又依靠增发纸币来作为"和籴"的支付手段。结果是纸币滥发，物价上涨，军粮不足。贾似道当权时，南宋王朝财政已陷入重重危机之中。景定四年（1263年），知临安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等建言实行买公田。贾似道采纳此议。买公田的办法是，按官品规定占田限额，从两浙、江东西等地官户超过限数的田地中抽出1／3，由官府买回，作为公田出租。理宗下诏买公田，设置官田所。地价按租米折算，租米一石，给价二百贯。占田在二百亩以下者免买。此法实行到景定五年（1264年），南宋共买公田约1000　万亩，收租米六百多万石，在临安府淳仓储存。

买公田使得南宋王朝按计划掠夺到一批租米，但租种田地的农民却因此遭受到残酷的压榨。官府买公田后，在各乡设立"官庄"，仍由地主充当庄官，向农民收租。虽然明文规定，每收租米一石，明减二斗，不许额外多收。事实上地主从中舞弊。敲剥农民。买公田时，往往以租米六七斗虚报一石，官府据此规定重额的官租，强迫农民交纳。农民负担加重，因为官田的地租高于原来的私人地租。这样一来，旧的矛盾没有解决，又增加了新的矛盾。另外，买公田时，有权势的大地主可以拒不卖田。地方官府要完成买田的数额，就强迫二百亩以下，"百亩之家"的小地主卖田，官府一般只支给会子（纸币）、官告和度牒（一种由官府发给的凭证）。会子贬值，大都成为废纸。地主的田地被官府夺去，也激化了南宋朝廷与地主争夺田地的矛盾。会子之所以不断贬值，是因南宋朝廷长期以来依靠大量印发纸币以挽救它的财政困境。宋代的商业的发展，超过了唐、五代，大城市和小市镇兴旺发达，贸易往来，尤为海外贸易盛况空前。金属货币难以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逐步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纸币的出现，推动了商品流通和贸易往来。但宋代，收入日蹙，国库空竭，宋哲宗绍圣以后，需要的纸币数额越来越大，以致"界率增造"，"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到宋徽宗赵佶时，纸币便恶性膨胀。到南宋理宗统治时期，通货膨胀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南宋孝宗时，发行纸币"会子"，每界只限2000　万贯，印发极为慎重。

宁宗时对金作战，为购买粮米及筹集军费，嘉泰四年（1204年），两界发行凡5300　余万缗。十一、十二、十三界同时流通，发行到1.4　亿贯。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增加到3.29　亿贯，淳祐六年（1246年），又猛增到6.5　亿贯，只发行了十八界。景定四年（1263年），贾似道当权时，每天增印15万贯。正如高斯得奏疏所说："国家版图一天天缩小，财力白耗，用度不足，近年尤其严重。每年收入一亿二千多万贯，支出两亿五千多万贯，管财政的大臣，只知增发楮市（纸币）。"愈印发纸币，愈导致财政危机。

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病死，赵禥（qí）继位，即宋度宗。

宋度宗为权臣贾似道所拥立，故对贾似道特别尊崇，称他为"师臣"，朝官都称他为"周公"，贾似道也更加专横无忌。贾似道又下令印发新的纸币，称为金银关子，在全国发行。规定，原来发行的第十七界会子废止不用。第十八界会子，以三比一折换新的关子。这样又搜括了百姓的大量财富。纸币无限制地增发，物价就必然不断上涨。理宗嘉熙四年（1240年），发行第十八界会子，第十七界会子以五折一，物价猛涨。浙东中等年成，而米价增长十倍。临安附近，一斗米价十贯。淳祐年间（1241-1252年）关子发行后，物价再次上涨。如桑价由300　文成3000　文，增长整九倍。纸币一再贬值，物价不断飞涨，致使社会经济步入崩溃的边缘。

就在国家财政陷入危机，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之时，皇家、贵族、官僚集团却更加侈靡挥霍，纵情声色。

宋度宗宠信贾似道，封贾似道为太师，特授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贾似道虽身负平章军国重事的官职，却根本不去朝中处置公务，而让小吏抱文书到他家中呈署。他独揽朝中一切大小政务，凡事须他点头方能颁行。台谏弹劾，各个官府的荐举及京城、畿县、漕运等一切事务，都要向贾似道报告，否则不能付诸实行。想得到主帅、监司、郡守等要职，必须对贾似道大量贿赂。凡不同他同流合污的官员，都被斥罢。

蒙古兵入侵日紧，贾似道置若罔闻，闭口不谈兵事。他在西湖及风景秀丽的葛岭，建筑了许多楼台亭榭，起名为"半闲堂"，把花园称为"养乐圃"，表白自己悠闲自得、尽情享乐。他还养妓女、尼姑数人，尽情享用。不务政事，却整日养、斗蟋蟀，还专门写了一本《蟋蟀经》。贾似道置朝政和边防紧急于不顾，整天同妓女们在"半闲堂"及西湖的游船上寻欢作乐。当时有人称"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等"，就是贾似道独擅朝政、堕落腐败的真实写照。

理宗就是个懦弱无能、侈靡腐败之君，而度宗更加荒淫昏庸，在作太子时就以好女色出名。作了皇帝，更是整天沉溺于酒色，一天之内竟要三十多个宫女陪寝。贾似道投其所好，使度宗沉迷酒色，不理军政大事。任何人只要在朝中提到蒙古军入侵之多，就立即被斥出朝。有个宫女向宋度宗讲了襄阳被蒙古军包围已三年的实际情况，贾似道得知后，借由把她处死。昏君、佞臣臭味相投。昏君一心一意依靠佞臣掌管军政大事，自己醉生梦死，任意淫乐；佞臣以昏君为政治靠山，可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擅权自专，为所欲为。

理宗、度宗昏君统治，贾似道专权，致使南宋王朝的朝政"万事不理"，政权机构近于瘫痪，社会经济崩溃，财政空竭，民怨沸腾，地主阶级对南宋王朝也离心离德。南宋王朝就像一株大树，内部已经蛀空，顷刻就要倒下。（五）元兵入杭，南宋灭亡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召集忽里台（蒙语，蒙古和元朝的诸王大会，大朝会），即大汗位，建元中统，任用汉地士人，建立起中书省、十路宣抚司以及负责中原汉地政务的燕京行中书省等行政机构，巩固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此时，阿里不哥也在漠北地区召集忽里台，称汗，据有漠北地区。驻军二盘山的蒙古军主帅浑都海及主管陕西政务的刘太平等人，拥护阿里不哥为汗。忽必烈遣将杀刘太平、霍鲁海和四川军中拥阿里不哥的将领。不久，又击败浑都海，完全控制了关陇川蜀地区。同时忽必烈亲自率军北征，切断了汉地对漠北地区的物资供应，阿里不哥陷于困境。1264年，阿里不哥众叛亲离，势穷力竭，向忽必烈投降。忽必烈控制了岭北局势，又向畏兀儿扩展。中原汉地成为忽必烈政权的重心，全面推行"汉法"，改革蒙古统治者对汉地的统治方式。忽必烈博采汉族士大夫建议，遵循中原统治制度，同时也充分保障蒙古统治者特殊权益，大体奠定了元朝一代政制的规模。中统四年（1263年），以开平为上都。至元元年（1264年），升燕京为中都。至元四年（1267年）始于中都旧城东北建造新城。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诏告天下，正式建国号大元。忽必烈为元世祖。

宋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忽必烈派郝经为国使到南宋，把自己即位之事通知宋廷，同时敦促南宋履行鄂州城下和议的条款。贾似道为了不使私订和议的事败露，把郝经秘密拘留在真州（今江苏仪征）的军营之中。蒙古一再派人来询问郝经的下落，贾似道置之不理。这就给蒙古再次大规模南侵之借口。这时，贾似道正在各路实行"打算法"，借以迫害不依服自己的抗战派官员。蜀帅俞兴因与潼川安抚使刘整有矛盾，也乘机以"打算法"整治刘整，刘整向朝廷申诉无门，就以沪州十五郡降附蒙古。刘整是南宋一员骁将，他的叛降，使得蒙古对南宋国情虚实完全知晓，忽必烈下定了消灭南宋的决心。只是由于漠北地区蒙古贵族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抢汗位，在山东的军阀李璮又起兵反蒙，忽必烈忙于处理内江和变乱，时无暇南顾，只按刘整的建言，用重金玉带贿赂依附贾似道的鄂州主帅吕文德，以在襄阳置榷场互市为名，秘密在樊城外的鹿门山修筑堡壁，建立进攻襄汉的据点，不时出兵，威胁襄阳。

景定五年（1264年），元至元元年，忽必烈在平定漠北蒙古贵族阿里不哥抢夺汗位及山东李璮的叛乱后，迁都燕京，把注意力放在了消灭南宋上，并听从刘整的建议，决定先取襄阳，由汉水入长江，再沿长江而下直取南宋都城临安。刘整还建议蒙古兵大造战舰，训练水军。此建议被负责进攻襄阳的蒙古军主帅阿术所采纳。就在蒙古军积极全面备战消灭南宋之时，理宗、贾似道却无动于衷，不作任何抗敌防御的准备。

从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起，蒙古军一面筑城于汉水东面的白河口，切断襄阳的粮饷通道，一面造战舰5000　艘，练水兵7　万，逐步向襄阳进逼。咸淳五年（1269年）二月，蒙古军终于包围樊城。南宋京湖都统张世杰领兵拒敌，失败。七月，沿江制置副使夏贵领舟师至新郢（今湖北钟祥西南），又被阿术战败。贾似道派范文虎部来援，又败。范文虎乘轻舟逃跑，吕文德悔恨自己贪财受贿，招致兵祸，疽发于背而死。咸淳六年（1270年），原孟珙部将李庭芝出任京湖制置大使，领兵出援襄、樊。但贾似道又命令范文虎从中牵制。李庭芝屡次要进兵，都被范文虎阻挠。范文虎给贾似道写信说："我领兵数万人入襄阳，一战而平。但愿勿使听命于京帅（指李庭芝），事成之后，功劳全属恩相（即贾似道）。"范文虎有贾似道的支持，终日与妓妾玩乐宴饮，拒绝出兵。

忽必烈又派史天泽到襄、樊前线部署。史天泽采纳张弘范的建议，命张弘范驻军鹿门，断绝襄、樊粮道。咸淳七年（1271年）襄阳被蒙古军包围。也就在这一年忽必烈下令各部元兵大举向南宋进攻，牵制各路宋兵，配合元兵对襄阳和樊城的进攻。陕西、四川各地元兵出动，牵制宋军。六月，范文虎率领士兵和两淮的舟师十万开赴襄、樊，也遭失败。范文虎夜间逃遁。战船甲仗皆被元军夺去。

襄阳被元兵包围，前后达五年之久。樊城守将范天顺、襄阳守将吕文焕，都利用城中原有的存粮，率领军民固守。在襄阳和樊城之间的江面上，原来还有铁索联成的浮桥，两城可以相互支援。后因元军在襄、樊附近的险要处设置城寨，汉水又布满元兵的战船和铁索，这样，襄阳、樊城之间及襄、樊同其他地区的通道被切断。度宗不知襄、樊被围，贾似道也置之不理，使樊、襄二城军在得不到援军的情况下，孤军苦战。

咸淳八年（1272年），李庭芝驻屯郢州，为救援襄阳，招募骁勇善战的民兵三千人，由张顺、张贵率领，乘汉水上涨的时机，带火枪、火炮、巨斧、强弩，乘船强行闯入元兵的重围。元水军封锁江口，无隙可入，张顺等沿途斩断铁索、本筏，转战120　里。张顺在征战中身中四枪六箭，英勇牺牲。这支援军终于在张贵率领下到达襄阳城下，使襄阳的士气大振。张贵入襄阳后，又派两个泅水勇士潜入汉水；到郢州向范文虎求援，约好范文虎自郢州发兵，内外夹击，突破元兵对襄、樊的围攻。到期，吕文焕、张贵举炮发舟出战，郢兵未来。元军又早得知张贵突围的计划，已有准备。张贵沿途奋战，率领的勇士大都战死，张贵自己也因受伤过重，被元兵俘获。阿术召见张贵劝降，张贵坚贞不屈，被害牺牲。以后，襄、樊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又完全断绝了。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阿术采纳张弘范的建议，切断联系襄、樊二城的浮桥，使二城无法互援，接着水陆夹攻樊城。樊城孤军无援，终被元兵攻破。守将范天顺誓与樊城共存亡，自缢而死。牛富率兵士与元兵展开巷战，最后身负重伤，投火自焚而死。樊城失守后，襄阳守将吕文焕变节献出襄阳，投降元朝。

襄、樊二城相继失守，极大地震动了南宋朝廷。给事中陈宜中上书，说襄、樊两城战略要地的失陷，都是由于范文虎怯懦逃跑，请把他斩首。贾似道不准，只降一官，知安庆府。监察御史陈文龙说：范文虎失襄阳，还派他知安庆府，是当罚而赏。贾似道闻言，将陈文龙贬官。太府寺丞陈仲微更是直言上书说："失襄之罪，君相当分受其责。误国者回护耻败的局势而不敢议，当国者昧于安危之机而不后悔。只有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还可为。"要求改变将官"有谋莫展，有败无诛，上下包羞，噤无敢议"的局面，以求"转败为成"。陈仲微的一席直言，正击中贾似道的要害处。贾似道盛怒，将敢于谏言的陈仲微贬斥出朝，降为江东提点刑狱。京湖制置使汪立言移书贾似道，指出，"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要求贾似道停止"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忽岁月"，并提出扭转败局的对策，将内郡的兵调出充实江上，可有兵七十余万人。沿江百里设屯，平时往来守御，有事东西并起，战守并用，互相应援，这是上策。和敌人讲和以缓兵，二三年后边防稍固，可战可守，这是中策。二策如果不能行，就只有等待亡国。"贾似道看罢书信，竟勃然大怒，把信摔到地上，斥骂汪立言大胆狂言，随即将汪立言罢官。襄、樊失陷后，南宋朝廷更加危难，而贾似道拒绝一切抗元救亡的建策，一意孤行，倒行逆施，更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度宗病死。其母谢太后（理宗后）召大臣商议立帝。贾似道反对立杨妃所生的长子赵昰（sh＠），而拥立全后的四岁幼子赵■（xi3n）为帝（恭帝），谢氏以太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赵昺封为吉王，弟赵昺（b！ng）封信王。贾似道依然擅专朝政。

元军攻下襄、樊二城后，忽必烈召阿术等还朝。阿术建言说：在作战中看到宋兵虚弱，不如以前，现在不灭宋，时不再来。咸淳十年（1274年）上半年，元朝调兵遣将，积极备战。九月，忽必烈下诏，水陆并进，大举灭宋。元兵20　万由左丞相伯颜统领，分两道进军：一路由博罗欢及降将刘整率领，进攻淮南，直取扬州；另一路，伯颜和阿术率元军主力，由襄阳入汉水过长江，攻占临安，以降将吕文焕为先锋。

进攻淮南的元兵被宋兵牵制在无为军（今安徽无为）。刘整因受伯颜压制，不能抢到渡江的头功，病死于无为城下。伯颜、阿术所率元兵主力先分三道，水陆并进，企图攻占郢州（今湖北钟祥），遭到宋将张世杰的顽强抗击，未能占领郢州。伯颜越过郢州，攻占郢州南面的黄家湾堡，沿汉水南下，进攻沙洋，南宋守将王虎臣、王大用拒绝吕文焕的劝降，英勇抗击，最后城破被俘。伯颜统兵向鄂州进逼，在鄂州东的青山矶击败宋将夏贵率领的鄂、汉水军。汉阳、鄂州的南宋守将相继献城降元。伯颜占领鄂州后，派兵守卫，并继续率兵沿长江东下，黄州、蕲州、江州、德安、六安等地宋守将望风而降，伯颜所率元兵于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到达江州（今江西九江）。范文虎在安庆府献城投降。伯颜又进驻安庆府。

鄂州失守，群臣纷纷奏表，要贾似道亲自出兵抗元。贾似道被迫于德祐元年正月，抽各路精兵13　万，用船装载金帛辎重和妓妾，开抵芜湖，与鄂州兵败后逃到庐州（今安徽合肥）的夏贵部会合。这时，贾似道幻想走开庆元年（1259年）与忽必烈议和的老路，派人向伯颜求和，请许宋朝称臣纳币，以求元兵撤退。伯颜不许，率兵进攻池州（今安徽贵池）。池州通判赵卯发固守，城破，与夫人双双自缢而死。

池州失陷后，贾似道以精锐七万人交总统诸军孙虎臣，屯于池州下流的丁家洲，让夏贵领战舰2500　艘布列江中。贾似道自己屯兵鲁港（今安徽芜湖南）。伯颜令军士砍柴放在数十个大木筏上，扬言要用火烧掉南宋战船，使南宋军日夜防范。然后元兵夹岸而来，用大炮猛轰。孙虎臣军大败，逃到鲁港。夏贵临阵也不战而逃。贾似道见孙、夏皆败，也惊慌失措地鸣金收兵。他自己自鲁港乘小船，逃到扬州。贾似道所携带的军资器械，全部成为元兵的战利品。经此一战，宋水陆军主力全部瓦解。

鲁港之役后，伯颜沿江东下，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和州（今安徽和县）、无为军的宋将纷纷献城投降。伯颜于德祐元年（1275年）三月进驻建康，在建康分兵四出，进攻无锡、常州、广德（今安徽广德）等州县。进攻淮南的博罗欢军及进攻荆湖的阿里海涯军，也相继攻陷南宋的一些州县。贾似道兵败溃逃后，上书谢太皇太后，请朝廷迁都逃跑。谢后不准，陈宜中任相。陈宜中及台谏、太学生都上书，请斩贾似道。谢后却只罢贾似道官职，贬到循州（广东龙川）安置。押解贾似道的会稽县尉郑虎臣激于义愤，于德祐元年九月间，在押解途中把贾似道杀死于福建漳州木棉庵，结束了贾似道祸国殃民的一生。

七月，元世祖忽必烈下令伯颜直取临安。十月，元兵自建康分三路向临安进兵。伯颜亲率中军进攻常州。南宋知州姚訔、通判陈炲、将官王安节等奋勇守城，姚訔在城破时战死，陈炲、王安节率宋兵展开巷战，都英勇战死。另一路元兵攻取安吉（今浙江安吉）东南的独松关，附近州县宋兵皆遁逃。谢后派使臣到无锡请求伯颜退兵议和，伯颜不允。当时文天祥、张世杰要求谢太皇太后、全太后及恭帝逃往海中避难，自己率宋军同元兵决一死战，宰相陈宜中又不允许。最后，南宋终于在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向伯颜献传国玺，宣布向元朝投降，要求成为元朝的藩属。

南宋这样投降不为元朝所接受。二月间，元兵逼近临安。三月，伯颜率军进入临安。宋恭帝、全太后以及官僚和太学士被俘，押送到大都（北京）。恭帝被元世祖废为瀛国公，后来入寺为僧。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留临安，不久也被押往大都。

偏安江南150年的南宋王朝至此宣告灭亡。从公元960年开始的宋朝统治，到1276年实际上结束了。

（六）文天祥、张世杰等南宋军民的抗元斗争元兵占领临安，南宋降元后，两淮、四川、东南、荆湖仍有许州郡宋兵在坚守，闽、广则基本上还在南来控制之下。伯颜命令南宋谢太皇太后出手诏，又命南宋三省、枢密院发布檄文，令所有未陷之南宋州郡停止抵抗，向元朝投降。但是，南宋军民的抗元斗争并没有因为太皇太后的手诏而停止。在元兵入杭前夕，一些南宋官员护送度宗之子赵昰、赵昺逃到婺州（今浙江金华），又逃到温州。陆秀夫、张世杰及宰相陈宜中等人在温州拥赵昰、赵昺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及副元帅，准备组织诸路义兵挽救宋朝。元兵入杭后，他们又退至福州。恭帝赵■被元掳俘北上后，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于德祐二年（1276年）五月初一日在福州拥立赵昰为帝（宋端宗），改元景炎，继续号令抗元，复兴宋朝。

李庭芝、姜才镇守扬州，元兵久攻不下，拿来南宋太皇太后谢氏的手诏，命令他们降元，遭到拒绝。当他们听说元兵押解宋恭帝、全太后北上时，曾率四万人连夜进攻瓜州，想夺回恭帝和全太后。在作战时，元兵主帅阿术派人去劝姜才投降，姜才拒绝。元世祖下诏招降，李庭芝怒斩来使，烧毁招降诏书。扬州城虽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仍顽强不屈地支持战斗。赵昰在福州即位，召李庭芝、姜才赴福州。李庭芝让淮东制置副使朱焕守扬州。不料，朱焕待李庭芝一离开扬州立即献城降元，李庭芝被元兵追到，包围于泰州。泰州的将官降元，李庭芝与姜才被元军俘获，壮烈牺牲。

景炎元年（1276年）初，元兵阿里海牙部围攻潭州，知州李芾率军民坚守三个多月。城破之日，李芾召集部下沈忠，对他说："吾力竭，决心一死，吾家人亦不可当俘虏受辱。你先尽杀我家属，再杀我。"沈忠再三不从，李芾坚决命他照办。于是李芾全家死，放火烧掉住宅。沈忠也全家身亡。许多幕僚也皆自杀。

景炎元年（1276年）九月，元朝以舟师和骑兵，分别由明州（今浙江宁波）和江西出发，大举向福建、广东地区进军。于是在闽、广地区展开了激烈悲壮的抗元斗争。

在元兵舟师自海上向福州进逼的时候，陈宜中和张世杰等人用海船载着大批宋兵，护送赵昰及赵昺撤退到泉州港口。因泉州守臣蒲寿庚叛变，陈宜中等人又护送赵昰向潮州方向撤退。在这期间，张世杰曾出兵收复潮州，还曾亲自率兵讨伐降元的蒲寿庚，因元兵来援，张世杰被迫撤回海上。元兵乘舟入海追赶，张世杰又继续护送赵昰，于景炎二年（1277年）十二月撤到珠江口的井澳。这时，陈宜中逃到占城，当了逃兵。年仅十岁的赵昰因在井澳遇到飓风，惊悸成疾，于景炎三年（1278年）四月病死，张世杰、陆秀夫又拥立八岁的赵昺为帝，改元祥兴，以新会的崖山为据点，建行宫及军营，储备粮草，制造战船器械，以备长期抗元。

在张世杰、陆秀夫等护送赵昰从海上撤入广南后，文天祥率兵由福建的龙岩转战到广东的梅州（今梅县），后又转入江西南部。

文天祥（1236～1283年），小名云孙，字天祥，后以字为名，改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幼时从父文仪读书，并在白鹭洲书院学习。宝祐四年（1256年）中进士第一名，与陆秀夫等同科。开庆元年（1259年）授签书宁海军（在临安，今杭州）节度制官厅公事。时值蒙古军大举攻宋，进围鄂州，宋廷大震，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文天祥尚未就职，毅然上疏请斩董宋臣，未被采纳。他从此不愿为官，几经推辞，到景定二年（1261年），才接受了秘书省正字之职。在任职中，遭到排挤，还得罪了权相贾似道。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出任湖南提点刑狱。次年，调任知赣州。此时，元朝发动了灭宋战争。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元旦，文天祥在赣州得到元军渡江的谍报，不久接到谢太皇太后要求各地起兵勤王的诏书。他立即组织了两万人的队伍，开到临安。这时，元军已逼近临安，谢太皇太后执意降元。德祐二年正月，谢太皇太后向元军投递降表，文天祥反对无效，且被任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元营谈判。他在元营与元丞相伯颜争辩不屈，又怒斥降将，遂被扣留，押解北上。行至镇法，与随从人员设法逃脱，历尽险阻，到达通州（今江苏南通），再从海路南下至福州。宋端宗赵昰任他为枢密使、同督诸路军马。他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立督府，组织军队，继续抗元。

景炎二年（1277年）文天样从福建路转移到广南东路，越过大庾岭，进入江西南路，六月在雩都大败元兵，收复兴国，又分兵收复吉州（今江西安吉）、赣州的属县，包围赣州，气势颇盛。刘洙、萧明哲、陈子敬等自东西起兵来会，声势大振。

元朝统治者见文天祥在江西抗无声势越来越大，急忙于八月间派出骑兵，由江西宣慰使李恒率领，发动反攻，同时出兵袭击文天祥在兴国的大营。文天祥没有料到元兵会如此迅速反攻，仓卒应战失败。所率宋兵在撤退中溃散。文天祥北上，企图与吉州邹■部会合。行至中途，邹■部也被元兵击溃。文天祥走到庐陵，遭到元兵追击。文天祥部下的老将巩信率领兵士数十人守住方石岭的山口，掩护文天祥撤退。巩信身负数箭，仍坐在大石上巍然不动。巩信等全部牺牲后，元兵怕有伏兵，不敢轻进，文天祥得以率部撤走。次日，元兵又追击文天祥部。赵时赏自称是文天祥，骗过元军，被元兵捉去，被害牺牲。文天祥躲过追兵，退到汀州，整顿残部，又转到循州，屯兵南岭山中。这次空坑（今兴国境）之役，文天祥主力溃散，欧阳夫人等家属皆被元军俘获。兴国兵败，妻儿被掳，并未动摇文天样抗元的决心。他从南岭转进海丰，在广东的潮、惠州继续进行抗元斗争。祥兴元年（1278年），驻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的幼帝赵昺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十二月，元朝以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率领水军和骑兵，海陆并下，进攻闽、广。邹■在吉州败后，也率余部到潮阳会师。元兵大举南下，文天祥退出潮阳，转移海丰，准备入山结营固守。行至海丰以北的五坡岭，被元兵追及。邹■自杀，文天祥被俘，部下殉难者不计其数。

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元朝的水军大举进攻崖山。张弘范把文天祥也押在船上。元军的船舰经过珠江口外的零丁洋。作了元朝俘虏的文天祥，回顾起兵勤王四年以来抗元斗争的艰辛历程，愤笔疾书，写下一首《过零丁洋》。诗云："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

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首千古绝唱，道出文天祥被俘后至死不屈的决心和无私无悔的情怀。

元军舰船大队到了崖山，张弘范命人劝文天祥写信给张世杰劝降，文天祥就录此诗作为答复。

张弘范统领的元朝水军，只有战船500　艘，这时只到达300　艘。张世杰有战船1000　艘，兵民20　余万，两军在海上对阵。张世杰把宋水军结成一字阵，用绳索将船只联结设防。帝昺、杨后和朝廷官员全部上船坚守。元兵用火攻，张世杰早有防备，战舰都涂泥结长木以拒火，元兵无法攻破。张弘范让张世杰的外甥三次去招降。张世杰回答说："吾知投降可以生，且可富贵，但义不可移。"断然拒降。正月底，元朝战船陆续到达，李恒也从广州领兵赶到。二月初六日晨，元朝水军发起猛攻。元军用炮石、火箭作掩护，突破宋水军阵脚，跳上宋船，短兵相接。宋军防线终被元兵突破。陆秀夫见无可挽回政局，先让自己的妻子投海自尽，后对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指宋恭帝赵■）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受俘虏之辱了。"说完，就背起九岁的赵昺，一起投海身亡。宋官兵或战死或投海殉难。战斗到黄昏结束。几天后，海上陆续漂起的尸体有几万具。张世杰撤退到南恩州（今广东阳江）的海陵山（今海陵岛），招集残部，准备入广南继续坚持战斗。不幸，四天后遇到飓风，海船覆没，张世杰、杨后都死在海里。南宋灭亡后，不愿降元的南宋军民的抵抗力量，至此完全覆没了。

张弘范得胜而回，文天祥也被押北上，于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月初一到大都（北京）。前宋丞相留梦炎、受封为瀛国公的赵■（前宋恭帝），先后奉命劝降，都被拒绝。元朝权臣阿合马亲到住地问话，元丞相孛罗等在枢密院堂上审问，文天祥拒不下跪，正义凛然，慷慨陈辞。元世祖为了使他投降，把他关禁在兵马司狱中，阴暗潮湿，冬日严寒，夏令酷热，文天祥志坚不移。欧阳夫人与两个女儿也在大都过俘囚生活。文天祥明知只要一降，便可与家人团聚，但仍不改初衷，仅嘱家人"归之天命"而已。他被囚禁狱中三年多，而诗句墨迹传遍京城大都。其中一首《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是随所旁薄，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抒发了一个人，生需光明磊落，终要死得其所，生生死死，无私无悔。文天祥用生命书写的诗句，千古流传。至元十九年（1283年）十二月八日，元世祖忽必烈召见文天祥；进行最后一次劝降，表示要拜他为丞相。文天祥回答道："天祥为大宋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能活。"次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慷慨就义。死年四十七岁。

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的抗元斗争是为了挽救宋室的灭亡，但他们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和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为后人所敬仰。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容欺辱，富于反抗的大无畏精神。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激励了后代多少志士仁人为追求光明、正义，为捍卫真理而英勇献身。

文天祥等人的斗争事业最终失败了，但他们的斗争精神却永照人间！

十三、宋朝政治制度宋朝在消灭了五代十国封建割据后，把政治、军事、财政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建立起一整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一）官制1。中央官制宋朝在宫城内设置中书门下，作为朝廷的首要官署和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事的最高权力机构，亦称政事堂。中书门下的长官在北宋前期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增设参知政事（副相），以分宰相之事权。神宗进行官制改革，撤销中书门下，将其职权分归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以尚书左、右仆射各兼门下、中书侍郎，为正宰相，再设门下、中书侍郎各一人，尚书左、右丞各一人为副宰相。徽宗时，蔡京为相，自称太师，总领门下、中书、尚书之事，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作为宰相。南宋时，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哲宗元祐年间，设平章军国重事或同平章军国事，位居宰相之上。南宋宁宗后为平章军国事掌权。

宋朝还设置枢密院，作为主管全国军政的最高机构。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对掌武、文大权，称为东、西"二府"。其长官为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

北宋前期设"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为主管全国财政的最高机构。其长官为三司使（"计相"）。神宗时，撤销三司，将其职权分归户部和工部。南宋增设总领所，负责供应一路或数路各军钱粮，并参预军政。其长官为总领。

北宋前期，宰相主管民政，枢密使主管军政，三司使主管财政，职权分明。神宗后，宰相实际兼管财政。南宋时，一些宰相擅权，又兼任枢密使，兼管军政。

御史台为监察机构，长官为御史中丞，副长官为侍御史知杂事，主管监察百官，肃正纲纪。台官有弹劾权，可上疏言事，评论朝政，弹劾官员。专管规谏讽谕的机构是谏院。仁宗时始单独置院，其长官为知谏院事或左、右谏议大夫。台、谏官的职权无多大差别。

为皇帝起草制诰、赦敕、国书等文书的机构是翰林学士院，设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直学士院等官员。翰林学士等还侍奉皇帝，充当顾问。宋初的最高司法机构是大理寺和刑部。宋太宗设置"审刑院"，其长官为知审刑院事，官属有详议官。各地奏案先经大理寺裁决，报告审刑院复查，写出奏稿，上呈中书。中书申奏皇帝论决。神宗时，审刑院并入刑部。

三省六部，即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北宋前期，本官不管本职，而是新设一些机构分割了各部的大部分职权。直到神宗，才以三省代替中书门下，六部各设尚书和侍郎，主管本部事务。三省六部才行使相应的职权。

2。地方政府官制宋朝的地方政府机构实行州、县二级制。宋初沿袭唐制，将全国划分为十余道。宋太宗改道为路，路作为朝廷派出机构的辖区，地位在州、县之上。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将全国划分为二十三路。北宋前期，各路皆设置转运使和提点刑狱，有些路常置安抚使，各设官衙办事。安抚使由本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主管一路的军政，也兼管民政、司法和财政等。转运使主管所领州县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兼管司法和民政等。提点刑狱主管一路的司法，兼管财政等。

各州（府、军、监）直属朝廷，由朝廷委派京朝官管理州郡事。知州可直接向朝廷奏事。知州以外，设"通判"同领州事，裁处州诸事，行文与知州联署。其官属有：录事参军主管州衙庶务，纠察各曹稽违；司户参军主管户籍、赋役、仓库受纳；司法参军主管议法断刑；司理参军主管审讯狱讼。各县设知县或县令，还有丞、主簿、尉等。宋初设判县事，为一县之长。后朝廷选派官员称知县事，以选人主持县政者为县令。知县或县令主管全县民政、司法、财政，如果驻军则兼兵马都监或监押。仁宗初，始置县丞，为县的副长官。主簿主管本县出纳官物，销注簿书。尉主管阅习弓手，维持治安，后命兼捕私贩等。

3。官阶宋代实行官、职和差遣分离的制度。宋初利用唐代的三省六部等官名组合而成官阶，只用以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又称"阶官"或"寄禄官"。宋神宗改革官制，定文官（京朝官）为二十五阶，徽宗时增为三十七阶，改定武官共五十二阶。差遣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即"职事官"。另外，大学士、学士、待制等，是授予较高官员的名誉头衔。

宋代还把文官按官阶划分为幕职州县官、京官、升朝官三大类。幕职州县官又称选人，是低级文官的总称，共四等七阶。京官是比选人品级略高而不常参加朝见的低级文官的总称，分五阶。升朝官是可以参加朝见、宴坐的中上级文官的总称，只二十五阶。选人经过考核和一定员数举主的推荐，达到一定的考数（任职满一年为一考），便能升为京朝官。这种升迁称为"改官"，是官员仕宦生涯中的大事。

宋代保留了前代的一些附加性官衔，如散阶、封爵、食邑、勋官等荣誉头衔。爵有王、嗣王、郡王等共十二级。只要官资及格，该封开国男以上者，即给予食邑二百户到一万户；又官资及格，给予食实封一百户到一千户。每食实封一户，每日计钱二十五文，随月俸领取。勋官有上柱国、柱国到云骑尉、武骑尉共二十等。检校官有太师、太尉、太傅、太保、司徒等十九级。北宋前期的官品沿袭唐制，文官共九品，有正、从，自正四品以下，又分为上、下，共三十等。但官品和官职多不相称。宋神宗改革官制，改为九品正、从十八级。

4。官吏的考核朝廷对各级官员制订了磨勘（考核）、叙迁、荫补等法。宋初废除按岁月叙迁之制。太宗时，设审官院和考课院分掌京朝官和幕职州县官的考课事宜。神宗改革官制，设吏部四选分管文、武官员的考课、差遣事。宋真宗时规定，文臣（京朝官）任满三年、武官四年（后改五年）磨勘升转本官阶一次，幕职州县官在改为京朝官时也要磨勘。朝廷按官员考绩以定升迁。其中宰执、侍从和卿列馆职、科举出身的文官有优先权，可以超资升转，其余荫补出身、杂流等只能逐资转官。有军功的武官，自武翼郎以上，每转一官，即双转两官。

5。　官吏的俸禄宋代中、上级官员的待遇较优厚，有俸禄、职田、祠禄、恩赏等。俸禄又分为正俸、添支、职钱、禄粟、衣赐（春冬服、冬棉），还有傔人（随从）衣粮，以及茶酒、厨料、薪炭、饲刍等等。北宋前期，宰相、枢密使月俸三百贯，禄粟月一百石，春、冬衣共赐绫四十匹、绢六十匹、冬棉一百两，随身傔人的衣粮七十人，每月给薪一千三百束，每年给炭一千六百秤、盐七石。节度使的待遇最高，月俸四百贯、禄粟月一百五十石。神宗改革官制，分别阶官和职事官，用阶官定俸禄，称"料钱"。真宗时，外任官授职田。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御、团练州三十顷，中、上刺史二十顷，下州及军监十五顷，边远小州、上县十顷，中县八顷，下县七顷，转运使、副使十顷。职田免二税和沿税，租入全归外任官员。

（二）军制宋太祖建国后，对前朝的中央军政结构进行了调整。一般由文官主持枢密院，统管军政。还设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合称三衙或三司。三衙武帅平时对禁军和厢兵进行管理、训练，但无权调遣。枢密院和三衙，各有分工，相互牵制。禁军供守卫京师和备战之用。在外出征战或沿边驻守时，又临时设立部署（后改名总管）、钤辖、都监等统兵官。后来，又往往派文官充当经略使、安抚使等。由文官任总官，统辖副总管的武将。枢密使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帅臣主兵柄，这就是北宋的军事统辖体制。

北宋初，禁军是中央军，实行更戍法，由京城轮流到外地驻守。后又陆续在各地设置就粮禁军，作为地方军，不回驻京城，但也实行更戍法。北宋初还实行内外相制的办法：以一半兵力驻守京师，一半兵力轮流出戍外地，使外地驻军不敢反叛京师，京师驻军也不敢发动叛乱。

除禁军外，北宋尚有厢军、乡兵、蕃兵、土兵和弓手。厢军驻扎各地或隶属某些机构，往往不加训练，只服杂役。蕃兵是在陕西、河东路与西夏接壤地区由少数民族壮丁组成。依部族编制。蕃兵是北宋西北地方军，很有战斗力。

宋朝在各地设置多种乡兵。乡兵大都是按户籍编组各地壮丁而成，也有少数乡兵实行招募。乡兵平时从事生产，仅在参加战事才发放钱粮。

土兵为神宗时所设，隶属各地巡检司。弓手原为吏役，隶属各县尉司。

南宋时，因河东、陕西相继丢失，蕃兵不复存在。厢军、乡兵、土兵、弓手仍保留。

宋朝实行募兵制，经常采取灾年招兵的办法，企图将"天下失职犷悍之徒"招收为兵，以防范人民的起义和反抗。但在兵源不足时，也抓夫充军。罪犯也是宋军军士的重要来源。兵士须在脸部、手部等处刺字，以防逃亡。宋朝制定详细的军法，规定各级官兵之间严格的等级和隶属关系，兵士冒犯上级，要处死或流放。

神宗时实行将兵法，在四川以外各路和开封府各县设置一百几十将，每将大都有几千兵力，打乱原有的编制，称系将禁军。各地不编组为将的禁军称不系将禁军，降居次要位置。留驻京城的禁军称在京禁军。

宋政权南迁，禁军大部溃散，南宋重新编组正规军，称驻屯大军。南方各地原有的系将禁军和不系将禁军，沦为与厢军一样的杂役兵。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廷削去岳飞、韩世忠等大将兵权后，陆续在沿江和川陕交界地带设置十支驻屯大军，各军番号为某州府驻扎御前诸军，统兵官为都统制和副都统制。北宋的三衙统兵制度已经废除。到宋宁宗，三衙和十都统制司的正规军体制已破坏，一般由文臣主持各大军区，剥夺了十都统制司的统兵权和指挥权。

（三）科举制宋代在革除唐代科举制弊病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相当完整、严密的科举制，成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宋前期，贡举设进士、诸科和明经，另外还有制举、武举、童子举等科。熙宁四年（1071年）后，废明经、诸科和制举，命诸科举人改应进士科，另设新科明法。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进士科分为诗赋进士、经义进士两科，又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南宋设诗赋进士、经义进士、武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宏词等科。宋代科目逐渐减少，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的科目。宋代实行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

解试又称乡贡，由地方官府考试举人，然后将合格举人贡送朝廷。解试在省试前一年秋季举行，举人解试合格，由州或转运司、国子监等按照解额解送礼部，参加省试。

省试由尚书省礼部主管，英宗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在春季选日考试各地选送的举人，连试三日，合格者礼部奏名朝廷，参加殿试。

自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开始，由皇帝亲临殿陛复试礼部奏名合格举人。从此，每次省试后，必定举行殿试。殿试所定名次与省试有所不同，举人殿试合格才算真正"登科"。

为防止考官作弊，在解试和省试时，规定有关官员的子弟、亲戚、门客必须回避，另派考官设考屋考试，称"别头试"。如由官府用公牒送到别处贡院考试，称"牒试"。现任官员参加贡举考试，称"锁厅试"。

考试内容，因科目而异，如北宋前期，进士科考试诗赋、论各一首，时务策五道，贴《论语》十贴，答《春秋》或《礼记》墨艺十条。后来允许用作文或撰赋代替，称"赎贴"。神宗熙宁四年后，停试诗赋、贴经、墨艺。改考经义和论、策。新科明法考律令大义和断案。哲宗元祐四年，对经义进士考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等，兼考论、策；对诗赋进士考试诗赋，也兼考论、策。此后，各科考试内容还有一些变化。

参加科举考试的各科士人，通称"举人"。举人没有出身，只享有免除本人丁役、身丁钱米的特权；曾赴省试的举人，可以赎免徒以下的公罪和杖以下的私罪。举人殿试合格，按五甲（或五等），授予本科及第、出身或同出身等。前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对于多次参加省试或殿试的落第举人，只要达到规定的举数及年龄，由礼部另立名籍奏报朝廷，参加殿试，称"特奏名"，经过简单的考试，授予本科一定的出身或文学、助教等。宋代科举向士大夫广泛开放，除严禁大逆、不孝、不悌、工商杂类、僧道还俗、废疾、吏胥、犯私罪等人应试外，对于各科举人，不重门第，凡考试合格，都可录取。

（四）法律宋初，以《后周刑统》为蓝本，经过修订编成《重详定刑统》三十卷，是宋代的第一部法典。该书律文大都沿袭唐律，令、格、式、敕则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宋代皇帝诏敕是最有效力的法律形式，敕可代律，所以编敕是当时最重要的立法活动。每逢皇帝即位和改元，把多年的单行敕令分类整理，删去重复和矛盾的内容，再颁布实行，称为编敕。敕由皇帝根据实际需要随时颁布，既有适用于全国范围的敕，也有适用于一司、一路，一州、一县的专敕。神宗时，进一步肯定敕的地位和作用，律反而不被重视。宋代的立法制度由从前的律、敕并重而进入了以敕代律的新时期。宋代法令繁多，超过前代，因而法网严密。但也出现皇帝以言废法的现象，尤以宋徽宗最严重。宋代法律条文繁多，内容广泛，对政治、经济、日常生活诸多方面，都作了详尽规定。宋代的法律内容具有时代特征。如宋代法律明确规定了官户、形势户的涵义及其各种特权，又规定了乡村客户的迁移手续和法律地位等，适应了唐、宋之际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之需要。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法律就正式制订了保护土地买卖的条文。宋代农村租佃关系盛行，地主和佃农之间一般订有契约，一旦佃农违约，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类有关经济法、民法的条文日益增多。针对农民起义和反抗，法律还有许多关于防范和镇压农民起义的法律条文。

宋初在朝廷设刑部和大理寺，作为最高司法机构。大理寺决断全国所申奏的案件，刑部复审大理寺所定死刑案件，并主管全国刑法，刑事和民事诉讼，官员犯罪后赦宥、叙复、雪理等事。宋太宗时，在宫中另设审刑院，复查大理寺所定案件，直属皇帝。神宗时撤销此院。对有疑问的案件，中书省还有权作进一步评议。遇重大疑案，皇帝命正、副宰相与御史、谏官、翰林学士等"杂议"，然后决断。有时奉皇帝令，特设"诏狱"审理重大案件。地方司法机构中，路一级设置提点刑狱司，负责复核和审查所属州府判决的案件和囚帐，并经常巡视州县。州一级的司法机构，宋初为司寇院，后改司理院，审讯民事诉讼和刑事案件。自御史台、大理寺、开封府、临安府以至地方州县，都设置监狱。宋朝逐步制定出一套严密的刑事审判制度。审判分司和州县司法机构独立审判的原则。

十四、结语公元960年赵匡胤代周立宋，经北宋、南宋，公元1279年为元朝所灭，共历时320年。

宋代在我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建国初期，宋太祖、太宗励精图治，东征西讨，南战北伐，削除了各封建割据势力，使得安史之乱以来两百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基本结束。在削平各封建割据势力的同时，北宋还建立健全旨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各种制度，杜绝了骄兵悍将割据跋扈的可能，此后，再没有出现过割据局面，使我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益臻完备。

宋代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是当时进步的社会政治制度，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当时的西夏、辽、金诸国还是奴隶制。当他们以骁勇之旅入侵中原时，最初是以抢掠财物，俘虏人口为目的。随时间的推移，西夏、辽、金的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激烈的争辩，其中心，即是向宋代进步的社会制度学习，发展为封建制，还是继续保留奴隶制。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些国家尽管保持了奴隶主贵族的一些特权，还是向宋代学习引进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先进制度，使得这些国家逐步实现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宋代建立起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也是饱受割据战乱之苦的广大人民所渴求的。有了统一的政权，有了较安定的社会环境，百姓方可以安心生产。特别是宋代，地主购置土地剥削佃客的土地私有制及租佃关系得到普遍发展。宋朝的法律，确认土地私有制，保护土地买卖和租佃关系。地主阶级占有土地，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适合当时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土地私有制的巩固和发展，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广大农民改进农具，改良品种，推广复种技术和多种经济作物，兴修水利，产量不断提高。特别是随宋南迁，北方人口大量流入江南，使得中国经济中心从中原移至南方。在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的浙西平原，其经济以稻麦两熟制为基础，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发展了，手工业随之大发展，造船、矿冶、纺织、造纸、陶瓷、制盐等各种手工业作坊规模之大，品种之全，产量之多，工艺之精都超过了前代。宋商业、贸易、海外贸易也随之迅速发展，是当时的海上贸易大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货币，货币的出现又推动了经济的繁荣发展。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在宋代得到开发应用。

经济是基础，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宋代科学技术、思想文化诸多方面的大发展。

但是，也应该看到，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宋代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越来越暴露出阻碍社会发展的弊端。

赵匡胤握有重兵以政变的方式代周，所以宋朝一建立就以防止藩镇割据的重现和高级将领拥兵擅专作为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北宋建立不久就发生李顺、王小波的川蜀农民起义，此事对宋朝的统治政策也发生重要影响。宋太宗在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八月末曾说："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为可惧。帝王合当用心于此。"宋太宗所说的"奸邪"，主要是指统治集团内部企图阴谋篡权之人以及农民起义。这样一来，宋代政策的重点放在对付国内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上，而对外则消极防守，这就形成了整个宋朝"守内虚外"的政策。

为了重点防范内患，在官制上，宋一再削减宰相的权力。在中央设置枢密院主管全国军政。宰相主民政，枢密使主军政，三司使主财政，三大系统，各自独立并行，分别由皇帝直接统属。皇帝集全国政事、军务、财政大权于一身，强化了中央君权。为防范拥兵自重的武将擅权、夺位，一是令三司与三衙，管兵者不能调兵，调兵者不管兵，职权分明，相互牵制；二是武将频频调动，使得武将手下无专兵，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三是令文臣统军，由正职的文臣统辖副职的武将；四是为防范农民起义，实行募兵制，变民为兵，以兵压民。宋代为巩固加强皇权确是下了一番苦心。但是，靠这样一支由皇帝遥控、文官统领的庞大而冗滥的军队能有效地征战和抵御外侮吗！在强敌入侵之时，朝廷内主战、主和两派就展开激烈的斗争。在外敌入境的危急时刻，皇帝被迫起用抗战派，但一战即败，败则求和，以割地赔款而告终。宋代开国皇帝播下的种子，后代皇帝尝到了苦果，从北宋末年到整个南宋，宋大体经历了"抗战--投降--再抗战--再投降"这样一个不断衰败的历史过程。

再则，对那些被皇帝剥夺了实权的重臣、武将，朝廷为了防止他们不满而反叛，于是百般地笼络这些有功之文臣武将，让他们过着优裕的生活，并采取了不抑兼并的政策，又授予许多荣誉头衔。不抑兼并的政策纵容全国上上下下疯狂地兼并土地，加剧了宋朝的各种矛盾。另外，宋朝又实行官、职、差遣分离，使得官僚机构庞大、重叠，官员人数成倍骤增，大批冗员出现。宋就是靠这样一个庞杂的机构、冗多的官员，多层次、低效率地处理中央及地方的军政事务。国家每年以极大的财政开支，养活为数众多的军队和官员。随时间的推移，政府背的这个包袱越来越重，财政开支就越来越多，数字浩大，令人吃惊，成了宋朝无法克服的顽症。

还应该指出的是，宋朝出现了不少腐败无能、荒淫无度的君主，以北宋真宗、徽宗，南宋高宗、宁宗尤为突出。有的崇信佛道，迷信"天书"；有的贪图女色，不爱江山；有的贪爱珍玩，不惜抛金。总之，他们整日过着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生活。大敌当前，不思军务；国库空竭，越是侈靡。一旦强敌入侵，为了活命，转头就跑。最后，为了求和，不惜纳贡称臣，甚至称侄，偏安一隅，过着苟且偷安的屈辱生活。皇帝的荒淫无能，必然出现重臣擅权专政，先后出现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专权。这些人有昏君支持，于是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横征暴敛，为所欲为，搅得朝廷漆黑一团，乌烟瘴气，使得宋朝统治日趋黑暗腐朽。不能不说这正是加速宋朝覆亡的根本原因。

宋辽金夏 第052卷 宋辽金夏经济史

【本卷提要】

本书介绍的宋、辽、西夏、金时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在这一时期里，生产力的水平又有新的提高，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全面发展，若干新的生产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社会生产已经接近在古代技术条件下的最高水平；商品经济得到全面的发展，商业城市和镇市大量涌现，商业日益繁荣，货币重新得到普遍使用，发行和使用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初步形成；封建的生产关系日趋完善，土地私有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国家对土地占有的干预逐步降到最低限度，地主经济和土地租佃关系占据统治地位，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少；契丹、党项、女真等北方民族在汉族的影响下，迅速地实现了封建化，社会生产的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这些民族与汉族之间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差距迅速缩小。这些表明，中国的经济在这一时期进入了战国秦汉以后的又一个高峰期，封建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都已经趋于成熟，并且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此后数百年，中国的封建社会都是沿着这一时期确定的轨迹继续发展的。而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最后时期。

本书分三个时期介绍了宋朝经济发展的历程，并分别介绍了辽、西夏、金三朝的封建化过程和经济发展情况，并且简要论述了这一时期在中国经济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

一、宋辽金夏经济概况从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起，到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止的311年，前后主要存在过四个王朝。宋朝公元960年在开封建国，1127年政权南迁后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1279年被元朝灭亡。习惯上将1127年以前的宋朝称为北宋，1127年以后的宋朝称为南宋。辽朝于公元916年建立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当时称为契丹国，公元940年建国号辽，此后又称大辽，1125年为女真所灭。辽亡后，西北地区的契丹部落在中亚的楚河流域重建辽国，史称西辽，1218年被蒙古所灭。西夏国名大夏，又号白上国，在汉籍中习称西夏，建于1038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金朝1115年建国于今黑龙江省阿城南，1153年迁都燕京（今北京），1234年被蒙古、南宋联军所灭。宋、辽、西夏、金四朝中，宋朝以汉族为主体，统治区域主要是中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封建的社会经济制度已比较成熟，经济比较发达。辽、西夏、金三朝分别为契丹、党项、女真族所建，并分别以这三个民族为主体，统治区域主要在北方。金灭北宋后，其统治范围及于中原。辽、西夏、金在建国时，内部主要实行奴隶制度和领主封建制度。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受所占领地区的汉人传统以及宋朝的影响，封建的社会经济关系逐渐发展。所以，综观宋、辽、西夏、金四朝，宋朝在经济上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

这一时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是社会经济关系发生缓慢而深刻的变化和经济走向繁荣的时期。这些变化始于唐朝中期，历五代而到北宋建国时基本完成。所以，宋代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社会生产迅猛发展，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发展水平，都大大超过唐朝。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而北方在辽、西夏、金的统治下经济出现萎缩。南方与北方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较为明显。

下面分别概述宋、辽、西夏、金时期在经济上的主要特点。

（一）社会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在社会经济关系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基本完成的时期。这一变化首先表现为土地私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代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农业始终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历朝历代的绝大多数人口都以农业为生，手工业和商业一直是农业经济的补充，从事商业、手工业以及入仕、从军等的人在总人口中始终居于少数。在农业经济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它不仅是生产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也是绝大多数人维持生计的主要物质手段。因而，土地的占有方式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构成古代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内容，决定个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与萎缩，经济的繁荣与衰败，乃至社会的稳定，王朝的兴衰。土地占有方式的变化是古代社会经济关系演进的核心内容。

自战国"坏井田，开阡陌"、秦代"黔首自实田"以来，土地私有制度的地位逐步确立。土地私有得到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承认，并成为土地占有的主导形式。原有的土地国有制度退居次要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人口大量流散，荒芜的土地大量增加，国有土地（即官田）的数量在国家垦田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增加。这为曹魏推行屯田、西晋推行占田和北朝推行均田提供了物质前提。唐朝承袭北朝的做法，广泛推行均田制。这虽然没有改变土地私有制度所占居的主导地位，却表明国有土地仍然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且说明国家在调整土地占有状况中发挥着显著的、直接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私有制度，也有明显的时代特点。这时的私有土地多为门阀士族所占有。他们不仅有巨大的经济影响，而且由于实行九品中正制而享有世袭的政治特权，因而是世袭的特权地主。隋、唐推行科举取士的制度，门阀士族的特权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他们与广大普通的庶族地主的界限趋于泯灭。但直到唐朝初年，门阀士族仍有巨大的势力和影响。这些都表明，唐朝初期以前的土地私有制度仍是不彻底的。这一方面表现为国家仍或多或少地直接影响着土地的占有和分配，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大地主仍可运用其政治特权维护其对土地的占有。

随着人口的增多和土地兼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官田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私有土地，可供授田的土地越来越少。到唐朝中叶，均田制已无法继续推行。实行两税法后，均田制终于废弛而一去不返。这意味着国家对于土地占有和分配所进行的有限度的直接干预就此告终。此后，土地私有制度进一步迅速发展，大量国有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到北宋时，国有土地在垦田总面积中所占比重已降为仅百分之几，而且国有土地在法律上也如私有土地一样可以买卖。这样，土地私有制度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全的肯定。这是战国以来千余年土地私有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享有特权的士族地主与普通地主也完全合流。到宋朝，即使是大的官僚地主（即官户）也只能免除差役和部分杂税，不再享有任何世袭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权。从此，土地私有制度作为土地制度的单一发展方向，基本上是按照自身的、经济的规律而发展。

土地私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使农村中的地主经济取代了原有的庄园经济。隋唐以前，世家大族经营庞大的庄园，佃客、依附户和贫苦宗人依附于其门下，成为其"私属"。庄园多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除主要经营农业以外，还兼有纺织、农具制造、金银器物制作乃至武器制造等，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封闭的自然经济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此外，庄园中"百室合户，千丁共籍"①，"五十家、三十家方为一户"②，佃客等在人身上依附于庄主，而且不承担国家赋役。唐朝以后，随着享有特权的士族地主的消失，庄园经济逐渐瓦解，原来的庶族地主所代表的地主经济在农村中居于主导地位。到北宋建国时，地主经济自南向北，已遍及全国。地主经济除规模不及庄园经济庞大和地主不再享有世袭的政治特权外，还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地主与佃户不再具有人身依附关系。按照宋朝的户籍制度，客户直接编入户籍，成为国家的正式编户，并承担某些国家赋役，而不再是地主的"私属"。客户因而获得几乎是完全的人身自由。地主与客户的关系主要是土地租佃关系，此外还有部分雇佣关系。土地租佃关系是单纯的经济关系，佃户只需按契

①　《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

②　《魏书》卷五三，《李冲传》。

约向地主交纳地租，而不必再承担其他方面的义务，地主也无权再向佃户提供任何形式的荫庇。从宋朝起，直到元、明、清，土地租佃关系便一直在农村中居于主导的地位。其二，地主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自然经济的结构。宋代的地主所拥有的土地一般要少于原来的庄园地主，而且不能再任意役使佃户，因而地主经济不能再像庄园经济那样完全依赖自身的产出。加之宋代商业的发达，地主经济也越来越多地卷入市场交换。地主从佃户手中获得的农产品，除自己消费以外，主要用以出售，并以现钱在市场上购置所需要的其他物品。商业性农业获得广泛发展。

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不少地主主要经营经济作物，以至兼营商业，在租佃关系中还广泛采用货币地租的形式。此外，土地本身也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交换。所以，在宋代，地主经济是与农村中的商品生产同时发展的。当然，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商品生产的发展是有限的，最主要的消费品粮食，仍以农户自产为主。这一点在后面还要详谈。

私有土地所有权流动性的增强，是土地私有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必然后果之一。实行均田制时，国家对土地买卖有诸多限制。这固然是由于按照均田令授予私人的田产在形式上仍属国家所有，私人对所受之田仅有使用权，但也反映出国家对士族势力的保护和商品货币关系的不发达。到北宋时，国家对私有土地的买卖几乎完全不加限制，仅要求买卖双方到当地官府履行一定的登记手续，以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不致流失。这就使得土地更富于流动性，土地的流通速率加快，土地兼并也随之而更加剧烈，使土地兼并成为宋代农村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形成了"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的状况。南宋时甚至有"千年田换八百主"，土地"一年一换家"的说法。土地的流动性使农村各阶层的身份和地位更易于变化。在宋代，不论是地主、自耕农或佃农，都可以由于获得或失去土地而改变其社会地位。这一方面使下层农户不再像以往处于人身依附关系时那样无法通过合法的经济手段改善自己的境况，另一方面也使地主更难以长久地保持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即使是曾经身居高位的官僚大地主也难免破产、落泊。所以，到宋代，三世而后衰微的现象已经普遍存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农村社会结构本身不稳固。在宋代，农村中地主、自耕农、佃农并存的状况始终没有改变，他们之间的经济上的界限始终比较明确，各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重一直比较稳定，它们各自占有的土地份额也一直比较稳定，地主经济在农村中始终居于明显的优势，经常变动的只是农村社会各阶层的成员。这种社会各阶层的相对稳定与各阶层成员的流动性的并存，是宋代农村社会不同于以往的重要特点，也是土地私有制度进一步发展所造成的重要社会后果。

宋朝在赋税方面沿袭了唐朝后期开始实行的两税制。自汉朝至唐朝中叶，朝廷向农民课税一直重丁口、轻田产，即主要是按丁口征收赋税和摊派徭役，而不考虑纳税人财产（主要是田产）的多少。唐朝前期推行租庸调制，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和财产多少，都要按丁交纳同样数量的绢粟。这种赋税制度是建立在广泛实行均田制，因而自耕农大量存在，并且都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的基础之上的。唐朝中期以后，土地兼并日益发展，农民逐步失去土地，均田制已难以维持下去，按丁征收的租庸调制遂成为普通农户的沉重负担。租庸调制与土地占有状况日益不相适应。唐朝后期，宰相杨炎（公元727-781年）改租庸调为两税，即主要依据田产多少在夏、秋分两次征收赋税。宋朝继续实行两税制，夏季多征收现钱，秋季多征收谷物，因此有"夏税秋苗"之说。两税实质上是土地税，只向有田产的农户征收，无地的客户不直接承担两税。两税制更适合均田制废弃后土地私有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现实，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从此，征收赋税由重丁口、轻田产转变为轻丁口、重田产。明朝推行的"一条鞭法"和清朝实行的"摊丁入亩"，都是两税制的继续和发展。

上述社会经济关系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前后历时200余年才告完成。北宋建国时，农村社会的面貌与唐朝比较已有很大的不同。新的社会经济关系更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宋代的农业生产以及手工业和商业得以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迅猛发展。宋初完成的这些变革，对此后近千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生产发展，商业繁荣宋代社会生产迅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引人注目的成就，达到了很高的发展水平。

宋代经济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当时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农业方面。宋代的农业，除少数边远地区、山区以及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还停留在原始农业阶段以外，在其他广大地区都有长足的发展。耕作技术和农业器具都有改进。在自然条件较好、经济比较发达而又人多地少的长江下游地区，复种技术得到推广，麦稻两熟制逐步普及，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走向成熟，与此相配套的农用器具也分工愈益精细。原来农业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旱作农业也有所发展，精耕细作达到很高的水平。农业精耕细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农业生产的深度有所提高，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方式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影响深远。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农业产量也进一步提高。在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亩产量一般已稳定在两石上下，而这是唐朝时的最高产量。南宋时，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地区，亩产量达到前所未有的六、七石。粮食产量的增加促进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宋代人口一直保持增长的势头。北宋末年全国人口超过1　亿。远远超过汉唐。南宋国土比北宋约减少2／5，人口仍达6000　万左右，与汉唐大体相当。宋代农作物的品种也有增加，一些新引进的或前代引进的品种得到推广，如抗旱力强的占城稻，新的纤维原料棉花，用于制糖的甘蔗等。蔬菜中，大白菜和萝卜取代原来的葵菜，成为民间的主要蔬菜。这些变化对后世也有重大影响。

宋代的手工业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技术上，虽然宋代本身发明的重大新技术为数并不多，但前代发明的许多新技术都是在宋代广泛应用于实际的。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便是如此。宋时将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加上其他航海技术的发展，使海船的制造达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雕版印刷业在宋代极为兴盛，全国有若干书业中心，官、民书坊很多，刻印了大量书籍。活字印刷术发明于宋代，但在当时没有推广应用。宋朝政府设有制造火器的作坊，火器大量装备军队，到南宋时火器数以万或十万计。此外，矿冶业、纺织业、制瓷业也有很大发展。新的冶铁技术使农用器具得到很大的改善；丝织品和麻织品的产量大幅度提高，棉织品所占比重有所上升；瓷器开始由官宦人家走向民间，为居民广泛使用。宋代手工业的另一重要特点，是私营手工业有很大的发展，在众多行业都出现了大量私营手工业作坊。规模较大的私营作坊，雇用工匠达百人以上。专业化分工更加细密。私营手工业作坊的生产完全面向市场，许多原料也从市场上购置。在作坊内部，业主与工匠之间主要是雇佣关系。

宋代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商品生产的蓬勃发展和商业的繁荣。这在中国古代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的商业起源很早，作为商品交换地点的市也起源很早，几乎是与城市一同出现的。但在唐朝以前，市场都是由政府设立，并由政府管理的。管理的目的是抑制商业的自由发展。这是历代王朝奉行的抑商政策的重要内容。例如在唐朝，尽管市场上的货物种类已经很多，已是"货财220　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长安城内的交易场所却仅限于东、西二市，在长安城的百余坊中只占四坊之地，其中的东市"东西南北各600　步"。市用垣墙圈围起来，四面设门，定时启闭，稽察出入人等，市关闭以后以及在市之外，禁绝任何交易行为。这种被称为坊市制度的抑商办法在唐朝后期逐步瓦解。

到北宋建国以后，坊市制度完全取消，城内不再划分方形之坊，城内市场也不再由官府设定，商业交易的时间、地点等完全由商人自由选择。

原来为管理市而设立的众多市官也随之撤销。此外，城郭以外的草市、墟市也发展起来，有的成为固定的交易场所。在此基础上，北宋首创在县以下的商业繁荣之地设立镇市，使镇由过去的军事设防之地变为商贾交易之所。这些不仅是中国古代城市格局和国家行政体制的重大变革，也是中国古代商业的一次重大的革命性的变化。城市的经济功能大为加强，发展起众多的商业城市、手工业城市和海外贸易城市。城市也不仅是政治、行政中心，还成为地区性的经济中心，有些城市在经济上的影响遍及全国。长江、运河等河流和众多的陆路通道，则把各地的经济中心城市联结成为全国性的商业网络。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主要条件和重要特征。

宋代的商业繁荣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生产的专业化和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为提高的基础上的。宋代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较前代有较大幅度的扩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据估计已超过全国总人口的10％，在有些地区达到20％以上。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这么多城市人口以及大量的军队、官员的吃、穿、用，都主要靠农村供应。这说明宋代的农业生产已有相当的剩余，除满足农民自己的需用和交纳赋税以外，还能向城市提供相当数量的商品粮。这些商品粮主要是通过民间商业的渠道辗转输往城市，供应一般市民的。由此可见，宋代的商业已不再像以往那样以供应达官显贵所需的奢侈品为主，转而以供应从事工商业的一般市民所需的生活日用品为主。由于粮食产量的提高，农村中有大量农户得以脱离单纯的粮食生产，改种各种经济作物，各地出现了许多的以种植经济作物为生的菜园户、花户、药户、漆户、果农、蔗农等专业经营者。他们在农户中的特殊身份得到国家的承认。这些专业户部分或主要从事商品生产，比一般农户在更大程度上面向市场，所需用的粮食也往往是从市场上购买。这对男耕女织的传统自然经济结构是一定程度的突破，标志着农业生产达到了新的深度。城市的手工业者也同样从事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手工业产品也更广泛地为城市和乡村的普通民户所购买和使用。

宋代商业的繁荣使货币和信用关系获得空前的发展。自东汉时起，金属货币趋于衰落，逐渐退出流通。曹魏初期，国家正式"罢王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从此，实物货币完全取代了金属货币。这是商品生产极度衰落造成的大倒退。唐朝正式恢复了铜钱的铸造和流通，但实物货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布帛谷粟仍然作为货币流通。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宋朝彻底废弃了这种极端落后的货币制度，完全恢复了金属货币的地位。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金、银也进入流通。尽管北宋铸造大量金属货币，仍不能满足商业蓬勃发展的要求。由于各种原因，还出现了"钱荒"。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的商业信用关系有所发展。北宋中期，在成都富商联合发行的信用交换券的基础上，官府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时，在各地还发行了"会子"、"钱引"、"关子"等纸币。发行纸币是一项重要的创举，一方面有利于缓解愈益严重的钱荒，一方面是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免去携带大量金属货币所带来的不便。但宋朝的货币制度仍极不完善，货币不统一，品种繁多，每种货币都有不同的流通区域，因此任何一种货币都不能在全国流通。纸币发行之初有充足的金属货币作为本位，后来政府为弥补财政亏空，大量滥印纸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宋代商业发展的成就非常引人注目。千余年来对商业经营的诸多限制在宋代被取消，商业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发展的机会。宋以后的元、明、清三代，商业进一步发展，但只是沿着宋代的轨迹继续扩展其规模。宋代商业的发展表明，从根本上说，商品生产的发展必须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在秦汉时期，农业生产水平低下。据汉代政论家晁错（？-公元前154年）估计，西汉时一个五口之家的自耕农，种地百亩才能维持生活（包括交纳赋税）。在这样的生产水平下，农民无力提供大量的商品粮和专门种植经济作物，手工业的规模有限，商业也无法获得较大的发展。宋代农业的发展，使农户可以提供数量远比过去多的商品粮，占相当比重的人口得以脱离粮食生产而专门种植经济作物或发展手工业，成为各个行业的专业经营户，从事主要或完全面向市场的生产。这是商业繁荣的坚实的物质基础。宋代各地商业发展并不平衡。除有自然地理条件的原因以外，这种不平衡主要是生产水平的差距造成的。经验证明，愈是粮食产量比较高的地区，经济作物的生产和手工业就愈发达，商业也就愈繁荣。相反，农业生产水平较低的地区，手工业和商业也较落后，传统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也就更加牢固。所以，在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是商品生产发展和商业繁荣的决定性条件，而商品粮数量的增加又是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尽管宋代商业的发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从总体上看，那时的商品生产仍然是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补充。这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仍然处在自然经济的结构之中。虽然商业的触角也延伸到农村，绝大多数农户能用以交换商品的剩余农产品仍然很少，所能购置的商品的数量也很有限。农户的大宗生活用品，如粮食仍基本上完全靠自己种植，衣物仍主要靠自己织造。这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以手工生产为主的生产技术体系造成的。这种经济结构和技术体系从根本上制约着宋代商业的进一步扩展。因此，虽然在宋代由于商业发展而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商业资本，社会上仍有大量货币沉淀，不少有成就的富商也把大笔钱财埋藏于地下。这说明社会还容纳不了过多的商业资本。由此可见农业社会中商业发展的限度。在生产技术发生重大变革以前，在商品生产与产业革命结合起来以前，商业的发展不可能完全冲破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商品生产只能是对这种结构的补充。所以，宋代商业的繁荣并不意味着，也不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

（三）宋朝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宋朝的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也有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就前一方面而言，宋朝政治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形成了一个从总体上看比较有利于生产和商业发展的政治环境。具体的说，有以下两点：宋朝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唐朝安史之乱以来200多年封建军阀割据的局面，给宋朝的创建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认识到，藩镇之所以能够与中央政权对抗，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势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掌握和控制了地方上的各种权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太祖和太宗在位期间，以武力消灭了地方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原和南方；又采取各种措施削弱地方的权力，全国各地"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使中央政府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建立改变了过去战乱不已、地区隔阻、交通不畅、政令与赋税不统一的混乱局面。国内恢复安定，使百姓得以安心从事生产活动，许多因战争而荒芜的土地得到复垦，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人口数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在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古代农业社会中，耕地面积和人口的增长对于生产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直接影响。南、北方交通障碍的消除，使得各地的农作物品种、农业生产技术和物产得以相互交流。宋代南方种麦和北方种稻都已比较普通，曾有南方的农民被请到北方传授种稻经验，而南方种麦后广泛实行了冬麦、晚稻两熟制，产量大增。其他作物品种、农具、农技也有交流。各地物产的交流极大地推动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富庶的东南地区的粮米等物资得以大量输往北方，许多城市成为繁华的贸易中心。五代时各国赋税制度不统一，倚轻倚重，商业交流也极为不便。北宋建国后，按照北方的税制基本统一了全国的两税，商税征收办法也得到统一，方便了商人去各地交易。

宋朝初年的统治者从五代的战乱中得到的另一个重要教训，是"内患"比"外忧"更为可怕。所以，太祖、太宗在位时制定了一系列"守内虚外"的政策，并为以后历朝所奉行。这项政策造成了诸多严重的后果，使宋朝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国内而不是边境，面对北方强大的军事压力未采取认真、有效的对策。但这项政策对国内方面仍是有效的。它维持了国内的长期稳定。而且宋朝统治者一般并不倾向于采取强硬的压制手段解决国内问题。例如：在政治上，太祖统一后曾立誓不杀大臣，太宗以下各位皇帝总的说也恪守"祖宗旧法"，对臣下较宽厚，因此宋朝在言论上比较自由。经济上也是如此。朝廷的经济政策，在不影响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一般说来是尽可能宽松、放任的，对民间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一般不加限制和干涉，对土地兼并和财富积聚也持放纵的态度，甚至太祖皇帝本人也鼓励高级官员购置田产。所以，宋朝经济政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任其自由发展。前面已经说过，这一点在商业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一些由来已久的限制都被取消。这种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宽松环境，使民间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是宋代生产发展、商业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这也造成了土地兼并剧烈等严重问题，其积极作用仍是主要的。此外，朝廷还采取了一些扶持生产的措施，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兴修水利、推广作物品种、向农民提供低息农业贷款等措施，都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并有一定的成效。

宋朝的政治不利于生产发展的方面主要表现为，为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内的政治稳定，建立并维持了庞大而复杂的官僚机构和为数众多的军队。这些军队和官僚机构耗费了国家的绝大部分财政收入。这些财政收入当然主要来自从民间征收的赋税。自北宋中期起，由于对辽、西夏作战以及官僚机构不断膨胀等原因，财政状况逐渐恶化，经常出现财政赤字。在这种沉重的财政压力下面，北宋初期实行的有利于减轻民户赋税负担的政策，没过多久便被弃之不顾。前代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又纷纷恢复，还不断变换手法以增加赋税数额，杂征的数量甚至超过正税。南宋哲学家朱熹（1130-1200年）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如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几乎成为朝廷唯一真正关心的经济问题。但是，宋朝的政治体制是为把全部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而设计的，中央和地方的各个部门之间互相牵制，运转极不灵活，加之台谏之风盛行，官员暮气沉沉，除王安石变法时的几年以外，任何有利于较彻底地解决财政问题的变革都难以推行。南宋时，纸币广泛使用，又为朝廷提供了弥补财政亏空的新手段。大量滥发纸币，造成严重的币价贬值和剧烈的通货膨胀，最终使政府的财政危机愈益严重。

尽管宋朝民户的赋税负担较重，农民要求"等贵贱，均贫富"的呼声不断，总的看宋朝300多年间内部仍属比较稳定。这一方面表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朝廷的有关政策基本上是有效的，另一方面也表明，经济的长足发展增强了民户的负担能力。由此看来，朝廷放任生产和商业发展的政策与对增加财政收入的专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四）南北方经济差距的扩大南方与北方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由来已久。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各地在自然地理、资源分布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的经济区域，因而不可能使各地区经济的发展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南方的经济发展逐渐越居于北方之上，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之所在。这个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是在宋代，或者说是在宋、辽、西夏、金时期完成的。

中国的文明首先是在北方的中原地区发展的。在汉代及其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都在中国的北半部。北方的主要经济区域集中在中原、关中、两淮等区域。在北方的经济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时，江南的经济仍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江南的初步开发，大体上是从三国时期开始的。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战乱不已，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南迁的高潮。许多人为躲避战祸而背井离乡，逃亡到江南，使由于人口稀疏经济难以发展的南方获得了大量精壮劳动力。孙吴政权就是在此基础上充实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从而与曹魏政权和蜀汉政权相抗衡的。在魏、晋、南北朝的300多年间，北方经济由于战乱而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走向凋弊；而南方逐步得到大规模的开发，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南方的经济发展开始超过北方，全国的经济重心在战争和混乱中不知不觉地南移了。到隋朝建立时，南方的经济实力已居于北方之上。这样，南、北方经济力量的对比便由过去北方居于绝对优势向南方占优势转变。

在南、北方经济发展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同时，南、北两地的土地制度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这是巨大的经济波动和人口大量南迁造成的。由于北方的人口大量逃亡，北方人口数量骤减，中原地区出现了地旷人稀的情况，许多过去的沃土良田变得空无人烟。汉代难以遏止的土地兼并戛然而止。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北方政权先后实行了屯田、占田、均田等制度。北魏的均田制影响直至隋唐。实行均田制，除有上述人少地多的原因外，还由于北朝统治者在进入中原以前还停留在以游牧为主的氏族社会阶段，隋、唐两朝的创建者生活于北方，深受北方民族的影响。所以，在这一时期，土地私有制度的发展暂时中断或速度大大减慢。南方的情形正好相反。南方开发以前，大片山林川泽都还是无主荒原。人口的大量流入，一时形成了土地兼并的热潮，豪门权贵只须"封略山湖"便可以成为土地的主人，土地兼并的规模前所未有。新的土地所有者建立起大型庄园，收容逃亡来的穷苦农民为其耕种，并使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他们。隋、唐统一中国后，均田制在北方继续实行，而在南方却没有得到普遍的推广。所以，南方和北方土地地制度的差别，直到唐朝中期废弃均田制，土地私有制度再次迅猛发展时，才基本消失。

唐朝中叶安史之乱以后，各地藩镇割据，继之以五代十国的战乱。

这一次的长时间战乱仍然主要发生在北方。北方经济遭受到的破坏远远超过南方。南方诸国，虽是割据，存在的时间却都远远长于北方诸代，其内部也比较稳定，重大战事较少。所以，在此期间，南方的农业生产继续有较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有所进步。这进一步加强了南方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

到宋、辽、西夏、金时期，南方和北方在经济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就宋朝而言，北宋时地跨大江南北，中原、关中、两淮、江南、川蜀、闽广等主要经济区域尽在其统治范围以内。尽管在地域上小于唐朝，北方被辽和西夏占据，如果仅仅从经济方面看，仍可勉强称得上是基本上统一的。北宋时期，南方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成就尤为突出。北宋时，这里已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居住着大量官员和军队的京城开封除外），农业生产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不仅耕作制度最为先进，粮食亩产量超过北方一倍以上，而且经济作物的种类和产量也比较高。城市经济日益繁荣，涌现出一批大、中、小城市，城市密度和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都高于其他地区，城市中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很发达，临安（今杭州）等城市十分繁华。这一地区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居于江浙地区南部的福建和广东，也在宋代得到初步的开发，福州、泉州、广州等城市已达到相当的规模，与海外的贸易往来比较频繁，是当时主要的海外贸易城市。宋朝建立以后，战乱结束，北方地区也重新稳定下来，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荒田得到复垦，农业产量虽不及江南，但在全国仍居前列。手工业和商业也达到相当的规模。由于北宋的首都设在中原腹地开封，北方仍是全国政治、军事的重心所在，积聚了大量人口，特别是消费阶层，因而北宋时的开封仍是全国最大、最繁华的都市，其商业影响遍及全国。尽管如此，北方的总体经济实力仍明显地不如南方。南方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已是确定无疑的、显而易见的。而北方都市的繁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并非完全凭借其经济实力。这一点在财赋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早在宋朝建立以前就已经有"国家财赋，东南十居其九"之说。这种状况在宋代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有所发展。因此，说到北宋时南方已经取代北方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为过。

经济重心南移后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经济重心在南，政治重心在北，它们分处两地，相距遥远，北方的政治要靠南方的经济来支撑。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在问题初露端倪的隋朝，它就被人们注意到。隋朝调动大量人力和物力，开凿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把北方的政治同南方的经济联接起来，使南方的财赋得以输往北方，供养那里的政治和军事。在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分裂以后，北宋恢复了这条南北纽带。神宗在位时，张方平曾论及运河的重要性："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聚，胡谓之京师。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①由此可见，北宋时的京城开封已完全依赖运河漕运来的南方粮米和其他货物，漕运成了北宋朝廷的生命线。

此后的历代王朝也无不如此。

先后与北宋和南宋并立的北方王朝辽、西夏、金的存在，使北方和南方在经济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辽、夏、金三朝的统治者都是北方民族，在社会经济方面远远落后于汉族。这不仅表现在生产上，也表现在经济制度上。他们统治区域向南扩展，使所占领地区原有的汉族人口再次大量南迁，他们原有的习俗使那里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倒退，并使那里的生产能力遭受严重损失，社会经济出现萎缩。虽然辽、夏、金在与当地汉人和宋朝的接触中深受后者的影响，社会经济关系逐渐封建化，各方面的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但其发展的程度无法与宋朝统治区域相比。特别是金朝大举南下，灭亡北宋以后，统治区域扩大到中原，使整个北方的经济蒙受重大损失。所以，在南宋和金两个政权南、北对峙的时期，南方经济的繁荣和北方经济的萎缩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双方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成为中国历史上南方拥有的经济优势最为显著的时期之一。

南北方经济差距的扩大，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南宋和金朝南、北对峙的局面结束后，中国重新恢复了统一，并且在以后的700多年间几乎从未中断过。在此期间，北方的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

①　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十七，《论汴河利害事》。

展。明、清时，南方和北方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几点值得在此一提：国家的政治中心基本上一直在北方；长期的统一使各地的生产技术得以广泛交流；传统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极限，在生产技术没有革命性突破的情况下，南方的经济已很难再有较大幅度的发展。尽管如此，南北方经济上的差距仍然存在，江浙地区仍然是全国最富庶、繁华的地区，中国经济的重心仍然在南方。二、承继与发展--北宋前期经济北宋前期是指太祖赵匡胤（公元960-976年在位）和太宗赵■（ji％ng，音炯）（公元976-997年在位）统治时期，即北宋最初近40年。在这一时期里，北宋在基本沿袭前朝旧制的基础上，确立了各项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策，总的经济状况比较稳定。在这一部分里主要介绍宋朝的经济制度、政策兼及经济概况，在许多方面要涉及这一时期以后的有关情况。

（一）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1。土地制度的发展与农村社会（1）朝廷的土地政策北宋沿袭唐朝后期以来的土地政策，支持和鼓励土地私有制度的发展，对私人合法地拥有土地完全不加限制，对民户有无土地、谁占有土地、占有多少土地等，也从不过问。总之，除国家直接拥有和经营很少一部分官田外，对民间的私田一概放任自流，不加干预。这种自由放任的土地政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支持和鼓励私人拥有土地。赵宋王朝深知在农业社会中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与谋生手段和财富与社会地位象征的重要意义。太祖赵匡胤在开国之初就劝说手下将领"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鼓励他们广置田产，以享富贵。为了方便私人拥有土地，北宋初年起便将大量国家难以直接经营的官田估价出售给私人，并给予一定的优惠。

到北宋后期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更将"凡市易、抵当、折纳、籍设、常平、户绝、天荒、有庄、废官职田、江涨纱田、弃堤、退滩、濒江河湖海自生芦苇获场、圬垾（w6ih4n，音违旱，低洼地周围的小堤）、湖田之类，并出卖"①。出售官田时，往往让无地的客户享有优先权，使其得以上升为主户。此外，朝廷对私田转为官田则有严格的限制。由于特殊原因需要增加官田时，通常是出库钱购置。一般私田，只是在本户人丁长期逃亡在外或死亡净尽、无人继承的情况下，才被国家浸入为官田，而且浸入后亦多再出售给民户。

准许自由垦辟。唐代以前，未开垦的荒地归国家所有，民户不得开垦和拥有。宋朝沿袭了唐朝后期和五代以来的做法，允许民户自由垦辟，垦辟者只要将开垦的土地登录在国家版籍上，按章缴纳赋税，便可拥有所开垦的土地。太祖乾德四年（公元966年）诏令各级官员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②。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进一步规定，旷土"许民请佃，便为永业，仍免三年租调，三年外输税十之三"，"如将来增添荒土，所纳课税，并依原额，更不增加"③。这表明，垦辟不仅被准许，还受到鼓励。在这项政策下，宋初农民垦荒积极性很高，平原地带已大部垦辟，仍"不以肥瘠，民争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三一。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一六。

③　《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二。

尺寸"；山陵地区更是"垦山为田"，开辟了大批梯田。所以，北宋前期垦田面积迅猛增长。据统计，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全国垦田312525125亩，到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便增至524758432亩，25年间增加近68％。许多无地的客户由此获得土地，上升成为主户，不少财力丰厚的地主借此扩充了土地。

放任土地自由买卖。唐代以前实行均田制时国家对土地买卖有诸多限制，宋朝则对此不加任何限制。国家只要求买卖双方将田契向当地官府呈报，加盖官府印信，以得到确认。得到确认的田契称为红契。履行这些手续的意义有二：一是在国家版籍上将所卖田产过录给买主，并过割田赋；二是官府收取少量田契钱。没有得到确认的田契为白契，属不合法。但政府并不干预这样的交易本身，只是要买卖双方履行必要的手续。由此可见，在宋代，国家并不关心土地归谁所有，只关心赋税收入有可靠的保证。既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富有者兼并土地也不受限制。

所以，"不抑兼并"成为宋朝土地政策的突出特色。

宋代在维护和支持土地私有制度的同时，也保留了一部分官田。在北宋建国时，官田的数量约占全部垦田的10％左右，此后又有所减少。

因此，如何经营官田也是宋朝土地政策的重要内容。

北宋的官田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一是继承前朝遗留下来的国有土地。这是最主要的来源。二是户绝田，即由于无人继承而被国家浸入的私田。通过这种途径得到的国有土地数量极少。三是抛荒田，即民户因战乱、灾荒逃亡而抛荒的田地。宋朝为鼓励农耕、抑制农民逃亡，规定逃亡逾半年不归者土地即没收，因而一遇灾荒总要浸入一定数量的抛荒田。四是涂田，即在靠近江海的地方因冲积而成的沙洲和滩涂。这类土地原无主人，照例归国家所有。涂田经垦辟后一般可以耕种。五是国家籍没的各种田产。这类土地包括由于原户主犯罪等原因而被籍没的田产，由于经营商业无力承担税负或借贷市易司钱物无力偿还而用以抵偿的田产等。这类土地是宋代新增官田的重要来源。

宋代官田大致有以下几种用途：一是赏赐。宋代沿袭以往历代王朝的做法，赏赐土地给勋戚功臣以为永久产业，或给学校和慈善救济事业以资费用。总的说，北宋用土地行赏的次数不多。二是职田，即按官员的品级授田，使其募民耕种，以其收入作为官员俸禄的一部分，待官员去职时将田地移交后任。职田相沿已久，宋初沿五代之制不设职田。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恢复职田。设职田后，不少官员借权势横征暴敛，民怨不断，故实行30年后于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废止。但宋代多数官员俸禄微薄，不足以维持生活，废止职田后贪污枉法者大增，不得已又在两年后恢复职田，但其弊端如故。南宋初年也曾短期废止职田，后沿用至南宋末年。三是官庄。官庄主要是籍没前朝统治者的财产，土地肥沃，收益丰厚，多租佃给民户耕种，是朝廷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后来又有所扩大。四是屯田与营田。宋朝边患严重，对北面的辽和西北面的西夏均须重兵防守，军需供应费用浩大，故在河北和西北边境一带辟出大批荒地屯垦。一般称兵士所耕之田为屯田，平民佃耕之田为营田，但区分并不严格。屯田产量不高，虽有一定的军事意义，仍因"不偿所费"，逐渐衰落。北宋中期以后，不少屯田转为租佃给民户经营，还有的干脆转给无地民户，成为私田。

从以上可以看出，北宋统治者适合唐朝中期以后土地制度的发展变化，听任土地国有制度继续衰落，放任土地私有制度自由发展，鼓励民户充分占有和利用土地。这是宋朝积极推进农业发展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的土地政策，在农民赋税负担不重、土地兼并还不剧烈的情况下，有利于自耕农经济的发展，也满足了官僚、地主、富商自由购买土地的要求，因而在初期广泛地代表了社会各阶层的意愿和要求，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积极意义，同时也为后来土地兼并的不断加剧开了方便之门。

（2）土地占有与农村社会状况由于土地在农业社会中的重要性，在古代，特别是在农村，占有土地的多寡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主要差别。在宋代土地私有制度广泛发展的情况下，土地在社会各阶层的分布状况更有着显著的社会意义。

宋朝将全国的居民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类。在农村，主户和客户的差别主要是以有无土地来划分的。主户拥有土地并直接承担国家的各种赋税，客户没有土地也不直接承担两税。主户拥有的土地数量不一，北宋依照占有土地的数额，将主户分为五等。一等户大致拥有土地三、四顷以上，多者拥有几十顷、上百顷。拥有土地的数量远远高出一般一等户的，也称作"出等户"、"高强户"或"无比高强户"。二等户拥有土地约一至三顷。三等户拥有土地数十亩至百亩上下。以上三等习惯上称为上户。上户中还包括享有一定特权的官户和形势户。官户是指品官之家，可以免除差役和部分杂税。形势户包括其他在仕籍的官员，即吏人，以及乡役户，如里正（大致相当于乡长）、书手（乡文书）、户长等。乡役按规定统由上户（主要是一、二等户）充任。形势户也享有一定的免除差役的特权。四、五等户习惯上称为下户，拥有少量土地。一般四等户有地数十亩，五等户有地几亩至一二十亩。

在以上户等中，一等户土地较多，毫无疑问是大地主，二等户一般为中等地主。他们的土地多租佃给他人耕种。三等户情况较复杂。宋代有人曾说："仅有百亩之田，税役以外，十口之家，未必糊口。"①这说明，按当时的生产能力，三等户中土地较多者可维持生计而稍有富余，且需出租部分土地，当为小地主，而土地较少者多为自耕农。四、五等户土地较少，仅够或还不足以维持生计，相当一部分人还需要租种部分土地，因而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客户无地，只能靠租佃为生，基本上是佃农。由此可见，宋代农村民户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地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佃农。

北宋各类农户在总户数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各类农户拥有的土地在垦田总面积中所占的比重，没有确切的统计，只能据有关史料大致估计如下：先看佃农的情况。佃农即客户，在政府户籍中有大致的统计。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富庶的两浙路共有31941　户，其中客户14442　户，占45.2％；景况稍差的福建路共有33736　户，其中客户20628　户，占61.1％。可见，北宋初年客户数量较多，在45-60％之间。另据《文献通考·户口考》记载，到北宋中期

①　张守：《毗陵集》卷二。

的仁宗庄历八年（1048年），全国共有10723695　户，其中客户3829868户，占35.7％；27年后的神宗熙守八年（1075年），全国共有15684129户，其中客户5001754　户，占31.9％。这些统计虽不十分确切，但可以表明，北宋时客户即佃农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大约降到35％左右。

按上述统计，北宋前、中期主户所占比重有所上升，达到65％左右。

其中地主和自耕农的比重无确切统计，只能估算。北宋中期的文献有这样的记载："天下州县下户，大抵贫多富少，逐县五等户版籍中，中等已上户不及五分之一，第四第五等户常及十分之九"①；"损九分之贫民，益一分之上户"②。这两个估计大致相当，其中所言均为主户，不包括客户，即主户中的上户约占10％。下户约占90％。考虑到同时期主户约占农户的65％左右，上户应占农户总数的不足10％，下户应占55％以上。

再考虑到上户中的三等户有一部分是自耕农，如与下户合计，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应占总户数的60％左右，而地主仅占5％左右。所谓"出等户"、"高强户"、"无比高强户"等，拥有巨量土地，堪称大地主之最，数量更少，"一路不过三数家"，在最富庶的两浙路也不过数十户。官户和形势户均属上户，因而都是地主，仅占地主总数的不足10％。当然，官户和形势户未必都是大地主。

各类农户拥有的土地所占的比重也没有统计。按照《文献通考·田赋考》所载垦田数字估算，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全国总户数为3090504　户，垦田总数为295332060亩，户均95.6亩；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户数为8677677　户，垦田为524758432亩，户均60.5亩；英宗治平四年（1066年），户数为12927211　户，垦田440000000亩，户均34亩。户均垦田不断减少，一方面反映了宋代人口迅速增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普遍存在隐田漏税的现象。考虑到这个因素，到北宋中期户均垦田当为五、六十亩左右。更具体的情况见之于南宋思想家叶适（1150-1223年）的记述。叶适曾对两浙路温州城郊30　里范围内一至四等户的土地占有情况作过调查。据调查，占地30亩以上的四等以上户共1953　户，共占地196114亩，户均100亩；其中占地400亩以上的一等户（大地主）

49　户，共占地37848亩，户均772亩；占地150-400亩的二等户（中等地主）268　户，共占地59366亩，户均221.5亩；占地30-150亩的三、四等户（小地主和自耕农）1636　户，共占地98900亩，户均60.5亩；一等户占地占垦田总数的19.3％，二等户占30.3％，三、四等户占50.4％。①按照客户占35％的一般情况估计，四等以上户当仅占总户数的40％左右；考虑到三、四等户中大部分是自耕农，仅有一小部分是地主，这部分地主的土地总额也应在三、四等户占地总数的一半以下；再考虑到没有统计的五等户人数众多，也应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可以大致估计如下：占总户数不足10％的各类地主拥有耕地总数的一半左右或稍多一些；占户数一半左右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拥有的土地则在一半以下。

这个材料虽然出自南宋，仍可用以说明包括北宋在内的整个宋代民户拥有土地的概况。当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土地的占有情况有

①　张方平：《乐全集》卷二一。

②　刘安世：《尽差集》卷一一。

①　据叶适：《水心别集》卷一六。

所不同，但宋代农村中地主经济所占的优势已显而易见。

由于实行自由放任的土地政策，对民间土地买卖几乎不加限制，各类民户都可以买进和卖出土地，土地便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这是宋代土地制度的突出特点。

宋代土地的转让，除前面已经说过的业主将土地所有权完全卖给钱主（即绝卖）以外，还有典当和倚当两种形式。典当即业主把土地交给钱主，并领取银钱，但不付息，并保留收赎权；钱主可以使用田产，包括出租和再典当，但不能出卖。如果典当人以后愿意放弃收赎权，典买人应补足绝卖与典当之间的差价。倚当即业主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钱主，收取现钱。典当和倚当是不同于买卖的特殊转让方式，手续简便，不需得到官府的确认。在宋代，这两种转让方式广泛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的流动性，并造成一田两主乃至多主的复杂情况。

土地的流动性使农村各类民户的身份更加不固定。宋代农村主、客户和主户中各等的划分主要是依据有无土地和土地的多少。客户不再是地主的"私属"，即人身不再依附于地主，而具有独立的户籍，一旦拥有土地就可以上升为主户。主户若完全丧失土地便降为客户。同样，主户中的下等户一旦拥有必要数量的土地就可以上升为上等户，上等户若失去相当数量的土地便降为下等户。这使普通农户获得了通过辛勤劳动，置购土地，改善境况的更多机会。这在北宋前期表现得尤其明显。

由于可以自由垦辟和购置土地，在北宋前、中期的大约100年间，客户所占比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从而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普通农户的生活状况。

土地的流动性对地主有更大的影响。从隋唐开始，享有特殊的世袭政治、经济权利的特权地主--士族日益衰落。到宋代，即便是官僚地主也没有多少特权，在经济方面只是可以在规定的土地限额内免除部分差役和杂税。同时，朝廷对他们拥有土地的数量有严格的限制。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世代做官的人户已经很少，因而官僚地主与普通地主已经没有多少明显的区别。他们都可以通过土地买卖实现土地兼并，并由此改善其经济地位。这使得土地兼并成为宋代社会的突出问题，只是在北宋前期还没有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另一方面，许多达官显贵生前生活奢侈、腐败，死后"子孙习其家风"，多数只会坐享荣华富贵，入不敷出时便出售土地以维持奢华生活，加之他们往往有众多子孙瓜分家业，三世而后衰微的现象已普遍存在，就连一些官至宰相者也免除不了死后家业衰落破败。官僚地主尚且如此，普通地主要长久维持家业就更加不易。当然，旧的显贵沦落后，新的显贵通过土地兼并相继产生，取而代之。所以，土地的流动性也使地主的身份、地位更不确定。

综上所述，宋朝的土地政策也造成了农村各阶层成员社会经济地位的流动性。无论哪个阶层的人都不具有固定不变的身份和地位，都在随着土地的增加或减少而上升或沉沦，正如宋代人所说，"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①。土地和各阶层成员社会经济地位的流动性与各社会阶层本身的相对稳固是同时存在的。有宋一代，农村中地主、自耕农、佃农之间经济上的界限始终比较明确，各阶层在农村总人口和土地总面积中

①　袁采：《袁氏世范》卷三。

所占的比重虽有变化，也是很缓慢的。这种流动与稳定的并存是宋代农村社会的显著特征。

（3）土地租佃关系的发展宋代地主兼并土地，固然与国家采取自由放任的土地政策有关，更重要的是因为土地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在土地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一部分人拥有较多的土地，另一部分人便只能拥有较少的土地或没有土地，于是"有力者无田可耕，有田者无力可耕"。如何把土地与劳动力结合起来，使之形成现实的生产能力，便成为古代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核心问题。不论土地与劳动力是用何种方式相结合的，拥有土地的一方都可以不耕种而从土地获得收益，当拥有土地较多时，还可以以此维持远高于一般民户水平的优裕生活。在宋代，租佃关系在土地与劳动力的各种结合方式中居于主导的地位。

租佃关系最初起源于小土地所有者的小额土地出租。魏晋至隋唐期间盛行庄园经济，农民与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私属"，其地位近似于农奴。小地主无力经营庄园，只得把部分或全部土地出租。还有一些小土地所有者土地数量很少，不足以维持生计，因而将其出租，自己则外出另谋生路。唐朝中期以后，农民逐渐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更大程度的人身自由，旧式庄园经济逐渐瓦解，租佃关系由此兴盛起来。到宋初，租佃关系已在全国广大地区流行起来。由于宋代有一半以上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有1／3　左右的农户是完全依靠租种土地为生的佃农，还有相当数量不得不租种部分土地的半自耕农，所以，租佃关系直接涉及农村大多数人户的利益，是一种普遍的经济关系。

在租佃关系中，土地出租者（绝大多数是地主）将土地租赁给土地租佃者（即租户），后者向前者交纳一定数量的地租，作为使用土地的代价。在宋代，这种租佃关系一般用契约形式固定下来。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皇帝诏令全国，"明立要契，举借粮种，及时种莳（shì，音示），俟收成，依契约分，无致争讼"①。由此可见，朝廷推广土地租佃契约是为了减少"争讼"。在租佃契约里，一般应写明所租佃土地的类别、四至、面积、地租的数量和形式以及田主和租户的姓名等项。这种契约，就土地出租者而言，可以使其地租收入得到保障；就土地租佃者而言，只需在规定的范围内承担确定的经济义务，而摆脱了无休止的"私属"依附关系。所以，契约是维护地主与佃户双方权益的法律依据。这是宋代农村租佃关系的重要特征，也是租佃关系趋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宋代的地租有三种形式，即劳动地租、产品地租和货币地租。劳动地租即租户以一定的劳动作为地租的一部分或全部。这是一种古老的地租形式，到宋代已逐渐减少。特别是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劳动地租只是一种辅助的地租形式，主要是为地主家承担一些杂役，如围田、抬轿、负担之类。在经济较落后的地区和国家经营的官田上，劳动地租更多一些。产品地租即租户以一定量的产品（主要是粮食）作为地租交纳给地主。这是宋代占支配地位的地租形式，不论在私田还是官田中运用都极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三一六。

广泛。同劳动地租相比，产品地租更适合当时农民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现实，租户也更乐于接受。产品地租的计租方法有分成制和定额制两种，其中以分成制最为普遍，因而分成制的产品地租是宋代最主要的地租形式。分成的比例依各种情况有所不同，后面再做介绍。货币地租是在宋代发展起来的。宋代商品经济比较发达，货币得到广泛的应用，因此以货币作为地租的现象得以发展。货币地租在官田中应用较多，特别是学田，多征收一部分货币地租。一些特殊类型的土地，如渔场、沙田芦场、柴田、菜圃、桑地等，由于其产品比粮食更易于进入流通领域，收获后多在市场上出售，地主也多以货币形式收取地租。此外，在宋代，佃主、管庄等"二地主"以及刬（chǎn，音产）佃和永佃权等较复杂的租佃关系也有所发展。这些将在后面再做介绍。

从战国时期实行土地私有制度时起，民间就形成了佃户按对分制向地主交纳地租的传统，所谓"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就是说一般地租的数额是产量的一半。这个传统长期不变，宋代也不例外，大多数出租土地（包括职田、营田等）都按对分制收取产品地租。宋代的粮食产量较以前有较大提高。据估计，北宋中期江浙一带亩产约为二、三石，当时的1　石约合现在的100　多斤，故亩产当合现在200　斤以上。当然，不同地区产量亦不同，北方的产量大约只有江浙地区的一半，即100　斤左右。以此估算，北宋时江浙一带每亩地租当为百余斤，其他地区则少一些。除对分制以外，在一些地区还有四六分制和三七分制的产品地租，即佃户要以粮食产量的60％或70％交纳地租，自己仅得40％甚至30％。

四六分制一般应用于没有耕牛的佃户，即佃户在租佃地主的土地的同时，还要租用地主的耕牛，多出的一分地租实际上是牛租。由于宋代客户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耕牛，不得不同时租用耕牛，因而四六分制当占相当的比重。三七分制一般应用于没有耕牛同时也没有种粮的佃户，即佃户是用地主提供的耕牛和种粮耕种的。宋代的官府和民间也有专门出租耕牛的，但牛租沉重，有时甚至高于产量的10％。在分成制中，还有一种倒四六分制，在一部分营田中实行，即官府得四佃客得六。这是官府为吸引客户耕种营田而采取的措施。但由于营田任意扩大无偿劳役，民户得不偿失，这种分成办法应用范围不广。定额制的产品地租是从分成制发展而来的，多流行于产量稳定的较发达地区。这种办法更有利于佃户增加产量，但地主收取的地租数额当与分成制相差不大。货币地租的数额一般也是固定的，按照出租土地的质量和用途，每亩地收取地租几十文到几百文不等。

从以上地租数量的概况可以看到宋代农户收入的大致情况。地主拥有耕地百亩以上，按每亩地收租百斤计，地租总收入应在万斤以上。因此，即使是一个小地主，也可以凭借地租收入过上优裕的生活。拥有数顷以上土地的一等户大地主，地租收入应有数万斤以上。他们多担任官职或经营商业，还有数量可观的其他收入。有了这样的收入，他们养尊处优、肆意挥霍、广置田宅、竭力兼并，就不足为奇了。反观佃户的生活状况。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五口之家一年口粮当在2500　斤上下，其他生活费用如穿衣、食盐等，以及生产费用如种粮、农具、饲料（按对分制佃户应有耕牛，否则要另付牛租）等，折合粮食也应有1000　斤左右。

依此估算，五口之家一年的基本费用在3500　斤左右。这是维持温饱和来年继续生产的起码要求。前已述及，北宋时北方亩产量大约百斤，按对分制佃户可得一半，即50　斤左右。这样，一个北方的佃户便要至少租种70亩地，才能维持基本生活。由此可以想见，在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人力、辅之以部分畜力的情况下，佃户劳作之艰辛。南方一些地区农业产量较高，但那里人多地少，自耕农数量也较多，每个佃户所能佃得的土地比北方少得多。所以，那里的佃户虽然可得到亩产较高之利，总产量却未必比北方佃户多，除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外也没有多少剩余。

宋代的租佃关系发展极不平衡。农业生产条件愈好，经济愈发达的地区，租佃关系也愈发展。一般地说，北方不如南方，西部不如东部。

在经济最发达的两浙路等地，定额地租、货币地租等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适合商品经济的租佃形式也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而在西部一些边远落后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还存在少量其他类型的土地制度。

例如：海南岛的黎族还存在着原始共有制；西南地区的瑶族、壮族聚居区域实行以村社为基础的奴隶制度；在夔（kuí，音葵）州路（今四川省境内）一带存在着旧式的庄园经济，那里不仅盛行劳动地租，还保留了客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客户的地位形同农奴。但这些都不影响对分制的产品地租在宋代的主导地位。同唐朝以前的旧式庄园经济比较，这种租佃关系使佃户获得了更大程度的人身自由，更适合当时农业主要依靠个体生产的基本性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业发展。同时，由于这种租佃关系可以给土地出租者带来可观的收益，它本身也在不断膨胀，各种名目的额外地租保持增加的势头，佃户也不断以各种方式反对地主的巧取豪夺。这是宋代农业虽有长足发展，农村却始终不甚安宁的原因之一。

2。农业政策与农业发展（1）朝廷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与推动宋朝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清醒地认识到农业是立国的基础，富国强兵的根本，也认识到城市和军队的粮食供应关系到朝廷自身的安危。

北宋的建国者吸取了唐代定都在远离运河、不能充分利用漕运便利的长安，又不重视京畿地区的农业生产，致使"六军乏食，宫厨断粮"的教训，一开始便把首都奠立在运河之滨的汴梁（即开封），使来自东南部江浙一带的漕粮可以畅通无阻地转运京师，全国各地对朝廷的应贡物品也可经由几条与运河连接的江河湖海辗转进京，从而使国家的政治中心处于衣食无忧的境地。但朝廷并不以此为满足，从北宋建国之初起就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国策，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奖励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推动农业生产在经历了唐朝后期和五代的战乱以后能有长足的发展，从而把政权建立在牢固的物质基础之上。

有宋一代历届朝廷都不停地颁布劝农诏书，强调农业生产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号召人民开发农业，广植五谷桑麻。与过去历代王朝颁布的为数众多的劝农诏书不同的是，宋朝的劝农诏书不尚空谈，而是针对农业生产中的具体问题，或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责成有关地方官员负责办理；或派大臣亲临调查，提出解决办法，供朝廷采纳；或推广优良的作物品种和先进的耕作方法。这些诏书，从各项农业政策，到直接、具体的指导，无所不包，对扫除发展农业生产的障碍，促进农业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北宋朝廷制订和颁发的重要农业政策（这些政策在南宋时大多继续施行），大致有如下几种：召流民复业和开辟荒田。这是北宋初年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采取的重要举措。流民多是由于天灾人祸而避走他乡，另觅生活之道的。

流民的出现导致大量土地荒芜，农业生产下降。所以，北宋初年朝廷频频颁布诏书，以种种优待条件劝诱流民复业归农，规定在限期内复业的，不仅免除以前拖欠的赋税，以后几年内也可以减轻赋税。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业生产，朝廷积极促进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充分利用已有的和开发新的土地资源。一方面鼓励开发各类生、熟荒地，准许农民自己挑选其中最肥沃的地段耕种，以后再在原佃土地旁边接续添佃。这是一项特殊的优待政策。此外，对能够指导农民兴修水利，从而有利于垦辟荒田的地方官员，给予嘉奖重赏。另一方面，在已经开发的地区，则提倡开垦过去弃而不顾的次等土地，以充分利用。特别是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与水争田，与山争田，开辟了大片围湖而成的湖田，围海而成的涂田，在水面缚木为筏、敷土布种其上而成的漂浮于水面的葑（fēng，音封）田，以及在山坡逐级筑坝平土而成的梯田。其中葑田和梯田是宋代南方农民的创造。朝廷的政策对北宋前期垦田面积的大幅度增加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一些地区也存在滥造梯田造成水土流失和过度围湖使某些湖泊面积大幅度缩小、防洪功能减弱等问题。

兴修水利。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兴修水利的朝代之一。兴修水利有两项主要内容。其一是防治水患。北宋时黄河水患不断，几乎十年九决，成为一大害。朝廷为治理黄河作出很大努力，投入大量物资和民力，年年修复决口，缮治河堤。但终因缺乏通盘筹划，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此外，对各地的其他河川，如长江、汉水、湘水、嘉陵江、钱塘江、漳河、岷江等，也多投入力量进行防治，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和减少了河川泛滥给各地人民生命财产和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兴修水利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兴建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北宋努力扩大耕地的灌溉面积，以提高农业产量，不仅修复疏浚了久已废弃的旧有渠道，还新建了许多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充分利用各地的江河湖泊，力求使全国河网化。这些水利工程，民间可以兴办的由民间兴办，财力不足时可由政府提供低利贷款，以后分期摊还；州县可以兴办的由州县兴办，事成后记功行赏，有关官员可加官晋级；对跨越州界的较长渠道，则由中央政府统筹兴办。北宋的水利设施对农业增产起了良好的作用。特别是长江下游各地修建的大量圩（wéi，音违）田，能防旱抗涝，使农业生产有较可靠的保证，成为当时的稳产高产田；真宗时在河北平原开河引水，使该平原中部地区都得到灌溉之利；北方绛（jiàng，音降）州（今山西新绛）农民引水淤田，变盐碱地为良田，产量提高三、四倍；福建、江西等路在修建梯田的同时"缘山导泉"，在山区成功地种植了水稻。

设置农官，劝导农桑。为了劝导、督促农民发展农业，在各级政府设置专职或兼职主管农业的官员，即农官。北宋建国第三年太祖便"令诸州长吏劝课农桑"，此后每年岁首皆下此诏。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又令各道州府皆兼劝农使之职，通判皆兼管农之职。40多年后，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鉴于许多地方官玩忽职守，有劝农之名，无劝农之实，便严令转运使等每年巡历各地时，首先检查农官的政绩，发现成绩不著，人户逃移较多，垦田数量减少者，立即降秩或罢黜。虽然久而久之，设官劝农成为例行公事，许多地方官员也不再认真对待，但仍有不少勤勉的循吏身体力行，做出相当的成效来。

农器免税和举办农贷。农具、耕牛和种粮是农业生产的必备物品，中小农户资金缺乏，购置困难。在北宋前期，朝廷屡次诏令农业生产用具免税，以为劝导农业的重要措施。当北方一些地区由于辽军入侵而缺少耕牛时，对贩卖耕牛的商人也曾暂时免除税收。宋代官府一直举办农业贷款，为资金困难的农户提供购买农具、耕牛、种粮乃至口粮的资金。官方的农贷利息远低于地主、富商所发放的高利贷，有助于缓解部分农户的困难。但在北宋中期以前，这种农贷数量不大，不足以抑制农村盛行的高利贷，因而虽有积极作用，却很有限。

设置常平仓、义仓。常平仓和义仓是功用不同的官办粮仓。常平仓用于准平谷价，义仓用于赈济灾荒。这两种制度分别创设于西汉和隋朝，常平仓兴废无常，义仓一直沿用。北宋自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

在京畿设置常平仓，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后在除沿边州郡外的各地普遍设置。各州按人口多少，从上供钱中留下一定的籴（dí，音狄，买进粮食）本，每到收获时以稍高于市价的价格收籴，遇粮价上涨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粜（tiào，音跳，卖出粮食），但价格不得低于本钱。

这种议价收购和低价售出，可以平抑市场粮价，具有防止新粮初上市时谷贱伤农，收获以前或遇灾荒时谷贵伤民，以及减少粮商中间盘剥等几种功效，遇灾荒时还可贷粮给灾民，用作种子或口粮。北宋中期一直设有常平仓，但后来常平钱谷常被挪用于补充军费。北宋初年即令各州广设义仓，在农村征收两税的同时征粮存储，以备荒年放赈。但在宋代，义仓几度废立，加之北宋时灾荒一般不十分严重，这种制度作用有限。

推广农业新技术。为提高农业产量，朝廷积极推广新的作物品种和有关技术。例如：以往种稻多为水稻，只能在低洼近水处或有沟渠灌溉处生长，种植面积难以扩大。真宗时，朝廷将福建首先引种的占城旱稻推广到江、淮、两浙等路，教民种之。又如：真宗天禧年间将从印度引进的绿豆在民间推广。再如：过去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水稻只能收获一季，朝廷多次诏令地方官员劝导农民种麦，以增加一种收成。宋代朝廷对改良农具和种植方法也非常重视。真宗天禧年间还下令雕印《四时纂要》、《齐民要术》等前代农书，发至各路劝农司，用于指导农业生产。

奖励种树和种桑麻。宋时很重视植树造林。北宋建国第二年，即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朝廷便令各州县长吏课民植树，要求一等户种树百株，桑枣各半，一等以下，各等均以20　为差；并规定能广种桑枣者与垦辟者一样，只输旧租不增新税。此后，又规定禁止民户砍伐桑枣作薪材；在黄河、汴河两岸堤防上种植榆柳，以固河堤。由于朝廷提倡和重视，地方官员亦积极推广植树造林，各地均有一定成效。在宋代，桑、麻是衣料的主要来源，朝廷除提倡植树种桑外，还要求在不适于种桑的土地上广种苎麻。此外，对种植各种杂木蔬果也比较重视。

以上政策措施的成效不一，有些成效显著，有些效果稍差，有些不免流于形式，有些并不完全切合实际，有些措施所带来的利益多被豪门大户获得，普通农户得益不多。尽管如此，这些政策措施都体现了宋朝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总的说对农业的发展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2）农业发展概况宋代是中国传统农业蓬勃发展的时期，作物品种、农具、耕作技术都有进一步的改良，产量有较大提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出成就。这里主要介绍宋代农业发展的一般情况和北宋粮食生产的情况。经济作物的情况后面专门介绍。

宋代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交流作物品种。北宋的建立结束了长期割据的局面，消除了南方和北方交通的障碍，各地的农民得以彼此交流培育农作物的经验，朝廷对此也大力支持。北宋时，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在北方，小麦已取代粟成为主要粮食作物。太宗时，朝廷曾命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等路种植水稻的各州官员，劝谕百姓种植小麦以及粟、黍、豆等作物，由淮北诸州提供种子。江北各州则学习南方种植水稻的技术。淤田推广以后，北方种稻面积更为扩大。从越南传入的占城稻，早熟、抗旱、"不择地而生"，在福建种植成功后，在真宗时被推广到江南、两浙以及淮南各路，还传播到北方。南、北方作物的交流不仅调剂了品种，还增加了复种面积，使两熟制得到大面积扩大，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南方各地还培育出许多水稻优良品种，籼稻优良品种达几十种之多，糯稻也有一、二十种，其中以苏州的箭子稻、师婆粳和洛阳的和尚稻品质最佳。从国外传入的高粱最初在西南地区种植，从宋代开始大量种植于黄河流域。高粱抗旱耐涝，后来成为北方的重要粮食作物。

--农具的改良。唐宋之际冶铁技术进一步改进，铁制农具的质量有所提高。铁产量的激增还使农具的数量随之增加，农具的品种也多于前代。首先，宋代新创制的农具，有踏犁、秧马和耘荡。北宋前期，北方由于疫病流行和辽军侵扰，几度耕牛奇缺，有人献踏犁，用人力代牛耕，其功效相当于牛耕的一半，但比用（jué，音决，大锄）耕效率高一倍。秧马是一种可以骑在上面插稻秧的工具，可以节省体力，在南方稻田多有使用。耘荡用手"推荡禾垅间草泥，使之混溺"，创制于"江浙之间"。其次，一些过去已有的农具有了进一步的改进。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随着冶铁技术的提高，农具普遍使用灌钢技术，厚重的钢刃熟铁农具开始流行，坚韧和锋利的程度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农具种类增多，分工更细，旱地、水田、沼泽地等不同类型的地，以及开荒、翻地、平地、中耕等不同工序，都有了专用器具，成龙配套，形成完整的系列。由于农具更加专门化，也更加灵巧、省力，具有更良好的使用性能。再次，一些前代创制的农具得到推广应用。水车是南方种稻地区使用的灌溉用具。翻车适用于静水，发明于东汉，原只用于灌溉园圃，后由手摇改为脚踏，到宋代普遍用于大田灌溉，被称作龙骨车，在许多地区几乎家家都有，并发展了牛转和水转翻车。筒车适用于流水，多以水流为动力，也有使用畜力的，创制于唐代，宋代普遍应用于靠近河岸的地区。这两种水车省力、高效，自宋代普及后长期使用。

--改进耕作技术。到宋代，长江中下游流域和中原一带的土地多已开垦，农业生产遂向深度发展，复种技术得到推广，麦稻两熟制逐步普及。耕作器具的专业化和系列化，使耕作技术也愈益精细。宋代农业较发达的地区已普遍实行精耕细作的集约经营，南方产稻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验。例如：《福州劝农文》总结道，"勤于耕耔，土熟如酥；勤于耘耘，草根尽死；勤于修塍（ch6ng　音成，田畦），蓄水必盈；勤于粪壤，苗稼培长。"在两浙路，土地在秋收后和早春各"课耕熟犁"一次，使"壤细如面"；再"择选肥好田段，多用粪壤拌和种子出秋苗"，"课耕浅种"；此后"二遍耘田"，除去田间杂草，以利禾苗生长；稻田不时换水，"天无雨，便车水，全家大小，日夜不停"，及时决水、复水，以固其根；粪肥"终年备办"，因土制宜地使用。这些表明，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更趋成熟。

宋代各地农业发展颇不平衡，这一方面是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有很大差异，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而农业生产技术的水平也不同。一般地说，宋代的农业南方比北方发达，东部比西部发达；发达的地区较普遍地采用先进的耕作技术，土地的产出量较高，不发达的地区耕作技术落后，产量也较低。

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的两浙路，古称扬州，按《禹贡》所说，"厥田唯下下"，是最贫瘠的地区。到宋代，已跃为农业最发达的地区。这里普遍实行精耕细作，代表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最高水平，粮食产量也最高，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宋时已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此外，成都府路、福建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路耕作技术也比较先进，农业生产稍逊于两浙路，仍属发达地区。以上地区自然条件都比较好，可以一年两熟，加之人多地少，因而较早由粗放经营向精耕细作转变，北宋时粮食亩产已达二、三石，远高于北方地区，并已超过唐代的水平。

关中平原一带和河北路、京东路等地是北方比较富庶的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较早，曾经是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口大量南迁，加之自然条件更好的江南地区已得到开发，中原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随之下降。但上述地区在实行旱作农业的地区中仍是最发达的，精耕细作达到较高的水平，水利灌溉设施也有所发展。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北方较富庶地区的亩产量也只有一石左右，约为南方的一半，因此不得不以扩大耕种面积的办法弥补单产的不足。

西部地区，主要是四川、湖北、湖南的部分地区，以及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比较落后。这些地区远离中原，自然条件较差，多数未经很好开发，还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中原地区较先进的文化和农业技术传入较晚，因而农具比较落后，耕作多使用人力，很少使用耕牛，水利灌溉设施几近于无，一般实行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方式，有些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经营阶段，粮食产量很低。但是这些地区地广人稀，粮食仍能自给。经过宋代的开发，上述某些地区的农业逐渐发展起来。

（3）经济作物的发展宋代粮食以外的其他农产品，除畜牧业由于失去北方的牧场而逊于唐代外，桑蚕、麻、棉、茶、果、菜、糖等都有明显的发展。这一方面表现为品种的增加和数量的增大，另一方面表现为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和产品商业化程度的提高，各地出现了不少部分或完全从事这些农作物生产的专业经营户。所以，宋代这类农产品的生产已经比前代更多地超出种粮户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兼营其他的范围，即不再只是家庭副业，而成为一部分农户的主业，成为专业化、商业化的独立行业。这些农产品也因而具有经济作物的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古代男耕女织的传统自然经济结构，成为宋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突出标志。

宋代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多是农民自发的。这首先是由于垦田面积扩大和粮食单产提高使宋代的粮食生产比之汉唐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减轻了吃饭问题的沉重压力，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可以用于种植经济作物。

所以，宋代粮食产量较高的地区往往经济作物生产的发展情况也较好，产品的商业化程度比较高。其次，宋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也扩大了对经济作物的需求，并为生产的专业化创造了条件。再次，在许多地区农户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高于种粮，还有利于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本地自然条件的优势。因而特别是在多山濒海、人多地少的地区，商业性农业发展较快。当然，新的作物品种的引进和耕作技术的改进也是经济作物发展较快的重要原因。

下面对宋代主要经济作物的情况逐一简要介绍：桑蚕。植桑养蚕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桑蚕原主产于北方。在宋代，丝是主要的纺织纤维，桑蚕业受到朝廷的重视和支持，加之收益丰厚，发展迅速。除传统产地河北东、西路和京东路以及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桑蚕业继续发展以外，东南诸路迅速崛起，有后来居上之势。两浙路和其他一些商品粮食较多的地区，桑蚕业开始脱离传统的种植业，成为农业的一个独立分支，具有明显的商业性质。有些桑蚕业者的经营范围从植桑、养蚕直到织造，集专业化农业与手工业于一身。还有些地方，专业化和商业化更渗透到桑蚕业内部，植桑、养蚕、缫丝等都各由专业户分别经营。

麻。麻是中国古代的另一种主要纺织纤维，是大众衣着的主要原料。

在宋代，苎麻的地位已明显高于大麻，在各地广泛种植。特别是在南方，由于栽培技术改进，苎麻种植有较大发展，麻布生产在农户家庭手工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广西和四川盆地，种植极广泛，以至有"妇女人人绩麻"之说，生产的麻布也享有较高声誉。种麻织布的收益不如植桑养蚕，广西、四川等主产地区地处偏僻，贸易不便，麻布售价较低。

北宋中期朝廷采取"春给以钱，而秋令纳布"（即"布估钱"）的办法，对发展苎麻生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棉。棉花原产国外，早年传入中国后在少数民族地区种植，多为多年生木棉（当时亦称吉贝）。宋时，木棉已传至华南两广、福建等地。

由于棉花和棉布的生产过程比丝、麻简单，织成的毛■（di6，音迭，细棉布）布兼有丝、麻的优点，贫富皆宜，因而为农户广泛种植，纺棉织布的家庭手工业也随之发展。

茶。茶是中国古代农村传统的经济作物，经济地位非常重要。到宋代，茶已成为和米、盐一样不可缺少的日用消费品，以至朝廷为控制茶叶的生产和流通而实行榷（què，音确，专卖）茶制度，即种茶的园户所产茶叶均由国家收购，国家垄断茶的收购和销售价格，其收入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宋代南方各地普遍种茶，种植面积、产量、质量均有提高。北宋时，仅江西、两浙、荆湖、福建等地每年输送给茶叶专卖机构的就达千万斤以上。此外，官府还自己开办茶场，督课茶农采制。

茶叶的制作技术也有所提高。宋代经营茶园的园户经济上差别很大。普通茶农的小茶园一般产茶一、二百斤至数百斤，大的茶园多为官僚士大夫或寺院拥有，产茶多至数万斤。大茶园或租佃给茶农经营，或由茶园主自己雇工经营。

果。宋代果的生产尤以柑桔和荔枝两类发展最快，专业化和商业化的程度最高。柑桔在南方数十州都有出产，以两浙路的温桔、洞庭桔最著名。苏州洞庭山数千户果农以桔业为生，"桔一亩比田一亩利数倍"。福州路盛产荔枝，品种达25　种，每年收获后，不仅"水浮陆转以入京师"，还远运至海外诸国。

菜。宋代种植的蔬菜品种比前代又有所增加，如从国外引进的丝瓜、胡萝卜等。白菜和萝卜的种植面积有所扩大，逐步取代原来的葵菜成为民间的主要蔬菜品种。宋代有"一亩园，十亩田"的说法，城市近郊的下户种粮无法维持生计，纷纷以种菜为生。官府、城郊的地主或城市的蔬菜商人也经营一部分菜园。城郊以外的其他乡村地主菜园多供自己消费，一般不提供商品菜。此外，在城市和城市附近还有专门的花圃和花户，栽培各种供观赏的花卉。

糖。宋代南方广泛种植甘蔗，面积大、产量高、专业性强。制糖技术有所提高，除砂糖外，还出现了冰糖（当时称糖霜）。在糖业较发达的江西遂宁府等地，植蔗、榨糖、制霜已有明确的分工。

药。宋以前草药主要靠采集，很少种植。宋代从菜户和花户中分离出药户，专门从事大面积的药物种植，附子、党参、当归、半夏、细辛等都有种植。

此外，宋代的经济林木和养鱼业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一些地区已成为专门的行业。

（二）城市：手工业与商业1。城市功能与城镇体制（1）城市格局与功能的变迁宋代是中国古代城市和镇市兴旺发达的时期。这首先表现在城市的结构与职能的变化上。

唐代以前的城市主要是政治和行政中心，城市的格局大体固定不变，严格遵行坊市制度。以唐代长安为例，皇城坐北朝南，位于城市正中的北部；皇城对面的南厢是百官、市民居住的地区--坊；皇城左右两厢是专门从事商业贸易的地区--市；市比较狭小，全城共有百余坊，而东、西二市一共才占有四坊之地；坊与市之间有土城隔开，坊门按规定时间开启，天明时打开，傍晚关闭，夜晚禁绝商业活动，居民也不得上街。显而易见，坊市制度把商业活动局限在陕小的市内和固定的时间里，是不利于商业发展的。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唐朝中期以后坊市制度屡遭破坏。北宋定都开封以后，不得不取消封闭的坊墙，商业区与居住区的界限逐渐消失，而代之以住宅和商店相混合的城市街道形式。汴京城内，店铺、酒楼沿街设立，连普通市民居住的胡同、小巷也面街开放，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商业功能大大增强。夜晚闭市的限制也被打破，繁华街区"昼夜喧呼，灯火不绝"。

城郭的限制也被打破。唐代以前，城市以外或城郭附近设有定期开放的商业场所草市。随着时间的推移，草市上设立了固定的店铺。到宋代，城郭以外已发展为繁华的商业和居住区，成为城市的延伸。

除城市以外，镇市的数量也大量增加。镇原是军事设防之地。既然设镇驻军，各种供应便随之而来，久而久之便成为市井繁华所在。宋代设镇不再以军事为依据，而以人口和税收为标准，"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者，则为镇"。不少地方在原有乡村草市（即集市，或称墟市）的基础上发展起镇市。还有些地方由于特殊的物产，手工业比较发达，也发展为镇市。这些镇市原来既不是行政中心，也不是军事设防之地，完全是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而设立的。宋代镇市发展迅速，城镇星罗棋布，遍及全国。

城市格局的变化和镇市的兴起改变了城镇的原有功能。宋代的城市不再只是政治、行政中心，经济职能大大增强。城市中的市场也不再以为在城市中居住的达官显贵服务为主，而具有两种主要职能：一是为市民日常生活服务，二是集散货物。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使城市中平民的数量大增。到宋代，大城市的商业便以经营普通市民所需的粮食、布帛、煤炭等日用品以及各种服务业为主，达官显贵所需的奢侈品退居次要地位。宋代城市多建于水陆交通要道上，更成为货物中转和商品集散的中心。京城开封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重要商业城市，许多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也发展成为地区的经济中心。商业的繁荣还推动了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不少城市利用周围农村提供的原料或享有的独特的技术、工艺发展了各具特色的手工业。所以，大中城市的功能已逐渐演变为政治和经济并重，小城市和镇市则逐渐转为以经济为主。

从经济功能看，宋代的城市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商业型城市。这类城市多在水陆交通要道附近，主要起货物集散的作用。宋代大宗货物的运输以水路为主，运河和长江沿岸商业城市最多。如：前面提到的京城开封；长江沿岸的鄂州（今武昌），商业影响远及整个长江流域，"盖川、广、襄、淮、浙贸迁之会"；真州（今江苏仪征），两淮、江浙诸路的主要货物集散地，已取代隋唐时扬州的地位，商税收入之多"不可思议"。

手工业型城市。这类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多仰赖其独特的手工业或矿业。如：印刷业中心汴京、福建建阳；新兴的景德镇和河北曲阳、河南临汝是主要陶瓷产地；邢台、彭城（今徐州）是冶铁中心；陵井监（今四川仁寿）等地主要产盐。

工商型城市。这类城市兼具上述两类城市的特点，既有独特的手工业产品，又是地区商业中心。如：平江（今苏州）和成都，纺织业都十分发达，又是地区商业都会；长江下游的京口（今镇江）、吴江、绍兴等也兼有纺织业和商业。

对外贸易型城市。宋代海外贸易发达，一些沿海城市由此而繁荣，泉州、广州等是当时主要的对外贸易中心。

（2）城市规模与城镇体系宋代的城镇按行政建制分为六级：首都，路城，府、州城（包括监、军城），县城，镇，市。

北宋最大的城市是汴京。北宋初年太宗时，开封府16　县主、客户近18　万户，此外还有大量不在户籍的人口，如皇室、贵族、驻守京师的禁军、家仆，以及为数众多的流动人口，如往来的官员、商人、小贩等。

太宗皇帝曾说："东京（即汴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汴京新旧城8　厢总计97750　户，而新城外所建的9厢14　坊的户口还未统计在内。因此，汴京在北宋初期常住人口即达百万以上，与唐代的长安相当。

汴京倚汴水而建。汴水南连淮河、长江，直通东南和西南。与河北、西北则有陆路往来。在汴京的市场上，有来自江淮的稻米，沿海各地的水产，辽、西夏的牛、羊，江、淮、闽、蜀的茶叶，各地的果品，南方的丝织品，两浙的漆器，各地的瓷器，磁州（今河北邯郸附近）的铁器，福建、成都、杭州的书籍，还有来自日本的扇子，高丽的墨料，大食的珍珠、香料等。城内有众多酒楼、食店、茶坊、妓馆，饮客常达千余人，还有瓦舍（娱乐场）、勾栏（剧场），演出百戏伎艺。除遍布城市的店铺外，还有定期的集市，相国寺集市每月开放数次，一次可容纳万人。

汴京的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府、州城是当时的大、中城市。这类城市数量较多，达350　个以上。

但规模不等，大的人口达10　万户以上，即约50　万人。有的估计认为，宋代10　万户以上的大城市约有40　个左右，数量超过唐代数倍。中等的府、州城人口也有数万户，个别小城市只有数千户。

县城是基层行政中心，遍布全国，有1000　余个。一般县城人口有数千户，个别富庶地区的达万户以上，最小的县城则只有数百户人。

镇市是基层的经济中心，其发展主要靠商业和手工业。宋代的建制镇市多达1800　个。大的镇市超过县城，人口万户以上，一般镇市有一、二千户，小的不足百户。

由此可见，宋代建制城镇（包括县城和镇市）总计在3000　个以上。

城镇总人口当有数百万户，即千万人以上，显然超过人口总数的10％。

在南方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城镇人口所占的比重更高，有的地方超过20％。城市的数量、规模和人口都明显超过唐代，是中国古代城市化的一个高峰。

地区的行政中心并不一定同时也是经济中心。地区性的经济中心城市经济力量雄厚，不仅是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中心、手工业生产中心和交通要道，而且是货物集散的中心。有些城市在经济上的影响大大超出所在地区的范围。宋代国家从城市获得的主要财政收入是商税。征收商税的数量可以大致反映城市商业活动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据《文献通考》记载，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商税超过40　万贯的城市有3　个，即汴京、兴元（今陕西汉中）和成都；商税20-40　万贯的城市5个，10-20　万贯的城市19　个，5-10　万贯的城镇30　个，3-5　万贯的城镇51　个，l-3　万贯的城镇95　个，万贯以下的城镇108　个。这些城镇多数是府、州城，也有少数县城、镇市。这表明，一些县城、镇市在经济上已超过了某些州城。

宋代主要的地区性中心城市有：北方的秦州（今甘肃天水）、并州（今太原）、真定（今河北正定）、京兆（今西安）、大名（即北京）、西京（今洛阳）、密州（今山东诸城）、晋州（今山西临汾），东南的苏州、杭州、江宁（今南京）、扬州、真州（今江苏仪征）、楚州（今江苏淮安）、庐州（今合肥）、襄州（今湖北襄阳），川蜀地区的成都、绵州（今四川绵阳）、梓州（今四川三台）、兴元（今陕西汉中）、遂州（今四川遂宁）、利州（今四川广元），闽广地区的福州、广州等。

上述地区性经济中心城市遍布全国，尤其以长江中、下游流域和川蜀地区数量最多。这表明，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的城市经济进一步崛起，城市的数量、规模和经济实力都已开始超过北方。

（3）城镇居民与管理城市历来是达官显贵居住的地方。北宋都城汴京聚居着皇室、宗族、文武百官和大量的军队。其他城市多为各级官府治所，聚居着现任官吏，还有一些驻军。许多官员离任之后也在城市中定居。这些官员任职期间积聚大量钱财，去职后在大城市中购置产业，以为永久居所。特别是风景秀丽、物产丰富的苏、杭等地，更是士大夫落户较多的地方。这些人虽然居住在城市，生活的主要来源却多在乡村。他们原在农村就有大量田产，以地租为主要生活来源，有些人在城市里兼营商业，其收入也多用以购置田产。除官户外，城市里还居住着一批遥佃户。他们多是财力雄厚的大地主，"物力在乡村而居城郭"，同居住在城市中的去职官员一样，主要靠地租生活。以上这些人是城市中富裕的消费阶层。

城镇居民的主要部分是坊郭户。坊郭户包括居住在城市、县城和镇市中的人户，以及部分居住在城市外的新居民区草市中的人户。他们主要从事商业、手工业以及各种服务性行业，其中既有商人、地主、房产主，也有小商小贩、贫苦秀才等。

同农户一样，坊郭户也分为主户和客户。由于城市居民多从事商业、手工业等，不同于农户单纯务农，划分主、客户也不以有无土地为主要标准，而以有无财产为标准。财产既包括土地，又包括房产以及各种经营设施等，其中主要有以下三项：--房地产。宋代大都市中地价极高，"尺地寸土，与金同价"。

在大城市中拥有地皮和房舍（当时称作房廊）的多是相当富裕的人户。

拥有房地产便可以此谋取利益，或自己经营商业、手工业，或租赁给他人经营，收取租金。专以出租房廊为生的，称作掠房钱人。坊郭户拥有房廊的数量不一，房舍的质量、位置也使其价值不等。所以，同掠房钱，数量差别却很大，多者上千贯，少者十数贯。后者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仅与乡村中的四等户相当。

--邸店、质库等。邸店是客商进行交易的场所。邸指堆放货物的货栈，店指进行交易的店铺。宋代的邸店还可供客商居住，相当于现在的商店、仓库、旅店。邸店的主人多为交易的中间人，客商在此从事交易活动要交纳邸值（即栈租）。质库类似后来的当铺，主要经营抵押放款，也有的兼营信用放款业务。质库放款时限很短，利息颇高，到期不能偿还便没收质物。宋代大城市中邸店和质库数量很多，收益丰厚，多为富商大贾、官僚、地主所经营。但邸店、质库的经营者未必拥有房产，有些人是租赁房廊从事经营活动的。

--营运钱，即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所需的本钱。

拥有上述一项财产者即可成为主户，完全没有财产的是客户。坊郭户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上户一般为地主、商人、商人兼地主、大房产主。他们主要依靠所拥有的财产获取收入，经营方式主要是出租房舍、经商、放高利贷等。其中最富有者"岁入不啻百万"，亦称"出等户"、"高强户"和"无比高强户"。坊郭下户多为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小房产主等。其中一部分人自己直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可以依托所拥有的少量财产自食其力。相当一部分人财产很少，不得不受雇于他人。下户中较贫穷者每日收入不过几文钱。下户在坊郭户中占绝大多数。坊郭户是城市中从事各项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也是城市中国家税收的主要承担者。

除此以外，大城市中还寄生着相当数量的游民。他们没有户籍和正当的职业，以偷盗、欺诈、乞讨、赌博、卖淫等为生。

随着城市居住区（坊）与商业区（市）之间区别的消失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宋朝开始逐步推行一种新的城市管理制度--厢坊制。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在汴京设厢，作为附郭县下的基层政权，厢下设坊，每厢有数个至20　多个坊不等。厢坊制在各城市逐步推广。到宋代中、后期，厢公事所直接隶属于州、府，地位相当于县。从此，附郭县只治理郊区，厢治理市区，城市和乡村实行分治。城外的草市以及镇市的户口也编制在城镇中，而不再编制在乡村里。厢坊制比原来的坊市制更适合并有利于城镇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4）城市间的交通宋代的交通运输与前代大体相同，有陆路和水路两种。从经营方式看，不论水、陆运输，都有官办与民间之分。

陆路。宋代从京城到各州、府均有官道相通；各州、府与所辖各县大道相通；各路的治所（即安抚使所在的州）与路内其他各州、府也都有大道相通，形成纵横交错的陆路交通网。宋代缺马，陆运多用牛车，有五、七头牛拉的"太平车"，一头牛拉的"平头车"。其他畜力主要是驴。北宋后期马渐多，马车的使用逐渐超过驴、牛。此外，还广泛使用人拉的"浪子车"，以及人力和畜力驮运。

水路。水路交通以长江、运河和汴水为主。在宋代，长江沿岸兴起众多大小城市，港口建设有所发展，对长江水道的利用更为充分。宋代朝廷极为重视开凿、疏浚运河，以运河贯通黄河、淮水、长江，直至浙江。汴水则连接汴京和运河。从而形成以汴京为中心、连接北方和东南各地的水路交通网。由于船只的装载量大，运费低廉，顺流时仅及陆运的1／10，溯流时也不到1／3，宋代更为重视水运，大宗货物多走水路。

官府在官道上设馆驿和铺。馆驿主要负责接待办理公务的官员以及外国使臣。铺主要负责传递公文和国家所需各类物资的运输，例如：运送用于铸造铜钱的铜和锡，用于与辽、夏进行茶马贸易的茶叶等。水路也设有铺，主要负责运送物资。宋代官府的水运量极大。汴京及其周围有官员、军队数十万人，所需粮食多依靠漕运，北宋年运漕粮达600　万石，多时800　万石，远远超过前代，官府的漕船就达数千艘。可以说，漕运是北宋政权的生命线。官府的运输以纲为单位，同类物资编组为纲，米以1　万石为一纲，铜钱万贯为一纲，金以2　万两为一纲，银以10　万两为一纲。朝廷定有关于纲运的各种法令。纲运由厢军、各种役人和召募的民夫承担。厢军名义上是军队，实则仅"供杂役"，其中专有铺兵从事运输，待遇微薄。运输是民户承担劳役的内容之一，国家差遣役人从事运输，完全不付报酬。召募的办法在北宋前期很少使用。

民间的运输主要由车夫、挑夫、船户等承担。车夫以车运为生，挑夫以人力挑担运送货物，都是陆路运输的主要力量。船户以水运为生。

宋朝对民间水运的约束较多，故户籍中有专门的船户。许多船户以船为家，船既是生产手段，又是生活的处所，一家老小都住在船上，合力经营船运。也有的船户不亲自外出运货，而是雇用水手、梢工、篙师等外出运货。民间商人运送货物，主要依靠车夫、挑夫和船户。沿海运输和海外贸易也以民间为主。官府运力不足时，也往往召募民间运力。此外，船户还要承担一定的劳役，常被官府无偿征用。

2。手工业的发展与经营方式（l）手工业发展概况宋代是中国古代手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在制作技术，产品的数量、品种、质量，生产经营方式等方面都比前代有明显的进步。

宋代手工业的技术进步特别表现在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即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广泛应用于实际的。北宋时制造的海船就已经装备了用指南针原理制作的水罗盘（亦称指南浮针）；北宋时雕版印刷技术得到普遍应用，官、民书坊都刻印了大量书籍，活字印刷技术是在北宋中期首创的；北宋初年火药就已用于军事。

四大发明中的另一项造纸术，在宋代也有进一步的提高。其他各个行业的手工业生产技术也都有程度不同的进步。随着采矿技术、加工制作技术的改进和农产品品种、数量的增加，手工业所需原材料的采集也更为广泛。

宋代几乎各类手工业产品的数量都有明显的增加。这突出地表现在造船业、矿冶业、纺织业和造纸业等行业，为水运的发展、商业的拓展、农具的改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一些过去多为少数达官显贵享用的物品，如瓷器等，开始在民间普遍使用。许多地方发展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品种，并出现了一些以专门生产某种手工业产品而闻名全国的城市。

北宋手工业生产的规模迅速扩大。不论官营或民营手工业，都出现了大规模的作坊。大的官营作坊从业工匠数千人，远远超过前代。一些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手工业开始与原料生产分离，逐步超出农村家庭手工业的范围而独立发展，例如：在纺织业中出现了许多"以织作为生"的机户，还有专门从事织绣的绣户，从事矿冶业的冶户等。在手工业内部，专业化分工更加细密，按不同的工种划分的"行"多达数百个。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技术工艺的提高。

宋代各地手工业的发展不平衡。这首先是由于各地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手工业多以农产品和矿产品为原料。物产丰富的地方，手工业较发达；没有特殊物产的地方，手工业便无从发展，或不得不使用其他原料代替。其次是由于各地农业发展水平的差异。宋代手工业发展较快的地区一般农业也较发达。粮食产量较高的地区，既可以用更多的耕地和人力种植经济作物，为手工业提供原料，又可以提供较多的商品粮，使更多的民户得以脱离农业，从事手工业生产。所以，随着宋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的发展，这个地区手工业的规模和总水平也开始超过北方，成为手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而农业较落后的地区，手工业生产也较落后，甚至几近于无。

下面分别介绍北宋手工业主要行业的情况：造船业。北宋建都汴京，每年需要大量漕船将东南等地的粮粟和其他货物运到京师，漕船成为不可少的运输工具。此外，对战船、各类商船、游船的需求量也很大。战船和漕船等官方用船由官营作坊制造，由朝廷设专门的机构--造船务管理，各地重要州、军均设造船作坊，在交通要冲还设立专门修船的场所。商船、游船等主要由民营作坊打造。两浙、江西、荆湖、陕西等地是主要的造船业中心，海船则以福建沿海地区质量最好。内河航运中最大的船舶称"万石船"，可载漕粮数百吨。民用海船称"客舟"，可载粟二千斛（hǘ，音胡），约合百吨。这种船具有抛泊、驾驶、起碇、转帆、测深等设备，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船，往来中国的中外商人大多乘用此船。北宋后期朝廷建造的海船"神舟"则相当于"客舟"的三倍。北宋时南方还发展了车船，即由人力踩动踏板，带动翼轮激水行驶，一对翼轮称一车。大的车船装有数十车。北宋海船已使用指南针（当时用水罗盘）测定航行方向。据记载，天气晴朗时，海船主要靠太阳和星辰测定方向，遇阴晦天便要看指南针。指南针的应用是远洋航海技术的重要进步。

矿冶业。宋代采矿业以金、银、铜、铅、锡、铁、煤为主。金、银主要满足皇室和达官显贵的需要，铜、铅、锡主要用于铸造铜钱，铁主要用于铸造兵器、农具，煤则用作燃料。朝廷对矿冶业控制较严，一些矿藏禁止民间开采。北宋初年，全国共有矿冶201　处，到北宋后期增至271　处，所用工匠数以十万计。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朝廷年得金15095　两，银219829　两，铜5100834　斤，铅98151　斤，锡330695斤，铁7124.1　万斤。到英宗在位时（1063-1067年），金减至5439　两，银增至315213　两，铜增至6976834　斤，铅增至2098151　斤，锡和铁各增加百万余斤。北方的河北、京东、陕西、河东等路已大量开采石炭（即煤），汴京及其附近、河东路等地的上百万城乡民户都已用石炭作燃料。南方的江西也有煤矿开采。北宋时煤矿已由地面开凿竖井，依煤层开掘巷道，有排水井和木制辘轳等排除坑道积水的设备。冶铁以徐州、兖州等地最著名。多数冶铁炉以石炭作燃料；鼓风设备已由皮囊改为木风箱，装置牢固，风力增大；铁的质量提高，铁制兵器更加犀利。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时在军事和医药上都已利用石油。

兵器制造业。北宋对兵器制造极为重视，朝廷设有专门机构管理，制作方法严禁外传。开封的兵器作坊规模最大，品种繁多，各种兵器几乎无所不造，从刀、剑、弓弩直到甲胄、马具、旗帜。北宋初年，每年制造铁甲3　万余具、弓弩千余万具。各州也设有兵器作坊，但质量参差不齐。宋代火器制造技术发展迅速。宋初已有燃烧性火器用于战争，以后逐步制造爆炸性火器，先后制造了火炮、火箭、火球、火蒺藜。火炮用于攻城，火球用于杀伤敌军，还有可使敌人中毒的毒药烟球。

纺织业。纺织技术发展较早。北宋有大量官营和私营手工作坊从事纺织，农村妇女也多从事纺织。丝、麻织物的数量和品种都有增加。北宋时，北方丝织业继续发展，河北路产绢有"衣被天下"之称。南方的丝织业逐渐超过北方，尤以两浙、川蜀地区最发达。除汴京设有官营绫锦院专为皇室织造高级织品外，各地也发展了许多著名的丝织品，如：毫州的轻纱，抚州的莲花纱和醒骨纱，婺州（今浙江金华）的红边贡罗和东阳花罗，越州（今浙江绍兴）的寺绫，邵阳的隔织，定州的刻丝等。麻织主要分布在成都府路、广南西路、京东东路、河东路等地。较著名的麻织品有象山女儿布、苏州的崑山药斑布、江西虔布等。宋代的印染技术有所提高，有专门的刻工雕造花板，供给染工印染斑缬（xi6，音协）（即印花绸）。从事印染业的有官营的染院，也有民营的染坊，还有推车染色的个体工匠。

制瓷业。宋代制瓷业普遍发展，瓷窑遍及全国，产量和制造技术均比前代有很大提高，不仅有供贵族使用的高级瓷器，还生产了大量供普通民户广泛使用的一般日用瓷器，南方所产瓷器还大量出口海外。北宋中期发展了一个匣钵内放置数件瓷器同时烧制的技术，大大提高了产量。各地瓷窑在器物造形、图案花纹、釉色等方面各具特色，形成独特的风格。开封官窑的瓷器，土脉细润，有月白、粉青等色，还带有蟹爪纹片；汝州（今河南临汝）汝窑生产青釉瓷，"色近雨过天青"；禹州（今河南禹县）的钧瓷，色彩妖艳，绚丽灿烂；定州定窑的薄胎白瓷，土质细腻，质薄有光；景德镇窑生产的瓷器，用青白釉，白中透青，有"影青"之称。此外，磁州（今河北磁县）窑、耀州（今陕西耀县）窑、浙江的龙泉窑和哥弟窑等也较著名。

制盐业。宋代制盐业较前代有明显的扩大，产量大幅度增加，北宋初年即年产盐数百万石。制盐有晒盐、煮盐两种方法。晒盐主要产于解州的安邑、解县（均在今山西运城境内）的两个盐地，靠日晒而成，亦称池盐。其他地方多用煮的方法。沿海各地煮海水为盐，称海盐；北方一些地区刮咸土煎煮为盐，称土盐；川蜀地区凿井取卤煎煮为盐，称井盐。北宋中期井盐生产技术有所改进，采用了机械提卤技术。

造纸业。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宋代民间造纸业发展很快。各地造纸的原料和制作技术都不相同，纸的品种极多，产量大增，仅徽州每年便上供7　种纸，144　万多张。北方造纸多用桑皮，川蜀地区用麻，沿海地区用苔，两浙等地则用麦秆、稻秆、嫩竹、油藤。宋代纸幅比前代增大许多，反映了造纸技术的进步。徽州黟（yī，音一）县、歙（shè，音社）县生产的纸张长达五丈。宋代的纸张一般都达到薄、软、轻、韧、细的水平，以江西清江的藤纸、徽州的龙须纸、平江的春膏纸较著名。一些地方还对纸张加粉、加腊、染色、砑花，制成精美的色笺。宋代纸张除用于写字、作画、印刷书籍外，坚韧厚实的纸还制成纸衣、纸被、纸帐等，用以御寒。官府经营的造纸作坊主要供给自身需要和生产纸币用纸。印刷业。北宋是印刷技术普及的时期，官府和民间都大量印制书籍。

国子监刻印的书，后世称为监本。民间书坊刻印的书，后世称为坊本。

地方官府、书院、家塾等也刻印书籍。印刷业集中在开封、杭州、蜀中、福建，尤以杭州刻印的书籍最为世人称道。北宋时期使用雕版印刷技术，以木版为主，也有少量铜版，主要是官府用以印刷纸币，民间也掌握了雕制铜版的技术。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平民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南宋时曾有人用以印制书籍。

除上述各业以外，北宋时制糖业、酿酒业、建筑业，以及漆器、金银器、墨、笔、砚和各种工艺品的制作等，也有很大的发展。

（2）手工业作坊与家庭手工业宋代手工业的经营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手工业作坊和家庭手工业两大类。手工业作坊中又有官营和民营两种。

官营手工业作坊主要生产朝廷和皇室消费的生活日用品和奢侈品，以及军需品。其中以军需用品的生产数量最大。这些物品的种类繁多，需求量很大，又不便由民间生产，因而由官府控制或垄断。官营作坊主要设在京城，其余分散在各地方官府。朝廷设有专门机构管理官营作坊的生产。少府监专管皇帝用品的生产，将作监专管土木建筑，军器监专管军需用品的生产，等等。官营作坊规模较大。汴京的东、西作坊生产军用物资，按不同的工种分为51　作，有工匠7900　多人；文思院生产宫廷日用品和奢侈品，绫锦院专工织造，也都有工匠千人以上。官营作坊使用的工匠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从民间和雇来的，称民匠。和雇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民间的手工业者必须轮流承担，但官府一般按照民间通行的标准付给雇值（即工钱）和食钱（即伙食费），因而不难招雇。

民匠多数有熟练的技艺，亦称高强匠人。官府按技艺水平的高低划分等级，雇值也有所不同。另一部分是从厢军中调遣来的，称兵匠或军匠。

兵匠数量较多，但不掌握专门的技艺，只从事一般的体力劳动。兵匠只得食钱，不得雇值。官营手工业的生产完全按朝廷和官府规定的任务进行，产品全部上缴，不在市场上销售，因而不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品生产。由于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官营作坊的产品质量优良，在技术、品种、质量上都对民间作坊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民间的手工业生产的产品都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只有少数国家专卖的产品（如部分茶、盐、酒等）主要由国家收购。所以，民营手工业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这是同官营手工业的根本区别。私营手工业作坊与家庭手工业在规模和经营方式上都有所不同。私营作坊虽然规模远远小于官营作坊，但比家庭手工业要大得多。规模较大的私营作坊多集中在制盐、矿冶、制瓷等行业，工匠可达数十人至百余人。例如，有的生产井盐的井户，一家拥有七、八井至一、二十井，每井工匠四、五人，共计百人左右。私营作坊的业主多为地主、富商，依行业称为井户、亭户（亦从事盐业）、冶户、窑户等。他们往往除作坊外还拥有大量田产。业主与工匠之间是雇佣关系。但私营作坊的工匠多为因各种原因而逃亡的农民或罪犯，雇值较低。在一些大的作坊里也按工序分成若干作。

家庭手工业遍布城乡各地。在城市中，多数是专门从事某种手工业生产的个体家庭作坊，也有少数人走街串巷从事简单的加工和修理。在乡村，主要是在农闲时从事纺织和其他简单的农副产品加工，也有一些人走村串户凭技艺做工。农户以务农为主，他们从事手工业生产，一方面是因为朝廷征收的赋税中包括一定数量的布帛和现钱，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用。拿到集市上出售或交换的数量极少。只有在少数经济发达的地区或特殊经济作物的产地，才有比较专门的手工业生产专业户，如机户、糖霜户等。所以，农村中的手工业主要是种植业的补充。

城市家庭作坊的工匠大部分来自农村，是从农村中、下阶层中分离出来的，凭借所掌握的技艺到城市中谋生。宋代每个手工业品上面都必须刻上制作者的名字或店号，小手工业者只能靠独特、优质的产品赢得声誉，维持销路。许多特殊的技艺严格保密，不向外人传授，有些只在家庭成员中世代相传，有些师徒相传。在家庭中主要是父子相承，少数传给女儿的，女儿便只能嫁给相应的专业匠户或终身不嫁。每个行业都有共同的学徒制度。学徒在学习期间要承担繁重的劳动而无任何报酬，但学成后即可单独经营。所以，家庭作坊很少雇工，除家庭成员外，只有学徒和少数从事简单劳动的帮工。生产规模和经营范围也因此受到限制。许多城市家庭作坊亦工亦商，家庭的后部是作坊，前部是店铺，进行批发和零售。进行同一种生产的作坊多聚集在一起，组成行或团。每个行都有官府指定的行首。行的主要作用是协调行内的各种关系，避免同行过度竞争，安排行内工匠到官府应役。许多行划定经营的地域范围，严格限制行外同业匠人入内经营。随着生产的专业化和分工的细密，行也逐渐分化。宋代的行已比前代增加数倍。

宋代私营手工业作坊、城市家庭作坊以及农村手工业专业户的数量远远多于前代。它们按专业化分工原则组织商品生产，其存在和发展都依赖市场，已成为对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重要补充，也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

3。商业的发展与货币（1）商业政策与商业组织宋代商业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也是与自北宋初年开始朝廷所采取的放任商业发展的政策分不开的。

宋朝不再奉行西汉以来一直实行的轻商、抑商政策，也不再经常颁发抑商诏令，过去为经营商业而设置的种种障碍也多被取消。朝廷不但不像以往历代王朝那样歧视商人，还尽量保护商人的利益，禁止官吏对商人的横征暴敛，把对商业的打击提高到"残民损国"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商人的社会地位随之提高，在某些情况下商人还被允许入仕，富商的地位更加显赫，社会上长期形成的对商人的鄙视和各种污辱性的待遇在无形中消除。北宋朝廷虽然不允许在任官员经商，但事实上仍有许多官员兼营商业，这更加有利于社会上轻商、鄙商风气的改变。

前面已经介绍过，从北宋初年起，坊市制就被废止，代之以厢坊制，对城市商业的种种限制也随之消失，例如：经营商业不再局限在狭小的市内，不再局限于白天固定的时间。乡村中在原来的草市、墟市、村市的基础上设立了镇市，这不仅是地方行政区划的创举，更有利于在广大乡村建立起市场网络。由此可见，同以往比较，宋朝商业政策的主要特点就是尽量减少对商业的不必要限制，任其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自由发展。这是宋代商业发展、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宋建国初年制定的统一的商税，结束了宋朝建立以前割据时期各地征商制度不一、商税倚轻倚重的状况，打破了以往各地为商品流通设置的障碍，有利于商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宋代商税的正税分为过税、住税两种。过税是对商人贩运货物所课的税，税率2％。行商每经过一个场、务（即各地征收商税的机构）都要交纳一次过税。住税是对城镇店铺买卖货物所课的税，税率3％。客商卖出货物和坐贾买进货物都要交纳住税。此外，还有若干种杂税。北宋初年把商税则例张榜公布于众。对偷、漏税者一般要没收其货物的1／3。

北宋朝廷还采取了若干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措施。例如，全面恢复了货币在经济中的中介作用，实物货币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从北宋中期起还开始发行纸币，极大地方便了商业的发展。有关货币的情况后面将详细介绍。又如，北宋时在汴京设立官营的汇兑机构--便钱务，商人将现钱交给便钱务，可领取券（即汇票），到外州凭券兑钱，当日即给付。这既方便了商人外出采购，又使官府掌握了大量闲置资金。

宋朝对人民生活的若干必需品，如盐、茶、酒、矾、香、醋等，实行征榷制度，即由政府专卖。官府对上述物品征榷的形式不同。有的是从生产、运输直至销售全部由国家直接控制，如对部分盐；有的是由民户生产，由国家预先贷给生产者一定的本钱，全部产品由国家收购，再由国家销售，或由经榷货务同意的商人销售，如茶、大部分盐、矾等；有的是由国家控制部分产品的销售。实行征榷制度的直接目的，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征榷限制了民间商业的经营范围，使商业利润较大的商品尽在国家掌握之中，以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但征榷收入的增加是以商税的减少为代价的。

宋代的商人组织与手工业者的组织相同。除零售店铺和饮食业分散在城内各处外，多数同类店铺往往聚集在一起，如汴京有果子行、姜行、纱行、肉行、青鱼市、牛行街、马行街、油醋巷等。当然，其中也有少量其他店铺和住宅与之杂处。同业店铺组织成行（或称团和市等）。由于大部分行业的手工业者都是亦工亦商，许多手工业者的行同时也是商人的行。入行的商户称为行户。外来的商人未经投行（即参加行）不得在市上经商。各个行有固定的批发场所和招揽生意的中介人牙人，有特殊的服装和行话，有独特的宗师、社日、娱乐活动等。行首按朝廷规定由物力高强的上户轮流担任，有权制定市场物价。所以，行是商人垄断市场、控制价格、限制竞争的组织。另一方面，宋代官府向商人科索以及朝廷和官府在市场上采购货物也是通过行进行的。科索是没有固定时间和数额的临时性赋税，北宋初年多由商人承担。官方的采购当时称为和买，价格上与行首议定，但总是低于市价，实际上成为变相的科索。

科索和和买都由行在行户中分派，行首为此承担经济责任。所以，行也是官府控制商人和市场，强行征调人力、物力的工具。

（2）区域市场与商品流向到宋代，随着地区性经济中心城市的出现，形成了以一个或若干个城市为中心，由城市、镇市和墟市组成的，多层次、网络形的区域市场。由于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物产不同，各个区域市场具有不同的特点。

宋代的区域市场主要有北方、东南、川蜀、西北等四个。

北方市场以首都汴京为中心，主要包括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曾经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在几次长期的战乱中经济遭到一定的破坏。由于有较好的农业和手工业基础，到北宋初年经济逐渐恢复。汴京作为北宋的政治中心和最大城市，有百万以上的居民，周围地区还驻有数十万军队，需要大量的粮食、布帛和其他物品，主要仰仗东南地区供应。同时，北方生产的名贵丝织品、瓷器、铁器等也流向其他地区。北方市场的货物运输主要靠汴水、黄河、运河等水路。

东南市场以苏州、杭州为中心，包括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

这里已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农业和手工业都居于全国之冠，粮、茶、盐、纺织品、瓷器、铜器等都有较大的优势。在其内部，特别是两浙等路，商业极为活跃，有一批新兴的手工业、商业城镇，镇市、墟市的数量也较多。东南地区交通极为便利，长江、运河连通地区内的主要城市和国内其他地区。沿海地区海运较发达，几个主要的海外贸易中心都在这一地区。

川蜀市场以成都为中心。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对外交通十分困难，但内部的商品交换仍较活跃，以四川盆地和汉中地区最为发达，不仅物产丰富，而且镇市数量较多。川蜀地区的山区则较落后，商品交换不发达。

西北市场包括陕西路和河东路，物产以盐、煤、铁、木材为主，其他产品较少。这个地区地处边防，驻有大量军队，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此外，宋朝同西北各民族的贸易也通过这个地区进行，主要以川蜀地区的茶叶换取北方民族的马匹，称为茶马贸易。军需品供应和茶马贸易都由官府控制或垄断，所以这个地区的货物交换主要是官办的，主要出自政治和军事等的需要。

宋代商品的种类繁多，小到柴、米、油、盐，大到车辆、船舶。一般地说，农产品是从农业流向城市，手工业品是从城市流向农村。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镇市、墟市是城乡商品交流的主要中介。

农产品主要包括粮食、茶叶、蔬菜、水果等，以及部分布帛或丝和麻。各种农产品流向城市的方式有所不同。粮食和布帛在农产品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产地分散。农户多余的粮食多数运到附近的墟市或镇市上出售或在行铺交换其他物品，行铺汇集到一定数量后再贩运到邻近城市乃至地区性经济中心城市，有相当一部分粮食（主要是米）还要由东南地区等主产地远途贩运到首都。农户多余的布帛也在墟市或镇市上出售或交换。多余的丝、麻则拿到镇市上卖给机户，或由商贩收购后卖给机户，机户织成布帛后再由商人收购贩运到城市。蔬菜产地主要在城市周围，一般不需要长途贩运。茶叶和水果等往往集中于特定的地区，由商人贩运到全国各地销售。

相当一部分普通民户日常生活需要的手工业产品是在产地周围地区流通。某些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只能在特定地区生产的产品，如铁器、煤炭、盐等，辐射范围较广，由商人远销各地，有些还运往镇市、墟市，由行铺用以交换农产品。还有一些各地的著名产品，运销范围也很广泛，但这类产品主要是销往大城市或用于海外贸易。北宋时，蜀锦、定瓷、浙漆、吴纸、监书、内酒、端砚、建州茶、洛阳花、晋铜、西马、东绢等，都是国内较为著名的产品。

（3）大商人与商业资本商业的蓬勃发展造就了一批大商人。他们的手中积聚了巨量钱财，成为宋代社会中除农村中的大地主以外的又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与大地主同被称为豪强兼并之家。首都汴京是富商大贾云集的地方。真宗年间，宰相王旦曾说："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①在一般城市中，也有一些家产在十万贯以上的富商。特别是从事长途贩运和海外贸易的商人，富有者年收入达千万。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

大商人是城市坊郭户中的上户乃至高强户，各行的行首主要从他们之中产生。他们开设邸店，供客商住宿和存放货物，客商供货和其他商人进货，都要以他们开设的邸店为中介，他们则由此垄断和操纵市场，欺压客商和中、下户商人，牟取暴利。汴京的茶行就被十余户所谓兼并之家所控制，外地客商运茶进京，都要向他们送礼、请客，将茶叶低价卖给他们，再按他们规定的高价卖给其他商人。

各级官员也纷纷以各种方式经商谋利，高级官员、管理财政税收的官员、管理专卖物品的官员更是利用职权暗中取利，有的甚至用官船和厢军兵士贩运私用。大商人和官员常常串通一气，想方设法巧利名目盘剥中、小商人和其他民户。宋代征收的实物赋税可以通过折变改变征收的品种，有的官员与大商人合谋，把赋税折变为当地不出产的品种，迫使民户将自己生产的产品低价出售给商人，再高价购买其他品种交纳赋税。这一进一出，给大商人带来巨大利益，而纳税户却蒙受巨大损失。

此外，大商人和经商官员还一起不断冲击朝廷的专卖政策。北宋中期以后，经常有一些官员上疏，要求放宽对专卖物品的控制，任商人自行贸易。官商勾结还使不少本应纳入国库的专卖收入流入大商人手中。

大商人获取的钱财主要有三种用途。其一是购置田产。尽管宋代商业非常发达，在本质上仍然是农业社会，土地仍是财富和地位的主要象征，况且总的社会生产水平也决定了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空间仍是有限的，只能容纳有限数量的钱财。其二是贮藏。宋代的富裕人户（包括地主、商人、官僚）仍像以往历代一样，把大量的钱财埋藏于地下或其他稳秘的地方，以供不时之需。有的富户埋藏数量多达数十万、上百万。

在灾荒、战乱、内乱和权力倾轧随时可能发生，财富随时可能丧失的时代，贮藏有其特殊的功用。其三是用作商业资本，以谋取进一步的利益。这项用途需要占用巨额钱财。

大商人中的坐贾，资本主要由各类行铺构成。其中包括：商铺--主要用于买卖货物。大的商铺"屋宇雄壮，门面广阔"，经营金、银、首饰、各种丝绸织物等，多进行大宗交易，有的交易"动即千万"。邸店--专门为客商贮存各种货物、提供住宿和交易场所。大的邸店物力雄厚，可以垄断某一类或若干类货物的批发。交引铺--一种以买卖盐钞、茶引为主的特殊行铺。从北宋时起，为鼓励商人和农户把粮草等运往北部边境地区以供军需，官府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在边境地区收购粮草，所付除现钱外，还有一部分盐钞和盐引，可将其拿到汴京榷货务登记后到指定的地区领取盐和茶贩卖。发放盐钞和茶引的本意是将一部分盐、茶利润让给交纳粮草的民户，以为奖励。但多数普通商人和民户均无力再远途贩运盐、茶，而且急于拿到现钱。大商人利用这种心理，设交引铺低价收购盐钞和茶引，或凭其贩运盐、茶获利，或将其高价卖与他人，使这部分盐、茶之利尽落大商人手中。

大商人中的行商主要从事长途贩运和海外贸易。他们的资本主要由车、船等运输工具和巨额流动资金构成，往往凭借其雄厚实力大量买进卖出，借地区差价谋取利润。他们有的以预付定钱的办法保持稳定的货源；有的包买某种物品以操纵价格；有的收购粮草运往边境，既获得官府高价收购之利，又可得盐钞、茶引，以谋取进一步的利益。

大商人中还有一些专门经营质库的库户。前面曾介绍过，质库相当于后来的当铺。库户把现钱贷给典当者，收取高额利息。所以，库户实际上也是高利贷者。宋代城乡都有高利贷者，在大城市中尤为活跃，许多行商坐贾也兼营高利贷。经营资本不多的各类中、下户是他们的主要盘剥对象。在各种抵押品中，田产是最好的，可以用田契充当抵押物。

此外，金、银器物和绢帛等贵重物品也可用于抵押。宋代有"倍称之息"的说法，即借贷的年利通常为百分之百。在北宋初年，朝廷也曾有"富民出息钱不得过倍称"的规定①，但在宋代仍有高达百分之二、三百的高利贷。高利贷不仅下户难以承受，就连一些官僚、地主一旦被迫借贷也难以脱身。

大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大量存在，反映了宋代城市经济的活跃，加剧了财富在社会上的流动，使"贫富无定势"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同时也侵蚀着国家并不稳固的财政基础。

（4）铸市与纸币宋代是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全面复兴的时期。从东汉时起，金属货币逐渐衰落，黄金退出流通领域，铜钱被废止，谷、帛等实物成为法定的交换媒介。这种广泛使用实物货币的状况到唐代初年才开始有所改变。

中唐以后，实物货币进一步衰落，铜钱的地位日益巩固，使用范围日益广泛，白银也开始作为货币进入流通。到宋初，实物货币被彻底废弃，金属货币的地位得到完全恢复。

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为适应商业的发展，北宋初年就大量铸造铜钱。从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铸造"太平通宝"钱起，几乎每有一个年号便铸造以该年号命名的新钱。铜钱铸造量也不断增加。太宗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每年约铸造80　万贯；到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便增至125　万贯；七、八年后又增至183　万贯；到仁宗在位时更增至300　多万贯；神宗元丰年间（1178-1185年）达到506　万贯的高峰。年平均铸造量为唐朝时的十倍以上。朝廷对铸币的质量有严格限制。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规定："自今公私所用，每千钱须重四斤"①，并要求民间将质量低的铜钱上交国家。国家铸造的铜钱实际上高于四斤的标准，"每千钱用铜三斤七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成重五斤"②。从宋初到神宗年间都大体如此。就质量而言，北宋的铜钱与唐朝初年的开元钱相差不大。

宋代虽然铸造了大量铜钱，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甚至时常发生"钱荒"。这一方面是由于大量铜钱被富裕人户贮藏起来，因而退出流通，形成大量货币沉淀。还有相当一部分铜钱流到宋朝统治区域以外，"有去无还"。另一方面是由于铜是国家禁榷物品，民间严重缺铜，加之铜钱质量上好，含铜实际上大于铜币面值，熔钱铸器的现象普遍存在。据记载，在当时，"销镕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①。还有一些人则把国家铸造的高质量铜钱熔化后改铸为质量低劣的伪币，冲击市场，牟取巨利。朝廷对此严加禁绝，却始终屡禁不绝。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

①　《宋大诏全集》卷一八三。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钱币考》二。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

宋朝还铸造铁钱，作为辅助钱币，与铜钱同时流通。铁钱在宋以前就流行于南方某些地区，北宋建国后长期禁止铁钱在川峡以外的地区流通。所以，铁钱的铸造和流通量都大大少于铜钱，每年约铸造数十万贯。铁钱成本低廉，私铸者甚多，加之官铸铁钱也越来越轻，与铜钱的比值不断下降。铜铁钱并用及其比价的动荡，加剧了铜钱"钱荒"。

在宋代，金、银主要仍作为财富宝藏。仁宗景镕祐二年（1035年），官定白银锭为货币，国际贸易、赏赐、进贡、征税、罚款、官俸等都有使用白银的。但白银在商业中的使用仍远少于铜钱和铁钱。

北宋时开始使用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最初出现于川陕诸路，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在那里主要流通铁钱。由于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②，客观上需要一种容易携带的、轻便的货币。北宋真宗年间（约10世纪末），成都16　户富商联合发行一种信用交换券，名为"交子"。在街市交易中，可以用交子兑换现钱，每贯扣除30　文利息，作为交子印制发行的费用。交子的出现大大方便了商人外出交易。交子发行后假交子也随即出笼，而且交子的发行者也是商人，他们挪用现钱，导致准备金（即铁钱）不足，交子户与持券者之间的关系日渐紧张，引起争讼，交子铺遂被官府关闭。交子被废止后，商业活动大为不便。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朝廷批准知益州（即成都）薛田的奏请，设置官办的益州交子务，并从次年二月起发放交子。从此，交子成为川峡诸路的法定货币，与铁钱并行。交子以铁钱为本位，面额为1　贯至10　贯，共10　种（十几年后改为5　贯和10　贯两种，后又改为500　文和1　贯两种）；发行时以两年为一界，每界界满时，用新交子调换旧交子，每贯输纳纸墨费30　文；每届发行额为1256340　贯，准备金为36　万贯。交子在成都发行后不久，西北边境地区形势紧张，为支付粮草费用，曾分几次借数十万贯交子给秦州。其他地区在北宋时仍用金属货币，不使用交子。从交子官办到神宗在位时的几十年里，交子价值的涨、跌幅度很小，具有良好的信用。

民户不仅可以用交子从事市场交易，还可用于交纳租税。为了防止伪造交子，官府设置抄纸场，"官自抄纸"，并规定伪造交子者"罪以徒配"。所以，这一时期交子的发行和流通都比较稳定，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年），交子的发行数额越来越大，造成"界率增造"，"每岁发放亦无定数"，不再像以前那样严格控制和管理。徽宗在位时交子恶性膨胀。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朝廷强行把交子推广到长江以北诸路，并改称为"钱引"，后来川蜀地区的交子也称为钱引，交子务改为钱引务。但钱引务在无相应本钱的情况下大量发行钱引，其价值大幅度下跌，"引一缗（mín，音民，穿钱的绳子，一千文钱为一缗），当钱十数"。朝廷不得不下诏停止收兑旧引，把发行额恢复到仁宗天圣年间初设官办交子时的水平，并设置相应的本钱。这样，纸币的发行渐趋稳定，直至北宋灭亡。

（5）沿边贸易与海外贸易沿边贸易和海外贸易都是宋朝商人与境外各地之间的商业交往，但它们的地域范围、贸易对象不同，贸易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别。沿边贸易②　李攸：《宋朝事实》卷一五。

是在沿北部和西北部的陆地边境地区同各个北方民族进行的贸易，海外贸易在各个沿海城市同海外各地区进行的贸易。沿边贸易和海外贸易都是在国内商业日益繁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国内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与辽、西夏的贸易在北宋沿边贸易中居于主要地位。北宋在与辽、西夏接界的地区设立专门从事贸易的榷场。但由于双方的政治关系时好时坏，榷场兴废无常。太宗时期在北宋境内的镇州（今河北正定）等地设置榷场，从事宋辽间的贸易，后因战争而关闭。宋辽澶渊之盟（1004年）以后，双方的政治关系比较稳定，北宋在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等地设置四个榷场，辽也在其境内的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设置榷场。在北宋与西夏之间，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设置榷场，后来又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等地设置榷场。

通过榷场进行的贸易称为榷场贸易，是北宋与辽、西夏之间的主要贸易渠道，受到双方官府的严格控制。各榷场都设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稽查货物，征收商税。交易双方必须由官府的牙人从中斡旋，不得直接交易。北宋输往辽、西夏的主要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如粮食、茶叶、布帛、瓷器、漆器等，还有从海外输入的香料。从辽、西夏输入的主要是牲畜、皮货、药材、珠玉、青白盐等。其他货物，如北方的马匹，南方的铁、铜、硫磺、焰硝、箭笴等军用物资，一般都严格禁止出境。民间的商人不满意官府对沿边贸易的严格限制，他们在榷场以外进行的走私活动也十分活跃，甚至输出官府严格管制的物品。

北宋同西北、西南的其他民族之间也有贸易往来。这些民族包括回鹘（即维吾尔族）、蕃族（即藏族）、彝族、白族、壮族等。同这些民族的贸易主要是以茶叶、布帛等交换马匹。由于马匹在古代作战中的重要性，汉代以来中原各王朝都非常重视养马、买马。宋朝尽失北方草原，难以养马，辽、西夏又禁止马匹出境，所以买马对宋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北宋前期主要是以丝织品和白银易马，从神宗时起改为主要以茶叶易马。朝廷专门为此订立了茶马法，在成都府等地设置买茶司收购蜀茶运往边境地区，由此形成茶马互市，每年可以换得数万匹马。

沿边贸易密切了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经济联系。汉族的文化由此传入周边各民族。尽管北宋严格限制经书以外的书籍出境，仍有不少文学、医学以至政论书籍流入北方，特别是辽朝在文化方面受宋朝影响最大。

沿边贸易还造成北宋的铜钱大量外流，朝廷屡禁不绝，以至北宋铜钱成为辽的通货之一。铜钱外流是造成北宋"钱荒"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宋时海外贸易迅速扩展，规模远远超过前代。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有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一带）、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江阴军（今江苏江阴），其中以广州、泉州和两浙地区的海外贸易最发达。有些城市由于海外贸易而达到数十万人口。朝廷先后在上述港口城市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市舶司，负责进出口货物的检查、保管，进口货物（即舶货）的抽解（即征税）、博买（即收购）、上缴、出售，以及对外商的监督、管理和保护。北宋中期每年市舶收入即达数十万贯。此外，朝廷有时还派遣使臣出海，招徕外商或接待外国使臣。外商可久居中国，其财产一直受到保护。广州、泉州、杭州等港口城市都有外国人聚居的蕃坊，有些外国人世代在此居住。

与宋朝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有数十个，其中以日本、高丽、东南亚各国来往最为密切，与印度、阿拉伯各国的来往也较多，中国商船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北宋初年还与东北的女真族有海上贸易往来，以换取北宋奇缺而又在军事上必不可少的马匹。宋代输往海外的物品主要有瓷器、金、银、铜、铁、锡、丝织品、茶叶、药材等，输往日本和高丽的还有书籍、字画等文化品，以及从东南亚等地进口的某些物品。这些物品中以瓷器数量最多，因而中国瓷器在那时就享誉海外诸国，其他物品的出口数量都比较少。从各地输入的物品不同。从东南亚等地输入的主要有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珊瑚、珍珠、玳瑁、苏木等。从日本输入的物品主要有硫磺、木材、水银、沙金、各种工艺品等，日本制造的宝刀和扇子在宋代就享有盛名。从高丽输入的物品主要有人参、矿产、绫布以及扇子、文具等。由此可见，进口物品主要是供皇室和达官显贵享用的各种珍稀宝物、香料等。这些物品多数运往大城市，有些运往各北方民族国家或转口海外他国。所以，宋代的海外贸易虽然数额很大，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却是很有限的。由于进口大于出口，必须用铜钱或白银弥补进出口差额，在海外贸易中也有大量铜钱外流。

（三）财政：田赋、徭役与商税1。田赋及乡村杂税田赋即土地税。宋朝沿袭唐朝中期以来的做法，以两税为田赋。两税是每年夏季和秋季各征收一次的田赋。这是宋代乡村最主要、最基本的税收，也是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夏季征收的称夏税，一般收取现钱，但在许多地方普遍存在着税钱折纳税物的情况，品种主要有丝、绵、丝织品、大麦和小麦等。北方一般没有夏税钱。秋季征收的称秋税，以实物计税，主要征收稻、粟、豆类、草等，亦称秋苗。所以，宋代有"夏税秋苗"的说法。南方和北方农作物的品种不同，各地税物的品种也不同。由于两税属于土地税，只向有土地的主户征收。客户虽不直接纳税，但地主的税负实际上由客户承担。

每年纳税之前两个月，各地官府都要向纳税户分别发放称为"由子"

的通知单，上面开列该户应缴纳的两税数额。农户缴纳两税以后，由官府发给盖有印鉴的"户钞"，作为缴纳的凭证。贫穷农户缴纳布帛时，几户才能凑成一匹，因而几户才发给一张户钞。户钞上的印鉴每个仓库都有所不同，而且只能使用一次，用完即销毁，以防假冒。

由于两税以征收农产品（或折变为农产品）为主，只能在收获以后开始征收。各地开征的时间因农时而异。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

规定，夏税开封府等17　州从五月十五日起纳，至七月三十日毕；河北、河东诸州五月十五日起纳，八月五日毕；颍州等13　州及淮南、两浙、福建、广南、荆湖、川、陕等路五月一日起纳，至七月十五日毕；秋税统一自九月一日起纳，至十二月五日毕，并可加一月限。后来又将夏税改为全国统一从六月一日起征，秋税统一从十月一日起征。各地的形势户的两税，统由各州通判或判官直接掌管催纳，并要在纳税期末限以前15天以内交纳完毕。

由于两税是土地税，缴纳数额与土地产出量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朝廷不以产量定税。但税额和产量之间仍有一个历史形成的大致的比例关系。一般的说，宋代平均每亩地缴纳的田赋约为一斗，即中等地区亩产量的十分之一左右。这个比例沿袭了中国古代长期形成的传统。然而，由于各地的历史情况不同，土地的肥瘠程度和产量差别很大，实际缴纳的税额也不尽相同。每亩地纳税一斗是原来在北方各地通行的做法。北宋建国前吴越统治两浙地区时，田赋一般高达每亩地三斗。宋灭吴越后，太宗命王方贽到两浙地区检定田赋。王方贽以北方的制度为"天下之通法"，将三斗减为一斗。但实际上并未完全统一，江南、福建等地仍广泛沿用旧制，亩税三斗。造成税额不一的另一个原因，是宋代推行"三壤法"，即按土地肥瘠的程度分为上、中、下三等，征税时按田地的等级而有所不同。北宋初年，常熟无上田，只有中、下两等。中田每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税米八升；下田每亩夏税钱三文三分，秋税米七升四合。如果把钱折合成米，税额仍在一斗左右或稍少些。两税额占产量的十分之一，对大多数地区来说，负担并不算重。

自唐朝中期实行两税法以来，隐田漏税的现象一直存在，导致税收大量流失。北宋前期，朝廷亦设法消除这种现象。北宋建国后不久，太祖即令开始检田，清查各地隐田。但由于豪强兼并土地，农户逃亡严重，隐田难以查清。有些农户实际上是为逃避赋役而冒称逃亡，暗中则携带田产投靠兼并之家，从而导致国家版籍上登录的田亩数量减少，田赋也随之减少。针对这种情况，太宗、真宗两朝均屡次下诏均田税，即民户十家为保，如果有一家逃亡，其税即由其他九家均摊，二家、三家逃亡亦如此。这种做法只着眼于收取田赋，却加重了未逃亡户的负担，而获得逃田的兼并之家则隐占了田赋。隐田问题未能解决，又加剧了税负不均。真宗皇帝也看到这个问题。他说："豪强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者地薄而税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但苦于无计可施，只得"渐谋改定"①。后来在仁宗时又试行过千步方田法，试图通过清丈田亩，制止漏税，也终因豪强兼并之家的抵制而草草结束。到北宋中期，隐田漏税的问题不但未能解决，反而愈演愈烈，致使朝廷的两税收入不断减少。据统计，从真宗景德年间到仁宗皇祐年间的大约50年时间里，全国垦田增加40.7　万顷，而岁入之谷却减少了71.8　万余石②。从这种怪现象可见问题之严重。

在实际征收两税时，官府常常采用折变、支移等办法增加税额。折变是指官府根据需要变更征科品种。按规定，折变时物品价值应以缴纳当月上旬的平均市价为准，但官府却往往设法增取其值，亏损农户。如夏税折麦，州县事先串通市司压低麦价，待科折确定，再增加麦价。这样，夏税钱虽未增加，农户却要多交许多麦子，有时多达数倍。交纳田赋有固定的地点和仓库，以此处多余的田赋移至彼处入仓，称为支移。

支移有时远达数百里，农户运粮前往有所不便，多携带现钱前往，沿途还要交纳过税。这实际上是要民户提供无偿运输税款的劳役。后来，农户交纳一定数量的脚钱便可替代支移，于是脚钱成为一项固定的附加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一八。

②　据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考》四。

税。

在农村，除两税外，还有身丁钱、杂变、和籴、科配等税目。这些税中的多数，主户和客户都要缴纳，但有时官户可以免除科配。宋代20-60　岁的男子为丁，每年要交纳身丁钱。各地身丁钱数量不等，北宋初年一般为数百文，折合粮食数斗至一石。有些地方身丁钱的收入甚至超过夏税。真宗年间，两浙、福建、荆湖、广南等路身丁钱即达每年45　万贯。杂变亦称沿纳，是指从前代沿袭下来的杂税，如农具钱、桥道钱、盐钱、曲钱、加耗、斗面、纸笔钱、鞋钱、公用钱米等，品种繁多。大多数杂变在北宋初年曾被取消，中期以后陆续恢复，有时品种多达数十种。和籴是指政府征购军用粮草。最初多置场从商人手中征购，后来逐渐变为按人户户等摊派，成为附加的杂税。科配是指各种临时性的杂税，缴纳的时间、种类、数量都不固定，最初由城市的坊郭户负担，后来推广到农村，由城乡共同负担。

折变、支移和各种其他赋税，有许多在北宋初年就已存在，但数额比较少。这表明，在国家财政状况比较宽松时，朝廷注意到尽量不加重农户的负担，并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大约从真宗在位时起，赋税的名目和数额都逐渐增加。总的看，宋代农村两税本身数额并不算很多，若加上其他各种杂税，农户的负担便加重许多。由于许多兼并之家隐田漏税，普通农户的负担更显沉重。

2。职役与役徭役是古代国家税收的特殊征收方式。它不见诸钱物，表现为民户无偿为国家承担某些管理职能和从事劳作。在宋代，两税与徭役正式分开，民户除缴纳两税以外，还要承担一定数量的徭役。由于官户是在任品官之家，已经在为国家效力，照例不再承担徭役。所以，徭役全由民户承担。按照宋代的役法，徭投有职役和夫役之分。职役主要由上户承担，夫役则由下户承担。

职役也称吏役，是指国家指派乡村主户（主要是上户）担任州县公吏和乡村基层组织的某些职务。上等民户中的坊郭户、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寺观户等均免此役。宋代职役有差、雇两种，由国家无偿征调的职役亦称差役，由国家出钱雇佣的则称雇役。北宋前、中期的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实行差法，后来某些地区的某些职役改行雇法，王安石变法时普遍堆行雇役法。职役按其职责可以分为三类：--衙前。职责是在州衙管理府库，押送纲运（即上供官物），管理馆驿，迎送过路官员等。法定由一等户充当。担任衙前可免除科配、折变等，并可授予官衔，最高可升至都知兵马使，还可出职补官。

--里正、户长、乡书手等。里正大约相当于乡长，职责是催督赋税，由一等户轮流充任。户长协助里正催税，由二等户轮差。乡书手相当于文书、会计，由三等户充任。

--耆长、弓手、壮丁等。耆长的职责是维护乡间治安，"逐捕盗贼"，防止烟火，由二等户轮差。弓手、壮丁隶属于耆长，协助其维持治安，多出自三、四等户。由于弓手、壮丁需要比较熟练的武艺，不易轮换，有些人几乎终身应役。

此外，还有州、县官府的吏人，如孔目、押司等；供州、县官员"奔走驱使"的散从官、承符、手力等；在各级官府的仓库中管理杂务的斗子、库子、秤子、栋子、掏子、仓子等。

与主要由下户承担的夫役相比，主要由上户承担的职役享有一定的权势，往往被视为是一种特权。担任衙前、里正等的一等户还被官府列为形势户，可以"凌驾州乡，兼并纵肆"，人称"脂膏"。由于州、县官员都由异乡人充任，而且有固定的任职期限，州、县吏人往往可以把持地方政治，成为各地的实权人物，一些人还可以借此改变其政治和经济地位。充任重要职役的上等民户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统治基础。尽管如此，许多富裕民户却不愿意应役。这主要是北宋前期朝廷推行的差役制度造成的。根据差法，绝大多数人应役完全没有任何报酬，即无月银，又无口粮，所需生活费用全靠自己的家庭供给，充任弓手等的人还要自备衣装弓弩，这些对农户来说不啻是一份额外的负担。充任职役的人往往是家庭中最强壮的劳动力，长期服役还会给农户的正常农业生产以及其他经营活动带来一些影响，有些不太富裕的农户"困于久役"，甚至会"破坏家产"。此外，某些职役还要承担连带的经济责任。例如：衙前所保管和押运的官物，如有丢失、损坏，要包赔损失，严重的还要籍没田产以抵偿损失，有些富裕的大地主便因此倾家荡产；里正、户长如果催税不齐，要代为垫补。在一些地区，担任衙前、里正成为令人为之色变的畏途，本应应役的一等户千方百计逃避服役，把负担转嫁给二、三等户。而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更难以承担此役，有的农户为减少丁口，免服职役，甚至不惜采取父亲吊死、祖母改嫁等办法。官府则不得不使用强制的办法强迫农民服役。总之，到北宋中期，职役已成为富裕农户的沉重负担，朝廷已经很难在不侵害其统治基础的情况下把差役法继续推行下去。

夫役又称工役或杂徭，是指国家抽调民户从事各种体力的劳役。夫役征调丁夫，宋代男子20-60　岁为丁，城乡凡有一丁以上的民户都要承担夫役。所以，坊郭户、乡村的主户和客户均应服役，但正在担任职役的乡村上户可以暂免夫役。夫役的主要内容有修浚河道，营建土木工程（如筑城、修路、盖房），运输官物（如运粮、草、盐），采矿等。宋代有庞大的厢军承担各种修建、运输任务，因而民户的夫役负担比前代有所减轻。北宋从朝廷到各地官府都可以随时抽调农民应役。每年春耕前，官府都要征调大批丁夫修筑黄河堤岸，称为"春夫"。其他夫役没有固定的时间，统称为"急夫"。一旦出现水患或有其他急迫工程事宜，可随时征调急夫。北宋前期，夫役也实行差法，丁夫无偿应役。每遇大型工程或遇战争，往往要征调数万至十数万丁夫，征调范围多达数路，有些丁夫要从数百里乃至上千里以外赶来应役，服役时间往往长达一、两个月。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男丁长期外出服役，常使民户荒废农事，导致家业破败。夫役极其艰苦，每年都有一些丁夫死于役所。沉重的夫役是造成农户逃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3。商税及其他财政收入宋朝在城市征收的主要是商税。从各个大城市直至镇市、墟市，都设有专门征收商税的税务机构，组成了一个征商网。在首都开封和洛阳、大名府（今北京）、应天府（今南京）等大商业都市设置都商税院；在繁华的州、府设置都税务、商税务或商税院；一般的州、县设置税务，多数镇市和某些繁华墟市也设置税务。全国上下税务机构多达近两千个。商税收入多的地方由朝廷委派专门的监税官员负责收税，商税收入少的地方多由其他地方官员兼管税务。每年收入在一千贯以下的乡村镇市则实行买扑法，设置买扑税场，由当地富裕人户按固定数额承包税收。各地务、场除有税务官员外，还设有专栏和男、女栏头，负责检查往来商人和货物。商人纳税的凭证称为引，上面记有纳税人的姓名，纳税货务的品种、等级、数量，货物的起发地或住卖地，纳税时限等。税钱如有减免，也要记于引上。一般货物都在当地税务纳税批引，运输茶、盐和进口货物则由各地税务批写纳税额，最后一并缴纳。

北宋商税则例的制订完成于太宗谆化五年（公元994年），随后在各地商务和交通要道张榜公布。如前所述，商税的正税分过税和住税两种。过税属于流通税，由行商缴纳，税率为2％；住税属于交易税，则坐贾缴纳，税率为3％。绝大多数商税是征收现钱，也有一部分货物，如竹木等，采取征收实物的办法。然而，城镇的商税也如同乡村的田赋，除正税以外，还有各种其他名目的杂征乃至勒索。在北宋前、中期主要有以下几项：--重复征收过税。宋代商税收入多存留于地方，各地往往增设征商务、场，以增加地方收入。行商长途贩运货物，往往每过一地便要缴纳一次过税，从这一路到另一路，也同样要一征再征。这样，商旅实际缴纳的过税就远不止商税则例规定的2％。

--力胜钱。在水运通道按照船只的大小和所载货物的多少而征收的税钱，称为力胜钱。但有些地方对没有载运货物的空船也征收此税。

--税吏勒索。宋代各地务、场往往任用许多吏人为征税人员，负责检查商旅的专栏和男、女栏头也主要由当地下户，甚至客户充任，一些务、场监官有时还私招巡丁协助收税。这些人把持务、场实权，其中的多数人没有任何报酬，全凭勒索过路商人为生，多按照商税数额的1／10向商人索要事例钱。

北宋各种杂征和勒索一直非常严重，在长江沿岸的商业繁荣地区尤甚，有些地区的税务被商人称为"法场"。所以，宋代虽有统一的商税则例，而实际上却是征商"无定制"。

宋代田赋和商税以外的另一项重要财政收入来自征榷，即专卖收入，其中以茶、盐、酒的专卖收入最多。

茶在宋代已成为生活必需品，饮用广泛，利润丰厚。茶叶卖卖完全由官府控制，商人买茶必须凭交引到指定的场、务取货，再到指定的地区出售，某些地区还曾由官府直接出售，茶叶售价常为收购价格的数倍。有些交引是以优折价发售给把粮草运往边境地区的商人和农户的，他们往往无力到茶叶产区取茶，便低价卖给汴京的交引铺，这一部分茶利遂被交引铺取得。为除此弊端，太宗和仁宗时都曾在一些地区实行贴射法，即由商人把官府原来获得的茶利贴纳给官府，然后直接向种茶的园户买茶出售。实行此法，官府省去买卖、运输茶叶的开支，仍可获得同样数量的茶利。

北宋初期对食盐实行官运官卖，由漕运返航的空船运回官盐，由各地官府出售。官盐质次价高，民户多不愿买，官府往往强制配售。或按民户丁口配盐，或按民户财产多少和户等高下配盐，或准许部分商人领取官盐贩卖，并令其承包一定数量的盐利。这种办法弊病丛生，引起民怨。太宗年间大多数地区改行交引法，但同茶叶一样，经营交引铺的大商人得以牟取暴利，操纵盐价。仁宗庆历年间，解盐实行钞盐法，按盐场产量发行盐钞，商人购钞取盐贩卖，并在汴京设置盐库平准盐价，盐贵卖盐，盐贱买盐。这种办法既稳定了盐价，又保证了国家盐利。无论是官盐售价还是盐场钞价，都高于盐收购价数倍至十数倍。所以，宋代盐课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数额接近甚至有时超过商税收入。

北宋在汴京设立都曲院，专造酒曲，民间酒户所用酒曲都必须向其购买。汴京以外的许多地方也由官府严格控制酒曲。各地普遍设置酒务（或都酒务）、酒场、酒坊，专门从事酿酒、卖酒。官营酒场或由官府自营；或征调役人经营，或作为奖励给担任衙前的一等户经营，由其缴纳一定的酒税；或由富裕人户买扑，承包特定地区的酒税，并获得在该地区酿酒、卖酒的特权。宋代的酒利、酒税都极为丰厚，通常高于茶利，是仅次于盐利的第二大专卖收入。

除以上各项财政收入以外，宋代国家还有其他若干收入来源。例如：在沿海港口城镇设置市舶司征收进口关税，在乡村国有土地（即官田）

收取地租等，北宋前期各地方官府举办的常平仓谷钱也常被挪用于财政方面，等等。这些项目的财政收入数额都比较少，无法同前面专门介绍的各项相比。

4。财政制度与财政概况北宋主要的财政收入前面已作了介绍，有关财政方面的其他情况后来还要陆续涉及，这里只简要地介绍北宋前期主要财政机构的设置、财政支出的主要项目和总的财政状况。

宋朝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北宋建国之初，太祖、太宗就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政府的各项权力，削弱自安史之乱以来不断膨胀的地方势力。在财政方面也是这样。唐朝中期以后，各地藩镇拥兵割据，以"留使"、"留州"的名义占有地方财赋，上交朝廷的数量很少。这是地方割据势力日益强大的财政基础。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诏令各州将每年所收民租和专卖收入，除地方支用的部分外，钱帛之类要全部运送京师。次年，太祖重申上述规定，并严令各地不得占留财赋。从这一年（公元965年）起，朝廷派遣官员分往各地收取民间租税，称为"监当使臣"。太宗后，派遣监当使臣成为固定的制度。宋朝收取地方财赋的另一重要措施是设置转运使。北宋初年尚未统一之时，各地用兵频繁，朝廷设转运使主管军需粮饷等事。统一后，转运使成为各道（太宗时改称路）总管财赋的官员，又派京官出任转运判官，主要负责所属州府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转运使位高权重，可进京直接向朝廷报告各地情况。通过这些措施，地方财赋之权尽被收夺，为中央集权的国家建立了稳固的财政基础。

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为了保证财政权力的集中，北宋设置了与政务、军事系统平行的财政系统，直接隶属于皇帝。宰相虽然主管朝廷政事，却无权干预财政。北宋前期的最高财政主管机构为三司。三司是指盐铁、户部、度支三个部门，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和兵器制造等事项，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事项，度支掌管财政收支和漕运等事项。这项制度起源于五代时的后唐，为北宋所沿袭。北宋前期，三司时分时合。合并时设有统管三司的三司使，其地位仅次于宰相，有"计相"之称，并设有三个副使分管三部。分置时三部各设使分领。北宋前期，全国的财政支出均出自三司。财政系统独立于政务系统的目的，是保证财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但也导致朝廷内各部门互相牵制，行政效率低下等弊病。

宋代财赋收入种类繁多，几乎有多少种物产就有多少种赋税。其中数额较大的有现钱、粮食、布帛三类，此外还有白银。宋代现钱以贯计，粮食以石计，布帛以匹计，白银以两计。宋朝财政的基本计量单位，即以上述四种物品的计量单位合在一起，称为贯、石、匹、两。北宋初年的财政收入以两税为主。自太宗在位时起，所征收的粮食大体上有600万石左右通过漕运转运京师。这个数目后来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有少许增加或减少。太宗时的货币收入大约2000　万贯左右。其中有商税收入、两税收入、各项专卖收入，以及其他收入。货币收入中两税仍占有重要地位，而商税大约400　万贯左右，仅占货币收入的20％左右，专卖收入所占比重也不高。货币收入以及其他金、银等收入中，通过漕运转运京师的约合千万贯左右，即不足一半。所以，北宋前期在京岁入大约将近二千万贯、石、匹、两，在全国财赋收入中所占比重仍不足一半。北宋中期以后，货币收入大幅度增长，其中以商税和专卖收入增长最多，财政收入的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而运往京师的财赋则增加数额不大。

北宋时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三方面的用途。其一是军费开支。北宋军队分禁军和厢军两种，禁军专事作战，厢军专事杂役。每个兵士一年的基本开支总在三、五十贯左右，数十万军队开销至少也要千万贯。所以，军费开支历来是北宋财政支出的最大项目。其二是官员和行政费用。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有复杂的官僚机构和为数众多的官员。官员的俸禄较高，维持一个官员要用去几个乃至几十个兵士的开销。北宋初年领取俸禄的官员约有万人左右。所以，这项开支一般是仅次于军费开支的第二大支出项目。其三是皇室的各项用度。这个项目的支出数额不太稳定。

北宋初年，皇室的经常性开支约为每年几百万贯，但如遇重大祭祀活动开支便会大增。

北宋初年，正值创业时期，太祖和太宗都是开创基业的人，对前朝故事记忆犹新。所以，在这个时期，军队和官僚机构都比较精干，皇帝本人也比较节俭，财政支出尚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并且经常有所节余、积蓄，总的财政状况比较稳定。这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三、危机与变法--北宋中、后期经济（一）积弊与危机到真宗赵恒（公元968-1022年，公元997-1022年在位）统治时期，北宋中央集权的统治得到巩固，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基本完备，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繁荣都是前所未有的。也就是从真宗在位时期起，宋朝统治集团原本不多的进取精神逐渐减退，趋向因循保守。朝廷重臣都主张以守成为第一要务。当真宗问大臣"治道应以何事为先"时，宰相李沆（hàng）说："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参政知事王旦（公元957-1017年）说："祖宗之法俱在，务在行故事，慎所变改。"在这样的方针之下，有进取精神的新人得不到重用，许多试图改变现状的倡议都不被采纳，北宋初年实行的某些积极进取的政策和制度，都逐渐变得消极。真宗以后的仁宗（1022-1063年在位）和英宗（1063-1067年在位）两朝，总的说都继续奉行这种因循保守的方针。然而，与此同时，北宋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存在的弊病却日益显露出来，而且越积越深，致使国家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神宗（1067-1085年在位）统治时期推行的王安石变法，在经济上试图通过理财克服危机，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是北宋王朝为挽救危局、重新振作起来而做出的重大尝试，但终因积弊已久，因循守旧势力强大而失败。变法失败以后，朝廷上下腐败风气更盛，各种名目的征敛不断增多，民负越来越重，直至金军南侵，北宋灭亡。

1。财政状况恶化及其原因从真宗、仁宗在位时起，北宋朝廷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这主要表现为，各方面的财政支出，特别是军政费用不断增加，而财政收入没有相应增长，有时还有所减少，因而财政盈余日益减少，后来则出现大量赤字。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各项收入总计15085　万余贯、石、匹、两，支出为12677　万余贯、石、匹、两，尚有2400　余万贯、石、匹、两的盈余。20余年以后，便不时出现财政赤字，需要动用以往的积蓄弥补亏空。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有时一年的赤字就达数百万贯。即使没有出现赤字时，也是"所出无余"，仅能做到收支平衡，不再有封储，而且某些项目上也常有差额。例如：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收支基本平衡，财政收入中粮食亏空300　万石左右①。到英宗年间，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财政赤字为1573　万贯、石、匹、两，占全部财政支出的近12％②。由于连年的财政赤字，朝廷不得不"支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酿成财政危机。

造成财政状况不断恶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可以分为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

从收入方面看，在财政状况不断恶化的同时，存在着两个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另一方面却是各种苛捐杂

①　蔡襄：《蔡忠惠公文集》卷一八，《论兵十事》。

②　《宋史·食货志》。

税不断增加。如前所述，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收入为15085　万贯、石、匹、两，28年后的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减少16.3％；又过了16年，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财政收入继续减少，44年间累计减少3472　万贯、石、匹、两，即减少了将近1／4。而从真宗朝起，各种杂征的名目和数额日益增多。在乡村，一些在北宋初年被废止的前代杂税，又纷纷恢复，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朝廷下令将各种沿纳合并为一，悉除诸税名，可是直到宋末，有些税名仍然保留，沿纳数额比五代时有增无减；随着支移演变为固定的脚钱，一些原来不支移的地方也征收脚钱，而且脚钱数额不断增加，有些地方几乎相当于正税；科配原本由城市的坊郭户负担，自北宋中期以后逐渐推广到乡村；折变给农户带来的额外负担也更加繁重；在征收两税时增加了"斗面加耗"，加耗征收的数额由原来规定的2％增加到10-20％；仓禀之粟也有增加，名义上是用于防备灾荒，实际上已用于弥补财政亏空；创立预购绸绢的"和预买"（也称和买）制度，即春季预付给农户预购钱，到秋季农户以绸绢等偿还，但价格常常只有市价的一半，而且春季付给农户的也不全是现钱，有时以米、盐充折；仁宗嘉祐年间，仅此一项就在两浙路增收50　万匹绢；此外，买卖牛羊、粜卖粮食、买卖田宅、修盖房屋、析烟分居等，也都增加了税收。到仁宗皇祐年间，政府征收的粮食总额中，来自两税以外的部分已占到1／3　左右；绢帛中来自两税以外的部分更占到57％左右；两税征收到的现钱仅占现钱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几，在财政收入总额中则只占大约百分之五、六①。在北宋初年曾是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两税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说明两税以外的杂征的地位日益重要，乡村中农户的负担也因此更加沉重。在城市中，商税和专卖收入也不断增加，一些原本不征税的货物，如瓜果等，也开始征收税款。商税的增加在真宗、仁宗两朝尤为迅猛。太宗至道年间（公元995-998年）商税总额为400　万贯；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8年）为450　万贯；十余年后的真宗天禧末年（1021年）达到1204　万贯，增加近两倍；到仁宗皇祐初年（1049年）达到北宋商税收入的最高峰2200　万贯。①商税的增加固然有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原因，但如此暴增显然是横征暴敛造成的。

正常的两税收入的减少和正税以外杂征的增加，表明朝廷赖以取得"军国所资"的赋税制度已经不能正常运转。其主要原因是豪强兼并土地造成的大量隐田漏税。这是自唐朝中期实行两税制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北宋自太祖以来历朝都试图清查隐田、均定田税，但始终效果不佳，不但未能增加两税收入，国家版籍上登录的田亩反而减少了，隐田漏税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不得不另谋他途，用征敛苛捐杂税的办法弥补两税的减少。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广大普通农户的负担进一步加重，田税反而更加不均，不少不堪重负的农户被迫逃亡，而豪强兼并之家获得更多的逃田，隐占更多的田赋，从而导致两税收入的进一步减少，形成恶性循环之势。

北宋中期苛捐杂税的激增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从太宗在位后

①　据蔡襄：《蔡忠惠公文集》卷一八，《论兵十事》。

①　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四，《论国计事》；龚鼎臣：《东原录》等。

期起直到仁宗在位期间，发生了若干起规模较大的农民和士兵反抗朝廷的事件。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在成都附近发生的由农民王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就是起因于博买务强行征购茶叶。这次起义以"均贫富"为号召，参加者多达数十万人，历时数年，并一度攻入成都。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蜀中再次发生起义，义军又一度攻入成都。此后数十年，各地时有大、小暴动发生，"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其中有不少是由经济原因而起，在朝廷上下引起很大的震动。

造成财政状况不断恶化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北宋中期各项财政支出日益增加。前面已经介绍过，宋朝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维持军队、官员和皇室的用度。北宋初年，军队和官员人数较少，太祖、太宗尚知节俭，而且注意到平时要为发生战争和饥荒等意外事件预作准备，财政支出有所节制。真宗朝以后，军队和官僚机构日益庞大，冗兵冗官大量增加，皇室贵族的生活也日渐侈靡，财政支出也不断增加，终至入不敷出。先看军队的情况。禁军是北宋的正规军。太祖选练禁军时，标准极为严格，人数只有19.3　万，却有一定的战斗力。此后，禁军的规模不断扩大。太宗时，增加到35　万人；真宗时增加到43.2　万人；仁宗时，由于同西夏作战，到庆历年间激增至82.6　万人。承担各种杂役的厢军，人数也不断增加。太祖时厢军不过几万人，到仁宗时达到43　万多人。禁军与厢军合计，庆历年间共有军队125.9　万人，几乎是太祖时军队总数的六倍。英宗时军队人数有所减少，但治平年间仍有116　万人。这么多军队，其花费是相当可观的。北宋每名禁兵一年开支约为50　贯钱，82.6万人约需4130　万贯；每名厢兵一年开支约为30　贯钱，43　万人约需1290万贯；合计每年军费开支约为5420　万贯。仅此费用就超过了北宋初年太祖、太宗两朝时的全年财政收入。曾在仁宗皇祐年间担任过三司使的蔡襄（1012-1067年）在《论兵十事》中记载了当时的军队开支：现钱开支9940147　贯，在现钱收入总额36822541　贯中占大约27％；绢帛开支7422768　匹，在绢帛收入总额8745535　匹中占大约85％；粮食开支23170223　石，在粮食收入总额26943575　石中占大约86％；草开支24980464　束，在草收入总额29396113　束中占大约85％。①上述各项，除现钱以外，军队开支都已占到岁入总额的5／6　以上。这些只是军队的一般性开支，朝廷对军队高级官员数目可观的赏赐，如"月银"、"郊祀"等尚未计算在内，而且据蔡襄记载，当时的军队总员额为1181532人，还没有达到北宋军队数量的顶峰。稍晚些时候，思想家张载（1020-1077年）也估算过军队开支的情况，声称"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②。这些都说明，到北宋中期，庞大的军队所需的各种花费，已经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军队已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

北宋军队规模不断扩大，除有北方战事的原因以外，还与宋朝的军事制度有关。宋朝实行募兵制，组建军队不仅着眼于守卫边防，还着眼于维护社会稳定。这主要表现在厢军的设置上。厢军不事作战，主要承担各种杂役，这就大大减轻了久为广大民户厌恶的种种繁重劳役，从而减少了引起农民不满的原因。此外，相当一部分厢军兵士来源于流民、

①　据蔡襄：《蔡忠惠公文集》卷一八，《论兵十事》。

②　张载：《张子全书》卷一三，《边议》第六。

饥民、流放的罪犯。国家花钱招募他们，使他们有所归依，也减少了这部分社会势力可能对国家的稳定造成的危害。特别是在灾荒年份，朝廷往往招募大量流民和饥民中的壮健者从军，以防他们揭竿而起，反抗朝廷。这成为宋朝的一项传统国策。这些流民、饥民大部分充当厢兵，也有一部分成为禁兵。为了保持正规军禁军的稳定，军中老弱者一般不裁减，禁兵子弟亦多招募为兵，继续吃皇粮。宋朝军事制度的这些特点，在北宋初年军队规模较小时还不至给财政带来多大的负担，其积极意义大大多于消极的影响。但久而久之，冗兵数量大增，便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朝廷为了用这种方法维持社会的安定，不得不付出越来越高昂的财政代价。

军队冗兵的增加还造成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军队战斗力的大大下降。太祖、太宗时选练禁军有极严格的标准。为了防止军队骄惰，太祖特意规定，驻在城东的禁兵到城西领月粮，驻在城西的禁兵到城东领月粮，而且都要由自己背负回营。后来，军队人数增加，质量下降，加之纪律松弛，缺少训练，骄惰之风弥漫军中，许多禁兵不识战阵，甚至不能披甲上马，领取月粮也要雇人挑。禁军已由精锐变为腐败虚弱，在对辽、夏的作战中屡战屡败。由于战败，北宋被迫在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宋朝每年给辽朝绢20　万匹、银10　万两。景德三年（1006年），宋与西夏议和，每年"赐"给西夏银1　万两、绢1　万匹、钱2　万贯、茶2　万斤。近40年以后，又是由于战败，北宋被迫在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向辽加输银10　万两、绢10　万匹；在庆历四年（1044年）向西夏加"赐"银5　万两、绢13　万两、茶2　万斤，并每年在各节日另"赐"银2　万两、银器2.2　万两、绢帛等2.3　万匹、茶1　万斤。以上合计，北宋每年要纳输银30　万两以上、绢46　万多匹、钱3　万贯、茶5万斤，总值在百万贯钱以上。以上这些，数目不算很多，却说明北宋中期朝廷豢养的大量军队几乎全无用处。一方面军费开支浩大，导致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又要被迫对外支付大量钱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在军队日益庞大的同时，自真宗以后，北宋的官僚机构也逐渐膨胀起来。北宋初年内外官员总计不过数千人；到真宗时，官员总数增加到9785人；仁宗时更增加到17300　余人。正官以外等候官缺的人数亦很多。此外，受禄的宗室吏员有1.5　万余人，不受禄而以贪污受贿为生的吏员则不计其数。北宋高、中级官员的待遇比较优厚，有俸禄、职田、祠禄、恩赏等。俸禄分为正俸、添支、职钱、禄粟、衣赐、傔（qi2n，音欠）

人（即随从）衣粮等，还有酒茶、厨料、薪炭、饲刍之给等。待遇最高的宰相、枢密使，月俸300　贯，月禄粟100　石，春、冬衣共赐绫40　匹、绢60　匹，冬绵100　两，傔人的衣粮70人，另外每月给薪1200　束，每年给炭1600　秤、盐7　石。这样，一个高级官员一年的开支总有万贯以上。

官员数量激增，由此而来的各项开支也大大增加。

造成官员数量不断增加的原因，一是宋朝实行科举制度，科举取士越来越多。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皇帝亲试举人，便取进士、诸科共1800　多人。仁宗朝41年，13　次科举，共取进士4000　多人，诸科5000多人。这些中举者都陆续加入了官员的队伍。二是按照"恩荫"法，恩荫授官的人数量极大。这些人包括皇族宗室和大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乃至门客。皇族宗室原来7　岁时授官，到仁宗时，出生不久便可授官。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仅皇族授官的就达千人以上。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的家族也都授官，官员中地位稍高者便可荫子孙一人为官。三是自太祖、太宗起对官员采取"大度宽容"的方针。太祖曾立誓不杀大臣，太宗对下属也极宽厚。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到北宋中期却变成对官员的放纵。真宗以后的各位皇帝，谨守"祖宗旧法"，不仅不杀大臣，对犯罪的官员，往往只是贬黜到偏远地方便了事，仍旧做官，俸禄照旧。所以，北宋中期以后，随着官员数量的增加，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冗官。

他们无所事事，贪污贿赂，侈靡腐化，既耗费了国家的大量财物，又败坏了朝廷上下的风气，使整个官僚机构日益腐烂。

真宗以后，皇室的耗费也日益浩大。在生活上，皇帝后宫数千人，各种宴饮、赏赐不断，奢侈享乐的风气日盛。除此之外，各种祭祀活动的费用也大大增加。特别是在时势艰难之际，皇帝们更是企图以此维护其统治。澶渊之盟以后，朝廷的威望大受影响，真宗皇帝便与大臣王钦若（公元962-1025年）密谋伪造"天书"，想以此"镇服四海，夸示外国"，挽回"天威"。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正月，真宗对群臣假称梦见神人，当降"天书"，下属果然奏报在左承天门外发现"天书"。几个月后，王钦若又声称泰山上也发现"天书"，真宗便由庞大的仪卫扈从，亲自去泰山行封禅礼（即祭泰山和泰山南面的梁父山）。整个"东封"活动历时仅一个多月，却耗费钱财800　余万贯。三年以后，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真宗又假称奉"天书"西出潼关，祭祀汾阴，耗资120　万贯。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真宗还去亳州太清宫祭老子。为了安放"天书"，真宗又下令在汴京修建道观玉清昭应宫，并命三司使丁谓主持修建工程。丁谓制订的修建计划规模宏大，共有房屋2610　间，需修建15年。他令工匠日夜赶修，7年即建成。由于工期紧迫，一些工匠辛劳致死。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都因"天书"降临，修建天庆观。

一纸伪造"天书"竟然使全国上下为之劳民伤财，前后几年工夫，耗费的钱财数以千万计。仁宗皇帝尊儒，同样不惜钱财。他以大庆殿为明堂，举行大享明堂礼，祭祀天地祖先，动用法驾卤簿（即仪仗）达万人以上，一次耗费就达1200　万贯。到了晚年，他还服用丹药，沉溺深宫，不问政事。对此，文学家苏辙就曾指出："国家内有养官养兵的费用，外有给契丹、西夏的奉赠，陛下又自做一个大坑来耗费其余。"

2。挽救危机的各项主张北宋中期国家财政状况的不断恶化，引起了朝廷内外诸多人士的深切关注。随着财政赤字的出现和不断扩大，士大夫们已经感到，国家已经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局面，必须采取措施，使国家摆脱困境。为此，一些有识之士以各种方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早在真宗在位初年，知扬州王禹偁（ch5ng，音撑）应诏上疏，提出五条建议：一是"谨边防，通盟好"（指对辽和西夏）；二是"减冗兵，并冗吏"，从而减少"山泽之私"的税收；三是严格科举取士制度，使入官不滥；四是淘汰国家豢养的众多僧尼，减少耗费；五是"亲大臣，远小人（即宦官）"，皇帝信用宰相不疑，宰相择用诸司长官。王禹偁的建议，着眼于减少冗兵、冗官，从而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他认为，数量日益增加的冗员是造成"国用不足"的主要原因。他的建议仅仅触及表面现象，但在当时财政状况的恶化初见端倪时能有此建言，仍可见其观察的敏锐。

仁宗在位时，北宋的财政状况又远比真宗朝更差，有关的议论也更多。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三司度支粮官宋祁（公元998-1061年）上疏，认为国用不足的原因在于"三冗三费"。所谓"三冗"是指：天下有定官无定员，州、县官员增加到以前的五倍；厢军几十万人不作战而坐耗衣食；僧尼、道士人数越来越多而没有限额，仅没有受戒的，就已有50　多万人。所谓"三费"是指：道场斋醮（jiào，音轿，祭礼），百司供费无数；京师多建寺观，又多设徒卒，增添官府衣粮；大臣罢黜，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国用。宋祁主张裁减官兵，节省经费，还建议皇帝和后宫注意节俭，不得妄费。他的主张沿袭了真宗时王禹偁的意见。

几年后，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皇帝任用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为参知政事，富弼（1004-1083年）、韩琦（1008-1075年）为枢密副使，并责成他们条列当世急务，以"兴致太平"。当年九月，范仲淹和富弼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夷狄（指辽、夏）骄横，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他们所上十事是：（一）"明黜陟（

hì，音治）"。即改变以往文官三年一升迁的磨勘法，官员中有功劳的"高才异行"者，可以特加任用；老病愚昧者则另作处理；有罪者要按情节轻重给予处分。（二）"抑侥幸"。即改变贵族子弟可以"恩荫"作官的旧法，严加限制，以减少冗官。（三）"精贡举"。即改革科举取士制度，改变以往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而着重策论和经学。（四）"择官长"。即严格选择转运使、提点刑狱以及各州、县长官。（五）"均公田"。即各级官员均严格按照等级给予数量不等的职田，用以"责其廉洁"，防止贪污。（六）"厚农桑"。即重视农业，每年秋季都要提倡各地开河渠、修筑堤堰陂塘，以利农业生产。（七）"修武备"。在京师召募卫兵五万人，用以保卫朝廷。（八）"减徭役"。通过裁并州、县建置，使各地的徭役能有所减少。（九）"覃恩信"。即朝廷发布的赦令，各地都必须执行。（十）"重命令"。各地的法令由朝廷统一。这十条建策，除"厚农桑"一条外，主旨都在削减各方面的冗员，整顿吏治。仁宗皇帝肯定了范仲淹等的建议，下令颁行全国，号称"庆历新政"。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和次年上半年，连续几道诏令，陆续公布了范仲淹提出的某些措施。由于新政侵犯了贵族和许多大、小官僚的切身利益，使其中的许多人及其子弟不能继续安居官位，坐食俸禄，因而新政在实施过程中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庆历四年（1044年），推行新政的核心人物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负责抵御西夏，朝中对新政的反对更加猛烈。庆历五年（1045年）初，仁宗即下诏罢废关于磨勘和恩荫的新法。范仲淹被罢免；富弼因附和修改磨勘法，被指控为范仲淹朋党，也被罢免；韩琦上书谏罢富弼和范仲淹，未获照准，被迫出朝，到地方改任他职。庆历新政前后历时仅一年零几个月，便宣告夭折。

庆历新政失败后，一切又都恢复原样，多年积存的问题丝毫没有缓解，国用依然不足，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因此，没过几年，要求变革的呼声重新出现，而且日益高涨。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宰相文彦博（1006-1097年）和枢密使庞籍（公元988-1063年），以国用不足为由，提出省兵的建议，主张裁减部分禁军归农。但沿边境地区的诸将领纷纷反对，说兵士都会弓刀，裁减后必会"相聚为盗贼"，反抗朝廷，影响社会的稳定。文彦博和庞籍再次同奏，力陈公私困竭只是由于养兵太多，并保证，万一裁减的兵士"聚为盗贼"，他们二人愿拚死去镇压。仁宗皇帝遂采纳文彦博等的建议，下诏陕西保捷兵（属禁军）年五十以上者和短弱者放归农，共放归35000人，存5　万人。陕西在当时地处边陲，军需供应较为遥远，养兵费用较高，一个禁兵一年需钱70　贯左右，省兵后，每年当可节省245　万贯军费。但12年之后，王德用担任枢密使期间，又选调部分厢军增补禁军，军队数额又增加了。

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1021-1086年）

向仁宗皇帝上《言事书》，长达万言，提出了他的改革主张。王安石认为，北宋中期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法度"。他指出：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xǐ，音喜）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

所以，王安石的主张，是要改变当时实行的法度。随后，他针对北宋中期以来朝廷上下因循苟且、不思变革、怕言变革的风气，提出关键是要法先王意。他指出：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令，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他认为，这才是从根本上"虑之以谋"的"大伦大法"，而"趋过日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终将招致祸患。王安石的这些见解，远在当时朝廷内外的诸多人士之上，表明他所主张的是更加全面、更加彻底的改革，而不是在原有法度基础上的少许修补。王安石认为，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晋武帝之所以招致祸乱，都是由于人才不足。所以，要"变更天下之弊法"，就必须培养一批能够"改易更革天下之事"的人才，对他们"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对于当时国家在财政上的困窘，王安石不赞成普通流行的简单归之于冗官、冗兵的看法。他指出：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

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

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

所以，他主张，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办法不是削减支出，而是通过促进生产的发展以求增加财富。这便是他后来在熙宁变法期间坚持的理财方针。王安石的《言事书》受到了许多士大夫的赞扬，却未被仁宗皇帝采纳。

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知谏院司马光（1019-1086年）向仁宗皇帝三上奏札。内容一是论"君德"，称人君大德有三：仁、明、武，要皇帝"以天性之至仁"，"善无不录，恶无不诛"；二是论"御臣"，主张任官信赏必罚，不能只是"累日月以进秩"；三是论"拣军"，"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司马光在三札中提出，"斟酌事宜，损益变通"。他主张，裁减禁军，精加选择；量材录用各级官员；减损冗费，节省财用；善于理财，保养财源，使"农尽力"、"工尽巧"、"商贾流通"，皆能乐业安富，并"上下交足"。他还指出，"上下偷安，不为远谋，此最国家之大患也"。

此外，这个时期的其他著名士大夫，如欧阳修（1007-1072年）、苏辙（1039-1112年）、苏轼（1037-1101年）等，也都先后提出过某些变革的主张。这些均反映出，在当时国库空虚，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士大夫们都普遍有某种程度的危机感，"争取便宜，以变更旧制"。改弦更张，已成为大势所趋。

南宋时的著名思想家陈亮（1143-1194年）曾指出："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这恰当地反映了仁宗皇帝在位后期的状况。前面提到的这些人，他们的主张各不相同。其中有些人，如司马光、文彦博等，主张在基本维持现状的基础上采取某些节省财用、裁减冗官冗兵的措施；范仲淹等人比他们激进一些，但也是着重于整顿官僚机构；王安石的主张则不局限裁减冗员，整顿机构，节省开支，而是变更法度，通过"理财"来增加国用，即不仅要节流，更要开源。然而，尽管他们的主张不同，却都认识到，已经不可能不做任何变动地照原样继续下去。变革已逐渐成为众望所归。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文彦博等仁宗朝主张变革的人士，后来成了王安石变法的积极反对者。这并不表明他们对北宋中期国家财政状况的不断恶化熟视无睹，并任其发展。

他们与王安石的分歧，在于解决财政危机要不要改变既定的法度。这一点在后面还会详细述及。

（二）王安石变法1。变法的过程与主旨王安石变法是为改变北宋中期以来不断恶化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而进行的一次全国范围的、从上到下的改革，其内容涉及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经济到军事、教育、科举等各个方面，广泛而深刻。

治平四年（1067年）初，英宗皇帝病死，赵顼（xū　，音须　）继位为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奉召进京，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讲，次年初升任参知政事，不久后又升任宰相。王安石久已有志于改革，并已成为众所瞩目的人物。神宗皇帝有心依靠王安石变法立制，富国强兵。当时的许多士大夫也都以为王安石执掌政事，"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王安石执政后，便立即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发起变法。王安石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建立起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按照北宋旧制，宰相枢密使均不得参与财政大计，造成兵、财、民三权脱节。王安石认为，财利是宰相大臣的真正职任。制置三司条例司便是统一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其工作由王安石主持。他在其中任用了一批新人，主张变法的真州推官吕惠卿（1032-1111年）成为王安石的主要助手，曾上疏指责冗官冗兵的大名推官苏辙也参与其事。后来在变法中推出的许多重要新法就是由制置三司条例司拟就的。

王安石变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在这个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并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同年七月十七日，颁行均输法，这是变法中颁行的第一部新法。九月初，颁行青苗法，十一月颁布农田利害条约，与青苗法同时并行。青苗法颁布后，招致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和旧相韩琦的激烈攻击。王安石获神宗皇帝支持，并在熙宁三年（1070年）出任宰相，而反对变法的人相继离开朝廷。

第二阶段大体上从熙宁三年（1070年）底到熙宁七年（1074年）初，是变法的高潮。王安石执掌政府大权后，相继荐用曾布（1036-1107年）、章惇（d＆n，音敦）（1035-1105年）、吕嘉问、沈括（约1033-1097年）等新人，陆续推行了一系列新法。熙宁三年（1070年）将免役法发到各路议论，次年十月正式颁布全国实施。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同年八月，颁行方田均税条约。此后几年，在各路陆续据此丈量田产。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颁布保甲法，次年起陆续施行。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明经科，废除考试诗赋、贴经、墨义等。同年，整顿学校，改组太学，在汴京相继设立武学、律学、医学等实用学科的分科学校。后来又陆续整顿了州县之学。

熙宁六年（1073年），颁行保马法。在此期间，还采取了减兵并营、置将练兵等措施，对兵制作了某些改革，大幅度裁减了禁军和厢军。

第三阶段开始于熙宁七年（1074年）。变法的实施触犯了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这一年的三、四月间，宦官和外戚在太皇太后（仁宗的曹后）、皇太后（英宗的高后）和神宗的向后的支持下，就免行钱事发难。神宗皇帝动摇。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韩绛出任宰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新法继续推行。次年二月，王安石复相，但变法势头大不如以前。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再次请求罢相，十月间获准，从此闲居江宁府，再未回朝。在这一阶段，颁布免行法；修订三经新义，将《诗义》、《书义》、《周礼义》颁于学官，作为学校的读本。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新法仍施行若干年。元丰八年（1085年）初，神宗皇帝病死，赵煦（xù，音旭）继位为哲宗。不久，司马光执政，尽罢新法。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驳斥反对者时曾说："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图宜强。"①这恰当地表达了变法的目的，即变更"祖宗法制"、实行新法，是为了使国家更加富足、强盛。简言之，就是富国强兵，扭转北宋中期以来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在仁宗在位时所上的万言书中就已提出理财的问题。执政以后，他更把理财作为变法的基本方针。他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的头等要务，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②。如何理财？王安石认为，首先要发展生产，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国家面临的财政问题，而不能简单地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戊子记事。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熙宁四年二月庚午记事。

用削减开支的办法解决财政问题。发展生产首先是发展农业。所以，"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①。王安石还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要调动直接劳动者，即农民的积极性，而这需要由国家制订一系列有关的政策。要调动普通农民的积极性，就要对豪强兼并加以抑制，因为"兼并积蓄富厚，皆蚕食细民所得"②。王安石还曾指出："今一州一县便须有兼并之家，一岁坐收息至数百贯者。此辈除侵牟编户齐民、为奢侈外，于国有何功，而享此厚俸！"③王安石强调国家政权在变法过程中的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日常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国家搞过多的专利征榷，在变法中提出并坚持了"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王安石主持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开展了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

王安石变法从开始颁行新法到反变法派罢废新法，前后历时近15年。变法部分地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新法施行期间，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某些限制；皇室和高级官员所享有的特权有所减少；乡村民户的差役和赋税负担有所减轻；而国家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朝廷内外的仓库中积存的钱粟"无不充衍"。

2。变法的主要内容王安石变法期间颁行新法十余个，其中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其他方面的新法有些也与经济有关。这些新法构成变法的基本内容。下面按照内容和作用分类介绍经济方面的新法。

（1）农业农业方面的新法主要是青苗法和《农田水利利害条约》（或称农田水利法）。

青苗法是变法开始后第一批颁行的新法之一。由于青苗法是对原常平仓法进行改革的一项新法，也被称为常平新法或常平法。前面介绍过，北宋初年曾仿照前代的办法，在诸路州县设置常平仓。在丰收年份，为防谷贱伤农，由州县政府以稍高于市价的价格收籴，贮粮于常平仓中；如遇灾荒饥馑之年，再以稍于市价的价格粜卖，以救济灾民。但在实行过程中，有些地方官员挪用籴本以营私；有些地方官员"厌籴粜之烦"，不按规定籴粜；有些地方官员与地方上囤积居奇的大户人家相勾结，借收籴和出粜的机会渔利；朝廷为弥补兵饷之不足，也曾挪借各地常平仓的本钱以助军费。所以，到北宋中期，各地常平仓多已有名无实，不能发挥调剂粮价和救济灾荒的作用。为了解决灾荒期间或青黄不接时农民的缺粮问题，早在王安石变法以前，一些地方官员就试验过一些替代的办法。王安石早年知鄞县事时就采取过"贷谷与民，立息以偿"的做法。仁宗时知盐山县的李参，也曾"谕富室出粟，平其直予民"，使数万饥民得以维持生计。后来，李参出任陕西路转运使时，遇有当地百姓缺少粮、钱时，便让他们自己估计当年的粮食产量，由官府贷钱给农民，贷钱酌中折合为粮食，收获后加息2／10，随两税还粮或还钱。当时把贷钱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戊子记事。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辛丑记事。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熙宁五年十一月丁巳记事。

称为青苗钱。实行几年后，陕西路的军粮经常有余。王安石、吕惠卿等据此经验制定青苗法。青苗法规定：各路常平仓、广惠仓积存的1500　万贯石以上的钱谷为本，遇粮价上涨时便以低价出售存粮，遇粮价下跌时便以高价收购，补充存粮。各地常平仓积存的现钱，每年分两期，即播种时和夏粮收获前的正月和五月，按照自愿原则，由农民向官府借贷。

凡借贷者，每5　户或10　户结为一保，由上户（即三等以上户）充当"甲头"，客户贷款须与主户合保。在河北路，贷款的限额是，客户和五等户每户1　贯又500　文，四等户3　贯，三等户6　贯，二等户10　贯，一等户15　贯。贷款后如有剩余，上户可以多贷；如仍有剩余，还可贷款给有物业抵当的坊郭户。收获后，加息2／10　或3／10，随两税归还谷物或现钱，灾荒较重的地区可延期归还。

实行青苗法，除了使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能够得到接济和在播种时能够得到一部分农业生产资金以外，还可抑制兼并之家以高利贷盘剥农民。制置三司条例司在奏呈青苗法时指出：农民青黄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与利息为百分之百的高利贷相比，青苗法所定2／10　或3／10　的利息，是很低的，农民可以减轻不少负担，"而兼并不得乘其急"。此外，富裕人户贷款也要支付一定的利息，这就使他们不仅得不到高利贷盘剥的利益，还要付出利息。对于国家而言，则可以利用暂时闲置的资金获取一定的收益。所以，青苗法可一举三得，即：接济农民发展生产，抑制兼并之家盘剥，不加赋税而增加国家收入。青苗法颁布后，首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后来推广于诸路。

由于青苗法部分剥夺了富裕人户发放高利贷的利益，刚一颁布便遭到富弼、司马光、韩琦等人的激烈反对。司马光声称，陕西的青苗钱只见其病，不见其利。开封府推官苏轼也上疏称其为"亏官害民"。青苗法在实行过程中，也出现了"抑配"等强迫农民按户等领借的现象。熙宁三年（1070年）正月，即青苗法颁行4　个月后，神宗皇帝采纳王安石的意见，下诏禁止抑配青苗钱，同时禁止"阻遏愿请者"，即不再强调富户借钱出息。

有关农业的另一项重要新法是农田水利法。王安石以此作为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财富增加的重要举措。早在变法开始以前，王安石在呈给神宗皇帝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就指出："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出任参知政事后，他立即着手制定"治水土"的具体措施。熙宁二年（1069年）四月，王安石选派了程颢（1032-1085年）等8人分路到各地考察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并了解各地"税敛、科率、徭役利害"。农田水利法就是在了解各地情况和研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这项由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的新法，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修筑圩垾（h4n，音旱，小堤），所需费用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筹集；如果工程浩大，民力不足，可以依照青苗法由官府给予贷款，如果官府财力仍然不足，可以由州县官劝谕富裕人户出钱，依例计息，由官府置簿催还。主持变法的官员还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发展生产的建议，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如胥吏、商贩、农民、仆隶乃至罪废者，只要能讲求水利和财利，都可以直接到汴京献计献策，兴修水利有成绩者还要授官嘉奖。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了"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高潮。全国各地的官民都很积极地提建议、上条陈，对当地应当修复或修建的农田水利工程提出具体的计划，其中有许多在当地政府勘查审核之后得以实施。熙宁四年（1071年）冬季以前，京东路修复了济州（今山东巨野）的南李堰和濮州（今河南濮阳）的马陵泊等工程，排除了长年的积水，得到4200多顷良田；还修导了曹、单等9　州13　处沟洫河道；把汴京附近逐年的夏秋积潦导入清河等水道。京西路的唐、邓、襄、汝等州，"地多山林，人力耕殖"，实施农田水利法后，地方官员倡导兴修水利，招集流民，垦辟荒土，"四方之民，辐辏开垦"，几年内就"环数千里，并为良田"。据记载，新法施行后的7年内，京畿及各路兴修水利10793　处，灌溉田地361　万多顷。各路中以两浙路修水利最多，共计1980　处，灌溉田地10.4万多顷。一些为兴修水利有所贡献的人得到嘉奖，如金州西城县葛德修筑长乐堰，引水灌田，被授予本州司士参军；潭州湘阴县李度修筑两乡塘堤，补为本州官吏。

熙宁年间，各地还开发了大量淤田。在京东西路，汴河两岸均作闸，引河水淤田。河北路引黄河、滹沱河、漳河水淤田，仅滹沱河两岸就得田万顷。王安石估计，京畿一带的淤田每年可增产粮食几百万石。他还派遣平民李复、王谌到川峡地区招募农民来京畿传播种稻经验。在北方其他各路也广修水田，辟为稻田。

北宋时，黄河频频决口。仁宗年间，黄河决口后自大名改向北流，后又分出一股东流。王安石认为，黄河常常决口，是由于泥沙沉淀过多、河床日益增高所致。他认为，听任黄河下游分作北流、东流两股，势必会使河水流速减缓，导致更多的泥河沉淀。所以，他执政以后，不顾司马光等人的反对，疏浚河道，把黄河水导向东流，堵塞了北流。他认为，整修二股河，所用功夫和物料不多，却可以使河北获得相当数量的沃土，而此后为整修堤防所征发的急夫，却比以往大大减少。王安石还试图使黄河"水由地中行"，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泛滥和决口的问题。为此，他派人用"铁龙爪"和"浚川杷"疏浚河道，经过试验初获成功。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在汴京设置了"疏浚黄河司"，专职用"浚川杷"

疏浚黄河事。王安石的试验，遭到正担任大名府地方长官的文彦博和其他一些人士的反对。王安石罢相后，此事被搁置起来，不久疏浚黄河司被撤销。熙宁十年（1077年）五月，黄河再次决口于澶州曹村，河道南迁，并分为二股，一股合南清河（即泗水）入淮，一股合北清河（即济水）至利津入海，"凡灌郡县四十五，坏田逾三十万顷"①。此后，北宋朝廷便无人考虑治理黄河的问题了。

除兴修农田水利外，变法期间还制定了保马法，以扩大养马。北宋缺马，所需马匹多经茶马互市从北方换得。养马事宜由牧监负责，侵占大量田地，每年耗费甚大。群牧使李中师曾建言，"省国费而养马于民"。熙宁五年（1072年），神宗皇帝下诏准许开封府界各县保甲养马，由提点司给配马匹。次年，颁行由曾布制定的保马法。其中规定：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每户可给一匹，家产多者可给两匹；府县不超过3000　匹，五路不超过5000　匹；养马者中三

①　《宋史·河渠志（二）》。

等以上户十户为一保，四、五等户十户为一社；马病死，保甲马由保主独为赔偿，社马由社赔一半。此后，保马法逐步推广到其他各路。

王安石变法期间在农业方面采取的措施，对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2）商业商业方面的新法主要是市易法和免行法。

王安石变法时制定的市易法，大致上是以西汉中期桑弘羊（公元前152-前80年）推行的平准法为借鉴而建立的。推行市易法的目的，是把城市中市场货物的"开阔敛散之权"从大商人的手中夺取到政府手中，从而使物价基本稳定，使一般小商贩免受豪商富贾的欺压，使政府可以分享一部分过去为大商人所独享的利益。对此，王安石曾指出："直以细民久困于宫中需索，又为兼并所苦，故为立法耳"②。他在给神宗皇帝的《上五事札子》中还说："市易之法成，则货贿通流而国用饶矣"。

早在市易法公布之前两年，即熙宁三年（1070年），担任秦凤路经略机宜文字的王韶就曾指出，居于北宋西北边境以外的几个少数民族，常到秦凤路（包括今青海、甘肃、陕西三省各一部分）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每年的贸易额"不知几百千万"，"而商族之利尽归民间"。他提出，在秦凤路"置市易司，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即一岁之入，亦不下一二十万贯"。这个建议为朝廷采纳，在陇西古谓寨（今甘肃陇西境内）设置一市易务，使官府掌握了这个地区的贸易之权。

熙宁五年（1072年）初，平民魏继宗上书朝廷，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管理市场。他详尽分析了大商人操纵市场和物价的弊害。他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或倍本钱。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缓急，擅开阖敛散之权。当其商族并至而物来于非时，则明抑其价使极贱，而后争出私蓄以收入；及舟车不继而京师物少，民有所必取，则往往闭塞蓄藏，待其价昂贵而后售，至取数倍之息。从此，外之商旅无所牟利，而不愿行于途；内之小民日愈朘（ju1n，音捐）削，而不得聊其生。财既偏聚而不泄，则国家之用亦尝患其窘迫矣。

古人有言曰："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则当此之时，岂可无术以均之也？

况今榷货务自近岁以来，钱货实多余积，而典领之官但拘常制，不务以变易平均为事。宜假钱别置常平市易司，择通财之官以任其责，仍求良贾为之辅。使审之市物之贵贱，贱则少增价取之，令不至伤商；贵则少损价出之，令不至害民。出入不失其平，因得取余息以给公上，则市物不至于腾踊，而开阖敛散之权不移于富民。商旅以通，黎民以遂，国用以足矣。①收到魏继宗的建议后，王安石等人立即决定设立市易务，并由中书省制定市易法奏请神宗皇帝批准。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市易法颁行。

按照市易法的规定，在京师设立市易务。市易务以内藏库等钱187万贯作本，控制商业贸易。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评价货物价格，收购滞销货务，待市场上需要时再出售给商人。市易务还可向商人发放贷款，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二，熙宁六年正月辛亥记事。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一，熙宁五年三月丙午记事。

商人以产业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年出息二分，半年出息一分，商人向市易务或批地赊购货物，也出年息二分。市易法颁布后，由吕嘉问提举市易司。后来，市易法推行于各地，陆续在杭州、成都、广州、扬州、润州（今江苏镇江）等几十个重要商业城市设置市易务，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

实行市易法的目的，是限制大商人操纵市场，从中取利，与青苗法收夺大地主的利益相似。在京师设置市易务不到半年，就已在这方面收到了一些效果。王安石对神宗皇帝说：今修市易法，即兼并之家以至自来开店停客之人并牙人，又皆失职。

兼并之家，如茶一行，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乞为定价，比十余户所买茶更不敢取利；但得为定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今立市易法，即此十余户与下户买卖均一。此十余户所以不便新法，造谤议也。

臣昨但见取得茶行人状如此，余行户盖皆如此。然闻茶税两月以来倍增，即商旅获利可知。①由此可知，实施市易法以后，大、小商人在市场交易中处于更加平等的地位，富裕的城市兼并之家不能再操纵物价，欺行霸市，取得暴利，普通商贩也免于豪商富贾的欺凌压榨，而且政府还通过市易务的赊销而获得大量利息。市场得到整顿以后，交易活跃，商税数额也有很大增长。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从市易法颁行到熙宁九年（1076年）夏的4年间，汴京的都市易司收到息钱和市例钱共计133.2　万余贯。这里所说的市例钱，是指市易法施行后在商税正额之外加征的10％附加税，以为市易司吏员的膳食费用。熙宁十年（1077年），都市易司又收入息钱143万余贯，市例钱9.8　万贯。这几乎相当于当年全国州县秋税征收现钱数额的90％。由此可见，把大商人所获得的利益收归政府这一市易法的主要目的，已经基本达到。

市易法实施以后，富商大贾在商业方面垄断居奇的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他们便转移资财开设质库（即当铺），在发放高利贷方面寻求出路。王安石在变法的后期曾有意"更修法制"，对此加以限制，但终因神宗皇帝认为"此事难尔"而作罢。

免行法是王安石变法期间在商业方面施行的另一项新法，也是变法中颁行的最后一个新法。制定免行法的目的在于减少皇室和官府对商人的勒索。京师皇宫和官府所需的各种货物，除部分由官营手工业作坊生产制作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要到市场上采购。供应官府百货的任务原由各商行承担。商人经常被迫用高价收购货物供应官府。而官司上下勒索，采购数额常在例额数倍以上，稍不如意便恃权惩治。所以，"每纠一人入行，辄诉讼不已"。商行因官司需索，赔累甚多，有些小商贩还因此而失业。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汴京肉行徐中正向官府提出，仿照免役法的规定，向官府交纳"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

神宗皇帝命提举市易务吕嘉问和开封府司录司共同调查各行利害，成立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制订条法。同年七月，市易务制定"免行条贯"

（亦称免行法），并颁布施行。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获利多少，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记事。

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同时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免行钱的收入部分用来作为官员的俸禄。此后，皇宫买卖货物，也要通过杂卖物，也要通过杂卖场、杂买务，并由市易司负责估定物价。

免行法的施行又给朝廷增加了一笔收入，同时对商人也较为有利。

商人虽然要交纳免行钱，但这毕竟数额有限，而且比较固定、透明，不必像过去那样忍受无休止的勒索。而那些恣意勒索商行并从中渔利的上下官司，以至皇宫中的皇族、后族及宦官等，则由于免行法而蒙受损失。所以，免行法的颁行引起宦官和外戚等的激烈反对，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也都表示反对，神宗皇帝也因此而动摇。王安石愤而揭露后族的劣迹：向皇后的父亲向经从来就"影占行人"，推行免行法后，向经来文交涉，未被理睬；仁宗的曹后（即太皇太后）的弟弟曹佾（yì，音易）赊买树木不给钱，反由内臣假他人姓名诬告市易司。后来，免行法仍继续施行，但由此而引发的争论却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的主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王安石变法在商业方法所施行的新法，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分配了商业利益。大商人在变法中失去的利益，一部分为政府获得，一部分为普通商人获得。这有利于商业的平稳发展。

（3）赋役、财政涉及赋税、徭役和政府财政的新法有方田均税法、免役法、均输法，经济领域以外其他方面的新法，有些也与财政有关。

方田均税法亦称《方田均税条约》，是针对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乡村中赋税不均的问题制定的。隐田漏税是自北宋初年就已存在的老问题。北宋政府向来纵容豪强兼并之家兼并土地，还在赋役方面给予他们诸多特权。一般农户，包括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为逃避日益繁重的赋税和徭役，有人宁愿托庇于形势户和豪强之家，假称把土地卖与他们，自己则冒充佃户，仍耕种原来的土地或充当二地主。政府的田赋收入则因此大幅度下降。《文献通考》中曾谈及这一现象：自祖宗承五代之乱，王师所至，首务去民疾苦，无名苛细之敛铲革几尽，尺缣（jiān，音兼）斗粟无所增益，。。而又田制不立，田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伪冒者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古为薄。丁谓尝曰："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二者有之。"盖谓此也。

北宋两税一般约为1／10，加上其他各种杂税当不止此数。"二十而税一"、"三十而税二"，说明隐田漏税的现象已相当严重。前面曾介绍过，自北宋初年起，朝廷就多次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每次皆因豪强兼并之家的抵制而作罢，终至两税收入越来越少。所以，这是一个普遍存在而又很难解决的问题。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也不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当务之急，直到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才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法颁布施行。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负责丈量土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计41　顷66亩160　步；依据方、庄帐簿，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于次年三月向民间公布，分发方帐、庄帐、甲贴、户帖四种土地帐贴，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丈量后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诡名挟佃者，都要合并改正；各县的税数以最初的定额为限，不得使用合零就整等手段超溢旧额；荒地归耕佃之家，不再追查；瘠卤不毛之地，允许佃种，皆不立税。

方田均税法颁布后，以济州巨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在京东路实行，以后再推行到其他各路。但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皇帝病死后司马光罢废方田均税法时为止，只依次在河北、开封府界、陕西、河东等路施行。即使在上述诸路内，也不是在所属州县内同时推行，而是规定：凡所管不满五县的州，每年只择其中税负最不均的一县清查；五县以上的州，每年清查两个县；如遭受三分以上的灾伤，清查工作即停止；清查后发生大量词讼的，重新丈量均定。由此可见，方田均税法的实施，一直比较缓慢。尽管如此，推行方田均税法13年，仍有一定的成效。据《文献通考·田赋考》记载，神宗元丰年间全国垦田总数为："天下总四京一十八路，田4616556　顷。内民田4553163　顷61亩，官田63393　顷。"据马端临统计，这个数字比王安石变法以前的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所增者二十余万顷"。另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到停止方田均税时为止，"天下之田已方而见于籍者，至是2484349　顷云"。这就是说，13年来清查过的田地占应清查田地（即民田）总数的54.56％。

在清查过的这部分田地中，应当说隐田漏税的现象已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农户的赋税负担与土地占有的情况比较相符，官府的田赋收入也更有保证。

免役法也称墓役法，是对原来实行的差役法的改革。北宋差役（这里主要是指职役）前面已介绍过。按规定，差役主要由乡村上户承担，但由于官户和许多形势户享有免役特权，加之考中进士的人家以及僧、道、女户、单丁户免役，实际承担差役的人比较少，他们的差役负担也比较重。这个问题在太宗在位时就已存在。当时曾有人上疏指出：且以三千户之邑，五等分类，中等以上可任差遣者约千户，官员、形势、衙前将吏不啻一二百户，并免差遣；州县乡村诸色役人又不啻一二百户；如此则三二年内已总差遍。才得归农，即复应役。①差役负担沉重，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人们千方百计逃避差役，有的人把田产隐寄于官绅人家，冒称佃客；有的人尽量少养牛马，少种田地，以降低户等；有的人抛弃田地，流亡异乡，从事他业。而这又使依旧承担差役的人负担更重，也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仁宗在位时期，一些地方官员就已在个别地区试行改革办法。越州通判张诜（shēn，音深）、明州知州钱公辅、两浙路转运使李复圭，都曾实行过出钱雇人充役的办法。就连后来反对免役法的司马光，也在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所上的《论财利疏》中提出："凡农民租税之外宜无有所预，衙前当募人为之，以优重相补；不足，则以坊郭上户为之。"神宗继位之初，三司使韩绛上疏陈述差役弊病，声称"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希望皇帝诏令臣属，"悉具差役利害以闻"，并裁定妥善办法。熙宁二年（1069年）三月，神宗皇帝命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衙前差役利害，制定有关法令。同年十二月，经王安石和有关官员斟酌讨论，制定了新法的基本原则，即"应昔于乡户差役者，悉计产赋钱，募民代役，以所赋钱禄之"。此外，还拟订了若干具体条目，交各路转运使和各州县官员"论定"，以期"博尽众议"。开封府官员赵子几奏上开封府界各县"议定"的实施办法，又经司农寺邓绾（wǎn，音晚）、曾布等复议，由曾布拟定免役

①　《宋会要·食货》一之二○。

法，从熙宁四年（1071年）正月起在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行全国。

免役法规定：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衙前等州县官府差役的办法，改为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上三等户分八等交纳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称为免役钱；原来不承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僧道、未成丁户、坊郭户等，按定额的半数交纳役钱，称为助役钱；乡村四等以下户和城市六等以下户不纳；各路、州、县依当地差役事务繁简，自定额数，供当地费用，定额以外另加2／10　缴纳，称免役宽剩钱，由各地存留，以备灾荒年份全部免征役钱时使用。实行此法，原官府差役依旧有人充当，官府又由此增加一笔收入，特别是原来享受免役特权的人户也不得不交纳助役钱。所以，所收各种役钱往往超过实际雇役的费用。

王安石认为，实行免役法有三个方面的作用。其一是"农以去其疾苦"。这是指原来的繁重差役损害农民利益，免征可"去徭役害农"。

其二是"抑兼并"。这是指过去有许多兼并之家享有免役特权，实行新法后则不得不交纳役钱。神宗皇帝曾说："浙西役钱，上等有一户出600贯者。然如此数十户皆兼并，多取之无妨。"王安石也说："出600　贯者或非情愿，然后以摧兼并，当如此。"①当然，所谓抑兼并只是让这些富裕人户多出些役钱，而且"不敢保过限之田"。此外，没有其他摧抑作用。其三是"便趣农"。这是指新法可以"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释天下之农归于畎（quǎn，音犬）亩"，"故免役之法成，则农时不夺而民均矣"。这样，不少过去久困于役、无暇耕种的农民可以安心务农，而从役之人也可以有所收入，不再无偿应役。

免役法实行过程中，发生过个别地区民户户等被提升，官府敛取过多役钱，甚至逼迫农户拆卖屋木以纳役钱等问题，但总的说施行情况较平稳。一些大户声言愿依旧充役而不愿交纳免役钱，后来得到朝廷准许。由于免役法使兼并之家被迫交纳役钱，在制订和推行过程中，遭到文彦博、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人的激烈反对。

均输法是王安石变法中颁行的第一部新法。该法是为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而制定的。都城汴京聚居着为数众多的皇族、官员和军队。

为了供应他们的消费，北宋初年以来在江南、两浙、荆湖、淮南等路设置发运使，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品。这些物品包括为数众多的、绢、绫、罗、锦、绉、布、丝、绵、麻、糯米等消费品，还有制造军器需要的翎毛、箭干、牛皮、筋、角等。在征收方法上，朝廷只顾硬性规定各地上供物品的品种和数量，而不管该地是否出产该种物品；一旦有所需用便仓卒取办，又不管其时是否出产该种物品。各路发运使只知照章办事，按定额征收、发运，丰年不敢多运，凶年不敢少运。运来的物品如有剩余，便在京城半价抛售。如遇军国郊祀等大费，朝廷又要遣使去各地刬（ch3n，音产）刷。这种办法流弊甚多。由于上供数量较多，各地往往隐瞒财富，不肯如实申报朝廷，却又以支移、折变等名目加倍收税；百姓负担加重；朝廷不顾物产和时令征调物资，又使富商大贾得以囤积居奇，操纵市场，擅轻重敛散之权，牟取暴利，而朝廷依旧财用窘急。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辛丑记事。

为改变这种状况，王安石、吕惠卿等人主持制定均输法，并于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颁行。按照均输法的规定，朝廷任命薛向为六路发运使，总管江南东西路、两浙路、荆湖南北路、淮南路等六路的遭运和茶、盐、酒、矾等项收入，周知六路的生产、财赋情况，并有权了解京都库藏支存定数、需要供办的物品，以"从便变易蓄买"，存储备用。

凡属税敛、籴买、上供的物品，都要按照"徒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尽量在生产地区和路程较近的地区征收和采购，以节省价款和运费。对非生产地区的民户，则改交税款，而不向他们强征实物。发生凶荒歉收的地区还可以与丰收的地区相互调剂。同时，还从国库中拨出500　万贯现钱和300　万石粮米，作为六路发运司的籴本，使其能通盘筹划，"变易蓄买"各种物资。

均输法主要着眼于增加和保证"国用"。它的施行，多少改变了因循已久的旧制，扩大了财政官员的权力，使其在一定范围内有自主调剂之权；豪商富贾手中的"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不能再借"国用"囤积居奇，操纵市场物价；农民"去重敛"，转输"省营费"，因而民户的额外负担稍有减轻，"庶几国有可足，民财不匮"，国家财用窘急的状况有所改善。

王安石变法时在其他领域进行的改革中，对国家财政影响较大的是兵制改革。北宋中期以来，军队规模不断扩大，而官、兵骄惰腐朽，不堪征战。军费开支历来是北宋最大的财政支出项目，豢养庞大的军队已成为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王安石变法期间，在实行将兵法以提高军队效能，以及实行保甲法以训练地方壮丁、维持社会治安的同时，采取措施减兵并营，大规模裁减了禁军和厢军。具体办法是：裁减50　岁以上的老弱兵士；确定禁军军营兵额，马军每营300人，步军每营400人；合并各地马、步军营，由原有的545　营合并为355　营，即减少三分之一强；原来聚集在京师附近的禁军大部分拨到各路。减兵并营的工作从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到熙宁八年（1075年），禁军兵额减少到56.8　万余人，比北宋中期禁军员额最多时仁宗庆历年间的82.6万人减少约25.8　万人，即30％稍强。按每名禁兵一年开支50　贯钱计，可节省费用1290　万贯。从熙宁四年（1071年）十二月起，厢军也按禁军办法裁减。各州厢军并为若干指挥，每指挥定额为500人，全国共840指挥。除开封府界及诸司因事募兵不计以外，厢军总兵额减到22.7　万多人，比仁宗庆历年间的43.3　万人减了20.6　万人，即减少近40％。按每名厢兵一年开支30　贯钱计，可节省费用618　万贯。禁军、厢军裁减后，军队总额不足80　万人，合计减少约1／3。减兵并营以后，不仅节省量军费支出，还使军队更加精干、齐整。神宗皇帝称赞此举"不惟胜敌，兼可省败"。根据变法期间颁行的保甲法，在裁减军队的同时，各地乡村都组织了保甲民兵，以维护地方治安。据记载，到熙宁九年（1076年），各路"义勇、保甲民兵"多达718　万人，其中民兵保甲有693　万余，形成规模庞大的地方武装。

王安石变法时在赋役、财政方面推行的诸多新法，总的目的是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变法失败以后曾有人说："迨元丰间，年谷屡登，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馀财羡利，至今蒙利。"①这表明，经过变法，北宋国家的财政状况大为好转。

3。变法中的经济思想分歧王安石变法期间，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主张变法的人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变法的人之间，进行过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在变法开始之前即已酝酿，在变法过程中一直持续不断，并延续到变法失败以后很久。

王安石等人在变法中制定和颁行的每一部新法、采取的每一项措施，无不遭到司马光等人的坚决反对。后来司马光执政后，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把大部分新法废罢。由此可见斗争的激烈程度。变法派和反变法派之间的斗争，除有政治等方面的诸多原因以外，还反映了双方在经济思想上的尖锐分歧。这次分歧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要不要改变祖宗法制。这实际上是要不要和能不能实行变法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个存在已久的问题。在中国古代，每遇重大变革总要有一场关于祖宗法制的辩论。由于中国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每一个大的朝代又都非常重视维护传统，传统便成为一种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成为既得利益者反对变革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神宗皇帝与王安石有过这样一次对话。神宗问王安石："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回答："不闻"。神宗说："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此事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王安石对此谈了自己的看法。

当说到祖宗之法时，他说："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几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①这表明，"三不足"尽管不像朝廷上下风传的那样是王安石向神宗皇帝提出的，但王安石对其中的"祖宗之法不足守"的确非常赞赏。早在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他向仁宗皇帝所上的万言《言事书》，其目的就是要对当时的法度做一番大刀阔斧的"改易更革"，使其能适合于那时的"所遭之变"和"所遇之势"。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初次与登上皇位不久的神宗皇帝见面，随后呈递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对北宋建国以来所施行的财政、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几乎完全持否定的态度，列举了它们的种种弊端。他认为，北宋"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这就是说，如若不然，早就要出大乱子了。由此得出的结论，当然是祖宗之法非变不可，不变不足以保证朝廷的长治久安。

对王安石的这种态度，反对变法的人均不以为然，并且竭力反对。

前面提到的神宗皇帝与王安石关于"三不足"的对话，就缘起于当时做翰林学士的司马光拟定的一道"策问"。他把"三不足"当作一种奇谈怪论，表示"愿闻所以辨之"，示意对策者对其加以驳斥。司马光还曾以萧规曹随的事例说明变更法度是不可取的。他说："参（即曹参）不变何（即萧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又进而指出："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可也"。

①　陆佃：《陶山集》，《神宗皇帝实录叙录》。

①　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王安石事迹（上）》。"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①。这个推论是非常荒谬的。反对变法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文彦博，在一次与神宗皇帝的对话中，道出了维护祖宗法制的实质。他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皇帝反问他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答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②他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士大夫是政权的基础，百姓则不是；因此，朝廷应当维护士大夫阶层的既得利益，而不必管百姓是否有所不便。由此可以看出，反对变法的人名义上是维护祖宗法制，实际上是在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关于要不要改变祖宗法制的争论，实际上是要不要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而部分牺牲士大夫阶层的既得利益的争论。争论既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内部不同部分的利益差异，也反映了他们对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的不同判断。

其次是要不要理财。王安石把理财作为变法的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早在变法以前很久，王安石就提出："尝以为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这表明，他认为北宋中期在财政方面"积贫"的现象，主要是没有掌握生财之道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不仅要节流，更主要的是要开源。理财的方针就是为此而制定的。如前所述，王安石变法中施行的诸多新法都是为了增加生产，从而开辟更广阔的财源，借以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许多反对变法的人并不否认北宋中期国家财政状况的不断恶化，也不想任其继续恶化。但他们认为，改善财政状况的根本办法不在开源，而在节流，因此竭力反对王安石提出的理财方针。

反对理财的人仍以司马光为首。他反对理财的第一个理由是在社会生产方面无源可开。早在变法开始之前很久的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他就在《论财利疏》中写道："天地之产有常，而人类日繁，耕者寝寡而游手日众，嗜欲无极而风俗日奢，欲财利之无屈得乎？"在司马光看来，自然界所能产生的物品，其数量是大体固定的，只会因各种灾害事故而减产，而不可能因为人为的措施而增产。他看到在当时各方面的生产技术都以手工为主的条件下生产不可能有大幅度的增长，这固然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否认通过采取某些扶持措施生产可以在一定限度内继续增长，否认通过抑制兼并可以提高从事直接生产活动的普通农户的积极性，则是过于牵强的。既然生产不可能有所增长，通过理财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就只能是与民争利或"聚敛"，这是司马光等人反对理财的第二个理由。王安石与司马光曾在朝廷上为此展开过争论。熙宁元年（1068年），在他们进呈《郊赉札子》时，王安石指出："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司马光当场反对这一意见，说："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王安石反驳说："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对此，司马光重复了他的生产无源可开的观点，称："天地所生，货财

①　王称：《东都事略》卷八七（上），《司马光传》。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

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①由此可见，司马光等人把理财和"聚敛"混为一谈，认为国富必然导致民穷。这恰恰反映了旧法下的既得利益者由于变法而确有所失，却不顾及普通民户在变法中得到了某些方便和利益的事实。

第三是义利观念的分歧。义利观念的问题是宋人时常争论的问题。

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当务之急，当然要讲求财利。王安石等主张变法的人在此问题上有独特的看法。王安石认为，"夫闵仁百姓而无夺其时，无侵其财，无耗其力，使其无憾于衣食，而有以养生丧死，此礼义廉耻之所兴"②。这就把义建立在财利的物质基础上，使民富国强成为士大夫所追求的义。他在变法期间积极主张改变以往行政权与财政权分离的状况，一改以往宰相以言财利为耻的旧习，主张言财利乃是真宰相之任。

他为自己辩护说："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③所以，王安石能够堂堂正正地谈论利益，为朝廷谋取利益。反对变法的人为此把王安石等人统统斥之为兴利的小人。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攻击道："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知礼义信，况讲商贾之末利乎？"①三朝元老富弼在临死前也上奏皇帝说："臣闻国家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或闻兴利之臣，近岁尤甚，亏损国体，为上敛怨，民间小利，皆尽争夺。"②他们都摆出一副只言义、不言利的面目，似乎国家讲求财利便有失国家的体面。既然如此，要解决国家财政问题就只能靠"节用"。尽管如此，裁减冗兵、削减军费开支等重大节用措施仍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施行的。所以，反对变法的人在义与利的问题上的议论显得过于空泛。在北宋中期严峻的财政形势下，这类空谈丝毫与事无补。

最后是如何对待兼并。兼并在宋代始终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土地私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城市和乡村的兼并活动愈演愈烈，豪强兼并之家的势力日益增强。王安石认为，"兼并积蓄富厚，皆蚕食佃民所得"③，"今一州一县便须有兼并之家，一岁坐收息至数百万贯。此辈除侵牟偏户齐民、为奢侈外，于国有何功？而享此厚俸！"④所以，过度的兼并不仅侵害普通民户，而且侵吞国家利益，损害地主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为此，王安石把"摧制兼并"作为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将其与理财结合起来，"收其赢余，以兴功利，以救艰厄"⑤。如此，便"不患无财"。因此，理财的重要途径是把兼并之家垄断市场、操纵物价的权利一并收夺，统由国家掌握，以断绝豪强兼并之路。反对

①　据司马光：《迩英奏对》。

②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九，《诫励诸道转运使经画财力宽恤民力制》。③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答曾公立书》。

①　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与王介甫书》。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六，元丰六年闰六月丙申记事。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辛丑记事。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熙宁五年十一月戊午记事。

⑤　同上书，同卷同年月丁巳记事。

变法的人对摧制兼并颇不以为然。司马光认为，社会上的贫富都是由作为"万物之父"的"天"决定的，是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的"天命"。他说："天使汝穷，而汝强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强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僭天之分，必有天灾"。①同样反对变法的郑侠，则认为贫者与富者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他说："贫富大小之家，皆相依倚以成。

贫者依富，小者依大，所以养其贫且小。富者亦依贫以成其富，而大者依小以成其大。"②苏辙、司马光等人也赞同他的这一看法，认为"此理势之所必至"。苏辙虽然赞赏王安石"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的精神，却认为王安石抑兼并错在"不知其不可也"。他所希望的是实现贫富长相安。"能使富在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③应当说，苏辙所描绘的实际上是变法派和反变法派双方共同的理想。主张变法的人并不想消灭贫富之间的差距。问题在于要不要通过摧制兼并而使贫富之间差距的扩大有所节制。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如同前几方面的分歧一样，一方面由于双方对当时国家财政问题的严重性的判断不同，对兼并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的判断也不同。一般的说，主张变法的人认为形势已比较严峻，改变现状、富国强兵的愿望比较强烈，而反对变法的人则倾向于认为不经剧烈变革也足以维持朝廷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分歧也是由于士大夫阶层中不同部分的人具有不同的利益。反对变法的人主要是在维护从已实行百年的旧法中受益的既得利益者，而主张变法的人则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收夺他们的利益，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　　（三）政争与新法蜕变1。废弃与恢复新法的斗争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获准第二次罢相，昭示了变法最终失败的前途。但是，虽然在历史上通常把这次变法与身为宰相的王安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神宗皇帝与变法的联系也同样紧密。这毕竟是他在位10年来推行的最重要的政策，而且他对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也有十分强烈的愿望，王安石所推行的每一项新法都得到过他的批准和积极支持。所以，在从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到神宗皇帝去世的8年多时间里，各项新法多数仍在施行，只有方田均税法被罢废；神宗皇帝虽不再任用坚决主张变法的人执掌政事，也没有任用那些坚决反对新法的人；神宗不再推进以理财、抑兼并为中心的新法，但在改革官制和强化军兵保甲方面仍采取了若干措施。这一时期对官制的改革，被称为"元丰改制"。

这次改制的目的是裁减冗官、提高行政效率。其内容主要是仿照《唐六典》的制度，恢复了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的职权；一些重叠的冗闲机构和官员被裁撤；就财政方面而言，户部成为唯一的主管部门，原来的三司使被并入其中。这次改革职官制度，在提高行政效率方面未见多大成效，但由于冗官和冗闲机构的裁撤，每年可以节省两万

①　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四，《迂书·士则》。

②　郑侠：《西塘先生文集》卷一，《流民》。

③　苏辙：《栾城集·三集》卷八，《诗病五事》。

缗的开支。改制以后，军队得到加强，禁军的数量比王安石执政时增加了几万人，各地的厢军人数增加更多，由于保甲制度进一步强化，各地的地方武装有所加强，在有些地区还取代了部分禁军。总之，在这几年里，变法虽未失败，却已经失去了生机勃勃、不断进取的势头。而反对变法的人则在积蓄力量，准备反击。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皇帝病死。继位的哲宗皇帝尚年幼，一贯反对变法的英宗高后称太皇太后，处理军国大事，司马光等人得到重用，并于次年升任宰相。这标志着反对变法的势力再度掌握政权。为了尽快恢复旧法，司马光把变法的责任全部推给王安石，称"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以便为才死去的神宗皇帝开脱，并提出"以母改子"（高后为神宗之母），使新法得以顺理成章地被废弃。司马光全面否定新法，认为它们"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在他执政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各项新法尽被罢废。就连一贯反对变法的苏轼等人也认为司马光做得太过份了，连一些"各有利害"的新法也不加分析地匆匆废止。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司马光恢复差役法，仅存的一项新法免役法也被罢废。闲居江宁的王安石闻听此讯后极为惊愕，不足一个月便忧病而死。司马光罢废新法被称为"元祐更化"。

尽管新法被全部罢废，主张变法的人相继遭到打击，被排挤出朝，但环绕着王安石变法的斗争仍未结束。这不仅是因为主张变法的人还广泛存在，更是由于王安石变法本身作为宋朝300多年间在经济领域实行的最重大的变革，不能不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自神宗皇帝病死、新法被罢废时起，直到北宋覆亡为止的40余年间，要不要继续实行新法的斗争一直在继续。不仅过去一直主张变法的人支持恢复新法，某些一贯反对变法的人也不主张像司马光那样罢废所有新法，加之反对变法的势力执政后不久内部即发生分裂，许多人结党营私，互相攻击，争权夺势，所以北宋最后的几十年间党争不断，在政治上一片混乱。要不要继续实行新法的斗争也与党争结合在一起，最后竟蜕变为党争。某些新法时立时废，即使实行，其目的和效果也与王安石变法时有很大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某些腐败的小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

新法被全部罢废后仅几个月，司马光就因病死去，实现了他"四患（指青苗法、免役法、将兵法和对西夏作战）未除，死不瞑目"的誓言。他的死，使反对变法的势力失去重心，内部纷争渐起。继任左宰相的文彦博，虽是四朝元老和反变法势力的重要人物，也无法平息党争。程颐、朱光庭等人的"洛党"，苏轼、吕陶等人的"蜀党"，刘挚、梁焘等人的"朔党"之间，展开了一场混战。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高太后病死，哲宗皇帝亲政。哲宗早就对高太后不满，并有意继述先帝神宗在位时施行的新法。次年初，哲宗罢免了反对新法的左宰相吕大防以及苏辙等人的职务，任用王安石变法时的重要人物章惇为左宰相，并改元祐九年（1094年）为绍圣元年，以示恢复新法的决心。哲宗皇帝在位后期（1094-1100年）对新法的继述，被称为"绍述"（意即继承）。

章惇为相后，王安石变法时的活跃人物，如曾布、蔡卞、蔡京（1047-1126年）等人先后入朝任要职，吕惠卿也得到重用。大批元祐更化以后得势的反对新法的人被贬。在章惇的主持下，新法逐步得到恢复。绍圣元年（1094年），依照神宗元丰年间的"条约"，恢复免役法，并将其中免役宽剩钱不得超过二分减为不得超过一分（即不超过免役钱的10％）。同年，仍依神宗时的旧制，恢复保甲法。绍圣二年（1095年），恢复青苗法，并且按照董遵等人的建议，规定借青苗钱完全自愿，禁止抑配；青苗钱的利息也由原来的20％或30％减为一律为10％，进一步降低了农户的负担。绍圣四年（1097年），重新设置市易务，使市易法的主要内容得以重新施行，并规定商贩向市易务购买货物一律用现钱交易，收息不超过二分，不许赊购。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在章惇主持下，"以常平、免役、农田水利、保甲，类著其法，总为一书"，定名为《常平、免役敕令》，颁行全国。至此，王安石变法时的诸项新法基本恢复。

"绍述"期间对熙宁新法的恢复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绍述"虽然主要是继承、恢复新法，对新法的基本内容没有做实质性的修改，但是也没有完全照搬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时所施行所有新法，对其中的某些具体内容仍有一些改动。这是由于此时距熙宁已过去20余年，时间使当初制订、推行新法的人得以重新审视新法，对其某些不尽如人意或难以推行之处加以修改。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减轻民户的负担，如前面介绍过的降低免役宽剩钱的征收数额和青苗钱的利息。这些修改主要对普通民户有利。此外，在恢复免役法时，还规定各地富裕人户缴纳免役钱在100　贯以上者，可以每100　贯减收三分，即30贯。这项改动对大地主十分有利，能使其少缴纳数目可观的免役钱，有利于缓和他们对新法的抵触，减少恢复新法的阻力。

其次，"绍述"仅仅恢复了熙宁时期的新法，即把新法大体恢复到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以后元丰年间的状况，便就此止步，没有沿着王安石变法时的方向进一步前进。这显示出经过元祐更化时严酷政治斗争的打击，那些坚决主张变法的势力已经失去了熙宁时期的锐气，其势力也大不如以前。王安石变法时在朝廷中推行变法的主要人物，除王安石已经病死以外，其他人几乎都参加了"绍述"，但其中已无公认的领袖人物，变法势力内部的凝聚力也有所下降。

再次，从元祐更化到"绍述"的历程可以看出，新法的废止和恢复都与最高统治者的变更有关。神宗皇帝病死和反对变法的高太后主持朝政是反变法势力罢废新法的关键因素。同样，高太后病死和拥护新法的哲宗皇帝亲政也是新法得以恢复的关键因素。最高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决定重要政治、经济政策和典章制度的兴废，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在"绍述"以后关于新法废立的争论中还将一再表现出来。

当然，还应看到，熙宁时期的新法能够在罢废近十年后又被恢复，其根本原因是新法得到了广泛的社会阶层的拥护，使他们可以从中得到或多或少的利益，国家的财政状况也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哲宗皇帝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促使他下决心恢复新法。

哲宗在位期间，在西北边境地区对西夏等也采取了积极进取的开边政策。绍圣二年（1095年），宋朝在西北进筑堡塞，开拓疆土，并屡败西夏军队。但几年后在青唐（今青海西宁）等地遭遇吐蕃人的抵抗，开边活动遂终止。

主张变法的势力重新执政以后不久，在其内部开始发生分裂。章惇曾提出，将文彦博等数十位反对新法的人流放到岭南，遭到中书侍郎李清臣的反对，以为流放数朝元老将使舆论震动。哲宗采纳李清臣的意见。章、李之间由此不和。不久，章惇迫使李清臣离开朝廷，出知河南府。

造成变法势力更大分裂的是曾布。曾布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曾主持制定和推行了多部新法，在同反变法势力的斗争中也卓有成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曾布为免受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的祸患，常看风使舵。在熙宁变法期间，他就为迎合神宗皇帝而全面反对市易法，并因此离开朝廷改任知州。绍圣元年（1094年），曾布在章惇引荐下出任同知枢密院事，并积极参与"绍述"和开边活动。但他与变法势力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吕惠卿有旧隙，竭力阻挠吕惠卿重返朝廷任职。后来，他又指责章惇"专恣弄权，日甚一日"，认为章惇处置元祐党人是"报私怨"。当然不能说曾布的看法完全不对，但他的种种活动在变法势力中起了破坏作用。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皇帝病死。哲宗无子，神宗皇后向氏提议立神宗十一子赵佶即位，称徽宗。向太后原来也是新法的反对者。为立皇帝事，章惇与向太后有异议，曾布附和向太后。徽宗即位后，向太后当权，支持新法的章惇、蔡京、蔡卞等人先后被贬斥出朝，任用熙宁时竭力反对变法的韩琦之子韩忠彦为左相，曾布为右相。司马光、文彦博等反对新法的人被恢复名誉。朝廷的政策又一次因为最高统治者的更替而发生重大变化，再次摆向反对变法的势力一边。而变法势力由于这次打击和内部分裂而进一步削弱。

2。新法的蜕变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朝廷的政治倾向再次发生重大变化。这次的变化也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变动引起的。即位不久的徽宗皇帝已年满18　岁，向太后不得不还政给徽宗。几个月后，向太后病死。反对新法的势力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者。年轻的徽宗皇帝决心消除多年来朋党之间的政争，在1101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因支持向太后而得到重用的曾布，秘密向徽宗皇帝建言，"绍述"父兄（即继承神宗、哲宗的政策）。徽宗听从此议，决定继续推行新法，并于次年再改年号为"崇宁"，意为崇法熙宁。支持新法的人得以再度回朝执政。曾布还提出，"调和元祐、绍圣之人"，即支持和反对新法的人并用，但遭到两方面人士的共同反对，徽宗也拒绝采纳。就在崇宁元年（1102年），左、右两相韩忠彦和曾布先后被罢免出朝，蔡京重返朝廷为相。此后，他先后四次为相，时间长达17年之久，与宦官童贯等人一起长期掌握全部军政大权。

蔡京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进士及第的，当时才20　多岁。他为官初期追随支持变法的势力。元祐更化时，司马光罢废免役法。当时知开封府的蔡京，按照司马光的限令于五日内在开封府所属各县全部改募役为差役，受到司马光的称赞。哲宗绍圣时，章惇恢复新法，蔡京出任户部尚书，积极协助章惇重行新法。徽宗初期向太后当政时，蔡京作为支持恢复新法的重要人物被罢官，闲居杭州。徽宗亲政后，他又作为变法派的代表人物重返朝廷，执掌朝政。蔡京执政后，元祐以来环绕着变法的政治旧案重被翻转，首先是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程颐等反对新法的著名人物百余人定为元祐奸党，又将元符末年向太后执政时反对新法的数百人定为邪党，维护新法的人中与蔡京意见不一的人如章惇等也被定为邪党。蔡京以"绍述"为名，继续推行新法。他也声称"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重新打出"理财"的旗号。但他把新法和理财逐渐变为恣意搜括民财，满足徽宗和蔡京、童贯小集团成员穷奢极侈的手段。所以，在徽宗在位、蔡京执政时期，新法已经发生蜕变，以新法名义推行的种种措施，无论是目的还是内容都与熙宁时期不同。这一时期是北宋极度腐朽、黑暗的时期，也是北宋走向覆亡的时期。

（1）搜括民财的种种措施蔡京执政后，仿照王安石变法时的制置三司条例司，设置了讲议司，由他亲自主持，商定关于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等方面的政事。蔡京提倡理财。但他的理财方针与王安石变法时采取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方针完全不同，仅仅意味着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而不顾及理财的前提增加生产。所以，蔡京的理财实际上是聚敛，是搜括民财，他执政时财政收入的增加是以民间的穷困为代价的。

徽宗、蔡京时期所采取的搜括民财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巧立名目，增收赋税。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蔡京执政时期各地以各种名目增收赋税，其中有些项目是原来就有的，有些项目是新增加的。例如折变。从宋初以来就有，在徽宗时演变成为非法的反复折变，即"纽折"。先以"一匹折纳钱若干"，继之"钱又折麦若干"。如此纽折，"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①，民户缴纳的赋税便增加数倍。西蜀地区原来税钱300　文折绢一匹，因展转纽折，竟增加为23　贯，为原来的数十倍。又如和买。原来也已有之，熙宁时实行"按等均敷"的办法，规定乡村上户摊派和买，而下户不敷和买，户等越高和买就越多。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则规定对大地主"依年例减半俵买"②，差额部分均敷给中、下等民户。而且许多地方官府在和买时不再预支现钱，并恢复仁宗时仅付三分现钱，同时配给七分官盐的办法，后又发展为完全不付钱而白取之。这样，和买便开始向定额税演变。此外，绢帛类除和买外，还增加了预买、泛买、常平司和买、应副燕山和买等名目。米各类的和籴数量不断增加，还设置了均籴、补发上供和籴等项。名为两相情愿的公平买卖，实则是给低价的强行征购，形同赋税。再如支移。支移原来曾是民户的沉重负担，徽宗时已不再支移，改为征收"地里脚钱"。脚钱数额非常之高，以至一斗税粮的地里脚钱竟与元丰时的正税相当。一些以往一向不施行支移的地区，也加征地里脚钱。而且脚钱也"反复纽折，以至数倍于昔，农民至鬻（yù，音育，卖）牛易产犹不能给"①。上述各项，使乡村农户的赋税负担大大加重，并使徽宗在位时成为北宋赋税剧增的又一个高潮。

--大量增加免役钱。蔡京入相后，免役法得到恢复。最初只是照哲宗绍圣时的原样施行，后来各种名目的免役钱不断增加，而官户和上等民户缴纳的役钱则有所减少。例如，凡是有坟寺的人户都可以免除坟寺的役钱，使许多富裕人户诡称有坟寺而少缴役钱。但是，豪强之家少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九之一七。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七。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考》五。

交的役钱都要"均敷于下户"，这样就把原由上户承担的役钱转嫁给了下户。一些地区由于免役钱名目的增加而使缴纳数额大增。巩州在神宗元丰年间所纳役钱仅400　贯，到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增加为29000余贯，增加了70　多倍。免役法的兑变由此可见一斑。

--恢复榷茶制度。北宋本来曾对茶叶实行国家征榷，但由于弊病较多，仁宗在位末年废弃榷茶法，改行通商法，即对种茶园户"官收租钱"，对贩茶商人"官收征算"。王安石变法期间，神宗皇帝欲恢复榷茶，王安石则不赞成，后来由于与西北民族的茶马贸易而对川茶实行征榷。崇宁元年（1102年），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实行榷茶制度，在各地设置官场收购茶叶，商人只能凭引领茶贩运，不得与园户私相交易。崇宁四年（1105年），朝廷修改茶法，废除各州县设置的茶场，商人可直接到茶叶产地官府或京师领取长引或短引，向园户购买茶叶贩运。凭长引可以各路贩运，凭短引只限于本路贩运。官府批给茶引时要"抽盘"（即征税）。实行此法，每年的茶税收入增至430　万贯左右，为北宋中期时的十余倍。徽宗皇帝每年以茶税100　万贯为"御用"。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朝廷再改茶法。新的茶法更加完备、严密，其中规定：园户统由专门的户籍管理，其茶叶产量和质量都要在官府登录；商人可凭引任意与园户交易，但须到指定地区出售茶叶；商人请茶引时缴纳私钱，每引纳钱100　贯至300　贯不等。经过修改的茶法称为"政和茶法"，综合了禁榷法和通商法，官府不再干预茶叶的生产和交易，又可得丰厚的茶利。因而南宋时也基本实行此法，并对后来的榷茶制度产生很大影响。从这方面看，蔡京执政时主持制定的政和茶法是对茶叶专卖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但蔡京10年三易茶叶的目的在于增加茶利。由于茶利过高，商贩购买茶引所费增加数倍，茶叶销售价格也随之提高，"民间例食贵茶，而细民均受其害"，甚至产茶区也是如此，生产茶叶的园户并未因此增加收入。所以，每年400　万贯的茶利实际上全部来自茶叶的消费者，这对普通民户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修订盐钞法。蔡京执政期间屡次修改盐钞法，废除了东南六路食盐官运官卖制，任由商人到榷货务出钱购买盐钞，再凭钞去产地领盐，到指定的地区贩卖。由此可见，蔡京对盐法的变更与对茶法的变更类似，其基本方向都是使官府摆脱对专卖物品生产和销售过程的直接干预，同时又不失专卖收入。蔡京的盐钞法在南宋时也基本上继续施行。另一方面，蔡京对盐法的修改更露骨地表现出其目的只在盐利。蔡京屡变盐法，商人买钞后尚未领盐，盐法变更，旧钞已废，又须换领新钞，换领时要贴纳20％的现钱，不贴纳现钱的旧钞领盐时要大打折扣，且极不方便。

所以，每变一次盐法，旧钞就要贬值一回，钞价虽未提高，商人却要付出更多的现钱。这实际上是朝廷盘剥商人的手段。盐价因此大涨，而朝廷还要各地官府强迫民户按户等买盐，以至有的一等户一年要花上千贯盐钱。如此做法，使朝廷的盐利大增，每年收入1000　多万贯，有时达到2000　万贯，是北宋前所未有的，同时也遭到社会上广泛的反对。

--侵掠民田。北宋时在汝州有国有土地，专门种植水稻，颇有收益。徽宗时，宦官杨戬（jiǎn，音剪）主管后苑作时，有人向他建议，把汝州的稻田推广于府畿，名曰公田。于是，政和六年（1116年）设立"西城公田所"，由杨戬主持，专事检括公田。西城所检括的公田完全是从民间侵掠而来。其办法主要有：括取天荒、逃田、废堤、弃堰、淤地、湖泊等，凡是他们看中的民间上好田地，都可指为天荒田，括为公田，以至鲁山全县的土地都被括为公田，然后再迫使百姓租佃，强征公田钱；利用甚至故意制造民间土地纠纷，使田契"展转究寻，至无可证"，遂把该地指为公田，设立官租；按民间田契所载土地面积，用新颁乐尺打量，而乐尺小于旧尺，田地多出部分便被没入官。京东、京西等路以及淮北地区均受检括公田之害。杨戬死后，李彦主持此事，前后近十年，括公田34300　余顷。由于检括公田的手法几近公开掠夺，民怨极大，在确山县还曾发生为催索公田租钱而杖死农民千余人的事件，为了防止激起民变，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诏令撤销西城所，将拘没到的土地还给旧佃人，并将李彦赐死。

--滥发钱引。徽宗时川蜀地区使用的交子发生重大变化。自仁宗至神宗数十年间，交子一直比较稳定。哲宗元祐年间，交子价值有所贬损，一贯交子"止卖900　以上"，即贬值10％，蔡京执政后，为解决用兵费用，大量增发交子，并改称钱引，试图推行到各路。崇宁四年（1105年），一次发行钱引26556340　贯，当年又增造540　万贯，大观元年（1107年）再增加554　万贯，比自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以来长期稳定的发行额1256340　贯多出近30　倍。钱引贬值75％以上，造成恶性的通货膨胀，许多大商人投机牟利，普通民户深受其害。纸币的大幅度贬值完全是朝廷聚敛财富的政策造成的，使朝廷的威信随之扫地。

凡此种种，已完全背离王安石变法的宗旨。后来曾有人评论说："蔡京用事，举天下之财而尽用"，"非祖宗熙丰之法"。

（2）在腐败中覆亡徽宗、蔡京时期采取的种种搜括民财的措施，完全是为了满足徽宗皇帝个人以及蔡京小集团的穷奢极侈。他们一伙的腐败达到了北宋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宫中大兴土木，增建宫殿、园林，每天役使工匠万人。在新建的九成宫内安放的九个大铜鼎，即用铜22　万斤。徽宗在宫中整日玩乐，大摆酒宴，表演各种乐舞、百戏、杂剧。宫中消费因此大增，朝廷左藏库以往每月支费36　万贯，到徽宗时增至120　万贯。蔡京一伙也是如此。蔡京姬妾成群，"享用侈靡"。为他做一碗羹要杀鹌鹑数百只。

一次留讲议司官员吃饭，仅蟹黄馒头一项就用钱1300　多贯。蔡京、童贯等人还占有大量田地，直接盘剥农户。

为了满足宫中和朝廷的靡费，徽宗时各地上供数额大增。王安石变法时，内外府库充衍，各路积存的钱谷可支用20年，东南六路库中粮米常有600　万石。徽宗即位时，各地仓库仍有积存。蔡京任用姻亲胡师文为发运使，将库存本钱全部上贡给朝廷挥霍。各路也相继照此办法，各地谷储钱谷全被搜空。各路每年向朝廷上供的数额增至原来的十几倍。

朝廷还增设专门机构，专门搜罗、制造各种奢侈品。崇宁元年（1102年），在杭州设立造作局，由童贯主持，专为皇室制造牙角金玉竹藤织绣等物品，每天役使工匠数千名。所需物料，全向当地民间征敛。崇宁四年（1105年），又在苏州设立应奉局，由朱■（mi3n，音免）主管，专为皇室搜罗各种珍奇物品。徽宗喜好奇花异石，蔡京初命朱■密取江浙花石进奉，后来演变为公开的大规模掠夺。民户如有一石一木被看中，便由兵士搬走，甚至不惜拆毁屋墙，稍有违抗便被治罪。深山、江湖中的异物则差遣工役去开采。为运输花石动用大批船只，每10　艘船编为一纲，称为"花石纲"，一块巨石的运费便达30　万贯。花石所过，沿途甚至不惜毁桥梁、凿城郭。京城建造的延福宫、景龙江、艮岳等，使用山石数以万计。

蔡京、童贯等人也借机掠夺财物。每逢蔡京生日，各地都要奉献大宗礼物，称为"生辰纲"，给各地民户带来很大负担，还要征调大量民力。童贯等人还鬻卖官爵，收受贿赂。当时京师内就有"三百贯，直通判，五百贯，直秘阁"的说法。

在朝廷日益腐败的同时，大地主、大商人的兼并活动也有所发展。

豪强兼并势力在王安石变法中曾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和打击，但在变法失败后的几十年间力量又有所恢复。这不仅是因为反对新法的势力屡罢新法，纵容兼并之家，还因为哲宗、徽宗时的两次"绍述"都对新法中摧制兼并的内容有所修改，熙宁时期抑兼并的势头早已尽失，加之徽宗、蔡京一伙只知聚敛，不顾社会生产的稳定发展，兼并活动反较过去有所加剧。有的地方几十户人家的乡村，田地几乎都被兼并之家用各种手段侵夺，只剩下三五户还有少量田地。兼并的加剧使为数众多的农户破产，农业生产下降。也是在徽宗在位时期，各地相继发生较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崇宁元年至崇宁四年（1102-1105年），北方的开封府界、京东、河北、淮南等路连年大蝗，形成严重灾荒。政和七年（1117年），黄河在河间、沧州决口，上百万人被淹死。次年，南方的江、淮、荆、浙等路发生大水灾，许多农民被淹死，被迫离家逃难者不计其数。灾情较重的地方，农户生活苦不堪言，有些农民靠吃野菜和榆树皮为生，还有的甚至人相食之。许多地方的农村呈现出凄凉的景象。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北宋末年各地颇不安定，先后发生了若干起在北宋尚属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两浙地区一直最为富庶，也是朝廷财赋的重要来源，徽宗时又在此设置造作、应奉两局，大量勒索花石纲，民户负担极重，民怨不断。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大地主、里正方腊率众起义，远近农民闻风响应，义军多达万人，很快席卷浙江境内6　州50　余县，江浙等地不少地方都有义军随之而起。起义持续一年多。京东路遭遇水灾后，农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宣和元年（1119年）底，宋江等人在京东路起义，影响波及河北、淮南等路。朝廷从金朝手中赎回燕京（今北京）及其附近六州以后，燕京的大批驻军所需费用均由河北、山东、河东等地民户承担，并须运粮到燕京交纳，沿途盘费即为所运粮食的十多倍。随后，继蔡京之后为相的王黼（fǔ，音辅）在全国征收免夫钱，数额高达6200　万贯。宣和五年（1123年），河北、京东农民不堪负担，纷纷起义，人数多者达到数十万，以至"巡、尉不敢抗，县、镇不敢守"，北方大部分地区均受其影响。

就在北宋的统治日益腐败、黑暗的时候，北方的女真族建立金朝。

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订立"海上盟约"，夹击辽朝。1125年（宋宣和七年，辽保大五年，金天会三年）初，金灭辽，并于当年乘胜南下侵宋。靖康元年（1126年），刚刚即位的钦宗皇帝被迫将祸国殃民的蔡京、王黼、童贯等人流放或处斩。同年底、金军攻破汴京。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北宋王朝在腐败中覆亡。

四、繁荣与衰朽--南宋经济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1107-1187年）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即位，称高宗，改年号为建炎。此后几年，宋廷在金军压力下几度南撤，直至绍兴二年（1132年）返回临安府（今杭州），南宋王朝才得以建立稳定的统治。1276年，元朝军队占领临安府。1279年，南宋灭亡，前后历时152年。南宋始终处于北方的金、元的军事压力之下，其内部生产继续发展，经济比较繁荣。南宋时，各项主要的经济制度基本沿袭北宋旧制，只有少许调整，但土地兼并异常剧烈，赋税远较北宋时繁重，纸币广泛发行，通货膨胀严重。在这一部分里，除介绍南宋时的经济发展外，将着重介绍兼并、赋税、纸币和通货膨胀等方面的情况。

（一）军事对峙下的经济发展1。经济发展的背景南宋的国土远远小于北宋，大约只有北宋3／5，江淮以北的广大北方地区都已不在其版图之内。随着国土面积的缩小，对生产有重要意义的人口和耕地也随之减少。先看人口。南宋前期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时，全国共有11375733　户。后来，户数逐渐有所增长。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为12335450　户，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为12302873　户，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为12670801　户。①由此可见，南宋的人口大体为1200万户左右，按每户五口人计，约为6000　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同北宋后期的大约1　亿人左右相比，仅为3／5　左右。人口减少的幅度与国土减少的幅度大体相当。但是，南宋各地人口的分布颇不平衡，有些地区的人口比北宋时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有些地区则有较大幅度的减少。一般地说，经济比较发达的两浙、江南等路和川蜀地区人口有所增长，正在发展中的闽广地区的人口也有相当的增长，而淮南东、西路和荆湖北路等地区，受宋金之间的战争影响较大，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

南宋的垦田总面积，文献没有记载。但南宋时各地开垦了大量的圩田、葑田、山田、涂田等，垦田面积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增加。但由于江南各地在北宋及其以前已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可供垦辟的土地数量已经较少。特别是在人口有较大幅度增长的两浙路等地，垦田的增加远不及人口的增加，原来就已存在的人多地少的问题更趋严重。

南宋自始至终处于同北方王朝的军事对峙之中，先是同金朝，后是同蒙古人，战事时断时续。南宋初年，金军数次南侵。建炎二年（1128年）冬，金军渡过长江，占领建康府（今南京），高宗皇帝被迫自杭州出逃，漂泊于海上，金军一直追至明州（今浙江宁波）。这是金军南侵最远的一次。南宋军队经过四、五年的艰苦奋战，才使南宋王朝的统治得以稳定下来。此后，南宋也曾发动北伐，试图收复北方领土，并取得很大的胜利。但是，由于多种原因，高宗皇帝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

十一月与金朝议定和约，南宋称臣于金，每年向金朝输纳白银35　万两、绢25　万匹。这次议和史称"绍兴和议"，使宋金之间在此后20年内维

①　见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考》。

持了大体和平的局面。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军渡过淮河，再次大举南侵，两次试图渡过长江都被阻止。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南宋出师北上，被金军挫败，两国再次议和，金宋改为叔侄之国，南宋改为每年输纳白银20　万两、绢20　万匹，此即"隆兴和议"。这次的和平局面维持了40多年。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南宋发动北伐战争，再次被金军挫败。西周于嘉定元年（1208年）第三次议和，金宋两国改为伯侄之国，南宋输纳钱物增至白银30　万两、绢30　万匹，并另付犒军银300　万两，史称"嘉定和议"。此后不久，金朝开始遭到蒙古人的攻击，南宋与金朝之间也重开战事，绵延十余年，直至金亡。而南宋与蒙古人之间的战争，则从金朝灭亡（1234年）起，断断续续地进行了40多年，一直到元朝灭亡南宋为止。

由此可见，南宋152年间，一直处在北方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仅有两次较长时间的和平。一次是从绍兴十一年到绍兴三十一年，共20年；一次是从隆兴二年（1164年）到开禧二年，共42年。两次的时间加在一起，仅占南宋统治时间的2／5。就所承受的军事压力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而言，南宋远甚于北宋。这对南宋的政治和军事造成了长期的、相当严重的影响，使其具有许多不同于北宋的特点。

在政治上，失去大片国土和屡次接受屈辱的议和条件，在南宋朝廷内外引起强烈的不满。朝廷内部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主战与主和两种势力，它们一直进行着尖锐、激烈的斗争。主和势力妥协、退让，试图偏安江南一隅，为此不惜放弃国土，纳贡称臣。主战势力虽力主抗金、收复失地，却多次发动未经充分准备的北伐，造成惨重损失。南宋还是理学继续兴起并最终取得统治地位的时期。一般地说，理学家与崇尚理学的人倾向于主和，各种不同程度地反对理学的人倾向于主战。主和与主战，理学与反理学，这两方面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使南宋朝廷内部远不如北宋平稳，还引发出许多无谓的党争。

朝廷在金朝面前的多次妥协退让，以及民间经济负担的不断加重，还引发了为数众多的起义反抗事件。在南宋政权刚刚建立、局势尚未恢复稳定时，各地就发生了数起规模较大的起义，范围遍及长江以南各地，有些起义参加者达10　多万人。最著名的是在洞庭湖周围由钟相、杨么领导的起义，攻占了10　多个县，建立了政权，时间持续数年。小规模的反抗朝廷的斗争则层出不穷。南宋政权的统治稳定以后，各种中、小规模的反抗事件仍接连不断。所以，即使在不与金朝作战的和平时期，南宋统治区域内部仍不甚安宁。

长期的军事对峙对经济的影响更为严重。首先是战争对于农业生产的直接破坏。南宋时，京西路已徒具虚名，实际上已经处于金朝的统治之下。这里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有800965　户①，在北宋诸路中属中等规模，到南宋宁宗嘉定年间仅有6250　户②，不仅北宋时的1％。农业生产的凋弊由此可见。两淮路和荆湖北路是南宋与金朝之间数次战争的主要场所，人口大量南迁，户口为之锐减。淮南东路在元丰年间有612565　户，嘉定时减为127369　户，减少80％左右；淮南西路分别为738499　户和

①　据王存《元丰九域志》。

②　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考二。

218250　户，减少70％左右；荆湖北路分别为657533　户和369820　户，减少45％左右。①这些地区在北宋时都是农业生产水平中等偏高的地区，土地利用比较充分，精耕细作技术有相当的发展。随着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减少，大量肥沃的耕地荒芜，农业生产倒退到广种薄收的状态。农业生产的下降，使那里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持续的军事对峙给朝廷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北宋与南宋之交，原有的禁军大部溃散，剩余的沦为与厢军类似的杂役兵。南宋朝廷被迫重新组建正规军，称为屯驻大军。南宋后期，各地又在屯驻大军以外组建了多种番号的新军。南宋军队平时就有约40　万人，遇战事时人数还要增加。维持这样多的军队耗费了朝廷的绝大部分财政收入。而南宋的国土、人口都远远少于北宋，赋税来源也相应减少。所以，南宋朝廷几乎一直处于财政较紧张的状态。只是孝宗在"隆兴和议"以后曾为准备北伐而有计划地逐年增加财政储备，到淳熙十年（1183年），中央和各地官府库存的钱币达4700　多万贯，其中专门为此设置的朝廷左藏封桩库储存3000　多万贯。这是王安石变法以后的最高储备数额。

南宋时，朝廷几乎没有为缓解财政压力采取过积极、建设性的措施。

由于财赋来源有限，即便是在孝宗理财时也主要是采用把财政负担转嫁给民间的办法。孝宗以后各朝，在这方面更加肆无忌惮。朝廷采取的办法之一是增加赋税。北宋中、后期赋税本已不断增加，并且超过了前代。自南宋初年起，朝廷便以军费开支浩大为由不断增加赋税，除旧税税额增加外，还新增了许多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从孝宗淳熙末年（1189年）起，国家的货币收入总额就已超过了北宋时的最高峰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和神宗元丰年间。如前所述，南宋的国土和人口都仅为北宋的3／5左右。这表明，人均赋税负担已增加了将近一倍。而赋税增加的势头一直持续到南宋晚期。朝廷缓解财政压力的另一个办法是发行纸币。南宋时各地广泛使用纸币。南宋中、后期，财政状况继续恶化，出现了持续加重的财政危机，纸币的发行也大大超过原来规定的限额，币值大幅度下跌，物价飞涨。增加赋税和滥发纸币，对南宋经济的发展有严重的不良影响，同时也是南宋时民间的起义、反抗事件较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宋皇室的奢侈靡费和各级官府的腐败也远远超过了北宋。这进一步加重了国家财政和一般民户的负担。北宋时，最奢侈的皇帝是徽宗，每月从户部支出的费用为95　万贯。而南宋高宗在局势尚未恢复稳定的绍兴初年，每月的花费就达到110　万贯，奢侈的程度超过了徽宗。以后的某些皇帝生活更加糜烂。皇帝如此，文臣武将亦如此。他们用各种手段兼并土地。各地肥沃农田多为他们占据。南宋初年权臣秦桧（1090-1155年），号称家道式微，他死后其子孙仍能每年收租10　万斛（合5　万石）。南宋中期权臣韩侂胄（1152-1207年）及其党羽，在"开禧北伐"失败后被没收的田地上每年可收租米722700　余斛，另外还有现钱1315000　余贯。南宋初年大将张俊（1086-1154年），田产分散在许多州县，年收租米达60　万斛，超过南宋时绍兴府每年征收的秋税。抗金名将岳飞（1103-1142年），早年曾当过佃客，所占田产是南宋著名将帅中最少的，仍

①　以上户数见王存《元丰九域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考》。

有将近80　顷。所以，"南宋将帅之豪侈，又有度越前代者"①。土地兼并之风由此愈演愈烈。各地官府则与豪门大户相勾结，以各种办法巧取豪夺，把赋税负担转嫁给普通民户。从朝廷到各级官府的官员贪污受贿成风。由此可见，南宋的统治远比北宋时腐败、黑暗。

以上这些是影响南宋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因素。这样的政治背景无疑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许多消极的影响。尽管如此，由于过去形成的生产潜力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南宋在经济方面仍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程度都超过了北宋，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当然，南宋中期以后，朝廷推行的种种政策逐渐使经济的发展脱离健康的轨道，而到后期经济则日益濒于崩溃。这些将在后面分别述及。

2。经济发展概况（1）农业到南宋时，江南各地的平原早已得到垦辟。所以，南宋新垦辟的耕地，主要是在过去没有充分利用的低洼地、滩涂、山地上开垦的圩田、葑田、山田、涂田、沙田等。特别是圩田比较发达，官府和民间都致力于开垦。官府开垦的称官圩，民间开垦的称私圩。江南东路的圩田最为发达，仅官圩就有79　万多亩，该路太平州的官、私圩田合计占全州垦田面积的90％；该路宣城县有私圩58　万亩，私圩17　万亩，合计占全县垦田面积的一半以上。两浙路的圩田也很发达，越州的鉴湖和明州的广德湖周围上百里都修造了圩田，淀山湖周围被围垦的面积达数十万亩。圩田土质肥沃、灌溉便利，因而是稳产、高产的农田。江南东路、淮南东路、两广地区以及长江江面上，开垦了大量"木柴田丘"、随水浮沉的葑田。福建路、江南西路、浙东和四川地区的农民在山垅上开辟出许多梯田。沿海地区以土石筑堤，阻挡潮水，将滩涂辟为涂田。沙田是在河湖泥沙淤积成的新涨滩地上开垦的农田，两浙路、淮南东路、江南西路等地开垦了较多的沙田，孝宗时这三路共有沙田280　多万亩。圩田、葑田、梯田、涂田、沙田等的大量开垦，增加了垦田总面积，也标志着南方各地对土地的利用达到了新的高度。

南宋比较重视水利建设。在南宋最初50年里，各地兴建和修复了一些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高宗时，荆湖南路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龟塘，可灌溉官私垦田万顷。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的山河堰、镇江府练湖的72　源，都可灌溉农田万顷左右。成都府路的眉州修筑通济堰，使新津、眉山、彭山等县数10　万亩农田成为沃土。泰州的捍海堰，在北宋末年被海水冲决，南宋孝宗、宁宗时两次修筑，规模有所扩大。南宋各地豪强之家围江、湖造田者较多，往往造成水害。遇天旱时，围田者独霸水源，使周围农田得不到灌溉；遇水涝时，围田者只顾泄水排涝，殃及周围农田。朝廷多次下令禁止围田，甚至强令开掘了几处为害较大的围田，但围田造成的水害仍屡禁不绝。

南宋时江南的精耕细作技术有进一步的发展，优良的作物品种得到进一步的推广。两浙路农民的耕作技术尤为精细。那里每年秋收之后即耕一遍田，次年初春再耕，使土细如面，称为"耖（chào）田"；大暑

①　赵翼：《陔余丛考》卷一八，《南宋将帅之豪富》。

时决塍（chéng，音成，田埂）放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减少倒伏的危险，称为"靠田"或"搁田"；靠田后再车水入田，使稻子遇旱不枯，称为"还水"；待稻子长高以后，再耙田几遍，由此可保丰收。

北宋时就已引进并在南方种植的占城稻，到南宋时普遍种植　，成为早籼稻的主要品种；江南东路农民还栽种了从高丽传入的黄粒稻，稻芒长，稻粒饱满，是少见的优良品种；浙东、江东等地还培育了几种抗涝、耐寒、耐旱的水稻品种，各地籼稻、粳稻、糯稻品种多达200　余种。复种技术也得到进一步推广。南宋时，大量北方人口南迁，他们一般喜吃面食，使南方麦价激增，种麦获利多于种稻一倍。加之酿酒和军队养马都需要大量麦子，官府也竭力推广种麦，南方各地普遍实行了冬麦和晚稻两熟制，改变了南方种麦少的状况，也大幅度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粮食产量。在有些地区还种植了春小麦。闽广地区的某些膏腴的农田已开始种植双季稻，虽然还不普及，却对以后南方农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由于耕作技术的进步和作物品种的增加，南宋时的粮食产量有进一步的提高。两浙路仍是产量最高的地区，一般在三、四石以上，还出现过亩产稻谷六、七石的高产纪录。川蜀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各地，下田一般可产稻谷二石，上田则可产三石左右。实行麦、稻两熟制的地区，亩产一般可以达到三、四石。

在经济作物方面，除茶叶、甘蔗、各种水果等继续广泛种植以外，棉花的栽种逐渐增多。北宋时，棉花的种植还只限于气候较热的福建和两广地区。到南宋后期，种植范围迅速向北扩展，远及长江和淮河流域。南方的农民已初步掌握植棉技术，每年二、三月间播种，每月要锄草数次。

陈旉撰写的《农书》是宋代最重要的农学著作。陈旉生活于北宋与南宋之交时。他在北宋末年总结了两浙地区农民的耕作经验，在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撰成《农书》。书中介绍了稻、麦、粟、豆、麻、芝麻等作物的种植时间和方法，还介绍了植桑养蚕以及养牛的方法，并有专篇论述施肥、秧田育苗等农业技术。陈旉注意到农业的多种经营和提高土地利用率等问题。他指出，虽然各地土质好坏不一，但只要治理得法，就都适合耕种，并会获得较好的收成。《农书》是在宋代成书的唯一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出生于南宋晚年的王祯在元代初年也曾撰写一部《农书》，内容更为丰富，详细介绍了许多宋代农业生产经验。此外，宋代还有若干种有关经济作物的专书。北宋时有陈翥（

hù，音铸）撰写的《桐谱》、蔡襄撰写的《荔枝谱》，南宋时有韩彦直撰写的《橘录》、陈景沂撰写的《全芳备祖》，以及多种《芍药谱》、《菊谱》等。这些专著论述了有关作物的种类、栽培、采摘，以及加工、贮藏，有的还涉及植物的嫁接与变异，防治病虫害、果园管理等。这些书都是对宋代经济作物种植和园艺经验的总结。

（2）手工业南宋的手工业，从总体上看继续有所发展。南宋和北宋所处的历史条件有所不同，手工业中各行业的发展亦不相同。有些行业发展较快，而有些行业急剧衰落。下面按行业分别介绍。

兵器制造。由于南宋时战事频繁，对各类兵器的需要量极大，兵器制造业发展很快，在各地都设立了制造兵器的作坊，除生产大量传统的冷兵器外，火器的发展尤为迅速。南宋时新创制的火器，有霹雳炮和用竹筒装火药的火枪、突火枪。火器的生产数量很大。南宋早期，建康府都作院在两年多里就生产火器近4　万件，有些地方的作院每年也能生产数千件。这表明，火药的应用和火器制作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造船业。南宋时，水上运输和海外贸易都很发达，推动造船业继续发展。造船技术又有所进步，制造的船的规模更大。南宋时大的海船，可以装载数万石货物，深、阔各有几十丈，比北宋时的海船要大几倍。

据记载，经南海驶往波斯湾的远洋海船，舵长数丈，可以装载几百人，携带可供一年食用的粮食，船上还可以酿酒和养猪。①船舶航行在海上，遇风雨阴晦天气，使用指南针导航，准确无误。这样巨型的海船是当时世界上罕见的。

制瓷业。南宋时瓷器继续得到广泛使用。由于海外贸易迅速发展，输往海外的瓷器数量大增，使制瓷业有很大的发展，各地瓷窑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景德镇瓷窑发展较快。吉州窑、龙泉窑和闽广沿海地区的瓷窑也发展迅速，成为南宋的重要瓷器产地。南宋时瓷窑内部已经有一定的分工，制陶、车坯、釉坯、印花、画花、雕花等都各有专门的工匠。

纺织业。南宋时纺织业继续发展，两浙、川蜀地区仍是丝织业的中心，能织造多种高级丝织品。广西、四川是麻织业的中心，所产麻布运销各地。南宋虽然国土大大小于北宋，朝廷征收的丝、麻织品的数量却超过北宋，达千万匹以上，表明纺织业的产量有较大增长。随着棉花的大量种植，棉织业出现并迅速发展。捍、弹、纺、织等都有了专门的工具。棉织业尤以广东发达，所产棉布有幅阔匹长、细密洁白的"慢吉贝"和幅窄质粗的"粗吉贝"等品种。海南岛的黎族人还可用织机生产出彩线交织成花纹的棉布。棉织业的兴起是南宋手工业的重要成就。南宋棉织业的经营方式尚未超出农村家庭手工业的范围。

印刷业和造纸业。南宋时官府、官员、民间书坊都从事雕版印刷，印本书籍广为流传。临安、福建和四川是印刷业的主要中心。临安国子监印制的"监本"质量较高。福建印制的书籍还运往海外。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印书纸的生产在造纸业中愈益重要，有些地方已专门生产印刷书籍、簿籍的纸张，较著名的有四川生产的楮（chǔ，音楚）皮纸和竹纸。书写用的纸张主要讲求精美，用于制作供文人使用的精致笺纸。

矿冶业。南宋的矿冶业远比北宋时落后，矿产的品种和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这是因为宋代的矿产多数分布在北方，朝廷南迁后，淮河和汉水以北地区的大量矿藏都不再处于宋朝的统治范围以内，矿产量急剧下跌。南宋初年，原有的金、银矿有一半以上被停废。铜主要用于制造钱币，北宋时禁止民间生产，在王安石变法时曾达到年产1400　多万斤的最高纪录。南宋铜矿资源锐减，主要生产鍮（t＃u，音偷）石，即黄铜，孝宗初年产量为518　万多斤，占铜产量的3／4。其余1／4　是用胆水浸铜和胆土煎铜的方法生产的胆铜，产量为187　万多斤。合计产铜仅及北宋时的一半。铅和锡的产量下降更多。北宋时的最高纪录是神宗年间年产铅919　万斤、锡232　万斤，南宋孝宗时的产量仅为铅19　万多斤，锡

①　周去非：《岭外代答》。

2　万多斤。铜、铅、锡产量的大幅度减少是南宋铜钱紧缺的重要原因之一。铁主要用于制造兵器和农具。宋代铁矿90％在北方。南宋时通过改进冶铁技术和鼓励民间采炼，在高宗时产量达216　万多斤，但这仅为北宋神宗时产量的40％。其他行业的手工业生产同北宋时比没有重大的变化。

南宋手工业的经营方式同北宋时基本相同，仍有官、私营手工业作坊和个体的城、乡家庭手工业。但官府对某些行业的管理发生了一些变化。

兵器制造全由官府严格控制。高宗时，设立了御前军器所，管理兵器制造。工匠分军匠和民匠两种。军匠主要是由各州军调拨的兵士。民匠由各地按户籍轮流差派，每40　天一轮换，雇值较低，其中有些是远道而来的农民。孝宗备战时，曾役使工匠5700　多人。

由于矿冶业衰落，生产不能满足需要，南宋朝廷鼓励民间采炼金属。

高宗时，采用北宋神宗时一度实行过的办法，由民户开采金、银矿，所产金、银由官府抽取二成，其余由坑户自行处置。福州的铁矿，官府抽取二成后，所余八成也由官府收购。同时，官府也派员监督这些私营矿冶的生产。还有一些铜、铁、铝矿，由坑户向官府承佃经营，交纳定额的税钱。这些坑户都是所谓"有力之家"，取得采炼权后便雇用大量工匠开采。此外，也有一些直接从事劳动的个体坑户。从事冶炼的冶户，按不同的炉种（如高炉、平炉、小炉），交纳不同的定额税。南宋时，居住在矿区附近的农民，在农闲时也有兼营采炼的。这些表明，南宋官府对民间矿冶业的限制有所放松。

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仍以纺织为主。以纺织为主业的机户数量逐渐增多。官府时常征调机户，或到官营锦院织锦，或织造盐袋等。由于官府的征调日益频繁，也有一些地方的机户被迫改从他业，使得某些有特色的纺织品逐渐消失。

（3）商业与城市南宋的商业继续迅速发展，比北宋时更加繁盛。国内有四通八达的商业网络，商业组织更加发达，临安等大城市的繁荣程度超过北宋，中、小城市和镇市继续发展。

南宋的国土主要在江南。这里河流众多，许多城市濒临大海，水上交通极为便利，主要经济区域和主要城市之间的商业往来不必像北方那里依靠艰难而费用高昂的陆路运输。首都临安和建康府是南宋商业的主要枢纽。临安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主要的货物集散中心和消费城市，手工业非常发展，向北经江南运河可入长江，向东入海可直通泉州、福州、广州以及海南岛，与两浙地区的主要外贸口岸明州（今宁波）、江阴、温州等都相距不远。临安作为国家的商业中心，各方面的条件都比北宋时的汴京更优越。建康府地处长江下游，沿江向西可经鄂州直达川蜀腹地，是临安联通长江中、上游各地和江北地区的主要中转地。以临安、建康府为中心，以长江、运河和沿海海运为主要干线，构成了南宋发达、便捷的全国性商业网络。

随着水路交通和商业的发达，在水上交通要道上的城市迅速发展，还出现了大批镇市。建康府规模日益扩大，到南宋后期人口达到几十万，城外还有14　个镇市。地处长江中游交通要冲的鄂州，也是各地货物云集之所，城外的南市（草市）是川、广、荆、襄、淮、浙的贸易中心，居民达10　万户之多。江陵府的沙市和太平州的黄池也是"客商所聚"的著名镇市。在北宋时就已非常繁华的成都，仍是川蜀地区的商业中心，人口仍保持在数十万。农村的墟市广泛发展，潼川府路泸州各县就有50　多个市。不少墟市逐渐成为镇市。城市、镇市、墟市的发展，为商业网络布上了星罗棋布的点，使贸易更加方便，商业的触角日益延伸到广大的乡村。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经营品种日益繁多，分工更加细密，各地的商人组织行或团也分得更多更细。在临安的市场上已发展到440　行，如冠子行、蟹行、花团、青果团等。其他各城市乃至镇市也有许多行的组织。

临安是南宋最大的城市，其规模超过了北宋时的汴京，因而也是整个宋代最有代表性的商业城市。南宋的临安城，周围70　里，府属各县还有15　个镇市。宁宗初年，城内人口已达到11.2　万户，即四、五十万人。到南宋末年，临安府（包括所属各县）已发展到39　万户，124　万口，实际人数当更多一些。

临安居民需用的物品多从外地运来。百余万人每天食用米1　万多石，主要来自苏、湖、常、秀四州和淮南、两广等地，米的品种有一、二十之多。城内有几处米市，有众多米铺从事批发和零售，米船日夜不绝，每个米行都各有船户、脚夫承揽运输、搬运，秩序井然。其他各种物品也大体如此。如：水果、柴炭、竹木等主要从严、婺、衢、徵诸州运来，各种水产、海鲜主要从明、温、台等州运来，等等。除运进大量消费物品外，各地的产品也在临安的市上交换转运，临安城内生产的手工业品也在市上出售，运销外地。所以，临安城内外总是船只云集，往来的客商不绝于道。临安城内的大街小巷，各类店铺"连门俱是"。同类店铺多聚集在一起，形成专门的市。街市上的买卖昼夜不绝。每天早上五更早市开门营业，晚上又有夜市，直至三、四更时游人才渐渐离去，冬季有大雨雪时亦如此。早市、夜市颇有江南地方特色，热闹非凡，其盛况远胜于汴京。除各种店铺以外，城内还遍布各种食店，经营各种风味小吃；为数众多的茶肆，不仅是市民闲暇时饮茶的场所，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各行的行头、牙人常聚于此，沟通行市，洽谈生意，雇工卖伎之人也常在此寻觅主顾；瓦舍、勾栏每天演出百戏杂技，说书讲史，是一般市民的主要娱乐场所；城内的大批工匠分属各种"作分"，专门从事各种制作或土木修建；街面上还有各种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和修旧人，贩卖各种日用杂品、菜果小吃，或从事简单的修理服务；高级茶肆、酒楼、歌馆则是达官贵人娱乐、聚会的主要场所，他们在此酣宴歌舞，往往要到夜半以后方才离去。由于商业发展、商贾云集，像北宋时汴京邸店之类为商业服务的货栈也非常发达，当时人们称之为"塌房"，专供客商住宿和寄存货物。塌房多为富商所经营，规模较大的有屋数百间乃至千余间。有的塌房四面皆水，即可防避风蚀，又可避免盗贼，为临安所独有。

南宋其他商业城市和镇市，虽不及临安繁华，市内店肆、商行等的设置均与临安大体类似。

（4）外贸南宋对境外各地的贸易比北宋时有很大的发展。对境外的贸易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沿北部陆路边境同北方的金朝之间的贸易以及同其他少数民族的贸易。一类是在东南沿海同海外各国之间的贸易。

南宋与金朝虽然南北对峙，南方与北方之间的经济联系并未被割断。这不仅是因为双方自朝廷到民间都有互通有无的需要，更由于南方和北方本来同在北宋的统治之下，有着固有的经常性经济往来，金朝的统治确立后，中原地区的主要居民仍为汉人，民间的交往仍然存在。

宋金之间的官方贸易渠道是双方在边境地区设置的榷场，与北宋同辽、西夏之间的榷场贸易大体相同。宋金"绍兴和议"后的第二年，即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双方开始在淮河沿岸和西部边境地区设置榷场。后来，受不断发生的战事的影响，榷场时废时立。"隆兴和议"

以后，双方进入比较稳定的和平时期，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南宋在盱胎军的盯胎、楚州的北神镇杨家塞、淮阴县的磨盘、安丰军的水寨和花靥镇、霍邱县的封家渡、信阳军的齐昌镇、光山县的中渡市等先后设置榷场，金朝在胶西县、泗州、寿州、蔡州、颍州、唐州、邓州、凤翔府、洮州、巩州等地设置榷场。其中以南宋的盱胎军和金朝的泗州交易最为活跃、数额最大。

在榷场上，除进行官方贸易以外，还有民间贸易。南宋商人携带货物抵达榷场以后，由官府的管理人员按货物的价值区分"大客"和"小客"。货物总值在100　贯以下者为小客，100　贯以上者为大客。小客10人为保，登记姓名，可携一半货物到金朝榷场与金人交易，然后再携另一半货物前往交易。大客一律不得前往，只能在南宋榷场等待金人前来交易。交易时，宋、金商人不得见面，双方各在一廊，把货物交给南宋的主管官员和牙人，由他们往来议定价格。交易达成后，官府每贯收税50　文，后来增为200　文，另收牙钱20　文。

在榷场贸易中，南宋输往金朝的物品有茶（包括茶叶、茶子、茶苗）、米、麦、绢、虔、布、丝、麻、书籍、牛、犀、象、苏木、香药等。南宋输入的物品有解盐、丝、绢、绵、药材、羊、猪等。金朝对榷场贸易更为重视，获得的利益也较多。孝宗在位时，金朝泗州榷场年收入为5.3万多贯，南宋收入则为4.3　万贯；宁宗庆元年间，金朝收入增为近10.8万贯，其他榷场收入也大幅度增长。可见，榷场贸易不仅使双方互通有无，而且还使双方朝廷都获得相当的财政收入。

除官方准许的榷场以外，宋金双方民间还有非法的走私贸易。这种贸易即使在双方交战时也没有间断。例如：绍兴初年南宋商人就曾将江浙出产的米、帛运往北方，甚至有人将兵器和制造兵器用的硫磺、筋角等从海上运往北方，朝廷久禁不绝。榷场贸易开放后，由于官府的限制较多，走私活动有增无已。从事这种贸易的不仅有商人，还有边境地区的官员和军士。每年通过这种渠道将大量的米、茶、牛等物品运往北方，并从北方输入毛皮、食盐、北珠、麦曲、人参、罗、绫等。光州西面的郑庄走私活动盛行，每年由此输往金朝茶叶几十万斤，牛七、八万头，还有大量其他物品。

同北宋时的宋辽贸易一样，在宋金贸易中也有大量铜钱北流。金朝采取种种措施吸引南宋铜钱，而南宋则采取种种措施制止铜钱外流。然而，铜钱北流始终未能制止，以至南宋铜钱通行于金朝全境。铜钱外流严重地冲击了南宋的货币秩序。

南宋继续与西南、西北各民族进行茶马贸易。交易物品除茶叶外，蜀锦所占比重增加，还有许多绢、银等。孝宗乾道年间，南宋换得一匹马大约要付出四、五十两白银的代价，由于路途遥远，有不少死于途中。所以，南宋虽然付出很大的代价，军马仍不敷使用。

南宋在东南沿海立国，发展海外贸易的条件优越。据《岭外代答》、《诸蕃志》等书记载，南宋商人前往从事贸易的国家在20　余个，远达波斯湾沿岸，同南宋有直接或间接通商关系的国家总计50　多个。南宋海船规模巨大，每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乘西北季风从广州、泉州等地出发，穿过南海，用一个多月时间可以抵达苏门达腊西北部，在此从事贸易并过冬；次年冬季，再乘东北季风横渡印度洋，用两个多月时间可经印度南端到达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国家，从事贸易后再乘夏季季风返航。所以，这种远洋贸易往返一次大约需要两年时间。外国商人多乘用本国的海船，每年夏季乘东南季风来到南宋各港口，入冬后陆续返航。

广州、泉州、明州是南宋主要的外贸城市。广州自唐朝以来就是与南洋各地和阿拉伯各国从事贸易的主要港口，又是阿拉伯人聚居最多的地方，到南宋时已是全国最大的外贸城市。泉州在宋代，特别是在南宋时发展迅速，不少阿拉伯商人侨居于此。明州是同日本、高丽进行贸易的主要港口。广州和泉州都是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大商港，明州港的规模略逊于广州和泉州。南宋沿袭北宋时的制度，在主要外贸港口设置市舶司，管理外贸，征收税费，并管理侨居中国的外国商人。南宋以上述三大港口为中心，分别设置了广南东路、福建路和两浙路市舶司。在两浙路，还曾在临安府、明州、温州、秀州的华亭县和华亭县的青龙镇五地设置市舶务，隶属于两浙市舶司，后因"冗蠹"而撤销。其中的华亭县青龙镇，在南宋时逐渐兴盛，南宋初年两浙市舶司曾一度移驻于此。华亭县的上海镇，对外贸易也有所发展。由于海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南宋的市舶收入迅速增长。高宗在位末年，市舶收入就已经达到200　万贯，超过北宋时最高市舶收入的一倍以上，仅广州一地的市舶收入就达110万贯。而南宋对进口货物的抽解比例还往往低于北宋。北宋时一般货物抽解1／10　或2／10，南宋初年曾规定抽解4／10，但不久又恢复为2／10，而在实际执行中却往往只抽解1／15，甚至1／25。当然，除此以外，官府还对部分货物实行博买或和买，即由官府收购。博买或和买的价格往往低于市价，因此，商人的实际负担未必减轻。但从市舶收入已可看到，南宋海外贸易的规模已大大超过北宋。南宋时输往海外各国的物品仍以瓷器和各类丝织品为主。据《诸蕃志》记载，自南洋至非洲东海岸，有16　个国家输入宋朝的瓷器。南宋印制的书籍也大量销往海外。从海外输入的物品主要有，来自南洋、南亚和阿拉伯各国的药材、香料、象牙、珠宝等，来自日本的沙金、木材、珠子、各种手工艺品，来自高丽的人参、药材、扇子、纸、笔等。进口物品仍以供达官显贵享用的奢侈品为主。

3。浙东事功派经济思想自宋朝建立以来，两浙路一直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南宋以来，首都临安就在这个地区，这里又成为商贾云集、财富最集中的地区，其繁荣景象不仅在这个地区的历史上是没有的，即使就全国而言也称得上是前所未有的。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业的空前繁荣，蕴育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经济思想。浙东的事功派堪称其代表。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吕祖谦（1137-1181年）、陈傅良（1137-1203年）、陈亮（1143-1194年）、叶适（1150-1223年）等。他们都活动于南宋前期孝宗、光宗和宁宗在位期间，反对空谈心性命理，主张"道"存在于事物之中，为学应注重实际的功用和效果，与同时代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年）的政治和哲学观点相左。在经济思想方面也有其独特之处。下面主要介绍陈亮和叶适的经济思想。

陈亮是婺州（今浙江金华）永康人。他的学说被称为"永康学派"。

他科举考试屡次落第，直到晚年才得中进士。自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年）起，他屡次上书，力主抗金，以复中原，直言不讳，却不仅未受重视，反而受诬陷连遭大狱。出狱后，他不改初衷，仍积极倡导功利主义，主张抗金。

陈亮讲求实际，注重事功，强调功利的意义和作用，反对空谈仁义道德。他在《赠楼应元序》中说：圣人之惓惓于仁义云者，又从而疏其义曰，若何而为仁，若何而为义，岂以空言动人也，人道固如此耳！余每为人言之。而吾友戴溪少望独以为财者人之命，而欲以空言劫之，其道甚左，余又悲之而不能解也。虽然，少望之言真切而近人情，然而期人者未免乎薄也。①在这一段话里，陈亮肯定了"财者人之命"的见解是"真切而近人情的"，而空谈仁义则是在劫夺人们正当的物质利益，正如他在《送吴允成运幹序》中所说，是在"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这里表现出了他对物质利益的直截了当的认可，以及对理学反对公开追求物质利益的愤慨。朱熹曾把陈亮的意见归结为"义利双行"，陈亮对此不以为然，强调在自己的主张里"义"和"利"是一致的。这种一致主要表现为"利"是"义"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在强调和重视"利"的同时，陈亮还提出了"人生不能无欲，有俗不能不争"的问题。他主张，人们都要各自"自安之分"，即按照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同时，统治者也应利用赏罚之权，对人们的欲望给予相应的节制。他说：故天下不得自徇其欲也，一切唯君长之为听。君长非能自制其柄也，因其欲恶而为之节而已。叙五典，秩五礼，以与天下共之。其能行之者，则富贵遵荣之所集也；其违之者，则范之困辱之所并也。君制其权，谓之赏罚；人受其极，谓之劝惩。使之善者得其同欲，岂以利而诱之哉？！为恶者，受其同恶，岂以威而惧之哉？！得其性而有以自勉，失其性而有以自戒。①陈亮希望，通过这种办法实现"官民农商各安其所而乐其生"。按照陈亮的说法，在这种状态下，"上下相恤，有无相通，民病则求官，国富则资诸民，商藉民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②。生长在商业繁荣的浙东地区的陈亮，对商业的发展极为重视，对"勤

①　陈亮：《龙川文集》卷一五。

①　陈亮：《龙川文集》卷四，《问答七》。

②　陈亮：《龙川文集》卷一一　，《四弊》。

俭以起家"、"铢积寸累"而致富的大商人称羡不已。他在《东阳郭德麟哀辞》中称赞道："往时东阳郭彦徒手能致家资巨万，服役至数千人，又能使其姓名闻十数郡"，并称"其智必有过人者"。对各种限制大商人的措施，他颇不以为然。他在评论北宋王安石变法时说："青苗之政，唯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唯恐商人之不折也"①。可见，他对王安石变法时限制大商人的做法是非常不满意的。对南宋时赋税不断加重，陈亮也同样不满意。他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提出了批评："陛下（指孝宗皇帝）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雠（chóu，音仇），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富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益困竭。"②陈亮对商人放债取利持赞同的态度，认为这可以使贫富之间"有无相通，缓急相救"③，但对于"倍称之息"的高利贷则并不赞同。

从以上可以看出，陈亮的经济思想有两个主要特点。其一是注重物质利益，注重事功，反对离开物质利益的空谈。这是浙东事功派的共同特点，而以陈亮的观点最为激进。这在理学逐渐兴起的宋代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其二是注重商业，把商业放在与农业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在一贯强调"以农为本"的中国古代是比较少见的。

叶适是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是永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早年中进士，长期为官，曾官至太常博士兼实检院检讨官，晚年因韩侂胄兵败受牵连落职，长期居住在永嘉城外水心村，潜心著述，人称水心先生。

叶适在政治上的观点与陈亮大体一致，主张抗金，不赞成朝廷聚敛财富的政策，也反对朱熹所倡导的理学。叶适主张把"义"和"利"结合起来，"以义和利，不以义抑利"④，"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⑤所以，他虽不像陈亮那样激烈地谴责传统的义利观，仍然明确地不赞成空谈"道义"，反对以此压制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

叶适长期为官，对财利极为重视，与王安石一样主张理财，并且认为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他指出：夫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具。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则伏而不见，或无节则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继，或以其源虽在而浚导之无法，则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①由此可见，叶适同王安石一样，并不认为财利仅仅是个财政问题，理财的首要内容是促进民间的生产，只有如此政府才可能获得广阔的财源。所以，叶适也把理财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并且说"古之人未有不善于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

叶适把理财与聚敛严格地区分开来。他称"理财与聚敛异"。他比

①　陈亮：《龙川文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②　陈亮：《龙川文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③　陈亮：《龙川文集》卷一六，《普明寺长生谷记》。

④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七。

⑤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三。

①　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四，《财计》上。

较了历史上不同的赋税制度，对三代和汉代称赞不已，说："失山泽之户，三代虽下不以与民，而亦未尝禁民以自利，均田轻税而民无为生之害"②；而汉代"什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地大用寡，取之轻"，"正合事宜"③。对南宋在征收赋税方面的种种做法则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说："今世之民自得罪者，其实无几，而坐茶盐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赋税不齐以陷于罪者，十分居其六七矣"④。这就是说，获罪入狱的人中大部分是由于朝廷的横征暴敛，而不是由于其本身犯了什么罪。所以，他指出，南宋时的那些"言理财者，聚敛而已"，即不过是以理财为名，行聚敛之实。

虽然叶适在理财的问题上与王安石有相通之处，但他对王安石变法中所施行的诸多新法，并不赞同，特别反对青苗法和市易法。他认为："熙宁大臣慕周公之理财，为市易之司以夺商贾之赢，分天下之债而取什二之息"。"今天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矣，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①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叶适认为，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是理所当然的，朝廷不应为了国利而侵夺商人的财富。在这一点上，叶适的观点与陈亮是一致的。而且，重视商业，鼓励商人赢利，反对朝廷对商人课以高额赋税，实际上也是整个浙东事功派的主要特点之一。叶适曾经明白地表示："四民（指士、农、工、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②这是对千年来中国传统的重本（即农业）抑末（即商业）观念的大胆挑战。由此可见，陈亮、叶适等人对王安石变法的责难，是出于根本的观念上的不同。虽然王安石并不反对发展商业，但他显然更加注重农业，而陈亮、叶适等人则试图把商业放在与农业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不仅反对为了农业而损坏商业，还认为二者可以"休戚相同，有无相通"③，"各安其所"。

叶适认为，宋朝在财政方面的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主要的原因是其集权过度。他说：国家因唐五代之积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三籍，　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①在这一点上，陈亮也有同样的观点，而且更加尖锐。陈亮说：朝廷立国之势正患为文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②在这里，他们指出了中央集权造成的诸多问题，不仅有财政负担过重，赋税增加，还包括官僚机构庞大，运转不灵活，以及地方上的豪强②　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四，《财计》上。

③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四。

④　叶适：《水心别集》卷二，《国本》下。

①　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四，《财计》上。

②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九。

③　陈亮：《龙川文集》卷一五。

①　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四，《始论》二。

②　陈亮：《龙川文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形势之家垄断地方权力等。这些批评应当说是中肯的。

以陈亮和叶适为主要代表的事功派，生长在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的土壤上。两浙地区的经济在宋代表现出某些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如城市经济较为发达等，这里的思想家们也有浓郁的地方和时代特色。但是，宋代商业的发展毕竟未能改变农业社会的基本现实。这是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根本性制约因素。因而，事功派虽然敏锐地感受到新的商业气息并且强烈地表达了商人的利益和愿望，其主张仍未能对朝廷的经济政策和后来的经济发展产生多少影响。

（二）剧烈的土地兼并与繁重的赋税1。土地兼并的加剧北宋初年，地主占有土地的数量相对较少，一般的大地主占有土地几十顷，占有土地达数百顷的则是很少见的现象。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占有巨额土地的大地主日益增多。北宋仁宗时，朝廷规定官员占有田地不得超过30　顷，说明占地几十顷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北宋末年，蔡京、童贯的同党朱■（mi3n，音缅）（1075-1126年），是有名的广置田产的贪官，生前每年收租10　万石，死后籍没的田产达30　万亩。这在当时是骇人听闻的。朝廷南迁以后，贵族、文官、武将、地主、商人掀起了兼并土地的狂潮，占地达数十万亩的已不鲜见，有的甚至成倍超过朱■的占地数额。前面介绍过的秦桧、张俊等人都达到或超过了朱■。像岳飞那样占地较少的高级官员，也已超过北宋初年一般的大地主，并大大超出仁宗时对官员占地规定的限额。

南宋土地兼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拥有权势的贵族、官僚、武将倚仗权势，大肆兼并土地，形成了所谓"权贵之家"。南宋初年，由于战乱，不少人弃田逃亡，许多地方官府的土地版籍毁于战火。这为权贵之家兼并土地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出钱购置土地，而且公然掠夺田地。地主也和官府相串通，抢占农民的田地。一些地区新开垦的湖田、屯田也往往被官员、地主、将领占为私有。南宋后期理宗在位时，土地兼并达到高峰，"权贵之夺民田，有至数千万亩，或绵亘数百里者"。这是有宋一代前所未有的。

土地兼并的加剧造成土地所有权的频繁转移。不仅占有土地不多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会为生活所迫出卖田地，拥有巨额田产的权贵兼并之家也经常要被迫出卖田产。辛弃疾（1140-1207年）曾有"千年田换八百主"的诗句，恰当地形容了南宋中期土地所有权的频繁转移。如此剧烈的变动，不能不对南宋农村社会产生某些影响。

首先是农村中客户所占的比重上升，下等农户所占有的田地在垦田总面积中的比重下降。前面曾经述及，北宋时农村社会各阶层变动的基本趋势，是客户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所占的比重逐渐上升。到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全国共有15091560　户，其中客户4592691　户，占30.4％。这是宋代客户所占比重的最低点。此后几十年间，直至北宋灭亡，客户所占比重略有回升，最高时为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全国共有18289335　户，其中客户6154612　户，占33.7％。这个比数不仅大大低于北宋初期的水平，而且低于北宋中期大约35％左右的水平。南宋初年，土地兼并剧烈，客户所占比重急剧上升。据统计，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全国共有17334870　户，其中客户6266129　户，占36.1　％。①客户所占比重增加，意味着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所占比重下降。同时，后者所拥有的土地数量也有所下降，他们拥有的土地在垦田总面积中所占比重降低。特别是在五等户中，南宋时出现大量有税无产的无产税户。所谓有税无产，是指一部分乡村下户由于土地兼并已完全丧失土地，在国家户籍中仍被列为五等户，照样缴纳两税。当时称之为"产去税存"。此类农户所占比重，少则百分之几，多则百分之二、三十，已成为南宋乡村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南宋下户拥有的土地数量有相当的减少，而且说明完全没有土地而以租佃为生的农户，远不止国家户籍中所列的客户，他们在总户数中所占比重当超过40％。当然，各地情况有所不同，富庶地区无地农户的比数通常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次是乡村中户（即中、小地主）的经济力量有所削弱。土地兼并造成的田产向大土地所有者集中的趋势，也严重影响了中、小地主和较富裕的自耕农。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有所减少。前面曾经述及，由于宋代人口增长的速度远快于耕地增加的速度，户均垦田呈急剧下降的趋势。到南宋初年，人多地少现象最严重的两浙路等地，每个主户的平均垦田已不足20亩，仅为北宋前、中期的几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土地　兼并的急剧发展，使富裕自耕农乃至中、小地主的田产也相应减　少。他们中的许多人，虽不至于降低户等，但其经济实力已不如　北宋时的同等农户。另一方面，拥有巨量田产的权贵之家，往往有许多办法逃避赋役，使中等农户的负担更加沉重。所以，到南宋时，拥有一、二百亩田地、年收入一、二百亩地租的地主，生活也并不宽裕，不能像在北宋时那样遇灾荒"尚能怀土以待秋"，而是平常年景亦"往往一岁之入不足以支一岁之用，日降月下，而窘色不舒，每至秋成，如解倒悬"①。当然，中、小地主中也有少数人可以通过兼并改善其地位，还有一些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以一日之长决取终生富贵"。但这些人地位的改善不能扭转整个乡村中等阶层在南宋时经济实力减弱、社会地位下滑的基本趋势。

2。地租与高利贷南宋时农民向地主缴纳地租的数额逐步有所增加。地租的增加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原有的基本计租办法基本未变，仍以分成制和定额制的产品地租为主，但由于土地产出数量的明显增长，虽然分成比例基本未变，地租数额却有所增加。其二是正额地租以外的其他各种地租名目日益繁多，数额明显增加。

南宋大多数地区仍实行分成地租，一般的情况仍然是主户与客户对分，即佃户以产量的一半作为地租缴纳给地主，佃户除租佃土地外如要租用耕牛和种粮，便要相应地增加所缴纳的地租数额。官府出租官田，一般是在第一年少收一成地租，留作来年的种粮，从第二年起实行对分。南宋时，在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地区，定额地租逐步增多。定额租的数

①　以上数字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考》和林炯《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一○《户口》。

①　王柏：《鲁斋集》卷七，《赈济利害书》。

量按土地的肥瘠程度有所不同。在苏州等地，上等田地的租额一般为每亩纳米一、二石，中等田地缴纳七到九斗，下等田地缴纳三到五斗。这个数额大约相当于正常年景粮食产量的一半左右。所以，定额租与分成租的缴纳数额大体相当。

除正额地租以外，南宋时各种名目的额外地租明显增加，其主要形式有：--佃户代纳两税。按宋制，两税由乡村中有田产的主户缴纳，客户只向官府缴纳身丁钱等几项杂税。南宋时，一些地主经常拒绝向官府缴纳两税，官府便把两税分摊到佃户身上。朝廷对此也有明文规定，这无异于鼓励地主转嫁应纳赋税，因而佃户代纳两税的现象日益严重，使其负担的实际地租增加许多。到南宋末年，土地日益集中，官府的大部分赋税实际上已由佃户直接负担。

--耗米。耗米本是官府征收实物税时为减少损耗而设置的法定附加税。宋初为2％左右，后增加至10％以上。南宋一些地方的地主也向佃户征收耗米，数额约为正租的10％，即每石米加收耗米一斗。

--麦租。南宋初年官府在南方推广种植小麦，曾规定地主不收麦租，佃户种多少得多少。但没过多长时间，地主便开始向佃户增收麦租。--采用大斗收租。许多地方的地主任意增大量器，私制大斗收租。

两浙地区普遍使用加二斗和加三斗，即以120　合或130　合为一斗。湖州地区每斗112　合，地主得110　合，干仆得2　合。这些都是地主在出租土地时公开向佃户讲明的，佃户为取得土地租佃权不得不予以认可。但也有的地主暗中使用更大的斗，以至一斗约有150　合至190　合。收租时，地主把斗面尽量堆高，每斗仍可多得二、三升。

--刬（chǎn，音产）佃。刬佃是地主为增加地租收入，尽量缩短租佃期限，使佃户竞相抬高地租数额，把土地出租给愿缴纳高额地租的佃户。刬佃北宋时就已存在。南宋初年，各地荒地较多，地租数额较低。后来，佃户逐渐增加，地主便经常通过刬佃赶走旧佃户，以不断增加地租。由于人多地少，佃户不得不为取得土地租佃权而激烈竞争。

除上述各种名目的额外地租以外，佃户为保持土地租佃户，使地主少增加耗米和斗面，还不得不经常把各种农副产品以"送礼"的形式无偿奉送给地主。地主对收租的时间、地点、租米质量等的要求也愈益苛刻。

南宋时，土地转租和永佃权等较复杂的租佃关系有较大的发展。土地转租在唐代即已存在，北宋时又有所发展，宋代法律一直允许私人转租公、私田产。公田的租额一般都比较轻，承佃者多为地主和官员。宋代虽禁止在任官员承佃公田，仍有不少官员假托他人之名承佃官田。他们承佃公田后转租给客户，收取地租，并从收取的转租地租与交纳给官府的承佃地租的差额中获利。承佃公田再转租的人户被称为佃主。南宋的不少大地主也把其田产委托给管庄、干仆等中间人管理。后者从收取的地租中获得一定的份额，并借机收取额外地租。南宋时，使用管庄和干仆管理大地产逐渐成为制度。佃主、管庄、干仆等处于土地所有者和直接耕种者之间，其地位相当于后来的"二地主"，更加重了佃户的负担。

随着佃户负担的加重，南宋佃户的地位也有所下降，人身依附关系在某些地区有所发展，出现了佃客随土地买卖的现象。地位低于佃客的佃仆也逐渐增多。

高利贷是加在普通民户身上的另一个沉重负担。南宋时的高利贷与北宋大体相似。中、下等农户乃至客户，为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往往不得不举借高利贷。这是南宋许多农户破产的重要原因。南宋的高利贷有两个不同于北宋时的特点。一是王安石变法时官府提供的低利农业贷款对民间高利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加之南宋朝廷对民间贷款规定的利率比北宋时低，高利贷利率有下降的趋势，超过百分之百的已不多见。

二是官府为地主或债主催租讨债成为常见的现象。这是宋代以前没有过的，在北宋时也很少见。官府的参与使许多人因拖欠租债而被监禁和刑讯，被迫举债的佃户处境更加困窘。

3。赋税的加重南宋的财政支出极其浩大。其原因，一方面是南宋自始至终处于同北方的金朝和蒙古人的严重军事对峙之中，大约隔三、四十年就发生一次大的战事，军费开支数额巨大；另一方面，南宋的多数皇帝不思进取，生活靡费，许多有权势的文臣武将也极其奢侈，大量财富被挥霍浪费。

开支浩大使南宋的财政状况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非常窘迫，朝廷始终在设法获取更多的赋税，民户的负担一直有增无减。朝廷增加赋税的途径不外两种，一是增加旧税数额，二是增设苛捐杂税。

南宋初年，许多地方土地版籍毁于战火，土地兼并剧烈，隐田漏税现象极为严重，超过北宋最严重的时期。为制止隐田漏税，增收两税以供急需，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朝廷采纳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的建议，推行经界法。经界法与北宋时的均田税大体类似。目的是清查核实土地占有状况，确保两税收入。朝廷为此设置经界所，由李椿年措置，由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开始，逐步推广到两浙，再推广至全国。经界法规定了清丈土地的具体措施：通过打量步亩，辨别土质高低，均定各地苗税；绘制鱼鳞图，从各保开始，将山川道路、人户田宅等一一描画，再将十保合为一都之图，各都合为一县之图；将各户田地登录在砧基簿上，注明田地的位置、形状、数量、四至，砧基簿一式三份，一份留县，一份送转运司，一份送州；没有登入砧基簿的田地，即使有田契，也要没收为官田。李椿年推行经界法，首先从清丈自家做起，虽遇很大阻力，但对当时危急形势下政府的财政收入关系重大，又受到中、下农户的拥护，进行得比较顺利。到绍兴十九年（1149年）冬，除边境地区未行经界外，其他各地陆续完成。此次经界，绝大多数品官形势之家都不赞成。经界过程中亦有许多弊端，赋税不均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但是，通过经界，重新设置了土地清册（即砧基簿），多少打击了隐田漏税者，也有助于缓解财政窘况。

此次经界以后，朝廷曾数度推行经界，都因权贵兼并之家的反对而未能贯彻下去。久而久之，国家版籍上的耕地越来越少，两税流失严重，朝廷为增加两税收入而不择手段，各种附加税日益增加。南宋增收两税的主要办法是增收加耗。加耗北宋时就征收，一般每石税米收加耗一斗，最高不过两斗，即占正税数额的10-20％。到南宋时，情况大不相同，加耗普遍有所增加。加耗较少的地方每石加三、四斗，加耗多的地方达到每石税米加耗一石，乃至两石，达到正税的一、二倍。有些地方的官府，收税时不用文思院统一制作的斗斛，而使用自制的宽大斗斛。有些地方还要增加斛面，即收税时尽量把斛面堆高，这样每斗税米就要多收三升左右。加耗、大斗、大斛、斗面、斛面加在一起，有的地方便超过正税数额数倍。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缴纳两税以后官府不予承认，还要重复催税，称之为重催。所以，南宋时农户的两税负担远远重于北宋。

下等农户的两税负担更加沉重。有权势的权贵之家、兼并之家，往往与官府和乡胥相勾结，以种种办法少缴纳甚至不缴纳赋税，有的人户常年不曾纳税。他们应当缴纳的赋税便摊派到其他中、下农户的身上。

一些下等农户的税负因此成倍增加。下等农户纳税数额较少，官府多不直接收纳，而是委派揽户征收，由揽户将数家零税合在一起入官。这些揽户勾结官吏，重叠追索，所得钱物均由揽户与官吏私分。此外，过去对某些下等民户的优待也被取消。例如，北宋初年曾规定，四等户和五等户的田产中有墓地者称为"墓户"，凡是墓地在7亩以下者，免征两税。南宋初年经界时，这种优待就被取消，有墓地的下户都要正常缴纳两税。剧烈的土地兼并，沉重的地租和赋税，是南宋时乡村下户破产较多的主要原因。由于有税无产现象的普遍存在，他们在丧失田产后仍要缴纳赋税。

北宋时就已存在的和籴、和买也更加成为农户的沉重负担。南宋仍用和籴的办法供应边境地区的军需，和籴粮草仍按户等高下摊派，并随两税同时征收。南宋和籴的第一个特点，是数量太多，在有些地区有"对籴"之说，即民户缴纳一石税粮，便要负担一石和籴，某些地区甚至数量更多。和籴也如同两税，主要由中、下农户负担。第二个特点是价钱太低。例如；孝宗年间的一次和籴，平江府的价格仅为每石600　文，还要加收二斗加耗，而当时的市场粮价约为每石3　贯钱，和籴价仅为市场价的1／5　或1／6；官府还要从和籴价钱中扣除脚钱、使用钱等诸多费用，农户得到的现钱更少，有时甚至"未尝支钱"。由于量多价低，和籴在南宋后期成为一个普遍性的严重问题。在某些地区，和籴粮米增至正税的三、四倍，往往"前籴未终，后籴复继"。南宋后期通货膨胀严重，和籴仅付纸币，近乎无偿纳税。当时就有人说："各之曰和，其实强估"①。和籴是造成农户破产沦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富庶的两浙路，由于和籴"增额抑价，浙中巨产化为下户者十室而九"②。

和买在北宋初年曾是一种鼓励农户发展丝、麻生产的措施。北宋中、后期，和买本钱被各地官府以不同方式克减，民户获得的利益逐渐减少，以至消失。到南宋时，和买制度发生了若干进一步的变化，和买的范围不断扩大。其一，北宋时，和买主要由三等以上户承担，四、五等下户不承担和买绢。南宋初年，曾有家业物力在四十六、七贯钱以上者和买一匹绢的规定，下户基本被排除在外。后来，对和买者物力的限制逐渐降低。绍兴12年（1142年），降为38　贯500　文钱，四等户也要和买一匹绢；大约到孝宗时，有的地区降到19　贯500　文钱，甚至仅10　贯钱，五等下户也被摊派和买绢。其二，一些地区历来不植桑养蚕，因而不承

①　刘子翚：《刘屏山先生集》卷二，《维民论》上。

②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七，《进故事》。

担和买，从南宋起这些地区也要承担和买，并成为定制。其三，过去历来不承担和买的城镇坊郭户，有些也被征派。和买制度最大的变化，是官府已完全不再支付和买本钱，演变成为强行征收的定额税。民户交纳稍迟，就要受到鞭打，官府凭空索取，已经谈不上"和买"。南宋和买数额不断增加，有些地区超过了夏税额，成为一项重赋。

除此以外，从原有的各项征派中还衍生出一些新的税种。主要项目有：一，折帛钱。南宋初年，由于物价暴涨，朝廷以"宽优"民户为名，将夏税绢帛与和买绢帛改为按时价交纳现钱，称折帛钱。后来，绢价下跌，折帛钱数依旧。南宋征收的折帛钱数额巨大，仅东南诸路每年就达千万贯以上。二、预借。预借是指官府提前征收各种赋税，从南宋初年即开始预借。预借的项目有两税、免役钱等。高宗时一般预借一、二年的赋税，孝宗时借到三、四年，后期理宗时，有的地区借到六、七年。

在某些地区，甚至民户买卖田宅时征收的契钱也要预借。当时有人指出："既无交易，而预借其钱，岂法意哉！"①南宋时新增加的赋税主要有以下几种：--经制钱。经制钱创设于北宋末年徽宗宣和四年（1127年），为当时的经制江淮荆浙福建七路诸司财计陈■（g￥u，音够）所创。四年后，即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取消。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重新设立，并规定经制钱包括以下五种：权添酒钱；量添卖糟钱；增添田宅牙税钱，即买卖田宅时向官府买契贴钱；官员等请奉头子钱，即公私出纳每贯钱收取数十文供州县漕司之用；楼店务添收三分房钱，即各地楼店务管理的房舍提高房钱30％。以上五种杂税统由经制司收取，故称经制钱，又称五色钱。南宋时，某些经制钱项目的征收数额有所增加。

--总制钱。总制钱创设于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由总制司管辖。总制钱名目繁多，计有：转运司移用钱，勘合朱墨钱，出卖系官田舍钱，人户典卖田宅牛畜等于赦限由陈首投税印契税钱，进献贴纳钱，人户典卖田业收纳得产人勘合钱，常平司七分钱，茶盐司袋息钱，装运司代发斛斗钱，收纳系省钱物头子钱，官户不减半民户增三分役钱，二税畸零剩数折纳价数，免役一分宽剩钱等，共有数十种。

经制钱和总制钱合称经总制钱。经总制钱每年收入的数额并不固定，朝廷却下达较高的定额，各地则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有些地方的征收数额达到正税的三倍。南宋中期，经总制钱收入近2000　万贯，是朝廷的一笔重要的财政收入。

--月桩钱。南宋初年，朝廷为供应军事开支，命各地按月解送一定数额的酒税、上供钱和经制钱，称为月桩钱。由于定额过高，各州通常只能解送20-30％，不得不向民间征收各种杂税以充之。其名目有：曲引钱，白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贴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牛筋、牛角钱，诉讼赢者欢喜钱、输者罚钱等。南宋中期，东南各路征收月桩钱达每年近400　万贯。

--版帐钱。版帐钱也是南宋初年各地以供应朝廷军需为名而增设的多种杂税的总称，以两浙路负担最重，有的州、县一年要收取一、二十万贯。

①　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四八。

南宋不仅赋税增加，下等民户的劳役负担也有增加。高宗绍兴年间，两浙路金华县上等民户，因轮派保正役而时有纠纷，后来议定合伙捐田百亩，用以帮助应役者，称为义役。孝宗时，义役逐渐推广到各路。义役使应役者每年都能获得一定数额的收入，其负担有所减轻。但是，原来无役或仅有轻役的中、下民户也不得不割田支助，负担有所加重，义役因而成为"不义之役"。

南宋的苛捐杂税难以胜数。朝廷之所以设置如此众多的税目，马端临曾有中肯的评价："盖南渡以来，养兵耗财为夥（huǒ，音火，多），不敢一旦暴敛于民，而展转取积于细微之间，以助经费，初非强民而加赋也。"①然而，终南宋一代，各种赋税都有增无减，已超出缓解一时财政困境的范围，而成为名副其实的聚敛。

聚敛使南宋的财赋收入大增。北宋初年朝廷现钱收入不过1600　余万贯，神宗时达到6000　余万贯，是北宋的最高岁入。朝廷南渡之初，财赋税减，仅有不足1000　万贯，几十年以后便超过了北宋时的最高水平。而南宋的国土、人口均大大少于北宋。由此可见，南宋民户负担比北宋时沉重得多，平均负担高出几近一倍，中、下民户负担增加更多。

大量征收苛捐杂税，使南宋财政收入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正税所占比重进一步下降，而杂税所占比重大幅度上升。据叶适记载，高宗绍兴末年到孝宗乾道初年（约1160-1165年），财政收入总额为4900　多万贯，其中两税（包括折帛钱等）1000　余万贯，占20.4％左右；茶盐榷货2400　万贯，占49％左右；经总制钱1500　余万贯，占30.6％左右。②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征榷收入所占比重已高于北宋时的最高水平，二是两税所占比重虽已很低，其中仍包括大量南宋时新增加的杂征，两税正额所占比重当更低。据李心传记载，孝宗淳熙末年（1189年），财政收入总额为6530　余万贯，其中上供钱即两税正赋200　万贯，占3.1％；经制钱660　余万贯，占10.1％；总制钱780　余万贯，占11.9％；月桩钱400　余万贯，占6.1％；茶盐酒等坑冶榷货以及籴本和买44％余万贯，占68.8％。③由此可见南宋财政收入构成的变化之深刻。即使按照叶适的办法计算，两税（包括和籴、和买、折帛钱等）所占的比重仍呈下降趋势。

南宋赋税，确如朱熹所说，"古之刻剥之法，本朝俱备"①，朝廷增加赋税，不仅遭到中、下民户的反对，也引起士大夫的不安。朝野人士对此议论颇多，前面介绍过的叶适是其中较突出的，其余不再赘述。

4。景定公田法南宋时，国家仍然保留了少量国有土地。南宋的公田经历了一个从增加到减少再到增加的变化过程。公田的演变主要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其中以南宋末年颁行的景定公田法对民间的影响最大。在介绍景定公田法之前，先简要介绍南宋前、中期国有土地的演变。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征榷考》六，《杂征敛》。

②　据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四《实谋》。

③　据《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国初至绍熙天下岁收数》。

①　《朱子语类》卷一一○。

南宋初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出现了大量的荒地。在遭受战争破坏较严重的淮南等地，"民去本业，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农业生产亟待恢复。淮南地区和荆湖北路，已成为与金朝接壤的边境地区，为了国防的需要，南宋在这些地区屯驻重兵，就地解决军粮供应已成为紧迫的问题。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南宋朝廷把这些地区的大片抛荒地收为国有土地，并在此设置大量的营田、屯田和官庄。这使得南宋初年国有土地大量增加。但是，南宋的营田和屯田也一如北宋，虽然对恢复生产和供应军需有一定的作用，经济效益却极其不佳。随着这些地区生产的恢复，又由于朝廷在财政上的需要，从孝宗在位时起，朝廷不断出售国有土地，或将营田、屯田改建为官庄，租佃给客户经营。截至孝宗末年，出卖官田数百万亩，朝廷收入近700　万贯。所以，南宋中期国有土地又有所减少。这时的公田总额当少于北宋，但在垦田面积中所占比重略大于北宋，这是南宋垦田大大少于北宋所致。

南宋末年朝廷所面临的局势远比北宋末年严重。蒙古人在灭亡金朝以后不断向南宋发动进攻，政府财政更加困窘，滥发纸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沿江地区屯驻大军粮食供应日益紧张，而由于长期征收大量苛捐杂税，再增加赋税已不大可能。为了摆脱财政困境，筹措军费，理宗景定四年（1263年），贾似道推行公田法，史称景定公田法。贾似道（1213-1275年）是南宋末年权臣，由于其姐为理宗皇帝宠爱而飞黄腾达，开庆元年（1259年）隐瞒向蒙古人求和真相，入朝担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从此专权近17年。景定公田法出自知临安府刘良贵和浙西转运使吴势卿等的建议。他们认为："置官户逾限之田，严归并飞走之弊，回买官田，可得一千万亩，每岁则有六、七百万之入，其于军饷则沛然有余，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住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事兴，实为无穷之利！"这就是说，通过购买公田便可以解决土地兼并、军粮不足、通货膨胀、减少和籴等一系列问题。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贾似道立即采纳此议。

公田法规定：按官员的品级限定占田数额；凡占田200亩以上的官户和民户，一律由官府抽买1／3；地价按租米折算，租米一石给价200贯；在购买的公田上设置官庄，由当地地主充任庄官，租佃给客户耕种，地租减收20％。但在施行过程中却与上述规定完全不同。买公田时，有权势的大地主可以拒不投买，官府为完成买田数额，便强迫"百亩之家"的小地主卖田。买田价格也由200　贯降为40　贯十八界会子，卖田少者只付给纸币，卖田多者付给白银和纸币各半。朝廷还有官诰、度牒折价，例如给一个将仕郎的官诰相当于纸币3000　贯。当时，会子不断贬值，而官诰等只是一个空名，用这些支付地价，几近公开掠夺。朝廷虽规定公田地租比原先私人地租减少20％，实际上，官吏与庄官串通作弊，不少公田地租高于原来的私人地租。后来，朝廷又取消庄官，改由富裕人户承佃公田，并且他们再转租给佃户，形成了官府、佃主和佃户三级租佃关系，佃户的负担比原来更沉重了。所以，景定公田法使中、小农户的利益受到进一步的严重损害，当时曾有人指出："自从田归官，百姓糟糠难"；"自从买公田，丰年亦凶年"，"异日浙西有乱，必自公田始"①。朝野人士均议论纷纷，反对朝廷假借买公田大肆掠夺民财。

景定公田法推行一年多，共买公田约一千万亩，每年可得租米600多万石。这是南宋国有土地的又一次增加。这次增加是以朝廷尽失民心为代价的。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战败失势，朝廷宣布废除景定公田法，并拟归还所买公田。但是，"还田之事尚不及行"，元朝大军已进逼临安。景炎元年（1276年）初，南宋朝廷投降元朝，贾似道所买公田也尽归元朝。后来，元朝统治者把这些上好公田用于赏赐和其他财政目的。

（三）货币与通货膨胀1。南宋货币简介南宋时使用的货币比北宋时要复杂得多。北宋时流通的各种货币，铜钱、铁钱、金、银、纸币，在南宋时都继续使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铜钱、铁钱、金、银等金属货币在南宋时流通数量极少，甚至基本上不流通，纸币逐渐取代铜钱成为南宋的主要货币。南宋仍然没有发行过全国统一的纸币，各地使用的纸币各不相同，种类也比北宋时增加许多。下面一一简要介绍南宋时的各种货币。

铜钱。铜钱是北宋的主要货币，南宋时日益减少。其原因有：一、铸造铜钱的原料铜、铅、锡主要产于北方，南宋时原料紧缺，铜钱铸造量大减。南宋初年，每年只铸8　万贯，后来也只有15　万贯左右，仅及北宋最高铸造量的四十分之一强。二、由于铜紧缺，销熔铜钱铸造铜器获利丰厚，民间"破铜为器"的现象久禁不绝。三、私铸伪劣铜钱非常严重，冲击市场，把优质的官铸铜钱排斥于流通之外。四、铜钱大量外流，包括流往金朝和海外，以弥补贸易差额。金朝统治者还有意识地采取措施吸引南宋铜钱，并卓有成效。

铁钱。铁钱是北宋时的主要辅助货币。南宋时，铁钱仍在多数地方流通。但由于铁矿资源也多在北方，南宋铸造的铁钱数量最高不过三、四十万缗，不足北宋最高铸造量的一半，铁钱流通量也相应减少。

金银。宋代金银主要用于制造奢侈品。用于流通的数量不多。北宋后期神宗时虽已铸造金银币，数量也很少，在流通中地位并不重要。北宋与南宋之交，宋朝在与金朝的作战中频频失利，为达成和议，宋朝屡次以金银交纳赔偿，国库金银献出后，又令民间金银限期交官，违者治罪。所以，到南宋时，金银数量极少，连金银首饰都很少见。

纸币。南宋纸币的品种和发行数额逐渐增多，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

由于纸币是用楮皮制造的高级纸张印制而成的，也称楮币。纸币分别以铜钱或铁钱为本位。所以，实际上是铜钱或铁钱的代用券。南宋纸币仍如同北宋的交子，按界发行，以若干年为一界，界满后以旧换新。在实际施行中，往往流通期限不断延长，或数届同时发行。每种纸币都有确定的流通地域，相互之间有一定的兑换率。南宋纸币有以下几种：--东南会子。南宋初年，东南诸路商业活跃，铜钱不敷需用，临安富商印制"便钱会子"，即类似支票、汇票的汇兑券，流行于市。高

①　高斯得：《耻堂存稿》。

宗绍兴中后期，朝廷在临安设置行在会子务（高宗以巡幸为名流亡杭州等地，建都后仍称临安为行在），发行会子。由于流通范围限于东南诸路，故称东南会子。东南会子是唯一以铜钱为本位的纸币。这是因为，朝廷为限制铜钱北流，规定铜钱只在东南诸路流通，与金朝接壤地区只流通铁钱。东南会子发行之初，不设兑界，不定界额，发行量较多，有所贬值。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对其加以整顿，规定以次年起三年一界，每界发行1000　万贯。至理宗嘉熙四年（1240年），共发行十八届。但发行额数度增加。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规定第十七、十八两界会子不再立限，永远行使。

--川引。川引系由北宋交子演变而来。北宋末年，交子改称钱引，由于限在四川发行，故称川引。南宋初年，由于供给籴本和军需，增引过多，贬值严重。经宁宗嘉定初年整顿后，价值有所回升。到理宗时，交子和钱引共发行99　届，改发三料川引。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改钱引为四川会子，不再限界，永远行使。

--淮交。两淮地区本流通铜钱和会子，为制止铜钱北流，绍兴末年朝廷令两淮改用铁钱和交子，遂引起混乱，不得不同意铜钱、铁钱、会子、交子并用。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正式发行两淮交子，简称淮交。

--湖会。孝宗时，在荆湖北路发行会子，初名直便会子，后称湖北会子、湖广会子，简称湖会。后来，流通范围扩大到京西路和广南路。以上四种纸币均有不同面额的流通券。

此外，绍兴年间还发行过关外银会子，以白银为本位，流行于川陕部分地区，数量较少，使用范围有限。南宋各地间或流通过关子，有时与其他纸币并行。关子类似于商业票据，并非正式货币。但有些种类的关子可以作为支付手段。所以，关子的发行实际上增加了纸币的流通量。2。通货膨胀及其原因与后果广泛地发行和使用纸币，是宋代经济的重要创举，适合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商业信贷关系的兴旺发达，给商业交易和商人从事长途贩运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可以这样说，宋代商业的发展是和货币，尤其是纸币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货币的全面复兴和发展便没有商业的繁荣。特别是在南宋金属货币极度紧缺的情况下，纸币便成为商业运转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当然，造纸和印制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为纸币的广泛发行准备了物质条件。

但是，南宋的纸币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损害了经济的发展。

这主要是南宋朝廷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前面曾经介绍过，北宋川蜀地区的交子，在最初的40余年间发行和流通都比较正常，币值大体稳定。而在北宋后期，过量发行交子，导致币值猛跌，经朝廷整顿，交子的发行才恢复正常。南宋初年局势极度动荡时，多数种类的纸币尚未发行，川引虽有膨胀，还未像南宋后期那样难以遏止。南宋的纸币多数发行于高宗末年和孝宗时　期。特别是在孝宗时，朝廷的货币政策尚属稳健，孝宗皇帝本人也非常关心纸币价值的稳定。他曾对臣属们表示："朕以会子之　故，几乎十年睡不着。"①所以，在孝宗乾道初年整顿车南会子以后的大约20年间，楮币发行总额大体稳定在2000　万至2400　万贯之间，大大少于孝宗初年时的发行额。楮币价值也大体稳定在每贯兑换铁钱750文至770　文之间。这个比价虽然低于北宋中期每贯交子兑换900　文以上铁钱的比价，但由于能维持长期的基本稳定，对商业发展和经济稳定仍然是有利的。这一时期南宋纸币的流通基本正常。宁宗继位以后，朝廷逐渐抛弃了稳健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自开禧用兵以后，纸币的发行量成倍增加，终于导致难以遏制的恶性通货膨胀。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东南会子的发行额增加到3000　万贯，达到乾道初年发行额的3　倍。大约10年后的开禧年间，楮币发行总额达到1.4　亿贯，为孝宗时的6-7　倍。此外，楮币发行额直线上升，宁宗在位末年达到2.3　亿贯，理宗绍定六年（1233年）达到3.2　亿贯，嘉熙四年（1240年）达到5　亿贯，淳祐六年（1246年）达到6.5　亿贯，到理宗景定四年（1263年），每天要增印楮币15　万贯，发行总额已是孝宗乾道、淳熙年间的数十倍。随着发行额的大幅度增加，楮币币值不断下跌。宁宗庆元元年每贯楮币只相当于620文铁钱。此后大约30年中，朝廷数次通过新券换旧券时以少换多的办法减少楮币流通量，使其价值大体维持在500-600　文上下。理宗继位后不久，楮币价值再次大幅度下跌，到端平三年（1236年）仅值250　文左右。这个比价仅为孝宗乾道、淳熙年间的1／3　左右，并一直维持到理宗末年。度宗时，朝廷已是内外交困，一贯楮币仅值几十文钱。由于楮币日益贬值，它的信誉也随之下降，当时人们便有"楮币轻如毛"、"楮贱如粪土"的议论。

从上述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南宋楮币的价值与楮币的发行数量之间互成反比。当楮币发行量较少时，其价值较高；楮币的发行量越多，其价值则越低。南宋朝野人士对此都有所认识。孝宗皇帝就曾说过："会子少则重，多则轻"；"民间甚贵重楮，不可使散出过多"。①徐鹿卿说："夫楮之所以轻者，以其多也。"②杜范也说："自边烽未撤，楮券印造之数，不啻数十倍"；"欲增重会价，必使有所增，然后可免折阅"。③楮币数量不断增加，除了官府的发行数量不断增加以外，还由于楮币经常两界乃至数界并行，即只发新券而不收回旧券，这无疑会使楮币的流通数量成倍增加，币值进一步下跌。

楮币发行数量不断增加乃至数界并行的根本原因，是南宋朝廷一直企图用发行楮币的办法解决财政上的困难。早在高宗绍兴初年财政困窘之时，就有人提出印造交子作为和籴的本钱，在川蜀地区也曾有增印川引"以供籴本，以供军需"的主张。所以，在高宗年间最初广泛发行楮币时，由于东南会子和川引数量过多，就曾引起通货膨胀。经过孝宗时的整顿，这个问题本已得到解决，而且朝廷也已意识到楮币发行量与楮币价值之间的关系，但是从宁宗时起，在沉重的财政压力下，却又重新拾起这个曾导致严重后果的老办法，而且被以后历朝一直沿用到南宋灭

①　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四。

①　吴泳：《鹤林集》卷一五，《乾淳讲论会子五事》。

②　徐鹿卿：《清正存稿》卷五，《论待虏救楮二上枢密院（第二札）》。③　杜范：《杜清献公集》卷九，《嘉熙四年被召入见第二札》；卷八，《殿院奏事第一札》。亡，朝廷和籴以及买公田无不以增印楮币为本钱。正是南宋朝廷错误的货币政策，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广泛使用纸币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楮币价值的持续下跌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后果。

经济上的后果更为直接。纸币价值的下跌对市场物价有相当的影响。以大米为例，孝宗乾道年间纸币价值较稳定时，米价大约为每斗300文，同北宋前、中期相比，已经高出数倍乃至十来倍。随着纸币价值的下跌，米价大幅度上涨。到70年以后的理宗嘉熙四年（1240年），米价上涨10　倍多，达到每斗3400　文。其他各种物品的价格也大多成倍上涨。物价如此上涨，中下民户的生活无疑将变得更加艰难。南宋中、后期，朝廷和籴、买公田等多付给楮币，特别是对中、下等民户的小额收购，则完全用楮币支付。在价格已经被压得很低的情况下，用楮币支付几乎是不付任何代价的公开掠夺。在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南宋末年民户破产较多，经济出现混乱，并且逐步走向崩溃。

南宋各种楮币虽然分别以铜钱和铁钱为本位，但由于铜钱和铁钱的数量严重不足，这些楮币没有足够数量的铜钱和铁钱作为本钱。同时，由于楮币与铸币同时发行，铸币贵而楮币贱，铸币被楮币逐渐逐出流通。这是南宋纸币即使在最稳定时其价值也低于同面值铸币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楮币的价值便直接体现着朝廷的信誉。朝廷推行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不仅使纸币价值持续大幅度下跌，也从根本上损害了朝廷的信誉，使其逐渐丧失民心，它与南宋后期推行的其他错误政策一起，侵蚀着朝廷自身的统治基础。在面临来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这种由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的政治损害，对南宋朝廷来说是致命的。

3。关于纸币的议论南宋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史上首次广泛使用纸币，并由此产生了许多过去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当时的士大夫们对此有许多议论，其中不乏卓越的见解。下面简要介绍其中的某些观点。

关于南宋通货膨胀的原因，许多人将其归咎于开禧用兵后朝廷靠增印纸币解决财政问题。王迈指出："国贫楮多，弊始于兵"①；"谋国而日理财，理财而必济之以楮，此后世权宜之计"②。高斯得说得更具体、尖锐："闻主计之臣，岁入之数不过12000　余万，而其所出乃至25000余万。盖凿空取办者过半，而后不仅给一岁之用。其取办之术，则亦不过增楮而已矣。呜呼！造币以立国，不计其末流剥烂糜灭之害，而苟然救目前之急，是饮鸩以止渴也"③。

关于纸币与铸币的关系，不少人认识到滥发劣质纸币必然会把铸币逐出流通，使楮币日多而铸币日少，同时批评朝廷大量积存铜钱加剧了市场上的钱荒。杜范指出："昔也楮本以权钱之用，而今也钱反无以济楮之轻，钱日荒而楮日积。"④叶适说："凡今之所谓钱者，反听命于楮，楮行而钱益少"；"不知夫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内积于府库，外藏

①　《宋史》卷四二三，《王迈传》。

②　王迈：《臞轩集》卷一，《乙未馆职策》。

③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一，《轮对奏札》。

④　杜范：《杜清献公集》卷九，《嘉熙四年被召入见第二札》。

于富室，而欲以禁钱鼓铸益之耶？"⑤关于治理通货膨胀的办法，有人主张借楮币换界之机，"以旧券之二而易新券之一"①，强令旧券贬值，减少楮币流通量。这个办法曾多次使用，楮币持有者深受其害，楮币信誉更加低落。有人主张以铜钱兑现楮币，但南宋铜钱太少，不足以兑回众多楮币。王迈主张首先要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量入为出。他说："欲重楮，自节费始；欲节费，自官兵始。军实核而不滥，边衅窒而不开，谨之重之，皆以高、孝两朝为法，此救楮之第一义也。"②所以，根本的问题在财政，解决财政问题则必须通盘筹划整个内外政策。

发行纸币招致这么多麻烦，王迈仍认为"非楮之不便民用也"。杨冠卿也认为，楮币带来诸多方便，关键是要兴利除弊。他说："今日楮币与钱并行凡几矣！始行之而利，今行之且弊，亦知其弊所自来乎？旦西州之楮币，其便用亦东州之楮币也；东州之铜钱，其流通亦西州之铁钱也，何西州用之百年而无弊？贸百金之货，走千里之途，卷而怀之，皆日铁不如楮便也。"③卫泾认为，朝廷对纸币的流通要顺其自然，不要强制推行或禁止。他说："通货本流通之物，如泉源之在天下，或流或止，随地之宜。民间欲藏，不待强之而后藏也；如不欲藏，而强之使藏，必有扦格而不应者。"④但是，上述主张基本上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损民害国的错误货币政策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

⑤　叶适：《水心别集》卷二，《财计中》。

①　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二，《辛未十二月上殿奏札》。

②　王迈：《臞轩集》卷一，《乙未馆职策》。

③　杨冠卿：《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

④　卫泾：《后乐集》卷一五，《知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札子》。

五、从征服到融合--辽夏金经济（一）辽朝经济历程辽朝是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的一个王朝。契丹族在建立国家以前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公元4世纪北魏时，契丹族的8　个部落就已开始对外掳掠，并以马匹、皮毛等与北魏交换物品。这时的契丹族，8　个部落各自独立行动，尚未形成联合。过着以车马为家、逐水草迁徒的游牧生活。

大约在公元7世纪初，即唐朝初年时，各个契丹部落组成联盟，仍以游牧为生。从唐朝后期时起，契丹族不断向外扩张，从邻近的奚族和北方的乌古、室韦等族以及汉人地区掳掠居民，充作奴隶。大约在这个时期，在靠近唐朝的某些契丹部落中，农业耕种开始出现并有一定的发展；冶铁业也有所发展，并由于掳掠大批冶铁业已有相当发展的室韦、渤海等族人而更为发达。但渔猎和畜牧业仍然是契丹各部落的主要生产部门。冶铁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社会生产的水平，而且使契丹部落联盟得以建立有强大作战能力的骑兵，进一步加剧其对外扩张。

公元901年，耶律亿（即阿保机，公元872-926）被推选为迭刺部夷离堇（即首领），执掌契丹部落联盟的军事，并于公元907年成为契丹最高首领可汗。耶律亿掌权后，对内任用一批有才学的汉人，设置州县，建立城郭，初定赋税，模仿汉人的制度管理在战争中掳掠的大批汉人，使原有的部落联盟制度迅速走向瓦解，封建制度的成份初步发展起来。对外加速扩张，不仅俘掠北部各族，还深入汉族农业地区，掳掠大批汉族农民，仅公元902年进攻河东九郡，就俘获生口9.5　万人，驼、马、牛、羊不计其数。连年的掳掠，使大批汉人和其他北方民族人口涌入契丹社会，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形式，推动了契丹社会内部的变革。公元916年，耶律亿废除部落联盟制度，仿照汉族政治制度建立契丹国家--辽朝，庙号太祖，建元神册。

辽朝初期仍然不断地扩张其统治范围。太宗在位时（公元927-947年），统治范围西至流沙，东至黑龙江流域及原属渤海的地区，北至胪朐（lúqú，音卢渠）河，（今克鲁伦河），南部包括燕云十六州，在今河北省和山西省的中部与宋朝接壤。辽朝的统治范围大于北宋，但其经济重心在与宋朝接壤的南部地区。

1。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辽朝以契丹族为主体，但在其统治范围内居住着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各个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生产方式不同，原来的社会经济制度也不同。所以，辽朝境内各地实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各具特点，并不完全一致。辽朝建国前乃至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契丹社会内部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之中，辽朝前期与后期的社会经济制度也不相同。

总的趋势是在汉人的影响下，辽朝正在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

（1）建国前后契丹族建国以前的各个部落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各部落的首领以及部落联盟的首领和军事首领，按惯例从同一氏族或家庭中推举产生。世选制便逐渐成为世袭制。早期契丹人除游牧渔猎以外，主要的财富来源是掳掠。在对外作战时俘获的大量的外族俘虏和牲畜等，主要由各部落和部落联盟的首领占有，下面的各级军事首领也可占有一部分，而普通部落成员所获甚少，以至一无所获。由此产生了最初的社会分化。拥有较多俘虏和战利品的首领逐渐成为富有的贵族。对外掳掠成为他们的职业和主要财富来源。相对而言，普通部落成员则逐渐演变为平民。被掳掠来的俘虏是契丹社会中最早的奴隶。后来，也有少数契丹人由于各种原因而沦落为奴隶。

辽朝建国后，　在太祖阿保机和太宗耶律德光（公元902-947年）

统治时期，各项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其中直接涉及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要是斡鲁朵制和头下军州制。

斡鲁朵源于古突厥语，意为宫帐。契丹是游牧民族，其首领习惯居于帐中，以便随时转徙，因而宫帐的组成、管理与供给等形成特殊的制度。阿保机当权以前的契丹部落联盟首领即设有斡鲁朵。辽建国后，斡鲁朵制臻于完善。它既是宫廷，又是皇帝或其他宫帐所有者的私产，死后可由其家族继承，以奉陵寝；它也是担任警卫任务的禁卫军，并有其领地和属民，领地内设州、县，单独设官分领，因而既是军事单位、行政单位，又是独立的经济单位。这种集各种职能于一体的制度，反映了契丹民族的历史特点。

辽朝共设置了12　个斡鲁朵，其中9　位皇帝各设一个，两位曾经摄政的皇太后，即太祖的述律皇后（公元879-953年）和景宗皇后萧燕燕（即承天皇太后，公元953年-1009年），以及圣宗之弟耶律隆庆也各设置一个斡鲁朵。此外，曾任中书令的汉人韩德让（契丹名耶律隆运，公元941-1011年），死后设有一个相当于斡鲁朵的王府。

斡鲁朵所属人户，称为斡鲁朵户，或宫户、宫分户。斡鲁朵户由两部分人组成，即正户和蕃汉转户。正户由契丹人组成，其来源一是各部落人户自愿依附或进献，二是因犯罪而被没入者。蕃汉转户由汉人、渤海人、女真人等非契丹人户组成，其来源主要是对外作战中的掳掠，也有一部分是由其他部族进献的。辽朝各斡鲁朵共有正户8　万户，蕃汉转户12.4　万户，合计20.4　万户，丁口40.8　万。他们为所属宫帐从事各种劳作，如畜牧、耕作、各种手工器具和日用品的制作、各种生活服务等等。此外，他们还要服兵役，大致每4　个丁口要提供1　名骑兵，遇战事需要时其他成丁男子也要服兵役。在辽代前期，不论是契丹人还是汉人或其他族人，一旦隶属宫籍，便世代不能脱离。前面提到的汉人勋臣韩德让原来就是宫户，后经承天皇太后特许才得以脱离宫籍，跻身皇族之列。皇帝对宫户不仅可以役使，还可以转赐给其下属的契丹贵族。由此可见，辽代前期的宫户实际上是归皇帝个人所有的奴隶。

辽代对外作战时，皇帝以下的贵族也率领自己所属的军队参加征战。他们把俘虏来的汉人和渤海人安置在契丹故地自己的领地之内，设置州城加以统治，称为头下军州或投下军州。这些领地都是契丹贵族自己割占或分赐来的，因而头下军州是他们的"私城"。早在公元9世纪末契丹人建国以前，就有契丹贵族把俘掠的党项人、吐谷浑人安置在契丹腹地，建立头下城。辽朝建国前后，对外征战频繁，贵族都可以将俘虏据为己有，大批运往后方安置，建立私城。大约从太宗会同三年（公元940年）起，朝廷准许规模较大的私城建州、设军、置官，成为头下军州，规模较小的私城建县或建堡。亲王、公主、国舅的头下军州可以建筑城郭，其余的头下军州只是一些寨堡或农庄、牧场。最大的头下军州约有一万户左右，一般的头下军州只有一两千户或三四千户。个别汉族大臣也拥有头下军州，如韩德让和其父韩匡嗣都有自己的头下军州。

据《辽史》和《契丹志》记载，辽代前后共有头下军州40　个左右。辽宋澶渊之盟以后，对外征战减少，俘虏来源也随之减少，头下军州和头下县均呈下降趋势。到辽代末期，历朝设置的斡鲁朵所占领地数量大增，头下军州和头下县几乎绝迹。

头下军州具有二重性。它们既依附于领主，又隶属于朝廷。这种二重性表现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在政治上，大的头下军州设节度使，均由朝廷选派，还设有领主私人武装，均由朝廷统一调派，小的头下军州设刺史，由领主提名报请朝廷任命。刺史实际上是领主的私人部曲。

头下军州的属户即头下户，多数是依附农民或依附牧民，亦称为部曲，还有少数奴隶，多是领主原有的或受赐而来的。头下户对领主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所属的头下军州内分地耕种或放牧，从事着个体的、分散的小生产。由于头下军州是在国有土地上建立的，头下户对朝廷也有一定的依附关系。双重的依附，使他们必须缴纳双重的租税，即一方面要向其领主缴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劳役，另一方面也要向朝廷缴纳租税。所以，头下户又称"二税户"。辽代的皇帝和贵族崇信佛教，常把大量所属人户赐送给寺院，这些人缴纳的租税一半归寺院，一半归朝廷，也被称为二税户或寺院二税户。

头下军州中也有从事手工制作和商业贸易的人户。朝廷和领主向他们征收商税。商税中除酒税要缴纳给朝廷盐铁司外，其他均归各头下领主。

辽朝建立以后不久，太祖便率军向东进攻渤海国，并于天赞五年（公元926年）初灭亡渤海国。太宗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公元892-942年）将燕云16　州割让给辽朝。燕云16　州为汉人聚居地，封建制度已有长足的发展。渤海国深受唐朝影响，也实行封建制度。辽朝占据这两个地区后，原封不动地保持原来的封建制度，而没有推行在契丹故地实行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只是俘掠部分汉人和渤海人到契丹故地新建了一些头下军州。这样，在辽朝统治区域的范围内，便形成了三个实行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区域。西部的契丹故地和西北其他各游牧部族居住地区，实行以斡鲁朵制和头下军州制为主的奴隶制和农奴制；东部的渤海旧地的主要居民是渤海人，仍实行原有的封建制度；南部的燕云16　州的主要居民是汉人，也实行原有的封建制度。

燕云16　州的社会经济制度类似于北宋。农民等人户在法律上具有独立的身份和受政府直接管理的户口，属平民阶层。他们的地位高于被掳掠到契丹故地的宫户和二税户，境遇也稍好一些。这里的地主经济继续发展，有相当数量的豪强地主和寺院地主。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租佃地主的土地耕种。

在主要实行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西部地区，也广泛存在着平民阶层。

其成员主要是契丹族的普通牧民和西北其他部族中的普通牧民。他们在法律上有独立的身份，有独立的户口，但仍在所属部落中承担赋役。有不少部落平民无地或少地，租佃关系有所发展。

（2）圣宗改革及其以后乾亨四年（公元982年），景宗皇帝病死，其子耶律隆绪（公元971-1031年）继位，即圣宗。圣宗在位49年，是辽代各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又正处于辽代中期。他喜好汉族文化，学习汉族王朝的统治方法。在位期间，汉文明在辽朝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推行了一系列促进封建关系发展的改革，大大推进了契丹社会的封建化进程，辽朝由此进入全盛时期。圣宗是辽朝继太祖、太宗之后又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圣宗继位时年仅12　岁，在位前期由其母承天皇太后（即萧太后）摄政。承天皇太后注意改善契丹人和汉人的关系，推行汉人法律，任用许多汉族官员，特别是宠任汉臣韩德让，任用韩为大丞相，协助改革制度。萧太后和韩德让辅佐圣宗，为推进封建化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圣宗改革是在辽朝与南方的宋朝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逐渐增加，汉文明逐渐渗入契丹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的。改革在政治方面的主要内容包括整顿吏治、设立学校、推行科举取士制度、修订法律等。经过修订的法律更加趋于宽平，规定领主不得滥杀奴婢。圣宗改革涉及经济方面的内容，主要有部落再编制和改革赋税制度两项。

部落再编制是指将原来隶属于宫帐的宫户分置出来，编为新的部落，使其分别统于南、北二府。原来处于奴隶地位的宫户由此成为具有独立身份的部民。圣宗时新设置34　个部，其中的撒里葛、窈（yǎo，音咬）瓜、耨（nòu）盌（wǎn，音碗）瓜、讹仆括、稍瓦、曷（hé，音河）术等部落，都是由官、私奴隶改置的。例如：辽代初年把在辽水东专事捕捉飞鸟鹰鹘的奴隶编为稍瓦石烈（稍瓦是契丹语，意为鹰鹘），圣宗时改为稍瓦部落；辽初把在海滨三黜古斯、柳湿河、首山冶铁的奴隶编为曷术石烈（曷术是契丹语，意为铁），圣宗时改为易术部落。捕鹰和冶铁的奴隶由此取得平民的地位。一些原来处于奴隶地位的旧部落，经过改编成为新部落，原来的俘户奴隶取得部落平民的地位。另有一些新编部落是由圣宗时新近征服的各族人户组成的。圣宗时改变契丹惯例，不再把被征服人户编为宫户。统和七年（公元989年）规定，"南征所俘有亲属分隶诸帐者，给官赎之，使相从。"①此后，辽朝征服回鹘、奚族等族，都改编为独立的部落。圣宗时依附于辽朝的剖阿里国、盆奴里国、奥里米国、越里笃国和都里吉国等，都置部仍居本土，由节度使领之，以镇宋东北边境。通过部落再编制，辽朝西部契丹故地和西北游牧民族居住地区内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奴隶制的成份大大削弱，封建制的成份显著增加，封建制度在契丹社会内部基本确立。

辽朝的赋税制度是在圣宗在位时基本确立起来的。契丹人本无赋税制度，统治者不知课税之利。辽朝建立后，大批汉族农民被俘掠到契丹地区，仍沿袭汉人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在被俘掠的汉人地主的帮助下，辽朝才建立起赋税制度。太宗时占据燕云16　州后，那里原有的租税制度等被保留下来，仍实行唐代的两税制。圣宗统和十八年（1000年）曾有诏令规定；"大少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正税、匹帛

①　《辽史》卷一六，《圣宗纪七》。

钱、鞋、地、榷曲钱等，六月二十日起征，十月纳足。"②这种税制是"计亩出粟"，与宋朝的赋税制度有很多相似之处。圣宗时还把这种赋税制度推广到头下军州，二税户得到普及。许多原来完全附属于契丹贵族的奴隶，迅速地演变为二税户。这表明，他们已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身份，对契丹贵族的依附关系日渐松弛。一些人还得以在旷地"占田置业入税"，即拥有私田。还有的人耕种"在官闲田"或边境地区的屯田。前面提到的朝廷与头下军州划分商税与酒税收入，也始于圣宗在位时。汉人赋税制度的进一步推广，加速了契丹社会的封建化。

经过圣宗改革，奴隶主贵族逐渐变为封建的地主，大部分奴隶逐渐变为农民或农奴。圣宗以后的数十年间，这一进程仍在缓慢地继续。但是，由于辽朝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契丹族对所征服和掳掠的其他各族的统治的基础之上，一直到辽朝灭亡，以皇室和后族为核心的契丹贵族仍然享有某些特权，奚族和渤海贵族也部分地获得了一些特权。

辽朝被金朝灭亡后，西北地区的各游牧部落未受战事影响，建立了西辽政权。西辽存在390余年，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无甚建树。

2。经济状况契丹民族最初以渔猎为生，后来经营畜牧业。辽朝建立以后，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都逐步发展，商业和贸易也日渐繁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主要是在被俘掠的汉人和南方的汉人政权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辽朝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与其同时存在的北宋经济。某些汉人居住的地区被契丹人占据后，其经济发展不能不减缓、停滞以至暂时倒退。但是，契丹民族以及北方其他游牧民族的经济，在辽朝统治时期，仍有明显的进步。

（1）渔猎与畜牧在辽朝建立以前，渔猎与畜牧是契丹民族的主要生产活动，对于契丹民族的生存、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辽朝建立以后，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等的发展，渔猎与畜牧的经济意义有所下降。但在整个辽代，渔猎与畜牧仍然作为传统的重要生产活动而存在和发展。

契丹人原来居住在潢河、土河之间，春夏避暑，秋冬违寒，皆逐水草而迁居，故四季皆捕鱼。值得一提的是，契丹人创造出一种在冬春季节凿冰捕鱼的办法。工具是叉或钩，用叉称叉鱼，用钩称钩鱼。冬季可用钩在冰底钩得其他季节捕获不到的大鱼。所以，冬季捕鱼是契丹人的一项重要活动。契丹人创造的凿冰钩鱼办法，至今在北方某些地区仍然使用。

狩猎也是一项古老的生产活动。辽朝建国前几百年的中国史籍中就有契丹人狩猎的记载。太祖阿保机时，"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①这说明，辽朝建立前后，狩猎对于日常生活和军需给养，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契丹人狩猎以骑射为主。春季主要捕鹅、鸭、雁，四、五月间打麋鹿，八、九月打虎豹。契丹猎人可吹角模仿鹿鸣，引诱鹿来捕射，称呼鹿法。契丹人还饲养各种飞禽，驯养豹在出猎时随行。

②　《宣府镇志》卷一四。

①　《辽史》卷二，《太祖纪下》。

辽朝建国以后，居住在潢河流域的契丹人继续从事渔猎。但就整个契丹族而言，渔猎活动的经济地位下降。辽代皇帝有四时捺钵（契丹语，意为行营），每年四季皇帝均去捺钵从事渔猎活动。但这已不是生产活动，主要是一种传统的娱乐活动，兼具某些政治意义和习武作用。

辽代契丹社会和辽朝属下的多数北方民族，仍以游牧为主。畜牧业是其主要的生产部门。契丹人随水草游牧，所以，辽代的大部分契丹人仍未定居，过着流动的生活。畜牧以马、羊为主，还有驼、牛等。马是当时交通和作战的主要工具，更为游牧、狩猎所必需。羊提供皮毛和肉食，是牧区衣食的主要来源。辽代的牲畜分别由国家和私人占有。朝廷设有专门机构管理国家经营的牲畜，选择最好的草原作为牧场，各种牲畜单独成群，实行群牧。契丹故地设有若干群牧使司，下设几个群牧司。辽代放牧已实行定期放牧与收回的办法，即每年四月到八月出放，八月底收回饲养，保护牲畜过冬。这表明，人工饲养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粗放的放牧方法已有所改变。由于群牧制的发展、放牧方法的进步以及不断地掠夺牲畜，辽朝的畜牧业日趋繁盛，牲畜数目以百万计。《辽史》曾有记载："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①此外，私人占有的牲畜数量也很多，特别是契丹贵族，都拥有很大的畜群。在辽代的契丹族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中，牲畜的多少是区分贫富的主要标志。

（2）农业在契丹社会中，农业发展较晚，其地位也不重要。大约在公元9世纪的中叶，才有少数契丹人从事粗放的农业耕作。辽朝建立前后，契丹人通过对外征战获得大量汉族农民，在汉人韩延徽的建议下，太祖阿保机把大批被俘掠来的汉族农民安置在头下军州，从事农业生产，契丹统治区域内的农业成分不断增加。汉人带去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引起契丹人的兴趣，促使契丹经济由游牧业向半牧半农转变。辽朝占据渤海故地和燕云16　州以后，农业生产区域进一步扩大，农产品产量有所增加，还给朝廷和贵族带来可观的租税收入，农业生产得到朝廷的进一步重视。

从太宗时起，朝廷不断颁发保护农田的诏令，并劝导农桑。会同九年（公元946年），朝廷规定："征诸道兵，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②这有助于转变游牧部落骑兵不重视乃至践踏农田的习气。到景宗时，农业生产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圣宗在位时是辽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朝廷更加重视农业，一再严令军事行动和放牧不得损害农业；采取各种措施，如免除租税、赐给耕牛、奖励垦荒等，以鼓励发展农业，在南部边境地区与宋朝争夺农业劳动力。土地租佃也有所发展。

辽代实行农业和牧业并举的政策，既保护草场繁殖牲畜，又开发耕地发展农业。不同的地区根据其自然条件的不同，各有发展重点。南部的汉人居住地区和东部的渤海人居住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北方的契丹故地以畜牧业生产为中心，太宗以后部分契丹人和奚人也从事农业耕作，发展成为以畜牧业为主的半牧半农地区。处在南方农业地区和北方

①　《辽史》卷六○，《食货志下》。

②　《辽史》卷四，《太宗纪下》。

牧业地区之间的中京地区，主要居民是奚族人，还杂居着契丹人、汉人和渤海人。也是半农半牧地区，但农业较北方发达，农业生产达到相当的水平，农业已在经济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南部的燕云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是麦、稻，此外，还种植梁、黍等，与北宋北部地区类似。北部契丹旧地的主要作物是穄（jì，音　记，糜子米）。辽代契丹人和奚人有煮粥以待客的习惯。农业生产器具以铁锄、铁镐、铁铧等为主，也有少量铜制农具。由于圣宗以后更为重视农业，对外作战也有所减少，农业生产发展较快，经兴宗而到道宗时，农业生产达到顶峰。道宗清宁年间（1055-1064年），马人望任中京度支使，采取"公私兼裕"的政策，上任时间不长便"积粟15　万斜"。东京道的许多地方都设置和籴仓，允许民户借贷，收息二分，各处所积存的粮食在二三十万石以上，"虽累兵兴，未尝用乏"，"辽之农谷，至是为盛"①。由此可见，在辽朝统治下，北方地区的农业得到很大程度的开发。

辽代的经济作物较少，值得一提的是西瓜。汉人原不种植西瓜。中国境内较早种植西瓜的是回鹘人，主要生活于天山南北和河西走廊一带。契丹人在征战中从回鹘得到瓜种，始种植。后来，西瓜由辽传入金、宋，并逐渐为汉族农民普遍种植。

（3）手工业辽朝建国以前，契丹人的手工业制作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手工业还不是独立的生产部门，主要制作直接为渔猎、畜牧服务的器具，如弓箭、马具、皮革等。辽朝建立前后，契丹统治者把俘掠的汉人中有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人集中到临演府等地，由他们从事手工业生产，并将技术传授给契丹人。辽朝占据渤海和燕云地区后，手工业工匠数量更多，手工业生产渐具规模。所以，辽代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在汉人和其他各族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使得辽代的手工业具有较明显的民族特点。

下面分行业简要介绍。

冶铁业。冶铁在辽代手工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渤海人在唐朝时就擅长冶铁，契丹人最初的冶铁技术是从渤海国传入的，时间大约是在辽朝建国以前不久。冶铁业的迅速发展则是在辽朝建国以后。由于铁器为渔猎和作战所必需，辽朝统治范围内铁矿资源丰富，朝廷对冶铁业较为重视。辽朝征服渤海后，遂使原渤海国冶铁地区成为辽朝的主要冶铁基地。阿保机还把许多有冶铁技术的渤海俘户安置在上京道长乐县，使其发展为有千余户冶铁纳贡的冶铁中心。一些汉族工匠也在辽朝冶铁。东北鞍山的铁矿就是在辽代最早开发的。辽代冶铁以镔铁最为著名。镔铁是一种精炼的铁，近似于钢。朝廷设置户部司专门管理铁矿的开采与冶炼。

金银冶。　辽代开采金银矿始于太祖时。阿保机南征返回途中俘掠蔚县汉人，命其开采银铁矿。圣宗时，在潢河和辽河附近均发现金银矿，并开矿采炼。辽代的金银矿冶，以汉人为主，渤海人、契丹人也参与采炼。随着金银矿冶的发展，金银器具制作也得到发展。辽代的金银制品主要是各种饰品和朝廷、佛教器物，工艺水平较高。辽代金银器物制作继承了汉人的传统技艺，又溶入了某些契丹族恃有的风格。

①　《辽史》卷五九，《食货志》。

马鞍和车制作。契丹人"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对马具和车的制作非常重视，工艺极为讲究。特别是辽代的马鞍，在当时亨有盛名，宋人誉之为"天下第一"。精美马具上有许多银质和鎏金饰物，极为华丽。辽代有专门的车工打造车辆。渤海人、奚人也擅长造车，契丹贵族都喜欢乘坐奚人制造的车。

制瓷业。　辽代的制瓷技术和工匠皆来自中原。在技术上深受唐、五代和宋的影响，在造形和装饰上有所创造，具有民族特点。契丹人的习俗与汉人不同，生活用品也不相同。所以，辽代瓷器中除有杯、碗、盘、碟、盒、瓶等中原传统的造型以外，还有杯瓶、印花方碟等独特造型。

其中有些是为了便于骑马外出时携　带。

纺织业。契丹人在建国前纺织业不发达，主要生产麻布。辽朝建国前后，中原的纺织技术随汉人俘虏传到辽朝，纺织业才得以较快发展。

朝廷和一些地方官府设有官营绫锦院，织工主要是汉人，也有部分契丹人和渤海人。一些州县还有不少蚕丝户，种植桑麻，纳税时缴纳丝、绢等，而不纳粟。东部渤海故地原来就有一定的纺织业基础，辽代继续有所发展。但南部汉人居住地区的纺织业更发达一些。辽代纺织品有绫、罗、绮、锦、纱、缎、麻等品种，刻丝、刺绣、印染技术水平也较高。

一些纺织品还销往中原地区。辽朝畜牧业兴盛，毛织品数量可观，制作水平较高。

此外，辽朝的制革、弓箭、鱼具、制盐、造纸、印刷等业也都有所发展。特别是契丹人传统的制革技术达到较高的水平。

辽代燕云地区也出现了与宋朝类似的手工业组织。各行业工匠组织为"作"，首领称"作头"和"都作头"。

（4）商业辽代的商业是随城市发展起来的。契丹人原来逐水草而居，"毡车为营，硬寨为宫"，没有城市的建制。辽朝建立以后，开始营建都城。

神册三年（公元918年），太祖建皇都（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这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首次营建固定的都城。太宗时，改皇都为上京，在渤海故地设东京（今辽阳），以幽州为南京（今北京）。兴宗时，在奚族旧地设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境内），改云州为西京（今山西大同）。上述五京是辽朝各地区的统治中心，也是主要的商业中心。在五京之外，各州、县也发展起一些商业市镇和集市。

辽代的城市一般设有固定的商业区--市，在市内从事商业交易也有固定的时间。上京的南城是汉人的聚居区，也叫汉城，街道上设有商铺，汉人在此经营商业。南门以东称回鹘营，是回鹘商贩居住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地方。中京的商业区也在城市的南部，自南门入城有宽阔的街道，街道东西有廊舍300　间，居民在此开设商铺，经营商业。街道东西各有三坊，坊门相对，往来商贩的车、驼等停于坊中。东京的外城也称汉城，汉人在此居住。城内设有南市和北市，是经营商业的场所。两市各有固定的关闭时间，早晨在南市交易，下午在北市交易。南京是在唐代幽州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规模最大，也最富庶。城内户口30　万，主要是汉人，划分为26　坊，街巷、坊市井然有序。南京依旧制，在城北设市。商人贩运来的各种货物都要聚于其中。由于有旧城基础，并且距宋朝较近，南京的商业贸易比其他四京都要发达，货物品种较多。西京原来也是唐朝旧城，但主要是军事重镇，商业远不如南京发达。上京道的祖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紧靠上京，是五京以外最大的商业城市，在城南设有商业区。中京道的松山县、东京道的辰州、南京道的香河县等，也是商贾云集之所。在农村和山区，商业交易主要在集市上进行。市场上交易的物品，以粮食、果菜、丝麻织物、各种畜产品、日用手工业品等为主，也有奢侈品和从境外贩运来的各种物品。

契丹人早期的商业活动基本上是以物易物。辽朝建立以后，各种形态的货币逐渐发展。太宗时，汉人聚居的燕云16　州沿用五代时的旧钱，而北方契丹旧地仍无金属货币，交易以布帛作为中介物，后来又广泛使用银两。景宗时，朝廷设立铸钱院，开始大量铸造铜钱和铁钱。到圣宗时，钱币在市场上大量使用。但是，辽朝自己铸造的钱币始终不敷使用，商业交易中仍大量使用中原钱币。其来源，一是原在辽朝境内流通的中原旧币，二是宋朝按照和约岁贡的钱币，三是通过贸易获得的宋朝钱币。朝廷允许宋朝钱币在境内自由流通，但严格禁止辽朝钱币出境，违者处死。

辽朝建国时，中原正处于五代时期。后梁、吴越、南唐都与辽朝通过使臣往来交易货物。后唐在边境地区设置固定场所，与契丹人互市。

后晋与辽朝也有许多贸易往来。

北宋建立后，辽宋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交易的途径主要有：双方朝廷通过往来聘使定期、定量交换物品；边境地区的榷场贸易；民间的走私贸易。辽宋间的贸易前面已有介绍，不再赘述。

辽朝与西夏关系比较密切，经济往来较多。辽夏之间常有使臣往来，互相贡赐物品。这实际上是一种官方的易货贸易。西夏使臣途经辽境内各地时还经常与辽人私下交易货物。西夏进贡物品有马、驼、锦、盐、■石、皮毛等，辽朝回赐物品有衣饰、马具、弓箭、酒、果、丝织品等。回鹘人居住在辽境者较多，商人往来频繁，官方也通过贡赐交换物品。

此外，辽与吐蕃、女真、铁骊等也有较多的贸易往来。

辽朝与高丽之间的贸易往来较多。辽朝在鸭绿江边的保州（今辽宁丹东）设置固定的榷场，与高丽进行贸易。辽朝与高丽还有官方的贡赐关系，高丽定期向辽朝进贡各种金器、纺织品、铜器、人参等，辽朝则回赐各种饰物、马、羊、弓箭和丝织品等。辽朝与相距较远的波斯、大食、日本等国也经常通过往来使臣交换物品。

（二）西夏经济历程西夏是西北党项族建立的国家。党项族是中国古代羌（qiāng，音枪）

族的一支。羌族有悠久的历史，在远古时期就与汉族的祖先黄帝族有密切的交往，主要在西部地区游牧。东汉时，羌族以青海为中心掳掠汉地，在东汉的军事压力下被迫向西南迁徒。其中一支发羌进入西藏地区，后来建立起吐蕃。另一支党项羌未能在青藏高原立足，在松州（今四川松潘北部）一带游牧。西晋时，鲜卑慕客部征服党项羌，建立吐谷浑国。

唐朝初年，吐谷浑为唐所灭，党项各部落归附唐朝，其首领拓跋赤辞被赐姓李，为西戎州都督。后来，党项各部不堪吐蕃的强大压力，向唐朝请求内迁。唐朝把党项各部迁往今甘肃和陕西北部地区。内迁后的党项各部仍然过着游牧生活，并且不断到汉族地区掳掠。也是在这个时期，党项各部内部开始分化，奴隶制有所发展。

党项族长期处在汉人（包括唐朝、五代时的后梁和后唐）、吐蕃人和后来的契丹人的强大压力之下，其发展伴随着复杂的对外斗争和内部斗争。宋朝建立后，党项人归附宋朝，但仍不断侵扰宋朝边境地区。北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党项首领李继迁（公元963-1004年）向辽圣宗称臣。北宋太宗淳化元年（公元990年），辽朝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从此，党项联辽抗宋。宋朝屡次进攻，均无功而返，还曾使用经济制裁手段，禁止宋境粮食出口和党项人所产青白盐进口。但由于党项人缺粮袭扰宋边，宋境关陇居民缺盐骚乱，宋廷被迫撤销禁令。与此同时，李继迁还向西攻掠回鹘和吐蕃，回鹘和吐蕃依附宋朝对抗党项。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李继迁在与吐蕃作战中战死，其子李德明（981-1031年）继位，并向宋朝求和。两年后，宋夏和议，宋朝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同时辽朝也封他为大夏国王。此后，党项向西控制了河西走廊，内部较稳定，农业和商业都有所发展。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李德明死，其子李元昊（公元1003-1048年）继位，恢复抗宋。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称帝。此后数年间，西夏三次大败宋军，宋夏议和；击退入侵辽军，辽军议和，形成宋、辽、夏鼎立之势。

元昊建国时，西夏东临黄河，西到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南迄萧关（今甘肃环县北），北抵大漠，地域小于北宋和辽朝。

1。封建化过程党项人最初是原始游牧部落，按家族组成部落，不事农业，亦无赋役制度。党项各部落，规模大的有5000　余骑，小的仅千余骑。后来建立西夏国家的拓跋氏（后被唐朝赐姓李），是早期党项部落中最强大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项各部落经常向汉族地区去掳掠。除掳掠大量的牛、羊等牲畜和其他物品外，还俘掠相当数量的汉族以及周围其他各族人口。这些人是党项社会中最早的奴隶，一般为部落的首领所养蓄和役使。随着财富的增加和不断的掳掠，大约在唐代和五代时，党项各部内部开始发生分化。部落首领通过主持公共事务和率领征战掳掠，掌握了实际的权力和日益增多的财富，首领的产生逐渐由推选演变为世袭，由首领掌管的财富日益由公共财产变为私有财产。党项人内迁以后，与周围汉人的经济交往增多，党项人常以名贵的党项马换取粮食、武器、工具等物品。奴隶制的经济兴盛繁荣。到北宋初期时，党项社会中主要实行家长奴隶制度。首领演变为专制君主，普通党项人拥有少量私有财产和定期分配的小块土地，奴隶数量增加。这些奴隶的主要来源是：从党项部落所在地区周围俘掠来的外族人，主要是汉人和回鹘人；在当时西北地区盛行的奴隶买卖中购买来的奴隶；党项人因负债无力偿还而沦落为奴隶；党项人因犯罪而被降　身为奴隶。后两种奴隶数量较少，而且党项人因特殊原因降为奴隶往往是处罚性质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暂时为奴，有的终身为奴，有的世代为奴。

党项人内迁后，定居在陕西北部、河套地区。这里在很早以前就已有汉人居住，农业经济有所发展，社会经济关系也已封建化。党项人定居于此后，生产有较快的发展，除传统的畜牧业以外，还逐渐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大约在西夏国家建立前后，党项社会内部领主封建制度有所发展。从李继迁担任党项首领时起，便竭力模仿汉人制度，政权建设达到相当规模。元昊建国后，仿照宋制建立了西夏官制，社会经济关系发也在更大程度上封建化。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各部落首领、贵族以及党项平民在政治上隶属于皇帝。皇帝在原则上也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党项王公贵族以分封的形式领有土地，使原来分据各地的大小部落首领转化为从属西夏国家的封建领主。大小领主通过层层隶属关系，形成等级制度。但是，由于西夏初期仍然不断到周围地区，特别是北宋边境地区掳掠，奴隶制度继续普遍存在。

大约在11世纪末到12世纪初期，西夏的领土封建制度转变为地主封建制度。从西夏建国前后起，党项统治集团内部一直存在着发展封建制度和维持奴隶制度这两种势力的斗争。到西夏仁宗李仁孝（1124-1193年）在位时期（1139-1193年），这场历时百年的斗争以趋向封建化的势力获得胜利而告结束。在仁宗的父亲崇宗李乾顺（1083-1139年）在位期间（1086-1139年），西夏在宋朝的军事压力下被迫停止对宋朝边境地区的大规模掳掠，俘奴的来源基本断绝。这是西夏奴隶制衰落，朝廷中维护奴隶制的势力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文宗时制定的西夏新法，完全确立了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度。此后西夏的土地占有制度，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形式。

--国有或皇室所有的土地。早在西夏惠宗在位期间（1067-1086年），皇室就设有"御庄"、"御仓"。在兰州和鸣沙州等地都有"御庄"和"御仓"的设置。这部分土地主要来源于西夏军队的屯田。后来，有相当一部分"御庄"和"御仓"由皇室管理的国有土地转为皇室成员的私有土地。西夏国内的广大闲田旷土也是国有土地。此外，河渠水和设施主要也由国家直接掌握。仁宗时制定的新法规定："从来就已利用的渠道、土地、水等，永远属于国君和个人所有"。这表明，皇帝是西夏国家最大的地主。

--贵族和官僚地主所有的土地。党项贵族首领都占有大量的土地，其主要来源有二。一是来自国家的赐予。西夏国家赐予贵族、官员以及其他庶民土地的现象久已存在。但已往土地所有权仍属国家。由于长期占有、使用，这些土地在事实上已经属于贵族。仁宗时的新法确认了这一事实，规定这些土地永远属于人所有。这表明，西夏的土地私有制度已经完全确立。二是来自土地兼并以及贵族利用权势豪夺。土地私有制度确立后，西夏朝廷又准许土地自由买卖。所以，贵族、官僚通过兼并扩大土地　占有，是土地私有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西夏时，在其境内的吐蕃首领、回鹘上层人物以及汉族官僚也曾获得一定数量的赐田。

后来，他们也通过兼并扩大土地。土地私有制度确立以后，官僚地主占有的土地数量愈益增加。

--寺院所有的土地。西夏统治者崇信佛教，建立了大量寺庙。上层僧侣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起着特殊的作用。朝廷给予寺庙丰厚的布施，其中包括数量可观的土地。西夏寺院不仅拥有大量土地，还开设质房，向民间发放高利贷。

--农牧民拥有的小额土地。西夏还存在着中、小庶族地主和牧主，以及个体的小农牧民。以往，他们只能在分封制度下使用分配来的小块土地。仁宗时的新法规定，土地归垦辟者所有，他和他的族人可以永远占有，并有权出卖。这就确立了普通农牧民的小土地私有制。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他们既可以通过购买获得更多的土地，所拥有的土地也可能被地主兼并。

随着土地私有制度的确立，土地租佃关系也发展起来。按照仁宗时新法的规定，耕种国家的赐田，应按地亩缴纳一定数量的地租。无地农民耕种地主的土地也当缴纳一定的地租。西夏国家还逐渐实行赋税制度，朝廷和官府向土地占有者征收赋税。官府的赋税册登录着土地所有者的姓名，民间买卖土地都要呈报官府，以便在赋税册上改换买主的姓名，仁宗大庆四年（1143年），兴庆府和夏州发生强烈地震，朝廷下令家中有人在地震中死伤的人户在一定期限内免除租税。这表明，在仁宗在位时，西夏已普遍推行赋税制度。

西夏境内有诸多民族，除党项人和汉人以外，还有吐蕃、回鹘、鞑靼等族。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融入党项社会的程度也不同。其中一部分人被党项人收编，同党项族融合。也有一些人虽然依附于西夏，但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的地位。有的民族，如鞑靼，在西夏时经常掳掠周围各部，奴隶制度继续发展，而没有与党项人一道逐步向封建制度过渡。

2。经济状况党项原是游牧民族，以畜牧业和狩猎为生。唐朝时内迁到西北地区以后，受当地和邻近汉人的影响，农业和手工业有所发展，商业活动渐趋频繁。农业逐步发展成为西夏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下面按行业简介西夏的经济状况。

（1）畜牧业畜牧业是党项人的传统生产部门。党项人内迁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仍然过着"逐水草牧畜，无定居"的生活，主要出产羊和马。到西夏建国时，畜牧业仍然是党项人的主要生产部门。

西夏建国以后，畜牧业继续有所发展，主要集中在银州（今陕西米脂）、夏州（今陕西靖边）、盐州（今宁夏盐池北）及其以北的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额济纳一带。此外，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东部）、沙州（今甘肃敦煌东）等地也以畜牧业为主。据《金史·西夏传》记载，位于河西走廊的凉州"畜牧甲天下"，而瓜州和沙州等地"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在西夏的北部和西部地区，畜牧业仍然是主业。

西夏经营畜牧业的主要是党项人、吐蕃人和回鹘人。牲畜品种以羊、马、牛、驼为主，还有驴、骡、猪等。阿拉善和额济纳出产的骆驼数量很多，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受到称道。蒙古首领成吉思汗从西夏得到过许多骆驼，使其在蒙古高原广泛繁殖。西夏出产的马大量输往北宋。西夏建国后，兼并了一些传统的农业区，农业有很大发展，牧区可以得到相当数量的粮食，供牧民食用和作为牲畜的冬储饲料，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朝廷设置群牧司，专事管理畜牧业。畜牧业在经营方式上有官营与私营之分。官营的畜牧业是西夏朝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西夏的山区、沙漠、半沙漠地区，狩猎仍占重要地位。猎获物有狐、兔、鹘、犬、马等。朝廷常以猎获物作为对辽朝和宋朝的贡品。西夏景宗李元昊每次外出征战以前，都要率部狩猎。由此可见，狩猎已不仅具有经济的意义，还具有习武的意义。

（2）农业农业是西夏的另一个主要的经济部门。党项人从事农业大约开始于李继迁为党项首领时。他提倡垦植，兴修水利，使部分党项人由经营畜牧业转为经营农业。他任首领的后期（即北宋真宗初年），党项人占据灵州（今宁夏灵武）和兴州（今宁夏银川）。这里有大量经过历代屯垦的沃土。农业在西夏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加。李德明时，党项又占据河西走廊，农业区域进一步扩大。西夏建国后，主要的农业区域有，东部的横山、西部的天都、马衔山一带、兴庆府（原兴州）、西平府（原灵州）、甘州（今甘肃张掖北）、凉州（今甘肃武威）等地。特别是兴庆府和西平府，有良好的水利条件，历代开凿的沟渠甚多。由此可见，西夏的农业区域多数是在多年的征战中占据的汉族农业区域，在这里从事耕作的也主要是俘掠来的汉人。转牧为农的党项人，是在长期与汉人的接触中逐渐熟悉农业生产技术的。

西夏重视兴修水利，大小渠道数十条，可灌溉耕地近10　万倾。这些水利设施，除汉、唐以来汉人陆续修建的以外，还有一些是西夏时兴建的。甘州、凉州靠近祁连山，西夏时修筑沟渠，引融化的雪水下山灌溉农田。李元昊时，在今宁夏青铜峡至平罗修建引黄河水灌溉农田的工程，世称"李王渠"或"昊王渠"。

由于西夏主要农业区域都是原汉地，农民主要为汉人，农业生产技术与作物品种都与宋朝西北地区基本相同。西夏所用农具有犁、铧、镰、锄、、鍬、子耧、碌碡、刻叉、碾、碓等，普遍采用牛耕。西夏长期使用宋朝颁发的农历，农作节令与宋朝西北地区无异。兴庆府和西平府等水利发达地区主要种植水稻和小麦，其余地区还种植大麦、荞麦、粟、豌豆、黑豆、荜豆、■（mí，音迷）、青麻子等。蔬菜主要有芥菜、香菜、蔓菁、萝卜、茄子、胡萝卜、葱、蒜、韭菜等，水果和药材也有种植。

西夏人，包括从事畜牧业的西夏人，多数都以粮食为主食，粮食需求量较大。原有的耕地已不能满足需要。朝廷组织人力在与宋朝接壤的边境地区垦荒，有时甚至派几万人用耕牛开垦，在收获时派军队保护。

西夏和宋朝常为此发生争执，乃至战争。西夏时经常发生战事，朝廷在许多地区设置"御仓"，大量收储粮食。但军队的普通士兵往往只能吃到大麦、荜豆、青麻子等。遇灾荒时，普通民众往往常年没有粮食吃，要靠采集野生植物为生。

（3）手工业党项人在建国以前就已有发达的畜产品加工，主要有鞣皮、纺毛线、织造氆氇（pǔlǔ，音普鲁，一种羊毛织品）、毛褐毡、毯等，产量可观。但早期的畜产品加工仍然是畜牧业的一部分，主要由牧民就地加工自己产出的畜产品，专门的皮匠、织匠、裁缝等数量很少。西夏建国后，毛纺织业继续发展，上述毛织品以及以其为原料制作的帐幕、衣服、被单、帽、鞋等，不仅供西夏人使用，还大量输往境外。

西夏的手工业主要由官府控制的工匠生产。朝廷设立文思院、工艺院、绢织院、金工司、铁工院、木工院、砖瓦院、造纸院等，管理各级的手工业生产。西夏的其他主要手工行业还有：冶炼业。西夏设有冶铁务，管理铁矿的开采与冶炼，并已使用比较先进的竖式风箱。铜器、银器的铸造加工以及鎏金技术也达到较高的水平。

兵器制造业。西夏常年征战，对兵器制造十分重视。朝廷设置专门的工场，制造弓箭、枪、剑、刀、斧等。西夏铸造的剑在当时号称"天下第一"。铠甲片采用冷锻工艺制造，坚滑晶莹，一般箭弩难以射透。

西夏铁矿资源不足，兵器难以自给，常到宋朝购买兵器，或在宋地买铁打造，再运回国。

制瓷业。西夏制瓷业有所发展，已能自己烧制一些瓷器，其中不乏有特色的精品，但从总体上看制作水平不高，质量不稳定，不能与宋瓷相比。

制盐业。西夏盐州有盐池，盛产青白盐，质量甚佳。盐池生产规模很大，使用工匠数千人。青白盐大量输往境外，与宋人交换粮食。

雕版印刷业，西夏朝廷设有刻字司，专门印制书籍，其中以佛经为最多，有的经书一次散施数万卷乃至10　万卷。此外，还刻印文学、法律、医术、日历、卜筮、咒文等书籍，以及大量翻译为西夏文的汉籍，包括儒家典籍、诸子、史传、兵书、医书以及版画等。

西夏的手工业的发展深受汉人影响。有不少人在西夏从事手工制作，朝廷也曾向宋朝要求派遣工匠。

（4）货币与贸易西夏建国以前没有自己的货币，国内贸易主要通过实物交换或使用宋朝的货币。景宗李元昊时开始铸造钱币。钱币有夏字钱和汉字钱两类。西夏缺乏铜钱资源，钱币铸造量极少，但钱币制作精良，铸钱技术超过辽朝。

党项人内迁之初，农业与手工业不发达，所需各种物品大多仰仗中原汉地供应，能用以交换货物的物品主要是青白盐、牲畜和畜产品。宋朝为迫使党项放弃对宋境的掳掠，常以禁止贸易为手段施加压力，但民间的私市始终存在。李德明继位后，宋夏和议，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宋朝正式准许通市。此后，宋夏贸易随双方关系的变化时断时续。宋朝大量购买西夏马匹，后来发展为茶马互市，对宋朝具有重要意义。

西夏建国后，前期主要与宋朝进行贸易，后期主要与金朝进行贸易。

贸易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边境榷场贸易。这种贸易形式前面已有介绍。

和市。和市是在边境地区设置的小规模榷场，主要满足双方边民日常生活的需要。西夏建国前，还曾在边境地区设置定期的集市"会"。

贡使贸易。西夏每年派遗使臣前往北宋和金朝进贡，并得到相应的回赐。使臣在宋、金境内还与民间商人交易。宋、金给予的回赐比较丰厚，西夏获利甚大。西夏与辽朝之间也进行过贡使贸易，但规模较小。

西夏输往宋、金的物品，除青白盐、马匹、畜产品以外，还有各种牲畜、玉、甘草、蜜、蜡、麝香、毛褐、柴胡、苁蓉、大黄、红花、翎毛等。青白盐质优价低，宋朝为保证解盐专卖利益，屡次严禁入境，但屡禁不止。西夏所产大黄久负盛名，远销各地。西夏从宋、金输入的物品，主要有茶叶、铁制品、丝织品、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其中茶叶最受欢迎，并用以与西北邻部交易，牟取厚利。西夏缺铁，但辽、金都严禁铁器外流。

西夏与回鹘、吐蕃等也有贸易往来。中原与回鹘及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取道西夏，西夏从中收取70％的过境税或承买转卖。西夏建国后，修筑了数十条驿道，贯通全境，贸易往来比较便利。

（三）金朝经济历程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国家。女真人原来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在战国时期已见于历史记载，曾被译为"肃慎"。女真人原来居住地远离中原，辽代以前的历史情况极少见于文献记载。契丹人建国以后，女真人处于辽朝的统治之下，并确立了"女真"的译名。生活在辽阳一带的女真部落，逐渐接受辽文化，被编入辽朝户籍，称为"熟女真"。

松花江以北、宁江以东的女真部落，保持本族习俗，散居山河之间从事农业和狩猎，仅向辽朝交纳贡品和交换货物，称为"生女真"。

大约在辽兴宗时，活动在安出虎水一带的女真族完颜部强盛起来，先后联合其他十余部女真人，组成部落联盟，完颜部首领乌古廼（n3i，同乃）为联盟首领，并接受辽朝加给的节度史称号。此后大约100年间，女真各部之间争斗不已，以完颜部为首的各部获胜，统一女真部落联盟。辽天祚帝天庆三年（1113年），为统一女真各部做出重要贡献的完颜旻（m0n，音民）（女真名阿骨打，1068-1123年）继任联盟首领。次年，辽朝仍加给节度使称号。

女真各部统一后，完颜旻立即开始向外扩张和掳掠。辽天庆四年（1114年）时候，女真人在与辽军作战中数度获胜。1115年，完颜旻仿照汉族制度，称皇帝（金太祖），建国号大金。

金朝建国后，继续进攻辽朝。到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金军先后攻占辽朝五京。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生擒辽天祚帝。辽朝灭亡。随后，金军南下攻宋。天会五年（1127年），金军俘虏北宋徽宗、钦宗二帝。北宋灭亡，形成了南宋与金朝南北对峙的局面。东起淮水、西至秦岭一线以北的广大地区由金朝统治。金朝的统治范围远大于南宋。

金朝的建国过程不同于辽朝和西夏。女真各部统一后仅十余年，就先后灭亡辽和北宋，成为庞大国家的统治者。而在太祖建国时，女真人还实行氏族部落制；在建国后的扩张中，女真人掳掠大批外族人为奴隶，奴隶制度才获得较大的发展；灭亡北宋后，统治范围大为扩展，居民中有大量汉人、契丹人、渤海人，人数远多于女真人；女真人自身没有发展起相应的制度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所以，金朝在占领辽、宋地之后，在这些地区仍实行辽、宋旧制，与女真故地有所不同。

上述情况对金朝的社会经济关系影响极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女真人未能对所统治的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关系产生多大影响。在这一点上，女真人远不如契丹人和党项人。契丹人和党项人虽然也深受汉人的影响，并在这种影响下较快地完成了封建化，但仍然能够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在其所统治的绝大部分范围内，推行一种具有本民族历史特点的经济制度，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建立其对被征服者的统治。女真人则几乎完全没有做到这些，而是从一开始就原封不动地保存了被征服者的经济制度。这样做，固然避免了中原等广大地区社会经济关系的倒退，也显示出女真人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弱小的经济影响之间的巨大反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所占据的地区过于广大，女真人难以将其消化；另一方面是女真人的崛起非常迅速，没有像契丹人和党项人那样，经历一个在较缓慢的扩张中循序渐进、使自身的经济制度逐步成熟起来的过程。其次，女真人在进入中原以后的不长时间里，就实现了封建化。这个过程远比契丹人和党项人短，而且比较顺利。由于女真人没有将其原有经济制度扩大到所征服地区，封建化仅仅涉及女真人，而不像辽朝和西夏的封建化那样，具有更为广泛的全国意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真人的扩张没有给所征服地区的经济造成较严重的破坏。金朝是这个时期存在时间最短的朝代。从建国到灭亡仅不到120年。建国后的大规模军事扩张历时十几年，使中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又过了若干年，金朝与南宋的关系才大体稳定下来。此后，金宋双方又有若干次南征、北伐。只有金朝中期有较短的和平时期，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不久，经济发展的过程便被统治者自身的衰败，以及另一个迅速崛起的北方民族蒙古的大举南侵所打断。尽管如此，金朝的短暂统治在经济上仍然有积极的意义。它统一了北方相当大一部分地区，特别是把相当数量的汉人与北方各民族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更大地推动了黄河以北地区和北方民族的经济发展。这是北宋和辽朝都不可能做到的。当然，金代黄河以北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以中原地区经济的衰败为代价的。

1。战乱破坏与经济重心北移在金朝灭亡北方、占据北方的初期，北方的经济再次遭到严重的破坏，在广大地区内呈现出很长时期都没有出现过的经济凋弊。特别是中原地区，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在整个金代都没有得到完全恢复。北方在金朝统治下经济的衰败与南方在南宋统治下经济的繁荣，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南方和北方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江南地区进一步巩固了作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地位，而在秦汉时曾经是中国经济重心的中原地区则一蹶不振。造成北方经济破坏的原因主要是金军南侵造成的大规模战乱，也有若干其他方面的因素，如北宋和辽朝末年朝廷的腐败，金朝占据中原初年在经济制度上的混乱，以及金朝的残暴统治等。所以，从时间上看，这次经济破坏开始于北宋和辽朝末年，在金军南侵时达到高潮。

在北宋末年徽宗、蔡京时期，朝廷的腐败达到空前的规模。土地兼并严重，民户负担沉重。在北宋的许多地区，农民不堪重负而弃业逃亡的现象大量存在，农业生产状况已不如神宗在位时，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不再处于巅峰状态。辽朝的情况也与北宋类似。辽朝的经济在圣宗、兴宗在位时达到高峰，道宗（1055-1101年在位）时开始走向衰败。辽朝末年，统治集团内部倾轧，皇帝怠惰昏庸，民户负担加重，经济较发达的燕云地区"民多流散"，土地荒废。由此可见，在女真人大规模扩张开始以前，北宋和辽朝就已呈现出中国古代常见的王朝末年的惨淡景象，两个王朝的统治者都已无力改变经济残破的状况。所以，这两个王朝在金朝的大军面前都显得手足无措，不堪一击；金军的南侵得到了一些汉人的鼓动和帮助。

金军的大举南下无疑是使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主要原因。特别是由于女真人的社会发展程度较低，在发动对辽、宋的统一战争以前没有相应的社会经济的和制度上的准备，金军的南侵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掳掠的性质，对经济的破坏就更为严重。《三朝北盟会编》记载："虏骑所至，惟务杀生灵，劫掠财物，驱掳妇人，焚毁屋舍产业。"由于金人的残暴入侵，北宋旧地的汉人大量逃亡，中原与两淮地区人口锐减，"民去本业，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而在北宋时，这些地区都是仅次于江南的富庶地区。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人口的大量散失是对经济的最致命的打击。由此以后金宋之间沿淮水长期对峙，在整个金代，这个地区的人口始终远远少于北宋时，经济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此外，北方的诸多城市也在金人南侵时摧毁。由此可见，金人南侵对北方经济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一般王朝更替战争。

金朝确立了对北方的统治以后，虽然没有把女真族内部的奴隶制度强加于汉人，仍不可避免地对汉人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金人占领北方初期推行的严刑峻法，甚为残酷，使汉人不寒而栗，加重了对汉人居住区经济的破坏。此外，各地汉人反对金人统治的斗争以及汉人地方武装的大量存在，也使北方各地在金人统治的初期难以恢复安定。

虽然金朝统治时期中原、两淮地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而且长期没有得到恢复。但是，中原以北地区的经济在金代却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北方经济的格局发生一定的变化，北方经济的重心开始由中原向北转移到今河北、山西一带。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新变化。

从金朝中期起，统治的重心便移到中都（今北京）。这里在辽代时曾为南京，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迁都于此，并役使百余万兵士、民夫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加以扩建。为了繁荣中都的经济，海陵王遵从张浩（？-1163年）的建议，规定：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免役十年。这项政策吸引了大量汉人迁居于此。金世宗时，为了便利漕运，又利用金口河引永定河水，开凿东至通州的运粮河。章宗时，建成横跨永定河的卢沟桥，便利南北交通。这些措施，使中都很快发展成为与北宋旧都汴京相匹敌的北方重要商业城市，并为其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金朝还采取了向中都及其周围地区大量移民的政策，将中原地区的人口大批向北迁徙，使这一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据统计，原辽代上京、东京、南京、西京周围25　个府州共有人户50.64　万，到金代猛增至120.4万户，增长一倍半，使这一地区的人口超过了辽代全国总人口数。这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人口的增加，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其二，大量汉人北迁改变了北方地区人口的民族构成，汉人在这一地区开始居于多数。其三，汉人与北方民族杂居，促进了北方民族的经济与文化进步。这些对北方地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原北宋的淮南路、京西路等地人口都有所减少。这些说明，金朝把以中都为中心的黄河以北地区作为经济的重心，人口逐渐向北集中。

在金代，中都以及河北、山西等地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冶铁业、丝织业、盐业、制瓷业、印刷业等，有的从无到有，有的从少到多，规模和技术水平都超过以往。此外，金代还有一些汉人迁往东北女真旧地，带去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金代东北地区使用的农业器具已与中原基本相同，生产技术在原来极不发达的基础上有长足的进步。

金代北方经济重心北移，是在政治统一的基础上进行的。仅就北方而言，这种政治上的统一是唐朝灭亡以来200余年间从未有过的。金朝建立以前，北宋和辽朝在北方对峙。北宋时北方经济虽然也有所发展，甚至某些地区还比较繁荣，但都限于河北、山西中部以南的汉人居住区，不可能对宋境以北地区，特别是北方民族居住地区产生重大影响。辽朝南部的燕云地区居民以汉人为主，契丹人在汉人的影响下逐步实现了封建化，但汉人在辽朝不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加上南北阻隔，北方经济不可能成为一个整体。所以，金朝统一北方，消除了诸多政权并存对北方经济发展设置的障碍。自金代起，北方经济的重心首次离开黄河流域，而迁至现在的北京。这在中国经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为金代以后在全国统一的政权下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2。女真族的封建化女真人建国以前，正处于向奴隶制度急速发展的时期。在女真族内部，已经出现因负债不能偿还而卖妻为奴，因犯罪不能自赎而折身为奴，因贫困无以为生而依附贵族为奴等现象。女真各部统一以后，在对外征战中也大量俘掠外族人为奴，按军功分配给将士。随着俘掠的奴隶日益增加，各级军事首领成为大小不等的奴隶主，即女真贵族。

金朝建立前后，太祖阿骨打推行猛安谋克组织，规定以300　户为谋克，以10　谋克为猛安。这种组织是在原来的氏族部落组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军事和社会组织。后来，金朝把收降的契丹人、渤海人、汉人等安置在猛安谋克中，使军队人数逐渐增加。在一些猛安谋克中，外族兵士在数量上超过了女真人。

女真人的土地制度原为受田制，即土地归国家所有，女真贵族依据人口和占有奴隶、牲畜的数量领受田地。凡占有民25　口，牛3　头（称为一具）者，受田四顷零四亩。这里所谓民口，既包括具有平民身份的家庭成员，又包括占有的奴隶。

金朝初年，大规模的作战使女真奴隶主得到大量奴隶和牲畜，对土地的占有迅速扩大，女真故地的土地已不能满足需要。朝廷为此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是限制占田的数量，规定占田不　得超过40　具，即160多顷。按照这个限度，一个女真族大奴隶主当拥有耕牛120　头，民口千人，其中的绝大多数当然是奴隶。从　拥有土地的数量看，女真大奴隶主要大大超过北宋时的大地主。其二是把大批女真猛安谋克迁往新占领的地区。从太宗至海陵王期间，有数批女真人被安置在中都附近和燕山以南、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领受大量汉人逃亡时荒废的田地，并侵占了一些没有逃亡的汉人的田地。由此形成了人口的双向流动。一方面是大批女真人南迁，在汉地受田，并租给汉人耕种以收取地租。另一方面是大批被俘获为奴的汉人、契丹人北迁金朝内地（即女真人原居住地），耕种女真奴隶主原来领受的田地。后来，一些猛安谋克户不再返回女真旧地，便把原来领受的田地出租给在那里的汉人耕种。金朝中期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全国共有猛安谋克户615624　户，人口6158636口，其中奴婢1345967　口。几乎与此同时，金朝人口总计678　万多户，4470　多万口。猛安谋克户占总户数的不足9％，总口数的不足14％；奴婢占总口数的3％左右。

女真人原无赋税制度，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朝廷为防备饥荒，命猛安谋克户每拥有一具牛缴纳粮食一石，并要求每个谋克设仓贮存。

天会五年（1127年），又命内地诸路每具耕牛纳粟五斗。由于这种赋税的征收以牛具为单位，所以称为牛头税。这种税仅限于向女真人征收，汉人地区仍沿袭辽、宋旧制，征收夏秋两税，此外还有各种杂税。牛头税的征收额远比两税低。

女真人大量南迁到汉人地区，与汉人杂居，便处在汉人封建租佃制的包围之中。在汉人的影响下，女真人的奴隶制和受田制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逐步向封建制度演变。即使在东北女真人旧地，由于汉人和契丹人的大批北迁，女真人也已成为少数，也在经历着同样的封建化过程。到金朝中、后期，就总体而言，女真人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奴隶的数量大为减少。到金代中期时，女真人在对外作战中已不再大规模俘掠奴隶，宋金隆兴和议以后，基本上停止了对外作战，奴隶的来源基本断绝，奴隶制失去了发展的源泉。女真人在汉人的影响下，逐渐采取租佃土地的办法，多数中、下阶层的女真人大量出卖奴婢。前面1183年的统计已经表明，奴婢在猛安谋克户中仅占不足四分之一。这就是说，到这时，每四个女真人才拥有一个奴婢，可见奴隶在生产中已不占重要的地位。仍然保留的奴婢，主要集中在皇室、贵族手中。只有极少数大贵族，仍然役使大批奴隶从事生产活动。但这已不是女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此外，辽代遗留下来的头下户和寺院二税户，在金代中期也被放免，成为平民。

--普遍实行土地租佃制度。各地女真猛安谋克户多数都不自己耕种受田，出卖奴婢以后，便把田地租佃给汉人耕种。但许多普通猛安谋克户田地数量有限，租佃收入不足费用，生活困窘。世宗时，朝廷曾多次要求女真民户自己耕种受田，不要全部出租给汉人，但又允许地有余而力不足者出租部分田地给他人耕种。这实际上承认了租佃受田的事实。由于猛安谋克户都拥有或多或少的土地，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封建地主。当然，如同汉族地主一样，拥有土地不多的中、小地主，生活并不十分宽裕。女真贵族所拥有的土地，也有相当一部分出租给民户耕种。金朝初期南侵时，金朝统治者还曾把大量原北宋官田、汉人逃亡后遗留的无主耕地以及荒地等划为官田。除一部分由猛安谋克户领受以外，其余官田由官府租佃给民户，收取地租。金代也出现了贵族、官僚转租官田的现象。年久以后，他们往往把这些官田据为己有。土地租佃关系发展后，拥有大量土地的女真人已与汉族地主无异。

3。中期的经济发展到金朝中期海陵王（1149-1161年在位）和世宗（1161-1189年在位）统治时期，对外征战基本停止，国内局势趋于安定。特别是世宗时与南宋隆兴和议以后，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在这一时期，金朝基本上完成了向封建制度的过渡，奴隶制度仅剩残余。这表明，女真人作为征服者，已经接受、适应了被征服地区的状况，逐渐融入被征服者的社会之中。经过太宗以后的历次改革，金朝在政治制度、法律等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宋、辽旧法，南侵初期各地制度不统一的局面结束，对汉人的统治趋于和缓。世宗注重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全面兴盛，在位期间出现了一时的经济繁荣，史称世宗为"小尧舜"。

下面以世宗在位时期为中心，简要介绍金朝的经济状况。

（1）农业女真旧地原来就是农业区域，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基础，但农具和农业生产技术都比汉族地区落后。金朝初年女真人大批南迁，不少人仍然从事农业生产。世宗时，朝廷重视农业。后来，朝廷还曾规定，猛安、谋克能劝农耕田者，赏赐银、绢，加官晋级；农田荒芜者，或降级，或受罚，或受刑。

农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户口和垦田的增加。世宗初年，金朝全境仅有300　多万户。到世宗后期，已增加到678　万多户，4470　万口。世宗以后不久，又增加到768　万多户，4580　多万口。户口的增加，既表明农业已得到恢复和发展，又是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女真人南迁后，不少以前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垦，垦田面积有所增加。世宗大定23年（1183年），女真猛安谋克户共拥有垦田171　万顷。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而汉族和契丹族民户拥有的垦田还不包括在内。

为了清查全国的人口、土地、资财、奴婢等，以核定人户的财产总额，世宗时推行"通检推排"，类似于宋朝的土地清丈。通过通检推排，有了全国的户口和垦田统计，民户负担轻重不均的情况有所改善，赋税比北宋时有所降低。这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金代的作物品种、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与北宋时大体相同。由于在金朝的统治下北方得到了统一，中原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得以大量传入辽地和东北女真故地，使这些地区原来较落后的农业生产技术得以迅速达到与汉族地区大体相同的水平，各种农具齐全配套。

这表明，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已开始从过去的粗放经济转变为精耕细作。因此，北方民族与汉族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差距已在缩小。

金朝占领的许多地区农业生产都有相当的基础。到金朝中期，除金朝境内的南部地区以外，多数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经恢复到金宋战争以前的水平。原宋地的粮食产量在每亩1　石上下。水稻的种植范围向北扩展，一些地区的水田达到亩产3　石到5　石的高水平，超过北宋。

朝廷每年通过征收赋税得到大批粮食。除用于各方面的开支以外，还在各地设仓积贮。章宗在位期间（1189-1208年），全为仓廪积存粮食达二、三千万石，足够官兵食用四、五年。由此可见，金朝中期的粮食生产已达到相当的水平。

金朝重视养马。海陵王末年南侵时，曾征调战马56　万多匹，在作战中大部分失散。世宗时增设群牧所，奖励牧马，严禁宰杀和役使。对其他牲畜也采取措施积极发展。到边宗末年，马恢复到47　万匹，牛达到13万头，羊87　万只，骆驼4000　头。在一些地区保有大量牧场。

（2）手工业女真人建国以前手工业极少，建国后的手工业均以辽、北宋为基础。

到世宗时，由于大批奴婢获得解放，手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

--矿冶业。金朝矿冶业比较发达。女真族在建国以前就已开始冶铁。金朝建立后，女真旧地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南）地区的冶铁业继续发展。原辽、宋地区的冶铁业也有所发展，云内州（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真定府（今河北正定）、鲁山、宝丰、南阳等地是著名的铁产地，产品以青镔铁较著名。煤（石炭）的开采和使用更为普遍，除用于城市居民冬季取暖外，还用作冶铁、制瓷等业的燃料。金朝对铜控制较严，禁止民间铸造铜器，并把民间原有铜器大量拘括入官，在官营作坊重新铸造。但朝廷对金银的限制较少，世宗初年朝廷准许民间开采金银，官府抽取产品的1／20　为坑税；世宗中期又取消坑税，任民间自由开采。

--纺织业。金代纺织业继续有所发展。北宋旧地中有许多地方原来就是纺织品的重要产地，号称"衣被天下"。金人南下后，在真定、平阳、太原、河间、怀州等地设置大规模的官营绫锦院。各地还分布着许多民间纺织作坊。中都的丝织业居全国之冠，产品"精绝天下"。此外，相州产的相缬（xié，音谐）、河间府产的无缝锦、大名府产的皱彀（hú，音胡）和绢、平阳府产的卷子布、东平府产的锦和绢、辽阳府产的师姑布、平州产的绫、涿州产的罗等，都是较著名的产品。

--制瓷业。女真人在建国前没有制瓷业，也不用瓷器。金朝建立以后，辽、宋旧地的瓷窑陆续恢复生产，女真旧地也开始建窑制瓷，制瓷业有所发展。主要的瓷器产地有钧州、耀州、真定府等。烧制技术与宋朝大体相同，烧窑的燃料广泛使用煤。瓷窑主要由民间经营，官府在瓷器产地委派"抽分官"收税。

造纸业和印刷业。金代的造纸业和印刷业在辽、宋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稷山产的竹纸和平阳产的白麻纸都比较著名。官、私印刷业都比较发达。中都、南京（今开封）、平阳、宁晋等是主要的印刷业中心。中都的国子监大量刻印经史书籍，发给各地学校，称"监本"。平阳府一带民间广设书坊和书铺，并曾刻印宋人书籍，官府在此设有专门机构管理书业。赵城民间集资刻印《大藏经》，共7100　多卷，历时20余年。金朝刻印的书籍很少传到南宋。宋人称金朝书籍为"北方板本"或"北地枣本"（金代刻书主要使用枣木为材料）。

火器制造业。金朝初年在对宋朝的战争中就已使用火器，其制作技术来源于辽。后来，火器制造进一步发展，在技术上与南宋不相上下。

金朝后期制造了名为"震天雷"的火器，在铁罐中装入火药，临阵爆炸；名为"飞火枪"的纸筒枪，可喷射火焰。金朝制造火器在对宋朝和蒙古人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造船业。金代内河航运和海上交通都有所发展，造船技术在北宋基础上有所提高，官府作坊制造过大型船舶。为适应北方冬季严寒河道封冰的情况，金人制造了船头有铁制长锥的撞冰船。但从总体上看，金朝的船舶制造技术和造船业规模，都比南宋落后。

（3）商业女真人原来"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金朝初年，辽、宋旧地遭到很大破坏，商业发展不平衡。一些城市和遭战乱破坏较轻的地区商业继续发展，遭战乱较重的地区商业尚待恢复，女真旧地商业处于萌芽状态。到金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逐渐恢复以及各地城市的日益繁华，商业也有所发展，在一些地区呈现繁荣景象。

金代最大的商业城市是京城中都和南京（即北宋旧都开封）。海陵王将国都由上京迁往中都以后，中都人口猛增，达到近23　万户，约百万人。城北设三市，为商业中心。水陆交通也日趋便利，各地货物云集于此，商业日渐繁荣。南京在北宋时就是商业繁华的大都市，金代中期又有所恢复，人口达到23　万户左右，仍有百万人。世宗时，大相国间仍每月逢三、八日开寺，商贩集中于此交易，买卖者甚众。

其他城市，如辽阳府、咸平府、相州（今河南安阳）、上谷等地，也人口众多，街市繁华。到世宗时，黄河以北地区的城市和商业已有胜过中原之势。

金代城市商业中仍设行，入行商人称"行人"，行的首领称行头或行领，由大商人兼任，与宋朝情况类似。朝廷在繁华的商业都市设置市令司，监督商人使用的度量衡器，调整市场物价。官府在市场上强行征购所需货物，各地权贵也常常利用权势，胁取各种货物。金中都设有都商税务司，负责征收商税。世宗初年，各地常有商税院务苛留商人的事件发生，朝廷遂下令罢征商税。世宗大定二十年（1180年），朝廷重订商税法，规定金银征收1％，其他货物征收3％。章宗（1189-1209年在位）末年又提高为金银征收3％，其他货物征收4％。金代征收的商税额较少，世宗时中都商税额仅16.4　万多贯，章宗时为21.4　万多贯。这一方面是由于税率较低、杂征较少，一方面表明商业交易的数额比较少。

金朝初年未发行货币，只用辽、宋旧钱。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年），朝廷开始印制交钞，正隆二年（1157年），开始铸造铜钱。此后，交钞与铜钱并用。交钞是金朝纸币，按面额分大、小钞各5　种，使用以7年为限，到期后以旧换新，从章宗继位之初起取消7年期限，改为无限期流通。朝廷设置交钞库，管理印造、兑换事务。海陵王和世宗在位期间，交钞印制量不大，铜钱铸造量也不大，世宗时年铸铜钱仅14　万余贯。章宗以后，朝廷大量印制交钞，通货膨胀严重，严重影响民间商业的正常进行，白银逐渐成为民间的主要交换手段。

金朝与南宋、西夏以及其他北方民族之间的贸易主要通过榷场进行。根据军事和经济等情况的变化，榷场兴废无常。金宋之间的榷场前已介绍过。此外，金朝还在密州胶西县设置榷场，专与宋人进行海上贸易；在绥德州、保安州、兰州设置榷场，与西夏人进行贸易；在北方的燕子城、北羊城、庆州的朔平、洋州的天山、丰州、东胜州、辖里尼要等地设置榷场，与北方其他民族进行贸易。其中以金宋之间的贸易额最大，仅每年输入茶叶就要费银30　多万两。从西夏以及其他民族输入的货物以马匹为主。金宋边境的主要榷场为泗州场，世宗时每年收税约5　万贯，后来增加到10　余万贯。这表明，金朝中、后期通过榷场进行的对外贸易有所增长。

4。后期的经济衰败金代经济平稳发展持续的时间不长，仅中期，特别是世宗在位时的几十年。自章宗继位（1189年）起的40余年，经济状况持续恶化。

章宗时，黄河三次决堤，使黄河两岸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初，黄河在曹州决堤。四年后，明昌四年（1193年）六月，黄河又在卫州决堤，洪水冲垮长堤十余处，大名、清州、沧州等都遭水淹，经济损失严重。次年初，都水监丞田栎建议，在黄河北岸开一个口子，引河水流入梁山泊故道，使南、北两条清河分流。但当时北清河大堤久未加固，梁山泊故道居住着屯田军户，加之朝中大臣纷纷反对，此议未被采纳。就在这一年八月，黄河在南京阳武再次决堤，洪水吞没封丘县城，向东南流入梁山泊，又分为两支，一支流入北清河，一支由泗水入淮河。经今天津附近入海的黄河北流完全断绝。这是历史上少见的大水灾，证明田栎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决堤后，朝廷急调民夫修补汴河堤防，才使洪水没有浸没南京。这次水灾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大批农民丧失生命，许多人流离失所，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与此同时，女真贵族和猛安谋克户继续加速向封建地主转变。章宗时，朝廷不得不放宽对女真人出租田地的限制，土地租佃关系的发展更为迅速。女真族是金朝的统治者，猛安谋克实际上是国家的职业军队。

所以，猛安谋克户转变为地主后，仍然具有不同于汉族地主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他们倚仗权势，收取高额地租，甚至强抢佃户财物，佃户无处申诉。女真人转变为地主后，逐渐接受汉族文化，章宗时，先后允许女真人参加科举考试和与汉人通婚，猛安谋克制度开始趋于瓦解。但是，女真人也因此失去了慓悍善战的习性，猛安谋克的战斗力大为减低。

与此同时，在金人南下时遭到沉重打击的汉族大地主的势力也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们又能像在北宋时那样肆意兼并土地，积聚财富。贫困农户数量增加，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逃亡者日增。承安二年（1197年），章宗不得不下令通检全国物力。经过这次通检推排，籍定全国物力钱为258.6　万多贯，比原额302.2　万多贯有所减少，其中贫困者减免63.8　万多贯，新近富强者增加20.2　万多贯。此后，又进行过几次通检推排。通检推排对平均赋役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只能使土地兼并者多缴纳赋税，并不抑制兼并本身。大地主，特别是女真大地主，依然能够通过各种办法逃避赋税。

由于灾害频繁，对外战争持续不断，特别是金朝后期蒙古人的入侵，朝廷的财政支出与日俱增，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窘迫局面。面对财政上的亏空，金朝统治者采取了与南宋统治者近似的办法，即括田和增发纸币。章宗时，金朝在与北方鞑靼等族的战争中屡次失利，朝廷中有不少人把这归咎于女真屯田户土地太少，无以养赡，因而缺乏斗志。他们主张通过括取民间逃税的田地为官田，分授给猛安谋克户的办法，增加女真人的田地和收入。承安五年（1200年），朝廷准许括籍被民户"冒占"的官田。括田的过程有诸多弊端，所括之田不仅包括确实被冒占的公田，还包括大量私田，有的官员为增加括田数量，竟指使人指控他人冒占官田。不少民户由于失去田产而破产、逃亡。随着北方战争的失利，女真族猛安谋克大量南迁屯田，括田成为朝廷安置猛安谋克户和筹措军事费用的主要手段。

自章宗时起，朝廷逐渐改变了世宗时慎重的货币政策，开始大量发行交钞，以弥补财政上的亏空。由于交钞发行过多，到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民间商人在交易中常常拒绝收取面额在一贯以上的大钞，官府不得不用面额700　文以下的小钞兑回部分大钞。随后，朝廷强制推行大钞，规定一贯以上的交易必须使用交钞和银币（当时称宝货），不准用铜钱。承安三年九月，朝廷规定，亲王、公主、品官存留现有铜钱的1／3，民户存留一串，其余在10　天内换成实物。同时强制发行三合同交钞。但官府只发行，不回收，4年后才准许民户用三合同交钞交税，而且仅限于税额的70％。这种种办法使民户非常不满。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朝廷竟然规定要惩治"相聚论钞法难行者"，不久又规定民间交易必须使用交钞，并惩治因民间不愿接受而不使用交钞的官员。滥发交钞，导致钞价益轻，民间交易难以进行，以至商人罢市，交钞几成废纸。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金末。

由于流通中的铜钱不敷使用和民间不愿使用交钞，而朝廷又贮存着价值1　亿贯钱的金银，朝廷于承安二年正式发行银币，称"承安宝货"。这是自汉武帝以来国家第一次正式发行银币。银币与交钞并用。但由于金代民间可随意开采银，民间私铸的劣质银币随即出现，严重影响商业交易，许多商人甚至停止交易。朝廷不得不在承安五年（1200年）底下令停止铸造和使用银币。

括田和滥发交钞，使金朝后期的经济陷入混乱之中，生产和普通民户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率蒙古人进攻金朝，贞祐三年（1215年）攻取中都，金宣宗率朝廷迁往汴京。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金朝灭亡。此时，经济已是一片衰败景象。

六、结语宋、辽、西夏、金在中国经济史上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个转折表现在经济制度、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等各个方面。

在经济制度上，土地私有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土地制度的单一发展方向，土地租佃关系成为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形式，从而把国家对土地的占有和对民间土地占有的干预降低到最低限度。在这一时期，土地私有制度不仅在宋朝统治的汉族地区得到广泛发展，而且逐步在辽、西夏、金统治下的北方民族地区取得主导地位，这不仅扩大了土地私有制度的地域范围，而且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土地私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使广大农村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宋代的社会生产有迅猛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的发展水平都显著提高。这不仅表现为农业和手工业各部门生产规模的全面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表现为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商业的繁荣，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技术上的全面进步，专业化分工的高度发展，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渗透到各个领域，商业性城镇的大量涌现，全国性商业网络的初步形成。总之，农业、手工业、商业及其内部的各个部门，既逐步分化、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完整的体系。所以，宋代的社会生产同唐代相比，不仅在量的方面有明显的、大幅度的增长，而且在质的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成为战国秦汉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随着汉族对北方民族影响的增强，北方民族也开始被纳入这个新的社会生产体系之中。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漫长过程也完成于这个时期。在宋朝特别是南宋的统治下，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的浙西平原，社会生产高度发展，经济极其繁荣，不仅在中国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明显地居于前列。在南宋和金时，南方经济的发展和北方经济的萎缩形成鲜明的对比，南方和北方在经济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所以，就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而言，经济的重心已经移到南方。这个经济格局的变化，在中国经济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就在全国的经济重心移到南方的同时，北方的经济格局在金代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这一局部地区而言，经济的重心由中原移向华北平原。从此，中原地区彻底失去了上千年来在经济上的中心地位，华北平原在经济上的地位日趋重要。这一变化不仅为以后在统一的政权下南方和北方经济差距的逐步缩小准备了条件，而且为北京成为统一国家的政治中心奠定了初步的经济基础。

在宋、辽、西夏、金时期完成的这些转变，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或几个朝代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的范围。它们标志着中国古代的经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把自秦汉至清末的经济发展划分为发展与成熟两个阶段的话，那末，宋、辽、西夏、金时期就是后一个阶段的开端。其主要标志是，以农业为主、以手工操作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体系及其相应的制度保证体系已经趋于完善；从对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已经接近甚至几乎达到了古代的技术条件所能允许的最高水平。宋、金以后的数百年，直到清末，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在宋代达到的新高度的基础上，在量的方面继续拓展，无论在制度上、在技术水平上、在总体格局上都很少有明显超出宋、辽、西夏、金时期的重大创新。所以，宋、辽、西夏、金时期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就在于它勾划出了此后数百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致轮廓。

宋辽金夏 第053卷 宋辽金夏军事史

【本卷提要】

本书概述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宋辽金夏时期军事领域的发展和变化。其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干戈扰攘，战事频仍，对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而在军事上，则对中原汉民族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军事文化的广泛交流，军队建设的发展和战争样式的演变有积极促进作用。宋、辽、金和西夏各政权普遍实行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统兵体制，解除了统兵将领对皇权的威胁，也带来了兵将互不相习、指挥呆板僵化的弊病，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火器的发明及其被广泛运用于战争，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昔日冷兵器搏杀的面貌，迫使惯于采用密集队形的步兵方向趋于疏散化。北方游牧民族具有强大突破能力的骑兵集团称雄于中原大地，进一步刺激了防御者抛弃以往主要依靠野外会战消灭敌军的观念，更多的在筑城技术、城防体制和城守战法上推陈出新，依托大纵深的相互友撑的城垒群防御体系迟滞、消耗敌人，等待时机成熟再发动反攻。同时，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兵学至此走向定型化，《武经七书》的颁布、西夏和女真文兵书的翻译和古代兵书典籍的大规模编纂、整理，标志着中国兵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宋辽金夏军事概述宋辽金夏时期（公元907～1271年）是中国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并存，相互之间既斗争又融合的重要时期。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赵匡胤（公元927～976年）建立了北宋王朝。当时在中国境内与之长期对峙的还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宋与辽夏，辽夏之间都爆发过战争，尤以宋与辽夏之间的战争持续时间较长。后来，生活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崛起，其首领完颜阿骨打（1068～1123年）在反辽斗争中建立了金朝，并在天会三年（1125年）、天会五年（1127年）相继灭亡辽和北宋。在北宋灭亡的同一年，赵构（1107～1187年）重建宋政权，史称南宋。南宋初年，宋金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金军的力量在战争中不断削弱，宋军的力量有所增长，南宋由此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保住江南半壁河山。13世纪初，蒙古族从大漠草原上崛起，成吉思汗（1162～1227年）统一了蒙古各部，先后灭亡了西夏和金。忽必烈（1215～1294年）继位后，建立了元朝，并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攻陷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再一次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统一。

这一时期军事上的突出特点，首先是军事体制上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宋朝统治者基于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拥兵自重的痛苦教训，将兵权收回到皇帝手中。宋太祖赵匡胤确立了枢密院掌军政、三衙分典兵马、临时命将出征的军事制度，这对于防止武人拥兵割据、维护社会稳定颇有益处。但同时也造成了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病，导致宋军战斗力下降，在对辽和西夏的战争中多次失败。契丹、女真和党项等少数民族，在政权建立之初都还或多或少的保持着昔日"兴兵合议"的军事民主制遗风。随着政权的日益汉化和封建化，兵权也逐渐集中到最高统治者的手中。明清时期的高度中央集权军事制度，皆是由此一脉相承而来的。

其次，在武器装备上开始步入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中国早在唐代就已发明火药，而这一足以改变战争面貌的新生事物被广泛用于军事，还是在宋金时期。宋人创制的长竹竿火枪、发射子窠的管形火器突火枪，金人所创制的飞火枪和爆炸性火器震天雷给当时的作战样式带来巨大的变化，直接促进了城守战法的发展和作战队形的疏散，也为元明清时期火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兵学发展进入新的繁荣时期。宋辽金夏时期各民族间兵学交流频繁，契丹、女真和党项人都翻译了数量可观的本民族文字兵书，他们积极学习中原的攻守城战法，也以自己的大规模骑兵作战战法影响着宋人。宋代"士大夫言兵"社会现象的出现，《孙子》学的兴起，使汉唐间沉寂近千年的兵学论坛再次兴盛起来。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赵匡胤、耶律阿保机（公元872～公元926年）、萧绰（公元953～1009年）、元昊（1004～1048年）、完颜阿骨打、岳飞（1103～1142年）等著名军事统帅和名将所提出和实行的高超的战争艺术，以《武经总要》、《何博士备论》、《守城录》、《历代兵制》、《百战奇法》为代表的大批兵书，把中国古代兵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宋辽金夏时期的军事制度（一）北宋兵制1。高度集权的军事领导体制自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开始，在中原地区，兵连祸结的状况持续了200余年，骄兵悍将们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叛乱、割据和混战的悲剧。

靠兵变登上帝位的宋太祖，深知要避免赵宋政权重蹈前5　个短命王朝的覆辙，必须改革兵制，加重集权，根除中唐以来"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恶习。否则，赵宋天下便断无长治久安的可能。

为此，宋初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基本精神是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反映在军事统御体制上，首先是建立枢密院--三衙体制，其次是实行以文制武。

（1）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宋太祖夺取政权后，立即执行了"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的政策，以"杯酒释兵权"解除功臣宿将的兵权。同时，解除节度使的行政权和兵权，将中央和地方的兵权收归到他本人手中。为了从体制上限制将领的权限，使兵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宋王朝确立了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

枢密院是宋代主管军机事务的最高机关，与中书省"对持文武二柄"，并称东西二府。其长官有枢密使和副使，有时还增设签书枢密院事和同签书枢密院事，或以知枢密院事代替枢密使和副使。至于其职责，据《宋史·职官志》记载，是掌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及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的招募、阅试、迁补、屯戍、赏罚等事宜。此外，尚书省还设有兵部，名义上掌管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舆马、器械等，但实际上它的职权却被枢密院侵夺而形同虚设，名存实亡，不过"独省文书"而已。

三衙的全称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五代初即已出现侍卫亲军，后晋时将其扩充为中央军，至后周又分为殿前司军和侍卫司军两支。宋太祖即位之初，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解除石守信等主要禁兵将领的兵权，同时取消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两个高级军职，并将侍卫司分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同殿前司一起合称三衙。三衙的职能是"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①。可见，宋初由两司分为三衙，削弱了中央军统兵官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将三衙的统兵权由中央扩大到全国。禁兵原意是指皇帝亲兵，随着三衙统兵范围的扩大，事实上已变成北宋的正规军。

由于禁兵除驻守京师外，还分戍各地，打乱了原有的统兵体制。为此，宋另外委派"率臣"，统御各地分属三衙的禁兵，负责镇戍、征战等事宜。所谓率臣，有安抚使、经略使、经略安抚使、都部署、副都部署、部署、副部署、都钤辖、钤辖、副钤辖、都监、副都监、监押等名目，后来避英宗赵曙（1032～1067年）名讳，将部署改名为总管。"边

①　《宋史·职官志》。

境有事，命将讨捕，则旋立总管、钤辖、都监之名，使各将其所部以出，事已则复初。"①可见，这些统兵官都是临时委任，并无定制，品级高低不一，管辖地区有大有小，所辖兵力也有多有少。

这样，禁兵如驻扎在开封府，则由三衙直接管辖；如屯驻外地，则既受率臣指挥，也受三衙节制，实际上是双重领导。至于大小率臣之间，尽管有上下级关系，但这种隶属关系并不严格。品级最高的率臣，又听命于中央枢密院、宰执大臣和皇帝本人，三衙则无权指挥。宋廷在禁军中建立的这种纵横交错的指挥系统和统辖体制，其目的无非是把权力集中到中央特别是皇帝本人手中。

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的建立，巧妙地把兵权一分为三。"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②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遇有战事，由皇帝任命率臣领兵出征，从而实现了"发兵之权"与"握兵之重"的分离。这种体制对于消除中唐以来绵延200多年藩镇割据的局面，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由于过分地集权中央，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弊端。统制过严，机构重叠，造成了主兵机构与非主兵机构之间、主兵机构与将帅之间、将帅与将帅之间、主将与偏裨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权限不明，政出多门，各自为政，不能相互协调，缺乏统筹安排，结果必然是互相牵制，动辄掣肘，弊病丛生。正如贾昌朝（公元998～1065年）所言："今陕西四路总管而下钤辖、都监、巡检之属，悉参军政，谋之未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①（2）以文制武唐末五代兵变频繁，使宋代皇帝和士大夫们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武将位尊权重，必然会尾大不掉，骄横难制，形成方镇割据之患。因此对将领无端猜疑和百般防范，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通过以文臣主兵，用宦官督察，以阵图箝制等手段来削弱和限制将领的指挥权。似乎只有这样做，才可保国家承平，长治久安。

宋枢密院长官一般都由文臣担任，正是贯彻了"以文制武"精神。

有宋一代，尽管也有个别武将出任枢密院长官的事例，但都因受到猜疑而旋被罢黜，如仁宗时名将狄青"出兵伍为执政"，遭到文臣的极力反对，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南宋初任命韩世忠（1089～1151年）、张俊（1086～1154年）和岳飞三大将任枢密使和副使，更是高宗和秦桧为了剥夺他们的兵权以投降金人的阴谋手段。在晚唐五代，武夫横行，文官只能低眉拱手，听凭他们摆布。到了宋代，这种情况便完全颠倒了过来。以文制武不仅在中央存在，在地方亦然。北宋初，如部署、钤辖之类的军职，都是专用武将。至太宗时开始参用文臣，实行以文制武。真宗以后，以文臣任统兵官，督率武将，便逐渐成为惯例。安抚使、经略安抚使之类，往往都由文臣担任。"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

①　《容斋五笔》卷三。

②　《梁溪全集》卷四三。

①　《宋史·贾昌朝传》。

节制，出入成守，唯听指挥。"②诚然，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儒将主兵而立下赫赫战功者不乏其人。问题的关键是在重文轻武风气影响下，文人大多未经战阵，缺乏统兵作战的实际能力，让他们领兵作战，其后果不待言而自明。

沿用宦官监军的陋习，在宋代始于太宗，后继者又踵其弊端。由于宦官在夺取帝位时帮了大忙，太宗便倚之为心腹亲信，让他们参预军政，给予监督钳制将帅乃至指挥军队的全权。宦官们生长深宫，不谙兵事，有的宦官甚至倚仗权势，为非作歹。如王小波、李顺起义时，宦官王继恩（？～公元999年）率兵前去镇压，他置紧急军情于不顾，专以宴饮为务，纵恿手下剽掠民众，对颇有才干而又不肯党附自己的先锋官马知节（公元955～1019年）百般陷害，以达到排斥异己之目的。北宋末年的宦官童贯（1054～1126年），时称"六贼"之一，屡掌枢密院，握兵20年，权倾朝野。在伐辽战争中，惨遭不应有的失败，为掩饰败绩，童贯竟暗中约金出兵，结果引虎驱狼，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可见，由宦官监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根据战场上敌我双方不断变化的情况，因地因时便宜行事，乃是作战指挥的起码要求。而宋代则不然，实行"将从中御"。幽居深宫、远离前线的皇帝和二三大臣，依据主观臆测，制定作战阵图，错误地钳制和剥夺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权。"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①，扼杀了将领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感，迫使将领循规蹈矩，死守阵图。在当时通讯联络条件极为落后的情况下，依靠预先制定好的阵图，遥控作战，不许更改，无疑是一件极为荒唐可笑的做法，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战场要求，将领们"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这种错误的做法，在当时即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但却未能使宋代皇帝迷途知返，改弦易辙。

运筹于深宫之中，结果必然是致败于千里之外。正如宋人朱台符（公元965～1006年）所言："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致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此也。"①2。编制体制（l）以禁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体制北宋军队由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组成，以禁兵为主体构成一种中央军和地方军、正规军和非正规军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禁兵原是皇帝的亲兵，以北宋时成为中央军兼正规军。它的职责，除侍卫皇帝守卫京城外，还肩负着对外征伐、对内镇压的双重任务。因此，它是北宋武装力量建设的重心，历代皇帝对它都十分重视。首先是招募和拣选严格，并制定了招募、拣选和迁补的具体办法与标准。宋太祖将各地部队中精壮骁勇的士兵，一律挑选到中央当禁兵。其次是严明军纪，加强管理。唐末五代士兵骄横难制的重要原因就是军纪松弛。宋②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三八。

①　《武夷新集》卷一○。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

太祖即位以后，亲自制定"阶级之法"，革除晚唐以来士卒骄横的恶习。所谓阶级之法，就是确立从士卒到将领的绝对隶属关系，凡以下犯上即所谓犯阶级者，分别处死或流放。此法的实行，矫治了中唐以后藩镇威侮朝廷、士卒侵逼主帅的积弊。再次是加强训练。为此实行更戍法，禁兵"自龙卫而下，皆悉戍诸路，有事即以征讨"，"戍守边地，率一、二年而更"②。实行更番迭戍、移屯换防的目的，一是使将不得专其兵，铲除将领称霸割据的土壤；二是使士兵"均劳逸，知艰难，识战斗，习山川"①，达到训练军队的目的。更戍法在北宋持续了100余年，在实行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些弊端，造成"将无常兵、兵无常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等后果。至宋神宗时"才慨然改制"，废除了更戍法。由于对禁兵的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所以在宋初，禁兵保持了较高的战斗力，并能在南征北伐中，所向克捷，较顺利地完成战斗任务。

宋王朝除国家正规军中央禁兵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它们主要包括厢兵、乡兵和蕃兵3　种，此外还有属于乡兵系统而又与乡兵略有不同的土兵和弓手，是具有警察性质的州县地方治安武装。

厢兵是国家正规军中的地方军，原是各州的镇兵。宋初将各地藩镇兵中壮勇者抽调编入禁军后，剩下老弱者留在本地，充当厢兵。"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壮城、牢城，备诸役使，谓之厢军。"②宋设置厢兵的目的，"大抵以供百役"，所以厢兵既是地方军，又是杂役军。厢兵服役的范围很广，如筑城修路，制造武器，建造战船，疏浚河道以及官员的侍卫、迎送、运输等。一般情况下，厢兵不进行训练，也很少参加战斗。

乡兵是保卫乡土的非正规地方军。与禁军和厢兵不同，乡兵是依据户籍从农民中抽丁组成的，一般不脱离生产，就地训练，以守卫乡土。

蕃兵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非正规边防地方军，是宋仁宗中期应西夏战争之需而设立的，由河东、陕西与西夏接壤地区大大小小的羌人部落的"熟户"组成。所谓熟户，是指靠近宋边并接受宋统治的羌人。一般由其本部首领统率，同乡兵一样，属于地方性质的军队。

（2）北宋军队的编制北宋禁兵的编制，除侍卫皇帝的亲兵以班和直为单位编制外，一般都分为厢、军、指挥（营）、都4　级。"大凡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或隶殿前，或隶两侍卫司。"①厢作为军队的一级编制，起于唐代。"左右厢起于唐，本用李靖兵法，诸军各分左、右厢统之。"②左、右厢原为左、右翼之意，中唐以后成为固定的军事编制单位。北宋沿袭旧制，禁军中的捧日、天武、龙卫和神卫上四军、殿前司马兵骁骑军、步兵虎翼军、侍卫马军司的骁捷军、骁武军等部分军队，均有厢的编制，分左、右厢。至于其它大多数番号的禁兵，则无厢一级编制。厢的统兵官是都指挥使，按照500人1　指挥、②　《文献通考》卷一五二。

①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五二。

②　《乐全集》卷二四。

①　《武经总要》卷一。

②　《玉海》卷一三九。

5　指挥1　军、10　军1　厢的正规编制，每厢应有2.5　万人。但实际上却不足此数。由于厢一级编制的兵力较多，各厢都指挥使的权力较大，故从北宋前期开始，便逐步缩小或废除厢的编制，厢都指挥使也随之成为武将的虚衔而有名无实了。

厢下设军的编制在五代时已较普遍。宋袭旧制，在军队中设立军一级编制，其统兵官为军都指挥使和都虞侯。按规定1　军有5　指挥，共2500人，但实际上却往往多于此数，如真宗时虎翼军都是左右各5　军，而每军有10　指挥，比标准编额多出1　倍。

指挥这一级编制，五代时已经出现。北宋时指挥成了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军事编制单位，其统兵官是指挥使和副指挥使。各种番号的禁军兵力，一般都是以指挥计算。按规定，每指挥为500人，但实际上往往少于规定的编额。

北宋在指挥之下设都，也是沿用五代旧制。每都100人，其统兵官马军是军使和副兵马使，步兵是都头和副都头，在副兵马使和副都头之下，还有军头、十将、将虞侯、承局和押官等官吏。

厢兵的编制，除了无厢这一级外，大致与禁兵相同。至于乡兵的编制，或是参照各时期正规军的编制，或是参照保甲法的编制，五花八门，没有定制。各路蕃兵的编制也不统一，或以部族为单位，或另分甲和队。3。军队的兵种构成宋代的军队，尽管有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等各种名目，但从军兵种上划分，只有步兵、骑兵和水军。

宋代军队以步兵为主，相比较而言，骑兵则显得相当落后。宋由于丧失西北产马之地，军马主要来源于同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但因受财力和其他因素制约，数量毕竟有限。为解决马匹缺乏问题，宋也曾设置监牧养马，结果不仅成本高、耗费大，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和官兵，加上管理不善，马匹成活率极低，马种低劣，多不能充任战骑。战马匮乏依然如故。宋号有成建制的骑兵，但实际上徒有虚名。如仁宗时的名臣宋祁曾说："今天下马军，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①，如此骑兵，实际上已与步兵无异。

马匹的缺乏只是宋骑兵落后的客观因素，主观上不重视骑兵建设，也阻碍了宋骑兵的发展。先后与宋对抗的辽、夏、金、元等军队，出自游牧民族，不仅精于骑射，且马匹充足，往往1人2　马，甚至正军1　名配备战马3　匹，从而保证了高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面对如此劲敌，宋朝总的对策是以步制骑。如一代名臣范仲淹，竟也认为"自古骑兵未必有利"，宋祁更进一步主张"损马益步"。这种目光短浅的认识，成为骑兵建设的阻力，妨碍了骑兵的发展和壮大。

骑兵适宜于平原旷野的远程机动作战，是军队中的主要突击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一支强大的骑兵，就不可能成为封建军事强国。

换言之，骑兵的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武运的兴盛与衰弱。宋军事上的积弱不振，同没有一支精干骑兵有着密切关系。宋骑兵落后，决定了其兵种构成只能是以步兵为主，而步兵行动迟缓，加上消极防御战略和军事

①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二。

指挥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战法单调而呆板，很难进行远程奔袭、机动作战，以争取战争的主动权。特别是在北宋时期，面对辽夏骑兵集团的四面冲击，宋一贯采用四面防御的方阵，所谓"阵而后战，兵法之常"，成为北宋将领们奉行的准则，这种不顾敌情、地形等条件不同而一成不变的战法，使本就呆板的战术更趋保守。因此，在忽聚忽散、往来驰骋、机动灵活的对手面前，宋军被动挨打、屡战屡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北宋时期，因主要战略方向在北边，水军的作用不大，所以对它的建设不太重视，水军的数量也不多。禁军中的水军有神卫水军和殿前司、步兵司两支虎翼水军，另加登州的澄海弩手。至于厢兵中的水军，兵力反而比禁兵中的水军多，主要配置在河东、陕西、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其中大部分驻扎在南方沿江、沿海一带，具有维持各地治安的性质。真正用于边防的，主要是京东登州的水军。登州在山东半岛的东端，与辽的辽东半岛隔海相望，为防备辽从海上进攻，宋在此驻扎了澄海水军弩手2　指挥和平海水军2　指挥，这算是北宋最大的一支水师。

4。募兵制占主导地位的兵役制度宋代军队无论是禁兵还是厢兵，都是采用招募的办法。"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①除了配隶的罪犯外，其他都是召募而来。

宋代募兵的对象是流民和饥民。逢灾荒之年招募流民、饥民为兵，这是宋代的一项传统国策。宋太祖认为："可以利百姓者，唯养兵也。

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②饥年招兵的目的是防患于未然，将反抗的因素转化为镇压的因素。在募兵制下，不少破产的农民和逃荒的饥民，确是将当兵作为谋生之途而自愿投募的。但在军情紧急、兵源枯竭的情况下，抓伕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如宋徽宗末期，开封府"诸军捉人刺涅，以补阙额，率数人驱一壮夫，且曳且殴，百姓叫呼，或啮指求免"③。南宋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兵员损耗严重，为弥补空缺，"强刺平民为军"的风气更为盛行。由此可见，宋代的募兵制固然同前期的征兵制有重大区别，但这种区别又不太严格，在不少场合下，依然强行征兵。因此严格地说来，宋并非实行的是一种纯粹的募兵制，而是以募兵为主，募兵与征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

宋代募兵的一大特点就是刺字，故招募士兵往往称为"招刺"。这一制度称为黥兵制。在士兵脸部或手部等处刺字，始于唐末，盛行于五代，其目的是防止士兵逃亡。宋承此陋习，每逢招兵，先进行体格检查，然后刺字，刺字的部位有脸、手臂、手背等处。当兵刺字，无疑是一种耻辱的标记，反映了士兵的地位极端低贱。因为只有某些罪犯和奴婢，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到南宋时，军士一般分效用、军兵两级，而效用往往不刺字，元灭南宋后，才取消了落后的黥兵制。

宋代募兵，有一定的标准。首先是身高，"太祖拣军中强勇者，号

①　《宋史·兵志》。

②　《嵩山文集》卷一。

③　《宋史·兵志》。

兵样，分送诸道，令如样招募。后更为木梃，差以尺寸高下，谓之等长杖。委长吏、都监度人材取之"①。除身高外，还有其他标准，"太祖招军格不全取长人，要琵琶腿，车轴身，取多力"②。"方募时，先度人材，次阅驰跃，次试瞻视"③，即在度量身高后，还要考核应募者的跳跑能力和视力。

募兵制成为宋代主要的兵役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唐中叶以前的府兵制即征兵制，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兵役制，靠征发、点检的办法来征集兵源。它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均田制。随着均田制的破坏，过去的那种征兵制已不能继续推行下去，募兵制随之取而代之，成为一种占居主导地位的兵役制度。从理论上讲，募兵制较之征兵制进步，它使军队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有利于军队的训练、调遣和军人素质及战斗力的提高。同时，它使军事劳役赋税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免除了农民的兵役负担，也部分地分担了农民的劳役负担。正如韩琦（1008～1075年）所说："养兵（指募兵）虽非古，然积习已久，势不可废。非但不可废，然自有利民处不少。古者（指征兵制）发百姓戍边无虚岁，父子、兄弟、夫妇常有生死离别之忧。论者但云（募兵）不如汉、唐调兵于民，独不见杜甫诗中《石壕吏》一首，读之殆可悲泣，调兵之害乃至此。今收拾一切强悍无赖游手之徒，养之以为官兵，绝其出没闾巷啸聚作过扰民之害，良民虽税赋颇重，亦已久而安之乐输，无甚苦也，而得终身保其骨肉相聚之乐，此岂非其所愿哉！"①募兵制在宋代实行之初，确实收到了良好成效。如太祖时由于拣选严格、军纪严明、训练有素，兵虽少而精，保持了较强的战斗力。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到后来却是弊端丛生，倍受世人诟病。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战斗力低下。宋代在养兵以自固的方针指导下，遇荒年便募民为兵，灾荒不断，募兵不止。由于招刺太滥，拣选不实，训练缺乏，致使庸兵惰卒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宋军的战斗力，兵虽多而无用。二是造成宋朝的财政危机。宋建国之初有兵22　万，太宗时增至66　万余，真宗时增至91　万多人，至仁宗庆历年间更高达126　万人。在80年间增加了近6　倍。维持一支庞大而冗滥的常备军，耗费了大部分国家财政收入。"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②无怪乎宋神宗（1048～1085年）即位后发出了"穷吾国者兵也"的浩叹。赡养数目庞大的常备军，造成了宋财政上的严重危机。为解决危机，统治者又千方百计地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宋代横征暴敛之重，苛捐杂税之多，是前所未有的。

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三是破坏了农业生产。宋代荒年招募饥民为兵，迫使大批强壮劳动力脱离生产第一线，"一经凶荒，则所留南亩者，惟老弱也"③。可见，这种制度的推行，不仅破

①　《宋史·兵志》。

②　《画墁录》。

③　《嘉泰会稽录》卷四。

①　《寓简》卷五。

②　《蔡忠惠公集》卷一八。

③　《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五九。

坏了下层人民正常的生活秩序，也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

总之，在募兵制度下，宋虽豢养了百万大军，但结果不仅没有带来国力的强盛，反而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直接导致了宋王朝的积贫积弱。

5。神宗时的改革及其对兵制造成的影响宋神宗即位以后，任用王安石（1021～1086年）为相，推行旨在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局面的全面变法运动。其强兵措施有：裁汰冗兵，整编禁军，缩减军队；设立军器监，改进武器制作；推行将兵法和结队法，加强军事训练；实行保甲法，恢复寓兵于农的征兵制，废除弊端丛生的募兵制；推行保甲马，改变军马供应缺乏的状况。

（1）省兵法针对军队中存在的冗兵多、老弱兵多、空额多等问题，于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规定，将原满61　岁始退为民的服役期提前10年，裁汰老弱士兵。同时对禁军进行编并，按照马军300人、步兵400人为1　营的编制，编并禁军。经过裁并、全国共裁减了247　营，禁军的人数由熙宁元年（1068年）的66.3　万裁减为56.8　万人，厢军由44.9　万减为22.7万人，军队总额不到80　万人。

（2）将兵法为了改变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弊端，推行将兵法。早在仁宗时，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即在陕西改革编制、将鄜延路禁兵1.8　万人分隶6　将，选路分都监及驻泊都监等6人，各督练1　将兵马。神宗时，蔡挺（1014～1079年）任渭州知州兼泾原路安抚使，他对本地区的兵制进行改革，以"五伍为队，五队为阵"，阵上设将，"每将皆马步军各十阵"①。蔡挺的改革，打乱了禁军原有的编制，以25人为队，125人为阵，2500人为将。后来，宋神宗将此法稍作变更，推广各地，这就是将兵法。将兵法推行后，总计当时各地所设的将，有140　多个。这时的将，已非一种官职而变成军队的一级编制。各将的兵力，从3000人至1　万人不等，每将设正将和副将各1人作为统兵官。正将、副将之下，"又各以所将兵多寡，置部将、队将、押队使臣各有差，又置训练官，次诸将佐"②。他们的职责是管理、训练和指挥所部军队。

（3）保甲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宋廷颁布《畿县保甲条例》，规定每10　家为1　保，50　家为1　大保，10　大保为l　都保。主客户2　丁以上选1人为保丁，备置弓箭，进行训练。王安石认为，经过训练的保甲，"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事渐可以复古，此宗庙长久计，非小事也"③。为达此目的，对保甲采取了"上番"和"教阅"两项措施。

熙宁五年（1072年），宋廷先后发布两道命令，规定主户保丁轮流

①　《东都事略·蔡挺传》。

②　《宋史·兵志》。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

在各地巡检司上番。保甲上番的任务是在巡检管辖下，"教习武艺"，"出入巡警"。经推行全国之后，上番的保甲人数达到718　万多人。由于上番时间短暂，加上各地保甲上番的数量和规模不等，实施程度不一，事实上不可能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因此，保甲在各地上番，实际上仅限于维持地方治安，不可能当作正规军使用。至于保甲的教阅，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府在农闲之时，规定"保丁肆习武事"。熙宁八年（1075年），又命河北、河东、陕西5　路实行农闲操练，每年十月至次年正月，每期一月。元丰时，宋廷又对陕西、河东、河北5　路保甲实行"团教"和"集教"。集教是将大保长集中教阅，大保长学成武艺，转充教头，再对保丁实行集中教阅叫团教。据统计，开封与5　路参加这类教阅的保丁达69　万多人。

宋神宗实行保甲法的目的，是逐渐取消募兵制，恢复古代寓兵于农的征兵制。但实施的结果，不仅没能替代招募而来的正规军，反而给保丁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既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也使保丁们深受保正、保长及有关部门官吏的欺凌和勒索。有些保丁为免于教阅，甚至自残肢体，至于逃亡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由此可见，保甲之事，"徒足以困百姓，而实无益于军实"①。到神宗末年，"诸路盗贼蜂起，皆保甲为之。本欲御寇，乃自为寇"②。事与愿违，这是统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4）保马法如前所述，宋朝的军马供应，除贸易得来外，主要依靠政府牧监饲养，根本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首先在开封府试行"保户养马法"。继而推行到河东等5　路。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颁布保马法。主要内容是：凡5　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每户1　匹，富户可养2　匹，由政府配以监马或给钱自行购买。养马诸户三等以上10　户为1　保，四、五等户10　户为1　社。保户独自养马，马死独自赔偿；社户养马死亡，则由同社各户共同均摊。保马法实施之后，增加了军马供应。如元丰七年（1084年），河东、鄜延、环庆3　路的马匹，一次即增加到6000　匹。

（5）军器监宋朝的兵器制造原归三司胄案管理。三司是主管财政的机构，事务繁杂，无暇顾及胄案，加上胄案主管人员不重视也不懂得这项工作，"仅能谨簿帐而已"，武器制造的质量如何根本无人过问，因而兵器大多粗制滥造，质量低劣，不堪战用。为改变这种状况，熙宁六年（1073年）

六月，宋廷设置军器监，专门负责管理兵器制造，并废罢了原先的三司胄案。自此，兵器制造得以大大改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军器监设置10多年后，各种兵器"皆极完具，且数量之多，足够数十年征战之用"。

宋神宗时期旨在强兵的上述改革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强兵的预期目的并未全部达到。如将兵法虽广泛推行，但由于所用将官大多是庸常之才，对军事训练并非认真付诸实行，《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三、四年间，宋廷曾派人到各路检查军事训练落实情况，结果

①　《文献通考》卷一五三。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

"河北等十二将军马，多不应格"，有的将官"全不晓军中教阅次第"。江南东路，淮南西路的将兵更是"武艺生疏"，甚至"逐队呼应不相照应"。因此，宋朝依然没有摆脱"积弱"状态。辽于熙宁六年（1073年）向宋提出重新调整部分边界，经过两年的交涉，最后宋神宗还是由于害怕辽朝进犯难以应付而屈从了辽的无理要求。在元丰四、五年间同西夏的战争中，尽管此时西夏军力已经衰弱，宋军还是在灵州和永乐惨遭失败，致使宋神宗企图制服西夏以解除西北边患的计划化为泡影。

宋神宗苦心孤诣，为摆脱"积弱"危局而惨淡经营的改革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造成了宋兵制上的变化。其一是导致指挥体制的变化。在推行将兵法之前，各地驻军本着以文制武的精神，由当地行政长官兼任总管、钤辖等指挥。将兵法实行之后，将和副将有了对所部军队进行统驭、训练和指挥的权力，将得专其兵，初步改变了以文制武的旧制，武将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这是宋兵制上的一大变革。其二是改变了军队的编制。将兵法实行之后，军队实行将、部、队的编制。而在用兵之际，又把军队临时组编成军，形成军、将、部、队4　级编制。禁兵由原来的厢、军、营、都4　级编制演变为新的4　级编制，为南宋屯驻下军创设新的编制体制准备了条件。其三是出现了系将禁兵与不系将禁兵的区别。将兵法推行之后，全国各地除了140　多将禁兵外，在京城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军队未编入将的编制，并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兵力。"自熙宁后置将官，而禁军又有系将、不系将之别，则禁军亦分为二矣。"①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系将禁兵的地位逐渐降低，其统兵官的地位也随之下降，不少钤辖，都监之类的统兵官成为闲职。"诸州系将军，用虎符调发者，枢密院之兵也；不隶于将军者，州郡之兵也。"②不系将禁兵在南宋时沦为与厢兵差不多的"州郡之兵"，追根溯源，其实肇始于将兵法的推行。由此可见，自宋太祖开始创立的北宋兵制，在沿袭100余年之后，至此已逐渐演变，从而为南宋兵制的定型奠定了基础。

（二）南宋兵制在北宋灭亡之际建立起来的南宋政权，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动荡之中。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南宋兵制也在不断的发展演变。南宋禁兵、厢兵、乡兵、士兵、弓手等各种军队的名目依然存在，兵役制度仍以募兵制为主。在南宋初年兵制上最大的变化是屯驻大军成为国家正规军，而北宋时的正规军禁兵却降格为同厢兵差不多的地方军。

1。南宋前期的兵制（1）屯驻大军成为中央正规军屯驻大军取代禁兵而成为正规军，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南宋初设御营军，已部分取代了原来的禁兵。后来御营军改为神武诸军，大致成为川陕以外东南地区的正规军。绍兴五年（1135年），宋将包括川陕吴玠部在内的5　支大军，统一改名为行营护军，成为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屯

①　《嘉泰会稽志》卷四。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四。

驻大军。韩世忠、张俊、岳飞3　大将兵权被剥夺后，先后撤销各行营护军番号，改名为御前诸军。自川陕到长江沿岸，先后设立了10　个都统司，加上三衙3　支部队，都成为南宋的屯驻大军。

御营司军、东京留守司军和陕西军靖康元年（1126年）冬，全军攻打开封府城，康王赵构在相州任兵马大元帅，有兵万人，组成前、后、左、中、右5　军，各军设统制，这是南宋重新组编的开端。赵构即位后才几天，即将北宋的枢密院和三衙闲置一边，另设御营司，由宰相和执政分任御营使和副使，掌管御营军。当时南宋小朝廷下有来自各地和各方面的军队，"皆在行朝，不相统一，于是始置御营司，以总齐军中之政"，"其后遂专兵柄，枢密院几无所预"①，高宗任命武将王渊（1077～1129年）为御营使都统制，刘光世（1089～1142年）为提举一行事务，在宰执领导下统管御营军。御营军最早分成5　军，其中韩世忠任左军统制，张俊任前军统制，苗傅（？～1129年）也任一个军的统制。为加强对各军的管辖，规定"诸军并以万人为一军，每军十将，共置统制五员，逐军各置虎符，于御前收管，非降虎符，毋得擅出营"①。高宗虽置御营司，实际上对御营各军的领导没有得到加强，御营各军的番号和兵力也变化不定。后由于苗傅和刘正彦（？～1129年）发动兵变，御营军一分为三，刘光世任御营副使，他的队伍单独成军，番号是御营副使军。接着，辛企宗出任御营使司都统制，韩世忠、张俊都不服，于是将他们率领的军队改为御前左军和右军，均任都统制，事实上也与御营司脱离了关系。因此，御营司权限大为削弱，直属部队不多，宋廷又别置御营使司5　军，以便于辛企宗统辖。

高宗登基以后，宗泽（1060～1128年）出任东京留守，着手整顿开封城防，他联络大河以北的人民抗金武装，如王彦（1090～1139年）领导的八字军、庆源府五马山寨马扩（？～1152年）等领导的抗金义军，还注意收编溃兵游勇和农民起义军，组成了号称百万的留守司军，使留守司军成为建炎初年的主要抗金力量。宗泽去世后，接替他任东京留守的杜充（？～约1140年），一反宗泽所为，不仅断绝对北方抗金义军的联系和支援，也使原来收编的不少队伍同东京留守司脱离关系，因此使东京留守司军遭到极大削弱。后来杜充放弃开封，率军撤至江南，任江、淮宣抚使，镇守建康府，统率的军队有10　万多人。兀术（？～1148年）率金军突破长江江防时，杜充战败投敌，这支原由宗泽组建的军队，大部溃散。但是曾先后隶属宗泽和杜充的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在大军溃散之余，率部移屯宜兴，独自成军，在收复建康后，兵力增加到1万多人，成为当时有数的几支大军之一。

陕西是北宋后期精士健马的集中地。北宋末年，因救援开封的陕西军损兵折将，陕西部队遭到很大损失，但留驻陕西的军队仍有相当兵力。张浚（1097～1164年）任宣抚处置使时，组织步骑兵18　万人在富平同金军会战，结果宋军大败，陕西各路相继大部沦陷。永兴军路经略使吴玠（1092～1139年）在陕西各军溃散和叛降之时，率本部人马死守和尚原，在以后的抗金战争中，又逐步发展和壮大起来。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四。

建炎年间，除上述御营司军、东京留守司军和陕西军3　大支军队外，还有很多支小部队，其中有的是临时拼凑而成，有的是抗金义军，有的是溃将散兵，宋廷出于权宜之计，设立镇抚使，共任命了二、三十名镇抚使。但后来这些镇抚使或降金、或战败，最终被撤销。

神武等军的变迁建炎四年（1130年），南宋取消事实上已无多大权威的御营司，"诏御前五军改为神武军，御营五军改为神武副军，其将佐并属枢密院"①，而刘光世军则改为御前巡卫军，从而重新恢复了枢密院管军的旧制。同时设立御前忠锐军，加上川陕地区的部队，成为绍兴初年的南宋正规军。

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3　个地位最高的大帅，分别统率3　支兵力最多的部队，他们3　军的番号分别是御前巡卫军、神武左军和神武右军。

神武前军和神武后军分别由王■和陈思恭统领。后来王■因镇压杨么起义失败被撤职，他的1.5　万军队拨归韩世忠，神武前军的番号随之取消。神武后军在陈思恭死后，大部并入张俊军，番号也暂时取消。神武中军最早由辛永宗担任统制，有兵6000人。绍兴二年（1132年）杨沂中出任神武中军统制，兼提举宿卫亲兵，神武中军实际上成了高宗的宿卫兵。

神武中军曾设6　将的编制，不久将的编制升格为部的编制，后来部又升格为军，至绍兴五年（1135年）共有前、后、左、中、右、选锋、护圣7　军。

岳飞率领的部队番号屡经变化。绍兴元年（1131年）宋廷将岳飞军的番号定为神武右副军，当年岁末又改为神武副军。绍兴三年（1133年）九月，宋廷撤消原神武后军的建制，将岳飞军的番号改为神武后军。岳飞本人升任都统制，成为与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平列的方面军统帅。

此外，由李横担任统制的神武左副军，原来驻守襄阳府一带。因战败驻地失守，宋廷以其军1.5　万人拨属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神武左副军的番号也随之取消。

御前忠锐军创设于绍兴二年（1132年），初有7　将，名义上隶侍卫步军司，实际上由枢密院统辖。各将兵力约有2　万人。除上述各支军队外，绍兴初还有几十名统制官，他们的队伍一般约有几千人，不能独立成军，由于经常调动，也没有固定的番号、驻地和隶属关系。后来一部分拨隶各路安抚使司等帅司，一部分并入各支大军。于是，吴玠、岳飞、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便成为南宋的5　大帅，分别统领着5　支兵力最多的部队。

行营护军绍兴五年（1135年）十二月，高宗下诏："神武系北齐军号，久欲厘正，宜以行营护军为名"①。于是韩世忠的神武左军改名为前护军，岳飞的神武后军改名后护军，刘光世军定名为左护军，吴玠军定名为右护军，张俊的神武右军改为中护军。各支大军的编制一般分成若干军，军一级的统兵官有统制、统领等。各军又分成若干将，将一级的统兵官有正将、副将和准备将，总称将官，将之下，有的设有部的编制，再下便是队一级编制。由于5　大帅都担任宣抚使、招讨使等要职，于是任用亲信担任都统制或提举一行事务等职作为助手，代掌军务，指挥各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四。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

军。同时，在宣抚使司、招讨使司中，还设有由文士担任的参谋官、参议官、主管机宜文字、书写机宜文字、干办公事的幕僚。

韩世忠的前护军以淮东楚州（江苏淮安）为大本营，有兵力8　万人，下辖背嵬军、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选锋军、游奕军、水军等。刘光世的左护军先后以池州（安徽贵池）、庐州（合肥）为大本营，兵力5.2　万余人，下辖前军、中军、选锋军、摧锋军、翼武军、亲兵、左军、右军、后军、水军。绍兴七年（1137年）刘光世被解除兵权，王德（1088～1155年）和郦琮（1104～1153年）分别升任左护军都统制和副都统制。郦琼率4　万人叛变投降，左护军名存实亡。张俊的中护军以建康为大本营，兵力8　万人，分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游奕军、踏白军、银枪军、锐胜军、忠勇军、雄胜军、选锋军等。岳飞的后护军以鄂州为大本营，兵力10　万，下辖背嵬军、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游奕军、踏白军、选锋军、胜捷军、破敌军、水军等。吴玠的右护军以兴州（今陕西略阳）仙人关作大本营，兵力7　万人。绍兴九年（1139年）吴玠病逝，文臣胡世将（1085～1142年）主持川、陕宣抚使司，川陕大军分别由吴璘（1102～1167年）、杨政（1098～1157年）、郭浩（1087～1145年）3人统率。吴璘任右护军都统制，杨政任川陕宣抚司都统制，郭浩任枢密院都统制。

御前诸军绍兴十一年（1141年），高宗和秦桧为扫除投降障碍，罢韩世忠、张俊、岳飞3　大将兵权，同时压缩各大军编制，并将各支大军肢解开来。在长江沿岸和川陕交界地区，先后部署了10　支大军，每支大军都以某州府驻扎御前诸军作番号，其下各军也以某州府驻扎御前左军，御前右军等作番号，南宋正规军体制逐渐稳定下来。

绍兴和议后，四川吴璘、杨政和郭浩3　大将分屯兴州、兴元府和金州。孝宗时规定，兴州都统司6　万人，兴元都统司2.7　万人，金州都统司1。l　万人。后吴璘的孙子吴曦任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发动叛乱，失败被杀后，宋改兴州为沔州。四川宣抚使安丙以沔州都统司所统10　军权力太大，请求分置副都统制，各不相隶。于是设立沔州副都统制移司利州，后改称利州副都统制，名为副职，其实与沔州都统制事权相埒。

因此四川的屯驻大军由3　支增至4　支。

在长江中游，有3　支屯驻大军。绍兴十一年（1141年）后，仅设鄂州一支驻扎御前诸军，由田师中任都统制，掌管这支前岳家军。绍兴三十年（1160年）即宋金战争再次爆发前，宋廷任命刘锜（1089～1162年）担任荆南（江陵）知府，并兼"节制屯驻御前军马"，接着又升任"本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于是一支新的屯驻大兵至此正式产生。与此同时，又在江州设立了一支屯驻大军。孝宗时规定，鄂州都统司辖兵力4.9　万人，荆南都统司辖2　万人，江州都统司1　万人。

在长江下游，也设有3　支屯驻大军。绍兴十一年（1141年）后，长江下游设置了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前身是韩世忠的前护军。建康府驻扎的御前诸军，前身是张俊的中护军。另外，绍兴十年（1140年），宋廷重新起用刘光世任三京招抚处置使，临时拼凑了一些队伍。三京招抚处置使司撤消后，所辖兵力仍单独屯驻在池州、太平州一带。绍兴十二年（1142年），宋廷任命王进任池州、太平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正式作为一支屯驻大兵。后来又规定去掉"太平州"3　字，改称池州驻扎御前诸军。孝宗时规定长江下游3　支屯驻大军的编额人数建康都统司5　万人，池州都统司1.2　万人，镇江都统司4.7　万人。

这样，宋廷将绍兴十一年（1141年）前的4　支主要的屯驻大军，陆续改组为10　支屯驻大军。在各支屯驻大军中，"东南惟以润（镇江）、升（建康）、鄂三军为根本"，四川"惟兴州偏重"①。屯驻大军的统兵官都是都统制和副都统制，其下分军、将两级编制，军一级的统兵官有统制、同统制、副统制、统领、同统领、副统领等。将一级有正将、副将和准备将，下有训练官、部将、队将、押队、拥队、旗头、教头之类军官和军吏。自训练官以下，大致是承袭宋神宗时将兵法的遗制。

三衙　南宋初，随着御营使司的设立，三衙统兵制度事实上宣告废除，三衙的机构虽仍然保留，但三衙长官却降为3　支兵马的统兵官，不再统辖全国的正规军。绍兴五年（1135年），"时殿前有兵九百余人，马、步司各六百余人而已"②。当年十二月，杨沂中的神武中军改为殿前司军，殿前军才拥有一支较大的部队，但其地位和兵力，仍低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岳飞和吴玠5　大行营护军。岳飞等3　大将兵权被罢后，各御前诸军兵力都有削减，唯殿前司军有增无减。高宗扩大三衙目的仍然是为了使三衙军和各御前军内外相制。

杨沂中的神武中军改为殿前司军后，下辖7　军。绍兴十八年（1148年）增至7　万多人，下设12　军。孝宗时规定殿前司的编额为7.3　万人，共分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选锋军、策选锋军、护圣军、游奕军、神勇军、浙江水军等11　军。绍兴七年（1137年），王参的前护副军拨隶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刘锜，侍卫马军司始能成军。孝宗时规定侍卫马军司编额为3　万人。绍兴十二年（1142年）任命原张俊部将赵密任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孝宗时规定侍卫步军司的编额为2.1　万人。恢复后的三衙军，其实也是与各御前诸军平列的屯驻大兵，三衙长官也成为与各御前诸军平列的统兵官，不象北宋时那样分辖全国的正规军。三衙长官往往使用主管殿前司公事、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和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等名称。北宋时三衙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等高级军职在这时成了大将的虚衔。三衙军的编制，与各支御前诸军相同。侍卫马军司已非全统马军，侍卫步军司亦非全统步兵，这也是与北宋侍卫马、步司不同的地方。

（2）禁兵等非正规军南宋时，除了屯驻大军等正规军外，尚有禁兵和厢兵等非正规军。

南宋禁、厢兵大体上保留了北宋时南方禁、厢兵的番号建制。李椿说："三衙卫士、江上之兵、荆襄之兵、蜀边之兵，有用之兵也；诸州厢、禁军，诸路将兵，无用之兵也。"①各路的系将禁兵，不系将禁兵和厢兵、各县县尉司的弓手，巡检司的土兵，都成了无用的非正规军。

这些非正规军之所以成为无用之兵，并非是法律规定，而是由于各类官员竞相役使所致。南宋曾明令禁止私役禁、厢兵。但由于军政腐败，禁而不止，有关法令成为一纸空文，造成禁兵"但知谄辞媚色，以奉守

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七。

①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二四。

帅，勇夫壮士，专充工匠充役之用"②。李心传也说："今禁兵但供厮役，大抵如昔之厢军。"③绍兴末，杜莘老上奏说："今东南厢、禁、土军，员额无虑十数万人，皆为监司、守臣、兵将官冗占"①，一语道破了禁军等非正规军成为无用之兵的根源。

南宋各种非正规军大约有20　多万人，只能用来维持各地治安，或镇压小规模农民起义。在军情紧急时，也往往将禁兵中的壮卒，抽调到正规军中。因此，又形成了拣中禁兵和不拣中禁兵的差别。高宗时规定，诸路禁兵隶帅府，士兵、射士隶提刑司，即各路安抚司统辖禁兵，提典刑狱司统辖土兵和弓手，这是南宋3　种非正规军的统辖体制。

2。南宋中后期的兵制南宋中后期的兵制，同前期相比，发生了较为重大的变化。具体说来，一是以文制武体制得到恢复，一般由文臣担任的宣抚使、制置使等，逐渐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各屯驻大军都统制的指挥权；二是在各屯驻大军之外，又创设了各种名目的新军，并逐渐成为正规军的主力，而各屯驻大军的兵力逐渐削减，从而降居为正规军的一小部分；三是守内虚外的兵力布局被打破，大量兵力部署在沿边一带。

（1）以文制武体制的恢复以文制武是赵宋王朝的传统国策。然而，自神宗实行将兵法以后，武将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至南宋初年，由于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宋政权风雨飘摇，以文制武体制受到更大的冲击，基本上已荡然无存。

"自祖宗世，陕西、河东、北三路，皆以文臣为经略使，领大兵，武臣为总管，号将官，受节制。熙丰后，始置武帅，论者非之。自渡江以来，沿边之兵尽归诸大将，帅臣反出其下。"①虽然宋廷也设置都督府之类机构来节制各支大军，但实际上已不可能对武将们进行有效的控制。

为了防止武将们握兵自重，位高震主，宋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步骤，恢复以文制武体制。如在四川，高宗曾派遣王似、卢法原任川陕宣抚处置副使，以监督和节制都统制吴玠，并亲笔赐书要吴玠遵守"尊卑之分"。但高宗的告诫并非收到应有的效果，吴玠最终还是排挤了王似和卢法原而独掌兵柄。至于对韩世忠、岳飞等官高权重的大帅，宋廷不可能也没有派遣地位更高的文臣来节制他们。

岳飞等3　大将兵权被罢后，宋廷设置了淮东、淮西、湖广和四川4个总领，同时加强总领的监督职能，规定总领除管理各支大军的钱粮供应外，还"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诸军并听节制，盖使之与闻军事"②。但实际上总领并未实现对各屯驻大军的有力监督。自孝宗至宁宗前期，也委派过一些文臣任制置使、宣抚使等，然而各都统制依旧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宁宗开禧北伐时，文臣邓友龙任两淮宣抚使，薛叔似任京湖宣抚使，程松任四川宣抚使，但前线的军务，仍由都统制们主持。宋德之②　《周益国文忠公集·奏议》卷二。

③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一。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二。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

为此向宁宗谏言："今敌未动，而轻变祖宗旧制，命武臣帅边，以自遗患，晋叛将、唐藩镇之祸基于此矣。"③可见，此时的都统制仍拥有相当大的权力。

开禧二年（1206年），吴曦叛变降金，宋朝野震惊。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宋廷逐步加强制置使、安抚制置使、宣抚使、督视军马、都督军马之类官员的统兵权力。这些官员基本上由文臣担任，尽管他们的品位高低不一，但却逐步削弱和取代了各都统制的军权，成为大军区统兵官，直接指挥前线军务。宋宁宗末年的宋金战争中，贾涉曾任主管淮东制置使司公事兼节制京东、河北路军马，后升任制置副使。安丙任四川宣抚使，赵方任京西、湖北路制置使，他们都是以文臣身份充任一个大军区的统兵官。如赵方"起自儒生，帅边十年，以战为守，合官、民、兵为一体，通制（置）、总（领）司为一家"①，成为独揽一个大军区军政、民政和财政的方面大员。

宋理宗绍定末即宋蒙战争正式爆发前，宋已形成制置司和都统司两级指挥体制，三衙和十都统司的体制已发生变化。宋蒙战争开始后，各都统司的地位继续下降，其兵力愈益削弱，而制置使之类官员的地位更加提高。如吴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时，还兼重庆知府、四川总领、夔州路转运使，总揽四川的军、政、财权。在东南地区的沿江、沿海一带，制置使司之类的机构也同样主持了第一线和第二线的防务。淳佑七年（1247年），沿江5　都统司（江州除外）正式受京湖、沿江制置使司节制。李曾伯说："自开禧、嘉定以来，军政日坏，各路有制阃（制置使司），各州有节制，往往侵夺诸戎司（都统制司）权柄。"②可见在宋元战争前的制置使司和都统司两级指挥系统，至此已演变为各路制置使司和各州节制屯戍军马司两级指挥系统。度宗时明文规定："戎司及屯军大垒，则总之制司，或无制司，则并各郡总管、軡辖，并总于帅司（安抚使司）。"③十都统司的军事体制已名存实亡。

伴随着以文制武体制的恢复，各种弊端也随之产生。正如文天祥（1236～1283年）所说："既有宣阃，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抚副使。事权俱重，体统未明。"①机构重叠，十羊九牧，重蹈北宋覆辙，这是以文制武体制恢复的必然结果。

（2）各种新军的创立制置使司的存在侵夺了各都统司的职权，而各种新军的创置，又削减了各都统司所辖兵力。在屯驻大军之外另建新军，开始于高宗时期。

当时设立的新军有泉州左翼军、赣州右翼军、循州摧锋军等，这些新军名义隶属殿前司，但实际上独自成军，受当地文臣节制。宋孝宗时增设的新军逐渐增多。其中主要有楚州武锋军、潭州飞虎军、扬州强勇军、江陵府神劲军、成都府飞山军、成都府雄边军等几支。

孝宗初文臣张俊任命武将陈敏为神劲军统制，不久改为都督府武锋③　《宋史·宋德之传》。

①　《宋史·赵方传》。

②　《可斋杂移》卷二○。

③　《宋史·选举志》。

①　《文山先生全集》卷三。

军都统制。后将武锋军分为4　军，移屯楚州。乾道时宋廷又将镇江御前右军3000　多人并入武锋军，定编为1.1　万人。武锋军作为当时最大的一支新军，时而独立成军，时而隶属步军司，时而又由镇江统帅兼领。潭州飞虎军是淳熙时由辛弃疾创立的，有步兵2000人，骑兵500人。开始时隶属步军司，后改隶御前江陵军，但实际上受潭州知州、湖南安抚使统辖。直到理宗后期，飞虎军仍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劲旅，号称"虎儿军"。扬州强勇军是淮东安抚司直属的一支新军，驻扬州，开始时有兵1000人，后宋廷移用镇江府都统司的兵力编额，增编至5600人，成为淮东的一支劲旅。江陵府神劲军是直属湖北安抚司的一支新军，兵力1000人，至嘉定时成为京湖制置使司的一支重要部队。淳熙时范成大（1126～1193年）任四川制置使，教阅成都府禁兵1000人，改称成都府飞山军。其后任胡元质又选拔四川各地禁兵1000人，驻于成都，称雄边军。

此外，还有神武、忠勇、忠锐、忠武、忠毅、忠顺、义胜、义勇等等名目的新军，一般兵力很少，或者旋置旋废。因此，孝宗时虽设立了不少名目的新军，但并未侵夺各支屯驻大军的兵力编额，也未动摇各屯驻大兵作为正规军主力的地位。

宋宁宗开禧北伐时，屯驻大军大多腐朽颓靡，一败涂地，倒是各支新军"稍以立功自见"。开禧北伐的失败，说明屯驻大军已衰弱不堪，难负重任，故另组新军的风气也随之大为兴盛。李曾伯说："自开禧、嘉定以来，军政日坏，各路有制阃，各州有节制，往往侵夺诸戎司权柄，创招军分，理填阙额"，而"沿江诸戎司遂致倒坏"①。如鄂州都统司原编额为4.6　万余人，至淳祐十二年（1252年）竟减至5360　余人。而新组建的各军，却占用了鄂州都统司兵力编额的4　万多人。不只是鄂州都统司，其他如荆南、江州、镇江、建康、池州、都统司，兵力都有锐减。

宋理宗淳祐末，四川4　都统司的兵力合计不过1.7　万人，还不足四川总兵力的2／5。可见，新组建的各军已成为南宋正规军的主力，而原各支屯驻大军却变成了正规军中的一小部分。南宋后期各种新军的编制，大致与南宋前中期的御前军相同。军一级的统兵官有统制和统领，也有都统制和总辖。军下设将，有正将、副将、准备将等统兵官。

宋宁宗嘉定以后，特别是理宗、度宗两朝，在大量创设新军的同时，又陆续任命了不少新的都统制。其中某些兵力较多的新军设都统制，一些制置司、宣抚司等设帐前都统制，不少地区或州府，也另设都统制。

南宋前中期，都统制作为高级军职，只有少数人才能获此职务。而到南宋后期，都统制已不能算作大官，都统制地位的降低，是南宋后期滥设滥授和原先10　都统司军事体制崩坏的必然结果。在南宋前中期，总管、钤辖、都监之类的官员，大都成为闲职。但到南宋后期，他们中的一部分又重新成为握有实权的统兵官，不过地位不高，大致与统制、统领相当。这是南宋后期兵制的又一变化。

（3）守内虚外兵力布局的破坏。

蒙古军灭亡金朝后，又把矛头指向偏安东南的南宋。面对其不断进攻和强大的军事压力，南宋被迫调整兵力部署，原先三衙和10　都统司"守内虚外"的军力布局自然也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①　《可斋杂稿》卷二○。

知枢密院事李鸣复在描述临安府的守备时说："臣近见田庆余具到步司所管在寨军13600　余人，老病、借差约五千有零外，止管强壮8242人，三千人充采石捍御，五千人仅可管干寨栅及随番救扑。"①作为南宋都城守备部队的步军司的兵力已如此单薄，至于其他腹部地区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当时兵力的布署情况，总的说来，就是四川的重兵由蜀道后撤至川东山地，而东南的重兵则由沿江进驻淮汉一带。大量军队集结于沿边，表明南宋前中期那种"守内虚外"的兵力布局已被完全打破。

总而言之，以文制武体制的恢复，各种新军的建立及其逐渐成为正规军的主力，都统制的滥设滥授和守内虚外兵力布局被打破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南宋中后期的兵制同前期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这种变化的不断发展，南宋朝廷也走向穷途末路。

3。水军的突起从军兵种的构成而言，南宋不同于北宋的最突出特点就是水军的突起。如前所述，北宋时期，因主要战略方向在北边，因而对水军的建设不太重视，水军的数量也不多。但是到了南宋，由于偏安东南，长江和海路成为金元南下的重要通道。南宋在金和蒙古的威胁下，不仅需要在沿江布防以阻止敌军渡江，还需要在沿海设防以防御敌军进攻。江防和海防的极端重要，促进了南宋水军的发展，从而使南宋水军规模大大超过北宋。

（1）南宋前期的水军宋高宗即位之初，宰相李纲（1083～1140年）就建议在沿江各要地设立水军，教习水战。但由于投降派黄潜善、汪伯亭等人的阻挠，此项计划被搁置一边，水军建设废弛。因此3年之后，金帅兀术得以轻易突破长江防线，迫使南宋小朝廷一度流亡海上。杨么起义爆发后，以洞庭湖为根据地，依靠水军与宋官军抗衡。宋廷为镇压起义，被迫打造大量战船装备部队。岳飞在扑灭起义烽火之后，将缴获的1000　余艘战船和大批起义军水兵编入所部水军，因此"鄂渚水军之盛，遂为沿江之冠"①。刘光世军有李进彦所部水军5100　余人。张俊部未专设水军，但也拥有大小战船380　多艘。韩世忠部也有水军。

除几个大将的水军外，绍兴四年（1134年），宋廷下令"临安、平江、镇江府、秀、常州、江阴军、太平、池、江、洪州、兴国军、鄂、岳、潭州各置水军，以五百人为额，并以横江为名"②。但这项计划并未付诸实施。直到次年，张俊以现有湖南水军及原杨么起义军周信等部为基础，才拼凑成横江水军10　个指挥，大约有5000人。另外，张浚都督府也有一支不大的水军，屯于镇江。杨沂中神武中军的水军也在平江府许浦镇屯驻。

宋廷还设置了沿海制置使司，专门负责海防。其所属的水军，后来达到"士卒逾万"，"舟船数百"，由曾在庆源府五马山寨领导抗金的

①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九。

①　《金佗粹编》卷六。

②　《咸淳毗陵志》卷四。

沿海制置副使马扩负责阅习水军。另外，张浚谪官福州时，也"大治海舟至千艘，为直指山东之计"①。

（2）南宋中后期的水军自宋孝宗以后，为了防御金军的南侵，宋在沿淮、沿江和沿海陆续设置了20　余支水军，分布在各重要州军。其中主要有：鄂州都统司水军，这是在原岳飞部水军的基础上建立的，有兵数千人，是一支强大的水军。宋宁宗末，创立兴国军御前防江水步军，编额3000人。宋孝宗淳熙年间设立江州水军，有兵1000人，宋理宗时江州水军和防江军共有几千人。

宋孝宗时池州都统司有水军1000人，宋宁宗时增至3000人，宋理宗时池州有水军和防江军共计8000人。孝宗时创立太平州采石驻扎御前水军，有兵2500人，后改驻建康府靖安镇，宁宗时这支水军编额为5000人。孝宗时将太平州水军一部移驻靖安镇后，成为都统司靖安水军、嘉定八年（1215年）又创置唐湾水军2500人，嘉定十四年（1221年）将两支水军合并，并改为御前水军，有兵力5700　多人。理宗时创建建康府龙湾游击水军，编额2000　多人。孝宗时，镇江都统司御前水军编额5000人。孝宗时设江阴军水军，有兵4000人。理宗时设平江府福山、魏村、江湾忠节水军，有兵约1000人。平江府许浦水军原驻明州定海县，后移驻许浦，由殿前司水军改为御前水军，最多时员额达1.4　万人，是南宋最大的一支水军。淮阴水军有兵5000人。两淮水军有兵2000人。宁宗时创嘉兴府金山水军，有兵1000人。宁宗时创立嘉兴府澉浦水军，有兵1500人。理宗时设殿前司浙江水军，驻于临安，有兵2800人，度宗时增至1　万人。庆元府定海县沿海制置使司水军在高宗时已达1　万人，孝宗时定编为2000人，后来扩至4000人。理宗时又扩充至6500人。孝宗时设沿海水军，编额为1000人。泉州水军，编额2000人。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司水军，编额2000人。

由上述可知，南宋中后期，在沿江、沿淮、沿海各重要的府州军，大都设有规模不等的水军。至于水军的统辖体制，在各个时期也不尽相同。孝宗时一度以"知建康府史正志兼沿江水军制置使，自盐官至鄂州，沿江南北及沿海十五州水军悉隶之"①。在当时条件下，要对自长江中游鄂州至杭州湾的临安府盐官县的水军实行集中统一的指挥，是不可能的。加上水军调动频繁。因此，一般情况下，都由当地制置使司等机构负责指挥。各支水军的编制，同其他部队差不多，军下设将，将下设队。统兵官也同其他部队相同。

水军在南宋时期异军突起，成为一个不仅在数量上可与陆军（包括步兵和骑兵）并驾齐驱的一个重要军种，就其战绩而言，也比陆军出色得多，对维持南宋半壁河山，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建炎四年（1130年）的宋金镇江水战中，韩世忠率领8000　水军在镇江江面阻截金兀术10万大军，将金兵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被迫退入一条死水港黄天荡中。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完颜发动60　万大军，水陆并举，企图一举灭亡南宋。南宋水军将领李宝（？～约1165年）率战舰120　艘、水兵3000人从扬州北上，迎击金战舰600　艘、水兵7　万人的庞大舰队，结

①　《朱文公文集》卷九五。

①　《宋史·孝宗纪》。

果在山东灵山卫附近的唐岛将金水军全部歼灭。致使金海陆夹击临安的企图化作泡影。与此同时，在两淮主战场上，南宋陆军一败涂地。而在采石渡江时，金军却遭到宋水军的拦截，金终以失败告终。若无水军的胜利，南宋小朝廷便难以立足江南，偏安一隅。宋军长于水战的优势，一直保持到宋蒙对抗时期。南宋在蒙古军队的不断猛攻下之所以能苟延残喘一段不短的时日，也与水军的出色表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蒙古铁骑所至，无不望风披靡，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①。元朝建立后，吸取了以往攻宋的经验教训，改变战略方针，重视水军建设，编练了一支数目庞大的水军，在后来的宋元决战如阳逻堡水战、丁家洲水战、焦山水战和崖山海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南宋随着其水军优势的丧失，终于走向覆亡。

（三）辽金西夏兵制辽金西夏建立以后，军事制度渐趋成熟和完善。但受长期盘马弯弓的游牧狩猎生活的影响，各朝皆存在着大量亦牧亦兵的部落兵，编制多以十进位的领夫制为主，骑兵兵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泛实行自备鞍马粮草兵器的兵役制度等。从各朝军制的演变过程看，建立中央集权的，以中原军制为基本特征的封建社会军制是其必然的发展趋势。

1。统兵制度（1）辽朝统兵制度早在隋代，契丹已经出现了亦牧亦兵的军事部落联盟，"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逐寒暑，随水草畜牧。有征战，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则）合符契"①。契丹建国前出现的遥辇氏部落联盟由8　部组成，各部设军事领袖"夷离堇"统兵作战。后来，又设立了地位仅次于部落联盟可汗的"于越"，"总知军国事"，掌握联盟的军事权力。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后，设立天下兵马大元帅，并以后族和宗室分任南、北府宰相，下辖各部夷离堇（后改为节度使）。从而将军权逐步集中到皇室手中，形成皇帝--天下兵马大元帅--北、南府宰相--各部节度使这一统兵体制。

辽中、后期，在仿效中原兵制，加强中央军事集权的过程中，辽朝统兵体制又发生较大的变化。会同十年（公元947年），太宗耶律德光（公元902～公元947年）灭后晋，仿其制度设枢密使，以掌汉人兵马。

世宗耶律阮（公元918～公元951年）继位后，建立起北、南枢密院分掌契丹、汉人军政的两面官制度。其中北枢密院又称契丹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凡契丹军马皆属焉"②。主要官职枢密使、副使按例皆由契丹贵族担任。下辖北、南宰相府佐理军国之大政，北、南大王院掌部族军民之政。大王院下设详稳司（详稳为汉语"将军"的音译）

掌部族军马之政，设统军司掌边防军事。南枢密院又称汉人枢密院，掌

①　《元史·刘整传》。

①　《隋书·契丹传》。

②　《辽史·百官志》。

汉地军马。其枢密使早年曾以汉人充任，后多改为由契丹人任职。下辖南京都元帅府和汉地各州马、步军指挥使司。遇有大规模军事行动，辽朝通常要临时设立行枢密院，负责制订作战计划，部署兵力和下达作战任务。直接指挥作战的军事统帅称行军都统，由副都统和都监等官员辅佐。战时调发诸道兵，由皇帝先以青牛白马祭告后专诏征取。而调动南、北院大王、奚王，东京渤海兵马，燕京统军兵马这些主力部队，下诏后更需以大将手持金鱼符才能调动。

（2）金朝统兵制度女真在建立政权以前，尚无常备军，也没有完备的军事控制与指挥系统。"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①阿骨打建立金朝以后，创建"勃极烈"制度，统帅诸军，以专征伐、尽管"勃极烈"还带有古老的议事会制度的痕迹，但已经成为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政的最高决策机构。其中谙版勃极烈（皇位继承人）号称内外诸军都统。宋金战争期间，改"勃极烈"制专设元帅府，由都元帅，左、右副元帅指挥军队作战，各军还设有左、右监军和左、右都监。但随着前线军功贵族势力的迅速膨胀，国初创建的自上而下的统兵体制被打破。前线将领仿辽旧制设立燕山、云中枢密院，在调遣兵马、择人授官方面独断专行，自成系统，以致"国人呼为东朝廷、西朝廷"②。金熙宗（1135～1148年）、海陵王（1149～1160年）在位时，开始着手整顿紊乱的统兵体制。熙宗在都元帅府下各路设兵马都总管、各州设节度使或防御使统领兵马。海陵更仿宋、辽兵制，废除都元帅府，改置枢密院，由皇帝直接任命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主管军事，并归尚书省节制。为了加强对边防军队的管理，金朝还在西北边疆设立东北、西北和西南路招讨司，分治泰州、恒州、丰州。每招讨司统领若干女真猛安、谋克及其他少数民族部落，实行军政兼治的管理办法。又在南方靠近边界地区设立陕西、河南、山东统军司，分治于京兆府、开封府、益都府。但它们只负责领导军队，并不管辖民户。

金朝军队的调发，实行严格的符牌制度。根据承安元年（1196年）

颁布的虎符制度规定，虎符有五左一右，右牌交随路统军司、招讨司收执。每发兵300人以上，要有留于御前的左符与右符相勘合后，方能执行。

（3）西夏统兵制度西夏建国前，党项人尚无成形的统兵制度，居民多聚族而居，各大部落首领有蕃落使、防御使、都押牙、指挥使等名目，自统部落兵马，职务多为世袭。明道二年（1033年），元昊模仿宋朝，设立最高统帅机构枢密院，"掌军国边防兵备，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属有枢密、同知、副使、佥书、承制等官"。军事指挥和管理机构为翊卫司，"司统制训练、藩卫、戍守及侍卫、扈从诸事。官有马步都指挥、副都指挥及诸位上将军、大将军之号"①。卫戍京师的主管机构称飞龙院，掌军马政务的则有群牧司等。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自立为帝，再次改革统军体

①　《金史·兵志》。

②　《大金国志》卷三。

①　《西夏书事》卷一一。

制，设置经略司（相当于枢密院）、统军司（相当于翊卫司）、殿前司、皇城司、内宿司和巡检司（以上相当于飞龙院）分理军务。

元昊在位时，在境内设置了18　个监军司，分管各地军队。如左厢、右厢、绥州、宥州、韦州、西市、卓罗、甘州、瓜州、黑水、白马、黑山、弥峨、中寨、天都、洪州、剉子山、娄博贝等司。西夏后期，经过调整，保留了12　个监军司。如左厢神勇监军司、右厢朝顺监车司、石州祥祐监军司、宥州嘉宁监军司、韦州静塞监军司、西寿保泰监军司、卓罗和南监军司、甘州甘肃监军司、黑水镇燕监军司、瓜州西平监军司、白马强镇监军司、黑山威福监军司等。它们平时督率属下军队驻守边防要地，战时统兵出战。各监军司设都统军、副统军、监军使等官，多由党项贵族充任。下属指挥使、教练使等，拣选党项、汉人担任。

2。军队体制和编制（1）辽朝军队的体制和编制。

辽朝军队大体上包括宫帐军、大首领部族军、部族军、五京乡丁和属国军几部分。

宫帐军即辽禁军。史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为组建自己的亲信卫队，"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豪健千人，置腹心部"。述律后亦选蕃汉精兵2万骑组成属珊军。辽太宗时，"益选天下精甲，置诸爪牙为皮室军"①。此后，世代建置宫卫成为定制。凡皇帝去世，原宫卫并不解散，仅转为普通宫帐军，扈从后妃宫帐，守卫陵寝。新皇帝则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组建自己的宫帐军（称"御帐亲军"）。由此造成宫帐军数目不断增加。据统计，辽朝先后9　帝、2　后、l　个皇太弟和汉族功臣韩德让（公元941～1011年），建有12　宫1　府，兵力总数达10　余万人。各宫帐军内设置契丹行宫都部署司和汉人行宫都部署司，分管宫内的契丹和汉人军士。遇有战事，他们老弱居守，丁壮从征，成为辽朝军队的中坚力量。

同样属于辽禁军的还有由汉军组成的侍卫亲军。它们受设于五京的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控鹤兵马都指挥使司等专门机构管辖，主要负责守卫五京和镇戍辽宋边境的战略要地。

大首领部族军主要由一些亲王大臣的部曲组成。其兵力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著籍皇府。国有戍政，量借三五千骑，常留余兵为部族根本"①。这部分私属性很强的武装在辽朝中、后期受到限制。

部族军是契丹、奚和其他游牧民族以部落为单位组成的军队，担负环守腹地和拱卫国都的任务。他们平时分地游牧，战时聚合出征，基本上保持原来部落兵民合一的传统。

五京乡丁是带有乡兵性质的辽朝地方武装，由籍隶上京、中京、东京、西京和南京的民丁组成，有蕃汉转户，也有汉族农民。他们在作战时仅从事些辅助性的工作，如随军填修道路，砍伐树木等。

此外，还有一部分被称为属国军的辽朝境外附属部落的军队，其员

①　《辽史·　兵卫志中》。

①　《辽史·兵卫志中》。

额不定。战时由辽朝廷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

辽朝契丹、奚等民族军队的编制史无详细记载。但从其每逢征战，从诸道征集兵马中精选精锐3　万为护驾军，选骁勇3000　为先锋，选剽悍者100人以上为远探拦子军，并从诸军士兵中抽取10人或5人合为一队，"以便勾取兵马，腾递公事"②。从这些记载看，其军队当仍以氏族组织的十进位制编制的。神册元年（公元916年），辽太祖收编以汉人为主体的"山北八军"后，又有汉军之制。其编组禀承唐、五代中原兵制，设立军、指挥（营）、都等各级组织。每指挥兵力200　至1000人不等。

契丹人娴于弓马骑射，其军队也以骑兵为主。收编中原降军后，始有步兵。辽中、后期受宋军的影响，也大力发展火炮，设立"掌飞炮之事"　的炮手军详稳司，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见诸记载的专门的炮兵管理机构。

（2）金朝军队的体制和编制金军按管理系统划分，可分为中央直辖军、地方驻屯军和边防军3大类。

早期中央直辖军主要指禁军而言。金开国初，女真统治者依靠血亲宗族势力掌握兵权，禁军亦交由近亲诸王分统，称为"合扎谋克"（即亲军谋克）。海陵王迁都后，将诸王所统"合扎谋克"合并为4　猛安，改称"侍卫亲军"，设侍卫亲军司管辖。正隆五年（1160年），撤掉侍卫亲军司，禁军转由殿前都点检司管辖。但这支由中央掌握的军队兵力数量并不大。金朝末年，在蒙古骑兵的威胁下，金朝廷被迫迁往南京（今河南开封），痛感自身护卫力量单薄，遂开始从各地选调精锐，组建直接隶属于枢密院的战略部队，总数达30　余万，无论从员额还是从战斗力来看，皆堪称金军主力。

地主驻屯军主要指分布于各战略要地的猛安谋克及其他军队。女真建国以后，陆续将族人迁至关内，筑寨于村落间，与汉族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赐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实"①。又将全国分为19　路，设兵马都总管统辖本路各州防御使（或节度使）管领的军队。金朝边防军主要部署在其西北和南部边境。其中永屯军主要有部族军、乣军和驱军等。部族军系归附于金朝的边疆民族部落，仍保持原来的社会组织和武装力量体制不变，由部族首领充任节度使。乣军则由非女真的游牧民族，包括契丹和奚族人组成，朝廷委派契丹或汉人统辖，金代中期一度成为金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驱军由金初所放免的故辽奴婢组成（当时多称奴婢为"驱丁"或"驱口"），屯于泰州。还有一部分边防军主要采取由内地各军抽取兵丁，更番轮流戍边的办法组成，这主要是在金朝的南方边界上，如河南、陕西、山东路统军司镇防甲军等就属于此类。

女真开国前，所实行的是按十进制原则，由围猎编组演化而成的原始的军队编制--领夫制，有猛安（千户长）、谋克（百户长）及什长、伍长等官。收国二年（1116年），太祖阿骨打改造旧制，"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①。使原先只负领兵之责的猛安、谋克成为集②　《辽史·兵卫志上》。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

①　《金史·兵志》。

军事、行政和生产管理大权于一身的官职。后来，对契丹、渤海、奚族降卒，甚至对汉人也照此办法编组。猛安谋克之上，依次设万户、军帅司、都统司，分级管理。灭辽之后，因归降的辽汉军将领不愿意做猛安谋克之官，金廷一度允许"一军两制"，仍令其沿用汉军旧制。灭亡北宋以后，女真贵族在中原扶持的傀儡皇帝刘豫的伪齐军也保持中原军队编制不变。金朝中叶，猛安谋克制度渐趋紊乱，金世宗为挽救颓势，于大定十五年（1175年）整顿编制，派"蒲察兀虎等十人分行天下，再定猛安谋克户。每谋克户不过三百，七谋克至十谋克置一猛安"②。金末，由于官多兵少，号令难行，金廷为了便于作战指挥，将每谋克划定为25人，4　谋克编成1　猛安。可惜每谋克里的士兵仍不能全力投入作战，其谋克下所设蒲辇（或称"队正"）1人，旗鼓司火头5人皆不能上阵交锋。真正披甲执械的18　名士兵中，还要挑选精壮之士供头目差遣。可见此时的猛安谋克作为军事组织已陷于名存实亡的境地。

骑兵是女真建国前的主要兵种，在辽金战争和宋金战争之初，通常是轻、重甲骑兵混编。"每五十人分为一队，前二十人全装重甲持棍枪，后三十人轻甲操弓矢。每遇敌必有一二人跃马而出，先观阵之虚实，或向其左右前后结队而驰击之。百步之内，弓矢齐发，中者常多。"①宋金战争中期，号称"铁浮屠"的重甲全装骑兵逐渐发展起来，成为金军在战场上的主要突击力量。金军步兵主要以汉军为主体。水军则是为了进行对宋战争而收编故辽及北宋水军，招聘沿海沿河百姓组建起来的，多部署于辽东、山东沿海地区，黄河沿岸，设有水军都统制、都水使者以资统辖。金军中发展最快的是炮兵。他们在对辽、对宋战争中，十分注意向自己的对手学习，学习的最重要内容就是火炮攻城技术。从现存史料看，金军至迟在第二次围攻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时，已展开大规模的攻城炮战，用抛射机将燃烧物或巨石投向汴京城头。兴定五年（1221年），金军攻打南宋蕲州（今湖北蕲春）城，以抛射机弹射爆炸性的铁壳火炮。开兴元年（1232年），金军在汴京保卫战中，又研制并运用了威力更大的铁壳火炮震天雷。鉴于炮在攻守城作战中的重要作用，金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炮兵的建设，设置炮军万户官职，惟所统兵力较少。此外，金朝还将犯有窃罪的犯人编组成牢城军，担任城防工事及其他军事工程的构筑；又征募年30　岁以下，17　岁以上的健壮民丁为射粮军，担任军运、邮传及其他杂役。

（3）西夏军队的体制和编制西夏军队体制是元昊在继位为夏国王后，改革党项旧兵制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大体包括中央侍卫军、地方军两类。

中央侍卫军由原先扈从党项部落首领的牙兵和部族兵演变而来。其中一部分是号称"御围内六班直"的帐前侍卫亲军，由西夏国王选拔各部落首领及豪强子弟中娴于骑射者5000人组成，分三番宿卫。还有一部分是有"铁骑"之称的亲信卫队，约3000人，由全国诸军中精选的重甲骑兵组成。中央侍卫军的主力约2.5　万人，常年屯驻于京畿一带，装备精良，并配有7　万名随军杂役。

②　《金史·兵志》。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地方军主要是以党项部落为基本单位的部族军和汉军，分隶于各监军司下，设指挥使、教练使以资管理，选党项或汉人充任。总兵力约50万。其分布以环守腹地和防御宋辽为宗旨，在西夏统治中心区域驻兵15万人，在对付宋军的东、南边疆驻兵10　万人，在对付辽军的北部边疆驻兵7　万人。还有3　万余军兵扎在西境，以资控扼西蕃和回纥诸族。

西夏军队编制史无明载。从其皇帝亲信卫队"铁骑"共分10　队，每队300人的情形看，这种根据部落氏族和地域组织编组的军队，其编制可能与十进制有关。与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狩猎民族一样，西夏军队主力也是骑兵，尤以有"铁鹞子"之称的重甲骑兵最为精悍。其步兵号"步跋子"，多在作战中配合骑兵作战。炮兵号"泼喜"，装备有轻型抛石机--旋风炮，战斗中立于骆驼鞍上，发拳头大小的石弹攻击敌人。3。兵役与后勤保障制度（1）辽朝兵役与后勤保障制度契丹族生活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人民游牧逐猎，善战尚勇，故在其军事、生产组织合一的部落中盛行"全民皆兵"制度。辽朝建立以后，一仍旧俗，规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①这个制度也适用于辽朝统治下的奚、渤海及女真等边疆民族。其中由辽朝廷直接控制的宫卫骑军战时从征，平时戍守。一般族人平时游牧狩猎，战时集结听候调发。早期辽朝募兵主要限于汉军，但也并非自愿应募，仍具有强制性质。但在辽朝末年，为了与女真人作战，开始扩大募兵范围，甚至强迫豪强献军，一些将领也自行召募民间强壮者充军。辽军士兵通常分正军、打草谷和守营铺家丁3　种。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②。正军由平民担任，须自备鞍辔盔甲武器粮草，奴隶和部曲只有资格当家丁。辽中、后期，契丹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贫苦牧民已难以承担沉重的兵役负担，有的贫困户缺乏全副装备，只好担任辅助性工作，从而使得兵员日渐枯竭，征集全国及龄人丁为兵士的征兵制度再也难以维持下去。

由于早期辽军出征士兵的武器装备均需自备，所以他们在奉命出征时，需要自携马匹、弓箭、刀枪、甲胄、钺、旗帜、帐幕、车辆、绳索等及少量粮草到指定地点集合。进入敌国境内，则靠掠夺敌方粮草为食，即所谓"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③。史称这种完全靠"因粮于敌"的办法筹措粮草为"打草谷"。至辽朝中、后期，"打草谷"办法逐渐废止。辽廷在边疆地区积极屯田积谷，作战时也预先屯积大批粮草，发放给出征将士。对马匹、衣物不足者，也由官府给予补充。辽人很重视组织工匠生产弓箭甲胄和攻城器械。各地有打造馆，有蕃汉工匠锻铁为兵器。朝内设军器坊和甲坊，负责兵器生产的管理事宜。还设有武库专门储存器甲。

（2）金朝兵役与后勤保障制度"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他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

①　《辽史·兵卫志上》。

②　《辽史·兵卫志上》。

③　《辽史·兵卫志上》。

习为劳事。"①遇有战事，各部落聚合出征。建国后，阿骨打基本上保留了这种征兵方式，建立起以猛安谋克为基础的特殊的军户制度。由国家分给诸猛安谋克户一定数量的土地，令其农忙时聚种生产，农闭时在提刑司监督下，训练武艺，战时应征出兵。史称为"签军"。对射粮军等非正规军队，金朝也采取过募兵方式。

按照规定，凡男子15　岁至55　岁皆纳入军籍。充当披甲正军的主要是女真或其他民族平民。每名正军配有副军一人，称"阿里喜"。原亦以平民担当。大定年间（1161～1189年），允许以驱丁充阿里喜。金中、后期，女真人日益封建化，原先构筑在奴隶制经济基础之上的猛安谋克制度受到强烈冲击。许多女真奴隶主骄纵怠惰，出售奴婢和耕牛，听凭土地荒芜，有的则被大姓侵夺或出租求佃。一些猛安谋克户连生计都成问题，更谈不上出征作战了。所以金末统治者变本加厉大肆"签军"，加紧募兵，或以刑徒充军，但这些军队的战斗力都是很弱的。

早期金军的后勤保障方式，与契丹军队大体相同。他们平时生产，战时自备武器军粮从征，除服兵役外，没有其他徭役田赋负担。金熙宗时，随着猛安谋克制度的日益成熟，也形成了一套屯田分地、出军给米制度。它规定：女真、契丹、奚族民户由朝廷计户给田，使之播种，以屯口实。春秋发给衣物，作战时发给少量钱米。其老幼家眷依旧在家耕种。金朝末年，上述亦兵亦农的制度被破坏，女真士兵失去田产，开始成为以领取粮饷为生的职业军人，需由国家根据其职务高低分别供给数量不等的钱、米、绢、马刍粟等。而当时金朝军费主要来源于依靠查验各路物力而征收的"军需钱"，或者靠成倍提高民田租赋，以其租粮的一半补给军户，充当士兵粮饷。金朝统治者为筹集军费竭泽而鱼，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危害。

（3）西夏兵役与后勤保障制度党项人建国前也实行"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的全民皆兵制度，各部男子15　岁至60　岁皆服兵役。元昊改革兵制后，在服役年龄上没有变化，但规定每两丁（"丁"指符合服役年龄的男子）取正丁一人，配随军服杂役的负赡（役夫）一人，合称"一抄"。原先两抄同住一幕梁（西夏军用的一种毛织帐篷），后改成二正军合用一负赡，三丁同住一幕梁。每名正军自备弓矢甲胄，由国家供给马、骆驼各一匹，死亡需赔偿。宋人说其"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由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①，真实地描绘了其兵员征集和后勤保障情况。

①　《金史·兵志》。

①　《范文正公奏议·上和守攻备四策》。

三、宋辽金夏时期的战争（一）北宋统一战争1。战前形势与战略决策北宋立国之后，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依然未变。除了宋政权外，还有南平、武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7　个割据政权和雄峙北方的辽政权。

南平，为后梁时高季兴所建，都江陵（今湖北江陵），拥有荆（今湖北江陵）、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3　州，居处江汉一隅，势力弱小。

武平，原楚将周行逢所建，据有湖南14　州，被后周封为武平（治朗州，今湖南常德）节度使。内部长期战乱，政权极不稳定。

后蜀，后唐末期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所建，都成都，据有两川、汉中共45　州。孟昶继立后，君臣奢侈，政治腐败。

南汉，唐末刘隐所建，都兴王府（今广州市），据有岭南60　州。统治集团内部长期互相残杀，国事由宦官把持，政治残暴腐朽。

南唐，为十国中吴将李昪所建，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市），据有江淮地区。李煜（后主）即位后，酷爱诗文，迷恋声色，笃信佛教，国势衰弱。

吴越，唐末钱鏐所建，都杭州，据有两浙13　州，对外臣服中原各王朝，对内"重敛其民"①，偏安于东南一隅。

北汉，后汉宗室刘崇所建，都太原，据有河东（约相当于今山西省）

12　州，世代臣服于辽。虽土瘠民贫，但内有精兵，外有强援，城坚地险，屡同后周对立，是北宋的劲敌。

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自辽太宗耶律德光（公元902～公元947年）从后唐石敬瑭手中取得燕云十六州后，辖境东起海滨，西抵阿尔泰山，北至西伯利亚，南界雁门山、滹沱河，成为北方一个强大的政权。

但北宋建立后，辽正处于穆宗耶律璟统治时期（公元951～公元969　在位），由于统治昏庸残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尖锐，从而使辽自顾不暇，无力南下，为北宋统一战争提供了有利时机。至于北宋政权自身，承继了后周的辖地，据有111　个州，96　万户人口。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军事的发展，为进一步完成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

但中原地区自唐末以来，战乱连绵，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实力远非雄厚。面对"卧榻之侧，皆他人家"的严峻局势，赵宋要完成统一大业，战略谋划是否得当便成为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早在后周时，比部郎中王朴（公元905～公元959年）就曾提出过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他认为："攻取之道，必先其易也"②，主张首先吞并江南，然后收复燕云十六州，最后消灭北汉。但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宋太祖赵匡胤君臣在充分估计自己军事、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经过再三权衡，深思熟

①　《新五代史。吴越世家》。

②　《资治通鉴》卷二九二。

虑，最后继承和发展了王朴的战略主张，确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的着眼点是，先弱后强，取得具有雄厚人力物力资源的南方地区后，再集中力量对付北面的强敌。为此，选派一批得力将领，率重兵守卫北部要点：在延州（今陕西延安）、环庆（今甘肃环县）、原州（今甘肃镇原）、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屯驻精兵，以防备党项；在关南（高阳关南）、瀛州（今河北河间）、常山（今河北正定西南）、易州、棣州（今山东惠民一带）驻兵，以防备契丹；控制西山（今恒山）、晋州（今山西临汾）、隰州（今山西隰县）、昭义（今山西长治），以防御北汉。待北面的防守得到加强后，才挥军南下，分别击灭南方各割据势力。

2。战争经过（1）"假途伐虢"，袭占荆一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九月，武平统治者周行逢病死，11　岁的幼子周保权继位。衡州（治今湖南衡阳市）刺史张文表乘机发动兵变，占领潭州（今长沙市），进逼朗州。武平统治者一面派兵进击，一面遣使向南平和北宋求援。十一月，南平统治者高保勖也病死，侄高继冲继位。久已图谋南下的赵匡胤，看到武平和南平接连发生丧乱，认为是削平它们的大好时机，于是决定一箭双雕：以借道援助武平为名灭南平，以援救为名灭武平。

乾德元年（公元963年）正月初七，赵匡胤命慕容延钊（公元908或公元913～公元964年）、李处耘（公元920～公元966年）等率安（今湖北安陆）、复（今湖北天门）等10　州兵，借道南平向武平进军。面对宋军的借道要求，南平内部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宋军强大，如山压卵，抵捍无益，不如早降。高继冲同意这种意见，因而未作任何应变准备。

二月初，宋军进屯襄州（今湖北襄阳），派人告知南平为宋军准备给养。这时高继冲遣使以犒师为名，探听宋军的真实意图。二月初九，使者与宋军在荆门（今湖北荆门）相遇，慕容延钊假意殷勤招待，暗中由李处耘率轻骑数千，乘夜倍道向江陵急进。高继冲至城外迎接延钊大军，而李处耘则率兵先入城，迅速占领江陵城内要地。高继冲见大势已去，举城投降。

宋军灭南平后，征调南平军万余人，合兵向武平急进。这时，武平已击杀张文表，平息了内乱。但宋军依旧昼夜兼程直趋朗州。周保权获悉宋军压境的消息，急召群臣谋议，最后决定进行抵抗。宋在劝降无效后，分兵两路，水陆并进：水师从江陵沿长江顺流而下，二月末在三江口（今湖南岳阳北）大破武平军，遂进占岳州（今岳阳）。陆路则出澧州（今湖南澧县），三月初进至澧州南，击溃武平军，接着占领朗州，生俘周保权，湖南悉平。

宋军乘隙而动，"假途灭虢"，迅速并灭荆、湖，意义重大。这一胜利，不仅振奋了宋军斗志，而且使宋军势力伸入长江以南，占领了长江中游战略要地，切断了后蜀和南唐两大割据势力之间的联系，从而为以后入川灭蜀、进军岭南和东灭南唐创造了条件。

（2）分进合击，一举灭蜀北宋占领荆、湖地区后，后蜀东、北两面则处于北宋瞰制之下，赵匡胤于是开始谋划攻蜀事宜。派人详细勘察川陕地形，以备由陆路攻蜀；同时修造战船，训练水军，以备由水路溯江而上攻蜀。这时，后蜀统治者也感到了宋军的威胁。宰相李昊建议蜀主孟昶向北宋纳贡，以求偏安自保。掌握军政大权的知枢密院事王昭远则主张先发制人，不可坐以待毙。孟昶遂决议严兵拒守，以抗宋军。当时，宋东临三峡，北控陇右和秦岭各隘口，后蜀前方所能依恃的要地尚有长江三峡和米仓山等。于是，后蜀一面派兵东屯三峡，一方面派人约北汉同时举兵，南北联合，夹击宋军。但派出的使者中途投宋，向赵匡胤密报了后蜀实情，并绘呈后蜀山川形势和兵力分布图。正欲伺机攻蜀的赵匡胤，得到后蜀约北汉攻宋的密书后，即以此为借口，于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十一月初二，发兵两路攻蜀：北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赡等率步骑3　万出凤州，沿嘉陵江南下；东路由刘光义、曹彬等率步骑2　万出归州（今湖北秭归），溯长江西上。两路分进合击，最后会师成都。孟昶得知宋师来攻，命王昭远、赵崇韬率兵3　万自成都北上，扼守广元、剑门等关隘；韩保贞、李进率部数万驻守兴元（今陕西汉中），以为配合。

乾德二年十二月中旬，北路宋军攻入蜀境，所向克捷，连拔兴州（今陕西略阳）、兴元，在西县（今陕西勉县西）击败韩保贞，然后乘胜追击，俘韩保贞、李进，越过三泉（今勉县西南），直抵嘉川（今四川广元东北）。蜀军烧绝栈道，退保葭萌（今广元西北）。这时王昭远、赵崇韬率军屯驻利州（今广元），派兵在大、小漫天寨（利州城北）立寨而守。利州在嘉陵江东岸，群山环绕，形势险峻，是入蜀的咽喉要路。

因栈道断绝，宋军被阻，难以直进。王全斌遂率主力由嘉川东南的罗川小路迂回南进，由崔彦进率军一部赶修栈道，进克小漫天寨，蜀军退保大漫天寨。不数日，王、崔两部会师，分兵3　路夹攻大漫天寨。蜀军连战连败，王昭远弃城渡江退保剑门（今四川剑阁东北），宋军于十二月三十日占领利州。次年正月，孟昶见形势危急，命不谙军事的太子元喆为元帅，率兵万余增援剑门。剑门"凭高据险，界山为门"①，是屏蔽成都的重险，其得失关系重大，但元喆却一路"日夜嬉游，不恤军政"②，置战事于不顾。此时北路宋军自利州直趋剑门，进占益光（今四川昭化）。王全斌分兵一部由剑门东南的来苏小路，绕至剑门之南，断敌后路，自率精锐从正面进攻剑门。蜀守军一部见宋军由小路往来苏，弃寨而逃；王昭远也处置失当，仅以偏师防守剑门天险，自率大军退守汉源坡（剑阁东北30　里）。宋军前后夹击，迅速攻占剑门，并向汉源坡挺进。蜀军未战即溃，宋军乘胜进击，擒获王昭远，占领剑州。正月初，刚刚进至绵州（今四川绵州东）的元喆听到剑门已失，仓皇逃回成都。

与此同时，东路宋军的进展也很顺利。十二月下旬攻入巫峡，连破蜀军。蜀军在夔州（今四川奉节）东设锁江浮梁（即浮桥），上置3　重木栅，夹江配置炮具，封锁江面。宋军进抵浮梁30　里处时，舍舟登岸，击败两岸守军，夺取浮桥，进至白帝城西，击破蜀夔州守军，占领夔州，打开了由长江入蜀的大门。然后沿江西上，势如破竹，蜀沿途守军皆不战而降。

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八。

②　《续资治通鉴》卷四。

正月切，北路宋军直逼成都城下，东路宋军也接踵而至。正月初七，孟昶见大势已去，被迫投降，宋军仅用了66　天便将后蜀灭亡。

（3）声东击西，进军岭南宋灭后蜀后，占有了四川、湖南地区，造成了进一步南下的有利形势。南汉屏障已失，岌岌可危。但犹临危不察，连年骚扰宋境。宋在劝降无效后，决定进军岭南。开宝三年（公元970年）九月，赵匡胤命潘美（公元925～公元991年）、尹崇珂、王继勋等率10　州兵，避开五岭（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主要险道向贺州进军，其作战意图是：由南汉中部突入，诱歼敌军，稳定侧翼，然后东击兴王府。

九月中旬，宋军越过萌渚岭，直指贺州。并于九月十五日将贺州包围。刘■派大将伍彦柔率舟师溯郁江、贺水西上，北援贺州。宋军设伏以待，大破南汉援军，并乘胜攻克贺州。宋军攻占贺州后，本可长驱直进，但西面的富（今广西昭平）、昭（今广西平乐西北）、桂（今广西桂林）和东面的连（今广东连县）、韶（今广东韶关）、英（今广东英德）、雄（今广东南雄）等州皆有南汉守军，侧后受到威胁。潘美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并调动南汉的主力西上，以便乘虚而击，遂扬言要沿贺水东下，直取兴王府。刘■急忙起用老将潘崇彻率兵5　万进屯贺江口（在今广东封开西北），以阻止宋军东下。但潘崇彻进驻贺江口后，拥兵自保，观望不前。潘美见南汉军逗留不进，遂挥师西上，连克昭、桂、富等州，解除了后顾之忧。十一月又迅速转兵东向，攻克连州。接着乘虚东进，直逼韶州。韶州据大庾岭之口，是广州的北大门。韶州危急，刘■急忙派大将李承渥率兵10　余万进保韶州，但被宋军击败，李承渥仅以身免，宋军攻占韶州。

消息传来，南汉举朝震恐。刘■下令加紧增修兴王府城池，企图固守。同时命郭崇岳、植延晓率兵6　万屯马迳（今广州北），列栅守卫兴王府。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正月，宋军又连克英州、雄州。这时屯住贺江口的潘崇彻，见大势已去，率部投降。这样，宋军侧翼威胁全部解除，遂集中全力从韶州南下，迫近兴王府，于正月二十八日到达马迳，与汉军对峙。刘■无计可施，被迫遣使请降，但不久又反悔，并派其弟刘保兴率所有兵力到马迳增援督战。此时汉兵尚有15　万众。二月初四，宋军进攻马迳，植延晓战败身亡，郭崇岳退保营栅。潘美看到汉军"编竹木为栅，若篝火焚之，必扰乱，因而夹击之，此万全之策也"①，遂于当天夜间发动火攻，大败汉军，郭崇岳死于乱兵之中，刘保兴逃归兴王府，宋军跟踪追击至城下。二月初五，刘■出降，宋军进占兴王府，南汉灭亡。

（4）五路出师，击灭南唐宋灭南汉后，据有长江上中游及下游江北地区和珠江下游地区，从战略上形成了对南唐的3　面包围。南唐后主李煜，在宋灭南汉后，感到形势日益危殆，为了苟安求存，一面主动提出削去南唐国号，称江南国主，表示臣服；但同时又暗中募兵备战，以防宋军进攻。他把兵力部署在长江中下游南岸各要点，重兵则屯驻于湖口（今江西湖口）、金陵和

①　《续资治通鉴》卷六。

润州（今江苏镇江）。此外，还遣使致书吴越，企图联络吴越抗宋，但遭到拒绝。

赵匡胤志在统一江南，绝不允许南唐独霸一方的局面存在下去。但由于南唐是江南实力最强的割据政权，又事宋甚恭，因此在消灭南平、武平、后蜀、南汉之前，一直对其采取安抚政策，暂时笼络和稳定南唐。当上述割据政权一一铲除之后，便积极准备消灭南唐。他用离间计除掉南唐重要将领林仁肇；遣使同辽修好，以免进攻南唐时腹背受敌；派人索取南唐形势图，以了解其屯戍、交通、户口多寡等情况；加紧军需物资准备；制造舰船，训练水军；开宝七年（公元974年）七月，采纳江南人樊若水的建议，在荆湖造巨舰战船数千艘，以备渡江时架设浮桥，用于水战；九月，命曹彬（公元931～公元999年）、潘美、曹翰等率兵10　万分赴荆南江陵等地待命。

赵匡胤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即遣使命李煜入朝，李煜称病固辞，宋便以此为借口，下令进攻南唐。以曹彬为统帅，指挥各军，其具体部署是：曹彬率荆湖水军顺流而下，攻取池州（今安徽贵池）以东长江南岸各要点；潘美率步骑自和州（今安徽和县）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间渡江，会合曹彬部东下直攻金陵；京师水军自汴水而下，取道扬州入长江，攻取润州，尔后进攻金陵；吴越王钱■率吴越军5　万从东面攻取常州，配合宋水军夺取润州，会攻金陵；王明率军向武昌进击，牵制江西的唐军东下赴援。这一部署是以曹彬、潘美统率的水、步、骑兵为主力，主攻方向选择在和州与采石之间，强渡长江进围金陵；东路为助攻；王明所率西路军为牵制。

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十月十八日，曹彬率荆湖水军携带预作浮桥用的舰船，自荆南出发，沿长江北岸一侧顺流东下。南岸唐军各屯戍部队以为宋军是例行巡江，未加任何阻击，致使宋军顺利通过了南唐屯兵10　万的重地湖口。十月二十四日，宋军突然渡过长江，袭占峡口寨（今安徽贵池西），水陆并进，直趋池州。唐池州守将弃城逃走。宋军占领池州后，在石牌口（今安庆西90　里）把巨舰、大船连接起来，在彩石矶试搭浮桥获得成功。然后继续东下，连克铜陵、芜湖、当涂，进攻采石。闰十月二十三日，曹彬击败唐军2　万余人，夺占长江下游重要渡口采石。十一月中旬，宋军将预制浮桥移至采石，三日桥成，潘美遂由江北率步骑通过浮桥迅速跨过长江。

宋军主力渡江后，立即发起猛烈进攻。自十一月下旬起，连克金陵外围各据点，并在秦淮河击败南唐水陆军10　余万人，于是在金陵城郊三面扎营，形成对金陵的包围态势。在此期间，宋西路军王明部及沿江各部也发起进攻，先后在鄂州（今武汉）、武昌（今武昌县）、池州、宣州（今安徽宣城）、袁州（今江西宜春）

击败唐军。东路吴越军和宋水军也攻克了常州、江阴，进围润州。

金陵北据大江，南连重岭，龙蟠虎踞，形势险要。自开战以来，李煜仍诵经讲易，不问军政，以致金陵被围数月竟全然不知。直到开宝八年（公元975年）五月登城巡视，才发现宋军已进逼城下，大为惊恐。

于是诛杀主降大将皇甫继勋，下令朱令赟率湖口10　万守军东下赴援，自以为金陵固若金汤，宋军久攻不下，必然退兵，因而拒绝劝降。但朱令赟受王明部牵制，迟迟不能东下。直到十月，才率水步军号称15　万人，乘木筏大舰顺流东下，企图焚断采石浮桥，援救金陵。但时值初冬，长江水浅，舰筏过大，不能并进，军队行动十分缓慢。十月二十一日，朱令赟进至皖口（今安庆西南），王明等率部阻止。朱令赟下令火攻宋军，后因风向改变，火焰反烧南唐军，南唐军大溃。宋军乘势猛攻，朱令赟投火自焚，南唐援军被歼。此时，金陵已被围9　个多月，形势更加危殆。曹彬多次致书劝降，都被拒绝。曹彬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起总攻，金陵城破，李煜被迫投降，南唐灭亡。

（5）围城打援，迫降北汉赵匡胤在灭亡南唐后不久去世，其弟赵光义继位。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赵光义把吴越王钱■扣留在开封，迫使他献出两浙13　州土地。平海节度使陈洪进也献出了漳（今福建漳州）、泉（今福建泉州）2州。至此北宋完成了对南方的统一，于是开始集中力量准备消灭北汉和收复燕云十六州。

北汉依恃辽的支持，经常南下骚扰宋境，双方冲突始终未断。赵匡胤虽然在统一战争中实行先南后北的战略，但对北汉经常以攻为守，曾先后发动过3　次进攻，企图相机进取。第一次是在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八月，乘北汉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之际，命李继勋、党进、曹彬等人率军进攻北汉，直逼太原城下。十一月，由于辽派兵南下援北汉，宋军撤退。第二次是在开宝二年（公元969年）二月，赵匡胤亲自率兵进攻北汉，自三月至闰五月，围困太原长达4　个月，并引汾水灌城。由于汉军顽强坚守，双方伤亡都很严重。辽兵再次增援，加上阴雨连绵，宋兵多生疾病。赵匡胤感到兵力不足，难以继续打下去，于是撤围退兵。第三次是在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八月，赵匡胤灭亡南唐后，分兵5路进攻北汉。九月，宋军大败汉军于太原城下。十月，赵匡胤突然去世，宋军撤退。

赵光义继位后，鉴于以往进攻北汉失利的教训，进一步作了较充分的准备。在加紧整训军队的同时，令晋（今山西临汾）、潞、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永平）、镇、冀（今河北冀县）6　州，制造兵器和攻城器具，并转运粮草，以保障作战的需要。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正月，赵光义决定进兵北汉，其部署是：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统率崔彦进、李汉琼、曹翰、刘遇等军进攻太原；命郭进为太原北石岭关都部署，阻击辽军；赵光义亲率一部兵力出镇州，牵制幽州的辽军大规模西援或南下。这一部署的意图是攻城阻援，以优势兵力强攻太原，又以有力部队从东北两面阻击辽的援军。

二月十五日，赵光义由东京出发，进至德清军（今河南清丰），派部将攻隆州（今山西祁县）。三月初一，赵光义进至镇州，接着分兵攻盂县（今山西盂县）、沁州（今山西沁源）、汾州（今山西汾阳）、岚州（今山西岚县），以牵制这些地区汉军对太原的增援。三月中旬，郭进率军进至石岭关。北汉统治者向辽求援，辽派南院宰相耶律沙（？～公元988年）、冀王耶律塔尔率兵先行，以南院大王耶律斜珍（？～公元999年）、枢密副使穆济率军继后，由东路增援；又命将领韩侼、耶律善布率兵从北面增援北汉。三月十六日耶律沙率军至白马岭（今山西盂县东北）与宋郭进阻援部队遭遇，两军隔大涧对峙。辽军渡涧进攻宋军，郭进乘其半渡，率骑兵奋击，耶律塔尔战死，辽军大败。辽北路援军由大同南下，途中听说东路败退，自动撤走。四月中旬，宋军攻下盂县、隆州、岚州等地后，以数十万之众包围了太原。四月二十六日赵光义亲临太原城下，四面巡视督战。刘继元在困守孤城、外无援兵、内部厌战的情况下，于五月初五出降，北汉灭亡，宋统一战争至此基本结束。北宋统一战争自公元963年夺取荆、湖地区开始，到公元979年灭亡北汉止，经过16年的战争，基本上结束了自唐中叶"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南北　方主要地区的统一，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北宋王朝统一战争所以能取得胜利，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外，在军事上，首先是先南后北战略符合当时南弱北强的情势。北宋建立之初，南方割据势力都已衰落，北方辽国正处在兴盛时期，地广兵强，并不断向中原地区扩展。宋早期曾几次进攻北汉都因辽出兵援助而无功撤退。南方各国，力量弱小，较易攻取；且经济富庶，中原馈饷可仰赖江、淮得到解决。后来统一南方后，得以充分利用江南地区的人力物力，集中全力北征，从而比较顺利地取得了阻击辽军、迫降北汉的胜利。其次是运用各个击破的策略比较成功，保证了战争的顺利进行。南方各国虽然承平日久，积弱不振，但它们拥有的总兵力却不下七、八十万；而北宋赵匡胤时兵力最多才有37.8　万人。

除去防备党项、辽、北汉外，能南下的兵力不超过20　万。南方各割据势力，唇亡齿寒、彼此利害相关，如果联合抗宋，力量不可小视。但它们之间矛盾甚多，互相猜忌，不能联合。赵匡胤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矛盾，进行分化瓦解以配合军事进攻。在军事进攻上，又采取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方针，始终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最后，军政兼施，善用谋略。五代十国分裂已久，各国多已衰朽不堪，仅能自保图存。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政治腐败，人民怨愤，君臣战守无策，指挥不善。故北宋得以在强大军事压力下，广施分化离间的谋略。不论战前、战中或战后，都以高官厚禄优待降者，瓦解其抵抗的决心，并能约束部队，严禁杀掠，尽量减少战争的破坏与损失。因此，每战都能以较少的代价获取较多的胜利。

（二）辽宋战争辽是雄踞于宋朝北方的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契丹天显十一年（公元936年），辽从后唐叛将石敬瑭手中夺取了燕云十六州。这一地区西起山西和内蒙交界处，沿河北和北京北部向东，达渤海之滨，沿线山岭蜿蜒，有不少关隘控扼南北交通孔道，南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因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辽取得这一地区后，将占领地向南推进到雁门山、滹沱河一线，并把主力屯驻在幽州西北的鸳鸯泊（今河北张北西北安固里淖）。一旦南面有事，即分别从居庸关、曹王峪、白马口、古北口、安达马口、松亭关、榆关等长城各口进入幽州及其以南地区。契丹统治者以此为向黄河流域进攻的基地，动辄牧马南下，骚扰中原，给中原王朝造成极大威胁。

而中原王朝自失去这一地区后，便失去了一条抵御北方铁骑南侵的重要防线，藩篱荡然，无险可守。因此，收复这一地区势在必行。

宋朝建立之后，辽曾多次派兵南下骚扰，宋辽之间的冲突一直不断。

赵匡胤为致力于整顿内部和统一南方，对辽军的袭扰采取了来则备御、去则即止的积极防御方针。但一直没有忘记收复燕云地区。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十二月，对进呈阵图、请讨幽州的军校给予赏赐。统一荆湖和西蜀时，又设置"封桩库"，准备蓄满500　万缗，或作将来赎回燕云之资，或作攻取燕云的军旅之费。待到结束五代十国割据局面，初步统一中原地区后，北宋王朝便倾全力收复燕云。于是，宋辽之间围绕幽州地区的争夺战随之展开。

1。第一次幽州之战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五月，北宋灭亡北汉后，宋辽直接对峙。双方接触线大体东起泥姑口（今天津大沽口），西沿巨马河流域的信安军（今河北霸县东）、霸州、容城（今河北定兴东南），然后折向西北至飞狐（今河北涞源北）及灵丘（今山西灵丘）以南，直达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北）。此线以北为辽控制的燕云地区。当时习惯把燕云十六州中位于太行山北麓东南的檀、顺、蓟、幽、涿、莫、瀛7　州称为"山前"，把太行山西北的儒、妫、武、新、云、朔、寰、应、代9　州称为"山后"。辽对这一地区特别是幽州十分重视，除派大丞相、南京留守韩德让和大将耶律斜珍率兵防守幽州外，还在宋军进攻北汉时增派北院大王耶律希达、将领萧托古和伊实王萨哈加强防务。并在隋唐蓟城的基础上对幽州进行大规模的扩建，从而使幽州城成为方圆36　里，城墙高3　丈、宽1.5　丈，人口30　万的陪都和军事、政治重镇。

宋军在消灭北汉时，在太原集结了数十万部队。赵光义企图乘战胜的余威，一举夺取燕云地区。但是，宋军"攻围太原累月，馈饷且尽，士疲乏"①，需要休整。同时"人人有希赏意"，需要对攻克太原进行论功行赏以利再战。因此大多数将领不赞成立即向辽进军，但无人敢直言谏阻。只有崔翰怂恿赵光义，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能挟战胜之威，攻取幽州如探囊取物。赵光义于是决意北伐，命曹彬负责部署军队行动，潘美组织粮运管理后勤；郭进继续监视雁门以北辽军动向以保障侧后的安全。其战略方针是：以幽州为主要作战目标，迅速自太原转移兵力东进，越过山丘重迭、沟壑纵横的太行山，乘辽无备，实施突然袭击，一举夺占幽州。一旦幽州得手，必然震动其余诸州，然后乘胜收复全部燕云地区。

五月二十日，宋军从太原分路东进，翻越太行山，二十九日抵镇州（今河北正定），进入河北平原。六月初七，赵光义调发京东、河北诸州的武器装备和粮秣运往前线。十三日，赵光义亲自率军从镇州出发。

十九日进入辽境，占领金台（今河北易县东南），二十日进至歧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巨马河北）。由于宋军每天以百里的速度迅速开进，暴露在宋军侧后的辽东易州（治歧沟关）守军孤立无援，不战而降。这时，辽北院大王耶律希达、将领萧托古和伊实王萨哈在沙河（今易县东南的易水）迎击宋军，企图阻止宋军向幽州推进，被宋军击败。二十一日宋军进至涿州，辽涿州守将开城投降。二十三日黎明，宋军进抵幽州城南。辽南院大王耶律斜珍看到宋军兵锋甚锐，不敢正面交锋，率兵进驻清沙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

河北（在今北京清河镇一带），以声援幽州，从而使幽州、得胜口、清沙河结成犄角之势，并保持了幽州与山后的联系，因为而提高了幽州辽军固守待援的决心。

赵光义认为耶律斜珍只能凭险固守，便以一部牵制其军，部署主力围攻幽州。六月二十五对幽州展开围攻：宋渥率部攻南面，崔彦进率部攻北面，刘遇率部攻东面，孟玄喆率部攻西面。辽韩德让、耶律学古一面加强守备，一面安定人心，以待援军到来。六月三十日，辽景宗耶律贤（公元948～公元982年）得到宋军合围幽州的消息，派北院大王耶律休哥（？～公元998年）和南京宰相耶律沙统率五院兵越过燕山增援幽州。宋军攻城10　余日，虽一度乘夜登上幽州城垣，但旋即败退。宋军围攻幽州坚城不下，"将士多怠"，士气低落。七月初六，正当赵光义督军攻城时，耶律沙的援军到达幽州城外，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

畔同宋军展开激战。战至黄昏，耶律沙部不支，向后撤退。这时，耶律休哥的骑兵从捷径赶到，数万人各持两个火把，宋军不测虚实，军心恐惧。耶律休哥到达幽州城北后，即与原集结在清沙河北的耶律斜珍合军，分左右两翼向宋军实施猛烈反击，宋军被迫撤除围城部队。驻守幽州城内的耶律学古在宋军撤围后，开城列阵，四面鸣鼓呐喊助威。宋军于是阵势大乱，失去指挥而大败。赵光义中箭负伤，乘驴车南逃，仅以身免。辽军乘胜逐北，追至涿州。宋军沿途遗弃的大量兵器、糖秣，均为辽军所得。宋军第一次幽州之战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此战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赵光义被攻克太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辽军的实力及其拥有大量骑兵的情况估计不足，在部队疲困交加的形势下，仓促出兵，企图以突然的行动、优势的兵力数量，一举袭取幽州地区。这种轻率鲁莽、侥幸取胜的投机举动，最后遭到失败乃是情理中事。从作战指导上看，宋军移师幽州，仅是一个方向的进攻，既未从幽州北面出兵配合，牵制辽军，又未控制一定的预备兵力。一开始便将主要兵力投入战斗，企图速战速决，一举成功，以致一遇挫折，便无力挽救。其次是对幽州城的防御力量估计不足。幽州是辽的战略要地，辽必以重兵守城。宋军远程急进，无攻坚准备，以致顿兵坚城，陷入师老兵疲的困境。最后是缺乏打援部署。幽州既为辽战略要地，在受到围攻时，必以重兵增援。但赵光义计不及此，未作任何阻援部署，只顾倾全力攻城，致为辽援军拊击，导致全军溃败。反观辽军，虽在宋军突袭初期遭到一些挫折，但能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固守待援，为调集援兵赢得了时间。在援兵到达后，又成功地运用两翼包围的战法，发挥骑兵的长处，乘耶律沙拖住宋军并使宋军遭到一定程度削弱时，突然投入战斗，终于扭转战局，取得了解围幽州，大挫宋军的胜利。

2。第二次幽州之战第一次幽州之战失败后，赵光义一直打算二度北伐，以洗刷高梁河之败的耻辱，并为此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如分命将领驻守边境，屯聚粮秣。"命曹翰部署修霸州、平戎、破虏、乾宁等军城池。开南河，自雄州达莫州，以通漕运。"①雍熙三年（公元986年），辽圣宗耶律隆绪（公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

元971～1031年）继位，年仅12　岁，其母萧太后摄政。赵光义及一些臣僚认为，辽"主少国疑"，母后专权，宠幸用事，大臣不附，内部不稳，此乃夺取幽州的天赐良机。于是不顾一些大臣的反对，作出再次进攻幽州的决策。

其实，萧太后是一个具有统治经验的人物，她"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习知军政"②。在摄政之初，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民族矛盾；发展生产，整顿军队，大修武备。任命北院大王耶律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南院大王勃古哲总领山后军政，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萧道宁驻守幽州。耶律休哥受命后；积极训练军队，"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①。因此，辽的国势正在复兴，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情况，较之"畋猎无厌"、"嗜杀不已"的穆宗时期，已有较大程度的改变。但赵光义对敌情未进行认真的了解和研究，仅从母后专政这一表象出发，便武断地认为辽内顾不暇，有机可趁，在几个臣僚的怂恿下，贸然作出了北伐决策。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正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宋军兵分3　路开始出动，其部署是：东路以曹彬为主将，崔彦进为副，自保州（今河北保定）趋涿州；另一支则由米信、杜彦圭率领，自雄州趋新城（今河北新城）。西路由潘美为主将，杨业（？～公元986年）为副，自雁门趋云州，尔后会合田重进部东下，从北面会攻幽州。中路以田重进为主将，谭延美为副，自定州北上趋飞狐口。与此同时，派使者到高丽，联络高丽向辽东进攻（该路后未行动）。曹彬等出发前，赵光义对他们说："潘美之师，但令先趋云、应，卿等以十余万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毋贪小利以要敌。敌闻大兵至，必萃劲兵于幽州。兵既聚，则不暇为援于山后矣。"②赵光义的战略意图是：先令潘美夺取云、应等山后诸州，曹彬部则实施战略佯动，持重缓行，扬言攻取幽州，以吸引辽军主力于幽州以南，无力增援山后诸州。待潘美、田重进两路东进会师，再迂回幽州之北，切断幽州与山后辽军的联系，最后合攻幽州。

辽直到三月初六才得知宋军大规模发动进攻的消息。萧太后针对宋军的情况，以一部兵力先对西线宋军进行牵制性作战，而以主力对幽州威胁最大的东路宋军主力进行决战，尔后再向山后转移兵力，击破两路宋军。其具体部署是：命南京留守耶律休哥率领部队阻止曹彬部北上，东京留守耶律抹只率军继进；同时下令征诸道兵增援幽州。以耶律斜珍率山西兵马进援山后，阻击田重进、潘美军；以耶律勤德守备平州（今河北卢龙）海岸，巩固后方，防备宋水师从海上进击辽东。萧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军进驻驼罗口（今北京南口附近），作为策应。

宋军发起进攻后，开始时各路进展比较顺利。中路田重进军自定州沿滱水（今河北唐河）河谷北上后，于三月初九进至飞狐北。辽冀州、康州军往援，宋军全歼援军。二十三日，辽飞狐守将投降。二十八日，辽灵丘（今山西灵丘）守将也举城降。四月十七日，宋军进攻并攻占蔚州。西路军潘美部出雁门关后，三月初九在寰州击败辽军。十三日朔州②　《辽史·后妃传》。

①　《辽史·耶律休哥传》。

②　《续资治通鉴》卷一三。

辽军守将投降。十九日，应州辽军投降。四月十三日，宋军又攻克云州。东路米信部自雄州出发后，渡过巨马河，于四月初四在新城击败辽军。

曹彬率东路军主力约10　万人，三月初五攻克固安（今河北固安），十三日攻占涿州，全歼守军。赵光义得知曹彬军进展过速，违背"持重缓行"的作战意图，即担心辽军切断粮道。当曹彬进占涿州后，辽耶律休哥因兵力不足，采取避免决战，疲惫消耗宋军的方针。夜间用轻骑袭击骚扰，白天用精兵虚张声势以迷惑宋军，同时派兵绕至宋军后方，截断宋军粮道。曹彬军在涿州10　余天，因粮尽不得已退回雄州。曹彬军的后退使本已有利的战局发生逆转。

赵光义得知曹彬军后退就食后大惊，认为大敌当前而退军就食，甚为失策。于是急令曹彬率军沿巨马河向米信军靠近，"按兵蓄锐以张西师之势，待美等尽略山后之地，会重进东下趋幽州"，"以全师制敌"①，会攻幽州。但是，曹彬部下诸将听说中、西两路军连克州县，屡战屡胜，耻于东路兵不能有所攻取，纷纷主张出战。曹彬不能制止，遂听信诸将意见，补充粮食后，又向涿州进攻。耶律休哥以一部兵力对曹军进行阻击，且走且战，以迟滞曹军行动。这时正值夏天，曹彬大军行进途中缺水，士卒困乏不堪。到达涿州后，曹彬得知萧太后率援军从驼罗口南进，有会同耶律休哥军钳击宋东路军之势，于是命部将带城中民众先行向西南撤退，曹彬亲率主力断后。但撤退中宋军混乱不堪，耶律休哥全力追击。五月初三，在歧沟关大败曹彬军。曹军溃退，夜间涉渡巨马河时，被辽军追上，溺死者甚多。余部继续向高阳（今河北高阳）溃退，途中又被耶律休哥追上，死伤数万人。曹军遗弃大量兵器、军资，残部退到高阳。

赵光义得知歧沟关战败的消息，即令宋中路田重进军退驻定州，西路潘美军退驻代州（今山西代县），以避免中西两路再曹败绩。同时增兵北境，阻止辽军南进。辽军在歧沟关获胜后，于七月初以10　余万兵力西移，先后攻占了蔚州、飞狐、应州、寰州等地。赵光义令潘美等派兵掩护云、朔、寰、应4　州居民南迁。潘美在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令杨业出击。杨业根据辽军攻占寰州后兵势正锐的形势，不同意出击，认为可领兵出大石路（今代县崞阳石峡口）配合云、朔两州守将率民众伺机撤退。监军王侁谴责杨业见敌"逗挠不战"，杨业无奈率兵出战，并与潘美等约定在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县南）派兵接应。杨业孤军北进，遭辽军伏击而大败，退至陈家谷口时，接应兵已撤走，以致全军被歼。

杨业受重伤被俘，不屈而死。宋王朝对辽发动的第二次幽州之战，又惨遭失败，仅中路军顺利退回。

此战宋之失败，首先是赵光义错误地判断了敌情，在准备不够充分，时机不够成熟的条件下轻率发动战争，因而招致失败。在作战指导上，宋军3　路分进合击，企图率先控制燕山山脉要隘，然后合攻幽州，这一方针本来是正确的。但在战略上却未能有效协同。田重进军和潘美军未能及时会师东进，负责主攻方向的曹彬军开始时轻敌冒进，继则退进无度，举止失措，亦未能与中路田重进部取得协同，切断辽的援军，以致造成合围幽州的企图未能实现。其次是宋军对燕云地区地理特点不熟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三。

悉，缺乏与大规模骑兵作战的装备、训练和经验。企图以迂回的手段断辽骑兵的援路，但未能制定在平原地区有效对付敌骑兵的战法，故阻援不成，即束手无策，被迫撤退又屡遭袭击，一溃而不可收拾，再次遭到重大挫败。

反观辽军，在这次作战中虽处于战略上的防御地位，但萧后出入疆场，习知军政，以一部兵力牵制山后两路宋军，集中兵力打击对幽州威胁最大的曹彬部。因曹部不仅是宋军主力，且在这个方向上便于发挥辽骑兵的优势，又有幽州坚城可以依托，是同宋军决战的理想战场。此外，耶律休哥在援兵未至之前，采取各种手段削弱、疲惫宋军，不仅赢得了时间，也为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击败曹彬后，乘机扩大战果，实施大胆追击。并迅速转移兵力，先破田重进部于蔚州之东，又在飞狐之北击败潘美部，完满达成了各个击破的目的。

3。"澶渊之盟"

接连两次伐辽失败，对宋君臣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严重的恐辽情绪，从此谈辽色变，再也不敢轻言收复燕云。宋军精锐在两战中损失殆尽，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为此，在河北沿边的平原上，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泥沽海口，利用河渠塘泊，筑堤储水，并设置堡寨，往来巡警，以防辽国骑兵奔冲。对于辽军的入侵，实行消极防御，"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①。结果束缚了宋军手脚，置宋军于被动挨打境地。

而辽军开始占据优势和主动地位，不断向宋发起进攻。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十一月，辽军乘胜南下。耶律休哥率军在望都（今属河北）

击败宋军，进屯滹沱河（自五台山流经真定，向北流入巨马河）北。辽军数万渡河进攻瀛州（今河北河间），与宋军刘廷让部在君子馆（今河间北）展开激战，宋军大败，死伤数万。雍熙四年（公元987年）正月，辽军乘胜攻克深（今河北深县）、祁州（今河北安国），纵兵大肆抢掠。端拱元年（公元988年）辽军又大举南下，攻占了宋涿州、祁州、新乐（今河北新乐）等地。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以后，辽继续派兵深入宋霸、雄、贝、冀、邢、洺、深、滨、博、濮、青、淄、齐、潍及天雄、乾宁等十多个州军，掳掠人畜财物，屠杀无辜百姓，损坏房屋庄稼，给河北、山东一带的农民造成巨大的灾难。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圣宗及其母萧太后率大军南下，但刚入宋境，就遭到北宋军民的坚决抵抗。辽军攻威虏军（今河北徐水）、顺安军（今河北高阳），不利；攻北平寨（今河北完县），又受挫。接着，绕道攻保州（今河北清宛县）、定州，仍不克，又东攻瀛州，死伤3万多人。以后，辽军乘隙进到澶州（今河南濮阳）。

辽军南下的消息传到开封，宋廷大震，惊慌失措，不少人主张南逃金陵（今南京）或西逃四川。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持真宗亲征。真宗在寇准的坚持下，来到澶州，使宋军士气大振，几十万大军迅速向澶州集结，形势对宋十分有利。而此时的辽军，孤军深入，本犯兵家大忌，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

加上主将挞览被宋军击毙，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前进则受阻，背后又有宋军环伺，腹背受敌，进退失据，处境险恶。因此急于求和，企图通过谈判得到战场上不可能得到的胜利。

昏庸懦怯的宋真宗，无视有利的形势，只求让辽军尽快撤走，于是双方开始议和。经过讨价还价，双方约定：宋每年给辽银10　万两、绢20万匹，称为岁币；宋辽两国约为兄弟之国；仍按此前的旧界作为双方国界；辽军撤退时，宋军不许在沿途进行拦击。澶州又称澶渊，故史称这次盟约为"澶渊之盟"。这一耻辱的城下之盟，给宋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它不仅无端地给中原地区人民套上了一副沉重的经济枷锁，也为宋代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创了先例。

"澶渊之盟"后，辽一方面由于内部统治不稳，另一方面也感到难以打败宋朝，所以不再举兵南下，宋辽两国的战事基本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此后的100多年间，宋辽大体上维持着和平状态。

（三）宋夏战争宋夏战争是宋军与西夏军在今天陕西、宁夏地区所进行的战争。它始于宝元元年（1038年），其后时战时和，直到北宋灭亡才算结束战事。前后数十年间，给宋和西夏政权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1。宋夏前期战争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夏州地区的党项部落首领李氏就开始奉行"保全实力"的政策，在各割据势力的战争缝隙中不失时机地发展自己。宋朝建立以后，党项首领李继迁（公元963～1004年）反对宋朝廷削弱乃至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的政策，并趁宋辽爆发战争的机会，采取联辽反宋的策略，大肆攻掠宋朝边境，拦截宋军粮草。李继迁之子德明继位后，双方媾和息兵，出现了20余年"有耕无战，禾黍如云"的安宁景象①。

天圣九年（1031年），德明死，其子元昊接过统治权。他野心勃勃，招纳汉族士人，创制西夏文字，建立年号制度，攻掠上蕃、回鹘，控制河西走廊。宝元元年（1038年），他自称大夏皇帝，设12　个监军司，准备对宋朝发动大规模进攻。次年正月，又上表宋朝，要求正式承认他的皇帝地位。

元昊的这一举动，给奉行严格中央集权原则的宋朝君臣以强烈刺激。宋仁宗（1010～1063年）下诏剥夺元昊官爵，撤销所赐皇姓，停止贸易往来，并募人捕杀元昊。但在军事上，由于宋朝多年来"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②，实际上并无能力发动大规模攻势。所以，除了策动党项世仇、吐蕃首领唃厮啰从其侧后予以牵制外，就只能采取一些屯粟立寨、增兵戌守的战备措施。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抢先发动进攻。他集结西夏骑兵主

①　《范文正公集·答赵元昊书》。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

力，直逼延州（今陕西延安）北的金明寨，同时声东击西，派偏师诈攻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延州守将范雍中计，派大将刘平、石元孙领兵3万驰援保安军。孰不知此时元昊已攻破金明寨。原来金明寨守军虽有10万之众，但分散在36　个小寨中，各寨力量相对薄弱。元昊欲克金明诸寨，蓄谋已久，先使人诈降投入寨中，加上守将李士彬驭下严苛，内部不和。俟西夏兵一到，内应蜂起，李士彬束手被擒。元昊轻易获此胜利，乘胜挥师南下，进围延州。

范雍飞檄召刘平等人回援。刘平素来轻敌，昼夜倍道兼行。元昊闻讯，又施"围点打援"之计，在延川西北的三川口伏下重兵。正月二十三日，刘平诸部宋军步骑万余人在三川口与西夏军斥候相遇，宋军奋力将其击败。西夏军遂弃老弱牛马逃走，宋军紧追不舍，陷入包围圈。此时，平地降雪数寸。元昊以10　万精骑将刘平所部团团围住，宋军多次突围都没有成功。黄昏时分，西夏军开始主动进攻，两军正酣战间，位于宋军阵后的黄德和率部先逃，引起全线崩溃。刘平身负重伤，仍派人杖剑阻止士卒溃逃，只留下千余士卒，遂退至西南山下，结寨自保。次日，西夏军将宋军残部分割包围，逐个攻破各寨，俘获刘平等人。而围困延州的西夏军，攻城7日而不克，又遇天降大雪，遂解围归国。

宋军在三川口的惨败，震惊朝野官民。宋廷方始认真备战，一方面增募兵员、收括马匹，在陕西境内筑城修堡，另一方面又派人赂赠土蕃首领唃厮罗大批金银锦帛，鼓动他趁虚攻打西夏。但最重要的，是其调整陕西边帅的人选，以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韩琦建议改变以往派人递送情报的迟缓通讯方法，改为设立烽候。范仲淹建议改变以往分兵守边的办法，集中兵力日夜训练，以为机动之兵。同时针对延州之北数百里藩篱破尽的状况，着手修复城寨，安辑人民，招抚流亡；克复被西夏攻破的寨门、金明诸寨加以据守；招募蕃汉弓箭手于寨旁居住，以充实城寨的防御力量。这些措施对稳定宋夏边境局势，扼制西夏军队袭扰，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宋朝廷为了挽回战败的面子，不待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就急于发动战略进攻，并计划于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由泾原、鄜延方向两路出兵，夹击元昊。但宋朝两路边帅韩琦、范仲淹在此问题上的主张是不一样的：韩琦主张集中兵力，深入西夏腹地，寻求敌人主力决战，以绝永久之患。范仲淹则要稳扎稳打，打算先巩固边界防线，然后进取绥、宥，占据茶山、横山，说只要能控制这道战略防线，便可杜绝或削弱西夏的袭扰。范仲淹为申明自己的想法，还上奏朝廷，建议暂缓出兵。宋朝廷同意范仲淹所部鄜延路军兵出师之期，可以不拘早晚，从而在宋军战略协调的问题上留下极大隐患。

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正当宋朝君臣将帅之间书信往还，争论不休时，元昊抢先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进攻。他为了麻痹宋人，派人分别向韩琦和范仲淹表示请和归顺。接着，集中兵力，向泾原一路发起进攻。他率军10　万直抵宋德顺军（今甘肃静宁）境内的好水川地区（今宁夏隆德西北），埋伏下主力部队，又派少量部队至怀远城（今宁夏西吉县偏城）诱战。韩琦得知西夏军入境，派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守兵加上所募敢勇1.8　万人，由大将任福统领前去迎击。临行前，韩琦再三嘱咐任福引军绕至西夏军侧后，伺机出击。若"度势未可战，则据险设伏，要其归路；待其归，然后邀击之"①。任福不遵指示，率轻骑数千先行，又命后续部队紧紧跟随。二月十三日，他在张家堡（今宁夏固原县张易）与小股西夏军遭遇，将其击败，并乘胜猛追，追至好水川口时已马乏人饥。次日晨，宋军循川西进，在道旁发现几个银泥盒，内有跃动之声，打开一看，只见上百只带哨家鸽从中飞出。埋伏已久的西夏军得到信号，迅速从四面合围。两军战至中午，宋军之阵不支，欲退依山险相拒。此时西夏军又在山脊上出现，居高临下发动攻击，宋军溃败，许多军士坠崖而死，任福也战死。同日，宋军后续部队进至姚家川（今宁夏德隆西北），也被西夏军包围击败，仅逃出败兵残卒千余人。

好水川之战失败后，宋朝廷完全丧失了进攻的勇气，改而采取守势，下令"陕西诸路总管司严边，毋辄入贼界，至则御之"①。不久，又把陕西划分为鄜延、环庆、泾原、秦凤4　路，屯兵20　余万，分守军州堡寨，阻敌直捣宋朝腹心之地。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西夏又发兵10　万，分东、西两路合攻镇戍军，企图由此进窥关中。宋军派葛怀敏等领兵3　万救援，在养马城（今甘肃固原西）与西夏军相遇。葛怀敏不接受前几次宋军失败的教训，依然幻想靠野外决战获取胜利。所以，拒绝了"固守镇戍，以逸待劳"

的建议②，分兵4　路直趋定川寨（固原西），结果被西夏军分割包围。葛怀敏退入定川寨据守，又被西夏军切断退路和水源。当夜，葛怀敏以寨小难守，向镇戍军方向突围。宋军突围至秦故长城壕边被西夏军再次包围。葛怀敏等战死，部下9000　余人被俘。

此后，元昊挟定川寨胜利余威，驱军直抵渭州（今甘肃平凉），一路上焚荡庐舍，屠掠居民，但慑于鄜延4　路扎有重兵，未敢深入。另一方面西夏连年征战，死伤众多，国人怨言四起，加上辽夏关系破裂，辽朝大兵压境，不得不暂时停止对宋军事行动。而在宋朝方面，一系列军事失败，暴露出宋军军队建设的重大缺陷及其军队战斗力之低下，更不用说连年征战给国家财力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危害。有人曾描述说："自关陕兴兵以来，修完城垒，馈运芻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内则帑藏空虚，外则民财弹竭，嗟怨嗷嗷，闻于道路。"①所以宋廷也十分渴望罢战言和。这样，经过长期协商，双方于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签订和约。

2。宋夏后期战争宋朝虽与西夏讲和，但鉴于前期战争惨败的经验教训，加紧了边防建设。特别是宋神宗继位以后，抱着富国强兵的思想，任用王安石为相，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军事实力。在战略上也由防守转入进攻，准备将西夏一举荡平。熙宁四年（1071年），宋通远军使王韶（1030～1081年）提出招抚藩族，进图西夏的建议，并身体力行，次第收复了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各州，招抚蕃族30　余万帐，建立起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

①　《宋史·仁宗纪》。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九。

一块威胁西夏右厢的战略基地。恰巧不久西夏发生政变，年幼的西夏国主秉常（1060～1086年）被囚。宋朝决定趁此难得之机发动5　路进攻：李宪部出熙河路，种谔部出鄜延路，高遵裕部出环庆路，刘昌祚部出泾原路，王正中部出河东路。按作战计划，泾原、环庆两路合取灵州，河东、鄜延两路先会师夏州，再攻怀州，最后4　路合攻兴州。宋朝廷还请吐蕃出兵渡黄河攻取凉州，以牵制西夏右厢兵力。

宋军大举进攻的消息传到西夏，当时主持朝政的梁太后召集文武臣僚询问对策。一些血气方刚的少壮派将领皆主张出兵迎战。只有一位老将说："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于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运，大兵无食，可不战而困也。"①梁太后采纳了上述诱敌深入的战略。

此时，泾原路刘昌祚部已进至堪哥平磨哆隘口（在灵州南百　余里），与据险守隘的3　万西夏兵遭遇。刘昌祚以牌手在前，布神臂弓和劲弩于后，身先士卒，挟两盾牌登隘激战。待西夏兵稍稍退却，以大军猛冲，将其击败，乘胜直抵灵州城下。可惜奉命指挥刘昌祚的环庆路将领高遵裕迟迟不带兵赶到，使西夏兵从容做好防御准备。宋军顿兵坚城之下，围攻18　昼夜而不克。而西夏军放黄河渠水灌淹宋军营地，又断绝其粮饷之道，宋军士兵因冻溺饥饿而死者极多。宋朝廷见其不能取胜，下令班师。但高遵裕所部在退却途中，不断遭到袭扰，又无粮食，相继溃散。

鄜延路种谔所部沿无定河西进，起初势如破竹，连下银、石、夏诸州，但很快就因为军粮供应不继，又逢大雪，部队非战斗减员达2／3　以上。

河东路王正中所部沿无定河北行，一路尽是沙湿之地，士马陷没者极多，至顺宁寨（宥州附近），因粮运不继，无功退兵。只有李宪所部在攻克兰州古城（今甘肃阜兰）之后，进占龛谷（今甘肃榆中），并在天都山下立营固守。不久，听到其他各路失败的消息，又匆匆撤回河熙路。此次战役，宋军在战斗上虽然败多于胜，但拥有较为雄厚的军事实力，占领了银、石、夏、宥诸州和横山北侧的一些军事要点，使西夏在横山沿边地带"不敢耕者至二百余里"，边境贸易断绝，物价腾贵，"其余老弱转徙，牛羊堕坏，所失盖不可胜数"①，陷入不利境地。

此后，宋朝君臣将帅改而采取"筑寨缓进"战略。元丰五年（1082年），选择地处横山之要的永乐（今陕西米脂西）筑城，但由于经验不足，忽略了城中的水源问题，改为主城之外另筑水寨，存蓄用水的办法。虽知城刚筑成，西夏兵便发动大规模进攻。他们不仅将永乐城团团围住，占领了水寨，而且派游骑阻止宋军进援永乐城。永乐城守军虽竭力支持，但城中水源涸乏，士兵绞马粪汁充作饮料，渴死大半，终于被西夏兵乘夜雨急攻而下，宋方将士役夫死者10　万余人。绍圣年间（1094～1098年），宋朝又在沿边地区修筑了平夏（今固原北）、灵平（在平夏以南）等数十个堡寨。这次吸收以往筑寨的教训，综合解决利用制高点和水源的矛盾，按"半山半川"的模式，在靠河倚山之处修筑梯形城垣，将一面山坡和一岸河川包罗在一座城址之内，使"其堡寨城围务要占尽地势，

①　《宋史·夏国传下》。

①　《宋文鉴》卷五五。

以为永固"②。同时，召募弓箭手屯田菅室，保寨卫家，形成幅员数百里间，楼橹相望，鸡犬相闻，士马相援的严密防御。特别是宋朝控制了西夏米粮之川横山、天都山以后，西夏失去聚兵就粮之地，很难发动大规模进攻。所以，尽管后来双方仍不时发生战事，互有胜败，但西夏在战略上处于下风，不得不出面乞和。

3。宋夏战争的经验教训宋夏战争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宋朝与以游牧业为基础的西夏政权之间的长期战争，其经济实力和战争潜力的大小优劣是不言而喻的。有着强大经济实力的宋朝，在战争前期每战必败，战争后期又可以略占上风，这种奇怪现象，只能从军事角度进行解释。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宋朝"重文轻武"、"居重驭轻"、"守内虚外"的军事政策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直接导致了宋夏前期战争的失败。宋太祖靠兵变起家，十分害怕握兵大将步其后尘，故千方百计削弱将领的权力，也不重视边防武装力量的建设，以致在三川口之战中出现"将不知兵，士不知战"的状况。在军事行动中，往往由朝廷遥制，不敢派大将统一指挥，各路军事行动极不协调，因而容易被对方各个击破。宋军在好水川之战中遭到惨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韩琦一路孤军深入，而范仲淹一路按兵不动，缺少对西夏军侧翼的牵制。

第二，宋军在缺乏强大骑兵部队的情况下，弃长用短，孤军深入沙漠之地，寻求野外会战歼敌，结果常常因粮尽援绝而全军覆没。宋军因马源有限及士兵日常生活习惯的关系，其兵种构成以步兵为主，辅以少量骑兵。步兵利攻守城作战，不利于野战。但一些宋军将领不了解这一点，对党项骑兵的野战能力估计过低，幻想通过一两次主力会战一鼓而歼之。三川口、好水川之战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进行的。经过多次失败，一些有见识的宋军将领，提出"以我之利器（指弩等射远兵器）制敌人之天产"（指西夏骑兵），或筑堡修寨、渐图进取的设想。从后来筑城寨困敌方略实施的结果看，只要运用得法，以步兵为主的宋朝军队在攻守城作战中往往是可以占上风的。

第三，宋朝夺取横山、天都山地区的胜利，削弱了西夏的战略优势地位，扼止了西夏袭扰宋境的进攻势头。西夏军在此之前能积极引诱宋军在野外作战而伺机歼灭之。但在宋朝采取筑寨修堡作战方略以后，不能及时改变自己的战法，迅速发展攻城炮兵，以夺取横山一带的军事要点，因此陷入战局日蹙，由攻转守的境地。

（四）辽金战争辽金战争，是以完颜部为首的女真人反抗契丹统治者，进而改朝换代的战争。它从天庆四年（1114年）开始，到天会三年（1125年）正式结束。力量弱小的女真武装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消灭了辽朝军队，建立了与宋、西夏鼎足而立的金王朝。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九。

1。辽金战争的爆发公元10世纪中叶，以畜牧和狩猎为业的女真人还散处于白山黑水之间，"地方数千里，户口十余万，无大君长，立首领，分主部落。"①至完颜部昭祖石鲁时，亲近部落间的联盟逐渐向军事部落联盟方向转化。

景祖乌古乃更役属诸部，正式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军事部落联盟。这就在客观上为后来女真反辽战争奠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当时辽朝政治腐败，对女真民族的勒索压迫日甚一日。其中最令女真人痛恨的有三件事："打女真"、"荐枕席"和"索鹰鹞"。"打女真"是指在辽人主持的榷场贸易中常常出现压低市价或拘辱女真的事件。"荐枕席"是指辽朝派遣银牌天使到女真境内督课贡献时，常令女真妇女伴宿，从贫民乃至豪族大户的美貌妇女皆不能幸免，因此激起女真各阶层民众的共同仇恨。"索鹰鹞"是因为女真靠近东海岸的地区盛产名鹰"海东青"，辽朝统治者将其定为女真特有的土贡方物，下令女真人哪怕漂洋过海，搜遍深山峡谷，也要按时贡献。种种勒索压榨，令女真痛苦不堪，各部落往往执杀使者，断绝鹰道，甚至起兵反抗。

完颜女真部落联盟的历代首领利用民众的反辽情绪，先后统一了张广才岭以东、以西的大片土地，占领了今黑龙江呼兰以北和吉林延边地区，建立起一块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广阔根据地。频繁的开拓疆域战争，进一步增强了完颜女真的军事实力。根据女真部落兵制的征兵原则，被征服部落的增加必然带来兵源的扩大。至辽乾统二年（1102年）征讨肖海里之役，完颜女真已"募军得甲千余"①。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攻打宁江州（今吉林扶余）战前，征兵多达2500人，编成女真最基本的武装力量。同时，多年的战争中还锻炼出一批敢于冲锋陷阵的勇将和善于运筹帷幄的谋臣，如完颜娄室（1077～1130年）、宗翰（1080～1137年）、宗望（？～1127年）、撒改（？～1121年）、完颜希尹（？～1140年）等。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重用这些将相之才，力农积谷，练兵牧马，备冲要，建城堡，军力空前强盛。

为了全力对付辽朝，女真人还极力促使其东南边境上的高丽国中立，保持一条和平的边界线。乾统四年（1104年），高丽曾派兵进入女真境内，4年后又在易懒甸筑九城，置戍兵，以为久占之计。此后双方的军事争夺陷入胶着状态，经年难分胜负。女真人急于对辽作战，为避免两面受敌，迫切需要结束掉这场久拖不决的战争。乾统九年（1109年）

六月，女真遣使至高丽，对其国王睿宗说：去年高丽"大举而入，杀我耄倪，置九城，使流亡靡所止归。故太师使我来请旧地，若许还九城，使安生业，则我等告天为誓，至于世世子孙，恪修世贡，亦不敢以瓦砾投于境上"①。之后，高丽许还逋逃之人，退兵归地以修好。

就在女真人进行紧张的战争准备的同时，辽天祚帝依然是"好畋猎，淫酗怠于政事，四方奏事往往不见省"②。朝中显宦也被女真人贿赂的金珠良马所收买，闭塞言路视听。辽天庆二年（1112年）初，完颜女真首

①　《契丹国志》卷二六。

①　《金史·世纪》。

①　《高丽史》卷一三。

②　《金史·太祖纪》。

领阿骨打朝拜天祚帝，天祚帝命其歌舞助兴，阿骨打抗命不遵。天祚帝一度对女真人有所警觉，"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前日之燕（宴），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否则，必贻后患。""

萧奉先托辞"粗人不知礼义，无大过而杀之，恐伤向化之心"③，将此事遮掩过去。当时的辽朝将帅也确实有人注意到不尽早发兵攻打女真部落，令其坐大的战略性错误。如先后任横海军节度使和东北路统军使的萧兀纳（1049～1118年）曾两次上书，认为女真"其志非小。宜先其未发，举兵图之"④。其正确意见并没有被朝廷采纳。天庆四年（1114年），辽朝统治者总算察觉完颜女真不仅要统一女真各部，而且要推翻辽朝的统治，于是遣使去责问威吓，并命令东北路统军司在辽朝边防重镇宁江州集结兵力，以海州刺史高仙寿率1000　余名渤海族士兵增援宁江州。尽管如此，辽朝上下都还不相信女真人真敢造反。大战之前，奉命做最后一次侦察的女真探子胡沙补在路上遇到增援宁江州的渤海族士兵，这些人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他："听说女真欲反，是耶？"

九月，完颜女真首领阿骨打率领2500　名披甲执械的女真士兵在松花江南岸、拉林河口西的空旷岗地上，举行反辽战争的誓师大会，公开树起反辽的旗帜。辽金战争由此正式爆发。

2。辽金战争的第一阶段阿骨打虽然起兵反辽，但与建国上百年的辽王朝相抗衡，女真的力量毕竟太弱小。所以，他只好放弃女真骑兵突破力强，善于远程奔袭的长处，采取较为审慎的作战方略：在东线暂时进行积极防御，吸引并伺机利用野战击溃辽军主力。在西线，积极向辽朝统治薄弱地区挺进，利用渤海人的反辽情绪，积极扩大战果，逐步造成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产生重大变化。

按照既定方针，女真军队在东线首先进行了攻克宁江州之役。战前，胡沙补曾向阿骨打建议说："今举大事，不可后时，若俟河冻，则辽兵盛集来攻矣。乘其未集而早伐之，可以得志"①。阿骨打虽然知道当时女真军队的攻坚能力不强，但宁江州突出孤立，攻克它在政治上意义很大，遂调集优势兵力包围该城，经过浴血奋战，终于突入城内，活捉了辽防御使大药师奴。

宁江州的陷落，沉重打击了契丹统治者在辽朝脆弱的种族统治体系中的权威地位，势必引起一系列军事、政治上的连锁反应。一些辽朝将领上书建策，提出全面动员军队，以威势压服女真。但辽朝显宦为了照顾大国的面子，怕显露出示弱的迹象，只肯进行局部的战争动员，派兵7000人，由司空、殿前都点检萧嗣先统领，进屯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阿骨打乘其立足未稳，领兵3700人秉夜急行，凌晨顶冰凌涉水过河，向辽军发起攻击。其时大风突起，尘埃蔽天，女真趁势击溃兵力居于优势的辽军。接着，又连续追击到斡邻泺，歼灭惊魂未定的辽军残部，"杀③　《金史·太祖纪》。

④　《辽史·萧兀纳传》。

①　《金史·胡沙补传》。

获首虏及车马甲兵珍玩不可胜计"①。

出河店、斡邻泺战败后，天祚帝宠臣萧奉先为了给他的弟弟萧嗣先开脱罪责，骗取大赦令，造谣说辽军溃兵四处劫掠，如不能赦免他们，恐怕会啸聚山林。天祚帝信以为真，下诏赦免出河店溃逃将士，萧嗣先也仅仅得到免官的处罚。军事上的失利与政治上的腐败交织在一起，进一步激化了辽朝的内部矛盾。"自是出征之兵皆谓："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由是各无斗志，累年用兵，每遇女真，望风奔溃。"②次年春，一系列军事失利迫使辽朝廷竭尽全力镇压女真的反叛。天祚帝不再信任本族将领，竟起用向不知兵的汉人丞相张琳率军10　万，分4　路攻打女真：都统斡鲁朵军直攻来流河（今拉林河）女真地区，黄龙府尹耶律宁部向西北进攻女真地区，夏州节度使萧湜曷军从咸州向北迎战女真军队，左祇侯郎君详稳萧阿古从锦州进攻女真新占领区。面对辽军这几路颇不协调的进攻，阿骨打采取重点防御，然后反击的对策。辽军"独来流河一路深入，（遇）女真军马，初一战稍退，各退保寨栅"③。而来流河一路辽军统帅斡鲁朵又误听其营中汉族士兵逃遁，便率契丹、奚族士兵弃营狂奔。留在原阵地上的汉族士兵单独与女真人交战，惨败而归。其他3　路辽军闻讯后，皆放弃进攻，退保本路防城。九月，阿骨打采纳大将完颜娄室的建议，乘胜发起攻势，次第扫除辽军固守的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周围的军事据点，断其外援，然后倚梯爬城，并助以火攻，费时一个月，终于将其攻破。

这时阿骨打已经建国称帝，公开显露出欲取辽而代之的政治意图。

而地处上京大门口的黄龙府被克，直接威胁到辽朝廷的安全。天祚帝闻黄龙不守，大惧，亲自领兵数十万分道而进，分发数月粮草，企图在短时间内消灭女真政权。女真此时的兵力空前壮大，但也只有骑兵2　万，双方力量相差悬殊。阿骨打遂召集诸将会议，决定深沟高垒，固守以待破辽良机。

天祚帝虽然率领大军亲征，大有一举消灭女真之势。但他的地位并不巩固。他在镇压女真反叛上的无能，在处理渤海、汉、契丹和奚等民族关系时屡屡失败，导致一些契丹贵族萌生换主之念。就在此次进兵途中，都监耶律章奴突然胁诱将士300人叛逃，图谋拥立燕王耶律淳为帝。天祚帝眼见肘腋生变，决定秘密班师，先征讨耶律章奴。阿骨打探知辽军西还，遂抓住战机，激励将士，追及天祚帝于护步答岗（今黑龙江五常），催兵直击辽帝所在的中军，并以左右翼击攻，"辽师败绩，死者相属百余里"①。天祚帝一昼夜狂奔500　里，退保长春州。

3。辽金战争的第二阶段护步答岗之战的胜利，使女真军队总的态势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辽军实力严重削弱，再也组织不起大规模进攻，遂转而以其五京为

①　《金史·太祖纪》。

②　《契丹国志》卷一○。

③　《契丹国志》卷一○。

①　《金史·太祖纪》。

依托分头进行战区防御。

针对辽朝廷的军事部署，阿骨打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次第发动了几次大规模进攻战役，逐个攻克辽之五京，吞并辽朝疆土。

以政略佐战功，是女真对外战争的一贯手段。从宁江州之战开始，阿骨打就注意利用辽朝内部尖锐的民族矛盾，瓦解其政治统治。他释放俘获的渤海族将士，宣谕："女真、渤海本同一家，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也。"金收国二年（1116年）初，更把招降纳叛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下诏曰："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直、室韦、达鲁古、兀若、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①这些政策进一步助长了反辽民族斗争烈焰的蔓延，使辽朝无法建立起一条稳固的防线。不久，渤海族辽将高永昌据东京辽阳反叛，击退了前来镇压的张琳部辽军。阿骨打一面派人虚与委蛇，谈判合力攻辽；一面暗地招诱降人开启辽阳城门，消灭高永昌势力，收降东京诸州县大片土地。天辅元年（1117年）春，阿骨打发动了以攻取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为目的的大规模进攻战役。他们仍是采取先扫外围，次攻中坚的作战部署，先头部队拿下金山（今吉林白城）后，派大军万人俱取泰州，然后回师轻下长春州。九月，辽廷招募辽东饥民2.8　万人，编成8　营，号称"怨军"，由都元帅耶律淳率领屯于卫州蒺藜山（今辽宁北镇），阻击北上的女真军队。但"怨军"的战斗力并不象辽朝廷所设想的那样强，与女真人一战即溃，丢失战略要地显州，把上京城完全暴露在女真铁骑面前。天祚帝完全失去抵抗信心，备下快马2000　匹，将珠玉珍宝统统打包装好，随时准备逃走。天辅四年（1120年）春，女真人3　路奔袭，一举攻占辽上京。

至此，女真已占领辽朝1／3　以上的疆土，大量消灭了辽军有生力量。

但阿骨打对辽军实力并不摸底。这时，恰好宋朝遣使渡海前来，欲与之结成"海上之盟"，收复被辽朝控制的燕云一带汉人故地。阿骨打也赞成结盟，希望宋朝开辟新的战场，迫使辽军两线作战，加速灭辽战争进程。但宋廷签约后，又惧怕辽朝报复，深悔前约。阿骨打在辽朝贵族耶律余睹归降后，深知辽军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决定不管宋朝出兵与否，立即发兵灭辽。

天辅五年（1121年）十二月，阿骨打以耶律余睹（？～1132年）为前锋、完颜杲（？～1130年）为统帅，挥兵直捣辽中京（今内蒙宁城）。辽军闻女真人将至，皆欲焚刍粮徙居民远遁，大将萧霞末则想视女真兵多少来决定迎战还是退保山西。完颜杲探知辽人全无斗志，率轻骑疾趋中京城下，守兵不战自溃，遂克中京。

就在女真攻打辽中京时，天祚帝已远避居庸关外，赴鸳鸯泺（今河北张北），志在巩固山后诸地，阻止女真西进。待听说中京失陷，女真大军逼近的消息，又慌忙远走西京（今山西大同），留兵屯原地以为屏障。女真将领宗翰深知辽朝内部离心，士兵皆羸弱不可用，故采取"擒贼先擒王"之策，绕开辽军屯兵重地，领轻骑倍道兼行，昼夜穷追不舍，逼得天祚帝不得不避于漠北。

①　《金史·太祖纪》。

天祚帝一心逃避女真骑兵的追捕，无暇收拾残局，引发了辽朝内部新的政治危机。天辅六年（1122年）三月，留守燕京（今北京）的辽参知政事李处温（？～1122年）等拥立天祚帝叔父、秦晋国王耶律淳（1063～1122年）称帝，改元建福。耶律淳即位后，深知自身军事实力较弱，派人向女真请和。阿骨打此时把主力都集结在山西一带，暂时无力东顾，遂将计就计，稳住燕京辽军，先集中精力解决山西的辽军残部。同年春夏间，女真先是力克辽西京，接着击溃集结在鸳鸯泺附近的辽军2.5　万人。入秋后，决定移师燕京城下，最后解决耶律淳所部。在此同时，迟迟不敢履约的宋朝君主也看出辽人败亡之象毕露，担心燕京落入女真之手，遂先后两次出兵攻打燕京。但宋军将领根本不做认真的战争准备，希望辽人能够望风景从，不战而降。结果都遭到辽军顽强抵抗，铩羽而归。此后，耶律淳病死，燕京城内讧迭起。十二月，燕京守将启门投降女真。天会三年（1125年）初，女真大将完颜娄室在应州新城（今山西朔县西）追获辽天祚帝，不过这已是辽金战争的尾声了。

4。辽金战争的经验教训弱小的女真民族在短短数年间灭亡一个雄踞北方多年的大国，除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外，在军事上亦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地方。

辽朝战略决策的失误主要表现在3　个方面：一是没有从战略上重视敌手，丧失了防微杜渐的良机。因战争准备不足，在战争初期就连吃败仗，极大地影响了政局稳定。二是急躁求战。出河店之役后匆匆调集主力，企图迅速消灭女真。一朝败北，连进行有效防御的力量也消耗殆尽。三是不注意处理好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处理好国内各民族及与相邻政权的关系，政治上的分裂更加速了辽朝防御体系的崩溃。相反，女真面对强敌，采取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的方针，积极利用对方的民族矛盾、政治矛盾扩大战果，在战争指导上是比较成功的。

（五）宋金战争1。金灭北宋（1）宋金"海上之盟"与燕云交涉北宋末年，在宋徽宗（1082～1135年）的腐败统治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宋徽宗统治集团企图以收复燕、云作幌子，转移人民视线。

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派童贯出使辽朝，了解辽朝形势。童贯在这次出使中，遇到了燕人马植，向童贯献策取燕，童贯将他带回开封。马植向宋廷陈述天祚帝荒淫无道，女真对辽恨之入骨，如能从登莱过海与女真结盟，相约攻辽，则燕地可取。宋徽宗赐姓名为赵良嗣，开始了谋取燕京的一系列活动。重和元年（1118年）宋遣马政使金，次年金遣使到宋，商议攻辽。以后几经磋商，双方于宣和二年（1120年）商定：宋金夹攻辽朝，长城以北的辽中京大定府由金军攻取，长城以南的燕京析津府由宋攻取；灭辽后，宋收回燕京一带土地，宋将原每年给辽的岁币如数转交给金；宋金不能单独与辽讲和。史称"海上之盟"。

宋金盟约订立之后，宋廷调集在西北的重兵，准备出师攻辽。但在方腊起义爆发后，宋徽宗立即派童贯率领准备攻辽的军队前往镇压，加上听说辽已得知宋金结盟消息，害怕辽进行报复，宋徽宗"深悔前举，意欲罢黠约"①。直到宣和四年（1122年）金攻克辽中京，辽天祚帝逃往西京大同府，宋朝君臣看到辽的败亡已成定局，认为再不出兵，燕京势必被金军占领。于是仓促命令童贯任河东、河北路宣抚使，种师道（1051～1126年）为都统制，率军15　万北伐。同时告诉童贯，如遇辽军抵抗，就"按兵巡边，全师而还"，可见宋徽宗并不真想以武力攻占燕京。

以童贯为首的宋军将领们，认为辽此时已分崩离析，只要大兵压境，辽军必会望风迫降，因此根本不作任何战斗准备，甚至荒谬地下令："如敢杀一人一骑，并从军法。"①五月，宋军分兵两道北进，种师道率东路军趋白沟（今河北拒马河），辛兴宗率西路军趋范村（今河北涿州西南）。辽耶律淳遣耶律大石、萧干率军3　万迎战。种师道军至白沟，前军被辽军击败，遂退回雄州。辛兴宗在范村与辽萧干军交战，也遭失败。宋徽宗得知宋军战败，急忙下令班师，第一次攻辽作战就这样结束了。

宣和四年（1122年）四月金追击天祚帝，攻占西京大同府。七月自立于燕京的耶律淳病死，宋又命童贯率军20　万再出雄州向燕京进军。九月，辽涿州守将郭药师率8000人降宋。童贯遣都统制刘延庆率兵10　万出雄州，以郭药师为向导，至良乡（今河北良乡）被辽萧干军设伏击败，遂隔卢沟河（永定河）对峙，闭垒不敢前进。郭药师认为辽军全力出战，燕京必定空虚，提出率兵5000　绕道迂回袭击燕京，并约定刘延庆派刘光世军为后援。郭药师等率兵夜渡卢沟河，奔袭燕京，从东面突入城内，但因刘光世逾约不至，郭药师失援战败退出城外。刘延庆看到卢沟河北岸的火光，认为是辽军前来进攻，慌忙烧营逃跑，退回雄州，辽纵兵追击，宋兵自相践踏死者无数，遗弃的军需物资不可胜计。宋军第二次进攻燕京又遭失败。

由于将帅的无能，宋军两次攻打燕京，都被辽的残余军队打败。童贯为了掩饰败绩，暗中派人约金军攻打燕京，十二月，金军兵分3　路攻入燕京，辽宰相奉表请降，辽5　京尽失，名存实亡。

金军攻占燕京后，宋开始向金交涉燕云地区的接管问题。女真贵族在攻占燕京过程中，看到宋军腐败，将领无能，于是以种种借口拒绝履行归还燕云地区的原约。只答应将燕京及其所辖6　州交还宋将，而平（今河北卢龙）、滦（今河北滦县）、营（今河北昌黎）3　州却拒不交还。宋廷满口答应下来，愿意除给金每年岁币40　万外，另加100　万贯作为燕京的代税钱。金在得到宋上述许诺后，把燕京及所属6　州的财富和数万民户席卷而去，只把几座空城交给宋朝。至于辽西京大同府一带地方的交涉，宋朝提出"请加市以求山西节镇"①，金太祖答允只要宋朝出搞军费，作为金军攻占西京的代价，便将西京及武、应、朔、蔚等8　州归还宋朝。但是，这个协议还没有来得及执行，金太祖就病逝，金太宗（1075～1135年）即位。不久，宋依据协议索取西京及8　州土地，当时驻守西京的金将宗翰（粘罕）只答应给宋武、朔2　州。过后不久，又以宋破坏盟约为借口，连武、朔2　州也不交归宋朝，西京大同府等地的交涉至此结束。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五。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

①　《金史·宗翰传》。

（2）金军南下袭宋金在灭辽战争节节胜利中，掠夺土地和财富的欲望日益增长，积极部署南下灭宋。金将燕京移交给宋后，升平州为南京，以辽降将张觉为留守。宣和五年（1123年）五月，张觉又打出辽的旗号反金。昏庸的宋徽宗等人，竟想通过招降张觉以得到用武力和金钱都未能得到的平州地区，就以高官厚禄招诱张觉，张觉暗中降宋。这一违背宋金协议的行动，显然会遭到金朝的反对，但宋朝在军事上既未作援助张党的准备，也未作防备金军进攻的准备。平州被金军攻下后，张觉逃到燕山府（宋改燕京为燕山府），宋给张党的任命状被金军缴获。在金军的追索下，宋将张觉斩首函送金朝。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张觉事件成为金南侵的借口。

金将重兵屯驻于平州、营州，准备大举南下。宣和七年（1125年）二月，天祚帝被金活捉，辽的残余势力已经扫除，于是竭力主张侵宋的金军将领宗翰、宗望等人，纷纷借口宋朝破坏协议，要求进攻宋朝。十月金太宗下诏侵宋，兵分两路：西路以宗翰为主帅，率兵6　万，自云州下太原，攻洛阳；东路以宗望为主帅，率兵6　万，自平州入燕山，下真定，然后两路会师，直趋宋都城开封。十二月，金军两路同时发起进攻。

东路金军攻破檀州、蓟州，宋知燕山府蔡靖派郭药师、张令徽等率军4.5　万在白河（今北京通县东北运河）迎击金军，张令徽率军先遁，金军乘胜追击，郭药师大败，退回燕山府，率所部兵劫持蔡靖降金，燕山府所属州县悉为金军占领。宗望得郭药师，以他为先锋，进一步南下，攻保州（今河北保定）、安肃军（今河北徐水）不克，舍城不攻继续南下，围中山不下，绕道陷真定，克庆源府（今河北赵县），破信德府（今河北邢台），进至邯郸。西路军由云州南侵，宋朔州、武州、忻州下战而降，金军突破石岭关，进至太原城下。太原军民在知府张孝纯、宋将王禀率领下，英勇抵抗，固守待缓。宋将折可求率鄜府军，刘光世率鄜延军4　万人来援太原，在汾河以北被金军击败，死伤万余人。但金西路军被阻于太原城下，难以进一步南下。

当金军两路大军南下的消息传到宋廷后，素无对金战争准备的宋朝君臣惊慌失措，战、守、逃争议不决。十二月二十二日宋徽宗派使向金求和，同时派内侍梁方平率军赴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古黄河北岸），二十六日又派何灌率兵2　万协同梁方平守浚州（今河南浚县）河桥，并以李纲为兵部侍郎规划东京城守，召熙河、秦凤路经略使姚古、种师道率本路军入援，命京东、淮西募兵入卫。宋徽宗为了欺骗人民，撤销了民愤极大的内外制造局和西城所，废止花石纲，并下"罪己诏"。为便于他逃跑，任命太子赵桓（1100～1161年）为开封牧，以"监国"名义替他抵挡金兵。在大臣吴敏、李纲等人坚持下，徽宗不得不传位于太子，也就是宋钦宗。

金东路军以郭药师为前锋，自邯郸南下，于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二至浚州。时梁方平率禁兵刚刚抵黄河北岸，饮酒作乐，不作战守准备，金军骤至，仓皇放弃浚州逃跑。守卫黄河南岸的何灌在北岸宋军尚有几千人未过桥时，即烧毁黄河浮桥逃遁，以致南岸无一守兵。金军先后搜集到只能乘坐六、七人的10　多条小船和几条稍大的渡河船，连续5　天渡过骑兵，不待集结即尾随宋溃军之后，向开封挺进。难怪金将说："南朝可谓无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守河，吾辈岂能渡哉！"①正月初三，浚州失守金军渡河的消息传到开封，徽宗连夜逃出京城，经南京（今河南商丘）、符离、扬州、镇江南逃。这时朝廷主战、主逃议论不一，有的主张钦宗应南逃长江或西奔关中，由于李纲等人的坚决反对，制止了钦宗逃跑的企图。钦宗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面负责开封的防务，并遣使督催诸路勤王兵入援。

李纲受命后，积极组织军民加紧备战，完善城防设施，同时在开封城的四面，每面配备正规军1.2　万人，另以厢军和保甲民兵协助。还组织了马步兵4　万人，分前、后、左、中、右5　军，每军8000人，派前军到东水门（通津门）外保护粮仓延丰仓，派后军到朝阳外开封城壕最浅狭的樊家岗一带加强防守，其他3　军作为总预备队。城防工作刚刚有个头绪，正月初七日金军已进至开封城外，在西北郊的牟驼岗扎营。当天夜里金军进攻西水门，李纲临城指挥抗御，杀死金兵100　多人，金军退走。初九日，金军进攻酸枣门、封邱门、陈桥门、卫州门，李纲亲自督战，宋军将士奋勇杀敌，自清晨一直战斗到傍晚，杀敌数千，再次击退了金军的强攻。

正当李纲组织开封军民奋勇抗击金兵之时，宋钦宗等却在加紧进行投降活动，双方使臣往来非常频繁。金将宗望原想在金军进抵开封、宋朝君臣惊慌失措、各地援兵尚没有赶到的情况下，一举占领开封，灭亡宋朝。当这个企图由于以李纲为首的开封军民英勇抵抗难以得逞后，初八日遣使和谈进行讹诈，提出索金500　万两、银5000　万两、绢綵各100万匹、牛马各万匹、割让太原、中山、河间3　镇、尊金帝为伯父、以宰相、亲王为人质等苛刻条款作为退兵的条件。宋朝君臣一口答应下来，并派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到金营作人质。李纲扣住割让太原等3　镇的诏书不发，想等各地勤王援兵赶到后再设法补救。

正月十四日以后，宋种师道、姚平仲、范琼、马忠等率各路大军相继赶到，至二十一日援兵已达20　多万人。李纲建议统一城内外军队的指挥权，以便协同作战。宋徽宗却另设宣抚使司，由种师道任宣抚使，指挥勤王援兵和原先驻在城外的亲征行营使司的前、后两军，只将亲征行营使司在城内的左、中、右3　军和其他城防部队交给李纲指挥。李纲又主张扼守黄河渡口，断绝金军粮道，坚壁勿战，待金军粮草断绝、人马困疲、渡河北归时再乘其半渡而击之。而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则主张速战速决，夜袭金营，生擒宗望，必可一战成功，这一建议被钦宗采纳。

二月初一日，姚平仲率军夜袭金营，由于消息早已泄露，金军事先已有准备，结果宋军大败，姚平仲弃军逃跑，金军乘胜攻城，被率部前来接应的李纲击退。钦宗和首相李邦彦把夜袭金营失败的责任推到李纲身上，将李纲免职，并派使臣和割地专使带着"国书"和割让3　镇的诏书、地图等到金营谢罪。钦宗等人的投降举动，激起了开封军民的无比愤慨。二月初五日，太学生陈东率数百人到宣德门上书请愿，要求恢复李纲、种师道等人职务，罢免首相李邦彦等。开封军民数万人赶来声援。钦宗无奈只得恢复李纲等人官职。

宗望看到自己孤军深入顿兵坚城之下，开封军民不可轻侮，河北州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七。

郡仍多在宋手，退路时刻有被切断的危险，加上宋已答应割地赔款，又以肃王赵枢代替康王赵构为人质，因此不等取足金银，便于二月初九日开始撤军。种师道请求乘金军北归渡黄河时半济而击之，钦宗不许。李纲请求派10　余万军队尾随监视并择便攻击金军，也被阻挠，金军因此安然撤走。金军北去，东京解严，宋廷上下怡然。宋钦宗以为天下从此太平，下令各地勤王兵停止救援，各归本路，对李纲等人御敌备边防金复犯的建议，置之不理。

金西路军自云州发起进攻后，与东路军并无战略上的协同。当东路军自开封北撤时，西路军仍在围攻太原，得知宗望与宋议和，讨得金银不少，乃留银术可部继续围攻太原，自率军南下，相继攻破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宋闻金西路军南下，举朝震恐，急忙派使者到宗翰军中，许割3　镇讲和。宗翰军于是退回太原城下，出示宋割让太原诏书，知府张孝纯拒不受诏，宗翰留银术可继续围攻太原，自己返回大同。东路军撤经中山、河间时，两镇军民以死固守，拒不接受割让两镇的命令，宗望率军回到燕京。

三月十六日钦宗又下诏固守3　镇，命种师道为河北河东宣抚使，姚古为制置使，领兵救援太原；种师中为副使，进援中山、河间。三月二十五日，姚古军收复隆德府、威胜军。种师中在东路军撤回燕京后奉命进出河东、与姚古军互为犄角，共解太原之围。种师中遂留辎重于真定，率部由井陉关西进，五月初经平定军进至寿阳县，一路上没有遇到金兵阻拦，种师中前锋进抵离太原20　里的石桥，中军到达寿阳县石坑。由于误以为金军已北撤，麻痹轻敌，没有认真备战。当报告有金兵从榆次县赶来时，种师中以为是金零星部队北归，遂令后军前去收捉。其实是金军斡论活女部主力，宋军仓促应战，转战至榆次熊杀岭。但预定前来会攻的姚古军和自汾州北上的张灏军未能及时赶到，种师中部士卒饥困，被金军击溃，种师中战死。金军乘胜南进，在盘陀击败姚古军，接着又击败张灏部，宋军第一次解救太原之围遂告失败。

宋军第一次解围太原受挫后，主和派耿南仲等人力主割让3　镇求和，遭到李纲等人的坚决反对。这时种师道以老病告归，耿南仲随即提出以李纲代替种师道出任宣抚使，蓄意将李纲排挤出朝，于是钦宗任命李纲为宣抚使。时宣抚司仅有兵1.2　万人，兵少马缺，诸事未备。李纲提出在都城"括马"，钦宗先是同意，既而又以"事属骚扰，可更不施行"①。李纲申请军需财物绢钱各百万，只得到20　万。因许多事情还没准备好，李纲请求延缓行期，被钦宗指斥为抗拒命令。李纲被迫出发。出兵前一天，首先将谣传军情导致姚古军失败的将领焦安节斩首，以肃军纪。进至河阳后，留驻10　余日，训练士卒，修整器甲，积极备战。继又进驻怀州（今河南沁阳），制造战车，打算等防秋兵（防备金军秋季入侵而调集的军队）到来后再进兵以解太原之围。但钦宗却下诏减罢调集防秋兵，李纲上奏抗论，钦宗不予理会，反而日下御批，促令李纲进解太原之围。李纲只好在隆德府召集会议，决定4　路同时并进，制置副使解潜部屯威胜军；宣抚副使刘鞈部屯辽州（今山西左权）；都统制折可求、张思正等部屯汾阳；范琼屯南北关。但是各路主将都直接受朝廷指挥，李纲的

①　《靖康传信录》卷下。

宣抚使职务空有节制诸路兵马之名，而无指挥诸路兵马之实。因此，当进军太原之役发起后，刘鞈部先从辽州出发，被金军集中主力迎击，首先失败。解潜部由威胜军进军，被金军阻击于关南，亦大败。张思正和张灏军夜袭金娄室军，在文水大败，死数万人。折可求部也在夏山（今山西汾阳县北）溃败。宋分道进兵，互不协同，遂被金军各个击破，宋第二次解围太原又告失败。

（3）金军再次南下和北宋灭亡金东路军撤退后，宋朝君臣依旧麻木不仁，置边事于不问。朝中主战派李纲等人提出了集兵防秋、加强战备、以防金兵再犯的建议，均被拒绝。因此残破的河东、河北，除原来的守城部队外，仅有接替李纲再次出任河东、河北路宣抚使职务的种师道所属的部队。而金第一次南下虽没有达到灭宋的目的，但其大大膨胀了的掠夺野心却更趋狂炽。还在西路军继续围攻太原期间，金即开展了再度侵宋的准备工作。征调燕山、云中、中京等8　路壮丁充实兵力；诱胁西夏向麟、府、丰3　州进行牵制性进攻，以阻止宋西北方面军队东调；对宋依旧是外交和军事双管齐下，以和议佐攻战，瓦解宋君臣斗志，借和谈掩蔽进攻，以进攻逼宋投降。

进攻部署仍是兵分两路：宗望为东路军主师，自保州（今河北保定）直趋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宗翰为西路军主帅，主力从云中南下，攻取太原后继续南进，在渡过黄河后两路会师东京。八月十四日，金太宗正式下诏南侵。

太原自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被围以来，广大军民在王禀的率领下，英勇抗击，打退了金军一次又一次进攻。金军长期围困太原，久攻不下，多次诱降均未得逞，这次宗翰志在必取，到太原后即集中兵力，加紧围攻，专门制造各种攻城器械，轮番强攻。王禀率领军民誓死坚守，直到城中粮尽，以弓弩的筋甲、树皮和草茭充饥，大多数已饿得无力拿起武器，就这样坚守了8　个多月，于九月三日被金军攻陷，王禀犹率军民巷战，身中数十枪，最后投水自尽。

金东路军分两路南犯，金将耶律铎在雄州击败宋军3　万，高六等在广信击败宋军3000人，遂趋中山，先锋将那野在中山北境击败7000　宋军。时宋河北、河东路宣抚使种师道领兵4　万屯于井陉，以策应太原和真定。宗望攻下雄州、广信后与种师道战于井陉，在击败种师道所部宋军后，转攻真定。金兵第一次南侵时，真定府军民在刘鞈率领下保卫了真定府。金军北撤后，真定府的极大部分部队被刘鞈率领去救援太原。

这次金军再次围攻真定府，尽管城内宋军不满2000人，面对强大的金军，真定宋军在新任知府李邈和守将刘翊的率领下，奋起抗击，昼夜搏战，坚持40　天。十月五日，真定城破，刘翊率军民巷战，力穷自杀。李邈被执北去，不屈而死。

种师道得知太原、真定相继失守，一面檄召各地出兵保卫开封，一面上奏钦宗，指出金军一定会继续南下，必须认真对待。钦宗认为他是大惊小怪，便以议事为名把他召回，种师道扶病赶回开封，已经病重不能行动，不久病死，金东路军攻陷真定后又分兵攻中山，形势更加危急。钦宗被迫下诏征四方兵，分全国为4　道，设总管府。同时，不断派出使臣去金营求和。金佯与谈判，不断提高价码，宋廷"凡有所求，悉从其请"，从割让3　镇，以黄河为界，直到尊金帝为伯父，宋一一答应，并派出康王赵构和王云为割地请和使，前去求和。但宋的求和并没有阻止金军的前进步伐，金西路军攻下太原后，以一部破汾州，陷平阳府（今山西临汾），主力降威胜军、克隆德府，取泽州（今山西晋城）。然后破天井关，下太阳，克怀州（今河南沁阳），击败宋军万人，直趋河阳（今河南孟县南）。这时宋河阳有宣抚副使折彦质所率12　万兵守黄河，李回率援军万骑亦至，与金军夹河对垒。金将娄室率先锋军主力到达河阳后，虚张声势，集中所有战鼓，彻底鸣击，折部12　万兵被吓得连夜溃逃，李回亦奔还京城。宗翰遂引军渡过黄河，进攻西京（洛阳）。宋守将王襄弃城逃跑，金军占领西京。金分兵趋潼关，并派娄室军南趋颍昌，主力继续东进，郑州降金，宗翰军直扑开封。金东路军自真定南下，接替种师道任河北、河东宣抚使的范讷率兵5　万进至滑州、浚州一带守卫黄河，宗泽也率部在磁州（今河北磁县）活动。宗望于是改变第一次南下渡河路线，遣部分军队向磁州以牵制宗泽军，大军东向经恩州（今河北清河）折而向南趋大名，于十一月十六日在李固渡渡河。然后派达懒率一部兵力向东南趋南京（今河南商丘），掩护主力向开封进军。十一月二十四日，金军兵临开封城下，西路军也接踵而至。

此时，开封城中只有守兵及弓箭手7　万人。宋将京城诸营兵万人分作5　军，作为总预备队。随时应援京城各方面的作战。另以5.7　万人担负京城四壁守御。同时遣使以蜡书间行到河北相州，任命原派去向金求和的赵构为兵马大元帅，率河北宋军来援，并诏令诸路勤王兵也前来救援开封。十一月二十七日，东路金军开始攻通津门，没有得逞。闰十一月初一日再攻善利门，又被击退。初二日金西路军抵达城下，于是合军轮番猛攻东城、南城、北城。宋虽然抵挡住了金军的进攻，但兵力损耗很大。在外面援兵未至、内无战力之时，宋廷于市人中找到无赖郭京等人，组成所谓的"六甲正兵"、"六丁力士"、"北斗神兵"等等，认为依靠神兵可以生擒金军统帅，击败金军。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郭京大开宣化门，命令7777　个"神兵"出战。金军分4　翼迎战，"神兵"溃败，郭京带着残兵南逃，金兵乘胜攻上城墙。开封军民激愤万分，拥到驿馆杀死金使，聚众讨领甲胄和武器准备巷战，金军只能据四面城垣而守，"敛兵不敢下"。于是又重弹"和议"老调，声言议和退师。钦宗立即表示投降求和，并亲自到金营议降。金害怕宋州郡抵抗生变，放钦宗回宫，要他诏谕各地"无得轻动"，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向宋索取绢1000万匹、金5000　万两等大量金银物资。

十二月，赵构设大元帅府于相州，有兵万人，副元帅宗泽率军会合，请速入援。这时钦宗派人带诏书至，说"金人登城不下，方议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动"。宋陕西五路宣抚使范致虚、会陕西制置使钱盖率兵10万赴援，得知开封城破，钱盖和西道总管王襄逃走。范致虚等率军至邓州，被金军击溃。至此诸路勤王兵或退或溃，赵构拥兵8　万向东远去东平（今属山东）。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上旬，金促令钦宗再次到金营，将他扣押。在经过1　个多月的讹诈和掠夺后，看到他已失去利用的价值，于是于二月六日下令废钦宗为庶人。三月初七又立通金的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四月一日，金军带着被俘的宋徽宗、钦宗和赵氏宗室、大臣3000　多人，以及掠夺来的大量金银财宝北撤。北宋王朝至此灭亡。

2。金对南宋的进攻和南宋的反攻（1）金军第一次南下金兵北撤，伪楚傀儡皇帝张邦昌遭到开封军民的唾弃，加上各地勤王兵陆续到来，张邦昌傀儡政权随之垮台。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正式即位，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改元建炎，是为高宗。在军民的要求下，高宗不得不起用主战派代表李纲为右相。李纲认为，当前的形势是欲战不能，欲和不可。应先改革军政，稳定内部，先行防御，待政局改观、内部稳定、士气振作之后再考虑反攻。因此主张"沿河、江、淮措置控御，以扼其冲"，阻止金军南下。而当务之急在于经略控制"国之屏障"的河北、河东地区。只要这两地防务巩固，"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①。高宗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根据李纲的推荐任命宗泽为东京留守，张所（？～1127年）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略副使，以联络当地义军抗金。宗泽在开封安置、抚慰流亡人员，整顿军队，部署战事，制造"决胜战车"1200　辆，在开封城外构筑坚固壁垒24　座，沿河构筑鳞形保垒群，并联合河东、河北抗金义兵，众至百余万。由于各地抗金力量和主战将领的努力，南宋的防务渐趋巩固，出现了较好的抗金形势。但高宗既怕人民，又怕将领掌握重兵，更怕抗金胜利后徽宗、钦宗回来自己再也当不成皇帝，因此不愿依靠军民力量坚持抗金。对金的基本态度仍然是力求议和，意以黄河为界，维持残局。

所以南宋政权从一建立开始，主战派与主和派就展开了激烈斗争。黄潜善、汪伯彦等人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不宜为相"，于是高宗就以李纲建议"募兵买马"准备抗金骚扰民众为由，将当政只有75　天的李纲罢官，并相继撤销了河东经制使司和河北招抚使司。李纲被罢免后，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投降派控制了大权，李纲所制定的抗金措施全被废除。九月初，高宗听说金兵入侵河阳，不问消息是否确实，立即准备南逃，并下令对"有敢妄议惑众"阻碍他们南逃的要进行处治。十月初从南京出发，月底逃到扬州，十一月初又派王伦赴金求和。高宗南逃后，除宗泽仍坚守开封外，宋廷把防线由黄河南移淮、汉、长江。淮水一线以寿（今安徽寿县）、泗（今江苏盱眙）、楚（今江苏淮安）、扬等州为要点。

长江一线，以建康（今南京）、润州（今镇江）、常州、太平（今安徽当涂）、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州（今江西九州）、鄂（今武昌）、岳（今湖南岳阳）为要点。汉水一线以荆南、襄、邓为要点。在沿海诸州"增修城堡，招训民兵，以备海道"①。

金太宗闻宋高宗南逃，遂以傀儡张邦昌被废为借口，于十二月下诏南侵，兵分3　路，从陕西、河南、山东向黄河一线发动全面进攻。其具体部署是：东路军由右副元师宗辅及其弟宗弼（兀术）率领，自燕京经沧州渡河攻山东；中路军由左副元帅宗翰率领，自云中下太行，由河阳渡河攻河南；西路军由陕西诸路都统娄室率领，渡河由同州（今陕西大荔）方向攻陕西；又在燕京造船准备以水师由海道进攻江淮。金军的主要战略企图是夺取陕西、河南、山东、相机进取两淮以巩固河北，为尔后灭宋准备条件。十二月初八，各路金军开始行动。娄室率西路军自慈

①　《宋史·李纲传》。

①　《宋史·高宗纪》。

州（今山西吉县）、隰州（今山西隰县）南下到达河中府（治所今山西永济蒲州镇）。由于宋军扼守黄河蒲州西岸，娄室军无法由此西渡，便利用黑夜从上流清水曲履冰偷渡黄河，率军出龙门山（今山西河津西北）。然后沿黄河西岸南下，袭占韩城（今陕西韩城）。宋将刘光弼在华州（今陕西华县）得知韩城失陷，退保邠（今陕西彬县）、岐（今陕西凤翔西南）。娄室军于十二月十九日破同州，接着围长安。宋长安守军仅千人，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十三，城破。娄室军乘胜西攻凤翔府，并分兵袭扰延安及陕、华、陇（今陕西陇县）、秦（今甘肃天水）

等州。娄室军主力在向巩州（今甘肃陇西）西进时，在新店被宋军伏兵击败。鄜延路经略使王庶号召军民起来抗击金军，陕西人民纷纷行动起来，金军见渭河南岸义军遍野，不敢渡河。

金中路军于十二月南渡黄河攻占汜水（今河南荥阳西北）后引兵东进，以开封为攻取目标。另以银术可部南下，攻取京西南路（治襄阳）。建炎二年正月，中路金军未遇多大抵抗，先后攻陷汝州（今河南临汝）、均州（今湖北均县）、房州（今湖北房县）、邓州（今河南邓县）。二月又陷唐州（今河南唐河）、蔡州（今河南汝南）。宗翰主力南下时，东路军宗辅一部亦指向开封，夹攻开封。宋东京留守宗泽依城固守；又派军至渭州、郑州，保护黄河渡口。同时，宗泽派兵北渡进击金军后方。金军遭东京军民坚决抵抗，前进受阻。此时，宋西京（今洛阳）留守陈昭远弃城南逃，金中路军乘虚入据西京，与东京的宋军相持。金东路军攻棣州（今山东惠民）受阻，遂以一部向开封、滑州；另遣军一部趋扬州，以威逼南宋朝廷。宗辅军至滑州，攻城受挫，遂转兵东向，沿河袭扰。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攻陷潍州（今山东潍坊）、青州（今山东益都）等地。

由于南宋朝廷以逃跑为目的，既没有防守黄河一线的打算和决心，又缺乏统一指挥和部署，不少守将斗志不坚，或遇敌即逃，或稍战即降。因此金军3　路南下，在不到3　个月的时间内，迅速占领西自秦州、东至青州一线的许多要点。只是由于宗泽在开封坚强抗击，才使金军东西联为一气、3　路并进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在高宗惧敌逃路时，一些坚持抗金的将领，收集亡散，继续抗击。特别是河东、河北、河南地区的民众，纷纷武装起来，保家自卫，利用山寨水泊英勇抗击金军，给予抗金官兵以有力的支持。宋军原张所部都统制王彦，在大部溃败后率余部屯兵太行山，继续抗金。他们在脸部刺上"赤心救国，誓杀金贼"8　字，以示抗金决心。两河忠义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率部加入，众至10　多万人，号称"八字军"，他们活动在绵亘数百里的地区内，不断打击金军。河东的红巾军，累攻城邑，打击金军，曾袭击宗翰大营，给金军以重创。五马山寨（今河北赞皇东）的义军声势也很浩大，响应者达10　多万人。此外，还有许多小支义军，都不同程度地取得过一些胜利。这些遍布于黄河南北的义军，成为抗击金军的重要力量。他们虽缺乏武器和训练，得不到南宋王朝的支持，然而英勇奋战，有力地牵制了金军的南下，使金在北方的统治不得安宁。金军慑于南宋抗金军民的威力，害怕宗泽和各地义军联合，南北夹击，遂先后退兵。建炎二年（1128年）春，宗辅弃青、潍北撤；四月宗翰烧西京渡河返回云中；五月陕西方面的金军也被迫东撤至黄河沿岸地区。金军第一次南下至此结束。

（2）金军第二次南下宗泽在金军分兵四处掠地、兵力分散之际，曾打算联合义军北上收复失地，其具体计划是：遣八字军王彦等自滑州渡河，取怀、卫、濬、相等州；遣王再兴等自郑州趋西京；遣五马山义军马扩等自大名取洺、赵、真定；并令扬进、王善、丁进、李贵等各领兵分路并进。渡河各军与当地义军互相配合打击金军。同时建议高宗回东京主持抗金。为此，宗泽曾先后20　多次上奏，均遭黄潜善、汪伯彦阻挠。年已70　的宗泽忧愤成疾，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初一，宗泽在连呼3　声"过河"后抱恨而终。宋廷以残忍好杀而短于谋略的杜充任东京留守。杜充尽反宗泽所为，义军首领不受信用，导致将士离散过半，以开封为中心的军民联合抗金的有利形势急转直下。金太宗闻宗泽已死，南宋军心不稳，高宗逃往扬州，遂决定再次南下攻宋。当时金军将领对作战方案意见不一。

河北诸将主张撤陕西方向之兵，集中兵力于潼关以南东下。河东诸将则认为"陕西与西夏为邻，事重体大，兵不可罢"。金太宗认为："康王（高宗）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陕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①于是决定东西并进，以扬州为主要进攻目标，摧毁南宋政权。八月，作出如下部署：西路军以娄室为主帅，婆卢火为监军，率军攻陕西，隔断西夏与宋的联系，牵制四川和陕西的宋军，掩护主力南下。宗翰率主力与原宗辅的东路军在黎阳津（今河南滑县北）会合然后南下，并力向扬州进军。南宋闻金军再次南下，于十月间急忙部署江淮防务。命韩世忠自彭城（今江苏徐州）推进至东平，张俊自东京移往开德（今河南濮阳），以阻击东路金军。马扩为河北应援使，策应韩、张两军作战。命令扬州守军修城浚壕，加强防御，江淮诸军加紧练习水战，沿江州县控制各渡口，封锁公私舟船，夜间停泊南岸，以防金军突至，利用这些船只渡江。同时，高宗等作了继续南逃的准备，派孟忠厚先护送隆祐太后去杭州。

建炎二年（1128年）八月，金西路军首先发起进攻，经解州（今山西解县）渡河，先后击败宋华州、蒲城、同州守军，十一月十二日攻破延安府，然后自绥德渡无定河进攻晋宁军（今陕西佳县）。知晋宁军徐徽言据城坚守，至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被金军攻破。三月，金军又回师攻陷鄜州（今陕西富县）。

十月，东路军宗辅部在清平（今山东清平）击败宋河北应援使马扩军。向濮州（今河南范县）前进。宗翰闻宗辅获胜，遂率主力由黎阳渡河，进攻澶渊郡，被宋将王棣击退。宗翰移兵攻濮州，与宗辅军会合。

宋守将姚端乘宗翰轻敌无备，夜劫其营，真捣中军，宗翰慌忙逃命。但濮州城小，金军围攻33　天，至十一月十五日终于陷落。接着，宗翰回兵攻下澶渊，接着攻占相州等地。这时东京留守杜充为阻止金军进攻，决开黄河口。于是金军转攻大名、东平等地。宋济南知府刘豫在杀害抗金将领关胜后，向金军完颜昌（挞懒）投降。金军南下攻占袭庆府（今山东兖州东北），次年正月金军攻占徐州。此时韩世忠军在淮阳（今江苏邳县东）。宗翰派拔离速、耶律马五率1　万骑兵从泗州渡淮河，直奔扬州，又以精骑5000　自滕县奔袭临淮关，自率主力进击韩世忠军。建炎三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二。

年一月，韩世忠退保宿迁，被金军追及，韩世忠弃军自海路逃往盐城，部众溃散。南宋朝廷对整个战局情况不明，宰相黄潜善、汪伯彦又都是没有远略之辈，对于防淮还是守江迟疑不决。沿淮的军队士气低落，往往未战先溃，宗翰乘势占领楚州（今江苏淮安）、天长等地。二月，高宗闻天水失守，仓皇从瓜洲（今江苏扬州市南）乘小船逃往镇江，然后逃往杭州。金将先头部队当天进抵扬州，听说高宗已经南逃，立即追到瓜洲渡口，因无舟船，遂停止追击。宗翰军在南下途中，不断受到淮西军民的袭击，人马疲困，遂在大肆掳掠之后，向北撤军，仅留一部在两河、江淮等地袭扰。宗翰第二次南下，至此结束。金军转战半年，尽管取得了一些战役上的胜利，但穷追高宗灭亡南宋的战略目的并未实现。

（3）金军第三次南下高宗经建康逃至杭州后，改杭州为临安府。决定放弃淮河一线，退守长江，同金和议，偏安江南。建炎三年（1129年）闰八月，南宋对长江下游的防御作如下部署：命杜充为江、淮宣抚使，率兵10　万镇守建康，并以御前前军统制王■为后援；韩世忠为浙西制置使镇守镇江府；刘光世为江东宣抚使镇守太平、池州，以后又移屯江州，以屏蔽洪州（今江西南昌）；命辛企宗守吴江，陈思恭守福山口（今常熟北），王琼守常州。当南宋统治者正在筹划江防，企图固守东南之时，金太宗一面任命宋降将刘豫为京东、京西、淮南等路安抚使，以控制河南；一面积极准备第三次渡江南下。在夺取登、莱、密州等山东东部地区，稳定左翼后，在梁山泊造船，准备由海道南下；在陕西，仍由娄室攻打长安等地并牵制西夏；主力则打算取道江淮间南下。建炎三年十月，金军乘南宋江防尚未巩固之机，在兀朮的统帅下，分东西两路渡江南下；西路由黄州（今湖北黄冈）附近渡江入江西；东路由和州（今安徽和县）渡江攻江、浙。西路军在拔离速率领下，由光州（今河南潢川）南下，进至黄州，寻得一些小船，又拆毁房屋编成木排在黄州渡江。宋荆湖沿江制置副使王义叔逃走。江州宋将刘光世成天与幕僚置酒高会，对江防不加戒备。

及知金军已经渡江，便引兵逃往建康。于是金军从大冶直趋洪州。宋洪州守将王子渊退守抚州（今江西临川）。十一月，西路金军占领洪州，继续南下进攻抚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太和（今江西太和）、袁州（今江西宜春）。建炎四年二月，自袁州转攻潭州（今湖南长沙），屠城而去。至四月，金军过江经荆门、宝丰北还。

兀朮率东路军主力从楚州至亳州间渡淮南下，十月攻陷寿春，十一月初一攻占庐州，初四占和州。杜充在建康闻金兵进攻，把所辖部队部署在建康府城内外，自己则龟缩建康城中，以致长江南岸防御力量薄弱。统制官岳飞泣谏出战，杜充不听。兀朮军企图从采石矶、芜湖渡江，遭到太平州守臣郭伟的抵御，5　战皆败，强渡不成，乃转移兵力准备从马家渡（今安徽和县南长江西岸）渡江。杜充为阻止金军渡江，急遣陈淬、岳飞等3　万人迎战渡江的金军，并派王■所部1.3　万人为后援。十一月二十日，陈淬军与兀朮军战于马家渡。正当两军激战之际，王■却率部先逃，引起陈淬军混乱而被金军击败。兀朮乘胜进圈建康，杜充率兵一部北逃，后来降金。金军占领建康，镇江顿形孤危。韩世忠急忙率部退保江阴。兀朮军在马家渡渡江后，经广德军、湖州直赴临安。高宗在越州（今绍兴市）闻金军渡江，决意下海逃跑，从越州逃到明州（今宁波）。十二月金军攻临安，高宗从明州奔定海。金军攻占临安后跟踪而至，迫使高宗逃往海上，漂泊于温州、台州（今浙江临海）濒陆海域三、四个月之久。金军搜寻不得，只得宣称"搜山检海已毕"，退据明州。

金军深入长江以南地区后，中原和北方的义军乘金军后方空虚，纷纷出击；大江南北的人民到处集结山寨、水寨，打击金军。由于南方气候潮湿，将士不服水土，难以继续进军。加上岳飞屯驻宜兴，韩世忠据守江阴，归路有被截断的危险。兀朮只得决定早日撤军北归。但因掳掠的财物太多，陆路无法运输，于是取道大运河，水陆并行，破秀州（今浙江嘉兴）、平江（今苏州）、常州，准备自镇江渡江北撤。

韩世忠预见金军深入江南，必不能久留，便大量制造战船，训练水军，并把步兵改为能进行水战的劲旅，准备截止金军于归途。为此，命前军驻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北），中军驻江湾（今上海宝山县南吴淞江口），后军驻海口。后获悉兀朮军已由临安经吴江、平江向镇江撤退、韩世忠急率水军8000人乘船100　余艘，于三月十五日赶至镇江，停泊在江心的焦山、金山间，扼住了金军归路。兀朮出动小船进入江中，双方展开激战，韩世忠挥军英勇进击，韩夫人梁红玉亲自击鼓助威，宋军士气倍增，重挫金军。这时，兀朮提出愿以尽还所掠财物为条件，请求韩世忠让其北撤，被韩世忠严辞拒绝。金军只好沿长江南岸强行西上，企图伺机偷渡、韩世忠也率船队沿长江北岸与金军且战且行，把金军逼进建康东北70　里的死水港黄天荡中。宋军堵死出口，金军多次突围，均告失败，被困40　多天之久。后采纳奸细的计策，掘通老鹳河故道，开渠30里，上接江口，才逃出黄天荡，绕至上流。韩世忠率军溯江而上，在建康北江面又把金军截住。双方多次交战，金军仍然无法突破宋军的水上防线。四月二十五日，兀朮又接受别人建议，利用宋军船大、无风难于行动的弱点，俟无风时，用小船出击，施火箭，纵火焚烧宋军海船，韩世忠被迫退还镇江，金军才得以渡江北撤。兀朮受此次打击，自是不敢过江。

金军主力北撤以后，建康成了金在江南仅存的桥头堡。金军在钟山、雨花台构筑大寨，开凿两道护城河，并制造战船，企图长久屯驻，以为将来渡江的桥头阵地。浮海归来暂住越州的高宗，将盘踞在建康的金军视为莫大威胁。为此调动兵力，命令张俊负责收复建康。可是张俊不敢向建康前进一步。淮南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在四月由宜兴向建康尾击金军，从四月到五月间，同金军交战几十次，最后收复建康，歼敌3000　多人，擒敌300　多人，这是岳家军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建炎三年九月，金军娄室部渡过渭河，进攻长安、宋守将逃走，长安再次失陷。十二月，娄室率军数万出关东攻陕州。此时陕州由李彦仙率军驻守。李彦仙向川陕宣抚使张浚求援，并提出撤出陕州、北趋河东，捣其腹心，攻敌必救的建议，但张浚要求李彦仙空壁清野，据险保聚，死守陕州。李彦仙于是增陴竣隍，整修器械，屯积粮食，激励士气。金军从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初开始猛攻陕州，为守军击败。但陕州被围日久，粮食用尽，伤亡巨大。正月中旬，城被攻破，李彦仙率士兵巷战，最后负伤牺牲。娄室军攻破陕州后，于三月乘胜进犯陇东。宋将曲端、吴玠等部在邠州等地阻击金军，双方互有胜负。最后金退军而去。

金军第三次南侵至此结束。

（4）金重点进攻川陕金在多次全面进攻失败后，看到南宋抗战力量的增长，短期内难以灭亡南宋，于是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策略。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封刘豫为大齐傀儡皇帝，定都大名府，统治今山东、河南和陕西地区，一方面作为宋金缓冲地带，另一方面借以巩固北方的统治。为了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战力量，又于同年十月，把秦桧遣回南宋作内应。为适应这一政治策略的需要，在军事上将全面进攻改为东守西攻的战略部署，命右副元帅宗辅经洛阳治兵，将兀朮率领的10　余万主力西调，企图集中力量，进攻四川，控制长江上游，为从江南迂回南宋创造条件。从建炎四年九月到绍兴四年四月，金军在这一战略指导下，在陕西方面先后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进攻。

陕西是南宋战略要地。张浚力主经营汉中，加强川陕防务，认为"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并劝高宗早为西行之谋，据汉中"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①，守可屏障四川，攻可取河东、河南。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到达兴元（汉中），调楚部署，加强防务，将利州（今四川广元）、熙州（今甘肃临洮）、庆州（今甘肃庆阳）、渭州（今甘肃平凉）、秦州、成都诸路大臣，均改为武将。川、陕防御渐趋稳定后，高宗为了减轻金军对江、淮的进攻力量，命令张浚出师关中，以牵制金军，张浚亦急于转守为攻。将领曲端认为，出兵平原旷野作战，利于金军骑兵驰突，难与争锋，主张精练士卒，按兵据险，待金军粮尽兵疲，再伺隙出击，张浚不听。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张浚调集熙河经略使刘锡、秦凤经略使孙渥、泾原经略使刘锜、权永兴军经略使吴玠、环庆经略使赵哲等5　路兵，分道由同州、鄜延出击。张浚亲至邠州督战，以刘锡为前线指挥。金军也调集兵力迎战，兀朮军自西京入关与娄室军会合。

富平之战　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中旬，吴玠率军攻占长安，接着又收复鄜延路诸州县。九月，张浚指挥各路兵马共骑兵六、七万、步兵十二、三万，号称40　万向东开进。宋军很快推进到富平（今陕西富平）

集结。当宋军在富平集结时，金兀朮正率军星夜急驰，至下邽（今陕西富平东），威胁宋军翼侧，而娄室军尚在绥德（今陕西绥德），宋众将请乘金军末集时出击，张浚不许，却拘泥程式、致书金军约期会战。金故意拖延时间，不作回答，娄室率军驰至富平以北，与兀朮军形成合击宋军之势。宋诸将在商议作战方案时，吴玠认为地势不利，宜占据高地，抵御金骑兵的冲击。秦凤路提点刑狱公事郭浩也认为金兵势盛，未可争锋，"当分地守之，以待其弊"②。但诸将认为兵力数倍于敌，又前阻苇泽，金骑兵难以展开，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正当宋军准备进击而未部署停当时，金军却于二十四日先行发起攻击。兀朮和娄室分队从左右夹击。娄室选3000　骑兵与宋军对阵，令诸军各带土囊，填平沼泽，打开通路，冲击泾原路军，经略使刘锜身先士卒，从上午战至下午，胜负不分。兀朮军发起攻击后，突入宋军阵中，一度被宋军围困，几不得脱，大将韩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六。

②　《续资治通鉴》卷一○八。

常也被箭射伤。娄室军又转攻环庆军，经略使赵哲临战擅离，将士惊逃，影响他军，宋军全线溃退，一直逃到邠州。金军乘胜尽取关中之地，5路相继沦陷，陕西大震。张浚退到兴州，命吴玠率军守和尚原，关师古集结熙河军于岷州，孙渥集结泾原、凤翔军于阶州、成州、凤州，重新设防，以阻金军。富平之战是南宋首次集中大兵团主动进攻的一次大战役，虽然损失惨重，但却打乱了金军的战略部署，迫使金把主力兀朮部从数千里外的江淮战场转调到西北战场，因而解除了金军再次南下对南宋朝廷的直接威胁。从此以后，东起淮水、西到秦岭的战线逐渐稳定下来，金军再也无力渡江南下，宋廷已摆脱了经常逃亡的窘境。"川陕虽挫，而东南高枕无事矣"，因此，富平之战成为宋金战争战略形势的一个转折点。

和尚原之战　富平之战后，宋陕西5　路地盘几乎全部丧失，"但余阶、成、岷、凤、洮五郡及凤翔之和尚原、陇州之方山原而已"①。金军的铁蹄已快踏进四川的大门，其得陇入蜀的战略意图似乎马上可以实现，天府之国危在旦夕。吴玠在此形势下担负起了守卫四川门户和尚原的重任。和尚原是从渭水流域越秦岭进入汉中地区的重要关口之一，属川陕之首要门户，位于宝鸡西南40　里，大散关以东，其地势之险与大散关不相上下。吴玠在接受张浚命令后，收集了几千散兵，扼守和尚原，"积粟缮兵，列栅为死守计"①。金军为打通通往汉中的通道，接二连三地发动了对和尚原的猛烈进攻。

绍兴元年（1131年），金将没立率部出凤翔，乌鲁、折合自阶州、成州出大散关，向吴玠发起进攻，企图在和尚原会师。和尚原一带尽是山谷，路多窄隘，怪石壁立，不利金骑兵展开，金只好弃马步战。吴玠利用有利地形，轮番向金兵出击，金兵大败，狼狈而逃。金兵初战和尚原遭到惨败，兀朮立即纠集了10　多万兵力，跨过渭水，自宝鸡结连珠营，垒石为城，与吴玠军夹涧对峙。十月金军向和尚原猛攻，吴玠军用强弓劲弩，分番迭射，连发不绝，密如骤雨。金兵抵挡不住，仓皇退却。吴玠派兵断敌粮道，出奇兵从两旁截击，金兵溃不成军，兀朮率残兵败将夺路而逃。吴玠又在敌归路上布设伏兵伏击金兵。金兵自相践踏，死伤无数，20　多里长的山谷中，尸体枕藉。兀朮也身中流矢，乘着混乱割掉胡须，经过化妆才得以逃脱。此战金军主力损失巨大，"十存三四"，"兀朮之众，自是不振"②。

饶风关之战　金军在和尚原大败后，兀朮回燕山养伤，由完颜杲（撒离喝）率兵驻凤翔，与吴玠军对峙。为防备金军再次进攻，张浚重新进行防御部署：川陕宣抚处置使司设在阆中，知兴元府刘子羽驻兴元，吴玠军驻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南），吴璘部驻和尚原，王彦部驻金州（今陕西安康），关师古部驻熙河（今甘肃临洮）。绍兴三年正月，金再次"大举图蜀"，完颜杲鉴于"和尚原天险，吴玠备御严密，屡攻不胜"③，决定避开和尚原，而先指向通往汉中的重要门户金州，企图由金州入兴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三。

①　《宋史·吴玠传》。

②　《大金国志》卷七。

③　《大金国志》卷八。

元，由兴元入四川，从而达到以奇取蜀的目的。其部署是，以李彦琪驻秦州，以牵制吴玠军，用少数游骑出熙河，以牵制关师古军。完颜杲亲率主力迂回从东面攻兴元。完颜杲率主力自长安向东南经商州，击败王彦军的抵抗后，占领金州。守卫兴元的刘子羽听说金州陷落，一面命田晟扼守饶风关，一面向吴玠告急。吴玠立即率数千人马，自河池一天一夜急驰300　里到达饶风关。会合王彦、田晟3　部不到2　万人，扼守饶风关。

饶风关是由陕入川的重要关口之一，位于陕西石泉县和西乡县交界的饶风岭上，险峻异常。二月金军以数倍的兵力猛攻饶风关，金兵都身披重铠，潮水般向关上涌来。吴玠指挥部队居高临下，以强弓劲弩猛射敌人，又用巨石向下滚压，金军前列毙命，后排续攻，"死者山积"，苦战6　昼夜，金久攻不下。恰在这时，南宋军中一名军校向金兵投降，引金兵抄小路绕到饶风关背后，占领制高点，两面夹攻，宋军不支，吴玠退守仙人关，吴璘也放弃和尚原与吴玠会合一处，筑垒固守。王彦军退守达州（今四川达县），刘子羽退至三泉（今陕西沔县西南）潭毒山。金军占领饶风关后，立即进军兴元，准备向四川进军。但因南宋在撤退时坚壁清野，金粮饷不继，部队连续作战，伤亡过半，吴玠仍留在仙人关，威胁金军后路，金军遂退回兴元，又于四月间自兴元向凤翔撤退。

吴玠乘机邀击，金兵坠涧死者以千计，抛弃所有辎重，狼狈逃窜。刘子羽进军收复兴元，王彦收复金州。金军此次出击，"志在吞蜀"，虽侥幸攻下饶风关，并深入兴元等地，但得不偿失，损失惨重。

仙人关之战　饶风关之战后，吴玠考虑金军必然再次南侵，同时考虑到和尚原远离川边，粮运困难，于是令屯守和尚原的吴璘退到仙人关以东，扎营筑垒，号"杀金坪"。因杀金坪距仙人关较远，前阵散漫，于是在后面阻隘处修筑第二条防线。仙人关也是由陕入川的重要关口，位于陕西凤县和略阳县交界处，关外有两条重要交通线，一条抵秦州，一条至和尚原。金遭和尚原和饶风关之战的沉重打击之后，仍未放弃进入四川的企图。绍兴四年二月初，金兀朮与陕西经略使完颜杲、伪齐四川招抚使刘夔，率领10　万大军、进攻仙人关。金军自铁山凿崖开道，循岭东下，吴玠以万人扼守要冲，吴璘亦率精兵从七方关（仙人关西）倍道而来，同吴玠会合。金兵首先向吴玠营地发起进攻，被吴玠击退，又猛攻垒壁，也未得逞。金久攻不下，于是分军为二，兀朮阵于东，韩常阵于西，并击宋军。吴璘率精锐在金两阵之间，左右应战。因激战良久，将士疲惫，退守第二道防线。金兵接踵而至，人披重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猛烈进攻，战斗持续到傍晚，吴玠派田晟率兵以大刀大斧左右出击。第二天清晨，发动反攻，金将韩常被射伤左眼，金阵大乱，开始溃退。吴玠派兵袭击金横山砦营地，宋遣兵埋伏在河池，切断金兵退路，金兵又一次大败。金兀朮引兵逃走。吴玠乘胜收复凤、秦、陇州。金军连遭沉重打击，被迫还据凤翔，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复轻动矣"①，暂时放弃了进入四川的企图。宋的接连胜利，使川陕的防务趋于巩固。金军重点进攻川陕的失败，说明宋金强弱的对比，正在向有利于宋的方向转化。

①　《大金国志》卷八。

（5）岳飞收复襄阳和张浚反攻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伪齐迁都开封。统治黄河以南地区。自伪齐建立之日起，伪齐统治区人民便不断起而反抗。伊阳（今河南嵩县）人翟进兄弟组织民兵，在洛阳周围不断打击金军。伪齐配合金军攻陷伊阳山寨，翟进之子翟琮联合屯驻襄阳府（今湖北襄樊）的镇抚使李横和随州（今湖北随县）知州李道向伪齐发动进攻，得到牛皋等义军的援助，克复了汝州、颍昌（今河南许昌）、信阳军等地，从西面和南面进逼开封。伪齐急忙向金求援。三月间，金兀朮会合伪齐李成军2　万击败李横、牛皋军，到十月，邓州（今河南邓县）、随州、襄阳等重要据点相继失陷。襄阳在战略上有重要意义。宋保住襄阳，进可击中原，退可掩护长江中游地区。如落入金、伪之手，宋东南和四川的联系就可能被切断。

绍兴四年（1134年），宋廷为收复襄阳举行了多次讨论，最后决定由岳飞率军收复襄阳，韩世忠屯兵泗上为疑兵进行牵制，刘光世派兵增援出陈、蔡，合势并进，互为犄角。宋廷为此下令：任命岳飞兼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原湖北安抚使司统制颜孝恭和崔邦弼的部队以及荆南镇抚使司的部队，都归岳飞节制；命岳飞指挥所部在麦熟前克复京西路的襄阳、唐、邓、郢（今湖北钟祥）4　州和信阳军；这次出兵，只能以此6　郡为限，如敌人逃遁出界，不能远追，也不许提出北伐或扬言收复汴京，以免扩大事态；收复襄阳6　郡后，由岳飞差官防守，大军回长江沿岸屯驻。由此可见，宋高宗反击襄阳的战略企图是收复战略要地襄阳，改善秦岭、淮水防线中央部分的态势，同时又害怕激怒金朝，极力避免把金军进攻的重点再次吸引到江淮方向上来。

岳飞所部兵力有2.8　万余人，加上临时拨归节制的部队，共有3.5万人。岳飞军从江州移兵到鄂州，又从鄂州陆续北上。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初，岳家军向郢州城发起进攻，歼灭伪齐7000人，收复郢州。

然后兵分两路，张宪和徐庆向东北方向攻随州，岳飞亲率主力往西北方向攻襄阳。张宪和徐庆攻随州城，未能攻下，在得到牛皋和董先支援后，攻下随州城，歼敌5000　千人。襄阳伪齐守将李成弃城逃遁，岳家军兵不血刃，进入襄阳。伪齐政权得知岳家军已攻占郢州、襄阳、随州，急忙调集部队集结在襄阳东北的新野、胡阳、枣阳以及唐州、邓州等地，号称30　万大军。李成于是自新野向岳家军反扑。岳飞命王万率部屯清水河，诱敌深入。六月，岳飞击败李成军。李成再次集结兵力反扑，又一败涂地。李成战败的消息传到开封，刘豫连忙向金求援，金派刘合孛堇会合李成，拼凑成数万人，在邓州西北扎下30　多个营寨，企图阻止岳家军向北进攻。岳飞派王贵和张宪率兵分路向邓州急进。七月十五日，王贵与张宪军在邓州城外与数万金、伪齐联军游战，后续董先、王万部以骑兵伺隙突击，一举击破金齐联军，金将刘合孛堇只身逃窜，伪齐将高仲率残兵退守邓州城。岳家军乘胜追击，一举攻破邓州。接着又收复唐州、信阳军。收复襄阳6　郡，是南宋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也是南宋重建以来进行局部反击作战的第一次胜利。从此，鄂州成为岳家军的大本营，襄阳6　郡成了岳飞反攻中原的前进基地。

刘豫不甘心襄阳的失败，向宋请兵再战。九月，金派宗辅、兀术和刘豫联军向淮河以南地区进攻。金齐联军分两路，骑兵自泗州趋滁州（今安徽滁县），步兵自楚州下承州（今江苏高邮）南下。宋以淮东宣抚使韩世忠率军自镇江进驻扬州，江东、淮西宣抚使刘光世率军屯马家渡，浙西、江东宣抚使张浚屯采石。九月初，东路金齐军渡淮占领楚州。韩世忠挥军北进，在扬州西北大仪镇附近，设伏20　余处。金军行至大仪镇进入伏击区，埋伏的宋军突然发起攻击，击毙大批金军。韩世忠又命解元等部在承州设伏，再次大败金兵。韩世忠率军追击金军到达淮河，金军惊溃，互相践踏，溺水死者甚众。十月间，金西路军攻破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滁州，前锋进至六合。宋廷再次调整部署：韩世忠退守镇江，张俊军移守常州，刘光世退守建康，打算凭借长江天堑，阻遏金军渡江。同时调岳飞军出援淮西，以牵制金军。金齐军自顺昌下寿春，进围庐州，形势十分危急。岳飞接到应援淮西的命令后，即派徐庆、牛皋率2000　多骑兵为前锋，自率8000人疾驰淮西。徐庆、牛皋率部队赶到庐州后，留一部守城，其余迎击敌军，同金齐军展开激战。金齐军抵不住岳家军骑兵的冲击，狼狈溃退，牛皋率兵追击30　多里。金军退驻泗州、濠州一线。时值岁末严寒，粮道不通，又传来金太宗病危的消息，于是金军慌忙撤军北归，伪齐军也跟着逃走。宋军部分部队向北追击，淮南之地尽皆收复。

宋军对金、齐联军南犯，已能够进行局部反击；内部镇压人民的反抗也取得了成功，绍兴五年（1135年）以后，南宋政权已较稳固，具备了对金转取攻势的条件。这时，主战派张浚当了宰相，绍兴六年（1136年）二月初，张浚部署反攻中原：韩世忠由承州、楚州出兵，夺取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刘光世驻庐州，牵制伪齐军；张俊进驻盱胎，准备策应韩、刘两军；杨沂中领兵为后继，随时准备支援各军；岳飞军进驻襄阳，以图中原。张浚的战略意图是：以刘光世依托淮河沿线有利地形，牵制金与刘豫伪齐军，屏障建康，主力由两翼向北实施钳击，一举收复中原。

韩世忠立即展开行动，二月中旬率军渡淮，经符离进围金重兵防守的淮阳军，猛攻6　天，金兀朮与伪齐刘猊率军来援，反击韩世忠，韩世忠率军突围撤至楚州。岳飞军于七月开始北进，牛皋为前锋，迅速攻占镇汝军（今河南鲁山），锋芒直指开封，以吸引伪齐的注意力。牛皋占镇汝军后，向东横扫颍昌府，直下蔡州，烧毁刘豫军储存的粮秣。岳飞在牛皋军的掩护下，亲率主力向豫西的虢州（今河南灵宝）方向进击。

八月初，王贵、董先等部攻占虢州及其附近地区。王贵继续西向，收复商州（今陕西商县），王贵的副将杨再兴夺占长水（今河南洛宁西南）、伊阳。虢、商二州是中原的要冲，北可控黄河，东入洛阳，西可攻关中。岳飞军占领两地，从中间切断了河南与陕西的伪齐统治区。长驱豫西，是南宋立国后宋军首次攻达黄河之滨。岳飞已逼近洛阳，但因高宗下诏班师，加上岳飞军孤军深入，外无援兵，粮草不继，于是撤军。

南宋进行反攻，使伪齐惊恐万状，急忙向金廷求援。此时，金太宗已死，金熙宗继位，金拒绝出兵，只派兀朮屯兵黎阳以为声援。九月，刘豫拼凑30　万军队号称70　万，打着金军的旗号，分3　路南下：中路由刘麟率领，由寿春攻庐州；东路由刘猊率领，从涡口攻定远，西路由孔彦舟率领，由光州攻六安。伪齐军于九月中旬开始南下，刘猊率东路军进到淮东，被韩世忠军阻止不能前进，只好退回顺昌，集结兵力再向淮西进犯。刘麟率领的中路大军在濠州、寿春之间渡过淮河，张俊由盯眙派兵抵御。南宋朝廷以为是金军再次南下，急忙下令岳飞军火速增援淮西。是时，刘猊军数万越过定远向南急驰，企图进犯建康，宋杨沂中部在越家坊（定远南）击败刘猊军前锋。十月，杨沂中军在藉塘（定远东南）与刘猊军遭遇。刘猊据山险列阵，杨沂中遣劲骑5000　突入敌阵，以主力从正面进攻，亲率精骑绕出刘猊军侧翼，刘猊大败，仅率数骑逃脱。刘麟在顺昌闻刘猊军败，拔寨北撤。伪齐西路军正围光州未下，闻刘猊军败，亦撤军。当岳飞率部到达江州时，伪齐军已被打退，宋廷令岳飞回军。由于岳飞被抽调增援淮西，致使襄阳等地前线兵力不足，伪齐认为有隙可乘，于十月底向岳家军防区发动进攻，企图直捣岳家军大本营鄂州。岳家军各部英勇奋战，挫败了伪齐的进攻。岳飞回师鄂州后，立即部署反击，命令王贵部进军蔡州。因蔡州城池坚固，伪齐军主力设下埋伏，岳飞下令撤退。伪齐李成、孔彦舟率军追赶，被岳飞击败，岳家军主力安然撤回。

3。金毁约南下，岳飞反攻中原（1）宋金和议和金军南下从绍兴年间开始，宋金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显著变化，金军力量大大削弱，宋军战斗力不断增强。绍兴五年（1135年）金齐联合攻宋的失败，更加暴露了金军战斗力下降的真象。正如金将韩常所说："今昔事异，昔我强彼弱，今我弱彼强，所幸者南人未知此间事耳。"①伪齐军几次南犯惨败，使金廷大为失望，认为刘豫不仅不能替金军看守河南，对付宋军，反而兵败求援，使金军不断损兵折将，因而金廷准备取消伪齐傀儡政权，通过直接诱降，迫使宋廷纳款称臣，以达到军事手段未能达到的目的。宋高宗和秦桧无视形势有利于己的重大变化，仍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求和，要求取代刘豫的地位，对金称臣纳贡，以维持半壁河山的统治。绍兴七年（1137年）春，高宗派王伦向金乞求："河南地上国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曷若见归？"②只要金答应讲和要求，其他一切条件都可以接受。

这时金熙宗初即位，内部各派系互相倾轧，经激烈争斗，完颜昌（挞懒）等主和派把持了朝政。绍兴七年（1137年）十一月，金废黜刘豫，取消伪齐政权。完颜昌主张把原伪齐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要宋向金称臣，贡纳岁币，实质上是要把南宋变为和伪齐一样的属邦。

高宗得知消息，大喜过望，不顾张浚、岳飞、韩世忠等人的反对，坚持其妥协投降活动。宋金几经往返，到绍兴九年（1139年）正月初一，达成和议，宋对金称臣，宋每年向金贡纳银25　万两、绢25　万匹，金归还原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之地。三月，东、南、西3　京及陕西、河南诸州郡，由金"赐还"南宋，和议宣告完成。

正当高宗等为和议成功而弹冠相庆时，金朝又发生政变，完颜昌一派被推翻，兀朮一派得势，掌握了大权。兀朮反对将河南、陕西等地归宋，主张撕毁和约，出兵攻宋。一些将领也主张乘和约签订不久，南宋麻痹不备，在河南、陕西立足未稳之机，发动进攻。于是，金熙宗于五

①　《大金国志》卷二七。

②　《宋史·王伦传》。

月下诏兴师问罪，尽复河南、陕西。其部署是4　道出兵，全面进攻：聂尔孛堇进攻山东；完颜杲进攻陕西；李成进攻洛阳，兀朮亲率主力10　余万人进入开封。完颜杲于五月十五日攻占长安，李成于五月十六日攻占洛阳，兀朮于五月十三日入东京开封，十四日又进占南京商丘，并乘胜继续向淮西进犯。由于南宋在接收河南，陕西后没有派驻重兵，州县地方官吏多系旧时伪齐人员，因此金军一到，便望风而降。不到1　个月的时间，金军又夺去了全部河南、陕西之地。在金军的大举进攻下，高宗只好发表声讨檄文，悬赏捉拿兀朮，并急令各地大军，作应战准备。

（2）刘锜保卫顺昌宋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领侍卫马军司1.8　万人，由临安沿水路赴东京开封上任。行至涡口时，得知金军背约南下，即舍舟登陆，兼程前进。五月十五日进抵顺昌，得知金军已进占距顺昌300　里的陈州（今河南淮阳），于是决定和顺昌知府陈规一起，坚守顺昌，阻止金军南下。

顺昌北濒颍水，南有淮河，东接濠州、寿州，西接蔡州、陈州，是屏障淮河的要地，通往开封的要道。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刘锜为表示固守决心，下令凿船只，示无去意。他察看顺昌周围地形后，作出如下部署：将城外5000　家居民迁入城内，将城外民房全部焚毁，以免被金军利用；命部将分守4　门；派出侦探了解金军动向；整修壁垒，以废车、轮辕埋于城上加固城墙，又在城上设置便于观察、射箭的望孔；在城墙外筑羊马墙，并预置伏兵。同时又号召当地民众协力抗金，一时出现"男子备战守，妇人砺刀剑"的景象。经过6　昼夜努力，初步完成了顺昌城的防御准备。五月二十五日，金军游骑数千渡过颍河，进逼顺昌城郊。

刘锜从捕捉的俘虏口中了解到金军韩常军部在距城30　里的白沙涡安营下寨，便乘其初至，派兵千余夜袭金营，首战告捷。二十九日，金军三路都统完颜褒及龙虎大王突合速等3　万余人包围顺昌，进行强攻。宋军用强弩劲弓还击，金军被迫后退。刘锜抓住战机，乘势以步兵出击，金军溃乱，渡河溺死者甚众。宋军凭城坚守，并两次乘雷雨夜袭，经过4　天苦战，打败了金军的第一次围攻。

兀朮在开封得知顺昌失利的消息，率兵10　余万，昼夜兼程赶往顺昌。

刘锜获悉兀朮重兵赶来的情报后，召集部下商讨对策，最后决定背城一战。同时派出间谍，故意让金军俘虏，向金军散布刘锜喜好声色，贪图安乐、无所作为等假情报，以麻痹金军。兀朮听后信以为真，下令留下攻城器具，轻装急进。六月初九，兀朮到达顺昌城下，见城垣简陋，狂妄地说："彼可以靴尖踢倒耳！"①当即下令于次日早晨攻城。初十天明，金军10　余万人通过颍河浮桥，包围顺昌。金军主力猛攻东、西城门，兀朮自率重甲亲兵300O　骑往来督战。顺昌守军不满2　万，能出战的仅有5000人，但军民同心协力，将金军击退。当时诸将认为金韩常部最弱，应先击败该部。刘锜认为即使击败韩常部仍不能阻挡兀朮精兵的进攻，不如先打败兀朮军，则必将全军震动而崩溃。这时正值酷暑季节，金军人不解甲、马不卸鞍，远道而来，没有休息即投入战斗，疲惫不堪，锐气大减，只好休兵立营，准备再攻。宋军则以逸待劳，主动出击，突入兀朮营垒，打败其3000　亲兵。金军以铁骑拐子马从左右两翼包围宋军，由于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六。

宋军英勇作战，金军企图未能得逞。刘锜又在颍水上流及草木投放毒药，金军士马饥渴，饮食水草者均中毒病倒。刘锜乘机于中午由西、南两门出兵袭击金营，大败金军，歼敌5000　余人。兀朮见顺昌城屡攻不下，士卒又多疾病，不得不改变策略，企图长期围困顺昌。于是移营城西，掘壕列阵。是日大雨，宋军利用天雨而金军移营未稳，　大举夜袭，重创金军。十二日，兀朮被迫率全部金军撤离顺昌回开封，顺昌保卫战至此以宋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宋顺昌之战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金军主力的进攻，策应了宋军在东、西两翼及西京地区的作战，从而全线抑制了金军的攻势，为南宋军民的大举反攻创造了条件。当顺昌之战激烈进行之时，金完颜杲军攻凤翔府石壁寨，为宋吴璘军所败，被迫退守武功（今陕西武功）。金李成军攻京西路，为宋岳飞军所败。聂尔孛堇军也在淮阳军南被韩世忠击败。金军再次发起的全面进攻，又以失败告终。

金主力围攻顺昌之际，高宗急令岳飞救援顺昌。岳飞接到命令后，按照其以襄阳为基础，连结河朔，直捣中原，恢复故疆的既定方针，派前军统制张宪、游奕马军统制姚政驰援顺昌；派李宝、梁兴等率部北上深入金军后方，联络两河义军，抗击金军；一部出虢州、商州，切断兀朮和完颜杲的联系，掩护主力的侧翼；岳飞亲率主力向京西路前进。六月初，岳飞大军由襄阳、鄂州出发。当顺昌之战胜利后，高宗竟作出了极其荒谬的决定，下令"兵不可轻动，宜班师"，要求各路军队停止北进。但岳飞没有听从，继续北进中原。金兀朮在顺昌战败后，退回开封，命大将韩常守颍昌，翟将军守淮宁，三路都统阿鲁补守应天府（商丘），以此3　地作为开封的外围要点，兀朮和龙虎大王军驻开封作为预备队，阻止宋军进攻。

闰六月，岳飞军开始了扫荡开封外围的战斗。十九日，张宪部在离颍昌40　里的地方，击败韩常军，夺占颍昌城。然后会同牛皋、徐庆等部，击溃翟将军部，乘胜占领淮宁府城。二十五日，韩常军在开封增援部队的配合下，向颍昌反扑，被董先等部击败。同日，王贵部攻克郑州，并突入开封西南的中牟县，击毙大批敌人。七月初一，郝晸率部击败李成军，收复西京洛阳，并相继攻占西京所属州县。在1　个多月的时间里，岳家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胜利地完成了扫荡开封外围的作战任务。

但在顺昌战后，张俊奉命从毫州后撤，刘锜在顺昌也不敢违诏北进，岳家军孤军深入，加上随着收复地区的日益扩大，兵力日益分散，岳飞不得不缩小正面，将兵力集结于郾城、颍昌地区。中原是宋金必争之地，谁控制中原，就可以从中央突破对方的防线，造成对敌分割的有利态势。因此，岳飞挺进中原，使驻扎在开封的兀朮惊慌失措。他急忙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兀朮判断，南宋其他诸军都易于对付，独岳家军"将勇而兵精，且有河北忠义响应之援，其锋不可当"，因而决定集中主力，"并力一战"①，企图击败岳家军。

七月初八，兀朮率龙虎大王突合速、盖天大王完颜宗贤及韩常等军直趋郾城，企图一举歼灭岳家军指挥中枢。金将铁骑"拐子马"1.5　万人布列两翼。岳飞以步兵对付金军精骑，命令士兵手持马扎刀、大斧等锐

①　《金佗稡编》卷八。

利武器，上劈敌人，下砍马足；同时令其子岳云率骑兵精锐直冲金阵中央，杨再兴等率骑继之，冲击兀朮的　指挥部。经过激战，岳飞给兀朮的精锐亲兵和"拐子马"以沉重打击。兀朮见精锐被歼，大恸不已，又于初十增兵郾城北五里店，准备再战。岳飞部将王刚率50　骑侦察敌情，突入敌阵。岳飞亲率骑兵投入战斗，岳家军士气倍增，打败兀朮军。经过3天战斗，岳家军取得了郾城之战的胜利。兀朮不甘心郾城之败，又集中了号称12　万人的兵力，进到临颍。七月十三日，杨再兴等率骑兵数百，与金军一部在小商桥遭遇，杨再兴率军奋勇作战，歼灭金军2000　多人，杨再兴亦战死。张宪率援兵及时赶到，败敌8000　多人，兀朮夜遁。

岳飞估计金军虽屡战失利，必回军攻颍昌，便令岳云急速增援驻于颍昌的王贵。七月十四日，兀朮果然率兵10　万向颍昌进攻。王贵、岳云率精骑同金军在城西大战。金军"横亘十余里"，声势颇壮。岳家军以骑兵800　正面冲锋，而将步兵布列左右两翼，对付金军的骑兵。双方展开激战，岳家军人人奋勇向前，无一人回顾。接着董先率部继至，投入战斗。遂大败金军，歼敌5000　多人，俘敌2000　多人。兀朮退回开封。

十八日，张宪部又在临颍东北击败金军6000人。岳飞率军乘胜追到距开封仅45　里的朱仙镇。兀朮集结开封兵10　万迎战，同宋军对垒。岳飞一面同金军对阵，一面派兵向黄河渡口进逼，侧击金军。金军溃败，撤回东京。在岳飞反攻中原的同时，宋军在其它战场也获得了一系列胜利，收复了许多重要城镇。韩世忠部收复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在泇口镇（今江苏邳县西北）击败金军，吴麟在陕州大捷。梁兴等北渡黄河，联络义军，活跃于中条山，收复垣曲、沁水，连败金军，乘胜收复怀州（今河南沁阳）、卫州（今河南汲县），切断了金军后方交通道。河北、河东地区人民纷纷响应，约期起义，黄河两岸人民"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燕京以南，金的号令无法推行，金军内部也出现分裂，金将乌陵思谋准备降宋，大将军韩常也准备以5　万兵作内应。金军统帅兀朮哀叹："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军士气沮丧，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①。金兀朮准备尽弃辎重，渡河北撤。在此有利的形势下，收复中原指日可待。岳飞打算北渡黄河，乘胜继续反攻。但一贯持妥协投降态度的高宗和秦桧，把岳飞乘胜反攻的计划视为妥协求和的障碍。在岳飞胜利进军之际，秦桧先密令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锜从淮北撤退，又令陕西方面停止作战，陷岳家军于孤军突出的境地。然后又以"飞孤军，不可久留"为辞，在一日之内连下12　道"金字牌"，强令岳飞班师。七月二十日，岳飞不得已退兵。致使"十年之功，废于一旦！"②岳家军奉命班师，使整个战局逆转，刚刚收复的中原州郡，又被金军占领。金军既已达到"收复"河南、陕西的战略目的，下一步便是如何在军事上向南宋施加压力，促使更加有利于金的和议的实现。为此，金一面表示愿意议和，另一方面又发兵渡淮，企图用武力压迫南宋接受投降条件。绍兴十一年（1141年）正月，兀朮选定宋军防守薄弱的淮西地区，集中9　万大军企图一举突破淮河防线，直抵长江，胁迫南宋就范。

①　《宋史·岳飞传》。

②　《续资治通鉴》卷一二三。

金军由开封向南开进，正月中旬，以孔彦舟为先锋、兀朮亲率主力，越过淮水，攻占寿春，然后分军趋濠州、滁州、庐州南下。宋廷督促淮西宣抚使张俊由建康率军渡江北上迎敌，同时急令驻扎在太平州的刘锜军渡江去防守庐州，并急调杨存中率殿前司兵驰援前线。

刘锜到达庐州后，见庐州残破无法防御，遂同守将关师古会合南撤至巢县东南的东关（今安徽含山西南），依水傍山，据险扎营，以阻挡金军南下。这时金军已攻占庐州、含山及和州等地。二月初，张俊部将王德率前锋从采石渡江，收复和州。宋大军全部过江后，与刘锜部会合。张浚、刘锜、杨存中分路出击，又收复含山等地，金军败退柘皋（今山西北）。柘皋东临石梁河，地势平坦，适合骑兵作战。金军10　余万全部布署在这里，分左右翼，夹道而阵以待宋军。刘锜军先至，即令士兵搭桥掩护大军渡河。二月十八日晨，杨存中与王德也各率部赶至柘皋，与刘锜分3　路向金军进击。杨存中率军从上游浅水处涉水过河、初战失利。王德见金军右翼为金军主力，遂挥兵过桥，直捣金军右阵，射杀金一将领，宋军鼓噪而进。金军"拐子马"从两翼向宋军冲击，杨存中以步兵1万人手持长斧，如墙而进，奋力砍杀，大败金军。金军向寿春撤退，宋军收复庐州。

柘皋之战后，宋军无意继续扩大战果、张浚与杨存中商议班师。三月初，金军围攻濠州，张浚、杨存中，刘锜又率部北上增援，在距濠州60　里时，闻濠州已陷，于是在黄连埠据险扎营。派兵前往濠州侦察敌情，回报濠州已无金军。于是留下刘锜守营，遣王德和杨存中率2000　骑兵先趋濠州，另以万名精兵跟进。次日午时，宋军先头部队进至城西，埋伏的金军突然杀出，宋军慌乱撤退，金军跟踪追击，宋军大败。张浚和刘锜闻讯后拔营南撤。

金在柘皋战败后，在回军途中击败宋军，但兵临长江的目的已难以实现，于是北撤，宋军已南归。兀朮不得不承认金军已失去优势，遂改变策略，决意讲和。宋高宗和秦桧感到手握兵权而坚决抗金的岳飞、韩世忠等是妥协求和的障碍。因此，于绍兴十一年四月以论功行赏为名，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剥夺了他们的兵权。八月，秦桧唆使党羽弹劾岳飞，罗织罪名，诬告岳飞谋反。十月，兀朮为迫使宋廷加速投降，又出兵攻占泗州、楚州。秦桧因怕有碍投降，竟不派兵抵御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投入狱中，接着又将韩世忠罢官。金军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渡淮南进，直到长江边的六合，对宋进行虚声恫吓，声称如不及早投降求和，就要渡江南下。

十一月，在宋使的哀求之下，兀朮许以淮河为界议和。宋金东自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宋将京西的唐、邓两州、陕西的商、秦两州之半给金；宋向金称臣，每年向金纳银25　万两、绢25　万匹；金册封赵构为帝。兀朮还提出"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①的无理要求，高宗和秦桧害怕金以此作为借口破坏和议，遂于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将岳飞父子和部将张宪杀害于狱中。高宗以割地、纳贡、称臣和自毁长城的高昂代价，换得了东南半壁河山的统治权。此后，金方无力南下，宋无意北上，于是双方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①　《金佗稡编》卷二○。

4。宋金均势下的战争（1）金完颜亮南侵金完颜亮于绍兴十九年（1149年）篡夺皇位后，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迁都燕京，疯狂进行战争准备。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二月，金下令制造战船，并调发诸路猛安谋克军，凡是年25　岁以上、50　岁以下的全部编入军籍。接着，遣使赴各总管　府督造兵器。同时加紧修建开封，作为南侵的前进基地。绍兴三十年（1160年）七月，完颜亮下诏签发诸路汉军。为了筹措军费，预收5年的赋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春完颜亮前往开封，随之迁都于此，九月发动南侵战争。其部署是水陆并举，4　路　南下：东路20　万大军由完颜亮亲自率领由寿州进攻淮南；中路以刘萼、扑散乌者率领10　万自蔡州趋荆襄，并分兵自光州趋黄州、武昌，另分兵自邓州趋金州，策应川陕和江淮方面的作战；西路由徒单合喜、张中彦率军5　万，自凤翔攻大散关，以取四川；以苏保衡、完颜郑家奴率战舰600　艘、水兵7　万顺海南下入钱塘江趋临安。南侵的战略意图是以西、中路先发动攻势，以牵制两淮宋军，然后完颜亮亲率主力向淮西突破，渡江后在水军的配合下直扑临安，一举灭宋。

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末，南宋朝廷得知金军准备南侵的消息，高宗派同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出使金朝，探听动静。叶义问向宋廷报告了金军即将南侵的情况，右相陈康伯、兵部尚书杨椿马上布署两淮守备。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五月，金使到临安，提出要南宋割让淮南，战争已迫在眉睫，南宋君臣议论纷纷，主和派又主张逃跑，陈康伯坚决主张抵抗。南宋随即任命吴璘为四川宣抚使，负责川陕防务；命成闵率军3万前往武昌，防守长江中游；任命老将刘锜为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节制诸路军马，担负江淮地区抗击金军主力的重任，曾是岳飞部下的李宝，自请率战船120　艘、水兵3000人，沿海北上，阻击金水军。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八月，金西路军首先发动攻势，自凤翔入大散关；金中路军也开始向信阳军、光州发动进攻。完颜亮所率的主力也向两淮进军，宋金战争全面爆发。金军南侵的消息传来，刘锜扶病从镇江进驻扬州，随时派兵北上，进驻宝应、盱眙、淮阴。但负责淮西防务的王权，却不敢进军，在刘锜的再三督促之下，才进驻长江北岸的和州，又进到庐州。十月初，当刘锜赶到淮阴时，金军已到达淮河北岸。

由于王权到庐州后再也不肯前进，淮西实际上没有设防，金军从淮西从容渡淮南下。王权一听金军已经渡过淮河，立即从庐州南逃，金军前锋迅速推进到滁州，直指长江。这时朝廷命刘锜退守江南，加上听到王权已经南逃，刘锜率兵退到扬州。金军临江的消息传来，临安一片惊慌。

高宗又想逃往海上，遭到陈康伯的坚决反对，才表示"亲征"，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为参谋军事。这时金军已占领真州，王权又从和州逃到采石。接着扬州失守，刘锜退守瓜州，不久率军退到镇江。

完颜亮准备从采石渡江，时王权已被免职，接替他的李显忠还未到任，采石将士无人指挥，形势十分危急。十二月初八虞允文到采石犒军，毅然担负起阻击金军渡江的重任，立即组织军队，鼓舞士气，沿江布防。金军在完颜亮的指挥下渡江南侵，虞允文亲临前线，一面组织军队迎击金兵，同时命令水军攻击金军船队，金军大败。第二天，虞允文又派水军主动进攻长江北岸的杨林渡口，再次击败金军，并烧毁金军船只300艘，完颜亮从采石渡江的计划终于失败，只得退回和州，转往扬州，准备在瓜州渡江。

进攻川陕的西路金军，在吴璘的迎头痛击下，退守凤翔、大散关、和尚原一带，宋军先后收复了秦、陇、洮、兰、商、虢等州。中路金军先后进攻通化军、樊城，都被打败，改图两淮，所积粮草又为宋军所焚，宋军收复了邓州、新蔡等地。李宝率水军从平江出发，沿海北上，十月下旬抵达石臼山（今山东日照附近），得知金舰队正停泊在唐岛（又名陈家岛，今山东灵山卫附近）。李宝先发制人，出其不意，使用火攻，冲入金船队。金军极大部分船只被烧毁，未着火的船只企图顽抗，宋军将士跳上敌舰，奋勇杀敌。结果金舰队全军覆没，仅苏保衡只身逃脱。

完颜亮得知水军已被宋军全歼，利用水军攻占临安的企图已经破灭，不禁大怒。这时，金宗室完颜褒乘完颜亮南下夺取了政权，黄河以北已归附新皇帝金世宗，完颜亮后退无路，于是孤注一掷，妄图渡江占领江南地区，命令金军3　天内全部渡江，否则处死，促使内部矛盾激化。十一月二十七日，完颜亮被部下杀死。十二月初，东路全军退走，宋军乘机收复两淮地区；中路金军也于十二月退兵，宋军收复洛阳及蒿州、长水、永宁等县。完颜亮南侵失败。

（2）孝宗北伐金完颜亮南下失败后，金世宗将南下的军队北撤，将从河北、山东、陕西等地征来的兵丁放免还家，暂时把主要兵力用来巩固内部和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这正是北伐的大好时机，但是由于高宗的阻挠，没能把握有利时机。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高宗退位为太上皇，传位给太子赵■，是为宋孝宗（1163～1189年）。孝宗即位后，随即任命主战派张浚为江淮宣抚使，统一指挥江淮军事。隆兴元年（1163年），张浚任枢密使，积极准备北伐。然而这时金朝的形势已有了很大改善，金世宗即位后，调整政策，缓和内部矛盾。在巩固自己统治后，将金军主力纥石烈志宁部10　万调到商丘，随后又命左丞相仆散忠义前往开封指挥金军，抢在宋军之前作好了进攻的准备工作，宋北伐的大好时机已经错过。宋北伐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不平等的地位，而金准备南侵的目的是宋"若归旧疆，贡礼如故，则可罢兵"，"如必欲抗衡，请会兵相见"①。因此，双方争执的焦点是改为平等地位还是依照旧约，都无大的战略企图。

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在张浚主持下，北伐开始。李显忠部出濠州趋灵壁，邵宏渊军出泗州趋虹县（今安徽泗县），然后会攻宿州。

灵壁金军守将萧琦原与李显忠相约，愿为内应。五月，　李显忠率军渡过淮水，萧琦背约，在灵壁西南列阵阻击李显忠军，被击败，宋军攻占灵壁。邵宏渊率军围攻虹县，不能下，李显忠派人前去招降，虹县守将出降，虹县也为宋军所得。李、邵两人合兵进攻宿州，先在城下大败金军，继之渡濠登城，歼敌数千人，攻克宿州，击败了金纥石烈志宁军的反攻。金孛撒自开封率兵10　万来攻宿州，亦被宋军击退。纥石烈志宁合诸军再攻宿州，宋军出城列阵迎战。由于李显忠和邵宏渊不和，在战斗紧张关

①　《金史·仆散忠义传》。

头，邵宏渊不但按兵不动，还散布谣言，动摇军心，其子邵世雄率部逃跑，李显忠败退入城，不得已乘夜突围南撤，金夹谷清臣率军追击，至符离又大败宋军，张浚北伐就这样失败了。

符离战败，动摇了宋孝宗的信心，从前线召回张浚，罢去相位，重新起用秦桧余党主和派汤思退为相。由于金世宗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来进一步巩固统治，又鉴于完颜亮南侵败亡的教训，因而也希望签订和约。隆兴二年冬，宋金订立和约，宋不再对金称臣，改金宋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疆界仍以淮水到大散关为界，岁贡改为岁币，银、绢25　万两、匹，各减为20　万。史称"隆兴和议"。此后30多年间，宋金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

（3）开禧北伐宋宁宗（1168～1224年）在绍熙五年（1194年）即位后，宋名臣韩琦曾孙韩侂胄逐渐执掌朝政，以抗金作号召，得到朝廷主战派的支持。

当时金派到南宋的使者，横蛮无礼，对南宋君臣肆意侮辱。宋宁宗对南宋的屈辱地位不满，支持韩侂胄对金采取强硬态度，于是韩侂胄积极准备再次北伐。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宋宁宗为鼓舞士气，打击宋廷内的主和派，追论秦桧投降误国之罪。同时，命吴曦兼任陕西、河东路招抚使，郭倪兼山东、京、洛招抚使，赵淳、皇甫斌任京西北路招抚使、副使。郭倪派部将毕再遇和镇江都统陈孝庆进攻泗州，接着又攻下虹县，江州统制许进收新息县，光州忠义军孙成收复褒信县。五月，宋正式下诏伐金。宋军纷纷出击，郭倪部攻宿州，建康都统制李爽攻寿州、皇甫斌攻唐州，江州都统王大节攻蔡州。但宋军自符离战败后，多年没有征战，士兵缺乏训练，将领没有必胜信心，因此出动不久，就从宿州、寿州，蔡州败退下来。

八月，金平章事仆散揆率金军主力3　万出颍寿，完颜匡率兵2.5　万出唐、邓，纥石烈子仁带兵3　万出涡口，纥石烈胡沙虎带兵2　万出清河口。在西北，因得知吴曦准备投降，虽也分几路进攻，但兵力不多。稍后，金又集河南壮丁17　万入淮，10　万入荆襄，补充金军。十月间，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围楚州，金主帅仆散揆南进，宋军望风溃散，淮南的安丰军、滁州、和州等地相继为金军占领，金军直达长江北岸，江南大震。镇江副都统制毕再遇奉命解楚州之围，当他得知金军主力已达长江北岸时，考虑到楚州城防坚固，就主动率兵前往六合，抵挡金兵。毕再遇在六合城偃旗息鼓，伏兵南门，将弓弩手布于城上，当金军攻城时，两面夹击，金军大败。金将完颜蒲辣都与纥石烈等合兵10　万攻六合，毕再遇派部队不时出击金营，使金军昼夜不宁，迫使敌人退走。毕再遇乘胜追击，在滁州大败金军。开禧三年初，毕再遇率军解楚州之围，分道出击，军威大振，金军被迫退走。

吴曦是抗金名将吴璘的孙子，在开禧北伐时，被任命为陕西、河东招抚使，手握大权。韩侂胄期望他能迅速出兵陕西，造成有利的态势，但吴曦却暗中与金联系，准备叛变投敌。开禧二年十二月，金封吴曦为蜀王，吴曦叛宋降金，次年正月正式称王，并声言与金合攻襄阳，宋廷大震。但其叛变极不得人心，二月，兴州合江仓官杨巨源、中军正将李好义等，约合吴曦部将张林、朱邦宁等，通知吴曦的伪丞相长史安丙，率人冲入伪宫，杀死吴曦及其死党，平定了这次叛乱。宋廷任命安丙为四川宣抚副使。杨巨源、李好义乘机进兵，相继收复西和州、成州、和州、凤州、大散关。李好义准备乘胜夺取秦陇，以支援两淮战场，但安丙却下令："谨守故疆，不得侵越，士气皆沮"①。

总之，尽管当时有不少宋将望风溃逃，但从整个战线来看，在西路金军进展不大；中路金兵围攻襄阳不下，士兵生病的很多，不得不退兵；东路金军主力一再遭毕再遇部沉重打击，损失惨重。加上金主帅仆散揆、宗浩等相继病死，形势对金并不十分有利。但在金军南下时，南宋朝廷内部的主和派又开始阴谋活动。十一月，礼部侍郎史弥远大造舆论，攻击北伐劳民伤财，勾结参知政事钱象祖、皇后杨氏等，在韩侂胄上朝时将其杀害。宁宗得知后，只得附和。主和派得势，将韩侂胄一派赶出朝廷。嘉定元年（1208年）三月，史弥远一伙按照金的无理要求，刨棺割取韩侂胄的首级送给金朝，以惩办、警告抗金将领和官员，与金议和，金宋关系改为"伯侄之国"，改岁币20　万两为30　万两，宋给金犒军银300　万两，双方仍维持原来边界，史称"嘉定和议"。此后，南宋统治更加黑暗腐朽，金也迅速衰弱，双方再无大的战争爆发。

（六）夏辽与夏金战争1。夏辽战争西夏在太祖继迁时，就十分重视联辽抗宋，并向契丹称臣以争取其支持。辽朝也很想以西夏牵制宋朝，派公主远嫁西夏统治者，打算利用婚姻关系进一步巩固两国联盟。至德明、元昊在位时，为了进一步扩张势力，经常招纳辽朝境内的党项部落，引起辽朝君主臣僚的极大不满。

重熙七年（1038年），嫁给元昊的契丹兴平公主死去，辽兴宗早就听说2人感情不睦，借机派使者前去诘问。重熙十三年（1044年），辽朝出兵讨伐叛辽的党项部落，元昊暗中出兵支持党项各部落，并击败辽军，斩杀辽的两员大将。这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了辽兴宗亲征西夏的战争爆发。

重熙十三年（1044年）九月，辽兴宗率10　万骑兵渡过黄河，兵分3路：皇太弟重元领骑兵7000　出南路，枢密院使萧惠统主力6　万余骑进兵贺兰山北，东京留守萧孝友统中军护卫兴宗行营。辽兴宗长驱400　里，不见抵抗，遂驻扎于得胜寺南壁之地。其实西夏军主力大多集结在贺兰山以北，并在那里与辽军展开激战。辽军屡战屡胜，且后续部队源源到达，大有直捣兴州之势。元昊遂一面上表谢罪，答应遣还叛逃部落，一面进贡方物。萧惠不接受元昊的请和，仍大举进攻。元昊连续3　天后退计100　余里，所过之地焚烧牧草殆尽，使辽军战马无草可食。几天后，待辽军"马饥士疲"，战斗力大为减弱之时，元昊才亲率西夏反击。两军交锋，一开始西夏军被辽军包围，居于劣势。后来突起大风，飞沙迷目。西夏军乘风反攻，辽军士卒多蹂践而死。元昊顾不得休息，紧接着攻击得胜寺南壁兴宗大营，俘获契丹驸马都尉鹘突姑及近臣数十人，缴获器■车骑等大量战利品。辽兴宗单骑逃遁。战后，辽与西夏被迫和谈。重熙十八年（1049年），辽兴宗为报旧仇，再次兴兵。此次仍然兵

①　《宋史·李好义传》。

分3　路：萧惠统南路军渡黄河，向河套方向推进。耶律敌鲁古统北路军南下进攻凉州（今甘肃武威）。兴宗自将中路军随后跟进。北路军推进至贺兰山，与扼险据战的没藏讹庞军相遇，初战不利。后敌鲁古奋勇当先，将讹庞的3000　骑兵击溃，乘胜追至凉州，俘获元昊的妻子没移氏及众夏国臣僚家属。但担负主要作战任务的南路军统帅萧惠却过于轻敌，其粮船战舰沿黄河绵亘数百里，却不加强戒备。忽遇西夏军从高坂向下发起攻击，猝不及防，士卒死伤数以万计，萧惠自己勉强逃脱厄运。辽兴宗带领的中路军，渡过黄河后便进入无水草之地，战马多饥渴而死。

不久，3　路大军相继退回辽境。

一年后，西夏出兵攻掠辽境。辽军为了报复，第三次出兵征西夏，直逼兴州。西夏军不敢迎战，下令诸州坚壁拒守。辽军纵兵大掠而还。

此后，西夏军事实力日益削弱，为了对付日益强大的宋朝军队，西夏对辽的依赖也就迫切起来，频频派人向辽朝求和结好。重熙二十三年（1051年），辽允许西夏请和，辽夏关系重归于好。2。夏金战争11世纪后半期，夏辽两国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固的盟国关系。12世纪初，女真人迅速崛起，在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攻占了辽朝大半国土，迫使辽天祚帝四处躲藏。西夏这时并没有抛弃自己的盟友，不仅继续接受辽的册封，还主动请天祚帝到西夏国内来避难。天辅六年（1122年），西夏出兵进占辽之金肃、河清（河套东北部）两军，声称奉天祚帝之命保护当时残辽政权和土地人民。接着，西夏为了把国土扩大到黄河以北，冒然派李良辅统兵3　万支援辽国。在天德军（今内蒙乌拉特前旗北五加河东岸）境内野谷一战，全军将3　万西夏军歼之几尽，连主帅李良辅也被俘获。不过，当时女真人为了专力对付辽朝和宋朝，有意拉拢西夏，不希望与之刀兵相见。天会二年（1124年），夏金和议。西夏以事辽之旧例向金称臣，保证不再援辽，并允许金在西夏境内有征兵之权。

但夏金的盟国关系并不巩固。金朝非常害怕党项人与逃到西域的辽国残余--西辽联合在一起。西夏则明里暗里与宋联络不断，与辽也有合兵攻掠的打算。他们趁宋金激战之机，派兵收复了原来被宋占领的陕西沿边地区，又攻取了河东的天德、云内、武州八馆之地及许多军州。

金朝惧怕宋夏联合，腹背受敌，除派大将兀室率数万精骑夺回扼制蒙古高原与西域交通孔道的河东地区外，其他军州只好听任西夏占领。

金熙宗至章宗时，金军实力已呈衰弱之势，对外战争逐渐减少乃至停止。西夏也是叛党纷起，内乱频生，需要争取较长的和平时期来巩固内部，医治多年来的战争创伤。在双方共同的努力下，夏金之间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大安元年（1209年），蒙古军再次攻入西夏，进围夏都兴中府。西夏派人向金朝请求派遣援兵。金卫绍王认识不到唇亡齿寒的道理，居然说："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①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次年，西夏派兵万余骑进攻金之葭州（今陕西佳县）。两国从此交恶，爆发了激烈战争。西夏在蒙古频频攻金的形势下，也没有捐弃前嫌，与金人联手抗蒙，而是攻掠金之边境诸州。贞祐四年（1216年），金朝在反复商议后对西夏发动大规模反击，由庆阳总管庆山奴统兵出环州（今甘肃环县），先后在阿弥湾、安塞堡、结野觜川、车儿堡击败西

①　《西夏书事》卷四○。

夏兵。12月，又兵分两路，一路由左监军陀满胡土门率领，攻盐州、宥州、夏州；一路由庆阳总管庆山奴率领，攻威州、灵州、安州。次年正月，西夏兵3　万余人从宁州撤退时，庆山奴统兵邀击，大败西夏。此后，金朝无力继续用兵，又从反攻转入防御。金夏在长期战争中，都极大地削弱了自己的国力和军力，给后来的抗蒙战争造成重重困难。可以说，这场战争无论对金还是对西夏，都是弊大于利。真正的受益者是后来相继攻灭西夏和金的蒙古。

（七）宋金农民战争宋金时期，农民起义战争仍是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北宋时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南宋时期的钟相、杨么起义，金末红袄军起义等皆是其中规模较大者。从军事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山水寨防御作战的特点比较明显，这与宋金时期作战方法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

1。王小波、李顺起义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朝四川一代爆发了王小波、李顺　领导的农民起义。王小波是永康军青城县（今四川灌县东南）人，向以贩卖茶叶为生。当时宋朝官府在四川设置"博买务"，垄断丝帛茶叶贸易，商人和官僚又相互勾结，操纵市场，使那些失去土地而依靠小买卖谋生的农民失去最后一线谋生的希望。王小波等振臂一呼，主张财富均平，因而得到广大农民的群起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万人，一举攻克青城县城。次年二月，又攻占了彭山县（今属四川），杀死县令齐元振。

恰巧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四川地区发生旱灾，人民衣食无着，纷纷参加起义军，王小波手下的队伍日益壮大。十二月，王小波打算进一步扩大起义军占领地区，首先引兵进攻成都西南的江原县（今四川崇庆东南）。其时宋西川都巡检使张玘领兵驻守该地。两军激战过程中，王小波身上中箭，仍不退缩，指挥起义军打垮了宋军，杀死张玘。不久，王小波也因箭伤过重死去。此后，起义军推王小波妻弟李顺为首领，继续攻打各府州县城。宋朝各地官员慑于江原之败，慌作一团，只顾闭城自守。蜀州（今四川崇庆）、邛州（今四川邛崃）等城相继被起义军攻破。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李顺军攻克川西重镇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同时派兵四出。在北至剑阁（今四川剑阁北）、南抵巫峡（今四川巫山）的广大地区内，除了几座孤零零的城池外，都被控制在起义军的手中。

起义军起义的消息传到北宋都城开封，宋朝决定派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领兵入川镇压。起义军在宋朝大军入川前，曾派数千人攻打入川的重要门户--剑门，结果人少力单，被守城宋军击败。但李顺没有再接再励，反而集中主力20　余万人去攻打逃亡官僚地主聚集的梓州（今四川三台），顿乓城下80　余天，这样就使得王继恩所部宋军主力通过剑门，迅速入川。王继恩入川后，没有直趋成都与起义军主力决战，而是先在川北各地镇压分散的义军部众，先后攻克绵州（今四川绵阳）、阆州（今四川阆中）、巴州（今四川巴中）等。起义军在失守上述州县后，从梓州撤围，宋军遂尾随追至成都城外。

当时成都聚集起义军10　余万人，但他们毕竟缺少大规模守城经验。

经过激烈战斗，宋军突破坍塌的城墙攻入城内，起义军战死者达3　万余人，李顺在战斗中下落不明。

成都陷落后，起义军余部分成两支，分别在川东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一带和川西眉州（今四川眉县）一带活动，至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二月，才被宋军镇压下去。但溃散在各地的小股义军仍退入险要山区，依险为栅，坚持斗争达三四年之久。

2。方腊起义方腊是宋朝江南东路歙州歙县（今安徽歙县）人，自幼家境贫寒，靠给青溪县（今浙江淳安）帮源里地主方有常当雇工为生。当时两浙地区信奉摩尼教的教众很多，教中平等互助，并奉汉代黄巾起义领袖张角为教祖。而北宋徽宗时统治者生活糜烂，为修复开封皇家花园，在两浙地区搜刮奇花异石，经运河运至开封，每10　只船一纲，称"花石纲"。

"花石纲"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也为方腊利用宗教作掩护，发动农民起义战争提供了便利条件。宣和二年（1120年）二月，方腊所进行的"夜聚晓散"的秘密宗教活动被方有常发现，报告给官府。方腊得知这一消息，马上杀死方有常一家。十月，方腊举旗起义，并提出先攻占江南列郡、划江而守，抗击宋军，待中原有变，再发兵江北，统一中国的战略计划。方腊义军受到当地贫苦农民的热情支持，队伍很快由1000　余人发展到上万人。

十一月，宋兵马都监蔡遵等领兵5000　余人前去镇压。方腊利用敌人轻敌速战的心理，诱敌深入，在息坑杀死蔡遵等人，击溃宋军，乘胜以火攻占领青溪县城。十二月，起义军又克睦州（今浙江建德梅城镇）、歙州，歼灭宋东南第五将郭师中所部。接着，兵分4　路，攻下杭州、宣州（今安徽宣城）、信州（今江西上饶）、湖州（今浙江吴兴）等东南重镇。各地农民也纷纷起兵响应，打起方腊的旗号，攻打各地城池。一时间，起义军众至百万，震动东南。

宋朝廷听到起义军起义的消息后，极为恐慌，匆忙调集驻淮东、荆湖、京畿及陕西6　路富有作战经验的15　万精兵驰赴江南，镇庄起义。宋军为防止起义军据有长江天险，首先抢占江宁、镇江等战略要地。而方腊在占领杭州后，没有急于进占江宁，阻止宋朝大军过江，反将兵锋南指，攻打婺、衢诸州，从而失去趁虚占领江宁的良机，让宋军毫无阻拦地渡江南下。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义军才开始向北进攻。方七佛部6　万余人攻打秀州（今浙江嘉兴），在城下受到守城宋军和南下宋朝援军的夹击，不支而退回杭州。另一支义军八大王部在从歙县进军江宁途中，遭遇宋军刘延庆部，屡战屡败，向南退去。至此，方腊"划江而守"的设想落空，战略上陷入被动。

但是，当时义军还控制着大片地区，兵力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尚有能力与宋军周旋。所以，当二月宋军攻占杭州后，方腊组织力量于三月发动反攻。四月，又在衢州、睦州组织反攻。这几次反攻，给宋军以沉重打击，义军自身也伤亡惨重，且由于对方兵多势众，战斗力强，衢州、婺州相继陷落。义军根据地青溪的东南屏障尽失，方腊只好率部返回帮源，进行最后抵抗。四月十九日，宋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形成对帮源山区的夹击态势。西路宋军抢先向帮源的西部制高点门岭抢攻。门岭崖壁峭拔，险径危侧，宋军强攻没有得逞，又派出精锐从小路上山偷袭，终于得手。二十四日，东、西两路宋军以纵火为号，进行夹击，义军20　余万人腹背受敌，拚死搏斗，牺牲者达7　万余人。战至二十六日，方腊等义军首领不幸被俘，后被解至开封英勇就义。

方腊被俘后，义军余部转入浙东继续作战。他们在平原地带作战失利后，又退入仙居山区和永康山谷，坚守村寨，一个洞（山谷）一个洞地与宋军展开血战。直到八月，起义军全被宋军镇压下去。

3。钟相、杨么起义钟相是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杨么是鼎州龙阳（今湖南汉寿）

人，本名太，因年少被称为杨么。他们生活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极为尖锐的北宋末年。随着女真铁骑南下，北宋政权灭亡，江南城乡饱受金军、宋军和游寇的反复洗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钟相以行医为名，利用巫教为掩护，在洞庭湖周围几百里向贫苦农民宣传"等贵贱，均贫富"的道理几20余年①，受到农民的拥护，为武装起义作了较为充足的准备。

建炎四年（1130年）初，宋王朝收编的一个溃兵土匪集团，在孔彦舟的带领下，窜扰洞庭湖区，闯入鼎州大肆屠城，抢劫财物，激起民众义愤。钟相趁机于二月率众起义，称楚王，建国号楚，迅速控制了鼎州、澧州（今湖南澧县）、岳州（今湖南岳阳）等地的19　个县。孔彦周为了镇压这次起义，派遣奸细打入义军内部，在三月发动突然袭击，里应外合，攻破义军大寨，义军领袖钟相被俘遇害。

绍兴三年（1133年）夏，起义军推杨么为总首领，号"大圣天王"，领导义军20　余万人继续作战。杨么根据洞庭湖区港汊纵横、芦苇茂密、岛屿众多的特点，先后修建起70　余座山水寨。山水寨一般依陆向水，陆路建有重城重壕，掘有陷马坑，并有人日夜巡逻埋伏；水路则"日夜使船巡绰"①。起义军还建造了两三层楼高的大型车船，可载千余人，内装踏车，行驶速度较快，加上轻便海鳅船的配合，在洞庭湖水面占据优势。义军平时在寨内耕种饲养，战时青壮出战，老幼居守，一切井然有序。

是年六月，宋朝廷派王■领兵6　万，镇压杨么起义军。他计划派兵从洞庭湖西水陆并进，迫使义军向东撤退，并派宋朝水军主力在洞庭湖东岸进行拦截，企图一举歼灭义军。是月上旬，宋军与义军在洞庭湖西岸激烈交锋，义军且战且退，退至鼎口（今湖南常德东）一线。此时，洞庭湖东岸的宋朝水军急于出战，义军也打算先发挥水军优势，击败其水军主力，以免腹背受敌。于是，发数只车船东驶诱敌。车船上不树旗枪，士兵也都隐藏起来。宋军误以为是义军在湖西作战失利，飘下来的空船，争先恐后跳帮抢夺。不料，车船上突然擂鼓呐喊，车船也突然转轮急驶，横冲直捣，将宋军大小数百只船，尽皆辗没入水。留在岸上的宋军，也被义军掩杀抄截，共计歼灭宋军万余人。战后，义军挥师西进，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

①　《杨么事迹》卷下。

夜袭西路宋军，打得宋军退缩至德山寨（今常德南）不敢出战，听任义军控制洞庭湖面。绍兴四年（1134年）八月，义军为保卫自己的庄稼和水利工程不被宋军破坏，派兵攻克宋军盘距的社木寨（今常德东），全歼寨内守军数百人。

宋朝廷眼看王■连连失败，将其贬官3　级，改派岳飞前来指挥镇压起义军。绍兴五年（1135年）五月，岳飞抵达鼎州。他采用"以水寇攻水寇"之策①，起用义军叛徒杨华分化瓦解义军，并在一些小战斗中用计击败义军，沮丧其士气。果真，义军重要首领杨钦等相继投降，带有将士3000　余人，战船400　余艘。当时，适逢大旱，洞庭湖水渐浅，岳飞派人用木头、杂草阻塞河道，使义军的作战利器--车船无法发挥作用。

六月，岳飞率军攻破杨么大寨，杨么赴水而死。但义军余部仍然在洞庭湖东岸山区设立山寨，继续坚持斗争到绍兴六年（1136年）九月。

4。红袄军起义红袄军起义爆发于金朝宣宗统治时期。当时，金朝廷在蒙古骑兵的攻掠下被迫南迁，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和众多官僚、贵族，更加重了对其统治下的河北、山东地区汉族人民的搜刮，社会经济矛盾空前加剧，人民纷纷聚义反抗。义军少者数万人，多者至数十万人。起义者均穿红袄为标志，故称红袄军。其中势力最大者，当推杨安儿、李全、刘二祖这3　支义军队伍。

杨安儿是益都人，本名杨安国，一向以贩卖鞍材为生，人称"杨鞍儿"，遂自名为杨安儿。他早在南宋韩侂胄"开禧北伐"时，就开始起兵反金，后一度被招安。大安三年（1211年），再举义旗，攻州县，杀官吏，在山东地区影响很大。与他遥相呼应的，还　有号称"李铁枪"的潍州（今山东潍坊）人李全所部。其时金军主力忙于对付南下的蒙古骑兵。至贞祐二年（1214年），金朝廷以公主嫁成吉思汗，并交纳金帛马匹等物，蒙军始解中都（今北京）之围而去。金朝统治者才腾出手来，派出最精锐的"花帽军"开赴山东，任命仆散安贞等为将，全力镇压红袄军。金军首先寻找杨安儿义军决战，在益都城外将其击败。但杨安儿领兵转攻莱州（莱阳），另求发展。金莱州守将和登州刺史见红袄军到来，皆忙不迭开城出降，慰劳义军。于是，杨安儿在此称王，"置官属，改元天顺"①。接着，又发兵克宁海、潍州等地，准备反攻益都。七月，仆散安贞与其他几路金军合力进攻杨安儿，先后在辛河、莱州城外重创义军主力。九月，又攻克莱州，一些义军将领投降。杨安儿乘舟入海，被舟人所害，堕水死。杨安儿之妹杨妙真，号"四娘子"，勇悍善骑射，收集残部至磨旗山（莒州古城东南之马鬐山）与李全义军汇合，李全、杨妙真2人并结为夫妇，据险而守。但山东持续的粮荒与金军的不断进攻给义军造成极大不便，一些将领纷纷投降。李全等人于兴定二年（1218年）归宋，并接受宋朝所封的京东路总管之号。他还分兵袭击密州（今山东诸城），又说服张林等人以青、莒等12　州归宋。但宋朝统治者封锁淮水，不许义军南渡，并在义军中挑拨离间，削弱其力量。

①　《宋史·岳飞传》。

①　《金史》卷一○二《仆散安贞传》。

李全所部后来发展成为一股地方割据势力，将斗争矛头指向昔日友军。正大三年（1226年），李全攻克青州后，遭到蒙古军围攻1年之久。所部大小百余战，伤亡惨重，力有不支，终于次年投降蒙古。

四、宋辽金夏时期的武器装备和国防设施（一）宋代的武器装备中国兵器的发展，从宋代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火药被应用于军事领域，各种火药火器的发明与创造，宣告人类从此进入了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新时代。

1。武器装备进步的原因武器的生产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作基础的。宋代武器装备的进步，首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赵宋王朝建立之后，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唐中叶以来长达200多年割据混战的局面。一个较为和平安定的环境，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因此，宋代社会经济在隋唐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出现了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相当发达，作为兵器制造业基础的采矿业和冶炼业也有了很大发展，科学技术更是达到古代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峰。生产和科技领域的最新成果，往往总是最先应用于军事领域。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兵器制造业的创新和新式武器的问世提供了先决条件。

其次，战争的需求促进和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宋立国320年，先后与辽、夏、金、元等政权并存，边患连绵，战争不断，此伏彼起的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迫使赵宋统治者不得不注意讲求武备，重视武器装备的改进和创新，对国防科技方面的发明创造采取奖励政策，并及时加以推广应用。这种政策提高了军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时"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①，从而促进了武器装备的发展。

宋代军事工业组织严密，规模庞大。中央直辖的有京城的南北作坊和弓弩院，地方各州也均设有军器作坊。神宗时设军器监，下属有东西作坊，皮角场、作坊物料库。同时，还设有御前军器所，以及临时设置的一些机构如军器局等。每一院、场、库，都相当于一个大型的手工业作坊、工匠动辄上千人，甚至几千人。作坊内部又有较为精细的分工。

如军器监中除八作司外，还有广备攻城作。广备攻城作又分为火药作、青窑作、猛火油（石油）作、金作、火（火箭、火炮、火蒺藜等）作、大小木作、大小炉作、皮作、麻作、窑子作等。军器监内的工匠，都是从全国各地精选而来的能工巧匠，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有利于相互交流经验和提高制作技术，改进兵器生产质量。

正是在上述条件下，宋代兵器取得了长足进步。

2。宋代兵器发展的表现（1）火器登上战争舞台火器的产生，取决于火药的发明。火药的发明，最初是从炼丹家用硝石和硫黄炼制丹药开始的。从秦汉时起，炼丹家们为炼制"长生不老"的仙丹，便用硝和磺炼制丹药。经过长时期的摸索，炼丹家们虽然没有制造出仙丹，但却在炼丹的过程中发明了火药。至隋唐时期的炼丹书里，

①　《宋史·兵志》。

已有了火药制法的明确记载。到宋代，火药的配方已脱离了初始阶段，各种药物成分有了比较合理的定量配比，在制造技术和性能上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和提高。仁宗时的官修兵书《武经总要》里，明确而详细地记载了火炮、毒药烟球、蒺藜火球的三种配方，并在世界历史上最早给它们冠以"火药"的名称。从其记载看，这时的火药的组配比率已从混乱走向统一，成分由庞杂趋向纯净，形状由粉末体变成颗粒状，制造工艺从粗糙发展到精细，生产由分散少量扩大到批量，从而为我国第一批军用火器的发明与创造提供了条件。

火药发明之后，火器也随之产生。公元10世纪，关于试制和试验火药武器的记载已屡见于文献。因此，中国至迟在10世纪初便已将火药应用于军事领域。路振《九国志》言，唐哀宗天佑初（公元904年），郑璠攻豫章（今南昌），"发机飞火"，焚烧龙沙门。据考证，"飞火"

就是火炮、火箭之类的火器，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火药运用到战争上的记载。到了宋代，火器有了更快的发展。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兵部令史冯继升曾向朝廷献火箭法。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宋军在同南唐作战中，曾使用了火箭、火炮。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神卫水师队长唐福向朝廷献火箭、火球、火蒺藜。咸平五年（1002年），知宁化军刘永锡向朝廷献所制火炮。《武经总要》一书里，综述了当时火箭、火炮火药鞭箭，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等10　余种火器，但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北宋时期的火器，基本上还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并参杂一些发烟和毒性药物，用以焚烧敌人的防御设施和军用物资，对人马只是起震惊和阻碍作用，杀伤力是很微小的。到南宋以后，爆炸性火器正式出现，并产生了管形火器。

宋代的火器，大致可分为燃烧、爆炸、抛射性管形火器3　种类型。

宋代的燃烧性火器，名目繁多，主要性能是燃烧，并兼有烟幕、毒气、障碍、杀伤等不同的作用。一般是用烧红的烙锥发火，借外力抛射，按其使用方法不同，又可分为火箭、火枪、火球等3　类。利用弓弩发射的火箭，是用纸把火药包装成球形或卷筒形，缚在靠近箭镞的箭杆上，使用时先点火，然后射向目标，引起燃烧。这类火箭，在宋代曾广泛使用于战场，在许多战役中发挥过作用。火枪是南宋时极为盛行的一种火器，用一两个纸筒或竹筒装上火药，缚在长枪枪头的下面，与敌人交锋时，先发射火焰烧灼敌人，再用枪锋击刺。如梨花枪就是其中的一种，李全曾凭借它称雄山东，有所谓"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之誉。

火球类火器包括各种火球、火炮，一般用抛石机抛送，在守城、水战、野战居高临下处顺风时，也可用人力抛掷。这类火器的性能，除燃烧外，还分别具有毒气、杀伤、障碍、烟幕等不同的作用。如毒药烟球，有强烈的毒性；蒺藜火球、霹雳火球兼有燃烧、障碍和杀伤作用；烟球则具有烟幕，迷盲和遮障作用。

爆炸性火器，是在火器不断改进的基础上产生的，经历了一个由纸弹、陶弹到铁弹的发展过程。北宋时的燃烧性火器中，已经有了爆炸性火器的萌芽。如霹雳火球，是用火药、瓷片和竹子裹制而成，燃烧时发出巨大响声。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围攻汴京，李纲下令放霹雳炮，可能就是由霹雳火球发展而来。南宋　时，霹雳炮经常用于作战。13世纪初，金人发明了用铁制外壳内装火药的爆炸性火器叫震天雷，南宋曾大量仿制，叫铁火炮。南宋铁火炮有小型和大型多种，其具体形制不详，但威力很大，在与金、元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景炎二年（1277年），元军攻静江，宋军在城陷后，由娄黔辖率领的250人退守月城，在难以支撑的情况下，点燃一只铁火炮，声如雷震，城墙倒塌，烟焰涨天，不仅250　名宋兵全部壮烈殉国，连月城外的元兵也有不少被震死，可见其威力的巨大。

利用火药的抛射性能推送弹头的管形火器，出现在南宋初期。绍兴二年（1132年），陈规守德安时，发明了一种火枪，用巨竹做枪筒，内装火药，临阵点放，喷出火焰烧敌，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原始管形火器。开庆元年（1259年），寿春府又创造出一种叫突火枪的管形火器，也是用巨竹做枪筒，内装火药的"子案"，燃烧时先喷出火焰，火焰尽后，"子窠"发出，响声如炮。据考证，这种"子窠"，可能是瓷片、碎铁片、石子之类的东西，类似于后世的子弹。这种枪尽管很原始，但它却是真正的射击性管形火器，具备了管形火器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身管、火药和子弹，为后来金属管形火器枪炮的发明奠定了基础，因而不仅在中国兵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世界兵器发展史上也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2）冷兵器继续发展一般而言，在火器和冷兵器并用的时代里，兵器发展总的趋势是火器逐步发展，冷兵器逐渐消亡。但在火器初登战争舞台的宋代，火器虽有了飞跃性的进步，并在战争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其发展程度还不是很高，本身难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还不能适应各种战斗的需要而完全取代冷兵器，许多战斗尤其是近战格斗仍需要靠长短式冷兵器解决。而且，火器基本上还要依附冷兵器发射，因此，冷兵器依然是作战的主要武器。宋代冷兵器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吸收周边少数民族兵器的优点，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使冷兵器的品种、形制更适合于战斗的需要，质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宋代冷兵器，种类样式比较复杂，按其种类，大致可分为长兵器、短兵器、抛射兵器，以及攻守城器械和防护装具等。

长兵器以长枪为主，其次是长柄大刀。宋代枪的形制很多，步骑兵共用的有双钩枪、单钩枪、环子枪、素子枪、■项枪、锥枪、太宁笔枪等，都是以木为杆，上安枪头，下装铁鐏。骑兵用的枪头，侧面有倒钩，杆子有环，如双钩、单钩就属于此类。步兵用的直刃无钩，如素木、■项等。另外，宋代还有攻城专用的短刃枪、短锥枪等，其特点是枪杆较短，便于在掩护挖城的头车、绪棚和地道中战斗时使用。专用于守城的有拐突枪、钩竿等名目，其特点是枪杆较长，便于击刺正在爬城的敌人。宋代的枪与前代不同的地方是，在枪头附近缚有内装火药的纸筒或竹筒，战斗时先烧后刺，增加了战斗效能。至于长柄刀，依然是宋代军队的常用兵器，《武经总要》列有屈刀、偃月刀、眉尖刀、笔刀、乾刀等形制，大多是由前代演变而来。

短兵器在宋代有所发展，通常士兵除各种专用兵器外，均配备有短兵器，用以近战和自卫。短兵器种类繁多，主要有刀、剑、锏、鞭、棒、斧、镰等等。

抛射兵器除弓箭外，主要是弩和抛石机。宋代特别注意弩和抛石机的发展。宋代弩分为人力踏张的踏张弩和绳轴绞张的床弩两种类型。踏张弩有黑漆弩、黄桦弩、木弩等名称。熙宁元年（1068年），李宏发明了一种踏张弩，叫神臂弓，由于具有射程远、较轻便等优点，所以从北宋一直流传到明代。南宋时，韩世忠还发明了一种踏张弩，叫克敌弓，这种弩力量强，射程在百步之内可洞穿重甲。北宋时床弩盛行。《武经总要》记载的床弩有双弓弩和三弓弩。双弓弩是前后各一弓，以木架为床，用绳轴绞张，张时须用7人、射程达150　步。三弓弩是前两弓后一弩，大的需用70人绞张、射程300　步，次等的也需二、三十人绞张，射程可达250　步。《文献通考》记载："太祖尝令试床弩于近郊，矢及七百步。又令别造千步弩，试之，矢及三里。"《宋史·魏丕传》也言："旧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可见，宋代还有比《武经总要》记载更大的床弩。床弩虽有它的优点，但需用人多，行动不便，不能用于野战。因此，南宋时着重发展踏张弩，床弩渐衰。

抛石机又叫炮或礮，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抛掷石弹、攻守城垒的战具。早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在战场。隋唐时成为攻守城战的重型武器。到了宋代，炮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仅用于攻守城战，也用于野战；不仅用来抛掷石弹，也用来抛掷各种火器，这是宋炮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宋炮的构造一般是以大木为架，有的下设4　轮，以便机动。炮架上横置可以转动的炮轴，固定在轴中的长杆称为梢，结合部全都用金属件联结。梢起杠杆作用，用一根木杆作梢的称为单梢，用多根木杆缚在一起的称为多梢，梢数越多，抛射的石弹或火器便越重越远。梢的一端系皮窝，用来容纳石弹等抛射物；另一端系炮索，索长数丈。小型的炮有索数条，大型的多达百条以上，每条由1　至2人抽拽。抛射时，由1人瞄准，拽索者听到号令一齐用力猛拉炮索，将另一端甩起，皮窝中的抛射物便可靠惯性抛出。

宋炮的名目很多，仅《武经总要》一书里，便记载了行炮车、炮车、轩车炮、车行炮、单梢炮、双梢炮、五梢炮、七捎炮、旋风炮、旋风车炮、独脚旋风炮、旋风五炮、手炮、卧车炮、拄腹炮、虎蹲炮、合炮、火炮等近20　种。按其性能可分为轻、中、重型3　类。轻型的手炮，需2人放，抛射物重半斤。中型的单梢、双梢、虎蹲等炮，用40　至100人拉索，可发射数斤至25　斤重的抛射物，射程达50　至80　步。重型的有五梢，七梢炮等，用150　至250人拉索，抛射物重70　至90　斤，射程50　步以外。宋代的攻守城器械和防护装具大多是承袭前代，没有多少创造性的发展，在此不一一赘述。

（3）水战兵器的进步水战的主要兵器是战船。北宋初年，在京城设有造船务，专门负责制造船舶。在内地的潭州（今长沙）、衡州（今衡阳）、虔州（今赣州）、吉州（今吉安）等地设有造船工场，并设有打造修整战船的工房，每年可各造船只700　多艘；沿海的温州、明州（今宁波）每年可各造海船600艘。战船的制造更加科学和精巧，北宋已出现"海战船式"，即海上作战舰船图样。南宋初又出现了"大军船小样"，还有战船模型，可仿此建造战船。此外，北宋时还制订了整修战船的规章制度。为了适应战船出入便利，这时已在沿海挖深航道，设置船坞，修建了作战舰队专用的军港。

宋代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战船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个过渡阶段，内河战船有了重大发展，海上战船已逐步趋于成熟。

宋代内河战船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使用了车船。宋代车船以使用转轮数量为标准分级，一组两个转轮称为一车，当时的车船从1　车直至20　多车甚至30　多车。车数越多，船体一般也越大。许多车船轮桨并用，在内河湖泊可以完全不靠风力而达到很高速度。杨么农民起义军在洞庭湖同官军展开激烈水战，使用的主要战船便是车船。据记载杨么车船采用楼船船型，船体很大，长36　丈，可容战士千余人。用转轮22　到24　组，不过这种大型车船只适用于广阔水面，并不普遍。宋代主要使用的还是八、九车以下的中小型车船。王彦恢所制的"飞虎战船"，旁设4　轮，每轮有8　个翼片，十分轻捷，是常用小型车船的典型。宋代内河战船的另外一个发展是出现了许多新船型。公元1179年马定远造"马船"，暗装女樯轮桨，可以拆卸。遇军马则以济渡，遇战则以迎敌。1272年，张贵制无底战船，此船后截当中无底，只有两舷和站板，加以伪装，引诱敌人跃入溺死，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产生了一些综合河船和海舶特长、江河湖海都适用的战船，如1169年南宋水军编制冯湛制造了一艘湖船底、战船盖，海船头尾的战船，湖船底可以涉浅，战船盖可以迎战，海船头尾可以破浪。

宋代外海战船是木帆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主要使用于长江以北海域的平底方头木帆船，以沙船为代表；一类是主要使用于浙、闽以南海域的尖底尖头木帆船，以福船为代表。沙船以出产于崇明岛而得名，其特点是平底方头方尾，船身宽扁而浅。长沙以北海域，多淤沙和浅滩，吃水深的尖底船极易搁浅倾覆，平底船则可顺利航行，于是由内河平底木帆船发展产生了主要使用于北洋海域的沙船。宋代的海战中已经使用了沙船。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曾在明州造平底海战船--鱽鱼船10　只，即属于沙船。福船以产于福建而得名，其结构特点是底部设单龙骨，尖底、尖头、方尾，利于深海破浪，主要用于浙、闽以南海域。《三朝北盟会编》称"海舟以福建为上"，可以说尖底福船是中国古代最佳的深海远航木帆船。高宗时曾在福建、广南海道深阔处造尖底海船，用于作战。

随着火器的发明与发展，舰载武器在宋代也出现了重大变革。一方面以冷兵器为主的水战兵器经过漫长的岁月发展到顶点，一方面水战火器开始出现，装备战船。宋代既是水战火器的初创阶段，也是两种兵器并用和交替的阶段。

宋代舰载武器继承了前代的："拍竿"。拍竿是利用杠杆原理，在近距离内拍击敌舰的重型兵器。杨么起义军的大型车船上设置了拍竿，高达10　余丈，顶端系巨大的石块，底部用辘轳转动，从而比前代更为进步。而火器最早装备战船，并用于水战，开始于北宋初年。咸平三年（1000年）神卫水师队长唐福曾将所造的火箭、火球、火蒺藜进呈朝廷。到南宋初，建炎三年（1129年）林之平提出建议，在舰船上装备使用火炮、火箭等武器。后来，南宋水军都配备了火炮。据记载，宋朝水军在抵抗金、元战争中，均相当广泛地运用了当时先进的火器如霹雳炮、火炮、飞火枪等，并在水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3。武器装备进步的历史影响宋代武器装备的进步，尤其是火器的声响和弥漫的硝烟出现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之后，即宣告长期以来冷兵器独霸战争舞台时代的结束，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代开始。这一变化，给军事领域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火药是军事革命的先声、火药的发明和在军事上的运用，改变和发展了整个武器装备系统，同时相应地改变、影响、决定了军队的编制体制，使战争的样式、规模、强度都有了新的变化。首先，它促使军队的编制装备发生了重大变化。当火器出现之初，军队中只是在原建制内增加了携带火器的火器手。随着火器的增多，使用冷兵器的人数逐渐减少，而使用火器的人数相对增多。特别是由于炮的广泛使用，和威力的日益提高，操作技术渐趋专门化，因而炮兵即从过去那种混合编组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一种新的独立的兵种。北宋时的专业炮兵称为"飞山雄式"、"宣毅床弓弩炮手"等。同时，由于爆破技术的广泛应用，军队中相应地出现了工兵这一新的兵种。第二，随着火器威力的增大、战场范围的扩大，战斗指挥方式相应地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冷兵器战斗要求指挥员亲自率领所属部队与敌人短兵相接、临阵厮杀。但火器大量应用于战斗，其杀伤力和破坏力大大增强。而日益增多的不同火器，其性能和用途又各不相同，如何组织运用它们以争取胜利，就成为战斗指挥员的重要职责。在此情况下，周到的司令部工作和强化通讯系统，保障作战指挥，便显得十分重要了。第三，火器应用于战争，其杀伤力和破坏力比冷兵器大为增强，必然促使战斗队形由大阵趋向小阵，由密集趋向疏散。因为在火器应用于战争后，在一定地域内如果仍象冷兵器时代那样采用集团方阵的战斗队形，人员过于密集，不仅不便发扬己方火力，且会在对方的火力下大大增加伤亡，所以"小而疏散"就成了战斗队形的必然趋向。第四，火器应用于战争，使强攻城塞的战斗增多。在冷兵器时代，"攻城为下"的作战指导原则一直被历代兵家奉为圭臬而恪守不渝，即使是不得已而攻城，也大都采用的是长围久困、奇袭智取等几种方法。

要想强力攻取，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很大困难。火器发明以后，由于火药可直接用于爆破，不仅　使攻城战斗增多，且攻城时往往采取强攻的方式，进攻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攻防手段总是互相促进的。火器的破坏力越来越大，不仅促进了攻城手段的进步，也促进了防御手段的发展。

各类坚固的筑城相应产生，各种野战筑城也随之出现。标志着攻防战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第五，火力准备、火力突袭和拦阻射击等战法初步出现，火力战斗成为战斗过程中的首先阶段和重要阶段。冷兵器时期的战斗，一般是由一次或几次冲击解决战局，冲击就是战斗的全部过程。而火器应用于战争后，战斗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以冲击代表全过程，而是由火战开始，以冲击结束，成为火战与冲击相结合的新型战斗。在战场运动方面，也不再是双方军队"如墙而进"，一往直前，而是适应地形情况，采取低下姿势，利用间隙，逐步跃进了。这是战争史上的一大转变。

当然，在火器刚刚登上战争舞台的宋代，火器对军队的编制、战斗队形、作战方式等方面的影响，还是比较轻微的，它对军事领域所带来的革命性变革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缓慢和逐步的。但宋代作为这一历史性变革的开端，其功是不可埋没的。

当火药兵器在中国战场上大显神威之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对火药尚一无所知。直到1218年成吉思汗统率蒙古铁骑西征时，中国的火药和火器才传到中东，随后由中东传播到欧洲。据一种阿拉伯兵书的抄本说，当时所能制造和使用的两种火器，一是"契丹火枪"，一是"契丹火箭"。"契丹"，正是13～14世纪西方对中国的称呼。至于火药兵器在欧洲战场上崭露头角，已经是14世纪的事情了。那时，阿拉伯人和欧洲一些国家进行了长期战争，欧洲国家至此才接触到火药兵器，并开始学习制造和使用它。

中国发明的火药兵器传入欧洲后，不仅对欧洲军事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欧洲社会的变革和科学的兴起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认为，中国的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的西传，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预告。恩格斯则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论述道："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挡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穿铠甲的贵族骑兵同归于尽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精锐的火炮在欧洲的工厂中制造出来，装备着威力强大的火炮的舰队，扬帆出航，去征服新的殖民地。"①英国近代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也认为"这三种东西曾改变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没有别的东西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二）宋代的国防设施宋太宗几次伐辽失败之后，使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产生了严重的恐辽情绪，加上皇族内部矛盾的时隐时现，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的爆发，使宋廷极为惊恐不安。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急忙调整内外政策。宋太宗认为："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②将"外忧"即边患仅仅看成是不会构成对赵宋王朝根本威胁的小事，而把"内患"当作"心腹之疾"，千方百计地加以防范和镇压，这是宋统治者普遍而一贯的看法。这种认识上的严重偏差，导致了守内虚外即重内轻外国防政策的出宠。在这一政策之下，赵宋朝廷不惜对少数民族的侵扰进行妥协甚至投降，而倾全力镇压人民的反抗。

这种国防政策，表现在兵力部署上，就是实行所谓的"强干弱枝"、"内外相制"。内外相制的目的，在于使京城和各地的兵力保持某种程度上的平衡，使其互相制约，防止变乱发生。在这一原则之下，不论是在兵力的数量还是质量上，宋廷都把防卫京城作为重点。驻扎在京城的，全部是禁兵的精锐部队殿前司军。而驻防各地的，则是两侍卫司的军队，其战斗力较之驻守京城的军队，明显低下。就数量而言，京城开封的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第209　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2月第一版。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

队大大超过地方任何一路包括同辽、夏相邻的边境地区的部队。守内虚外的兵力部署，为宋历代统治者所继承而很少打破，其结果是边防空虚，守备薄弱，给对手以可乘之机，最终招致了为"外忧"所灭亡的严重恶果。

守内虚外的国防战略，表现在国防设施的建设上，在河北（包括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开掘塘泺，在河东（今山西）和陕西（今陕西及甘肃东部）修筑堡寨及开挖壕堑，以防御强悍的辽夏骑兵的奔驰冲突。1。河北塘泺自五代后晋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辽以后，中原北大门洞开，辽军动辄牧马南下。宋与辽接壤的河北、山东，大都是平原旷野之地，无险可守。为了阻止辽军奔袭，宋在加强河北三关（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防备的同时，根据河北地势低，湖泊多的特点，将河北地区的大小湖泊塘泊加以疏浚贯通，湖塘中布满芦苇，并在西起保州（今保定），东至泥姑海口长达450　公里边境线上，设立垒寨26　个，军铺123　个，部署船只在水上往返巡逻，以防止辽军袭击。此外，还开置屯田，筑堤修水，种植树木，阻塞道路。从而形成"塘水渺渺如江湖，间有深浅，舟车皆不可渡，盖占北疆三分之二"的景象。南宋时，在江淮和京湖地区的边郡，也采取了疏浚水道作为障碍，以限制敌骑兵行动。

2。河东、陕西的堡寨和堑壕河东、陕西的堡寨和堑壕是北宋针对西夏建立的防御设施。河东的麟（今陕西神木北）、府（今陕西府谷）两州，孤悬在黄河以西，时刻处在西夏威胁之下。从真宗时起开始在此筑寨设防，当时设置了横阳、神堂，银城3　寨。仁宗时宋夏战争爆发，为防备西夏，大量修筑堡寨，当时筑有东胜堡、建宁堡、安定堡、宣威寨、建宁寨、清塞寨、百胜堡、中候堡、建宁堡、镇川堡。以后又屡有修建。到徽宗时，两州的堡寨重要的达到十多处。

陕西一带的堡寨，始建于太祖时，以后屡有建置。仁宗时宋夏战争爆发，宋军屡败，于是采用范仲淹的"堡寨政策"，大修堡寨。其方法是："每五百人置一堡"，"每三两堡置营田官一员，令以时耕种，农隙则教以武艺，以备战斗"①。又"置屯之法，百人为屯，受田于旁，寨堡将校领农事，休即教武仗、其牛具、农器、旗鼓之并官予。置堡之法，诸屯并力，自近及远筑为堡以备寇至，寇退则悉出掩击"②。宋神宗时宋夏战争再起，又在沿边增修堡寨。绍圣三年（1096年），宋筑平夏城和灵平砦两座城寨。徽宗时宋派童贯进攻西夏，广筑堡寨。到北宋末年，陕西4　路所筑堡寨共有70　多个，其中秦凤路13　个，鄜延路10　个，泾原路21　个，环庆路28　个。

陕西的堑壕是真宗时开始挖掘的。当时曹玮知秦州，浚壕380　里，深与宽皆有1.5　丈。后来的继任者延续了这一作法。仁宗时派使者在河东各州的地形开阔处，开凿沟堑，以阻限西夏战马奔驰。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四。

②　《宋史·兵志》。

宋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河北和陕西沿迎修城寨掘堑壕，目的是建立一条阻遏辽夏骑兵的防线，但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因为宋在战略上实行消极防御，面对敌人的进攻，宋不是集中兵力，主动出击，聚歼敌人，而是分兵把守每一个据点，使战阵过长，兵力分散，束缚了宋军的手脚，作茧自缚，置自己与被动挨打境地。张洎对此给予了颇为精辟的分析："兵聚则功成，兵分则祸集，盖自然之势也。

胜败之道，其理昭然。""今　河朔郡县，列壁相望，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待敌骑"长驱深入，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是汉家郡县，据坚壁，囚天兵，待敌寇之至也"。因而敌军"莞然自得，出入燕赵，若践无人之境"。及其因利乘便攻取壁垒时，又"常以一邑之众，当戎人一国之师，既众寡不侔，亦败亡相继。其故无他，盖分兵之过也"①。

3。城制的变化虽然从战略上讲北宋把点守线是消极的，但大规模地修筑城寨，却促进了城池形制的变化和发展，如城墙由低薄到高厚，由单城到重城，由土城到砖城，护城沟壕由窄变宽等等，从而使城制更加完备。北宋前期的筑城以都城开封为代表，两宋之交陈规对城池进行了重大改革，到南宋后期钓鱼山山城防御体系的出现，集中表明宋代城制的进步和发展。

开封在宋代经过多次改建、扩充，由皇城、内城、外城3　道城墙构成。外城是军事上的主要防线，防御作用十分突出。主要防御设施由城墙、城门、瓮城、马面（敌台）、钟楼、鼓楼、望楼、库房和城壕等构成。外城城墙均为土筑，转角和城门口用砖垒砌。城墙高约11　米，基宽约16.5　米，顶部宽约10　米，女墙高约2　米。外城共有城门13　个，北面城门4　个，其他3　面各3　个，除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封丘门为双重直门外，其余城门都筑有瓮城，瓮城城门有3　层。城门采用过梁式木制，外包以铁皮，以防火攻。凡水道所经处都设有水门，各水门都跨河设有铁栅闸门，夜间将闸门放下，人员和船只都无法潜入。外城沿城墙每隔120～150　米构筑马面1　座，马面突出于城墙外，大的宽约5～7.5米，小的宽约2.5　米，两边长随地形而定，要求能瞰制城脚。马面上设有可供防守士兵休息和战斗的战棚。城墙内每隔200　步设1　城防库，存放各种守城器械。在城中心区，设钟楼、鼓楼各1　座，鼓楼在东，钟楼在西。它是发号施令的指挥中心。为了增强城墙的防护力，环绕全城构建宽约30　米、深约7.5　米的护城河，两岸植树，禁止人马通行。

外城之内的内城，是东京防御上的纵深阵地，禁军就配置在外城和内城之间。内城也呈长方形，城墙周长10.5　公里，墙高11　米，城基厚15　米，顶部宽约9　米，女墙高约1.8　米，共设城门10　座，门上有楼，城外也有护城壕环绕，结构上大体和外城相同，只是没有马面和瓮城等设施。

内城之内是皇城，它是帝王生活、执政和中央机构所在地，城墙也是土筑，周长2.5　公里，城高约12　米，城基宽约13.5　米，顶部宽8　米，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女墙高约1.8　米，设城门4　座，门上有楼，环城周围有护城壕。北宋时外来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因此都城兵力布署以防北为主，军营多设在城北部。真宗时还在京城实行过厢制，即在城内依纵横和街道，圈成许多方形的区域，分别设立屯署，配置守兵，夜间巡逻、维持治安，战时按区防守和组织巷战。经过多次重建的东京，加强了防御纵深，提高了防御能力。

火器应用于战争后，由于火药可直接用于爆破，加上大炮的广泛使用，使攻城成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因此，原来的城制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筑城技术也产生了相应的变革，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是两宋之交的陈规。陈规对城制的改革反映在《守城录》一书中。其改革措施是：一是改进城门、城楼。原先城门外多为平坦大道，地势开阔，便于敌人展开和进攻，是防御中的薄弱部位，常成为敌人进攻城池的突破口。因此陈规主张废除瓮城，而在城外15　米处改筑护门墙。护门墙的构筑是先筑成高6　米、宽5　米的鹊台，再在其上设高4　米的护城墙，墙基宽3米，顶面宽1.5　米。护城墙两头各遮过城门6～9　米，和城门相通的两侧，树立木栅，设门，即第一道城门。再在城门内6　米处筑一道内墙。城门经过如此改建，行径曲折，障碍重重，可大大增强城门的防护力，同时城门楼由一层改为两层，上层施放弓弩进行远距离作战，下层运用刀枪，以适应近战要求。

二是改山字形女墙为平头矮墙。一般女墙每隔两米设一垛口（亦称雉堞），这种山字形的女墙虽便于观察了望，也有射界开阔的优点，但在石弹攻打下，被弹面大，且石弹击中山字形齿垛后容易倒塌，伤及守兵。因此主张将山字形女墙改为平头女墙，在墙上开设供箭、弩发射的孔口。孔口成品字形排列，便于对城下城腰各部位射击，还可利用刀、枪、矛等近战兵器杀伤爬近墙顶的敌人。

三是设置重城重壕，加大防御纵深，增大敌人攻城难度。首先在城墙和护城河之间加筑一道高厚的墙，称为羊马墙，再在城墙里面构筑一道障碍性的壕沟，在壕沟内边的适当地点再修筑一道内墙，从而形成了墙工壕，层层套合的重层多道防护体系，大大提高了防御能力。

四是改进马面。马面上原来都设有战棚，大量石炮运用于攻城后，战棚成为石炮的主要攻击目标，而战棚多为木制结构，不足以抵御石弹攻击，一被击中，就会倒塌。因此，主张取消战棚，另在马面后城墙上构筑掩蔽用的铺房，供守御士卒轮番休息。

五是改造城角，减少敌炮威胁。以前的城墙拐弯处多为直角，为敌方以石炮摧毁城角作为突破口提供了方便条件。如敌用炮攻打城东南角，在东方或南方架炮，东南城角都将受到威胁。如削去城角，改为半圆形，则可弥补这一缺陷。敌方攻城，必须将石炮位置向前推进，而守方便可利用城墙上的石炮打击敌方侧后。因此，将直角城墙改为半圆形城墙，不仅可以减少敌炮威胁，有利于城池防守，还便于打击敌人。

六是以炮对炮。要守住城池，必须充分发挥石炮的作用。陈规提出，防守城池运用大炮，应规定和区分各炮的打击目标。其具体作法是，用射程500　米的远程大炮专门打击敌方指挥中心和敌方炮兵。以射程400米左右的大炮打击企图通过护城河或企图填塞壕沟的敌军。以射程约300米的石炮打击在城下搬运攻城器械的敌军以及聚集在城下和正在爬城的敌人。这样运用大炮，便能做到以炮对炮，有效压制敌军炮兵，同时由远及近打击攻城的敌军。为减少守城大炮的损失，陈规反对将炮置于城墙上，因为这样会限制大炮威力的发挥，影响操作且运输炮弹困难。他主张将大炮配置在城内城墙脚下，敌军难以发现，可以减少损失。同时减少运输困难，且操作时可以不受干扰，从而大大提高大炮的威力。为了使炮手准确发射，采取在城上部署观察的方法，将观察到的目标以口令、旗语、灯火等显示方式，下达给炮手，炮手按口令迅速准确的发射，以打击敌人。

经过陈规的一系列改革，城防设施进一步完善，城池的防御能力大为提高，陈规的城防理论和实践，在城市防御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4。山城防御体系的建立四川是南宋末年抗击蒙元战争财力、物力供应的重要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四川的安危直接关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稳定。因此蒙军集中兵力，锐意夺取这一地区，企图占领四川，顺流东下，消灭南宋。

宝庆三年（1227年）二月，成吉思汗派一支蒙古骑兵打着"取金夏"的旗号，闯入蜀之防州（今甘肃武都东）、西和（今甘肃西和西）、文州等地大肆劫掠，号称蜀之藩篱的秦陇要地焚荡一空。绍定四年（1231年）十月，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率西路军以借道灭金为名分兵掠取四川，攻破城寨140　余处，"自利（今广元）而阆（今阆中），自阆而果（今南充），长驱深入，若蹂无人之境"①。1235年春，窝阔台次子阔端率军攻蜀，攻陷号称"西陲闸门"门户屏障内郡的"蜀口"沔州。次年又占领了战略要地汉中，攻破成都，这一年金蜀"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②。以后蒙军又不断南犯，淳佑元年（1241年）十一月，再次攻陷成都，攻破西川20　城，宋仅存重庆一带方可拒守。宋金对峙百余年间坚不可破的蜀边防线，彻底崩溃，四川形势岌岌可危。淳佑二年（1242年）十二月，余玠出任四川安抚使兼知重庆府。重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为封锁全蜀水流的锁钥。余玠将全川指挥中心设立于此。同时，接受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议，以距离重庆70　多公里的合州钓鱼山作为防御要点，围绕钓鱼山部署防线守卫全蜀。合州上通嘉陵江、涪江、渠江，下达长江，是重庆的天然屏障，同时由于它位于经过川东陆路以达夔门的必经孔道上，又占有渝、夔藩篱和全蜀屏障的战略地位，而钓鱼山地处3　江交汇围绕的半岛之上，土地肥沃，地势险要，宜于长期恃险拒守。于是，余玠下令围绕钓鱼山，诸郡据险遍筑山城。其中重要的有重庆城、嘉定城、钓鱼城、大获城、白帝城、苦竹隘、赤牛城、泸州城、广安军城、普州城、运山城、云顶城、瞿塘城、多功城、紫云城、天生城、小宁城、青居城、得汉城、平梁城等20　座。

这些山城的构筑特点，大多座落在天生的险崖峭壁之上，山势险要，状如城郭，是天然险固之地，易守难攻。山顶宽平，有田可耕，有水可饮。各城多扼山带水、或居两、三江之会，或座峻峡险滩之旁。各城或

①　《宋代蜀文辑存》卷八一。

②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隔江相望，或近在毗邻，彼此互为镐角，可以互相声援。各山城既是官民保聚的要地，又是耕战结合的基本单位。除战时担负设险御敌、守境安民外，平时更兼以耕种田野、聚粮养兵。如规模最大的钓鱼城，建有内、外两道城墙，外城城墙周长12　里，城墙高15　米左右，外城设8　道城门，都是双层拱门。城中有两个阅武场，在江岸建有水师码头，越钓鱼山伸入两江建有一字城等等。除军事设施外，城内还建有供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设施，如官廨、民宅、寺庙、庭榭、园池、仓库、水源等等。城中军民实行耕战结合，"春则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收粮运薪，以战以守"①。

钓鱼城及各山城相继筑成后，形成了一个以重庆为指挥中枢、以钓鱼城为防御要点、以长江天堑为依托、以大江南岸为纵深的山城防御体系。具体说来，20　座山城可分为前卫和后卫两条防线。在前卫线上，以钓鱼城为支柱，由会注到合州3　条江上的11　座城组成，其中有嘉陵江沿线的苦竹、大获、运山、青居、钓鱼、多功；渠江沿线的得汉、平梁、小宁、大良、涪江沿线的普州城。由于这11　座城都构筑在由北而南走向的几条大江沿线，几条大江又会注于合州。就形成了一道以合州钓鱼城为支柱的叉状防御网。网上各城，有水运可以沟通联系，而作为交叉处的钓鱼城，恰好就是全川防御的要点，川府重庆的屏障。后卫线以重庆为中心，西起嘉定、东抵夔门，横贯长江沿线的嘉定、紫云、神臂、重庆、天生、白帝、瞿塘及梁山赤牛共8　座城。其中"重庆为保蜀之根本，嘉定为镇西之根本，夔门为蔽吴之根本"①。这样，前卫线上的一组山城，构成了一道互相联系、直接阻挡蒙古军进攻的不可逾越的防线，而后卫线上的一组山城，则具有支持前卫的重要地位，成为保卫蜀土的牢固后方基地。两组山城，交相掩蔽，前后支援，帅府重庆居中指挥，通过钓鱼城"如臂使指，气势联络"，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以点控面的纵深防御体系。

山城防御体系的建立，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创新。南宋初年，吴玠在蜀边曾创造了一种适用于长期坚持抗金斗争的家计寨，这是一种列栅自固，耕战结合的好形式，"自绍兴以来，遵守不易"。吴曦叛乱后，家计寨被正规的城池所取代，但"城之所容者少，民之所聚者众"，结果蒙古骑兵一到，由于"一城之外皆无驻足之地"，老百姓"不死于兵戈，则葬于道路"。而余玠所创筑的山城，既吸收了吴玠家计寨的长处，又具有正规城池的规模和形式，成为一种全新的抗战形式。

（三）辽金西夏的武器装备契丹、女真和党项人早年所拥有的兵器，也就是他们的狩猎工具。

人们通常认为，女真人的先民--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肃慎人很早就开始使用一种桦杆石镞的武器--"楛矢石砮"。周朝时，还把它作为方物贡献给中原。但由于社会经济和战争样式不发达，契丹、女真和党项建国前的武器始终是相当简单的格斗兵器和弓箭等抛射兵器。辽金西夏

①　《钓鱼城记》。

①　《宋代蜀文辑存》卷八七。

建国以后，其武器装备在中原军事文化的影响下，有较大的发展，但也保留了许多本民族的特点，有些方面赶上并超过了中原军队。其代表性兵器主要包括格斗兵器和抛射兵器、防护具装、攻城器械、火器这几大类。

1。格斗兵器和抛射兵器契丹、女真、党项军队多以骑兵为主，所以惯于适于骑乘作战的短枪。其中女真人使用的窄柳叶状铁矛比较具有代表性。它矛头呈枪尖式，梭形横阔，中间起脊较明显，箍部无刻纹，对付金属麟状、片状铠甲时较为有效。此外，契丹人惯于使用的骨朵（一种以铁或木作成大头，用以捶敌的短柄兵器），党项人有"天下第一"盛誉的"夏人剑"，都受到各族军队的珍视，北宋钦宗（赵桓）甚至经常把"夏人剑"佩带在身边。金军使用的直身单刃战刀及向弯型战刀过渡的军刀，虽然名气没有前者响亮，但代表了骑兵用刀的发展方向。

在抛射兵器方面、党项军队素有"长于骑射"之称，所制"弓弩用柳干皮弦"①。特别是党项部落首领李定在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所献"神臂弓"，其实是弩，以山桑为身，擅为鞘，铁为枪镗，铜为机，麻索系扎丝为弦，"射三百步，能洞重扎"，堪称军中之利器。宋金战争时，宋将韩世忠将其进一步改造，更名"克敌弓"，与金军作战往往取胜。女真人由于马上开弓，故其并不强调弓硬箭远。其弓力通常为7斗，只相当于宋军三等士兵所用弓。普遍士卒的有效射程仅在50　至100步之间。但其箭镞种类较繁，除普遍铁制箭镞外，还有呈窄三棱形的穿甲箭镞，以及"箭镞至六七寸，形如凿，入则不可出"的特种箭镞等②。大型抛射兵器主要指攻城用的抛射机--炮。西夏炮军所装备的是轻型抛石机"旋风炮"，作战时立于骆驼鞍上，发射拳大的石弹，主要是用来野战的。辽军炮具规模则大得多，且以攻拔坚城要塞为目的。制炮技术最发达的是金朝军队。他们在辽金和宋金战争初期，从辽军和宋军那里学习到了制炮和操炮技术。至天会三年（1125年）第二次攻打宋都汴梁时，原先攻城乏术的金军已普遍装备了攻城炮。当时炮以梢多为胜，炮梢越多，射出的石弹越重，射程越远。金军造炮由早期的2　梢、5梢迅速发展为7　梢、9　梢，种类也很多，如可投放巨石的虎蹲炮，可左旋右转、变换射向的旋风炮，可同时发放数枚炮石的撒星炮等。金军在兵器制造上也并不甘于模仿，也积极将其加以改造，使之更适于作战的需要。比如辽、宋军所使用的炮架多无防护、拽炮士兵在实践中伤亡较大。金军则在炮架旁用原木密排成屏风，并用生　牛皮和铁皮包裹，能抗击对方鹞鸮火器的攻击，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炮具在金朝末年有较大的发展，史载一位名叫强伸的将领曾创制"遏炮"，它只需要很少几位拽炮士兵，却能抛大石于百步之外，落点准确，威力很大。可惜其制不详。

2。甲胄和具装

①　《隆平集》卷二0。

②　《北盟录》。

甲胄和具装是将士用来防护自身的乘骑的主要装备。据《辽史·兵卫志》记载，辽军士兵披铁甲，战马或披铁甲或披皮甲。内蒙赤峰大营子辽墓中出土一种上宽下窄的大型甲片，长10.2　厘米，宽3.5～4　厘米，大概就是马具装上使用的。西夏军队所用的铠甲，亦质量精好，系由"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①。其实物见于西夏八号陵的发掘现场，那里出土的鎏金铜甲片多作四角抹圆的长条形，长9.9　厘米，宽2.1　厘米；也有小一些的，长5.8　厘米，宽1.8　厘米。但这些铠甲过于华贵，恐怕是党项贵族穿用的，实战中士卒穿用铠甲多为铁质。女真人在建国前还不具备锻制铠甲的能力。在辽金战争中，铠甲的使用日益普遍，防护战马的马铠也很常见，尤其是沉重但防护能力强的鳞状铁铠甲受到青睐。宋金战争中，金军以重装骑兵为核心，作为冲锋陷阵的主力。金军统帅宗弼所统4000　名牙兵，皆重铠全装，人披铠，马披具装，号为"铁浮屠"。

3。攻城战具辽金西夏的攻城战具皆是在中原军事文化的影响下，在长期频繁的攻城作战中发展起来的。辽军战具仿自宋人，但皆质量精好，锋锷铦利，梯冲竿牌，悉被以铁，在对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军较早大规模使用攻城战具，是天辅六年（1122年）攻打辽西京，使用了洞垣、楼车。至攻打宋都汴京时，已火梯、云梯、对楼、偏桥、鹅车、洞屋（即洞垣）样样齐备。其火梯、云梯装以车轮，高与城楼相等，又蒙以皮革，抵御守军矢石攻击。洞屋下安车轮，上置巨木，状如屋形，以生牛皮幔盖，又以铁皮包裹。人在屋内推行，前后50　余辆，一节节相接，以供士卒隐蔽其中运送土木柴薪，做攻城准备。

4。火器火器初步运用于实战是在北宋时期。受其影响，辽军也很注意搜求其制造及使用方法。曾冲破宋朝的禁令封锁，搞到宋军的火药配方，加以制造，并在燕京大规模检阅火炮，给宋朝君臣以不小的震动。但当时的火炮主要是用抛射机投射燃烧物和爆炸物，延烧敌人楼橹，对士卒的杀伤力是有限的。金军在对宋战争中相继占领了故辽和北宋的重要兵器生产基地，特别是当时的火药、火器制造中心汴京和产硝的泽州（今山西晋城）、大名等地，所以利用当地的大批工匠和原料，积极发展火器制造业。他们在围攻宋都汴京时，已学会使用抛射性燃烧火器。接着，又仿效宋将陈规创制的长竹竿火枪，进一步改进，制造出可供单兵使用，且在火焰喷射完毕后能以枪锋击剌的飞火枪。这种喷射性燃烧火器的制作方法是："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柳炭、铁滓、硫磺、磁末、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①继燃烧性火器之后，爆炸性火器也被广泛运用于战争。据史料记载，大定末年，太原府阳曲县猎户用火药装于陶罐中引爆，以威吓狐群。至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

①　《金史·蒲察官奴传》。

兴定五年（1221年），金军攻打南宋蕲州（今湖北蕲春）城，开始使用爆炸性的铁壳火炮。其外形象匏，口小，由生铁铸成，厚2　寸。使用时由抛射机投入城内，爆炸时声如霹雳，震动城壁。天兴元年（1232年），在汴京保卫战中，金军使用了经过改制，威力更大的铁壳火炮"震天雷"，把它用绳索悬吊至蒙军士卒掘城处空爆，四散飞击的碎铁片击毁了蒙军的牛皮洞子和士卒铠甲，威力极为骇人。

（四）辽金西夏的城邑和国防设施契丹、女真和党项民族生活于大漠草原和树海群山之间，以游牧狩猎为生，娴于弓马骑射。只是在建立政权以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才开始从事城邑的营建。但他们并不仅仅限于模仿，在筑城技术和城邑形制上也都有自己新的贡献，如辽朝子母城互为依托的防御体系，金朝的界壕以及西夏主要起加固城墙作用的长型马面等，都对中国古代城邑和国防设施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1。辽代城郭的兴建和发展历史上的契丹人，长期过着"草居野次，靡有定所"的游牧狩猎生活。直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伯父述澜担任遥辇氏于越之官时，为了安置党项、吐浑族俘户，始在今内蒙白音戈洛河上游北岸的冲积平地上"兴版筑，置城邑"。这座后来被称为"越王城"的简陋城邑，是契丹本土上出现的第一座城郭。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诸部后，为了安置数量更多的渤海和汉族人，加紧了城邑建设。他一方面利用汉族或渤海族居住地区留下的旧城垣加以修葺改造，另一方面在契丹本土或女真、室韦等边疆部族居住地区新筑城郭。其后历代统治者也都奉行这一政策不变。从军事角度分析，辽代沿用或新筑城郭大体上可以分为都城、州（县）城和边防城3　类。它们的功能不同，城郭规模、形制及防御设施亦有明显差别。

（1）都城辽朝都城有上京（今内蒙巴林左旗），中京（今内蒙宁城）、东京（今辽宁辽阳）、南京（又称燕京，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

其中，东京是在故渤海辽阳城基础之上扩建改造而成，南京是利用唐代幽州旧城扩建而成，西京则因袭了唐代云州旧城垣。上京始建于神册三年（公元918年），中京始建于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分别代表了辽朝初期、中期的军事筑城水平，其中有模仿中原都城营建制度的痕迹，更有浓郁的契丹军事文化特色。

上京位于白音戈洛河和乌尔吉木伦河交汇处的西面，背负大兴安岭余脉的高岗，面临水草丰美的草原，史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地沃宜耕种，水草便畜牧"①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其城周长17　里（据考古资料为8916.9　米，约合17　唐里），分南北两城，呈"曰"字形。

北城又叫"皇城"，供皇帝、契丹贵族及卫戍人员居住。城墙高3　丈（今平均残高约5　米），有楼橹，每隔110　米远筑马面1　个，有城门4　座，

①　《辽史·地理志》。

每门均加筑有瓮城。南城又叫"汉城"，主要由汉族及其他民族商贾、工匠、僧道等居住。城墙仅高2　丈，无马面，城中筑有市楼，用以监视和镇压城内居住的汉族百姓。

中京城位于老哈河中游最开阔的冲积地带，由外城、内城和大内三重城垣组成。外城呈直角横长方形，周围长15400　米（约合30　里），城墙现存残高约1　米，无马面、瓮城之设。内城周长约7000　米（约合14里），城墙现存残高2～6　米，每95　米筑马面1　个，内城里面是大内（皇宫），依内城北墙加筑东、南、西3　面城墙，现存残高2～3　米，在东南角和西南角各筑有角楼。

上京城和中京城规制反映了辽朝特定的社会生活内容。历史上，契丹一向以积极进攻，善于野战著称。即使他们在草原深处营城版筑，主要也并不是考虑在自己的腹地依托城邑防御。辽朝统治者筑城更多的是想约束汉族俘户，防止他们逃逋和骚乱。所以在上京汉城建有"市楼"，在中京则各坊筑有围墙，坊门口有兵卒看守，"持挺击民，不令出观"①。上京的汉城城墙和中京的外城城墙不加筑马面，而在上京皇城和中京内城墙上筑有马面，可见其防御重点不是在京城外围，而是由皇室或契丹贵族居住的内城，防御对象主要是汉族民众。

（2）州（县）城辽代州城按驻节官员的政治地位划分，可分上、中、下3　等，通常为夯士版筑，上等城垣周长4500　米左右，四墙正中开设城门，有瓮城、马面和角楼等防御设施；中等城垣周长3000　米左右，在四墙上开设城门，有角楼，有的还有马面；下等城垣周长2000～1000　米，一般有瓮城、马面、角楼和城壕等防御设施，有的则没有这类防御设施，或缺少其中的一项设施。

（3）边防城辽代边防城主要是指契丹在其所属部族地区建筑的驻兵城郭。其主要功能为筑兵镇守，故其规模与下等州县城大体相似，筑城时十分注意马面、角台、瓮城、城壕等城防设施。在其附近通常还筑有起护卫作用的小城，平时供流配人家居住生产，战时则成为防御时相互依托和接应的军事据点。

2。金代筑城与金界壕女真长期从事于狩猎牧养，尽管史籍上曾记载他们利用严寒天气冻筑冰城御敌，但其平时所居多木栅城寨，且以骑兵野战取胜为荣。乾统八年（1108年），高丽"筑九城于曷懒甸，以兵数万来攻"。女真将其击败，"亦筑九城，与高丽九城相对"①。表明他们对筑城防御有了初步认识。金太祖、太宗时，动工兴建皇城，并在泰州境内修筑了防御北边诸族袭扰的长墙，惟制度仍嫌草率。天会三年（1125年），宋使许亢宗抵达金上京，但见土围墙"围绕三、四顷，北高丈余，云皇城也"②。这是因为当时金军在战争中多处于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毋庸虑及城塞防

①　《乘轺录》。

①　《金史·世纪》。

②　《宣和乙已奉使行程录》。

御问题，所以听任辽、宋旧垣残破。

金世宗继位后，将"保境安民"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城守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频频南下，严重威胁着金朝北部边疆的安全。开壕堑，修戍堡，遂成为朝野普遍赞同的国防措施。

在新的军事观念支配下，金朝开始注意修缮和新筑各种类型的军事城堡。据近年来文物普查工作所得出的结论，金代具有明显军事功能的城堡大多分布于山川隘口或水陆交通要冲之地。内地城邑大多与猛安谋克的军屯关系密切，也具有拱卫上京和保卫交通线的重要作用。从规模上看，州城一般周长4000　米，县（谋克）城周长2000　米，戍守边堡或交通驿站城周长1000　米。城墙多为夯土版筑，并有瓮城、马面、角楼、壕堑等防御设施。有的城墙，如上京城以砖包砌外表。有的城另筑有内城和小堡垒，或有内城外郭，以期扩大防御纵深和增加城守的稳定性。

金代中后期军事筑城以中都最为典型。它始建于天德三年（1151年），吸收了中原都城富丽宏大的特点，军事上也颇有独到之处。它由外郭、内城、子城、皇城构成多道防线。墙以砖包，门设瓮城。内城外所筑4个子城"每各三里，先后各一门，城橹楼堑，悉如边城，立廒仓甲杖库所，各穿复道与内城通"①。这种防御布局可以把守军依托的阵地由城垣扩展至整个城市，各阵地间联系密切，便于相互支援，大大增强了防御的坚韧性。在金末战争中，有的城镇还筑有"迷魂墙"之称的屏护短墙于城门内外，或城外四隅，委曲狭隘仅容二三人通过，防止敌人夺门或集中攻击城角。

金代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军事筑城，是东起嫩江、西至河套西曲之北的庞大国防工程--金界壕，现在通常被称为"金长城"。虽然其筑城起始时间，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有关资料推测，天会至天眷年间在泰州修建的军事长墙恐怕与此有密切关系。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开始大规模修城筑堡。章宗即位初年，因边事紧迫，原筑边堡时间仓促，工程质量差，再议开壕。虽然朝廷长时间议而未决，但章宗仍然增加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增筑了女墙副堤。泰和末年，工程仍在继续。只是到了章宗初年，蒙古铁骑已势不可挡，边堡界壕才逐渐废弃不用。

金界壕主要由壕堑、戍堡、边堡几部分组成。

壕是金界壕的主体建筑。鉴于防御对象是具有相当越障能力的蒙古铁骑，所以它摒弃了一般单层壕堑防线样式，而采用了外壕、外墙、内壕、内墙4　重障碍，高低相错的构筑样式。外壕系取土成壕时将土直接堆于外墙之上。根据目前考古踏察资料，现存实宽6～8　米，现存壕深尚有1　米，估计原先相当深，已为数百年风沙淤平。外墙一般宽度达12～15　米，为夯筑梯形平顶式。内壕较外壕为宽，一般达15～20　米，现存壕深0.3～1　米，内墙宽为8～10　米，现存残高2～5　米，夯筑。在某些不太重要的地段，如今天河北境内的界壕，也并不全是重墙重壕式的建筑。戍堡系直接筑于内墙外侧或内侧的圆形夯土建筑，直径在6～10　米左右，估计堡顶有瓦梁建筑，便于戍守者遮风避寒暑。戍堡之间相隔60～70　米，大约为当时金军弓力的一箭之遥，便于两堡间交叉放箭。

①　《金国南迁录》。

边堡位于壕墙内侧，方形周长400　米至80O　米不等，墙高与宽与壕墙相似，有堡门和瓮城。其位置多在谷口或重要道路附近，间隔数里或十几里不等。

金界壕无论从体系还是结构强度上，都要超过前代。它或建造于开阔平坦的草原或山谷草地，或建于适于耕种的河川地区，有利于守军且牧且守或且耕且守。加上整个工程纵深近50　米，重壕迭障，沿线戌堡稠密，便于相互呼应，若戍守得当，对付蒙古骑兵还是相当有效的。

3。西夏的军事筑城党项人建立政权以前，一向过着迁徏不定的游牧生活。在唐及五代时期，他们迁居的夏、银、绥、宥等城，皆是前代遗留下来的旧城垣。

从李继迁时起，党项人开始陆续修建城镇堡寨，招纳叛亡，建立州城，以为"且耕且战之基"。为了控扼边界要路，元昊及夏崇宗乾顺先后在沿边地区大规模修建城砦，西夏军队也打破原先单纯重视流动作战的习惯，更加重视城寨防守。

西夏军事筑城多呈方形，因驻节将领级别不同，其规模大小也有不同。据考古调查，元昊之父德明在省嵬城西南麓兴筑的"省嵬城"，军事设施相对简单。城墙系夯工筑成，东墙长593　米，西墙长590　米，南墙长587　米，北墙长588　米。只在东、南墙上开设2　门，无马面、瓮城遗迹。而在元昊建国之后修筑的黑水城，其城防体系则要完善得多。黑水城位于今内蒙额济纳旗的古居延地区沙漠之中。城呈长方形，北墙长500　余米，南墙长360　余米，今残高仍达11　米，底宽11　米，顶宽3　米余。城墙顶部外侧有用土坯砌成的女墙，城墙四角增加厚度，呈圆锥形。东、西城门各一，有瓮城。城墙外侧有长7　米、宽1　米的夯土马面，每隔50米筑一个，主要起加固城墙的作用。墙外3　米，还筑有防沙墙，以防止大量沙粒堆附城墙，免得敌人缘沙堆爬入城内。其他高油房、城塔村、陶思图虽然面积上有大有小，但在基本制度上与黑水城大体相似，马面、瓮城、角楼一应俱全。这说明西夏军事筑城技术与同时代的辽金相比，也并不逊色。

五、宋辽金西夏兵学中国古代兵学，在春秋战国时期进入第一个发展高潮。此后千余年间，历代兵学家只是在兵学体系和理论内容上做了一些丰富完善工作，兵学发展总的说来处于低谷。从北宋中期开始，中原士大夫痛感于亡国绝世的民族危机，纷纷潜心于兵学著述，而宋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武学的兴盛和雕版印刷的普及，进一步推动了兵学的繁荣；仰慕中原文化的契丹、女真和党项诸族将帅，在学习中原兵学精华的同时，创立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兵学理论和作战方法，又反过来积极促进了宋代兵学的进步，从而使中国古代兵学进入第二个发展高潮。

（一）兵学发展概况宋辽金西夏兵学的繁荣，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兵学著述数量大，种类多；文人士大夫谈兵蔚然成风，壮大了兵学家队伍；兵学确立了自己的经书，象儒学一样成为官学；中原传统兵学和边疆诸族兵学交流频繁，相互融合，共同发展。1。兵学著述兵书是兵学理论的主要载体。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根据史书的记载，《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只有53　家790　卷，图43　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是133　部512　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则达347　部1956　卷之多。其中不仅有私人的著述，还出现了官修的兵书。宋仁宗在位时，就仿照历朝官修正史的形式，专门设立书局，由翰林学士承旨丁度和曾公亮等人，采撷历代兵学精华和本朝典制，分门别类撰成《武经总要》40　卷。据记载，宋代还有《武经圣略》、《御前军器集模》等官修兵书，今已不存。此外，在边疆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辽、金和西夏统治地区，不仅流传汉文兵书，还翻译刻了许多少数民族文字的兵书典籍，如西夏文和女真文的《孙子》、《六韬》、《三略》等，并有用汉文或本民族文字著述的兵书问世。

宋辽金西夏时期的兵书种类繁多，大体上可分为著、疏、辑、译4大类。

（1）著述兵书宋代兵学著述内容不一，体例多样，如综合性兵学著作《虎钤经》；专门论述城邑防御的《守城录》、《襄阳守城录》；专门论述边防守备和兵要地理的《靖边备要》、《边防控扼形势图论》、《历代边防屯田便宜》、《边防龟鉴》；专门论述谋略战法的《百战奇法》；专门论述兵制的《历代兵制》、《补汉兵制》、《西汉兵制》、《汉南北军制》、《鲁军制》；专门论述军事历史人物的《何博士备论》、《百将传》、《宋朝南渡十将传》；专门记述行军制度的《行军须知》等。所涉及的兵学问题较之前代更为广泛，理论内容也更加深入。同时，金承安元年（1196年），金国子监斋长张守愚著《平辽议》3　篇。金末，奉圣马饵升著《北新子》10　万言，"且曰古人兵法非不尽，但未有如北新子五十里火雨耳"①。西夏也刊印有西夏文的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这说明，

①　《中州集·高永传》。

随着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族兵学上交流日益频繁，著述兵书已引起边疆民族政权的充分重视，而不仅仅限于宋朝兵学界了。

（2）注释兵书中国古代兵书注释始于汉代，东汉末年曹操所撰《孙子略解》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兵书注本。其后注释兵书者代不乏人，但　直至宋代才出现注释兵书的第一次高潮。如宋代注解《孙子》的就有10　余家，其中成就较大者有《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王晰注孙子》等。它们或于《孙子》本义多所发明，博而切要，或能纠谬补遗，或能从哲学高度言前人之所未言，从而促进了《孙子》研究的深入。而吕惠卿的《素书注》、《三略注》，张商英的《素书注》，吴章的《司马穰苴兵法注》、张载的《尉缭子注》等，也都在引用古代战例和兵学前贤言论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理论见解。宋朝兵书注释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人们已不再满足于零散的单部兵书注释，而要对古代兵学的经典之作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整理，或将前人兵书注释的成果汇集起来。其明显标志便是《十一家注孙子》和《施氏七书讲义》的问世。《十一家注孙子》所辑注家为东汉末曹操，梁孟氏，唐李荃、贾林、杜佑、杜牧、陈皞，宋梅尧臣、王皙、何氏与张预，几乎囊括了宋及宋以前的重要《孙子》注家言论，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施氏七书讲义》将官方颁布的《武经七书》作系统的注释，也很受后人的重视。

辽金兵家很重视兵书的注解。据郭沫若《管子集校》一书考证，辽人刘绩曾补订注释了《管子》这部重要典籍。其中《七法》、《兵法》、《地图》、《参患》、《制分》等篇多是兵学专论。刘注简明贯穿，多所发明，对兵书整理上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金代，全真教盛行于北方，《阴符经》这部论及兵法权谋的道家著作颇有人作注。如金刘处玄《阴符经注》1　卷，侯善渊《黄帝阴符经注》1　卷，唐淳《阴符经注》2　卷，皆有明辑道藏本、明正统刊本存世。

（3）汇辑兵书汇辑类兵书在宋代较为发达，除前面提到过的《十一家注孙子》、《武经七书》、《武经总要》、《虎钤经》外，还有《兵筹类要》等书。汇辑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完整地将几部定本古代兵书汇辑在一起，如朱服校定的几种兵法典籍，仅《孙子》用曹操注，《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皆为白文本。施子美注释讲解《武经七书》，仍保持原来各书的结构体例不变。二是自定体例，将前代兵书内容和军事资料分门别类辑录在一起。这种汇辑方法便利于读者系统了解古代兵学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看法，一册在手，毋需旁鹜，其编纂体例在后世有很大影响。

（4）翻译兵书译介中原军事典籍，是契丹、党项和女真民族吸收中国传统兵学精华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原与边疆各民族军事文化融合的明显标志。据史籍记载，辽初东丹王耶律倍十分钦慕中原文化，在收集大批汉文图籍的同时，曾译有《阴符经》一书。据《补元史艺文志》记载，金代有女真字太公书、女真字伍子胥书、女真字孙膑书、女真字黄氏书数种兵书。

太公书即《六韬》，亦有称《太公六韬》的；伍子胥书，《汉书·艺文志》录有《伍子胥十篇图一卷》，今已不存；孙膑书，《孙膑兵法》自汉代失传，但古人长期疑孙膑与孙武为一人，二人所著为一书，疑此即《孙子兵法》之讹；黄氏书，即《黄石公三略》。据文献与考古资料，西夏也刊印有西夏文《六韬》、西夏文《黄石公三略》（有注释）、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有曹操、李荃、杜牧注文）。而如此大规模地翻译介绍兵书，是汉唐千余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历史现象。

言兵者不止兵书。随着宋代文人士大夫们谈兵蔚成风气，在他们的大量奏疏、文集、札记里，出现了丰富的兵论篇章。范仲淹的《奏上时务书》、苏洵的《嘉佑集》、苏轼的嘉佑《进策》、李觏的《强兵策》、辛弃疾的《美芹十论》、陈亮的《酌古论》、《中兴五论》以及叶适的《习学纪言序目》、《水心别集》等，都是一时间脍炙人口的兵论佳作。此外，宋代编纂的大量史书、类书如《资治通鉴》、《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等书籍，也收录了众多的军事文献。译自汉籍简传的西夏文《类林》，同样包含有武将、弓手、武士方面的内容。

2。士大夫言兵之风盛行尽管历史上不乏文人论兵之事，但总的说来兵学论坛还是被军事将帅们长期统治着。这中间一个重要原因是文人士大夫自觉缺少军旅阅历，于朴刀杆棒、军阵沙场之事不甚了了。所以，象孙武、吴起、曹操、诸葛亮这些统兵将帅的作品颇受后世兵家的器重。而士大夫们即使有所论述，也多托名于他人以抬高身价。如北宋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曾认为，被列为《武经七书》之末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宋人阮逸所著，托名唐人李靖。不管此说是否可靠，都足以说明当时伪托风气之盛。另一方面，自古兵儒不同道，儒家对兵家"使力行诈"所奉行的基本否定态度，长期影响着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对所谓"卑俚通俗"的兵学著述通常是不屑一顾的。特别是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政权以后，总结了唐后期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修文偃武，将兵书列为禁书。景德三年（1006年），宋真宗下诏说："天文兵法，私习有刑，著在律文，用妨奸伪。"①加上宋辽合议，签订"澶渊之盟"，一派歌舞升平的虚假景象也麻痹了人们，致使"士大夫耻言兵"的现象日益严重。

也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宋代兵学论坛寥落的危害性，身体力行撰述兵书。如宋代早期较为著名的兵学著作《虎钤经》，就是由进士出身的许洞于咸平四年（1001年）至景德元年（1004年）撰成的。许洞（约公元976～约1017年），字洞天（一作渊夫），苏州吴县（今属江苏）

人。历任雄武军推官、均州参军、乌江县主簿等官。他感到"孙子之法奥而精，使学者难于晓用"，"李荃所著太白阴经，论心术则秘而不言，谈阴阳又散而不备"，于是"上采孙子、李荃之要，明演其术；下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②，遂著《虎钤经》20　卷，于景德二年（1005年）进献朝廷。可惜他人微言轻，对满朝"尚文轻武"的风气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仁宗在位时，辽与西夏对宋朝的严重威胁，逐渐引起朝廷乃至整个

①　《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九。

②　《虎钤经序》。

社会的重视。康定元年（1040年），仁宗命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庆历三年（1043年）建立武学，说明官方对兵学的态度已经改变。社会上研究兵书的人也日渐增多起来。《郡斋读书志》说："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由"耻言兵"到"人人言兵"的转变过程。

宋神宗继位以后，颇想有一番作为。在他的支持下所进行的"熙宁变法"，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改变"冗兵"之弊，培养素质较高的武官。为此，宋神宗于熙宁五年（1072年）再兴武学，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教习诸家兵法，论说历代用兵得失成败。他还与王安石等人讨论李靖的阵法、队法及兵法思想渊源，令朱服、何去非等人校定《武经七书》，正式颁行为武学教科书。

这一时期所涌现出来的兵学家大体可分为两类人。一类人以研究《孙子》和其他兵学典籍为主。其代表人物包括梅尧臣（1002～1060年）、王晰、何延锡等民间《孙子》注家，李觏等《孙子》研究者，也包括宋朝武学教授朱服、何去非，官员曾公亮、丁度等人。朱服，字行中，湖州乌程（今浙江吴兴）人，熙宁进士。与苏轼等人关系密切。他任国子司业时，受诏校定《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三略》、《六韬》诸兵书，并为武学的负责人。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今属福建）人。元丰五年（1082年），因对策"词理优瞻，长于论兵"入仕①，历任武学教授、武学博士。撰有军事人物和事件评论集《何博士备论》，并参与校勘《武经七书》，对《李卫公问对》、《六韬》的真伪问题进行过考辨。曾公亮（公元999～1078年），字明仲，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天圣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丁度（公元990～1053年），字公雅，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历任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等官。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命他2人编修《武经总要》，"凡军旅之政，讨伐之事，经籍所载，史册所记，祖尚仁谊，次以钤略，至若本朝戡乱，边防御侮，计谋方略，咸用概举"。②他们研究整理兵书典册的初衷，确实是为了振兴北宋自"澶渊之盟"以后，武备日见废弛，将帅不学无术的局面，但过于注重字词训诂和版本校勘，或求体系完备，资料丰瞻，对直接影响宋军战斗力和国防的许多尖锐问题反而语焉不详，更缺少有针对性的军事建策。

另一类人则以范仲淹、王安石、沈括为代表。他们身膺疆守重任或执掌枢机，直接面对党项的侵扰和军事改革的实际问题。因此，其兵论主旨不在于先朝兵书字词的锻炼和古人思想的阐发，大多缺少理论思辩色彩，更侧重于就事论事的现实对策。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佑进士。历任河北西路察访使、鄜延路经略使、知延州（今陕西延安）等。他自幼受舅父许洞的影响，文才武略双全。在守边期间，不仅针对党项骑兵的特点，提出种种防御战法，还十分注意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所著《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许多兵器制造及地图沙盘方面的知识。

宋代兵学的真正发展是在南宋时期，而"士大夫言兵"这一社会现

①　《举何去非换文资状》。

②　《仁宗皇帝御制序》。

象也恰于此时达到高潮。靖康年间（1126～1127年），金军攻陷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在这一连串亡国绝世的民族悲剧面前，更多的有爱国心的士大夫不满足于纸上谈兵，注释孙、吴之书，而投身于铁马金戈的战场厮杀中去。尤其是北宋末、南宋初被人们称之为，"将儒"的李纲、宗泽、陈规、辛弃疾等人，毅然冲破昔日笼罩朝野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氛围，渴望着挽救危局，建立军功。曾盛行于唐代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豪迈英武之气，一度重返绮丽靡奢、纸醉金迷的宋朝士大夫生活之中。陆游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活画出在国耻家恨双重刺激下，一些有志气的忧国忧民之士崭新的精神风貌。

出于宋金军事斗争的迫切需要，这一时期士大夫论兵的重点转向有针对性的现实对策。例如，陈规、汤■等人撰写的《守城录》一书，就是在宋人守城抗金不利的情况下，集中阐述在火器已用于作战，攻城手段有新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守城和进行城防体制改革的著作。陈规（1072～1141年），字元则，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历任安陆（今属湖北）县令、德安（今湖北安陆）和顺昌（今安徽阜阳）知府、庐州（今安徽合肥）知州兼淮西安抚使等职。北宋末年，他独守德安孤城多年，后又在顺昌储粮备战，积极配合刘锜取得顺昌大捷。他根据自己的守城实践，先后撰成《守城机要》、《〈靖康朝野佥言〉后序》，与曾任德安府学教授汤■撰写的《建炎德安守御录》合在一起，刊行于世，受到当时兵家将帅的广泛重视。辛弃疾撰写《美芹十论》的情形也与之大体相仿。辛弃疾（1140～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今济南）人。青年时聚众抗金，曾任义军耿京部掌书记。耿京被害后，率众南渡，任南宋地方官多年。他著《美芹十论》，目的就是反对当时朝廷内外的惧战言论，从宋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诸方面进行考察，指出宋军变弱为强的可能性，以增强军民的必胜信心。他在孝宗朝曾上奏抗金之策，虽未被采纳，但他一片抗金爱国的拳拳之心，在当时也赢得人们的赞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南宋永嘉学派对兵学的重视。中国自先秦诸子论兵，百家争鸣以后，汉唐迄宋千余年间，一个学术派别将兵学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上，投入如此多的人力和精力研究兵书，撰写如此多的兵学著作和论兵篇章，恐怕还是第一次。永嘉学派的著名学者薛季宣（1134～1173年），字士龙，一作士隆，号艮斋。

南宋永嘉县（今浙江温州）人。其父亲和伯父辈皆是积极主张抗金的爱国官员，他本人也在武昌县（今湖北鄂城）令任内，动员当地民众抗击完颜亮（海陵）金军南侵。他喜爱兵法，曾考订《司马法》、《八阵图》诸兵学典籍，著有《汉兵制》一书。但在兵学方面的最重要贡献却是培养了陈傅良这样名重一时的学者，确立了裁减冗官冗兵，依靠民军防卫的基本态度。其大弟子陈傅良（1137～1203年），字君举，号止斋先生。瑞安人。官至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他痛感南宋朝廷偏安江左，主弱兵骄，为总结历代军制是失经验，撰成《历代兵制》（初名《周汉以来兵制》）7　卷，以喻当朝军制弊端。另一位影响很大的著名学者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又称水心先生。瑞安人。曾任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在抗金保卫南京及长江下游一带地区的斗争中立有功勋。所著《水心别集》、《习学纪言序目》等广泛讨论了古代兵法与宋朝和战及军制问题。同属于这一学派的还有通晓行阵之法的徐谊（1144～1208年），著有《补汉兵制》的钱文子（1147～1220年），著有《孙子新略》的王自中（1140～1199年），著有《将鉴论断》的戴溪（1141～1215年），著有《开禧德安守城录》的王致远等。南宋进步思想家陈亮（1143～1194年）虽不属于这个学派，但他与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往来密切，受永嘉学派的思想影响很大，在主张富国强兵，抗击敌人侵略方面是相当一致的。

3。兵学成为官学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起源很早，商周时代的"学在官府"，其教育科目已包括射、御等军事内容。春秋战国时繁荣于百家争鸣形势下的私学，更将兵学作为专门的知识予以传授。可惜直到宋代，才由官方设立专门学校培养军官，规定学员要学习诸家兵法、行军布阵等。为了适应武学及武举考试的需要，宋朝廷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兵书中挑选出《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7　部兵书，命名为《武经七书》，刻版印刷，颁之武学，作为教材。

《武经七书》的颁行，从表面上看是古代兵书由单行本向丛书方向发展。但从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上看，它标志着中国传统兵学的定型。

先秦时代齐国兵学、南方兵学、秦晋兵学的差异，汉代权谋、形势、阴阳、技巧诸类的界限，以及儒家兵论、黄老道家兵论间的区别，至此逐渐趋向模糊。7　部书中既有儒家色彩浓重的《吴子》、《司马法》，也有黄老道家兵学著作《黄石公三略》，法家特征突出的《尉缭子》，说明编选者抱着兼收并蓄的学术态度，并不以哪一派思想为归依。这7　部书作为中国传统兵学的代表作被固定下来，成为南宋、明、清诸朝官方规定的武学生员和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对古代兵学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都有深远的影响。

宋代是兵儒辩论最为激烈的时期之一，特别是在代表两家基本准则的"诈利"和"仁义"问题上，叶适、高似孙等儒家学者完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标准，否定兵家的"诡道"和"见利而动"。还有一些人或千方百计贬黜孙子其人其书，或在注解兵书时涂抹上较浓厚的伦理色彩。

但他们已无法否定兵学象儒学一样成为官学的正统地位，或象以往一样，对兵书持不屑一顾的轻视态度。越来越多的儒生以研究兵学而名重一时，不再认为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象著有《施氏七书讲义》的施子美，"为儒家流，谈兵家事，为孙吴之学者多宗师之"（江伯虎《施氏七书讲义序》）。颇有一定的学术地位。而李觏等著名学者也能认识到军事斗争与一般的社会生活不能同日而语，诡诈是战争指导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行"仁"，"仁者"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在军事斗争中使用诡诈。

4。中原和边疆诸族兵学的交流融合宋辽金西夏时期，兵学的交流十分频繁。据史籍载，元昊从少年时代起，就把《野战歌》一类兵书放在手边，经常钻研，可见当时传入党项地区的汉文兵学著述数量不少。辽初，东丹王耶律倍"令人赍金宝私入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①。其中也不乏兵书战策之属。金代冲破重重关禁流入的图书典籍也不少，象宋人施子美的《施氏七书讲义》，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即刻于金贞佑年间。宋朝官府因在军事上与党项、契丹、女真对峙，在边境榷场贸易中书禁极严。元佑八年（1093年），礼部尚书苏轼更进一步提出要避免图书由高丽转口，形成宋、高丽、契丹的三角贸易，以情报或知识资敌。他指出："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契丹，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②请求加以禁止。但实际上，禁令也制止不了图书外流。翰林学士苏辙出使辽国时发现，宋朝民间印行文字，多已在当地流行。同样，辽朝也规定严禁书籍流入中原，照样有书在宋朝境内出售。

战争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形式。文化一向不很发达的契丹、女真人在以战争手段掠夺财富的同时，也没忘记搜求中原文化典籍。辽灭后晋，"取晋国图书、礼器而北"③。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攻辽中京之前，也诏令："若克中京，所得礼乐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④金将完颜希尹克北宋都城汴京后，也不是忙着掠夺府库珍异，而是独收宋朝图籍，捆载北归。宋朝藏于大内的秘阁黄本兵书170　余册，很可能也在其中。除了阅读中原图籍，辽金西夏的统治者在破除狭隘的种族偏见后，还能极力网罗中原饱学之士，通过他们的传授来获取中原军事文化知识。统和十二年（公元994年），圣宗"诏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诸道军有勇健者，俱以名闻"①。金将完颜希尹在作战时，获儒士，必先礼之，访以古今成败。有见识的契丹、女真将帅还十分注重吸收中原的先进战法，弥补本族传统战法的不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先后接纳了汉人所建议的猛火油（石油）烧城和穴地攻城诸法，并且在攻打幽州（今北京）时将穴地攻城法用于实战。金将完颜宗弼在江南作战时，所部舟般遭宋将韩世忠海舟邀击，不得北归，"乃揭榜募人，献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于舟中载士，以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棹桨，俟风息出江，有风则勿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以火箭射其蒻蓬，则不攻自破矣"②。宗弼采纳了上述建议，顺利脱困撤兵。尽管中原兵学的丰富内容在短时间内还不会被完全消化理解，毕竟对其战争观念、军队建设和作战方法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致使辽金西夏建国初年的兵学呈现出强烈的两重性和日益汉化、封建化的发展趋势。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兵学的交流，并不仅仅是单向的。契丹、女真和党项人的军事观念和战法同样影响着宋人。女真起兵后不久，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接见宋朝使节时，曾对宋军军纪不严，将士遇战而逃的现象直接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应当依法治军，不避亲疏，"若不行法，何以使人？"③并组织宋使观看金军作战时军纪严明的情景，给他们留下

①　《契丹国志》卷一四。

②　《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一。

③　《辽史·文学传上》。

④　《金史·太祖纪》。

①　《辽史·圣宗纪》。

②　《大金国志》卷六。

③　《金史·太祖纪》。

很深的印象。金军作战时骑兵的快速机动性能和较强的突破能力，也促使岳飞等抗金将领积极组建骑兵部队，易短为长。陈规等人名闻遐迩的守城专著《守城录》更是直接针对金军攻城用炮之法而撰述的。在战争中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对一向为自己优秀军事文化而自豪的宋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但确实有益于战胜敌人，提高军队战斗力。可以说，宋辽金西夏时期兵学的频繁交流、相互融合和促进，是出现中国历史上兵学发展第二次高潮的重要原因。

（二）重要兵书简介在宋辽金西夏众多的兵学著述中，影响最大又最能体现当时兵学理论水平的是以下几部兵书。

1。《虎钤经》《虎钤经》是北宋前期著名的军事著作，全书共20　卷，210　篇。许洞撰。前10　卷分天功、地利、人用、三才应变等113　篇，基本上汇集了《孙子》等前代兵书论述，加上自己对前人兵学理论的心得，分类编排而成。其中也有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如主张"未战先谋"，强调"要在知变"，提倡"逆用古法"等。后10　卷97　篇，主要是阴阳八卦、望云占气等内容。今天看来，其中多属荒诞无稽之谈，在当时却是行军用兵必不可少的。与先秦兵书相比，它的理论色彩较弱，新鲜见解不多，但详细记载了古代各种军事知识，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军事史料价值。该书撰成于咸平四年至景德元年（1001～1004年），于景德二年进献朝廷，刊行于世。现有明嘉靖刊本及《范氏奇书》本、《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粤雅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2。《武经总要》《武经总要》是中国古代官修的第一部包括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等广泛内容的综合性兵书。由曾公亮、丁度等人组织编写。共40　卷，前、后集各20　卷。前集制度15　卷，论述了选将料兵、教育训练、部队编成、行军宿营、古今阵法、通信侦察、军事地形、步骑应用、城邑攻防、水战火攻、武器装备等建军和用兵的基本理论、制度和常识。边防5　卷，描述了边防各路州的方位四至、地理沿革、山川河流、道口关隘、军事要地等兵要地志方面的内容。后集故事15　卷，依照兵法分类介绍历代战例，比较用兵得失，总结经验教训。还有5　卷专讲阴阳占候方面的内容。它虽属汇辑前人思想之作，但许多内容反映了"庆历新政"时期"欲更天下弊事"的变法革新思想，直接针对宋代国防建设的现实，提倡加强军事训练，加强骑兵建设，重视武器装备等。其前集第10　到第13　卷中，以较大篇幅介绍了当时的武器战具、筑城技术和城战器械，还记载了中国最早配制成功的火药配方，最早用于战争的火器及其制造和使用方法。它附有的大量阵图，有关兵要地理的概况、军事条令等内容，也是其他兵书中所不多见的。该书首刊于庆历年间（1041～1048年），绍定四年（1231年）重刻。今存有40　卷本系统的明抄本，嘉靖刻本和清《四库全书》本；43　卷本系统的明正统刻本、弘治刻本和万历刻本等。它所开创的兵书编纂体例，在后世有深远影响。如明朝赵本学、俞大猷所撰写的兵书，直接命名为《续武经总要》，唐顺之所著的《武编》、茅元仪所辑《武备志》，也都是仿效此书体例而成。

3。《何博士备论》《何博士备论》是一部评论战国至五代兴废成败和军事人物用兵得失的著作。何去非撰。原有28　篇，今存26　篇。它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人物和战争，但在内容上却紧紧结合宋朝消极避战，军纪松弛的现实，提出不能回避战争，"兵有所必用，虽虞舜大王之下欲，固当举之；有所必不用，虽蚩尤、秦皇之不厌，固当戢之"①。其态度比那些一味要求息兵罢战，宣扬道德礼义的迂腐儒生要正确得多。它针对北宋兵多而缺乏战斗力的状况，提倡精兵，认为战争的胜负不在于兵力的多少，而要看其是否治理得当，军纪严明，士气旺盛。它还强调"智"的作用，认为势、勇、智三者中，智是最重要的。其可以役勇，可以造势，对夺取战争主动权，最终击败敌人有重要意义。该书于元祐五年（1090年）被奏荐朝廷而行之于世。今存明《穴研斋》抄本、《浦城遗书》、《指海》丛书本等。

4。《武经七书》《武经七书》是宋代官方校刊颁行的中国古代兵法丛书，也是中国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是宋神宗在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下诏命朱服等人校定，于元丰六年至八年间刊行。包括《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唐李问对》7　部兵书，共25　卷，统称《武经七书》，供武举和武学教育使用。该书现存最早为南宋孝宗或光宗时刻本，原为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后被日本岩崎氏购去，藏日本静嘉堂。此外还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清影宋抄本等。

5。《十一家注孙子》《十一家注孙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孙子》以辑注形式传世的重要刊本之一。分上、中、下3　卷。关于其作者，《宋史·艺文志》载有吉天保辑《十家孙子会注》，有人怀疑与《十一家注　孙子》是同一书。所辑注家有三国曹操、梁孟氏、唐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皞，宋梅尧臣、王晰、何氏与张预。其中曹注重伦理，也重应用，惟过于简略，孟注偏好文字训诂，李筌依违于遁甲奇门，杜牧尤切兵法戎机，陈皞、贾林亦颇有发明，梅尧臣能纠缪补遗，张预简练精切，皆是汉宋之际《孙子》注疏的文字精华。该书刊于孝宗年间（1163～1189年），明、清传本颇多，以清孙星衍校本《孙子十家注》刊印和翻刻最广。国外则有日本宽文年间刊本和朝鲜枫山官库活字本等。

6。《百战奇法》《百战奇法》是以《武经七书》等古代兵法为理论依据，以五代以

①　《何博士备论·汉武帝论》。

前的战争战例为基础，分条论述各种战法的兵书。其作者已不可详考。

全书10　卷，每卷10　战，合为百战，围绕着战争谋略与治军备战问题，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思想观点。并对攻守、主客、先后、进退、奇正、虚实、分合等兵学范畴进行了深入研究，反映了作者企图由此入手，重新概括古代兵学原理的意向。该书现有明弘治、嘉靖、万历刻本及多种清刻本存世。清雍正后还为更名为《百战奇略》，伪托为明人刘基的著作。7。《守城录》《守城录》是宋代专论城守作战的兵书。陈规、汤■撰。4　卷，包括陈规所著的《守城机要》、《（靖康朝野佥言）后序》和汤■所著《建炎德安守御录》3　部分。该书实践性很强，作者基于抗金守城作战的经验，及时总结了守城作战与城防体制改革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尤其是在火器已用于攻守城作战，金军攻城手段有新发展的情况下，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防御方法。还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管形火器--长竹竿火枪的制造和使用方法。该书现有清《四库全书》本、乾隆抄本和嘉庆、道光刻本。

8。《历代兵制》《历代兵制》（又名《周汉以来兵制》）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制通史专著。陈傅良撰。8　卷。其中第八卷内容与王铚《枢廷备检·序》相同，可能是由门人或刊刻者录入。该书按历史顺序，综合文献资料，叙述两周至北宋历朝的统驭军兵、将帅职权、军队编制、兵种划分、组织管理、武器装备、兵员征募、武官拣选、训练教阅、部伍调发，宿卫番上、戍边屯守、纪律号令、功过赏罚、服饰饷章、马政厩库、供给军需等各项军事制度的演变因素，评论其优劣得失，尤为推崇"寓兵于农"的上古军制，赞成兵无专主、将无重权和居重驭轻的统兵体制。该书现存明怡颜堂抄本和清《墨海金壶》丛书本等多种刻本。

9。《施氏七书讲义》《施氏七书讲义》是现存最早的《武经七书》注解本。注解者施子美。全书42　卷，注文详明条理，对孙、吴诸书本义有所发明。特别是在著述体例上，开后世兵书标题讲章之风气，在中国兵学史上颇有影响。

该书现存最早刻本为金宣宗时刻本，后流入日本，有庆长、元和、宽永、元禄和文久年间刊本。1927年又由中国自强书局石印出版。

（三）对战争问题的看法契丹、女真和党项等边疆民族，建立政权以前，大部处于比较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思维能力有限，神力天佑的战争观念比较流行。他们认为，决定战争与和平，战争的胜负和勇士生死的，是具有超验意志的神灵。因为当时人们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所产生的异常现象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以为周围世界栖满了鬼神，正是它们控制了人的命运。所以在其国君主出生时，都有许多诡谲的传说。如耶律阿保机之"母梦日坠怀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异香。体如三岁儿，即能匍匐。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谓左右若有神人翼卫。"①又如完颜阿骨打生前传说也有"五色云气屡出东方，大若二千斛囷仓之状"②。都是企图以之说明他们后来所从事的开国战争符合冥冥神灵的旨意。梦兆、天兆还直接制约了早期军事统帅的决策结果。据记　载，金世祖"每战未尝被甲，先以梦兆候其胜负"③。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师次唐括带斡甲之地，诸军禳射，介而立，有光如烈火，起于人足及戈矛之上，人以为兵祥"。斡沦泺战前，他领兵夜宿，"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鸣鼓举燧而行"①。在上述观念支配下，诸族民众普遍抱着生死皆由天定的信条，保持勇悍坚忍的战斗作风。更有甚者，当时处于较低文明水平的黄头女真竟"戆朴勇鸷，不能辨生死"。所以"女真每出战，皆被以重铠，令前驱为硬军"②。

建立政权以后，传统的神力天佑信念虽然顽强地存留下来，但也渗透进来许多中原兵学的思想内容。神册二年（公元917年），耶律阿保机领兵围攻幽州城，"望城中有气如烟火状。上曰："未可攻也"。以大暑霖潦，班师"③。看来，导致撤兵的不仅是云气征兆，更重要的还是炎然的气候。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对伐晋战争失败原因的分析，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对反辽战争胜负原因的预测，已与天意神兆无涉，而是归结到民族政策、军事实力和士兵斗志等问题上。但另一方面，以掳掠为目的的战争行为在辽金西夏对中原用兵的过程中畸形发展起来。辽灭后晋时，赵延寿请求供给后晋降卒粮草，辽人以"吾国无此法"为由，"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④。辽军的掳掠行为也反映在其早期军队编制上。其正军1　名，配有"打草谷家丁"1　名，日遣其四处抄掠以供养正军。女真虽不闻有"打草谷家丁"之设，但其"犯中原，有掳掠，无战斗，计其从军之费，及回日，所获数倍"⑤。党项人同样以掠夺边界居民和掩杀行旅商队为常事。然而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种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政策难以实行下去，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改弦更张。辽军在火后晋战争中的残酷剥夺行为，引起中原人民的激烈反抗，立足不住，被迫北归时，辽太宗耶律德光所总结的三条教训，其中两条是纵兵掠刍粟和括民私财。至辽、金、西夏中期，骚扰掳掠的战争目的已经淡化，作战后勤保障制度也建立健全起来，据说，海陵曾命人在描写南宋临安的湖山城郭图上绘出自己策马吴山绝顶的形象。并题诗说："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①俨然以统一战争的发动者自居。同时，沉重的战争伤亡也使其军

①　《辽史·太祖纪》。

②　《金史·太祖纪》。

③　《金史·世纪》。

①　《金史·太祖纪》。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③　《辽史·太祖纪》。

④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

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二。

队内部的厌战情绪逐渐滋生。金人"自立刘豫后，南犯淮，西犯蜀，生还者少，而得不偿费，人始患之"②。南宋初年，女真欲出师南下，"时有夜宿太原府祁县女真千户斜也孛堇之营，见斜也将行，与其家下泣别，杀一豕，以斜也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挂豕身而埋之于后营。家人祝之曰："斜也已阵亡，葬之矣。"此女真怯战之迹，如江南焚替代之类"③。从"勇悍不畏死"到"人始患之"，清晰说明了他们战争观念的变化轨迹。

辽金西夏后期，随着其汉化、封建化程度加深，中原传统兵学的战争观念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昔日贵族子弟以南征北战，搏取烈烈武功为荣的观念已消失殆尽，崇尚王道、厌恶兵事的思想极为流行。金世宗之孙完颜■甚至赋诗说："孟津休道浊于泾，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几时桑柘底，只谈王道不谈兵。"④在富国与强兵的关系上，辽金西夏君臣将帅与中原兵学界已无分歧。如辽末大臣萧韩家奴指出，欲加强国防，唯有"节盘游，简驿传，薄赋敛，戒奢侈。期以数年，则困者可苏，贫者可富矣。盖民者国之本，兵者国之卫。兵不调则旷军役，调之则损国本"。"欲为长久之便，莫若使远戍疲兵还于故乡，薄其徭役，使人人给足，则补役之道可以复故也。"①从农牧业经济对战争、国防的影响来认识问题，显示了边疆民族在战争观念认识上的深化。

中原传统兵学早在先秦时期，对战争的起源、战争的性质、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宋代兵学继承前人观点，在一些方面也有自身的发展和贡献。

宋人在同辽夏金元的长期战争中，始终存在着主战反和与避战求和两种对立的观点。从宋太宗晚期开始，避战求和的思想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反映在战争观上，则是对战争持消极态度，把"安人止战"、"屈己爱民"作为善策，强调兵不得轻举，谋不得妄发，主张安靖和平，息师结盟，认为只要忍一时之辱，便可图万事之利。与此相反，主战反和者则认为："兵之于国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②。敌人入侵是非正义战争，故与之和议决不可行。反抗入侵的战争则属于正义战争，这种战争决不可不用。在战争与人的关系上，许洞在《虎钤经》中把人放在"地"与"天"之前。认为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使得到天时地利，仍然不能取得战争胜利。因为"人者，天地之心也。苟心不正，虽有其表，将焉用乎？"但即使不占天时地利，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最终仍能取胜。还有一些人朴素地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反侵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相信依靠"匹夫匹妇"、"草茅贱士"，就能取得抗金的胜利。如两宋之交，山东、河朔各地的农民，纷纷拿起武器，结寨举义。宗泽、李纲、岳飞等人，积极主张将他们组织起来，配合官军作战，收复失地。南宋思想家叶适不仅呼吁政府必须坚决支持民众保家卫国的政治热情和自发的抗金活动，用其豪杰，借其声势，还主张重视对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

③　《大金国志》卷九。

④　《归潜志》卷一。

①　《辽史·萧韩家奴传》。

②　《何博士备论·汉武帝论》。

民众的政治动员，"使吾之国人晓然自知其必胜"。而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内则吾之国人未知其必胜，外则敌人不知我为必胜，若此者谓之危兵，危兵难用！"①但宋朝的主和派们，惧民军尤甚于惧金军，唯恐农民武装在抗金战争中壮大起来，威胁他们的统治，因此不但不予支持，反而极力排斥打击，终将可以利用的民心丧失殆尽。

（四）建军治军思想宋朝统治者为了防止从唐中叶至五代时期出现的藩镇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重演，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从而造成中央与地方武装的人员素质上"强干弱枝"，统兵机构设置上"互相维制"，军队部置上"内外相制"的局面。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也容易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曾受到人们的非议。以后授阵图之风虽有改变，"将从中御"的思想仍延续下来。在兵役问题上，宋朝统治者奉行募兵制，其思想宗旨就是在灾区大量招兵，以达到"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的目的②。在建军治军问题上，宋朝统治者为防止武夫拥兵割据的种种措施虽不乏积极作用，也给军队带来兵将分离、教育训练差、管理不严、军纪废弛等消极现象。

针对宋朝军队建设的弊端，人们提出许多有针对性的观点主张，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精兵。宋代冗兵耗食，已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为此，陈傅良、叶适、何去非等人认为兵要少而精。"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士无皆勇也，而致死者胜。"①而要做到兵员少质量高，关键是要废除弊病丛生的募兵制，恢复过去寓兵于农的征兵制。陈傅良说，寓兵于农制度由成周垂范，汉唐继统，普遍出兵，更劳均逸，故"民有常兵而无常征之劳，国有常备而无聚食之费"②，兵制之善，莫出于此。范仲淹在推行"庆历新政"时，更直接主张革除募兵之弊，仿唐府兵制，使兵农合一，寓兵于农，一岁中三时耕稼，一时习武，以减省军费，多辟后备兵源。而"王安石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以"保甲制"的乡兵组织形式，恢复三代以来"兵农结合"的传统，对全国壮丁分期教阅，使与正兵"相参"，实行"以礼乐奖养"政策，使其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的基础上逐步正规化，进而在较长时期内陆续以保丁取代正规军，最后完成由募兵制度向兵农合一体制的过渡。

二是反对宋朝传统的"将从中御"和"将无重权"。何去非呼吁君主要知人善任，君主将帅要和谐不疑，应赋予将帅以机断指挥之权。并

①　《水心别集》卷六。

②　《邵氏闻见录》卷一。

①　《何博士备论·汉光武帝论》。

②　《历代兵制·西汉》。

举例说，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名将贤相就是因为"深得于君"，权不中御，才会"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③，李觏曾生动地指出："用兵之法，一步百变，见可则进，知难而退"，若事事都要请示王命再行动，那就如同"白大人而救火也，未及返命而煨烬久矣"①。所以他主张要慎选将吏，选定后即予以充分的信任，使其能"独行"、"自恣"，以适应多变的情况，发挥各人才智，取得战争的胜利。还有一些学者，借注释《孙子》"将能而君不御"一句，对当朝军政提出看法。如梅尧臣批评"君徒知制其将，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的现象。何延锡也指出，"御能将而责平猾虏者，如绊韩卢而获狡兔者又何异焉？"②三是主张加强军事训练。《武经总要》认为，军队以治则胜，以乱则负。所谓治，就是训练。只有平时刻苦训练的军队，才是"取胜之卒"。教育训练要循序渐进、教习并举，并以"贵约弃繁，舍迂求要"为指导思想。岳飞更从实践的角度显示了严格训练对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意义。

他领导的岳家军即使在"止兵休舍"时，也"辄课其艺"，不忘训练，"视无事时如有事时"。

四是坚持以法治军。针对宋军纪律松弛的状况，许多兵学家强调要严明军纪，以法治军。许洞指出，军纪严明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将违犯军纪划分为悖、慢、懈等10　余种情形，凡触犯者皆严惩不贷。《武经总要》中也规定有"赏格"、"罚条"、"行军约束"和"教条"等项，对战场纪律、行军纪律、训练纪律皆有详尽的说明。岳飞在"有功者重赏，无功者峻罚"的思想指导下，对军队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执行严明的纪律，其军中盛传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堪称古代治军名言。

建国以前的契丹、女真和党项民族多处于军事民主制的历史发展阶段。史载，隋"开皇末，（契丹）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纥臣水而居。东西距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逐寒暑，随水草畜牧。有征战，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则）合符契"①。党项人亦是"每姓别自为部落。。不相统一"②。同样，担任生女真部落联盟长的完颜女真领袖，也很长时间没有权力决定攻伐大事，他们每次出征前都要召集官属会议或人民大会共同做出决策。军事民主制度的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兴兵合议"被视为天经地义之举。建国前夕，耶律阿保机夺取契丹八部轮流传递的旗鼓，完颜阿骨打建议取消各部信牌，"擅置牌号者置于法"，皆是为了确立集权式的军事指挥原则所做出的初步努力。

辽金西夏政权建立以后，在作战方略的谋划上仍保留了昔日遗风。

"全国凡用师征伐，上自大元帅，中自万户，下自百户，饮酒会食，略不间列，与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闭塞之患。国有大事，适野③　《何博士备论·陆机论》。

①　《强兵策》第六。

②　《十一家注孙子·谋攻》。

①　《隋书·契丹传》。

②　《通典·党项》。

环坐，画灰而议。自卑者始，议毕，即漫灭之不闻人声。军将行，大会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其合者，即为特将，任其事。"③西夏也有相似情形。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④。但在建立常备军，取消"兴兵合议"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武装力量体制上，其统治者都做出了很大努力。契丹、党项政权都建立枢密院，以掌管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女真政权也建立起猛安谋克和勃极烈制度，以皇位继承人谙版勃极烈担任都元帅，总统女真兵马。这些做法的目的，不外是将兵权紧紧抓在最高统治者手里。在治军方面，他们继承了昔日严格治军的优良传统。天赞二年（公元923年），辽太祖率军北归，晋王尾追其后，"见其野宿之所，布藁于地，回环方正，皆如编翦，虽去，无一枝乱者。叹曰："契丹法严，乃能如是，中国所不及也""①。金军"队伍之法，什、伍、百皆有长。伍长击柝，什长执旗，百长挟鼓，千长则旗帜、金鼓悉备。伍长战死，四人皆斩。什长战死，伍长皆斩。百长战死，什长皆斩。负战斗之尸以归者，则得其家赀之半"②。倚仗如此酷烈的军纪，他们"骑者骑，步者步，回顾者斩，所以每战必胜也"③。值得指出的是，辽金西夏军队实行从严治军，也是他们总结他人军纪涣散，战斗力衰败的经验教训的结果。比如辽金战争时期，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针对当时辽、宋军队"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的荒唐现象，曾质问宋使马扩说："契丹疆土我得十九矣，止燕京数州之地，留于汝家。我以大军三面掩之，令汝家俯拾亦不能取。初闻南军到燕，我心亦喜。纵令汝家取之，我亦将敛兵归国。近却闻刘延庆一夜烧营而遁，乃至此耶？似此丧师，有何诛赏？"他还明确表示："若不行法，何以使人？一两日到关，汝观我家用兵有走者否？"④（五）战略思想宋朝自建立以后，就处于军事对峙的战略格局中。其敌国先是辽、西夏，后来又是金和蒙古。而从宋太宗第二次北伐失败，一直到南宋灭亡，总的说来是贯彻"专力而守"，"以战求和"的消极防御战略。

针对上述战略方针，宋代不少人提出了新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在西夏频繁攻掠，金军灭亡北宋，紧逼江南的危急形势下，他们极力推崇"先出兵以战人之地"的兵家上策。当然，他们所提出的进攻战略也并不是希图侥幸的盲动，而是在加强战备，积蓄力量，巧施谋略基础上的积极行动。例如，为了恢复汉唐旧境，王安石强调要对西夏和辽"兼制"，并提出了"凡经略边夷，当从事于易"的战略方针①，认为要制服契丹，③　《大金国志》卷二六。

④　《宋史·夏国传上》。

①　《契丹国志》卷一。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③　《大金国志》卷二七。

④　《大金国志》卷二。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六。

当先制服西夏，断契丹右臂。为此，应在战略上树立必胜信心，在策略上重视敌人，静重待敌，争取时间修整武备。同时在兵力投入上有主有次，在军事外交上有擒有纵，对"强形"之敌不可"示弱"，对易得之敌相机攻取。在宋金战争中，岳飞提出的战略反攻计划是以襄阳6　郡为基础，积蓄力量，连结河朔抗金义军，伺机直捣中原，恢复故疆。其后，陈亮所提出的进攻战略是移都建康（今南京）以控江淮，联络东西，开辟荆襄，夺取三秦、东齐之地为左右臂，尔后北向夺取中原。可惜，这些呕心沥血的正确主张多被目光短浅的当权者打入冷宫，难以付诸实施。

宋代的防御战略中也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例如，范仲淹在宋夏军事斗争中，根据"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的宗旨，提出严戒边城，充实关内，敌大至则坚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敌退则持重勿逐以振兵威，无事则经营获利及置营田以助边费的边防战略。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这个战略设想是颇切合实际的。

宋代最成功的防御战略，是在宋元战争中依靠江河湖泊、崇山峻岭、高城深池实施的大规模防御战略。它的基本特点是：1）实行分区的总体防御。早在宋金长期战争和军事对峙过程中，南宋已经逐渐建设起两淮、荆湖、四川三大战区。韩世忠长期经营两淮，岳飞经营荆湖，吴璘兄弟经营四川，使其形成较强的实力与独立作战能力。南宋后期，宋朝统治者在三大战区设有制置使，加强统一的作战指挥，并根据各自的地理环境，进一步加强战场建设。在平原湖汉的两淮地区，大修沟渠，限制蒙古骑兵的奔袭。在丘陵起伏的荆湖地区，修筑高大城池，垦土屯田，形成多重防线。在崇山峻岭的四川地区，沿江两岩修筑10　余座山城，互通声气，互相救援。这就给惯于野战阵斗，长驱直入的蒙古骑兵的行动造成重重困难。（2）坚守大邑巨城，实行持久防御。宋朝在每个战区都选择了若干战略要地，如两淮的扬州、庐州，荆湖的襄阳、江陵，四川的重庆、合州等，派驻重兵，屯积粮草，修缮城垣，使之成为可以长期坚守的依托要塞、稳定整个战区防御的支柱。（3）发挥水军之长，利用长江、淮河、汉水、嘉陵江等水道灵活机动，四出救援，将三大战区联成一个有机防御整体。在蒙宋战争中，每当四川或荆湖形势危急之际，都是派两淮之兵溯江而上，大举增援，才扭转了战局，恢复了原来防御态势。

只是到了后来，权臣当道，迫害抗战将领，坐视襄阳被困而不救。才使蒙军占领襄阳、鄂州，控制长江中游，突破了整个防线。

相对而言，契丹、女真、党项等北方民族早期的战略大都具有积极进攻性质，反映了初兴之兵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辽军在与北宋的战争中，善于发挥自身骑兵行动迅速的优势，或远道增援，或长途奔袭，总是能在战场上适时集结起强大的重兵集团，打击疲惫的宋军。在宋辽高梁河之战中，宋军主力围攻幽州城，辽朝以增援北汉的耶律沙和率领五院精骑的耶律休哥往援，变被动为主动，给宋军以沉重打击。在宋辽歧沟关之战中，宋军再攻幽州，辽朝一面派耶律休哥沿途阻击袭扰，一面由辽圣宗和承天太后肖绰领兵增援，大败宋军，并进而掌握战争主动权，不断对宋军发动攻势。西夏军在对宋战争中，更多地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战略方针，利用沙漠旷野无人烟水草的有利条件，诱宋军大举深入，遣轻兵邀击前后，"利则进，不利则走"。见宋军兵势强大，则远走而不与接战，陷宋军于"欲进则人马乏食，欲守则地无坚垒"的被动境地。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元丰四年（1081年）宋军围攻灵州时，西夏一位老谋深算的将帅献策说："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于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馈运，大兵无食，可不战而困也。"①西夏统治者采纳其策，果真使宋军溃败而归。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西夏军也不放弃集中使用兵力，全歼敌人。宋神宗时宇文之邵《上皇帝书》中曾说："今贼（指西夏）常以合兵击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敌之众当其锋，此庆历之失。"②正确地总结了西夏军在庆历年间3　次获胜的战略缘由。金军在灭辽和灭亡北宋的战争中，大都能贯彻扬长避短，集中兵力，以"政略佐战功"的战略指导方针，频频发动攻势行动，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故能在短期内取得辉煌战果，灭掉两个强大的国家。

辽金西夏后期，国防上一般采取筑墙置戍的防御战略。但除了西夏对蒙古军的强大攻势采取凭城固守的战争指导方针外，辽人对其主要作战对象过于轻视，不是利用自身的城垒工事和擅长的城守战法消耗敌人有生力量，而是冒然发动进攻，寄希望于一两次野外会战就全歼敌军。

辽军在护不答岗战败后，实力消耗殆尽，才转而以五京为核心，组织战区防御。各战区间又缺乏有效配合，各自为战，终于被金军逐个击破。

金军在抗击蒙古军时，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的战斗力已大大超过金军，尤其擅长进行机动性较强的野外攻击战。其短处在于以剽掠为征战目的，不重视占领疆土，且缺乏有效的攻坚手段，难以攻克防守严密的大中型城邑。金朝承平日久，政治腐败，阶级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将士不耐劳苦，不利野战。但若采取凭城固守，辅以轻兵袭扰，待蒙军师老人疲，击其堕归的战略方针，未始不能有效地打击蒙军。可惜金人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客观形势，依然迷恋祖先"马上取天下"的辉煌业绩，幻想通过一两次主力野外会战就可以战胜对手，殊不知恰好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领兵突袭金朝边防重地乌沙堡和乌月营。金军统帅完颜承裕领兵数十万迎击，会河川一役，全军覆没，仅完颜承裕一人逃回。金军有生力量遭受重创。宣宗迁汴后，调整了金军战略，组织重兵"阻长淮，拒大河，扼潼关以自固"①。又于河朔地区封建九公，保聚险阻，各守一方。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抵挡住蒙军所向披靡的攻势，使战局暂时稳定下来。蒙军统帅木华黎遭到金军激烈抵抗，围攻延安、凤翔诸城不克，情绪相当低落，甚至预言自己的性命也不久长。但从根本上说，金朝统治者缺乏长期苦守、徐图强弱易势的坚定信念，依然把赌注下在与蒙军野外决一死战上面。正大八年（1231年），蒙军遵照成吉思汗的临终嘱咐，假道于宋，兵下唐、邓二州，对金都汴京实施战略大迂回。金枢密院官员向哀宗建议说，蒙军"冒万里之险，历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劳苦已极。为吾计者，以兵屯睢、郑、昌武、归德及京畿诸县，以大将守洛阳、潼关、怀、孟等处，严兵备之。京师积粮数百万斤，令河南州郡坚壁清野，百姓不能入城者聚保

①　《宋史·夏国传下》。

②　《宋文鉴》卷五三。

①　《金史·完颜弼传》。

山寨。彼深入之师，欲攻不能，欲战不得，师老粮尽，不击自归矣"①。这段话尽管带有一些消极味道，却是10多年来抗蒙战争的经验之谈。而在战略上避强敌锐气，发挥自身擅长守城的优势与之周旋，等待强弱易势，也是无可非议的。若动员各地军民给予蒙军以普遍袭扰，效果会更佳。可惜金哀宗不听劝告，断然派主力前往迎战，20　余万大军辗转跋涉于冰天雪地之中，人疲粮乏，士无斗志，终于在三峰山遭蒙军主力攻击而土崩瓦解。其后，金军因主力消耗殆尽，连组织象样的京城防御都很困难，更谈不上战略防御和进攻了。

（六）战术思想1。宋军战术北宋初年，事先制定阵图，遥控前方指挥，拘泥于古兵法战法的现象曾兴盛一时，由此而带来的战术呆板和战斗失利屡见不鲜。宋代兵学界对此发表了许多正确的意见。许洞认为，用兵要讲变通和创新，"用兵之术，知变为大"，"穷则变，变则通"，"兵贵以变"②。同时又指出，学习古法但不能拘泥于古法，而应当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如果率以古法为用，就与胶柱鼓瑟没有什么两样了。陈亮很讲究用兵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认为"用兵之道，不可以常律论"，主张"随机设变"，"随机立权"，"攻守之间，必有奇变"③，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抗金名将岳飞也认为阵图乃定局，"古今异宜，夷险异地"，不能照搬。"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他的名言"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①，反映了人们求通求变的愿望。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特别是基于当时军事斗争和火器发展的需要，创造出一些新的战法和战术。下面分野战、城寨攻防和水战几方面分别叙述。

（1）野战战术宋朝《武经总要》诸书关于阵法、阵图方面的内容不少，但或承袭前人故说，或并无多大实用价值，徒美观瞻，故弄玄虚者居多。素以知兵自命的宋太宗，在深宫之内制定的阵图，纯系闭门造车的产物，实际用起来往往误事。宋辽满城之战中，宋将赵延进冒违诏改阵之罪，将按图布成，兵力分散的八阵变为两阵，才避免被辽军铁骑围裹溃败。

宋金战争中，广大抗金将士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造出不少抗击骑兵集团进攻的新战法。郾城（今属河南）之战中，宋将岳飞先命其子岳云率骑兵冲击，分割打乱金军阵势。接着针对金军"三骑为连"特点，以步卒持麻札刀、提刀、大斧从侧翼冲进，上砍人，下砍马，与金军骑兵格斗。金军"一马仆，二马不能行"②，将其杀伤甚众。秦州（今甘肃天水）之战中，宋将吴璘布置"叠阵"，以持不同兵器的步兵多层配置，以骑兵居于侧后。金军骑兵进攻时，阵中弓弩手轮番发射，连续打退金

①　《金史·赤盏合喜传》。

②　《虎钤经·三才应变》。

③　《酌古论》。

①　《宋史·岳飞传》。

②　《宋史·岳飞传》。

军数十次攻击，乘其退却，派骑兵追击，杀金军数千人。吴璘等人还创造一种"以分队制骑兵"的战法，即利用西北地区沟壑纵横，不利于骑兵展开和集团冲击的特点，控制要隘，分别派遣部队从不同方向，灵活机动地袭扰敌人骑兵，迫使其四处分兵，接应不暇，然后宋军伺机反击，消灭敌人骑兵。还有一种称之为"番休迭战"（又叫"更战迭休"）的战法，针对金军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特点，选派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之士不停地袭扰敌军营栅，拦截其粮道，尽量疲惫消耗敌人，使其不得安宁，从而为大规模出击创造条件。

（2）城塞攻防战术城塞攻防是古代战争中最重要的作战样式之一。宋代所面临的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进攻，而在冷兵器时代，由于武器装备的限制，守御完备的城池是很难被攻克的。所以，筑城修垒，以步兵守长垣就成为抵御敌人骑兵冲击的良策。宋代城守作战不仅次数多，规模大，也比前代更具有持久性，往往长达数月，甚至数十年之久。此外一个特点，就是随着各种防御手段和技术装备的发展，出现了较为完善的城防体系，火器也被大量运用于守城作战，从而增加了防御的稳定性。

最能代表宋代城守战术水平的，莫过于陈规的《守城录》一书。该书不仅对城防体制做了较大改革。而且在城守战法上也创造了许多新的内容。面对攻势猛烈的金军进攻，陈规首先强调守城者要有充分信心，"强者复弱，弱者复强，强弱之势自古无定，唯在用兵之人何如耳。"①他还指出，守城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所以要"守中有攻"，多设暗门、突门，以方便多路出击，主动消灭敌人。只守不攻则是"自闭生路"。同时，要想方设法增加城垣上的杀敌力量，在敌人进攻时，尽可能从多个方向集中击敌，并把自己的大炮从配置在城头改为暗设在城里，由城上守军指示目标，即可有效地摧毁敌炮、敌军。最后，扩大防御纵深，建立起重城重壕的防御体系。于大城之内，再修筑一道里城、里壕，城门由一重改为三重，以利于相互支援，或与敌逐城争夺，长期坚守。

上述战法主要适用于平原城城守作战。而在宋蒙钓鱼城之战中，抗战将士们还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山城防御战法。与《守城录》相比，其战法的特点：一是于要隘处筑城寨为防御要点，城寨之间交相掩蔽，前后支援，以水道沟通联系，以点控线，从而形成完整的纵深防御体系。二是或筑城于大山深谷之间，或修寨于激流险滩之旁，战场狭窄，不利于蒙古骑兵集结和展开。宋军阵地多设于易守难攻的形胜之地，便于步兵掩蔽自己，发挥近战搏杀的特长，而使蒙古骑兵陷于冒险仰攻，被动挨打的境地。三是守军均以长期坚守为目标，屯兵聚粮、坚壁清野，并辅以阻击、伏击、袭击等积极手段，抗击蒙军达36年之久，连蒙哥汗也毙命城下。这说明，宋代的城塞防御战术，较之前代确实有重大进步。

（3）水战战术由于宋朝特别是南宋地理环境的关系，水战成为宋代最重要的作战样式之一。而随着火器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爆炸性火器火箭、铁火炮、霹雳炮应用于水战，从而使水战不仅限于接舷跳帮和冲角等近战手段，

①　《守城录》卷一。

在中远距离上也可以发起有效攻击了。

宋代水战的基本战法，是火攻、接舷和冲角。传统火攻通常是将易燃物质浇以油脂，放置松香、艾草之类，点燃后施放出去，在顺风、顺流的条件下，可以烧毁敌方停靠在一起的木质舰群。宋人在继承这些传统战法的基础上，大量采用新式火器，使火攻的效果更为明显。接舷战，即靠帮后进行肉搏战。它利用拍竿拍击敌船，或以钩拒勾住敌船，为壮士跳上敌船以短兵击刺创造条件。冲角就是以坚利的船首快速撞击敌舰。它本以顺风、顺流为先决条件，但宋代车船大量出现后，逆风逆流，车船照样运转迅捷，因而使冲角战术的运用更加广泛。另外，宋代创制的"铁壁铧觜"战舰，舰首尖利，且为金属结构，更增加了冲角战术的威力。

2。辽金西夏军队战术契丹、女真、党项民族素以弓马见长，骑兵的快速机动性能使其具有较强的正面冲击和侧翼迂回能力，与中原步兵野战时屡屡奏功。其最初的骑兵战术只是昔日与野兽搏斗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以反映契丹围猎生活内容的腊仪为例，辽制：十二月辰日，"皇帝、皇后焚香拜日毕，设围，命猎夫张左右翼"①，及逐渐收拢，方乘马入围射猎。据宋朝使节所记录的女真围猎方法：金太祖阿骨打与诸将至，"各取所别箭一只，掷占远近。各随所占左右上马，放部军马单行。每骑相去五、七步，接继不绝，两头相望，常及一二十里。候放围尽，阿骨打上马去后队一二里，立认旗行。两翼骑兵视旗进趋，凡野兽自内起外者，四周得迎射；自外起内者，须主酋先射。凡围如箕掌徐进约三四十里近可宿之处，即四稍合围渐促，须臾作二三十匝，野兽迸走或射或击，尽毙之"。这种围猎方法与金初威震一时的骑兵两翼包抄战术十分相似。当时宋朝使节也发觉了这一点，说："其行军布阵，大概出此。"②宋金战争中，金军惯用的骑兵两翼包抄战术逐渐完善起来。宋人称金军凡"遇我师，必布围圆阵当锋，次张两翼，左右夹攻，故谓之三生阵"③。具体使用时，因轻重甲骑兵编成不同，冲击速度和防护能力也有差异。一种全系轻甲骑兵，以高速冲击见长。天会四年（1126年），17名金军骑兵经由磁川，被守将李侃率领的2000　名步兵拦截。"十七骑者分为三，以七骑居前，各分五骑为左右而稍近后。前七骑驰进，官军少却，左右翼乘机掩之，且驰且射，官军奔乱，死者几半。"①然而轻甲骑兵不顾一切的冲锋，用来击溃军心不稳，立足不定的步兵或许奏效，面对精明强干的弓箭兵齐射不免抵敌不住。故金军常常排出抵御敌人强弩重矢的轻重骑兵混编的战斗队形："每五十人为一队，前二十人全装重甲，持棍枪。后三十人轻甲操弓矢。每遇敌必有一二人跃马而出，先观阵之虚实，或向其左右前后结队而驰击之。"②有时，金军也使用由重甲

①　《辽史·礼志三》。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六。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全装骑兵组成的"拐子马"。西夏军也使用重甲骑兵掠阵，但通常与步兵结合起来使用。史称其"用兵多立虚砦，设伏兵包敌，以铁骑为前军，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坠。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③。在对付行动迟缓的步兵方阵时，上述战法无疑具有较大优势。

在对付守城据垒的宋军时，北方民族骑兵战术的威力大为减弱。辽述律后为了弥补辽军攻城能力弱的缺点，曾建议使用掠其四旁，长困久围战法。其后辽军面对防守坚固的城邑，大多都采取分兵截抄之法，使各处州城隔绝不通，孤立无援。金军也专门组建号曰"铁浮图"的攻城队，"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④。惟上述战法或见效迟缓，或伤亡太重，且"分掠四旁"使自己身后留下众多敌军据点，易被切断补给线与退路，是很危险的。

为此，北方民族大都十分重视吸收中原先进的攻城战法。神册二年（公元917年），耶律阿保机进围幽州，采纳卢文进所授"穴地攻城"

法，"为地道，昼夜四面俱进，城中穴地燃膏以邀之。又为土山以临城，城中熔铁汁以洒之，日死千计而攻城不止"①。金军同样采取了择善而从的积极态度。早在辽金战争后期，当辽军采取依靠城池从事防御的策略后，他们已迫切感觉到学习新的攻城战法的重要性。金军围攻辽西京时，"制攻具，以三木骈榱为洞垣，右长廊，使士卒行其下，以塞隍堑。又作楼车，巩之以革，施四轮其上，出陴堞以阚敌"②。宋金战争爆发后，金军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平原上大规模使用骑兵，相对于以步兵为主的北宋军队来说，占据优势。但宋军善守城，迫使金军不得不迅速提高其攻城战法的水平。天会四年（1126年），金军第二次围攻北宋都城汴京时，攻城的云梯、火梯、对楼、洞子样样齐备，皆披以皮铁，可耐石击火焚。尤其是当时最具威力的攻城器--炮，种类繁多，攻坚力强。金军每攻城，先以洞子遮护士卒，运土运柴填塞壕沟，然后"广列垒石炮座，寻碑石，磨盘石、羊虎为炮"。"所列炮座百余，飞石如雨"，待城头楼橹被击坍塌，守堞士卒立足不住时，"推对楼使登城。每对楼上载兵八十人，一对楼接城，则引众兵上"③。面对如此完善熟练的攻城法，一向善于守城的宋军也感到难以对付。

与迅速发展的攻城战法成鲜明对照的，是北方民族在城邑防御及水战战法上的停滞不前。元昊在建国初年虽然在边界地区修建有堡砦300余处，但其将士仍以飘忽驰骋见长。辽、金军队在开国战争中多处于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也毋庸虑及城邑防御问题。这种重进攻、轻防御的普遍心理，在当时甚至固化为不易变更的思想传统，成为后来城守战法发展的障碍。皇统七年（1147年），陕西金军将领欲稳定疆界，防止宋军进攻，建议修缮沿边城郭。行台尚书右丞相刘筈大加反对，说金军"利③　《宋史·夏国传下》。

④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二。

①　《契丹国志》卷一。

②　《金源壮义王完颜娄室神道碑》。

③　《守城录》卷一。

车骑而不利城守，今城之，则劳民而结怨"①，以宋金结盟，不可妄动为由，将此动议轻易否定了事。

建立水军和学习水战战法，对辽与西夏军队并无实际意义，但却是金军深入江南湖沼水泽地区与南宋军队作战的必要条件。中国自古就有"南船北马"之说，盖因"江湖岛诸之间，骑士驰射，不可驱逐"②。天会间，宗弼领兵穷追宋高宗，就因不善水战，兵将损失惨重，但并没有吸取教训，对水战战法给予应有的重视。天会十二年（1134年），刘豫曾献战船模型，熙宗令人在蔚州伐木造战船，不久因故中缀。正隆二年（1157年），海陵为南侵做准备，仿中原兵学"制战阵之法十有余条，因大傩耀兵，有飞龙、螣蛇、吼虎、鱼丽之变"③，主要用于陆上作战。其由海路夹攻苏、杭之金军将士多不谙水战，遇风不得进，遂蚁集岸边。宋朝水军将领李宝乘机火攻，艨艟巨舰转眼间灰飞烟灭，教训是极为深刻的。金军没有象后来的蒙军那样完成统一中国的战争，不善水战恐怕是一条重要原因。

辽金西夏晚期，注重城守是其兵学的一个共同特点，也是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化的必然结果。辽自圣宗以来，原先"未有城郭、沟池、宫室之固，毡车为营，硬寨为宫"的情形逐渐发生根本的改变①。惯于流动作战的契丹人不仅改建了旧的汉城，在草原深处兴版筑，建起防御设施一如中原的坚固城堡，还把城守战术普遍用于边防，在西北边境兴建边防城备御蒙古，在东北边境修堡屯兵抵挡高丽。他们所创造的在中心城堡周围修筑卫星城，形成互为依托的城防体系，是对古代守城战法的一个贡献。西夏自崇宁元年（1102年）也开始在沿边地区大事兴筑城砦，到西夏末年，连他们自己都承认定居于土筑城池之中。但就其城守战法而言，史籍上却没有什么特殊的记载。从金灭辽，蒙古灭西夏的战争过程来看，他们的城守战法的运用并不是成功的。

金朝自世宗继位后，将"保境安民"奉为一项基本国策，城守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频频南下，严重威胁着金朝北部边疆的安全。开壕堑、修边堡、置戌守，遂成为朝野普遍赞同的国防设施。承安元年（1196年），章宗召集六品以上官员在尚书省集议边事，绝大多数人主张坚守或且攻且守。其中枢密使兼平章政事完颜襄认为，修城筑堡固然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今兹之费，虽百万贯，然功一成则边防固而戍兵可减半，岁省三百万贯，且宽民转输之力，实为永利"②。这种意见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新的思想观念支配下，金朝筑起了金长城（又称"界壕"），修缮和新筑了各种军事城堡。更重要的是，城守战法也随着城邑设施的变化有新的进步。其特点：一是寓守于攻，积极防御。金军在抵抗蒙古军的猛烈进攻时，并不以死守城头为得计，常连夜发动反击，焚敌攻城器械或营寨，杀敌士兵。正大九年（1232年），保卫汴京作战中，金军派

①　《金史·刘筈传》。

②　《金史·祁窣传》。

③　《大金国志·海陵炀王中》。

①　《辽史·兵卫志》。

②　《金史·完颜襄传》。

壮士千人，乘夜从地道出城渡壕，毁掉蒙军炮座。次年守归德，又命军中准备战具火枪，夜里突入敌营，焚烧营栅，击溃围城军。二是凭城用炮，大量杀伤攻城敌军的有生力量。金军积极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制造出令人生畏的火炮及飞火枪，或歼蒙军攻城士兵于城垣壕堑之间，或焚烧敌人攻城器械，破坏其有效进攻。三是坚守核心阵地，巷战争夺，长期抵抗。在大安三年（1211年）及次年中都保卫战中，蒙军曾一度攻破外城，金军依靠坚固的内城城防工事和曲折狭隘的街巷甬道，节节抵抗，消耗敌人。蒙军先用堆积木材的办法，后直接倚梯爬城，均被击退。兴定二年（1218年）夏，蒙军包围太原，也曾攻破壕垣，金军植栅据守。旋蒙军又破城西北角，金军联车塞路拒战，3　次打退蒙军进攻。在金末抗蒙战争中，由于金军城守作战十分顽强，多次迫使蒙军攻城行动半途而废，无功北返，推迟了蒙古灭金的战争进程。

六、结语综观宋辽金西夏时期，无论是在军事制度、武器装备、兵学思想，还是在战争样式等广泛领域里，都有巨大的进步。特别是火器开始较为广泛地应用于军事，预示着军事史上一个新的时期正在悄然来临。当然，翻检史籍中宋军从统一战争中摧枯拉朽，到高梁河之战全军覆没的事实；金军灭辽时每战必克，到乌沙堡抗蒙作战举军皆降的变化，也不能不令读者扼腕叹息，深怨战争胜利之神喜怒无常。其实历史是由人们自己写的。宋辽金西夏军事的发展变化，客观上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世都极大地困扰着历朝历代的君臣将帅和军事家们。

（一）强大的国力与军力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宋代的经济和文化相当发达，但强大的经济实力并没有在军事领域里显示出来。宋朝廷花费巨资供养了庞大的军队，其中禁军最高达80　余万，厢军最高达20　余万，此外还有10　余万蕃兵和40　余万乡兵，数量可谓不少。但宋朝廷实行"守内虚外"、"居重驭轻"、"兵将分离"等防范措施，兵力分布极不合理，部队平时缺乏训练，而忙于经商垦田，召募兵员主要是为了消除荒年饥民造反的隐患。所以，边疆每有战事，宋朝廷都感到捉襟见肘，无兵可调。即使凑集起兵马开赴前线，也由于军纪涣散和战斗力低，在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屡屡败北。宋神宗在位时期（1068～1085年），面对军事上的积弱局面，曾一度实行变法，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王安石的主持下精简军队，裁汰老弱病残已失去战斗力的冗兵和冗将，补齐军营缺额。同时，实行将兵法，选用具有作战经验和能力的将领，专门负责某一地区驻军的军事训练，以改变兵将互不相知的现象。在乡村实行保甲法，加强地方民兵武装力量的建设，维持地方治安和防守边境。这些措施对增强宋朝的军事实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其结果在后来对西夏的战争中充分显示出来。但在宋朝军事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这些局部性的变革只能收效于一时，不能建功于久远。反观辽、金、西夏，在经济实力居于劣势的情况下，能积极谋求军事力量的发展，使其占据优势地位。契丹、女真和党项人起兵之初人数不多，实力不强，武器装备与后勤保障都很简陋。但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作战筹划的军事民主制度，广采博议，择善而从，加上各领兵将领拥有临阵机宜处置大权，士兵心齐力一，纪律严明，战法娴熟，与人数众多的宋军作战往往取胜。其以游牧狩猎为主的经济实力虽然不如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宋朝，但他们善于将其最大限度地有效运用在武装力量建设上，以国力的发展来促进军力的发展。从历史上看，他们的这种作法是成功的，并且直接导致了对宋战争的胜利。

（二）军事技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大多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从宋辽、宋西夏战争来看，以步兵为主的宋军虽然不敌契丹、党项骑兵的冲击，但据守城垣仍是其所长。宋军在对西夏作战中逐渐解决了占据制高点和控制水源的技术问题，采取"筑寨渐进"

的方略，有效地扼制住西夏军队的进攻势头。而辽军、西夏军迟迟不能掌握攻城用炮技术，难以克复防守坚固的城邑，其军事行动也就仅限于边境袭扰。金军原本不会攻城，他们在对宋战争中善于向敌手学习，很快掌握了制造和使用炮、对楼、洞子等攻城利器的技术，攻陷汴京等军事重镇，灭亡了北宋。但他们占领了北方，并向江淮水网地区推进时，由于忽视了战船制造及使用技术的学习，始终令宋军在这一领域里占据优势，所以空有"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壮志，实际上是难遂其愿的。火器在这一时期尽管刚刚得到应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将陈规守德安、赵淳守襄阳，金军守汴京，皆赖之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杀伤敌军有生力量。总之，军事技术对战争胜负的影响，此时已越来越明显了。

（三）少数民族汉化与尚武精神的衰落。"尚武好勇、心齐力一"

本是契丹、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优秀的军事传统。他们立国之初，皆倚仗着大批受此传统熏陶的英勇战士南征北战。随着上述少数民族日益汉化和封建化，昔日金戈铁马的豪迈气概逐渐消失不见了，代之以奢靡游宴之风。对汉化给本民族带来的消极影响，辽、金、西夏政权的统治者并非毫无察觉。元昊曾竭力禁止党项人仿效汉族风俗，使用中原输入的奢侈品。金世宗也以提倡使用本国语言，提倡恢复围猎骑射风俗，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惜，上述保持和发扬昔日传统的作法并不能阻挡住契丹、女真和党项人汉化、封建化的历史潮流，也不能重振祖宗"马上打天下"的雄风。后来入主中原的元、清帝王同样在这个问题上一筹莫展。个中原因，是很值得后人深思的。

宋辽金夏 第054卷 宋辽金夏思想史

【本卷提要】

两宋儒学，又称道学、理学、性理学和新儒学，是继先秦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于公元11-12世纪崛起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又一座高峰。这一思潮，集前人思想精华，汇经、玄、佛、老于一体，以孔孟儒学为主干，经300年雕琢，形成了一个内容包罗万象、形式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造就了以濂学、关学、洛学、闽学为主流，以周、邵、张、二程、朱、陆等为代表的一代学派学者群。由于这一思潮将孔孟之道重铸成博大精深的学说，又使其贴近现实、易于实践，因而自宋起被历代立为正统思想，统领学术，规范人伦，指导社会，在当时和以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被视为影响中华文明700年的正宗道统之学。本书旨在将这一思潮在两宋期间由开创到全盛的演变过程及其主要思想内容，作一通俗介绍，使这份珍贵文化遗产为振兴民族精神发挥作用。

一、宋辽金夏社会及思想概述两宋一代，历时320年，是中国古代文明成熟并登峰造极的时期；也是党项、契丹、女真、蒙古及回鹘、吐蕃、白蛮等少数民族迅速崛起，与汉族共创古代文化的时期。生于长于这300年间的以宋儒学为代表的汉族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两宋儒学思想，其辉煌成果，是继先秦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而矗立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最后一座高峰。对后世的影响，延续700年，成为融入中华民族血液中的民族精神。

两宋社会是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民族纷争始终存在、边境战争频繁发生的时期。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两宋学术的发达与繁荣？

又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一时代的思想直到宋亡以后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最终成为统一各民族的精神力量？究其缘由，还要从蕴育并灌溉了它的社会环境中去说明。

（一）宋代儒学兴起的社会环境宋代儒学是两宋政治、经济，以及民族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1。宋代的政治需要宋王朝，建立于延续了200多年的社会动荡之后。为避免五代十国的分裂再次出现，宋代最高统治者，尤其是开国的太祖、太宗，特别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早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着手统一南北之前，赵匡胤就已意识到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他接受了赵普"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的建议①，统一南北后，立刻着手实施三项中央集权措施：收地方上的政权、财权（钱谷）、兵权（精兵）归中央。以后继任的皇帝，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中央集权，如加强禁军制、以文臣知州、建立通判制和转运使制等，这些措施使地方权力削弱，巩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保证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

西汉刘向曾说："文化不服，然后加诛。"②宋朝开国收权的同时，十分重视思想教化。宋初三朝，实行释、道、儒"三教"兼容的方针。

与唐代不同的是，宋代皇帝行三教并设，特别扶持儒家。宋太祖于受禅之初，即诏有司增葺国子监祠宇，塑绘先圣亚圣、10　哲、72　贤及先儒21人的像，又亲自撰写孔子、颜回真赞③。真宗即位，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封孔子第45　代孙孔延世袭这一名号。他还亲赴曲阜，到孔庙行礼，亲撰《文宣王赞》，称孔子为"人伦之表"，称儒学是"帝道之纲"。他又亲作《崇儒术论》，称："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皇帝的扶持，当然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儒学自身有其积极入世、贴近现实的优势。北宋中期以后，儒学成为宋代思想学术

①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

②　刘向：《论苑·指武》。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三《学校四》。

的主流，固然有其吸收佛、老改造自身的缘故，但主要原因还在于儒学能够适应宋代政治的需要，强有力地为政治服务。而它能够改造成新儒学，击败佛、老，也是因为它根据现实政治要求发展了自己。

儒学与宋代政治的相契合，集中表现在《春秋》一书的思想内容中。

这部书在宋代得到特别重视，是宋儒传注最多的一部，连皇帝也为之写心得，并被奉为必读之书。宋真宗于天禧年间（1017-1021年）就写下过《春秋要言》5　卷①。

《春秋》记载了春秋时代诸侯相互攻伐的历史，为后代提供了"尊王攘夷"的历史借鉴。宋代政治的两大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和解决民族矛盾，恰恰可以由此而得到启发。因此，宋儒释《春秋》多从这两方面来加以发挥，为宋代政治提供有力的根据。

关于尊王，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高举尊王的旗帜，以"《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也"为主题②，强调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的观点，影射五代之乱，论证中央集权的必要。石介著《春秋说》，亦有感于中唐后的分裂局面，宣传儒家大一统思想，赞赏以仁义、礼乐为基础的王道。石介说："《周礼》、《春秋》，万世之大典乎？。。呜呼！《周礼》明王制，《春秋》明王道，可谓尽矣。"③关于"攘夷"，程颐说："诸侯方伯明大义以攘却之，义也；其余列国，谨固封疆可也。若与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则乱华之道也。是故《春秋》谨华夷之辩。"④夷狄外患，是两宋贯穿始终的政治问题，"使夷不乱华"⑤，成为两宋民族矛盾的当务之急。"四夷不服，中国不尊"①，是当时主要的政治需要。胡安国作《春秋传》发挥了"攘夷"的思想。他说："《春秋》，圣人倾否之书，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中国之所以贵于夷狄，以其有父子、君臣之义耳"②。石介写《中国论》，开篇即称："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③这些由《春秋》而发的儒家思想，切中宋代政治要害，为其实行中央集权和解决边患矛盾，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皇帝对儒学给与扶持，是必然的了。

2。宋代生产关系带来的社会变化宋儒学发展为独立的思潮与学术主流，与它对先秦儒学的改造和再创造有关，而在改造和再创造过程中，宋儒所具有的自由议论精神、发挥创造劲头，得益于当时生产关系改变而带来的社会变化。

宋初的土地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即不仿唐代均田

①　王应麟：《玉海》卷四十《艺文·春秋》。

②　《春秋尊王发微》卷一《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③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

④　《二程粹言》卷一《论政简》。

⑤　《范文正公集》卷八《上执政书》。

①　欧阳修：《居士集》卷九《本论》。

②　胡安国：《春秋传》卷二十三。

③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

制，放任土地所有权。于是，形成了农民和地主间的租佃关系。劳动者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由人身依附关系向双方自愿、来去听便的契约关系的转变，促成了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和人们对自由平等的要求。由此，也带来了两宋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反映在下层，农民起义提出了"平等"的口号；反映在城市，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④尉然成风；反映在上层，就是鼓励议论，行台谏制。

宋代科举制比唐更重公平竞争。唐科举行"公卷"法，考生须在应考前向主考官交送诗文作品，得赏识后才可入考。宋科举用"弥封"、"誊录"办法。考生交卷后，密封卷头姓名，编号送誊录院，由宦官监督，誊录官指挥数百名书手抄成考卷副本，再送考官评阅。显然，宋的办法，保证了平等取士、公平竞争。因此，据统计《宋史》，有传的1953人中，两宋平民或低品官出身而入仕者，占55.12％①。这种取士之法，引导了社会风气向踊跃竞争、自由议论的发展。

宋代台谏制，既是自由议论的产物，也保护了自由议论之风。《宋史》称："考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②"国事成败在宰相，人才消长在台谏。"③台谏不仅对官员行为进行监督，保证官员权力的正当使用，避免了高官专权，而且也鼓励了直言上谏，大开言路。对此，苏轼有评论道："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④正是在这种"许以风闻，而无官长"的言论宽松气氛下，宋代知识分子"言必中当世之过"的议政风气，才形成起来。

3。宋代的文化发展（1）佛老失势佛、老自魏晋以来，于隋唐达到全盛，几乎成官方思想。这种风气，一直带入宋，使释、道、儒在宋初受到皇帝同等对待。但是，尊佛、老对社会的危害，在唐后期已经暴露出来，遭到过韩愈、李翱等人的猛烈抨击。因此，入宋以后的佛、老，虽然被尊，已大不同于隋唐。同时，佛、老讲出家、无为，背君弃父，与宋代现实政治的"尊王攘夷"需要相违背，因而被儒学斥为"以君臣父子为幻妄"①，"以父母所生之身为寄宿处"，"弃君背父"，"人伦灭尽"②，"禅学悟入乃是心思路绝"③，"诃佛骂祖"，"义理尽灭"，"禅最为害之深者"④，等等。尽管如此，宋儒学取代佛、老，经历了一个对佛、老思想从批判，到吸收，④　郑樵：《通志·氏族略》序言。

①　陈义彦：《从布衣人仕论北宋布衣阶层的社会流动》、《思与言》卷九，1972年第4　号。②　《宋史》卷三百九十《列传》第149　附论。

③　《宋史》卷四百一十一《欧阳守道传》。

④　《苏轼文集》卷二十五。

①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②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③　《朱子语类》卷五十九。

④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再到融合的过程。

宋初，释、道、儒三教并立时，儒者对佛、老的批判，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出发的。如，李觏作《富国策十首》，历数佛老"其害有十"，如"男不知耕"、"坐逃徭役"、"国用以耗"、"亲老莫养"等等⑤。石介力倡"排去佛老，然后吏部（韩愈）之道行也"⑥。他发动过一场清除佛、老画像的斗争。

北宋中期，儒者开始从佛、老典籍中开拓学问。如，王安石主张读佛典，认为："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⑦再如，程颐弟子问："佛当敬否？"程颐答："佛亦是胡人之贤智者，安可慢也。"⑧在程颢、张载的《行状》中，也都记录了他们不以读佛书为非，而以熟谙释典为荣。

北宋末南宋初，宋儒完成了儒、释、道的思想融合。在宋儒思想家们的体系中，佛、老痕迹处处可见，但已面目全非，被儒学改造成了新的思想。如，周敦颐的《爱莲说》与佛教莲华自性清净说有关；他的《太极图·易说》又有道教影响。朱熹《中庸章句》中的《序说》，脱胎于华严宗理事说，他的《参同契考异》又在关心道教经典。对此，明儒黄绾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横渠（张载）、象山（陆九渊）则由于上乘；伊川（程颐）、晦庵（朱熹）则由于下乘。"①经过这样一番改造，佛、老长于治心、富于思辩的特点，被吸收进儒学，使儒学原有的长于治世特点更加发扬，形成了佛、老难以抗衡的系统理论。

（2）经学衰落经学，是两汉以来儒家经典阐释之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经学成为治国之学。但是，东汉以后，经学向训诂发展，经魏晋至隋唐，变得越来越注重分文析字，烦言碎辞。经学注释繁琐不堪，使通读经书成为不可能的事。唐代钦定《五经正义》，统一各路经义注释，并立为科举取士的依据，这固然推动了经学诵习，但是，行三百年不变，没有任何创新、改造，使经学更趋僵化。科举中的明经考试，不求解经，只试帖经。考试时，掩住上下文，中间开一行，贴去三字，要求应试者填写贴去的字，如同填空。这使经学取士变成死背经文，不求经义。儒家经典之学成这种样子，已无生命力可言，自然敌不过越来越盛的佛、老之学。儒家精神可谓奄奄一息。

北宋初，学术界仍沿用唐代钦定的《五经正义》。庆历（1041-1048年）以后，风气渐变，疑经、改经、删经成学界时尚。刘敞著《七经小传》，提出对经义的怀疑；欧阳修作《童子问》，认为《易经》中"系辞"、"文言"等"十翼"非孔子之言；王安石讥《春秋》是"断烂朝报"，撰《三经义》，以自己的政治观点重新解释《诗经》、《尚书》和《周礼》；司马光疑《孟子》非孟子所作；朱熹疑古文《尚书》，删⑤　《李觏集》卷十六。

⑥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六《与范思远书》。

⑦　惠洪：《冷斋夜语》卷六。

⑧　《二程集》第211　页。

①　黄绾：《明道笔记》一。

削《孝经》，又给《大学》补写《格物传》一百多字；等等。一时间疑经改经之风，如陆游所说：达到了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黜诗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的地步。然而，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宋儒把经学纳入自己的思想轨道，将章句训诂改造成阐发义理。

（3）官私学盛宋代教育的振兴和普及，是宋代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推动宋代学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其主要表现是官办学校和私人书院的遍布各地。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载："宋初有四书院，庐山白鹿洞，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未建州学也"①。北宋景祐四年前后，州郡建学兴盛起来。庆历四年，皇帝下诏，地方办学形成热潮。同时，又建太学，扩招生员。在教学方法上，诏下湖州，取胡瑗在湖州学中的教育法为太学法，把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请到太学任教官。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新法鼓励办学。地方学校得赡学的官田，使州学得以巩固。所有这些措施，尤其是新教学法，使传统的记诵经传被探求义理取代之，大大推动了儒学的复兴和后来学术的成长。

另一个方面，是书院建立。唐代已见书院，多为学者、士人建立的藏书、讲学的学馆，规模不大。入宋以后迅速扩大起来。南宋吕祖谦说："国初，其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白鹿洞）为尤著，今所谓四书院者也。"这些书院，在皇帝诏令兴学后，得到朝廷赐勅额和田亩、书籍，委派教官等待遇，逐渐成为半民半官的地方教育中心。南宋孝宗以后，各地官员竞相创建书院，几乎遍及全国。在培养人才、广开言路、刊刻著作、保存典籍等方面，书院作用大大超过各州县学。书院的兴起，使讲学之风盛行，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宋代许多大儒，都自设书院，主持讲学，广收弟子，形成派别。（二）宋代儒学的主题和流派宋儒学是两宋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历史时期现实问题的积极回答，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它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吸收佛学、道教，形成了特殊的理论命题，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鲜明特征。

1。宋儒学的中心问题宋儒学探讨的中心问题是性理问题，其实质是伦理道德，即把儒学历来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上升到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用以教化百姓、规范行为，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服务。

"性"，在古代思想中主要指人性，有时也指物性。自孟子始，性与善联系起来，孟子认为性是人生来具有的纯善本性。荀子有性恶论，反对性善说。后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性善恶混"论和"性善情恶"论，用以解释人的行为有善亦有恶的事实。这一思想至宋，儒者把善之性解释为"仁、义、礼、智、信"五常，把恶之情解释为"喜、怒、哀、乐、

①　《文献通考》卷六十三《职官十七》。

爱、恶、欲"七情。为了强调五常之性的绝对价值，张载用"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指谓五常和七情，使伦理道德之性升华到天经地义的高度。然而，在宋儒看来这还不够，程颢、程颐又以"天理"概念置换"天地之性"概念，将伦理道德再提高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上，成为人的本质，甚至也是宇宙万物的本质。宋儒学各家，基本上都在这一意义上讨论做人问题、治国问题等。

理，指义、法则、规律，在宋儒思想中，与"天理"同义，有天道、本原的意思。宋儒讲天理，强调两点：其一，世界根于一原，万理只是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①。人生之理与宇宙万物之理归于同一个理。其二，"人伦者，天理也"②，把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上升为人伦之根本、世界之根本。因此，宋儒言理，意在言性。程颐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③。"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④。朱熹讲得更具体："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⑤。这样，伦理道德、三纲五常，具有了理的根本性，就是不容违背的。宋儒学中，也有言"心即理"，但所言之"心"，是指伦理道德之心，与伦理道德之性没有根本区别，所论道理，还是要人们提高道德境界、遵从三纲五常。

2。宋儒学的主要流派宋儒学的形成和崛起，非一两个人独创，而是这个时期的社会思潮，尤其在鼓励直言、改革科举和教育的政策下，自由议论和书院授学成为学术界风尚。师门林立，学派纷呈，正是这一时尚的必然结果。

北宋庆历以后，宋儒学正式登上思想舞台。北宋先后有王安石新学，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学，张载关学，二程（颢、颐）洛学，司马光朔学，苏轼、苏辙蜀学等；南宋有朱熹闽学，吕祖谦婺学，陆九渊心学，陈亮、叶适事功学等。

理学，是贯穿两宋的哲学思潮。这一思潮，视"理"为宇宙万物的根本，认为理主万物，理一分殊，强调"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①。治学主张"即物穷理"的修养。这一思潮的学派主要有北宋周敦颐濂学、张载关学、二程（颢、颐）洛学和南宋朱熹闽学，构成了宋儒学的主体部分。

心学，是南宋陆九渊所创哲学思潮，它不赞成理学的某些观点，但在本质上与理学并无不同。心学视"心"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主张"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②。认为心理同一，心就是理，理就是心，一旦立心，即可明理。治学提倡"发明本　心"，不假外物，直达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②　《河南程氏外书》卷七。

③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④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

⑤　《朱子语类》卷一百。

①　《朱子语类》卷五。

②　《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一。

天理。

事功之学，是南宋经济发达地区流行的社会思潮，以陈亮永康学派和叶适永嘉学派为代表。这一思潮反对理学心学的空谈心性义理作风，提出事业成功才是检验言论的标准，认为"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性命道德之谈，若脱离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便全是虚妄之言。治学之方，强调学以致用，躬行践履。

此外，还有司马光朔学、吕祖谦婺学为代表的史学思潮，王安石新学为代表的政治思潮，苏轼、苏辙蜀学为代表的文学思潮，等等，共同组成了两宋儒学绚烂的画卷。

3。宋儒学的演变宋儒学在两宋时期的演变过程，大抵经历了萌芽、开创、繁荣、鼎盛、完善五个发展阶段。

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960-1022年），释、道、儒三教并设，学术界以汉唐经典注疏之学为统治，新思潮尚未出现。

北宋中期，仁宗、英宗两朝（1023-1067年），是宋儒学的萌芽期。

儒学的复兴起于这时的疑古思潮。其代表人物是长于《春秋》的孙复和刘敞。孙复所著《春秋尊王发微》，被学界公认是宋代经学开风气之作，打破了宋初学术界谨守先儒注疏、不敢异议的局面，开创了"弃传从经"的疑传之风。刘敞则更进一步，不仅对《春秋》研之深入，出新意解《春秋》，而且著《七经小传》，对《尚书》等七部儒家经典作新研究。训诂学历来将"增字为释"视作大忌，刘敞却置之不顾并擅添字词，改经就义，开了宋代改经、删经、补经之先。正是这种疑古精神，蕴育了儒学的复兴。

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是宋儒学的开创期。如果说，孙复、刘敞疑古还是在注疏经典的范围内"自出新意"，那么，宋儒在这时期已不满足于怀疑经典，而是直接对经典"自出议论"了。胡瑗以他的新教学法，创造了"论"、"议"、"辩"、"说"的形式，对古人经典不事传注，专作评论，把疑古推向议古。这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援佛、老入儒，为提高儒学的理论水平准备了条件。周敦颐融合《易经》作《太极图说》，邵雍研《周易》象数之学作《皇极经世》，将道家一些概念，如"无极"、"太极"、"道"、"阴阳"、"五行"等，佛学一些概念，如"动静"、"性命"、"诚"、"主静"等，运用来阐述儒家关于宇宙、人生的问题。这些概念，以及"性与天道"问题在周敦颐和邵雍的引发下，成为宋儒探讨的主要范畴和命题。

仁宗嘉祐至神宗熙宁年间（1056-1077年），是宋儒学的繁荣期。

这个时期，北宋学术界将目光从探讨经典义理转向大谈性命道德，形成了宋儒学的主题思想--性理说。王安石写于庆历年间的《淮南杂说》，在嘉祐初年流行开来，其中阐述的"道义重，不经王公，志意足，不骄富贵"①等性命思想，广泛地影响了一代学者。于是，张载以"太虚即气"的气说去论证伦理道德作为"天地之性"的绝对价值；程颢、程颐将"天

①　《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尹和靖语》。

地之性"上升到"天理"概念，阐释"人伦者，天理也"②，明确提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宋儒学中的其他范畴和命题，如"格物致知"、"知先行后"、"天理人欲"、"理一分殊"、"心统性情"等，也都在这个时期形成完整理论。理学遂成为北宋学术界的主流。

南宋孝宗乾道至淳熙年间（1165-1188年），是宋儒学的鼎盛期。

经过北宋一百多年的发展，理学达到成熟。朱熹成为集理学大成的代表。他将张载的气说与程颢、程颐的天理说相结合，把"气"纳入"理"的结构，将"理气"作为核心范畴，展开了"太极"与"阴阳"、"道"

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等一系列范畴的理论论证，创造了一个以儒家伦理为轴，糅合佛、道及诸子之说，论及自然、社会、人生各方面内容的思想体系，"至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③，使理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与朱熹同时，还有吕祖谦、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陆九渊开创心学，对修身养性，提高道德境界作了着重发挥。陈亮、叶适则从南宋社会现实出发，重视实事实功，强调了儒学的经世致用。理学、心学、事功之学鼎足而三，构成这个时期学术界的盛况。

南宋宁宗嘉定至宋亡（1208-1279年），是宋儒学的完善期。朱熹理学经庆元学禁（1195-1200年）后，遭到沉重打击，心学、事功学也受牵连，士人不敢以儒自命，学界一片萧条。魏了翁、真德秀竭力倡导朱熹理学，为理学得到政治上的确认作了不懈的努力。在理论上，他们将心学的一些观点吸收到理学中，发展了理学心论思想。黄震作为南宋末年的思想家，身体力行儒家的成仁取义道德风范，保持了宋儒的民族气节。在理论上发展"道不离器"思想，将理学向经世致用方面推进了一步。

宋代学术经两宋三百年雕琢，建立起了一个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作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时代精神，宋儒学并没有随南宋的灭亡而消逝，相反，由于宋以后各代统治者的提倡和尊奉，它成为历代居统治地位的思想，所造成的历史影响广泛而深刻，历700年而尤存。（三）宋儒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1。宋儒学的历史地位宋儒学，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后一座高峰，其学术成就，高于宋以前的汉、唐两代，也远为宋之后的元、明两代所不及。宋儒学堪称儒家传统思想的一次大总结。

汉代经学、唐代佛学，是矗立在宋代儒学之前的两座思想高峰。儒家经典，被秦始皇焚书后，除《易经》外，大都成断简残篇，缺佚散乱。经汉代的收集、发掘、整理，又把儒学提到独尊地位，才使这一思想传统得以保持。在整理、注释、传授儒经的过程中，汉文字学、训诂学得到了充分发展，使保存文化典籍，总结历史经验，成为延续至今的民族传统。隋唐时期，虽然学术界曾有人试图完成以儒为主，调和释、道的②　同上卷七，《二程集》第394　页。

③　《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

思想工程，但是，由于儒学自身的薄弱，无力兼容思辨程度高于自己的佛学、道教。而佛教则由于发达的寺院经济支持，其理论取得了长足进步，其心性义理之学和万物生成思想达到了高度抽象的理论水平，凭着这一资本，僧徒在学术上傲视儒学，成为唐代思想界的主流。

宋儒是在把汉经学、唐佛学的精髓吸收过来，扬弃经学专事注疏的僵化和佛学追求虚幻的消极而发展起来的。它把佛学养神修行，涅■寂静，祈求来世的出世，引入到儒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又把儒学简单的伦理纲常上升到"存天理，去人欲"的理论高度，才完成了以儒学为主干，包容佛、老及诸子的理论创造。宋代学术的这一成果，已经不是先秦儒学的单纯复兴，而是一种既继承传统又适应现实的全新建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宋儒学的成就，达到了对汉、唐学术的超越，为此而被称作"新儒学"，这是当之无愧的。宋以后的元明两代，虽各有杰出的思想家、学问家立世，如许衡、赵复、马端临、王阳明、王廷相、李贽等，其学术成就对中国思想史各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就学术界整体而言，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退，理论创造难以达到繁荣与兴盛的环境下，其水平远未超过宋儒学，也没有形成新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元、明学术是宋儒学的延续，宋儒学堪称中国古代思想发展中的最后一座高峰，并不为过。

2。宋儒学的社会影响程颐总结宋代政治时，认为北宋百余年间未曾出现分裂，行台谏而不杀大臣以及"至诚以待夷狄"，使政治上出现了五代未有的长期稳定，其原因就在于以儒学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为治国纲领①。这表明了宋儒学对政治产生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科举取士而渗透的。

唐代科举，进士考诗赋，诸科明经只试帖经、墨义。墨义是对经书章句的简单书面问答。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在儒学复兴思潮的推动下，科举改为试策、试论和试诗赋三场，不再考帖经、墨义，重点转向对经典的策论和大义。熙宁年间，义理思潮兴起，在王安石主持下，科举内容进一步改革，罢试诗赋、帖经和墨义，专考策论和大义。考生须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中选治一经，兼治《论语》、《孟学》。共考四场，全是经义，答卷要求通晓经义，有文采。司马光执政后，虽然废除王安石新法，但在科举内容上仅恢复了诗赋，策论仍是主要内容。哲宗亲政后，又全改回去，"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②。科举以义理之学取士，引导学界重义理的倾向，也推进了政界的新儒学化，影响着整个宋代的政治决策。

南渡以后，理学达到鼎盛，朱熹、吕祖谦、张栻等一代理学家，都官高至朝，朱熹还曾入宫为皇帝讲《大学》。南宋后期，理学家、心学家先后得皇帝赐爵定谥，各州郡也纷纷为宋儒建祠堂，立牌位。仁义理智纲常，成为治国大纲。宋儒学被立为名符其实的官方正统思想。宋儒学的影响不仅在政治上，而且渗透于两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首先，对佛教的影响。宋儒学吸收了佛学精髓，同时也改造了佛教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一《选举考》四。

思想，使之向儒学同化。如，宋儒学兴起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被佛学承认为与佛教"五戒"相通①。儒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三纲，也被佛学解释为"成其人，显其亲"，创"三本"概念与之对应②。甚至在佛教著作中还有释迦牟尼葬父、六祖惠能卖柴养母的佛门孝子传说。

其次，对文学的影响。宋代文学强调"言之有理"，反对"文以载道"。黄庭坚曾说："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③这种识见，与宋儒学的重视义理有当然的关系。宋人的记叙文也往往夹叙义理，如脍炙人口的范仲淹《岳阳楼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苏轼《石钟山记》等，都是"言必中当世之过"④的文章佳作。而气魄宏大、壮怀激烈，深沉的历史感、高远的政治胸襟，更是宋代诗词的突出特点。这与宋儒学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分不开的。

再次，宋儒学对宋代的科学技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代科技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居于特殊地位，不仅出现了重大技术发明，如火药及其武器、指南针、活字印刷、水运仪象台和假天仪等，而且出现了被看作中国科技史座标的科技著作--沈括的《梦溪笔谈》。在这部代表宋代科技最高水平的著作中，包括了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工程技术及文学、史学、音乐、艺术等，而从这些内容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观点，具有明显的宋儒学特征。如，沈括以"气"解释物的本质，认为："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夫所主者，皆变也。常则如本气，变则无所不至。"①物之存在有"理"（规律），有不变的常规之理，有变化的特殊之理，变化的原因是"气"，理依存于气。可以说，《梦溪笔谈》所代表的宋代科技水平，包含着宋儒学"性命义理"的积极精神。

3。宋儒学对辽夏金的影响以性命义理为内容的宋儒学，不仅在汉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发展中居于独尊一统的地位，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影响，而且越出地域界限，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中发挥了重要的同化作用。与宋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主要是辽、西夏和金。由于汉文化的先进性，党项、契丹、女真民族在与汉族的共同生活中不断受到汉族影响。不仅语言文字借鉴汉字构造，亦通行汉语，而且在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礼仪习俗等方面，也都仿照汉族。因此，学习儒家文化成为这些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辽、西夏、金都尊孔子为圣人，建孔庙，拜孔子。以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大量翻译儒学经典；学两宋以策论儒经行科举。其提倡之盛，实不次于宋。

①　契嵩：《镡津文集》卷三《孝论·戒孝章第七》。

②　同上《孝论·孝本章第二》。

③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与王观复书》。

④　《苏轼文集》卷十《凫绎先生诗集叙》。

①　《梦溪笔谈》卷七。

二、北宋初年的崇尚黄老与儒学复兴的萌芽（一）黄老之道与三教同设1。北宋初年的无为治国思想北宋开国之初，太祖、太宗、真宗等君主极为重视黄老之学，把其无为哲学尊奉为安邦治国的指导思想。其地位，远超于儒学和佛教之上。黄老之道，以黄帝和老子并称。黄帝，仅取其信史化了的中原民族共同祖先之意。作为学说，它以老子《道德经》为经典，旨在阐述和践行老子的思想理论。在宗教活动的意义上，它则表现为道教。在宋初，黄老之学以及道教化的无为哲学，成为治理国家的基本理论形态。当然，黄老之道在宋初的时运，只表现为唐末五代十国之乱，到北宋中兴之间的思想过渡。随着以儒为宗而合流三教的理学诞生，它便成理学出世的前奏。

黄老无为思想，在北宋初年的社会政治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宋初统治者利用黄老之道，证明其皇权地位的合法性。从太祖到真宗，宋初三代皇帝都自觉利用道教化的黄老之道，伪托天意，以说明自己的君权神授。史家赵翼说："宋太祖由陈桥兵变，遂登帝位。

当初自诗云："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盖以为世所稀有之异事也。"①这里所谓"异事"，指太祖取后周而代之的兵变之时，便是假借天意而披上帝王象征的黄袍，遂以成事。不仅如此，宋太祖在初得天下后，深忧天下人心不服，于开宝七年（公元974年），亲召凤翔府道士张守真，令之降神，以解心头之忧。由此开启了宋初大兴黄老之道的风气。

赵光义在其兄赵匡胤临终前夕，也请道士托天意，称"晋王（光义）

有仁心"②，广造舆论，于太祖去世当月登上王位，称太宗。

真宗赵恒继位后，于景德四年（1007年）末，求助名道陈抟的龙图象数之说，假其龙马负图以示天意的神秘说法，诈称自己得到天书，于是改元年号为大中祥符，以此证明其天人相迎、君权神授的至上权威。

其次，以黄老之道为君人南面术，以此为理论根据而治理天下。太宗在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明确宣布："清静政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③这是赵宋王朝天下大定、权力在握之后的治国宗旨，它表明统治者以无为而昭示天下，在使臣民以无为而不争。太宗又说："伯阳（老子）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④这就明确了以老子《道德经》五千言为修身治国的总纲领。真宗登基后，也垂诏天下，曰："老氏之言，实宗于众妙，能仁垂教，盖诱夫群迷，用广化枢，式资善利。"①他要求以老子学说教化朝臣和百姓，重申了其父太宗的主张。

①　《廿二史札记·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

②　《邵氏闻见后录》卷一。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

④　《宋朝事实》卷三。

①　《宋朝事实》卷三。

以无为治国，与北宋初年加强中央集权，推行君主专制主义是相辅相成的。自宋太祖始，宋初实行了削藩收权、使主亲军、制其钱谷、文臣知州、恢复科举、优容地主、宽待降王等一系列新举措。可见太祖等是以自己的"有为"政治，使藩王、功臣、旧贵族、官吏队伍，以及黎民百姓，自觉或被迫地接受"无为"，放弃他们各自既有的"有为"，各守其分，相安无事。

再者，以黄老之道为价值方针，以统一全国的思想，达到收拾人心，天下归顺的目的。北宋初年，传统儒学自魏晋以降，长期受佛老冲击，而日趋式微；晚唐韩愈虽重倡儒学的复古运动，终未恢复其"独尊"元气；况且，汉唐以来，儒学自身也出现文质支离现象，汉代崇尚经术，遂起繁琐注疏，唐承六朝遗风，又偏重了文辞浮气。再说佛教之论，其排斥纲常礼法，轻视人伦五常，这自然与宋初统治者的立纲纪、建功业抱负相违。在此情势下，如何避免人心混乱？宋初统治要寻找一面思想的旗帜，来引导人心。而黄老之道，这种经过汉初改造后，已成为侧重于统治术的道家思想，它的"无为自化，清净自正"要旨，便符合了北宋初年治国经世的政治需要。而且，比起佛教来，它则又接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于是，黄老之道登上北宋初年统治思想的宝座。

为传播黄老之道，宋太宗曾诏见当时最著名的道士陈抟，赐号"希夷先生"，以表示依其道教化天下的愿望。他又在淳化三年，取庄子"卮言日出"一语，为殿试题目，以老庄思想遴选入官人才。真宗更重视黄老之学的普及，于大中祥符三年，修成诸道图经1566　卷；大中祥符五年，又下令整理《道藏》，经历8年，编成《大宋天宫宝藏》七藏。

最后，利用黄老之道的神仙家说，以期实现统治者长生久视的养生愿望。太宗不但以黄老之道治国，而且以之治身。他命人收集道教的神仙方术，得上迄先秦下逮宋初的野史志怪凡7000　则，分为55　部500　卷，亲赐名为《太平广记》。这部书，虽在客观上成为古代文言小说之集，并涉猎和包含了百科资料。但太宗之意，是借此书治身修道，一方面逍遥于世外，乞服药石仙丹，以求长生久视的性命；另一方面又纵享人世贵族的声色酒馔之乐，即希望过一种地上神仙的生活。朱熹说："太宗每日看《太平广记》数卷，若能推此心去讲学，那里得来！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间，以此度日而已！"①他讥评了太宗热衷神仙方术，过一种消遣无为的神仙生活。今人钱钟书指出，《太平广记》所录神仙传，只在"抉发仙家心事"，即是既无真出世的痛楚，又有假出世的快乐。他说：""出世"之饮食男女全同入世，而享受之能与所，则迈"出世"人。"②这是极深刻的剖析。

2。儒、释、道三教并列局面北宋初年的社会思想，既以黄老之道为主，同时又对儒学和佛学兼容同设。从宋太祖崇道并敬佛开始，到真宗正式提出"三教之设，其旨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

②　《管锥编》，第二册，第645　页。

一也，唯达识者能总贯之"③，逐步形成宋初儒、释、道三教并列的历史局面。

三教关系，自汉魏以来已经过长期的斗争与融合。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方面是先秦之后儒学一次大复兴，但同时又是一次儒学对诸子百家的大兼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王朝更迭，儒学地位下降；玄学随之兴起；佛教乘此思想杂多之局面，走上由印度佛教而中国化的道路。可见中间三教已并世而存。隋唐时期，社会最高统治者依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在三教间选择突出。此间虽也三教互斥，为参政而激烈斗争，但最高统治者通常采取主辅相济办法，利用三教以巩固政权。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令儒官、和尚、道士一起讲论，遂开三教会讲之例，促进了三教调合。

从北宋初年三教并列的历史现象看，在最高统治者处均有所载。重道一题，前文已述。此处仅指亦儒亦佛的一些情况。

宋太祖乾德四年（公元966年），曾下诏许游学僧人150人西行，并赐钱3　万。开宝四年，又亲命刻印大藏经，13年后竣工，此为中国印制的第一部佛经总集。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建崇文院，封孔子为后文宣公。

八年，亲以新译佛经5　卷示宰相，称"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朕于此道，微容宗旨。"①遂令选童子50人入译经院学习。

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命核定《论语》、《仪礼》、《礼记》等书之正义。亲撰《文宣公赞》、《崇儒术论》，称孔子为"人伦之表"，儒术为"帝道之纲"。同年，又亲撰《崇释论》，称佛儒"迹异而道同"，并亲为佛经作注。大中祥符四年，命诸州置孔子庙。

由此可见，宋初三教同设确为史实。这一则说明汉唐以来，三教出现了由相斥到相存的共同助世趋势；二则说明宋初三帝对三教的宽容态度，超过了以往历史时代，其中以真宗为最；三则在三教并列中，儒学地位已出现"帝道之纲"的复兴萌芽，但三教之序则为，道者第一，儒者第二，佛者第三。

从外部原因看，北宋初年三教同设，与当时中央集权下的政治宽容相联系。经过宋初一系列"强干弱枝"政策举措，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开始走向巩固。自太祖始，在这种大权在握情势下，又表现了极大的政治宽容，这对思想领域三教并列，提供了社会条件。赵翼说："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震服一世之神威，非诈力从事者所可及也。"①这里"并包天下之大度"，即是对太祖太宗二帝开明政策和宽容胸怀的描述和赞许。正是这种开明政治，导致宋初开明文化的并存繁荣，表现了中国封建文化在北宋一代趋于成熟的走向。

宋代宽容政治不但提供了三教并列的社会环境，而且本身就潜会了儒、释、道的思想。如儒家"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②。如道家的"江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一。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

①　《廿二史札记·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

②　《论语·尧日》。

海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③。再如宋初的"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制，便与佛权"三法印"之一的"诸行无常"相通。从内部原因看，儒、释、道三者在思想内容上出现相互调和的倾向，则促进了三教的同设。

在释、道之间，佛教向道家靠拢。随着南宗禅学的出现，尤其是大乘空宗，明显出现了由外域异质文化，向汉民族宗教道教的调和。如道讲无名，佛称性空；道以有生为苦而乞寻成仙之术，佛则厌世无我而欲超凡入圣；道擅静坐，佛行禅定；道有符箓法术，佛用咒语。晚唐以来，二学互通互用，以至于佛经（如密宗理论）中已借得许多道家概念。

在儒、释之间，出现了宋初名僧自觉改造佛教，使之积极接近传统儒学。如赞宁和尚提出"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观点，表达对宋太祖的崇敬。欧阳修说："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①天台宗的智圆和尚说："行五常正三纲，得人伦之天体，儒有焉。绝圣弃智，守雌保弱，道有焉。自因克果，反妄归真，俾千变千态，复乎心情，释有焉。吾心其病乎？三教其药乎？"②简直是三教互补，各有妙用了。更有著名的契嵩和尚（1007-1072年），他以佛权"五戒"通融儒家"五常"，以自创的三本教义（道即神用之本，师即教诰之本，父母即形生之本），对应儒家"三纲"，称三教本为迹异而心一的善教。他说："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本为其教者。"③由此可见，契嵩对佛教儒学化的巨大推动。

北宋初年的儒、释、道三教，外有王朝政治的宽容环境，内有彼此内容的靠拢兼容，这就形成了在崇奉黄老之道的主旋律下，儒、释、道三教同设并存的局面。

（二）书院讲学与宋初三先生1。宋初书院讲学北宋初年社会稳定，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一方面是科举大兴，极力培养修社稷大业、以教化为心的新官僚人材；一方面出现了全社会性的办学。当时学校制度，有官学和私学两类。官学中分为中央学与地方学，即中央设国小学、太学，地方设州县学。私学的基本形式是私家学馆一类。

宋代书院，在当时学校中居突出地位。初起于地主阶级自办私学，后来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所帮助，又具官学性质。宋初著名书院有四家，即江州的白鹿洞书院，衡阳的石鼓书院，南京应天府书院，潭州的岳麓书院。除此四大书院，还有开封的嵩阳书院，江宁府茅山书院等等。四大书院，在当时声名颇旺，皇帝均赐有匾额，以肯定其以仁义纲常育化③　《道德经》六十六、四十六。

①　《归田录》卷一。

②　《闲居编》卷三十四。

③　《镡津文集》卷三。

人才的功绩。它们都有过聚书数千卷、学徒逾千的盛况，对发展宋代文化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对宋代主流思想理学的形成，在宋代复兴儒学的方面，则是宋仁宗时期的苏州郡学和湖州州学，即在苏湖二书院形成的胡瑗教学之法，世称"苏湖教法"。

胡瑗，青年时代与同窗孙复、石介，求学于泰山凌汉峰下，"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①学成后到湖州收徒讲学，专治儒学经术。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在知苏州任上，办苏州郡学，特延请胡瑗为师。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湖州成立州学。遂又聘胡瑗为教授。胡瑗在苏湖书院讲学，阐发儒家六经，主张经世实用，摈弃声律浮华文章，创立了崭新教学方法。

宋仁宗在庆历年间，垂诏苏湖州学，"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遂使胡瑗教法，超出州学书院，而规范朝廷太学。

孙复、石介学成后，各自讲学授徒，志在儒学，成绩斐然。故南宋理学家推崇胡瑗、孙复、石介三人，称赞三者开儒家讲学的风气之先，奠定了理学产生的思想基础，敬称他们为"宋初三先生"。

2。胡瑗的"苏湖教法"

胡瑗（992-1057年），其在苏州郡学和湖州州学的施教方法，被仁宗钦定推广于官方太学后，其"苏湖教法"一直为后世理学家所推崇效法。

明体达用，是胡瑗苏湖教法的宗旨。鉴于隋唐以来佛老泛滥，思想领域莫衷一是，由骈体文催发的形式主义文风愈演愈剧。胡瑗深感重振纲纪，复兴儒学，确立社会思想主流，以推崇封建制度长治久安，是当世最重要的课题。由此，他提出"明体达用"的命题，说："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发后世者，其文也。

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其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他强调"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①这里，体指儒家纲常礼教，用指以纲常原则教化天下，明者即树立，达者即实现。胡瑗以此为教育方针，旨在以儒为宗而整饬风俗。

胡瑗以体用之学，教授诸生。在苏湖时，使东南之士莫不以儒家之道为至学。在京城太学执教时，听者竟如云至。神宗称赞他深得孔孟之宗，"议礼定乐，以迪朕躬；敦尚本实，还隆古之淳风；倡明正道，开来学之额蒙。"①神宗的评价，说明了胡瑗明体达用对国家政治生活、社会风俗和发展教育的极其重大的社会意义。

兼重义理和心性，是胡瑗教法的基本特征。胡瑗施教，既重视阐明儒家义理，又重视心志开发。他认为，传授儒家精神，不可拘泥于汉儒重训诂传统，而当使诸生明晓忠孝仁义的本质。他说："解经至有要义，

①　《宋名臣言行录》，五集。

①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

①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

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②他借《周易》之说，以阴阳二气的交感产生天下万物，以天地关系推论人世君臣关系，赋与君臣关系以宇宙规律的合法性。并以此教育学生，令其"但知其自然而然也"。③同时，胡瑗又极为重视从心性方面教育学生。他说："心之思虑蕴于内则为五常百行，发于外则为政教礼义。"④他从肯定心的认知能力，进以又指出心具有道德属性。他继承孟子的性善说，称"人禀天地之善性"。⑤但他又说，人的七情易被"物诱"所误引，所以天下人得天性者少，即便贤人得天性也不全。因此确定了人们必须接受圣人之学的教育。这样，胡瑗从开发心志角度出发，提出人性修养的任务和灌输义理的必要性，在于使天下人"至明而不昏，至正而不邪，至公而不私"。⑥这里，胡瑗已初涉了后来理学中义理与心性两大因素。

经义和治事，是胡瑗教法的两大方式。他一扫当时倾重辞赋的风气，主张以经义和治事教育学生。在苏湖书院和太学期间，均设了经义、治事两个专业，分科教授。《宋之学案·安定学案》指出："胡瑗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择其心性疏通，有器而可任大事者，使之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始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理数是也。"这是说，胡瑗因材施教，把学生分两类单科学习，以经义斋研究基本理论，以治事斋操习实际技术。他并且要求两斋学习皆须联系社会时务，每次讲经义之学他都引当世之事予以说明，又在讲治事之学时要学生联系其现实来答对。

胡瑗的苏湖教法，弘扬了儒学，论证了君臣父子的封建纲常秩序，以其所创造的教育新法，培养了一批北宋朝廷的名臣，开了宋代儒学的新风。从而，铺垫了宋初儒学的复兴。

3。孙复不重训诂孙复（992-1057年），字明复，晋州平阳人。在宋初儒学复兴中，与胡瑗齐名，被史家同称为开理学风气之先者。胡瑗崇儒重在讲论辩说，而孙复则侧重疑传治经。孙复治经以其不重训诂，为后世称颂。

疑其经传，不重训诂，是孙复学术的突出特征。宋初三朝，尚存汉儒注疏章句旧习，且有六朝的浮词文风，知识分子沉溺章句训诂，"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①这不但失去儒学精华，也无力对抗释老泛滥。孙复针对已大量充斥社会的注疏训诂之作，指出："后之作疏者无所发明，但委曲踵于旧之注说而已。复不佞，游于执事之墙藩者有年矣。执事病注说之乱六经，六经之未明，复亦闻之矣。"①这段话，可视作孙复不重训诂的纲领。他指出，注疏庞杂，反使六经不②　《端明集》卷三十七。

③　《周易口义·系辞上》。

④　《周易口义·乾》。

⑤　《周易口义·系辞上》。

⑥　《周易口义·系辞上》。

①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

①　《圣宗文选》卷九。

明；历代注疏层层因袭，无所新见；宋初注疏只为病注，无真理可言；恪守旧注已成沉闷规范，压迫和窒息人们的思想。故而，孙复呼吁冲决注疏训诂的罗网，改变北宋开国以来70年的陈腐学风。

为此，他著《春秋尊王发微》，直从儒家经义，清除繁琐注疏，以"弃传从经"的思想，实开宋代理学之先河。他并且指出，注疏训诂和浮辞文风，并为经义之二害，章句注疏多借浮辞文风，而达到繁琐铺张。因此，他强调不可以文害道，"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②表现了他"不惑传注"而求六经本义的学术风格。

孙复以尊用儒术、倡明王道，为其学术使命。他主张"复三代之至治也，于是尊用儒术，励精古道"。③如何复明儒家王道？他认为，一是在指导思想上，只能用儒家六经来"尊儒求治"，才能恢复先圣王道。

他说："舍六经而求虞、夏、商、周之治，犹泳断潢污渎之中望属于海也。"④二是在行为规范上，则必须严守治天下经国家的"三纲"。又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二条格外重要，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国之大经也。"⑤其中，"君为臣纲"则是"成天下之至治者"⑥。三是清除有违儒学的一些邪说。从外部说，自战国以来有墨家、法家，尤其是汉魏以下的佛老之说；从内部说，则是儒者的章句训诂、繁琐注疏。他称这些内外邪说为"儒者之辱"，必须尽在革除。

孙复内除训诂，外斥异端，不惑传注，不重训诂，表现了复萌儒学的坚定执著和开创新儒学的理性探索精神。

4。石介弃传从经石介（1005-1045年），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早年在徂徕山讲学，世称徂徕先生。朱熹说："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①石介与胡瑗、孙复同为"宋初三先生"。

石介具有疑古弃传的学术思想。他年轻时在应天府书院读书，深受范仲淹讲学的影响，继承了书院大胆疑古的精神，对历代传注均予批判，气势之旺盛，超过同辈。他认为："读书不取其语辞，直以根本乎圣人之道。"②这里，"语辞"乃泛指章句训诂和虚浮文词，为其不取，而其直指儒学原本。

他的治经，旨在"通明经术，不由注疏之说"③，而靠己心与圣人之心相合。主张从心性根本上，理解圣道。故而，他敢对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提出质疑，称郑"遍注诸经，立言百万"只是"妄也如此"。他针对郑玄传注中"文王以勤忧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一语，依据史实指出：②　《睢阳子集补》。

③　《孙明复小集·罪平津》。

④　《孙明复小集·寄范天章书》。

⑤　《孙明复小集·寄范天章书》，《世子蒯聩论》。

⑥　《春秋尊王发微》卷一。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

②　《徂徕先生文集》卷二十。

③　《徂徕先生文集》卷十三。

"文王享年九十有七，所不至禹、汤者三岁，岂为损寿？""武王继父之事，受天之命，顺人之心，与八诸侯同伐纣，以生万民，以名天下。

天下有一夫横行，武王则羞。为安乐乎？康成（郑玄）之妄也如此。"①石介勇于求实，向注经权威挑战，不以郑玄是非为是非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结束了唐代到宋初学者不敢议论孔安国、郑玄的局面。这种疑古弃传的治学态度，为后来理学家所推崇赞颂。

孔子儒学是石介一生尊崇的根本圣道，是其反对传注、力求原本的目的所在。何谓圣道？他说："道始于伏羲氏，而成终于孔子。"②又说："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一日无之，天下必乱。"③他认为，孔子儒学的重要性，如同人的粟米布帛，少缺即会饥饿冻死。他指出孔子之道的核心，即是以仁义礼智信来规范和处理人世间的五伦关系，重点在臣忠于君、子孝于父、妇节于夫。在他看来，把握了孔子的五伦规范则足矣，"道已大明矣，不生贤人可也。"④石介提出行孔子之道，应以《周礼》、《春秋》为根本典章。他说："《周礼》明王制，《春秋》明王道，可谓尽矣。执二大典以兴尧舜之代之治，如运指掌。"⑤他又认为应排斥佛老异端，独尊孔子一教。他初任应天府学官时，撤除书库中与孔子同设的佛老画像，只留孔门儒圣供学生拜事。对此他声称："天下一君也，中国一教也，无他道也。"⑥石介还主张身体力行儒家之道，景祐元年（1034年），他虽已中进士并入仕五载，但知尚未及第入仕的孙复"道纯德备，深于《春秋》"，他却自甘折节以孙复为师，认为"耻于求师，学者之蔽也"。⑦可见他"学而不倦"的求道精神。

石介疑古而弃传注，鞭辟郑玄注疏，致力于明倡孔子之道，其思辨和激情，打破了训诂传注的沉闷空气，为宋代理学的诞生，扫清了道路。（三）援道入儒与周敦颐的濂学学派1。周敦颐生平及著作周敦颐（1017-1073年），字茂叔，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

学者称濂溪先生。

周敦颐家学深厚，青少年时期便得儒学思想教诲。父亲周辅成为宋初进士，仕县令，在周敦颐15　岁时去世。之后，他由舅父、龙图阁直学士郑向抚养和教育。20　岁时，得荫补，历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桂阳和南昌县令、合州判官、虔州通判、广南东路判官、提点刑狱等官职。居官30余年，一直为州县之吏，但所在任上皆有治绩。

周敦颐为官的同时，深研学问，致力于传道授业，是北宋重要的思

①　《徂徕先生文集》卷十一。

②　《徂徕先生文集》卷七。

③　《徂徕先生文集》卷八。

④　《徂徕先生文集》卷七。

⑤　《徂徕先生文集》卷七。

⑥　《徂徕先生文集》卷十三。

⑦　《王朝名臣言行录》卷十。

想家和哲学家。朱熹称其为"北宋五子"之首，列于二程、邵雍和张载之前。清代学者黄百家说："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冒。。。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①黄氏之言，指出了周敦颐直承孔孟儒学，开宋学之先的历史地位。程颢、程颐之父程珦任南安军通判时，结识周敦颐，遂令二子前往拜师受学。周敦颐在几十年游宦生涯中，始终读书讲学，收徒传道，以光大儒学为己任。

他的品格风度，在宋代很受推崇。黄庭坚称赞他"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好读书，雅意林壑"①，这里虽有溢美之处，但也勾画了周敦颐做入世的官，却有世外的心境。那种超然脱俗的人格境界，是他融合儒道，援道入儒的风格体现。他赞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②，便表明了他以莲花喻其心志的情操。

他晚年定居庐山，筑书堂讲学于莲花峰下。莲花峰下出一溪，从书堂流过，他便以家乡濂溪一水命名，称此溪为濂溪，书堂为濂溪书堂。

依此，后世称他濂溪先生，称其学为濂学。

周敦颐一生重"述而不作"，故著作不多。主要著作为《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另有一些哲理性诗文。虽然他留下文字不多，但词约义丰，内涵博大，竟成一学，开拓了宋代理学的研究风气。

2。《太极图》与道儒结合周敦颐为弘扬孔孟，苦心为儒学寻找根据，便借法于道家"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③的思维路线。以天道证明人道，主张宇宙规律与儒家道德的合一，提出"圣人与天地合其德"④。他通过援道入儒，从而为孔孟儒学提供了一个宇宙论的理论基础，使儒学的仁义道德获得永恒绝对的属性。由此，他把道教《无极图》，改造为他的《太极图》。

《太极图说》，是周敦颐为其《太极图》所写的一篇说明。

据清代学者黄宗炎、毛奇龄、朱彝尊等考证，《太极图》为周敦颐对道教《无极图》加以改造而成。据称，道教用《无极图》表示修炼长生久视之术。北宋初年，陈抟将其刻在华山石壁上，后经种放传穆修，再传与周敦颐。黄宗炎说："太极图者始于河上公，传自陈图南（陈抟），名为无极图，乃方术修炼之术，与老庄之长生久视又其旁门歧路也。。。周茂叔得之，更为太极图说。"①周敦颐以道教《无极图》为依据，变更改造为《太极图》，既保留无极之旨，又援道入儒，提出了新的学说。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的图景：无极（太极）

→阴阳→五行→万物。他认为，无极的动与静，产生出阴阳二气；阴阳的变与合，产生出水火木金土五行，随之形成万物；阴阳二气的合凝，则产生出具阳性的为男人，具阴性的为女人；阴阳二气的交感，构成了

①　《宋元学案》卷十一。

①　《濂溪词并序》。

②　《爱莲说》。

③　《道德经》第四十章。

④　《周子全书》卷一。

①　《易学辨惑》，《昭代丛书》草编。

宇宙万物生生不息地变化。在这里，他把万物生长发展的原因，归于阴阳二气的作用；又把阴阳变合的原因，归为太极；太极本自无极，因而太极归终于无极，无极即虚无，这才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太极图说》又指出："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故曰："立天之道，曰阴曰阳。

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他认为，人由阴阳中最灵秀的气所化生，因而人是万物之灵；人禀受了阴阳之气，便有了肉体形状和精神欲望，由此产生善与恶的分别；于是圣人制定"中正仁义"道德，教化人们，使之以主静方式修身养性，扬善弃恶，树立起人生高尚的目标境界；圣人的功德，即在于遵循天地的德性，而倡日月之明，依四季之时，知鬼神之吉凶。他得出结论，天道的规律，体现在宇宙生成上是阴阳的交合变化，体现在大地上是万物的柔刚，体现在人世间则是仁义道德。这样，周敦颐依据其以无为本的宇宙图式，经过推演，将其理论核心归止于儒家道德上，使仁义礼乐的道德原则取得了与宇宙规律同一的至上权威。

道儒结合，是周敦颐哲学思想的风格特征。朱熹曾深刻揭示这一特征的三点内容。他说："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其体用之一源，显微之无间，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实不外乎《六经》、《论语》、《中庸》、《大学》、《七篇》（《孟子》）之所传也。"①这即是说，首先，周敦颐思想体系，虽然以无极为本，构造了宇宙发生的规律；但是它并不是纯粹的自然哲学，而是人世间人伦日用的指导原则而已，其理论指向是现实社会生活。其次，周氏探索阴阳五行，也并非以阴阳五行说为目的，而是以此为根据，提出儒家道德的宇宙论来源。再者，无极为本的天道是体，儒家道德原则是用，天道与人道是体用关系；并且，无极本体之用，并非泛指天下万物，只是指儒家经典。朱熹认为，周敦颐这种道儒结合的思想体系，是秦汉以来，最好的说法，它上接孔孟真谛，下凌驾汉唐诸儒，为儒学复兴开辟了新道路。

在周敦颐的道德论中，其中心范畴是"诚"。他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焉。纯粹至善者也。"②在周敦颐那里，诚是体认无极本体的道德境界，是圣人学道的最高目标。诚来源于"万物资始"的宇宙，诚确立于宇宙阳气的变化之中，它具有"纯粹至善"的先天品质。诚是对无极的体认，因而它如同无极是"寂然不动者"①，表现为一种无欲的主静状态。诚的展开，则体现为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和人行为的诸项道德规范，这就是"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②由此，他提出立诚去妄的修善说，

①　《周濂溪集》卷十一。

②　《通书·诚上》。

①　《通书·圣章》。

②　《通书·诚下》。

认为"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③要人们克服私欲、改正过失，逐渐达到至善的诚。这样，周敦颐"诚"的范畴，就把无极本体论、道德规范论、人性修养论，都统一到诚的范畴中，从而把道家思想和儒家主张，巧妙而具体地融合起来。

3。濂学在后世的影响周敦颐濂学，在周氏身后700年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他的《太极图说》，其身后版本颇多。朱熹《近思录》，明人编《周元公集》、《周子全书》，清人张伯行编《周濂溪集》，黄宗羲等编《宋元学案》，以及清代乾隆年间《周子全书》刻印本，尽皆收入。他的《通书》，也为明清学者多次刊出。他的诗文《爱莲说》，已成为后世最为传颂的散文名篇之一。

南宋初年的思想家胡宏，称颂周敦颐学术思想，"皆发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诸子，直与《诗》、《书》、《易》、《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④这里指出了周氏思想与先儒齐名的地位，也指出了其思想从北宋初年到南宋初年的传播情况。

周敦颐学术思想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条由太极（无极）、二气、五行，至儒家纲纪的思想路线，在北宋初年为复兴儒学，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同时，他启发了程朱理学的形成，二程即以"天理"概念，替代和包涵周氏太极而无极的本体，构成理本体哲学；诸多理学家，包括程朱在内，也正是循此思路，独立发挥并形成了他们的学说。

另外，周敦颐援道入儒、道儒结合的学术融合精神，既适应了北宋社会江山一统，进入封建后期成熟形态的历史要求；又实现了儒学与佛老之间，由"相克"到"相生"的重要转折，为以儒为本、三教合流的新儒学诞生，奠定了气度博大的思想基础。在此意义上，两宋理学家尊崇他为宋代道学（理学）的宗主。

南宋宁宗时，周敦颐被赐谥"元"；理宗时，周敦颐开始从祀于孔庙。

（四）邵雍立"象数学"

1。隐士邵雍邵雍（1011-1077年），字尧夫，谥号康节，河南共城（今河南辉县）人。其前半生隐居共城苏门山百源之上，潜心学问，其学派后世称"百源学派"。后半生又隐居洛阳，坚辞入仕，自称"安乐先生"。

邵雍祖先为河北范阳人，其父亲邵古迁徙到衡漳，再迁徙到共城。

他的祖父和父亲，均有"隐德不仕"之风，此对邵雍有一定家学影响。

他在共城时，虽家境清贫，但其刻苦自励，攻读学问，"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①他学习《周易》，更是倾注心血，把该书抄贴室内，每天朗诵几十遍，然后对之正襟危坐，日夜沉思，体验个中滋味。为拓宽视野，他曾游学，"逾河一汾，涉淮、汉，周流齐、鲁、③　《通书·乾损益动》。

④　《周子全书》卷十一。

①　《宋史·邵雍传》。

宋、郑之墟。"据《宋史·李之才传》载，邵雍游学返共城后，即向共城县令李之才学习《周易》，李之才授其"物理性命之学"即《周易》的象数之学。邵雍称此"道在是矣！"以后便无外出。

南宋象数学家朱震说："陈抟以先天图授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②邵雍在李之才传授基础上，探赜索隐，多有体会，遂建立了自己的象数学思想体系。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邵雍在学生侯绍曾的帮助下，徙居洛阳。初到时，借居天宫寺内，虽生活困苦，但有坦然自乐于学的情怀。

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退居洛阳的司马光等，知其学问，遂结为好友。他们一起吟诗词，议朝政，诸人皆"雅敬雍，恒相游，为市园宅。"③这里"为市园宅"，指司马光等20　余位贵族出资，为邵雍购置了一座"七千余步平流水"的大园宅。

邵雍在洛阳，一面在家中讲学，并接受过往洛阳的求知问学者；一面常常游学于士大夫私宅，为之化解困惑与争执。士大夫家听到邵雍出游所坐手推车的声音，争相迎往。士大夫家中妇姑、妯娌、婢妾"有争竞经时不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逐一为之分别之，人人皆得欢心"。④可见邵雍学问深入浅出，化作伦常日用，更加之他性情放旷蔼然，很受洛阳贵族们欢喜。

在政治上，邵雍与司马光等见解相同，对王安石新法多有讥评。他曾诗赞司马光、富弼、吕公著和程颢为"四贤洛阳之望，是以在人之上"。①在熙宁变法时期，他的一些做官的门生故旧，拟辞官归去，致信请教他。邵雍回答说："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②这里邵雍为他们出主意，要他们稳住阵角，使豪民世族减少一份损失。邵雍在洛阳为隐士，已有别于其当年，多了些政治色彩。

他曾数次被荐入仕，但其均以谢辞。旧党复出后，富弼等又曾多次举荐他，邵雍均"称疾"不受。他虽也关心政治，但倾心所在则是优雅的学者生活。他以诗言志，曰："一编诗逸收花月，一部书严惊鬼神，一柱香清冲宇泰，一樽酒美湛天真。"③邵雍主要的思想理论著作，是《皇极经世》与《击壤集》两部书。

南宋学者魏了翁指出："邵子平生之书，其心术之精微在《皇极经世》，其宣寄情意在《击壤集》。"④熙宁十年，邵雍病逝，终年67　岁。死后，被赐官职为秘书省著作郎，谥号"康节"。

2。《皇极经世》的象数学②　《汉上易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　页。

③　《宋史·邵雍传》。

④　《宋史·邵雍传》。

①　《击壤集》。

②　《邵氏闻见前录》卷二十。

③　《击壤集》卷二。

④　《性理会通》卷十三。

《皇极经世》，是邵雍运用他的先天象数学，阐释《周易》，旨在推演宇宙生成与变化周期的名世之作。

邵雍这样解释书名，他说："至大谓之皇，至中谓之极，至正谓之经，至变谓之世。"⑤这表明他力图为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提出一个博大至善、应变随通的总规律和活动指南。

首先，邵雍以象数论解释宇宙形成问题。提出："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①他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关系，只是数量关系；数量关系是宇宙本质所在。在邵雍那里，宇宙的起点是太极，即一；一是数量关系的开始，而不是数本身，数只从二开始变化，这个变化称为"神"；数量变化结果产生"象"；象的数量再变化，则产生出天下万物。并且，他认为"器则变，复归于神也。"②又说："穷天下之数复归于一。"③这即是说，一是宇宙的起点，又是宇宙的归宿；一即太极是宇宙的本体，本体产生出数量关系，才有了万千器物。

他指出，宇宙生成的具体过程是：太极一分为二，产生天地，天生于太极之动，地生于太极之静；天地二分为四，产生阴、阳、柔、刚的四象；阴阳柔刚四分为八，则产生出日月星辰和水土火石，日月星辰为天之四象，水土火石为地之四象，合起来叫做八卦。他说："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④邵雍以简易的等比级数，即程颢称其为的"加一倍法"，从太极本体中，便分化出宇宙和人类的万事万物。

其次，邵雍依其象数论说明宇宙和人类的历史变化。他提出自然宇宙以129600年为一周期，进行循环变化；提出人类历史是宇宙循环中的小循环系统，按照皇、帝、王、霸四阶段，由盛至衰地变化。

他把宇宙历史由始到终，分为元、会、运、世等四个计时单位。然后以"十二与三十迭相为用"为方法（即把古代计时的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天、一天十二辰、一辰三十分的方法，抽象化为"迭相为用"的原则），把一年放大为一元。他称，一元十二会，一会三十运，一运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依此，一元为129600年，即宇宙生灭一次的周期。

他又指出，一元十二会之中，前六会为发展期，后六会为衰落期。并认为，人类社会形成于第三会；尧帝时期是第六会，属兴盛顶点；从第七会起，人类历史便走下坡路。

他以先秦历史作喻，提出人类历史进行着类同先秦历史小循环一样的皇、帝、王、霸四阶段循环转运。他认为，先秦历史的小循环，经历了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的周期，如一年中四季的周期。三皇之世如春，是崇尚自然的无为之治；五帝之世如夏，是崇尚德教的恩信之治；三王之世如秋，是以功劝民的公正之治；五霸之世如冬，是借虚名争实利的智力之治。

他认为这四个阶段，对整个人类史具有普遍意义。将此放而大之，⑤　《皇极经世全书解》卷六。

①　《皇极经世·观物外篇》。

②　《皇极经世·观物外篇》。

③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

④　《观物外篇》。

中国历史由尧至宋，便经历了皇、帝、王、霸的四阶段，步步衰落。他说，从先秦五霸时期，到北宋之间，汉代"王而不足"，晋代"霸而有余"，隋代"晋之子也"，唐代"汉之弟也"，唐季诸镇之霸"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霸"日未出之星也"①，这即是说，战国之后，已久无圣人问世了，到五代已是中国历史循环中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下一朝代则会有新一轮日出。邵雍便以期待日出、笃信日出的心情，赞颂北宋王朝，表达了他治史的动机和对赵宋政权的效忠。

3。佛、易、儒结合的思想邵雍一生，倾心于《周易》研究，并以易学为中心，构建了他的象数学。在他看来，易学地位之神圣，因为它本于伏羲而备于周文王，它包含了经天治世的大道。然而，他又清楚地指出："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①。即是说，以易为宗的象数学，不仅研究宇宙的生成变化，而且当指导人世间，为社会现实提供可循规律和理论依据。这就是他说的："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矣。"②何为"大中至正之道？"又何以倡明？邵雍的基本倾向是，以儒为归宿，以佛为借鉴。把为儒的目的和佛的方法，一并结合在易学之中，显示了佛、易、儒相合一的思想特征。

他推崇孔孟儒学。认为人类史上的盛兴时代，无不是奉行仁义之道。

故而，他提出："万世之事业，非仲尼之道而何？"③他直接承继孟子的心性之说，称"心为太极"，"太极，不动，性也。"④他使儒与易相结合，并且认为，这是易学本质所在，如其诗曰："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论。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⑤这便明白地回答了创立象数学的目的，只在从象数学一支，来论证仁义礼乐的先天地位，维护纲常制度，以期在北宋初年复兴儒学。为此，他自诩为孔孟传人，说："仲尼后禹千五百余年，今之后仲尼又千五百余年。虽不敢比仲尼上赞真尧舜，岂不敢比孟子上赞仲尼乎！"①邵雍崇儒，得到宋代理学家称赞。胡安国上《奏状》，请为邵雍加封。《奏状》称，宋嘉祐以来，邵雍、二程、张载四人"皆道学德行，名于当世。"建议把邵雍的书，使学者传习，作为学习《六经》的重要资料。

邵雍之学，对佛学的态度是一不非议，二重借鉴。其子邵伯温记载说：邵雍"论文中子（王通）谓佛为西方之圣人，不以为进，于佛老之学口未尝言，知之而不言也。"②可见，邵雍能以平静之心看待佛学，体

①　《观物内篇》。

①　《观物外篇》。

②　《观物外篇》。

③　《观物内篇》。

④　《观物外篇》。

⑤　《击壤集》卷十五。

①　《观物内篇》。

②　《闻见前录》卷十九。

味其中道理，而为我用。他借用佛教"他心通"之说，而提出："神无所在无所不在，至人与他心通者，以其本于一也。"③在易佛结合上，一个突出现象是邵雍吸收佛学"止观说"，构成其象数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观物"。佛学止观说认为，止者，止息妄念，专心一境；观者，在"止"上发生的智慧。和尚慧远说："守心住缘，离于散动，故名为止"，"于法推术，简择名观，观达称慧。"④邵雍吸取止观说，主张顺应事物本性，守其性，去其情，以"无我"态度，才可以"见物之性"。他说："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于暗。"⑤由此，提出了他的"以物观物"学说。在他看来，有了"观物"之性，便可以理解宇宙的化生和人事的变迁。

邵雍之学，在当其世，就很受推崇。南宋咸淳初年，他被追封为"新安伯"，并从祀孔子庙庭。明代嘉靖年间，又祀称为"先儒邵子"。虽然，邵雍象数学在两宋被纳入理学范围；但是与程朱理学相比，因其学侧重宇宙发生论，且有方术倾向，故而，它在宋代理学的发展中，不居主流地位。

③　《观物内篇》。

④　《大乘义章》卷十。

⑤　《观物外篇》。

三、北宋中期的儒学改造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是普遍要求改革的时代。宋初实行的加强中央集权制和废弃唐代均田制，经过60多年经营，到这时已经完成，政治上的君权至上关系和经济上的租佃关系基本确立。在此基础上，北宋社会出现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高度集中的君权制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同时，租佃关系解放了农民，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而推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到仁宗时，全国荒地基本开垦完毕，并出现圩田、山田、淤田、葑田等多种垦殖形式和踏犁、秧马等进步的耕作器具。指南针、造纸、印刷、火药的制造和使用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权力的过分集中，削弱了北宋的军事力量。将帅指挥作战须按皇帝亲授的阵图去部置，不能灵活制定作战计划；将帅由朝廷统一调动，出现了将帅不知兵而难以有效指挥作战的现象。同时，为防止大臣和地方官擅权而增设的机构、官职，造成了官僚队伍的庞大和财政开支的负担。均田制废弃，加速了土地兼并，导致了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激化，国家税收日益困难。国家财政年复一年地入不敷出所造成的国力贫穷和在同辽、西夏作战中屡遭失败所反映出来的军力屠弱，把改革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60多年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为实行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真宗时就开始议论的改革问题，到仁宗朝，呼声更大，成了朝廷上下一致的看法。先后出现了宋祁的"三冗三费"方案，即主张裁官、裁兵、减僧道以节省开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即包含整顿政权机构、改革科举制度、限制官员买田、兴修水利、减少徭役、改造军队等措施的改革；文彦博的"省兵"建议，即裁减军队以节省开支的方案；王安石的"上万言书"，即以增加财政收入、抑制土地兼并、鼓励农民生产为内容的改革请求。即使后来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在这股要求改革的浪潮中，也曾向仁宗上三札，论说改革文官制和裁减军兵的必要。恰如南宋陈亮所说："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

正是在这一要求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北宋学术界空前活跃起来，出现了改造儒学、发展理论的新局面。

（一）王安石及其荆公新学王安石是北宋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主持了著名的"熙宁变法"，在变法中通过政治手段改革了宋科举制，因而改变了宋学术界状况，而且因为他为变法所做的理论论证，成为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主流，有力地影响了北宋中后期思想领域，为后来的性命义理之学开辟了道路。

1。王安石及其变法思想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人，人称临川先生。

因死后封为荆国公，又称荆公。庆历二年（1042年）举进士，历任签书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提点东刑狱等职。神宗时，为推行改革，王安石至朝，任参知政事、中书门下平章事职，主持"熙宁变法"。新法行9年，在保守派反对下，王安石辞相。神宗死后，新法废止，王安石退出政治活动，隐居金陵而终。死后得谥号"文"。著作现存有《临川文集》100　卷、《周礼新义》、《周官新义》残卷，及保存在《道藏·彭耜道德真经集注》中的《老子注》残篇。

王安石一生最主要的活动是主持"熙宁变法"，这也正是北宋中期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虽然变法没有成功，但涉及了北宋政治的要害问题，因而对北宋中后期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形成于他任地方官的20多年间。他目睹官僚大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中小地主的破产、农民在赋税重压下的困苦，在要求改革的思潮中，与"庆历新政"的代表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过从密切，使他对实行改革有了明确的认识。在那份未被采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他虽没有提出具体改革措施，但明确指出了当时政治、社会危机的严重、改革的必要和改革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当时的危机是"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①，改革势在必行。他认为改革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而关键在于增加财力。他后来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以此为目标。为说明改革的合理性，他提出了"权时之变"的"先王之政"说。

"权时之变"，即根据时代变化而修正先王之礼法，这是先王礼法中原有之意。他认为，先王之政在于运用礼治与法治两手，缺一不可。

但是先王所用礼法都是根据当时需要制定的，随着时代的变化，礼法就会"久必弊"，不合时世，后人应当"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不敢逾越古人一步，以为是遵古人礼法，其实恰恰背离了先王之政。他说："古之人以是为礼，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议也。夫天下之事，其为变岂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实异者矣。今之人諰諰然求合于其迹，而不知权时之变，是则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异者其实也。事同于古人之迹，而异于其实，则其为天下之害莫大矣。"①为说明"权时之变"，他以汤、武、孔子为例，说汤、武生于桀、纣之世，如果"暗于君臣之常义，而不达于时事之权变，则岂所谓汤、武哉？"②孔子同样"有时而用权"，如果孔子只固守常礼不知权时而变，"则何以为孔子？"③不仅如此，"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④也就是说，圣人为政之道，在于审时度势，根据时代需要制定礼和法，这恰恰是遵先王之道、合先王之政。

其实，王安石所要"权时之变"的，仅仅是中央权力过分集中造成的种种弊害和废弃均田后出现的土地过度兼并，而不是要去消中央集权制和恢复均田制。他明确主张"操纵之权，上之所专"的皇权思想⑤，即

①　《临川文集》卷三十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①　《临川文集》卷六十七《非礼之礼》。

②　《临川文集》卷六十七《非礼之礼》。

③　《临川文集》卷七十二《答王深甫书》。

④　《临川文集》卷三十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⑤　《周官新义》卷二。

认为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大权，必须掌握在皇帝手里，不可旁落。他认为历史上尧、舜、禹、汤、文、武各代之盛，正因为"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⑥。所以在他的变法中，不仅没有削弱中央集权，反而处处为加强它而努力。只是由于新法触犯了大地主和官僚的利益，引起这个阶层代表人物的激烈反对，他才不得不以"师古"和"法先王"的方式来证明变法，同时，他一再强调"法先王"不是法其事，而是"法其效"、"法其意"。

打着"先王之政"、"先王之意"旗号进行革新，是王安石变法的特点，也是他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只能作的政治选择，而由此也构成了他学术思想的基本特点，这就是在承认传统的前提下提出富于革命性的观点。如果说他的"权时之变"说是指导他实行改革的政治思想，那么他的"万物一气"说和"尽性则至于命"论则是他对改革所作的哲学思考和论证。

王安石变法虽然代表了当时要求改革的呼声，但在如何改和改的内容上，人们的看法不一。而那些在变法中利益受侵的人更是公开反对王安石。在社会压力下，王安石深切感到传统思想的阻碍，于是，改造传统儒学被纳入变法内容，同时，他通过这一改造，为自己的变法提供理论根据。熙宁六年（1073年），变法的第四个年头，王安石请设"经义局"，并亲任提举，主持重释经义。后来在教育改革中成为学校教本的《三经新义》（《诗义》、《尚书义》、《周官义》三经）和《字说》，就在这期间完成。但其中的种种哲学思想，早在王安石入朝前所写的《淮南杂说》和《洪范传》这两部当时影响很大的著作中已经提出。

2。"万物一气"说宋，初儒、释、道并列。儒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注疏之学和辞章之学，虽有孙复不重训诂和石介疑经改经，也有周敦颐、邵雍的引佛、老、易入儒，但并未彻底取代经学注疏的统治地位。因此，经学思想中的"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说在当时影响很大。如，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夏五月，司天奏周伯星见"，众臣上表祝贺，称"圣德动天，而辰象昭瑞"①。大中祥符年间，为掩饰伐辽失败，真宗还亲自演出了一场"降天书"活动，撰造祥瑞，托借鬼神，封禅泰山，祭祀汾水②。对这些迂腐之见，王安石给予了现实主义的批判，提出"万物一气也"的观点。

他首先指出："天不因人而成。"③天没有意志和情感，"夫天之为物也，可谓无作好，无作恶，无偏无党，无反无侧"④。天地化育万物是无目的的自然过程，"天地之化，是谓大和，百物之产，则亦天地之和而已"⑤。道是万物遵循的规律，天地也须依道而动，在道的支配下化育⑥　《临川文集》卷四《兼并》。

①　《续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四。

③　《周官新义》卷十一。

④　《临川文集》卷六十五《洪范传》。

⑤　《周官新义》卷八。

万物。道"先于天地而不为壮，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⑥，"道乃在天地之先"⑦。因此，天不为人而存在，对人没有偏爱，也不受人的需要和欲望决定。灾异、祥瑞，也非"国家之失"或君主盛德所导致的，而是天道运行的正常现象，"水旱常数，尧汤不免"⑧。撰造祥瑞，不过是"以文天下之平"⑨，四方来献灵芝者，并非苍天感动于盛德而生出的，不过是献灵芝者为求恩宠赏赐，"希世有力之大臣，穷搜而远采。山农野老，攀缘徂杙"所至⑩。

王安石进一步指出："生物者，气也。"（11）天地运行，循道而动，道是什么呢？"道无体也，无方也，以冲和之气鼓动于天地之间，而生养万物，如橐籥虚而不屈，动而愈出。"①这是讲，道无形体，流动于天地之间，使天地生养万物。他又说："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②这里所说"道有体"，是指道附于具体实物，以元气为其根本，"万物一气也"③。

元气是道的本体，道生万物，全由元气化出。元气分化"阴阳"，"阴阳"因元气交合成"冲气"。"冲气"非两极状态，而是"无所不和"④。阴、阳、冲气流转运行，演生出水、金、土、木、火五行，分别代表"阴极"、"阴中"、"冲气"、"阳中"、"阳极"五种状态。

五行共同造生万物，"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刚。故木挠而水弱，金坚而火悍。悍坚而济以和，万物之所以成也"⑤。所以，"生物者，气也"。

王安石万物由气化生的观念，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宇宙生成的朴素看法。虽然是简单而具象的，缺乏科学性和抽象性，但表达了万物皆变、勃勃有生气的思想。这种现实而求变的精神与天人感应观的僵化、愚昧形成鲜明的对照，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的有生力量。同样，在他由此而推论出的性命道德等人伦问题上的观点，也包含着不信天命、积极入世的革新精神。

3。性命论性命问题，是先秦诸子的热门话题，但经汉、唐，人们对此谈得少了，至宋又热起来。重提性命，正是由王安石开始。正如北宋蔡卞《王安石传》所言："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即《淮南杂说》）数万⑥　《道德真经集注》卷十三《老子注》。

⑦　《道德真经集注》卷二《老子注》。

⑧　《续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五下。

⑨　《临川文集》卷八十二《芝阁记》。

⑩　《临川文集》卷八十二《芝阁记》。（11）《临川文集》卷六十五《洪范传》。

①　《道德真经集义》卷十《老子注》。

②　《道德真经集注》卷二《老子注》。

③　《周官新义》卷八。

④　《临川文集》卷六十五《洪范传》。

⑤　《临川文集》卷六十五《洪范传》。

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①性命道德成为两宋思想家们开口必谈的问题，始自王安石。

他从万物生于气的观点出发，认为"性"作为万物所具的特点，源于气与形；同样，人之性，也因人之形气而生。他说："神生于性，性生于诚，诚生于心，心生于气，气生于形。形者，有生之本。。。不养生，不足以尽性也。"②"夫人之为性，心充体逸则乐生，心郁体劳则思死。"③这就是说，人之性，无非好与恶，而好恶所出，全在于生理、心理状况。因此，尽性须得"养生"。一方面要以礼乐养人之性，即节制生理要求，另一方面又要以衣食养人之形气，即满足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④。在这个前提下，王安石阐述了他的性命思想，主要有以下两方面。（1）性情与善恶先秦以来，自孟子始，性之善恶问题，一直争执不休。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告子言性无善恶。东汉杨雄称"性善恶混"，王充又称"性有善有恶"。为尊儒家正统思想，又能说明现实中存在的"恶"的现象，至董仲舒时便有了"性善情恶"说。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生于阴，有利欲；性是仁、义、礼、智、信，生于阳，有仁义；"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⑤。唐代韩愈、李翱将其发展得更加明确，认为人性本来是善，由于七情的迷惑、隐匿，导致了人的恶的行为，就像泥沙搅混了清水、黑烟郁塞了火光一样①。王安石既不赞成先秦诸子所论，也不同意汉、唐以性、情之分去调和善恶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性情一元，性不可以善恶言。

王安石尖锐批评性善情恶论，他说："性情一也。世有论者曰：性善情恶。是徒识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实也。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②意思是说，作为人人都有的性与情，就是喜、怒、哀、乐、好、恶、欲，性是它没表现出来、潜在于内心的方面，情是它表现出来、显化于行动的方面，性与情相统一，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也不存在谁善谁恶的评价。在这里，王安石把传统儒学尊为上品的仁、义、礼、智、信隔离出了性、情问题，把这种理想人格以现实可见的喜、怒、哀、乐、好、恶、欲取代之，无疑是对先秦诸子抽象地谈论性善性恶问题的一种进步。同时，他以"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将性与情统一起来，又是对汉唐性情对立说的一种发展。其中所包含的不拘前人定见、注重独立发挥的批判精神和现实风格，是显见的。

王安石进一步论证了性、情统一的观点。他指出，如果按性善情恶论所说，性善者为圣人、君子，情恶者为小人，那么圣人、君子就是只

①　引自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卷二《王氏杂说》。

②　《临川文集》卷六十六《礼乐论》。

③　《临川文集》六十九《风俗》。

④　《临川文集》卷六十六《礼乐论》。

⑤　《白虎通·情性篇》。

①　李翱：《李文公集》卷二《复性书》。

②　《临川文集》卷六十七《性情》。

有善性而无情欲的人。然而事实上，喜、怒、哀、乐、好、恶、欲人皆有之，圣人、君子也不能免。他举例说："舜之圣者，"象喜亦喜"。

使舜当喜而不喜，则岂足以为舜乎？文王之圣也，"王赫斯怒"。使文王当怒而不怒，则岂足以为王乎？举此二者而明之，则其余可知矣。如其废情，则性虽善，何以自明哉？诚如今论者之说，无情者善，则是若木石者尚矣。"①舜和周文王堪称圣人，但史籍中有关于他们喜、怒的记载。如果他们当喜不喜、当怒不怒，又怎可为人所理解呢？只有性没有情，只有善没有欲的人，只能是木、石之物。接着，王安石又打一比喻来说明性与情不可分割："性情之相须，犹弓矢之相待而用。"②箭无弓不能发，弓无箭不能用，性与情即如弓与箭，是一物之同体而异用。王安石以弓、箭之喻对应李翱的水、泥之喻和光、烟之喻，阐明了"性情一也"的思想。

性与情既然相统一，那么一个人的行为也就有善有恶。并不存在唯善不恶或唯恶不善的人，同情之心和怨恨之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心理体验。王安石不仅批驳了性善情恶论，也批判了孟子、荀子的观点。他批孟子时说："孟子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谓人之性无不仁。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人之性无不善，而人果皆无之乎？"③他以同样的方式也批判了荀子，就是说，既不能因见到人有同情之心就推广而称人性即善，也不能因见到人有怨恨之心就推广而称人性即恶，这都是以偏概全的想当然之见。

王安石在性情、善恶问题上的这些见解，直辨儒学的中心命题，其不拘成见的独立思考和大胆议论，为后来的性命义理之学揭开了序幕，也为当时学界、文坛创设了活跃的气氛。

（2）性命与礼乐性与命的关系问题，也是先秦以来儒学关注的一个问题。孟子最先讨论了性命关系。他认为，性是人自身的东西，非外物所与；命则是在外的东西，由天决定，非人所能求得。人之善性，"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而人之命运，"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①。孟子把性与命区分开来，把做人、行事的条件看作有内、外两方面，这是当时所能达到的一种朴素认识。同时，孟子还强调，要修身养性以立命，即提倡一种求命在人、得命在天的积极人生态度。然而，至汉，性命关系被对立起来。王充认为："性与命异，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恶而命吉。操行善恶者，性也；祸福吉凶者，命也。"②这种认识虽然看到了现实生活中善行未必善报、恶行未必恶果的事实，但强调的是吉凶祸福其命在天的天命论思想。王安石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王安石认为，性与命之间是有一定内在联系的："贤而尊荣寿考，

①　《临川文集》卷六十七《性情》。

②　《临川文集》卷六十七《性情》。

③　《临川文集》卷六十八《原性》。

①　《孟子·尽心上》。

②　《论衡·命义》。

不肖而厄穷死丧，莫非命也。"③"圣贤之所以尊进，命也。不肖之所以诛，命也。"④有才能的人和品德高尚的人，必有尊荣寿考的一生，无才能的人和品格低劣的人，必有厄穷死丧的结局，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人的命运。他用"尽性则至于命"来概括他的这一思想⑤，即充分发挥出来的本性，其结果也就是命，命就是性的发展结果。因此，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品德及其行为，去推知自己大致的命运。他说："吾贤欤，可以位公卿欤，则万钟之禄固有焉；不幸而贫且贱，则时也。吾不贤欤，不可以位公卿欤，则箪食豆羹无欠焉；若幸而富且贵，则咎也。"①一个人若品行端正，可有高官厚禄的命运，不幸位卑贫穷，不过是暂时的情况；一个人若品行不端，则只能有勉强温饱的命运，有幸发财显赫，不过是偶然的事情。虽然，王安石以因果关系来表述人性与命运的关系不妥，但是，他把"命"与"性"统一起来，认为"命运"就在人的行为之中，包含了人可以积极创造自己一生的现实思想，无疑，在这一点上，他比前人进了一步。

既然命不在天，命由人自己主宰，那么人应当怎样决定自己的命运呢？这就是性与礼乐的关系问题。王安石认为，一个人只要努力整修自己的品行、才能，就会有好际遇。如果一时处于困境，只要坚持循道守礼，最终必能摆脱厄运。他举例说，陈蔡大夫不能伤害孔子，右师不能伤害孟子，并非有神灵暗中保护他们，而是孔子"不以弱而离道"，孟子"不以贱而失礼"②。因此，做人最重要的是要遵守礼乐。

王安石这样论证人性与礼乐的关系："斫木而为之器，服马而为之驾，此非生而能者也。必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绳墨，圆之以规而方之以矩，束联胶漆之，而后器适于用焉。"③人性如同木非生而为器、马非生而可驾一样，须经匠人以斧斤、绳墨、规矩加工才能成器具，须经驭手驯服、鞭策方可成良马。人性之规矩、鞭策，就是礼乐。如果像浮屠、老子那样，以出世的方式对待人生，认为可以不要礼乐作规范，只要"空虚穷苦，绝山林之间"，即可以养人之性，是不可能的④。

至此，王安石把人性的问题、命运的问题，都归结到做人的道德规范上来。这当然反映了他维护封建王权和道德的思想局限性，但同时，与天命观和无为而治论相比较，他的积极入世、从现实需要出发锐意改革的精神，是非常突出的。这个特点，与他既要巩固封建统治又要变革其弊端的变法思想，是相吻合的。

4。荆公新学及其对后学的影响荆公新学，简称新学，是以王安石为首的理论及其学派。它在北宋中后期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朝廷南渡之前居思想界主导地位的思③　《临川文集》卷六十四《杨孟》。

④　《临川文集》卷六十八《对难》。

⑤　《道德真经集注》卷十四《老子注》。

①　《临川文集》卷七十《推命对》。

②　《临川文集》卷六十四《命解》。

③　《临川文集》卷六十六《礼论》。

④　《临川文集》卷六十六《礼乐论》。

想和学派。

"新学"名称，由王安石及其子王雱修撰的《三经新义》而来。但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学派，都早在王安石未做朝官时已经形成。

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2年），王安石任地方官时，写成《易解》、《淮南杂说》和《洪范传》，阐述自己的思想。后两部书问世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做了王安石学生并女婿的蔡卞说："初著《杂说》（《淮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①后来也做了王安石学生的陆佃正是读了这两部书而心起景仰，他说："嘉祐、治平间。。明孺尚未冠，予亦年少耳，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学，予独疑焉。及得荆公《淮南杂说》与其《洪范传》，心独渭然。于是愿扫临川先生之门。"②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去世，他回金陵居丧3年，又因病未赴阙，直至熙宁元年才应召入朝，后主持变法。他在金陵住了6年多，其间，登门求学者甚多，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其中，其子王雱、其婿蔡卞以及陆佃、龚原等，都成为后来变法的坚定支持者和助手。陆佃曾作诗述及当时盛况："忆昨司空驻千骑，与人倾盖肠无他。有时偃蹇枕书卧，忽地起走仍吟哦。诸生横经饱余论，宛若茂草生陵阿。"①新学学派形成。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为从思想上得到人们的支持，王安石不仅将新学思想经常向神宗灌输，以至于二程讽刺说："介甫之学，佗便只是去人主心术处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无有异者，所谓一正君而国定也。"②而且，王安石专设经义局重释经义，并把他的《三经新义》和《字说》颁行于学校，使士子诵习。科举考试中，考生无不以此为答卷依据。一时间，新学思想风靡全社会，新学学派占居思想界统治地位。

元祐年间，新法被废止，变法派遭受打击，新学在思想界的地位一度下降。但时隔不久，绍圣之后，变法派又得扶持，新学重新统治思想界，直至南渡。荆公新学在北宋社会前后"独行于世者六十年"③，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对理学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一作用主要就是：改造经学，开自由议论之风。

汉、唐经学，是儒学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发展至北宋庆历之前，陷入了章句注疏的僵化之中，其文章训诂到了繁复琐细的地步。自庆历之后，疑古思潮兴起，"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④！新学统治学界后，"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⑤。可见新学对章句注疏之学的打击之大。

然而，新学打击注疏之学，并非一味排斥，而是以新的注释方式取

①　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卷二《王氏杂说》十卷。

②　陆佃：《陶山集》卷十五《傅（明孺）府君墓志》。

①　陆佃：《陶山集》卷一《依韵和李知刚黄安见示》。

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下。

③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上。

④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

⑤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

而代之，使注疏之下的经学得到深刻的改造。当然，与新学同时的洛学、关学在对经学的改造上，有许多高于新学之处，但是首开新注方式的，当推王安石和他的新学。

王安石对旧经学的改造主要有三点。第一，注重阐发经典大义，不以训诂疏析为教。王安石认为，注疏之学治经，"章句之文胜质，传注之博溺心。此淫辞诐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为隐"①。这种弃义拾文的治经方法，使经典中的"妙道至言"成了僵死的文句，不利经世致用。第二，注重阐发性命道德，不以名物考释为主。从王安石的性情、性命说中，已可以充分了解这一点。第三，注重言简意赅的明快学风，不以空洞支离为倡导。注疏之学空疏烦琐，已到了令人难读的地步，一个人很难用一生来读完所有经典加注疏。所以，唐代不得不做《五经正义》来统一各种注疏。而王安石一部《洪范传》，连同原文不足一万字，其风格颇有先秦诸子之韵。正是由于新学的这些改造，经学在宋代才出现了新的转机，向"义理之学"迈进了一步。所以人称："自王氏之学（新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②。

（二）程颢程颐及其天理思想1。二程家世和思想渊源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

二人为同胞兄弟，河南伊川人。程颢死后，谥号纯公，学者尊为明道先生。程颐死后，谥号正公，学者尊为伊川先生。他们并称为二程，因长期在洛阳讲学，他们的学派称洛学。二程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

二程祖居中山博野（今河北定县），在其祖父时徙居洛阳。其家世历代仕官：高祖父程羽，以宋初战功而赐第于京师；曾祖父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程遹，任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亲程晌，得荫补，官至太中大夫。

二程出生于湖北黄陂其父任所。程晌任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兼南安县时，与南安军司理参军周敦颐结成好友，视其气貌非常，深具学问，遂令十四五岁的二子师事周敦颐。程颐在程颢的《行状》中，称大程从师于周后，"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①。自二程从周读书，便开启他们探究道学（即理学）的生涯。

程颢于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26　岁中进士。次年起，任地方官。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作太子中台、监察御史里行，以学问称著，数被神宗召见。其间上疏批评王安石新法。次年，新法推行，程颢出京，再度任地方官。熙宁六年，回洛阳读书讲学。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死，高太后听政废黜新法，命程颢为宗正寺丞，但其未及启程，即病逝。终年54　岁。

程颐一生，主要从事学术理论活动。其18　岁时，曾上书仁宗，请求罢黜世俗之论，扫荡佛老妄语，清除词章训诂和虚浮文风，主张以儒家

①　《临川文集》卷五十七《除左仆射谢表》。

②　赵秉文：《滏水文集》卷一《性道教说》。

①　《二程集》第638　页。

王道仁政为本，而教化天下；并请求召对皇帝，面陈所学。此事虽未实现，但显现了他的人生理想和学术宗旨，也表现了其理论勇气。24　岁时，游太学，正值儒学大师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程颐也呈上论文，胡瑗阅后惊喜，随即廷见，授以学官。27　岁时，曾廷试不第，此后他未再应试科举。他自学官以后的30年间，潜心学问，钻研理学，讲学授徒，而无心入仕。其父有几次保荐其入仕的机会，他均恭让族人。

在治平和熙宁年间，也多次谢绝官方的举荐。

哲宗初年，程颢病故后，程颐被荐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其力辞未去；又荐为秘书省校书郎，授职后，则擢升为崇正殿说书。程颐入仕已50　多岁。他任小皇帝哲宗赵煦的讲官，严于师道，多使哲宗不快。加之，他得意于侍讲身份，以天下自任，议论褒贬而无所顾避，又在朝中多有树敌。于是，元佑二年（1087年），被贬出京到洛阳，差管勾西京国子监。哲宗亲政后，复用新法。绍圣四年（1097年），程颐作为反对派放归田里，随后又将他流放四川涪陵管制。直到徽宗即位，才赦还洛阳，官复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次年，又免职。崇宁五年（1106年），重又授职宣义郎。大观元年（1107年），程颐病死家中，终年74　岁。

二程的主要著作，有他们讲学语录的汇编《河南程氏遗书》和《二程外书》，后人总纂为《二程全书》。其中内含，程颢的《语录》和《明道文集》；程颐的《语录》、《伊川文集》、《经说》和《程氏易传》。二程的著述，近已由中华书局收入新印本《二程集》中。

二程的学术理论，虽各有千秋，如程颢重内心体验而治理学，程颐重宇宙、社会而言理学；但是理本论思想则是一致的，如程颐说："与大哥之言固无殊。"①基于此，本章将二程学术思想，作合并论述。

在两宋理学的濂、洛、关、闽四学派中，二程洛学，上承周敦颐濂学，中融于张载关学，下启于朱熹闽学，具有一以贯之的特征。二程思想渊源，大致在三个方面：其一，从师周敦颐，立求道之志。二程少年时期从周敦颐学习，主要有两点内容。一是，以儒学为本，树立孔子、颜回的人生理想。程颢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①周敦颐一面教诲二程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志伊尹之志"②，做伊尹那样忠诚于君又恩泽于民的人；一面又要求二程学颜子之所学，树立起心泰的境界，于交困之中求圣人之道。孔子的思想内容，颜回的乐道境界，对早期二程思想产生极大影响，奠定了二程理学的基础。二是，周敦颐打破儒道对立的局面，首开三教合一的潮流，建立援道入儒的风格，这些对二程理学教旨的形成，则又提供了灵活的思想方法和广泛的思想资料来源。

其二，出入佛老，返求于儒家六经。二程自称治学过程为，"泛滥诸家，出入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③二程考察佛老二说，既予以公开的批评和排斥，又暗取其有益的内容来丰富自己，使之会归儒学，形成其宗儒为本的洛学。

①　《伊川文集》卷五。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②　《通书·志学》。

③　《明道先生行状》。

在二程理学中有多处援取禅理。所谓"物物皆有理，。。须是遍求。

虽颜子亦只能闻一知；若到后来达理了，虽亿万亦可通。"④便是吸收了佛教渐修、渐悟之说。同时又摄取禅宗顿悟观，构成二程格物致知的脱然贯通之论。程颐认为顿悟观的"一宿觉""言下觉"，可通于孟子言"觉"；并说古谚"共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就是指"言下即悟"①。暗取佛理而又比附孟子、古谚，反映了二程兼容他说又心存羞态的情境。二程顺应北宋复兴儒学的大势，不染佛老恶名，而在学术思想底蕴上，剥离佛老有益的观点，拿来完善儒学，客观上则推进了三教合流的历史进程。

其三，传圣人之学，创自家天理论。二程吸收唐代韩愈的儒家道统论，即道统传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说法；同时又在这一传授系统中删除韩愈，直称自身继承了孟子，填补了自孟子之后道统中断的1400年。程颐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之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之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程颖）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以斯道觉斯民。"②这里，程颐表明他和程颢一起填补儒家道统失传的功绩，突出了洛学以儒为宗"志以斯道觉斯民"的历史使命。

二程自创天理论，其基本思想渊源，是"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即孔孟儒学。早期师承周敦颐，是二程的儒学开萌。周敦颐主要学说的《太极图说》，二程并未吸纳。出入佛老，虽为二程提供了思想营养，但多属方法论意义的间接援取，旨在为其"宗儒为本"的自家理学服务。

2。程颢程颐的天理论（1）天即理的普遍法则程颢程颐在几十年间，"泛滥诸学"，其学问核心，在于树立一个贯通宇宙万物的普遍法则，即"天者，理也"①的宇宙总法则。

如程颢说："吾学虽有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②二程第一次把理作为最高范畴，从而提出了理本论的哲学思想。

何谓天？二程看来，它不是宇宙天体和自然大全，也不是人格的上帝，天只是一个至上的精神观念，它体现着宇宙的最高法则。二程否定汉儒董仲舒的人为人格神的说法，直称"天者，理也"。进而指出："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③认为皇天不是指人，而是理的代称。董仲舒所谓"天者，群物之祖也"④，二程认为是孟子死后，圣学不传，千载无真儒造成的异端佞语而已。故而，在二程处，天、理、道三者是同等概念，是其理本体的不同称法。

关于理与事的关系，二程认为，理是天下万物的本原。程颢说："所④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②　《明道先生墓表》。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

②　《二程外书》卷十二。

③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

④　《汉书·董仲舒传》。

以为万物一体，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⑤这表明万物从理中派生来，理是万物生成的根据。二程指出，这是指"原始要终而言"⑥，是在终极意义上讲的本原意义。他们认为，理不但派生万物，而且也决定了事物的功用。"实有是理，故实有是物；实有是物，故实有是用。"⑦在二程处，理是一种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的无形无象的抽象本体，理如何从原始要终出发，而创造万物呢？

二程提出理与气的关系，以进一步说明理与事的关系。二程一方面提出"万物皆是一个天理"①，以理为永恒绝对的世界本原；另一方面他们又引入"气"的概念，以气与理匹配。这样，由理（道）派生出气，再由阴阳二气交合衍生出天下万物。二程说："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②这就指明，理（道）是"所以"产生阴阳二气的本体。这个"所以"便是理具有的生生不已的变化本性，"天只是以生为道"③。这样，理的生生变化就产生了气，气的生生变化就产生了万物。

他们又称理气关系，即是道器关系。二程发挥《周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传统哲学思想，以之说明理与气，称"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④形而上的道是普遍必然性的理；阴阳二气是形而下者，是由理派生的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如此理成为气的本体，气则是理的作用和表现。

二程把气体现理、理在气中，气化为物、理在物中，称为"道外无物，物外无道"⑤。这就说，天下万物皆可由理所映照，无一物不含理；而理作为宇宙总法则，又并非离开物而存在，它总摄万物，存在于一事一物之中。由此，二程推出"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⑥的结论。指出虽然物有万殊，事有万变，但是，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多依归于一，变复致于恒，这即是"天下之理一也"⑦。

他们强调，在具体事物上，理与气所化生万物为同在，表现为"器亦道，道亦器"①。但是，在宏观意义上，气有生灭，物有聚散，"凡物之散，其气遂尽"②；而理是实在的本体，不随气的生灭、物的聚散而改变，理具永恒绝对性，"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③在二程处，理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客观世界的⑤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⑥　《经说》卷八。

⑦　《经说》卷八。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③　《二程集》第29　页。

④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⑤　《河南程氏遗书》卷四。

⑥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⑦　《二程集》第858　页。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一。

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③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永恒的绝对体。由此，二程哲学的理本体，通过理气关系、理事关系的层层论证，而确立起来。

程颢、程颐确立天即理的普遍法则，旨在指导社会生活，赋予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以普遍合法性，从而以天理为人世间立法。这一点，集中在二程阐发的天理王道观中。

程颐说："天为万物之祖，王为万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汇亨，君道尊临天位而四海从。王者体天之道，则万国咸宁也。"④这里，他以王道为天道，以天道自然的普遍规律又来证明王道的合规律性，从而证明王者的权力地位，只出于对天道本体的体认和遵从。这即说，天理中本已包含人间社会的典章礼法制度和仁义道德的伦理原则，天理涵盖自然与社会的规律和秩序，它是先验的存在，只需要"王者体天道"而已。这段话也表明天理有无所不包的总摄特征，表示它为天地人间的共同主宰，而人间王者体人天道，就在于建立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⑤的大一统天下。这样，就以"王者体天道"，论证了强化"尊临天位而四海从"的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和合法性。

天理对社会统治的作用，在二程看来，既然如此重要，那么，王者之本就在于顺应天理。二程说："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①二程主张当世人君应效法先王之治，去顺应天理。在二程处，这种效法有三方面：其一是修复治道，正纲纪，明法度，对封建制度进行完善；其二是求贤与智，协助朝廷；其三是教化百姓，"安民"以固本，充分认识"生民长久治安之计"②。这样就从上中下三个层面，借助天理，强化王道，可以求得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

②格物致知论二程从古代《礼记》中抽取《大学》一篇，将《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再取其格物与致知，加以强调发挥，遂成为在两宋理学中极具影响的二程认识论。程颢与程颐论格物致知，各有明显特色。这里分别论述。

二程共同的前提是：""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③这是说，格物是穷尽明达物中天理，致知则是达到对天理的认识，致知以格物为前提条件。

程颢讲格物致知，侧重以心内求。他说："致知在格物，物来则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则意诚不动，意诚自定则心正，始学之事也。"④这是他对格物的内向化界定，穷尽物中的天理，只在以心照万物，以情顺万物，以一颗安宁的"自定"之心，随物去来，随物而喜怒，便会获得道德修身的知识。因此，他主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时并了"，"圣人仁之至也，独能体是心而已，曷尝支离多端，而求④　《二程集》第698　页。

⑤　《诗经·小雅·北山篇》。

①　《二程集》第907　页。

②　《二程集》第522　页。

③　《二程集》第21　页。

④　《河南程氏遗书》卷六。

之外乎？"⑤可见，程颢的格物致知与尽性、知命是三位一体的，主要是追求一种物我为一的超然境界，求达对此种境界的内心体味。

程颐论格物致知，则展现为一个复杂的认识论体系。

在程颐看来，格物致知是出于两种需要：其一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需要。他说："人之学莫大于知本末始终，"致知在格物"则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则所谓末也、终也。"①这即是说，格物致知在于获得天理，穷理过程可修炼优秀人材，天理则指示了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和道路；而治天下国家则是格物致知的结果和终点，是天理的实现和完成形态。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目标和人生抱负，必须从格物致知开始，才能修身以正，担当治国平天下的大任。

其二是发掘内心天理的自我需要。他认为，天理乃心中固有，由于心极易为外物迷惑而产生偏见，使心中天理被蒙蔽，甚而被泯灭，因而格物致知是格去违害天理的物欲，而复萌至善的本心。他说：""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②这样，格物致知就是一个拯救自我，发见本心，体现自我修养的过程。

程颐认为，格物致知以穷事物之理为目标。这里有两点含义：一是以事物为对象，穷索其物中天理。他说，"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③这里事物包括自然和社会中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当回答"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问题时，他明确说："不拘。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皆有理。"④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始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忠，等等，皆是穷理对象。二是说格物致知的目标，不是去了解事物的物质属性及技术性特征，只是提取其所体现的天理。如果停滞在事物本身，而未穷其中之理，则叫做"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①。

在格物致知的途径上，程颐显然不同于其兄程颢所谓"曷尝支离多端，而求之外乎？"程颐指出，穷理的途径有如千蹊万径，得一路便可。他说："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②故而，他主张多端的穷理途径。同时，在多端之途中，他强调多识先王之道。在途径中偏重政治伦理方向。

如何运用多端途径以穷理？程颐认为，既要外求万物诸理，又要内求性情诸身。使外求与内求相结合，自然与人事相结合。这是因为，天理在心内，"万物皆备于我"；理也存心外，应"凡事物上穷其理"③。程颐认为，虽应结合内外而穷理，但是"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⑤　《二程集》第15、74　页。

①　《二程集》第316　页。

②　《二程集》第316　页。

③　《二程集》第188　页。

④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

①　《二程集》第316　页。

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③　《二程集》第143　页。

得尤切"④。因此，他强调发挥主观体认能力，从心性中把握天理，培养一种高度的理性自觉。这就是他说的，在格物致知的穷理之途上，"心若不作一个主，怎生奈何？"⑤对于格物致知的认识过程，程颐说过三条：一是积累；二是类推；三是贯通。显现出由个别到一般的归纳路线。

格物，首当积累。程颐认为一物有一理，须是遍求，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应逐一格过，对万物之理，皆当理会。有人问："只格一物而万理皆知？"他回答："怎生便会该通？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虽颜子亦不敢如此。"①这即是说，格物首先是个积累过程，来不得简便。

其次是类推。他表示："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②他认为，可将天下事物分类，同类同理，知一而足，这就是相类而推其理同。他夸赞颜回，是"闻一知十"的类推穷理。

再者是贯通。他主张认识事物有一个长期积累、偶然晓悟的过程。

他说："须是今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③贯通即是把握全体和规律，实现贯通，条件是"积习既多"。他说："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济事，须是集众理，然后脱然自有悟处。"④贯通在程颐处，既是认识过程，又是认识目的，要人们关注由积累引发的致知飞跃，以自悟天理。同时，他又认为，"若到后来达理了，虽亿万亦可通"⑤，这就把认识飞跃推至"一通则亿万通"的神秘主义境地，已类属顿悟禅理，走向超经验倾向。

程颐强调格物致知的归止问题。认为格物致知重在归止，应以识理、明善、修身为根本任务。他提出，格物，止在致知；"致知，但知止于至善，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之类。"⑥他继承孔子孝为仁之本的思想，把子孝父慈作为社会道德的基础，孝与慈由家庭移至国家，则是臣之忠和君之仁，故而，它成为致知的归止。由此，程颐告诫世人，格物致知应牢记其明善悟道的归止，而不要耽于耳目闻见的粗俗浅识。他批评"汛然正如游骑无所归也"①的舍本逐末，称这种信马由缰的外观事物，丧失了明善的归止，非圣人之学。这就是说，一方面要内求诸己，以穷尽心中之理，又要遍求万物，以格尽天下之理，从而使物我合一，求达儒家道德的悟性和贯通，涵养起治国平天下的先圣品质；另一方面不以格物过程和手段，替代或伤害致知的明善归止，要清除囿于闻见之知的大患，以恪守圣人之学的思想主线。此即程颐的格物致知底蕴所在。（3）人性修养法二程人性论的基本思想，即是程颐提出的"性即理也。所谓理，性④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

⑤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下。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③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④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

⑤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

⑥　《河南程氏遗书》卷七。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七。

是也"②。这是他们区别于以往哲学家的重要创见。

"性即理"命题的本质，是把人类本性与宇宙普遍法则的天理，直接联系起来，以天理作为人性的终极根据。二程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③这是指形而上的天理，在不同角度上，有不同的称法，其必然性对人而言称为性，即天命即性。这里，二程把《中庸》"天命之谓性"

的观念纳入其人性论中，使天理、天命、天性三者统一起来。如，程颐说："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又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④如此，性便具有了天理的普遍合理性，具有如同天命的超自然必然性。

二程提出，人性具有二重性。程颐认为，人性的善恶问题，根源于人性内含两大因素：一是由孟子所称的人性本原因素。"孟子之言善端，乃极本穷源之性"、"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①。在孟子处，性之本则善。此是程颐所称的"性即是理"的天命之性②。二是由告子提出的人性的受生后因素。程颢指出："告子"生之谓性"。。此亦性也，彼命受生之后谓之性尔。"③既然人性存在两个因素，便不可以混同二者。程颐说："性字不可一概论。"④这就是说，性由天命之性与生之谓性两方面构成。

二程简称天命之性为性，生之谓性为才。程颐说："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浊清，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⑤他认为，性本于天理，性则无不善，这是依据了孟子的性善说；才禀受于气，气有分辨，才则有善有不善，这则是对告子"食色，性也"的改造。由此，他提出，观察人性不可失之偏颇，否则"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⑥并认为，孟子与告子的人性说，各执一偏，都有失全面，其原因是不认识"性出于天，才出于气"。⑦二程的人性论，既是其伦理哲学的基础，同时又为其道德修养论准备了思想前提。在二程看来，之所以必须进行道德修养，从根本上说，一是因为气禀的影响而产生出善恶贤愚；二是因为作为天命之性载体的"心"，在发动之后，便由纯善而变为了有善有不善的情。关于情，程颐说："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①这表明，愚与恶的成因，一是先天的气禀，二是后天的以情害性。何以造成"情其性"？二程认为：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二。

③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二。

④　《二程集》第274、204　页。

①　《二程集》第252　页。

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③　《二程集》第63　页。

④　《二程集》第313　页。

⑤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⑥　《河南程氏遗书》卷六。

⑦　《二程集》第252　页。

①　《二程集》第577　页。

"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惟蔽于人欲，则忘天德也。"②因此，人欲是致恶的直接原因。由此就提出了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和根除人欲的理学任务。

"灭人欲而存天理"③，是二程修养论的总原则。具体地说，二程把人的思想行为视作了对立的两端，"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按照理即是礼的原则，遵循封建典章礼法，来规范人的全部行为，即存天理而去人欲。程颐借用儒家传统思想，将此称为"视听言动，非理不为"。④"存天理"，除了规范实践行为这一先儒的传统做法，二程提出了两条重要方法：一是"学"，程颐说："使肯学时，亦有可移之理。"⑤又说："积学既久，能变得气质，则愚必明。"⑥二是"主敬"，与学相比，他认为这是涵养德性的根本方法。

所谓"主敬"修养法，主要由程颐提出。程颢也讲敬，他说："执事须是敬，又不可矜持太过。"他主张"敬须和乐"⑦，即主张一种内心识仁的安祥境界。程颐不同于其兄。他承接《论语·子路》中"居处恭，执事敬"与《周易·文言》中"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说，把先儒以谨慎恭谦为敬的意思，改造发挥为内心涵养的功夫。程颐将此概括为"涵养须用敬"⑧的命题。并解释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⑨赋予了主敬之方极高地位。

何谓主敬？程颐说："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①这是说，敬即是主一而无适，指人在交感万物的思虑之中，能使心有所主而纯一不二。此是程颐修养法的最重要思想。它区别了摒除闻见思虑的佛教禅定，区别了周敦颐"寂然不动者，诚也"的主静修养论，也区别了程颢"内外两忘"的定性定心之法。敬者主一无适，它是一种以入世为背景、以交感万物实践活动为条件的道德修养法。它显出了高于以前诸种修养法，更加适应社会生活的特点。

主敬之方，外讲庄肃仪态，内讲自觉专一。程颐说："一者无他，只是整齐严肃，则心使一。"②他以整齐严肃要求修养者的容貌举动，要求人们举止、服饰、情态等都必须由乎礼而合乎仪，认为这是求内敬的必要条件。同时，他又说："主一无适，敬以直内，便有浩然之气。"③这是指人应经常保持一种自觉地整饬自我思虑的心理状态，心便能专一而不为外物诱惑，养成天地之浩气。

程颐讲主敬，既追求主一无适的精神境界，又主张从内向外进行处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十一。

③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

④　《二程集》第144　页。

⑤　《二程集》第204　页。

⑥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⑦　《河南程氏遗书》卷三、二上。

⑧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⑨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③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物行义，于事物上明辨善恶是非。他认为："若未接物，如何为善？"④强调以主敬结果指导处人接物的现实生活，以此检验和完善所修之善。

在他看来，有了敬，王者可以体察天道，使万邦安宁；而学者可以修身行法，以立规矩准绳。程颐自己一生，便是举动进退必依礼法，被当世人赞誉为"独出诸儒之表"⑤。这样，敬与义、境界与行为相统一，主敬便不是空寂无事，而是一个从修身出发而治国平天下的过程。

（三）洛学的地位与后传1。与王安石新学的对峙二程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新法；因而也就反对作为王安石新法理论基础的新学。表现在学术思想上，是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的对峙。

作为北宋新学代表，王安石在执政期间，颁布《三经新义》，得到改革时期神宗的支持，称"可以颁行，令学者定于一"。①遂使新学成为当时"定于一"的思想旗帜，王安石成为新学领袖。新学引起当时学术思想界极大震撼，正统派起而攻击，其中，尤以二程为甚。程颢是"新法之初，首为异论"②的代表人物。熙宁二年，程颢任御史几个月间，"章数十上"，上疏《陈治法十事》，全面反对新法，深得司马光等旧党赞赏。邵雍赋诗称程颢与司马光、富弼、吕公著四人，为当世"四贤"。说明程颢同旧党利益的一致性，反映了他在反对新学中的学术首领地位。二程指斥王安石《三经新义》，违反了祖宗法度。王安石修颁《三经新义》时，程颢当即上疏，称之"用贱陵贵，以邪妨正"③，反对"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④。认为王安石以此为取士标准，作为统一官僚队伍的思想尺度，是践踏了祖宗关于上尊下卑、礼别贵贱的法度。《三经新义》是王安石变法思想的理论说明，用以制造变法舆论和培养人材，他不拘祖先之法，而求当世之功，自然触犯了维护传统的世族贵族的利益。而以"致法就功，取成于心"为宗旨的《三经新义》，则成为新学被打击的首要对象。

二程称王安石新学腐蚀人心，比佛老异端的危害更烈。二程说："今异教之害，道家之说则更没可闢，唯释氏之说衍蔓迷溺至深，。。然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王安石）之学，。。如今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①在二程看来，佛老危害在其下，新学则是突出大患，因为新学教坏了封建大业的后继之人。他们借助皇帝的力量以"整顿"新学，程颢面陈神宗，告御状，称新学的"不是"：一是指王安石"守约则未也"②，认为王变更了先圣的传统规矩，损坏了④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⑤　《河南程氏遣书》卷一。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九。

②　《伊洛渊源录》卷二。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

④　《宋元学案·文公王临川》。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立朝的典章制度；二是批评王安石"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③二程认为王安石行为粗放，不合周公盛德形状。这就从思想内容到行为方式，否定了新学。

二程又在学术水平上，讥评新学浅陋。虽在神宗面前，程颢勉强承认"安石博学多闻"④。但在学界却直称"介甫之学，大抵支离。。。读了数篇，其后尽能推类以通之。"⑤这即是说，新学属散乱而无主旨无系统的"支离"，又是"尽能推类"的浅显之论。由此可见二程与新学对峙情绪的深刻程度。

在洛学与新学的对峙中，二学彼此间互有贬辞。程颢称新学："参政之学如捉风！"①王安石则称洛学："公（程颢）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②在二程看来，新学变化万端而莫得其踪，如同捉风一般。王安石则把洛学视作壁上观，可见不可行。

自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其新学遂成禁学。二程与新学的对峙局面，基本结束。程颢和王安石先后死去后，程颐学问主要在自我构造和完善上，洛学与新学对峙便成历史。

二程与王安石的分歧，一是新法触犯了世族阶层的利益，二是新学触犯了孔孟思想的传统。这种利益的冲突和思想的对峙，已掩盖了二者维护赵宋王朝、排斥佛老、反对章句注疏、摒除浮辞丽文等方面的一致性。政治上的党争和思想上的学争，交织一起，彼此都几起几落，显示了北宋思想文化的活跃和建构宋代主体思想路线方面的两种选择。

2。洛学的历史地位二程洛学，是新儒学经过举创而走向繁荣的北宋时期的最高阶段，也是北宋到南宋在学统传递上的主流学派。

朱熹称北宋理学奠基时期的代表人物，为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和司马光等"六先生"。当其时，六大家并世而立。周敦颐创濂学、张载创关学，邵雍和司马光有其象数学，二程洛学一时与诸学并存。但是，历史发展，斗转星移，诸学发生很大变化。周敦颐、邵雍之学，为社会潮流所裹挟，成为新儒学由草创到繁荣的中介桥梁；张载关学也由兴盛趋向衰落，其著名的气说、人性理论，则被洛学改造后吸收。相比之下，唯独洛学雄风刚健，在诸学之中拔俗超群，既承接了新儒学草创期的积极成果，又融会了并世诸学精华。因其深刻的内省精神和颇为精致的逻辑体系，满足了北宋社会的需要，而形成为北宋理学的顶峰。洛学对并世诸学的融合吸纳，可从二程与诸公的来往过从得知。周敦颐为二程老师，是师承关系；张载为二程表叔，是亲戚关系，彼此常聚首讨论学问；邵雍为二程邻里，过从甚密，其子邵伯温又为二程学生；司马光是退居洛阳的旧臣，政治上同二程友甚，他与程颢、富弼、吕公著四人同被邵雍称为"洛阳四贤"。这种较亲近的关系，构成洛学能够③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④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⑤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

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

借鉴诸学，以及发见诸学缺陷的机会。

同时，洛学与王安石新学也并世，且相对峙。但是洛、新二学，在对佛老态度、排斥章句注疏和六朝文风，在复兴孔孟儒学上，又异途同归。王安石新法被废黜，新学被禁后，二程洛学更无敌手，且发展道路已被廓清。

二程洛学中，程颢、程颐的学问，又分别创立和代表了两大学术方向。南渡之后，程颐的理论，由朱熹完成，世称程朱理学；程颢的理论，则由陆九渊发展，至明代王阳明完成，世称陆王心学。在二程时代，尚未分辨为两大学派，仅呈现为二程兄弟间学术趣旨的某些不同，到了南宋朱熹与陆九渊的思想大论战，遂使两大学派形成，成为当世知识社会中最为突出的不同依归。

二程洛学在学术道统上，上宗先秦孟子的性理之学，下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先河，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作用。成为儒家孔孟道统在宋代复归的基本条件和不可或缺的环节。

这种道统地位，程颐明白地说，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者，是其兄程颢所代表的洛学。这里虽有自诩溢美，但洛学注重发挥孟子思想学说，而开启性理之学的新风，奠基理学的事实，则为理学后人所称道，为元、明、清三代统治者所一再高扬。同时，这也是洛学继孔孟道统的一个证明。

天理论，是二程洛学的核心，也是洛学历史地位的理论标志。天理论的内容颇繁多，从二程对理学的突出贡献来看，首要的两点，即天理概念和理欲原则。

"天理"一词，源于先秦，流于两汉。其义分指为二：其一为自然宇宙的规律；其二为儒家道义的要求。前者旨在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则指社会道德原则与人欲求之间的关系。二程所谓自家体贴的天理，则是兼容二义，认定天理为永恒绝对的社会道义原则。这就是程颐说的"人伦者，天理也。"①他们又指出："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②可见，二程天理，非指自然物理，天理论也不是一般自然哲学，而是旨在为封建秩序提供世界本原的根据和证明，使孔孟纲常义理获得最高权威意义。

二程依据其"性即理"原则，将人性二重化，使天理天性与人的自然之性对立起来，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欲原则。理欲关系，《礼记》中曾指出："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在董仲舒和韩愈处，以性三品之说，讲及人欲。在张载处，以"气质之性"概称人欲，认为人欲之中善恶相混，承认其中有饮食男女的合理要求。二程不同于历史旧说和当世之论，直将人欲称恶。认为："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不为善，欲诱之也。诱之而弗知，则至于天理灭而不知反。"③把维持生存的正常需求，和忤逆纲常道德的言行，统斥为损害天理的私欲，以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的模式，推出"无人欲即皆天理"、"灭私欲则天

①　《二程外书》卷。

②　《河南程氏粹言》卷。

③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

理明矣"①的信条。

二程洛学，以天理概念为其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最后确立起存理去欲的社会生活价值原则，形成一套较前人更为成熟的理学理论。这一理论，适应了北宋中期之后，由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所导致的利益关系变化和社会等级关系矛盾的新形势，为赵宋王朝长治久安，奉献了一套政治伦理的价值理论。它一旦为封建政权所认识，便会登上统治思想的宝座，这一点已为南宋之后的封建史所证明。同时，二程洛学，又是北宋社会理学思想的总结和升华，这一点则为南宋理学所体认，并确定为理学发展的既定的方针，被朱熹和陆九渊从两个方向推进和发扬光大。

3。洛学传人二程具有思想家兼教育家的特征，收有众多程门弟子，这使得其思想学术后继有人，传布久远。

程颢晚年以讲学为主，四方求学之士，日夕盈门。此间，著名的洛学传人中，谢良佐于元丰元年（1078年）师事程颢，次年有游酢和吕大临从学于他，杨时于元丰四年师从程颢，次年刘绚也投师程颢。

程颐在嘉祐元年（1056年），其24　岁时，为太学主持胡瑗所赏识，遂为学官。自此开始，一生主要从事讲学授徒活动。朱熹称"四方之士，从游者日益"②。其兄死后，谢良佐、杨时、游酢等皆又师承程颐。著名传人罗从彦，则是程颐在元符三年（1100年）所收的弟子。

二程洛学有"明道之传"与"伊川之传"二说。洛学传人中，呼声最高的是谢良佐，时称"洛学之魁"。

谢良佐（1050-1103年），字显道，寿春上蔡人（今河南上蔡县），学者称上蔡先生。早年从师程颢，深得赏识，元丰八年中进士。程颢病故后，再从师程颐，极研学问，程颐称许其"切问而近思"①。谢良佐及第之后，曾作几任州县官吏。建中靖国初年（1101年），徽宗召对，有意用他。但他退出后说"上意不诚"，遂只得于两京竹木场做监官。后因言及德宗年号而下狱，废为百姓，卒在家中。其主要著作有《论语解》、《上蔡语录》。

谢良佐最具影响的理论，是他以觉为仁而提出的仁即是生意，主敬即是常惺惺的思想。

他从孟子"仁，人心也"的性善论出发，继承和发挥程颢"只心便是天"的识仁学问，提出"心有知觉之谓仁"②的观点。在谢良佐看来，心是天理仁义的载体，又是知天体命的感觉通道，人则是以心的感觉来认识天理道德高尚境界的。所以，心之觉，便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识仁过程，它如同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的宇宙一般，靠了心之觉，才可识得仁，使仁者与宇宙浑然同体。

何谓仁？他说："仁者，天之理，。。天当然而已矣。"③指仁为天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十五、二十四。

②　《伊川年谱》。

①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

②　《宋元学案》卷四十二。

③　《上蔡语录》卷上。

理的当然之则。又说："仁者何也？活者为仁。"何谓活者？他回答："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之。"④这里指出，仁的根本属性是生生流行、通畅无碍的"活"。由此，谢良佐之仁，一是天理本体，二是充满生生之意。他以人和植物的生命机能作喻，认为人的身体麻痹而不知痛痒，其失去知觉，便是不仁；认为桃、杏等植物其核可种，其生根、抽芽、开花、结果，是有生生知觉，便可称仁。生生流行是状态，有其知觉是原因，称其仁则是既指状态更指知觉根据。因此，仁即是觉，觉即是心，这就是"心有知觉之谓仁"。

如何求仁？谢良佐提出主敬即是常惺惺的修养人性理论。所谓主敬，指恪守仁义之道的警醒心态，他称为常惺惺。一方面他吸收程颐之说，以整肃规范、有主则实的求仁之方，说："如颜子视听言动上做得，如曾子容貌颜色辞令上做亦得。"①这是指规范行为和举止容貌，达到整肃庄严的仪态。另一方面他侧重吸收程颢内心体识仁义的思想，主张从心上修养求仁，使仁自心中自然流出。他兼取二程之学，侧重一种常惺惺的心理状态，反映了他追求一种以心为仁的精神自觉。

南宋朱熹曾高度评价谢良佐，"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则于夫子（程颢）教人之法，最为得其纲领"。②朱熹在《经筵讲义》中说，他的持敬修养理论，便吸取了谢良佐的常惺惺之说。同时，他又认为谢良佐"心有知觉之谓仁"的学说，经过张栻，传给了陆九渊。于是对上蔡之说，颇有微词。然而，这正说明谢良佐确为"明道之传"的中坚人物。"伊川之传"的代表人物是杨时。

杨时（1053-1135年），字中立，号龟山，南剑将乐（今属福建）

人，称龟山先生。其24　岁中进士，然后从师程颢，很得赏识。程颢死后，改师事程颐，极研程颐之学而深得之。杨时先后在北宋末与南宋初任官，并收徒讲学，是在两个时代之间传递洛学的重要人物。

杨时继承二程理学思想，曾提出由诚意正心而推之于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合一之说；他苦心论证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的分别。他主张修身以自我为对象，说："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反而求之，则天下之理得矣。"①他认为修养德性，应在心的未发之际，在喜怒哀乐未发动前，净化己心，涵养仁义道德。

二程洛学，如前文所述，程颢理学经谢良佐，传张栻，后在陆九渊处凝结成心学一派；程颐之学，则由杨时传其弟子罗从彦，罗从彦传李侗，由李侗传朱熹。《宋元学案·龟山学案》称："独龟山（杨时）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可见，程颐理学，中经杨时、罗从彦、李侗，在朱熹处集得理学大成。

④　《上蔡语录》卷上。

①　《上蔡语录》卷上。

②　《朱子文集》卷十八。

①　《宋元学案》卷二十五。

四、排斥佛老，奠基理学（一）独树一帜的张载理学1。张载生平和著作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祖籍大梁人（今河南开封）。他出生长安，后居陕西凤翔府郿县横渠镇讲学，世称横渠先生。

他家族世居大梁，历代多任小官吏。祖父张复在真宗时期任给事中，父亲张迪在仁宗时期任殿中丞、知涪州。张迪卒于涪州任上，张载随家人东返途中，侨寓凤翔府郿县。

青少年时期，张载立志报效国家，"慨然以功名自许"，以期建功立业。是时，北宋中期的西北边境常为契丹和夏侵掠，焚烧民舍，杀掠民畜，赵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张载生活于陕西关中，耳濡目染近患之害，力欲除之。张载21　岁时，正置宋军战败西夏南侵之军，范仲淹受仁宗之命，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并知延州事。他即上书谒见范仲淹，陈述报国之志和定边用兵方略。《张载传》说："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旨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范仲淹是北宋前期新儒学的开风气领导人物，宋初胡瑗、孙复等大家，都曾由他举荐而走上复兴儒学的历史舞台。年轻的张载此时听取了范仲淹劝告，于是专意儒学，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成为北宋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张载从《中庸》出发，博览群书，由研习佛老，转而从佛老中解放出来，并排斥佛老，在比较鉴别中，重返儒家《六经》，最终确立了他的思想学术立场，建立起他的气学为特征的理学体系。

嘉祐二年（1057年），张载登进士第，先后出任祁州（今河南安国县）司法参军，丹州云岩（今陕西宜川县）县令，著作佐郎、签书渭州（今甘肃陇西县）军事判官公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由御史中丞吕公著举荐，神宗召见后，任崇文院校书职。次年，其弟张戬反新法，官由监察御史里行，贬降为司竹鉴。张载耽恐殃及，辞崇文院校书职，返关中故里横渠镇著书讲学。熙宁十年，受吕大防再荐，张载任太常礼院；不久，因与主持官意见相左，加之患疾，即辞职。回陕西途中，于临潼病逝，终年58　岁。

张载一生志向和主要精力，在于潜心研究学问。他极为推崇儒学，主张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他深受《易传》影响，但又独出气学，自成一家。张载治学谨严，在横渠镇时，"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为，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①这种苦心竭力、穷神知化的治学精神，对关学弟子以及对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极大影响。

张载论治国平天下之道，力主复三代。当年神宗召见他，有记载："神宗方一新百废，思得才哲士谋之，召见，问治道。对曰："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帝悦，以为崇文院校书。"②张载复三代的政治

①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②　《宋史·张载传》。

主张，在他的井田方案和宗子法之说中，都有鲜明反映。

王安石当政变法时，张载任崇文院校书。他对新法态度，不同于政治上连结旧党的二程，持较温和的保留立场。即一方面主张改革，张载说："变而通之以尽利，理势既变，不能与时顺通，非尽利之道"，"能通其变而措于民，圣人之事业也。"另一方面，他则主张循序渐变，不同意新法的"顿革"，他说："尧舜而下，通其变而教之也。。。运之无形以通其变，不顿革之，使民宜也。"①王安石变法之初，曾希望得到张载支持，但张载一面肯定变法方向，称"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另一面不同意其方法，说"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②。于是二人相处默然，语多不合。

张载著述颇丰，主要有《正蒙》、《横渠易说》、《文集》、《张子语录》及《经学理窟》。其中，张载于熙宁九年于横渠镇写的《正蒙》一书，自认为是其学术思想代表作。

2。提倡古代宗法制张载的政治思想中，极力提倡恢复西周典章制度的宗法制。张载提出："管摄天下之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③认为通过倡明世族谱系和重建宗子法，可以从根本上统一人心，统一教化，以巩固世族封爵邑地的政治经济地位。

宗法制，是周代首创的典章制度中最核心的内容。所谓宗法，即是封建世族的继承法与继统法。基本精神在于使同宗世族的人，明确并严守长幼、尊卑、亲疏的次序和差别。它一方面利用尊祖的情绪，培植敬宗的习惯，从时间上维护世族血统的权力承继；一方面它严于嫡庶之分，确立宗子权威，广收族人，统一行为规范，从空间上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张载所谓"明谱系世族"，概指其前；"立宗子法"则言其后。张载论宗子法，基本上是在北宋条件下的复古主张；但是，作为思想家的张载，既要恢复宗法之制度，更着重于从观念上强调以宗法意识统人心、厚风俗。

首先，张载认为宗子法是天理的体现。他说：""天子建国，诸侯建宗"，亦天理也。"①这里，张载把天子君统和诸侯宗统的分统说，直称天理，即赋予宗子法以本于上天的神圣性。他说："宗之相承固理也。"②认为宗族权势的世代传递，是符合天理的。这如同树木，干即是宗，"其上下挺立者本也"，如若旁枝茂盛，就会损害宗之本，使于"低摧"。

他又以河的正流为宗作喻，反对泾流的泛滥。由此表达他固本强宗的思想。

其次，他认为宗子法是巩固王权的重要措施。这是因为"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③。在他看来，

①　《横渠易说·系辞下》。

②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③　《经学理窟·宗子法》。

①　《经学理窟·宗子法》。

②　《经学理窟·宗子法》。

③　《经学理窟·宗子法》。

废了宗子法，朝廷无谱牒，便人人不知其来处；立宗子法，则朝臣公卿人人立教齐家，忠义之风大倡，国家政权便日趋巩固。张载视世族之家为朝廷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提倡宗子法，便是从固化这一基础出发。他主张"使之世守其禄，不惟可以为天下忠义之劝，亦是为忠义者受其极"。④可见，张载所谓宗子法是融权力、财富、道德、血缘四者一体的一种封建统治方法。

再者，他的宗子法既肯定旧贵族利益，又为"崛起于贫贱之中"的庶族地主升为新世家，开辟了道路。北宋时期土地兼并严重，豪族与庶族地主的矛盾加剧。张载一非显族，已感受到这种尖锐冲突；二又察验过民间疾苦，因此主张包含有新世家的宗子法。这与他对王安石新法持默许态度是一致的。他说："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遂族散，其家不传。"①在他看来，这对国家稳定是极不利的。如此，张载所倡宗子法，又不仅是血族同宗之法，而是广义的社会宗子法。即是，国家以天子为共主，是社会大家庭的宗子；等级间则以卑宗尊；同宗内则以幼宗长；新世家则可建立自家的宗子体系，并将其嵌入社会等级结构之中。

最后，在立宗子的标准上，张载既重嫡长子的资格地位，又依重"以贵不以长"的立宗子原则。清代宋学家王国维研究周代宗子法，指出："立子以贵不以长，立适以长不以贤者，此宗子法之精髓。"②此处，贵与贤互训。按"学而优则仕"说，仕者即贤与贵。张载承袭周礼，在《经学理窟·宗法》中突出了"以贵不以长"的立宗子标准。他说："宗子不善，则别择其次贤者立之。"又说："至如人有数子，长者至微贱不立，其间一子仕宦，则更不问长，须是士人承祀。"显然又已变通了他以树干为本、以河正流为身的宗子法，把主祭的特权给了并非嫡长子的士人。

张载宗子法，维护北宋王朝统治的用心是明显的。他关于新世族立宗子的思想，对缓和社会矛盾有一定积极意义。在北宋中期，远有祖宗崇拜的传统，近有广泛的以血统纽带为联系的小农家庭生产方式，特别是立于这种传统和经济关系之上的世族政治，皆适应和需要宗子法制度。故而，张载所谓宗子法颇具基础，为地主世族所欢迎。

3。创立关学据《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载："横渠倡道于关中，寂寥无有和者。先生（吕大钧）与横渠为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执弟子礼，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这说明，熙宁三年张载辞崇文院校书职，回故里陕西关中后，即初创关学。

吕大钧（1029-1080年），字和叔，兰田（今陕西兰田县）人。与张载同年中进士，但深深悦服张载学术，自甘折节，携其弟吕大临投奔关中，拜张载为师。此举使张载之学影响剧增，遂学者靡然而至。张门高弟有：吕大钧、吕大忠、吕大临、苏昞\、范育、游师雄、种师道、潘④　《经学理窟·宗子法》。

①　《经学理窟·宗子法》。

②　《观堂集林》卷十。

拯、李复、田腴、邵清、张舜民、薛冒朝等诸人。其中多为关中人。世称张载之学为关学。

张载关学气象博大，旨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①他以气为本，批评佛教不知天命，是"以心法起灭天地"②的幻妄，又批评道家"有生于无"，称其不知"有无混一"；张载视宇宙本原为气，提出气有聚散而无生灭，气有变化联系而无孤立；他首倡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主张以变化气质，求保天地之性，复萌先天之善；他提出"民胞物与"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至善境界，为社会与人的发展，勾画出一个以仁孝事天的图景。

关学以"学贵致用"风格称著。据二程与张载的问答录载："子（二程）谓子厚（张载）曰："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庶几善学者。"子厚曰："如其诚然，则志大不为名，亦知学贵于有用也。"①这种学贵致用风格，主要表现于两方面：首先，在于以礼为教，改造社会风气。张载任云岩县令时，即以"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赢得美誉。他在关中讲学，要求门生"取古礼绎其义，陈其数，而力行之"。②吕大钧遂制订并推行了《吕氏乡约》，令"关中风俗为之一变"③。

其次，在于研究兵法和井田制。不但张载"少喜谈兵"，关学弟子也多疾首边患，而研求兵法。游师雄在反击西夏南侵中立有战功，李复后来在抗金中殉难。张载力倡井田法，欲以此恢复"三代之治"，曾与门生计划"买田一方，画为数井，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遗法"。④张载关学的学贵致用思想，使之区别了坐而论道的并世之洛学、蜀学，风格上几近王学，显示出关学独树一帜的实践理性。

关学学派，志在"继绝学"、"厚风俗"，以气论解天下，很有一幅笃行学问气势，故不去攀附政治。明人王夫之说："张子敩（xiào，音，效；意，教）学于关中，其门人未有殆庶者，而当时巨公耆儒，如富、文、司马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末由相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而世之信从者寡。"⑤这说明，热衷于素位隐居而讲学关中的张载，并无意依附旧党贵族富弼、文彦博和司马光，这种社会根源的特征，自然区别了洛学邵雍一派。

张载创立关学，史家列入宋代理学的濂、洛、关闽四学派之一；张载本人也被朱熹赞誉为北宋的"六先生"之一。清人全祖望曾说："关学之盛，不下洛学。"①虽有溢美，但确也概括了关学在宋代理学中的声

①　《近思录拾遗》。

②　《正蒙·大小篇》。

①　《二程集》第1196　页。

②　《宋元学案》卷三十一。

③　《宋元学案》卷三十一。

④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⑤　《张子正蒙注序论》。

①　《宋元学案》卷三十一。

名地位和繁荣景象。

（二）张载的气学学说1。太虚即气说张载哲学思想中最突出的内容，是他对宇宙终极原因的探索，提出了太虚即气的学说，认为这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律，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张载哲学的理论体系。

他提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②这是说，太虚是气的本然状态，太虚之聚而成为气，气之散而成为太虚，太虚与气只是聚散关系，故而"太虚不能无气"③，太虚不是空无。这就是"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④。气与万物之间，也是聚散关系，气聚成为万物，物散则回返到气。这样，张载以气为中心，以聚散为过程，提出宇宙间只是太虚、气、万物的变化运动而已。

在他看来，气的中心地位是普遍而永恒的，气是三者同体的根源，是区别于空无的物质实体。由此，张载建立了气的最高范畴。

张载的太虚即气说，继承了古代哲学中太虚范畴，但给予了崭新的解释。太虚，在古代思想家处有二解：一是指广阔宇宙；二　是指其为万物的始基和根源。《庄子·知北游》中用其前义，"若是者外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管子则称"虚者万物之始"①，乃用其后义。黄老之说多持后义。北宋司马光说："万物皆视于虚，生于气。""故虚者物之府，气者生之户也。"②周敦颐、邵雍与司马光同，认为虚在气先，为宇宙之本原。张载一反旧说，认为："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③他以冰释为水作喻，说明气由有形转变为无形的太虚，仅是形态的变化，而不是归于空无。这就指明了气只有聚散，而不存在生灭的特征。

在张载看来，宇宙便是无限而实在的气，万物由气所生，万物又复归于气，气的运行便构成宇宙根本规律。因而，宇宙间一切现象，只是气隐显幽明的变化而已。他说："所谓气也者，非待，其蒸郁凝聚、接于目而后知之。苟健顺、动止、浩然、谌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尔。然则象若非气，指何为象？"④这即是说，一切可名其状、知其动静的现象，都是气的具体体现，气是一切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

同时，在他看来，太虚之气虽为客观存在，但却不能为人们所直接感知。他说："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絪缊"，庄生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与？此虚实动静之机，阴阳刚②　《正蒙·太和篇》。

③　《正蒙·太和篇》。

④　《正蒙·太和篇》。

①　《管子·心术上》。

②　《潜虚》。

③　《正蒙·太和篇》。

④　《正蒙·神化篇》。

柔之始。"①太虚之气如"絪缊""野马"，表明它是难以把握感知的。王夫之说："絪缊，太和未分之本然。"②《庄子·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成玄英疏："青春之时，阳气发动，遥望薮泽之中，犹如奔马，故谓之野马也。"张载喻太虚之气为絪缊、野马，指其如至精至微的浮游云气。张载又说："太虚为清，清则无碍，无碍通神。"③他说，气有清浊，太虚是清气而无滞碍，因其极清而高远莫测，便叫做神。

由此可见，张载的太虚之气，既是实在性的物质，又是普遍性的抽象。它具有不可以被人所认识感知，又存在着超越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性质。

张载提出："由气化，有道之名。"④认为道是宇宙永恒运动的规律，即是气的变化过程。关于"化，天道"⑤的命题，他论证了气化的动因和形成。

关于气化的动因，张载认为其包含外部的感应与内在"虚实动静之机"⑥，即内外二因，重点是后者内因。他说："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有无相感，则不见其成；不见其成，则虽物非物。"⑦这是说，事物，是彼此联系和彼此依存的，事物间的感应构成事物运动的外部原因，他称此为"有动必感，咸感而应"，并且因事物间存在复杂关系，故而"感之道不一"⑧。同时，他更强调指出："凡环转之物，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⑨所谓"动非自外"，即指事物运动的根源不在外部，而在它的内部，是内在的"虚实动静之机"，即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①即是说，气化的内因在于一气所含有的彼此矛盾对立的两体。

他说："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②这是说，每一事物皆含有矛盾两方面，即两体，如虚实动静、聚散清浊等。两体因素彼此依存而不可或缺，因为"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③。即没有矛盾的两体，统一体就不可存在；如果没有统一体，自然也不存在两体间的矛盾对立。这就是"不有两则无一"④的道理。所谓"一故神"，指作为统一体的气，内含阴阳两体的变化，所以显得神妙莫测。张载借《易·系辞》中"阴阳不测之谓神"的说法，而提出"一故神"。⑤所谓"两故化"，指阴阳相感的对立双方交互作用，

①　《正蒙·神化篇》。

②　《张子正蒙注》。

③　《正蒙·太和篇》。

④　《正蒙·太和篇》。

⑤　《正蒙·神化篇》。

⑥　《正蒙·太和篇》。

⑦　《正蒙·动物篇》。

⑧　《易说·咸》。

①　《正蒙·太和篇》。

②　《正蒙·参两篇》。

③　《正蒙·太和篇》。

④　《正蒙·太和篇》。

⑤　《正蒙·太和篇》。

才使统一体发生万端变化。可见，张载"一故神，两故化"的命题，是力图概括宇宙间事物运动变化的最终原因和揭示事物辩证运动的规律。

关于气化的形式，张载分作两个阶段。他说："变言其著，化言其渐。"⑥又说："变则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谓之变，以著显微也。"⑦他认为，变是显著突变，化是精微渐变。二者互动联系，突变必然引起渐变，即明显之变转入精微之变；渐变积累的中断，引起突变，然后则又开始新的精微渐变。这是张载关于事物质量互变规律的天才猜测。

张载创立太虚即气的学说，在回答宇宙统一性和运动规律的同时，深刻揭露了佛老的荒谬。他针对佛教"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①，指出，佛教之所以幻妄，是因为释氏"不能穷"虚与气的关系。他说："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现）之物，则物也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②他认为，佛教把自然界视为人的主观幻觉所生，以主观妄测天地，是取消了万物与太虚之气的必然联系，否认人对万物和气的感知，这是佛教错误的根源。他又针对道教以虚无为本的错误，指出："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③他认为，道教错误的根源是否定了太虚本身即是气的本然形态，不认识虚中有气、有无相混于气之中的宇宙规律。张载对佛老的批判，是自北宋排斥佛老、复兴儒学以来，最为深刻的见解。他从宇宙本原的角度，沉重打击了佛老，使宋代理学也从他的气本论上，找到了自然观的合理支点。

2。天人一气观张载依据太虚即气说，提出了他的天人一气的人性论。他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④这是说，人性与天地同源于一气，它是由太虚之气与阴阳之气相配合而成的。因而人与天地万物具有共同本性。这一人性问题的天人一气观，吸取于汉代王充秉自然之气厚薄而为人性的思想，创立所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以回答人何以有恶，何以弃恶从善，从而丰富了孟子的性善论，为适应北宋统治者的需要，建立了一套儒家有史以来较为完备的人性论。

所谓"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在张载看来，人性既本于太虚之气，又直接生于普通之气。太虚之气，"湛一，气之本"①构成至清至纯而至善的"天地之性"，也称"性"。天地之性，即天理，"礼本天之自然"②，"仁义礼智，人之道也，亦可谓性。"③张载认为，人之性皆本源于⑥　《易说·乾》。

⑦　《正蒙·神化篇》。

①　《正蒙·大心篇》。

②　《正蒙·太和篇》。

③　《正蒙·太和篇》。

④　《正蒙·太和篇》。

①　《正蒙·诚明篇》。

②　《经学理窟·礼乐》。

③　《张子语录》。

太虚之气，"性者万物之一源"④，人和天地万物未生之前，都潜含了天地之性，潜含了仁义礼智的善端，这是人可以从善的前提。显然，这里张载继承了孟子性善说。但是，张载的贡献在于，提出人直接生成于有阴阳、清浊差别的气，人生成禀气不同，形成各自具体的本性，这即是"气质之性"。在人之中，只有圣人君子禀得纯清之气，因此有天地之性；一般人则得气之浊者，故而需要变化气质。张载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⑤气质之性杂而不纯，是"性未成则善恶混"⑥，而天地之性乃为"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⑦，它是绝对的至善。这样，张载便构造出他的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说。这里通过二性的形成和异同的分析，既指出了人人追求的天地之性目标，又提出了人人可以获得天地之性的希望，即从气质之性"善反"于天地之性。

张载论气质之性，注意到两个层面的关系划分，即人的气质之性内部合理性内容与不合理内容的区分。

在人的气质之性中，张载认为既有自然属性的欲求，又有性格的反差。对自然欲求，他说了两方面：一是"饮食男女皆性也"①，即承认其有一定合理性；二是"攻取，气之欲。。。知德者属厌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以末丧本焉尔"②。即又主张限制人欲，指出不以人欲伤害天德，由此提出了他的寡欲节欲之说。在性格上，"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天本参和不偏，养其气，反之本而不偏，则尽性而灭矣"③。他认为，性格的两端反差状态，属于"气之偏"，与天道天德不符，由此又提出必须"尽性"从天的要求。张载视嗜欲与性格之偏，为"气之恶"者，是天地之性的病害，务须根除。他说："性犹有气之恶者为病，气又有习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于齐，强学以胜其气习。"④这样，张载就提出他的人性修养法：通过强学，以理制欲，变化气质，尽性而天。他称此为"上达反天理，下达徇人欲者与"⑤。

张载的天人一气观，运用于社会与人生，便是他在《西铭》中提出的"民胞物与"理想境界。

《西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合其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④　《正蒙·诚明篇》。

⑤　《正蒙·诚明篇》。

⑥　《经学理窟·义理》。

⑦　《经学理窟·义理》。

①　《正蒙·乾称篇》。

②　《正蒙·诚明篇》。

③　《正蒙·诚明篇》。

④　《张子语录》下。

⑤　《正蒙·诚明篇》。

吾宁也。"①《西铭》以人与宇宙天地同源于太虚之气，勾画了一个天理融融、醇德至善的宇宙大家庭。在张载处，从宇宙看人，天人同一气同一理，人体充满天地之气，人性返归天地之性，天即是父，地即是母，禀天地之性的自我是藐小的。从自我看宇宙人间，人皆源于一气，民众即为我的同类，万物乃为我的朋友，一国之君便是天地的嫡长子，臣宦则是管家。在宇宙大家庭中，以孝致仁，长幼有序，孤弱幼小皆兄弟骨肉，以尊尊行孝，以亲亲至和。在这个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中，万物皆备于我，"万物皆有素于我也"②。因而，贵贱生死，都是自然使然而不必牵强，贵则厚以养身，贱则刻苦自励以至汝以成，生则以孝事天，死则宁静魂魄。由此，张载从天人一气的立场，表达了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观。

程颐极为推崇张载的《西铭》。他说："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性善、养气之论同功。"③张载《西铭》，一方面以封建礼法制度符合天人一气的原则，要求对之"勇于从而顺令"、"无所逃而待烹"④，发展了孔孟儒学，而深为二程及理学家们赞赏；另一方面他所倡导的人生境界，又具超越理学的积极意义，展示了一种追求天人和谐的理性自觉，透露出深刻的人生终极关怀。

3。穷理尽性论张载提出人生的重要任务，在于认识天地万物的规律，以体认天理，从而自觉修养人性，以求达圣贤境地。对此，他说："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①他沿用《易传》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说法，发挥为他穷理尽性的认识理论。

首先，他认为理存在于外在客观事物之中，依靠人的感官去把握。

他说："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人有见一物而悟者，有终身而悟之者。"②之所以有此认识差别，就在于主观如何"物交"而已。他认为，知识者"物交之客感尔"③。具体地说，一是要有认识对象，即"感亦须待有物，有物则有感，无物则何所感"④。二是要运用感官，发挥人的主观认知能力，"人谓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⑤。他认为遵循了"内外之合"的认识方法，就可以感知复杂多变的外部世界，这就是所谓"心所以万殊者，感外物为不一也"⑥。张载解释了人的

①　《正蒙·乾称篇》。

②　《正蒙·至当篇》。

③　《伊川文集》卷五。

④　《西铭》。

①　《张子语录》上。

②　《张子语录》上。

③　《正蒙·太和篇》。

④　《正蒙·太和篇》。

⑤　《正蒙·大心篇》。

⑥　《正蒙·太和篇》。

间接知识的成因，虽未直接受于耳目的闻见，但为前人所"客感"，是"缘自昔闻见，无有勿事空感者"⑦，间接知识仍是"物交之客感"的产物。张载把以上这种基于耳目内外之合的知识，称为"闻见之知"。

其次，张载认为，虽然耳目感知外物是须要的；但是闻见不足以穷尽事物之理。关于闻见的缺陷，他说："今言尽物且未说到穷理，但恐以闻见为心，则不足以尽心。人本无心，因物为心。若只以闻见为心，但恐小却心。今盈天地之间者皆物也，如只据己之闻见，所接几何，安能尽天下之物？所以欲尽其心也。"①这是说，仅靠人的耳目感官，是不足以认识所有事物的，只有发挥心官的思维能力，才可穷究充盈天地间的万物之理。他曾举例说明，眼睛可看到太阳，但不知其高度；耳朵能听到雷鸣，但不测其距离；至于廓大的太虚，耳目更是不能穷索它的根本道理。张载分析说："人病其以耳目见闻累其心，而不务尽其心。"②由此，他提出穷理必须尽心的观点。

再者，张载把尽心以穷理，称为"德性之知"。他认为不依耳目感官，只须扩大心官的功能，便可以周知万物，体认天下之物的本性。他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了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③在他看来，人心无限，可以体认天地万物之性；世俗之人与圣人的区别，就在于世俗者偏狭于耳目感官，圣人则"大其心"而尽性，达到主体与客体世界的完全同一。张载由他人性学说的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在认识论上相对应地提出了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圣凡之间，从人性论到认识论皆为相对应。在人性论上是变化气质以善返天地之性，在认识论上则是撇开闻见之知而直求德性之知。他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知合内外于耳目之外，则其知也过人远矣。"①这里是说，德性所知是"合内外于耳目之外"的知识，它不依赖于感性经验，是彻底否定耳闻目睹的"诚明所知"。张载明确地说，德性之知并不包括对物质世界规律的科学认知，它只是关于天理道德的良知而已。即所他说"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②，"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强也"③。

最后，如何达到德性之知？张载认为，它一不靠感性经验的升华抽象，因其"不萌于见闻"；二不靠学习效法，因为"闻见之善，谓之学则可，谓之道则不可"④。唯一的方法，是靠道德修养，"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⑤。这里"大其心"即"尽⑦　《张子语录》下。

①　《张子语录》下。

②　《张子语录》下。

③　《张子语录》下。

①　《正蒙·大心篇》。

②　《正蒙·诚明篇》。

③　《正蒙·神化篇》。

④　《经学理窟》。

⑤　《正蒙·太心篇》。

心"，指最大限度地发挥"心能尽性"⑥的功能，来体认至善的天地之性，直接把握无限的宇宙总体。

张载讲尽性，即指以涵养道德来穷尽天地之性。张载说："穷神知化，与天为一，岂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尔。""穷神知化，乃德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⑦这是说，要达到与天同一的德性之知，只须依赖人的道德修养，自行感悟阴阳二气的神妙变化，感悟天道的气化过程，而勿须人的非道德性尽力和思虑。关于这一感悟过程，张载认为它是直觉的，不需要思维的推理。他说："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长，顺焉可也。"⑧同时，这一感悟过程又是一次完成的，而勿需遵循认识无限发展的客观规律。张载说："有天德，然后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①这种直觉而一次完成的"德盛自致"，即是张载的穷神知化。

张载的穷理尽性，贬抑闻见之知，崇尚德性之知，关键在于他要倡明"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的尽性主张。他的以心合"性"与"气"，"无一物非我"的高视阔步，则体现了他"当自立说以明"性""②的理学新思路。这就是，穷究天理，大心尽性，然后至于天道。这既表现了张载认识理论的学术思想特征，又说明了他为北宋社会"天地立心"，重建道德新秩序的良苦用心。

（三）关学兴衰1。　关学后传趋向张载去世后，关学出现了两大趋向：其一是以三吕为代表的关学洛学化；其二是以李复为代表的关学之正传。所谓关学洛学化，指张载弟子吕大钧、吕大临、吕大忠，于张载死后，转而师承二程洛学，以洛学的义理心性学说，影响和同化关学精神。所谓关学之正传，指张载晚期弟子李复，禀承关学学风，独传太虚即气之说，成为关学正流的最后一面旗帜。

吕大钧（1029-1080年），字和叔，兰田人（今陕西兰田县）。嘉祐二年（1057年），大钧18　岁时，与张载同年中进士。先后出任秦州司理、监延州折博务、三原县令等地方官职。他对张载关学"心悦而好之"，遂师从张载。据《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载："既事横渠，卒业于二程。务实践之学，取古礼绎其义，陈其数，而力行之。"在三吕的关学洛学化中，吕大钧坚持关学宗旨为甚，基本上恪守师道，在思想行为中鲜明地突出了张载"躬行礼教"的思想。故而《宋史·吕大钧传》称道："大钧从张载学，能守其师说而践履之。"

践履礼教，是吕大钧宗从关学的主要特点。它表现在三方面：其一以礼为教，变化秦俗；其二极研井田和兵制，立志治国平天下；其三严⑥　《正蒙·诚明篇》。

⑦　《正蒙·神化篇》。

⑧　《正蒙·神化篇》。

①　《正蒙·天道篇》。

②　《张子语录》中。

守礼法，规范自我行为。首先，吕大钧在张载思想影响下，制定《吕氏乡约》，教化百姓，率乡里逐条遵行，以期改变社会风俗。《乡约》提出了"见善必行，闻过必改"的原则，使百姓从善而弃恶。他详尽阐述了这一原则的21　条细则及作用。他说："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其父；能教子弟；能御僮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眭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害；能居官举职。"①由于施教得法，民众贯彻遵从，关中一带社会风尚产生了很大变化。张载对之颇为欣慰，"横渠叹以为秦俗之化，和叔与有力焉，又叹其勇为不可及也。"②清人张骥对此评价道："率乡人为乡约，文灿然可观，关中风俗为之一变。"③可见，吕大钧对关学的学贵致用、重教化、厚风俗精神的实践态度和功绩。

此外，吕大钧尤其喜好讲论张载的井田法，以期改善贫富不均的土地关系；喜好讲论兵法，关注当其时的北宋边患。他称井田、兵法为富国强兵的根本大道，并就二者分别逐一撰图行文，希望得到推行。另外，吕大钧严格尊奉儒家道德原则，规范自我行为，使之符合纲常礼仪的准则。《宋史·吕大钧传》就有其"居父丧，衰麻葬祭，一本于礼"一类孝道行为的称颂。

吕大临（1042-1092年），字与叔。以荫补入官。元佑年间为太学博士，后迁任秘书省正字。先从师张载，张载死，他即入二程门下，好学而修身，一生著述颇丰，深得张载和二程的赏识。吕大临是关学洛学化的中心人物。

一方面，他继承和发挥了张载的哲学思想，承袭张载气生万物之说，而指出："万物之生，莫不有气，气也者，神之盛也。。。无所不在，虽寂然不动，而有感必通；虽无形无声，而有所谓昭昭不可欺者。"①他运用张载气具道德属性之说，提出："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发，莫非道也。""我心所同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无私意，我心即天。"②又如，吕大临发挥张载"一物两体"、"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的思想，指出："守约必先博学，穷大必先执中，致一必先合两，用权必先反经。。。两未合而求一致，则守固而道离。"③再如，吕大临又运用张载气质之性的说法，而提出"性一也，流行之方，有刚柔昏明者，非性也"④。吕大临亦主张变化气质，以求天地之性，他说："君子所学者，为能变化气质而已。德胜气质，则愚者可进于明，柔者可进于强。。。夫以不美之质，求变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⑤另一方面，吕大临又接受二程洛学影响，在学术思想上、乃至立场

①　《宋元学案》卷三十一。

②　《宋元学案》卷三十一。

③　《关学宗传》卷三。

①　《宋元学案》卷三十一。

②　《宋元学案》卷三十一。

③　《孟子精义》卷三上。

④　《宋元学案》卷三十一。

感情上都发生了从关学向洛学的转化。其主要表现，可举二例：其一，吕大临放弃了张载"学者须是穷理为先"、"穷理当有渐"、"防检穷索"的思想，转而接受了程颢"学者须先识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仁者浑然与物同体"①的思想。吕大临认为，识仁不须求索功夫，只是"当下理会"，而后他专意于二程主敬修养法。

其二，吕大临放弃了张载"性其总，合两也"的思想，赞同程颢《定性书》对张载的批评，指斥张载"不知性之无内外"，他附合程颢，指责张载，说："性之所固有，合内外而无间者也。夫天大无外，造化发育，皆在其间，自无内外之别。"②其三，吕大临所撰《横渠先生行状》中，歪曲了关学与洛学的并世关系，否认张载与二程平等切磋学问的史实，竟称张载见二程后，"尽弃其学而学焉"。这一说法，连程颐也很不满意，程颐公允地指出："表叔（张载）平生议论，谓与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他批评吕大临违背事实，已近乎肆无忌惮的程度。程颐指出："顷年嘱与叔（吕大临）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③但很遗憾，吕大临仍固执谬见，仅修改为"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至此，吕大临已视关学为异学，对先师张载的尊崇已荡然无存。

吕大临高扬二程洛学而贬抑张载关学，自然也使二程有所内心满足。程颐就说过："与叔、季明（苏昞\，关学弟子）以知思闻见为患，某甚喜此论，邂逅却正语及至要处。"①由于实现了关学的洛学化，故吕大临的地位也随着后来二程洛学升上统治思想地位而有所上升。《宋史·吕大临传》把他和程门高弟谢良佐、游酢、杨时，并称"程门四先生"。

李复（1052-1122年），字履中，长安人。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即张载病逝当年，登进士第，入仕为熙河转运使、中大夫、集贤殿撰。

以博学称著关中，世称潏水先生。有著作《潏水集》，今存《四库全书》中。李复为张载后期弟子，无书不读，犹钻横渠气学，是世所公认的张载后关学正传之人。李复躬行礼教，深忧边患，在其晚年金人南侵关中时，被起用为秦州知事，于高宗建炎二年，在秦州抗金殉难。

李复是张载气学的忠实继承者。他坚持张载太虚即气、气生万物的气本论立场，称太极即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视人类与万物，皆同源于一气。他赋诗曰："万物生芸芸，与吾本同气；絪缊随所感，形体偶然并；邱立孰为高，尘粒孰为细；忘物亦忘我，优游何所觊。"②认为人与万物同禀一气，都是气化过程的不同形体，气既聚而为高山，也聚而为微尘，气之散时，人与万物的形体又皆复归于气。因此他称人生与自然界"皆由气而然也"。他依张载"一物两体，气也"、"两体，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的思想，把阴阳二气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三上。

②　引自《二程集》，第1161　页。

③　（二程全书》卷三十六。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②　《潏水集》卷九。

的交感、气的聚散变化，解释为"动静之理、一体而未常离，静自有动，虽动而静在其中矣"③。

李复依据气生生不息的运动本性，解释月食，认为"天行不息，日月运转不已，皆动物也"①。尽管他的具体解释不尽科学，但他视月食为天体运动，视运动为气之本然，称这一切均合"自然之理"，则是极为可贵的科学抽象态度。

同样，李复坚持张载"凡象，皆气也"的理论，驳斥象数学家刘牧"形由象生，象由数生"的错误，提出"物生而后有象，象生而后有数"；"数出天地之自然也，盖有物则有形，有形知有数也"②。在李复那里，明确表示了由气而有物之形，由物之形而有象，由象而有数的象数观。

李复身上体现着关学气本论的最高哲学宗旨，同时也体现着关学注重践履、躬行礼教的朴实学风。李复作为关学学派的正宗传人，以忠实继承为基本特色。张载气本论哲学，在李复之后，陷入沉默，直到明代王廷相、王夫之时期才又发掘光大，得到了新的推进和发展。

2。关学的历史地位关学的历史地位，可以从两方面作简略讨论：一是关学在北宋思想领域的历史地位；二是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前者指关学在当其时的历史评价；后者则从民族思想发展的视角，对之作一鸟瞰评价。

张载关学，出现于北宋中期。当其时的思想界，并立三大学派：一是张载关学，二是王安石新学，三是二程洛学。关、洛二学，以其宗师的讲学地方而得名。新学，则以王安石变法时期颁行他的《三经新义》而得名。关学与新学，在学术上无多争议，如在推崇古代周礼上，二学相契合。关学与新学的分歧，较明显地反映在社会变革方式上，张载认为王安石变法"谋之太迫"①，实行"顿革"与民无宜，这里张载之"民"概指中小地主阶层。张载与王安石在私人关系上无甚交往，相反，与反对新法的人物联系更多些。

关学与洛学，张载为二程表叔，学术思想上相异，社会历史观相同，关、洛之间常有学问的切磋。张载主张太虚即气，气生万物，天地之性为天理天德，变化气质、穷理尽性则可致于天地之性。二程与之对立，称"以清虚一大为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天道"②。二程提出太虚"皆是理，安得谓之虚，天下无实于理者"③。尤其是程颢更称"只心便是天"④。但是，反映张载社会历史观的《西铭》，二程则极为称颂。程颢说："《西铭》某得此意，只是须得他子厚（张载）有如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⑤至宋末年，关、洛二学关系恶化，程门③　《潏水集》卷六。

①　《潏水集》卷五。

②　《潏水集》卷五。

①　《张子语录》。

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

③　《河南程氏遗书》卷三。

④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⑤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弟子多有诋毁关学。这则是与当时洛学上升到统治地位分不开的。

从中国思想史看，首先，张载的自然哲学具有着突出的贡献。他第一次以比较系统的气学理论，回答了世界统一性在于物质存在的气；以气的聚散关系论证了宇宙物质与运动变化的内在联系；他所构建的气一元的自然哲学体系，则将古代朴素的气学思想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基此，张载又第一次从思想意识与物质存在的关系上，彻底批判了佛教"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的荒谬，这在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同时，张载关于"一物两体"、"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初步地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

再者，张载对人生境界的哲学思考，则间接透露了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渴望和追求，体现了民族文化心理的崭新需要和一种内在深刻的精神自觉。

张载的气学理论，为明代王夫之的哲学发展开辟了道路。他的人性论、认识论及修养法，因其有力地维护了封建纲常秩序，更多地被程朱理学改造和吸纳，从而构成宋代理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正是在此意义上，朱熹称张载为理学创始人之一，南宋政权为之封号并请进孔庙之中，明代王乾则以其著作为开科取士的经典。由此，也表现了张载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和不可避免的保守消极作用。

五、南宋初年的理学传承（一）胡宏的理学思想1。胡宏生平、著作及开创湖湘学派胡宏（1106-1161年），字仁仲，福建崇安人。南宋初年，因避战乱而迁居湖南衡山的五峰，世称五峰先生。

胡宏理学，首先得自家传。父亲胡安国（1074-1138年），是南宋著名经学家，曾仕中书舍人兼侍讲，宝文阁直学士；私淑于二程洛学，撰有《春秋传》30　卷，借助春秋议论治国之道，此书于明代之初被定为科举取仕的教科书。胡宏青少年时期，即在其父庭前接受了二程理学的启蒙。

他20　岁时，从师程门高弟杨时，后又投师程门后传侯师圣。在杨、侯之处，深得理学要义。

胡宏一生未仕。虽与权相秦桧为世交，而秦桧也曾有意荐胡宏出仕，但因出于救世爱国之心，胡宏隐居衡山20余年，竟不与之往来。

在政治上，胡宏关切南宋安危，多有谏言议论。他主张抗金，视偏安东南的南宋为"万世不磨之辱，臣子必报之仇"①。他曾上书宋高宗，请皇帝"以身先群下，深忧如大舜，自任如周武，不牵于姑息之仁，不慑于强暴之威，立复仇之心，行讨乱之政。"②即要高宗皇帝，效法舜和周武等先圣，增强抗金复仇信心，以救国家之积弱。

他主张重振三纲，以匡正当世的道德凋损和政事废殆。指出："三纲绝息，人道大坏，乱之所由作，兵之所由起也。"③认为内乱外患皆失之于三纲不兴。他进而指出，君为臣纲贯三纲之关键。但他理解的君臣关系，乃从孟子说，强调君臣之间应互有义务制约。认为如果君视臣为犬马，则臣子必然不敬君王，君臣关系如寇仇，则政令不行而天下大乱。胡宏的著作，有《知言》6　卷、《五峰集》5　卷、《皇王大纪》80卷。其中，《知言》为其哲学著作。

在学术上，胡宏是南宋初年"湖湘学派"的开创者。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文人们南渡避祸，遂使中国文化重心南移。胡宏南渡湖南衡山讲学20　余载，申言："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④他以振兴儒家道统为己任，创立了湖湘学派。黄宗羲称，该学派在南宋之初治学气势为"最盛"。胡宏以其《知言》为讲授内容，言约义精，广布道学枢要，开辟了湖（湘）一派学统。胡宏之学，为南渡后倡明二程洛学立下大功，是连结南北两宋理学的重要环节。

2。胡宏的性本论思想胡宏学问，以性本论为基本特征。他以性为最高范畴来建立他的思

①　《宋史·胡宏本传》。

②　《宋史·胡宏本传》。

③　《中兴业·易俗》。

④　转引自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8　页。想体系。他说："大哉胜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①这里指出，在性与理的关系上，性涵盖万理，性渗透在万理之中，在终极意义上天地万物皆由性所派生。胡宏以性在理之上，区别了二程的理本体，提出他的性本体。

在性与气的关系上，胡宏认为性是气的根源，阴阳二气本自于性。

他说："非性无物，非气无形。性，其气之本乎！"②他指出，虽然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但是气由性所支配。这如同水有源泉才流淌不穷，如同树有根系才生长茂盛，"气有性故其运不息"③。气之本在性，性是气的动因和本质。

由性气关系，胡宏论证了性与物的关系。他认为，万物的万千变化形态，是性在具体事物上的不同表现；体察万物的本性，则源于一性而已。他提出："形而上者谓之性，形而下者谓之物。。。论其体则浑沦乎天地。。。论其生则教而万殊。。。论至于是，则知物有定性，性无定体矣。"④这即是说，性是形而上的无定体的至上精神抽象，它以浑沦的本然状态存在于天地间，弥漫于整个宇宙，性的变化不已则散见在由气生成的万物之中，从而给每一事物赋予了特定的性。显然，胡宏所言之性，通指人与万物的本原根据，非指人性一方面而言。性与万物，类同二程理与万物的理一分殊，即万物归于性，性散则分殊万物。

在性与心关系上，胡宏认为，首先是性决定心，心受性本体的制约，即"性主乎心"；其次心对性又有反作用，这就是"心纯，则性定而气正"①。这样，心便成为性实现自我的不可或缺条件。故而，胡宏在性本论前提下，充分肯定心的定性或性的积极作用。他认为，从道统上看尧舜禹到孔子，圣人皆重视心的作用，他借先圣的话说："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②所谓心以成性，即是说心体现性；心实现性的至善目标。

胡宏的性本论，出入于洛学，在继承中又有独立发展。这一学说由胡宏的弟子张栻影响到朱熹。朱熹以理本论构造哲学体系时，又吸收改造了胡宏性本论，提出了"性只是理"、"性，形而上者也"等思想。

在朱熹性说思想上，可以看到胡宏性本论的若干启发和承接。

（二）朱震象数学1。朱震生平和著作朱震（1072-1138年），字子发，湖北荆门军（今湖北荆门县）人。

南宋初年的著名象数学家。

朱震属大器晚成一类学者，40　岁中进士，后任地方官吏。靖康元年（1126年），55　岁时授职太学《春秋》博士。南渡之后，由胡安国和赵

①　《知言》卷四。

②　《知言》卷三。

③　《知言·好恶》。

④　《释疑孟·辨》。

①　《知言》卷二。

②　转引自《胡子知言疑义》。

鼎力荐，于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被召为祠部员外郎、兼川陕荆襄都督府详议官。当年又擢升为朝廷的经筵讲职。高宗绍兴六年（1136年），官拜左朝奉大夫，并继续经筵讲读事。绍兴七年，朝臣贬抑二程理学，因朱震素与程门传人谢良佐友甚，耽恐理学地位动摇，曾拟辞职，后因高宗不允而作罢。次年，朱震病故于临安，终年67　岁。

他崇奉理学，曾在程门高弟杨时病故时，为之上疏请封。称杨时"学有本原，行无玷缺，进必以正，晚始见知。其撰述皆有益于学者"①。高宗遂诏取杨时《三经义辨》一阅，赞许杨时，追谥"文靖"。由此可见朱震之学与理学的内在一致性。

朱震学问，是以易为宗的象数学，明清史家归之为理学的一个分支。

他早年钻研二程洛学，博览群书，寻师问疑。中年以后，潜心研究易学18　载，写成《周易集传》9　卷、《周易图》3　卷、《周易丛说》1　卷。三书结集，便是在象数学史上颇具影响的《汉上易传》一书。

绍兴六年秋，朱震把《汉上易传》呈给高宗，并以此为据，为高宗经筵开讲。他说："以《易传》为宗，和会雍、载之论，上采汉、魏、吴、晋、元魏，下逮有唐及今，包括异同，补苴罅漏，庶几道离而复合。"②这是说，朱震以秦汉之际的《易传》为指导，吸收融合了邵雍《先天图》和张载气学的思想，兼容汉唐诸家之论，克服和摆脱了晋魏时期王弼说易的片面性，补充前人所缺，从而恢复了象数学的传统。

朱震总结了汉易和北宋象数之论，且又融汇关洛二学思想，使之将象数学推进了一大步。

2。朱震象数学及其历史地位朱震象数学的主要思想观点，大致如下：其一，缘天地万物而立象。象由何来？他认为客观世界即是立象的来源和根据。他说："乾坤贵贱两者，圣人观天地而画卦。刚柔、吉凶、变化三者，圣人观万物而生爻。"①这即是说，取法天地宇宙而后产生乾坤之卦象，取法万物性状而后产生了刚柔、吉凶、变化三者的爻象。卦象出于天地万物的原型，是圣人对之模写而成。朱震承袭上尊贵下卑贱的古典传统，以自然界位置比附人间等级社会，使立象具有了伦理性质。其二，气先而象后，象先而数后。他主张由阴阳二气的交感和絪缊变化而产生物象、有了物象才有其数量关系的观点。他说："在天成象者阴阳也"；"气聚而有见故谓之象。"②即指由气生象，气先象后。他又说："易含万象，策数乃数之一。"③这是指数为万象的数量表现形式。他继承张载气本体思想，又发挥为气生象数，气进而提出气一象二数三的象数哲学根据。

其三，太极之气为体，象数为用。这是用程颐体用一源说为方法论，论证太极之气与象数的关系。他依据《易传》中"大衍之数"即天地之

①　《续资治通鉴》高宗绍兴五年。

②　《进周易表》。

①　《汉上易传·系辞》。

②　《汉上易传·系辞》。

③　《汉上易传·系辞》。

数，为五十，由本体的一与具体的四十九所合成。他说："一者体也，太极不动之数；四十有九者用也。"④他认为，太极为体，它是"一气混沦而未判之时也"⑤，故称为一；象数是太极之体的具体表现，又称四十九。

其四，援道入儒，以象数论证纲常道德。他说："仁义根于太虚，见于气体而动于知觉者也。自万物一源观之，谓之性；自禀赋观之，谓之命；自通天地人观之，谓之理。三者一也。"①他认为，仁义道德由太虚之气所派生，认识了气生万物便是尽性；把握了气禀变化便是知命；通晓人与物皆源自太虚之气，便是识得天理。尽性、知命、识理，三者同出于对一气的体认而已。这就是理气生象数的观点，来解释封建纲常道德的合理性，并为之提供根据。

朱震象数学，一面以秦汉《易传》为依据，推本源流，概括异同，充分吸收了以象数治《易》的精体；另一方面又依赖北宋成果，以张载之"气"为象数的太极本体，以程颐体用论进一步确定气为体、象数为用的关系，汲取义理派治《易》而言性命的思想。它体现了象数学的历史大融合。其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象数论的方法，教化天下，建立仁义礼智的纲常秩序。

同时，朱震之学既区别了邵雍以虚无解象数的幻妄，又区别了南宋蔡元定父子以数解理的数本论。其上承汉易，下启明清，一帜独树，朱震成为了气本论取象说的历史传递大师。

（三）师法程颢心学的张九成1。张九成生平和著作张九成（1092-1159年），字子韶，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他师从理学家杨时，深喜程颢"心即理"之论，而有自创，是两宋心学一派的重要过渡人物。他为陆九渊心学体系的形成，作了理论铺垫。

张九成幼年聪慧，八岁诵读儒家经书，10　岁善文，14　岁便立志献身于圣贤之学。史载："十四游郡庠，闭阁终日，寒折胶，暑铄金，不越户限。比舍生穴隙以视，则敛膝危坐，对置大编，若与神明入伍，更相惊服，而师尊之。"①足见其早年刻苦自励的精神。

他于绍兴二年（1132年），中进士。历任左承事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左奉议郎、太常博士、著作郎、宗正少卿、礼部侍郎兼侍讲及刑部侍郎。因触犯当朝秦桧，贬职为江州太平兴国宫祠官。绍年十一年，又谪居南安军（今江西大庾）。张九成在大庾10余年，其地有横浦水，自号横浦居士。他以竹之气节自喻，终日诵书考古，以适心为贵。其间多有著述。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张九成复出，知温州。四年后，张九成死，终年67　岁。理宗宝庆初年，赐为太师，封崇国公，追谥"文忠"。④　《汉上易传·系辞》。

⑤　《汉上易传·丛说》。

①　《汉上易传·说卦》。

①　《增补宋元学案》卷四十。

张九成有著述十余种。《论语解》、《尚书详论》、《大学说》、《孝经解》等已久佚不传。《张九成语录》摄要于黄宗羲的《横浦学案》。今有《横浦集》、《孟子传》等。

2。张九成心即理之说张九成哲学思想，以心即理为本质内容。

他认为，天下万物合于一个天理，而天理乃在心中，由心所自生。

他继承二程天理观，说："天下无一物之非天理"②。他认为从自然界日月星辰、四季运行、水湿火燥，到人世间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皆有天理在其间"①。但是，他强调天理非为天下万物最后根据。他说："心即理，理即心。内而一念，外而万事，微而万物，皆会归在此，出入在此。"②这是说，心念一发，便外显为天下万物的生成变化，天理只在心中，一切由心所自生，心是天下万物的总根源。由此确立了心是宇宙的最高本体。

他认为，在自然界，天地造于圣心，天灾出于恶念。他说："乾坤之造，变化之神，止在于。。裁自圣心"，"日食之变，本于恶气。恶气之萌，起于恶念。"③在社会中，先儒的六经之言，皆出自于圣贤之心。他说："先得圣贤之心，则六经皆吾心中物耳。"④因此，他既勿须张载的变化气质说，又勿须二程旧格物致知论，"造化何在？吾心而已矣"⑤。因此，求天理，只在求心，一切自胸襟流出而已。

他主张"仁义礼智，皆生于心"⑥。认为孟子性善论，即是依据人心的天性自然而确立的。从心生仁义出发，他指出孝悌本原于心。对人有善恶的问题，张九成说，人之善是根源于心性本性，是绝对的善；人之恶，则是人性中禀气不清与后天染习所致。他提出，恶不属人性，它主要是后天操造成。他说："非性不善也，其习之深。。。非其性也，习也。"⑦这样，张九成将其心即理就置于人性善的基础之上了。

张九成力主人君应以心即理原则安邦治国。他认为，实行王道仁政的关键，在于以至善之心治天下，即在人君心术之正。他说："天下之治乱，位乎在用君子与小人；而用君子与小人，信乎在人主心术之邪正。"①治国在用人，用人在君心，他指出君心决定天下治乱。由此，他一方面肯定君心本善，以维护人君权威；一方面又批评齐桓公、晋文公、秦始皇的霸道政治，指斥其"不知以天下国家为心"②。这里，他从心至善提出尊王贱霸的历史观。张九成又以他的王霸之论，警醒当世人君"主有②　《孟子传》卷十九。

①　《横浦集》卷十五。

②　《孟子传》卷十九。

③　《孟子传》卷七、十三。

④　《孟子传》卷二十八。

⑤　《横浦集》卷九。

⑥　《孟子传》卷二十七。

⑦　《孟子传》卷二十六。

①　《孟子传》卷十二。

②　《孟子传》卷二。

私心，则忘天下矣"③。显然，张九成是君主决定历史论者。

他还提出重视民心的作用，认为民心与天理同在，"有此一德、天必佑之，民心归之"④。这就把心即理原则推至神秘天意，指出君心王道必使民心素归。当然，张九成的"以民为念"不在主民，而是欲建立"令之则听，禁之即止；号之则来，驱去则去"⑤的封建政治秩序。他尤其担心民心逆忤，耽恐出现"陈涉一呼，天下响应"而亡秦的教训。

张九成充分重视心器官的思维功能，然又将其无限扩大为至善的抽象本体，以心即理之论涵盖宇宙和人世。他把程颢注重心理感受的理学，在自然观、人性论及历史观上，作了切实的发挥。虽然张九成之说，尚属粗疏，但其君心史观深刻影响了朱熹；尤其他的心本体思想，为后来心学之成熟，廓清了道路。

（四）张栻与湖湘学派1。张栻生平和著作张栻（1133-1180年），字敬夫，号南轩，广汉（今四川广汉县）

人，迁徙居湖南衡阳。其父张浚首为南宋高宗、孝宗两朝宰相，张栻以荫补入仕，为承务郎。后曾授职直秘阁、知严州、吏部侍郎兼侍讲、知袁州、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直宝文阁、秘阁修撰、知江陵府、安抚荆湖北路、右文殿修撰。淳熙七年（1180年）病故，终年48　岁。宁宗嘉泰年间，赐谥"宣"；淳佑景定初年，祀孔庙。

张栻是二程的四传弟子，经由谢良佐和杨时，再经由胡安国和胡宏父子，得二程洛学之渊蔽。幼学期间，从父张浚忠孝仁义之教，具深厚的儒学基础。青年时期敬慕胡宏学问，先以书信求教，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张栻28　岁时往南岳衡山拜胡宏为师。胡宏赏识其谈吐，说："圣人有人，吾道幸矣。"①张栻自此更加奋励刻苦，以古圣贤自期，写《希颜录》为座右铭，日夜警策自己。黄宗羲认为张栻学问之大要，后来超过胡宏。全祖望则以张栻与朱熹作比，称"南轩似明道，晦翁似伊川"②。这说明全祖望视张、朱齐名，并且揭示了张栻继承程颢心学的倾向。

在政治上，张栻主张抗金，反对投降议和。他30　岁时曾参加张浚领导的抗金斗争。他表明："吾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主张"明诏中外，公行赏罚，以快军民之愤，则人心悦，士气充，而敌不难却矣"①。由此表现了他可贵的民族气节。

张栻博学多识，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论语解》、《孟子说》、《太极图说》、《洙泗言仁》、《诸葛忠武侯传》、《经世编年》等，诗文编为《南轩先生文集》，收入《四库全书》。

③　《横浦集》卷十五。

④　《横浦集》卷七。

⑤　《孟子传》卷十五。

①　《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九。

②　《宋元学案》卷五十。

①　《南轩先生文集·序》。

2。张栻理学思想张栻继承了二程的理本体思想，提出天、性、心三者，名异实同，皆同体于理。

他认为，天下万物皆生于理，理是万物赖以生存的根据。他说："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②他以太极为理，太极变化便产生阴阳二气，二气交感便有万物化生，称"人与物俱本乎此者也"③。这样他就重申了二程关于天下只有一个理的思想。

他又讨论心性问题，使之同居理的地位。他说："理之自然谓之天，命于人为性，主于性为心。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则异而体则同。"④即是说，天、性、心三者均为天理的直接体现，都具有天理的形而上品质。这里，张栻突出了心的地位，走出程朱在性情中论心的局限，使心具有本体性质。他说道："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⑤心是万物主宰，是万理统摄。这便由同体于理，发展到心直接为本体。这就把程颢心即理之说，提到新的理论高度。

张栻从二程格物致知说出发，提出穷理在于居敬，居敬在于存心。

他把认识论归止于心本体，从程颐的"主一无适"以持敬开始，归结到程颢在心上诚敬存养的理论，提出："心也者，万事之宗也。"①认为一切从心上做，便可以"久久自觉深长而无穷也"②。这就是以本心为基础，从心上体验天理，排除了格物穷理的必要性。

他运用"性也，天理"的观点，发挥张载的变化气质的思想，构成其人性修养论。他认为，人的本然之性是纯粹至善的，只是气禀和习染的原因，才产生贼害仁义的异端。因此，他主张"克其气质之偏，以复其天性之本"③。如何复本性之善？张栻仍从其万事之宗的心上体认。

3。主持岳麓书院与湖湘学派张栻拜师胡宏之后，遂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坚人物。在投师胡宏到入仕知州的数年之间，张栻取四方之友，切磋学问，讲论儒家经典。这不仅壮大了湖湘学派声威，而且也注意在湖湘学派中培养了去短集长、从容不迫的平正研究学风。

胡宏死后，张栻在湖湘学派极力倡导"绎旧闻，反之吾身，浸识义理之所存"④。他会同湘中学者，穷索典籍，践行礼教，力求孔孟之道的真缔。遂使湖湘之学，直到乾道、淳熙时期仍为世人所瞩目仰视。

张栻又曾一度主持当时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他亲自讲学，四方之士风靡而至。据史载，学生一时竟达千人之众。通过书院讲学，张栻扩大了湖湘学派的学术影响，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②　《孟子传》卷六。

③　《南轩先生文集》卷四。

④　《孟子传》卷七。

⑤　《南轩先生文集》卷四。

①　《南轩先生文集·序》。

②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

③　《论语解》卷九。

④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

为这一学派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张栻主持岳麓书院和湖湘学派，成绩斐然，奠定了他在南宋之初理学传承中的学术地位。故而他与吕祖谦、朱熹一起，被时人并称为"东南三贤"。

（五）吕祖谦与吕学1。吕祖谦生平和家学渊源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南宋初年著名的理学家和史学家，学者称东莱先生。

他出生于宋代官僚世族兼书香门第的家庭。少时治学，本于深厚的家学，得到父辈指点。既长，随父在福州任所上，从学于林拙斋、汪玉山、胡籍溪三人，后师从汪应辰、胡宪。之后，以祖父吕好问尚书右丞之职，得荫补，为将仕郎。隆兴元年（1163年），25　岁中进士。后又中博学鸿词科，受职太学博士，兼史职。后复召为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和实录院检讨。

中进士后，吕祖谦遂与张栻、朱熹、陆九渊、陈亮等学者结为友好，讨论学问。吕祖谦曾在浙东明招山讲学，创设丽泽学院。一时四方学子争趋求问，可堪与并世的岳麓书院比美，成为极富影响的学术流派，时称吕学。

史家全祖望认为，南宋乾、淳之后，并立有朱学、吕学、陆学三大家，朱学讲格物致知，陆学讲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也"①。吕祖谦以兼取朱陆为特点，其学派在乾淳之际，声名最盛，地位在浙东永嘉学派之上。后世因其为金华人，吕学亦称金华学派。

吕祖谦的学术，多得益于吕氏家学。吕氏家族为两宋世家，且又以学问称著。由吕祖谦上溯七世之祖吕公著，即为北宋中期重臣，邵雍将吕公著与富弼、司马光、程颢四人并列，称"洛阳四贤"。自吕公著起，吕氏家族登学案者共17人，历七世，为中国文化史上所罕有。

吕氏家学，素有不名一师、博采诸学、蓄德明志的风格。吕公著之子吕希哲，曾先后师从胡瑷和孙复儒学、邵雍象数学、王安石新学及佛学，有"集益之功，至广且大"②的气象。吕希哲之孙吕本中，也是学于儒而溺于禅。到吕祖谦，则主要游弋于两宋理学诸家，承祖上家学遗风，会归于自家学问。不名一师而博采诸学，便有利弊得兼的特征。既有学问博大气象，又存在着体系逻辑的矛盾。朱熹评论吕祖谦："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③这是中肯的。

2。吕祖谦天理论和心说思想吕祖谦哲学思想，兼容理本论和心本论两大倾向，调和于北宋二程之间，又调和于南宋朱熹与陆九渊之间。但是，他未能把两倾向逻辑化

①　《宋元学案》卷五十一。

②　《宋元学案》卷五十一。

③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

为一个贯通的体系，而是分陈为他的天理论和心说思想。

首先，吕祖谦继承发挥了理本论。他以理为本体，说："理之在天下，犹元气之在万物也。"①指自然界万物禀气而生，虽繁茂纷呈，但只依循一个理。他又说，理在人世间"遇亲则为孝，遇君则为忠，。。理未尝不一也"②。这样，理即是自然和社会的至尊主宰和最后根源。

他又称理为天、命、德，称三者只是一理。他说："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③人间一切生灭变化都决定于天，从祥瑞之兆到灾异之变，从庄稼丰歉到瘟疫病疾，皆由天定。他称"禀于天正理不可易者，所谓命也"④。即是说，命是天理之正，是天理绝对性必然性的体现，遵从天命便可免除国家覆亡。他又强调理的仁义道德属性，说："德者，天地万物所同得实然之理。"⑤指仁义道德具有天理同等权威，决定着自然和人世。他进而认为，天、命、德三位一体的理，须靠高明的圣贤来教化开导万民，因为"一理流通，天与圣人本无间"⑥。这就指出帝王贤相便是天理的代理人，具有管理万民的合法性。吕祖谦从理本论出发，论证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合理性。

其次，吕祖谦发挥程颢的心学倾向，提出了"心即天"之说。他说："心即天也，未尝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尝有心外之神。"⑦这就从心的地位（天）和作用（神）方面，把心奉为了至上的主宰。他又把心与形而上的道相同一，提出心即道，"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⑧。他将心视作形而上的普遍法则，进而强化了他的心本论思想。在他看来，心决定着宇宙万物的变化。心中一念之发，可以使川沸石鸣、流金炼石、奔走雷霆，可以使人间成凶化吉、聚散成败。这样，吕祖谦又走到主观意志的心本论上。

3。吕祖谦的史学思想吕祖谦注重研究历史，其史学思想十分丰富，并且不失闪光真理，对后世很有教益。

他认为，治史应"先立乎其大"①，着眼于通晓古今之变的历史发展规律，从而明鉴当今，提高人们历史活动的自觉性。他主张："须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

能如此看，则所谓先立乎其大者。"②这即是说，研究历史，重在把握"之所以"升降、盛衰、治乱、变迁的根本原因，把握规律即是"立乎其大"，是史家的首当要务。因而他反对拘泥于具体事件的始末，被现象掩盖了

①　《东莱博义》卷一。

②　《东莱博义》卷一。

③　《东莱博义》卷一。

④　《增修东莱书说》卷七。

⑤　《增修东莱书院》卷七。

⑥　《增修东莱书院》卷十二。

⑦　《东莱博议》卷一。

⑧　《东莱博议》卷二。

①　《东莱博议》卷二。

②　《左氏传说》卷二十。

本质。

他又认为，治史应忠于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史实，要"识得时节不同处"③，以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问题；治史应联系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欲其体统源流相接"④，不要孤立于历史事件生灭的体统源流背景之外；治史应把握"天下之事，向前则有功"⑤的原则，把握向前发展的历史总趋势，而不流入互为盛衰的历史循环论。

他主张研究历史要致用当今，应作设身处地的思考。他说："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①应吸取古之经验，而避免古之教训。为此，他提出治史的六条原则："择善、警戒、阃范、治体、议论、处事。"②择善即发扬历史上优秀传统；警戒即牢记历史的教训；阃（kǔn，音捆，门槛）范即了解治世的规范原则；治体即管理国家的典章制度；议论即古人思想要旨，处事即接交事物的方法。

吕祖谦本于史实、探究规律、致用当今的治史思想，深得南宋事功派陈亮的赞许，二人友甚，时常聚首研究历史变迁。朱熹主张会归一理的道统历史观，以道统的继承来断论历史的明暗。故而，朱熹曾批评吕陈的历史观，显示了南宋史学思想的分歧和冲突。

③　《左氏传续说纲领》。

④　《吕东莱先生遗集》卷二十。

⑤　《易说·蛊》。

①　《吕东莱先生遗集》卷十九。

②　《吕东莱先生遗集》卷二十。

●　　六、理学之大与朱熹（一）朱熹的一生1。朱熹生平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徽州婺源（古属安徽徽州，今属江西婺源县）人，出生于南剑州尤溪县（今福建尤溪县）。朱熹长期在福建崇安、建阳讲学授徒，其学派史称闽学。

朱熹祖辈历代仕官，原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①。先人朱古察曾仕唐末婺源镇将；祖父朱森仕承事郎；父亲朱松曾仕吏部事郎，建州政和尉、尤溪县尉。朱熹出生时，家道已中落，朱松因参加上书反对秦桧议和而被去官，在尤溪教书谋生。朱熹14　岁丧父，家贫不支，遵父命去往崇安县投靠并师事父友刘彦冲、刘致中、胡仁仲诸人。

朱熹于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年），18　岁时举乡贡。次年，中进士。

绍兴二十一年，开始入仕，曾先后任有：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监潭州南岳庙，垂拱殿奏事，武学博士，秘书省秘书郎、武夷山冲祐观差管，知南康军，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荣监公事，台州崇道观主管，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兵部郎官，秘阁修撰、西京嵩山崇福宫主管，江南东路转运副使，知漳州，复又秘阁修撰、南京鸿庆宫主管，荆湘南路转运副使，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最后官至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熹65　岁时任侍讲近50　天，因多有进言，宋宁宗视作干预朝政去其职，遂返乡讲学。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在故里建阳考亭的沧州精舍病逝，终年71　岁。

政治上，朱熹虽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时间跨度40　余载，但实际在任上约10年而已。朱熹从政，以维护赵宋王朝长治久安为计。主要政治表现有：他反对金贵族的侵略，一生力主抗金，反对投降议和。即便后期重在教化人心，也绝无议和之意。绍兴三十二年，他上疏《封事》，说："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讲和者，有百害无一利。"①以后又曾多次主张"以战复仇"，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

他任地方官时，注意体恤百姓和教化风俗，以巩固宋王朝的社会基础。乾道三年（1167年）之秋的崇安水灾，及淳熙六年的南康军灾荒，朱熹体察灾情，规劝豪民地主"发藏粟，下其直赈之"，遂使"里人方幸以不饥"②；又请朝廷放粮减税，赈恤饥民。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他曾上书皇帝，建议恤民和减赋。同时，他每到一处，以"正风俗"为务，大讲忠孝，欲使乡邻和睦和亲族敦厚。

他曾提出设立"社仓"和重划"经界"的改革措施。以"社仓"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即在青黄不接时，农民可向"社仓"贷谷，仅取息什二；减收则减息，灾年免息，鳏寡者亦负息。重划"经界"，指核

①　《朱子行状》。

①　《朱文公文集》卷十一。

②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

实田亩，改变"版籍不正，田税不均"①，即改变贫者无田纳税和富者有田无税的状况。这两项宽民措施，旨在减少社会动荡，堵塞祸乱的发生。然而，因其措施损害了地主阶级利益，未能真正推行。

他恪守封建礼法，对农民起义也有过抑制和镇压。他认为："试观自古国家倾覆之由，何尝不起于盗贼。"②　绍熙五年（1194年），潭州（今长沙）发生少数民族起义，朱熹视之为"洞獠"，遂派兵镇压不怠。为此，他也提出过诸如建立地主武装等"安内"主张。

在学术上，朱熹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建树者之一。他一生大部时间倾注于理论研究、著书立说和收徒讲学之中。

他少小聪颖，有穷根究底的求知态度。《宋史·朱熹传》载："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松异之。"他幼时从其父研习儒家理论，朱松曾师从程门高弟杨时的学生罗从彦，很得理学精髓。他于14　岁师从刘彦冲等人后，接受刘等习佛的影响，"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③。他20　岁时，由博返约，"从此看《孟子》，觉得意思极痛快"④。绍兴三十年，朱熹正式拜师李侗，李侗为罗从彦高足，又和朱松是同门友人。自从师事李侗，朱熹思想开始一个大转折，遂立誓专心儒学，终于经李侗而成为程门的四传弟子。

他以后半生心血编撰理学著作。乾道三年，朱熹完成了《二程遗书》选编，以表明自己进入儒学道统和二程谱系之中。10年之后，于淳熙四年，朱熹集理学大成的代表作《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二书问世，标志他的哲学体系诞生。同时，为建立理学的大一统地位，与陆九渊心学、陈亮事功之学展开驳难，又完善了其一家之言。

淳熙二年，朱熹在送友人吕祖谦返回浙东途中，学术上具调和色彩的吕祖谦，邀约陆九渊兄弟与朱熹相会于江西上饶铅山的鹅湖寺，此即理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会议。会间，朱熹以为做学问当先泛观博览而后归约，陆氏兄弟主张先应发明本心而然后博览。于是，朱称二陆治学太简，二陆则讥评朱的方法为支离。鹅湖会议，朱陆之间虽不失君子友道，但争议结果则使朱学与陆学的分歧加深。

朱熹又批评陈亮的事功学。陈亮以"义利双行，王霸并用"①为其功利思想的宗旨。朱熹则称利、霸为人欲，劝导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②。他认为正是利霸猖行，造成了今不如古的历史倒退。受陈亮赞赏的刘邦、李世民等开基皇帝，他称作不讲仁义王道的人物。他甚至把靖康之耻及南宋"民生日蹙"、"财用日匮"、"军政日紊"等社会问题，也归咎于功利之说。他于淳熙七年上《封事》，警策孝宗赵昚（Shèn，同慎），不可"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③

①　《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一。

②　《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六。

③　《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四。

④　《朱子语类》卷一百零五。

①　《又甲辰秋与朱元晦秋书》。

②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

③　《朱文公文集》卷十一。

庆元二年，朱熹耽于政治斗争，被主流派判为"伪学之魁"。为保存实力，他也自贬"惟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①。然而，他在返乡的晚境里，仍矢志不渝于理学研究，反复修改著述。这反映了他在学术理想上的执著追求。

2。朱熹的讲学活动和著作朱熹一生中约有40年的时间，从事教育活动。关于他讲学的目的，大致有两方面：一是他立志复萌先王之道，承接孔孟道统，希求改变孟子死后圣人之学不传的局面。他说："窃谓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为陋矣。"②在这里，朱熹指明其讲学目的，即在于上继绝学，以倡明性命道德的学问；批评了汉儒舍本求末、耽于繁琐注疏的偏弊；肯定了近世新儒学的功绩；更潜在昭示了朱熹集理学于大成的历史使命。

二是他决意扭转风俗日乱、人才日衰的现实局面，为封建王朝培养忠君孝父的人才。他说："至于后世，学校之设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③朱熹指斥当世徒有学校之名，以利禄人欲教坏了人心。他指出："学校之设，所以教天下之人为忠为孝也。"④可见，朱熹讲学正是针对时弊要重振儒家道德教化。

鉴此理论和现实的双重使命，朱熹以极大的理论热情和毕生精力投入讲学活动。其基本形式有三：一是办官学，每赴任一处，皆告示百姓劝戒子弟入县学州学；二是恢复和设立官助民办的大规模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三是开设私学，在自己家中收徒教化。其中，朱熹所主持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在历史上颇负盛名。

朱熹任同安县主簿时，即办县学，招县民子弟入学，授以修己处人之道。学宫内设四斋，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设斋长管理。他提出为学的宗旨：一是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二是"为学之序"，指学习儒家思想的程序，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三是"修身之要"，指自我修养品德的要点，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是"处事之要"，指处事以重义轻利为标准，即"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五是"接物之要"，指在人我关系上应设身处地、严于律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①。这五条原则，概括了儒家精神的基本要义，确定了封建制度下，处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价值方针和行为规范。其意义，已远超学规本身，而具有了社会道德准则的普遍意义。

①　《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

②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

③　《静江府学记》。

④　《朱子语类》卷一百零九。

①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绍熙五年，朱熹又复兴岳麓书院。当年五月，朱熹赴任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到任便颁布《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其兴学措施，重点有二：一是遵循《白鹿洞书院学规》以教化弟子；二是提高师资质量。明确要求"经史阁"为学生提供阅读书籍，并使学生朝夕观览。

淳熙六年，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亲订《白鹿洞书院学规》，讲授孔孟礼法，传播理学思想，使之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具规模和影响的书院。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当年秋，朱熹自南康行至庐山东侧，发见白鹿洞书院废址，慨叹其长久荒芜，"庸非吾徒之耻哉"，遂令修复。白鹿洞书院，原为唐代李渤隐居读书之处，至南唐时初建学馆，称庐山国学。北宋初年更名白鹿洞书院，是当时四大书院之一。

朱熹居家时期，也讲学授徒。甚至晚年身受打击，负伪学罪魁之名，革职回乡后，亦仍顽强传播其理学。《宋史·朱熹传》称，在当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者名，无所容身"的情势下，他却仍在自命"沧州精舍"（前命之"竹林精舍"）的家中，开讲理学，"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很有些置毁誉及死生于度外的人格气象。

朱熹的讲学活动，还包括他任侍讲时，向宁宗皇帝进讲《大学》，力企倡明君臣父子之道，以匡正时弊。

朱熹的著作极为丰富，涉及经、史、子、集，以及文学、历史、宗教诸领域。他主要著作有：《四书集注》、《朱文公文集》、《太极图说解》、《西铭解义》、《通书解》和由门生辑录的《朱子语类》。

（二）朱熹的理学思想1。天理论与性说思想朱熹继承了二程的理本论思想，以理为其最高范畴，通过对理与气关系的研究和展开，建立起自身庞大而成熟的哲学体系。他的天理论，则是这一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石。

他首先说明理与天下万物的关系，提出了理在事上、理在事中的观点。他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①认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皆为形而下之器。同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②在他看来，理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并且理具有"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③的超意志特征，和"无所适而不在"④的超时空特征；普遍之理又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天下没有理外之物，如他举例说，阶砖有阶砖之理，竹椅有竹椅之理。

形而上的理，何以在事物之上之先？朱熹从理为本体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理已，未尝实有是物也。"⑤这即是说，在世界本原的理那里，其本然状

①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

②　《朱子语类》卷六十三。

③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④　《朱子语类》卷七十。

⑤　《朱文公文集》卷四十。

态便内含了物之理，它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先，而万物则是理之后由理所派生形成。他进而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⑥他强调在万物生成之前，理已存在，而且不依具体事物的转化灭亡为转移，理具有永恒独立的普遍性质。

朱熹从他的理气关系理论出发，提出理决定气，理气结合构成天下万物。何谓理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先，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⑦这就是说，理与气两大因素，是道器对置关系，任何器物都离不开二者。理是产生万物的本质根据，气是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观念性本体的理与物质材料的气彼此结合，便形成了天地万物。这里，朱熹把张载视作世界本原的气，作为第二性的亚层次，与二程视作宇宙总则的理，联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理气统一体内，理是第一性的，是道是本；气是第二性的，是器是用。他以此克服张载重气轻理、二程重理轻气的各执一偏的片面性，形成自己的理气说。

他认为，应从两个视角来看理与气孰先孰后的问题。第一，从宇宙生成的本末关系上看，是理先气后。他说："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①这是从逻辑上推其所从来，万物生于五行，五行生于阴阳二气，"二气之实，又本一理之极"②。由此推出气由理所派生，即"理生气也"③。这是说未有天地之先，只有一理存在；理生出了气，然后气才流行发育出天地万物。第二，从现实世界的器物来看，是理气并在。

即"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④。在具体事物中"气与理本相依"⑤。这又说明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也未有无气之理，理气依存又彼此渗透，理寓于气之中，而气皆存有理。

朱熹天理论，是天人合一于一理的学说。理，既指万物的所以然规律，又指孝亲事兄所当然的道德原则。他说："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⑥他认为，宇宙规律与社会道德，二者由天理所赋予，存在所当然的现实指令和所以然的本质规律。如讲孝亲事兄是当然之则，究其孝与事的原因，则是属所以然的规律。朱熹无意构造自然哲学的纯理论，他所主张的是以天理的所以然规律，论证说明其所当然的道德律令。他说："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而不容己，所谓理也。"又说："理则为仁义礼智。"①可见，朱熹的理本体是直接投射和服务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是为维护基本的封建制度，为在封建秩序下处理人世五伦关系，而规定的现实道德指令。

⑥　《朱子语类》卷一。

⑦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

①　《孟子或问》卷三。

②　《通书·理性命注》。

③　《太极解义》。

④　《朱子语类》卷一。

⑤　《朱子语类》卷五十九。

⑥　《大学或问》卷一。

①　《大学或问》卷。

朱熹天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理一分殊"说，这也源自他对程颐思想的发挥。有弟子问：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名吗？朱熹肯定了这一点，并且说："伊川说得好，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②就是说，天地万物有个总体之理，即太极；天地万物又各自有个理；各自的理是总体之理的体现，总体之理统摄各具体之理，即"万理归于一理"，"一理摄万理"。这是说天地万物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又有一定的秩序。体现天地万物终极本质的是太极，这是总体之理，万物具象莫不以各自具体之理映现着总体之理，世界的有机联系就存在于理的这种总与分的关系之中。为说明这一点，朱熹比喻道："如一粒粟，生为苗，苗便生花，花便结实，又成粟，还复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各各完全。又将这百粒去种，又各成百粒。

生生只管不已，初间只是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总只是一个理。"③他还引佛家的水月之喻来进一步说明一理与万理的关系："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④"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①一月散映于江湖河海，呈万月之象；而万月全是一月之光。一理散见于分殊，分殊万理皆归于一理。"理一分殊"说通过宇宙整体与具体万物的关系，说明了总体与具体的道理，也将理学关于天理、物理、伦理、格物等等问题的看法串连起来，成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无论作为认识方法还是构造方法，都具有重要意义，是朱熹将儒学的伦理纲常升华到天理高度的思想途径。同时，朱熹吸收佛教思想来充实理学，在这里也充分表现出来。

朱熹的性说思想，基于其天理论，尤其是其中理气学说，以论证人性为何物，如何从人性上体认天理。

何谓性？朱熹提出："性只是理，万理之总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间公共之理，禀得来便是我所有。"②又说："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③在这里，朱熹将人性与宇宙本体相同一，称天理赋予人即是性，故而性即天理。性具有天理的形而上普遍必然性，性是全善的。"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④。朱熹把性提高到理本体高度，使人性与天理在宇宙论上直接相通，从而给了人们从善和作圣的宇宙论根据和现实的希望。这里，显现出他对孟子性本善、程颐性即理及胡宏性本论诸说的吸收与改造。朱熹由此建立了他性说思想的理论前提，此性他称为天地之性。既然，人性属理善，为何人有善恶不同？朱熹依据其理气观解释道："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气禀不同。"①朱熹认为，在人生成之时，兼禀有理与气两个方面，从而形成具体的人性。所禀之气，有清浊、②　《朱子语类》卷一。

③　《朱子语类》卷一。

④　《朱子语类》卷十八。

①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②　《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七。

③　《孟子集注》卷十一。

④　《孟子集注》卷十一。

①　《朱子语类》卷四。

明暗、厚薄、偏正、刚柔等不同，由此形成人性的善恶相异。其中，禀清正之气者，性善；禀偏浊之气者，性恶。他举例说，人出生时禀了日月清明、气候和正之气，便是个"好人"；反之，禀了昏暗的戾气，则为不好的人。他以气质指称气禀，由此提出气质之性的概念。

关于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的分别，朱熹认为，二者皆为人性，但所指不同。"论天地之性则是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②这即是说，天地之性是纯粹至善的性之本体，即天理，内不含气，它在人未生之前已流行于天地之间；气质之性是天地之性与气相混杂的形态，是当然的道德规范与人心欲求的混合。

他认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又相联系相依存。从宇宙生成秩序看，天地之性在先，它派生出气质之性，"性只是理，气质之性，亦是这里出"③。从天地之性在具体人性中的位置来看，"性（天地之性）非气质，则无所寄；气非天性，则无所成"④。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是彼此依存的，天地之性依靠气质"顿放"寄托，气质之性则依靠天地之性的指引而得到改善。从人有善恶看，气质之性由理气相杂所构成，人便受到天理之禀和气质之禀双方的共同制约，从而具有善恶二重性。

这样，朱熹便把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规定为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一对范畴。由此解释性的本体性质和人有善恶问题。朱熹曾说：气质之性，"起于张、程，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①但他始于张载、二程，又超越他们。朱熹的气质之性，克服了张载论气性关系的不详语义，澄清了程颢性与气的概念，同时为程颐的性善才恶作出了逻辑证明。因而，"有功"和"有补"的功绩，不但是指初涉气质之性者，更是指集之大成的朱熹本人。

朱熹提出："人之为学，却是要变化气禀"②。这正是他整个性说思想的归宿所在，即以兴孔孟之学，引导人们克治昏蔽的气禀，而求达仁义礼智的天地之性。他从理学家立场出发，把人的气质列为四等：禀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者为圣人；禀未纯清明之气，微有物累者为贤人；禀昏浊偏驳之气多，少有清明气者为众人；禀昏浊之气，物欲所蔽者为下民。他认为，圣人生而知之则得天理，下民困而不学则不可教化，变化气禀的对象只是学而知之的贤人与困而学之的众人。即便对贤与众，他认为气禀也是"极难变化"的③，关键在于追求天地之性的理性自觉。为此，他批评自诩性善或托言气禀不佳而不求变化者，指出："须知气禀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胜而归于中乃可。"④所谓中者，是指变化气质，达到天地之性的本然状态。

从天理论出发，通过理气关系的推演，建立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为核心范畴的性说思想，由此，朱熹提出了培育理性自觉、变化气质，②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

③　《朱子语类》卷四。

④　《朱子语类》卷四。

①　《朱子语类》卷四。

②　《朱子语类》卷四。

③　《朱子语类》卷四。

④　《朱子语类》卷四。

以体认天理之善的理学使命。

2。格物致知和持敬说思想朱熹进一步发展二程格物致知的理论，提出了自己更为完备的格物致知认识论。

何谓格物？他说："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①依据理在事中的前提，他认为明理就是通过察辨形而下的事事物物，来认识形而上的天理。他称格为至，物为事，格物即是穷至事物之理。于事物上穷尽其理，具有着朴素反映论色彩。

何谓致知？在朱熹处，致知有二义：一是指认识主体在穷理中，"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②。这是指从物中见理，由寡而多的推展扩充知识。二是指通过穷理来发现内心固有知识。他说："知者，吾自有此知。此心虚明广大，无所不知，多当极其至耳。"③致知的二义并不矛盾，是以穷物中理来发现心中理。他借用禅宗神秀的"心镜"之喻，说心如一面镜子，本来全体通明，只是被灰尘所蔽，通过一番擦拭功夫，即可无所不照。这擦拭便是穷理，所以"致知乃本心之知"④。

朱熹认为，格物与致知二者既对立又统一。二者之异在于：格物是"就物而言"、"以理言也"、"是零细说"；致知是"自我而言"、"以心言也"、"是全体说"⑤。这是说，在认识对象上，格物在物而致知在我；在认识方式上，格物在循理而致知在循心；在认识程度上，格物为零细而致知是全体。然而二者又密不可分。他说："致知、格物，一胯底事。"⑥这里，一方面只有格物才可致知，所穷事物之理愈多，所得知识愈广，即"致知便在格物中"⑦；另一方面格物中之理与致心中之理又是同一过程，他说："理在物与在吾身，只一般。"①这就是穷索事物之理，以复萌心中天理。

由格物到致知，是一个从积累到贯通的过程。既不可"顿进"，而要今日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须工夫日日增加"②；又并非将天下万物逐一格过，而是俟其积累见多，便会有"豁然贯通"③的认识飞跃，从而把握天理的普遍规律。朱熹对程颐"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之说，作了新的发挥。

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的目的，不仅在于识得万物的本质，更重要的是体认社会伦理的原则规范。他反对舍本逐末，指出："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一器

①　《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②　《四书集注·大学章句》。

③　《朱子语类》卷十五。

④　《朱子语类》卷十五。

⑤　《朱子语类》卷十五。

⑥　《朱子语类》卷十五。

⑦　《朱子语类》卷十八。

①　《朱子语类》卷十八。

②　《朱子语类》卷十八。

③　《朱子语类》卷十八。

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炒沙而欲成其饭也。"④他强调格物致知的根本要义，只是识理明善，与封建道德相比，留连于草木器用，是如同炒沙成饭的荒诞和无用之功。这里，朱熹的政治伦理取向，表明了他继承儒家重人文理论轻自然科学、重伦理轻技艺的传统。

何以明善？朱熹提出了持敬说。

朱熹的持敬说，是关于认识主体的修养理论。在他看来，理学的任务在于教化人们认识天理，自觉维护儒家倡导的政治伦理制度。他又认为，认识天理与礼法制度的过程，乃是一个道德修养的过程，即在认识中从善弃恶，在修养品德中来保证认识过程的推进，使认识论与修养论合二为一。他的持敬说，反映了这一特征，是适应格物致知需要而产生的，并成为保证格物穷理实现的根本条件。因此，他推崇程颐"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他说："二言者夫子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①敬者，指涵养德性的功夫。这里，朱熹把持敬作为了入道的唯一途径。

对持敬的地位作用，他说："益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②他认为，穷理的大患在于气禀之偏和物欲之乱。气禀之偏，昏浊不明，人则会本心陷溺，义理浸灌不进，也就无法穷索事物之理。

物欲之乱，六欲发作，目耽于色，耳耽于声，口耽于味，鼻耽于臭，四肢耽于安逸，意念耽于荒诞，人心便会被私欲所蔽，于是"心不定，故见理不得"③。如何除此先天和后天的二患？朱熹指出："若能持敬以穷理，则天理自明，人欲自消。"④因此，他对持敬的地位作用简洁概括为："持敬是穷理之本。"⑤何以持敬？朱熹认为，持敬就是收敛起放纵散逸之心，使心如止水、明镜般地专静纯一，以这样一种心态去读孔孟书和格天下物，穷极其理，而不是闭目塞听、绝物弃智地空寂禅坐。他说："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⑥指持敬是一种畏然的谨慎恭谦状态，是人与外物相交时随事专一的精神自觉。它使内心处于时刻警醒的常惺惺之中，而不至于身心散漫和行为放肆怠惰。它使人肃容貌于外，整思虑于内，"然后心得所存，而不流于邪僻"⑦。它还使人无事则安然，临事能应变，因而持敬是极高明的修养方法。

他指出，居敬持志与格物穷理之间，是彼此引发的关系，如同人的双足交助作用一样。他说："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①然而，持敬比穷理更为根本。因穷理只明天理，④　《朱子语类》卷三十九。

①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

②　《朱文公文集》卷十四。

③　《朱子语类》卷十一。

④　《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一。

⑤　《朱子语类》卷九。

⑥　《朱子语类》卷十二。

⑦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

①　《朱子语类》卷九。

持敬则明天理又去人欲。所以，他说："圣门之学，别无要妙，彻头彻尾，只是个敬字而已。"②朱熹在《经筵讲义》中，说明了持敬说的理论来源：主一与庄严整肃，得之于程颐；常惺惺法，得之于谢良佐；收敛，得之于尹淳。谢、尹二人皆二程门人。朱熹吸取了诸人的理论营养，形成其合认识论与修养论的持敬说。

3。会归一理的历史观在朱熹处，天理不仅是自然宇宙的总法则，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基本规律。对天理的顺逆，决定了社会历史的兴衰存亡。以天理为出发点和归宿，构成了朱熹会归一理的社会历史观。

首先，朱熹以道统解释历史，提出道统的承继状况决定了历史的起伏发展。道统，朱熹指其对"道心"即天理的认识以及传道的系统，它是一种关于天理的思想观念和传递体制。他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③这即是说，道统传之上古时期，由尧、舜、禹三代接传下来，核心内容是关于道心人心的四句话，依此道统便开始了人类早期历史的光辉时代。

这四句话，源于《古文尚书·大禹谟》，本意并非了然。到了二程手中，才给予其理学伦理观的界定。程颢说："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①朱熹则明确指出："此心之灵，其觉于其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②可见，道心即天理，道统即人世遵从天理的系统。

朱熹依其道统，把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三代到孔孟，道统相继，天理昭昭，圣人辈出，为光明盛世；孟子死后，到唐末五代的1400年间，道统失传，天理泯灭，为黑暗时代；两宋中兴，"宋德隆盛，治教休明"③，道统复明，天理普照，为又一光明时代。朱熹认为，周公死后大道不行，孟子死后圣学不传，自此历史转入"百世无善治"的混乱局面，此间人欲横流，天理尽灭。又认为，到了宋代，程颐开创理学，遂使上承三代的道统接续下来，历史才又发展前进。他说："先生（程颐）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④他以程颐为后圣，称其重又光大了失传的道统，开辟了圣人之道的历史新篇章。

朱熹高扬程颐，同时就肯定了自己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他的门人陈淳（1159-1223年），明白地阐发了这一点。他说朱熹"集诸儒②　《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一。

③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

②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

③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

④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

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统"，⑤称朱熹为孔孟道统的嫡传。

朱熹道统，已远超乎学统的意义，而是一种道统历史观。在朱熹那里，历史不是倒退的，而是依据顺逆天理状况起伏发展的。然而，朱熹以观念化的道统，裁剪客观历史，则反映他的天理为宇宙之本的哲学本质。

其次，朱熹以帝王心术说明历史，认为帝王心术所立道德纪纲的状况决定着历史变化。他指出，所谓纲者，犹渔网纲绳，纲举目张；所谓纪者，犹蚕丝纪端，抽纪成丝。他以纲纪为摄总人世的规则，称有家之纲纪才有孝悌齐家，有国之纲纪才有三纲五常治国。但是，他强调说："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①于是，帝王心术的公正与私邪，便会导致天下万物的公私正邪，由此决定了历史的昌盛与衰微。

他进而指出："臣闻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②这里有二含义：一是人主之心本有所当然的天理，即"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③。二是人主治天下，在现实中有从天理与人欲的两种选择：或因帝王禀清正之气，而本于当然之则的天理，立仁义纪纲，使天下政通人和；或因帝王禀浊偏之气，而蔽于私欲，废道德纪纲，则天下国乱民亡。

为此，他主张以帝王心术顺应天理。他说："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术在仁义。"④宋宁宗绍熙五年（1194年），65　岁的朱熹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时，对皇帝大讲顺天理立纪纲的道理。他说，由于不讲君臣父子之道，"所以天下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①。他进而面陈皇帝"使朝廷尊严，纪纲振肃"②，要求皇帝"以严恭寅畏为先务，声色货利为至戒"③，用持敬态度，革除人欲，以正天下之事。

再者，朱熹基于道统论和帝王立纪纲正天下的历史思想，又提出了王道则世盛，霸道则世衰的历史观。所谓王道，顺天理而已，他说："古之圣人致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④相反，霸道即是"假仁义以济私欲"⑤。王霸之辨的焦点，朱熹视作顺天理与济私欲的对立。

他从道统论说明其王盛霸衰的历史观，认为尧、舜、禹三代顺天理而治，是王道盛世；秦汉之后王道不行，"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炽；道学不传，而异端起。人挟其私智，以驰骛于一世者，不至于老死则不⑤　《北溪先生字义》卷下。

①　《朱文公文集》卷十一。

②　《朱文公文集》卷十三。

③　《朱文公文集》卷十一。

④　《通书解义》。

①　《朱文公文集》卷十五。

②　《朱文公文集》卷十四。

③　《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五。

④　《孟子或问》卷一。

⑤　《孟子或问》卷一。

止，而终亦莫悟其非也"⑥。这即是霸道乱世。

他又从帝王心术立废纪纲以决定历史的角度，指出霸道之世，无不由帝王的人欲泛滥引起。他说，齐桓公、晋文公是假借仁义之名而巩固了霸者之道；战国诸君王心不存大道，导致"举世没于功利，而不知仁义之固有"⑦；秦王朝称霸一时，但二世即亡，究其原因是秦始皇"至无道，决无久存之理"⑧；西汉刘邦"则私意数"⑨；而唐太宗，"则重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⑩。在朱熹看来，上述王朝便是君心利邪，推行霸道的黑暗时代。根本原因，是霸道违背了天理，废止了道德纪纲。

由上可见，朱熹的历史观，是以道德天理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和变化状态，因而一部中国史，只是个顺天理与逆天理的历史。就历史发展趋势看，他勾画了一个曲线发展的模式：顺天理的三代，逆天理的秦汉至唐末五代，顺天理的中兴之宋。尽管他有许多针贬时弊之论，但在这里，则表达了他受命道统，以中兴为务，护佑宋王朝的效忠愿望。

（三）闽学学派1。闽学的创立朱熹之学，世称闽学。因其出生、成长并久居福建而得名。朱熹讲学，始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其赴任同安县主簿办县学之时。然而，作为闽学之创，则当在朱熹出师程门三传弟子李侗之后，时间大致在绍兴三十年，朱熹31　岁后。到朱熹去世，其间40年里，朱熹讲学授徒，著书立说，集理学之大成，遂成朱子一家之言的闽学。

闽学宗师的朱熹，以其学术主旨而昭著后世。他承袭二程理学，又超越其前辈，通过使天理在贯通万物中自我实现，通过理气关系的推展，多层面地论证了道器、理事、人性、认知、修养及理欲、义利诸问题。

提出闽学的学术主旨，在于把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秩序，高扬为客观世界的宇宙规律，为其普遍性与合理性立法。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①从而，使全社会认同天理，以天理之命令，规范社会和人生。

遵循这一主旨，朱熹要求人们以持敬精神，去接受天理即礼的先验理性。他要人们提高对天理的自觉意识，基于人心本善，以道德自律进行格物致知、存理去欲，在社会生活的日常实践中，展现"理则为仁义礼智"②的崇高地位和普遍必然性。同时，他又指斥佛教追求空寂和黄老无为长生的个人本位，批评了事功学派的王霸并举、义利双行，区别了同陆九渊学派的"心即理"思想。朱熹为闽学建立了博大恢弘的，由天⑥　《朱文公文集》卷十。

⑦　《孟子或问》卷一。

⑧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

⑨　《朱文公文集》卷一。

⑩　《朱文公文集》卷一。

①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

②　《朱子语类》卷一。

理本位进入封建的社会本位的理论体系。

闽学宗从的主要经典，是朱熹的著作，尤其是集理学大成的代表作《四书集注》。朱熹自30　岁起便下功夫注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自称六十七八岁仍"致犹未了"。他对四书经过"四十余年理会"③，直至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实现了他对儒家经典"毕力钻研，死而后已"④的誓言。朱熹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并列，认为，《大学》的"经"是孔子所言而曾子述之，其"传"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子传授的心法，子思记后授给了孟子。把四书同列，表明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的儒家道统，再经由朱熹注释四书而直承嫡传。闽学学派依于《四书集注》经典，则是继承发扬了儒家道统。

由宗师至学术主旨、基本经典，再加之讲学与修身的实践活动，便标志了闽学学派的创立。

2。闽学传人朱熹曾说："非徒有望于今日，而又将有望于后来也。"①诚如所望，朱熹闽学，传人不绝。有史记载的著名后传，弘扬朱学直至元代末年，纵跨两朝，140年间久盛不衰。若加元、明、清统治集团将朱学奉为官方哲学，则影响后期封建社会达700年。

朱熹晚年，其学惨遭厄运，被贬为伪学。朝廷立《伪学逆党籍》，株连弟子多人。朱熹死时，一些弟子不顾学禁，聚会为宗师送葬，始见闽学后传的端倪。

陈淳、黄干为朱熹一传高弟。黄干发挥了朱熹的道统思想和体用关系论，论证了理一元论的哲学。黄干是朱熹的女婿，为朱熹身后撰写《行状》，黄干门下求学者众多，其著名弟子有四传。

陈淳（1159-1223年），字安卿，漳州龙溪北溪人，世称北溪先生。

朱熹曾赞道："吾道喜得陈淳。"他是朱熹最得意的门生之一。《宋元学案·序录》载："沧州（朱熹）诸子，以北溪陈文安公为晚出。其卫师门甚力，多所发明，然亦有操异同之见而失之过者。"这是说，陈淳是朱熹晚年的学生，他对师说的传播和捍卫最为得力，既有创见，又在卫道中失之过猛，伤害了理学中其他学派。

陈淳全面继承朱学，系统地论证了朱子哲学的基本范畴，进一步阐发了理气论、性说和知行观。同时，在推动朱学通俗化方面，扩大了朱学影响，作出突出贡献。他认为，天理只在日常实践之间，并非"至幽难穷"和"甚高难行"，它是人人皆可体认和求达的。他说："道原于天命之奥，而实行乎日用之间。"①他认为，天理在心，则体现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天理在身，则有人的感官之用和五伦关系的道德；天理在人事，便显现于修身齐家与牧民治国方面，小到起居饮食，大到礼乐刑政，天理无所不在。这样，陈淳就抹去了朱子理学的高深色③　《朱子语类》卷十九。

④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

①　《朱文公文集》卷十一。

①　《北溪字义·道学体统》。

彩，使之变得亲切易行，促进了它的传播。

3。朱熹及其闽学的历史地位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朱熹闽学，以其严整完备的理论形态，成为元、明、清三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

朱熹闽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中国封建意识形态走向成熟的标志。

朱熹改造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提出"太极理也"的新命题，并以此为宇宙本体，展开了理的结构理论。他发挥了二程以理为最高范畴的理本论哲学，视理为宇宙万物的终极本原。他改造了张载的气学理论，第一次系统论述了理气关系。他进一步完善和论证了程颐和张载的心性思想和格物致知学说，建立了严整的认识论和修养论。朱熹以其先辈思想资料为前提，艰苦自励，一生钻研，集诸学精华，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国封建意识形态，在历经2000年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上凝结成更趋完备的理论成果。

朱熹闽学的社会价值，在历史上有一个先抑后扬的过程。庆元二年，判定朱学为伪学，朱熹被罢官出朝。但他死后第九年，宋宁宗所代表的统治集团重又深悟到朱学在维护封建秩序上的不可替代作用，于是勇作自我否定，在嘉定二年（1209年），追谥曰"文"，称"朱文公"；次年，又追赠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嘉定五年，朱熹的代表作《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便被尊为南宋官定教科书。自此，朱熹理论上登官学地位。

理宗赵昀登基后，于宝庆三年（1228年）下诏，全面肯定了朱熹闽学"有补治道"的社会价值。诏曰："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①理宗深刻而自觉地认识到，朱熹四书集注所代表的理学体系，为封建政治制度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朱学"有补治道"的价值地位，为元、明、清三代统治者所认同，无不对之首肯和高扬。元代仁宗延佑年间，恢复科举制度，诏定朱熹《四书集注》为取仕标准。明太祖朱元璋开基第二年（1369年），也诏定国家明经取仕，以朱熹等宋儒"传注为宗"，称朱学如星斗丽乎天。清代康熙皇帝亲为《朱子全书》作序，康熙称："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虽圣人复起，必不能逾也。"至此，朱学被送上空前绝后的顶峰地位。

一方面朱学深刻维护了封建纲常制度，另一方面封建统治集团利益的直接需要又巩固提升了朱学的政治地位，这是构成朱学成为元、明、清官方哲学的根本原因。在历史上，朱熹学说作为维系封建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既有力地支持了元、明、清三代社会的变迁发展，同时伴随着封建社会历史进入末世，它又正在失去回天之力，也阻滞了新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变革。然而，它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理论高峰，它的理性思辨精神、集纳诸家的学术胸怀、在认识论修养论方面的若干"真理颗粒"，则融铸到了民族文化思想的优秀传统之中。

①　《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

七、南宋中期心学、理学之争南宋中期，是宋代思想学术大发展的时期。这一点不仅表现在理学达到了完备的水平，而且表现在多种思想观点并存方面。在多种思想观点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自诩同理学抗衡的心学思想。其创立者陆九渊，以儒家思孟学派为基点，承袭程颢，糅合禅宗，提出了"心即理"

说，与朱熹的性理说对峙，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心学由来心学出现，有其一定的社会原因和学术渊源，但它首先与创立者陆九渊毕生的体悟和探讨直接相关。

1。心学的创立陆九渊（1139-1192年），字子静，号存斋，江西抚州金溪人。因曾居江西贵溪象山讲学，自称象山翁，人称象山先生。陆九渊生活在南宋高宗至光宗时期，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先任靖安、崇安等县主簿，后做京官，任国子正和删定官，又以祠禄官在家闲居3年。53岁时以奉议郎出知荆门军，1年后病故于任所。20多年后（1217年），因其学术成果显著，皇帝赐谥"文安"。

陆九渊生活在南宋主和派与保守派占上风时期。主战派受迫害，改革派王安石被视为"迷国误朝"罪魁，"元祐党籍"官员被追查。作为一介书生，陆九渊既有挽救国家危亡的正义感，也有维护现存秩序的保守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者信条，是他安身立命的基本出发点。

少年时，他读史书知强夷乱华，曾有习武报国志向，"闻长上道靖康之事"，义愤填膺，欲报民族之仇。做官后，他不顾世人对王安石的攻击，称赞变法，于淳熙十五年（1188年）作《荆国王文公祠堂记》，认为"尧之法，舜常变之。舜之法，禹常变之。祖宗法自有当变者"①。绍熙二年（1191年），陆九渊出知边防要塞荆门军，筑城防，练军兵，建保伍，缉盗贼，改弊政，修郡学，所建政绩，颇受当时朝廷称赞。然而，他报负未及再加施展，却病逝于任上。

陆九渊虽积极从事政务，但他一生最主要的活动，是论学授道。应科举前，他一直在家与兄长互为师友。20余年潜心求道，逐渐萌发自己的思想。取进士后，名传四乡，拜师问学者很多，于是在候职期间，辟讲堂收徒，因堂前有老槐树，称之为"槐堂"。槐堂讲学两年，他对孟子所言"不忍之心"、"恻隐之心"多有体悟，形成自己的"发明本心"之见，奠定了心学基础。任官后，无论任职何处，他都不忘明心之学，往往设座论道。

淳熙二年（1175年），由吕祖谦邀约，陆九渊拜访朱熹，就治学方法进行讨论。这便是名传学史的"鹅湖之会"。此后，在与朱熹的交往、讨论、争辩之中，陆九渊进一步充实、完善自己的思想，进一步提出"心即理"的命题和"剥落"、"优游读书"的治学方法。淳熙十三年到十

①　《象山全集》卷三十五。

六年（1186-1189年），他任台州崇道观闲职，回家乡，在贵溪应天山（后名象山）设书院--"象山精舍"讲学。四方前来谒访者，前后逾千人，谪传门人甚众。陆九渊的心学体系，也在这个时期最后完成。他的明理、立心、做人宗旨，他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①的思想核心，明确提出来，并作为旗帜，形成与程朱理学相对立的心学一派。陆九渊注重体悟、开导，不重视著述，因而生前论著刊刻不多。死后，他的儿子陆持之和学生将他的论学书札、讲学语录及诗文，结集成《象山先生全集》36　卷，传世。

2。心学的渊源心学最主要的特征是"内求"，即重视心性和内省修养，主张求理于心，向内而思。这一特点，源自三个方面：思孟学派和禅宗的影响，洛学程颢的思想，以及陆氏家学渊源。

（1）尊孟与援禅陆九渊直称："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②尊崇孟子，是宋代儒学共同特征。陆九渊的思想，得之于孟子的心性说。孟子曾言："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③陆九渊的"本心"之见，即由此而受启发。他的"求放心"之说，也从于孟子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④。只是将原来的做学问须专心致志，升华为做人的修养方法了。

心学的禅宗味道，曾受到各方面的批评，朱熹就多次说："子静一味是禅"①，"子静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禅的意思"②。陆九渊讲"本心"，解释为"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③，与禅宗颇相似。六祖惠能说："心量广大，徧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④在得道的方法上，禅宗讲体察本性，主张顿悟。六祖慧能就教弟子用"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⑤之法。陆九渊也对门人用启发之法。禅宗授道不著文字，常以即境举例引发联想促成顿悟，"唤作"机锋"、"公案"，陆九渊同样善用此方。

有一次，弟子杨简问什么是"本心"，陆九渊答："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杨简不懂，陆九渊随手举杨简断卖扇案事例，点明：内心本然的直觉判断就是"本心"，杨简大悟⑥。陆九渊还曾以侧座弟子，见师立起随之也起的动作为例，说明"本

①　《象山全集》三十六。

②　《象山全集》卷十。

③　《孟子·告子上》。

④　《孟子·告子上》。

①　《朱子文集》卷三十五。

②　《朱子文集》卷三十四。

③　《象山全集》卷三十五。

④　《六祖坛经·般若品第二》。

⑤　《六祖坛经·般若品第二》。

⑥　《象山全集》卷三十六。

心"如同本能，是自然的表现，等等。但是心学并非禅学。陆九渊仅将禅宗之法用于儒学阐释，其所言"本心"，绝非禅宗的空无一物之"心"，而是以伦理道德为心之根本。

（2）学承洛学陆氏心学虽然有明显的禅宗倾向，但是作为宋代儒学，其学术出发点与同代的北宋洛学有传承关系，主要承自程颢的思想。

程颢、程颐的思想，在宋代儒学的建立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在理为根本的问题上是一致的，程颐说"我昔状明道先生之门，我之道盖与明道同"①，但他们在体认万物之理的途径问题上并不相同。程颢认为天地万物与人同体，物即我，我即物，物我一体，人与物无分，忘记内外，就能达到心的澄然无事；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即达"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的境界。他所强调人心的"明觉"，"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心可解理。程颐则认为，天地间只有一理，永恒长存，理与人不同。人欲穷理，必须经格物。程颐的思想，被朱熹全面继承，成为"性理"之说，程颢的观点，则经过弟子谢良佐和再传弟子张九成的发挥，被陆九渊发展为心学。

如果说，程颢提出了心可解理，那么，谢良佐则对心解理的过程作了发挥。他叙说自己读《论语》的经过："余昔者供洒扫于河南夫子（即二程）之门，仅得毫厘于句读文义之间，而益信此书之难读也。。。能反其心者，可以读是书矣。"②也就是说，靠反复读反复做是难以读通《论语》的，只有扫除杂念，用心体悟，才能通得其旨。由此他认为："穷理则是寻个是处。自我不能穷理，人谁识真我。何者为我？理便是我。

穷理之至，自然不勉其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③即排除自我后的真我，才可与理达成一体。这个真我，就是心。谢良佐将程颢的以心解理表述得更加明确。

南宋张九成，与朱熹同时并齐名。朱熹对他的思想视为洪水猛兽。

尤其是他与心学的关系，朱熹看得十分明白："上蔡之说一转而为张子韶，子韶一转而为陆子静"①。张九成以禅学理解"格物"，将用心解理发挥到极处。他认为，心之能解理，皆因理从心出，万事万物都是心的显现。"夫天下万事皆自心中来。。论其大体则天地阴阳皆自此范围而燮理，论其大用则造化之功，幽眇之巧，皆自此而运动"②。由此必然得出心外无理的结论："一念之微，万事之众，万物之多。。心即理，理即心。内而一念，外而万事，微而万物，皆会归在此，出入在此"③。在这里，心已不仅是与理浑然一体之物，而且是万事之理所出之处。由此可以看出，朱熹把张九成看成与陆九渊同路，不是没有道理的。

（3）家学影响陆氏家门，自唐至宋有八代，八世祖曾任唐朝宰相，后虽衰落，家

①　《河南程氏遗书》附录《伊川先生年谱》。

②　谢良佐：《论语解序》。

③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

①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

②　《孟子传》卷二十七。

③　《孟子传》卷十九。

风犹在。其家教肃严，闻名州里，连宋孝宗也知："陆九渊满门孝弟者也。"④陆九渊兄弟六人，他排行最小，5　岁起便与兄长一起读书。其四兄陆九韶，字子美，号梭山居士；五兄陆九龄，字子寿，人称复斋先生，都在当时闻名地方，与陆九渊并称"三陆"。兄弟三人少时共读，成年后仍共同研讨，彼此影响颇深。《宋元学案》曾记："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⑤陆氏兄弟为学之法各有一套，陆九韶"以切于日用为要"。"日用"就是"明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之节，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⑥，主张以伦理纲常治理社会。陆九龄主张"治人必先治己，自治莫大于治气，气之不平，其病不一，而忿懥之害为尤大"⑦，认为人的自身涵养应当"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于践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①。这些，对陆九渊的"发明本心"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陆九渊的心学思想陆九渊心学，作为宋代儒学的一支，与程朱理学并无根本不同。在思想内涵和治学方法上有着许多共同特点，如，承认"理"的绝对性和"心"的伦理道德属性，肯定治学过程的道德价值，等等。心学的个性，主要表现在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强调主观体验，内心扩张，简约认识。这对于程朱理学一统天下，日趋繁琐的南宋学术界，如同吹入一股清新之风，令人为之爽快。

1。心即理之论"心即理"，是心学的核心命题，讲的是心与道德的关系。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人心也。"②孟子的意思，在于说明人性本善，人性之四端，根系于心，只要尽心，人性就能发挥出来。"尽其心者，知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③。对孟子这一思想，理学发展为心性说。张载认为"心统性情"：心的功能是知觉，可综合内外具象；性是心的根本，性的发挥和运动是情，心中包含性与情。程颐以性规范心："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性之有形者谓之心，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①天与命是性的本质，心是性的载体，情是性的变化。其意重在说明性为理。朱熹则更明确地区分心、性、情的关系："性是未动情是已动，心包得已动未动。盖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④　《象山全集》卷三十六。

⑤　《宋元学案》卷五十七。

⑥　《梭山日记》。

⑦　《复斋文集·与王顺维》。

①　《复斋文集·与刘淳叟》。

②　《孟子·告子上》。

③　《孟子·尽心上》。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

谓心统性情也。"②性是未动，因而是根本；情是已动，因而是表象；心包未动和已动，是根本与表象的载体，随未动即表现为性，随已动即表现为情。可以看出，在理学家那里，理是一切的根本，因而是人生的根本，"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③。因此，心被性所决定，性主宰心，心从属于性。

陆九渊认为，理学家对孟子性善说的发挥是一种支离的理解。他说："仁义者，人之本心也。""四端者，人之本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④心作为道德之心，并不是心有道德，而是心就是道德。用明代王阳明的话说，就是"心即性"⑤。仁、义、理、智四端，是人的本心，但不是四端主宰人心，而是心与四端同一。心不是性的载体，而就是性本身。有心，就有性，有心就有道德行为。"苟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当恻隐时即恻隐，当羞恶时即羞恶，当辞让时即辞让，是非至前，自能辨之。"⑥陆九渊说明了心与性的关系，进一步得出心与理的关系来："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⑦他承认理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和秩序，"塞宇宙一理耳。。此理之大，岂有限量？程明道所谓有憾于天地，则大于天地者矣，谓此理也"①。理在人，就是性，性就是心，因此，心就是理，心与理同一。他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而已。"②此心此理，不容有二，人皆有之，"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③。

如果说，理学家以条分缕析方式来辨清理、性、情、心之间的关系；那么，陆九渊则是以整体把握方式直截了当又包容丰富地揭示了理心关系及心的作用，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痛快感觉。而他所使用的直指问题核心处的解决方式，就是他所倡导的修身明心之法--发明本心。他说："此（心）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铄我也。思则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积善者，积此者也；集义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进德者，进此者也。"④"九渊只是信此心。"⑤关于心，陆九渊一再强调"本心"，既是就心与理的关系而言，也是针对理学将心分为人心、道心而言。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程朱理学依此而把心区分为二，以说明"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朱熹说："道心是义理②　《朱子语类》卷五。

③　《朱子语类》卷五。

④　《象山全集》卷十一。

⑤　王阳明《传习录》上。

⑥　《象山全集》卷三十四。

⑦　《象山全集》卷一。

①　《象山全集》卷十二。

②　《象山全集》卷三十四。

③　《象山全集》卷十一。

④　《象山全集》卷一。

⑤　《四朝见闻录》甲集。

上发出来底，人心是人身上出来底，虽圣人不能无人心。"⑥道心"源于性命之正"，是纲常伦理之心，很精微；人心"生于形气之私"，与人的物欲相连，很危险。因此，做人"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⑦。在重道德、轻人欲上，陆九渊是同意的，但他不同意心有二分。他认为，心就是一心，没有两个心，"心一也，人安有二心"①。用天理、人欲区分人心，是人为的分割，非人之"本心"。"本心"只是一心，即仁义、四端之心。做人不在"去人欲"，而在直捣本心，自明天理。

2。发明本心之法"发明本心"，是心学关于做人的修养方法和认识方法。

理学家从心有人欲和天理之分出发，认为做人重在存天理去人欲，因为二者互不相容，"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②。要做到这一点，须用"居敬"的修养方法和"格物"的认识方法。居敬即保持"身心收敛，如有所畏"的精神状态③；格物即积累对理的体认以达到贯通的认识过程。"若能持敬以穷理，则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将不攻而自破矣。"④陆九渊反对理学的居敬与格物，他从心无二，理无二，心与理无二出发，提出了发明本心直入天理的"易简工夫"。

本心即四端：仁、义、礼、智。发明本心，就是唤起四端。陆九渊说："今所学果为何事？人生天地间，为人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⑤本心与生俱来，人人皆有，但是由于外物所扰，不一定被人自觉自察，因而需要唤起。唤起非别人所能，必须反身自省，即"存心、养心、求放心"。陆九渊认为理学家的方法是一种外求方法，人性四端是心之本根，外求积累，再多也难抵达本根。好比"石称丈量，径而寡失；铢铢而称，至石必缪，寸寸而度，至丈必差"①。理学家的积累方法是主观杜撰出来的支离繁琐之法。"古先圣贤，未尝艰难其途径，支离其门户。。人孰无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贼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养而反戕贼放失之耳。"②陆九渊讲"存心、养心、求放心"，也就是从内心深处去认同伦理道德，对自身行为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约束，"不过切己自反，改过迁善"③。因此，从日常事做起，从生活中体验，便可获得本心发现，"道⑥　《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⑦　《四书章句集注》。

①　《象山全集·语录上》。

②　《朱子语类》卷十三。

③　《朱子语类》卷十二。

④　《朱子文集》卷四十一。

⑤　《象山全集》卷三十五。

①　《象山全集》卷十。

②　《象山全集》卷五。

③　《象山全集》卷三十四。

理只在眼前，虽见到圣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④。他认为，这种方法简便易行，是使自己直达内心深处发现良知，主宰自我的最佳途径。但这并不是理学家积累之法的简化，而是一种直入根本的深刻之法。"学无二事，无二道，根本者立，保养不替，自然日新，所谓可大可久者，不出简易而已"⑤。也就是说，愈是深刻持久的东西，就愈是简单明了、直截了当。他认为发明本心就是这样的思想和方法。

禅宗六祖惠能曾述说他的顿悟之法："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今学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⑥由此来看陆九渊的发明本心，颇与禅宗顿悟相似。但是，陆九渊所言"本心"，是伦理道德内容的主观意识，不是禅宗"不染善恶"的"万相皆空"之心⑦。不仅如此，禅宗顿悟只讲自我反省，自我反观，不讲借助外力。陆九渊则以"剥落"和"优游读书"作为"存心、养心，求放心"内省功夫的补充，认为借助师友来认识自己，借助书卷来启发自己，也是发明本心的必要的修养。

"剥落"之法，是去除心蔽、使心清明的方法。陆九渊认为，道德本心虽人皆有之，但常被外物所蔽，使人不能本心自见："愚不肖者之蔽在于物欲，贤者智者之蔽在于意见，高下汗洁虽不同，其为蔽理溺心，不得其正则一也"①。物欲生自私心，意见生自学问的偏颇、邪见，二者是心病。要去除心病，就须"剥落"物欲、邪见诸蔽。他说："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一番即一番清明，后随起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②否则隐溺于病蔽，本心就难立，天理也难明，"一溺于此，不由讲学、无自而复"③。因此，溺于心蔽者，主要靠自察，如果自察功夫不够，"无自而复"，就须借助明师良友来指点剖析病蔽，达到本心发现。"人之精爽附于血气，其发露于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师良友剖剥，如何得去其浮伪而归于真实，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觉、自剥落？"④明师良友是观照一个人本心的镜子，学会听从他人意见，是发明本心的一种修养。

"优游读书"，是指借助书籍指教，涵养道德，他说："人不可以不学，犹鱼之不可以无水"⑤；"学能变化气质"⑥。读书养性明心，是儒家传统，理学家也十分注重读书。但是，陆九渊认为，读书不可滥读，要"比他人读得别些子"⑦。他所说的"别些子"就是"读书最以精熟为④　《象山全集》卷三十四。

⑤　《象山全集》卷五。

⑥　《六祖坛经·般若品第二》。

⑦　《六祖坛经·忏悔品第六》。

①　《象山全集》卷一。

②　《象山全集》卷一。

③　《象山全集》卷十一。

④　《象山全集》卷三十五。

⑤　《象山全集》卷三十五。

⑥　《象山全集》卷三十五。

⑦　《象山全集》卷十二。

贵"①。"精熟"就是要读出文之意旨来。如果只停留在知晓文义，那是儿童的读法。他说："所谓读书，须当明物理，揣事情，论事势，且如读史，须看他所以成，所以败，所以是，所以非处，优游涵泳，久自得力。若如此读得三、五卷，胜看三万卷。"②由此看来，陆九渊说的读书，是讲求用"心"去读。唯有用心，才能通过读书而见本心。

（三）朱陆之争从上述可以看出，心学与理学在基本前提上并没有根本分歧，都以明理做人为目标，都认为万物万事背后有一终极之理。它们的分歧，主要在于把理放在怎样的位置上去看，又怎样去领会它从而把握做人的根本。理学以"性即理"为核心，认为理在人身上的体现是性，主要是"道问学"、"即物穷理"，通过向外"格物"渐趋达到启发天赋的"在心之理"，即性。心学则以"心即理"为出发点，认为万物之理莫不会通于心，主张"尊德性"、"发明本心"，通过向内的洞悟，"顷刻而知之"人的根本。

本来，对先贤的思想理解不同，对得道之法体悟各异，是很正常的事情。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不可能穷尽人类全部真知，并且，也只有以各自所长彼此互补所短，才能使一个时期的学术得到大的发展，使各自的学说更为完善。心学与理学，在事实上正是相互渗透的，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走向融合。可是，作为这两派学说的领袖，却各守营垒互不相让，甚至达到相互攻击的程度。陆九渊与朱熹的学术论争主要有两次，所争问题是治学之方和"无极太极"之说。

1。鹅湖初会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陆九渊37　岁，槐堂讲学，正是心学方兴未艾之时。朱熹46　岁，经20年潜心钻研，性理之学达到炉火纯清的程度。这年初夏，陆九渊举进士时的主考官吕祖谦，应朱熹之邀到福建崇安寒泉精舍与朱熹同编《近思录》。因有感于朱熹学识深厚，萌发约请学人聚会论交，研讨学术的想法。于是请朱熹、陆九龄、陆九渊至江西信州铅山鹅湖寺相会。当时来的还有刘子澄、赵景明、赵景昭、朱亨道、朱济道等学人。相会共三天，就为学之方展开了激烈讨论。

朱亨道曾记述这次争论："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①关于治学方法，朱熹认为，须先做到博闻多识，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而将知识归于简约。

没有深厚的知识积累，难以达到融汇贯通。二陆则认为，须先开启本心，立心才能明理，而后再博古览今。若没有立心明志，读书再多也是虚妄空乏。为此，双方互相批评，朱熹说心学方法过于简陋，以至偶有所想就可自认为是顿悟得道，延误了做真学问。陆九渊反唇相讥，理学方法

①　《象山全集》卷十四。

②　《象山全集》卷三十四。

①　《宋元学案》卷七十七。

过于繁琐支离，以至钻进书堆而被一些枝节问题所缠，丢了根本。

鹅湖寺会上，陆九龄作一诗阐明心学："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朋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②朱熹看后说，陆九龄"早已上了子静舡也"①，即二陆已是同一条船了。

陆九渊却认为，诗中"古圣相传只此心"一句还不够，因为"此心"

天生就有，非古圣相传，于是和诗一首："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②诗中说明，心并不随人的生死有所变，而是千古不磨灭；要达此永恒之心，只须"易简工夫"，立志明心。理学之方，是支解间离，浮沉无根，达不到永恒之心。

陆九渊的批评，当然使朱熹不快，但他没有过分攻击、反驳，只以担心表示看法。他于会后给张栻写信说："子寿（陆九龄）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在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却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谨质，表里不二，实有以过人者。惜乎其自信太过，规模窄狭，不得取人之善，将流于异学而不自知耳。"③其中流露出对二陆不给理学留情面的恼怒心情。

三年后，陆九龄访金台山与朱熹再见时，朱熹作一诗，追和鹅湖之会："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蓝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④朱熹含蓄地表达了他对心学的不赞同。认为陆氏不言古今，不信圣贤，只一味自求本心，难免会使学问空疏，失天理之察。朱熹的告诫，不是没有道理，人们在批评心学时，认为它与禅宗仅一步之隔，道理就在于此。陆九渊当然不会因朱熹的批评而放弃心学转向理学，但是对朱熹的批评，多少还是接受了一些。后来，陆九渊曾竭力向朱熹证明，心学并非空悟之学，而是时时刻刻都与体察天理相联系。

这一点，也说明了陆九渊对朱熹意见的重视。

2。南康又会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任崇安县主簿，朱熹任南康太守，并主持白鹿洞书院。陆九渊再访朱熹，来到南康。朱熹陪陆九渊泛舟，观览山光水色，一语双关地说："自有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①欢迎中略含诘问：溪山长在，人非长存，心理之间，哪个更根本呢？随后，朱熹请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作讲演。陆九渊欣然应允，释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

陆九渊着重讲以义利判君子小人，关键在于"当辨其志"。他说，同一件事情，由不同的人来做，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其根本在于各个人的"志"不相同。求取功名的人，有的志在升官发财，其功名考取，仍

①　《象山全集》卷三十四。

②　《象山全集》卷二十五。

③　《朱文公文集》卷三。

④　《象山全集》卷三十六。

①　《象山全集》卷三十六。

是"喻于利"的"小人"；有的志在治国安民，求功名则是"喻于义"

的"君子"。"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三君子乎？"②因此，做事重在做人，做人重在辨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③陆九渊以心志高下论做人的标准，表达了他心理同一的观念，也为自己辩解心学非空疏虚妄之说，力陈心学与实际生活的息息相关。

陆九渊的演讲，言辞明白恳切，发自肺腑，启人心志，书院的学生们为之喝彩。朱熹也表示赞叹，将讲词刻碑，并亲自作跋，称这篇讲演是"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①他对陆九渊说："某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②朱熹如此称赞，是因为"做事先正志"的想法为理学也赞成。程颐就曾说："君子莫大于正其气，欲正其气，莫若正其志。"③至于陆九渊所阐发的心同理说，朱熹出于礼貌，未加贬损。这次南康会唔，朱、陆二人心平气和，没有互相攻击。在治学之方问题上的讨论也就此暂告一段落。

3。无极之争南康之会后，朱陆二人没再见面，但时有通信，并常就一些问题展开讨论。当然，讨论中难免又有争执。有些争执，则多出于义气，少出于学术探讨。这说明他们在内心的互不服气。其争论，主要是围绕周敦颐的《太极图说》。

淳熙十五年（1188年），陆氏兄弟在给朱熹信中谈到《太极图说》。

陆九韶怀疑此书非周敦颐作，因为其第一句话"无极而太极"，在《通书》中没有"无极"二字。朱熹回信说，"太极"前面加"无极"，是为了防止人们把太极理解为具体之物。"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①无极、太极都不可缺，是周敦颐本意，因而《太极图说》是周敦颐之作。朱熹的解释中包含了自己的思想，即以无极表示理的无形，以太极谓理的实有。为此，陆九韶觉得"晦翁好胜"，不和他再辩。陆九渊却觉得不可不辩，便先后致朱熹三封信，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太极并不因不加无极就不是万物的根本，《易大传》中就未言无极，只讲"易有太极"。太极就是阴阳，阴阳已是形而上，再加无极就成了"叠床上之床，架屋下之屋"，实属多余②。朱熹又写两信，坚持原来意见。两人反复辩驳，彼此难以说服，最后归结到各自的根本思想上去，最终还是相互指责。

②　《象山全集》卷三十六。

③　《象山全集》卷二十三。

①　《象山全集》卷二十三。

②　《象山全集》卷二十三。

③　《象山全集》卷三十四。

①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

②　《象山全集》卷二。

陆九渊说朱是"曾学禅宗"③，朱熹说陆是"只是于禅学中认得个昭昭灵灵，能作用底，便谓此是太极"④。再争下去，已没有任何意义，二人不欢而罢。可是，从此后，心学、理学两门学人，互相攻击，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象山学案》中载："于是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⑤事实上，如上所述，心学、理学并非水火不容。正如明儒黄宗羲所说："二先生（朱、陆）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迁，原无有背于圣人，矧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⑥。即使在争议最大的治学问题上，也不过是各有侧重，心学重明心领悟，理学重读书积累。但并非心学不讲读书，理学不讲贯通。朱熹自己也说："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尊德性，而某平日所闻，却是道问学上多。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道理全不仔细。而熹自觉于义理上不乱说，却于紧要事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不堕一边耳。"①朱、陆弟子在他们的宗师争论之后虽门户分开，却在后学的发扬中，还是互有吸取，渐趋融合。

（四）心学后人陆九渊为创心学一派，讲学无辍。无论闲居还是做官，都不忘设座授道，弟子先后不下数千人。他的学生多集中在江西、浙东两地，江西一支史称"槐堂诸儒"，以傅梦泉、邓约礼、傅子云等人为首；浙东一支史称"甬上四先生"，即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四人。

1。槐堂诸儒立心学门户"槐堂诸儒"，主要是从学陆九渊于金溪槐堂书屋和贵溪象山精舍的学生。这些人不仅折服于心学之说，而且忠心耿耿于老师的事业。他们从陆九渊初设讲堂时就跟随老师，直到陆九渊故世后仍坚守师说，不败门户。他们在帮助陆九渊开创学派上具有实在贡献。但在阐扬心学、发展思想方面，多流于疏浅。

槐堂初设时，一些乡绅士人，有的年长于陆九渊，有的原来师从其兄，但并不囿于成见，而是屈己从师，向陆九渊行弟子礼。陆九渊后来上应天山讲学，弟子们帮他择址建屋、开山造田。在心学理学论战期间，诸弟子又坚定地站在老师一边，竭力维护心学。陆九渊病故于荆门后，几位主要弟子坚守师门，为心学争正统地位。如，以弟子严滋为首，呈状为陆九渊请求谥号，力请25年，终于在嘉定十年，为陆九渊争得朝廷赐"文安"谥号，学术思想被立为正统。

槐堂诸儒对老师的思想体悟并不深刻，少有创见。尤其对"本心"

③　《象山全集》卷二。

④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

⑤　《宋元学案》卷五十八。

⑥　《宋元学案》卷五十八。

①　《象山全集》卷三十六。

的理解，粗浅为多。例如，李伯敏是陆九渊较早的学生，并终身侍守心学。但是，他却未能领会"心"所具有的伦理道德含义，而是全从陶渊明的不喜不惧，悠然之心去体会。他曾这样写："纷纷枝叶漫推寻，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无弦陶靖节，箇中三叹有遗音。"①这与陆九渊给他解释的"心即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是如此"②，相去甚远。

再如，詹阜民曾问学张栻，后来跟随陆九渊。陆九渊讲"仁，人心也"③，"仁义者，人之本心也"④。是说，悟得本心即是"识仁"。詹阜民却总也不明白，陆九渊启发他："为学者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不要"溺于文义"⑤。他仍不领其旨，而是从陆九渊说学者要经常闭目冥想去理解，于是整日"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继日，如此者半月"⑥，如同禅宗打坐。半月后，一天下楼，他忽然觉得心中澄明，感到豁然开朗，赶忙跑去报告老师，说自己明白了"仁"、"心"就是这种空寂体悟，体悟就是一切。如此做学问，被朱熹批评为"金溪之徒，不事讲学，只将个心来作弄，胡撞乱撞"①。对此，陆九渊自己也忧虑，曾手指心对学生说："某有积学在此，惜未有承当者。"②真正领会心学宗旨并有所发扬的，在浙东一支。

2。甬上四先生的心学思想"甬上四先生"，也称"四明四先生"，指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四人。因他们生长、活动的慈溪、鄞县、奉化等地，位于甬江流域、四明山麓，故得此称。他们既是同乡，又是同学，曾同在太学读书，后又一起师从陆门。他们深谙心学宗旨，各有著述，是陆九渊之后心学的主要代表。四先生对心学的阐扬，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深化"本心"。

四先生紧紧把握住"心"的含义去发挥陆九渊思想。杨简侧重"心"

的理论含义，袁燮侧重"心"的社会政治作用，舒璘侧重"心"的道德内容，沈焕侧重"心"的本根价值。

杨简认为，"心"既然为本，则一切皆从心发，无需再用"理"来证明，更不必用"气"来描述。心就是心，唯一唯大，"天地范围于其中，四时运行于其中，风霆雨露霜雪散于其中，万物发育于其中，辞生于其中，事生于其中"③。这说法，比陆九渊的"心即理"更突出了心的本原意义。按杨简的意思，天底下只有此心，一切皆是心的映照。"人皆有是心，是心皆虚明无体，无体则无际畔，天地万物尽在吾虚明无体

①　《象山全集》卷三十五。

②　《象山全集》卷三十五。

③　《象山全集》卷三十二。

④　《象山全集》卷三十二。

⑤　《象山全集》卷三十五。

⑥　《象山全集》卷三十五。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四。

②　《象山全集》卷三十六。

③　《慈湖遗书》卷二。

之中。变化万状而吾虚明无体者常一也。此虚明无体者，动如此静如此，昼如此夜如此，生如此死如此。"①如果说简括明了，杨简比陆九渊更直简。陆九渊说明心即是明理，杨简的意思则明心即是一切。

关于心的伦理功能，舒璘讲得更加平实。他说："本源既明，是处流出，以是裕身则寡过，以是读书则蓄德，以是齐家则和，以是处事则当。"②明此心，存此心，使人遇事处世自有分寸，得体有衡。这是讲心对人道德修养的作用。

袁燮从社会伦理进一步解释心的意义：心既是道德本能，则一切具体的社会行为都是心的表现。君主立身施设，是"心之精神"，百姓劳作技艺，也是"心之精神"。"天人一理"，皆出于心；"君民一体"，皆同此心，没有尊卑。"君民本一体相须之义，初无尊卑之殊。苟见己之为尊，民之为卑，便是此心不一处，何者？当其见己之为尊，民之为卑，其心必侈然自大，吾之本心初未尝有侈然自大也，本心未尝有而外加益焉，非不一乎？"③由此说明了他的"君民无尊"思想。

沈焕对于心的认识，强调了心的根本大义："余观人之一心，精诚所达，虽天高地厚，豚鱼细微，金石无情，有感必通。"④是说若体认本心，则一通百通。

第二，发展方法。

如果说，陆九渊倡导的"发明本心"是一种体悟为主，辅以剥落心蔽、优游读书的自我认识方法；甬上四先生则进一步按自己的理解各取一端发展之。杨简将发明本心改造成"自求自根自神明"①，不借助任何"剥落"、读书等外索工夫的修持方法。在他看来，既然是发明本心，就无须借任何外物，理学格物穷理是外求，"剥落"、读书也是向外做工夫，不必要，且有害。杨简认为，所应做的只是保持心之不思不虑、不与外物接触，如此便可达到本心。因为人心本明，意动才昏。"意虑不作，澄然虚明，如日如月，无思无为而万物毕照，此永也"②，"无思无虑是谓道心"③。

舒璘不似杨简只讲空悟本心，而是取"剥落"一说，讲求磨练品质。

他不讲抽象的本心之善，认为品质涵养非一日之功，须刻苦磨砺，改过迁善。日有新功，才能根绝利欲，立身清明。他以自己的明心过程作证："某愚不肖，幼不知学，溺心利欲之场，以为读书著文但为科举计。既冠游上庠，获见四方师友，耳闻心受，皆古圣贤事业，乃始渐知曩日之陋，勉而企之，困不能进，中夜以思，觉好乐贪羡之心扫除不尽，是心终不获与圣贤同。"④沈焕则承袭"易简工夫"，强调修养在于"先立大本"，为学先应

①　《慈湖遗书》卷二。

②　《广平类稿》卷一。

③　《絜斋家塾书钞》卷五。

④　《定川遗书》卷一。

①　《慈湖遗书》卷二。

②　《慈湖遗书》卷二。

③　《杨氏易传》卷十三。

④　《广平类稿》卷二。

"要而不博"。"本不立义不明，虽讨论时务，条目何为？"⑤读书仍应该读，但须精熟为贵。"务识大体，非圣贤之书未尝好，史籍繁杂，采取至约。以为简策工夫，要而不博。友人问伯升博通诸书，遗诗箴之曰：为学未能识肩背，读书万卷终亡羊。"⑥第三，吸收朱学。

这一点，在杨简、袁燮的思想中并不明显。换句话说，杨简的思想更接近禅学，袁燮的思想则更受浙东之学影响，更求实务。舒璘、沈焕则有调和朱陆的倾向。他们不拘一派之说，提倡读各类各派著作，兼容并蓄他人思想。杨简这样评价舒璘："元质（舒璘）于书无所不贯，尤精于毛郑诗。。自磨励于晦翁、东莱、南轩及我象山之学，一以贯之。"

①因此，在朱、陆争论中，他不赞成扩大分歧，认为朱熹之学有其宏大精深之处。沈焕也是身在陆门，兼读各书。全祖望说："沈氏之学，实兼得明招（吕祖谦）一派，而世罕知之者。"②沈焕与朱熹有书信往来，商讨学问，曾被朱熹赞为"省身求善不自满足"③。他一直尊敬朱熹。朱熹晚年将遭罢黜时，他曾衷心希望朱熹安然度过这一关："是进退用舍关时轻重，且愿此老无恙。"④调和朱、陆，并非舒璘、沈涣有此倾向，槐堂诸儒中也有不少人如此。陆九渊著名弟子包扬，"及象山卒，即率其生徒诣朱子精舍中，执弟子礼"⑤。再传弟子中，更是公开地在思想上折衷两家。龚霆松是包扬儿子包恢的弟子，专门研究朱陆两家，作《四书朱陆会同注释》29　卷，加《举要》1　卷，约30　余万言。

但是，发扬也好，调和也罢，心学本身的简括，未能给后学留下更多的发挥余地。因而陆九渊死后，无论槐堂诸儒，还是甬上四先生，都没能在思想上超过陆九渊。相反，朱熹理学在南宋末年因得到政治上礼遇，加上其本身的宏大细密，易于实践，声势愈加扩大。因而，一方面，由于陆氏心学自身的缺陷和客观上条件不足；另一方面，也由于朱熹理学的排挤，陆氏心学很快便衰落下去，正如当时黄震所言："今未百年，其说已泯然无闻。"①直到两百年后，朱熹理学趋向腐朽，反正统思潮兴起，明代王阳明才将陆氏心学发扬起来。

⑤　《袁正献公遗文钞》卷下。

⑥　《袁正献公遗文钞》卷下。

①　杨简《舒元质墓志铭》。

②　《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

③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三。

④　《定川言行编》。

⑤　《槐堂诸儒学案·包扬传》。

①　《黄氏日钞》卷四十六。

八、南宋中期沿海经济的发展与事功之学的兴起南宋中期，理学达到鼎盛。但是，也暴露出一些内在的矛盾和漏洞，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从治学方法方面，批评了理学繁琐、因循的方法。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之学，则从理与事功的关系方面，批评了理学空谈义理的作风，以注重实际、讲求效果的明快风格，将学以致用问题提到了思想理论的首位。

（一）事功学与沿海经济事功学活跃于浙东地区，是与浙东为代表的南宋沿海经济发展分不开的。

自唐后期以来，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至南宋，由于政治中心转移到临安（今杭州），浙东、福建沿海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甚至出现了商品经济的萌芽。

南宋只有半壁江山，又面临着金朝的军事危胁，但是由于宋朝廷的屈辱求和，也换来了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北方的战乱对浙江、福建没有起到破坏作用。中原人口不断向浙闽迁居，使浙闽人数很快增多。地狭人稠，不能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各类人，纷纷转向商业求生。浙闽一带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便迅速发展起来。

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唐以后，陆地通往中亚的"丝绸之路"时断时续。到南宋时，由于长期以来辽、夏、金的阻隔，已基本中断。于是，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泉州等几个港口先后开发，形成中西方交通和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外贸易的活跃，促进了沿海经济的繁荣，这个地区的经济农作物生产，如茶叶、甘蔗、水果、棉花、竹木、秫糯、桑蚕、蔬菜等发展起来。纺织业、丝织业、造纸业、陶瓷业、铁器业、盐业等手工业，以及商业墟市贸易，也都蓬勃兴旺。

事功学流行在浙东地区。以温州为代表，从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短短70多年中，人口由26　万增加到90　多万①。粮食亩产"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②。造船业造船岁额达600　艘，与明州（宁波）同居全国首位。具有温州地方色彩的漆器、蠲纸、瓷器等手工业品，远销国内外。温州的海外贸易，绍兴元年稍前，已设立市舶务，专司对外贸易。绍兴元年，"全年共抽解十九万九百五十二斤另十四刃尺钱二字八丰段等"③。温州管辖的永嘉、乐清、瑞安、平阳四县，县县有市场，乡村有八镇、二十多个市④，商业市集十分发达。同时，商业税收也高于其他地方。仅永嘉县城的商税，年额就达二万五千三百九十贯六文，是全国各县商税平均额的7　倍⑤。

在沿海经济发展的环境下，学界涌现出一批讲求务实、重视实功的

①　《浙江通志》卷七十四《户口四》。

②　陈傅良《止斋集》卷四十四《桂阳军劝农文》。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十六，四十四之十。

④　据《元丰九域志》卷五和《温州府志》卷五《都里》统计。

⑤　《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六之六。

儒士学人，其思想、学识、著作及治学方法，均以笃实为宗旨，史称"浙学"。事功之学便是浙学中儒学的一支。

浙学并非都是儒学，而是指因地区性而具有共同特征的一批学者、思想家及其学术成果。其中，有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为代表的史学文献派，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儒学事功派，杨简、袁燮、舒璘、沈涣为代表的儒学心学派，黄震为代表的儒学理学派，等等。无论哪个学派，其代表人物均为浙东人，并由于浙江经济的发达而使他们在思想观念上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即重视现实，讲求经世致用；在学术观点上倾向于反对空谈，在学术内容上表现出为现实社会服务。如，吕祖谦为《唐鉴》作音注，王应麟撰《困学记闻》和《玉海》，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都十分重视文献材料的收集与考证。以"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心学，则将陆九渊心学精神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使之更趋伦理功用和便于实行。黄震为代表的理学，改造了理学中的空洞之谈。而最突出强调学为现实服务、学以致用思想的，则是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永康、永嘉事功之学。

事功之学不仅是浙东地区经济发达的产物，而且是整个南宋社会主战、主和现实思想矛盾的反映。这一学派从寻找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中诞生，从一开始，便有着鲜明的抨击现实的思想特征。因而，它的代表人物激烈反对朱熹理学中的空疏作风，在所必然。

1。永康之学永康之学是浙学中以陈亮为代表的事功之学。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婺州永康龙窟山（今属浙江）人。因世居城外龙窟村，学者称龙川先生。陈亮出身庶人之家，"陈氏散落为民，谱不可系"①。他于绍熙四年（1193年）中进士，授签书建康军制官厅公事，未到任于次年病逝。他的著作后人整理为《龙川文集》40　卷，流传下来30　卷。另有《龙川词》。陈亮生活在南宋高宗、孝宗、光宗三朝，是民族矛盾突出、朝野上下言战与言和争论不休的时期，也是学界称为学者辈出的"乾淳诸老"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陈亮作为守御北宋京城开封，随大将刘延庆死于靖康国难之中的曾祖的后代，自小受到关心国事、"必有立于斯世"②的教育和熏陶，因而年少即有经略四方之志，毕生为两件事矢志不渝，即上言抗金和反驳理学。他十八九岁即写《酌古论》、《中兴五论》，纵谈2000年英雄豪杰之功业，畅言中兴国家、抗金复仇。由于敢书己见，以至年轻时两次科举都因政见不合考官而未中。乾道五年（1169年）、淳熙五年（1178年）和淳熙十五年（1188年），陈亮三次上书皇帝，要求抗金，均不被采纳。为此，他又曾两次入狱。

为中兴国家，陈亮认为理学空谈性理，误国误民，便对当时已负盛名的朱熹展开了批评。二人以书信形式，就"王霸义利"问题进行了11年辩论（1182-1193年）。陈亮在申说自己"王霸并用"、"义利双行"思想的过程中，深得同乡同仁赞同，渐成永康之学。同仁有喻偘、喻南强、钱廓、凌坚、吴深等。

①　《龙川文集》卷一。

②　《龙川文集》卷一。

永康之学无直接师承，陈亮的思想也非一门所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口诵墨翟之言，身从杨朱之道，外有子贡之形，内居原宪之实"；他甚至以"异端自命"③。陈亮读书广博，不尊门户；广交朋友，各取所长。他少年时与陈圣嘉、应仲实、徐子才心意相投，成年后与张栻、吕祖谦、朱熹论学最多，与其同时的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他也都交往。而陈亮及永康派诸学人所关心的问题，与当时理学、心学、婺学（吕祖谦创）都不同，以国家中兴为理论焦点。正如《宋元学案》所载："当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崛起其旁，独以为不然。"①2。永嘉之学永嘉之学是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浙学中的另一事功之学，因主要人物都是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市）人而得名。

永嘉之学始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当时在太学，有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辉、沈躬行、蒋元中等永嘉人，号称"永嘉九先生"。他们将洛学引入浙东，传播开来。尤其是周行己，"十七入太学，有盛名，师事程伊川，元祐六年进士，为太学博士，以亲老归，教授其乡，。。永嘉学问所从出也"②。周行己在学术上虽没有新创见，但他在永嘉地区开理学风气之先，因而得永嘉诸子的尊重。

南渡以后，洛学在绍兴等地一度遭禁，九先生开创的永嘉之学也近于衰歇。后经周行己私淑第子郑伯熊、郑伯英二兄弟的努力，才将其保持下来。郑伯熊有《文肃诗文集》30　卷，但仅传《敷文书说》1　卷。"省己修道"是他的主要思想。

从伊洛之学到截然相反的功利之说，永嘉学派中的薛季宣和陈傅良起了转折作用。

薛季宣（1134-1173年），字士龙，号艮斋，永嘉人，官至大理正，著有《浪语集》等书。他从学于二程弟子袁溉，对老师"学者自当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①的教导深有领悟，对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等甚下功夫，对于"自附道学者"、"语道不及事"、"清谈脱俗之论"

深表厌恶，主张"以求经学之正，讲明时务本来利害，。。无为空言，无戾于行"，提倡"实事实理"②。这些可贵的务实思想由弟子陈傅良进一步发挥。

陈傅良（1137-1203年），字君举，号仁斋，温州瑞安人，官至宝之谟阁待制，著有《止斋文集》52　卷。他曾学从郑伯熊，后随薛季宣游学七八年。他潜心于历史文献，考证古井田、王制和军事兵法，笃信"六经之学，兢业为本"，主张"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已"。他与陈亮③　《龙川文集》卷二十。

①　《宋元学案》卷五十六。

②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

①　《浪语集》卷三十二。

②　《浪语集》卷二十五。

有交，认为陈亮思想是"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③。陈傅良的这些思想和为学作风，对叶适集大成于事功之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永嘉人。因后期讲学永嘉城外水心村，人称水心先生。淳熙五年（1178年）进士，历太学正、太常博士、尚书左选郎官、权兵部侍郎等职。著有《习学记言》、《水心先生文集》、《别集》等书。

叶适28　岁中进士后可分为前后两期，58　岁以前做官，从事政治实践，58　岁以后，归乡潜心研究，"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剖析秦汉，迄于五季"，对"六经诸史子以及宋《文鉴》"作评论，写成《习学记言序目》④。其中，发挥薛、陈思想，评判程、朱理学，使永嘉事功之学趋向系统化。清儒全祖望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①永嘉之学由于叶适的思想，在南宋中期影响之大可见。

在理学、心学统治天下，学人非朱即陆，"争言性命之学"的时候，叶适却卓然接受了薛、陈事功之说，这与他的家庭出身和前期经历有关。叶适父亲"贫匮三世"。叶适十几岁时，浙江温、台二州大水成灾，"飘没数万里"，叶适家受灾，"室庐什器皆尽。自是连困厄，无常居，随僦辄迁，凡迁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门无行路，或栋宇不完。。"，其父授徒自给，其母"乃拾滞麻遗紵缉之，仅成端匹"。这种情况下，其母仍教叶适为善做人："若义不能立，徒以积困之故受怜于人，此人为之缪耳！。。汝勉之，善不可失也。"②困顿的生活环境和"立义"、"为善"的家庭教育，使成人后的叶适重视事功，主张"务实而不务虚"。

叶适做官30年间，正是南宋政治外弱内贫国势衰退时期。对金的战与和，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南宋社会财竭、兵弱、民困、势衰，犹如一盘棋，势弱明显，要挽回败局需极大的勇气和意志力。叶适在这盘棋面前，力主抗金雪耻，收复失地；又为国家的"改弱就强"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并做了不懈的努力。叶适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时，曾击退来犯金兵，又沿江建堡坞，巩固防线，因有政绩，被提升为宝文阁待制。后因韩侂胄贸然北伐失败，有人弹劾他"附胄用兵"，被夺职回乡。叶适回家后，研学著书，对他前期经历作了理论总结，其思想中的求实事实功特点，异常鲜明。

永嘉之学的主要人物还有，叶适的弟子丁希亮、周南、宋驹等，他们"常以世道废兴为己任"，"语多讥弹时政"①。南宋后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主战派因韩侂胄贸然北伐失败而受打击。事功之学被称作韩侂胄的根据而受牵连，从此消沉。

3。事功之学的特征③　《致陈同甫书》。

④　《习学记言序目》嘉定十六年序。

①　《宋元学案》卷五十四。

②　《水心文集》卷二十五。

①　《宋元学案·水心学案》。

朱熹对事功学很不赞成，曾把事功学与陆九渊心学作比较，认为："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

不知何故如此？"②心学虽然对理学攻击尖锐，但和理学仍属一脉，永嘉、永康事功之学，则与理学根本对立。朱熹的"不知何故如此"表明了他对事功之学的难以理解和难以接受。这也恰恰说明，事功之学与理学、心学都不同，具有独立的思想特征。

事功之学第一个特征是讲"经世致用"，提倡理论为社会现实服务。

陈亮的思想既无所谓师承、门户，也不精心构筑思想体系。他的所有论说，皆针对现实政治，为解决南宋内外交困的难题而提出。他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争，非为纯学术之争，全为扭转现实中空谈义理风气。

他的上皇帝书，他的《酌古论》，无不言及现实，所提建议和方案，都有施行的可能。他主张的文看处世之才、武看料敌之智、才智用于实际才算真才智、不以名义作标准的思想，突出表明了他的致用风格。永嘉诸子，虽始自二程，却不立门户，博采众家，注重田赋、兵制、地形、水利问题的研究。叶适及其弟子，"讥弹时政"，以世道兴衰为己任。

不仅总结详细的军事作战原则，而且制订以永嘉地方为例的经济改革方案③。叶适强调，要解决国家大事，必须求公心，立定论，"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虑，择福而不择祸，条目先定，而始末不差，斯所谓公心矣。措己于安，而制敌之危，斯所谓定论矣"①。他把"务实"的标准定为事实对计划的检验，能制敌于危，置己于安的效果，不尚空言、讲求实效。这一特点，显然与朱熹理学、陆氏心学的先修身后治国大不一样。

事功学的另一个特点是"言性命者必究于史"。这是清儒章学诚的概括，他说："南宋以来，浙东诸儒，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②事功学诸子的思想论述中，反对言而无物，多引史事作借鉴。叶适的《酌古论》，分析了汉光武帝、刘备等19　位历史人物的军事活动，总结出系列战略战术原则，为对金作战提供实用依据。陈亮与朱熹争论"王霸"、"义利"，也是引述历史，证实现实。薛季宣有《春秋经解指要》，研究历史中的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叶适作《习学记言》，所"辑录经史百氏条目"，引史而论其说。

这一特点，与理学、心学很不同。程颐反对史学，认为读史是"玩物丧志"。朱熹作《通鉴纲目》，目的在于以理学原则统率历史。在他看来，离开道德性命原则，看历史就"只如看人相打"③。陆九渊则只讲"六经注我"，明心自悟，不凭外物，更不借史鉴。而事功学诸子，潜心于史，从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他们究史而言性命，完全为了现实功效。

事功学重史，与浙东学界的研史风气有关。吕祖谦曾多次提倡观史以进学，教人"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后成败如何？其大要有六：②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

③　《水心别集》卷十六。

①　《水心文集（补卷）》《历代名臣奏议·九七》。

②　《文史通义》卷五《浙东学术》。

③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

择善、警戒、阃范、治体、议论、外事"①。"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点，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②。陈亮与吕祖谦关系甚密，常在一起讲谈心得。二人在交流中产生相互影响是很自然的。对此，朱熹曾说："陈同甫一生被史坏了，。。东莱（吕祖谦）教学者看史，亦被史坏了。"③（二）陈亮与朱熹的争论朱熹说陈亮"一生被史坏了"，主要指的就是陈亮与他就历史上"王霸"、"义利"问题展开的争论。这一争论，成为事功学与理学对立的标志。

1。王霸、义利问题的由来"王霸"，是关于两种统治方法的问题。战国时，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派，主张以仁义治天下的王道，反对以武力结诸侯的霸道。孟子认为：夏、商、周三代行王道，所以世道兴盛；春秋五霸，则"三王之罪人也"④，所行霸道不可取。荀子对此颇不赞同，曾有"王者富民，霸者富士"，"王夺之人，霸夺之与，疆夺之地"的争辩。认为王霸只是程度不同，主张王霸并用，"隆礼尊贤而王，重法受民而霸"⑤。荀子的王霸并用之说不是没有道理，秦汉以后的统治者，多取此法。如，汉宣帝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①在荀、孟的争论中，并没有关于动机、价值的看法。而到宋儒，则把王霸问题与理欲动机、义利价值联系起来了。

北宋邵雍认为，三皇时"以道化民"，五帝时"以德教民"，三王时"以功劝民"，春秋五霸之后则"以力率民"；历史从王道走向霸道的退化，原因在于统治者"取以利不以义"。二程又加上理与欲的价值判断。程颢说："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②即，合天理者为王道，违天理者是霸道。朱熹进一步用王霸问题来证明"存天理，去人欲"命题。陈亮对理学家们这种空谈义理评判历史的作风深恶痛绝，他叹息："至于艰难变故之际，书生之智，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宛转于文法之中，而无一人能自拔者。"③义利，是道德品行与功利得失的关系问题。《易·乾·文言》中说："利者，义之和也"。义和利不可分，一定的道德行为，可以给人带来

①　《吕东莱先生遗集》卷二十。

②　《吕东莱先生遗集》卷十九。

③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

④　《孟子·告子下》。

⑤　《荀子·天论》。

①　《汉书·元帝纪》。

②　《论王霸札子》。

③　《龙川文集》卷一。

应有的功利。孔子却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④把"义"与"利"作为两个价值范畴对立起来看，认为以功利为目的的行为不合乎道德。

主张以义来约束人的行为，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⑤。孟子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扩展为善恶的标准，提出"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⑥，不义是无道，因而统治之道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⑦。孔孟的思想，到西汉董仲舒，走向极端："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①至宋，理学家对此格外重视，董仲舒的话被写到了白鹿洞书院门口。

熙宁变法时，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其理论依据就是孟子的"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②。王安石回答："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如曲防遏籴，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奸人者因名实之近，而欲乱之，眩惑上下，其如民心之愿何？始以为不请，而请者不可遏；终以为不纳，而纳者不可却。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③王安石把"利"分为三种：利吾国（诸侯国）、利吾身、"民之所利"。王安石的意思是，孟子反对的是求前两种利，对于"民之所利"，不仅不反对，而且提倡之。对此，张载也认为："利，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犹言善之为善，利诚难言，不可一概而言。"④陈亮在争论中所谈义利思想，正是王安石、张载所言之意。而朱熹的观点则引自二程。二程的义利思想与司马光相近，认为"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⑤，"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⑥。是以善恶划分义利，视利为不善。理学家们这样做，是把义利上升到非此即彼的对错高度，为"存天理，去人欲"提供依据，使人们在义利之间、理欲之间无以选择。陈亮所激烈反对的，也正是这点。

2。王霸、义利之辨陈亮认识朱熹，是同乡好友吕祖谦介绍的。吕祖谦既尊崇朱熹的学问，也赞赏陈亮的才华和务实学风。朱熹认识陈亮后，认为陈亮是"奇伟英特"、"今日所未见"①。陈亮同样尊重朱熹，称他为"一世大贤君子"②。二人通信自淳熙九年（1182年）始，至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④　《论语·里仁》。

⑤　《论语·宪问》。

⑥　《孟子·万章上》。

⑦　《孟子·梁惠王上》。

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与王介甫书》。

③　《王文公文集》卷八《答曾公立书》。

④　《张子语录》（中）《张载集》第323　页。

⑤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六。

⑥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

①　《晦庵先生文集》卷三十六《寄陈同甫书》。

②　《陈亮集》卷二十《又丙午秋书》。

陈亮逝世前1年止，前后约11年。集中争论王霸、义利问题，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年）陈亮第一次出狱到淳熙十三年（1186年）的3年之间。现存有陈亮8　封书信和朱熹15　封书信。

朱熹根据孟子以三王之世为王道、五霸之世为霸道的历史划分方法，从"存天理，去人欲"出发，把历史划为两段：夏、商、周三代为王道，三代后至汉唐为霸道。他在给陈亮的信中说："汉、唐。。虽数其盛，而人心不服，终不能无愧于三代之盛时也。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③朱熹的意思是说，一个时代盛与不盛，不能看其表面，而要看人心服不服。汉、唐两朝不如夏、商、周三代，是因为两朝之君从利欲出发，不能与三代并称。陈亮对此不赞同，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王霸并重，义利双行"的功利思想。

在王霸问题上，陈亮认为，王道与霸道相互渗透，没有单纯的王道或霸道，无论汉、唐还是三代，都是如此，汉、唐所建功业并不比三代渺小。他在回信中说："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宏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①如果按朱熹的划分，三代以后的一千五百年就成了一段空白，那么又怎么解释万物延续、天道常存？汉、唐之君能使国家与天地并立，使百姓、万物自然生息，其本领可称得上宏大开廓、震动一世。陈亮在另一封信里补充说：对汉高祖和唐太宗所建功业，不能只从其动机去看，而应着重看其效果。他们建业的效果是"禁暴戢乱，爱人利物"，能做到这些，其本领之宏大，其动机之高远，比起儒家一贯倡导的"赤子入井"的恻隐之心，要开阔得多。至于他们以谋取王位为目的，视天下为己物，从效果来讲，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王位无以施仁政，不统天下为一家，无以一统人心。三代之王也正是这样做的。如果不是本领宏大，仅出于谋王位、得天下的私心人欲，恰恰难得天下。在这里，陈亮说明了霸道与王道同样可建功业②。

陈亮又进一步说明王道与霸道互为条件的关系。他认为，不仅霸道"固本于王"，而且王道也只有通过霸道才能实现。三代之君同样是以征伐天下和谋取王位为开端的。他说："禹、启始以天下为一家而自为之。有扈氏不以为是也，启大战而后胜之。汤放桀于南巢而为商，武王伐纣取之而为周。武庚挟管、蔡之■，求复故业，诸尝与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违众议举兵而后胜之。。。五霸之纷纷，岂无所因而然哉？。。使若三皇五帝相与共安于无事，则安得有是纷纷乎？"①如果说，春秋五霸纷争不断是行霸道，那么，三王征战压天下又怎能说不是五霸所因袭之先例呢？

③　《晦庵先生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书》八。

①　《陈亮集》卷二十《又甲辰秋书》。

②　《陈亮集》卷二十《又乙巳春书之一》。

①　《陈亮集》卷二十《又乙巳春书之一》。

在义利问题上，陈亮认为，既然王霸可以杂用，义利当然可以并行。

朱熹的观点很明确，重理轻欲，颂王贬霸，崇义绌利，这是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当然结论。在朱熹看来，三代是王道，在于以天理为根本，以仁政为目的；汉、唐行霸道，其动机、目的是为了利欲，是"假仁借义以行其私"，"无一念不出于人欲"②，"其全体只在利欲上"③。陈亮不这样看，他认为，利欲并非坏事，义理也不能离开具体事而空论，关键还在于从具体事中察其"真心"，便可知是否私利己欲了。陈亮说，应当"大其眼以观之，平其心以参酌之"，要"眼目既高，于驳杂中有以得真心故也。波流犇迸，利欲万端，宛转于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④。这样来看，便能知汉、唐之君并非"无一念不出于人欲"，而是"无一念之不在斯民"⑤。"生民之利"非一己私利，不仅汉、唐之君所求，三代之王同样如此。他说："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⑥"六府"即成万物之水、火、木、金、土、谷；"四德"即元、亨、利、贞。陈亮的意思是，三代之王若不建功，如何成万物；若不计利，又如何有仁义！他在信中说："秘书以为三代以前都无利欲，都无要富贵底人。今《诗》、《书》载得如此净洁，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革"道止于革面，亦有不尽概圣人之心者。圣贤建立于前，后嗣承庇于后，又经孔子一洗，故得如此净洁。"①正如霸道杂于王道，三代之王建立功业，也不能不计功利，只不过孔子以后，凡功利的一面都被洗略去了。陈亮所说"生民之利"，与王安石、张载所讲"民之所利"相同，即认为治国离不开利民之利，若无利民之利，所谓义理、仁政便都是空话。因此，义在利中，理在欲中，利欲是义理的具体体现。"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②。对陈亮的上述观点，朱熹当然不赞同，他责备陈亮"于汉唐事迹上寻讨个仁义出来，便以为即王者事"③。其实，陈亮看问题与朱熹不是一个标准。朱熹是以理欲为尺度去衡量一个朝代的"圣"或"凡"，陈亮则根本不承认这个尺度，而是从效果，从是否有功于业、有利于民去评判。因而，他强调察一朝之君的"真心"，认为"心之用有不尽而无常泯，法之文有不备而无常废"④。"心"指"圣人之心"，即自尧、舜至周、孔的思想；"法"指"三代之文"，即夏、商、周的制度规范。陈亮认为，汉、唐之心有不尽之处，汉、唐之法也有不备之事，但仍是三代延续下来的。否则，"心有时而泯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时而废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废可乎？"⑤历史可能一时走弯路，但不②　《晦庵先生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书》六。

③　《晦庵先生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书》八。

④　《陈亮集》卷二十《又乙巳春书之二》。

⑤　《陈亮集》卷十一《策、肖、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独名于汉、唐》。⑥　《宋元学案》卷五十六。

①　《陈亮集》卷二十《又乙己秋书》。

②　《陈亮集》卷二十《又丙午秋书》。

③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

④　《陈亮集》卷二十《又乙巳春书之一》。

⑤　《陈亮集》卷二十《又乙巳春书之二》。

可能出现一千五百年的中断。这里，朱、陈二人实际上已在争论如何看待历史。

朱熹认为，"心无常泯，法无常废"，正说明心有时泯，法有时废，汉、唐恰是泯、废之时，即被利欲所泯废。要扭转这一点，须作"惟精惟一"的工夫，即道德修养，这才是"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他责备陈亮"推尊汉唐，以为与三代不异；贬抑三代，以为与汉唐不殊"①，是没有看到理义与利欲的区别。

陈亮接信后再复信，说三代与汉唐当然有不同，"本领宏阔，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领无工夫，只做得汉唐"②。三代的特点的确是朱熹所讲的道德修养工夫，但汉唐的特点是经世之本领。陈亮的意思，是要说明汉、唐建功立业，爱人利物，在效果上足以显示其治国本领，绝不低于三代。朱熹鄙视本领，"汉唐并无些子本领，只是头出头没，偶有暗合处，便得功业成就"③。陈亮认为，汉、唐的本领虽有"不尽"之处，但还是"三光明"、"寒暑运"、"物得其生"、"人遂其性"；虽时而有"夭阏"之物、"乖戾"之人，但并不与三代盛时有完全不同。朱熹在信中劝陈亮："鄙意更欲贤者百尺竿头，进取一步，将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气力为汉唐分疏，即更脱洒磊落耳。"④意思是，做三代圣王那种有功德的人要紧，费尽气力为汉唐分疏并不重要。陈亮回信中也说，他的意思"非专为汉唐分疏"⑤，而是为解决现实问题。可以看出，朱熹是意在说明建立统一道德秩序的必要性；陈亮则意在说明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必要性。

3。"道"论之争和"成人"之争在"道"是什么的问题上，朱熹认为，道"非人之所能预"，只能对它默识体悟。因为"道"亘古常存，既在具体的形器之中，更在具体的形器之外，先于形器，高于形器。

陈亮承认有"道"的存在，但不认为它脱离万物高高在上，而是只在万物之中，如若有时在有时不在，就难以解释它的常存不灭。他在《经书发题·书经》中说："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顺民之心，因时之宜，处其常而隋，遇其安而天下安之。"①又说："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②他在给朱熹的信中说，如果认为道行至汉唐便消失了，那么这一千五百年空白，道又是怎么由三代传于后世的呢？如果认为，"道"在这期间只是通过那些存有"道心"、修身养性的儒者来保持、相传的，那么，把二千年间建功立业的君子都看成是"盲眼不可点洗"，唯几个自以为得道的儒者秘传道旨，这与宗教"结坛"，

①　《晦庵集先生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书》八。

②　《陈亮集》卷二十《又乙巳秋书》。

③　《陈亮集》卷二十《又乙巳秋书》。

④　《晦庵集先生集》卷三十六《答陈甫书》六。

⑤　《陈亮集》《又乙巳春书之一》。

①　《陈亮集》卷十。

②　《陈亮集》卷十。

又有什么区别呢？他说："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岂举世皆是，便不可与共此光明乎？"③道就在事事处处之中，就在日常之间，在人之喜怒哀乐爱恶欲里面，并非只圣贤可悟，常人难得。

在陈、朱的争论中，无不处处提到如何做人的问题。朱熹总是劝陈亮独善其身，"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④。陈亮却偏偏推崇"大有为"的"英雄豪杰"，于是，二人在"成人"问题上又展开论辩。

陈亮十七八岁时就写《酌古论》、《英雄录》，崇尚"天下豪杰之士"。他重功利之学、务实迹之事，立志做有为之人。他一生都在身体力行这一志向，因而对理学家的修身自好、先修身再立业等思想，无论如何不能入耳。他曾一再鄙薄理学家的做人方式："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①他给朱熹回信中述说了他的"成人之道"："研究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啐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②陈亮明确表态，要做一个堂堂正正有大知大勇能改变世界的人，绝不做洁身自律的醇儒。

指出："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其儒哉？"③"人生只是要做个人。"④对于陈亮这种公开与理学对垒的言论，朱熹力劝无效只有无奈，说："江西之学（陆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旦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⑤朱熹的评价并不夸大，陈亮在世时，他的《酌古论》、《陈子课稿》、《上皇帝四书》等已广泛流传，"学士争诵唯恐后"⑥。这不仅因为陈亮文笔好，令人读起来"觉行间犹勃勃有生气"①，而且他的风格、气节，他的思想，如朱熹所说的"习之便可见效"。为此，辛弃疾称他"智略横生，议论风凛"②，叶适说他"其说皆今人所未讲，朱公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③。

③　《陈亮集》卷二十《又乙巳秋书》。

④　《晦庵先生集》卷三十六《答同甫书》四。

①　《陈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②　《陈亮集》卷二十《又甲辰秋书》。

③　《陈亮集》卷二十《又乙巳春书之一》。

④　《陈亮集》卷二十《又乙巳春书之一》。

⑤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

⑥　叶适《陈同甫王道墓志铭》。

①　邹质士《刻龙川先生全集小引》。

②　《祭陈同甫文》。

③　《龙川文集序》。

（三）叶适的事功思想叶适思想与陈亮基本相同，主张实事实功，反对空谈性理。但在表述上不一样。叶适被罢官归乡后，以16年时间专心研读经史典籍，写成《习学记言序目》50　卷，从学术和学术史角度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如果说陈亮的思想以"智略横生，议论风凛"的论辩性为特点；那么，叶适的思想则以理论的抽象性见长。

叶适思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学术上重释经传，政治上力谋进取。

1。重释经传的学术思想在《习学记言序目》中，叶适辑录了经史百家的一些条目，并加以评论。既包括《史记》到《五代史》的历代官修正史著作，也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左传》、《论语》、《孟子》经书和《荀子》、《老子》、《管子》、《孙子》等百家，共15　部著作。如他自己所说："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剖析秦汉，迄于五季。"④他对经传史籍所作的评论，未及刊刻，就已流传开来，"天下学子争师诵之"①。

叶适对典籍的评论，一部分是关于经书考订，另一部分是对经书思想的重新解释。如，他考订《周易》非伏羲、文王、孔子所作。这部书，历来被说成是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卦、爻辞皆备，为《经》；彖、象、文言、系辞等"十翼"，是孔子所作，为《传》。叶适认为，《传》非孔子所作，《易》也不一定是伏羲、文王所创。"《周易》之为三易，别卦之为六十四，自舜禹以来用之矣"②。他据《周礼》中的材料，说明"伏羲、文王作卦重爻"之说，"盖出于相传浮说，不可信"③。事实是，《周易》作者已不可考，"《易》不知何人所作"，只不过为"周有司所用"④，即周代史祝官用作占筮之书。他肯定了《易传》中彖辞、象辞是孔子所作。

叶适的这种考订，并非只为澄清谬误，主要是为去除后来儒者加在经书上的许多牵强附会之说。黄宗羲说："其意欲废后儒之浮论，以言乎疵则有之，若云其概无所闻，则亦堕于浮论矣。"⑤为去除后儒的附会，叶适还对经书中种种思想概念作了新解释。

对于当时被理学、心学奉为"宗旨秘义"而争论不休的《周易》中"无极"、"太极"问题，叶适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他以《尚书·洪范》中"皇极"概念说明"极"的性质，指出"极"是物之极，必须通过物去讲极，即"自有适无"；离开物而谈极，是"以无适无"。"无极而太极"的理学之论把太极玄虚化了。叶适用大量具体事例来说明太极为物之极的思想。其中所举"室人为室"和"车人之车"的例子，最为生④　《习学记言序目》嘉定十三年序。

①　陈耆卿《筼窗集》卷五。

②　《习学记言序目》卷七，1977年中华书局校点本。

③　《习学记言序目》卷三。

④　《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九。

⑤　《宋元学案》卷五十四。

动。

《老子》言："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①朱熹解释说："如一所屋，只有一个道理，有万有壹；如草木，只是一个道理，有桃有李；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李四。"②《老子》所说的是"有无相生"的道理，朱熹讲的则是有"理"才有物的道理，认为先有"理"，而后具体物才成物。叶适说："室人之为室也，栋宇几筵，旁障周设，然后以庙以寝，以库以厩，而游居寝饭于其下，泰然无外事之忧；车人之为车也，轮盖舆轸，辐毂辀辕，然后以载以驾，以式以顾，而南首梁、楚，北历燕、晋，肆焉无重趼之劳。夫其所以为是车与室也，无不备也。有一不备，是不极也，不极则不居矣。"③没有具体的车和室的部分，无以构成车、室；只有完全具备了具体的部件，才能有车、室，有车和室的用处，也才能有"车"和"室"的概念。"极"不是具体的物，但"极"之所以有，是因为它存在于具体的物之中。因而，"极"不是无，而是有。"极之于天下，无不有也。耳目聪明，血气和平，饮食嗜好，能壮能老，一身之极；孝慈友弟，不相疾怨，养老字孤，不饥不寒，一家之极也；刑罚衰止，盗贼不作，时和岁丰，财用不匮，一国之极也；。。是故圣人作焉，执大道以冒之，使之有以为异而无以害异，是之谓皇极。"④叶适对《大学》、《中庸》也有类似的评说。他从考证作者生平而认为《中庸》的作者不是子思。他对《大学》中"格物说"，一反程、朱"格物者，穷理也"的解释，提出"致知格物在心、意之先，为大学之要，而是书不言焉"①。认为先有物，而后有知，再有物对知的验证，才可能有理。"物不验不为理"②，"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论高而违实，是又不可也"③。叶适的这些解释，与其说是为了还经书之原意，不如说是为了反对程、朱附加在经书上的理学思想，阐述自己重实事的观点。

理学自周敦颐、二程到朱熹，都从《周易》中寻找反对禅学的理论依据，以"无极而太极"取代禅学的"空"、"无"之说。又从《大学》、《中庸》等书论证理学的孔门正统。叶适提出《周易》非道之正传，《大学》、《中庸》非儒学经典，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程朱理学的正统性。为此，叶适还对儒学由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的道统说提出了怀疑。他从曾子用"忠恕"释孔子"一贯"思想不合孔子原意出发，细致分析了曾子的思想是曾子自己"所得之道"，非孔子所传，从而得出了曾子非孔子传人的结论。他对子思和孟子也有同样的分析。

叶适对道统说的批判，其大胆和尖锐，不亚于陈亮的犀利和直率。

①　《老子》十一章。

②　《朱子语类》卷六。

③　《水心别集》卷七。

④　《水心别集》卷七。

①　《水心别集》卷七。

②　《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四。

③　《水心别集》卷五。

而他所以作如此有证有理的批判，并不是为了争自己的正统，而是提倡一种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的为学作风。

2。力谋进取的社会改造思想这是叶适事功思想更为直接的表述。其思想以南宋政治的核心问题--对金战还是和的问题为中心。叶适在淳熙十四年《上孝宗皇帝劄子》中，开宗明义称这是国家第一大事："臣窃以今日人臣之义所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愤，臣子之深责也。"①表达了叶适为国忧虑的心情。但是，他并不主张贸然出兵，而是认为欲抗金须兴国，欲兴国须以抗金为目的。

他分析当时形势："立国之势，有未当论治乱安危而当先论存亡者，。。至如今日事势，亦只当先论存亡。今日存亡之势，在外而不在内；而今日隄防之策，乃在内而不在外。一朝陵突，举国拱手，隄防者尽坏而相随以亡，哀哉！"②因此，欲求变弱为强，转败为胜，报仇雪耻，收复失地，须先除社会四大弊病，即财竭、兵弱、民困、势衰。针对此，他提出了"修实政，行实德"的改革思想。

关于理财，叶适认为"理财非聚敛"。他指出，南宋官府从各类税目中每年可敛取八千万缗收入，其数目之大为历史上前所未有。可是，由于"天下有百万之兵，不耕不战，而仰食于官；北有强大之虏，以未复之仇，而岁取吾重赂；官吏之数日益而不损，而贵臣之员多不省事而坐食厚禄"③，支用无度，入不敷出，形成了"财以多为累而至于竭"的矛盾状况。叶适认为，这是不善理财所致。他指出，过去一谈"理财"，就认为是聚敛，"故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④。其实，理财是君臣的重要才能，不等于聚敛，"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⑤。既要理财，就须言利，因而必须破除那些"徒曰我为利"、"以不言利为义"的见解。叶适说，理财就是要使"上有余而下不困"，"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①，因而要使百物生产充足、百物流通充分，否则，"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②，财钱聚敛再多也是无用。

关于养兵，叶适提议寓兵于民。他分析南宋兵力状况："今营、屯、厢、禁，见卒至六十万"③，兵不能说不多，可是临战却败，"聚兵而不敢战"，存在着"兵以多而遂至于弱"④的矛盾，以至"养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祸，不用兵以自败，未有甚于本朝者也"。其原因在于"将兵、禁兵、厢兵，世世坐食"的制度，以及将领克扣士兵的廪赐，士兵因穷饿而不满，从而失去了战斗力。叶适提出，"古者以民为兵，不以兵为

①　《水心文集》卷一。

②　《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三。

③　《水心别集》卷二。

④　《水心别集》卷二。

⑤　《水心别集》卷二。

①　《水心别集》卷二。

②　《水心别集》卷二。

③　《水心别集》卷十五。

④　《水心别集》卷十五。

民"⑤，兵制应"由募还农"，即精兵与屯田相结合以养兵。精兵，即减少供养的兵力，从而减少年费开支；屯田，即把流散的百姓集中起来，"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加以训练，战时便可"与官兵同守"⑥。这是将"募人为兵而以税养之"改为"因民为兵而以田养之"，可解决当时财与兵的矛盾。

关于生民，叶适主张重工商之民。他认为："为国之要，在于得民。

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⑦但他一反传统的崇农抑商思想，取历史借鉴，强调扶持工商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他说："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今其词尚存也。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缗之令，盐铁榷酤之入，极于平准，取天下百货自居之。夫四民（士、农、工、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①这种扶商利民思想，与当时浙东地区经济发达有关，而在当时的政治思想中是很大胆的建议。

关于振势，叶适提出分权思想。他认为，宋于立国之初建立了军、民、财、政高度集中的政权，对于结束五代十国割据分裂局面是重要而必要的，但是，"尽收权变，一总事机，视于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细"，则使地方失去了应有的主动性和军事自卫能力，从而导致靖康之难时，"远夷作难而中国拱手，小臣伏死而州郡迎降，边关奠御而汴都摧破"。叶适以秦、汉以来各朝经验为鉴，认为分一部分兵、民、财、政之权给地方，使民有人治、兵有人用、地有人守，是提高管理效果的必要措施。叶适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期间，曾实施他的屯田、堡坞方案，在安民、养兵、抗金实务中很有政绩。后因遭人弹劾，才落职回乡。在他晚年总结经验时，又曾拟定过一个以温州为典型的买官田以养兵的细致计划，希望能改革内政，改善民生，但未能实行。

总之，叶适强调从实际出发，讲求事功，反对空谈，希望挽救南宋危局，朱熹却批评他及其永嘉之学"大不成学问"。叶适针锋相对地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②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事功学的一个理论概括。

⑤　《水心别集》卷十二。

⑥　《水心文集》卷二。

⑦　《水心文集》卷二。

①　《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

②　《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

九、南宋后期理学再盛理学，到南宋中期，由于朱熹的努力，达到鼎盛。虽然遭到心学、事功学的批评，但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并未被削弱。然而，在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年），理学却遭受了一次被禁断的挫折--"庆元学禁"。二十余年内，理学被视为伪学，朱熹及其学派中人被当作逆党纷纷被逐。这次挫折，由于不是理学自身矛盾造成，更非理学生命力枯竭，而完全是政治原因所至，所以，当政治气候扭转，理学重见天日的时候，它在官方扶持下，重新成为学术界的主导思想，再现出它强大的理论生命力。

庆元学禁后再起的理学，其学术成就没有超过朱熹，但在理论特点上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别是人性说和致用性两方面，被突出出来，使理学更趋完备，也更适应社会需要，对开后继理学起了积极作用。

（一）庆元学禁后理学的重振庆元学禁发生于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弛禁于嘉泰二年（1202年）。理学因此所遭的逆境却一直持续到嘉定元年（1208年）理宗上台。绍熙末，宁宗由赵汝愚和韩侂胄拥立称帝。庆元元年，因韩、赵二人不和，韩侂胄便使谏官奏赵汝愚"以宗室居相位，不利于社稷"，罢其相，朱熹与赵密切，于是受牵连。庆元二年朱熹因"伪学逆党"罪，被降官两级，大弟子蔡元定被送道州编管，同党罪受连累者达59人。韩侂胄当政后，继续从政治上学术上排斥理学。凡举荐考核官员，必须注明"系不是伪学"；科举考试，凡言"义理"者，一律不取；儒学六经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被列入"世之大禁"，一时之间，士者人人自危，不敢以儒自命。

嘉定元年，韩侂胄因北伐兵败被狙杀，史弥远执政。次年，谥朱熹为"文公"。宝庆三年（1227年），理宗下诏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理学恢复名誉。可是，政治上的平反，并不能很快改变理学的萧条。朱熹等一代学者已先后下世，学术界后辈无以宗师，社会学风委靡不振。

面对这种状况，理学中人有振作而起者，力扬理学精神，使之再兴于天下。真德秀、魏了翁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为振兴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1。真德秀、魏了翁对理学的倡导真德秀（1178-1235年），字景元，后改字景希，福建建宁浦城（今福建安道）人，学者称西山先生。庆元五年进士，历知泉州、隆兴、潭州，又任中书舍人、礼部侍郎、户部尚书、翰林学士，官至参知政事。

著作有《西山文集》、《读书记》、《四方集论》、《文章正宗》、《大学衍义》等。

魏了翁（1178-1237年），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

人，学者称鹤山先生。与真德秀同年举进士，历知汉州、眉州、泸州，在蜀17年。后与真德秀同于庆元学禁后应召至朝，任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兼同修国史和侍读、吏部尚书等职，官至佥书枢密院事，资政殿大学士。著作有《鹤山大全文集》。

真、魏二人同年生、同中举，又一同做朝官，思想志向颇相投合，甚至希望"生同志，死同传"，素有"从来西山、鹤山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不独举也"之说①。他们的共同志向是"嗣往圣，开来哲"，接续道统，阐扬理学，使之成为天下士庶的一致思想。

面对南宋后期颓败的政治局面，真德秀认为，要使政治清明，须先正君主之心。君主应率身作则，扶持纲常，植立人极。他利用经筵侍读身分给理宗讲学的机会，托信天命，力劝皇帝正心修德。他给理宗侍讲《大学衍义》，得理宗赏识，被称作"备人君之轨范"。于是，在皇帝扶持下，理学恢复正统地位，成为官方思想。其中，真德秀的力言之功是不可否认的。

魏了翁也尽毕生之力扭转世风。他在上疏皇帝书中说："嘉定以来，虽曰更辙，然后生晚学，小慧纤能，仅于经解语录揣摩剽窃，以应时用，文辞剽浅，名节堕顿。盖自始学，父师所开导，弟子所课习，不过以哗众取宠，惟官资、宫室、妻妾是计。及其从仕，则上所以轩轾，下所以喜悦，亦不出诸此。"②他认为，世风日坏的原因，是缺少道德精神支柱，取士不以品行名节为标准，任由权谋利欲泛滥，才使风气衰坏。因此，他大声呼吁"敷求硕儒，开阐正学"。

为改变理学受压抑的状况，魏了翁于嘉定九年（1216年）向皇帝上疏，要求给周敦颐、二程赐爵定谥。这在当时不是易事。虽然在此之前，朱熹、张栻、吕祖谦等已先后得谥，可是按谥法，向来以朝官品秩赐谥，周、二程未达高品，也无显著贡献。而执政者给理学恢复名誉，表彰先儒以示更辙，完全出于政治需要。因此，魏了翁上疏奏请，最初无朝臣支持。直到嘉定十三年，经魏了翁一再奏请，才获成功。周敦颐得谥号"元"，程颢得谥号"纯"，程颐得谥号"正"，他们对理学的贡献也得到表彰。于是，周、程被正式排入理学宗谱之首，入主理学宗祠。魏了翁也因此而名声大增，被各州郡请去为周、程祠堂写记作序。他在《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中写道："不有周、程诸子为图、为书，振聋发瞽，如是而为极、为仪、为性命、为仁义礼智、为阴阳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穷理致知之要，则人将泯泯愦愦，无所于闻。"①他批评当时不求品行，浮于记问、虚无、权利、词章的淫浅风气，希望尊理学，去流弊，矫正学术。在魏了翁、真德秀的努力下，理学终于再次兴盛，诸儒祠堂遍布州郡，周、程、张、朱之书，家家收藏，人人争诵，性命道德又成时尚。

理学虽然于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已达成熟，其学术上兴隆繁茂，人才济济，在当时已盛况空前，但是，并没有获得官方政治地位。理学正式得到朝廷的封赐和支持，是在嘉定元年（1208年）以后。

理学的这一升迁当归功于真、魏二人。正如《宋史·真德秀传》中所说："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只是，南宋国力已衰，不可能如真、魏所希望的那样，由正君心，再正民心，从改造心性入手，重新振兴国家。在尖锐的民族矛盾面前，与其说理学家的慢功夫

①　《宋元学案》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学案》。

②　《鹤山大全文集》卷十六《论敷求硕儒开阐正学疏》。

①　《鹤山大全文集》卷四十八。

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元兵已踏入国门；不如说是当时理学的空言多于实绩而难以挽回国家的积弱积贫。所以，真、魏二人在发扬理学方面有重要功绩，但他们至朝后的政绩并无建树。这与他们在理论上侧重理学心说是联系在一起的。

2。真德秀的心体说真德秀对理学的发挥，主要是他的心体说，即强调心之本体在于性，心之功用在于情说。关于心、性、情的关系，程朱理学早有论述。朱熹作过很明确的表述："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也。"①强调性为重，情为轻；理为本，欲为末，是理学心性说的主要思想。真德秀的思想，从"体用一源"出发，在肯定性为体，情为用的同时，阐发了性与情统一于心、体用不二的观点。

真德秀认为："大凡有体而后有用。。。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须是平居湛然虚静，如秋冬之闭藏，皆不发露，浑然一理，无所偏倚。然后应事之时，方不差错。"②人之一心，浑然一理，以心为体才能与理浑一。又说："即吾一心而观之，方喜怒哀乐之未发也，浑然一性而已。

无形无象之中，万理毕具，岂非所谓无极而太极乎！"③心之为体，不形于表，处于浑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可以体验到万物之原的太极的存在。于是，心与太极相通，心有太极，明吾心而知太极。心知太极，则必然"广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云披雾卷，太虚湛然。尘扫镜空，清光自全"④；"四海虽远，同此一心"⑤。

可以看出，真德秀对心通太极境界的描述，以及对性、情浑然于心的强调，具有明显的心学影响痕迹。这当然说明：到南宋后期，理学与心学正渐趋融合。但是，真德秀强调性情于心体用不二，还是针对当时风气所言，是南宋后期社会中人心涣散的现实反映。他希望唤起人心良知，重整社会风气，为此，他又提出一套做人的修养方法。

真德秀讲修养方法，强调朱熹的"持敬"说，并将其同"养心"结合，是一种于内省之中得外求的工夫。他说："欲穷理而不知持敬以养心，则思虑纷纭，精神昏乱，于义理必无所得，知以养心矣，而不知穷理，则此心虽清明虚静，又只是个空荡荡地物事，而无许多义理以为之主，其于应事接物必不能皆当。释氏禅学正是如此。"①也就是说，一味穷理，不知持敬，容易陷入枝节问题，不握要领；但只知持敬，不去穷理，也就成了禅宗的空寂，如槁木死灰。所谓"持敬"，也就是朱熹讲的"持敬守一"，一种"身心收敛，如有所畏"，保持虔诚、警觉、自省的心理状态。但是，朱熹只说这是一种涵养工夫，并不特别强调心的作用。真德秀则认为，"持敬"即"养心"，内心静一，无二无杂，表里交正，才是"敬"。他描述这种心态："此心当如明鉴止水，不可如

①　《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②　《真西山文集》卷三十《问答》。

③　《真西山文集》卷三十一《问答》。

④　《真西山文集》卷三十三《思诚箴》。

⑤　《真西山文集》卷三十五《谨立行》。

①　《真西山文集》卷三十《问学问思辨乃穷理工夫》。

槁木死灰。鉴明止水，其体虽静，而可以鉴物，是静中涵动，体中藏用，人心之妙正是如此。若槁木之不可生，死灰之不可燃，是乃无用之物。

人之有心，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其可委之无用乎！吾道异端之分正在于是，不可不察。"真德秀既明言"敬"即"静"、"持敬"即"心静"，又划分了与禅宗寂灭之静的区别，这就是静中有动，静为体，动为用，动是体察万物，思索人生，穷理至极。

可以看出，真德秀关于修养方法的论述，带有更多的心学色彩。但是，在基本上仍是理学之方。

真德秀是朱熹之后南宋的理学大家，全祖望在《真西山集》题中称："乾淳诸老之后，百口交推，以为正大宗者，莫如西山。"这一评价并不过分。真德秀在创建上虽未超出理学基本思想，但他的论述保持了理学原貌，并杂入一些心学思想，在理学遭政治迫害的狂澜之中，阐理学正宗，扬理学精神，其力挽之功，在当时首屈一指。在这方面，魏了翁的思想也不可没。

3。魏了翁的心本思想如果说，真德秀从体用关系上发展了理学的心性说，那么，魏了翁则把心性说进一步推广为心本思想。朱熹曾说："心性之别，如以碗盛水，水须碗乃能盛，然谓碗便是水则不可"①。性是心的根本，情是心的表现，心是性和情的盛载。很明显，朱熹强调的是性对于心的作用，即性是心的本质。魏了翁却由此出发，强调心对于性的作用，即心是性的包容和体认。

首先，魏了翁提出心能包裹宇宙，并出入古今。他说："人之一心，广大而精微，宽裕而密察。所以范围天地，出入古今，错综人物，盖有巧历所不能算，良工所不能述。"②心能容纳天地，能往来于古今，能识辨各类人物，这种概括包容能力是任何巧历良工都难以模仿的。心有此功能，因而能与天地万物相通，"天与人一气也，人与万物一体也"③；"天只在此心"④，"心之外岂别有天乎！"⑤然后，魏了翁推出人为天地立心。他说："天统元气而始万物，地统元形而生万物，人则禀气受形而为万物之灵，所以为天地立心也。"①人以一心能兼天地，能备万物，因而也能主宰天地，任命万物。"人之一心，虚明中正，万化由是出焉"②。魏了翁又用"心为太极"来概括，他说："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以主两仪，以命万物，不越诸此。"③他把心抬高到与太极同等的地位上，心与太极相通，人心就是太极，因此，心是万物化生之源，成为世界主宰，心具有了本

①　《朱子语类》卷十八。

②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七《拙斋记》。

③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黔阳县学记》。

④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答阎运翰》。

⑤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百零九附一百一十《师友雅言》。

①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二《达贤录序》。

②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长亭军贡院记》。

③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十六《论人主之心义理》。

原、根本的意义。

魏了翁所言之心，不是心学近似禅宗的超然之心，而是会通义理、统率气质的天下万世之公心。他认为，唯此公心，才有主天地、命万物的博大，才能对古往圣贤达到理解继承，贯通古今；才能与世人取得联络交流，错综人物。因此，当魏了翁讲"不失本心"、"求其本心"的修养方法时，并不是讲心学的"发明本心"，而是找回理解天下万世的公心。

在修养方法上，魏了翁针对当时理学重起后士子诵说理学语录、高谈性命义理的状况，提出修养目的在于"不失本心"，不忘仁义礼智之性的观点。即穷理养心不能陷入读书、议论，读书不在多，而在深思；言论不在繁，而在精当。他讲了两种方法："反观内省"和"精体实践"。"反观内省"，就是自我认识。反之于心而观其明德，求之于心而立其大本。他认为："心焉者，理之会而气之帅，贯通古今错综人物，莫不由之。学焉则求以不失其本心。进退在我，富贵不能淫也。死生在我，威武不能屈也。"④自我省察，要发掘自己的道德精神，这才能做到为仁取义，不被富贵、威武所动摇，成为不失本心的人。

"精体实践"是对朱熹知行并进思想的发挥。魏了翁主张于"日用间随处体验"，"真知得便能笃行之"。他认为，当时的学人士子，理学书籍读得不少，但是不能以自见自得而判断。他主张读书要结合实际，养心要亲自笃行，以自己的思考、自身的践履去认识自己，培养道德。

他以"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见活精神"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道贵自得"的观点①，并以行动身体力行之。

魏了翁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他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担忧与焦虑。他竭力呼吁人们要正心、明心、养心、不失本心，为唤起人们的道德精神，也顾不得心学的嫌疑，力扬心说，为理学的重振做出了贡献。虽然，他在理论建树上不如程、朱博大而缜密，但他从现实需要出发，对理学所做的补充，使南宋后期的理学增添了几分活力。

（二）南宋末理学的修正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汗国（元朝）在灭金后大举南进，宋王朝进入了岌岌可危的最后阶段。在勇猛的蒙古大军面前，南宋军队有过殊死抵抗，南宋朝廷也曾寄希望于儒学培养出来的庞大官僚机构去扭转局势，但都未能奏效。儒学的议论说教，在政治上掩护了屈辱求和路线，庞大的官僚机构消耗了原有的政治活力，南宋社会终于大势已去。在这期间，有忧心如焚的儒士，希望改造僵化了的理学，拯救社会，这就是以黄震为代表的宋末理学思潮。这一思潮，未能挽回南宋灭亡的命运，但在理论上把理学向经世致用方面推进了一步。

如果说，真德秀和魏了翁在世风日下的情况下，大声呼吁，竭力宣传理学思想，为理学争得了一席政治地位，使理学著作重又书满天下，人人争诵；那么，生活于南宋末年的黄震，则从现实出发，身行践履，④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九《程纯公杨忠襄公祠堂记》。

①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六《答周监酒》。

对理学进行了经世致用的改造。黄震不仅看到了理学自身存在的空疏的缺点，而且看到了理学重起之后士人"终身议论而无一日躬行"的毛病。他认为这是人们对理学内在积极精神不了解所导致的，因而他努力挖掘理学的精髓实质，从现实出发论说理学应有的功效。黄震称得上是南宋末年对理学作出重大改造，使理学真正焕发出活力的代表。

黄震（1212-1280年），字东发，浙江慈溪人。学者称于越先生。

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历任华亭县令、抚州太守、史馆检阅、广德通判、绍兴通判、江西提举常平仓司、浙东提举常平等职。64　岁时，南宋亡，他隐居宝幢山不仕，"日惟一食，仰天长歌，祈速死"①，最后"饿于宝幢而卒"②。

黄震没有写过专门学术著作，所写多是读书笔记和摘要，有《黄氏日钞》90　卷、《古今纪要》19　卷、《戊辰修史传》1　卷、《古今纪要逸编》1　卷等书。从这些读书笔记和他的政治活动中，可以看出他具有鲜明个性的思想，注重实际，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的风格，颇似叶适。

但是，他认为叶适有偏激处，只赞成其一部分思想，他说："水心能力排老、庄，正矣；乃并讥程伊川，则异论也。能力主恢复，正矣；乃反斥张魏公（张浚），则大言也。能力诋本朝兵财靡弊天下而至于弱，正矣；乃欲割两淮、江南、荆湖弃诸人以免养兵，独以两浙为守，又欲抑三等户代兵，兹又靡弊削弱之尤者也。"①黄震之所以认为叶适思想不够平正，原因在于他不赞成事功之学。但是，他认为事功之学的某些见解是正确的，应当被理学吸收过来，使理学摆脱空谈作风，面向现实。

黄震性格刚直、重视务实。做官近20年，升降多次，无论任何职，他都努力解决当时的国弱民怨问题，所到之处，深受百姓欢迎。他与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一样，立治国平天下之志，希望中兴国家。他曾上言皇帝，力陈"民日以穷，兵日以弱，财日以匮，士大夫日以无耻"的现状，要求皇帝"真以天下为虑而亟救之"②。他于从政间隙写下的《黄氏日钞》等读书笔记，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时代气息，饱含着躬行践履的可贵精神。他对理学的理解和修正，无不从现实出发，矛头直指空谈之风。

1。理说、道说理和道，是宋理学最重要的两个范畴。黄震作为一个理学家，他承认理的终极含义，"理无定形，亦无终穷。。。事万变而不齐，而理无不在。。。理本无所不包"③。但他强调道在事中，不在天地人事之外。

他说："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谓之理而谓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称。即其所易见，形其所难见，使知人之未有不由于理，亦犹人之未有不由于路，故谓理为道，而凡粲然天地间，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奈何世衰道微，横议者作，创以恍惚窈冥为道，若以道为别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谢绝生理，离形去智，终其身以求之而终无得焉。吁，可

①　盛丰《鄞县志》卷二十四《寓贤》②　《宋元学案》卷八十六《东发学案》。

①　《黄代日钞》卷六十八。

②　《黄氏日钞》卷六十九。

③　《黄氏日钞》卷六十八《读叶水心文集》。

怪也！"①这里，黄震强调"道"就是人们日常所走的"大路"，就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是日常生活中的道理。理作为万物之本，并不先于万物，而是就在事中，不在事外，这与朱熹强调的"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②已经不同。

黄震从道在事中出发，批评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认为既是"可道"，就应是"常道"，否则成空洞的说教，而后世的空谈正由此而来③。他也批评朱熹后学对"道"的谬解。他说："文公（朱熹）既没，其学虽盛行，学者乃不于其切实而独于其高远。。。说《论语》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独讲一贯。"④他认为《论语》中切实际的是具体的"孝弟忠信"，孔子虽讲"吾道一以贯之"，却并不离开"孝弟忠信"空而论"道"。后人只讲"一贯"，不讲具体的"孝弟忠信"，是对《论语》断章取义的"荡空之说"⑤。

2。性论"性"，在程朱理学那里，同理一样，也有终极含义，是理学的基本范畴。朱熹明确说："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⑥。性是心之理。黄震在性与理的关系上，与程朱所说无二，但是他反对后人对性做多种解释，认为这些解释都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⑦黄震认为孔子最早提出"性"说，"性相近，习相远"是孔子最平实最正确的提法，孟子以"性善"解释，二程以"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解释，都没有超出孔子的原说，却被后人抬得比孔子还高，使孔子的原说反被丢弃，这是不对的①。黄震认为，孔子原说中已包含了"性"的全部含义，应该用来统一各种说法，以免"各师其师而不以孔子为师"。他说："人生而有性，已是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已自付与在其中。所谓天地之性，既非未生以前虚空中别可言性，则亦不逃乎性相近之说也。"②可以看出，他认为性即人性，在人之中；天地之性也包含在人性中，并不在人未生之前就先存在。黄震反对后人对孔子作叠床架屋式的诠释，认为孔子言性，只说了6　个字，后人却做了许多解释，这只能使原说被曲解③。

3。心说在"心"的问题上，黄震不赞成当时真、魏等人以心学补充理学的做法。甚至在心的作用问题上比朱熹更彻底地坚持了理为本的思想。

①　《黄氏日钞》卷九十五《读抱私子》。

②　《朱子语类》卷一。

③　《黄氏昌钞》卷六十一《读欧阳文》。

④　《黄氏昌钞》卷八十二《抚州辛未冬至讲义》。

⑤　《黄氏昌钞》卷八十二《临汝书堂癸酉岁旦讲义》。

⑥　《朱子语类》卷五。

⑦　《黄氏日钞》卷二十五《读札记》。

①　《黄氏日钞》卷八十五《回陈总领》。

②　《黄氏日钞》卷八十五《回陈总领》。

③　《黄氏日钞》卷二《读论语》。

黄震认为，心是认识器官，不是精神本体，心与天之间，心可以知天，但心不是天④。这与真德秀"心外无天"的思想截然相反。"以心知天"，而非"心即是天"，表明了物在心外，不在心内的心物有别观点。黄震针对心学的"用心于内"，批评说："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⑤他认为孔门之学与禅学、心学相对立，不能把心学包容进来。他对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将谢良佐"用心于内"说收进去，表示不赞同："此说今视晦庵殊不侔。使晦庵集注于今日，谢氏之说，不知已收载否？二说并收，然不可不考其实。"①意思是，如果朱熹今日作《四书集注》，是不会收入谢氏的"用心于内"说的。

黄震把"心"置放在认识器官的位置上，并非忽视心的作用，他只是反对禅学、心学澄心静坐、空守一心的做法。他认为心的作用在于治事："心者，吾身之主宰，灵明广大，与造化相流通，所以治事而非治于事。"②心是认识主体，心可治事，不可被事所治。他认为心的修养，只能通过道德行为去完成，离开治事而硬要治心，则势必把人治成废物。在道德践履的过程中去求心的"灵明"，非禅学的静坐空守所能获得，他批评禅学："坐脱立忘之禅学，始■目株坐，日夜仇视其心而禁治之，治之愈急而愈乱，则曰易伏猛兽，难降寸心。"③黄震从理本论出发，不赞成"道心人心"之分。他认为，道非心，不可由心而传，心传之说只有禅宗才讲。他说："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乃因以三圣传心为说。世之学者遂指此书（即《尚书》）十六字为传心之要，而禅学者借以为据依矣。"④人心道心之分，是程朱理学据《尚书》中"人心惟危"等16　字而作的发挥，将起于物欲之心称为人心，发自义理之心称为道心，强调发扬道心，克服人心。陆氏心学认为心即是道，没有二分。黄震在这里，反对心学的以道为心，也反对理学的道由心传。他认为："古无传道之说，。。不幸释氏以衣钵为传，其说浸淫，遂使吾儒亦谓若有一物亲相授受者，谓之传道。"①传道是佛家传统，非儒学作风。理具于心，但验证于物，流行于天地，贯穿于古今，心知此理，不由先辈心心相传而得②。在黄震看来，心就是心，理、道则是万物之源，区分清楚不可混淆。他坚持理为本，反对心理同一的立场十分鲜明。

黄震的心说，一方面坚持理学立场反对心学禅学，另一方面，又认为理学的人心道心之分、心统性情之说，与心学划不清界限，为彻底反对心学，他将理学中包含的心学思想统统剔除出去，对理的绝对性作了更彻底的肯定。这就是他对理学在心的问题上所做的改造。

④　《黄氏日钞》卷三十三《程氏遗书》。

⑤　《黄氏日钞》卷二《读论语》。

①　《黄氏日钞》卷二《读论语》。

②　《黄氏日钞》卷八十六《省斋记》。

③　《黄氏日钞》卷八十六《省斋记》。

④　《黄氏日钞》卷五《读尚书》。

①　《黄氏日钞》卷四十二《程文·天地之性人为贵论》。

②　《黄氏日钞》卷五《读尚书》。

4。知行说黄震修正理学，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躬行"，反对空谈。这虽然与事功学以利驳义，以功驳道，从道统的根本上批评理学有所不同，但在提倡"言之非艰，行之为艰"，学以致用方面，具有同样难能可贵的求实精神。

黄震继承理学知行并进说，认为知是为了行，行后才能更知，因而要言行相顾，知行相须。他强调行是知的目的，他以饮水为例，饮水须浚其源，浚其源是为饮水，"反舍其水而不酌，何义也？"吃水果须灌其根，灌其根是为了食其果，"反弃其实而不食，何见也？"③由此，他批评理学后人，有"不欲其切实而独于其高远"之病，指出："今日之所少者，不在讲说，而在躬行。此真悃也。"①黄震强调，义理之学，绝不是禅学心学般的空论之学，而是实学。

他认为，儒学自孔子起就教导人们要"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自己也身体力行之，"不得已而见于问答者，亦皆正为学者躬行而发，凡今见于《论语》二篇者，往往不过片言而止，言之非艰，行之为艰，圣门何尝以前言为事？"②《论语》所录皆短语，体现了孔子少于言而重于行的作风。"言之非艰，行之为艰"，议论容易，躬行艰难。而后人就轻弃重，宁可终身议论，"竟无一日之躬行"，这是造成世风大坏的一个原因。黄震认为，义理之学，经过朱熹，已经辨析精当，无须"于文公脚下添注脚"，重要的是见于躬行。要改变言多行少的风气，就要遵孔子的教导，以轻言为耻，以见行为重③。他说："然则今日其将何以救此？亦在明吾夫子之训，而深以言之轻出为耻。其行于言也，常恐行有不类，惕然愧耻，而不敢轻于言；其见于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愧耻，而不敢不勉于行。则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几君子之归，而不至骎骎陷入虚诞欺罔之域，则可无负于文公知行并进之训矣。"④可见，黄震在阐发朱熹知行并进说时，弱化了"知先行后"，强化了"重行轻知"，从而突出了他的"今日之所少者，不在讲学而在躬行"的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对当时民族矛盾尖锐，而士人仍在空谈义理的现实，切中要害，对理学的致用价值，是重要的发挥。然而，南宋社会积弊过重，已不是通过一种学风的提倡所能解决的。因此，"宋人言论未定，元兵已经过河"，黄震也只能以他拒绝为元朝做官的个人努力，躬行其儒家信念，最后以身殉道。

③　《黄氏门钞》卷八十二《抚州辛冬至讲义》。

①　《黄氏日钞》卷八十二《抚州辛冬至讲义》。

②　《黄氏日钞》卷八十二《余姚县学讲义》。

③　《黄氏日钞》卷八十二《抚州辛未冬至讲义》。

④　《黄氏日钞》卷八十二《余姚县学讲义》。

十、宋代史学思想及其成就史学著述，历来是我国文化成就中重要而独立的组成部分。宋代史学，与同时期的儒学一样，在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全面成熟的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宋代史学的繁荣及其特点宋代史学，是唐代史学的继续发展。但在史官制度、史学著作、史著体裁、史学大家以及史学领域等方面，都超过了唐代。宋代各朝对于修史的重视，宋人对于撰史的热衷，为前代所不及。因而，宋代史学成就非常突出。

1。史著与史学史学，在政治活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历来为各朝各代所重视。

宋代开朝，将五代十国纷乱的局面重新统一，出于中央集权的需要，为避免再度分裂，朝廷对总结历史经验十分看重。宋太祖始建朝，就下令修《五代史》（后称《旧五代史》），着意从这段分裂割据的历史中寻找借鉴。史书修成，他很快批阅，第二天就发评论，有"昨日观新史"

记载①。同时，宋也十分重视当代史的记录，运用史学手段加强思想文化控制。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宋代史官制及其职能的完备性方面。

史官制起于唐代。唐以前，官私修史并存，尤其魏晋，私人修史很发达。唐建立统一政权后，为政治上的需要，加强了对修撰前代史和当代史的控制，尤其是当代史，中唐以后完全官修。私修必须经官审或有帝诏。唐设立了史官职务，负责"注记"、"实录"，编修"国史"。

至宋，史官职进一步完善，由相应的实体机构固定下来。主要有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玉牒所、会要所等。起居院负责记录皇帝每日对大小政事的处理及各种活动，即起居注和时政记。日历所负责将起居注和时政记按时间顺序编成日历。实录院负责将日历整理加工成编年体的一朝实录。国史院负责将实录进一步加工，以纪传体写成几朝皇帝的当代国史。玉牒所负责分类编辑当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文件、政书，形成会要。正是通过这样一套分工明确、相接有序的修史体系和制度，保证了官修当代史的条件，也证明朝廷对修史的重视。

从搜集史料、记录史事、整理文件，到编纂"实录"，修撰"国史"，使宋代存留下来的当朝史料之多，为前代不可比拟。

宋代续修的前代正史主要有三部：《旧五代史》、《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其他还有：北宋宰相范质据五代各朝实录简编的《建隆五代通录》56　卷，北宋路振据五代吴、南唐等9　个政权君臣事迹编的《九国志》12　卷，北宋马令编的《南唐书》30　卷，南宋陆游编的《南唐书》15卷，等等。

《旧五代吏》150　卷，修于北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参知政事薛居正奉诏监修，参加者7人。这部书采五代各朝实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五。

录和范质的《建隆五代通录》为资料，将梁、唐、晋、汉、周五代分述起讫原委，各朝事实清晰不混。又分列天文、历法、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等志，使纷攘错综的五代社会状况，条分缕析，清楚明了。但是，由于成书仓猝，资料剪裁不够，有臃肿繁褥的缺点。

因而自从欧阳修重写五代史后，《旧五代史》便不再流传。直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又从《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

《新唐书》225　卷，修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至嘉祐五年（1060年）七月，历时17年。当时，唐史已有五代后晋人所编《唐书》（后称《旧唐书》）200　卷，宋仁宗认为其力度不够，文笔简陋，命宋祁和欧阳修主持重修，参加者6人。《新唐书》写成后，确有许多地方优于《旧唐书》，表现为：一是删去本纪中诏令奏议、华词浮句，删去列传中琐事遗闻，因而文字明达，义例有裁断。二是增加仪卫志、选举志、兵志等，结撰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四种史表；增写公元、藩镇、奸臣等项分类列传。所增部分，后成为历代正史必撰内容。然而，《新唐书》亦有不如《旧唐书》之处。宋祁和欧阳修分工撰写，二人未能统一意见，因而全书文风不能一致，史实也有很多疏略。

《新五代史》74　卷，修于约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至皇祐五年（1053年），历时17年，与《新唐书》差不多同时。这是一部宋代唯一列入"正史"的私修纪传史著。作者欧阳修，因不满于薛居正《旧五代史》的繁琐失当，因而以其为基础，效法《春秋》"寓褒贬，别善恶"，侧重从伦理道德角度，重述五代各朝，将伦理纲常视为皇朝兴衰的关键。风格上，"法严辞约"，于综述五代朝事中分述各朝。但是，《新五代史》也因此而偏于主观见解，所删《旧五代史》的一些内容，如食货志、选举志、郡县志等，有失之过分之处。

宋代官修当代史，主要有四部国史：仁宋时所编《三朝国史》（太祖、太宗、真宗），神宗时所编《两朝国史》（仁宗、英宗），孝宗时所编《四朝国史》（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理宗时所编《中兴四朝国史》（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另有《宋会要稿》（《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各会要残本）。私人修撰的当代史，编年体史有十多部。影响最大的是南宋李焘所编北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980　卷，南宋李心传所编高宗一朝史事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　卷，南宋徐梦莘所编宋金和战之事的《三朝北盟会编》250　卷。纪传体有南宋王称所编北宋史《东都事略》130　卷，等等。

总结历史经验，并不能限于续修前代史，而是要从整个历史中寻找借鉴。这一点，促进了宋代通史的发展。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作过这样的说明："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正因为这一点，宋英宗读过前8　卷后立即下诏，命设书局，变私修为官修，编纂这部总结历代政治经验的通史。神宗即位，又要求进奉尚未完成的书稿，并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①，赐名《资治通鉴》。还亲自为书写序。

①　胡三省：《新资治通鉴序》。

宋代所修通史，主要有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354　卷（含《目录》和《考异》各30　卷），南宋袁枢所作《通鉴纪事本末》42　卷，南宋郑樵所著《通志》200　卷，南宋末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384　卷，等等。这里仅介绍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其他几部著作后面详细述及。

《文献通考》，修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至大德十一年（1307年）历时二十余载。马端临（1254-1323年）为宋元交替时人，其书成于元代，但其学成于宋末，是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漕试第一。他编《文献通考》，受父亲影响。其父曾任南宋国史院编修和实录院检讨。

他认为："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主张编通史，又不满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唐杜佑的《通典》则"未明备"、"欠精审"，因而下决心编一部典志通史。他仿照《通典》体例，作24　考，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考是新创。全书自上古始，到宋宁宗嘉定时止，对《通典》未及的天宝以后吏事，详加叙述，占全书一半以上。其编纂特点也较《通典》更为条理化，分"文"、"献"、"注"三级，分别为叙事、议论、自论三项内容。书中所载宋典制甚详，为《宋史》各志所未备，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宋代为在政治上保持高度集中，又要避免集中所必然带来的大臣专权弊病，因而实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策略，也就是程颐所总结的"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之"深计"①。这使人们对世事的评论议论，成一时风尚，于是，私人修史兴盛，由此也使宋代史学出现了新体裁，开辟了新领域。同时，宋代史著和史料的增加，也与印刷技艺的改善和提高直接相关。活字印刷的出现，缩短了文字刊刻时间，增多了印行数量。刊刻的简便，推动了印书业的发展，中央、地方官府、书院、私家的各类印书坊使印书不再是难事。

在史著体裁方面，宋代出现了许多前代未有的新类型。唐代史论家刘知几在《史通》里曾将历来正史史著归纳为编年体和纪传体两大类，认为二体"互有得失"，"各有其美"①，互相不可取代。然而至宋，不仅司马光《资治通鉴》妥善地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结合起来，而且还出现了二体之外兼有二体特点的本末体，其代表即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还有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为代表的纲目体等。此外，地方志和年谱在宋代也大大发展起来。地方志是关于各地方地理位置、政治情况、人物传略、风土岁时、名胜古迹的记载。年谱是关于谱主身世与当时社会政治备方面关系的记载。这两类史体起源很早②，但发展缓慢。至宋代，修撰者风起，尤其南宋，志书谱籍大量出现。全国总地方志有乐史编《太平寰宇记》139　卷，王存编《元丰九域志》10　卷，欧阳忞编《舆地广记》38　卷等。分述各地区的州郡地方志中，著名的有范成大编《吴郡志》50　卷，朱长文编《吴郡图经续记》3卷，周应合编《景定建康志》50　卷，潜说友编《咸淳临安志》93　卷等。年谱中较有名的，有吕大防所作《韩文年谱》、《杜诗年谱》等。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①　刘知几《史通》②　《周礼·春官大宗伯》言："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为"方志"一词最早记载。《隋书·经籍志》史部毁传类中《玄晏春秋》三卷，即后来的年谱。史学新领域的开拓，在宋主要是金石学，后代发展为考古学。宋以前，地下发掘出的金石文物仅是士大夫们赏玩的古董，并不用于史料考证。至宋，学者们把金石古玩的研究与文献考订结合起来，编成专书，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当时这类书籍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对铜器铭文图像款识进行考订、记录的书籍，如吕大临编《考古图》1O　卷、《续考古图》5　卷，宋徽宗命王黼等编《宣和博古图》30　卷；第二种是对金文石刻目录进行辑录和考释的书籍，如欧阳修编《集古录跋尾》10　卷，赵明诚《金石录》30　卷；第三种是对碑版石刻文字进行摹刻考释的书籍，如洪适编《隶释》27　卷、《隶续》21　卷，刘球纂《隶韵》10　卷。

此外，史料学在宋代的发展，还表现在出土文物的众多。除殷周■器、兵器的大量出土外，古泉布的汇集、汉代竹木简书的发现、陶器种类的增加、古石斧与石刀的挖掘等，宋代均大大丰富起来。

2。史论的发展史论，即对史事的评论，是评论者对历史的总看法。对历史的看法，多种多样，但大致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关于历史的本质和治史的宗旨。

这些看法，不仅见于专门的史论著述，如欧阳修的《正统论》、章望之的《明统》等，而且散见于各位史学家的各类史著当中，如司马光《资治通鉴》中以"臣光曰"注明的对史事的评论，欧阳修《新五代史》中皆以"呜呼"开头的史事附论等。宋代的史论还表现在一些理学家、文学家的文论中，如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陈亮的《酌古论》、《三国纪年》、《史传序》和苏轼的《后正统论》等，都是史论专述。宋代史论在继承"寓褒贬，辨善恶"的论吏传统基础上，特别强调治史为现实服务。在历史观上则不承认汉唐史学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说。

治史宗旨，在北宋初年的石介《唐鉴》序文、孙甫《唐史记》中《唐史论断》里，就明确提出了借古喻今、以史为鉴的思想。石介言："夫前车复，后车戒，前事之失，后事之鉴。。。国家虽承五代之后，实接唐之绪，则国家亦当以唐为鉴。"①他认为唐亡之鉴有三：奸臣专政，女后预事，宦官任权。这一总结，意在批评当时奸臣"专政而乱天下"的事实，他的这种"指切当时，无所讳忌"，招致了"人多指目"②。孙甫也认为治史是为"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但他不像石介从指斥奸臣来敲警钟，而是多论唐代任用贤臣来讽喻现实。由此可以看出，以史为鉴在宋代，从一开始便与政治紧密结合。这一特点至北宋中期以后，表现得更加突出。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借晚唐的"牛李党争"作评论，说"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公且实者谓之正直，私且诬者谓之朋党"③，即在指责王安石变法及神宗对变法的支持。这一点，胡三省注一语道破："温公此论为熙、丰发也。"④司马光借晚唐"维州弃取"

①　《宋文鉴》卷八十六。

②　《宋史·石介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

④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

问题所发的议论也是如此。他说："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⑤因而，弃维州以全信义，他认为是正确的。胡三省在此作注："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予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⑥至南宋，治史服务于现实的观点，集中在治史为义理还是为事功的争论上。朱熹是"义理说"的代表，陈亮、叶适是"事功说"的代表。

朱熹读《资治通鉴》，认为其褒贬不够，于是作《资治通鉴纲目》，明确提出"陶镕历史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⑦。同时，他在《答赵几道》一文中，批评事功派研史"务考其形势之利害，事情之得失"，"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而堕于世俗寻常之见，以为虽古圣贤不过亦审利害之算而已"。强调史学当以义理为指导，把史学纳入理学轨道，"会归一理"。他批评事功派不重义理，"将孔子置在一壁，却将左氏、史迁杂驳之书钻研推尊"①。在朱熹看来，《左传》是只讲"祸福利害"、不讲义理的史著，因而不可抬高到与经学同样的地位。叶适则认为："经，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经而实史也，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②主张"订之理义，亦必以史而后不为空言"③，反对史学的理学化。陈亮更从北土沦丧、强敌压境的现实政治出发，愤恨奸臣误国，愤恨士大夫高谈性命义理，因而指责理学家"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④，主张史学为现实服务，认为"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以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以虽不尽合义理，亦不自妨为一世英雄"⑤。这场争论，后来因宁宗、理宗、度宗三代皇帝对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褒奖而使义理派占了上风。

在历史观方面，两汉以来的天人感应说，逐渐向名分纲常说转变。

宋代多数史学家不赞成以天命论解释历史，认为世事变迁受制于人，非系于天。如《资治通鉴》中不记载有关灾异、符瑞、图谶、占卜一类的事情。司马光认为"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⑥。郑樵修《通志》，专作《灾祥略》，驳斥灾祥说是"欺天之学"。但由于重名分，北宋中期以后，关于正统问题成为主要论题。较早的有尹洙《河南府请解投贽南北正统论》文，认为"天地有常位，运历有常数，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①。欧阳修《正统论》三篇，称"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认为五代十三帝为一统，宋承五代是继统而主。章望之为⑤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七。

⑥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七。

⑦　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序》。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十四。

②　《水心文集》卷十二《徐德操春秋解序》。

③　《习学记言序目》卷十四。

④　《龙川文集、送吴允咸序》。

⑤　《晦庵先生集》卷二十六《答陈同甫书》中引陈亮语。

⑥　司马光：《唯家集》卷六十五《葬论》。

①　《河南先生文集》卷二。

此作《明统》三篇，不同意欧阳修说法，认为宋当继唐为正统②。苏轼又作《后正统论》三篇，反对章望之的观点，为欧阳修辩解③。理学家对正统偏闰自然更为看重。如邵雍《皇极经世》以四季比附历史，说从三皇至五代，正是春夏秋冬一个循环完成，五代一过，圣人即出，春秋便来。宋朝正是圣人命世，王道再兴的时代。朱熹编《资治通鉴纲目》，以《凡例》说明之，认为合"天理"才是正统。称自古至宋，"凡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④，而夏、商、战国、三国、魏、南北朝、五代，为非正统。因此他认为司马光记三国时用曹魏年号不用蜀汉，是用错了。然而，司马光并不这样认为。他的看法是："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⑤可见司马光不赞成正统论。用曹魏而不用蜀汉年号，仅仅出于事实本身，并不为正统。在正名分、辨正统的争论中，司马光的看法无疑更为合理。但与汉唐之际的天命论相比较，正统论毕竟抛开了历史系于天命的无稽之说。

3。宋代史学的特点宋代史学在整个古代史学发展中，并没有汉代那样的开创性之举，也没有魏晋那样的勃兴式高潮，但是，它在史著、史家、史体、史论、史料学等各个方面，确实达到成熟稳定的水平，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宋以后至清，史学基本上呈下坡路趋势，没有出现超越宋的成果。宋代史学，由于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诸条件影响，以及前代奠定的深厚的史学传统和基础，其丰硕成就中具有成熟期的疑古和考析的特点。

疑古之风，史学早有，非宋代所创。如：后汉王充《论衡》中有《问孔》和《刺孟》篇。唐代刘知几有《疑古》和《惑经》篇，认为"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到了宋代，由于政治上对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和不杀士大夫这一既定方针的保证，也由于理学思潮疑经改经的影响，史学上的疑古辨伪成普遍风尚。北宋，欧阳修疑《易十翼》，司马光疑《孟子》；南宋，郑樵疑《诗序》，朱熹疑《孟子》"井田"说，疑《古文尚书》，疑《诗序》，疑《左传》。宋人疑古，主要是为现实服务。如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起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他在"臣光曰"中说，周天子于这一年初命韩、赵、魏三家为诸候，"自坏"了君臣之礼，导致其后战国大乱①。他以此说明自己总结历史经验，以礼乐教化为主要标准的原因。同时，他又有《史剡》一文，认为上古史中多有不确之处，因而不讲上古史，如"禹以天下受益，盖避启于箕山之阳。禹子启贤，于下皆去益而归启，启遂即天子位"一事，他认为②　《宋史·章望之传》。

③　《东坡集》卷二十一。

④　《资治通鉴纲目》卷首《凡例》一百三十九条。

⑤　《资治通鉴》卷六十九。

①　《资治通鉴》卷一"臣光曰"。

是"饰伪、窃任、不孝，而谓之圣贤，此为传者之过明矣"①，因而不足为训，不可入史。欧阳修在《廖氏文集序》中对河图、洛书的怀疑，也完全是针对当时陈搏、邵雍等人而发②。

考析之风，也非宋代所创，司马迁就曾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③但宋以前的考析，并不严格，基本上依作者主观见解作考，司马迁自己也说"不离古文者近是"。到宋代，疑古流行，则必然要考。同时，汉唐至宋，史籍渐多，史家研史修史，必须对史料进行辨伪考证。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是考析之代表。欧阳修的《泰誓论》、《易童子问》、《易或问》、《春秋论》等也都是在疑经基础上对史实的考辨订正。刘攽、刘敞、刘奉世所作《汉书刊误》则以文字考论见长。宋代考析，重史料，求信实，不亡虚谈。又不同于后代考据学的繁琐训诂，显示出一种求是的精神。正是由于考析风气，才引出了金石学的创立。

（二）《资治通鉴》和司马光的史学思想《资治通鉴》是宋代史学最突出的成就。它不仅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编年史，系统编纂了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间1362年的吏事，是我国编年史中包容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而且，它也是司马光对古代社会统治经验和教训所作的政治总结。

1。《资治通鉴》的编修《资治通鉴》由5人合力完成。司马光主编、定稿；刘颁、刘恕、范祖禹撰写长编，即断代史初稿；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检阅文字。从正式设局编写到最后完成，历时19年，浸尽了司马光等人毕生的心力。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因写有笔记书《涑水记闻》，人称涑水先生。死后皇帝追封为太师温国公，谥"文正"，故又人称司马温公、司马文正。司马光生活在北宋仁宗到哲宗时期，经四个朝代。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

此后从地方官到京官，历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等职。

司马光一生活动主要是两件事：修史和反对变法。

司马光好吏学，在长期的习史、研史过程中，鉴于以往史书"烦冗"，编列了《历年图》5　卷，以编年形式将历代的治乱兴衰写成大事年表，简明清晰。治平元年（1064年），他将《历年图》进呈宋英宗。然后，他又用两年多时间仿《左传》体载，写出《通志》8　卷，再呈英宗，得到赞赏。治平三年（1066年），皇帝命司马光设书局，选助手，续修此书。

治平四年神宗即位，诏进此书，赐名《资治通鉴》，并为之作序。此后，司马光与他的合作者们，任世事变化、官职升迁，专心修撰不止，终于

①　《司马温公全集》卷七十四。

②　《居士集》卷四十三。

③　《史记·伯夷列传》。

在元丰七年（1084年）大功告成。司马光于书成两年后逝世，而同修者刘恕于书成前7年已逝。

司马光是一个踏实、谨慎、认真的人，性格倔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①。这一点，不仅通过他编修《资治通鉴》显示出来，而且充分表现在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上。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治分歧主要在免役法和青苗法问题上，这是王安石新法的主要内容。王安石试图通过有钱人出钱、无钱者服役的方式，改变原来的贫困户替富裕户服役的现象；通过向农户贷款，解决青黄不接时农户的生活生产困难。司马光却认为，免役法并不能改变穷人替富人服役的问题；青苗法也只能有助于富户的生产。熙宁初，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宰相，推行新法；又欲提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以保持不同政见间的平衡。司马光拒绝升任，要求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皇帝同意。后又迁知许州（今河南许昌）、任西京（今河南洛阳）御史台。十几年间，他专心修史。元祐元年，神宗死，哲宗立，新法罢黜，政局改变，司马光应召入主国政，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侍郎。一上任，他尽废新法，驱除新党，全面恢复旧制。可是，居相位仅8　个月，他因编修《资治通鉴》耗尽心力，溘然长逝。司马光的倔犟性格、踏实作风和他的保守政治观点都如实地反映在他的著作当中。他一生著述很多，约有二十余种，五百几十卷，除《资治通鉴》外，还有《司马温公文集》、《稽古录》、《迂书》、《潜虚》等。

刘恕（1032-1078年），字道原，筠州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人。

18　岁举进士。官任钜鹿主簿、和川令、秘书丞等。他博览群书，专精史学，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在与司马光合作的12年里，刘恕不仅承编了魏晋至隋的长编和五代十国长编的大部分，共约145　卷，几近全书之半，其考证极为精详；而且，司马光敬重他的才智，全书中纷杂错乱疑难的问题，都交给他解决。此外，刘恕在逝前两年里，偏瘫在床，口授其子，写成了《通鉴外纪》10　卷，记事从伏羲至周威烈王23年，与《资治通鉴》衔接。他还想为《资治通鉴》补成后纪，但未如愿就逝世了。

刘颁（1023-1089年），字贡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24岁举进士，任20多年州县官后，进京任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等职。后因反对新法被降为地方官；又于元祐时再起，任中书舍人。刘颁广闻博见，习知史学，王安石曾在诗中说他"笔下能当万人敌，腹中尝记五车书"。刘颁在书局约5年时间，专职汉史长编。除《资治通鉴》，他还参与了当时官修《魏书》、《北齐书》的校勘。另著有《东汉刊误》、《〈后汉书〉精要》、《五代春秋》、《内传国语》、《经史新义》、《汉官仪》等书。

范祖禹（1041-1098年），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范镇从孙，并由范镇抚养。23　岁举进士，任试校书郎、知龙水县，后又任秘书省正字、国史院修撰、礼部侍郎、龙图阁学士等职。范祖禹在书局15年，分撰史料繁多的唐史长编。又接替刘恕完成了五代史长编。《资治通鉴》完成后，再与司马康重新校定全书。在修编唐史的过程中，他撰写了《唐鉴》12　卷，用意与《资治通鉴》相同，但风格不同，叙事简略，

①　司马光：《答刘蒙书》。

议论独多。宋高宗读后曾说："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①此外，还著有《帝学》8　卷、《仁皇政典》6　卷和《范太史集》55　卷。

《资治通鉴》由刘恕、刘颁、范祖禹分写丛目和长编，共约六七百卷。其后，由司马光反复删削、考订、成书81　卷。所参据的史料，有人据司马光写的《通鉴考异》统计，除《史记》至《新五代史》19　种正史外，还包括杂史、奏议、实录、笔记、文集、碑志等，至少300　种以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也说过："遍阅旧史、旁系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因此，《资治通鉴》是一部资料翔实的科学著作，也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典籍。

《资治通鉴》在编纂方式上，有许多特点，代表着宋代史学达到的科学化的最高成就，是一部可以与《史记》相比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史籍。

在内容上，《资治通鉴》上起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包容了1362年的吏事，是《史记》后所记年代最长的一部通史。它以政治、军事事件的记述为主，也记载了一些重要人物及其言论，与治乱兴衰相关的经济制度、礼乐兵刑、民族往来、社会风习、人口增减、典籍聚散、历法修删、水利兴修等等。记述时，无论史事还是人物，既写其盛，也写其衰，既扬其优，也鞑其劣。目的全在于为治国者提供历史借鉴和教训。

在形式上，《资治通鉴》以《左传》、《汉纪》形式编年，按年、时、月、日的顺序记叙。同时，又突破《左传》等编年体的简略性，吸收纪传体写法，详写一些事件和人物。在文字上，简洁严谨，一贯到底。这与司马光在长编基础上的考订锤炼、反复推敲分不开。

在风格上，《资治通鉴》表现出严谨求实的作风。司马光在修撰的同时，写成《通鉴考异》30　卷，对所用史料的可信性进行了考证，对几种不同说法的史料，进行对比选择，逐条加以说明。考证当中还吸收了兴起不久的金石学成果，以实物与文献进行印证对照。在重视客观展现史实的同时，司马光也对史事加以评论，表达自己的看法，目的在于影响读者观点。他既直接移用历来史家原有的评论，也以"臣光曰"开头，写下自己的议论。这些评论有褒有贬，表现出作者的历史观点和政治看法。

2。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我国当代史学家柴德赓曾说：司马光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人，《资治通鉴》是一部实实在在的书，一部经得起念的书①。这评价也很实在、很中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明确地说，编这部书就是要"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命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司马光对史料的选择、剪裁、安排，对史实的评论、分析，均从这里出发。由此可见，他的治史宗旨是致用现实。从他运用史学方式对现实问题所作的回答中，又可以看出他的基本历史观，

①　张瑞义：《贵耳集》。

①　《资治通鉴介绍》，求实出版社。

这就是他的"礼治"思想。

礼，即古代社会等级制为核心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司马光认为，它是维系社会安定与发展的重要保证。"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②可见，礼之于整个社会何等重要！"夫民生有欲，无主则乱。是故圣王制礼以治之。"③在司马光看来，整部历史，就是一个礼乱兴衰过程，历史经验的总结，就是汲取以礼治国的经验和丧礼失国的教训。

以礼治国，即维持一种名分秩序，秩序顺，国则兴，秩序乱，国则亡。统治天下，非以礼为纪纲不能安定。他在《资治通鉴》开头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

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①司马光以名分等级关系说明了道德在国家、社会治理中的职能作用，同时也说明了他总结历史的出发点。因此，《资治通鉴》大量记载历史上读《论语》、《孝经》的事情，大量记录守礼失礼的事迹。全书断限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起，也出于这一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自坏"了君臣之礼的缘故。书中论朝代之兴盛，归因于礼乐教化的兴隆，如关于汉、唐两代"治世"的论述；论朝代之衰亡，归因于名分纲常的沦丧，如关于战国、五代两个乱世的论述。礼乐教化的道德标准，成为司马光评价人物、分析社会、划分阶段的主要尺度。但他并不空洞地进行道德说教，而是通过具体史实的记述表达出来。

第一，强调君王的"德"、"道"、"才"。司马光记汉事时评价："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②也就是说，一朝之盛必须行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能否施行，又取决于君王。因此，君王自身的品德、素质至关重要。司马光把君王应有的素质总结为"德"、"道"、"才"三方面。他说："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夫治乱存亡安危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于内者也，用人、赏功、罚罪，所施于外者也。"①这是讲君王应有的自身品德和治理之方，君王的才能有五等，即创业、守成、凌夷、中兴、乱亡。创业之君，智勇冠一时；守成之君，中才能自脩；凌夷之君，中才不自脩；中兴之君，才过人而善自强；乱亡之君，下愚不可移。君王的德、道、才②　《资治通鉴》卷十一。

③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

①　《资治通鉴》卷一。

②　《资治通鉴》卷二十七。

①　《传家集》卷四十六《进修心治国之要箚子》。

如何，决定了国家的治乱兴衰。"夫道有得失，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②第二，强调用人要知、信。司马光认为，在政治之道中，"任官"

最重要，任官即用人。"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③君王善于用人，决定了政治上的成功。"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彼敌国之才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他一再说明，刘邦以8年成帝业，"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④；东汉能够"光复旧物"，是因为刘秀"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⑤；唐以6年得天下，是因为李世民手下"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驱策英雄，网罗俊杰，好用善谋，乐闻直谏"⑥。关于如何用人，司马光认为，在于知、信、赏。"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⑦。而要知人，须从其实绩考察。"欲知治经之士，当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①这里的关键在于公明之心，即不以门第取人，"先门第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②，不以亲疏、新故衡量人，"己不置毫发之私于其间"③。信，指用人不猜疑，"任以大柄，又从而猜之，鲜有不召乱者也"④。

第三，强调安民、养民。司马光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以礼治世，君王素质固然重要，用人之道也不可缺，同时，还必须重视人心向背。"及夫逸欲以隳之，谗谄以败之，神怒于上，民怒于下，一旦涣然而去之，则虽有仁智恭俭之君，焦心劳力，犹不能救陵夷之运，遂至于颠沛而不振。"⑤《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大量民怨亡国、民喜朝兴的史事。强调治世要"为民"、"安民"、"养民"、"爱民"，不可"劳民"，使民生怨，以至反叛。

所有这些，都具体说明了以礼治国的道理。同时，强调礼治，必是反对天命说。他认为"天道窅冥恍惚，若存若亡"，因而"治人而不治天"⑥。

②　《稽古录》卷十六。

③　《资治通鉴》卷七十三。

④　《稽古录》卷十二"汉史论"。

⑤　《资治通鉴》卷四十"臣光曰"。

⑥　《稽古录》卷十五"臣光曰"。

⑦　《资治通鉴》卷七十三。

①　《资治通鉴》卷七十三。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

③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

④　《资治通鉴卷》一百。

⑤　《温公集》卷八十。

⑥　《温公集》卷六十八。

《资治通鉴》中，不别正闰，不信虚诞，不记奇邪，不奉佛老，这表明了司马光礼治思想的现实性和儒学特征。尽管他对历史发展根本原因的认识不够深刻，对道德作用和君王作用的认识有偏颇之处，但与汉唐之际的天命历史观相比，礼治思想强调名分纲常、礼乐教化，是一种更贴近现实、适于现实的历史观，无疑是一种历史观的进步。

司马光的礼治思想，与他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有密切关系。他的政治观点集中在反对变法问题上。他认为用贤是本，变法是末。"国将亡，必多制"，"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阂文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①。因而为政的关键在择人，不在变法。他的史学思想中强调用人，强调"一遵其法，无所变更，汉业以成"②，正体现了他的政治观点。同时，司马光的哲学观点是"中和论"。他曾作《中和论》释《中庸》篇，认为："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合而言之谓之道，道者，圣贤之所共用也，岂惟人哉，天地之所以生成万物，靡不由之，故曰：致中和。"既然"中和"是天下之根本，那么，以礼治世当然是保持社会稳定、等级秩序的为政之道。司马光的这一思想，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即赵宋王朝稳固的需要。

可以说，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适应了这种需要，他的史学思想是对这种需要的解答。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他的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偏颇之处，但从史学发展角度看，司马光的主要思想是进步的和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的。《资治通鉴》是中华文化中的宝贵遗产。

3。《资治通鉴》的历史影响《资治通鉴》完成以后，得到学者们普遍赞誉，尤其到南宋，读这部书成学界的一种风气，形成了史学领域的"通鉴热"。具体表现为，涌现出了一大批与这部书相关的史书、史体。

第一，以《资治通鉴》内容为史料的新史体出现--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这两种新史体以袁枢所编《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所编《资治通鉴纲目》为代表。

袁枢（1130-1205年），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殴县）

人。34　岁中进士后，一直做官。他十分喜欢《资治通鉴》，从历史上相类事件中汲取处理现实事务的经验。在他的蓄威养锐、等待时机、恢复北方等政治主张受冷遇的情况下，他愈加注重从《资治通鉴》中寻求借鉴。于是，以历史事件，尤其是政治、军事事件过程为脉络，抄撮《资治通鉴》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共编239　个正目、69　个附题。

《通鉴纪事本末》并非只是一部抄录作品，而是通过将典型史事独立列出，各编年月，自为首尾，使读者更便于了解历史事件，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既避免了编年体中一事隔越数卷，首尾难找的不足，也避免了纪传体的一事重复数篇，主次莫辨的缺点。因此，成为与编年体、纪传体并列的独立史体。同类书在当时还有章冲的《春秋左传事类始末》、杨仲良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

朱熹写《资治通鉴纲目》59　卷，不像袁枢从历史事实去读《资治通

①　《资治通鉴》卷五十七"臣史曰"。

②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一"臣光曰"。

鉴》，而是从写法和观点去读。他认为《资治通鉴》记事太详，写法不完备，观点不够鲜明。于是从《资治通鉴》中节取事实，仿《春秋》列纲，仿《左传》列目，叙事先标提纲，以大字书之，再用小字分注，叙其细节，"纲举而不烦，目张而不紊"①，阅读起来简要醒目。同时，他意在褒贬，突出了正统观念和纲常名教思想，凡原作中与他思想不合之处一律删削，相合之处则大加发挥，因而，观点鲜明，借鉴之意突出。

其书一出，即刻流行开来，被人们公认为一种新史体--纲目体，同类书纷纷出现。如明代商辂《资治通鉴纲目续编》、明代南轩《资治通鉴纲目前编》，清康熙时还有《御批通鉴纲目》、乾隆时有《通鉴纲目三编》，等等。

第二，以《资治通鉴》形式为体裁的编年体史形成高潮。以李焘所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李心传所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为著名。

李焘（1115-1184年），字仁甫，号巽岩，南宋眉州丹陵（今属四川）人。他耗费近40年精力编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共1063　卷①，以长编体裁记述了北宋168年史事，主要取材于北宋实录、国史，并参考各类经史子集、笔记小说等，据说所引书名就有约400　种。因而此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李心传（1167-1244年），字微之，一字伯微，号秀岩，南宋隆州井研（今属四川）人。所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　多卷，记述了宋高宗一朝36年的事迹，与《续资治通鉴长编》相接，记事更详，取材于当朝官修日历、会要，并采野史、杂记等。

以编年体续写《资治通鉴》的书后世更多，如元金履祥的《资治通鉴前编》，明严衍的《资治通鉴补》，明王宗沐、薛应旂各自的《宋元资治通鉴》，清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等，都很有名。

第三，以《资治通鉴》考证为方法的从实研史学风兴起。司马光研史方法，比前人进了一步，即《资治通鉴考异》30　卷所做的史实真伪考辨。前人修史，遇有史料不一致现象时，也有一定的考信，但不过是考论他们自己见解的合理性，并不考订史实本身的客观性。为此，司马光认为："纪传之言，固不可据以为实。"②他的方法是"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①，即对史料进行考辨。据后人张须认为，司马光的考辨有几个原则：多种说法则从其长，两种说法若都有道理则两存，两种说法若都无道理则两弃，两种说法若有部分道理则节取其部分，难于辨别的史料则存疑，等等。因而他选取史料，不限于正史、实录，因为"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②这种优良实在的研史方法得到史界普遍赞许，考辨之风蔚然而兴。如北宋刘颁、刘敞、刘奉世所著《汉书刊误》，从文字考论《汉书》。北宋吴缜所著《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对《新唐书》、《新五代史》中讹误进行了考辨。再加南宋王应鳞所著《汉制考》、《汉书艺文志考证》、《通鉴地理考》、《通鉴地理通释》等，都是以考据为特点的史籍。

①　《朱子年谱》卷一。

①　今本此书仅五百二十卷，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有缺佚。

①　《传家集》卷六十三《答范梦得》。

②　《传家集》卷六十三《答范梦得》。

（三）《通志》和郑樵对史学的贡献《通志》是宋代继《资治通鉴》后又一重要成果。这部书继承了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通史体例，编纂上起三皇，下迄隋唐，包容了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礼乐刑政、氏族都邑、文字音韵、金石图谱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

1。《通志》的编撰《通志》200　卷，500　多万字，全出于一人之手。书成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历时30　余载，尽作者毕生心血。这个人便是南宋初的郑樵。

郑樵（1104-1162年）①，字渔仲，自号溪西遗民。福建兴化军兴化县（今福建莆田县）人。因久居家乡夹漈山上，人称夹漈先生。郑樵生活在宋朝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二十三四岁时，经历了北宋汴京沦陷，徽宗、钦宗被浮，宋室南迁的时局动荡。当时，他曾与从兄一起致书南宋官员自荐，要求"使樵直史苑，则地下无冤人"②，未得推荐，便埋头著书，以学报国。晚年，因《通志》完成，朝廷任他为枢密院编修。然而未满1年即病逝，终年59　岁。

郑樵撰《通志》，缘于青年时的抱负。他16　岁时，父亲病逝。葬父后便谢绝人事，专心读书，立志"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③。读书研史过程中，深感《史记》以来，纪传体通史书被断代史所冲击，下决心"集天下之书为一书"④，写一部会通古今，"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⑤的史著。于是，"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写成各类著述50　余种，然后辑为一体，取名《通志》。他曾两次携书徒步至临安献书皇帝。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得高宗召见，获"给扎旧抄所著《通志》"的待遇。他第二次进京时，将编辑完成的《通志》献给皇帝，适逢高宗不在临安。

次年皇帝命郑樵呈进《通志》时，他未及应诏已经病逝。

郑樵毕生不应科举，无心于仕途，除《通志》外，还有许多著作，但未能刊印传世，现遗留下来的还有《尔雅郑注》、《夹漈遗稿》、《诗辨妄》及一些零散遗文。

《通志》全书共200　卷，其中本纪18　卷，年谱4　卷，略52　卷，世家3　卷，列传115　卷，载记8　卷。体例仿《史记》，但改表为谱，易志为略，成"纪"、"传"、"谱"、"略"、"载记"五体史书。记事上自三皇，下至隋，但二十略中典章制至唐。对此，郑樵解释："《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

①　顾颉刚：《郑樵传》，载《北京大学季刊》第1　卷第2　期。

②　《夹漈遗稿》卷下。

③　《夹漈遗稿》卷中《献皇帝书》。

④　《夹漈遗稿》卷下《上宰相书》。

⑤　《夹漈遗稿·寄方礼部书》。

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①。书中本纪、世家、列传、载记综合旧史而成，年谱和略为自创。尤其二十略为郑樵精心结撰之作。二十略中，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五略，从《通典》中节录。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谥、器服、乐、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十五略，为以往诸史书未载，是郑樵收集整理各类书籍资料，通过校刊考订而创。这部分内容，历来为学者称道，被认为是《通志》精华所在。

2。《通志》的史学价值《通志》成书后，虽得到皇家收藏，但由于大部分内容是以往史书的重述，被不少史家认为史料价值不大。随着时间推移和人们视野的开阔，《通志》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清代学者章学诚称郑樵是"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②。因而他给予《通志》高度评价："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载，终为不朽之业矣！"③《通志》的价值，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史学思想和编纂学特点。

郑樵的史学思想，并未留下史论专著的系统阐述，但从《通志》做书风格、内容剪裁以及序言说明中，可以看出他的治学精神和历史观点，这就是：主张实学。这与反对空言密切相关。当时的社会思潮，理学已达登峰造极，同时，空发议论、任情褒贬的风气也渐渐流行。不少思想家、史学家对此多有不满。如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矛头直指理学的空谈弱点；李心传、李焘从司马光编年体修史，也都提倡据实直录。而强调实学作风，并贯穿于行动者，在南宋学界，郑樵十分突出。他的实学思想，大致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反对空言著述。郑樵研读各类书籍，认为《史记》会通古今，为人们提供了治国安邦的事实参考，是一部"使百代之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的重要著作；《论语》则是一部"空言著书"

的著作，对后世学风产生了不良影响。因而，他非常重视史著，把历史记载看成是"国之大典"，强调治史必须重视典章制度，做到"详文该事"，而不可"相尚于言语"①。因此他批评当时的浮夸学风，认为："后人学术难及，大概有二：一者义理之学，二者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彩。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他讥讽这种学风"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飱，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②。可以看出，他的实学主张首先是与空言义理相对立的。

①　《通志·总序》。

②　《文史通义》内篇四《中郑》。

③　《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

①　《通志·总序》。

②　《通志·总序》。

第二，反对任情褒贬。中唐以来，学界为"行教化"、"振民风"、"书圣人之法"的风气日盛，"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事事褒贬"①。如欧阳修认为，《春秋》一书，意在"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②，修史当以此为法。南宋后，理学的影响，更使褒贬义利之风流行起来。对此，郑樵从根本上否定褒贬，认为这不是"《春秋》笔法"。他说："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③他认为，《春秋》和《史记》一样，作者都非寓意褒贬，《春秋》是记实事，"主在法制，而不在褒贬"④。《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他认为"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间有褒贬者，诸先生之徒杂之耳"⑤，褒贬之说全是后人加进去的。为此，他专门写《春秋传》"削去三家褒贬之说"。在《通志》纪传部分录用《史记》材料时，也把"太史公曰"内容全部删去。在他看来，修史者各以自己的意见为准，用"忠"、"义"、"寇"、"憯"等词任意评判，标准不一，失去了史实的真实性，而加写"论"、"赞"，更没有必要，"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肖、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⑥由此可以看出，他平心直道、据实直录的实学思想。

第三，反对灾祥占候。汉代史学，谶纬灾祥之说盛行一时，虽然隋唐以后渐趋衰落，但影响犹在。对此，欧阳修、二程、司马光都有所揭露和反对。郑樵的批判言辞尤厉。他称之为"欺天之学"，讥其荒谬："呜呼！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虫之妖，一气之戾，而一一质以祸福之应，其愚甚矣！"①同时，他还反对以星象卜事的占候说，指出：星象本用于时节气候报告，却"不幸而占候之说起，持吉凶以惑人，纷纷然务为妖妄"②。为此，在《通志》中，他特列《灾祥略》削除五行相应说，专录事实；列《天文略》，记天文实况，并画图证明，以"杜绝其妖妄之源焉"③。

第四，主张会通治史。郑樵所言实学，并非提倡对历史不加以分析、无所鉴辨，相反，他主张的是把具体事件放到历史长河里去，以更高远的眼光看待事件，以更全面的内容综合反映历史的真实。这就是他的"会通"思想。郑樵在《通志·总序》开头便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雍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又说："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

①　《通志·总序》。

②　《欧阳文忠公集一居士集》卷十八《春秋论》中。

③　《通志·灾祥略序》。

④　《夹漈遗稿·寄方礼部书》。

⑤　《通志·总序》。

⑥　《通志·总序》。

①　《通志·灾祥略序》。

②　《通志·灾祥略序》。

③　《通志·天文略序》。

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他所说的"会"，是"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他所说的"通"，是"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通黄帝、尧舜、至秦汉之世"④。由此可以看出，他确实强调一种归纳、综合的治史原则，强调以通史眼光看待史事，而不站在某一断代的角度认识历史规律；同时，"会通"之说，也反映了他的历史观，即用儒家正统思想将诗、书、礼、乐会于一手，将二帝三王通为一家。他曾明确谈到以理会通："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①他认为孔子《春秋》和司马迁《史记》的主旨都是会通，从班固《汉书》起，会通之道被忘却了，学者尽以断代为史，以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②，历史失去了本来面目。所以，他做《通志》，纵贯古今，横包万象，汇集了当时学术领域绝大部分内容，又分别叙其源流演变，使整部《通志》，经纬清晰，庞而不杂、广而不乱，在扩大、充实史学范围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当然，郑樵并未完全达到他的理想，在史实剪裁方面，分门别类胜于融汇贯通，抄录前史多于独见别裁③。但他的会通观点，确实给后人治史留下了极大的启发和告诫。

第五，重视核实索象。郑樵《通志》虽有抄录，但如前所述，他是有选择的，前史中，凡属作者的评论，均删除不录。同时，他对于所用材料，注重核实，提出"若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④。郑樵的"核实"，除有文献的考证、辨伪含义外，还指实物印证。他为写《昆虫草木略》，时常"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⑤。不仅如此，与其他史学家不同，他还研究图谱，对比文献以佐证，即"索象"。他认为，图谱形式可以与文字相辅助，帮助人们理解史实，"为天下者不可以无书，为书者不可以无图谱，图载象，谱载系，为图所以周知远近，为谱所以洞察古今"⑥。提倡实学，须用图谱，"图谱之学不传，实学尽化为虚文矣"①。尽管现存《通志》中只有《年谱》，在《六书略》和《七音略》中保留了表图形式，其他部分并未见图谱，但他提出的以实为证、以图为辅的著书思想，是他的实学精神的具体体现，为他所独创。

《通志》的编纂学特点，与郑樵的史学思想一样，有其与众不同的鲜明之处。

首先，改造史志，丰富史书内容。这一点与郑樵的"会通"思想相一致。《通志》20　略，在内容涵盖面上、写作详略度上，对旧志均有创新和发展。其次，统一体例，补正旧史。《通志》中的纪传，录用了15④　《通志·总序》。

①　《夹漈遗稿·上宰相书》。

②　《通志·总序》。

③　章太炎：《史学略说》。

④　《通志·图谱略》。

⑤　《通志·昆虫草木略序。》⑥　《通志·年谱略》。

①　《通志·图谱略》。

部正史的内容，却并非全文照抄，而是综合改编，服从统一体例编排，使篇目整齐一致。又删繁补缺，删去带贬义的传目，如《贼臣传》、《索虏传》、《僭伪传》等，增补有政治作为的人物传和所缺表志谱系等。

再次，区分类例，考鉴源流。《通志》包容了比旧史多得多的内容，又做到了庞而不杂，关键在于细心的分门别类，分述本源。20　略犹为突出，各略中的门类区分明确，井然有序，互不重叠混杂。

《通志》在编纂方面的这些长处，对后代产生了很大影响。清朝乾隆年间曾仿《通志》修纂《续通志》和《清通志》。

《通志》与侧重典制史的唐杜佑的《通典》、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在史学上被并称为"三通"，成为古代史学确立地位后取得重大发展的标志之一。后朝的官方续修"三通"，又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十通"体系专著。

十一、辽夏金的文字、儒学和史学华夏文化，历来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尊奉的文化。公元11、12世纪前后的中国社会，是汉族两宋与北方契丹族辽朝、西北方党项族夏朝、东北方女真族金朝先后并存的时期。虽然，在经济和社会形态上，这些以游牧狩猎为主的少数民族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以家耕为主的汉族；但在政治和军事上，这些新崛起的少数民族却盛于逐渐走向衰落的汉族。因而表现出，一方面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另一方面汉族又屈辱地向少数民族纳贡求和。但是，正是在这种矛盾的状况下，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广泛的领域里发生着融合，以各自的方式共同创造了这个时期辉煌的文明。

（一）辽代文化与思想辽代先于北宋建立，是契丹族政权。自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朝，至1218年西辽被蒙古族灭亡，历时共302年。这期间，契丹族在与汉族、其他民族的交流当中，创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辽代文化。其成就达到当时长城以北诸民族前所未有的高峰。

1。辽代文字和音韵学契丹族原无自己的文字，"惟刻本为信"①。在与汉族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受汉族影响很大，渐渐使用汉字。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太子耶律倍、耶律德光等，都能识能写汉字。阿保机建国后，为发展本族文化，于神册五年（公元920年）正月，命耶律突吕不等创制契丹文字。由于辽代"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②，因此，初创的契丹字，取汉字的一半，或简化或增添，成一个契丹字，代表某种含义。同时，其念法用拼音方式，以几个音符叠为契丹语一个音缀，写法上仿汉字，合成一个方块字，笔划繁赘。这被称为契丹大字，于创制当年9月开始使用。

天赞年间（公元922-926年），阿保机之弟迭刺又创造了契丹小字。

《辽史》记载："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③由此可知，契丹小字不同于大字，是在回鹘文基础上制成的。但在笔划和字体上，仍受汉字影响，属方块字。据《辽文汇》记载，契丹小字笔划简单，亦称"小简字"④。

契丹大、小字的使用，在当时只限辽代贵族范围，如《辽史》列传中提到通习契丹字的人，是耶律倍、耶律庶成、肖韩家奴、肖音乐奴、耶律大石等上层人物。而这些人又都精通汉文，所以，契丹字的使用范围实际上并不广泛。辽朝的对外正式公文、朝廷诏令奏议、对中原和西

①　《五代会要》卷二十九。

②　《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

③　《辽史》卷六十四《皇子表》。

④　《辽文汇·补遗》郑恪墓志。

夏的所有文件，都用汉文。佛经的解释、著述，士人的科场考试，契丹文学家的诗文集等，也都用汉文。这说明汉文在当时是通用文字。契丹文的使用，迄今考古发现，仅限于哀册墓志方面的装点，并且常常同时对照刻写汉文。尽管如此，契丹文还是被使用了几百年，直到金朝女真文创制成功并推广使用后，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金朝才正式废止契丹字。《金史》载："自今女直（真）字直译为汉字，国史院专写契丹字者罢之。"这年12月，"诏罢契丹字"①。

由于契丹文字使用范围很小，辽代书禁又严，民间不准私自刊书，加之战火频繁，辽、金时期的契丹文字没有保存下来。人们只知有过契丹字，却没人见过。在现代的考古发掘中，才发现并确认了一些哀册、壁画上的契丹字，但是究竟是大字还是小字，以及读音、含义等，至今不能确定。

辽代通用汉字，在语言文字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龙龛手鉴》，就是当时一部重要的通俗汉字字书。它由辽代汉族僧人行均（俗姓于）

编撰，成书于辽圣宗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书中辑录了当时使用的汉字26433　个，加以注释。僧人智光在序言中评价：作者"善于音韵，闲于字书，睹香严之不精，寓金河而载缉，九仞功绩。"是说行均精通音韵学，以音韵为序编辑此书。又说：全书"总四卷，以平、上、去、入为次，随部复用四声列之。又撰五音图式附于后，庶力省功倍，垂盖于无穷者矣。"②这种排序方式，虽然在当时还有不完善之处，却是行均独创。因为自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以来，以"一"至"亥"排列部首，就成为汉字字书的一贯体例。行均以汉语四声分四卷，又按四声依次编排字序，其价值不仅在于自立体例，而且为当时规范汉字读音提供了依据，对后世音韵学的发展和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书中还收集了一些当时民间使用的简体字、俗字，如合音字"甭"，合义字"歪"、"孬"、"■"等，反映出汉语汉字在当时的使用和变化情况，丰富了汉字内容，也为后代研究汉字发展提供了资料。

《龙龛手鉴》在当时使用很广，不仅被辽朝官员收藏，辽朝文献所载，如耶律楚材家即藏此书，而且冲破辽朝书禁政策，通过私人传入宋朝、朝鲜和日本等。可见它在当时的应用价值很大。也正因如此，这部书才得以保留至今。

2。辽代史学契丹族原没有本民族的历史记载，建辽朝后，在汉文化影响下，辽太祖仿汉族，设"监修国史"官，耶律鲁不古首任其职①。至辽圣宗，开始重视修史，依照五代和宋的修史制度，编修朝政实录。统和九年（公元991年），室昉、邢抱朴等撰成实录20　卷。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肖韩家奴等人奉诏完成遥辇可汗至兴宗重熙时的事迹实录20　卷。

道宗大安元年（1085年），史臣又修成辽太祖以下7　帝的事迹实录。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年），任监修国史官的耶律俨再修辽太祖诸帝实录，

①　《金史》卷九《章宗纪》。

②　《龙龛手鉴·序》。

①　《辽史》卷七十六《耶律鲁不古传》。

写成《皇朝实录》70　卷，包括纪、志、传等部分。这部书存至金、元，成为金、元纂修《辽史》的原始材料。

自辽圣宗时起，辽朝还修撰了日历和起居注，成为辽朝国史的内容。

此外，当时的私人史著，据史籍载，有《耶律庶成集》、《耶律谷欲集》、《王棠集》、《耶律常哥集》、《肖韩家奴的策对》等书，但留存至今的仅有辽朝汉人王鼎所写《焚椒录》1　卷。书中记述了辽代耶律乙辛诬陷宣懿后的始末。

3。辽代儒学契丹人仿汉族国家方式建辽朝立皇帝，其官制和统治也都学汉族。

因此，在思想统治方面，从开国起便不立佛教而立儒学。神册三年（公元918年）在上京建孔子庙，次年，辽太祖即亲谒孔庙。辽圣宗、道宗时期，都曾诏令各州修缮孔庙，并颁行《五经》，尊孔子为"先圣先师"，将儒学抬到思想统治的高位。

同时，儒家经典在辽朝被定为太学、州学教材，"令博士、助教教之"①。皇帝自己也研读儒学。如辽圣宗"好读贞观事要至，太宗明皇实录"，"阅唐高宗、太宗、玄宗三纪"②，从《贞观政要》中汲取儒家统治经验。又诏令肖韩家奴等人以契丹文翻译《贞观政要》等儒术之书，将其纳入契丹文化之中。辽道宗颁行《史记》、《汉书》③，又召权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等进讲《五经》大义④，召枢密直学士耶律俨进讲《尚书·洪范》⑤，等等。由于皇帝扶持，儒学在辽朝兴盛起来，研究传统儒学经典的学士很多。但由于辽朝书禁和辽末战乱，未能留下这些著作，辽代学者对儒学的思想阐发也无从知晓了。尽管如此，辽代文化中所包含的浓厚的儒家精神，是十分明显的。

（二）西夏文化与思想西夏，是北宋时期立国于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以党项族为主，包括汉、吐蕃、回鹘、契丹、女真、鞑靼等族。它建于1038年，正是北宋第四朝皇帝仁宗宝元元年；被蒙古族灭于1227年，即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历时近二百年。西夏统辖范围包括宁夏、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内蒙古一带的地区。党项族很重视本民族的文化与习俗。西夏建国前后，最高统治者曾以一系列法令保护并开创西夏国的制度和风俗，如要求国民留党项族传统发式--秃发，禁止用汉人风俗结发①。穿官民有别的服饰：文职饰"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官"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涂银束带"，便服穿"紫

①　《辽史拾遗》卷十六；《辽史》卷二十一《道宗纪一》。

②　《契丹国志》卷七。

③　《辽史》卷二十三《道宗纪三》。

④　《辽史》卷二十四《道宗纪四》。

⑤　《辽史》卷二十五《道宗纪五》。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五。

皂地绣盘毯子花旋襴，束带"；平民不得饰官服，只穿青、绿色衣服②。造蕃书以取代汉字，废止汉礼乐，"令国中悉用胡礼"，等等。尽管如此，西夏仍不能避免多民族共同生活中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尤其是已有千余年文化积累、形态上高于西夏的汉族文化。西夏人在建立自己文化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倾慕之心，其学术宗教、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雕塑工艺美术等成就中，无不借鉴于汉文化。因此，西夏文化实际上是汉文化与党项族风习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华夏文明的总特征和党项人的民族风格。

1。西夏字及其音韵党项族早有党项语，西夏文字是对党项语的记录。但这一文字直到西夏景宗元昊建立西夏国才创制成功并推广使用。《辽史》载：德明"制蕃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①。说明在元昊父亲德明时期，已有西夏文字。德明死后，元昊继承父位，在筹建西夏国过程中，于1036年（北宋仁宗景佑三年），命大臣野利仁荣搜集、整理西夏文字，使其规范化，"演绎之，成十二卷"，以此为国书，"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②。并因野利仁荣造字有功而封他为"广惠王"③。

西夏文字共有5000　多个字，仿汉字而造，但没有与汉字相同的字。

西夏字没有汉字中的外围形式，笔划与汉字相同，斜笔较多。汉字笔划最少为1　划，最多为50　多划。西夏字则笔划最少是4　划，最多是20　划，一般都在10　划左右，因而看上去笔划均匀、字体优美。大部分字的构造采取"会意"形式合成，如，"不"与"动"合为"定"，"不"与"信"合为"疑"，"父"与"无"合为"孤"，"心"与"忧"合为"愁"，"口"与"无"与"水"合为"渴"，"不"与"热"与"冷"合为"温"，等等。这种构造方式，跨越了汉字从象形文字演进而来的漫长过程，使字的结构很少有象形方式，认读、表意、掌握具有较强的构造规律可循。当然，作为表意文字，它与拼音文字比较，仍属于难认、难写、难记的一类，西夏文字的方块形体、基本笔划、书写格式，以及它的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书法，都与汉字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西夏文字的语音声韵，据西夏文字典《音同》和《五音切韵》载①，其声分九类：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舌上音，牙音，齿头音，正齿音，喉音，来日舌齿音。其中舌上音的音节最少，来日舌齿音的音节最多。西夏语语音有平声、上声两个声调，平声97　韵，上声86　韵。韵母中复韵母较丰富，有开口、合口之别，元音有松紧喉音的相对。有的韵母后有鼻韵尾，是汉族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的特点。

西夏文字创成后，元昊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著书"

②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

①　《辽史》卷一百十五《西夏传》。

②　《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

③　《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

①　《西夏书事》卷十二。

②，使这一新兴文字很快推广开来，并促进了其他文化事业的发展。元昊在朝中设蕃字和汉字两院。蕃字院职掌与吐蕃、回鹘等族政权的文书往来，以西夏文书写，附之相应民族的文字。汉学院职掌与宋朝的文书往来，中间书汉字，旁边写西夏文。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西夏建立"蕃学"，由主持造字的大臣野利仁荣教授西夏文，培养官吏。至夏崇宗天仪治平时期（1086-1089年），由"蕃学"培养的官员在各州已达到数百人。用西夏文制作的各类官署文书、买卖文契、文学作品、史书辞典、碑刻印章、符牌钱币以及译自汉文的典籍和汉、藏文的佛经等，也出版很多。这说明西夏文适合于各类文体需要，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西夏文字创制并推广后，在全西夏境内使用，并一直延续到西夏灭亡，从未间断。明朝中期，西夏故地河西一带，仍有人使用西夏文。以此推算，西夏文字至少被使用了460多年。随着契丹族的被同化，以及战火损毁，西夏文字才不再被人们使用，成为死文字。

西夏人编纂的西夏文字典、辞书，在我国语言学辞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水平之高，种类之多，足以同当时的汉文辞书相比。现存的韵书《文海》、字典《音同》，西夏文与汉文双解通俗语汇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词书《圣立义海》，同义辞典《义同一类》，语韵表图集《五音切韵》等，都是学习和研究西夏文的重要文献，对研究西夏社会文化历史具有参考价值。

2。西夏史学西夏在史学领域也有成就。当时除了由宋朝传入的史书外，也参照宋朝编修实录的办法，重视国史的修纂。西夏仁宗时的国相斡道冲，先祖是灵州汉族人，后归附德明，迁居兴州。其几代人皆掌管西夏国史的撰修，成为专职。

西夏天盛十三年（1161年），夏仁宗设立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为学士，命王佥负责纂修西夏国历朝实录，有《李氏实录》一书。

西夏乾定二年（1225年），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罢职后居家，见西夏将亡，愤而写下《夏国世次》20　卷，为夏国谱叙世系。可惜，这些史著都没能保存下来。

3。西夏蕃学与儒学西夏的政治制度及职官制仿照汉族，在治国思想上也必然奉行儒学。自开国皇帝景宗元昊起，便倡导儒学。第五朝皇帝仁宗仁孝，把西夏儒学推到了思想统治地位，使之成为西夏文化的主流思想。而这一事实，离不开西夏蕃学的积极作用。

蕃学，是西夏国的贵族学校。它是元昊仿唐、宋科举取士的办法，为培养西夏官吏所创办。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元昊改变过去官吏由世族世袭，或由幕府擢升的制度，建立蕃学，命大臣野利仁荣主持，运用创制不久的西夏文大量翻译《孟子》、《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儒家经典和启蒙课本，以教授党项、汉的贵族子弟，并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六，嘉佑七年四月已丑。

根据结业考试成绩，量才授官。不久后，元昊下令各州都设蕃学。这一措施，为推动西夏文字及文化起了积极作用；也对西夏国官吏的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儒家经典也因此而在西夏得到了独具特色的发展。

儒学在西夏的发展，通过蕃学和汉学，翻译了大量经典，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西夏儒士；又通过科举制，在西夏知识分子中深深地扎根。翻译成西夏文的儒家经典，目前发现的文献有《论语》、《孟子》、《列子》、《左传》、《周书》、《毛诗》、《孝经》等。据史载，宋仁宗嘉佑七年（1062年），夏毅宗谅祚曾进献马50　匹，求换《九经》、《唐书》、《册府元龟》及宋朝正旦、冬至朝贺仪等，得《九经》①，由此可见西夏对儒家经典的重视。

在所有的西夏文儒经中，《孝经》是影响最大的一部，在现存的西夏文工具书中，可以看到《孝经》的影响。如，西夏文与汉文双解语汇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在"人事"部分对"问案"的词语，引用了《孝经》作注释："大人指挥：愚蒙小人，听我之言。《孝经》中说："父母发身，不敢毁伤也。"如此打拷，心不思惟，可谓孝乎？"在大型辞书《圣立义海》中，也有"父对子慈"、"母爱惜子"等内容。西夏人曹道安所著《新集慈孝记》，其内容也是辑录汉籍史书中有关德行、孝义的故事。

西夏人在翻译儒家经典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注释阐发。如国相斡道冲在译《论语注》时，曾作《论语小义》20　卷，可惜未见遗本。

自元昊创建蕃学以后，培养出了许多精通蕃文的知识分子和官吏。

至贞观元年（1101年）夏崇宗乾顺，各州由蕃学进试的学生多至数百。

在汉学渐废的情况下，御史中丞薛元礼"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的建议得到采纳，朝廷于蕃学之外又建国学（即汉学）。置教授，设弟子额300，官供食宿。人庆元年（1144年），夏仁宗仁孝为进一步推广汉文化，下令各州、县设学校，在校人数达3000。为培养党项贵族子弟，又在禁中设小学，贵族宗室凡7　岁至15　岁子弟均可入学。次年，又创大汉太学，皇帝亲到太学释奠。仁宗还立科举，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各州、郡建庙祭祀。教育和科举上的这些改变，使蕃学、汉学并立，进一步巩固了儒家思想在西夏的地位，也培养了更多的西夏儒士。其中，不仅有精通西夏文的蕃学儒士，也有汉式教育和科举培养出来的学士。如，西夏国相斡道冲，即当时名儒。他5　岁以《尚书》中童子科，精通四书五经，学识广博，除对《论语》有研究外，他还学过《周易卜筮断》等书。朝廷高官中，出身翰林学士者，见诸文献的就有十数个。如，仁宗仁孝时掌修实录的王佥，参知政事杨彦敬，神宗遵顼时的吏部尚书权鼎雄等，都是自翰林学士入仕的西夏名臣。

总之，西夏儒学在西夏国政治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在西夏整个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西夏社会中与佛学并存的思想支柱，也是宋代儒学的一个分支。

（三）金代儒学与史学

①　《金史》卷一百二十七《杜时升传》。

金代是北宋后期建于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以女真族为主，包括汉、渤海、契丹、奚等民族。1115年，由金太祖完颜旻在今黑龙江阿城南建国，其时正是北宋徽宗政和五年。金朝政权建立后，势力迅速扩大，1125年灭辽朝，1127年又攻陷北宋都城汴京，俘虏宋徽宗、钦宗，灭北宋，把统辖地区从原来的东北向南一直伸展到淮河以北的中原一带。1234年，西北方的蒙古联合南宋，灭金。金朝历时120年，在发展北方少数民族、促进各民族融合方面，做出了贡献。

金代初期，注重保持女真文化，在其统辖区内要求各族习女真风俗、穿女真服装、剪女真发式等。但南下后，女真族很快接受了辽、宋的汉族文化，通用汉语。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自海陵王起，金统治者提倡学习汉文化，到金世宗（1161年），汉文化在女真族中已广泛传播，甚至许多女真贵族已不再会说女真语，只讲汉语。为此，金世宗不得不又规定，后宫卫士不通女真语者，必须学习，不准讲汉话。因此，金代文化和思想虽然保留了一些女真族特点，但基本上是对辽、宋汉族文化的继承。

1。金代儒学金代儒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金政权的需要，是金代统治者扶持的结果。同时，也与金代科举制的设立和女真文字的创制有密切关系。

金初，儒学并不兴，金兵攻进曲阜时，还烧了孔庙。金国第三朝皇帝熙宗完颜亶（1135-1148年），开始尊孔，在上京建孔庙，亲往竭拜祭祀，封孔子后裔孔璠为衍圣公。金世宗、章宗更力崇儒学，修孔子墓，立"宣圣庙碑"，诏令各州县建孔庙等。

《金史·文艺传》载："世宗、章宗之世，儒风大变，学校日盛。

士人由科举而列宰相者甚多。"金代科举，于金太宗天会元年（1123年）始行。当时因占领辽汉族居住的燕云地区，确定对汉人延用旧制管理的政策，因而，为在汉人中选拔官吏，便依唐、宋之法创设了科举。开始时，考试无定期、无定数，亦无定点。天会六年以后，逐渐正规化。金熙宗建立了乡试、府试、省试三级制，在词赋、经义两科基础上，进士增设明经、律科、经童科。海陵王时，出于政治上欲灭南宋的需要，抑制儒学，罢废经义、明经、经童诸科，只以词赋、律科取士。金世宗、章宗时期，金朝达到全盛，教育空前发展，养士之数猛增。世宗时养千人，章宗时府、镇、州学共养士一千八百人。府试点增加，并恢复海陵王所罢诸科。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年），创女真学，从女真人中选出三千子弟学习女真文经书。大定十一年，增设女真进士科，试策论。此后，女真进士科与汉进士科并行，直到金末。金代科举制的建立和发展，直接推动了儒学思想在金朝社会中的渗透。女真学及女真进士科的专设，也给儒学在金朝的发展增添了民族特色。

女真族原无文字，金太祖完颜旻建金朝后，为发展本民族文化，命大臣完颜希尹和叶鲁创制女真字。完颜希尹依据契丹字和汉字造字，拼写出女真语言，于金天辅三年（1119年）颁行。据史载，金熙宗完颜亶于天眷元年（1138年）又颁行一种女真文字，皇统五年（1145年）开始使用。金太祖颁行的称女真大字，金熙宗颁行的称女真小字。但是，由于后来女真语渐被汉语同化，女真人已不会使用本族语言和文字；又由于战乱，金代女真文的著作和译作，未能流传后世。今人考古发现的女真文字（只有一种）已不能确定是大字还是小字。

科举制的推行和女真字的创制并使用，推动了儒学在金代的传播。

金世宗时，朝廷设译经所，专事翻译汉文经书史书。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翰林侍读孚士徒单子温以女真文译出第一批著作，有《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次年，又译出《史记》、《汉书》。大定十五年，世宗再次诏令译经所翻译经书史书。大定二十三年，译出《易经》、《尚书》、《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中子》、《列子》及《新唐书》。这些女真文经史书译本，都非从汉文直接译出，而是从契丹文转译。直到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朝廷才罢废契丹字，女真字与汉字直接对译。这些女真文经书，被作为女真学课本，其中尤以《论语》和《孝经》为必读书。章宗曾诏令35　岁以下的女真亲军，必须学这两本书。由此，儒家思想成为金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在译写、讲解经书的过程中，北方出了一些著名儒士，成为金代儒学的思想代表。杜时升，河北霸州人，曾隐居嵩山、洛山，专讲北宋二程思想，以"伊洛之学教人"①，从学者甚众。麻九畴，河北易州人，研治《易经》、《春秋》，传授北宋邵雍思想，弟子中多出名儒。王若虚，河北藁城人，专研程朱理学，撰有《五行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等著述，他批评朱熹为代表的宋儒解经过于揄扬，"牵扯过甚，故作高深"。其有《■南遗老集》传世。金代思想家中，被称为金朝后期"文士领袖"的赵秉文，其思想在北方地区产生过较大影响。

赵秉文（1159-1232年），字周臣，号闲闲，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进士。历世宗至哀宗五朝，官至礼部尚书。金朝许多诏书、册文、表、与宋、夏的国书等，出于他手。儒学著作有《易丛说》10　卷，1　卷本的有《中庸说》、《杨子发微》、《太玄笺赞》、《文中子类说》、《南华略释》、《论语解》、《孟子解》等。传世有《闲闲老人滏水文集》30　卷。

赵秉文曾评价宋代学术界："自王氏（王安石）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②在他的思想中，也主要包括了道德与性命两部分内容。在道的问题上，赵秉文崇尚韩愈，承袭北宋二程之学，以"理"释"道"。他认为道之体是形而上，道之用是形而下，道"无彼无此，无小无大，备万物，通百氏"①。他说："夫道何以为者也，总妙体而为言者也。。。圣人有以明夫道之体，穷理尽性语夫形而上者也；圣人有以明夫道之用，开物成务语夫形而下者也。"②形而上之道，就是太极，太极即气，气生万物，因而道生万物③。

道虽生万物，但道并不高远莫测，"非外化有离人伦"，道就在人心中。他说："天地间有大顺至和之气，自然之理，根于心，成于性。"

①　《金史》卷一百二十七《杜时升传》卷一《性道教说》。

②　《滏水文集》卷一《性道教说》。

①　《滏水文集》卷一《原教》。

②　《滏水文集》卷一《原教》。

③　《滏水文集》卷一《中说》。

④因此，欲得天道、自然之理，不必贪高慕远，只须反身自求，修身养性。他说："固当务学以致其知，先明乎义利之辨，使一事一物了然吾胸中，习察既久，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庶几可以造圣贤之域。故圣人修道以教天下，使之遏人欲存天理，此修道之谓教也。"⑤即从身边做起，体察一事一物，一言一行，遏止人欲，积存天理，长此修养，便可明理得道。这与程颐所言"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天理"的思想完全一致，没有更多的发挥和创见。

赵秉文的性情思想，主要承袭北宋理学思潮的性善情恶说。他认为，荀子言性恶，杨子言性善恶混，所说并非人性，而是情；韩愈言性有上、中、下三品，所说也非人性，而是才；情与才，都不是人性之本；人性之本是天理。他说："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此指性之本体也。方其喜怒哀乐未发之际，无一毫人欲之私，纯是天理而已。"①"中"和"静"为人性之本，只有在喜怒哀乐诸情未发之际，毫无私欲，天理才能纯明于心，人性可见。"情"是已发，是动，私欲流动，固有善恶。

欲见人性，须明天理。人性真理，即"君臣、父子、夫妇，朋友"

之道德规范。他说："圣人尽其心以知性，尽性以尽人物之性，德至乎天则■飞戾天，德至乎地则鱼跃于渊，上际下蟠，无一物不得其所，此成已成，物合内外之道也。"②也就是说，道德规范乃天地秩序、万物生生之本，更是人伦必循之轨，合此内外之道，人性即达最高境界。而要遵从道德规范，又贵在心"诚"。他说："诚自不欺人，固当戒慎，恐惧于不见不闻之际，所以养夫诚也，而诚由学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力行五者，所以学夫诚也。"③诚自学始，重要的还在于对纲常伦理的体认，这种体认、觉察，就在于学、问、思、辨、行的认识活动之中。由此，理与明理就是一回事了。时时处处理解道德，并身体力行之，便可获天理人性合一的境界。

赵秉文的思想，基本不出宋代理学内容，并无高、新创见。之所以在金朝产生较大影响，主要还在于他名气很大。他学识广博，善诗文书画。他为朝廷写的文件《开兴改元诏》，当时成闾巷传诵之文。所作诗文颇有韩愈风格，元好问曾评价他的诗："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赵秉文以其诗文的笔力主盟金代文坛40年，成一介儒士文人的领袖。就其学术思想而言，称得上儒家正统，与宋代理学一脉相承。正如杨云翼写于《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前引中所说："盖其学-归诸孔孟，而异端不杂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谓儒之正理之主尽在是矣。天下学者景附风靡，知所适从，虽有狂澜横流障而东之，其有功吾道也，大矣。"由此看来，整个金代儒学，多为系统传播授业，④　《滏水文集》卷十五《道学发源引》。

⑤　《滏水文集》卷一《性道教说》。

①　《滏水文集》卷一《性道教说》。

②　《滏水文集》卷一《诚说》。

③　《滏水文集》卷一《诚说》。

"专门名家之学"①则没有出现。

2。金代史学金朝修史制，仿照唐宋，官修前代史，并设记注院修当代史。

金灭辽后，金熙宗诏令耶律固根据辽代记注和实录编纂《辽史》。

耶律固未能完成，其弟子萧永祺承师继续修纂，于金皇统八年（1148年）四月修成75　卷，所用材料主要是辽代耶律俨所修《实录》。金章宗即位后，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十一月，诏令参知政事移剌履和移剌盖、赵沨、党怀英等名士重修《辽史》，又改诏陈大任继修，但也未最后完成。因此，金代留下的史著，只是两部未完成的《辽史》，前一部称萧永祺《辽史》，后一部称陈大任《辽史》。尽管如此，还是为后来元代修《辽史》提供了参考依据。

金朝对当代史也很重视，有记注院掌记皇帝言行，专修起居注；又有隶属秘书监的著作局，掌修朝廷日历。可惜，所修实录都未能流传下来。

金代官修史书不多，史学不发达，其原因之一是当时对金朝正统承继问题的争论很大，即"德运"之争，影响了修史。两汉以来，儒家提倡"五德运行为帝王受命之符"。以后，各朝各代皇帝，都用德运正统理论来论证本朝本代的合理性，以巩固自身统治。金章宗诏令重修《辽史》，又提出了德运正统问题，为此，章宗分别于明昌四年十二月、承安四年十二月和承安五年二月召开过三次讨论会。金朝国俗尚白色，讨论中，有人主张继唐运土德而立金德，尚白；有人主张继辽运水德而立木德，尚青；还有人主张继宋运火德而立土德，尚黄，这一争论一直不能统一。章宗本人不同意继唐，也不愿继辽，最后同意继宋，认为"皇朝灭宋俘其二主，火行已绝"①，但史学界仍有分歧。因而，当陈大任《辽史》于泰和七年（1207年）十二月编成时，为"德运"问题定不下来，至金亡也没能刊行。

金代私家史书，有杨云翼、赵秉文的《龟鉴万年录》、《君臣政要》，韩玉的《元勋传》，元好问的《壬辰杂编》等，但这些书未能流传下来。只有金末刘祁所撰《归潜录》14　卷传于后世。刘祁（1203-1250年），字京叔，浑源（今属山西）人，早年随其祖父、父亲游学于金朝京都开封府（今河南开封），结识不少达官显贵、儒士文人。金亡后，刘祁时时想起这些人，认为可以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作后人之劝戒规鉴，便写此书。书中记述了金末丧乱之事，如关于元兵包围开封始末，金朝叛将崔立投降蒙古又被杀始末等。他在书中还分析了金朝亡国的原因，如金末近侍权重，南渡后宰相执政等。这些分析议论，后来被吸收到元人修撰的《金史》中。《归潜志》还记述了金末一百多位文人的事迹，成为后代研究金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①　《金史》卷一百二十五《文艺传》。

①　《金文最》卷五，《集议德运省劄》引《章宗敕旨》。

十二、结语宋代儒学经过大约300年的创造和完善，在南宋中期达到全盛。其理论的博大精深，其形式的精致完美，其学派的纷呈林立，其影响的广泛深刻，都为前代思想所不及。宋儒学"有补治道"的社会价值，得到了元、明、清三朝统治者的认同，故以程朱理学为首的宋儒学，自嘉定二年（1209年）被统治阶级肯定后，一直牢牢地居于官方哲学的地位达700余年，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封建社会终结。就宋儒学的直接社会价值而言，对于宋、元、明、清诸朝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无疑具有重大的建设性意义。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又是无情的，"物极必反"，"强梁必催"，任何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都是走向自己的反面。星移斗转，时过境迁，宋儒学作为成熟的封建意识形态，既支撑了元、明、清三代的稳步缓进，同时也伴随着封建制度进入了末世。1840年以后，西方文化借着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近代统治者曾希望以振兴宋儒学来挽救中国，然而大势将去，宋儒学已无回天之力。那原本充满活力的思潮，变成了思想解放的桎梏；那原本服务于现实的治国方略，变成了虚玄无聊的空谈；那原本开放博大的胸襟，变成了偏私狭隘的眼光。宋儒学随着它所代表的阶级走向衰亡，思想的僵化、腐化以及反动已成其必然的结果。当中国封建社会走完它的历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声号角，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宋儒学终于彻底崩溃，无可挽回地退下了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舞台。

中国历史进入现代以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往往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思想领域，却远未完成"五四"所开创的文化革命。

应该如何对待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如何评价儒学这一中华文明的思想代表，成为现代人重建民族精神所必须回答的问题。从两宋三百余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宋儒学的诞生，并不是简单批判佛、老，否定先儒经典的过程，而是在充分吸收佛、老精华，改造、升华先秦儒学和汉唐经学后完成的。在这一适合两宋社会需要的意识形态中，既充满了前代思想文化的精华，又包容了异域文化中的合理成份，也闪耀着当代思想家的创造精神。宋儒学在后代的僵化与反动，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有其自身的缺陷，不足为训，也理应被今人扬弃。但是，宋儒学在建立过程中所具有的积极创造性和成功经验，对于现代人熔铸今天的时代精神，无疑具有借鉴意义。宋儒学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深邃精奥的哲学范畴，早已融入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中，成为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举世所珍。现代人难道不应该挺立起民族的主体意志，以容纳百川的恢宏气度吸收古今中外文化中一切合理成份，完成建立新文化、新思想的时代任务吗？

宋辽金夏 第055卷 宋辽金夏宗教史

【本卷提要】

本书主要研究、介绍公元960年至1279年间，在中国历史疆域内各民族信仰的多种宗教。这是一段民族矛盾尖锐、民族战争频繁的时期，社会的苦难成为孳生宗教的温床。同时这也是中国封建文化发育成熟的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制度的定型，各种意识形态也趋于完善、协调。

经过几百年的冲突与融合，儒释道三教相互吸摄，深层结合，推陈出新，各自展现出新的面貌。在佛教方面，中国式佛学--禅宗已成沙门主流，北宋时禅门内进行了"禅、教合一"和"儒、佛合流"的改良运动，一改唐禅质朴少文的倾向，形成了宋代"文字禅"的新风格，更受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并减少了与儒学的矛盾，与中国社会更加协调。此外，佛教不断向周边民族辐射、传播，广被辽、夏、金诸国。在吐蕃，佛教进入了重要的后弘期。在道教方面，北宋陈抟、张伯端的内丹学理论发育成熟。至金朝，全真道创生，王喆、丘处机等宗教领袖吸收南宗的内丹术、禅宗的养性学，儒家的纲常伦理，建立了全新的教团组织，影响了后世道教发展的方向，被称为道教史上一次鼎革。伊斯兰教、犹太教在外国移民中继续流布。摩尼教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民间宗教"明教"，并引发了方腊起义。总之，宗教对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特别是促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方哲学--宋明理学的产生，其理论作用值得认真研究。

一、宋、辽、金、夏宗教概述（一）天国与世间--宗教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国宋辽金夏宗教史，主要研究从公元960年北宋开国，至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这一历史时期内，在中国历史疆域内各民族信奉的多种宗教。

这是一个民族矛盾尖锐，民族战争激烈的时代。出于历史划分的方便，我们以中原汉民族赵宋王朝的兴亡为断代的依据，但是实际上，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全国的中央政权。北宋时，北有契丹、西有党项、西南有土蕃、南有大理，各民族割据一方，建立了地方政权，并不时发生尖锐冲突。南宋时先有女真人雄据淮河、秦岭以北的半个中国，后有强大的蒙古骑兵横扫东南，汉人政权亡于异族之手。北方游牧民族兵强马壮，骁勇骠悍，中原发达的物质文明成果对他们有挡不住的诱惑。每逢辽军、金军南下，掠夺财富，劫持人口，屠平城市，烧杀奸淫，中原人民饱尝战乱之苦，社会生产力屡屡遭受破坏。软弱的宋王朝推行"守内虚外"的卖国投降政策，全力维持小朝廷的专制统治，全然不顾国家与民族的安危。结果搞得冗员冗兵充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财政匾乏，军费不支，在对异族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每次战败后，宋王朝只能用纳贡称臣的方式换取统治集团的一时苟安。每年几十万两白银，几十万匹丝绸的贡品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沉重负担，又转而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宋王朝又是一个阶级压迫残酷，阶级矛盾尖锐的年代。北宋王朝从立国之初便选择了"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自由买卖政策，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使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利益冲突凸显出来。土地兼并是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治乱周期的根本症候，一般而言，一个王朝从建立到灭亡大约需要三百余年，王朝前半期因土地占有关系得到调整而相对安定。可是宋王朝在立国不久便发生了李顺、王小波起义，以后宋江、方腊、钟相、杨么。。，渔阳鼙鼓连绵不断，"等贵贱，均贫富"的呼声不绝于耳。统治阶级内部尽管有范仲淹、王安石等有识之士积极推行变法，调整财政制度，试图缓和阶级矛盾。可是他们的努力最终都在保守派强大的压力下失败了，广大人民仍然生活在内外交迫的困境之中。

现实生活中人力无法摆脱的困境，恰恰成为孳生宗教的温床。宗教是被压迫生灵无望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无可奈何的民众只能把获得解脱的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彼岸天国。同时，为了安抚民众，弥补在现世无法兑现的福泽，统治者也乐于支持各项宗教活动，大力宣扬宗教幻想，将宗教作为麻痹民众的"鸦片烟"。

然而，宋辽金夏宗教又不是魏晋、隋唐宗教的简单延续，它表现出自己时代的鲜明特色，成为中国宗教史上一大转折。这种历史现象需要从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得到说明。研究宋辽金夏的历史，不仅要看到民族冲突尖锐，阶级压迫沉重的一面，同时也应当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经过一千多年时间的发展，至此已开始趋于成熟。宋、辽、金、夏诸国的统治者，充分吸收历代帝王的经验，对统治政策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调整，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都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

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汉与契丹、党项、女真、土蕃、蒙古诸民族间的战争毕竟是短暂的，而在民族疆域之间设置榷场，茶马互市的时间则是多数。史书记载，沿边地带"商贾辐凑"，盛况空前。汉地的盐、铁、茶、药、丝绸、象牙源源不断地输往西域、北疆，而边疆少数民族生产的牛、马、皮毛、貂裘、宾铁刀、奇珍异兽又滚滚不停地流入内地，极大地丰富了边疆、内地人民的生活。特别是随着物质文明的交流，汉地先进的文化也传入边疆，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果断地采用"汉礼"实行统治，使本民族迅速跨越了历史的间隔，追上了汉民族的文明步伐，为我国西北部地区社会的进化作出了贡献，也为元以后中国各民族更高水平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政治方面看，赵宋统治集团充分吸收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的教训，在平定天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强干弱末"的措施，集中兵权，削弱相权，收敛地方财权，设立御史制度，从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为各项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条件。宋代绝大多数政治制度为元、明、清诸代继承，为后期封建社会统一、稳定地发展提供了范型。

宋代"不立田制"的土地政策由于引发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历代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今天我们也应该看到，这项政策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自然经济充分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封建生产方式的出现，一般以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承认私田合法化为标志。彻底的土地私有制度才是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典型形态，但实现这一点社会却走过了上千年的历程。汉唐之际各种形式的均田制、屯田制，不论其具体社会作用如何，都只能看成封建经济制度形成过程中的过渡形态。宋代不受国家、豪门控制的土地制度，使各类农民均成为具有人身自由的合法公民，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适应了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因而，宋初的农业很快便得到了恢复。尽管北方土地面积有所减少，但南方由于圩田的开垦，水田面积的增加，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业生产的总体水平大大超越了盛唐。农业的兴旺推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宋代陶瓷、纺织、造船、冶铁、印书等工艺技术皆有重大突破。手工业匠人与商贾云集汴梁（今河南开封）、洛阳、建康（今南京）、杭州、泉州等大城市，创造了独步世界的城市文明。据推算，当时汴梁的人口已超过了百万，堪称世界之最。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太平盛世图。

政治、经济形态的成熟，推动了科学、文化事业的成熟。中国古代推动世界的四大发明，其中三样出自宋代，难怪世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指出：中国科技史的主焦点在宋代①。唐宋散文八大家，六家在北宋。宋诗质朴无华，长于说理。宋词流派纷呈，有的雄健豪放，有的婉约旖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独具时代特色的瑰宝。。。封建文化的成熟，特别表现为宋明理学的产生。适应政治、经济大一统的形式，文化也需要一统。周、程、张、朱等理学大师，涵摄数千年人类文明的精华，构造了空前庞大、精密和严谨的新儒学体系。理学的产生不仅重

①　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一，上册，第287　页。

铸了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权威地位，而且对宋代宗教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价值规范作用，促其形成新的特色。

（二）传承与开新--宗教变迁的新特征从秦汉至隋唐，可以视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建立适应小农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的摸索时期。中国先秦时期儒、道、墨、法、阴阳、名诸家观点的相互杂糅，域外传入的佛教，中国自生的道教与儒学的相互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旋律。

自汉武帝采纳了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便取得了中国官学的地位。此后政府只设立儒学博士，只以儒家经典作为选拔官员的依据。儒学所以能取得其他学说不能替代的地位，就因为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之道"特别集中地反应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性和等级性。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了以男性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家族制度，妻妾子女都是家长的奴仆，孝道的推行，最有利于维系封建家庭制度的稳定。而封建国家，完全可以看成封建家庭的放大与延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就是全体臣民的总家长，在全国实行家族式统治。儒家创始人孔子宣扬"弟子入则孝，出则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①把国家政治制度看成家族伦理的复制与放大，为残酷的社会现实蒙上了一层亲情伦理的面纱。汉代董仲舒，将君臣、父子、夫妇关系概括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项基本原则，被后世儒生视为万古不易之"纲常"大法。的确，在封建社会中破坏了这些原则，天下就不得太平。因此自汉代以后，统治者皆以儒治国。

但是儒学从它创生之初便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孔子将注意力集中在现世伦常问题上，"子不语怪、力、乱、神"，①并且以"未知生，焉知死"②为由，拒绝讨论彼岸世界的问题。这一重大缺欠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儒学独尊地位的不稳固。人类思维的特性之一，就是要不断冲破理性化的限制，去探索现世行为方式以外彼岸世界的终极归宿问题，这种倾向尽管经常导出荒谬的结果，但仍然不失为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原动力之一。两汉时代经学虽一度占满了人们的思维空间，但随着汉王朝的垮台，儒学的独尊地位也面临着尖锐的挑战。两汉之际佛教东传以及汉末道教的勃兴，便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彼岸世界终极关怀之需。从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进程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的广泛传播是有其内在依据的。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中国古代宗教、神仙方术和老庄道家学说的混生物。道教的根本宗旨是追求"长生不老"，"肉体成仙"。这一目标违背了生物界"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从未在现实世界得到过实践的证明。可是这种追求的文化内涵却迎合了人类头脑中乐生恶死，试图超越生死大限的根本意识，因而道教创生之后，便受到了社会

①　《论语·学而》。

①　《论语·述而》。

②　《论语·先进》。

各阶层人士的普遍欢迎。煅炼金丹、符箓治病、服食辟谷、采阴补阳、还精补脑之术，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佛教创生于印度，经西域诸国传入我国。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所以具有跨国界、跨民族传播的能力，就因为它既具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又具有生动直观的信仰体系。佛教"四谛"、"五蕴"、"十二因缘"、"因果轮回"等基本理论，对残酷的人生和不平等的制度进行了巧妙的解释，把人民群众因受剥削、被压迫而遭受的苦难，统统说成是由于人类自身生理和心理因素造成的。为了超脱苦海、实现涅■，关键在于根治自己心中的"无明"之毒。通过身心修炼和转换对世界的看法，持戒禁欲，积福行善，那么来世就可能投生富贵之乡，甚至成佛作祖，永脱轮回之苦。佛教为苦难众生指出了一条虚幻的解脱之途，满足了人们对彼岸世界的终极关怀，故一经传播开来，立即风靡全国。

魏晋至隋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宗教狂热时代。佛教与道教宗派林立，人才济济。他们取经译经，著书立说，开堂说法，向社会宣传各种宗教观念。佛教的苦空观和业报轮回思想，道教的养生方和炼丹术深入社会，家喻户晓。尽管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缺衣少食，但为了来世的富贵却慷慨解囊，大兴土木，建寺塔，凿石窟。一时间神州大地上"兰若遍地"，"寺观成群"，俨然成为"东方净土"。特别是宗教信仰被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接受后，宗教狂热更是如同火上浇油。后赵的石勒、石虎宣称"佛是胡神，朕是胡人，正应供奉"，佛教被视为国教。前秦苻坚发十万大军攻击东晋重镇襄阳，仅为取道安一人，习凿齿半人耳。

梁武帝肖衍崇佛，一生四次舍身出家为寺奴，每次再由群臣用亿万钱赎回，等于变相布施寺院。唐朝是李姓帝王的天下，尊老子为其远祖，定道教为国教，崇奉道士，21　位帝王中竟有五人因服食道士进贡的仙丹而中毒身亡。此时期，甚至连西亚传入的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小教门，都曾受到帝王及其后妃的礼赞。

宗教文化的"鼎盛"固然为大唐盛世锦上添花，然而宗教文化过度发达亦非国家之福。其首先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剧烈冲突。以佛道二教为主的各类宗教流行中国，固然可以填补由于儒学自身缺失造成的精神空白，但是在价值取向上，儒、释、道三家却有着不可抹煞的区别。儒家的根本旨趣是入世的，以在现世伦常中为家、国、天下尽义务为理想人格；佛、道两家则以个人的精神解脱为终极指向。这种文化深层结构上的矛盾，便表现为连绵不断的三教之争。从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到南北朝的《白黑论》、《夷夏论》、《神灭论》之争，再到唐朝傅奕的《上废省佛僧表》、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儒释道三教的文化冲突一浪高过一浪。剧烈的文化冲突说明，中国的封建文化尚未定型，不同的文化形态都在努力地表现自己，争夺统治阶级的信任与支持。而统治阶级本身亦未真正把握住三教的精神实质，在灵活运用的过程中调整三者的利弊得失。

南北朝至隋唐的三教冲突不仅限于文化领域，不时还发展为政治与经济的冲突，这种现象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本质的一种表现。帝王如果出于个人信仰的原因尊崇某种宗教原本无可厚非，可是在君主专制的政治结构中，一人之好恶便可使国家政策发生严重偏斜。国家为了支持宗教事业的发展，给佛、道二教免除田赋、徭役等许多经济特权。许多民众出于经济实惠方面的考虑，携家带产投靠沙门，导致僧尼、道冠人数猛增，寺院经济急剧膨胀，僧侣地主集团成为与世俗地主集团争利的又一大社会势力，寺院与国家争人力、物力、财力，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成为三教之争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在政治上，沙门干政事件亦时有发生，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与梁武帝过从甚密，梁武帝对其言听计从，人称"山中宰相"；东晋孝武帝重用沙门慧琳，请他参与政事，朝中目为"黑衣宰相"，。。这些行为引起士大夫的普遍不满。在民间，广大农民利用宗教理论作为旗帜发动起义，组织民变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东晋的孙恩、卢循"长生人暴动"，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公元481年）沙门法秀的平城起义，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沙门司马惠御的平原起义，。。农民利用宗教组织积聚力量，反抗地主阶级压迫也是令统治阶级警觉的大问题。诸多因缘和合，便使三教冲突经常超出文化的范围，演变成行政的干预，甚至是武力的冲突，"三武一宗"四次大法难便是最突出事件。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灭佛，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北周武帝灭佛，会昌五年（公元845年）

唐武宗灭佛，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后周世宗限佛，捣毁佛像，焚烧经籍，没收寺产，僧尼还俗，对佛教发展造成极大破坏。由于灭佛事件的直接起因往往是帝王听信道士谗言所致，故灭佛事件后为了纠正其影响，又对道教进行迫害和打击。总之，封建社会前期宗教事业大起大落的发展，一方面说明封建统治者宗教政策的不成熟，另一方面也说明宗教文化本身的不成熟。

儒、释、道三教的冲突虽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文化振荡，但佛、道二教亦含有劝人向善、阴翊王化、辅助法治的社会功用，三教在根本点上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三教之争的结果不是谁吃掉谁，而是互补互融，共同发展。中国历史上三教融合经历了一个从文字上相互诠释、社会功能上互补、最后达到哲学理论上融汇贯通的三步曲。如果说汉魏时代处于第一层次，两晋南北朝处于第二层次，那么从唐宋开始便进入了第三个层次，终于导致"新佛教"、"新道教"和"新儒学"

的诞生。可以说在宋、辽、金、夏时代，中国封建文化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开始进入了它的成熟阶段。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体系，在三教之争中受到的冲击最为猛烈，因而也就迫使它最先进行自身形态的转化，以便适应中国宗法等级社会的需要。唐朝中叶，慧能发动的宗教革命促使"新佛教"--禅宗诞生。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自我标榜的禅宗，实则为印度宗教文化样式与中国儒、道哲学精神相结合的产物。自汉魏"慧风东煽"以来，中国士庶沉浸在对佛教的狂热崇拜之中。西域高僧来华传教，中国僧人西行求法，使数千卷佛教经籍广被中华，中国僧俗信众几乎完全陷入译经、注经、讲经的泥泽中不可自拔。此后佛学思想的发展越来越高深玄奥，脱离社会人生；佛教的修习仪轨越来越繁琐复杂，代价高昂，从而招致了社会上"玄虚无用"，"蠹费民财"等多方指责。慧能一扫传统佛教的繁琐哲学，高扬起主体意志的旗帜，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简单法门独树一帜，使佛教面貌一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难发现，慧能的孤明先发，不过是继承了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主体意识精神和庄子"心斋"、"坐忘"，任性逍遥的豁达，从而在哲学层面上与儒、道趋同。不过一部《坛经》仅仅是拉开了"新佛教"诞生的序幕，为禅宗的形成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思想方法。然而被后世视为禅宗主要特征的"机锋"、"棒喝"、"宾主"、"照用"等等一系列区别于其他宗派的修习仪规，则是在唐末、五代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并通过宋禅编写的大量《语录》、《灯录》固定下来。宋代禅宗不仅继承了唐代禅宗的大传统，而且又有所创新，通过"代别"、"颂古"、"拈古"、"评唱"、"击节"等"文字禅"的形式，将禅宗特有的思维方式推向了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此时禅宗所追求的涅槃、开悟，特别强调不离世间，即心即佛，重在心中的宗教体验，将对外在天国的追求变成了一种内在的心理调适，实现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故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欢迎。另外，通过提倡"禅教并重"和"儒释合流"，佛教内部诸宗派间及与教外儒、道两家的思想融合达到了一个更高层次，使佛教与地主阶级官方哲学的矛盾降至最低点，更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

"新佛教"的发育成熟说明，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因素，已经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的母体之中。

道教一向以追求"长生久视"为根本宗旨，但早期道教在一种机械论思维方式的指引下，走上了一条寻求煅炼长寿金丹的歧路。道士们惊异于黄金、丹汞耐高温、耐腐蚀的化学特性，希望通过直接服用的方法将其坚固性移到人身上。然而尽管经历了数百年的艰苦探索，外丹之术屡试屡败，唐代五位帝王服丹中毒的事实已经提示人们"此路不通"。

道教思想家从唐末五代开始，便已把目光从外转向内，主张以身体为鼎炉，以精、气、神为药物，通过身心的修炼，达到在体内结成金丹，长生不老的目的。内丹术的兴起表明道教也开始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内丹术的基本构想由五代的钟离权、吕洞宾等半人半仙式的人物提出，其史迹虚渺难考。宋初的陈抟和张伯端则是内丹学实实在在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著作与传承的修习方法，为日后内丹学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们又吸摄了儒、释两家修心、修性的思想方法，使道教从根本上改变了只重肉体生命，轻视精神修炼的偏向。特别是金代兴起的全真道，更是提倡"先性后命"，把服从封建礼教，进行道德品质修炼看成修道的前提与基础。王重阳、丘处机等人不仅承继了南派的内丹术，而且仿效禅宗建立了道团组织，定立清规戒律，使道徒人数激增，道教宫观普建，道教的社会作用达到了空前的水平。陈垣先生研究金元时期的全真道时称其为"河北新道教"，其实"新道教"之称不仅适用于全真派，从整个道教史的发展看，宋辽金夏都是一次转折，一次新生。

宋明理学的诞生，正是儒学充分吸纳佛、道两家哲学的结果。周、程、张、朱、陆、王诸子，无不是出入佛老，而又归本儒家，他们走了一条"窃其精髓以自壮"的道路，用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和佛教的思辨哲学体系，弥补了传统儒家形而上学部分的不足。陈抟的《无极图》被周敦颐改造成了《太极图》，成为理学家公认的宇宙生成模式；华严宗"理事无碍"、"一多相摄"的思想方法，成为程朱构造理气关系的理论模本；玄觉禅师的"水月之喻"，翻演成朱熹的"理一分殊"，。。可以说没有宋代宗教文化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新儒学"庞大、精密思想体系的诞生。

自宋代以后，中国封建意识形态基本定型。由于有程朱理学作为解释，儒学的思想"正宗"地位已不可动摇，而佛、道两家则在辅翼儒学的前提下找到了自己的合理位置。此后虽不再有权倾朝野的"山中宰相"，虽未再兴起万人空巷以迎佛骨的宗教狂热，但宋代亦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迫害事件。宗教已经稳固扎根于社会底层，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避风港，发挥了调剂身心，稳定社会，美化环境，传播文化的长远作用。如果不是局限于哲学发展史的视野，那么就很难形成佛教、道教从唐以后便开始衰落的结论。

（三）宗派与思想--宗教流行概观1。佛教佛教仍然是中国疆域内流行的最大宗教流派，其中禅宗一家独盛，禅与佛几成同义语。

在汉族地区，因唐武宗与后周世宗两次灭佛的沉重打击，盛唐时代靠大量读经、讲论来吸引信众的佛教义学一蹶不振，而宣扬"不读经、不拜佛"，直证本心简单法门的禅宗却很快得以恢复，并占领了其他宗派遗失的地盘。这一方面是由于禅宗教义简单，无需大量经典加以印证，故灭佛事件对其直接影响不大。另一方面，百丈怀海树立了退隐山林，自耕自食的"农禅之风"，使禅宗既摆脱了对豪门权贵的依赖，又减少了与土俗地主集团经济上的矛盾，故而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五代时期，禅门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并盛，五家宗旨虽无大异，但各自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接引学人方式。入宋以后，沩仰宗便告中绝。法眼宗虽不绝如缕，在宋初还产生了著名禅师延寿，因提倡"禅教合一"，编写百卷本巨著《宗镜录》而扬名后世，但此后再未有著名禅师名世，社会作用很小。在北宋，推动禅宗发展的主要是临济与云门两支。入南宋后，云门宗衰歇，曹洞宗"中兴"，遂形成后世"临天下，曹一角"

的格局。

临济宗在北宋人才济济，宗徒甚众，对于扩大禅宗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北宋临济宗主干出自临济义玄的六传弟子石霜楚圆门下。一支以杨岐方会为祖师，形成了杨岐派。方会下传五祖法演，法演门下分出"三佛"，即佛果克勤、佛鉴慧勤和佛眼清远，其中克勤影响最大。他写有《碧岩集》和《击节录》，成为宋代"文字禅"中"评唱"与"击节"

两种形式的代表作。克勤门下两大高足，大慧宗果因反对曹洞宗正觉的"默照禅"，提倡"看话头"而闻名，日后"看话禅"成为禅宗的一种主要参悟形式。克勤的另一高足是虎丘绍隆，其理论上虽无特殊建树，但门下宗风甚盛，在南宋成为临济宗的主要流派。临济宗在北宋另一个活跃流派的创始人是黄龙慧南，他接引学人每以"如何是汝生缘处？"

"我手何以似佛手？""我脚何以似驴脚？"考问来者，答者多不凑机，被禅林目为"黄龙三关"。慧南因其机锋深奥难辨而声名远被。其嗣法弟子宝锋克文是江南著名禅师，嗣法弟子47人，将黄龙派的队伍发展到与杨岐派相当的水平。时人连同原有五宗，共称为"五家七宗"。但北宋覆亡后，黄龙派宗绪渐趋消沉。

云门宗兴起于五代的云门文偃禅师，三传而至宋，出现了雪窦重显、大觉怀琏、明教契嵩等著名僧人，名声大振，与临济齐名。重显是文偃的三传弟子，颇具文学天赋，所作《颂古百则》和《拈古百则》是宋代"文字禅"潮流中的代表作，流芳百世。明教契嵩则因著《传法正宗记》和《传法定祖图》，考证禅宗西土二十八祖的传承谱系而闻名教中。同时，他又针对社会上不断涌起的排佛之议，撰写《辅教编》，全面论证了佛教理论与儒家纲常的内在统一性，把儒释合流之风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契嵩的理论因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许多力主排佛的士大夫因读了他的著作而软化了排佛立场，甚至与之成为朋友。南宋以后，云门宗渐趋衰竭。

曹洞宗在北宋勉维宗绪，发展不大。但到了两宋之际，由于出了投子义青、芙蓉道楷、丹霞子淳、宏智正觉等著名禅师而"中兴"。特别是正觉倡导的"默照禅"，与禅门内流行的"文字禅"、"看话头"等潮流相对峙，影响很大，吸引了众多僧俗信众参与，从而大大提高了曹洞宗的社会地位，使曹洞烟火绵延不绝。

宋代汉地佛教除了禅宗外，天台宗较有影响。由于五代末年吴越王钱俶的支持和赞助，中国僧人从日本和朝鲜寻回大批天台文献，为深受唐武、周武两次灭法活动沉重打击的天台宗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整理这批文献的过程中天台宗一度"中兴"，出现了羲寂、义通、知礼、遵式、悟恩、智园、庆昭等一大批天台学僧，在社会上广泛宣扬天台宗"一念三千"、"性具善恶"等理论，对宋代哲学的发展有所贡献。另外，知礼与悟恩，庆昭、智园等人，因天台宗创始人智顗的《金光明玄义》注释的广本、略本孰是孰非，爆发了"山家"与"山外"之争，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大"公案"。

华严、唯识二宗理论性强，非殚精竭虑，皓首穷经不足以窥其堂奥。

入宋以后，佛门虽仍有研习其著作者，但宗绪不清。律宗因传戒的需要代有传人，不过社会影响不大。净土宗则因其为僧俗信众提供了一幅生动直观的西方极乐世界享乐图，且方法简单易行，故入宋以后成为天下共宗，禅宗、天台宗以及居士中皆有以倡导净土信仰而名世者。

佛教除在中原发展外，亦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辐射。辽、夏、金诸国在与汉民族广泛的接触中，逐渐放弃了原本信仰的萨满教，接受了佛教。辽地佛教承唐旧势，华严宗比较发达。辽国政府亦鼓励读经，并用试经的方式选拔僧官。辽国的道宗皇帝本人就是研习《华严经》的大师，因而在北地形成了很浓厚的佛教义学空气。另外，在汉地受到强烈抑制的密宗在辽国也很发达。一方面由于契丹民族受儒学礼教影响尚浅，另一方面密宗的某些仪轨、咒术与萨满教遗风近似，便于民众接受。相反，在汉地大行其道的禅宗在辽地却找不到传播的市场。西夏则通过五次大规模的"以马赎经"活动，将大藏经引进党项民族中，他们以西北少数民族特有的质朴与热情，翻译、刻印了西夏文《大藏经》，对佛教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西夏佛教高僧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了君主的礼敬。女真族在入主中原以前便已接触到佛教，占领了北半部中国后，全面继承了汉地佛教的传统。当时中原佛教几乎已是禅宗一家的天下，特别是曹洞宗传人万松行秀德高望重，才识超人，他的《万松老人评唱天童正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好评，被认为是"评唱"形式的文字禅著作中的佼佼者。

此时期在藏传佛教史上亦是一段重要时期。公元845年达磨灭法，前弘期佛教发展中断，不过佛教文化在藏族人民中已经扎下了根。灭法时期，一些藏僧逃到西康避难，并建立了藏传佛教僧团。此后多年，藏地战乱绵延不绝，人民不得安生。统治者开始认识到，传统的原始宗教--本教毕竟不如佛教先进，不宜再作治国工具。藏王耶歇坚赞遂派卢梅等人到西康学法，并于公元978年再度把佛教传回西藏，从而开始了西藏佛教的后弘期。以后，陆续有印度和汉地高僧入藏传法，藏僧仁钦桑波、卓弥、玛尔巴、桂·廓巴拉等"四大译师"先后到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留学求法，用藏文译出大量显、密宗经典，为藏传佛教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后弘期，藏族僧人结合本地文化传统和风俗礼仪，形成了藏传佛教特有的大、小流派以及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宁玛、萨迦、噶举、噶当等宗派形成后，与当地封建农奴主势力相结合，形成了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影响直达近代。

2。道教道教主要在宋、金两国流行发展，辽、夏两地道教活动状况因现有资料较少而不甚了了。

宋朝道教因帝王的信奉、扶植而蓬勃发展。太宗、真宗、徽宗、理宗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崇道帝王，其中真宗、徽宗的佞道行为为后人所诟病。宋真宗为了掩饰对辽作战的败迹，唆使道士装神弄鬼，下降天书，劳民伤财大搞"封禅"，妄图以此"镇服四海，夸示戎夷"。宋徽宗听信妖道林灵素等人的谗言，妄图将佛教"道化"，改佛名为"大觉金仙"，菩萨为"仙人大士"，将僧人改为"德士"。这场毫无道理的闹剧因受到多方抵制，不得不于翌年草草收场。宋徽宗与妖道们一并落得个贻笑大方的下场。

然而，宋代道教发展的主流不在宫闱之内，而在山野之间。以陈抟，张伯端为代表的一批清修派道士，充分吸收了魏晋以来金丹道屡屡失败的教训，远承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的内炼思想，近承钟离权、吕洞宾的内丹修炼之术，兼采儒家的纲常伦理和佛教禅宗的心性之学，发展完善了道教内丹学的理论与方法。陈抟作《无极图》，标明顺则生天、生地、生万物，逆则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结成圣胎，无为成仙的过程，为内丹学的继续发展构建了一个基本框架。张伯端的《悟真篇》倡三教合一之说，主张性命双修，并且详细描述了内丹功法的修习过程，为内丹学的推广奠定了基础。张伯端身后，逐渐形成了金丹南宗，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等人进一步发展了内丹理论与实践功夫。

在宋地，传统的旧符箓派道教正一、上清、灵宝诸派继续发展，同时又有新符箓派神霄、清微产生。新符箓派是内丹学与传统符箓派道教相结合的产物，自称可以将身体内祖气用意念激发出来，"运雷霆于掌上"，"包天地于身中"，呼风唤雨，消灾治病。他们提出人身小宇宙与天地大宇宙相贯通，天人合一的观念，成为今日气功师发功治病之滥觞。新符箓派中的净明派，特别强调儒家纲常对道教修炼的指导作用，以忠、孝、廉、谨、宽、裕、容、忍为"垂世八宝"。此派入元后发展为"净明忠孝道"，突出宣扬忠、孝二字。净明道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宋代由于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儒家纲常伦理的社会作用上升，甚至宗教也必须与之全面认同，向它靠拢，并且不遗余力地表示忠诚。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意识形态大一统的特色。

金代立国时间不长，但却发生了中国道教史上令人瞩目的"鼎革"，诞生了"河北新道教"。河北新道教包括三个主要流派，其一是肖抱珍创于金初的"太一道"，他以汉代尊奉的至上神"太一"为名，借以号召民众，寄托汉族遗民对失去的王朝的回忆与思念。太一道的出现曾一度引起金朝统治者的警觉，不过他们很快便采用拉拢、利用政策，使太一道的发展转向了有利于朝廷统治的方向。太一道除了从事传统的道术活动外，还特别注重宣扬封建伦理。其四祖肖辅道鼓吹"爱民，隆至孝"，受到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欢迎。太一道入元后逐渐衰微，道徒并入全真道。其二是大道教（入元后改称真大道），创于金初，由"道士刘德仁所立"。其教义出自老子守清净，安贫贱，苦节危行，不妄取于人。同时又将"忠于君、孝于亲"写入道戒第2　条，大力宣传封建礼教。大道教创生宗旨本为号召汉族知识分子清贫自守，不与女真政权合作，忠于汉族王朝。但是腐败的南宋朝廷为投降派把持，不顾中原人民引项翘首期盼之情，偏安苟且。而女真贵族入主北方，迅速汉化，巩固了自身统治。金世宗鉴于大道教的特殊作用，亲自召见了刘德仁，赐号"东岳先生"。朝廷的褒奖与支持，使大道教队伍迅速扩大，他们宣扬的封建礼教，恰恰成为巩固金王朝的工具。大道教在元朝仍很兴旺，元末开始衰落，并入全真道。

河北新道教中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全真道。其教由金中叶著名道士王喆及马钰、孙不二、谭处瑞、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等七大弟子共同创造。王喆、丘处机等人不同于肖抱珍、刘德仁，他们多出身名门，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因而他们不仅自身能苦节修行，成为"卡里斯玛"①式的宗教领袖，而且能够研究各种宗教典籍以及儒、释文献，在教内融汇传统的符箓派和新兴的内丹学，在教外对三教合一之风进行了高层次的理论回应。全真道对传统道教"长生久视"的根本宗旨进行了新的解释，使道教从理论到实践皆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比如"肉体长生"说已在千余年的实践中被反复证伪，故全真派道士将修养的重心从修命转向了修性，他们借助禅宗的自返本心和理学的主静功夫，将长生不死解释成"全取真性"，认为人只要经过"先性后命"的宗教修习，保全真性，便是"身在凡而心在圣"，就是对死亡的超越，就是长生（全真道即因此而得名）。如此解释成仙，已经与佛教的涅槃，儒家的入圣相当接近了。同时，全真道彻底改变了传统道教分散修习，戒律涣散的状况，坚持修道必须出家，并模仿佛教定立教戒教规，既扩大了道徒队伍，又保证了道团的严整。此外，全真道还模仿怀海的"百丈清规"，坚持道众参加劳动，自种自食，在社会上树立了清廉、苦行的良好形象，因而得到广大民众的尊敬和统治者的提倡。总之，全真道的出现在理论上、组织上、宗教实践上都发展了传统道教，为道教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后，全真道成为中国最大的道教流派，传承至今。

3。伊斯兰教、犹太教、摩尼教及民间宗教

①　"卡里斯玛"（Charisma）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借用的早期基督教术语，用以形容宗教领袖的天赋、智慧和魅力。

伊斯兰教曾于唐朝沿"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入宋以后，由于西北连年战乱，陆上"丝绸之路"受阻。但是宋代海外贸易发达，阿拉伯、波斯诸国胡商大量到广州、泉州等口岸城市通商，便从海上再一次将伊斯兰教带入我国。中国政府对外商的宗教信仰表示尊重，允许他们在集中聚居地建立礼拜堂，从事宗教活动，至今仍留有许多历史遗迹。不过在中原，伊斯兰教基本上只是一种胡商的宗教，对汉民社会影响甚微。

约略在五代及宋初，伊斯兰教从中亚流入我国新疆地区的喀拉汗王朝。喀拉汗王朝由当地古民族葛逻禄族以及9世纪从蒙古迁入的回鹘族共同建立，原本信仰佛教、景教及摩尼教。此时王朝改宗伊斯兰教，对日后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全民信教习俗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犹太教是全世界犹太民族共同信奉的特殊宗教，由于宋代有大批犹太商人来华贸易，定居开封，因而在开封城内留下了犹太教活动的遗迹。从一些残存的碑文看，中国人称其教为"一赐乐叶"教（以色列教的音译），皇帝恩准他们"遵守祖风"，保留自己的宗教传统。

摩尼教是产生于波斯的一种古代宗教，崇尚光明，反对黑暗，故又称明教。摩尼教在唐代便曾传入我国，武宗灭佛时亦遭被禁厄运。入宋以后，再一次沿海路进入我国东南地区。为了求得发展，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流行于胡商之中，而是积极附会佛、道二教，向汉族民众中传播。

北宋末年，昏君在位，奸佞掌权，民不聊生。现实生活中的黑暗，迫使民众不得不把寻求光明的目光转向宗教，期盼摩尼教主降世普送光明。

这种光明信仰又与佛教弥勒降生的观念相混合，在民间广为流传，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吃莱事魔教"。其教徒提倡素食、禁欲，"不拜仙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在教内贫富相恤，有无相助，团结了不少贫苦农民。方腊就是浙江义乌地区的"明教"领袖。当宋徽宗、童贯开发"花石纲"，民不堪命之时，方腊等人便利用宗教号召民众，组织队伍，揭竿而起，发动起义。起义军掠城杀官，劫富济贫，曾攻占睦、歙六州五十二县，东南震惊，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方腊起义最终虽然失败了，但利用民间宗教组织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方式，却为元、明、清诸代农民所效法。因而，后世的统治者也一向将民间宗教组织视为心腹大患，一直采取强硬态度。

二、宋代佛教的"禅、教并重"与"儒、佛合流"

宋王朝是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由于地处中原经济、文化发达之地，宋朝的宗教文化事业也最发达。这一方面表现为宗教自身因千余年的积累已达相当繁荣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宋王朝宗教管理制度的完善与成熟。

（一）宋王朝对佛教的扶植与管理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后，曾有过一度的"灿烂辉煌"。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寺院遍地，僧尼成群，士庶倾倒，王侯舍身。佛教的价值观念、人生哲学成为这一时期精神文明发展的核心，高僧、大师撰写的佛教论著，在质与量的方面都超过了儒生的经学著作，以至"卫道士"韩愈深感"道统"中绝，"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①的信仰危机，故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对佛、道二教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②佛教的过度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危机，儒、释、道三教之争从意识形态的对抗发展为政治、经济冲突，寺院经济急剧膨胀，以至"天下之财，僧占七、八"，引起了世俗地主集团的强烈不满。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义愤之辞，在他死后不久便成了现实，唐武宗"会昌灭佛"（公元845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限佛，对佛教发展给予了沉重打击。

赵宋王室正是在两次大"法难"的坑灰上建立自己的宗教政策的。

宋太祖赵匡胤是历史上较有作为的一代帝王，他本人是否信奉佛教不得而知，①，但他从社会底层起家，深知佛教早已深入人心，周世宗强硬的宗教政策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因此宋太祖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天下后，立即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下令停止废毁寺院，先度童行8000人，稳定北方的沙门队伍。以后不断以财力、物力支持佛教的恢复与发展。乾德三年，沧州僧人道圆游历五天竺18年后返国，偕于阗使者共赴京师陛见。此事激发了宋太祖遣人西天求法的热情，次年选僧人行勤等157人赴天竺求法，每人赐钱三万。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官费资助的留学活动。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太祖遣内史高品、张从信等人往益州（今四川成都），主持雕刻《大藏经》，开中国历史上刻藏事业之先河，影响极为深远。

宋太宗赵■"素崇释教"②，更是热心于佛事。在登基伊始的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他一次便下令度童行17　万。为了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善迹，他效仿唐太宗大开译场，延请中外名僧主持，译出大批佛教经籍。他亲撰《新译三藏圣教序》，刻之于碑，以图流芳千古。他敕

①　韩愈《原道》，《韩昌黎集》卷十一。

②　韩愈《原道》，《韩昌黎集》卷十一。

①　据《佛祖统纪》卷四三载："上自洛阳回京师，手书《金刚经》常自诵读。宰相赵普因奏事见之，上曰："不欲甲胄之士知之，但言常读兵书可也""。此事未见于正史，但读佛经遮遮掩掩，反映了中国人对宗教一种信而不虔的态度。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

命在京城开宝寺内建舍利塔一座，高十一层，三百六十尺，安置从杭州取来的佛舍利。其塔历时八年，于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完工，"所费亿万计"。佛塔开光之日，太宗亲自安放舍利，"上雨涕，都人万众皆洒泣。燃指，焚香于臂掌者无数。内侍数十人，愿出家扫洒塔下，悉度为僧。"①当时佛事之盛于此可见一斑，说明佛教已从唐末五代的低谷中恢复了起来。太宗直言："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朕于此道，微究宗旨。"②可见赵■崇佛，也是政治考虑居多，这也表现出宋代统治者宗教政策的成熟。

宋真宗朝受到了来自辽国女真族的巨大压力，为了内定庶民，外摄强敌，宋真宗在崇道的同时也大力推崇佛教。他撰写《崇释论》一文，希望能奉佛"十力"，辅俗"五常"，达到劝善禁恶的目的。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真宗下《特度僧道诏》，普度天下童子（每十人度一人）。为满足天下十分之一人口出家的需要，他下令于京师及诸路设戒坛72　所，大规模剃度童行。所以在真宗朝，僧侣队伍急剧膨胀，至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天下已有僧众397，615人，尼众61，240人，寺庙4　万余所，达到了宋代的最高水平。③在如此众多的出家人中，有虔诚信佛的教徒，也有感于时势艰难，报国无门的士大夫，可更多的还是迫于国家沉重赋税的贫苦农民。他们"窜名僧籍，以求一时之荫蔽"。鉴于历代的经验，宋朝的统治者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从太祖、太宗时代起，他们就沿袭了唐朝的"度牒制度"，（"度牒"是政府发放的，承认僧人身份的证明书，持此方可享受僧人的种种特权。）以求控制僧尼人数，保持国家财政的稳定。太祖、太宗在扶植佛教恢复的同时，也屡下诏令限制寺院规模，并通过度牒的发放控制僧尼人数。如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太祖明令禁止灌顶道场，水陆斋会及士女夜集等诸种活动，以防滋事。真宗朝僧尼人数增长过快，仁宗朝便增加了限制，使沙门人数开始下降。尽量将佛教的发展规模控制在有利于辅助王朝统治，又不伤及国家财政的水平上。北宋王朝由于经常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作战，战败后又用纳贡称臣的方法媾和，所以财政匮乏。一旦发生灾荒与战争，便常以"鬻牒"的形式维持财政平衡。宋中叶后，朝廷经常发放空名度牒给地方，以充救灾款或工役费。每张度牒贱者二三十贯，贵者八九百贯不等。甚至朝廷奖掖高僧的"师号"、"紫衣"亦可标价出售，其值可达几十万贯。地方政府从尚书祠部领到空名度牒或"紫衣"、"师号"，便可用它支付工费，或换取钱粮赈灾。结果，度牒竟像货币一样在市场上流通了起来，成为中国宗教史和财政史上一大奇观。

宋代寺院经济已远不及魏晋南北朝、隋唐那样发达。南北朝时由于僧尼有免税、免役特权，"寺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①，故"民多绝户而为沙门"②。民众携带土地投靠寺院，自愿成为"僧衹户"，不过

①　《皇朝类苑》卷四三。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

③　《宋会要辑稿·释道一》。

①　徐陵《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

②　《魏书·李孝伯传》。

是为了逃避国家沉重的赋税、徭役。由此造成了"天下户口几亡其半"③，"有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④的严重程度。入唐以后，政府对寺院经济的管理加强，唐德宗采纳了大臣彭偃的建议，令寺田与民田同样纳税⑤，僧尼仅保留免役权，使僧侣经济特权大为减少，自然控制了因非信仰因素而出家的人口，扼制了寺田猛增的势头。宋初太祖、太宗虽然大力扶植佛教恢复，但仍沿用了寺田课税的政策。寺院田产，一如民田，皆征春、秋两赋。少数寺院免纳二税，须有皇帝特许。宋代寺田无确切的官方统计，但据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估计，总数在15　万顷左右，约占全国土地的2.15％。此外，由于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达，适应这种形势，寺院多经营长生库（当铺）、商店、碾磑、旅舍等，收入仍相当可观。宋中叶随着经济的发展，上层僧侣的生活多很阔绰，世俗地主集团与僧侣地主集团的经济矛盾仍然存在，排佛之议不绝于耳，不过再未酿成"灭佛"事件。

宋代唯一的排佛事件发生在北宋末年的徽宗朝。宋徽宗赵佶是一名狂热的道教信徒，自封为"神霄帝君"，"道君皇帝"。当时由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不断强大起来，国内民族矛盾上升。有些道士便乘机提出佛教是"金狄之教"，鼓吹"崇道排佛"，在宗教上恢复华夏正统。在林灵素等道士的蛊惑下，徽宗于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正月下诏："佛改号大觉金仙，馀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①。大约是考虑到佛教流传已久，深入人心，信徒甚众，非一纸诏令可禁，故宋徽宗及其崇信的道士们，导演了这出佛教"道"化的闹剧，妄图把佛教完全并入道教之中。然而，佛教毕竟是有自己独立的宗教理论体系，完善的修习制度，庞大严谨的教团组织的世界性宗教，"三武一家"四次法难皆未将其禁除，仅凭徽宗一道诏令是不可能将其变成另一种宗教的。在僧俗信众一片反对声中，宋徽宗不得不于翌年收回成命，诏令僧尼恢复形服，去德士等称号。这次排佛事件并未对佛教造成多大实质性伤害。

宋室南迁以后，偏安一隅，国力更衰，因而对佛教发展也加强了控制，希望能够达到增收、节支的目的，以便能维持对金国纳贡称臣的巨大开支及满足王室奢靡生活的巨额花销。南宋政权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停止发放度牒，以稳定僧尼队伍，并寄希望于自然减员；二是对僧尼征收免丁钱。宋代寺田不免税，但僧人可以免役，出家在经济上仍然有利可图。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高宗下令天下僧尼纳免丁钱："自十千至一千三百，凡九等，谓之清闲钱，年六十以上及残疾者，听免纳。"①此税之重，甚于一般民众，南宋政权财政上的支绌于此可见一斑。不过，由于江南佛教势力本已根深蒂固，加之国运不昌，政治腐败，依返沙门以求解脱者日众，故南宋朝僧尼人数仍有20　余万②，就江南地③　《南史·郭祖琛传》。

④　《旧唐书·辛替否传》。

⑤　参见《旧唐书·彭偃传》。

①　《宋史·徽宗本纪四》。

①　《佛祖统记》卷四○。

②　参见《佛祖统记》卷四七。

区而言，较之北宋有增无减。

宋政权对佛教的管理，除了依靠帝王诏令的直接指挥外，更重要的是依靠一套常设的僧官制度。中国的僧官制度始于南北朝，在运作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至唐代基本定型。宋承唐制，但又根据宋代中央集权制度加强的形势，作了局部调整。宋代的僧官体制包括僧、俗两套机构，而实权则在俗官手中。在唐代，寺额管理，度牒发放，大寺住持人员的铨选，初归鸿胪寺，后归礼部祠祀司统一管理，权力甚大。而宋代，皇帝为了防止官僚擅权，连僧尼管理的权力也分属几个衙门。鸿胪寺管理外来僧人；尚书祠部掌握"诸州僧尼、道士、女冠、童行之籍，给剃度受戒文牒"③；中书或门下省掌握全国寺观名额，国立大寺主持人选及赐给僧尼"紫衣"，"师号"诸事；开封府尹兼任功德使，负责督察度牒的发放和僧官的补选。这样，四个部门相互牵制、监察，不使一家得以在僧务活动中专权、舞弊。于此也可见宋代对官员监督之严。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由政府官员直接管理具体僧务的情况，后来发现多有不便，于是开始设置僧官，挑选出家人任职。在僧官方面，宋代设左、右街僧录司为中央级署，主要职位有僧录、僧正、首座、鉴义等，皆左、右对置，以左为尚，管理天下僧尼的设经、梵修诸事。在地方上，州设僧正司，主管职务有僧正，副僧正，统领境内僧务。名山大刹也设有僧正司，管理一山僧团。一般寺院设有住持、典座、都维那三纲，皆属国家委任的僧官，处理庙中具体事务，地方官员一般不加干涉。不过，由于僧官本身的遴选、任命权在俗官手中，因此宗教事务被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二）宋代的译经与刻藏佛教从遥远的异邦所以能广被中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批佛教经典被译出。宋太宗赵■"素崇尚释教"，希望能在佛教史上留下名垂千古的"善举"，故他效法唐太宗李世民，大开译场，支持译经事业。他诏令中使郑守均在太平兴国寺大殿西侧设立译场，延请天竺及西域来华高僧主持译经，从而使唐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以来中断的译经事业得以恢复。宋太祖开宝年间（公元968-975年），印度高僧法天来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又有印度高僧天息灾（又名法贤）、施护相继携带大批经籍来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六月，译经场完工，太宗诏令他们三人入院主持译经活动，并赐法天"传教大师"号，天息灾"明都大师"号，施护"显教大师"号，以示尊崇。除了聘请外国高僧担任主译外，宋代译场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译经工作制度，参加译经工作的人员包括：（1）译主。当面正座，前置梵本，全面负责译经工作，并解决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难题。

（2）证义。又称梵证义，与译主体量梵文，讨论经义。

（3）证文。又称梵证文，听译主高声朗诵经文，勘验其误。

（4）书字。又称度语、译语、传语，根据梵文经典，用中文写出相应的梵音，搞音译工作。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

（5）笔受。又称执笔，将梵音译成中文，搞意译工作。

（6）缀文。又称次文，由于梵、汉语言习惯不同，文字结构不同，其任务是调整文字结构，理顺文辞。

（7）参译。又称评译，将译出的汉文再翻回梵文，看其是否还符合愿意。

（8）刊定。又称校刊、铃定、总勘，刊削冗长重复的文句，使经文简炼准确。

（9）润文。又称润色，负责润色译出经文的文辞。

（10）梵呗。按照新译经文高声朗读，检验音韵是否流利、悦耳。从这套复杂的工作程序看，宋代译经是严谨而有效的。每部经典译出后，虽然仅署译主一人之名，但却出自众人之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另外，宋太宗注意发挥各类人材的专长，命梵学僧法进、常谨、清沼等人担任笔受、缀文等职，充分利用他们的外语能力；又选义学沙门十人为证义，因其比较理解佛经深意；又以光禄卿杨悦，兵部员外郎张自泊等人为润文，因这些官员皆出身儒门，有较高的中国文化修养。在译经的过程中，培养了惟净等一批精通梵文的中国僧人，通过笔受、缀文等工作的锻炼，甚至能担当主译。特别是惟净，被赐号为"光梵大师"，成为一代译经名僧。

宋太宗对法天、天息灾、施护等人领导的译经工作表示满意。雍熙元年（公元984年）一批经典译出，太宗十分欣赏，下诏刊版摹印，以广流布。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十月，宋太宗仿效唐太宗作《圣教序》的形式，亲制《新译三藏圣教序》以冠诸经之首，并令刻石于御书院。

真宗、仁宗继承太宗衣钵，继续以大量资财支持译经事业。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真宗亦制《圣教序》一篇，刻于御书院。从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起，朝廷简命中枢大员担任译经使或润文官，督责、协调译经工作。至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止，先后有宰相丁渭、王钦若、吕夷简、章得象、文彦博、参政知事宋绶、翰林学士晁迥、李维、夏竦、杨亿等人担任此职，可见朝廷的重视。

自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至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

的54年中，共译梵本1428　夹，译成中文564　卷。通观宋代所出佛经，密教经典占了绝大多数。因为当时印度国内正值密教盛行时期，新出经文自然以密教为主。显教大、小乘经籍，隋唐时代已基本译出，此时虽有部分新经出世，但数量已很少了。另外，宋代来华的印度高僧，本人大多也是密教信徒。例如施护，《宋会要辑稿·释道二》记载，他每次译经前都要先作道场：东堂西面，粉布圣坛。坛门四开，梵僧四人，各主其一，持秘密咒七昼夜。又设木坛，作圣贤位，布圣贤字轮，目曰："大法曼拿"。。。香、花、灯、涂、果实、饮食，二时供养。礼拜，旋绕，以殄魔障。

看其行事，完全是密宗的仪轨。密宗在唐开元年间就曾由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开元三大士"传入中国，因其部分理论与实践和中国儒家的纲常伦理相牴牾，故受到中国士大夫的抵制，一直没有广泛流行。唐末武宗灭佛，密宗从此便在中原地区湮没了。宋代又有大量密教经典译出，立即引起担任润文官、译经使的儒家学者的警惕，所以一些经文甫被译出，旋即举报销毁。如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译出《大乘密藏经》，发现有65　处"文义乖戾"。太宗闻讯，当即诏谕："使邪伪得行，非所以崇正法也。"勒令"当众焚毁"①。又如真宗开禧元年（公元1017年），译出《频那夜叉经》，真宗诏谕：金仙垂教，实利于含生；贝叶誊文，是资于传译。苟师承之或导，必邪正以相参，既失精详，寝成讹谬。而况荤血之祀，颇渎于真乘；厌诅之词，尤乖于妙理。方增崇尚，特示发明。其新译《频那夜叉经》四卷，不得编入藏目。自今传法院似此经文，不得翻译②。

印度密教的某些祀祭仪规，如人肉祭，精血祭，令汉人厌恶。许多诅咒仇人的密咒，被视为乖悖佛法与人为善的宗旨。特别是男女双修的无上瑜伽法，更被视为荒淫无耻，有伤圣教。可见中国社会吸收外来文化是有强烈选择性的，凡不符合中国统治需要以及社会伦理的内容，皆被拒之门外。如此筛选的结果，使许多已被译出的经典无法流行，就流行的部分看，由于密教经典讲"义理"的本不多，再加之唐中叶以后禅宗宣扬"不读经、不拜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社会上也缺乏读经的氛围。故此，宋代译经事业尽管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其社会影响却很难与唐代相比拟。

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以后，虽仍有经文陆续译出，但数量不多。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鉴于可译经籍不多，译出者又多不合中国僧俗信众的需要，遂下诏废译经院。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罢译经使、润文官，宋代官办译经事业至此结束。

宋代在译经的同时，三次大规模地编写经录。其一、由参政知事赵安仁、翰林学士杨亿等人在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73年）编出《大中祥符法宝箓》二十二卷，真宗皇帝赐名，著录了自太宗太平兴国七年至真宗大中祥符四年的三十余年间译出的经222　部，413　卷。另收中国僧人撰述11　部，160　卷。其二，宋仁宗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1年），惟净等人编出《天圣释教录》二帙，共著录前代所译经论及著作，宋代新译经论及著述602　帙，6197　卷。其三，宋仁宗景祐年间，吕夷简，宋绶等人编出《新修法宝录》，总括了宋初所译经籍1428　夹，564　卷，成为研究宋代译经事业的重要证据。

佛教传入中国后，陆续译出大量经典，开始只是辗转手抄，错讹既多，又不便于扩大流行。宋代以后，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有了很快的发展，宋代开始用于佛经的刻印，成为佛教史上一件开拓性的大事件。宋朝三百余年间，官、私刻藏一共五次。

（1）《开宝藏》，宋太祖派内史张从信等人赴益州（今四川成　都）

主持刻制，政府拨款支持。从开宝四年（公元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历时12年完成。因此藏完成于四川，故又称蜀版。此藏开始以《开元录》之经为限，约选五千余卷。后陆续增加东土撰述及《贞元录》各经，最后达到653　帙，6620　卷，《开宝藏》日后成为一切官私刻藏的共同准据。日本、高丽、契丹、西夏等国刻藏，也以此为底本。

（2）《崇宁藏》，即福州私刻东禅等觉院版，由该院住持冲真等人于

①　《宋会要辑稿·释道二》。

②　《宋会要辑稿·释道二》。

元丰初年（约公元1078年）开始募刻，至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基本完成。请得政府允许，给予《崇宁万寿大藏》之名。此后又进行了少量添补，共得564　函，5800　余卷。（3）《毗卢藏》，即福州私刻的开元寺版，由福州开元寺僧人本明、本悟、行崇等人发起劝募，当地信众蔡俊臣、陈询、陈靖、刘渐等人出资赞助，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开雕，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竣工，历时四十余年。此藏基本上依东禅版规模完成，共得595　函，1451　部，6132　卷。

（4）《圆觉版》，即潮州思溪圆觉禅院版，资金由致仕的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一家所出，从北宋政和末年开雕，在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基本完成，共得548　函，5480　卷。

（5）《碛砂藏》，即平江碛砂延圣禅寺版，此藏因绍定初年（公元1229年）大官僚赵安国独自出资刻成的《大般若经》等大部经典为首倡，后仿恩溪版定目续刻。成淳八年（公元1272年）因战火而中断。入元后续刻完成。共得591　函，6362　卷。

在中国佛教史上，宋代的刻藏比译经更有影响。唐代以后，佛教义学虽然缺少发展，但佛教理论的社会影响仍然很大，这当与佛经借助印刷术向民间广泛渗透有关。

（三）禅宗的成熟与定型禅宗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以教外别传，直指本心，见性成佛的简单法门为旗帜，与其他各家恪守印度佛教教义的流派形成鲜明的区别。禅宗的理论既符合佛教出世求解脱的基本价值取向，又抛弃了传统佛教繁琐冗长的经典和复杂罗嗦的修习仪轨，打通此岸与彼岸，以一种中国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禅宗思想能够满足社会多层次的需要，故慧能宗教改革以后不久，禅宗便迅速发展扩大，成为唐代影响较大的流派之一。唐武宗灭佛以后，其他佛教义学流派急剧衰落了，唯禅宗一家独秀，得以迅速恢复。入宋以后，禅宗成为佛门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宗派。

近代以来，宗教学界对禅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唐中叶慧能宗教改革的一段时间内，且偏重于思想史方面，对宋代禅宗史的开拓并不充分。

因而，在宗教学界，中国思想史界普遍存在着一些误解。一种看法是把禅宗看成是纯粹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产物。的确，禅宗是中国特有的佛教流派，唐末、五代一些禅宗的重要代表人物，将慧能自救自悟的思想发展到了极端，鼓吹不读经，不拜佛，不坐禅，甚至呵佛骂祖，吃肉行淫，以此来标榜自己的精神解脱。近时一些论者因此便断言禅宗是与佛教的根本精神相悖，是对传统佛教的叛离。然而，如果联系宋代禅宗史来看待慧能的宗教改革，我们不难发现，呵佛骂祖的言论只是发生在个别人身上，而且是在某种特定场合讲的。入宋以后，通过"禅、教合流"运动，禅宗自身亦发生了某种向传统复归的倾向，宋代禅门高僧多有精通佛教典籍者，华严、唯识诸宗的一些主要著作，也多是依赖禅宗门人流传。所以说禅宗的基本立场与观点，并未背离佛教发展的大方向。

另一种误解认为，慧能的《坛经》即代表了禅宗的全部精华，慧能以后中国佛教便无大的发展，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果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看，此观点亦有几分道理，《坛经》为禅宗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宋元以降，佛教中没有宗教哲学方面的著作超过《坛经》。然而，如果从宗教学的角度看，那么只能认为慧能为禅宗的发展开了一个头。禅宗所特有的"机锋"、"棒喝"、"公案"、"参话头"、"默照禅"等宗教修习仪规，恰恰是在慧能以后的五代、宋初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并通过宋代的《语录》、《灯录》记载下来，又通过"代别"、"颂古"、"评唱"等形式的"文字禅"发挥阐述，使之流传光大。其实，唐宋以降禅宗作为一个宗教流派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些启人"觉悟"的接引方式。士大夫们热衷"参禅"、"逗机锋"，而非仅仅捧读一本《坛经》。忽略了宋代禅宗史的研究，恰恰是遗落了禅宗这些特色。所以我们说，禅宗的成熟与定型是在宋代。

1。禅门各宗的谱系及其代表人物根据宋代禅僧契嵩厘定的禅宗传承谱系①，其师承可直达佛祖释迦牟尼。相传一日在灵山法会上，世尊拈一技金婆罗花示众，众门徒皆不得要领，默然不语。独大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②。这便是著名的"释迦拈花，迦叶微笑"的公案，在拈花微笑之间，便形成了禅宗的特殊的宗风，迦叶尊者成为传灯第一祖。此后这微妙心传在印度传承二十八祖，菩提达摩是西土第二十八祖，又成为传法于中国的东土初祖。当代宗教史学者指出，禅宗在印度的传承谱系完全无史可据，不过是自神其说而已。达摩以下禅宗的师承关系倒是有比较完整的史料记载，达摩、慧可、僧粲、道信、弘忍等五位祖师属于禅宗思想的酝酿时期。五祖弘忍门下禅宗分成南（慧）能北（神）秀两支，神秀的北宗因武则天的推崇而曾盛行一时，但真正使禅宗发扬光大的还是慧能及其弟子。慧能身后，南北两宗的弟子因争正统发生了激烈的论辩。慧能的弟子神会（？-公元760年）于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在河南滑县大云寺设无遮大会，公开指责北宗，为慧能争夺禅门正宗的地位。

以后几年发生了"安史之乱"，唐政府因战乱而财政拮据，命各地方政府广置戒坛，用鬻牒的"香水钱"以助军资。神会因售牒有功，受到朝廷重视，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楷定禅门宗旨，遂立神会禅师为七祖"①，从此确立了南宗的嗣法地位。在组织上，是慧能另两位弟子南岳怀让（公元677-744年）和青原行思（？-公元741年）使南宗势力大昌，迅速流遍全国。怀让传法于马祖道一（公元709-788年），道一传法于百丈怀海（公元720-814年），以后分出沩仰、临济二宗。

青原门下，则在五代形成了曹洞、云门、法眼三个派系，统称为"禅门五宗"，五宗在根本思想上没有原则差异，都是宣扬慧能直证本心，见性成佛的简单法门，只是接引学人的具体方式不同，形成"五家宗风"。入宋以后，由于得人或不得人，有的宗派兴旺发达，有的宗派勉维宗绪，有的宗派则枯萎断流了。

①　参见契嵩《传法正宗记》和《传法定祖图》。

②　《传法正宗记》卷一。

①　宗密《圆觉经大疏抄》卷三下。

（1）沩仰宗沩仰宗由沩山灵祐（公元771-853年）和仰山慧寂（公元814-890年）共同创立。关于沩仰宗的特点，当代佛教大师正果撰《禅宗大意》指出："沩仰宗的家风，审细密切，师资唱和，事理并行，体用似争而默契"②。亦即在学友斟验，师徒酬对方面，惯于用一些神秘奇特的手势、动作设置机锋，如慧寂所言："诸佛密印，岂容言乎？"③以此表达某种语言所不能阐述的神秘体验。沩仰宗在五家中创立最早，盛行于唐末五代，入宋后便告绝迹。其传承谱系如下：（2）法眼宗法眼宗创始于五代大法眼禅师清凉文益，其传承谱系如下：五代及宋初，法眼宗传至天台德韶（公元890-972年），福建龙泉人，俗姓陈。因与天台宗大师智顗同姓，又曾就学于天台门人，人称"智者再来"。曾受吴越忠懿王的崇信，且劝王遣使新罗，寻回部分天台典籍，对宋代天台宗的恢复有所贡献，德韶本人对台宗理论亦深有研究。然而他不满足于此，行脚游方，遍访善知识54人，皆不称意，最后在曹山投入文益门下，开悟于此，成为法眼宗传人。其嗣法弟子永明延寿，为宋初一代名僧。延寿（公元904-975年），俗姓王，浙江余杭人。年28时，曾为华亭（今江苏松江县）镇将，34　岁时看破红尘，弃俗出家，投于天台德韶门下，得法开悟。得法后住持过雪窦山资福寺、杭州灵隐新寺、永明寺，度弟子数千人。宋太祖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入天台山修习，戒度万余人。受德韶的影响，延寿一生诵《法华经》一万二千遍，精通经典，提倡"禅、教并重"，又归心净土，社会影响很大。延寿著《宗镜录》一百卷，广泛收集佛教经籍、语录，不分宗派，凡有助于印证佛心、佛性者，皆采辑汇编而成，是反映宋代佛教"禅、教合一"潮流的代表作。《宗镜录》完成后，延寿声名远被，高丽王见此书后，深为敬仰，遣使赠其金线织成的袈裟，紫水晶数珠，金洗罐等物，并派高丽僧36人从学于延寿门下，因而法眼宗脉远布朝鲜。由于延寿的弘传，法眼宗在宋初兴盛一时，但不久便衰落了。

（3）云门宗云门宗五代时由云门文偃禅师开创于广州云门山（今广东乳源县北）光泰禅院，至北宋发展为禅门主要流派之一。其宗谱如下：②　《禅宗大意》第58　页，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6年版。

③　智昭《人天眼目》卷四。

云门宗还有很多支系，此处从略。文偃身后三传而至雪窦重显，宗风大振。重显（公元980-1052年），俗姓李，字隐之，四川遂宁人。

投成都普安院仁铣出家，后往复州（今湖北天门）北塔寺的云门宗嗣法传人智门光祚处参学，得其启发而开悟。五年后游历四方。后住持明州（今浙江宁波）雪窦山资圣寺，于此大开法座，时人称之为雪窦重显，或云门重显。在禅宗发展史上，重显以写《颂古百则》和《拈古百则》而闻名于世。重显门下，人材济济，法裔流长，其中以嗣法弟子天衣义怀秀最为著名。圆通法秀、慧林宗本、法云善本皆出其门下。法秀传佛国惟白，著《禅门传灯录》，在社会上很有影响。

云门文偃身后另一支系德山缘密，数传而至佛日契嵩，使云门宗的声望臻于极盛。契嵩（公元1007-1072年），俗姓李，字仲灵，自号潜子，藤州镡津（今广西藤县）人。7　岁出家，14　岁受具戒，19　岁开始游方江湖。他遍参知识，广拜明师，"首常戴观音之像，而诵其号，日十万声。于是世间经书章句，不学而能"①。契嵩在瑞州（今江西高安）投入云门宗人洞山晓聪门下，成为其嗣法弟子。庆历年间，"入吴中，至钱塘，乐其湖山"②，定居于此，闭门著述。契嵩一生在佛教史上留有三件影响重大的事业。其一是著《传法正宗记》九卷，《传法定祖图》一卷，《传法正宗论》二卷，考订禅宗"西土二十八祖"传承谱系，遂成禅门定论。从释迦牟尼至达摩菩提的传灯历程，不过是禅宗自神其说的臆造。因为在印度并没有禅宗这样的佛教流派，也没有直证本心的禅法，而契嵩的工作，不过是将神话变成了历史。其二是对禅门宗经《坛经》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编，使之从1.4　万余字增至2　万余字。契嵩在改编过程中，将原来许多注释变成了正文，并分出章目。这次改编的成果就是后世较为流行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对于契嵩的"编辑"

工作，时人评价很高，认为改编前的《曹溪古本》"文字鄙里繁杂，殆不可考"，经契嵩的文字加工，"璨然皆六祖之言，不复谬矣"①。但今人对这种擅改结构式的"古籍整理"却评价很低，认为此举改变了古文献的原貌，其中一些思想的准确性也很成问题②。其三是撰写《辅教编》上、中、下三篇，释排佛之议，倡三教融合，在社会上曾产生重大影响。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契嵩将《传法正宗记》等书献与仁宗皇帝，仁宗皇帝非常重视，即敕准将其书编入大藏，并赐契嵩"明教大师"号。契嵩因此名声大振，享誉京城。但他谢绝了朝廷的挽留，退归杭州灵隐。契嵩于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圆寂，时年66　岁。后人将他的著作收编为《镡津集》十九卷。

北宋时代，由于出现了重显、契嵩等宗教大师，云门成为与临济并盛的禅门流派。宋徽宗为《建中靖国续灯录》作序时说："自南岳青原而下，分为五宗，各擅家风，应机酬对，虽建立不同，而会归则一，莫不箭锋相柱，鞭影齐施，接物利生，启悟多矣。源派演迤，枝叶扶疏，

①　陈舜愈《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

②　陈舜愈《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

①　郎简《六祖坛经序》。

②　参见郭朋《隋唐佛教》第58　页，齐鲁书社1980年版。

而云门、临济二宗，遂独盛于天下。"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当时禅门形势的一个总括。可是进入南宋，云门宗众多派系皆相继衰落了。南宋迄元，云门法系竟不得详考，被历史烟云湮没了。

（4）曹洞宗曹洞宗发于洞山良价（公元807-869年）及其弟子曹山本寂（公元840-901年）门下，宗风以绵密回互，妙用亲切著称。北宋时代曹洞宗不似沩仰、法眼之衰微，亦不如云门、临济之兴旺，然法嗣绵延，不绝如缕。两宋之际，曹洞宗因出现了一批著名禅师，地位开始上升，因而当时有"临天下，曹一角"之说。宋代曹洞法系主要不是出自嗣法的曹山本寂，而是出于旁支云居道膺（公元？-902年），其宗谱如下：①道膺六传而至芙蓉道楷（公元？-1118年），俗姓崔，山东沂水人。

其人刚正耿直，拒不结交权贵，亦不重世俗虚名。曾受诏居东京十方净因寺，后移住天宁寺。徽宗因其在禅林名声日众，赐其紫衣及"定照禅师"号，但道楷上表固辞不受，自谓"常发誓愿，不受名利，若自违素愿，何以教人"。徽宗因其频谕不从而大怒，置之大狱。有司劝道楷曰："有疾则可免罪，长老有疾乎？"道楷毅然回答："生平未敢妄语，岂敢非疾以求侥幸？平日有疾，今实无。"②道楷的言行表现了一名虔诚教徒的刚正与耿直。徽宗无奈，迫其返俗，流于缁州。从这一件小事上，也可见宋徽宗的昏庸。翌年免罪，道楷结茅于芙蓉湖，继续弘法，信众颇多。朝廷闻讯后赐其所居之寺"华严禅寺"之额，而道楷宠辱不惊，为世所重。

道楷门下出丹霞子淳（公元？-1119年），俗姓贾，剑州（今四川剑阁县）人。自幼出家，参访正道、长勤等名师，开悟于芙蓉之室，得嗣其法，住邓州（今河南邓县）丹霞寺，学众千人。子淳文学素养较高，有"颂古"、"语录"行世，是宋代"文字禅"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子淳的众多弟子中，长庐清了和天童正觉最为著名。前者法嗣源远流长，直至晚近，而后者则因作《从容录》而闻名禅门。《从容录》是以颂古的形式写成的，是公案注释性的著作，金元之际，曹洞名僧万松行秀又为之评唱，成为禅宗史上的重要著作。另外，正觉还发明了一种"默照禅"的新参法，在禅门以及宋代儒士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临济名僧宗杲认为"默照"乃是"邪禅"，有背祖师宗旨，并提倡"看话头"与之对垒，成为禅宗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南宋以后，曹洞宗不仅盛行于江南，在河北亦很活跃，金、元之际亦有名师行世。

（5）临济宗临济宗是禅门最发达，影响力也最大的流派。特别是入宋以后，禅宗是佛教中的最大流派，而临济宗又是禅宗主干。临济宗由临济义玄（公元？-867年）禅师所创，其宗风素以机用峻烈而著称，后世弟子常用单

①　参见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卷三第44　页。

②　参见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卷三第42　页。

刀直入、棒喝交驰、虎骤龙奔、星驰电掣、卷舒纵擒、杀活自在、剿绝情识、使其开悟等字眼形容临济祖师教学的特点，可见临济宗将慧能南禅"单提直指"的宗旨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此外，义玄还发明了"三玄三要"、"四宾主"、"四料简"等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善于启发学人智慧，因而使投奔者日众，逐渐超过了禅宗的其他几家。入宋以后，临济门内人材辈出，群星闪烁，在北宋一度又分出杨岐、黄龙两派。与原先五家并列，当时便有了"五家七宗"之说。两宋之际，杨岐派继续发扬光大，黄龙宗绪却逐渐衰歇，杨岐成为临济正宗。临济宗的师承谱系主干如下：①善昭（公元947-1024年）是宋代临济宗的第一个重要人物，俗姓俞，山西太原人。14　岁时，父母见弃，因"孤苦厌世相，剃发受具"。

出家后游方参禅，遍访知识，长达30年之久，"历诸方，见老宿者七十有一人，皆妙得其家风"。最后当他见到临济宗传人首山省念之后，"大悟言下"，成为临济宗的嗣法传人。淳化四年（公元993年）首山逝世后，道俗千余人迎请他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大开法座，弟子众多，故后人尊他为汾阳善昭。在青年时代长期的游方生涯中，善昭广泛接触教内各派义学名僧，并与社会上儒门高士广泛交游，因而宗教理论修养和文学修养都要高于同时期的其他禅师。他重视历代祖师所留的"机锋"、"公案"，认为这是传佛心印，开示后学的重要手段。可是顾虑"机锋"、"公案"时过境迁，后人不易看懂，故他作"代别"、"颂古"为之阐释、发挥。因而善昭成为宋代"文字禅"的早期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并影响了宋代临济宗风。

善昭传法于石霜楚圆（公元986-1040年），楚圆俗姓李，全州（今湖南全州）人。少习儒业，希求科举出身，22　岁时始出家修行，受具戒后往谒汾阳善昭禅师，依住两年，开口便遭詈骂，申诉即遭杖逐。一日楚圆又欲张口申辩，善昭以手掩其口，楚圆一时大悟，原来禅机不可言传，临济之道超出常情。开悟后继续出游，后陆续住持一些寺院，开堂说法，弟子云集，景祐末年，主持潭州石霜山崇胜寺，因此而得号。临济宗从楚圆门下开始生出杨岐、黄龙两个著名支系。

杨岐一系在宋代有影响的人物较多，宗风甚盛，其代表人物是方会、克勤和宗杲。不过，后世传杨岐法系的不是在思想理论上称名于世的宗杲，而是虎丘绍隆。

方会（公元992-1046年），俗姓冷，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

20　岁时因经管钱粮出了问题，逃入筠州九峰山剃度出家。每阅经闻法，心领神会。后学禅，参于石霜楚圆门下，楚圆命其总管院事。每次咨参，

①　参见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卷三第46　页。郭朋《宋元佛教》第36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楚圆总是用库司、监寺等繁杂事务叉开话头，方会大惑不解。一日，石霜外出逢雨，方会将其劫于小径之上，扭其臂曰："这老汉今日须与我说，不说打你去。"然楚圆仍然说："监寺知是般事便休。"①语未休，方会豁然大悟，拜倒在泥地之中，原来大道即在日用常行之间。开悟后辞别九峰，迁于袁州杨岐山"开堂说法"，举扬一家宗风，故后世人称"杨岐方会"，他所开创的宗派也称为"杨岐派"。方会的思想被弟子收集在《杨岐方会和尚语录》和《杨岐方会和尚后录》中，并被收编入《古尊宿语录》中。

方会继承了慧能"只汝自心，更无别佛"①的思想，他认为："只个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物"②。心既是成佛的根据，又是世界的本源。同时，他又将禅宗的思想与华严宗的思想相糅合，提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尘才举，大地全收。"③这里，他用华严宗"一多相即"，"于一尘中微细国土庄严清净旷然安住"④的观念，来解释心与万物相互含摄，体用不二的关系，使禅宗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更富有理论色彩。

在禅法方面，方会兼领临济、云门两家的风格，提纲挈领与云门文偃相似，机锋勘验又似临济义玄。方会提出"四一"口诀作为传法宗旨。

杨岐一要，千圣同妙，布施大众，果然失照！

杨岐一言，随方就圆，若也拟议，十万八千！

杨岐一语，呵佛叱祖，明眼人前，不得错举！

杨岐一句，急著眼觑，长连床上，拈匙把著！⑤这里"一要"、"一言"、"一语"、"一句"皆是禅机，联系方会的其他思想看，其宗旨重在一切现成，"千圣同妙"，"随方就圆"，不过是讲人人心中皆有佛性，凡圣无别；心尘互为缘起，万法生于一心，方圆无碍。因此佛法即在世间，"呵佛叱祖"，"拈匙把著"即得开悟。

克勤（公元1063-1135年），字无著，俗姓骆，彭州崇宁（今四川成都附近）人。18　岁出家，先习经论，因"窥其奥以为不足"，转习禅宗，投入方会的再传弟子法演门下。据说一日拜谒法演，因闻其诵"小艳诗"曰："频呼小玉原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豁然开悟，深得法演赏识，令其"分座说法"。法演门下人材济济，而"演门二勤一远（即佛鉴慧勤，佛眼清远，佛果克勤），声价籍甚，丛林谓之三杰"。宋徽宗崇宁（公元1102-1106年）初年，克勤因母病返回四川，住持成都昭觉寺。不久谢职去荆州，因与宰相张商英谈论《华严经》，张深为佩服，称其为"僧中管仲"，可见克勤也是禅教皆通的人物。以后，沣州刺史延请克勤住持夹山灵泉院。政和（公元1111-1117年）末年奉旨住持金陵蒋山，宣和（1119-1125年）中再奉诏住持京城天宁寺。此时克勤已名冠丛林，徽宗赐号"圆悟禅师"。以后爆发了宋金战争，克勤避乱入川，再次住持昭觉寺，直至圆寂。由于克勤精通佛学典籍，且有较高文

①　参见正果《禅宗大意》。

①　《坛经·机缘品》。

②　《古尊宿语录》卷一九《杨岐方会和尚语录》。

③　《古尊宿语录》卷一九《杨岐方会和尚语录》。

④　法藏《华严经旨归》。

⑤　《古尊宿语录》卷一九《杨岐方会和尚语录》。

化素养，身后留有大量宗教著作，其中以《碧岩集》和《击节录》最为著名，前者是对雪窦重显《颂古百则》的"评唱"，后者是对重显《拈古百则》的"击节"。"评唱"与"击节"是克勤发明的"文字禅"的两种新形式，特别是《碧岩集》将公案、颂文、经论引证、作者的发挥融为一体，对于后学钻研公案、开悟智慧很有帮助，被丛林目为"至学"，将宋代"文字禅"推向了高峰。此外，还有《圆悟佛果禅师语录》二十卷行世。克勤有重要弟子75人，其中径山宗杲和虎丘绍隆最为有名。

宗杲（公元1089-1163年），俗姓奚，宜州宁国（今安徽宣城）人。

17　岁出家，同年受具戒。宗杲出家后先在景德寺学习禅宗经典，喜欢各种语录，特别是云门文偃的语录。两年后开始游方参学，先入曹洞之门，就学于芙蓉道楷的弟子瑞州微和尚，"曹洞宗旨，一时参得"。但是他不满足于曹洞丁细绵密的宗风，更欣赏临济的简捷峻烈。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他投入泐潭山宝峰寺湛堂文准门下。文准是临济黄龙派传人克文的弟子。6年中宗杲追随文准左右，学习黄龙家法，习作颂古、拈古、小参、普说，深得文准赏识。文准临终之时，嘱咐宗杲去投奔名冠丛林的佛果克勤。经宰相张商英推荐，他在京都天宁寺投于克勤门下。因此时宗杲已有较高的宗教修养，故一月后克勤便命他"俾掌记室，分座训徒"。不久战争爆发，宋室南迁，宗杲也辗转于江苏、江西、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弘扬佛法。他住持杭州经山能仁寺时，僧众多达1700　余人，"宗风大振，号临济再兴"。宗杲虽为出家之人，但仍怀有炽热的忠君爱国之情，他常讲："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①。他激烈反对秦桧的投降卖国活动，与抗战派官员张九成、张商英、张浚等人广泛结交，终于卷进了政治旋涡，受到秦桧的陷害，先后发配充军衡州（今湖南衡阳）、梅州（今广东梅县），受尽折磨，直至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遇赦，才恢复僧人身份。宗杲晚年先后住持浙江阿育王寺和径山寺。此时他已饮誉禅门，是江南著名的宗教领袖。孝宗赐其"大慧禅师号，以为褒宠"。他逝世后再谥号"普觉"，抗战名臣张浚为撰《塔铭》。

宗杲一生出入禅门数家，洞识各家宗旨。他善于说禅，特别强调处处体会禅的境界，随机开悟，反对执着于某一种形式。因此他曾公开焚毁其师克勤的《碧岩集》，"虑其后人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捿，由是火之，以救斯弊也"②。但是在当时整个"文字禅"的大潮流中，他不可能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字禅"。他自己不仅写过"颂古一百一十首"，而且从禅门各家中选编了一部语录集，名《正法眼藏》，流行后世。特别是他提倡"看话头"，反对曹洞宗人正觉的"默照禅"，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后世临济宗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形式。宗杲在世时即有嗣法弟子84人，前往参学者不计其数，不过其后学流传数世而衰。倒是宗杲的同学虎丘绍隆（公元1078-1136年）法裔传承不绝。

黄龙派是从石霜楚圆门下分出的另一支系，在北宋时与杨歧派同样兴盛，对禅宗组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不过，黄龙派禅师只是坚持临济义玄的禅风，在形式上缺少发展，因此数传之后宗门渐衰，临济正统的

①　《大慧语录》卷二四，《法语、示成机宜》。

②　元·布陵《重刻圆悟禅师〈碧岩集〉后序》。

地位被杨岐派夺得。

慧南（公元1002-1069年），俗姓章，信州玉山（今江西王山）人。

11　岁出家，19　岁受具戒。先随泐潭怀澄禅师学习云门禅，受其印可，令其分座接物，名振一方。后与临济宗人云峰文悦同游，经文悦推荐，投入石霜楚圆门下。受楚圆印证后，先后住持同安（今福建同安县）崇胜禅院、庐山归宗寺等名刹。从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始，常住洪州（今江西南昌）黄龙山崇恩禅院，开创了临济宗的黄龙派。慧南接引参禅者，经常提出三个问题，被丛林目为"黄龙三关"：师室中常问僧出家所以，乡关来历，复扣云："人人尽有生缘处，哪个是上座生缘处？"又复当机问答，正驰锋辨，却复伸手云："我手何似佛手？"又问诸方参请宗师所得，却复垂脚云："我脚何似驴脚？"三十余年，示此三问，往往学者，多不凑机，丛林目为三关。①"生缘"、"佛手"、"驴脚"即是三关。这是三个不能直接从字面上回答的问题，乃是为了提示学者，禅境不可言传，本心佛性离言别相，因此不能拘泥于经典文字，而需参禅者自证自悟。慧南在提这三个问题时，对于各种回答都不予以理会。

南禅师。。以佛手、驴脚、生缘语问学者，答者甚众。南公瞑目如入定，未尝可否之。学者趋出，竟莫知其是非。①对此，慧南如此解释：公曰："已过关者，掉臂径去，安知有关吏。从关吏问可否，此未透关者也。"②真正自悟者如同过关人，明了禅宗的道理，已有了禅境的直观体验，早已将关吏置于脑后，无需再作任何说明。而请教关吏者正是未透关人，然禅理又非语言所可诠解，故也不能给予任何说明。因此"黄龙三关"

便成为一个真正的哑谜。

从理论上看，慧南也属于"真如缘起论"者，认为"尘即真如"，"理事不碍"，佛性不离人心庶物。他说："智海无性，因觉妄以成凡；觉妄元虚，即凡心而见佛。"③凡、佛之分，只在迷、悟之间。所以众生与佛无别，皆有佛性，关键在于能够返观自悟。"黄龙三关"中的"佛手"、"驴脚"，即含有凡圣无别，自他无二的观点。"黄龙三关"与慧南的基本佛学思想也是一至的，因此才被他固化成一种普遍的模式，接引一切学人。

克文（公元1025-1102年），俗姓郑，自幼出家，游学四方，"贤首、慈恩，性、相二宗，凡大经论，咸造其微"④，对佛教诸宗的理论皆有所了解。后投于黄龙慧南门下，受其印可。当时慧南以黄龙山为基地，已建立了庞大的僧团，嗣法弟子即达83人之多。而克文"兼古宗师之美而全有之，可谓集厥大成，光于佛祖"⑤。慧南死后，克文继承了黄龙山

①　《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七。

①　宋·慧洪《林间录》上。

②　宋·慧洪《林间录》上。

③　《续古尊宿语录》卷一。

④　宋·惠洪《云庵真净和尚行状》，见《石门文字禅》卷三○。

⑤　宋·惠洪《云庵真净和尚行状》，见《石门文字禅》卷三○。

祖庭，在江南名震宗门。朝廷曾赐"紫方袍"和"真净大师"号，以示褒奖。克文与王安石、苏辙等人交谊甚厚，博得王、苏二公赞誉。

在理论上，克文将"真如缘起论"发挥到了极致。他说：法法本然，心心本佛。官也、私也，僧也、俗也，智也、愚也，凡也、圣也，天也、地也，悟则视同一宗，迷则千差万别。①在克文看来，世上千差万别的事物，皆以真如为本体，"不必更分彼此，同是一真法界"②。觉悟者要洞视这些差别，不执着于世俗的功名利禄，贵贱智愚，"各以妙明心印印之，则王事，民事，一一明了，一一无差别"③。他将华严宗的"圆融"与禅宗的"心法"相结合，将社会上的一切差别，矛盾都消融在心中，如此便可获得涅槃觉悟了。克文身后，门徒数百，嗣法弟子38人，扩大了黄龙派的势力。在克文弟子中，兜率从悦（公元1044-1091年），泐潭文准（公元1061-1115年）和清凉慧洪（公元1071-1128年）最为著名。其中慧洪是宋代杰出的宗教史学家，所著《禅林僧宝传》、《林间录》，都是后人研究禅宗史不可或缺的资料。但再往下黄龙派著名僧人便不多了。

以上，简单描述了禅宗流布的历史线索。以下几小节，着重对宋代禅宗思想发展的行程进行一些评述。

2。延寿与"禅、教合一"的潮流"禅、教合一"之"禅"指禅宗各个流派，"教"则指注重修习佛教经典的各个宗派，包括天台、华严、唯识、俱舍诸家。慧能的宗教改革以后，禅宗各派皆以"教外别传"自我标榜，不读经、不拜佛、不习禅，唯求自证本心，宣扬见性成佛。禅宗的兴盛可以视为佛教史上一场"禅、教分离"运动。汉魏以来，中国僧人盲目崇拜佛祖、迷信经文，殚精竭虑于译经、注经、读经，结果陷入繁琐的佛教教义而不可自拔，反而忽视了自身求解脱的主观能动性。南禅初创之时，慧能、希迁、道一、义玄等大师对佛教典籍持强烈的拒斥态度，并非对经典本身的否定，而是对盲目迷信经典词句的否定。义玄"呵佛骂祖"亦不是对佛祖的詈骂，而是对膜拜泥像木胎不能自救者的一种警醒。因此可以说，慧能的宗教改革，是对释迦牟尼创教时无所羁縻的批判精神的一种回归，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注入了生机。

然而，矫枉往往过正。禅宗过份凸显了个体的觉悟，反对拘泥经教，结果导致禅门各种极端现象的发生。有的禅师为了说明"一真法界，凡圣无碍"的境界，作偈云："饮酒食肉，不碍菩提；行盗行淫，无妨般若"①。为了表示他们"事事无碍，如意自在"的行由，于是"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出淫妨，未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②。甚至一些著名禅师的垂示公案，亦难免引出一些误解。例如大慧宗杲，有一女弟子名无著。一次道颜和尚前去参见，无著问他以"世法相见"还是以"佛

①　《古尊宿语录》卷四三。

②　《续古尊宿语录》卷二。

③　《古尊宿语录》卷四三。

①　《永明禅师垂诫》，见《大正藏》卷四八。

②　《续古尊宿语录》卷二《真净文禅师语录》。

法相见"？道颜答，要以"佛法相见"。于是无著要道颜"却去左右"，单独相见。

师至帐前，见著寸丝不挂，仰卧于床。师指曰："者里是什么去处？"

著曰："三世诸佛，六代祖师，天下老和尚，皆从此中出！"师曰："还许老僧入否？"著曰："者里不度驴，度马。"③极度思想解放的"彻论"，有时也会成为某些浅薄之徒肆行无忌的凭依。五代至宋，禅门确实存在戒律松散的现象，致使沙门丑行屡见不鲜，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侧目和误解。

需要有一套严格的戒律维系僧团的行动统一。禅门五家各自发展出一套接引学者的"机锋"。这些"机锋"、"棒喝"对于苦苦追求佛教解脱之途，了解佛教基本义理而又尚未升华者，确有画龙点睛，发聩振聋之效。但若不分对象，不计场合地卖弄机锋，胡棒乱喝，也会闹出笑话。如《景德传灯录》卷六《怀海传》记载了如下一则"公案"：因普请地，忽有一僧闻饭鼓鸣，举起头，大笑便归。师云："俊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师归院，乃唤其僧问："适来见什么道理，便凭么？"对云："适来只闻鼓声动，归吃饭去来。"师乃笑。

因禅宗以简单法门传世，故入道者多有一些没有文化，甚至仅为一餐"窜籍僧门"的贫苦农民。不管是什么样的"机锋"、"棒喝"，也很难从他们脑袋中敲出"佛理"。因此，禅宗所谓的"教外别传"，也必须有一批基本理论著作来维系其思想内涵，"开悟"必须建立在对这些理论的理解基础上。

正是禅宗自身理论与组织发展的需要，促使永明延寿在宋初出来呼吁"禅教合一"。延寿虽属法眼宗人，但其师天台德韶因活动地域的关系，对天台教观深有研究。延寿在其门下也受过较多的佛教义学理论的薰陶，深知理论的重要性。延寿对五代及宋初禅门文化素质下降，拒斥经典，师心自用，盲参瞎棒的情况十分不满。他指斥说：近代或有滥参禅门不得旨者，。。并此指鹿为马，期悟遭迷，执影是真，以病为法。①这些异端分子毁金口所说之正典，拔圆因助道之修行。②发狂慧而守痴禅，迷方便而违宗旨。③离开了佛经昭示的正因法眼，所谓的"开悟"只能是"指鹿为马，执影是真，以病为法"，越修越偏，越证越迷。为了纠正禅门陋习，延寿强调：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④他首先肯定佛教经籍的意义。经既出自佛口，必不会违背佛意。禅宗虽以传佛心自我标榜，但也没有理由反对标有"佛说"的经文。进而他又肯定了读经以证心的活动。

从上非是一向不许看教，恐虑不详佛语，随文生解，失于佛意，以

①　《宗镜录》卷二五。

②　《宗镜录》卷一五。

③④负初心。若因诠得旨，。。直了佛心，（看教读经）又有何过？只如药山和尚，一生看《大涅■经》，手不释卷。且如西天上代二十八祖，此土六祖，。。并博通经论，圆悟自心，所有示徒，皆引诚证，终不出自胸臆，妄有指陈。⑤慧能等禅宗大师不让门徒读经，是怕他们拘泥文句，不入经意，望文生意，有失佛陀本意，并非绝对不许读经书。药山惟严大师，便一生苦读《大涅■经》。达摩大师，以《楞伽经》为宗经传教，至道信大师，又以《金刚经》证心。其实历代禅师所示心意，都有广博的经论作为确实的依据，绝非师心自用。延寿因此得出结论：所以凡称知识，法尔须明佛语印可自心，若不与了义一乘圆教相应，设证圣果，亦非究竟。①凡禅门大德称善知识者，所印可之心，须与教典相符合，否则便不具有终极的真理性。这样，延寿便明确提出了禅、教并重，以教证心的主张。其主张表面上看与慧能提倡的不读经，不拜师的改革主张相矛盾，实则是对禅宗初祖达摩大师"理入"方法的复归。达摩讲："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者理入，二者行入。理入者，谓藉教悟宗。"②延寿所言，亦是"藉教悟宗"之意。

为了达到融合禅、教的目的，延寿选择大乘佛经120　种，祖师语录120　种，圣贤集60　种，编成长篇巨著《宗镜录》100　卷。关于该书的结构，他介绍说：分为百卷，大约三章。先立正宗，以为归趣。次申问答，用去疑猜。

后引真诠，成其圆悟。③1-60　卷为第一章，正面引述佛祖经典，以阐佛教归旨。61-93　卷为问答章，自设宾主，解释疑难。最后7　章为证引章，以诠圆悟。在阐述《宗镜录》的宗旨时，延寿讲：今详佛祖大意，经论正宗，削去繁文。唯搜要旨，假申问答，广引证明。举一心为"宗"，照万法为"镜"，编联古制之深意，撮略宝藏之圆诠，同此显扬，称之曰"录"。④也就是说以"心"为"宗"，以佛、祖经、论为"镜"，相互发挥，以显涅槃之正道。

都三百本之微言，总一佛乘之真训。可谓举一字而摄无边教海，立一理而收无尽真诠。一一标宗，同龙宫之遍觉；重重引证，若鹫岭之亲闻。①他自信自己一部《宗镜录》，可以尽摄300　部佛教经论之微言，统领佛经无边之教海，使人读之，若灵鹫峰前亲闻佛语。

延寿编纂《宗镜录》，证引佛经、语录、圣贤集三百余部，充分显示了他知识的广博。然而他广证博引，意在"藉教悟宗"，而非前代经⑤　《宗镜录》卷一。

①　《宗镜录》卷一。

②　《宗镜录序》。

③　《宗镜录序》。

④　《宗镜录序》。

①　《宗镜录》卷九四。

师之训诂、考释。我们知道，所谓"经是佛语"并不十分确切。释迦在世也是不立文字，单用口传。最初的小乘经典都是在释迦逝世后，由他的弟子在几次"集结"中回忆、背诵出来，笔录而成的，其中自难免加入背诵者个人的发挥和理解。至于后世广为流传的大乘经典，则绝非出自一人、一派之手。故浩瀚的佛教经典中，存在着空、有、性、相诸宗的矛盾，必然是岐义纷呈。因而一部语录根本无法"总一佛乘之真训"。然而延寿毕竟是一名崇信"直证本心"的禅僧，他相信一心为万法的本源，他讲：何谓一心？谓真妄、净染一切诸法无二之性，故名为一。此无二处，诸法中实，不同虚空，性自神解，故名为心。②从真心一元论的立场看，心乃万化之源，一真之本。真妄、净染一切诸法，皆出于心。所以"此一心法，理事圆备"③。在主观唯心主义者看来，世界也很简单，客观世界都存在于主体观念之中，都依赖主体而存在。以此观点看待传统的佛教经籍，那么各部佛经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阐明"本心"而已。因此《宗镜录》"以心为宗"、"以法为镜"，所引诸经，皆为诠显本心。

详夫心者，非真妄、有无之所辨，岂文言句义之能述乎？然众圣歌咏，往哲诠量，非不洞明，为物故耳。是以迁途异说，随顺机宜，无不指一法而已。故《般若》唯言无二，《法华》但说一乘，《思益》平等如之，《华严》纯真法思，《圆觉》建立一切，《楞严》含裹十方，《大乘》染净圆通，《宝积》根尘泯合，《涅槃》咸安秘藏，《净名》无非道场。统摄包含，事无不尽；笼罗该括，理无不归。是以一法千名，应缘立号，不可滞方便之说，迷随事之名。谓众生非真，诸佛是实。若悟一法，万法圆通。尘劫凝滞，当下冰消。无边妙义，一时通尽。深彻法源之底，洞深诸佛之机，优游法界，遍历道场。①由于诸经都是从不同方向阐释本心，故只要于一法悟入，便可圆通万法，深彻佛机，顿见心中真如。在这里，延寿对佛经的态度是非常中国化的，充满了实用理性精神。凡于印证本心有用，即可信手拈来，用他的话讲：欲知法要，心是十二部经（佛教徒将全部佛经按其体例、内容分成十二大类，通称十二部经）之根本，。。但守一心，一切诸法，无有缺少；一切法行，不出自心。②很明显，延寿广辑经文，目的在于"以经注心"，他提倡"禅教合一"，最终还是以禅为主的。

延寿呼吁"禅、教合一"，在宋初的禅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宋代禅门大德，不论是否呼应他的主张，但实际上都采纳了他的建议，使"禅、教合一"形成一股潮流。在宋禅的语录、著述中，明显地表现出采纳华严、唯识、天台诸家之说，融汇禅、教的倾向。例如杨岐宗创始人方会，大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尘才举，大地全收"，这就是②　《宗镜录》卷二。

③　《宗镜录》卷二。

①　延寿《唯心诀》，见《大正藏》卷四八。

②　《宗镜录》卷二。

《华严经》中"于一毫端，现宝王刹"，一多相摄之意。又如黄龙宗嗣法传人宝峰克文，大谈"目前森罗万象，。。同是一真法界"①。"性真妙明，常住世间；清净本然，周遍法界。"②在其中可以看到《法华经》的影子。

"禅、教合一"的潮流，表面上看背离了南禅宗旨，但实质上则是禅宗发展史上的否定之否定运动。宋禅重提读经，不过是印证本心而已，不会再陷入经海不能自拔。同时，返回传统的潮流对禅宗的进一步发展也大有益处，它提高了禅僧的素质，以经教重新规范了僧人的言行，防止了沙门因主观意识极度膨胀而引起的蜕化变质。所以不能把宋禅的"禅教合一"潮流简单地视为穷途末路，黔驴技穷。

3。从"内证禅"到"文字禅"

慧能创宗，以"不立文字"为旗帜，他强调："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③。自返本心，见性成佛。而且觉悟完全是一个个性化的过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旁人不可替代。故禅宗认为祖师不可直接告诉学人如何觉悟，而只能随机应变，随缘而化，教学方法并无固定模式可寻，所以不能形成文字。祖师的思想一旦形成文字，反而会成为妨碍后学参悟的绳索。因而唐代禅宗特别讲究内证，人称为"内证禅"。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某一种宗教流派要想形成独立的风格，完全回避文字也是办不到的。入宋以后，禅宗的面貌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内证禅"逐步演变成了"文字禅"，从"不立文字"演变成了"不离文字"，由此形成宋禅与唐禅的显著区别。本节便简略描述文字禅形成的曲折过程，展示其特点，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1）机锋与公案所谓机锋，是禅宗在唐宋之际形成的一种区别于其他宗派的、新颖独特的教学方法。其法由六祖慧能开其倪端，据《祖堂集》记载：怀让去见慧能，六祖劈头便问："什么物与摩来？"怀让答道："说似一物即不中在。"①这种文不及意的问答便成为日后禅门机锋的滥觞，表达了一种言语所不能描述的禅境。以后经青原、南岳、马祖、百丈、黄檗、临济等大师的发挥，这种教学方法更趋成熟。从中唐开始，禅门形成了"行脚参禅"的风尚，禅师们四出流动，广拜名师。当时的禅僧不分高低贵贱，皆需游方参禅，因此禅的体验不仅限于师的一方，而是发生在宾主问答之间。客主相逢，主不知宾的觉悟水平，宾不知主的道行法力，但限于内证、自悟的禅宗法门，又不能直接发问，故宾主之间往往用一些语义含蓄的话语互相试探对方，看看彼此智识的深浅，能否心心相印，从此形成了所谓的"机用"。问答契机，留下受教，话不投机，掉头便走，另游他方。临济宗的"四宾主"、"四照用"，曹洞宗的"五位君臣"，皆是在师徒酬答的场景中形成的。即使留在某一禅师门下习禅，禅师的教法也不同于义学沙门，不是讲论经文意蕴，而是以"机语"启

①　《古尊宿语录》卷四三。

②　《古尊宿语录》卷四三。

③　《坛经·般若品》。

①　南唐·静筠《祖堂集》卷三。

人。中国儒学教育方法，即强调"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讲究教师施教的时机问题。传统佛教的教授法，也有"契机"的术语，此一"机"又包含了时机，机遇之意。上述关于"机"的思想，禅宗大师加以活泼运用，指物说法，启人智慧，如庖丁解牛，快如锋刃，直透胸臆，所以又称为"机锋"。

禅宗的机锋本身又是灵活多样的，有时是言辞的问答，有时是一两个动作，有时则是一棒、一喝。随机任运，不拘一格。机锋在问答上的运用，或肯定，或否定，或答非所问，匪夷所思，完全无成法可循。由于禅师自身文化素质、社会经历、个人风格不同，有的机锋含蓄生动，有的机锋粗俗直率，嘻笑怒骂，皆蕴禅机，其目的都在于引起参禅者的怀疑，思索，自参自悟。例如马祖道一当年投入南岳怀让门下，结庵而居，常闭目坐禅。怀让前往问曰："大德坐禅图什么？"道一答："图作佛。"怀让乃取一砖在彼庵前石上磨。道一问："磨石作么？"怀让答："磨作镜。"道一谔然，曰："磨砖岂能作镜？"怀让乘机开示道："磨砖既不能成镜，坐禅岂得成佛？"道一顿时恍然大悟，明白了禅门宗旨在于明心见性，而不在于坐禅的形式①。又如云门文偃，一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曰："面南看北斗。"②佛法大意，本是一个只可意参，不可外求的问题。如果硬是从他人处寻求现成答案，就如同向南天中找北斗一样，劳而无功。此则机锋是告诉学僧，要向内用功，反身内省，佛性自见。对于一些迷悟较深，惑念难除者，禅宗又主张用一些迅雷不及掩耳的粗暴手段剿绝情识，使参者幡然省悟。五家之中，尤以临济宗善用"棒喝"的手段。义玄解"喝"曰："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师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③参禅者提出一些错误的问题，师傅厉声断喝，如"金刚王宝剑"，直刺对方要害，使之惊醒。喝之无效，便有拳脚相加，给予更大的刺激。如义玄门下有一位被称为"定上座"的学僧，一次提问："如何是佛法大意？"临济跳下绳床，一手把他抓住，打了一巴掌，随即将他推开。"定上座"受此刺激，先是惊呆不知所措，继而豁然开悟①。"棒喝"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机锋，造成习禅者"思维急转弯"，舍迷入真，获得般若智慧。唐末及五代，禅门各宗皆注重以机锋教人，故而形成内证禅的一大特色。

佛教中的义学宗派，都有自己依据的经典。他们往往用"判教"的形式将佛门典籍排成系统，用以判别理论是非。禅宗强调"内证"，完全以自己参究的体验作为传道的依凭，经文不过是"以经注心"的工具，因此历代祖师临机垂示弟子的一些独具特色的"机锋"，便被后学记载下来，视为禅门判别是非，维系宗风的根据，宋代佛果克勤禅师云："古人事不获己，对机垂示，后人唤作公案。"②公案者，如公门之案牍，政府之律令，在禅门内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可以断是非，启

①　《古尊宿语录》卷六。

②　《五灯会元》。

③　《五灯会元》卷十一。

①　《五灯会元》卷十一。

②　《碧岩集》卷九八。

迷悟。后代禅宗的发展，很大程度便是由公案的弘传来推动的，并在传承公案，研究公案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禅风。

（2）《语录》和《灯录》禅宗大师开悟弟子，多不著文立说。或者"开堂"说法，或者在日常生活中随机开示，话头信手拈来，用过即刻丢开，如同"得鱼忘筌"，"得兔忘蹄"。然而有些机锋鞭辟入里，妙语解颐，言辞清新隽永，令人永不释怀。于是有些弟子便将宗师垂示的这些话头记录下来，辗转传抄，形成了所谓的《语录》。唐末五代，便开始有一些《语录》作为某些大师的专集问世，禅宗开始由内证禅向文字禅迈出了第一步。入宋以后，收编语录之风更盛，除著名禅师个人语录外，开始有大部头语录编纂问世，其中著名者有：《古尊宿语录》四十八卷颐藏主集《续古尊宿语录》六卷师明集《人天眼目》六卷智昭集《正法眼藏》六卷宗杲集这些综合性的语录集，精选了慧能以下几十位禅师的"机锋"与"公案"，供后学参悟。

除了《语录》，宋禅还大量编写《灯录》。《灯录》是一种记言体的禅宗史传，由于它重记言而不重记行，故不同于以前产生的僧传。书中的内容多是从历代禅师的《语录》中选编出来，按各宗传法世系排列。灯能照暗，禅宗谓以法传人譬犹传灯，传灯录因此而得名。唐代便已有《语录》流行，而《灯录》则完全是宋禅的发明。宋代著名的《灯录》有：《景德传灯录》三十卷道原撰《天圣广灯录》三十卷李遵勗编《建中靖国续灯录》三十卷惟白集《联灯会要》三十卷悟明集《嘉泰普灯录》三十卷正受集《五灯会元》二十卷普济编景德、天圣、建中靖国、嘉泰皆为成书之年号，每部《灯录》都是收集了释迦佛祖、西土二十八祖、东土六祖、慧能以下至近世历代禅师的机锋、语要，除随时代发展有所增添外，内容大量重复。于是又有普济和尚将前五部《灯录》共150　卷，洋洋数千万言压缩为20　卷，定名为《五灯会元》，内容相对精炼，流传也更广些。

大量《语录》、《灯录》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禅宗的风格。唐代禅宗质朴少文，"不立文字"，宋代禅宗则连篇累牍，追求文辞华美。正如《文献通考》作者、元朝人马瑞临所言：（禅宗）本初自谓直接人心，不立文字。今四灯（指景德、天圣、建中靖国、嘉泰）一百二十卷，数千万言，乃正不离文字耳。①（3）代别《语录》、《灯录》记载了历代禅师开示弟子的"机锋"，"禅语"，但"机锋"都是因材施教，触景生情之作，并无普遍规则可寻，时过境

①　《文献通考》卷二二七《经籍》五四《子·释氏》。

迁，后人对其中蕴含的内容便往往不得要领，无从悟入了。故宋代"文字禅"在《语录》、《灯录》等记录性文字的基础上，又发展出研究、注释性的文字，主要形式包括"代别"、"颂古"、"拈古"、"评唱"、"击节"。这几种形式的著作都是围绕古代禅师遗留的"古则公案"展开，从此，宋禅的证悟功夫从注重日常生活的实践，重新转向了书本，真正成为"文字禅"。本小节首先介绍"代别"。

"代别"是"文字禅"的一种早期形式，是"代语"和"别语"的复合词，为宋代禅僧对前代"公案"所加的简单评价和发挥。所谓"代语"是指："公案"中记载着禅宗师徒间的问答机锋，禅师问一句，弟子回答不出，或答之不确，宋代禅僧便代他回答，故称为"代语"。所谓"别语"是指：公案中原有答语，宋禅认为答之不善，故以别的语言加以置换，故称为"别语"。宋初善作"代别"的禅师善昭曾为之下一定义曰：室中请益，古人公案未尽善者，请以代之；语不格者，请以别之，目之为代别。②总之，"代别"是对"公案"的一种修正性解释。

宋初云门宗语录中多有代语，别语，故一般认为"代别"之作始于云门。然而代表"代别"最高成就者，则是临济宗人善昭。善昭（公元947-1024年）俗姓俞，山西太原人。14　岁出家，受具戒后四出游方参禅，遍访大德，最后投于临济宗师首山省念门下"开悟"，并受到省念的器重，成为嗣法传人。故后世称善昭为"临济五世嫡孙"。但是善昭的思想又不仅仅限于临济一家，三十余年的游方生涯使他对禅门诸宗及其他宗派的理论都有所了解，"汾州无德禅师，示徒多谈洞山五位，临济三玄，至作《广智歌》，明十五家宗风，岂非视后进惰于参寻，得少为警以偏参耶？"①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以后，善昭结束了三十余年的游方生活，长住汾州（今山西吉县）太平寺，"宴坐一榻，足不越阃者三十年"②，化导众生，名声大振，人称"汾州无德禅师"。

善昭教人，极为重视历代禅师留下的"机锋"和"古则公案"。他讲：大觉世尊于多子塔前分半座，告摩诃迦叶云：吾有清净法眼，涅■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将付嘱汝，汝当继布，勿使断绝。如是辗转，西天二十八祖，唐来六祖，诸方老和尚，齐展机锋，以为内护。及付嘱国王、大臣、有力檀信，以为外护。③机锋、公案乃是禅门师徒传佛心的手段，他以此来教禅，学僧则通过研读公案来悟解禅理。为了向徒众展示公案中禅境的奥妙，他一生撰有《公案代别百则》、《诘问百则》，试图通过修正性的解释，统一公案的答案，使之更为玄妙。以下，我们从《公案代别百则》中选取两条，以说明其性质。其一：梁武帝请付大士讲经，大士俨然。帝曰："请大士与朕讲经，为什么不讲？"志公曰："大士讲经毕。"代云："讲得甚好。"

②　《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中。

①　宋·慧洪《林间录》下。

②　《禅林僧宝传》卷三。

③　《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下。

此则公案讲梁武帝与齐梁之际著名居士付翕（公元497-569年）的故事。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佞佛帝王，人称阿育王转世。他一生三次舍身出家，并大作佛事，使南梁佛教之盛"空前绝后"。同时他又有很高的佛教理论修养，经常与高僧讲论经法，自以为有无上的功德。

可是在禅宗看来，梁武帝所为至多也不过是"外护"，而未能彻见心性，证悟真心。他请付大士讲经，大士闭口不语，即云讲经毕，实则是用行为启示武帝，佛教的精蕴并不在语言文字之间，而在乎诚心默契，反观本心。不见心中佛性，背诵再多的经文亦是徒然。可是梁武帝不契，不知如何回答付大士的无言机锋，故善昭代为答曰："讲得甚好。"此则公案严格讲来并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在梁武帝时代，禅宗尚未创立，付大士何以会用无言讲经的机锋去启悟武帝？然而，禅宗的公案是不可以当宗教史来读的，在禅宗的思想体系内，凡有助于印证禅理，不论是神话还是传说，皆可称得上"讲得甚好"！

其二：马鸣问迦毗摩罗："汝有何圣？"云："我化大海，不足为难。"

又问："汝化性海得否？"云："若化性海，我当不得。"别云：许即不让。

此则公案是讲印度佛教史上马鸣尊者向迦毗摩罗尊者学法的故事。

在中国禅宗虚构的西天二十八祖图上，他们分别是第十三祖和第十二祖。迦毗摩罗尊者自称能化大海，当知他法力无边。但是他却不能化性海。也就是说，人欲得觉悟，须是自证自悟，而不能全靠佛祖外力。自见心中性海，西方即在眼前；若不能自悟，法力无边的迦毗摩罗尊者亦无可奈何。而善昭的别词云："许即不让"，则把原本意义明白的公案变得意义含混了，可做多种解释。如此注释"公案"，正反映了禅宗文字禅与义学沙门注经的区别。善昭讲："夫参玄之士，与义学不同。顿开一性之门，直出万机之路。"①禅宗读公案，意在"参玄"，追求一种直证自心，顿开性门的悟性，而不同于义学沙门笺注经文，务求清楚明白。所以他又说："言之玄也，言不可及旨之妙也。"②善昭认为：正是这种语义模糊，意蕴不明之辞，才能启迪后学的怀疑精神，令人"了万法于一言，截众流于四海"③，于此悟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禅宗"文字禅"绝不是唐以前佛教义学的简单恢复，而是禅宗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代别"之作，并非始自善昭，其身后亦多有作"代别"者。"代别"作为"文字禅"的一种早期形式，与以后出现的其他几种形式相对照，尚比较简单，仅有寥寥数语。不过"代别"之作又不同于语录，不再是单纯的记载，而是对前人所遗公案研究的结果。因而"代别"一出，改变了以往禅宗不重书本，任运自然，随机开示的传统，把后学引向了推敲文字，从书本中悟解禅理一途。同时，"代别"的文字十分讲究，以书面语代替了口语，非不通文墨者所可为，从而使禅宗从形式上更容易为士大夫阶层所接受。

①　《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上。

②　《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上。

③　《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上。

（4）颂古与拈古宋代"文字禅"进一步发展，出现了"颂古"与"拈古"两种新形式。"颂古"是以韵文体对古则公案做赞颂性解释。"拈古"则是用散文体对古则公案加以评点。其中，由于"颂古"文辞华美，禅意高深，不仅在禅林受到好评，而且深受士林的欣赏，"颂古"无形中成为禅僧与士大夫之间相互沟通的一座桥梁。"颂古"，"拈古"之作的出现，说明宋禅已经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们不仅重视书本、文字，而且还追求辞藻的华丽，音韵的完美。

"颂古"之作，一般认为始于善昭，他曾作《颂古百则》，并对"颂古"的选材、作用和目的，都作了简要的规定：先贤一百则，天下录来传。难知与易会，汾阳颂皎然。空花结空果，非后亦非先。普告诸开士，同明第一玄。①也就是说，颂古以前代禅师的古则公案为对象。由于这些公案中所含的机锋难易不同，故需后辈禅师作赞颂性的解释，以便使后来者同明玄镜。在公案的选择上，善昭并无门户之见，以社会上流传最广的公案为对象，融会各家宗风以开新意。可惜善昭所作《颂古百则》已经亡佚，仅于其他著作中保持了几段，然而从中我们亦可窥见其风格。如颂"俱胝一指"公案：唐代的俱胝和尚，每逢有人向他请问禅机，不论什么问题，他都只竖一指作为回答。善昭对此颂曰：天龙一指悟俱胝，当下无私物匪齐。

万互千差宁别说，直教今古勿针锥。②在这段颂文中，善昭指出了俱胝一指教法的来龙去脉，此法是天龙和尚传授给俱胝的。在俱胝看来，天下万物长短非齐，千差万别，但从佛理看，这些差别本身都是虚幻的，不足与道。俱胝和尚并不多言万法皆空的一般原理，而是用一指的手势告诫人们，不可纠缠于万法的现象，而要亲身体验，一以贯通，直达心性本体。

善昭之后，颂古之风大盛，禅门作颂古者大有人在。其中，云门僧人雪窦重显，曹洞宗人投子义青、丹霞子淳、宏智正觉四人所作颂古数量大，流传广，尤其是重显的《颂古百则》影响最为宏巨，将《颂古》这种文字禅形态推向了成熟形态。例如对"俱胝一指"的公案，重显亦作一颂曰：对物深爱老俱胝，宇宙空来更有谁？

曾向苍冥下浮木，夜涛相共接盲龟。

此颂与善昭之颂相比，不直接解释公案本意，而是借公案抒发个人情感。他赞扬俱胝博爱万物的慈悲精神，但却坚持以"一指"之法接引众生，其方法之深奥独特，实宇宙之内独一人也。同时，重显像儒林士子吟诗作赋一般，善于选词用典，进一步提高了颂古的文学性与玄秘性。"浮木"、"盲龟"之词，出自《法华经》"如一眼之龟值浮木，孔无没溺之患"。说俱胝和尚的一指，如茫茫夜海之中，向濒于死亡的盲龟投去一段浮木，实有救生灵出苦海之功。正因为重显的颂古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所以更易于流传，影响力超过了善昭。特别是他不直解公案所

①　《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中。

②　《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中。

蕴含的禅意，而是旁敲侧击，佐引旁证，领学人自己去体悟，形成了颂古特有的风格。重显稍后的临济名僧克勤总结说：大凡颂古，只是绕路说禅。①此语点明了禅宗颂古与义学沙门经律注疏的根本差别，即文字含蓄，不可直接点破的原则。

"拈占"之作，以重显的《拈古百则》最为著名。如他拈"雪峰普请"的公案：传说一日雪峰义存和尚率众弟子上山砍柴，雪峰自负一捆藤。回寺路上，遇见一僧，雪峰便将藤条丢在路上。那僧人以为他背不动了，上来帮助，欲替他背，雪峰却突然将那僧踏倒。回寺后雪峰向人夸示，今日开示一僧。对此重显作"拈古"曰：长生大似东家死人，西家助哀，也好与一踏。①重显的拈古揭示出这则公案所包蕴的机锋：即人的觉悟是一个自证自启的过程，依自不依他。自心不悟，外力不可强为代替。雪峰不让别人帮忙背柴，正是讲这个道理。重显的"拈古"嘲笑了那些妄图助人开悟者是"东家死人，西家助哀"，劳而无功，所以雪峰要一脚踏翻促其猛醒。"拈古"不似"颂古"文辞华丽，且直透古人之意，所以克勤称：拈古大纲，据款结案而已②。

算是对拈古一个基本准确的概括。重显之后，又有不少宋禅热衷于"拈古"。

从形式上看，颂古之作词藻华美，讲究音韵，如诗词一般优美。故金元之际的名僧万松行秀赞曰：吾宗有雪窦、天童，犹孔门之有游、夏。二师之颂古，犹诗坛之李、杜。③在唐诗、宋词流行的时代，以诗词的形式弘传禅理，自然效果不凡。

禅林对此也就更为重视，有人认为颂古是发明古则公案最好的形式。"颂见古人之克力，震雷霆而破蜇户。"④重显的《颂古百则》更是被视为"丛林学道之诠要"加以崇奉、效法。有些禅僧开始把精力转到颂古的写作与收集上。池州（今安徽贵池县）报恩光孝寺僧人法应，用20年时间收集颂古之作，编成《禅宗颂古联珠集》，共"采摭机缘三百二十五则，颂（古）二千一百首，宗师（即作者）一百二十人"，可见参与者之多。颂古、拈古形式一出，禅僧开始把精力从在自然生活中了悟禅机，转向了从文字玄言中悟入，他们称之为"以笔研作佛事。"唐禅的语录多是不计较文辞的俗俚口语，而宋禅的颂古则刻意求巧，堆砌辞藻，甚至为了达到绕路说禅的目的，不惜完全抛开古则公案，任意发挥，离题万里，现出了一些病态。如临安府净慈堂肯育禅师，颂"即心即佛"的公案时曰：美如西子离金阙，娇似杨妃下玉楼。

①　《碧岩集》卷一。

①　克勤《击节录》卷上。

②　《碧岩集》卷一。

③　《长庐觉和尚颂古、拈古集序》。

④　《评唱天童正觉和尚从容录寄湛然居士书》。

终日与君花下醉，更嫌何处不风流。①此等"淫词艳曲"，又离却了古则公案的具体背景，其中究竟包含了何等禅理、机锋，对于后学已是"银山铁壁，孰敢钻研；蚊咬铁牛，难为下口"②了。故文字禅还须向更为明了、直捷的方向发展。

（5）评唱与击节北宋临济宗名僧圆悟克勤作《碧岩集》一书，评唱重显的《颂古百则》，从此开创了"评唱"这种文字禅的新体裁。由于颂古的特点是绕路说禅，且词句典雅，多用典故，因而对于文化素质较低者，佛学基础较浅者，仍然无法悟入。克勤的"评唱"力图将公案及颂文中所蕴含的禅理直截了当地揭示出来，以利后学。

《碧岩集》围绕着《颂古百则》展开，全书共十卷，每卷包括十则公案及颂文。而每一段一般又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垂示"，是克勤对该段公案及颂文内容的概括，亦为此段"评唱"之纲要，以便使读者开门见山，一目了然。第二部分是转引重显所颂公案的"本则"。第三部分是引述重显的颂文。第四部分是"著语"，分散于第二、三部分之中，是克勤为公案本则及重显颂文所作夹注，多则十余字，少则一字，嘻笑怒骂，冷嘲热讽，寓庄于谐，具有点评的性质。有的夹注正面解释，更多的则是反面的批评，充分表现了禅宗呵佛叱祖的反权威精神和大胆怀疑的倾向，亦是文字禅与义学经注的明显区别之处。第五部分是克勤所撰评唱，是《碧岩集》的主体部分，分别加于公案与颂文之后，对公案产生的历史背景，蕴含的禅理，颂文的思想以及所用典故，一一评说明白。克勤的"评唱"语言生动活泼，间或夹有机锋，形成了禅门注疏的一种独特形态，现摘引一段以明其特征。《碧岩集》卷一第一则"圣谛第一义"，"垂示"曰：隔山见烟，早知是火。隔墙见角，便知是牛。举一明三，目机铢两，是纳僧家寻常茶饭。至于截断众流，东涌西没，逆顺纵横，与夺自在，正应凭么时。且道，是什么人行履处，看取雪窦葛藤。

这是克勤对此则公案及重显颂文核心思想所作的概括和提示。禅宗悟心，并不必一一指点明白。见烟便知其下有火，见角便知墙后有牛，举一明三，应是自然而然之事。至于截断众流，逆顺纵横，予夺自在，正是禅宗机锋答非所问，貌似逆理的意蕴所在。下引公案本则，可明此义。

举梁武帝问达摩大师（说这不唧■汉）："如何是圣谛第一义（是甚系驴橛）？"摩云："廓然无圣（将谓多少奇特，箭过新罗，可煞明白）。"帝曰："对朕者谁（满面惭愧，强惶惶，果然摸索不着）？"

摩曰："不识（咄！再来不值半文钱）。"帝不契（可惜许，却较些子），达摩遂渡江至魏（这野狐精，不免一场吆啰，从西过东，从东过西）。。。克勤在"评唱"中详细介绍了这段公案发生的具体场景。根据佛教史传，达摩菩提航海来华，先在金陵（今南京）受到了梁武帝的礼遇，梁武帝曰："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记，有何功德？"达磨答道："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达磨曰："此但人天

①　宋·圆悟录《枯崖漫录》上。

②　《碧岩集·普照序》。

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

达磨答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①在禅宗看来，佛学的要领在于启迪人去体悟自心空寂的妙明本体，一旦反归本心，妙圆净智立现，不须依赖世俗的功德。可是梁武帝迷信传统的佛教义学，非要追究佛教第一义谛为何。这在禅宗看来是一种根本错误的想法，佛教之理完全是一种生动活泼的东西，并无一成不变的教条，因人而异，随机施化，并不规定哪一条为"第一义谛"。所以达磨答个"廓然无圣"。可是梁武帝仍然参不透这些机锋，强词夺理，以势压人。达磨因话不投机，遂渡江北上嵩山，在少林寺开创禅宗。以下引重显的颂文：圣谛廓然（箭过新罗，咦！），何当辨的（过也，有什么难辨），对朕者谁（再来不值半文钱，又凭么去也），还云不识（三个四个，中也，咄），因兹暗渡江（穿人鼻孔不得，却被别人穿。苍天苍天，好不丈夫），岂免生荆棘（脚跟下已数丈深）。。。克勤对重显的颂文又加以评唱：且据雪窦颂此公案，一似善舞太阿剑相似。向虚空中盘礴，自然不犯锋芒。。。大凡颂古，只是绕路说禅；拈古大纲，据款结案而已。雪窦与他一拶，劈头便说："圣谛廓然，何当辨的。"雪窦与它初句下，著这一句，不妨奇特。。。若是了底人分上，不言而喻；若是未了底人，决定打作两橛。诸方寻常皆道，雪窦重拈一遍。殊不知，四句颂尽公案了。后为慈悲故，颂出事迹。"因兹暗渡江，岂免生荆棘。"达磨本来兹土，与人解粘去缚，抽钉拔楔，划除荆棘，因何却道生荆棘？非止当时，诸人即今脚跟下，已深数丈。。。克勤在评唱中，称赞重显的颂文新奇深刻。"圣谛廓然"，佛性现成，悟者自悟，迷者仍迷，何用辨的？达磨来华，并非同其他译经僧，为中国人传经送宝，增益知识，而是教授一种方法，使人扫除情见，见道忘言，如同解粘去缚，抽钉拔楔一般。荆棘铲除，心中佛性自显。克勤的评唱将公案、颂古同经籍、历史、典故结合起来评述，创造了文字禅的一种更为成熟的形态。公案文字简约，且随机而发，时过境迁，后人便歧义纷呈。颂古虽比公案明了，但过于追求玄言妙语，绕路说禅，仍不易理解，而克勤的评唱直接了当，文字意义明确，将禅门单提直指的宗旨演说明白，故很受禅林的欢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代禅师赞《碧岩集》曰：圆悟禅师评唱雪窦和尚颂古一百则，剖玄决微，扶剔幽邃，显列祖之机用，开后学之心源。况妙智虚凝，神机默运，晶旭辉而玄扁洞熙，圆蟾升而幽室朗明，岂浅识而能致极哉？①此中虽含过誉之词，但后学对《碧岩集》的崇拜从中亦可窥一斑。

"击节"之名，因克勤另一名著《击节录》而得，取"击而中节"

之意。克勤作《击节录》，对重显的《拈古百则》加以评点，使之主题更为突出，开始了文字禅的又一种新体裁。《击节录》的结构，亦是引公案在先，次述重显的拈古，文中加有著语，边引边议，最后是克勤的击节，正面阐述公案及拈古中所含禅理。下引《击节录》第二十四则"赵

①　《五灯会元》卷一。

①　《碧岩集·■陵后记》。

州偷笋"，以示其特征。

举赵州（从稔）问婆子："什么处去（撞着淆头汉）？"婆云："偷赵州笋去（据虎头也不为分外。又云：也是本分捋虎须）。"州云："忽遇赵州又作么生险？"婆便掌（好打！），州便走（莫道赵州休去，也有掐虎之机）。

此则公案讲：一个老婆子偷赵州从稔的竹笋，恰恰被赵州和尚撞见。

赵州不拿贼，却与婆子"逗机锋"，反挨了两掌。雪窦拈云：好掌！更与两掌，也无勘处（扶强不扶弱，党理不党亲）。

克勤的"击节"如下：这婆子本为尼，因会昌沙汰，更不作尼，只是参得好这个公案。。。州云：忽遇赵州时如何？婆子便掌。也是这老汉惹得婆子与他手脚，他便休去。且道赵州是个什么道理？。。但凡拈古，须似这般手段，见透古人意，方可拈掇他。若不如此，便泥里洗土块。雪窦为他作得这般工夫，见得透前后，便云："好掌！更与两掌，也无勘处。"且道雪窦意在什么处？。。诸人照顾，切忌著掌。

克勤的击节，揭开了公案和拈古中的玄机。那婆子原为尼姑，在会昌法难中曾遭沙汰还俗，却也懂得机锋。赵州明知其偷而不抓，却盘三绕四不肯言明。婆子识得底蕴，直以一顿掌，回答赵州的虚以委蛇。赵州欣赏婆子单提直透的机锋，心照不宣，就此罢休，放其归去。重显见透了古人意，故赞曰：好掌！再打两下何妨。通过克勤的击节，后人可以明了公案故事的背景，透视祖师的胸臆。不过，克勤的《碧岩集》和《击节录》虽属注疏性的著作，但毕竟出自禅门，其中也夹带着不少机锋，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体会与参悟，并不完全等同于儒家经学和佛教义学的注疏。所以后世仍有人认为越看越糊涂。

《碧岩集》和《击节录》问世后，将宋代佛教的"文字禅"推向了巅峰，立即受到了禅林的重视。特别是《碧岩集》，被视为佛学"新经典"，"新世后生，珍重其语，朝诵暮习，谓之至学。"①《碧岩集》一时甚至成了禅林入门必读书，一些僧人甚至以记诵《碧岩集》代替自己的修持参证，可见其影响之深。有鉴于此，一些著名禅僧反对这种过分依重"新经典"的倾向，连克勤的嗣法弟子宗杲也曾出面焚烧《碧岩集》，阻止其传播。然而，"文字禅"在宋代已成一股潮流，效法克勤评唱古则公案及其颂文的大有人在。金元之际名僧万松行秀著《万松老人评唱天童正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是评唱之作中的佼佼者，其形式与结构都模仿《碧岩集》，并在内容上有所发展。

（6）文字禅成因透析宋代禅宗从内证禅发展为文字禅，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宗教自身发展的文化原因，又有社会运行的经济、政治原因。

从社会角度看，宋王朝较为宽松、平和的宗教政策，是促成这种转化的重要的外因。唐代统治者在王朝中前期对佛、道二教皆有崇之过甚的情况，然而宗教组织的过度发展造成了彼此间的激烈冲突以及社会上多种政治、经济矛盾，并最终酿成了唐武宗灭佛与五代的严格限制政策。禅宗不立文字，坚持普请（亦称"出坡"，是普遍邀请寺中僧众进行劳

①　宋·净善重集《禅林宝训》。

作的简称。怀海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列入《百丈清规》，僧众无分高下均要参加）的宗风，正是在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式下形成的。入宋以后，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较为理智的扶植政策，既使宗门香火盛旺，又不使其发展过快，过滥。因此宋代寺院经济又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一部分高级僧侣无须率众劳作，便可衣食无忧，他们就有时间，有条件整理历代禅宗祖师遗留下来的语录、公案，潜心研究，从而有代别、颂古、拈古、评唱、击节等形式的禅门著作问世。

禅门高僧与儒林名士的广泛交往，一部分士大夫的积极参与，也是文字禅形成的重要原因。禅宗的"开悟"，追求一种"日用四威仪中，随缘放旷，任性逍遥"①的境界，中国士人既提倡在日用伦常之间尽本份义务，又渴求"无己"、"无待"的个人精神绝对自由，两者在价值取向上高度冥合，因此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欢迎，参禅悟道成为他们精神生活中的避风港。入宋以后，民族战争不断，政治斗争尖锐，仕途得失转换频繁。因而，"好佛"、"参禅"便成为士人中的一种时尚。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遁迹沙门；苏东坡广交禅友，大作禅诗；欧阳修、韩琦与契嵩的交游、探讨。。，儒、释之间广泛的交往与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早期禅宗那种质朴少文的特点。禅僧与士大夫之间的诗文唱和，在当时便被认为是参禅，作佛事，"自文字言语悟入，至今以笔研作佛事"②。另外，一批士人以在家信徒的身份直接参与禅门《语录》、《灯录》的收集与编纂，更是加速了内证禅向文字禅的转化。如宋代所修《灯录》中的前两部，《景德传灯录》由翰林学士杨亿"刊削"、"裁定"，《天圣广灯录》干脆由驸马李遵勗任主编。经这些儒门弟子之手加工过的机锋、公案，自然更加文理化了。

禅门内部"禅教融合"和"儒释融合"的潮流，是推动文字禅发展的内在动因。善昭、重显、克勤等文字禅大家，出家后皆有过游历诸方，遍参知识，融会禅门各家宗旨的经历，同时他们又深入研究过佛教经典，把握佛教基本理论，所以他们能够发前人所未发，将前代禅师所悟证的机缘与佛教的基本理论相联系，并以理论分析的形式表达出来。另外，他们或者幼习儒业，或者出家后又钻研儒典，故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写出漂亮的诗词和文章，以文载道，因而能够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

4。"默照禅"与"看话禅"之争禅门"五家七宗"，在根本宗旨上并无大异，只是启发学人的具体方式不同。至两宋之际，沩仰、法眼、云门三宗相绝衰歇，仅曹洞，临济两家相传不绝。曹洞宗风，主知见稳实，用丁宁绵密，婉转亲切的手段，令弟子在自然温和的气氛中了悟本性真面目。临济宗风，尚机锋峻烈，以单刀直入的手段，棒喝齐施，如铁锤击石，五雷轰顶，使学人翻然猛醒，顿见真心。北、南宋之交，曹洞宗人天童正觉提倡"默照禅"，临济杨岐宗人大慧宗杲加以反对，并宣扬自己的"话头禅"，更加突显了两家在教学方法上的差异。

正觉的"默照禅"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佛教传统的"禅定"方法

①　宋·宗杲《大慧语录》卷二七《答张提刑书》。

②　《东坡志林》卷二。

的回归。"禅定"是佛教戒、定、慧三学之一，在宗教修习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禅定了七天七夜，因而洞视了人生"四谛"、"五蕴"、"十二因缘"，证得无上涅槃，获得了一种摆脱烦恼，超越生死、时空的般若智慧，成为大觉悟者。因而后世佛门弟子都非常重视禅定的修炼，以求"因定生慧"。可是慧能以前，一些沙门过分强调了坐禅的形式意义，单纯比较谁能静坐的时间更长，而不注重静中的思虑与开悟，故慧能以"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①加以反驳。南宗弟子继续发挥了慧能的思想，永嘉玄觉在《证道歌》中提出了"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的见解，可见禅宗反对的只是过分强调"坐"的形式，而不是"禅"本身。然而慧能身后，怀让、行思两系的南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却有了较大的差异。怀让传马祖"磨砖作镜"的公案，道出了"坐禅岂能成佛"的诘问，下传临济一系，对宗教修习的仪轨皆不大重视，主张在日用常行间时时体会禅境，随机开悟。而青原行思、石头希迁门下却不乏重视坐禅者，如希迁的弟子石霜庆诸，"师止石霜山二十年间，学众有长坐不卧，屹如株杌，天下谓之枯木众也"①。希迁的另一弟子，曹洞宗祖师药山惟严亦有禅思的传统。一日大师坐次，有僧问："兀兀地思量什么？"师答曰："思量个不思量。"②所谓"不思量"者，即坐禅时灵明寂照之正念。得此非思量，即可离迷悟，超凡圣，脱生死，破断迷恼，亲证菩提。正觉出家后投入曹洞门下，继承了曹洞注重坐禅的家风，史载，正觉"自幼得戒，坐必跏趺，食不过午"③。他接触的第一位曹洞宗师法成，以善坐"枯木禅"而闻名，人称"枯木法成"，对正觉思想的形成给予了很大影响。经多年的修炼与体会，正觉将"枯木禅"发展为"默照禅"。

正觉认为：心是诸佛正觉，只因疑碍昏翳，自作障隔，所以无明。

如能静坐默究，净治揩磨，去掉妄缘，妙明真心自然圆明。他作《默照铭》和《坐禅箴》阐述自己的立场，将静坐守寂看成证悟的唯一方法。

正觉指出："默照禅"分为"默"与"照"两层功夫。所谓"默"者，也就是传统佛教的"禅定"功夫，他用禅宗东土初祖达摩"面壁静坐"

之功来形容"默"，"廖廖冷坐少林，默默全提正令"①。"默默明明似面墙。"②在这种"默"的功夫中，要作到"默默忘言，昭昭现前"，"默默功夫，心田自锄"③。也就是说：通过无言静坐，"休歇"，消除思维活动，消除感性欲望，进入一种离言绝象，万法皆空的思想境界。"缄默之妙，本光自照"④，寂静之后方能生"照"。所谓的"照"，即是般若智慧的照观，这种"照"不是对大千世界的观察，而是自我、本心的"自照"。因而这种从"默"中生起之"照"没有特定的对象。

①　《坛经·顿渐品》。

①　《景德传灯录》卷十五。

②　《五灯会元》卷五。

③　《宏智正觉禅师塔铭》。

①　《宏智正觉禅师广录》卷二。

②　《宏智正觉禅师广录》卷八。

③　《宏智正觉禅师广录》卷九。

④　《宏智正觉禅师广录》卷九。

佛佛要机，祖祖机要，不触事而知，不对缘而照。不触事而知，其知自微；不对缘而照，其照自妙。⑤自照之时，物我俱亡，照体独立。照的主体是本空之心，坐禅者不能有任何思维，将自身也融入空中。所照客体还是这个空心，以空对空，坐禅者便进入了一片真空静寂的空幻体验之中。正觉认为：此时人便达到了恢复本来面目--"空劫自己"的目的。

直歇得空空无相，湛湛绝缘，普与法界虚空合，个时是你本身。⑥此时也就算达到了觉悟成佛的境界。

正觉不仅提倡"默照禅"，而且与弟子们身体力行，"昼夜不眠，与众危坐，三轮俱寂，六用不痕"⑦，在社会上树立了一种清修苦炼的新形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佛教内部，由于默照禅一方面抛弃了传统禅学的繁琐形式，只以静坐为主，方便易行；另一方面临济宗所强调的时时处处体验禅境，随机开悟，使初学者不易摸索，故默照禅受到普遍欢迎，从者甚众，使曹洞宗门"中兴"。在社会上，默照禅又与宋代理学家所主张的"主静"功夫相冥合，迎合了在当时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漩涡中，士大夫阶层"喜静厌闹"之心，所以社会影响也很大。

宗杲与正觉同为两宋之际名僧，虽属不同宗派，但互相敬仰，私交甚佳。正觉临终时，曾请宗杲主持自己的后事，可见情谊非同一般。宗杲在为正觉遗像作赞时，高度评价了他"中兴"曹洞之功，并且，对正觉的禅学思想也有所肯定。他讲："起曹洞于已坠之际，针膏育于必死之时。善说法要，罔涉离微。"①然而，临济与曹洞毕竟有不同的宗风，在如何"开悟"这个原则问题上，宗杲对正觉的默照禅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他指出：今时有一种剃头外道，自照不明，只管教人死獦狙地休歇去。若如此休歇，到千佛出世也休歇不得，转使心头迷闷耳。又教人随缘管带，忘情默照，照来照去，带来带去，无有了期。②宗杲的批评言辞十分尖刻，将默照禅指斥为"剃头外道"。所以如此，因为他认为默照禅犯了两方面的错误。

其一，是割裂了默与照，只注重参禅的手段，而忘却了开悟这个根本目的。宗杲自己教导弟子时，并不绝对排斥坐禅功夫，甚至大谈达摩面壁之必须。然而面壁参禅仅仅是一种开悟的手段。他说：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可以入道，是方便门。借方便门入道则可，守方便门不舍则为病。①正觉的错误，就是将"外息诸缘，内心无喘"的入道功夫当成了目的本身，让人一味沉浸在"休歇"、"空心"的空寂体验之中，"更不⑤　《坐禅箴》，见《宏智正觉禅师广录》卷八。

⑥　《宏智正觉禅师广录》卷五。

⑦　《宏智正觉禅师广录》卷九。

①　《大慧语录》卷十二。

②　《大慧语录》卷二五。

①　《大慧语录》卷二五。

求妙悟，只以默照为极则"②，从而妨碍了入道。宗杲对正觉这方面的批评，在反对徒有形式的静坐，并不具备身心资粮，不求心灵悟解的修行者方面，有一定意义。但是宗杲的批评也有意气用事，以偏概全之处。

其实正觉本人还是很强调"默"中之"照"的。在《默照铭》中他指出："照中失默，便见侵凌，。。默中失照，浑成剩法。默照理圆，莲开梦觉。"③只是"默"迹明显，"照"无所证，后学有陷入枯心静坐的可能性。

其二，正党的默照禅割裂了动与静，出世与世间，违反了禅宗一再强调的"不二法门"。宗杲说：道与物至极处，不在言语上，不在默然处，言也载不得，默也载不得。④佛教所讲的真如本体，般若实相故然不在经籍、语录的言辞之中，但亦不在静寂默然之处。默照禅教人在默中证道，正是逃动而趋静，逃世间而求出世间。

杜撰长老辈，教左右静坐等作佛，岂非壶幻之本乎？又言静处无失，闹处有失，非坏世间相而求实相乎？⑤从临济宗的立场看，静闹不二，实相即在世间。

禅不在静处，不在闹处，不在思量分别处，不在日用应缘处。然虽如此，第一不应舍却静处、闹处、日用应缘处、思量分别处。①禅宗所要证悟的实相，既不在一切处，亦不离一切处，与静和闹，世间和出世间"不即不离"，这正是大乘的般若空观。宗杲又讲："禅乃般若之异名。"②如果说正觉的默照禅偏重于佛教的"定学"，强调人们宗教修习过程中的空幻体验的话，那么宗杲则倾向于佛教的"慧学"，突出了般若智慧的获得。于此进一步凸现了两家宗风的差异。

为了实践禅宗出世不离世间的"不二法门"，宗杲非常欣赏永嘉玄觉《证道歌》中提出的"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并创造了一种"看话禅"的方法，指导学人在日用常行中悟道。此法日后成为临济宗重要的修习方法。

所谓"看话禅"，即通过参究公案中的"活话"来求得开悟。宗杲将公案的文字分成"活句"和"死句"，他认为那些意义明确的文字尽人皆知，无法再作什么发挥性解释，即为"死句"，而禅师对答过程中那些模棱两可，意蕴不明的文句则是"活句"，正是学者当用功处。宗杲所参的话头并不是公案全部，在《大慧语录》中，他常参的话头也就是六七个，如"庭前柏树子"、"麻三斤"、"干屎橛"、"狗子无佛性"、"一口吸尽西江水"、"东山水上行"等等，我们以"赵州狗子无佛性"的公案为例，看看宗杲如何在活句中参出禅机。他讲：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看时不用博量，②　《大慧语录》卷二六。

③　《宏智正觉禅师广录》卷八。

④　《大慧语录》卷十七。

⑤　《大慧语录》卷二七。

①　《大慧语录》卷十九。

②　《大慧语录》卷十九。

不用注解，不用要得分晓，不用向开口处承当，不用向举起处领略，不用掉在无事匣里。但行住坐卧，时时提撕；狗子还有佛性也无？无！提撕得熟，口议心思不及，方寸里七上八下，如咬生铁橛。没滋味时，切莫退志。得如此时，却是个好消息。①一僧向赵州从稔请教，狗子有无佛性？赵州回答：无！可佛经明明讲：众生皆有佛性，赵州为什么偏要说狗子无佛性呢？这完全是一个不合理的命题，却恰恰是公案中的"活句"，宗杲偏要叫弟子在此无理处思索，并且不能勉强作理性化的解释，"不用注解"，"不得作道理会"。想不通便记在心头，"行住坐卧，时时提撕"，反复咀嚼。

只看个话头，行提撕，坐也提撕，提撕来，提撕去。没滋味，那时便是好处，不得放舍，忽然心花发明，照十方刹，便能于一毛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②宗杲教人反复参一句无意义的话，就是使人对机锋不能用意识穿凿，大发疑情，力求透脱。如此往复，将世间一切妄念排除，将任何概念，分别剥落，返观自心，顿见真如本体。禅宗的这种"开悟"，完全是一种个性化的宗教体验，参预修证者认为不可言诠，而在局外人眼中，难免以为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

宗杲提倡的"参话头"方法，在其身后广泛流行。这是因为，迄于宋代，不仅印度传译来的经典卷帙浩繁，就是禅门的《语录》、《灯录》已是汗牛充栋，"文字禅"的著作也开始令人望而生畏。宗杲从众多公案中选出一些教人参悟，并且强调在一句话头上悟透，即是对全部佛经、祖师语录的豁然贯通。如他讲：一了一切了，一悟一切悟，一证一切证。如斩一结丝，一斩一时断。

证无边法门亦然，更无次第。左右既悟狗子无佛性话，还得如此也未①？这对于广大中下层僧侣来说，无异又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同时宗杲又强调，"参话头"无须固定形式，无须逃避日用人伦。

赵州狗子无佛性话；。。时时向行住坐卧处看，读书经史处，修仁义礼智信处，侍奉尊长处，提诲学者处，吃粥吃饭处，与之厮捱②。

因而参禅又不妨碍士农工商忠君孝亲，维护纲常，操持生计，既不脱离现世的责任与义务，又可以获得一种"随缘放旷，任性逍遥"③的人生境界，这正是中国士大夫的一种精神追求。因而"看话头"也得到了宋代士大夫们的欢迎。

（四）天台宗的师承及其"山家"、"山外"之争天台宗是宋代佛教中，除禅宗之外另一个比较活跃的宗派。这一方面是由于五代及宋初，从海外寻回了大量佛教文献，其中属于天台宗的比较完备，因而引发了佛学界对天台宗理论的兴趣。另一方面，也是由

①　《大慧语录》卷二一。

②　《大慧语录》卷二七。

①　《大慧语录》卷十四。

②　《大慧语录》卷二八。

③　《大慧语录》卷二七。

于天台宗内产生了一大批既具有较高理论造诣，又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人物，发生了"山家"与"山外"之争。宋代天台宗的师承谱系如下①：羲寂（公元919-983年）是宋代天台宗的开拓者，19　岁出家，先习律学，后到天台山国清寺，投入清竦门下。学习中他深感天台文献残缺不全，乃因会昌法难损失严重。当时吴越王钱俶因读《永嘉集》，其中有些文句不解，向羲寂请教。羲寂说："此出智者大师《妙玄》，自唐末丧乱，教籍散毁，故此诸文多在海外。"于是吴越王遣使十余人，往日本、朝鲜等国，寻回大批佛教文献①，此事在佛教史上被称为"去珠复还"。在寻回的文献中，天台经籍占了很大比重。从遵式整理的《天台教观目录》看，宋初天台宗的重要理论著作已经收集得比较完备，天台宗从此走向"中兴"。羲寂则是中兴天台的第一功臣，著有《止观义例》、《法华十妙》等书。

义通（公元927-988年），字惟远，原系高丽王族，五代时游学中国，投入羲寂门下，成为天台一代宗师。宋太宗赐其所居寺院"宝云"

之名，他本人亦被遵为"宝云大师"。义通本人著作不多，但一个外国留学僧人能成为中国宗派的嗣法传人已属不易。且他门下"二神足"知礼与遵式在重兴天台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知礼（公元960-1028年），字约言，俗姓金，浙江四明（今宁波）

人，人称四明知礼。知礼7　岁出家，15　岁受具足戒，20　岁时投入义通门下，学习天台教观，成为嗣法门人。"凡三主法会，唯事讲、忏四十余年，胁不至席。当时之人，从而化者千计。"②宋真宗慕其大名，赐"法智大师"号。晚年曾结伴十人，共修《法华忏》，相约以三年为期，期满集体自焚，翰林学士、光禄大夫杨亿，驸马都尉李遵勗，钱塘太守李夷庚等"同倅众官僚"，向知礼"同请住世"。甚至真宗皇帝闻讯，亦亲自降旨"请留住世"，知礼方答应只忏不焚。此举极大地提高了天台宗的社会声誉。在理论方面知礼亦颇有见树，他主要是宣扬天台宗的"一念三千"和"圆融三谛"的思想。从天台宗"一乘圆教"的观念看，平等即差别，差别即平等，宇宙诸法，森罗万象，实则圆融无碍。心与色，佛与众生，表面上看区别历然，但皆互具三千之法，毕竟是即空、即假、即中。心、色、佛是圆融三谛，本质无二。迷悟、善恶亦仅仅是观法不

①　参见郭朋《宋元佛教》，第107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①　参见《佛祖统记》卷八。

②　赵拤《宋故明州延庆寺法智大师行业碑》。

同，其本性不二。知礼对天台宗这些传统思想都加阐扬，并进而提出"无明与法性"亦相即不二、圆融无碍的观点。他认为"清净本然"的法性由于受到无明的薰染，顺随了无明之缘，从而生出宇宙万物，这便是人类重重苦难之因。而觉悟者断尽无明就是洞视法性。知礼特别强调无明与法性不可分。"单真不生，独妄难成，真妄和合，方有所为。"①由此他提出了"性具善恶"的"性恶论"，在以后的佛学界引起了很大争论。知礼的主要著作有《光明玄续（拾）遗记》三卷，《光明文句记》六卷，《观音别行玄记》四卷，《十不二门指要钞》二卷。在与"山外"辩论中，还写有《释难扶宗记》二卷，《十义书》二卷，《解谤书》三卷，《观心二百问》一卷。

遵式（公元964-1032年），字知白，俗姓叶，天台宁海人，是知礼的表兄弟。遵式早年出家，先习律学，后入义通门下学习天台教义。

他曾于"国清普贤像前烬一指，誓传天台之教"。学成后四出弘扬天台教观多年，社会影响很大，宋真宗赐号"慈云大师"。遵式也是"真如缘起论"者，特别强调真如与诸法互为缘起，圆融无碍。他讲：天台所谈佛性与诸家不同。诸家多说一理真如名为佛性，天台圆谈十界，生佛互融，若实若权，同居于念。②真如在诸法之中，众生与佛一体，且皆为一念心的产物。遵式因此提出了"性心一体"的观点。

性，心之体也；心，性之相也。穷心，了性，号浮图也；迷体，据相，号众生也。心性一也。③遵式的理论表现出天台圆融教观与禅宗心性论的合流，迷则众生，悟则菩提是典型的禅宗观念。遵式除了理论著作外，还写有大量忏仪，如《金光明忏仪》、《大弥陀忏仪》、《小弥陀忏仪》等。他一生多次主持法会，念经、拜忏，有"天竺忏主"、"慈云忏主"之美名。真宗皇帝曾专门诏请他入京"修法华忏，为国祈福"。于此可见他在宗教活动方面的贡献。

悟恩（公元912-986年），字修己，俗姓骆，姑苏常熟人。悟恩自幼出家，先修律学，后在钱塘慈光院投于志因门下学习天台宗教观。学成后大讲《法华》、《光明》及《止观论》，对弘传天台思想有很大贡献。在悟恩的著作中，《金光明玄义发挥记》在天台宗史上曾掀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山家"与"山外"之争。悟恩门下清源、洪敏、庆昭、智园等人与知礼及其弟子反复辩难，成为中国宗教史上一大"公案"。

"山家"与"山外"的争论起于对智顗《金光明经玄义》一书的不同理解。智顗的《玄义》有广、略两个版本，悟恩的《发挥记》所注是略本，其中只详说了法性问题，而没有专门讲天台"五重玄义"中的"观心"问题。依悟恩的思路，诸法实相是可以直接观的，不必通过观心这一环。广本中所讲"观心"，他认为是后人妄加的，并不符合智顗原意，注《玄义》当以略本为主。此论一经提出，即遭到四明知礼的反对。知礼认为悟恩的观念有偏，是有教而无观，违反了天台宗"教观并重"的

①　《天竺别集》卷下。

②　《天竺别集》卷下。

宗旨。他作《释难扶宗记》，注《玄义》专以广本为主，大讲"观心"，认为必须把要观之理放在心中来观。这个观点与他和遵式坚持的"心性不二"的基本理论是一致的。知礼此书一出，立即引起了悟恩门下诸弟子的反对。庆昭和智园合著《辨讹》一文，维持师说，反对知礼。他们认为："观心"虽然应该，但悟恩的"观法"即是"观心"。知礼离法而观心，是"妄心观"，而他们是依法而观心，是"真心观"。真心、妄心之说出于华严宗以如来藏为真心二门的旧说，知礼认为庆昭和智园是受了其他宗派的影响，思想不纯，故贬之为"山外"，而自己则是坚持天台正宗的"山家"。此后，知礼相继作了《问难书》、《诘难书》、《问疑书》、《复问书》诘难庆昭和智园，庆昭和智园则作《答疑书》、《五义书》、《释非书》辩答。论战双方"往复五次，绵亘七年"，最后庆昭等人不再作答，知礼认为对方理屈词穷，自己获胜。他于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总结了前番十次问答，集为《十难义书》二卷，又作《观心二百问》一卷，大肆宣扬"山家"的观点，其说大行，知礼一系遂成为天台嫡系。

（五）其他宗派的延续与发展1。净土宗宋代净土宗在社会上仍有很大影响。一方面它比禅宗还要方便、简单，自称只要口宣佛号，死后便可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故对下层民众有较大的吸引力，所以能在会昌法难后迅速恢复起来。另一方面，净土信仰在宋代已成为各派佛教徒的共同信仰，净土宗实际上已不再是一个专门的派别，而是天下共宗了。例如天台名僧知礼曾"结社万人"，"心心系念，日日要期"，"誓取往生"①。禅宗法眼门人延寿，奉诏住杭州时，每天日暮皆要"往别峰行道念佛"，吴越王钱俶闻之后赞道："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切者"②。志磐作《佛祖统记》的《净土教志》时，宋代75人被列入了《往生高僧传》，其中各派名僧皆有，禅净合一、台净合一蔚然成风，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宋代佛教各宗思想的融汇。净土信仰成为天下共宗，也反映了中国佛教后期世俗化的发展趋势。在隋唐佛教理论高潮过去之后，中国民众（包括士大夫阶层和庶民）对佛教的兴趣开始从理论方面转向了信仰方面。禅宗"逗机锋"寻求开悟既已包含了大量非理性主义倾向，净土神话更是纯粹的宗教信仰。净土宗宣扬：阿弥陀佛在成佛前曾发48　种宏愿大誓，凡诚心称念他名号者，死后他皆接引其往生西方净土，永享极乐。往生净土虽然还不是证得涅■，即身成佛，但那里"黄金为地，行树参空，楼耸七珍"，"人寿无量，长生不老。"①退而求其次，这前景也够诱人的。中国士人对此未必能信之极虔，但本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亦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所以宋代热衷于净土信仰者不仅仅包括下层民众，也包括一批有较高文化修养的高僧、居士。

①　《乐邦文集》卷四。

②　《乐邦文集》卷二。

①　《乐邦文集》卷二。

宋代专修净土的代表人物是省常和宗赜。宋代净土宗的重要文献《乐邦文类》②将他们列为净土宗五位继祖中的两位（另外三位是善导、法照、少康，均为唐人）。

省常（公元959-1020年），字造微，俗姓颜，浙江钱塘人。出家后先习天台教观，后效"莲社故事"，在浙江西湖与僧俗千余人结"净行社"于庆昭寺，以相国王旦为社首，社会影响很大，推动了江南净土信仰的发展。省常曾自刺指血写《华严经·净行品》，每书一字，三拜、三绕、三念阿弥陀佛。写毕，刻印千卷，分施千人。

宗赜，生卒年月不详，号慈觉，湖北襄阳人。少习儒业，出家后兼习禅教，后归心净土。哲宗元祐中，住持真州（今江苏仪征）长芦寺，建"莲花胜会"。常日与僧俗信众多人同声称念阿弥陀佛名号，日至千声，万声，以为功课。著有《苇江集》，"内有劝孝文一百二十篇，多教人劝父母修净土，为出世间之孝"①，宗赜的思想，表明了一种将净土信仰与儒家孝道相结合的倾向，以劝父母往生西方净土为出世间之大孝。

净土宗成为天下共宗，净土信仰为佛门各派所接受的同时，各派僧人也不可避免地将自身的理论带入净土信仰中。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唯心净土"说的出现。宋代首倡唯心净土的是禅僧永明延寿。《乐邦文类·万善同归集》载：问："唯心净土遍十方，何得质莲台，寄形安养？"延寿答曰："唯心净土者，了心方生，。。故知识心方生唯心净土。"这显然是对净土信仰的一种禅化解释，与传统的净土信仰相去甚远。按照佛经，阿弥陀佛是西方教主，西方净土瑰丽辉煌，远置彼岸，非经阿弥陀佛接引不可到达。而禅宗理却宣扬心摄万物，净土世界自然也不能存于心外。慧能在《坛经》中曾经明言：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顾东顾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住处恒安乐。②在禅宗看来，了此真心，即达西方净土，延寿正是在阐述慧能的这个思想。"唯心净土"说的出现，正是禅、净合流的产物。

2。华严宗华严宗是一个注重理论思辨的佛教流派，不仅注重研习经典，而且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在中唐时期盛极一时。在唐末的大变乱中，华严宗损失惨重，师承不明。华严宗在宋代势力相当衰微，只有长水子璿和晋水净源二人试图重扶宗风，才勉维香火。

子璿（公元？-1038年），浙江嘉禾人。师从不明，曾从临济僧慧觉学禅，慧觉劝他"励志扶持"华严，可见慧觉思想便具有"禅教合一"的特色。从此子璿开始刻苦钻研华严经典，学成后住持长水（今陕西浐水）寺，"众几一千"，广弘华严教典，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子璿著有《楞严经疏》十卷，算是宋代华严宗的重要著作了。

②　宋·宗晓集。

①　明·道衍《诸上善人咏》。

②　《坛经·疑问品》。

净源（公元1011-1086年），俗姓杨，福建泉州人。先在五台山承迁处学习《华严经》，后从学于长水子璿。学成后游学于江浙一带，住报恩观音院，弘传华严教义。恰值高丽僧义天（公元1051-1101年）"航海问道，申弟子礼"，并从朝鲜带来了一批华严宗章疏，净源非常高兴。义天回国后，又把《金书华严》三个译本共180　卷寄给净源。大量文献的回归刺激了华严宗的"中兴"。净源的弟子师会，希迪继续弘化，使华严宗在江南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3。唯识宗宋代唯识宗的师承与代表人物不明，但讲《唯识》、《百法》、《因明》的著名学僧相继不绝。延寿于宋初编写《宗镜录》时，曾试图调合华严、唯识、天台诸教与禅宗的矛盾，约请各派代表人物共同讨论，但当时谁代表唯识宗则无记载。当代学者认为：唐宋以后，如同净土宗成为佛门共宗一样，唯识学已成为各宗共学，其理论不同程度地为其他宗派僧人吸收。研习唯识学著作的学者代有其人，但并未形成独立的宗派，而是分属其他各宗。此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4。律宗宋代律宗仍有相当规模，主要传承南山道宣一系的律学思想，其传教中心移于杭州，代表人物是允堪和元昭。

允堪（公元？-1061年），浙江钱塘人，曾被朝廷赐予"智圆律师"

号。出家后曾遍学诸宗，尤精律学。学成后在杭州昭庆寺等处设戒坛，传授戒法。允堪对道宣的《行事钞》深有体会，作《会正记》加以发挥。后代律宗传人认为该书深得南山宗旨，"独为尽理"。此外，他还著有《戒疏发挥记》、《业疏正源记》等。

元昭（公元1048-1116年），字湛然，俗姓唐，浙江余杭人，为允堪的再传弟子。先习天台，后归律宗。学成后曾于四明开元寺建坛授戒，在江南名声很大。元昭曾任杭州灵芝寺住持三十余年，有"灵芝律师"

之美誉。著有《行事钞资持记》、《羯摩疏济缘记》、《戒疏行宗记》、《住法记》、《报恩记》、《芝园集》等书，尤其是前三书，成为后世律宗传世经典，曾远播日本。

宋代律宗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值得一提，他就是赞宁。赞宁（公元919-1001年），俗姓高，其先祖为渤海（满族前身）人。赞宁自幼出家，习南山律部，精通"律藏"，人称"律虎"。五代时，吴越王钱俶赐号"明义宗文大师"，署为两浙僧统。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随钱俶入朝，赐"通惠大师"号。赞宁虽属律宗门人，但他的主要贡献还不在律学方面。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他奉诏撰《大宋高僧传》，于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完成。该书依照梁、唐《高僧传》的体例，共收进刘宋至宋初十朝高僧正传531人，附传125人。本书材料收集广泛，史料考据严谨，文笔生动流畅。《宋高僧传》三十卷写出后，太宗曾亲自批答嘉奖，赞宁因此而驰名朝野，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宗教史家。他不仅担任过左、右街僧录（当时最高级僧官），还曾除为翰林，充史馆编修，在佛教史上极为罕见。这也充分说明了他在文学、史学方面的功力。

（六）契嵩、智园融汇儒、释的理论与实践宋代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高度集中统一的封建王朝，相应地，文化思想也逐渐从盛唐的多元开放趋向集中统一。佛教自两汉东渐以来，就不断进行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调适与结合。魏晋南北佛教首先使自身适应了纲常名教，隋唐形成了完全中国化的佛教流派，而宋代的佛教则在思想理论的深层次上与儒学融为一体。打通儒释、援儒入释是宋代宗门内一股普遍的潮流，兼通儒释的高僧在丛林中并不罕见，其中契嵩与智园最具有代表性。

契嵩（公元1007-1072年），字仲灵，俗姓李，藤州（今广西藤县）

镡津人。自幼出家，14　岁受具戒，博学多识。在瑞州（今江西高安县）

投入云门宗人晓聪门下，成为嗣法传人。庆历年间"入吴中，至钱塘，乐其湖山"，定居于此，闭门著述，作《辅教编》、《传法正宗论》、《传法定祖图》等"凡百余卷，总六十余万言"①。为了使自己的著作得到朝廷的认可，编入大藏，契嵩于嘉祐六年（公元1067年）携著作入京，经开封府尹王素的帮助，其书上达仁宗，得到嘉奖，"诏付传法院编次，以示褒宠"②，并赐"明教"师号。契嵩从此名声大振，但他谢绝了朝廷的挽留，退归杭州灵隐寺，终老于此。契嵩考订禅宗传承谱系，整理《坛经》的业迹前文已经论及，不再赘述，此处着重介绍他儒佛合一的思想。宋代虽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排佛、灭佛事件，但理论上的排佛之议在士大夫中从未止息。契嵩生活的时代，执政重臣范仲淹、富弼、文彦博、韩琦、欧阳修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排佛倾向。正如契嵩的传记作者陈舜俞所言：当是时，天下之士，学为古文，慕韩退之排佛而尊孔子。。。仲灵独居，作《原教》、《孝论》十余篇，明佛儒之道一贯，以抗其说。诸君读之，既爱其文，又畏其理而莫之能夺也，因之与游。①韩琦、欧阳修、苏轼等人，因读契嵩之书，都在一定程度上软化了排佛立场，并与契嵩交游、切磋，成了好朋友。

契嵩调合儒释的理论是高层次的。他不像早期佛教徒那样，简单地在字面上寻找两家相似之处，而是首先在心性论上找到了两者的结合点。作为一名禅宗传人，他坚持"心生万法"的宗旨。他讲：心乎，大哉至也矣！幽过乎鬼神，明过乎日月，博大包乎天地，精微贯乎虚邻。②心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又具有"本觉"的特征，是佛教和其他一切世俗道德体系的终极依据。他说：《坛经》之所谓心者，亦义之实，仁之实也。③慧能在《坛经》中所讲的人心，也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讲的仁、

①　《佛祖统记》卷四五。

②　陈舜《镡津明教大师行业纪》。

①　陈舜《镡津明教大师行业纪》。

②　《辅教编·广原教》。

③　《辅教编·坛经赞》。

义。因此两教的圣人，甚至百家的圣人都是从人心出发来建立理论体系的。

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其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者也。①各家圣人不过是从不同角度发明本心，异迹而同心，殊途而同归，皆为劝人向善。在此理论的基础上，契嵩全面调合佛教的戒律和儒家的纲常：五戒，始一曰不杀，次二曰不盗，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②佛教的五戒成了出世的纲常，儒家的五常成了入世的戒律，此岸与彼岸打通为一。

契嵩还特别着力宣扬"孝道"，他说：夫孝者，大戒之所先也。③孝道是儒家纲常伦理的核心观点之一，最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性质。在以往的儒、佛冲突中，孝道问题往往是争论的焦点。

契嵩承认孝在戒先，实质上是承认了儒家在中国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佛教自愿向儒学靠拢。他又说：夫五戒有孝之蕴，。。今天下欲福，不若笃孝；笃孝，不若修戒。④出家守戒又成为行孝的最佳手段，听来似乎与现实背谬，但契嵩却会用神话故事来调合两者的矛盾。他举出元德秀刺血写佛经，画佛像，"为母追冥福"的故事，证明佛教可超度先人亡灵脱离苦海，乃世间孝所不可及。所以佛教有神化孝道之功用。

佛也，极焉。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哉！①儒家从入世的立场上说明孝道，佛教从出世的立场上神化孝道，"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所以他直接向宋仁宗呼吁：愿垂天下，使儒者儒之，佛教佛之，各以其法赞陛下之治化。②儒佛两家最终在巩固现行社会制度的立场上结合了起来。

宋代另一个倡导儒释合流的著名高僧是天台宗传人孤山智园。智园（公元976-1022年），字无外，自号中庸子，俗姓奚，浙江钱塘人。

自幼出家，21　岁从源清受天台教观。源清死后，住西湖孤山，离群索居，苦读经史，试图重振天台宗风。因与四明知礼意见不和，被列入"山外"派。据《佛祖统记》中《智园传》载：他拒不结交权贵，贫寒自守，勤奋著述，一生共写著作24　部，119　卷。智园的著作以宣扬"三教同源"、"宗儒为本"的思想为主。在《闲居编·自序》里他说自己："于讲佛经外，好读周、孔、杨、孟书，往往学为古文，以宗其道。"智园的经

①　《辅教编·广原教》。

②　《镡津文集》卷八《寂学解》。

③　《辅教编·明孝章》。

④　《辅教编·戒孝章》。

①　《辅教编·戒孝章》。

②　《辅教编·戒孝章》。

历可以说是由释入儒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自学，晚年他提出"宗儒为本"的见解：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③在儒、释、道三教之争的历史上，经常发生"本末"之争。从方外的立场看，神为人本；而从方内的立场看，人为神本。从智园的论述看，他虽身处方外，却把国治、家宁、身安作为佛教存在的前提，显然他已把本移入方内。

在论证儒、释两家的功能与关系时，他讲：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蚩蚩生民，岂越乎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嘻！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乎？①两教功用相同，但手法各异，"修身以儒，修心以释"，不能够重此轻彼，"好儒以恶释，贵释以贱儒"②。他自号"中庸子"，就取其折衷儒释，表里两家之意。

契嵩、智园的调合儒释论，说明佛教中国化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佛教进入中国后，先是在社会功能上寻求与中国社会的协调，接着发展为在教义上与儒、道两家相衔接，至宋代，达到了哲理上的融汇贯通。

（七）佛门异端--白云宗和白莲宗在宋代佛教诸宗中，有两个新创立的宗派情况比较特殊。尽管他们自称是佛教流派，但他们诞生不久便被同宗们列入了另册。宋代宗鉴作《释门正统·斥伪志》，列举了三种"邪伪"之教：摩尼教、白云宗、白莲宗。摩尼教自外国传入，虽一度曾依附于佛教，但毕竟宗旨不同，另章专论。而后两宗则确是佛教徒从佛法中推衍出来的新宗派，但因所见差异，故不为主流派认同。现将他们的生灭过程及主要观点简述如下。白云宗由北宋佛教徒清觉创立，因其教派主张念佛、吃素，亦被世人称为"白云菜"。清觉（公元　1042-1121年），俗姓孔，河南登封人，孔子第52　世孙，祖上世为官宦。27　岁时因读《法华经》有所省悟而出家，投于龙门山宝应寺海慧法师门下。受戒后遵从师嘱，周游四方，遍访知识，又在舒州浮山静修20余年。宋哲宗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游方至杭州，初住灵隐寺，后移居灵隐寺后的白云庵，开始创宗。当时清觉名声广被，四方纳子纷纷投其门下，信众日增。清觉著有《证宗论》、《三教编》、《十地歌》、《初学记》、《正行集》等书。由于《证宗论》中有忤逆朝廷闻官的文句，被忌者告发，清觉于徽宗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被流放到广南思州，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由于弟子上京投诉，乃得释放，次年圆寂。

清觉的著作大多亡佚，仅《初学记》、《正行集》二文，因白云宗③　《闲居编》卷一九《中庸子传》上。

①　《闲居编》卷一九《中庸子传》上。

②　《闲居编》卷一九《中庸子传》上。

徒于元初发起刊刻《普宁大藏经》，被收入其中，得以保存下来。从这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清觉思想的某些特点。

首先，清觉和白云宗没有高深玄奥的理论体系，而是特别重视宗教实践的意义。《正行集》开宗明义讲：凡君子者不在乎贵，不在乎贱，不在乎穷，不在乎富，唯在乎行也。

也就是说，人无分贵贱贫富，能力行宗教教义者方为君子。白云宗不以人身份取人，反映了一种平民宗教的姿态。《初学记》是讲述修习次第的书，取华严十地说，鼓励人们循序渐进，不断追求更高的果位。而《正行集》则讲述了僧人立身处世的48　种行为规范，要求教徒"以屏妻孥，断荤酒为戒法"，同时又规定了烧香、燃灯、设斋、诵经等复杂的宗教仪轨，可见其对宗教实践的重视。其次，清觉主张三教调合论。他说：三教之说，其义一词。儒教则仁义礼智信，归于忠孝君父焉。释教则慈爱救世，归于化诱群迷焉。道教则寂默恬淡，归于无贪无爱焉。①三教教化方式虽殊，但"其义一词"，宗旨不异。该文虽然没有明确解释三教之义如何同一，然揆其寓义，我们可以明白，清觉认为三教的最高理趣并不矛盾。忠君孝父，化诱群迷，无贪无爱，正是当时封建制度所需要的伦理道德，宋明理学提倡的忠孝伦常，存理灭欲，也就是这些思想的概括与总结。清觉的思想，正是顺应了当时三教融合的大潮流。

最后，清觉特别强调修习过程中的各种神异现象。如《初学记》中，他讲："证得一身报身，一重身光显现"。若证得初果者，"死时吉祥好相，直展一指示人，其尸不臭不坏。"如证得"十地"中的第九地（法云地），更能"神通比佛一般"，"临灭上升虚空，出现一十八变"。

总之，在每一个修行果位上，都有相应的神异现象发生。重视神异现象，是宗教的共同特征，有的属于人体特异功能，有的是宗教徒的心灵感受，但更多的还是迷信宣传。宗教的神异观对于下层民众有较大的吸引力，但深受儒学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薰陶的士大夫阶层却颇不以为然。甚至在佛门内部，宋代的佛教已是高度理性化了，重视人的心性修养，轻蔑神怪崇拜，所以正统的佛门宗派也将白云宗视为异端。

从清觉的思想特征看，白云宗是在佛教世俗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支系。它重视修习践履，反对等级身份，鼓吹神异现象的说教，在下层民众中是很有吸引力的。它顺应三教合流的大趋势，宣扬三教一致的主张，也有利于取悦统治者。故清觉创教后，白云宗在江南民间稳定发展，已有一定规模。入元后，道安和尚率领白云宗师徒完成了《普宁大藏经》的出版事业，可见其实力已相当雄厚。元代的宗教事务管理机构宣政院，专门设立白云宗总摄所，具体处理有关事务。元代，白云宗后期领袖中多有不法之徒，强夺民田，抢男霸女，民愤很大。且白云宗在民间"道民集团"，亦为统治者所忌，因而数度遭到政府禁令的取缔，完全变成了地下宗教，至明初灭绝。

白莲宗是南宋创立的又一个佛教异端宗派，因信徒吃素拜佛，亦被世人呼为"白莲菜"。白莲宗创始人茅子元，生卒年月不详，法名慈昭，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人，主要活动于南宋初年。茅子元父母早亡，

①　《正行集》。

19　岁时投奔本州延祥寺志通门下，落法出家，修习天台止观。后慕东晋慧远建白莲社遗风，于平江（今上海青浦县）淀山湖创白莲忏堂，自称白莲导师，著《莲宗晨暮忏仪》，劝众人信奉净土教义，崇拜阿弥陀佛。白莲宗教义简单，只是念佛持戒，"念阿弥陀佛五声，受持五戒"，往生西方净土。同时他又宣扬禅净合一，认为阿弥陀佛即众生本性，净土即在众生心中。只要信愿念佛，即使"不舍家缘，不修禅定"，死后亦可往生西方净土。故白莲宗信徒多为在家居士，僧人亦可蓄妻生子。

由于净土思想在中国流行已有千余年，且在宋代成为天下共宗，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故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后，立即吸引了众多信徒。白莲宗在教义上与当时流行的净土信仰并无多大差异，不过组织性却大为提高。传统的净土结社组织松散，参加者只是泛泛的社友关系，社与社之间亦无相互隶属关系。而茅子元的白莲宗则是师徒传授，宗门相属，成为一种宗派性极强的教　团。

白莲宗创立之后不久即遭到了官府的打击，茅子元本人亦以"吃菜事魔"的罪名流放江州（今江西九江）。其他正统佛教宗派亦不认同，视白莲宗为"事魔邪党"，予以排斥。不过，白莲宗教义简单，修习方便，仍在民间广为流传。元明以后，白莲宗又吸收了其他宗派的一些教义、教规，演变成影响巨大的民间宗教组织--白莲教。

（八）佛教与宋代文化佛教在宋代日益渗透到社会文化的深层面，对社会文明进程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作用。

在文学方面，由于佛教中禅宗一家独盛，参禅、逗机锋为士大夫所热衷，故以禅入诗，以诗写禅之风更盛于唐代。如著名诗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等人，皆与名僧有交往，写诗多掺杂禅意，甚至直接取材于禅宗语录。如苏轼的名作《题西林石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本身便似一个机锋，从庐山观景的描写中，道出了世间万物差异仅仅是由于人们观察角度不同，万法因缘皆由心生的禅机。再如王安石，变法失败后遁入空门，他在《怀钟山》诗中讲："投老归来供奉斑，尘埃无复见钟山！何须更待黄粱熟，始觉人间是梦间。"表述了一种人生如梦，万法皆空的悲观心态。

唐宋时期佛教的变文、宝卷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士大夫文学向市民文学的转化。变文是一种散文体和韵文体相结合，可说可唱的佛教故事，佛教徒用它来宣传宗教原理。变文自唐代创始以后，因其文字通俗流畅，深入民间，为广大民众所欢迎。入宋以后，一些统治者感到这种通俗文学不登大雅之堂，宋真宗曾明令加以禁止。

官方查禁的结果，使说唱结合的变文在宋代演变成了以唱为主的宝卷。

其中以七字句、十字句的韵文为主，间以散文。宝卷的内容最初全是宣传佛经的，如《鱼篮宝卷》、《目连三世宝卷》等，讲的都是佛经故事。以后，陆续吸收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为内容，出现了《梁山泊宝卷》、《土地宝卷》、《药名宝卷》等200　余种。宝卷成为后世诸种戏曲、弹词、鼓词的前驱。

在雕塑、绘画艺术方面，宋代艺人以写实见长，形象端庄优美，亦能刻划性格。彩塑如麦积山石窟中的供奉人像，长清灵岩寺的罗汉像，都是宋代宗教艺术的杰作。石刻如杭州灵隐寺飞来峰诸刻，四川大足县宝顶摩崖各像，俱细致精巧，栩栩如生。佛教绘画发挥了宋代写实之长，所画观音、罗汉、高僧像，俱画笔细腻，形态逼真。世俗画家李嵩、梁楷、贾师古，僧侣画家牧溪、玉润、仲红等，皆因画像而名扬于世。

宋代佛教对中华文明进程影响最大的方面，还是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宋明理学的产生。儒学以忠孝为核心，构造了一套适应中国宗法社会的政治伦理体系。但是由于传统儒学过分强调"经世致用"，而缺少关于价值本体的理论思考，因而儒学在"形而上"的领域便经常遇到道教和佛教的挑战。魏晋玄学和南北朝以后的佛教相继成为社会文化热点，涌现出一批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大师，而儒学则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从哲学层面上作出回应。唐代的韩愈惊呼孔孟之道的沉沦，异端横行，奋起倡导儒学复兴运动。然而他提出的"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用行政手段禁绝宗教的方法，并不能使儒学自身光大。宋儒逐渐认识到，要复兴儒学，必须走"修其本以胜之"（欧阳修语）的道路。所以宋明理学家都采用了出入佛老，窃其精髓以自壮的道路。他们借助佛教的思辨哲学体系来升华儒家的纲常伦理，用扬弃的方法胜过了佛教。

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体系。程朱理学主要是借助华严宗"四法界"的思想，构筑了以"天理"为本原的哲学体系。早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哲学史上便有"理"的范畴，但皆用于事物运行的具体原理、规则，并无本原的含义。华严宗把"理"从"事"中抽象出来，放在与事对置的"界"的地位上。澄观讲："理法名界，界即性义，无尽事理，同一性故。"①理成了事之外独立存在的"界"，并代表着事物的统一性。程朱吸收了这个思想，二程讲："动物有知，植物无知，其性自异，其理则一。"②朱熹讲："眼前凡所有应接底都是物，事事都有个至极之理。"③天理是万物的终极本体，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天理的具体表现。朱熹又讲："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

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④他们认为儒家纲常是天理在人际间的必然表现，如此论证，是用代表宇宙普遍法则的天理来提升封建伦常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朱熹又借用佛教的"月印万川"譬喻天理与名教"理一分殊"的关系。他讲："然虽各自有一个道理，却又同出于一个理。。。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⑤朱熹的引证，出自唐末禅僧玄觉的《永嘉证道歌》"月印万川"之喻，形象地说明了理与万物"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相互含摄关系，提高了理学的思辨性。最后，

①　《华严法界玄镜》卷上。

②　《宋元学案》卷一五《伊川学案》。

③　《朱子语类》卷三。

④　《朱子语类》卷十八。

⑤　《朱子语类》卷十八。

为了抵御"气化派"的抨击，程朱特别强调"理在气中"，"理在事中"，把天理这个本原不是安置在现实世界之外，而是"挂搭"在现实世界之中。二程讲："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理事一致，显微同源。"①在这里，显然他们又借助了华严宗的"理事无碍法界"，澄观讲："理事无碍法界，具性，分义，不坏理事，性分无碍故也。"②陆王心学在本体论上更是直接地承袭了禅宗"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陆九渊把禅宗的语言换成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甚至陆九渊讲到"心外无理"时所举的例子"如镜中观花"，也是从禅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引申来的，他借助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能力，把客体说成是主体内部的存在。陆九渊的修养方法，亦是从禅宗搬来的。禅宗认为：人心本净，因妄缘所染，故生无穷烦恼。但是妄缘无妨佛性，欲获觉悟，并不是研习大量经典，从外部获得真如，而是要自返本心，顿见心中真如。故克勤的《碧岩集》讲："达摩本来兹土，与人解粘去缚，抽钉拔楔，铲除荆棘。"

这种思想方法影响了陆九渊，他以此看待传统的经学，"圣人之言自明白，。。何须得传注？学者疲精神于此，是以担子越重。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担，只此便是格物"③。"抽钉拔楔"变成了"减担"、"格物"，简直是亦步亦趋。

在讲学传道的方式上，宋明理学家也自觉不自觉地模仿禅宗。如理学家所办书院的"书院规约"，多受禅宗"丛林制度"和"百丈清规"

的影响。他们编纂的《语录》、《学案》，显然是受禅宗各种《语录》、《公案》的启迪。朱熹的理学史著作《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无论题材还是形式，都有模仿禅宗《灯录》的痕迹。。总之，宋明理学家尽管个个口头上排佛，但他们吸收佛教思想的例子俯拾皆是。可以说，没有佛教哲学便没有宋明理学，佛教文化成为促进中国哲学升华的重要催化剂。

①　《二程全书》卷二七。

②　澄观《华严法界玄镜》卷上。

③　《象山全集》卷三五。

三、宋代道教的发展与内丹的成熟在中国道教史上，宋代是一个相当活跃的时期，同时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宋朝从立国开始，便面临着西北异族强大的军事威胁，战争频繁，民族危机。因而统治阶级便不择手段地乞灵于各路神祗，以求保佑皇权，安定人心，震摄外邦，人民群众也需要一种带有华夏正宗色彩的宗教作为精神慰藉。故统治者的提倡便得到了民众的呼应，使道教在宋代有长足的发展。从内容方面看，道教一向以"长生久视"为根本宗旨。汉唐以来，炼金丹以求"肉体成仙"的偿试屡屡失败，故从五代开始，道教内部出现了从外丹术向内丹术转化的趋势。至宋代，出现了陈抟、张伯端等卓越的宗教理论家，全面继承并系统发展了内丹学的理论，内丹术逐渐取代外丹术成为道教修行的主流，使道教面貌一新。

（一）宋王朝对道教的倡导与扶持经几百年的反复辩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至宋代已基本成型，儒家为主，佛、道辅翼的文化结构大体确立，宋代君主的宗教政策也相对稳定。不过，太宗、真宗、徽宗、理宗四代帝王崇道活动比较突出，其中真宗、徽宗尤甚。

1。宋太宗的崇道活动宋王朝与道教的特殊"交谊"始于赵匡胤与赵光义发迹之前。据说太祖、太宗和韩王赵普青年时曾结伴游长安，道士陈抟骑驴与之相遇。

他左手握太祖，右手执太宗，邀入酒肆沽饮。赵普偶坐席左，陈抟怒曰："紫徽帝垣一小星，岂可据上座？"①数年后一日，陈抟游华阳市，闻"赵检点作官家"，即大喜曰："天下这回定也"②。这类神话，十之八九出自道教门徒，借机自神其说。但王朝并不查禁，任其流行，亦有借宗教神话王权之意。宋太祖对社会上德高望众的道士甚为礼敬，曾召见苏澄隐，向其询问养生之术。苏澄隐"对御称旨，上大悦，赐紫衣一袭，银五百两，帛五百匹"③。

宋太祖逝世，兄终弟及，很违反西周以来的宗法传承体制，且关于赵光义的继位，社会上又有"烛影斧声"的流言，使太宗承统的合法性大成问题。为了平息社会上种种流言，安定人心，稳固政权，宋太宗一方面严禁散布政治流言的各种图谶、占星术，另一方面又派遣太监王继恩编造了一个"翊圣"降显的神话，以证明自己继位乃玉皇大帝的意旨，合理合法。道教的神仙谱系繁多而杂乱，故最便于利用。据宋真宗时的宰相王钦若事后编集的《翊圣保德真君传》讲：早在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陕西凤翔府周至县农民张守真，一日游终南山，忽闻空中朗朗有声，但抬头又不见有人。回家后又闻其声，自称是高天大圣玉帝的辅臣，奉玉帝之命显圣于世，保佑大宋王朝，并命张守真终生信奉他。

①　参见《续湘野录》。

②　参见《东轩笔录》。

③　《宋史·方伎传》。

在太祖驾崩前夕，此神又命张守真传言于宋太祖："吾乃高天大圣玉帝辅臣，盖遵符命，降卫宋朝社稷"。又连呼"晋王（赵光义登基前的封号）有仁心，晋王有仁心"，所以太祖才安排太宗继位。宋太宗登基后，封此神为"翊圣将军"，并在终南山建筑了规模宏大的上清太平宫供奉此神。张守真因参与编造神话有功，被赐紫衣，封"崇元大师"号，主持上清太平宫。从此，宋代道教神谱上又多了一尊专司保佑赵氏的大神，得到特殊的崇敬。真宗时加封为"翊圣保德真君"，徽宗时又加封为"翊圣应感储庆保德真君"，在全国供奉。

宋太宗厚待道教，太平兴国中，两次召见华山道士陈抟，并向宰相赞扬说："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力，所谓方外之士也。自言经承五代离乱，幸天下太平，故来朝觐。与之语，甚可听"①。因此，太宗"下诏赐号希夷先生，仍赐紫衣一袭，留抟阙下。令有司增葺所止云台观，上屡与之属和诗赋"②。端拱中，太宗自加封号"法天崇道皇帝"。淳化中，召终南山隐士种放，未至。宋太宗在组织人力大译佛经的同时，又令人广泛收集道书7000　余种，由徐弦和、王禹称校正，删去重复，共得3737卷。

宋太宗崇奉的道士多属于清修派，主要是欣赏他们的清净无为主张，一方面用于养生，一方面用于治国。唐末五代离乱之际，一些士人仕途失意或无意仕途，纷纷隐遁山林，往往以黄老清净无为之道为安身立命之本。在他们的影响下，黄老之术在社会上亦很流行。宋初虽恢复了社会的安定，但一些重臣仍劝太宗效法汉初的文景之治。如吕端劝太宗说："若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①太宗答道："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物自有为以至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②从上述事实可见，太宗崇道以政治考虑居多。

2。宋真宗崇道、"封禅"

至真宗朝，皇室崇道活动更盛。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兵大举南侵，边防危机，朝廷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斗争激烈。真宗本倾向迁都求和的主和意见，但在主战派的强烈反对下，不得不御驾亲征。

结果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反而与辽国签订了屈辱的"檀渊之盟"，向辽国纳贡称臣。班师回朝后，对外为了"镇服四海，夸示戎狄"，对内需要安定人心，挽回面子，真宗与宰相王旦、大臣王钦若合谋导演了一出"封禅祭天"的闹剧。《续资治通鉴》卷二七载："王钦若奉策于真宗："陛下苟不用兵，则当为大功业。庶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帝曰："何谓大功业？"钦若曰："封禅是矣！""然封禅当得天瑞乃可"。

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人力为之者。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帝允之乃可。"如此明目张胆地人造奇迹，中国人宗教感之"虔诚"于此可见一斑。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正月，真宗在崇政殿西序召见王旦、王钦若等人，自称夜梦

①　《宋史·隐逸传》。

②　《宋史·隐逸传》。

①　《混元圣经》卷九。

②　《续资治通鉴》卷三四。

神人，"星冠绛袍，告朕曰：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③。于是君臣大大忙碌一番，在大殿建道场，结彩坛，雕木为舆，饰以金宝，以恭伫神贶。不久有人发现，"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系于黄吻之上"，帛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眘，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①。群臣闻讯纷纷入贺，朝廷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又请辽国使臣陪祭，将假戏作与他看。同年四月，又称"天书"再降于大内功德阁。五月，真宗又称梦见真人谴告：六月将有天书降于泰山。六月乙未，称天书降于泰山之醴泉，上有"国祚延永，寿历遐岁"等字样。这样，便为泰山封禅制造了舆论。同年十月，真宗率群臣奉天书至泰山封禅。封禅大典是中国古代宗教中最隆重的一种祭天仪式，需有开国、创业等盖世奇勋的帝王方敢进行，且封禅大典靡费无算，是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使帝王轻易不敢问津。故中国历史上，仅秦皇、汉武、唐高宗与武则天、唐玄宗等数人搞过封禅。宋真宗在内外交迫的窘境中封禅，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作给辽国君臣及国内百姓看的。《宋史·真宗纪》的赞文曰："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此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与？"如果史臣的推测不虚，真宗君臣利用道教搞心理战有一定功效。当然，阻止辽军南下，决定因素还是檀渊之战使宋辽两国在军事上实现了均势，不然，光靠神道是吓不退铁骑的。此后，真宗迷信道教愈发不可自拔。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他对臣下又称得梦兆，"朕梦先降神人传玉帝之命：先令汝祖赵某（指赵玄朗）授汝天书，再令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帝。次日五鼓，有神降于延恩殿，对我说：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①。于是布告天下，上先祖赵玄郎封号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圣祖母为"元天大圣后"。从此，道教神谱中又多出了一位赵姓的保生天尊，成为赵氏宗室的家族神。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正月，真宗又奉"天书"

到亳州太清宫献祭，尊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以不致过分冷落了道教的真正始祖。在封禅、上尊号的同时，还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全国大修道教宫观，如天庆观、圣祖殿、玉清昭应宫等。其中，建于京城的玉清昭应宫为供奉"天书"之所，规模宏大，共含房舍2610间，耗资无算。仅铸造玉皇像、圣祖像及真宗御像，即用金1　万两，银5000　两。对于南方以祈福禳灾为主的正一派道士，真宗也很重视，曾召龙虎山天师道第二十四代天师张正随入京，赐号"真静先生"，并授箓院，蠲其田租，封号准其世袭。这是天师道受朝廷"先生"封号之始。

另外，宋真宗又动员大批人力修成《天宫宝藏》4565　卷，以与佛教《大藏经》相匹敌。。。真宗曾经表示："朕奉希夷以为教，法清静以临民。"③　《续资治通鉴》卷二七。

①　《续资治通鉴》卷二七。

①　《宋史·礼志七》。

②但其实际行为，却是铺张奢侈，滋政扰民，大大加重了人民负担。

宋仁宗继位，以"天书"陪葬真宗，一段时期的崇道狂热始有降温。

因长期崇道靡费，国库不允，被迫对道教的发展有所限制。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夏四月，罢创修寺观。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五月，禁女冠与尼姑非时入内，使道教发展势头稍缓。

3。宋徽宗崇道毁佛北宋末年，崇道风潮再起，宋徽宗是其推动者，其狂热又超过了真宗。徽宗早期崇信的道士是茅山第25　代宗师刘康混，主要是由于当时徽宗尚无子嗣，刘康混教之以"广嗣之法"始生子，故对其尤宠有加，赐号"葆真观妙冲和先生"及印、剑、田产、财物。徽宗先后敕书、赠诗70　余次，并多次向他索取"灵丹"、"仙饵"、"伤风符"、"镇心压惊符"等。此外，龙虎山30　代天师张继先，泰州道士徐守信等人，亦曾先后见宠于徽宗。徽宗曾向他们索取"镇妖符"，向他们学习内丹要诀，或请他们预卜吉凶。总之，徽宗这一时期的崇道活动以修习炼养为主，并未掺杂多少政治成份，故未出格、逾制。

政和年间，由于宋徽宗昏庸无能，蔡京、童贯等一批奸佞贪赃枉法，国内外各种矛盾开始尖锐起来。为了达到震慑外邦，压服民众的目的，徽宗与蔡京等人策划了一系列利用道教神化王权，巩固统治的闹剧。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蔡京先后将王老志，王仔昔推荐给徽宗。二人自称受学于钟离权、许逊，行内丹要诀，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徽宗对他们信任有加。同年十一月，在王老志的导演下，徽宗自称梦见老子显圣，得"汝以宿命，当兴吾教"①的神谕。当月癸未南郊祭天之时，徽宗又称见神仙降临，为此亲作《天真降临亲见记》颁之全国，并于京师建迎真馆，以迎天仙再度降临，王朝的崇道活动开始升温。

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道士林灵素开始见宠于徽宗。此人幼年为僧，因不甘耐受其师笞骂之苦，转而为道士，学得一些法术。林灵素机敏过人，好为大言，由左道录徐知常推荐给皇帝。他对徽宗讲：天有九霄，神霄最高。神霄玉清王乃上帝长子，号长生帝，为解救人生苦难，下降为人君，即是陛下。神霄府暂由其弟华青帝君摄领，权臣蔡京是神霄府左仙伯，童贯为仙吏，自己则是仙卿，徽宗宠妃刘氏为九华山玉真安妃，皆下降辅佐陛下治理天下①。在道教的神仙谱系中，神霄玉清王是仅次于昊天玉帝的第二高神，能主宰人间、天上、地府的一切祸福。这样，便将宋徽宗抬到了无以复加的高位，蔡京、童贯等奸臣也成了神仙下凡，更加肆无忌惮。据说林灵素稍识五霄法，祷雨有小验，徽宗对之更加深信不疑。在林灵素的怂恿下，建上清宝箓宫。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二月，徽宗自称华素帝君夜降宣和殿，授他"帝诰、天书、云箓"，命道士2000　余人集合于上清宝箓宫，由林灵素宣谕其事。四月诏示道箓院："朕乃昊天上帝元子，为大霄帝君，睹中华被金狄之教，焚指炼臂，舍身以求正觉。朕甚闵焉，遂哀恳上帝，愿为人主，令天下归于正道。

②　《宋史·方伎列传》。

①　《续资治通鉴》卷九一。

①　《宋史·方伎列传》。

帝允所请，令弟青华帝君权朕大霄之府。朕夙昔惊惧，尚虑我教所订未周，卿等可上表章，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②君主要求臣下劝进，群臣自然纷纷上表称贺，宋徽宗从此便戴上了"教主道君皇帝"头衔，成为集政权、神权、教权三位一体之君，道教也因此被推上了一种准国教的地位。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八月，又下诏命将《老子》、《庄子》、《列子》、《黄帝内经》等书列入官学，研习者可以拔贡取士，道教几同儒学。又仿照政府官员的品秩，为道士设立道官、道职，"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③有时甚至将道官授以真官。重和元年九月，"诏视中大夫林灵素，视中大夫张虚白，特授本品真官"④。道士的地位因此而极大地提高了，甚至徽宗本人诏见道士时，皆以客礼相见，灵素升高正坐，皇帝侧居，任其对答。其徒两万多人，皆美衣玉食。皇帝如此信任，便在全国范围内把崇道活动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全国各州县大兴土木、建筑道观，如京师先后修建了玉清和阳宫、迎真馆、葆真宫、定成宫、九成宫、上清宝箓宫，在茅山建元符万宁宫，在龙虎山迁建上清观，增建靖通庵、灵宝观等等，每处建筑皆所费不菲。由于信仰和宣传的需要，徽宗又安排大量人力收集整理道教典籍，在政和年中编成《政和万寿道藏》，共540　函，5481　部，并令全部刊刻，扩大了道教的影响。重和元年，徽宗"用蔡京言，集古今中外道事为纪、志，赐名曰《道史》"①，共记仙人5　万余名，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叙述道教历史的著作。上述这些工作虽然对传播历史文化有益，但是在短期内完成，仍会导致国家财力紧张，加剧社会矛盾。

徽宗极力崇道意犹未足，同时还辅之以对其他宗教的排斥、打击，佛教自然是首当其冲。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与本土自生宗教--道教的冲突由来已久。然而经千余年的磨擦，佛教早已中国化了。但徽宗朝随着北方女真族的强大，军事压力增加，佛教的外籍身份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徽宗登极之初即有重道轻佛倾向，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二月，"诏令道士序位在僧上，女冠在尼上"②。后来又屡次下诏，严禁三教混杂，并对佛教采取了限制、分化政策，凡僧徒有意改归道门者，立赐紫衣。至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正月，在林灵素等道士的一再挑唆下，徽宗正式下诏贬毁佛教，"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之号。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即主持之人为知宫观事。所有僧录可改为德士司，左右街道录院可改为道德院，德士司隶道德院"①。徽宗毁佛与前几灭佛不同，主要不是杀戮、遣散，而是改僧为道，其崇道色彩甚为浓厚。这道诏令一下，一些道教徒乘机大肆侵占佛教寺院和田产，如京西佛寺崇德院改为神霄宫，其2.1　万亩田地悉为道士占有，佛教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然而佛教传入中国日久，中外、华夷的问题经反复辩难，已在僧俗士庶间取得了共识，仅仅几句"金狄之教"的②　《续资治通鉴》卷九二。

③　《宋史·徽宗本纪》。

④　《宋史·徽宗本纪》。

①　《宋史·徽宗本纪》。

②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

①　《续资治通鉴》卷九三。

煽惑词，不会将佛教的深刻影响从社会上根除。徽宗的草率行动受到了广大佛教徒的抵制，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人出面反对，故徽宗不得不于次年六月又收回成命，"复寺院额"，"复德士为僧"，一场化佛为道的闹剧才匆匆收场了。在毁佛的同时，民间的明教及各种巫教也受到查禁。宋徽宗及其蔡京、童贯一伙崇道的直接目的是想效法真宗神化王权、安抚人心、震慑外邦。然而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不是靠神霄帝君降灵的神话可以挽救的，金军也不会被神话故事吓退。特别是徽宗朝后期，皇帝在王老志、王仔昔、林灵素等道士的包围下不可自拔，蔡京、童贯、高俅辈奸臣擅权，政治腐败。道士们利用特权干政，王文卿竟然假借天意，要徽宗"革则无悔"，禅位于钦宗，自己去当"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此举进一步加剧了政局的动荡。毁佛灭教的行动，又增加了其他教徒的不满，信奉明教的方腊农民起义军，起义的导因就是政府对明教的查禁。再加之大修宫观，大作道场，大编道书等活动，靡费金银，掏空了国库，致使金军南下之时，宋军缺粮断饷，毫无招架之功。半壁江山一朝沦丧，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二人作了金人的俘虏，在受尽凌辱后客死他乡，这也是对神霄帝君下凡神话的无情嘲弄。《宋史·徽宗本纪》的赞文指出：徽宗失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可谓一针见血。

4。宋理宗重道与推崇《太上感应篇》通观北宋诸帝的崇道活动，普遍存在重道法、轻炼养的倾向。这主要是由于唐代一些帝王服金丹中毒，使宋代君主吸取了教训，而内丹修炼又偏重于个人功夫，于国事无补。宋真宗在解释他的崇道动机时明言："非敢溺方术，求神仙。"①因而他们热衷于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道事活动，以符箓祈禳为主，活跃于帝王身边的道士多属符箓派。北宋王朝覆亡，符箓派道教也受到沉重打击，以炼养和劝善为主的新道教逐渐兴盛起来，形成道教史上一大转折。

金兵南下，宋室偏安江南一隅，国力大不如前。失地之痛，"靖康之耻"使南宋统治者不得不对徽宗的狂热崇道行为有所反省。因此南宋统治者只是一般地支持道教，150余年间朝廷虽也不断召见、封赐道士，但并无一道士受到特别的宠幸，国家虽也利用道教搞一些斋醮祈禳之事，但未有出格逾制的活动，也未敢过分靡费。相对而言，宋理宗是一位比较重视道教的帝王，他曾于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召见正一道35代天师张大可，命其提举三山（龙虎山、茅山、阁皂山）符箓兼御前诸宫教门公事，主领龙翔宫，赐号"妙观先生"。理宗亲笔为龙虎山真凤殿、紫徽阁、真懿观题写观额，并赐田若干亩，免租税。自此，正一道成为江南道教最大的派系，与金元之际形成的全真道形成南北对峙之势，这种状态一直持续至今。

理宗的重道活动还有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即推荐道书《太上感应篇》。此书作于北宋，仅一卷，徽宗朝《政和万寿道藏》曾经收录，但并未引起社会的重视。南宋时李昌龄曾为之作注，并增至三卷。理宗命太乙宫道士胡莹微刊刻发行，卷首有理宗御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①　《混元圣迹》卷九。

之词。当世名儒真德秀代作序、跋，宰相郑清之作赞文。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推荐、提倡，此书立即身价百倍，广泛流行。《太上感应篇》是一本宣扬善恶报应的书，其开篇第一句便讲："太上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此书以道教的戒律和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宣扬忠孝仁义，修功积德，劝世醒人。书中讲："一日有三善，三年后必降之福"，"一日有三恶，三年后必降之祸"。在封建社会中，判断善恶的标准当然是以是否符合纲常伦理作为标准，而利用宗教神灵及福祸报应思想来劝人为善，通俗易懂，便于在广大民众中流传，从而以出世的宗教理论来维护世俗的三纲五常。真德秀在序文中阐明了此文的社会意义："此篇指陈善恶之报，明白痛切，可以扶助正道，启发良心，。。庶几家传此方，人挟此剂，足以起迷俗之膏盲，非小补也。"①同时在跋文中，真德秀又进一步探讨了儒、释、道三教的异同："世谓感应之云，独出于老、佛氏，非也。《书》有作善降祥之训，《易》有积善余庆之言，大抵皆此理也"②。三教的报应之说虽然有出世入世的不同角度，然而在劝人向善，稳定社会的功用上却是一致的，《太上感应篇》就是三教合一的产物。以后道教中出现的《阴骘文》、《功过格》等劝善书，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此书的影响，同时又进一步加速了三教融合的进程，并促进了江南神霄、清微、净明等新道派的诞生。

（二）内丹学的兴起与传承在宋代道教史上，产生了一批如林灵素之流狐媚惑主、祸国殃民的妖道，但在民间也产生出一批如陈抟、张伯端那样的炼养之士和宗教理论家。他们上承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近承钟离权、吕洞宾、施肩吾等人的内炼术，又吸收儒家的纲常伦理和禅宗的心性之学，建立了完善的道教内丹学，促使道教修炼理论在宋代发生了重要转折，使内丹学取代外丹术，成为道教修炼的主流，并为新道教流派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道教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追求长生升仙之术为其根本宗旨，服气导引，祈禳消灾，草木药饵，熊经鸟引，直至金丹大药，千百年来道士们"上穹碧落下黄泉"，历尽辛劳寻求可使生命永驻的仙方。然而，自汉魏以来，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却使道士们走了一段弯路。《周易参同契》讲："巨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葛洪的《抱朴子·金丹》则说："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术于外物而自坚固。"道士们在实验中，惊异于黄金的高熔点及耐腐蚀的化学稳定性，希望人像服中药一样可以直接吸收金子的成份，借金性以自固。此外还有丹砂、雄黄、硝石、砒霜等一大批有剧毒的物质，道士们希望通过阴阳生、克之理，使他们刚柔配合，变毒为宝。可是，道士们配制金丹的原理多是从阴阳五行的哲理抽象推论出来的，缺少必要的物理、生理实验作为实证

①　《真文清公全集》卷二七。

②　《道藏》太清部《太上感应篇》表第九。

依据，因而他们的金丹理论虽然说得头头是道，但历代服丹者却每每落个中毒身亡的下场，虽然道士们用"尸解"为遁词来搪塞，但这毕竟不是"肉体飞升"。唐代以道教为国教，帝王崇道最为狂热，故中毒身亡者也最多。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及其重臣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等，皆因服食道士所进金丹而毙命。

服食金丹屡无效验，不能不引起社会上广大民众对道教金丹术的怀疑。如唐宪宗时的起居舍人裴潾就曾劝谏宪宗曰："金石含酷烈之性，加烧炼则火毒难制。若金丹已成，且令方士自服，一年观其效用，则可进御也。"①然而宪宗不听良言苦谏，自服金丹。结果毒性发作，燥热难禁，一命呜呼。另一个方面，帝王、重臣中毒身亡，每每会招致统治集团对方术之士的报复，历史上有不少道士因进金丹无效而被杀了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迫使道教中的有识之士不得不考虑改变寻求仙方的策略。这种从外向内的转化，在隋唐之际便开始出现了苗头。

在道教内部，自古便有呼吸吐纳，胎息导引，辟谷服气之术，《周易参同契》等书对此亦有论述。不过由于魏晋金丹术的兴盛，服气养生之术仅仅是作为成仙的辅助手段。隋开皇（公元581-600年）年间，罗浮山道士苏元朗便曾撰写《龙虎金液还丹通元论》及《旨道篇》，倡导内炼之术。此后内炼之术不断发展，并将葛洪一派所炼的金丹称为"外丹"，而自称所修炼的功法为"内丹"。然而，唐代帝王宠幸外丹方士，故内丹学发展缓慢，只是在民间以师徒相承的形式绵延、流布，社会影响不大。由于外丹派道士屡试屡败，内丹之学从五代开始兴盛起来。钟离权的《灵宝毕法》，吕洞宾的《泌园春》及《窖头脱空》等诗歌，施肩吾的《钟吕传道集》、《西天群仙会真记》，彭晓的《还丹内象金钥匙》等书，使内丹学初具雏形。由于此时期的内丹道以钟离权、吕洞宾为代表人物，故宋、金以后的内丹派皆尊钟、吕为始祖。

钟离权、吕洞宾开创的内丹学，实则是古代道教服气、导引等气功术的继承与发扬。不过他们又将金丹道炼制外丹的一些观念和术语引入自己的体系，使气功成为一种具有玄神色彩的成仙之术。简而言之，内丹学把人体比作丹炉，以人之精、气为药物，用神火去烧炼，使之在身体内相和合，结成圣胎。圣胎便可离开形体，永世长存。这个圣胎也可视为内炼之金丹，内丹便因此而得名。内丹学在五代尚处初创阶段，著作散乱，理论尚未系统化，名词、观点亦多有相互牴牾之处，而且，实用方术较多，缺乏高深、抽象的哲学理论作为指导。宋代陈抟、张伯端的内丹学理论，就是在全面继承五代内丹学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更为完善的道教哲学与内丹理论，成为后世内丹修炼的经典。

关于钟、吕派内丹学的传承谱系，道教史籍记载十分紊乱。由于道教宣扬修炼之士可以肉体成仙，长生不死，所以历史人物与想象中的神仙界限并不明显。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很难确定，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史迹亦难详考。按照道教传说，钟离权、吕洞宾都是"八仙"中的神仙，钟离权生于汉代，故又名汉钟离，那么他在五代为吕洞宾师，少说也有千岁了。又有传说云：钟离权是石晋的一位将军，出战西北土蕃，独骑入山迷路，遇东华先生而得道，遂成为一名隐士。一日游终南

①　《旧唐书·宪宗本纪》。

山，于石壁间得《灵宝经》一部，得悟天机。钟离权著《灵宝毕法》、《云房三十九章》等书。据《混元仙派图》考，钟离权下传吕洞宾。吕洞宾也是五代著名隐士，《宋史·陈抟传》中有一段关于他的简单记载："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里，世以为神仙。皆数来抟斋中，人咸异之。"在道教中流传着许多有关吕洞宾的神话，尊他为"纯阳祖师"，或"纯阳帝君"。不过吕洞宾没有留下系统的著作。《混元仙派图》载，洞宾门下弟子众多，最著名者为施肩吾，号华阳子、栖真子，据说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曾中进士，先遇许逊而得内丹诀，后师吕洞宾修还丹之道，他留有一本《钟吕传道集》，对钟、吕两代祖师的行迹及其内丹理论作了较为详备的记述，成为内丹学传承历史上重要文献。钟离权门下四传，便至宋初著名道士陈抟。

（三）陈抟与内丹修炼模式--《无极图》陈抟（公元871-989年）是比较可靠的历史人物，字图南，亳州真源（今安徽亳县）人。据《宋史·陈抟传》，他自幼习儒，通经史百家。唐末举进士不第，遂不求仕禄，隐居华山，以山水为乐。陈抟不喜外丹、斋醮，专炼服食辟谷之术二十余年，每日但饮酒数杯便可维生。后移居华山云台观，又止于少华山石室，每觉可百余日不起，朝野皆目为异人。周世宗之世，世宗好黄白之术，闻陈抟大名，将其请入禁中，从容问对，陈抟答曰："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政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术乎？"世宗并不责怪，留其为谏议大夫，陈固辞不受。入宋以后，陈抟已有百余岁，住华山亦有四十余年。宋太宗闻其"独善其身，不干势力"，是位德高望众的方外之士，非常敬重，派中书宋琪请问玄默修养之道。陈抟对曰："抟山野之人，于时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有方术可传。假今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显然，陈抟认为当朝为君者，应以治国牧民为务，不可一味追求静养默炼，故不肯传其内丹修炼之术。至于黄白登仙之道，更是不屑一谈，惟劝以励精治国。宋太宗不以为舛，愈发敬重陈抟，赐号"希夷先生"。陈抟死于端拱二年（公元987年）。陈抟是道教史上重要的理论家，《宋史·陈抟传》载："抟好读《易》，手不释卷。常自号扶摇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主导养及还丹之事。"正是由于陈抟精通儒家理论及《易经》哲学，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所以才能够超越同时代其他内丹修炼家，将内丹功法提升到理论层面阐述发挥。据史籍载，陈抟一生写成《三峰寓言》、《高阳集》、《钓潭集》、《易龙图》、《赤松子八诫录》、《人伦风鉴》等大量著作，可惜多已亡佚，但真正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小小一幅《无极图》。陈抟将自己一生修炼的体会及其对内丹理论的概括，均通过这张图表现出来。

关于《无极图》的由来，《宋元学案》载明末思想家黄宗炎的《太极图说辨》曰：此图本名无极图，陈图南刻于华山石壁，列此名位。创自河上公，魏伯阳得之著《参同契》，钟离权得之授吕洞宾。洞宾后与图南同隐华山，因以授陈。①按照道教信徒的说法，此图几乎成了道教千古"心传"。黄宗炎又说："图学从来，出于图南"，陈抟以上的传承无其他佐证，但从陈开始以图解《易》，可以间接说明《无极图》是《易经》与道教思想结合的产物。黄宗炎录《无极图》如下：■《无极图》有"顺"、"逆"两种解释，"顺以成人"，指宇宙开辟，万物化生的过程。"逆以成丹"，讲的是修炼内丹的方法。按照道教的理论，天人合一，宇宙与人身有着相似的结构，人身修炼应模拟自然演化之理，逆向而行。就其图而言，最下之○为"玄牝之门"，据黄宗炎《太极图说辨》解释：在修炼家，以玄牝谷神为人身命门两肾空隙之处，气由所生，是为祖气，凡人五官百骸之运用知觉，皆根于此。于是推其祖气，上升为稍上一○，名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有形之精，化为徽茫之气。炼依稀呼吸之气，化为出有入无之神。便贯于五脏六腑而为中，名为五气朝元。行之而得也，则水火交媾，而为其上之■，名为取坎填离，乃成圣胎。又使复还于元始，而为最上之一○，名为炼神还虚，复归无极，而功用至矣。盖始得于窍，次于炼己，次于和合，次于得药，终于脱胎，诚仙真求长生之秘术也。

黄宗炎的解释，可以说基本符合陈抟的原意。从一些当代气功学著作看，也是基本遵循这样一个次第进行锻炼的，即通过呼吸吐纳，意守玄关，使玄关生热生火，达到炼精化气的目的。有形之精，即人之精液，以纯阳之气蒸化之，便成为徽茫之气，上升于五脏六腑之中。按照中医学原理，肺、肝、肾、心、脾五脏正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对应。本来五行运动应是火炎上、水润下，但内功修炼偏要逆向修行，引心火下降，肾水上升，从而使火不燥烈，水不卑湿，阴阳协合，滋养人身。

又按八卦的原理，肾为坎男（　），心为离女（　），离中虚，坎中满，水火交媾，心肾交泰，即是"抽坎填离"，使坎中阳爻与离中阴爻相和合，便成圣胎，亦为金丹。圣胎涵养圆满，便可脱胎而去，归复无极，修炼之功成矣。

陈抟的《无极图》虽然对内丹修炼功法说明尚嫌简单，但却为以后内丹学的发展建构了一个基本框架。当代道教研究者李养正先生对《无极图》的理论来源及贡献作了如下概括：陈抟的宇宙生成论及炼养理论，渊源于四个方面：（一）从儒家《易》理中吸取宇宙生成论；（二）吸收老子"复归无极"及"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的思想；（三）继承了魏伯阳《参同契》模拟自然的丹道理论；（四）继承了钟、吕金丹道的内丹炼养方术。他对道教清修派（或称丹鼎派）最神秘的内丹道的发展有两点：一是使之具有较为浓厚的哲理色彩，二是厘定了内丹修养方法的五个阶段。①陈抟的《无极图》不仅吸收儒家的《易》学思想，而且还吸收了禅宗所立"五种空义"。《道枢》录陈抟《观空篇》，他解"真空"义曰：

①　《宋元学案》卷十二。

①　《道教概说》，第156　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知色不色，知空不空，于是真空一变而生真道，真道一变而生真神，真神一变而物无不备矣，是为神仙者也。

显然，陈抟讲"空"并不是劝人"洞识性空"、"超情谴知"，直见"真如本体"，而是将佛教的"心法"用于道教的修炼，教人涤心静虑，惟守心中真神，虚静无为，以至于成仙，从而形成了禅道合一的内丹哲学。在他身上已明显看出三教理论的高层次结合。

陈抟死后被人视为神仙，道教内尊他为"陈抟老祖"，倍受敬仰。

陈抟之学下传张无梦、刘海蟾。据《历世体道通鉴》，张无梦，字灵隐，号鸿蒙子，陕西周至人，"入华山，与种放、刘海蟾为友，事陈希夷先生，无梦多得微旨"。他曾向宋真宗讲述自己所撰丹诗《还元篇》宗旨说："国犹心耳，心无为则气和，气和则万宝定矣。心有为则气乱，气乱则英华散矣，此还元之大纲也。"②其立论以国比身，劝国君以清静无为之道治国。张无梦关于内丹修炼亦有一些见解，散见于其他一些道籍。刘海蟾亦名刘玄英，《历代真仙体道通鉴》载："刘玄英，字宗成，号海蟾子。初名操，字昭元，后得道改称焉。燕地广陵人也。以明经擢第，仕燕主刘守光为相。喜性命之说，钦崇黄老之教。"一说曾师事于吕洞宾，一说与种放、张无梦访陈抟于华山，结为方外友。留有《还金篇》两卷，见录于《道枢》。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张伯端在成都遇刘海蟾，刘将"金液还丹"之诀授与张，所以张伯端可以说是陈抟的再传弟子。张伯端著《悟真篇》讲："梦竭西华到九天，真人授我《指玄》篇。其中简易无多语，只是教人烧汞铅。"此诗中所谓真人即是刘海蟾，张伯端的内丹思想源于陈抟的《指玄》篇。经张伯端的发挥阐扬，内丹学发展到了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

●　　（四）张伯端与内丹经典--《悟真篇》张伯端（公元987-1082年），字平叔，号紫阳，又名用成，浙江天台人，生当北宋时期。其《悟真篇序》自述曰："仆幼亲善教，涉猎三教经书，乃至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吉凶生死之术，靡下留心详究。"可见他是一个博学多才之人，少年时曾为大学士，举进士不第，屈居幕僚。后"坐累谪岭南兵籍"，遂绝仕途，潜心宗教。82　岁时游蜀，遇刘海蟾，得金液还丹火候之诀，修炼成功，著《悟真篇》阐扬内丹之学。其后意犹未足，又钻研佛经禅语，深有体悟，撰《禅宗诗偈》32　首，附于《悟真篇》后。另外，《道藏》还收录他晚年所作《玉清金简华青密闻金宝内炼丹诀》三卷，由其弟子王邦叔辑录。《悟真篇》以《阴符经》和《道德经》为祖经，吸收"三才相盗"和"虚心实腹"

的观念，融摄儒学与禅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先命后性"的内丹修道理论，后世成为内丹学的经典著作，与《参同契》齐名。其《禅宗诗偈》哲理深玄，文字却较宋代其他禅宗语录，明白晓畅，颇得士林赞赏。清朝雍正皇帝深爱其诗文，在编制禅宗语录--《御选语录》时，亦将其收入，并封张伯端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可见其禅化程度有多么深。

②　《玄品录》卷五。

张伯端的著作，反映了宋代内丹理论的发展与成熟，主要内容可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1。倡导三教归一说三教融合是唐宋以来的文化潮流，此时的三教融合已不再仅仅于字面上寻找共同点，而是在根本理论上相互吸收，相互补充。唐代禅宗的出现标志着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一时风靡社会，并给予道教和儒学以巨大的刺激与推动，迫使他们从理论深层次上作出回应。张伯端不仅高唱三教归一，而且使之归于内丹学的纲领"性命"二字。他在比较三教之学时讲：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如有习漏未尽，则尚徇于有生。老氏以炼养为真，若得其枢要，则立跻圣位，如其未明本性，则犹滞于幼形。其次《周易》有穷理尽性之辞，鲁语有毋意、必、固、我之说，此仲尼极臻乎性命之奥也。然其言之言常略而不详者何也？盖欲序正人伦，施仁义礼乐之教，故于无为之道未尝显也。但以性命术寓诸易象，以性法混诸微言耳。①在张伯端看来，佛教重修性，顿悟圆通，能直超彼岸，但却过于忽视身体的修炼。尤其是禅宗，"以性宗为立教，故详言性而略言命"。

传统的道教方术，重视炼养身体，但不通性命之学，仍滞于人有形的身心束缚，未可与大道相通。儒家《周易》、《论语》虽为穷理尽性之学，臻于性命之奥，但偏重于世道伦常，关于养炼性命之术略而不详。因此他认为必须将三教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身心性命之学。"三教虽分，道乃归一"，也就是归于钟、吕的内丹术。

2。性命双修、先命后性的修炼宗旨在内丹道中，张伯端开创的金丹南道以"先命后性"为宗旨，与金代建立的全真道"先性后命"相对峙。张伯端说：性命本不相离，道释实无二致。彼释迦生于西土，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为最上乘法，故号金仙。①从三教合一的立场出发，他反对偏修、偏行，甚而佛、道相互攻讦。

不过他毕竟是内丹派的道教徒，继承了道教重视身心保养，追求肉体长生的传统。他讲："命之不存，性将焉附？"将生命视为人性的前提，故宗教修行当从身体锻炼入手。

先以修命之术顺其所欲，渐次导之于道。修命之要，在乎金丹。②故《悟真篇》的修行次第，先讲命功，后讲性功。其弟子集《青华秘文》概括这一过程曰："方其始也，以命取性。性全矣，又以性安命。此是性命之大机括处，所谓性命双修者，此之谓也。"张伯端虽然重命，强调修炼功夫由命入手，但并非不重视修性。真正修到性命空寂，妙用圆通，才算是达到了真仙的境界。

①　《悟真篇·序》。

①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九。

②　《悟真篇·序》。

3。内丹修命功法《悟真篇》所以在内丹学上被视为仅次于《参同契》的经典著作，就因为它首次对唐末以来社会上流行的内丹功法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和阐述，使后学有所遵循。在此之前，内丹功法仅在师徒间秘密传承，因而社会影响很小。《悟真篇》一出，内丹功法开始走上了公开化之路，内丹术渐成教内主流。

《悟真篇》继承了钟、吕内丹术的传统精神，把内炼成仙的原理建筑在人身小天地与宇宙大天地同构合一、反本还原的基础上。它取法于《阴符经》和《道德经》：《阴符》宝字逾三百，《道德》灵文满五千，今古上仙无限数，尽于此处达真诠。①张伯端认为：修炼者先须搞清宇宙的本原及其生成规则：道自虚无生一气，便从一气产阴阳，阴阳再合生三体，三体重生万物昌。②从宇宙生化的原理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皆从虚无中来，这是顺天地而生人的过程。内炼成仙的过程正相反，或曰"逆倒术"，即反归本真，与道合一，"返根归命即长存"。为了表示修道与天地之数合一，他的《悟真篇》在体例安排上都体现了这种天地法象。此书采用诗、词、曲相结合的体裁，正文七言律诗十六首，象征炼金丹要取真阴、真阳半斤八两之数（古秤十六两一斤）；五言律诗一首，象征太一之奇；绝句六十四首，合周天六十四卦之序；又添《西江月》词十二首，效法天时十二月。诗词总数八十一首，象征九九纯阳之数，表示经十月修行功备胎圆。卷末附歌颂、诗曲、杂言三十二首，以达明性之道。

宋朝人翁保光在《悟真篇注序》中，对张伯端的内炼思想进行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概述，于此可见内丹"修命"的大致阶段：夫炼金丹大药，先明天地未判之先，混沌无名之始气，立为丹基。

次辨真阴真阳，同类无情之物，各重八两，立为炉鼎。假此炉之真气，施设法象，运动周星，诱此先天之始气。不越半个时辰，结成一粒，附在鼎中，大如黍米，此名金丹也。取金丹一粒，吞归五内，擒伏一身之精气，犹猫捕鼠，如鹯搦鸟，不能飞走矣。然后运以阴阳之真气，谓之阴符阳火，养育精气，化成金液之质。忽尾闾间有物，直冲夹背双关，历历有声，逆上泥丸。舌触上腭，颗颗降入口中，形如雀卵，馨香甘味美，此名金液还丹也。徐徐咽下丹田，即脱胎沐浴，化为纯阳之躯。无饥渴寒暑之患，刀兵虎兕不能伤，而为陆地神仙。

修炼内丹的初步功法曰"筑基"，又称"炼己"，即摒除杂念，宁神静气，凝神入气穴。气穴就是丹田，为人体脐下三寸处。《悟真篇》讲："劝君穷取生身处，返本还原是药王。"生身处即是肚脐，人未出生前，混沌未开，此处是人获取营养的先天之本，故炼丹要于此筑基。

其次是选取真阴、真阳之气，张伯端对此极为重视。真阴真阳也就是人体内的真铅与真汞，《悟真篇》写道：

①　《悟真篇》绝句第五十八。

②　《悟真篇》。

不认真铅正祖宗，万般作用枉施功，休妻漫（徒）谴阴阳隔，绝粒徒教胃肠空。草木金银皆滓质，云霞日月属朦胧。更饶吐纳与存想，总与金丹事不同。

不识真铅与真汞，炼习导引、吐纳、休妻、辟谷、服食药饵皆属徒劳。下丹田所藏真阳，乃人生命之"元气"，为阴中之阳，喻为水中之金，号曰真铅；心中所生之阴为阳中之阴，火中之水，名曰真汞，此二物方为炼内丹之真药。本来铅属阴润下，汞属阳炎上，但运用心中真念之力使之于炉鼎（丹田）内调台，便可炼成金丹。张伯端又讲：休炼三黄及四神，若寻众草更非真。阴阳得类方交感，二八相当自合亲。潭底日红阴怪灭，山头月白药苗新。时人要识真铅汞，不是凡砂及水银。

三黄指雄黄、雌黄、硫璜，四神指朱砂、水银、铅、硝。显然张伯端是完全否定外丹术的，只取二八阴阳之气，合于丹鼎之中，是谓龙虎交媾。

二物合时情性合，五行会处龙虎蟠。本因戊己成媒娉，遂使夫妻得合欢。

龙虎交媾不到半个时辰，便可形成金丹一粒，大如黍米。"一粒灵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金丹入腹，便可激发体内真精，此精乃无形无质之"元精"，和后天因性念引出的"淫泆之精"根本不同。真精出现，生殖器会无念而举，在内丹功中称为"活子时"。又要经过采药、封固、火候、沐浴等环节，使精气化为金液之质。《悟真篇》用隐喻的诗词文句对这个过程作了描述，须修炼者根据自己的气功实践经验去体会，因而笼罩了一层神秘色彩。再下一步便是所谓的"还精补脑"。内丹所讲"还精补脑"不同于房中术所言，而是"河车不敢暂停留，运入昆仑峰顶"。"河车"沿人身督脉，过尾闾、夹脊、玉枕三关，将精气送入泥丸宫。真精穿过头顶，再经上腭、进入口中，将此"金液还丹"徐徐咽入口中，流入下丹田，便可实现真阳之气的周天运转，并在丹田结成圣胎。再经十月涵养胎圆大足，即可脱胎化为纯阳之体，内丹"修命"之功便可告一段落。

4。吸收禅语以为修性之功内丹功法的筑基与炼精化气，基本属于形体的锻炼，被称为命功。

炼气化神和炼神还虚是丹功的高级阶段，属于精神的修炼，被称为性功。张伯端指出：此恐学道之人不通性理，独修金丹。如此，既性命之道未修，则运心不普，又焉能究竟圆通，迥超三界？

身体修炼得再好，也仅能健康长寿，终不能超出三界之外，摆脱轮回之苦。因此还要修心，使自己的精神无为还虚，与道一体。张伯端并不讳言道教在心性修养方面要逊于佛教，因此要向佛教"取经"。《悟真篇·序》讲：及乎篇集既成，又觉其中惟谈养命固形之术，而于本源真觉之性有所未定，遂玩佛书及《传灯录》，至于祖师有击竹而悟者，及形于歌、颂、词、曲三十二首，今附于卷末，庶几达本明性之道尽在于此矣。

如其中一首《西江月》云：丹是色身至宝，炼成变化无穷。更能性上究真宗，决了无生妙用。

不信他生后世，现前获佛神灵。自从龙女著斯功，尔后谁能继踵。在这里，把道教的修炼和禅宗的顿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佛之神，通金丹之妙用，以真如觉性，通空寂之本源。翁保光在《悟真篇注序》中简要地概括了这个过程：方始投于静僻之地，兀兀面壁九年，以空其心，谓之抱一。九年行满，形神自然俱妙，性命双修，与道合真，变化不测矣，此名九转大还丹也。

人通过炼精化气的修炼，有了健康的身体，还需进行九年的精神修炼，以空其心。心性虚无，便可与道为一，获无上的觉悟与智慧，成为变化不测的神仙。所以佛、道思想的结合，便是使人现世成仙的"九转大还丹"。

张伯端还认为：修道养真还需与平日的道德修养相结合，若不积阴德，必有魔障。

大道修行有易难，也知由我亦由天。若非积行于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

道教修习之人，要遵重现世的纲常礼法，德行修逾八百，阴功积满三千，均齐物我等齐冤，始合神仙本愿。

个人的丹法修行，与社会道德相辅相成，用彼岸世界的"光辉前景"，作为现世劝善的工具，所以清修派道术也能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与提倡。

总之，《悟真篇》通过三教合一，将道教内丹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书在道教发展史上被看成"里程牌"式的著作，被后世道教尊为《丹经》。道士们内丹修炼的实践，就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瑰宝--气功。《悟真篇》对于气功的指导作用也是无与伦比的。

（五）金丹道南宗内清修、双修两派张伯端虽是道教理论大师，但他本人并无意创立宗派，组织教团，只是注重宗教伦理实践，注重个人修养。同时他认为修成神仙的关键在于"明心见性"，并不在乎形式上是否要隐遁山林，出家离俗。他讲："志士若能修炼，何妨在市居朝"，这叫作"大隐尘市"。他本人就是居家修行者。

然而，张伯端的学说在道教内部独树一帜，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人拜在他门下学道，形成了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的传承关系。至南宋，内丹学者几乎无人不宗张伯端，从此形成了金丹道南宗，张、石、薛、陈、白被尊为南宗五祖。不过严格讲来，从张伯端到陈楠四代，只有师徒相承的"学统"，并不具有真正的教团性质。至白玉蟾始为云游道士，"其所以立香火之地，不可不奏请靖额也"①。"靖"为魏晋以后道士祭神所用静室，后来成为道教固定的宗教殿堂的代名词。

白玉蟾门下道徒人数大增，故需报请官府承认，批复名额，正式形成教团。

张伯端的后学，全都宗承《悟真篇》，以内丹修行为主。但因《悟

①　《海琼自真人语录》卷二《鹤林法语》。

真篇》道旨玄奥，且言词多用隐语，故后人修习时又多生歧义，主要分成了清修与双修两大派。石泰、薛道光是清修派代表人物，刘永年则是双修派的主将。

石泰（公元1022-1158年），字得之，号杏林，常州人。以行医救人而不得报。曾救张伯端于厄难之中，遂成为张的嫡传弟子。石泰作《还原篇》阐发《悟真篇》宗旨。石泰传道于薛道光。薛道光（公元1078-1191年），名式，又名道元，字太源，阆州（今四川阆中）人。曾出家为僧，道号紫贤，又称毗陵禅师。宋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遇石泰，拜其为师。作《还丹复命篇》及《丹髓歌》传世。石、薛二人思想的特点是坚守师说。《还丹复命篇》云："大道之祖，不出一气而变成，。。采二仪未判之气，夺龙虎始媾之精，入于黄房，始成丹室。"不过他们对于其师出道入禅的倾向亦颇有微词，《还原篇》讲："儒家明幻理，释氏打顽空，不识神仙术，金丹顷刻功"。似有一种脱离三教融合之潮流，追求纯粹道教之功。他们因强调个人清修而闻名。

与石、薛大致同时的刘永年则主张双修。在《悟真篇》中，有大量男女夫妇、婴儿姹女、金公木母、女子郎君之类的词汇，用以形容真阴与真阳在丹鼎内氤氲和合的心理感受，当代气功家诠释为"一种近似性交快感"的主观感觉。由于道教自古以来便具有研究房中术的传统，故刘永年便很容易地将《悟真篇》中的术语解释为男女双修。其徒翁保光在《悟真篇注释序》中发挥了这些思想。他把鼎炉中"二八真阴真阳之物"解释成少男少女，认为"真铅"藏于少女之身，"虽男子，身中皆阴，若持一己而修，岂能还其元而返其本？又将何而回阴换骨哉？"因此修道"须有财力，丹友三人，方能成就"。必须男女同炼是双修派与清修派的重要差异。为了具备购买少女的财力，双修派道士经常需投靠豪门、官吏，邀其同修。此类行为经常遭到教内外人士的贬斥。

南宗四祖陈楠，字南木，号翠虚，惠州博罗县（今广东惠阳东）人，生卒年月不详。他以盘笼箍桶为业，后从薛道光处学得太乙金丹诀，能捻土治病，人称陈泥丸。陈楠继承了石、薛一系的清修派丹法，其著作《紫庭经》讲："千句万句会一言，教人只去寻汞铅。二物采入鼎中炼，夜来火发昆仑山"。"分明精里以气存，渐渐气积以生神，此神乃是天地精，纯阳不死为真人。"基本沿袭了张伯端开创的内丹学"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的大思路。不过陈楠在承上启下的过程中亦有自己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三点。

其一：陈楠对传统道书中神秘、繁杂的术语进行了归纳说明，如他在《丹诀归一论》中指出：天魂地魄，日精月华，红铅黑汞，金精木液，乌兔龟蛇，马牛龙虎，男女夫妇，乾坤坎离，婴儿姹女等等，"其实阴阳二字，是皆一物也。"这便为后人读丹经大开了方便之门，有利于内丹学扩大传播。

其二：陈楠修内丹的同时也演雷法，部分吸收了道教符箓派的内容。

他自称从黎母山神人处习得雷法，能"役使鬼神，呼召雷雨"。南方本是符箓派道教盛行的地区，金丹派南宗在发展过程中对其内容有所吸收，也是出于扩大影响，吸引教徒的需要。

其三：陈楠的修心理论又重新向禅法靠近，不似石、薛二人排斥儒、释。如《紫庭经》讲："天仙之道"的修炼方法"以定为水，以慧为火"，"以念头起处为玄牝。。以打破虚空为了当"。此中吸收了不少佛教的观念和术语。陈楠的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他的弟子白玉蟾。

白玉蟾（公元1194-1229年），本各葛长庚，琼州（今海南省琼山县）人。幼习儒业，年十二举童子科，为诗文有奇气。曾任侠杀人，亡命五夷山出家修道，投入陈楠门下，尽得其旨。后游于海山，号海琼子，曾被宋宁宗召见。白玉蟾门下道徒众多，金丹南宗开始组织教团，真正形成宗派。白玉蟾著有《海琼问道集》、《玄关显密论》、《修仙辨惑解》、《海琼白真人语录》等书。

白玉蟾的内丹术更重禅法。他认为心为金丹，"丹者心也，心者神也。""心源性海，谓之华池。""性犹水也，谓之神水。""心地开花，谓之黄芽。"①这样，他几乎将内丹修炼全部归结为心性修养了，所谓"神是主，精气是客"②。他的丹法虽也分炼形，炼气，炼神三关，实则以炼神一以贯之，学者须以凝神聚气为入手。他又以谭峭《化书》中的"忘"字为要诀，初关炼神，要在忘形化气；中关炼气，要在忘气养神；上关炼神，要在忘神养虚。修炼中自始至终坚持静定无为，忘形绝食，以调心为要诀，与钟、吕派强调导引升降的传统丹法有所差异，更似无思无虑的禅宗。他说："但能凝然静定，念中无念，工夫纯粹打成一片，终日默默如鸡抱卵，则神归气复，自然见玄关一窍，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则是采取先天一气以为金丹之母。勤而往之，则可与钟吕并驾矣。"①另外，受陈楠的影响，白玉蟾也传雷法。他讲："内炼成丹，外用成法"②，并写有多种雷法著作。

白玉蟾及其徒属，遵循张伯端开创的清修风格，多在民间、山野个人苦炼修丹，并不勾结权贵，扩大势力，故一直未引起朝廷的重视。白玉蟾本人虽被皇帝诏问，但亦未见得宠。所以金丹南宗的教团一直很弱小，入元后并入全真道。

（六）旧符箓派的流行与新符箓派的诞生符箓派道教以符水治病，祈福禳灾为职事，纯属迷信活动。但是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广大农民贫病交加，缺医少药，用符箓治病驱邪至少可以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所以从汉代道教创生以来，符箓派在下层民众中一直很有影响。至于统治者，则更多地从"神道设教"的角度考虑祈福禳灾活动的社会功能，希图借道士的"桃木剑""震慑外邦"，安定人心。因而，传统上属于符箓派的正一、上清、灵宝诸派在宋代都得以延续，并在朝廷的鼓励下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由于内丹理论发展成熟，符箓派在其影响下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分化出神霄、清微、净明等新教派。它们吸摄儒、释，借取内丹，兴起雷法，表现出新的历史特征。

①　以上均见《海琼白真人语录》卷一。

②　《海琼问道集》。

①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百《静命部》引《修仙辨惑论》。

②　《道法会元》卷七○《玄珠歌注》。

1。正一、上清、灵宝诸派的传衍与变化正一道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汉末五斗米教创始人张陵、张衡和张鲁，是道教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流派。诸代天师世系相传，故魏晋时称天师道。后迁江西信州龙虎山，长期以此为祖庭传衍。历朝帝王对天师子孙皆有封赐，宋真宗朝，第24　代天师张正随见重于世，受朝廷赐号"真静先生"，并授箓院。第30　代天师张继先，蒙徽宗多次召见和赏赐。

张继先是宋代正一道中理论上最有建树的人物，他博学能文，调合三教，吸收禅宗与金丹南宗的"心性说"，主张以"本来真性"为成仙之本。他讲：夫心者，万法之宗，九窍之主，生死之本，善恶之源，与天地并生，为神明主宰，或曰真君。①要把握自己的"真性"，便须借助禅宗的"休歇"之法。

千般要妙万般玄，只是教人各休歇。既能休，复能歇，一切情缘皆断绝。饥餐渴饮困时眠，万死千生没交涉。②所谓休歇，即是放下一切念头，斩断情丝，使心灵归于虚静，真性自现。在这里可以看到禅定、默照的影子。同时，张继先还向刘海蟾学习内丹术，向王文卿学习神霄雷法，使当时道教内各派思想相互融通。

张继先学习雷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求雨祈晴。他撰有《明真破妄章颂》，阐述雷法理论。他认为："雷乃先天炁化成。"而人身先天之炁与自然之炁本自相通，皆由真心主宰，"灵光一点便为灵"，可通天感地，役使鬼神。雷法就是以一点灵光主宰自身阴阳，随意交感，并进而与自然界交感，感动鬼神，发而为风雨雷电，并最终达到求雨祈晴的目的。符箓派道教所以能吸引社会注意，本来便是靠巫术、神异。自张继先后，雷法使正一道又添新道行。正一道士留用光，因用五雷法祈雨而著称于世，曾数次蒙朝廷征召"救灾"，宋理宗赐号"冲靖先生"，元代又追封他为"五雷宗师冲靖至德应昭真人"。

宋理宋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诏封正一始祖张陵真君号，命当时掌门的第35　代天师张大可提举三山符箓（当时江南道教主要集中在江西龙虎山，江苏茅山和江西阁皂山，分属正一、上清、灵宝三派），并兼领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主领龙翔宫，成为御用教士。南宋末年，蒙古帝国正在北方崛起，忽必烈效法太祖成吉思汗邀请全真领袖丘处机的故事，派王一清秘赴江西龙虎山与张大可联系，意在争取正一道对蒙古政权统一中国战争的支持，扩大影响，收买人心。王一清向张大可卜问天下大事，张回答说："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①。元朝统一天下后，进一步宠络正一道，命36　代天师张宗演主领三山符箓，并赐二品银印，正一道正式成为江南道教流派的领袖。此后，上清、灵宝两派渐渐融入正一道中，江南的正一与江北的全真成为中国道教两大流派。

上清派由魏晋时期魏华存、许翙、许谧、杨羲等人开创。南北朝时陶弘景进行了系统化发展，并开始以茅山为据点修炼，故当时亦称茅山宗。至北宋时，上清派势力已不甚大，不过烟火相传，历代不绝。宋代

①　《靖虚天师语录》卷一。

②　《靖虚天师语录》卷一。

①　《元史·释老传》。

统治者对这股颇具历史影响的社会势力亦很重视。上清各代宗师皆赐"先生"号。上清领袖中一些人还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如第22　代宗师朱自英（公元976-1029年），曾应真宗之诏为其求嗣，次年竟生仁宗。真宗大喜，赐号"国师"，命其主持玉清昭应宫，并敕建茅山乾元、天圣二观。第25　代宗师刘康混（公元1037-1108年）哲宗时曾为皇后孟氏治病，赐号"先生"，并在茅山敕建元符观以示恩宠。徽宗青年时代无子嗣，因向刘康混求"广嗣之法"而生子，故对他极为信任，多次向其求"仙丹"、"药饵"。刘康混死后追谥其为"葆真观妙冲和先生"、"太中大夫"。可见上清派宗师是因善长医术，特别是精于治疗不育症而见宠于皇帝。

在道教内丹学长足发展的时代，本不言内丹的上清派也不得不吸纳其部分内容，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南宋时期，"上清洞玄部三景法师"

肖应叟撰《元始无量度人上品经内义》，以内丹学的理论注疏本以符箓为主的《度人经》，表现了符箓派道教与内丹学相融合的倾向。该书讲：太上者，无极至尊也。无始之始，即父母未生前一点真阳之精。。。玄者玄一之清也，身既存，则精守于关元，精既守关元则气周流，气周流则神全耳。

这样便把道教传统的神灵内化了，修仙求道须从修自身的真阳之气开始，内炼成丹，方可外布真炁为用。上清派道士平日所搞的各种治病、辟邪、度亡的符箓、咒术，皆当以人身真炁为本。这是对上清传统理论的发展。

宋元之际上清派道士杜道坚，以理学释老庄，在学术上亦颇有特色。

他写有《道德原旨发挥》一书，用邵雍的先天象数学注释《老子》：天下唯道理最大，老子言道不言理，其在乎天地古今君臣名物之间，各具理气象数，莫不由斯道也。

北宋时，儒家吸收释老而形成"理学"。南宋末，道教徒又吸收理学发展道教，表现出中国文化各组成部分的联环互动倾向。他又说："身具天地，心具太极"，以心中太极解《老子》书中的"谷神"，即为虚而善应，静故能灵的心性，又表现出禅宗思想的影响。

灵宝派由魏晋人葛巢甫所创，尊其从祖葛玄、葛洪为始祖。灵宝派重视斋醮祭炼，后由陆修静、陶弘景等人发扬光大，以阁皂山为据点，绵延不绝。不过灵宝派道士坚持以民间活动为主，受朝廷封赐者很少，故社会影响还不及正一、上清。北宋末，灵宝派中分化出一支"东华"

派，创始人为宁全真（公元1101-1181年），自称得了丹元真人东华嫡传，以渡生济死为己任。宁全真以"通真达灵"名震京师，门徒众多。

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高宗曾召他祈晴，后又召他入宫祈禳金兵南侵之患，简直成了护国之神。高宗曾赐其"洞徽高士"号，继进"赞化先生"，常主典朝廷斋醮事宜。两宋时期，灵宝派以及东华派在理论上亦有吸收内丹、雷法之处。

2。符箓与内丹结合的产物--神霄、清微派两宋时代，不仅旧的符箓派因吸收内丹表现出新的时代特色，而且符箓巫术与内丹思想内在结合，还产生两个全新的流派--"神霄"与"清微"。

神霄派的创始人王文卿（公元1093-1153年），江西南末人。他自称得唐代大道士火师汪君（公元714-789年）的真传，从时间上看似不存在直接师承的可能，大约是受其某些思想影响。神霄派为了自神其说，宣称他们的符法出于元始天王诸子之一的"高上神霄玉清真王"。此神亦号南极长生大帝，扶桑日宫大帝，为万雷总司，所以神霄派以传播雷法而闻名于世。至宋徽宗朝，其他诸派著名道士张继先、刘康混、陈楠、徐守信、萨守坚、林灵素等人，都曾向王文卿学习过雷法。其中温州籍道士林灵素原属东华派，学得神霄五雷法后，被推荐于徽宗。为了迎合徽宗神化自我的心理和政治需要，他说徽宗就是神霄玉清王降世，蔡京、童贯等权臣皆是玉清宫中的仙伯、仙吏下凡，辅佐神霄真王治世。这一番神话使满朝君臣皆大欢喜，徽宗立即拜林灵素为金门羽客，自己号称"道君皇帝"。命天下各州皆建神霄玉清万寿宫以把神霄大帝，神霄雷法因徽宗用行政手段强力推行而迅速风靡全国。王文卿退归乡里后，其徒传承不绝，支派乱出，至元代仍在全国流行，入明后传承不明。

神霄雷法其实并非出自什么神仙的真传，而是宋代内丹学与传统符箓方术相结合的产物，即如王文卿所言："以道（内修）为体，以法（符箓）为用"①。其内炼功法主要取自张伯端肇始的金丹南宗，王文卿《雷说》云：损神日日谈虚空，不如归命胎息中，绵绵不绝神自通，烟升云降雨濛濛。②其归命胎息，正是内丹学的重要功法。同时他又强调内炼须以本性元神为主。

人之初性譬如明月，一点圆明，湛然不动，灵光遍照。③人天生具有的善良心性，即是人的元气、元神，清纯不污，本体永远清明。修行即是修其本性，得其本性即可灵明无碍。这里，道教的内丹又与禅门的佛性、理学的心性打成了一片，王文卿讲：释氏曰慧日、宝灯、摩尼珠，儒家曰浩然之气，禅宗号曰安身立命之处，修真之士曰金丹者，其实一也①。

所以金丹又名"先天祖炁"，"真气"、"灵光"乃是书符作法的根基。神霄派又认为：天人合一，人身小天地与宇宙大天地息息相通，交相感应。修炼自身的先天祖炁，至其功德圆满，即可自由调动自身阴阳五行之气，五行之气藏于五脏之中，五行之气交感激荡，便与身外金木水火土五雷相呼应。法师运雷霆于掌上，小则可以消灾治病，大则可以祈雨求晴。如王文卿所言：以我元命之神，召彼虚无之神。以我本身之炁，合彼虚无之炁。加之以步罡诀月，秘咒灵符，斡动化机，若合符契，运雷霆于掌上，包天地于身中，曰旸而旸，曰雨而雨，故感应速如影响②。

此理论从中国哲学、中医学、气功学的原理上讲是可通的，人体与

①　《冲虚妙通侍宸王先生家语》页三。

②　《道法会元》卷六七。

③　《冲虚妙通侍宸王先生家语》页三。

①　《道法心传》。

②　《道法会元》卷六一。

自然相互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是神霄派道士显然对气功所能激发出的人体潜能有所夸大，后世往往成为一些江湖术士招摇撞骗的工具。

清微派以其符法出自"清微元始天尊"而得名，和神霄派一样，清微派也是以传雷法为主，其雷法名目繁多。据元初陈采所著《清微仙谱》，清微派创自唐末广西陵零人祖舒，以后下传郭玉隆、傅兴焴、姚庄、高奭、华英、朱洞元、李少微、南毕道诸代。南毕道（公元1196-？），四川眉山人，曾任广西宪司，传雷法于黄舜申（公元1224-？），是为清微派第10　代师祖。黄舜申以雷法闻名于京师，曾受理宗诏见，理宗亲书"雷囦真人"四字赠之。黄舜申是清微派的集大成者，由于他上下活动，传授门徒，清微派于宋元之交大盛。他本人亦曾受到元廷的赏识，后乞归乡里，隐于紫霞湖。黄舜申身后，其徒传法于四方，其中一支以武当山为据点，创"武当清微派"，在元代颇有名气。

清微派道书自称大道本出于一，皆为清微元始天尊所传，下分上清、灵宝、道德（关令）、正一四派，而清微初祖祖舒又得四派之精髓，汇四归一，创清微派。其实这种神学谱系并无多少史据，不过是自神其说而已。就其所行雷法的理论，仪规而言，与神霄派很相似，也是以内丹修炼为本，以符箓济世为末。不过为了与神霄派相区别，清微派特别标榜其符法简易灵妙，主张作法不在乎书符、斋醮之类的外在仪式，而重在不昧真性。日常修炼纯熟，临坛时任凭"一点灵光"随意发挥，信手画符，自然应验。他们又借禅宗的心性论作为哲学基础：当知法本真空，性源澄湛，了一心而通万法，则万法无不具于一心。。。天地五雷人本均有，是性无不备矣。①只要心中"一点灵光"作得主宰，自然便可把握宇宙万法，呼风唤雨。《清微丹诀》云：我禀阴阳二炁，出则轰天震地，神归山岳摧崩，煞去精邪粉碎。

在现实生活中，如此"神功"自然难得"效验"，所以清微派即使在最盛时，人数也不太多，入明后渐与全真、净明合并。

3。儒、道合流的新道门--净明道在宋代符箓派道教中，还有一个更具特色的新流派，即儒、道融合的产物--净明道。这个道派虽然也重视符箓禁咒、驱邪御瘟等道术，但其最引人注目之处，还是其强调忠君孝亲的宗教伦理。在其祖庭江西西山玉隆宫内，至今仍奉着一块写有"忠孝神仙"的匾额，成为其教派的象征。

净明道自称其符箓出自灵宝派，特别尊奉许逊。据《神仙通鉴》载：许逊生当魏晋之时，晋太康（公元280-290年）初年曾为旌阳县令。后弃官而归，遇黄堂谌母，拜之为师，得净明五雷法。后举家拔宅飞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许逊。唐代即流行神化许逊的活动，宋徽宗时，封其为"至道应玄神功妙济真人"，在道教神仙谱上地位仅次于张陵。后人在传说其得道飞升之地建玉隆万寿观以为纪念。靖康年间，金兵铁骑南下，宋室渡江，国事衰危。江西西山玉隆万

①　《道法会元》卷一《清微道法枢纽·法序》。

寿宫的道士周真公等人宣称祈祷于真神许逊之前，许逊便率六真人下凡显圣。《灵宝净明新修九老神印伏魔秘法序》讲：炎宋中兴，岁在作噩（公元1127），六真神于渝水，出示净明灵宝秘法，化民以忠孝廉谨慎之教，乃命洞神仙卿为训导学者师。越二年（公元1129）秋八月，高明大师（许逊）■歘临于游帷故地，即今江西玉隆万寿宫也，于是肇建仙坛，名曰翼真。

又据元代新净明道大师刘玉《净明忠孝全书》讲：许逊第二次降临，"授《飞仙度人经》、《净明忠孝大法》，真公得之。建翼真坛，传度弟子五百余人。消禳厄会，民赖以安"。从这些记载看，周真公在南宋初年，自称得真君许逊所授净明忠孝大法，创此流派。当时得度弟子五百余人，可见规模不小。可惜以后发展的情况不见于史籍。元初，南昌西山隐士刘玉（公元1257-1308年）再次宣扬，净明忠孝道方大规模流布于天下，此乃后事。然周真公作为净明道的创始人是无可置疑的。

周真公所传净明法属于新符箓派，在继承灵宝旧符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内丹修炼功夫与神霄雷法，特别是强调修行须以忠孝为本。《灵宝净明法序》概括本派宗旨说："净明者，无幽无浊，纤尘不污。"净明道立名，取心灵一尘不染之意也。欲达此目的，须"以孝悌为之准式，修炼为之方术，行持为之秘要"。也就是说以忠孝伦理作为主要实践，并辅之以心性修炼。可惜周真公对忠孝实践的宗教意义的论述多已亡佚，使我们无从窥见其初创时的理论面貌。元初的刘玉，则有大量著作传世，他把忠孝的意义鼓吹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他著《净明大道说》云：忠孝大道之本也。。。昔兰公真君有云：孝至于天，日月为之明；孝至于地，万物为之生；孝至于民，人道为之成。。。若不能以孝道自牧者，俗语谓之不做人。①不忠不孝，在他看来就不是人，所以他把忠孝看成区分人与禽兽的良知良能。

忠孝者，臣子之良知良能，人人具此天理，非分外事也。②净明道所主张的修行，主要就是忠孝践履。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要不在参禅问道，入山炼形。贵在乎忠孝立本，分寸净明。四美俱备，不用修炼，自然道成。③忠孝践履甚至达到可以替代道教修炼的程度。他又假托许逊之口，为净明道留下了"垂世八宝"，即忠、孝、廉、谨、宽、俗、容、忍，作为信徒必须遵守的信条。所以净明道在历史上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比儒学还热衷于神化纲常。

净明道在宋代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宋代政治、经济、军事统一的形式下，思想趋于一统的大势，忠与孝既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又是最基本的道德信条。儒家就因为系统宣扬忠孝伦常成为官学，净明道的出现，说明道教近一步向儒学靠拢，与之趋同。

然而，我们也要指出：像净明道这样靠拢儒学，有较多的牵强附会的味道。用道教神学直接来神化纲常伦理故然有其社会意义，但毕竟不如儒

①　《净明忠孝全书》卷二。

②　《净明忠孝全书》卷二。

③　《净明忠孝全书》卷二。

学本身周延缜密的思想体系，而且还会使道教丧失在方外"阴翊王化"

的特殊功效。因而净明道虽曾一时取得了统治者的欢迎，但在后世并未取得教内主流的地位。

（七）宋代修订《道藏》与张君房编《云笈七鉴》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对于记载圣人言论的经典和记录历史事实的文献都十分注意收集整理。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当然也继承了华夏民族重视经籍的优良传统。南北朝时便有著名道士陆修静广泛收集道书，编写《三洞经书目录》，著录各类道经、符箓、图籍、医方共1228　卷，并开创了三洞（洞真上清经、洞玄灵宝经、洞神三皇经）、四辅（太玄辅洞真、太平辅洞玄、太清辅洞神、正一通贯三部）、十二部（本文类、神符类、玉诀类、灵图类、谱录类、戒律类、威仪类、方法类、众术类、记传类、赞颂类、章表类）的分类体系，为后世修纂《道藏》者共同采纳，目为定式。以后见佛教徒修成卷帙浩繁的《大藏经》，也刺激了道教徒修纂道藏的兴趣。有宋一代，共有五次由政府出面组织的修道藏活动。

第一次是在太宗朝。太宗下诏在全国范围内收集道书七千余种，然后命散骑常侍徐弦、知制诰王禹偁等人组织校雠，删去重复，得3737　卷。第二次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据张君房《云笈七鉴·序》载：真宗命枢密学士戚伦、翰林学士陈尧佐、道士冲素大师朱益谦、冯德三等人，依太宗朝徐弦等人第一次所修《道藏》旧目，刊补洞真部620　卷，洞玄部1013　卷，洞神部172　卷，太玄部1457　卷，太平部192　卷，太清部576　卷，正一部370　卷，共得4359　卷，赐名《宝文统录》。

第三次修《道藏》还在真宗朝。因嫌《宝文统录》与《琼纲》、《玉纬》等书条目舛谬不同，命宰相王钦若总领其事，除张君房为著作郎具体负责，对《宝文统录》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又作了部分补充，共得4565卷，466　函。此藏按三洞四辅分类，函目依《千字文》排列，起于天字，终于宫字。天禧七年（公元1019年）完成进呈皇帝，赐名《大宋天宫宝藏》。

第四次在宋徽宗朝。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诏令全国搜访道书，送书艺局命道士校订。至大观年间（公元1107-1110年），道书总量已达5387　卷。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又诏全国搜访仙经，专设仙局，命道士元妙宗、王道坚负责校对。修订完成后送至福州，由龙图阁大学士福州郡守黄裳役工镂版印刷，共刊刻5481　卷，504　函，称《政和万寿道藏》。这部《道藏》不仅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而且是第一次印刷的《道藏》。《道藏》从此确立了与佛教《大藏经》对等的地位。以后金元刻藏皆以此为蓝本。

第五次是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修成《琼章宝藏》，据宋人邓自和撰《大藏书目》记载：此藏共有大乘洞真部81　帙，灵宝洞玄部90　帙，太上洞神部30　帙，太玄部96　帙，太平部16　帙，正一部39　帙。合计共6　部310　帙。

可惜宋代所修《道藏》在连年兵燹之中荡然无存，因此我们不仅无从考见其具体收录经文篇目，甚至连修藏的确切次数也存在争议，本书主要参考今人李养正先生《道教概说》的研究成果。①宋代道教在文献整理方面，除了五次编纂《道藏》，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即张君房在主持修订《道藏》的同时，还编辑了一部道教类书《云笈七鉴》，人称小道藏，对后世道教的弘传很有贡献。

张君房，生卒年月不详，湖北安陆人。宋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进士，曾自御史台谪官宁海。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由王钦若推荐参加第三次修编《道藏》的工作，对宋以前所存道教典籍进行了广泛的整理和研究。因考虑《道藏》数量巨大，一般信众与教徒难于把握，"于是精研三乘，详观四辅，采摭机要，属类于文。。。因兹探讨，遂就编联，掇云笈七部之英，略宝蕴诸子之奥，总为百二十卷。事仅万条，习之可以阶云汉之游，览之可以极天人之际。考核类例，尽著指归"②。所谓"云笈"者，书籍也，道教意称其经出自白云仙境藏经之箱。"七鉴"者，意谓《道藏》分为三洞四辅，总为七部。但是实际上张君房打破了《道藏》的分类体系，凡道德宗旨、道教源流、神仙位业、理论方法、人物传记、内丹术、外丹术、方药符图、斋戒醮仪、洞天福地、灵验故事、导引按摩、神仙歌赞，无不赅综。且分类编目，在各部中摘引原文，不加论说，不仅概括了北宋以前道教的主要内容，还收集了部分佚书篇章，故该书在保存历史文献，推动文化传播方面皆有重要贡献。清代学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赞此书曰："类例既明，指归略备，纲条科格，无不兼赅，道藏菁华，亦大略具于是矣。"可以说一书在手，便可大致了解道教的基本状况。此书后世被收入《正统道藏》和《道藏辑要》。

（八）道教与宋代文化道教对于宋代文化影响最大的方面，莫过于直接促使宋明理学诞生。历史资料证明，宋明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邵雍都与道教内丹学有着深厚的关系。《宋元学案》引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黄宗炎的《太极图说辨》，详细地记述了其间的传承关系。

考河上公本图名《无极图》，魏伯阳得之，以著《参同契》。钟离权得之，以授吕洞宾。洞宾后与陈图南（抟）同隐华山，而以授陈，陈刻之以华山石壁。陈又得《先天图》于麻衣道者，皆以授种放。放以授穆修与僧寿涯，修以《先天图》授李挺之（之才），挺之以授邵天叟，天叟以授尧夫（邵雍）。修以《无极图》授周子（敦颐），周子又得先天地之偶于僧寿涯。①这份学谱中陈抟以上的部分不得详考，且假托自神者居多，不足为据。可陈抟以下，授受关系甚为详备。种放、穆修、李之才皆当世名儒，《无极图》就是经过他们传入周敦颐手中。本来《无极图》在陈抟那里便有"顺而生人"、"逆则生丹"两种解释，然作为内丹家的陈抟自然

①　参见李养正《道教概说》，第177-178　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云笈七鉴·序》。

①　《宋元学案》卷十二《濂溪学案下》。

更重视后者。其《无极图》上的注释文字如玄牝之门、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五气朝元、水火交情、取坎填离、炼神还虚、复归无极皆是内炼术语②。而周敦颐"颠倒其序，更易其名，附于大易，以为儒者之密传"③。黄宗羲明白地指出了周敦颐"窃释氏之精髓以自壮"的手法及过程。周敦颐《太极图》如下：■如果比照第123　页陈抟的《无极图》，可以发现两者几乎完全一样，只是解释文字不同。周敦颐作《太极图说》解释此图：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两仪）五（五行）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经过这样一番改造，道教的内丹修炼模式便成了儒家的宇宙生成图，从而弥补了长期以来儒学在宇宙生成论方面的缺陷。周敦颐的宇宙生成论后来为大多数理学家而认同，特别是经过朱熹的发挥，遂成为官方哲学之定论。

邵雍的先天象数学，其框架来自道教的《先天图》，其用途着重标示六十四卦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借以说明一年四季气象的变化。同时亦标示太极阴阳的变化，用以说明天地万物化生的历史。他区别"先天"与"后天"，深化了中国哲学中形而上、下的范畴，对于理学的形成有推动作用。

道教内丹学揭示了人体小宇宙与自然大宇宙之间同构互感的内在联系，从一个侧面深化了先秦以来的天人之学，从思维方式上启发了宋明学者。如朱熹"理一分殊"之论，认为"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同时"物物各有一太极"。此论与佛教"水月之喻"有关，与道教内丹学人身即是一小天地，人身自有一太极之说亦是相通的。可以说经过多年的三教冲突和交融，三教从不同角度达到了内外合一，天人合一的境界。而朱熹能够总其大成，又是和他本人对内丹学的深刻研究分不开的。他曾著《周易参同契考异》，认为魏伯阳之书深奥精微，"每欲学之，而不得其传，无下手处，不敢轻议"，其钦敬之情溢于言表。

道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除了深奥、玄虚的修炼原理，还有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用以对民众进行生动直观的教育。宋代道教在这方面也留下了大批精美的成果，供后人欣赏、玩味。

在绘画艺术方面，四川画家孙知微、赵云子都善长道画。孙知微自号华阳真人，每逢画神像时，先虚心静气，沉默独坐，然后下笔如神。

二人在青城山道观作画，孙画《黄帝以下三十二真仙》，赵画《仙人像》，人称奇绝，《画继》赞为"铭心极品"。又有武宗元学吴道子，画风如行云流水，其线条画人称"铁线描"。宋真宗建玉清昭应宫时，征召天下画家，先选三百人，复选一百人，以武宗元为领班。他最著名的画《朝②　参见本书第123　页陈抟《无极图》。

③　《宋元学案》卷十二，《濂溪学案》下。

元仙仗图》现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内，长一丈八尺，高一尺四寸，描绘东华帝君和南极天帝率其部众，摆开仪仗去朝见玄元皇帝的情景。画中共有神仙87　位，各个神采飞扬，栩栩如生，此画堪称国宝。

在建筑艺术方面，道教宫观成为中国古典建筑的典范之一。始建于宋代的山东泰山东岳庙天贶殿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殿长87.7　米，宽19.8　米，高22.3　米，红墙黄瓦，金壁辉煌，勘与故宫太和殿、曲阜孔庙大成殿媲美。山西太原的晋祠则是道教宫观与园林合一的建筑。圣母殿中12　个宋代雕塑的侍女像，形象鲜明，造形生动。

道教也为文学家提供了创作的体材和灵感。道教经籍中描绘的海外仙山的美丽风光及神仙们在其中的自由生活，引起无数文人雅士的向往。宋代许多著名文学家，都曾留下了与此有关的诗篇，如苏东坡的《水龙吟》：古来云海茫茫，道山降阙知何处？人间自有，赤城居士，龙蟠凤翥。

清净无为，坐忘遗照，八篇奇语。向玉霄东望，蓬莱晻霭，有云驾，骖凤驭。

行尽九州四海，关纷纷，落花飞絮。临江一见，谪仙风采，无言心许。八表神游，浩然相对，酒酣箕踞。待垂天赋就，骑鲸路稳，约相将去。

此词抒发了他仰慕神仙世界，希望像李白那样飘然于逍遥境界的情怀。道教所想象的天国仙境虽然并不真实，但这些描绘神仙世界的文学作品，却可以给世人以真实的艺术享受，因而具有永恒的魅力。

宋代内丹学的发展，对医学、生理科学的进步亦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道教修炼内丹，根本目的在于追求长生不老，肉体成仙。自古以来，外丹不能使人成仙，内丹也不能使人成仙。然而内丹的修炼方式，客观上属于气功一类的身体锻炼方法，可以起到疗疾健身，延寿却老的作用。

史籍记载：宋代许多内丹家都是高寿者。如陈抟118　岁，张无梦99　岁，张伯端96　岁，石泰136　岁，如此长寿一定与他们坚持气功修炼有关。他们所写的丹经，显然都是他们身心锻炼的得与体会，至今已成为现代气功学的宝贵遗产，引起了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重视。这也是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四、宋代伊斯兰教、犹太教、祅教、摩尼教的流布（-）伊斯兰教与中国公元六、七世纪时，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上创立了伊斯兰教，并不断向周边国家传播。伊斯兰教在唐代便曾经传入中国内地。与佛教初传的情景相仿，外国使臣和商人成为宗教早期传播的媒体。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交往的历史相当久远，在《史记》、《汉书》中将阿拉伯诸国称为条支，并记载了该国的地理、文化状况。唐代称阿拉伯国家为大食，大批使臣来华纳贡，又有胡商入华贸易，其中相当一部分使臣或胡商便住留中国，娶妻生子。他们的集中居住地被称为"蕃坊"，伊斯兰教作为他们的个人信仰便被带入了中国。

1。海上丝绸之路与内地伊斯兰教的流传入宋以后，国力虽不可与唐朝相比，但是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却大大超过了盛唐。在广州、泉州等口岸城市，有大批外商前来贸易。当时西北长期与契丹、党项、土蕃、女真、蒙古等国交战，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因而东南海上丝绸之路便成为联结东西方世界的重要桥梁。同时，海外贸易也是宋王朝平衡财政的重要手段。宋神宗讲："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①为了能够获取重利，宋高宗指示："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路。"②在诸国外商中，大食国居于首位。《岭外代答》载："诸番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除了外商，还有大批大食国使臣来京纳贡。据《宋史·大食传》记载，从宋太祖开宝元年（公元968年）至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二百余年中大食进贡使臣有49人之多。朝廷对于进贡者，往往倍利赐予，以示怀柔远人之意。这种朝贡与赐予，也是古代中外国家间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有些胡商和使臣春到秋还，但也有的为了买卖的方便，长期留住了下来，于是在广州、泉州等城市，便出现了一批胡商居住相对集中的"蕃坊"。宋人朱彧《洋州可谈》记广州蕃坊的状况曰："蕃人服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至今蕃人非手刃六畜则不食。"③显然这些外商和使臣基本保持了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生活习惯。另外，宋代还有一些穆斯林率部归附中国，如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西域大方国布哈拉图王所非尔，为避战祸，"率部下五千三百余人"，入贡京师，后被安插定居于淮河流域。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占城人逋逻遏率族百人，避国难，移居海南岛的儋州。这些阿拉伯人在家乡时便信仰伊斯兰教，来华后，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宗教信仰。《图书集成》崖州风俗条记载："番俗本占城人，宋元间，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村、番蒲。。。其人多蒲姓，不食豚肉，家不供祖先。共设佛堂，念经礼拜。"为了向真主礼拜，阿拉伯人在其居住地建筑了清真寺，我国内地最早出现的清真寺是广州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②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③　朱彧《萍州可谈》卷二。

怀圣寺，位于今广州市光塔路。寺成年代已不可详考，庙内所存最早的石碑刻于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的《重建怀圣寺记》，碑文云："白云之麓，坡山之隈，有浮图焉，其制则西域砾然石立，中州所未睹。世传自李唐迄今"。此碑认为此寺建于唐，无其他史料可为佐证。宋人岳珂所作《桯史》，已详细描述了此寺的形状及阿拉伯人在其中进行宗教活动的情况，起码说明此寺宋代便已存在。《桯史》载：番禺（广州）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浦姓。。。獠性尚鬼而好法，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籀，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后有窣堵坡，高入云表，或度不比他塔，环以壁，为大址，累以增之。外圈加以灰饰，望之如银笔。

从这段关于祀堂和坟塔的描述看，显然是指广州怀圣寺和怀圣塔。

所谓祀堂就是清真寺中的礼拜堂，当时的人便注意到其中不供奉神像，反映了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的特质。石碑上刻有"篆籀"，实则为阿拉伯文，阿匍用阿文唱赞美诗，汉人听不懂，。。这些描述与今日伊斯兰教礼拜活动的状况大体相似，可见宋人记载之不虚。寺后光塔高36　尺，昼可悬旗，夜则举火，可作航海灯塔，为海上航行提供方便，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此寺与航海民族的关系。广州怀圣寺在元、明、清三朝多次修葺，成为内地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

泉州是宋代四大商港之一，穆斯林商人较多，清真寺也比较集中。

其中圣友寺和清净寺建成最早，也最负盛名。圣友寺始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其建筑式样为中世纪伊斯兰传统教寺形式。

根据圣友寺阿文石碑载：此地人们的第一座礼拜寺，号称"圣友寺"，建于伊斯兰历四百年（公元1009-1010年）。三百年后，艾哈玛德·本·穆罕默德·贾斯德。。修缮了此寺，。。伊斯兰历十百一十年（公元1310-1311年）竣工。①碑文说明，圣友寺是我国所建最早的一批清真寺之一，并在元代得到了修葺。南宋初年在泉州城南门附近，还建有一座清净寺。据元代吴鉴《重修清净寺碑》载：宋绍兴之年（公元1131-1162年），有纳只卜穆兹喜鲁丁者，自撒那威从商舶来泉，创兹寺于泉州城南。造银炉银灯供天，买土田房屋以给众。②此碑记载了清净寺的创立人及建寺的大致时间，并对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也有简单的描述。其中"造银炉银灯供天"之类的文字，明显地带有观察者自身的宗教文化色彩。"清净"二字，后来演化为"清真"，即伊斯兰教称颂真主"清净无势，真及独一"之意，可见伊斯兰教传入之初，也借用道家清净无为的思想范畴。清净寺虽已不存，但此碑文说明它确实是修建最早的清真寺之一。

扬州的太平桥，南宋末年亦曾建有清真寺，明盛仪《嘉靖扬州杂志》载："礼拜寺在府东太平桥北，宋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西域补好丁游方至此创建"。补好丁亦译普哈丁，确曾于德祐年间到过扬州。当地

①　转引自马启成《略述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及《伊斯兰教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89　页。②　转引自白寿■《中国伊斯兰史纲》第261　页。

汉人称清真寺为礼拜堂、祀堂、礼堂，皆因穆斯林的呼拜仪式而得名。

另外，海南岛上的阿拉伯移民曾建有"蕃神庙"，其神曰"舶主"，"祀忌豚肉，往来船只必祀之"①。大约也是古代的清真寺。

宋代政府重视对外籍客商、移民的管理。借鉴唐代的经验，在外商集中居住地建立了"蕃坊"这样一种政教合一的组织加以管理。由中国政府在大食商人中选择"最有德望者"任命为"蕃长"，对"蕃坊"的全体胡商实行管理。蕃长的办事机构称"番长司"，其职责除督促胡商按时纳税外，还要依照伊斯兰法典，兼理穆斯林中的宗教事务，并判定日常生活中的事非曲直，管理诉讼裁判。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看，宋代中原地区的伊斯兰教，主要是在来华经商的阿拉伯移民中间流传，并未传入当地汉族居民中，基本上属于一种侨民的宗教。故伊斯兰教在社会上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也未与华夏传统文化发生正面冲突。不过，伊斯兰教对于中国社会文明进程还是有相当影响的。穆斯林商人通过与华贸易交流，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输往欧洲，又将阿拉伯人创造的天文、历法、航海、地理、医药、香药、珍宝等人类文明成果传入中国，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富有的穆斯林商人通过海外贸易，不仅增加了中国的关税收入，充实国库，而且他们还曾出钱筑修广州、泉州城池，对地方建设作出了贡献。一些穆斯林商人长期留住中国，娶华人女子为妻，其后代慢慢便繁衍成了回回民族。在唐宋年间，穆斯林商人的后裔中，出现了明显的华化倾向。他们自幼读儒家经书，其中还有一些人由科举出身，成为国家重要官吏。如宋末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在泉州任市舶提举达30年之久。其兄蒲寿宬，曾任梅州知州，并著有《心泉学诗稿》行世。正是由于他们的长期努力，促成了明代儒化的伊斯兰教出现，并形成了回族特殊的民族性格。

2。伊斯兰教流布新疆约略在五代至宋初之时，伊斯兰教沿陆路传入我国西北地区的诸少数良族之中，并迅速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成为该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意识形态。伊斯兰教日后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主要还是表现在西北地区。

伊斯兰教初传新疆，主要与当时统治新疆西部及中亚七河地区的喀拉汗王朝改宗伊斯兰有关。喀拉汗王朝是10世纪上半叶至13世纪，由原居住新疆及中亚地区的中国古代民族葛逻禄族与9世纪中叶从蒙古草原迁入该地区的回鹘族共同构成。该民族的原始信仰是萨满教，后来又从汉地及西域诸国接受了佛教，同时还有部分居民信奉摩尼教和景教。

大约在公元10世纪，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萨曼尼王朝的一位王子，因国内纠纷逃到喀什。当时占领喀什的喀拉汗王朝的副汗奥古斯勒哈克·哈狄尔的侄子萨士克收留了波斯王子，并在王子的影响下第一个接受了伊斯兰教。在日后的王朝权力斗争中，萨士克击败了其叔父，自称为萨士克·布格拉汗，命令整个汗国依返伊斯兰教。以后，伊斯兰教便在当地突厥民族中广泛传播开来。

据历史文献记载，伊斯兰教的传播是伴随着与其他宗教的剧烈冲突

①　《琼州府志》。

实现的。伊斯兰教自身便有强烈的排他性，伊斯兰教的传播自然会引起信仰其他宗教的民族的敌意。特别是佛教，在当地还有相当大的势力，自然不会轻易让出已占有的地盘。据《伽师及于阗乡士志》记载：公元971年，在喀什发生了反对伊斯兰教的暴动，并得到了崇信佛教的于阗国王的支持。从此，便开始了喀拉汗国与于阗王国长达40年的战争。战争初期佛教徒尚占优势，一度曾攻占喀什，然而伊斯兰教徒最终还是击败了佛教徒，灭了于阗国，建立了横跨新疆西部及中亚部分地区的伊斯兰教王国。公元1125年，金灭辽后，辽室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在新疆建立了西辽王国。西辽统治者本身信奉佛教，但对当地居民传统的宗教信仰亦不加干涉。不过西辽国的宗教政策亦有变化，公元1211年投奔西辽的乃蛮太阳汗之子屈出律篡夺了王位，大肆迫害穆斯林，强迫其改宗佛教或景教。大多数穆斯林宁死不屈，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并暗中帮助蒙古远征军，加速了西辽帝国的灭亡。

喀拉汗王朝时期，伊斯兰教在新疆诸民族文化中扎下了根。据现代发掘出土的文物看，当时的历史文书大多用阿拉伯文写成，而且书写形式也是从右向左横排书写，与世界上其他伊斯兰国家书写习惯相同。后来维吾尔文形成，也深受阿文的影响，其语法、字根及许多基本词汇皆来自阿文。此时期伊斯兰教与突厥文化相结合的最高成就，是《福乐智慧》与《突厥语大辞典》的完成。《福乐智慧》的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约公元1019-？），马拉沙兖人，于公元1069年，在喀什用突厥语，以韵文形式写成这部劝诫性的长诗，并将其献给汗王。《福乐智慧》全书85　章，13，290　行。在这部长诗中，作者用伊斯兰教的哲学与伦理观念，阐述了人生的意义以及人对社会、国家的义务。该书写成后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与提倡，并成为民众社会生活的指南。《突厥语大辞典》的作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是喀拉汗国的王族，约于公元1074年于巴格达完成此书。该书用阿拉伯文注释突厥语，内容广泛，资料丰富，包括天文、地理、语言、历史、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主要用语，并收集了大批当时民间流行的民谣、诗歌、谚语，反映了当地居民的精神风貌。因而此书不仅是一部语言工具书，而且也是一部当时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总之，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的传入，基本决定了我国的西北诸民族日后的文化走向。

（二）犹太教与开封犹太人犹太教是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民族共同信奉的宗教。该教奉雅赫维（耶和华）为独一无二之真神，期望救世主弥赛亚降世拯救犹太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有犹太民族才是上帝唯一的选民，以《圣经旧约》为宗教经典，以摩西十诫为道德行为规范，婴儿实行割礼，守安息日，不与外族通婚，忌食猪肉，宰杀牛羊时要挑去腿筋不食，以犹太会堂为聚会场所。公元70年，罗马帝国摧毁了耶路撒冷圣城，从此犹太人成为没有祖国的民族，流散于世界各地，其中一部分便漂流到了中国。

据现存史料看，犹太人来华始于唐而盛于宋，且以宋都开封一地最为集中。12世纪是开封最为辉煌的时代，人口达100　万，各国商贾云集，车水马龙，为东方乃至世界最发达的商业中心。当时的开封名扬世界，以经商为主业的犹太人自然不会没有耳闻，也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大好机会，一批犹太人便随着各国贸易大军一同进入中国。其中一部分犹太人因在中国经商有利可图，便长期留居中国，成为中国的犹太人。关于这些人宗教信奉的情况，仅存记于开封犹太会堂的三块碑文之中，其一是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重建清真寺记》，其二是明正德七年（公元1513年）《尊崇道经寺记》，其三是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重修清真寺记》，这三块碑文又简称为"弘治碑"、"正德碑"、"康熙碑"。三块碑都是后世重修开封犹太会堂时所立，对犹太教传入中国及在华活动的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追索，成为现代人研究中国犹太教的重要史料。

关于犹太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康熙碑云周时，正德碑云汉时，弘治碑云南宋，然而三碑皆指明该会堂建于南宋孝宗降兴元年（公元1163年），其时当金世宗大定三年，开封（时称汴梁）已由金国管辖，但明清人以宋为正统，故碑文仍用宋的年号。三碑都说犹太教出自天竺，可能开封犹太人来自印度。"弘治碑"载：教道相传，授受有自来矣，出自天竺，奉命而来。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李、聂、金、张、左、白七十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华，尊守祖风，留遗汴梁。"

这可能是北宋之事，其时犹太商人以西洋布献于朝廷，以此换得居留权。西洋布指棉布，当时棉花种植技术尚未传入中国，故棉布价值甚高。皇帝恩准犹太人"遵守祖风"，即保存他们传统的宗教信仰。这是关于犹太教进入中国最早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一般不称犹太教，而称"一赐乐业"（以色列的异译）教。民间因其教徒不食牛羊腿筋，又称其为"挑筋教"。又有古教、回回古教等异称。犹太会堂也称清真寺，汉人往往分不清其与伊斯兰教的区别，故常笼统呼之。而犹太人自己为了以示差异，宁肯被称为"挑筋教"。

据现代专家估计，宋代开封犹太人约有2，500　家，泉州等沿海城市也有少量分布。开封犹太人基本保持了犹太教的信仰与教义、教诫，又汲取中国文化的营养，在语言表述上有所变化。"弘治碑"载：夫一赐乐业立教祖师阿无罗汗，乃盘古阿耽十九世孙也。自开辟天地，祖师相传授，不塑于形象，不谄于鬼神，不信于邪术。其神鬼无济，像态无祐，邪术无益。思其天者，轻清在上，至尊无对，天道不言，四时行而万物生。。。祖师忽地醒然，悟自幽会，实求正教，参赞真天。

一心侍奉，敬谨精专。那其间立教本至今传，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也。一传而至正教祖师也摄，考之在周朝六百三十载也。生知纯粹，仁义俱备，道德兼全。求经于昔那山顶，入斋四十昼夜。去其嗜欲，亡绝寝膳。诚意祈祷，虔心感于天心。正经一部，五十三卷有自来矣。其中至微至妙，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再传而至正教祖师蔼子刺，系出祖师，道承祖统。

在这段文字中，将上帝称为天，将圣经称为道经，"盘古阿耽"即人类始祖亚当，"立教祖师阿无罗汉"即犹太人供奉的祖先亚伯拉罕。

传说是他参赞天地而创此教。"正教祖师也摄"即摩西，"昔那山"即《圣经》中讲的西奈山。传说摩西在此山中得上帝启示，授受了《圣经》及十戒。"正经五十三部"指《圣经·旧约》，一般希伯莱人圣经分为54　卷，开封犹太人仿效其分卷方法，唯第52　卷与53　卷合为一卷。碑文中提到一赐乐业教"不塑于形象，不谄于鬼神，不信于邪术"，"思其天者，轻清在上，至尊无对"，基本符合犹太教不搞偶像崇拜，不信他神，排斥巫术，仅奉上帝为唯一真神的特征，与西方犹太教无大差异。

由于中国文化的薰染，开封犹太人称上帝为天，把礼拜上帝的宗教活动称为"敬天礼拜"。"弘治碑"又曰：敬天礼拜之道，足以阐祖道之蕴奥。然道必本于清真礼拜。清者，精一无二。真者，正用无邪。礼者，敬而已矣。拜，下礼也。人于日用之间，不可顷刻而忘忽天。惟寅、午、戌三次礼拜，乃真实天道之理。

祖贤一敬之修，何如必先沐浴更衣，清其天君，正其天官，而恭敬进入道经之前。道无形象，俨然天道之在上。

开封犹太人按照犹太教传统，每日早、午、晚三次礼拜，礼拜寺坐西朝东，礼拜时教徒面朝西方圣地耶路撒冷。礼拜前须沐浴，男女分开，男戴蓝色小帽，女除头巾，由掌教念诵经文，以表对上帝的诚敬。由于有此礼拜仪式，故汉人亦称其为"蓝帽回回"，以区别伊斯兰教的"白帽回回"。此外，开封犹太人还有一年四季的献祭仪式和每七天一次的斋戒仪式。按照犹太教的习惯，只有耶路撒冷的圣殿才献祭于上帝，而流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只是献祭祖先。所以，"弘治碑"讲："春秋祭其祖先，事死如生也。"不过他们所祭祖先不是各家的亲祖，而是教祖亚伯拉罕、师祖摩西。犹太教的献祭有"燔祭"、"血祭"、"素祭"等形式，以赎罪，祛邪，祈求平安。每七天为一安息日（星期六），犹太人必须停止一切劳作，不得举火，专事敬拜上帝。违者处以死刑。因为他们认为"斋乃入道之门，积善之荃"，故极为重视。

中国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受到了宋、元、明、清历代政府的尊重。开封清真寺在后代不断得到保护和修葺，周围的中国民众也以宽容的心态看待犹太教。结果，中国犹太人的命运便与世界其他地区犹太人的命运完全相反了。在亚欧各国，犹太教受到当地其他宗教的排斥与迫害。宗教歧视的结果，反而增加了犹太民族的向心力，使流散各地的犹太人更加靠拢教会，以犹太教为基础保存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成为世界上一个顽强抗争的民族。然而在中国，宽容的后果是使犹太人放弃了与华夏文化的隔阂。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更加自觉地吸收中国文化。开封犹太人敬奉孔子与儒学，春秋两季参加祭孔仪式，犹太人的子弟亦认真学习儒家经典，再加之与汉、回等民族的通婚，犹太人自然而然地融入中华民族之中。明清两代犹太人口日降，到19世纪西方传教士追寻犹太人遗迹之时，开封城内已难见犹太人踪影了。

（三）祆教余绪的延伸祆教亦称琐罗亚德斯教、拜火教、火祆教。公元前6世纪由琐罗亚德斯在波斯东部的大夏（今阿富汗）创立。该教奉《波斯古经》为圣典，主张善恶二元论。认为火、光明、清净、创造、生是善端；黑暗、恶浊、不净、毁灭、死则是恶端。在善、恶两端之间，人有选择的自由，人如果能行"善思、善言、善行"三善道，死后即可上天堂，反之则会下地狱。为了"弃暗投明"，教徒应在师傅的指导下进行专门的拜火仪式。

祆教在公元3-7世纪的波斯萨珊王朝被定为国教，但7世纪以后伊斯兰教传入，祆教徒受到迫害，因而流散亚欧各地，其中一部分在南北朝时期进入我国，受到礼敬和优待。隋、唐两代京都设有祆词，信众不少。

唐武宗会昌灭佛，祆教也连带遭到打击，一时衰败，但余绪不绝如缕，宋代又有所恢复。两宋之际，张邦基撰《墨庄漫录》，内云："东京（开封）城北有祆庙"，祆神俗以火神祀之，京城人对其甚为敬畏。

"庙有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代为祝累矣。""自唐以来，祆神已祀于汴矣，而其祝能世继其职，逾二百年，斯亦异矣。"开封（汴梁）

城内除城北的祆庙外，还有"大内西去左掖门祆庙"，以及宁远坊的祆庙。此外，镇江亦有火祆庙。《宋史·礼志》载：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宋太祖平泽潞时，曾祭祆庙、泰山、城隍。征扬州、河东时，并用此礼。又一则记载云：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天旱，真宗曾遣官祀祆祠、城隍。由此可知，祭祀祆神当时已成为官方祀典中的一项内容。不过，当时的史籍未见独立的祆教活动情况，看来祆教传入中国多年，又经会昌法难的打击，已经成为分散的民间杂祠之一。官也，民也，敬而奉之，事急抱佛脚，急病乱投医，不过是求现世福利，充分表现了汉民族宗教信仰实用性的特点。

（四）摩尼教的民间化与农民起义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在波斯产生的一种古代宗教，因其创始人摩尼（Mani，公元218-277）而得名。该教是在琐罗亚德斯教的基础上，又吸收部分基督教和佛教教义而成，其核心思想是"二宗三际"说。二宗即光明与黑暗，或曰善、恶两种神祇；三际指初际、中际与后际。根据摩尼教教义，光明与黑暗是世间两种基本势力，在初际相互对峙，彼此无犯。然而到了中际，黑暗魔王嗅到了快乐的气息，便侵入光明王国，光明与黑暗发生了激烈的战争，人类及山河大地皆明暗交战的产物，因而也是善恶相间的混合物。人的灵魂由光明分子构成，人的肉身则由黑暗分子构成。摩尼自称是上帝选派的最后一位先知，来指导人们劳身修性，拯救灵魂。人如果能做到"四不"（不吃荤、不喝酒、不结婚、不积聚钱财），忏悔十不正当（虚伪、妄誓、为恶人作证、迫害善人、播弄是非、行邪术、杀生、欺诈、不信托及不使日月喜欢的行为），遵守十戒（不拜偶像、不谎语、不贪、不杀、不淫、不盗、不行邪道巫术、不二见、不惰、每日四时祈祷），死后灵魂就会升入天国乐园，否则灵魂就会被打入地狱，在烈火中焚烧1，468年。经过漫长的中际，光明神便会来拯救众生，战胜黑暗邪魔，世界步入光明的后际。摩尼教在波斯萨珊王朝曾一度得宠，被定为国教，但不久便被信仰琐罗亚德斯教的君主、权贵压了下去，判为异端，禁止流行，摩尼本人也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然而摩尼教并未因此灭绝，随着四处避难的教徒流布欧亚诸国，并于唐代进入我国。

唐朝是一个文化比较开放的时代，摩尼教徒受到政府的优待。中亚一些信奉摩尼教的国家也不断遣使入华。摩尼教因教义简单明了，注重道德戒律而为中国民众欢迎，不过唐代教徒数量很少，主要是在西域胡商或外国使团中间传播。唐武宗会昌灭佛，景教、祆教及摩尼教均遭株连。会昌法难后，佛教因早已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不久即得以恢复，景教在中原则基本绝迹，而摩尼教则断绝了与中亚教团的联系，独自向民间发展，至宋代又活跃起来，主要流行于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明人何乔远在《闽书·方域志》中记载了福建地区摩尼教流行的一些情况：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建，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至道（995-997）中，怀安士人李延裕得佛法于京城卜肆，鬻以五十千钱，而瑞相遂传闽中。

又有《佛祖统记》引《夷坚志》云：吃菜事魔，三山尤帜。为首者紫帽宽袗，妇人黑冠白服，称为明教会。

其经名二宗、三际。二宗者，明与暗也。三际者，过去、未来、现在也。

"三山"在今福建，泉郡即今泉州。一些摩尼教师在会昌法难之际，便流寓于偏僻的江南之地，继续传教。"呼禄"二字，乃古波斯语传教师（Xrwhxw"n）的音译，于此也可见摩尼教与中亚教团的联系。不过到了宋代，他们所传播的摩尼教已是高度汉化、佛化甚至道化的宗教了。

他们根据中国文化善恶分明，扬善抑恶的特点，将古代摩尼教的教义概括成"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个字，崇拜光明，反对黑暗，故宋代的摩尼教又被称为"明教"。宋代著名学者黄震在《崇寿宫记》中说："夫天下事不过是与非，善与恶两端而止，自古立言垂训者，莫不使人明是而别非，绝恶而修善，故能辅人心而裨世教。"可见摩尼教的明暗二宗说，是可以与儒家的善恶两端说调和的。同时，为了在中国生存下去，摩尼教也采取了依附佛、道二教的策略。他们仿效佛教在深山名胜之地修建寺院作为修身调性及传教之地。宋代著名的摩尼教寺院，现已考证确实者有四处，即四明（今浙江宁波）崇寿宫，福建泉州石刀山摩尼寺，泉州华表山摩尼教草庵，福建温州平阳潜光院①。这些寺院的形式完全是佛化的，摩尼塑像被称为摩尼光佛像。按照原始的摩尼教义，摩尼应是穿白色法袍，头戴白色扇形高帽，可是在这些寺、庵中，摩尼光佛却未戴帽，形貌宛似释迦牟尼，使人几乎分辨不出其与佛像的区别。

在教义上，摩尼教也有向道教靠拢之处，强调清净、无为，其经论多处抄袭道教经籍中的文字，使后世一些统治者误将一些摩尼教著作收入钦定《道藏》。摩尼教徒亦有崇拜道教始祖张角的活动，如庄季裕的《鸡胁篇》载："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终不敢言角字。"

摩尼教在唐末虽遭到统治者的取缔，但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却受到了欢迎。因为摩尼教义中包含着善良、俭朴、友爱的道德观念，与统治阶级的凶暴残忍、荒淫奢侈恰成鲜明反照；摩尼教互助友爱的组织形式，又与人民群众的切身要求相符合。故入宋以后，摩尼教迅速在东南民间传播、发展起来。如宗鉴所言：今摩尼尚煽于三山，而白云、白莲处处有习之者。大抵不事荤酒，

①　参见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46　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故易于裕足，而不杀物命，故迫于为善。愚民无知，皆乐趋之，故其党不劝而盛。①从北宋开始，摩尼教、白云宗、白莲宗、金刚禅等民间宗教组织的传播情况便开始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正统的佛道教组织也将其目为异端。因为这几种民间宗教都有提倡素食、禁欲、俭朴的倾向，故社会上将他们统称为"吃菜事魔教"。其中"吃菜"是其共性，而"事魔"则是对事奉教主摩尼的贬称，所以在一些场合，"吃菜事魔教"也是摩尼教的专称。陆游《老学庵笔记》讲："闽中有习左道教，谓之明教。"

80年代在泉州华表山出土的宋代黑瓷碗残片，上有"明教会"字样，可见陆游所记不虚②。

民间宗教的存在在中国由来已久，汉末的五斗米教和太平道便曾是民间道教，北魏的大乘教、宋代的白云宗、白莲宗是民间佛教，宋代的明教则是一种具有外国色彩的民间宗教。不过，宋代的明教与唐代的摩尼教已有一个重要区别，即在坚持原有教义、教规的同时，还尽量适应中国民众的习俗和佛教文化传统，形成了一些新的活动方式和教诫。如庄季裕的《鸡肋篇》所记。

事魔食菜，。。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又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相识，党人矣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问，谓之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以此诱惑其众。。。不事仙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

于此可知，明教会内有无相恤，贫富相助，对于贫困农民是很有吸引力的。其断荤酒、不杀生的戒条取自佛教，而不事祖先，死则裸葬则异于华俗。教义又规定："尼乾子末摩尼，常以密日持斋，亦事此日为大日，此等事持不忘。"①此"密"字译自粟特语Mir，乃波斯语星期日的简称。摩尼教规定会友星期日聚会，听传教师讲经，这又与基督教相似。

北宋末年，摩尼教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尚书省奏言："契勘江浙吃菜事魔之徒，习已成风。"仅温州一处即有斋堂四十余所，聚徒活动，夜聚晓散，参与者甚众。摩尼教的活动引起了统治阶级的关注。陆游在《条对状》中记录了宋代民间宗教活动的部分情况及上层人士的忧虑：自古盗贼之兴，若止因水旱饥谨，迫于寒饿，啸聚攻劫，则措置有方，便可抚定，必不能大为朝廷之忧。惟此妖幻邪人，平时诳惑良民，结连素定，待时而发，则其为害，未可易测。伏唯此色人处处皆有，淮南谓之二■子，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帝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其神号曰神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号。白衣乌帽，所在成社。伪教妖像，至于刻版流布。。。以祭祖考为引鬼，永绝血食。

以溺为法水，用以沐浴。。。更相结习，有同股膝，万一窃发，可为寒

①　《佛祖统记》卷五四。

②　参见庄为玑《泉州摩尼教初探》，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　期。

①　《宿曜经》卷下。

心。汉之张角、晋之孙恩，近岁之方腊，皆此类也。②宋徽宗一朝，昏君当位，奸佞擅权，民不聊生，明教终于走上了与农民起义相结合的道路。方腊原籍歙州（今安徽歙县），后迁居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是当地明教会领袖。当时朝廷向江浙一带征发"花石纲"，民不堪命。方腊利用宗教组织于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起事，自号"圣公"，建元永乐，置官吏将帅，以中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不旬日聚数万人。起义军掠城杀官，占领了睦、歙等六州五十二县，东南大震，朝廷惊慌。次年，方腊起义被童贯率领的官军镇压扑灭，方腊本人被杀。

然而明教组织却未因方腊起义的失败而消亡，在南宋，地下活动方兴未艾。高宗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起居舍人王居正奉本云："伏见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①。尽管南宋小朝廷加强了对明教的镇压，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封建官僚对民众的残酷压迫，反而更加把民众推向了相亲相友，互助互爱的民间宗教一边。不过据文献记载，南宋也未再动发生明教起义。

摩尼教的民间化及其与农民起义相结合，预示着中国民间宗教发展高潮即将到来。两宋以后，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组织成为广大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重要形式。

②　《渭南文集》卷五。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六。

五、辽代传统宗教的转化与佛教的流行契丹族是辽国主体，在唐以前保持着氏族社会的组织形态。唐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急剧向封建社会形态过渡，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国家，许多制度仿照汉族的模式。在宗教信仰上，一方面保留了较多的原始及民族传统宗教的成份，另一方面又开始接受汉地佛教、道教的影响，形成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

（一）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及其汉化倾向契丹族在远古时代，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存在着"自然崇拜"

现象，其中木叶山崇拜影响最大，流行亦最为久远。木叶山被契丹族认为是本民族的发祥地，尊之极为神圣。传说在远古的时候，有男子乘白马沿土河（老哈河）而来，有女子驾青牛沿潢河（西拉木伦河）而来，相遇于木叶山，结为夫妻，其后族属繁衍，形成契丹八部。遥辇胡刺可汗便曾制祭山仪，太宗耶律德光即位后，改用汉礼，在木叶山祭祀天地，如中原天子之泰山封禅。又崇信佛教，迁幽州大悲阁白衣观音像于木叶山，建庙奉祀，以为家神。据《辽史·礼志》载：祭山仪设天神、地祇位于木叶山，东向；中立君树，前植群树，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树，以为神门。牲用赭白马、玄牛、赤白羊，皆牡，杀之悬于君树。皇帝皇后穿戴礼服乘马至君树前下马，受群臣拜过，至天神地祇位致奠，使读祝文。之后有拜群树、匝神门树、上香、奠果品等礼仪，皇帝皇后多次礼拜，巫与太巫参与其中。整个仪式是将祭天地，祭山，祭树木和巫觋祈祷结合在一起，反映了番汉融合的特色。太宗于拜山仪过树之后，又增加了"诣菩萨堂"一节内容，增添了佛教色彩。辽朝祭祀天地虽不如中原郊祀、封禅仪式之盛，然而正如《辽史》所说："神主树木，悬牲告办，班位奠祝，致嘏饮福，往往暗合于礼"。木叶山祭祀无朝不有，一帝多次，亦可达到敬天礼神、辨尊卑等级的社会作用，所以《辽史》作者认为木叶山祭天与汉地祭天之礼"暗合"。

祭天活动除在木叶山外，还可在别处举行。仅《辽史》诸帝本纪所载，共有二十多次，祭天之山有乌孤山、乌山、黑山、秋山、黑岭、永安山、赤山、阴山等。祭天用品有青牛、白马、黑白羊、鹅、黑兔、酒脯等。其中以青牛、白马为最多，因其曾驮祖有功而奠贵，成为最上等的奠祭品。祭天地也不限于节日，狩猎有得，作战有功，瑞象降临，求天福祐，皆可随时以祭，比较灵活，没有固定的制度。此外还有祭水，以混同江祭祀最隆。

契丹民族本来就有天神崇拜，然而辽建国以后的天神观念显然接受了汉族正统观念的薰陶，而有别于早期状态，不再像古时那么生动纯朴，已具备了奉天承运的思想。辽太祖曾说："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①又说："上天降临，惠及烝民。圣主明王，万载一遇。联既上承天命，下统群生，每有征行，皆奉天意。是以机谋在己，取舍如神。"②辽太祖

①　《辽史·耶律倍传》。

②　《全辽文·谕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及二宰相诸部头等诏》。

树立天神权威，就是为了用神权支持君权，论证其家族君临一国的合理性。其诏书无论思想观念还是言辞口吻，皆与中原帝王无异。

与天地崇拜相联系的还有拜日仪和瑟瑟仪。皇帝升露台拜日，诸大臣陪拜，亦有严格的仪节，不得逾超。瑟瑟仪是天旱祈雨的巫术活动。

前期建百柱天棚。至其日，皇帝祭奠先帝之后射柳两次，亲王和宰执各射两次，中柳者将志柳者的冠服拿来穿上，不中者将自己的衣冠送给志柳者。并且要向对方献酒，然后各归还冠服。第二天将柳植于天棚东南，巫师用酒醴、黍稗加以祭祝，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柳，并赏赐有差。如降雨，赏赐更多。

契丹族在远古便有灵魂崇拜、祖先崇拜，与汉俗混合后，便演化为正规的祭祖与丧葬仪式。包括告庙仪，谒庙仪，拜陵仪和丧葬仪，比之古代要复杂，比之中原诸朝则相对简单。辽朝建有太庙，有大事举行告庙仪式，如柴册、亲征等，均由皇帝亲临诸京行谒庙仪式，皆拜见先帝御容，上香，告祝。另由四时荐新的常祭，孟冬朔日行拜陵礼。各种祭祖仪式皆是向远代祖先表示礼敬，近亲去世则行葬仪。皇帝驾崩，承嗣者要哀哭，致奠、奉柩出葬，其间有太巫祈禳祓除，燔焚衣、弓矢、鞍勒、图画、马驼、仪卫等物，宰杀羖羊以祭，皆辽国旧俗。辽国初期，丧服样式依本族传统，天祥帝时问礼于总知翰林院事耶律国。始服"斩衰"之礼，进一步向汉礼靠拢。

总之，在辽国建国以后，传统宗教中的自然崇拜、天神崇拜、灵魂崇拜、祖先崇拜等习俗，迅速风化、转型，更多地具有了汉族礼俗的色彩。

（二）佛教的流行及其特点1。辽朝统治者与佛教契丹民族原本信仰巫教，并无佛教信仰。唐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诸部落，并注意扩大经略，延揽汉族人才，吸收先进文化，由此开始接受佛教。唐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太祖在龙华州（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以西）"始建开教寺"①，标志佛教正式进入辽国。辽神册三年（公元918年），"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②。神册四年，太祖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大搞宗教活动。神册六年，攻陷信奉佛教的女真渤海部，迁当地僧人崇文等50人，入当时都城西楼（后称上京潢府，今内蒙林东），特建天雄寺。皇帝、贵族经常入寺举行祈愿、追荐、饭僧等宗教活动。以后，辽太宗耶律德光攻入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这一带本是汉族佛教繁盛地区，契丹民族从此受到佛教更大的影响。

辽国自太祖皇帝起，世代崇信佛教，对佛教采取支持、保护政策，其中圣宗耶律隆绪（公元982-1030年在位），兴宗耶律宗真（公元1031-1054年在位），道宗耶律洪基（公元1055-1100年在位）崇佛最甚。辽圣宗时，皇太后肖燕燕"每岁正月辄不食荤茹，大修斋会及造寺"。

①　《辽史》卷一《太祖本纪》。

②　《辽史》卷一《太祖本纪》。

为庆祝对宋作战的胜利，圣宗于统和四年（公元986年）七月诏令"上京开龙寺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以后他又多次巡幸五台山及京城诸大寺，广为布施，大兴庙宇。从圣宗开始，下及兴、道二宗，皆拨大量内币支持房山云居寺石经的镌刻。辽兴宗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式相对稳定，契丹族对汉文化的吸收进一步加深，他们更耽于佛教，在宗教大厦中寻求精神寄托，因而佛教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兴宗不仅经常游幸佛寺，布施饭僧，而且还任命僧人为高官，加以优遇。此举经常引起儒臣的不满。如《契丹国志》卷十九《邬保忠传》载，邬保忠批评兴宗道："朝政不纲，溺志浮屠，僧至有拜三公、三师者。官爵非人，每有除授。"史料证明，僧人当时任三公、三师，并兼政事者，达二十余人，可见兴宗对佛教徒信任、依赖程度之深。道宗不仅支持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且本人就是一位造诣高深的宗教学者。他精通梵文，对《华严经》深有研究，"每余庶政，止味玄风。升御座以谈微，光流异端；穷圆通以制赞，神告休征"①。他不仅能够讲经，而且留下了大量注疏《华严经》的著作。

上有帝王表率，下有群臣效法，王公贵族争相布施寺院以建功德。

如圣宗次女泰越长大公主舍南京（今北京）私宅建大昊天寺，同时施田百顷，民百家。兰陵郡夫人肖氏施中京（今内蒙大名城）静安寺土地三千顷，谷一万担，钱二千贯，牛五十头，马四十匹。。。由于权臣、富豪纷纷施舍，使辽地寺院经济迅速发展。寺院占有大量的土地和民户，这些民户原应向国家交纳的税金半数改交寺院，因此当时有了寺院"二税户"的特殊制度。

《辽史》对于辽地僧官制度缺乏完整的记载，但从一些零星资料可知，辽朝仿唐，在五京设置僧录司，其中燕京设左、右街僧录司。僧官职位有都僧录、僧正、僧判等，皆由僧人出任。州郡设僧正、都纲、都维那。都维那不是僧职，而是邑社头目。当时民间信佛活动很盛，由僧人和居士组成"千人邑社"，推举高僧或有名望的居士担任都维那，管理社事。相比之下，辽代的僧官制度不如宋代严格，"出家无买牒之费"①，国家对剃度毫无限制，因此僧尼人数大增。辽地僧尼人数无确切统计数字，但《道宗本纪》载：大康四年（公元1078年）七月，"诸路奏饭僧三十六万"，亦相当可观。僧尼骤增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国力大衰。我们虽不完全赞成"辽以释废"②的说法，但也承认佛教过度发展产生的消极作用。

辽被金灭后，太祖八世孙耶律大石率部远走西域，在今新疆及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王朝。他们将内地的儒、释、道三教都带到了边陲。据丘处机弟子记录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载：在当地回纥王侯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待坐者有僧、道、儒人"。当地民族本已信仰了伊斯兰教，西辽贵族自身虽崇佛教，但对其他民族的宗教采取了宽容政策，形成了该地区伊斯兰教、佛教、景教共存的局面。

①　《释摩珂衍论赞玄疏序》，见《全辽文》卷八。

①　《辽史》卷二六《道宗纪六》。

②　元·张德辉《元史·张德辉传》。

2。辽代佛教的流派、人物及其著述辽朝宗教制度重视僧材的培养，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考试制度，设经、律、论三门，以学业优秀者为法师。这种制度刺激了佛教义学的研究与弘传。汉地诸宗辽地皆有，但以华严、密宗两家为最盛，其次才是律、净土、唯识、俱舍诸派，而汉地宋代最昌的禅宗，辽地反不发达。

（1）华严宗辽地华严宗上承唐代，不过法统宗绪已不大明了。目前所知最早为觉华岛（今辽宁兴城菊花岛）海云寺的海山法师。其人生卒年月不详，兴宗时人，俗姓郎，名思孝。早年曾中进士，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

因"行业超绝，名动天下"，与王公贵族广泛交游。兴宗赐号"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与兴宗诗文唱合，交谊甚笃，"凡上奏章，名而不臣。"①海山对华严宗理论有深刻的研究，著有《大华严经玄谈钞逐难科》一卷，《大华严经修辞分疏》二卷。高丽僧人义天所撰《新编诸宗教藏总目》（即《义天录》）录其书名，但著作今已亡佚。

鲜演（公元？-1118年），是另一位华严学僧，俗姓李，怀州（今内蒙巴林右旗）人。少年时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出家后游学于北方名寺，学识广博，尤精华严。道宗皇帝对他非常器重，"常以冬夏，召赴庭阙，询颐玄妙，谋议便宜"②。延请他为大开龙寺暨黄龙府（今吉林农安）讲主，"特授圆通悟理四字师号"，迁崇禄大夫检校太保。天祚帝即位后又加进阶守太保，乾统六年（公元1106年）迁特进守太傅，可谓"名驰独步，振于京师。"鲜演著作很多，而以《华严经玄谈抉择》六卷最为著名。他还为澄观《华严经疏抄玄谈》作注疏。此外还有《仁王护国经融通疏》、《菩萨戒纂要疏》、《唯识掇奇提异钞》、《摩珂衍论显正疏》、《菩提戒心论》、《诸经戒本》、《三宝六师外护文》等，涉及佛教的许多方面，于此也可见其博学。当时，"高丽外邦，僧统倾心，大辽中国，师徒翘首"③，鲜演是中外瞩目的华严宗大师。

道宗耶律洪基也可算是著名的华严宗学者。他曾作《华严经随品赞》十卷，《华严经赞》、《华严经五颂》等。此后，华严学僧志实著《华严经随品赞科》，是为道宗皇帝《随品赞》所作科文。兴中府和龙山花严寺沙门道弼，著有《大华严经演义集玄记》六卷，《大华严经演义逐难科》一卷，这些《义天录》都有著录。

（2）密宗密宗是唐中叶由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等"开元三大士"传入中国的，在中原流行过几十年。因密宗的某些修习仪轨与儒家纲常相左，故受到多方抵制，至唐末在中原便湮没无闻了。但是在辽地，密宗却广泛流传。一方面契丹人没有缜密的纲常伦理体系，并不将"无上瑜伽"的修习看成邪恶；另一方面，原始巫教的遗风也使民众更容易接受密教求子、安产、求福、退魔、治病等加持祈祷之术。

辽代密宗的代表人物是觉苑和道■二人。觉苑生卒年月不详，自幼出家，广泛学习各部教典。西天竺摩揭陀国三藏法师慈贤来华，"志弘

①　金·王寂《辽东行部志》。

②　《辽史》卷二三《道家纪三》。

③　《辽上京发现辽代鲜演墓碑》，载《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一期。咒典"，觉苑从之受学，"专攻密部"。觉苑著有《大毗卢遮那成佛变伽持经义释演秘钞》十卷，弘扬密教经义，在朝野名声很大，被朝廷赐予总秘大师，燕京圆福寺崇禄大夫，检校太保，行崇禄卿等衔、号。

五台山金河寺沙门道■，字法幢，俗姓杜，生卒年月不详。他"始从龆龀之年，习于儒释之典"，①广研禅、律诸家，精通内外之学。后专攻密教，著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二卷，附《供佛利生仪》一卷。

全书共分四门，即：显教心要，密教心要，显密双辨，庆遇述怀。他在此书序言中讲："无畏来唐，五密盛行于华夏，。。暨经年远，误见弥多。或习显教，轻诬密部之宗；或专密言，昧黩显教之趣。。。今乃不揆琐才，双修显密二宗，略示成佛心要。庶望将来，悉得圆通。"①这里，道■明确表达了融华严圆教与密教教义于一炉，显密双修的宗旨，这也是辽地密宗的特点。此外，沙门行琳辑《释教最上乘秘密陀罗尼集》三十卷，印度僧人慈贤译出《大佛顶陀罗尼经》一卷，《大随求陀罗尼经》一卷，《大推碎陀罗尼经》一卷，《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之经》五卷，《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之经略出护摩之仪》一卷。这些经典的译出推动了密宗在辽地的传播。在民间，密宗的《准提咒》、《六字大明咒》、《八大菩萨曼陀罗经》等也很流行。

与密教和华严宗的兴盛有关，辽地沙门中兴起了《释摩诃衍论》传习的热潮。中京报恩寺诠圆通大法师法悟撰《释摩诃衍论赞玄疏》五卷，《赞玄科》三卷，《大科》一卷。燕京归义寺纯慧大师守臻撰《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十卷。医巫闾山通圆慈行大师志福撰《释摩诃衍论通玄钞》四卷，《通玄科》三卷，《大科》一卷。这三位学僧乡里、姓氏和生卒年月皆不详，但他们留下的著作却是辽代佛教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献。

（3）其他诸宗辽代净土信仰亦很盛行，代表人物为燕京奉福寺忏主，纯慧大师非浊（公元？-1063年）。他"搜访阙章，聿修睿典"，撰《往生集》二十卷，深受道宗皇帝赏识。道宗"亲为帙引，寻命龛次入藏"②。非浊在兴、道两朝影响很大，赐紫衣，先后授上京管内都僧录，燕京管内左街僧录。后又加封崇禄大夫，检校太保，太傅太保等荣衔。

辽代律宗也有不少传人。燕京奉福寺澄渊就是律宗名僧，撰有《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详集注》十四卷，是唐道宣《行事钞》的注疏，可见他也是南山律宗的传人。觉华岛海云寺的海山除精通华严外亦精律藏，撰有《近注五戒仪》、《近注八戒仪》、《自愿受戒仪》各一卷，《发菩提心戒本》三卷，《大乘忏悔仪》四卷，对律宗的传播也很有推动作用。

辽地唯识宗传人有燕京悯忠寺沙门诠明（后因避穆宗讳改名诠晓）。

他"总讲群经，遍揉章钞"，博学多识，圣宗赐"无碍大师"号。著有《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钞》、《金刚般若经宣讲会古通今钞》、《弥勒上生经会古通今钞》、《成唯识论详镜幽微新钞》、《百法论金台义府》等五种经疏及科文共73　卷，以阐扬唯识宗创始人玄奘、窥基的思想而闻

①　释性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并供佛利生仪后序》，第267　页，见《金辽文》。

①　《全辽文》第226　页。

②　喻谦《新续高僧传》卷三《非浊传》。

名于世。

与宋朝禅宗一枝独秀的局面相反，辽地禅门相当冷落，没有扬名于世的禅宗大师，可考的禅林亦只有燕京西山潭柘山麓的悟空寺和冀州盘山的感化寺。悟空院本潭柘禅师的古道场，景宗保宁初（公元969年）

赐名悟空，圣宗统和十九年（公元1001年）改为万寿禅院，太平年间（公元1021-1030年）改名太平寺，道宗大康（公元1075-1084年）中又改名华严寺。从寺名数改便可想见其势力不昌。辽地禅僧无大声望者，甚至连禅宗的宗经《坛经》，在无碍大师诠明考订经录时都被视为伪经，令予焚除，于此亦可见禅宗地位之低。

3。佛教与辽代社会文化佛教对辽地社会文化事业影响最大的事件，当推《契丹藏》的雕刻和房山石经的续刻两件。契丹藏的倡刻始于圣宗太平元年（公元1021年），直接导因是由于得到了宋《开宝藏》的蜀版。为了表示自己在文化上不逊于汉族王朝，契丹统治者组织了大批僧侣刊刻藏经，并在内容上尽量补充宋版所缺写本、在形式上行格加密，改卷子式为折本。全藏于兴宗重熙元年（公元1032年）开刻，至道宗清宁八年（公元1062年）完成，共579　帙。因此时辽恢复契丹国号，故后人称此藏为契丹藏。契丹藏在燕京刊刻，曾传入高丽，对丽藏再雕本的校刊修订有很大影响。

房山云居寺石经，自隋代静宛倡刻，至唐末战乱停止。辽圣宗太平七年（公元1027年），州官韩绍芳奏请增刻，圣宗即拨款支持。其后兴宗、道宗不断追加拨款，至靖宁三年（公元1057年）刻完《大般若经》等600　余块，合原存石经共2730　块，统称四大部经。天祚帝天庆七年（公元1117年），又将道宗时所刻石经大碑180　片，与寺僧通理大师等校刻石经小碑4080　片一起埋入洞中，上建砖塔，刻有标记。这是辽朝对佛经又一次大规模的收集、整理和校勘。石经具有极高的保存价值，《契丹藏》刻印本今已全部亡佚，但通过云居寺辽代刻制石经，还可窥见《契丹藏》面目之大概。印藏与刻经动用了辽国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是辽地文化生活中的大事件，对保护佛教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辽代寺院建筑有不少保存至今，如大同的下华严寺为道宗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建，上华严寺为清宁八年（公元1062）建，都系巨型佛教建筑，至今仍为国家重点文物和旅游热点。辽地佛教建筑中又以佛塔最为著名，如山西应县佛宫寺的木塔，系道宗清宁二年建造，八角六层，高达360　尺，为我国现有木塔中年代最古者。辽代亦继承了北方佛教徒开凿石窟的传统，目前可考者有内蒙古赤峰灵峰院千佛洞，辽宁朝阳千佛洞，后昭庙千佛洞，大同云岗也有辽代石窟。

由于统治者的推崇，佛教深入民间。为了支持寺院的佛事活动，各地信徒组织了许多邑社，推举当地寺院长老或有名望的居士任邑长，量力从事各项法事。这些邑社往往因支持佛事活动不同而有不同名称，如燕京仙露寺的舍利邑，专为安置佛舍利而设；房山云居寺的经寺邑，专为镌刻石经而组织；印大藏经时，也有专门的邑社组织募捐。邑社成了联系僧俗的重要桥梁，一方面促进了僧团活动的发达，另一方面也带动了民间信仰的普及。当时社会上最为流行的是祈愿往生西方净土的阿弥陀佛信仰和弥勒降生信仰。其次是帜盛光如来信仰，药师如来信仰，白衣观音信仰等等。佛教信仰影响了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诸多方面，最突出者妇人以金粉涂面，号为佛装，为一大时尚。人以三宝奴、观音奴、文殊奴、药师奴为小字亦很常见，可见佛教对辽地影响之深。

辽代道教的力量和影响要比佛教小得多。由于史料及出土文物皆极缺少，其面目至今不甚清晰。据现存零星资料看，辽代统治者对道教亦颇有兴趣。神册三年（公元918年）辽太祖"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①，说明契丹统治者在吸收汉文化时，采取了三教兼容并蓄的态度，全方位引进。辽国境内有道观和接纳外来道士的处所，道士可以自由往来于辽唐和辽宋之间。但是道教自身似乎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教派，也未见较具规模的宗教活动。据《契丹国志》，景宗第三子隆裕，"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道观，备极辉丽，东西两廊，中建正殿，连接数百间。"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圣宗"至于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并于太平元年（公元1021年）幸通天道观。兴宗亦好道，常夜宴，与道士刘四瑞兄弟，王纲入伶人乐队，令后妃易衣为女道士。后父肖磨只曰："番汉百官皆在，后妃入戏，恐非所宜。"②可见光宗崇道已达逾制的程度。陪伴他的道士皆因皇帝欢心而得高官厚禄。"王纲、姚景熙、冯立辈，皆道统中人，曾遇帝于微行，后皆任显官。"①有资料说，著名道士刘海蟾是辽人，遇吕洞宾得丹诀，宋初往来于终南太华之间，与张无梦、种放同访陈抟，结为方外之交。

金丹南宗始祖张伯端即出于刘海蟾门下。但刘海蟾活动主要在宋地，未闻其在辽有什么言谈举止。辽朝道教内容简略，特附于此，不另辟专节。

①　《辽史·太祖本记》。

②　《契丹国志》卷八《兴宗记》。

①　《契丹国志》卷八《兴宗记》。

六、金代佛教的延续与道教的鼎革金朝主体的女真族在五代时期尚处原始社会，北宋以后大量吸收了唐、宋文化，急剧兴起，进入封建社会。在宗教信仰方面，女真族长期保持着以萨满教为主要形式的民族传统宗教，在灭辽并进入黄河流域之后，传统宗教迅速与汉地天地崇拜相结合，获得了新的形态。同时，女真贵族又接受了中原广泛流行的佛教和道教，并加以支持和利用，使之成为辅助统治的重要精神工具。特别是道教，由于内外因素的结合，诞生了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新道教"--全真道。

（一）女真族萨满旧俗及其转化女真族同中国其他古老民族一样，早期都盛行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经常对天地、日月、山川、风雨和祖神进行祭祀。女真族的传统信仰属于北方民族共同信仰的萨满教，其主要特征是萨满（即巫师）成为宗教活动中的中心人物，形成一些有别于一般原始宗教的特殊活动方式。"萨满"是通古斯语系中"巫师"的音译，本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萨满被认为是族神在族内的代理人和化身，是人神交通的中介，可以为本族消灾求福，以祈祷和跳神为社会提供宗教服务。《三朝北盟会编》中有关于金代女真人信奉萨满教的明确记载：兀室（完颜希尹）奸猾而有才，。。国人号为珊蛮（即萨满之异译），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这是汉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关于萨满的字眼。女真人认为萨满能操知神意，"巫能通神语"①。"病则巫者杀猪狗以禳之，或车载病人至深山大谷以避之。"②巫还可以代人求神降生子女，如昭祖（石鲁）无子女，经巫师祈祷，后来生下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后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所命名名之"③。巫还为人诅咒仇家，使其遭灾■难，"其家一经诅咒，家道辄败"④。

从女真人的后裔满族的萨满教看，萨满共有两种，一种是管祭祀、跳神的，每姓中都有一个；另一种专管治病，称为神巫。萨满教认为人都有灵魂，与肉体不得相离。人之所以生病，就是由于灵魂出游时为魔鬼所捕获，如久不放归，人必致死。请萨满跳神，可以取悦于鬼神，借助超人之力使灵魂获释。萨满跳神时，头戴尖帽，缀五色纸条，下垂蔽面，外悬小镜两个，如两目状。身穿长布裙，腰系铜铃，擎鼓而舞，口中念念有词。不仅祭神治病要跳神，秋收完毕祭祖时也要跳神，年节喜庆时亦要跳神。老萨满要跳三昼夜，新萨满要跳九昼夜，周围群众随之载歌载舞，在极度的兴奋与疲劳中追求一种迷离恍惚的宗教感受。由当代萨满教的活化石，我们可以推想当年金朝萨满教活动的情况。《南渡录》载宋徽、钦二宗在金朝官府中看到巫者"彩服画冠，振铃击鼓，罗列于前"，一边跪拜，一边念语祈祷，其状亦可与近代萨满教状况相印

①　《金史·始祖以下诸子传》。

②　《三朝北盟会编》。

③　《金史·始祖以下诸子传》。

④　《金史·始祖以下诸子传》。

证。

女真贵族接受汉文化后，其传统的萨满教迅速发生了分化。一方面按中原礼制定南北郊之制，冬至日圆丘祭天，夏至日方丘祭地，春分东郊朝日，秋分西郊夕月，从形式到内容完全承继了唐开元之礼。本来女真萨满教中便有天神崇拜和日月崇拜的内容，与汉地古代宗教中天神崇拜实质是相通的，因此这个过渡顺理成章，自然而然。金世宗对群臣讲："本国拜天之礼甚重。今汝等言依古制筑坛亦宜。我国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郊祀之礼岂可不行。"①将古老的萨满拜天之仪改成礼仪严整的祭天之礼，是为了表明金朝已经继承了华夏文化正统，应当入主中原。另一方面，女真政权又保存了民族传统宗教的某些形式，表现出异于汉礼的特色，其中以拜天、祭山、祭江最为突出。

金朝拜天包括重五（五月初五），中元（七月十五）和重九（九月初九）三礼，重五拜于鞠场，中元拜于内殿，重九拜于城郊外。行拜天礼时，立架高五六尺，刳木为盘，如舟状，画云鹤纹，置于架上，荐食于盘中，聚宗族而拜天。皇帝则在常武殿筑台为拜天所。重五拜天毕，进行射柳比赛。在鞠场插柳两行，各以手帕緾柳为标志，离地数寸处削皮露白。射者驰马断柳，并能以手接之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者次之，断非白处或中而不断或不能中者为负。又做击毬游戏，参加者乘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两队共争一球，以击球进入一门孔网者为胜。或互设两门，相向排击，各以出门为胜。球如拳大，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涂以红色。这就是古代的马球，吐蕃与唐皆有是俗，是当时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金人的作法是将祭天与体育比赛结合起来，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多采。

长白山是女真族的发祥地，故受到特殊的尊崇。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有司奏言："长白山在兴王之地，礼合尊崇，议封爵，建庙宇"①。于是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于山北建庙祭祀。明昌（公元1190-1195年）又册封长白山为开天弘圣帝，长白山在女真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汉族君臣眼中的泰山。大定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又封燕京西郊山陵地大房山神为保陵公，祭仪如长白山。又因金太祖征辽，策马径渡混同江，不舟而济，有如神助，故封其江神为兴国应圣公，致祭如长白山仪。又封章宗出生地麻达葛山为瑞圣公。世宗封上京护国林神为嘉荫侯，沪沟河神为安平侯，郑州黄河神为昭应顺济圣后。这些山神、河神都与女真族事业的成功与兴旺有关，祭礼活动带有较多的民族特色。

（二）佛教的传入与展开1。金代统治者有节制地扶助佛教的政策女真族在建国以前，便已从邻近的高丽、渤海等国传入了佛教。灭辽以后，南进中原，又占领了宋京汴梁及淮河以北地区，当地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给予女真人以重大影响，他们在汉化的同时也佛化了。

金朝诸代帝王皆崇信佛教。太宗常于内庭供奉佛像，又建旃檀像安

①　《金史·礼志八》。

①　《金史》卷三五《礼志八》。

置于燕京悯忠寺，每年设会斋僧。天会三年（公元1124年），太宗命僧善祥于山西应州建净土寺。命佛觉大师海慧在燕京建寺，至熙宗时命名为大延圣寺。由于燕京本辽朝故地，佛事原即繁盛，再加上金人的扶植，其势更昌。"僧居佛宇，冠于北方"①，"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②，俨然是一大佛教中心。金熙宗因其子病重，与皇后至寺院焚香，流涕哀祷③。海陵王继位，改元正隆，亲至宣华门迎佛，并"赐诸寺僧绢五百匹，彩缎五百段，银五百两"④。世宗朝是金代的太平盛世，南北战争暂告一段落，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得到发展，佛教活动也臻于极盛。各地纷纷修缮辽代旧寺，并新建寺院，政府对此给予奖掖。如燕京建大庆寿寺时，世宗赐田二十顷，钱二万贯；重建燕京昊天寺，赐田百顷；修建香山寺，并改名为大永安寺，赐田二千亩，钱二万贯。世宗生母贞懿太后出家，特为其创建清永禅寺，别筑尼院，拨内币三十万贯以为营建费。寺成后又赐田二百顷，钱百万贯，寺内奴婢多达四百余人，富贵华丽。

章宗继位，亲召曹洞名僧万松行秀入内廷说法，奉锦绮大僧伽衣，王室贵族亦纷纷罗拜，捐施珍品。章宗之子得了"急风"病，他求医祈愿，病愈后印《无量寿经》一万卷以示报谢。总之，由于金代诸帝的支持，金代佛教仍然保持了相当隆盛的局面。

金代统治者在崇佛的同时，也吸收了辽代佛教过度发展的教训，对佛教亦有所限制。早在太宗天会十一年（公元1130年），为制止僧侣队伍快速膨胀，曾诏令"禁私度僧尼"。海陵王信佛，但反对臣下佞佛逾制。一次他听说臣下到寺里去见和尚法宝，法宝正坐，众大臣侧身陪坐。海陵王十分恼怒，他说：佛本是一小国王子，能轻舍富贵，自修苦行，由此成佛，令人崇敬。而今人想从佛教获取福利是很荒谬的。况僧人往往是不第秀才，市井游民出家，其身份不如下等官吏。民间老妪愚昧无知，行将就木，多归信之，情有可原，大臣辅宰对和尚如此礼敬实有伤大体。他将法宝召入宫廷，重责200　棍，礼敬和尚的张浩、张晖等人各责20①。世宗幼时受贞懿太后影响，笃信佛教。执政以后他说："人多奉释老，意欲缴福。朕蚤年亦颇惑之，旋悟其非。""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为同泰寺奴，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僧，复加三公之官，其惑深矣。"②世宗本人并不信佛，但他以一个政治家的立场对待佛教，为了社会的繁荣和稳定，一方面允许佛教发展，另一方面又多次下诏令进行限制，防止浮滥。如严禁民间私自建寺，禁私度僧尼，诏免辽二税户，取消寺田免税特权，防止僧侣逃避课役，积极整顿僧团，禁止僧侣结交权贵，要求僧尼随俗拜父母及奉行丧礼等等，大大缩小了僧尼特权。

金朝基本沿袭了唐、宋的僧官体制。一方面由政府礼部"掌凡礼乐、祭祀、。。医卜，释道"之事③，统管天下寺院、僧尼名额及考试之事，

①　《宣和乙己奉行程录》。

②　《松漠纪闻》卷上。

③　《金史》卷八十《熙宗二子传》。

④　《金史》卷五《海陵王纪》。

①　参见《金史》卷五《海陵王记》。

②　《金史》卷六《世宗纪》。

③　《金史》卷五五《百官志》。

规定"凡试僧、尼、道、女冠，三年一次"，考官由政府官员及僧官共同担任，分经、律、论三门课试，名额严加控制，中选者授为三宗法师。另一方面自中央至州县，建立僧录、僧正、都纲、维那等宗教管理机构，由僧人任职，管理寺院及僧团具体事务。自北齐始，隋、唐、五代皆有"国师"之号，宋朝立国，罢国师之封。金代又恢复了这一制度，以僧中"老尊宿"为国师，"威仪如王者师，国主有时而拜"。在世宗以前，金政府对佛教管理比较严格。章宗朝开始，国内政治腐败，外部又有蒙古强大的军事压力，财政拮据，需要筹措军费，金代统治者也效法宋朝，公开出售度牒、紫衣、师号以补国库亏空。宣宗、哀宗时此风更甚，遂使金地僧团鱼龙混杂，趋于腐化。

2。金代佛教诸流派及其代表人物金代国祚虽短（公元1115-1234年），但由于有辽代的基础，亦由于宋朝的影响，佛教诸宗皆有相当规模的发展。

黄河流域在女真人占领以前，禅宗的杨岐、黄龙二派势力就很兴盛。

金人占领后，一部分禅僧仍留此地传法。如道询（公元1086-1142年）

住山东灵岩寺传法，著《示众广语》、《游方勘辨》、《颂古唱赞》等书，较有名气。汴梁则有佛日，大弘法化。其传法弟子圆性（公元1104-1175年）于大定年间住持燕京潭柘寺，大力复兴禅学，著有《语录》三编行世。另有政言，从慈照禅师处得法，著有《颂古》、《拈古》各百篇及《金刚证道歌》、《金台录》、《真心说》、《修行十法门》等。相了（公元1134-1205年）从懿州崇福寺超公处得法，曾住持燕京潭柘寺弘化。道悟（公元1151-1205年）得法于河南熊耳山白云海禅师，后往郑州普照寺弘法。教享（公元1150-1219年）从普照寺宝和尚处参学有得，弘传师说。上述皆金代较有声望的禅僧，基本上属于杨岐"看话禅"一派。

金代最著名的僧人当数曹洞系的万松行秀（公元1161-1246年），俗姓蔡，河内（今河南洛阳南）人，15　岁时在邢州净土寺出家，受具戒后外出参学。初投庆寿寺胜默，"半载无所入"，后诣磁州（今河北磁县）大明寺参雪岩，未逾月便"豁然大悟"，并从嗣法。后还邢州，建万松轩自适，自号万松野老。金昌明四年（公元1193年），奉章宗之命入宫说法，受赐袈裟。他写的《评唱天童正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是当时禅宗的名著。身为金、元两朝重臣的耶律楚材曾为之作序，他赞万松"得曹洞血脉，具云门善巧，备临济机锋"，对禅门各宗思想皆有所继承和发扬。行秀还撰有《祖灯录》、《请益录》、《释民新闻》、《辨宗说》、《心经风鸣》、《禅说》、《法喜集》等书，著作宏富。行秀思想又以兼融三教为特色，弟子称赞他"儒释兼备，宗说精通，辨才无碍"。行秀曾劝耶律楚材"以儒治国、以佛治心"①，成为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格言，反映了儒、释两教相辅相成的社会功能。

金代华严名僧有宝严、义柔、惠寂等人，他们在北方诸大寺多次开讲《华严经》，门徒很多。当时他们也写有一些注疏性著作，可惜早已亡佚。另外，印度那烂陀寺高僧苏陀室利于金时来华，他精通华严，名

①　以上引文均见《湛然居士文集》。

声远被，以85　岁高龄航海远行，历六年方到达华严宗的传教中心五台山，未及开讲便圆寂于五台山灵鹫寺。

密宗在辽代末年开始衰落，在金代可考的传人仅有法冲和知玲二人。相传法冲在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曾与道士肖守珍角力获胜，所传教法不详。知玲曾在河北盘山感化寺弘传密教。从房山云居寺附近金代石刻遗物及其他一些砖塔遗构看，金地民间流行的密教当属金刚界曼陀罗法。另外，金代有北印度哈罗悉利及从弟三摩耶悉利等七人来华弘传密教，曾巡游五台、灵岩诸寺。

净土在金代亦为天下共宗，祖朗、禅悦、广思及居士王子成等人在弘传净土思想方面较有影响。特别是祖朗（公元1149-1222年），历主燕京崇寿寺，香林寺，日课佛号数万声，感化甚众。广思在河北临城山建净土道场，与当地居士结白莲社，开北地结社念佛风气之先。另外，禅僧行秀也是净土大师，著有《净土》、《共济》、《万寿》、《四会》等宣扬净土信仰的语录，社会影响很大。

金代律宗以悟铢（公元？-1154年）最为著名，他不仅是精通律藏的理论大师，而且以律行精严的实践受到僧众崇拜。此外，法律（公元1099-1166年）于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奉诏命度僧十万，后为平州"三学律主"。广恩（公元1195-1245年）在邢州开元寺曾度僧千余人，亦是当时知名律师。

金代佛教思想史上，居士李纯甫（公元1185-1231年，号屏山）以批评宋儒的排佛论，主张三教调和论而著名。李纯甫本是章宗朝进士，初宗儒学，激烈反佛，但后来研习内典有得，遂与禅僧广为交游，师事万松行秀，转而为佛教辩护。他讲："屏山居士，儒家子也，。。颇喜史书经济之术，深爱理学穷理尽性之说。偶于玄学似有所得，遂于佛学亦有所入。学至于佛，则无可学者。乃知佛即圣人，圣人非佛。"①他著《鸣道集解》竭力反驳宋儒种种排佛之说，他指出：宋儒"虽号深明情理，发扬六经，圣人心学，然皆窃吾佛书者也"②。李纯甫的理论虽一度引起儒士的抨击，但他指出的事实是确实无疑的。三教融合理论对学术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

3。佛教与金朝文化事业在金代社会文化生活中，《大藏经》的刊刻是一件值得大书的盛事。

此事发起人为潞州女信徒崔法珍，她断臂苦行，募集刊刻资金，感动了许多善男信女，纷纷出资赞助。雕印工作从皇统八年（公元1148年）开始，至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于解州（今山西运城）天宁寺完成。

全书以宋官版《大藏经》为底本，加以补充，共得682　秩，约7000　卷。

大定十八年，崔法珍将藏经献与朝廷，朝廷特命圣安寺为她设坛受戒，正式收为比丘尼。由于金代文献残缺，这一重大事件竟未见于记载，只是1934年偶于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其印本，才引起了当代学者的注意，此藏也因发现地而被命名为"赵城金藏"。目前，此藏是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代藏经，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当代新编《中华大藏经》，便选用该

①　《重修面壁庵碑》《金文最》卷八一。

②　刘祁《归潜志》卷九。

藏作为底本。

在金代残存的建筑、雕塑、壁画中，还保存了一部分金代佛教艺术特色。金代寺院大多数采用晋、唐以来门楼廊院环布的传统，围墙四面设门，四隅筑角楼，和门殿廊庑相接。现山西大同普恩寺的大雄宝殿，普贤阁、三圣殿、天王殿为太宗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修建，上华严寺的大雄宝殿为熙宗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重修，山西应县净土寺大殿，为天会二年（公元1124年）建，都保存着某些金代建筑艺术特色。

金代佛塔与辽代大体相同，但局部又有所变化，塔身多涂成白色象征国号。寺院中一些壁画出自当时的名画家之手，如关中僧法海以绘画著名，华原延昌寺大殿壁画八明王变，就是他个人的作品，法堂华严壁是他和山水画名家杨泽民合作的成果。雕塑以定州圆教寺僧人净璋所造大木雕弥陀像最为著名。

（三）河北新道教的兴起与鼎盛金立国119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算太长的朝代，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以及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作用，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王朝内却实现了道教史上引人瞩目的鼎革--河北新道教的产生与发展。

河北新道教指在金朝统治的淮河以北地区相继产生的太一道，大道教（后改名为真大道）和全真道。金元之际，大批道士活跃于朝野，创立新理论，发展新教团，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全真道，绵延久远，至今仍是道教最大流派。因此我们说，在金元之际，道教展现了它的最后辉煌。

1。道教鼎革的社会文化环境金元之际，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沉重的民族压迫是河北新道教兴起的根本社会原因。靖康之战，宋室南迁，大片中原土地沦为异民族统治区。在这场残酷的民族战争中，大批民众饱尝战乱屠戮之苦，时时期盼南方汉政权能够收复失土，解放同胞。爱国诗人陆游在一首七绝中写道："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洒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然而腐败的南宋王朝由投降派掌权，为了一己之私利，他们苟且偏安于东南一隅，打击、迫害抗战派，丧失了收复河山的大好机会，一任广大同胞在异族压迫下痛苦呻吟。金人在北方统治巩固后，又在国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分别蕃汉，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①。北方的士人面临严峻的政治形势，他们不愿意或不能走上官宦闻达之路，儒业救国无望，心情苦闷迫使他们去寻找新的精神家园。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华夏正统"的金字招牌使它比外来的佛教对备受欺凌的汉族民众更有吸引力，投身道门可以给人一种依托于炎黄文化的精神慰藉。同时，道教的长生信仰超凡脱俗，道教宫观幽雅古朴的环境，成为战火离乱中的一块福地洞天，为大批落拓书生，高洁之士提供了一个避世、游世的人间桃园。因而民族危难之日，竟成了道教兴盛之时。

其次，道教自身发展的内在因素决定，金代道教若想复兴，便不能

①　金·刘祁《归潜志》卷十二。

是传统道教的简单重复。汉魏以降，符箓派一直是道教的主流，斋日醮仪，祈禳消灾是道士最主要的活动。符箓派道教历来受到统治者的扶植和利用，宋真宗、徽宗崇道，受到宠幸的道士多属此派。他们一会儿搞天书降世，一会儿又举行盛大的斋醮，搞得社会上疑神疑鬼，乌烟瘴气。帝王利用符箓派道士神化自己，道士则利用君王的信任大捞横财，飞扬跋扈，生活腐化，引起社会上正直之士的不满。北宋末年徽宗佞道实际上已经把符箓派道教推上了外盛内衰，笈笈可危的境地。金兵南下，"道君皇帝"父子作了敌兵的俘虏，道士的符箓、雷法不仅救不了皇帝，而且北方大批宫观亦被兵燹，符箓派在民众心目中已威信扫地，复兴道教必须在发展方向上作重要调整。

再次，传统的丹鼎派道教，在唐宋之际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外丹之道行不通，钟离权、吕洞宾、陈抟、张伯端等人转而开发内丹。特别是北宋陈抟的《无极图》和张伯端的《悟真篇》，对内丹理论与功法都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和发挥，为内丹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两宋之际曾■撰《道枢》一书，所记道教炼养方法，言内丹者占去大半。特别是内丹修炼以身体为鼎炉，以人身先天具有的精、气、神为药物，不论贵贱男女，依法皆可修成神仙，而不必像修炼外丹的道士那样，必须投靠豪门，花费重金购置黄金、朱砂等药物，或为炼房中行气之术，须购少女为"鼎器"。内丹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丹鼎派道教的贵族气质，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皆可接受的修炼方法，扩大了传播基础。北宋南派内丹术虽理伦齐备，但限于师徒授受的狭小范围，并未建立起群众性的教团组织。然而内丹术在群众中的广泛影响，正在蕴酿着奉内丹道为主的大教团的诞生，一种"新道教"呼之欲出的文化环境已经形成。

最后，河北新道教能够顺利发展，又是和金廷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金兵南下本是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对文化相对先进的农耕民族的军事征服，但要巩固对半壁江山的统治，仅仅靠铁马金戈就不够了。金朝在北方的政治统治稳固之后，便全面学习、运用汉族地主阶级巩固国家的意识形态--儒、释、道三教，进行社会教化，调整阶级矛盾，缓和民族关系，维持社会秩序。女真贵族统治集团不仅全面采纳了中原礼制，尊孔续经，又礼敬汉地沙门，积极复兴佛教，同时也开始逐步修复北方因战乱毁坏的道教宫观，以此表示对中原文化的全面认同。女真统治者特别感到：释、道二教所宣扬的忍辱含污之旨，对于消弥汉族民众的反抗意志有特殊的功效，宗教可以站在出世的立场上为巩固现世的封建统治服务。某些民族意识强烈的知识分子，不愿意走科举出仕，直接与异族统治者合作的道路，广开仙、佛二家之门，却可以使他们不自觉地走上间接为金廷服务的轨道。因此当太一道、大道教、全真教产生之时，金廷都采取了积极争取、拉拢怀柔、扶植利用的政策。金人入主中原不久，就有卫州人肖抱珍创立太一道。皇统八年（公元1148年），金熙宗召见了他，赐以观额，以示奖掖。不久仓州人刘德仁采《道德经》主旨创大道教，劝人顺乎自然，安贫知足，力耕而食。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

金廷召见刘德仁，赐"东岳真人"号，令其居住京师天长观。金世宗时王喆创立全真教，道团迅速扩展，声势很大，从而引起了金廷的警觉，担心汉族群众利用道教组织"犯上作乱"，曾一度禁其发展。如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世宗诏"禁民间创兴寺观"①，大定二十一年又诏禁道士游方，"遣发道人各返本乡"②。王喆的大弟子马钰亦曾被从关中遣返山东。然而全真道深合人心，几道禁令完全无法阻止其发展，故世宗晚年转而采用拉拢政策。他请王处一、丘处机入内廷讲谈"保养之术"，并给予褒奖。章宗朝初年一度也曾对全真道采用罢禁政策，但此时朝中大臣已多有信奉全真者，反而替全真辩解，从而促使章宗转而采用怀柔政策。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章宗召见王处一，赐号"体玄大师"，并赐修真观一座。次年又召见刘处玄，赐观额五个。全真大师相继得到召见，表示金廷对全真道的认可，全真势力便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相应地，全真教主也全力回报朝廷，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丘处机就曾出面招抚了山东杨安儿、耿京农民起义，直接从政治上为封建政权服务。金末元初，丘处机又应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邀，远游雪山西域，获得了蒙古贵族的支持。从此全真道走上了极盛之路，诚如丘处机所言："千年以来，道门开辟，未有如今日之盛"③。显然此等形势与朝廷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2。太一道的兴衰及其历代祖师河北新道教中出现最早的流派是太一道。《元史·释老传》载：太一教始金天眷中道士肖抱珍，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因名其教曰太一。肖抱珍（公元？-1166年），卫州（今河南汲县）人，生当宋金交兵最烈之时，黄河上下百姓惨遭金人蹂躏，人心浮动，苦不堪言。北方汉族民众摆脱民族压迫的强烈愿望与南宋小朝廷的腐败无能恰成反照，"王师北定中原日"竟成梦想，残酷的现实使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上天的各路神祇身上。肖抱珍正是看准了这个机会，"远法汉仪，近追前代，上稽下考而立教焉"①。他欲效法汉代张陵，利用中原流行已久的太一信仰，号召人心，积蓄力量，以图将来。

太一道以崇拜太一神而得名。元代儒士王若虚在《一悟真人传》中解释说："盖取元气混沦，太极剖判、至理纯一之义。"在《庄子·天下》、《吕氏春秋·大乐》、《淮南子·诠言》、《礼记·礼运》等秦汉籍典中，都是用"太一"之词描述宇宙生成之前天地混沌未分的原始状。至汉武帝时代，太一才变成了一个人格神。战国及秦汉之际，社会上流行五帝崇拜，青、白、赤、黑、黄五帝分别代表东、西、南、北、中五方，这种地域性崇拜与当时政治上的分割混战相适应。汉武帝登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讲究"春秋大一统"，相应地在宗教方面也出现了混一之势。有亳人谬忌奏请祭太一神，曰："天神者贵太一，太一佐为五帝。古者天子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②从此太一神等同于昊天上帝，成为汉文化诸神体系中的最高主宰。北宋建都开封，太祖于京城内外先后建东、西、中三大太一宫崇祀太一神，以为中原地区的

①　《金史》卷七《世宗纪》。

②　《金史》卷七《世宗纪》。

③　《长春真人北游语录》卷一。

①　元·徒单公履《肖真人碑》。

②　《史记·封禅书》。

保护神。肖抱珍在女真人占领区崇祀汉族的最高神太一，亦包含了一种对汉文化正统地位的怀念。"三元"即天、地、水三官，在道教神谱中，三官大帝为太极界之神，他们在玄黄判分，天地肇定后考校众生功过，分掌众生祸福，上元天官主赐福，中元地官主赦罪，下元水官主解厄。

三官历为天师道所崇奉，可见太一道奉祀"太一三元法箓"乃集历史之大成。元人王鹗撰《重修太一广福万寿观碑》记载了肖抱珍从事宗教活动的一些情况：初，真人既得道，即以仙圣所授秘箓济人，祈禳、河禁，罔不立验。天眷初，其法大行。从肖抱珍用符箓乞请神灵，为百姓治病驱邪等行迹看，太一道基本属于道教内部的符箓派系统，也是三大新教派中唯一的符箓派。

肖抱珍"出世"后，先在家中传教，"寻以所居湫溢，不可以谒香火斋洁之虔"①，乃移至卫州东三清院故址结茅而居，扩大了传教影响，教徒队伍发展很快。"远迩向风，受箓为门徒者，岁无虑千数"，②太一教已经成为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大教团了。

太一道的快速发展引起了金廷的注意，皇统八年（公元1148年），金熙宗遣御带李琮召肖抱珍入京陛见，肖抱珍利用女真人的萨满遗俗及对神秘现象的惊异心理，以法术见宠。"悼后命之驱逐鬼物，愈疗疾苦，皆获应验。事迹惝恍，惊动当世。"③悼后对肖抱珍的法术深信不疑，对其赏赐不赀，并在熙宗面前奏乞观额。金熙宗敕赐肖抱珍所居观额以"太一万寿"四字，表示金廷对太一道的正式承认。此后太一教团发展更为顺利。金世宗继位后，为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效法宋朝出售寺额名额及度牒、紫衣、师号。太一道也乘机买了一部分观额及度牒。肖抱珍之徒侯澄买了两个观额，将赵州太一堂改为太清观，真定府太一堂改为迎详观。由于金廷垂青，太一道在实践中并未表现出反金倾向。

金世宗大定六年（公元1166年），肖抱珍去世，其徒韩道熙（公元1156-1189年）成为太一道第二代祖师，按本教习惯，承法者须改姓为肖。据王恽《秋涧集·太一二祖肖道熙行状》载：肖道熙幼习儒业，尝读诗书，"风仪洒爽，德宇冲粹。博学善文辞，动辄数百言。乐与四方贤大夫游，谈玄伦道，造极精妙。书画矫矫，有魏晋间风格"。可见他是一个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博学多才之人。由于他与当朝士人广泛交游，扩大了太一道的社会影响。同时道熙也善长搞宗教活动，"至于持行法箓，捕逐鬼物，风声肃肃，除治户庭间，殆古之能吏然"①。所以在他治上，太一道"声教大振，门徒增盛"，其"门徒众万数"，"东渐至海"。大定九年世宗在肖道熙本观敕建万寿额碑。大定十一年应诏主持中都新修复的天长观，三年后辞归乡里。大定二十二年世宗诏肖道熙赴内庭，问以养生之道。道熙回答道："嘘噏精气，以清虚自守，此野人之事。

今朝廷清明，陛下当允执中道，恭己无为而已。"②对答称旨，甚得世宗

①　王恽《秋涧集》卷六一《太一二代度师先考韩君墓铭》。

②　王恽《秋涧集》《韩君碣铭》。

③　王恽《秋涧集》《大都集贤观记》。

①　王恽《秋涧集》《大都集贤观纪》。

②　王恽《秋涧集》《大都集贤观纪》。

欢心，此答与陈抟劝太宗以国事为重相似，而且全然是颂圣的立场了。

大定二十六年肖道熙逝世，一说他付教事于王志冲，自己飘然而去，后人不知所终。

三祖肖志冲（公元1151-1216年），字用道，本姓王，博州（今山东聊城）堂邑人。16　岁时因不满父兄安排的婚姻，逃至卫州，投于肖道熙门下。据《滹南遗老集·太乙三祖墓表》载：肖志冲"老庄之外，兼通诸史诸书，而尤长于《左氏春秋》"，是一个儒、道兼通的人物，自号"玄朴子"，为二祖的嗣法弟子。志冲掌教在金章宗朝，政府慑于民间宗教发展过快，故执行较为严厉的管理政策，控制其发展规模。明昌三年（公元1190年），禁私自披剃为僧道，并规定僧道三年一试，不通经文者免其资格。次年又"禁以太一混元受箓私建庵室者"。①不过一段时间后禁令稍弛，太一道又恢复了发展。肖志冲曾应诏主持中都天长观，"声望既隆，求教者接踵，岁所传无虑数千人"②。泰和初年，章宗诏于亳州太清宫设普天大醮祈皇嗣，肖志冲应选主持。以后又数度主持大型法事，并曾入宫为内人治病，深得章宗信任，敕任道教提点，赐"圆通大师"号。

四祖肖辅道（公元1191-1251年）"富文学而重气节，谨言行而知通塞"③，才德并茂，名实相符，在教内、教外颇负重望。嗣教后不久逢金贞祐南迁，元兵入关，太一道传教中心卫州城陷于战火之中。卫州百姓曾遭屠城之厄，肖辅道率太一道士收拾枯骨，加以掩埋，名"堆金冢"。又阵前说项，使元兵未再次屠城，一言而活万家，在民众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元世祖忽必烈在潜邸时便闻肖辅道高名，召至和林，询以为治之道。辅道对答称旨，甚得世祖欢心，留居宫邸④，赐重宝而不受，赐号"中和仁靖真人"，尊礼有加。由于肖辅道文化素质较高，与士林广泛交游，当时的名士王若虚、王渥、冀禹锡皆曾与他交流赠答，被时人称为"一世伟人"。由于肖辅道的上下活动，太一道在元初受到了尊崇与保护。

入元以后太一道又传三代。五祖肖居寿（公元？-1280年），本姓李，道号淳然子，曾奉诏行黄箓大醮，世祖赐其"太一演化真常真人"

号。建太一宫于两京，命居寿主之。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居寿向世祖建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参预国政。"一名方外之士竟向世祖进言废立大事，可见世祖对其信任之深。六祖肖全祐继奉太一宫祀事，十年间从道者日众，用度匮乏，元廷曾赐屯田四千亩以为宫观恒产。七祖肖天祐于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曾与正一大师张留孙，全真大师刘德彧，同在大都长春宫设建金箓普天大醮，可见当时太一道的地位与正一、全真旗鼓相当，都受到元延重视。可太一道七祖以后掌教宗师姓名及宗教活动情况便不载于史籍，估计于元末衰亡了。

太一道虽然重视符箓祈禳，但同时也讲究内炼之术。元人徒单公履撰《肖真人碑》，对太一道活动的特点作了如下概括：

①　《金史·章宗纪》。

②　王恽《秋涧集》《大都宛平县太一集仙观记》。

③　《赵州太清观懿旨碑》。

④　《元史·释老传》。

本之以湛寂，而符箓为之辅，于以上格圆穹，妥安玄象，度群生以厄苦，而为之津梁。迹其冲静玄和，与夫禳祷祀者，并行不悖。按其说法，太一道以心灵的修炼为本根，以符箓祈禳为度济群生的手段，两者互为表里，并行不悖。二祖肖道熙以"弱"字为仙道之要，返归老子"知其雄，守其雌"，柔弱不争之旨。三祖肖志冲长于静坐，自谓"静中自有所得，非语言可以形容"①，已得内修之旨趣。总之，在北宋内丹术理论已经成熟、推广后，符箓派对其有所吸纳是不足为奇的。

太一道搞宗教活动的时候，特别注重对纲常伦理的提倡，尤其侧重宣扬孝道。如太一道士张居祐所言，太一教法"专以笃人伦翊世教为本，至于聚庐托处，似疏而亲，师弟子之间，传度授受，实与父子义焉"①。四祖肖辅道应忽必烈和林之邀，与之谈治国之道，答以"爱民，隆至孝"，把孝道视为作人的根本道德与国家的重要制度。为此，太一道规定，嗣教者必须改为教祖之肖姓，充分表现了它对孝道的认同和践覆。此外，太一道还继承了道教其他的美德，提倡周济贫苦的善行。二祖肖道熙"生平好振施，养老恤孤近百人"②。四祖肖辅道于卫州屠城之日，甘冒风险奔波于两军阵前说项，并造"堆金冢"掩埋枯骨，深得百姓爱戴。

太一道以法术、道德上邀皇恩，下服民心，成就了一番可观的事业。

然而太一道流行时间并不太长，主要是由于道士文化素质和宗教学识皆偏低，除了几代教祖尚读书识礼外，教徒多是下层民众。金大定十六年（公元1176年），金廷仿宋制建立僧、道考试制度，太一道士多未经试牒，二祖肖道熙不无忧虑地说："吾门众万数，试经具戒者，完颜志宁、王志冲而已"③。文化水平低下，使他们不能顺应时势在理论层面上发展道教，形成具有本宗派特色的理论，故数传之后便难以为继了。

3。大道教的兴起及其宗教伦理太一道创教不久，另一个新道教流派--大道教（入元后改称真大道）又兴起于河北。《元史·释老传》载：真大道者，始自金季，道士刘德仁之所立也。其教苦节危行而不妄取于人，不苟修于己者也。

《释老传》作者基本准确地概括了大道教的宗旨及特点，不过对其创教时间的记载不正确，大道教不是创于金季，而是创于金初。根据其他资料综合考证，大道教始祖刘德仁（公元1122-1180年），字无忧子，河北沧州人，生于宋徽宗宣和四年。幼读诗书，出家后作方外之游。据说金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遇仙人指点而创教，元人杜成宽撰《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说：迟明，似梦而非，有老人须胥皓白，乘青牛犊车至，授玄明道诀而别。

这类事后编造的神话，不过自神其教而已，其中所讲老人，暗指道

①　《滹南集》卷四二《太一三祖墓表》。

①　《滹南集》卷四二《太一三代祖师肖公墓表》。

②　《秋涧集》卷四七《太一二祖行状》。

③　《滹南集》卷四二《太一三代祖肖公墓表》。

教始祖老子。然而这则神话也反映出一个事实：大道教以老子道德经为宗旨。据说此后刘德仁"玄学顿进，从游者众"，一个新教团从此创生。刘德仁创教的原因与太一道相似，如虞集在《道园学古录》卷五《真大道教第八代岳公碑》中所说：金有中原，豪杰奇伟之士，往往不肯婴世故，蹈离乱，辄草衣木食。

或佯狂独往，各立名号，以自放于山泽之间。当是时，师友道丧，圣贤之学泯灭澌尽，惟是为道家者，多能自异于流俗，而又以去恶复善之说劝诸人。一时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从之，其受教戒者，风靡流水，散于郡县，皆能力耕作，治庐舍，联络表树，以相保守，久而未之变也。刘德仁本为进士出身，但逢靖康之变，不愿仕金为官，但也无力组织抗金，唯有创立宗教以慰心，以教团联络自保，开辟一块避世、游世的精神乐园。

大道教以重视宗教伦理而著名。明人宋景濂在《书刘真人事》中，记载了大道教九条戒法：一曰视物犹己，勿萌戕害凶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三曰除邪淫，守清静。四曰远势力，安贫贱，力耕而食，量入为用。五曰毋事博奕，毋习盗窃。六曰毋饮酒茹荤，衣食取足，毋为娇盈。七曰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八曰毋恃强梁，谦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从九条道戒看，其教义多取自老子，如守清静，安贫残，虚心而弱志，毋恃强梁，知足不辱等，既合道德经文，又符民众之心。按此宗旨，既不要做反抗的英雄，也不做帮凶无赖，在广大汉族民众中有很大吸引力。同时，九条道戒又吸收了儒家"忠于君、孝于亲"的纲常伦理，吸收了佛教"毋习盗窃"，"毋饮酒茹荤"，"辞无绮语，口无恶声"，"勿萌戕害凶嗔之心"等戒律，对于社会有维系秩序、安定人心的作用，适应了金代统治者调和阶级矛盾、缓和民族关系、重建道德伦理规范的急需。另外，经过宋金之际的残酷战争，北方大地到处是一片田园荒芜、十室九空，物质匮乏的破败景象。大道教提倡"力耕而食，量入为出"，对于劝导农民返回家园，恢复生产有极大的好处，所以金廷对大道教的发展亦无反感。

大道教不仅宣扬九戒，而且教徒身体力行，对民众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如张英在《许州长社县天宝宫碑》中记载：大道教徒"往往自庐而居，齿而饮，耕而食，蚕而衣，一切必出于己，一介不取于人"，颇有农禅之风。同时刘德仁教团订立了严格的教规，实行出家制度，"不色，不饮，不杀，不饮酒，不茹荤。以仁为心，恤困苦，去纷争，无私邪，守本分。不务化缘，日用衣食，自力耕桑赡足之"①。这和宋末神霄派道士依靠朝廷支持，过着奢侈腐化生活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获得了民众的信赖，"故远近之民，愿为弟子，随方立观者不少焉"①。

除了注重戒律外，刘德仁还以祈禳治病名世，人称他"治病不用药，仰面视天，疾无不愈"②。从这段记载看，颇似当代气功大师以意念为人

①　赵清琳《大道延祥观碑》。

①　赵清琳《大道延祥观碑》。

②　元·杨果《玉虚观大道祖师传授之碑》。

治病，可惜没有资料说明他练的是什么功。不过在当时条件下，他为气功蒙上了一层求神、驱鬼的神秘外衣，"以无为保正性命，以无相驱役鬼神"③。他的求神仪式相对简单，不假符箓，亦不奉祀道教众多神仙，"唯以一瓣香朝夕恳礼天地"④。田璞在《重修隆阳宫碑》中赞大道教"不尚华美"，"纤毫不乞于人"。

大道教还有一大特色，即他们虽以道教徒自居，却不倡升仙成真之术。赵清琳作《大道延祥观碑》称刘德仁：平日恬淡，无他伎，彼言飞升化炼之术，长生久视之事，则曰："吾不得而知。"

这种观点在道教流派中实在是别具一格，是对唐宋以来道士妄言长生、成仙的一种反动。

由于大道教迅速发展，很快便引起了金廷的重视。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金世宗召见刘德仁，令其全持中都天长观，并赐号"东岳先生"，以示褒奖。朝廷的认可对教团的进一步扩张起了促进作用。刘德仁掌教28年（公元1142-1180年）后辞世，二祖陈师正，号大通，幼渔于河，后投于刘德仁门下，为嗣教弟子，掌教15年（公元1180-1194年），此时正当金代盛世，大道教团也蓬勃发展。《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称他："度人罔极，设化无数。"三祖张信真，号冲虚，掌教25年（公元1194-1218年），著《会真集》有诗文数百篇行世。四祖毛希琮，号体玄，生当金元之际，居燕京玉虚观，掌教仅5年（公元1218-1223年）。毛希琮死后，北地兵戈不息，社会处于持续动荡之中，大道教亦隐于民间，教团内部发生了分裂，各派斗争激烈。郦希诚（公元1181-1259年）是其中一派的代表人物，初为教门举正，阐教山东。《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载："值大元立国之初，法令未行，逆魔乱起，始终一十五载，遭逢十七大魔。"所谓"逆魔"大约是指教内不同派别，郦希诚一一战胜了他们，方使"教门得真假之分"。郦希卿掌教以后，整顿教纲，道风大振。《元史·释老传》载：五传至郦希诚，居燕城天宝宫，见知宪宗，始曰其教曰："真大道。"

授希诚"太玄真人"，领教事，内出冠服以赐，仍给紫衣三十袭赐其从者。

由于蒙古贵族的见重，真大道进入了鼎盛时代，"南通河岳，北极齐燕，立观度人，莫知其数"①。希诚之后真大道又传六祖孙德福，七祖李德和，八祖岳德文，九祖张清志数代，至元末而衰，教徒多并入全真道。大道教绝传的原因与太一道近似，主要是由于未形成独立的理论系统，仅靠宗教领袖的个人品质和魅力，终难流传久远。

4。全真道的兴起与鼎盛在河北新道教诸派之中，真正对后世道教理论产生重大影响，流传最广的派别，是由王喆创立的全真道。

（1）全真大师的行履③　杜成宽《济京缑山改建先天宫纪》。

④　赵清淋《大道延祥观碑》。

①　《元史·释老传》。

按照全真教徒自己开列的传承谱系，其仙道源流可以上溯东华帝君，其下传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五传而至王喆，他们被合称为全真五祖。东华帝君是神话中的人物，不足为据。其下三位是五代及宋初道教内丹派的创始人，全真道将他们奉为祖师，说明了全真道与北宋内丹学的师承关系。而真正创立全真教团者，则是金代王喆。

王喆（公元1113-1169年），陕西咸阳人。原名中孚，字允卿，后应武举，易名德威，字世雄。入道后改名为喆，字知明，道号重阳子。

王喆出身于一个"家业丰厚"的地主家庭，幼习儒业，长入府学，本希望以儒术经世。青年时代正逢宋金战争，饱尝战火离乱之苦。作为北地之民，曾寄厚望于中原王师解民倒悬，可惜南宋小朝廷不思进取，屈辱求和，令遗民寒心。金政权巩固以后，采取了一些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转而拉拢汉族士人。北地汉族知识分子虽然对异族统治不满，但儒学积极入世的立场又使之不安于长久地隐居山林，被摒弃于世事之外。因而王喆同其他一些出身豪门的士人一样，转而投靠金政权，应武举之试，希图立功名世。然而，"天遗文武之进两无成焉"①，王喆虽文武双全，但直至47　岁尚无建树，于是"慨然入道。"

王喆出家修道经历了一番艰苦的宗教磨练。他自称于正隆四年（公元1159年）在甘河口镇酒店中遇异人授以真诀，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结茅于终南山刘蒋村，和玉蟾、李凝阳三人结伴修炼。王喆掘地穴居，号"活死人墓"，内修丹道，外佯疯狂，人称"王害风"。数年中道徒无几，乃于大定七年焚其居，东出潼关，云游至山东半岛。王喆是一个出色的宗教领袖，他将传统道教中内丹与符箓派的方术相结合，将教外儒、释、道三教的思想相结合，提出新的宗教主张，正式树起了"全真"的旗号。"全真"之意，取自识见心性即是全真之意。王喆在《答战公问先释后道》诗中云："识心见性全真觉。"同时，王喆又是出色的宗教宣传家，他善于用诗词歌曲的形式弘扬宗教原理，深入浅出，不仅群众喜闻乐见，而且在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王喆在宁海（今山东牟平县）首会马钰于怡老亭，马钰（丹阳，公元1123-1183年）与其妻孙不二（清净，公元1119-1182年）执弟子礼。后又陆续收谭处瑞（长真，公元1123-1185年）、刘处玄（长生，公元1147-1203年）、丘处机（长春，公元1148-1227年）、王处一（玉阳，公元1144-1217年）、郝大通（广宁1140-1212年）等人，共为七大弟子。这七人皆出身于豪门富户，且又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他们长期追随王喆从事创教活动，日后成为全真道的骨干力量。大定八年至九年，王喆与七大弟子在山东文登、宁海、福山，莱州一事相继建立了五个教团会社，即"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正式形成了全真道的教团组织。在一向注重个人修炼的丹鼎派道教中，这是一个重要转折。大定九年，王喆率丘、刘、谭、马四大弟子返回关中，途中客死汴梁。

王喆死后，七大弟子分别在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传教，由最早跟从王喆的马钰掌教。马钰坚持了王喆在世时制定的在民间传教的宗旨，"以无为为主"。所谓"无为"者，一是指不与金朝发生接触，

①　金·金源涛《全真教祖碑》，见《甘水仙源录》卷一。

不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二是坚持个人修炼"真功"，不搞大规模的社会活动。再加之当时金廷对民间宗教采取了严密防范的态度，怕汉人以宗教形式积聚力量，图谋不轨，在大定十八年和二十一年连发禁止民间私造寺观和道士游方的诏令，故全真道此时期发展不快。但是全真道刻苦朴素的教风及马钰等全真大师的清节苦行，都在群众中树立了极好的形象。马钰等人效法佛教的十二头陀，各个以苦行名世。马钰在修道时每日仅乞食一钵面，并誓死赤足，夏不饮水，冬不向火。王处一在砂石中长跪不起，其膝盖磨烂露骨。山中砺石、荆棘遍地，王处一每每赤足往来于山中，世称"铁脚仙"。丘处机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则一蓑，昼夜不眠者六年。郝大通于赵州桥下趺坐六年，持不语戒，寒暑风雨，不易其处，儿童戏触不动。。。全真大师苦行之虔诚令人叹为观止。王喆立教之初，令出家者结茅庵草舍修行，以云游乞食为生。以后从教者渐多，又自己开耕垦田，劳动自养，而不仰仗权贵，这种勤劳俭朴的作风受到群众好评。他们仗义疏财，济人之急，在贫困农民中产生了很大向心力，教团日渐增大。

从太定二十七年（公元1187年）至金末（公元1219年），全真道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马钰去世后，刘处玄、丘处机先后掌教，他们改变了王喆，马钰坚持的民间传教方面，而广泛结交士类。尹志平的《北游语录》说：刘处玄的传教宗旨是"无为，有为各半"，而至丘处机则成了"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无为"、"有为"是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刘、丘二人开始注意积极的外向活动，一方面广营宫观，建立宗教活动基地，扩大吸收道徒，另一方面则侧重于争取金廷的注意与支持。适逢世宗暮年，由于"色欲不节，不胜疲惫"，开始"博寻高道，求保养之术"①。其时全真道已在社会上建立了很高的声誉，王喆七大弟子中最具神异之能的王处一便蒙宠应邀入京，世宗询之以养生之道。次年又召丘处机入宫，命庵之于万宁宫之西，以便皇帝随时征询，并命其主持万春节醮事。皇帝的一再征召在全国民众中进一步提高了全真大师的身价，并等于朝廷正式承认其合法性，教团开始顺利发展。元好问《紫微观记》一书，记载了当年全真道发展的盛况："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也就是说，全真道的传教范围已遍布全国版图。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金廷内外交迫，财政支绌，便效仿宋朝出售观额、度牒、师号弥补财政亏空。全真道乘机大肆收购观额，度牒，发展组织。如全真祖庭终南山灵虚观，一次便购买了数十个观额和三百张度牒，使道徒人数激增。

金元之际，蒙金交兵，北方大地再一次生灵涂炭。全真道士姬志真作《长春真人成道碑》，记述了当年的惨景："比屋被诛，十门九绝"。"漏诛残喘者孤苦伶仃，覆宗绝嗣者穷年冥索。"①民族战争造成的苦难再一次成为宗教大发展的客观环境。当时金、宋、蒙三方均派人与全真领袖联络，拉拢怀柔，欲争取这支庞大的社会势力以为辅助。丘处机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政治抉择。他以70　岁的高龄，毅然接

①　《玄风庆会录》。

①　《云山集》卷四。

受了蒙古特使的邀请，率十八高徒踏上了通往雪山西域之路，至今日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行营谒见元太祖成吉思汗。在漫漫的西行途中，他曾题《太上过关图》，诗曰："蜀郡西游日，函关东别时。群胡皆稽首，大道复开基"②。诗中以老子西去化胡自喻，表明了他教化夷狄，消弥兵祸的志向。据《元史·释老传》载：太祖时方征西，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

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永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赐神翁，以寤朕志。"令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于是赐以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回"神仙"。

丘处机以道家的清静无为之道，儒家的敬天爱民之旨，佛教的博爱众生之心，征服了"一代天骄"驰骋天下的鲁莽残暴之心，深得太祖敬重，令他掌管"天下出家人之事"，并蠲免了全真道士全部差役赋税。

又给他们自由建造宫观，发展教徒的权力，全真道从此大行于天下。公元1224年丘处机东归燕京，赐住长春宫（即今日之白云观），公元1227年病逝于此，葬于该宫处顺堂。

元统一中国后，全真道依仗蒙古贵族的支持以及自身较高的宗教素质，迅速流遍大江南北。金丹南宗因全真道亦讲内丹修炼，徒裔纷纷合于全真门下，使全真成为全国最大的道教流派，不仅远远超过了北方的太一、真大，而且足以与有近千年历史的正一道相匹敌。

（2）三教合一出新声儒、释、道三教之争至宋金时代已进行了千余年，经长期的冲撞与融合，已经达到了一种推陈出新的高境界，即已从宗教功能的互补发展为哲学理论的融合。北宋时已经出现了吸收佛、道的新儒学（宋明理学）和容纳儒、道的新佛教（宋代禅宗），唯有道教尚未作出高层次的理论回应。时代呼唤着融贯三教的新道教诞生。王喆幼读诗书，曾中举人，有着深厚的儒学理论基础。在求道过程中他曾一度钻研佛教，自称"七年风害，悟彻《心经》无罣碍"①。入道后又继承了禅道合一的内丹学。历史赋予他一种条件和机遇，使他承担起合通三家，创立新教的历史责任。

王喆在山东创教之初，便高举起三教合一的旗帜、他最初建立的五个会社名曰："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皆标以三教之名，而不独树道教一帜。

正如金人刘祖谦的《重阳仙迹记》所说："不主一相，不拘一教。"王喆又著《金关王锁诀》，阐发三教合一之理。他说：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树生三枝。

儒、释、道如同一树发三枝，同根相联，世人不得妄生分别。王喆与弟子们大煽三教合同之风，他自称全真以"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①。丘处机诗曰："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②他们接引学者，也是三教经典并用，刘祖谦《重阳仙迹记》载：②　《长春真人两游记》卷上。

①　《金关玉锁诀》。

①　《金关玉锁诀》。

②　《磻溪集》卷一。

凡接人初机，必先使读《孝经》、《道德经》，又教以孝谨纯一。

及其立说，多引六经为根据，其在文登、宁海、莱州，常率其徒演法会者五，皆所以明正心诚意，少私寡欲之理。③从这段记载看，全真教法已经将禅宗、理学与道教融为一体，观念、思想、甚至语言皆无多大差异。正如其弟子李道纯所言："禅宗理学与全真，教立三门接后人。。。会得万殊归一旨，熙台内外总登春。"④三教会同，使道教一方面可以吸收佛教哲理而自壮（这一点在下一小节全真道的内丹理论部分详述），另一方面又因靠拢封建伦常而赢得统治者的欢心。全真道虽提倡离俗出家，但对忠、孝二字却视之极高。

王喆的《金关玉锁决》便以"忠君王、孝顺父母师资"作为修练内丹的前提。丘处机西游朔漠谒见成吉思汗时，"一日雷霆，太祖以问，处机对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天威震动以警之。似闻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从导有众。太祖从之"①。如此口吻，比之儒者亦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金、元统治者将全真道当作重要的治国工具。

北宋张伯端亦提倡三教会同论，但主要是侧重于吸收禅宗的心性论提升内丹道。全真道更进一步，达到了三教理论层面上的融汇贯通。王喆诗曰：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作一家。义理显时何有异？妙玄通后更无加。②三教相通，便通于哲理玄机，"天下无二道，圣人不两心"，三教理论可以在心性论上彼此打通。在这里，钟、吕的内丹术帮了大忙。道士们修炼成仙的"内丹"，与佛教僧侣追求的"真如佛性"，理学家们反身内省的"心中太极"本质上都是一个东西，全真道士李道纯言：释云：如如不动，了了常知；《易系》云：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丹书云：身心不动，以后复有无极真机，言太极之妙本也。是知三教所尚者静定也。周子所谓主于静者是也。盖人心未感物时湛然天理，即太虚之妙也。③全真道在心性论的基础上会同三教，与宋代禅宗、理学走的是同一条思想路线，因而很容易取得禅僧与儒士的共识，为三教合一论找到坚实的理论基础。

（3）成仙悟真的新证明全真道在北宋内丹学的基础上，又吸摄儒、释两家思想，特别是禅宗与理学的心性论，对道教修仙成真的基本信仰进行了重要修正，从而构成了新道教与旧道教的重要区别。

汉魏以降，道教徒都把长生久视、肉体飞升当成终极目标，然而这种追求很容易被实践和逻辑所证伪。钟、吕内丹学创立以后，对道教这种基本信仰作了局部的调整。《钟吕传道集》将内丹修炼的成果分成五③　《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

④　《中和集》卷三。

①　《元史·释老传》。

②　《示学道人》。

③　《中和集》卷一。

等，最上等的"天仙"是使精气在丹田内凝成千古不坏的"阳神"，此阳神从顶门飞出，直升天界。这种长生术实际上已经是精神长生而非肉体长生了。王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了传统的修仙悟真理论，他说："欲永不死而离凡者，大愚不达道理也"①。在他看来，肉体长生是根本不可能的，原因在于"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②。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佛教理论的痕迹，他用地、水、火、风"四大"解释人身的构成，认为肉体乃机缘和合而成，并无恒性。全真道士姬志真作《长生诗》曰：长生岂论幻形骸，数尽归无土底埋。唯有本真该会得，古今无去又无来③。

肉体长生不仅不可能，亦不可取，全真大师借用道家的无为主义和佛教的"苦谛"说，对现实的人生价值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丘处机作《满庭芳》词云：任使高官重禄，金鱼袋肥马轻裘，争知道庄周梦蝶，蝶梦庄周④。

刘处玄则说：恋恩亲，恩生害，死难逃，气不来身卧荒郊。改头换面，轮回返骨几千遭。世华非坚如石火，火宅难逃①。

在他们看来，人生如大梦一场，什么荣华富贵，什么亲情恩恋，不过一场虚空。不仅人生无常，死后还有地狱之苦。王喆讲：鄷都路，定是个凌迟处，便安排了镬汤、刀山、剑树。。。鬼使勾名持黑簿，没推辞与他去。早掉下这尸骸，不藉妻儿与女，地狱中常受苦②。

现世生活苦海无边，只有按全真方法修行，方可脱离苦海。

全真道模仿佛教，把成仙证真的依据建立在对自己心中真性认知的基础上。真性又名"本来一灵"、"元神"、"元性"，也就是人的一点真心。王喆将新道教命名为"全真"，就是取"全其真性"之义。只要保住了真性，就是一个完满、真实的人生。按姬志真的解释："全本无亏，真元不妄"，人心中的"真性"圆满自足，清净不染，只要在念头上作内省功夫，便可赫然顿现，获得精神上的解脱。王喆在《立教十五论》中说：心忘念虑即超欲界，心忘诸境即超色界，不着空见即超无色界。

达到了超越三界的水平，如同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身在凡而心在圣"，超越生死。全真道士便用这种精神修炼术贬斥传统道教的肉体长生说，丘处机认为：传统的炼养术不过是"区区延年小术"，而全真养性方为"无上大道"。他又说：所以不言长生者，非不长生，超之也。。。真性不乱，万缘不挂，不去不来，此是长生不死也

①　。

①　《立教十五论》。

②　《金关玉锁诀》。

③　《云山集》卷一。

④　《磻溪集》卷五。

①　《仙乐集》卷四《上平西》。

②　《重阳全真集》卷三。

①　《重阳授丹二十四诀》。

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样的"长生"几乎与禅宗的"顿悟"、"涅■"

无所区别了。全真道通过精神自由的获得，打通了生与死、现世与彼岸，实现了精神上的"长生久视"。从宗教理论上看，这要比传统道教的肉体长生说精致得多。

（4）"先性后命"的内丹学全真道的"全真养性"之说不管多么近乎禅宗理论，但毕竟属于道教，还要讲究内丹修炼功法。王喆讲："本来真性唤金丹，　四假（指身体由四大构成）为炉炼作团。"②依照钟、吕派内丹修炼程式，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以成金丹。丘处机在《大丹直指》一文中认为：炼丹须从脐下三寸处的丹田入手，引出肾中真炁，与心中木液相交，是为筑基。修命之功又可分为龙虎交媾，周天火候，肘后飞金晶三节，三田既济，炼神入顶，炼神合道，出壳飞仙。其路数与张伯端的南宗内丹学无大差异。

但是在下手功夫处，全真道提倡"先性后命"，与讲究"先命后性"

的金丹南宗相区别。南宗的"先命后性"，基本是沿袭了传统道教先炼形，后炼心的思路，强调身体修炼在先，渐次达到对精神世界的锻炼。

全真道则更多地接受了"直证本心"的禅宗以及"主静立诚"的理学的影响，主张人须先收心降念，作到对外境不染的明心见性功夫，然后才能心定念寂，静坐调息，进入炼丹状态。《晋真人语录》说："人之修行，先识取性命宗祖，然后真以保命修行。"识取性命宗祖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保命修行也就是内丹炼气之功。"先性后命"之说，表现了北派全真道对精神修炼的重视，改变了传统道教重身而轻心的倾向。

全真道不仅讲"先性后命"，而且有"重性轻命"的趋势。王喆在《重阳授丹阳二十四诀》中说："主者是性，宾者是命。"丘处机在《长春祖师语录》中说："吾宗唯贵见性，水火配合其次也。"又说：内丹功法是"三分命术，七分性学"。为了达成修性的目的，全真道向禅宗借用了"明心见性"的心法。王喆讲："先求明心，心本是道，道即是心。"①所以禅宗的"见性"便是道家的"得道"，禅宗的"明心"便是道家的"清净"。《晋真人语录》讲："只要心无杂念，不着一切物，湛湛澄澄，内外无事，乃是见性。"不着一物即可称"清净"二字。王喆解释清净二字有两方面的含义："内清净者，心不起杂念，外清净者，诸尘不染着。"②修到一心清净，真性自显。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释、道两家在心性论上又找到了宗教修养方式互通的桥梁。

全真祖师创教之初先性后命，性主命从的修习宗旨，日后发展出一种性命兼修，以性代命的新丹派。马钰说："屏绝万缘，表里清净，久久专精，神凝气冲，三年不漏下丹结，六年不漏中丹结，九年不漏上丹结。是名三丹圆备，九转功成。"③也就是说，只要摒除杂念，精神专一，直接炼神还虚，即可自然了命。甚至有夙根者，可以直接修"最上乘丹②　《重阳全真集》卷二《金丹》。

①　《重阳授丹阳二十四诀》。

②　《重阳授丹阳二十四诀》。

③　《丹阳真人语录》。

法"，"以太虚为鼎，太极为炉，清净为丹基，无为为丹田，性命为铅汞，定慧为水火，窒欲惩岔为水火交，性情合一为金木并，洗心涤虑为沐浴，存诚定意为固济，戒定慧为三要"④。唐宋之际，内丹家借外丹修炼术语讲解身内真气的修炼，全真道在这里，则是借内丹术语讲人的道德修养了。

总体来讲，全真道祖师的内丹理论有简单化的倾向。元统一中国后，南北宗合流，精通内丹功法的南宗并入全真，从而使全真道的内丹理论趋于圆满，并不断发扬光大。

（5）禁欲主义的宗教修养归宿传统道教在生活上主张清静无为，任其自然，讲"节欲"而不讲"禁欲"。如南北朝时道教大师陶弘景谈到男女之合时说："房中之事，能生人，能煞人。譬如水火，知用之者可以养生，不能用之者立死矣。"①所以历史上研究房中术的道士大有人在。可是到了宋代，无论佛教还是儒学，都大谈禁欲主义，"存天理、灭人欲"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全真道自然也会受其影响，从节欲转而禁欲了。从内部原因看，全真道所推崇的内丹术本身，也必然要指向禁欲主义。传统道教的房中养生之术，要在"多御女而少泄精"，并通过一些特殊的功法达到"还精补脑"。

内丹学借用这些概念和术语，却赋予全新的解释。内丹功法第一步是"炼精化气"，首先须从筑基、固精开始，禁除男女房事，然后通过呼吸、意念，用体内阳神蒸化精液，再用河车运上昆仑峰顶，达到"还精补脑"的目的。所以内丹家都把男女之合视为大戒，全真道也不例外。

全真道以识心见性，养气炼丹为修炼，同时又吸收了佛教"爱染缘起"说和理学的"理欲观"，把禁欲主义发展到了极端。王喆讲："修行切忌顺人情，顺着人情道不成。"②人的七情六欲会使真气消散，寿夭而亡。所以他教人曰："凡人行道，总须依此十二字，断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③马钰则说："但能澄心遣欲，便是神仙。"①遣尽人欲，便能识心见性，丹道自成。在各种欲望中，最根本的是要断除性欲：夫男阳也，属火；女阴也，属水。唯阴能消阳，水能剋火，故学道之人首戒乎色。。。去嗜屏欲，固精守神，唯炼乎阳，是故阴消而阳全，则升乎天而为仙，如火之上炎也②。

通过戒除淫欲的锻炼，便可修成纯阳之体，成为神仙。反之，纵欲不节，耽溺女色，精气耗散，"致阳复而阴盛，则沉于地而为鬼，如水之流下也"③。为了禁除性欲，全真道连食、睡也反对。尹志平讲：修行之害，食、睡、色三欲为重，多食则多睡，睡多则情欲所由生④。

④　李道纯《中和集》卷二。

①　《御女损益篇》。

②　《重阳全真集》卷二。

③　《重阳教化集》卷一。

①　《丹阳真人语录》。

②　《玄风庆会录》。

③　《玄风庆会录》。

④　《秋涧集·尹志平道行碑》。

吃饱睡足是产生正常性欲的前提，反之为了禁除性欲，又须从减少饮食和睡眠入手。全真大师各个是苦行专家，他们穴居岩处，日乞一钵，经年不睡，栉风沐雨，光首跣跗，通过常人所不能忍耐的肉体折磨，达到禁欲的目的。

进行禁欲主义的宗教修习，就必须出家。全真大师宣扬出家，他们将家庭看成牢狱、火宅，形容夫妻恩爱是"金枷玉锁"，教人捐妻舍子，"跳出樊笼。"马钰诗曰："欲求家道两全美，怎悟寂寥一着甘。莫待酆都追帖近，早归物外住云庵。"⑤出家是禁欲主义宗教理论的必然归宿。全真教团创立之初，完全效法印度佛教徒乞食为生，后来教团扩大，光靠乞食不足以维持，便又学习禅家自耕自食，王喆还为教团规定了严格的戒律，因而保证了教徒禁欲苦行的清修生活。

总之，在全真道创建初期，其理论与实践是基本一致的，在民众中树立了出家以依道，苦行以入圣，积善以成德的良好形象，所以向者如风。然而元代全真道大盛之后，社会地位提高，财产丰盈，便难免鱼龙混杂。一些宫观大兴土木，营建雕梁画栋，一些道士放弃了清苦生活，追求奢华享受，渐离创教者初衷。

⑤　《洞玄金玉集》卷一。

七、西夏佛教的传布及其社会作用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古代王朝。建国前后，他们从中原、辽、金、吐蕃等地分头引进了佛教，使佛教成为西夏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夏国帝传十世，历184年，最后亡于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近、现代陆续出土的西夏文佛经的断简残篇，就成为这一古老帝国宗教文化的真实写照。

（一）党项族传统宗教信仰与佛教流入党项族的古代社会与中国其他民族一样，流行着原始巫教，有关这方面的史料，最早见于《隋书·西域传》，称党项族"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到唐代后，由于党项族内迁河西走廊，与汉族接触增多，故华夏史籍中有关党项人宗教情况的内容有所增加。沈括《梦溪笔谈》载："盖西戎（即党项族）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及坐其旁。"①鬼神崇拜在党项族的传统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党项人的心目中，鬼神无所不在，威力无究，凡人尚未认识的事物，皆归于鬼神。在西夏文字典《文海》中，有关鬼神的内容有二十余条，记载着鬼神的明确分工。"神者，神祇也，守护者之谓。"①"鬼者，害鬼也，魑魅也，鬼怪也，。。饿鬼也，鬼魅也，损害之谓。"②由此可见，神为善，鬼为恶，神的功能是守护、扬善；鬼的作用为损害、惩恶。这种直观对立的二元论，反映了古代先民善恶鲜明的性格。

在鬼神主宰的世界中，人若想生活得好，就需要尊敬、供奉、祭祀各路神祇，同时又要诅咒、驱逐作祟于人的诸种鬼怪。为完成这两项任务，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巫者在社会上的作用便显得非常重要了。《文海》解释"巫"字曰："驱灾害鬼者是也。"驱灾除害是巫师的主要功能。《文海》还描述了驱鬼的具体方法，即在魔鬼作祟之地挖一个坑，然后设法将鬼送入坑中，同时在坑边上咒骂，以达到消除灾祸的目的。

《辽史·二国外记》记载了党项人的送鬼之俗："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厮"也。"巫师平时可为人驱鬼治病，战时又可"杀鬼招魂"。"夏俗不耻奔遁，败三日，辄复至其处，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召魂"。或缚草人埋于其地，众射而还，以为厌胜。"③在人们遇到疑难问题不知所措时，还要请巫师占卜吉凶。"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胛骨；二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数，若揲蓍然；三咒羊，其夜牵羊，焚香祷之，又焚谷火于野，次晨屠羊，肠胃通则吉，羊心有血则败；四矢击弦，听其声知胜负及敌至之期。"④可以想见，在古代部落社会中巫师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①　《梦溪笔谈》卷十八。

①　史金波等《文海研究》，第7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版。

②　史金波等《文海研究》，第3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版。

③　《西夏书事》卷二七。

④　《辽史》卷四十五《二国外记》。

唐初，党项各部落相继归顺唐王朝，并被赐以李姓，后来由于吐蕃势力的强大，党项民族受其压迫，不断内迁，逐渐定居于今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在内迁以后，党项族迅速走向文明，在接受中原礼教的同时，佛教在西夏社会中很快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宗教。这种宗教信仰变迁的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原因。

首先，党项人居住的河西、陇西、陕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佛教进入中国的河西走廊，在此地居住的汉族与其他民族多笃信佛教。党项人进入该地区后，不可避免地要受当地居民信仰的影响。

其次，西夏周边的宋、辽、金、吐蕃、回鹘诸国都是信仰佛教的国家，党项人频繁地与他们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往，不可能不受他们宗教信仰的薫陶。

再次，党项人民在几个世纪中饱受吐蕃侵扰之苦，被迫长途迁徒。

以后在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中，战火离乱紧随其身。加之西北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各族统治者盘剥无度，使广大民众看不到摆脱苦难的希望。

于是佛教关于因果轮回、西方净土。涅槃解脱的说教便给人们一种精神慰藉，社会的苦难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最后，随着党项社会的进化，人民文化水准的提高，原始巫教已不足以继续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者一方面利用佛祖自神其说，维护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又要用佛教思想安抚百姓。《文海》在"佛"

字下注解曰："佛者是梵语，番语（西夏文）觉之谓也，教导有情者是也。"①显然党项族统治者也注意到佛教化导众生的社会功用。统治者的依返与倡导是佛教兴盛的重要动力。

在文献资料中，党项人有确切记载的佛教活动始于西夏建国前的李德明（元昊之父）时代。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德明母葬，他向宋朝要求到宋朝北部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修供十寺"。得允诺后，遣阁门祇侯袁瑀为致祭使，护送祭品到五台山朝圣。①可见佛教当时已成为党项贵族的一种重要信仰。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1年），李德明正式向宋朝提出求赐佛经的要求，"丁未，定难节度使李德明遣使来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藏，从之"②。宋赐《大藏经》送抵党项人手中，推动了当地佛教向更高水平发展。

（二）西夏统治者与佛教景宗元昊是西夏的开国之君。他不仅创造了西夏文字，而且"晓浮图法"，"通汉文字"③，对佛教和汉文化都深有研究，并对佛教抱有信仰。西夏文字的创造为佛经扩大传播提供了条件。宋景祐元年（公元1035年）十二月，元昊效法其父，又一次向宋朝求赐佛经。在西夏立国的当年（公元1038年），元昊组织大批僧俗信众开始用西夏文翻译佛经。为了安置宋朝所赐《大藏经》，开办译场，元昊于天祚十年（公元1047年）

①　史金波等《文海研究》，第577　页。

①　参见史金波《西夏佛教》，第26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资治通鉴长篇》卷一○九。

③　《隆平集》卷二十。

下令修建规模宏大的高台寺。据《西夏书记》卷十八载："于兴庆府东一十三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译经文，易为番字。"他还在全国广建佛塔，吸引"东土名流，西天达士"，前来进奉佛舍利。由于帝王的支持，佛教社会地位急骤提高，寺院、僧尼之数大增。

元昊死后，毅宗谅祚幼年登基，其母后没藏氏代为执政。没藏氏入宫前曾于戒台寺出家为尼，号称"没藏大师"，当了太后仍然好佛。她承元昊余绪，继续推进译经事业，并且在垂帘听政的第三年，即天祐垂圣元年（公元1050年），开始"役兵民数万"，大兴土木，建承天寺。

寺成之后"延回鹘僧登座演讲，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①。太后携幼帝临寺听讲，无疑是对社会的一种号召与示范。毅宗执政后，又向宋朝求赐《大藏经》，加强了与中原王朝的宗教交往。另外又向辽朝进献回鹘僧、金佛、《梵觉经》，以宗教为载体扩大了与契丹族的文化联系。

惠宗秉常时期，母后梁氏执政，仍推行扶助佛教的政策，于天赐礼盛四年（公元1072年）再一次向宋朝求赐《大藏经》，促进了西夏文佛经的翻译事业。现北京图书馆藏有一幅西夏译经图，图中描绘梁太后与秉常分坐译场两旁，督导译经的情景，表明了朝廷对译经事业的重视。

这一时期所译出的多部佛经都署名"天生全能禄番祐圣式法皇太后梁氏御译，就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当然，日理万机的太后与皇帝是无暇亲自动笔的，这个"御译"只能表示此经是在太后与皇帝的督导下译出。惠宗朝还大规模开凿、重修、妆銮敦煌莫高窟和万佛峡榆林窟，许多圣迹至令仍保存了下来。

崇宗朝乾顺执政时，仍由梁太后垂帘，此梁太后是惠宗朝梁太后的侄女。她秉承了姑母的崇佛传统，继续支持译经事业，终于在崇宗天祐民安元年（公元1090年）完成了3570　卷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工作，从此我国佛教史上又出现了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写成的《大藏经》。天祐民安四年（公元1093年），梁太后与崇宗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建凉州感通塔及寺院，并立碑赞庆。在碑文中记述了凉州地区群众事佛的隆重场面："况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

故憧憧之人，无不瞻礼随喜，无不信也。"①西夏第五位帝王仁宗仁孝执政长达53年，这一段时期政治相对稳定，与宋、辽、金诸国战事较少，故西夏国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佛教事业也发展到了高潮。仁宗朝大规模的赎经、译经活动已经结束，转入刻印佛经阶段。从目前保存的刻有年款的西夏刻本佛经看，仁孝时期所出最多，木刻印刷术成为扩大佛经传播的重要手段。仁宗本人笃信佛教，经常在国家的重要节庆或佛教节日上大搞佛事活动。如仁宗在为刻印汉文佛经《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作发愿文中讲："朕亲睹圣因，遂陈诚愿。。。于神妣皇太后周忌之辰，开版印造番汉共二万卷，散施臣民。仍请觉行国师等，烧结灭恶趣中围坛仪并拽六道，及讲演《金刚般若经》、《般若心经》，作法华会，大乘忏悔，放神幢，救生命，

①　《西夏书记》卷十九。

①　转引自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35　页。

施贫济苦等事，恳伸追荐之仪，用答勤劳之德。"②此发愿文不仅记述了此经刻印的缘起、数量及发放情况，而且述及为发放佛经所举行的各种宗教活动。又如乾祐十五年（公元1184年）仁宗年逾花甲寿辰之时，刻《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印造斯经番汉五万一千余卷，彩画功德大小五万一千余帧，数串不等五万一千余串，普施臣吏僧民，每日诵持供奉"。为发放佛经、彩画，"亦致打截截，作忏悔，放生命，喂囚徒，饭僧设贫，诸多法事"①。从上述两则记载可知当年佛事活动规模盛大，花样繁多。在西北地区不太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如此辅张地大搞宗教活动，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这也是西夏王朝早衰的原因之一。

仁宗以后还有五位帝王，但时间仅34年，属于王朝的晚期。当时统治者不顾日见消乏的国力，仍搜括民脂大搞佛事。现存前苏联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的印施发愿文载：为发此经，罗太后一次度僧三千员，斋僧三万五百九十员，施佛像、佛经、数珠共达八十万帧、部、串，又举行了旷日持久的大法会，消演番、汉大乘经六十一部，作大乘忏悔一千一百四十九遍，散囚五十二次，设贫六十五次，放生羊七万七百七十九日，大赦一次。如此奢费的佛事活动只能加速衰弱的王朝走向灭亡。

西夏国灭亡后，作为一个朝代的佛教史可以划上一个句号了，但作为党项民族的宗教信仰，佛教依然存在。在元朝，党项作为色目人，为国内的第二等级，党项僧人特别受到朝廷的重用。其中一些人出任全国宗教事务管理机关--宣政院的最高长官，或担任管理地方佛教事务的长官。如党项僧杨琏真伽，元世祖时曾任江南释教总统，其子杨暗普任宣政院使。河西人日尔塞曾任宣政院使，甘肃释教总统。西夏皇族嵬名氏之后韩嘉纳和哈兰朵尔在元顺帝时曾任宣政院使，并监河西宪。显然，元朝主要用西夏人后裔管理河西地区党项遗民的宗教事务。到了明代，党项人渐与当地汉民融合。

（三）西夏的赎经、译经与印经在西夏佛教史上，赎经、译经和印经是一项前后连续，紧密衔接的活动。

为了系统引进汉文《大藏经》，西夏统治者数次派人去宋朝求取佛经，并贡献一定数量的马匹作为印经工值，名义上有以物赎经的意义，故称其为赎经。西夏的赎经主要集中在建国前后的四十余年中，目前载于文献的共有六次：（1）李德明时期（公元1031），（2）元昊时期（公元1035），（3）谅祚时期（公元1055），（4）谅祚时期（公元1058），（5）谅祚时期（公元1062），（6）　秉常时期（公元1073）。

②　转引自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39　页。

①　《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发愿文》。

《续资治通鉴》记载第二次赎经活动的情况曰："已巳，赵元昊献马五十匹，以求佛经一藏。诏特赐之。"①宋王朝统治者认为佛教有"抚众"，"柔远"之功效，所以每次都满足了西夏的要求，有时还退还马匹，免费赐藏。从赎经的时间看，当时仅有《开宝藏》印刷完成，故数次传入西夏皆为此藏，《开宝藏》亦成为西夏文《大藏经》的底本和准据。

引进大量佛教经典后，用本民族的文字加以翻译，这是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最初步骤。西夏文《大藏经》翻译的起止年限史书无明确记载，只是一些佛经所附发愿文中有所涉及。如北京图书馆所藏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卷末附有一篇元朝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刻印发愿文，简略介绍了佛经在西夏翻译、流布的情况；夏国风帝新起，兴礼式德。戊寅年中，国师白发信及后禀德岁臣智光等，先后二十二年为头，令依蕃译。民安元年，五十三岁，国中先后大小乘半满教及传中不有者，作成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

这段发愿文提到的翻译开始年代是在"夏国风帝"的"戊寅年"，帝位及年号皆不详，但翻译结束的年号"民安元年"却很明确，为西夏崇宗的天祐民安元年（公元1090年）。由此上溯53年，那么译经开始年代当为景宗元昊的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公元1038年），恰为戊寅年。

在短短53年中，译出西夏文《大藏经》3579　卷，这个速度在国内各民族译经史上当名列前茅。众所周知，6000　余卷的汉文《大藏经》大约用了1000年时间才陆续译出。相比之下，西夏文《大藏经》所用时间之短，效率之高确实令人赞叹。取得如此成果，固然与西夏引入的汉文大藏本身系统已很完备有关，与西夏王朝对译经事业的大力支持也是分不开的。更为重要的是，西夏僧人借鉴了中原地区译场成功的经验与方法。

宋代译经场不仅有相当的规模，而且建立了明确、合理的内部分工制度。译场除主译外，还有证义、度语、笔受、润文、梵呗等数十人助译，一篇译文往往是分工协作，集体劳动的结晶。北京图书馆保存的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前有一幅木刻版译经图，详细描绘了译经场的工作情况。图上部中央端坐一位高僧，像上横刻一条题款，译成汉语为"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乃当时著名的回鹘高僧。在图中他比别人大许多，表示他是主译。他的左右各有八位僧俗人像，题款译为"相佑助译者，僧俗十六人"。其中八位人像上还有姓名，分别为："北却慧月、赵法光、嵬名广愿、昊法明、曹广智、田善尊、西玉智园、鲁布智园。"从姓名看他们属于不同民族。他们面前有一长条几案，上置经卷及笔、墨、纸、砚。这些助译者有的右手握笔，左手执经卷，正在写作；有的并未执笔，手作不同姿态，表示他们在译场中担任不同职务。可惜对他们的分工没有详细说明，使我们对西夏译场的情况无法进一步研究，但估计与中原译场也不会相距太远。

从内容上看，西夏文佛经大多数译自汉文。在现存西夏文佛经残本中，汉文《大藏经》中宝积部、般若部、华严部、涅槃部、阿含部等主要经典已经译完，律藏中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根本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五。

说一切有部百一揭摩》、《月光菩萨经》、《佛本行集经》等都有西夏文译本，论藏中的《大智度论》、《金刚般若论》、《瑜伽师地论》、《阿毗昙达磨顺正理论》等重要著作亦皆有译本发现。可以说西夏僧人对汉文《大藏经》的翻译是相当完整的。此外，西夏文《大藏经》还有相当一部分译自藏文，如《圣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圣大乘胜意菩萨经》、《圣胜慧到彼岸八千颂经》、《圣摩利天母总持》、《大密咒受持经》、《坏有渡母胜慧到彼岸心经》、《佛母大孔雀母王经》等等。一般讲，西夏早期所出佛经多译自汉文，晚期所出佛经多译自藏文，从中亦可以反映出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传入的时间差异。

佛经译出后，又用西夏文刻印流行。西夏文字参照汉字笔划创造，四角饱满，字体端方，疏密得宜，多用斜笔，生动活泼。现在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刻印本皆工整秀丽，清晰美观，不少堪称书法佳作。前文已提及，不少王公贵族为积功德、还愿，经常刻印数万册经文分施送人，推动了佛教向民间普及。由于西夏国内除党项人外，还有其他民族居民生活，故社会上也有汉文佛经和藏文佛经流行。在西夏人雕版印经的基础上，元世祖忽必烈下令雕刻西夏文《大藏经》版，至成宗大德六年（公元1303年），共雕刻经版3620　余卷，印出30　藏。此时印藏比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公元1094年）所出3570　余卷稍多出50　余卷，所增之数大约是崇宗朝以后零星补译的。元成宗后，又有三次大规模印刷西夏文《大藏经》，共150　藏。如此大量的经文，主要在河西信佛教的党项族人中流行，这也说明元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重视。

关于印经最后还要提到一点，许多西夏文佛经都包括序、跋、发愿文和各种题款，这些资料记载了佛经在西夏流布、翻译、印刷的情况，如译者姓名、翻译年代、刻印者姓名、以及为刊刻、发行佛经举行的法会情况。由于西夏国早已消亡，党项族人又已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世上所留关于西夏国的记载文字极少，因此这些佛经前后的序、跋、发愿文便成了今人研究西夏佛教的主要史料。

（四）西夏的僧人、流派和僧官制度由于史料的大量湮没，亦由于中国古代统治者不太重视统计工作，故关于西夏僧人总数始终未见可资凭据的直接材料。不过通过一些间接史料，可以推知西夏僧人数量一定不少。首先，西夏寺庙数量非常多，不少书籍记载西夏境内寺塔林立，洞窟成群。古人留有"云锁空山夏寺多"的诗句，正是对当时佛教繁盛情景的描述。寺院是僧人居住的场所，寺多当然僧多。其次，西夏僧人在政治、经济、法律上享有不少特权。

高级僧侣可以经常出入宫禁，与闻机要，寺院土地可以少纳税或不纳税，僧尼本人可以免除徭役，僧尼犯法可以从轻发落，。。这种种优惠自然会诱使大批贫苦农民涌入山门，剃度为僧。西夏天盛年间政府曾用法律对出家条件进行规定，可见出家人太多已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威胁。再次，一些佛经所附刻印发愿文提到，施放佛经、彩画、数珠的数量都相当大，如天盛十九年一次刻印番、汉佛经2　万卷；乾祐十五年印经5.1　万卷，制彩画5.1　万帧；乾祐二十年一次大法会施经25　万卷；桓宗时罗太后一次施经17　万卷；。。如此多的人领受佛经，其中固然有不少俗人，但专以念经为生的僧人也不会少。最后，文献记载帝王作法事，多次度僧、斋僧。如罗太后为追荐仁宗，一次度僧3000　员，斋僧3.5　万人。在人口总数不多的西北小国，这个数字还是相当可观的。

西夏佛教主要来自中原和西藏，自然会受到汉、藏佛教宗派的影响。

如《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载："佛之去世，岁月浸远，其教散漫，宗尚各异，然奉之者无不尊重赞叹。"显然西夏僧人对内地佛教宗派的情况有所了解并皆尊奉，但是很遗憾，至今未发现有关西夏佛教宗派流传情况的僧传、语录或宗谱，我们只能根据各宗派信奉经典遗存的情况，推测当年各宗的流布。

西夏历来崇敬北方佛教重地五台山，多次派人礼佛、朝圣，并依据五台山寺庙的样式在贺兰山中建寺。五台山是华严宗传教中心，西夏僧人受华严宗较大影响是完全可能的。目前发现了大量西夏人抄写、刻印的《华严经》。据西安文管处保存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九末所附西夏文押捺题记载：当时一次便刻印了50　部《华严经》，并且还有一部泥金手抄《华严经》问世，于此亦可见统治者对此经的重视。另外，西夏僧人还将《华严法界观门》、《注华严法界观门》、《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华严金师子章》等汉地华严宗的重要论著译成了西夏文，研习者一定不少。

净土宗因其简单实用，在中原流行很广，宋代开始成为天下共宗。

净土宗尊奉的《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净土求生顺要论》等经论也都有西夏文译本。当时西夏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净土宗宣扬只要"口宣佛号"，便可在死后凭借阿弥陀佛愿力往生西方净土，如此简单法门自然容易适应西夏国情。

禅宗是一个彻底中国化的佛教流派，他们号称得佛祖"教外别传"

之心法，不必读经、拜佛、坐禅，只要能自证本心，便可即心成佛。实质上，禅宗的"教外别传"不过是佛教思想与中国儒、道两家思想高度冥合的产物，至宋代已成佛教中最大流派。西夏统治者在政治上以儒立国，又主要从汉地输入佛教，国内流行佛儒合流的禅宗亦在情理之中。

目前发现的《坛经》西夏文译本，与敦煌出土的法海本较为近似，是一种早期流行的古本。此外西夏僧人还译出《禅源诸诠集都序》、《禅源诸诠集都序之解》、《禅源诸诠集都序择拒记》、《禅源诸诠集都序纲文》、《中华传心禅门师资承袭图》、《修禅语要》等等禅宗著作，介绍了中原禅宗的师承及其思想。另外，西夏一些僧人亦以禅师自居，如贺兰山佛祖院的平尚重照禅师，乾祐二十年曾在大度民寺作大法会，并延请了禅法师。西夏刻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疏序》后附施经发愿文中提到了惠照禅师和西天禅师。禅师的存在证明禅宗可能已形成流派。

西夏佛教中后期，影响较大的则是藏传佛教。河西与吐蕃地域相邻，人民密切往来，统治者亦有通婚的情况，吐蕃僧人经常来西夏弘法。藏传佛教号称得法身佛大日如来秘密单传的真言密法，不可公开传扬，只能授予得灌顶礼的弟子。藏传佛教僧人经过长期宗教实践，往往炼出一套类似特异功能式的功夫，所以很能吸引民众。到仁宗天盛年间颁布法典《天盛旧改新定律令》中明确规定：番、汉、西蕃僧人可以担任僧官，但其人必须会背诵十多种经咒，其中藏文经咒占半数以上，并由西蕃僧人主持考试。仁宗乾祐二十年（公元1189年）举行大法会，"念佛诵经，读西蕃、番、汉藏经"，竟把藏传佛教列于首位。西夏晚期罗太后举行一次大法会，"度僧西蕃、番、汉三千员"，亦将藏僧置于首位，可见统治者对其重视。可惜不知多少党项族人成为得法弟子。

近代以来，对以黑水城为中心的西夏国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汉文、西夏文、藏文佛教经论，但西夏人自己撰写的佛教著述极少，显然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宗教思想体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西夏立国时间较短，使党项族僧人还来不及消化浩如烟海的佛教文献，更来不及根据自己民族的情况有所创新。（2）西夏地区经济落后，民族文化水平也低。（3）西夏兴佛时期，汉地正流行不立文字的禅宗，禅宗的传播也不利于西夏形成独特的佛学理论体系。

西夏佛教僧尼众多，民族成份复杂，自然需要一套制度加以管理。

在这方面，汉地有现成的经验可学。不过，西夏统治者在学习汉地僧官制度的同时又有所损益，以适应自己的国情。西夏中央政府设功德司全权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功德司一名出自唐朝，西夏人运用时又有所改造。西夏政府共设三个功德司：和尚功德司管理境内僧人，出家功德司掌管度僧名额，护法功德司维护佛门戒律。功德司使在西夏五品官阶中位居二品，地位较高。同时与唐、宋僧务多头管理体制相比较，西夏的僧籍管理，日常僧务，戒律纠察统归僧官负责，僧官权力很大。功德司设司正为最高长官，下设司副为其辅佐。《天盛旧改新律令》第十章规定：护法功德司一正，一副，一判，一承旨；和尚功德司一正，四副，一判，一承旨；出家功德司有言过处六，承旨六，粗略规定了功德司的建制。

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辞典《杂字》中，僧官名称还有僧正、僧副、僧判、僧录等，大约属于地方僧官。在一些大寺中，还有提举、僧正、僧副、僧监等职务，为寺院管理人员。

西夏政府还有国师、帝师之设。在许多西夏文佛经译者姓名前，标有国师称号，如白智光、白法信、嵬名思能、兰山智照等人。国师不是僧官职务，而是政府授予僧人的一种荣誉称号。汉地自南北朝便有国师之设，但西夏不仅有国师，还有帝师，为汉地所无。如刊刻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首列汉文提款一段，罗列汉译、梵译、证义、校勘者姓名，其中一名校勘者为："贤觉帝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偏袒都大提点■卧勒沙门波罗显胜。"波罗显胜一生宗教活动不详，帝师职权如何亦未见于其他史料，但"帝师"一词显然在元代以前便已出现了，元代帝师制亦有其滥觞。总之，由于西夏效法中原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僧官制度，从而使佛教发展与社会各方面关系协调，未出现大起大落的波折。

（五）佛教与西夏社会文化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以说伴随了西夏王朝的始终，在西夏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留下深深的印痕。我们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点：1。佛教与政治党项民族在唐代尚处于氏族部落社会，它是在汉族封建文化的影响下直接进入君主专制社会的。但是在西夏建国之后，其社会内部仍局部保存着奴隶制、部落制、氏族制组织的残余。在意识形态方面，旧社会的遗风更是比比皆是，如人与人之间"以齿不以爵"的民俗，宗教信仰上的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巫术崇拜等等。这些古代观念的遗存对党项社会进化有不利的影响，导致党项各部之间互不统属，彼此离心的倾向，纠纷战乱，叛服无常。党项统治者在学习儒家礼乐的同时也引入了佛教，佛教中尽管有众多的神祇，但佛祖释迦牟尼凌驾于众佛、菩萨、金刚之上，众神之间形成了一种尊卑等级关系。向群众头脑中灌输这种折射着人间等级差别、礼义名份的宗教思想，有利于排除反映原始平等观念的传统宗教，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尊长敬上，维护王权的氛围，有利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巩固。党项族统治者大力弘扬佛教，除了个人信仰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把佛教当成辅助治国的工具。

西夏地处我国西北地区，由于干旱少雨，地广人稀，人民长期过着动荡不定的游牧生活，因而民风骠悍，好勇尚武。不过总括西夏王朝近200年的历史，文献记载中人民起义的例子并不多见，这与西夏佛教的盛行肯定有着重要的联系。佛教教义以一种虚幻的天国麻痹了人民的斗志，使他们为了彼岸的幸福隐忍了现实的痛苦。

西夏王朝的历史正处于我国民族关系史上一个错综复杂的时期，西夏周围是宋、辽、金、回鹘、吐蕃、元等由不同民族建立的国家。这些古代民族国家之间既存在着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又经常因利益冲突发生战争。在这种复杂的民族关系中，佛教作为大家共同的宗教信仰，经常起到沟通心理，缓和矛盾的作用。比如在西夏与宋王朝关系比较紧张时期，佛事活动并未停止。西夏通过派人赴五台山朝圣，求赐佛经，互遣僧人访问，在敌对政权之间起到了润滑作用。平时，僧侣以一种超然政治之上的姿态，穿梭往返于各国之间，沟通了人民的心理，为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2。佛教与人民文化生活西夏王朝崇佛，每逢国家重要庆典，皆举行隆重的佛事活动。如为庆祝崇宗十周岁的生日，于天祐民安四年（公元1093年），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葺凉州感通寺塔及寺庙，寺成之日又举行大法会，并立碑庆赞。天盛十九年（公元1167年），曹太后"周忌之辰"，举行了印施番、汉经书、办法华会等活动。乾祐十五年（公元1184年）为庆贺仁宗"花甲本命之年"，组织了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佛事活动，包括施放佛经、佛画、讲经诵咒、烧施结坛、施食供养等。天庆乙卯年（公元1195年），罗太后为了纪念死去二年的仁宗，作大斋会，施经，放生，度僧，饭僧，花费巨大。再加上佛教本身的"浴佛节"，"成道日"，"盂兰盆节"

等等节日，佛事成为社会的重要节日，人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左右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精神风貌。

西夏国创造文字，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传播佛教，但译经、写经、印经却不失为西夏文的主要用途。从目前出土的西夏古文献看，佛教经籍所占比重最大，佛经成为西夏文献中最系统的文化知识。西夏文字自身也是在译经、抄经、刻经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的，可以说佛教的传播促进了西夏文字的发展。

佛教的侵兴也刺激了西夏印刷术的发展。印刷术是推动佛教传播的重要手段，受宋王朝刻印大藏经的影响，辽国刻印了契丹藏，金国刻印了赵城金藏，党项人也不甘落后，不仅印有大量番、汉文经籍，并终于在元代刻出了西夏文《大藏经》，其书法之谙练，画技之娴熟，都表明西夏镌刻技术之精湛。

由于西夏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染上了佛教色彩，故党项族著名学者骨勒茂林在编著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时，首先列入佛教的内容，"或作佛法，修盖寺舍，诸佛菩萨，天神地祇。。"说明佛教在民俗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人统计，在人事部的语词中，佛教术语几乎占了1／4，如烦恼缠缚，起贪嗔痴，三界流转，远离三途，十地菩萨，等觉妙觉，证圣果已，昔因行愿，演说法门，菩提涅槃，六趣轮回，苦报无量，修行观心，得达圣道。。佛教术语在辞典人事部中所占的比重，应当与佛教思想在人民生活中所占份额是同比的。

3。佛教与西夏艺术佛教艺术在河西地区盛行已久，西夏立国于此，自然继承了南北朝以来逐渐形成的这一宝贵文化遗产。同时他们又在绘画、雕塑、书法、建筑等艺术门类里注入了党项民族的特色，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西夏佛教艺术，为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贡献了一朵奇葩。

西夏艺术的精华，集中保存在敦煌和榆林石窟中。据统计，西夏时期共在敦煌莫高窟新开17　孔洞窟，重修96　孔，在榆林峡重修11　孔。在这些西夏石窟中，壁画无数，彩塑多尊，异彩纷呈，美不胜收。从艺术风格上看，西夏早期壁画、彩塑多承袭隋唐风格，在构图、题材上尚未形成特色。中期在吸收中原艺术风格的同时又采纳了回鹘艺术的样式，逐渐形成本民族艺术性格。尤其是人物形象与服饰，基本反映了党项人的体格特征与面貌，为我们保存了西夏人衣食住行方面许多宝贵史料。

西夏晚期壁画的民族风格更臻于成熟，同时藏传佛教的影响也进入洞窟，密宗本尊大日如来和十一面观音成为壁画的坛主，反映了西夏国内各民族文化共生的事实。

从西夏壁画的内容看，仍以佛像、佛说法图、经变图、菩萨像为主。

壁画构图完整、技法精湛，以娴熟的线条，丰富的色彩，将净土世界的诸神描绘得栩栩如生。在西夏榆林2　窟中，出现了以唐僧取经为题材的画面。唐僧态度安祥，双手合十，礼拜菩萨，孙悟空手牵白马，立于唐僧身后。这是同类题材中所见最早者，对于研究《西游记》故事的形成与演变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又如榆林3　窟东侧壁画，中为千手千眼观音，在菩萨下方左右对称绘有犁耕图、踏碓图、酿酒图、锻铁图各一幅，把西夏人民的世俗生活刻划得细致入微，情趣盎然。这幅画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宗教的天国不过是现实世界的折射与反光。

在莫高窟与榆林石窟中有三十几窟西夏彩塑。这些彩塑既带有盛唐浓郁的浪漫风格，同时又部分地受到了宋代写实主义的影响，自成一家。如莫高窟491　窟三尊西夏彩塑，人物皆修眉长眼，鼻梁与额齐平，具有北方民族的相貌特征。其中一尊女供养人像，头梳垂环髻，身著挂衣，脚穿分头鞋，额宽颐小，唇微开而露齿，一身西夏贵妇装束，雍容华贵，典雅大方。除了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彩塑、壁画，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水城西夏遗址，还出土了一大批卷轴，亦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可惜其中许多珍品被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于本世纪初劫往俄国。

总之，由于西夏国统治者的重视与提倡，为河西地区自唐末、五代开始衰落的佛教艺术注入了生机。西夏的佛教艺术水平很高，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八、西藏佛教的再弘传及宗派形成（一）后弘期佛教大师的行履与贡献藏传佛教史一般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大阶段。前弘期始于松赞干布时代，由于唐王朝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墀尊公主入藏，佛教初传吐蕃。

这一时期由于印度、汉地高僧入藏传法，藏族僧人出藏取经，佛教信仰已深入宫廷与民间。然而佛教在西藏的传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藏民族传统宗教--本教的强烈抵制。在二百余年的时间内，两教冲突愈演愈烈，终于在公元841年发生了达磨灭法事件，前弘期至此终结。①公元842年，被迫还俗打猎的僧人贝吉多吉用弓箭射死达磨，达磨的几个儿子为争夺赞普位爆发了战争，吐蕃全境大乱。战争中差役无度，生产破环，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达磨以后几代赞普虽未再下令禁佛，但社会上亦未见僧人活动的痕迹，西藏地区佛教处于停滞状态。

达磨灭佛时期，有藏僧藏饶萨、钥格回和玛释迦牟尼三人，携带经、律、论典籍，经阿里绕新疆，潜入西康避难，并坚持修行。后来一些落难藏僧闻讯来此聚集，于是在西康形成了一个藏族僧团。一藏族青年名穆苏萨巴，投于藏饶萨门下，以钥格回为亲师剃度出家。经长时间的修习，他通晓教义，知识渊博，在维系藏族僧团传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尊为公巴饶赛（亦称嗽钦），意为"意明大师"。当时西康受汉地禅宗影响较大，讲究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而不注重修寺建庙，仪规戒律。公巴饶赛凭借自家的财力大修寺院，大办佛事，吸引当地藏族人士受戒入教，保持了藏族佛教的传统。

当公巴饶赛在西康传法时，藏地内乱渐趋平复。统治者开始认识到，还是佛教更有助于辅助统治。藏王室后裔，控制山南地区的意希坚赞便信奉佛教。他听说西康僧团的一些情况，于是派遣七人（一说为十一人）到西康求法，目前存姓名者为鲁梅·粗墀喜饶、热希·粗墀迥乃、征耶歇云丹、巴粗墀罗追、松巴耶歇罗追、洛敦多吉旺曲、聪尊喜饶僧格、者敦熏奴粗墀。他们都从公巴饶赛受戒，学习佛教各部经典，学成后于公元975年左右陆续返回卫藏，建寺、收徒、弘法。在七人中鲁梅·粗墀喜饶名声最大，弟子最多，著名者号称"四柱"、"八梁"、"三十三椽"，创建18　处僧团。佛教重新流遍全藏，深入民间，其人数之多，影响之广，又非前弘期可比。一般佛教史著作以公元978年鲁梅·粗墀喜饶返回拉萨作为后弘期开始之年，从达磨公元841年灭法至此，佛教在藏地中断了137年。此后由于统治者支持，人民信奉，佛教作为西藏地区主要宗教的地位再也未发生动摇。后弘期本教势力急剧衰微，一部分吸收佛教内容，成了类似佛教的一个宗派，被藏民称为"白本教"。

在一些偏远地区，保留较多传统本教特色的则是"黑本教"，但其势力再不足与佛教抗争了。

后弘期开始便很重视佛经的引进和翻译。当时印度正值密教鼎盛时期，所以此时流入西藏的佛典以密教经籍为主。在译经事业上，以仁钦桑布、卓弥、玛尔巴和桂·枯巴拉四人成就最大。

①　参见本书《中国隋唐五代宗教史》。

仁钦桑布（宝贤，公元958-1055年），生于古格的宁旺热特那，13　岁从耶歇桑布出家。当时阿里地区藏王名耶歇翰（智光）。他对当地密教的一些修习方法颇生疑惑。这些教徒仅照密教经典字面行事，以男女乱交为成佛法门，以杀人砍头为超度手段，并修行"练尸成金"的邪术。藏王感到此等教法于统治不利，决定从阿里地区逃选21　名青年往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地区）学习密教真传，仁钦桑布亦列其中。由于路途艰险，瘟疫流行，21人中仅仁钦桑布和弟子玛莱·贝喜饶得以生还。

仁钦桑布一生三次赴印度和克什米尔留学，曾跟随印度75　位大师学法，修习一切显、密教义，并带回大显经籍。据统计，他一生翻译17　种经，13　种论，108　种怛特罗（密咒），还译出不少医学、文学、工艺方面的书籍。在显宗方面他注重弘传般若学方面的成果，译、讲《二万般若颂》、《八千颂般若》、《八千颂大疏》等。后世藏传佛教中般若学发达与他的倡导是分不开的。在密宗方面，他总弘四部密法（行部、事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尤其是瑜伽部的广释、仪轨、修法，是他传译的重点。由于他所译密咒质高、量大，故藏传佛教史上以他为界，前此为旧派密咒，从他开始为新派密咒。玛莱·贝喜饶为仁钦桑布的上座弟子，译出许多无上瑜伽部经典。

卓弥（公元994-1078年），青年时代由藏王派往印度、尼泊尔等地留学。他先在尼泊尔静贤论师处学习声明，后往印度超岩寺学习戒律、般若和密法，又去东印度留学四年，从般若因陀罗茹箕学习"道果"密法。回西藏后译出《喜金刚》、《金刚幕》、《三补札》等密典，主要弘传欢喜金刚等瑜伽母续。卓弥门下弟子众多，玛尔巴、桂·枯巴拉皆是其门徒。萨迦派创始人昆却杰布（公元1034-1102年）亦曾向卓弥献金求学"道果"密法，回到萨迦地方后创建萨迦寺。由于"道果"密法是萨迦派主要教法，所以他们尊卓弥为始祖。

玛尔巴（法慧，公元1012-1097年），15　岁从卓弥学法，后三次赴印度，四次赴尼泊尔，曾在那萨巴、弥勒巴、静贤、庞廷等佛教大师门下广学集密、胜乐、大手印、欢喜金刚、摩珂摩耶、四座等密法。回西藏后，主要弘传集密等瑜伽母续，佛顶等瑜伽母续。玛尔巴门下弟子很多，最著名者为米拉热巴，日后成为噶举派创始人，所以噶举派主要奉行玛尔巴所传密法。

桂·枯巴拉也是卓弥大师的弟子，曾三次赴印度，跟随72　位大师学习显密诸法，特别依止静贤大师，学习集密龙猛派教法。回藏后译出《胜乐金刚空行续》、《四座续》、《摩诃摩耶续》、《欢喜金刚续》等密教重要经典。他的弟子亦很多，宁玛派的索尔琼·喜饶扎巴曾在他门下听《喜金刚经》，受其影响很大。

除上述四大译师外，还有罗敦协饶、跋曹日称、吉觉月光、桑迦圣慧、宁盛称、克邬格巴轮称、绷钥轮称、■称佛称、跋日宝称、罗甲慧积、梅觉慧积、卓慧积等一大批藏族译师，分别译出大、小乘多部经论，现多保存在大藏经中。至此，显宗的经论和密宗的修行方法已输入完备，为后弘期佛教大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后弘期理论建设方面，印度高僧阿底峡（公元982-1054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阿底峡亦译月藏，是印度扎护罗国（达长）王子，自幼好学，精通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和大小乘显密教经论，29　岁受戒为僧，曾任那烂陀寺和超岩寺首座。许多西藏僧人，如桂·枯巴拉留学印度时曾向他学习。回国后又把他的情况介绍给藏王。藏王非常仰慕阿底峡的才学和修养，派遣高僧携黄金迎请阿底峡入藏传法。公元1042年阿底峡入藏，在藏弘化17年，73　岁时病逝于西藏摄塘。阿底峡的特殊贡献在于，对西藏僧人修习的显密次第进行了调整。长期以来，由于佛教多头引进，佛经卷帙浩繁，使藏僧往往不了解各部经典、各派教法在整个佛学体系中的位置，偏修偏习，以至淫秽混乱的情况普遍存在。这样不仅达不到密宗所要求的修养境界，而且在社会上还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阿底峡在杞林寺译出了《菩提道灯论》，概括了显密要旨和福慧双修的见解。他不反对密宗修法，但认为密法必须以显宗的佛教理论为基础，一定要先显后密。在密教诸部中，他把无上瑜伽视为"圆满修持"的最高阶段，只能渐至，不可骤达，故不肯轻易授入。据说他只把四本续中的一切口诀秘密传授给了仲巴敦（公元1004-1064年）一人，使他成为密宗全部教主。仲巴敦日后成为噶当派的创始人。阿底峡对显密诸部修习次第的调整对西藏密教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防止藏密像印度密教那样，由世俗而庸俗，由庸俗而窳滥，并最终遭到群众的唾弃。藏传佛教则始终保持其理论性，严肃性和神圣性。

（二）藏传佛教诸派的形成及其理论后弘期佛教扫清了发展障碍，迅速成为藏地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不过，由于传入西藏的佛教理论本身就派别不一，密宗又特别重视秘密单传，故各种密法独立门户，化导一方。加之9-11世纪正是西藏地方分裂时期，各地贵族割据一方，更加剧了藏传佛教内部的派别分化，各派僧侣与地方封建势力相结合，形成了"政教合一"，互为表里的统治集团。在藏传佛教史上，先后出现过宁玛、噶当、噶举、萨迦、格鲁等五大派系及其他一些小宗派，他们的势力随着理论的发展及其背后封建领主权力的盛衰而消长。

1。宁玛派宁玛派是藏传佛教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派，宁玛二字即为"古"、"旧"之意。所谓"古"，因其自称为8世纪前弘期莲花生所传，创教时间比其他诸派皆早。所谓"旧"，因其理论属于前弘期传入的旧派密咒。宁玛派的实际创始人是11世纪的"三索尔"，即索尔波·释迦琼乃（释迦生公元1007-1062年），索尔琼·喜饶扎巴（慧称公元1014-1074年）和索尔琼·卓逋巴·释迦僧格（公元1074-1134）。他们共尊莲花生为始祖。因该派僧人多戴红帽子，穿红袈裟，故被人称为红帽派。

宁玛派的特点是组织涣散，教徒散布各地，僧人参加生产劳动，可以娶妻生子。该派教法的内容不尽一致，但一般而言重密轻显，并无正规的学经制度，且因吸收了大量本教内容，神怪色彩浓郁。其理论以"大圆满法"为正传，认为一个人的心体就其本质而言是纯净的，"远离尘垢"为万法之源。修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握好这个远离尘垢的心体。然而这个心体既非世间之心所能把握，亦非超世间之心所能把握，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随心而往。如果能够作到在"虚空明净"中把心安住于一境，就算是实现了"大圆满法"，即身成佛了。宁玛派密法采用师徒单传的形式，由于教徒分散，故虽传播地域广阔，可影响并不大，也未形成强大的寺院集团。宁玛派一直流传到现今，近、现代还远播欧洲。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法国的卡斯特朗，希腊的雅典等欧洲城市都有宁玛派寺院。

2。噶当派在藏语中，"噶"字意为"佛语"，"当"字意为教授、教戒，连在一起，即为一切佛语都是对僧人修习过程的指导。噶当派源于阿底峡，实际创始人是仲巴敦（公元1005-1064年），仲巴敦曾多年跟随阿底峡学习各种显密教法，特别是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关于密宗修习次第的理论对他影响很大。阿底峡死后，仲巴敦应当雄地方领主所请前往传法，在热振地方建立热振寺，作为根本道场，从而形成噶当派。仲巴敦死后，其三大弟子分别传法，形成教典、教授和教戒三派。博多哇·仁青赛传（公元1031-1105年）开创教典派，主张一切经论都是成佛的方便和修行的依据。他们特别重视"噶当七论"，即《大乘经庄严论》、《菩提论》、《集菩提学论》、《入菩提行论》、《本生鬘论》、《菩提道灯论》和《集法句经》。京俄哇·楚臣拔（公元1038-1103年）传出的一支称教授派。此派也重视"噶当七论"等经典，但更讲究在师长指导下的修习实践，如念咒、供佛和静修，故有教授派之名。在理论上他们从"四谛"、"缘起"、"二谛"为教授，以明无我正义，通依一切大乘经典，显教倾向更为明确。教诫派由普里哇·宣奴坚赞（公元1031-1106年）开创，以"恒住五念"为宗旨，以"十六明点"的修法为心要法门。这个教派下自戒律，上至金刚乘法，都在一座中一齐修行，特重持戒。

总体来讲，噶当派比较注重佛教显宗理论，但也不排斥密宗修法，只是强调修习次第，对大根器人方授以密法。噶当派所传密法以《真实摄经》为主，属于密宗第三部的瑜伽部，当时密宗最高的无上瑜伽部已传入西藏，搞了许多狰狞恐怖的神和欢喜佛顶礼膜拜，经文中又有许多描述性关系的内容，往往导致污秽事件发生。噶当派主弘瑜伽部，与主弘无上瑜伽部的萨迦、噶举两派以及包含大量本教内容的宁玛派相比，有"纯净"的美誉。噶当派以怯喀寺、基布寺为基础形成了较大的寺院集团。噶当派的思想对宗喀巴的宗教改革有很大影响，故宗喀巴宗教改革以后，噶当派并入了格鲁派。

3。萨迦派萨迦派因其流行于萨迦地区而得名。此派的寺院多以红、白、蓝三色线条涂墙（红色代表文殊，白色代表观音，蓝色代表金刚手），所以人们称其为"花教"。萨迦派创始人昆却杰布（宝王，公元1034-1102年）出生于萨迦地方古老的昆氏家族，据说该家族的鲁益旺波松是西藏最早剃度的七位僧人（七觉士）之一。数传后到昆却杰布，投于卓弥译师门下助译各类经典，又从桂·枯巴拉大师学习显密各部教法，40　岁后在家乡奔波山建立萨迦寺，从此形成萨迦派，自任教主。该派规定僧人可以娶妻生子，但生子后便不可再接近妇人。寺主的地位由教主家族世袭，从此昆氏家族便垄断了萨迦地方政、教大权。萨迦派势力在元朝达到鼎盛，元世祖册封萨迦五世祖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不仅"授玉印"，任中原僧总统，而且置释教总统所（后改为宣政院），"军民通摄"，统管吐蕃地方政教一切事务。以后历任帝师皆出自昆氏家族。在元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萨迦派建立了第一个统一全藏的政教合一政权，不仅恢复了西藏的统一，而且也促进了祖国的统一。元代萨迦派势力超过了其他宗派，元以后萨迦派因内部不和而分裂，势力衰落，但仍偏安一隅，世代为萨迦地方的统治者，教派流传至今。

萨迦派以"道果法"为其理论核心。"道果法"的密诀最初由卓弥译师所传，后由昆却杰布之子贡噶宁布发挥完善。"道果法"以"空明无执"和"生死涅槃无别"为根本见解。萨迦派认为修行"道果法"要经过三个次第，即"最初舍非福，中断于我执，后除一切见，知此为智者。"第一步"最初舍非福"，要人们对没有投生"三恶趣"（地狱、饿鬼、畜牲）知足，并努力修行，争取来生投入"三善趣"（天、阿修罗、人）中。第二步"中断于我执"，仅为来生趋善避恶而修行还属于对于个人灵魂的我执，没有摆脱轮回之苦。进一步修行就要树立"无我空慧"的思想，认识到自身不过是父母因缘巧合的结果，无自性，不值得留恋。破除我执，人生一切烦恼皆可破除。第三步是"后除一切见"，即不仅要破"我执"、"法执"，而且要破除"宇宙万物"皆非实有的"断见"。因为人陷入断见就会连生死轮回，天堂地狱都不相信，肆无忌惮，无恶不做。所以"道果法"还教人们在有、无之际执着中道，"知此为智者"，因获得"一切智"而证得"涅槃"佛果。

4。噶举派噶举派是藏传佛教中支系最多的流派。在藏语中，"噶举"意为"言传"，因该派注重师徒间的口传而得名。该派僧人多穿白衣，所以又被人称为白教。

噶举最早有两个支系，主派是由玛尔巴（公元1012-1097年）和米拉热巴（公元1040-1123年）开创的达布噶举，支系则是琼波南交巴（公元1086-？）传来的香巴噶举。两派一度香火都很兴盛，但香巴噶举14世纪后便失传了，达布噶举分化出的各派一直传至现代。玛尔巴译师15岁在卓弥译师门下学法，后三次赴印度，四次赴尼泊尔，共参拜过108位密教大师，最后依止弥勒巴，证得"大手印"境界，并以此说为传教核心。回藏后玛尔巴广弘集密、胜乐、欢喜金刚、四座、大幻等密法，弟子甚众。其中米拉热巴得到了全部密法，并将噶举派发扬光大。按照噶举派的说法，显宗重修心，密宗重修身，密宗包括呼吸、脉、明点等一整套气功。他们的气功修炼从"拙火定"入手，即利用气功练御寒功夫。米拉热巴中的"热"字，就表明他具有"拙火定"功夫，可以穿单衣抗御寒冬。以后再修"那饶六法"，练成后便可吞刀吐火，肉体飞升，游行虚空，如履平地。噶举派修行的最高功法是无上瑜伽部的"双身修法"，即通过男女修者的交媾来证悟空。米拉热巴门下弟子很多，其中达波拉杰（公元1079-1153年）门下又分成四派，即噶玛噶举、蔡巴噶举、拔戎噶举和帕竹噶举。后来帕竹噶举又分成了止贡巴、达垄巴、主巴、雅桑巴、绰浦巴、修赛巴、叶巴、玛仓巴等八个小派系，合称"四大八小"。噶举派僧徒分布前、后藏各地，元、明两代许多宗教领袖受过中央政府的策封，掌握西藏地方政权。

在藏传佛教中，噶举派还以最早实行活佛转世制度而著名，噶玛噶举中的黑帽系和红帽系是其先行者。黑帽系第一位转世活佛是噶玛拔希（公元1204-1283年），因元宪宗赐其金沿黑帽而得名。他死后，在后藏贡塘地方发现了攘迥多吉（公元1284-1339年），被认为是噶玛拔希的转世灵童，确定为下一世活佛。此系活佛一直转世到十六世日必多吉（公元1924-），1959年随达赖流亡印度。红帽系一世活佛为扎巴僧格（公元1283-1349年），转世至十世却朱嘉措（公元1738-1791年），因勾结廓尔喀（今尼泊尔）人叛乱，被乾隆皇帝抄没寺产，停止转世。

转世制度后来陆续被藏传佛教诸派所采纳，格鲁派的达赖、班禅是两个最大的活佛转世系统。

格鲁派是藏传佛教中产生最晚，但在后期又影响最大的流派，是宗喀巴宗教改革的成果，其情况请参见本书明代卷。

5。其他小教派（1）　希解派由印度僧人丹巴桑结（公元？-1117年）创立。教法以般若为主，密法以传"大手印"法为主。丹巴桑结先后5　次入藏，其门徒多在荒山老林、坟窟墓场等人迹罕至之处进行苦修，很少建寺院，但僧团形成一派社会势力。在历史上，该派未与中央政权发生过任何联系，也没有掌握过地方政权，故社会影响很小。

希解一词，意为"能寂"，"止息"，即说他们依靠对般若性空的理解及一套苦行修炼。便可达到终止生死流转，息灭一切烦恼的涅■境界。15世纪初该派逐渐失传。

（2）觉域派"觉"为"能断"之意，说依他们的修行方法即可断除人生苦恼和生死轮回。"域"为境界，即心理活动的对象。该派认为，一切烦恼皆由于我们对认识对象的误解和爱憎而起，因而用洞照性空的般若智慧和一切人的慈悲心，便可断除这些烦恼，证得涅■。他们认为一切显密教法皆有"觉域"的功能。该派亦由丹巴桑结所传，据说他第三次入藏时将"觉域"教授给了交释迦耶歇和雅隆玛热色波。前者传法于侄子索南，索南再传于女弟子洛准玛，此后该系多传女人，称"摩觉"（意为女传觉域）。后者的弟子多是男人，称"颇觉"（意为男传觉域）。觉域派15世纪后还有传人，此后便于史无载了。

（3）觉囊派该派思想溯源于域莫弥吉多吉。他原是一名居家的瑜伽修行者，出家后学习金刚、集密等密法，创立"他空义"。藏传佛教其他诸派多从龙树的中观论说"万法性空"，而该派却认为：事物有它真实的属性，虚幻只是人们"虚妄分别"增加上去的东西。"虚妄分别"即是"他"，佛所说空只是"他空"。从"他空义"他们推论出事物皆有实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众生佛性与佛陀之性无别。这种思想与印度教的湿婆派一脉相承。域莫弥吉多吉五传弟子突结尊追（公元1243-1313年）创建觉囊寺（今日喀则附近），该派因此而得名。再传至笃补巴喜饶时，该派兴盛起来，后来也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并由多罗那它（公元1575-1634年）传入内蒙古喀尔喀部，成为著名的哲布尊丹巴系活佛，是藏传佛教在蒙古族中最大的派系，该派在西藏的僧徒，17世纪后被格鲁派兼并。

（4）郭扎派创始人为郭扎巴·索南坚赞（公元1182-1261年）。他曾向公元1204年入藏的印度高僧释迦室利跋陀罗学习显密教法，29　岁受比丘戒，后去冈底斯山修行五年，据说获得了特殊的宗教体验。回藏后在江孜郭扎地方建郭扎寺，传播各种"大手印"法门，是当时颇有名望的高僧，门徒很多，弟子内也有一些名人，但未将其学说发扬光大，不久便湮没无闻了。

（5）夏鲁派亦称霞护派，布顿派，由西藏佛学界著名学者布顿·仁钦朱（公元1290-1369年）创立。布顿学识广博，写过不少佛教与历史书籍，全集共26　函，约200　余种。他是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的目录编纂者，后来几版《丹球尔》都是依他编定的次序刻印的。公元1322年布顿写成著名的《布顿佛教史》，该书前半部讲佛教在印度、尼泊尔传播的情况，后半部讲佛教在西藏发展的历史，成为后人研究藏传佛教的重要史料。布顿成名后得到夏鲁地方领主的支持，请他当夏鲁寺座主，他的宗派也因此而得名。布顿死后夏鲁寺开始了他的转世系统。他的弟子中有人当过宗喀巴的老师。

九、结语中国宗教史是一条漫漫长河，穿过5000年沉沉岁月，或激流澎湃，或曲折婉转，在每一个时代都表现出不同的历史特色。宋、辽、金、夏各国诸种宗教的特点，是相对于中国其他历史时期而言的。粗略概括为如下几点：1。各种宗教进一步发展，形成新的思想理论和修习方法，并更趋成熟。禅宗一枝独秀，成为佛门最大流派。"五家七宗"遍布大江南北，佛与禅几成同意语。而且经过禅宗内部"禅、教合一"，"儒、佛合流"等貌似复古的运动，实现了"内证禅"向"文字禅"的变化，形成了宋禅与唐禅的重大差异。宋代禅宗不仅重视"机锋"、"棒喝"等开悟手段，而且运用"颂古"、"评唱"等新创形式研习，宣扬古则公案，扩大了禅宗的社会影响，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热烈欢迎。宋代道教吸收了传统道教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外丹道"向"内丹道"的转化，使"长生久视"的宗教理想变得更为现实，更具有积极可行的社会意义。金代的全真道不仅继承了宋代内丹家的修炼方法，而且提倡"先性后命"，重视精神修炼和宗教伦理的实行，进一步增加了道教教化社会的功能。

伊斯兰教、犹太教、摩尼教等外来小宗教在宋代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表现了新的时代特色。佛教在辽、金、西夏、吐蕃诸地获得了更大程度的展开，对少数民族社会产生全面的影响，。。总之，宋辽金夏时期的宗教绝不仅仅是隋唐宗教的简单延伸，其新特点、新内容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总结、研究。

2。三教合一成为一股普遍的社会潮流。儒、释、道三教之争由来已久，经千余年的冲突与碰撞，三教终于在巩固封建统治的基础上找到了融通互补的共同基础，并通过文字上的相互诠释，功能上的相互论证，最终达到哲理上的相互融通。这里既表现为宋明理学借道教的《无极图》演说天地化生次序，借佛教"一多相摄"，"理事无碍"的宗教哲学神化纲常伦理；同时也表现为契嵩借"心性论"宣扬三教圣人之心不异，五戒等同五常；全真道借佛教"佛性本净"论说人之真性，鼓吹"识心见性"即是保全本真，超越生死，久视长生；又借理学的"正心诚意"，"少私寡欲"讲修养功夫。更有甚者，宋代道教中产生出净明忠孝道，自称为"忠孝神仙"，。。可以说从宋辽金夏以后，儒、释、道三教在更深层次上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3。宗教发展出现了世俗化倾向。世俗化是宗教学上一个专门术语，各派专家对它的定义目前尚不完全统一，但一般都是指宗教理论与世俗理论差异缩小，界限模糊，教义相互吸摄，并且日益渗入社会生活，成为人民日常生活中一种礼仪、习俗。宗教世俗化是三教合一的必然结果，宋代高僧、高道大谈忠孝节义，士大夫默坐参禅，僧侣与俗人距离日渐缩短。经过慧能的宗教改革，佛教徒抛弃了不易为中国人理解的印度佛教中的繁琐哲学和繁复仪轨，使佛教变得简易明了。宋代禅宗又以通俗明白的文字，评唱讲解禅宗的机锋公案，使宗教的"开悟"进一步理性化，更易于为长期受儒家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薰陶的中国士人接受。宋代僧徒又通过变文、宝卷等说唱结合的方式，将深奥玄虚的宗教原理变得通俗易懂，生动感人，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不论信仰佛教与否，逛庙会，游寺观，喝腊八粥已成为汉民族一种生活方式。道教则通过外丹向内丹的转化，使长生久视的宗教追求从一种价格高昂的贵族享乐变成了一种民众皆可参与的身心锻炼。尽管道教内丹术仍然充满了成仙、永生等种种神秘因素，但毕竟可以减少中毒夭亡的惨痛，使道教更容易进入寻常百姓家。佛、道教文学艺术的薰陶、浸染更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忽略了此岸与彼岸的差别。

4。民间宗教开始脱离政府控制广泛发展。宋代政治权力强化，思想控制加强，对宗教的管理也更加严格。然而由于利益关系这一基本矛盾的制约，人民群众的思想不可能完全统一到统治者划定的轨道上来。社会不允许民众公开地、合法地表达自己的见解，那么便会有各种异端组织在民间出现。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便是民众寄托自己信仰、表达自己观念、建立自己组织团体的唯一形式。某些宗教组织得不到政府的认可，便会向民间秘密寻求发展。宋、元、明、清时代封建专制统治加强，政府是否认可界限分明，因而民间宗教的问题便更加突显了起来。宋代佛教中分化出的白云宗、白莲宗，从摩尼教演变而来的明教便是民间宗教中影响最大者，不仅政府久禁不绝，而且与农民起义相结合，成为人民群众反封建的一种斗争形式，方腊起义便是突出例证。

5。宗教成为维系各民族关系的共同文化--心理基础。宋辽金夏是一个民族矛盾尖锐、民族战争酷烈的时代，但各民族间的战争并不是导致国家永久的分裂，而是走向元、明、清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统一，这其间的奥秘就因为中华各民族间存在着趋向同一的文化--心理基础，宗教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共同的宗教信仰可以使不同民族上、下层人士逾越政治、经济上的对立，寻求各民族相安共处的条件。共同的宗教生活方式，成为一种巨大的向心力，使各民族皆不自外于华夏正统，一旦条件成熟，便为建设大一统帝国而努力，从而使中国历史表现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宋辽金夏诸国间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西夏六次向宋王朝赎取佛经，藏传佛教于达磨灭法时期在西康延续血脉，金王朝对全真领袖的拉拢与利用。。这些都说明，宗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形态，不仅具有麻痹人民反抗意志的消极作用，也具有凝聚民族、维系国家统一的积极作用。因而今天我们研究宗教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切忌原则在先，感情用事。

宋辽金夏 第056卷 宋辽金夏习俗史

【本卷提要】

本书从岁时节令习俗、物质生活习俗、人生仪礼、社会组织习俗、民间信仰、生产贸易习俗、娱乐习俗等方面描述了宋辽金夏习俗的基本内容。宋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宋代城市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极其丰富，因此，本书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宋代的城市习俗，展示了城市习俗多姿多彩的盛况，呈现了中国传统的农业习俗在城市生活培育之下的新发展。这一时期有多个民族政权在历史舞台上并存，因此，本书在钩辑辽、金、夏的契丹人、女真人和党项人的传统习俗的同时，突出了它们接受汉文化影响并向汉族习俗趋同的历史规律。宋辽金夏的习俗承前启后，城市习俗的兴盛和多民族习俗融和的特点使它在中国习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宋辽金夏习俗概述

习俗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旦形成，往往得以代代相传。因此，习俗具有历史性和传承性。例如大多数中国人所习惯的大年初一放爆竹，起码从梁代就开始了。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魈恶鬼。"

习俗虽然世代相传，却并非一成不变，世异时移，一代人有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社会生活，习俗也会有相应的调整和变通。移风易俗，史不绝书。因此，习俗又具有时代性和变异性。同样是爆竹，宗懔的时代是用火烧竹，使竹节爆破发声，而宋代则是用纸装填火药，使之爆炸。南宋施宿嘉所编《会稽志》载："除夕爆竹相闻，亦或硫磺制作爆药，声尤震惊，谓之爆仗。"这时可能真正意义上的爆竹和火药爆仗并用，并且"爆仗"有取代"爆竹"之势。早在北宋时期，城市里就流行火药爆竹了。

习俗的历史性和传承性与时代性和变异性并不是势不两立的，而是对立统一的。如果习俗不容于时代，它就会被淘汰，例如辽、金曾流行的割破面额表示哀痛亡人的习俗，随着文明的进步，后来终于消失了。如果一种活动缺乏历史性，它就难以成其为习俗，也就不会那么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仍以爆竹为例，新加坡等地现在不用宋以来一直沿袭的火药爆竹，而是改为"音乐爆竹"，即把爆竹声录入磁带播放，以避免火药造成的城市危害。如果没有历史上的爆竹，拿磁带放一阵噼叭之声算是什么？这种磁带又怎么卖得出去？反过来说，如果不制作"音乐爆竹"，当火药爆竹被禁的时候，爆竹习俗很可能就会消失。

习俗不是抽象的，而是群体内人们彼此相传的活文化。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习俗，或者说，同一习俗在不同群体中的表现是有差异的。群体以地区分，有北方人、南方人，有城里人、乡下人，于是，有北方习俗、南方习俗，城市习俗、乡土习俗，这就表现出习俗的地区性。群体以阶级、阶层分，有士农工商，有贵族、庶民，他们的习俗各有差异，这就表现出习俗的阶级性。群体以民族分，则有宋人、辽人、金人、夏人，于是有了汉俗和善俗或国俗和汉俗，这就表现出习俗的民族性。可是，群体的界线不是绝然分开的，两个群体也可能成为一个群体，因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习俗就有交流、融合的事实发生。

习俗有这些固有的属性，宋辽金夏的习俗当然也有这些属性：历史性、传承性、时代性、变异性、地区性、阶级性、民族性，例子不胜枚举，因为本书所述习俗都可以作为例子。

宋辽金夏的习俗主要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城市习俗的兴旺发达，其二是多民族习俗的大交流、大融合。

（一）城市习俗的兴盛在

中国当代的城市里，传统的习俗早已支离破碎。在现代人眼里，习俗似乎与城市文明格格不入。然而，在传统社会，农村固然是习俗产生的沃壤，而城市更是习俗大放异彩的舞台。例如，基本的饮食习俗是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的产物，但是，城市把它们汇聚在一起，加以发扬光大，形成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城市往往使习俗由简趋繁，直至发展到登峰造极。

宋代使中国的城市文化达到了一个高峰。宋代的城市习俗也繁盛一时，城市有赖习俗使自己显得繁华，习俗依靠城市使自己变得丰富。在宋代，城市和习俗可谓相得益彰。

城市的特点首先写在街面上，而街景需要习俗来装扮。辛弃疾《青玉案》词脍炙人口，请看它所描述的宋代街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如果不是元宵节，街景怎么会被灯光、烟火和珠光宝气装点得如此灿烂！如果不是习俗的力量，谁能使成千上万的人投入灯的海洋！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城市提供的物质条件和聚居格局，也就不可能有这么热闹的灯节。城市区别于乡村的一大特点是夜生活。农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除了守丧和除夕守岁，一个人没有缘故整夜不睡。城市才有"不夜天"，这是夜市的习俗在起作用。北宋东京和南宋临安的夜市都很发达。两地的夜市都有好几处，一般三更停，五更又开张，热闹的地方则通宵不绝。东京马行街的夜市通宵达旦，热闹非凡，连夜蚊子也无处安身："天下苦坟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街）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蔡條《铁围山丛谈》卷四）。

宋代城市习俗的兴盛突出地表现在商业上。宋代主要城市的商业铺户比比皆是，主要有食店、酒肆、茶坊、肉铺、鱼行、米铺、药店等，各有自己的习俗惯制，各有自己的经营绝招。据说端盘子的能够左手扠三碗，右手从手至肩驮叠约二十碗，一一分给不同的客人，毫无差错（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食店"）。讲究的茶坊张挂名人字画，插四时花卉，极其雅致。这种装饰档次即使是在当今也堪称一流。

宋代城市服务行业同样表现出丰富多采的习俗。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代表着城市的发达程度。北宋东京设有消防组织，有专门的"潜火队"（消防队），派人在高高的"望火楼"上瞭望，一有火情，可以立即扑救。城市一般都有值更人员，他们打着铁板儿和木鱼儿，沿街报告时辰和天气。市民生活上的一切繁琐麻烦之事都可以由"四司六局"解决。四司是帐设司、厨司、茶酒司、台盘司。六局是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烛局、香药局、排办局。诸如筹办红、白喜事，请客送礼，大小家务，都可以由四司六局代劳，主人不用费力，只需按各行业统一规定的工价付帐。

专门的娱乐场所和设施是城市所特有的。宋代城市的娱乐活动集中在瓦子勾栏。仅以北宋都城为例，《东京梦华录》卷五载，汴京计有"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则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另有朱家桥瓦子、州西瓦子、州北瓦子。其中，大的瓦舍司容数千人，"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南宋临安瓦子的繁盛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娱乐场里，文艺、体育、杂技等方面的项目一应俱全。有人能玩乌龟叠塔。养七只龟，放在案上，主人敲鼓，龟闻声而动，从大到小一个个往上叠，最上面的小龟倒立，竖起尾巴。此谓乌龟叠塔。有人能玩虾蟆说法。养九只虾蟆，最大的一只踞坐在一个小墩上，另外八个左右分列，大虾蟆叫一声，其他虾蟆也叫一声，并依次到大虾蟆面前点头作声，此谓虾蟆说法（《增补武林旧志》卷八）。真是无奇不有。

城市的消费习俗比农村奢侈，通常要拿钱买方便，拿钱买阔绰。《东京梦华录》卷四所记会仙酒楼是客人一掷千金的地方："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百两矣"。这些器具，一色的银制。（二）多民族习俗的交流与融合公元960年建立的宋朝统治着中原大部和南方广大地区；辽建国于公元907年，领有大漠南北和今东北大部、河北、山西北部地区；夏立国于1038年，辖有今甘肃、宁夏的大部和陕西、内蒙的部分地区；金于1115年立国号，于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成为与南宋对峙的中国北部封建王朝。最后，蒙古人于1227年灭夏，1234年灭金，1279年灭南宋，中国复归于大一统。宋的统治民族是汉人，辽的统治民族是契丹，夏的统治民族是党项，金的统治民族是女真。

在二三百年的历史中，汉、契丹、女真和党项的势力此消彼长，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很多机会。有趣的是，若论政治，汉族人在这段时期的总趋势是节节败退，若论文化，汉文化却是层层推进，成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主导力量。

在这一时期，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的主要因素有政治制度的变迁、经济文化类型的转化、民族杂居、民族间的通婚等。

契丹、党项、女真人在建国之前尚处于部落社会，其政治组织比较简单、幼稚。当它们建立封建国家的时候，并不能发明或发展出一套崭新的政治体系，它们实际所能做的是借鉴唐宋王朝的体制，于是，汉族人的帝王礼制、君臣关系、儒家伦理都随这套政治体系一起逐渐成了契丹文化、党项文化、女真文化的内容。从另一方面来看，汉文化和这几种文化的同质性增强了。我们可以从金代一次小小的礼节变化来看政治体制变革对文化交流的影响。女真人的大礼是跪左膝，蹲右膝，拱手摇肘。当女真人也有了君臣关系的时候，这种大礼的适用性就有了问题。汉文化中的君臣关系包含着它固有的礼节，即三跪九叩之类。建立君臣关系，却不沿用它固有的礼节，还算是君臣关系吗？这个问题到金章宗的时候提出来了。经过朝廷上下的讨论，决定在正式朝拜的时候采用汉礼，再不许拱手摇肘而拜（《金史·礼八》）。

契丹和党项本来基本上赖畜牧为生，立国前后，一方面攻占的汉地越来越多，因而所统治的汉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一些本民族的人从汉人处学会农耕，所以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加大。为适应两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辽太宗采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两院制，夏也采取著汉分治的办法。一国之内，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都获得了政治支持，为两种类型的交流、转化减少了障碍。这样一来，汉人的农业文化及其所包括的习俗就必然在这些王朝内流行得越来越广泛，像打春牛劝农耕这样的习俗自然会成为官方的仪式。

多民族的杂居和通婚是两个相互密切联系的因素，也是最有效地促进民族文化习俗交流与融合的因素。杂居和通婚使原本属于不同群体的成员同处于一个社区以至一个家庭，他们之间频繁的交往很容易使他们认同为一个群体，并拥有共同的文化习俗。例如金代的女真人，从东北北部不停地向南迁移，直到黄河、淮河流域，不可避免地与汉人交叉定居。《金史·兵志》载："猛安谋克（女真人基层单位）杂厕汉地，听与契丹、汉人婚姻以相固结。"《金史·唐括安礼传》载，金世宗希望女真人与其他民族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女真人并无节日观念，但是，后来也同汉人一样过十多个节，如新年、元宵、端午、中秋等等，这显然是文化交流的结果。

上述政治制度的变迁、经济文化类型的转化、民族杂居与通婚等历史条件为汉人、契丹、党项、女真的文化习俗交流提供了机遇，这是一般而论。具体地说，它们的文化习俗交流过程是复杂多变的，有时潜滋暗长，潜移默化；有时引起冲突，以致大动干戈。宋辽金夏的文化习俗交流同样是碰撞、仿效、抵制与吸收等多种机制并行的结果。西夏对汉人文化习俗的态度和由此采取的行动是很好的例子。

党项拓跋氏在建立夏朝前，曾先被李唐王朝赐姓李，后被赵宋王朝赐姓赵，并作为夏国公、夏王臣服于唐宋。宋景祐元年（1034年），赵元昊自立年号，筹建夏国。元昊一向认为，党项人"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西夏经》卷六）。于是，元昊在继夏王之后，主张按党项的文化习俗和生产、生活方式为本，建立本民族的独立政权。元昊对本民族已经接受的汉文化大加排斥：例如，他取消唐、宋赐给的"李"、"赵"汉姓，改姓嵬名氏，自己也不再叫"元昊"，改名"曩霄"；他强令国人三日内一律削发，改宋代的发式为党项人固有的发式，即由披发改为削发后穿耳戴环。元昊的儿子谅祚即位掌权后，即下令夏国人不再沿用党项的蕃礼，而改用汉礼，穿汉人服饰。六年后，谅祚死，7　岁的儿子秉常即位，由太后摄政。第二年，专权的后族宣布废除汉礼，恢复旧蕃礼。到夏崇宗永安三年（1100年），朝廷又开始重儒学和汉礼，汉族文化习俗和党项文化习俗不再被朝廷认为是互相排斥、你死我活的关系，而被认为是互相补允、相得益彰的关系。尽管"汉礼"和"蕃礼"在西夏朝廷一直斗来斗去，但是，汉族文化习俗和党项文化习俗在民间的交流却始终没有停止。实际上，在夏崇宗以后，汉学和汉礼与蕃学和蕃礼得以并驾齐驱，是两种文化习俗在整个西夏社会势均力敌的反映。宋辽金夏时期民族文化习俗的交流过程有时是曲折的，有时是顺利的，无论如何，其结果都是显著的。女真人对元宵节的态度颇能说明这一点。宋代汉族于上元之夜家家都要张灯结彩，并伴有赏灯游玩的习俗。金初女真人不知此节此俗。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年），有一个被抓到金上京的僧人不忘汉人习俗，在上元之夜用长竿挑灯到街上游玩。不巧被金太宗吴乞买看见了。金太宗颇感奇异，以为是星星。手下人查问后告诉他，这是汉族僧人所挑之灯。又不巧的是，前一段时间，一些来自南方的人密谋造反，因消息走漏而被女真人捕杀。太宗因而怀疑此灯为谋反信号，派人把这位僧人杀了（《松漠经闻》卷上）。这个僧人死就死在不知入乡随俗，而太宗滥杀无辜，错就错在他不知汉族的这一风俗习惯。后来，金移都于燕京（今北京），开始有元宵张灯的习惯。《大金国志·海陵纪》载，"贞元元年（1153年）春正月，元夕张灯，宴丞相以下于燕之新宫，赋诗纵饮，尽欢而罢"。此时距杀那位僧人不过二十几年。再过三十多年以后（这是文献记录的年代，实际上更早），金朝的元宵佳节已是盛况空前，不亚于宋朝。《大金国志·世宗纪》载，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正月，"元夕张灯，琉璃、珠璎、翠羽、飞仙之类不一，至有一灯金球为饰者。都人男女盛饰观玩，至有十八日而罢"。闹元宵闹到正月十八，与宋代完全一样。女真人接受汉人文化习俗就是如此快速、地道。

总的来说，在宋辽金夏多民族文化习俗的大交流、大融合的过程中，汉族的文化习俗处于中心地位，它们之间同质性的大幅度增加是以契丹、女真、党项大量接受汉文化为前提的。同时，也有一些汉人接受契丹、女真、党项的文化习俗，融合到兄弟民族之中去了；这些兄弟民族的某些文化习俗也曾在汉人之中风行一时。宋范成大在《揽辔录》中曾说："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盛在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在宋代，女真人的羊裘狼帽曾是汉人的抢手货。

鉴于宋、辽、金、夏各朝习俗在中国文化上的不同地位，加上辽、金、夏各朝习俗的资料奇缺，我们在章节安排上以宋代习俗为主，辽、金、夏的习俗各占一节。至于朝廷习俗和民间习俗，则根据资料情况，或分而叙之，或只叙其一。

二、宋代岁时节令习俗（一）元旦朝会宋代元旦朝会是元旦之日文武百官及诸蕃使节、各少数民族（当时称国）的使者，向宋朝皇上朝贺，拜祝新年的大典。元旦朝会规模宏大，仪式隆重，有一套完整的礼制。

《宋史》卷一百一十六记载，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宋敏求上"朝会仪"二篇，确定了元旦朝会的礼制，规定朝会地点设在大庆殿，"御坐大庆殿"，"百官、宗室、客使次于朝堂之内外"，规定了仪仗、乐队、乐器的规格，朝会的顺序等。

据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二记，皇帝于元旦"三茅钟鸣，驾兴，上服幞头、玉带、靴袍、先诣福宁殿龙墀及圣堂炷香"，祈祷丰收之年；"次至天章阁祖宗神御殿行酌献礼"，给祖先上供；"次诣东朝奉贺"，向太后祝贺；"复回福宁殿受皇后、太子、皇子、公主、至郡夫人、内官、大内以下贺，贺毕，驾始过大庆殿"。

此时百官早已都依次等在宫门外，一直等到天色微明，"疏星绕建章"

（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一），虾蟆梆鼓并作，执挺人传呼，宫廷役吏才来开宫门。百官联辔进入宫城。

元旦大朝会在大庆殿举行。殿庭可容纳数万人。四名身穿铠甲雄壮威武的武士站在殿角，称为镇殿将军。两廊陈列着车驾、卤簿、仪仗。兵部设黄旗仗5　千人，从宫门一直到大殿，金吾军执大仗黄旗站在大殿内外，殿阶列10　把清凉伞。

参加元旦朝会的人，有三师、三公、宰执、三省、宣徽院、翰林院、六部、御史台、秘书省、外正副任等官员，还有诸路举人，以及各国、各藩的朝岁使。

文武百官"皆冠冕朝服，诸路举人，解首亦士服"，士服为青边白袍，诸州进奏吏带来地方献礼，各国各地贺岁使人员众多，如大辽、西夏、交州、回纥、于阗、南蛮五蕃等。他们都"入贺殿庭"（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元旦朝会》卷六）排班等候。大乐令等乐官站在殿内外。阁门催班。这时千官耸列，朝仪整肃、气氛凝重。

接着是皇帝御辇来到，一片清跸之声、乐队奏"乾安乐"，皇帝转过玉屏，于御座就坐。宋皇头戴通天冠、身穿红袍。十分威严。殿中香烟缭绕，一片肃穆景象。

宰执、枢密使率领百官向皇帝祝寿，行舞蹈之礼，多次跪拜。禁卫人员高声嵩呼，声如振雷，称为绕殿雷。太尉代表百官祝福皇帝"万寿无疆"，皇帝宣制答辞。众人又跪拜舞蹈。最后奏乐，皇帝下御座，百官、贺使退下。朝贺仪式结束，皇帝赐宴，北宋时宴席设在大殿内外。亲王、品位高的官员，三师、三公，升殿入席，其他就座于廊下。群臣于席间向皇帝祝寿。对于辽使、高丽使则"就馆赐宴"。

元旦朝会宋皇赐给群臣幡胜等物，苏辙有诗云："还家强作银幡会，雪底蒿芹欲满篮。"（《栾城集·元旦赋三绝句》卷十五）苏轼还有诗："朝回两袖天香满，头上银幡笑阿咸。"（《苏轼诗集·和子由除夜元日》卷三十）更有北宋词人毛滂《水调歌头·元会曲》详细记述元旦朝会的盛况："朝元去，锵环佩，冷云衢。芝房雅奏，仪凤矫首听笙竽。天近黄麾仗晓，春早红鸾扇暖，迟日上金铺。万岁南山色，不老对唐虞。"

元旦朝会各少数民族使节尤引人注目，他们服装各异。据《东京梦华录·元旦朝会》卷六载，"大辽大使顶金冠，后簷尖长如大莲叶，服紫窄袍，腰系金蹀踱（佩带上的饰物）"。其副使"展裹金带，如汉服"。大使拜时用契丹人礼仪"立左足，跪右足，以两手着肩为一拜"，即单腿跪，不叩首，两手同时着肩。副使则用汉礼跪拜。夏国大使、副使皆戴形制短小的金冠，穿绯红色窄袍，叉手而展拜。高丽（今朝鲜）、南番、交州的使节，和汉族礼仪一样。回纥使者皆"长髯、高鼻"以"匹帛"缠头，并且披散着长袍。于阗使都戴"小金花毡笠，金丝战袍，束带"，并带着妻子来。南蛮五姓番入朝是椎髻乌毡，用僧人礼。朝见后，宋皇立即赐汉装，锦袄之类。另外真腊（今柬埔寨）、大理、大食（波斯）等国使者也万里跋涉来宋朝贺。

辽使住都亭驿，西夏在都亭西驿，高丽使住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纥、于阗使节住礼宾院，诸番国使住在瞻云馆或怀远驿。

辽使初二去大相国寺烧香，初三在南御苑射箭。宋朝挑选出善射的武臣伴射。列招箭班十余人站在箭垛子前，使者用弩子射箭，先由一个裹无脚小幞头，穿锦袄的辽人，把弩子踏开、舞旋、搭箭、瞄准，后由辽使校正、发箭。宋朝伴射武臣射中目标，皇上赏赐闹装、银鞍、马、衣服、金银器物。伴射得胜，京城人民遮路争呼口号，射箭活动观者如堵。

使者入朝辞行，皇帝赐宴饯行，并赐马匹、银、帛等许多礼物。

南宋迁都临安（杭州），朝廷庆祝元旦的大朝会停了十多年，直到绍兴十五年（1145年）才又开始，南宋以文德殿为大庆殿，设黄旗仗3300人，较北宋减少三分之一。朝会后次日改去灵隐寺进香。朝廷的元旦朝会更趋于程式化。

正月一日全国上下充满节日气氛，帝都东京也热闹非凡。《东京梦华录·正月》卷六记有："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关扑：赌戏，用钱赌，掷财物）三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之类，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向晚，贵家妇女纵赏观睹，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惯习威风，不相笑讶。""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吴自牧《梦梁录·正月》卷一记南宋情景也如北宋，"民间士庶皆相交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字，竟日不绝。家家欢宴，笑语喧哗"。

元旦，又称岁首，是一年最重要的节日，宋代民间庆祝方式既继承了历史传统，又有自己时代的特色。从继承传统来看，一、鸣放炮竹，即"爆竹声中一岁除"（王安石诗《除日》）。放炮，既送旧，又迎新，又有驱邪辟鬼的意义。二、更衣拜年，家人"以次拜贺"（北周宗懔《荆楚岁时记》），同时还"往来拜节"（《梦梁录》）。三、饮屠苏酒，王安石有"春风送暖入屠苏"诗句。古代即有正月初一饮屠苏酒风俗，宋亦有此俗。屠苏酒为一种防病药酒，据唐韩谔《岁华纪丽·元日》说合家饮屠苏，可以不病瘟疫。四、进椒柏酒，《荆楚岁时纪》早有记载，宋代仍有此习俗。北宋毛滂《玉楼春·巳卯岁元日》有"佳人重劝千长寿，柏叶椒花芬翠袖"，描写出椒柏酒的清香芬芳。五、挂桃符，古代有"造桃板著户"（《荆楚岁时纪》"正月一日"条）之俗，宋代仍沿袭不辍，如陆游诗："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剑南诗稿·除夜雪》卷十九）。桃符是一块桃木，可插于苇索旁边，传说可避邪。六、乞如愿，用细线绳拴一锦人，投入粪堆中，执杖痛打。南宋范成大有《打灰堆词》描写这一活动："除夜将阑晓星烂，粪埽堆头打如愿。杖敲灰起飞扑篱，不嫌灰涴新节衣。老媪当前再三祝，只要我家常富足。轻舟作商重船归，大牸引犊鸡哺儿，野茧可缫麦两岐，短衲换著长衫衣。当年婢子挽不住，有耳犹能闻我语。但如我愿不汝呼，一任汝归彭蠡湖。"（《石湖诗集》卷三十）这里强烈反映南宋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企盼。七、贴钟馗像，"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梦梁录》卷六）钟馗可以镇压诸鬼，贴于门上诸鬼不敢入门。宋代元旦的特点是城市中娱乐活动增多，商业活动形成高潮。庆祝时间延长。前面所引《东京梦华录》、《梦梁录》全面反映北宋南宋元日京都的热闹情景。街上搭起彩棚，有各色各样货物出售，还有舞场歌馆供人娱乐，更有赌戏，纵人观赏。妇女也毫不顾忌地观赌，入店宴饮。又据明朱廷焕辑录的《增补武林旧事》记载，宋代年节的活动从"旧岁冬孟"就已开始，"乘肩小女鼓吹舞绾者数十队，供贵邸豪家幕次之玩"，而且"每夕皆然"，"每夕楼灯初上，则萧鼓已纷然自献于下"。可见歌舞活动早于年前就已出现，并一直持续到灯节。灯市也是年前就已开始。《增补武林旧事》载："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冬孟）以后每夕皆然"。北宋秦观《念奴娇》写元旦情景有"来往绮罗，喧阗箫鼓，达旦何曾歇，"表现了宋代年节的热闹景象。

另据《清波杂志》（周辉著）记宋代士人已有贺年投刺风习，有一读书人，令人牵着马，每到一门就喊数声，留一刺字表示来过，这就是宋代贺年新方式了。"刺"古代用竹，用木刻上自己的名字，交给要谒见的人，谓之"刺"，后代发明纸，用纸写上自己姓名也谓"刺"。

年节活动，不限于元旦一天，从初一到初七，习俗一天占一物。北朝董勋《答问礼》载，正月一日为鸡日，二日为狗日，三日为羊日，四日为猪日，五日为牛日，六日为马日，七日为人日。初一画鸡在门上，七日贴人在帐子上。这种风俗表现了人们对于人寿年丰，六畜兴旺的希望。宋时南方仍讲人日，有贴人、登高等习俗，南宋词人姜夔《一萼红·丙午人日》词有"故王台榭，呼唤登临。。。朱户粘鸡，金盘簇燕，空叹时序侵寻"。

（二）立　春立春是24　节气之首，多在正月内，一般计算方法是在冬至后第46　天为立春，或大寒后15　天为立春。立春标志新的一年农事活动的开始。我国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对于立春十分重视，朝廷每岁"以立春后上辛祈谷"（《宋史·礼三》卷一百）。民俗方面有鞭春牛，剪幡胜，吃春盘等。

鞭春牛是古俗，宋《东京梦华录》卷六记载："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春牛是用泥制做而成，立春日皇帝命人用彩鞭打春牛，叫做鞭春或打春。鞭春的意义主要是促耕助农。南宋朝廷也有这一习俗。"前一日，临安府（杭州）进大春牛，设福宁殿庭。驾临幸，内官皆用五色丝彩杖鞭牛。御药院例取牛睛以充眼药"（《增补武林旧事·立春》卷二）。从这则记载看鞭春牛还有驱除疫鬼等作用，"取牛睛"则有迷信成份。

除朝廷鞭春外各地方政府也举行这一活动。"开封、符祥两县，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如方州仪。"（《东京梦华录》卷六）又宋张世南《游宦纪闻》载，立春前一天，在鼓门前立一土牛，如果天气睛好，从晚饭后到早晨，全城人出来观看，大户人家坐轿绕牛观看。相传说"看了牛，一年都顺当、吉利"。

百姓以春牛为礼品，"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牛，往往花装栏坐，上列百戏人物，春幡、雪柳，各相献遗。"（《东京梦华录》卷六）宫中也以赠小春牛为习，"直阁婆掌管，预造小春牛数十，饰彩幡、雪柳，分送殿阁、巨珰（大太监），各以金、银、钱、彩段为酬"（《增补武林旧事》卷二）。古人认为"勾芒"是春神，立春时要向勾芒神乞福、苏轼《立春祭土牛祝文》《苏轼文集·青词》卷六十二）谓："敢昭告于勾芒之神。木铎传音，官师相儆。土牛示候，稼穑将兴。敢缴福于有神，庶保民于卒岁。无作水旱，以登麦禾。"

食春盘。立春日有馈送春盘的习俗，春盘，是立春时用蔬菜，水果、饼饵等装盘，馈送给亲友的。苏轼《浣溪沙》词有："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东坡乐府》）。意为中午茶盏中飘浮雪花一样的白沫（宋人茶制为白色），用蓼的嫩芽和芦蒿的嫩芽，制成春盘，在这清雅的情趣中体会到人间最美好的兴味。对比而言宫廷的春盘则奢侈多了，"苑办造春盘，供进及分赐贵邸、宰臣、巨珰。翠缕红丝，金鸡玉燕，备极精巧，每盘值万钱"（《增补武林旧事》卷二）。

戴幡胜。《东京梦华录》卷六载："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幡胜是立春日，用金银箔、罗彩剪作饰物或小旛，戴在头上或系在花下，用来庆祝春的到来。南宋于"是日赐百官春幡胜，宰执、亲王以金，余以金裹银。及罗帛为之系。文思院造进。各垂于幞头之左，入谢"（《增补武林旧事》卷二）。

春贴。立春时，学士院或翰林院撰写五七言短诗进奉皇帝、皇后、贵妃等。多为歌功颂德之作。也有表达盼望风调雨顺、政通民和，政治清明愿望的春帖子词。如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给宋哲宗进春贴子词，有"草木渐知春，萌牙处处新。从今八千岁，合抱是灵椿"（《苏轼诗集》卷四十六）。（三）元宵节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为灯节，是年事活动的又一个高潮。

元宵节的准备。宋代庆祝元宵节的活动，从年前就开始准备，"禁中自去岁九月赏菊灯后，迤逦试灯，谓之预赏"（《增补武林旧事》卷二），又"自岁前冬至后，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东京梦华录》卷六）。山棚是为元宵节张灯用的高大木架，状如山林形状，故谓山棚。到正月初七"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面北悉以彩结"，上面还"尽画神仙故事，或坊市卖药、卖卦之人"（《东京梦华录》卷六）。"东华左右掖门，东西角楼，城门大道，大宫观寺院，悉起山棚"。（《宋史·礼志十六》卷一百一十三）另外，灯市在年前就活跃起来，销售灯笼及各种物品，"腊月即有灯市，珍奇者数人聚资买之，相与呼卢，采胜者得灯"（范成大《石湖集》卷二十三）。

东京的彩灯。"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大内内外"悉起山棚，张乐陈灯，皇城雉堞亦遍设之"（《宋史·礼志十六》卷一百一十三）。宫廷之外"横列三门各有彩结金书大牌，中曰都门，道左右曰，左右禁卫之门，上有大牌曰："宣和与民同乐""（《东京梦华录》卷六）。彩山左右结成文殊菩萨骑狮子，普贤菩萨骑白象的彩结模型，菩萨的手臂能够活动，"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做法是用轳轴把水绞到灯山高处一个水柜里，定时将水放出，宛如瀑布，又将水引到菩萨手上，其巧妙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在左右门上还有双龙灯。那是用草把捆成两条龙，龙身"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又"自灯山至宣德门楼，横大街约百余丈，用棘刺围绕，谓之棘盆，内设两长竿，高数十丈，以缯彩结束，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若飞仙。内设乐棚，差遣衙前乐人作乐、杂戏，并左右军百戏"（《东京梦华录》卷六）。

宋时元宵节观灯，比唐代多两天，从十四日至十八日夜。"其夕，开旧城门达旦，纵士民观。后增至十七、十八夜"（《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灯节的歌舞百戏。宋代元宵节文艺演出极其丰富，岁前"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东京梦华录》卷六）。艺人争相到街头献艺，有杂剧、有说唱、有舞蹈、杂技、音乐、武术表演等，《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开封城的表演有：击丸蹴踘，踏索上竿，赵野人倒吃冷淘，张九哥吞铁剑，李外宁药法傀儡。小健儿吐五色水，旋烧泥丸子。大特落，灰药。骨柮儿杂剧。温大头，小曹嵇琴，党千萧管，孙四烧炼药方。王十二作剧术。邹迁、田地广杂扮。苏十、孟宣筑球，尹常卖五代史。刘百禽虫蚁，杨文秀鼓笛，更有猴呈百戏，鱼跳龙门，使唤蜂蝶，追呼缕蚁。其余卖药、卖卦，沙书地谜，奇巧百端，日新耳目。吴自牧《梦梁录》记南来临安元宵节舞队的情景也很可观。十五前后舞队可以得到朝廷的犒赏，舞队有清音、遏云、棹刀、鲍刀、胡女、刘衮乔（扮、装成）三教、乔迎酒、乔亲事，焦。。架儿、仕女、杵歌、诸国朝、竹马儿、村田乐、鬼神、十斋郎，各社不下数十。更有乔宅眷、旱龙船、踢灯、鲍老等。还有二十四家傀儡，衣服鲜亮，戴着镶着珠翠的帽子，上面还插上花，舞弄起来"腰妓纤袅，宛若妇人"。《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载的还有扑蝴蝶、耍和尚、鞑靼舞等等。《武林旧事》还记载舞队有大小全棚傀儡、大憨儿、粗姐、麻婆子、快活三郎、大小斫刀鲍老、诸国献宝、大乐、瓦鼓、教象、打娇惜等七十多种节目，种类极多，不可胜数。首饰衣装侈靡，珠翠锦绮华丽，傀儡、杵歌竹马之类就多至数十百队。

皇帝观灯。北宋皇帝在宣德楼上观灯，《东京梦华录》卷六载："宣德楼上皆垂黄绿簾，中一位乃御座，用黄罗设一彩棚，御龙直（官名）执黄盖，掌扇（官名）列于簾外。两朵楼各挂灯球一枚，约方圆丈余，内燃椽烛。簾内亦作乐，宫嫔嬉笑之声下闻于外。"楼下用枋木搭起一座露台，露台用彩结，"两边皆禁卫排立，锦袍幞头，簪赐花，执骨朵子，面北。"东棚演奏，露台上表演杂剧，"近门亦有内等子班直排立"。"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东京梦华录》卷六）。

南宋朝廷的灯节。南宋迁都至临安，与金战事不断，形势可危，但元宵节观灯活动并没受影响，且日益奢华。

《武林旧事》卷二记南宋朝廷在复古、膺福、清熙、明华等殿张灯，并在宣德门、梅堂、三间台等处起鳌山，鳌山就是把灯堆迭起来成山形，"灯品极多，每以苏灯为最"，大灯直径三、四尺，都是五色琉璃所做成，这里所说的琉璃是指的宝石之类，灯上的人物花鸟非常奇妙，"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奇妙，俨然着色"，像是画的一样。福州灯是用纯白玉制作的，光亮洁白，耀人眼目，"如清冰玉壶，爽彻心目"。新安进奉的是无骨灯，其骨架用琉璃制作。宫内制作的是琉璃宝石灯山，高五丈，上面有各种人物，有机关控制，可以活动。另外，还结一个大彩楼，在彩楼的殿堂，梁栋，窗户间为涌壁，画出或制作出人物故事，其中还有龙凤喷水，"蜿蜒如生，为诸灯之冠"。又设一个玉栅簾，光彩夺目，令人几乎不能正视。选派宫内伶人在彩楼、灯山处演奏新曲，声音一直可达民间。殿上还设着五色琉璃阁，小窗间垂小水晶簾，"流苏宝带，交映璀灿"，中设御座，"恍然在广寒宫清虚府也"。皇上二鼓乘小辇幸宣德门，观鳌山。"擎辇者皆倒行，以便观灯"（《武林旧事》卷二）。香烟缭绕如五色祥云，灯光灿烂照耀天地。灯"数千百种，极其新巧，怪怪奇奇，无所不有"，中间还有以五色玉栅组成的"皇帝万岁"四个大字。此刻露台上"百艺群工，竞呈奇伎"。皇帝一会儿宣旨叫舞队来演艺，一会儿唤市食盘架来消夜，于是"歌呼竞入"，"进御妃嫔"，宫中人争买之，卖者得赏金银珠宝，有"一夕至富者"。夜深"宣放烟火百余架，乐声四起，烛影纵横，而驾始还矣"（《武林旧事》卷二）。放灯期间市民活动丰富多采。据《增补武林旧事》卷二载，妇女要精心打扮，头上戴珠翠及闹蛾，玉梅、雪柳等饰物，有的身着貂蝉袖，带项帕，手提菩提叶形灯笼，带着销金合，大都是身穿流行的白色衣服，因为白衣在月下更鲜明，她们尽情观灯、看舞，毫无顾忌。天街都民士女，罗绮如云，十五夜帅臣出街弹压，京尹占市西坊繁闹的地方，烛光照耀如白昼，前有士兵押解囚犯数人，大书他们抢东西挤挨妇女的罪状，以示警戒。州府还设上元醮做净狱道场，陈列刑具，装狱户故事也是警戒之意。市民大户也在自己家中请人演戏，放烟火，挂灯，游人参观则迎接敬酒，如《增补武林旧事》卷二记清河张府、蒋御药家"间设雅戏，烟火，花边水际，灯烛粲然，游人士女纵观，则迎门酌酒而去"。更有幽静的坊巷中好事之家"多设五色璃璃泡灯，更自雅洁，靓妆笑语，望之如神仙。"有的人家于小楼上以人影作大影戏"儿童欢呼，终夕不绝"。各酒库亦点上灯笼"喧天鼓吹"以促销售。妓女群坐喧哗，风流子弟买笑追欢，诸营班院按法律不准参与夜游，各以竹竿出灯笼，远看宛若飞星。市中夜卖食品，种类繁多，有乳糖丸子、南北珍果、皂儿糕、澄沙团子等，装花盘架车儿，上插飞蛾、红灯，在街上喧呼歌叫。

南宋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宋朝元宵之夜的情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词中描写了灯山--"花千树"；烟火--"星如雨"；舞灯--玉壶光转，鱼龙舞；妇女的服饰--蛾儿、雪柳、黄金缕；街景--室马雕车香满路，热闹场面如在眼前。

制灯。制灯是宋朝廷亲自过问的事。宋代皇帝都喜爱观灯，把元宵节张灯作为区宇安定、天下太平的标志。宫廷内司官吏把制灯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不仅宫廷内司制作各种花灯，而且传令各地制灯，以供朝廷之需。每年制灯竞出新意，"年异而岁不同"（《武林旧事》卷二）。制灯技术越来越精湛，灯的花样品种也越来越多。《武林旧事》卷二中记载，当时"灯之品极多"。《增补武林旧事》卷二记载各种灯品，说"灯品至多，苏、福为冠，新安晚出，精妙绝伦"。书中还载，无骨灯用绢事贮粟为胎，烧好以后去掉粟，"则混然玻璃毬也"；■灯则刻镂犀珀玳瑁以饰之；珠子灯则以五色珠为网，下垂流苏，或为龙船、凤辇、楼台故事；羊皮灯，如影戏之法；罗帛灯以万眼罗者为最奇；还有影戏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更有一种绢灯，上写诗词"藏头隐语"，是我国灯谜的开始。

贡灯对于宋代人民是个不小的负担，苏轼有《谏买浙灯状》云："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以为"衣食之计"，但"中使"却"宣令减价买灯"，给人民造成很大损失。

（四）花朝节农历二月十五日是花朝节。吴自牧《梦梁录·二月望》卷一载："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望之时，最堪游赏。"花朝节是宋代人们外出郊游赏花的节日。

《梦梁录》卷一记述了南宋首都临安花朝节的盛况。南宋人喜游赏，花朝节游人尤盛。都人都到"钱塘门外，玉壶、古柳林、杨府云洞，钱湖门外庆乐小湖等园，嘉会门外包家山、王保生、张太尉等园，玩赏奇花异木"。包家山景色最美，"桃开浑如锦幛，极为可爱"。

二月十五帅守、县官率同僚下乡劝农。

天庆观也每年在这天设太上老君诞会，点燃万盏华灯，祈求老君为民降福。"士庶拈香瞻仰，往来无数"（《梦梁录》卷一）。

寺庙在这天作佛事，崇新门外长明寺及各院僧尼"建佛涅槃胜会，罗列幡幢，种种香花异果供养。"（《梦梁录》卷一）寺庙悬挂起名人贤人的书画，摆出各种珍异玩具，还有佛教庄严道场。这一天"观者纷集，竟日不绝"（《梦梁录》卷一）。

（五）清明节宋代以冬至日后一百零五日为大寒食，寒食后两日谓之清明。

据《东京梦华录》卷七记载，北宋时，寒食前一天谓之"炊熟"，用面作枣饼飞燕，串起来插在门楣，叫做"子推燕"。《梦梁录》卷二记："清明交三月，节前两日谓之寒食。京师人从冬至后数起，至一百零五日便是此日。家家以柳条插于门，名曰明眼"。无论官民家家插柳，门口屋檐一片青绿，甚是新鲜。

宋代于寒食节，举行冠礼。我国古代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表示已是成年人。什么时候举行冠礼，古代没有统一规定，到宋朝形成寒食举行冠礼的习俗。《梦梁录》卷二载："凡官民不论小大家，子女未冠笄者，以此日上头"，《东京梦华录》卷七也载："子女及笄者，多以是日上头。"寒食节成为宋代举行成年礼的日子。

寒食不举火。自古以来，皇帝于清明赐火给侯门近亲，故唐韩翃有"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之诗句。宋朝沿袭这一风习，"清明节，每岁禁中命小内侍于阁门用榆木钻火"。最先进火者还奖给"金碗、绢三匹"。皇帝把火赐给臣僚，"宣赐臣僚巨烛"（《梦梁录》卷二）。这正是钻燧改火风习的继续。欧阳修有《清明赐新火》诗，其"榆火推恩添侍臣"、"清香但爱蜡烟新"，正反映了这一情况，也说明了宋代皇帝不只把火赐给侯门，也赐给大臣，与唐稍有不同。

寒食后第二日就是清明，清明扫墓的习俗在宋代继续盛行。《东京梦华录》卷七记载：北宋时"寒食第三日即清明日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宫中扫墓更为隆重，"禁中前半月发宫人车马朝陵"，宫室的亲戚也分别到各陵墓祭祀、拜陵。祭扫皇陵的随从人员都身穿紫衫，白绢三角儿包头。南宋也仍如此，《梦梁录》记载："禁中前五日发宫人车马往绍兴欑宫朝陵"。欑宫是指临时殡葬的场所，宋代祖先陵墓在河南，南迁后只有临时的殡葬地。皇室近亲也分别派人到诸陵"行朝享礼"。清明这一天对诸宫王妃、各王子的坟墓也要进行享祀礼。《东京梦华录》记，北宋时还出车马到奉先寺道者院，祭祀诸宫人坟。皆"金装绀帎。。，锦额珠簾，绣扇双遮，纱笼前导"。队伍浩浩荡荡，人穿金装，车挂紫幔，锦帛缠额，珠簾垂窗，一派皇家气象。围观者塞满道路。

清明节，开封市街上卖祭品的很多，"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垒成楼阁之状"（《东京梦华录》卷七），形成又一风俗景观。

清明"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梦梁录》卷二）。扫墓都去郊外，形成清明踏青的习俗。《东京梦华录》卷七记北宋"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这时开封天气晴和，气侯宜人，花开柳绿，人们都到著名园林观赏花木，或到郊外观赏春景。歌儿舞女遍满园林，为官僚富户歌舞佐欢。人们到暮色降临时才扶醉回城，"各携枣■（饼）、炊饼、黄胖（泥娃娃）、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雏"等"门外土仪"。回城的轿子也以杨柳杂花装饰，从轿顶四垂而下，很是清新耀眼。

节日开封坊市卖各种食品如稠粥、麦糕、乳酪、乳饼之类。

清明节，开封禁卫军列队跨马，奏乐四出，称为"■（音，率）脚"。

他们旌旗鲜明，军容雄壮，人精马锐，又是一番景象。

南宋以后，杭州人清明游春更盛。杭人祭扫多在杭州南北两山之间。"南北两山之间，车马纷然，野祭者尤多，如大昭庆、九曲等处，妇人淡装素衣，提携儿女，酒壶餚垒，村店人家，分馂（音，俊，祭品余食）休息，至暮则花柳土宜，随车而归"（《增补武林旧事》卷三）。富人在著名园林"酒尊食垒或张幕藉草"（《增补武林旧事》卷三）。饮宴寻欢，全然是游春景象，车马往来繁盛，填塞都门。"宴于郊者就名园芳圃，奇花异木之处"（《梦梁录》卷二）。如"玉津、聚景、御园、包家山之桃关，东青门之菜市，东西马塍，尼庵道院"，"寻芳讨胜，极意纵游"（《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更是游人喜爱的地方。"宴于湖者则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梦梁录》卷二）。西湖苏堤一带"桃柳荫浓，红翠间错"，各种文艺演出就在这里进行。有"走索、骠骑、飞钱、抛钹、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跃圈、斛斗、舞盘、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还有外地来的乐伎，歌吹而求觅钱者，接踵承应。游西湖的人们在船上听歌看舞喝酒作乐更不知天色已晚。直到月色上柳梢，湖面歌吹仍此起彼伏。人们离湖，男骑马，女乘轿，童仆挑着木鱼、龙船、花篮、闹杆等回家，准备馈赠亲友。

清明节日活动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西湖繁盛录》记载，清明节，公子王孙、富室骄民，踏青游赏城西。店舍经营，聚集湖上，开张赶市。又有卖"彩妝傀儡、莲船、战马、饧笙、鼗鼓、琐碎戏具，以悦童曹者，往往成市"（《增补武林旧事》卷三）。

据《增补武林旧事》记载，清明节的杭州"是夜，人家贴"清明嫁九娘，一去不还乡"之句于楹壁间"。另记此时"僧道采杨桐叶，染饭，谓之青精饭"，用以赠送施主。

（六）四月八曰浴佛节四月八日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佛教僧人徒众在这一天以铜佛置水中沐浴，因而把这一日叫做浴佛节。

北宋时各寺院到这一天都举行浴佛斋会。其中尤以大相国寺的仪式最为隆重。在《醉翁谈录》卷四中，曾有细致生动的描绘。浴佛这一天，僧尼道士都来到相国寺，京城的官员百姓及女眷也都来到寺中，四面八方扶老携幼都来瞻仰浴佛盛况。众僧环列站定之后，拿出一个金盘，直径有四尺多，把金盘放在佛殿前，用一块极大的紫幔盖在上面，紫幔用销金为龙凤草木的形状。"又置小方座，前陈经案，次设香盘，四隅立金颅伽，磴道栏槛，无不悉具。"又陈设许多锦绣襜褥，"精巧奇绝，冠于一时。"经过很长时间，"吹螺击鼓，灯烛相映，罗列香花，迎拥一佛子，外饰以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其中不知何物为之，唯高二尺许，置于金盘中。"这时众僧作佛事，念唱佛径，宝器齐响，"其声振地"。士女毕恭毕敬，祈求佛祖给以恩福。有时看到"佛子于金盘中周行七步，观者愕然"，惊讶不已。接着揭去紫幔布，"则见九龙饰以金宝，间以五彩，"从高处喷水，水入盘中，香气袭人。盘中水满，喷水停止。"大德僧以次举长柄金勺，挹水灌佛子。"浴佛的仪式结束后，众人都求浴佛水饮漱。

《东京梦华录》卷八也记北宋时"十大禅院各有浴佛斋会，煎香药糖水相遗，名曰"浴佛水"。"到南宋以后似乎没有相国寺那样的浴佛斋会了。《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记载，"四月八为佛诞日，诸寺院各有浴佛会，僧尼辈竞以小盆贮铜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铙钹交迎，遍往邸第富室，以小杓浇灌，以求施利"。

浴佛节西湖有放生会，"舟楫盛多，略如春时"。湖上有许多小船来往卖龟、鱼、螺、蚌等，以供人们放生之用。

高峰和尚有偈语云："呱声未绝便称尊，搅得三千海岳昏，恶水一年浇一度，知他雪屈是酬恩。"

浴佛节，为纪念佛祖，有些县份不屠宰，汴京开封肉铺关门。人们于是日吃素。

（七）端午节宋代的端午节，祭祀的神灵人物有屈原、曹娥、张天师等。苏轼《端午帖子》有"忠臣谅节今千岁，孝女孤风满四方"（《太皇太后阁六首之五》）。"五彩縈筒秫稻香，千门结艾鬓髯张。旋开宝典寻风物，要及灵辰共祓禳。"（《夫人阁四首之三》）"忠臣谅节今千岁"，即指屈原，"孝女孤风满四方"，即指曹娥，"千门结艾鬓髯张"，则指的是张天师。端午，人们合泥作张天师像，以艾为头，以蒜为拳，置于门户之上，《岁时广记》载，当时人们有的在这天画张天师像来卖。

五月天气已热，各种有毒的昆虫、动物都蠢蠢欲动。我国自古有端午避五毒之说，到宋代这种活动仍很盛行。祭张天师意谓请天师镇邪，驱逐病害。人们于这天采集草药，用以制药。苏子由《端午帖子》有"太医争献天师艾"，子瞻《端午帖子》也有"采秀撷群芳，争储百药良"的诗句。都说明端午人们普遍展开防疫活动。为防毒虫侵袭，人们还插戴避邪之物。门上要插菖蒲、艾草、身上要佩戴符袋、香袋。据《东京梦华录》载，端午前东京市民买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草等，端午这一天将以上货物铺陈在门前，还要钉一个艾草人在门口，用以避邪。南渡以后风俗没有大的改变。据《梦梁录》载，南宋民家，用艾草和百草捆扎成张天师的像，悬挂在门额上，或者在门上悬挂一个草扎的老虎头。《武林旧事》载，南宋临安市市民门口各摆放一个大篮子，里面放有艾草、蒲叶、葵花，上挂着五色纸钱，排满了水果、粽子，即使是贫家也要这样做，民家都以端午这一天探采百草，制药以驱病去灾。据说端五制药很灵验。《梦梁录》载有的官宦人家用生硃砂在端午午时书写"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的帖子。《梦梁录》卷三说"初五日重午节，又曰浴兰令节"，民间有斗百草，用兰草洗浴以除不祥及用丝线缠粽子习俗。欧阳修《渔家傲》词有"五月榴花妖艳烘，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角粽"，"正是浴兰时节动，菖蒲美酒清樽共"的诗句，描写的就是当时的端午习俗。据《梦梁录》卷三载，杭州城市民，不管大小人家，于五月份焚烧午香一个月。

宫廷的端午活动更为奢华，《梦梁录》卷三记，内司用红纱衬着涂饰金彩的杯盏，以菖蒲或通草雕刻出"天师驭虎像"放在杯盏当中，四围悬挂着五种颜色染的菖蒲。还要雕刻百虫在上面，并用葵花，榴花，菱叶，各式花朵簇拥着。更以"百索彩线"，细巧缕金花朵及银样鼓儿，糖蜜韻果，巧粽，五色珠儿结成经筒符袋及御书葵榴画扇，有艾虎纱匹缎，分别赏赐给大臣宰执、亲王、宫内还要插食盘架，摆设天师艾虎山子数十座。《武林旧事》卷五载，宫内要用"五色蒲丝百草霜"，盛在三层的大盒中，里面装饰着珠翠做成的葵花，榴花，艾草，各式花朵，蜈蚣、蛇、蜥蝎等，叫做毒虫，象征对毒虫的围剿。宫内还要制作糖霜、韻果、糖蜜、巧粽，都"极其精巧"。端午这一天，南宋临安宫中用几十个大金瓶，里面全插上葵花、榴花、栀子花，环绕殿阁摆放起来，用以驱毒去邪。皇上在这天还要赏赐后妃，各位阁臣、大太监、近侍们各种礼品，如翡翠制成的绿叶，珠翠做的五色葵花、榴花，金丝编成的翡翠扇，真珠百索结成的经筒符袋，香囊，软香龙涎佩带，紫色的帛布，白色的麻布，红色的芭蕉等。皇上赏赐群臣的礼物有细葛、香罗、纱匹、绸缎、巧粽等。

端午节前，学士院要向朝廷上"端午帖子"（《武林旧事》卷五），就是由翰林学士们写五、七言短诗献给皇帝和后妃们，表示祝贺。按例是在五月一日供帖子。北宋、南宋的规矩是相同的。五月一日皇帝要赐给臣子罗，"仲夏一日，禁中赐宰执以下公服罗"（《梦梁录》卷三）。节前，各地要把各种水果和特产进贡到宫中，以备过节用。

道观、寺庙向施主赠送佩带符篆等物，以避毒邪。

端午节的食品以粽子为主要特色。除了一般的角粽之外，还有用竹筒贮米，以楝叶塞其上用采丝束起的筒粽，有用茭叶作的茭粽等。另外许多水果成熟上市，也是节日应节食品，如桃、杏、柰子、林檎等北方水果和南方的卢桔、杨梅、夏桔、木瓜等。另外还有盐渍密饯的酿梅、百头草、糖霜、蜜糖、韻果、白团等食品。宋朝人喜欢在酒里放进菖蒲丝屑，称之菖蒲酒。又宋皇于端午前赐百官枭羹，苏子由《端午帖子》有"百官却拜枭羹赐"之句，子瞻也有"外廷已拜枭羹赐，应助吾君去不仁"之句。因为枭鸟古人认为是恶鸟，所以要吃它，以除恶。这与古来人们把端午视为毒月有关。

端午游乐有斗百草、划龙舟等。南宋尤以赛龙舟为乐事。"西湖竞渡自二月八日为始，端午尤盛。是日画舫齐开，游人如蚁。龙舟六只，俱装十太尉、七圣、二郎神杂剧，饰以綵旗、锦伞、花篮、闹竿、鼓吹之类，帅守往一清堂弹压"（《增补武林旧事》卷三）。竞赛时，湖中立一根标竿，上面挂满彩缎、银碗、官楮（纸币）等，用以赏赐得胜者。有一小节级官穿黄衣，戴青帽插孔雀翎，乘着小船，手横执节杖，高声唱喏，这里唱喏是一种礼节。然后回身向参赛龙舟挥动彩旗，参赛龙舟排列成行，再挥一次旗，龙舟出发，优胜者可以取赏，取赏后大声唱喏，其他船只能得到赏钱。

端午节竞渡在各地都举行，苏轼诗云："至今沧江上，投饭救饥渴。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裂"（《苏轼诗集·屈原塔》卷一）。又"水溪击鼓何喧阗，相将扣水求屈原。屈原已死今千载，满船哀唱似当年。"（《苏轼诗集·竹枝歌》卷一）这是苏轼出川时所作，足见宋时川、楚人民在端午节以竞渡纪念屈原的盛况。他们"投饭"给屈原，"扣水"求屈原，"哀歌"挽屈原，以此形式表达对伟大爱国诗人的怀念。

编结巧粽也是端午的传统习俗。周密《武林旧事》卷五记："巧粽之品不一，至结为楼台舫辂（舟、车），又以青罗作赤白舌帖子与艾人并悬门楣，以为禳■。"

"俗以此日为马本命，凡御廐，邸第，上乘悉以五彩为鬃尾之饰，奇鞯、宝辔充满道途，亦可观玩也"（《武林旧事》卷五）。

夏初，五月节前后，每年皇帝要观水嬉，北宋幸金明池，南宋观西湖。

（八）六月六六月六日传说是道教元始天尊赐书给人间的日子，宋代以天书降于这天，命名为天贶（赐）节。宋真宗时利用天赐书的传说，假称梦见神人，将降天书。又搞出一个上天赐书的事件，伪称神人降《大中祥符》三篇，并郑重其事地写入《宋史》中，还改年号为大中祥符。这件事见于《宋史·礼志七》卷一百○四。

六月盛夏，我国各地受季风影响，雨量集中，书籍物品极易发霉。所以在五月底六月初就要晒衣晒书。《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记：元丰五年（1082年），废除馆职，以崇文院为秘书省。于仲夏曝书。谏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全都参加，苏轼有诗记述："三馆曝书防蠹毁，得见"来禽"与"青李"。秋蛇春蚓久相杂，野鹜家鸡定谁美。玉函金籥天上来，紫衣勅使亲临启。纷纶过眼未易识，磊落挂壁空云委。。"（《苏轼诗集·次韻米■二王书跋尾二首》卷二十九）苏轼在参加曝书时见到了王羲之写有"来禽青李"的"来禽帖"，"纷纶""云委"极多的书画，使他不能一一辨识。梅尧臣有《二十四日观三馆书画》诗云"五月秘府始曝书"，由此看来，宋代曝书是从五月下旬开始，似可以肯定。后世定六月六曝书与宋代稍有不同。

《东京梦华录》卷八记"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州北崔府君生日多有献送，无盛如此"。南宋崔府君地位更加提高，原因是宋高宗赵构为亲王时，靖康年间出使磁州，传说崔府君显圣护驾有功。《宋稗类钞·谗险》卷二（清·潘永因）记述了事件的原委："高宗初至磁州时，磁人不欲其北行，谏不从。宗忠简欲假神道以止之，曰："此有崔府君庙甚灵。可以卜珓（占卜吉凶）。"仍言其庙有马更显应，遂入烧香。其马衔车辇等物，塞了去路，遂止不往。后感其事，就玉津园路口造崔府君庙，令曹泳作记。"

宋高宗于六月六日勅封崔府君为护国显应兴福普佑真君。并在阁门之外建观。观修于聚景园之前，灵芝寺侧，赐观额"显应"，要"官建观宇，崇奉香火，以褒其功"（《梦梁录》卷四）。每年六月六日宫中派使者降香，设道场。贵戚、官员，多在这天献香，即所谓"都人士女骈集炷香"（《增补武林旧事》卷三）。

六月暑热，进入避暑时节。六月六日都人炷香后，"已而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游船不复入里湖，多占蒲深柳密、宽凉之处，披襟钓水，月上始还。好事者则敞大舫，设蕲簟（竹席），高枕取凉，栉发快浴，惟取适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归。"（《增补武林旧事》卷三）

六月水果种类繁多，有产于福建的荔枝、李子。有产于奉化项里的杨梅，产于聚景园的秀莲、新藕、椒核、枇杷、木瓜、水荔枝等。解暑饮料有芥辣白醪、凉水冰雪之类。妇人时兴戴茉莉花，刚上市时插戴七只花就需数十券，价格昂贵。

六月六日盛夏以后，宫廷也进入避暑季节。据《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记，皇帝避暑多御复古殿，选德殿、翠寒堂等处，那里"长松修竹，浓翠蔽日，层巒奇岫，静窈縈深，寒瀑飞空"，异常凉爽。下有十亩大池，池中红白菡萏（荷花）万柄。庭院中罗列数百盆花卉，如茉莉、素馨、麝香藤、朱槿、玉桂、红蕉等花。"鼓以风，输清芬满殿，御笎（音gǎng，竹架）两旁设金盆数十架，积雪如山，纱厨后先，皆悬挂伽兰木，真蜡龙涎等香珠百余。"有各种珍果，果浆，"蔗浆金碗、珍果玉壶，初不知人间有尘暑也"（《增补武林旧事》）。《宋稗类钞》卷二"奢伏"篇记述，洪景卢学士曾在翠寒堂赐对，三伏中身体战栗，冷得几乎坚持不住。皇上问清原因，令人赐给北陵半臂衣服，由此可以想见南宋皇宫夏季之凉爽。

（九）七　夕七月七日称作七夕，又叫乞巧节。传说是牵牛、织女相会之夜，人们把七夕当作值得庆祝的良宵。妇女把这一天作为自己的节日。她们在这天晚上向织女乞巧，乞求神灵给她们以灵巧和智慧，美貌和幸福。人们还在这个节日乞求上天给他们子女，乞求繁衍。

宋代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七夕节令时物多种多样，街道、商店都十分热闹。汴京开封从七月一日人们就忙碌起来，购买和准备乞巧的贡物和节令时物。潘楼街东车水马龙、拥挤不堪。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都以卖魔合罗著称。魔合罗又称磨喝乐、摩喉罗，是精制的泥娃娃，它来源于佛教，是天龙八部神之一，是佛教中的童佛，六岁出家成佛。宋代磨合罗是七夕上供所用。据《醉翁谈录》载，京城这天多买泥娃娃玩，娃娃做得细腻、端正，京人叫做"摩喉罗"。有大的有小的，价钱不便宜。有的给穿上男服或女服，有的装饰奢华，南方人视之为巧儿。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这种摩合罗，下面安装上"雕木彩装栏座"，用"红纱碧笼"作个罩子，甚至装饰上金银珠宝，象牙翡翠。因此价钱很贵，有时一对就值数千。因"禁中及贵家与士庶"拿它作为陪供时物，是节日必备之物。它就成为街市坊间的热门货了。给皇帝进奉的摩喉罗还有用金银制成的，价值就更高了。除摩喝乐之外，许多节令物品都在街上摆起彩帐出售，如用黄蜡做成"凫雁、鸳鸯、■■（又名紫鸳鸯）、龟、鱼之类"，画上颜色，染上金彩，称之为水上浮。"又以小板上敷土，旋种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态，谓之谷板"（《东京梦华录》卷八）。还有一种花瓜，是把爪雕刻成花样。还有用油、面、糖、蜜作成"笑靥儿"，叫做果食，花样奇巧百端，如将面点做成方胜首饰形等，"若买一斤数内有一对被介胄者，如门神之像，盖自来风流，不知其从，谓之果食将军"，"又以绿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蓝彩缕束之，谓之"种生""（《东京梦华录》卷八）。"水上浮"，做出成对的水鸟，"种生"，是企盼新的生命，这些节令时物含有求子求福的意义。又如汴城京都人民，现折未开荷花，"假做成双头莲，取玩一时，提携而归"（《东京梦华录》卷八），也反映七夕人们的心理。儿童都换上鲜丽的衣服，买上新鲜荷叶，拿在手里，装扮出摩喝乐的样子。

《东京梦华录》卷八载，初六、初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设在庭院中，叫乞巧楼，铺陈着摩喝乐、花瓜、酒菜、笔砚、针线或儿童的诗作，女子的巧工，然后焚香列拜叫做乞巧。妇女望月穿针或把小蜘蛛放在合子内，次日查看，如果结网又圆又正就叫做得巧。

南宋朝廷偏安一隅，但过七夕比北宋朝廷更奢华。据《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记载，"七夕前，修内司例进摩喝乐十桌，每桌三十枚，大者高三尺，或用象牙雕镂，或用龙涎拂手香制造"，其衣帽、用镂金珠翠，佩环都用真珠，"手中所执戏具皆七宝为之"，每个摩喝乐都护以"五色镂金纱厨"。甚至有用铸金的摩喝乐作为贡品。

《梦梁录》卷三记述杭州七夕的节日气氛很具体："其日晚晡时，倾城儿童、女子不问贫富，皆著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赏节序。又于广庭中设香案及酒果，令女郎望月瞻斗，列拜，次乞巧于女、牛"，"内庭与贵宅皆塑卖摩喝乐"，"悉以土木雕塑，更以造采装襕座，用碧纱罩笼之，下以桌儿架之，用青绿销金桌衣围护，或以金玉珠翠装饰尤佳"。"数日前，以红熝鸡、果食、时新果子互相馈送。"

宫廷女子与市井妇女的头花和衣领都用乞巧时的时物作为装饰。

（十）中元节七月十五日是中元节，传说是冥间官吏赦免鬼罪的节日，又据说这一天是地官大帝的生日，要为鬼打开地狱之门，因此阴间的鬼魂都会出来，鬼魂要回家乡，所以人们都在这一天祭祀祖先，寺庙也要作法事超度亡灵。七月十五日的一切活动都围绕鬼节展开。

据《东京梦华录》卷八记载，北宋都城开封，在中元节前几天市面上就有卖冥器的，如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采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街道、商店等处十分热闹。"潘楼并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耍闹处办卖果实、种生、花果之类及卖尊胜目连经文"。更有卖盂兰盆挂褡，"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褡。衣服冥钱在上焚之"。伶人自过七夕，就上演目连救母杂剧，直到十五日止，观看的人倍增。街上还卖祭祀时铺在桌面上用的练叶，系在祭桌桌脚上的麻谷窠鬼，用以向祖先告诉收成很好，又有卖鸡冠花的，人们叫它洗手花，供奉祖先所用。

七月十五要给祖先上供素食。这一天，天刚亮就有卖穄米（糜子）饭的，挨门挨户叫卖，也是用以祭祖报告祖先丰收的意思，还卖转明菜，花花油饼，馂馅，沙馅之类。"祭先例用新米、新酱、冥衣、时果，彩缎、面棋"（《武林旧事》卷三）。

七月十五都要祭祖，有的人在家中祭祀，吃斋念佛，为祖先烧香，上供，叩拜。也有去坟墓拜扫的，除烧香、上供、叩拜外，还要扫墓加土。《东京梦华录》卷八记述开封人家"有新坟者，即往拜扫。"宫中"亦出车马诣道者院谒坟"，本寺院还要为阵亡将士举行祭祀，为孤魂设道场。

寺庙这时最忙。中元节这一天是解制日，自解制后佛教僧尼"从便给假"，可以挂单、行脚或归受业，"皆所不拘"。"七月十五日一应大小寺院都要设斋，解制，谓之法岁周圆之日"（《梦梁录》卷四）。中元节，各个寺院宫观都要普作法事，设道坛祭亡灵。显贵的人家请僧人到家，"于家设醮，饭僧荐悼"。寺庙最大的活动是于七月十五建盂兰盆会。盂兰盆本为印度语，"解救倒悬"的意思，办盂兰盆会是供奉佛僧百味果品，使佛开恩，解救地狱中的饿鬼。宋代僧尼寺院"率施主钱米与之荐亡家"（《梦梁录》卷四）。就是施主施钱米，由僧尼念经施食超度亡灵。北宋盂兰盆很有特色，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七月中旬，习俗以七月十五日祭祀祖先，用竹子做成盆的样子，里面放纸钱，下面用一竹竿撑起来。用火烧纸钱及竹盆，看盆倒下去的方向，用来占卜冬天的气候。如果向北倒冬天就会寒冷，如果向南倒，冬天就会温暖，向东西方向倒则冬天气温会适中。这种盆叫盂兰盆，这种说法是民间老太太的话罢了。这是以盂兰盆来占卜，与祭祖先已大相径庭了。七月十五是祭祖日，人们要念经吃素，屠宰行业关门罢市。"茹素者几十八九，屠门为之罢市"（《武林旧事》卷三）。

到了南宋，朝廷的祖坟在北方，南方只有临时殡葬之地，称为欑宫。七月十五"禁中车马出欑宫，以尽朝陵之礼，及往诸王妃嫔等坟行祭享之诚"（《梦梁录》卷四）。

七月十五，宋还有放灯的习俗，《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记："僧家建盂兰盆会，放灯西湖及塔上、河中，谓之照冥，官府亦祭，郡厉邑厉坛"，即督办邑县建坛作法事，放灯。这种照亮阴间的灯是为了度出幽冥深处的鬼魂。宫廷也举行放灯活动，《梦梁录》卷三记："内侍往江中放灯万盏。"宋代诗人刘邦秀诗句有：金莲万朵漾中流，疑是潘妃夜出游，光射鱼龙离窟宅，影摇鸿鸟乱汀洲。足见天空河面的灯光灿若群星的壮观景象。

（十一）立秋立秋日天气仍很炎热，人们盼望秋天的到来。皇帝命宰相到立秋日令太史官委派官吏在皇宫内宫殿之下种上梧桐树，到交秋时太史官要向皇上秉奏"秋来"，"其时梧桐叶、应声飞落一、二片，以寓报秋意"（《梦梁录》卷四）。

据《东京梦华录》载，立秋这一天，开封满街都是卖楸叶的，妇女儿童把楸树叶剪成花样戴起来，插在鬓边，以应立秋之意。南宋时，"都人戴秋叶，饮秋水赤小豆"（《增补武林旧事》卷三）。

立秋这个月瓜果梨枣上市的多起来，人们买来互相馈赠。《东京梦华录》载："京师枣有数品，灵枣、牙枣、青州枣、亳州枣"，"鸡头上市，则梁门里李和家最盛"，太监和贵戚都来买，以供奉宫里的需要。来买的人络绎不绝，一个果十文钱，官员贵族和平民百姓都买来作为贺礼，用小新荷叶包裹，里面衬以麝香，用红绳系住。其他人也有卖的，但都不如李和的好。（十二）秋　社秋社是祭祀土地神的日子，古人在八月份祭祀社神（土地神），感谢它带给人们的丰收。祭祀在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举行。《岁时广记》载，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为秋社。这时秋收已结束，民间与朝廷都要举行祭祀的活动。朝廷要祭祀社稷坛。《梦梁录》卷四记："秋社日，朝廷及州县差官祭社稷坛，盖春祈而秋报也。"《宋史·礼志》卷九十八记："春秋二社及腊前一日祭太社、太稷。免牲、玉，权用酒脯，仍依方色奠币。"农村社日庆祝十分隆重，社日有"社会"，会后有聚餐。"社会"有祭神及各种庆祝活动。毛滂《浣溪沙·武康社日》记述南方秋社的风俗有："玉醅新玉嫩鹅黄，半青橙子可怜香。风露满帘清似水，笙萧一片醉为乡。"又云："松菊秋来好在无。。打鼓枫林谁作社？"这里记述了秋社"笙箫一片"，"打鼓枫林"的热闹场景，乡人们宴饮后"醉为乡"的情形，以及每年乡人轮流作社的习俗。

宋都汴京"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赍送。贵戚、宫院以猪、羊肉，腰子、奶房，肚、肺，鸭并、瓜薑之属，切作棋子片样，滋味调和，铺于饭上，谓之社饭，请客供养""妇女皆归外家，晚归，即外公姨舅皆以新葫芦枣儿为遗，俗云宜良外甥"（《东京梦华录》卷八）。

教学先生于这一天"预。。诸生钱作社会"（《东京梦华录》卷八），用以雇人伺侯并请人唱歌，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

（十三）中秋节八月十五是秋季的正中间一天，故名为中秋。中秋月圆，赏月在唐代已很流行，到宋代定为中秋、仲秋。中秋节的节日活动也更加丰富起来。除赏月外还有放灯、观潮等。

北宋都城汴京，中秋节酒店生意兴隆，夜市买卖兴旺。据《东京梦华录》卷八记载，中秋节前，各餐馆酒店"皆卖新酒"，为迎中秋各酒楼装修门面"重新结络门面彩楼"，挂起花头画竿，悬起醉仙锦旗。市人争相来酒楼饮新酒。到了八月十五的中午，酒楼已"家家无酒，拽下望子"。这一天，人们也讲究吃螃蟹、水果，"是时，螯蟹新出，石榴、榅勃，梨、枣、栗、葡萄弄色，枨桔皆新上市"。到了晚上，人们赏月，"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京城"丝篁鼎沸"。靠近皇宫住的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

《梦梁录》卷四也描绘了中秋节时宋人赏月，饮酒高歌、团圆家宴及夜市的情景："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月夕。此际，金风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登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恣以竟夕之欢。"至于一般商人，"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子女，以酬佳节"。即便是贫苦市民，"虽陋巷贫窭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该书还写到夜市："此夜，天街买卖，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盖金吾不禁故也"。从宋代的许多笔记、诗词中可以看出，宋代人，尤其是文人，中秋赏月，常有竟夕不眠、饮酒达旦之举。

人们把月亮看作是与太阳相对的太阴，自然就有所崇拜，宋王朝把祭祀月神写入"礼志"中。《宋史·礼志》卷九十八有："如天地、五帝、日月星辰、社稷，欲诏有司以时举行"祭祀。民间也在中秋礼拜月亮，《新编醉翁谈录》载，全城人家，不论贫富，凡是能走路的，到十二三岁，都给穿上成人的服装，登楼或在庭院中，烧香拜月亮。男的愿自己早日考上科举，走入仕途，飞黄腾达，女的则愿自己貌美如嫦娥，丰满如洁白之月。这里说的是男女都要拜月，与后代只有女子拜月，男子不拜月的风习很不一样。

南宋朝廷更看重中秋。《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载："禁中是夕有赏月延桂排当，如倚桂阁、秋晖堂、碧岑，皆临时取肯，夜深，天乐直彻人间。"宫中有专为赏月而修的殿阁，还专门建有赏月桥，据《祭辛杂识》载，桥用洁白晶莹的白石修筑，用金钉结铰，桥下开着洁净的白莲，南面有宫女演奏清乐，水北面有教坊的乐工，皇上所用的几、榻、瓶、炉皆用水晶制成，真是仙乐风飘，月光如水，明彻晶莹，仿佛神仙世界。

八月桂子飘香，传说月中有桂树，赏月与赏桂，自然联在一起。八月节赏桂就成为一种习俗。《宋稗类钞》卷二有"湖山寻桂"之说，盖杭州灵隐寺有桂林，为宋代士人中秋赏玩之处。

御街上陈列着各种货物，像绒线，蜜煎食品，香烛之类，各铺店竞相夸耀，比多比好，人们把十五晚上的买卖叫"歇眼"。街上灯烛灿烂，一直卖到第二天早晨。

放灯也是中秋节的活动，南宋时期，"此夕浙江放一点红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浮满水面，烂如繁星"（《增补武林旧事》）。

《武林旧事》中"蒸作从食"项目中，列有月饼，那时月饼已作为甜食点心上市，很受人们的青睐了。

南北宋时期，文人、墨客歌咏中秋月的诗词大量涌现，著名的有苏轼《水调歌头·中秋》，张孝祥《含奴娇·过洞庭》等。中秋咏月诗词数量质量都大大超过前代。

（十四）重阳节九月九日重阳节，古来民间认为这是凶日，人会遇到各种灾难，所以要秋游登高避灾，要插茱萸饮菊花酒驱祸。发展到以后才成为一种高雅的风俗习惯。宋代吴自牧在《梦梁录》卷五说："重九，盖九为阳数，其日与月并应，故号曰重阳。。今世人以菊花茱萸为然，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避邪翁，菊花名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尔。"宋人把茱萸称为避邪翁，茱萸的确是一味很好的中草药，它可以驱风邪，治寒热，驱毒虫，去湿气，并能开郁、宣气、消食。难怪宋人不仅要插之，而且要"服之"了。宋人对菊花--延寿客，更是钟爱倍至，宋代的重阳节，从宫廷到民间都要市菊、赏菊、饮菊、簪菊、咏菊、还点菊灯吃菊花饼，重阳节无异于菊花节了。据《梦梁录》卷五记载，重九之日，不仅"禁中与贵家此日赏菊"，就是一般老百姓也要"市一二株玩赏"。菊花高洁的品格，傲霜的精神为人们所崇敬，千百年来人们精心培育它，到宋代菊花已繁衍到七八十种。其中最突出的有：白黄色花，花蕊像莲房一样的叫万龄菊；粉红色花的叫桃花菊；白色花瓣，心为檀色的叫木香菊；纯白色花，花朵巨大的叫喜容菊；黄色而圆的叫金铃菊；又白又大，心为黄色的叫金盏银台菊。这一天开封处处是菊，"无处无之"（《东京梦华录》卷八），酒店用菊花装饰起来，有菊花门、菊花窗等。赏菊活动达到高潮。

九九登高是重阳节的重要习俗，自古有之。人们带着酒具、食盒到高高的山上，或到高阁、高塔上，饮酒赋诗，采摘茱萸，兴尽而归。宋代也保留着这一习俗，《东京梦华录》卷八记载："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冈、独乐冈等处"，宴饮欢聚，酒中泡上菊花、茱萸。南宋也有"重九登城把萸"（《宋稗类钞》卷二）的习俗。重阳节饮食也有节日特色。据《东京梦华录》卷八记述，节前一二日，都人作重阳糕、"各以粉面蒸糕遗送"，糕上插彩色小旗，糕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果实，如石榴子、栗黄、银杏、松子肉之类。"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重阳糕也叫菊糕，南宋时都人也各以菊糕相馈，其作法与北宋大致相同只是用料不同。"以糖、肉、秫面杂揉为之，上缕肉丝、鸭饼，缀以榴颗，标以彩旗。又作蛮王、狮子于上，及糜栗为屑，合以蜂蜜，印花脱饼以为果饵。"（《增补武林旧事》卷三）。南宋还有一种叫"春兰秋菊"的节令食品，"以苏子微渍梅滷杂和蔗霜、梨、橙、玉榴小颗"为之。《梦梁录》记重阳糕与《增补武林旧事》中所述相似，只是对狮蛮糕的作法描写更细致，"蜜煎局以五色米粉塑成狮蛮，以小彩旗簇之，下以熟栗子肉杵为细末，入麝香糖蜜和之，捏为糕饼小段，或如五色弹儿，皆入韻果糖霜，名之曰"狮蛮栗糕""。

南宋宫廷的庆祝活动更加铺张。"禁中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于庆瑞殿，分列黄菊，灿然眩眼。""点菊灯略如元夕"（《增补武林旧事》卷三），南宋宫廷还举办赏灯之宴。制灯、赏灯的活动"自是日盛"。

寺庙于重阳节办有斋会，《东京梦华录》卷八说："诸禅寺各有斋会，惟开宝寺、仁王寺有狮子会，诸僧皆坐狮子上作法事，讲说。"这的确是一种奇观，人们都到寺中听讲经，"游人最盛"。

（十五）天宁节宋朝皇帝一向把自己的生日甚至于祖母太后的生日，定为一个圣节，令全体臣民为之庆祝，宫廷为之祝寿。如太宗以十月七日为乾明节，真宗以十二月二日为承天节，仁宗以四月十四日为乾元节，神宗以四月十日为同天节，哲宗以太皇太后（英宗后、哲宗祖母）七月十六日生日为坤成节等。

宋徽宗生于五月五日。古来中原地区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月恶日，万事不利，甚至五月五日生的孩子也成为不祥之兆。这当然是迷信的说法，但宋徽宗对这种说法非常重视。他当了皇帝以后，把生日改为十月十日，并定十月十日为"天宁节"（《宋史》卷一百一十二）。还制定了复杂繁琐的上寿仪。这一天皇帝要在垂拱殿接受群臣赞拜，亲王进寿酒，还要到紫辰殿后阁受群臣上寿。臣子们要说"天宁令节，臣等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岁寿"。皇帝宣制说"得公等寿酒，与公等内外同庆"（《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天宁节的重要内容是宫廷组织一次大型宴会并伴有大型文艺、体育演出，祝寿前一个月，教坊集中乐伎排练。十月初八，枢密院率领修武郎以上的官员到相国寺，初十，尚书省宰执率宣教郎以上官员到相国寺，祝圣斋筵结束后，到尚书省都厅，接受赐宴。

关于天宁节的情况，《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一节有极详细的说明。"十二日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开始时，百官向皇帝插笏参拜舞蹈。"乐未作，集英殿山楼上，教坊乐人效百禽鸣，内外肃然，只闻半空和鸣，若鸾凤翔集。百官以下谢坐讫。宰执、禁从、亲王、宗室、观察使以上的官员及大辽、高丽、夏国使、副（副使）坐于殿上。诸卿少、百官、诸国中节使人坐两廊。军校以下排在山楼之后，皆以红面青■、黑漆、矮偏钉。每分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次列果子。惟大辽加之猪、羊、鸡、鹅、兔、连骨熟肉为看盘，皆以小绳束之，又生葱、韭、蒜、醋各一堞。三五人共列浆水一桶，立杓数枚。"由教坊各演出队的头目二人在殿上栏杆边看盏、斟御酒。他俩穿紫色宽袍，腰上戴金带，着义襴（戏装）。看盏的人要举自己袖子大声唱说"喝御酒"，如果大臣吃酒就说"喝酒"。

参加祝寿活动的演员乐队阵容庞大，《东京梦华录》卷九是这样记述的：教坊乐部戴长脚幞头帽，各队分别穿紫色、绯红色，绿色宽衫三种服装。戴金腰带、黄义襴。最前面"列拍板十串"，往后是"五十面琵琶"，琵琶"一色画面"，再后是"两架箜篌"，箜篌高三尺多，形状像半边的木梳，"黑漆、镂花、金装画"，下有台座，有二十五根弦，由一个人跪着用两手弹奏。后面是高架子的大鼓两面，上面花地金龙，打鼓人套一黄色窄袖套，垂结带，鼓棰裹金色，"两手高举互击，宛若流星"。后面有羯鼓两座，放在小桌子上，"两手皆持杖击之"，还有"铁石方响，箫、笙、埙篪、觱篥、龙笛之类，两边对列杖鼓二百面"。

还有杂剧队的演员，各穿角色的服装，"自殿陛对立，直至乐棚，每遇舞者入场，则排立者叉手，举左右肩，动足应拍，一齐群舞，谓之挼曲子"。祝寿演出丰富而精彩，体现了当时宋代文艺演出--歌舞、音乐、杂技、杂剧的最高水平。其中有独唱，由"歌板色一名唱中腔"，在"众乐齐举中，独闻歌者之声"（《东京梦华录》卷八），舞蹈有独舞--舞旋，对舞，群舞；还有琵琶独奏；有由军师、坊市两方面演出的百戏，如"上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碗、踢瓶、筋斗、擎戴之类，艺人或男或女皆红巾彩服，殿前自有石镌柱窠，百戏入场，旋立其戏竿"（《东京梦华录》卷八）。更有人数众多的小儿队舞和女童舞，小儿队伍，"各选年十二、三者二百余人，列四行，。。各执花枝，排定，先有四人裹卷脚幞头、紫衫者擎一彩殿子，内贴字牌，擂鼓而进，谓之队名牌，上有一联谓如"九韶翔彩凤，八佾舞青鸾"之句"（《东京梦华录》卷八）。乐部奏乐，小儿队踏着舞点上前祝寿，杂剧队皆踏脚，叉举双臂，动肩应和，小儿队"作群舞，合唱，且舞且唱。"女童队四百余人，"皆选两军妙龄容艳过人者"，"或戴花冠，或仙人髻"穿"红黄生色销金锦绣之衣"。"另有杖子头四人"都是京城最著名的演员，即"陈奴哥，姐姐哥、李伴奴、双奴"，"多作仙童、丫环、仙裳，执花，舞步，进前成列，或舞采莲，殿前皆列莲花"（《东京梦华录》卷八）。除文艺演出外，还有体育表演，即"筑球"和"相扑"。"筑球"时，殿前旋立球门，约高三丈许，杂采结络，留门一尺许。胜者"赐以银碗、锦采"，"不胜者毯头吃鞭"（《东京梦华录》卷八）。

祝寿中敬御酒九盏，每一盏酒演出一次节目，从第三次节目后开始进菜肴，演完一次，进酒菜一回，菜肴及食品有豉爆肉、双下驼峰、角子、群仙■、缕肉羹、莲花肉饼、假■鱼、假沙鱼、肚羹等。御宴中所用器皿也极为精美，"御宴酒盏皆屈巵如菜碗样"，"殿上纯金、廊下纯银"（《东京梦华录》卷八）。

宴会结束，"臣僚皆簪花归私第"，"诸女童队出右掖门，少年豪俊争以宝具供送饮食、酒果迎接，各乘骏骑而归。或花冠作男子结束"，"自御街驰骤，竞呈华丽，观者如堵"，"省宴亦如此"（《东京梦华录》卷八）。天宁节没有保祐宋徽宗的安宁，靖康之变他被金人掳入北方，客死他乡。（十六）立冬　附孟冬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宋史·礼》卷九十八有"立冬后祀神州地祗"的记载。《梦梁录·卷六》记："立冬日，朝廷差官祀神州地祗、天神太乙"。立冬日一般在九月下旬，这一天宋代人有沐浴的习俗，《增补武林旧事》卷三云："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银花煎汤沐浴，谓之"扫芥""。"立冬前五日，西御园进冬菜"（《东京梦华录》卷九），因为北宋京城冬天天气寒冷，没有蔬菜上市，所以从宫廷到老百姓，都赶在立冬前储运冬菜，准备一冬的食用。"于是，车载马驮，充塞道路"（《东京梦华录》卷九）。

立冬过后就是十月，十月又称孟冬，俗称小阳春。《梦梁录》卷六言："十月孟冬正小春之时，盖因天气融和，百花间有开一二朵者，似乎初春之意思，故曰小春月。"

朝廷于十月一日赐衣给群臣，《梦梁录·十月》卷六载："朔日，朝家赐宰执以下锦，名曰"授衣"，且赐锦花色依品从给赐"。

"十月朔日，人家祭奠祖考，或举扫松浇墓之礼"（《增补武林旧事》卷三），"士庶以十月节出郊扫松祭祀坟茔。内廷车马差宗室南班往欑宫行朝陵礼"（《梦梁录》卷六）。

十月一日是开炉日，《梦梁录》载：有司向宫廷"进暖炉炭"，各个"大刹寺院设开炉斋"，有钱人家这时要"新装暖阁，低垂绣簾，"老少团圆，"浅斟低唱，以应开炉之序"。

宋朝皇帝，每年四孟（一、四、七、十各月）分别拜谒祖先的御容。十月十五（下元节）"诣景灵宫朝谒"（《宋史·礼》卷一百九），景灵宫有宋代真宗、仁宗、英宗、神宗的御容。据《梦梁录》卷六记载"每岁孟冬，例于上旬行孟冬礼"，感谢祖先福祐，行恭谢礼，"系先一日朝饗，次日方行恭谢。""礼成就西斋殿赐宴"。这一天皇帝"宣赐群臣以下簪花"，"恭谢、亲饗、赐罗帛花"，根据每个人官职高低花朵数目不同，如宰臣是大花十八朵，栾枝花十朵，刺史赐大花八朵，栾枝花四朵，最少的只赐大花二朵。朝谒的礼仪队伍十分壮观，有"华炬金莲，引驾前行"（《梦梁录》卷六）。前面还有"教乐所伶工导引作乐，"后面有"钧容直（官）动鼓吹从后"。宰臣、枢密使，大学士、观察使、防禦使、待制、武功大夫、宣辇舍人、簿书官、各种祗侯、祗应人等都头戴大花跟随于后，没有戴花的也有各种打扮，"快行官帽花朵细巧，并随柳条"，教乐所伶工和杂剧演员"浑裹上高簇花枝，中间装百戏，行则动转。"诸司官员"多有珠翠花朵装成花帽者，惟独至尊不簪花"，"辇后西黄罗扇影花而已。"这时"都人瞻仰天表，御街远望如锦"（《梦梁录》卷六）。

十月十五还有一种祈神活动。传说这一天是水官解厄日。"水官解厄之日，宫观士庶设斋建醮或解厄或荐亡"（《梦梁录》卷六）。人们要祈祷神仙，要追荐亡灵。宫观也要设坛、向神祈祷。

（十七）冬　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是冬至，是宋代朝野最重视的节日之一。

冬至节最重要的活动是祭天，按《宋史·礼》卷九十八说"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并且规定"以太祖定配"（《宋史》卷九十九），就是以太祖配享。《宋史》卷九十九记载，祭天之坛设在南郊，"宋初始作坛于东都南薰门外"，"设皇帝更衣大次于东壝东门之内道北，""亲郊则立表于青城"。皇帝祭天是大礼，准备工作很早，据《东京梦华录》卷十记载，"遇大礼年"，于两月前就开始训练车象，"象七头，前列朱旗数十面，鼓锣鼙鼓十数面，"每只象有一人跨其颈，身穿紫衫，头戴交脚幞头，"手执短柄铜，尖其刃，象有不驯，击之。象至宣德楼前，团转行步数遭，成列，使之面北而拜，亦能唱喏"。贵族之家就私第观看，"并给以银子彩缎，御街游人嬉集，观者如织"。市上"卖扑、土木粉涅小象儿并纸画，看人携归，以为献遗"（《东京梦华录》卷十）。

祭祀的过程复杂，仪卫众多，据《东京梦华录》卷十云，皇帝在祭祀前先去大庆殿，"冬至前三日驾宿大庆殿"，"宰执百官皆服法服，其头冠各有品从"。"仪仗车辂谓信幡、龙旗、相风鸟、指南车、木辂、象辂、革辂、金辂、玉辂之类"。"排列殿门内外及御街远近。禁卫金装铁骑数万围绕关内"。次日五更，由总礼仪官宣奏警戒，圣驾起行，铁骑前导番衮。各种仪仗相续而行，亦有三更起行的，如大象，"象七头，各以文锦被其身，金莲花座安其背，金辔笼络其脑，锦衣人跨其颈"。次第高旗大扇、画戟长矛，五色介胄、跨马之士身穿各种式样，各种颜色的服装。有的几十人唱引，持大旗而过，有执大斧的，挎剑的，执锐牌的，执镫棒的，有持豹尾之竿的、有持短杵的。其旗扇皆画以龙，或虎或云彩，或山河。又有旗高五丈，谓之次黄龙，如果圣驾到太庙、青城，大旗先立斋宫前，护旗者百余人。又有如四直使者的千百多人不能一一形容。千乘万骑出宣德门，由景灵宫至太庙。皇帝住在太庙后，三更奉神主出南薰门，皇帝身穿红袍，戴通天冠，执元圭。其车顶皆镂金大莲叶攒簇四柱，栏槛镂玉盘花龙凤。皇帝到青城斋宫，这时有紫巾绯衣素队约千余罗布郊野。到冬至这天皇上"三更驾诣郊坛行礼"，先到大次更换衣服，祭祀要换祭服，即平天冠，二十四旒，青衮龙服，中单，朱鞋、玉佩、由二太监扶持坛下。坛的台高三层，七十二级坛面方圆三丈许，坛上设两个黄褥位北面向南的是昊天上帝位，东北向南的是宋太祖位。坛前列编钟、玉磬以及各种乐器，有长形如筝而比筝大的，截竹如箫管而两头有节而横吹的，有用土烧成圆形而开孔的，有如笙而比笙大的，有像箫而比箫管多的，有歌者其声清亮。乐曲终止，礼官请皇帝登坛，前导官躬身侧引至坛上，在音乐声中祭天奉酒，皇帝带领百官一同跪拜。内外数十万众肃然，"惟闻轻风环佩之声"。祭礼完毕，皇帝换衣服登大安辇回驾，教坊进颂诗，"诸军队伍鼓吹皆动，声震天地"。返回青城天还未晓，百官常服入贺、赐茶酒毕，"而法驾，仪仗、铁骑、鼓吹入南薰门"。御路数十里之间，人们都向皇帝行跪拜礼，"贵家看棚华彩鳞砌，略无空间去处"（《东京梦华录》卷十）。

冬至对于一般人也十分重要。《东京梦华录》卷十谓："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也要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市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南宋过冬至节更盛于北宋，"都人最重一年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沓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丽，往来如云。岳祠、城隍诸庙烧香的人更盛。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垂簾饮博，谓之做节"（《增补武林旧事》卷三）。

冬至谓之亚岁，官府民间各相庆贺，一如元旦，"故有肥冬瘦年之说"

（《增补武林旧事》卷三）。

杭州人这天祭祖用馄饨，有""冬馄饨、年■饦"之谚"（《增补武林旧事》卷三）。富家追求以奇制胜，一碗馄饨有几十种不同的馅，叫做百味馄饨。人们还要舂米作粢糕祭祀祖先。

这一天"妇女要献鞋袜于尊长"（见《增补武林旧事》卷三）。

皇帝每三年于冬至日亲自去南郊祭天一次，"三岁一亲郊"（《宋史》卷九十九）。于此之外，朝廷还要有大朝会庆祝，如元旦一样，"宰臣以下行朝贺礼，士大夫庶人互相为庆，太庙行荐黍典，朝廷命宰执祀于圜丘，官放公私僦金（赁金）三日，车驾诣欑宫朝享"（《梦梁录》卷六）。

（十八　）腊　八"腊"是古代祭祀的名目，本指岁终祭祀众神。腊日是冬至后第三个戌日，祭祀百神之日。宋代谓"冬至后戌日数至第三戌便是腊日，谓之君王腊"（《梦梁录》卷六）。佛教传入后，宗教活动影响了腊日的内涵。到宋代"腊八"之说已相当普遍，"此月八日寺院谓之腊八"（《梦梁录》卷六）。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在此日成道，腊八就是佛教的"成道节"。佛教寺庙每于此日隆重庆祝。从宋代有关纪述来看，此日多以寺庙僧尼活动为主，一般民众也随之庆祝。传统腊日渗入了宗教的内容。

《东京梦华录》卷十载：初八日，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队念佛，以银铜沙罗或好盆器，坐一金、铜或木佛像，浸以香水杨枝洒浴，他们还挨门串户请求布施。"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梦梁录》卷六记腊八寺庙的活动有"八大刹等寺，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亦设红糟，以麸、乳、诸果、笋竽等为之"，供给僧人或馈送给施主及贵族大家。

由于佛教的影响，俗家也效法寺庙，腊八做腊八粥，在宋代已沿习成风，"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东京梦华录》卷十）。南宋也复如此，粥料稍有不同，"寺院及人家用胡桃及松子、乳、蕈、柿、栗之类作粥，谓之腊八粥"（《增补武林旧事》卷三）。

腊日制腊药也是宋时的习俗，"医家亦多合药剂，侑以虎头丹，八神屠苏、储以绛囊，馈遗大家，谓之腊药"（《增补武林旧事》卷三）。

腊八还要驱逐瘟疫，求得健康平安，《东京梦华录》卷十载："自入此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伙，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这些腊八驱疫活动，由乞丐扮神鬼，与古代以巫扮鬼已不同了，他们以驱鬼的形式讨钱，却也增添了节日气氛。

杭州还有腊日祭万回的习俗，《西湖游览志》（《铸鼎余闻》卷四）载："宋时杭城腊日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着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和合之神。祀之人，在万里外，可使回家，故曰万回。"反映人们盼望亲人在年节之前早日返乡回家的愿望。

（十九）祭　灶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是祭灶日，又叫小年，晚上为小节夜，要祭送灶神上天，据说灶神上天要报告世人的罪过，所以人们在祭送他时，希望他多说好话，少说坏话，以降福人间。

宋代多在二十四日祭灶，《东京梦华录》卷十谓："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祭灶日请和尚念经，是当时的一种风俗。另外还要"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帖灶马于灶上"。灶马可以骑上代步，让灶神早日上天，但人们唯恐灶神去告状，就在祭灶时运用了一些小手段。《东京梦华录》载，宋时人们"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梦梁录》卷三记载南宋人也于二十四日祭灶。"二十四日，不以贫富，皆备食糖、豆祭灶"，"此日市间及街坊，叫卖五色米食花、胶牙糖、箕豆声，叫声鼎沸。"南人用胶牙糖祭灶，企图是用来粘上灶王的牙，使他不去传话。

祭灶日宋人有"照虚耗"之俗，是夜"于床底点灯，谓之照虚耗"（《东京梦华录》卷十）。

（二十）除　夕除夕是一年中最后的一天，也是传统节日中最盛大的一个节日。

宋代除夕的准备活动很早就开始了。《东京梦华录》卷十记载："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市上卖干瓜瓠，马牙菜、胶牙糖之类，以备除夜之用。《梦梁录》卷三载："元夕岁旦在迩，铺席有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与主顾；更以苍术、山枣、避瘟丹相遗"。充满驱瘟避邪及祝福之意。道士，道观以仙术汤等送给施主家。医士亦馈屠苏袋，以五色线结成四金鱼，同心结子或百事结子，并以各种汤剂送与主顾，第宅。人们受之悬于额上，以辟邪气，街市扑买锡打做的春幡胜，百事吉斛儿，以备元旦悬于门首，为新岁吉兆。街道上及店铺前叫卖苍术、小枣声不绝于耳，又有卖爆杖、成架烟火之类的。又《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记，从十月以来，迎节日的气氛已很浓厚，"朝天门内外，竞售锦装新历，诸般大小门神、桃符、钟馗、狻猊、虎头及金采缕花、春帖、滔胜之类，为市甚盛"。以上坊间所卖均为宋时应节物品。

亲友间馈赠年节礼物，也在节前进行，《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记："至于馈岁盘合、酒担、羊腔，充斥道路"，这就是"馈岁"了。

宋代除夕节日活动丰富，主要还有下面几项。

打扫房屋内外，贴门神、挂桃符是宋代除夕日的重要内容。贴门神，挂桃符时必须把旧的取下，换上新的。王安石"除日"一诗反映了这种习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梦梁录》卷三云："十二月尽，俗云月穷岁尽之日谓之除夜，士庶家不以大小，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春牌。"宋代门神形象从袁褧《枫窗小记》中可以知大略，靖康以前，开封门神多番样，戴虎头盔，王公之门，多以浑金饰之。桃符本是用桃木板制作，上书神荼、郁垒二神名字悬挂门旁以镇邪。以后发展为对联。宋时还有"贴天行帖儿，财神于媚"（《增补武林旧事》卷三）之俗。

除夕要祭祀祖先，要迎神供佛，《梦梁录》卷六云："祭祀祖宗，遇夜时，备迎神香花供佛，以祈新岁之安。""祀先之礼则或昏或晓，各有不同"（《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这与后代只在晚上或黄昏以后祭祖有所不同。除夕放爆竹、点灯烛在宋代极为盛行，到夜里，香蜡烛及大火盆的光亮，"红映霄汉，爆竹鼓吹之声，喧阗彻夜"（《增补武林旧事》卷三）。《梦梁录》卷六也有"爆杖声震如雷"的记载，并有除夕灯烛照耀"如同白日"的叙述。从坊间卖的应节时物中，还可以知道，放烟火也是宋代除夕的活动。宋代爆杖的制造已很复杂，如《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载，内廷殿司进的屏风炮杖，外画钟馗捉鬼之类的画，内藏引线，点着引线后，一连几百个炮，响声不绝。还有的炮杖制成果子、人物等形状。

驱逐疫鬼是除夕一项重大活动，古人误以为疾病是疫鬼作祟，所以要驱逐之。《东京梦华录》卷十"除夕"条记述，"至除日"宫中举行驱逐疫鬼仪式，并用皇城亲事官，随驾的卫士们"戴假面"，穿绣画各色的衣服，"执金枪龙旗"。教坊使（主管教坊司的官员）孟景初，身品魁伟，穿全副镀金铜盔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穿介胃，装门神。教坊人员南河炭丑恶魁梧肥胖，装判官。又有装钟馗及其小妹和土地神灶神之类的，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湾，谓之"埋祟"而罢。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梦梁录》也记叙了驱祟事"禁中除夜，呈大傩仪（驱疫仪式），并系皇城司诸班直（随驾兵士），戴面具，着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画木刀剑、五色龙凤、五色旗帜，以教乐所伶工装将军、符使、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门户、神尉等神。自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转龙池湾，谓之"埋祟"而散"。其情景与北宋相似。

除夕还有馈岁、别岁、守岁之习，《苏轼诗集》卷四："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为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东京梦华录》卷十记有"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苏轼《馈岁》诗记述除夕馈赠礼物情景："置盘巨鲤横，发笼双兔卧。富人事华靡，綵绣光翻座。贫者愧不能，微挚出舂磨。"这首诗不仅写出风俗，也写出贫富的差别，写出富人的有意炫耀和穷人的一片诚心。其《别岁》一诗有"东邻酒初热，西舍彘亦肥。且为一日欢，慰此穷年悲。"写出乡邻之间的真情，呈现出一派地方乡镇浓郁的节日气氛。《守岁》有"儿童强不睡，相守夜讙。。。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这首诗描绘出人们珍惜时光，想留住时光的真切心情。

除夕不论贫富都要庆祝，都要尽其可能置办年货，妇女儿童衣服也要置办一新。

宫廷庆祝除夕《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记，"后苑修内司，各进消夜果大合"，合内列放一百余种食品珍玩，如蜜煎珍果，花饧、箕豆，以至玉杯宝器，珠翠花朵，犀象、赌博戏玩之具、销金斗叶，"诸色戏弄物，无不备具，皆极小巧，又于上作玉辂，高至三四尺，悉以金玉等为饰，护以贴金龙凤罗罩，"以奇巧奢侈求胜，一合的费用，相当中等人家"十家之产"（《增补武林旧事》卷三）。

三、宋代物质生活习俗（一）食　俗民以食为天，饮食对人身体健康关系至为重要，合理的饮食可以促进人的健康，增加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良好的烹调方法，可以防止病菌和有害物质侵入人体，还可以保持食物的营养成分，并且增加食物的鲜美。饮食关系着民族的发展。饮食文化体现了人类的文明，各民族、各地区、各历史阶段人们都有不同的饮食习俗，饮食习俗也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宋朝经济发展，都市繁荣，饮食文化也有很大发展。北宋都城是东京汴梁（今开封），地处中原，盛产小麦，且在黄河之滨，鱼类丰富。地理条件决定了北宋都城人以面食为主食，以各种肉类和蔬菜为副食。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市人开张"（《都城纪胜》）。饮食方面既具有北方带来的特点，又融汇了南方饮食的习俗，呈现了南北合流的特色。吴自牧《梦梁录》卷十"面食店"一条有说明："向者汴京开南食面店，川饭分茶（饭店），以备江南往来士人，谓其不便北食故耳。南渡以来，几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

宋代统治阶级，尤其是南宋统治阶级讲究享乐，使宋代饮食更趋于精美、丰富、奢华。

宋代主食花样品种很多，除了饭食以外、更有面食、■■、馄饨、米面，还有从食，包括各种饼，各种馒头、包子等，另外还有各种粥。根据《东京梦华录》卷二、卷三，《梦梁录》卷十六、《武林旧事》卷六、《增补武林旧事》卷八等所提供的材料，我们把宋代主食分列于下：面晻生软羊面桐皮面插肉面大燠面（《东京梦华录》卷二）

猪羊盒生面丝鸡面三鲜面胡蝶面鱼桐官面盐煎面笋拨肉面血脏面斋面面筍淘面炒鸡面大麃面子料浇虾燥面（《梦梁录》卷十六）

拔刀鸡鹅面家常三刀面各种菜面（《都城纪胜》）

■■　大熝■■　大燥子料浇虾■■燥丝鸡■■　三鲜■■　（《梦梁录》卷十六）

馄饨丁香馄饨（《梦梁录》卷十六）

粥七宝素粥五味粥栗米粥糖豆粥糖粥糕粥馓子粥绿豆粥肉食粥（《梦梁录》卷十六）

饭石髓饭大骨饭泡饭软羊浙米饭（《都城纪胜》）

麸笋羹饭菜羹饭（《梦梁录》卷十六）

荷包白饭随饭（《东京梦华录》卷二）

蒸作从食馒头羊肉馒头大学馒头笋肉馒头鱼肉馒头蟹肉馒头（《武林旧事》及《梦梁录》卷十六）

糖肉馒头假肉馒头裹蒸馒头菠菜果子馒头糖饭馒头四色馒头（《梦梁录》）

杂色煎花馒头饼枣■（饼）仙桃乳饼菜饼秤锤蒸饼睡蒸饼千层饼月饼炙焦肉油饼烧饼金花饼春饼胡饼韮饼（《增补武林旧事》卷八）

牡丹饼枣箍荷叶饼芙蓉饼菜饼熟肉饼羊脂韮饼菊花饼梅花饼开炉饼（《梦梁录》卷十六）

蒸饼胡饼糖饼髓饼（《东京梦华录》卷二）

包水晶包儿笋肉包儿虾面包儿江鱼包儿蟹肉包儿鹅鸭包儿仙桃龟儿包子七宝包儿（《梦梁录》卷十六）

馅类糖馅豆沙馅蜜辣馅生馅饭馅酸馅笋肉馅麸蕈馅枣栗馅（《武林旧事》卷八）

七宝酸馅薑糖辣馅肉酸馅（《梦梁录》卷十六）

夹儿类细馅夹儿笋肉夹儿油炸夹儿金铤夹儿江鱼夹儿诸色油炸素夹儿（《梦梁录》卷十六）

糕类糖糕蜜糕栗糕麦糕豆糕花糕糍糕雪糕小甑糕蒸糖糕生糖糕蜂糖糕彩糕开炊糕糕干乳糕重阳糕社糕（《武林旧事》卷六）

卷类子母茧（卷）　春茧（卷）

此外还有"诸色■子，诸色包子，诸色角子"（《武林旧事》卷六）。

宋代的菜肴品种名类繁多，有下饭菜类、羹汤类、粉类、干菜类、凉菜类等。烹调技术已很精湛，鱼就有30　多种作法。羊也有20　来种作法。除各种家畜之外，还有各种野味，如貛儿、鹌、鹿、獐、黄羊等。现将菜肴诸品分列于下。

羹小鸡圆鱼羹小鸡二色莲子羹小鸡假花红清羹四软羹石髓羹杂粉羹双脆石肚羹猪羊大骨杂辣羹诸色鱼羹大小鸡羹攛肉粉羹三鲜大麃骨头羹百味羹锦丝头羹十色头羹问细头羹海鲜头食羹莲子头羹百味韻羹杂彩羹枧叶头羹五软羹三软羹集脆羹三脆羹石首玉叶羹各种蟹羹虾羹双脆羹群鲜羹（《梦梁录》卷十）

鹌子羹三脆羹泡腰子羹虾蕈羹鸡蕈羹浑泡羹金丝肚羹石肚羹（《东京梦华录》卷二）

腰子落索焙腰子盐酒腰子脂蒸腰子酿腰子荔枝焅\腰子腰子假炒肺（《梦梁录》卷十）

鸡鸡丝签鸡■鱼鸡脆绿笋鸡鹅奈香新法鸡酒蒸鸡炒鸡蕈五味灸鸡鹅粉签鸡（《梦梁录》）　攛小鸡拂笋燠小鸡五味炙小鸡小鸡假炙鸭红熝小鸡脯小鸡豉汁鸡炙鸡八焙鸡红熝鸡脯鸡（《梦梁录》卷十六）

鹅香酪鹅绣炊鹅间笋蒸鹅鹅排羊炊羊大骨蒸软羊鼎蒸羊羊四软酒蒸羊绣炊羊五味杏酪羊千里羊羊杂熝羊头■鱼羊蹄笋细抹羊生脍改炙羊攛粉细点羊头（《梦梁录》卷十六）

乳炊羊■羊闹厅羊角■羊头入炉羊羊头签（《东京梦华录》卷二）

羊血糊（《梦梁录》卷十六）

肚银丝肚肚丝签双丝签肚尖炸肚山药五色假料头肚尖（《梦梁录》十六卷）

鱼赤鱼膘脍鲈鱼脍鲤鱼脍鲫鱼炒鱼丝儿清供沙鱼拂儿清汁鳗鳔苏骨鱼酿鱼两熟鲫鱼酒蒸石首白鱼时鱼酒吹鯚鱼春鱼油炸春鱼鲂鱼石首油炸■鲫油炸假河｝　石首桐皮石首鲤鱼炒鳝石首鳝生石首鲤鱼兜子银鱼炒鳝攛鲈鱼清羹■鲫假清羹。。鱼肚羹盒鳅江鱼（《梦梁录》卷十六）

鳜鱼假元鱼（《东京梦华录》）

虾假蝛酒法白蝦紫苏蝦水荷蝦儿蝦包儿蝦蒸假奶茶蝦鱼水龙蝦鱼蝦圆子麻饮鸡蝦粉芥辣蝦螺类攛香螺酒烧香螺香螺脍江瑶清羹酒烧江瑶生丝江瑶酒掇蛎生烧酒蛎（《梦粱录》卷十六）

野味炸肚山药鹌子鸠子笋焅\鹌子八糙鹌子蜜炙鹌子酿黄雀煎黄雀辣熝野味清供野味假炙野味糊熝野味清攛鹿肉黄羊盘兔炒兔葱拨兔野鸭肉獐肉炙。。儿（《梦梁录）卷十六》）

獾儿野狐肉（《东京梦华录》卷三）

蟹赤蟹橙醋赤蟹蛑蝤签蟹签糊■蟹枨醋洗手蟹酿枨蟹五味酒酱蟹泼蟹（《梦梁录》卷十六）

蚶生蚶子炸肚燥子蚶橙醋蚶五辣酱蚶子明芽肚蚶子脍酒烧蚶子酒鸩鲜蛤蜊假熝蛤蜊肉熝蛤蜊鸠子鲜蛤粉大片羊粉大官粉三色团圆粉杂合粉珍珠粉转官粉三鲜粉三色水龙粉肫掌粉梅血细粉鲜蝦粉七宝料头粉（《梦梁录》卷十六）

米脯米脯鲜米脯淡菜米脯（《梦梁录》卷十六）

风鳗米脯羊米脯干菜腊白鱼干梅鱼干鲚鱼干银鱼儿干。。鱼干银鱼脯紫鱼螟脯丝（《梦梁录》卷十六）

凉菜假牛冻冻蛤蝤冻鸡冻三鲜石首白鱼冻■鲫三色水晶丝冻三色水晶脍灌肠另外还有下饭的菜如咸豉、十色咸鼓、下饭膂肉、假熝鸭、下饭二名炙润骨头。

菜蔬类薑油多韮花茄儿辣瓜儿倭菜藕鲊冬瓜鲜笋鲊茭白鲊皮酱糟琼枝蒪菜笋糟黄芽糟瓜荠淡盐荠鲊菜醋薑脂麻辣菜拌生菜诸般糟淹盐芥（《增补武林旧事》卷八）

。。鲊筭条界方条线条鱼肉影戏胡羊。。　削脯槌脯松脯兔。。麞。。鹿脯糟猪头干咸豉皂角铤腊肉炙骨头旋炙荷包三和鲊切鲊骨鲊桃花鲊雪团鲊玉板鲊鲟鳇鲊春子鲊黄雀鲊银鱼鲊蝛鲊《增补武林旧事》卷八）

宋代都市经济发达，夜市盛行卖各种小吃、从食。据《东京梦　华录》卷二记载，东京街上夜市从食丰富，价钱便宜。"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另外还有"煎羊白肠、鲊脯、■冻鱼头、薑豉■子、抹脏红丝、批切羊头、辣角子、姜辣萝蔔。夏月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沙糖冰雪冷元子、水晶角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甘草冰雪"等。"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煎角子，猪脏之类"。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宋代烹调方法已经很多，有氽（原文写为攛），如氽粉、氽鲈鱼等；焅\，如焅\鸡、焅\腰子；蒸，如蒸羊、酒蒸鸡；熝（麃）如熝小鸡、熝羊头；炒，如炒鳝、炒鱼丝儿；炙（烧烤），如炙鸡、改炙羊；脍（肉切细而食），如脍鲈鱼、脍鲤鱼、脍鲫鱼、生脍（羊肉）；腊，如腊肉；焙，焙腰子；煎，如煎肝脏（《东京梦华录》卷二）等；腌，如鲊大鱼、鲊鱼头酱等；烧，如酒浇江瑶等；糙，如八糙鹅鸭等。

烹调的佐料很多，从以上菜谱看有盐、蜜、酒、醋、糖、奶、儘、芥末、辣椒及花椒等香料，还有豆豉、酱等。

宋代佛教盛行，佛徒众多，因此素食成为社会不可缺少的食物。据《梦梁录》记载："有素食分茶，不误斋戒，如头羹双峰、三峰、四峰、到底签、蒸果子鳖、蒸羊、大段果子鱼、油炸鱼茧儿、三鲜夺真鸡、元鱼、元羊蹄、梅鱼、两熟鱼、炸油河鲀、大片腰子、鼎煮羊、麸乳水龙、麸筍辣羹、杂辣羹、白鱼辣羹。又下饭菜如五味熝麸、糟酱烧麸、假炙鸭、干签杂鸭、假羊事件、假驴事件、假前白肠、葱酷油炸骨头、米脯太片羊、红熝大件肉、煎假乌鱼等。下饭素面如大片铺羊面、三鲜面、炒鳝面、捲鱼面、笋拨、刀笋辣面，乳济淘、笋济淘、笋菜淘面，七宝棋子，百花棋子等面，皆精细。乳麸、笋粉素食又有专卖"。

宋人喜吃点心，点心制作精巧，种类繁多。宋人一般把馒头、包子等都列入点心之列。据《梦梁录》十六卷记："市食点心四时皆有，任便索唤，不误主顾"。除前面"蒸作从食"已引过的点心之外这本书还记有：阁欢喜、骆驼蹄、糖蜜果实、果实将军、肉果实、肉丝糕、丰糕、乳糕、镜面糕、果子、韻果。

宋人谓糕点糖果等零食为"果子"，宋代果子品种如下。

果子皂儿膏宜利少瓜萎煎鲍螺裹蜜糖丝线泽州饧蜜麻酥炒团澄沙团子十般糖甘露饼玉屑糕熝木瓜烧木瓜糖脆梅荔枝膏蜜薑豉韻薑糖破核儿查条桔红膏花花糖二色灌藕糖豌豆芽豆栗黄乌李酪面蓼花蜜弹弹望口消桃穰酥重剂蜜枣儿天花饼乌梅糖玉柱糖乳糖狮子薄荷蜜琥珀蜜饧角儿诸色糖蜜煎（《增补武林旧事》卷八）

宋人已创造了消夏的冷食与冷饮，宋人将冷饮称之为凉水。

冷食麻饮细粉冰雪冷元子沙糖绿豆冷饮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东京梦华录》卷三）

甘豆汤椰子酒豆儿水鹿梨浆滷海水薑蜜水木瓜汁茶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桔团雪泡缩脾饮梅花酒五苓大顺散香薷饮紫苏饮（《增补武林旧事》卷八）

宋代已有药物饮食，如薑酒决明、决明四鲜羹，决明是治疗眼疾、使人明目的中草药，宋人把它作成菜，既可吃，又可以治病。又如瓜萎煎，瓜蒌能清热生津，主治热病。又如香药灌肠、五苓大顺散、雪泡缩脾饮等。

宋代饮食虽然丰富，但贫富悬殊，穷人并没有品尝美味的权利，酒楼饭店也有高下之分。《梦梁录》记载"更有专卖血脏面、斋肉菜面、笋淘面、素骨头、麸笋素羹饭，又有卖菜羹，饭店兼卖煎豆腐，煎鱼、煎鲞、烧菜、煎茄子，此等店肆乃下等人求之粗饱，往而市之矣"。这段话充分说明宋代只有贵族、官僚、富商等才能享受诸多美味。

从宋代夜市的繁荣可以看出，无论是开封还是杭州都几乎是不夜之城，做买卖的或干公事的常常一直忙到夜里，到了半夜就得买消夜的食品。所以夜市卖饮食的面店常常要开门到三更。《梦梁录》载："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缘金吾不禁，公私营干，夜实于此故也。御街铺店闻钟而起（约四更），卖早市点心。"从这里可以看得出宋人起得早，早上有早市、买者、卖者四更就活动起来，早市有点心供应"有卖烧饼、蒸饼、糍糕、雪糕等点心者，以赶早市，直至饭前方罢"。从饮食习惯来说，他们至少要吃三顿饭，如果夜里有"营干"，还要有一顿夜宵。

宋代节令食俗如下：元月　岁节家宴立春日春盘人日煎并会　（据《武林旧事》卷十上）

十五乳糖圆子、澄沙团子二月　春社日社饭三月　生朝家宴花院尝煮酒经寮斗茶四月　初八早斋放生食糕糜五月　端五食粽吃枇杷六月　冷食冷饮东京吃水饭荔枝桃子七月　中元祭祖有麻谷窠儿瓜果梨枣上市八月　饮酒赏月　秋社社糕　社饭螯蟹石榴九月　重阳糕十月　时物，薑豉■子、红丝未脏、鹅梨、榅桲蛤蜊螃蟹十一月　冬至吃冬馄饨十二月　腊月盐渍猪羊作腊。。　法鱼腊八吃腊八粥胶牙糖二十四吃米花糖胶牙糖二十五吃赤豆粥除夕家宴，备食合宋代少数民族有奇特的食俗。如食鼠，食蝦蟆、食蝙蝠。苏东坡《闻子由瘦》（《苏轼诗集》卷四十一）有："土人顿顿食藷芋，荐以薰鼠烧蝙蝠。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蝦蟆缘习俗。"这首诗写于海南岛，说明当地曾有食鼠及蝙蝠者。诗中提到蜜唧是一种还没有睁眼的小鼠身上无毛，喂以蜜，吃时唧唧作响，故名蜜唧，是岭南少数民族当时的食物。蝦蟆，唐代南方人已吃，到宋代仍沿袭这一习惯。

（二）茶　俗我国是最早发现茶、饮用茶的国家，茶是我国各民族的传统饮料。茶不仅能够解渴，还有提神、消食、解酒、清热等多种作用。饮茶是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宋代人更是普遍喜欢饮茶，饮茶习俗较唐代也有了许多新的内容。宋苏东坡有一首诗追述茶的历史，谓："名从姬旦始，渐播《桐君录》。赋咏谁最先，厥传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论著始于陆。常、李亦清流，当年慕高躅。遂使天下士，嗜此偶于俗，豈但中土珍，兼之异邦鬻。"（《寄周安儒茶》见《苏轼诗集》卷二十二）这几句诗说明了茶的名称最早见于《尔雅》，《尔雅·释木》中有"槚·苦荼也，"后来许慎解释"苦荼"为"苦茶"。传说《尔雅》为周公开始作。后来《桐君药录》一书中写到茶，说"巴东有真香茗茶，煎饮，令人不眠。"到了晋朝，有个名叫杜育（应为"毓"）的人，写了《荈赋》咏茶。唐朝人陆羽写了《茶经》三卷，造茶具24　种，使唐代人对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唐代的常建开始蒸焙茶叶，谓之"研膏茶"，唐李德裕对茶也有特殊的爱好，常、李爱茶可谓是清流高雅之士。由于以上这几位的推崇茶道，才使天下的人对茶产生了嗜好，并使饮茶形成了社会风气，岂止是中原人民珍爱茶呢，各少数民族也争相买茶饮用。这首诗接着写了宋人对茶的珍爱情景："颇见纨绮中，齿牙厌粱肉。小龙得屡试，粪土视珠玉。团凤与葵花，碔（音"武"）砆杂鱼目。（碔砆：玉石。）贵人自矜惜，捧玩且缄椟。未数日注卑，定知双井辱"。这里写出苏轼在东京时，曾亲见贵族豪门之人对宋代贡品茶的珍爱，他们已经吃腻了精细的高贵饮食，有机会屡次品尝贡品茶小龙团，他们是如此地喜欢这些贡茶，以至视珠宝美玉为粪土。那些团凤茶和葵花形制的茶，都是宋代官府特别的茶，也有玉石鱼目混杂的情形，但那些高官和贵族都以这些茶为骄傲，并十分珍惜，经常拿在手里欣赏或放在箱柜中封好。虽然他们没有说唐朝最高级的日注茶属于下等，但是完全可以知道他们对草茶第一品的双井草茶的鄙视态度。以上引苏诗说明茶叶在我国发展的历史，及宋人对茶的珍爱，以及宋代贡品茶取代唐代一品茶的情景。

宋朝以福建建州（今福建建瓯县）茶（又名北苑茶）为最有名。建州茶在唐代还默默无闻，南唐始建北苑。后建州茶也叫北苑茶。陆羽的《茶经》中，建茶没有入品，到了宋代却大放异彩。据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所载，北宋丁谓主管福建漕司，监制御茶，进贡龙凤团。以后蔡君谟知建州又择茶中最精者制小龙团进贡。故苏轼《荔枝叹》诗中遣责曰："君不见武夷溪边栗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建州有龙焙，就是监造御茶，又叫官焙。宋姚宽《西溪丛语》载，因建州龙焙面北，故谓北苑。《梦溪笔谈》载，北苑茶主要特点是甘滑，只有北苑凤凰山所产的茶味道最佳。

宋代茶叶的制作也十分讲究。首先是采茶，各种茶摘采的节气与时间不同。"闻道早春时，携籝赴初旭。惊雷未破蕾，采采不盈掬"（苏轼，同上诗）。这是写采茶芽的情景，有些茶要在惊雷（即指惊蛰，春雷鸣，蛰伏昆虫动物苏醒）之前采摘。也有的茶专在打雷时采摘，据《茶谱》记，蒙山中顶曰上清峰，茶最难得，要等雷发声的时候去摘采。建溪茶则在惊蛰以后采，北苑"官焙造茶，常在惊蛰后一、二日兴工摘采。是时茶芽已皆一枪，盖闽中地暖如此"（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四十六）。采茶中还有一旗一枪之说，一芽带一叶，叫做一旗一枪，芽为枪，叶为旗。其次就要温火烘烤茶，烘烤茶用竹器，外面用蒲叶包裹，蔡君谟《茶录》载，收藏茶叶，最适合用嫩蒲叶，茶性喜温火慢慢烤干，所以收藏茶叶的人把茶叶用蒲叶裹严放到烤茶的竹制焙笼中，两三天烤一次，用火常如体温，三火前的茶最好。

宋代沿习了唐代煎茶的习惯。煎茶用水极有讲究。江西南康谷簾泉的水为天下第一，元少卿送给苏东坡一瓶谷簾水，两块龙团饼茶，诗人赞美说"此水此茶俱第一"（苏轼《元翰少卿宠惠谷簾水一器、龙团二枚，仍以新诗为赐，叹味不已，次韻奉和》）。江苏无锡惠山泉水为天下第二泉，苏诗有"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惠山谒饯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之句。宋人认为水质十分重要，茶水的优劣，除取决于茶叶外，还取决于煎茶的水质。煎，实际就是煮，煮茶要注意火候，煮茶还要注意火力。东坡《汲江煎茶》诗谓"活水还须活火烹"。公自注曰："唐人云，茶须缓火炙，活火煎"，即烘烤用缓慢的火，而煎煮要用活火，活火是炭有火焰，跳动火苗的火。苏诗又谓"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声"（《试院煎茶》），这是对煎茶的说明，水滚开时如鱼眼，微有声，到有松风声时茶已煎好，如继续煮茶水就老了。宋代煎茶与唐不同，不放姜盐，但四川人还是习惯用姜盐煎茶，有人送东坡茶饼若干，"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煎"（《和蒋夔寄茶》），可见当时上层社会已不用姜盐煮茶，只有个别地区还保留着这种习俗。茶煎出为白色。

宋代除煎茶外，还有点茶，点茶类似于今天的泡茶。《梦梁录》卷十六记："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凶吉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耳。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这里所说的点茶就是用开水沏茶。点茶可谓宋人的创造。

宋人有斗茶的习俗，斗茶是比较茶的优劣，是一种评选鉴别茶的活动。

《嘉佑杂志》记载，苏才翁与蔡君谟斗茶，蔡用惠山水，苏茶失败。后苏改用竹沥水煎，终于取胜。宋人认为好茶为白色，苏诗有"自云叶家白"（《寄周安孺茶》见《苏轼诗集》卷二十二），注有"茶之佳品其色白，若碧绿者，皆常品也"。所以煎好的茶，上面有一层雪似的泡沫，苏轼谓"一瓯花乳浮轻圆"（《和蒋夔寄茶》见《苏轼诗集》卷十三）。斗茶时要比泡沫溶化在茶杯上留下水痕的早晚，"水痕先者为负"（蔡君谟《茶录》），故苏轼有"水脚一线争谁先"（《和蒋夔寄茶》）之说。宋代茶具喜用定窑兔毛花者，苏诗有"定州花瓷琢红玉"（《苏轼诗集·试院煎茶》）。

宋人常以喝茶为聚会，称之为茶会。《梦梁录》卷十六记："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太学生每略有茶会，轮日于讲堂集茶，无不毕至者"（朱彧《萍州可谈》卷一）。茶会中还有一种叫做茶令的游戏，与酒令相仿，宋王十朋谓："予归与诸友讲茶会，每会茶指一物为题，各举故事，不通者罚"（《梅溪文集》前集卷四）。

宋代茶有团茶、草茶，团茶以建州小龙团为第一，草茶以江西宁州双井茶为第一。《茶事杂录》记，双井在宁州西三十里，黄山谷所居之地，其南溪有二井，土人汲以造茶，为草茶第一。

宋代僧人善于制茶，僧人所居多深山幽谷，南方气候温湿，适于种茶，种茶颇多，经验丰富。苏轼自述学习茶的知识是取经于僧人"于兹事研讨，至味识五六。自尔入江湖，寻僧访幽独。高人固多暇，探究亦颇熟"（《寄周安孺茶》见《苏轼诗集》卷二十，二）。

宋人喜喝茶，茶坊遍布于市。宋代茶肆布置高雅，"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所以消遣久待也"（《都城纪胜·茶坊》）。茶楼还是人们聚会的场所，"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或唱叫之类，谓之挂牌儿"（《都城纪胜》）。人们以茶相聚，联络感情或谈生意。有的茶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敲打响盏歌卖"，"冬月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梦梁录》卷十六）。"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梦梁录》卷十六）。

宋代宫廷用茶，是由福建进贡而来，"仲秋上旬，福建漕司进第一纲（一批）茶，名北苑试新，方寸小銙，进御止百銙，护以黄罗、软盝，藉以青篛，裹以黄罗，夹复臣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镀金锁，又以细竹丝织笈贮之，凡数重，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銙之直四十万，仅可供数瓯之吸耳。或以一、二赐外邸，则以生线分解，转遗，好事以为奇玩"（《增补武林旧事》卷二）。（三）服饰习俗宋朝是封建社会逐渐趋向衰落时期，维护封建统治的程朱理学成为两宋时期的统治思想。理学家把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把父子君臣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说成是永恒不变的，要人们按照封建的伦理道德去生活，去规范自己。统治阶级把理学思想，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车、轿、马匹的使用，房屋建筑的规格和装饰，服装的穿戴等方面，制定了严格的制度，用以区别人们的等级和社会地位。所以，宋代的服饰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皇帝至高无上，穿黄袍；官吏按等级高低、穿紫、穿红、穿绿；庶民百姓只许穿白、穿黑等。但服装也受人们审美观点的影响，受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如气候、工作条件等），因此封建王朝制定的制度往往被人们冲破，而后，朝廷又加以制约，在无数次的冲击与制约的斗争中，服装也产生了发展和变化。

宋代官服基本继承着唐制。皇帝服黄袍"宋因之，有赭黄，淡黄袍衫，玉装红束带，皂文靴，大宴则服之"（《宋史》卷一百五十三）。皇太后、皇后戴龙凤花冠，命妇戴花钗冠。大臣也各有服制。"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史》卷一百五十三）。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去青不用，阶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绯，皆象笏、佩鱼、九品以上则服绿"。宋朝优厚官吏，官员众多，以至形成"婴孩授命，年才十五者今遂服绯；而贵近之子，或初年赐绯，年才及冠者今遂赐紫；朱紫纷纷"（《宋史》卷一百五十二）的现象。

用以区别官职级别，除服装的颜色以外，还有戴的帽子、腰带、靴、装饰物等。如"幞头"，是宋人普遍使用的帽子，据《宋史·志。舆服五》记载："其初以藤织草巾子为里，纱为表，而涂以漆。后惟以漆为坚，去其藤里，前为一折，平施两脚，以铁为之"。就在这幞头脚上，会显示人的不同身分。"天武官皆顶双卷脚幞头"，"殿前班顶两脚屈曲向后花装幞头"，"前导御龙直，一脚指天，一脚圈曲幞头"，"亲从官诸班直皆幞头"（《东京梦华录》卷六）。"鱼袋"是官员服装中佩戴之物，宋代是用金银饰为鱼形，系在公服的带子上，垂挂在身后。用以标志贵贱等级。据《宋史·舆服五》载，凡穿紫袍的官就用金制的鱼袋，穿红袍的官用银鱼袋，朝廷"赐紫"服的，给金涂银的鱼袋，"赐绯"的也有特给的鱼袋。京官、州县官、皇上特赐紫衣红衣的也佩鱼袋。亲王武官及在内廷供职的将校都不佩鱼袋。宋朝本"不许伎术人辄佩鱼"（《宋史》卷一百五十三），到景祐三年（1036年）仁宗朝特许尚药徐安仁佩鱼，这是对他的极大恩典。也足见宋朝对科技之轻视。笏，宋文散五品以上用象，九品以上用木。"靴，即俗话的朝靴，以黑革为之，。。其饰亦有绚、繶、纯、綦，这四件都是装饰，绚是鞋头装饰物，像一个鞋梁，上有圆孔，繶是系鞋的丝带，纯是丝边，綦是鞋上的花纹。大夫以上四种装饰具备，武功郎以下不用丝带，宣教郎以下至将校、伎术人不用丝边。

宋朝廷对庶民百姓的服装有严格限制，以防僭越。《宋史·舆服志》中写道：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下诏书曰"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成踰僭，宜令翰林学士承旨李昉详定以闻"。李昉上奏，定出限制办法。到端拱二年（989年）明令规定"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幞头巾子，自今高不过二寸五分。妇人假髻并宜禁断，仍不得作高髻及高冠。其销金、泥金、真珠装缀衣服，除命妇许服外，余人并禁。"装饰品也"毋得为牙鱼、飞鱼、奇巧飞动若龙形者"，宋仁宗时宫中尚白角冠梳，民间争相仿效，皇祐元年（1049年）发布禁令"诏妇人冠高毋得踰四寸，广毋得踰尺，梳长毋得踰四寸，仍禁以角为之"。

宋南渡以后服装又发生变化。据《宋史·舆服五》记："中兴，士大夫之服，大抵因东都之旧，而其后稍变焉。一曰深衣，二曰紫衫，三曰凉衫，四曰帽衫，五曰襴衫"（《宋史·舆服五》卷一百五十三）。

深衣　本是古代衣制，因前后深长，叫深衣。本士大夫家居所穿，也做为庶人礼服。为宋儒所提倡。深衣是男用长衫，上衣下衣相连。《宋史》记宋代的深衣用白细布，上衣，衣全四幅，其长过胁。下属于裳，裳交解十二幅，下裳很长，"其长及踝。圆袂方领，曲裾黑缘"（《宋史·舆服五》卷一百五十三）。深衣在冠礼、婚礼、祭祀时平民可穿，官员家居可穿。北宋司马光曾穿着。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九载："司马温公依《礼记》作深衣，冠簪、幅巾、缙带。。入独乐园（司马光的庭园）则衣之"。《宋史·舆服五》还指出穿深衣时还配有"大带、缁（黑色）冠、幅巾（包在头部）黑履"。

紫衫　《宋史·舆服五》卷一百五十三谓："本军校服。中兴，士大夫服之，以便戎事。"紫衫以颜色深紫而得名，其式样为圆领、窄袖，前后缺胯（下摆开衩）形制短且窄，便于活动和行走，是将士们常穿之服，便于作战。南宋初期，宋金对峙，形势紧张，战争随时可以发生，南宋士大夫穿紫衫，是备战的需要。另外紫衫比公服、朝服方便舒适，为人们所欢迎。绍兴九年（1131年）朝廷发诏令"诏公卿、长吏服用冠带，然迄不行"，"到绍兴二十六年（1146年）"再申严禁，毋得以戎服临民，自是紫衫遂废"（《宋史·舆服五》）。以后"士大夫皆服凉衫，以为便服矣"。

凉衫　"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宋史·舆服五》卷一百五十三）。

南宋建都临安，夏天炎热，士大夫以凉衫为便服，喜其穿着凉爽，本无可厚非，但终遭禁穿。礼部侍郎王■奏："窃见近日士大夫皆服凉衫，甚非美观。而以交际、居官，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陛下方奉两宫，所宜革之。且紫衫之设以从戎，故为之禁，而人情趋简便，靡而至此。文武并用，本不偏废，朝章之外，宜有便衣，仍存紫衫，未害大体。""于是禁服白衫，除乘马道途许服外，余不得服"。从此以后，凉衫用为凶服，而紫衫又流行起来。

帽衫　"帽以乌纱，衫以皂罗为之，角带，系鞋"（《宋史·舆服五》卷一百五十三）。北宋时，士大夫交际时经常穿帽衫。南渡后，一度变为紫衫，再变为凉衫。以后帽衫少了，只有士大夫冠婚、祭祀服帽衫，若公卿大夫生儿子时，也常服帽衫。

襴衫　以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襴为裳，腰间有辟积（褶）。

衣衫到膝，下面加一横幅为襴。襴衫是进士、国子生、州县生所穿的衣服。以上所指均为士大夫的服装，总括来看宋代服装有以下几种：袍　男子服装，上下一体，长至膝下或足，圆领右袵，有窄袖窄衣，也有大袖宽衣，朝服、祭服、公服均属袍制类，下摆开衩的为"四楑袍"，内里絮旧蚕茧棉为"缊袍"。袍为最常着之服装。黄庭坚有诗云："前日幽人佐吏曹，我行青草认青袍。"（黄庭坚《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又每年十月皇帝赐大臣"窄锦袍"（《宋史·舆服五》卷一百五十三）。朝服　宋代朝服是大臣们参加朝会时所穿。一品、二品朝会时"皆朱衣朱裳"，"绯罗袍，白花罗中单，绯罗裙，绯罗蔽膝，并皂缥襈，白罗大带，白罗方心曲领，玉剑、佩，银革带，晕锦绶，二玉环、白绫袜，皂皮履"（《宋史·舆服四》卷一百五十二）。另外还有进贤冠、貂蝉冠獬豸冠相搭配。各品冠及服饰颜色不同，六品以下无中单（中单是衬在袍服里面的内衣），无剑、佩、绶。

官服　又称公服，各品官员依等次公服颜色分绯、紫、绿三色。（详见前）

衫　长衣，有凉衫、紫衫、白衫、衬衫、青衫等，是最常用的服装，南宋诗人尤袤《准民谣》诗有："寨长过我庐，意气甚雄粗，青衫两承局，暮夜连句呼。"此外还有"襴衫"为士大夫所穿，衫至膝以下有襴一围，艺人所服为义襴。《东京梦华录》卷六写皇帝仪仗队有人穿"青窄衬衫"，"黄生色宽衫""络缝宽衫"等衫服。

背子　背子是宋代普通的服装，男女均可穿服。男子穿的是对襟式，两腋内不缝合，有长裙有带系束。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三》谓"今人服公服必裹以背子，背子者，状如单襦，袷袄，特其裾　加长，直垂至足焉。"背子，实际上是一种只护胸部及背部的长衣服。《东京梦华录·卷六》记"天武官皆顶朱漆金装笠子，红上团花背子。"

半臂　是半袖之衣，清潘永因编《宋稗类钞·上·奢汰》记"洪景卢学士尝赐对于翠寒堂。当三伏中，粟肌体战，不可久立。上问故，笑遣中贵人以北陵半臂赐之"。半臂不穿于正式场合。

袄　短衣，为宋人常用的服装如"着红方胜锦袄子"（《东京梦华录》卷六）。

围肚　宋人围在腰间，类似围裙之物。

宋代女子服装与唐代有所变化。

窄袖衣　是宋代流行的女装，衣长至膝，窄袖、交领或圆领，对襟。另有翻领式窄袖衣。窄袖衣与长裙相配穿着，肩披帔肩（帛制），腰系绶带，彩带结成连环而下垂。如晋祠中的彩塑所示。宋词中多处描写窄衣，如"窄袖轻罗"（欧阳修《蝶意花》）、"窄袖轻衫"（张先《塞垣春》）等。罗裙　用罗作成，上系飘带。苏轼《浣溪沙》有："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罗裙色彩可有多种。

罗衣　罗制的衣服，取其柔软轻薄，为妇女所习惯穿着。如晏殊《临江仙》词有"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罗衣在宋多有绣画花纹的装饰，故有"画罗衣"之称。

裙　为宋代妇女不可缺少的服装。宋代流行多褶裙，即"八幅大裙"，前后各四幅，肥而褶多便于舞踏，歌伎中穿着最多。又有石榴裙，取其颜色似石榴花，张先有《浣溪沙》云"轻履来时不破尘，石榴花映石榴裙"。襦　短袄　男女可穿，妇女襦袄常绣上各种花色，如温庭筠词《菩萨蛮》谓"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后妃衣服华丽讲究上穿宽袖衣，下有长裙身被霞帔，腰系玉带、坠子。

衣上要绣翟（野鸡）。

妇女衣服的服色依丈夫地位而定，官员家眷可与丈夫同色，平民不能用大紫、大红、大绿、可服浅色、蓝色等。

带　官员上朝所带，因腰带中间的饰物不同而分金、银、犀、玉等《宋史·舆服五》卷一百五十三有"三品以上服玉带，四品以上服金带，。。余官服黑银方团胯及犀角带"，又云："荔枝带（即御仙花带）本是内出，以赐将相。在于庶僚，岂合僭服？""铜、铁、角石、墨玉之类，民庶及郡县吏、伎术等人皆得服之。"

绶　丝带系在腰间，挂各种印，环。

罗带　为妇女所用，系在腰间。

玉佩　士大夫腰间所佩的装饰品。女子佩戴的佩玉叫环佩。

香囊　男子系在身上的香袋，秦观词《满庭芳》有"香囊暗解"之语，香囊可做定情之物。

幞头　是宋人戴的帽子，是由头巾发展而来的。幞头有四角，两脚垂下，两带系在上面。垂下的两脚有各种式样，一般是两根又长又直的金属为之，谓之展角幞头，展角可长三尺。幞头用黑纱制，内衬藤外用漆，以后只用漆使其形状固定，便于戴。两脚的形制各异，表明人的职业、身分等。

东坡巾　也是帽的一种，是宋代文人戴的，以苏东坡命名的巾帽，因为它有四个棱角，故又称"乌角巾"。其形制有四墙，墙有角，有内墙外墙，外墙高度为内墙的三分之二。后来中墙还不断增高，并增饰花纹。

高髻　宋代妇女妆束，宋代流行高髻，甚至以假发做成发髻套在头上。

叫假髻。张先词《西江月》有"高鬟照影"之句，"妇人有假髻、大衣、长裙"（《宋史·舆服五》卷一百五十三）。

高冠　宋代妇女头上的装饰，因后妃、贵妇戴高冠，民间争相仿效。朝廷曾经严禁民间用高冠，但也未能彻底禁止。

宋人无论男女都有簪花习俗。朝廷有簪花的制度，有赐臣下花的礼仪。

《梦梁录》卷三曾记祝寿御筵毕"赐宰臣、百官及卫士、殿侍伶人等花，各依品位簪花"。上"亦簪数朵小罗帛花帽上"。簪花，在皇帝饮宴、游观时，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宋代皇帝的仪仗队十分庞大，人员众多，服装各异，从今天看来，实在可谓当时宫廷服装展览。现举《东京梦华录》卷六为例一观。

正月十四皇帝去五岳观进香时，"亲从官皆顶球头大帽，簪花，红锦团答、戏狮子衫金镀天王腰带"，"天武官皆顶双卷脚幞头，紫上大搭，天鹅结带，宽衫"。"殿前班。。著绯、青、紫三色撚金丝结带，望仙花袍"，"御龙直。。着红方胜锦袄子"，"余官皆服紫、绯、绿公服"。祭祀大典时，"正宰执、百官皆服法服，其头冠各有品从，宰执亲王加貂蝉、笼巾、九梁，从官七梁，余六梁至二梁。。所谓梁者，谓冠前额梁上排金铜叶也。皆绛袍、皂缘、方心曲领中单（袍内衬的衣服）、环佩、云头履鞋，随官品执笏。余执事人皆介帻、绯袍，亦有等差，惟阁门御史台加方心曲领"。有"裹锦缘小帽，络缝宽衫"的兵士，也有"小帽，黄绣抹额，黄绣宽衫，青窄衬衫"的兵士。"五色介胄跨马之士，或小帽锦绣抹额者，或黑漆圆顶幞头者，或以皮如兜鍪者，或漆皮如犀斗而笼巾者，或衣红黄画锦绣之服者，或衣纯青、纯皂，以至鞋袴皆青黑者，或裹交脚幞头者，或以锦为绳，如蛇而绕系其身者"，"夹辂卫士皆裹黑漆圆顶无脚幞头，着黄生色宽衫，青窄衬衫，系以锦绳"。

宋代对民间服饰管制很多，实为怕"礼崩乐坏"不利于统治。如"景祐元年（1034年）诏禁锦背，绣背遍地密花透背彩缎"，"二年（1035年），诏：市肆造作缕金为妇人首饰等物禁"。"三年（1036年）臣庶之家，毋得采补鹿胎制造冠子"（《宋史·舆服五》卷一百五十三），又非命妇"毋得以真珠装饰首饰、衣服，及项珠、缨络、耳坠、头■、抹子之类"。政和七年（1117年）大臣王僚上书言："辇毂之下奔竞奢靡，有未革者。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贵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甚。"丁瓘言："衣服之制，尤不可缓。今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伏愿明诏有司，严立法度。。俾闾阎之卑、不得与尊者同荣；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同丽。"（《宋史·舆服五》）"是岁，又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墪之类者，以违御笔论。"钓墪就是袜袴，是妇女的服装。

宋代衣服以丝织、麻织、毛织品为主。宋代只有海南有木棉布--吉贝布，苏东坡有诗"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和陶拟古九首》）。中原无棉织品，当时的所谓"布"，是指麻、葛等制品。东坡有诗谓："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病中游祖塔院》）。其"葛"就是一种布。宫廷、贵族、官员都以穿锦品、丝绸为主。史载宋时养蚕业很发达，织锦的技术也相当高超，缝制、织染、绣花技艺也已很高。

从宋代墓葬发掘（如江苏金壇周瑀墓）和宋代泥塑（如晋祠）及宋画（如南宋马远《西园雅集图》）等也可窥见宋服习俗。一般来说，短衣麻鞋是劳动者的服饰。《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市井服装习俗："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以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之人便认得是何色目。"

南渡以后"效学汴京气象，及因高宗南渡后，常宣唤买市，所以不敢苟简，。。且如市农工商诸行百户衣中装著，皆有等差，香铺人顶帽披背子，质库掌事裹中，著皂衫角带，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梦梁录》卷十八）。宋高宗时杭州的服装完全承袭了北宋汴京的习俗，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情况也不断变化。"自淳祐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梦梁录》卷十八）。

值得注意的是宋徽宗时期，曾有过一次保护野生动物的禁令。这在服装历史上也应一书。

"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郭天信乞罢翡翠装饰，帝曰：先王之政，仁及草木禽兽，今取其羽毛，用于不急，伤生害性，非先王惠养万物之意。宜令有司立法禁之"（《宋史·舆服五》卷一百五十三）。

四、宋代人生仪礼（-）产育习俗产育是延续人类后代的一件大事，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产育也会遇到许多困难，甚至造成悲剧。产育习俗反映了人们的良好愿望，及对妇婴的关心爱护。

宋代在产妇怀孕期已有种种举措，《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凡孕妇入月，初一日，父母家以银盆，或錂（金）、或彩画盆，盛粟杆一束，上以锦绣或生色帕覆盖之。上插花朵及通草，帖罗五男二女花样，用盘合装送馒头，谓之分痛。"《梦梁录》卷二十记载："杭城人家育子，如孕妇八月，初月初，外舅姑家以银盆或彩盆盛粟杆一束，上以锦或纸盖之，上簇花朵通草，贴套五男二女意思，及眠羊，卧鹿并以彩画。"娘家还要送给女儿"鸭蛋一百二十枚，膳食，羊生、枣、栗、米，及牙儿绣绷，彩衣"，"送至婿家，名催生礼"。汴京和杭州习俗相似，都是娘家送礼，用各种物事表达希望产妇顺产，多产子，及又有男又有女的愿望。送各种食物为孕妇增加营养，增强体力。至于画羊、鹿等"取其眠卧之意"。

生产以后"就蓐分娩讫，人争送粟米、炭醋之类"（《东京梦华录》卷五），炭醋均有止血功能，可以帮助产妇安全渡过产月。"三朝与儿落脐，炙顖。七日名一腊，十四日谓之二腊，廿一日名曰三腊。女家与亲朋供送膳食，如猪腰、肚、蹄、脚之物。至满月，则外家以彩画钱或金银钱、杂果，及送彩段、珠翠、顖角儿食物等"（《梦梁录》卷二十）。

满月"大展洗儿会，亲宾盛集，煎香汤于盆中"（《东京梦华录》卷五），盆中放进"菓子、彩钱、葱蒜"等物，用数丈长的采绕盆叫做"围盆"或"围盆红"。长辈用金银钗搅水，名曰"搅盆"，或"搅盆钗"。"亲宾亦以金钱、银钗撒于盆中，谓之添盆"（《梦梁录》卷二十）。

另有一种习俗，在洗盆时，盆中放枣儿，有立枣儿，年轻少妇争而食之，大家都以为是"生男之征"（《梦梁录》卷二十）。

小儿洗浴完毕，把胎发剪下来，放于"金银小合"盛起来，并用"色线结络之"。然后抱着小儿向来祝贺的亲朋致谢。抱着小儿到婶母等人房中，"谓之移窠。""富室宦家则用此礼，贫下之家，则随其俭法"（《梦梁录》卷二十）。

"生子百日，置会，谓之百睟"（《东京梦华录》卷五）。即今天所说的百岁。到明年生日"谓之周睟"。

周岁，宋代有抓周的习惯。"其家罗列锦席于中堂，烧香炳烛"，然后"将果儿、饮食及父祖诰、勅，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称尺刀剪，升斗、等子，彩缎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都置得周备"，把小儿放在锦席上，"座观其先拈何物，以为佳谶（征兆）"（《东京梦华录》卷二十），周岁的这一活动称为"拈周"或"试岁"。周岁生日亲戚朋友都来馈送礼品，其家要准备开筵以待亲朋。

宋代有溺婴习俗，"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苏轼文集·与朱鄂州书》卷四十九）。溺婴，尤其是女婴被溺者更多。据此文记载"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有神山乡百姓石揆者，连杀两子，去岁夏中，其妻一产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这种习俗缘于人民群众生活艰难，养子更不易，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但"尤讳养女"，则是重男轻女观念的表现。

宋代封建统治者，也有禁止溺婴的法律，"准律，故杀子孙，徙二年"

（《苏轼文集》卷四十九）。父子之爱，本属天性，但习俗的形成，是因为"实贫而不能举子"。故虽有律条，仍不能禁绝。且溺婴习俗不仅在岳鄂之间，山东也普遍有弃子的情况，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遇饥年见民多弃子。虽然个别良吏，施粮以救，也难救普天下的贫困，所以此俗一直延续至清。

（二）婚　俗婚俗极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特色。我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受宗法制度和礼教的束缚，婚姻大事多取决于家长之命，媒妁之言。故婚姻嫁娶的过程比较复杂，礼仪、礼俗都较多。

首先要凭借媒人以草帖子相通，"凡娶妇，先起草帖子"（《东京梦华录》卷五）；"婚姻之法先凭媒氏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以草帖问卜或祷签"（《梦梁录》卷二十），如果占卜结果是吉卦，男女不相克，"方回草帖"，女方也要占卜，如果两方都是吉卦，由"媒氏通音"（《梦梁录》卷二十）。"两家允许，然后起细帖子"（《东京梦华录》卷五），"细帖又谓定帖，帖中叙男家三代官品职位，名、讳，议亲第几位男及官职，年月日吉时生，父母或在堂，或不在堂，或书主婚何位尊长，或入赘"，如果入赘，还要把带来的金银田土写清，并将家中产业、宅舍、房廊、山园俱列在帖子上。女方回定帖，也要写上以上内容。"议亲第几位娘子，年甲，月日吉时生，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梦梁录》卷二十）。细帖写好后，由媒人"两家通报，择日过帖"，双方各以"色采衬盘"安放定帖，送给对方。双方家长都满意就可以定了。

其次是相亲，据《梦梁录》卷十二载，"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在湖舫内，两亲家相见，谓之相亲。男家以酒四杯，女家则添备双杯，此礼有封建意识，取男强女弱之意。如果双方中意，新人中意即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若不如意，则送彩缎二匹，谓之压惊，"则姻事不谐矣"。

三是下定礼。"由媒人通好，议定礼到女家"，"以络盛酒瓶，装以大花八朵，罗绢生色或银胜八枚，又以花红缴担上，谓之"缴担红""（《东京梦华录》卷五）。有钱人家送礼更多，"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褙（又叫背子，是及膝的坎肩）及缎匹、茶饼，加以双羊牵送"，"以金瓶酒四尊或八尊"，"装以大花、银方胜，再用红绿销金酒衣盖在上面，或以罗帛贴套花为酒衣，酒担以红彩缴之"。男家用销金色纸四幅作三封书启，一份礼物状，共两封，"名为双缄"，以红绿销金书袋盛礼书，或用罗帛贴上画有五男二女的绿盏，盛放礼书。定礼一共十合或八合，用彩色单子盖上送到女家。女家接下定礼合"于宅堂中备香烛酒果，告盟三界"，然后由女家夫妻双全者开合。女家就于当天准备回定礼。北宋一般人家"以淡水二瓶，活鱼三五个，筋一双悉送在元酒瓶内，谓之回鱼筋"（《东京梦华录》卷五）到了南宋，有钱人家排场大，回礼也重，"以紫罗及颜色缎匹、珠翠，鬚掠，皂罗中段，金玉，帕鐶，七宝巾环箧，帕、鞋袜，女工答之"（《梦梁录》卷二十），更以原来男方送的八饼茶八瓶酒及菓子等取一半回送，羊也回送一只，用两只酒器放清水，水中放四条金鱼，以一双筷子，两根葱放在酒器内，如果是大富人家，会用金银打造筷子，以彩帛做成生葱挂在鱼水酒器之外，作为答礼。送完定礼后，全凭媒人"往来"传语，遇节序，男方以"冠花、彩缎、合物、酒果遗送，谓之追节，女方以巧作女工，金宝帕环答之"（《梦梁录》卷二十）。

四是送聘。媒人定好下聘的日子，男方轻则以鹅酒，重则以羊酒下聘。

《梦梁录》载"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金钏、金鋜（音镯），金帔坠"。如果是一般商户，"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否则，贫富不同也从其便"，仕宦人家送礼更多："送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段，红长裙，或红素罗大袖段"，还有珠翠团冠，四时冠花，珠翠排环等首饰，及"上细杂色彩段，疋帛，加以花茶，果物，团圆饼，羊酒等物"，此外还有银铤，谓之下财礼。亦用两个信封装上聘书，礼状。没有钱的人家，也要送帛送银、送鹅酒、茶饼等。有的女方十分贫困，虽然长得很美，但家中无钱陪嫁，这时就由"议亲者（男家）以首饰、衣帛"加以钱财送往，叫做"兜裹"。富家女受聘礼后，也以礼物答谢，"以绿紫罗匹，彩色段匹，金玉文房玩具，珠翠，鬚掠，女工等"作答。

这时还要送媒人"媒箱"，中有缎匹、杯盘、钱物、用花红礼合赠送。

男家从送聘礼以后，过年过节不用送礼给女方，只等择日成吉礼。男家择好吉日告女家。

五是迎亲。据《梦梁录》卷二十载"男家送催粧花髻，销金盖头，五男二女花扇，花粉盏、洗项、画彩、钱、果之类。女家答以金银双胜，御罗花幞头，绿袍、靴、笏等物。迎亲前一日，女家人先住男家，铺房挂帐幔"，放置房奁、具珠宝首饰等物，然后以"至亲压房"，又以"亲信妇人及从嫁女使看守房中，不令外人入房"。新房要等新人来才开放。

迎亲日男家按规定日子和时刻，让人捧着花瓶、花烛，香球、纱罗、洗漱妆合、烛台，裙箱、衣匣、百结青凉伞、交椅，并雇乐队鼓吹，"引迎花担子，或棕担花胜轿"，"前往女家迎取新人"（《梦梁录》卷二十）。女家用酒礼款待接亲的人，《梦梁录》记还要"散花红银楪、利市钱"

给大家，然后乐队奏乐"催妆"还有"剋择官"报时辰，"催促登车"，还有专人念诗词，"催请新人出阁登车"，既已登车抬担子或抬轿子的人，不肯起步，仍有人念诗词，"求利市钱酒毕方行起担"，乐队奏乐，将新人迎至男家。

六是拦门、撤谷豆。《梦梁录》记轿子或花担子到了男家门口，所请迎亲的人如乐师、歌伎、"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钱"，"剋择官"--一般是阴阳先生，"执斗"，内盛谷豆、钱、采果等物，望门而撒，儿童"争拾之"，叫做"撒谷豆"。撒谷豆是为了镇压青阳煞这种恶神。七是入门、坐虚帐。新人下车，"一人捧镜倒行"（《东京梦华录》卷五）引导新娘前行，由二亲信女左右扶侍而行，踏青锦褥，或青毡，或青布条或在花席上行，不得踏地。先跨马鞍草并从秤上过，入中门至一室，当中悬帐，谓之"坐虚帐"，或径直迎入房中，坐在床上，谓之"坐富贵"。女家亲戚及送女客急三盏而退，意为男家备酒四盏，款待送亲女客，客急三盏而回，谓之"走送"。

八是交杯，又名交■。"众客就筵，婿具公裳（绿袍，花幞头），花胜簇面，于中堂升一榻上，置椅子谓之高座"（《东京梦华录》卷五），先由媒人或亲戚斟酒，请新郎下高座归房，最后丈母请才下座。新房门前用彩一段，先将下面剪成碎条状，横挂在门框上方，碎片部分在下，婿入门众人将碎片争扯而去，叫做"利市缴门红"。"婿于床前请新妇出，二家各出彩段，绾一同心（结），谓之"牵巾"，男挂于笏，女搭于手，男倒出，面皆向相"（《东京梦华录》卷五），二人并立堂前，遂请男方双全女亲，以秤杆或别的东西挑新娘盖头。这时方露新娘面容。"至家庙行参诸亲之礼，毕，女复倒行，执同心结牵新郎回房，讲交拜礼，再坐床"（《东京梦华录》），坐时，"女向左，男向右，妇女以多线，彩、果散掷，谓之"撒帐""（《东京梦华录》卷五）。然后用红绿彩结把两个酒杯连结起来，男女双方各饮一杯，"谓之交杯酒"。饮完后把酒杯一仰一覆放在床下。取大吉利之意。同时男左女右留少头发"结发名曰"合髻"。"男用手取女之花，女用手解男一个纽扣，次掷花髻于床下。新人又到"中堂行参谢之礼，次，亲朋讲庆贺，及参谒外舅姑已毕，则两亲家行新亲之好，然后入礼筵"（《梦梁录》卷二十），众人贺喜后掩帐，亲随人抱女婿去，其他人等即行出房。最后"参谢诸亲，复就饮酒"（《东京梦华录》）。

九是拜堂。"次日五更，用一卓盛镜台，镜子于其上，望堂展拜，谓之"新妇拜堂""（《东京梦华录》卷五）。"次拜尊长亲戚，各有彩段，巧作，鞋袜等为献，谓之赏贺，尊长则复换一匹回之，谓之答贺。"

十是送三朝礼。婚后三日，"女家送冠花、采段，鹅蛋，以金银缸儿盛油蜜顿（蒸饼）于盘中"（《梦梁录》），并以茶饼、鹅羊、果物等合送去婿家，谓之"送三朝"。

十一是拜门。"婿复参妇家谓之拜门，有力能促办，次日即往，谓之复面拜门，不然，三日、七日皆可赏贺"（《东京梦华录》）。两新人于三日或七日，九日往女家行拜门礼，女亲家广设华筵，款待新婿，名曰会郎，亦以上贺礼物给与其婿。礼毕，女家备鼓吹迫送婿回宅（《梦梁录》）。女家或于九朝内，移厨往婿家致酒，谓之"煖女"，会后取女归，"以冠花、段匹、合食之类送归婿家，谓之洗头，至一月女家送弥月礼合，婿家开筵延款亲家及亲眷，谓之贺满月会亲。自此礼仪相简"（《梦梁录》）。

男尊女卑在婚俗中屡有所见，如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八）

记"坐鞍"事，"今之士族，当婚之夕，以两椅相背，置一马鞍，反令婿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遗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谓之上高座。凡婚家举族内外姻亲，与其男女宾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视者，惟婿上高坐为盛礼尔。或有偶不及设者，则相与怅然咨嗟，以为阙礼。。。今虽名儒巨公，衣冠旧族，莫不皆然"。南宋以后，"上高座"俗才渐渐不用。

（三）丧葬习俗宋代丧礼基本继承了前代的丧礼仪式，古人以为人死而有灵魂，故种种礼数均为人死后准备另一世界。古人倡导以孝为本，葬礼极其隆重，以使子孙充分尽哀。丧礼体现了相信鬼神的观念和依礼治丧的习俗。

临死前，要"迁居正寝"，要"废床、寝于地，属纩"（《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礼仪典卷六十二丧葬部汇考二十六宋元篇》）。属纩，是用新丝棉悬置口鼻，以为生死之信。绝气以后亲人才恸哭。

人初死，要为之招魂，谓之"复"，亲人要拿着死者常穿的衣服，左执领，右执腰，自前檐升屋中，灵北面，"招以衣而呼曰："某人复""（《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卷六十二）。要大声喊着某人的名字，并呼喊着"回来吧"、"回来吧"。然后捲衣复尸上。

全家男女这时要号啕大哭，捶胸顿足，叫做"擗踊"。

丧家"立丧主，丧主"，即主丧之人，一般是长子、长孙奉酒食上供，并与客人为礼。如果是"昆弟之丧"则由长房长子主丧。如果没有亲族的人，则由里尹主丧。丧者之妻谓之"主妇"。具体料理各种丧事的人，称为"护丧"，以子弟知礼，能干的人担当，凡丧事的安排都禀告护丧者。

家人要换丧服不吃饭。家中妇人把头上衣服上的簪、环、首饰摘下来，把帽子摘下，头发散披，把好衣服脱下来，以此表示悲痛之极，男子还要披衣，赤脚，凡有服的都要去掉各种华丽装饰。《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卷六十二记按规定"诸子三日不食"，"五月、三月再不食"，天热两天不食，"邻里为粥食之"，"尊长，强之，少食可也"。死者儿子及未嫁女儿要服最重的孝服，称为"斩衰者"，亲人"始死，将斩衰者，笄C　（用布包上头发），齐衰素冠"（同前），齐衰指孙子、孙女，或夫对妻死，所服之丧。按《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卷六十二载，丧家之主人要"括发袒于室"，即把头发束起，右半身，披着外衣。"妇人髽于室"，妇人用麻把头发结起，均以竹木为簪。

丧家要"治棺"。即准备棺材，棺材木料以油杉为上，柏木次之，土杉为下。棺材要做得方直，头要大，脚下只要放下身子就可以，不可做得高大，也不可做个高簷。棺内，足内外棺用灰漆上，里面用沥青镕泻厚半寸以上，以熟秫木灰铺底，厚四寸。四角钉上大铁环，以便移动时用铁索举起来。棺外用松脂溶化好，加上蚌粉、黄蜡、清油灌缝，涂在外面。

讣告亲友。

沐浴，袭衣。人死后，亲人要为他洗浴、洗发。洗完用棉球塞耳，用一尺布盖在脸上。然后要为逝者换去病时衣，穿上新衣。人死后不戴活人帽子，用帛裹头，裹头用五尺布，把布的一端撕开，先结在下巴，裹好头后，另一端系在脖子上。接下为死者做一个幎帽，用黑布一尺二寸，用棉絮添在四角。还要用宽五寸长一尺二寸的布为尸裹手。手裹好后，为尸体穿衣，这时先要给他穿平常的衣服，然后加上幅巾，深衣、男式长衫、大带、鞋。所穿的衣有袍、深衣、袄、汗衫、束帛、裹肚，还有大带、靴等。死者平时穿用的帽子、腰带、靴、笏板，到下葬时放在棺上。为死者穿好衣鞋后盖上被子。设奠。设一张桌子，放上做好的肉、斟酒祭死者。主人以下的亲人在位子上哭。主人坐于灵床东，众男子坐在主人之下，坐下是草。同姓亲属按辈分和远近分别坐在后面。主妇和妇女坐在灵床西。守丧三年的是儿子，他要夜宿死者身旁，枕砖块、铺草，尽哀地哭。

饭含。用一块手巾盖上死者的脸，在嘴的位置上挖个洞。然后用匙装上米，把米填进死者嘴里，并且要放一个铜钱。也有以玉放在口中的。

置灵座、设魂帛、立铭旌。

设一架子在死者的南边，盖上帛，放上桌椅在它前面，就算灵座了。再用一块白绢放在椅上就是魂帛。设香炉果酒在桌上朝夕奉养。用红色的帛做铭旌。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以上七尺，上面写上××官×××公之柩，用竹竿做杆，穿在铭旌上，倚在灵座右面。

亲友入哭。做完以上一系列事情后亲友可来哭。

小敛。死的第二天小敛。把死者所有的衣服放在旁边备用，一般读书人穿三层衣，大夫穿五套，诸侯七套，公九套。宋代小敛可穿十九套，小敛时子孙、妇女共同把尸体放在棺中。

大敛，死后三日大敛。大敛要给棺加盖下钉。主人主妇凭棺而哭尽哀。

成服。死者死四日成服，亲属穿丧服，丧服皆用极粗生布，不缉边（不缝边），前三幅，后四幅，衣长过腰，足以掩盖裙上的边。用麻为腰带，在麻下放杖，即所谓哭丧棒。冠用白布，纸糊为材，宽三寸，长足跨项，前后裹以布，三折为之，缝好，用麻绳一条从额上系住。妇人用极粗生布（麻布、葛布），大袖长裙"皆不缉（缝边）"，头插竹叉，麻履，可用背子代大袖衣，"凡妇人皆不杖"。"成服之日始食粥"（《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卷六十二）。

家人对于死者，要有充分的敬意，"朝夕奠之，食时上食，朔日设奠"

（《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卷六十二）。

宾吊。宾客凭吊，送慰问礼，祭茶酒，祝跪（跪下祝告）读祭文，主人答礼，客人再拜。

择葬期，择葬地。择地要避开"五患"，即葬地要"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卷六十二）。

择日开烾。据《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谓，司马光说，"今人葬有穿地直下为圹"，有"悬棺以窆"，"有凿隧旁穿土室，而竄柩其中"。在坟内作灰隔，"先布灰末于圹底，筑实厚二寸，然后布石灰、细沙、黄土，拌习于其上，筑实，用薄板为灰隔"。刻誌石。

造明器，刻木头做为车马、仆从、桌椅牀帐之类，刻的侍女多执奉养之物。用芭，竹编或草编放猪羊之肉，遗奠和余脯，用筲盛上五谷，用甖（磁器）盛酒。

作"主"。"主"是今日所说的"神主"或"祖宗牌位"。"主"用栗木作，高一尺二寸，博三寸（宽三寸），厚一寸二分。下面设一座以受"主"。神主上写上"某官某公某字，某第几神主，"粉面写"考某官、封谥"，下左方写"孝子某奉祀"。母则写"故某封某氏讳某字，某第几神主，"粉面写"妣某封某氏"，无封以生时所称写上。

迁柩。先奉柩于祖庙，然后去墓地。男子在左边，妇女在右边，重服在前，轻服在后。最前面是驱恶之开路神"方相"，后面有明器，用架子抬着，再后是"铭旌"、大灵车，奉魂帛、香火在后。丧家的人们一边哭嚎，一边步从。

下葬，放下明器，下誌石。

返回时有途中哭，望门哭，至家哭等礼仪。

最后要奉神主于祠堂。题神主要请善书的书法家，题的人要洗手恭敬而题。"神主"意在形归幽冥，神灵返室，可以经常祭祀。

宋代守丧制很严也很重，朝廷官和地方官父母死要守丧，谓之"丁父母忧"（《宋史·礼》卷一百二十五），"丧有三年之制"即要回家为父母守丧三年。由"御史台专加纠察，并有冒哀求仕，释服从吉者"都要报告朝廷，给以处分。

各品级官吏丧礼等次不同，"五、六品常参官，丧舆舁者（抬棺材人）

二十人，挽歌八人，明器三十事，共置八床（放明器用）；七品常参官舁者十六人，挽歌六人，明器二十事，置六床；六品以下。。舁床十二人，挽歌四人，明器十五事，置五床，并许设纱笼二。庶人，舁者八人，明器十二事，置两床，悉用香舆、魂车"（《宋史·礼》卷一百二十五）。至于丧车的形制，棺饰的多少以及执铎人、引棺人、旁侧引官人，唱挽歌人的人数，都与官职高低有关。《宋史·礼》记载：三品以上四引（引棺人），四披（旁侧引棺人）六锋，六翣（棺饰），挽歌六行三十六人；四品：二引二披、四铎、四翣（棺饰），挽歌者四行十六人；五品六品挽歌八人；七品八品挽歌六人；九品，挽歌四人。其持引、披者，皆布帻、布深衣、挽歌，白练帻，白练褠衣，皆执铎、綍，并鞵袜。诸四品以上用方相。至于庶民百姓，只用憋甲车，灵车上不准用。。（车幔）、襈（边缘装饰物）、画饰。士庶人丧礼"不得用道、释威仪及装饰异色人物前引"（《宋史·礼》卷一百二十五）。

宋代民间火葬所在多有，"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监登闻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甚者焚而置之水中""（《宋史》卷一百二十五），"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范同认为"方今火葬之惨，日益炽甚，事关风化，理宜禁止"。朝廷"从之"。但由于人民贫困，地少人多，实行不通。"二十八年（1158年）户部侍郎荣薿言："臣闻吴越之俗，葬送费广，必积累而后办。至于贫下之家，送终之具，唯务从简，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势难遽革。况州县休息之久，生聚日繁，所用之地，必须宽广。。既葬埋未有处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贫下之民并客旅远方之人，若有死亡，姑从其便。"诏依"（《宋史》卷一百二十五）。直至宋末火葬之俗也未能禁。宋是我国火葬现象大量出现的时期，特别是南宋以后在南方尤为盛行。

宋代丧礼废弛的情况很严重。统治阶级追求享乐成风，在治丧期间有的人还要奏乐歌吹饮酒行令。朝廷为此专门颁布命令加以禁止，太宗九年（984年）诏曰："访闻丧葬之家有举乐及令章者，盖闻邻里之内，丧不相舂，苴麻之旁，食未尝饱。。何乃匪人，亲罹爨酷，或则举奠之际歌吹为娱，灵柩之前令章为戏，甚伤风教，实紊人伦。今后有犯此者，并以不孝论，预坐人等第科断。（有关人员不许科举考试）所在官吏，常加觉察，如不用心，并当连坐"（《宋史》卷一百二十五）。

五、宋代社会组织习俗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定型的时代，一方面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已经确立，作为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乡村家族组织得以构建和加强；另一方面由于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庶民阶层兴起，社会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城市工商经济繁荣，市民阶层与市民生活构成了宋代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我们专门探讨宋代民间社会组织习俗。

（-）家族组织习俗唐末五代以来的社会动乱，使隋唐时期显赫一时的门阀士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以血缘为纽带的旧式宗族组织随之瓦解。宋代初年，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家族自治组织对于稳定地方的重要，因此一些封建士大夫在倡导理学思想的同时，极力呼吁重建新的家族制度，"收宗族，厚风俗"（张载：《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第258　页）。并且身体力行，在地方建立典型的家族组织模式，以引导风俗。同时，庶民阶层在人身依附关系相对自由的情况下为了自救，自助，为了维护本家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希望有一个团聚的组织形式，以实现自己在心理上的归属需要。因此，新的家族制度在理学家的大力提倡、官府的鼓励扶助和庶民地主及自耕农的响应下得以建立。新的家族组织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1。族长宋代的封建家族组织常常选立官僚地主为族长。宋代以前的封建家族组织主要是按姓氏、门第论高下的世家大族，以嫡长继承制的方式选立宗子作为族长。宋代的家族组织则不强调这一嫡长继承的血缘原则，更多地从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管理能力方面考虑族长的人选。族长是一族的最高首领，对内主持宗族祭祀，管理族产，执行对族内人员的赏罚，协调族内关系；对外协助官府管摄本族成员，催交钱粮，处理与乡里邻族的关系等等。

2。族规宋代家族组织依靠"家法"、"义约"、"规矩"等条法即族规来管理控制族人。这些族规有的明确地著之于文字，有的只是尊崇传统的习惯，但无论是成文法还是习惯法，对族众都有着严格的约束作用。族规的内容大多侧重在家族伦理、纲常名教、勤俭持家、戮力本业、完纳国赋、息灭争讼等方面。族规的原则是规范族人行为、协调族众关系。北宋中期，京兆府兰田人吕大钧制订了《乡约》、要目有四点：①德业相劝；②过失相规；③礼俗相交；④患难相恤。南宋中期，朱熹又根据这一《乡约》加以修订，撰成《增损吕氏乡约》，流行于世（《朱文公文集》卷七四）。这一乡约虽然不是家族组织的规约，但显然对宋代"家法"、"义约"等影响很大。我们从这一些文献中的例子来看宋代族规的实施。吉州永新人颜诩，全族百人，"家法严肃，男女异序，少长辑睦，匜架无主，厨馔不异"（《宋史·孝义传·颜诩》）。绍兴府会稽县裘氏家族，同住一村中，世推一人为族长，族长要惩罚违反族规的族人，习惯用竹箄，竹箄是世代相传家族刑具（王栐《燕翼贻谋录》卷五，《越州裘氏义门旌表》）。杭州金谿县陆氏家族，由一位最长者任"家长"，总管全家之事。每年选派子弟分管田畴、租税、出纳、厨炊、宾客等家事。公堂田只供给米饭，菜肴各家自办。私房婢仆，各家自己供给，但准许交米附炊。宾客到，则先由主管宾客者会见，然后请家长出见，款以五酌，仅随堂饭食。每天早晚，家长领子弟到祠堂请安致礼，子弟有过，家长聚集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告于官，屏之远方。"清晨，击鼓三叠，一名子弟高唱："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懒惰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虚空自有神明听"。又唱："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从唱词内容看，可能出自陆九渊兄弟之手。

3。族产族产在宋代以义庄的形式出现，族产是家族组织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

家族为了团聚族人，缓解个体家庭因破产而流亡的威胁，也为了培植本族的政治势力，都置办了一定的族产。族产的来源多为本族官僚士绅或富家大户捐献的私产，因此这种以田亩为主要形式出现的族产，称为"义庄"。范仲淹是宋代"义庄"的著名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到皇祐二年（1050年）间，在苏州、长州、吴县置办良田十多顷，将每年所得的租米，自远祖以下各房宗族，计口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他将这些田产名为"义庄"，由各房中挑选一名子弟掌管，又逐步立定"规矩"，命各房遵守。对族产的分配享用，范仲淹亲自定下十三条"规矩"，规定各房五岁以上男女，计口给白米，每天一升；冬衣每口一匹，五岁到十岁，给半匹；族人嫁娶、丧葬，则分等给现钱。在以后的"续定规矩"中，进一步规定，义庄的经济管理有相对的独立性，即使"尊长"，也不得侵扰干预义庄掌管人的"依规处置"；族人不得借用义庄的人力、车船、器用，不得租佃义田，义庄也不得典买本族人田土（《范文正公文集·建立义庄规矩》）。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保证族产的稳固性，防止族众对族田的侵夺。范氏义庄为宋代家族组织提供了样板，许多官僚士绅竞相仿效，置办义庄，周济族人，成为当时令人夸赞的义举，北宋后期，官员吴奎、何执中、张存等纷纷"买田为义庄，以周族党朋友"（《宋史·吴奎传》）。这时国家立法，允许高级官员占"永业田"十五顷。"永业田"不许子孙分割典卖，只供祭祀；有余，均赡养族人（《续通鉴长编》卷四一四，卷四七八）。政府鼓励官员置办义庄性质的"永业田"。

除了官员独立置办义庄外，还有族人共同筹办的族产，如官员汪大猷在乡里率先捐田二十亩，倡办义庄，族众欣然响应（《宋史·汪大猷传》）。宋代的族产一般沿用范氏义庄的"义田"、"义屋"等名称，有的地区称为"公堂田"，有的专门设置"祭田"或"蒸尝田"，供应祭祀之用。族产原则上属家族公有，不得典卖、转让或馈赠。凡家族成员名义上一律平等地享有族产。族产的收入主要用来周恤族人，举办祭祀活动，兴办"义学"，资助本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及承办公益事业，如凉亭、义渡等。族产为宋代以后的家族制度提供了物质保障。

4。祠堂祠堂是家族组织的象征和活动中心。每个聚居的家族，必有一个至几个祠堂。宋代家族组织首先建立祠堂，并把它作为祭祀祖先，举行典礼，议论决定族内大事的活动中心，它与唐代品官、士族建立的家庙有了很大的区别。朱熹、陆九渊是建立祠堂的倡导者。朱熹在《家礼》一书中对设置祠堂的重要性和祠堂规制作了论述。认为祠堂的设置体现了"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由于当时一般士庶都不得立庙，为跟家庙相区别，"特以祠堂名之"。他主张在居室之东建祠，由宗子主持，子孙不得据为己有。祠堂内设四龛，供奉高祖以下先世神主。还规定了祠堂内设祭器以及祭祀的仪式、服装等（《家礼·通礼·祠堂》）。后来民间祠堂多以《家礼》的设计为根据。这时抚州金溪的陆九渊已经为本族建起了"祖祢祠堂"，每天清晨，家长率领子弟"致恭"于此，"聚揖"于厅，妇女在堂上道"万福"，晚上同样有这样一套仪式。

祠堂是祭祀祖先的特定场所，每逢春秋祭祀，全族聚会，沐浴斋戒，齐集祠堂，由族长或宗子主持，设礼致祭。通过祠堂祭祀，族人时常瞻仰祖宗仪容，唤起他们同根同源的家族意识，增强家族的向心力。同时祠堂也是族长向族众宣讲家族伦理、封建礼法的讲堂。祠堂祭祀仪式开始之前，往往由族长本人或指派专人向族众"读谱"，讲述祖宗艰难创业的历史，宣读家法族规，宣讲劝诫训勉之辞和先贤语录。祠堂还是家族的重要议事场所，族内有重大事情，如推选族长、兴建祠堂、续修族谱、购置大片族产、同邻族打官司等等，都要在祠堂内宣布决定。祠堂也是家族的法庭，族长对那些公然违抗族规的子弟，一律在祠堂当众执行家法。祠堂自宋代创建后，日益发展，元、明以来，不仅"族必有祠"，而且其规制也愈加周密。

5。族谱族谱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纽带，是表明血缘关系的凭证，宋代家族组织依靠族谱来结合族人。

宋以前的谱牒记录的世家大族的家史，主要用来夸示门第，并由官方的图谱局记录副本，核实备案，作为任用官吏的依据。宋代不置谱官，族谱都由私家编修，主要用来"敬宗收族"。在范仲淹举办义庄的同时，欧阳修、苏洵不约而同地率先编写本家的族谱，并提出了编写族谱的方法和体例。欧阳修、苏洵都采用"小宗之法"（五世以外则易宗）。欧阳修的"谱例"是："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而别自为世。"原则是以远近、亲疏为别，"凡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居士外集》卷二一，《欧阳氏谱图序》）。苏洵的"谱法"是"凡嫡子而后得为谱，为谱者皆存其高祖，而迁其高祖之父"。欧、苏编写族谱的目的是为了"收族"，无论贫贱，只要是亲者、近者都应该"收之"，以此结合、维持家族组织。宋仁宗以后，欧阳修、苏洵的族谱成为宗谱的范本，影响极为深远。南宋的许多官员都为本族编写族谱，据《宋史·艺文志》载录，著名族谱有一百一十部，计四百三十七卷。

族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全族的世系和血缘关系图表，这是家谱的最基本的内容，一般占90％以上的篇幅。世系图表中详细记载全族男子的名讳、字号，生卒年月、葬地、配偶姓氏及生卒年月等，以及子、女名等。二是刊载家法族规及家范家训等。三是祠堂、祖茔、族产公田的座落方位、形胜地图，以及义田记、墓志铭、买地契等等。四是家族的历史源流，对家族的迁徙、定居的情况有简明的追述。族谱的编修在宋代还属于开创阶段，元明之后，修谱之风逐步盛行，对族谱纂修的时间、义例及族谱的保存都有明确的规定，族谱成为宋代以后家族组织习俗的一个重要表现。以族长为主导，以族规为行为轨范，以族产为物质基础，以祠堂为活动中心，以族谱为血缘关系的维系工具的家族组织在宋代初步确立下来，这种严密的家族组织习俗在宋以后得到不断的传衍和增强，表现出鲜明的宗法社会特色。

（本节参考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12月版）

（二）"社　会"

社会即结社赛会，是民间自发的松散性社会组织，多形成于城镇居民中。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城居人口显著增加，城市生活丰富多采。每逢节庆日人们都以各种形式结社聚会，在临时性的民间组织下开展各项社会活动。城市的"社会"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1。祭祀性的斋会祭祀性质的斋会是城市"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凡遇神仙诞日，城居市民要举行各种社会。正月初九日，玉皇上帝诞日，杭州的富户要在承天观阁上建会。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诞辰，四川籍的仕宦之人，就观建会。二月初八日桐川张王生辰，三月二十八日东岳诞辰，四月初六日城隍诞辰，四月初八日诸社朝五显王庆佛会，九月二十九日五王诞辰，"每遇神圣诞日，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迎献不一"（宋吴自牧《梦梁录·社会》卷十九）。

佛教信徒常常举行大规模的斋会，如上天竺寺的光明会，参加者都是富豪之家，施以大烛巨香，助以斋资供米，举办奢华法会，让僧人礼忏三日，乞求福佑。"斗宝会"，参加者是女性信徒，她们均为府室宅舍内司之府第的娘子、夫人等，这些贵妇人选择每月的庚申日，在一起诵念《圆觉经》，作庚申会，由于娘子、夫人俱带珠翠珍宝首饰赴会，所以人们称为"斗宝会"。还有茶汤会，茶汤会由杭州城东城北的教友出资建立，每遇山寺建会设斋，或神圣诞日，他们就专门设置茶汤供应。四月八日西湖举办规模盛大的放生会，聚众数万人，府主在西湖放生亭设醮祝诞，士民、游人在湖中放生，放生物一般为飞禽、乌龟、螺蛳之类（《西湖老人繁胜录》）。宋代在杭州还有一种净业会，由太平兴国传法寺承办，每月十七日集善男信人，十八日集善女信人、入寺诵经，设斋听法。年终将聚集的赀金，建药师道场七昼夜，结束本年度的净业会（《梦梁录·社会》卷十九）。

2。娱乐性的民间结社消闲娱乐性的"社会"，是宋代城市民间生活的又一重要形式。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人员往往团聚在不同的社会之下，如演杂剧的绯绿社、蹴球的齐云社、唱赚的遏云社、要词的同文社、相扑的角牴社、清乐的清音社、射弩的锦标社、花绣的锦体社、使棒的英略社、小说的雄辩社、行院的翠锦社、影戏的绘革社、梳剃的净发社、吟叫的律华社、撮弄的云机社，这些娱乐业的社会在特定的节日期间都有突出的表现（周密《武林旧事·社会》卷三）。其中以七宝社、马社为最。七宝社又叫七宝考古社，是富豪市民互相欣赏奇珍异宝的社会，有珊瑚树、玉带、玉花瓶、尺壁、寸珠、水晶、猫睛，璀灿夺目。马社，以赛马为内容，天骥神骏，各展风采，参予者多为府第内官。

文士则有西湖诗社，这是临安（杭州）行都给绅之士及西方流寓的读书人文会式的结社，他们在一起诗词唱和、寄兴适情，诗词作品脍炙人口，流播四方，这种文人结社又与上述诸社有着显著的区别。

武人的射弓踏弩社也是当时较有名气的社会，本社对入社者有严格要求，入社者必须会攀弓射弩，武艺精熟，否则不可入社。这是武士切磋武艺的民间团体（《梦梁录·社会》卷十九）。在河北民间近山谷处有弓箭社，这里百姓自相团结，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选家庭富实。武艺高强者为社头、社副、录事，他们带弓下地、佩剑上山，私立赏罚，严于官府（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九传说社第499　页），这又非一般的城市社会，它是民间武装自卫组织。

除了祭祀、娱乐性质的社会外，宋代民间的社也开始出现了黑社会的苗头，如耀州豪姓李甲结客数十人，号称没命社、章丘民聚党村落间号称霸王社，扬州一群悍士行侠于闾里号称之命社（《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九传说社第499　页）。

宋代"社会"的发达与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市井生活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政府对这种民间结社并无限制。

（三）行业组织习俗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从业人员日益增多、社会分工更加细密，行业组织愈趋发达。宋代城市工商及服务业，无论经营内容大小，"皆置为行"（耐得翁《都城纪胜·诸行》），几乎每个行业都建立了自己的行会组织，行会首领称行头、行首，行老，铺户又称为行户。北宋东京（今开封）的行业组织众多，据记载有肉行、鱼行、果子行、牛行、马行、梳行、纸行、茶行、米行、麦行、糠行、面行、薑行、金行、彩帛行、彩色行、竹木行、大货行、小货行、骨董行、香水行、花行，以及供水的水行、送殡的杵作行，介绍雇佣买卖的牙行等等。南宋临安（杭州）有南北猪行、海鲜行、纸扇行等414　行（《西湖老人繁胜录》）。这些行令组织的建立虽然表层的原因是为了应付官府的科索，为官府提供产品或力役服务，但真正内在的原因是为了适应工商业、服务业发展、竞争的需要而建立的，它是工商诸业自我保护、自我约束的民间自治组织。虽然宋代行会还不具备后代行会的严密制度和组织，但已初步显现出以下三种功能。

第一、行会的规范功能。宋代的行业有一定的"规格"，这种"规格"

是规范性的行规的体现。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饮食服务业人员，一律将新鲜的食品装在洁净雅致的盘合器皿之中，以车推担挑的形式发卖，"食味和羹，不敢草略"。从业人员有一定的"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就连乞丐群落也是如此。行业人员各有一定的服色，"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例如，卖药卖卦者，皆高冠博带；香铺裹香人，顶帽披肩；质库掌事，着皂衫角带，而不顶帽。街市行人见其"服色头巾"，便能辨其是何行当。行业服色为各行从业人员自觉遵循，"不敢越外"（《东京梦华录·民俗》卷五）。这种职业性服色现象，既是行业人员身份的象征，也是行业规范的表现，是行会组织的特点之一。

行会的规范性还体现在力役工钱和产品、货物价格的统一上。民间办丧事，承办丧事的行业有一定的"体例"，用什么样的仪仗，皆有定价，按照行会的习俗规矩，用什么器物，多少价钱，是不能随便要的，抬高或降低价钱，都会受到同行的反对。

第二、行会的服务功能。规范与服务是相互关联的，规范有较强的约束性，服务主要是为了适应行业发展的需要。宋代行会服务的功能有两种，一是对内的经营协调，如牙行行老负责给需要雇觅人力的雇主"引领"可靠的雇工、脚夫、仆人，行老之间也有分工，如"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东京梦华录》卷三雇觅人力）。各行为了便利本行交易，有大致的铜钱折算比例，如每百钱的实有数，街市通用七十五文，鱼肉菜行以七十二文充当百钱，金银铺七十四文、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文学五十六文，"行市各有长短使用"（《东京梦华录·都市钱陌》卷三）。各行使用不同的钱陌，有利于本行的经营价格的协调。二是对外代表本行利益与官府进行交涉。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东京肉行徐中正等26家中下户向官府提出愿纳免行钱600　文而不再向官府供肉的问题，其他行会起而响应，揭开了宋代乃至以后历代工商业者争取以钱代役的序幕。实行免行法后，经过一段实践，又有160　余行愿依旧供应物资或人力，但不久又有彩色等13　行愿再纳免行钱。无论是纳、是免，都具有代表本行利益与官府进行交涉的性质。至于宋初东京工商业者因物价问题而开展的反官府勒索的全市性罢市，更是诸行同官府斗争的一次鲜明体现，"廛市之间，列肆昼闭"（《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二），惊动了宋太祖赵匡胤，并为此下达了不准"二价"的诏书。

第三、行会的独占功能。宋代的行会有较强的独占性，有一定的"则例"和"地分"。东京民间吉凶筵会，或假赁各种用具，均有专门的服务行业帮办，这些职业服务者称为"四司人"，"四司人"从下帖请客到安排坐次全部承办，主人只出钱而已。但这种"四司人"各有"地分"，即只能承揽一定的服务范围，不能随意越过本司原有的传统范围，去抢别人的生意。这种"地分"的独占，也反映在水行上，"其供人家打水者，各有地分坊巷"（《东京梦华录·诸色杂买》卷三）。掏粪业同样如此，杭州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天有出粪人专门收粪，这些人各有主顾，不敢越分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梦梁录·诸色杂货》卷十三）。由此可见，不仅行与行之间有专营范围，就是在行业内部也有"地分"的划分，以防止同业人员的竞争。

从以上的具体事例看，宋代的团行、行户已初步具备了行会的基本特征，它在城市经济生活中起着较为重要的组织作用。

六、宋代民间信仰宋代是一个充满神异色彩的朝代，上至封建帝王，下至庶民百姓，对神仙、巫觋、先兆无不崇信，在民间信仰上显现出庞杂而神秘的特色。

（一）先兆信仰先兆信仰，是根据事物的征兆预知人事的吉凶祸福。宋代士人崇信先兆，凡事必与其先之征兆联系起来。宋人先兆信仰主要由以下三种活动构成。1。相面术相面术也叫相人术、相术。相术本称风鉴，意思是对人或物有鉴别照察之明，在汉魏时期为品藻人物风采神韵的方法。宋代"风鉴"已变为根据人物颅相状貌预测吉凶祸福的相人之术。宋代出现了一本对后人影响较深的相面专著--《麻衣相法》。《麻衣相法》相传为宋代善于相面的僧人麻衣道者所著。宋初的陈抟曾就学于麻衣道者的华山石室中，成为麻衣相法的正宗传人。据记载，钱若水少年时拜谒陈抟于华山，陈抟说："明日当再来"，第二天，钱若水如期前往，看见有一老僧与陈抟拥着地炉而坐。僧人盯着若水，久久没有开口，以火钳在炉灰上画"做不得"三字，又缓缓地说："激流中勇退人也"。若水告辞，陈抟也不挽留。原来陈抟以为钱若水有仙风道骨，但不能确定，特请麻衣道者面相，麻衣道者觉得若水没有灵根，"做不得"，所以不留若水，但对若水前程已有预测"急流勇退"，后来钱若水官至枢密副使，却在四十岁的盛年之时退隐（宋邰伯温《邰氏闻见录》卷七），果如其言。

宋代操相术的相士甚多，著名相士多活跃在士大夫中间，对他们的官运命理多有先知之言，士大夫大都信验这些先兆故事，如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中列有"先兆"一章，其中有一则有关寇准的故事：寇准十九岁即考中进士，有一位善相者对他说："你相貌非常尊贵，但科举及第太早，恐怕不能善终，若功成早退，或许可免大祸。这是从你的颅相中反映出来的"，后来寇准作了年轻的宰相，果不善终，被宋真宗贬死雷州。宋神宗时京师相术者屡有先见，元丰中，王安礼颇受神宗信任，准备任命要职，但宰相王挂极力阻止，一次他乘间上奏说："京师的相术者，都说王安礼明年二月作执政"。神宗闻之大怒说："执政升职由我说了算，岂由术者之言？"不久，果然应当由王安礼递补，但神宗故意拖延。到了第二年春天，安礼依然官拜左承相。王珪说："陛下怎么违背自己前面说的话呢？"神宗沉默了很久说："我偶然忘记了，可能真是有天命呀。"

2。轨革轨革为宋时盛行的卜卦之术，卜者以卦像附会人事，预言吉凶。轨革方面的著述很多，有《轨革秘宝》、《轨革指迷胆决》、《周易菥蓂璇玑轨革》、《轨革金庭王鉴》、《轨革传道录》等（《宋史·文艺志》五行类、蓍龟类载录）。这些轨革术的著述，反映了宋人对轨革的好尚。

轨革常以卦像示意，蔡京当国时，士大夫问轨革，往往画一人戴草而祭，暗指"蔡"字，意即士大夫要升官晋级，必由其门。童贯用事时，又有地上奏乐者卦画、为土上有音"童"字之意，等到蔡京、童贯免职后，这样的卦画也就不再出现。绍兴年间（1131-1160年）秦桧专擅国柄，占卦者常占得三人各持禾一束的卦画，意为"秦"字，及秦氏废，也没有人再占得此卦（陆游《老学庵笔记》）。费孝先为当时轨革名士，"世皆知名"，但轨革之术非其首创。据苏轼提供的材料看，至和二年（1055年），成都人费孝先，初到眉山，游青域山，访老人村，坐坏了一张竹床）费孝先觉得过意不去，意欲按价赔偿。老人笑着说："你看看竹床下边的字这上边说"此床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为费孝先所坏"，成坏自有定数，你为什么要赔偿呢？"孝先知道自己遇上了异人，于是留下来拜老人为师，老人传授他《周易》及轨革卦影之术。五六年后，费孝先名闻天下，王公大人皆不远千里以金钱求其卦影。费孝先以此致富。孝先死后，四方治其学者，到处都有，他们皆自称出于费氏（《东坡志林·费孝先卦影》卷三）。

在吴中市肆有一位精轨革术者，颇有名气，士人韩中孚将北游京师求学，行前，他慕名请这位术者卜一卦，只见卦影显示的是：一金章紫绶人，旁边有一贲色瓶，又有一人处圆圈中。术士告诉韩中孚说，君此行未必能到京师，中途必为贵人所留。韩中孚并不相信，走到南徐，适逢与其关系很好的朱行忠作郡守，他听说朋友到了，热情迎致郡府。朱行忠平生钟爱一只黄色酒壶，因出以待客，郡府林圃中有一草庵，其状甚圆，中孚寝于其间，"与卦影所画无一不验"（瞿宣颍《中国社会史资料丛钞》甲集轨革），宋人认为轨革是如此灵验，出行要问卦影、求官也要问卦影、绍兴二年（1132年）庐陵董良史廷试之后，请红象道人作卦影，"欲知其低昂"（宋洪迈《夷坚志·第十红象卦影》甲集卷）。轨革成为宋代士人解除心中疑惑，预测未来的重要手段。

3。梦兆宋代人十分相信梦兆，认为梦的征兆很灵验，对梦境有各种神秘阐释，在宋代的笔记小说中有不少梦兆灵验的记述，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宋人对梦兆是如何的崇信。庆历年间（1041-1048年）王元规梦一术士，他求访将在何地为官，官期早晚，那人写八个字给他，"时生一阳，体合三水"。他醒后不解，可是到上任时，一看才明白，任时正是冬至，所以"时生一阳"。官为河南府清河主簿，河、清河"体合三水"（见《渑水燕谈录》"先兆"）。宋徽宗曾梦钱王再三乞还两浙，第二天与郑皇后说，"朕咋夜被钱王索取两浙甚急"。郑皇后答称："昨夜妾亦作此梦。"片刻，有人来报，韦妃生了皇子，即后来的高宗。过了三天，徽宗前往探望，与韦妃开玩笑说，"酷似浙脸"，因为韦妃籍贯虽属开封，但原先曾占籍浙江。此梦竟成了南渡之谶（《宋稗类钞·符命二十三》卷一）。

宋代民间的先兆信仰除了相术、轨革、梦兆三类外还有谶言签语及与之相关的诸种忌讳习俗。

宋代很流行谶语式的预言，如徽宗宣和末年，有人题字数行于宝篆宫瑶仙殿左扉："家中木蛙尽，南方火不明。吉人归寒漠，亘木又摧倾"，开始人们不解其意，后来金兵入侵，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被俘北狩，人们方知家中木为"宋"，南方火，为火德，吉人、亘木为二帝御君（《宋稗类钞·符命三十九》卷一）。宋朝皇帝也相信谶言，宋高宗自建康避兵进入浙东，来到萧山，有许多人列拜于道侧，前面一人自揭说："宗室赵不衰"，高宗大喜，"符兆如此，吾无忧矣"（《挥麈后录》）。

宋人还有求签的习俗，各处神祠以诗为签语，祈祷抽签者，以签上诗语，占卜吉凶，这种求签风气宋初已有之。陆游曾在射洪白崖陆使君祠祈祷，得一杜诗签，有全家归隐鹿门之语。苏东坡绍圣元年（1094年）贬官南迁，在虔州谒祥符宫，忧患之余，以签卜之，得吴真君第三签，签语说："平生常无患，见善其何乐；执心既坚固，见善勤修学"，东坡得签再拜受教，以此自厉，"不敢废坠"（《东坡志林·记真君签》卷三）。

宋代还盛行避讳之风，认为犯违，就会有损尊者、贤者，这种语言禁忌习俗与先兆信仰有一定的关系。宋代国讳禁忌严厉，宋代帝王的庙讳常有五十字之多，读书人必须牢牢记住这五十字，一旦在文章中出现这些字，就一辈子求不到功名。据《能改斋漫录》、《容斋随笔》、《曲洧旧闻》等书记载，宋政和三年（1113年）六月，皇帝御笔令天下道士不得称宫主、观主，僧尼不得称寺主、院主、庵主。稍后又批准朝廷官员李宽、赵野的奏请，禁止臣民用龙、天、君、玉、帝、上、圣、皇八字作为人名和字号。于是，当时的朝廷官员毛友龙不得不改名为毛友，叶天将不得不改名为叶将，葛君仲改为葛师仲；卫上达只好叫卫达等等，这是国讳。还有家讳，宋初，刘温叟因为父亲名岳，他就终身不听乐，并不去五岳游玩。吕希纯因父亲名公著，便不做著作郎。

（二）祠　祭祠祭指对世间诸种神祗的供奉与祭祀。宋代是诸神信仰普遍化的时代，宋代人不仅对历代旧神加以整理改造，而且还加封了许许多多的新神，天地山川、家家户户，无处无神。

1。官民共奉的主神宋朝对列入祀典的国家主神祭祀十分隆重而虔诚，形成固定的"祀神节"。祀神活动一般由官府主持，民间"社会"参予，兴师动众，轰轰烈烈。宋朝祀奉的主神有：（1）天地之神人生天地之间、天地之神很早以来就为人们所景仰崇拜。宋《开宝通礼》称："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然，则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讬之于天，故称上帝"。这里的天神，是日月星辰及天体运动的形象，以星辰为座，有昊天上帝、天皇上帝、五方上帝、感生帝等等（《宋史·礼志二》），它们与道教的玉皇大帝等神仙无关。皇帝称天子，即种天神的儿子。对天神的供奉，是宋廷的一项重要活动，祀典由太常掌管。其中祭天之礼，是最隆重的典礼。明堂大祀，三年举行一次，由皇帝亲自主持。为了备办这次大礼，朝廷上下紧张忙碌，专门委派五使执事官负责，准备各色仪仗，安排各项程序，提供各种所需的祭物和赏赐的绢帛银两。大祭之前还要反复举行车辆仪仗的演习，"御街观者如堵"，京师百姓纵观取乐。祭社之日（九月逢上辛日），皇帝登上郊台青城殿，等到三更时上坛行礼，祭毕回宫，天明皇帝车驾到丽正门，举行大赦仪式，通事舍人在宣赦台上宣读皇帝赦书，传旨将台下戴枷罪人开枷释放，狱卒、罪人山呼"万岁"、"快活"，并大赦天下（《梦梁录》卷五）。

地神祭祀主要祭后土之神，"夏至日祭后土皇地祗"（《梦梁录·祠祭》卷十四）。地点在北郊，神性上属于天子之母，虽然北郊祭祀的规格上略低于南郊，但宋代帝王也常"亲祀北郊，并依南郊之仪，有故不行，即以上公摄事"（《宋史·礼志三》）。

天地之神被看作皇家的保护神，祭祀活动为皇家所垄断，臣民百姓虽然可以纵观这一盛大的祭祀天地仪式，但不许祭天。宋仁宗时，越州民曾"每春敛财，大集僧道士女，谓之祭天"，为官府"下令禁绝"（《宋史·张友直传》）。

（2）社稷之神社稷是土地神与谷物神的合称，二者代表了农业之神。农业是传统社会的立国基础，农业受到头等的重视，因此社稷成为国家的象征。宋代社稷神受到普遍的祭祀，"自京师至州县，皆有其祀"。社稷之祀，坛而不庙，承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先前社坛之主以土为之，宋代始改为石主，"取其坚久"（《宋史·礼志五》）。社稷祭祀，一年分春秋两次祭祀，州县社稷合祭，京师则分设太社、太稷。州县社稷祭祀必须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主持，"非有故不得差官"，即除非有特别的原因，否则不得派官代理。牲用少牢，礼行三献，还要致斋三日。宋代曾有这样一段趣事，张湍任河南司录时，正赶上当地府尹筹备祭社之事，有人将祭祀用的猪买到，并送给府尹，而这只猪夜晚突然跑进了张湍之家，湍不问来由，即捉而杀之。府尹赶来问其原因，张湍说："律云：猪无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时杀之勿论"。府尹大笑，为此再买了一头猪。可见社稷祭祀中，猪是少不了的牺牲。

（3）山川之神山岳川泽，无地无神。其主要者，有如下诸神：五岳神是山神的代表，在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各立有岳神庙，分为五方，管辖全国。如北岳神："西起太行，东属碣石，南至于河，皆神所食"（《苏轼文集·春祈北岳祝文》卷六十二）。五岳中以泰山为最尊贵，因其位于东方，古人认为有生长哺育的意义，是生命之神。其他四岳只是在本境内立庙祭祀，唯独东岳庙遍布各地，称作"行祠"，东岳庙会成为全国性的祀神节。

五岳之神的信仰，自古已然，到宋代登峰造极，不仅提高了神格，"尊五岳而帝之"，而且不断增修庙宫，"崇饰宏大"（韩琦《韩魏公集·安州重修北岳庙记》卷一）。宋朝对五岳"帝神"的祭祀十分隆重，祭祀之礼，皆有官方主办，一年一次，地方官员负责日常祀事。立春日祀泰山、立夏日祀衡山、立秋日祀华山，立冬日祀华山，土王日祀嵩山（《宋史·礼志五》）。五岳之神不仅朝廷盛重其祠祭，民间亦普遍信仰崇奉。如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圣帝诞辰，各地举办庙会，祭祀东岳神。"其神掌天下民之生死，诸郡邑皆有行宫奉香火"，仅杭州一地就有行宫五处，南宋都城士庶在东岳神诞前后，纷纷前往诸行宫，有的专献信香，有的为带枷重囚祈佑，有的许愿、还愿，各色行会铺户有组织地前来奉献异果名花，精巧面食，有的还就东岳庙殿庑举办法会而祈寿，连乞丐也在吴山行宫献彩画纸幡，"其社尤盛"。庙会期间，"舟车道路，络绎往来，无日无之"（《梦梁录》卷二、二十八日东岳圣帝诞辰）。

与五岳之神对应的是四渎之神，四渎神分别为长江神、黄河神、淮河神、济河神，其中以长江神为尊。沙市的长江神，被宋廷封为"昭灵孚应威惠广源王"。宋又封河渎为显圣灵源王，淮渎为长源王，济渎为清源王。逢旱涝之灾，皇帝颁诏祈请祝文，都是将四渎并称于五岳之后的。沿岸居民、渔民、船夫和商旅，更是有事无事都要祭祀拜谒，以求平安。宋代还在京城设海神坛，祭江海神，春秋二季的仲月派遣从官行望祭礼，规格是太祀。海神也被加封为王，如东海为渊圣广德王，南海为洪圣广利王，西海为通圣广润王，北海为冲圣广泽王（《宋史·礼志五》）。

（4）圣贤之神宋代祠祀的对象还包括"先贤名哲道德之士，御灾捍患以死勤事功烈之臣"，圣贤之士、忠烈之臣常能体现一种人善性的力量，为后代所膜拜。这些人神的祠庙有官方立的，也有民间立的。太学在每年春秋仲月的上下日，祭先圣文宣王，从祀的有亚圣、十哲、七十二贤人。各州县学无不有先师之祭。武学祀昭烈武成王，配张良及历代忠臣烈士。除学校集体祭祀先贤忠义之人外，民间各地也多有圣贤之祠庙。杭州有夏禹王庙、汉留侯祠、汉萧相国祠，真定有赵普庙，熙河有王韶庙，定州韩琦庙等等。韩琦任定州地方官时，深得当地人推崇，百姓曾赴京乞求为其立生祠，当时虽未获批准，但在韩琦去世后，"州人竞为公庙，后又诏载于祀典"（《韩魏公集·家传》卷十三）。以后每逢韩琦生日，"士女焚香于堂，小民献技于庭者，终日不绝"（《韩魏公集·别录》卷二十）。民众对于有德之人、廉洁之官是常常追念的。

2。民俗诸神民俗诸神指民间广泛信仰的各种神灵，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常以民众保护神的形式出现，有的虽然也列入官方祀典，但从其神性来看，民俗意义更强。

土地神　民间信仰的土地神，与国家的社神有所区别，"社"泛指土地、国土，土地神则是狭义的某地之神。土地神由古代的"中霤"演变而来。《礼记·郊特牲》："家主中霤而国主社。"孔颖达疏云："中霤谓土神。"土地神祠在宋代大量出现，宋人祭祠土地，将其视作某一地方或某地一家一户的守护神，南宋刘应时说："古礼祠后土氏，封境之神也；后世加祠城隍，都邑之神也；今俗又祠土地，室宅之神也"（《烛湖集·到任谒庙文》卷十三）。这种安靖地方的"室宅之神"，遍布州县及村村镇镇，州有土地、县有土地，村镇有土地，家家户户也各有土地，称"本店土地"，"吾家土地"。土地神主各地不一，有的请来名人充任，如萧何、曹参、韩愈、岳飞等都曾被一些地方祀为土地。

城隍神　城隍是"都邑之神"。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社会功能的增强，城隍受到愈来愈多的城市居民的祀奉。城隍庙始建于西汉，但在唐以前并不多见，唐代也只是在南方地区有所修建。到了宋代，却大为兴盛，城隍遍布大小城市，州县皆有城隍庙，城隍庙祀成为宋代城市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杭州吴山的城隍庙，在南宋颇有名气，"岁之丰凶水旱，民之疾病祸福，祈而必应，朝廷屡加美号"，最后吴山城隍被加封为"辅政康济明德广圣王"（《梦梁录·山川神》卷十四）。城隍所祀神主，一般为与当地有关的有德政的历史人物。如苏州祀春申君、江西祀灌婴、镇江祀纪信等。正如《明史·礼志》所说，城隍信仰："宋以来其祠遍布天下，或赐庙额，或颁封爵，至或迁就附会，各指一人以为神之姓名"。宋代城隍信仰构成了民间信仰的重要部分。

灶神　灶神信仰古代属天子七祀和诸侯五祀之中，庶人只一祀，或立灶，或立户。所以灶神自古即为民间信仰的主要神。灶神的职责与土地神有所区别，土地是守护神，灶神是监督神。宋人认为灶神"号为司命，司人家一家良贱之命"，还记人善恶，月晦之日要上天曹禀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灶神现身》后集卷二），所以民间对灶神祭祀奉事甚谨。祭祀时间，在汉代为立夏日，宋以后则改为腊月二十三或腊月二十四日。宋代祭灶颇有趣味，因为灶君要上天述奏民间诸事，为了让他到时多说好话，民间在灶君上天前特备"杯盘丰典祀"，祭品有"猪头烂热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祭祀由男性主持，女人均要回避，烧钱供酒使灶君高兴，请灶君不要将家庭主仆矛盾及猫犬无礼等事告诉上天，"送君醉饱登天门"（范成大《祭灶祠》）。东京（今开封）人在腊月二十四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还在灶上贴灶马，用酒糟涂抹灶门，称为"醉司命"（《东京梦华录》卷十），这与后世以麦芽糖粘灶，使灶神上天不能随意乱说的作法明显不同。

蚕神　宋代蚕桑业发展，民间祀奉蚕神甚勤。先蚕是宫廷祭祀的蚕神，宋徽宗以前多遣官祭祀，宣和时以皇后亲祀，诸命妇陪祭，为"亲蚕"之礼，是与帝王"籍田"的农耕之礼相比配的祭祀礼仪。民间祭奉的蚕神有马头娘、蚕丛、蚕姑等，各地称呼不一。宋代四川祀奉蚕丛氏，蚕从氏本为蜀地的统治者，他在治理蜀地期间，常巡行郊野，教人蚕桑，并作金蚕数千条，每岁首出之给农家。"每给一，所养之蚕必繁孳"（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八，引《仙传拾遗》），乡民感其德，因此立祠纪念，祠庙遍于蜀中，每年正月五日、三月三日都要举行盛大的"蚕市"庙会，祭祀蚕丛，蚕丛由于常服青衣，他也被四川人称为青衣神（《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蚕神祭祀民间各种各样，据秦观《蚕书·祷神》记载："卧神之日"，即孵化时，割鸡设醴以祷妇人寓氏公主（蚕神），祭神期间，不治堰，不诛草，不沃灰，不准外人进入蚕室，因为这四者，会侵害蚕神。由此可见祀蚕神及有关祀蚕神的禁忌，实际上是为了蚕宝的成长和蚕茧的丰收。

福神　宋时民俗以真武为福神，将真武神像挂在床头，早晚焚香祷请祈福。或以唐德宗朝的道州刺史阳城为福神。因为阳城曾成功地拒绝皇上要其岁贡侏儒的诏令，使道州土民从此摆脱入朝为奴之苦，造福于民，所以此后阳城被民间祀为福神。

二郎神　是宋代有名的司水之神，各地建立的灌口二郎神庙奉祀的是李冰父子。李冰因成功地主持兴修了浩大的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而受到后世民众的崇拜，四川百姓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祭赛活动，羊是主要的牺牲，"刲（kuì）羊五万大作社"（范成大《离堆行》见《石湖诗集》）。相传六月二十四日为灌口二郎生日，宋人十分重视，在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万胜门外有座二郎神庙，宋朝皇帝赐号为神保观。在二郎神生日前一天，宫廷的后苑作与书艺局等处将自己制作精巧的戏玩，如球仗、弹弓、弋射之具，鞍辔、衔勒、樊笼之类，经过皇帝面前献送到神庙。至二十四日，夜五更时分争烧头炉香，有的人事先就在庙里住下，半夜起来争先点香。天刚放亮，政府诸部门及京城各色行户纷纷前往神庙献祭，"所献之物，动以万计"，所献社火陈列在露台之上。台前各设乐棚，上演百戏，如上竿、趯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鸡、说诨话、杂扮、商迷、合笙、杂剧、叫果子、学像生、装鬼、砑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至暮呈拽不尽"（《东京梦华录》卷八）。二郎神生日，成为宋人六月"最为繁盛"的娱神娱人节日。海神天妃　她是中国著名的女性海神，她的兴起与宋代海运业的广泛开展有极大关系。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属沿海城市，南方沿海各城镇经常通过海运，把粮食和物资运往临安。海上运输业的发展需要自己的保护神，于是莆田人林默逐渐由区域性的神女上升为全国性的海神圣妃。据记载，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的时候，给事中路允迪奉命由水路出使高丽，他率领八艘大船航行在渤海之上，忽遇大风暴，一下刮沉七艘。路允迪惊恐万分，赶紧闭目祷告，"神女下凡，保我平安！神女下凡，保我平安！"刹那间海上风平浪静，路允迪靠神女的佑护，平安地避过了劫难。路允迪完成出使任务，向宋徽宗作了汇报，徽宗听说此事，亲自赐予林默祠匾额，题为"顺济"，此后神女林默祠成为顺济圣妃庙。在南宋临安的艮山门外有顺济圣妃庙，另外在城南萧公桥及候潮门外市舶司侧均有圣妃行祠。据顺济圣妃庙碑记，因为林氏"素著灵异"，因此"宣和（徽宗）赐庙额，累加夫人美号，后封妃，加号曰灵惠协应嘉顺善庆圣妃"（《梦梁录·外郡行祠》卷十四）。圣妃在宋人心目中地位很高，且频繁显灵，绍兴年间，江口海寇猖獗，神女"驾风一扫而去"，淳熙年间，岁屡旱灾，"随祷随应"，圣妃名声卓著，"多于海洋之中，佑护船舶，其功甚大，民之疾苦，悉赖帡幪"（《梦梁录·外郡行祠》卷十四），圣妃在宋代就成为官民尊奉的主要海神。此后数百年间历代加封，元朝封林氏为天妃，清初晋升为天后，祭礼也由民间祭祀上升为官方祀典。近代天妃信仰遍及海内外，闽、粤、台一带习惯将天妃称为妈祖，妈祖庙在这些地区随处可见，还随着华侨的外徙，妈祖信仰传到南海及日本欧美华人居住区。

欢喜神万回哥哥　万回哥哥是古代的欢喜之神，传说万回姓张，唐朝人，他有行走如飞的特异功能，往返一日，可行万里，故名万回。宋朝人对万回十分恭敬，他们在腊月间祭祀祖先并不十分热心，但对万回哥哥则不问省部吏曹、市肆买卖及娼妓之家无不奉祀，每饭必祭。万回哥哥的神像"蓬头笑面，身著彩衣，左手执鼓，右手执棒"（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一），民间将其作为和合之神供奉，认为奉祀万回哥哥，就可使远在万里之外的亲人回家团圆。万回哥哥对饱受战争流离之苦的宋朝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位善良的喜神，因此人们又根据"和合"的含义将万回奉为欢喜之神。

此外宋朝对崔府君、张仙、利市仙官等均虔诚奉祀。

（三）巫觋信仰巫觋信仰即民间流行的巫鬼杂神的信仰，其内容极为怪异诡秘。宋代民间生活中巫觋文化占有相当的地位，在素有神秘信仰的南部中国表现得更为突出。如"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鬼。其神怪甚诡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村村有之"（《夷坚志·丁志》卷第十九）。这些怪异鬼神在巫觋的操纵下在民间颇有影响。

在荆湖地区、民俗"疾病不事医药，惟灼龟打瓦或以鸡子占卜求祟所在，使俚巫治之"（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灼龟、打瓦、鸡子卜均为巫觋治病的巫术手段。鸡子卜即鸡孵卜，是古老的巫卜方法。卜者取鸡蛋一枚，用墨画鸡蛋四边，再焚香祷祝，然后将其煮熟剖开，视其当墨之处，根据蛋白的厚薄而定人事吉凶（《岭外代答》卷十）。岳阳人还认为乌鸦是神鸟，不敢驱赶射杀，乌鸦"穿堂入庖厨略不畏，园林果实未熟耗啄己半"，乌鸦成为鸟害，但岳阳人慑于鬼神，得过且过，只得在果子半生半熟时就采下它，所以当地人未曾见过成熟的果实。在荆南有一妖巫，"挟幻术为人祸福，横于里中，居郡县者莫敢问"，当一位县令不堪忍受，捕巫欲杖时，竟有大吏泣谏，请求不要惩罚巫者，说"治之且掇奇祸"（《夷坚志·丙志》卷二十），可见巫觋在民间的影响。

巴蜀地区，同样崇信巫觋，如涪陵百姓，"尤尚鬼俗"，父母有疾病，多不用医药疗治，而是听于巫觋。县尉李惟清曾擒大巫予以鞭笞，老百姓以为这样会闯大祸，结果巫竟不灵，风俗稍变（事见《宋史》本传）。

岭南地区，巫风更盛。"愈西南愈多诡异"，据宋人记载，岭南流行着这样几种巫鬼信仰：家鬼，家鬼即祖考，钦州村民之家，在进门的右侧用砖砌成小巷，小巷右壁留下二三寸宽的洞穴，称为鬼路，为祖考出入之路。有人进门，主人必告诫不宜站在鬼路之侧，担心妨碍家鬼出入，岁时祭祀，即在鬼路之下，陈设酒肉，命巫致祭，子孙合乐，三昼夜乃罢。城中居民则于厅上置香火，另外从堂屋开小门，以通街道，新进门的媳妇升厅一拜家鬼之后，竟不敢再到厅上，据说，倘若失足至此，"则家鬼必击杀之"，只有主妇无夫者才能至厅，家鬼在这里竟连家人都不佑护，怪异至极。挑生，挑生是岭南的一种人巫术，挑生杀人法是：以鱼肉待客，对之行厌胜法，鱼肉能反生于人腹中，致人于死地。实际上这是一种巫觋的投毒法，解毒方法也较简单，在胃膈则急服升麻以吐之，在腹中急服郁金以下之。蛊毒，广西蛊毒有二种，有急杀人者，有慢杀人者，急者顷刻死，慢者半年死，不法巫蛊常蓄蛊毒害人。新圣祠祀，新圣是广西群巫推出的杂神，说如不速祭，必将发生疠疫，里巷为之惊恐，纷纷结竹粘纸作轿马旗帜器械，祭之于郊，祭祀时家出一鸡，祭仪一完，百姓惊惧四散，巫师独携数百只鸡而归，由于岁岁祭祀，巫师定下规矩：参予祭祀的人不能接受祭胙，所以广西的巫觋每年收获颇丰，钦州巫觋尤其如此（以上均见《岭外代答》卷十）。

吴越地区、素重巫鬼，淫祠众多，三吴尤甚。这些杂神灵怪，或称太尉，或称相公，或称夫人，或曰娘子，"村民家有疾病，不服药济，惟神是恃"（《宋稗类抄·神鬼》卷七）。民间有事，必先祭祀，请求神的指示，称之为"问神"，如果神同意他的请求，即使冒险触犯国法，也在所不惜。倘若神不许其请，最终人们是不敢违背神意的。祭祀这些杂神必有牲牢，花费甚巨。如果神并不灵验，病者不治身亡，求神许愿的人仍然要按其前日许下的诺言，前往祭祀，说是不这样的话，"其祸必甚"，吴越百姓对这些巫鬼杂神丝毫不敢懈怠。"近世士大夫家，亦渐习此风"（《宋稗类抄·神鬼》卷七）。如在江南影响颇大的乩仙紫姑，传说其本为唐代一官员之妾，为主妇害死于厕中，遂为厕神。此神在宋代不堪寂寞，四出游荡，人们常能招致，她常以诗文形式预测祸福。沈括说："近岁迎紫姑者甚多，大多能文章歌诗，有极工者，予屡见之。多自称蓬莱谪仙，医卜无所不能，棋与国手敌"（《梦溪笔谈》卷二十一）。苏东坡也在黄州亲自经历紫姑降仙事，并写下了《子姑神记》、《天篆记》两篇文章记述此事。沈括、苏东坡为当时著名学者，对紫姑的"灵应"也深信不疑，可见紫姑信仰之深。此外江南还有香神、木客、五通神等。

巫觋信仰在一些地区发展为巫教，所祀多为妖邪之神，"尚淫祀，杀人祭鬼"（《宋史·地理志六》）。巫觋信仰反映了民众精神的原始滞后状态，宋代开明士人注意到这一情况，因此常有惩治妖巫，转移风俗的举动（《名公书判清明集·行下本路禁约杀人祭鬼》卷二十四）。

宋代处于封建社会的转折时代，在民间信仰上也是存旧、出新，各种旧有的信仰得到整理和传承，而新的适应民众生活的诸种信仰也不断发生，并形成风气。宋代经济发展，文化发达，但宋人精神性格趋于内向、软化，在专制皇权下，封建士人朝不保夕；在日益活跃商品经济中，庶民阶层分化剧烈，富贵贫贱并无常势；在西、北强敌压境，时有流离之苦的危局下，国人有难解的心结，故而宋代各色神灵分外活跃；受到举国上下的供奉，人们现实的精神与物质缺憾，由虚空的神灵来填补充实，这就是宋代民间信仰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

七、宋代生产贸易习俗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农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等，无论在生产水平、经营能力或是服务范围方面都超越前代，在众多的从业人员中形成了一定的习俗惯制。

（一）百行百业生产习俗百行百业指社会生产各个部分，这里择要述之。

农业习俗　农业是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宋代农业基本上传袭了前代的生产方式，但有了显著的进步，出现了新的民俗生产内容。在耕作习惯上，逐步扩大了一年两熟制和两年三熟制的生产范围；在生产内容上，在南、北方分别推广麦、稻品种，改变旧耕作制度的单一性；在农具应用上，出现了新的旨在减轻农民劳动强度的民俗农具，如水力水车、牛转水车和筒车用于农业灌溉，飏扇（扇车）用于收获，秧马用于扯秧等。秧马是宋代荆湖地区首先发明的民俗农具，苏东坡对这一新型民俗农具颇感兴趣，曾即兴写下一首《秧马歌》，在歌序中他说"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雀跃于泥中，系束藁（扎秧之草）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东坡小品》"秧马歌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秧马的发明不仅减轻了劳动强度，而且形成了江南水田农业特有的生产民俗。

宋代农业还出现了专业作物种植户，如"花户"、"花农"、种茶的"园户"等，形成单一民俗生产特色。围绕农业生产形成了特有的生产信仰，宋代民间祭祀田神，如"巴之风俗，皆重田神，春则刻木虔祈，冬则用牲报赛，邪巫击鼓，以为淫祠，男女皆唱竹枝"（《太平环宇记·开州》卷一百三十七）。春祈秋报，祝福农业丰收。陆游曾在《赛神曲》中描述了农民祭神时的心情与愿望。"老巫前致词，小姑抱酒壶：愿神来享常欢娱，使我嘉谷收连车；牛羊暮归塞门闾，鸡鹜一母生百雏；岁岁赐粟，年年蠲租"（《历代风俗诗选》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63　页）。

宋代还有许多农业生产俗信，如江淮间桔树花而不实，就行嫁桔法，祈求来年结桔。嫁桔的具体方法不传，但从当时人的嫁杏之法中可知大概情形。扬州有一株大杏树，花多而不实，有一媒婆见了说："来春与嫁了此杏"，冬深时节，媒婆携来一罐酒说，　"是婚家撞门酒"。并要来处女裙子一条，系在杏树之上，一会儿开始祝酒，口中念念有词，再三致意。据说来年春天，果然结杏子无数（《文昌杂录》见《古今说海·说略部》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547　页）。

宋人种竹，多选农历五月十三日，这一天是龙生日，也是竹醉日，说是竹醉时移竹，竹子不知，竹子容易成活茂盛（《岳阳风土记》，《岁时广记》卷二）。宋代农人还有照田蚕之俗，腊月二十五日夜，三吴地区村农用秃帚、麻秸、竹枝等扎成火把，缚在长长的竹竿上照田，只见人来人往，火炬满田，"近似云开森列星，远如风起飘流萤"。照田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丝谷的丰收，"不惟桑贱谷英芃芃，仍更苧麻无节菜无虫"（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照田蚕行》，见《历代风俗诗选》第72　页）。照田蚕的习俗，一直流传到清代。

渔业习俗　宋代渔业发展，江、河、湖、海中以渔为生者不在少数，渔人捕鱼有一定的俗规和禁忌。如长江上的渔人，认为江蟹是厌物，如果网中捞到江蟹，心里就不痛快，渔人谚语云："网中得蟹，无鱼可卖"（《岳阳风土记》）。湘谭渔家在捕鱼时，以猢狲毛放在网的四角，可多捕鱼。说是鱼见了猢狲毛，就像人见了锦绣一样，朝网里钻（《续墨客挥犀》见《古今说海》说略六）。长江渔人捕取巨鱼时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以两舟夹江，以一人持纶，钓钩在纶中间，有十枚钩子，有的大如秤钩，钩皆相连，每钩相离一、二尺远，钩上各置黑铅一斤，以使钩沉于水中，渔人在江上来回牵輓，寻找捕捉对象，常常联舟而下，一旦钩住大鱼，则视鱼之缓急，急则纵，缓则收，钩纶、渔船随其上下游动，待其力困，然后从容地"引而取之"，有的渔人甚至在江上要折腾几天，最后才将鱼拖起。几百斤重的江鱼，渔民也可用纶钩拉起来，如果鱼确实太沉，就需要用"环循纶"投副钩协助，所有这些都需要渔人有得心应手的熟练工夫（《岳阳风土记》）。江上渔人，以水为田，舟楫为室，鱼虾为粮，他们"连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庐，于焉长子孙"，这就是苏轼笔下长江的"鱼蛮子"。人工鱼塘在宋代也有了较大发展。运输业习俗　陆运以车为主，根据不同的运载内容宋人设计不同的车型，在北宋都城东京有：①太平车，太平车上面有箱无盖，板壁前伸出两木，长二三尺左右，驾车人在中间，两手扶捉鞭、绳驾之，拉车的牲口是骡或驴，有二十余头，前后分作两行，或者用五、七头牛拽车。车两轮与箱齐，后有两斜木脚，中间悬一铁铃，车动即有铃声，使远处的人、车注意避让。太平车后还系有驴骡二头，如果遇到下峻险桥路，"以鞭唬之，使倒坐缍车，令缓行也"（《东京梦华录》卷三船载杂卖）。这种车可载重数十石。②平头车，平头车大致如太平车，但规制为小，两轮前出的长木作辕木，在辕木上横一短木。以独牛在辕内，项负横木，人在一边，以手牵牛鼻绳驾车而行。酒店多用这种车运载酒梢桶。③宅眷坐车子，与平头车相似，车上有棕盖，前后有构栏门，垂有车帘，多为妇女乘坐车。④独轮车，这车前后两人"把驾"，两旁的人"扶拐"，前面有驴子拽车，专门运载竹木瓦石。此外还有平盘两轮，一人推拽的"浪子车"；运载巨石大木的"痴车"等，宋代车运在北方十分的发达。

宋代南方船运业亦有较大发展，"水路皆便，多用船只"（《梦梁录·河舟》卷九），湖船、海船、江船、河船各有不同的行船习俗。杭州是宋代有名的船运中心，载人湖船有大有小，有一千料者，约长20　余丈，可载百人；有五百料者，约长10　余丈。亦容三五十人，也有二三百料者，可载二、三十人的。这些船"皆精巧创造，雕栏画拱"，且名目繁多，有百花、十样锦、七宝、戗金、金狮子、何船、劣马儿、罗船、金胜、黄船、董船、刘船等等，有一种车船，不用撑驾，只用车轮脚踏而行，"其速如飞"。还有众多南北搬运物货的小船。若遇"四时游玩，大小船只，雇价无虚目"，船中一切器物具备，雇船者"不劳为力，惟支犒钱耳"（《梦梁录·湖船》卷十二）。海船，多为海商运输之用。海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再小一点的称"钻风"船，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海船航海，"唯凭针盘而行"，指南针盘由火长掌握，毫厘不敢差误。舟师对海上航行的水道、天气十分关注，出洋船民有"去怕七洲，回怕昆仑"的俗语，在七洲、昆仑海域常是风浪掀天，暴雨骤至。舟师观测海洋中日出日入情况，可以预知晴阴，根据云象变化，可知风向顺逆。远见浪花，则知风自彼来；见巨浪拍岸，则知次日当起南风；根据水的清浊，便知山之近远，有山之水，碧而绿，傍山之水浑而白，大洋之水碧黑如淀；有鱼所聚，必多礁石；每月十四、二十八日，谓之"大等日分"，这两天如果风雨不当，那么一旬之内，多有风雨（《梦梁录·江海船舰》卷九）。诸如此类的民俗经验，给海上船民以实际航行的指导。

河船，内河航行之船。杭州里河船只，均为"落脚头船"，运载往来商贾七人等，或搬运香货杂色物件。大滩船，运铺米、柴炭、砖瓦灰泥等。如果士人百姓欲去苏、湖、常、秀、江、淮、等州，多雇■船、舫船、飞篷船等。诸郡米客船只，多是铁头舟，可以运载五、六百石，大小不同，船民老小悉居船中，长年在水上往来贩运。船运兴起是宋代交通习俗的新变化。酿酒业　宋代农业生产发展，粮食量巨额增加，官私酿酒盛行，形成了特有的煮酒习俗。宋代对曲酒实行专卖，官府造酒业规模宏大，京城酒库众多，每年清明前开煮，要举行隆重的迎煮仪式。确定开沽日期后，各酒库预颁告示，官私妓女，装扮新丽，雇请社队鼓乐，"以荣迎引"。至期清晨，各库排列整肃，前往州府教场，"伺候点呈"，即等待开沽呈样。首库之前以三丈余高的白布写"某库选到有名高手酒匠，酿造一色上等浓辣无比高酒，呈中第一"。这称为"布牌"，用大长竹竿挂起，三、五人扶之而行。接着是大鼓及乐官数人，再后面是几担样酒，样酒后是八仙道人、诸行社队，如鱼儿活担、糖糕、面食、异桧奇松、赌钱行、渔父、出猪、台阁等社。社会后是官私妓女，妓女一律盛装，"虽贫贱泼妓，亦须借备衣装首饰，或托人雇赁，以供一时之用"。在呈酒仪式之后，各库队伍又浩浩荡荡开上大街，巡游场面热烈，风流少年，沿途劝酒，或送点心。诸酒肆结彩欢门，游人随处品尝，"追欢买笑，倍于常时"（《梦梁录·诸库迎煮》卷二），开沽煮酒庆典，成为欢腾的酒节。中秋节前后开沽新酒，同样如此。

宋代酒业发达，名酒辈出，仅东京一地名酒即有50　多种，如香泉、天醇、琼酥、瑶池、瑶泉、眉寿、仙醪、琼浆、玉液、流霞、延寿、羊羔、美禄等（宋张能臣《酒名记》见朱弁《曲洧旧闻》卷七）。其中羊羔酒，是东京较昂贵的一种，其制作方法如下：米一石如常法浸浆，肥羊肉七斤，曲十四两，将羊肉切作四方块烂煮，杏仁一斤同煮。留汁七斗许，拌米饭曲，用木香一两同酿，毋犯水，十日熟，味极甘滑（《事林广记·酒面类·羊羔酒》别集卷八）。在明人高濂的《遵生八笺》中也记有羊羔酒酿造的民俗工艺。在岭南惠州还有一种真一酒，其酿造习俗独特，据苏东坡记载，此酒用白面、糯米、清水三物酿成，呈玉色，与京城王驸马家酿造的碧玉香极为相似。白面为上等面，如常法起酵，作蒸饼、蒸熟后，以竹蔑穿挂风中，两月后用。每次酿酒原料不过五斗，每米一斗，炊熟，用急水冲淘一遍，晾干，捣细白面末三两，拌匀入瓮，让手上力气大的人拍实，拍紧。中间按出井状深坑，上广下狭，再用细面少许盖在井坑上，等浆水渗满中坑时，以刀划破，又炊新饭投之，每斗投三升，投入井坑中后每斗加开水两碗再将井坑盖好，过三、五日，就可得好酒六升。这就是苏东坡津津乐道的真一酒的酿法（赵杏根《历代风俗诗选》第52　页"真一酒"及下笺注）。

园林建筑业习俗　宋代士大夫优游闲散，大造园林，假山假水尽置园中，当时园林建筑业在造假山时，运用了特有的民俗工艺，他们用雄黄、焰硝和土一起筑山。因为雄黄可以辟蛇虺，而焰硝能生烟雾，每逢阴雨天气，假山上云气勃郁，看似真山一般（明谢肇淛《王杂俎》地部）。

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分工细密，各行有各行之规，各业有务业之俗，限于资料和篇幅，在此不一一列出。

（二）商业习俗宋代城市已突破了唐代坊市的界限，经济功能显著，商业铺户与手工作坊随处可见。商业各行在经营和竞争中依据本行业的特点，形成了各自的经营习俗。

食店，食品店是宋代城市的发达行业之一，从北宋东京的食店经营看，在饮食风格上有北馔、南食、川饭三大类，三者在京都城市交流，到南宋临安时，三者的界限已不明显，"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梦梁录·面食店》卷十六）。

北宋食店，大者名为"分茶"，供应内容有头羹、石髓羹、白肉、胡饼、软羊、大小骨角、炙犒腰子、石肚羹、入炉羊■、生软羊面、桐皮面、姜泼刀、回刀、冷淘、棋子、寄炉面饭之类。吃全茶，饶齑头羹。川饭店，则供应插肉面、大燠面、大小抹肉淘、剪燠肉、杂煎事件、生熟烧饭。南食店，有鱼兜子、桐皮熟脍面、煎鱼饭。瓠羹店，门前搭一大木棚，上挂成边猪羊，有二、三十边左右，里面的门面窗户，用红绿装饰，称为"欢门"。上述各店各有厅院、东西廊庑、称呼坐次。客人坐定，有一店仆执箸纸（菜单），"遍问坐客"，东京人很挑剔，"百端呼索"，或热或冷，或温或整，或绝冷、精浇、臕浇之类，是人人索唤不同。店仆记下后，走到厨局内，"从头唱念，报与局内"，掌勺者称为"铛头"、"着案"，一会儿，各种品类的菜肴做好，"行菜者"（即店仆）左手叉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驮叠约二十碗，散给客人，"尽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错"。如果送菜人出错，坐客告诉主人，主人必加叱骂，或罚工价，甚者逐之（《东京梦华录》卷四食店）。为了招引食客、东京熟食店，常张挂名人书画，让客人消遣久待（耐得翁《都城纪胜》）。

南宋食店，也称为"分茶店"，经营食品南北混合，继承北宋经营内容，有专门供应■■面的，如大熬■■、大燥子、料浇虾、■丝鸡、三鲜等■■，并卖馄饨。有专卖菜面、血脏面、菜羹饭店，这是一般市民饱腹之处，还有专卖素食分茶的，充斋素筵会之用，食品有假炙鸭、假羊事件、假驴事件、假煎白肠、煎假乌鱼等，都是用精细面粉、笋粉制成的素菜。有专卖家常饭食的，如撺肉羹、骨头羹、蹄子清羹、鱼辣羹、杂合羹、南北羹等。

荤素从食店。荤素从食店，专售市食点心，"四时皆有，任便索唤，不误主顾"。北宋东京的油饼店、胡饼店就属于这一类，北方人爱吃饼，所以饼店规模大，油饼店卖蒸饼、糖饼、装合、引盘之类。胡饼店卖门油、菊花、宽焦、侧厚、油■、髓饼，新样满麻。每案用三、五人捍剂、卓花、入炉，有的一家有50　余炉（《东京梦华录·饼店》卷四）。南宋临安，市食点心丰富多样，饼类只是其中一个品类。如蒸作面行卖四色馒头、细馅大包子、重阳糕、肉丝糕、水晶包儿、鹅眉夹儿、十色小从食、甘露饼、菊花饼、肉油饼、鱼肉馒头等数十种；专卖素点心从食店，卖丰糖糕、乳糕、栗糕、诸色油炸、素夹儿等；更有馒头店兼卖江鱼兜子、杂合细粉、七宝料头等；又有粉食店，专卖山药元子、真珠元子、金桔水团、巧粽、豆团、麻团、糍团及四时糖食点心（《梦梁录·荤素从食店》卷十六）。还有流动的素食点心买卖、夜间顶盘挑架，遍路歌叫（《都城纪胜》食店）。有的上门供卖，以应仓猝之需。

在东京和临安出现了一批食品名店，如曹婆肉饼、张家油饼、望仙桥糕糜、薛家羊饭、王家乳酪、王楼梅花包子等都以特色食品著名，吸引大批食客，"大抵都下买物，多趋有名之家"（《都城纪胜·食店》）。这些食品店注意商业宣传，"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售亦广"（《鸡肋编》卷上），有的在路上吟唱叫卖，有的则"大书牌榜于通衢"（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这种广告宣传反映了宋代商业民俗特色。

酒肆　酒肆是宋代城市饮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酒肆以卖酒为主，但兼营佐酒食品，酒菜甚佳。大型酒店，称为正店，造酒兼卖酒，生意兴隆，北宋东京有名的正店有72　户。小酒店，称为脚店，比比皆是。宋代酒店前有红杈子及贴金红纱栀子灯，旧传后周高祖游幸汴京（今开封）时留下的风俗。酒阁名为厅院，楼上则又以山为名，一山、二山、三山之类，牌额上写"过山"，指酒力高远。大凡入店，不可轻易登楼上阁，恐怕酒力不胜。如果买酒不多，就在楼下散坐，称为"门床马道"。刚一坐定，酒家就会送上看菜，问买酒多少，然后换上所点菜蔬。有的外地人不懂这一规矩，匆忙动起筷子夹菜，就被酒家人笑话。在店肆饮酒，花钱多少，在于各人，一般店肆兼卖诸种下酒食品，食品随意索唤。酒家备有食牌，让客人随便点要。有包子酒店，专卖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之类佐酒食品。有肥羊酒店，零卖羊肉食品，在临安有丰豫门的归家、省马院前莫家、后市街口施家等。有直卖店，不卖佐酒食品，专门零沽散卖酒水。还有挂草葫芦、银马杓、银大碗、银招牌等特色标志的小店，多竹棚布幕，称为"打碗头"，只三二碗酒，喝了便走。到上面这些小酒店饮酒去，多为一般市民（《梦梁录·酒肆》卷十六）。

京师高档酒店多为装饰豪华的酒楼，门口皆结彩楼欢门，进去是数十步的廊庑，"花木森茂，酒坐潇洒"，南北两廊都是小酒阁，坐席稳便。晚上灯烛辉煌，浓妆妓女数十，聚于主廊之上，"以待酒客呼唤"（《梦梁录·酒》卷十六、《东京梦华录·酒楼》卷二）。这种豪华酒楼在京城不下数十座，其中以矾楼为最。北宋末年矾楼改名为丰乐楼，为"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齐东野语》卷十一）。与矾楼媲美的还有杨楼、八仙楼等。宋人喝酒喜用银器，酒客上门，一色地以银器招待，"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即使一人独饮，碗盘亦用银器（《东京梦华录·会仙酒楼》卷四）。宋京师人重信用，度量宽，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他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东京梦华录·民俗》卷五）。

宋东京城酒店内卖佐酒食品的厨子，称为"茶饭量酒博士"，至店中的小儿子，皆通称为"大伯"。还有街坊妇人，腰系青花布手巾，头绾高髻，为酒客换汤斟酒，俗名为"焌糟"。更有百姓入酒肆，见阔少饮酒，近前小心侍候，做一些买物品、招妓女、取送钱物之类的闲事，名为"闲汉"。又有一种为酒客酙酒歌唱，或献果子香药之类，客散得钱的，称为"厮波"。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一些小钱物赠之而去的，称为"礼客"，亦谓之"打酒坐"。有的酒店不放这些人进店，亦不卖下酒食品，只以好淹藏菜疏，卖一色好酒（《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卷二）。酒店大多有"茶饭"供应，茶饭即为各色精美菜肴，如百味羹、头羹、新法鹌子羹、三脆羹、二色腰子、煎炙獐之类，"逐时旋行索唤，不许一味有阙，或别呼索变，造下酒亦即时供应"。又有小儿子着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挟白磁缸子，卖辣菜。又有托小盘卖于果子及各色时令果品应有尽有（《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卷二）。宋代酒店饮食俱全，服务周至，宋代曾有人在宋真宗面前说："酒肆百物具备，宾至如归"（《归田录》卷一）。

茶坊　宋代茶坊与酒肆一样遍布城乡，宋人饮茶风气颇盛，"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宋朱彧《萍州可谈》卷一）。上自官府，下至闾里，"莫之或废"（《南窗纪谈》）。东京茶肆"甚潇洒清洁"（《宋人小说类编》卷四之九《茶肆高风》），南宋临安茶坊商业社会服务功能更为完备。据《都城纪胜》、《梦梁录》的记载：大茶坊张挂名人字画，插四时花卉，美化茶坊环境。经营品类有季节特色，冬天兼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兼卖雪泡梅花酒，或者缩脾饮暑药之类。绍兴年间（1131-1162年）卖梅花酒的茶肆，"以鼓乐吹奏《梅花引曲》破卖之"，用银盏、也如酒肆一样论一角二角。南宋后期杭州茶坊，已不用银器，只用瓷盏漆托供卖，在夜市大街有车担设流动茶铺，供应茶汤，茶坊人员"敲打响盏歌卖"。

宋代茶坊有着消闲、娱乐、聚会、交换信息的综合功能。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诸司当差人员占用，他们在此习学乐器、唱叫、会聚，称为"挂牌儿"。这些茶坊并不以茶汤为主，他们借此为由，多收茶钱而已。有的茶坊专是娼妓弟兄打聚处，有的专为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处，行老在此安排活计，这种茶坊称为"市头"。有一种"花茶坊"，楼上专安妓女，供应茶客。有的茶坊清新雅洁，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都市中还有提茶瓶沿门点茶的卖茶者，他们负责传递市情消息，"互相支茶，相问动静"（《东京梦华录·民俗》卷五）。如果邻里有吉凶之事，他们为其"往来传语"，或帮助凑集人情分工。这种茶业服务习俗为宋代都市所特有。

肉铺　宋代都市生活水平较高，对肉食需求很旺。北宋东京，每天从南薰门赶进活猪无数，赶猪人很有经验，"每群万数，止十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东京梦华录·朱雀门外街巷》卷二）。东京肉行服务周到、生肉、熟肉"从便索唤"，买卖不上数钱，亦认真按数割卖（《东京梦华录·肉行》卷四）。东京马肉很走俏，市民将马肉醎豉，"早行其臭不可近，晚过之，香闻数百步"（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杂事》卷十）。杭城肉铺众多，注意肉案装饰，"动器清丽"。每天各铺悬挂成边猪，不下十余边，冬年两节各铺日卖数十边。案前操刀者有5-7人，顾客随便点要，仅肉骨头就有双条骨、三层骨、浮筋骨、脊龟骨、球仗骨、苏骨、寸金骨、棒子、蹄子、脑头大骨等名件，虽然肉市人声喧哗，但卖者"听其分寸，略无错误"。午饭后，各铺熬爆熟食发卖。冬天肉铺又添卖冻姜豉蹄子、姜豉鸡等时令食品（《梦梁录·肉铺》卷十六）。

鱼行　东京卖生鱼则用浅抱桶，以柳叶串浸于清水中，或肴循街出卖，每天从新郑门、亚水门、万胜门、运进的鲜鱼就有数千担。冬月从黄河等远处运客鱼来，称为"车鱼"（《东京梦华录·鱼行》卷四）。杭州鱼铺，不下一二百家，卖各类鲜鱼及鱼制品。有的"盘街叫卖，以便小街狭巷主顾"（《梦梁录·鲞铺》卷十六），非常方便。

米铺　南宋杭州城人口百多万，每日街食市米不下一二千余石，这些米都来自铺家发售。铺户之米由米行转发，米行负责为铺户与贩米客商"做价"，铺家约定日子，支付米钱。米市小牙子亲到各铺支打发客，米袋搬运自有专门脚夫，船只各有受载船户，因此虽然米市搬运混杂，但很少发生纠纷，"铺家不劳余力而米径自到铺"（《梦梁录·米铺》卷十六）。

医药铺店　东京医药铺店，是一大行业，既有综合性的医药店，又有各种专业性的铺子。宋代把京城人看病吃药方便视为天下九福之一。东京马行街北半部是医药，香药铺席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是著名医家聚集之处（《东京梦华录·马行街北诸医铺》卷三）。有的卖药者，为了招引顾客，"多假弄狮子、猢孙为戏，聚集市人"（上官融《友会谈丛》）。有的"锁活虎于肆"，以求售药（《图画见闻志·纪艺》卷三）。东京卖药者经营得法，收益颇丰，宋人在谈到马行街的繁盛时，特别提出马行街南北几十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声伎非常，烧灯尤壮观"（《铁围山丛谈》卷四）。

其它如邸店、塌房、书肆、金银铺、水果行等各有适宜本行业的经营习俗，诸行各有自己的民俗标志，"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人们根据买卖人的衣着打扮，便知其人从事的行业（《东京梦华录·民俗》卷五）。宋代城市商业发达，商业民俗有着生动的表现。

（三）服务行业习俗宋代城市经济发展，城居人口急剧增加，北宋东京、南宋临安的人口均超过百万。城居人口大致有两大部分人员构成，一是封建官吏、军士及其眷属子弟，这是有闲阶层，他们有很强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一是广大的工商业者和城市平民，他们除了少数富户外，一般消费能力有限，是基本的生活消费，但他们的消费方式也丰富多样。城居人口的消费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物质生活消费，一是精神生活消费，为了适应这种消费需要，城市服务行业成为继工商业之后的第三大行业。宋代服务业周全而细密，在城市生活起着重要调剂作用，并形成了特有的服务行业习俗。

治安公益服务　宋代城市人口稠密，屋宇相连、店铺、作坊、官舍错杂，公共安全十分重要，尤其是火灾威胁，为了防止火灾和救助受灾者，宋代发达城市中都有相应的防火俗规和防火措施，建立消防队。北宋都城东京组织了"潜火队"（即消防队），在城中高处砌"望火楼"，楼上常有人瞭望，楼下屯驻救火人员，备办有救火工具，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锚儿之类。城内设有专门报火警的快马，称为"望火马"，这些救火人员由军队充任，一有火情全体出动，扑灭为止（《东京梦华录·防火》卷三、《青箱杂记》卷二）。还有一种经朝廷特许的专门机构和贵族宅第的救火队，名目不一，马刀局有"潜火铺"（《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二，熙宁八年四月），宣仁太后的母亲要求为其特设一"潜火铺"（《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四，元丰八年四月）。为了防止火灾发生，京师有严格的灯火管制习俗，临近半夜，即要求熄灭灯烛，如果士庶家要作斋醮祭祀活动，需先告知厢吏。万一发生火灾，水行人员参予共同扑救，救火队伍可以不给官吏让道，"许其横绝通过"（《庆元条法事类·失火》卷八二）。

为了防止沟渠淤塞酿成水灾，每年新春，街道巷陌，淘渠人沿门通渠，清除污泥，由官府付给工钱。

在东京和临安，还有值更人员，各有地分，一般由寺院行者充任，他们打着铁板儿或木鱼儿，在四更、五更时分"沿街报晓"，并报告天气情况，如果天晴，就喊："天色晴明"，或报"大参"、"四参"、"常朝"、"后殿坐"等；阴天则喊："天色阴晦"；雨天则言"雨"。报天气情况的目的是让百官、当差、入值、衙兵等人作出门准备。即使风雨霜雪，报晓人不敢缺报。每月朔望（初一、十五）及遇节庆，他们沿门求乞斋粮（《东京梦华录》卷三），以为服务酬相。

生活服务　城居生活，应酬甚多，为了减省主家的劳动，在京城出现了专门帮办礼席的服务机构"四司六局"，官府贵家、都下街市均有此等特别服务。当时人户，每遇礼席，就出钱雇请，"举意便办"。四司为帐设司，专掌仰尘、缴壁、卓帏、搭席、帘幕、罘罳、屏风、绣额、书画、簇子之类；厨司，专掌打料、批切、烹炮、下食、调和节次；茶酒司，专掌宾客茶汤、暖■筛酒、请坐咨席、开盏歇坐、揭席迎送、应干节次等。民庶家却都用茶酒司掌管筵席，斟酒、上食、喝坐席、迎送亲姻，以及吉筵庆寿，邀宾筵会，丧葬斋筵，修设僧道斋供，传语取复，上书请客，送聘礼合，成姻礼仪，先次迎请等事；台盘司，专掌托盘、打送、斋擎、劝酒、出食、接盏等事。六局是果子局，专掌装簇饤盘看果、时新水果、南北京果、海腊肥脯等劝酒食品；蜜煎局，专掌糖蜜花果之类；菜蔬局，专掌瓯饤、菜蔬、糟藏之属；油烛局，专掌灯火照耀、立台剪烛、壁灯烛笼、装香簇炭之类；香药局，专掌药碟、香球、火箱、香饼、听候索唤、诸般奇香、及醒酒汤药之类；排办局，掌椅桌、交椅、挂画、插花、扫洒、拭抹之事（《都城纪胜·四司六局》、《梦梁录·四司六局筵会假赁》卷十九）。

四司六局分工合作，身手惯熟，为办筵之家省去了许多精力，"主人只出钱而已，不用费力"（《东京梦华录·筵会假赁》卷四）。故当时京师有一句俗谚："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梦梁录·司六局筵会假赁》卷十九四）。四司六局服务人员，各有规则，工价一定，"不敢过越取钱"，散席犒赏时，亦有次序，先厨子，次茶酒，第三是乐人。四司六局的上门服务，便利了京城居民。

佣工服务　宋代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城市出现劳动服务行业，有专门介绍佣工的牙行，牙行将零散的劳动人手加以统一安排，需要雇请人力及差役的店铺、贵家、官员、诸司部门均与有关牙行接洽，牙行为其提供雇工来源，如解库掌事，贴窗铺席，主管酒肆食店博士、铛头、行菜、过买、酒家人师公、大伯等人，又有府第宅舍内诸司都知等处顾觅大夫、书表、司厅子、虞侯、押番、门子、直头、轿番小厮儿、厨子、火头、直香灯道人、园厅等人，或药铺要当铺郎中、制药作匠等，"俱各有行老引领"（《梦梁录·顾觅人力》卷十九）、"各有行老供雇"（《东京梦华录·雇觅人力》卷三）。这些行老提供的人力较为可靠，雇佣者信赖牙行，如出现雇工携物逃跑等不轨行为，行老与原地脚保"识人前去跟寻"。

还有一种专门为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提供服务的牙行，如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等，这种牙行有牙嫂负责，随叫随到。再有一种专门提供长途服务牙行，官员士夫等人，如欲出路、还乡、上官、赴任、游学等，需要雇请脚夫脚从的，都由这一牙行的出陆行老负责，由出陆行老负责安排"在途服役"，服务非常妥帖，"无有失节"（《梦梁录·顾觅人力》卷十九）。行老以茶肆为活动场所，诸行借工卖伎人在此会聚行老，了解雇佣信息与安排。佣工服务为雇主和雇工提供了双向服务，虽然牙行目的是为了抽取佣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劳务市场。

娱乐服务　这是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服务行业，它为有闲者消磨时光，为工商诸业从业人员调剂业余生活。伎乐服务在京师颇为走俏，京师瓦舍勾栏、酒楼茶坊、花衢柳巷无处不鼓乐歌唱，"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卷五）。教坊是官办伎乐服务机构，分部色管理，部有部头、色有色长。诸部诸色，分服紫、绯、绿三色宽衫。还有小儿队、女童，采莲队等，为官府大礼、庆典服务。有时伎乐人员在皇帝面前表演，还婉转规谏，"凡有谏诤，或谏官陈事，上不从，则此辈妆做故事，隐其情而谏之，于上颜亦无怒也"（《梦梁录·妓乐》卷二十），成为一特别习俗。伎乐杂剧还假装山东、河北的村叟，作为笑料。杭州士庶百姓有筵会、社会，皆雇请融和坊新街及下瓦子等处散乐家。还有一种"街市乐人"，三五人为一队，擎一、二个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梦梁录·妓乐》卷二十）。城市妓女多兼通乐艺、官妓、私妓充斥于京师。如官府公筵及三学斋会、缙绅同年会、乡会，皆有官差妓女供应。自景定年（1260-1264年）以来，南宋京城酒库为了卖酒，蓄养有官、私妓女，培养了不少名　唱。府第富户为了消闲，也至街市，"择其能讴妓女，顾倩只应"。此外还有"百戏踢弄家"、"角觝者"、"说话者"等职业服务者，他们为城市居民提供经常性的观赏服务（《梦梁录·妓乐》卷二十）。因为本书有专章述及，此处从略。

南宋杭州的游湖服务，也是娱乐服务的重要方面。每逢节庆、假日，西湖成为人们出游的理想去处，这里游船如织，游船雕刻成各种精巧式样，"雕栏画拱，行如平地"。湖中专为游人服务的小船来往不绝，如撑船卖羹汤、时果；卖酒水，如青碧香、思堂春、宣赐、小思、龙游新煮酒俱有；供菜蔬、水果、时花带朵，糖狮儿、糖小儿等。还有供茶果、点茶等船，渔庄岸小钓鱼船，湖中打鱼船，放生龟憋螺蚌船，这些都是瓜皮船。又有小脚船，专载贾客妓女、荒鼓板、唱耍令缠曲，及投壶打弹百艺等船，"多不呼而自来"。遇大雪亦有富家玩雪船（《梦梁录·湖船》卷十）。寒食前后，西湖内画船布满，头尾相接，有如浮桥，节日大船，多为王公大人朝士租赁，有余才赁给市户（《西湖老人繁胜录》）。

在城市中还有一批依附于富豪之家，为其帮闲的"闲人"，他们职业特点是"不著业次，以闲事而食于人"。这些人中，一种是学业不成的子弟，人颇能知书、写字、抚琴、下棋，但艺俱不精，专门陪伴富贵家子弟游宴，有的相伴外方官员来京干事，低下者，为妓家书写简帖、取送物件之类；一种是参随服役资生，"百事皆能"；一种是斗鸡、赌博、擎鹰之类为富人耍乐辈；一种是专攻刀镊（剃发之类），出入宅院，趋奉郎君子弟，专为其干杂事、说合交易的；还有另外一种"闲人"，他们专门探听妓馆人客，及游湖赏玩所在，以献香送欢为由，主动上前献殷勤，求得几个赏钱（《都城纪胜·闲人》、《梦梁录·闲人》卷十九）。

宋代城市中还有各种杂业服务，宅舍养马，则每日有人供草料、养犬、养猫、养鱼都有人上门供应食料；而修鞋、补锅、磨刀、磨镜，街上可随时叫唤；供人家食用水的，各有主顾，街盘垃圾亦有专人清扫，城市各项服务周全。

（四）夜　市夜市是宋代城市商业发达标志之一，宋代夜市不仅时间长，而且规模庞大，内容丰富，繁盛的夜市，构成都市民俗奇观。

东京夜市繁华，主要夜市有以下三处：首先看御街一带的夜市，这里有两个中心点，一是朱雀门至龙津桥一带，二是州桥南北。朱雀门东大街，妓馆众多，东西教坊亦在此地，这里"街心市井，至夜尤盛"（《东京梦华录·朱雀门外街巷》卷二）。龙津桥在朱雀门外不远，在一次大雨之年，夜市盛况亦不减往年，苏东坡在《牛口见月》诗中称："新秋忽已晴，九陌尚汪洋。龙津观夜市，灯火亦煌煌"（《苏东坡全集·续集》卷一）。州桥一带的夜市带更为兴盛，《东京梦华录》在"州桥夜市"中说：自州桥南去，当街卖水饭、熬肉、干脯；王楼前卖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有鹅、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曹家从食店卖下酒菜。至朱雀门，主要特色食品有旋煎羊、白肠、鲊脯、■冻鱼头、姜豉■子、抹脏、红丝、批切羊头、辣脚子、姜辣萝卜。夏天，这里还有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沙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鸡头穰沙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广芥瓜儿、咸菜、杏片、梅子姜、莴苣笋、芥辣瓜旋儿、细料馉蚀儿、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刀紫苏膏、金丝党梅、香枨元，皆用很精致的梅红匣儿盛贮。冬季特色食品、有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煎夹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这些食品通称"杂嚼"，夜市直开到三更。从州桥到龙津桥的夜市之所以繁盛，与这一地区人们的夜生活有关，州桥之北，官府集中，夜间办公人员较多；州桥之东汴河两岸，商业繁盛；州桥之西，街巷妓馆尤多；州桥之南至朱雀门外，店铺林立；因此州桥成了一个夜市中心。

东京另一著名夜市在马行街。这条大街两边是国医药店、官员宅第、香药铺席、两旁有大小货行街的百工作坊店铺，东西鸡儿巷的众多妓馆，以及几座大型酒楼，中瓦、里瓦等大型娱乐场所，这里夜市繁华自不待言，"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处，通晓不绝"。稍远静处夜市亦有燋酸豏、猪胰、胡饼、和菜饼、獾儿、野狐肉、果木翘羹、灌肠、香糖果子之类。即使在寒冷的北国冬天，风雪阴雨的天气里，夜市也照常营业，食品除一般饭菜外，野味、南食，一切俱有，至三更，夜市上还有提瓶卖茶者，专门为夜市公私干事的人服务。马行街还是东京独有的无蚊蚋处，宋人蔡條记载："天下若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街）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铁围山丛谈》卷四）。可见马行街夜市的盛况。

东京的第三处夜市在土市子一带。在土市子东十字大街，有一外夜市，称为"鬼市子"，每晚五更点灯，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土市子南去，高阳正店，"夜市尤盛"。"大抵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东京梦华录》）。

东京夜市习俗丰富了东京人的生活内容，反映了东京城市的发展水平。

南宋临安（杭州）城市经济更为发展，其夜市生活更加多样化，交易与娱乐融为一体。据《梦梁录》"夜市"条下记述，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交易内容，多为小件赏玩物品，大街关扑，如糖蜜糕、灌藕、时新果子、像生花果、鱼鲜猪羊蹄肉，及细画绢扇、细色纸扇、漏尘扇柄、异色影花扇、销金裙、段背心、段小儿、销金帽儿、逍遥巾、四时玩具、沙戏儿。春冬季节扑卖玉栅小球灯、奇巧玉栅屏风、捧灯球、快行胡女儿沙戏、走马灯、闹蛾儿、玉梅花、元子槌拍、金桔数珠、糖水、鱼龙船儿、梭毬、香鼓儿等物。夏秋季节夜市多卖青纱、黄草帐子、挑金纱、异巧香袋儿、木犀香数珠、梧桐数珠、藏香、细扇、茉莉盛盆儿、带朵茉莉花朵、挑纱荷花、满池娇、背心儿、细巧笼仗、促织笼儿、金桃、陈公梨、炒栗子、诸般果子及四时景物，"预行扑卖，以为赏心乐事之需耳"。衣市有李济卖酸文、崔官人相字摊，梅竹扇面儿，张人画山水扇。在五门楼前大街坐铺中瓦前，有带三朵花点茶婆婆，敲响盏、拍板卖茶，为街头一景，"大街游玩人看了，无不哑笑"。卖糖的也各有特色，有虾须卖糖、福公个背张婆卖糖、洪进唱曲儿卖糖，有白须老儿闹盘卖糖，有标竿十样卖糖，又有担水斛儿、内鱼龟顶傀儡面儿舞卖糖。赏新楼前仙姑卖食药。又有经纪人担瑜石钉铰金装架儿，共十架，在孝仁坊红杈子卖皂儿膏、澄沙团子、乳糖浇。寿安坊卖十色沙团。众安桥卖澄沙膏、十色花花糖。市西坊卖蚫螺滴酥。观桥大街卖豆儿糕、轻饧。太平坊卖麝香糖、蜜糕、金铤裹蒸儿，庙巷口卖杨梅糖、杏仁膏、薄荷膏、十般膏子糖。内前杈子里卖五色法豆，用五色红袋儿盛装。通汇桥卖雪泡豆儿、水荔枝膏。中瓦子前卖十色糖。还有一种用瑜石车子推卖的糖糜乳糕浇。这些卖者，都模仿东京市井叫卖声，高声叫卖。上述物品，"日市亦买卖"，夜市物件还有，中瓦前车子卖香茶异汤，狮子巷口熝耍鱼、罐里熝鸡丝粉、七宝科头，中瓦子武林园前煎白肠、熓肠，灌肺岭卖轻饧，五间楼前卖余甘子、新荔枝，木檐市亚坊卖焦酸馅、千层儿，又有沿街头盘叫卖薑豉、膘皮牒子、炙椒、酸。。儿、羊脂韭饼、糟羊蹄、糟蟹，又有担架子卖香辣罐肺、香辣素粉羹、腊肉、细粉科头、薑虾、海蛰鲊、清汁田螺羹、羊面汤等，卖这些小吃者，又"各有叫声"，"吟叫百端"的夜市叫卖声，表现了宋代商业民俗的鲜活形态。

南宋临安夜市，不仅在交易内容上显现出多样性、趣味性的特点，而且带有更多的夜间消闲性质。夜市上有不少卖卦者，大街夜市卖卦的有：蒋星堂、王莲相、花字青、霄三命、王壶五星、草窗五星、沈南天王星等，中瓦子浮铺有西山神女卖卦，灌肺岭曹德明易课。又有盘街卖卦人，如心鉴及甘罗次、北算子等。更有一种卖卦者，为吸引点卦者，高叫"时运来时，买庄田，娶老婆"，进行赤裸裸的诱惑。有的在新街融和坊卖卦，名"桃花三月放"者。有的卖卦人盘街叫卖，如顶盘担架卖市食的生意人一样，至三更不绝。临安夜市，冬月虽大雨雪，亦盘卖不停。

宋代繁华的夜市生活，反映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度。

（五）庙　市庙市是伴随着庙会活动而形成的交易习俗。庙市为宋代城市商贸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各地都有规模不等的庙市存在，如四川成都每年正月五日举行蚕市庙会，纪念蚕神蚕丛氏，这一天，"齐民聚百货，贸鬻贵及时，乘此耕桑前，以助农绩资。物品何其夥，碎琐皆不遗"（田况《五日蚕市诗》见《历代风俗诗选》第42　页）。可见成都蚕市是一个规模不小的百货交易会，这种庙市，即使游人"善价求珍奇"，又使农民备办了春耕物资。成都蚕市春季屡屡举行，如正月二十二日圣寿寺前蚕市，三月九日大慈寺前蚕市，三月二十七日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前蚕市等（苏辙《蚕市》笺证，见《历代风俗诗选》第55　页）。但宋代庙市仍以东京为最。

东京寺院、道观林立，各种经常性的大型祠祭活动，为庙市提供了交易时机和交易场所。东京庙会繁多，其中以相国寺庙会最为突出。相国寺为东京第一大寺，地处闹市中心，且寺内场地宽阔，适宜于大型交易娱乐活动。"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燕翼诒谋录》卷二）。所谓瓦市，是一种定期的交易，"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一般的庙会，大多每年一次或数次，而只有相国寺却是每月朔（初一）、望（十五）、三（初三、十三、二十三）、八（初八、十八、二十八）日开放。相国寺交易的具体情形，《东京梦华录》"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条下有如下记述："相国寺每月五次（八次）开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第二、三门皆动用什物，庭中设彩幕露屋义铺，卖蒲合、簟席、屏帏、洗漱、鞍辔、弓剑、时果、腊脯之类。近佛殿，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赵文秀笔、潘谷墨，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袱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后廊皆日者货术传神之类。"相国寺不仅出售各类工商业者提供的日常用品，而且也出卖罢职官员的家藏物品，相国寺成为定期性的自由的、全民参予的商业市场，集中反映了东京庙市的交易特色。

在东京还有众多的庙会，如四月八日佛生日，庙会以卖酒为主，"在京七十二户诸正店，初卖煮酒，市井一新"。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神生日，多有献送活动，娱乐、交易同时展开（参见《东京梦华录》）。宋代庙市还依托于众多的传统民俗节日，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专门交易市场。如正月上元日的灯市、五月五日的鼓扇百索市、七月七日的七夕巧儿市、七月十五日的中元节冥器市等。七　夕巧儿市是宋代特别热闹的节日市场，七夕前几天，街市上就集中推销装饰精美的土偶（巧儿），这些土偶，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的一对值数千者。七夕市实则是一高档消费的庙市。

节日为庙市提供了交易时机，庙市又为节日丰富了民俗内容，增添了光彩。

八、宋代娱乐习俗（-）京瓦伎艺瓦肆是宋代兴起的大型游艺、商业集中的场所，它是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城市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市民阶层人数极大增加，市民对文化娱乐的要求使城市文化娱乐活动勃兴。北宋的瓦舍勾栏已经很多，南宋临安更有发展。

据《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北宋汴京遍布瓦肆。"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则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另外还有"朱家桥瓦子，州西瓦子"，"州北瓦子"等。大的瓦舍可容数千人，"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东京梦华录》卷五）。瓦肆勾栏有各种形式的文艺体育，杂技的演出，节目丰富，演员阵容庞大。"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瓦肆伎艺的门类也十分丰富。根据《东京梦华录》卷五所记，可有如下几种伎艺。

嘌唱　演员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嘌唱，是演唱歌曲，唱曲儿，唱小令，婉转悠扬。

诸般杂剧　演员有张翠盖、张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等。

傀儡戏杖头傀儡，任小三。

悬丝傀儡，张金线。

药发傀儡，李外宁。

诸宫调　孔三传，耍秀才等。

影戏　朱婆儿、没困驼、风僧哥等。

乔影戏　丁仪、瘦吉等。

舞旋　张真奴。

讲吏　孙宽　孙十五等。

说三分　霍四究等。

五代史　尹常。

小说　贾九等。

合生　吴八儿等。

商谜　霍伯丑等。

杂技　包括掉刀蛮牌、手伎、走绳索、弄虫蚁、小儿相扑、毬杖踢弄。

叫果子　文八娘。

说诨话　张山人。

瓦肆演出丰富多采，不仅有固定的艺人队伍，还有外地来的流动艺人。

演出时间从早到晚。"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晚看不及矣。"

到了南渡以后，瓦肆更多了，《梦梁录》"瓦舍"篇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出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瓦舍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严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并立瓦舍，招集伎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破坏尤甚于汴都也。""其杭之瓦舍城内外不下十有七处，如清泠桥西熙春楼下谓之南瓦子，市南坊北三元楼前谓之中瓦子，。。"周密《武林旧事》将诸瓦列表，可以一目了然。

瓦子勾栏南瓦　清泠桥　中瓦　三元楼　大瓦　三桥街熙春楼　亦名上瓦北瓦　众安桥　蒲桥瓦　亦名　便门瓦　便门外亦名下瓦　东瓦候潮门瓦　候潮门外　小偃门瓦　小偃　新门瓦　亦名四门外　通馆瓦荐桥门瓦　荐桥门外　菜市门瓦　菜市　钱湖门瓦　省马门外　院前又名赤山瓦　后军寨前　行春桥瓦　北郭瓦大通店嘉会米市桥瓦　旧瓦　石板头　嘉会门瓦　门外北关门瓦　又名新瓦　艮山门瓦　艮山门外　羊坊桥瓦城内隶修内司王家桥瓦　龙山瓦　城外隶殿前司"如北瓦羊栏楼等谓之游棚外，又有勾栏甚多，北瓦内勾栏十三座最盛。或有路岐人（民间艺人）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者谓之打野呵"（《武林旧事》）。

"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

宋杂剧是我国最早的戏剧，有说有唱，表演故事"务在滑稽"。《梦梁录·妓乐》卷二十说："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奋，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意思是以末泥（男主角）为长，由四五个人出场演，第一场先表演一段熟悉的事，称为"艳段"，第二场正式演戏，通常演两段，由男主角末泥色提出主张，编演内容，由引戏色（剧场指挥）分付，副净装痴作呆，副末插科打诨，逗乐，再有一人装孤--装官。杂剧"大抵全以故事，务在滑稽，唱念应对通篇。此本是鉴戒，又隐于谏诤，故从便跣露（暴露），谓之无过虫尔"。杂剧用意在于戒鉴或谏诤，所以说话不甚顾忌，称为"无过虫"。杂剧唱念兼有，还有音乐伴奏，已是综合性的艺术形式。

诸宫调，产生于北宋，《梦梁录》卷二十称"京师孔三传编成传奇故事，神灵鬼怪故事，入曲说唱"。由若干宫调的套曲联成长篇，有演唱、有说、还有音乐伴奏，因此叫诸宫调，诸宫调是以唱为主的一种说唱艺术。"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辈女童皆效此说唱。"

唱赚，相传为张五牛所创。《梦梁录》卷二十记：绍兴年间，有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赚鼓板，即今拍板大节抑扬处是也，遂撰为赚。赚者娱赚之之义也，正堪美听中，不觉已至尾声。"在京时，只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有两腔迎互循环，间有缠达。""又有覆赚，其中变花前月下之情，及铁骑之类。今杭城老成能唱赚者，如窦四官人，周行窗，东西两陈、九郎、包都事、香沈二郎、雕花杨一郎，招六郎、沈妈妈等"，"唱赚最难，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声诸家腔谱也。"赚，也是宋代的一种说唱艺术。

清音，有方响、笙、龙笛等伴奏，还用小提鼓"其声音亦清细轻雅，殊可人听"（《梦梁录》卷二十）。

"小唱、唱叫、执板、慢曲、曲破、大率轻起重杀，匠谓之浅斟低唱"

（《梦梁录》卷二十）。

悬线傀儡，起于陈平六奇计解围故事，宋有金线卢大夫，陈中喜等弄得如真人活动一样，加上提线的尤佳。

杖头傀儡，最好的是刘小仆射，技艺独特，大概这种戏多演非现实的内容，如"巨灵神，姬大仙等"（《梦梁录》）。

水傀儡，有"姚遇仙、赛宝哥、王吉、金时好等"，弄得"百怜百悼，兼之水百戏，往来出入之势"，"舞走鱼龙，变化夺真，功艺如神"（《梦梁录》卷二十）。

影戏，"原汴京初以素纸雕镞，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装饰，不致损坏，杭城有贾四郎、王升、王闵卿等，熟于摆布，立讲无差，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盖亦寓褒贬于其间耳"（《梦梁录》卷二十）。

相扑，又叫角觝，"又谓之争交"。一般朝廷宴会时常有相扑这个节目。在朝廷御前表演的都是从"殿步诸军选膂力者充应名额，即虎贲中郎将耳"（《梦梁录·角觝》卷二十）。"瓦市相扑者，乃路岐人（散艺人），聚集一等伴侣"，"以赚点钱。先以女颭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护国寺南高峰露台的争交水平最高，须是技术高强，力大无穷，天下无敌者"方可夺其赏"。"如头赏者，旗帐、银盆、彩段、锦袄、官令、马匹而已"，于景定年间，曾有温州人韩福得胜，得头赏，曾补军佐之职。"杭城有周急快、董急快、王急快、赛关索、赤毛朱超、周忙憧、郑伯大銕、梢工韩通往、杨长脚等，及女占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女众，俱瓦市诸郡争胜以为雄伟尔"（《梦梁录》卷二十）。

相扑不包括打拳，打拳属另一类。

小说，讲经，讲史。宋代说话（说书）这种伎艺得到很大发展。说话艺人之间分工很细。各有师承，"说话者谓之舌辨，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梦梁录》卷二十）。

小说又名银字儿，"如胭粉、灵怪、传奇、公案、扑刀捍棒、发迹变泰之事"（《梦梁录》卷二十）。著名艺人有谭谈子、翁三郎、雍燕、王保义、陈良甫、陈郎妇、枣儿、余二郎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

讲经者谓演说佛书。

说参讲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说诨经者，戴忻庵。

讲史，讲的是资治通鉴。汉唐历代史书，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丘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　敷演（编著）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梦梁录》卷二十）。这说明宋代说书人通古博今，有广博的知识和流利的口才。

说话人能讲一朝一代的故事，随时捏和，令其与现实相似，所以令人觉得"可畏"。

商谜，据《梦梁录》载："先用鼓儿贺之，然后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商谜又分道谜，让来客念并想谜底；又打谜走智；正猜；下套，这是商谜者以物类相似者令人猜，又叫"对智"，还有"贴套"、"包头调爽"，这是故作难猜、以让猜智谜者，走入歧途。杭州商谜者有归和尚、马定斋"记问博浍、名传久矣。"

踢弄，包括多种杂技，如上竿、打筋斗、踢拳、踏跷、上索、打交辊、脱索、索上担水、索上走装鬼神，舞判官、斫刀、蠻牌，过刀门、过圈子等。每年大赦时，立金鸡竿，由杂技人上竿抢金鸡。理宗时，有路岐人名十将宋喜、常旺两家有踢弄人如谢恩、张旺、宋宝歌、沈家强等多人，每遇朝廷举行大朝会，常被点唤供筵"。"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也是"踢瓶、弄碗、踢磬、踢缸、踢钟，弄花钱、花鼓花槌，踢笔墨、壁上睡，虚空挂香炉、弄花毬、拶筑毬、弄斗打硬、教虫蚁、弄熊、藏人、烧火藏剑、吃针、射弩、亲背攒壶瓶等，绵包儿撮米酒、撮放生等艺。淳祐以后，艺术高者有包喜、陆寿、施半仙、金宝、金时好"等（《梦梁录》卷二十），"此艺施呈，委是奇特，藏去之术，则手法疾而已"。

百禽。《增补武林旧志》卷八引"西湖志"谓，"陶宗仪在杭州见弄百禽者"蓄龟七个，大小不等，"置龟几上"，"击鼓以使之"，乌龟按大小一层层叠上去，至第七小龟"竖身，直伸其尾向上，状如小塔，谓之乌龟叠塔"。另有蓄虾蟆九个，最大者踞坐一小墩上，余八小者，左右对列，大者作一声，小者也作一声，并一一到大者前点头作声，谓虾蟆说法。

掉刀蛮牌等武术表演，也有与舞结合的表演，"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出场凡五、七队，或以枪对牌、剑对牌之类"（《东京梦华录·诸军呈百戏》卷七），又如"七圣刀"也是舞刀一类，"有七人皆披发文身，着青纱短后之衣，锦绣围肚有带，内一人金花小帽，执白旗，余皆头巾，执真刀，互相格斗，击刺，作破面、刺心之势"又如"有一击小铜锣，引百余人或巾裹、或双髻，各着杂色半臂，围肚，有带，以黄白粉涂其面，谓之"抹跄"，各执木掉刀一口，成行列，击锣者指呼，各拜舞，起居毕，喝喊，变阵子"（《东京梦华录》卷七）。

然后两两出阵格斗，"作奋刀击刺之态百端"。还有"一人弃刀在地，就地掷身，背着地有声，谓之"板落""这是武术表演一类。北宋时将掉刀蛮牌冠以杂剧之名，说明北宋时杂剧还没有形成严格的概念。

杂扮。"杂扮或名杂旺，又名纽元子，又名技和，乃杂剧之散段。在京师时，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人，以资笑"（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杂扮就是杂剧的一种。

（二）民间游艺宋代民间游艺活动丰富多采，不仅供人们消遣娱乐，也可以健身益智。

游艺活动有体育方面的，有文娱方面的活动，也有猜谜等智力活动。现分述如下：蹴鞠　就是踢球，《宋朝事实类苑》（宋江少虞著）五十二卷谓"蹴鞠以及为之，中实以物，蹴踏为戏乐也"。"今有步打，徒打，不徒则马打，大有规制体格，用意奇巧，取其精炼者为上，今圣（宋徽宗）精敏此艺，置供御打毬供奉。"宋朝盛行蹴鞠，宋徽宗尤好之甚，专门有踢球人陪皇上踢球。筑球　以棒击球，《东京梦华录》卷六有"苏十，孟宣筑球"的记录。《东京梦华录·百官上寿》卷九，详细记述筑球情景，球门高三丈许，留门一丈许，左军球头苏述，右军球头孟宣，每队十余人，由小筑（普通球员）"团打"，"待其端正，即供球与球头，打大毬过球门"，"即便复过者胜"，再次打进球门者为胜亦称之为马球，马球是骑马打球的运动。宋程大昌《演繁录》卷九载："军中打球之戏，则以杖拂球，使之驰走，而用快马逐之。"射弩　射箭本是习武，但在宴会中常以射弩为娱乐。"陈尧咨善射，百发百中，世以为神。。。及典郡回，其母冯氏夫人问："汝典郡，有何异政？"尧咨云："荆南当要冲，日有宴集，尧咨每以弓矢为乐，坐客罔不叹服""（《宋朝事实类苑·陈康肃》卷五十二）。

竞渡　比赛划船。《宋史·礼》卷一百一十三载："淳化三年（公元993年）三月，幸金明池，命为竞渡之戏，掷银鸥于波间，令人泅渡取之，因御船奏教坊乐，岸上都人纵观者万计。"民间有端午竞渡之俗。宋代诗词中描写竞渡的如苏轼《过屈原塔》，黄裳《减字木兰花·竞渡》等。《东京梦华录》卷七记竞渡情形："有小舟，一军校执一竿，上挂以锦采银碗之类，谓之标竿，插在近殿水中。又见旗招之，则两行舟，鸣鼓并进，捷者得标，则山呼拜舞。"

秋千　秋千是传统游戏，为历代妇女所钟爱。宋词中描写女性生活的词常言及秋千，如欧阳修《蝶恋花》"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李清照词也有描写秋千之句。围棋　围棋是我国古老的棋类，宋代人亦喜好，据《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二作者称："今皇帝（宋徽宗）善奕，可称绝格也，何耶？凡诸道进棋者，皆国格，及赐侍御也，尽校二道三道焉"。"御制局角图势数卷，班行。"宋文人更以下围棋为习。苏东坡有《观棋》诗。谓"不闻人声，时闻落子。纹枰坐对，谁究此味？"《增补武林旧事》有"陆象山少年时尝坐临安，市肆观棋"的记述。

钓鱼　钓鱼在宋代不仅平民喜爱，宫廷上下也以钓鱼为乐。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一七○记"馆阁校尉彭乘尝与（曹利用）钓鱼，故事，（已往的做法）上未得鱼，侍臣虽先得，不敢举竿"，要等皇上钓到鱼，侍从们用网子把鱼接住，大臣钓到鱼才能举竿。《宋史》卷一百一十三记，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诏大臣，翰林学士，四品五品以上的官员"宴于后苑，赏花、钓鱼"。

象棋　是我国传统的棋类，自古有之，宋代人也以象棋对奕。南宋《后村先生大全集》就有刘克庄《象奕一首呈叶谮仲》的诗。

弹棋　据《宋朝事实类苑》五十二卷记："汉成帝好为蹴鞠，群臣以此劳体，非至尊所宜"。后刘向仿蹴鞠"乃作弹棋以献"。"艺经云弹棋二人对局，白黑各六枚，列棋相当，更先弹也，""用　红绿牙作棋"，"局以石作焉"。"手指棋局，取势相击"。"太平兴国（宋太宗）中，宣问能者进局并棋子，上习未久，而极其妙焉"（《宋朝事实类苑》五十二卷）。

风筝　春日放风筝为我国习俗，古人称为纸鸢，宋已谓之风筝，南宋词人刘辰翁《须溪词》"水龙吟"云："是处风筝，满城昼锦，儿郎俊伟。"临安市上有卖风筝处。

毽子　宋代作"鞬子"，为临安市上所常卖之物，《增补武林旧事》卷八曾记述市场上卖鞬。

踏歌　踏歌是几人手挽手，足踏地，一同唱歌。它不只是娱乐方式，还渗入到节日庆典活动中。《东京梦华录》卷九"百官上寿"篇载："第八盏御酒，歌板色一名唱踏歌。"

斗百草　又叫斗草，为我国古代妇女儿童的一种游戏，春夏草长的时候，各取草若干种，以吉利草名相赌斗。宋代斗草风气很盛，宋词中反映斗草的词较多。最著名的如晏殊《破阵子》："疑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斗蟋蟀　《西湖老人繁胜录》记宋代人弄蟋蟀斗蟋蟀成风，每日早晨，多在官巷南北作斗场，常有三五十伙人斗。乡民争相捉蟋蟀入城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上一两贯钱。若生得大，更会斗，便能卖上二两银子。每日如此。九月尽，天寒方停止。

双陆　双方各有十五子，其棋子叫马，掷骰子行马，十五马都出完者为胜。辛弃疾词有《念奴娇·双陆·和陈仁和韵》，周密《浣溪沙》词有"象局懒拈双陆子，宝弦愁按十三筝"之句。"双陆"又名"打马"。

投壶　饮酒之时的一种娱乐活动，设一壶，人手拿矢投入即为胜、临安市有卖"壶筹"者，陆游词《乌夜啼》有"投壶声断弹棋罢"句。

覆射　一种游戏，将物置于器物中，由射者作一小诗赋此物，若猜对即胜。《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二载，丁文杲司天监承，无他学，惟善覆射。太宗时以为娱，一日置一物器中，令射之，杲乃作诗曰：。。。。华华，山中采花。虽无官职，一日两衙。启开，乃数只蜜蜂也。又令寿王家取一物，令射之，杲曰：有头有足，不石不玉，欲要缩头，不能入腹。启开，乃压书石龟也。即日赐徘，并赏钱五万。

樗蒲　古代的一种博戏，博时每人执六马，用五木掷采，类似于掷骰子、打马、过关。宋词人蒋捷《风入松·戏人去妻》有"画栏红子樗蒲处"之句。叶子戏　叶子即纸牌，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有"叶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后有。。唐世士人宴集，盛行叶子格。。唯昔杨大年（杨億）好之。"北宋初尚有，欧阳修并谓"余少时亦有此二格，后失其本"。

拆白道字　一种文字游戏，是把汉字拆开变成一句话，做为一种游戏，可以令人猜。宋陆游《风流子》词"记绿窗睡起，句翻离合，格变玲珑"。这里"离合"就是指这种拆字游戏。词中写妇女的生活，她们翻变"离合"，拆白道字，十分巧妙。"宣和"年末有人拆字谓"宣"字是"一旦宋亡"，已近似于测字。

（三）观潮之俗每年八月，浙江钱江潮水上涨，十分壮观，浙江杭州人有弄潮之俗。观潮，弄潮成为当地最热闹的活动，南宋定都临安（杭州）以后，皇上及朝廷官吏，甚至太上皇也亲自观潮，使观潮这一活动形成盛事。

浙江钱江之潮"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梦梁录》卷四载"八月内潮怒胜于常时，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至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车马纷纷，十八日最为繁盛，二十日则少稀矣。"

《增补武林旧事》记述江潮之景谓："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江潮来时有如一座巍峨的白玉城池，又像一个高大雄伟的雪山，好象从天而来一样。"大声如雷霆震撼"，似乎要吞没天地和太阳，"势极雄豪"。苏东坡诗云："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

杭州来观潮的人拥挤不堪，八月中旬"自庙子头直至六和塔，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侍等雇赁，作看位"（《梦梁录）卷四）。观潮，一是观潮水之壮观，二是观杭人弄潮，三是观水军的训练。

弄潮体现了杭人向大自然挑战的精神，十分令人神往，据《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载弄潮时"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迎着潮头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梦梁录》卷四记述更详，"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潮出海门，百千为群，执旗泅水上"，"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弄潮者以出没潮头，在惊涛骇浪之中，手中所持之旗或伞不湿为胜。潘阆《酒泉子》词有"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弄潮之际"豪民贵宦争赏银彩，江干（岸）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于常时"（《增补武林旧事》卷三）。八月十八日，也是每年帅府训练检阅水军的时候，"帅府节制水军，教阅水阵，统制部押，"于潮未来时，下水打阵"。"艨艟数百，分列两岸，既而尽奔腾分合五阵之势"，"展旗百端"，"又于水中动鼓吹"。"前面导引，后招将官于水面，舟楫分布左右，旗帜满船""并有乘骑、弄枪舞刀于水面者，如履平地。"突然"黄烟四起，人物略不相覩，水爆轰震，声如崩山，烟消波静，则一舸无迹，仅有敌舟为火所焚，随波而逝"（《增补武林旧事》卷三）。

最热闹莫过于皇上来观潮时，《增补武林旧事》记"禁中观潮于天开图画高台，下瞰如在指掌，都民遥瞻黄繖、雉扇于九霄之上。"淳熙十年（1183年）八月十八驾诣德寿宫迎上皇观潮。参加检阅的有澉浦金山水军五千，临安水军及防江水军。西兴、龙山两岸舰船千只，弄旗，列阵，舞刀，放烟火，最后只见军仪整肃，水军向皇上，敬礼奏喏，声如雷震。民间弄水能手百余人，"手持彩旗，踏浪争雄，直至海门迎潮。"又有踏滚木的，表演水傀儡的，表演水中百戏的，"各呈伎艺"。其日并有文官作诗词。"两宫赏赐无限，至月上始还。"

那天帅司备牲礼，草履，沙木板，于潮来的时候，祭于江中，官民多把经文投于江内，向江神祝告。此事见《梦梁录》卷四。

九、辽代习俗辽（公元907-1125年）是契丹人所建立的中国北方王朝。契丹源于东胡鲜卑宇文部的一支，北魏时居于潢水以南、和龙以北，从事游牧。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日渐强大，于公元907年即可汗位，于公元916年称皇帝。辽朝的国号先后用汉文命名为契丹、大辽、大契丹，最后复号大辽，而在契丹语和女真语中一直称为契丹。1125年，辽朝为金兵所灭。契丹人以畜牧业为主，兼有古老的渔猎和新兴的农业，并且，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加大。捕鱼和狩猎是契丹传统的生产部门，契丹人盛行凿冰钓鱼和骑射围猎的方法。契丹一直采取游牧方式，每年从四月到八月让畜群自逐水草，九月把畜群赶回冬牧场饲养。耶律阿保机在建辽前后，把大批汉人安置在头下州城从事农业，当契丹占据渤海故地和燕云十六州后，农业已发展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到圣宗时期（起始于公元982年），辽朝的经济已完成向半农半牧的转化。

辽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境内的两大民族因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各有自己的独特习俗。同时，两个民族的习俗又有许多融合的现象出现。

（一）渔猎习俗契丹本是游牧民族，《辽史》卷五十九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畜牧，打猎是契丹民族传统生产项目。渔业在契丹民族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辽史》卷三十二有"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的记载。

辽朝建国后，统治阶级依然十分重视狩猎和渔业。"每岁正月上旬"辽帝"出行射猎，凡六十日。然后并挞鲁河凿冰钓鱼，冰泮，即纵鹰鹘以捕鹅雁"（《契丹国志》卷二十三）。契丹人最喜冬季严塞季节"凿冰钓鱼"，这时鱼潜水底，他们"卓帐冰上，凿冰取鱼"（《辽史》卷三十二）。宋人程大昌《演繁录》引《燕北杂录》记载过辽人钓鱼的情景。每年正月河水上冻，河上结了厚厚的冰，辽朝皇帝开始钓鱼。辽道宗和他的母后，都在冰上搭起帐篷。派人到帐篷上下十里的河道上用毛网把鱼截住，使鱼不至于逃跑。然后把鱼驱赶到冰帐附近，最后集中在冰帐的冰下。帐中床前凿开四个冰洞，这种洞的名字叫"冰眼"，中间的洞要凿通透水，其他三洞环绕着这个洞，不凿透。鱼快到中间洞的时候，负责观察的侍从，赶快告诉皇帝，辽道宗就在透水的冰洞中抛下鱼钩，没有不钓到鱼的。道宗把钓鱼绳拉起来，把鱼从洞中拉上来，就是所谓"头鱼"，钓到头鱼以后，皇帝与侍从们都从冰帐中走出来，到其他帐篷里饮酒作乐。

"头鱼酒宴"是辽规模很大的宴会，不仅有宴饮，还有歌舞，还要宴请各地方的首领，各方首领还要为辽帝歌舞作乐。史载"天庆二年（1112年），天祚如混同江钓鱼，界外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按以往的规定）皆来会，适遇头鱼酒宴，别具宴劳。酒半酣，天祚临轩，使诸酋次第歌舞为乐"（《契丹国志》卷十）。

辽代皇家钓鱼的地方有混同江（鸭子河）、达鲁河（长春河）、纳水等地。《辽史》卷十五记载："二年（1022年）春正月，如纳水钩鱼。""三年（1023年）春正月丙寅朔，如纳水钩鱼。""四年（1024年）春正月庚寅朔，如鸭子河。""五年（1025年）春正月乙酉，如混同江。"1027年，1028年亦均在混同江。

辽代皇家去诸水钓鱼均在春正月。

狩猎打围为契丹风俗，捕鹅也是契丹旧风。《契丹国志》卷二十三云："纵鹰鹘以捕鹅雁。"《辽史》有"春捺钵曰鸭子河泺。""捺钵"是辽帝春、夏、秋、冬四时游猎，避暑消寒，暂时游幸的场所。它体现了契丹民族生活生产的特色。"鸭子河泺"，"泺"指水泺，即大池或湖。皇帝正月在鸭子河之大湖旁捺钵，约六十日鹅雁才来，鹅来之前进行捕鱼，鹅来后捕鹅。"晨出暮归从事弋猎。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今松花江边）东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埚，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鎚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於泺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於上风望之。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鹘。救鹅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赐从人酒，遍散其毛。弋猎纲钩，春尽乃还"（《辽史）卷三十二）。辽朝对捕鹅极为重视，臣下以捕鹅得重赏，也以捕鹅失期获重罪。《辽史》载，道宗时鹰坊使耶律杨六因捕鹅得获升迁为工部尚书。宰相张仁杰因获头鹅，加升为侍中。穆宗时，虞人沙剌迭因侦鹅失期，受到炮烙铁梳的酷刑。

南宋姜夔（姜白石）有《契丹歌》云："。。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儿千骑晓打围，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海东健鹘健如许，韝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一鹅先得舍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金赵秉文有《春水行》诗云："光春宫外春水生，驾鹅飞下寒犹轻，绿衣探使一鞭信，春风写入鸣鞘声。龙旗晓日迎天仗，小队长围圆月样，忽闻叠鼓一声飞，轻纹触破桃花浪。内家（皇帝）最爱海东青，锦■掣臂翻青幂，晴空一击雪花落，连延十里风毛腥。初得头鹅夸得隽，一骑星驰荐陵寝（祭祖）。欢声沸入万年觞，琼毛散上千官鬓。"

猎天鹅用的鹰叫海东青，海东青为辽从女真所取来，女真不产，而是取之于五国（国名）。《契丹国志》卷十载："女真东北与五国为邻，五国之东邻大海，出名鹰。自海东来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能擒鹅鹜，爪白者，尤以为异，辽人酷爱之，岁岁求之女真。"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女真每年要到五国境内取鹰，常常要与五国战斗以后才得取得，女真不堪辽国的索求，以后竟成为女真反辽的原因之一。海东青极为名贵，是辽属国进贡的贡品之一。辽朝禁止民间畜养海东青。《辽史》载，张孝杰因功大，皇帝赐名张仁杰，并允许他放养海东青。可以知道畜养海东青是一种特权，只有皇族、贵族才能畜养。

秋季是狩猎的季节，《辽史》卷三十二载："秋捺钵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猎。伏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尝有虎据林伤害居民畜牧，景宗领数骑猎焉。虎伏草际，不敢仰视。上舍之，因号伏虎林。每岁车驾至，皇族而下分布泺水侧，伺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效鹿鸣，既集而射之，谓之舐鹻鹿，又名呼鹿。"据傅乐焕先生考证，上文"永州"应为"庆州"，庆州在今赤峰市林西县附近。辽代诸帝都喜射猎。据《辽史》载，穆宗每年到庆州幸秋山，七八月分射虎障鹰，军国大事都委托给大臣。穆宗以后历朝辽帝都到庆州黑山，赤山拽剌山进行秋猎。从七月到八月甚至九月，日日射猎，在各山射鹿，不视朝政。秋猎主要是射鹿，射鹿时先用盐引诱群鹿饮盐水，又仿鹿的叫声把鹿集中起来，然后射杀。天祚帝时，女真首领阿骨打有弟绖吴乞马、粘罕、胡舍等"天祚岁入秋山，数人必从行，善作鹿鸣，呼鹿使天祚射之，或刺虎，或搏熊。天祚喜，辄加官爵"（《契丹国志》卷二十三）。据《辽史》记载，辽帝狩猎地有祖州、庆州、宜州等地。"太祖秋猎于"祖州，穆宗猎于庆州，东丹王每秋畋于宜州。张舜民《北使记》中曾说："二月三月放鹘子海东青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八九月打虎豹之类，自正月至岁终，如南人趁时耕种也。"打虎、猎兔也是辽人喜好的活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一记辽国主"好以铜及石为鎚以击兔"。猎兔不仅为狩猎活动之一，也反映在辽的传统节日中，"三月三日，国人以木雕为兔，分两朋，走马射之"（《契丹国志》卷二十七），又载九月九日，皇帝率群臣部族射虎。总之，打猎是辽代人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打猎是他们物质生活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他们"习武""练兵"的骑射活动和娱乐活动，打猎与政治活动也是紧密结合的。

畋猎与政治活动结合，表现在"捺钵"中。"捺钵"是契丹主的四时游猎"行宫"，即《辽史·营卫志》卷三十二所说，"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捺钵"分春、夏、秋、冬四时的"捺钵"。《辽史》卷三十二载："夏捺钵"，"与北、南僚议国事，暇日游猎"。又云"每岁四时，周而复始，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凡是"拜官"，"权差"等重大问题都要"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五月，纳凉行在所，南北臣僚会议。"春捺钵在鸭子河，夏捺钵"多在吐儿山"或黑山（赤峰巴林右旗白塔子庙东汗山），或怀州西山；秋捺钵，在伏虎林；冬捺钵，在永州东南三十里广平淀。冬捺钵时"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

契丹人出猎要祭猎神"麃鹿神"，《辽史》载鹿鹿神：辽俗好射麃鹿，每出猎，必祭其神，以祈多获。麃就是狍子，是当时射猎对象之一。

（二）游牧习俗辽统治着的大部分民族，都属游牧民族，所以，畜牧业是辽的主要经济来源。《辽史·营卫志》谓："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居住古毡房"穹庐"，"但宿穹帐"，"皆无馆舍"（《续资治通鉴长编·真宗》卷九十七）。饮奶食肉，逐水草而居。宋苏颂有《契丹帐诗》："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

辽人看重牛羊马匹，述律后说："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

（《资治通鉴·后梁记》卷二百七十一）。辽人不论蕃汉均"以牧养多少为高下"（苏颂《魏公集·使辽诗注》），辽人征战也以掠获马、牛、羊数目多为荣耀。《辽史》卷六十载："获牛、羊、驼、马十万"。"上讨女直所获生口十余万，马二十余万"（《辽史》卷十一）。对于被征服的各族要求上贡牲畜，如："东丹国岁贡千匹，女直万匹，直不古等国万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匹，西夏、室韦各三万匹，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部三百匹"（《辽史·食货志下》卷六十）。

牧羊"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牧马"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有役则旋驱策而用"（《魏公集·使辽诗注》）。畜群"生息极繁"。

辽设群牧司使管理国有马匹。《辽史》卷二十四记："牧马蕃息多至百万，赏群牧官，以次进阶。"

（三）农业习俗辽代以畜牧业为主要的、传统的生产部门，随着汉族的加入，民族的融合，牧民的需求农产品，特别是战争的需要粮食，农业成为辽代重要的生产部门。

辽朝在对外战争中掠夺了大量人口，其中被俘的汉民按照汉族的习惯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成就引起辽统治者的重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经"专意于农"（《辽史》卷五十九），辽太宗也曾下保护农田的诏令，并曾令一部分部族进行农业生产。辽统治阶级多次诏令许民耕种，募民耕种。在奖励农耕的政策下，辽朝统治地区出现了大片被开垦的荒地，农业得到很大发展，辽的社会经济也从纯牧业向半农半牧发展。

辽代初期的农业生产，是粗放的耕作。契丹人原不事农耕，开始只有少数奚人进行农业生产，奚人与汉人居住区相近，他们借边民荒地种田，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岁借边民荒地种粟，秋熟则来获。"看来是受汉人影响开始进行农耕，但尚未精耕细作，只是到秋熟收获。

随着汉人带过去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的推广，辽地的农业生产也普及起来，技术也提高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七载宋绶使辽时，看到了"奚人善耕种"。当时在辽地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还是汉人。苏辙《栾城集》四十一卷《使辽诗》有"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佃"，汉族遗民已成为辽贵族奚贵族的佃户。辽朝韩州，成州出土的辽代农业生产工具有铁锄、铁镐、也有铜铸的锄等。说明当时耕作已有锄草耪地的细作过程。辽的农业生产发展了，形成半农半牧的生产格局。苏颂《使辽诗》记"农夫耕凿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岗。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田畴高下如棋布，牛马纵横似谷量。""居人处处营耕牧，尽室穹车往复还"（苏颂《魏公集》卷十三）。

辽代用窖藏或仓库储存粮食。最早时奚人把粮食"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到了辽道宗时，农业生产繁荣，储粮很多。《辽史·食货志》载积存粟米十五万斛，在东京道的五十余城内设有和籴仓。虽然战争频繁，也未感到粮食的缺乏。

辽代为了供给军队粮食，曾有屯田之举，据《辽史·耶律唐古传》载，兴宗曾命令耶律唐古去西疆屯田。耶律唐古曾在胪朐河，镇州等地督军士农稼，连续十四年取得丰收。

除了汉族、奚族及部分军队从事农业生产外，辽圣宗时契丹的部分居民也进行农业生产，《辽史》卷五十九载，辽圣宗"过藁城，见乙室奥隗部下妇人迪辇等黍过熟未获，遣人助刈"。《辽史》卷一百○四载，"夫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守卫巡逻），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这就说明辽代西北部地区的契丹人不仅有牧业还进行了农业生产，农忙时各司其职，劳作十分辛苦。当时出使辽的苏颂《魏公集》，有诗写辽代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如："赋役百端闲日少，可怜生事更茫茫"（《魏公集》卷十三）。

（四）祭山仪祭山仪是辽祭祀天地神祗之仪。祭祀地点在木叶山。"木叶山在中京东微北"，"本阿保机葬处"（《续资治通鉴长编·真宗》卷九十七），即今赤峰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交汇之处附近。

据《辽史》卷四十九载：祭山仪要设天神，地祗的神位在木叶山。"中立君树，前植群树，"像站列朝班一样，又并排植两棵树，作为神门。皇帝、皇后至，"夷离毕（刑狱之官）具礼仪。祭祀用牲有"赭、白马，玄牛，赤、白羊，皆牡。"然后由仆臣"杀牲，体割，悬之君树"。太巫还要"以酒酹牲"。礼官奏"仪办"。皇帝、皇后都穿祭祀大礼的祭服，皇帝戴金冠，穿白绫袍，腰系红带，悬鱼，三山绛垂，以犀玉刀错为饰，脚踏络缝黑靴。皇后系红色头帕，穿络缝红袍，悬玉佩，双结帕，络逢黑靴。皇帝、皇后骑在马上，各部的首领及命妇也都在场，群臣在南，命妇在■。皇帝、皇后到君树前下马，"升南坛御榻坐。群臣，命妇分班以次就坐；合班；拜讫，复位"。皇帝、皇后到天神，地祗位，致奠。宰相及宗正官（辽称为"惕隐"）依次致奠于君树。及群树。皇帝率领他的各位叔父围绕神门树转三圈，其他部族要转七圈。并在皇帝率领之下又礼拜后诣"东所"，皇帝、皇后各举酒二爵，肉二器"再奠"，大臣命妇各举一，一奠。然后命府正官向东"掷之"，又命中丞奉茶、果、饼饵各二器奠于天神，地祗位。巫身穿白衣，致辞三次。皇帝、皇后还有饮福、受胙，群臣"在位者以次饮"。关于木叶山"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亦不忘本尔"（《辽史·地理志》卷三十七），辽人视木叶山为民族起源之地，自认为是神人、天女之子孙，祭祀时八部首领都要参加。木叶山上建有"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辽史》卷三十七）。

到辽太宗时，又将幽州大悲阁白衣观音像迁来木叶山"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辽史·礼志》卷四十九），于拜山仪过树之后，增"诣菩萨堂仪"一节。

皇帝出巡必祀于木叶山，谒祖陵、告祖庙。

（五）瑟瑟仪瑟瑟仪是祈雨的仪式。辽以畜牧业为主，兼有农业，天旱则不利。"若旱，择吉日行瑟瑟仪以祈雨"（《辽史·礼志一》）。

祈雨之前要先置"百柱天棚"，祈雨时在百柱天棚下，皇帝先致奠于先帝御容，然后率群臣射柳，皇帝射柳，亲王、宰执以次各射一次。射中柳树的可以留下标志"柳者"的冠服，不中的把自己的冠服留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其冠服"（《辽史·礼志一》卷四十九）。第二天要植柳，在天棚东南，巫师主持祭柳，"巫以酒醴、黍稗荐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柳"（《辽史·礼志一》卷四十九）。最后分等级赐给物品。三日之后"雨，则赐敌烈麻都（礼官）马四匹、衣四袭；否则以水沃之"（《辽史》卷四十九）。

（六）柴册仪柴册仪是古代推举各部族首领的古老遗风。

举行柴册仪，必须择吉日，并在仪礼举行之前准备好木制的柴册坛，坛有三级，把它放在柴堆之上。《辽史·礼志》谓："置柴册殿及坛。坛之制，厚积薪，以木为三级坛，置其上。"据《辽史》卷四十九后的"校勘记"载："柴笼之制高三十二尺，用带皮榆柴叠成，上安黑漆木坛三层，坛安御帐。"坛上铺"百尺毡"，放"龙文方茵"，"又置再生母后搜索之室"。皇帝先入"再生室"，行"再生仪"，假做一次从新诞生的礼仪，用以追念母后的恩德。

契丹八个部族德高望重的老人，"八部之叟""前导后扈"，引导、跟随，左右扶翼皇帝至册殿之东北隅。"拜日毕，乘马，"选外戚中的老者御马。皇帝急驰，假做倒在地上，御者，从者"以毡覆之"。用以象征年轻皇帝在前辈辅佐下成长。

皇帝来到一块高地之上，站定，"大臣，诸部帅列仪仗，遥望以拜"。

皇帝派遣使臣发诏命曰："先帝升遐，有伯叔父兄在，当选贤者。冲人不德，何以为谋？"群臣对曰："臣等以皇帝厚恩，陛下明德，咸愿尽心，敢有他图。"皇帝令曰："必从汝等所愿，我将信明赏罚，尔有功，陟（升）而任之，尔有罪，黜（罢）而弃之。若听朕命，则当谟之。"各部人等全体说："唯命是从。"皇帝在这里"封土石以誌之"（《辽史·礼志一》卷四十九）。

皇帝及大臣"逐行"。拜先帝御容，宴飨群臣。

第二天皇帝才走出册殿。由护卫太保扶翼升坛。将七庙神主奉至"龙文方茵"--龙形花纹的方垫。北、南府的宰相率领群臣圜立，各举毡边，赞祝完毕，枢密使捧玉宝、玉册进来，此时，有司读册后，枢密使称皇帝尊号进宝、进册，群臣三呼万岁，皆拜。宰相，北、南院诸部帅，进赭，白羊各一群。

接着皇帝更衣，又拜诸帝御容。于是欢宴群臣，并各有赏赐。

柴册仪把辽代皇帝登基与古老的契丹民族推举首领的仪礼结合起来，使之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并带有一些民主色彩。

（七）拜日仪契丹民族崇拜太阳，"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新五代史·契丹》卷七十二）。故"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辽史·百官志》）。又"凡举兵，帝率藩汉文武官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辽史，兵卫志上》卷三十四）。

拜日礼仪，皇帝升露台，设褥，向日拜两次、进香，随后门使通、阁使或副阁使，应参与拜日的臣僚及殿左右阶的陪位官，都拜两次。"皇帝升坐，奏牓讫"（《辽史·礼志一》卷四十九）。北班臣僚向皇帝行大礼，宰相以下"通名再拜"奏"圣躬万福"。又再拜，其他臣下与北班臣僚同礼。奏事也是北面先奏。

（八）。。节仪这是辽朝各民族群众祭祀已死皇帝、皇后的习俗。

每户毡帐中"置小毡殿，帝及后妃皆铸金像纳焉。节辰、忌日、朔望，皆致祭于穹庐之前"（《辽史·礼志》卷四十九）。又要用土垒一个高一丈多的大高台，上面放一个大盘，把祭祀的酒食撒在盘里，然后，焚之。国俗谓之"爇节"。

据《辽史·礼志》谓，这是被俘掠人民或臣下进献人口，或犯罪没官户，由于皇帝建立州县安置了他们，所以皇帝死后要表示敬意追念。

（九）岁除仪除夕的晚上，诏令刑狱官率执身郎君，把盐和羊油放在火炉里烧，巫和大巫，依次赞祝火神，皇帝向火礼拜。

开始是皇帝亲自拜，至道宗开始命刑狱官拜。

（十）再生仪在皇帝十二岁"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十二月）之月，择吉日"（《辽史·礼志六》卷五十三）举行这一礼仪。

先要在禁门北，准备好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舆。"在再生室东南，倒植三歧木。"在举行仪礼这天，"以童子及产医妪置室中"。一个妇人拿着酒，一老者拿着箭袋，立在室外"有司请神主降舆，致奠"，然后，"皇帝出寝殿，到再生室。群臣奉迎，再拜"。

皇帝进入再生室，脱衣服，光脚，"以童子从"。皇帝三次从歧木下过，每次过，产婆都要致词，用于拂拭皇帝的身子，童子从歧木下过七次后，皇帝躺卧在木边，老者打着箭袋说"生男孩子了"。太巫用巾盖上皇帝头，皇帝起来了，群臣称贺，再拜。产婆从妇人手中拿过酒进奉，太巫捧着襁褓，彩结等物赞祝。事先选出的七位老人，各人都把为皇帝起的名字系在彩缎上，他们都跪着向皇帝进献。皇帝选一个好名字接受，并赐给老人物品，老人拜后退出。群臣都进献小婴儿的包被，彩结等物。

皇帝拜先帝诸御容，然后就宴请群臣。

《辽史·礼志六》赞美"再生仪"，认为"使天子一行是礼，以起孝心。""始之以三过歧木，母氏劬劳能无念乎，终之以拜先帝御容，敬承宗庙，宜何如哉。""再生仪"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礼仪，它让小皇帝深深记住母亲的恩情，从新体验来到人世间的感受，长大以后也记住这份亲情，不能"妻子具（有）而孝衰"（《辽史·礼志六》卷五十三）。

（十一）皇帝亲征仪皇帝亲征往往在秋冬，但战争情况不同，出征时间也会随时变化。皇帝出师要先告庙，就是到太祖庙拜祭后再出征。祭时要立三个神主祭祀，一是先帝，二是道路，三曰军旅。要杀青牛白马祭祀天地。祭时，常常依托于一棵独树；没有独树，"即所舍而行之"（《辽史·礼志三》卷五十一）。皇帝要穿上军服、铠甲，去祭祀各位先帝的庙，然后就检阅军队。将出征时，以"牝牡"狍子各一"■祭"。将要与敌人战斗前，把马尾结起，"祈拜天地而后入。"攻打下城池，战胜了敌人，也要祭天地，以白、黑羊做为祭牲。班师回朝，要以俘获的牡马和牛各一祭祀天地。

"出师以死囚，还师以一谍者"，植柱缚其上，于他所向的方向乱射箭，"矢集如蝟"叫做"射鬼箭"（《辽史·礼志三》卷五十一）。这是对死囚参战后宽恕，免其死刑的特殊形式。

（十二）腊仪腊，是十二月辰日。前一天，诏令司猎官选好猎地。

到了举行腊仪的一天，"皇帝、皇后焚香拜日毕，设围，命猎夫张左右翼"《辽史·礼志三》卷五十一），司列官禀奏成列，皇帝、皇后坐上车，礼官奉进二壶酒和盘飱，北、南院大王以下的官员进奉马和衣服。皇帝下车祭奠东方，然后乘马进入围中。皇太子，群官向皇帝进献酒，分两边前进。皇帝围猎开始得兔，"群臣进酒上寿，各赐以酒。至中食之欢，亲王，大臣各进所获"（《辽史·礼志三》卷五十一）。赐群臣饮，回宫。

（十三）丧　仪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契丹》卷七十二记载，在耶律阿保机（辽太祖）建国之前，契丹"风俗与奚、靺鞨同"，保留许多古老风习，人死以风葬。"父母死，以不哭为勇，载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后三岁，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呪曰："夏时向阳食，冬时向阴食，使我射猎，猪鹿多得""。至辽太祖"而多用汉人。。又制婚嫁，置官号"（《新五代史》卷七十二），风俗有所变化。人死已为土葬。但其原始风习仍时有所见，如辽太祖阿保机逝世，皇后述律氏"于义节寺断腕，置太祖陵，即寺建"断腕楼"，树碑焉"（《辽史·地理志》卷三十七）。又，辽景宗死"葬景宗皇帝于乾陵，以近幸朗、掌饮伶人挞鲁为殉"（《辽史·圣宗本纪》卷十）。景宗死二人殉葬，一个是近侍宠幸之人叫朗的，一个是掌管皇帝饮料的伶人。

据《辽史·礼志》卷五十所载，辽圣宗逝世的丧葬礼仪已颇类汉制了。

辽圣宗死于太平十年（1030年），"圣宗崩，兴宗哭于菆（

ōu）塗殿（放置棺木的宫殿）"。"大行之夕（先皇帝死的那天晚上）"，四鼓过后，皇帝率领群臣，到灵柩前祭奠，恭奉先皇灵柩出殿的西北门，皇帝坐在暖车里，车内铺着白色坐垫。这时还要由太巫做法事，除灾祈福。到了祭所还要由"太巫祈禳。"这时皇族、外戚、大臣、京官都要依次致祭。仪式中两次由太巫除灾祈福的祈禳，说明辽人重视神鬼，这是与汉制丧仪明显不同之处。尤为不同的是在祭祀先帝时要将衣物一把火烧光，"乃以衣、弓矢、鞍勒、图画、马驼、仪卫等物皆燔之"。葬毕，皇帝坐在御帐，命令改火，面向火焰又致祭奠，礼拜三次，又向东拜天地。然后骑上马，率领群臣及送葬者过陵前神门之木，下马，向东再拜。第二天率群臣、命妇到山陵"行初奠之礼"。然后到有先帝遗容的御容殿接受遗赐。第三天像原先一样祭奠。

兴宗崩，道宗亲自选择埋葬之地，与汉人"择地"的礼制相同。

道宗崩，天祚帝曾因丧服事问礼于总知翰林院的耶律固，耶律固把汉族人披麻带孝的礼仪告诉了天祚帝，天祚帝始披麻带孝，并且皇族、外戚、使相、矮墩官及郎君都服相应的丧服，其余官吏及承应人都穿白麻衣披白麻巾，哭丧。宗正官，皇族亲属（皇帝的叔、伯）、南府宰相，各种官员、亲王、贵戚国舅等、各级首领都要依次荐奠，进奉鞍马，衣服，犀玉带等物，用表列上数目，读完表后，焚表。各属国，邻国都有丧礼送来，亲王和诸京留守也送来丧礼。先帝小。。前一日，皇帝穿丧服上香，奠以酒，痛哭于先帝旁。夜里进行小。。。第二天由北院枢密使、林牙（掌文翰的文官）把赠与死者的器物服饰放置在幽宫。灵柩上车，亲王推车，一直到食羊肉的地方停下。这时按辽风俗，杀黑羊以祭。到了葬所，把灵柩从车上抬下来，放到众多人用肩抬的车上，皇帝脱下丧服，亲自步引灵柩到长福冈。这天晚上，皇帝入陵寝，并且将先皇遗物赐给皇族、外戚和各位大臣，乃从陵寝出来。皇帝命人把先帝用过的帐子，带过陵前神门之木。皇帝不亲往，而是派遣侍从们穿着官服去。第一次祭陵，皇帝、皇后率领皇族、外戚、使相、节度使、夫人以上的命妇都来祭拜，围着陵墓转三圈而下。第二次祭奠像第一次一样，然后辞陵而还。

先帝去世后，辽朝廷要为先帝举行"上諡册仪"，这明显是受汉制的影响。上諡册仪前一日在菆塗殿西廊设皇帝御帐，并且排好臣僚的幕次。准备好礼乐之器。到这一天，臣僚都穿朝服，天刚透亮就到菆塗殿。册与宝案都放在西廊下。皇帝穿宽衣系皂带到御帐。大臣站好班面向殿立、皇帝升殿到先帝神座前，跪，祭奠三次。在乐声中皇帝祭奠后，立于神座前。捧册函者进前跪下，读册者跪下伏地读諡册。然后捧册者置册函于案上。皇帝在褥位再拜。礼毕，皇帝归御帐。

到了先帝的忌辰还要举行"忌辰仪"。在先帝生日的前一天，要奏忌辰榜子，预先写好名纸。用一幅大纸，用阴面后第三行写上"文武百僚宰臣某以下谨诣西上閤门进名奉慰"。至日，所有大小官僚都要穿皂衣、皂鞓带，四鼓时于幕次前，在京于僧寺，站班，依位望阙而立。"直日舍人"跪在右面，手执名纸在前，班首以下皆再拜。名纸由宣徽使"面付内侍奏闻"（《辽史》卷五十）。

宋使吊丧，辽有"宋使祭奠吊慰仪"。仪载"道宗崩，天祚皇帝问礼于耶律固。""使入门，皇帝哭，使者诣柩前上香，读祭文讫，又哭。有司读遗诏，恸哭。使者出，少顷，复入，陈赙赗（祭礼之物）于柩前，皇帝入临哭。""以后帝御游仙殿南之幄殿。使者入见且辞，敕有司宴于馆"（《辽史》卷五十）。

辽的丧葬从建辽国以前的风葬，到阿保机以后土葬，到兴宗、道宗、天祚帝，愈益受汉族影响，礼制也愈益完备，至天祚帝时除保留杀黑羊、过神门之木等特殊礼俗外，其丧葬仪礼与汉制已很相似。

（十四）皇帝纳后之仪据《辽史·礼志五》卷五十三载，皇帝纳后要择吉日。"至日，后族毕集"。早晨，皇后"坐于堂"，皇帝派遣使者，媒人领着担酒担肉担粮的酒礼入门。媒人进内谒见，"进酒于皇后，次及后之父母、宗族、兄弟"（《辽史》卷五十二）。再拜，致辞，纳币。宗正夫人要四拜后，请皇后上车。皇后辞父母、伯叔、兄，各四拜，对宗族长者两拜。皇后上车父母劝戒勉励皇后并及使者、媒者、送者。车发轫，起行，叔伯父母、兄饮酒如初。"教坊遮道赞祝"，后族追拜，进酒，遂行。

将至宫门，宰相传敕，赐皇后酒，遍及送者。宗正官率皇族欢迎，再拜。皇后车到便殿旁，宗正夫人请她下车，宗正夫人率人负银罂、捧滕，从黄道走。后有一人"张羔裘若袭之，前一妇人捧镜"（《辽史》卷五十二）倒行，将马鞍放道上，皇后跨过其上。到神主室三拜，再去向公婆御容拜，奠酒。选皇族宜子孙之妇，再拜，授以罂、滕。又拜各位皇帝的御容。神赐袭衣、珠玉、佩饰，拜受、服之。送者，迎者遍赐酒。皇后坐于别殿。

皇帝即御座，选皇族尊者一人当奥坐，即坐于室内最尊贵之处，主婚礼。执事往来致辞于后族，引后族之长及送后者升殿，面当御座，皆再拜，后族之长奏送后之词。跪向"圣躬万福"。当奥者与媒者行酒三遍，命送后者再拜，酒宴为终。

第二天，皇帝起床先拜先帝御容，上殿宴请皇后的族人及大臣。皇族、后族一起饮酒，有百戏，角觝，并进行戏马比赛以为乐。第三天，皇帝赏赐送皇后的人及皇后的族人。酒五行，送后者辞。皇族向后族献礼，后族以礼谢当奥者。这时婚礼结束。

历代辽帝纳后，只娶萧氏之女，他姓不纳。

（十五）正旦朝贺仪元旦日，诸臣、亲王、外国使者朝驾、祝福庆祝新年。在《辽史·礼志六》卷五十三有详细说明。

这一天昧爽，大臣和诸国使者入朝，奏"班齐"。皇帝升殿坐。契丹臣僚从东门入、汉人臣僚及诸国使者从西门入，合班以后，向皇帝行舞蹈之礼，五拜、鞠躬。亲王从东阶上殿，祝寿，下殿，向皇帝行舞蹈礼，五拜、鞠躬。宣徽使传皇帝的宣制说："履新之庆，与公等同"，群臣又拜舞。

亲王向皇帝进酒，皇帝要传宣"饮公等寿酒，与公等内外同度。"皇帝饮酒，教坊奏乐，殿上下臣皆拜，称"万岁"。

臣僚、亲王及使者参贺皇帝以后，皇帝起身到太后殿，群臣皆从。皇太后升殿，皇帝在东方侧坐，诸臣拜舞，称贺太后与称贺。皇帝礼仪相同。称贺后是宣宴。臣子、亲王、使者都要谢宣宴并鞠躬。

一进酒，两廊从人拜，称"万岁"，各就坐。亲王进酒，如果太后手赐亲王酒，亲王要跪饮喝完。殿上三进酒，行饼、茶。教坊人员跪，并致语，请大臣大使、副使、廊下从人立，读口号诗毕，然后行茶，行殽膳。以后是大馔入，行粥碗，殿上七进酒乐曲终。使相、臣僚在座，揖廊下从人起，称"万岁"，从两门出。然后是"揖臣僚、使副起"称"万岁"，下殿。最后要舞蹈，五拜，出洞门，礼仪结束。

（十六）立春仪立春日，辽"皇帝出就内殿，拜先帝御容，北、南臣僚丹墀内合班，再拜"（《辽史·礼志六》卷五十三）。可矮墩以上的官员入殿，赐坐，皇帝进御容酒，陪臣都再拜。"一进酒，臣僚下殿，左右相向立"，皇帝戴幡胜，赐幡胜给臣下，臣僚都簪毕后，皇帝在土牛前上香，奠三次酒，不拜。教坊奏乐，侍仪使跪进彩杖，皇帝鞭土牛，群臣跪左膝在丹墀内，受彩杖，直起身，再拜。

司辰报告春天到了，鞭土牛三匝。矮墩鞭止，"引节度使以上上殿，撒谷豆，击土牛"（《辽史·礼志六》卷五十三）。撒谷豆，允许众人夺之。臣僚依次坐，行"酒两行，春盘入，酒三行，行茶，皆起，礼毕"（《辽史》卷五十三）。

（十七）重午仪五月五日，"至日，臣僚昧爽赴御帐，皇帝系长寿彩缕升车坐"（《辽史·礼志六》卷五十三）。大臣合班，"所司各赐寿缕，""臣僚跪受，再拜"，最后从驾至饍所，酒三行。若赐宴，临时听诏令。

（十八）重九仪臣僚旦赴御帐，从驾至围场，皇帝赐茶。皇帝就坐，引臣僚御前班立，所司各赐菊花酒，臣僚跪受，再拜，酒三行，揖起。

（十九）藏阄仪大康十年（1084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行藏阄仪。君臣宴饮，得阄者饮酒。

这一天臣僚服常服入朝，皇帝御天祥殿，臣僚依位赐坐。"契丹南面，汉人北面；分朋行阄"（《辽史·礼志六·嘉仪下》卷五十三）。"或五或七等，赐饍。""晚赐茶，三等或五等"。若帝得阄，臣僚进酒，以次赐酒。其时，在宋朝廷宫廷宴饮也有藏阄仪。

藏阄仪这天辽臣不御朝。

（二十）岁时杂仪正旦，除夕之夜，辽国俗以糯米饭和白羊髓油为饼，"丸之若拳"，"每帐赐四十九枚，戊夜，各于帐内窗中掷丸于外，数偶，动乐，饮宴。数奇，令巫十有二人鸣铃，执箭，绕帐歌呼，帐内爆盐垆中，烧地拍鼠，谓之惊鬼，居七日乃出"（《辽史·礼志六》卷五十三）。

立春，妇人进春书，剪刻青色丝织品为旗或为龙，或为虾蟆，在旗上写上"宜春"。

人日，正月初七为人日，辽人要看到天晴就认为是一年吉祥，如果阴天就认为有灾异。人日这一天民间习俗是在庭院中煎饼食，叫做"薰天"。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国舅族萧氏设宴，请国族耶律氏，岁以为常。

三月三日为上巳，辽俗，刻木为兔，分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负者下马列跪进酒，胜队马上饮之。

五月重五日，午时，采艾叶和绵著衣。这天君臣宴乐，渤海厨师进艾糕。用五彩丝为绳缠臂，谓之"合欢结"，叉以彩丝盘绕作成人的样子，谓之"长命缕"。

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进彩扇，以粉脂囊相赠送。

六月十八日，国俗，耶律氏设宴，请国舅族萧氏。

七月十三日夜，天子于宫西三十里设帐住宿，之前准备好酒馔。七月十四日，诸军部落从者皆奏藩乐，饮宴至暮，乃归行宫，谓之"迎节"。十五日中元，动汉乐，大宴。十六日昧爽，又去西方，随行诸军大噪三次，谓之送节。

八月八日，辽国风俗，杀白犬，埋在寝帐前七步的地方，露出狗嘴，后七日中秋，移寝帐在上面。

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获猎少的为负，罚重九宴。射毕，在高地设帐，赐官僚饮菊花酒。以兔肝为带骨酱，鹿舌为肉酱，又研茱萸酒，洒门户以驱灾祈福。

岁十月，五京进纸造小衣甲、枪刀、器械万副祭山用。十五日天子与群臣望祭木叶山，用国字书状，并都焚之。

冬至日，辽国俗，杀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黑山拜。

黑山在境北，俗谓契丹人魂魄归宿之地。由山神司之。每年这一天，"五京进纸造人马万余事，祭山而焚之"。习俗对黑山很畏惧，不祭"不敢近山"（《辽史·礼志六》卷五十三）。

腊辰日，天子及群臣都穿戎服，"饮酒作乐，赐甲仗、羊马"（《辽史·礼志六》卷五十三）。

契丹辽朝信奉佛教，四月八日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像"，仪仗和百戏导从，循城游行为乐（本条见《辽史·礼志》卷五十三"二月八日"一节，盖二月八日应为四月八日）。

十、金代习俗金王朝是由生活在白山黑水（长白山和黑龙江）之间的女真人在十二世纪之初建立的，到1234年为元朝所灭，在历史上存在了一百二十年。女真本名朱理真，讹为女真，辽道宗时因避兴宗耶律宗真之讳，曾改称为女直。建立金朝的完颜部原本处于原始部落社会。公元十世纪之初，在女真完颜部始祖函普时开始按男系计算血统关系，属于父系氏族社会。历经德帝乌鲁、安帝跋海、献祖绥可，到昭祖石鲁时"稍以条教为治，部落寖强"。再到景祖乌古迺时，辽以他为生女真部节度使，于是，完颜部"有官属，纪纲渐立"（《金史》卷一），"统诸部以专征伐，嶷然自为一国"（《金史》卷五五），完颜部统领的女真社会发展到了原始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最后，阿骨打率部反辽，大败辽兵，于1115年即皇帝位，是为金太祖。阿骨打立国号为"大金"，他对此是这样解释的："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尚白"（《金史》卷二）。金王朝的建立，标志女真人在整体上完成了从原始氏族制向阶级社会的过渡，为女真人丰富和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提供了社会条件。金朝的统治从东北的北部不断向南推进，直至中原地区，为它所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创造了一个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大好机会，使金代的民俗变得丰富多采。

（一）岁时节庆习俗女真人本来没有历法，也不像汉族人那样纪年庆岁。据《松漠纪闻》卷上所记，"女真旧绝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纪年。问之则曰，"我见草青几度矣"。盖以草一青为一岁也。自兴兵以后，浸染华风，酋长生朝，皆自择佳辰"。又据《金史·礼志》卷三十五所载，"金因辽俗，以重午、中元、重九行拜天之礼"。没有历法纪时，自然也就没有岁时节庆活动，于是，女真人向宋人和辽人借用岁时节庆习俗。经过几代人的吸收，金代女真人的节日文化同样蔚为大观，与汉人的习俗相近。

据《大金集礼》卷三二所载，元旦、上元（元夕）、中和、立春、春分、上巳、寒食、清明、立夏、四月八日（佛诞日）、端午、三伏、立秋、七夕、中元、中秋、重阳、下元、立冬、冬至、除夕等，都是金朝官方承认的节日，届时各级官员有一至三日的休假。下面择要述之。

元旦，又称正旦，俗呼新年，是金朝人特别重视的节庆。《金史》卷三十六和卷三十七分别载有《元日·圣诞上寿仪》和《正旦、生日皇太子受贺仪》。元日圣诞上寿仪的内容主要有：皇帝升御座，鸣鞭；接着是受尊仪、群臣朝拜仪、外国使入见仪、曲宴仪、朝辞仪，亦皆有鸣鞭仪式。群臣朝拜的时候致词："元正启祚，品物咸新，恭惟皇帝陛下与天同休"，"万春令节，谨上寿卮，伏愿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帝使宣徽使等答曰："履新上寿，与卿等内外同庆。"入见的外国使节有来自宋朝和西夏的，从天会三年（1125年）起，宋朝和西夏也派使节来金朝庆贺正旦。上面提到的"鸣鞭"，是金人对唐宋朝廷仪式的借鉴。《宋史》的《仪卫志》告诉我们，"鸣鞭，唐及五代有之。《周官·条狼氏》"执鞭趋辟"之遗法也。内侍二人执之，鞭鞘用红丝而渍以蜡，行幸则前驱而鸣之，大祀礼毕还宫亦用焉，视朝、宴会则用于殿庭"。

金代民间也热热闹闹庆贺元旦，我们从当时人王寂的《踏莎行》（元旦）词中可见一斑。该词写道，"爆竹庭前，树桃门右，香汤浴罢五更后，高烧银烛，瑞烟喷金兽，萱堂次第了，相为寿。改岁宜新，应时纳右，从今诸事，愿胜如旧，人生强健，喜一年入手，休辞最后饮，酴酥酒"。可见，金代民间过元旦的基本活动包括：个人沐浴装扮一番，家里要立桃符、燃香、燃爆竹，大家相互贺岁。

元夕即元宵，农历正月十五日或十六日为上元，上元之夜称元夕，汉人有观灯之俗。金初，女真人还没有上元节的概念，竟然因此造成过一桩错杀一名和尚的冤案。《松漠纪闻》卷上写道："女真旧不知岁月，如灯夕皆不晓。己酉岁（1129年），有中华僧被掠至其阙（金之上京），遇上元，（该僧）以长竿引灯球表而出之以为戏。女真主吴乞买（金太宗）见之大骇，问左右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实对。时有南人谋变，事泄而诛，故乞买疑之曰，"是人欲啸聚为乱，克日时立此为信耳！"命杀之。后数年至燕（后来的北京），颇识之，至今（熙宗时）遂盛。"这个和尚入乡不问俗，在元宵张灯取乐，被金朝的皇帝看见，误认为是造反的联络信号，被杀掉了，真是冤天枉地。这个故事不一定与历史吻合，但是，它反映金初不以元夕为节应该是真实的。

起码到金贞元年间已有元夕之庆。《大金国志》卷十三载，"贞元元年（1153年）春正月，元夕张灯，宴丞相以下于燕之新宫，赋诗纵饮，尽欢而罢"。不过，此后金朝上层对元夕张灯之俗的态度有一段反复。金世宗在大定十年（1170年）"命宫中元宵无得张灯"（《金史》卷六）。元宵张灯对金人的吸引力毕竟是挡不住的。到大定二十六年（1183年）正月，"元夕张灯，疏璃、珠璎、翠羽、飞仙之类不一，至有一灯金珠为饰者。都人男女盛饰观玩，至十八日而罢"（《大金国志》卷十八）。至此，金人比宋人对元宵的热情毫不逊色。

女真人在这期间曾一度沿袭本民族"纵偷"的古风。《松漠纪闻》卷上载，"全国治盗甚严，每捕获，论罪外皆七倍责偿。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是日，人皆严备，遇偷至则笑遣之。既无所获，虽畚微物亦携去。妇人至，显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则纵其婢妾盗饮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则具茶食以赎，次则携壶，小亦打糕取之。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自契丹以来皆然，今燕亦如此"。不过，带其私奔的对象只限于闺女，若在这天与结过婚的偷情，同样要受惩处（《松漠纪闻》续卷）。

重午，即农历五月初五日，又作重五，又称端午。重午是女真人较早采用的节日，《金史·礼志》载，"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行拜天之礼"。同时，也一直是女真人特别重视的节日，《金史·世宗纪下》载，大定二十四年二月，"上曰："朕将往上京。念本朝风俗重端午节，比及端午到上京，则燕劳乡间宗室父老""。

金人在重午除了拜天等宗教性的活动之外，还开展射柳、击球、饮宴等娱乐活动。其活动内容在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年）形成定例：《金史·世宗纪上》载，"三年。。以重五，幸广乐园射柳，命皇太子、亲王、百官皆射，胜者赐物有差。上复御常武殿，赐宴击球。自是岁以为常"。与汉族人过端午节时吃粽子、龙舟竞渡等不同，女真人的端午节体现了重骑射的民族特点。

女真人射柳和击球的竞技运动在《金史·礼志》卷三十五拜天仪条中有具体的描述。一、射柳："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弛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入网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球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习跷捷也。"每次比赛，击球要胜三场，射柳要射三发。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端午的活动也在中元、重九时举行，并且，朝廷如此，地方上也如此。宋朝文惟简《虏廷事实》载，"虏人（金人）州军及军前，每遇端午、中元、重九三节，择宽敞之地，多设酒醴、牢饩、饼、饵、果实祭于其所，名曰拜天。祭罢，则无贵贱老幼能骑射者，咸得射柳。中者则金帛赏之，不中者则褫衣以辱之。射柳既罢，则张宴以为极乐也"。当此之时，男男女女的百姓都来围观。金朝第六代皇帝完颜永济的皇后刘氏就是在球场围观时被看中而选入宫中的。

重骑射是女真人固有的民族精神，不过，表现这一精神的射柳、击球的竞技形式并不是女真人所首创。据《金史·礼志》卷三十五拜天仪条载，女真人是从辽朝的契丹人那里学会射柳、击球之戏的，而此二俗由来已久。匈奴、鲜卑有绕林而祭的"蹛林"仪式，中原古有"射礼"。击球最初起于波斯，唐时传入中土，以后又传至渤海，再为辽人和金人习得。

重九是农历九月初九日，是传统的汉族节日，金代女真人也有重九节，但与汉族人的过法不同，其主要形式是在郊外祭天、狩猎、射柳、击球。其中，尤以狩猎之俗最为古老、本色。《金史·世宗纪上》卷六载，大定三年（1163年）八月，世宗"敕殿前都点检唐括德温："重九出猎，国朝旧俗。今扈从军二千，能无扰民，可严为约束"。九月丁酉，秋猎，以重九，拜天于北郊"。至于射柳、击球活动，已见前述。民间的赏菊、饮酒、登高、插茱萸等活动，与宋代习俗一脉相承。

金朝是以女真人为统治民族，以汉人为多数的政治实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女真人所接受的汉族节日文化越来越多。除了上述节日外，女真人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立春、上巳、寒食、清明、四月八、七夕、中元、中秋、下元等节日文化的内容。例如立春，金朝的皇帝或地方政府有率众观看击土牛的习俗（《金史》卷五），而民间则在这天注重装扮和饮食。有诗为证："银线青丝翠椀堆，争牛击鼓欲惊雷。翻风斗巧春头胜，漉雪浮香臈尾盃"（《中州集》卷七，岳行甫《立春日》）；"宫花插帽枝枝秀，菜甲堆槃种种新。拘窘经时成土俗，聊从一醉适天真"（《中州集》卷十，滕茂实《立春》）。例如寒食，《金史·章宗纪》载，明昌元年（1190年）二月"壬寅，谕有司，寒食给假五日，著于令"。寒食成为正式的法定节日。例如四月八日，宋朝称为"浴佛节"，相传为佛祖诞辰日，女真人原不信佛，金中期后，女真人特别崇信，于是在这天大行佛事。中元节的情况也是如此。

（二）生产习俗就物质生产而论，金代的女真人既不是处于纯粹的农业文明（例如汉族），也不是处于典型的牧业文明，而是农业、畜牧、渔猎兼而有之，处于多种文明的融汇阶段。《大金国志》卷三十九载，"女真在契丹东北隅，地饶山林，田宜麻谷，土产人参、蜜蜡、北珠、生金、细布、松实、白附子。禽有鹰鹞"海东青"之类，兽多牛、马、麋、鹿、野狗、白彘、青鼠、貂鼠"。可见，女真人所居之地宜于农耕、畜牧、狩猎、采集。于是，女真人因地制宜，形成了自己的产业文明，概括地说，就是"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同上）。

女真人在建立金朝之前就已有农业。《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自涑沫江之北，宁江之东北者，地方千余里，户口十余万。。田宜麻谷，以耕凿为艺"。从太祖完颜阿骨打开始，历朝的皇帝都很重视农业。金太宗"委官劝督田作"，金世宗经常"观稼近郊"。

女真人对土地的经营有两个特点。一、兄弟分居却聚种。《金史·兵志》载，"旧时兄弟虽析犹相聚种，今则不然，宜令约束之"。这说明"聚种"是女真人的传统，当这一传统发生变化的时候，统治阶级还想极力维护它。二、使用汉人佃耕，也就是女真人利用自己作为统治民族占有土地的特权，让无地少地的汉人为自己耕种，自己坐收其利。金朝的皇上提倡女真人"各随所分土，与汉人错居。。农作时令相助济"（《金史》卷四十六）。政府把女真人从原居地迁往汉地，授以官田、耕牛、农具等，使其自己动手耕种，必要时与汉人互相帮助。可是，据《金史·食货志二》载，"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女真人不论贫富，都流行这样做。一些女真人靠收租入不敷出，竟然把未来几年的租都预收了："近遣使阅视秋稼，闻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

女真人使用的农具有犁铧、蹚头、镰、锄、、锹、铡刀、垛叉、斧、石臼、石杵、石磨、畚、筛等。女真人所种植的农作物有麦、粟、穄、稗、黍、菽、麻，以及葱、蒜、韭、葵、芥等。此外，还有西瓜、桃、李等水果，他们栽培果树的方式颇为独特。《松漠纪闻》载："宁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则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杆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

金代女真人以畜牧饲养为重要生计，所饲养的牲畜主要有马、牛、驴、驼、羊、猪、犬以及鸡、鹅等。女真之地"土产名马"，人皆善骑，所以金最重养马。马由专人放牧于水丰草肥的牧场，每群马少则数十匹，多则数百匹。大家族各有自己的马群，金立国后还建有许多"群牧所"，划出大片牧地由朝廷委任专职人员牧养，对牧官和牧人，按牲畜兹息损耗给予赏罚。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仅国家牧场的马就有四十七万匹（《金史·兵志》卷四十四）。"群牧所"除马群外，还养牛、羊、驼。女真人的家庭户都要饲养牛作耕畜，饲养猪、羊作为肉食和皮具的来源。

金代女真人以射猎为国俗，举国上下乐此不疲。女真人看一个男子的能耐，首先要看他箭上的功夫。金太祖阿骨打一生的声誉和威望有赖于他射箭的水平。《金史》卷二载，太祖"十岁，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一日辽使坐府中，顾见太祖（阿骨打）手持弓矢，使射群鸟，连三发皆中。辽使矍然曰："奇男子也"。"这时，阿骨打还是辽朝的臣民，以自己的箭法出类拔萃。又一次，"太祖尝宴纥右烈部活离罕家，散步门外，南望高阜，使众射之，皆不能至。太祖一发过之，度所至逾三百二十步。宗室谩都诃最善射远，其不及者犹百步也。"太祖技压群雄，比最能射远的谩都诃还要远一百多步，的确不同凡响。崇拜这样的英雄的女真人怎么可能不以射为乐呢！有一次，宋朝的使者马扩来谈军务，金太祖希望宋军能与金军联合打击辽军，为了使马扩对金军有信心，太祖带马扩远行射猎，"每晨，国主（太祖）坐一虎皮椅上，纵骑打围。尝曰："此吾国中最乐事也""。

其他皇帝同样重视射猎。金世宗就比太宗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金国志》卷三十六"田猎"条载，"世宗立，尤甚。有三事令臣下不谏：曰作乐，曰饭僧，曰围场。其重田猎如此"。

金人打猎，一为获取生活资料；二为操练军伍，一举两得。皇帝对田猎的提倡既出于个人的喜好，更多地出于军事的考虑。皇帝驰马打猎是很冒险的，从奔马上摔下来，即使不死，也难免缺胳臂断腿。这种危险还真有臣子想到了。《金史·马贵中传》载，马贵中向世宗上疏劝谏："陛下为天下主，守宗庙社稷之重，围猎击球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坠马，可以戒也，臣愿一切罢之。上曰："祖宗以武定天下，岂以承平遽忘之邪。皇统尝罢此事，当时之人皆以为非，朕所亲见，故示天下以习武耳""。民间的狩猎重在捕获肉食皮毛，而官方的田猎则重在借机"习骑射"，所以，对于没有条件田猎的地方官来说，朝廷要求他们专门组织骑射练习。金世宗曾下令："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司地隘，猛安人户无处围猎，不能闲习骑射。委各猛安谋克官依时教练，其弛慢过期及不亲监视，并决罚之"（《金史·世宗纪》）。狩猎是有季节性的，民间的渔猎按四时安排不同的活动，通常正月钓鱼海上，于水底钓大鱼；二三月放海东青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六七月不出猎；八九月打虎豹之类，直至岁终。这差不多是东北各族的通例。金人皇家一年围猎的次数在迁都燕京前后进行过调整："全国酷喜田猎。昔都会宁，四时皆猎"，迁都燕京后，"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时无地可猎，候冬月则出，一出必逾月，后妃、亲王、近臣皆随焉"（《大金国志》卷三十六"田猎"条）。女真人具有狩猎的好身手。他们"善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大金国志》卷三十九）。在女真尚未立国的时候，女真人随辽朝皇帝秋猎，专门干呼鹿、射虎、搏熊的事（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三）。金朝的开国功臣银术和挞懒更是身手不凡，能够"刺虎、搏熊"，"徒手搏虎"（《大金国志》卷二十七）。

女真人还有丰富的狩猎经验。《大金国志·初兴风土》载，女真人"每见野兽之踪，蹑而求之，能得其潜伏之所。又以桦皮为角，吹呦呦（鹿鸣）之声，呼麋鹿而射之"。

女真人除个人狩猎外，还举行集体围猎。民间百姓的围猎多以猛安谋克官组织进行：布成大包围圈，把野兽驱赶到逐渐缩小的包围圈之中一举聚歼。皇帝的围猎规模最为壮观。《大金国志》卷三十六"田猎"条载，皇帝"每猎则以随驾军密布四围，名曰"围场"。待狐、兔、猪、鹿散走于围中，国王必先射之，或以鹰隼击之。次及亲王、近臣。出围者许余人捕之。"围要讲阵法，射要论尊卑，围猎已在一定程度上军事化、礼仪化。该卷接着记道，皇上"饮食随处而进，或与亲王、近臣共食。遇夜，或宿于州县，或宿于郊野，无定"。

金代女真人采集人参、松实等野生植物的生产习俗在史籍中多有提及，但是未见其详。此外，他们特别珍视的一种野菜是"芍药"。《大金国志》卷一载："是年（阿骨打之十四年），生红芍药花，北方以为瑞。女真多白芍药花，皆野生，绝无红者。好事之家采其芽为菜，以面煎之，凡待宾斋素则用之。其味脆美，可以久留。金人珍甚，不肯妄设，遇大宾至，缕切数丝置楪中，以为异品"。

（三）生活习俗金人生活习俗的特色主要表现在服饰装扮、饮食、居住等方面。由于金代女真人在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上经历了巨大的进步，所以，他们的生活习俗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而这些变化主要是吸收契丹人和汉人生活习俗的结果。

女真人在原居地时的服饰，秋冬用皮毛，春夏用布帛，贫富所用皮毛、布帛的档次有所不同。《大金国志》卷三十九"男女冠服"条对此有详细的说明："土产无桑蚕，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御寒，所以无贫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紵丝绵紬为衫裳，亦间用细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为裘，或作紵丝绸绢。贫者春夏并用布为衫裳，秋冬亦衣牛、马、猪、羊、猫、犬、鱼、蛇之皮，或獐、鹿皮为衫。

裤袜皆以皮。"《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女真地"冬极寒，多衣皮，虽得一鼠亦褫皮藏之，皆以厚毛为衣，非入室不撤"。

女真人入居中原之后，男子的常服通常是头裹皂罗巾，身穿盘领衣，腰系吐鹘带，脚穿乌皮尖头靴。①皂罗中，是以黑色如纱的罗制做的头巾："巾之制，以皂罗若纱为之，上结方顶，折垂于后。顶之下际两角各缀方罗经二寸许，方罗之下各附带长六七寸。当横额之上，或为一缩襞积。贵显者于方顶循十字缝饰以珠，其中必贯以大者，谓之顶珠。带傍各络珠结授，长半带，垂之"（《金史·舆服下》）。后来的满洲人沿袭了巾冠饰珠的习俗。②盘领衣，其特点是窄袖、盘领、缝腋、下为襞积（皱折）、长至小腿。

这种衣服便于骑射。人们往往在这种衣服的胸膺间或肩袖处绣上图案："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其从秋山之服则以熊鹿山林为父"（同上）。③吐鹘带，即束腰带，所用材料以"玉为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銙周鞓，小者间置于前，大者施于后，左右有双■尾，纳方束中，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饰"（同上）。人们在带上左佩腰牌，右佩刀。④乌皮尖头靴，是一种适于踏镫骑马的设计，所以崇尚骑射的女真人普遍喜欢穿用。

女真妇女的服饰大多是承袭辽代契丹妇女的服饰式样。年轻妇女上着团衫，直领、左衽，用黑紫或黑及绀诸色，前长拂地，后裾拖地尺余，用红黄色的巾带扎腰，腰带两端下垂及足；下穿黑紫色裙，上绣花纹，并有六道折裥。年老妇女用皂纱笼住发髻如巾状，在上面散缀玉钿，名为"玉逍遥"。妇女还常穿大袄子和锦裙。《大金国志》卷三十九载："至妇人衣，曰"大袄子"，不领，如男子道服。裳曰"锦裙"，裙去左右各缺二尺许，以铁条为圈，裹以绣帛，上以单裙笼之。"

金人的衣饰有贫富之别，也有贵贱之别。金朝统治者多次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各级各类人的服饰。大定十三年（1173年），"太常寺拟士人及僧尼道女冠有师号，并良闲官八品以上，许服花纱绫罗丝"，"庶人止许服絁、绢布、毛褐、花纱、无纹素罗、丝绵，其头巾、系腰、领帕许用芝麻罗、绦用绒织成者，不得以金玉犀象诸宝玛瑙玻璃之类为器皿及装饰刀把鞘，并银装钉床塌之类"，"兵卒许服无纹压罗、絁、绢布、毛褐。奴婢止许服絁、绢布、毛褐。倡优遇迎接、公筵承应，许暂服绘画之服，其私服与庶人同"（《金史·舆服下》）。

明昌六年（1195年）又对服饰等级做了如下规定：夕武官六贯石以上承应人并及荫者，许用牙领，紫圆板皂绦罗带，皂靴，上得兼下。系籍儒生止服白衫领，系背带并用紫圆绦罗带、乾皂靴。其他人用纯紫领，不得用绿，杂色圆板绦罗带不得用紫，靴用黄及黑油皂蜡等（同上）。

最高贵的当然是皇室的服饰。金朝皇帝礼服沿袭前朝遗制，由通天冠、降纱袍、兖冕、偪舄等组成。冕，有天板，以青罗和红罗为表里，周围用金棱。天板下有四柱，前后有二十四珠旒等饰物。兖衣用青罗夹制，以五彩间金绘制日、月、龙、虎等图案。裳和蔽膝，都用红罗夹制。舄即鞋，重底，红罗面。袜，用绯罗加绵。皇后的冠服主要有花珠冠、袆衣、裳、蔽膝、舄、袜等，皇太子的冠服包括冕、青衣、朱裳、蔽膝、朱舄、白袜。

至于金代女真人的发式和头饰，男子剃发为辫，女子辫发盘髻，男女均用首饰，男或盛于女。《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女真"妇人辫发盘髻，男子辫发垂后，耳垂金环，留脑后发，以色丝系之，富者以珠玉为饰"。《大金国志》卷三十九"男女冠服"载，"金俗好衣白。辫发垂肩，与契丹异。耳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富人用珠、金饰。妇人辫发盘髻，亦无冠。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妇人或裹"逍遥中"，或裹头巾，随其所好"。其发式为后来的满族人所承袭。

金代女真人与汉人杂居，相互交流的结果，既出现了女真人改著汉人衣冠的现象，也出现了汉人改著女真人服饰的现象。两个民族由杂居而发生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这是历史的必然。可是，女真上层人物对前者表示反对，汉族上层人物对后者表示忧虑。金世宗于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颁布命令，禁止女真人学南人衣装，金章宗于泰和七年（1207年）勅令女真人不得用南人衣装，违者治罪（《金史》卷八、卷十二）。范成大《揽辔录》记录了汉人女真化的一些现象："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而京师（北宋都城汴京）尤甚。"女真服饰还传到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南宋大臣奏称：许多原辽、金和西夏归服本朝者以及本朝士民流落邻国又重新回归者往往不改"胡服"，诸军也仿效女真衣装，有乱风化，应严加禁止，不得"左衽胡服"（《宋会要辑稿》兵一五之一二、一三）。

女真统治者一边反对女真人汉化，一边却强迫汉人及其他民族改为女真衣著、发式。天会四年（1126年）十一月，枢密院告谕两路指挥："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者，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不得错失"（《大金吊伐录》卷三）。天会七年（1129年），"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髠发，不如式者杀之"。宋朝青州观察使李邈在城池被攻破后成了金人的俘虏，因对髠发令不满而丧生。刘陶任代州的知州时，因一军人顶发稍长，与规定的式样大小不合，便将其斩首。一时之间，因不改衣服和发式或改而不合规定的式样惨遭杀身之祸者，"莫可胜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八）。

总而言之，金代女真人服饰装扮的基本特征大致有五：其一，从头到脚多用皮。其二，左衽。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与汉人衣饰最大的区别："金虏君臣之服大率与中国相似，止左衽异焉，虽虏主服亦左衽"（《大金国志校证》附录二，《金虏图经》，中华书局）。其三，衣短袍，便于乘骑。其四，好以白力服色，与完颜部尚白相一致。其五，男剃发为辫，女辫发为髻，且男女均用首饰。

金代女真人固有的饮食文化远远落后于宋代的水平，其饮食无论就制作还是就享用来说，都谈不上精细和雅致。《大金国志》卷三十九把金人的饮食习俗描述得很糟糕："饮食甚鄙陋，以豆为浆，又嗜半生米饭，渍以生狗血及蒜之属，和而食之。嗜酒，好杀。酿糜为酒，醉则缚之，俟其醒。不尔，杀人。"女真人这样好喝酒，喝醉了，必须捆起来，否则，醉汉大有拿刀杀人的可能性。

女真人日常的饮食品种有这样一些：①稗米饭，是女真人不论贵贱都经常吃的饭食，把稗米或煮为半生的干饭或煮成粥，就肉、菜而食。②。。，是炒熟的稗米或麦，捣成粉或不捣，以水、乳调合而食。它易于保存、携带，吃起来也方便，是女真人狩猎或行军时必备的食品。③肉菜糜，是将肉和菜合在一起，捣成糜后食用，颇受女真人喜爱。④血脏羹，是以动物的血和内脏煮羹，杂以韭菜调味而食。⑤酱，以豆制成，是女真人佐食肉、菜、米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女真人特别把酱当一回事，臣下家里有好酱，应该贡献一些给皇帝。天兴二年（1231年），金元帅杀一位知府，在数落他的罪状时骂他：家里有好酱却不献给皇帝尝一尝（《金史·石盏女鲁欢传》）。⑥喝生水，有时吃生肉、生菜、生血、半生的米。此外，女真人的食品调料有油、醋、盐以及芥、蒜、葱、韭之类。

女真人较为贵重、精致的饮食品种有这样一些：①软脂，据说"如中国寒具"。所谓寒具，"即今馓子也。以糯粉和面，入少盐，牵索纽捻成环钏之形，油煎食之"（《本草纲目》卷二十五）。女真人的软脂有大、小之分，是油炸的环钏形面食。②茶食，是一种蜜糕，把松籽仁、胡桃仁渍蜂蜜，与糯粉揉在一起，做成各种形状，用油炸熟，再涂上蜜。即使是今天，这样做出的糕也称得上美味。③肉盘子，是女真人举行盛大宴会的名菜，以极肥猪肉切成大片，装成一小盘，插上青葱三数茎。④潜羊，是连皮做成的全羊，富贵人家用以招待贵客。⑤酒，以糜酿造，度数不高，但多饮亦醉。女真人嗜酒，金朝君臣官民往往因酒出事。金熙宗"荒于酒，与近臣饮"，没日没夜地喝，并"酗酒妄杀"（《金史·熙宗纪》）。女真人饮酒不以菜肴为佐，或先食毕而后饮，或先饮毕而后食。饮时也不是人手一杯，而是用一个木杓或杯子循环传递，每传饮一巡谓之"一行"，宴客或二行，或五行、九行，以至"饮酒无算"，然后进食肉饭。此外，其饮料尚有茶、奶茶之类。

金代女真人的饮食主要有上列十多个品种，实际生活中，他们往往在不同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食谱。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例一，金代女真人日常的饮食习俗。《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引《女真传》："其饭食则以糜酿酒，以豆为酱，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芼以芜荑。食器无瓠陶，无饭箸，皆以木为盘。春夏之间，止用木盆贮粥，随人多寡盛之，以长柄大木勺数柄回环共食。下粥肉味无多品，止以鱼生、獐生、间用烧肉。冬以冷饮，却以木楪盛饭，木盆盛羹，下饭肉味与下粥一等。饮酒无算，只用一木勺子，自上而下循环酌之。炙股烹脯，以余肉和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可见女真人以农作和渔猎、畜牧为生，食品的加工比较简单，用具还不是各人专用，而是伙用，其饮食文化尚不发达。

例二，金初阿骨打出猎时的饮食习俗。《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引马扩《茅斋自叙》："自过咸州（今辽宁开原）至混同江以北，不种谷麦，所种止稗子。舂米，旋炊粳饭。遇阿骨打聚诸酋共食，则于炕上用矮抬子或木盘相接。人置稗饭一碗，加匕其上。列以齑韭、野蒜、长瓜，皆盐渍者。别以木楪盛猪、羊、鸡、鹿、兔、狼、鹿、獐、狐狸、牛、驴、犬、马、鹅、雁、鱼、鸭、虾蟆等肉，或燔或烹或生脔，多芥蒜渍沃续供列。各取配刀，脔切荐饭。食罢，方以薄酒传杯冷饮。谓之御宴者，亦如此。自过嫔、辰州、东京以北，绝少麦面，每日各以射例禽兽荐饭，食毕上马。"帝王在出猎途中的饮食，但求简单、方便、实惠，仍是女真人的饮食本色。

例三，金朝款待外交使节的饮食习俗。《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载，宋宣和乙巳（金天会二年，1124年）宋朝许亢宗出使金国，第十程，至清州（今河北青县），"州元是石城县，金国新改是名。兵火之后，居民万余家。是晚，酒五行进饭，用粟抄以匕，别置粥一盂抄以小勺。与饭同不好，研芥子和醋伴肉食，心血脏瀹羹，芼以韭菜。秽污不可向口，虏人嗜之。器无陶埴，惟以木刓\为盂楪，髹以漆，以贮食物"。又载，第二十八程，至咸州（今辽宁开原），"赴州宅，就坐，乐作。酒九行，果子惟松子数颗。胡法饮酒，食肉不随下盏，俟酒华，随粥饭一发致前，铺满几案。地少羊，惟猪、鹿、兔、雁、馒头、炊饼、白熟、胡饼之类。最重油煮面食，以蜜涂泮，名曰"茶食"，非厚意不设。以极肥猪肉或脂润切大片，一小盘虚装架起，间插青葱三数茎，名曰"肉盘子"，非大宴不设。人各携以归舍"。对女真人来说，这已是极高档次的礼节了，可是，在宋使看来，其器物和食品实在无可恭维。对于使节的常规待遇，《松漠纪闻》续卷有一段记载："虏中（金朝）待中朝（宋朝）使者，使副日给细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钱五百、杂使钱五百、白面三斤、油半斤、醋二斤、盐半斤、粉一斤、细白米三斤、面酱半斤、大柴三束。上节细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面三斤、杂使钱二百、白米二斤。中节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面二斤、杂使钱一百、白米一斤半。下节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面一斤、杂使钱一百、白米一斤半"。看来，对女真人来说，酒、肉、面、米不算希罕，只要是使节都有供应；而油、醋、面酱等比较珍贵，所以使副才能配额享用。

例四，熙宗时女真人婚宴中的饮食习俗。《松漠纪闻》正卷载，"婿纳币，皆先朝拜门，戚属偕行，以酒馔往，少者十余车，多至十倍。饮客佳酒则以金银器贮之，其次以瓦器，列于前以百数，宾退则分饷焉。男女异行而坐，先以乌金银杯酌饮（贫者以木），酒三行，进大软脂、小软脂（如中国寒具）、蜜糕（以松实、胡桃肉渍蜜和糖为之，形或方或圆或为柿蒂花，大略如浙中宝塔糕），人一盘，曰"茶食"。宴罢，富者瀹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这可谓女真民间最高级的食谱了，主人在这大喜的日子里，倾其所有。其中，尤以啜茶为最高档的款待，大概这时女真人已熟知饮茶之妙，苦于得之不易，故茶弥足珍贵。

清代满族人的一些食品与金代女真人的几种食品一脉相承。满族人过年喜欢吃白肉和血肠，这与女真人的肉盘子和心血脏羹类似。女真人用潜羊在先，满族人宴客用全羊在后。女真人率先食用蜜糕和软脂，满族人后来特制风味小吃"哈什玛"。

女真人的居住习俗在金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从坎地穴居到简易的栋宇，再到富丽的宫殿的发展过程。

女真人及其先祖一直有穴居的习惯。商周时期的肃慎、秦汉至魏晋的挹娄、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直到宋金时期的女真，是一脉相承的，其穴居的习惯也是代代相传。《后汉书·挹娄传》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晋书·四夷传》记挹娄，"夏则巢居，冬则穴处"。《新唐书·北狄传》记靺鞨，"居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我们从这些记录中了解到，女真先祖穴居是为了适应天气严寒的自然条件，地穴挖在依山临水的地方，挖得越深越好，用梯子出入，地表用梁木和土覆盖，外面看起来像坟墓。

女真完颜部在建立金朝前仍是挖地为穴居住。《金史》卷一载，"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掘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公元十世纪末，完颜部在首领绥可（后追认为献祖）率领下迁至安出虎水畔（今阿什河流域），开始在地面建立房屋定居。《金史》接着写道，"献祖乃徒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

女真人的地面建筑发展很快。《金史》卷六十六载："昭祖得疾，寝于村舍，洞无门扇，乃以车轮当门为蔽。"卷七十又载："世祖尝疑术甲孛里笃与乌春为变，遣习不失单骑往观，孛里笃与忽鲁置酒楼上以饮之。习不失闻其私语昵昵，若将执己者，一跃下楼，傍出藩蓠以外，弃马而归。"上述史料表明，女真人在昭祖之时已有村舍，在世祖之时已有楼阁和带藩篱的庭院。

关于女真人这个时期的住所，《女真传》有较为完整的描述："其俗依山谷而居，联木为栅。屋高数尺，无瓦，覆以木板或桦皮，或以草绸缪之。墙垣篱壁，率皆以木。门皆东向，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与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大金国志校证》附录一）。《大金国志·初兴风土》的记载与此相同，但是，另外还提到房屋东南开有一扇窗户："其居多依山谷，联木为栅，或覆以板与桦皮如墙壁，亦以木为之。冬极寒，屋才高数尺，独开东南一扉。扉既掩，复以草绸缪塞之。穿土为床，煴火其下，而寝食起居其上"。女真人的民居至此已经基本定型：依山傍水，以栅栏为院落，环屋为炕，门东（南）向，在房屋东（南）开窗。

后来东北的满族人也一直沿用这种民居。请看杨宾《柳边经略》卷一所记满族居地黑龙江宁古塔一带的民居："屋皆东南向，立破木为墙，覆以莎草，厚二尺许，草根当檐际若斩，绹大索牵其上，更压以木，蔽风雨出瓦上。门户多东南。土炕高五寸，周南西北三面，空其东，就南北炕头作灶。上下男女，各据炕一面，夜卧南为尊，西次之，北为卑。晓起则叠被褥置一隅，覆以毡或青布。客至共坐其中，不相避。"我们一方面可以把它和金代女真人的房屋建筑相比较，另一方面也可以据此推测女真人在室内活动与休息的习俗。

金朝的宫室也有一段从简陋到壮丽的变化过程。太祖阿骨打时，女真所居之地并没有城镇，皇帝所住的不过是大一点的村寨，后来修建了京城和皇宫，也只不过相当于宋朝的州县衙门，实在不够威风。每逢举行什么活动，老百姓在周围窜来窜去，太不成体统。《大金国志》卷三十三对此有一段生动的记载："国初无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后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建为上京。其辽之上京改作北京。城邑、宫室无异于中原州县廨宇，制度极草创。居民往来，车马杂沓，自"前朝门"直抵"后朝门"，尽为往来出入之路，略无禁制。每孟春击土牛，父老士庶无长幼皆聚观于殿侧。民有讼未决者，多邀驾（皇帝）以诉。至熙宗始有内廷之禁。"

海陵王弑熙宗，迁都于燕京。辽金之际的燕京，由于辽朝多年经营，已经颇为壮观，道路宽阔，皆有条理。海陵王迁来后，"以汴京（宋朝都城）为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对燕京大加扩建。《大金国志》卷三十三载，海陵王"筑宫室于燕，逮三年而有成。城之四围凡九里三十步。天津桥之北曰宣阳门，中门绘龙，两偏绘凤，用金钉钉之。中门惟车驾出入乃开，两偏分双单日开一门。过门有两楼，曰文曰武，文之转东曰来宁馆，武之转西曰会同馆。正北曰千步廊，东西对焉。廊之半各有偏门，向东曰太庙，向西曰尚书省。至通天门，后改名应天楼，观高八丈，朱门五，饰以金钉。东西相去一里余，又各设一门，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内城之正东曰宣华，正西曰玉华，北曰拱辰。内殿凡九重，殿凡三十有六，楼阁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后曰皇后正位。位之东曰"内省"，西曰"十六位"，乃妃嫔居之"。其规模形制，今非昔比；再看其装饰、名称，完全是一座汉式的皇家宫殿。金宣宗时迁都到原北宋都城汴京。金朝皇室住得更加富丽堂皇。（四）人生仪礼人生仪礼，又称通过仪式，是围绕人生在世通常都必须经历，的几个关节而形成的习俗，一般把人生分四个阶段，即出生、成年、结婚、死亡，相应的就有诞生仪礼、成年仪礼、婚姻仪礼、丧葬仪礼。结合金代女真人的实际情况，我们下面按生育和寿诞、命名、婚姻、丧葬这几个方面来介绍金代女真人的人生仪礼。

女真人的诞生仪礼，在金以前的情形不得而知。建国后浸染华风，其仪礼程序趋于完备。我们从金章宗在皇子忒邻出生前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来看金代女真人诞生仪礼的基本内容。《金史·章宗元妃李氏传》卷六十四载："钦怀后及妃姬尝有子，或二三岁或数月辄夭。承安五年（1200年），帝以继嗣未立，祷祀太庙、山陵。少府监张汝猷因转对，奏："皇嗣未立，乞圣主亲行祀事之后，遣近臣诣诸岳观庙祈祷"。诏司空襄往亳州祷太清宫，既而止之，遣刑部员外郎完颜匡往焉。""泰和二年（1202年）八月丁酉，元妃生皇子忒邻，群臣上表称贺。宴五品以上于神龙殿，六品以下宴于东庑下。诏平章政事徒单镒报谢太庙，右丞完颜匡报谢山陵，使使亳州报谢太清宫。即弥月，诏赐名，封为葛王。葛王，世宗初封，大定后不以封臣下，由是三等国号无葛。尚书省奏，请于瀛王下附葛国号，上从之。十二癸酉，忒邻生满三月，敕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设醮于玄真观，为忒邻祈福。丁丑，御庆和殿，浴皇子，诏百官用元旦礼仪进酒称贺，五品以上进礼物"。《金史·卢玑传》卷七十五载，"（泰和）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忒邻），满三月，章宗以玑老而康强，命以所策杖为洗儿礼物"。上述史料所包含的诞生仪礼有：①求子仪。章宗因为久无皇嗣，向祖宗求子（祈祷于太庙）、向山神求子（祈祷于山陵）、向佛道诸神求子。②诞生仪。皇子出世，群臣上表称贺，皇上作为主人则大宴宾客。③命名仪。儿子满月时，父皇赐名。④洗儿仪。儿子满百日时举行大庆，并给他送吉祥物。⑤报谢仪，感谢祖宗、诸神降福赐子。宋代的汉人大致也是这些礼仪，只不过举行各种礼仪的日期不尽相同，例如，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育子》载，"至满月。。大展洗儿会，亲宾盛集"。宋人在满月举行洗儿仪，而章宗为儿子举行洗儿仪是在百日。

女真人本来没有寿庆活动，但是，金建国后上层人物开始重视寿诞礼。

据《松漠纪闻》正卷之所言，女真人过去不知道用日月时辰来计时，也不纪年。若问某人多少年龄，他只会回答"我看见草青了几次了"。自从兴兵向南挺进以来，"浸染华风"，酋长们开始讲生日寿诞了。可是，他们庆生日并不是在自己出生的日子（他们本来就不记出生的日子），而是自己选择一个"佳辰"让大家庆贺一番。粘罕为自己选择的佳辰是正旦，悟室选的是元夕，乌拽马选的是上巳，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佛诞日都有人选。女真人大概记得儿女出生时是草青还是草黄，后代为自己选择生辰时可能会以此为参考。

金代女真人多有举办生日会的，有的生日盛会一直闹到深夜。《金史》卷六十六《阿里剌传》记载，章宗时的吏部郎中阿里剌因为给御史大夫唐括贡庆寿，违犯夜禁，被夺官一阶。

金代最隆重的寿诞礼是为皇帝庆贺生日，是为圣节。清顾炎武《日知录·圣节》卷十四考证，圣节源于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唐玄宗从群臣请，定其生辰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全国宴乐休假三日。此为后来的帝王所效法，称为圣节。金代除海陵王外，各位皇帝的诞辰都有一个节庆名称。太宗诞辰为天清节，熙宗诞辰为万寿节，世宗诞辰为万春节，章宗诞辰为天寿节，卫绍王诞辰为万秋节，宣宗诞辰为长春节，哀宗诞辰为万年节。圣节礼仪十分隆重，其礼如同元旦仪，群臣拜贺，宋、夏、高丽等通常也派使节来贺寿，举国上下大庆。章宗的天寿节还在各地对老弱病残和贫民大行施舍，"在都七百贯，诸京二十五贯，诸府二十贯文，诸节镇一十五贯文，诸防剌州军一十贯文，诸外县五贯文"（《金史·百官志》卷五十八）。

金人特别看重生日的吉祥。金初上层人物选择汉文化的吉日节庆为生辰，金朝历代皇帝的圣节讲究避讳，避讳就改期庆祝。①避忌辰。金熙宗的生日是七月七日，因为这一天是他父亲的忌日，于是把圣节改在次日，后来为了方便外国使节贺元旦时也贺圣节，以免一年跑两趟，采用辽朝的作法，又改正月十七日为万寿节。②避日食。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年）的万春节发生日食，把庆贺改在次日。③避杀戮。皇帝在圣节，常常大赦天下。

汉文化的命名习俗一般用来标志人生的不同阶段，一般人一生两次命名。初生所命之名为小名、幼名或乳名。成年之后再次命名，此名为大名或字。一个人被命大名，可以视为成丁礼的标志。女真人一生也是多次命名，出生不久命小名，成年之后命大名。按金代制度，男子十七岁为丁，女真人的大名多是在成丁之后起的，但是，起大名的年份并不固定。

金代的女真人往往有双重名称，一用女真语，一用汉语，如金太祖阿骨打，汉名晟；太宗吴乞买，汉名晟。但在建国前，生女真人一般没有取汉名的，从完颜皇族的始祖函普到康宗乌雅束，都只有女真名。随着金朝统治地域的扩大，女真人大批移居华北，与汉人杂居，许多人改汉姓，并只有汉名。女真统治者三番五次下令禁止这种汉化。世宗"禁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金史》卷八）；章宗"敕诸女真人不得以姓氏译为汉字"（《金史》卷九）。女真人的汉化必然涉及个人符号的汉化，禁是禁不了的。据《南村辍耕录》卷一"氏族"条所载，金元之际有三十一个女真姓改称汉姓，完颜改为王姓，乌古论改为商姓，纥石烈改为高姓，蒲察改为李姓，等等。

历代汉族帝王有赐少数民族首领汉姓的习惯，金朝统治者也沿用此例赐汉人以女真姓。金朝规定，"赐本朝姓（国姓完颜）者，凡以千人败敌三千者赐及缌麻以上，败二千人以上者赐及大功以上，败千人以上者赐止其家"（《金史》卷一○三）。也就是说，有一定的功劳后，自己一家可以用国姓，功劳再大一点，连死去的祖先都可以改姓。完颜阿邻本姓郭，靠功劳赐姓完颜。金代赐姓完颜之可考者近三十人，包括汉人、契丹人等。

在叙述金代女真人的婚姻仪礼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女真人的通婚范围。到辽朝统治初期，女真人一般在同一部落内的不同氏族之间通婚，也就是通行部落内婚制下的氏族外婚制，也有少量的部落外婚事例。金建国前夕的女真人在奉行这一婚俗的同时，开始流行部落外婚的习俗。这主要是因为渤海国被辽灭后，女真人大量南迁，有些部落氏族组织被打乱，原有的婚俗不能维持，于是，不同部落之间的通婚逐渐增加，部落外婚成为新的风尚。女真人以部为姓，不同的部落不同姓。新风尚的一个外在标志就是同姓不婚。金建国初期，有些地方的女真人仍然沿袭着氏族外婚和部落内婚的古俗，这时显得极不合乎新的文明标准。金朝统治者不得不动用法令进行干预。《金史·太祖纪》卷二载，天辅元年（1117年）"五月丁巳，诏自收宁江州已后同姓为婚者，杖而离之"。《金史·太宗纪》卷三载，天会五年（1127年）四月"乙丑，诏曰："合苏馆诸部及新附人民，其在降附之后，同姓为婚者，离之"。无论就习俗还是就法律而论，金代女真通行的是部落外婚（同姓不婚）。

金代女真人的通婚范围并不限于本民族。《金史·兵志》卷四十四载："及其得志中国，自顾其宗族国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号以假汉人，使为之效力而守之。猛安谋克杂厕汉地，听与契丹、汉人婚姻，以相固结。"女真人与契丹、汉人通婚，统治者是赞成的。从部落内婚到部落外婚，再到各民族间通婚，既是女真人婚姻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标志着女真人社会发展的三次进步。

有关女真人通婚范围的习俗还有接续婚和皇族与若干贵族的世婚。接续婚又被称为收继婚或转房婚，即嫁入一个家族的女子在丈夫死后继续留在这个家族内，成为族内另一位男人的妻或妾。《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女真人"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金史》中有很多女真人行收继婚的例子，如卷六十三《海陵诸嬖传》载，"昭妃阿懒，海陵叔曹国王宗敏妻也。海陵杀宗敏而纳阿懒宫中"。海陵王杀死叔叔，把婶婶收为自己的妃子。总的来看，女真人的收继婚现象在建国后逐渐由盛行转向衰微，在人们的观念中由理所当然转而引起非议。金朝宗室与某些异姓部长或贵族之家世世代代结为婚姻，成为约定俗成的世俗。《金史·后妃传》卷六十三载，"金代，后（皇后）不娶庶族"；《金史·世戚传》卷一百二十载，"金之徒单、拿懒、唐括、蒲察、裴满、纥石烈、仆散皆贵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

女真婚俗规定了婚嫁的范围，另外还形成了两种选择具体对象的方式，一是自择配偶，一是长辈聘娶。佚名的《女真传》载，"其婚嫁，富者则以牛马为币（聘娶），贫者则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大金国志校证》附录一），这是通过公开对歌择偶的情况。《松漠纪闻》正卷上还有秘密约好私奔的例子："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不过，这种私奔只允许在纵偷之日。

上述自择佳偶的例子显示，女真人在礼教未严以前，对少女的管束是很宽松的，中下户人家的姑娘未婚而有性行为，不足为怪，在辽朝统治下，朝廷命官经常到女真地占这种便宜。《松漠纪闻》正卷载，"大辽盛时，银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欲荐枕者（要女子相陪）。其国旧轮中下户作止宿处，以未出适女待之。后，求海东青使者络绎，恃大国使命，惟择美好妇人，不问其有夫及阀阅高者（大户人家）。女真浸愤，遂叛"。女真人能让辽使与普通人家的少女同居，但不能容忍他们染指有夫之妇和大户人家的女儿。女真人的婚姻仪礼有上述自择配偶和私奔的简单方式，也有礼节周全的正规方式。《松漠纪闻》记叙金代前期女真人的婚姻方式有订婚、拜门、纳币和回报、留妇家、归婿家等程序。

①订婚。《松漠纪闻》云，"金国旧俗，多指腹为婚"。金早期流行指腹为婚，后来也大多是在子女年幼时订婚。金世宗在四五岁时就已定婚。《金史》卷六十四载，世宗曰："朕四五岁时与皇后定婚，乃祖太尉置朕膝上曰："吾婿七人，此婿最幼，后来必大吾门"。"

②拜门，又称"男下女"礼。《松漠纪闻》载，"婿纳币，皆先期拜门，戚属偕行，以酒馔往"。"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也就是男家率众到女家拜见，征求女家全部成员的同意（可能包括女家亲戚）。杨宾《柳边纪略》卷四所记宁古塔满族婚俗的有关内容可以作为我们理解"男下女"的参考："婚姻择门第相当者，先求年老为媒，将允，则男之母径至女家视其女，与之簪珥布帛。女家无他辞，男之父乃率子至女之姻戚家叩头。姻戚家亦无他辞，乃率其子侄群至女家叩头。《金志》所谓"男下女礼"者是也。女家受而不辞，辞则犹未允也。既允之后，然后下茶请筵席，此男家事也，女家唯赔送耳。"可见，拜门是在下聘礼之前征得女方所有亲戚的同意。

③"纳币"和回报。纳币，即给女家送聘礼。《松漠纪闻》载，"婿牵马百匹，少者十匹，陈其前。妇翁选子姓之别马者视之，"塞痕"（好）则留，"辣辣"（不好）则退，留者不过什二三，或皆不中选。虽婿所乘亦以充数。大抵以留马少为耻。女家亦视其数而厚薄之，一马则报衣一袭，婿皆亲迎"。当时还主要是用马作为聘礼，而女家的回报是衣物，必须男子亲手接过。

④留妇家。女真人原来流行在成婚后留女家服役三年的习俗。《松漠纪闻》载，"既成婚，留妇氏，执仆隶役，虽行酒进食皆躬亲之"。可见，在服役期间男子要踏踏实实地做人，当牛做马地干活。媳妇不是容易娶到家的。⑤归婿家。结婚三年后，媳妇才算娶回来了。《松漠纪闻》载，"三年，然后以妇归。妇氏用奴婢数十户，牛马数十群，每群九牸一牡，以资遣之。夫谓妻为"萨那罕"，妻谓夫为"爱根"。"终于可以夫妻相称了。小两口有这些财产，可以过日子了。

金初及更早的婚姻仪礼是比较有民族特色的，往后的变化是逐渐减少氏族社会的因素，增加封建性的内容。例如，原来聘礼用牛马，后来改用钱币。《大金国志·杂色仪制》卷三十五规定，"官民婚聘财仪礼：一品不得过七百贯，三品以上不得过五百贯，五品以上不得过三百贯，六品以下及上户庶人不得过二百贯，中下户不得过一百贯"。

金代女真人的丧葬习俗，从葬式来看，经历了从土葬向火葬的转化过程。《大金国志·初兴风土》卷三十九载，"死者埋之而无棺椁"。生女真在南迁后臣服了辽，上层人物受辽之契丹人火葬的影响，率先焚烧殉葬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在海陵王、世宗之后，佛教在女真人中极为盛行，受其影响，女真人才通行火葬。准确他说，女真人这时所通行的是火葬与土葬并用的二次葬。

女真人的二次葬分木棺火葬和石棺火葬二种。①木棺火葬：大多是先将尸体火化，把骨灰及随葬品装入木棺，再在墓穴内将木棺、骨灰、随葬品一起焚烧，然后封土成冢。②石棺火葬：将骨灰装入木匣或袋中，再放入石棺，或直接用土掩埋，或做成砖室墓。不过，贫贱之人只能焚烧了事，无力再举行正式的土葬。

女真人的丧礼和祭礼有这样一些重要内容：大会亲族、烧饭、送血泪、殉葬。

居丧期间，亲族都必须来吊丧。《金史》卷七十载，石土门的弟弟阿斯懑死，"及终丧，大会其族，太祖率官属往焉"。作为亲族，不去吊丧，是要受谴责的。

烧饭，是女真人的祭祀仪式。《大金国志》卷三十九载，"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其祀祭，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烧饭可以被用作一种祭奠仪式，如文惟简的《虏廷事实·血泣》载，"尝见女真贵人初之亡时，其亲戚、部曲、奴婢设牲牢、酒馔以为祭奠，名曰"烧饭"。"《金史·夔王永升传》把它的使用场合说得更清楚："（永升）薨。既殡，烧饭，上亲临奠"。烧饭也可以被用在死者的忌日，或在死后一个月、二个月，或在周年。《金史·镐王永中传》载，"明昌二年五月辛酉（十二日），孝懿皇后崩，。。（次月）辛卯（十二日）始克行烧饭"。这是一月祭。《金史·世宗元妃李氏传》载，李氏于"大定二十一年二月戊子（十一日）薨。甲申葬海王庄。丙戌（四月十一日），世宗如海王庄烧饭"。这是二月祭。《金史·哀宗纪》载，正大元年十二月甲寅（二十二日），"宣宗小祥（周年之祭），烧饭于德陵"。这是周年祭。

送血泪，是女真丧礼的一项重要仪式。《大金国志·初兴风土》载，"其亲友死，则以刃嫠（割、划破）额，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达对死者的感情，即使是帝王吊丧也难免依俗而行。《金史·撒改传》载，"天辅五年，（撤改）薨。太祖往吊，乘白马，嫠额哭之恸。"这一习俗曾长期流行于北方民族，如匈奴、突厥、回纥。《北史·突厥传》载，"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诣帐门，以刃嫠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葬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嫠面，如初死之仪"。《旧唐书·回纥传》载，"毗迦阙可汗死，宁国公主依回纥法，嫠面大哭"。

殉葬，曾是女真丧礼不可少的仪式，主要用奴婢和乘马为主人殉葬，史载"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以奴婢殉葬，基本上是金建国前的旧俗。以乘马殉葬，从金初就有人倡导废止。《金史·阿离合懑传》载，太祖天辅三年（1119年），阿离合懑患病，"上幸其家问疾，问以国家事。对曰："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国俗多以良马殉葬，可禁止之。"乃献平生所乘战马"。天辅年间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人沿袭这一旧俗了。（五）社会习俗和萨满信仰金代女真人的社会习俗见于其家族组织形式和社交礼节，既保持着本民族的特点，又吸收了汉人和契丹的影响。

女真人在氏族社会时期形成了聚族而居的习俗。《三朝北盟会编》卷四载，马扩于宋宣和年间出使女真，随阿骨打自涞流河东行围猎，所见"皆平坦草莽，绝少居民，第三、五里间有一、二族帐，每族帐不过三、五十家"。这是典型的聚族而居。如果需要迁徙，女真人通常举族搬移。《金史·杲传》载，"泰州婆卢火之族。。及婆卢火为泰州都统，宗族皆随迁泰州"。又《按答海传》载，"海陵时，自上京徙河间，土瘠，诏按答海一族二十五家，从便迁居近地，乃徙平州"。这种家族的管理者是族长，即"谋克"。后来，即使一个村寨由几个宗族居住，也只由一位谋克统领，谋克也就由血缘群体的族长逐渐演变成地缘群体的百夫长了。这时，聚族而居就不再占主导地位了。

女真人的父权制大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有自己的一套组织习俗。①析居聚种。女真人生子年长即分门异居，但是，土地和生产资料仍为大家庭共有，大家仍在一起劳动，所谓"兄弟虽析犹相聚种"（《金史》卷四十四）。②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并行。女真大家庭内可以继承的有财产、官位、妻子，财产的继承用瓜分的办法，妻子的继承采取收继婚，而官位的继承方法是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的结合，即先传嫡长子、再传嫡次子，最末一位嫡子传给嫡长子之子，可以简述为兄死弟及，复归兄子。例如，阿骨打先祖景祖乌古乃，为生女真部落联盟首领，后被辽任命为节度使。他生有九子，嫡子五人。乌古乃卒后，二嫡子刻里钵（世祖）袭节度使，刻里钵死后传给四嫡子，再传给五嫡子（其间嫡长子和三子不宜为政而未继）。五嫡子卒，复传给世祖的嫡长子乌雅束（康宗），乌雅束传给弟阿骨打（太祖），成为皇帝。太祖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弟弟吴乞买（太宗），太宗传位给阿骨打之后，是为熙宗。从这一继承序列可以看到，女真大家庭内的血亲关系奉行尊卑、长幼、嫡庶的原则。

金代女真人遵行的社交准则是"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金史·世宗纪》载，"女真旧风最为纯真。。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仪款曲皆出自然"。《大金国志》附录《女真传》则把女真人的好客说得更具体："饮宴宾客，尽携亲友而来。及相近之家，不召皆至。客坐食，主人立而待之。至食罢，众客方请主人就坐。酒行无算，醉倒及逃归则已。"

金代女真人的交际礼仪见于记载的有执手礼和拜礼。执手礼表示亲密，无论长幼尊卑皆可用此礼，如《金史·太祖纪》载，世祖"见太祖来，喜甚，执太祖手"。拜礼表示对尊长的敬重，比较正式、严肃。行礼方式见于《大金国志》附录《女真传》："其礼则拱手退身为喏，跪右膝，蹲左膝著地，拱手摇肘，动止于三为拜。"上述执手礼和拜礼都被满族所承袭。

女真人入主中原之后，部分地采用了汉族的拜礼。《金史·礼八》载，承安五年（1200年），章宗令有司讨论女真和汉人的拜礼的使用问题，"礼官奏曰："《周官》九拜，一曰稽首，拜中至重，臣拜君之礼也。乞自兮，凡公服则用汉拜，若便服则各用本俗之拜""。章宗采纳这一建议，定为礼制。两种礼仪并行的情况，是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常见的现象。

萨满教是多神信仰的原始宗教，曾流行于中国北部的许多民族之中。金代女真人也信奉萨满。《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记为"珊蛮"，该书载，"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能够"通变如神"。萨满教把世界分为上、中、下三界，上界为众神所居，中界是人间万物，下界为亡灵和大小妖魔所居，萨满的职能就是上达神灵，下驱鬼邪。萨满能造福于人，也能加害于人。

女真人相信，萨满"能道神语"，看得见在阴间等着出世的灵魂，预知未来。《金史·乌古出传》载："昭祖久无子，有巫者能道神语，甚验，乃往祷焉。巫良久曰："男子之灵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孙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则名之曰乌古迺"。是为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复见，可名曰斡都拔。"又久之，复曰："男子之兆复见，然性不驯良，长则残忍，无亲亲之思，必行非义，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后嗣未立，乃曰："虽不良，亦愿受之"。巫者曰，"当名之曰乌古出"。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后皆如巫者之言。"少子乌古出的品性亦如巫者所说。

女真人相信萨满能够驱邪治病。《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女真人"疾病无医药，尚巫祝，病者杀猪狗以禳之，或车载病人至深山大谷以避之"。他们相信疾病是鬼怪所致，要想病好，或者把鬼怪赶走，或者让病者躲藏起来。

萨满还能加害于人。萨满既能偷偷地这样做，也能公开这样做。前者如《金史·章宗元妃李氏》卷六十四所载，章宗"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元妃）嫉妒，令女巫李定奴作纸木人、鸳鸯符以事魇魅，致绝圣嗣"。章宗没有儿子，是萨满做法使然。后者如《金史·谢里忽传》卷六十五所载，"国俗，有被杀者，必使巫觋以诅祝杀之者，乃系刃于杖端，与众至其家，歌而诅之曰："取尔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无名之马，向之则华面，背之则白尾，横视之则有左右翼者"。其声哀切凄惋，若《蒿里》之音。既而以刃画地，劫取畜产财物还。其家一经诅祝，家道辄败。及来流水乌萨扎部杀完颜部人，昭祖往乌萨扎部以国俗治之，大有所获，颁之于诸父昆弟"。这一段把萨满的法器、诅语、施术过程写得清清楚楚。萨满助人泄私愤、报血仇，用神秘的手段达到神秘的效果。

总的来说，女真人在立国前后经历了从原始氏族部落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从民族聚居转而与契丹、汉人交居，从臣服辽朝到征服辽朝和北宋，其政治中心从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迁往中都（今北京）再迁往南京（今河南开封），因此，金代女真人的习俗不可避免地积淀着多种文明、多种民族文化的内容：既带有原始社会文明的胎记，又带有封建社会文明的烙印；既有女真人的古老传统，又有契丹人的影响和汉文化的薰染。可以说，金代女真人的习俗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中原及东北各种文化的大汇聚。

十一、西夏习俗西夏是公元十一世纪--十三世纪在中国西部出现的以党项羌为主体的多民族王国，本名大夏，宋人称为西夏。西夏国的中心地区在河套平原，这里水草肥美，至今仍有"黄河富宁夏"的俗谚。党项羌人较早活动在这一地区，他们以畜牧为主业，农业有一定程度的开展，过着半定居的牧农结合的部落生活。因此在生活习俗、信仰习俗、部落组织习俗上显现出特有的民族色彩。

（一）物质生活习俗饮食习俗。由于西北高原的特殊气候，这里农业并不发达，西夏立国之前，居民过着游牧为主的生活，食物主要是肉类和乳品。西夏政权建立后，一些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被纳入版图，如陕西北部一些地方，兴庆、灵州地区和河西走廊一带。除当地的汉族外，部分党项族人也从事农业生产，所生产的粮食除供人民食用外，还为军粮提供了保障。这使以前单纯以畜产品为生的生活方式有了根本转变。

据《番汉合时掌中珠》所记西夏食物资源多种多样。主要农产品有麦、大米、荞麦、粟、稻子、豌豆、黑豆、荜豆、青麻子等，蔬菜有香菜、芥菜、薄荷、百叶、蔓菁、萝卜、茄子、胡萝卜、马齿菜、瓜类等，佐料有葱、蒜、韭、盐、醋、胡椒、椒、干姜等。食品有细面、粥、乳头、油饼、胡饼、蒸饼、干饼、烧饼、花饼、油毯、盏锣、角子、馒头、酸馅、甜馅等。一般贫民还依靠杂草、野菜充饥，饮食内容随季节变化。据曾巩《隆平集·西夏传》记载，西夏贫民春食鼓子蔓、醎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食畜沙葱、野韭、拒霜、灰莜子、白蒿、碱松子等，"以为岁计"。

由于畜牧业的发展，肉食在西夏人的饮食中占有较大比重。肉食以羊肉、牛肉为主，举凡出征、聚会、盟誓、节庆等，羊肉、牛肉是不可缺少的主食。烧烤羊肉、手抓羊肉、羊杂碎等至今仍是宁夏人的特色食品。

西夏人的饮料以茶为主，每年宋朝赐给西夏的茶叶有三万斤，此外，西夏还要在边境贸易中换回大量的茶叶。饮茶的习惯与西夏人的肉食生活有很大关系。自然，乳品也是西夏人的饮料之一。

西夏人爱好喝酒，《掌中珠》有"取乐饮酒"之语，这种用糜子酿成的"黄米酒"是西夏人在庆贺时的助兴饮品。如果是在解除仇怨的仪式上，西夏人的酒中还要掺进鸡血、猪血，用髑髅（死人头骨）盛装双方同饮。

服饰习俗。西夏人以畜牧为主业，衣着质料多为畜产品，正如大夏国主元昊所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宋史·夏国传上》）。他们一般戴毡帽，穿毛织布衣或皮衣（所谓"羽服"），着皮靴；腰间束带，上挂小刀、小火石等用物。羌人早先披发或蓬首，元昊为了强化民族意识，发布秃发令，强迫西夏人在三日内一律秃发，如违抗命令，即行处死，于是"民争秃发，耳垂重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以此秃发、穿耳戴环成为西夏人的民俗打扮。除了皮毛蕃装外，西夏社会上层还以中原生产的锦、绮、绫、罗之类的丝织品为服饰质料，男子穿团花锦袍，妇女穿绿花翻领长袍，头戴花钗金镂冠，内着百褶裙，足穿尖钩履，一个个衣冠楚楚。这些衣料来自于宋朝年年的"岁赐"和边界的互市贸易。

西夏人的服饰多样，据《杂字》载"男服"类下有26　种，"女服"类下有19　种，可见其服饰的丰富多采。值得注意的是西夏人开始以"白叠"即棉花为衣服质料，《掌中珠》所列袄子、汗衫、布衫、衬衣或许是棉制品。居住习俗。西夏人畜牧业、农业区域的相对稳定，决定其居住习俗。在先党项羌人居住的房屋式样是木架结构上盖毛毡的帐篷，在流动时容易搬迁，所以党项羌人居住的地方称为"族帐"。后来改成"栋字"式的"土屋"，"俗皆土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之"（《宋史·夏国传下》）。西夏民众居住的是简陋的土屋，只有有官爵的人才可以而且能够盖上砖瓦住房。土屋的建造方法是，先用木条作框，实土其中，用木桩夯筑，以成墙垣；屋顶也用土铺敷，层层相迭，颇为坚厚，因此雨雪无伤，且多平坦，人畜可以在上行走。这种房屋建筑材料，自墙垣以至屋顶莫不用土，仅少数梁柱、门窗用木，为纯粹的土屋（参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　页）。土屋的布局为一列三间，中间供奉神位，左右厢房住人。当然西夏王国上层人物的宫殿、苑囿、官署、馆驿一如中原地区富丽堂皇。

交通习俗。西夏地理位置特殊，是中原沟通西域的中介地区，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横穿全境，在河西走廊上，驿站密布、驿道通畅。西夏丰富的牲畜，如马、牛、骆驼既是生活资料，也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在浩瀚的沙漠中，西夏人依靠骆驼运载各种生活物资；而马匹是西夏人畜牧、征战的重要交通工具，西夏政府机构中有"马院"、"出车院"，足见马与马车在交通运输中的位置。西夏境内河、湖众多，水上交通工具亦多种多样，其中以黄河边上的羊（牛）皮筏子最有特色。由于河水水急滩险，难以行船，西夏人利用当地出产的牛羊皮，充气之后，制成轻而坚固、浮而不沉的皮筏。这种皮筏子，当地人称为"浑脱"。"浑脱"的具体制作方法是这样的，一般多用羊皮，在宰羊的时候，从头部开始，小心地把整个羊皮揭下来，把四条腿和头部用绳扎紧，向里面吹足气，使它似气球一样胀起来，然后把类似的几只"浮筒"捆在一个特制的木架子底下，这样一只小羊皮筏子就制成了。普通的羊皮筏子可以运载六七百斤的东西或坐上七八个人。至于用牛皮做的筏子，就比羊皮筏子大得多，浮筒里装的不是空气，而是羊毛。"浑脱"是西夏军民渡河的有效的民俗工具，它迅捷方便，军民深得其便。其后历代沿用，明人李开先在《塞上曲》中加以吟咏，"不用轻帆并短棹，浑脱飞渡只须臾"（《闲居集》）。

（二）婚姻习俗党项羌人处于部落社会后期，婚姻关系上带有原始社会群婚制的残余，盛行收继婚制，女子出嫁到夫家便被认为是夫家的财产，因此寡妇必须留在夫家转嫁。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均可为妻，就是不娶同姓女子（《新唐书·党项传》）。富有家庭的男性家长可以收养更多的妇女而发展为多妻制，"藩戎之俗，诸母众多"。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在叙述甘州（今甘肃张掖县）的风俗时说："其地之人娶妻致有三十。否则视其资力，娶妻之数惟意所欲。然第一妻地位为最尊。诸妻中有不善者得出之，别娶一人。男子得娶从姊妹（当指姑表姊妹），或其父已纳之妇女为妻"（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一卷六十一章）。这时尚距西夏灭亡时间不远，大致反映了西夏时期婚姻情况。当然多妻制，往往取决于男子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一般平民并非如此。在男女关系上，西夏人较为自由，开放，女孩子长到一定年龄，会随自己意愿选择外族的意中人，家庭并不干涉，也不须媒妁之言，所谓"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清张鉴《西夏纪事》卷十）。有的青年男女，情真意切，必定相约奔至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用腰带勒颈，双方同时自尽。族人率亲属寻到，见之不哭，说"男女之乐，何足悲悼？"于是用彩缯包其全身，外边裹上毛毡，再杀牛设祭。然后选择高山峻岭，架木为"女栅"，将尸首迁至女栅上，认为他们由此升天，男女所在二姓族人在栅下击鼓饮酒，尽日而散。这些反映了西夏婚姻、性爱方面的特殊习俗。

（三）丧葬习俗西夏民俗"轻生重死"（张鉴《西夏纪事》卷十），对人死后的处理十分隆重。党项羌人早就盛行火葬的风习，"死则焚尸，名为火葬"（《旧唐书·党项传》）。其后佛教在境内流行，僧侣死后火化的做法，加强党项羌人的火葬传统。这时的火葬程序繁琐，极尽铺张之事，《马可波罗行纪》详细叙述了原西夏境内的唐古忒州（敦煌）居民的火葬礼俗：焚前，死者的亲属在丧柩经过的道路上，建一木屋，覆以金锦绸绢。柩过此层时，屋中人呈献酒肉及其他食物于尸前，盖以死者在彼世享受如同生时。到了焚尸之所，亲属等先行预备纸扎的人马骆驼钱币，与尸同焚。据说，死者在彼世因此得有奴婢、牲畜、钱财等如焚化之数。灵柩搬运时，要鸣响一切乐器。焚尸的日期不能随便确定，要请懂得星相卜术者选择吉日，然后停尸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有时停至六个月以上。停尸期间，将尸首装在一厚木匣中，里边放上不少樟脑、香料，然后密封，以避臭气。停丧之时，每天必须在柩前桌上供食，供食时间与一般人吃饭时间相等。尤为奇怪的是，如果卜者说不宜从门出丧，就必须破墙而出。这种葬俗，实在耗时费事。

西夏皇室和贵戚重臣又有着不同的丧葬制度，他们模仿中原汉族统治者，大修陵寝，在贺兰山东麓，"数冢巍然"。据史书记载，从李继迁起经德明、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纯祐到安全，这九个皇帝的坟墓分别命名为：裕、嘉、泰、安、献、显、寿、庄、康等陵。从近年的考古发掘看，这些陵墓的形制规模，基本是效法唐、宋两朝陵墓制度。但也有区别，比如这些陵台台基呈八角形或圆形，不同于唐宋皇陵的方形；陵台在墓室后部，不起封土作用，墓内用护墙板，而不用砖砌，墓室中也未出现任何丧具，由此可见西夏皇室葬俗与汉族也有差别。

（四）部落组织习俗西夏除了部分军、州施行中央直接控制外，大部分蕃部地区保持着部落社会的组织形式。蕃部居民，多聚族而居；一家为一帐，小族数百帐，大族千余帐，各族帐都有自己的首领，首领有世袭的权力。西夏政府往往授予族帐首领一定的名号，如蕃落使、防御使、团练使等，以保持中央对部落的羁縻关系。族帐是兵民合一的部落组织，无事，各为生业，有事迅速聚集，有很强的族属观念和聚落意识。

西夏旧俗，以十二月为岁首，冬至节是最被重视的节日，一般居民都要在这一天会集家属亲友，举行宴饮欢聚。西夏部族内部崇尚团结互助，质直尚义。部族之间常发生仇杀，但一经化解，即喝鸡、猪血酒盟誓，"若復报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西夏纪事》卷十），这些咒语式的誓言，表示了他们遵守诺言的诚意。

部落成员，年十五以上为丁壮，一旦发生战斗，族帐首领即带本部丁壮出征。部落兵耐寒暑饥渴，有坚韧的意志和很强的纪律观念，"少长服习，盖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举手掩口，然后敢食，虑酋长遥见，疑其语言，其整肃如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

部落社会通常以大规模的围猎活动来训练部落成员，培养他们的驰逐本领和协调能力，狩猎与习武紧密结合。元昊在每次出兵作战之前，都要率领各部落首领举行围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并询问部落首领对战事的看法，并选其中勇敢有谋者作为战前指挥（《宋史·夏国传上》）。这表明西夏还保留着一定程度的部落军事民主制的传统风习。

（五）信仰习俗族帐式的部落组织构成西夏社会的广泛基础，伴随着原始古朴部落生活的是原始的万物有灵的民俗信仰。西夏人信仰的神灵众多，有天神、地神、富神、战神、守护神、大神、护羊神等等。例如1176年夏仁宗在甘州地区黑水河上建筑了一座桥梁，他就发布《黑水河诸神敕》，立碑宣传，以最高统治者的权威身份，告诉"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出来"咸听朕命"，"阴加拥祐"（载罗福颐编《西夏文存》转引自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48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西夏人认为大地山川万物均有神灵主宰，神主善，谓之"守护"，凡事需明神灵之意而后行，因此盛行沟通神人的巫术。

西夏人称巫师为"厮乩"，巫师替人们向鬼神祈祷，占卜行事的吉凶，还请神驱鬼，画符诅咒，治疗疾病。西夏人行事之前总要占卜，以此决定自己的行业，特别是行军作战，"每出兵则先卜"（《宋史·夏国传下》）。卜法通常有四种：一是用艾草熏灼羊髀骨，观其兆纹以测神明之意，叫做"炙勃焦"；二是在地上擗（劈）竹，看落地竹签的数字来定吉凶，像用蓍草计算数目一样，叫做"擗算"；三是咒羊，先边念咒语边用粟米喂羊，羊食粟后，会自动摇其首，夜晚牵羊焚香祷祝，又在野外烧起谷火，第二天早上杀羊，观察其五脏、羊肠胃是否通畅，认为通则吉利，如果羊心有血，则凶；四是"听弓"，用箭杆敲击弓弦，审听它所发出来的声音，从而推断，敌人会在什么时候到来，胜败如何？以及六畜灾祥，五谷丰歉等（《西夏纪事》卷十），出战的日期用只日（单数日），晦日不宜出兵。在战场上，西夏人善于奔逃，数天之后又回到败兵之处，捉人马射之，叫做"杀鬼招魂"，或者札一草人埋在地下，众人齐射而还（《宋史·夏国传下》）。

西夏人"笃信机鬼"，西夏文字典《文海》中有关鬼的条目众多，鬼有饿鬼、虚鬼、孤鬼、厉害鬼、杀死鬼等。西夏人不仅出行要预先占卜，而且生病了也不求医问药，或者召请巫师送鬼，或者把病人迁到另一间房子住，以躲避鬼魅的侵扰，称为"闪病"（《西夏纪事》卷十）。西夏人"尚诅咒"，有了灾祸或生病时，人们常念各种咒语送鬼，方法是在指定地方挖一个坑，把"鬼"送入坑中，在坑边上骂詈，以消灾祛祸。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保存的西夏文献中，仍有一些西夏文的咒语文本，如《魔断要语》、《疮恶治顺要语》等，这些资料反映了流行于西夏社会民间信仰情况。

西夏人对神灵十分敬畏，正屋作为神位所在，不敢居住，人们住在两侧的房间。对妇女也有忌讳心理。西夏部落复仇意识强，如果仇人未除，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直到斩掉仇人后，才恢复正常。有势单力薄者，为了复仇，就邀请壮妇，在大嚼一顿牛羊酒食之后，直奔仇家，纵火焚毁仇家庐舍，人们觉得与女兵为敌不祥，即纷纷退避离去（《西夏纪事》卷十）。

佛教曾经是西夏的国教，佛教信仰在民间广泛传播，"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国师（僧人）"（《黑鞑事略》转引自吴天犀《西夏史稿》第225　页）。据说西夏人的秃发就与信教有关。

（六）"蕃俗"与"汉俗"的消长西夏风习礼仪的发展，伴随着所谓"藩礼"和"汉礼"之争，藩礼即代表传统的党项民族的文化风习，而汉礼则代表着汉族的文化风习。两种文化风习同时并存，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西夏人中有不同的侧重表现。总的说来，西夏党项羌人内迁河套平原后，一方面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蕃性所便"的原始部落的风习，上层统治者利用"蕃俗"来强化部族意识，维持本族的文化特色和传统，一般民众则乐于沿用久已习惯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接受了汉文化影响，较大量地汲取汉族物质生产、物质生活习俗及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方面的养料，以提高本民族的经济水平和文化品位。从风俗文化的发展趋势看，西夏社会中"汉俗"不断增长，"藩俗"则相应削弱，自远祖拓跋赤辞臣属唐朝时，开始讲习中原分尊卑、行跽拜的礼仪。元昊时为创建期，既接受汉文化影响，又突出党项民族文化传统，既裁改中原制度的礼仪，又继承、革新党项沿习的旧俗。惠宗朝主张善礼的梁太后和爱好汉礼的皇帝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影响到当时的政局，梁氏甚至最后把惠宗囚禁起来。经过崇宗到仁宗把蕃汉文化同时发展到新的阶段。特别是仁宗，他全面学习汉文化，使西夏成为一个文化高度发展、礼仪风俗类似中原的国度。例如，在朝廷服饰上，文职官员上朝要戴幞头，脚穿皮。。，手持笏板，或紫衣，或绯衣；武职官员朝服为头冠金贴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色左大襟长袍，腰系束带，佩刀、弓等物件，文武官员的服饰明显地采用了中原仪制。

在民间生活中，汉俗得到扩大发展，如西夏人在创立文字　后，从中原传进了易卜方法，西夏著名学者斡道冲曾用西夏文作《周易卜筮断》一书，流传国中。1972年甘肃武威小西沟岘山洞中发现了西夏文占卜辞，其一记载：卯日遇亲人，辰日买卖吉，巳日□□□，午日求财顺，未日出行凶，申日万事吉，西日与贼遇，戌日有倍利，亥日心欢喜。这种以地支计日的占卜方法，显然是受汉俗影响。此外西夏的人生仪礼习俗也逐渐接受汉俗影响，如婚俗，西夏人在立国之后，除保持传统党项婚俗外，也逐渐流行明媒正娶，《掌中珠》记载，"男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只有儿女之事解决后，"方得心定"。武威所出的《杂字》中也有"送女索妇，来到家中"之语，这种婚俗与汉族并无两样。

其他如民间音乐、戏曲表演、宫殿建筑、陵墓制度，都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汉族习俗影响。汉俗的增长丰富了西夏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推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

十二、结语综观宋辽金夏的习俗及其发展变化，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城市习俗的繁盛，另一方面看到了多民族习俗的广泛交流与融合。这两个突出的特点为宋辽金夏的习俗在中国习俗史和社会生活中奠定了重要的地位。

宋辽金夏的城市为习俗提供了表演的大舞台。成千上万的村庄分开来看是散乱的，一旦出现了城市，村庄就有了可以相互维系的中心。乡野的习俗是朴素的，难免显得简陋和单调。然而，四乡八里的习俗汇聚到中心城市里，就有了发扬光大的机会，经过城市文明的培育，就有可能蔚为大观。看一看宋代京城勾栏瓦肆的百戏、市井的各色风味食品，我们不能不肯定城市对民俗发展的特殊贡献。城市（尤其是帝都）吸收各地的习俗之后，把它们融铸成更丰富、更系统的城市习俗，然后再通过城市本身具有的影响力把自己的习俗传播到四面八方，进而提高了周围地区文化生活的水平。我们可以说，这一时期城市习俗的繁盛代表着中国人的文化生活自汉唐以来的一个新的高度。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汉族的政治势力逐渐向南退缩，而汉族的文化习俗则日益向北渗透。我们看一看汉、契丹、女真、党项在宋辽金夏之前及其初期的习俗，再看一看它们在宋辽金夏中后期的习俗，我们发现它们在习俗上极达到了极大的同质性。无论是婚丧寿诞还是节庆仪礼，契丹、女真、党项都在向汉文化趋同。这是历史的趋势，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少数人的个人意志是奈何不了的。金世宗于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金章宗于泰和七年（1207年）都曾敕令女真人不得学南人衣装。事实上，当时已有大量的女真人沿用南方汉人的衣服，此后仍有许多女真人这样做。民众有民众自己的好恶，历史有历史本身的法则。

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文化习俗得以发展，汉族吸收少数民族的习俗可以丰富自己的文化。但是，这种学习、吸收的过程应该是渐进的、自愿而自然的，任何强制性的举措绝不可取。大家都知道清朝的统治者强行削发不得人心，其实，金朝的统治者早就施行过这种暴政。金太宗时，朝廷多次号令占领区的汉人削发、短巾、左衽，如有违犯者，视为怀念旧国，罪该万死。更有甚者，有人顶上的头发稍长了一点，与规定的式样略有不同，也惨遭斩首。这是中国各民族习俗交流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

如果说这一时期城市习俗的兴盛使中国的习俗文化在内涵上变得更丰富了，那么，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对汉族习俗的吸收就使中国习俗文化的主体（即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有的习俗）在外延上变得更博大了。因此，我们说，宋辽金夏的习俗无论是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都对中国的习俗文化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宋辽金夏 第057卷 宋辽金夏科技史

【本卷提要】

本书以生动的语言介绍了宋辽金夏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突出成就。从公元960年到1278年，是我国历史上宋辽金夏几个政权同时并立的时代。虽然这一时期各政权之间战事频繁，但却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顶峰时期。震惊世界的四大发明中有三项（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都出现在宋代，它们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及封建后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农业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大大地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印刷、兵器、纺织、制瓷、造船、冶金、土木建筑等行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的记录；在天文学、数学、农学、医学等传统领域也同样硕果累累，并涌现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和传世的科学著作，其中的沈括被誉为中国科技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他的《梦溪笔谈》堪称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总之，宋辽金夏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

一、宋辽金夏科技概述（一）宋辽金夏时期社会变革与朝代兴衰公元959年，周世宗死，其子七岁的宗训继位。公元960年春节，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借口北汉和辽军南侵，奉令带兵北上，行至东北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夺取后周政权，史称"陈桥兵变"。取国号宋。公元979年，宋灭北汉，彻底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

北宋统治者因兵变立国，最怕因兵变下台，所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专制中央集权的措施。采取集中政权，防止重臣专权，集中军权、财权和司法权等措施，并发展了科举制度，扩大专制统治基础。但各级政府权力分散，官僚机构行政效率降低，兵将分离，使将帅无权，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这使整个宋朝在军事和外交上成为一个积贫积弱、苟且偷安的朝代。

契丹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民族，属鲜卑族的一支。唐末，在与汉族接触过程中，受汉族影响，逐渐学会种地、织布、制盐、冶铁、建房和筑城等技术，一部分契丹族人开始农耕生活。公元916年，贵族出身的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采纳汉族士大夫的建议，仿照汉人王朝体制，自立皇帝（辽太祖），国号契丹，又称辽。辽国控制了东到大海，南接河北、山西，西至阿尔泰山，北到蒙古大漠南北、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统治着契丹、汉、女真、回鹘等各族人民。阿保机重视农业和手工业，任用汉族知识分子，制定封建典章制度。他统治末年，契丹有了自己的文字和成文法律。

五代时辽占领幽云十六州。宋立国后宋太宗打算收复失地，高粱河、峻河二次对辽用兵，都大败而归。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圣宗领兵南下，很快攻至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由于宋真宗在寇准等人压力下亲自到澶州督战，宋军士气大振，而辽军主将已死，士气大挫，转而议和。宋辽议定：双方以白沟河为界，约为兄弟之国，宋岁输辽银10　万两，绢20万匹，作为辽撤军的条件。史称"澶渊之盟"。

西夏是党项贵族建立的政权。宋太宗时欲消灭夏州的割据势力，李继迁起兵造反，并采取联辽抗宋的策略。宋太宗淳化一年（公元990年）李继迁被辽册封为夏国王，同时也接受北宋封爵。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其孙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元昊仿效宋朝设立官府，建立官制和兵制，还参照汉文创造了西夏文字，西夏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西夏的疆域，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关，南临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

李继迁时降时叛，夏宋战争连绵不断。其子李德明改变策略与宋议和，宋每年予银万两，绢万匹，钱2　万贯，茶2　万斤，维持了约30年和平。元昊称帝后不断发动对宋战争，虽大获全胜，但导致财政困难，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提出议和，宋每年"赐"西夏银7　万2　千两，绢15　万3　千匹，茶3　万斤，夏对宋称臣。此后20多年间，西夏与北宋未再兵戎相见。

北宋时期，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对外是辽夏的战争，内部是王小波、李顺等农民起义不断。为解决严重的政治危机，庆历年间（1043年），范仲淹提出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改革主张。宋政府推行他的主张，史称"庆历新政"。但由于反对派的攻击和排挤，不到一年，新政便停搁。熙宁元年（1068年）在"积贫积弱"的严重形势下，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作宰相。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颁行新法，有关财政的有青苗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强兵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另外，还置军器监，改善军队装备。王安石新法在富国强兵、发展生产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触动了官僚豪绅的既得利益，遭到反对和排挤。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任相，废除新法，变法失败。

女真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公元1113年，完颜阿骨打任女真部落联盟的酋长，反抗辽国的奴役压榨。公元1115年（宋徽宗政和五年）阿骨打称帝（金太祖），国号大金。金建国后，参照汉字和契丹文字创制女真文字，曾用来翻译汉文典籍。金继续对辽作战。公元1125年，辽亡。辽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迁至中亚，于1131年称帝，占据今新疆吐鲁蕃以西至中亚阿姆河一带，史称西辽。金军灭辽后继续南侵，靖康二年（1127年）汴京被金军攻下，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

靖康之难后，宋朝的官员立赵构为帝（宋高宗）于今河南商丘，随后定都临安（杭州），史称南宋。南宋不断受金兵威胁。北方人民纷纷抗金，最著名的是岳飞的抗金斗争。南宋政府一心求和，在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等人，并签订了屈辱投降的和约，宋向金称臣，岁纳贡银25　万两，绢25　万匹，宋金疆界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并割唐、邓二州及商秦二州之半予金。

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铁木真统一全蒙古，建国，称号为成吉思汗。从1212年始蒙古军不断攻取金。1232年蒙古联宋灭金，1234年结束金朝在北方120年的统治。

成吉思汗死后，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王位之争。公元1264年忽必烈取得完全胜利，1271年改国号大元，迁都大都（北京）。元从1261年对宋开始全面进攻，至1278年元已基本上征服各地，南宋只有少部在东南沿海抵抗。1279年南宋水军失败，赵昺投海而死，至此，南宋灭亡，历九帝，共153年。（二）宋辽金夏时期的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的杰出成就唐末的农民战争打击了地主阶级中最腐朽的势力，调整了土地的占有关系，自耕农的数量有所增加，佃户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北宋的统一，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促进了各地劳动技术和生产经验的交流。宋代社会经济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地主以购买方式占有土地，实物地租取代劳役地租成为剥削的主要方式，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较快的发展。

在农业方面，各地农民更加注意精耕细作和推广生产经验。在农业实践中，劳动人民改进和创造了不少生产工具，如除草用的弯锄，碎土用的铁耙，安装在耧车脚上的铁犁铧，在北宋的中原、华北都已普遍使用。湖北鄂州地区农民还创造了插秧用的"秧马"。南北方的生产经验得以交流，江北的粟（谷子）、麦、黍（黄米）、豆等品种推广到江南、福建、广东等地，江北广泛地种植水稻。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也推广到江淮一带，并逐渐推广到北方。经济作物中，茶的种植比以前更普遍。

北宋时期，劳动人民还创造和推广了一些开辟耕地的新技术，在山坡上开出梯田，在江海岸边开出沙田等等。从河北到江南，普遍恢复、兴修了不少水利设施，特别是江南的圩田，稻田产量高达三石之多。这一时期出现了较为兴旺的景象。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北宋的手工业，如矿冶、纺织、制瓷、造船、造纸等行业都有了显著的发展。

矿冶业在北宋时发展较快，煤已大量开采，煤不仅供作民间燃料，还被广泛地用于冶炼钢铁。用煤炼铁温度高，改进冶铸技术，提高铁的质量，对于改善农具和精制兵器都起了很大作用。北宋中期，铁年产量已有800　多万斤。此外，江西信州铅山还盛产铜、铅，广东韶州产铜、铅、锡、银等，两处都有10　多万人经常采矿。

纺织业以丝织为主。丝织的种类繁多，仅锦一项就有40　多个花色品种。

丝织技术有很大提高，如定州的缂丝，用各种色线，经纬交织成纹，作出花鸟禽兽各种图案，栩栩如生。单州（今山东单县）的薄缣，每匹重仅百铢（百铢合4.125　两），望之如雾。这时已出现一些独立丝织业作坊，称作"机户"。湖广地区棉麻纺织也日渐发展，印染业也较前发达。

北宋的制瓷业在唐、五代的基础上有突出的发展和成就。定州的定窑、汝州的汝窑、汴京的官窑，禹州的钧窑、浙江龙泉的哥窑，合称五大名窑。其瓷品制作精巧，质地细薄，各具特色。江西新平镇，于宋真宗景德元年改名景德镇，设官窑，所产瓷器有"假玉"之称，色泽柔润，驰名中外，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瓷都。它们的产品，不仅行销国内，还大量出口远销到朝鲜、日本、南洋、印度及阿拉伯、土耳其、非洲一带。

造船业在北宋也很发达，当时在汴州、温州、明州等地设有造船务，每年制造漕运船3000　多艘；还能制造重量1000　多吨的大海船。这时的海船，体积大，构造坚固，便于远航，再加上指南针导航，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船。

北宋灭亡后，宋室南渡。南宋的统治区域比北宋少了一半。但由于农业生产最发达的江、淮、湖、广诸地都在长江以南，北方的工匠纷纷南迁，南宋军民的抗金斗争保障了社会的安定，这使南宋的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使南方逐渐成为我国的经济重心。

由于北方农民的南迁和江南农民的辛勤劳动，南宋在农田开垦、水利灌溉和农业生产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南宋政府为了增加赋税收入，采取了发展农业的措施，奖励州县官兴修陂塘堤堰等水利灌溉工程，重视圩田的管理；南宋的水利灌溉面积圩田面积有很大增加。南宋初期的50年内，各地兴修和修复的水利工程，湖南漳州的龟塘，可灌田万顷；兴元府的三河堰，可灌田9300　多顷；安徽芜湖的万春圩有田127000亩，成化圩，有土地880　余顷。圩田修有高厚的圩岸，可使水稻旱涝保收。太湖地区可一年两熟。此外，葑田、沙田、梯田、涂田等也大量开垦。农业生产技术以江浙一带及四川最为先进，江浙农民深耕熟耨，使土细如面。耕作时使用的犁铧，有尖头的和圆头的。还有一种删刀，专门破除杂草根茎。农业技术和工具的改进，更促进了江南农业的发展。

随北人南迁，南方麦的种植也逐渐普遍。棉花的种植也进一步推广，植棉区由两广、福建扩展到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此外，茶和甘蔗等经济作物的栽培也在江南更为普遍地发展起来。

南宋的制瓷、纺织、造船业等比北宋有进一步的发展，生产技术有新的提高。

制瓷业和纺织业在南宋手工业中占重要地位，瓷器和纺织品是南宋重要的出口物资。临安凤凰山下的官窑所制瓷器极其精致，釉色莹澈，制瓷中心景德镇的制品有"饶玉"之称，浙江龙泉的哥窑所产带碎纹的青瓷，也被奉为上品。纺织业的最重要发展是棉纺织业。随棉花种植推广，棉纺织业得以普遍发展，棉布逐渐成为人们主要的衣着原料，当时江南不仅能织布，并能织棉毯。丝织技术也有新的提高，苏州、杭州、成都设有规模宏大的官营织锦院。水转大纺车、提花机已普遍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为了适应海外物资交流，造船业极为发达。明州、泉州、广州等造船中心常造可载五六百人的大海船。南宋海船采用水密隔舱，载重量在200　吨以上。南宋时还制造车船。车船装有轮子，用脚踏轮，激水而行，快速如飞，技术十分高超，是现代轮船的"鼻祖"。

在辽代统治的200多年间，由于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与开发，社会有一定的发展。辽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也有一定发展。辽迁移汉人和渤海人到适宜耕种的地区，下令"劝农桑，教纺绩"，还奖励垦荒，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辽的手工业以矿冶、制陶、纺织业较为发达。冶铁业在辽兴办较早，在今鞍山就曾发现辽代矿坑，深达18　米以上。辽代所制陶瓷制品中，有单色釉陶瓷器，还有三彩釉陶器，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唐代的陶瓷业传统。辽的纺织业在汉人集中的地区较为发达，并且有纺织绫锦的作坊，其所出的绢帛曾作为礼品送到宋朝，物品极为精美。

金朝灭亡北宋，统治北方。随着社会安定，战争的减少，北方的社会经济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金朝的统治者很注意发展东北的农业生产。公元1115年，女真人使用从辽朝缴获的耕具进行生产。金统治者还采取"实内地"政策，把北方的汉人、契丹人迁移到东北，和当地女真人共同劳动，使东北地区的农业有所发展。中原地区由于采取鼓励开垦荒地的政策，垦田和耕地面积有所扩大，产量也不断提高。

手工业在矿冶、陶瓷、印刷等方面也有了恢复和发展。在今山西、河北、河南、黑龙江等地有冶铁业生产，并有金、银、铜的冶炼，煤矿在东北、河南、河北有开采，陶瓷器在辽、宋的基础上，较为发达。北宋时期的名窑如定窑、磁州窑、耀州窑也陆续恢复生产，但烧造技术及瓷器品质已逊于北宋。金代的雕版印刷业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水平最高，以《金刚经》、《大藏经》闻名，其雕刻技术可与宋代媲美。

此外还有很多居于世界首位的发明创造。宋辽金夏的科技成就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我国的四大发明早已誉满全球，其中3　种发明于宋代，它们是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培根1620年在他的《新工具书》一书中写道："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在文学方面，第二种在战争方面，第三种在航海方面。由此产生了无数变化，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至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与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影响。"①1861年马克思对三大发明做出了更高的评价。他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①这三大发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十分显著，但它们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后，大大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对历史发展及人类的文明做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

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布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他使用胶泥烧制的泥活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比欧洲早400年，是印刷史上的一大革命，也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最早的指南针"司南"，早在汉代就出现了，但指南效果并不理想。到了北宋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利用天然磁体进行磁化的技术，并用它制造指南针。11世纪指南针已普遍用于航海，对中外文化交流和海上交通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火药的发明与炼丹有关，其最初配方源于唐初孙思邈的"伏硫黄法"，但火药的科学配方和大量应用于军事是在宋代。宋初，首都开封有专门制造火药的作坊，并用火药制造能发射出去的燃烧性火器。到了南宋经过改进，发挥了火药的爆炸性，发明了"铁火炮"、"震天雷"，继而又发明了称为"突火枪"的管形武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原始步枪，它的出现，标志着划时代的进步。火药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欧洲人使用火器比中国晚300多年。宋辽金夏时期（公元960-1278年）在数学、天文、医学、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二、农业技术（一）宋辽金夏时期农业发展概况中国的华北地区，经过唐末及五代封建割据势力的兵战，农业生产及农田设施受到很大的破坏。北宋建国后，与居东北、西北的契丹、女真等族边界战事不断，全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依赖漕运南方的粮食及其他资源。到了南宋偏安江南，其政治、经济重心完全移到江南，完全依靠江南已有的和增加的农业生产以及其他财富资源，以供应人民所需及军费开支。这一时期南方的农业生产突飞猛进，水平已远远超过北方。北宋初期几年，一直采取轻赋薄敛的政策，招流垦荒，鼓励耕种，有时还放贷牛、农具和种子，定期分限缴还；设立农官、农师，发挥地方官对农业的督促作用，指导农事进行，并大力推广农具。真宗时还曾暂停熟铁不准过黄河的禁令，以满足制造农具之需。这些政策措施对迅速恢复、扩大耕地，发展农业生产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宋神宗、熙宗年间，王安石推行新法，实行改革，促进农业发展。如青苗法，规定每年夏秋收获前由政府贷钱或粮给农民，限制了富户对农民高利贷的剥削；方田均税法按土地优劣定税额，使政府的田赋收入有了保证；实施农田水利法，全国兴建水利设施万多处；并将差役改成招募，既方便了一般民户，又增加了政府收入。新法实施取得了相当效果。但因触犯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而最终被废除。

宋王朝建立，结束长期战乱，人民休养生息，人口增加很快。因此不断地扩大土地范围，向山区和水滨扩展，与山争地，变山为梯田，与湖争地，变湖为圩田、围田；另一方面重视单产的提高，采用了改进耕作栽培技术，增加复种，扩大高产作物，重视选苗育苗及积肥，加强田间管理，注意保持地力常新等措施。另外还创制了不少新的高效农具，发展了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北宋时，龙骨车的使用已很普及了，主要使用于湖乡山区山高水急的地方，使高低的土地都能得到浇灌。还进行大规模的淤田盐碱地改造，这些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宋代农业的一大特点就是经济作物发展迅速，棉花已从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到江淮一带，同时由于城市的发展，园艺业和养鱼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禽畜的饲养和兽医技术都有显著进步，发展趋势超过了以往。

辽、西夏、金都是以牧业为主。辽在公元916年建立政权后，在农业上多利用战争中被俘汉人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吸收中原地区的农业经验，并引进一些作物。它还针对多沙碛，无霜期短，寒冷和多风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垄作法。西夏1032年建国后主要由汉人务农。金1115年建国后较为重视务农，扩大了我国东北、西北地区耕地面积和农业区域，农业有一定的发展。但宋初以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北宋时麦已经向南方推广，南宋时为解决大量南迁北人的需要，便制定了鼓励种麦的政策，如允许只交种稻，种麦之利全归己有，种麦佃农有利可图，在南方迅速发展。大豆在宋代发展很快，宋已开始用大豆榨油，北宋时已发明豆腐，大豆需求量激增，宋代时除北方继续扩大外，特别在南方提倡种豆。陈旉在《农书》中就指出稻后种豆能"熟土壤而肥沃之"。棉花的发展比较突出。北宋时仅限于两广和闽滇，到宋末已扩展到江淮流域。而麻类则因棉的发展而受到了影响，苎麻在黄河流域及南方主要产区缩减，在河南及沿海局部地区有一定发展。甘蔗盛产于闽、粤、川、浙，以川遂宁最为著名。宋人王灼著有《糖霜谱》一书，专门介绍种蔗和糖（冰糖）的方法。由于宋代每年要输大量绢给辽、金等政权，蚕桑业颇受重视。南宋时太湖地区和发展成最重要的桑蚕地区。茶叶在宋代发展突出，既是生活用品，又是国家的重要财源之一。不少州郡以产茶著名。宋还在四川成都和甘肃天水设置茶马司，以川陕之茶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和军品。另外，两宋时蜜蜂的饲养和淡水养鱼业都有较大的发展。

（二）农业土地的合理使用两宋时的农田水利主要以中小型为主。大型工程较少。经过唐末及五代的战乱，关中许多农田水利设施都遭到了破坏。宋代首先修复扩建了不少古渠，如三白渠，汉中的山河堰，南阳召信渠等，恢复了原有灌溉面积。

王安石变法推行农田水利法，实行"淤田法"，在黄河中下游推行淤灌，颇有成就，规模空前，放淤的范围遍及陕、晋、豫、冀。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当时开封境内淤灌后，每年增产几百万石。可见宋代淤灌改变盐碱地的效果相当显著。

宋时主要依赖漕运将太湖地区丰产的粮食运往开封等地，所以凡妨碍漕运的堤岸堰闸一律毁之，以致河网失控。同时由于漕运所建的吴江塘路和长桥严重阻塞湖水下泄，加速了下游河港淤湮。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宋不得已只好疏浚太湖的入海港，修复一些圩浦堰闸。范仲淹、叶青臣曾分别疏浚白茆等浦和将吴淞江40　里的盘龙江截为10　里直道，加速排水。后来，赵霖廷主持了大规模的开浚工程。南宋时比较重视水利，但南迁的北方强宗巨族大量围湖占田，使湖面日减，水道阻塞，经常有旱涝威胁。

北宋时在福建蒲田兴建的木兰陂是综合蓄灌工程，下能御海潮，上能截永春、德化、仙游三县流水，可以灌良田万顷。

宋代由于人口增加很快，平旷的土地不够用，开始开垦山、泽地进行耕种。土地利用范围扩大，主要表现有与山争地（梯田）和与水争地（圩田和围田）。

梯田在北宋中期以后有很大的发展。它是由畲（shē，音奢）田发展而来。畲田是焚烧田地里的草木，用草木灰做肥料的耕作方法。范成大在《劳畲耕》的序中曾提到三峡原有的畲田就是在山上"刀耕火种"，先是砍倒树木，临雨前晚烧山，次日乘土温下种，几年后地力下降就弃之另辟新地。畲田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并殃及山下农田。梯田是经"人工蹬削"而成，采用等高线种法，将作物在沿山横向的等高线种植一、二条，苗出以后就可耘锄。后来发展到多条等高线种植，造成山坡层叠的梯田，既方便锄草，又便于蓄水。南宋的梯田有时还随山形的环曲，做成湾环的畸塍（chéng，音成，田间土埂），并有进水口，出水口，以便灌排。有水源时种水稻，无水源时可种麦粟等。宋代梯田分布很广，在现在的川、粤、赣、浙、闽等地都有。但梯田大量发展超过一定限度，也同样造成水土流失，不利于周围生态环境的保护。

圩田是在低洼多荡的地区筑堤，防止外围的水浸入的稻田，在宋代发展很迅速，是当时人们与水争田的主要方式，有围田、桢田、架田、涂田、沙田等多种形式。围田就是筑土作堤，捍御外水侵入，并设置圩岸沟河闸门，平时可以蓄水，涝时开闸排出圩内的水，旱时开闸引入外面的水灌溉。这样排灌两便，旱涝保收。沙田则是利用长在河畔出没无常的沙淤地来工作。涂田是海边潮水泛滥淤积泥沙生长碱草，由于年深日久形成大小不一的地块。耕种时要先在上面种水稗（bài，音拜），待含盐量减少后再种水稻。这一方面要求筑堤挡住海潮，另一方面田内开出纵横的贮水河用来排水，主要靠雨水或上游的淡水灌溉，产量超过常田。由于宋代海塘工程的建设，沙田有所发展。

（三）土壤肥料理论和技术的重大突破宋代在土壤肥料理论和技术方面有重大突破。以陈旉为代表的农学家提出杰出的"地力常新"论，扩大了肥源，改进了积肥方式，出现了保肥设备，提高施肥技术。

1。"地力常新"理论早在战国时就有"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的说法，汉代王充也曾提出"勉致人力以助地力"的观点。陈旉在他的《农书·粪田之宜》篇中发展了这一观点，提出了"地力常新"的理论。陈旉认为：任何种类的土壤都可改良，而且各有其适当的方法，只要措施正确都能成功；对待不同性质的土壤要施适合它的肥料并加以观察，就像治病一样，在对症下药。只要采取施肥等措施，就可使土壤更加"精熟肥美"，"地力常新"。

2。肥源宋时广辟肥源，肥料的种类大为增加，有人粪尿、畜禽粪、饼肥、火粪、焦土肥、混肥、沤肥、石灰等近十种。

《农书》中指出，人粪尿未经腐熟不能使用，因为它会烧坏芽苗，使人手生疮，必须与"火粪"（即焦泥灰）混合腐蚀后才能用。宋开始以豆榨油，所以榨油后的豆饼就成了一种新肥料。陈旉在《农书》中强调指出："麻枯"饼难使，必须用"细杵碎"和火粪（焦泥灰）一起堆成窖罨（yǎn，音掩，掩盖），就像做曲一样发酵，待到发熟，生"鼠毛"反复三四次，直待不发热为止。说明饼肥必须充分腐熟才能使用，并总结出一套使之发酵腐熟的经验。火粪，据陈旉《农书》说它是将"扫除之土，燃烧之灰，簸扬之糠秕，断稿落叶，积而焚之"而成。这和现代浙东等地烧制的焦泥灰相似，关键在于烧时不能发火而只能冒烟，烧到发黑就成灰。

薰土肥，据《农书》说，春天来时，地遍布朽薙（tì，音替，除去野草）腐草败叶以烧之，则土暖而苗易发作；"在秧田里也要积腐稿败叶，划枯朽根，遍辅烧治，即土暖且爽。"

泥肥，就是使用河泥为肥。据记载宋时苏州地区普遍挖河泥为肥。

《农书》记载的"聚糠稿法"，就是在厨房旁凿一宽池，用砖砌好不渗漏。将舂米收集的谷壳、腐草败叶"沤渍其中"，再加入洗碗水及剩饭剩菜等等，"沤久自然腐烂浮沉"。这实际上就是现代的"沤肥"，是宋代发展起来的。

宋代开始使用石灰。《农书》说在播种前将石灰洒在泥中，可以除虫害，在火粪中"杂以石灰，虫不能蚀。"当时施用石灰不仅用来治虫，而且还有提高冷水田地温，中和酸性土壤等作用。

3。施肥和积肥技术宋代十分看重合理施肥。《农书》就曾说过"用粪犹用药"。施肥要根据土壤和作物的不同变化，而且要把"用粪得理"、"种之以时"及"择地得宜"三者结合起来，认为这三者配合起来才能丰收。

《农书》指出："寒泉常侵，土脉冷"的田，深耕冻垡（fá，　音伐）春天必需熏土，这样"寒泉虽冽不能害"；又提出瘦田多施，很肥的田应少施或不施。在对作物施肥方面，《农书》就提出种萝卜、菘菜时，冬前要"烧土粪以粪之"，这样就"霜雪不能凋"，可以安全越冬。而种桑也应该"以肥窑烧土粪以粪之"，这样就可使土壤久雨不糊烂，久旱也不会坚硬开拆。宋代开始对大田作物多次施追肥。陈旉的《农书》就指出种表"宜屡耘屡粪"，锄一次地就要施一次肥，大麻则要隔十多天施一次，苎麻也要"勤粪治"，"一岁三四次"，才可"一岁三收"；桑树在剪完后要扒开根；根四周土施"开根粪"，每年还要另施二次追肥。据陈旉《农书》记载，苎麻种在桑行中，"因粪苎，即桑亦肥矣，是两得之也"。如能"粪苎因以肥桑，愈久愈茂"，并说这样做"一事而两得，诚用力少而见功多也"。

宋代对肥料需求迫切，非常重视积肥，并且开始注意保存肥效。北宋秦观在《淮海集》中就曾指出，在人多地小的地方，土壤肥沃而产量高的原因就是靠积肥、施肥和灌溉。南宋《梦梁录》还记载当时京师杭州有专门"载垃圾之船"，将垃圾成群搬运而去作肥料，甚至还有经营粪业者，专门收集各户粪便，并各有范围而互不侵夺。陈旉强调积肥的重要并身体力行。

宋代已注意到肥料积贮过程中要保持肥效。《农书》专门提出了粪屋这种既积肥又保肥的设备："凡农居之侧，必置粪屋，低为檐楹，以避风雨飘零，且粪露星月，亦不肥矣。粪屋之中，凿为深池，甃（

hòu，音皱，用砖砌）以壁，勿使渗漏。"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提出粪尿受到日晒、风吹、雨侵后就会严重降低肥效而导致"不肥"，最早提出要建造屋檐低矮而池深不漏的粪屋以保持肥效。

（四）农作制的发展与耕作技术的提高1。农作制的发展宋以前南方种麦不多，南方在北宋时才开始种麦。到南宋中期南方已普遍由一季水稻发展为稻麦二熟。《农书》还指出过稻田适种豆及蔬菜。南宋时稻后复种麦、豆、油菜、麻或蔬菜已较普遍。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还曾记载广东钦州一年三季水稻。

《宋史·食货志》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浙、皖、赣等地旱灾，水稻歉收，引进占城稻，因其早熟、耐旱、"不择地而生"，在南方种植，成为早籼中的主要品种。后来，又培育出各地的早、中、晚熟类型，和原有的早、中、晚熟品种搭配种植，为双季或三季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农书》记载了南方旱地的多种轮作复种形式。如小麦、大麻和蔬菜的复种，农历五月收获小麦、早大麻等作物，故要"五月治地"，治的是小麦、麻收后的田。另外，还有粟、芝麻、大豆和小麦的复种。陈旉指出全年计划中七月收粟、芝麻和早大豆，然后耕治这三种作物收后的地，接着在"八月社前即种麦"。总之，这种一年二熟是以麦为主的。

《农书》还丰富和发展了桑苎的间作套种理论和技术，总结出一套经验，利用"粪苎益桑"这种一举两得的经济规律，取得"见力小而见功多"的经济效果；另外，还利用"桑根植深，苎根植浅"的植物层层结构的规律，取得了桑苎二者"并不相差，而利倍差"的结果。它告诉后人在间作套种中，应当充分利用间作套种作物之间的互利因素，尽量避免它们之间的互抑因素，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2。水田、旱田耕作制的提高两宋时期，南方水田、北方旱地的耕作技术都有很大提高。

两宋时经济重点转向南方，很大程度依赖太湖地区提供粮食。南方水田地区随稻麦、稻豆、稻菜轮作复种一年二熟制的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水旱轮作的耕作体系。这一体系包括水田的"耕耙耖耘"和旱作的"开鳞作沟"整地排水二个环节。

南方水田的"耕耙耖耘"体系早在两晋就开始了，到宋代已相当成熟。

"耕耙耖耘"不仅要求耙碎土块和耱平地面，而且要求把泥浆荡起混匀，然后再使其沉积成平软的泥层。旱作的排水防渍是稻麦双收的关键。

《农书》还对水田的具体耕作技术作过总结。他认为水田冬耕时要"平耕而深浸"，这样才能沤烂残茬和杂草而使田土变肥。冬干田经冬促耕后"放水干涸，霜雪冻冱（hu，音互，冻），土壤苏碎"。在冬耕基础上，就能达到"土暖而苗易发作，寒泉虽冽，不能害矣"的目的。

陈旉认为，水田要丰收，首先要培育壮麦。而培育壮麦关键在于"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同时又能"顾省修治"，而无干旱，水灾，虫害，"则尽善矣"。"种之以时"就是要在天气尚冷的时候，先做好秧田的整治，以便等天气转暖后再播种，不能天气才暖就急忙下种。"择地得宜"是说秧田要选"土暖且爽"的地，为此要"秋冬再三深耕"，利用冻晒的自然松土力，促使土壤苏碎，然后再经过"遍铺烧治黄土治田"。最后在春天再三耕治耙转，并施肥，才能达到"土暖且爽"的要求。"用粪得理"，要用充分腐熟的麻饼、焦泥灰和糠壳等沤制成"糠粪"，并要在冬耕后施下，而不能施用未腐熟的粪便。

在秧田的管理上，陈旉强调水浆管理，"秧田爱往来活水，怕冷浆死水"；要在秧田四周挖上沟，秧板间也要有沟，沟旁的土埂要宽些，这样才便于控制水层的深浅；播种后如果有"暴风"，就要赶快放水，以免稻种聚堆。如果有"大雨"就要增水，以免浮起谷根。如果"天晴"就要灌浅水，以免晒暖。灌水既不能太浅也不能太深。

另外，陈旉还着重总结了水田的耘田和烤田技术。

两宋时期旱地耕种技术的提高主要表现在犁深、耙细、提出秋耕为主，以及套翻法的创始等方面。

金元间成书的《韩氏直况》，总结了浅耕灭茬和细致耕耙以保墒防旱的经验，这样可以提高耕作质量，随耕随耢，就能减少耕种过程和土壤水分损耗，反复耙耢，能使土壤表层形成一个疏松的覆被层，减少水分的气态扩散；强调秋耕为主，适宜北方旱地的夏秋多雨、春旱多风的气候特点，秋耕宜早，有利于大量接纳秋雨，蓄水保墒。

两宋时由于施行农业和一年二熟栽培，不但能杂植北方的粟、麦、黍、豆，而且引入新作物的产品的制造技术，并发展了南方原产作物的栽培技术。（五）作物栽培及林、牧、渔等副业技术的发展1。农作物的栽培技术两宋时经济作物发展极为迅速，桑、苎、茶、棉、蔗栽培扩大。为满足生产发展的要求，除了常规的种子繁殖以外，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营养繁殖。棉花是利用其蒴果，桑、茶是利用其叶，苎、蔗是利用其茎。除棉花繁殖必须用种子外，其他用营养繁殖可以快速培苗。

种子繁殖分为直播与栽苗两种，直播就是准备好土地将种子按预定的行距或穴距播下，栽苗则需通过苗床育苗，等苗长到一定高度时再移栽入本田。两宋时茶、蔗、棉都实行直播，而茶多种在丘陵地、倾斜地，不做畦，采用穴播丛植法。蔗、棉要做畦，不需移栽。桑、棉既要做畦又要移栽。

宋代国内外大量需求蚕丝制品，丝出于蚕，蚕依于桑，而桑的生苗生产需3年，这就出现了营养繁殖快速成苗的方法。6世纪的压条法得到更进一步的充实，并创造了插条法、埋条法。压条法就是将植物枝条压入土中，使土中的部分产生不定根，然后将它从母株切断独立成株，优点在于切断前，压条能接受母株营养，易于成活。插条法则是将植物斫下的枝条插入土中，使它入土的部分不定根自行生长。埋条法是将树的干或其萌条留其树身或条身有芽的埋入预置的坑内，一方面使其根系发育，另一方面使其身不出土，但周围的芽成长成条。南宋时盛行桑的嫁接，技术水平已相当高。另外，湖桑是南宋时由鲁桑南移到杭嘉湖地区，通过人工和自然选择，高产优质。它的出现是蚕桑业的一件大事。

2。园艺和育蚕技术宋代的果树、蔬菜、花卉都已成为农业的重要行业，不仅表现在种类增加和优良品种不断大量涌现，栽培技术也有很大发展。

宋代蔬菜种类增加不少。据《梦粱录》记载，南京杭州就有蔬菜30　多种，丝瓜最早记载于宋《老学庵笔记》，菠菜在宋已发展为主要蔬菜之一，而南宋时白菜品种多，品质好。果树的佳种在宋代大量出现，据宋韩彦直《桔录》记载，仅温州一地就有桔14　种，柑8　种，橙5　种，并对它们一一做了详细的性状描述。宋蔡襄的《荔枝谱》中记载福州荔枝有32　个品种。《梦粱录》记载了当时杭州的柿子就有方顶、牛心等10　多个良种。这说明宋代果树已出现大量良种。花卉的发展也是空前的，北宋首都汴梁、南宋首都临安都有花市，洛阳和成都的牡丹、扬州的芍药都是当时的名产。

宋人对个别奇花异木的栽培作过总结性的具体叙述。北宋鄞江周氏著有《洛阳牡丹记》，刘蒙的《菊谱》，王观《芍药谱》；南宋蔡襄所著《荔枝谱》，韩彦直著《桔录》，范成大著有《范村梅谱》和《范村菊谱》等。他们认为植物栽培和特殊管理必然会引起其机体的变异，发现花的颜色深浅、叶蕊繁盛，皆出于"肥壅剥削之功"。同时也注意到由于显著变异产生新品种。《洛阳牡丹记》指出溪绯牡丹原为紫花，因其中发现个别绯花，第二年用它嫁接就变成了绯色，称为"转枝花"。这是利用芽变进行嫁接培育新品种。人们对花木的生活条件、喜寒喜温特性有了充分的了解，就能够利用控制生长条件的方法控制植物发育，使变异的发生符合人们的需要。南宋杭州马塍的花农，用熏蒸促使牡丹、梅、桃等花早放，而要使桂花早放，就必须将其放置在深邃的石洞内让凉风吹袭。周密在《癸亥杂识》中曾提过一种"堂花"，用纸糊一密室，编竹置花上，利用对温度、光照的控制和调节，促使提前开花。

蔬菜的栽培技术也有不少发展。最早见于宋元间《务本新书》，其中谈到茄子开花，"削去枝叶，再长晚茄"，就是用整枝打叶来控制生长发育，可使之分批结果而增产。

果树的栽培技术有嫁接、脱果、除立根、套袋等。脱果法是一种无性繁殖方法。据宋温革《分门琐碎录》介绍，农历八月用牛粪拌土包在结果枝条像"宏膝"状的弯转处，状如大碗，用纸袋包裹，麻皮绕扎，任其结实。到第二年秋开仓检视，如已生根就截下再埋土中使其持长。这在当时是重大创造。《桔录》就曾指出桔苗长到二三尺高时，要采取除立根的方法，促使侧根发展，吸收养分，否则枝叶不茂。宋淳熙《新安志》记载，当时种梨者已采用类似于现代套袋的方法，用浸过柿油的纸袋在枝头果实上包封，收果时没有虫伤瘢痕。

在蚕的养育方面已形成了一套经验，要着重选留良种，并在育蚕过程中对光照、温度、湿度、通风等条件进行管理和控制，以促进蚕的发育和结茧。宋代秦观的《蚕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桑蚕书，记叙了山东兖州的养蚕法。元代的《农桑辑要》把这些经验总结成"十体"、"三光"、"八宜"、"五广"、"三稀"10　个字，根据蚕龄掌握温度、湿度、饲蚕的快慢和饱饥程度等等。当时对诱发蚕病的因素有了一定的认识，并采取防重于治的方法，通过合理饲养来减少病害。

3。林、牧、渔等副业技术（1）林业两宋时期，由于江南经济的发展，人口增殖，在木材、役畜、淡水养鱼、农产加工等方面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促进了林、牧、渔等副业技术的改进和提高。古代时，所有宫廷、居屋、营垒所需材料、农具、家具、车、船、战舰以及薪炭用材，都是靠采伐自然林木资源。采伐不足时，加强植树造林来解决。南宋时偏安江南，树木全靠江南供给。林业生产、造林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农业的许多生产技术创造出来的，如播造林、树木移栽的方向、时期和方法，苗圃育苗及嫁接法等。

北宋时苏轼在《东坡杂记》中叙述过松籽直播法。在初春用大铁锤在荒茅地上凿一数寸深的小坑，放上数粒果实，春天过后就会生长出来。刚开始生长时怕牛、羊啃，所以在荒茅地上用茅草作掩护。若在杂草不生的地方，就夹杂着一些大麦一起种，依靠麦荫才能成活。并用荆棘保护，有三五年就能长起来。它利用林地上茅草和大麦同时播种作为幼苗的荫蔽，可使幼苗安全生长。到14世纪初，种松柏发展成比较完整的条播法和穴播法。

宋时对树木育苗移植及施用基肥保证全苗特别注意，为往后的森林苗圃打下基础。陈翥的《桐谱》就曾指出，播树种要在地形高爽土层深厚的土壤，"低湿则不能萌矣"。而且用种子育苗时，要"先粪其地"，然后把树种"均散之"。

宋时张邦基的《墨庄漫录》还曾提到将胡桃嫁接到枫杨之上，有成活易、结实快的效果。

（2）畜牧业在我国古代，耕牛一直作为主要动力。因此耕牛饲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田的开垦数量和耕种及产量的增加。如果耕牛病弱或死亡，将极大地影响农业生产。

陈旉指出，由牧童牵放的养牛方式，多会造成耕牛饮食不足，体质瘦瘠。他在《农书》中总结了耕牛的饲养管理经验，从卫生、饲养、使用、保健、医疗几方面进行改进。首先要注意保持牛栏卫生，初春时，必须"尽去牢栏中积滞的蓐粪"，以免"秽气蒸郁"，这样才能减少疾病的产生；喂耕牛饲草时一定要切细再拌料喂，严冬时则要"煮糜粥以啖之"，"即壮盛"，否则耕牛无法抵御寒冷；放牧之前要先饮水，避免青草吃得过多而发胀，夜间则要将鲜草切细混合饲喂，不能受饿；使用耕牛时根据不同季节，春夏早出早息，南方牛皆早凉时耕地，北方则实行夜耕，避开白天的炎热。冬寒时晚出早息，大热时则"须夙喂令饱健"，到临用时不可极饱，若极饱就会"役力伤损"；任何时候使用耕牛都不要使牛过于疲劳；过冬前贮备足够的过冬饲料，饲草要晒干，不会腐烂，还可以预收豆、楮及落下的桑叶，切成细碎贮积起来。这样天冷时用淘米水和上草、糠、麸、碎豆煮成前文所说"糜粥"，易于消化。

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养牛方法从放牧、饲、喂、饲料及使用方法上有了很大的改进。宋代时已能初步区分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的疾病，陈旉《农书》指出耕牛便中有血是"伤于热"；"冷结鼻干而不喘，以发散药投入"，热结即鼻汗而喘，以解利药投之。若染有疾病，对病畜进行隔离，使"病之不相染"。可见，在牛医方面已能根据不同症状用药，在家畜内科病上有了一定进步。

宋室南迁后，将北方的蒙古羊引入南方，逐渐育成"无角斑黑而高大"

的湖羊。湖羊耐湿热，惯舍饲，早熟，肉好，皮优，繁殖力强，南宋时在太湖地区已有分布。

另外，宋时在家禽的孵化上小有成就。宋代罗愿《尔雅翼》和《调燮类编》，都曾说到过利用牛粪发酵时的热量来孵化小鸡，这时人工孵化的方法还有用温火、温水的热量来孵化的。《调燮类编》中说到鹅在五六月天热时产的蛋不利于孵化，只要拔去"鹅两翅十二融翮"（hé音核，鸟羽的茎），就可以停止产蛋，到八月乃下。利用人工拔鹅融羽控制和调节产蛋时间，是我国关于家禽人工换羽最早的记载，也是当时的重要创造。

（3）淡水养鱼业宋代淡水养鱼技术已有相当规模，在鱼苗的捕捞、运输和饲养等方面都有提高。

我们知道，江河水流速大，水温适中，两河会合的地方都是鱼类养孵之地。在四、五月间，河水上涨，雌雄鱼从下流逐流溯上直到产孵卵地生殖。受精卵顺流而下，发育孵化成为鱼苗。南宋周密在《癸亥杂识》中指出："江州等处水滨产鱼苗，地主至初夏皆取之，出售以为利。"当时沿岸的渔民安置网具、捞箱进行捕捞。除少数留下自养外，大都用以出售。周密在书中还描叙了鱼苗长途运输方面的情况：商贩置备篾篓、篾盖等用具，肩挑奔走日夜不息，并进行换水、送气及去杂鱼。特别指出长途安全运输的关键在于不缺氧，措施就是每天换几次新水和平时摇动容器，以便增加和溶解更多的氧气在水中。同时还要剔除有害鱼苗，以保鱼苗安全。可见当时在这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

宋时叶梦得《避暑录话》说，浙东多凿池塘养鱼，投放的鱼苗不到3年就能长到尺余长。宋代还发展了多种鱼混养的技术。周密在《癸亥杂识》中就曾记叙，浙江渔民春季从江州鱼苗贩子处买来鱼苗，放入池中饲养。按池搪的大小环境，放入一定数目的青、草、鲢、鳙鱼苗进行混合饲养，综合利用天然水体中的天然食料，并按鱼苗的生长期分期予以不同种类的饵料，至第二年养成商品鱼出售。当时人们对草鱼食草、青鱼食螺已有认识。

（4）其他副业两宋时期农村的副业生产主要有畜养，有养蚕、猪、牛、羊，还有养蜂等，还有农产原料加工方面的，如做豆豉、做酒、做醋等，还有就是纺织原料加工，有缫丝、剥麻、纺织原棉等。这里特别提一下我国古代在认识和利用微生物方面的成就--制曲酿酒。

红曲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重大发明，宋代诗人有"夜倾闽酒赤如玉"的诗句，说明宋代时用红曲酿酒已十分普遍。随着人们对微生物认识的加深，曲的质量不断提高，种类增多，用途日趋专一化。宋代时已经知道制曲的时候把优良的老曲涂在培养前的生曲表面，进行"传醅"（pēi，音胚，没过滤的酒），这类似于今天的接种操作，曲的质量更容易保证了。

（六）农具的改进与创新北宋时期对恢复农业生产有关的农具的创造、改革及推广应用较为重视。入南宋后，南迁的北方人与南方人共同开垦平地、丘陵及低洼地为田，进行各种各样的栽培。适应这一过程中各环节的需要，多种多样的生产工具产生了。这一时期，新农具大量涌现，农具应用专门化，不同作物使用不同的农具，如割荞麦用推镰，割麦用麦绰、麦钐，割水稻用钹等。而且从利用人畜力为动力发展到利用水力，由水磨、水碾、水锥进而发展到翻车式龙骨车、筒车等，利用水力运转以输水灌田。这对我国一年二熟农作制的改革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宋代农具在改进中，为提高效率，根据不同的作物创造出许多新的类型，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

整地农具有踏犁、铡刀和耥。《宋会要辑稿》中说它可"代牛耕之功半，比镬耕之功则倍"。宋代因缺少牛，曾多次推广过踏犁。铡刀又称裂刀，宋代用它开荒。其形如短镰，刀背特厚，一般装在小犁上，在犁前割去芦苇、荆棘，再行垦耕；或将它装在犁辕的头上向里的一边，先割芦苇，再行垦耕。耥是金代为适应东北垄作特点而创制的，能分土起垄和中耕。

秧马是用来拔秧的农具，可以减轻劳动强度。苏轼曾在《秧马歌》及序中记叙人骑在小船似的秧马上，两脚在泥中撑行滑动的情景。

宋时对施肥养土极为重视，发明有粪耧（lóu，音楼，播种用农具，可以同时完成开沟和下种两项工作）。耧斗后另置筛过的细粪和拌蚕沙，用耧播种时随种而下覆于种上，同时还有施肥的功效。

用于中耕的农具有耧锄和耘耥（tāng，音汤）。耧锄是北方沿海地区出现的畜力中耕器，耘耥是宋末元初太湖地区新创稻田中耕农具，形如木履，长1　尺余，宽3　寸，下列推列铁钉20　多枚，背上装一长竹柄，可用手持着在稻苗行间来往松土、除草。

用来收割荞麦的推镰是当时新创，推镰是在顶端分叉的长柄上装上2　尺长横木，两端又装一小轮，两轮间装一具半月形向前的利镰，横木左右各装一根斜向的"蛾眉杖"，可以聚割下的麦子，用大力推行，割下的麦子倒地成行，工效较高。而麦钐、麦绰是竹篾编成的似箕而深大的器具；麦笼也是用竹编成装在四轮木座上的底平口敞的箩筐。割麦时右手执钐割麦，左手握绰的短轴，两手协调动作，将钐割下的麦子随手纳在绰内，满后倒麦笼中，一人一天可收麦数亩。

灌排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灌排器具的创新与使用。南宋时翻车式龙骨车及筒车在江南一带应用很普遍。翻车式龙骨车就是翻车，又称踏车，是由连串的活节木装入木槽中，上面附以横轴，利用人力踏转或利用牛力旋转，也有利用水力旋转者，活节木板连环旋转，沟溪河川的水随木板导入田中。它起水快，搬运方便。随地可用，深受南宋农民重视。它虽起源于汉代，但两宋时由于水稻生产需大量灌溉水，翻车作为运水工具得以大量制造、使用。筒车，在岸上立一转轮为上轮，在河中立一转轮为下轮，两轮间用筒索连起来，筒索装许多竹筒或木筒，水流激动转轮，轮上的筒就依次载水注入岸上的田里。覆水后空筒复下依次载水而上，循环不止。北宋时人应用水磨、水碾，利用水力运转的原理，创造了自转水轮的简单装置，吸水、运水、覆水都用一轮。到南宋时为提高其载水量，用若干竹筒系在轮上，增加输灌水量，这时才有筒车的名称。到了元代进一步发展为上轮、下轮，可适用于田高岸深或田在山上的情况。

（七）农书和物候历1。农学家和农书两宋时期出现了众多的农书。综合性的农书有陈旉《农书》、楼é《耕织图》、吴攒《种艺必用》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陈旉的《农书》。《耕织图》是宋浙江鄞县人楼é在浙江将访问农夫、蚕妇绘制的耕织图21　幅，每幅都配诗。可惜的是原画已经失传，只有诗是原文。

专业性的农书范围很广，有前文提到过的王灼的《糖霜谱》，介绍种蔗和制糖等情况，是这方面最早和很有价值的专著；秦观《蚕书》是我国最早的蚕桑书；茶书有陶谷的《苑茗录》、蔡襄的《茶录》等；果树蔬菜书有蔡襄的《荔枝谱》、韩彦直的《桔录》、僧赞宁的《笋谱》、陈仁生的《菌谱》；花卉的专著就更多了，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王观的《扬州芍药谱》、张武仲的《芍药谱》、刘蒙的《菊谱》、范成大的《范村梅谱》、王贵学的《兰谱》等等。此外还有吴辅的《竹谱》、陈翥的《桐谱》等。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经验心血的结晶。

写于宋初（公元1149年）的陈旉的《农书》，是我国最早专门总结江南水田耕作的小型综合性农书。陈旉可能是江苏人，生于北宋熙宗九年（公元1076年），是一个学问渊博，不求仕进，"种药治圃以自给"的知识分子。他亲自"躬耕西山"，所以他的农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他74　岁高龄写成此书，亲自送到真州给知州洪兴祖。洪见此书很合用，就给下属州县刻印传播。他的农书代表的区域性广，主要反映长江北岸和江南，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的情况。陈旉《农书》连序带跋共约12500　字。篇幅虽小，内容丰富。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概括地讨论了以水稻为主的耕作方法，其中也谈到麻、粟、芝麻、萝卜、小麦等辅助作物；中卷专谈水牛，水牛是江南地区适用于水田耕作的唯一役畜；下卷专谈蚕桑，从种桑起，直到收茧。

在前文谈到宋代土壤肥料理论的突破和施肥技术的发展，水田、旱地耕作技术的提高，园艺及育蚕技术，耕牛的养护等都大量引用了陈旉《农书》的观点，这不仅反映了作者参加农业生产的心得体会，而且反映了当时农学技术的发展水平。

《农书》一书第一次用专篇系统地讨论土地利用，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两个杰出的对土壤看法的基体原则：一是土壤虽有多种，好坏不一，但只要治理得当，都能适合于栽培作物；其二是土壤使用得当，则"地力常新"。他还用专篇谈论肥料，对肥源、保肥和施用方法有不少创新和发展。农书还专门谈论南方水稻区的农业技术，并专篇论及水稻的秧田育苗。通篇字数虽少，但已具有相当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

2。特候历物候就是生物的周期性现象（如植物的发芽、开花、结实，候鸟的迁徙，某些动物的冬眠等）与气候的关系。我国最早的物候历是奴隶社会时期的《夏小正》，它是为便利农业生产而对各月的物候和农事活动的记载。

两宋时期，我国在物候观测和研究上取得了新的成就。目前最早而又有一定内容的实测记录是我国南宋吕祖谦所写的《庚子·辛丑日记》。吕祖谦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浙江金华人。他在逝世前3年居家养病期间每天都记日记，并且写下他所留心的物候。日记从淳熙七年（1180年）正月初一到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记有腊梅、樱桃、杏、桃、紫荆、李、海棠、梨、蔷薇、萱草、莲、芙蓉、菊等20　多种植物开花和第一次听到春禽、秋虫鸣叫的时间。这份物候资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凭实际观测获得的记录，极为珍贵。

北宋科学家沈括对物候和高度、纬度、植物品种、栽培技术的关系等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并且在《梦溪笔谈》中记下他的科学见解。他说由于"地势高下之不同"，平原地区有"三月花者"而到山区则有"四月花"。他认为唐诗人所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是物候的常理。又说南岭地区的草"凌冬不凋"，而汾河流域的树木是"望秋先陨"，都是因为"地气之不同"。他认为水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的原因是水稻本身的"性不同也"。他还指出栽培作物除自然因素制约外，提高栽培技术可使作物早熟增产，这里强调了人的因素，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水利工程、手工业及兵器工业（一）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北宋王朝建立后，结束了长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南宋偏安江南，促进了长江水利事业的发展。两宋时实行对内强干弱支，严防内变，对外消极防御、苟安求和的基本国策，给政治经济文化带来极大影响。两宋时期的水利工程方面，有开凿和组织以开封为中心的人工运河网；北方边防的水利着重于防御金人的入侵，长江下游地区塘浦圩田进一步扩展。

1。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北宋初期的农田水利建设，主要集中在引水灌田和疏治旧塘老堰上，对战争破坏和由于其他原因废毁的旧有陂塘堰泊等水利工程进行修复。此外，还重建了襄宜平原的长渠和木渠。这两项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经两宋的修建、扩建，已发展成渠网化的河流，渠系与陂塘相连，灌溉农田数千顷，使襄宜平原成为全国著名的粮仓。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熙宁变法"期间，是北宋兴修农田水利的高潮。熙宁二年（1069年）设立农田水利官主持全国水利和地方水利，颁布农田水利法，鼓励人民开荒垦田，兴修水利，规定州县报修工程，并规定出组织人力物力兴建工程的具体方法。这样就大大推动了农田水利的建设。这一时期放淤和淤灌的规模颇大，涉及面广，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放淤措施不仅改良了良田，增加了农田的肥度和产量，而且调动了农民淤灌的积极性，推动了淤灌技术的提高。利用多沙河流进行半自然状态的放淤，已成为当时淤田的主要方法。由大面积盲目放水漫淤，发展成为有目的有控制的放淤；当时人民已初步认识并运用不同季节黄河水的泥沙成分引水放淤。认为伏汛挟肥最多，规划淤灌在六月中旬。但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遇到了淤灌与防洪、航运、排水、输水技术等多方面的困难。

北宋另一座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为木兰陂灌溉工程。这项工程布局巧妙，因地制宜，是我国延用至今800多年未废的少数水利工程之一。木兰陂位于今福建省莆田县西南五里的木兰溪上。它的修建先后历经20年，经过3次建坝兴毁，才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建成。

木兰陂的渠首是一座挡潮蓄淡的拦河石坝，设计和施工技术体现出我国北宋时期的水工建筑水平。陂首靠近灌区，不必长流远引，陂长根据洪枯不同时期流量悬殊的特点设计，充分发挥引蓄和泄洪的作用。建陂施工采用我国当时沿海一带建桥工匠常用的"筏形基础"型式，在溪底铺设了一道横跨两岸的石筏，然后在上面布墩。朝下游的半个陂墩，用长9　米的大石柱32根，名为将军柱，把这些大柱嵌入溪底的岩石上，犬牙交错，熔生铁灌注固基，再以千斤重的块石砌筑石柱周围，使其牢固。朝下游的半个墩，用断面0.9×0.9　米，长2　米的大石条相连，其间用元宝形的铁锭相连，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建筑物。时至今日，经过800年无数潮击浪打，仍然屹立无恙。都江堰是我国公元前250年所建最著名的水利工程，宋代对都江堰灌区进行了进一步的维修扩建和管理。

宋室南渡，建都临安，将经济重点完全转移到南方，就更加重视农田水利工程。在江南东路、太湖地区和浙西一带，兴建农田水利，在襄宜平原、成都平原多次维修、扩建农田水利工程和都江堰灌区。南宋时期对太湖的治理很是重视。北宋时期范仲淹就提出过，治理太湖，应采用浚河、修圩、置闸三者结合的工程措施，郏但、郏侨、单锷、徐大业等人都提出了不同的治理措施，而且北宋时在"开江浚浦"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为了改善太湖地区的排灌和航河，北宋还在苏州、淞江、尾山、宜兴一带筑堤、建桥、开塘、置闸。南宋治理太湖又进了一步，做了大量疏浚港浦和围田置闸的工作。两宋时期，江浙沿海地区地形发生变化，海塘的建设增多，施工技术也有提高。兴筑海塘初期多沿用吴越时期筑竹笼石塘的方法，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学习借鉴黄河河工中埽工技术，改筑柴塘，即用一层柴薪一层土，相间夯筑。这种施工既节工省料，又提高了抗冲能力。特别适用于软地基。但因费柴太多，进一步发展成为石塘。海塘迎面用石砌成直立式，逐级内收，底宽顶窄，略有斜坡，大大增加了石塘的稳定性，可防止海水的渗透。塘基外部用竹笼装石做护坦，既削弱了波浪的冲击力，又保护了塘基不被潮流冲刷。并将岸线设计成略有曲折的波纹形，以削弱潮流的冲击力。这种石塘在北宋逐渐多了起来。

圩田与围田是我国人民在长期治田治水实践中创造的农田水利的一种独特形式。圩田就是在浅水沼泽地带或河湖淤滩上围堤筑圩，把田围在中间，把水挡在堤外；围内开沟渠，设涵闸，有排有灌。宋代的圩田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田有围堤，可障御水势，保护田亩，当时已把堤岸改为内、外二层，堤上有路供行人行走，堤下种植芦苇以固堤脚，堤外则种植杨柳。二是堤有闸门，可相机启闸以调节圩内水量，旱时开启以江湖水溉田，涝时关闭以防外水内流。三是圩内水沟纵横相通，利用水车车斗，可排泄田中积水，亦可引水灌溉。

宋代圩田主要种植粮食，产量也很高，对两宋经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受到宋政府极高的重视。

北宋为了抵抗辽军入侵，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把边防地区的水利作为防御工事兴建。在今河北保定，东经雄县、霸县，直到直县附近（今白洋淀的东西南一带）沿边界低洼地区，开挖塘泊。这些塘泊又称方田，为矩形，水深2-3　米，将一些河流与淀泊连接起来，形成一道"深不可舟行，浅不可徙涉"的水系，经过扩展和完善，从保定西北的沈远泊（今徐水县东北）起，东起沧州泥沽海口（今天津泥沽村），长约800　多里的地方布满塘泊，并派专人、专船巡查和管理，构成了一道水上屏障。它有效地制约了辽国铁骑的入侵，使辽骑通道减少，宋军队可集中抵御敌骑。同时，它还能够沟通各河流、淀泊，增加水稻收成，减少水患。

2。宋金时期治理黄河的河工技术北宋建立后，黄河河患日益加重。北宋160多年中，黄河先后7　次大决溢后改道、改流和分流，受灾地区广，原有的堤防基本上已失去抗洪能力。河患加重，不仅对沿岸农田威胁很大，而且对汴河航运、京师的安全有重大的影响。北宋政府倾注很大的人力、物力治理黄河，从事河防，但由于生产力发展和科技水平所限，收效并不十分显著。但宋人在探索治河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经验教训，对后来的元、明、清都有一定的影响。

（1）堤防技术大河两边的堤岸起着限定河水泛滥的作用，宋代时就有正堤、遥堤、缕堤、月堤、横堤、直堤、鉴堤等，种类很多，其规模、形状及作用略有不同。大河两岸的正堤，一般称堤，遥堤则为正堤以外的最外一重堤，主要作用是在大河汛期将河水限定于遥堤以内的地方行流，尽量把泛滥的地方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元丰四年（1081年）水官李立的奏折中可知遥堤之间很宽阔，有时要迁出一些县、镇。缕堤是介于正堤和遥堤之间的第二重堤，有"预备堤"的作用。若正堤决口，可加强缕堤临时抵挡水势。黄河堤防虽不像汴渠堤防那样严格，但一些重要城镇附近和主要险段比较注意堤防质量，有的地方甚至建成石堤。《河防通议》中详细地记载了修砌石岸的施工方法，施工程序严密，对石堤基础要求较为严格，有的土质堤岸由于常年维修，规模相当庞大、坚固。如元丰三年（1080年）郓州所筑遥堤长20　里，下阔60　尺，高1　丈。若以顶宽1　丈算，则边坡比达1∶2.5，堤身断面尺寸是比较科学的。另外，还年年发动黄河两岸附近居民种植榆柳，有效地加固堤防。

（2）埽工技术埽工技术是北宋河防最主要的技术之一，宋不仅用埽堵口，而且还用埽筑堤、护岸。埽是把树枝、石头等用绳子捆紧作成的圆柱形东西，用它来保护堤岸防水冲刷。

由于埽的重要作用，埽工技术日臻完善。《河防通议》中详细地记载了埽工的制作：在密布的绳索上铺一层榆木柳条之类，再在其上铺土碎石，并用粗大的竹索横贯其中，卷而束之使它形成圆柱形的整体。卷埽时要用数百人扛大木卷起，每卷一层，都在上面架上大木梯，众人站立在梯上压紧。每个大埽一般长30　步（100　尺），直径约为10　尺到40　尺左右。北宋每年制埽都很多，它们一部分储备堵口应急，一部分用作修理，一部分用作护岸。（3）护岸技术北宋时护岸技术有束埽护岸、木笼护岸、石版护岸、锯牙护岸等。

束埽护岸简单、有效，至今仍在沿用，但不能经久。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陈尧佐曾采用木笼护岸，李若名则曾用石版护岸的方法作本州附近河堤护岸，他"制石版为岸，押以巨木，后虽暴水，不复坏"。

另外还经常采用锯牙护岸，就是在河堤内修筑一系列锯齿状的短土堤、石堤或木堤，以挑开暴流，防止齿蚀堤岸。

（4）堵口技术堵口的难点在于合龙。通常堵塞决口要合口时，中间下一个埽，称为合龙。《河防通议》中"闭河"一节，专门记载北宋堵口合龙的技术和过程。书中指出，合龙前，要首先检视龙口的深阔、水流情况及土质。随后在龙口上游打星椿，然后在星椿内抛下大木巨石，接着从两岸各进草占三道，土占两道，并在上面抛下土石包压住，闭口时同时急速抛下土包土袋。合龙后，在占前卷拦头埽压于占上，再修筑压口堤。最后在迎水处加埽护岸。

沈括的《梦溪笔谈》曾记录河工高超的堵口技术。庆历年间（1048年）

黄河在商胡决口，久堵不成。高超建议把埽分成3　节，每节20　步，两节之间用绳索或缆索连起来。先下第1　节，等它到水底之后，再压第2　节，最后压第3　节。他指出如果第1　节没堵住水，但水势必减半。到压第2　埽时，只用一半的力，即便水流还没断，不过是小漏。而压到第3　埽时，就平地施工，可以充分使用人力。而等到第3　节都处置好了，前2　节自然被浊泥淤塞，不用多费人力。

合龙时除了经常采用大埽堵口外，北宋还创造了一种"横埽法"堵口，于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提出，后来作如常法推广。横埽法，进占速度比直埽法慢，迎水面积大为减少，受水流冲击大为减轻，全埽因受水流冲击力而离开龙口位置的时间差也要比直埽法大得多，大大延长了压埽施工时间，成功率提高，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北宋堵口时有时还在上游先行分水，减少下游水差，减轻合龙难度。

（5）开河技术北宋时经常采用开河（开凿新河）分水的办法来减轻河患，开河技术有一定提高。《河防通议》中"开河"一节，论述详细。首先要观察上游的地形和水势，并测量河床高程的变化。还要选择在枯水季节施工，冬季备料，春季施工，洪水到来之前完成新河开挖任务。新开引河口应留一临时隔堰，使水流顺势而下，保证一定的流速，以防新河淤积。开河应因势利导。若河势成丁字形，水流正撞堤岸，剪滩截嘴、疏浅开挑，费功不便，但可解一时之急。如地形适宜取直开挑，须先固定口门，分水势以解堤岸之急。如果要将主流引入新河，应于对岸抛树枝石块影响水势，然后用树石加固河口，损而复备，直到坚固不摧。这样，新河可成，旧河即淤。

古代开河技术的总结，远没有上升到定量的程度，但总体上是适合治河原则的。

另外，在宋代还出现了疏浚泥沙的疏浚机械。《宋史·河渠志》曾记载熙宁六年（1073年）李公义发明了"铁龙瓜扬泥车法"，当时所用疏浚的瓜形铁器是近代疏河船的先驱。宋室南渡后，宋金对峙以淮河流域为界，黄河属金统治。这一时期史料不多，但可知金代黄河极不稳定，多次决溢。金代由于科学水平和财力限制，不可能提出根治河患的有效主张，其治河主张如疏浚、分流、加强堤防、修筑月堤等，都与宋人的方策相仿。

3。运河工程技术运河，就是为了运输而开凿的人工河流或疏浚自然河流使其达到通航的要求。北宋时期对汴河进行了大规模治理，同时还大力整治、扩建了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使其与汴河（汴渠）一同在汴京（开封）交汇，构成著名的"汴京四渠"。北宋之所以建都开封，就因为它濒临汴河，可以从东南地区获得源源不绝的漕粮，因此宋代对汴渠极为重视。最能体现宋代运河技术成就的就是汴河工程技术及复闸和澳闸的出现。

（1）汴河工程技术汴河主要是引黄济运。宋代汴河引黄河水口不止一处。北宋没有设置永久性闸门节制黄河进水量，采用人工控制汴口宽窄以节制流量。汴河水涨时，把汴口塞小，汴河水落时，将汴口拓宽。这种方法技术简单，就地取材，方便灵活，但每次汴口改动都要劳师动众，人力财力消耗很大。

由于黄河水含沙量大，使得汴河淤积相当严重，汴河疏浚成为维持汴河生命的一项关键性措施。除直接人工清淘外，还采用狭河工程，将木桩、木板为岸束狭河身，加大水流速度，使运河有利于行舟，同时泥沙更多地被带走，减慢淤积速度。

宋人曾想尽办法避免黄河对汴河的影响，采用了"导洛通汴"，引洛水入汴河，这是宋代运河技术的一项重大建树。导洛通汴，又称清汴，于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二十一日兴工，六月十七日完成，七月改用洛水入汴，并通漕运导洛入汴，使得运河通航期延长，行船也比过去安全，汴渠的维修人员减少，最重要的是洛水含沙量少，汴渠淤积速度大为减缓。清汴不仅是改变运河水源的问题，而且是测量、开凿、置闸、防洪、水枢等各项运河技术的综合运用，是宋代人民人工运河事业的重大成就。

在运河水源不足的河段，常利用天然或人工湖泊贮蓄水量，以补充运河用水，成为水枢。

由于汴河巨大的经济价值，汴堤修筑得十分牢固。宋时设置专阁沿河巡护。为固护堤岸，沿岸种植榆柳。榆柳生长较快，成材后，干粗根深，深入堤下，将堤岸与土基紧紧连结，使堤岸成为牢固的整体。

（2）船闸的发展宋代劳动人民在唐代用单闸节制用水的基础上，创造了复闸和澳闸。船闸最迟在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就已出现。船闸由上下两道闸门和闸室组成，闸室长一般约100　米左右，闸门多采用叠梁式。船闸工作是利用"水涨船高，船随水落"的原理，当上游来船时，上闸门打开，使闸室与上游水位齐平，来船平水进入闸室。随后关闭上闸，起闸室水位与下游平，来船又平水出闸室，驶向下游。下游来船时，过闸程序相反。此外，宋盐官县长安堰还建有二级船闸。二级船闸的作用相当于两个船闸并用，便于调节，并且更为节省水量，常在坡度较陡或落差较大的河段上建造。二级船闸的出现，是船闸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船闸的出现克服了运河地形上的限制，减少了水耗，平水过船，减少了盘驳索挽之劳，从而大大提高了漕运能力。

所谓澳闸，就是在闸旁建有蓄水池，能同时将闸门放出的水储入水池，当运道来水不足时，则将蓄水池的水用水车抽回闸室使用。澳闸可以有效地节省用水，蓄水池修建也很简便，因此，在淮南江南运河中水源不足的河段逐渐得到推广使用。

宋代的复闸和澳闸，已同今天的新式船闸基本相似，确实为中国航运史上的重大技术突破。荷兰在13世纪才有了简便的船闸。

除了在上述水利工程中体现出来的古代水文学成就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宋代的吴江水则碑。宋代吴江上立有二座水则碑，一座记载一年内各月、各旬的水位变化，另一座用来记载各年的水位变化。吴江的《吴江考》卷二曾记述，碑有"横七道，道为一则。以下一则为平水之衡。在一则，则高低田俱无恙。过二则，则极低田（淹）。。。过七则，极高田俱"。上石碑上刻有"大宋绍熙五年水到此"，"大元至元二十三年水到此"字样。这是我国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的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水位站"。

（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雕版印刷的发展1。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活字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它是印刷史上的重大革命。虽然在唐朝雕版印刷技术已经接近完美的阶段，宋代又是我国雕版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但是雕版印刷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刻一部大部头的书往往得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功夫。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书籍的需要量大增，人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比雕版印刷更省工省事、效率更高的办法。在这样的社会需求推动下，布衣毕升（公元990-1051年）于宋仁宗年间（1041-1048年）发明了胶泥活字，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活字。这种方法可以节省雕版费用，缩短出书时间，又经济，又方便，和现在的铅字排印是一致的。

毕升的这一发明，在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中留下了最可靠的记载。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用小块胶泥刻成薄如铜钱的字。一个字刻一个印，用火烧硬。先准备好一块铁板，在上面敷盖上一层松脂、蜡和纸灰。印书时，在铁板上放一个铁框子，把所要印的活字按顺序排在铁框里，满一铁框就是一板，然后用火烤，待松脂、蜡等稍一溶化，再用平板一压，字面就象磨刀石一样严整。冷却以后，一排排泥活字就凝固得很牢，印刷时不至于散落。一般总是使用两块铁版。用一块印刷时，又在另一块上排字。一版印完，另一版已排字就绪。这样轮番进行，印刷的速度很快。每个字形都要准备很多个泥字，常用的字要造二三十个，以备一板里重复使用。泥字不用的时候，用纸贴上标签。同韵的字用一张标签，用木盒贮藏。如果出现少用的偏僻生字，事先又没有准备好，可以现刻现烧现用。沈括还记叙了毕升不用木料刻活字，是由于木料的纹理有疏有密，而且木料吸水，排成的版会高低不平。更由于木字会粘在药物上，不易迅速从版上取下，因此不如烧泥活字。印完后，再用印版靠近火，使涂料溶化。只用手轻轻一拂，泥字就都落下了，一点也不会弄脏。毕升死后，他的泥字为沈括的子侄们所收藏。

沈括的记载把泥字制作、排版、印刷、拆版的技术细节，作了完整的介绍，还论述了活字的长处及不适当字料的缺点。从"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看出，这与今日印刷数量越大平均印速越快是一个道理。而且沈括还用"常做"二字，说明毕升用泥字印过多次书，他还采取排印流水作业的方法。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还曾谈到他收藏的十卷《韦苏卅集》都是泥版印刷的，其书纸薄如细茧，墨印若漆光。我国最初的木活字印刷术，大约在14世纪传到朝鲜、日本，后来我国的活字印刷经由新疆到波斯、埃及，传入欧洲。受中国活字印刷的影响，德国约翰·谷腾堡在1455年用铅、锡、锑的合金制成欧洲拼音文字的活字来印刷《圣经》。中国的活字印刷术比谷腾堡要早400年。

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发明很早。虽然后来元朝的王桢、清朝的李瑶、翟金生都对泥活字做过改进，并用之印过书，但令人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广泛应用过。因为中国文字与拼音文字不同，一副活字中，每个活字至少要20　个或更多，这样总数通常要超过20　万，而拼音文字的全部印刷符号总共不超过100个。由于中国文字的特点，降低了活字印刷的优越性，只有印数巨大的活字排印才能显出优越来。而在投资方面，制造大量活字需要作坊主一次性付出巨额投资，这与板材及雕版的低额成本相比，也十分不利。雕版与活字版相比，可以长期保存，一再使用，偶尔才需修补一下，特别适应中国传统作坊的供求情况，旧时书肆往往一次只印几十部就把雕版藏好，需要加印时再取出来，以避免存书过多不利资金周流。这样，雕版印刷在中国传统的印刷中独领风骚，而技术上更为先进的活字印刷术却一直被淹没了。

2。雕版印刷术的高度发展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两宋所刻印的书籍从数量、字体、版印、用纸、规模、发行等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宋王朝建立政权以后，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改革了科举制度，广录人才，学习文化的社会风气日益浓厚。这也就使书籍的需求量日益增大，为刻书业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唐代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经过五代，雕版印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人力、物力和技术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再加上书籍需求量大增，更加促进了印刷业的空前繁荣。为了适应政治和文化的需要，许多政府机构、单位、书坊和个人都积极从事刻书事业。这时刻书分为官刻、私刻和民间刻三种类型，在江浙、四川等地区极为繁荣。

官刻就是由中央官府和地方官府经营管理的出版印刷机构，主要刻印刑典、儒家经典、史书、正经，还校刻了不少医书。宋太宗年间（公元983年）雕刻的佛教《大藏经》，是世界上最早雕　印的卷幅浩大的佛经。

民间刻是指民间集资刻书。如寺院、道观、祠堂等用集体出资或募捐得款雕刻之书，都称为民间刻本。私人刻本是指私人资助刻印书籍，包括私宅、私塾、书坊、书棚、书肆等。宋代的私刻本极为普遍。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就是南宋时宋慈自撰自刻本。他根据自己任法官时办案经验和前人办案资料，于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编成此书，并出资刻印。可惜已失传，现存元刻本。

北宋时刻书多用欧阳询字体，整齐浑朴，以后逐渐流行颜真卿、柳公权字体，南宋时逐渐出现一种秀劲圆活的字体。宋代的装订多采用蝴蝶装，用较厚的纸包裹作为书皮，从外表看，厚皮包背。宋代后期，又出现了包背装。北宋时期，木版雕刻已经发展到铜版雕刻了。这时还出现了用两色三色套印的钞票，这是雕版印刷的一个重大突破。

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古代书籍，不少是宋代雕印流传至今的。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备急千金方》，是我国最早的临床实用百科全书，是北宋时期刻版印刷的；我国现存最早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和数学专著《九章算术》，都是南宋哀宗正大八年（1231年）刻成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刻印围棋专著，是南宋御书院棋侍诏李逸民编辑的《忘忧清乐集》。此外传世的宋刻本还有《说文解字》、《尔雅》、《文选》、《资治通鉴》等。这也说明了雕版印刷对传播、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是多么的重要。

在我国北方与宋代同时代的契丹、女真、党项等游牧民族分别建立了政权，并逐步侵入宋土。由于文化落后，他们在征服和治理汉族时，吸收了汉族的文化，而且也学会了运用印刷技术。10世纪，契丹族的辽（907-1125年）就以汉文为基础，创造了共有3000　词汇的契丹文字系统，并把许多汉文经、史、医药书籍译成契丹文印刷出版。此外，辽还大规模利用雕版佛经、佛像、数学等汉文书。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辽代的《契丹藏》以及大量珍贵的印刷物。辽代的《契丹藏》，又称《大藏经》，是用汉文雕印的，大字楷书，苍劲有力，工整飘逸，刀法圆润，行间疏朗，排列整齐，版式统一，是我国现存最早雕印的《大藏经》。同时，应县木塔发现的印刷物中还有很多精美的雕版彩色套色印刷以及雕版漏印的实物。

金代1115年在我国北方建立政权，在政治、经济、科举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创立了女真文字，发展其民族文化。公元1153年定都中都（北京）后，造纸和印刷业有一定的发展。金代刻书以中都、东京（开封）、平阳、宁晋等地为中心。金代的刻本字体清秀，雕刻精细，文大注小，排列合理，配合得当，足证当时雕印技术颇佳。地处东北地区和蒙古西北的党项人，于公元1031年建立西夏政权（990-1227年），都城在今宁夏境内。它在1036年以汉文和契丹文为蓝本，创造了西夏文，并用它来翻译印刷了不少汉文书籍。西夏经常与宋朝交换礼品和书籍，它曾多次得到佛经，并把一些佛经译成西夏文印行。

3。独具民族特色的印刷（1）木版套色印刷木版套色印刷是我国发明的，起源于何时，尚无结论，1974年发现了辽代彩色套印的佛像佛经，很多人认为是辽代。最近发现的辽代套色印刷物的印刷方法，既有彩色套印，又有手工染色，说明辽代的套印物在技术上有所提高。

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了辽代的彩色雕版套印的《炽盛光九图》和彩色漏印的《南无释迦牟尼佛像》等7　件印刷物，从中可以看到辽代的画工技术和雕刻技术，刀法圆润，线条清晰，刻版精细，套印准确，比唐代的雕版技艺更加熟练。《南无释迦牟尼佛像》中人物形象和轮廓是印刷的，面部五官和手足是用笔墨手工勾画的。这3　幅套色印刷物，是彩色漏印的，先制成两套漏版，漏印了红色，再换版漏印蓝色，然后用笔染上黄地，这和当时民间漏印染花布的方法基本一致。

用白麻纸雕版印刷的《炽盛光九图》，是先印刷出通幅线条，然后再用毛笔着色的，画幅长120　厘米，宽45.9　厘米，能够一次印成，也是雕版印技术的一大进步。最早的木刻套印，是用几种颜色涂在一块雕版上印刷的。但这种方法费工费事，容易脏污，效率很低。后来发展成为用几块版套印的方法，这是按原稿有几种颜色就刻印多少块版，然后再按颜色的先后次序一色一色地印，这就成了几种颜色的书和木刻画了。这种套印方法，雕版的尺寸要求十分严格，印刷时精确地放在固定的位置上，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移动。在当时没有精密的量具和卡具的情况下，完全靠熟练的技巧和严肃认真的态度才能套印准确。所以说套色印刷把印刷术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我国古老的套色印刷中，雕刻木版年画有自己的特色。最初的年画是手工绘成的。到了北宋时期，东京（开封）就有了木版印刷年画。我国现存最早的木版年画，是俄国人柯基罗夫于1909年在我国甘肃黑水城一古塔中盗掘的《黑美图》，现藏在俄罗斯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中。这幅年画是金代民间保存下来的。

由于雕版的发展，年画由单色发展成多色，由手工敷彩发展成多色套印。在套印技术上，既有雕刻版印，又有木版水印，这使年画广泛传播，成为我国一项古老的传统艺术形式。

（2）纸币印刷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印刷纸币的国家，首先出现于北宋，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最早的记载是在宋太宗开宝三年（公元970年），政府设置专门汇总的机关"便钱务"，将商人交来的货币藏于政府的国库，发给一纸印刷的收据，商人可以到指定地点取款，这是一种交换证券。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政府发行茶盐证券。我国大约在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开始印刷纸币，称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比欧洲第一次出现瑞典纸币要早650多年。

交子印刷，开始用雕刻木版套色印刷，以后又发展为雕刻铜板印刷。铜版较木版耐磨，大量印刷仍很清晰，图案精美，图文不易变形，这是印刷史上一大进步。

交子后来改称钱引、钞引。钱引上印有界分、年限、券面金额以及说明文字和任务图案花纹，用黑青红3　种颜色，分6　次套印，这是我国多次套印的创始，在世界印刷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纸币的大量发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商业发展，但官府滥发交子弥补财政亏损，引起货币的不断贬值，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与南宋并存的金朝，也在其占领地区发行钞票，并且在中都（北京）设置印刷厂大量印刷钞票。金代曾用铜版印刷钞票，陕西省博物馆就珍藏一件金贞佑三年（1215年）的拾贯交钞印刷铜版。

（三）矿冶业1。矿业及开采技术五代十国时期，北方连年战争，矿冶业呈停滞状态。宋王朝建立，天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开宝三年（公元970年）朝廷下诏说不与商人或矿冶主争利，允许人民自由采矿。这表明宋朝的政权部分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矿冶主们可以在朝廷减免税的保护下从事生产，广大劳动人民也可以从封建徭役制下解脱出来。原来采用劳役制，官营铁冶业也不断受到被劳役人民的反抗，迫使官吏将劳役制改成招募制，从而对冶铁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王安石变法时期，由神宗熙宁年间和元丰初年，较多地听任民营铁冶业的发展，采用"二八抽分"税率，这是宋代"民营"铁冶业最发展的时期，也是宋代整个铁冶业最发展的时期。

其他矿产如铜、银、金等，从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60-997年）的37年中，也准许百姓自由采掘，仁宗赵桢以后始收归官营。北宋的矿业机构有四监、12　冶、20　务、25　场等，凡铸铁的场所都有置监，务是矿冶税务所或矿产收购站，场是采矿场，冶是金属冶炼场。下面简略介绍一下各矿业的规模。①（1）铁矿北宋主要的铁矿产地有磁州、邢州、徐州。元丰三年（1078年）磁州、邢州的总产量，相当全国总收入量的74％。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三中曾记叙了他奉使察访河北西路、参观磁州锻坊的情况。磁州当时锻造生产"百炼钢"，在北宋已是一种古老、成熟的炼钢工艺。徐州铁矿早在汉代就已开采，利国监原用木炭炼铁，以后改用煤炭。

南宋时，邢、磁、徐州的大型铁矿产地被划入金朝版图，这使金的冶铁技术得以改进和发展。

（2）铜、锡、铅矿主要用于铸币的铜、锡、铅3　种矿业，在宋代集中分布在江西、福建、广东3　省境内，其规模、产量远远超过了唐代，北宋时年产量逐年上升。从皇佑中（1049-1054年）到元丰元年（1078年）近30年内，铜矿年收入由500　多万斤增至1400　多万斤，锡年收入量由30　多万斤增至200　多万斤，铅的年收入量由9　万多斤增至900　万斤。元丰年间矿业的兴盛，反映了王安石变法给封建经济注入了活力。

宋时炼铜有火法、水法炼铜。胆水浸铜法应用于生产始于宋初，北宋晚期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在年产量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宋代主要的锡产地是贺州，而铅矿场多在连州、虢州等地。铅是铸铁必备的金属之一，当时铅的用途除了铸铁外，主要用来制造丹粉。

（3）金、银矿及汞矿宋代金矿的开采以山东的登州、莱州最为兴盛。宋朱彧（yù，音玉）《萍州可谈》卷二曾记载，登州、莱州的金坑户用锯剖过留有"刃痕"的"大木"淘金，把金沙放在木面上，用水洗去沙，金则留在锯纹中。这是手工淘金技术的一项改革，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北宋早期较大的银矿有饶州德兴场、桂阳监及秦州银矿。

宋代水银的主要用途，是封建贵族用来作为墓葬中的防腐剂。宋代的水银主要产于甘肃、陕西两省，朱砂产于广西。

（4）煤矿煤是宋代手工业和日常生活普遍使用的燃料。宋时称为"石炭"。宋代采煤以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最盛。北宋时已由民间分散经营逐渐转为官营。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曾派人"访获"煤矿，并用来炼铁，而且炼出来的刀剑锋利异常。据考古发现，南宋咸淳六年（1270年），我国就已发明焦炭，并用焦炭炼铁。

据对北宋古煤矿遗址考察，看到煤矿直径2.5　米，竖井深达6　米，较长的四条巷道总长达500　米，已采用先内后外逐步撤退的"跳格式"的采掘方法，矿中还有排除地下积水的排水井等。宋代的采煤业已达到相当的水平。①（5）盐矿及凿井技术--卓筒井我国古代人民早在战国末年就开始开凿盐井了。从秦到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的1300余年中，所开的盐井都是大口井，口径大深度浅。北宋庆历年间，出现了开凿卓筒井。卓　筒井就是口径很小而深度很大，像竹筒状的直井。开凿卓筒井的工具是"圜刃"，凿出的井口只有小碗那么大，深却有几十丈。用粗大的竹子做井套，隔绝淡水。用较小的竹子做桶，出入井中，一筒装水几斗，用机械提升。这种"圜刃"是近代钻井用的各种各样凿刀的先驱，是深井钻凿必不可少的工具。卓筒井一出现，由于技术先进，适应当时生产需要，很快在川西、川北等盐区推广。苏轼《东坡志林》卷四详细地记载了钻凿卓筒井的过程。

和宋朝同时期的辽、金、西夏等国的矿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契丹族和后来并入辽国的渤海、室书诸族，原先都能炼铁。辽立国后设五冶太师管辖矿坑，辽阳有铁冶300　户，幽蓟等地的冶铁业仍保持一定的规模。女真建国前已经用烧炭炼铁，又购买邻国甲胄改制兵器，后来占据辽宋的大片土地，其矿冶业又进一步发展。金大定三年（1163年）许民开采金银坑冶，税率为二十取一。黑龙江阿城县原为金上京会宁府，有金代冶铁遗址50　多处，并发现大量炼炉、矿石、炼渣和铁块。辽金铁器近年多有出土，形制和中原类似，陕西榆林窟西夏冶铁图中的木扇也和中原相似，说明辽、金、西夏的矿冶业是在中原先进技术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杜绾所著的关于矿物岩石的著作《云林石谱》。它所记岩石有9　大类。这本矿物岩石专著着重于变质岩的研究，对风化和侵蚀作用做了探讨，对某些地质现象形成原因和化石的阐述、记载都有很大进步。

3。冶金技术的发展状况（1）竖炉炼铁宋代称炼铁炉为蒸矿炉，取蒸石取铁之意。河北邯郸矿山村宋代炼铁炉高约6　米，最大腹径2.7　米，由砾石和耐火泥修筑。河北林岁、安阳宋代炼铁炉和黑龙江阿城金代炼炉都依山崖修建，于崖上装料，炉前平地进行熔炼操作，以节省运输和人力，炉体用硅质红、白砂石和花岗岩砌筑。河北桐柏宋代炼铁炉也用石砌，而福建同安宋明冶铁遗址的炼炉则用高岭土、黄泥和谷壳修筑。①唐宋时代修筑炼铁炉已使用了多种筑炉方式和材料。到宋代，炼铁炉的内形已接近了近代高炉，有炉腹角和炉身角，成为两端紧束、中间放宽的腰鼓状，这种炉型有利于炉气合理分布，改善炉况，延长炉龄，是竖炉发展的重大改进。考古还发现，宋代炼铁已采用石灰石及白云石作为炼铁溶剂。从宋代起，就有可移动的"行炉"。又如江苏无锡、宜兴等地的"苏炉"、"鼓炉"，高约1　米，炉膛为曲线形，他们通常用于化铁，也可以用于炼铁。中国竖炉的特点之一，就是无论炼铜或炼铁炉，熔炼或是熔化的不同工作要求，是通过炉料配比和熔炼制度的变化来实现的。

对安徽繁昌竹园湾唐宋冶铁竖炉炉内残存物的考察发现，当时使用粟炭为燃料。用木炭做燃料炼铁当时已十分普遍，而用煤炼铁早在南北朝就已有了。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年），徐州发现煤矿，苏轼还作《石炭行》记述此事，作有"南山粟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的诗句，显然他已能认识到用煤炼铁对解决燃料匮乏、促进冶铁发展的重要作用。河北安阳唐坡出土的9　件宋代铁锭，含硫量为1.075％，显然是北方地区用煤炼铁的产物。

（2）炒铁与炼钢炒铁是从生铁得到熟铁的主要方法。宋苏颂的《本草图经》中曾说："初炼去矿，用以铸泻器者为生铁。再三销拍，可作碟者为蠕铁。亦谓之熟铁。"炒铁设备有地炉、反射炉及生熟炼铁炉。炒铁实质上是个脱碳过程。

灌钢在各种制钢技术中最为重要，自南北朝已被广泛采用。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经指出，民间锻炼钢铁是将熟铁片盘绕起来，把生铁块嵌在中间，用泥把它封起来冶炼，然后再加以锻打，使生熟铁互相渗入。这样得到的钢称为灌钢或团钢。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独特的低温炼钢法。在熔炼过程中，生铁首先熔化并灌入熟铁中而成钢，然后再经锻打。灌钢多采用做刀剑锋刃，是一种含碳较高的优质钢。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器用门》卷六"梧州生铁"条说："梧州生铁，在熔炼时如流水然。以之铸器，则薄几类纸，无穿破。凡器既轻且耐久。都郡铁工锻铜，得梧铁杂淋之，则为至刚，信天下之美材也。"文中"铁工锻铜"应为"锻铁"之误。应指灌钢而言。这是灌钢的另一种操作工艺。

百炼钢的工艺过程，在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述较为详细。沈括奉使察访，在磁州锻铁作坊参观，他说到把"精铁"锻打一百多火，每锻一次称一次，待斤两不减，就成纯钢了。他指出，凡铁中有钢，就像面中有面筋，待濯尽柔面，面筋就出来了。这实际上就是将熟铁（精铁）放在木炭炉中加热，碳逐渐渗入铁的表层，取出锻打时，一方面使渗碳层混到铁的内部，另一方面把熟铁中夹杂的熔渣（即柔面）锤打出去。锻炼百余次后，除尽熟铁中的熔渣，含碳量达到适宜的程度，就得到了纯钢。百炼钢工艺的主要特点就是反复加热锻打。锻打可以去除夹杂，减少残留夹杂的尺寸，细化晶粒，均匀成分，致密组织，提高强度。百炼钢技术在宋代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水平。宋时曾敏求《独醒杂志》曾记载湖南苗族的黄钢刀说："其俗子，姻族来劳视者，各持铁投其家水中。逮子长授室，大具牛酒，会其所尝往来者，出铁百炼，尽其铁以取精钢。刀成铦（xiān，音鲜）利绝世，一挥能斩牛腰。"这里记叙了一种独特的制钢术。长期浸在水中的铁，其中含碳低、含渣多的锈蚀很厉害，这就相对地提高了铁料的含碳量，经反复锻炼，成为含碳较高的钢，可用做刀剑。从现代的角度说，利用的是去除铁份而提高钢中碳量的方法。

制钢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农具和刀剑制造技术的变革，农具由以铸造为主转为以锻造为主。古代文献中关于锻剑、锻甲的记载，充分体现出我国古代锻造技术的卓越成就。

（3）胆水炼铜《宋会要辑稿·食货》曾记载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的炼铜生产，将淘洗得到的精矿须"排烧窑冶二十余日"，才能炼成纯铜。这是常规火法炼铜。

中国古代还有一种独特的制铜技术，称为胆水炼铜，又称胆铜法，为我国首创，是水法冶金的起源。它是将铁放在胆矾（硫酸铜）溶液（俗称胆水）里，使胆矾中的铜离子被金属铁所置换而成为单质铜沉积下来的一种产铜方法。这种方法设备简单，技术操作容易，成本低，只要将铁薄片和碎片放入胆水槽中，浸渍几天，就可得到金属铜的粉末。胆铜法可在常温下提取铜，不需要火法炼铜那样的高温，既节省燃料，又不需很多设备，贫矿、富矿都能用。宋时胆铜法不仅用于生产，而且是大量产铜的主要方法之一。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铸币感到铜料不足。由于水法炼铜有上述优点，因而对之极为重视。北宋时期胆铜产量约占铜总产量的15-20％，南宋铜的来源主要依靠江南，胆铜所占比重达85％。

胆铜生产一是浸铜，二是收取沉积的铜。生产胆铜的铅山场，就是在胆水产地就近随地形高低，挖掘沟槽，用茅席铺底，把生铁击碎，排砌在沟槽里，把胆水引入沟槽浸泡，分节用木板闸断，看上去呈阶梯状。待浸泡后颜色改变，将浸泡过的水放走，取出茅席，就可以收到铜末。再引入胆水又可以周而复始地生产了。另一种方法是将胆水产地设胆水槽，把铁锻打成薄铁片，排置在槽中，用胆水浸铁几日，铁片表面即有一层"赤煤"（铜末）覆盖。把薄片取出刮取其上的"赤煤"即可。这样得到的铜几乎皆为单质，熔炼容易。沈括《梦溪笔谈》还曾记载"熬胆矾则成铜，熬胆矾铁鉴久之亦化为铜"，但这样成本高，工多而利少，并不常用。

宋哲宗时，张潜撰有浸铜工艺专著《浸铜要略》，可惜已失传。但从后来危素所作的《浸铜要略序》（见《危太仆文集》）对绕州兴利场浸铜时间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水法炼铜在宋代已发展成一套比较完善的工艺。

（4）铸造技术在我国古代的金属加工工艺中，铸造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其中泥范、铁范和熔模铸造最为重要，称为古代三大铸造技术。

泥范铸造起源于夏代，到宋已发展得十分成熟，并能浇铸大型和特大型的铸件。现存于当阳玉泉寺的当阳铁塔，是宋嘉佑六年（1061年）铸的。它八棱13　层，总高7　丈，用铁76600　斤。塔体为分段铸造，由44　件铸范成形。现代化学分析表明铸件为麻口铁，含碳3.66％，硅0.05％，锰0.05％，硫0.022％，磷0.29％。就是现代浇铸三四十吨的大铸件，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可见当时的泥范铸造大型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铁范铸造战国时就有了。唐、宋以后，由于炒铁的发明与推广，小件农具已经由铸件改为锻制，但犁镜一直到近代仍是用铁范铸造的。

传统的熔模铸造称失蜡或拔蜡法。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具体地记述了这一工艺：用蜡刻画成模，放在桶状容器里，经用澄泥浆多次浇淋后，撤去桶板，加敷含有盐和纸筋的细泥和背泥，做成铸型，然后出蜡、浇注。这种方法用于小型铸件，与后来明、清时期失蜡铸印工艺比较接近。失蜡法在我国历史悠久，可惜的是它只用来铸造一般方法得不到的艺术品或神像，未能向现代精密铸造工艺转化。

（四）纺织业1。纺织业发展概况宋王朝建立政权后，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措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使农业繁荣发展起来。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的高度发展。

宋朝建立后，一方面朝廷每年要消费大量的锦帛以供其奢侈的生活，还要赐给大臣官员各色的绫罗绸缎以示圣恩；另一方面还要向辽、夏、金等国交纳大量的锦帛作为贡品。同时纺织品已经成为宋对外贸易的主要物资。所以，宋王朝对桑蚕、纺织极为重视，屡次下诏书奖励蚕织，各地方官吏也奉行相应的赏罚措施，推广先进的种桑方法。北方南迁的工匠参与南方的蚕桑丝织生产，不仅补充了劳力，而且相互交流技术，推动蚕织业技术的进步。两宋时纺织业相当发达，有官营和私营之分。官营作坊废除了劳役制，改为招募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朝廷在开封、洛阳、润州（今江苏镇江）、梓州等地设有规模巨大的绫锦院织局、锦院等纺织工场，同时还在成都设有转运司、茶马司锦院，织造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喜爱的各式花锦，作为兄弟民族间贸易交流的物资。仅南宋杭州、苏州、成都三大织锦院，雇佣工匠就达数千人，规模极大。

宋代的私营纺织业比唐代有了新的发展，机织手工业逐渐脱离农户而独立，生产规模扩大了，生产过程逐渐专门化，对技术的改进、质量提高、数量增加都有积极的意义。

宋代对外贸易非常发达，输出品以丝绸织物和瓷器为主。到了南宋，对外贸易已成为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当时与阿拉伯人交易的输出品，除金、银货币以外，丝绢、瓷器占有重要地位。到了宋宁宗嘉定年间，甚至规定凡买外货，都以绢、锦、绮、瓷器为代价，不用金银铜钱。

宋代时，中国的丝绸在世界上极富盛名，曾经远涉重洋，到达过埃及、东部非洲等地区。

2。宋代纺织工艺（1）丝织北宋时由于北方战事不断，养蚕、缫丝生产很多都停废了，而江南地区未经战争破坏，丝织生产广泛地发展起来。宋室南渡后，北方大批统治者、官商巨室以及农民、手工业者纷纷南迁，这使得市场上丝织品销路大增，大大刺激了南方的丝织生产。

宋代在苏州织造的宋锦（或织锦）、南京织造的云锦、四川织造的蜀锦都是全国闻名的织物，婺州出产的各种罗，其精美工细名闻各地。

宋代织锦工艺发展很快。北宋时仅彩锦就有40　多种，到南宋发展到百余种，并且生产了在缎纹底上再织花纹图案的织锦缎。一般的缎纹织物本身已富有光泽，再配上各色丝线织成的花纹图案，就更加光彩夺目了。

这时的罗纹丝织物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由于唐、宋时提花织罗机在结构上有进一步的改革，所以在罗纹丝绸上可以织制出更加复杂的花纹。当时著名的高贵品种有孔雀罗、瓜子罗、菊花罗、春满园罗等。福建省博物馆在福州浮仑山南宋一个市舶司的女儿的墓中，出土了200　多种不同品种的罗纹织物，其罗纹结构有单经、三经、四经纹的素罗，有平纹和斜纹起花的花罗，还有粗细纬相间隔的落花流水提花罗等。

宋代文化事业发达，绘画的发展带动绘画用品和材料的发展。绘画用的画绢，如重厚细密的"院绢"，纤细的"独梭绢"，都为画家所喜爱。宋代丝织物的花纹，除了运用动物纹，还有大量的植物纹。发展了写生花，又发展了遍地锦纹，成为色彩更加绚丽复杂的工艺品。又如蜀锦工人创造的"花流水纹"（又称曲水纹），以单朵或折枝形式的梅花或桃花与水波浪花纹组合而成，富有浓厚的装饰趣味，成为当时极为流行的锦缎装饰纹样。

当时社会上还流行锦中加金以及衣服以金为饰。宋、金时期，新疆的回鹘人擅长织金工艺，并向中原介绍了这种织造技术。此外，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还有绒背锦、起花鹿锦、闪褐锦、间道锦、织金锦等名品。宋代锦织物花色品种增多，一方面由于装饰题材的扩大，另一方面是应用范围更为广泛。如成都茶马司织造的彩锦为了与少数民族交换军马，因此必须织适合于少数民族习惯爱好的花式品种。

（2）缂丝与刺绣缂丝是我国丝织工艺中最受人珍爱的品种，宋代是缂丝的盛期。因织物的花纹近看犹如纬线刻镂而成，又被称为刻丝或尅丝。以定州（河北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定州缂丝技巧与图案保持了唐、五代以来的优秀传统，丝纹粗细杂用，纹样结构既对称又富于变化。主要织造和锦类似的服用品装饰，著名的作品有"紫天鹿"（故宫博物馆藏）、紫莺鹊（辽宁博物馆藏）等。到了南宋，一部分缂丝脱离彩锦的装饰性质，从实用转向装饰化，向单纯欣赏性的独立艺术发展。这时缂丝开始以名人书画为粉本，尽量追求画家原作的笔意，采用细经粗纬起花法，表现出山水、楼阁、花卉、禽兽、翎毛、人物，以及正、草、隶、篆等书法。南宋高宗时的朱克柔和沈子蕃都是缂丝高手。

朱克柔从小学习缂丝，积累了丰富的配色和运线经验。她的缂丝表面紧密丰满，丝缕匀称显耀，画面配色变化多端，层次分明协调，立体效果特佳。她所做的"茶花图"、"莲塘乳鸭图"堪称传世珍品，她的"牡丹"，现收藏于辽宁博物馆，约25　厘米左右方幅，蓝地五色织成。用色除白色外，计有蓝色2　种，黄色4　种，绿色4　种，朱色1　种。经线用捻度稍强的绢丝，一寸间约120　支，纬线用松线，一寸间约360　支。牡丹花瓣部分的晕色也全部织出，这是缂丝织法中最困难的一种，一寸间经纬线竟达480　支而丝毫不加补笔。工细高雅，堪称绝世珍品。

宋代的刺绣工艺很发达。像缂丝一样，它受绘画影响极大，除作一般服饰品以外，多以名人书画为粉本，逐渐向欣赏品方向发展。当时的许多刺绣艺人能将滕昌佑、黄鉴、徽宗等人的绘画，以及苏、黄、朱诸家书法在绢上用针绣反映出来，不仅维妙维肖，甚至有的胜过原作，深受文人雅士的推崇与赞赏。

重要的传统绣品，有"瑶台跨鹤图"、"海棠双鸟图"、"梅竹鹦鹉"

等。如"瑶台跨鹤图"，大部分用直针戗针平绣，竹林用施针，尾顶先用平绣，再在浮起处用扎针压平，砖瓦、斗拱则以稍粗的线逐节绣成，其上再作夹线。楼台部分使用了大量漆地金箔线，以摹拟界画中的金碧色彩。在有些地方还用胡粉和颜料作补笔。

全幅针法协调细密，配色精妙，从中可以看出宋代刺绣的高超技艺。可以看到后来明、清刺绣中的各种针法，宋代差不多都已有了，为元、明、清的刺绣打下了基础。如表现单线，在唐代切针和接针的基础上，出现了滚针和旋针；表现面的，在原有的直针戗绣针和针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反戗。表现光的套针发展得更加细致复杂。其他如平金、钉线、网绣、补绒、铺针、戳纱、打子、扎针、锁边、刻鳞等多种表现不同对象的特种针法，都在宋绣中出现，而且已运用得非常纯熟。这些都为近代的顾绣、湘绣开辟了前路。（3）麻织、毛纺织与棉织宋代麻织遍及我国南方各地，生产相当发达。麻织品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广西。

江南苎麻布生产不仅数量大，而且还出现了各种特种麻布。《嘉泰会稽志》曾记载，浙江诸暨的山后布，就是驰名南方的皱布，所用麻纱在纺绩过程中加过强拈，然后织成"精巧纤密"的布，质量仅次于真丝织成的丝罗。用它做衣服以前"漱之以水"，由于加过强拈的麻布吸水收缩，麻布立刻变成有"谷纹"的皱布。

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曾记载，南宋静江府（今广西桂林）所织苎麻布经久耐用，是因为苎麻纱先用带有碱性的稻草灰的水汁煮过，在织制前再用调成浆状的滑面粉上浆，织成就"行棱滑面布以紧"。这实际上反映了现代的上浆整理加工工序。

南宋《格物粗谈》中有"葛布老久色黑"，将葛布浸湿，放入烘笼中，用硫黄熏就变成白色的记载，说明宋代已有硫黄熏葛布的漂白技术。

宋代用山羊绒纺织绒褐。据记载所用山羊是唐末由西域传来。用山羊毛绒捻成线织成绒褐。"织万胜花一匹，重只十四两"，①用茸毛能织成如此轻、薄的纺织品，可见毛纺织工艺十分精巧。

宋室南渡后，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接触日益频繁，我国东南、闽、广各地从少数民族那里学会种棉、纺纱、织布等手工操作技术，棉花种植及棉纺织技术已扩大到闽粤江南地区。

我国海南岛天气炎热，土壤肥沃，并略带碱性。尤其是崖州一带，最适棉花生长，是我国棉花的原产地之一。《岭外代答》曾记录，崖州的妇女采摘新棉后，用细长铁轴碾出棉籽，接着"以手握棉就纺"，棉纱纺成后，又染色织布。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方勺《泊宅篇》等书也记述了崖州棉布转销内地，极受欢迎。

当初棉纺织技术传入中原时，制棉工具及方法极为简陋。周去非、赵汝适等只提到碾去棉籽用的铁杖，而后来方勺在《泊宅篇》中提到弹花的小竹弓，这使制棉工具和方法又进了一步。南宋末年，江南一带才开始种植棉花，这时南方的制棉技术已发展到用铁杖碾去棉籽，取"如絮者"，用长约四五寸左右的小竹弓，"索弦以弹棉"，使棉匀细，"卷成小筒"，用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　丝状"，就用来纺织成布。①浙江兰溪南宋墓曾出土纯用棉花织成的一条棉毯，②长2.51　米，宽1.16　米，经纬条干一致，两面拉毛均匀，细密厚暖，说明当时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已达到很高的工艺水平。

由于棉花种植、纺织工艺传入江南不久，当时轧花、弹花、纺纱、织布等工序还没有像丝织业那样分离成专门工作，只能作为家庭纺织来经营，生产效率低。这使得两宋时棉花在内地居民所用纺织材料中仍不占主要地位。（4）印染宋代我国的印染技术已比较全面，色谱也较齐全。染缬（xié，音鞋）加工，在宋代极为盛行，技术上也有发展。如印花在宋时已经专门化。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实行变法改革，着手整顿军容，将士服装恢复唐代制度，采用夹缬印花印染军服。宋徽宗赵佶时曾下令禁止民间制造夹缬镂空印花版，商人也不许贩卖。但屡禁不止，只得废除。夹缬印花又很快流行。

宋以后镂空印花版开始改用桐油竹纸代替以前的木板，所以印花纹更加精细。为了防止染液的渗化，造成花纹模糊，就在染液里加入胶粉调成浆状以后再印花。这些创造，都有利于夹缬印花技术的推广和提高。

宋代由于南方航海业的兴盛，这一印花技术传到欧洲各国。当时的德国和意大利，因对媒染剂和染料技术未能完全掌握，还用油料加颜料调成涂料印花。我国的印花技术一经传去，很快就取代了原来的工艺方法。

南宋时广西瑶族还生产一种精巧的蜡染布，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将这种蜡染布称为"瑶斑布"。《岭外代答》曾记载：制作时用镂有细花的木板二片，夹住布帛，再将溶化的蜡灌入镂空的地方，蜡在常温下很快固化，这时"释板取布"投入蓝靛染液，待布染成蓝色后，"则煮布以去其蜡"，就得到"极细斑花，炳然可观"的瑶斑布。这说明当时蜡防染技术已有很大发展，具备成批复制印花布的条件。这一期间，西南少数民族运用这一技术还制作了许多驰名全国的产品，如"点蜡幔"等。

宋代还有一种适用于生丝织物的碱剂防染法。它主要是用草木灰或石灰碱等碱性较强的物质，使花纹部分的生丝丝胶膨化润胀，然后洗掉碱质和部分丝胶后再进行染色。由于织物上有花纹地方的丝线脱胶后变得松散，染上去的颜色就显得深一些，因而整个布面的颜色就显出深浅不同的花纹。这种防染技术经过不断发展，改用石灰和豆粉调制成浆，这种浆呈胶体状，更有利于涂绘和防染，也容易洗去。这为天然蜡产量少的地区推广运用防染技术提供了有利条件。宋代把这种印花法称作"药斑布"，它产生的效果与蜡染完全一样。这种产品主要做被单和蚊帐，即是后来民间广泛流行的蓝印花布。3。纺织机械的发明与应用（1）水转大纺车宋代随着农业上广泛使用水排、水碾、水碓之后，在纺织生产上发明了水转大纺车。元初在江苏作官的王祯看到这种"水转大纺车"，赞不绝口，并在他的《农书》一书中详尽地介绍了大纺车及水转大纺车的结构，描述了它们的图样。由此可以证明它应是宋代的产物。

水转大纺车是一种麻纺合线机，是用当时的大纺车改装而成的。宋代手工业发展很迅速，原来用手摇纺车和脚踏三锭纺车加工麻缕，已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于是在三锭脚踏车的基础上产生了有32　个锭子的纺麻大纺车。这种大纺车，32　个锭子基本上还是按照脚踏纺车的原理，采用绳弦集体传动的方式来带动锭子旋转。但在原有基础上做了改进。一般的手摇或脚踏纺车，在锭子旋转时，手持一段麻纱绕在锭子上使其加拈和合并。但在大纺车上却颠倒过来。它将待加拈的麻缕先绕在锭子上，在纺纱时锭子一边旋转，一边给从锭子上抽出的麻缕加拈，同时这些加拈的麻缕穿过一个铁叉（即今导纱钩）绕到一个木框上。这样，加拈和卷绕可以同时进行。

由于加拈和卷绕可以同时进行，增加了有效纺纱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再加上大纺车有30　多个锭子，锭多效率高，这是我国纺织机械史上的重大发明之一。但是大纺车锭子多，传动起来比较费力，要专人用双手摇动转轮做动力。有的地方用畜力来代替人力。我国是个水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当农具已发展到利用水力做动力时，水转大纺车也就相应地产生了。

水转大纺车不仅为当时纺织生产提供了有利的工具，也为现代的机器纺纱开创了新的道路。大纺车采用竖立式的锭子，有利于多锭传动和操作，其他机构也能充分利用空间，这与现代纺纱机的构造是一致的。这在世界纺织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直到1769年英国人理查·阿克莱才制作出水车纺车和建立起欧洲第一座人力纺纱工厂，比宋代水转大纺车晚了4　个多世纪。我国虽然早在宋代就发明了水转大纺车，应用也很普遍，但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在元、明以后，棉花逐渐又在全国普及，麻布在贫民中的消费被棉布所替代。麻布生产下降，水转大纺车难以发挥其作用。同时也由于封建社会末期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的制约，限制了水转大纺车的进一步发展。

（2）提花机与织机丝织提花机经唐、宋几代的改进、提高，逐渐完善、定型。在宋代楼é的《耕织图》上，绘有一部大型的提花机。这部提花机有双经轴和十片综，上有挽花工，下有织花工，她们相互呼应，正在织造复杂的花纹。就目前掌握的史料，《耕织图》上的提花机是世界上最早的、结构完整的提花机，在当时堪称世界第一。

生活在宋末元初山西万泉县的木匠薛景石，在他所著的《梓人遗制》一书中叙述了华机子（提花机）、立机子（立织机）、布卧机子（织造一般丝、麻原料的木织机）以及罗机子（专织纱罗织物的木机）等几类木织机的形制和具体尺寸。薛景石出身木工，在长期的织机修造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了各家之长，著成《梓人遗制》。该书是我国古代纺织史上唯一的木工自己写的著作。对这4　种木机，既有零件图，又有装配图。每种零件不仅详细说明尺寸大小和安装部位，而且简明讲述了各种机件的制作方法，是织机发展史的珍贵资料。

《梓人遗制》一书，为当时山西制造新织机、发展纺织事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山西的潞安州地区，由于推广了薛景石制造的织布机，原来已经非常发达的纺织业就更加发展了。

（五）火药的发明与兵器工业1。火药的发明与应用火药是由我国炼丹家发明的。他们在炼制长生不老灵药时，不但注重水银，而且很重视硫黄，因为它可以和水银化合生成硫化汞，还可以和其他金属化合，认为它是能够制服金属的奇异物质。硫黄性质活跃，容易着火。为了控制硫黄，炼丹家把硫黄和其他物质一起加热成化合物，来改变它容易着火的性质，这种方法称为"伏火法"。在进行硫黄"伏火"的种种实验中，发现当硫黄、木炭和硝石一起加热的时候，极容易发火或者爆炸。古时候，炼丹家常常又是医药家，硝石和硫黄在我国医书中是可以治病的药物，所以把它们和木炭的混合物称作火药，意思就是会着火的药物。

公元7世纪，唐朝的孙思邈就已经掌握了火药的初步配方，但它当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一般人不知道，更没有广泛的应用和大量生产。

火药一旦应用到军事上，立刻显示出其巨大的威力。宋代将火药运用在武器上，是武器史的一大进步。火药武器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本领，很快受到人们的重视。火药武器的出现反过来推动火药的研究和大规模的生产。北宋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1044年），不仅描绘了许多火药武器，还记下了当时的3　种火药：制毒药烟球，用焰硝三十两，硫黄十五两，木炭五两，外加巴豆、砒霜、狼毒、草乌头、黄蜡、竹茹、麻茹、小油、桐油、沥青等；制蒺藜火球，用焰硝四十两，硫黄二十两，木炭五两，外加竹茹、麻茹、小油、桐油、沥青、黄蜡、干漆等；制火炮，用焰硝四十两，硫黄十四两，木炭十四两，外加竹茹、清油、桐油、黄蜡、干漆、砒黄、黄丹、淀粉、浓油等。由火药的三种配方可以看到，主要成分为硝、硫、炭。而硝的比重已大大增加，它比硫和炭的总和还多，这已经接近后来黑火药中硝占75％的配方。其他配料含量都很少，分别起燃烧、爆炸、放毒和制造烟幕等作用。这时火药的配方已经很复杂了。

上面说的火炮就是大的火药包。蒺藜火球也是火药包，里面除了装火药外，还装有带刺的铁蒺藜，火药包一炸，铁蒺藜就飞散出来，阻塞道路，防止骑兵前进。毒药烟球有点像雏型的毒气弹，里面装的砒霜、巴豆之类毒物，在燃烧后成烟四散，能使敌方中毒而削弱战斗力。

这一阶段火药武器主要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随着硝的提炼，硫黄的加工，火药质量的提高，促进了火药武器的发展，逐步过渡到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到了北宋末年，人们已经创造出爆炸力较强的"霹雳炮"、"震天雷"等武器。

早在唐代，我国的硝就随同医药、炼丹术，通过海上贸易传出，被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1225-1248年间，火药由商人经印度传入阿拉伯国家。欧洲人是在13世纪后期通过阿拉伯书籍了解火药的，然后通过战争进一步西传。火药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进步的重大贡献。

2。火药武器我国兵器的发展，从北宋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主要标志，就是火药应用于军事以及火器的创制和发展。宋代开始创制和使用火器。燃烧性火器和爆炸性火器有很大的发展，并已出现了原始的管形火器。宋代火器的发展也是与宋代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的。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基本上统一了全中国，结束了唐中叶以来长期的封建割据局面。一方面由于国内有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社会生产力有一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外受辽、金、西夏的攻打，边患不断，使宋朝统治者不得不大力加强武器装备的研究和制备。宋代的社会经济，不仅农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作为手工业和造兵工业基础的采矿和冶炼业，也都有很大发展。

宋代军事工业的组织，规模相当庞大，中央直辖的有京师（今开封）的南北作坊和弓弩院，地方满洲也设置有军器作坊。军器作坊内部，又有较为精细的分工。据王得巨《麈史》记载：军器　监中除八作司外，又有广备攻城作，包括有火药作，青窖作，猛火油（石油）作，金作，火作（火箭、火炮、火蒺藜等），大小木作，大小炉作，皮作，末作，窑子作等。宋神宗赵琐时设置军器监，总管京师诸州军器的制作。为了改善军器质量，军器监集合了各地优良工匠，促进经验交流和提高技术，并对军器的创造发明，采取奖励和推广的办法。这些措施，对军器的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提高了质量和产量。景德四年（1007年）检查历年储备的器械，已够30年之用，可见宋兵器制造业发展的概况。靖康元年（1126年）汴京被金人攻陷，宋朝的军事工业和历年储备的军械，全被金人掳去。为了战争需要，宋室南渡后，很快恢复并扩大了兵器生产的规模。统治北方的金王朝，利用宋人的成果，效法宋朝的制度，也设立军器监，下辖军器库、甲坊署和利器监等机构，专门修治军器。

宋代的火器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北宋时仅有燃烧性火器，南宋时开始出现以竹、木为体的射击性管形火器。

燃烧性火器杀伤力很微小，一般是利用弓弩、抛石机抛射或人力投掷，后来发展到绑附在长枪上喷射。北宋时的燃烧性火器，已经有了爆炸性火器的萌芽，如霹雳火球，是用火药、瓷片和竹子裹制而成，燃烧时发出霹雳响声。靖康元年金人围攻汴京，据说守城时就对金兵使用过霹雳炮。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的采石之战中，虞允文用霹雳炮大败金兵。

与此同时，统治北方的金人也在极力发展火器。金人于1125年与宋的战争中得到宋人的火器，到第二次围攻汴京时，就开始使用了。北宋之后，当时制造火药、火器的中心汴京和产硝的泽州（今山西晋城）、大名等地，均为金人占据，为金人生产和发展火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大约在13世纪初，金人发明了用铁制外壳内装火药的爆炸性火器。铁壳的强度比纸、布、皮大得多。点燃火药后，蓄积在炮里的气体压力就大，爆炸威力就强。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金兵攻蕲州（今湖北蕲春），曾用抛石机发射这种火器，使守兵和防御物遭到杀伤和破坏，这种火器，金人称为震天雷，宋人叫铁火炮。蕲州战斗后，南宋也曾大量仿制。《金史》曾描述震天雷的威力："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热力达半亩之上。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甲铁皆透。"这标志着对火药的应用日益成熟。

我国最早的管形火器出现在南宋初期，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陈规发明了一种火枪。它是用巨竹做枪筒，内装火药，临阵点放，喷出火焰来烧人的一种管形武器，这可能是管形武器的鼻祖。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有人创造出"突火枪"。突火枪也是用巨竹做枪筒，内装火药和"子窠"，燃烧时先喷出火焰，产生很强的气压，火焰尽后把"子窠"射出，响声如雷，远闻一百五十步。《宋史》中虽没有具体说明"子窠"的质料和形状，可以推想它是后来子弹的先驱。这种枪虽然很原始，但它是真正的射击性管形火器，具有射击性管形火器的三个基本要素--身管、火药和子弹。

宋元之际，曾经出现一种利用火药燃烧喷射气体产生的反作用力把箭头射向敌方的火药箭，这和现代火箭的发射原理是一致的。由于各种原因，当时没有能够大力发展。

3。宋辽金夏时期兵器特点我国兵器的发展，在两宋时期，由于火药及火药武器的创制与发展，从此结束了冷兵器独领风骚的时代，进入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时代。宋代的火器虽已有很大的发展，并在战争中起了一定作用，但作战仍以冷兵器为主，火器基本还要依附冷兵器来发射，所以两宋时的冷兵器、尤其是抛射兵器有所发展。

宋代冷兵器多系承唐、五代遗制，并吸收少数民族的器形，种类式样比较复杂。与前不同的就是有些长枪的枪头附近缚有内装火药的纸筒，战斗时先烧后刺，增加了长枪的战斗效能。如南宋的火枪、犁花枪和金人的飞火枪等都是。

宋代特别重视弩和抛石机。弩，有人力踏张的轻弩和绳轴绞张的床弩。

北宋时着重床弩，其威力大，射程远，但重量大，运转、使用不灵便。南宋时着重轻弩，如神臂弓，克敌弓等。抛石机在宋代也有较大的发展，因为燃烧性武器和爆炸性武器出现后，弓弩只能发射火箭，而体积、重量较大的火器，如火球火炮等需用　抛石机发射。宋人把抛石机看成军中利器，攻城野战都要用。《武经总要》中列举不同形制的抛石机十多种，其中最大的可抛　射100　斤重的石弹或火器，射程达50　步以外。

其他冷兵器如弓箭、盾牌、盔甲、攻守器械等，宋代也很重视，但都没有突破性的发展。统治北方的金王朝以骑兵为主，特别重视盔甲和弓矢，宗弼（兀术）的侍卫亲军皆身穿铁甲，号称"铁浮图"，这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重甲骑兵。

四、建筑技术（一）宋辽金夏时期建筑技术发展概况宋代的手工业和商业突出发展，科学上出现不少伟大的发明。古代木结构体系的基本作法，在唐代已经完成流传发展过程。到了宋代，产生了两种新的趋向：在形式上，讲求轻巧和变化；在技术上，为着简便设计和施工的需要，朝着标准定型的方向发展。

公元11世纪李诫编著《营造法式》，记载了北宋及北宋以前木结构建筑的规范，以它与实物互相对照，互为补充，使我们对于北宋以前的建筑技术的发展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在宋代出现了许多屋顶山面向前的殿堂和楼阁，产生了丁字脊、十字脊屋顶以及工字型、亚字型平面的殿宇。而斗拱比唐代缩小，现存的宋代木构建筑，如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太原晋祠圣母殿、正定龙兴寺摩尼殿、晋城青莲寺大殿等，都反映了宋代建筑技术的这种新发展和特点。这时，已经开始出现减柱的作法，如晋祠圣母殿减中间老檐柱四根，劲城青莲寺大殿减中间前金柱四根，反映了结构布置的灵活性，从而改善和扩大了室内空间。

木构技术发展到宋代，其卓越成就和另一趋向，就是产生了整个建筑所有构件的统一比例单位，即斗拱的"材"、"契"（拱的用料尺寸，即标准材），从而在建筑上达到了设计的标准和定型。这种"材分"制度体现在北宋的《营造法式》中，它的产生，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是为了控制宫廷和官府建筑的等级，以"关防工料"为目的，在建筑技术史上是一个发展的里程碑。《营造法式》总结的"材分"制，具有"模数"的意义，即"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各以其材之广分为十五分，以十分为其厚。凡屋宇之高深，各物之短长，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

《营造法式》的产生，反映了北宋时大兴土木对于做法规范及工料定额的需要，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建筑技术的成熟水平。古代的一座带斗拱的木构建筑，有几十种构体，大小数千个零件，要一件件预先做好然后加以安装，是一个极复杂的过程。在设计方面规定标准对于提高施工效率有极大的意义。现存辽代木构建筑实物中，用材多采用3∶2　的断面，曾为数十种构件，但其标准断面也统一为少数几种。

辽金建筑，基本上继承了唐宋的传统技术，而辽更主要是继承了唐。辽金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很有创造的时期。现存最早最高大的木建筑恰恰是辽代建筑，一为应县木塔，另外几座大殿如大同上华严寺海会殿、善化寺大殿、义县奉国寺大殿等。特别是公元11世纪的应县佛宫寺五层木塔，高达66　米，充分显示了古代工匠运用木材及其结构技术建造高层建筑所达到的成就。塔身利用里外两圈梁柱互相拉接及柱间斜柱起支撑作用，形成了空间结构的整体刚性，上层柱立于下层柱大斗上，采用了"叉柱"做法，抗住了大风的袭击，经受住地震的摇动，风雨苍沧经历900年，仍然屹立。

《营造法式》所载的这个时期应用和发展的梁柱式构架者两种形式：一种是内外柱同高或内柱稍高，内外柱均为斗拱；一种是内柱升高至檩下，内柱不做斗拱。这两种形式是对唐宋木构的总结，也为明清木构发展打下了基础。

我国古代木构架，很早就出现了三角形结构。在辽、金建筑中应用叉手、斜撑的例子很多，如应县木塔、朔县崇福寺观音殿等，也突破了传统的框框，有所创新。金代建筑中，减柱和移柱的作法比宋代又前进了一步，这也是对传统木结构技术的突破和发展，进而开创了"头额"结构技术。

宋代砖塔结构在唐塔基础上作了较大的改进，反映出它的技术进入了新的阶段。宋塔除大多数仍用黄泥外，个别已用白灰砌筑，高度可达80　米以上，大大超过了唐塔的规模。特别是塔身将空筒式、木楼层的结构改为塔壁及楼层、梯阶全用砖砌，使塔成为一个整体。宋塔改进了唐塔结构上的弱点，看重加强塔身的刚性，如开封开宝寺塔、定州开元寺塔。此外，南方地区砖木混合塔也很多。

琉璃制造是我国独特的技术，其制造技术在唐代已经成熟，宋代琉璃瓦的应用更多，但仍主要用于屋脊和屋面边沿，既重防水，也重装饰。

石构建筑也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一部分，有石窑、墓室、塔、桥梁等石构建筑。我国宋代的石工技术有较大的发展。在一些宽阔的水面上，出现了跨梁式石桥。如福建泉州的洛阳桥、安平桥、金鸡桥等。宋代以后又普遍出现了多跨连续拱桥，以北京芦沟桥最为典型。宋代的石塔是一种高层建筑，形式上仿木构楼阁式。在木构建筑需要重点防潮、防腐的部位，一般也都采用石材，如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建造的苏州寿宁万岁禅院大殿，尚存有青石雕刻精美的石檐柱、石础等。另外，作为我国古代伟大工程之一的海塘，在北宋开始用巨石砌成。

（二）木结构建筑技术木结构建筑，就是以木材构成各种形式的梁架作为整个建筑物的承重结构主体。墙壁只起围护作用，不承担荷载。古代世界上有许多民族的建筑，起初都经过木结构阶段，随后就逐渐转向砖木混合结构或砖石结构方向发展。但我国的古代建筑却一直沿着木结构为主的方向发展，在世界古代建筑中独树一帜，取得了木结构技术的高度成就。这与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特点是分不开的。木结构建筑对于农民、手工业工人而言，便于储备材料，有易于施工、扩建，能适应山区地形等优点，所以它成为我国古代建筑的主流。

1。宋代的木结构我国宋代元符三年（1100年）颁布的《营造法式》，在建筑技术发展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它对我国古代长期的建筑实践做了比较全面的技术总结，尤其是木结构中模数制的确定，对以后建筑影响至深。《营造法式》中对材契的运用范围更加广泛，更便于设计施工质量的提高。宋代的木结构建筑，多属于梁柱式结构系统的殿堂式和厅堂式，比隋唐又有许多改进。建筑造型比唐代更富于变化，到南宋末年，柔和绚丽的建筑风格已成为宋代建筑造型的显著特征。

宋代建筑在平面柱网布置方面有所改进，开间的尺寸明显增大，这说明宋代匠师对木材力学性能较前代有更深入的了解。还多采用了"减柱"手法，除周围的十二檐柱外，大多数减去前边的两根金柱，扩大室内使用空间，保留的后边两根金柱中间砌以扇面墙，使小殿显得比较宽敞，保留的柱子与周围檐柱仍是纵横成行。晋祠圣母殿的前廊，四根老檐柱不直接落地，在平面上也呈减柱式样。另外，在河北省正定县隆兴寺的转轮藏殿最早采用了"移柱"的技术，由于转轮藏置于室内正中，转动起来与室内纵横成行按柱缝排列的四根金柱要发生冲撞，为此，底层的四根金柱分别向外侧移动。

宋代木构架的式样向多样化发展，《营造法式》将当时的木架分成殿堂式、厅堂式，柱梁作三大类型。木构梁发展到宋代，与隋唐时期相比技术更加完善，主要表现在柱框刚度增加，拼合物件出现，大木构件的艺术加工更加精细等几个方面。

对宋代现存的木构古建筑的考察发现，从北宋开始，在柱头上加"普拍枋"的逐渐增多，在柱框的顶部用一圈普拍枋联成一道木质的"圈梁"，与现代建筑结构中的结构原理相似，普拍枋相接之处用比较复杂牢固的榫卯联结。转角处在角柱顶十字相交，上下扣榫出柱头，各个柱头利用柱头的斗拱穿过普拍枋插入大斗底，将柱头、普拍枋、大斗联成一体使之不能轻易移动。额与柱相交，出现了《营造法式》所绘的梁柱对卯的新式样，"藕批搭掌，萧眼穿串"，比原来的半榫入柱的办法坚固得多。宋代建筑中，大多数阑额至角柱伸出柱外，上下刻半榫搭交，比唐代不出头的做法有所改进，增加了阑额转角处的固结和稳定性。我国古代木构建筑中外檐柱子不是垂直的，而是微向里侧倾斜，约为柱高的百分之几。周围的柱子都向内倾斜，这种做法称作"侧脚"。建筑每面的柱子，自明间开始向外至角柱逐渐升高，这种做法叫做"生起"。虽然隋唐、五代时就已出现，北宋建筑中更加重视强调柱侧脚与柱上起的作用。由于这两种技术措施都可产生整体建筑的重心向内的作用，对增强整体建筑结构中柱框的刚度是有益的，因此在宋代的建筑中被普遍采用。

宋代出现的新结构是拼合构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节约木材，用小料拼成大料，常用的有拼合梁和拼合柱。常见的拼合梁在大梁上加"缴背"，用来补救大梁断面不足。两根构件一般用木榫相联，缴背分担部分荷载，减轻下面大梁的负担。《营造法式》卷三十所绘的两拼柱或三拼柱，一般每根用2-4　块木料合成一根整柱，各块木料之间的内部用"暗鼓卯"和"楔"，合缝用铁鞠，表面另以"盖鞠明鼓卯"盖面。浙江宁波保国寺大殿共有十六根柱，表面围成八个连续的圆弧，形似瓜瓣称为"瓜棱柱"，过去以为是一根整木料砍制成瓜棱状。1975年维修时发现，外檐12　根柱为整根木料制成的，殿内4　根金柱是拼合柱，其中3　根是用4　条圆木相拼，拼缝处各贴10　根"瓜棱"；另一根中心是整根圆木，周围用8　根半圆枋木贴成瓜棱柱；这根柱由9　根木料拼成。

宋代斗拱的发展，从总体式样到细节，都继承了唐代风格，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斗拱结构在整体木构架结构中所占比例逐步缩小，改变了唐代建筑整体造型头大身短的现象，斗拱的装饰性能逐渐增强。

宋代的木结构建筑中值得一提的还有"虹桥"。它是一种独特的木拱桥，据《渑水燕谈录》记载，"垒固巨石其岸，取大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无柱，至今五十年桥不坏"。在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也忠实地描绘了这种木桥的结构。虹桥是一座单跨木拱桥，跨径约20　米，拱矢约5米，桥宽8　米，拱券高度薄，配以丹饰栏杆和两岸桥头的华表，整体造型轻盈若长虹当空，桥拱主要部分为5　根拱骨互相搭架，每根拱骨搁于另2　根拱骨中部横木上。单独一片拱架不能站立，至少须有两片拱架用横木联系起来。横木除了支撑联系的作用外，同时又是拱架分配力量的关键，在各节点上使用类似"铁马"的铁件把下缘的拱骨和上缘的拱骨联成整体。这样又以利用拱骨密排的挤束作用，达到限制结构几何变形，具有现代结构中纵横联结的作用。

虹桥的外形虽是拱形，结构的组合仍是以梁交叠而成，称作"虹梁结构"，不仅造型优美，而且构造简便，整体骨架有纵横两种构件，纵横搭置，互相承托，具有简单梁的特点。构件类型少，形体简单，加工简易，构件之间比较容易连接。虹梁结构的另一大优点是用短构件建造大跨径的构造物。从《清明上河图》中所绘比例分析，每个纵向构件长约8　米，与桥宽相等，就是说全桥主桥所用大木，是用若干8　米长木料支起跨径25　米的大桥。虹桥的结构坚固，寿命一般在八九十年以上。900多年前的木桥能达到如此长的寿命，可见结构的坚固性是相当强的。

2。辽代木结构游牧时期的契丹人月朔旦都要东向拜日，以东方为尊。所以，辽王朝建立后，兴建的某些建筑群都采取了这一朝向。辽代的木构建筑物多出自汉匠之手，其建筑技术手法，保留着不少晚唐五代的传统。

对于单层檐的建筑，门是主要的出入孔道，因此，门的平面柱列往往是前后三排，即两排檐柱，一排中柱，其柱架侧样，多属于三柱一梁型。如蓟县独乐寺的山门，宽三间，进深二间，两排檐柱一排中柱，按《营造法式》称为"分心柱"，共用柱12　根。12　根柱子，柱头内外等差，檐柱侧脚显著，柱头之间以阑额相连，各柱头上施硕大斗拱以承梁架。山门的梁架以四椽为主梁，以平梁为上部次梁，主次梁梁头各承圆型断面的檩条，前后各5　件，但柱头枋不施圆檩，脊檩下不用蜀柱直把，而以叉手斜支，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建筑技法的特点。

单层单檐的佛殿，按结构形式分，有二柱一梁型、三柱二梁型、前后对称四柱三梁型、前后不对称四柱三梁型几种。前二者都使用在辽代的小型佛殿上。有些佛殿显示出一些特殊的斗拱作法，如易县开元寺观音殿的外檐柱头辅作，在华拱与栌斗之间添了一层替木，同时，在跳头上不施令拱，华头直托替木及其上方的撩檐。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是前后对称四柱三梁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实例。该殿面宽五间，进深八架椽。殿内共用内柱10　根，明间用前后金柱各一件，到了梢间，则在前后金柱间又加分心柱一件以增强承受上部荷载的能力。内外柱同高，是辽代前期建筑的一个特点。新城县开善寺大殿也是辽代的遗物，它的梁架斗拱与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有许多相同之处。但该殿殿内只见4　根内柱，显得很宽敞，内柱排列也不对称。这是因为殿内群像繁多，需要减柱或移柱的作法，以扩大瞻仰礼拜的视野范围。明间的两缝柱采用了"四椽柱对乳栿用三柱"的侧样，而次间两侧却使用通檐六椽栿下加支柱的办法以承传上部的荷重。

义县奉国寺大殿是辽代大型佛殿建筑的代表作，它在柱网装置、用材尺寸的选择及梁架结构上有突出的技术成就。辽代匠师从实用出发，在中央七间的前槽和内槽各减去内柱12　根，共用内柱20　根，突破了匀齐对称的传统习惯，使殿内有一个相当开阔的空间。辽代的工匠还将30　多种用材简化为7种标准断面，多采用3∶2　或2∶1　的断面比例，用材经济合理。它的梁架结构为四柱三梁式的厅堂构架作法，采用了内外柱不等高，前后槽内柱又不对称的排架方式，在横向、纵向的结构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作法，结构形式已趋向简化。斗拱只在外檐部分和梁的交结点上使用，已退居次要地位，不如独乐寺观音阁等辽代早期建筑那样重要了。这是古木结构中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一简化结构的趋向给后代的辽金建筑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辽代的多层檐的建筑，最富有代表性的是建于辽统和二年（公元984年）的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和建于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年）的山西应县佛宫来的释伽塔。

独乐寺观音阁是一座三层的木构楼阁，通高22　米。阁中央有一座高16米的观音像。观音阁全部结构、梁枋、斗拱不计千数，层栌叠架，结构精巧，工匠们采用了6　种标准截面，为设计、施工和估料提供了方便条件。这是辽代建筑技术的一项重大成就。梁枋采用的截面比例，高宽比接近2∶1，不仅能保证刚度，符合现代材料力学的原理，而且又节省木料，经济合理。这也是一种成功的经验。

观音阁的柱网布置采用内外两环的配置方法，外檐柱18　根，内柱10　根，构成一个大圈套小圈的双层柱网平面。殿面东西宽20.20　米，南北深14.2O米，宽深高进，比例适度，重心稳定。观音阁高三层，外观两层，重檐九脊顶，中间是平座暗层。使用内外两槽构架和明栿、草栿两套屋架。整个构架，从下至上由三个结构层叠而成。全部结构都是按水平方向分层制作安装的。同时内外柱略同高，而且柱身比例低矮，因此具有很好的稳定性，这一点保持了唐代的技术传统。三层梁柱构架都是由双层柱网所组成的。还广泛使用了斜撑作为加固构件，如使斜撑隐在墙中，增加了墙体刚度，防止框架变形，比砖墙不仅质量轻，而且具有弹性，有利于抗震，是辽宋木构楼阁中流行的作法。观音阁的各层柱子都有明显的侧脚和生起，在建筑物的稳定方面收到了良好效果。

由于观音阁内要竖立一个高16　米的泥塑像，需在中层（暗层）和上层的中心部位开出一个贯通上下的空中。因此阁门便开了两层井口，有可能减弱原有构架的稳体性和强度。中层的长方形井口容易变形，为克服这一缺点，上下二层井口相错配置，上层用一个扁平的六角形井口。由于上下层空井的形状不同，改善了受力条件，有利于防止空开的结构变形，而空中又是容纳塑像的空间，做到结构和功能的统一。这是多层结构建筑在技术上的突出成就。

观音阁的另一特点就是其斗拱的形式多样，或承檐，或承平屋，或承梁枋，或在柱头，或在转角，或在补间，内外上下，繁简不同，共有24　种之多。但结构功能明确，类型虽多却井然有序，并无杂乱之感。

山西应县佛宫来的释伽塔（又称应县木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一座楼阁式木塔。它900多年来经受过多次地震的考验，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应县木塔塔平面为八角形，底层直径为30.27　米，外观为五层六檐，全塔结构从下至上可分为基座、塔身、塔刹三部分。最下是砖石垒砌的基底，高4.40　米，塔身自基底至塔顶砖刹座下，全部用木结构，高51.35　米，砖刹座高1.65　米；最上是铁制塔刹，高9.91　米。木塔总高67.31　米，体形高大，结构复杂，轮廓优美，是一座典型的楼阁式木塔。它改变了隋唐以前的方形平面，使应力分布比较均匀，同时改变了中心柱的做法，采用连结内外槽柱所构成的筒型柱架的结构方式，这既争取了中部空间，便于布置佛像，也提高了抗弯剪的能力，使塔身更加牢固，是古代木结构发展中的重大进步。木塔建筑在一个八角形的夯土心的砖石基座上。在其上布置有内槽柱、外檐柱以及副阶前檐柱。所有的柱子用梁枋连结成一个筒型的框架，塔身底层的内槽和外檐角都用双柱，并砌在1　米厚的土坯墙里。墙的下部是砖砌裙墙，裙墙和土坯墙体交接处垫木枋一层以防潮。转角增设一柱，可以减少梁柱和柱头斗拱交接处的剪力，增加构架的稳定性。柱间用厚墙填充，可以防止构架的扭曲，提高坚固性，保证结构的稳定性。

底层以上设平座夹层，再上是第二层，二层上又设夹层，一直重叠到五层，各层柱子衔接而上，每层外檐柱都和它下面的平座层柱同一轴线，都比下层的外檐柱向塔心退入约半柱径。平座层外柱则立在下层斗拱所挑承的梁上。这使塔身曲线优美，结构合理。整体上看下大上小，也正是结构稳定性的要求。而内槽柱，根据力学要求，把上下各层柱放在同一个轴线上，并使8　根轴线都略向塔心倾斜。这座木塔构造上最大的成功之一，就是合理地解决了水平荷载问题，使它能够经受长时间自然力的侵袭。为了抵制风力和地震横波的推力，防止水平方向的位移和扭动，在木塔上使用了大量的斜撑固定复梁。这些撑杆和复梁的组合体，性能上分为两类，一类能使平座内槽系统和外檐系统各自加大它们的稳定性，另一类能使内外两层系统保持它们的相对位置。这些结构构成整体空间系统，一经受力，各构件都可联合作用。平座夹层的结构是用斜撑和梁柱组成的一道平行桁架式的圈梁。在这个券梁的内环上，又叠置由四层枋子组成的一道牛干式的圈梁。整个夹层成为一个牢固的构架，在五层塔身中，间隔均布了这样四道刚性构架。在外观上，夹层成为一个牢固的构架，这也就是应县木塔经受了900多年的风风雨雨，地震灾害，仍然巍然屹立的原因。

在应县木塔的五个楼层上，内槽柱里的中央空间供奉佛像，内槽和外檐柱之间供人通行，因此不设斜撑。塔的四个正方向各面三开间，中间辟门。壁外平座设阑干形成周围挑台，供人凭眺。在四个斜方向上，两层间的柱间原有剪刀撑，封上荆笆抹泥墙。这是出于结构的需要，同时在建筑构图上，和四个正方向的门窗隔扇形成虚实的对比，颇为得体。塔里扶梯的设计，既考虑上下交通的实用要求，又兼顾结构的合理性。为使扶梯坡度不致太陡，每层都分作两折而上，利用平座夹层做休息板。由于夹层中每在楼梯处都不能安置斜撑，因而形成结构上的弱点。为使弱点分散，扶梯每隔一面安置一道，采取塔身螺旋而上的办法。

在全塔的细部构造处理，如构件比例、榫卯搭接等方面，建筑手法很值得称道。以斗拱来说，由于作了因地制宜的处理，全塔采用了60　多种式样，按照不同结构构造的要求和材料的经济使用，灵活设计，既承担了结构任务，又美化了建筑外观，表现了古代工匠高超纯熟的技艺。

3。金代的木结构1115年，东北地区的女真民族建立了金王朝。在建筑技术上，金代早期建筑受辽代影响较大。辽代一些建筑物使用内外柱不等高的八椽屋，金代的佛光寺文殊殿、崇福寺、弥陀殿也采用了这种结构形式；辽代的斜拱，到了金代更为普遍流行，而在同时的南宋建筑中却很少使用。金代的建筑技术受北宋影响也较深，如晋祠献殿等。

金代单体建筑的平面柱网与辽一样采用移柱、减柱的做法，由于柱数减少，梁架结构随之变化，建筑内部避免了雷同。由于采用了减柱、移柱法，立梁荷重不能直接传到立柱，常常是前檐内柱之间的大额要承受立梁传下来的巨大荷重。当时使用近似于桁架的大额解决承重问题，如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它使用了上下两根横枋，斗子驼峰，以及约45°的斜材（叉手），共同把主梁的荷重向金柱传递。为了降低横枋端部的剪力影响，柱上端还加用两道悬臂梁，承受在横枋与金柱之间。尽管这种横枋结构还不是完全的桁架，但800年前的金代出现了这种实例，是木结构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创造。（三）砖结构建筑与木结构相比，我国古代砖结构建筑处于次要地位，但仍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南宋时我国南方不少州府已有砖包砌的记载，据陆游《入蜀记》所述，南宋已开始出现全部用砖砌筑的建筑。

经人工烧制的砖，强度、耐磨、耐水性等方面大为提高，最早应用于古代建筑中耐磨和防水的部位，在基葬中也长期被运用。叠涩结构的砖顶结构最早产生于东汉，它保持了拱壳结构的外形，采用逐皮砖面成水平逐层出挑的砌法，较拱结构施工简单得多，这种叠涩结构唐、宋、辽、金代在砖基、砖塔上长期应用。南宋时，砖筒拱结构开始在城门洞上出现。

砖塔是我国古代主要的高层砖结构工程，有些砖塔高达60-80　米，经历近千年风暴和地震的考验，仍巍然屹立，表现出砖塔良好的结构性能，是我国古代砖结构技术的重大成就。五代末及两宋时期，是砖塔发展的全盛时期，出现了一批七、八十米高的大塔。现存我国最高的砖塔，是建于北宋皇佑四年（1052年）的河北定州开元寺塔（料敌塔）。

塔是随着佛教传入而出现的。有实心和空筒之分。我国的塔与佛教教义和印度型塔又略有不同，有登高瞭望的要求，这就必须对塔的结构、梯级、走道、门窗开口方式等提出一系列的改进。砖塔代替木塔逐渐占主要地位，耐火是一个重要原因。砖塔内的梯级、楼层也逐渐由砖石材料代替木料。空筒结构的砖塔，就是用砖砌成很厚的壁体，中心形成一个空筒。宋时，还是有一些空筒结构的塔，用砖壁、木楼层。由于塔内净空间有限，木梁足以胜任负荷。由于木料易燃易朽，五代末开始尝试用砖料代替木料做梯层和砖阶，砖阶梯下面必须有承重的砌砖实体，因此它的结构方法对塔体结构有极大的影响。现存最早的砖阶梯实物，是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7-984年）的开封繁塔。它的底层墙体内，辟甬道形成阶梯达到上面。这种把阶梯甬道布置在外墙之内，随外墙的转折而转折的方式，称为"壁内折上"式。砖阶梯还有在塔心柱内开辟登塔的阶梯甬道的，称为"穿心式塔"，最著名的是河北定州的开元寺塔。这种塔的厚重的塔心柱，是塔结构的主干。外壁相应地减少了负担，可以做得较薄。内廊是为了登塔的需要而产生的，宽度不大，楼层可以用砖券或叠涩砖构成。砖阶梯还可以穿过外壁（而不是在外壁之内盘旋）开辟而成，称为"穿壁式塔"；此外，还有"回旋式"塔，全塔视作一个空心柱体，梯级在其中盘旋而上，甬道向外一侧的墙身上适当位置开窗口采光或通风。这种塔结构整体性好，纵断面积小，有利于抗风抗震。最著名的实例是开封佑国寺塔（铁塔）。

总而言之，宋代已经尝试和解决了包括阶梯、楼层在内用砖料的楼阁式砖塔的各种处理方法，并留下丰富的塔例。以后的元、明、清没有更多的增添。宋代是古代砖塔技术成熟和高峰的时期。

砖木混合式塔，是在砖砌的塔身上，加有木构的塔檐和平坐，其顶端用木刹柱，底层一般有木构的围廊。塔身模仿木构的柱、枋、窗棂等形象，使塔的外貌给人以木构的形象。这种塔的结构要点，在于解决木料和砖的结合。宋代时砖木混合塔在华拱断面尺寸、出跳长度、外檐、砖壁结构及墙面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典型的作法，明清多沿袭宋式。

实心塔，则是全部用砖砌出塔型，从外观看似一座楼阁，实际上是用砖砌成的实心体。在辽代将这种实心结构建成高大的塔，用来摹仿密檐塔和楼阁式塔。辽代的密檐塔的建造大量吸取了唐代的式样和风格，如辽代涿州普救寺塔、北京天宁寺塔等；而楼阁式的实心塔则与宋塔没有多大区别，如辽庆州白塔。辽代庆州白塔位于巴林左旗（林东县），有八角七层，塔下一个高基座，上再做一个扁座。第一层塔身每间均作三间，在中心处东西南北四面开假门，无门之处当心间设置棂窗，稍间雕出密檐小塔，其余部分为莲花纹飞天等。第二层以上各层，每间均刻出密檐小塔，塔刹部位用砖砌出一种小型塔，上端做金属相轮刹或用金葫芦刹。

辽代砖塔塔心内部构造方法是先砌外壁，接着将内部填砖砌平，逐层高起。考古证实内部砌砖没有严格的规律。此外，辽塔中因为雕刻的花纹多，常用磨砖对缝砌，加工细致，形象与尺度完全模仿木构手法，是砖工技术的一大进步。砖间多用白灰渗浆，内部结构全部用黄土泥浆。而塔身的半圆雕和浮雕、斗拱、柱子等都采用预制方法，事先进行砖制、雕凿、镌刻、磨制等加工过程。

古代的砖塔，都用砖砌出很厚的壁体，承受上面传递的压力。早期的塔壁构造从基础开始用砖砌壁体，直接从地面开始，不加基底。到了宋代，塔壁下部用砖基座或用石块砌筑基底。壁体表面砌砖方法，宋代主要采用一层丁头、一层顺砖、互相叠错的式样，也有顺砖连续交错砌筑，比唐代一层丁头，三层顺砖互相叠错又进了一步。为了稳定起见，塔壁越往上体积越小，塔身壁面随之向里收，产生了侧脚。宋辽时期砖塔仿木构外形，在塔身上砌出倚柱、梁枋、斗拱、门窗、浮雕等，这都增加了砌砖的复杂程度。塔身上的门窗在宋代多为隔层相错，这是为了避免在砌体上出现开口过于集中的薄弱部位，增加了塔身的抗震性。这种形式最早表现在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的苏州双塔。

砖塔，尤其是高塔的建造绝非易事，关键在于足以承受最大起重件重量的脚手架和有效的提升工具。施工的第一步是塔基，然后在基层面上划线定位，再划出塔身多边形的各角位置，开始砌筑。在砌筑中除了保持正多边形在逐层尺度缩小而分角不变外，还应保证各层的几何中心在同一垂直线上。古代砖塔的轮廓、各角的位置相当准确挺直，表现了古代匠师在校正技术上的水平。建造高塔用的脚手架本身，也是水平很高的技术。一般呈井状构架包绕塔身，并与塔身保持一定距离，避开出檐等突出部分，并随塔身向内倾斜，倚附于塔身。砖塔最困难的施工环节是安装木塔刹，因为一般来说塔刹是最重及最长的起重件。

由此可见造塔需要极其繁重的劳动和高超的技术，反映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四）石结构建筑石构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南北朝就已开凿石窟寺，到宋元时逐渐衰落。石构建筑在地下的有墓室，地上的有石塔、房屋和桥梁等。

宋代我国石工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一些宽阔的水面上出现了多跨梁式石桥，如福建泉州的洛阳桥。宋以后又出现了多跨连续拱桥，以金明昌三年（1192年）始建的北京芦沟桥最为典型。

石塔是一种高层建筑，在福建地区保留着不少宋时的遗物，形式上都属于仿木构楼阁式的，类型有设有塔室的小型塔、空筒型石塔和带有塔心柱的石塔等。

石构中还有石阚、经幢等建筑小品，介于建筑工程与雕刻艺术之间，多是仿木建筑，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在木构建筑需防潮、防腐部位，多采用石材。石材的构造、形式虽然往往受木构建筑的影响，但在结构上能符合石材的性能和力学原理。此外，石料的加工、雕刻技术表现出古代匠师们的高超技巧和艺术才能。

宋代石构建筑发展比前代迅速，有许多建筑为了永久性都采用石构件。

在石料的开采上，除了用"火烧"办法外，火药的应用对开石也起了促进作用。在采石地区以石梁为主，在非采石地区，则以采用小料的石拱为主。1。石塔及石幢、石亭宋代的石塔建筑达到极盛时期，今存最古最大的石塔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首推福建泉州开元寺双石塔。

泉州开元寺双塔，东称镇国塔，西为仁寿塔。东塔始建于宋嘉熙二年（1238年），高48.24　米，前后12年完成；西塔始建于宋绍定元年（1228年），高44.06　米，10年完工。两塔平面八角形，五层，各层塔第八隅列圆柱，上施阑额；柱之间为门或窗及梯柱等；阑额之上出双抄斗拱以承檐。各层腰檐以上为勾阑无平座。内廊出华拱两跳承枋，用以联系塔中心柱与塔壁。此二塔形制大致相同，结构上完全模仿木结构。西塔内部的石梁枋，皆作刀梁形，较东塔更像木构。

这两座塔虽为国内最高大的石塔，但就结构而论，所用石料并不大。倚柱用数段拼接，塔壁以横条石与丁石互砌。因此该塔之塔心柱与塔壁，据考察为"双轨"造，类似于空斗砖墙，不是实砌。这样不但减轻了塔身自重，在砌垒时亦平整妥贴。在转角处皆用搭角交接以增强联系，使成为整体。这时的石面加工，已能用水磨光，表面平洁，砌缝严密。

现存的宋代石构除石塔外，还有多处石幢。宋代石幢结构比唐代层数加高，施工技术中吊装和胶结技术更为提高。最著名的有赵县经幢，高15　米有余。而石亭建筑，完全仿木结构，如江西庐山万杉寺南的宋石亭，全部用花岗石造，亭平面方形，上有四角攒尖顶，仿木结构形式。亭四角用八棱柱，上与檐额相连，下贯地，再加有普拍枋，完全是木结构的形式。石亭上有熙宁十年（1077年）的题纪。

2。石桥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石桥建桥技术发展和提高阶段。北宋虽然石料的开采生产技术有一定的提高，但建桥的数量和规模仍受限制。北宋时福建泉州建成的洛阳桥是我国桥梁史上的一个突破，它不仅达到一个新的长度记录，而且开创了在江河入海口建桥的先例。到了南宋，泉州由全国四大外贸商港之一上升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由于商民往来、货物转运的需要，出现了大规模的民间造桥热潮。北宋泉州洛阳桥的建造，也为后来的造桥工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北宋泉州城东北洛阳江口的洛阳桥，处于从泉州北上福州，转从江西、湖北，抵达汴京（开封）的"官道"上，是南北物资必经之地。洛阳桥建于宋皇佑五年（1053年），完成于嘉佑四年（1059年），据当时记录桥长三百六十丈，宽一丈五尺，分47　桥孔，建造时间6年零8　个月。

洛阳桥工程的最大困难是桥基的建造。桥址位于江海汇合处，潮浪夹击，流急水深。在这种困难的自然条件下，当时的桥工首创了现代所谓的"筏形基础"的新型桥基，就是在江底沿着桥梁中线抛大石块，并向两侧展开相当的宽度，成一横跨江底的矮石堤，以此作为桥墩的基址。洛阳桥的筏形桥基宽约25　米，长约500　米。

石堤刚筑成时，石块间仅靠自重互相叠压，联结牢度很差，经过长时间风浪潮汐的冲击，石堤各部分必然发生陷落、漂动等情况。在这样基础上砌筑的桥墩不稳固，需采取加固措施。当时又发明了"种蛎固基"的方法。牡蛎是生殖在浅海区域、长有贝壳的软体动物，它的背附在岩礁上，与附上物相互胶结成一体，繁殖力很强。成片成丛的牡蛎无孔不入地在海边岩礁间密集繁生，可以把分散的石块胶结成很牢固的整体。"种蛎固基"就是利用这种牡蛎的大量迅速繁殖，把原来比较松散的石堤胶成牢固的整体。这一过程需2-3年，这期间石堤经受浪潮的往复冲击撼动，乱石孔隙调整密实，使整条石堤达到相当稳定坚固的程度。这种方法后来还应用于加固桥墩。洛阳桥的筑墩和建梁工程则是"激浪以涨舟，悬机以弦牵"。①前者是利用潮汐的涨落控制运石船只的高低位置，以便于石料的浮运、下卸、就位，和现代浮运架桥法基本相同；后者可能指当时的一种吊装设备。用这样的方法，将每块重达20-30　吨、共300　余块的大石梁和重达10　吨左右的几万块桥墩石条起架于洛阳江上，工作量极为繁重，从中也可以想见古代桥工付出的艰苦劳动。

南宋短短150年间，泉州地区建造了几十座大中型石梁桥。泉州的桥梁多出于外贸发展需要而建造，目的是为了尽量使各个港区、码头与泉州联系紧密，往来便捷，所以桥都是近海、靠海甚至伸入海湾。这样的桥就势必要造得很长，南宋泉州桥梁之长和长桥之多是一大特点。

安平桥是泉州长桥中的代表，以"天下无桥长此桥"闻名。该桥跨越于安海港海湾上，连接东边的石牛镇和西边的水灵镇。桥长据当时记载为811丈，362　跨，超过五里，又名五里桥。桥上设有五座亭子，供过桥行人休息，中间一座称为"水心亭"，是两县的分界处。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最长的一座桥。其他的长桥还有盘光桥、无尾桥、泉州南门外的玉澜桥等，可惜已倾毁无存。

由于是近海建桥，水底泥沙受浪潮冲击，经常漂移集散，很不稳定，难以采用围堰筑堤、抽水筑基直达水底岩层的作法，多采用筏形桥基的形式。南宋所建金鸡桥桥基，称为"睡木沉基"，是另一种筏形基础。筑基的方法是先在潮落水枯时，将墩基泥沙抄平，然后用几层纵横交错编成的木筏固定在筑墩处的水面，再在木筏上垒筑墩石，随墩石逐层增高，分量逐渐加重，木筏逐渐下沉到水底。解放后在金鸡桥位上修筑水闸时，挖开旧桥墩，发现了"睡木"桥基。这是用几十根5-6　米长的松圆木一层横一层纵编成的两层木筏，面积达30　平方米。利用这样的木筏作基，一方面使石墩下传的巨大压重得到大约一倍于墩身平面面积的河底来承受；另一方面对河底大片泥沙起到压实、固定作用，都对桥墩的稳定安全有利。这是继洛阳桥的长条石堤式筏形基础后的又一项可贵的创造，比石堤式筏形基础工程量减少很多。

泉州当时建的桥都是石墩桥，而不是石柱桥。这是由于石柱桥的柱式结构过于单薄，难以抵抗猛烈冲击。泉州的石墩桥又与其他地方的形式有所不同，是用整条大石，一层纵一层横垒置而成，不用胶结，构造简单，施工快捷，压重大，整体性好，可以很好地对付水流冲刷和浪潮拍击。

我国南宋时期以后，拱式桥也有很大发展。最为著名的是北方金代的芦沟桥和南宋的宝带桥。

芦沟桥是现存最早的连拱石桥。它位于北京西南10　公里，跨永定河，于金明昌三年（1192年）建成。全桥11　孔，每孔跨距约16　米，桥身长212　米，连桥长265　米，宽约8　米。芦沟桥位于后代金、元、明、清的都城近郊，车马行人频繁。桥的结构坚密，尺度宏伟，早已闻名中外，成为北京近郊的名胜。芦沟桥所采取的砌拱方式，不同于赵县安济桥的并列拱，而是券石横向成列的横联拱，这种拱券的整体性比并列拱好，荷载传达分布更为均匀，没有向外分离崩裂的可能。由于各跨距离相近，各拱矢高大致相同，在拱背填平之后，桥面坡度平缓，可以行车。

苏州附近运河支流澹台河上所建的宝带桥，全长317　米，是我国最长的连续拱桥之一。它重建于南宋绍定五年（1232年），明正统十年（1445年）曾大修。全桥共53　孔，跨距除三孔外，均为4.6　米左右，保证了桥面平坦。位于主航道的三孔，中间一孔跨距7.45　米，两旁各6.5　米，桥面至此有一斜坡。在最大桥孔处，运河船只放下桅杆即可通行。桥宽4.1　米。除了人行交通外，主要是纤道用；由于纤挽所需，桥两侧不设拦板。石拱券由一般纵向并列石条与一条横向石条（锁石，与桥宽等）相间砌成。这是南宋以来江浙一带常见的砌拱方法，不仅用于石桥，也见于石拱门道。这种砌法可减少石料整形修边的加工工作量。另外，宝带桥的桥墩比较单薄，属于柔性墩。这种墩的好处是减少阻水面积，节省石料用量。

梁式桥在各地均有建造。著名的有绍兴八字桥，建于南宋宝佑四年（1256年），特点是引桥与桥身垂直，沿河岸延伸，不致截断沿河道路，因布置方式类似八字而得名。

总之，宋以后石桥逐步取代浮桥和木梁桥，成为桥的主流。

3。石海塘最早的海塘是沿海人民为保护农田发展生产修筑起的简陋海堤。我国早在汉代就已大规模地兴筑海塘。据宋《咸淳临安志》记载，五代钱鏐（liú，音流）筑海塘之前，土塘建筑主要是"版筑法"。钱鏐之后，虽仍有不少海塘为土塘，但已开始了石塘的历史。石海塘建筑技术之一的竹笼法，就是实石于竹笼，筑成海塘，临水处再打上高大木桩。《咸淳临安志》中所说"造竹笼，积巨石，槛以大木"，就是指这种方法。据《宋史·河渠志》所载，在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石笼法仍在采用，未被新的方法代替。

但竹笼长期浸在水中，日久要朽坏，每隔2-3年必须修塘一次。北宋时屡次修筑钱塘江北岸洪塘，起初还用竹笼法，后来发明用巨石砌成海塘。景佑年间（1034-1037年）张夏作转运使，专门采石在杭州六和塔至庆春门一带修筑海塘，这是钱塘江上最早的石塘。庆历元年（1041年）又筑石塘2200丈。

单纯的石塘内侧的土堤不厚，不易牢固。如果在石塘内侧厚筑土堤，大条石依靠土堤，就不容易晃动，海塘也比较安全。在庆历元年就出现内侧实填黄土堤的石塘。

宋庆历七年至黄佑二年（1047-1050年）王安石任鄞县（现宁波市）知县。在领导修筑海塘时有所改革，石塘的临潮面用坡陀形而不是垂直面。对于坡陀形海塘，海潮的水平冲击力在坡陀形塘面分解成平行于塘面和垂直于塘面的两个力。而海塘临潮面坡度越小，潮汐对海塘正面冲击力量就越小，海塘就越安全。坡陀法的采用是一大进步。明、清以后砌塘法有了很大改变，但潮面成坡陀形作为先进方法一直流传下来。

（五）建筑材料的加工、制作建筑材料的发展水平是建筑技术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天然材料以木材为主。宋以后，石材的生产、加工效率大幅度提高，为建筑上广泛采用石材创造了条件。人工建筑材料方面主要是陶质建筑材料，有砖、瓦之类，其次是石灰，主要用于粉刷墙壁、胶结砖砌体、配制灰土基础等。宋以后石灰的运用逐渐增多，宫殿内的粉刷材料渐渐为石灰所取代。

我国古建筑以木构为主，木材的采伐加工技术历史悠久。宋代的《营造法式》与木材加工有关的有：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等描述详细，并规定有用料功限等。

宋代采石生产效率的提高与火药的发明应用是分不开的。据考证，宋代泉州石桥上的石材有应用火药的痕迹。古代用黑色火药对石材开采起震动作用，这种黑色火药用木炭、硝石、硫磺的细末混合而成，威力小，气体发生速度慢，适合开采大块料石。宋代的石材加工按《营造法式》有打剥、细漉、褊棱、斫砟和磨硥等工序，此法现在南方（苏州一带）石工仍在使用。

砖是古代重要的人工建筑材料，从春秋后期应用就开始逐渐普遍。宋代以前砖的规格还不统一。《营造法式》对制砖技术进行了总结推广，对功限、用途及砖的规格尺寸做了统一规定，使大规模的建筑活动有了方便的条件。宋代制砖基本已不再压纹饰。当时宫殿铺地方砖和砌筑条砖都要经过研和磨，这就是后世所谓的"磨砖对缝"。制砖技术发展到宋代已达到成熟水平，宋之后砖的使用范围和生产数量都是空前的。

瓦是重要的屋面防水材料，它有效地解决了屋面防水问题。最早源于西周，秦汉极为兴盛。《营造法式》中记述了完整的瓦作制度和窑作制度。宋辽金时期，瓦在民间建筑中得到较普及的推广。从北宋的画卷上可以看到我国古代灰陶瓦发展的最后面貌。

焙烧是砖瓦生产的重要环节。宋代的砖瓦焙烧技术已是集大成的时代。

由宋《营造法式》的窑作制度看，当时焙烧砖瓦的主要燃料是低质的芟草。宋代砖瓦同窑合烧"搭带烧变"，反映出当时已能利用窑室中各部分温度的不均匀来使砖瓦一同烧成，简化生产工序，避免了"欠火"和"过火"，大大缩短了生产周期。宋代在具体烧法上充分了解砖瓦坯焙烧的变化过程，对"烧变次序"有严密合理的规定，准确地应用了氧化、还原、渗碳等方法。在宋代半连续的龙窑已经应用在陶瓷的生产上，但在砖瓦窑上并没有得到应用。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琉璃瓦的使用，这是我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宋代已出现整体建筑使用琉璃构件，如河南开封的"铁塔"，就是宋代所建琉璃塔，以琉璃赭黑色远看似黑铁而得名。《营造法式》对琉璃制作工艺有很详细的记录，一般要制胎、预烧、挂釉，然后放入烧色窑中进行第二次焙烧。

（六）李诫与《营造法式》李诫的《营造法式》是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最完善的建筑技术专著。

这部关于建筑设计、施工的典籍，性质类似现代的设计手册加建筑规范，是我国最早有关于劳动定额的科技著作，是研究宋代建筑的珍贵文献。

李诫，字明仲，郑州官城县（今河南郑州）人。生年不详，逝于大观四年（1110年）。他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在祠部掌管庙祭、卜祝、祠祀，使他从小就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古代的庙宇宫殿。他曾随父亲生活于西安、成都、洛阳、郑州等古代名城，很早便受到古代官式建筑的熏陶。李诫于元佑七年（1092年）以承奉郎为将作监主簿，开始了他管理建筑工程的生涯。崇宁元年（1102年）升任将作监，主持国家的建筑工程工作，因设计管理之功屡次受到封赏。他主持设计和修建的大工程有五王邸、辟雍尚书省官衙、龙德宫、棣华宅、开封府、太庙及钦慈太后佛寺，因建筑设计与工程管理上的成绩，在将作监连升十六级。

绍兴四年（1079年），他奉诏重修《营造法式》。他早在长期的建筑设计与施工实践中就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经验。除了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外，还潜心研究古人经验，并"勤匠人逐讲说"，收集能工巧匠的成功经验，集思广益，总揽古今，于元符三年（1100年）撰成《营造法式》，崇宁二年（1103年）颁行全国。它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光辉著作，标志着我国古代建筑设计和技术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营造法式》全书三十四卷，357　篇，3555　条。除诠释名称的二卷238条外，其他308　篇、3272　条都是来自工匠的相传并经久可以行用的方法。第一卷"总释上"、第二卷"总释下"都是根据《周易》、《考工记》、《尔雅》等典籍诠释建筑物（宫、殿、阚）及其构件（如栋、壕、椽）的名称及几何图形计算。其余各卷包括壕寨、石、大木、小木、彩画、砖、瓦、窑、泥、雕、施、锯、竹等各作制度，以及施工的功料、定额和各种建筑图样。第三到十五卷是13　个工种的制度。第三卷是壕寨制度和石作制度。"壕寨"是指地基、筑墙等土石方工程；还记述了工程中取正、定平的工具（景表版、望筒、水平真尺等）及其使用方法。"面作"是讲述殿基、台阶、柱础、石栏的作法和雕刻，其中造石的6　道工序、雕镌的4　种制度、11　种花纹类型和27　种石工建筑的标准尺度、打造方法、砌置技术等，是宋代石工技术的重要成就。第四卷到第五卷是"大木作制度"，对各种建筑物的梁柱、斗拱、檩椽的选材规格、加工、安装和挑檐、举折的尺度、方法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第六到第十一卷是"小木作制度"，首先讲述了门窗、栏杆、照壁等装修技术，然后讲解庙宇寺观内佛、道二教的神龛和经卷书架的装修技术。第十二卷是"雕作"、"旋作"、"锯作"、"竹作"4　种制度。前3　种讲解了木料的加工方法，后者讲述了竹材的选择、分类和编织方法。第十三卷是"瓦作"、"泥作"制度。"瓦作"分"结瓦"、"用瓦"、"垒屋脊"等，叙述瓦类尺寸、等级和用法；"泥作"分"垒墙"、"用泥"、"画壁"等，讲解抹、刷、垒砌的技术与规定。第十四卷是"彩画作制度"。首先记叙彩画的绘图、颜料的配制法则和使用方法；其次按不同部位、构件和等级，讲解不同图案的画法和各种题材的构图。第十五卷是"砖作"、"窑作"两种制度，前者讲砖的规格与砌法；后者记叙砖瓦琉璃等的规格、制作和垒砌方法。

《营造法式》编著的目的是为统治阶级管理的需要，是作为朝廷法令性典籍颁发的。它用了十三卷的篇幅规定功限和料例。如把各种建筑构件的加工，按工艺技术的难易程度和劳动量分作上、中、下三等；根据木材质地软硬程度不同、物资运输距离的远近、河道驳运、分顺流、逆流等不同，用功量也不同。这些计功数值相当苛刻，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劳动工匠的压迫和剥削。

第十六到二十五卷是按照各作制度的内容，规定了各种劳动定额和计算方法。第十六卷是壕寨、石作的"功限"，有关台、城、墙及柱础、角石、地面石等的劳动定额；第十七至十九卷，是"大木作功限"有关各类门、壁、帐等的劳动定额；第二十四到二十五卷，"诸作功限"，有关于"雕木作"、"锯木作"、"彩画作"的劳动定额。

第二十六至二十八卷是"诸作料例"，规定了各工种、各构件的等级、大小所需材料的限量。

第二十九至三十四卷是"诸作图作"，图样包括测量工具、地盘平面图、柱架断面图、木构件详图，各种雕饰以及彩画图案。

全书内容按照释名、各作制度、功限、料例、图样五部分写成，极有条理。《营造法式》一书最杰出的成就在于它根据前代经验，总结出一套木构架建筑的"材、分"模数制。"材"分为"单材"、"足材"。"单材"是斗拱或木方的断面，高十五"分"，宽十"分"；而"足材"的断面高二十"分"，宽十"分"。"单材"与足材之差为"楔"，高六"分"，宽四"分"。"材"分成8　个等级，可以按殿、堂、榭的种类和规模选用。只要选定了某种材，殿、堂、榭的总体尺寸、构件长短、屋顶坡度等尺度都可以按选用材的"分"数做基数，通过书中规定的比例关系推算出来。"材、分"模数制中，"材"是8　种规格的结构枋木，又是建筑物结构设计中运用的8　种模数，而"分"是它的分模。"楔"是补充模数，是以"材"、"分"为依据的。这样，殿、堂、榭等建筑物的各种尺度便可用多少材、多少分、多少楔来表示。

"材、分"模数制体现了宋代工匠在力学方面的高度成就。它所规定梁的矩形断面都具有3∶2　的高宽比，完全符合现代力学的原理。《营造法式》将梁断面高宽定为3∶2，是结构力学发展史上的重大成就。伽利略在5　个世纪后，才明确地得出了梁的强度与梁的断面型式定量的关系。《营造法式》中表示构件的尺寸、构造方法一般用几材几楔。由于"材、分"模数制的实行和普及，在施工交底时，只要向工匠们讲明某一节点是几材几楔，就等于现代给出了具体的节点构造大样。"材、分"模数制还便于估工备料，更便于构件的分工制作与总体装配，保证了加工构件具有标准化的节点和准确无误的拼装，不仅简化了设计程序，还可提高施工速度，减少差错。它体现出了宋代木构架建筑体系的高度成熟。

此外，《营造法式》还总结了"素平"、"减地平"、"压地隐起"、"剔地起突"4　种雕刻技法，集中反映了北宋时期建筑雕刻技艺的成就。它所总结的技法，在现代依然运用。

五、制瓷业及制瓷技术（-）发展概况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国家统一，宋初的统治者着重恢复农业生产，社会的经济、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宋时的造船业、印刷业、纺织、矿冶等各种手工业发展显著，规模和产量迅速超过了前代。

我国的制瓷业到北宋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北宋时期，河北、河南地区的定窑、汝窑、北宋官窑、磁州窑、陕西耀州窑，宋辽对峙时期的辽瓷和南宋时期浙江、福建、江西等地的龙泉窑、南宋官窑、建窑、吉州窑、景德镇窑等，以及宋金对峙时期的金代瓷窑，都是我国陶瓷史上比较出色的窑场。其中，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

从宋墓的壁画可以看出，随着宋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对瓷器有了新的需求。一方面为满足皇宫贵戚装点居室收藏玩赏，高档瓷器在质量上和造型上不断更新，另一方面民间日用陶瓷需求也在增长。宋时酒楼茶坊都悬挂名人字画，以器皿精洁为号召。饭店用耀州青瓷，饮食担子也用定州白瓷。宋代东南亚的香料大量输入，妇女化妆使用瓷制的香料盒、脂粉盒等。宋代时还风行"斗茶"，"斗茶"用的黑瓷茶碗也有大量需要，这都使得此间日用陶瓷在质量上、数量上有极大的发展，名贵瓷品不断涌现。例如龙泉窑运用不同的受热膨胀系数烧成的"百圾碎"，弟窑的"粉青"，定窑的莹白、甜白、牙白和绣花、刻花、印花，官窑的"紫口铁色"，景德镇的月白（影青），建窑的"乌黑兔毫"，磁州窑的黑釉刻花以及杂彩等瓷器，都是极负盛名的珍品。

宋代的瓷业如此繁荣发展，不仅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更由于当时社会的"铜禁"和宋王朝对海外贸易的重视。

宋代时我国的冶铜业虽然已经很兴旺，但因铜是铸造钱币和兵器的重要原料，在使用上受到严格的限制。当时我国北方有契丹政权对峙，西北又与西夏连年用兵，其后金人又不断南侵，所以对民用铜器禁止很严格。《宋会要辑稿》曾记载，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一度曾经要求除寺观原先就有的道佛像、钟磬、轮、铎等用品及百姓常用的铜镜外，民间所用的铜器要上交，"悉数交官"者有奖，隐藏不交者，按律惩罚。这样，民间的许多铜制器皿不得不以其他器皿代替。瓷器洁净美观，不易腐蚀，价格又比铜器低廉，在饮食、文化等很大的范围内都可以代替铜。当时的瓷器不仅有碗盘盏碟等餐具，汤瓶（憋盏）等茶具，注碗杯盅等酒具，还有大型盘洗等卫生器皿及瓶罐壶尊等陈列品。

宋代对海外贸易极为重视，把对外贸易的税收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收入。当时丝绸、瓷器是我国重要的出口物资。南宋时期由于海外贸易迅速发展，钱币外流严重，造成国内钱荒。嘉定十二年（1219年）宋政府为防止钱币外流，规定凡外货不用金银铜钱，而是用绢帛、锦绮、瓷器、漆等货物相交换。这项措施，大大激发了陶瓷的外销，从而推动了陶瓷业的发展。宋之后沿海地区大量瓷窑出现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宋代瓷业兴盛发展总的特点在于形成了多种瓷窑体系。根据各瓷窑产品工艺、釉色、造型与装饰的异同，大致能分为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景德镇的青白瓷系6　个体系。多种瓷窑系的形成，主要是当时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宋代制瓷工艺进行了很多革新与创造。一方面是努力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如宋代磁窑普遍应用"火照"检查烧制过程中窑炉的温度与气氛，以保证尽可能高的成品率。北宋中期由定窑创始的覆烧工艺，用一种垫圈组合匣钵，可以一次性装烧多件碗类瓷器，能够充分利用窑炉空间，扩大生产批量以降低成本。瓷窑结构也在不断革新。如北宋的龙泉窑，采用龙山窑，依山建筑，窑腔庞大，一窑可以放置墩170　多排，每排容1300　多件，估计一次可烧20000到25000　件。窑的中部呈弧形，可以降低火焰流速，火势从前向后移去，窑温可以全部被利用，成品釉色一致，老嫩差异很小。北方烧瓷由烧柴的直火窑改进为烧炭的倒火焰式窑，也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各瓷窑的激烈竞争，往往导致新的名瓷名窑的产生。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欢迎，相邻瓷窑便相继仿制，进而瓷窑增加，瓷场扩大，形成瓷窑体系。

宋代瓷业的巨大成就突出地表现在：青瓷的烧造工艺提高很快，青釉色泽葱翠莹澈，表明烧成技术中使用还原焰的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瓷器的装饰技法上有了显著的进展，除了传统的划花、刻花、印花工艺外，又创造了毛笔加绘的新方法。此外还有黑釉装饰，影青与釉上加绘等等。

令后代陶瓷学家及鉴赏家、收藏家赞叹不已的是宋代瓷器在美学及艺术欣赏上开创的新的境界。钧窑以海棠红、玫瑰紫等变化多端的窑变色釉著称；汝窑瓷品汁水莹润，富有质感；景德镇青白瓷色质如玉；哥窑有意制作的满布断纹富有缺陷美；建窑与吉州窑的黑瓷上有油滴、兔毫、鹧鸪斑等美丽的结晶釉和乳浊釉；定瓷的印花图案工整严谨；耀瓷的刻花犀利萧洒，在艺术成就上远远超过了唐及五代。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更追求釉的质地。钧瓷、哥瓷、龙泉、黑瓷的油滴、兔毫等都不是透明玻璃釉，而是乳浊釉和结晶釉，北宋的汝瓷和龙泉窑青瓷虽用玻璃釉，但这时的玻璃釉也已由稀淡的石灰釉改进为粘稠的石灰碱釉，经过多次施釉后，利用釉中微小气泡所造成的折光散射，形成凝重深沉的质感。

10世纪初，我国北方的契丹、女真两个部落逐渐强大。契丹建立辽国后，和北宋交往频繁，文化深受中原地区的影响。它立国之前以游牧、渔猎为业，瓷业没有基础。建国后其手工业主要由契丹贵族直接控制，他们掠夺大批汉人和工匠，从事奴役性劳动。辽的瓷业主要是由被劫掠而来的汉族烧瓷工匠从事的，烧瓷品系、工艺与华北地区白瓷系统的各民窑是一致的。辽瓷某些器皿造型特异，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为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闻名于世，受到后代收藏者的珍爱。

女真统治者灭辽，侵宋，建立金王朝，形成与南宋对峙的局面。它继承了辽和宋北方的瓷业根基，宋代对峙时期金代瓷窑也取得了一定成就。金人南侵，造成了北方熟练窑工逃亡南迁和北方瓷业的衰落。虽入金不久后不少窑场恢复烧造，但产品已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南宋偏安江南，立足于水乡、海隅，交通发达，政府为扩大税收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陶瓷为我国独有商品，海外市场很大，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青瓷大量输出海外。北方窑工南迁，带来北方的新工艺，南方青瓷白瓷工艺水平得以继续发展和提高。

（二）宋代的名窑与名瓷1。定窑及汝、官窑北宋建国，定都汴京（今开封），这使河北、河南的经济地位日趋重要。瓷业生产以定窑最为突出。定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一带。它是唐代邢窑的继承者，形成了独创的工艺制作技术，烧制的白瓷独具风格。

白瓷是定窑烧造的主要产品，特别是北宋时期，以大量制作刻花、印花白瓷著称，开了我国日用白瓷装饰的先声。宋代的定窑白瓷颜色上略带牙黄，主要是使用了氧化焰烧成技术，釉薄而透明，印花容易透露，连胎色也显现在外，被后人认为是上品。金代的白瓷白里透黄，但釉面不及宋代光润。宋代定窑白瓷主要采用刻花、划花、印花等装饰方法，影响极广，后为南北各窑所采用。定窑的刻花吸取了唐越窑的浮雕技法，又以刻花结合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纹的方法装饰图案，增加纹饰的立体感。印花是采用粘土制成模型，雕刻出细致的花纹图案，经素烧制成印模，印制瓷器，使其具有一定的纹样。北宋时工匠采用缂丝图案作印花纹饰，把它巧妙地移植到瓷器上，达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印花工艺能够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宋代定窑的成就还表现在烧造工艺的创新。为了大量生产，创造了覆烧的方法，就是把盘碟之类器皿反扣装入支圈式匣钵烧成。在使用覆烧法以前，定窑使用匣钵，即一件匣钵装烧一件瓷器；采用覆烧法，使用支圈组合的匣钵，支圈是用瓷坯原料制成的，制品与支圈收缩一致，圈上有一向上坡度，制品覆盖在上面，与匣钵接触面积大，重心稳，可防止水平变形，减少塌底和落渣，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窑位空间，节省燃料。这一方法在南方、北方窑场得到普遍推广。它的不足就是为防止瓷器和支圈粘结，瓷器的口沿不上釉，形成了"芒口"。一般用2-4　毫米宽的铜、银或黄金镶在边沿，既弥补了不足，又增加了装饰效果。

对历代定窑白瓷样品的分析发现，五代以前定窑是采用还原焰烧制的，而宋代则采用北方式的馒头窑，以煤作燃料，用氧化焰1300℃左右烧制的。金代定窑白瓷室成温度显著偏低，烧造技术已有退步。

北宋定窑白瓷胎质细腻，强度高，釉莹润素雅，纹样细致，从烧造技术及艺术装饰上都堪称最佳，被后人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定窑除烧造白瓷驰名外，还兼烧黑釉、酱釉和绿釉器。

汝窑、官窑并称宋代五大名窑。北宋晚期大观年间，宋徽宗命汝州建青器窑，制作贡品。官窑在古代文献中有北宋开封官窑及南宋杭州官窑之说。据史学家考察，北宋开封官窑不太可能存在，而汝窑为北宋官窑，出品称作官窑的汝器。汝窑在青釉方面，铁还原技术已至完善阶段，形成独特的风格。相传内用玛瑙末为釉。由于官窑未发现窑址，传世的瓷器稀少而珍贵，现在还是陶瓷考古界的一个谜。

2。耀州窑北宋时期，耀州窑以烧造青釉为主，酱色釉瓷、黑釉褐斑瓷及白釉绿彩等数量很少。瓷品中日用器皿占主导地位的是民间瓷窑。耀州瓷装饰题材来源于生活，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装饰技法多种多样，有刻花、剔花、镂孔和印花。耀州瓷的纹样和图案简朴壮美，充分表现了古代耀州陶工的艺术创造才能。

耀州窑在烧造工艺方面，比唐代进了一大步。唐代碗叠烧，碗里垫三角饼；宋代单件烧，每个匣钵内放碗坯一个，底有垫饼，并采用了两次烧成的方法。对耀州窑出土遗物的分析研究发现，当时用煤烧还原焰的技术已得到很好的控制，说明当时的烧瓷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3。磁州窑宋磁州窑在烧造白瓷、青瓷方面都很有成就。杰出而有特色的瓷品有白釉釉下黑彩划花、白釉釉下酱彩划花，珍珠地划花、绿釉釉下黑彩、白釉红绿彩、低温铅釉三彩等12　种之多。

白釉釉下黑彩是磁州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白釉釉下黑彩划花瓷器是高档瓷品，它选用优质原料制作，工艺过程是在成型的坯上先敷上一层洁白的化妆土，然后用细黑料绘画纹样，再用尖状工具在黑色纹样上勾画轮廓线和花瓣叶筋，划掉黑彩，露出白色化妆土，施一层薄而透明的玻璃釉，入窑烧制。黑白两色形成强烈对比，后人皆称"白地黑花，尤属特品"。同时也有白地赭花，黑地白花，有的却在黑色的纹上罩以绿釉，有的在深绿色的底子上绘有浅绿色的花朵，有的在赭色或茶色的底子上凸起类似沥粉的白色条纹，图案雅致隽永。珍珠地的作法，就是在刻划的花纹以外，满满地密布着细小圆圈，花枝盘绕，珠光绵连。这种仿钻银的做法，有一种温和静谧之美。这些赭色、茶色、绿色的彩绘，都是在小窑中用低温复烧而成，磁州民窑是由唐三彩、贴花、剔花发展而成。

磁州窑瓷器装饰以黑白色彩对比为主要特色，以铁锈花装饰最为突出，创造性地使用中国绘画的技法，巧妙地将图案绘制在瓷器上，显现出白地黑花和黑地褐彩，称为白地铁锈花和黑地铁锈花，开创了我国瓷器彩绘的新途径，为宋以后的青花、五彩瓷绘奠定了基础。不仅领导当时北方民窑造瓷艺术的主流，并能与当时宋廷烧造的官窑瓷器相媲美。

4。钧窑钧窑是北宋以后继汝窑兴起的北方最著名的瓷窑，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县城北门内的钧台与八卦洞附近，是宋代烧造宫廷用器的瓷窑。河南巩县、禹县一带，自唐以后已发现铝土矿、煤矿和铜矿开采，铜的冶炼技术已有高度成就。这是古钧窑在北宋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钧窑制作已突破了纯色釉的范围，发展成为五彩的多色釉。

钧窑属北方青瓷系统，它的特色在于它使用的是一种蓝色乳光釉，釉内含有少量的铜，所以烧出的釉色青中带红，有如蓝天中的晚霞。青色不同于一般青瓷，深浅不一，多近于蓝色。北宋晚期钧窑还首创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制成功铜红釉，为我国陶瓷工艺及艺术欣赏开辟了新的境界。铜红釉的呈色对着色剂的加入量、基础釉的化学组成以及温度和气氛等因素都十分敏感，条件稍稍偏离规定要求，就得不到正常的红色。宋代钧窑首先创造性地烧造成铜红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钧窑的瓷窑形状分圆形、马蹄形和长方形三种。窑室呈横长方形，北部有并列的双乳状火膛，其东火膛仅留有圆形气孔，直径为22　厘米，西火膛留有窑门，上边有方形烟囱。这种窑的结构在烧造过程中有助于利用氧化焰转化还原焰烧造复杂的钧窑窑变釉。其实，窑变彩在宋以前就有，但皆属偶然，不可常得。到了钧窑，已变成了人为的专工，陶工已完全掌握了这一烧造过程的技巧。

5。龙泉窑龙泉窑在今浙江省西南隅，与福建省交界。五代和北宋初期，在余姚曾形成了以烧制"秘色瓷"而闻名的越窑体系，同时还有烧造青瓷为主的婺窑和瓯窑。

北宋初期，龙泉窑在龙泉县境内兴起，在这三窑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北宋灭亡后，南宋偏安富庶的江南，有一段短暂的"国泰民安"时期。龙泉窑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在生产规模、工艺技术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是中国陶瓷史上仅次于景德镇的历史名窑。

南宋晚期是龙泉窑的极盛时期，生产青瓷的窑场比北宋成倍增多，以大窑和金村最为集中，主要产品有白胎瓷和黑胎青瓷两大类。器物造型更加丰富，其中鼎、炉、瓶类最为突出。多采用划花、刻花、篦花、印花、贴花、填白等方法。贴花就是先用胎泥印压成片状图案，再蘸泥浆贴在胎上，这部分多不施釉，烧成后呈紫红色，青釉红彩别有风味。填白是用毛笔蘸紫金土在已上釉的坯上较规则地点成瓜子大小的点子，烧成后呈赭色，极为有趣。此外，"开片"、"紫口铁足"也是龙泉窑常用的装饰手法。

南宋晚期龙泉窑青瓷釉配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白胎青瓷釉中釉灰的用量大为减少，CaO　和助熔剂含量猛降，白胎青瓷釉已从北宋时的CaO　釉演变成CaO-K2O　釉。这一时期青瓷釉的另一显著变化是，釉层厚度比以前大大增厚，釉层厚而不流，具有浑厚饱满的艺术美。由于烧成温度和气氛掌握得恰到好处，釉色幽美，成功地烧出了纯正的粉青和梅子青釉，可与碧玉、翡翠媲美。

龙泉瓷的成形主要有"钧"即辘轳和"模范"即模型两种方法。由于釉层特别厚，上釉技术难度很大，主要采用蘸釉法和荡釉法上釉，一般要上釉二到四次。为了使上釉时坯体不致破碎，生坯上釉前一般须预先素烧。据明嘉靖年间的陆蓉《菽园杂记》一书记载，宋时龙泉窑在烧成结束时要"以泥封闭火门，俟火气绝而后启"。封火门的目的可能在于防止二次氧化，使青瓷的色调不致闪黄。宋时采用"火照"来测定产品的止火温度。"火照"采用和产品一样的胎和釉制成，在烧成后期用工具把火照从窑中钩出，检验胎釉是否已达到正烧，并以此来决定是否要继续再烧或熄火。

南宋龙泉窑盛极一时，是以章氏兄弟成功烧造而闻名的，特别是章生一的所谓"哥窑"，制品古雅，制工精巧，釉层作碎裂纹，被视为稀世之珍，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而世称章生二的"弟窑少纹片，紫口铁足，以无纹者为贵"。弟窑瓷品多为白胎青釉，釉色有梅子青、月白、翠绿、粉青、褐黄，比哥窑丰富、纯正，而且釉厚，有玉的感觉。

6。建窑和吉窑与龙泉窑同时发展起来的瓷窑，在南方还有吉州窑、建窑及景德镇窑。

福建地区在南宋时期最为突出的是黑釉瓷。

黑釉瓷的流行是与当时"斗茶"的风尚紧密相连的。宋代的茶叶是制成半发的膏饼。饮用前先把膏饼碾成细末放在茶碗内，再沏以初沸的开水，水面便沸起一层白色的沫。宋时的茶盏有黑釉、酱釉、青釉、青白釉、白釉5种，但以黑釉茶盏便于衬托白色茶沫、观察茶色而受到斗茶者的垂爱。正由于这种特殊需要，黑釉得到极大的发展。

建窑是宋代新兴的黑瓷窑之一，在福建省建瓯之吉水镇，是众多民间瓷窑中的一个。建窑黑茶器还风行国外。在日本把施有黑釉的瓷器称为天目。现代统称施黑釉的陶瓷为"天目"。

在建窑的天目釉中，以曜变天目、油滴和兔毫最为著名。天目釉属于铁系的结晶釉，烧成后浑厚凝重，黑里泛青。"曜变天目"式样美观，釉彩奇特，在墨黑的底色上散布着深蓝色的黑点，围绕这些点还有红、天蓝、绿等色彩。由于其化学成分和烧成气氛难于掌握，被日本视为"神技"。油滴天目的特点，就是在黑釉的釉面上布满了许多银灰色的亮晶点，像平静的水面上洒下了油点，别有风味。油滴的烧成温度要恰到好处，温度低了，点子出不来，温度高了，点子又会散开或流成"兔毫"。显然兔毫的烧成温度高于油滴，形成油滴的铁结晶釉都向下流动，由于流速的不同，而在黑釉中透出美丽的褐黄、蓝绿、淡棕或铁锈色的毫毛状筋脉和流纹，其状如兔毫。建窑和吉州窑所产油滴和兔毫最为著名。

江西吉州窑也是南宋较大的窑场之一，釉色有青釉、绿釉、黑釉、白釉等，其中油滴、兔毫、玳瑁、鹧鸪斑和木叶、剪纸等釉色最为著名。吉州窑瓷讲究装饰，采用剪纸贴花、彩绘剔花、洒釉印花等制法，使产品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此外，还烧造白地黑花及黑地白花的品种。

吉州窑的黑釉制作，在掌握氧化亚铁的结晶和硅酸盐的釉药变化以及火候、温度、冷却时间等等方面，远远超过了建窑的烧造技术。

7。景德镇窑景德镇在宋以前称为新平，北宋赵恒（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得名景德。它位于昌江南岸，这里有丰厚优质的高岭瓷土，又有南山的柴薪资源，昌江及其支流的便利运输条件。两宋是景德镇崛起和兴盛发展时期。这时景德镇的制瓷业是官监民烧，属于民营手工业。两宋时期景德镇最为著名的瓷品为青白瓷，后人称影青瓷。影青瓷的釉面呈青白色调，比定窑乳白釉要青绿一些，比龙泉窑的梅子青、粉青又要白一些，釉层薄。

蒋祈的《陶记》据考察写于南宋嘉定七年至端平元年（1214-1234年）。它较为详实地记述了景德镇瓷器的生产情况，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谈论瓷器生产的专文。它记叙了景德镇制瓷用原料的产地，胎釉的制备、成型、装饰、装坯、焙烧乃至制厘原料，为研究陶瓷工艺发展史及科技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从文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原料处理、原料生产已不是季节性生产，而且采掘与原料加工已有明确分工。对制瓷工艺的详细记述，说明当时作坊内部分工非常细密，而且瓷业内部已分出了"烧"、"作"两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依赖的行业。

近年陶瓷考古发现，宋早期的景德镇窑采用湿泥定型，装烧时普遍使用匣钵与小于器物圈足的高垫饼装坯入窑的仰烧法，对烧还原焰掌握不够好，釉色白呈略带青灰或淡黄。北宋末到南宋初这一时期，由于景德镇瓷原料可塑性弱，普遍应用旋坯成型，形成了以拉坯为辅、旋坯为主的成型特点。装造时使用多级垫钵，在匣钵内覆烧，增加了碗碟的装置密度。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成就是工人在焙烧过程中娴熟地掌握了强还原焰。还原焰不仅使器物色泽达到白里泛青温润如玉的艺术效果，而且使器胎致密，透光度更好。釉色已由灰青或淡黄变成青绿色。瓷品釉层形成了典型的青白色，装饰以刻花为主。宋晚期时受定窑影响，风行覆烧，采用定窑发明的垫圈组合式窑具装烧芒口碗盘，增加装置密度，节约燃料，防止瓷品变形。但该窑具为生坯作成，只能使用一次，烧时窑室内水分增多，不易排除，影响升温，易给釉面造成阴黄等毛病。由于风行覆烧，多采用印花装饰。

景德镇窑从宋中期开始，工艺操作不断完善，生产规模扩大，到南宋后期几乎是我国最大的窑场，而且从宋中期就开始逐渐脱离农业而独立，出现分工细致复杂的协作。宋时景德镇的青白瓷从致密度、透光度、烧制工艺和成本等方面，都比定窑、龙泉窑要好。景德镇由于有适宜的原料，青白瓷胎白度和透明度高，已接近现代细瓷的水平。瓷器由半透明釉发展到半透明胎，是中国瓷器发展过程中的第三个飞跃，景德镇宋代青白瓷首先产生了这个飞跃。景德镇在宋以后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的制瓷中心。

（三）辽、金的瓷窑10世纪初，辽国建国，在我国北方统治达210年（916-1125年）。北宋开国就首先遭受与它接壤的辽的侵略。1004年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有了约120年的和平关系。当时河北、河南陶瓷业发达，制瓷技术传给契丹工人，促进了辽瓷的发展。辽瓷受隋唐、五代汉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具有本民族特色。

宋辽对峙时期，辽代的瓷窑有上京地区的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的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的辽阳冮（gāng，音刚）官屯窑、南京地区的北京龙泉弟窑等。窑式取法于中原名窑，是圆形的虾蟆窑，燃料用煤，烧氧化焰，与北宋中原各窑相仿。

辽瓷中的高温细胎瓷器，多仿邢窑、定窑的白瓷，光素为主，刻制印花较少，晚期受磁州窑影响，出现有黑花白瓷器，以黑口黑箍及草率的花纹为主。还有高温缸胎茶绿、黑赭杂色釉大型瓷器，以及低温釉陶器。这种低温釉陶器以单色的黄釉、绿釉、白釉器皿居多，三彩釉和二彩较少。

辽瓷的装饰可分为素胎装饰和釉色装饰两种，在素胎装饰上使用划花、印花、堆花技法，与北宋各窑相仿。釉色装饰有多种色釉施于一器，如三彩、两彩或单色釉加彩方法，还有用色釉描写器皿。

金朝迁都燕京以前，辽宁抚顺大官屯窑和江官屯窑出产的瓷品，多属于日用粗瓷，烧造时不用匣钵，器物用窑具支放在固定的方形垫砖上，烧造时火焰与器物直接接触。瓷品釉面多不纯净，易变形，生产水平较落后。1153年金海陵王迁都。这一时期的制瓷业主要指关内广大地区。由于战乱和窑工南逃而停产的北方瓷窑相继恢复生产。金代中原地区在大定年间及以后发展的陶瓷窑有河北曲阳定窑、磁县观台窑及河南禹县钧窑、陕西铜川耀州窑等。金代定窑是北宋定窑的直接继续。唯一不同的是金代定瓷除一部分产品继续采用宋代的"覆烧"工艺外，一部分产品采用砂圈叠烧法，器胎施釉入窑焙烧之前，在器物的内底（以碗盘为多）先刮去一圈釉面，使其露胎，然后将叠烧器物底足置于其上，避免器物之间的粘结。砂圈叠烧的器物多是用瓷，无纹饰。

金代的钧窑、耀州窑虽恢复了生产，但陶瓷考古发现，二窑出品的瓷器技术水平都有下降。金代磁村窑所产的黑釉白线纹器，是金代瓷器中最富特色的品种之一。该窑还烧造加彩器，就是先施白釉烧成白瓷，然后再在白瓷上施加红绿诸彩，入低温窑"彩烧"。这种釉上彩器，又被称为"宋加彩"。（四）瓷器贸易北宋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瓷器在宋之前就已成为普通的日用器皿，入宋后产品质量又有很大提高，不仅国人喜欢，而且深受西北各地游牧民族的爱好而出现在边境市场上。景德镇的影青瓷在国内外市场上尤为畅销。南宋时期迁都临安（杭州）。杭州既有运河相通，又外接大海，各地商贸往来不绝，商业十分发达，各地瓷品交流频繁。

陶瓷器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名品。两宋时期，由于辽、西夏、金相继崛起，传统的西出阳关、玉门关的丝绸之路已不再畅通，与西域各国商路中断，这就迫使宋政府重视海路贸易。北宋初年就在东南沿海设立对外贸易的机构。南宋统治地区锐减，又立国东南，更加采取奖励对外贸易的政策，使海外贸易更加兴盛。在输出商品中，以瓷器、丝织品、茶叶等传统商品为大宗。后人曾把海上交通线路称为"陶瓷之路"。赵汝适在任福建路市舶提举时所撰《诸蕃志》，记述我国与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陶瓷贸易。

瓷器是我国人民的独特发明，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自唐宋以来大量输往世界各地，深受各国人民喜爱，深入到人民生活、文化、建筑、宗教等各个领域。许多国家人民是通过瓷器认识中国的，如英语"中国"（China）就与"瓷器"同义，瓷器成为活跃中外贸易、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特殊使者。六、天文学成就（一）天　文　观　测宋朝廷极为重视天象观测。宋代就进行过五次大规模的恒星观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韩显符对外官星位置进行观测，他以斗宿代替冬至点，用冬至点作起量点，量出外官星与冬至点之间的赤经差，这种赤经差与现代的概念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起量点不同，现代由春分点量起。这与传统的以二十八宿距星为标准，测量天体与二十八宿距星的赤经差是不同的。

景佑元年（1034年），宋仁宗下令编撰《景佑乾象新书》，进行过周天星座的测量。在《宋史·天文志》中留有当年所测二十八宿距星的位置，可惜的是星表已失。

黄佑年间（1049-1053年）周琮等人用黄道铜仪进行的周天星官的测量，是宋代最值得称道的一次。在北宋王安礼重修北周天文学家庾季才所著《灵台秘苑》和《宋史·律历志》中有记载，其中有345　个星官的恒星的入宿度和去极度，是现存明代以前星数最多的星表。

有趣的是，元丰年间（1078-1085年）的观测结果载入了《元史》，这一阶段的测量还体现在苏颂《新仪象法要》的星图及苏州石刻天文图二十八宿距的划分上。

崇宁年间（1102-1106年）姚舜辅进行的测量，应用于他编写的《纪元历》中，进一步提高了准确性，在测量中成就最高。

这数次大规模的天文观测结果都反映在星图、星表上，表现了我国宋代的天文学发展水平。

星图表示的是恒星的分布和排列图形，为了表示恒星的位置，又划有一些标志性的线圈，如黄赤道、恒星圈之类，类似于地图上的经纬线。

宋代的星图已由隋代的横图发展到半球式星图。它首先见于苏颂的《新仪象法要》，这是将天球沿赤道分成南北两半球，以极投影方式分别绘出南北两半球的星象。由于中国地处北半球，南极附近一部分星空永不升起，所以北半球的观测者看不到，故这幅南半球星图在南极附近恒隐图内一片空白，这种处理方法在我国星图史上也是首见。

北宋时已出现多种星图形式，但古老的盖图式全天星图还在流传，南宋时的苏州石刻天文图，是世界古星图中的珍品。它采用盖图式样，上有黄赤道、内外规和银河，又有二十八宿的分界经线，外围还刻有周天度和分野及二十八宿距离，有星1400　余颗。图中外圆是南天星可见的界线，包括赤道以南约55　度以内的恒星；中圆是天赤道，直径为52.5　厘米；永不下落的常见星用直径为19.9　厘米的小圆界分开，黄道与赤道斜交，交角约24　度，并按二十八宿距星之间的距离（赤经差）从天极引出宽窄不等的经线，每条经线的断点处注有二十八星宿的宿度。再外边还有两个比较接近的圆圈，圈内交叉刻写着十二次、十二辰及州国分野各十二个名称。星图记载了我国北宋许多人辛勤观测的劳动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天文学的发展水平，对于研究古代星官、论证现代恒星提供了宝贵的史料。石刻天文图的石碑总高8　尺，宽3　尺5　寸，上为天文图，下为说明文字。根据星象位置和所载数据可判断此图采用了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全天恒星观测数据，1190年由黄裳绘制，1247年由王致远主持刻在石碑上。最新报道，在张家口宣化县下八里村大型辽代壁画墓群中发现在各墓群顶部彩绘着星象图，一种是受西方古巴比仑黄道十二宫影响，融中国三恒二十八宿为一体的中西合璧彩色星图；另一种把中国古代十二辰象加在上述星图外周；还有一种只用中国太阳太阴二十八宿。这对研究辽代天文历象如何借鉴西方成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星图是星空的形象表示，星表则是星官的数值表示。我国古代的第一份星表是战国时代石申的《石氏星表》，而第二份全天星表则是基于宋代皇佑年间的观测，其资料保存在《灵台秘苑》和《文献通考·象纬考》之中，有星360　颗，能与现代星名证认的有345　颗。据考察，这份星表的精度大约半度，测定年代约为1052年。

此外，宋代还有关于超新星观测的记载。《宋会要》记载，至和元年（1054年）五月，有星"晨出东方，守天关，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射，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据考察研究这是一颗爆发的超新星。这是宋代天文观测的突出成就。

（二）历法的变迁与发展所谓历法，简单说就是根据天象变化的自然规律，来计量较长的时间间隔，判断气候变化、预示季节来临的法则，内容包括每月日数的分配，一年中闰月、闰日以及节气等项内容的安排等。

宋辽金夏时期是我国历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为了计算各天体在固定周期内的非均匀运动，发展了二次和三次内插法等数学方法。它们以第一期的均匀运动为基础，再考虑各种非均匀运动的改正，用逐步逼近的方法力求符合天象，构成了中国历法计算的主体。宋从公元961年立国到1278年南宋灭亡，先后有20　多部历法。北宋就创制了12　种历法，颁行的有9　家。如王朴的《钦天历》（公元956-963年），王处讷的《应天历》（公元964-982年），吴昭素的《乾元历》（公元983-1000年），王睿的《至道历》（未用），史序的《仪天历》（1001-1023年），张奎的《乾兴历》（未用），宋行古《崇天历》（1024-1064年，1068-1074年），周琮《明天历》（1065-1067年），卫朴《奉元历》（1075-1093年），姚舜辅的《占天历》（1103-1105年）和《纪元历》（1106-1127年，1133-1135年）。南宋的天文学家创制了11　种历法，有陈德一《统元历》（1136-1167年），刘孝荣《乾道历》（1168-1176年）和《淳熙历》（1177-1190年），石万《五星再聚历》（未用），刘孝荣《会元历》（1191-1198年），杨忠辅《统天历》（1199-1207年），鲍瀚之《开禧历》（1208-1251年），李德卿的《淳佑历》（1252年），谭玉的《会天历》（1253-1270年），陈鼎的《成天历》（1271-1276年）。

北宋时沈括在晚年还曾提出《十二气历》，建议废除以十二个或十三个朔望月为一年的传统历法，提出以十二气为一年，以立春为一年之始，大气31日，小气30日。把月相的变化以朔望等注于历中。后来太平天国采用的历法，基本与《十二气历》相同；现在普遍采用的公历也是与《十二气历》基本一致的阳历，在月份规定上还不及《十二气历》科学。

北宋颁行的历法中，以姚舜辅的《纪元历》成就最高。它创立了观测金星定太阳位置的方法，从而提高了观测太阳运行的精确性。《纪元历》中的许多公式也更为简便、精密。南宋的各家历法，杨忠辅的《统天历》所定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与欧洲380多年后颁布的格利高利历完全一致。杨忠辅提出回归年长度不断变化，古大今小，是天文学史上一个重要发现。有关这一点的近代理论600多年后才提出来。

西夏政权有时使用宋历，有时也使用自创的西夏历法。由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西夏历书残页可知，西夏历书以西夏文和汉文书写，有月份、星宿、节气、干支，时间为1047年，是迄今最早的西夏文历法文献。西夏历法明显受中原天文学影响，也是分二十八星宿，这在辽宣化张世卿基壁画的星图中可以看出。

辽代的历法最初使用后晋马重绩的《调元历》。公元994年，贾俊修撰《大明历》，可惜现已失传。金代创制历书，有杨级于1127年创《大明历》，赵知微于1137年重修《大明历》，耶律履的《乙未历》等。《重修大明历》在月球运动周期方面有较高的精确性，它的黄赤交角与现代理论计算的数值十分接近。

（三）宋代的天文仪器1。浑仪、浑象及水运仪象台浑仪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家用来测量天体坐标和两天体间角距离的主要仪器，它以浑天说为理论基础，历代都有制造。宋代的浑仪主要铸造于北宋，大型的就有5　架，每架用铜10000　公斤以上，可见规模之大。宋代浑仪注意精度方面的改良，如窥管孔径的缩小，降低人目移动造成的误差，调正仪器安装水平和极轴的准确，降低系统误差，又发明转仪钟装置和活动屋顶，成为中国天文仪器史上两大重要发明。

浑仪到了宋代已是环圈层层环抱的重器，它在天文测量和编历中起了重大作用，但也渐渐显露出了多环的弊病：安装、调正不易，遮蔽天空渐多，使许多天区成为死区，不能观测。因此，宋代之后开始酝酿浑仪的重大改革。沈括提出取消白道环，这是浑仪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取消白道环代之以用计算的方法确定月亮的位置，改变浑仪中的黄道环、赤道环的位置，使它们不遮挡视线。沈括的工作，为浑仪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为元代郭守敬简仪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浑象是我国古代创造表示天体运动的天文仪器，它表演天象的变化，也称浑天象或浑天仪，甚至还与观测用的浑仪混称浑仪。

浑象是把太阳、月亮、二十八星宿等天体以及赤道和黄道都绘制在一个圆球面上。它能使人不受时间的限制，随时了解当时的天象。白天可以看到当时天空中看不到的星星和月亮，而且位置不差；阴天和夜晚也能看到太阳所在的位置。用它能表演太阳、月亮以及其他星象东升和西落的时刻、方位，还能形象他说明夏天白天长、冬天黑夜长的道理等。不仅填补了观测的空白，而且能够帮助人们直观、形象地理解日月星辰运动的规律。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民间天文学家张思训汲取汉、唐"水运浑天"的精华，制造了大型的"水运浑天"，高一丈有余，如同一座小楼房。新仪器进一步完善了其报时设备，它有铃、钟、鼓3　种报时信号，设有12个木人手持时辰牌，循环出来摇铃、击鼓、打钟报告时刻。另外，水运浑象的运行是由漏壶中流出的水带动的。不同温度下，水的粘滞性不同，对浑象的运行速度产生影响。张思训进一步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用水银代替水推动浑象运转。他的浑象中，月亮、太阳的运转均由机械带动，基本能自如地如实演示太阳和月亮的运动规律。另外，这台浑象中的太阳与以前的浑象不同，是沿着黄道自然运行的，这样，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也就可以知道当时所处的节气了。

将"水运浑天"的制造水平推向高峰的是宋代的苏颂和韩公廉。他们于元佑七年（1092年）制成了中国古代最雄伟、最复杂的"水运浑天"--水运仪象台。苏颂还专门著书立说，写了《新仪象法要》来介绍这座水运仪象台的具体情况。这台仪器包括有浑仪、浑象、报时三部分。最上层设置浑仪，且有可以开闭的屋顶，这已具有现代天文台的雏形。中层是浑象，下层是报时系统。这3　部分用一套传动装置和一个机轮联接起来，用漏壶水冲动机轮，从而使浑仪、浑象、报时装置一起转动起来。它的报时除了时刻外，还增加了昏、旦时刻和夜晚的更点等，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与实际天象基本相符。据《新仪象法要》记述，在水运仪象台的浑象部分还有3　只圆环套在浑象体的外面，构成"浑象六合仪"。位于水运仪象台下部的报时系统内容齐全，分为5　部分，放在5　层木阁中。第一层木阁中用声响报时，与其相应，在第二、三层木阁中用报时牌显示当时的时刻。木阁的第四、五层是专门用来报告夜间时刻的。可见，这台水运仪象台的报时系统更为丰富，更为实用。在水运仪象台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衡，它是报时装置中控制运转的关键部件，是后代钟表中擒纵器的雏形。天衡实际是由受流入水壶中的水量来控制动作的，通过其天关、格叉的每一次动作对枢轮的作用，使枢轮不能转动或让枢轮转过一只受水壶，这样泄水壶中流出的连续均匀的水流流动转换成枢轮的等间距间歇转动。这与现代钟表中擒纵装置的原理和作用极为相似。天衡的结构复杂，设计巧妙，考虑周全，是我国的一大发明。李约瑟说这使我们看到了从漏水计时到现代化机械钟表发展过程中达到关键一环。从中也可以看到，我国最早的机械计时器是同天文仪器结合在一起发展的。苏颂、韩公廉等人在完成了"水运仪象台"之后，还制造了一架一人多高的浑天象，采用了人钻入圆球中观察的方式。他们在球面上相应于天空星象的位置凿有小孔，人在里面可以看到点点光亮，犹如天上的星星一样。天球用水力机械带动旋转，形象逼真。这是近代天象仪的祖先，只是苏颂、韩公廉等人创造的浑天象光源设在外面而不是里面，表演内容比近代天象仪简单一些而已。

与以前的水运浑象相仿，位于水运仪象台中部浑象的主要部分--浑象球，是一只遍布星象的圆球，据《新仪象法要》载，浑象上所标示的恒星数目达1464　个，相当可观。《新仪象法要》中还附有5　张星图，绘出了浑象上所标示的那些恒星的相对位置。这些星图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星图中的一套，在天文学史的研究中具有较重要的地位。据书中所述，浑象中太阳、月亮的位置移动不像张思训的浑仪中由机械带动，而是由人工移动来实现的。这看上去似乎是退步，但由于太阳、月亮的视运动都比较复杂，要用简单的机械运动来演示它相当困难，演示过程总会出现偏离，而采用人工移动的方法，可以很方便地使浑象上所演示的太阳与月亮的位置与实际情况相符，并使机械结构大为简化。浑象还用同样的方法演示了5　颗大行星在恒星之间的位置变化情况。为了保证浑象所演示的内容与实际天象完全符合，还根据安放在水运仪象台上层的浑仪所作的天文观测来校验浑象的运行，"以不差为准"。这就使浑象的运行速度与天文测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根据《新仪象法要》的记述，推运这台水运仪象台运转的是一套相当于3　只连用的泄水壶和36　只轮流接受漏水的受水壶组成的漏壶。虽然没有采用恒定水位的措施，但由于仪象台运转中通过一套自动提水装置不断补充其中水量，还可以人工进行提水，使水位变化范围很小，这样从第3　只泄水壶中引出的水流速度比较均匀，保证了水运仪象台的正常运行。这台水运仪象台还采用了用漏壶互相参校的方法，用了4　种类型不同的漏壶：浮箭漏、稗漏、沉箭漏、不息漏，通过互相参校，与浑象、浑仪进行互相比对，从而无论阴晴都可保证仪象台的运转。

2。漏刻计时及其他漏刻是我国古代的计时仪器。漏，就是漏壶；刻，就是刻箭。刻漏也叫作铜壶滴漏，它不仅可以用来计时、守时，而且不受白天或夜晚、晴天或阴天的限制。

宋以前如何保持漏壶中水位稳定这一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1030年，宋代的燕肃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抛弃了增加补偿漏壶这条老路，采用漫流式的平水壶解决了历史上长久未克服的水位稳定问题。他在制造莲花漏中首次使用了减水盎。他所造"莲花漏"分上匮、下匮两个壶。下匮有两个孔，一孔在上，为分水孔；一孔在下，下孔漏水入箭壶，以浮箭读数，而下匮中的水面超过上面的分水孔时，水就会通过竹注筒流到减水盎中去。只要从上匮来的水略多于下匮流出的水量，这样，下匮的水位就永远稳定在上孔的位置上，起了平定水位的作用，可以保持下匮水面的稳定性。这个减水盎就是后来的分水壶。燕肃这一发明经过6年的实验验证，到1036年才得到承认。平水壶的发明和使用，是漏壶发展史上的重大成就，表明我国古代已明确掌握"在出水口横断面面积不变的条件下，水位差恒定时，单位时间出水量相等"的科学原理。

燕肃的"莲花漏"，因其受水壶的壶盖上有金色的莲花饰物而得名。标有时刻记号的木箭放在莲花饰物的中心孔中，木箭将随着受水壶中水位的升高沿莲花花心处的孔壁缓缓上升，从而很方便地读出当时的时刻。这套漏壶木箭有48　支，它们是根据1年中不同节气时昼夜长短变化而分别刻划的。据考察，用木箭读出的时刻能精确到现在的分钟数量级，可见这套漏壶计测时刻相当精细。

沈括在他的《浮漏仪》一文中，详细地介绍了他设计并制造的漫流式恒定水位漏壶。这套漏壶由两只泄壶和一只受水壶组成，称为求壶、复壶和建壶。另外一只废壶用来收集漫流出来的水，相当于前文中的减水盎、分水壶。复壶的壶壁上，有用来泄水到建壶的出水口"玉权"和用来保持水位恒定的漫流孔"枝渠"。复壶被一个有孔的隔板分为受水和泄水两个部分，从求壶中流出的水注入其中的受水部分，再通过隔板的小孔流入泄水部分，并通过"玉权"注入建壶。隔板上的孔截面口径是求壶出水口的一半，又是"玉权"的2　倍。这样进水量要多于出水量，水位上升到枝渠位置时水就漫流出来，注入废壶。复壶的结构相当于两只水位恒定的泄水壶结合在一起，使漏壶工作更为稳定。由于采用了有孔隔板，使求壶流出的水不会引起复壶中泄水部分水面的波动，对提高漏壶的计时精度是很有利的。对于夜间计时，它还有一套特殊的计时标度。沈括在《浮漏仪》中还对漏壶的制造、校准、玉权、木箭、箭舟的技术要求、漏壶的用水等问题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说明当时官方漏壶的使用已经有了比较严密的制度。《浮漏仪》是我国古代谈及漏壶情况的最详尽最完整的一篇文献。

南宋初年时孙逢吉所撰《铜壶漏箭制度》也曾讲到一套漏壶，构造与燕肃的基本相同。值得一提的是它具有一种简单的音响报时装置。它的受水壶上分别有龙、虎、雀、龟的造象，在其木箭上相当于每个时辰标志的地位可能有一拨牙，到时候能拨动有关的机械结构，使朱雀塑像吐出一个珠子，击响铜盘而报告时间。这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另外还有一种漏壶，是利用漏水的重量和体积计量时间的，称为秤漏。

据说是南北朝时北魏道士李兰发明的。宋代王应麟所编撰《玉海》一书中有关于一种大型秤漏的详细记述，可见它在宋代还在使用。它与漏壶共同之处在于指示时间的结构。漏壶利用受水壶水位高度变化及水的浮力原理，而秤漏则利用受水壶中水的重量及杠杆平衡原理。

除此之外，古人用来计时的还有香篆及辊弹等。香篆实际上就是更香。

虽然用它来计量时间精度很低，但由于它简单易行，在民间使用十分广泛。南宋学者薛季宣的文集《浪语集》中曾谈到辊弹漏刻的情况。它是将一根长七尺五寸的竹子中间打通，截成四段，"之"字形地连接在一起，贴在一面宽、高皆为二尺的屏风背后。竹管上端、下端都有一朵铜制莲花。备有十只重约半两的铜弹丸，每次将一只铜弹投入竹管上端的铜莲花中，铜弹沿竹管曲折而下，落入竹管下端的铜莲花中，从而发出碰击之声，随后再投入下一个，十个铜弹投完，翻转屏风上的牌子，并继续投入铜弹。如此反复。它主要根据牌子翻动的情况和铜弹投下的个数知道当时的时间。它适宜在运动状态中从事计时工作。它在南宋湖北的将官及金代章宗明昌年间（1190-1196年）皇帝出巡时使用过。

七、地理学（一）地理科学发展特点随着科学的发展，宋代地理学和地图学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图记、图志的格式逐渐向无图的纯文字记述的"方志"发展，并且出现了许多大部头的全国统一的"地志"。如乐史编的《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王存编的《元丰九域志》十卷，欧阳忞编的《舆地方记》三十八卷，王象之编的《舆地纪胜》二百卷，祝穆编的《方舆胜览》七十卷等。这些地志编撰格式基本趋于一致，其内容包括地理位置、面积、疆界、各种自然条件和天然财富；居民地、农业、手工业以及道路；还有职官、科举、人物、古迹、风俗等。地图学宋代比唐代更为发达。从现有的著录资料和现存的宋代地图看，除历代必绘的全国图、外域图、边防图外，凡山川、水利、治河、交通、邮驿、城市、都会，莫不有图。这些图绘制的质底不仅是帛和纸，而且出现了以木为质底的地形模型图和以青石为质底的石刻平面图。

（二）地理学及地图学的发展成就1。全国总图宋王朝视地图为维护王朝统治和奴役剥削人民的工具，不但地方按时造送地图，而且中央政府还专门派人到各地测绘或校正地图。

《淳化天下图》是北宋统一不久编绘成的第一幅规模巨大的全国总舆图。在没有绘制该图以前，宋王朝先令各州县绘制本地区地图，这些图一来可作为本地赋税、政令的考查和依据，二来呈送中央，作为中央政府绘制全国一统图的凭借。充分收罗了局部的和地方所贡的地图400　余幅之后，在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完成了《淳化天下图》的制作，据说用了百匹绢才制成图。

西安碑林有一幅《华夷图》，据推测是神宗王朝（1068-1085年）时所作，也是一张全国总舆图。其上保留了一些唐代地名，而且根据国名、绘法以及图上的说明，都可证明是因袭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制成的，可视为唐、宋两代地图学的混合体，但该图所包括的地区范围，已远较《海内华夷图》为小。

在苏州孔庙内保存着一幅较完整的石刻中国总舆图--《地理图》，其原稿是黄裳为光宗登基而向光宗皇帝所献，绘制时间在光宗登基（1190年）以前。黄裳绘制《地理图》有明显的政治性，他画此图就是为了"披图则知祖宗境土，半陷于异城而未归"，从而激发皇朝官员时刻不忘收复大宋北方领土、统一祖国的信念。这幅图中山脉用与近代地图相似的自然描景法，用符号表示山上的森林和长城。行政区名与山名套以方框，河名套以椭圆圈，巧妙地把直观的写景与抽象的平面符号相结合，把复杂内容在层次上加以区别，使得图内各要素多而不紊乱。这种各要素关系的处理方法以及符号的设计与现有宋代总舆图相比较还是少有的。

在宋代，除了前面所述的总图外，还有许多全国总图。如已失传的乐史的《掌上华夷图》，王曾修的《九域图》三卷，陆九韶的《州郡图》，不知作者的《混一图》一卷，《地理图》一卷，而被保留下来的地图，还有程安礼的《地理指掌图》与程大昌的《禹贡论图》。值得一提的还有一幅带有工艺性质的全国总图，即《殿御屏风华夷图》，它绘于孝宗皇帝御座后面的金漆大屏上，既美观又实用，宋孝宗皇帝遇事可随时查看。

2。十八路图宋初，全国置"道"，这时的道有两种：①仅为地理上划分；②为转运司所辖之道。前者与行政无关，后者则纯为行政上划分，行政上的道在宋初分为十三。至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将道改为道路，并置二十一路。但直到至道三年（公元997年）才真正把"路"作为行政区域，此后路数几经变化，基本上都是二十路以上。这种行政区划的变化，使后来绘制的全国政区图--《十道图》不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而宋代分十八路的时期较长，所以从天禧之后，出现了宋代比较有影响的新编全国行政图--十八路图。

最初绘制十八路图的是主管国家军事的最高长官枢密使晏殊。其后，赵彦若也绘制了《十八路图》一卷，另撰《图副》二十卷，于熙宁六年（1073年）完成。比较这两幅图，晏殊身为最高军事机关枢密省长官，其图以军事要素为主。赵彦若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的秘书，其所绘之图，估计是一幅全国行政总图，《图副》二十卷则是各路图。

另有一幅《十八路地势图》，是北宋文人吕南公考《禹贡》、《春秋》，参考天禧《九域图》，"以书正图"①而绘成。

另外宋代不仅有十八路军政总图，也有《十七路图》，这是由于路数多变而至。

3。地形模型图宋代的地图不仅手绘的多，地形模型图的制作也比较多，且形式多样。

这种立体模型图，是按一定的比例尺和材料将实地地形堆制（或雕刻）成的一种地图。这种地图比平面地图更能直观、形象、逼真地显示实地地形。比如沈括视察北方边镇时用木屑和面糊混在一起，制作了一幅北方边镇模型图。后来因天气变冷，木屑和面糊不可为，改为熔蜡代替。回京城后，又将蜡制模型图转到木头上。沈括的这幅地形模型图先后用了木屑、熔蜡、木头三种材料，最后以木雕定稿进呈皇帝。皇帝令各边镇效仿制作。

沈括的这幅木刻地形图不仅影响了各边镇地形模型图的制作，而且影响了宋代的一些学者。例如前面讲过的绘制《地理图》的黄裳，"作《舆地图》，以木为之"。②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也曾打算制作木图。

4。城图在宋代不仅绘制了很多全国总图、行政图，也绘制了一些城图，其代表作有《平江图》及《桂林城图》。

碑刻《平江图》是记载宋代平江府城的一幅地图。"平江"，即今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图》是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上石，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地市规划图。其定位上北下南。图内各要素的绘制采取我国传统的城市规划图的绘法，即平面与立体形象相结合的方法表示。

从图上可见，宋代城市的建筑布局有比较细致的规划。如城的四周筑有高大的城垣，城外有护城河，城呈长方形，南北长约9　里，东西长约7　里，城围约32　里。在城的中央（略偏东南）还筑有内城。城内建筑物在布局上没有采取对称的方法，但主要的厅堂、府门、平江军戟门以及郡府居住的宅堂，都在一条中轴线上，其余建筑均分散在附近两旁。帝王宫室和封建统治核心都设在全城最佳位置，以表示帝王的显贵和尊严。城中街道布局对称笔直，东西街与南北街垂直，交叉成方格，这就是街坊。虽然城中街道较多，但在绘制手法上突出主要，且用不同宽窄的街区线将主次街道清晰地表示在地图的第一平面上。另外城中人工开凿的河流纵横交错，大都与街区平行，这些河道不仅可供城市用水、消防、排水，而且构成了城市与市郊的水路交通网，这种利用水路为城市服务的规划，在当时城市建设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桂林城图》是南宋末年在桂林城北鹦鹉山南麓三面亭后石崖上的玖版图。其图高3.4　米，宽3　米。除少数部位脱落外，大部清晰可读。从图绘制的年代和图的内容看，该图是一幅具有明显军事意图的城市图。南宋末年，蒙古族在我国北方建立元朝并不断地南下灭宋残余势力。当时镇守在桂州城（今广西桂林市）的李僧伯为了防御元朝的南下，以军事防御为目的，于宝佑六年（1258年）十二月兴工动土，修复城池。该图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绘制成的一幅城防规划图。从图的内容看，图上山川、名胜甚少，街坊仅绘有干道，且不注名称，而城壕建筑、军营、官署和桥梁津渡却十分详细。特别是军营和具有军事性质的单位，描绘得更为详细。

5。《禹迹图》宋代出现过3　个石刻《禹迹图》。有南宋初伪齐阜昌七年（1137年）上石的《禹迹图》，该图与《华夷图》同刻一石，现存西安碑林；有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十一月五日左迪功部充镇江府府学教授俞篪重校立石的《禹迹图》，该图藏于镇江市；还有山西稷山县石刻《禹迹图》。这3　幅图，稷山县的略不同于其他两图。其长2.5　尺，高3　尺，成长方形；另两幅大小一致，长、宽各3　尺余，成正方形。在刻石时间上，最早是西安碑林的《禹迹图》，1137年上石；镇江《禹迹图》1142年刻石。因稷山县《禹迹图》无著录刻石年代，故无法计算与镇江《禹迹图》之先后。

西安碑林《禹迹图》在绘制方法上采用计里画方之法，横方七一，竖方七三，总共五千一百一十方，比例尺是"每方折地百里"。①因方格呈正方形，每边长平均1.11　厘米，"折地百里"，故可计算出比例尺约为1∶500万左右，如果按宋尺合30.72　厘米计算，应为1∶498　万。全图所括范围以本国为主，地物要素侧重于画水系。由于用了方格网绘法，所以图上各要素的位置和今日所绘地图相差无几。例如，图中的海岸线弯曲走向比较准确，特别是雷州半岛部分有明显的突出；山东半岛向外延伸形状和今图大致相同；绘制的钱塘江湾凹的深刻，克服了已往钱塘江入海口向外突出的错误绘法；几条主要的江河，如长江、黄河、汉水、沅水、湘水、珠江、澜沧江等，曲折流势相近于今；几个大湖，如太湖、洞庭湖、巢湖等位置准确。这说明当时的学者对沿海和各河流的考察、测绘不仅准确，而且详细。在河流名称注记上，字多压河而注；郡县城邑只注名称而无图形符号。当然，《禹迹图》毕竟是宋代作品，在某些要素的绘制上难免受当时的地理知识限制而出现错误。例如，岷江源头注有"大江源"3　个字，这显然不对，估计是受《尚书·禹贡篇》"岷山导江"的影响。也有矛盾之处，从图上所画的长江来看，其主流显然不是岷江，而是大渡河以西的一条河，这条河与今日的金沙江位置相当，说明当时对金沙江的存在并不是全然不知，很可能是受了《禹贡》地理知识的束缚，不敢与经说相违，只得放弃了对长江上源的探讨。

镇江《禹迹图》也是采用计里画方之法，比例尺是"每方折地百里"，河流的数目及曲折流向与西安碑林《禹迹图》完全一致，只是在绘制工艺上，西安碑林《禹迹图》河流线条刻绘得清秀光滑，由细到粗变化自然，而镇江《禹迹图》河流线条粗壮，没有明显的由细到粗的变化。至于湖泊、海岸线以及河流名称的刻绘上，同西安碑林《禹迹图》完全一致。这说明二图可能出自同一原图。另外，镇江《禹迹图》除刻有"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等字外，比西安碑林《禹迹图》多了"元符三年依长安本上石"字，为两图出自同一原图提供了间接的证据。

山西稷山县的石刻《禹迹图》没有上石时间，也没有保存下来。从史料记载看："《禹迹图》石志，今在稷山县关帝庙，《稷山县志》："石志在保山观。石横二尺五寸，为方七十一；竖三尺，为方八十一；五千七百五十一。每方折地百里。志《禹贡》山名，古今州县名，山川地名。刊刻极精"。今移切关帝庙。"①从这段记载可知，稷山县的《禹迹图》和西安、镇江的《禹迹图》在内容上基本一致，都是条用计里画方，比例尺为"每方折地百里"，只是刻石大小形状和画方数目不同。

从上面论述可知，宋代的《禹迹图》不仅把我国传统的制图方法--计里画方以实物形式展现于世界，而且把宋代高度发展的地图绘制水平展现给当今的人们。难怪李约瑟博士说："无论谁把这幅地图（指《禹迹图》，作者）拿来和同时代的欧洲宗教寰宇图相比较一下，都会由于中国地理学当时大大超过西方制图学而感到惊讶。"又说："《禹迹图》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②对这样一幅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地图，有不少学者对其原图进行探讨，据曹婉如对图内表示的要素及有关的文学记载的研究，认为《禹迹图》原图绘制年限约在元丰四年（1081年）至绍圣元年（1094年）。《禹迹图》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我国宋代地图制作的工艺水平，是我国古地图难得的珍品。除《禹迹图》外，宋代还有一些水系图，如1160年前后，傅寅写的一部主要谈黄河流域的书《禹贡说断》，但其工艺水平及精度远不如《禹迹图》。

（三）地理学家及其专著宋代地理学与地图学的大发展，必然造就了一批地理学家，如编纂《太平寰宇录》的乐史，修编《元丰九域志》的王存，撰著《禹贡论》的程大昌，以及沈括、范成大、宋敏求、赵汝适等，他们对宋代地理学地图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乐史与《太平寰宇记》乐史（930-1007年），字子正，江西宜黄人。北宋太平兴国年间考中进士，任著作郎、直史馆。乐史敏学博问，好事著述。一生所著，除雍熙三年所献的《贡举事》二十卷、《登科汇》三十卷等，还有《广孝传》五十卷、《上清文苑》四十卷、《太平环寰宇记》二百卷、《商颜杂录》二十卷、《杏园集》十卷、《掌上华夷图》一卷等许多著作，涉及面很广。乐史在宋初享有文辞之名。他能诗，也作传奇小说。其诗《钟山寺》描写自然景物清新疏淡，反映出诗人对于祖国山水的爱恋。他的传奇小说，有《绿珠传》一卷、《杨太真外传》二卷。《宋史·艺文志》又有《滕王外传》、《李白外传》、《许近传》各一卷，今俱不传。但乐史长于地理之学，尤以所撰《太平寰宇记》著称于世。

《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目录二卷，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为了歌颂"五帝之封区，三皇之文轨重归正朔，不亦盛乎"的赵宗王朝，也为了表示是书始作于太平兴国年间，所以题名为《太平寰宇记》。《太平寰宇记》以宋初十三道和四夷为叙述范围，府州为纲，县为目。

这是继承了唐代贾耽、李吉甫和其他前人地理之书的长处，并结合宋初的实际加以发展而成的。他自己说："国籍之府未修，郡县之书罔备。。虽贾耽《十道述》，元和有《郡国志》，不独编修太简，抑且朝代不同。加以从梁至周，郡县割据，更名易地，暮四朝三，臣今沿波讨源，穷本知末，不量浅学，撰成寰宇记二百卷，并目录二卷，自河南周于海外，至若贾耽之漏落，吉甫之缺遗，此尽收焉。"在体例上，《太平寰宇记》增加了姓氏、人物、风俗、题咏、名胜等类，对此后人褒贬不一。但可以这样说：乐史《太平寰宇记》的体例，是在充分利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宋初社会实际加以扩展、修订而成的，是一个比较科学的、能够全面反映整个王朝州县的建置沿革、地理环境、社会历史和风貌的体例。正因为如此，后来因相率从，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的那样："盖地理之书，记载至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乐史《太平寰宇记》在我国古代地理总志的编纂史上是一部继往开来的巨著。

纵观《太平寰宇记》，乐史给我们保存的历史地理资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沿革地理方面，乐史上自《禹贡》，下迄宋初，对于州县建置沿革的记述远比其他志书要详细，特别是五代时期的建置沿革，可补史籍之阙。②人口地理方面，《太平寰宇记》关于主、客户的记载，不仅反映了主、客户在当时已经普遍存在，反映了他们的地域分布状况，也表明宋初政府对这种社会现象已经予以法制上的承认。③经济地理方面，《太平寰宇记》涉及最为广泛。从农产品、土特产、手工业产品到药物、矿产，无所不有。

④乐史为了弥补前人的"编修太简"和"漏落"、"阙遗"，广征博引，为其所引的著述，多数至今已经失传，这就更显出了《太平寰宇记》之珍贵。2。王存和《元丰九域志》王存（1023-1101年），字正仲，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他自幼勤奋好学，庆历六年（1046年），24　岁就考中进士，开始仕宦生涯，官至秘书省著作郎、尚书丞等要职。

王存有集五十卷，藏于家，未经刊印。他一生在地理学上的重要成就，是和馆阁校勘、集贤殿修撰、吏部侍郎曾肇、光禄寺丞李德刍一同编修了《元丰九域志》十卷。这部书的主编和审定者是王存，修撰者则是对地理很有造诣的曾肇和李德刍。

《元丰九域志》原名《九域志》，因断限及完成于元丰三年（1080年），故后世冠以"元丰"二字。它是依据王曾等人编绘的《九域图》重修而成，是由图经演变为地志的代表作。此书是将行政管理工作中要用的"图"、"志"、"籍"撮其大要，汇为一书，增补和修改了原书中因行政区划变更、户口变迁及行政的地位、隶属关系的变化等已不合实际的内容，按照元丰年间的行政区划编纂成书的。他们把志书的重心放到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发挥地利内容，如注重"版户离合"与"名号升降"、"县州废置与城堡之名"，备载"山泽虞衡之利"，力求载明现状与经济利益有关的事实："道里广轮之数"力求精确。《元丰九域志》的指导思想如此，后人评论它说："所载沿革则自宋初迄元丰，可补诸书之缺误；至其各县下载及山川、古迹、寥寥数语，则本《隋书》及《元和郡县志》、《新唐书·地理志》不可轻议也。《太平寰宇记》亦载地之四至，而不及此书之详，宋代镇砦及铜、铁监之制，此视《宋史》为核。"①清初方志家朱竹坨检讨跋《寰宇记》说："不若《九域志》之简而有要。"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凡州县依路分隶。。次列地理，次列户口，次列土贡。内县下又详载乡镇，而名山大川之目亦见焉。其于距京府，旁郡交错四到八之数，缕析最详。深得古人辨方经野之意，叙次亦简洁法。。尤称其土贡一门备载贡物之额数，足资考核，为诸志之所不及，自序所称"文直事核"，洵无愧其言矣，其书最为当世所重。"

综上所述，《元丰九域志》在宋代诸地理志中具有很高的价值，是研究北宋元丰时代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地理的重要文献，为中国地理学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程大昌《禹贡论》程大昌，字秦之，徽州休宁（今安徽休宁县）会里人。《宋史》有传，被列入儒林。据文献推算，程大昌出生于北宋徽宗宣和四年壬寅（1122年）。他自幼好学，10　岁即能属文。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举进士第，被任命为吴县主簿，以丁忧未能赴任。服除之后，著《十论》，言当世政事，献之朝廷，宰相汤思退奇之。遂被擢为太平州教授。次年，召为太学正，试馆职，为秘书省正字。1163年孝宗即位，迁为著作佐郎。由于不畏权贵，直学士院。后历任浙东提点刑狱、江西转运副使、刑部侍郎、史部尚书等职。绍熙五年（1194年）大昌上书请老，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庆元元年（1195年）卒，享年七十三岁。

程大昌性笃学，于古今事靡不考究。著有《禹贡论》二卷，《禹贡后论》一卷，《禹贡山川地理图》二卷，《易原》　卷，《雍录》十卷等书。而其中《禹贡论》、《禹贡后论》及《禹贡山川地理图》尤为其精心之作。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全书以名山大川作为依据，划分古代九州境域，记述各地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概况，是学术界公认的我国成书最早并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地理著作。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大昌以待讲之职，在宫中讲授《尚书》，《禹贡》是其中一篇。全书文字简古深奥，仅1200　字，但有些问题颇难理解。对此，程大昌师古而不泥古，本着好学精思的求实态度和刻意求解的探索精神，提出了十几个疑问。并且本着顺其自然、究其所因的精神，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探索与研究。他将自己长期考辨的成果，撰成辨证经旨的文论五十二篇，主要论证了河水、江水、济水、汉水、弱水、黑水，以至荆山、碣石、田赋等问题。论中广考经史，旁征博引，分析论辨，并参以己说。发表了很多前人未发的见解，纠正了一些辗转传说中的错误。这些文论集为一书，这就是《禹贡论》。全书又分为上下二卷，上卷自大河始，至三条荆山止；下卷自汉水起，至夷夏止。每篇各论一个重点问题，多者如大河、九江，各用四篇连续论证，少者则只用一篇，如鲧鸟鼠同穴等。这种写法，较之宋代毛晃的《禹贡指南》逐句诠释的体例，显然又进了一步，这样就可以更加系统深入地讨论某些重要问题。《禹贡论》写成后，又著《禹贡后论》，讨论了河水的水患和治理问题，共撰成文论八篇，其中河水三篇，汴水五篇。程大昌又根据经文的记述，绘制了《禹贡山川地理图》三十一幅。

后人评价程大昌的这三本著作："大昌喜谈地理之学，所著《雍录》及《北边备对》，皆刻重冥搜，考寻旧迹，是书（指《禹贡论》等）论辨，尤详其密。"①程大昌在学术上的贡献，特别是对地理学（集中表现在《禹贡》研究中）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他在《禹贡》学问题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可以说达到了宋代学术界的新高度。

4。其他宋代地理学家倍出，较有成就的还有沈括、范成大、宋敏求、赵汝适等。沈括（1031-1095年）是我国历史上最卓越的一位自然科学家。沈括探索自然万物范围广泛，几乎涉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切学科，但他对于地理科学的研究和发明更为突出。他一生之中，跑遍祖国大地，对于地形、地貌、水文、气候、植被、土壤、生物等等，无不细心观察，沉思潜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他的大陆成因论在地质学史上是一项重要的创见。他提出了制图六体，创制了立体的地图，测绘了全国舆地图。

范成大（1126-1193年），字致能（致，一作至），一字幼元，号石湖居士，又号此山居士。平江府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是南宋著名地理学家和诗人。他的宦游生活，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考察地理的场所。他虽然一生体质孱弱，但仍然酷爱旅游，善于作地理考察，并把考察成果写成地理游记和专著，甚至写入诗歌中。由于这个原因，他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富含地理内容。在文学史上，人们把杜甫的诗称作"史诗"。同理，也可以把范成大的诗称作"地理诗"。像范成大这样既写了相当数量的地理著作，又写了数量可观的地理诗的地理学家，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很少见。他有3　部著名的有丰富地理内容的游记--《揽辔录》、《骖鸾录》和《吴船录》，都具有很高的地理学价值。

宋敏求（1018-1079年），字次道，赵州平棘县（今河北赵县）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著作宏富，影响极其深远。他的一生是编修历史和地理文化典籍的一生，对保存文化典籍和发扬祖国的优秀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对中国沿革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的研究造诣更深，著作特别宏富。宋敏求把握住了中国都城兴起、发展的地理特点，充分表现了他以征实为目的，以自然环境为基础来研究城市历史地理的指导思想。他所研究的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特定的地理环境，使每个城市的兴起和发展都具有坚实的地理基础。他在城市历史地理方面的代表作有《长安志》、《河南志》和《东京记》，记载了长安和洛阳两个城市兴起、发展的地理特点、山川胜迹、城池宫观，具有很高的地理学价值。

赵汝适，生卒年代、事迹不详，宋太宗（赵灵）八世孙。寓居四明（今浙江宁波市）。第进士，历任卿、监、郎官等。理宗（赵昫）朝，官至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司。宝庆元年（1225年），以提举市舶司时之闻见并亲访的有关海外诸国事迹，著成《诸蕃志》二卷。宋朝时南洋及印度洋以西的远洋航行极为发达，对海外各国地理有进一步的认识，《诸蕃志》的记载正反映了这种情况。上志记载58　个国家和地区，记述了各国和地区的珍稀动植物特产。下志记载了47　种动植矿物，以香料为大宗。植物中对吉贝（海岛棉）记载最详细，对区别棉花（草棉）、树棉（海马棉）、木棉（攀枝花）很明晰。对海生动物的形态、生态描述也很详细。《诸蕃志》对于海外地理的研究独具特色。

八、航海及海洋学（一）两宋航海业的盛况宋代沈括发明了悬式指南针。将指南针用于航海，标志着人类获得了远距离航海的能力，是定量航海史的开始。

宋代西北方面的陆上边境较唐代大为紧缩。北宋时华北大部分土地被辽侵占，而西北甘肃、宁夏等一大片土地又为西夏所占据，基本上隔绝了通往西域的陆路交通；南宋时国界更向南移，连黄河流域都不能保全了。两宋时的对外交通，不得不更多地取道海上，更促进了海上交通的发展。这也是两宋政府极为重视海外贸易的主要原因。外患严重，边防不安，需重兵设防，因而军费开支浩大。土地缩小，税收锐减，需另找财政收入，而海舶税收正是解决财政困境的好办法。南宋的偏安局面，版图不及北宋的2／3，税收更少，而开支更庞大了，不仅要维持军队，还要向金国贡纳金银、绢帛、茶叶等物。只有进一步扩大海外贸易来增加收入。宋政府采取一系列奖励措施，健全了市舶司机构。突出的是明州港（今宁波）以其优异的海上、内地交通条件，其海外贸易在宋时得到长足的发展。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两浙市舶司在明州建立，它与广州、泉州并驾齐驱成为中国古代三大贸易港之一。南宋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海外贸易的措施，保障外商的正当权益，如市舶官员强行征收不合理商税或收购货物，允许外商向政府提出控告；设法解决外商困难；为外商贸易准备必要的条件，如建立仓库，准备宾馆，并实行迎送礼节。市舶官员亲自到码头迎接或送别外商。南宋时市舶收入超过北宋最高时2　倍多，占总财政月收入的20％。

海外贸易促进造船业的发展。宋及后来的元朝，中国海船水平远远超过了外国船。来华外商鉴于中国海船载重量大、稳定性好、安全系数高、航速快、生活舒适而宁愿搭乘中国大船。当时中国海船垄断了中国到印度的航线。在西太平洋的航道上，通过中国海船的往返航行，中国跟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南亚、西南亚、东北非各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贸易。据《岭外代答》、《诸蕃志》等书记载，当时与南宋通商的有50　多个国家。南宋商人泛海去贸易的有20　多个国家。在进行贸易的同时，中国海船还起了沟通、传播和融合中国、印度、阿拉伯古代文明的作用。

（二）指南针与航海技术1。指南针与海图指南针最早起源于汉代，称为司南。北宋初年，司南发展成指南鱼、指南针。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补充并发展了关于磁针的制法和用法。他说："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就暗示了地磁偏角的存在。他亲自实验了磁针的4　种装置方法：把磁针横贯灯芯浮在水上，架在碗沿上或指甲上，还可以用缕丝悬挂起来，并进一步指出它们的优缺点。这几种方法中，以"缕悬为最善"。用蜡烛悬丝，特别强调用新纩（kuàang，音框，丝棉）蚕缕，这种纤维弹性和韧性强而均匀，用蜡烛粘而不会产生扭转，确保指向准确。南宋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中，还介绍了当时民间流行的指南针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木刻指南鱼、木刻指南龟。前者是把一块天然磁石塞进木鱼腹里，让木鱼浮在水上而指南；后者与前者相似，磁石安置在木龟腹里，但它的装置方法独特：在木龟的腹部下方挖一小穴，然后把木龟安在竹针子上，让它自由转动。这样给它一个固定的支点，拨转木龟，待它静止之后，它就会南北指向。这种装置与近代指南针的支轴形式是基本一致的。现代的指南针是安装在一个支针的顶点，这种以支针顶点支撑指南针针腰的所谓"旱针"，在南宋就有了类似的装置。

沈括所说"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还揭示了古人制作人造磁体的一种方法--摩擦传磁法，这显然是利用磁石的磁场，使针内磁分子循一定规则排列，从而相互加强，显出极性来。这种方法简便易行，它的发现与推广，对指南针的生产和应用起了重大的作用。

北宋初年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1044年成书）还记载了一种造"指南鱼"的方法："以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候通赤，以铁钤（qiān，音前）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他叙述的这种制造人造磁体的方法十分具体，按现代的观点，将铁片加热至通红，温度高于居里点以上，铁的磁畴瓦解成顺磁体，铁片出炉后沿南北方向放置，即循着地球磁力线，突然入水冷却，磁畴便有规律地排列，显出极性来。这样形成的是矫顽力较高、永磁性能较好的马氏体，浮在水面上就能指向南北。有意思的是铁鱼入水冷却时必须取南北方向，又要"没尾数分则止"，显然是鱼形铁片取南北方向与水平面成一角度，这样可使鱼更加接近地磁场方向，这是人们已意识到有一倾角存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地磁感应。

使用指南针，需要有方位盘配合。不久后指南针发展成磁针和方位盘联成一体的罗经盘，或称罗盘，由磁针在方位盘的位置定出方位来。南宋曾三异《因活录》写道："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子午丙壬间缝针。"这里的"地螺"就是罗经盘。这是已把磁偏角应用到罗盘上，这种罗盘不但有用磁针确定地磁南北极方向的子午正针，还有用日影确定地理南北极方向的子午丙壬间缝针，两个方向的夹角就是磁偏角。

我国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朱彧撰的《萍州可谈》，追记他在1094年到1102年间的海船上已经使用指南针："州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当时海上航行还只是在日月星辰见不到的日子才使用指南针。宣和五年（1123年）徐競（1093-1155年）出使高丽。他撰写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详尽地论述了航行黄河、渤海的景况，并记叙了指南针导航："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说到晚上在海洋中不可停留，注意看星斗而前进，如果天阴可用指南浮针来确定南北方向。这是目前世界上用指南针航海的两条最早记录，比1180年英国奈开姆的记载要早七、八十年。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由此可见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地位和作用。

航海罗盘上定二十四向。二十四向我国汉代早有记载，北宋沈括地理图上也用到二十四向。把罗盘360°分为24　等分，相隔15°度为一向，也叫正针。但在使用时还有缝针。缝针是两正针夹缝间的一向，因此航海罗盘有四十八向。大约南宋时已发明了四十八向。四十八向每向间间隔是7°30＇，这要比西方的三十二向罗盘定向精确得多。南宋以后使用有罗经的指南针导航，一条航线由许多针位点连结起来，这就是"针路"。把针路方向记录于纸，作为航行的依据，这就是"罗经针薄"。针经的记载进一步导致航海图的出现。

宋代由于航海事业发达，海图也为政府重视。现在能找到明确的有关海图的文字记载是徐競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这部书是徐競于宣和六年（1124年）撰进朝廷的。他于宣和五年作出使高丽的随从，精于绘事，沿途所经岛屿、高丽风俗事物、城郭、馆宇，都用绘图和文字记述，共29　篇，201　条，附图40　卷。它不纯属海图，可惜的是现在只存文字部分，图与画都遗失了。2。海底测量我国古代用重锤测深法来测量海下地貌。宋徐競载说"舟人每过沙尾为难，当数用铅锤，测其深浅，不可不谨也"。

重锤测深法为我国及世界其他国家人民所用，直到本世纪声纳的发明和推广使用，才结束了它的历史。

中国古代的重锤测深法还有另外的重要用途。铅锤底涂以腊油或牛油，可以粘起沙泥，探知海底土色，可以根据海底土质的区别来确定船舶所在海区，从而指导航线和航向。正如上文涉及指南针时朱彧所说的"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

古人早已明确地认识到海水的颜色与深度有关。南宋吴自牧为此作了归纳："相水之清辉，便知山之远近。大洋之水，碧黑如淀，有山之水，碧而绿；傍山之水，浑而白矣。"在现在的黄海海域，古代就因水的颜色分为黄水洋、青水洋和黑水洋。因为黄海是长江、淮河及黄河的出口海，河水携带泥沙沉淀在海岸附近，沙多水浅，使水显黄色，故称黄水洋；青水洋离岸较远，海水较深，海底泥沙不易被波浪卷动泛起，水质清而被命名；黑水洋离岸更远，更深，因而水色深邃幽黯。原先黄海的航线，取黄水洋，靠近海岸，有较多的陆标，但暗沙多不利航行。徐競说："黄水洋，即沙尾也。黄水浑浊而浅，舟人云，其沙自西南来，横于洋中千余里，即黄河入海之处。"①。（三）宋代的造船技术1　。造船业的发展概况在航海技术进步和对外贸易兴盛的推动下，两宋时期的造船业得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不少地方设有造船务、造船场和造船坊，特别是广州、泉州及杭州、明州等地，是建造海船的主要基地。宋代熙宁年间（1068-1077年）就已有了干船坞的记载，这比1495年英皇亨利七世在朴茨茅斯建立欧洲第一个干船坞早4　个世纪。《金史张中彦传》曾记载，张中彦奉命建造黄河上的浮桥，需要制造巨大的船舰，可是工匠不知怎么造法。于是张中彦造了几寸大小的木船模型，让工匠仿照，顺利完成浮桥工程。这种先做模型再造船的方法，是船舶设计的一大进步。宋朝以后，我国官方的造船厂出现并形成了一套先绘制"船样"然后造船的法则。所谓船样，就是比较详细的船舶设计图纸。《宋会要·食货》中曾记载，温州曾按照制置司发下来的两本《船样》各建造海船25　艘。前文提到的张中彦还设计了一种船舶下水的方法，只用几十个民工整理船所在的地段，使它倾斜入河中，在地面上铺满新割的秫秸，再用大木头把秫秸两侧固定起来，到凌晨秫秸上结霜起滑后，就在秫秸上拖船入水，巧妙运用地利天时，节省了大量劳力。在古代我国大都利用倾斜的地势使新船下水。古人还在底舱装上土石巨重之物，甚至铸铁块，尽量降低船体的重心，使之达到稳定状态。

2。宋代造般技术的突出成就（1）　水密隔舱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割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个舱区。这是中国造船技术工艺上的一项重大的发明。它最迟在唐代的船舶上已设置了，宋代已十分成熟。

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出土的南宋海船，共分13　个舱，舱与舱之间的隔板厚10-12　厘米，隔舱板与船壳板用扁铁和钩钉钉联，隙缝处用桐油灰泥密，具有严密的隔水性能。1982年在泉州法石发现的另一艘南宋海船，也采用了水密舱结构，隔舱板厚9　厘米左右，隔舱板之间用铁方钉和木钩坚固地钉合在一起。

水密隔舱实质上是预防海难的安全措施，具有很大的优越性。由于舱与舱之间严密分开，即使一、二个舱漏水，水也不会流进其他船舱，船不会沉没。如破损不大，进水不多，修复破损的地方不会影响继续航行。若进水严重，可以就近入港修补。显然，水密隔舱提高了船舶的抗沉性能，增强了人员和货物在远洋航行中的安全性。另外，船上分舱，有利于货物的装卸和管理。

同时由于隔舱板与船壳板紧密钉合，增加了船舶整体的横向强度，取代了加设肋骨的工艺，起着加固船体的作用。在欧洲，直到18世纪才出现这种先进的船舶结构。

（2）船体结构西方帆船的船舶都有纵横梁。纵向与横向互联的理论在船舱设计中极为重要。但是，中国古代的船没有西方帆船中大量的纵横梁结构，而是具有独特的内部结构特点。

中国古代的船舶，主要由船壳、龙骨、大。。、隔舱板等构件组成。龙骨，俗称龙筋是在船底中线位置贯穿船舱的主要纵向木材。龙骨的长度和起翘决定着船体外在的曲线形状。大。。，是位于左右两舷上部的一至几根与龙骨一样强硬的纵向大木。左右大。。与龙骨在尖底船中构成一个立体三角形骨架，在半底桥中组成一个似乎倒置的棱台骨架。在骨架上钉上船壳板，船体外壳就形成了。

中国古代船舶最大的特点就是船体结构的横向强度是由隔舱板来维持的。

船型也是结构中的重要因素。宋代徐競描绘的福建"客船"就是尖底船，船首尾两头翘，船体宽阔，其横截面为尖底三角形。尖底船适合于水深、湾狭、礁岛多的海域。平底船方头平底，有宽、大、扁、浅的特点，适于水浅、沙滩多的海域或水浅河宽的内河流域。

中国式船型的特点是船体最宽处在纵向浮水线中心靠后的位置上，而西方船体的最宽处却在纵向浮水线的正中央。李约瑟经考察认为，欧洲人按照鱼的外形来造船，而中国人则按在水面上游泳的鸟的外形来造船。他认为实际上中国人是精明的，因为水鸟象船一样，是浮在空气与水二物介质之间，而鱼则只能在水里游泳。

（3）战船宋时期的军用战船有不少创新和改进，并且在船上装置了火药武器。1169年，水军统制冯制建造了一种新式的多浆船。它采用"湖船底"、"战船盖"、"海船头尾"。湖船底可以过浅水，战船盖可以迎敌，海船头尾可以破浪航行。这种船长八丈三尺，宽二丈，用浆42　支，可以乘载士兵200人，行动便捷，江河湖海都可航行。它将几种船型的长处综合在一起，从而构成新船型，这一方法是造船技术的一个创新。

另外还有一种称作"海船"的战舰，分大、中、小三等。大的宽二丈四以上，面阔底尖，面阔和底阔的比约为10∶1，舰上设有"望斗、箭隔、铁撞、硬弹、石炮、火炮、火箭及兵器"，是一种适于海战的船舶。

海鹘战船出现于唐朝。据宋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记载，海鹘船的形状是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就像鹘一样。在船舷的两侧都置有浮板，像鹘的双翼，起着平衡的作用。宋代对之进行了重大改革，在船舷的两侧加装铁板，增加防护能力，在船首加装犀利的铁尖，用来冲击敌舰，这样便具有了更强的作战能力。这种战船长十丈，宽一丈八尺，深八尺五寸，底板阔四尺，分成11　个水密隔舱，两边各有橹五支，可以载士兵108人，水手42人，是一种结构特别坚实、战斗力强、能冲击敌舰的新型战舰。

在中国古代，轮船又叫车船，据记载为唐朝李皋所制。车船获得实用和发展却是在南宋。历史上关于车船的故事，最著名的是杨么和岳飞的水战。《宋史·岳飞传》中曾记载杨么义军与南宋官军对抗时有一种"以轮激水"的船只，航行如飞，船旁设有撞竿，官军只要迎上去就被撞竿击碎。可见，车船在南宋获得了实际应用和发展。

南宋水军木工高宣对车船进行了改进，建有8　个轮浆的"八车船"。后高宣与2　艘车船为杨么义军所俘。高宣在义军中又建造大小车船十多种。其中有一种24　轮车船，上层建筑分成三层，高达十丈以上，可载1000　名士兵。岳飞与杨么水战之后，宋军按俘获的车船式样又进行了扩建和改造，使车船战舰成为南宋水军的重要武器。1183年，陈镗建造多达90　轮的车船，受到宋孝宗赵眘奖赏。有的车船还在船尾装一个大浆轮，以便增加航速。车船的浆轮都用木板盖住，外面看不见，踏轮的士兵在舱内操作，不易受敌人伤害。同时上层建筑物中设置有弓弩、抛石机、撞竿、灰弹、毒水等武器，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在宋朝与金朝的战斗中，宋军的车船发挥了强大的威力。1161年11月，金国国主完颜亮率40　万金兵抵达采石，企图强渡长江，攻打南宋，于是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采石之战"。战斗中，金兵战船被宋军车船撞沉达一半以上，金兵大败。主将虞允文后又率16000人援助京口（今江苏镇江）。他命令士兵踏车船在大江中来回巡逻，船行回转如飞，金兵见了惊骇无比，始终无法渡过长江。宋代的车船虽然速度快，但是所用的动力只有人力，无法长途使用，只能在江湖和沿海地区使用。而且车船需要许多人不断踩踏，要花费很多人力，所以只能作为军用。直到蒸汽机出现，动力问题得以解决，轮船的制造应用才得以迅速发展。

（4）北宋神舟和南宋海船在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徐競奉宋徽宗赵佶命令出使高丽，特地建二艘大型客船，称作神舟，同时招募民间客船，称"客舟"。客船长10　多米，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重2000　斛粟（约120　吨）。船用整根木头加工做成的巨枋，叠合而成，具有很大的抗沉性。船上部平如天平，下侧尖若刀刃，可以破浪而行，适航性能好。船首有正碇和副碇，都用绞车控制，是停泊设备。船首有正舵副舵，正舵又分成大小两种，根据水的深浅可以分别使用。船的腹部两旁设有用大竹子捆缚而成的橐（tuó，音驼，一种口袋），以抗拒风浪，增加船的稳定性，并用来测量船的吃水深浅，装载的时候吃水不能浸过橐。船上有10　支橹划行，另有桅杆利用风力。大樯高十丈，头樯高八丈，帆有灰帆和竹帆两种，除头风外，其他方向的风都可以调整帆的角度来利用。船的上层建筑分成三部分，有安置炉子、水柜的厨房，有警卫的宿栅。中间部分有四个房室，高一丈多，装饰华丽，是使者官属的居住区。这种"顾募"来的客舟装饰有点像神舟。而"神舟"的长阔、高大、设备、器具和人数，都三倍于客舟。由此可见，神舟是一种巨型的客舟。在12世纪时像这样华丽的巨型客船极为罕见。

1974年泉州湾渚港出土的南宋海船，船体横剖面阔。中央由主龙骨、首龙骨、尾龙骨构成。船底呈V　形，同时整个船体头尖尾方，首尾上翘，具有优良的负载和破浪性能。整个底部分成13　个水密隔舱，船底板是两重木板，共厚12　厘米，船舷板是三重木板，共厚18　厘米，结构严实，强度比较高，抗沉性能良好。这种多重板结构，是具有一定科学道理和符合工艺要求的。大型海船要求比较高的强度，但尖头尖底船外壳弯曲变化的程度比较大，用厚木板加工相当困难，分成几层薄板加工比较容易，并且结合成一体后仍能满足强度的要求。船侧板是船上最容易和外物碰撞的部分，所以造得最厚。板缝之间用麻丝和桐油灰泥密，水密性能良好。尽管单层厚板结构的海船加工起来比较困难，但最迟在南宋我国已掌握了单层厚板加工技术。1982年在泉州法石出土的南宋海船，就是用单层厚木板加工而成，而在明、清以后的船舶上都采用这种结构。

（四）对海洋学的认识1。沧海桑田沧海桑田实质上表现了人们对海陆变迁的认识。唐代的颜真卿就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并通过高山螺蚌壳化石的存在予以证认。沈括把海陆变迁的认识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在《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杂志一"中写道，他奉命到河北去，沿着太行山向北行，看到山崖之间常常含有螺蚌壳和鸟卵形的砾石，像带子一样横贯在石壁上，可见这里过去曾经是海滨；不过，现在东到大海已近千里远了。今天所称的大陆，都是淤泥沉积而成的。古时候尧杀鲧的地方在羽山，过去传说是在东海里，可是今天已经在陆地上了。大河、漳水、滹沱河、涿水、桑干等河流都是含有大量泥沙的浑水。今天，关、陕以西一带，河水都在地面以下流动，河道低于地面不少于100　多尺。河流所携带的泥沙年年向东流去，都成为大陆的土，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沈括已经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首先根据太行山麓岩石中含海相化石螺蚌壳和海滨往往具有磨圆度比较好的卵石分布的特点，论证这山麓一带是过去的海滨；又利用社会历史遗址和自然环境变化的历史比较方法，进一步说明现在是千里平原的地方过去是海洋；再从大海变成陆地的物质来源和它的输送途径，从陆地的形成是以漫长岁月的沉积方式进行的等论据，论证了海洋变成陆地的问题。他认为黄河、漳水等含泥沙量很大，现在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由于河流不断下切，使河床加深，河水已经在不少于100　多尺的深沟峡谷中流动了。这些被侵蚀的泥沙都被河水带向东流，淤填海洋。他进一步论证华北平原是淤积平原。沈括比较全面地阐明了华北平原的形成，又有力地论证了海陆变迁现象，把起源很早的沧海桑田说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

2。海洋占候宋代的占候较唐代有较大的进步，北宋官员占候的书极多。同时还受到官方的重视，在宫中专设漏刻、观天台铜浑仪等仪器，在宋代达到很高的水平。这时宋代的海洋占候开始从占候中独立出来，这与宋代以后我国航海事业巨大发展，对海洋天气预报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是有很大关系的。

北宋海洋占候的主要成就是对舶趠风及台风的预报。梅雨之后出现的东南季风，有利于远洋航行，所以称为"舶趠风"。此词源出于东汉，到北宋才大量使用。这时"舶趠风"的航海价值广为人们所熟知，推动了季风航海。宋元在泉州出现的九日山祈风石刻就是个证明。

为了安全航海，有必要对一年中的风暴进行具体的研究，了解不同季节风暴的特点的关系。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提到航海"唯畏大风，冬月风作有渐，船行可以为备"。而盛夏时风"起顾盼间"，往往造成人船伤亡事故。宋人还根据海中涌浪来预报暴风。南宋吴自牧《梦粱录》曾有"见巨涛拍岸，则知此日当成南风"之说。

3。潮汐与潮论海岸地带海水周期性涨落现象称为潮汐。古人对潮汐、潮流时刻及其变化规律有深入的研究，有大量关于潮候的潮汐论著。宋代对潮时推算有较大贡献的先后有张君房和燕肃。北宋时期出现了一些正规的潮汐表。较早的有10世纪的宋初名僧赞宁的潮候口诀。他对钱塘江杭州段潮候有研究，制订的潮候口诀为"午未未未申，申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轮。"这十五个时辰依次代表一朔望中初一至十五每天的日潮高潮时辰，并重复轮回，依次代表十六日到三十日的日潮高潮时辰。赞宁潮候口诀之后，有关钱塘江的实测潮汐表是北宋至和三年（1056年）吕昌明编的"浙江四时潮汐图"。此潮汐表由春秋、夏、冬三个分表组成，后人认为它是赞宁潮汐口诀的直接发展。"浙江四时潮汐图"由于时间划分较小，精度增加。此外，还有北宋的余靖，他在《海潮图序》谈了东海海门（今江苏启乐县）潮候后，指出潮候与地理远近有关系。而沈括注意潮候观察，对比各地潮汐迟到现象，发现各地的情况又有不同。沈括还给现在所说的"港口平均高潮间隙"明确地下了定义，并且强调了在理论潮汐表的使用中必须进行一定的地理修正。这就使实用潮汐表的制订走上自觉发展的道路，促进了后来明清实测潮汐表的大发展。

宋代实测潮汐表的崛起，是与航海的发展分不开的。宋代的潮汐学家赞宁、燕肃、余靖、吕昌明等人，大都在现在的浙江、福建、广东等地验潮，这是因为东南沿海是当时中西交通和国内沿海航海最繁忙的地区。另外，实用潮汐表也是海塘建筑中必需的。沿海频繁而严重的海啸以及壮观的钱塘江怒潮，促进了宏伟的江浙海塘的形成。江浙海塘在宋代有较大的发展。海塘工程的关键是塘基。而塘基建筑必须抢在每天的低潮时期。海塘的险情又多出现在高潮时期。同时沿海的渔业、盐业等其他海洋事业的发展也迫切需要可靠方便的潮汐表。正是在这种种的社会要求下，宋代的实测潮汐表得到重视。宋代的潮汐学研究都是由关心地方经济的人兼任的，他们不再满足天文潮时，着重验潮，注意社会效果和实用途径，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更实用的潮汐表。

宋代也是古代潮汐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领先的。燕肃曾强调指出潮汐变化和月亮在时间上的对应关系，并且提出潮汐"盈于朔望"的观点。余靖提出潮汐与月亮运动的关系，沈括应用潮汐与月亮在时刻上对应"候之万万无差"的道理来强调月亮是潮汐形成的主要原因。

4。海洋生物宋朝航海业较为发达，人们对于海洋鱼类的认识记载也增多了。

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年），有人成功地驯养了海豹供观赏，"。。呼鱼，应声而出"，能将它驯养如此，说明对它的习性有较深的认识。

宋代有关于鲸类生长发育和习性的记载。南宋赵汝适记载了"大食国"

出产，即为印度洋西北部和地中海。《宋史·五行志》记载了我国沿岸海域福建漳浦县海域产鲸。南宋《诸蕃志》也曾记载"中理国"之人取鲸脑髓及眼睛为油等事，中理国约是今印度洋西北部的非洲索马里地区。

宋代还有对海鱼生长发育及习性的记载。宋代有著作记载鲻鱼的食性，指出它"生浅海，着底，专食泥"。"食泥"是指食泥中微生物。关于石首鱼（黄鱼），宋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①，"石首常以三月八月出，故曰顺时。。。三、四月，业海人每以潮汛竟往采之，曰洋山鱼"。这正确地记述了农历三四月黄花鱼在近浅海形成鱼汛。"八月出"可能是关于石首鱼回游至深海的认识。可见当时已认识到石首鱼的渔汛规律。宋代所记载的石首鱼渔汛，在我国经久不衰，为最重要的鱼汛。

北宋梅尧巨曾写诗道出春季是河鲀渔汛和它有易发急作怒的习性。②张咏的《鯸\鮧鱼赋》曾记载河鲀碰物而鼓腹，浮于水而长久不动，结果被鸱鸟吃掉。宋朝不仅认识这种习性，而且根据这种习性，采取了"截流为栅"的"捕河豚法"。南宋还曾记它因有眼帘而"目得合"的习性。③宋代时有了对鳗鲡较为正确的记载。北宋《日华本草》较早记载它"生东海中"。南宋方志曾记载它可生活在咸淡水中，而且指出鳗鲡有雄雌，属有性繁殖的鱼类。

北宋的《嘉祐本草》较早地记载了引淡菜（贻贝）。沈括也曾明确记载了花蛤和砗磲。《四明志》对海螺类作了较详的区分，分别以形态、颜色、肉味及它们的组合为依据。"螺，多种：掩白而香者曰香螺，有刺曰刺螺，口表辛曰辛螺，有曰拳螺。。"等等。

我国北宋时就有人工养殖海洋生物的想法。北宋的梅尧巨（1002-1060年）的《食蚝》诗就曾有插竹养牡蛎的描述。

九、医药学（一）医药学发展概况宋辽金夏时期，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我国医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宋代"程朱理学"盛行，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成为后来中医理论著述中阴阳五行说的基本点，对后世医学发展有消极影响，使医学理论渗入了唯心主义的色彩，同时引起了唯物主义的反击。如张载关于"气"的学说，奠定了元气本体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对病因学、诊断学、病机理论的分析探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王安石主张新学，南宋陈亮反对空谈义理，主张务实，强调"用"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这些观点都给医学界以积极影响。

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医学是在《内经》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积累实践经验，而宋金时代的医学，则是在前一阶段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与提高。这一时期医药学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官府设立比较完善的医药卫生行政机构、管理机构、医学教育设施，并多次颁发药典，方书和本草医书大量涌现。还产生了一些杰出的医家和学派，金代有刘完素的河间派和张元素的补气派及张从政的攻下派，这些学派的理论主张和临床经验，对我国的医学有重要影响。在临床医学方面如针灸科、儿科、妇科及法医学等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

1。医政、药政及医学教育宋代官府对医学事业和医疗设施及医学教育特别重视，对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宋代医政机构较健全，不仅设立翰林医官局专职医药行政，还在宫廷、京都和地方设有御药院、尚药局等。

宋代医疗设施，最重要的是"官药局"，不但宋以前没有，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太医局熟药所"于熙宁九年（1076年）在开封设立，其职能主要是按方制配及出售成药，"以利民疾"，南宋时改名为"太平惠民局"。由于熟药所的设立和《局方》书的颁布，一般方剂多制成丸、散、膏、丹等成药出售，一般百姓也往往能不请医生，按病求药，便于医药知识在民间广泛普及。官药局的设立，是成药在宋代得以发展和盛行的重要保证。此外，宋还设有"保寿粹和馆"，以养有病的宫人；设"养济院"，供给患病的人以食宿和医疗；"安济坊，福田陀"以养贫苦病人；"慈幼局"则养弃儿并给贫苦幼儿治病。

2。重视医药人才的培养选拔王安石变法（1069年）以后，设立了专门的医学教育机构--"太医局"，著名的"三舍法"推广到教学中。到了崇宁年间（1102-1106年），医学教育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被纳入国家官学系统。宋代医学校分科较细，分为大方脉（内科）、风科（中风）、小方脉（儿科）、眼科、疡肿兼折伤、产科、口齿兼咽喉科、针灸科、金镞兼书禁科；课程有《素问》、《难经》、《伤寒论》、《脉经》、《诸病源候论》、《干金方》、《太平圣惠方》等。学校以择优为原则，建立"升舍"制度，对成绩优秀者给予一定的奖励，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除中央太医局外，地方医学也渐渐兴起，到了政和五年（1115年），由于创立了医学贡额，导致儒医的出现，使地方医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后来的金、元等朝的医学教育均仿宋制。

嘉祐二年（1057年），北宋政府专门设立"校正医书局"，集中大批科学家和医家对从《内经》以下直到唐代的许多医学著作进行考证和校正，并加以出版。校书局陆续刊行了《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难经》、《千金要方》等古典医籍，对宋以前中医文献的整理、保存、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北宋政府几次编撰刊行了规模巨大的医方总集：如公元981-986年，令贾黄中等编成一千卷的《神医普校方》；公元982-992年令王怀隐等编成一百卷的《太平圣惠方》；1118年召海内名医编成二百卷的《圣济总录》，于公元973-1116年150年内多次修订了《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等本草著作。

（二）方书、本草的大量涌现1　。官修医著官书《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及《政和圣济总录》，这三本书都是当时的官府命医官们编纂的，故称之为"官书"。

《太平圣惠方》共一百卷，录方16934　首，是一部以收录方剂为主的综合性医学著作。第一～二卷为总论，包括诊法及处方用药等一般的论述；第三～七卷论五脏六腑之病及治方；第八～十八卷论伤寒、时气、热病及其治方；第十九～三十一卷论风病和痨病；第三十二～三十七卷论各种杂病；第六十～六十八卷论痔病、损伤等外科病；第六十九～八十一卷为妇人病；第八十二～九十三卷为小儿病；第九十四～九十八卷为神仙、丹药、食治、补益等；第九十九～一百卷为明堂针灸。本书内容大多是编集前人的著作，虽然新的发挥较少，但对反映当时的医学情况和保存医学文献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代官药所卖药处方的依据，共14　门，788　方。此书在宋元间流传甚广，影响颇大。其中许多成方，都是实践经验的结晶，只要对症施药，药效笃定。直到现在，中医常用的许多方剂，特别是一些成药的方剂，如牛黄清心丸等，都来源于此书。

《政和圣济总录》也是一部综合性医学著作，其规模较《太平圣惠方》更宏大，共分二百卷，录方近20000　首。卷一～二列60年运气图，加以说明，卷三～四为总论，以下为各论，共分66　门，每门各有统论及分论，均简明扼要。虽然在中医学理论方面无新的突破，但论述比较系统简洁，重点突出，许多疾病的归类也较合理，其中所录方剂，则大多是丸、散、膏、丹、酒等，汤剂很少，体现了宋代医学的特点。

纵观医药史，两晋南北朝医学，以"方书"的大量出现为特点，至唐代，《千金方》和《外台私要》，可谓已集方书之大成。至北宋，方书盛行的趋势仍继续发展，《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就是集中表现。这样，一病之下，引方众多，一方之中药味愈来愈杂，而且同一方名，内容相差很大，不但病家无法选择，就是医家也无所适从。更大的弊病在于使疾病与治疗之间失掉了理论的联系。宋代许多医生想从实际上纠正这种趋势，如陈言的《三因方》，企图把各种疾病归入三因，后按因施治；再如寇宗奭（shì，音是）的《本草衍义》、严明和的《济生方》，都试图使理论系统化，从而使治疗纳入有理可循的轨道。

多方、多药，成方滥用，同时也有一种由博返约的趋势，这是宋金医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2。民间医著除官方主持编撰修定的方书、本草外，医家学者个人也编著有许多本草、方书。1082年，唐慎微综合《嘉祐补注本草》、《本草图经》加以整理，著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这是宋代最著名的药物学著作。全书共三十二卷，载药1558　种，新增药物476　种，如采砂、桑牛等都是首次载入。每药均有药图，并在药物的性味、主治、鉴别以及归经理论等方面评价阐述和考证。每药还附有制法，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药物炮制资料。此书刊行后受到各方重视，数次被政府修定并颁行全国，大观二年（1108年），两次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政和六年（1116年），重新刊定为《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此书是本草学中一部重要文献，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前，500年间一直被作为研究本草学的范本。连英国著名的学者李约瑟都认为，《政类本草》"要比15　和16世纪早期欧洲的植物学术著作高超得多"。《本草衍义》是宋代又一部突出的关于药理、药性的本草专著，由寇宗奭经十多年调查实践，在众多方献书的基础之上编撰而成。全书共二十卷，分为序例和药材物二大部分。序例中论述了摄养、医药、治病的道理，药物部分载药470　种，对药材物的性味、效验、真伪、鉴别作了论述和说明。他主张用药考虑患者的年龄、体质，并强调用药必须择水土所宜，药宜对症，用量相当。《本草衍义》一书中常用实验和调查的方法证实前人的讹传，使它具备一种以实验为计的独特的风格。

民间修撰的本草书还有陈衍所著《宝庆本草折衷》、郑樵的《本草成书》、刘完素的《珍珠囊》等，不一一列述。这一时期民间较为有名的方书有《博济方》、《苏沈良方》、《普济本事方》等书。王充所著《博济方》原书已失，特点是以丸、散、膏、丹为主要剂型。《苏沈良方》成书于1075年，是后人将苏轼所著《苏学士方》与沈括的《良方》合著编成，书中载有如健脾散、葫芦巴散、枳壳汤等奇秘效验药方。书中的"丹秋石"首次使用了性激素。此书在医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此外，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旅锐的《鸡峰普济方》均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三）临床医学的成就这一时期的实践医学，在诊断、对疾病的认识以及治疗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成就。

1。诊断在诊断方法上，脉诊受到特别的重视。高阳士所著《脉诀》，把《脉经》的主要方法，结合实际简单扼要地编为歌诀，便于记忆和应用，很受一般医生欢迎，促进了脉诊的普及。小儿指纹的诊法，也发明于这一时期。许叔微《普济本事方》中有这样的记载："凡婴儿未可辨脉者，俗医多看虎口纹颜色与四肢冷热，验之亦有可取，予又以二歌记之，《虎口色歌》曰：紫热红伤寒，青惊白色麻，黑时因中恶，黄即因脾端。"这可以说是现存最早关于指纹诊断的具体记载。其他听声望色、辨口鼻、问寒热等诊断内容也有发展和提高。刘完素在《河间六书》中记载以四时五腑之色察肝腑枯荣，李杲有察色脉定吉凶的论述。

2。内科与外科宋代时内科已分化而成大方脉和风科，它们在医科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这一时期对内科病的认识和医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张锐《鸡峰普济方》就把水肿病分成多种类型（如十水病），根据不同的水肿模型和性质来治疗，充实了水肿病的理论研究和临床经验。宋代的董汲在《脚气治法总要》中，对脚气的病因、发病情况、治疗方法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全书收集了内服及外用药物46　个，附有治疗脚气病的医案，是一部较全面的脚气病治疗专著。许叔微所著的《普济本事方》还论述了消渴病，即现在的糖尿病的临床症状。在对内科疾病的认识方面，亦有不少进步。一方面认识的广度大了。许多新的疾病和症候被记录下来，如《太平圣惠方》记载疾病多达1600　多门；另一方面，对过去一些认识不清的疾病，开始能够鉴别了。如对于发疹性疾病，《太平圣惠方》及《小儿药证直诀》已能鉴别出天花、麻疹和水痘，而在郭雍的《伤寒补亡论》有更详细的描述，从书中可见当时已能鉴别斑疹伤寒、水痘、天花、麻疹、荨麻疹五种发疹性疾病，掌握了其主要特点。在内科诸症的病因诊断、治疗方面有新的突破和发展。治疗方面，局方成药的盛行，虽然给医学发展带来不少流弊，但从广泛的实践经验中也发现了很多有效的方剂和药物，特别是芳香性行气药物对促进消化作用的效果比较显著，对后世行气药的应用影响很大。其他如用砒剂治疗疟疾、痢疾、痔疮，汞剂利尿，蟾酥止血、止正痛，罂粟的止痛、止痢、止正咳都是这一时期的新发现。宋代时陈自明《外科精要》一书的问世，首先明确提出外科的名称。此书刊行于景定四年（1263年），主张根据脏腑经络虚实，因证用药施治，不可拘泥热毒内攻之说，常用寒凉攻伐之剂。它特别指出痈疽虽为外科病症，但与内脏有关，用药应从人体的整体出发。这些观点对后世的影响颇深。

外科方面，对一般化脓性疾患，提出所谓"五善七恶"的说法。所谓"五善"，一般指炎症只限于局部，没有全身症状，预后好；所谓"七恶"，指发生坏疽或败血症等较严重的全身症状，预后不好。这些观察和判断，都是相当正确的。外科对化脓性炎症的处理更合理，外治法同时配合内服药"托里"（促进化脓）或"内消"（停止化脓），更形成中医外科疗法的特点。写于12世纪初的《卫济宝书》（佚名）曾论述了癌、瘭、疽、痈五发图说。这是癌症的最早的记载，并通过对乳腺癌的观察，指出40　岁的妇女易患此症，溃烂三年而死，符合实际，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诊断上的巨大成就。3。妇产科宋代妇产科很发达，已专门设有产科医生，并有产科专著，妇科学术水平也显著提高。在《太平圣惠方》第六十九～八十一卷，专门记载了妇科病，《圣济总录》和《和济局方》均有大量妇科内容和方药。朱瑞章（约12世纪长乐人）于1184年著《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八卷，综合了南宋以前诸家产科经验，论述了胎前产后的全过程，注意到妊娠营养与摄生，临产护理和治疗、产后方药、新生儿护理等等。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实际临床意义，是宋代妇产科的一部重要著作。

这时很著名的产科著作还有杨于建著于1098年的《十产论》。《十产论》详述了横产（肩产式），倒产式（足产式），偏产式（额产式），坐产式，碍产（脐带绊肩）等各种难产及助产方法，该书所载转胎手法，是医学史上异常胎位转位术的最早记载，它标志着宋代妇产科对难产处理有较高水平。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一书还载有产科用药的重要发明。该书记载用全兔脑作催生丹，是世界上最早应用有关催产素催产的记载。书中还详细记述了催生丹的制作技术和过程，表明当时在朴素的经验上把握住了激素的某些重要性质。宋代妇产科成就最大的是陈自明。他的《妇女大全良方》著于1237年，在妇科方面有调经、众疾、求嗣三门，记述了有关月经的生理及异常诸候，一般的妇科病和不育问题。他指出女子不孕的原因，并反对早婚。在产科方面还有关于胎教、候胎、妊娠疾病、难产、产后的论述，描述了妊娠各期胎儿发育状态、妊娠的诊断，以及产褥期的护理，产后感染诸症。《妇人大全良方》在当时是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总结性妇产科专著，受到后世重视并被长期应用。

4。儿科宋代的太医局专设有儿科，称为小方科，在《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医著中都有大量详实的关于儿科诸症理法主药的全面论述。《幼幼新书》是宋代一部重要的儿科学专著，著于1150年，为刘昉、王历、王湜合著而成，总结了宋以前儿科的经验与成就，内容包括求端探本，方书叙例、病源形色、禀受诸疾、惊风急慢、斑诊麻痘、五疳辨治、眼目耳鼻、口唇喉齿等多条目，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1119年）一书标志着儿科学已自成体系，从生理病理到诊治方药都形成了独立的内容。他的《小儿药证直诀》，上卷论述脉证治法，中卷记医案，下卷刻诸方。他抓住儿童的本质特点，生理上"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状"，病理上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在治疗上主张"柔润"为原则，反对"痛击"、"大下"、"蛮补"的用药主张，强调补泻要同时调理，以善其后，也善用滋阴清火法，为金元时滋阴清火派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和临床依据。根据这些认识原则，他创制的一些儿科专用方济，如痘疹初起时的升麻葛根汤，治小儿心热的导赤散，治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异功散以及治肾阴不足的六味地黄丸等，为后世医家所常用。

钱乙根据小儿不能口述病情，不易诊断，总结出"面上证"、"目内证"，对小儿疾病的疹断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他集中论述了小儿脉法中"弦急"、"沉缓"、"促急"、"浮细"等法，并以脏腑病理为依据，根据寒热虚实，用五脏为纲的辨证方法诊断全身，进一步为后世脏腑辨证施治奠定了基础，其影响不仅限于儿科。钱乙书中对小儿常见的痧、痘、惊、疳四大重症加以论述，指出疮疹特点及疾病的征状，他所记录的病例都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佚名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已认识到小儿脐风和成人破伤风为同一疾病，并指出以烧灼脐带为预防脐风的办法，更是惊人的成就。

开宝六年（933年），刘翰、马志等奉诏令在唐苏敬的《新修本草》基础上，修订成《开宝本草》。公元974年，李坊参考其他诸书，收录药品新旧共983　种，重新修订为《开宝重定本草》，简称《开宝本草》，共二十一卷。到了嘉祐二年（1057年），禹锡等奉命增修，增药82　种，共计1082（或为1118）种，称为《嘉祐补注本草》。嘉祐三年（1058年），宋诏令各地所产药物绘图进呈，并注明开花结果、采收季节和功用，由苏颂主持编撰《本草图经》。《本草图经》于嘉祐六年（1061年）成书，共二十一卷，载药780种，并在635　种药名下绘制药图933　幅。对所收药物不仅绘制图样，而且注明花形、果实、采收季节、效用、产地和进口来源，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为药性、配方及历代本草的纠谬提供了依据。书中对药物的来源和鉴别作了重点讨论，把辨药和用药结合起来，并收藏了大量的单方和验方。由于它实用性强，深受衙世医家的赞赏。虽早已散失，其主要内容仍保留在《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中。

5。针灸宋代在针灸方面，做了不少整理工作。首先，《太平圣惠方》的第九十九、第一百卷收录了唐以前部分有关针灸的资料。为了使针灸图更形象真实化和富有立体感，王惟一于天圣五年（1027年）在编写《铜人俞穴针灸图经》的同时，奉敕铸造了最早的两具刻有经脉俞穴的铜质人体模型--针灸铜人。至今仍为针灸家取位定穴范本的《十四经发挥》，即源于该《图经》。有关针灸的著作，有记载的还有许多，但只有《针灸资生经》、《玉龙歌》流传了下来。

针灸的发展有两种趋势：一种是由博返约，即在300　多个俞穴中，选出若干常用穴编成歌诀，说明主治疾病及注意事项，便于医生掌握和应用。另一种是受了"运气学说"的影响，特别重视针灸取穴和时日的关系，即现在尚流行的"子午流注"和"灵龟大法"。前者对针灸的普及和有效验穴的认识有促进作用，后者则增加了针灸的神秘性，有不利作用。

6。解剖及法医学宋代有两次关于解剖尸体的记载，一次在庆历（1041-1048年）年间，另一次在荣宁（1102-1106年）年间。当时对内脏的解剖位置及特点的记录基本正确，并绘有《存真图》，但未流传下来。

法医方面的著作，有佚名的《内恕录》、《平冤录》，郑克的《所狱龟鉴》和桂万荣的《棠阴比事》，最著名的是1247年末宋慈所著《洗冤集录》。该书列举了许多自杀和谋杀的毒物以及有关的救急或解毒方法等。该书分为五卷，第一卷是法律条文，总检规定，疑难验例；第二卷是初检、复检规定，检妇规定，检妇婴尸注意事项，尸体四肢腐烂情况，洗、验已埋尸、烂尸的方法等等；第三卷是验骨，验自缢，区别真假自缢和真假自溺；第四卷是各种杀伤，火死，汤泼死，病死，毒死的检验；第五卷验罪囚死，受杖死，跌死，塞口鼻死，雷击死，虎咬死等尸检，并附有辟秽和急救的方法，它包含了现代法医学中心内容的大部分，真正称得上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这本书一直被沿用了五、六百年，还被翻译成英、法、俄、日等多种文字，流传于国际间，影响颇大。

（四）医学理论的发展1。对张仲景《伤寒论》的重新研究《伤寒论》（东汉张机所著）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由于此书是一种条文式的札记，系统性较差，不便于一般医生具体掌握，对许多症候的虚实寒热等病变的性质和部位并没有具体地分析和指出，治病原则和所用方药不能完全和疾病症候有机地联系起来，所以两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没能广泛传播。到了宋代，重新研究《伤寒论》蔚然成风，许多有关《伤寒论》的著作纷纷出现。比较著名的有：宋代成无己的《伤寒论注》、《伤寒明理论》，庞安常的《伤寒总病论》，朱肱的《南阳活人书》，许叔微的《伤寒发微论》、《伤寒百证歌》、《伤寒九十论》，郭雍的《伤寒补亡论》等。金代有刘完素的《伤寒直格》和《伤寒标本心法类萃》，骔素的《伤寒医鉴》等。

宋代学者对《伤寒论》的研究，主要着重在注解、整理和补充三个方面。所谓注解，并非单纯的字句解释，其重点是对每种证候的病机病变加以理论性的阐述，而且对《伤寒论》的处方、用药，也从理论上加以解释，并和所治疾病联系起来。此外，还对伤寒病的许多重要症候、证型以及常见并发症，如发热、恶寒、阴（阳）毒、表（里）证。。等分别作了更系统、更具体的理论性阐述。整理，就是对《伤寒论》的原文加以重新改编，尽量使其系统化，有纲有目。还有的学者将伤寒重要症候的病机病变以及治疗方法编成歌诀，便于学习者掌握和记忆其要点。例如许叔微的《伤寒别歌》。补充方面，一是对《伤寒论》的某些症候补充方剂，二是关于温病的补充，三是关于妇人、小儿伤寒的补充。方剂的补充，大部分采自《千金方》、《外台私要》等唐代方书，关于温病、温疫等几种类型，并加以鉴别，庞安常提出四时有不同温病的主张，郭雍的《伤寒补亡论》则详细描述了五种不同疾病的斑疹特点，此外还有小儿妇人伤寒的许多著作。以上注释、整理和补充，使《伤寒论》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更臻完整，但并没有提出根本性的新理论和新问题。

2。病因病机学宋金时期在医学基础理论方面，对病因病机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宋代对传染病的病因多为瘴气说。陈文中在《小儿痘疹方论》中认为天花病为三种液毒。严用和在《济生方》中辨别五劳、六极、七伤与全尸的不同，表明了对劳瘵病因认识的深入。对于消渴病，宋时提出积热在脾的看法，对消渴病因、病机的认识有了进步。对于中风，刘河间认为主于火，李东垣认为主于气。此外，钱乙认为小儿急惊风为热甚生风，慢惊风为脾虚生风。对伤寒，庞安时认为冬季寒伤阳气而致，随时而病变，在春为温病，在夏为热病。朱肱，王好古对伤寒病因病机等方面有不少精辟、卓越的认识。宋金时期医家对许多具体的病证的病因病机认识的深度、广度有了较大的进步，从而出现了病因病机学说的专著或专门篇章。

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简称《三因论》）讨论病因，在医学史上声望较高。他主张"三因致病说"，把复杂的病因分为三类：一为内因，即喜、怒、忧、思、悲、惊、内伤七情，内发自脏腑，外形于肢体；二为外因，即风、寒、暑、湿、燥、火、外感六淫，起于经络，发于脏腑；三为七情、六淫之外的因素，包括饮食饥饱，呼叫伤气、虎狼虫毒、金疮压溺及其他各种偶然性因素。这种分类与张仲景略同，但内容有所发展，对各病因的概括更加具体，更符合临床实际，使中医医因学更加系统化、理论化。

病机学在宋金时期也有大量的阐述，如钱乙论述儿科病机特点，陈自明论述妇科病的病因病机。刘完素对火热病提出六气皆为火化的论点，认为外因六气、内因五志皆可致生热证，对运气学说做了创造性的发挥，把五运六气的原理运用于人体内部，提出脏腑六气的病机理论。他的《素问玄机病式》可视为病机学专著。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提出对病因病机的不同见解，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医学流派。宋金医家对病因病机的研究和探讨，对后世医学具有重要影响。

3。运气学说的盛行运气学说，是以"五运六气"预测疾病的发展和轻重的一种学说。最初的记载是唐代王冰补入《素问》的七篇文字，著成之后，自唐宝应元年至北宋初年的200余年间，无人引用。直到宋元符二年，刘温舒著《素问论奥》专门论述五运六气，并绘图说明。王安石变法以后，此说大为盛行，甚至作为太医局考试医生的科目之一。当时有影响的著作有寇宗奭的《本草衍义》，赵法的《圣济经》、《圣济总录》，陈言的《三因方》。

运气学说的基本内容，是把当时纪年所用的天干、地支，即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等，和五运（即金木水火土五行）、六气（太阳寒、少阳火、阳明燥、太阴湿、少阴水、厥阴风）联系起来，认为每年都有一个"五运"和"六气"，同时又把五运六气联系起来（金属燥、木属风、水属寒、土属湿、天气中少阳的火称为向火，把少阴的火称为君火），并且把它们分别于不同的阴阳，这样就可根据甲子、乙丑等年岁的推移而预先判定某年某运为主运，某气为主气，然后再根据阴阳五行生克关系，定出"运"和"气"何者为主。这样就能判定某年为某气胜，易得何种疾病。不难看出，这种学说毫无科学根据。

这套理论，盛行时就有人反对，许多临床医生名义上不反对，但实际应用上，或置之不理，或只抓一点可用之处另加发挥，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发展。如运气学说中强调六气致病，后世扬弃了它凭干支推断某年某气胜的不合理部分，单以六气与疾病的关系发挥而发展为六淫病变学说。此说强调五行和天气间的生克制化关系，后世发展为五脏病变时相互影响的学说。其中与运气无关的但对临床实践十分重要的理论性问题，如治疗的正治、反治原则，制方的君臣佐使关系，药物五味对不同疾病的补泻作用各不相同等，这些对中医理论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针灸学中"子午流注"、"灵龟八法"很可能受了此学说的影响。

4。医学流派的产生金代医学流派的主要代表是"金元四大家"，即金代的刘完素、李杲、张从政及金元时代的朱震亨等四人。

刘完素受运气学说中强调六气致病的影响，认为六气之中，火、热为最重要的致病因素，并认为六气都可以化火，故得出结论认为，绝大多数疾病都由火所致，治病时以寒凉为主，后世称"寒凉派"。

张从政认为，六气致病主要是"邪气"侵入人体的结果，所以他主张治病应以汗、吐、下三法为主，排除邪气，特别是吐、下两法，收效最速，后世称"攻下派"。

李杲与前两人强调六气的外感作用相反，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包括外感病在内，都是以"内伤"即体内正气的损伤为主要因素。他据内经《太阳阳明论篇》的论点，加以发挥，认为人体正气应以"脾胃之元气"为主，"人以胃土为本"，"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治疗各种疾病，均应设补脾胃之气为主，后世称"补土派"。

朱震亨与刘完素有间接师承关系，受主火论影响较大，对火的看法与刘很不同，以为人体内有一种"相火"。这种相火最易因声色的刺激而妄动，耗泄阴精。阴精不足，正是各种疾病发生的最重要因素。主张治病应以补阴精而抑相火为主，后世称他为"滋阴派"。

以上各派的主张虽然有很大片面性，但都能以不同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某些方面的问题，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不同主张之间的互相争论，进一步促进了医学理论的发展。

（五）著名医家及其专著庞安时（1068-1100年），其著作主要是《伤寒总病论》，其他还有《难证辨》、《主对集》、《本草补遗》。他的《伤寒总病论》对张仲景的《伤寒论》作了一定的整理和补充，开创了重新研究伤寒之风，其作用不可否认。虽然具体的处方用药"寒热错杂，经络不分"，但在初研《伤寒论》的当时，此缺点实为在所难免。

朱肱因曾做过奉仪郎的官，人称朱奉仪。著作主要是《南阳活人书》。

此书共分二十卷，第一～十一卷为问答体，共设100　门，以阐发张仲景《伤寒论》的奥义；卷十二～十五论伤寒113　方；卷十六～十八论杂方126　首；卷十九论妇人伤寒；卷二十论小儿伤寒疮疹。该书在对《伤寒论》的整理和阐释方面较《伤寒总病论》平妥，对后来的医学影响较大。

许叔微生于1080年，卒年不详，幼年时父母因病双亡，立志学医，终成一代名医。他的著作有《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类证善济本事方》等。《伤寒百证歌》共五卷，主要是"取仲景方论编成歌诀一百证"，虽然自己发挥较少，但把有关伤寒的脉、证、方、药、表面、阴阳、虚实、寒热等辨证要点，归纳于100　首歌诀中，便于学习记忆，有利于《伤寒论》辨证论治精神的普及。《伤寒九十论》为著名经治病例的论述，颇似今日病案讨论。《普济本事方》共十卷，收录300　余方，每方首列主治、方名、药味分量，次叙治法、服法，后附1-2　病例及评述，书后列《制药制度总列》70　余条，很切合实用。这两本书，均便于学者理论联系实际。

成无己生于北宋，生平事迹不详。著有《伤寒论注》、《伤寒明理论》。其中《伤寒论注》是对张仲景《伤寒论》的注释，是以后百余家注释《伤寒论》的首创。

钱乙（约1035-1117年），字仲阳，所著《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小儿科专书。《小儿药证直诀》共三卷，在书中列举了五脏本身虚实的主要特点，并分别指出治疗原则及具体处方，为以后的脏腑辨证奠定了基础。他提出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治疗时力戒妄攻误下，即使非下不可，也必须"量其大小虚实而下之"，而且下后必须以和胃之剂加以调整。现今看来，这些都是对小儿疾病特点的正确认识。在处方方面，他依据辨证论治的精神，对过去的成方加以对证化裁，特别是从金匮肾气中化裁出六味地黄丸，对后世的启发和影响很大。

宋代除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外，尚有董汲的《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刘昉《幼幼新书》，陈文中《小儿病源总方》、《小儿痘疹方论》以及无名氏的《小儿卫生总微论》。

陈言（1131-1189年），字无择，南宋人，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简称《三因方》，享誉颇高。《三因方》主要是三因立论，即认为各种疾病都离不开三因，都可按三因来分类。《三因方》的编排：第一卷总论，第二～七卷为外因病，第八卷为内因病，第八卷以后其分类就不清了。显然，这种理论在著书时就暴露出谬误，因为所有疾病的发生，都是内外因相联系的，决不可孤立地归之为内因或外因。《三因方》共十八卷，分180　门，录方1500余首，每类都有论有方，后人评其"文词典雅，而理致简该，议论职责有根柢，而其药都不验"，治病既无效，议论岂非空谈？可见对陈氏的赞誉有名过其实之嫌。

王硕，据传为陈言的学生，著有《易简方》，取方30　首，生料30　品，市上常售丸药10　种，"凡仓猝之病，易疗之疾，靡不悉具"，充分体现了"易简"二字，出版后虽毁誉不一，但影响很大。

严用和，生平不详，著有《济生方》十卷，《读方》一卷，原本已佚，今本为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共56　论，240　余方，约为原书一半。《内库提要》评论该书"议论平正，条分缕析，。。其补益云，药唯斗剂，柔而不潜，专而不杂，。。盖其用药主于小儿思慎，。。然用意谨严，固可与此从政，刘完素诸家相互调剂云"，严用和可称为稳妥派医生的鼻祖。

陈自明，字文甫，三世学医，均为大方脉，而陈氏却专于外科及妇科，所著《妇人大全良方》、《外科精要》均为传世之作。《妇人大全良方》共二十卷，分八门，即调经、众疾、求嗣、胎教、妊娠、坐月、难产、产后；每门数十论，共260　余论，论后附方。该书"提纲挈领，于妇科论治，详悉无遗"（四库全书提要），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产科专著，对后世影响颇大，至今犹为一般医家所遵用。《外科精要》主论痈疽的证治，名医朱丹溪为之作《发挥》，熊宗立为之作《补遗》，薛立斋为之作《校注》，足见其影响之大。

宋代医家医著，除以上所述外，一般方书还有孙用和的《家传密室方》，王贶的《全生指迷方》，史堪的《史载之方》，宏近的《集验方》，杨焱的《家藏方》等。外科有无名氏《卫济宝书》，李迅的《集验背疽方》，李世荣的《痈疽辨疑论》等。小儿科方面有单世荣的《活动心书》，妇科有杨子建《十产论》，郭稽中《夫人产育宝庆集》。

张元素，金之易州人，生卒年月不详。其著作有《医学启源》、《珍珠囊》、《药注难经》（疑为后人伪作）、《医方》（不传）。《医学启源》包括五运六气、内经治要及本草药性三部分内容，《珍珠囊》主要是"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沉浮，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之法"。张元素的主要成就在药理学说方面，他虽推崇运气学说，而实际上只着重"一年之中由于季节气候的不同，治病用药也应不同"这一方面。此外，他对五味学说也有新的发挥，他不但根据五脏的苦欲，具体指出针对性药物，而且指出即使用一味药物，因五脏病变的不同，其作用也可大异，从而使五味作用更复杂，使用上更灵活。他对药物气味的厚薄、阴阳、升降、沉浮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尤其在《珍珠囊》中对每味药物都作了具体的注明。该书中几乎每味药物都注有归某证的字样，制方必须用特定的"因经极使"药，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可见他倡导药物的"归经"说及"引经极使"说。张元素还根据五脏六腑的虚实寒热及药物五气六味、归经补泻的性能，具体指定《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把每一脏腑在什么情况下该用什么药，都规定下来，对辨证论治的彻底贯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故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称颂张元素"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

李杲（1180-1251年），晚号东垣老人，从师张元素，著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密私藏》、《用药法家》。以《内外伤辨惑论》为代表，其中的思想认为"土为万物之母，脾胃为生化之源"。他主要强调脾胃的作用，有其独到之处。

此外，还有李东垣的两位学生王好古和罗天益。前者著有《医望无戒》、《阴阳例略》、《汤液本草》、《此事难知》等；后者著有《内经类编》和《卫生宝鉴》。

刘完素（约1110-？），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要旨》、《宣明论方》、《伤寒直格》。《〈素问〉玄机原病式》把《内真要大论》中所讲的"病机十九条"加以发挥，阐明"大多数疾病，其病机、病变均为因热"的理论。刘氏的学说，受运气学说的影响颇多，其中不乏神秘色彩。

张从政（约1156-1228年），为学刘完素，用药多寒冷，著有《儒门事亲》、《三法六门》。他遵照六气致病，认为各种疾病主要是由所谓六淫的邪气所引起，驱除的具体方法就是"汗、吐、下"三法，其主张偏颇性较大，后世很少遵之。

十、数学（一）宋代数学发展概况我国古代数学，经过汉唐千余年的发展，形成了以"十部算经"为基本内容的完整体系。到了宋代，又有了惊人的发展。

宋代立国后，经济恢复，各行各业十分兴盛，文化进一步发展。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由于雕版印刷十分发达，"秘书省"刻印了《九章算术》等汉唐时期的各种算经，由国家颁行为学校的教学用书。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印刷体数学书籍。北宋时期，在国子监中曾设立过"算学科"。但它时而设立，时而取消，没有持续不断地发展。北宋灭亡，到了南宋，干脆把"算学科"永远废掉了。

贾宪是北宋最著名的数学家，在方程解法上有杰出的成就。他著有《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可惜已散失。

北宋时期比较著名的数学家有沈括（1031-1095年），他涉及的学科范围十分广泛，对数学和天文十分精通，在他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若干条与数学有关的问题。

1127年，金人攻陷了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秘书省的书籍和印版全都被掠夺破坏，数学书版大受损毁。在北方，继金之后，又有蒙古族兴起，和南宋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恰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古代数学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先后有秦九韶、杨辉等数学家的著作出现。这些数学著作记载了许多具有世界意义的学术成就，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数学高度发展的水平。

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著有《数书九章》十八卷（1247年），记有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和联立一次同余式的解法。南宋杨辉的著作集中反映当时民间商用数学的情况，收录了现在早已失传的各种数学著作中的一些问题和标法，还记载了改革筹算的一些乘除简捷算法。

宋代数学最突出的成就首推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与天元术。早在北宋时期，大数学家贾宪就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首先提出"开方作法本源图"，即现在的指数为正整数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欧洲人称之为"帕斯卡（1654年）三角"，比贾宪晚了600多年。贾宪还最早提出"增乘开方法"，不仅开平方、开立方，并且推广到任意高次幂的开方。南宋的秦九韶在贾宪的基础上，完善了高次方程求正根的增乘开方法，解决了任意高次方程数值解法问题。秦九韶还在数学史上最早用十进数字作无理数的近似值，同时，还发展了列方程的方法--天元术。此外，秦九韶还提出了"大衍求一术"，即求解一次同余问题。这种方法和现代最大公约数的所谓欧几里得辗转相除法相类似。欧洲直到18、19世纪，大数学家欧拉（1743年）、高斯（1801年）等对一般一次同余式进行详细研究，才得到与秦九韶"大衍求一术"相同的定理。

宋代数学家对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宋代对高阶等差数列的研究最早是由沈括的"隙积术"开始的。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从"酒家积罂"、"层坛"（例如堤坎、城墙等分层筑土工程体积）等实际问题出发提出"隙积术"，相当于解决了高阶等差数列求和的问题。后来发展成为元代朱世杰的堆垛术。

沈括还对弧、弦、矢之间的关系详细考察，给出了我国数学史上第一个由弦和矢的长度求弧长的比较实用的近似公式，即"会圆术"。"会圆术"在天文学与其他学科发展中曾起过极重要的作用。元代的王恂、郭守敬在推算授时历中曾加以应用。沈括还记录了北宋初期产生的一种增乘代除法，它是后来珠算归除口诀的前身。

（二）宋代数学发展的最高成就1。增乘开方法与开方作法源图ǐǐ中国古代将求解一般方程的数值解法称之为"开方法"。因为一般方程的数值解法，是由开方的方法推演出来的。早在《九章算术》中已经有了完整的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北宋大数学家贾宪引入了一种新的开平方、开立方的方法，即增乘开方法，把旧方法中的乘平方、乘立方等步骤用随乘随加的方法来代替。这种方法十分容易推广到高次幂的开方中去。

从现代数学的观点来看，这与"霍纳算式"随乘随加的特点是一致的。

实际上，贾宪的增乘开方法步骤与霍纳算式的演算步骤是完全相同的，但要比英国霍纳早约800年。贾宪的"增乘开方法"是我国古代数学史上最杰出的创造之一，对宋及元代数学发展有很大影响。

贾宪还创造了开任意高次幂的高次开方法。高次开方法要利用诸如（a＋b）2，（a＋b）3，（a＋b）4，（a＋b）5　等的展开公式，最关键的在于知道各高次方展开式各项的系数。贾宪在他的"开方作法本源图"中不仅给出了这些公式的系数，而且给出了求解这些系数的方法，仍使用开平方、开立方中所用的随乘随加的"增乘"方法。"开方作法本源图"是一个由数字排列成的三角形数表，如：其中每一个横行都表示着（a＋b）n　展开公式中的系数。这一数表在西方数学史中称为帕斯卡三角。在帕斯卡（1623-1662年）之前，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就曾得到过（1427年），欧洲最早得到的是德国数学家阿皮纳斯（1527年）。贾宪的创造比他们要早出几百年。

贾宪的增乘开方法可以用来求得任意高次展开式的系数，因而也就可以用这些系数进行任意高次幂的开方。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就曾记载一个四次幂的开方问题，就是4 1336336，也相当于求解方程X4　＝1336336，x＝34。

贾宪所创增乘开方法仅限于解X2＝N，Xn＝N　之类的二项方程，而且方程未知数的系数和实根全是正数。据杨辉记载，12世纪北宋数学家刘益的《议古根源》中讨论了含有"负方"和"益隅"；即形如X2－ax＝b　及－X2＋ax＝b的两类方程（其中a＞b，b＞0），并创造了"益积术"、"减从术"解这两类方程的方法。虽然两种方法都不是增乘开方术，但"减从术"比较接近于增乘开方法。其实，刘益的《议古根源》有一道用增乘开方法求益隅四次方程的例题，－5X4＋52X3＋128X2＝4096，刘益的方程不是一般的四次方程，首项系数即是负的，又不是"1"，这在解数学方程方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是历史上最早用增乘开方法来求任何数字方程的正根。后来南宋的秦九韶在他的《数书九章》中，把高次方程求正根的增乘开方法发展到十分完备的程度。秦九韶以前的数学家认为"实"是已知量，为正数，相当于常数项在等式的右端。秦九韶认为"实"最好和未知数放在一起，正负相消，组成开方式，可以把增乘开方法的随乘随加贯彻到底。因此他规定"实常为负"，这样他的开方式相当于数学方程f（x）＝a0xn＋a1xn－1＋a1xn－2＋　。。＋an－1x＋an＝0，可以求解任何数字方程的正根，他自己称之为"正负开方术"。当a0≠1　时，秦九韶称之为"开连枝某乘方"，而方程的奇次幂系数为零时，称为"开玲珑某乘方"。开方中减根后的常数项一般越来越大，而接近于零，但有时常数项会由负变正，有时常数项符号不变，而绝对值增大。开方得到无理根时，秦九韶发挥了刘徽首创的继续开方计算"微数"的思想，用十进小数作无理数的近似值，这在数学史上是最早的。

2。天元术用求解方程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首先要设未知数，再按问题所列条件列出包含未知数的方程，然后才解方程，求未知数。在上文中贾宪、秦九韶创造的增乘开方法是求解任意高次方程的普通解法。随着求高次方程正根的增乘开方法日臻完备，列方程的方法--天元术也逐渐发展起来。

在天元术之前，数学家们只能借助于文字列某些高次（三次）方程，思维过程和叙述方式极为复杂，随着要解决高次方程的增多，迫切需要创造一种简捷的列方程的方法。宋代有关天元术的许多著作都失传了，现存的有金代李冶的《测圆海镜》（1248年）和《益古演段》（1259年）。

用天元术列方程的方法是：首先"立天元一为某某"，就是设现在的未知数X　为某某，然后依据问题的条件列出两个相等的天元式（就是含这个天元的多项式），把这两个天元式相减，就得到一个天元开方式，就是一端是零的高次方程式。最后用增乘开方法求这个方程的正根。天元术与现今代数方程的列法是一致的。欧洲在16世纪才开始做到这一点。

在当时，所有用天元式表示出来的方程，都写成有理整式方程的形式。

如果遇到无理式，总是用乘方消去其根号，使之有理化；遇到分式，则总是通分变为整式后，再进行求解。

3。大衍求一术大衍求一术就是求解联立的一次同余式问题，被世界上称为中国的剩余定理。宋代《孙子算经》中的"物不知数"题，作为数学游戏在民间广泛流传："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即有种东西的数目，用三个一数余二，五个一数余三，七个一数余二，问这东西的总数是多少，这是简单的一次同余组问题，相当于求解N＝2（mod3）＝3（mod5）＝2（mod7）。

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详细、系统地介绍了"大衍求一术"求解一次同余式问题，用现代的表示方法为：已知某未知数N　分别被A1，A2，。，An除时，其余数为R1，R2，。，Rn，即已知同余组N＝R1（modA1）＝R2（modA2）＝　。Rn（modAn），求解满足上列一次同余组的最小正整数N。秦九韶对除数可以是正整数、分数或小数的情况都给出了圆满的解法。首先要"连环求等"，就是指A1。An　为正整数时并不一定任意两个都是互素，连环求等就是要通过接连求出每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将其化成一组两两互素的数，并"约为定母"，还要使这组数的乘积是A1。An　的最小公倍数。称为衍母M，然后即可用大衍求一术求解。

以"物不知数"为例，由于3，5，7　除数为两两互素，不必用连环求等，即除数a1，a2。an　两两互素，衍母M＝a1，a2。an，所以M＝3×5×7＝　105。

衍数Gi＝　M／ai，Gi＝　105／3＝　35，G2＝　21，G3＝　15求余数g　由G g a　所以得到gggi i i i　，　（mod　）（mod　）（mod　）（mod　）＝＝　＝＝　＝＝　＝ìí　。。　。35 2 3 121 1 5 175 1 7 1122乘率（Ki）是解决一次同余组问题的关键，它必须满足Kigi＝1（modai）i＝1，2。n。秦九韶的主要贡献就是解决了Ki（i＝　1，2，。，I）的基本求法。

其方法为：先由累减（　，　，。，　）直到余数＜　为止。这时得到≡　（　）。最后，以辗转相除法求出。

MpMpiip i　＝　1 2 i G pG modp Ki ii i对于"物不知数"很易得出K1＝2，K2＝1，K3＝1；用数ui＝Kigi＝KiM／ai＝u1R1＋u2R2＋。＋unRn，所以u1＝　70，u2＝21，u3＝15；总数s　＝　K MR　／　a　＋　K MR　／　a　＋　。　＋　K MR　／　a　＝　K MR　／　a i 1 1 2 2 2 n n n i i ii＝1n。对于"物不知数"，S＝u1R1＋u2R2＋u3R3＝233；若S＞M，则从S　中减去M　的若干倍，得到小于M　的余数N　即为所求。

若S＜M，则取N＝S　作为一次同余组的解。

对于"物不知数"而言，233＞105，则S＞M。

N＝233－105×2＝　23　即为所求。

《孙子算经》中的"物不知数"是较为简单的一次同余组问题。中国古代历法推算上元积年，则要求解复杂的一次同余组。元、明以后的历法废去"上元积年"的算法，基于历法需要产生和发展的大衍求一术也逐渐失传了。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系统地总结和发展了一次同余组解法"大衍求一术"，这是我国古代数学的杰出成就，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在西方，直到18-19世纪，著名数学家欧拉和高斯才对一次同余组进行详细研究，得到与"大衍求一术"相同的结果，并给出严格的证明。这比《数书九章》晚了近500年。在大衍求一术中，计算过程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求出满足条件KiGi＝1（modai）的诸乘率Ki。在这里因余数为1，故命名为"求一术"。4。隙积术中国古代数学家很早就注意到等差级数问题。宋代对高阶等差数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宋代关于高阶等差数列的研究最早是由沈括开始的。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中记述了他对隙积术的研究结果。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所谓"隙积"就是指有空隙的堆积体，如垒起来的棋子，一层层筑起来的阶梯形土、石台，酒店堆积起来的坛子等。它们的形状都与"刍童"相仿，像扣在地上的斗，但边缘有亏缺，中间有空隙，而"刍童"是上下底都是长方形的棱台体。他指出，"刍童"的体积是用上长的2　倍与下长的和，乘以上宽为第一项；下长的二倍与上长的和，再乘以下宽为第二项，把这两项相加，乘以高，最后再用六除。沈括经过思考认为，若用"刍童"来计算堆积的总数，算出来的数值要比实际的小。他认为应该在"刍童"法求出的数值之后，再补加一项。这一项是下宽与上宽之差，乘以高，再用6　除所得的数值。

用现代的符号表示，即上底宽是a　个物体，长是b　个物体，下底宽为c个物体，长是d　个物体，高是n　层的堆垛物体总数（S）应该是s ab　＋　a　＋1 b　＋1　＋　＋　cd＝nb［　2a　＋　d a　＋　2d　＋　b c］　＋　c　－　a＝　（　）（　）　。（　）　（　）　（　）

n6沈括虽得到这一公式，但没有明确的证明。

沈括"隙积术"所包含的思想是深刻的。首先他把垒棋、积罂类比于层坛，也就是把求离散个体的累积数化成求层坛的体积值。从这一方法可以看到，早在11世纪，沈括已初步具备了用连续模型来处理离散问题的思想。其次在求层坛的体积公式时，运用扣除一个虚设的刍童体积的方法来求多出的体积。这样，他在刍童体积公式基础上用"隙积术"建立起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公式。

1261年，杨辉在《详解九章算法》中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他没有创造性的结果，只得到三个高阶等差级数公式：①s＝12＋22＋32＋　。n2＝n（n＋1）（n＋1／2）／3②s＝a2＋（a＋1）2＋　（a＋2）2＋　。＋　d2＝　n［a2＋d2＋ad＋（d－a）／2］／3③s＝1＋3＋6＋10＋　。＋n（n＋1）／2＝n（n＋1）（n＋2）／6这实际上是沈括公式的几种特例情况。

5。会圆术会圆术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首先提出的，是我国古代数学史上第一个由弦和矢的长度求弧长的比较实用的公式。沈括指出古时只用平分一个圆的方法拆开计算弧长，这样，再会合起来误差就可能达到3　倍。他设有一圆，用其半径作为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又以半径减去所割圆弓形的高，得到的差作为直角三角形的一个直角边，再用斜边的自乘减去直角边的自乘，得到的差再开方，然后二倍起来就得到所割的圆弓的弦长。另外把所割的圆弓形的弦长的高自乘，再乘以2，然后再除以圆的直径，把所得的商与圆弓形的弦长相加，就得到所割圆弓形的弧长。用现代数学的符号表示，设c　为弦长，d为直径，h　为圆弓形高，s　为弧长，则计算公式表示为：弦长c　＝　（d2）　s 2h　／　2　－　（　－　）　2 d　＋　cdh22 2　，弧长≈在会圆术中，沈括给出了简单、实用的计算圆弧长的近似公式，并且可以证明，当圆心角不超过45°，其相对误差小于2％，便能达到较高的精度。沈括还指出："凡圆田，既能拆之，须会使之复圆。"提出用整体复原来检查局部分割的原则，表明他已经初步认识到分与合的辩证关系，这也是他取得这一成就的重要原因。

考察会圆术的思想实质会发现，早在《九章算术》中已经有计算圆弓形（弧田）面积的近似方法，若仍按上文的符号表示，圆另一方面，当弧较小时，上述扇形面积可以用以弧长为底边，半径为高的直边三角形的面积近似计算，这就能够导出会圆术的公式s≈c＋2h2／d。从这一分析可以看到，建立会圆术的主要思想是在局部上以直代曲。另外，公式还说明，当弧长逐渐缩小直到变成零时，弧和弦即曲线和直线终于等同起来。这是对刘徽割圆术思想中s≈c　的一个重要发展，说明北宋时期的沈括已初步接触到现代数学中微分的思想。

6。其他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谈到计算围棋的棋局有多少种局面，发现数目太大，不能用现有的大数名称来表达。若棋横直二路，有四个用子位置，就有81　种棋局，即434　种；若棋盘六路见方，有36　个用子位置，可以变出"十五兆九十四万六千三百五十二亿九千六百九十九万九千一百二十一局"，即336＝150，094，635，296，999，121　种；如果棋盘在七路以上，就无法用已有的大数名称表示了。而围棋棋盘横直各十九路，共有19×19　即361　个用子位置。

沈括还给出了计算棋局的三种方法。先考虑一个用子位置有黑、白、空三种变化，每增加一个用子位置，就乘上3，一直增加到361　个位置，每次都乘3，即3361　为棋局总数；另一算法为先算出沿边的一行作基数，计算有319中局，为基数A，每加一行，用这个基数乘一次，乘满19　行，就得到了。此外，还可以拿前文说的基数自己相乘，即A2，这个数放在上位与下位上，用下位乘上位数，再乘以下位数；再把这个新数放在上位上，下位也放上这个数，用下位的数字乘上位数，再乘以下位数，再用基数乘一次就得到棋局总数，即第一次乘后上位为A2，下位为A2，第二次乘后得A4×A2＝A6　。重新置数后A6×A6＝A12，A12×A6＝A18，A18×A＝A19＝3361。沈括还指出这种方法计算较快。沈括在文中写道，考虑通盘361　个用子位置，大约要写43　个（原文中为52　个）万字，便是棋局总数。用现代数学对数计算3361，可知3361＝1.7×（1000）43，大数为连写43　个万字。在这里，沈括用排列组合的数学方法来计算千变万化的棋局总数，并提出用数量级的概念来把握大数3361　的方法，虽然计算的万字级上有偏差，但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成绩。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还记载了北宋初年产生的一种增成代除法，其中只需进行加减运算，可以避免使用乘除，只要补亏就盈即可。提出"欲九除者，增一便可；八除者，增二便是"。这就是后来发展为珠算口诀的"九一下加一；八一下加二"。他还指出位数较少时这种方法较为简捷，位数较多就繁了，不及乘除。并辩证指出"然算术不患多学，见简即用，见繁即变，乃为通术也"。

宋代数学书上值得一提的特殊内容为纵横图，现在称之为幻方。就是将n2　个连续的自然数安置在n2　个格子中，使纵、横、斜各线的诸数之和相等。杨辉的《续古摘奇算法》（1275年）中记载了四、五以至十行的幻方，现摘录七行、九行、十行的幻方图。纵横图构造也很巧妙，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研究一下构造的规律。

七行图（纵横斜175　）

46 8 16 20 29 7 493 40 35 36 18 41 244 12 33 23 19 38 628 26 11 25 39 24 225 37 31 27 17 13 4548 9 15 14 32 10 471 43 34 30 21 42 4九九图（纵横斜369　）

31 76 13 36 81 18 29 74 1122 40 58 27 45 63 20 38 5667 4 49 72 9 54 65 2 4730 75 12 32 77 14 34 79 1621 39 57 23 41 59 25 43 6166 3 48 68 5 50 70 7 5235 80 17 28 73 10 33 78 1526 44 62 19 37 55 24 42 6071 8 53 64 1 46 69 6 51百子图（纵横斜505　）

1 20 21 40 41 60 61 80 81 10099 82 79 62 59 42 39 22 19 23 18 23 38 43 58 63 78 83 9897 84 77 64 57 44 37 24 17 45 16 25 36 45 56 65 76 85 9695 86 75 66 55 46 35 26 15 614 7 34 27 54 47 74 67 94 8788 93 68 73 48 53 28 33 8 1312 9 32 29 52 49 72 69 92 8991 90 71 70 51 50 31 30 11 10纵横图在古代只是一种数学游戏，近年来发现它在实验设计、组合分析等领域有实用价值。

（三）数学家及其著作北宋时贾宪、刘益等人的著作已失传，故主要介绍南宋的秦九韶、杨辉。1。秦九韶与《数书九章》秦九韶（1202-1261年），南宋数学家，普州安岳人。其父秦季酉曾为绍熙四年（1193年）进士。他性格"豪宕（dàng，音荡）不羁"，"性极机巧，星象、音律、算术以至营造等事，无不精究。游戏、毬、马、弓、剑，莫不能知"。他在《数书九章》的自序中，叙述他小时候曾随父到杭州，向太史局（主管天文历法的机构）的官员学习天文历法，并从隐君子处"学数学"。他所创的大衍求一术可能就是他总结天文历法计算上元积年的结果。《数书九章》成书于1247年，正值兵荒马乱的年代，是在长期艰苦的环境中写成的。

《数书九章》共十八卷，全书分九类，每类九个问题，共81　题。

第一类为"大衍"，即"大衍求一术"，在前文中已详细介绍。

第二类为"天时"，主要内容为推算古代历法中的上元积年、五星运动以及计算雨量、雪量等方法。《数书九章》卷四"天池测雨"题中的"天池盖"，是世界上现有记载最早的雨量计。

第三类为"田域"，计算土地面积。在《数书九章》卷三中求解环形、大圆和小圆三个图形的面积，其中运用了将含有无理数系数的方程化成整系数方程的方法。

第四类为"测望"，主要涉及勾股重差问题。

第五类为"赋役"，主要是粟米互易、各种粮食及加工后的换算，卷九中提到复邑修赋术，题目大意为某海滩地冲毁后重新淤成。按肥瘠程度分给新设的六乡，然后按冲毁前的交纳赋税的数字，求这六年应交的夏税、秋税和附加税。这实际上是比例分配问题。

第六类为"钱谷"类，计算粮食转运、仓窑容积等。

第七类为"营建"，涉及工程施工中的数学问题。

第八类为"卑族"，主要是关于军事方面设营、布阵、后勤等方面的计算问题。

第九类为"市易"，主要是关于交易和利息计算等问题。

此外，《数书九章》还反映出秦九韶继承了贾宪的"增乘开方法"。书中的"开方图"表明了求解高次方程时用算筹进行演算的整个运算过程。他提出了"正负开方术"，将增乘开方法发展成一种完整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这是中国数学史的重要成就。在西方直到1819年英国数学家霍纳才创造了类似的方法，比秦九韶晚500多年。

2。杨辉及其著作杨辉，南宋末数学家，著有《详解九章算术》十二卷（1261年），《日用算法》二卷（1262年），《乘除通变本末》三卷（1275年），《田亩比例乘除捷法》二卷（1275年），《续古摘奇算法》二卷（1275年）。

杨辉的著作收录了宋代18　种数学著作的一些问题和算法，诸如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刘益的《议古根源》，平阳（今山西临汾）蒋周的《益古集》，鹿泉（今河北获鹿）石信道的《钤经》等等，现在都已失传。杨辉所著的《详解黄帝九章》，又称《详解九章算法》，全书共十二卷，除了《九章算术》原九卷外，又增加了"图"、"乘除算法"、"纂类"共三卷。可惜的是已有部分流失，仅存"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纂类"等。《详解九章算法》的各卷由解题、细草和比类三部分组成。解题是关于《九章算术》原题的校勘和解释，还包括名词解释和对某些问题的评论。细草包括图解和算草（即具体的演算过程）。比类的主要内容是南宋时期比较流行且与《九章算术》原题解法相类似的问题。在"纂类"中，杨辉还对《九章算术》260　个问题，按照所运用的数学方法重新进行了分类，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详解九章算法》还记载了现已失传的多种数学著作中的一些问题和解法，保存了许多宝贵的宋代数学史料，使我们对当时数学发展有了较多的了解。例如其中记载了贾宪三角形（即二项式定理系数表，贾宪称为"开方作法本源图"，西方称为帕斯卡三角形），早期的增乘开方法（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和垛积术（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公式）等等，都是中国古代数学史上的杰出成就。《详解九章算术》的编著体例对后世教学著作的编写有相当大的影响。

杨辉的《日用算法》可惜已经失传了。据其他文献记载可知，它的主要内容有度量衡换算、丈量土地、仓窖容积、建筑工程等与日常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数学问题。在《日用算法》中还有杨辉编写的"诗括十三首"，用诗词形式来表达某些数学问题和数学方法，生动活泼，便于学习和记忆。杨辉的这种作法，在中国数学史上是比较早的，后来有了更广泛的运用。

《乘除通变本末》、《田亩比类乘除捷法》与《续古摘奇算法》合称《杨辉算法》。

杨辉的《乘除通变本末》分为《算法通变本末》、《乘除通变算宝》、《法算用本末》三卷。主要内容包括"单因"、"重因"、"九归"、"加减代乘除"、"求一"等各种筹算乘除捷法。筹算乘除的这些简捷算法，反映了当时简化算术运算的实际需要，后来演变成珠算的歌诀。在《乘除通变本末》卷上《算法通变本末》中，有一个"习算纲目"，是一份为初学数学者提供的数学教学大纲。它主张由浅到深、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重视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这是数学教育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杨辉主张"算无定法"，"随题用法者提，从法就题者拙"，这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杨辉在《田亩比类乘除捷法》一书中运用刘益在《议古根源》中提出的"正负开方术"，解决各种二次和四次方程的求根问题。杨辉这部著作中还对《五曹算经》等其他一些数学书里的问题和解题，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批评，对后世数学研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续古摘奇算法》是杨辉选择各种算书中一些比较有趣的问题编辑而成的，并对各题补作了演算。这部数学著作内容比较庞杂，其中包括各种类型的纵横图、鸡兔同笼问题、百鸡问题，刘徽《海岛算经》中的重差术的证明等等。前文中所列的杨辉的纵横图，现代称为幻方或魔方。把从1　到n　个自然数，排成纵横为n　个数的方阵，使同行、同列与同一对角线上n　个数的和都相等。《续古摘奇算法》中列出了n　从3　到10　的纵横图。它在古代仅是一种精巧数学游戏，到现代才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价值。

总之，杨辉是一位多产的数学家，他的著作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数学的发展水平及中国古代数学的辉煌成就。

十一、物理学（一）力　学沈括《梦溪笔谈》中有大量关于力学的阐述，记述了纸游码共振实验。

苏颂的《新仪象法要》是宋代又一部与力学有密切关系的科学专著，书中对天文仪器、计时仪器的描述、记述，充分表现出当时人们所具有的应用力学的水平。他的"水运仪象台"堪称古代科技史上的奇迹，其中的"天衡"机构，实现了人们长期以来追求的控制机械等速运动的愿望，并影响到后世有关钟表的制造。

曾公亮的《武经总要》，不仅详细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战争用火药的配方，它所涉及到的管形枪炮、军事机械、器具使用、船舶制造，表现出当时高度的力学技巧，尤其是对"猛火油柜"的描绘，是古代液压油泵的创举。李诫的《营造法式》，首次提出了以作用力大小与作用距离长短联合起来计量工作量。书中不仅描述了木结构及斗拱、榫卯结构特点，而且定量地提出了横梁高宽比例，达到了古代材料力学的最高成就。宋代福建泉州万安桥的建造、山西应县木塔及北京的虹桥都体现出当时人们对力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1。力的平衡宋代的欹器，又称"宥（yòu，音右）坐之器"，或"右坐"器，或劝戒之器。当欹器空时，器身倾斜；当注入一半水时，由于重心下降到器身下半部，因此器身自动正立；当注水满器时，又由于重心上升，器即倾覆，所谓"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是也。春秋末期欹器便在宫廷中盛行，可惜的是三国战乱期间失传，后来魏晋南北朝、隋、唐不少人都研制过欹器。

时至宋代，燕肃①及徐邈（生卒不详）都曾制造过欹器。该器送到宋太宗（976-997年在位）手中，盛水实验，发现"增损（水）一丝许，器则随欹；合其中，则凝然不摇"。②南宋的赵希鹄认为，鉴别古代欹器重要的技术关节是：支点（环）必须在重心（腹部）偏下处。这是对其原理极好的总结，它反映了古代对重心平衡的认识。

力的平衡问题在古代建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宋代建筑师喻皓曾在开封造过斜塔，他根据当时开封"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的自然条件，设计建造的开宝寺塔，有意识地向西北方向倾斜。别人问起，他说"日久之不百年当正也"。③他考虑到在长期风力作用下，塔沉陷不均匀，势必造成坍塌。因此，他有意识地使塔的重心轴与地平面不垂直，让风力作用和地面沉陷的总效果使塔逐渐恢复垂直状态。这是我国古人有意识地运用力的平衡原理的结果。

2。运动中国的古人在理论上虽然不懂动量矩守恒原理，但他们却能够建造出符合这种原理的建筑物。利用动量守恒原理，使一个巨大而沉重的建筑物轻而易举地转动起来，这种建筑物外形上类似于宫灯或园林中别致的小亭，称为"转轮藏"，这是佛寺中一切藏经书架的通用名。一般历史上的轮藏矢多靠人力或畜力牵引，而自动旋转藏并不多见。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隆兴寺有一个转轮藏殿。这是三间正方形的木结构建筑，分上下两层：下层有径约7　米的转轮藏；沿轮藏后楼梯可达上层，上层陈列佛像、佛经。转轮藏的结构主体是一根中心轴，其上端安装在二层楼板上，下端安装在地面圆池之中。轮轴为木质，下端呈尖形，包裹着铁料。支持轮轴下端的是一个特制的生铁轴托，埋于圆池之中。藏身为八角形，有八根内柱、八根外檐柱，以及众多横坊及斜木构成；在地面以下的圆池中的那一段轮轴，安装着众多木质斜撑，以此支撑着整个藏的转动台面。藏的外观为重檐的亭子形，下檐八角形，上檐圆形。该藏由于年久失修，现在只剩下藏的骨架和斗拱。1978年修隆兴寺摩尼殿时，发现许多题记，证明摩尼殿建于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

《营造法式》一书中留下了极其细密的转轮藏的外形图样，并叙述了它的制作规范。根据李诫的描述，隆兴寺的转轮藏与《营造法式》所载除大小尺度之外，其他结构弯曲相同。

隆兴寺转轮藏的奇妙之处在于：只要有人在台上绕轴转着走动，并无人力、水力、畜力的牵动，轮藏就会慢慢地以反方向转起来。显然这是动量矩守恒原理的应用。

现在我们知道，绕固定轴转动的刚体的动量矩为转动惯性和转动角速度的乘积，在无外力矩作用时，动量矩应当保持恒定。站在藏台上的人和轮藏本身共同构成一个刚体整体，人绕轴顺时针走动的效果，必然要引起转轮藏反时针方向的转动，以维持其整体的动量矩守恒。这样，只要在轮藏内有一个人绕其轴走动，外表看来庞然大物的轮藏就缓慢地反向转动；由于惯性缘故，随着人在轮藏上走动时间越长，走动越快，轮藏本身也越转越快。这在缺乏科学知识的虔诚的信徒看来，可真是"佛法无边"、"佛转法轮"了。而且由于转轮藏周围装饰严密，人们也许看不到藏内有人走动，因此就更显得神奇无比了。

3。材料和结构在人的进化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使用不同材料，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很多经验性的法则，它构成了古代材料力学的一个方面。

古人在利用材料、使用材料中，认识并总结出材料的一般性质。沈括就曾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一《宝剑》中描述了一种钢的弹性形变的特性：宝剑"用力屈之如钩，纵之铿然有声，复直如弦"，"若其灵宝，则舒屈无方"。古代人很早就巧妙地制造使用复合材料：用草中加泥来盖房，用几种材料镶嵌、包裹、粘连在一起制造弓，用篾绳和细竹心编织成篾索等等。其中，有一种特殊的材料，可以称之为生物力学材料，利用海中软体动物牡蛎着生岩礁的特点，在浅海沙滩堆放巨石，于其上培植牡蛎，使松动的石堆成为坚固的蠔山，以此作为坚固的桥墩。前文曾提到的建于宋代皇祐五年（1053年）到嘉祐四年（1059年）间的福建泉州万安桥（也称洛阳桥）的桥墩就是这样建成的。据《宋史·蔡襄传》记载：蔡襄"徒知泉州，距州二十里万安桥，往来畏其险。襄立石为梁，其长为三百六十丈，种蛎于础以为固，至今赖焉"。史籍还记载，当时"石桥下令居民种蛎固之"，此后还下令在桥墩"严取蛎之禁"。将海洋软体动物牡蛎和巨石人为地结合成一种材料，这确实是古代中国人的一大创造。

中国古人大概在商代就开始在建筑中使用方形梁，但选择怎样的截面高宽比的横梁才能达到最佳的强度效果呢？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最早提出了合理的解答。他写道："凡梁之大小，各随其广分为三分，以二分为其厚。"也就是说，无论何种类型的建筑用梁，其截面的高宽比为3∶2。这一比例数字，是我国古代力学的重大成就之一。

直到18世纪，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Thomas Young，1778-1829年）才发现并证实：刚性最大的梁截面高宽比为∶　，强度最大的梁高宽比为∶　，而李诫提出的∶　在这二者之间，可能是他既考虑到3211 3 2梁木的刚度，又考虑到其强度。

我国的木结构建筑有自己的特色，并包含了丰富的结构力学的知识。殷商时代木构建筑已初具规律，历经唐、宋的发展，木构建筑已有许多规范和法式。北宋喻皓《木经》（已流失）及李诫的《营造法式》对古代木构建筑规范作了极好的总结。古人虽没有从事结构整体的力学分析及计算，但他们的实践成就已经表明了他们所具有的丰富的知识。我国古代木构建筑的特色之一就是采用斗拱作为柱与梁的交接点。屋顶重量由一系列立柱支撑，而每一横梁和立柱之间的平衡由各种精巧的斗拱维系着，加在立柱顶端的一层层弓形承重的短枋，称为拱；在拱和拱之间的方形木块称为斗。到唐、宋时期，横梁和柱之间的连接完全靠斗拱来完成，斗与拱通过榫卯而纵横叠加。从斗拱在建筑中特殊的力学作用来看，梁与柱头上之间斗拱是必须同时承受来自纵横两个方向和来自下部柱身方向的外力，在这几个方向上斗拱与其他构件都不是刚性的，而是通过榫卯联系起来。斗拱形式的接点是一种柔性节点，在受到巨大外力作用时，构件可以彼此错动而不会彻底遭到破坏，当外力解除时便又恢复原状。同时，梁与柱之间的榫卯接合具有和斗拱相同的力学原理。建于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年）的山西应县木塔的六层塔楼中，为了适应每一层的高度、开间、进深和出檐等不同情况，使用了50　多种不同形式的斗拱。可见斗拱在木结构的连接点上极大地发挥了其重要性和灵活性，其中的力学原理令人赞叹不已。

中国古代的桥梁技术中表现出惊人的力学成就。如悬臂桥外行类似八字撑架，虹桥类似三角形木构架，悬臂桥要求材料抗弯性能好，桥墩要有较大的压力，以平衡桥负载后的向上反作用力。虹桥实质上是拱形木桥，其拱架中的横木起着分配拱架内力的作用。又如梁式桥，又称为抗弯桥，古人在材料的选择上表现出惊人成就。福建泉州的万安桥（又名洛阳桥）是世界上保留最古老的石梁桥之一。据近代实测，全桥长834　米，有46　个桥墩，原桥全用花岗石板，全部石料重达2030　吨。富格耳--迈耶（Fugl-Megel）曾对建桥巨石的抗弯强度进行过理论计算①，表明如按红花岗石每平方时437　磅到灰花岗石每平方时1010　磅计算，若石梁重为每立方时160　磅，桥面所加最大载重为每平方时80　磅，并以最佳应力数（每平方时1010　磅）计算，得到一块单孔梁的极限长度为74　呎（约中国市制6.77　丈）。这个结果恰好与福建桥梁的最大孔径长相符。可见，宋代的桥梁家在不断的实践中已经摸索到石材实用的最高限度。

我们知道，古人卓越的造船技术也反映了他们对力学知识的认识和应用。中国的古桥有船壳、龙骨、大。。、隔舱板等重要构件，龙骨和大。。是船体主要受力构件。中国古船最大的特点就是由龙骨、大。。维持船体结构的纵向强度，由隔舱板和少量枋维持其横向强度。中国古人受木构建筑的启发，在船壳板、隔舱板的接合上采用卯和钉接两种接合工艺。近年在泉州考古发现的宋代海船，都采用了榫接和钉接相结合的方法。在泉州法石出土的宋化海船底板、舷侧板分别由三层和二层板叠合而成。二层船壳皆为搭接式结构。这种铁钉加榫合的联结工艺，保证了船体结构的坚固性，这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成就之一。

4。机械结构设计中的力学我国古人很早就能够熟练地使用杠杆、滑轮、辘轳、滚动轴承、齿轮等简单的机械。到了宋代，已能够将各种简单机械组合起来使用，从而创制了许多复杂的机械：指南车、记里鼓车、水力鼓风机、水转大纺车及各种形式的天文钟等等。

指南车是一种双轮独辕车。车上立着一个木人伸臂南指。只要一开始行车，木人的手臂即向南指，此后不管是车向东或向西转弯，由于齿轮系的作用，木人的手臂始终指向南方。古时有不少人成功地制造了指南车，也有些人失败了。在宋代，燕肃于1027年造指南车，后来又有吴德仁于1107年再造指南车。

指南车上的轮和齿轮有：足轮二个，直径六尺，圆周十八尺；小轮二个，直径三寸；附足立子轮（齿轮）二个，直径二尺四寸，圆周七尺二寸，齿距三寸，齿数24　个；左右小平轮（齿轮）二个，直径一尺四寸，圆周十四尺四寸，齿距三寸，齿数48　个。所谓足轮就是车脚轮，是着地回转的行走元件。小轮是滑车。附足立子轮是附在足轮上的齿轮。中心大平轮是平放在车箱当中的大齿轮，这个大齿轮的轴向上伸出，轴上立一个木人。中心大平轮转多少度，轴上的木人同样也转多少度。左右小平轮是两个小齿轮，分装在中心大平轮的两边，起传动作用。当车一直向前行使时，左右小平轮和中心大平轮是分离的，不相接触。因此两边足轮的转动不影响中心大平轮。当车辆向左转弯时，辕的前端向左移动，辕的后端向右移动，辕后端的绳向右经过滑车，把右边的小平轮放落，和中心大平轮相接触。结果中心大平轮受右边车轮的影响向右转动，恰好能抵消车辆向左转弯的影响，使木人手臂所指的方向不变，仍旧指向南方。由此可以看出，指南车关键在于中心大平轮和附足立子轮或联或断的设计。

记里鼓车，又名大章车，是利用车轮带动大小不同的一组齿轮，使车轮走满一里时，有一个系轮刚好转一圈，并拨动车上木人打鼓一次。《宋史·舆服志》有过记载，宋天圣五年（1027年）卢道隆记里鼓车有足轮、立轮、下平轮、旋风轮、中平轮、小平轮、上平轮等。

记里鼓车的整个齿轮系是和车辆同行同止的。只要车轮一转动，整个齿轮系就随着转动，车轮一停下来，整个齿轮系也就停下来。足轮直径六尺，转1　周车行十八尺；足轮转100　周，车行一百八十丈，恰合一里之数。足轮、下平轮、旋风轮和中平轮（齿轮）等四个齿轮的齿数分别为18、54、3、100。车行一里，中平轮只转一周，在中平轮的轴上装上一个起凸轮作用的拨子，拨动木人的手臂，就可以使木人击鼓一次。如果再加上一个10　齿的小平轮和一个100　齿的平轮，每当车行十里时，上平轮才能转一周，它上面的拨子拨动另一个木人的手臂，使木人击镯一次。

记里鼓车本身具有一套减速齿轮系使运动变慢，最后一根轴在车行一里或十里时才回转一周；而指南车的齿轮系虽然比较简单，但它是能自动离合的齿轮系，在技术上又超过了记里鼓车。虽然从三国开始，史书上已有它们的记载，但只是到了宋代，《宋史》才有了详细的记载。

机械计时器也是简单机械联合使用的结果，它主要反映了人们在控制等速运动方面的成就。古代的计时器，一是和天文仪器相结合，控制机轮缓慢而等速地运动，演示天象变化，同时报告天体运动的时间的天文钟；二是各样的漏壶，称水钟；三是以燃香、点烛计量时间。机械计时器在我国有很长的发展史，宋代苏颂、韩公廉制造的水运仪象台，其规模之大，机构之复杂是世界古代史上罕见的。

5。火药武器与火箭喷射推进技术的应用中国是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火药问世后，很快在军事武器上得到应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获得了有关爆炸力学的初步知识。

管形火器大约出现在南宋初年，陈规在《宋域录》中记述了高宗绍兴二年（1l32年）用竹管造的火枪。据《宋史·兵志》载："开庆元年（11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造突火枪，以巨木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步。"这种用管子发射子弹的原始枪炮，在利用力学原理方面，比用机械抛掷物体的方法前进了一大步。

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火箭是1161年采石场战役中使用的"霹雳炮"。按照现代人的观点，火箭是指以某种燃料为发射剂，借反作用原理而自行发射的装置。这样，北宋末年烟火、爆仗的点火、爆炸就体现出了最原始的火箭的发射原理。我们知道，火药燃烧爆炸的化学过程中会产生某些气体，如二氧化碳（CO2）、氮气（N2）等，这些气体的喷射方向与爆仗运动方向相反，由于向后喷射气体而使爆仗本身向前快速运动。这样，爆仗与现代火箭喷射推进原理是相同的。宋理宗宝庆元年的烟花爆仗中有一种叫"地老鼠"的东西，点燃后到处乱窜。"地老鼠"、"流星"、"起轮"这一类爆仗的出现，证明火箭原理已在烟火中表现出来，这一类爆仗和火箭在喷射方面差别只在于钻眼线的工具和方法所导致眼线是曲是直的工艺过程。线眼曲，则火箭运动方向不定；线眼直，则火箭沿起初摆定的方向往前快速飞行。

6。液体（1）浮力应用沉浸在水中的物体都会受到浮力的浮举作用，这一现象被古人充分利用。

借浮力起重，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创造。建于宋皇祐五年（1053年）的福建泉州洛阳桥，每根石梁重达20～30　吨。宋人将巨大沉重的石梁放置在木排上，利用潮水的上涨送到桥墩间，潮落，木排下降，石梁就落在桥墩上。宋僧怀丙打捞铁牛的故事流传很广，这也是利用浮力起重的典型事例：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因河水涨泄，蒲津桥毁坏，石堤上用以维系浮桥巨缆的铁牛都沉入河中，僧怀丙在河中水浅时用（绳）"系牛于水底，上以大木为桔槔状，系巨舰于其后。俟水涨，以土石沉之，（牛）稍稍出水，引置于岸"。①（2）盐水浓度的测量盐的生产历代受到朝廷的极大重视。测定盐水的浓度与盐的生产直接相关。宋代的盐场已普遍使用莲子、鸡蛋、桃仁作比重计，根据它们在盐水中悬浮的状态来判断盐水的浓度。

乐史（930-1007年）就曾经记述过，取10　个莲子放于盐水中，"全浮者全收盐"，该盐水的浓度为100％，"半浮者半收盐"，浓度为50％，浮三个莲子以下，盐水浓度太淡，不可用此盐水煎盐。同时，乐史也注意到不同的莲子轻重程度也有区别。

（3）对江河流水运动规律的认识古人观察、记述了涌波，特别是钱塘江涌潮，对于它的形成给予了科学的解释。涌波，主要是由惯性和重力造成的。在急流或缓流遇障碍物时，其动能或势能发生急剧变化，因而产生水位升高或降低的现象。潮涌是涌波的一种。在潮水涌波发生时，后面的波高大于前面的波高，后面的波速大于前面的波速，从而形成陡峭的波额，甚至出现翻滚前进的活跃的水跃。

燕肃科学地抓住了潮涌的水力学本质，认为钱塘江底的沙坎，南北亘连，成为潮流障碍，因而形成了潮涌。他的理论完全符合现代涌波形成的理论，而且也得到了南宋时期的学者朱中有的观察和实验证实。

朱中有是福建同安人，对潮汐现象很感兴趣，对钱塘的考察近50年，断言燕肃所谓的沙坎成波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进行了模拟实验。

他先挖一条水沟，在水沟的一半处用碎石堆成一条横坎，然后在沟渠的上头灌水，水沿沟陡泻而下。若无碎石横坎，水面水平直而下流；因有碎石横坎，水经过时就激涌而起。这是关于涌波成因最早的水力学实验。

7。气体（1）走马灯我国古代许多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和应用都是体现在娱乐的玩具上，如"走马灯"，就是利用加热空气，造成气流，并以此气流推动轮轴旋转。这是近代动力学诞生前的一个创造。走马灯的发明，最晚在宋代。

走马灯就是在一个或方或圆的灯笼中，插一根线丝做主轴，轴上方装一叶轮，轴中央装二根交叉的铁丝，并在铁丝每一端粘贴上人马或一些故事剪纸。当灯笼内点燃灯烛后，热气上升，形成空气流，推动叶轮旋转，于是剪纸随轮轴转动。他们的影子投射到灯笼纸罩上，从外面看，"车驰马骤，团团不休"。

宋代不少诗人写诗赞美走马灯，姜夔（1163-1203年）写诗赞道："纷纷铁骑小回旋，幻出曹公大战车；若使英雄知底事，不教儿女戏灯前。"走马灯的科学原理和现代燃气轮机是一致的。

（2）大气压现象我们古人对大气压的认识和应用也较为广泛。前面提到漏壶的喝乌管就是虹吸管，早在西汉时，中国人就已应用。宋代曾公亮的《武经总要》就记述过高山阻碍泉水流动时，取长竹管，将竹管缝用油灰黄蜡固封，将一头插入水中五尺，在另一头烧干草或松桦，使火气从竹管内直通到水源处，水就可以"自中逆上"。这就是利用大气负压现象的虹吸原理。

古人还利用局部真空来拔火罐治病，这可以追溯到晋代。在后人整理的苏轼与沈括的《苏沈良方》中就有在筒内烧片纸造成真空，吸附在人体上来治久咳不愈。

宋代俞琰在其著《席上腐谈》中，也细致地描述了拔火罐的情形。

8。振动（1）编钟振动是力学重要的一部分，它的理论的历史发展与乐器的发展演变、音律学的进步密切相关。中国战国初年就产生了由65　个钟组成的大型的编钟列。中国编钟的特点有：钟体横截面并非圆形，而近似一个椭圆形。钟口弯曲成弧线，钟体外表显现两边低、中间高，钟体外表不是光滑面，而是有许多花纹和枚乳组成的等等。古人对编钟形状及其发声有很深刻、精辟的认识。沈括曾就圆钟、扁钟提出他的观点，他认为"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皆相乱，不成音律"。他的解释很有道理：敲打圆钟时，产生各种频率的混合声，随后几秒，高次频音产生的分音就消失了，留下了浑沉的嗡嗡声。从音乐的角度来看，这嗡声长得令人讨厌，若连续敲打，就会发生声响的相互干扰，人们就无法分辨其乐音了。而扁钟声短而成节奏。所以沈括这段文字准确地描述并解释了圆钟和扁钟各自的发音特点，指出圆钟在快速旋律下会发生音波相互干扰，不成音律；确认了古代扁钟的优越性。

宋代的燕肃发现，如果在钟面上涂一层厚漆，会影响钟的声音。宋代音律学家李照（11世纪人）对钟上枚乳的作用有极好的论述。他认为枚乳的存在可以使钟的振动加快衰减，那些不必要的延长音就可以被节制。

（2）鱼洗我国古代有一种铜盆，盆内底刻四条鱼，当用双手摩擦它的两耳时，盆内的水会喷射到空中，恰似盆底刻画的鱼搅得水花四溅。这种器具称之为鱼洗。我国北宋时期已出现铜质的喷水鱼洗。

仔细观察鱼洗喷水的情况，可以发现由于盛水多少和表演者摩擦技术的高低，水面上会出现各种振动花纹，水面上有4、6、8　节线的驻波，手掌和两弦的摩擦是洗发生振动的激励源，通过摩擦赋予洗振动的能量。手与弦接触的位置，是振动波节的位置，由于洗的对称性，它的振动只能有偶数节线。洗内的水随周壁而发生相应的振动。在洗的振动波腹处，水的振动也最强烈，甚至随洗周壁的拍击而喷成水柱，并在水面形成定向波浪；在洗的振动波节处，水也不振动，因此浪花停止在波节数上。这样，通过水珠、气泡和浪花的停泊线，就可以看到水面不振动的节线，由此可以推测鱼洗周壁的波腹和波节的位置。盛水鱼洗使弯曲板的不可见的振动情况成为可见的，这的确是科技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发明。

铜质鱼洗上刻画着四条鱼，四条鱼的口和洗的四节线振动的波腹相对应起来。四条鱼口和鱼须对应于四个波腹，鱼洗经摩擦后喷水的四道水柱就宛如从鱼口喷出，既科学又符合工艺构思技巧，将科学与美二者相结合，表明古代人确实掌握了圆形板振动的经验法则。

（3）共振现象战国时期人们就发现了几种共振现象。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于虚室，以管色奏双调，琵琶弦辄有声应之，奏他调则不应，宝之以异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他写道："琴瑟弦皆有应声。宫弦则应少宫，商弦则应少商，其余皆隔器相应。今曲中有声者，须此法用之。欲知其应者，先调其弦令声和，乃剪纸人加弦上，鼓其应弦，则纸人跃，他弦则不动。声律高下苟同，虽在他琴鼓之，应弦也振，此之谓正声。"

宋代周密（1232-1308年）记述了与沈括相似的内容："琴间指以一与四，二与五、六，四与七相应。今凡动第一弦，则第四弦自然而动。试以羽毛轻纤之物，果然。此气之自然相感之妙。"

沈括与周密分别发现了共振可以发生在振数比为1∶2（宫与少宫，商与少商）、2∶3（隔四相生）等处，而其他的用"纸人"或"羽毛轻纤之物"演示共振的方法，比1677年牛津的诺布尔（Willian Noble）和皮戈特（Thomas Pigott）用纸码演示弦线共振早五、六个世纪。

我们知道，振动问题是声学的主要内容。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九中就曾叙述过行军宿营使用的、便于携带的侦听器。只要将牛皮箭套放在地上作卧枕，便可感觉几里外敌军人马的行动。这种皮革制的空心枕内部结构实质上相当于一个扩音器。气腔得到来自于地表的振动能，集中在表面的革皮上释放出来，起的是气腔共振的作用。

（二）光　学1。光源中国古代的光源就是火的问题，诸如火种的制取和控制。我国在宋朝时出现了一种萌芽状态的火柴--火寸。宋代陶谷的《清异录》载："夜中有急，苦于作灯之缓，有智者批杉条，染硫磺，置之待用。一与火遇，得焰穗然，。。今遂有货者易名火寸。"

宋代人们对冷光光源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记载二个冷光现象："卢中甫家物中，尝未明而起，有光熠然，就视之，似水而动。急以油纸扇挹之，则了无一物。""予昔年在海州，曾夜煮盐鸭卵，其间一卵，短然通明如玉，荧荧然屋中尽明。置之器中十余日，臭腐几尽，愈明不已。苏州钱僧孺家煮一鸭卵，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类。"沈括在本条中记述了化学发冷光和生物化学发冷光两种自然现象。前者是磷化氢（P2H4）液体在空气中自燃而发光；后者盐鸭卵发光是由于其中的荧光素在荧光的催化作用下与氧化合而发光，而其中的三磷酸腺甙能使氧化的荧光素还原，荧光素再次氧化时又发光，所以放在器皿中十多天，仍"愈明不已"。

有趣的是，古人利用含有磷光或荧光物质的颜料作画，使画面在白昼与黑夜显出不同的图景。宋代的和尚文莹在《湘山野录》一书中记载过这样一幅画：白昼牛在栏外吃草，黑夜牛却在栏内躺卧。宣帝把这幅奇画挂在宫苑之中，大臣们都不能解释。和尚赞宁指出，这是用二种颜料画成的，一种是用"方诸蚌胎"中的"余泪数滴"、"和色著物"，就能"昼隐而夜显"；另一种"沃焦山时或风挠飘去，总有石落海岸，得之，滴之磨色染物，则昼显而夜晦"。看来前者就是含磷光物质的颜料，用它来画栏内的牛，后者则是萤光物质的颜料，用它来画栏外的牛，则显出前述的效果，可谓熔光学、化学、艺术于一炉，勘称一绝。

2。针孔成像中国古代对于针孔成像有很独到的发现。《墨经》最早记载了针孔成像现象。北宋的沈括对它进行了一番深刻的研究。他在《梦溪笔谈》卷三中曾记述：鸟在空中飞时，鸟影跟着鸟动；倘若光线穿过窗孔被束集，那么鸟的影子就与飞行方向相反。又如楼塔的光线穿过窗孔以后，束集成影也是倒的。这些都和阳燧（凹面镜）的情形一致。阳燧的面是凹的，手指靠近镜面时，它的像是正的；手指渐渐远移时，就看不见像了；过了这点之后，便出现倒像。这里把通过针孔静物成倒像与运动体方向相反两个不同现象沟通起来，并且进一步指出这与凹球面镜成倒像的情况相似，同属一类现象。

沈括之后，宋末元初的赵友钦又进了一步，以设计巧妙的实验来研究针孔成像的各种情况。

赵友钦除了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小罅光景"外，还研究了"月体半明"

问题。他将一个黑漆球挂在檐下，比做月球，反射太阳光。黑漆球总是半个球亮半个球暗。从不同角度去看黑漆球反光部分的形状是不一样的。他通过这个模拟实验，形象地解释了月的盈亏。他的这个实验简单易行，解释既通俗又科学。

3。球面镜与透光镜球面镜成像规律早在《墨经》中就已记载得很清楚。《墨经》一度失传，沈括的《梦溪笔谈》总结记载了一些主要成就。《梦溪笔谈》曾叙述：古人铸镜子时，大镜子铸成平的，镜面凹的照的人脸要大些，镜面凸的照出人脸的像要小些。用小镜看不到人脸的全像，所以要把它做得稍微凸一些，以便使人脸的像变小。这样，镜子虽小，仍然可以照全人脸。造镜子时要量镜子的大小，以决定增减镜子的凸起程度，使人脸的像和镜子的大小相称。这是当时工人的技巧和智慧，后人造不出来。近来人们得到古镜后，都把它刮磨成平的，这是师旷所以感叹缺少知音的原故吧。

沈括的描述是正确的，他立足于科学分析，对当时把古凸镜"刮磨令平"的错误作法提出批评。

沈括对凹面镜的研究也是突破性的。他不仅指出了凹面镜成像和针孔成像的相似之处，生动他说明物与像的位置的相对关系，并且描述了凹面镜焦点的作用。他说，阳燧镜面是凹的，对着太阳照，光线都聚合于离镜前一、二寸远的一点，如豆子、芝麻大小，东西放在那里就会烧起来。沈括发现焦点，焦点是正像和倒像的分界点，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进展。

我国古代还有一种十分奇妙的反射镜--透光镜。"透光镜"的外形跟古代的普通铜镜一模一样，也是金属铸成的，背后有图案文字，反射面磨得很光亮，可以照人。按理说，当以一束光线照到镜面，反射后投到墙壁上，应当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圆形光亮区。奇妙的是，在这个光亮区竟出现了镜背面的图案文字，好像是"透"过来似的，故称"透光镜"。最早做这方面研究和记录的是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九，器用，330）曾记录有人解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即是由于铸镜时薄的地方先冷，背面有花纹的地方比较厚，冷得较慢，铜收缩得多一些，因此文字虽在背面，镜的正面也隐约有点痕迹，所以在光线照射下就能显现出来。沈括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镜背有花纹，致使镜面也呈相似的凹凸不平，但起伏很小，眼不能察见。当它反射光线时，由于长光程的放大效应，就能够在投影上显示出来。

4。影戏我国的影戏，其雏形发源于秦汉，但成形于唐宋。它不仅是一项艺术成就，而且是光学知识的应用。影戏在宋代极为兴盛。南宋时，从事影戏业者甚多，影戏种类也很多，制作技巧与放映效果都大有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皮影戏"：把兽皮用硝洗净以至极薄，涂上桐油，雕成人形，其四肢、头部都可以活动，用透明颜料画上脸谱衣饰，这样就成了一个"影人"。艺人操纵这个"影人"，在光源和屏幕之间做出种种动作，屏幕上也就相应地看见一个彩色的影子在作种种生动的表演。影戏从宋开始，除明代一度衰落外一直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5　。虹、海市蜃楼及峨嵋宝光对大气光象的观测，也是我国古代光学史最有成就的领域之一。

唐代时对虹的认识已经很深入了，有背着太阳向空中喷水就可以看到虹霓现象的记叙。宋代的蔡卞重复了这个实验，并指出观察要领是要"自测视之"。

宋代的人们已深入观察了单独一个水滴的色散现象。南宋的程大昌在《演繁露》中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说，当雨过天晴或露水未干的时候，沾于树枝草木之端的水滴，总是结为亮晶的圆珠之状。仔细观察每一个水珠，在日光照射之下，可以显出五颜六色。他进而指出，这种五颜六色，不是水珠本身所有的，而是"日之光品著色于水"。这实质上是白光经过水珠折射反射之后的色散现象。程大昌已经暗示，太阳光中包含有数种色光，经过水珠可以显示出五色来，这可以说已经接触到色散的本质问题。我国古代对海市蜃楼记载较多也较早。北宋的苏轼就已经指出，海市蜃楼只是一种幻景。沈括也对山东登州经常出现的海市蜃楼做过忠实的记录，但不曾解释其成因。

宋代范成大的《吴船录》记载了他1177年登峨嵋时所见的峨嵋宝光。这是古代对宝光最为详细的描写。他通过仔细观察，指出宝光形成条件以及它同当时天气变化密切关联。"凡佛光欲现，必先布云，所谓兜罗绵世界，光相依云而出。"这里说的"兜罗绵世界"，就是浓密的云层。

（三）对磁性的进一步认识指南针技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表明了我国古代对磁体、磁学的认识和应用达到了一定的层次。

古代人发现磁石能够吸铁，宋代的陈显微还曾指出磁力能够"隔碍相通"，按现代观点，就是磁力能够透过铁族以外的其他任何物质。

中国的指南仪器大约起源于汉代，称之为司南。到了北宋初年，司南发展成为指南鱼，北宋的相墓书《茔原总录》卷一，就曾记录有人用人造磁针（丙午针）测定坟地的方向，而且方家在这类活动中发现了地磁偏角校正磁针定向误差的方法："取丙午针，于其正处，中而格之，取方直之正也。"我国对磁偏角、磁倾角的认识要早于哥伦布（1492年）。早在北宋初年，沈括就指出"针常指南"、"然常做偏东，不全南也"。到了南宋，对磁偏角因地而异的情况有了更明确的记载，并应用到堪舆罗盘上。南宋的曾三异在《因诒录》中说"天地南北之正，当用子午。或谓艰难地偏，难用子午之正，故丙壬参之"。这就是说，在地磁子午线和地理子午线一致的地方，用子午针就可以了；而在我国东部沿海一带，地磁子午线和地理子午线有一夹角，就要参用丙壬缝针，即用日影确定地理南北极方向。

古人对于磁体的应用相当广泛，除指南器以外，还被用于军事、制陶、制药上，而且也用于中医手术上。宋代的何新希就曾提到，当小儿吞针入腹时，可用一块枣核般大的磁石磨光穿以丝线，让小儿吞下可将铁针吸出。（四）物质结构古人对物质的内部结构的关注，主要集中到某些结晶体规则的几何形状上。我国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深入地观察到结晶体的形状结构了，宋代的许多著作对雪花、霜花、冰花、石英、食盐等的晶体形状及结晶现象都做过生动、细致的描写。

石英是常见的天然结晶体，它在岩穴中自由生长，形状比较完整，是由棱柱和棱椎组成的，沿棱柱的晶柱是六重对称轴。早在南北朝，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就指出它"六面如削"的形状，宋代寇宗奭的《本草衍义》中更进一步说它"形六棱而锐首"，宋代杜绾的《云林石谱》也说"其质六棱"，准确地描述了石英晶体的外形。寇、杜二人还指出石英对月光具有色散作用，这实际是由于石英是透明的棱柱体，起了棱镜的作用。

对于食盐、黄铁矿（金牙石）等立方晶系物质，古书上指出它是"正方"形，形如"方印"等等。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石膏的几何形状做过深入生动的描述。他说这种晶体大的如杏叶，小的像鱼鳞，都是六角形，外形端整得像是切刻出来的，正如龟甲状；四周围像裙襴那样有微小的凸出；前面的晶体斜向下，后面的晶体斜向上；一片掩盖一片，就像穿山甲的鳞片层层相叠；如果敲打它，会随着纹理裂开，也呈六角形等等。沈括曾主持改革盐法，深入到各地不少盐场，石膏正是盐湖的副产品。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古人对各种晶体的形状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并以此作为判别不同晶体的根据。古代的本草学家们在鉴别石膏、长石、理石、方解石等名词的异同时，依据之一就是视其结构上的"肌理"、"形段"。北宋的苏颂（1020-1101年）的《图经本草》说"破之皆作方棱者为方解石"。

南宋程大昌《演繁露》上记载了食盐的生长过程："盐已成卤水，暴烈日中，即成方印，洁白可爱，初小渐大，或数十印累累相连。"这里指出了盐在水中含量超过溶解度，晶体逐渐生长，由小到大，始终是立方体，描写十分准确。

（五）传热与保温瓶我国古代对热的传播有许多有价值的认知，而且很注重保温。宋代洪迈（1123-1202年）在他所著《夷坚甲志》中曾记载了一则故事，说某人"得古瓶于土中"，非常喜爱，放在书室中养花。冬天极冷，有天晚上忘了把水倒去，以为一定会被冻裂。次日一看，凡是其他器皿中有水的都冻裂了，而"独此瓶"不然。他非常惊异，用热水试之，"终日不冷"，他有时到郊外出游，带上此瓶，用其中的热水泡茶，就如同新煮开的一样，始终不知其中奥秘。可惜一日被"醉仆触碎"，视其中，"与常陶器等，但夹底厚二寸"，并有鬼烧火的图案，刻画栩栩如生。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这个古瓶的奥秘在于利用二寸厚的空气层来保温，它其实是现代保温瓶的雏形。至于绘鬼烧火，则为故弄玄虚，转移他人注意力，以防仿造。

我国古代的人就已经注意到物体热胀冷缩引起的热应力。如古代的弓箭，制造者就要求弓在严冬和炎夏热应力变化不大。沈括在《梦溪笔谈·技艺》中讨论了这一问题："凡弓初射与天寒，则劲强而能挽；射久、天暑，则弱不能胜矣。此胶为病也。凡胶欲薄而筋力欲尽。强弱任筋不任胶，此所以射无力不屈，寒暑力一也。"

十二、沈括和《梦溪笔谈》沈括是我国历史上最卓越的自然科学家之一。英国科学史学者李约瑟称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著作《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沈括生于北宋仁宗天圣九年。他的父亲沈周，是浙江钱塘人，曾任旬州平泉县令，泉州知州等，后入京为开封判官，又任江南东路按察使。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去世，官为太常少卿、分司南京。他是个亲民的循吏，以宽厚、奉公著称。他的母亲苏州许氏，名门闺秀，知书识礼，对儿子的幼教起了重要作用。

沈括的父亲去世后，沈括守丧到至和元年（1054年），因父萌而得官，任海州沐阳县主簿，掌管全县的簿册目籍。当时沐水河道漫衍为停滞不流的污泽。沈括主持重新修筑二堤，把沐水疏通成为百渠九堰，灌溉良田七千顷，令绩显著。嘉祐六年（1061年），沈括的兄长沈披在宣州宁图任职，在芜湖视察修复废弃的秦家圩的可能性。沈括正巧客居兄长处，十分赞同兄长的见解，将旧圩重建，易名为"万春圩"，辟田千余顷，并且挡住了4年后的一次洪峰。嘉祐七年（1062年），沈括在苏州参加科举会试，名列第一。次年（1063年）考中进士。治平元年（1064年）任扬州司理参军。在任时深为淮南转运使张蒭赏识，将次女嫁给沈括。丈人调京官任秘阁校理后，引荐沈括为校书郎，编校昭文馆的书籍。治平三年（1066年），奉命参预详定浑天仪。由于当时浑仪景表刻漏在测验时都有差误，改由沈括主持在司天监依新样制造浮漏、浑仪。沈括曾著《浑仪》、《浮漏》、《景表》三文，他所主持制作的浑仪，在唐代李淳风浑仪的基础上，在尺度、黄赤道、天常环、月道、规观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取消了白道环，把仪器简化、分工，又改变了一些环的位置，使它们不遮挡视线，便于观察，是浑仪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讨论日月形状及计算黄道星度，深受宰相文彦博的赞许，沈括的天文学才能崭露头角。

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赵顼即位。当时北宋王朝内忧外患，遂起用王安石作宰相，推行新法，这就是宋史上有名的"襄赞新政"。沈括在这场新政中成为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全面施展其才能。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沈括在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次年，兼提举司天监。七月，加任史馆检讨；九月，主持测量汴通地形，督察疏浚汴间水道。熙宁六年（1073年）担任集贤校理，五月，奉命详定三司令赦。六月，沈括奉命相度两浙路农田、水利、差役等事并兼任察访，致力于钻研水力工程技术。在治理汴河时，他创造了分层筑堰的水准测量法，实测了从开封到泗州河段共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的坡降，测得高差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达到相当高的精度。两浙察访时他见雁荡诸峰"峭拔险怪"，认为与黄土高原"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类似，是由水土流失造成的；七月任左正言，擢知制诰，兼通进银台司；八月，为河北西路察访史。河北察访时，他观察到太行山地层中有螺蚌、卵石带，推断过去这一带是海滨，并运用他多年治水对水流冲淤规律的认识，解释华北平原的形成，这基本符合现代科学原理。他将农耕与战备结合，还与薛向商议，把定州城北的"海子"扩展到西域，并引新河的水使之成为稻田，不仅发展农业，而且阻止契丹骑兵侵扰。

同年九月，沈括由王安石推荐，兼职主持军器监。这期间，沈括研究城防、阵法、兵器、战略技术，写下了《修城法式条约》二卷。军器监在沈括的刻苦经营下，武器的质量、数量显著提高。沈括曾亲自访问冶锻作坊；为了制造"柔薄而韧"、"强弩射之不能入"的铁甲，他还研究了熟铁和钢、冷锻和热锻的区别，并解释了用牛皮制的箭袋监听远方来敌的原理。

熙宁八年（1075年）三月，沈括被任命使辽折冲。他在枢密院查阅档案，查明辽国的要求无理无据，六月到达辽庭，与辽人进行了六次大辩论。由于沈括准备充分，辽方辩论失败，放弃无理要求，与宋达成协议。沈括在归途中，悉心收集有关山川道路和风俗人情资料，著成《使契丹图钞》一书，并制出立体的木制模型图，后来被推广到沿边各州。

熙宁九年（1076年），沈括官拜翰林学士、三司使（主管财政经济）。

但由于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大地主豪绅贵族的利益，于同年被罢相。次年，作为变法主干将的沈括，也被动罢免掌管三司使，以集贤院学士身份被贬至宣州。元丰三年，沈括被起用，担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寄予西陲安边的重任。元丰四年（1081年）元月，在沈括的指挥下，宋师先发制人，取米脂、石州、夏州、银州，获顺宁、金汤大捷。元丰五年（1082年）五月，因其战功由龙图阁侍制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同年八月，前敌将军徐禧不听将命，擅自选择"军事忌地"永乐筑城固守，遭西夏大军断水围攻，以至全军覆没。沈括以"处置失当"，代人受过，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自此结束了他的政治、军事生涯。元丰八年（1085年），哲宗即位，大赦天下，沈括改授秀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重返两浙。沈括在熙宁九年三司使时奉命编绘《天下州县图》（守令图），到秀州闲居时才于元祐二年（1087年）完成，了却了宿愿。该图图幅之大，内容之详，是以前少见的。次年投进朝廷，受赐赏，并准许任便居住。从此，沈括移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市）地方，他在以前购置的田园，修置经营后取名"梦溪园"，写下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著名科学著作《梦溪笔谈》。沈括于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去世，享年65　岁。沈括除《梦溪笔谈》外，还著有大量著作，如《易解》、《乐论》、《乐器图》、《左氏记传》、《字训》，有关于刑法的《熙宁详定诸色人厨料式》、《诸赦格式》等，关于地理的《使辽图钞》、《怀山录》，有关农家的《忘怀录》，有关历算的《熙宁奉元历》、《熙宁奉元历经》等以及《熙宁晷漏》，有关军事的兵书《边州陈法》、《修城法式条约》。此外，还有《茶论》、《苏沈良方》、《长兴集》等等众多著作。

沈括在官场生活了近30年，他不是专业的科学家。他在多年的旅游各地察访的途中，注意观察天文地理现象，广泛收集各方面的知识，并且加以研究。他晚年时闲居梦溪园，仍"壮志不已"，"思平日过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梦溪笔谈》原书共三十六卷，现传仅二十六卷，共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等十七目。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根据现代科学分类，把《梦溪笔谈》的内容分成25　个项目，全书共548条，自然科学总数为207　条，其中有关《易经》、阴阳和五行7　条，数学11条，天文和历法19　条，气象学18　条，地质学和矿物学17　条，地理学和制图学15　条，物理学6　条，化学3　条，工程学、冶金学和工艺学18　条，灌溉和水利工程6　条，建筑学6　条，生物科学、植物学和动物学52　条，农艺6　条，医学和药物学23　条。人文科学总数为107　条，有关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音律学，余下207　条为人事材料，有关官员生活，朝廷、学士院和考试，文学和艺术、法律警务、军事以及杂闻轶事。《梦溪笔谈》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学术著作，反映了我国北宋中叶最新的科学技术水平。

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关天文学的条文近20　条，内容丰富。熙宁五年（1072年）沈括任提举司天监时，通过调查，揭发了不实测天象、弄虚作假、伪造记录的行为，打破了世袭制度，推荐精通历法的平民卫朴入司天监主持新历。后来他还指出新历（奉元历）不完善主要是由于没有实际观测资料可用，因此建议对日、月、五星的运行进行长时期实际观测，交原撰历人参照修改。沈括注重实践，从中总结规律性的认识。他制造新的天文观测仪器，写了《浑天议》、《浮漏议》、《景表议》三篇杰出的科学著作，极力主张实测日、月、五星的行度来修改历法；他亲自考察天极不动处，画图200　余张；他实地观测海潮涨落规律，得出"每至月正临子、午，则潮生"的正确结论；他长期精心考察用刻漏计时的情况，"凡十余年，方粗见真数，"终于肯定了"冬至日行速"、"百刻有余"、"夏至日行迟、不尺百刻"的客观事实。沈括晚年时曾建议采用以十二气为一年的历法，废除以前的以十二朔望月为一年的历法。沈括的《十二气历》与后来太平天国的《天历》及现在各国采用的公历十分相似。《十二气历》以立春作为岁首，一年的节气有固定日期，便于指导农事活动，比现行公历更为科学。

沈括在数学方面有精湛的研究。他从实际需要出发提出新的命题和计算方法，他从计算"酒家积罂"、"层坛"体积出发提出"隙积术"，开辟了我国古代数学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方向；他创立了"会圆术"，在我国数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了由弦、矢的长度求弧长的近似公式，为我国平面几何、球面三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还指出了用数量级的概念把握大数的方法，记录了简捷运算的增成代除法，他还记载了运筹学在生产实践中运用的实例，并用运筹学思想研究军粮供应与行军进退的关系等等。

沈括一生游历全国南北各地，他着重观察和分析，在他的《梦溪笔谈》中有许多地学方面的卓越论断和丰富资料。他在主持修复、勘测汴梁渠时，测得开封和泗州间的地势高差细到寸和分，在我国测量史上是一项很高的成就；沈括用12年的不懈努力，编制了《天下州县图》地图集，在前人的制图技术基础上总结出二十四位向，制图七法，把古代制图学水平提高了一步。沈括在地学方面最突出的成就在于他观察了雁荡诸峰，指出水流侵蚀的作用，并提出了海陆变迁的论断，用流水搬运与堆积作用，解释华北平原的形成原因，不但说明了古今地形变化，而且还用延州"石笋"等古代动植物化石，推测古代的自然环境、古今气候的变化，表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沈括的《梦溪笔谈》反映了我国当时地学所达到的先进水平。他对化石的认识，早于意大利的达·芬奇（1452-1519年）对流水侵蚀作用的论述，也早于英国的郝登（1726-1792年）；在立体地理学模型制造方面，早于瑞典人的作品，在地势测量方面更是如此。

沈括在物理学方面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指南针的记述上，他不仅记述了指南针的四种实验方法，而且在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磁偏角，指出磁针"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一成就比哥伦布要早400年。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最早提出石油的名称，并研究石油的用途，亲自用石油燃后的烟炱（tái，音台，炭黑）制作墨，称为"延州石液"。此外，他还记述了鸭蛋的化学发光和生物发光的现象。

《梦溪笔谈》中有关气象的条文近20　条，沈括通过自己的观察，对风、霜、雷、雹、虹、海市蜃楼、陆龙卷等天气现象作了细致、生动、形象的记述，他对许多天气现象作了科学的解释，并做出成功的天气预报。他提出"天地之变，寒暑风雨"等"率皆有法"，"变则无所不至"，认为天地万物处于变化之中并具有自己变化的规律。同时还指出对具体条件要进行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制宜，不能"胶于定法"，反映了沈括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当时流行的程朱唯心主义理学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梦溪笔谈》中涉及动、植物学和医学的约有90　条，广泛地记载和描述了各地所产的动、植物和药物，譬如南海的车渠，西北的枸杞，北方沙漠的跳鼠，海州的海牛（儒艮）等等。此外，还记述了四川人养鸬鹚捕鱼，河北沧州、景县一带人防治蚊蛇的方法，以及粘虫天敌、蔬菜病害等情况。沈括不迷信古人，从实际出发，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纠正了古书上的许多错误。沈括对当时被奉为药物学经典的《神农本草经》，在肯定它正确方面的同时，根据当时的实践经验，对其中错误及不完善之处作了订正和补充。《梦溪笔谈》中关于药物的记载很多，都是沈括在广泛采访和搜集各地民间大量验方、草药的基础上，经过亲自验证整理而成的。他还指出生物生长受纬度、海拔高低等地理条件影响，同时还取决于不同动、植物的本性及人工栽培措施，故此采药要因时因地制宜。沈括还指出中药的不同剂型可以发挥不同的治疗作用，并联系到药性来考虑剂型的选择，这些都反映了他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沈括科学思想上的唯物主义倾向，促使他注意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他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许多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以简洁、生动的语言叙述了布衣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还介绍了喻皓所著的《木经》，这部总结劳动人民建房屋实践经验的著作虽已失传，但通过沈括使我们仍能了解喻皓的一些创造发明。沈括还高度赞扬了河工高超堵塞河堤决口的三埽龙门的方法，此外还记载了河北工人炼钢、福建农民种茶的宝贵经验。

沈括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少见的奇才，在全面地介绍宋辽夏金时期科技发展及科学成就过程中很少不涉及到他的论述。他所取得的科学成就是中古时期的一盏明灯，可惜的是它的光辉为日益没落的封建社会所遮掩。他的许多进步的政治主张，使他受到保守势力的排挤倾陷。沈括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虽然"和者必寡"，但他的《梦溪笔谈》流传至今，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宝贵财富。

十三、结语宋王朝建立以后，注意力主要放在政权的内部权力的分配和管理上，着重加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在军事上力量始终没有发挥出来，因此总是处于与辽、西夏、金等政权对抗、对峙的状态之中。在唐朝已高度发展到了顶峰的封建社会，到了宋朝已显现出了下坡趋势。对于直接继承大部分唐朝国土的宋王朝而言，它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的失败多于胜利，还让人民承担了朝廷向西夏、辽金进贡的沉重经济负担，实在是并不辉煌。

但对于中国文化历史发展来说，宋辽金夏是一个辉煌的时期，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宋朝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继汉朝之后又一个黄金时期。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总论》中写道："对于科技史家来说，唐代却不如宋代那样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是不同的。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较着重科学技术方面。"他继而提出："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这一时期的许多成就后来推动了欧亚大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像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等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都是在宋朝取得的，被誉为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巨人的沈括也出现在这一时期。

宋朝最先把炼丹家们炼制长生仙丹中得到的火药用于军事，提出并优化了火药的科学配方，创造和推广了利用火药燃烧性及爆炸性的武器--火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化学力量和单兵战斗结合起来，在战争中表现出极强大的威力。遗憾的是，尽管宋、金在世界上最先使用火器，但军事装备上的进步并不能挽回它们衰落的国势。在中国后来的社会发展中，火药及火器并没有使社会生活和历史发生真正的质的改变。当火药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那里的市民利用这种新的武器同封建骑士作战，把这个阶级炸得粉碎，从此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由于宋朝与西夏、辽金的对抗、对峙，阻断了它与西域及朝鲜等国家的陆路通道，航海便成为它与外部世界交往、贸易的重要途径。航海的需要使宋船向巨型发展，设计并使用了新式的水密隔舱，提高了远航的安全度。更重要的是宋代的航海家将方士观风水的磁针装在船上，为海上远航提供了举世无双的导航设备。指南磁针在航海上的应用，标志着人类从此获得了海洋中全天候远距离航行的能力。宋末，指南针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这使近代欧洲航海家的一系列远航和地理大发现都成为可能。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应宋朝社会文化高度繁荣的需求而产生的。印刷匠用活字排版印刷，省去了刻版的麻烦，这是人类印刷史上的一次革命，在技术上具有巨大的优越性。由于中国象形文字的特点和封建社会的传统作坊的生产方式，虽然在元、清有了进一步的改进，但这一先进技术没能得到普遍的应用。活字印刷术传到欧洲后，1455年谷腾堡用铅活字印出了《圣经》，使大量市民、知识分子能够直接阅读《圣经》，并按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圣经》，打破教会的精神独裁，并进一步用来传播人文主义的先进思想。印刷术在这时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

被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化实验科学鼻祖"的培根认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东西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它们在欧洲成为市民阶级获得社会理想的工具和武器，对历史发展及人类文明做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遗憾的是，在这样伟大发明的产生国，却没有因为这样伟大的技术发明而使社会产生伟大的变革。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中，新的发明只能置于传统的框架之中，单纯发挥其使用效益。

宋辽金夏时期在数学、天文、医学、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科技成就。

这一时期著名的数学家有北宋的沈括、贾宪，南宋的秦九韶、杨辉，金代的李冶等。宋代数学的突出成就，是秦九韶在贾宪首创的"增乘开方法"的基础上，发展成一种完整的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比英国数学家霍纳类似的解法早500年；秦九韶还创造了"大衍求一术"，系统地指出了求解一次同余组的计算步骤，被称为"中国的剩余定理"，比欧洲同类成果早500多年。

宋代的天文学家还继承了传统的天文观测，在1010-1106年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恒星观测，并记录了1054年爆发的超新星。1247年刻石于苏州的石刻天文图，是流传至今的第一幅石刻全天星图。绘有北极常显圈，南极恒隐圈和赤道，星数达1430　多颗，而西欧在14世纪文艺复兴前，观测星数只有1022　颗，根本没有科学的星图。

在天文仪器上的成就更加突出。燕肃在1031年发明了用恒定水位保持均匀流量的漏壶，苏颂、韩公廉等人组织研制了水运仪象台，用漏壶流水为动力，推动齿轮系统准确自动地演示天体运行情况、计时、报时。水运仪象台的科研占有三项世界第一：屋顶台板可以自由折闭，浑仪的窥管随天象旋转及其控制枢轮运转系统的天衡装置（即现代的锚状擒纵器）。宋代沈括提出的《十二气历》既早于现行的公历《格列高利历》，而且比它还要科学。可惜的是长期未被采用。

我国古代的医学体系形成了系统的医学流派，医书、药书大量出现，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医学校。医学有了眼科、产科、小儿科、针灸科等较细的分科。1119年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重点论述了小儿"稚阴稚阳"、"易实易虚"的特点和痧、痘、惊、疳四大重症，比意大利医生巴格拉尔德的《儿科集》早350多年。1247年宋慈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论述了现代法医学的大部分内容，对尸体现象、损伤、窒息、现场、尸检等做了科学的归纳和论述，曾被译为日、法、英、德等文字，对法医学发展影响很大。

北宋李诫的《营造法式》，系统地总结了历代工匠的经验和当时的建筑技术，首创了木构建筑的"材、分"模数制，对梁的高宽比做出了科学的规定，比伽利略早5　个世纪。建于福建泉州的洛阳桥，首创蛎固基技术，在世界桥梁史上首先使用"浮运架梁"技术，而且沿桥位抛石几万立方米，提高江位标高3　米多，在其上建桥基，是现代桥梁"筏形基础"的先驱。

地理学方面，方志、游记大量出现，绘制出较为科学准确的地图，首创了"计里画方"的方法。此外，在农业、冶铁、纺织、造船等方面还有许多的科技成就，无法一一尽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的大科学家沈括及其《梦溪笔谈》。书中总结了我国古代多方面的辉煌成就，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气象、医药等许多方面，被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里程碑。

宋辽金夏时期，在技术上是一个新发明层出不穷的时代，涌现出大量发明家、能工巧匠和科学家，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极辉煌的时期。宋王朝的一些政策和外在的武力威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这一时期的科技成果并没有扭转宋在军事上的劣势和其衰落的国势。

纵观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宋辽金夏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发展逐渐转变为以技术的发展为主体，科学成就明显减少，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科技成果的缓慢增加，很少有质的突破。中国的古代科技发展到宋辽金夏时期，发展速度已明显缓慢下来。追究其历史根源，不能不谈到科举制度在历史上的作用。科举制度使人文志士多重仕途，轻技艺，造成了科技与士人及教育的脱离，许多成就仅靠"技艺人"口头传授；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学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造成了哲学的贫困，科研方面多用归纳法，对许多高超的技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同时用阴阳五行论来解释客观世界和未知事实，限制了人们对新生事物的深入研究。这些社会因素造成的科技发展速度减慢，最终导致了中国近代科技史上的落后，这很难说不是历史的遗憾。在大力提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我们探究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不仅是了解我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和辉煌的古代科技成就，为古人自豪，更重要的在于历史的发展过程给予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借鉴与启示。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进程是一面很好的镜子，能够使我们在反思中不断地进步。＜／PGN0231。TXT／PGN＞

宋辽金夏 第058卷 宋辽金夏教育史

【本卷提要】

本书叙述的是宋、辽、金、夏时期（公元916年-1234年）的中国教育历史，其内容包括：宋、辽、金、夏诸朝的文教政策、官学设施、教学课程、考试制度、选士制度以及私学、书院教育的状况；著名教育家的教育实践及主张。宋、辽、金、夏是中国封建社会持续发展的时期，在教育领域也取得广泛的成就，而两宋的教育成果最为显著。宋代教育经过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大规模兴学，建立了完整的官学体制，科举制度也经过一系列调整改革，基本定型；书院教育在宋代产生发展起来，并为后世书院教育提供了样品。教育思想领域学派林立，其中以王安石的新学与程朱理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意义。辽、金两朝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在不断地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在教育领域采取了推进汉化的多项措施，实行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仿照汉制，创行科举，仿照汉字，创造文字，教育内容也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课程，从而大大加速了北方地区的文化建设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进程。

一、宋、辽、金、夏教育概述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经过长达200年的分裂割据之后，再次出现统一的局面。在这期间，中原和江淮流域的江南地区先后建立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北宋与南宋王朝；在北方则先后出现了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朝及女真族的金朝。其中，契丹族的势力一度南侵到中国北方原属于后唐辖地的燕云一带；金朝的军队则在公元1125年灭掉辽朝，占领了几乎全部辽朝故地，又于次年消灭北宋政权，占领了淮河以北的广大中原地区和关中平原，成为12世纪初至13世纪初北方最强大的割据政权。除辽金之外，北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盘踞在中国西北夏州一带的党项族人，也在其首领李元昊的统领下建立了西夏王朝，占领了大体相当于今宁夏、甘肃全省及陕北、青海一部分的广大地区，成为西北地区的主要割据政权。

在宋辽夏金分治割据期间，各个民族及其政权之间，除了间断性的相互兼并征伐之外，和平相处的安宁也时复出现，并保持着较宽裕的和平发展时期。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也发生着广泛的交流，并通过这种交流和自身的改造，不断地缩小彼此间的文化差距，增进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大强化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和一体化进程。因此，这一时期，既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割据时期，又被认为是继盛唐以来的又一次经济文化的繁荣时期，其科技文化、学术与教育的成就甚至远远超过盛唐时代，受到历代史家的高度评价。

北宋政权在公元960年建立之后，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以消除权臣擅政和藩镇割据的隐患，如削弱节度使的权力，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在中央，废除殿前都点检、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改设三衙统领，又设枢密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使调兵权与领兵权析分为二，便于互相制约和皇帝控制；以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权，号称"二府"，又设三司使分掌财权，同时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以制约各部门行政长官的权力，并提高御史台和谏院的地位，以监督、纠劾大臣，大大强化了皇帝的权威。北宋皇帝大多崇尚文治，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如在科举制度方面，不断扩大科举取士名额，鼓励寒俊之士读书仕进。对科举制度本身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建立了殿试制度，实行权知贡举制，实施了弥封、謄录、锁院等办法，以便增加科举考试的客观性，确保公平竞争，消除徇私舞弊现象，等等，从而大大刺激了宋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宋初百废待举，国家虽无暇投入大量精力办学，但对于私人办学和书院采取了鼓励政策。庆历兴学期间，又恢复了久废的太学，诏令地方州县兴学，并广泛向州县学赐田，以资助地方教育。经熙宁、元丰兴学和崇宁兴学之后，北宋地方官学设置已相当普遍，并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管理体制和经费保障制度。中央太学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太学内部实行三舍法，扩大学校的职能，沟通了养士与用士的环节，吸引了各地的读书士子。太学规模也不断扩大，由初创时的百余人，发展为崇宁初的3800人。同时，各种专科教育在宋代也受到重视，除了律学、算学、医学之外，还出现了武学、画学、书学等专科学校，此外还有专门研究道教的道学。南渡之后，绍兴和议既成，南宋逐步恢复了被战火焚毁的教育设施，重建太学、国子监等中央官学，并大力发展地方教育。南宋地方官学经费充足，设置完备，又加之科举录取名额较多，士儒读书仕进的机会便大大增加，因而极大地刺激了地方办学的积极性，使得南宋地方官学的成就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北宋。由于重视文化教育，宋代的科技文化事业也获得广泛的成就。以科技为例，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是在宋代改进并获得应用的。在天文学方面，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和最早的"假天仪"。数学领域，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提出了"正负开方术"。医药领域，官修的本草类书所收药物达1746　种，为《唐本草》的一倍；官修的《太平圣惠方》收方达16834　种，余如针灸学专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妇科专著《妇人大全良方》、儿科专著《小儿药证直诀》，均在相关的学科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此外在农艺学、建筑学、军事科技方面，宋代均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宋代的商业、手工业经济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以采矿业为例，宋代的河北、京东、陕西、河东等路均已大量开采石炭，河东及东京城乡居民已普遍使用石炭为燃料；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福建同安等地，都曾发现宋代冶铁遗址，徐州的利国监、兖州的莱芜监则是当时著名的冶铁地，说明宋代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冶铁能力。据统计，宋仁宗皇佑（1049-1053）间，全国每年的铁产量达7124.1　万斤。在扩大燃料种类方面，沈括的《梦溪笔谈》已对石油能源的应用前景，做了大胆的预测。除冶铁外，宋代的金、银、铜、铅、锡等金属产量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冶金大国。其他行业如纺织业、染色业、造纸业、制瓷业、制盐业都达到了相当的生产规模和工艺水平。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备的手工业技术生产体系。在商业领域，宋代已出现了一批人口在10　万以上的商业城市，首都开封更是店铺林立，昼夜经营，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便是对这一繁荣景象的形象再现。宋代的都市州县已出现了行业性的垄断组织--商行，据统计，北宋都市开封至少已有160　多行，南宋临安则有414　行。商业行会的出现，表明宋代的商业经济已达较高的成熟水平。商业经济的发达，促进了货币形态的演变，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并形成一定范围内的货币兑换业务。与此同时，与海外的商业往来也日益频繁，其数量之大，地区之广也远远超过了前代。

商业经济的繁荣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宋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与之相得益彰、互为依托，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少见的"文治"局面。

建立在北方的辽金政权，也积极从事文化教育的建设，并推行汉化政策，在商业经济方面也与宋朝及周边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契丹建国之初，在积极对外扩张、频繁发动战争的同时，也未忽视文化教育工作。神策五年（920年）参照汉字，创造了契丹大字，其后又借回鹘文字，发明了契丹小字，两种文字与汉字并行于辽。此后，辽代在圣宗朝又参照汉制，创立了主要以汉人为考试对象的科举制度。辽圣宗鼓励汉族士儒参预辽朝政权，倡导学儒之风，并采取了有助于振兴文教的措施。辽代的中央与地方官学也基本是仿照汉制。辽太祖建国之初便在上京设置了国子监与国子学，太宗、道宗朝又先后设置太学、五京学，同时增建孔庙，祭祀先圣先师，不仅将孔孟等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视为士学的典范，并且规定以儒家经典为教育的基本内容，从而大体确立了以儒家学说为正统观念的文化政策，表明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政权，已自觉地归位到华夏文化的体制之中。

女真族为主体的金王朝，汉化程度较契丹族更为彻底。女真人不仅建立了比辽代更为完备的官学体制，并且将女真人纳入官学与科举之中，在中央与地方建立女真学，在科举中增设女真进士科，其学习内容也以儒家经典和诸子著作为主，又参据汉制，应试策论。在熙宗朝之后，女真的汉化倾向更为普遍，从皇帝到一般贵族竞相学习汉族文化礼仪，熙宗本人已是"尽失女真之故态"，其后的海陵王完颜亮更是"嗜习经史"，"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金虏节要》，《北盟会编》卷一六六），并开始以华夏正统王朝的观念为据，迁都燕京，实现其"居天下之正"的理想。海陵王之后的世宗反对全盘汉化，并告诫女真人不要"寝忘旧风"，但他极力推崇"唐、虞之圣"，倡导儒家的伦理学说，仿照汉制，定祭五岳四渎礼，并自视为中原历代正统王朝的合法继承者。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金代不仅在政治、教育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汉化倾向，其都城规划、文学艺术、史学著述等均包含了浓重的汉文化意蕴，从而大大加速了中原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进程。

西夏在历史上曾一度受到吐蕃的压迫，因而其文化也受到吐蕃的影响。

隋唐时期，党项各部落归属隋唐政权，并逐步内迁，开始大量地吸收中原汉族文化。西夏建国后，于大庆元年（1036年）颁行西夏文字，同时又大量引进汉文典籍，其中主要是佛教经典，此外也包括儒家经典、诸子、史传、兵书、医书及版画等。政府还专设"刻字司"作为官方出版机构，出版西夏文及夏汉文字对译的图书。但目前有关西夏文化教育的史料极少，故至今我们无法对西夏教育的状况做出精确的描述。

二、宋代教育的格局及其文教政策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持续发展的时期，在其300余年的历史中，中国封建教育经历过一系列调整、重建与变革之后，出现了继盛唐以来的又一次繁荣局面。在这一调整变革的进程中，中国封建教育的基本模式逐步形成，基本定型，并且在教育的方针、政策、法规及观念诸方面，为其后历朝封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范本。

宋代教育的格局，是在直接继承隋唐文化教育遗产，并广泛取鉴历朝文教的优劣得失，经过反复、活跃的思想探讨和变革损益后，逐步定型的。描述和探究这一格局形成和演变的总体进程，是阐明宋代教育特征的首要环节。

（一）宋代教育的基本格局宋代教育的格局就内容构成而言，大体表现为五个方面：首先是经过宋代三次大规模兴学，逐步形成的以中央太学、国子监为中心，诸多专科学校及地方学校成龙配套的全国性官学系统。

其次是经过历次兴学和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官学内部的管理体制日渐成熟。诸如：形成了礼部、国子监和诸路提举学事司配套的中央地方教育行政体制，官学内部的学规、考试的内容及形式、学校的经费来源、图书的管理和印制，以及学官的选拔、录用的标准等等，均已定型，并为以后历朝大体沿用。

再次，对学校教育内容和培养方向发挥全局性制约作用的科举制度，在宋代达到了成熟、完备的阶段，以后历朝科举制度虽在具体内容上有所损益和调整，但在总体框架上尚未超越宋代厘定的范围。与此同时，在北宋熙宁、崇宁兴学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太学舍选制度，也为学校教育摆脱科举的制约，开拓了一条相对独立的新途径。

第四，宋代是中国书院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奠基阶段。书院作为相对独立于官学系统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综合教育机构，它所倡导的不附利禄、明辩通达的学风，无疑向当时的学术教育界吹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因而，书院不仅弥补了官学的不足，并且促进了自由讲学和纯学术研究风气的形成，成为带动广义的社会文化建设的先导，而宋代书院教育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所积累和总结的一系列办学经验和准则，又为后代书院提供了范本。

第五，在宋代历史中虽然不乏文化专制主义的现象，甚至一度出现过像崇宁党禁、庆元党禁这类政治、文化高度专制的非常时期，但就总体而论，宋代学术思想领域的气氛还是比较宽松活跃的，对于一系列历史的、现实的社会问题及人类思维、哲学、伦理命题的探讨，也是广泛而深刻、严肃而认真的，并且在这一广泛多元的思想探讨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这些流派又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哲学、伦理观点，引申来论证教育问题，再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思想流派。其中，由北宋王安石所倡导，经南宋陈亮、叶适所继承和阐发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传统，由北宋周敦颐、二程、张载所倡导、阐发，经南宋朱熹、陆九渊所总结和发挥的理学教育思想传统，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两种主要教育思潮。而程朱理学经历代统治者所倡导，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方哲学，并占据了教育领域的正宗地位。

除此之外，其他的教育形式，诸如私学、家学也多与官学并存于世，互为补充，此消彼长，形成了多元纷呈的繁荣局面。即使在官学相对衰落的时期，文化教育延伸的脉络也未曾明显中断，有时甚至更为活跃。以书院教育为例，在宋初官学低落时期，反而呈现发达勃兴的状态，而在北宋中后期官学鼎盛时，又沦入沉寂的局面，此后在两宋之际官学废弛的情况下，书院再呈复兴势头，进而在南宋中期达到鼎盛。而在同一时间内，官学竟是穷于自守，未见有所作为。

私学、家学及寺院庙学，虽无完整史料记载，但其作用却不容忽视。以北宋为例，仁宗、神宗二朝为北宋文化教育事业最为活跃的时期。朝野人材济济，涌现出一大批诸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氏父子、曾巩、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等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其中不乏绝世的英才，而这些人的幼年或少年几乎都在庆历兴学之前，他们的成长或幼承庭训、或寄读僧舍，或游访私学大师，是在官学和书院之外的教育活动中培养成才的。由此可见，在宋代社会，官学的低落，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教育事业的总体衰落，而官学规模或形式上的扩大，也未必能从实质上体现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及其对社会文明所产生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是由宋代社会历史及其教育的内在特征所决定的。

综上所述，如果暂不讨论与教育直接相关的其他政治、文化因素的话，又可以将宋代教育的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北宋初建至庆历兴学之前，是以分散、多元的私学、家学、寺院庙学及书院为主导教育形式的时期；庆历兴学之后至北宋末年，为官学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南宋则是官学与书院并存，主导教育事业双向发展的时期。各种教育形式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社会层次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但其共同的目标，都是在构筑人类精神文化世界的巢窠，并借此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从宋代教育的上述格局来看，宋代虽然处于需要并亟待强化中央集权、以维系社会稳定的客观历史环境之中，但宋代的教育却并不是一种由官方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是官方办学、民间办学、官绅个人集资办学、甚至寺院也参予办学的一种形式与内容各异的多元化的格局。宋朝统治者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如北宋初期），甚至放弃了参予地方办学的权力，这虽然有诸多的因素，但总体来讲，宋代作为一个以文治著长的国度，是以较宽松的态度来对待文化教育事业的。

（二）宋初的文教政策北宋王朝是在结束唐末五代近200年的分裂割据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北宋建国伊始，面临着国力彫蔽，百业待举的局面，人民备尝动乱之苦，渴望和平安定，休养生息，而造成动乱的各种隐患并未消除：内有武臣拥兵自重，肘制皇权；外有契丹重兵寇边相胁。而长期的动乱又使儒家正统的纲常伦理沦丧，文化教育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成为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的重大障碍。因此，北宋政府在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等措施，革除前朝贻弊、阻塞浊乱之源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纲常伦理、促进文化教育建设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与措施，为宋代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首先，尊孔崇儒，整饬纲常伦理，加强经学教育。尊孔崇儒，是汉武帝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奉行的文化教育政策，并且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精神柱石。宋初尊孔崇儒的首要步骤，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重修被战乱毁坏的各地文宣王庙，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东京、长安、曲阜三地的文宣王庙。宋初各地的孔庙，经唐末五代长期战乱的破坏，大多毁为废墟，就连一向被奉为圣地的曲阜孔庙，也只残剩一幅"触目荒凉，荆榛勿剪；阶序有妨于函丈，屋壁不可以藏书"的景况（［清］王昶辑：《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大宋重修兖州文宣王庙碑铭》）。宋太祖即位的当年（960年），即诏令增葺开封文宣王庙祠宇，并亲撰赞文，表彰孔、颜。京兆长安孔庙的重修，也于962年开始。是年王彦起任京兆府尹，主持整修文宣王庙，自出俸银，修饰、扩建庙内讲学黌舍及安置《开成石经》与藏书的库府、堂宇，并刊石《重修文宣王庙记》，以昭示天下与后世。及宋太宗即位，又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诏谕大臣，自谓嗣位以来，虽遍修群祀，而以鲁国夫子庙堂未加修葺为憾，命令大臣着手重修曲阜孔庙，并指出：若孔庙无大壮之观，则民无所观化。宰相吕蒙正亲撰碑铭，盛称："夫子无位立教，化人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婚丧祭，为民立防，与世垂范；用之则昌，不用则亡。"（《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其意旨十分明显：重修孔庙的目的，就是整顿纲常，化民成俗，并以孔子的言论和行为，为士庶崇仰的典范。重建东京开封、京兆长安及兖州曲阜的文宣王庙，对于全国各地孔庙的修复工作和文教活动，具有政策导向和示范性的作用，为恢复儒学的正宗统治，进一步实施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奠定了象征性的物质基础。

祭孔、封孔，封赐孔子后裔，也为尊孔崇儒政策的重要内容。宋太宗即位的当年（976年），即打破科举常例，诏赐孔子后裔孔士基同本科出身，以此作为褒奖先圣后裔的象征；次年十月，又正式赐封孔子后裔孔宜袭文宣公爵位，官拜右赞善大夫，并恢复周显德年间以前历朝优待孔氏的惯例，免除孔宜家族租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泰山封禅归途，又前往曲阜，亲临孔庙祭奠，诏封孔子为元圣文宣王，孔子以下七十二子也列次封谥公侯伯爵，同时，赐孔府家钱30　百缗，帛300　匹，赐孔子46　代孙同学究出身。宋真宗并御制《元圣文宣王赞》，表达了崇儒尊道，志在易俗化民，仰师彝训的意图，称孔子为"亿载之师表"："立言不朽，垂教无疆。。人伦之表，帝道之纲。"不久，赐曲阜元圣文宣庙九经三史，诏令兖州选儒生讲说，以此重振孔庙庙学。宋真宗曲阜祭孔、封孔，将宋初崇儒尊孔的活动推向了高潮，并蔚然化开儒学隆盛的一代风气，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与重建，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宋初尊孔崇儒的政策，还体现为：在教育、科举考试中强化经学的地位。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大体形成了以诗赋取士的传统。宋初因袭唐制，科举也以诗赋取士为主。但与此同时，朝廷十分重视经学教育，并在科举制度的一系列调整措施中，逐步加强了经学的比重。宋太宗在位时，就曾明确强调：科举取士，"须通经义，遵周孔之礼"。并于端拱年间，诏令国子监刻印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宋真宗尤其重视经学教育，曾自称在东京讲《尚书》七遍，《论语》、《孝经》各四遍，并强调："宗室诸王所习，唯在经籍。"咸平三年至四年（1000-1001年），又诏令国子监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正义，加以《礼记》、《孝经》、《论语》、《尔雅》，及孙奭《孟子正义》，合唐人经注，为《十三经正义》，颁行天下，成为法定教材。同年，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在此之前，又诏令群臣子弟荫补京官或京官出身者，并试读一经，精熟方为合格，从而加重了经学在仕途中的作用，为宋初儒家经学教育的普及和振兴，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宋初科举考试，除诗赋之外，经义占有重要的比重。科举诸科考试中，除进士科外，九经科也最为士人重视。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为了拓宽经学之士的仕进之途，又废除九经"一举不第而止"的旧制，允许依诸科例再试，这对诸生慕心于经学无疑起到奖励的作用。在这一政策的保障下，许多优秀的学者通过九经科跻入仕途，并成为著名的经学大师，主持宋初国子监的教学与研究，如先后担任太宗、真宗二朝国子监祭酒的邢昺、孙奭、孔维，均为九经及第，其经学文章与人品，也堪为后进师表。宋初文教政策的第二个方面，是重用文臣，鼓励世人读书仕进。宋朝建国之初，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祸乱天下的教训，又迫于急需大量文治人才分理庶务的要求，采用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在职官员的文化素养，并通过逐步扩大科举录取名额的办法，广求俊义于科场，以补益吏员之不足。这些措施，成为促使宋初文化教育隆盛的直接动因。

宋太祖建国伊始，就屡次临幸国子监，并在幸学期间告诫侍臣："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乾德元年（963年）宋太祖得一蜀镜，内刻"乾德四年"字迹，朝中宰相皆不知所由，唯学士窦仪指出为伪蜀王衍的年号。此事对宋太祖触动很大，他感叹道："宰相须用读书人！"宰相赵普精于吏道而寡学术，后经宋太祖多次规劝，也遂手不释卷，勤学自勉。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又思以儒臣掌管藩镇大权，他曾对宰相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皇帝的倡励之下，文武百官及士庶皆以读书问学相勉，以不学无术相耻。与此同时，儒臣文士在朝中占据的要职日益增多，礼遇益厚。地方大吏，则如河北、陕西诸路，形成"文臣为大帅，武臣副之"的定例。朝中的翰林、馆阁文职，尤被士儒所慕向，并成为骤进显职的捷径。改善科举制度，扩大科举录取名额，抑制势家子弟，广开寒俊仕进之途，是宋初鼓励士人读书进取的重要措施。宋初科举自太祖建隆元年（960年）恢复以来，开始对科举考试、取士的制度及形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调整。调整的内容包括：废除公荐；禁止称考官为师门、恩门，自称门生；确定殿试制度，实行糊名、弥封、謄录、锁院、别试、唱名及进士同保连坐等制。这一系列改革调整，大体在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完成，从此确定了宋代科举的基本格式。通过这些程式的改革，限制了势家子弟徇私舞弊、势家权臣把持科场的特权，使得科举考试的竞争在形式上获得平等，一大批寒俊庶士得以通过平等的考试，跻入仕途。而以往因考官徇私舞弊引发的举场纷争，也基本消失。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礼部放榜，合格进士者竟无一人以权门显名。这确实体现了公平考试，广搜寒俊的取士原则。到了仁宗朝，13　榜进士中，竟有12　榜进士第一名出自平民布衣之家。

科举程式变化有利于寒俊布衣之士，是宋初历朝皇帝着意期求的后果。

早在太祖开宝元年（968年），宋太祖就亲自出面干预礼部省试，并下诏强调："造士之选，匪树私恩，世禄之家，宣敦素业。。。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悉委中书复试"（《宋史·选举志一》）。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宰相李昉、参知政事吕蒙正、盐铁使王明、度支使许仲宜，均有子弟及近亲举进士入等。宋太宗认为："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续资治通鉴》卷十二），随后全部罢免其进士及第与出身。宋真宗也多次声称："贡举当选擢寒俊。"宰相王旦则严禁子孙、近亲求举进士，其侄子王睦，曾请求参加科举考试，王旦诫以"岂可复与寒士争进！"严辞加以拒绝。

在完善科举程式、奖掖寒俊之士的同时，科举录取的名额也在大幅度增加。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始复贡举时，进士诸科一榜及第、出身者，不过19人。以后历次进士、诸科及第、出身者也不过几人，或数十人。开宝六年（973年）录取人数最多，进士及第也仅10人，复试后加进士26人，总共36人。宋太宗即位后，大幅度增加录取名额，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一次殿试录取进士及第109人，诸科及第207人，特奏名进士、诸科出身184人，共500人。据王禹偁在至道三年（995年）统计，太宗朝20年间，进士、诸科登第者近万人之多。

科举录取规模的大幅度扩展，虽然不乏滥取之弊，但大大鼓励了士儒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对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普及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以诸道发解参加省试的贡士人数为例，太祖朝一次参加省试的举人，不过2000人左右；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骤增至5300　余人；真宗继位的第一次贡举（998年），则增至2　万人，超过唐代科举全盛时各色举人的总和。由此推算，仅当年参加诸道发解试的读书人，全国就达10　万之多。（参见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5　期。）由此可以想见宋初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普及盛况。而这一盛况的出现，无疑得力于科举制度的大幅度发展。

宋初文教政策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大力兴办图书文化事业，积极赞助地方州县及个人办学。宋初崇尚文治，重视图书文化事业。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八月，即诏求亡书。凡献书者，经学士院考试吏理，凡堪任职官者，多委官任职，或赐以科名。建隆初，因袭唐制，设立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收藏图书12000　余卷。平息蜀国、江南等地后，又得蜀书1万3　千卷，江南书2　万余卷，遂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另建三馆书院，赐名崇文院，正副本藏书总数达8　万余卷。淳化三年（992年）建秘阁，专门收藏三馆正本及古画墨迹。真宗晚年又建天章阁收藏太祖、太宗御集，并为两宋历朝皇帝因袭为例。秘阁建成后宋太宗亲书赐额，幸阁视察，并召武将观书，以使武臣知文儒之盛。秘阁藏书每年因暑季曝■，届时近侍及馆阁诸公张筵纵观，图典之盛，远逾先古。

国子监也为重要的图书印制、收藏场所。宋初国子监藏书，不过4000卷，到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阅书库中藏书已达10　余万卷，45年间增加了25　倍。图书文化事业的繁荣，为教育的发展普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时的国子祭酒邢昺指出："臣少时业儒，每见学徒不能具经疏，盖传写不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宋史·邢昺传》）此外，宋初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如：宋真宗朝的儒臣钱惟演，家储文籍侔于秘府；赵安仁所得禄赐，多以购书，家藏书籍，有许多是三馆书库所阙的版本；宋绶、宋敏求父子更是著名的藏书家，父子两代藏书积至3　万卷。这些藏书家也多是著名的校书家，并多能积极倡导学术和教育。

宋初历朝皇帝常以经籍图书赐于地方书院或学宫，以此鼓励学业。诸如：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诏国子监赐白鹿洞学徒《九经》；景祐元年（1034年）赐永兴军府学国子监刊印的《九经》；咸平四年（1001年）赐国子监本《九经》予岳麓书院，同年，并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立赐《九经》。显然，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宋代真宗时期，已呈"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中秘所藏，莫不家藏而人有"的局面，故尔朝廷的这种赐书举动，无疑是一种象征性奖励文教、统一经学思想的措施。

除赐《九经》之外，赐学田也是宋朝政府赞助并控制地方学校及书院的有效措施。学田是地方办学的主要经费来源，宋仁宗于乾兴元年（1020年）始赐兖州学田5　顷，首开朝廷直接向地方官学赐拨学田的先例。此后，直至庆历兴学之前，朝廷先后向京兆府学、永兴军学、陈州、扬州、杭州、真定府学、潞州、徐州、郓州、襄州、明州、泉州、建州及嵩阳书院等数十个州学及书院赐拨学田，给以资助。从此，学田逐步成为宋代以降历朝官学的主要经费来源，并渐成独特的一种经济现象。

（三）宋初教育的类型与特征在庆历兴学之前，北宋官办的地方学校数量极少，但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重视文教的风气都很盛行，各种形式的办学活动也很活跃。其类型一为书院；二为州县官员自设的学校；三为民间学者所办的学舍、乡塾；四为依托于寺院庙观的寺学与庙学；五为一般的家庭教育活动；六为宗学；七为国子监。教育内容大体以诗赋、经义为主，乡间村舍学塾则多为初级性的蒙养识字课程，而寺院之学或兼授佛道文章。

在上述诸多办学形式中，国子监、宗学及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后设立的部分书院（如应天府书院）、州学属官学的范畴，其他则为民间或半官半民的办学形式。

宋初的国子监，仍为全国的最高学府和教学研究、行政中心。宋太祖立位之初，即对周世宗营建的国子监学舍加以扩建修葺，诏令河南偃师学者、左谏议大夫崔颂判监事，并于建隆三年（962年）正式开始会集生徒讲学。宋太祖多次临学，与监判讨论经义，恩赐加勉。此后，在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担任判监事或祭酒的人，多为著名的学者或前朝宿儒，其职责不限于专主监内讲学。祭酒、博士、直讲在讲学之余，尚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监内藏书的校勘、注释、整理工作。宋真宗咸平年间颁行的官方经学教材《九经义疏》，就是由当时的国子祭酒邢昺，直讲孙奭、崔颐正、崔偓佺，博士杜镐等人奉诏主持校定刊印后，颁行全国各地学校的。因此，当时的国子监事实上兼有审定、编印经学教材，指导全国经学教育的职能。宋初的国子监学官，还兼有为帝王、宗室子弟讲学的职责。讲学的方式大体有二：一是帝王幸学，多请学官讲说经籍要义。如：建隆初宋太祖幸学，请国子监判事崔颂讲说经义；宋太宗拱端元年（988年）幸学，请国子监直讲孙奭专讲《尚书·说命》要义，请博士李觉主讲《周易·泰卦》；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幸学，请直讲崔偓佺主讲《尚书》；景德年间，又请其主讲《道德经》要旨。二是国子监学官兼任经筵侍讲、侍读之职。诸如真宗咸平二年，国子祭酒邢昺兼侍讲学士，令入便殿讲授《左传》；又以直讲孙奭兼诸王府侍读，为宗室子弟讲学。由此推见，国子监在经筵讲席、宗学体制尚未建立之前，代行其职责。除此之外，国子监还是全国最大的校勘、刻印、收藏图书的机构之一。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藏书量达到10　余万卷，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馆藏书遭火烧毁后，国子监便成为全国最大的藏书场所，因而也是全国最大的文化贮藏、传播机构。

不过，宋初国子监虽有诸多优越条件，却未能在正常的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和利用，甚至也不能维持正常的教学工作。国子监既无生员定额，国子生也只许七品以上应荫子孙充数。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虽曾诏令国子生分习五经，但这些国子生往往"系籍而久不至"，国子监流于虚名，但为游寓之所。真宗景德年间，始允文武京朝官嫡亲附国学取解；"远乡久寓京师，其文艺可称，有本乡命官保任，监官验之"，也许附学取解（《宋史·选举志三》）。就此而论，国子监在宋初仅仅是一个游寓取解的场所，并无教学之实。

在庆历兴学之前，宋代地方私人办学风气盛行，用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的话说，是"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文献通考》卷47）。所谓"乡党之学"，大体是指尚未纳入官学体制之内的地方学校，其类型、分布及课业程度，均无定制，往往随遇而设，因地制宜，或据州郡都会，或据穷乡僻壤，或据山林■谷，或据官宦人家，或据寺院庙舍，其渊源之深、流布之广，远非一二官办学堂所能望及。在官学体制尚未建立之前，无疑是州县地方传播、推广文化知识的主要途径。即使在庆历兴学之后，其存在的价值也难以被官学大量取代。

宋初乡党之学兴盛的原因大体有四：其一，唐末五代，割据战乱，仕途险恶、衣冠零落，官学废弛，学术文化离散于民间，民间乡党之学应运而生。其二，宋初雕版印刷术推广应用，图书经籍得以大量印制发行，流布浸广。民间有书，便具备了办学的基本条件。

其三，朝廷对民间办学多予奖励，赐书、赐田、赐额，加以表彰资助，对隐居民间聚徒讲学的名师硕儒，也多加褒荣。如开封名儒王昭素笃学不仕，居乡里聚徒教授以自给，开宝年间召赴朝中，赐坐讲《易》，宋太祖及宰相薛居正以下大臣恭听讲论，遂拜国子博士致仕，赐钱20　万缗，遣归故里。余如陈州万遵、历城田浩、郑州杨璞、荆南高怿等民间学师，均曾被皇帝召见，赏赐有差。

其四，宋初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开始大幅度增加科举录取名额，鼓励寒庶布衣读书仕进，也是刺激乡党之学活跃的直接动因之一。同样，民间学师倘能精通科举之学，师门登第入仕者较多，也是吸引四方学子的重要条件。楚丘（今河南商丘）人戚同文筑室聚徒，因精通科举之学，门人登第者五十六人，位践台阁者近十人，故四方学子辐辏其门，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宋史·许骧传》记许骧的父亲许唐曾行商于汴洛间，因见进士缀行，而发愿："生子当令如此！"其妻生骧后，慕名往拜戚同文，将其子托附戚门受业，并曰："今拜先生，即吾父矣。又自念不学，思教子以兴宗绪。"许骧其后果然在戚门习成举业，科举及第，官至台阁。苏轼父辈修习举业而成名，也是典型的事例。四川因久逢战乱，地居僻远，宋初时文化相对衰落，读书习经之人极少。眉山苏澹、苏涣、苏洵兄弟三人，却在其父苏序调教下认真读书。其后，苏涣于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及第，"一乡之人欣而慕之，学者至是相继辈出。至于今，仕者常数十百人，处者常千数百人，皆以公为称首"（苏辙：《栾城集·伯父墓表》）。苏东坡后来追述当时情景："天圣中，伯父解褐西归，乡人嗟叹，观者塞途。。于是释耒耜而笔砚者十室而九。"（苏轼：《苏东坡全集·前集》卷二十六《谢范舍人启》）此类事例足以证明，科举广开读书仕途，是促成各地乡党之学普及发达的主要动因。

就办学的形式、目的及场所的区别而言，宋初乡党之学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其一，布衣硕儒隐居乡里，聚徒讲学。如前述王昭素、戚同文均属此类。这类私学教师大多都有学业专长，治学内容不出经学范围，且以教学为业，靠束脩自养。但也有学者是为了辨明学理、倡明经义的目的，热衷于讲经论学。如真宗朝的冯元，幼从崔颐正、孙奭修习《五经》大义，后与乐安孙质、吴县陆参、谯夏侯圭善，往来论辩，群居讲学，乐不计酬，或达旦不寝，时人号为讲学"四友"。荆南高怿，博通经史百家之书，仰慕种放盛名，筑室终南山豹林谷，与种放师友相待，并同张荛、许勃共以学问著称，号为"南山三友"，后以私学擅名，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被荐为京兆府学教授。其二，在任官员于所职州县兴资办学。宋初以科举入仕的官员，大多重视文治，且以兴办学校为重要的政绩。每有办学举动，往往刻石立碑，铭为功德，或被乡绅颂为圣明。朝廷考绩州县外官，也往往以之作为叙迁官职的重要依据。故州县官办学兴资，往往不惜自出俸钱。诸如：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王彦超知永兴军，自出俸财，整修长安孔子庙学。真宗咸平元年（998年），赵昌知昭应县（今陕西省临潼县），召集乡绅，募集资金50万缗，重建孔庙及讲书堂，乡绅均为立碑铭记。陈尧佐于咸平四年（1001年）坐贬潮州通判，因痛感潮州荒远地僻，民俗陋鄙，遂修建孔庙和韩愈祠堂，召秀民年少者入学，潮人便以之比德韩愈。类似州县官办学的事例，还有很多。

显然，州县官员积极兴资办学的现象，是宋初地方学校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反映了宋初崇儒重教政策的一个侧面。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州县办学活动随着朝廷鼓励、承认州县学校的法令逐步放宽，大多转化为地方官学。这些州县官员所创之学校，本来也属于半官半民的性质，如滕宗谅湖州兴学，费钱数十万，其中大部分出自官库。有些学校虽有乡绅集资，官出俸钱，但要长期维持局面，教学养徒，仍需朝廷诏拨"系官庄田"充费供用。

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宋初州县官员所办学校多属庙学。与前朝一样，宋初京都及各地孔庙，多为附学的场所，诸如东京开封孔庙即为中央国子监之所在，京兆府孔庙为京兆府学的所在，各地孔庙也大体类同。宋人认为："先圣者，道之所自出，而道非学校不行，故世之州县因先圣有庙，所以重道也；即庙有学，所以传道也。"①庙与学本为一体，不可分离，"庙所以重本，学所以源教化"。但州县孔庙不仅为总角幼童的肆业学舍，且为州县举行祭典、布政、劝农、礼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因此，创建庙学，也是整饬政令、化民成俗、敦行礼乐的重要措施。从这种意义看，庙学本身也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和广泛的社会功能。在朝廷崇儒尚文、表彰名教政策的要求下，地方政权崇修孔庙，寓学于庙，除了教育方面的意义之外，也具有整饬政令、安邦治民的意义。而且，各地孔庙虽然部分采用集资捐款或官出俸钱的形式加以维修或重建，但主要还是"因钱于公府"，所占地盘也为官拨田产。从这点来看，宋初庙学多为官方的学校，或为州县学校的前身。

其三，寺院僧舍也多为士子、生徒就业寄读的场所。宋初寺院上承汉唐以来数百年经营之规模，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虽主儒业，兼崇道教、兴佛法，真宗继位以来更是大兴土木，"遍修群祀，金田之列刹崇矣，神仙之灵宇修矣"（《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大宋重修兖州文宣王庙碑铭》）。仁宗、英宗二朝虽未大事兴建，但据宋人方勺统计：至神宗熙宁末年，天下寺观宫院总数已达40613　所，其中仅东京开封就达913　所（《泊宅编》卷一）。宋初既开寒素之士科举仕进之途，而州县尚未广开学舍，贫寒之士读书苦无场所，寺观既广而闲旷，自为寄读的佳所。北宋《泾阳县重修孔子庙记》称：泾阳县学不修，而"先生之待问"，无所布席；"朋友之文会"，无所投笈。而总角之幼者"分徒裂居"，便"假馆于佛宫，或开户于委巷"，即反映了当时的普遍情况。

宋初许多布衣寒门出身的著名学者或大臣，多有寄读寺观的经历。诸如：范仲淹于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至四年（1009年-1011年）寄读于长白山醴泉寺

①　彭乘：《墨客挥犀》。

（位于山东省邹平南），苦习科举之业；苏轼、苏辙兄弟幼居乡闾，读书于天庆观。余如：真宗时官至宰相的吕蒙正，少时寄读于洛阳龙门利涉院；参知政事钱若水，少时寄读于嵩山佛寺；仁宗时任过参知政事的冯京，曾寄读于潜山僧舍（今属安徽）；仁宗朝的重臣韩亿、李若谷、王随少年贫贱时，曾同寄嵩山法王寺读书。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宰相的富弼，也曾寄读于洛水南天宫寺三学院。

这些出身贫寒的士子，为科举荣禄所激励，往往刻苦异常，忍受着饥寒酷暑的折磨，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修习举业，故尔多能在事业上做出超出势家纨绔子弟的成就。如范仲淹，在长白山僧舍读书时，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各取二块，断■数茎，入少盐而喢，三年一概如此。冯京寄读潜山僧舍时，竟因饥饿难耐，偷烹僧犬而食，遭僧人起诉后，做《偷狗赋》赠县令方幸免治罪。吕蒙正寄读洛阳龙门利涉院时，因无钱购买西瓜，尾随卖瓜者之后，"其人偶失一枚于地，怅然取食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七）。以后官至宰相，便在洛阳买园，临伊水筑"噎瓜亭"，以示不忘贫贱之义。由此可见，寺院宫观在州县官学尚未普遍建立之前，确为一般贫寒有志的学子提供了读书寄居的场所，因而构成宋初地方学校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寺院宫观之学在宋初兴盛的原因，除了前述州县之学尚未广设，科举仕途广开，而寒俊之士苦无读书场所之外，尚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寺院宫观屡朝兴建，多就山林僻静之处，虽经唐末五代长期兵乱，尚能免遭兵火劫难，名士硕儒畏于仕途险恶，也多携带经籍，隐遁山林寺舍，潜心读书、讲学。故宋初虽承五代劫乱之余，寺院宫观仍能保存较多书籍，并兼为士儒肆业之所。宋初一些藏书甚富的书院，也本为唐末五代的寺院精舍演化而来。其次，宋初寺院宫观多有地产，或有居士香客捐赞香火。故贫寒士子寄读寺院，尚能得到生活上的一般关照，也具备简陋的食宿条件。寺院对于少数学行优异的贫寒士子，也乐于资助，而士子一旦登第显宦，也往往不忘旧事，回报其恩。如前述富弼在洛阳天宫寺三学院寄读时，"冬以冰雪，夏以冰水洗面"，刻勤自励，院僧宋颢赏其才学和精神，多予关照，其后富弼官至宰相，奏请朝廷赐颢紫方袍，封号宝国大师，加以回报。王随自幼居故里西寺读书，家贫不能自养，寺僧以钱币资助其读书，王随显达后既有回报，寺中则为其奉立生祠，引以自荣。

综上所述，由于朝廷对文化教育采取鼓励赞助的政策，故宋初虽未以诏兴学，但各地教育事业发展仍然很快，且形式多样，不拘常格，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为宋代社会的总体进步做出了贡献。

三、官学的振兴与改造宋初乡党之学虽然流布甚广，成绩显著，但各地乡党之学的课业程度、教材，选用教师条件、待遇，生徒来源等等，素无定制，纷杂不一；办学经费来源也无保障，学校后继发展无力，办学规模及普及范围也受到局限。因此，由朝廷统一制定全国性的教育发展模式，为教育发展提供通盘性经费保证，已是势在必行。而这两者的根本落实，只有在政府体制之内才能完成，因此，各级各类学校官学化进程的出现，也成为客观必然的趋势。同时，宋初文教事业隆盛，主要是在科举刺激下出现的，由此产生一系列矛盾和弊病，进入北宋中期也完全暴露出来，并成为影响宋代教育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障碍。消除这类障碍、振兴官学，成为北宋历次兴学的主要课题。

（一）范仲淹与庆历兴学北宋教育在仁宗朝前期，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左右了北宋中期教育演变的主要趋势，为庆历三年（1043年）的大规模兴学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

首先，朝廷改变了以往间接赞助民间办学的做法，以乾兴元年（1022年）赐拨兖州学田和景祐元年（1034年）诏许京兆府立学并赐学田为开端，直接管理和资助、兴办地方州学，将重要藩府的州学正式纳入官学的体制之中。其次，逐步形成了若干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地方教育中心。这些中心形式多样，是北宋州县之学多年演变、趋于成熟的典范。诸如范仲淹主教的应天府书院，胡瑗主持的苏湖州学，孙复、石介的泰山、徂徕之学，以及陈襄的福建古灵之学，都具有很高的教学水平，并讲求民间利病之急，推倡圣人之道和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范，为其后的庆历兴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具有拓开芜茺、化通士学风气之功。再次，朝野对科举之学的指责日益公开和普遍，并要求施行切实的改革措施。上述的变化，已显示出庆历兴学的到来，具有客观必然的历史依据，并标示出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的兴学主题。

由范仲淹主持推动的庆历兴学，是北宋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兴学运动，是庆历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庆历兴学持续的时间虽短，但范围之广，内涵之深以及影响之远大，远非景祐前后的兴学所能比拟。

范仲淹作为倡导兴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庆历兴学之前，就对北宋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弊病，做了思想和实践方面的认真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建设性主张。

早在天圣五年（1027年）主持南都府学教席时，范仲淹就上书执政大臣，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的治国之策。他认为：所谓"重名器"，就是要慎选举，敦教育。慎选举：一是要恢复制科，以便选用具有特异才干的人材；二是改革常科考试。范仲淹认为：诗赋取士不能考核真才实学。他要求：科举考试"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级"。（《范文正公集·上执政书》）如此则人必强学，复当深究治本，渐隆古道。所谓"敦教育"，就是在州郡恢复学校之制，"约《周官》之法，兴阙里之俗。。敦之以诗书礼乐，辩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为邦材"（同上）。他指出：序庠之兴，为三代盛王之道，不可忽略，当太平之时不能教育，乃于选用之际，患其才难，实为"不务耕而求获"。此后，他在《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中进一步强调兴学养材的重要意义："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兴学校，立师资、聚群材"（《范文正公集》卷一八）。主张通过兴办学校，养育群材，移风易俗，来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范仲淹的养士、选士之道，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重寒俊，广开途。

范仲淹出身贫寒，苦学成名，对官僚权贵子弟不学无术而坐享荫恩的现象十分不满。天圣三年（1025），他大胆上疏仁宗，批评朝廷延赏过多，恩荫太滥，主张恢复着重录取"黄衣草译"的制科考试。二是重实学、斥浮伪。范仲淹认为：国家劝学育材，必求为器用，辅为风教，明经籍之旨，练王霸之术，方为教育的"本至"。科举考试专以诗赋声律为去留，则是导致文庠不振、师道久缺，文章柔糜、风俗巧伪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科举录额虽广而人才不足的根本原因。因此，他认为，提倡实学、改革科举，不仅是振兴教育根本途径，也是改造社会的首要前提。

范仲淹上述主张，为其后的庆历兴学提供了指导方针，并在舆论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在主持新政大局的同时，积极筹划兴学，当年九月奏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庆历新政的纲领，其中前四项都与科举教育改革有关，可见教育改革在新政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在范仲淹的推动下，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等八人合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科举束于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饰矣。"（《宋史·选举志一》）这是一个教育改革的宣言书。其后，朝廷正式下诏兴学，揭开了庆历兴学的序幕。

庆历兴学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诏州县立学，选部属官或布衣宿学之士为教授，并立听讲日限，规定士须在学校习业300日，方许应举。第二，振兴太学，选用拥护新政的著名学者石介、孙复主持太学讲席，采用胡瑗苏湖教法为太学法度，以改进太学教学及规章体制。同时，设立四门学，允许八品至庶人子弟入学，扩大了中小庶族地主子弟入学深造的机会。第三，改革科举考试方法。

庆历新政维持不过一年几个月，便在旧官僚权贵集团的强烈反对下失败，兴学也告夭折。但庆历兴学的成就和影响，仍不容忽视。

首先，庆历兴学诏为地方办学提供了合法的凭据，首开州县广兴学校的先例，普遍激发起州县地方兴学的热潮。据欧阳修《吉州学记》记载：庆历兴学诏下之日，"吏民感悦，奔走，执事者以后为羞。"吉州之士赞助私钱150　万用以兴学，修筑学府，用人力共计二万一千工次，"而人不以为劳"；学堂壮伟闳耀，"而人不以为侈"。兴学为荣，蔚为风气。《吉州学记》又称：兴学诏下之后，"海隅徼塞四方百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岂非盛美之事！"此外，尹洙的《岳州州学记》、范仲淹的《建州学记》和《饶州新建学记》、王安石的《虔州学记》，也分别记载了各地兴学的盛况。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政失败后，州县兴学的成就仍部分保留下来，一些新政人士被贬到地方后，仍热心创办地方学校，使庆历兴学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扩大。

其次，庆历兴学整顿和改进太学、国子学的教学制度，一批硕学名儒如石介、孙复等人先后主讲太学，结束了国子学、太学徒为游寓取解而无教学之实的状态，开创了北宋中央官学的空前盛况。据北宋学者田况回忆："庆历初，石、孙为直讲，期兴庠序，朝廷又立三百日听书日限，来者日众，未几，遂盈数千，虽祁寒暑雨有不却者。"（《儒林公议》卷上）尤其重要的一点是，石介、孙复既为著名的经学家，又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重要人物，并竭力倡赞经世致用的实学风气，这与庆历兴学的宗旨完全契合。由他们主持中央官学的讲席，对于改变浮靡巧伪的士学风气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对全国各地学校起到了主导示范的作用。北宋文瑩在《湘山野录》卷中也称：石守道主盟上庠，酷愤时文之弊，力振古道。"时庠序号为全盛之际。。道由上庠"。时人张方平虽对石介的为人行事颇多微辞，但也承认："至太学之建，直讲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好尚，而遂成风"（《乐全集·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程颐的《回礼部取问状》则盛赞孙复在太学主讲，使"《春秋》之学为之一盛，数十年传为美事。"（《河南程氏文集》卷七）直到北宋末年，人们论及学校教育人材，士风丕变，仍盛称庆历之风。但石介为人刚果偏激，其贬抑西昆，改革士学文风虽然有功，但矫枉过正，太学文体又因此流于"险怪为宗"，直到嘉佑初，欧阳修知贡举始纠闢其弊。这一点也反映了庆历兴学在纠正士学文风方面失于偏激的缺陷。

再次，庆历兴学期间的改革措施虽未保留下去，但其敢事更张的观念则冲破因循守旧的积习，感召和影响了一代士子，实际上开创了北宋社会和教育领域的一个变革的时代。就连一向被视为守旧的理学家二程，也肯定庆历兴学"为教之意非不正"，对庆历时的守旧人物丁度强调以词赋取士"祖宗以来得人不少"的言论，表示"切齿之恨"，谓之"愚瞽之甚"（《河南程氏文集·上仁宗皇帝书》）。其后的熙宁兴学，正是继承了庆历兴学的传统，并加以深化和发展。

此外，范仲淹等人提倡经济实学，力图将学校教学、科举取士和经世治国三者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以学校为主体、科举考试为手段、社会需求为目的新的教育体制。其目标虽未能达到，但这是科举制度创立以来，所面临的第一次来自教育领域的认真挑战，对于改变学校附庸于科举的状况、强化学校的社会功能起到了历史性推动作用。

不过，庆历兴学的失败，除了各种外部的诸多客观原因，兴学自身的措施并不十分完善合理，也是重要的因素。例如：朝廷虽然下诏州县立学，却并无相应的具体措施，也没有像景佑年间统一提供办学经费，故尔诏令虽在，是否落实则全凭地方官的态度而定，时人张朱在《冀州学记》中曾做如下评说："朝廷以学校道艺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兴废亦系其守长之能否"（《张右史文集》卷五十）。李觏在《袁州州学记》中也承认：守令的哲愚，是决定教化是否倡和的关键因素。在国家没有明确细致的法度制约下，兴学出现"敝徒文具，无命教之实"的情况，也是自然的事情。

（二）王安石与熙宁、元丰兴学自范仲淹庆历兴学失败后，北宋的学校教育仍一切如故，兴学更定的条制也全部废止，但要求兴学和针砭时弊的努力始终没有终止。在仁宗皇佑，嘉佑年间（1049-1063），太学有孙复、胡瑗、李觏、梅尧臣这类才识高卓、学问渊博的学者先后担任直讲、说书之职，太学教学很活跃，尚能维持相当规模；地方州县学校也有许多保留下来，并不时有新的州县学校创办，恩荫之滥受到一定限制，布衣之士读书仕进的热情也未消减。

不过，上述局部改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宋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在神宗继位后不久，朝野上下就围绕着学校和科举如何培养、选拔人材的问题，再次展开争论，并围绕着这一主题，开始了一场内容更为广泛、细致的变法运动。

主持和推进熙宁兴学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王安石。

王安石出身于官宦家庭，少年英杰，恃才傲物，期于大志，自比稷、契。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高第，跻身仕途，此后任职州县官历时十八年。地方任官期间，注重考察、体验民情，吏政之余，着意于教育，并对教育改革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在庆历三年（1043年）所撰的《李通叔哀辞》中，即论及为学的目的，当切入于道德，本于古，并指斥华浮荡肆之学。此后在鄞县（今浙江宁波）任职和寓居江宁时，又热心创置学校，渐开临川学门，为朝野学士大夫所瞩目。他在鄞县所撰的《慈溪县学记》和在江宁所撰的《虔州学记》，都高度评价兴学立教的意义，再次强调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讲明道德和性命原理，学知而不行，便是失去了学习的本旨，将圣人之道和实用实行，看作是学问的归宿。

嘉佑三年（1058年）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王安石在熙宁兴学之前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围绕着人材的教、养、取、任等中心课题，提出了根治北宋教育、科举、吏治弊病的改革方案。

在《万言书》中，王安石认为：造成宋代社会种种弊端（如财力日困，风俗日坏）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材不足，只有通过改革教育，培养出众多治事利国的人材，择人而取，因势利导，才能变更弊法，带动国家的整体变革。他认为：宋代学校存在下列弊病而不称养士之职：一是学校徒具设置而无称职的教师，学官选择不严，且无真才实学；二是教学内容空疏无用，但讲章句记诵之学，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违背了先王"治天下国家而立学之本意"，故虽白首穷力于庠序，也无益于国家之用，这种教育非但不能成人之才，而且毁坏人才。他借鉴管仲四民分处的方法，来改变这种"教之非道"的现状。主张让学生专心学习先王之道，潜研天下国家之用，而摈弃百家诸子异论和课试辞赋杂学。

王安石上述震撼朝野的激烈议论，虽然不能被年老体衰、安于因循的宋仁宗所采用，但却为不久后的熙宁变法兴学做了必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实际起到了熙宁兴学指导纲领的作用。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大计，次年再次提出兴学复古、改革科举的建议，并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赞同。但围绕着如何变法的问题，也产生了诸多歧议。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在熙宁四年（1071年）正月上《议学校贡举状》，他虽然也承认宋代的科举和教育存在着浮涎不实等弊病，但他认为：国家是否能够得到有用的人才，在于知人责实，解决知人责实的关键，在于朝廷是否有责实之政，君相是否有知人之才。如果国家政体得以改进，具备上述机能，人才的问题就能从根本上获得解决，而不必专系于学校贡举之途；相反，如果国家无责实之政，君相无知人之才，学校贡举也无从得人。因此，他认定选举养才，"何必由学！"

其次，苏轼认为：在全国范围兴学立教，必然要大幅度地变更法度、扰动时政，"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显然，大规模地更措时政以兴学，会引出纷乱而患苦天下；相反，如果不大幅度变改法度，兴学也只能重蹈庆历兴学的复辙，无从收到实效。与其如此两难，不如因循旧制。

王安石针对苏轼的奏状指出，当时的科举不但不能养成人材，只能败坏人材："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并认为：目前人材乏少，学术不一，异论纷然，是由于道德不能统一的缘故；要统一道德，就必须修学校；要修学校，就必须变贡举。经过辩论，熙宁四年二月，神宗下诏改革学校科举，揭开了熙宁兴学的序幕。熙宁兴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改革太学体制，扩建太学规模，实行三舍法。北宋太学在仁宗庆历年间始置内舍生200人名额，熙宁兴学期间首先将内舍生名额扩至300人，继而增至900人。熙宁四年（1071年）又正式实施三舍法。所谓三舍法，就是太学生员按等差分隶于外舍、内舍、上舍。生员依学业程度，岁时考试艺能，依次升舍。初入学为外舍生，初无限员，后定额为700人；外舍升内舍，内舍生定员200人；内舍升上舍，上舍生定员100人。生员各执一经随讲官受业，月考其业，优等者荐入中书，可免发解、省试，而行及第出身。上舍生可兼任学正、学录之职，其中学行卓异者，可由太学主判、直讲荐于中书，直接命官。

随着三舍法的推行，太学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熙宁四年将锡庆院及朝集院西庑充为太学讲书堂及诸生斋舍。元丰二年又扩充太学为80　斋，斋各5楹，每楹30人。外舍生扩大员额为二千人，内舍生300人，上舍生100人。为了保障太学的正常教学及其经费开支，每年拨钱2500　缗作为教育经费，又从州县田租、屋课息钱之中提取部分钱款补充学费之不足。

第二，改革人材选拔制度。熙宁兴学期间对人材选拔制度的改革，首先是在科举考试之外，又立舍选一途，其作用在于强化学校的职能，部分取代科举的作用。

第三，颁布《三经新义》。为了进一步控制学生的思想、统一士论，熙宁六年（1073）设经义局，修《诗》、《书》、《周礼》三经义，由王安石提举，吕惠卿、王雱同修撰，并由王安石亲笔修撰《周礼新义》。熙宁八年（1075年），《三经新义》修成，由朝廷正式颁行学宫，成为官方考试、讲经所依据的标准教材。从此，士子参加经学考试，必宗其说，进而有效地改变了经说纷异的局面。

第四，创建和整顿国子监、地方学校及各种专科学校。在熙丰兴学之前，北宋国子监虽有监名而无教养国子之实。熙宁兴学期间，立国子生员额200人，并从太学分取解额40人以下，诏许清要官亲戚入监听读。从此，国子监稍具教养之实。同时加强专科教育，以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变法人材。熙宁五年（1072年），恢复设置武学。此后，又屡次改进武举及武学考试管理制度，大体形成了军事人材培养、选用的完整系统。武学之外，又于熙宁六年（1073年）设置律学，元丰四年（1081年）又诏试进士，加律义。此外，还设置了医学提举判局官及教授一员，学生300人，分为方脉科、针科、疡科，培养医学人材。

地方官学的改进，主要采取了以下两项措施：一是设置诸路学官，以加强地方教育，改变州县有学而无教的状况。熙宁四年（1071年）初，在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和方式的同时，诏令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允许布衣有经术行谊者权教授，并令两制，两省、馆阁、台谏臣僚荐举现任京朝官、选人有学行者，由中书堂除专职教授，也允许州县官兼任本州教授。同年三月，又诏令诸路置学官，并置小学教授。次年规定诸路各置教授一员，并规定：诸路教授须由中书堂除任职。熙宁七年（1074年）又经国子监推荐，任命郓州左司理参军叶涛等23人为诸路教授。值得指出的是：诸路学官的选任，要求被选人必须在思想和学行方面符合变法兴学的标准，学官任免也由中书直接控制，这样便通过任用赞同变法的学官，有效地控制了州县教育和士论。

改进地方官学的第二个主要措施，是为地方学校拨充学田，从而在物质条件上为州县学校的维持提供了保障。熙宁四年，诏令诸州给学田十顷用以赡士。在诸州普设学田，解决了北宋多年来州县学校经费不济的问题，为州县学校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兴学，推动了北宋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此，在中央和地方形成了一个学科、内容、形式相对完整配套的学校网络。其在学校制度方面的创造性变革、在思想内容方面敢事更张的精神、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范，均被后人树为楷模，对保存和振兴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王安石重视人材和知识的价值，重视教育的社会地位，主张通过振兴教育来带动全社会的变革，也代表了中华文明礼义之邦的优秀文化传统。但是，王安石兴学的措施并非十分完善，或制旧弊而生新弊，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北宋科举和教育所面临的问题。譬如：王安石改革太学的教学、行政管理体制，实施三舍法，并制定一系列条规以保障三舍法的顺利实施；但同时，又不免流于下列弊端：其一，太学法规过于细密，"烦苛愈于治狱，条目多于防盗，上下疑贰，以求苛免"（《宋史·刘挚传》）。甚至博士、诸生禁止相见，教谕无所施，质问无所从，如此规矩，胜于防贼，确非学校造士之道。其二，太学斋舍管理多有不善之处，斋舍随经分隶，又以《易》博士兼巡《礼》斋，《诗》博士兼巡《书》斋，所至无非备礼请问，竟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请，以杜贿赂"（同上），以此待养诸生，既不能增进学艺，更难养成经世致用之英才。其三，由于太学讲官专授一经，生徒也按专经分斋，随学官习经，故生员著述议论，尽得讲官余绪，例差考试，讲官虽未必循私，但考校所长，多就己见，讲官于去取之际不免编袒，而外方疏远之士偶不相合，遂致黜落，这既不利于兼收博采众家之长，又不利于学术交流。其四，颁定《三经新义》，将士论统一到变法的轨道之中，固然不错，但以一家私学垄断天下，而尽斥诸家之言，也实有害于学术文化教育事业。科举考试专用王氏经义，"士子自一语上，非新义不得用"（《宋史·吕公著传》）。应举"少异辄不中程"，便遭黜落。相反，若士子策论称颂时政、谀词奉应，则往往得中高第。王氏之学，本为深造有得的一家学问，王安石也素来鄙视记诵干禄之学，而此时却也沦为士子窃以干进的尤物。尤其严重的是，为了控制太学、防止异论，竟至屡兴太学疑狱，迫害师生。据刘挚《论太学狱奏》称："根株证佐，无虑数百千人，无罪之人，例遭箠禁，号呼之声，外皆股栗。"（《忠肃集》卷四）另据《宋史·蔡确传》记载，元丰年间，蔡确治太学生虞蕃讼学官案，连引朝士，自翰林学士许将以下，逮捕械击，狱中寝处，饮食、旋溷，共为一室，设大盆于前，凡羹饭饼截举投其中，以杓混搅，"分饲之如犬豕"，类似的文化恐怖行为，有些并非王安石新政所欲为，但发生在新政期间，但不能导化士儒心向变法，反而促使大批士子转而敌视新政，这就难以再遂熙、丰兴学的初衷，并为以后的蔡京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埋下祸根。

元丰八年（1085年），随着宋神宗的去世，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尽斥新党人物。次年，司马光等旧党把持朝政，实行元佑更化，新法在数月之间，刬革略尽，兴学的各项措施，也多被废除，熙丰兴学遂告终结。

（三）崇宁兴学与蔡京的文化专制由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是北宋第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其规模和范围超过了庆历、熙丰兴学，也是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兴学运动。

崇宁兴学是对哲宗绍述新政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早在元佑八年（1093年），支持元佑复辟的宣仁太后去世之后，哲宗亲政的当年，就开始绌退元佑诸臣，重新起用熙、丰新政时的大臣章惇、吕惠卿掌管朝政。绍圣元年（1094年）三月，围绕着殿试进士策卷，朝中大臣展开激烈斗争，考官第主元佑者居上，礼部侍郎杨畏复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丰者置前列。自是绍述之论大兴，国是遂变，教育领域也随之开始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动。同年四月废止司马光设置的十科举士法；五月，诏罢诗赋，进士专以经义取士；六月，取消引用王安石《字说》的禁令，诏令国子监雕印《字说》，供学子传习，学校弟子之文，靡然从之。此后又重印王雱《论语》、《孟子》新义，恢复元丰设置的律学博士，规定科场考试专治一经，并于元符二年（1099年）诏令诸州州学依太学三舍法考选生徒，并许诸州州学岁贡上舍一人，内舍二人，试补太学，进而初步形成中央太学和地方州学相衔接的学校贡举模式。

哲宗绍圣、元符年间的绍述之政，基本恢复了熙丰兴学时的主要措施，为崇宁兴学奠定了基础。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奏请兴学贡士，朝廷随之发布一系列诏令，揭开了崇宁兴学的序幕。

崇宁兴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诏令州县设学。县学亦置小学。县学生可选考升入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入太学。太学别立号附试，分为三等，上等补上舍，中等补下等上舍，下等补内舍，余居外舍。诸州军将解额的三分之一拨充贡士。州学经费由州给常平或系省宅拨充，县学由县用地徙及非系省钱拨充。崇宁三年（1140年）又确定县学增养弟子员名额：大县50人，中县40人，小县20人。同时规定州县学生享有下列优惠待遇：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试者，复其身，内舍生免户役，上舍生免役。至崇宁四年（1105年）各路州县学校均已普遍设置就绪。此后，朝廷又先后于政和四年（1114年）诏增诸路学校名额，诏令诸路小学仿太学立三舍法；于政和六年（1116年）诏令增广天下学舍。

第二，扩建太学。崇宁元年（1102年）在京城南郊营建太学之外学，赐名辟雍，仿《周官》外圆内方之制，屋1872　楹；太学专处上舍、内舍生，外学专处外舍生。诸路贡士初至，也皆入外学，经考试合格补入上舍，内舍后，方可进处太学。上舍名额200人，内舍600人，外舍3000人。

第三，改革科举制度。崇宁三年（1104年），诏罢科举，规定天下的士悉由学校升贡，停止州郡发解和礼部试，每岁考试上舍生如礼部试法。次年，赐上舍生35人及第，以后每年并试上舍生，赐及第。崇宁五年（1106年）又曾诏于大比之岁取士参用科举，一度实行科举与舍选并行之制。直至宣和三年（1121年）始恢复科学旧制，惟太学仍保留崇宁定制。

第四，恢复、扩建专科学校。崇宁三年（1104年）设置书学、画学、算学、采用太学三舍法考选取士。此后、书、画、算、医、武学置废无常，但大体是置多而废短。

从崇宁元年（1120年）开始的兴学活动前后维持达20年之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经过崇宁兴学，北宋的中央和地方官学体系基本建立就绪，规模空前，学校经费也得到了保证，以往两次兴学企望的目标，在崇宁兴学中大体实现。不仅中央太学臻于鼎盛，达到生员3800人的空前规模，地方州县学校也大幅度发展。以福州州学为例，元佑八年（1093年）养士500人，至崇宁三年（1104年）增至1200　余人，十一年间扩大2　倍有余。建州州学至政和四年（1114年）养士竟达1300　多人，其规模和养士人数几乎超过熙宁五年（1072年）以前的中央太学，一州之学如此，诸路及全国学校规模更为可观。据大观二年（1108年）提举京西南路学事路瑗称：京西南路八州三十余县，虽在诸路中最为褊小，学舍仍达3300　余区，教养生徒3300　余人，赡学田产岁收钱斛63000　余贯石。另据大观二年（1108年）正月御制的《辟雍记》记载：当时天下"被教养之惠"的生徒共达11　万人有余，学舍九万一千余楹，费钱241　万余贯，谷55　万余石。"庠序之盛，多士济济，视古无愧。"（《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二八）到大观三年（1109年）年终统计，当时全国24　路教养大小学生总数达167622人，学舍95298　楹，学钱岁收3058872缗，学粮岁收640291　斛，各地学田总数达105990　顷（葛胜仲：《丹阳集·乞以学书上御府并藏辟雍札子》）。经费之大，学舍之广，实为旷古所未有。所以，南宋学者陈傅良称赞："崇观之际，天下之学盛矣。提学有官赡，学有赋，上之加惠诸生甚隆也。"（《止斋文集·重修瑞安县学记》）

但是，在崇宁兴学的同时，蔡京等人把持朝政，循私舞弊，为非作歹，大兴党人狱，迫害异己，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并把学校教育和科举贡士看作是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手段，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文化教育领域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崇宁兴学虽然张开了堂皇的门面，却不能掩盖学术文化遭到扼杀的真相。

以科举为例：自从蔡京及其死党把握取士大权之后，虽名为倡赞绍述之论，但实际上只允许士子迎合蔡京等人的意旨，稍有异论便遭贬绌，完全没有客观公正的标准。绍圣四年（1097年）礼部试进士程文中，凡言及熙、丰政事者，便诬为诋毁先朝，一概斥逐，而迎合当朝权贵意旨，在进士程文中狂言诛杀一切元佑大臣、禁锢元佑子弟的一位狂生方天若，竟被无端擢为进士第二名，科举考试已成"设此网罟以为中伤罗织之术"。崇宁二年（1103年）竟荒唐地规定：凡在元符应诏上书言事不合蔡京意旨者列入邪等，反之为正等，礼部试进士中凡列入正等者升甲科，列入邪等者概遭贬黜。崇宁四年（1105年）又将应诏编管进士放归乡里，严加制约，稍有谤讪，其保任同罪。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品不端的官吏竟倚靠诬告学生而投机取荣，升官发财。崇宁三年（1104年）成都府路转运副使李孝广便因揭露学生费×等三人答卷有祗讪元丰政事之言而官迁一级，费×等三人则遭编管广南，永不得入学之祸。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元书，也以诬告澧州醴陵县学生季邦彦试卷言涉谤讪，来邀功请赏，县学长谕也一并遭受牵连。在蔡京之流当政时，一些人品低劣、善于阿谀奉承的文人士子多通过为蔡京等人进献歌功颂德的赞词，而中高第或骤得显职。政和初，一位来自江汉的士子朝宗，向蔡京献词，吹捧蔡京是"圣朝房魏"，竭尽歌功颂德之华丽辞藻，一时"两学盛讴，播诸海内"（《铁围山丛谈》卷一），遂被蔡京特封为大晟府制撰使，专门从事遇祥瑞时作为歌曲的工作。蔡京同党太监梁师成，身为阉珰，竟也混籍进士，把持翰墨和科举取士大权，招引天下名士，顺者吸引，逆者排斥，号称"恩府先生"，富商豪族子弟及第，各献七八千缗，以示献恩。所以《宋史·选举志一》称："崇宁大观之后，达官贵胄既多得赐，以上书献颂而得第者又不胜纪矣。"

蔡京大兴党人狱的同时，对学校教育实行严密的控制。崇宁二年（1103年），追毁程颐出身以来文字，尽逐其学徒；据太学讼斋法，惩处元符末上书进士，逐出太学三舍；诏毁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范祖禹、秦观等人文集著述，严禁生徒习读。同时，严禁天下聚徒教学者，言及元佑学术政事。此后又屡诏限制学校教育内容，并规定：凡上书邪等及入党人籍者，并不许试补学官。当时的学者崔鶠曾上疏指责蔡京："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一有异论，累及学官。若苏轼、黄庭坚之文，范镇、沈括之杂说，悉以严刑重赏，禁其收藏，其苛锢多士，亦已密矣。"（《宋史·崔鶠传》）采用这种毁灭文化、禁锢学术的文化专制政策，必然不可能起到真正兴学安邦的作用，因而也必然出现"绍述造士而人材衰"的恶果。但蔡京死党谏议大夫冯獬竟认为："士无异论"，便是"太学之盛"的标志，这也确实反映了崇宁兴学的宗旨，并不在于昌明学术，繁荣文化以利于安邦兴国，对其做过高的估价是不恰当的。

此外，就崇宁兴学本身的一些措施来看，也有许多弊端有待改进。例如：太学辟雍外学过于庞杂而缺少适当的管理措施，因而难免出现混乱无实的情形；州县学校也因同样原因，普遍出现管理混乱，以至废法容奸，学生在学欧斗争讼，佐令不加训，州学不切举察。太学、州县学悉行三舍法，当官子弟多免试入学，积岁月累试，方得中格；而一般贫寒子弟自然无足够财力维持相当时间的学业，难免被挤出学校。实行学校贡士，可以提高学校的地位，但学校名额毕竟很少，这样就使大批校外的读书士子失去了仕进机会，降低了读书的积极性，大大不利于官学之外其他教育形式的普及和发展。所以，时人论及崇宁兴学之弊，谓其"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文献通考·选举考四》）而且，崇宁兴学经费数额巨大，钱粮取之地方州县，是人民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聚集学粮，"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这些弊病无疑也是朝廷最终取消崇宁兴学各项措施的重要原因。

（四）官学制度的定型两宋官学体制以北宋最为齐备。北宋官学体制则是在历次兴学的过程中逐步定型的。北宋学制在100多年间，屡有变更、兴废无常；在学校教育的内容、学校设置、教师、学生及学习年限诸方面，前后损益不同，素无一贯定制。但大体而论，北宋官学体制的主要框架仍呈相对稳定的状态。

北宋官学因袭唐制而有所损益，大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其一，国子监直属的学校：有太学、辟雍、广文馆、武学、律学、小学等；其二，朝廷直属的宗室学校，有宗室内学、诸王宫大小学；其三，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直属的专业学校，有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其四，地方政府直属的府、州、县学，及州县小学；其五，附设于州县学内的道学。

官学的行政体制包括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为礼部，其次为国子监。礼部职掌范围很广，但学校与贡举的政令是其主要职掌内容之一。全国贡举和学校试补三舍生的事宜，均由礼部总管。国子监具有教学、研究与管理的双重职能。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专收京朝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为生，但这类贵族子弟多以应荫铨选入仕，不过空挂学籍，游寓取解。作为全国主要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要管理太学、武学、律学、小学的日常行政业务，包括经理钱谷财务、文书档案等工作。国子监内有判监事、直讲、丞、主簿等设官分职。元丰官制改革后，又改置祭酒、司业，直讲改称太学博士。

宋代地方教育行政体制，是一种多层次、多职能、官僚化的管理类型。

崇宁二年（1103年）始置、罢于宣和三年（1121年）的提举学事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据《宋史·职官志七》记载：提举学事司的职能主要是对州县学校进行视导，考察监督师生的教学情况。实际上是一种教育监督性部门，而不实际掌管州县学校的财政、人事任免及考试取士的权力。地方教育的实权主要掌握在地方行政长官手中，并且因人而异，也无定制。此外，州学教授也在讲学之外，兼管考课及学规的制定和监督执行。官学的经费。在宋代以前，学校教育均无固定的经费来源，因而学校教育也不可能得到稳定的、普及性的发展。北宋在历次兴学的过程中，逐步确定了稳定的教育经费制度。其类型有以下几种：其一，助学钱：由朝廷或地方政府直接拨给学校，资助的形式有钱、粮两种，按人头分配。如：熙宁兴学时，为太学生提供食粮；北宋末年余杭府学生员每人一月从官府领米二升、钱24　文，居家修学者也可领米二升、钱20　文。其二，学田：北宋由朝廷赐拨州府学田始于仁宗乾兴元年（1022年），景祐年间又先后向数十个州府赐拨学田，以充经费。至熙宁四年（1071年）遍给诸州学田十顷，从此确立了宋代教育经费的基本形式。崇宁兴学期间，为了进一步充实教育经费，又从常平及系省田宅的收入中拨充教育经费，作为学田之外的补充性经费来源。除了朝廷统一规定的学田数额之外，各州府县学也可自筹经费，自筹的形式有个人集资义捐，官员自出俸钱、拨充州县闲置官田、占用寺观庙院宅产等等。例如：王曾在明道年间建青州州学，得朝廷赐学田30　顷外，又另建房舍、括置隙地，每年增收学钱31　万缗。元祐二年（1087年）京兆府学为修建存放故唐《开成石经》的厅堂筹集经费，知府刘希道没收兴平僧产500　千缗充为费用。滕元发熙宁初和元佑初知郓州（今山东荷泽地区东北），两度崇兴州学，苦于州学学田硗薄不能养士，遂将一向被官僚大豪强占的美田，拨归学田25　顷，岁收赋钱较旧田增加三倍，以致学费充裕，并有盈余赈济灾民。崇宁兴学期间，赵茂曾知京兆府武功县，为了响应朝廷兴学养士的诏令，新建县学，报请州府批准，"拆木于淫祠，经费于仆台"，并由转运司调拨官钱54　万，资给用费。类似拨官钱、括闲地、收庙产以充学费的事例在北宋三次兴学期间出现很多，数量也颇为可观，实际已成为宋代教育经费的一种重要的形式。

宋代各类官学的设置及其教学的实施情况大体如下：其一，国子学与太学。宋代国子学（或称国子监）是专收七品以上官僚子弟的学校，虽有生员定额，而素无教学之实，实际履行管理教育的行政职责。国子学旧设判监事二人，分掌东西两京国子监职事，太学创置后，也为太学最高行政长官，元丰改官制后，重置祭酒。祭酒多为著名的学者，也兼太学和经筵教学之职。国子学教学之职主要为直讲，但直讲称职于监，而教学于太学。庆历四年（1044年）后，石介、孙复、胡瑗等学者虽任国子监直讲，但教学活动完全在太学进行。元丰改官制后，直讲改称太学博士，教学职称也完全转入太学。按《宋史·职官志五》的记载，太学博士的职责是：主持分经教学，考校学生程文，并以德行道艺训导学生。博士之下分设学正、学录、学谕、直学等职，协助祭酒、博士管理太学的行政事务、课程辅导及监督执行学规。

国子学与太学教师的待遇，按照宋代官品俸禄情况的比较，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最高的祭酒从四品，月俸45　千，职钱35　千。品位最低的太学正、录为正九品，在行职钱18　千，按当时的物价约可折合小麦36　石。五经博士月俸20　千，约可折合40　石小麦，日俸666　文。而一个普通的佣工，每日佣值仅为60　文。将学官的月俸与职钱加起来，收入总数仍颇可观。可见当时教师的经济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

宋代太学自庆历四年创始以来，一直是中央官学实际的最高学府。太学专收八品以下及庶人的俊秀子弟入学。教学内容大体以儒经为主，兼习诗赋及策论。熙宁兴学之前，朝廷虽未明确规定太学的经学教材，但官定的《九经义疏》为较权威的经学读本；熙宁兴学至北宋末年，大多数时间都以王安石父子的《三经新义》及《字说》为主要经学课本。但大体而论，无论采用何种教材，太学的教学内容均随科举考试或太学舍试内容而定。取士重经义、策论，则士子趋心于经义、策论；取士重诗赋，则太学士子习诗赋。熙宁兴学期间一度设明法科、任子出官也试律令，并诏进士及第者兼试律合，则太学也随之兼学律令。

其二，各类专科学校。宋代专科学校以北宋最为齐备。专科学校用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材，其分类大体如下：一是隶属于国子监的武学、律学。武学始置于庆历二年（1042年），其后兴废无常，至崇宁兴学期间又在诸州设置，宣和二年（1120年）诏罢，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年）复置，主要培养军事人材，学习内容大体为历代兵书、弓马、武艺，并学习操练阵法，编纂军事书籍。律学始创于熙宁六年（1073年），学习断案和有关律令的知识。

二是附于政府专职部门的学校，有书、画、算、医诸学。医学始置较早，熙宁兴学期间隶于提举判局，后屡有兴废，隶属关系多变，宋徽宗时改隶太医局。学习内容大体依分科而定。方脉科习《素问》、《难经》、《脉经》等大经及《巢氏病源》、《龙树论》、《千金翼》等小经；针灸、疡科除去《脉经》，增习三部针灸经。算学始创于崇宁二年（1103年），大体归太史局管辖，在职官及庶人均可选入习业。学习内容主要是《九章》、《周髀》、《海岛》、《孙子》、《五曹》及张丘建、夏侯阳算法，并习历算三式和天文方面的知识。书学、画学均与算学同年创置，分隶翰林院书艺局及画图局，培养相关专业的人材。

此外，宋徽宗在位时，滥崇道教方术，于政和四年（1114年）诏诸路选送宫观道士赴京居道隶院讲习科修习道经，并诏诸路郡州县学内别置斋舍收授道徒，兴起道学。重和元年（1118年），又立道学升考名目，道学选入，增立士名，并置道学博士，至宣和二年（1120年）废罢。

其三，王宫宗室学校。宋代王宫宗室学校主要有诸王宫大小学，合称宗学。宋代宗室教育开始较早。早在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就曾为皇侄置师傅，名为教授。真宗咸平年间，诏由诸王府官分兼南北宅教授。教授宗室子弟。元丰六年（1183年）筹建宗学后，屡有废置，至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重建。诸王宫大小学为宗学的主要形式，宗学博士也即旧王宫大小学教授。宗学主要招收皇室子孙和诸王子孙，入学年龄在8～14　岁之间。宗子在学初无定额，绍兴十四年后重建宗学时，始定生员名额：大学生50人，小学生40人。宗子属于皇亲国戚，在考课、入仕、推恩诸方面均享有一般国子、士子无缘涉及的特权。熙宁十年（1077年），立《宗子试法》，规定宗子可直接参加国子监考试，试卷由礼部单独审阅，解额限于50人，但十取其五，高出一般士子几十倍或上百倍。宗子升上舍便可不经试直接命官，年及四十累举不中者，也可疏名录用。其后宗学条例虽屡经改动，但宗子的入解名额仍远远高出一般士子。不过，宗子的待遇，也随亲疏血缘关系而不同，按照《宗子试法》，凡五服之外已受命的宗子，须附锁厅试，解额虽高，仍有一定难度。

其四，州县地方官学。宋代州县官学兴起于仁宗景佑年间，其后经历次兴学，形成了遍布全国各地的学校网络，其规模之广、数量之多，远远超过汉唐诸朝。州县学校的教学内容大体与太学相同，内容的取舍及侧重概随科举或太学舍试的内容而定。州县学校的生员初无定制，崇宁兴学时始定养士名额。此后因地制宜，学生的来源、就学年限，并无常制。州县学校的学官，宋初有讲书、说书、教授、讲授诸称，至庆历四年（1044年）统称为教授。教授之职：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主持课试，监督执行学规，同时兼领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主持管理孔庙及图书、礼器和学校财务。除教授之外，州学依次还设有讲书、学正、学录、堂长、学谕、典客、学计、直学、经谕和教谕等教学及教学辅助人员和杂务职事。宋初地方学官多请名儒担任，聘自民间，并由地方官辟差。仁宗庆历兴学时，规定由在任官员兼任，地方官员无适当的人选，方取民间"宿学有道业者"充任。熙宁四年（1071年）开始在部分地区实行"中书堂除教授制，仍允许少数民间有经术行谊者权教授、或称差补教授。熙宁六年（1073年）将中书堂除教授制扩大到全国范围。此后，对州学教授的资格要求更加严苛，元丰六年（1083年）放罢所有补差教授。此后虽有变通，但最终在哲宗亲政后确定了"中外学官非制科、进士、上舍生入官者并罢"的条制。（《宋史·职官志五》）此外，选拔学官还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学官考试以神宗熙宁、元丰间最为严密，有关法度也屡经调整。由于教师要求严格，至元丰元年（1078年），北宋州府学官也不过53人，但由于保证了教师的质量，教师人数虽少，一些名藩大府的州学仍能保持较高的教学质量。

宋代学校的考试制度，以太学升舍试法实行最为普遍，影响也最大。由于宋代一度废除解试、省试，取士悉由学校升贡，所以，学校内部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部分取代科举考试的意义，太学升舍试尤为如此。

太学在庆历年间设立之初，即设有公试和私试。熙宁兴学时实行升舍制，于元丰二年（1079年）颁布《学令》规定舍试条制如下：其一，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其二，间岁一舍试，补上舍生，封弥、謄录如贡举法；其三，上舍试，学官不得参预考校；其四，公试，外舍生入第一、二等，升内舍；其五，舍试，内舍生入优、平二等，升上舍。凡升舍皆参考平时行艺。所谓"行艺"，行指率教不戾规矩，艺指治经程文，由斋长、学谕每登记注册。凡内舍、行艺与所试之业俱优，为上舍上等，取旨授官；一优一平，以俟殿试；俱平与一优一否为下等，直接参加省试。上等上舍可免殿试而直接授官，中等可免省试，下等可免解试。绍圣初，重申元丰《学令》，并规定太学上等注官者，岁不过2人；中等者，岁不过5人；下等者，岁不过20人。

崇宁兴学时，又立八行科，凡备八行者，可随时贡入太学，免试补为上舍，经考察不诎，便可申省释褐，优命之官。八行科实施后，三舍皆不试而补，往往设为形迹，术与名格相应，不学无术之徒，冒滥充数，弄虚作假之弊极为严重，故实行不久，便遭废止。

宋代其他类型的学校考试制度，大体参照太学，唯内容不同。如律学用断案考试学生，习律令考试合格，乃得给食。元丰六年（1083年）规定：命官在学，始公试律义、断案俱优，准吏部试法授官。同时，允许太学生兼习律义，参加公、私试，入等授职。这种考试方式，将学生的实际业务能力与学习成绩结合起来，综合评定等级，并把学习成绩与膳食待遇结合起来，有利于激发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宋代地方学校考试，初无定制。元符二年（1099年）开始全部仿照太学之舍法，考试升补也悉如太学。至宣和三年（1121年），又全部废止州县学三舍法，考试制度也大体恢复旧制。

宋代学制的另一项重要的构成部分是学规。学规是在历次兴学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完备的。宋代中央官学和地方学校均设有形式、内容各异的学规条制。学规不仅规定学生的行为及课堂、居宿守则，而且规定学校教学内容、教学任务、考试、奖罚方法，实际起到了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以及指导办学的法规等多重作用。宋代中央官学的学规多由朝廷统一制定，一些具体的条规也由学官制定。州县学规则由地方长官会同学官共同制定。以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的《京兆府小学规》为例，就是由多名府学教授、提举府学官及知军府事文彦博联名署刻的。其内容包括：生徒入学，先见教授，交出家长履历及保证书，然后注册；诸生中选若干学长，代师授业并检查学生过失；教授每日授课的内容、考试方式及作业；课分学生三等，按学业程度制定学习进度；对学生违纪现象的罚惩条例；生徒假日的规定，等等。

由此学规可以窥见：宋代州县学校的学规已经非常完备，学校内部已经形成了稳定而大体合理的教学规程和管理制度。其中，学生按学业程度分课，学生代师传授艺业等内容，与近代班级授课制和导生制十分相似，说明宋代学校教育教学艺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四、南宋教育的变化南宋教育的设置大体因循北宋旧制，而略有损益，其中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理学在与王氏新学的争逐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太学体制内部出现大幅度的调整，三是为皇室贵族专设的宗学有所加强，四是地方教育的持续发展。

（一）学校领域里的理学化进程理学自北宋仁宗朝后期兴起后，迭经熙、丰新政和崇、观伪学之禁而遭朝廷排抑。元佑更化时期，一度期于功用，程颐并被尊为帝王之师，但不久绍述之论复起，理学失去官方讲席。至北宋末的靖康元年（1126年），程门弟子杨时出任国子祭酒，力诋王氏新学为邪说，矫枉太过，遂遭"习用王学"的太学诸生群起而诋詈，程氏学派再次失去官学讲席。

南宋建炎以降，理学南渡；东南学者推崇杨时为程氏正宗，力诋王氏经学，排斥靖康和议，倡赞元佑学术，理学再次崛起。绍兴元年（1131年），宋高宗诏赠程颐直龙图阁，其制词称程颐之学，潜心大业，高明自得，上接孔孟道德；要求世之学者，"从而求之，从而听之"。这样，正式为二程学说平反，确认了二程学说在教育领域的合法地位，科举程文，也稍用颐说。再加宰相赵鼎的极力倡赞，一时程氏之学风靡天下。学者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就被认为是贤大夫，反之则否。

绍兴六年（1136年），谏官陈公辅上疏请禁程氏之学，诏令："士大夫之学，一以孔、孟为师"，而不必专主程氏一家之学。随后，秦桧入相，指斥颐学为专门，侍御史汪勃请戒仪司，凡专门曲说，必加黜落；御史中丞曹筠也请科举考试凡用程氏之说者，并加淘汰。从此，程氏学说被完全排挤出官学和科举之外，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死后，朝廷诏令科举取士，自今毋拘一家之说，务求至当之论。道学之禁稍解、程氏之学又逐步占据了官学和科举的主导地位。

此后三十余年间，程学与王学之争从未中断，朝野士大夫对道学之真伪、是非、公论不一，但正如大理司直邵裒然所言："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说明绍兴以后的孝宗年间，在官学与科场的王、程之争中，程氏之学占据上风，道学家已控制了取士大权。庆元二年（1196年）杭州推官柴中行声称：自幼习《易》，读程氏《易传》以取科第，也说明程氏学说已取代了王氏新学，成为官学的正宗。但这种正宗地位并不巩固，即使在理学较为得势的时期，朝中又先后有宰相周必大、留正、赵汝愚等扶持，朝野对道学的非难之辞仍然很多，而道学家自称独承孔孟道统、接续圣学之传，也引起一部分士大夫的反感，就连孝宗皇帝，也对朱熹之类的所谓"正心、诚意之论"感到厌烦。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侍御史谢廓然请求科举考试勿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秘书郎赵彦中则指斥科举之文"祖性理之说"，"别为洛学"，是"称怪惊愚，"并且是导致"士风日弊，人才日偷"的根本原因。五年后，在宰相王淮的怂勇下，部分朝臣再次发难，指责道学欺世盗名，狂妄自大，窃圣学之名以济伪，上疏朝廷请禁道学。以后，程氏之学虽被士儒习读，而"道学"之名已为罪愆之辞。至庆元二年（1196年）韩侂胄当政，端明殿学士叶翥知贡举，上疏称："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当年科举取士，凡涉及义理之文者，悉皆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也成为"世之大禁"。朝廷并明令申严道学之禁。解试、省试所取家状，必书"不是伪学"字样，朱熹及其信徒也被逐出朝廷和官学讲席，或被编入党籍。官学之中，理学几近绝迹。

宁宗开禧末年，随着韩侂胄失势遭戮，史弥远当政，理学再度崛起。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理学名家李道传、真德秀出任太学博士，重掌中央官学讲席。朝廷也于当年诏赐朱熹谥号，以褒崇名节，明示好尚。嘉定四年（1211年）李道传上奏，称程朱之学使孔孟之道复明于世，凡学者修已接物，事君临民之道，本末精粗，殆无余蕴，因此疏请朝廷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正式颁布太学，以教育天下人才，为国家所用。并请废王安石从祀，在孔庙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定祀，"上以彰圣朝崇儒正学之意，下以示学者所宗"。次年，正式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立为学官。嘉定九年（1216年）魏了翁再次上疏为周、张、二程请谥，并声称濂、洛、关、闽诸子"嗣往圣，开来哲，发大理，正人心，使孔孟绝学盛于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嘉定十三年（1220年），朝廷正式追谥周、张、二程为元、明、纯、正。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又诏赠朱熹为信国公。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视察太学，制《道统十三赞》，御书朱熹《白鹿洞学规》，赐国子监，宣示诸生，并颂诏高度评价周、张、二程"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评价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会，使《大学》、《论》、《孟》、《中庸》之旨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因令学官列之于从祀，不久又正式废黜王安石从祀，封周、张、二程为伯。从此，基本完成了宋代官学理学化的进程，结束了教育领域中程、王之学的长期争端。

（二）中央官学的变化与调整南宋中央官学的基本设置，并没有超越北宋官学体制的框架，其中所进行的调整也未导致南宋中央官学总体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而两宋中央官学的体制仍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主要体现为一种形式的对应，而不是一种全面地继承和守成的实质性关系。不过，在南宋150多年的历史中，中央官学范围内仍然先后发生过一些具有政策导向意义、足以显示南宋教育特征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官学的设置、考试制度和内容、教育指导方针的厘定等各个方面，有些内容对南宋教育的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影响。

南宋中央官学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太学内部。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后，兵事稍息，即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在临安府钱塘县西岳飞旧宅设置国子监太学。太学设置仍仿北宋三舍法，生员名额700人，以后又屡增养士名额，至绍兴十六年（1146年），外舍生已达1000人，内舍生100人，上舍生30人，总数1130人，其规模虽远不及元丰、崇观期间，但已超过熙宁四年兴学之初及兴学之前的北宋太学规模。

南宋历朝皇帝都十分重视太学教育，为勉励和褒奖太学师生所采取的措施，也略异于北宋诸朝。这些措施大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更加重视视学释奠礼仪。北宋历朝皇帝皆有幸学举动，以示尊师重道，倡明教化。但作为帝王幸学仪式中最为古老隆重的典礼--视学，迟至哲宗朝才举行过一次，徽宗朝一次，总共只有两次。南宋除年祚短促的光宗和几位末代短命的小皇帝之外，历朝皇帝都举行过隆重的视学典礼，以显示帝王对国子监太学的高度重视和国泰民安、文运隆盛的大治局面。视学期间，天子亲率文武百官会同太学师生，至国学大成殿释奠先圣先师，诏赞儒学，盛称兴学养士之德，并照例举行由国子祭酒或司业执经讲学的象征性仪式。讲经的内容，宋哲宗视学时讲的是《尚书·无逸》；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高宗视学，讲《易·泰》；而在南宋孝宗、宁宗、理宗、度宗诸朝视学，讲的则是《大学》、《中庸》。这一方面说明了程朱理学逐步占据南宋官学主导地位的进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太学所举行的隆重的视学讲经仪式，对全国教育具有政策导向的作用。南宋诸朝皇帝幸学释奠，照例都施恩典于太学师生，因而受到太学师生的欢迎。同时，天子视学，礼仪隆重，不仅对太学意义重大，对于全国教育也会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周密《武林旧事》卷八曾详细记录了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视学的完整过程：先期三日，仪鸾司及内侍省官，至国子监相视，八厢亦至学中搜检。次日，诸斋生员，尽行搬出学外安泊，各斋门并用黄封，学官予拟御课题（咸淳丁卯，出《辟雍扬缉熙赋》），用黄罗装背大册，面佥云："太学某斋生臣姓某供"。以大黄罗袱护之，置于各斋之前，以备驾至点索。崇化堂后，即圣驾歇泊之所，皆设御屏黄罗帏，设供御物等。凡敕入宫门号，止于国子监外门；敕入殿门号，止于国子监内门；敕入禁卫号，止于崇化堂天井，谓之"隔门"。除司业、祭酒外，其余学官、前廓、长谕，并带黄号，于隔门外席地坐，赐酒食三品，以俟迎驾。驾至纯礼坊，随驾乐部参军色念致语，杂剧色念口号，起引子，导驾至大成殿棂星门。礼部太常寺官、国子监三学官，及三学前廓、长谕，率诸生迎驾起居。上乘辇入门，至大成殿门降辇，有旨免鸣鞭，以昭至敬。閤门太常礼直官前导入御幄。太常卿跪奏称："太常卿臣某言："请皇帝行酌献之礼""。上出御幄升殿，诣文宣王位前，三上香，跪受爵，三祭酒奠爵，两拜，在位皆两拜，降阶，归幄。太常卿奏礼毕，陪位官并退。上乘辇鸣鞭入崇化堂，降辇，入幄更衣（上所至皆设御幄）。礼官、国子监官、三学官、三学生并于堂下分东西立。次引执经官、讲书官于堂下东壁面西立。宰臣、执政已下北向立，閤门奏班齐，上服帽，红上盖，玉束带，丝鞋，出崇化堂坐。宰臣已下，宣名奏圣躬万福。御药传旨，宣升堂，各两拜、赞赐坐，分东西阶升堂，席后立。次引执经官、讲书官奏万福（官该宣名者即宣名），两拜。次引国子监三学官并三学生奏万福，两拜，分引升两廊席后立。内宫进书案听宣，以经授执经官，进于案上讲筵内，承受对展经册入。内官进牙界方，舍人赞赐坐，宰相已下及两廊学官、生员应诺讫，各就坐听讲。讲书官进读经义，执经官执牙篦执读，入内官收撤经书，再以讲义授讲官，讲书官指讲讫，入内官撤书，堂上两廊宫并起分行，宰臣已下降阶，讲书官当御前躬身致词，北向立，两拜。御药降阶宣答云："有制，谒款将圣，肃尊视学之仪，讲绎中庸，爰命敷经之彦，茂名彝训，允当朕心。"再两拜。御药传旨宣坐，赐茶讫，舍人赞，躬身不拜，各就坐，分引升堂，席后立，两拜，各就坐。翰林司供御茶讫，宰臣已下并两廊官赞吃茶讫，宰臣已下降阶，北向立。御药传旨不拜，引两廊官北向，各再拜讫，出。皇帝起易服，幞头上盖，玉带丝鞋，乘辇鸣鞭出学，百官诸生迎驾如前。随驾乐部参军色迎驾念致诏，杂剧色念口号曲子，起《寿同天》引子，导驾还宫。在学前廊，并该恩出官诸出，各有免解恩例，余并推恩有差。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天子视学虽为太学盛典，并有助于彰明朝廷重视教育的意图，但同时也是一种劳民伤财、兴师动众的侈糜举动。特别是在咸淳年间，内有权臣贾似道的专横擅权，外有蒙古强虏寇边，国家处于内忧外患、日暮途穷之中，而度宗却热衷于虚文缛礼，于国于民，并无实惠。

第二，由皇帝亲笔撰抄儒家经典，赐刻太学，并以此规定全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宋高宗绍兴十三年至绍兴十六年（1143年～1146年）亲笔御书六经及《论语》《孟子》，赐太学，颂诸州学，并刻石立于太学首善阁及三礼堂廊庑。淳熙四年（1177年），宋孝宗正式赐名《光尧石经》。《光尧石经》的颂刻，目的是为了结束教育领域中程、王之争所引发的对经学内容理解的诸多纷异，确定经学教育直师孔孟的宗旨，并为之提供范本。由帝王御抄石经，不仅北宋未见先例，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无疑也构成了南宋教育的一大特色。

第三，对太学诸生的覃恩增加。中国历朝恩例，未有如宋代之滥；而太学推恩之广，尤以南宋为最。北宋太学推恩法度，肇于元丰二年（1079年）《学令》，大体不过是上舍上等岁有2人免殿试注官，二等每岁5人免省试，三等每岁20人免解试。这类推恩其实是一种科举之外另辟的舍选途径，考试的难度并不亚于科举。至宋孝宗时，始创太学遇覃恩免解的法度，允许在朝清要官的牒期亲子弟作待补国子生，别号考校为牒试；太学生遇有期服亲任清要官，可更为国子生。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年）幸太学，谒先圣，推恩三学：前廊与免省试，内舍、上舍及已免省试者升甲，起居学生泛免一次。咸淳七年（1271年），以寿和圣福皇太后两上尊号，再次推恩三学，在斋生员并免解一次。南宋太学恩例的扩大，是朝廷重视教育，安抚人心的重要措施。但南宋太学恩惠流于过滥，嘉定十四年（1221年），淮东制置司献上一个北宋玉玺，朝廷也下令太学、武学"通籍免解"。理宗朝竟是既无庆典也滥行泛免，淳佑六年（1246年）因太学生员指责权相史嵩之的为人行事，宋理宗令史嵩之致仕，也让太学生员免解一次。这种滥行罢免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使太学教学与考试制度失去实际价值，并且严重败坏了士学风气，"致使太学诡冒成风，遂成奸弊之薮；祈恩趋利，尤开侥幸之门"（《雪坡集·癸丑廷对策》）。太学风气既坏，教学质量自然严重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南宋太学诸生覃恩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不主要是为了刺激士儒读书进取的积极性。在权臣贾似道主政期间，为了笼络士心，擅行奸政，优学舍以邀誉，恩威并举，结果只是淆乱朝政，祸国殃民。对此，时人作诗讽刺："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齐东野语》卷一七）。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谈及此事时称：似道误国之罪，不可悉数，"专功而怙势，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学，旌别高科之名，而专用一等委靡迂缓不才之徒。高者谈理学，卑者矜时文，略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垢面敝衣，冬烘昏愦，以致糜烂渐尽而不可救药，此皆不学而任术，独远而讳言之罪也"。显然，对于太学诸生的恩惠滥赏，无论是皇帝，还是宰相，都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而不是真心实意办教育。

南宋太学体制的另一个变化，表现在太学生员及其考试制度方面。宋孝宗淳熙年间，为了扩大太学生员的来源，并为诸路州军解试落选士子提供再次入学深造的机会，规定从诸路州军解试落选的士子中按百分之六的比例，取入太学参加补试，称为待补生。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将待补名额降为百分之三，理宗又复为百分之六。实行待补生制度，扩大了士子读书仕进的机会，但充奸冒伪之弊尤重，请托贿求之风复盛，两学补试，学官多因亲故私交而徇私舞弊，故时人多有嘲谑之辞。

南宋太学的考试内容，由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确定了两科取士制度，北宋科举考试中经义与诗赋的长期争论告一段落，太学及州郡学校士子或习经义，或学诗赋，始有定向。

宗学教育的强化，是南宋中央官学的另一显著特点。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正式在临安创建宗学，确定了宗学大小学生员的名额和宗学教师的编制及宗学生应举考试的办法。宋代宗学教育从此形成定制。孝宗、宁宗、理宗、度宗诸朝又先后对宗学教育的内容和考试方法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宗学教育条制更趋于细密。宗学教育的加强，有助于改变宋代宗室子弟不学无术、专恃恩荫入仕而使官场更为冗滥的现象。

（三）地方学校的进一步加强南宋地方学校既有北宋历次兴学的基础，又有相对稳定的偏安局面，再加以朝廷的重视和科举入仕机会的扩大，出现了持续发展和趋于稳定的势头。

南宋地方学校的办学条件，较北宋有较大的改善，朝廷也重视地方学校的教育经费问题。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朝廷诏令户部拨寺院绝产充为赡学费用。部分州县官员也积极扩建学舍，增补学用。据南宋学者叶适说："今州县有学，宫室禀饩，无所不备，置宫立师，其过于汉、唐远甚！"（《水心别集·学校》）但州县办学条件虽好，却无明确的办学条制加以约束和监督，因而出现了"无所考察，徒以聚食，士之俊秀者不愿于学"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南宋科举名额按人口比例较北宋录取人数更多，而且历榜进士人数大体稳定，并有太学得补一途再供选择，士子入仕之途较宽，州县学校自然兴旺。但南宋科举弊病较北宋更为严重，许多弊端的发生及其后果，大大不利于一般寒士和边远地区的应举士子，因而导致边远地区州县教育的衰落。诸如科举策问，多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发题，朝廷又禁止民间私藏国史、实录等书，唯公卿子弟因父兄之便得以窃窥，寒士无由悉知，自然多被黜落。类似的事例很多。但尽管如此，南宋地方官学仍较北宋熙、丰、崇、观兴学期间之外的诸朝设置普遍，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格局。

南宋地方学校体制的加强，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州学学官、生员人数增加。北宋州学教授大体为只设一员，少数生员较多的州学设置两员，崇宁元年（1102年）州学普行三舍法，方规定学生300人以上，置教官二员（《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一五）。大观元年（1107年）规定学生太多的州学（如吉州、建州州学，人数均达千人左右）可添差教授二员，共三员，但学校最盛时，全国300　余州，州学教授总数也为500人，不及每州州学平均2人（《文献通考·学校考七》）。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恢复各地州学后，即诏令诸州军学均设教官。景定三年（1262年）九月，诏诸路州郡增差教官，设经、赋各一员，每所州学设二教授，这个平均数超过北宋州学最盛时的教授人数。

南宋考试州学学官，绍兴十五年规定在六经中临时取二经，各出两题，要求被试者必须对六经做全面的准备，方能应付。而北宋考试州学学官，只试一经，后虽一度增试五经，但不久又诏试三经。两者相比，南宋州学学官考试经义，要比北宋难度更大。

南宋州学养士人数也有较大的扩充。以理宗朝的庆元府学为例，旧额生徒只有180人，经过重建修整后，人数剧增到三千余人，出现了"比屋诗礼，冠带云如"的盛况。州学的规模超过了北宋崇、观兴学的最高纪录。

第二，县学的设置更为普遍、完善。北宋自庆历四年（1043年）始允许学者200人以上的县更置县学后，直到崇宁元年（1102年）方令天下诸县皆置学。但北宋县学设置尚有空缺，一是县学无专职教官主管学务，二是州治所在的倚郭县不另设学校。南宋自绍兴十八年（1148年）恢复各地县学后，又于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诏令设置各县学主学，专职主管县学学务，从此改变了北宋徽宗朝以来由进士出身的县官兼管学务的状况。县学教育形成了相对完整、自立的体系，并获得了持续稳步发展的客观条件。

此外，南宋州县学校还创置"学宾"制，以改进教育方法。绍兴中，朱熹主管同安县学，邀请本县一些学行皆优的士子入学，待以宾客之礼，以使生徒"睹其言行，得为矜式"；进而始创学宾制，目的是为学生树立榜样和表率。南宋后期，得到朝廷的认可和推广，并专设州学学宾一职（参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褒赠伊川》）。朱熹所创的学宾制，实际是秉承了二程的意旨。早在北宋熙宁初，程颢权监察御史里行时便向神宗上书，请求朝廷设置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贤，以招贤养才，观化天下。程颐在元佑年间参预修订太学条例时，则明确提出在太学设置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不独为学者所矜式而奉为楷模，且为"长贰之为教"（《河南程氏文集》卷七《回礼部敢问状》）。在《论礼部看详状》中，他进一步强调太学设尊贤堂、待宾斋的意图："谓道德之士，一见其人，足以矜式，一闻其言，足以兴起，得其一至，犹足为益，况淹久乎？"但程颐的主张被礼部驳回，并未实施。作为宋代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朱熹亲身实践二程的办学思想，从一县一地的学校做起，最终被朝廷认可而推广于全国，这反映了理学教育思想在南宋教育领域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第三，教育经费较为充足，来源多途。宋代地方办学，从北宋乾兴元年（1022年）朝廷赐拨兖州学田为开端，逐步形成了以学田为主要赡学经费来源的地方教育财政模式。北宋地方官学经费，以崇宁、大观年间最为充裕。其后经历了战乱，地方学校田产大多荒弃，或被他人侵占，因此在南宋初期地方教育经费十分困难，学校与寺庙、官府及个人争夺田产的讼斗也时有发生。为了确保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南宋政府采取了有利于学校的措施，使得地方学校逐步恢复了学田的占有权，学校的办学经费有了保障。

下面是一些南宋重要州府县学校田产情况的有关记录：无锡州学：始创于宋嘉佑三年，有赡士田41　顷有余，岁入1200　余石，"养士有饍，设官有禄"（《无锡志》卷三下《学校》）。

严州州学：景佑中，知州范仲淹始建堂宁斋庑。庆历中，知州向俟奏诏增广。嘉佑中，知州赵抃\营置田租及以婺州岁入羡米养士。绍兴七年，知州胡寅尽撤旧屋，自殿堂廊庑斋舍焕然一新。学田旧岁收四百斛，不足以养士。淳熙十二年（1185年），知州陈公亮增添三百千，"复拨没官产以赡之，由是无匮乏之患"（《淳熙严州图经》卷一）。乾道年间，校舍因年久失修，已是"补苴支吾，仅免颓压"，其部分田产被官绅强占而"以薄租专其利"，张宣公于乾道五年任知州时，则"命夺以还学，专以地利给修造费"（《景定严州续志》卷三《学校》）。

湖州州学：湖州在唐宋两朝最称人文之盛，初唐已置孔庙并附设南学。

北宋宝元年间，滕宗谅兴学，延胡瑗主学，四方之士云集受业，苏湖教法影响广大。州学赡学田产，宝元初建学，朝廷赐拨5　顷，但其田产濒湖多潦，岁入无几，养士不给。嘉佑七年知州鲍轲将秀州松杨泾民讼田产719亩判拨州学，岁得租米302　石。但此后岁久屋多摧毁，田亦多淹没，仅余2　顷。绍兴中又多被黠胥侵占。乾道、庆元年间，王十朋、李景和又先后主持重建工程，但仍未恢复旧观。

庆元府学：庆元府古称会稽，属县有扬州、鄞县、奉化、慈溪、象山、定海、昌国等，是两宋时期教育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唐代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始置州学，北宋天禧二年（1018年）重建。南宋建炎年间遭兵火毁劫。绍兴七年（1137年）恢复重建，规模渐大，图书礼器收藏丰富。府属诸县学田产：（1）鄞县县学：田2980亩23　步，湖田7400　余亩、地83亩38　步，河塗213亩3　角1　步，水池1亩40　步，山11712亩54.5　步。（2）奉化县学：田413亩1　角57　步，地6亩1　角，山189亩2　角32　步。（3）慈溪县学：田607亩1　角7　步半，地2　角13　步，山83亩3　角14　步。（4）定海县学：田、池、地、山共312亩3　角32　步。

府学岁收仅砂岸钱一项就达30779　贯400　文，白米747　石，湖田糙米1602石、谷2215　石，河塗钱220　贯991　文，租地钱120　贯563　文，四明山租钱280　贯，石弄山砂岸租钱8200　贯，秀山砂岸租钱200　贯，东安乡屋钱日收39文。

仙溪县学：仙溪先有庙学，庆历八年及元佑九年先后重修，宣和末废圯，养士学宫破陋不治。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乾道七年（1171年）由知县捐资重修，学舍殿堂初具规模。学校田产南宋绍兴九年由肇庆守陈可大以建学余资买置游学田12　段35亩14　步，岁入租谷40　石，租钱46　贯328　文。另在乾道七年，知县赵公绸拨屏山隙地及白湖坂之荒田、汙地，垦閤以充学廪，共300　余亩，岁入租谷21　石7　合，租钱79　贯328　文。此外又有建兴院，建福院田产租钱余资岁供学校养士。宝佑三年（1255年）又将郑家绝户田园及及下建福院田产8　贯613　文拨入学廪，由于经费充裕，生员名额由淳佑元年（1241年）的88人，增至景定三年（1262年）的一百余人。

福州州学：福州下辖闽县、侯官、怀安、连江、长溪、长乐、福清、闽清、永福等12　县，诸县皆设县学、庙学。州学田产淳熙间有赡学田76　顷78亩余，另园地山林屋基池塘等125　顷45亩多。这同北宋景佑四年（1037年）朝廷赐拨的5　顷学田相比，数量已超过了数十倍。这些田产的来源不一，或为官给公田，或因寺僧犯法籍没其田拨以养士，或将常平、绝户田产拨归学舍，由于学校经费充裕，至乾道年间养士名额达300人之多。

从上述路府州县学情况不难看出，南宋地方教育经费虽因各地情形不一而有升有落，但总体上呈增长的势头。地方学校的田产普遍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和保护。各地虽然常有寺庙、官绅非法侵蚀学校田产的情况，但一旦学校与寺庙、官绅争夺田产，往往能得到政府官员的庇护，大量的官田、寺庙田产、常平、绝户田产转入学校名下，使得南宋地方学校拥有较多的财富，并且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实体，这对保障和推动南宋地方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南宋地区教育事业的兴盛，除了朝廷的倡赞之外，地方行政长官的态度也起到直接的决定性作用。从上述南宋州县学校田产的增置情况不难看出，州县学校教育经费的每一次重要的举措，都是由所在州县的行政长官发起，这种举措既是官府的行政措施，又是官员个人的政绩。许多官员甚至掏出自己的私钱捐赞教育，这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优良的传统。

五、蒙养教育的一般概况中国古代的蒙养教育，是指连接于小学与学前幼童之间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相当于普通小学教育的初级阶段，但比一般小学教育的含义更为广泛。也包括一般幼童在入学之前和学校之外，通过各种形式所受到的启蒙教育，是特指在乡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中那部分经过一定的组织过程，利用特定的方法和手段所进行的文化、道德启蒙教育。

（一）蒙养教育的目的与任务宋代蒙养学校有乡学、村校、家塾、舍馆等诸多名目，还有利用农闲季节专为贫民子弟设置的冬学。这类蒙学大多不如官学正规，教学质量也较低。南宋陆游的《秋日效居》诗中曾记载了当时冬学的教学情况："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陆游自注：农家十月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从这个平时闭门大睡，又任凭孩子嬉闹仍郑重其事讲说村书的"愚儒"来看，蒙学质量虽低，但师生关系倒是比较随便。农家派遣子弟于冬闲季节入学习读村书，目的也不过是学习一点粗浅的文化知识，要求不高，设置是季节性的，条件简陋，教师待遇也自然很低。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追述自己童年的启蒙老师叫乐君的人，家境贫寒，草庐三间，以两间处诸生，一间让妻子居住，靠讲学为生。平时往往因束修不继而忍饥耐寒，以致其妻屡因米竭而不胜愤怒，闯入学舍，取案上简击其首，乐君仆于舍下，被群儿环笑掖起。类似的日子，凡五十年，"每旦起，分授群儿经，口诵数百不倦"。像叶梦得的老师乐君这样常常饿着肚子，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教学，又与儿童和睦相处，亲密无间的事例，也可见宋代蒙学教育的一般情形。

宋代的蒙养教育一般水平较低，教一些粗浅的读写知识，蒙师以此糊口谋生。但乡野山林之间，也往往有博学之士主持蒙学，能培养出一些有作为的人才。文瑩《湘山野录》卷上记李建勋罢相后出镇豫章，与一个居田间茅舍教授村童的老叟讨论典故，老叟旁征博引，显示出深厚的学力，致使李相敬重有加。《玉照新志》卷一记苏东坡元佑三年（1088年）自翰苑出牧钱塘，道经毘陵之济社，时孙仲益父教村童于野市茅檐之下，仲益年方七八岁，但却能与苏东坡这样的一代文豪应对诗文，令东坡赞叹不已。像这类的村塾蒙舍，遍布于城镇巷闾和山野村落，是宋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蒙养教育的一般目的和任务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行道德启蒙教育。宋代学者认为："幼学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向善背恶，去彼取此，此幼学所当先也。"（转引自［清］张伯行《小学集解·嘉言》）朱熹在《小学》中也指出：小学与大学的目的一致，是要"防其幼"，收放心，养德性，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是学习"做人底样子"。

第二，保养性真。这是以孟子性善论为依据的。北宋著名学者杨亿在所著《家训》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童稚之学，不止记诵"，而是要"养其良知良能"（转引自［宋］刘清之《戒子通录》卷五）。所谓良知良能，就是相信儿童生来具有一种先天向善的本能，蒙养教育的目的就是保养这种本能，使其不被后天物欲所侵而失去本色。以后南宋理学家有关蒙养教育的一系列论述，大多也发自这一主题。

第三，注重基本文化知识的传播，打好文字基础，为将来进一步深造创造必要条件。因此，宋代蒙学课程大多是识字、写字、背书之类的内容，涉及范围虽广，但都十分粗浅。

第三，注重养成正确的学习方法、态度和学习习惯。例如朱熹的《童蒙须知》谈到幼童读书要做到：心到、眼到、口到，并称"三到之法，心到最急"。既讲了读书的方法，又讲了读书的态度。其他方面，如写字，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看书，要将书册整齐摆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字字读得响亮；日用笔砚器物，皆当整齐严肃，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原所。

此外，宋代学者也大多重视结合儿童的性趣和爱好，进行启蒙教育，因势利导，形式活泼。例如张载和朱熹谈到蒙养教育，都强调犹如春风化雨的造物功用，顺其自然，积极诱导。张载认为：教之不受，告之无益。程颐强调教子未发意趣，必不乐学。而朱熹则明确提出：小学书多说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

蒙养教育方法的改进，也标志着宋代蒙养教育已达到较为成熟的水平；而宋代理学家对蒙养教育的一系列论述，也为后代的蒙养教育提供了思想依据。

（二）蒙学教材的大发展宋代学者十分重视蒙学教材的建设，蒙学教材的种类和内容均比唐代有大幅度的增长。宋代是我国古代蒙学教材较为发达的时期，无论是编纂的形式内容及文体诸方面，都在充分参鉴前人长处的基础上，发挥出本朝文化的优势，形成独自的特色。这种文化优势一方面得益于宋代社会重视文治、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各个学科均有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程朱理学的滋生与发展。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宋代蒙学教材注重博学和道德启蒙的两大特色，也为后世的蒙学教材约定了基本的方向。

就内容的分类来讲，宋代的蒙学教材大体可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其一，历史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王逢原的《十七史蒙术》，刘班的《两汉蒙术》，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这类蒙学教材都采用了后唐李翰《蒙术》四言韵语的体例，以便于诵读记忆。

其二，博物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方逢辰的《名物蒙求》和王应麟的《小学绀珠》。

其三，伦理道德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朱熹的《小学》、《训蒙诗》，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刘清之的《戒子通录》等。其四，起居礼仪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朱熹的《童蒙须知》、《训学斋规》，真德秀的《教子斋规》等。

其五，家庭范围内训诫类的综合性启蒙教材。主要有司马光的《家范》，赵鼎的《家训笔录》，袁采的《世范》，叶梦得的《石林家训》等。

在上述诸书中影响较大的有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司马光的《家范》及《袁氏世范》。但这类蒙学教材，或者板着脸长于训戒，或者过于冗长不便记诵，或义理深奥不便领会，因而不如《千字文》、《兔园册》之类的蒙学书籍流传广泛，也不宜被广大村塾乡学的儿童所接受。有些书籍虽以蒙学为本旨，实际并不是切实可行的蒙学教材，如《家训》、《家戒》之类的书籍，虽标为"家塾训蒙之书"或"为训课幼学而设"，但既不成韵，也不成系统，且文义冗长，很难被儿童接受，实际只是在局部范围内介绍或规定蒙学教育方法、宗旨或内容等有关问题的书籍，是为家长或蒙师编定的蒙养教育参考书。

宋代蒙养教材在后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相传王应麟编写的《三字经》和轶名作者所撰的《百家姓》。

《三字经》是一部进行博物性知识教育的蒙学书籍，采用三言韵语的方式，内容涉及古代历史、典故、名言、人物等方面的知识，上述历朝兴废，下至宋代史实，后由明清人补续了辽金以下的部分。该书编次顺序或按知识门类，或按时序；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不相杂厕，较南朝梁人周兴嗣的《千字文》以及汉代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有关名人的知识容量，过之数倍，且行文句式更为简洁明了，易读易记。

《百家姓》是一部典型的启蒙识字教材。它集古今姓氏为四言韵语，因"尊国姓"，而以"赵"字为首。内容虽无义理可言，但字韵舒畅，便于诵读，且篇幅简短，切于实用，因而深受民间乡塾和家庭的欢迎，成为宋代以后流传最广、几乎家谕户晓的蒙养教材类似《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蒙学读本，虽然字里行间也夹杂着封建纲常伦理的道德说教，但由于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容易被儿童理解，对于没有机会或资格上学的贫家子弟，也可以通过邻居或长辈的帮助，从小诵习这些读本，从中获得一些粗浅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社会、伦理常识，既满足了统治阶级"化民成俗"的需要，又可帮助农民子弟摆脱完全文盲的状况，认几个字，知一点礼，客观上有助于提高其文化素养和生产、生活能力。特别是在家族观念十分浓厚的封建社会，抓住姓氏这个要害进行启蒙识字教育，也可以说是准确适度地把握并迎合了一般民众的心理。

《三字经》、《百家姓》的编纂为后代历朝的蒙学读本提供了范本，但元明清诸朝蒙学读本的编写虽多因循《三字经》、《百家姓》的格式、或加以改编重印，但其影响和流传范围都远不及前者广泛。由此可以证明：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代表的宋代蒙学课本，已达到了中国古代蒙养教材编纂的最高水平。

综观宋代蒙学教材的编纂情况，还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一是蒙学教材虽然粗浅通俗，但在宋代却多由著名的学者宗师执笔，诸如司马光、朱熹、赵鼎、真德秀、吕祖谦，均为一代宗师，或位尊为宰相，并不因其粗浅而不屑自为。这一点，反映了中国古代良好的蒙学教育传统。二是宋代蒙学教材大多是南宋的作品，这一点，也反映了南宋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和普及的状况。

六、书院的兴盛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以私人创办和主持为主，将图书的收藏和校对、教学与研究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在宋元明清诸朝，书院逐步发展成为官学之外最主要的综合性教育研究组织形式。书院教育的存在，弥补了封建官学的不足，填补了许多学术文化研究领域的空白，其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灵活多变的办学形式，为历代教育家所取鉴。书院教育传统所包蕴的丰富内涵，是中国教育的宝贵历史财产。

（一）书院的产生及其兴盛书院之名肇始于唐代。官办书院大体为朝廷藏书、校书的机构，并非士子肄业之所，如唐代的丽正书院与集贤殿书院。唐代私人创建的书院，已兼有个人读书治学和授徒讲学的职能。有的学者统计《全唐诗》诗题中所见的书院有11　处①，载于方志的唐代书院有17　所②。其中，皇寮、松州、义门、梧桐四书院，史料中已有关于教学活动的明确记载。但唐代私人书院的这类讲学活动规模较小，尚不普遍，且未形成定制。

唐末五代社会动乱，文教衰落，士儒无由显身，寓居草野，潜心讲学之事，书院应运而起，进入了书院职能全面转入讲学读书的初级阶段。

北宋初期，乱世渐平，社会安定，朝廷虽多褒奖文事，却又无力广设州具学校，故"士子病无所学，往往相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书院由此进入兴盛阶段。正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所称："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此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书院的兴起，一方面满足了广大士子读书求学的愿望；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朝廷尚文治而又教力不足的矛盾，为朝廷培养了大批文治人材，因而尤得政府的赞助和鼓励。宋初的著名书院，或有四大书院之称，为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书院；或有八大书院之称，即上述四书院外，再加石鼓、茅山、华林、雷塘书院。这些著名书院代表了宋初书院教育的最高水平，并且在宋初教育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鹿洞书院位于今江西省庐山五老峰下，始建于唐代贞元年间。南唐昇元年间（937-943年）建学馆，置田产，始招学徒，并称庐山国学。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知江州周述疏请朝廷赐国子监印本九经，得准，名称白鹿国庠，学徒已达数百人之多。从唐末至宋初任教于白鹿洞书院的学者多为名儒，如南唐李善道、朱弼，宋初的明起、刘涣、陈舜俞、陈瓘等，故其造就的学子也多出大才，吸引四方学者辐辏造访，门庭盈盛。

岳麓书院位于今湖南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北宋开宝九年（976年）知谭州朱洞建讲堂书斋共50　余间，初具规模。其后屡经扩建，又经朝廷赐书赐额，山长周式又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被任为国子监主簿、兼书院教授，故尔书院兼有半官半私的性质。

应天府书院位于今河南省商丘县西北，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府民曹诚捐款在宋初名儒戚同文故居处扩建而成。此后朝廷委官赐田，逐步纳入官学的范围，并一度改名南都府学。仁宗天圣年间，范仲淹主持南都府学教席，吸引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学子，为北宋教育的兴盛和庆历兴学做出了特殊贡献。

嵩阳书院位于今河南登封县太室山麓，后周始建，北宋至道二年（996年）朝廷赐"太室书院"额和监本九经。景佑二年（1035年）重修，更名为嵩阳书院，朝廷赐田一顷供膳。此书院初建时影响虽大，但以后渐趋无闻。石鼓书院位于今湖南衡阳县北石鼓山遇雁峰下，唐时本为道观，北宋至

①　参见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②　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道三年（997年）建为书院，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赐书院匾额及学田，得朝廷赞助而趋于兴盛。

位于浙江江宁的茅山书院、江西奉新的华林书院、江西安义的雷塘书院，在宋初的书院教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办学风格也颇具特色。如华林、雷塘书院即是一种家族式的学塾，与前述白鹿洞、应天府诸多官方色彩颇浓的书院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华林书院的宗旨即是胡氏家族聚居，数代承传经史、诗书、礼仪，进而累代博取功名。徐铉《华林胡氏书院记》称其"祖孙一德。诛泗同风"。宋初胡氏一家中进士者竟达13人之多，并有位至宰相的高官，因此吸引了一批来自远方各地的学者。书院筑室百区，聚书5000　卷，肄业者常数百人之多，岁时讨论，讲席无绝，一派兴旺活跃的景象。从上述几个著名书院的地域分布来看，宋初书院教育普及范围较为广泛，但影响较大、数量较多的书院仍主要集中在北宋首都东京开封的周围和江西、湖南一带。集中于东京周围的书院如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官学色彩较浓，反映了这类书院在宋初的兴起，与朝廷的关联较为深厚。集中于江西一带的书院如华林书院、雷塘书院、浔阳陈氏东佳书堂，则显示了唐末五代至宋初深厚的家族文化渊源。

北宋景佑、庆历以后，至北宋末年，随着朝廷历次大规模兴学，官办的州县学校渐起，书院或与官学合流，或者沦入沉寂，达百年之久。

进入南宋，书院教育逐步恢复，至理宗朝达到鼎盛。据《续文献通考·学校考·书院》的统计，南宋初创的书院约为167　家，主要集中在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地。江苏与安徽一带的书院约为19　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应天府的南轩书院，苏州府的鹤山书院，常州府的龟山书院、东坡书院，泰州的安定书院，安庆府的山谷书院、近思书院，太平府的天门书院及徽州的紫阳书院。浙江一带的书院约为23　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余杭的龟山书院，淳安县的石峡书院，金华府的丽泽书院，奉化的广平书院，慈溪县的慈湖书院，台州府的上蔡书院，温州的永嘉书院，西安县的明正书院，绍兴的稽山书院。江西一带的书院约为39　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乐平县的慈湖书院，贵溪县的象山书院，铅山县的鹅湖书院，九江府的濂溪书院，分宜县的铃冈书院及萍乡县的宗濂书院，金溪县的槐堂书院等。湖广一带的书院约为23　所，影响较大的有黄州的东坡书院，长沙的城南书院，湘潭的碧泉书院，醴陵县的东莱书院，善化县的湘西书院，衡州的南轩书院、石鼓书院、南嶽书院，靖州的鹤山书院以及北宋创建后又经南宋重建的岳麓书院。四川一带的书院约为13　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涪州的北岩书院，沪州的鹤山书院，邛州蒲江县的魏了翁书院。福建一带的书院约为33　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福州的勉斋书院，建阳县的鹿山书院，建阳考亭书院，崇安县武夷书院，将乐县的龟山书院，南平县延平书院，尤溪县南溪书院等。广东一带的书院约8　所，广西的书院约为6　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桂林的宣城书院等。上述书院只是南宋始创书院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而不是南宋书院的全部。就其地区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江浙、江西、福建、湖南等地，书院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譬如：福建一带书院较多保留了朱熹及其闽学的痕迹，浙东一带书院较多保留了永嘉学派痕迹，江西书院则侧重纪念周敦颐及朱熹，而湖南一带则较多表彰胡宏、张栻的湘湖学统。从此也可以看出，南宋书院教育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理学家的讲学活动所推动的，就前述167家书院来看，其中69　所书院明确表明其倡导程朱理学的宗旨，或为理学家倡建，或为纪念理学名家而创建，凡是如周敦颐、二程、朱熹、吕祖谦、张栻、陆九渊、魏了翁、真德秀等人曾游历或寓居之所，后人往往建书院以祀其人。除了理学家之外，南宋的书院也为追祀本乡先贤或名人而造，如文翁、韩愈、胡瑗、苏轼、黄庭坚等文化名人；也有的书院则是为了教授本族子弟而专设的家族性学堂，如长州学道书院及金坛申义书院，但绝大多数书院都是面向社会招生，不拘于一乡一族的子弟。

南宋书院在理宗朝最为鼎盛，这与理宗朝崇尚程朱理学的政策直接相关。从宁宗嘉定年间至理宗景定年间，历时半个世纪，正是南宋书院创办数量最多、规模最盛的时期。是时，伪学党禁渐弛，至使理学最终被奉为正宗的官方哲学而统治了宋代教育领域。据初步统计，在理宗一朝，仅向朝廷请赐匾书或奏请设置的书院就有18　所，其他自为设置，或由乡士设置，或由守令创建的书院为数更多，实际数量已无法统计。

南宋书院教育的复兴，大体取决于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是程朱理学的发展促成。理学奠基于北宋，成熟于南宋，在南宋几起几落，虽曾几度占据太学讲席，但屡遭朝中权贵排抑。为了专研学术，讲明义理之学，并广泛传播自己的思想，扩大影响，积极发展书院教育，创办书院，宣讲性理，并以书院为论坛，争鸣学术，指论朝政。诸如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吕祖谦、真德秀、魏了翁、胡宏、张栻等著名的理学家，都是积极创办和推进书院教育的代表人物。

其二，南宋官学虽有国家资助经费，但往往流于形式，失其教学之实，士子游学，"非图啜哺以给朝夕，则假衣冠以诳流俗，迂阔于事，无补于时"（《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学校考十一》）。官学的不振，自然造成文化教育领域的空荒，而具有较高教学质量，形式灵活，学风生动的书院，便得到士子的青睐，获得较大的发展余地。

其三，科举制度的腐败，导致士学风气的堕落，一些志趣高洁、仰慕圣学的学者厌恶仕禄功利之学。而书院提倡高风气节，不为功名利禄折腰，自由讲学，专研学问，推崇修己至诚之道，与腐败的官学形成鲜明对照，故尔被一大批文化素养较高的士子所景慕。

此外，佛教禅林的影响和南宋印刷术的持续发展，也为书院振兴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

南宋书院的振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书院数量大幅度增加，规模和分布范围扩大。有关两宋书院的总数，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大体约在200～400　所之间，其中北宋和南宋的书院数量比例大体为2∶8　左右，南宋超过北宋约4　倍左右。书院分布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就连边远的黎州（今四川汉源北）也有书院创办。至于书院的规模和设置，更较北宋完善，办学条件也多有改进。

第二，书院的内容和功能有所扩大。两宋书院都有讲学、藏书、供礼活动，但南宋书院藏书、讲学的规模远远超过北宋，供祀的礼仪也较北宋完备。第三，南宋书院形成了较完备的规章制度，其内容涉及到书院的教学内容、方法、教学目的、培养学生的方向、以及书院的日常行政管理条规。（二）宋代书院的构成及其内容书院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组织形式，具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规章制度和办学特色，这些规章制度和办学特色，在宋代大体形成，趋于定型，并为以后历朝书院所袭用，构成完整的书院教育模式。

宋代书院实行教学与行政合一的体制。书院的"洞主"、"山长"，既是书院最高的行政首脑，又是主要的讲席教师，多由当时著名的学者担任。如范仲淹曾为睢阳书院山长，主持讲席的同时，也为书院制定了一系列新的课业和管理规程；南宋朱熹先后主持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的教务，并为白鹿洞书院制定了学规。余如南宋著名的学者胡宏主持岳麓书院教席，陆九渊创办和主教象山书院，吕祖谦主教丽泽书院等等，均属此类。

书院的经费大多采用学田供养制。早在五代南唐时，李煜就曾割善田数十顷赐作白鹿洞书院学田，北宋仁宗朝也曾赐给部分书院学田。书院将学田租给附近农民耕种，岁收租廪充为养费。南宋书院经费多为自我筹措，来源为私人捐助，或经官方允准，拨归寺观绝产和闲地充为经费。如南宋浙东一带颇为富庶，巨商甚多，故每有出资赞助书院者。东阳（今浙江金华）郭氏累代出资创办书院，家拨良田数百用以赡士，子孙诸代先后创立了石洞书院、西园书院和南湖书院。浙东的杜洲六先生书院，据全祖望《杜洲六先生书院记》记载：设有先圣碑亭、礼殿、讲堂、养士六斋、慈湖祠、书库、门廊庖福（浴室），并有田租资养学者。维持这样规模较大的书院，显然需要雄厚的财力和田租。

书院除讲学和藏书之外，供奉先圣、先师、先贤的祀典，也是重要的职能。宋代学者郭若虚认为：学校奉祀先圣、先师、先贤，并为其绘像表赞，目的在于"指鉴贤愚，发明治乱"，并具有"敦劝生徒，繇兹大化"，"与六籍同功"的作用（《图画见闻志·叙自古规鉴》）。　宋代中央官学及州县学校多设为祀典，供奉先圣先师，或在德行、政绩、学业的某一方面有可鉴于教化的先贤、官吏以及神灵等等，奉祀对象不拘常格。宋代书院也同样设置祀典，除祀孔子之外，北宋书院多祀本院的初创者，如白鹿洞书院供祀李渤，石鼓书院供祀李宽，睢阳书院供奉戚同文等等。南宋书院由于多由理学家创办，故其祀典也多奉北宋周、张、二程诸子，以彰明尊崇道统的含义。某一学派创办的书院也往往供祀本学派的宗师，如象山书院祀陆九渊，杜洲书院祀杨简。由此可见，书院祀典的供设，既有表明对先圣先师先贤或先辈的尊敬之意，又具有标明本院教育宗旨的象征性作用，同时也是为了彰明本书院的办学特色及其师门承传的系谱。

宋代书院的教学内容与官学不尽相同，但北宋书院鼎盛时期，官学并未设置，书院与家学同样都是讲授科举之学。南宋书院因理学家的倡导，大多讲求性理自得之学，注重学生道德伦理的自我训练和涵养，而不着意追求功名利禄。但南宋理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占据了科举和中央官学的主导地位，故尔性理之学也未必能与科举利禄之学截然分开。不过，书院大多由著名学者主持教学，并往往成为某一学派的渊薮之地，故其教学水平高于一般官学，具有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双重功能。

宋代书院实行自由讨论学术的教学方式，并强调自学为主，师生共同研习学问，办学风格较为开放，气氛活跃。学生可不拘于一家一派之学，自由择师，来去自由。故尔学生的思路也比较活跃，眼界也更加开阔，诸如浙东奉化舒璘少向张栻问学，以后又先后追随陆九渊、朱熹、吕祖谦求学，终成大器，被丞相留正誉为"当今第一教官"。信州玉山（今属江西上饶）人汪应辰少从吕居仁读书，以后历拜胡安国、张栻、吕祖谦为师，求得"造道之言"，终成绍兴五年（1135年）殿试状元。书院自由拜师求学的风气，显然是与理学家的倡导和教育实践分不开的。宋代书院讲学也颇为开放，讲学之师不限于本院教师，凡当世名儒、诸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可应邀开座讲学，且不受资历和年龄的限制。诸如：南宋理学诸派中，朱陆各立门户，相互辩难，但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也邀请陆九渊前去讲学，朱熹竹林精舍作成，也邀请学生黄干代即讲席。这种相对自由开放式的教学制度，使得书院往往成为名师荟萃的学术中心。

学规是宋代书院综合治校的立法依据。学规不仅制定书院教学的宗旨，培养学生的目标，限定学生的行为准则，而且在观念上具有塑造学生思想模式的作用。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条》为例，它首先规定了书院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明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封建伦理关系法则，要求学生敬敷此"五教"。其次规定为学的次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再次规定修身、处世、接物之要，大体不过是忠恕仁义、改过迁善、明道非利之类的伦理说教。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规定了书院教育的目的、宗旨、内容和方式，成为以后历代书院制度模拟的范本。

七、两宋教育思想及其流派两宋是教育思想十分丰富、活跃、多变的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他们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当时和其后历朝的教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其思想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远非汉唐诸儒所能比拟，实际开创了继先秦以来中国教育理论界最为隆盛的局面。

两宋教育领域的思想争鸣，大体围绕着三个主题：功利与义理之争，经义与诗赋之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此外，对于官学体制的设置及其功能的理解，也是诸说纷呈，莫衷一是。宋代教育家的思想见解，多验证于自身的教育实践，且与理学思潮的萌生、兴盛密切相关。争鸣的各方至北宋中期，渐分程、王门户；进入南宋，程、王之争尚未平息，理学内部再起门户，形成朱、陆之争，朱、陆与永康、永嘉学派的陈亮、叶适之争，朱学与胡宏的湖湘学派之争，等等。诸多学派分化合流，往来辨难，将南宋教育思想界的争鸣推向了高潮，并使得哲学、政治理论研究的成果充分溶入了社会教育的领域。

（一）胡瑗与苏湖教法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如皋）人，是北宋著名的教育家，他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是三先生中教育成就最为卓著、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者。

胡瑗早年诵习儒家经典，后赴齐东与孙复、石介结为师友，共研学问，十年苦读，归来后在苏州创办私学，聚徒讲学。因其学识渊博，教学有法，人品端正，深得知州范仲淹赏识。景祐二年（1035年），苏州郡学创建，被聘为教授。次年，被范仲淹以布衣荐入朝廷，参定古乐钟律，授秘书省校书郎。后丁父忧辞职服丧。庆历二年（1042年），湖州知州滕宗谅创建湖州州学，胡瑗出任州学教授。由于胡瑗在苏湖执教20余年，教学成果显著，并在教学方法、内容及办学体制、课业章程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模式，庆历四年（1044年）朝廷下诏州县立学、在京师创建太学的同时，诏取胡瑗的苏湖教法立为太学法度。从此，胡瑗的办学经验和教学方法得以在全国范围推广。皇祐末年，胡瑗被召为国子监直讲，主持太学讲席，直至嘉祐四年（1059年）因病致仕。

胡瑗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在苏湖和太学执教达30余年，弟子多达1700余人，为北宋王朝培养了一大批博古通今、明体达用的学者和统治人材。当时的礼部贡举，每榜所取士，其弟子常居十之四五。他所倡导的明体达用之学，也深得有识之士的赞赏，其弟子刘彝盛称师门："今学者明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宋史·胡瑗传》则认为：自文中子以后，"能立师道成就人材者，必以翼之为首称"。北宋的学者无论政见或学术观点如何歧异，都普遍称赞胡瑗的教育成就。欧阳修亲撰《胡先生墓表》，评价胡瑗"法严而信"，"道久而尊"，是景佑、明道以来"学徒最盛"、"教学之法最备"的学者人师。著名学者王安石、程颐、蔡襄等人都或赋诗、撰志、或为传记，高度评价胡瑗为"天下道德君子之首"。由于胡瑗在苏湖及太学所建树的卓越教育成就，逝世后，国子监为其立祠奉祀，直至绍圣初年，明代嘉靖九年（1531年），又从祀孔庙，被尊为"先儒胡子"。

"苏湖教法"，是胡瑗教育思想及其成就的集中体现。

"明体达用"是苏湖教法的宗旨。自唐代以来，科举以诗赋取士，崇尚声律浮华之词，学校教育也以此为主要内容，忽略了圣人之道及修己治人的经旨和伦理之学，从而使士学风气日趋浮薄。胡瑗倡导的明体达用之学，正是为了改造这种旧学习气，开创新的学风。所谓"明体"就是要阐明包括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纲常伦理在内的圣人之道；所谓"达用"，就是将圣人之道，"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宋元学案·定定学案》）。一句话，教育的宗旨就是要阐明六经的原理，并将这种原理推广应用到治国安民的实践中去。

"分斋教学"是苏湖教法的核心内容。所谓"分斋教学"，是将学校分为经义斋和治事斋（又称治道斋）。经义斋选择具备"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条件的学生，修习六经经义，培养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道德修养的高级治国人材。治事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选"欲明治道"的学生就读其中，学生可各治一事，兼习一事，以培养具有治道方面的一技之长或几种专长的专业技术、管理人材。"分斋教学"的制度，被北宋太学三舍法的分斋制和其后历朝学校的分斋制所取鉴，并在以下两个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其一，分斋教学具有现代文理分科教学的因素，治事专治一事、兼治一事的教学方式，也具有现代主、副科制度的因素，这对于改进和提高教学量及学生课业的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其二，分斋教学直接继承和深化了中国先秦时代六艺设教的优良传统，改变了宋初学校专以诗赋或儒经设教的单一状态，并确认了自然科学技术在学校课程中的合法地位。

苏湖教法的精华还体现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之中。这些方法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学生自学讨论与教师辅导相结合。据清末学者丁宝书所辑《安定言行录》记载：胡瑗根据学生的性趣、爱好及学业专长，将学生分类群居，相与讲习，并经常个别召见学生，师生共同讨论学问，为学生解明事理；或向学生提出各种问题，请学生讨论回答，然后再由教师折衷可否；或请学生就当世政事发表见解，然后师生共同议定。这种生动有趣，较为民主的教学方式，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使学生各尽其材，得到充分的发展。

其二，注重直观形象和实地考察的教学效果。胡瑗在湖州州学讲授三礼时，采用直观教学的方式，将三礼所载的礼仪器物绘制成图，悬于讲堂之上，使学生"朝夕对之，皆若素习"。以此来深化学生对古代礼制的认识，并形成具体直观的印象。在课堂之外，胡瑗提倡学生周游四方，广泛地考察各地的"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川山气象"，以开阔眼界，并亲率门人弟子游历关中，亲临黄河岸边，领略了"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形势雄张"的宏伟气势，并感叹：只有这样亲临其境，方才有资格和学生谈论山川。胡瑗提倡的这种在实地考察游历中学习的生动方式，对于改造旧式教育中死记硬背、教条呆板的教学方法，具有积极的作用。

其三，注重劳逸结合，提倡体育、文娱活动，以丰富和活跃学习生活。

胡瑗在太学主教期间，十分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经常告诫学生："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认为这样有伤血气，要求学生经常参加一些习射、投壶类的体育活动。太学考试完毕，总要带学生到首善堂去歌诗奏乐，太学之中充满生动愉快的气氛。

值得注意的是，胡瑗在教育教学方面堪为人伦师表，在学术研究领域也颇多建树。所治《易传》便被程颐认为是与王弼、王安石并列的三家最有深度的易学体系之一，并被后人称为宋时"以义理说《易》之宗"，其后经程颐继承阐发，成为宋代理学思想的渊薮之一。

（二）张载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张载（1020-1078年），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其父卒于涪州任上后，返旧故里途中，全家侨居于陕西凤翔郿县横渠镇，后因长期居此讲学，故世称横渠先生。

张载"少喜谈兵"，曾欲结客收复被西夏人侵占的洮西之地，康定中在延州谒见范仲淹，范仲淹告诫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并劝他阅读《中庸》。此后张载又广泛阅读佛老之书，反而求诸于《六经》。嘉佑初至京师，设坛讲《易》，听者甚众，并受文彦博之邀，任长安学宫教授。在京师讲《易》时，逢二程，共与论《易》，自谓不及二程"深明《易》道"，遂撤座辍讲，与二程结为师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始任郑州司法参军，迁丹州云岩县令，任内重视教育，"以敦本善俗为先"。此后又应京兆府尹王乐道之聘，掌教郡学，多教导学者"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熙宁二年（1069年），经御史中丞吕公著荐举，召入京师，授官崇文院校书，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归隐横渠，专心研读《六经》，并聚徒讲学。张载家境清贫，只有薄田数百亩以供生计，人不堪其忧，但他却能处之益安，苦学不倦，虽贫困而不废讲学，还尽力帮助贫穷的读书青年。他的学生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主要门人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及苏昞\、范育、薛昌期、钟师道、游师雄、李复、张舜民等人。

熙宁十年（1077年），经吕大防推荐，张载重返京师，同知太常礼院，不久因病辞归故里，归途中在潼关病逝。死后，其门人一部分转归二程门下，一部分继续在关中一带讲学传道，弘扬关学学统。

张载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认为解决北宋社会各种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依据先王之法，进行政治经济和教育的改革，在学校教育方面要"兴学校，成礼俗"，以"敦本善俗"。他认为：人性之善恶，是由秉气之清浊所致，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变化气质，矫其偏浊，归于正清。他称："苟志于学，则可以胜其令与习"，"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肯定了后天教育在改变人性状态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为此，他规定了教育的目的是"立人性"，"学所以为人"。所谓的"人"，就是至善至仁的圣人。对于追求功名利禄的科举之学，指责其"人人有利欲之心，与学正相背驰"。

张载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并且将其与人性的完成视为一体。他指出："大人成性则圣也化，化则纯是天德也。"因此，他主张通过穷理尽性而达到"穷神知化"，先是穷尽万物中的天理，然后由尽物性而达到尽人之性，达到与天性合一的至诚之境，进而达到穷神知化而至于命，如此便完成了道德修养的最高使命。那么，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张载认为：就是要学古礼，恪守古礼。所谓的古礼，如"天叙天秩"，是"天地之礼，自然而有"。"礼所以持性，益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能守礼已不畔道矣。"（《经学理窟·礼乐》）同时，张载强调："学礼则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当世习俗缠绕"，然后"便自然脱洒"（《张子语录下》）。他鼓励学生立远大志向，认为有志于学者，不论气之美恶，只要坚持不懈，便可最终达到目标。张载还十分重视孟子的养气之说，认为高尚道德是"浩然之气"的体现，只有不断存养、扩充，才能不致散失，才能使善德不断得到发扬光大。他反对以所谓的坐静默想去养气，主张通过"集义"，去恶集善，勿使有息，然后生浩然道德之气。而所谓集义，也包括寻求义理之精："义集须博文，博文则用利，用利则身安，到身安处却要得资养此得精义者。"

在讨论具体的教学问题时，张载要求学生通过感官事物而学习，同时又强调"闻见之知"不足以闻道，须要"据闻见上推类"，在闻见的基础上抽象推理，获得理性认识。他说："穷理即是学也，所观所求皆学也。"又说"见物多，穷理多"（《张子语录上》）。"穷理又须要实到，实到其间与可容知。"（《张子语录下》）除此之外，张载还十分重视教师的作用，主张教育要尽其才，"知至学之难易，知人之美恶"，然后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因此，教师不仅要掌握分寸，把握时机，更重要的是应像"时雨之化"一样，使学生在积极自然的状态上得到适时适当的教导。

（三）程颢、程颐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兄弟出身于河南洛阳的一个官宦世家，祖籍中山博野（今属河北省），是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宋代洛学的创始人。他们一生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教育事业，师门之盛，远逾于同时期的任何教育家，是北宋中晚期教育领域中最重要的师学门派之一。其教育思想主张对南宋以降的教育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且是两宋之际至南宋中期，唯一可以在官学领域同王安石新学抗衡的学说。

1。程颢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程颢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大体可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至熙宁二年（1069年）入朝参政。在这一时期，程颢历官鄠县（今陕西省户县）、上元（今江苏南京附近）、晋城（今山西晋州市）等县。他在教育实践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在晋城遍设乡校，普及地方教育。据程颐所撰《明道先生行状》称：程颢州县为政，必以教化为先，临政之暇，亲临学舍，"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在他的努力下，以往风俗朴陋，民不知学，几百年无一登科者的晋城，十余年就已是"应书者数百，登科者十余人"，俨然已成文明礼仪之邦。

第二个阶段，始于熙宁二年（1069年）入朝担任农田水利使、权监察御史里行，至熙宁三年（1070年）罢为京西提点刑狱。这一阶段，程颢入朝参预新政，不久便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被罢出京师。程颢在朝不过263日，但建言甚富，他向朝廷上奏的《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疏》、《论养贤疏》，提出了改革北宋教育和科举取士制度的方案，是程颢留给后世的主要教育论文。在这些奏疏中，程颢围绕着教育立本的主题，从各个方面阐述了尊师重道、兴学养士的重要价值及其实施方案。在《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疏》和《论养贤疏》中，他明确提出治天下当以教育为本的见解，认为：宋代社会的种种弊端，从根本上看，是由于"学校之不修，师儒之不尊"所造成的，只有朝廷"崇尚教育"，尊师重道，才能从根本上整治社会的弊端。为此，他参照《周礼》和《礼记·王制》设计了一套从中央太学到各地州县广泛设学养士、选士、任士的方案，主张在朝廷设置廷英院，广延四方之贤，优礼给俸，委以辅国论政之职，详定政治、讨论典礼，经画治策，并与君臣相接，共谋国事，或为太学及郡县学校的师表，成为辅弼、师臣、职司之任，以厚朝廷尊师重道之政。同时，为了振兴学校，奖励实学，他建议朝廷专以行实材学升进人材，以便使学风靡然丕变，风俗日入醇正。程颢认为，上述主张是帝王之道中最重要的内容，他提醒宋神宗"特留宸意"，稍加实行，但最终不为所用。

第三个阶段，始于熙宁三年（1070年）罢出京师，直至元丰八年（1085年）去世。这一时期中，程颢大部分时间与其弟程颐共居洛阳家中，聚徒讲学，专研学问，兼摄闲职，曾两度出任扶沟（今属河南省开封地区）县令，并在扶沟设庠序，教授邑人子弟。居洛期间，程颢日以读书讲学为事，士大夫从之学者日夕盈门，不绝于馆，程门四大弟子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等人，都在这时慕名投入程氏门下。程颢对于教育理论和学术思想方面的一系列研究或论述，大都是在这一时期提出并完成的。

程颢对于宋代教育所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甚为广泛，其中论述较为深刻并对后世教育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教本于民的思想。宋代教育仍然崇奉圣人代天立教、上施下化的古老传统。程颢认为：教育过程的实施，不能脱离与人民利益相关相切的需求，教育内容、方针、政策的制定也应从民情出发，并以之为依据。早在嘉祐初回答进士策问的文章中，他就阐述了这一宗旨："夫礼乐者，虽上所以教民也，然其原则本于民，而成于上也"（《河南程氏文集·南庙试策》）。他强调：只有让普通百姓明白接受教育有助于增进自身的利益，他们才会乐于承受，并达到"从令"、"劝功"的目的："蠢尔农俗，陶乎教风，知所劳者为乎己，图所利者存乎终，莫不勉勉以从令，于于以劝功"（同上书，《南庙试佚道使民赋》）。他在晋城、扶沟为政时，将上述主张付诸实施，并因此取得很好的政绩。

第二，以"识仁"来概括教育的本质特征。程颢元丰二年（1079年）在洛阳讲授、由门人吕大临记录的《识仁篇》，是程颢教育思想的基本纲领。在《识仁篇》中，程颢指出："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在这里，"仁"不仅是一个伦理学范畴，而且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含义。它体现了自我与外物、自然与人类社会相互贯通的属性，是天理、人道的反映，并体现了天理流行、自然生息的过程。由此出发，他推出仁体现了人与万物禀受于天的原初善性的结论，并进而认为：道德教育的起点，就是要从先天的原初善性出发，校正和修复后天的道德行为，并最终使之回归到原初的善性之中，这种人性复归的过程，即是识仁的基本含义。由此，他引发出有关教育问题的四点立论：其一，"仁"概括了教育的核心内容，识仁概括了教育的基本过程。因为仁是天理在人性中的完美表现，是人性善的内在标志，识仁就是对人性所包含的天理的体验和存养，教育的过程也就是学生自我体认和存养的过程，而非外铄或外求的过程。其二，仁体现了天理，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开阔后学胸怀，体认天理的所在，将此心放得与天地万物一般看，识得仁体，容得下天地万物，逐步达到"心尽天地万物之理"的圣人境界。其三，仁体现了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过程，任何人为的干预，都会像揠苗助长，破坏这种和谐与次序；以"识仁"来规定教育的过程，也具有顺乎自然，存养天理的含义。其四，由于"仁"体现了天理流行的过程，贯穿于天地万物之中，生活中的日常小事和礼仪规范都包含了仁。学者识仁，便可由浅入深，随处体认，这也就是下学上达，注重实践力行、精察的功夫。

第三，从人性论出发，论述教育的作用。程颢认为：仁所体现的原初意义上的善性，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人的禀赋得自于天，继善成性，人人皆有学为圣人的先天条件，但人是否能够回归性初，学为圣人，完全取决于后天的环境与教育。因此，要改变后天意义上的不平等，使之回复到先天意义上的平等中，就要普遍地推广教化，使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一点，同董仲舒完全把"斗筲之性"的人民看作是愚不可教相比，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程颢把封建纲常礼教看作是天理和仁的体现，因而他的上述学说，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社会的统治秩序。

2。程颐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程颐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嘉祐元年（1056年）游太学，任学职，并受吕希哲师礼，终于元祐元年（1086年）。这一时期，程颐一度殿试进士不第，遂绝意仕途，大多数时间居洛讲学。

第二个阶段，始于元祐元年（1086年）被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推荐，以布衣入朝，先后担任西京国子监教授、崇政殿说书、判西京国子监等教职，终于元祐七年（1093年）辞免权判西京国子监、管勾崇福官，请归田里。程颐这一阶段在教育方面的主要作为，一是入讲经筵，承司马光等人的意旨，以所谓尊师重道，选贤任能的道义之说，辅养圣德，影响未成年的宋哲宗。二是在元祐元年五月参予修订国子监条制，并提出改革宋代中央官学体制的十余条建议。其中最主要的是：改试为课，以息除竞争，体现学校为"礼义相先之地"的宗旨；设尊贤堂，广延天下道德之士，以为士儒矜式楷模；立太学观光之法，允许四方士人入太学游览，观礼仪，听讲诵，或旁听太学讲学课程，等等。程颐既为经筵官，虽得到朝廷重臣文彦博、吕公著等人的赞赏，一时名声大振，"士人归其门者甚盛"，但因其议论褒贬，无所顾避，而且有些迂腐，得罪了许多朝臣，连宋哲宗也认为他过于狂妄。朝野舆论指责他是"五鬼之魁"，洛党之首，纷纷要求将其放归田里，故尔他的上述教育改革建议也多遭否定，他自称道大难容，节孤难踬，入朝见嫉，主动辞官归田。

程颐辞官后，专心研究学问，日以讲学为事。绍圣四年（1097年）被编管发送涪州，崇宁二年（1103年）党禁，诏毁其出身以来的文字著述，朝中大臣多上疏指责其学术怪僻，要求尽逐其学徒。他最终在凄凉的残景中渡过一生最后的阶段，其间完成了他的代表著作《程氏易传》。

程颐在教育思想方面与程颢一样，强调"生民之道，以教为本"，要求科举废除声律记诵之学，责以治道经义。但在为师处教方面，他与程颢风格大相迥异。程颢为人和易可亲，接引后学，使人感到"如坐春风中"，师生见解不同，也可"更有商量"；程颐则为人肃整严毅，果断明决，其门人多敬畏恭谨，并传有"程门立雪"的佳话。

在道德教育方面，二程既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譬如：二程都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的善性，但对具体的修练过程则看法不同。程颢主张"善恶皆性"说。认为人性在后天被物欲所染，去恶复性的过程，是在人性内部展开的澄治功夫。程颐则认为：人性始终是善的，现实中的邪恶产生在人性之外，又遮蔽了人性，复性的过程是剔除人性外层的污垢，显示真性的过程。程颢强调一个"染"字，程颐强调一个"蔽"字，二者的分歧正反映了禅宗南北流派的不同风格。因而在道德修养方法方面，程颢注重"自得"之学，要求学生专务内知，反求诸己，勿求于外，并声称"性与天道、非自得则不知"；程颐则认为自然万物皆是性理的所在，要求学生即物穷理，或读书，或论古今人物，皆是穷理的途径。

由于程颐在上述基点上与程颢认识不同，因而对于一系列有关教育问题的理解也多有差异。诸如：对于为学最高境界的理解，程颢强调养成德性完纯而与天地同体的圣人，故尔盛称孔颜乐处的志趣，并区分圣人之学与贤人之学，比鉴颜孟优劣，认为孟子的贤人之学虽有善的，但过分干于世事，不及孔颜圣人之学的境界高明。因而，他要求学者应当学习颜子，认为颜回入圣人为近，学之可观圣化之功，是学为圣人的最好途径；而孟子虽然才高，但"学之无可依据"，并认为："有颜子之德，则孟子之事功自有"（《河南程氏遗书·明道先生语一》）。程颐的见解则与程颢有较大的差别。程颐重视经世致用的为学宗旨，并将其视为圣人之学的组成部分，因而他高度评价孟子的事功主义。他认为：学者治学，当要"识时"，也就是说学问之道要联系当时社会的实际需求，因势而论，不可一陈不变："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居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并强调，孔孟之学各有义趣所在，不能简单评说优劣："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则门人不亲；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则门人不尊"（同上书《伊川先生语一》）。同时，他指责当时学者为学忽视实事，往往"以游、夏为小不足学"，空谈德性，流于"好高"之弊，而《孟子》一书虽是杂记，不分粗细，但本末之道一并讲了，正可治学者"多说高便遗却卑，说本便遗却末"的弊端（同上）。基于这样的认识，程颐主张学生要广泛地读书学习，凡有补于治道的学问，都应掌握，并且主张人们在修道的同时也要修习举业，认为：人若不习举业而望及第，就是责天理而不修人事。他承认天理和人事同样重要，二者不可对立，但要求摆正二者的关系，不要指望从举业中求得"必得之道。"在为其父程珦代拟的汉州州学试策问题中，他便直接标示出"儒者积学于己，以待用，当世之务，固当讲明"的主题（《河南程氏文集·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程颐提倡学问之道在于明理致知和经世致注，因而他在要求学者"格物致知"、"观物穷理"的同时，又提出"由经穷理"和"穷经将以致用"的命题，并称"九经"为"实学"，要求学生在学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将"穷理"和"致用"统一起来。他主张读经时，首先掌握正确的方法，观书识意、默识心通，优游涵泳，因意得义，达到致知闻道、深明义理的目的，然后将天道义理施于实用。譬如：他谈到学《易》之法，要"知时"、"有用"、"因象以明理"（《河南程氏遗书·伊川先生语五》），并强调《易》"随时变易以从道"，"含事物之精"，"示开物成务之道"（《河南程氏文集·易传席》）。他的《易传》讲解卦义时也多举世事譬喻成理。再如他谈到读《诗》："既读《诗》后，便达于政，能专对四方，始是读《诗》"（《河南程氏遗书·伊川先生语五》）。谈到读《春秋》，便强调仅知褒善贬恶并不够，还要识得"经世之大法"。由此可见，程颐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习宗旨，始终贯穿在经学教育的全过程中。这种在教育过程中义理与实用并重的治学宗旨，正是继承和发挥了宋初学者胡瑗等人倡导的优良教学传统。而程颐提倡的"观物穷理"、"读书识意"、"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等治学之道和读书方法，其后也多被南宋朱熹所继承和阐发。

程颐在教育史上另外一个影响深远的作为，是与其兄程颢共同表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提高了上述诸书在宋代经学教育中的地位，其后经南宋朱熹的进一步阐发，最终立为宋代官学的法定教材。（四）程门后学游酢、杨时、谢良佐等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二程作为北宋理学的奠基人，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与教育，其门人弟子遍及天下，在两宋之际和南宋初期的文化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主干作用，对南宋及其后历朝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宋代理学的演化和扩张之势，犹如一棵巨树，二程为主干，其门人弟子则为分支，其后蔓延分演而形成更多流派，这些流派几乎都是源自于二程的洛学门下。诸如：福建杨时，其弟子罗从彦再传而至朱熹，开启理学闽派学门，胡宏、胡寅兄弟也曾师法杨时，遂开南宋湖湘学门；弟子张九成、喻樗虽无固定学门，也皆为南宋儒学的一时名望，门人吕希哲兼师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王安石诸学，嘉祐中师法二程，卒开吕祖谦浙东婺学一派。王蘋、谢良佐，对南宋陆九渊心学一派也有师传关联，而湖湘学派的始创人胡安国则出自谢良佐的门人，其子弟门人又再传经胡宪兼开朱熹师门，经胡宏启开张栻南轩学派。其余如弟子尹焞继杨时之后主持南宋国学讲席，又被尊为帝王之师，在传播理学并确定理学在南宋教育领域的主导地位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再如关中苏季明、吕大临，河东侯仲良，洛阳朱公掞、刘绚、邵伯温、李端伯，均以其所记二程师传言论传学于各地，形成了争夺南宋教育思想主导地位的咄咄态势。

游酢（1053-1123年），字定夫，建宁府建阳人。元丰元年（1078年）至河南省扶沟县协助程颢办理县学，始投二程门下。元丰五年（1082年）登进士第，调萧山县尉，后历任太学录、博士、颍昌府学教授。绍圣二年（1095年）至泉州，筑水云寮于武夷山之五曲为讲学之所。后擢监察御史，继出知和州、汉阳军、舒州、濠州等地，所到之处必以兴学立教为先，晚年归寓和州（今安徽和县），讲读《论语》、《孟子》、《中庸》、《诗》、《易》诸书，宣传二程理学，从学者众。游酢晚年对佛教产生较浓厚的兴趣。《宋元学案》卷二十六记大观年间有人曾书信责问游酢："吾等既从二程学，后又从诸禅游，则二者之论必无滞阂，敢问所以不同何也？"游酢回答则称："佛书所说，世儒亦未深考。"并指责"前辈往往不曾看佛书，故诋之如此之甚"。胡宏等人斥之为"程门罪人"，理由便是因为他为佛学辩解，"后更学禅"。

游酢在讲学过程中十分重视学与思的关系，主张学思并行互补，方为中正之道，并认为所谓"学"是"多识前言往行而考古以验今者"，所谓"思"，是"耳目不交于物而悉心以自求者"。"思则知敬内而中有主，学则知义以方外而外有主。学而不思则所学者不能以为己，故罔罔者反求诸己而无实也；思而不学则所思者不足以涉事，故殆殆者应于事而不安也。"（《廌山集》卷一《论语杂解》）在这里，他所讲的"学"，不仅包括学习经史文章及圣贤的前言往行，更注重"验今"，注重"涉事"，强调亲身实践历行的价值，他所谓的"思"则完全脱离外部世界甚至排斥感官的作用，不是感性认识的升华或理性的思维，而是近似于佛教摒除外虑的"静思"和禅宗"识自本心，见自本性"的教旨。游酢实际上是运用佛教的哲理诠释儒家的经典。

在教学内容方面，游酢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着重讨论学文与学道的关系。所谓的"道"就是五常之道。他称：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交是"天下之达道"，"舍是无以教，舍是无以学"。所谓入孝而出弟，行谨而言信、处公而泛爱，交友而亲仁，是人性善良的本然现象，君子之学必以此为本，"无本而学文，盖不若无文之愈也"（《廌山集》卷一《论语杂解》）。学文以此为本，并以引发人的善心善性为目的，譬如学诗，便是因为学诗"可以感发于善心"。对于"学文"，他认为只是一种"艺"，不可将读书与"学文"等同，读书也当求道，"必以忠信为主，而以胜己者辅之"，因此，读书也当服务于道德教育的基本目的。

游酢的学说，兼出于理学与佛道之间，反映了宋代理学思想的一个普遍的特征，但因其师门不振，对南宋理学诸派影响甚微。

杨时（1053-1135年），字中立，南剑将乐（今属福建）人，因晚年隐居龟山，被学者尊称为龟山先生。元丰四年（1081年），自京师至颍昌，投拜程颢门下，深得师门器重，后离颢返闽，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据胡安国称：杨时在程门中得到明道先生《中庸》之学的真传，其后罗从彦、李侗递相祖述，罗李学派实肇于此。蔡京当政时，杨时被召为秘书郎、迁著作郎，后除迩英殿说书、侍讲等职。宋金战争时，反对割地求和，劾奏蔡京"蠧国祸民"，渡江之后，除工部侍郎等职，因力倡二程理学，闢王氏新学，享有盛望，被东南学者推为"程氏正宗"。晚年寓居林泉，以"著书讲学为事"，在程氏后学中，师门最为鼎盛。其故乡及讲学故地，后世多建为书院以祀之，如将乐、余杭、常州、慈溪、无锡均建有以其名号命名的龟山书院。在讨论教育问题时，杨时与游酢同样重视学与思的关系。他所强调的"学"，首先是要学为圣人，认为"舍圣人而学"则无所取则。"六经"记录了圣人的思想言行，因而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学者只有因六经之所指，方能渐入圣学之门户。在《送吴子正序》一文中，他指出："六经，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政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尧舜历夏、周之季，兴衰治乱成败之迹，捄敝通变因时损益之理，皆焕然可考。网罗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终始之变，莫不详谕，曲譬较然，如数一二，宜乎后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抚卷而尽得之也"（《龟山集》卷二十五）。杨时所强调的"学"，与游酢一样，强调"稽诣前言往行，参以古今之变"，而不是徒侈闻见，雕章镂句，更不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的科举记诵之学。他指责应举者读书，只是为了"应举得官而止耳，岂真学道之人"（《龟山集》卷十三）。因此，他屡屡告诫弟子："必践履圣人之事，方名为学"（《龟山集》卷十一）。并指出君子当以直为学："君子之治心养气接物应事，唯直而已，直则无所事矣。。。儒佛至此实无二理，学者必欲进德，则己不可不直，盖孔子之门人皆于其师无隐情者，知直故也"（《龟山集》，卷十）。杨时所谓的"直"，便是二程所倡导的至诚之心，就是毫无保留地全身心地体察或实践圣人之道，这是为学的最高境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注意到"思"。杨时的"思"，与游酢的"思"有很大的差别。他首先提倡怀疑的精神，认为学有疑方可进德，指出："学者当有所疑，乃能进德，然亦须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读书为学，盖自以为无可疑者，故其学莫能相当，如孔子门人所疑，皆后世所谓不必疑者也"（《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附录》）。在《劝学》一文中，他又强调："思之宜深，无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笃，无使力浅而易夺。要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则天地之心日陈露于目前，而古人之大体已在我矣"（《龟山集》卷二十七）。由此来看，杨时所强调的"思"，并非脱离现实，漫无边际的随想，更不是追求抽象高深的哲理，而是建立在"力行""实践"基础之上，对于日常生活中切近的问题和道德行为的检验和体察。

在杨时看来，圣人之学也并不是脱离现实的高深学问。他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岂有异于人乎？尧舜之道曰孝弟，不过行也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冬裘渴饮，日出作，晦而息，无非道也。。然而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后知所以为道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号物之多至于万，则物将有不可胜穷者，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龟山集》卷十八《答李抗》）在这里，杨时一方面指出圣人之学皆人所日用的常理，因而提倡实践力行，格物致知；另一方面，又认为性命道三者一体而异名，"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龟山集》卷十四《答胡德辉问》）。所以他从人性善的角度出发，主张通过道德的实践修行，逐步回归本然之善性，顺性而格物，便最终可以反身而诚，实现天命与人性的统一，达到自然万物与自我的统一。杨时的这些见解，直接秉承了二程的学说，对南宋理学家朱熹、陆九渊等均有一定的影响。

谢良佐（1050-1103年），字显道，上蔡（今属河南）人。元丰初赴河南扶沟县拜程颢为师。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及第，后历任州县。建中靖国中上殿召对，退求监局，因坐口语系诏狱，废为民。良佐记问骇博，对人称引前史，至不差一字，程颢尝责其"玩物丧志"。后从程颐学，自谓去一"矜"字。程颐曾赞扬他"切问而近思"。其门人有胡安国、朱震、曾恬等，对南宋陆九渊心学有较大的影响。黄宗羲论上蔡之学："上蔡在程门中英果明决。其论仁以觉，以生意；论诚以实理，论敬以常惺惺，论穷理以求是，皆其所独得以发明师说者也。"（《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谢良佐的仁说，直接继承并发挥了程颢《识仁篇》的思想主旨。他所认定的仁学，既不同于传统儒家的观点，又不同于佛性说，而是将二者揉合，依据洛学师门的主旨加以阐发。他认为：所谓的"仁"，就是"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宋元学案》卷二十四）。因此，仁作为一种万物生长变化的自然状态，包涵了自然万物的规律，它是一种自然的属性，而不是任何主观人为杜撰的东西。表现在人性上，它体现了人性善良的本质，是人的本然属性，这同自然万物归属于同一本原--天理。他指出："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圣门学者大要以克己为本，克己复礼无私心焉，则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尽心知性，知性则知天也。"（《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在这里，心之本体与人性相通，在原初的意义上，与天理及仁均是同一范畴，因此，尽心便是识仁，识仁便是知性，便是知天，便是回归到自然本体之中。克己复礼，去除私心，便是消除堵塞自然之源的隔阂，回复生息流行的自然状态。在谈到求仁的功夫时，他指出：要下学上达，凡事不须高远，且从小事看，从一个个细微的小事中体认天理，融会贯通，自然成仁，"犹佛所谓从此心中流出"（《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倘然不识事理，不能通过一事一劫中感受到无所不在的天理，便是不识痛痒，便是不仁。他一方面肯定佛理中有合仁之处，同时又认为佛教又自为私心，脱离生死，又发愿普度众生，拈香礼佛，便是不合天理，违反了仁者的生生之意。一次，他的学生问他："一日静坐，见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平中，此是仁否？"他回答："此只是静中之工夫，只是心虚气平也。须于应事时有此气象方好。"（《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他明确肯定禅宗的静坐、静悟不失为修身的良法，但这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儒家的天理与仁义所在寓于自然万物与社会生活之中，只有在实践力行之中才能真正领悟到天理的奥妙。

基于这种认识，谢良佐提倡格物穷理，在事物之中体认天理。所谓天理又是"自然底道理，无毫发杜撰"。他说："所谓有知识，须是穷理，只如黄金天下至宝，先须辨认的他体性始得，不然被人将鍮石唤作黄金，辨认不过，便生惑疑，便执不定。"（《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也就是说，须识黄金之天性，方能识黄金之理，否则便是背离天理。他说："学者须是穷理，物物皆有理，穷理则知天之所为，知天之所为，则与天为一，与天为一无往而非理也"。"与天为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天也"。（《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在这里，谢良佐在格物穷理的前提下，将自我与天理合为一体，既强调了对客观外部事物的学习过程，又引发出一个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概念--"真我"、"理便是我"。所以，他的学说又为陆王心学开源引渠。朱熹在谈到谢良佐的学说时，一方面肯定他的格物穷理及常惺惺之说，另一方面又指责他"杂禅"，称"上蔡自禅门来，其说亦有差"。但正如前述黄宗羲所言，谢氏之说"论仁以生意"，"论诚以实理"，"论穷理以求是"，都不失为富于创见的观点。

二程门人除上述游、杨、谢三人外，吕大临也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吕氏长于金石考证之学，在教育方面虽无太多篇章留世，但其整理记录的程颢《识仁篇》，却是门人弟子记录程氏师门语录中最出色的篇章。余如尹和靖，在程颐死后，聚徒讲学洛中，在中州地区产生较大的影响，南渡之后，主持帝王经筵讲席，对重振二程理学发挥了重大作用。

（五）胡宏的教育思想与实践胡宏（1105-1161年），字仁仲，福建崇安（今福建西北部）人，南宋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称五峰先生，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胡宏出身于名门，家学渊源深厚。其父胡安国是南宋著名的经学家、教育家，与二程高足弟子游酢、谢良佐、杨时等学界名流交往密切，并为南宋治《春秋》学者之宗，所著《春秋传》，被宋高宗赞为"深得圣人之旨"，①明初又被立为学官。胡宏的兄弟胡寅、胡宁及堂兄弟胡宪、胡实，也均为南宋有名的学者。南宋号为"东南三贤"的朱熹、吕祖谦和张栻，均曾求学于胡氏兄弟，朱熹、吕祖谦曾为胡宪的学生，张栻为胡宏的高足弟子，而朱熹的父亲朱松，又与胡寅有师生之谊。可见，胡氏之学在南宋学术教育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思想观点虽与理学关联深厚，但自以《春秋》标立门户，注重经世致用，多论经史大义，强学力行，志于康济时艰，独创湖湘学统。

胡宏在胡氏诸子中学识最优，"伟抱卓识，自许尤为不偶"②。他幼承庭训，"至于弱冠，有游学四方、访求历世名公遗迹之志"。年15，便自撰《论语说》，从其父胡安国习伊、洛之学，编《程氏雅言》，再从胡安国学习《通鉴举要》，为编《皇王大纪》一书奠定了基础。20　岁时入京师太学，师事程门高足杨时；靖康元年（1126年），于荆门拜程门弟子侯师圣为师。故其学术渊薮，既以胡氏家学为底蕴，又兼得程氏理学之正传，这种学术风格既体现了南宋湖湘学派的基本特色，又成为贯穿于他的代表著作《知言》一书的思想宗旨，并在《知言》中得到集中的表现。南宋初年，胡宏曾荫补右承务郎，因不愿与权臣秦桧为伍，隐居衡山，致力于学术研究，游学讲道于衡山之下二十余年，曾担任过岳麓书院山长，执教于碧泉书院、道山书院等处，湘、湖之士多求学于其门，尊仰其为一代师表，高足弟子有张栻、杨大异、彪居正、吴翌、孙蒙正、赵孟、赵棠、方畴、向语等人。明人彭时则称胡氏父子"俱为大儒，遂启新安朱氏（熹）、东莱吕氏（祖谦）、南轩张氏（栻）之传，而道学益盛以显"（《嘉靖建宁府志》卷十七）。

《知言》是胡氏湖湘学派学术教育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书中阐述的一系列观点，系统地表明了湖湘学派的思想宗旨，标志着湖湘学派思想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定型。因此，历代学者多视胡宏与其父胡安国为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胡宏的学生张栻评价《知言》："其言约，其义精，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朱熹也称"湖相学者崇尚胡子《知言》。"宋代学者吴儆《题五峰先生知言卷末》则高度评价《知言》一书："凡后学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清代学者全祖望也有一段相关的议论："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胡宏集·附录一》）上述诸儒言论肯定了三点：第一，胡宏及其《知言》在两宋理学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中，发挥过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第二，在一部分学者看来：《知言》一书在宋代学术思想领域中的地位，超过了张载的代表著作《正蒙》。第三，《知言》一书是南宋湖湘学派的经典著作。

《知言》一书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及相关的论述，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下方

①　《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国传》。

②　朱栻《历代名儒传》卷五。

面：1。胡宏有关"仁学"见解"仁学"是胡宏教育思想的主要基点之一。作为一位教育家和哲学家，仁的含义在胡宏的理论体系中并不局限于教育和伦理的范围，而是具有更广泛而深刻的哲学意义。胡宏讨论"仁学"的思路，是首先赋予"仁学"在哲学本体上的意义，然后以此为依据，引发出一系列有关社会教育、道德修养及人伦方面的问题。这种思维的方式正反映了宋代理学家普遍的思维模式，这也是胡宏虽然也多标新立异，并不完全苟同理学家之言，但仍得到朱熹、张栻等理学大师的极力推崇，并被视为"道学之枢要"的缘故。

"仁学"作为一个古老的概念，并非胡宏所创。胡宏的"仁学"思想也非妄发己臆，而是泛观经史、博采众长，取精用宏、折衷裁削的结果，其本源皆有所自。这一点也正为胡氏湖湘学派注重取鉴经史、康济时用的学术特色提供了验证，也是湖湘学统深得东莱吕氏学派标榜的主要原因。

在胡宏看来，仁学的历史本源和思想本源均始自孔子，并是孔门教学的中心点。在《知言·大学》《以下凡引《知言》均省去书名，只引章名）中，他指出："夫学于圣门者，皆以仁为本。"在《求仁说》中指出："《论语》一书，大抵皆求仁之方也。"既然"仁"的价值如此广大，那么，如何为"仁"确定界说，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

首先，胡宏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论述"仁"的哲学意义。他先后为"仁"确定了如下的界说："仁者，心之道乎"（《天命》）；"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命》）；"仁者，道之生也"（《修身》）；"道者，体用之总名。仁，其体；义，其用"（《阴阳》）；"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机要也"（《纷华》）。

理解上述界说，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心"的含义。在胡宏的哲学体系中，所谓的"心"并非一种纯粹主观的意念，而是一种包含双重属性的哲学范畴；第一，"心"是外部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客观反映。《大学》："人心应万物，如水照万物"。《好恶》："有是心则有知，无是心则无知。"第二，"心是"一种超越人的个体思维及其存在的客观先验的理念形态，是万物运行变化所遵循的先天性规则，同时也在客观事物后天的运行过程中得到集中的体现。《往来》："性譬诸水乎，则心犹水之下。"朱熹《胡子知言疑义》引胡宏论"心"的言论："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心无不在，本天道变化，为世俗酬酢，参天地，备万物。"由此推见：胡宏是一位二元论者，他为"心"下的第一界义，承认外部事物的客观存在，指出"心"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阐述的是"人心"的范畴。但他把"人心"看作是认知的对象，而不是认知的手段或思维活动过程本身，是反映外部事物本质属性的客观真理，因而也是一种永恒的范畴："心无生死"（《胡子知言疑义》）。他为"心"下的第二界义，阐明的是"天地之心"的含义，这是一种先验论的哲学范畴，反映了胡宏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二是"道"的含义。胡宏所言的"道"，与"天地之心"实际为同一概念，仍然是指万事万物的客观属性及其变化运行过程所遵循的先天性规则。《往来》："中者，道之体也；和者，道之用。中和变化，万物各正性命而纯备者，人也，性之极也。""备万物，参天地，谓之正道。"《天命》："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乎躯者不见其大；存乎饮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修身》："道之有物，犹风之有动，犹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闲之？故离物求道者，妄而已矣！"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宏所谓的"道"，虽非人的主观意念，但先于外部事物而存在，并包容了外部事物的本体及其运行过程，因而被称为"体用之总名"（《阴阳》）。另一方面，"道"虽是一种先验的范畴，而物质也被看作是"道"的存在形态，是后于"道"而出现的，但"道"不能脱离"物"孤立存在，"道"贯穿在万事万物之中，只有即物求道、即物求真，才能获得对客观事物属性的正确认识，才能获得对"道"的真实体认。否则，离物求道，就不可能得到客观、真实、正确的知识。明确了"道"与"心"的含义，进一步阐明"仁学"的范畴，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仁包含了伦理学的意义，但已不限于此，而是具备了宇宙本体论的哲学意义，体现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自然运行的规律及过程本身。所谓"仁"为"道体"，"仁"为"天地之心"，"仁"为"道之生"，即是此意。第二，仁具有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真实再现的内含，也就是所谓"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机要"的旨意。这一点，说明"仁"与前述的"人心"也是旨意相同的。第三，仁的范围无限广大，是贯穿于宇宙万物、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事物的准则，但这一准则并非固定僵死的东西，而是在生生不息、变化万端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动特征。《修身》："仁无定用"、"时无穷，事万变，惟仁者为能处之，不失其道而有成功"。也就是说无论经受任何千变万化的考验，都能不违背天道，就是体现了仁的宗旨。

就此而论，胡宏所谓的孔门施教以仁为本，就是指理解事物的基本原理，并在实践中力行、体验、深化。他进而阐述了仁学在教育方面的主要意义：第一，仁为大学之本，诸如子游、子夏问孝，孔子学不厌、教不倦，孟子承先圣，周旋而不舍，均是"久于仁"、"志于仁"的体现。第二，"仁"反映了各种事物千差万变的属性，因而也表现了人与人各自不同的特征，所以，孔子因材施教，也有季路之仁、公西华之仁、冉有之仁的差别。

胡宏有关"仁"的界说，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程颢《识仁篇》的思想，他进而把学习过程概括"识仁"的过程，也直接体现了《识仁篇》的思想宗旨。胡宏认为：第一，"仁"虽然是先天存在的"道体"，但"仁"体现在现实的事物之中，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够"知仁"："人虽备天道，必学然后识，习然后能，能然后用"（《好恶》）。第二，"仁"既为道体，与天地之心相通，道体为性，"其用为心"（《胡子知言疑义》），循天理为顺命知性，故"仁"与性理也是相通的。因此，尽心知性就可谓"识仁"；"循天之理，所以求尽其心也"（《天命》）。"务尽其心之谓大仁"。（《修身》）"穷理尽性以成吾仁"、"人尽其心，则可与言仁矣"（《纷华》）。第三，仁包含着一种普遍的爱心，这种爱心在胡宏看来，正是贯通于天地万物之中的一种生息造化之功，胡宏的这一见解实际上是表彰了张载《西铭》之说。这一点也标明了胡宏想要培养的"与天地同其道"的圣人所具备的特征："仁者无不爱也，故以斯文为己任，理万物而与天地参矣。"（《纷华》）。胡宏还以"仁"的标准，要求并规范帝王之政，他认为仁为立身立国之本，帝王以仁治国，不仅要"富民"，更要"爱民"，而"爱民"的主要标志就是"教民"（《文王》）。他说："仁智合一，然后君子之学成。"（《天命》）"士选于庠序，政令行乎世臣，学校起于乡行，财出于九赋，兵起于乡遂，然后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天命》）这里不难看出：胡宏在治理国家方面推崇"仁学"，正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四，仁学并非脱离实际的洞空原理，而是"切切于世"、"周乎万物"（《天命》），因此，"仁之道，非便儇矫厉，耳剽口诵之所可得，必刚毅笃实，主忠行恕，而后可至"（《五峰集·邵州学记》）。胡宏进而指出"识仁"的学习途径：开阔胸怀和眼界，廓然大观，解其胶固，骞然高举，拔于卑陋；潜心于孔子文章，期得夫子之道于文章之表；尚志不自弃，力行于仁；亲师求性初，崇师问道；取友资器利，相观而善；自反修身，守身以仁，情欲之妨于义理者消忘之，气质之戾于中和者矫正之；无须臾不敬，无毫忽自欺，慎独自省。如此，方可谓"下学于己而上达于天，然后仁可言矣"。（《胡宏集·求仁说》）。

综上可见，在胡宏的教育观念中，"仁学"是其阐述一系列教育问题的基本宗旨和出发点。

2。胡宏论人性与教育胡宏对"人性"的理解，在宋儒中是独具一格的。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否认人性有善恶，并因此被朱熹斥为"举物而遗则"（《胡子知言疑义》）。胡宏也没有像二程和张载那样，把"性"划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并且把情、欲看作是性的表现形式，把性看作是气与物的主宰。胡宏在《知言》中，给"性"下了如下界义：第一，性是一种先验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先于事物而存在，又贯穿流行于客观事物之中，是事物的本体和变化运行的动力，与所谓的"道体"、"天命"、"天理"、"天地之心"是同一范畴。《胡子知言疑义》："非圣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则有是名也。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旧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天命之谓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复义》："天命之谓性，流行发见于日用之间。""气有性，故其运不息"。《义理》："义理，群生之性也。""夫理，天命也；义，人心也。"第二，性虽为万物的本体，万物包含在性的范畴之中，但"性"并非只是一种单一的本原，而是千差万异的不同物质和事物的各自属性，事物之间的差异也是由其本质属性的差异造成的。《汉文》："性之所以不一，物之所以万殊也。万物之性，动殖、小大、高下，各有分焉。"《一气》："万物皆性所有也。""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焉矣。"《往来》："万物万事，性之质也。"《修身》："性外无物，物外无性。"第三，欲在性中，二者的关系是同体而异用。《胡子知言疑义》："好恶，性也。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察乎此，则天理人欲可知。"在胡宏看来：性的内含十分广大，"善恶吉凶百行俱载"（《释疑孟·辨》），善恶不足以言之，情欲不能排除在外，无论是圣人，还是凡人同样都有情欲，二者的区别不在是否有情欲，而在于情欲是否合于"道"，是否符合常理。他指出："凡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圣人皆有之。人以情为有累也，圣人不去情；人以才为累也，圣人不病才；人以欲为不善也，圣人不绝欲。"《胡子知言疑义》）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

由此出发，胡宏进一步阐述与人性直接相关的教育问题：第一，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存天理，灭人欲"，而在于使人的情欲所发合于天道自然。因此，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顺万物之性、成万物之性。《大学》："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之学，立天地之经、成万物之性。"《汉文》："圣人顺万物之性，惇五典，庸五礼，章五服，用五刑，贤愚有别，亲疏有伦，贵贱有序，高下有等，轻重有权，体万物而昭明之，各当其用，一物不遗，圣人之教可谓至矣。"在这里，胡宏把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及等级制度，都看作是天道自然的表现，所谓的"顺性"、"成性"也是为了维护并理顺封建社会上下有差、尊卑有序的专制秩序，培养学生做恭顺的臣民。第二，怎样才能达"成性"、"顺性"的目的呢？胡宏说："顺秉彝，穷物则，谓之正教。"（《往来》）就是说，学生要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循守封建的纲常伦理规范，也就是所谓的"守身以仁"，同时要广泛地读书、学习，了解各种事物的属性。《大学》："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则知不至。"《复义》："天命之谓性，流行发见于日用之间。。欲发而中节，与天地相似也，难也哉！求免斯弊者，舍讲学其可乎？"《义理》："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于天，拘于己，泂于事，诱于物，故无所不用学也。学必习，习必熟，熟必久，久则天，天则神。"《纷华》："心穷其理，则可与言性矣"。胡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穷尽物理，才能够达到"成性"、"顺性"的境界。既肯定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对于周围事物的实际观察与体认，但胡宏既已承认天理道体与人心相通，心知天地，宰万物，因而他更注重对心体的自我体认，并否认外部感性知识的可靠性，认为："彼夫随众人耳目闻见而知者，君子不谓之知也"（《大学》）。他所强调的格物致知，仍然包含着浓厚的主观唯心色彩。

3。胡宏论道德修养胡宏有关道德修养的一系列论述，是以其"仁学"及心性论的观点为依据的。

由于胡宏肯定合理的情欲是人性自然的表现，因而道德修养的目的不在于"绝欲"，而在于"寡欲"和"清欲"。胡宏既肯定性理与情欲是同一个范畴，又指出二者矛盾统一的关系。《往来》："性譬诸水乎，则心犹水之下，情犹水之澜，欲犹水之波浪。"《纷华》："人欲盛，则于天理昏。"《义理》："物欲不行，则志气清明而应变无失。"《修身》："修身以寡欲为要。"《纷华》："穷理寡欲，交相发者矣。"胡宏在这里明确地阐明了道德修养的两个主题：其一，修身寡欲与"穷理"的道德认识过程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其二，修身寡欲是要排抑那种违反常理的"物欲"，这种"物欲"是过分地追求物质享受和功名利禄。胡宏把宋代的科举词藻之学都归入"物欲"之中，并进而强调：道德修养必须摆脱科举利禄的干扰，才能够正常进行，因此在提倡教育以修身明伦为本的宗旨后，必须明确地指出科举利禄之学的危害性。对此，胡宏在《邵州学记》所做的论述，可谓是上述思想的注脚："夫为是学者，非教士子美食逸居，从事词藻，幸觊名第，盖将使之修身也。。。若徒掇拾章句，驰骛为文采，藉之取富贵，缘饰以儒雅，汲汲计升沉。领光景以快情遂欲，夸妻妾而耀乡里者，是吾弃我经天纬地，建三才，备万物，至大至妙，不赀之身于一物之小也"（《胡宏集·杂文》）。胡宏还从三个方面论述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第一，自反责己。《天命》："自反则裕，责人则蔽。君子不临事而恕己，然后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从人反躬者，鲜不为君子；任己盖非者，鲜不为小人。"《文王》："以反求诸己为要法，以言人不善为至戒。"第二，改过致知。《事物》："行之失于前者，可以改之于后；事之失于今者，可以修之于来。。。虽强力之人，改过不惮，其如过之不穷何？是以《大学》之方在致其知。知至，然后意诚，意诚，则过不期寡而自寡矣。""事之误，非过也，或未得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过也。心过能改，能改心过，则无过矣。"从这些言论可以推见：《知言》所讲的"改过"，是就澄明或端正"心体"而言的，"致知"则如胡宏多次强调的"尽心知性"、"格物致知"，这种修养的功夫正体现了程颢主张在人性内部澄清本源的思想宗旨，同时，致知的功夫也就是正心诚意的过程。改过致知，也就是在反求自责的过程中不断深化道德认识的过程。第三，谨言慎行。胡宏对于这类问题的理解，既注重在现实生活中少犯错误，使道德更加完善，又考虑到人际关系中的各种因素，同时也视之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功夫之一。《文王》："以言人不善为至戒。""行谨，则能坚其志；言谨，则能崇其德"。《中原》："学，即行也，非礼，勿视听言动。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习之不已，理与神会，能无悦乎！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

除上述各个方面之外，在谈到教育内容时，胡宏主张"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仲尼》）。他认为：《易》、《书》、《诗》、《春秋》及所有的孔孟之书，皆为圣人之道，有补于治道，但尤其表彰《春秋》之学，认为《春秋》与《易》包容了"经伦之业"，可以起到"一目全牛，万隙开"的作用（《汉文》），并反复强调："天理人欲，莫明辨于《春秋》。圣人教人清人欲，复天理，莫深切于《春秋》"（《一气》）。这样就把《春秋》推到了儒家学说的中心地位，并视之为道德教育、知识教育的核心教材，这一点也标榜了胡氏湖湘学派的学业专长。

（六）朱熹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晚年又号晦翁，云谷老人等。是南宋最著名的教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出生于福建南剑（今南平）尤溪县一个官宦世家，其父朱松为二程再传弟子胡寅、罗从彦的学生。朱熹自幼习读儒家经典，19　岁登进士，受同进士出身。20　岁任同安县主簿，便着手整顿同安县学，开始了教育实践生涯。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朱熹上疏孝宗，建议以《大学》之道为修身立国之本，不被采纳，遂退居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前后达15年之久，期间完成了《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重要著作。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永修、都昌等地），积极倡赞教育事业，并经常亲诣学宫，为诸生讲说。同时，重建废坏已久的庐山白鹿洞书院，亲自参加书院的教学、管理工作，为书院制定学规，使白鹿洞书院最终发展为宋代影响最大的著名书院，他亲撰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教条"），也成为历代书院模拟的范本。

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南康军任满，又退归故里武夷山授徒讲学，专研学术，期间多与陈亮辩难王霸义利之学。淳熙十六年（1189年）出知漳州，其间完成了《四书集注》的刊印（1190年）。绍熙二年（1191年），定居考亭（今福建建阳西南），创办竹林精舍，几年后扩建更名为沧州精舍。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知潭州，为政之余，致力于复兴岳麓书院。他亲自规划设计，扩建学舍至百余间，学田增至数十顷，生徒达千余人。一时书院名声大振，学子云集，以至坐席不能容，溢于户外。同年，朱熹经宰相赵汝愚的推荐，入朝受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担任经筵教官，为皇帝进讲《大学》之道，不久遭韩侂胄等人的排斥，罢出京师，仍回故里考亭著述讲学。庆元三年（1197年）韩侂胄立伪学逆党籍，朱熹被指为"伪学罪魁"和"伪师"，但仍著述不缀，讲学不休。死后九年（1209年）朝廷为其追赐谥号，正式平反。

朱熹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对后代的影响也甚为深远。

1。朱熹论读书法朱熹主张为学之道，必在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他一生勤学博览，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出许多有关读书的方法及经验，提出许多精辟见解，经其门人整理归纳为六条"朱子读书法"：其一，循序渐进：读书有序，首尾篇章依次看来，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于前，勿求于后。其二，熟读精思：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名物训释，一一认得，玩味反复，方能通透理解，得其真谛。其三，虚心涵泳：读书当虚心静虑，不可先入为主，引圣贤言语来拼凑自己的意思，而要虚怀若谷，平心取舍；同时要反复玩索，体会书中的旨趣。其四，切己体察：读书不可只就纸上求文理，还要就自家身上推究、体验，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其五，着紧用力：读书要抓紧时间，振作精神，如救火治病，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其六，居敬持志：读书要收敛此心，专静纯一，并要立定远大的志向，一味向前。

2。朱熹论教学方法朱熹毕生从事教学活动，在实践中总结出丰富的教学经验，并创造性地应用和发挥了古代优良的教学方法及传统。譬如：他在注解《论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时，又引出所谓"时雨化之"的新意，强调教师应当像时雨化生百物一样，辅助学生自然生长，这就使得教学过程更富于自然的意趣，师生相处也更为融洽。同时，他认为：所谓的启发教育并非是教师强牵之功，教师虽有指引之功，但学生学习是自己为学，教师不能替代，学生要事事自己去理会、自去探究，这样就摆正了学生是学习主体的关系。再如：在阐述"温故知新"这个古老教学命题时，朱熹不仅强调处理新旧知识的关系，而且提出濯去旧见，以来新意，要求学生正确理解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此外，朱熹在谈到知识的博约关系时，则强调以博来广开基，以约而得其意，博约兼顾，天理方可通明，这种观点于"开阔中又著细密，宽缓中又著平谨"，与孔子"博文约礼"的思想相比，已生出新的诣趣。

3。朱熹论学校教育阶段的划分中国古代学校的大学和小学，是按学生的年龄及学习内容难易程度的不同自然区分的，并无系统的有关大小学制建纲领、教材等方面的明文论述，界限也较模糊。朱熹在总结古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把学校教育明确划分为大学与小学的两个阶段，并规定了大、小学各自的入学年龄、教育目标、教学内容及修业年限。他在《大学章句序》中指出：人生八岁入小学，学习日常生活礼节及六艺之文；十五岁入大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并多次强调：小学以"教事为主"，力求浅近生动，教学方法要求生动、形象，以验事为主；小学教育的任务是为大学打基础，并亲自编写《小学》一书，作为基本教材。大学教育是小学教育的继续和深化，二者的区别在于：小学明事，大学明理，"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是发明此事之理"。朱熹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系统明确地论证了学校教育阶段划分的理论，有助于改变以往学校教育内容及建置相对混乱的状况，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并促使学校教育正规化，为近代学校的学级制提供了雏型。

4。对南宋教育现状的批判朱熹多年担任地方官员，对宋代社会的种种弊病有较多的体会和认识。

他认为：南宋社会内忧外患虽多，但最致命的弊病是人心不古，道德沦丧，风俗败坏。因此，多次规劝朝廷以《大学》为治国的纲领，推行教化，改变士风。并指出：宋代学校教育违反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宗旨，弟子所学"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使人缀辑言语，造作文词，但为科名爵禄之计"，导致学校有名无实，风俗日敝，人材日衰。他批评南宋地方官学（如福州州学）"教养无法，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中央的太学"但为声利之场"，太学教师不过是一些"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售于场屋者"；学生则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既未尝闻德行道艺之实，而太学月书季考，又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完全失去了国家立学教人之意。为此，朱熹提出了革除学校弊病的如下建议：首先，端正办学方向，明义反本，以遵先王教学遗意。其次，严格学官之选，要求担任学官者要有较高的道德水准。再次，学校教育内容要着重讲述道德政事之实。此外，大幅度减少太学解额，归还诸州，罢舍选之法，堵塞怀利干进之途。同时，朱熹还提出了平均诸州解额、设立德行科、罢除诗赋、考试命题依据章句等一系列改革宋代科举和学校的建议。

朱熹对宋代教育现状的批评，切中时弊，要求整治弊政的建议，也不乏合理因素，他力主通过教育的变革来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把教育事业的兴衰看成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时根本大计，继承并强化了中国古代优良的教育传统。但他的许多见解理想色彩太浓，有些近似迂腐，因而不被当时的最高统治者采纳，反而招致讥弃和排斥。

除上述诸点之外，朱熹在道德教育、蒙养教育，以及有关教育的起源等诸多问题上，都有经典性的论述。其大旨是强调以"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为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三纲五常是天理和完美人性的体现，道德教育的任务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恢复人的自然善性。他由此出发论述教育的起源问题，认为：人性禀受于天，本然至善，后天气质之禀不齐而流失于偏差，故天降"聪明睿智能尽其性"的圣人，继天立极，担任百民之师，纠正人性的偏差，使之回恢原初性状，于是便产生了"司徒之职、典乐之官"和伏羲、神农、尧、舜那样"代天立教"的圣人和君王。就此而论，教育起源于人性内部自我完善的需求，并且是天理流行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帝王圣人的天然责任。

（七）陆九渊的教育思想与实践陆九渊（1139-1193年），字子静，号敬斋，又号象山，江南西路抚州金溪（今江西省临川县）人。陆九渊少年聪颖勤学，广泛阅读经史文章。青年时又立志习武报国。乾道八年（1172年），应南宫省试，赐同进士出身。此后仍热心教育活动，朝夕应酬问答，学者踵至，求亲炙问道者益盛。淳熙元年（1174年），授迪功郎、靖安县主簿。次年，吕祖谦约陆九渊兄弟与朱熹于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会讲，调解朱陆分歧。朱亨道《陆九渊年谱》记称："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今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支离。"（《陆九渊集》491　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淳熙九年（1182年），陆九渊得荐为国子学正。淳熙十三年（1186年），主管台州崇道观，归故里讲学。据《象山先生行状》称："每诣城邑，环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徒观寺。县大夫为设讲坐于学堂，听者贵贱老少，溢塞涂巷。"（《陆九渊集》390　页）次年，去江西应天山（又改称象山）讲学，四方学徒大集，遂建精舍，作为讲习之所。绍熙二年（1191年），赴任知荆门军，在任期间政绩卓著，创议筑城，巩固边防，改革吏治，减罢税钱。在文教方面，他更是勤谨修学，整顿学务，凡朔望及暇日，必躬亲讲诲诸生，史称他一次讲授《洪范》时，官员、吏人、士儒、百姓听讲者达五六百人。绍熙三年（1193年），陆九渊病逝于任所。

在教育思想方面，陆九渊认为："塞宇宙一理耳，学者所以学，欲明此理耳"（《陆九渊集·与赵咏道》）。理与心一体，"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由此导出心学的基本命题："宇宙便是吾心，吾心既是宇宙"（同上，《杂说》）。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明心、立心、存心、养心、求放心，他说："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保养灌溉，此乃为学之门，进德之地"（《与舒西美》）。在这里，心学构成了教育的核心与主体。

陆九渊的"立心"，也在于"做人"。所谓的"做人"一是做道德上的"完人"，一是超然于万物之上的超人。这种超人既能"激厉奋迅，决破罗网"，而无事之时，优游自然，领略到出世消遥的乐趣。陆九渊也同张载一样，主张"存养"，但他的存养不是养气，而是"自存本心"，"苟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陆九渊集·语录》）。存养的办法，一是寡欲，以去吾心之害；二是从日用处开端，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由此及彼，由浅入深，将做人的道德贯彻到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

陆九渊深受佛教唯识宗的影响，认为人心本是清明至学，一旦逐物，方被外尘蒙蔽。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剥落"外层之污蔽，恢复本心的清明。剥落的功夫不仅要自我涵养，也要借助外部力量，师友切磋，相互补益。

由于过分强调本心的作为，因而陆九渊轻视书本知识的作用，他甚至认为不读书，不识一字，也能"明天理"、"作圣贤"，并声称："六经皆我注脚"，讽嘲那些皓首穷年、通经学古者，是"内无益于身，外无益于人"。在陆九渊看来，读书是次要的，若不知躬行践履，读圣贤书，也没有什么用处。对此，朱熹曾批评陆九渊"气象甚好，其病却在尽废讲学"（《朱文公集·答张南轩》）。但陆九渊并不是尽废读书之事，他主张读书须先"心正"，"其心不正，其事不善，虽多读书，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恶耳"（《陆九渊集·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极讲义》）。

陆九渊教学，提倡自得之学，注意心教。所谓自得之学，就是教学生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所谓"心教"，就是教育学生"常就本上理会"，教人"知心"，从血脉上感移，教学也当提缀大纲，让学生自己去理会细节。他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反身而诚。同时，又要借助师友切磋互补，但前者是本，后者是末，前者是目的，后者只是辅助的手段。

陆九渊的心学教育思想，在程朱理学之外另立一派，他的心学主张被认为是流于禅门和虚无，他忽视书本知识的价值，陷入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但他注重学生自主的学问与思考，反对读死书，提倡躬亲实践、疑古惑经、不徇流俗，也对改变南宋及后世的学风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八）陈亮、叶适的教育思想与实践陈亮（1145-1194年）、叶适（1150-1223年），是南宋事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在教育思想方面，或主张穷究皇帝王霸之学，倡言事功；或考订千载，注重经制，与朱陆心性之学，往来辩难，卓然自立为浙学门庭，成为南宋时期与朱陆之学相抗衡的影响最大的教育思想流派，其酌古论今、开物成务、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范，兼承北宋教育家胡瑗、王安石等人重视治世之学的优良传统，而又不尽苛同；其后又多为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和清代汉学家所取鉴。

1。陈亮的教育思想与实践陈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南宋永康学派的主要代表。

早年就学于同邑何子刚馆舍，少年英才，喜论古今成败　之迹，慨言四方经略之志，著《酌古论》，洋洋数万言，上至汉光武帝、刘备、曹操、孙权、诸葛孔明，下至崔浩、李靖、封常清，汉魏至隋唐有为之士凡19人，备述治世之功业，运兵之成败，酌古喻今，直抒胸臆，显示出陈亮非凡的雄才伟志。在《酌古论·序》中，他一方面强调酌古论史的目的在于，能于前史窃窥英雄之未及，论著前人所及而未能别白者，使之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兴，可以戒，大则兴治，小则临敌，这一点反映了浙东学派注重功制及历史研究的教育传统；另一方面，对传统的文武分立的观念提出批判，主张文武之道合一，认为"文非铅■也，必有处事之才；武非剑楯也，必有料敌之智"。他对于文武之道的论述正是永康学派一向倡导的经世致用之道。陈亮的这部《酌古论》因见识非凡，卓然超众而得郡守周葵赏识，被延为上客，并得受《大学》、《中庸》之学。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应婺州州试，被录为太学生员，自认为太学学习不过是"填成均生员之数，未能高飞远举"（《陈亮集》卷二十一《与叶丞相书》）又因上《中兴五论》反对宋金议和，不被朝廷采纳，遂归隐故里，闭门读书讲学，自称"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书为行户"（《陈亮集》卷二十《又乙巳春书之一》）并立"保社"之名，标立师学门庭。《陈亮集》卷十所列《经书发题》或被视为此时教学的纲目①，其内容包括《书经》、《诗经》、《周礼》、《春秋》、《礼记》、《论语》、《孟子》等。其分经教学的宗旨：讲《书》，称圣人以道揆古今之变，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因时之宜，并指斥"经生分篇析句之学"，不足以知此；讲《诗》，称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采之于《诗》，区区章句训诂之学，不足以言《诗》；讲《周礼》，称伏羲、神农、黄帝以来，顺风气之宜而因时制法，为人道立极；讲《春秋》，则称尽事物之情，达时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讲《论语》，则称用明于内，汲汲于学；功深力到，必通体而好之，等等。讲求时用、开物成务的宗旨贯穿于教学的始终。陈亮居家十年力学著书，大体形成了永康之学注重事功的实学倾向，同朱陆心性之学的分岐也由此开端。他自称：辛卯、王辰（乾道七、八年）间，始悟空言心性，于世无补，乃穷天地造化之功，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在《与应实仲书》中，他指责当世学者玩心于无形之表，不过如枯木死灰而已，主张学

①　叶适《水心文集》卷十二《龙川集序》称："同甫文字行于世者，《酌古论》、《陈子课稿》、《上皇帝（三）［四］书》，最著者也。"《陈子课稿》当即为《经学发题》。

者应当在具体事物之中和日用之间，去体认和思考学问之道、反对脱离具体事物去空谈性理，指出："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并强调，因事作则、因物而省道，乃为圣人格物致知之学的本旨。

此后，陈亮于淳熙四年（1177年）应试南宫，论皇帝王霸之略，科举之文不合程式，遭学官黜落，这使他对南宋的学校制度更为不满，并决计弃学校而归耕。淳熙五年（1178年），在三次上书朝廷不被擢用的情况下，再次回乡讲学。居乡讲学期间，又屡遭诬狱之祸。在学术思想方面，与朱熹频繁书信往来，讨论王霸义利之辩，其中也涉及到教育问题。绍熙四年（1193年）陈亮赴临安应试，策论得到宋光宗赏识，殿试擢为第一名，授建康军签判，未及赴任而卒。学者尊称其为龙川先生。

陈亮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并大多有感而发，因事而论，不尚空谈，且多针砭时弊，其发题及立论与朱陆之学针锋相对。

首先，关于教育目的的论述。陈亮关于教育目的的见解大抵针对朱熹的观点而发。他在致朱熹的《甲辰秋书》中，针对朱熹主张教学生以醇儒自律，学取圣贤事业，穷理修身，独善其身的见解，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者"学为成人"，并在各种场合中多次强调，学问之道当期于开物成务。前述的《经书发题》，即是贯穿这一基本的教育宗旨。在《祭陈肖夫文》中，又强调向之所学，"以断国论，以谋王体"。"学以成人"和"期于开物成务"的教育目的互为一体，所谓"成人"，就是要培养学生具备治世务实的一技之长，进而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在《送王仲德序》一文中，陈亮结合两宋教育史实，论述了二者的关系，指出：昔祖宗盛时，天下之士名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其他，这种士人各专所能的现象虽被后世目为朴陋，但实际正是教育盛极的反映。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则士学风气大坏，后生小子读书未成句读，执笔未免手颤，已能拾其遗说，高自誉道，非论前辈，以为不足学。世之高者，则乘机标榜圣人之道为尽在我，俨然以人师自命。陈亮的矛头直指理学家：空言"尽心知性"与"学道爱人"，使天下之士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他指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使人"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陈亮集》卷十五《送吴允成运干序》）。这一宗旨正表明了"学以成人"和"开物成务"的思想内涵。其次，论学习的方法。陈亮认为，求学之道当立足于两点：一是因事求道，二是因动求道。这两点都是针对朱陆的心性之学提出的。陈亮认为天地之道常行于事物之间、日用之称，离开具体事物空谈性理，静养修身，就不可能学到真实的学问。他指出："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陈亮集》卷九《勉强行事大有功》）因此，他主张"应事物之变而通天地之心"，用力尽心，勉强求实，以动而应动，以动而识变，并举孔子以《礼》教人之例，"犹必以古诗感动其善意，动荡其血脉，然后与礼相入"，讥讽朱熹"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未兴于诗而使立于《礼》，是真嚼木屑之类耳"（《陈亮集》卷二十《又癸卯秋书》）。陈亮提倡"动"，提倡因事求道的学习方法，为其后明清启蒙思想家倡导"主动"、"习行"的学习方法开源引渠，代表了中国教育史上进取务实的优良学习传统。

第三，论异端之学。在评定知识价值的标准方面，陈亮与朱熹也有显著的不同。陈亮认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因此他肯定被朱熹依据道统说斥为异端的汉唐之学，有着广泛的可取之处。在给朱熹的信《又乙巳秋书》中，他讥讽朱熹"必谓汉唐并无些子本领，只是头出头没，偶有暗合处，便得功业成就"，而自以为"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和"古今秘宝"，是使二千年之英雄豪杰不得近圣人之光，绝一世之人于门外，以立功建业别是法门，无异于讲世界皆是利欲，二千年的君子都是瞎子。在《子房贾生孔明魏征何以学异端》一文中，他进一步为异端之学定立界说，并为之正名。认为：异端之学虽有背于圣人之道的地方，但其"起于上古之阔略，而成于春秋战国之君子伤周制之过详，忧世变之难救，各以己见而求圣人之道，得其一说，附之古而崛起于今者也"（《陈亮集》卷十一）。如老庄为黄帝之道，许行为神农之言，墨氏祖于禹，申、韩祖于《道德》。均有脱颖的独见和学问的专长。对待异端之学的态度，应当是"得其颖脱而不惑于背戾"，一旦学到其学问所长，出而见于设施，则必如兔之脱、鹘之击，成天下之骏动而莫能御之。他列举管、乐功利之学，是卓然有念于胸中，必有因而发；贾生经营讲画，推而达之于仁义礼乐，无所不可；申、韩之书，直发经世之志；魏征从容议论，有善必达，治体略尽，纵横之学，直发君臣遇合之机。倘使圣人之道未散，《六经》之学尚明，他们皆得以驰骋于孔门，"由、赐、游、夏不足进也"。基于这样的认识，陈亮讲学，论及圣人之道或经学意旨必达之于开物成务，穷究皇帝王霸之略，极论社稷大计，考订二千年历史兴废，发其秘密，不囿于天理人欲的迂见，别开经世务实的永康学门，以垂示后学，开通风气，大大丰富了教育的内容，并端正了确定知识价值和学习动机的观念。

陈亮论及学校教育，主张百家异流皆在可学的范围，允许学生自由探究时政，以养成施政之实才、充其豪杰之气。他在《与徐彦才大谏》的书信中说："天子设学校于行都，使之群居切磨，朝暮讲究，斥百家之异说而不以为诞，言当今之利害而不以为狂，所以养成其才而充其气也。"（《陈亮集》卷十九）谈到学校立法，他主张综合胡瑗的苏湖教法、王安石的三舍法及程颐的元祐学法，各取其所长而用之，不专于月书季考，使太学之士各因己所长而得以自奋。在对待宋代教育思想领域中的程、王之争问题上，陈亮肯定王安石功利之学的积极作用，认为王安石"以霸者功利之说，饰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职业，修民兵，制国用，兴学校以养天下之才"，有助于治道。但其弊病是使天下纷然趋于功利而不可禁，习于所谓经义者，又"剥裂牵缀，气日以卑"（《陈亮集》卷十六《书欧阳文粹后》）。他推崇程、张之学，将张载比为孟子，二程比为颜回，并著《伊洛正源书》、《伊洛礼书补亡》、《三先生论事录》、《西铭说》、《伊洛遗书》等书文，但反对读书寻章摘字，主张精考其书，自得于言意之外，达其"精义之功"，尤其反对朱熹"只是与二程主张门户"的做法（同上，卷二十一《与陈君举》）。

在《变文法》一文中，陈亮对于宋代学校及科举考试中的经义与诗赋之争，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出"古人重变法而尤重　于变文"的观点。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回顾宋代诗赋文体演变的过程，对于柳开、穆修倡导古学的宗旨极为赞同，指责杨億、刘子仪的西昆体瑰奇精巧而体格卑弱。他赞扬欧阳修、尹洙以古学风励学者，胡瑗、石介、孙复以经术居讲太学，李觏、梅尧臣又以　文墨论议游泳于其中，而士始得师，"太学之盛，盖极于此"（《陈亮集》卷十一《策》）。但陈亮认为庆历间太学文风的改变，是"变其体而不变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来之以经术，学校课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同上）。对于王安石以经术选士的主张，陈亮认为其意非不美。他认为：司马光元祐更化尽复旧制而不能参以熙宁经术造士之意，又不能吸取其学校课士之大略，徒取快于一时而无益于世。因此，陈亮主张参用胡瑗苏湖教法，熙宁王安石学法、元祐程颐学法，改革宋代太学的文风及学规。陈亮一生行事耿直，却仕途多舛，怀才不遇，甚至横遭冤狱之苦，考中进士第一，却又未官而卒。但他学识渊博、胸怀豪放，深受士儒崇敬。辛弃疾《祭陈同甫文》称赞他："智略横生，议论风凛，使之早遇，岂愧桓伊"（《陈亮集·附录一》），并称陈亮为天下之伟人。南宋学者乔行简赞美陈亮："以特出之才，卓绝之识，而究皇帝王霸之略，期于开初成务，酌古理今，其说孟近世儒者所未讲。平生所交，如熹、栻、祖谦、九渊，皆称之曰："是实有经济之学""，主张为陈亮加封谥号，以垂范后学（参见《陈亮集·附录二》）。

2。叶适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叶适，字正则，学者称为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人。家世贫寒，幼承母教。淳熙五年（1178年）中进士，淳熙十四年（1187年）后担任过太学正、博士、国子司业等教职；庆元党禁时，被列入伪学逆党籍。嘉泰二年（1202年）复官，开禧二年（1207年）被劾罢，回乡从事学术研究十六年。其学术教育思想，上承永嘉诸子薛季宣、陈傅良"兴王远大之制"、"弥纶以通世变"的经制之学，兼取周行已、郑伯熊"必克省以御物欲"的明见天理之学，博采众长，自成体系，成为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

叶适的教育主张，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叶适同陈亮一样，主张培养"秉义明道"、"文武兼资"，并有治世之才的真士，倡导学以致用，见诸事功，并以此作为判定道德学问价值的标准。他在《赠薛子长》中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水心文集》卷二十九）讥讽理学家空谈仁义、性理与天道，不务实学，将"学与政判然为二"，不过是"科举之余习"，徒然只有装饰美观的作用，其学业与世无补。认为空谈性命，"玩侮先王之法言"，其弊更甚于"摘裂破碎"的口耳之学和词赋之学。在《进卷·士学》一文中，他指出："昔日专用词赋，摘裂破碎，口耳之学，而无得于心，此不足以知经耳。使其知之，则超然有异于众而可行。故昔日之患小。今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其次，有关教育的内容。叶适也以六经为基本教材，但他主张学习六经，当广求其帝王兴事造业之功，布政出令以经理天下之术。例如：谈到《周礼》，他要求学习周公"建国、设官、井田、兵法、兴利、防患、器械、工巧之术"。他认为"经所以载治，非所以为治"，反对把经典教条化，指出"枯守其所闻，无验于事，其言不合；无考于器，其道不化"。他对空谈性命的道学之徒十分反感，认为道学之徒自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是"其本少差，其末大弊"（《水心文集》卷二十七《答吴明辅书》）。主张学者当以《诗》、《书》为正，务求经世之治道。同时，广博见闻，反对废耳目之实。指出："古人多识前言往行，诣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达为学，而见闻几废。"在《宜兴县修学记》中进一步提出："将深于学，必测之古，证之今，上该千世，旁括百家，异流殊方，始出一贯，则枝叶为轻而本根重矣。"（《水心文集》卷十一）其宗旨就在于强调以治道为本，融通百家诸子之学，兼取所长，为我所用。

第三，即物求知，以学致道。叶适同陈亮一样，反对脱离实际，空言性命，主张到事物之中考察事理，认为"知之至者，皆物之验也"。因此，他重视耳目感官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提出"自外入以成其内"的耳目之官，与"自内出而成于外"的睿思，二者"内外交相成"才能使人不断增长见识、日臻于贤哲。在此基础上，他针对理学家"以道致学"的见解，提出了"以学致道"的观点，并列举《尚书》"维学逊志。。道积于厥躬"是"言学修而后道积"，《诗》"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是"言学明而后道显"（《水心文集》卷二十七《答吴明辅书》）。叶适反复强调学与思在成就人材、探明事理方面的重要价值，认为只有将学与思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感官所提供的材料，才能做到"聪入作哲，明入作谋，睿出作圣"，舍去其中的任何一端，都是"不知天之所与"。他明确提出"思学兼进者为圣"，认为：所谓学，是"圣之所出"，也就是"孔子教人以多闻多见而得之"，就如孔子体仁，耳目鼻口百骸四体之在其身，学者能知孔子识仁的体状，拟议深熟，然后可以"知仁之指归，造诣径直，则颠沛造次可以弗违"。所谓的"思"，实际就是前述"拟议深熟"的功夫，这是对感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哲理化。他认为，学者修德进道的作圣之功实本于思，"思之所通，诚一身之主宰，非他德可并而云"（《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三《论语·述而》）。叶适所讲的"作圣之功"，正是他反复强调过的"以学致道"、"学明而后道显"，他指责理学者"以道致学"的主张，"尽废古人入德之条目，而专以心性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习学记言序目》卷十四《孟子·告子》）。

值得注意的是：叶适对程朱所极力推崇的《中庸》、《大学》也提出了怀疑和责难。认为"中庸之德"在《论语》中并无旁证，只可做一般义类的诠解，并非像《中庸》所称的"祖述尧舜"、"故曰配天"那样神秘，指斥道学家用中庸之道括定圣人之学，使学者"无下手处"，导致"以义理为空言之患"。谈到《大学》，叶适直斥《大学》的作者不明物理，疑误后学，指出：《大学》"坐一"物"字或绝或通，自知不审，意迷心误，而身与国家天下之理滞窒而不闳，大为学者之害"（《习学记言序目》卷八《礼记·大学》）。而程朱之徒"又逐逐焉章分句析，随文为说"，标榜此书为"学者趋诣简捷之地"和发明圣功的经典，是"名为习大学，而实未离于小学"，其言不足为信。叶适为格物正名，他主张的"格物"，是"身与天下国家之理贯穿通彻，"是真正可施于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其功用远非《大学》之道所能比及。据此，叶适明确地标立出永嘉学派事功主义的教育宗旨。

八、宋代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自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始创以来，经唐代而体制初备，成为继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以后的最主要的人才选拔考试制度，在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多重作用。进入宋代，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定型，体制日渐细密周全，规模也逐步扩大，对政治文化教育的影响也更为广泛深刻，成为构成中国古代封建的官僚制度和学校教育制度的有机部分，对于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等广义的文化现象也产生着一定的导向和制约作用。

（一）宋代科举制度的一般程式及内容宋代的科举制度大体因循唐制而略有损益，其科目为进士、诸科、武举，此外又设制科及童子科。进士、诸科、武举为"常科"，制科及童子科则为"特科"。宋初常科除进士、武举之外，诸科分为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九科。常科之中以进士得人最盛，九科之中则以九经、五经及明经的人较盛。宋代常科，与唐制略同，概由州县解入礼部考试；特科则由大臣引荐，由天子直接考试；常科特科之外，又增学选一途，行于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至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之间，其时科举停试，取士全由学校出身。

科举考试的时间，初为一年一举，仁宗时改为两年一举，神宗时改为三年一举，遂为定制。贡举的程序：第一步先由本道秋季考选一次，称为秋试或解试。其办法是由诸州判官主考进士科，录事参军主试诸科，若上述任职官不通经义，则另选考官，由判官监试。考试合格者分为甲乙两等，将进士文卷、诸科义卷及朱书由监官判官署名其下随解牒上交礼部。凡出现下述情况则监考官便被论为枉法或撤职：一是贡不应法、校试不以实，则监考官被撤职；二是监考官受贿则判枉法之罪。凡属下列人等被禁止参加贡举：残疾人、有大逆之罪者的缌麻（丧服名，五服中最轻的一种，参见《仪礼·丧服》）以上亲属、不孝不悌者、工商异类、僧道归俗者。每年仲冬将应解人的家状、试卷等上交礼部。应考试时，严禁挟书，唯词赋考试，允许带《切韵》、《玉篇》入考场。凡秋试合格被荐入礼部者称"贡士"或"举人"。凡被解者须诸州长吏举送，乡里十人连保，若有缺行者，保人连坐。太祖乾德年间（963-968年），允许九经不第后依诸科例再试，以启迪仕进之路。随后又因诸州所荐士数益多，而参照后周显德之制，颁定《诸州贡举条法》及《殿罚之式》，以严格限制各州荐士人数。

第二步考试是礼部的省试，一般在每年的正月举行。省试合格后，放榜为进士，省试第一名称"省元"。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始定殿试之制，复试礼部进士。雍熙元年（984年），定三甲制，凡头甲赐"及第"，二甲赐出身，三甲赐同出身。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又将殿试进士分为五等，规定为：学思优长，词理精纯为一等；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此后又先后于大中祥符二年（1000年），四年（1011年）及嘉祐六年（1061年）进一步完善五等评定制度。临轩唱名时，以前二等赐及第，三等曰出身，四五等曰同出身。

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唐代科举相比，没有很大的差别。其中进士科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10　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10　条；九经试帖书120　帖，对墨义60　条；五经试帖书80　帖，对墨义50　条；三礼对墨义50　条；三传对墨义110　条；开元礼及三史科，各对墨义300　条；学究对毛诗墨义50　条，对《论语》墨义10　条，对《尔雅》及《孝经》墨义共10条，《周易》、《尚书》各25　条；明法对律令40　条，兼经50　条。

至宋仁宗宝元年间（1038-1039年），对进士一科的考试内容及方法，朝中展开了讨论，经筵官李淑主张参鉴唐代太和故制，试进士先策、次论、次赋及诗、次帖经墨义，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而定去留。范仲淹参知政事，进一步强调上述主张。神宗熙宁初，根据王安石的主张，罢诗赋帖经墨义，以经义取士，次以策论，以通经有文采者为中格，并取诸科解额十分之三增补进士科。元祐元年（1086年）又恢复诗赋，与经义并行。绍圣元年（1094年）再罢诗赋，专以经义取士。直至北宋灭亡，有关经义与诗赋取士的争议，仍没有平息，在制度措举方面也未形成定制。

（二）宋代科举制度的主要变化除一般程式之外，宋代对于科举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造，使其制度更加完备。宋代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造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完善科举考试的程式，加强公平竞争的原则，以杜绝循私舞弊的现象。其具体措施包括：废除由"台■近臣得荐所知之负艺者"的"公荐"制，罢止唐代以来举人预投公卷（或称温卷）的惯例，改变"礼部采名誉，观素业"的做法，一切考诸试篇。太宗淳化三年（992年），采用将作监丞陈靖的建议，在廷试礼部进士时，开始实行糊名考校，以革除应试者"争习浮华，尚敏速"的弊端。此后又将糊名封弥用于省试和解试。这种封弥糊名的办法是将试卷上考生的姓名、年甲、三代、乡贯等密封或去掉，代之以字号。这种做法有助于防止考官徇私作弊。封弥后代用的字号，北宋时多于《玉篇》中取字为号，南宋初改用《千字文》中取字为号，以三字凑成一号。例如：嘉祐六年（1059年）殿试，曾对■、■、■、■、■、虭等六号卷子重加详定，这些字号均取自《玉篇》；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殿试将"任贤辉"字号卷列居第一，这个字号卷便是王十朋的殿试文卷（参见张希清《宋代殿试制度述记》，《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　期）。实施封弥之后，考官尚能通过辨认文卷字迹得知考生是谁，故尔不能完全杜绝作弊现象。于是，又创立了誊录制度，设专人誊录试卷，"而后识认字画之弊始绝"（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九和七之十一记载，殿试誊录始创于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至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之间，此后分别在省试及解试实施。宋代学者吴自牧《梦梁录》卷二曾记述宋代省试后封弥誊录的详细经过：所纳卷子，径发下弥封所封卷头，不要试官知士人姓名，恐其私取故也。却于每卷上打号头，三场共一号，方发往誊录所誊录卷子，依字号书写，对读无差，方纳入考试宫各房考校。如卷子考中，发过别房复考，如称众意，方呈主文，却于誊录所吊取真卷，点对批取，定夺魁选。伺候申省奏号揭榜取旨，差官下院拆号放榜。中有魁者，殿试升甲恩例，前十名亦如之。补试中榜者，三太、宗、武三学为生员。举人中省闱者，俟候都堂点请复试，不过一论冒而已。复试毕，然后到殿也。

实行封弥誊录制度，使科举考试做到了形式上的公平与客观，对防止考校作弊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此，欧阳修在《论逐路取人札子》中谈到："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欧阳修《奏议集》卷十七）。由于实行了糊名考校，以往礼部省试放榜后的谤议大大减少，贫寒出身的俊士也大量地涌入仕途。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赵安仁等上礼部合格人数姓名，真宗谓宰相：今岁举场，似少谤议。王旦指出："条式备具，可守而行，至公无私，其实由此。"殿试考定后，真宗询问王旦等人："有知姓名者否？"皆曰："人无知者，真所谓搜求寒俊也。"

不过，尽管科举考试实行了封弥誊录，但作弊的漏洞仍然存在，一是考官与考生是否有亲属关系，二是考官是否会向考生泄题。针对这两种情况，又实施了别头试（或称别试）和锁院制。

别试始于太宗雍熙二年（985年）。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因国子监、开封府举人有与发解官亲戚者，按旧制只须两司更互考试，容易涉嫌徇私，便于当年秋季另选官别试，这是国子监与开封府解试实行别头试的开端。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张士逊为省试贡院监门官，有亲戚在进士中，请求避嫌，得到真宗允准，并诏令：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皆移试别头，从此省试正式实行别头试。仁宗景祐初年（1034年），诏令诸州府解试中的应试者，"有亲戚仕本州，或为发解官及仕亲远宦，距以本州二千里，令转运使类试，以十率之取三人，于是诸路始有别头试"（《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同年，朝廷又正式诏令开封府、国子监，参据礼部条例，实行别头试及封弥誊录制。至皇祐五年（1053年），又再次规定：开封府、国子监进士，自今每一百人解十五人，其试官亲嫌，令府监互相送，若两处具有亲嫌，即送别头。

锁院始行于太宗淳化三年（992年），考官一旦受命，便移往贡院，不得与外界接触，以避免诮讬及泄题。锁院的时间一般以一月为限，也有超过40　天的。《容斋四笔》卷八记元祐三年（1088年）黄庭坚任贡院参详官，有帖称正月乙丑锁太学，三月戊申奏进士，则锁院时间已达44　天。《梦梁录》卷二记录了省试锁、开院的全部过程：其知贡举、监试、主文，并带羞帽，穿纨乘驭，同诸考试等官，迎引下贡院，然后锁院，择日放试。。。试日已定，隔宿于贡院前凭房待试，就看坐图。其士人各引试三场：正日本经，次日论，第三日策。预试人照合试日分集于贡院竹门之外，伺候开门放试。士人各入院内，依坐位分廊占坐讫，知贡举等官于厅前备香案，穿秉而拜，诸士人皆答拜，方下帘慕，出示题目于厅额。题中有疑难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则各就位作文，随手上卷。至晡后开门，放士人出院，纳卷于中门外，书知姓氏，试卷入柜而出。其士人在贡院中，自有巡廊军卒赍砚水、点心、泡饭、茶酒、菜肉之属货卖。亦有八厢太保巡廊事。

除完善科学程式外，殿试制度也是宋代科举的一大创置。殿前试人在唐代武后载初元年（689年），已有先例，但其性质，盖如后世之省试，非省试之外再有殿试，也未形成定制。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因进士徐士廉等人击登闻鼓，指控权知贡举李昉徇私用情，取舍非当。宋太祖于讲武殿复试新及第进士及诸科新选人，以李昉乡人进士武济川、三传刘浚材质最陋，应对失次，黜去之，"自兹殿试遂为常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四）。开宝八年（975年），殿试与省试开始完全分开，殿试与省试名次，也始有升降之别。

殿试考试的时间一般均在三月，考试的地点在讲武殿。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讲武殿改称崇政殿，自雍熙二年（985年）后便改在崇政殿举行，但只是名称改变，实际地点未变。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改在集英殿举行。殿试考试名义上由皇帝主考，一些关键的环节也由皇帝把持，如：选定试题，临轩策士、唱名、审定状元等前十名的名次等。此外还临时选派考官处理具体事务。按赵抃\《御试官日记》等史籍称，嘉祐六年（1059年），殿试机构有编排所、封弥所、考校所、覆考所、详定所等；殿试官有编排官、封弥官、对读官、出义官、点检官、初考经义官、复考经学官、进士初考官、进士复考官、详定官等名目，共37人。殿试考试的内容，宋初只试诗赋各一题。熙宁三年（1070年），罢诗赋论三题，改试策一道。元祐八年（1093年），中书府请复旧制三题试士，并下诏令，但未及实施。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诏令御试举人依旧试策，以后遂成定制。殿试考试的方法与省试略同。《梦梁录》卷三记录了宋代殿试考试的全部过程：诸路举人到者，排日赴都堂，簾引讫，伺候择日殿试。前三日，宣押知制诰、详定、考试等官赴学士院锁院，命御策题，然后宣押赴殿。

士人诣集英殿起居，就殿庑赐坐，引试，依图分庑坐定，各赐印刊策题，其士人止许带文房及卷子，余皆不许挟带文集。士人入东华门，各行搜检身内有无繡体私文，方行放入。午则赐食与士人，其砚水之类，皆殿直祗直供办，午后纳卷而出。

旧制，士人卷子仍弥封，卷头打号，然后纳初考官，次下复考，考定次第后，送定参详一同，方定甲名资次，而定夺三魁，伺候上御文德殿临轩唱名，进呈三魁试卷。天颜亲睹三魁，排定姓名资次，然后宣唤三魁姓名。其三魁听快行宣唤数次，方敢应名而出。扣问三代、乡贯年甲同，方请入状元侍班处，更换所赐绿襴靴筒。

从这类记录可见：宋代殿试考试纪律也很严格，不准考生挟带文集，搜身后方可放行。宋初御试题不明示出处，允许举人"上请"，询问题意。景祐元年（1034年），诏御试进士三题，据出处、义理，令御药院随题目雕印，禁止上请。

殿试考试实行三级评定等级制，一般先送初考官评等，封弥后再送夏考官重定等级，最后送详定官确定等级。殿试初行时，过省举人黜落不少。端拱二年（989年），礼部奏名合格进士368人，殿试后仅取168人。宝元元年（1038年），礼部奏名合格进士499人，殿试仅取310人。直到嘉祐二年（1057年），始定殿试进士，"非杂犯不复黜落"的制度。

实行殿试制度，将选士的大权直接控制在皇帝手中，变"恩归有司"为"恩归主上"，既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又可以防止考官与考生结党舞弊，防止势家垄断科举，堵塞寒俊仕进之途。诚如张方平所言："艺祖深渊治要，总揽朝纲，以谓取士官材，为国基本，乃人主之柄，非下所宜专，始御便殿，亲阅所奏名士。"（《乐全集》卷三九《梁固墓志铭》）刘敞《礼部贡献定寺郑荀起请科场未便事件》也称："取士之制，与今不同。非务相反，事有所因也。祖宗收揽盛权，兼听天下，鉴唐之弊，亲程多士。四圣相继，以为定法，固非群臣所当辄议。"（《公是集》卷三三）

宋代除了实行殿试制，由皇帝控制选士的最后决断权外，同时也对省试一级考试加以改革，以防止考官专断或舞弊。唐代科举取士，无论是吏部考功员外郎，还是礼部侍郎，均是专职主管，权归有司，权力很大。宋代省试考官均为兼职，并临时差遣，充知贡举，并设权知贡举若干，使之互相监督、制约。考官个人很难专断擅权，这就在行政体制上进一步保障了皇帝的最终决断权。

北宋科举制度的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不断扩大科举录取的名额和途径，并多方面提高科举及第后的待遇。科举录取名额，太祖朝每次参加省试的人数不过2000人左右，太宗时已达5300人，真宗咸平元年（998年）一次贡举人数又达20000人之多。到仁宗、英宗二朝，科举臻于鼎盛，全国参加解试的士儒已达42　万人左右（参见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5　期）。科举入仕的途径也进一步扩大。开宝三年（930年），宋太祖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从此始开特奏名恩例。此后，又多次扩大特奏名的恩例和数量，并形成定制。宋代科举及第后的待遇，也较唐代为高，其中最主要的是：唐代科举及第后须经吏部考核合格后方可授官，宋代科举及第后则直接授官，并且在唱名日即释褐，大大增加了科举及第后的荣耀。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及吴自牧《梦梁录》卷三曾详细地追述了宋代殿试及第后所受的恩赐及庆贺礼仪的热烈场面。

《武林旧事》卷二：上御集英殿，拆号唱进士名，各赐绿襴袍、白简、黄衬衫。武举人赐紫罗袍、镀金带、牙笏。赐状元等三人酒食五盏，余人各赐泡饭。前三名各进谢恩诗一首，皆重戴绿袍、丝鞭，骏马快行，各持敕黄于前。黄幡（宋刻"旗"）杂沓，多至数十百面，各书诗一句于上。（宋刻无"一"字）呵殿如云，皆平日交游亲旧相迓之人，或三学使令斋藏辈。若执事之人，则系帅漕司差，到状元局祗应。亦有术人相士辈，自衒预定魁选，鼓舞于中。自东华门至期集所，豪家贵邸，竞列彩幕纵观。其有少年未有室家者，亦往往于此择婿焉。期集所例置局于礼部贡院前，三人主之。于内遴选所长，以充职事。有纠弹、笺表、主管、题名、小录、掌仪、典客、掌计、掌器、掌膳、掌酒果、监门等。后旬日朝谢。又数日，拜黄甲，叙同年，其仪三名，设褥于堂上，东西相向，四十已上立于东廊，四十已下立于西廊、皆再拜，拜已，择榜中年长者一人，状元拜之，复择少者一人，拜状元。又数日，赴国子监，谒谢先圣先师讫，赐闻喜宴于局中。侍从已上及馆职皆与，知举官押宴，遂立题名石刻。凡费悉出于官及诸阃馈遗云。《梦梁录》卷三：第一名状元及第，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其状元官授承事郎，职除上郡签判；榜眼授承奉郎，探花授承务郎，职注中郡或下郡签判。或无见阙，则节推察推之职。三魁进诗谢恩，上赐御筵，赐诗与状元。以下第一甲举人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至第五甲并赐同进士出身。如有魁及前下名太、宗学内舍生员，并升甲。恩例，其老榜者，谓之特奏名，为魁者，附第五甲，补迪功郎。余皆授诸州文学助教。

武举进士，前三名照文科为状元、榜眼、探花，恩例各赐紫囊、金带、靴、笏。状元授秉义郎、榜眼授从义郎、探花授保义郎。俱殿步司正副将之职。除武举进士，皆循文科例，赐进士及第出身。如进士欲赴御教场内射弓升甲，听从其便，盖招箭班祗直也。

帅漕二司，于未唱名前，差人吏客司官等项行排办，礼部贡院充文科状元局。或别院，或借祥符寺充武科状元局，以伺唱名。帅漕与殿步司排办鞍马仪仗，迎引文武三魁，各乘马带羞帽到院，安泊款待。每日祗直，皆两司给官钱供应。

及于诸州府守臣、诸路三司，及制阃殿步三司等官，俱有馈送助局钱酒。两状元差委同年进士充本局职事官，措置题名登科录。帅司差拨六局人员，安抚司关借银器等物，差拨妓乐，就丰豫楼开鹿鸣宴，同年人俱赴，团拜于楼下。

文武状元注授毕，各归乡里。本州则立状元坊额牌所居之侧，以为荣耀。州县亦皆迎迓，设宴庆贺。

如遇龙飞年分，则三魁黄甲及其余进士，皆倍加恩例，却与常年不同，则状元可除下郡通判。于此可见士子读书之贵，而朝家待士之厚，不可不知也。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已不仅仅是朝廷与应试士儒之间的事了，整个社会都已积极参预和关照科举。科举及第后的荣耀已使及第者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并且足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科举考试的行列，从而大幅度地提高读书仕进的社会热情，促进文化教育的发展和普及。

除上述情况之外，宋代科举制度还曾经出现过三种特殊的选士形式：一是大观年间的八行科取士法，二是在徽宗政和年间创行道举，三是熙宁兴学期间，在科举之外另开舍选一途，是为学校升贡的开端。

八行取士始于蔡京崇、观兴学期间，是崇观兴学的一项重要配套措施。

崇宁三年（1104年），据蔡京意旨诏罢科举，取士悉由学校。大观元年（110年）诏行"八行科"取士，令州县学以孝、悌、睦、姻、任、恤、忠、和等八行取士，依三舍法升贡。其具体办法在《古今图书集成·学校部·汇考六》中有详细的记录：上四行，或不全一行而兼中等二行，为州学上舍上等之选；不全上二行，而兼中等一行，或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二行者，为上舍中等之选；不全上三行，而兼中等一行，或兼下一行者，为上舍下等之选；全有中二行，或中等一行，而兼下一行者，为内舍之选，余为外舍之选；诸士以八行，中选在州县，若太学皆免试，补为诸生之道，选充职事及诸斋长谕；诸士有犯不忠不孝不悌不和，终身不齿不得入学；不睦十年，不姻八年，不任五年，不恤三年，能改过自新，不犯罪，而有二行之实，耆邻保伍申县，县令佐审听入学，在学一年，又不犯第三等罚，听齿于诸生之列。

实施这种办法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学校的职能，将养士、选士的权力掌握在学校之中，同时鼓励士儒修德劝行，进而改善社会风气。但实际上，这种极端的形式主义并不能真正起到劝人为善的实际作用，反而使人情流于奸、伪，虚应文章。而且，八行人多占学额，做伪造假，不学无术，反而获得利禄，大大降低了士儒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对此，御史中丞吴执中在大观四年（1110年）的奏折中，曾给予痛切的批评：窃闻迩来诸路以八行贡者，如亲病割股，或对佛燃顶，或刺臂出血，写青词以祷，或不菇荤，常诵佛书，以此谓之孝；或尝救其兄之溺，或其与弟同居十余年，以此谓之悌；其女适人，贫不能自给，取而养之于家为善内亲，又以壻穷窭取而教之为善外亲，此则人之常情，仍以一事分为睦、■二行；尝一遇歉岁，率豪民以粥食饥者谓之恤，夫粥食饥者，乃豪民自为之而已，独谓之恤可乎？又有尝收养一遗弃小儿者，尝救一跛者之溺以为恤。如此之类，不可遽数。①所谓"道举"，是宋代科举的另一特殊措置。宋徽宗赵佶敦信道教，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鼓励道教的措施：政和四年（1114年）诏诸路选宫观道士10人赴京居道录院讲习所学习。政和六年（1116年）应道士林灵素之请诏赐大臣、阉珰及后妃以道教名号。次年自封教主道君皇帝，于上清宝箓宫设千道会，请道士林灵素讲道经，鼓励士庶入殿听讲，并增道家书列于国子学。重和元年（1118年）八月，诏令规定：允许学道者入州县学教养，学习大经（《黄帝内经》《道德经》）和小经（《庄子》《列子》）。学中选人

①　转引自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第87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升贡，悉如文士，增置士名，分入官品，每岁试经。初入学称道徒，试中升贡，同称贡士。到京后入辟雍试，升舍悉如贡士法。三岁大比，许就殿试。同年十月置道官26　等，道职8　等。宣和二年（1120年）以儒道合而为一，不必别置道学为由而罢之。

三舍法是王安石改革北宋太学及科举制度的重要措施。就科举而言，实施三舍法在科举之外另开选士入仕一途，有助于改善太学的教育水平。崇宁三年（1104年）罢解试、省试后，学校升贡之途已取代科举，舍选也更受士人重视。崇宁四年三月赐上舍生19人及第。以后便间与科举并行，但人数远不及礼部贡士。例如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赐上舍生13人及第，四年赐19人及第，两年人数总和为32人，而大观三年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者一次685人，二者相差21.4　倍。因此，北宋末年至南宋，士子多重科举而轻舍选。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左迪郎充皇后宅教授林同上书指出："太学养士千余人，而月数人数或不及五之一，良由知以科举为优，不知以舍选为重。如此则与方州取士何异？恐非国家立学校之本意也。今科举密迩，欲望特降指挥，诸州教官，惟许上舍登科人注拟，庶几士子有所歆慕，以舍选为荣，则将重去学校，而人才成就。"（《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丙申）至孝宗淳熙年间，始恢复太学舍选中的"两优释褐"故制，允许内舍生考试入优等，直接参加舍试，舍试入优等，则直接命以京秩，除学官。此后，太学舍选一途没有大幅度的变化。

进入南宋以后，科举考试制度主要有下列几点变化：一是建炎元年（1127年）十二月因"国难不果"、"道梗难赴"，诏诸路转运司类省试，始开类省试一种新的考试方式。次年赐诸路类省试正奏名进士李易等451人及第出身，而川、陕、河北、京东正奏名进士104人，因道梗不能赴京，皆即家赐第。建炎三年（1129年），因"诸道类试，专委宪臣，奸弊滋生，才否贸乱，士论嚣然"（《宋史》卷一五六《选举二》），而罢类试，次年恢复川陕类试。绍兴二年（1132年），只有川陕类省试合格进士即家赐第。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因类省试作弊现象严重，朝廷议临时遣派监考官赴蜀监试，并规定：蜀地士人愿赴南省者，发给驿卷资助。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诏令类省试实行锁院制，并派监试官一员遣差监试，从此正式确定类省试敕差官制，以后成为常例。

二是最终确定了经义、诗赋二科取士制。诗赋与经义之争在宋代是一个长期未得解决的问题，宋代时以诗赋取士，时以经义取士，前后屡变，没有常制。神宗熙宁初，罢诗赋，专以经义取士。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诏复诗赋，设诗赋、经义两科取士，自是士多向习诗赋而专经者十无二三，至元祐八年太学生员2100人不兼诗者不过82人，二者人数比例为25∶1。绍圣初再罢诗赋。至徽宗政和年间，又诏令命官不得以诗赋私相传习。进入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始恢复诗赋，并取消政和禁令。建炎四年（1130年），宋高宗与大臣讨论天象时，认为："今士大夫知史学者几人，此皆王安石以经义设科之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四，建炎四年六月己亥）。此后，朝廷采取措施，逐步加强诗赋科。绍兴五年（1135年）九月，将诗赋高等人特与升甲，以重其选。以至太学试补生员中程者，也是"诗赋多而经义少"。在朝廷倡励下，后生辈往往皆习诗赋，罕有治经，于是又定制，将诗赋多余名额移用于经义，加强经义科。至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正式确定："自今国学及科举取士，并令兼习经义诗赋，内第一场大小经各一道，永为定制"（《同上，卷一六七，绍兴二十七年，二月丁酉》）。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二月，右谏议大夫疏论词赋经义合科之弊，以为两场俱优者，百无一二，"而韦布之士，皓首穷经，厄于声病之文，卒无以自见于世"（同上，卷一八八）。礼部侍郎金安节等奏请诗赋经义分科，诗赋不得侵取经义分数，遂诏分科，结束了诗赋经义的长期争斗。

（三）宋代科举制度的主要利弊科举制度规模及数量的扩大，以及科举制度本身的完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譬如：科举考试程式的改革与完善，在形式上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公平竞争，限制了势家子弟的登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唐代科举请讬权门、通关节的弊病，扩大了寒士及第仕进的机会。有人统计，仁宗朝13　榜进士状元，有12人出生于平民之家。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登科录》所载曾祖、祖、父三代仕履都完整的570　名进士中，三代皆不仕者307人，占总数的53.9％，父代有官者129人，只占22.6％，且其父代所官也多为从九品的小官，势家子弟显然已无法像唐代那样，占据科举的主导地位。在科举考试名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读书求进的人数也相应增多。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有人奏称："福州每岁就试之士，不下万四五千人"，"建宁府亦不下万余人"（《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二○），据统计，当时全国应举或准备应举的士人，可能接近百万（参见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5　期）。特别是南渡之后，在科举制度及朝廷各种"右文"政策的刺激下，学校教育大幅度发展，范围日益扩大，以往十分荒凉落后的岭南地区，文化教育也得到开发。广南东路在北宋嘉祐年间三次贡举及第人数不过5人，广南西路仅1人。而到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两路登第人数分别达到32人和33人。科举考试刺激了中央和地方官学的发展，同时也刺激了图书典籍的刊刻与流布，为文化学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但是，科举制度毕竟是封建官僚制度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或那样的弊病。这些弊病，有些是古已有之，在宋代更加恶化，有的则是始于两宋，对以后历朝的科举及其教育均有广泛的不良影响，有些甚至被视为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总括而论，宋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考场作弊现象严重。考场作弊是科举制度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其形式手法多种多样，防不胜防。《宋史·选举志二》曾归纳出考场最常见的作弊手法有五种：传义、换卷、易号、卷子出外、謄录灭裂。《容斋笔记》卷三记秦桧之子做暗号以通情。四川省试主司与士人相约暗号及冒名代笔的现象更为普遍，《齐东野语》卷八记载："蜀中类试，相传主司多私意与士人相约为暗号，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为常"。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记何耕参加类省试，因其字"道夫"，正是考官所约暗号，遂因偶近此暗号而得第一。师浑浦才高而不赴省试，其弟冒其名而登第，其事"人人尽知之，弟仕亦至郡倅，无一人议之者"。可见，此类作弊现象在当时已是习以为常。宋廷也曾采取过十分严密的"防戢之策"，诸如加强门禁，赐烛降等，严禁挟书，出官钱立赏格鼓励告捉怀挟、传题、传稿、全身代名入试之人，命御史台检核代字号，许台谏风闻弹劾徇私考官等等，但这些措施并不能有效地制止作弊现象，诚如宋代学者洪迈所言："法禁益烦，奸伪滋炽，唯科场最然。其尤者莫如铨试。代笔有禁也，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容斋四笔》卷一三）。这种"法禁益烦，奸伪滋炽"的现象，不仅限于省试，铨试也是尤盛；不仅限于中央，地方解试、类省试更是泛滥成灾；不仅限于宋代，元明清诸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考场舞弊之外，来自考官本身的弊端更为严重。宁宗嘉泰元年（1201年），起居舍人章良能陈述主司三弊："一曰沮折词赋太甚，既暗削分数，又多置下陈；二曰假借春秋太过，诸处解榜多置首选；三曰国史实录等书，禁民私藏，唯公卿子弟因父兄得以窃窥，冒禁传写，而有司乃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发为策问，寒士无由尽知"（《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就此来看，主司本身的弊端既包括录取考生时的偏见，也包括考试命题的弊病。特别是后者，在宋代科举考试中尤为突出。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年），秘书郎何澹上疏言"有司出题强裂句读，专务折章，离绝旨意，破碎经文"（同上），建议革去旧俗，"使士子考注疏而辨异同，明纲领而识体要"，得到朝廷的赞同。但到理宗朝，这种弊端反而日盛。史称："至理宗朝，奸弊愈滋，而有司命题苟简，或执偏见臆说，互相背驰，或发策用事舛讹。故士子眩惑莫知适从，才者反见遗，所取之士既不精，数年之后复俾之主文，是非颠倒逾甚。时谓之缪种流传。"（《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宋史·选举志二》还介绍了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另外一种奇怪现象："举人程文雷同，或一字不差"，原因有二："一则考官受赂，或授暗记，或与全篇一家，分传誊写；一则老儒卖文场屋，一人传十，十人传百，考官不暇参稽。"其实，这种专为应考而备的文章，何止"老儒卖文"一例，在宋代几乎是人无不知，家无不晓。早在北宋庆历时，范仲淹就曾撰文批评过这种现象。但这种现象有增无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宋代科举策题，往往取本朝故事命题，而朝廷又禁民间私刻国朝正史、会要、实录等书。于是一些坊间书商便大量刻印专备场屋所用的类书。《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一》"源流至论"条称："宋自神宗罢诗赋，用策论取士，以博综古今，参考典制相尚，而又苦其浩瀚，不可猝穷，于是类事之家，往往排比联贯，荟萃成书，以供场屋采缀之用。"这种"专供场屋采缀之用"的类书，不仅多出自乡塾鄙儒之手，"剿袭相因，多无足取"，一些治学严谨的著名学者也不同程度地参予此事。诸如吕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谈》"盖采辑事类以备答案"，章如愚的《山堂考索》，陈傅良的《永嘉八面锋》"皆预拟程式答策之用"，王应麟的《玉海》则"专为词科应用而设"，等等。这些专为科举而设的类书虽然弊端甚多，但也因此保存了大量的文献史料。宋代是中国古代类书业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个中缘由恐怕主要是与科举相关联的。

除上述诸点之外，宋代科举之弊还有很多，诸如：各路解额不均，考生应寄冒贯；经义取士，应试时文日益程式化，最终养成八股文的雏型，对后世贻害尤深；科场取士太多、恩荫任子更滥，酿成冗官冗政的祸水；诗赋取士，拘于声病偶对，士子不务实学，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使风俗败坏，实学荒废；蔡京、秦桧擅政，士子阿媚奉承希求高第，败坏士学风气等等。

九、辽、金两朝的教育在两宋时期，除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正统教育之外，先后峙立于中国北方地区，并一度占据过中原地区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诸朝，也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在与两宋政权频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往过程中，逐步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一方面继续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积极引进并扩大先进的汉族文化教育观念和制度，逐步建立起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教育模式，成为公元九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古典教育的重要部分。辽、西夏、金诸朝教育事业的建设，对于开发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无论是两宋，还是辽、西夏、金，都受到史家的好评，并被誉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其中，文化教育的广泛流通和融合，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因，并且是促使各民族关系由干戈化为玉帛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辽代教育的基本状况辽朝是中国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契丹族创建的政权，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亿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建契丹国，公元947年建国号辽，后一度改号，公元1066年复号大辽。契丹是个古老的民族，最初活动于潢河（西拉木伦河）与土河（老哈河）流域，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北魏以降，契丹各部开始对外扩张，受到北魏、北齐政权的打击。隋朝时又受到隋军的攻击，势力大衰。唐代贞观年间，契丹大贺氏联盟依附于唐朝，唐在契丹住地设置松漠都督府，封大贺氏联盟为松漠都督，赐姓李氏。此后，随着唐朝国势的盛衰，契丹屡附屡叛，一度沦为回纥汗国的属国。至公元10世纪初，耶律亿（阿保机）主政，积极对外扩张，取得一系列的战争胜利，掠夺了大量的外族人口，国势渐强，成为唐末五代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

契丹建国不久，便依靠汉族官员和士儒的帮助，仿照汉制，建立国家政权和文化制度，开始走上了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逐步汉化的道路。在文化教育方面，辽对于汉族的唐宋制度及其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模仿和发挥。其中，辽太祖神册五年（920年）由耶律鲁不古、耶律突吕不所创制的契丹大字，基本参照了汉字；这种契丹大字与其后不久创制的契丹小字及汉字并行于辽代，成为辽代主要的文字记录工具。余如辽代的官制、宫室制度、服制、婚制、试士科制及官学制度，均不同程度地参用汉制，使得辽政权及其文化，逐步溶入华夏文化的氛围之中。辽代的汉化倾向在历朝皇帝的治下，都十分明显。在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虽因建国之初，以鞍马为家，经略方内，未遑艺文之事，但阿保机仍然采取了一些汉化措施，起用汉人韩延徽"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辽史·韩延徽传》）；任用汉人卢文进"教其织纴工作"（《辽史拾遗》卷一引《阴山杂录》），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技术。辽代的世宗、圣宗、道宗诸帝更是十分仰慕中华文化风情，史称世宗，"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圣宗"好读唐《贞观事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伏"（《契丹国志》卷七）；道宗则"以白金数百两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嵩山集》卷二《朔问下》）。显然，辽代帝王的好尚，对于整个社会风俗民情的影响和导向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是十分广泛的。其中，一向在汉族社会奉行的儒家的道德伦常，也在汉化的过程中逐步渗透到辽代社会，成为辽代社会生活所遵循的伦理规范，对于有关社会风化的道德教育产生了规定性的意义。所谓"忠"、"孝"、"节"、"义"等儒家的伦常道德，或被视为"保身保家"，的至宝，或被视为不可稍有懈怠的戒条。譬如，辽朝的诸帝，除太祖和天祚帝之外，各帝谥号均标有"孝"的字眼。近年来在辽墓发掘的画像石，诸如闵损草衣孝母、王密舍子救弟、孝妇姜思妻、董永卖身、王祥卧冰求鱼等孝子、孝悌、义妇之类的故事，数量多而分布广，说明汉族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确已渗入到了辽代社会的各个阶层。

辽代还建立了仿照汉制的官学制度。早在辽太祖建国之初的神册三年（918年），便在上京设置了国子监及下属的国子学和孔子庙，这是中国北方草原上最早的措举。至太宗时，又在南京设置太学（又称南京学）。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年）九月，"以南京太学生员寝，特赐水硙庄一区"（《辽史》卷十三《圣宗纪》）。说明辽代太学初建后，发展速度很快，规模也在得到逐步的扩充。辽道宗清宁元年（1055年）十二月，又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从而正式确定以儒家经典为法定教材，并建学官，使太学走向正规。清宁五年（1060年），辽廷又分别于上京、东京、西京、中京同时设学，合称"五京学"。随后又创置了中京和西京国子监，使辽代的中央官学制度基本定型。

目前有关辽代国子监内部的设置情况，尚无详细的史料，也没有记录辽代国子监、太学生员的史料，但辽代中央官学的内部设置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国子监、太学的教职官员仿汉制设置。国子监设祭酒、司业、监丞、主簿等职，国子学及五京学设有博士及助教，这种体制的设置，说明辽代中央官学实际是中原汉族体制的移置形式。二是辽代国子监、太学均重视尊孔祭孔仪式，国子监依附于孔庙，并特别强调"以时祭先圣先师"的宗旨①。辽代的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的发展也大体呼应，初步形成了府州县学的多层学校网。据《辽史·百官志》记载：辽代的黄龙府、兴中府并设有府学及博士、助教；各州县有州学、县学，也设有博士、助教。辽代的州县学，以涿州州学设置较早，据光绪《畿辅通志》称：此州学始建于辽圣宗统和年间（983-1011年），而据应历十年（960年）的《崇圣院碑记》"涿州学廪膳生卢进达书"之语，则可推断，涿州州学在辽穆宗时既已出现，且已出现官费养士的禀膳制度。此后，其他州县先后仿效而陆续建成州县学。

其中，应州州学、滦州州学建于道宗清宁年间，中京川州创建庙学，良乡县在大公鼎任职县令内建孔子庙学，马人望在新城县建新域县学，肃萨八在寿昌元年（1095年）建永清县学。至辽末天祚帝时期，仍有一些州县官员没有放弃创办教育的工作，如：耶律孟简在高州观察使任内"修学校，招生徒"（《辽史》卷一○四《耶律孟简传》）。乾统年间（1101-1110年），玉田县创办县学；三河县令刘瑶则是"领袖生徒，纪纲文会"，重建孔庙，"阐扬儒教，辅助国风"（《全辽文》卷十《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从这些情况来看，辽代虽然没有详细的有关地方教育史料留给后世，但仍然可以从片断零散的史料中，发现其地方教育的一般特征，即：崇尚儒风，推行儒教。

辽代官学的师资也主要倚重于汉族士儒。这些汉族士儒，有的是被辽军虏获的宋代国学教师，如《辽史·武白列传》所记的宋国子博士武白，被辽军俘获后，诏授上京国子博士，其后主持国子学教学，培养出一大批人才。也有的是自愿归顺辽朝的汉族士儒，如《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三《选举考》记统和元年（988年）三月，宋进士挈家来归者17人，令有司考其中第者辅学官，余授县主簿、尉。辽代作为一个北方草原游牧部落民族，在与汉族中原王朝的广泛交往中，逐步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仰慕中原文化，进入燕云十六州之后，更急于引进汉族文化，重用汉族士儒，以解人才不足之忧，并著为法令。圣宗统和中明令："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抱器能者，是以名闻，"并任命汉族士儒卫德升等六人为官。其他如兴宗时的国子祭酒刘日涿、燕赵国王教授姚景行及圣宗时的毛诗博士宋匡世，均对辽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①　《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六《学校考·祠祭上》："太祖神册元年春，立子侍为皇太子。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问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皇太子对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祀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除普通官学之外，辽代统治者还十分重视宫廷教育。在辽代开国之初，耶律阿保机便为长子突欲（太子信）安排了学问渊博的张谏辅侍施教。寿安王则由学者宋琪担任侍读辅教。在以后诸帝时期，则设有诸王文学馆和"诸王教授"、"伴读"。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辽代中山郡王查葛、长沙郡王谢家奴、乐安郡王遂哥请求设置伴读书史，均得朝廷允准。契丹族起于北荒，礼教观念相对淡薄，故其后宫女学较少拘限，后宫中多出才学博雅的女中英杰。秦晋国隆庆妃"幼而聪警，博览经史，聚书数千卷，能于文词，其歌诗赋詠，落笔则传诵朝野，脍炙人口"，又"雅善飞白，尤工丹青，所居屏扇，多黄金也"（《金辽文》卷八《秦晋国妃墓志铭》）。史称隆庆妃轻财重义，广延群彦，座客常满，日无虚席，每商榷古今，谈论兴亡，坐者耸听。"妃每读书至萧、房、杜传，则慨然兴叹，自唯有匡国致君之术，恨非其人也"（同上）除隆庆妃外，像宣懿、文妃，也都是出色的女作家。其中文妃的诗词作品在《辽史》本传尚有残篇保留，其内容为讽谏君王应选取贤臣，亲近忠臣，堵塞奸邪之路，以图增强国力。

辽代重视皇室子弟的教育，而皇室子弟自己也勤学自励，学问成才。如前述太祖长子耶律倍，为了读书，曾买书万卷，收藏在医巫闾山顶上的望海堂里，他居中潜心读书，专研学问，"通阴阳，知音律，转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辽史》卷七十二《义宗倍传》），成为兼通辽汉文化的博学之士。他在医巫闾山收藏图书的望海堂，也为后人治学提供了极好的便利。如兴宗、道宗期间、著帐郎君之后耶律良便曾"读书医巫闾山，学既博"，又入南山肄业。《辽史·兴宗本纪》记兴宗"幼而聪明，长而魁伟。。好儒术，通音律"，与文学家耶律答钦结为诗友，向其请教"治要"，多所匡建。继位后又喜读《唐史》中的高祖、太宗、玄宗本纪，并让博士录其行事以供参鉴。其子道宗，则向枢密直学士耶律俨学习《尚书·洪苑》，又请燕国王延禧抄写《尚书·五子之歌》以供诵读。辽代的历朝帝王及王室子弟大都接受了较全面的汉文化教育，成为兼通辽汉文化的学者皇帝。

除官学及宫廷教育之外，辽代也出现了数量不等、形式各异的私学。这类私学一是依托藏书之所，潜心专研，如前述的医巫阎山望海堂便属此例。《辽史·萧韩家奴传》记：文学家萧韩永奴"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文学家王鼎"幼好学，居太宁山教年，博通经史"（《辽史》卷一○四《王鼎传》）。这类南山、太宁山当与医巫闾山一样，均属藏书的所在。也有的学者是居家读书肄业。《辽史·室昉传》记契丹人室昉"幼谨厚笃学，不出户外者二十年，虽里人莫识"。他经过刻苦勤学，考中进士，历任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诸朝，死前被封为"尚父"。《辽史·邢抱朴传》记邢抱朴兄弟"受经于母陈氏，皆以儒术显"。《宁■墓志铭》记宁■因家学得力而父子俱得进士。兴宗重熙年间王泽一家，也因家学闻名于当世。由此可见，辽代私学尚不发达，主要是在山林藏书之所和家族内部进行。不过，由于辽代已经出现了民间刻书的行业，因而一般的启蒙读物也在辽代广泛流行。一般辽代的儿童启蒙读物，主要是《论语》、《孝经》。当时流行的诗句称："小儿学习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杜诗镜铨》卷十二《最能行》）。又称："此志方扪虱，众雏事附史。想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归田诗论·村学堂》）"都都平丈我"，即《论语》"郁郁乎文哉"，是宋人嘲笑村塾老师念错别字。除《论语》《孝经》之外，唐李翰《蒙求》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也是常用的启蒙读物。1974年在山西应县辽代佛宫寺木塔内发现的《蒙求》，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刻本。从这些情况来看，辽代民间的启蒙教育基本继承了唐宋诸朝的传统，已溶为儒家文化的有机部分。

从应县木塔发现的印刷品来看，辽代雕印图书的地点分布很广，除燕京外，尚有南京道涿州范阳（今河北涿州市）、西京道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五台山、永安山的佛寺也有刻版印经的业务。这些雕版业除了印制《论语》《蒙求》之类的图书外，大量的是印刻佛经，如《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应县木塔中的《妙法莲花经》等等。在雕版印刷业之外，辽代还盛行雕刻佛教石经。在北京房山涿鹿山云居寺保留的辽代数千块佛经石刻，便是为了统一经文，排除异端，而使学者有所凭据，使佛经教学规范化、客观化。

辽代佛教盛行，境内名刹遍布。佛教寺院不仅是遁世避俗的修业之地，也是辽代重要的文化教育场所。僧徒一般从受沙弥戒到国师，都要经过一整套严格的教育训练过程。从启蒙识字到精研佛典，其中包含的知识内容十分广泛，因此在辽代的高僧中也不乏博学之士。一般佛徒均须兼通儒学外典与佛学内典，方可称为博学。诸如：丰阳立心寺的和尚了洙，"研讨六艺子史之学，掇其微妙，随所意得，作为文辞而缀辑之，积教十岁，不舍铅素，寝然声闻，流于京师"（《全辽文》卷十《沙的洙公壁记》）。高僧党苑著《大日经义释演密抄》，则广征儒书、经史，延及子、集，以证经典。这些均是融会贯通儒佛之道的治学典范。

辽代佛教还继承唐制，以经、律、论为三学，中京、南京均建有三学寺。三学寺内"择僧行清高者为纲首，举诸郡内经、律、论学优者为三法师。凡取经律论师，差亦考试，于各宗出题答义，中选取者之人为三京法师"（《热河志》卷八十一）。金大定七年（1167年）的《兴中府设建三学寺碑》记述了辽代三学的渊源及其流布情况："三学者，其来远矣。爰自于唐肇起之也。迨及有辽，建三学寺于府西。择一境僧行清高者为纲首，举连郡经、律、论学优者为三法师，递开教门，指引学者。兵兴以来，殿堂廊庑，扫地而无，圣朝既获辽土，设三学如故法。"这说明三学寺这种佛教教育形式，一直延续到金代还照样施行。可见佛教教育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治理下，占有重要的地位。

科举制度是辽代重要的文官选拔制度，对辽代教育有着直接的影响。叶隆礼《契丹国志》记载："太祖龙兴朔漠之区，倥傯干戈，未有科目。"至辽太宗会同初年，刘晞留守燕家，"尝三知贡举"（《旧五代史》卷九十八《刘晞传》）。《辽史》也记室昉在会同初"登进士第"，说明在太宗会同年间，辽代已建起科举考试制度。《辽史·景宗本记》记保宁八年（976年）诏复南宋礼部贡院，圣宗统和六年（988年）又"诏开贡举"（《辽史·圣宗纪》）。说明这一时期，辽代贡举正时续时断，尚无常规，直到统和年间才趋向稳定。

辽代贡举及第人数名额很少，统和六年诏开贡举，仅及第一人。统和七年八月放进士及第二人，九年及第一人，十一年及第一人，十二年及第二人，十三年及第二人，十四年及第三人，以后历年贡举概不出三人之数，直到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放进士杨佶等23人及第，此后历朝辽帝贡举人数或多或少，少则二人，多则138人（道宗咸雍六年）。统和十八年后改为三岁一试。辽代科举考试分为乡、府、省三级考试，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能，省中曰及第。三级考试的程序一般为：一、乡试合格后，由州县荐遣于五京（临潢、大定、辽阳、析津、大同五府）。二、五京府试合格后，再解到省试（尚书省试），凡解试合格有资格参加省试者，均称"乡贡进士"。三、参加省试，省试及第称进士，省试合格者再参加殿试，殿试合格者称"殿试进士"或"殿试及第"。省试进士及第后，"贡院以二寸纸书及第者姓名给之，号喜帖。明日，举乐而出，乐作、及门，击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试临期取旨。又将第一人特赠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应奉文字，余二三人，止授从（征）事郎，余并授从事郎"（《契丹国志》卷二十一）。

辽代科举考试的科目以诗赋、经义为主。圣宗时也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统和十二年，又诏设明经茂才异等科，在常科之外，又增特科一径。李世弼《金登科记序》云："金天会改元，始设科举，有词赋，有经义，有同进士，有同学究，凡五等。词赋于东西两京或蔚、朔、平、显等州或凉廷试。试期不限定月日，试所亦不限定州府。词赋之初，以经传、子史内出题，次又令逐年改一经，亦许注内出题，以诗、书、礼、易、春秋为次，盖循辽旧也。"

辽代科举考试有一大特点：即是科举考试主要以汉人为对象，禁止契丹族与医卜、屠贩、奴隶及悖父母或犯事逃之者应进士举。重熙中，耶律蒲鲁举进士第，主文以契丹无举进士之条闻于上，上以其父庶箴擅令其子就科目有违国制，鞭之二百。这说明辽代统治者对契丹族人仍然侧重武事，不鼓励其习文。而对汉族士儒，则尽力抬高科举的身价，禁止一些被视为下贱职业出身的人参加。

（二）金代教育的基本状况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是继辽之后中国北方又一个强大的割据王朝，其政权存在的年代从公元1115年至1234年，历时120年。女真族也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最早生活在黑龙江流域，是古代肃慎族的后裔。《金史》卷一《本纪一·世论》记载金人祖先出自靺鞨氏，本号勿吉，勿吉是古肃慎之地。元魏时期，勿吉分为七部：粟末、伯咄、安东骨、拂涅、号室、黑水、白山。唐初，黑水、粟末依附高丽。李勣破高丽后，粟末退居东牟山，后建渤海国称王，传十余世后始有文字、礼乐及官府制度，黑水靺鞨居肃慎地，曾助高丽抗拒唐军，开元中朝服唐政权。唐置黑水府，以其部长为都督、刺史，置长史监视之，赐国姓李氏。其后黑水依附渤海国，五代时又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真；在北者，不籍契丹，号生女真。生女真生活在黑龙江流域，号称白山黑水之间，以游牧，狩猎为生。

约在辽兴宗时期，活动在安出虎水一带的女真完颜部逐步强大起来，联合女真诸部，结成部落联盟，由完颜部长乌古迺为联盟长，接受辽朝加封的节度使封号，统领女真诸部。公元1113年，完颜旻即位后开始对外扩张，经过一系列的战争，于公元1115年建立国家，仿汉制称皇帝，国号大金。建都于今黑龙江省阿南城，金太宗时称会宁府。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金建国后，前后发动了对辽和北宋的战争，于公元1125年灭辽国，公元1126年灭北宋王朝，成为雄居中国东北及中原广大地区的强大政权。

金太祖在创业之初，便曾依靠汉族士儒杨朴的辅助，奠定基业。建国之初便积极收罗"博学雄才之士"，并仿照汉制筹谋文化教育事业。天辅二年（1118年）九月诏曰："国书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令其所在诒求博学雄才之士，敦遣赴阙。"（《金史》卷二《太祖本纪》）天辅五年（1121年）又诏令："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同上，卷二）太宗天会元年（1123年）又正式仿汉制，建立科举取士制度，开辟了辽朝故地汉儒读书仕进的途径，将金代教育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金熙宗继位后，开始实施更彻底的汉化政策。除了在政治上废除传统的谙版勃极烈等辅政制，全面实行汉族官制之外，在文化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缩小女真与汉族文化差距的措施：天眷元年（1138年）五月诏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天眷三年（1140年）十一月册封孔子49　代孙孔璠袭衍圣公；皇统元年（1141年）金熙宗又亲祭孔庙，再拜而退，盛赞"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金史》卷四《熙宗本纪》）。这表明金熙完颜亶高度重视汉族的儒家传统教育，并视之为万世可尊的学问之道。

熙宗以后的金代历朝皇帝也都十分重视引进先进的汉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建设。像海陵王完颜亮这样生性"僄急多猜忌，残忍任数"的人，在位期间虽然"天下骚动"，不暇他顾，却仍然主持建立了国子监等教育设施，并规定了以儒家经典、诸子、史传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体系。到世宗完颜雍时期，金代社会实际已经完全汉化了，以至金世宗反复告诫大臣及宗室子弟勿忘女真旧风，并声称"女真旧风最为纯真，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金史》卷七《世宗纪中》）。他一方面强调不忘女真旧俗，对海陵王迁都永乐以来"女真人■忘旧风"的状态感到忧虑，另一方面则主张将女真的旧俗与汉族的典章文化溶为一体，并组织翻译《易》、《尚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指出："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金史》卷八《世宗纪下》）。遂命将上述译著颁行天下。世宗之后的章宗、宣宗、哀宗诸朝，也均对尊孔、读经有明文的规定，并在科举和兴学方面做了一定的努力，出现了"儒风丕变，庠序日盛"（《金史》卷一○三《文学传》）的文治局面，使得金成为较辽、夏诸朝汉化程度最高、普及范围最广的朝代。金代的中央官学。天德三年（1151）始置国子监后，分为词赋经义生和小学生，招收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僚子弟，15岁以下进小学，15　岁以上进大学。世宗大定元年（1166年）始置太学，定五品以上官僚子弟及曾得府荐及终场人入学，养士名额初为160人，后扩为400人。国子监与太学均设有专职人员管理教务或施教。国子监设祭酒、司业及丞，并有博士、助教和教授等职。太学则设博士与助教。凡补试学生，太学生礼部主试，曾得府荐及终场人皆免试。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有人曾建议章宗采用王安石的三舍法以兴学校，采崇宁的八行取士以行乡贡，遭到众官的反对。但从此采取了扩大地方官学的一系列步骤。金代的中央官学除国子监、太学之外，尚有大定十三年设置的女真国子学，专收各路女真学推荐来的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中优秀学子，学习大小女真字和儒家经典，其中策论生百人，小学生百人，由新进士为教授，主持教学工作。除此之外，金代还设有司天台及医学，均设有司专职研究与教学的使命，并招收一定名额的学生。《金史·章宗本纪》记"国子祭酒率六学诸生上表陈请"一事，不知"六学"所指的具体学校名称，也不知与唐代的中央六学有无对应的关系，但可肯定中央官学共有六类。

金代地方官学也很发达，并形成相对完整的学校系统。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年），金代始设府学，凡十七处，共千人。专收"尝与廷试及宗室皇家祖先以上亲并得解举人"（《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其后增设州学，专收"五品以上官曾任随朝六品官"子弟入学，另外收其他品级官僚子弟中曾经府荐及同境内举人，孔子阙里子孙及数经府荐和终场试者也有一定的名额比例。女真学始于大定四年（1164年），朝廷以女真大小字译《尚书》，颁行后，选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共达三千人之众。大定十三年以策诗取士，京都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及州学，全国共设22　所，学生选取方式与国子监的词赋经义生同制。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代大规模地扩充地方官学，在大定旧制之外，增设府学24　所，学生905人。其中，大兴、开封、平阳、真定、东平四府养士60人；太原、益都二府50人；大定、府间、济南、大名、京定诸府各40人；辽阳、彰德各30人；河中、庆阳、临洮、河南各25人；凤翔、平凉、延安、咸平、广宁、兴中诸府各20人。就各府分配的学生名额来看：以现在山西南部、河南、河北南部及山东西部一带文化较发达的中原地区人数较多，而甘陕西凉及女真旧地名额较少，说明府学名额的分配，十分注意汉族士儒的需求。节镇学增设39　所，养士615人；防御州学21　所，养士235人。女真府学始设于大定十三年（1173年），以新进进士担任教授，分置于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频、合懒、蒲与、婆速、咸平、泰州、临潢、北京、冀州、开州、丰州、西京、东京、盖州、隆州、东平、益都、河南、陕西诸路府州。从这些学校的教师设置来看，女真学与一般的府州儒学相比，教学质量偏低，一般府州学教授须由"五举终场或进士年五十以上者"担任，而女真学教授，只须新进进士。这些地方官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根据科举考试的词赋、经义二科的需要而设置，一般来说，均以儒家的经典著作为主。世宗大定年间，曾组织翻译女真大小字的《孝经》、《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中子》、《列子》、《新唐书》，并颁行地方学习。章宗时学士院又进唐宋文人韩愈、杜甫、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王禹称、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人的文集26　部。朝廷还诏求《崇文总目》中的书籍，又诏令亲军35　岁以下者学《孝经》、《论语》。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有司言律科举人只知读律，不知教化之原，必使通治《论语》、《孟子》，涵养器度。遇府会试，委经义试官出题别试，与本科通定去留（《金史》卷九《章宗本纪》）。从这些情况不难看出：金代官学，无论是一般儒学还是女真学，均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学习课程，同时兼学老庄学派诸子百家及历史著作，词赋学问则着重参研唐宋各大家的作品。专业学科如律科在本科之外，兼学《论语》、《孟子》，以"涵养器度"，并列入科举考试范围之内。金代十分重视对女真族子弟的教育，除了设置学校之外，还制定了一种近似强迫性义务教育的法令。《金史·选举志》记："又定制：每谋克取二人。若宗室，每二十户内无愿学者，则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也即是说：接受教育，是女真诸部子弟的法定义务，如果不愿入学，则要依法强制其充入学额。不仅如此，金章宗还要求身边的近侍及将要担任地方官职的人一律受教。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诏令：诸有司，凡承应人，系将来受亲民之职，可命所属谕使为学，其护卫符宝、奉谕奉职、侍直、近密，当选有德行学问之人为之教授（《金史》卷九《章宗本纪》）。明昌四年，金章宗谈到荐举人才，又强调："今之察举官吏者，多责近效，以干办为上，其有秉心宽厚欲行德化者，辄谓之迂阔，故人人皆以教化为余事，此孝弟所以废也。若论所司官吏能务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则教化可行，孝弟可兴矣"（同上）。这一点，表明金代统治者最终确认了以教化治理地方庶务的儒家传统道德思想。

金代的官学，除儒学及女真学之外，以医学最为发达。医学分设于各府州地方，并附设于国子学与女真国子学内。像皇宫内院、东宫、太兴府等机构内均设有医正、药正，诸职、诸路设有医学博士。金代医学，定有严格的考试制度，每月试疑难，以所对优劣加惩劝，三年一次大试，诸太医虽不系学生，亦可试补小学。金代医学教育取得突出的成就，我国古代金元有四大名医，其中刘完素与张元素位居其中。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人，著有《素问元机原病式》《宣明论方》诸书，他的学说经其门人张从正的继承发挥，形成了以用药多用凉剂，以攻治邪的流派，其著述繁富，医家称之"发明运气之理，兼及诸家方论，于轩岐奥旨，实多阐发"（《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医家类二》）。张元素字洁古，易州人。著有《病机令宜保命集》，其弟子李杲，字明之，真定府人，著有《内外伤寒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诸书，其治法"取补土生金，升清降浊，得阴阳生化之旨"，以土为万物之母，以脾胃为生化之源，形成温补一派。其学说对传统的伤寒病原理有很大的发挥。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还需要指出的是：金代的学官设置十分广泛，不仅教学机构中设有学官，其他政府机构或内宫也多设有形式各异的司教人员，这些司教人员，有的主司专业教育，有的则是辅教帝王或王室子弟。如：太乐署设置令、丞，"掌调和律品，教习声音并施用之法"（《金史》卷五六《百官志一》）。益政院，置于内廷，以学问该博，议论宏达者，上值，备顾问，讲《尚书》、《通■》、《贞观政要》，名为经筵，或称内相。宫人女职：内设女史十人，掌经籍教学，纸笔几案之事（同上，卷五七）。亲王府设辅正，"掌师范辅导，参议可否"（同上）。至于詹事府设置的教职，更是多样：除司经正及副正掌经史图籍外，尚有左右谕德及左右赞善，"赞谕道德，侍从文章"（同上）。这些宫廷内部司教人员的设置，反映了金代保傅教育的概况。

金代科举始创于太宗天会元年（1124年），其时"急欲得汉士，抚辑新附，故设科取士"（《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三《选举考》）初无定制，也无定期、定数。天会五年（1127年），因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缺，以辽宋不同制，诏南北各因其所习业取士，号南北选。天眷元年（1138年），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取士，科举考试内容开始接近统一。至海陵王时，于天德三年（1151年）废除南北选，增设殿试制（天德二年），贞元元年（1135年），又定贡举程式修理格法。正隆元年（1156年）命于五经之史正文内出题，始定为三年一举，科举考试制度从此有了统一的规定。

金代科举考试制度兼采唐宋之制和辽制而有损益。考试科目有词赋、经义、策论、律科、经童。天德三年（1151年）罢策试科，设女真进士科。女真进士科初仅试策，后增试论，故称"策论进士"。金代取士，凡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进士；凡律科、经童中选者谓举人；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试皆中选则官之；至廷试五被黜，则赐之第，谓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谓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为第而不复黜落。凡词赋进士试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试所治一经义、论策各一道。

金代科举分为四试制：乡试-府试-会试-廷试。乡试在每年三月二十日举行。府试日期：策论进士八月二十日试策问，间三日试诗；词赋进士于八月二十五日试诗赋，间三日试策论；经义进士又间词赋后三日试经义，又三日试策。此后每隔三日依次试律科、经童。会试于正月二十日试策。廷试，策论进士在三月二十日试策，三月二十三日试诗论，词赋进士于二十五日试诗赋论，而经义进士于同日试经义。

经童科始创于金熙宗即位第二年（1136年），海陵王天德年间废止，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章宗即位初复置。其制：凡士庚子年13　以下能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试15　题，通13　以上；会试每场15　题，三场共通41　以上，为中选。经童科以幼而诵多为贵，因而朝野对其评价不一，其录取人数最多时达125人，以后陆续减少，一般均在数十人左右。

金代教育及科举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允许女真族人参加科举，但与汉族士儒不同制，专设女真进士科，女真侧重策论，汉族侧重词赋经义，这与辽代的政策有所区别。二是科举中虽设有乡、府、会、殿四级考试，但进士、举人名分不是根据通过逐级考试获得资格，而是根据应举科目内容确定名分：应律科、经童试者为举人，应策论、词赋、经义试者为进士，所以途仕分为三科进士，府试、会试、殿试均有进士的称谓。这与宋朝辽两均有不同。三是同辽代相比，金代还设有制举，且体制完备，远非辽人应时草率之举所能比附。金代在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始创制科，明昌元年（1190年）始定应制宏词科，次年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宏词、达于从政等科。凡应荐者，经学士院及廷试考试列优等者，均可破格提拔，上等可升迁二官，次等升迁一官。四是金代对学校养士及有关教育经费问题，采取法律的形式加以解决。章宗泰和元年（1201年）九月，更定《赡学养士法》，规定："国子生人给民佃官田百八亩，岁收以所入租，官为掌其数"（《续文献通考》卷五十五《学校考》）。这同宋辽两朝的养士之道虽大体相似，但在形式上有更加明确的规定，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五是金代统治者在加强汉化教育的同时，仍然十分重视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教育。金代创置女真文字及女真学就是增强女真文化力度的重要举措。世宗完颜雍反复强调不忘女真旧风，并力图把女真风俗传统与儒家文化的教义融合为一体，也是在这一方面的重要努力。这种努力显然是为了在缩断女真与汉族文化差距的同时，保持女真文化的特色和优良传统，维持并强化女真民族的团结，进而巩固女真族的统治地位。

（三）辽金二朝的教育家及其思想辽金两朝在教育思想方面，较同时期的宋王朝大为逊色，保存的史料也数量很少，又加以文字禁例森严，兵兴不断，典籍佚散，目前很难获得有关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完整认识。诚如《辽史·文学传序》所称："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序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事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但其风气刚劲，三面临敌，岁时以蒐狝为务，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然。"辽金两代的情况虽有差异，但大体相同，现仅从零散的史料出发，对辽金时期几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作一粗浅的说明。

赵秉文（1159-1232年），字周臣，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年进士及第，后历官州县，章宗时入朝任职，累迁至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益政院设书官等职。任职期间读书著书不懈，著作有《易丛说》、《杨子发微》、《中庸说》、《太玄笺赞》十余部，收入《滏水集》中。元好问《闲闲公墓志铭》称他："不溺于时俗，不泊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六经，从容乎百家。"

在教育思想方面，他主张以儒家的道德性命学说为宗旨，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传道"，道之所用，则须开物成务。教育的任务既为传道，道之所言则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最基本的内容；五者为"天下之通道"，至于杨雄、韩愈闢老佛而倡立之道，则是"各有当"而未为正理。对于人性问题，他以孔孟的学说为依据，强调"性之本体"的重要性，指责佛道人性论及荀子性恶论、杨雄善恶混及韩非性三品皆非性之本，执其一端而已。他强调性之本体与天理及道的同一性，认为修道便是教育的基本内容，而修道的目的便是"复天理之真"。在这一点上，他实际吸收了唐代李翱和宋代理学家的观点。

在治学方法问题上，他强调理论与现实相联系。指出："夫道，何为者也，非太高难行之道也。今夫清虚寂灭之道，绝世离俗，非切于日用，或行焉，或否焉，自若也。至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大德，可一日离乎？故曰：可离非道也。"（《滏水集》卷一《诚说》）因此，他主张修道之士应从最切近的事情做起，"由近以及远，由浅而至深"，切忌"贪高慕远，空谈无得"。赵秉文这种注重践行的务实学风，显然也是针对佛教的学说而言的，但在金王朝积极推进汉化教育的过程中，强调务实的学风，显然也助于避免熏染汉族地区业已成风的理学空谈习气。

杨云翼（1169-1228年），字子美，赞皇檀山（今河北省赞皇县）人。

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登进士第一，后累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一度任太学博士。他曾与赵秉文同掌文坛之事达二十年之久，时人有"杨赵"之称。

在教育思想方面，他主张以传统的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认为："学以儒为正，不纯乎儒，非学也；文以礼为主，不根于理，非文也"，他回顾儒学发展的历史，认为魏晋以降，学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于异端，不本于仁义之说而尚夸词，因而造成了种种病端，他效仿韩愈奋然捍卫儒学道统，提倡"儒之正理"，其治学宗旨，与唐宋以来的一些重要教育家如韩柳、宋初三先生及程、张、朱熹等人也有异曲同工先后呼应之势。

作为一个多年辅政于帝王的重臣，杨云翼十分重视阐发帝王之学的原理。在一次旁听侍读为金哀宗讲授《尚书》的过程中，他提出："帝王之学不必如经生分析章句，但知为国大纲足矣"。他列举"任贤"、"去邪"、"与治同道"、"与乱同事"、"有言逆于汝心"诸条，详加说明，深受金哀宗的器重。同时，他还发挥韩愈尊师重道的观点，并建议帝王不仅要尊师，还要交友，以便能广泛地吸取他人之长为我所有。同时，杨云翼还重视自然科学技术的教育，一改鄙视方技工匠之学的传统儒学观念，主张博学兼通，服务社会，他本人便是一个精通文学、经义、天文、历法、医卜的博学大儒。王若虚（1174-1243年），字从之，号慵夫，真定藁城（今属河北省）

人。他少年颖悟好学，以文章德行著称于当地，承安二年（1197）中经义进士，以后历官州县，参预修撰国史，官至左司谏等职，元灭金后，隐居泰山而逝。王若虚身为一代大儒，深受学者推崇，被认为是与赵秉文、杨云翼并称的学界"当代矩公"、"士林仪表"。有的学者称他"学博而要，才大而雅，识明而远"（《滹南遗老集·序》）。有的学者称他的学问"本诸天理，质诸人情，不为孤假崖异之论"（同上）。但总的来说，他的思想受宋代理学的影响较大，但又不是完全妄然苟同。一方面他赞扬宋儒"使千古之绝学，一朝复继"，推崇理学家"推明心术之微，新析义利之辨，而斟酌时中之权，委曲疏通，多先儒所未见"（《滹南遗老集》卷四十四《道学发源序》）。另一方面也指责理学流于佛道，"句句必涵气象，而事事皆关造化"，朱熹注《论语》也有"妄为注释"、"过为曲谈"的偏差。他反对理学家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观点，主张圣人之学应当顺乎人情。这无疑是一种较中肯的见解。

在学习儒家经典方面，王若虚强调经典的价值，反对断章取义，或据注释及史传来解释儒学的真义。他主张全面理解儒家经典的精神实质，以积极的态度学习古代的志士仁人，既要明晓善恶，辨知是非，又要明哲保身，无有祸败，否则便是"愚暗妄行，不知义理"。

王若虚在金元两代教育界有相当的影响，他的学生不少在元代为官，继续传播他的学术思想和教育主张，他的著作也曾在元代兴贤书院、双桂书院等地重印，成为沟通金元两代教育思想的一座学术桥梁。

在金代末期，除了上述赵秉文、杨云翼、王若虚之外，金元之际的元好问，也在教育思想方面颇有建树。元好问虽然主要是一位文学家和诗人，但他注重诗文的道德教育作用，提出"诗以载道"的主张。他对于科举制度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写过州县办学的记文，提出"风俗国家之元气，学校王政之大本"，并认为"权利以作新民"，教育不仅要培养人材，而且还具有"新民"的使命。这些思想，都包含了丰富的哲理，至今仍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十、结语宋辽金夏诸朝的教育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一向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就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演变的进程而言，如果视盛唐为其鼎峰的话，宋代也被视为持续发展的高原时期。但就文化的角度而言，学术界则较多倾向于将宋代文化视为顶峰，并认为：宋代文化的成就，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朝所不能及。辽金诸朝文化虽不及宋代繁荣，但在推进汉化政策，缩小中原与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之间的差距，沟通民族文化及其心理、习俗之间的交流方面，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而宋辽金诸朝一系列文化成就的取得，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教育事业的繁荣，并且与之互为羽翼，相得益彰。

宋代的教育有哪些重要的作为呢？概略言之，可以归纳出几点：首先是科举制度的完备化及其规模的扩大，不仅刺激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与普及，而且使大批庶族平民子弟加入仕途，最终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有效地限制了汉唐以来一向专断朝政的门阀士族集团的势力。科举制度本身经过宋代的改革，日益完备，定型，并为以后朝代沿用。

在学校教育制度方面，宋代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形成了较完备的中央地方两级配套的官学体制，其内部管理制度也更加齐备，譬如：宋代确定了"学田"制的教育经费补充制度，建立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提举学事司"，太学实施的三舍法及其升舍之法，也多为后世学校所取鉴，并且成为元明时期学校升贡的祖型。

在教育的思想与方法上，宋代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时代，各种思想流派往来论辩，对于各种教育命题的思考和分析，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和深度，对后世启示良多。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大多发源于宋代，或在宋代确定了基本的框架。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分析和批判。不仅认识到宋代学术思想的积极意义，更需要澄清其流弊，明辨是非，对封建文化教育的旧传统，给予客观全面的估计。宋代教育还为后世学者所称道的，是书院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书院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形式，在传播、积累文化学术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既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官学之外，又在一定程度和条件下，与官学合流。它的产生，得益于多种历史文化因素的作用，但它的高度发展，却主要得益于宋代理学的兴盛。对于书院的历史价值，我们至今仍有多方面的评说，并且正在寻求和恢复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

对于辽金两代教育，我们仍然着重探讨其文化教育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动机，并高度评价辽金教育在开发北方地区的文化和保留中原文化遗产方面的积极作用。但限于史料，对于辽金教育的介绍比较粗略，对于考古文物的参鉴，也尚显不足。

需要指出的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教育史界前辈学者的多方面关心和指导。其中，我的老师王炳照教授所著《中国教育通史》中有关宋代教育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学张希清先生有关宋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以及我的老师尹德新教授、蔡春教授所编《历代教育笔记资料》宋辽金元部分，对我启迪良多。辽金部分，则较多地吸收了著名辽金史学家陈述教授及宋德金先生、程方平先生的研究成果。限于体例，书中未能一一标出，在此一并致谢。

宋辽金夏 第059卷 宋辽金夏文学史

【本卷提要】

本书是中国宋辽金夏文学的断代史。

宋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中极其璀璨的一章。本书在系统描述这一时代文学基本状况的同时，对于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彪炳史册的著名作家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对于脍炙人口、传诵不衰的名篇佳作亦有一定篇幅的分析鉴赏。

辽、金、夏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本书网罗史料、搜求散佚，对其文学概貌做了条理清晰的描述。

一、宋辽金夏文学概述宋辽金夏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指包括与宋代汉民族政权先后并存的辽（契丹）、西夏（党项）、金（女真）在内少数民族政权下产生的文学。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其中以宋代文学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宋代文学，是指中国历史上公元960年北宋建国至1279年南宋灭亡的这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文学。

宋代分为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两个历史时期。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很不平衡，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始终尖锐地交织在一起。面对内忧外患，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也一直是随两宋时期相始终的。同时，与统治者为加强专制统治和思想统治相适应，理学（又称道学）也应运而生。这种特殊的历史局面，对这期间的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宋王朝由苟安到偏安，以至覆灭，终宋一代，未曾出现过汉唐"盛世"的景观。在如此局面下，北宋文学即使赶上汉唐文学的繁荣，也缺乏汉唐文学的开阔恢宏的气象；而南宋文学的悲怆与慷慨，却是汉唐文学所没有的。宋代文学就是在上述社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两宋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时期之一。其文学的主要形式有诗、词、散文、话本小说、戏曲等。它们从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描绘了宋代300多年历史变迁的风貌。

宋代文学可分为四个时期：北宋前期文学；北宋后期文学；南宋前期文学；南宋后期文学。

宋初诗文承袭晚唐五代柔靡余风，作品多堆砌词藻典故，形式华丽，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以柳开、王禹偁为代表的少数作家，则反对这种倾向，主张继承唐代韩愈、柳宗元、杜甫、白居易的文学传统。其中王禹偁以自己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开北宋诗文的新风，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当时这种新的文风并未成为文坛的主流。这时期，在文坛上另一较有影响的是以林逋为代表的隐逸诗人。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师法晚唐贾岛、姚合，着意写景，专攻近体，诗风秀雅清淡，但作品题材狭窄，有秀句而少佳篇。后来在文坛上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以杨亿、刘筠等为首的台阁诗人。他们在艺术上片面地学李商隐，堆砌典故，追求词采华美和工整的对仗、和谐的音律。创作内容大多是点缀升平，应酬消遣之作。由于他们身为馆阁之臣，而处于领导文坛的地位，加之诗中又表现出很高的文化词章修养，因而左右文坛达数十年之久。

宋仁宗时，在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主张政治改革的同时，针对文坛弊端掀起了诗文革新运动，扫荡了以杨亿等人为首的"西昆派"华靡的诗风和"时文"。尔后经过王安石、苏轼等杰出作家的努力，进一步巩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使北宋文坛呈现出繁荣景象。这一时期是散文创作的全盛时期。继唐代韩愈、柳宗元之后，相继涌现了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等六位杰出的散文大家。他们在反对绮靡僵化的骈文的同时，师承韩愈的"文道合一"、"文以载道"，在作品内容上，大都紧密地反映社会现实，指陈时弊，尖锐深刻。诸家之文，各体兼备，独具风采。这一时期诗歌创作，名家辈出，内容丰富，现实性较强。苏轼的出现，使宋诗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他的诗广阔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善于描绘各种形象，并且富有浪漫色彩，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他在诗歌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这一时期诗歌中也出现了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一些作品"言理"多，而抒情少，缺乏形象性。北宋后期的诗人大都受到苏轼的影响，但并没有完全沿着苏轼开拓的路走下去。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对诗从艺术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并成为宋代诗坛上最大的一个流派。他们注重文学技巧，讲究诗法，在形式上下了很多工夫，但反映现实生活之作不多。其中黄诗最具代表性，独具一格。

北宋初期的词，沿袭晚唐、五代的余风，题材和内容都较狭窄和贫乏，多作小令，写艳情，抒闺思。晏殊、欧阳修的词，不同于花间派的秾艳，也无南唐哀婉，写得清丽婉转，含蓄典雅。但仍未脱出艳科的藩篱。这时张先的慢词和范仲淹描写边塞风光的词，对词的形式和内容有所开拓和发展。晏几道的词继承晏、欧的词风，将小令推向了艺术的顶峰。与晏、欧同时的柳永，使北宋词为之一变。他继承了前代诗词创作的经验，又接受了民间词的影响，在词的题材上有所扩展，反映社会生活内容较广泛。在艺术上，柳永创制了不少慢词长调，词的语言通俗流畅，音调谐婉，并善用铺叙手法作细致的描绘，其词深受市民大众的欢迎，并对后来的词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北宋时期，真正开一代词风的是苏轼。他打破了"诗庄词媚"的观念，扩大了词的题材和境界，开创了豪放词派，使词冲破了艳科的藩篱。他还用写诗写文的手法写词，革新了词的语言，而且不拘音律，使词初步与音乐分离，成为一种可以单独吟咏的抒情诗体，对于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北宋后期的许多词人都受到了苏轼的影响。但另一些词人囿于婉约为正宗的传统观念，并没有沿着苏轼之路走下去。苏轼门人秦观，承续婉约词风，以创作婉美妍丽、语言工致、音律协和的词而被称之为"婉约之宗"。贺铸作词善用健笔，带有一些豪放之气，但仍以婉约词风为主。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精通乐律，能自度曲，注重词的格律、典雅，铺叙曲折多变，言情体物更加工巧。在提高词的总体艺术水平的同时，推进了词的声律艺术的发展。这对于南宋格律派词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靖康之难，金兵入侵，北宋灭亡。动乱的社会改变了作家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南宋之初的陈与义等人，在现实的灾难中改变了前期诗风，冲破了江西诗派的束缚，走出了单纯追求技巧的艺术之塔，写出了不少感时伤乱，抒发爱国情思的作品。开南宋爱国诗歌的先河。

陆游是南宋最杰出的诗人，他以其激昂悲壮的诗歌，表现了广大民众的强烈爱国思想，成为南宋诗歌的一座高峰。作为与陆游并称为中兴四大家的另两位杨万里、范成大在艺术上都有独到之处，一个是创"诚斋体"闻名，一个是以田园诗著称，这时也都创作了不少充满激情的爱国诗篇和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南宋后期，诗风衰微，这一时期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派诗人。"四灵"以贾岛、姚合为宗，专攻五律，吟咏山水，逃避现实。江湖派继之而起，同"四灵"一样，专门寻章摘句，雕琢词藻，唱着低沉凄清的调子。但江湖派中也有少数诗人，如戴复古、刘克庄等人继承了陆游的现实主义传统，文学作品成就较高。南宋灭亡前后，爱国主义主题在文学作品中又复高扬。文天祥的诗歌表现了他的生死不渝的民族气节和顽强不屈的精神，慷慨悲壮，感人至深。此外如汪元量、刘辰翁等遗民诗人，抚时感事，触物兴悲，抒写了故国之思，山河之恸，在南宋末年诗坛上放射出异彩。南宋散文的艺术成就和影响，不及同时代的诗与词。靖康之变，中原动荡，社会离乱，王朝的仓惶搬迁，彻底破坏了散文繁荣所需的安定环境。南宋散文基本上就是在这种动乱的背景与理学的氛围中发展的。这期间没有出现与唐和北宋散文大家相比肩的散文圣手。尽管如此，它仍有不容贬低的艺术成就和特色。其成就最高的多集中在扶危救倾的议论文中，而不是叙事作品，更不是理学家的语录体文字。而且越到南宋面临覆亡前后，反对民族压迫和侵略的愤激之情，报国情怀的慷慨悲壮，在散文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和集中，也更加光彩照人。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如胡铨、陆游、辛弃疾、陈亮、叶适、岳飞等人，他们的政论，虽风格各异，但更加锋芒毕露，有很强的现实性。而在南宋灭亡前后的文天祥、谢翱、郑思肖、邓牧、陆秀夫等人的散文作品中，或以奏疏策札，或以游记小品等形式，表现出他们语关时政、言辞激切的特色，沉郁悲壮的情怀。

词到了南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作为婉约词派的代表之一，以协音律而又典重高雅为当行本色的李清照，变爱情闺思、离愁别恨，而一抒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苦，流露出深沉的爱国情思。她善用白描，并以其生动的形象描绘来表达抽象的思想感情。语言自然清新，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对词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国难当头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少作家以词为武器，发出了抗战复国的呼声。其中有主战派的大臣、将领，如李纲、岳飞，而代表作家为张元干、张孝祥等。他们上承苏轼豪放词风，下开辛弃疾爱国词派的先河，为南宋前期词风的变化揭开了序幕。

辛弃疾是南宋最杰出的爱国词人。他在上承苏轼豪放词风和南宋初爱国词的基础上，抒发了更为激越愤慨的抗战复国的豪情，壮志难酬的勃郁之气，并创造性地融汇多种文学形式之长，形成了辛词的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将词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为此，在词史上他和苏轼并称"苏辛"，成为豪放词派的主要代表。辛词给当时和后起的大批词人以深刻的影响。与辛弃疾同时的陈亮、刘过和南宋后期的刘克庄、刘辰翁等一批词人，因此被称为辛派词人。他们的成就与风格固然不尽相同，但作品多抚时感事，充溢豪迈悲壮激越之气，与辛词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南宋后期，另一派词人是以姜夔、张炎、吴文英等为代表的格律派，他们受周邦彦词风的影响，作词追求格律精严，造语精工，意境清幽。艺术上虽各有所长，而题材却很狭窄。其中虽有一些作品寄托了家国之恨，但情调低沉，反映了当时出现的一些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

宋代的杂剧、南戏，在当时很流行，很可惜大都失传。它们的出现和繁荣，标志着中国古典戏曲臻于成熟。它对于后世，特别是为元代的戏剧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诗话，作为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它产生于北宋。两宋诗话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一部是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它融冶诸家之说，铸为创新之论，以对诗歌内在审美特质的精辟揭示，继司空图之后把我国诗歌理论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影响到后世的文学理论。除此之外，宋代的文论、词论与前代相比，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宋代话本，是我国早期的通俗白话小说，它是市民阶层的文艺。与六朝的志怪和唐代的传奇相比，话本的题材广泛，内容更趋于现实。这种新的文学语言，是小说艺术的重大发展。它对于后世的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辽金夏文学中的辽、西夏文学，得以保存下来的文学作品为数不多，西夏文学与辽文学相比，流传下来的作品就更少，其成就不及辽文学。辽文学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道宗的皇后萧观音和天祚帝文妃萧瑟瑟的诗词。一般说来，他们的作品多模拟唐宋，艺术上显得生硬粗糙，成就不高。继辽而起的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高于辽。首先是它的戏剧和说唱文学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其中董解元的说唱文学《西厢记诸宫调》和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更被后人推之为"古今传奇鼻祖"。金文学中的诗歌、散文也卓有建树。元好问的诗歌标志着金文学的最高成就，为金代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

二、北宋前期的诗文（一）宋初诗文与西昆派北宋初期的文坛，弥漫着晚唐五代余风，文尚骈丽，诗崇华靡。晚唐时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社会黑暗，一些文人看不清社会前途而追求享乐，于是内容空虚、形式华美的文风重又发展起来，并一直延续到五代。宋初，由于文人多从后周、南唐、后蜀而来，五代的文风也就直接影响到此时的诗文。这种风气，很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与之对立的复古主义思潮逐渐发展起来。在散文创作上，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有柳开、穆修、王禹偁、范仲淹等人。

柳开（947-1000年），原名肩愈，字绍先（一作绍元），后改名开，字仲涂，号东郊野夫。著有《河东集》。他在开宝六年（973年）中进士，做过殿中侍御史、忻州刺史等官。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他自称"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①。早年学习韩愈文章，后以六经为榜样，提倡古文。他认为古文"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①在创作实践上，他的政论、书序等文章虽未完全摆脱艰涩之病，但能密切联系时政，起到了开一代新风的作用。其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上窦僖察判书》、《代王昭君谢汉帝疏》，或指陈时弊，或借题发挥，文风朴实，一洗浮靡面目。

王禹偁（954-1001年），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因晚年贬居黄州，人称王黄州。著有《小畜集》、《小畜外集》等。对于王禹偁，宋人黄庭坚曾在诗中评介道："世有斫泥手，或不待郢工。往时王黄州，谋国极匪躬。朝闻不及夕，百壬避其锋。九鼎安磐石，一身转孤蓬。"②这几句诗，扼要地说明了他的文学才华，刚直性格和仕途遭遇。王禹偁出身寒微，世为农家。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举进士，历任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等。由于他对朝政直言敢谏，不阿附权贵，三次遭贬黜。他个人的经历和遭遇给他的文学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文章上取法韩愈、柳宗元，诗歌则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极力反对"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的文风。③他的散文，或清新畅达，或简炼朴素，都有较深刻的现实意义。如《待漏院记》，文章以正反对比的手法，箴规宰相应当勤政爱民，公正无私，不应私心用事，谄君固位，败国乱政。虽名曰"记"，实为一篇政论。另一篇《唐河店妪传》，叙记结合，语言凝炼。文章描述了宋、辽边界上一位老妇人机智勇敢杀敌的事迹，借以赞扬边境百姓守土御敌的斗争精神，强烈地谴责了朝廷军事措施失当，致使抗辽战争失败。除此之外，他的记叙文《黄冈竹楼记》，语言浅近清新，质朴流畅，声韵抑扬和谐，是为人历来传诵不衰的名篇。此文写于被贬黄州时，文中抒发了作者厌弃世俗与遭受贬谪的愤慨。并将此情寓于豁达自适的心境之中，表现了作者高尚、古雅的生活情趣。其景物描写，寄意深远，颇有诗情画意：

①　《新工具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14　页。

①　《机器，自然力和科学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7　页。

②　《题王黄州墨迹后》。

③　王禹偁：《哀高锡》。

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阒，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

此处描绘真是把竹楼的妙处尽情铺陈出而又具体化了，而此中之人则是处于世内，游于物外，物我两忘，进入物我为一之境地。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人。卒谥文正，世称范文正公。有《范文正公集》。作为北宋初期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散文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代表作品有《岳阳楼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秋香亭赋》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这些名篇佳作中，或赞扬古人功成身退，不贪仕禄的高尚志节；或歌颂北宋边将组织百姓，抗击西夏人入侵的英雄业绩；或写景抒情，深有寄托。其中《岳阳楼记》一文，尤为人称道。它在成百上千的关于岳阳楼的诗文中堪称魁首。此文写于被贬之时，是应友人滕子京之约为楼写的记，言从楼起，但意在楼外，这就脱尽了前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它不仅写景状物曲尽其妙，炼词造句精警畅达，而且运思谋篇煞费匠心，新颖别致。作者缘物抒情，借情写意。其中迁客骚人的两种览物之情，是作者在文中着力渲染之处。前节写雨季登楼览物之情；后节写春晴登楼览物之情。迁客骚人的一悲一喜，尽管感情状态不同，实际都为以物之好坏而喜悲，其缘物生情是一致的。见晦而悲，想到的是去国怀乡，忧馋畏讥，正是仕途失意、人生遭难者的思想感情的反应；见晴而喜，则是受辱失宠后的一种自我解脱。但作者写岳阳楼的气象万千，叙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无不是为了发表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见解，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人赞曰："以圣贤忧国忧民心地，发而为文章，非先生其孰能之。"①由此，楼因斯文而声名益著，文偕斯楼而千古留存。

宋初先后出现在诗坛上有影响的诗人群体，是"香山派"诗人、隐逸诗人、台阁诗人。

"香山派"代表作家中，以王禹偁最有影响。他不仅文章写得好，诗歌也很有成就。由于他长期在地方上为官，对百姓的疾苦有较多的了解，所以他的诗同情民瘼，关怀国事，具有广泛的现实生活内容，如《感流亡》、《对雪》、《乌啄疮驴歌》等。这些诗或写因天灾而逃荒他乡的难民；或写冰天雪地之中挽车供边的民瘼、御敌的塞卒，并为无安边富民之计而深感不安；或辛辣作比，讽刺那些贪吏对百姓的搜刮。这一类作品，继承了杜甫、白居易诗歌的优良传统，对改变浮靡的文风，开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都有一定贡献。此外，王禹偁还写有不少流连风光的景物诗。他自称"平生诗句是山水，谪宦方知是胜游。"②《村行》就是他的景物诗中出色的一首：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乔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此诗写他谪居商州时的山行即景，表现了作者喜爱乡村风光和厌倦官场、怀念乡土的的感情。并且真切地写出了从"野兴"到乡思其间微妙的心

①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批注。

②　《听泉》。

理变化。此诗风格飘逸，淡中有味，得白居易、杜甫七律诗的精髓。另外像他的《移任长州县》诗，写江行所见与思乡之情："移任长州县，穷秋入水乡；江涵千里月，船载一篷霜；竹密藏鱼跃，云疏漏雁行。故园渐迢递，烟浪自茫茫。"诗中采用了白描手法，写得清新疏淡。

王禹偁的诗语言朴实通俗，不雕饰，有鲜明的讽喻现实的色彩，体现了他反对浮靡、主张实用与易道易晓的文学主张。但在他的诗中也表现出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作为勇于革新的诗人，虽想通过学唐人杜、白，另走一路，但当时并未形成文坛主流，其影响甚微，难怪他发出了"谁怜所好还同我"的沉重叹息。

①　他的这方面创作，恰恰是对抗当时的诗风，而不是代表当时诗风。

当时在文坛上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与之同时的隐逸诗人，特别是后来的台阁诗人，其影响更广。

隐逸诗人因师法晚唐贾岛、姚合，又被人称为"晚唐体"诗人。这些人中有寇准、潘阆、魏野、"九僧"、林逋等。除寇准外，或为隐士或为僧人。这些人自称"清世"隐士，或可称为"升平"隐士。这是与五代隐逸遗风，至宋有众多处士和皇帝对隐士青睐，尤其是北宋前期休养生息之后，百业兴旺，文人士子在经历求仕失意之后而隐等众多因素分不开的。这些诗人作诗题材狭窄，多写身边景物和闲情逸志。其诗风清淡秀雅，在某种程度上有廓清五代浮华文风的作用。寇准（961～1023年），北宋政治家、诗人。字平仲，谥号忠愍。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著有《寇莱公集》。他的一些诗句，意新语工，很有韵味。如"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①，"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雨麦秋时。"②，"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③。另外像潘阆的"极浦涵明月，孤帆没远烟。"④。魏野的"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⑤，"寻真误入蓬莱岛，香风不动松花老。"⑥。这些诗句都反映了他们隐居山林的生活和思想情趣。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林逋。林逋（967～1028年），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卒谥和靖先生。有《林和靖诗集》。他结庐于西湖孤山，布衣终身。曾自许"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相传二十年不入城市。他的诗为湖山写照，替花木传神。如"秋景有时飞独鸟，夕阳无事起寒烟。"⑦"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⑧"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疏。"⑨"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⑩尤其是《山园小梅》一诗，最为人传诵，它成功地传写出梅花清幽香逸的独特风姿，寄托着作者远离名利征逐，洁身自爱的情趣。其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

①　《赠朱严诗》。

①　《书河上亭壁》。

②　《夏日》。

③　《春日登楼怀归》。

④　《渭上夕阳闲坐》。

⑤　《书友人屋壁》。

⑥　《寻隐者不遇》。

⑦　《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

⑧　《宿洞霄宫》。

⑨　《小隐自题》。

⑩　《梅花》。

黄昏"之句，状物细腻，意境清幽。林逋的诗，以其对自然美的描绘和清冷幽静、闲淡深远的艺术风格，在宋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与前面两类诗人相比，当时宋初诗坛上影响最大的是台阁诗人，他们的唱和之作编为《西昆酬唱集》，为此人们将他们的诗歌称之为"西昆体"，将这些诗人称之为"西昆派"诗人。代表作家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这些诗人供职宫廷，在当时都是显赫一时的贵族官僚。台阁诗人由此得名。他们才华富健，在诗歌创作上，尤其膜拜李商隐。在给宫廷编书的余暇，凭借各自的工力，雕章琢句，摭拾辞藻，讲究声律，拼凑典故，迭相唱和，以为消遣。从涉及的题材来看：有写官场宫掖生活的，如奉和圣制、扈从纪游、奉诏述怀、赐宴之类；有歌咏历代君王故事的；有反映官吏们日常生活的，如别墅、小园秋夕、送别寄赠、偶怀之类；有咏物写景的，如咏唱柳絮、清风、樱桃、夕阳、鹤、萤之类。在这些题材中，有一定社会价值的是一些咏史诗，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前代君主的荒淫，并以此劝戒君王。其中也含有他们对现实的感喟。"西昆体"诗歌的出现，是针对唐末五代浮靡诗风而"首变诗格"。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后者没有前者那种善用典故，以至过分堆砌典故的品格，也没有那种刻意追求辞藻精美，以至于过分雕琢的特点。由于"西昆体"艺术上的精湛，语言的考究而使得这时的诗风更加典丽精美，而内容上却无多大变化。这也是后来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人起来要变革诗风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昆体虽是适应当时政治、经济需要而产生的"太平诗"。但西昆派诗人在宋诗发展上也作出了自己的艺术贡献，如抒情写景的纤细，创造意境的空灵，运用语言的声律、色彩、形象化以及注意诗的形式结构等诸多方面都有不可抹煞的功绩。当然，西昆派这种脱离社会现实的曼丽浮艳的诗风所存在的弊病和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它在当时竟为众多诗人所仿效，从而使"西昆体"的不足恶性发展，成为一种有害的倾向。这种流弊，影响到宋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于是就产生了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

（二）诗文革新运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宋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它是在北宋时期酝酿、发展和完成的。这是一次直接继承中唐新乐府和古文运动精神的大规模的文学复古运动。它是以"复古"为旗帜，来配合北宋政治变法形势的一次全面的文风革新。诗文革新运动的出现，对于整个宋代文学，不但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而且有创作上的示范意义，并由此开创了北宋文坛上新的局面。

从晚唐到五代，古文衰落，骈文复兴，诗崇华靡。这是由于后来的文人们未能全面继承和发展韩愈、柳宗元、杜甫、白居易的优良传统，加之社会动荡，兵连祸结，在此时局之下，一些文人深感前途迷惘，逃避现实，耽于享乐，于是内容空虚、形式华美的骈文、诗歌重又发展起来。宋初承继五代文风，轻淫侈靡，华而不实，追求声律。除了艳冶浮薄以外，更因五代时世动乱，"悲哀为主，风流不归。"①"气格摧弱，沦于鄙俚"②也成为这一时期文风的重要特征。浮靡的文风日益滋盛之时，出现了"西昆体"的诗文。这种文体的诗文，形式华美，内容空虚，是点缀升平的产物，而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实际，与北宋社会发展形势格格不入。北宋初年，经济暂时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社会也较为安定，因此，一部分上层士大夫便醉心于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吟风弄月。但宋代立国，先天不足，北有辽国，疆域未完，无复汉、唐帝国的宏大景象。立国后，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争逐步尖锐化。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外感国耻，内怀国忧，起而补偏纠弊，急切要求对文风加以改革。北宋统治者出于政治的需要，也要求变革文风。从仁宗时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到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在他们为大力振兴国家，进行经济、政治变革的同时，也要求诗文反映现实，以适合政治改革需要。范仲淹曾建议"敦促词臣，兴复古道。"①宋仁宗也二次下诏申戒浮文，提倡散体。王安石更是主张文贵致用，使其成为政治革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为之服务。另外，宋代理学的兴起，对文风的改革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要求用简便的文字宣传新兴的理学主张，对于讲究骈偶、堆砌典故、辞藻华丽、内容空虚的"时文"和西昆诗风，极为不满。他们的主张虽与诗文革新家的主张有很大差别，但在反对西昆文风上却是一致的。诗文革新运动就是在这种政治、道学、文学等各种矛盾交织的境况下，孕育发展起来的。诗文革新运动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酝酿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抨击五代以来浮华卑弱的文风。首举尊奉韩、柳古文传统旗帜的是柳开。他肯定韩、柳古文劝善惩恶、讽颂规戒的作用，提出了重道致用、尚朴崇散、宣扬教化等主张，反对当时华靡文风。王禹偁也主张取法韩、柳"革弊复古"，②认为创作应"远师六经，近师吏部"③，又说"篇章取李杜"，"古文阅韩柳"，④倡

①　范仲淹：《唐异诗序》。

②　四部丛刊集部：《小畜外集序》。

①　范仲淹：《奏上时务书》。

②　《送何逊书》。

③　《答张扶书》。

④　《寄题陕府南溪兼简孙何兄弟》。

导写作"传道而明心"的古文。①在语言上，则提出"句易道，义易晓"的主张。②强调韩愈文论"文从字顺"的一面。既反对语言的雕琢浮华，也反对古文运动内部的艰涩文风。他在创作上，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以其反映现实之作和清新悦目、平易浅近的语言风格，显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最初成绩。但是他们对文学改革的倡导，在当时影响不大。绮靡文风，仍然积重难返。继柳、王之后，以杨亿、刘筠和钱惟演为首的西昆派华靡的文风却开始泛滥。它与晚唐五代文风相比，虽都为华丽雕琢，并以声律对偶为工，但其实质却有重大区别。唐末五代文风反映了乱世的衰飒之气，"气格摧弱，沦于鄙俚"，"其体薄弱"，"悲哀为主"。③而西昆体和杨、刘时文却雍容华贵，典雅丰瞻，是适应太平时世需要的雅俗之音。对此，有感太平表象下危机四伏现实的人士，纷纷起而抨击。继起的穆修提倡为道而学文，讲求务实致用，极力反对骈文的章句声偶。他不顾流俗的诋毁，刻印韩、柳集数百部在京师出售，以提倡韩柳之文为己任。稍后的道学家石介，其基本思想大致与柳开一脉相承，他在《怪说》中，以激烈的言词，指名抨击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他甚至说"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从逾唐跨汉，上追三代之治的角度提出了文风改革问题，反对西昆体和时文的雕琢形式。这种卫道式的抨击，在客观上促进了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但他们在诗文理论方面未能提出有见地的主张，且重道轻文，除王禹偁外，创作成就都不高。

第二阶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高潮阶段，它以欧阳修为首的一大批作家出现为标志。他们在继续批判浮华文风的同时，发展了"道"的观念，主张诗文应有美刺，利于"风教"，还要关心"百事"，注重文的功用，继承并发展了简朴平易的文风。这一时期，统治者基于一定的政治需要，强化封建政权，缓和逐渐激化的国内外矛盾，下诏申诫浮华，提倡散文。范仲淹也在他的改革时弊政纲中，主张改革文风。这些举措，使得响应改革文风之士接踵涌现，显示出了浩大声势。李觏要求以文经世，反对拟古和"雕锼以为丽"。①尹洙以简而有法，辞约理精的古文为标榜，来摒弃骈文。苏舜钦反对以藻丽为胜，主张创作应表现人生，抒发"愉乐悲郁之气"，使统治者能因此而"知风教之感，气俗之变，以驰张其务。"②梅尧臣力贬浮艳堆砌恶习，重视比兴传统，"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③批评西昆诗风说："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④主张诗叙人情，状物态，意新语工，景与意会，达到"平淡"之高境。这些主张的提出，比柳开、王禹偁的主张，更加明确和具体。苏、梅以其特有的实绩，为诗文革新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抨击西昆体的同时，有意提倡古淡和豪放风格，以古硬治浮嚣，以自然去雕华，以淡泊矫辛咸，以崇健振卑弱，各自形成了豪放雄肆和清切平淡这

①　《答张扶书》。

②　《再答张扶书》。

③　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

①　《上宋舍人书》。

②　《石曼卿诗集序》。

③　《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

④　《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

两种不同的艺术特色。

在苏、梅之后，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在此运动中作出了自己的杰出贡献。他自觉地把诗文革新同政治改革相结合，使诗、文、文论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从而把这场运动引向了深入。他主张"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但他的"道"不是柳开、石介的圣人之道，也不是梅、苏的"美刺""风教"，而是"百事"。反对文士溺于文辞，"弃百事，不关于心。"①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②的那种空谈道德性命的风气，认为这是与古道利世泽民的宗旨相悖的。其复古明道应以忧天下为务，而不是只求个人"光荣而饱"。③对柳开、石介等人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这是与柳、石在明道动机上的主要分歧，也是贯穿宋以后士大夫人生观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欧阳修正是以此作为复古的根本目的。关心"百事"，忧念天下，以反映民瘼和愤世忌邪作为文学的主要职能，确定风骚在诗道中的正统地位，反对虚美的雅诗赋颂，这是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的基本思想。其针砭对象不仅包括杨、刘时文和石介等人，而且也指向了晏殊、宋祁等人的诗酒酬唱、歌颂升平之作。重视文学"忧治世危明主"的作用，这比唐人强调世治而颂，世乱而怨的观念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是与唐时古文运动所不同的，同时也是北宋诗文革新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欧阳修等人革新时风与文风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培养一代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思想，鲠直清正的品格，以及合于时用的才能。如果以通经学古来反对文章华丽，反倒造就了一批迂阔诞漫，以道求禄的文人，那就比文风华丽更糟，何况俪偶声病，只是艺术形式问题，也可为古道所用，而不能够采用简单化的办法来排斥骈偶。因此对杨、刘时文，欧阳修采取了一种通达的态度，与石介过激的言论完全不同。尽管他也反对"移此丽彼，以为浮薄的风气"，④但又认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①他还在《归田录》中称杨亿"真一代之文豪也。"肯定了其才学、工力，有优点长处可以汲取。他认为道可充实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张作文，须简而有法，流畅自然，反对模拟与古奥，重视触事感物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提出了诗歌创作"愈穷则愈工"②的著名论点，将忧思感愤兴于怨刺，强调作者的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赞赏李白。他首创了"诗话"这一评论的新体式。在他的《六一诗话》中有不少精辟的诗论、文论见解。他的这些诗文理论主张，对于诗文革新和作家们的创作无疑起着指导作用。不仅如此，欧阳修还以自己的诗文为一代文风的变革作出表率。他与苏、梅等人，将反映民瘼、讽刺时弊的古调歌诗与感遇兴寄相结合，或就现实生活所见抒怀感事，表现出救民膏肓、忧时济世的热肠；或在模山范水，酬谢赠答时取喻设譬，赞美不为势利所屈的志节，使对"百事"关心处，形于吟咏情性之中。他们更直接在诗歌中议论时事，揭露当时承平表象下的黑暗现实。尽管这种以诗论政的做法使本来就说理过多的宋诗更趋散文化，但在北宋前期文坛上一片优游闲雅的酬唱和颂圣明道的说教中，却以其深刻敏锐的洞察力，

①　《答吴充秀才书》。

②　《与张秀才第二书》。

③　《读李翱文》。

④　《与荆南乐秀才书》。

①　《论尹师鲁墓志》。

②　《梅圣俞诗集序》。

产生了警时鼓众的巨大影响。与诗歌相比，欧阳修的散文更能体现革新成果。欧文各体皆工，又富于变化和新创，因而能够成为一代文章宗师。其"纡徐委备"、"容与闲易"的艺术个性，不但为宋代散文形成平易简洁，委婉流畅的基本风貌树立了典范，启发后人去创造一家之特色，并从而改变了中晚唐以来因循韩柳之文的旧习，开创了北宋六大散文家并峙的繁荣局面。另外，他还积极改革科场积弊，并对应考文体进行改革，规定应试文章必须采用平实朴素的散文，对那种险怪奇涩号称"太学体"的时文，则坚决加以贬抑排斥。在努力提举后进的同时，将一大批新老作家团结在他的周围，特别是他推重王安石、曾巩和苏氏父子，作为诗文革新的中坚力量，这对于后来巩固和扩大诗文革新运动的阵地，对于北宋中叶以后诗文创作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使诗文革新运动在经历了高潮阶段之后，得以发扬光大。

第三阶段，是诗文革新运动成果发扬光大时期。这期间，王安石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新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张文章"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①，斥责"章句声病，苟尚文辞"②的倾向，继续批判徒事色彩的"时文"。曾巩、苏辙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发挥着骨干作用。作为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苏轼，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理论，特别是发展了欧阳修的文学理论的同时，也将诗文革新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提出诗文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③。强调文必立意，提出"述意"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史之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④其内涵的广阔性超出了道学家所言的孔孟之道，政治家所言的礼教政治的范围。苏轼很重视文学的艺术价值，一再指出文学本身犹如精金美玉，自有定价。在表现形式上，强调"辞达"，"使是物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于手"，⑤这是苏轼对于散文表现技巧的要求，也是对艰涩、浮华两种文风的批判。苏轼主张平易自然的文风，有意即言，意尽辄止，不要使人同己。他的许多著名论点，如"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①"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②另外像"胸有成竹"、"传神写意"、"诗中有画"等，都对当时创作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与柳开、石介的重道，王安石、曾巩的重世用相比，在文道关系上，苏轼更重文。他在欧阳修"事信矣，须文"③的基础上，指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④由重道转向重文，探求文学自身规律，这是苏轼对诗文革新在理论上的一大贡献。他的诗、文、词、赋，都体现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他培植的文学新人，"苏门四学士"以及陈师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后期著名的作家。

①　《上人书》。

②　《取材》。

③　《凫绎先生诗集叙》。

④　葛立芳：《韵语阳秋》卷三引苏轼语。

⑤　《答谢民师书》。

①　《金石萃编》卷一三九《泾阳县重修孔子庙记》。

②　《文说》。

③　《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

④　《书李伯时山庄图后》。

诗文革新运动的成就，以其理论建树和创作实践两方面的实绩，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在理论上，在唐代古文运动关于文道、文风、语言等方面改革的基础上，比较正确地解决了文、道关系，肯定了平易畅达的文风和易道易晓的语言风格。特别是欧阳修、苏轼的诗文理论，贡献尤为突出。这对于文论的发展无疑是推进了一大步。在创作实践上，涌现了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等一批散文大家，他们的散文有感而发，注重世功，鲜明体现了文道结合的主张，是反映现实的杰出之作。他们以其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和所建立起来的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风格，使得绮靡浮艳风气扫地以尽，并使奇句单行的散文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最终完成了唐代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革新。其影响所及，使得后世之人将他们尊称为"唐宋八大家"。在诗歌创作上，以王禹偁、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为代表的作家们，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们继承了前代风、骚的优良传统，以古文家们致用、崇散、平淡等理论主张来贯穿于诗歌创作，与骈丽、浓艳、艰涩相抗。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对南宋金元诗、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诗派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诗文革新运动，对词、赋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其影响所及，使词在题材领域、思想内容、表现手法的多样化方面，都与前不同，并产生了新的词风。在赋的创作上，突破了唐代律赋的严格的字韵限制，杂以散文句式，多用虚词，使律赋变为文赋。骈文也与过去的辞藻华美，堆积典故的文风不同，经过改造后，也变得平易可读。

北宋诗文革新的最后完成，意味着与政治革新密切相关、以扫荡浮靡文风为号召的文学革新运动到此结束，确立了有宋一代平易典要的文风。以风、骚为本的风雅观，以崇尚平淡古健的艺术标准，从此成为贯穿于宋元明清文论中的主导思想。

（三）欧阳修在北宋文学史上，欧阳修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曾官居显要，为人有气节，忠直敢言，廉正爱民，为时人所敬重。他不仅倡导了对于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对文学都具有积极影响的诗文革新运动，他还在散文、诗词、史传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为"天下翕然师尊之"①的一代文学宗师。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40　岁自号醉翁，晚年更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又自称庐陵人。卒谥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他一生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计有《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杂著十九卷。还有史书《新唐书》、《新五代史》等。

欧阳修出生于一个清寒的小官吏家庭，其先世显赫，但到其祖、父辈却家道中落。他幼年丧父，寡母郑氏对他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母亲的教导下，他学习刻苦，常借书抄诵，尤爱韩愈的文章。希望通过努力能够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相比肩。20　岁时中进士，累官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夷陵县令、太常丞知谏院、滁州知州、礼部侍郎、参知政事等。《宋史》称他"天资刚进，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之不顾"。因他为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而辩护和参与"庆历新政"的革新，仕途之中屡有贬迁。王安石行新法时，因政见不合，65　岁时以太子少师之职辞官退隐。

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一生写了500　余篇散文，各体皆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其文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议论、叙事、抒情"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①。

欧阳修自入仕途后，宦海沉浮40余年，在他的散文中，议论文所占比重最大，包括政论、史论、书序、书简等。这些文章有的是针对时弊抒论，有的是借古喻今，有的是因事寄慨，纵横议论、切直舒畅，却又不乏委婉变化之妙，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与高司谏书》一文，是欧阳修写于景祐三年（1036年）的一篇感情充沛、极富正义感的书信体散文。文中充分显现了这位血气方刚的才子初入仕途时正气凛然的风采。范仲淹因论时政得失，上《百官图》批评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进用多出其私门，而被贬江西饶州。为此，朝臣多言相救，而身为谏官的高若讷，不但不出面为之辩护，反而私下非议范仲淹的为人，趋炎附势，随人高下。欧阳修基于以上事实，援笔成文。文章虽是有意抨击声讨对方，但却并不一味地疾颜厉色，横扫一切，而写得从容不迫，条理明晰，鞭辟入里，充分体现了欧文的风格。文章一开始追述了作者对司谏高若讷的认识过程，列举了"三疑"，层层铺叙、推论，从而揭露了高若讷的"侃然正色"原本是一种伪装，作出其人为"非君子也"的判断，并间接地表达出作者对谏巨人格上的要求。接着为了进一步证明前一判断，作者通过摆事实，充分揭露他的"不道"的卑鄙言行和心理。并在有力的说理分析中指出，人性有刚强和懦弱之分，如果仅仅是胆小怕事，顾及名位和家庭，人们也不会

①　苏轼：《居士集叙》。

①　吴充：《欧阳公行状》。

过多地责备他。但趋炎附势，诋毁贤正却自鸣得意，就是"以智文其过"的"君子之贼"。并明确表示身为谏官，默默不语是有罪的，罪在"又欲欺今人"，又欲"欺后世"。这样"行道"，必将落得"他日为朝廷羞"的可耻下场。文章层层推进，层层揭露说理，环环紧扣，虽铺张扬厉，却无散漫零乱之感，踔厉风发，令人慑服。另外，欲破先立的表现手法，以及设问句使语锋突起，感叹词"噫"的妙用，也都为文章增色不少。与韩愈文的文势一泻千里，辞意显豁而决断相比，此文虽也充满激情，但却委婉曲折。人称"高司谏一书，发之最激，而亦不掩其往复百折之常度"。①在曲折条畅的行文中包含了揭露、谴责和讽刺。

写于庆历四年（1044年）的《朋党论》，是欧阳修政论文中的代表作品，历来享有盛名，为人称道。此文针对被罢职后的夏竦、吕夷简等人，在朝廷广造舆论，混淆视听，竭力攻击、诽谤主张新政的范仲淹等人引用"朋党"，并引起宋仁宗的疑惧而上奏章，来澄清是非，驳斥攻击，辩朋党之诬。对此"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①的陷害忠良的险恶用心，文章以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立论，反复阐明"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的道理。全文采用了对比论证的艺术手法，并多处转折，连用排比，使行文既迂徐有致，又富有气势且耐人寻味。文章一开头，就针锋相对地指出：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何故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由此，不仅可以看到作者逐步深入剖析的思路，而且可以感到对比手法的鲜明艺术效果。文章不仅从事理上进行对比分析，还引证大量史实，紧扣国家兴亡治乱与朋党的关系，进一步深入论证，起到了化深奥为浅显的艺术效果。文中不但批驳了吕、夏等人，同时也规劝了宋仁宗，使他能够接受历史教训，明辨君子与小人，进贤退恶。从政论文的论辩艺术讲，《朋党论》可谓宋文之典范。

欧阳修的史论散文也很有特色。如《纵囚论》评唐太宗"纵囚来归"之不近人情，不足为天下常法，在反复驳难中，把史籍所载之违背情实处揭露得淋漓尽致。他的史论散文的典范之作《五代史伶官传序》又是另一种风格。这篇抒情色彩很浓的文章，是作者仿照《史记》中"滑稽列传"的体例所写的一篇有关伶人传记前的序文。文章以总结性的笔调，围绕后唐庄宗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史实，以世事的兴衰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历史观作为立论基点，阐述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历史教训。并进而引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观点。清人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

①　陈北仑：《欧文选序》。

①　欧阳修：《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

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①文章先叙后议，前扬后抑，骈散兼蓄，特别是一组组简洁而强烈的对比，如人事与天命，盛与衰，得与失，难与易，成与败，兴与亡，忧劳与逸豫，从中渲染出了一种思辨的氛围。文中警譬的论述最为精采：《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载！其论述不仅对当时北宋王朝苟且偷安之人，是一深刻的告诫，同时还有启迪后人的哲理意味。

欧阳修的散文中有不少是为人写的墓志、祭文，这些多是很好的人物传记，文章写得一往情深，朴质醇厚，迁徐畅达，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如《祭尹师鲁文》、《祭石曼卿文》、《祭苏子美文》、《梅圣俞尧臣墓志铭》、《徂徕石先生墓志铭》、《黄梦升墓志铭》、《泷冈阡表》等。这些为亲友所写的文章，都能抓住人物生平的主要行迹，突出大节。不藻饰、不溢美，或叙事以见穷达，或借情以寄感慨。

《泷冈阡表》是此类散文中有代表性的佳作。作为一篇为其父母墓道撰写的碑文，文中深情地记叙了作者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母亲对他的抚养、教诲，以及其父为官清廉仁厚、表里如一的品德对他的影响。文中的人物描写极富特色，以不落俗套的间接描写的笔法，来烘托人物的思想性格。文中太夫人如叙家常的寥寥数语，其父盛德遗训可闻，其母贤达自见。描写细腻处，其父之"能养"，涕泣之声，音犹在耳；由"祭而丰"想到"养之薄"，由"今有余"想到"昔常不足"，人物的拳拳孝心，神形毕现。写其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的忠心尽职，忧虑民生、不苟于世俗的形象，如在眼前。尤其是"回顾""指而叹"细节描写，将其父对现实不满而却又无能为力的复杂心理和死之将至却不见儿子成材，只能寄望于将来的殷殷企盼之情，写得更是字字悲怆，句句传神。

为亡友而作的《黄梦升墓志铭》、《祭尹师鲁文》，在众多的悼亡友文中颇有特色。前文以简洁而纡徐的笔墨，通过记述作者自己同黄梦升的三次交往来展示黄梦升的三种不同境遇，而这三种不同的遭际，犹如三幅画图，典型地再现了黄梦升的一生。文中作者初遇黄梦升时，他是一个眉目明秀，饮酒谈笑，风流倜傥，志得意满的年轻才子，尔后再遇时，却是一面容憔悴，几"不可识"，以借酒宣泄，醉舞歌呼，屈居下位、穷愁潦倒的士子；第三次再见面时，除了出现像上次一样的痛摧肺腑的"大醉起舞歌呼"的场面，人已近绝望。至此，不仅人物栩栩如生展现在人们眼前，而且也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揭开了其灵魂深处的隐痛。一个有才之士，就这样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了，他身后所留下的是许多卷未被人知晓的文章。文中的记叙文字，充满了作者对友人怀才不遇而卒的深刻理解和酸楚的同情。文中的议论文字更是将这种感情表现得缠绵和痛切。清人刘海峰评说："此篇遒宕古逸，当为墓志第一。"①当可视为见仁见智之言。《祭尹师鲁文》是为政治、文学上的挚友、情同兄弟的尹洙所写。尹洙被诬告贬官困厄而死时，年仅46　岁。身后家无余资，子女皆幼。对此不幸遭遇，文章一开篇，其悲愤不平之气犹如

①　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选》。

①　《唐宋文举要》。

风雨波涛骤至，震撼人心：嗟呼师鲁！辩足以穷万物，而不能当一狱吏；志可以挟四海，而无所措其一身。穷山之崖，野水之滨，猿猱之窟，麋鹿之群，犹不容于其间兮，遂即万鬼而为邻。嗟呼师鲁！世之恶子之多，未必若爱子者之众，何其穷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颠斥逐，困厄艰屯，举世皆冤，而语言未尝以自及，以穷至死，而妻子不见其悲欣。用舍进退，屈伸语默，夫何能然，乃学之力。至其握手为诀，隐几待终，颜色不变，笑言从容；死生之间，既已能通于性命，忧患之至，宜其不累于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达，予又何悲！惟其师友之益，平生之旧，情之难忘，言不可究。

此中文字，一波三折，开合变化于转瞬之间。这样一个才志奇伟之人，天地之大竟无以容身。却落得个"与万鬼为邻"的悲惨境地。此中之义令人深思。而亡友生前超然大度的气节，在遭贬弃"困厄艰屯"，然却"颜色不变，笑言从容"，置生死于度外，知命不累，尤为光彩照人。作者对亡友的这种"穷达祸福"的精神境界的赞美之情，跳跃于字里行间，读之使人感慨良深。

在欧阳修的散文中，传记文《六一居士传》可谓别具一格。它没有叙述作者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而是由晚年更号的由来，说到自己的乐趣，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心情：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文章采用汉赋主客对答的形式，写得妙趣横生，比之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更显得跌宕多姿，含意隽永。

欧阳修散文中另一类有突出成就的，是写景叙事散文。这类散文或记亭堂，或写山水，或咏园林，取材广泛，其中有些篇幅重在抒发作者情怀，或在其中寓有较多的理趣。作者常从寻常习见的事物中翻出新意，发人思索，或由远处落墨，逶迤写来，突起转折，得出精警之论。如《峡州至喜雨亭记》、《岘山亭记》、《真州东园记》、《相州昼锦堂记》、《有美堂记》、《画舫斋记》、《菱溪石记》、《李秀才东园亭记》等。其中《丰乐亭记》和更为有名的《醉翁亭记》为此类散文的代表作。这两篇作品，同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当时执政大臣杜衍、范仲淹等人被斥为"朋党"，相继贬黜，他们推行的"新政"因侵害官僚利益，遭到守旧势力阻挠也告失败。欧阳修也因上书谏争被贬职，降为滁州太守。滁，水名，因水为州，宋时属淮南东路，州治在今安徽滁县。"醉翁"、"丰乐"两亭，一在滁州东南为原有，一在滁州西南为后造。

《丰乐亭记》一文，笔法甚妙。开头叙写建亭经过，依次逐一点出文题三字。尔后宕开一笔着力叙写与之相反的"五代干戈"，由战乱到治平，发起思古之幽情。并用三处提笔的笔法来突出正意。写古而为今张本，衬托今之"丰乐太平"，民众休养生息。至此作者将感怀收煞住，将写景叙文与人事紧紧相连。此处虽是也写"丰乐"，然而"丰"是"丰"年之"丰"，"乐"是"丰年之乐"、"与民同乐"之"乐"。与开篇的丰山美景可乐所点出的"丰乐"相异，"丰乐"二字未变，而"丰乐"二字的含义却在暗中变化了。从中表达了作者在安闲游乐于山水，欣赏四时之景中，也为百姓生活丰足，能和自己一起赏乐山水而高兴。文中这种灵活变幻而巧合成趣的笔法，收到了使文章主题得以升华的效果。另外，文题虽小，仅是给一小亭子作记，但内容却涉及百年治乱，进而推及居安思危，可谓小题大作，见微知著。后人评说道："记一亭而由唐及宋，上下数百年之治乱，群雄真主之废兴，一一在目，何等识力！"①而"小题大作，唐宋八大家文往往如此，惟欧公更有一种逸致。虽悲歌慷慨，而仍和平雍容，令人爱敬。"②如果说《丰乐亭记》表现了作者对社会安定，民享丰乐和忧深思远的思想，那么《醉翁亭记》则抒发了作者"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理想，以忘情物外，超脱祸福的态度来对待个人生活中的遭际。据《滁州志》载："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摹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其本，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由此可见其文影响之大。连批评极为严格的金代文学家王若虚也不得不承认它"条达迅快。如肺腑中流出，自是好文章。"③全文自始至终贯串一个"乐"字。文章由远及近，由大而小，层层紧缩，步步深入，通过对山色景物与醉翁亭的状写，铺陈出一幅优美的风景画面。在这里，作者不仅说明了"醉翁"亭的由来，和"醉翁"这两个字的真正涵义，同时也说明了他被贬滁州以后放情于山水的游乐生活，以及他对滁州山水景色的赞叹和陶醉。山间朝暮与四时的景物变化在作者的笔下是那样的清新优美：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如此美景，给不同的游人带来的乐趣也不相同。在以下的文中，可以听到与开篇中"醉翁"、"独乐"正相反的心曲，在各种人的、自然的音响交织起来的生之欢乐颂中，醉翁为一己不幸的不欢之情，已化为太守与民共乐，陶醉于朋辈的欢宴之中。人们与山水相融的欢乐之美，在作者的文字中被永恒化了。全文结尾，抒写了作者从醉翁亭饱游归来的愉快心情，这时，欧阳修才点明太守、"醉翁"就是他自己。而这三位一体，在经历了几重人格的喜怒哀乐之后，是唯一能清醒领会到上述各种欢乐的永恒及局限，成为跨越个人一己喜怒哀乐的人生境界的一个人。如果说韩愈、柳宗元犹用奇字、重字，善于选择或熔铸色彩强烈、新颖词语的话，欧阳修则是"唯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①文章的语言骈散相间，句式灵活。骈句写景，散句叙事，对仗整齐，声韵铿锵。21　个"也"字的创造性的连用，形成了一唱三叹的吟咏句调，显得生动活泼，清新别致。

作为开宋代笔记文创作先河的欧阳修，此类散文的代表作品是《归田录》，这些随笔琐记写得不拘一格，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而富有情趣。如《归田录》中的《卖油翁》，它用生动有趣的故事，说明了"熟能生巧"这个为事实证明过千百次的道理。文中陈尧咨的盛气凌人，卖油翁的泰然自若，两相对照，何等鲜明强烈。又如《冯道和凝》一文，冯道的滑稽，和凝的急躁，既引人发笑，又叫人生气，这些神态通过二人问答，展现得十分生动，颇具诙谐色彩，寄托着作者对五代时事的深沉慨叹。

①　沈德潜：《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

②　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

③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

①　罗大经：《鹤林玉露》。

欧阳修的赋，写得也很出色。作为以骈偶和铺排以及声律为形式特色的赋到了宋代以后，由于内容的空泛和形式上的矫揉造作，已走向没落，科举出身的欧阳修深明其弊，当其散文革新取得成功之后，又回过头来为"赋"开辟了一条新路。他的抒情小赋《鸣蝉赋》、《秋声赋》，音韵性强，多用比喻，同律赋相比，显得更加灵活自由，更趋散文化。其代表作《秋声赋》，是他53　岁时精心结撰之作。这篇赋保留了排比铺陈，词藻丰赡，字句严整，设为问答等古赋格局，写得灵动活脱，潇洒自然。作者在传统题材中，选择了新的角度，以无形的秋声作为描写和议论的对象，极尽渲染铺陈之能事，由景入情，融入了作者对自然、人生深沉的感慨。文章以比兴起笔，在动静对比中蓄成文势，引动情思：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文中从欧阳子夜读、闻声、惊听、感叹等一系列神情变化，以三个生动形象的排比，用有形之声来摹状无形之声，渲染烘托秋之由远逼近、不期而至的强大气势，将无形的秋声写得形色宛然，神秘可畏。在视与听的通感作用下，让人于秋的声响中去领略秋的意境和韵味。虽笔笔是秋声，但"秋声"二字却含而不露。进而写到秋色、秋容、秋气、秋意，这里使用了排比铺陈，状物拟人来着意描绘出暮秋的枯寂、萧瑟，草木零落，让人从中感受其生命的律动。显然这种状景带有特别的感情因素和寓意。从秋之肃杀，可领略"秋之为义"。实际上他笔下的这些景物，都是人世中的角色，他将现实中的强弱之别，善恶之争赋予了大自然。这正反映了他晚年的社会生活态度，因而当由草木、秋声论及到人生时，便集中地体现了他那养生全命，知足长乐的观念。自然界的盛衰枯荣，也可象征性地在人世社会中引为借镜。其思想指向更多的为老庄清心无为和消极悲观一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在那个时代人生的辛酸苦痛。本文的结尾写得很深刻，也很巧妙。文以"声起"又以"声"结，但这个"声"不再是"秋声"而是对"秋声"的反映。篇首的"冷寂"、篇末的"凄清"使得"意"和"境"有了应和。使得全文的感情表达波澜起伏，余音袅袅，收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它的问世，打破了六朝到唐代骈赋、律赋的模式，一变向来辞赋凝重板滞的文风，对文赋的发展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并直接启发了后来苏轼前、后《赤壁赋》的创作。另外，像他早期的《黄杨树子赋》，托物言志，歌颂了黄杨树质朴倔强的操守，"偏依最险之处，独立无人之迹"，"负劲节以谁赏，抱孤心而难识？"由极其平常、为人习见的事物中，写出了其独到之处，而很有特色。

欧阳修的散文承继了韩愈散文"文从字顺"，又避免了尚奇好异。叙事简括有法，议论迂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摇曳多姿，语句圆润轻快，在充分利用汉语语音的轻重的同时，创作出许多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和深富理趣、有浓郁韵味的散文作品。他的散文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从同时代的三苏、曾巩、王安石直至明代的宋濂、归有光、茅坤、唐顺之，清代的方苞、姚鼐等古文大家无不受其影响。

欧阳修的诗歌创作，影响虽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今存诗作860　余首。他的诗在当时被推为大家之作。在创作上旁搜远绍，对宋诗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诗深受李白、韩愈、孟郊的影响，同时又受到苏舜钦、梅尧臣的启发，在有意矫正"西昆体"的流弊中，逐渐形成个人的风格特征。宋人评其诗"欧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诗多平易流畅。"①他的诗不用僻典，不堆砌华丽词藻，不讲求奇巧对仗，语言浅明易懂，有一种自然流畅的风格。这是与当时盛行的"西昆体"诗所不同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在诗中发表议论，此举虽不始于欧阳修，但当把议论同抒情、记事结合起来，无疑扩大了诗歌表现领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对于五代以来的浮艳诗风是一有力冲击。然而由于说理的成分过多，对诗歌的形象性和抒情无疑是一损害。

在欧阳修的诗中，有一些是反映国计民生，抨击时弊，反对异族侵略的。如《食糟民》，诗中写百姓们种糯酿酒来供给官府，自己却"釜无靡粥度冬春"，官吏们不劳而获，却"日饮官酒诚可乐"。在鲜明的对比中，反映了两者的不平等，并对统治者"散糟以为德"的假仁假义进行了讽刺，同时在诗中也表现出作者作为一个正直官吏对百姓的疾苦的内疚与不安。又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在咏史中，用王昭君的故事来讽今。作者不屑拾人牙慧，善于翻出新意，推出己见，不落俗套。前一首诗，写"汉宫"不知边塞之苦。诗中写明妃思归作曲，然而"汉宫"却将其视为"新声谱"来供自己享乐，"遗恨"、"苦声"并未引起应有的反响。"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这正是作者对居安忘危，不事振作的宋朝君臣的谴责。明明是议论国事，但却只就琵琶"新声"而言，以小见大，有很强的艺术性。后一首写"和亲"之计拙。诗中警策于人的是"汉宫"对眼前的美丑尚不能辨，何言能明了"夷狄"之情，制定出对付"夷秋"之策呢？汉代的"和亲"与宋代的"岁币"，同是乞求和平，为计之拙正复相同。两首诗在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谴责的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其间叙事、抒情、议论杂出，转折跌宕，自然流畅，虽以文为诗而不失诗味。还有《唐崇徽公主手痕》一诗，也是借古言今的佳作。作者结合民间传说，为唐崇徽公主远嫁这一历史悲剧唱出了一曲饱含愤懑之情的悲歌：故乡飞鸟尚啁啾，何况悲笳出塞愁。青冢埋魂知不返，翠崖遗迹为谁留？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行路至今空叹息，岩花野草自春秋。

其诗格调不同一般之处在于对其个人悲剧加以政治上的思考，并指出产生悲剧原因。"玉颜"一联，有感现实，诘问尖锐犀利，对仗工整。作者的感情从怜惜、愤慨直至无可奈何的叹息。诗中两度由古及今的跳跃，使得诗情波澜起伏，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虽昆体之工者，亦未易比。"①另外，像《宝剑》诗，借物抒情，赞颂宝剑的忠勇品性，寄寓作者的忧国之心。《边户》诗在谴责宋朝廷的苟且偷安之举，不顾边民死活的同时，赞扬了边民抵抗外族入侵者的勇武爱国精神。《答杨辟喜雨长句》一诗，则反映了作者简政爱民的思想，指出"终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于蜂。"统治者的骄奢淫佚，横征暴敛，给百姓生活带来的痛苦。欧阳修的这些诗歌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数量不多，在这些诗中表现了一个正直士大夫忧虑民生疾苦，国家安危的进步思想。

欧阳修诗歌中占较多篇幅的是描写山水风光，亲朋之间的赠答，表现个人生活中行役谪宦之感的作品。如《晚泊岳阳》，写旅中思归之情：

①　叶梦得：《石林诗话》。

①　叶梦得：《石林诗话》。

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正见空江明月来，云水苍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辉，水上人歌月下归；一阙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

日暮钟声时，"城里"已是灯火阑珊，炊烟袅袅，作者却漂泊城下，闲卧舟中，一轮皓月悬于空江之上，江面云水茫茫，对一羁旅人来说轻舟短楫，疾去如飞的舟子"一阙"唱晚歌声，将引起多少思绪而令人聆"听不尽"。诗句句写景，然景中自有缕缕之情思，给人空灵蕴藉，意味深长之感。《戏答元珍》是作者被贬归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时，回赠友人的诗。作者选择了山城二月最典型、最奇特的景物铺开描写，恰似一幅山城早春画卷，别有韵味：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桔，冻蕾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人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残雪压枝，霜桔依然在树；惊雷行天，春笋行将破土。它使人于料峭春寒中见出盎然春意，于寂寞愁闷里依然可见乐观向上的情怀。全诗把迁客的节侯之感，思乡之情，谪居的寂寞，不甘落拓的洒脱交织在一起，从中表现出了作者处逆境而不屈的精神。对于此诗，作者颇为得意，自评道：""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若无下句，则上句何堪？既见下句，则上句颇工。文章难评，盖如此也。"①他的一些描写山水的诗，如《黄溪夜泊》、《下牢溪》、《劳亭驿》等，即景抒情，音节工整和谐，句法平易自然，呈现出平淡秀丽的风格。他还特别爱在山水景物诗中写自己的乐而不返，醉而忘归，"野鸟窥我醉，溪云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唯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②他还有些古体诗，虽然"以文为诗"，却在流泻奔放中兼顾了诗的韵律，如《庐山高》、《啼鸟》、《菱溪大石》等。另外他的咏物小诗《画眉鸟》，以其构思精巧，意味深长而广为人所传诵：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诗以清丽且富有弹性的笔触，写出了画眉鸟生动活泼的形象和美好的自然景物，从"金笼"与"林间"的形象对比中，流露出作者内心对无拘无束的自由美好生活的深深向往和追求。

欧阳修有不少诗句，用笔精细，讲求炼字、立意新颖，如"遥知湖上一樽酒，能忆天涯万里人"，"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③"柳絮已将春去远，海棠应恨我来迟"④"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⑤等。

欧阳修还有些诗是论诗诗，这些诗开创了宋代以诗论诗的风气。如《读蟠桃诗寄子美》、《再和圣俞见寄》、《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和刘原父澄心纸》等，诗中采用了很多形象生动的比喻，表现了他对诗歌艺术的精心研讨和深切的把握，其中包含有很多精辟的见解。

欧阳修的诗虽受韩愈、李白影响，但无韩愈的艰涩，也无李白的豪放，其诗风为平易自然。在表现手法上，他发展了韩愈以文为诗的手法，好用赋笔，散文章法，虚词入诗，又好议论。可以说，宋诗至欧阳修时已渐趋成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①　《峡州诗说》。

②　《题滁州醉翁亭》。

③　《春日雨湖寄谢法曹歌》。

④　《初至颍州西湖。。》。

⑤　《秋怀》。

（四）梅尧臣与苏舜钦梅尧臣、苏舜钦二人都是北宋中期著名的诗人，在北宋诗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们二人都参加了以欧阳修为领袖的诗文革新运动。时称"欧苏"或"梅苏"。梅尧臣主要是写诗，而苏舜钦除写诗外，还是一个古文家。梅、苏出身、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都经历了一条坎坷艰难的人生之路。尤其是仕途的多舛，使他们有机会接触社会现实，看到了社会矛盾和危机，因而勇敢地举起诗文革新的旗帜，要求恢复文学面向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在文学创作上，形成他们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梅尧臣（1002-1060年），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人。宣城汉时名宛陵，故世称其为宛陵先生。著有《宛陵先生集》。他一生穷困不得志，累试不第，曾作过主薄、县令等小官。中年后赐进士出身，授国子监直讲，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

梅尧臣早年的诗歌创作，曾受到西昆诗派的影响，后来诗风发生了变化，这是与他体察民情，关心现实分不开的。在创作理论上，他认为"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否则"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①提出要发扬以美刺为目的的现实主义精神，强调《诗经》、《离骚》的传统，在反对西昆派浮艳空洞的诗风的同时，还注重诗歌的艺术性，"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②用"平淡"反对西昆体的晦涩。并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③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艺术标准。这些观点的提出，表明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文"在梅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主张"文""道"有所偏废。既要注意诗歌创作形象鲜明的特点，又要注意到诗歌贵在意境含蓄的特点。人言"梅圣俞之诗，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屦，王公见之，不觉屈膝。"④他在创作上，一面向韩俞、孟郊学习，一面又从王维、孟浩然那里受到启发，并对毛诗也颇有研究。因此，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⑤梅尧臣的诗着眼于现实社会，力求用平常的题材与平淡的语言写出真实的生活图画。对于社会的积弊，战乱不断、灾害频仍和百姓的疾苦，都有比较深刻的反映。《陶者》诗，作者只用事实对照，不加评论，让人自下结论。通过对比揭露了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现实。作者把奔涌不平之气，巧妙地蕴藉在淡如口语的对比之中。这种看似朴拙的诗，却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聚蚊》诗，以吮血的蚊虫作比，从中见出官吏们的贪婪。《田家语》、《汝坟贫女》，是梅尧臣诗中颇有光彩的篇章，也是诗文革新的丰硕果实。前首诗通过农家人的口吻，反映了沉重的赋税、徭役、天灾和吏治的腐败，给种田人家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后一首诗，通过汝河边上一位贫家女子的悲怆控诉，描叙了一个由于征集乡兵，致使贫民家破人亡的事例，从中道出了北宋仁宗时，兵役过滥，使百姓遭受苦难的悲惨实况。《小村》一诗，以颇具形

①　欧阳修：《六一诗话》引。

②　《读邵不疑学士诗卷》。

③　欧阳修：《六一诗话》引。

④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

⑤　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

象的画面，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淮阔洲多忽有村，棘篱疏败漫为门。寒鸡得食为呼伴，老叟无衣犹抱孙。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藉论。

诗中展现了淮河地区惨遭水灾后的百姓所忍受的痛苦。作者通过一个小村人家的所见所闻，咏叹那些"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籍论"的穷苦灾民，不仅受不到应有的抚恤，还被荒谬的编入交租完粮的户籍。这类纯用淡墨，朴素无华的写实佳作，还有《岸贫》、《村豪》等。在这一类反映民间疾苦，揭露社会黑暗的诗中，梅尧臣与苏舜钦的激烈、大胆相比，显得蕴藉含蓄。这也许和他们的不同出身、经历有关，但他们在艺术上的不同追求，显然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

在梅尧臣的一些诗中，还表现出作者对国事的关心，以及对那些守旧腐朽官吏的讽刺、憎恨之情。如《襄城对雪》之二、《故原战》、《彼裂吟》、《闻欧阳永叔谪夷陵》、《闻尹师鲁谪富水》等。其中《猛虎行》一诗，近似一篇寓言。此诗借物寓意，以猛虎来讥刺当朝权臣陷害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忠良。诗中描述、渲染了猛虎张牙舞爪慑服赤豹封狼，使之趋附威势，"当途食人肉"。并以代猛虎设词，为食人之事做辩解，来揭露权奸之相。后人评此诗道："从猛虎的吃人逻辑出发，讽刺辛辣，为自古诗中所罕见。"①梅尧臣诗作中有不少写景之作，这些山水风景诗，以朴素自然的语言，清新淡雅的景物描绘，呈现出梅诗平淡的意境和含蓄的艺术特色。有的写景咏物诗还寄寓了深刻的哲理。如《塞草》、《见牧牛人隔江吹笛》、《晚泊观斗鸡》等。像这些意新语工的写景佳句："南岭禽过北岭叫，高田水入低田流。"①"悬虫低复上，斗雀堕还飞。"②"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③"鸠鸣桑叶吐，村暗杏花残。"④"迥堤遡清风，淡月生古柳。"⑤"不上楼来知几日，满城无算柳梢黄。"⑥这些诗句都写得形象鲜明、生动，浑秀朴美。作者在继承唐诗的传统的同时，又揉进自己特有的闲淡、工巧、舒缓的特色。梅尧臣脍炙人口的《鲁山山行》：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此诗作为五律诗，但不为格律所缚，写得清新自然，意境幽深，曲尽山行情景。将晚秋山间荒凉幽静之境，与寻幽探胜，返朴归真的欣悦之情，写得引人入胜，有一波四折之妙。颔联之句似信手拈来，十分传神，给人以幻变之感。颈联之句，互文见意，既点时，又写景。作者着意于"山行"者眼中的野景之笔，正是为了表现其自在闲静愉悦之心，野趣幽然之情。尾句"山行"者望云闻鸡啼的神态，及其喜出望外的心情，都跃然而出，历历在目。

①　朱东润：《梅尧臣诗选》。

①　《春日拜垄经田家》。

②　《秋日家居》。

③　《梦后寄欧阳永叔》。

④　《春阴》。

⑤　《吴淞江晚泊》。

⑥　《孙试毕登铨楼》。

方回《瀛奎律髓》评道："尾句自然，"熊""鹿"一联，人皆称其工，然前联尤幽而有味。"再如《东溪》诗：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短短蒲耳齐似剪，平平沙石净于筛。情景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

此诗抓住事物最动人的瞬间和最富于特征的形态，以简炼平淡的语句，勾划出事物的形象。既写出了一个清淡平远而又生意盎然的自然景象，又写出了一个恬静自得，不愿车马征逐，奔走钻营的人物心情。宋人胡仔说："似此句，须细味之，方见其用意"。①他的有些写景诗逼似王维诗作，如《醉和范景仁东轩》："树影落东墙，影微人已醉。休看枝上绿，但对眉间翠。"另外，在梅尧臣的诗作中，还有一些悼亡诗，写得感情真挚，有很强的感染力。这些诗以朴素凝重的语言直抒胸臆，表达对亡亲故友的敬慕和沉痛哀悼。如《晨起裴、吴二直讲过门云，风阁韩舍人物故，作五章以哭之》、《悼亡三首》、《书哀》，其中《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殇小女称称三首》（其一、其二）：生汝父母喜，死汝父母伤。我行岂有亏，汝命何不长！鸦雏春满窠，蜂子夏满房。毒螯与恶噪，所生遂飞扬。理固不可诘，泣泪向苍苍！

蓓蕾树上花，莹洁昔婴女。春风不长久，吹落便归土。娇爱命亦然，苍天不知苦。慈母眼中血，未干同两乳。

作为作者至情至性的流露，诗以直白式的语言，把伤悼幼女之情叙说得非常真切沉痛，将父母有生之日的永无穷尽之期的死别之悲，和着血泪托出，感人至深。

梅诗声名甚高，就连皇亲国戚都常以好酒来换取梅诗，其诗还远播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百姓还将其《春雪诗》织在弓衣上。南宋刘克庄则称梅尧臣为宋诗的"开山祖诗"。①可见其影响所及。

如果说梅诗"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的话，那么苏舜钦的诗则是"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②苏舜钦（1008-1048年），字子美，号沧浪翁，著有《苏学士文集》。

他祖籍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自曾祖时移居开封。出身于书香门弟、仕宦之家的苏舜钦，自幼即"喜读书，弄笔砚"③，年纪不大就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当时"学者为文多病偶对，独舜钦与河南穆修好为古文歌诗，一时豪杰多从之游。"④欧阳修曾说："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⑤，十分推崇他在诗文革新中的地位。他于27　岁中进士后，曾作过县令、大理平事等官职。由于他在政治上倾向于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派，多次上书论说朝政，触犯了权贵们的既得利益，而埋下祸根。后因进奏院祀神之事，而被诬陷削职为民。后避祸移居苏州，筑沧浪亭，隐居不仕。41　岁病逝于复官上任之际。苏舜钦在文学创作上推崇韩愈、白居易等人，他的文学创作以遭诬削职的"进奏院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①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①　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七四引。

②　欧阳修：《六一诗话》。

③　《苏舜钦集、上三司副使段公书》。

④　《宋史·苏舜钦传》。

⑤　《苏学士文集序》。

前期文学创作多与他的政治活动相联，大多以社会政治为题材，为文抨击时弊，可谓剖肝沥胆，义正辞严，其行文突破了骈四骊六的束缚。诗歌创作则是抒发他忧国忧民之情。与梅尧臣相比，在揭露社会黑暗上，更为大胆和直露，略无隐讳。如《感兴》（之三）、《己卯冬大寒有感》、《庆州败》、《蜀士》、《城南感怀呈永叔》、《吴越大旱》等诗篇，或揭露统治者阻塞言路、压制批评；或揭发军中赏罚不公；或指斥良师辱国之役；或将权贵们妒贤嫉能、排斥人才真象昭于人世；或深刻反映处于外忧内患中百姓的疾苦。而《送李冀州诗》、《寄富彦国》、《送杜密学赴并州》、《送安素处士高文悦》等诗篇，则反映了作者在国家面临外患的情况下，鼓励友人奔赴疆场的英雄豪气。正如作者在《吾闻》中所表达的那样：吾闻壮士怀，耻与岁时没；出必凿凶门，死必填塞窟。风生玉帐上，令下厚地裂，百万呼吸间，胜势一言决。马跃践胡肠，士渴饮胡血；腥膻屏除尽，定不存种孽。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斯时不见用，感叹肠胃热。昼卧书册中，梦过玉关北。

这种梦寐不忘抵御外辱，期望建功立业于边关的英雄壮志，在宋代诗歌中最早是见于苏舜钦的作品。

苏舜钦这种感伤时事，壮怀激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思，不仅在重大事件上有所表现，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触景生情，感慨成篇。如《宿华严寺与友生会话》、《升阳殿故址》，由史喻今，用以警醒宋朝统治者。《题花山寺壁》则以含意深长的诗句"寺里山因花得名，繁英不见草纵横，栽培剪伐须勤力，花易凋零草易生。"来喻人事。在《大雾》、《大风》、《扬子江观风浪》等诗篇中，作者以自然界的变化，来借景抒发愤世嫉俗、勃郁不平的情怀，表现他对清明政治的向往和民生多艰的关注。在《城南归值大风雪》中，展现了作者不向恶势力妥协的精神风貌：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缀我腮。天公似怜我貌古，巧意装点使莫偕，欲令学此儿女态，免使埋没随灰埃。。。不知胸中肝胆挂铁石，安能柔软随良谋！世人饰诈我尚笑，今乃复见天公乖。应时降雪故大好，慎无改易我形骸！苏舜钦后期文学创作与前期相比，由于隐居生活使他的政治视野受到局限，所写的诗歌内容，主要是寄情山水和闲居生活。但就是在这些诗歌中，仍不能忘怀于世事，梅尧臣赞之："其人虽憔悴，其志独昂昂。"①在《天平山》、《淮中风浪》、《秋雨》等诗篇中，有的是对于仕路坎坷不平、世态炎凉的感叹；有的是因自身遭际而对黑暗政治的讽喻；有的还寄寓着他的理想、排遣着不平之气。《奉酬公素学士见招之作》："。。秋风八月天地霜，千里明回草木焦。夕霜惨烈气节劲，激起壮思冲斗杓。岂如儿女但悲戚，唧唧吟叹随螳蜩。拟攀飞云抱明月，欲踏海门观怒涛。。。"这种愤世嫉俗不平之气，是他后期许多山水诗共同的思想倾向。其中虽还有豪爽、飘逸之气，但较以前表达含蓄得多。如《淮上遇便风》："浩荡清淮天共流，长风万里送归舟。应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沧溟始自由。"诗写得意境开阔，蕴含愤怨。《淮中晚泊犊头》是其著名的诗篇：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这是一首富有理趣，寄寓深刻的风景诗，"挥洒出之，全不见锤炼之迹。"

①　《读蟠桃诗寄子美、永叔》。

②诗中不仅使人看到春阴低垂的淮河两岸风光，又让人感受了作者内心复杂而真实的情感。苏舜钦另有一些诗作，则写得清新恬淡。如《夏意》，"树荫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又如《初晴游沧亭》"帘虚日薄花竹静，时有乳鸠相对鸣"。这些诗以精巧的构思、鲜明的形象，刻划出自然的妙趣和作者澹淡的情怀。

总起来说，苏诗风格雄健，感情奔放，叙写直率自然。显示出与梅诗委婉古淡、含蓄深远迥然不同的意趣。尽管二人诗风不同，但都力图矫正当时在西昆体影响下，诗歌追求错采镂金，雕琢浮艳而骨力孱弱的弊病。北宋诗风到梅苏又是一变，正所谓："自梅苏变昆体，独开生新"①。

苏舜钦的散文也很著名。如他的《答韩持国书》、《沧浪亭记》。前者作为一封书信，尽抒作者的肺腑之言，情理俱至，把封建社会里官场的黑暗险恶和人间世态炎凉，揭露得淋漓尽致。后者则是篇富有抒情色彩兼具议论内容的记叙文。文章从被贬斥后的抑郁苦闷写起，以较多的篇幅具体地描绘了沧浪亭的优美和作者置身其间的怡然情趣。使得人在千百年后披卷相对，如履其境。文末以切身体验，倾吐内心积愫，表达了作者的人生观。因废弃而自安，并从中洞见得失之理，颇有塞翁失马之感，从中给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做为颓废文风的反派，苏舜钦和柳开、穆修、欧阳修、尹诛等人，殊途同趋，积极倡导古文，对于挽转颓靡风习，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②　赵翼：《瓯北诗话》。

①　叶燮：《原诗》。

（五）王安石王安石在宋代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诗、词、文都有很高的成就。王安石的文学创作体现了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多服务于他革新政治的事业。他是继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之后，使诗文革新运动更为深入，成果更为辉煌的一人。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谥文，又称王文公。著有《临川集》。王安石出身于中下层官吏之家，自幼随父转徙于各地。早年的播迁生活，使他较早接触到下层社会，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的种子①。他少好读书，博闻强记，也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历任签书淮南判官、鄞县知县、群牧判官、常州知州、知制诰、参知政事等，并被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神宗时拜相，实行革新变法。因遭反变法派的猛烈攻击，两度离开相位。后退居江宁钟山（今江苏南京），筑半山园，潜心于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石忧愤病死。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他的散文雄健峭拔，简劲明快，包括书、表、启、传、记、序、杂著、碑铭、祭文、墓志等，大体可分为论说和记叙两大类。王安石文章的长处在于说理，即便在他的记叙文中，也含有较多的议论成分。可见他要求文章直接为政治服务的良苦用心。他的散文以论说文的成就最为突出。在论说文中，直陈己见，揭露时弊，议政说理，论辨驳难，无不写得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有极强的说服力。这首先得力于为文立意高远，思想深刻，析理精微，组织严密。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篇直接向皇帝陈述政见的奏议，洋洋万言，针对北宋中叶整个官僚政治制度的腐败现象，给以忠告，主张"改易更革"，提出法先王之意。文章具有措词大胆切直而又很有分寸；语气诚敬干脆而又富于鼓动性等特点。人评其文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惟贾谊《陈政事疏》"稍足分之"。②其中王安石那些杂文，如《原过》、《使医》、《兴贤》、《委任》、《闵习》、《知人》等，笔锋凌厉，字字着力，或正反对照、或引比连类，每于短小精悍、抑扬吞吐之中翻出层层波澜，寄慨良深。王安石的史评、人物论的文章，如《子立》、《鲧说》、《伯夷》、《读江南录》、《读＜孟尝君传＞》、《读柳宗元传》等，一反传统之见，发前人所未发。其中《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而抑扬吞吐，胜意迭出，尤为短文中的杰作。此文为王安石阅《史记·孟尝君列传》的读后感。文中驳难了关于"士"的传统说法，提出了"士"的高标准，并围绕"得士"与否进行论证。文章一波三折，一以贯之，不枝不蔓，开阖有法，结构严谨，极有气势。后人评道："凿凿共是四笔，笔笔如一寸之铁，不可得而屈也。"①"语语转，字字紧，千秋绝调"。②在他的驳难文章中，可见其所向披靡的锋芒，"半山文瘦硬通神"，"只下一二语便可扫

①　《宋史·王安石传》。

②　梁启超：《王荆公》第21　章。

①　华觉时等：《世界冶金发展史》，科技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选》。

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等简贵。"③如有名的《答司马谏议书》，是为变法事对司马光来信指责"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等问题的驳斥。文中没有感情用事，或讽刺嘲笑，或出语不恭，或自我炫耀，也没有面面俱到，在一些细节上饶舌纠缠，而是就几个关键问题，据理和对方辩论。只用了300　多字就有力地回答了司马光3000　多字的责难。虽然每条的批驳只是寥寥数语，但使人感到气足神完。诚如清末古文家吴汝纶评论道："固由兀傲性成，亦理足气盛，故劲悍廉厉无枝叶如此，不似上皇帝书时，尚有经生习气也"。④文末又以退为进，巧用反语，表现自己矢志新法，坚定不移。文章简古而不失疏漏，峻峭但说理透辟。

在王安石的散文中，记叙文占有较大比重。此类文章不重写景状物，铺陈点染，而属意于借端说理，载道见志。其记人、记事、记游散文各具特色。记人叙事的，如他早期的有名篇章《伤仲永》，通过神童方仲永自幼天资聪颖，因不后学而成为常人之事，意在警醒后人，知识才能并非天生不变，强调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此文先叙后议，叙事采用前后对比，先扬后抑的手法，并通过作者耳闻目睹的事实，来增强文章的可信性和说服力。王安石写的一些墓志碑文，都是很好的人物传记作品，文笔简洁老妙。这类文章多因事谋篇，不溢美、不虚诞，持论严谨，议论多于记叙描写，寥寥几笔中就能勾画出人物的精神面貌。有时还在碑志中借文生议，放言高论。如《处士征君墓表》、《葛兴祖墓志铭》、《王逢原墓志铭》等，都是王安石为那些默默无闻、沉沦下层的文人、中下层官员等小人物写的碑志。从而使他们的善行能昭显于世。另外，他有些祭文也具有较强的抒情特色。这在他的其他散文中是很少见的。文中感情的抒发，激情如瀑、劲气直前，任其纵横，情之所钟，爱则爱之极深，恨则恨之极绝，怒则冲冠，喜则欢颜。如用四言韵语写的《祭束向元道文》、《祭范颍州仲淹文》等，辞语古朴，情真意切，很有感染力。用杂言韵文写的《祭欧阳文忠公》，全文以议论张本，辅以简洁的叙述，采用迂回起笔之法，避开"悲"字作文章，从人生的宏观角度，对欧公的一生给予了很高评价。此种写法确是不拘礼俗又不落窠臼。其中有一段赞美文字：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以学术之精微，故形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奇。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在一连串的使人目眩心惊的比喻中，充溢着一种不可阻扼的气势，把对欧公的仰慕与缅怀之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此　文在当时祭欧公文中，最为杰出，是王安石少有的美文。

王安石长于议论的特点，在记游的散文中也有鲜明的体现。这与欧阳修、苏轼抒情议论并重，文字充满情韵的"记"体文有所不同。作为记游的代表作《游褒禅山记》，文章通过记游来言志，表达了他的理想、探求，富有哲理思辨色彩。此文以议论为中心，不注重客观景物的描写。前面的记游文字是议论的重要依据，使其议有所据，前呼后应，丝丝入扣。意在说明人生道路上要有远大理想，在治学问题上要有所创造，要"有得"，就必须"求思之深"，要有坚强不屈的意志，不盲从，又善于利用客观条件，才能达到"奇③　刘熙载：《艺概》。

④　《桐城吴先生全书》。

伟瑰怪非常之观"的境界。可说是"借题写己""穷工极妙"。①王安石的文章强调直抒胸臆，注重文学功用和论辩说理，文字力求简古。由于只注重其说服力而不注重摹写物象酝酿气氛，增强感染力，因而许多文章缺少文采和形象性。有枯燥单薄之感，缺少韵味。

作为文学家的王安石，取得很高成就的是诗。他的诗歌不仅量大，有1500余首，而且很有特色，自成一家。欧阳修曾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②的诗句来赞美他。他的诗歌创作，以熙宁七年（1074年）退居江宁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诗作多属于政治题材类诗，这是与王安石的政治生涯分不开的。他把自己长期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体验和感受，与渴望济世匡俗的抱负写进了诗中。这一时期他以杜甫现实主义精神为宗，在艺术上，近体多仿杜诗句法，古体则吸取韩愈诗健拔雄奇，多用议论的特点。主要作品有《感事》、《河北民》、《收盐》、《发廪》、《兼并》、《省兵》、《次韵和甫咏雪》、《酬王詹叔奉使江东访茶利害见寄》等。其中《河北民》堪称代表作。此诗明白如话，不用任何典故，用类似民歌的表现方法，把宋辽交界一带百姓的悲苦和盘托出。另外，他的《促织》、《秃山》二诗，也写得较有特色。其中《促织》一诗，诗中寥寥几句，通过蟋蟀来表现地主与农民之间的贫富悬殊，艺术构思十分巧妙。他的这些作品密切联系现实，抨击时弊，同情民瘼，内容比较充实。但在艺术上，大多直赋其事，议论过多，缺少形象性，也缺少意境与情韵。他的政治诗中还有一些抒发爱国感情的诗篇，如《出塞》、《入塞》、《阴山画虎图》、《西帅》、《送赵学士陕西提刑》、《次韵元厚之平戎庆捷》等。作品多反映百姓盼望统一，警醒世人不要忘记异族虎视眈眈的军事威胁。

王安石前期咏史、怀古为题材的诗作，也有很强的政治性。它们大都有感而发，寓意深刻。如《范增》、《商鞅》、《宰嚭》、《韩信》、《贾生》、《桃源行》、《乌江亭》、《杜甫画像》等，可称得上是"极有笔力当别用一具眼观之"。①其中，《明妃曲》二首，堪称代表作，历来脍炙人口。诗中一反过去描写昭君作品的传统观点，把描写的重点放在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及暗寓作者郁郁不得志的愤懑上；同时也讽刺了君王的昏庸，而有背于传统温柔敦厚的诗教。诗中注意刻画人物，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烘托、细节描写，可说是以小说和古文笔法写诗。其中别出机杼的议论，不仅一翻旧案，也突出了昭君楚楚动人之美。

这一时期，王安石还写了大量的羁旅、登临、赠别、悼友、咏物之作。

如《孤桐》"树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写高大的桐树，寄托其顽强不屈的精神。《登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登山写景，抒发高瞻远瞩的胸怀和远大的政治抱负。《葛溪驿》："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抒写天涯倦怀，病中凄苦的忧国、乡思。《示长安君》："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叙写别时手足之间的依依深情。《思王逢原三首》（其二）："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悼念亡友，追忆当年读书饮酒的豪情逸兴。另外如《旅思》、《题西太一宫壁》、《别孙莘老》、《送程公闢守洪州》、《寄王逢原》等，也都是有特色的佳作。

①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考古》1960年第3　期。

②　欧阳修：《欧阳文忠文集》卷五十七《赠王介甫》。

①　华觉民等：《世界冶金发展史》，科技文献出版社1985年出版。

王安石在艺术上为诗歌史作出较大贡献的是他的这些咏物抒情、述怀感旧、登山临水、酬答赠别的近体诗和他后期的一些抒情写景小诗。

王安石的后期诗作，在艺术上是以杜甫"老去渐于律诗细"为工，在对仗、典故、格律上精益求精，并且吸收了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黄庭坚曾评道："荆公之诗，暮年方妙。"①又说："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咏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②还有人评："遣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澹之中。"③严羽将此期诗歌称为"王荆公体"。④王安石的归隐生活所获得的新的生活素材，即新的创作对象，要求诗人必须寻找一种与之相适应的艺术表现方法，这就必然产生新的艺术风格。而进取与消极的思想，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他的暮年小诗的独特诗风，在这一点上他与魏晋或唐代名士隐者，有着根本区别。他远未做到所谓的"旷达"。所以在他的诗中既有歌颂新法的，也有借助佛理来解脱精神苦闷的诗篇。在他晚年的小诗中所表现出的矛盾和苦闷，正是北宋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常常在诗中曲折言志，抒发自己的情愫。如《北陂杏花》"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以花之纯洁芳魂，一无所玷，来倾吐自己高洁的情操。《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在赞颂梅花凌寒呈艳，播送暗香中，借梅自喻，寄托志向。他在诗中融注着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铸造着自己独特的意境。《寄蔡天启》："杖藜缘堑复穿桥，谁与高秋共寂寥。伫立东山一搔首，冷云衰草暮迢迢。"寥寥几笔，晚秋暮色苍茫茫的东冈之上，无边的冷云衰草之中伫立的杖藜老人形象，如在眼前。另外，《乌塘》、《柘冈》在对家乡的追忆中，融注着对已逝去青春岁月的眷恋之情。在他的寄情山水的小诗中，描绘了一幅幅冲淡宁静的画面。如《钟山晚步》："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槿篱竹屋江村落，时见宜城卖酒家。"《钟山即事》："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这些诗篇是那么的平和优美，空灵明净，人与幽静的自然似乎融为一体了。人们所熟知的《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泊船瓜洲》："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江上》："江上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这些诗篇，构思新颖别致，字句千锤百炼，体物细腻，善用色彩，备受后人推崇。虽然诗的现实内容减弱，但在艺术上，更臻于炉火纯青的境地。

①　陈师道：《后山诗话》。

②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③　《宋诗钞·临川诗钞序》吴之振语。

④　严羽：《沧浪诗话》。

（六）曾巩　苏洵　苏辙北宋中期，散文创作最为繁盛。继欧阳修之后，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相继驰誉文坛，以绚丽多姿的创作成就，发展着散文新局面。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其成就虽不及韩、柳、欧、苏，但在当代与后世也深有影响。他的文章写得含蓄典重，纡徐委备，醇厚平正，与王安石劲峭锋健的风格相比，迥然而异。

曾巩（1019-1083年），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人称"南丰先生"。谥文定，后世又尊称"曾文定公"。著有《元丰类稿》等。曾巩出身于世代为官之家，"二十岁能文，语已惊人"①，20　岁后，因其文才出众，受到欧阳修的赞誉奖引而身登仕籍。历任太平州司法参军、馆阁校勘、越州通判、福州知州、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

作为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他主张先道后文，继承了中国古代散文"重道"的传统。他的文章大多"本原六经"，②积极宣扬儒家的民本思想，重视民生疾苦，研讨治国之道，关心吏治，砥砺臣节，以修身为中心，以济世为目的。所以行文言不及道者很少。但其文并非板着面孔说教，常通过事实，阐明道理。为文自然淳朴，不注重文采，"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③他也常以古文自负。其议论文写得纡徐委备，近似于欧阳修的风格。曾巩行文多由远而近，由此及彼，由虚及实，层层铺垫，曲径通幽。如《寄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等。其中《寄欧阳舍人书》最具代表性。此文是对欧阳修为自己已故祖父撰写的碑文的谢简。虽是书简，却具列了很多深刻而且具有社会意义的议论内容。文章从具列铭志和史传文字的异同入手，联系社会上铭志文字"不实"的弊病及由来，强调铭文对社会教化的重大作用，然后慨叹在当时不良的风气下，符合事实，值得传世的铭文不可多得，又谈及具备何种条件，才能写出既"公"且"是"的铭志文字，这才转到本题上来，称颂像欧阳修这样的人所撰写的铭志，才会引发巨大影响。文章以多方转折，迂回曲折的手法，层层推进，行文节奏舒缓不迫却又波澜迭生，在短短的篇幅内，使所议之题得以拓展升华，堪称是小题目下面，作出了一篇大文章的大手笔。后人言："在南丰集中，应推为千古绝调。"①"纡徐""简奥"，曾巩文风的两大特色，在此文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曾巩的散文中，有不少是杂记类文章。如《宜黄县学记》、《拟砚台记》、《墨池记》、《齐州北水门记》，都是很有名的"记"类文章。议论部分往往在这类文体中也有喧宾夺主之势。这同曾巩"本原六经"的创作思想是一致的。《墨池记》是此类文章中的代表作。此文从题目限定的范围看，仅仅是给一处传说古迹树立一纪念性标志，事情又小得几乎微不足道。但作者却以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一件轶闻为由，记述墨池的处所、形状、来历，说明王羲之书法成就并非"天成"，乃是"以精力自致"的结果。并由此生发开来，勉励后学"欲深造道德"必须勤奋学习。其中还交待了写作此文的因由和州

①　《墓志》。

②　《宋史·曾巩传》。

③　《宋史·曾巩传》。

①　过珙：《古文评注》卷十二。

学教授扬善、劝学、立德的良苦用心。最后由墨池的足以纪念，再次强调成就儒学道德的重大意义。这繁达十余层的语意竟被包容于区区数百字中，其语言驾驭的卓绝才能不能不令人拍案惊奇。本篇作品就其思想立意而言，属道德文章，但全无古板的、强加于人的气色，而是从容温雅，循循善诱，使人们在追求审美愉悦的同时，从中受到深刻的道德熏陶。后世人们从文学审美角度对它的欣赏，大于对它的道德主题的重视，这也许是曾巩本人所始料不及的。然而审美是一种超越，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有意味的形式正是一种最高的价值。凡此都可作如是观。

和《墨池记》醇厚的风格不同的是《鹅湖院佛殿记》。此文一改曾文的文风，借题发挥，显露了锋芒。虽是应僧人绍元之请，为鹅湖院的佛殿建成所作的记。但有趣的是曾巩不信佛老，并且在记中不讲营造佛殿的僧众之勤，却大讲修建时间的社会背景，从天子到庶民都因用兵西方而劳心劳力，而佛教上层分子却大兴土木，建佛殿，挥霍财物，愚弄百姓。由此得出佛教对于国计民生不仅无益而且有害的结论。变颂扬之题意为辟佛之论。

曾巩记叙散文中写风景的极少，而《道山亭记》却是难得的写景篇什，不仅在曾巩散文中，而且在唐宋游记散文中，亦不愧为杰作。其中摹写闽地山川之险，笔力精妙，宛如图画。由于作者抓住了景物的特征，他笔下的景物，就不仅仅具有"形"、"相"、"态"，而且具有一种动态美。给人的是奇、险、美的感受。一般地说，平易自然的风格，于表现手法方面的特点是多用叙述、白描，而此文却调动了多种修辞手法，刻意摹绘。全文由景及人，既不寓情于景，也不发掘深意。与欧阳修《醉翁亭记》那千回百折，层层递进，腾挪跌宕，愈转愈深相比，此文平直自然，娓娓而谈，有柳宗元山水游记风格。

曾巩一生写了不少序文。尤以在馆阁中编校古书时所作的目录序，如《＜战国策＞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新序＞目录序》等纵论古今感慨深切之文，为人所称道。这类序文，风格上模仿刘向，写得醇实简洁，尤善于布置，能以简驭繁，从容深涵。其中《＜战国策＞目录序》是此类文章代表作。作为儒家学者，曾巩有很好的论风，当与该书原整理者意见相左时，能充分肯定其长处，讴颂"其说既美矣"。驳论时遣词相当委婉，充分表现了对前代学者的尊重。通篇没有自以为是的傲气，也无放言高论的慷慨，只是娓娓而谈，事理俱在，论理清晰。文中采用正反论证相结合的方法，正面以孔孟、二帝三王为例，以证明时势变化，易法可以，但先王之道不能改易，意在言谋诈不可用；反面以苏秦、商鞅、战国诸侯"亡其身"、"灭其国"的史实，亦言谋诈不可行。文中以"或曰"发难，以"对曰"平难：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说，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文章形式朴实新颖，关于禁止"邪说"，是"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以"的观点，很是精采，足资后世借鉴。

曾巩之文，自树一帜，在历史上曾备受推崇，为人师法。南宋的朱熹、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及至清代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都曾师法曾巩，且誉扬甚隆。明代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抄》时，将曾巩正式列为散文八大家之一，这更奠定了曾巩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在宋代六大散文家中，由于曾巩作为宋王朝的循吏，过于恪守儒家之道，使其不少文章缺乏强烈的时代感和创新精神。有时虽抒发点感慨，但多为持平之论，文采、情韵均不及欧、苏，也无王安石文章的精警之思和刚劲之气。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也能诗。由于为文所掩，因而不受重视。他的诗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得唐人神韵而别有风致。他的一些写景状物、清新可读的小诗，比较真实地流露出个人思想感情，如《城南》（二首）之一：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一番桃李花开尽，唯有青青草色齐。再如他的寓有深意的咏物诗《咏柳》：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他的这些诗，都可称得上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佳作。曾诗成就虽不及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但强于苏洵、苏辙。

唐宋两朝六百余年筛选出八位文章大师，而眉山苏氏一门就占了三位。

其中父亲苏洵（1009-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世称"苏文公"。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著有《嘉祐集》。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一文中称："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

苏洵早年不学，27　岁时才下决心读书。一年多以后，举进士及茂才异等皆不中。后尽毁其文，闭门苦读多年，学业大进，下笔为文，顷刻千言。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携二子进京，晋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对其《权书》等22　篇文章大为赞赏，认为即使贾谊、刘向之文，也并不比苏文好。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仿效，其文名大盛。当朝廷宣召他参加舍人院考试时，他托辞有病未试。后授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薄，参与撰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而卒。

苏洵是怀有政治抱负的人，在他的不少议论文中，反映着希图振兴宋王朝的心愿和革新政治的主张。在他的文章中尽管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如《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信用才将的主张；《审敌》揭露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苏洵为文深受《孟子》、《战国策》的影响，他曾在《谏论·上》里说："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这种博采众长的作法，使得苏洵的史论、政论大多具有论点鲜明、论据有力，善于用比，纵横恣肆，笔带锋芒的特点。曾巩评论他的文章说："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①苏洵的《权书》中的第八篇《六国论》，最见其笔力雄健多变的风格。

《六国论》一文，原题无"论"字，为后世选文者所增。此文借助秦并六国的历史题材，讽谏了北宋王朝妥协投降是自取灭亡之道，并指出战则存，赂则亡的深刻道理。在这里，作者决不是为评论历史而评论历史，他的文章全部锋芒几乎无不处处对准现实。作者用笔相当精炼，内容高度概括，而且在议论中包含着极大的感情力量。话说得十分含蓄婉转，同时又暗示得十分明确尖锐，从全文的布局来看，也收结得沉着有力。另外，作者在整篇文章

①　《苏明允哀辞》。

进行评论同时，又插入一些生动的叙述，引用一些形象的譬喻，如"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又如"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再如"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从而避免了枯燥呆板的毛病，使人在感其文逻辑严密，开合自如，无懈可击之时，又见其摇曳多姿，兴味无穷。欧阳修也曾言其文："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①可说是中肯之言。除《六国论》外，《仲兄字文甫说》作为一篇著名的文论，文中的铺陈排比，形象生动的妙喻，尤为精采。文章在描述风水相交的自然景观时，融进了作者对文章写作过程的看法。充分体现了作者崇尚自然，反对雕饰的思想。它是一篇在轻松自然中，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展示作者文章理论的佳作。

苏洵为文，"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综"，②不抄袭陈说，敢于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这正是苏洵能够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与《六国论》的纵横捭阖、驰说云诵的风格不同的，另一类文章的代表《木假山记》，则显得婉转曲折，言近旨远，充满理趣。作为一篇借物抒怀的"记"类小品，作者通过对木假山形成的曲折过程，及其造型中风骨神韵的生动描绘，隐寓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坎坷和艰难。对此，作者勉励人要像凛然不屈、独立不阿的木假山一样，具有这样的品格。联系苏洵一生的经历和志趣，就不难看出文章的寄寓之意，是以"木山"自比，"三峰"自况的。或者可以说"三峰"是以喻"三苏"凛然不屈，独立不阿的风骨。这正是本文所要表达的人生哲学和所要赞美的精神。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送石昌言使北引》、《张益州画像记》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

《送石昌言使北引》，是作者写给至亲好友分别时的一篇赠序。为避父讳作者将"序"改为"引"。作者为文之时，正值北宋朝廷政治腐败，国力虚弱，异族侵扰，一味妥协退让，连年纳贡，乞得暂时苟安的局面。而其亲友石昌言此时却受命使北。叙事主要服从于抒情。文章通过"间接记叙"的手法，来表达作者的肺腑之言。真切细致地写出了作者与昌言的相处过程中的亲身感受和昌言的为人，从而为后来的激励说理作出了情感铺垫。在作者以史为据告诫昌言要不辱使命，不辱国威，凯旋而归的言辞中，深深寄托着作者的殷切期望和爱国主义情感。文中由小及大，由远及近，疏密得体的写法，不仅使文章迂回曲折，层次分明，错落有致，而且收到情文并茂的效果。并成为宋文中文道统一的爱国主义杰作。《张益州画像记》则生动地塑造出一个清廉明智的封建官吏形象。此文通过蜀地百姓为张方平画像，以示纪念一事，歌颂了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业绩和宽政爱民的精神。并从中揭示了一个道理，统治者要想维护其统治，就得取得百姓的拥护，要想得到拥护，就得爱护百姓，取信于民而不能与之为敌。文章以文始而以诗终，浑然一体。作者有意这样安排结构，布局文章，不仅有一唱三叹的风韵，而且进一步深化了主题。另外，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评文述志，希望欧阳修荐引的内心隐情，通过婉转曲折的文字，得以展现。其中评述韩愈、欧阳修等人散文风格不同的文字，很富有文学批评的意味。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相比，

①　庄绰：《鸡肋编》卷上。

②　曾巩：《苏明允哀辞》。

此文从从容容，流畅婉转，极富宋人文章风味。

苏洵散文中最短的一篇是《名二子说》，文中通过阐释为二子命名的深义，来表达他对爱子劝勉的殷殷深情。字里行间闪烁着思辨和哲理的光彩：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文章构思别出新意，作者针对二子各自性格中的长处和弱点，借物喻人，阐述做人处世的道理，寄托着父亲的爱子之情。在苏洵看来，进则兼善天下，退则独善垂文。既为"天下之车"出力，又能善处于祸福之间，是最为理想的为人之道。在作者妙喻纷呈之中，说明了一个人的作用与国家大业的关系，以及完善道德、成就大业应当具备的才能和修养。由此也展现了作者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后来二子发生的事实，大体上均被言中了。沈德潜评此文说："文共八十一言耳，读之如有涛澜动荡，不可遏抑之势，大奇。"①苏洵之文"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②由此可见一斑。苏洵文以雄奇为主，纵横捭阖，老辣简奥，同时又有曲折多变，纡徐宛转之长。苏洵曾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③他是继欧阳修之后，为宋代文坛别开生面中突出的一个散文大家。

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字同叔，号颖滨遗老。又号栾城，亦称小苏。谥文定。苏洵之子，苏轼之弟。著有《栾城集》等。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与苏轼同科进士及第，累官尚书右丞，门下侍郎。为官之时，由于政治态度倾向于苏轼，不赞成王安石变法，以及后来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倾轧的波及，曾屡遭贬谪。后隐居许州颖滨，筑室曰："遗老斋"，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逝后追复端明殿学士。

苏辙平生深受其父兄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为仰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之说。其文学成就虽不及父兄，但也能独立自树而成一家。茅坤言："苏文定公之文，其镵削之思或不如父，雄杰之气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淡泊，道逸疏宕，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扬，而洲岛之棼错，云霞之蔽兮，日星之闪烁，鱼龙之出没，并席之掌上而绰约不穷者已，西汉以来别调也。"①"其汪洋澹泊，深醇温粹，似其为人。"②他在散文创作上的主张，与孟子、曹丕、刘勰、韩愈的"养气"说和"文气"说是不谋而合的。特别强调生活体验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这一主张在他的《上枢密韩尉书》中，有着充分的阐述。

作为书信体中的代表作《上枢密韩尉书》，是作者19　岁进士及第后，写给枢密使韩琦的。虽为干谒之求，却无卑下谄媚之情。文章翻空出奇，以后辈身份与当朝重臣论说"养气""为文"，并入情入理地表达了求荐之愿。其中文论颇有特色："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

①　《＜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名二子说＞评》。

②　曾巩：《苏明允哀辞》。

③　《上田枢密书》。

①　《苏文定公文抄引》。

②　刘大漠：《＜栾城集＞序》。

作者认为文章是"气"的表现。孟子充溢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即博大刚正之气是与他的文章的内容宽厚宏博，大小相称的。"养气"既在于内在气质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丰富的生活阅历。由此他赞扬了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这是把传统的侧重主观内在修养和从圣贤之籍中得到陶冶的"养气"说，同人生阅历相联结，论述颇为精到。文章结构谨严，从立论、证明到提出求见的愿望，都是建立在"为文"而不是"为官"的基础上，与开篇"辙生好为文"的出发点紧相呼应。虽如此但却有意在此而言在彼之妙。人评"篇中以激发志气四字，做个主脑，其行文错落奔放，数百言中有千万言不尽之势，想落笔时正当志气激发之后也。"①文势流畅婉转，骏发蹈厉，才气纵横。苏辙擅长政论和史论，如纵谈天下大事的《新论·上》、《上皇帝书》、《北狄论》，在分析时局时，都能切中肯綮。《六国论》、《三国论》等，都能针对时弊，以古鉴今。其中《三国论》，故作惊人之论，对刘备采取了尖刻的批评。其意在讥刺现实，暗指宋朝天子，其智勇皆不足，但又不能像汉高祖那样，能以自己的不足，招勇纳智，为朝廷所用。因而使朝廷一直处于虚弱境地。文章感时伤世的情调，溢于字里行间。此文虽观点深度不够，持论也有些偏颇，但却能言之成理，将议论层层推进，说理透辟。其文议论风生，使所议之人活灵活现："昔者项籍，乘百战百胜之威，面执诸侯之柄，咄嗟叱咤，奋其暴怒，然西向以逆高祖。其势飘忽震荡，如风雨之至。"将项羽威猛无人匹敌之雄风，凸现于人们眼前。此文虽无苏轼之文那样雄奇，却也有用心良苦、运笔巧妙之长。

苏辙的传记散文写得比较出色的是《孟德传》、《巢谷传》。《巢谷传》中所写的传主，是一出身寒微之人，苏辙肯为这样人立传，这在封建等级森严的时代实属不易。文章颂扬了巢谷一生重义笃志的人品，表现出作者对巢谷志节的崇敬和无力报答的惋惜之情。尤其是作者通过对比和衬托的手法，将其不愿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的人品和矢志不渝的大义大勇的情操，叙写得感人至深。《孟德传》则歌颂了一位浩然之气"发越于外"的神勇英雄。通篇围绕一个"奇"字运笔，活画出人物的奇性、奇行、奇遇。虽身在山林、各种野兽却对他都奈何不得。此非在猎奇，其意全在赞赏以浩然之气独立于天地之间，屡遭大难而不死的奇人身上那种无私无畏的磊落人格，从中说出了一个人生立身处世的道理。其中关于"气"的议论颇值后人深思。

苏辙的散文中的杂记文颇有文学色彩，语言冲雅淡泊。《东轩记》一文，通过东轩来记叙作者自己贬官后的小吏生涯。文字平易朴实，无半句言不由衷的官话。从中可感其痛苦而寻解脱的心路历程。在此类文中，景观记胜文的成就较突出。《庐山栖贤堂记》，景物描写逼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苏轼曾评此文道："子由作《栖贤堂记》，读之便如在堂中，见水石阴森，草木胶葛。仆当为书之，刻石堂上，且欲与庐山结缘，他日入山，不为生客也。"①文章前半部写景，后半部议论，以理入文，抒发作者虽身在贬中，但却具有朝闻夕死，积极进取的情怀。《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两篇最为有名，堪称为姐妹篇。它们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于汪洋淡泊中贯注着一股不平之气。《武》文主要是通过记述苏轼游山的乐趣和西山

①　《古文析义》初编卷六，林云铭评。

①　《跋子由栖贤堂记后》。

秀美的景物，反映了世间得失无常，"适意者即可为乐"的达观思想。具有一种清高自洁，超然物外的意味。此文与苏轼的《超然台记》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两篇文章在写法上却不尽相同，《超》文文笔灵动，更多遐想，《武》文却是直叙淡写，严谨平实。如写苏轼：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

在美好的回忆中，表露了兄弟之间情深意笃的手足之谊，及其兄的性格、风度。尽管兄弟二人都在贬中，字里行间却无悲酸惆怅之情。从中也可看出作者此时旷达乐观的心境。与《武》文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黄》文，其影响虽不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但却称得上"记"中的上乘之作。较之《武》文，显得气魄宏大，有文势汪洋、笔力雄健之称。此文以"快哉"二字作文章，以情驭景，将"快哉"之情，渗入处处景观之中。后面的议论又以前情为线索，作一波三折的正反推理，使建亭主人的"快哉"之情，有别于一般的文人墨客。作者的赞赏慰勉的友情也尽注其间。文中由披襟当风的的故事所引出的"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议论，其超然物外，不以荣辱为怀的旷达乐观的思想，表现了当时在政治上不得意文人的一种乐观人生态度，一种超脱感。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视作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和不屑。它对历代知识分子都有相当的影响力。

苏辙的有些赋也写得相当出色。《墨竹赋》是其赋中的代表作。此篇小赋，继承了汉赋体物写志的传统，而又扬弃其铺陈过繁之弊。语言简洁凝炼，寓意深邃。此赋以主客对答的形式，赞美了北宋著名画家文同画墨竹的技艺精湛高妙，含蓄隽永地颂扬了他高洁的人格与刚直纯朴的品德情操。从中也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情趣和审美理想。赋中采用了因情布景，借景言理，以景赞人的手法，将人、景、情、理四者熔于一炉，使内容显得蕴藉深厚，耐人品味。此赋以其文情并茂，辞质相彰而堪称宋代赋中的佳作。

北宋中期至末期，除几大家散文作品之外，也还有不少的散文佳作相继涌现。其中如周敦颐（1017-1073年）的传世名作《爱莲说》，借物喻人，表现了作者的坚贞不渝、洁身自爱的情操和志向，其情志对后来之士的处世作人有着深远的影响。司马光（1019-1086年）的《赤壁之战》等篇，叙事情节生动，细节描写逼真，人物刻画鲜明，是优美的传记文学作品。沈括（1031-1095年）的《正午壮丹》、《雁荡山》等笔记小品，描述生动，文辞精炼、情趣盎然。程颐（1033-1107年）《养鱼记》、《雍行录》等随笔小文，抒志言理，平易亲切，行文自然流转，文字洗炼。黄庭坚的《与王观复书》、秦观的《精骑集序》、张耒的《答李推官书》、晁补之的《新城游北山记》、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等文，或论文，或杂感，或记游记胜；或平易自然，或感慨情多，或理明辞畅，或寄托深远，各具特色而斐名于世。

三、北宋前期的词（一）北宋前期词坛词至宋代，开始进入繁荣鼎盛时期。北宋开国以后，经过休养生息，出现了"百年无事"相对安定局面。经济、文化得以发展，城市也恢复了繁荣。当时皇室、贵族和官僚、士大夫，标榜文治，沉溺于酣歌醉舞之中，以求欢娱。而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的要求也日益增强。因此，作为合乐歌唱的词，这种具有诗歌的艺术性，又有音乐的赏用功能的新兴文艺形式，继唐末五代之余，在宋代受到普遍的重视和应用而一时兴盛起来。上至皇室、达官贵人的盛典宴会，下到市井民间的娱宾遣兴都离不开词，朝野成风，"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①另外，不少社会上层人士，都是通晓音律，自制新曲的作词名家，这也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宋代初始，除了几位前代词人，降王降臣如李煜等哀吟绝代之歌外，宋人王禹偁、寇准、潘阆、林逋等，不过是偶尔填词，非为专工名家，作品主要是秀美清新的小令。其中林逋的《相思令》："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争忍有离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颇为有名。词采用了移情寄怨的手法，叙写离情别绪，深沉凝炼，具有一种民歌风味。作为宋代词坛的第一批作者，他们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寇准《阳关引》化用王维《渭城曲》和谢庄《月赋》入词，开宋人融化古代诗词句入词先声；潘阆《酒泉子》十首，开创了"组词"的形式；聂寇卿的《多丽》是先于柳永的长调。

尔后出现于词坛的，都是些以达官贵人为主的词人，如宋祁、范仲淹、晏殊、欧阳修等。他们的词作大都还没有脱出晚唐五代词的范围，题材比较狭窄，形式多为小令，风格婉约。但毕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

宋祁（998～1061年），字子京。祖籍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县）。谥景文，有《宋景文公长短句》传世。他的《玉楼春》词：东城渐觉风光好，穀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此词语句工丽，且雍容华美，有别于前代淫艳哀伤之作。"绿杨"一联，为其佳句，因此人称宋祁为"红杏尚书"。

范仲淹的词虽不多，仅存六首，但其词沉雄开阔的意境，苍凉悲壮的气象，与词的传统风格形成了鲜明对照。如《苏幕遮》、《渔家傲》：碧云天，黄叶地，秋声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高楼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燕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前首词色彩斑斓、意境阔远。词意由远及近，层层展开，描绘了秋天阔大的景色，抒发了词人离乡去国之愁。"碧云天"之句成为咏秋名句。元代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一折中"碧云天"，"黄花地"即由此化出，

①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称此词"前段多入丽语，后段纯写柔情"，"遂成绝唱。"①后首词为作者戍守西北边塞的生活体验之作。词的上片所表现的是荒寒苍凉的边塞秋景，景中有情，在景色的变异中寓意着作者难以言说的情怀。下片以抒情为主，体现了作者的爱国情怀，表现了要效法东汉窦宪，复土安边，勒石燕然，功垂千秋之业的雄心；另一方面又有万里念归的复杂心境。这种念归，不是单纯的游子怀乡之情，其间还渗透着壮志难酬，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化解的矛盾心情。"羌管"一句，以景衬情，触景感怀，潸然泪下，这既是思乡念亲的儿女之泪，更是功业无成、壮志难酬的英雄泪。这种将边塞诗内容带进词的领域的作法，使其成为北宋边塞词的先声之人。他的这些或写边塞秋思，或述羁旅情怀，即景抒情，沉郁苍凉，意境阔大，于温婉之中寓豪宕之气的作品，使之在北宋词坛独具风采。

在宋初词人中，有影响的是保持晚唐五代婉约风格的晏殊、欧阳修，人将其并称为"晏欧"，尊之词坛领袖。因他们都是江西人，人又称之为"西江派"。当他们力图摆脱花间词猥俗和浮艳词风时，主要接受南唐冯延巳雍容疏朗的词风影响，而这正投合了此时官僚士大夫的口味。

晏殊（991-1055年），字同叔，谥元献，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著有《珠玉词》。晏殊幼年聪颖，7　岁能文，被乡里誉为神童。14　岁时以神童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仁宗时，成为北宋一代太平宰相。政治上虽无建树，却以汲引贤才著称。作为朝廷重臣，诗文近于西昆派，典雅华丽。其诗名作有《无题》（又名《寓意》）。在词的创作上，人称晏殊为"北宋倚声家初祖"，①认为"宋初如王禹偁、钱惟演辈，亦有小词，。。虽有佳处，实非专家，故宋词应以元献为首"。②作为揭开宋词发展序幕的先行者，"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③虽受其影响，但身为太平宰相的晏殊，一生富贵优游，基本上是在顺境中度过的，与冯延巳身为乱世之相，生当南唐衰落之际不同，因而词作呈现出舒徐沉静、雍容华贵、温润秀洁、婉丽蕴藉的特色。他的作品多表现男女爱情，离愁别恨，咏物写景，歌舞升平，反映了贵族官僚阶层雍容享乐生活。他的词内容虽狭窄，却能以清丽的语言，表现真情实感。尤善于用精炼语句，将捕捉到的一刹那的情景、微妙细腻的感受表达得委婉而有韵致。晏殊词中除反映雍容享乐、歌舞升平之作外，也有一些写实之作，如《山亭柳》（赠歌者）：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花柳上，斗尖新。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漫消魂。衷肠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见采，不辞唱遍《阳春》。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

此词作于作者暮年知永兴军时，词作一反雍荣华贵，闲雅婉约的词风，变得激越慷慨，悲凉感人。由于作者仕途遭挫，使得感情与天涯沦落者相通。词中通过描写被损害、被污辱的歌女的悲惨命运，抒发了对朝廷不辨贤愚、不识忠奸，轻遣大臣的悲怨之气。

又如写征人思乡的《清商怨》：关河愁思望处满，渐素秋向晚。雁过南云，行人回泪眼，双鸾衾裯悔展。夜

①　参见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

①　冯煦：《蒿庵词论》。

②　吴梅：《词学通论》。

③　刘颁：《中山诗话》。

又永，枕孤人远。梦未成归，《梅花》闻塞管。

词中的悲凉哀怨，可以让人隐隐感到北宋边陲不靖，辽夏交攻，在歌舞升平的表象下，暗藏着兵连祸结，国破家亡的隐患。

在晏殊的词中，也有讴歌青春，吟咏大自然的清新脱俗之作。如《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作者以流畅轻淡的笔触，描写了暮春的迷人景色及天真少女的斗草嬉戏欢乐心理。词的上片，作者利用词的长短句的特点，着意表现了"碧苔"、"黄鹂"、"飞絮"的动态，既体现了词的语言上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又从视觉的角度表现了暮春的幽长和寂寥，暗示着春的恬静气氛，以及易使人产生淡淡的愁绪，从而更加重了春的神秘感。词的下片最后三句心理描写很有特色，形象而生动地展示了少女的纯真性格和按捺不住的喜悦心情。使人进入了一个妙不可言的境界，感受到春的存在和生活的温馨与美好。这一类词还有写越女采莲的《渔家傲》（组词六、八、九）《雨中花》（剪翠妆红欲就）等。

晏殊词中有着为数不少的感伤之作。表现为感慨人生的无常，哀叹光阴的流逝。这种在诗词之中，渗杂着的无计消除的躁动与愁怅，成为晏殊词乐景与悲情并存的特点。其中虽不免有士大夫寂寞衰迟之感，但更多的却是反映了人生的感触。晏殊词作中的忧生之感伤并非如他人之凄凄惨惨，而是在淡言浅语中，蕴藏着令人心动的凄凉与深沉的思绪。作者对大自然和人生荣枯盛衰极为敏感，集中体现在思故和伤别的题材上。如《采桑子》、《清平乐》：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衫酒容醒。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

春去秋来，往事知何处。燕子归飞兰泣露，光景千留不住。酒阑人散忡忡，闲阶独倚梧桐。记得去年今日，依前黄叶西风。

这两首词都于本题之外，强烈地透出了光景难留人生易老的哀叹，而"黄叶西风"的垂暮、"高楼雁一声"的凄清，又为这种哀叹设置了特定的氛围。而著名的《浣溪沙》一词：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一曲新词，一杯美酒，这是引起感伤的媒介，亭台依旧，天气如昔，这今昔无二的景色中，却蕴含着光阴和生命无可逆转的逐渐消逝。作者那种种难以名状的感情尽融于"似曾"二字之中。花谢已成追忆，春去难以挽住，使人在物是人非的特定环境中，从中细腻地感受到这宇宙无尽和人生有限的不可化解的矛盾。由于作者的这种感伤，融入了对某些人生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认识，因而又含有一定的哲思色彩。

另外，像他的《踏莎行》"春风不解禁扬花，濛濛乱扑行人面"、《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等词句。以疏淡闲雅之笔，寓含深意，而为人传诵。

由于晏殊在词的创作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因而对当时和后来词的创作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欧阳修除了散文、诗的创作以外，还擅长写词，在宋代文坛上是颇受人重视的词家。他的词在境界的开拓和抒情的深刻性上都超过了晏殊。今存词200　多首，数量上也超过了他以前的作家。不过与其散文、诗歌相比，内容要狭小得多。但论影响不在诗之下，南宋曾慥选《乐府雅词》，认为欧词为有宋之冠。他在序中说："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幼眇，世所矜式。""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①可见其对当代词坛的影响和在宋词发展中的地位。刘熙载《艺概》卷四云："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不仅如此，民间俚曲对欧阳修进行词创作也产生了影响。其风格以清疏隽永、蕴藉深厚为特色。他的词主要内容虽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等，但已摆脱了五代花间派的脂粉气，将词风从浮艳引向了清丽一路。在欧阳修的词中，大量篇幅是描写男女恋情的。与他的散文、诗歌大多态度庄重，很少涉及儿女私情相比，更多地披露了他的感情生活的另一个方面。他的词作很注重人们内心深处的描绘，汲取了冯延巳词写情深婉的精髓，不以铺金缀玉悦人，而以富有情致见长。这对后来的婉约词人秦观、李清照等人影响较大。如著名的《踏莎行》：候梅残馆，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词中所写征旅之人的内心感受纤细幽微，回味悠长。通过作者几处小景的描写，烘托出了人物的内心感受，梅残柳细，见出所见者细，草薰风暖，见出所感者微。面对此良辰美景，却分处两地，遥相思念。词中以春水喻离愁，使抽象的感情得以具体、形象而可感。游子越走越远，愁思也无穷无尽。正如眼中所见的春水，与心中所感的离愁，二者相合而一了。这种离情别绪的抒发，是由近而远，由浅而深，由短而长，犹如抽丝一般，一段段的引发出来，贴切而生动。下片可见思归之深。作者采用曲笔，不从"游子愁"出发，却以"思妇愁"落笔。由此使游子想象出对方思念自己的情态。有一笔写出两人之妙。并且相思之情随着游子的行踪的空间扩大而弥漫其中，从中见出盼归之切。人评末句""行人更在春山外"不厌百回读。"①此词充分体现了婉约词构思慎密，意境深，表达曲的特点。

他的另一首《蝶恋花》词，借助客观景物，层层深入地展示出深闺思妇孤寂落寞、伤春怀人的内心世界：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上片着眼于空间的氛围烘托。下片则从时间上选择意象。作者在词中以形象鲜明的语言，抒写思妇感情的多种变化，以象征的手法，借暮春黄昏、雨骤风狂的自然景象，展现楼头思妇被遗忘冷落的感伤心理。写出了一个感情缠绵、形单影只、孤弱无力的妇女形象。对于思妇独居时的心理体验，后来的李清照曾深有感触地言道："欧阳公作《蝶恋花》有"深深深几许，之语，予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阙。其声即旧《临江仙》也。"①由此见出院中居人与外界隔绝之深，寂寞苦闷之深。结句尤见工巧，"因花

①　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①　卓人月：《词统》。

①　《临江仙》序。

而有泪，此一层意也；因泪而问花，此一层意也；花竟不语，此一层意也；不但不语，且有乱落、飞过秋千，此一层意也。人愈伤心，花愈恼人，语愈浅而意愈入，又绝无刻画费力之迹，谓非层深而浑成耶？"②《生查子·元夕》，则用今昔对比手法，表现了恋人间的一往情深：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词的语言明白如话，既不俚俗，又无雕琢，于平淡之中，可见深婉之情，具有民歌的风味。词从追忆昔日相晤的欢乐，到现在人事已非的忧伤，通过花、灯、月、柳的同一景物在恋人感情变化所起的衬托作用，表现了缠绵悱恻的情思。历来被人认为是描写爱情的珍品。另外像《南歌子》还写出了新娘动人的妩媚和娇憨："弄笔偎人久，描花似手初，等闲妨了绣工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在有些词中，作者则直接抒发自己的绵绵情思，如《渔家傲》："天与多情丝一把，谁厮惹，千条万缕萦心下。"《玉楼春》："未知何处有知音，常为此情留此恨。"《蝶恋花》："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等。

欧阳修除了男女情爱，相思伤别词作外，还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如《玉楼春》："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渔家傲》："一派潺缓流碧涨，新亭四面山相向，翠竹岭头明月上，迷俯仰，月轮正在泉中漾。""霜重鼓声塞下起，千人指，马前一雁寒空坠。"最具代表性的，是用联章体写的十首歌咏颍州西湖风光的《采桑子》。这些作品，盖非一时之作，首句末三字均以"西湖好"领起，但取景角度各异，多侧面地再现了明媚的湖光水色，表现了作者流连光景，寄情山水的志趣。如其一：轻舟短棹西湖好，缘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作者以轻快活泼的笔调，细腻地描绘了春日荡舟湖上的感受。在这幅明丽而又清新脱俗的春日图景中，着意描绘了舟行湖上的雅趣。此词想象奇特，用语奇妙，静中有动，在有声有色的描写中，又具有典雅幽美的特色。再如其三、其四、其五等篇，湖上尽日飞舞的柳丝，长堤芳草，曲水逶迤，飞絮濛濛，笙歌隐隐，燕飞鹭翔，。。景色美不胜收。这些词语言精美，形象鲜明，格调清新，在当时同类词作中，均属上乘之作。

在欧阳修的词作中，还有一部分是写于词人两次遭贬前后的感慨遭际，伤时叹老之作。作者将对人材的惋惜，国事的隐忧，故地的怀念等，也都纳入了此类词的描写范围。这些词作同欧阳修的那些写景状物咏史诗作一样，拓宽了宋初文人词的题材领域，有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如《临江仙》的"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采桑子》："十年前是樽前客，月白风清，忧患凋零，老去光阴速可惊。"《圣天忧》："世路风波险，十年一别一须臾"。《浣溪沙》："浮世歌欢真易失，宦途离合信难期，樽前莫惜醉如泥。"作者在深深的感叹声中，难言的今昔之感，尽在不言中。但有些词却表现了作者的另一面。如《朝中措》："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采桑子》："白首相逢，莫话衰翁，但斗樽前笑语同。"《玉楼春》："便须豪饮敌青春，②　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先舒语。

莫对新花羞白发"这些词虽写韶华不再，眷恋往昔，但却无颓唐叹老，给人襟怀豪逸，乐观旷达，寓慷慨于狂放之感，词风疏隽。另外作者还将人生遭际，伤时叹老之感，寓于自然景象中，如《玉楼春》："残春一夜狂风雨，断送红花飞落树。人心花意待留春，春色无情容易去。"言近意远，发人联想。

欧阳修虽写有不少艳词，但以词写景、以词抒情，以词述怀咏史内容比较广泛，并时有慷慨豪壮之辞语。在形式上，多以小令见长。既有韦庄词的清丽俊雅，又有冯延巳的深沉委婉。他不仅拓宽了词的题材领域，以其清新隽永，蕴藉沉厚的风格，赢得了赞誉，还在尝试慢词的创作和口语化、俚俗辞语入词等方面，起了拓展性的积极作用。这些都表明词在宋初已逐步摆脱花间、南唐词的影响，向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和风格多样化发展。这也可以算是欧阳修在提倡诗文革新运动的同时，对词的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作为宋代婉约词派中出类拔萃者晏几道，比晏殊更工于言情，追摹花间而别具沉郁哀婉之风致。

晏几道（1030？-1106年？），字叔原，号小山。晏殊第七子，世称小晏，与其父合称"二晏"。存世有《小山词》。晏几道虽出身豪门显宦之家，却一生落拓不遇。"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士语，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①此"四痴"，反映出他耿介自守，独持清节，不为时流所动的磊落尚气的思想性格。他不仅人品出众，而且学识超群，早露才华，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中，"声名九鼎重，冠盖万夫望。"②颇有影响。面对时局变化迭起，党争纷乱，幸进者因缘升腾，知机者钳口避祸。他既不趋从旧派，也不攀附新党，超然旁观，不愿卷入其中。虽有救时济世之策，当权者既不能用，他也不愿为其所用，而陆沉下位，沦为风尘小吏，远官外州别郡。累官监颍昌许田镇、通判乾宁军、开封府推官。由于其仕途蹇仄，生活流徙不定，家境日趋窘困，晚年颇为凄凉。由于身经盛衰荣辱不同的环境，因而颇多感伤惆怅之作，以寄托情怀。所以对现实的不满与怒愤，也就成为晏几道后半生的主要思想特征。

晏几道作词，继承了温庭筠、韦庄、冯延巳的风格，同时又受其父晏殊的影响。但晏殊身为富贵宰相，而小晏则"以贵人之子，落拓一生"③，道路迥殊，词作自然有别。小晏词对昨梦前尘的回首，使他的词风更近李煜。其词作为婉约词的一种丰富和发展，"工于言情，出元献、文忠（欧阳修）之右，。。而措词婉妙，则一时独步。"④小晏词基调凄婉低徊，感情哀伤浓郁，语言自然清新，在抒情深度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独具一格。他的言情词，最大特点是一"纯"字，充满了痴气，毫无雕琢藻绘，"秀气胜韵，得之天然"⑤因而与李煜、秦观并称为三大纯情词人，在中国词史上有很大影响。

①　黄庭坚：《小山集序》。

②　黄庭坚：《次韵答叔原会寂照房呈雅川》。

③　夏敬观：《小山同跋尾》。

④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⑤　况周颐：《蕙风词话》。

小晏词大多为五、七言的小令，造语精炼工巧，加之善于融化前人诗句词意，来抒发情怀，所以又是在宋代词坛上以小令独擅胜场的高手名家。小晏词篇，大多产生在歌舞酒筵中，所以男女爱情，悲欢离合，四时景物等传统题材，是其主要内容。

小晏在浮沉歌酒，排遣着内心幽愤的同时，对那些与他过从甚密的年轻女子音容笑貌、婉转温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因此，繁华遽逝，景境顿殊，无穷的别情离愁和追怀眷念，就在他的词中有着强烈和集中的体现。这些词也是他写得最好的作品。如《思远人》：红叶黄花秋意晚，千里伤行客。飞云过尽，归鸿无信，何处寄书得。泪弹不尽临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

怀人念远，临窗滴泪是常情；滴泪研墨，泪墨作书，则见痴情。明是为泪湿红笺，泪墨模糊，却说情深红笺为之无色，则尤见巧思。陈廷焯《词则》赞曰："就泪墨二字，渲染成词，何等姿态"！

由于现实不如意的缘故，小晏特别善于作"梦"词，其言"梦"之词多达40　余首。如《鹧鸪天》（小令尊前见玉箫），以樽前相见到归来后的春夜寂寥写起，然后引出梦境，由实入虚。表现了作者好事难再，聚散匆匆之情。词末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作结。道学家程颐闻此亦笑而赞道："鬼语也"。而《蝶恋花》（梦入江南烟水路），则先从梦入烟水江南写起，然后转写梦后的惆怅，从虚到实。在这些词中，闪烁着迷离飘忽的神秘氛围，浮现出虚幻多变的境界，有着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这种忆情入梦词的代表作，当推《临江仙》、《鹧鸪天》二词：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彩袖殷情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霄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前首词以倒叙法，由近及远，略去人物细貌，只以"两重心字罗衣"，来衬出难忘的人物形象，突出"琵琶弦上说相思"和明月之下"曾照彩云归"的情景。在今昔对比中，突出了别后寂清的氛围。后一首词，将作者过去以梦为真，将梦似真；今天却是以真疑梦，将真似梦的复杂心理变化，描写得非常细腻传神。其中"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之句，以其工丽尤为人所称道。它再现了旧日通宵歌舞欢宴的典型场面。此词曾被列为宋金十大曲之一，传唱甚广。

在北宋词人中，张先算不上大家，但是在当时却很有名。晏、欧上承晚唐五代遗风，而柳永则下开北宋中后期词坛的新路，张先的词既不同于晏、欧，也不同于柳永，而是传统与拓新二者之间转变的桥梁。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言道："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则为温、韦，为晏、欧，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则为秦、柳，为苏、辛，为美成、白石，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子野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尽古。自子野后一千年来，温、韦之风不作矣。"

张先（990-1078年），字子野，乌程（今浙江湖州）人。著有《张子野词》。他少时即有文名，41　岁时与24　岁的欧阳修同榜中进士。尔后开始了他的中小官吏生活，官至尚书都官郎中致仕家居。此后常往来于吴兴、杭州之间，过着垂钓和作诗赋词的悠闲生活，常与苏轼等文人名士登山临水，吟唱往还，直到逝世之年尚有词作。

张先以词名，他的词沿袭宋初婉约派词风，其内容多为反映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和男女情爱，但却别具一格。在词的创作上，他不仅善写小令，还是宋代一位较早写有一定数量慢词长调的作家，对宋词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与稍后的柳永相比，就词的题材、形式而言，不如柳词，同时在长调的数量、质量上也有差距，缺乏铺叙、组织结构的工力，写长调"多用小令作法。"①张先词被人称道的还是那些情调清新活泼和含蓄深婉的小词。有写歌女的《千秋岁》："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菩萨蛮》："纤指十三弦，细将幽恨传"；有写闺怨的《一丛花令》："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由此获"桃杏嫁东风"郎中之誉。其中较有特色和代表性的如《菩萨蛮》：牡丹含露真珠颗，美人折向帘前过。含笑问檀郎：花花强妾貌强；檀郎故相恼，刚道花枝好，花若胜如奴，花还解语无？

词中人物的音容笑貌、爽直泼辣的性格，写得传神且饶有风趣。又如《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作为张先的晚年之作，以其饱含情致的笔墨，描绘了一幅江南寒食节的风俗画。其中末二句"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向来为人所称道，杨花之无影的神韵，正得自于作者所营造的那份空灵自然、迷离朦胧的美妙意境。张先对自己词作中那些精工的"影"字句是颇为得意的。"有客谓子野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为"张三影"。。余平生所得也。"①因其词里有"云破月来花弄影"，②"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③"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④而自称之。不过也有人认为他的"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⑤"楼头画角风吹醒，入夜重门静。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鞦■影"⑥之句更佳。王国维曾在他的《人间词话》中评论道：""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他的慢词代表作是《谢池春慢》，内容为叙一时之遇，抒发爱慕而难以相偶的怨情。张先词在艺术上可取之处在于含蓄工巧，善于锤炼字句和营造意境。

①　夏敬观手批：《子野词》。

①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引《古今诗话》。

②　《天仙子》。

③　《归朝花》。

④　《剪牡丹》。

⑤　《木兰花》。

⑥　《青门引》。

（二）柳　永北宋前期，承续唐五代余绪，反映贵族阶层雍容享乐的生活，大作文人雅词，词风婉丽蕴藉的代表作家是晏殊、欧阳修，而与之不同的另一追步唐代民间词风，以浅近平直的语言，反映市民阶层生活情趣，表达都市生活感受的社会下层的天才作家--柳永，却把词引向了新的发展方向。他以慢词为主要体式，来进行抒情、叙事、写景、状物，将这种文学样式发展成为与小令双峰并峙的新局面，并对后来的通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柳永以他自己对宋词的突出贡献和影响，成为宋代词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柳永（987？-1052年？），福建崇安（一作乐安）人。原名三变。字耆卿，一字景庄。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著有《乐章集》。柳永出身于官宦之家，少时　聪颖，谙识音律。柳永为人风流倜傥，不拘礼法，有浪子作风。早年在汴京与"狂朋怪侣"过着"暮宴朝饮"的生活，又"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①因这些词，不为正统观念所容，虽有才气，两次应试皆不中，仕途极不得意。据宋人笔记载，一次参加汴京考试，因其《鹤冲天》"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为宋仁宗所不喜，批道："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由此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浪迹于汴京、苏杭等地。当时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迅速增长，出现了很多舞榭歌楼，朝野上下竟为新声。在柳永长期浪游生涯中，他常出入烟花柳巷，与歌伎们相往来，应教坊乐工、歌伎之请，用当时的俚俗口语为他们创作了大量适合于歌唱的慢词。大约中年以后，困顿潦倒，为谋求生活出路，改名柳永，又参加进士考试，中进士后，做过睦州推官、定海晓峰盐场盐官等。官至屯田员外郎。后穷困而卒于润州（今江苏镇江）。相传他死后还是由群妓合金安葬的（一说为王和甫出钱葬之）。以后她们每年还多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为他举行"吊柳会"。作为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词人，柳永本人也成为后来文人创作的一个题材。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词人。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精晓音律的文人士大夫，由于遭到封建统治者的白眼，才学得不到施展，故而致力于词的创作。由此倒因祸得福，成就了一代杰出词人。当然这也是同当时"竞赌新声"①，"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柳）永为词。。"②所紧密相连的。他的《乐章集》里有词210　多首，其词不仅可吟诵，而且还是唱本，故名为《乐章》。柳永作为长调（慢词）的倡导者，是北宋诸大家集子中，保存长调最多的一个。他改变了词的体制，并使其有所发展，使词能够容纳更多的内容。在词体的创造上，柳永敢于"变旧曲"和"作新声"。③他常常取同一词调之小令者，大大增加其字数，使之成为中调和长调。如《长相思》本36字，柳永则变为103　字；《抛球乐》40　字则变为188　字；《浪淘沙》本双调54　字，柳永则变为三叠144　字；其最长者《戚氏》（三叠）多至212　字，这是前所未有的。所谓"作新声"是指其自创新调。由于柳永大量制作慢词，创制长调，使"新声"广为流传。此后新兴的慢词受到社会重视，多篇佳构

①　吴曾：《能改斋漫录》。

①　宋翔凤：《乐府余论》。

②　叶梦得《避暑录话》。

③　李清照《词论》。

蔚为大观，宋词进入了以慢词为主体的新阶段。

从柳词的源流来看，他取于当时民间广为流传的市井新声，是以通俗浅近为特征，而更近于敦煌词一路，并在此基础上加工提高成旖旎多彩的新曲。虽一些评家认为其词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却受到大众的喜爱。"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④并远播西夏、高丽等地。⑤柳永词作中，写得最为成功，并且影响较大的是描写羁旅行役、离愁别恨之作。他是将汉魏乐府古诗的游子思妇题材，与晚唐五代以来词中男欢女爱、离愁别恨的描写结合起来，而独标一格。同时他还吸收了六朝小赋的表现特点，创造了层层铺叙，恣意渲染的艺术手法。柳永的这类题材的词作，是与他所处的生活时代，及其独特的生活遭际分不开的。仕途的不得志，及其流浪生涯，使他在很多词中表露了怀才不遇的思想和流落江湖的离情别绪。正如他自己所言；"念荡子，终日驱驰，争觉乡关转迢递"①，"游宦成羁旅"②。这些漂泊不定的生活，更易触景生情，引发离愁别恨，悲戚之感，如他的《八声甘州》、《雨霖铃》词：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霄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前一首词，作为著名的离别乡思词，全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委婉曲折，虚实相间。其中双声叠韵用得极多，双声如清秋、凄惨、关河、冷落等；叠韵如长江、无语、栏干等，声调时而悲咽，时而嘹亮，表现了词人曲折波澜的情感。特别是"渐霜风凄紧"之句，景色苍茫辽阔，境界高远雄浑，写尽了主人公的宦游滋味和难以排遣的归思。苏轼为此惊叹不已道："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①。柳永的"长调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劲之气，寄奇丽之情，作挥绰之声"②，这一特色在此词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后人于此词句多有借鉴。后一首词，是抒写离愁别绪的典范之作，为宋、元时期流行的宋、金十大曲之一。此词主要通过环境氛围的渲染，典型的细节描写，人物心理的刻画，织就了一张细密的离情别绪之网。将别前、别时、别后这种难割难舍之情，坦露而又不乏含蓄地表现了出来。可谓愈转愈曲，愈曲愈深。尤其是在环境气氛的渲染中，铺叙展衍，通过三番"设想"（"念去去"、"今霄"、"此去"）来将这离别的三重层次，细腻巧妙地写出，更见功力。并使其主旨发挥尽致。对此词后人多有评说，"微妙则耐思，而景中有情。。。④　叶梦得《避暑录话》。

⑤　《高丽史·乐志》。

①　《定风波》。

②　《安公子》。

①　赵令时：《侯鲭录》引。

②　郑文绰：《大鹤山人词论》。

"杨柳岸晓风残月"，所以脍炙人口也。"③""千里烟波"惜别之情已骋；"千种风情"之愿又赊。真所谓善传神者"。④刘熙载评此的"点染"说，更是颇为精到。⑤其它像《夜半乐》（冻云暗淡）、　《采莲令》（月华收）、《曲玉管》（陇首云飞）、《卜算子》（江枫渐老）、《诉衷情近》（雨晴气爽）等，都在抒发离情别恨、羁旅之愁中，使之情景交融，创造出清冷萧疏、深幽苍凉的意境。其中，他的《迷神引》，作为老年游宦之作，于旅泊中写离情，与他年少之词颇不相同。虽亦铺叙，但多平淡之语，实由绮丽之极而趋于平淡。以其淡远顿挫之笔，在即景抒情中，追忆往昔，感慨当今，抒发永别知音的情思和漂泊、茫然无着的宦游之感。柳词"尤工于羁旅行役"是很有见地之评。①柳永的词作中，有不少是描绘都市风光与繁华，以及佳节庆贺的盛况，反映了都市生活的各种侧面。这类词作约四十首，近于全部词作的五分之一。在他的笔下，都市旖旎的风光，繁荣富庶的景象都破形容曲尽。如写苏州的《瑞鹧鸪》（其二）："吴会风流，人烟好，高下水际山头。瑶台绛阙，依约蓬丘。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写成都的《一寸金》："。。地胜异，锦里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艳冶。当春昼，摸石江边，浣花溪畔景如画。。。"其中写得最多的还是开封，如《迎新春》"。。庆佳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燃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但描写都市繁荣，山川胜景，最为人传诵的词，当推咏杭州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风池夸。

此词作为众多文人墨客描写杭州词中最脍炙人口的名篇，以其写景之壮丽，声调之激越，境界之开阔，与苏东坡《念奴娇》（大江东去）一类豪放词相去不远，然而它却出自婉约词人之手。词中采用铺张手法，由大及小，由虚入实，并大量使用偶句，呈现出赋体结构的特色，但却很少用典，多取景于目前，而天然佳妙。人评曰："音律谐婉，语意妥贴。承平气象，形容曲尽。"②"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同当日。"①如果说把短小纤巧的小令发展成为繁音纡节，局面开张的慢词是柳永的一大贡献的话，那么这首词就是它的第一支先曲。此词一问世，不胫而走，无怪乎当时"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②虽说是传说，但由此也可见其影响。

柳永词中反映妇女生活、愿望、情感的词作，占他全部词作的大半。而描写受污辱的歌妓又居大多数。罗烨《醉翁谈录》说："耆卿居京华，暇日③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④　《草堂诗余隽》李攀龙语。

⑤　刘熙载：《艺概》。

①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②　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

①　李之仪：《跋吴师道小词》。

②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9O遍游伎馆。"这种放浪形骸的生活也影响到他的词作。作为一位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又是抑郁不得志的浪子词人，既有千金买笑，及时行乐一面；又有仕途失意，平生潦倒，与歌妓相处，在创调制曲过程中，与她们产生过真挚感情的一面。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思想感情支配下，在对她们被凌辱、受践踏的痛苦生活的描写中，融入了词人的对她们愿望的深深理解，与不幸遭遇的同情。如《迷仙引》词，描写歌妓自幼习歌舞，不过为的是应承王孙公子在"席上尊前"的千金买笑。词中她们这种年轻时唯恐年华易逝的惆怅，希望永远离弃这种"朝云暮雨"的烟花生活，强烈地表现为对正常的恩爱夫妻生活的向往，"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又如《集贤宾》词中所写"人间天上，唯有两心同"，"和鸣偕老，免教敛翠啼红"。在《少年游》中，针对薄情郎的欺骗，诉说了她们怨愤的心情："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王孙动是经年去，贪迷恋，有何长。"有些词还表现了词人在她们中间寻觅知音和慰藉所表现出的一往情深，如《忆帝京》："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蝶恋花》词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玉女摇仙佩》、《昼夜永》等词作中，则表现了词人对自己因萍踪不定，而有背信弃盟的悔恨。正因如此，这些柳词被广泛传唱于宋元时期歌妓之口。

柳永还有些词作是描写劳动妇女生活的，如《河传》，此首小令意境清新，景色幽美，充满了活泼的情趣：淮岸。向晚。圆荷向背，芙蓉深浅。仙娥画舸，露渍红芳交乱。难分花与面。采多浅觉轻船满。呼归伴。急奖烟村远。隐隐棹歌，渐被蒹葭遮断。曲终人不见。词中以生动并充满诗情画意的笔调，勾画出了江南水乡姑娘的健美身姿，并传达出她们结伴采莲时的愉快心声。

柳永的词作中，涉及时事政治与大众疾苦者甚少。但从他抒写身世遭遇，与对功名利禄的感慨中，词人的怀才不遇后的玩世不恭，对游宦生涯的厌倦等种种之复杂心绪，在他的《鹤冲天》、《风归云》等词中，有着深切的表露。词人以自封的"白衣卿相"对"黄金榜上"的功名大胆嘲弄；由仕途蹭蹬而期乘"一船风月，会须归去老渔樵"的忿怨感伤，都反映出了词人对这个时代，压抑埋没人才的不满与愤闷不平之气。

柳永词作中也有咏物、咏史、游仙的作品。他的咏物词，如咏莺的《黄莺儿》、咏菊的《受恩深》等，写物工致，纯用白描而不假故实，既不同于韦、温咏物小词，也有别于其后的周邦彦、姜夔等人，堆砌典故、化用唐人诗句的咏物词。其咏史游仙词，或发思故之幽情，以史鉴人；或表达词人对幸福的爱情和自由的生活向往之情。

总之，北宋词至柳永而一变，不仅表现在内容的开拓上，也表现在艺术形式的发展与创造上，使得慢词这一艺术形式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样式。与这种文学形式相适应，柳永特别注意铺叙手法的运用，融抒情、写景、叙事为一体，达到了"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的艺术效果。①另外，大量吸收俚俗语言入词，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雕琢习气，使他的作品显出通俗化、口语化的特色。后来的作家也都从不同方面受到了柳永词的影响。宋代词人如苏轼、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等人，或学其铺叙手法，或汲取俚俗口语入词，都从中取得了艺术借鉴。

四、苏轼（一）苏轼的生平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其父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苏洵，其母程氏，是当地名门之后。苏轼出生的前一年，苏洵对妻道："吾自视，今犹可学。然家待我而生，学且废生，奈何？"程氏答道："我欲言之久矣，恶使子为因我而学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①苏轼出生后，程氏亲授诗书。据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载："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苏轼天资聪颖，师从州学教授刘微之学习时，曾把老师写鹭鸶的"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诗句改为"雪片落蒹葭"，使刘微之惊叹不已。

嘉佑元年（1056年），苏轼随父晋京应考，父子三人的文章轰动京师。

曾巩在《苏明允哀词》中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苏轼参加礼部试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语仅六百字，宗师汉古，质朴畅达，深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欧阳修在《与梅圣俞书》中动情地写道："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让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苏轼与苏辙都顺利地通过了殿试，荣登金榜。金榜题名仅月余，程氏在家乡病逝，苏轼同父、弟仓促离京，此去一别，几近三年。嘉佑四年（1059年），苏轼重返京师，却只被任命为河南福昌（今宜阳）主簿。苏轼拒绝赴任，参加了嘉佑六年（1061年）的特别临考--秘阁的制科考试，被取为三等。在北宋160余年的历史上，能被取为三等的仅四人。此次考试后，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凤翔三年，苏轼的诗歌创作逐步走向成熟，写有《凤翔八观》等136　首作品。凤翔任满回京后，苏轼受到仁宗皇帝及朝中权臣的器重。但第二年，苏洵病故，苏轼同弟弟苏辙扶柩归葬，刚有起色的政治生活被迫中止。熙宁二年（1069年）守孝期满回京时，政局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年轻气盛的神宗皇帝任命王安石为参政知事，实施变法。王安石与苏氏父子曾存有芥蒂，他早在苏轼参加制科考试时就对苏轼的文章颇不以为然，说："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①苏轼对王安石的新法也很不满，认为："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大乱随之。"②政见分歧使苏轼在京师左右不逢源，终于被排挤到远离政治中心的杭州，任通判。在杭州任上，苏轼写了不少讽刺新法的诗歌。由于心情沉郁愤懑，再加上性格豪放纵情，这些作品的特点被后人概括为"骂格"，成为乌台诗案的主要罪证。

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的重大转折点，但政治上的打击、生活上的穷困未能改变苏轼的铮铮个性。他在《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雨甚》诗中道："我虽

①　事见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

①　邵博：《闻见后录》。

②　苏轼：《再上皇帝书》。

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虽似丧家狗，未可弭耳争投骨。"黄州的贬居生活，使苏轼认识到了新法的利弊所在。因此，当保守派执政后全盘废除新法时，自然受到了正直的苏轼的反对。其结果，是苏轼再次被排挤出京，任杭州知州。在杭州任上，苏轼为地方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深得当地人民的拥戴，甚至到"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①的地步。苏轼晚年，承受了更为严酷的政治打击，其贬官的地方，由广东的英德到惠州，又由惠州至海南。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②的海南，苏轼的意志老而弥坚，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作品，平均每两天即有一篇问世。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历尽坎坷。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他不苟合、不媚从的正直个性。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在由海南回内地的途中染上瘴毒，7月28日病逝于常州，时年66　岁。

①　《宋史·苏轼传》。

②　苏轼：《与程天侔》。

（二）苏轼的文学主张苏轼没有专门的文论著作传世，他的文学主张、见解散见于他的散文与诗歌作品中，尤其在书札中更为集中。

1。在文学的内容方面苏轼反对言之无物、空空如也的高谈阔论式文章，他针对当时"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①，大声疾呼，身体力行，以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②。

首先，苏轼强调有为而作。

宋初的诗文，基本上继承了五代以来的浮靡文风，缺乏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内容。到了仁宗朝，政治的、文学的变革都刻不容缓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苏轼早在年轻时代就表现出了和古文运动旗手欧阳修不约而同的文学主张：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深地。圣上慨然大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喻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西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③在《凫绎先生诗集后》一文中，苏轼基于以上认识，更是明确提出了诗文要"有为而作"的主张。这样的作品，"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他对司空图的两句诗发表评论，认为"棋声花外静，幡影石坛高"，虽然用语工整，但只写出了"幽静"本身，而"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不仅描摹出了田园的寂静，还写出了丰收在望的年景。所以，后者的意义就高于前者。"有为而作"要求作家在创作内容上要效法贾谊、陆贽的"论古今治乱"，大胆地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弊端，以诗议政、论政。苏轼中年时写下的大量议论新政的作品，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实践。

其次，对于"文以载道"的"道"，做出了超乎前人的解释。

"载道"和"明道"的旗帜，在反对内容空洞无物的浮靡文风的斗争中，确是有力的武器。但前人论道，往往局限于儒学的范围内，从理论上束缚了文学创作的自由发展。苏轼则不然，他在《中庸论》中写道：甚矣，道之难明也。论其著者，鄙滞而不通；论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于昔之儒者，求为圣人之道而无所得，于是各为不可知之文，庶几乎后世之以我为深知也。后之儒者，见其难知而不知其空虚无有，以为将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则从而和之曰然。相欺以为高，相习以为深。而圣人之道日以远矣。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世俗的腐儒和道学家的本质，就在于对"圣人之道"所知了了，却"相欺以为高，相习以为深"。苏轼对于古文家们一致推崇的韩愈亦有所指摘，认为韩愈对于孔孟是极尊崇的，对于佛老是极排斥的，这种"好其名而不能乐其实"的作法，势必表现出理论上的支离破碎，实践上的"自叛其说"①。

①　苏轼：《答王庠书》。

②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③　苏轼：《谢欧阳内翰书》。

①　苏轼：《韩愈论》。

道是什么呢？苏轼概括为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客观规律和内在特征，即使像斫轮的轮扁，承蜩的痀瘘都是得道者。可见，苏轼对道的理解，已经大大地突破了儒学的束缚，扩展到了自然、社会、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苏轼一生创作的丰富、博大、灿烂，与其对道的理解不无关系。

在"致道"的过程中，苏轼强调了实践。苏轼打比方说，南方人日与水居，水性都很好。北方人，生来都未见过水的，长成大人也畏登舟楫。即使向南方人学习了游水的知识，但一下水，仍不免溺毙。①这就是实践的重要。2。在文学的艺术表现方面苏轼在文学的艺术表现方面也表现出较之同代人更为卓越的见解。

第一，在重视道的同时，苏轼十分重视艺，提出了有道有艺，道艺并重的主张。

道与艺，即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以载道，从理论上讲是无可指摘的。

但北宋的理学家割裂了道与艺辩证统一的和谐关系，将二者对立起来，如略早于苏轼的二程（程颢、程颐），竟然发展到"作文害道"的极端。诗文革新运动的众多参加者虽然和理学家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地都把"道"摆到了统御"文"的至高地位。如欧阳修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②"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③王安石更为明确地指出了道与艺的关系：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而已。④辞，即艺，完全成了可有可无的附属品。

苏轼从两个方面克服了"重道轻文"的弊端。

首先，苏轼针对写文章只求通达，无须文采的错误看法提出了新的"辞达"观。

孔子在《论语》中论作文时说："辞达而已矣。"辞达的含义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只求通达，无须文采。所谓辞达，正是语言艺术运用到至善至美的结果，"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①文辞达到通达"道义"的境界，也就达到了文辞本身的最高境界。在《答谢民师书》中，苏轼进一步阐述道：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在丰富多彩、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里，能够捕捉到一些什么，有所感受，有所领悟，并把它用语言，用文字明白晓畅地表达出来，这样的语言、文字本身就是富于表现力的美文。

其次，苏轼认为"艺"是相对于"道"而独立的客观存在。因此，有道并不见得有艺，艺的生疏会妨碍道的表达。

"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②"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

①　苏轼：《日喻》。

②　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

③　欧阳修：《答祖择之书》。

④　王安石：《上人书》。

①　苏轼：《答王庠书》。

②　苏轼：《书李伯时山庄图后》。

然者，内外下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③道与艺的不均衡发展，势必是想要表达的"道"，难以形诸笔端。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学习，提高"艺"的修养，才能达到、"内外一致"、"心手相应"的境界。这些见解，字字句句都是苏轼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

第二，提倡文理自然、平易流畅的创作风格。

文学创作既不应是对道的牵强附会，也不应是对文字的求奇弄巧。作家应该通过观察、学习、实践来加强自己的艺术修养，提高艺术技巧的运用能力，在此基础上，摒弃各式各样人为的束缚、框架，自然而然地"为文"。苏轼描述自己的创作活动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①由此可见，苏轼在创作活动中，并不"勉力为文"，而是自由地驰骋思绪，意之所及，笔之所及，丝毫没有"理念"和"教条"。"随物赋形"、"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正是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自然地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妙界。

在文学语言上，苏轼反对堆砌词藻、故弄玄虚的文风，前者是自宋初以来的西昆痼疾，后者是实行新政以后的流弊。他说："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②这种文风形成的基础，是他"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③，崇尚自然平易的文学主张。

第三，苏轼十分重视艺术的真实性。

宋人范正敏在《遯斋闲笔》中记载了苏轼的一段轶事。

钱塘有学人作《竹诗》献东坡，云："叶攒千口剑，茎耸万条枪。"公曰："此竹叶似太少。"其人未喻，公笑曰："十竹方生一叶，岂云多耶？"文学创作的基础是真实的自然与社会，失去生活真实，亦就失却艺术真实。"叶攒千口剑，茎耸万条枪。"孤立地看，文辞不似差等。联系起来看，十条竹子才可平均到一片叶子，就不是艺术的夸张，而是有悖于生活的真实了。

宋代名画家李龙眠有幅名作《贤己图》，画的是数人博奕，盆中的五个骰子都已停在6　点上，只有一个仍在旋转。掷骰者俯盆大呼，呼的自然是"6"。6　的发音是合口呼，口型微张，但画中人的口型却张得很大。苏轼认为这一细节是不真实的。①可见苏轼对真实的要求几近苛刻，对细节的真实更是执着较真，这与苏轼擅长画艺有莫大的关系。苏轼的画，既有写意的疏狂，也有工笔的细腻。邓椿在《画继》中评价他"所画蟹，琐屑毛介，曲隈芒缕，无不具备。"再看他的诗：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这首作于熙宁五年（1072年）杭州通判任上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写的是盛夏的暴雨。正因为是暴雨，雨点颇大，才能够分③　苏轼：《文与可画篔筜谷偃竹记》。

①　苏轼：《文说》。

②　苏轼：《上梅龙图书》。

③　苏轼：《谢欧阳内翰书》。

①　事见岳珂《程史》。

辨出雨点的颜色；也正因为雨点大而急，由空中疾射而下，噼哩啪啦打在船上，一颗颗雨点犹如一粒粒跳跃滚动的玉珠。这不是春雨的飘飘洒洒，也不是秋雨的连绵不绝，这是典型的夏季暴雨，来得猛，去得快，劲足，势狠。苏轼一生流寓四方，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国。与社会的广泛接触使苏轼认识到真实性的关键在于生活的积累。他在《书戴嵩画牛》中明确指出"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只有向最贴近生活的广大人民虚心学习，才能增加自己的生活积累，使创作日臻完善。

苏轼还认为真实并非只是局限于事物的外在形态，外在形态是真实性的基础，而更本质的真实，则是超乎其上的内在真实，即"神似"。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竹枝》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所谓"神似"，即是把对象的内在的精神特征体现出来，使欣赏者所感受到的不是呆板的影子，而是活生生的形象。在谈到画竹时，苏轼说：竹子从其生为竹的那天起就"节叶具焉"，作画的人如果机械地"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哪里还会有竹子！所以，画竹之前，一定要首先通过细致的观察，使得"成竹在胸"，然后，一俟灵感的火花迸发，就"急起从之，振笔直遂"，这样画出来的竹子才有生气，才能使人透过笔墨体味到竹子以外的东西。①苏轼关于形似和神似的见解主要是针对绘画而言的，但艺术的各门类是相通的，文学与绘画亦不例外。"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所以，苏轼有关形似和神似的观点，不仅是画论，也是指导他创作实践的文论。

总之，苏轼作为继欧阳修之后诗文革新运动的旗手，不但在刨作实践上身体力行，在文学理论上也颇多建树。他的文论，虽然并不系统、完整，但每一点，诸如"有为而作"、"道艺并重"、"神似高于形似"等等，都是由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结晶，在当时的文坛上，具有进步意义。

①　《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国传》。

（三）苏轼的散文创作苏轼和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以及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同被誉为"唐宋古文八大家"。在南宋，学士间流传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②的口碑，可见苏轼散文影响之深远。由于苏轼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渊博的知识学问，再加上他独具见解的文学主张，从而使他能够突破前人在文章写作上的种种局限，形成自己独特而鲜明的风格。

1。识见高远、广征博引的议论体散文苏轼自幼"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①他很早就提出了"丰财"、"强兵"、"择吏"的改革主张，但他反对"骤变"，主张按部就班的变革。仁宗末年呈进的议政论政文章，对当时存在的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以及各问题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凤翔任职期间，随着与社会实际，尤其是西北边患的实际接触，他的政治见解有所深化。苏轼所处的时代，国内国际矛盾都在"积弱积贫"中渐趋激化。苏轼认为："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为中国大忧，而其动也有以招内之祸。内之民实执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②因此，对内政策要宽容仁厚，对外政策要取静观之势，不可操之过急。在《平王论》中，他提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者也。"迁都避寇，是向敌人示弱，是退让，是对国民精神的强烈打击。周代"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历代的学者认为，周平王为避犬戎的侵扰，迁都洛阳是明智之举，周平王因而被称为"中兴之王"。苏轼做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是针对现实，有的放矢。其后的宋史，终为苏轼不幸而言中。

《教战守策》是苏轼有感于仁宗年间的国际国内形势而发的。当时的国内形势是：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慄；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

民众因为安逸的日子过得久了，从身体到意志都变得脆弱起来。朝中的士大夫们也把议论军事当做是"生事扰民"，一有苗头就横加限制。而当时的国际形势，又是：今国家所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事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是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为了求取暂时的偷安，而向敌国奉献大量的财物，但有限的财物满足不了得寸进尺者的贪得无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引发战争。国际国内形势两相对照，"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就成为当时的大患。因此，苏轼主张应教民战守，以备不测之事，这才是爱民。苏轼的分析是极有见地的，如果宋代的当权者重视这些话并有所作为，历史也许并非今日之所②　朱栻《历代名儒传》卷五。

①　苏轼：《上韩太尉书》。

②　苏轼：《策断·二十三》。

写。唐文献评论道："坡翁此策，说破宋室膏盲之病。其后靖康之祸，如逆睹其事者，信乎有用之言也。"①李贽亦评论说："北狩之事，公已看见，时不用公，可奈之何？"②苏轼在议论散文中表现出了渊博的历史知识，《教战守策》中将"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与"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相对照，前者的结果是"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后者则"卒有盗贼之警，则　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先王显然指的是夏商周三代，后世即盛唐时期。在《平王论》中，苏轼不但评析平王东迁的史实，而且还大量地列举历史上其他的迁都事例，揭示其中迁都等于示弱，示弱不免败亡的普遍规律。

苏轼的应进士试答卷《刑赏忠厚之至论》中，为阐述其"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的论点，举了尧时的一个例子。"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不知此典出处，问苏轼。苏轼答，在《三国志·孔融传》。欧阳修查不到，苏轼说："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①欧阳修对苏轼的善读书、善用书惊叹不已。简单的一事，苏轼绕了一个大大的弯子才说清楚，由此不仅可见苏轼学识的丰富，运用的纯熟，亦可见其年青时恃才放任的性情。

2。传情写意、情景交融的记叙体散文较之叙写史事，苏轼描摹刻画的功夫显然技高一筹。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这篇仅85　字的《记承天寺夜游》，起头一大段叙述夜游的缘起，中间的一段写庭中斑驳的月光，末了一段抒发"闲人"的感慨。哪一夜没有月光，哪一处没有竹柏，只是人们囿于名利而没有欣赏的心境罢了。通篇文字，超凡俊逸之情溢于言表，但隐隐约约的，也令人仿佛感觉到些文字之外的东西，是否就是"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寂寞之情呢。

《石钟山记》记叙苏轼与长子苏迈疑心古人关于石钟得名的解释而做的一番实地考察。月明之夜，父子二人"乘小舟至绝壁下"，只见：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

寥寥数语，绘声绘色地描画出自然环境的阴森恐怖，为后文"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不能知"做了有力的铺垫。

苏轼记叙体散文中对于事物的描写，往往并不局限于事物本身，而是或托物言志，或借题发挥，将自己的所思所感自然地纳入其中。

《超然台记》大半文字讲超然而不讲台。苏轼从"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

①　见《三苏文范》卷九。

②　见《苏长公合作》卷五。

①　见杨万里《诚斋诗话》。

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写起，继而写人们往往为身外之物所左右，不能够"游于物外"，以至于"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接着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由杭州至密州，是从富饶美丽的江南水乡到贫穷荒凉的北方，但他能够从新的地方发现民风淳厚、吏民相安的"可观"、"可乐"之处，因而在一年后，身体、精神反比在杭州时要好得多，"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文章只在最后，才对台的修葺略加叙述，同时又照应前文，点出"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盖公堂记》也是出知密州时的作品。文章由医药写到庸医害人，由庸医害人写到庸政扰民，后转入史实，由秦及汉，由曹参济齐引出盖公，由盖公才到堂。文虽名为堂记，但对堂的叙写是极为次要的。苏轼借题发挥，表达自己对古代清静安民的执政者的景慕，以及思贤用贤的心情。

《赤壁赋》，苏轼共写过前、后两篇，都是苏轼散文中景、情、理交融的佳作。《前赤壁赋》叙写月出东山，徘徊斗牛，"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夜里，作者"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样的心境使得作者禁不住扣舷而歌。但倚歌而和的洞箫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原来是吹洞箫者由赤壁触景生情，"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既然吹洞箫者由滔滔而逝的江水念及"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曹孟德，当时是何等气吞山河，"而今安在哉？"于是，作者亦从眼前浩荡不息的江水着意，指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原因即在于"自其不变者观之"。如此一来，"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最后，作者抒发了寄身自然，纵情山水的观点。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文章由景生情，由情及理。写景优美生动，抒情真切感人，言理自然可信，三者融汇贯通，相得益彰，从而使全文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3。纵横开合、极尽腾挪的文体风格苏轼散文的结构大起大落、大开大合，极其富于变化，却又自然流畅，尤有战国时纵横家驰骋才思、姿意笔锋的遗风。前人曾用"文势如潮"来形容苏轼的散文，忽而高山仰止，忽而大渊俯危；忽而日丽风轻，忽而狂涛巨澜，呈现出一派美不胜收的绚烂景象。在《前赤壁赋》中，"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作者喜极而歌，却突然为"其声呜呜然"的洞箫打断，文章转入沉重的历史史实和令人郁闷的人生感慨。作者以下并不就事论事，陷于史事的赘述，而是进一步荡开文思，从事理上去解吹洞箫者的"情结"。作者避免泛泛的空谈，极其高明地从眼前的水、月着笔，揭示其中蕴含着的"变"与"不变"，"往"与"不往"的哲理，既形象生动，又直观可感，把深奥的哲理命题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文章的最后，又从侃侃而谈转向文章起始的诗酒相乐。通篇文章起伏有致，每次转笔，或缘情，或因景，都不给人突兀之感，体现了苏轼高超的驾驭文章的艺术功底。

4。庄谐融汇、叙议杂作的语体风格苏轼很欣赏庄子的散文，他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①不仅在思想上，苏轼学习了庄子的"达观"，在语言风格上，

①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苏轼向庄子学习之处亦颇深。苏轼才思灵敏，富于联想和想象，在表情达意时常穿插一些前人的或自创的寓言故事，这和庄子散文的语言风格是基本一致的，同时，也是构成苏轼散文庄谐融汇特征的主要因素。对这一作法，苏轼自己解释说："臣屡论事，未蒙施行，及复作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①在《代滕甫论西夏书》中，苏轼主张对内的改革和对外的用兵都应谨慎从事。在论述此观点时，他穿插使用了两则寓言：灭国，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儿之毁齿，以渐摇撼之，则齿脱而小儿不知；若不以渐，一拔而得齿，则毁齿可以杀儿。

俗言：彭祖观井，自系大木之上，以车轮覆井，而后敢观。

前者是生活常识，有着不可辩驳的说服力；后者是传说已久的人物，亦令人不可托大其事。两则寓言，有远有近，有实有虚，尤其后者，仅19　字，却极尽夸张，战战兢兢，不嫌麻烦以求万全的彭祖形象跃然纸上。使人在忍俊不禁之中得到潜移默化的教益。

《文与可画篔筜谷偃竹记》是一篇悼念挚友的哀文，但在文中，苏轼却匠心独运地写了一段趣事。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丈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篔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篔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篔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这段文字，不仅写出了苏轼与文与可亲密无间的交往深度，而且为后文的睹画思人、痛哭失声做了张本。前边的友情写得越诙谐风趣，后边的失友之痛就映衬得越深沉凝重。文字运用之妙达到如此的境地，不能不令人深自叹服。前人评论此文道："诙嘲游戏皆可书而诵之，此记其一斑也。须知此出天才，尤不易学，学之辄俚俗村鄙，令人欲呕矣。"①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在徐州任知州，徐州监酒正字吴彦律将赴省试，苏轼作《日喻说》送他。文章是论道的，却不从道起笔。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

在此寓言之后，苏轼用"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引出文章的主旨，即："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正确的方法应是"学以致其道"。在论述学以致道时，又用"南方没人"与"北方不知水者"作比喻。文章写得幽默风趣、诙谐生动。

①　苏轼：《乞郡劄子》。

①　《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东坡集录》卷五。

苏轼为文就如他为人一样，是什么都束缚不住的。在他的记叙文中夹杂着大量的议论，而在议论文中又有大量的叙述成分。苏轼从表情达意出发，并不拘泥于某种文体的固有手段，而是穿插使用。他的这种写法，不仅不给人生硬、杂乱之感，反而使得议论文更为生动，记叙文更为深刻。

（四）苏轼的诗歌创作苏轼的诗歌创作活动从嘉佑四年（1059年）起，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病逝常州止，持续了42年，留下了总计2696　首作品。①这些作品，不仅是苏轼思想历程的形象反映，也是那个朝代社会生活的折光反射。不仅有现实主义的振聋发聩，更有浪漫主义的流光溢彩。

从思想意义上看，苏轼的诗，关注社会现实，同情劳动人民，有着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苏轼所处的时代，史称"隆宋"，但实际上，朝野内外却是矛盾密布，危机日深。苏轼由中央到地方，接触的实际生活面很广，对当时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思考，写下了为数不少的政治诗。这些诗不是内容空泛、无病呻吟之作，而是充满了作者对自己政治理想的抒发以及壮志不酬的郁懑。其中大多数是针对王安石领导的变法运动的，除个别作品有艺术夸大外，基本上都不是对新法的肆意攻击和歪曲中伤。讽刺青苗法的《山村五绝》其四：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青苗法的施行对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生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农村中的好逸恶劳者也钻了空子，拿着政府贷给的款项在城里吃喝玩乐。一些地方官吏甚至在发放钱款的同时，"令妓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①苏轼在《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指出青苗法的流弊："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子，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由于政治主张的不同，苏轼看不到青苗法带来的全局利益，只抓住了新法实行中的弊端，尽管不全面，但仍是现实中存在的。因此，苏轼的诗，在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性以及广度、深度上依然有其积极意义。讽刺盐法的《山村五绝》其三：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乌台诗案》称此诗"意山中之人，饥贫无食，虽老犹自采笋蕨充饥。

时盐法峻急，僻远之人无盐食，动经数月。若古之圣人，则能闻《韶》忘味，山中小民，岂能食淡而乐乎？以讽盐法太急也。"从下层人民所遭受的疾苦出发来写新法的不便，是发言中的之作。

苏轼的另外一些作品，如《和述古冬日牡丹》其三句："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其二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也反映出他在政治上的偏激和狭隘。

苏轼一生，在朝日少，在野日多。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促使了他与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接触。在黄州，他亲自耕种土地，从事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并向当地的劳动人民学习农业知识和生产技术。"农夫告我之，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踪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①苏轼已同当地的劳动人民建立起了密切的情感联系，因此，他劝大家："吏民莫做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②

①　据王文浩《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笺诗图记》。

①　陈世隆：《北轩笔记》。

①　苏轼：《东坡八首》。

②　苏轼：《赠王庋原诗》。

"仁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③苏轼深受儒家"勤政爱民"思想的影响，他每至一处，都为当地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实际工作。诸如徐州抗洪，密州收留街头弃儿，杭州浚湖筑堤、赈灾救饥，惠州修桥引水，儋耳教化黎民等等。这些行为在他的诗歌中都有所反映。《刘丑厮诗》云："刘生望都民，病羸寄空窑。有子曰丑厮，十二行操瓢。冢间得余粒，雪中拾堕樵。"对这么一个身世不幸的儿童，苏轼寄予了满腔希望。"洗沐做小吏，裹头束其腰。笔砚耕学苑，弓矢战天骄。壮大随尔好，忠孝福可徼。。。人事岂难料，勿轻此僬侥。"徐州抗洪期间，苏轼身先士卒，指挥若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他并不居功，谦逊地称："水来非吾过，去亦非吾功。"④苏轼在武昌见到农夫"皆骑秧马"，"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⑤于是，忘却自己的谪迁身份，作诗160　余言，热情地宣传推广这种新型农作用具的特长和功效。

苏轼还是一位具有达观的人生态度，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的诗人。他一生中，屡遭磨难，甚至写过"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⑥这样的激愤之言。但纵观其创作的基调，积极乐观是主流，消极和颓废只是一时之念。黄州时的《初到黄州》、《南堂》，惠州时的《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食荔枝》，儋耳时的《和陶拟古》、《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兹举《初到黄州》为例：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做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宋初的诗人们大多沿袭前代诗风，即使是一代宗师的欧阳修也明显地表现出对韩愈的效法。"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①从艺术风格上来看，苏轼的诗在语言上大多质朴自然，不假修饰，冲口而出。苏轼认为"字字觅奇险，节节累枝干"②是写不出好诗来的。

苏轼的诗想象丰富奇特，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尤其在比喻与夸张方面，施朴华《岘佣诗说》称："人所不能比喻者，东坡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东坡能形容。"

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明河千斛水。③把中秋之夜皎洁的月亮比做天公的眼睛，而其如此明亮，应是用千斛明河水洗成的，足见苏轼想象之奇。

东风嫋嫋泛崇光，香雾菲菲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④夜深花亦睡。如果不是对自然、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情感是想象不出这样的句子来的。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①③　苏轼：《正月十八日》。

④　苏轼：《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

⑤　苏轼：《秧马歌·序》。

⑥　苏轼：《洗儿戏作》。

①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②　见《竹坡诗话》。

③　苏轼：《和子由中秋见月》。

④　苏轼：《海棠》。

古人认为："多少西湖诗，被二语扫尽。"②西湖之美不是单一的，在千变万化的大自然景观的烘托、映衬下，西湖时而如浓妆艳抹光彩照人的佳丽，时而又如天生难弃楚楚动人的仙子。然而不管哪一种美，都是西湖内在的、本质的美与现时现地自然环境相得益彰的完美结合。对这一奇妙妥贴的比喻，苏轼自己也甚为得意，并在其他诗中屡次化用。《次韵刘景文登介亭》："西湖真西子，烟树点眉目。"《次韵答马忠王》："只有西湖似西子，故应宛转为君容。"《再次韵德麟新开西湖》："西湖虽小亦西子。"西湖自苏轼始，又称"西子湖"，可见影响之深远。

说理是宋诗一个较为普遍的特点，苏轼在诗中亦言理，不过苏轼的理并非枯燥单调的"死理"，而是生动形象风趣幽默的"趣理"。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脍炙人口、流传千载的《题西林壁》写了横看、侧看、远看、近看、高看、低看庐山时的不同景观，只有跳出这些由不同角度所得的具象，才能把握其中隐含的底蕴。

湖上移鱼子，初生不畏人。自从识钩饵，欲见更无因。③此诗借鱼、人关系写世间凶险。初生世界的所有生物都是"性本善良"

的，他们只有彻底抛弃"天真"与"善良"，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以求得一席生存之地，这里面包含了苏轼登上仕途后的几多感慨。

苏轼诗中搀杂有部分"散文化"的作品。如《送岑著作》中的句子："懒者常似静，静岂懒之徒。拙则近于直，而直岂拙欤？"大量使用散文的句式和虚词，降低了诗歌应有的艺术性。赵翼《瓯北诗话》评论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苏轼写过近百首题画诗，在历代作家中，如此集中地写了如此多的题画诗者是不多见的。这和苏轼本身就是书画家，并和书画界的朋友如文与可、米芾等交往颇深有关。宋代是文人画兴起的时代，人物画之外，山水花鸟画成熟起来。多种多样的画风画派画种，使宋代成为我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高峰。苏轼的题画诗大致有两类，一是借题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表达自己的艺术见解；一是对画意的描摹、补充、丰富和鉴赏。

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扬哪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这首《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是苏轼由诏狱得释往黄州贬所的途中之作。苏轼由观画生情，今昔对比，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切关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公与清新。

《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有遗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

前者讲绘画风格，后者讲技与道化的境界。《惠崇春江晓景》①：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①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

②　查慎行：《初白庵诗评》。

③　苏轼：《鱼》。

①　此题多本作"晚景"，据宋刊《东坡集》改。

惠崇是建阳僧人，能诗善画，列宋初"九僧"之一，他"善为寒汀烟渚、萧洒虚旷之状，世谓"惠崇小景"。"②虽然读者未见原画，但是，疏淡有致的三两枝竹外桃花，游水嬉戏的春江水鸭，沙岸上方吐新芽的芦苇，溯江新至肥嫩鲜美的河豚。这一切，构成了栩栩如生、生机盎然的春江之景。诗人在描摹画面时，尽情发挥了诗歌的文字特性，使用了"水暖"、"欲上"等画笔无功的词汇，对画面起到了丰富和补充的作用。

②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四。

（五）苏轼的词创作苏轼一生除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作品外，还创作了为数不菲的词作品。

《东坡乐府》收词三百余首，元、明均有刻本传世。中华书局1979年版《全宋词》辑录苏轼作品凡351　首，最为详备。这些作品打破了自晚唐五代以来，词拘泥于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有模式，"以诗为词"，开创了"独树一帜，不域于世，亦与他家绝殊"的一代词风，③奠定了苏轼在有宋一代，乃至中国词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1。苏轼对词的发展词由滥觞经唐、五代至宋，其风格都表现出与诗的迥异，历代评论家习用"词为艳科"来定义。词把委婉细致的笔触伸向讳莫如深的儿女私情，将千余年来累积下的缠绵悱恻淋漓尽致地抒发无遗。同时，由于诗这一定型的体裁已牢固地占据了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感情的绝大多数领域，词也就沿着委婉的路子发展下去，经年历久，演成了"华靡"、"香艳"的主体风格。苏轼一进入词的创作领域，就呈现出阔大豪放的崭新面目。这种新词风的产主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影响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原因和文学自身发展方面的原因。

从社会现实来看。宋初，社会的发展为"浮靡"文风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中叶以后，社会矛盾逐渐显露，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并引发了变革的需要。"天下有治平之名，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①针对现实，作为反映社会生活一面镜子的文学，尤其是有着巨大影响的词，再也不能局束在狭小的自我圈子里。于是，在苏轼的倡导下，词，从红男绿女、歌舞升平中走了出来，揭开了波澜壮大、雄伟宏丽的一页。词风的这种转变，在形式上是集中于苏轼一人，实质上，是当时时代、社会、人民群众要求的集中体现。

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宋人通过词这种艺术形式并倾注了较大的心血并不是偶然的。唐人对诗歌的热衷和投入是空前绝后的，其作品涉及内容之广泛，抒发情感之丰富可想可知。盛唐以后，诗人下笔就已经心存顾忌，唯恐与前人笔意相合。元和年间，甚至出了一位擅长挑剔此类毛病的僧人。②宋人既然避重就轻，专意于词的突破，当这种新型的文体艺术上逐渐成熟后，就自然而然地生出内容变革的要求。

苏轼对词的发展是多方面的。

在内容和题材方面，苏轼把写词的笔伸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嘻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满庭芳·归去来兮》：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住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写宦海中飘泊羁旅，欲归无归的抑郁。

《念奴娇·大江东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③　冯煦：《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①　苏轼：《制策·策略一》。

②　见《诗话总龟》卷六，引《古今诗话》。

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摹景如画，寄无限感慨于凭吊怀古之中。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借物咏怀，抒发情真意笃的手足之情。

《沁园春·孤馆灯青》：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以议论的笔法直抒政治抱负与人生理想。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笔调沉郁，愁苦之情感人。

《念奴娇·凭高眺远》：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化用前贤诗境，抒写苦闷中的自我宽慰。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写贬谪中凄凉幽独的心境。

总之，苏轼"以诗为词"，举凡诗所习用的感慨时事，凭吊怀古，记事记游，抒情说理等内容和题材，都被苏轼写入词中，极大地拓宽了词的范围，丰富了词的意境，为词脱离音乐成为独立的文学式样提供了丰厚的基础。自苏轼以后，词逐渐形成了人们所谓的"豪放"与"婉约"两大主体风格，影响词史至今。但苏轼并非排弃"婉约"风格。婉约词在他全部三百余首作品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艺术成就也相当高。如《蝶恋花·花褪残红》：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再如《浣溪沙·春情》：道字娇讹苦未成，末应春阁梦多情，朝来何事绿鬓倾。

彩索身轻常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因人天气近清明。

"如此风调，令十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可见，苏轼对词的发展，既悉数保留了词之所以为词的内在品质，又使词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艺术形式方面。

苏轼从篇章和句读上都对原有的格式有所突破。如，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上片起意，过片另起"的篇章定势，并为后来的词人习用。苏轼在写《江城子·密州出猎》时，为了叙事抒情的完整性，上下片一气而就，浑然天成。再如，因李白"笛奏龙吟水"诗句得名的《水龙吟》，其最末一小节，共13　字，词谱定例断作五四四。苏轼共写过6　首《水龙吟》，断句情况为：待垂天赋就，骑鲸路稳，约相归去。为使君洗尽，蛮风瘴雨，作霜天晓。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也参差是。念征衣未捣，佳人拂杵，有盈盈泪。抱素琴，独向银蟾影里，此怀难寄。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可见，在保持音腔完整的情况下，苏轼并不拘泥于定法，而是依据表达内容的需要作适当的调整。上引第六首以状语起意后，用正反对比句来加强肯定语势，若按定例作五四四，则语意支离破碎，妨害了感情的表达。

苏轼以前的词人大多用词牌代题，不另作词题。今存柳永词中，有词题的仅7　首，如《木兰花·杏花》，《爪茉莉·秋夜》等，指出所咏事物或叙事主旨而已。苏轼多把词牌当做载体来使用，因此，仅有词牌就不能足以说明题旨，而必须另外辅以词题或序、注。《水调歌头·中秋》下注"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江城子》下注"陶渊明以正月十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后者竟达82　字，俨然一篇叙事短文，比他的《记承天寺夜游》仅少3　字。

声与情本是相辅相承，有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但是，曲牌有限，完全拘泥于此则有害于词的发展。苏轼认为应以词意为主，音乐为辅。同样是《江城子》一曲，在苏轼笔下，既写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迈壮阔，又写了"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低迥沉郁；既有"腻红匀脸衬檀唇"的香艳，又有"梦中了了醉中醒"的疏狂。晁天咎《苕溪渔隐丛话》评价苏轼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在平仄、韵律等方面，苏轼也不甘为定谱束缚，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并因而招致了诸如"不入腔"、"不协音律"、"不能歌"等等的非议，苏轼本人也的确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吃酒、唱曲也。"①但这只是自谦之词。苏轼任职徐州时，曾夜唱新作，被守城军士记取，传播城中。苏轼作《哨遍》后，亦"使家僮歌之"，其本人"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②陆游在40年后，一语道破个中真情："先生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③2。苏轼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苏轼的词创作是从他中年出任杭州通判时开始的，他最早的作品《浪淘沙·咋日出东城》和《南歌子·海上乘槎侣》，前者写春天之景，语言平易流畅，意境虽无过人之处，倒也清新可爱；后者写钱塘江潮，苏轼词的豪迈气概和诙谐风格微有端倪。统观全局，苏轼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情爱、农村三类作品。

苏轼是满怀热情投入到政治生活中的，但是不幸的家庭经历、多蹇的仕途命运、严酷的权力争斗使他蒙受了一次次打击。在作品中，有对理想的热情，有落魄的郁愤，有逆境中的不甘沉沦，真实细致地反映了苏轼复杂而又丰富的内心世界。苏轼还是"性情中人"，无论是亲情还是友情，大都写得真切感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论说："东坡之词，纯以情胜，情之至者词亦至，只是情得其正，不似耆卿之喁喁私情耳。"《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①　彭乘：《墨客挥犀》。

②　见原词序。

③　陆游：《老学庵笔记》。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此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密州任上，距苏轼元配夫人王弗去世正好十年。词的起片开门见山，直抒感慨，丝毫不用铺垫和渲染，将思念和盘托出，有不吐不快之势。生死殊途，南北相隔；仕途的失意，人生的苦闷，满腑凄凉无处倾诉。接下来退一步讲"纵使相逢应不识，"因为自己早已不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了。下片写梦中相见，结句"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将无法排解的思念之情溶入连绵不尽的未来，更衬出未亡人的情真意挚。以词来写悼亡之情，苏轼是第一位也是写得最好的一位。

苏轼与下层劳动人民接触的深入与广泛，超出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因此，他对劳动人民的疾苦十分敏感。当看到"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时，他"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进而痛感"平生五千卷，一字不疗饥。"①苏轼词作品，对劳动人民的疾苦远不如诗描写得那样深刻。在全部30　余首农村词中，最为成功的当属描写乡村风俗和勾画作者与乡野父老亲切融洽关系的作品。《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其二：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苏轼在徐州任太守时，春旱后得雨，因此，苏轼前往城东二十里"可以致雷雨"的石潭谢神，这首词是此次出行所写五首词中的第二首。词的上片写村里的姑娘们闻听太守将到，于是匆匆忙忙梳妆一番，三五成群地扎堆在篱笆门前迎候。为了能清楚地看一眼究竟，有的姑娘甚至挤破了红色的衣裙。词的下片写村社，首句写村社的隆重，次句写供品的丰盛，末句写村民的欢愉。全词犹若一幅淳厚质朴而又兴致盎然的农村风俗画。

苏轼词的艺术特色，历代评论家仁智互见，总括起来，不外四点，即豪放、韶秀、清迥和真率。

苏轼词的豪放已为人所共赏。俞文豹《吹剑续录》称："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念奴娇·赤壁怀古》历来被推为豪放词的名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词的最后，"人间如梦"句，给全篇豪放阔大的基调涂上了一笔抑郁的宿命论的色彩，令人扼腕。《江城子·密州出猎》早《念奴娇·赤壁怀古》7年，是密州任上所作。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关于此词的写作，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书》中有所叙及："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词的

①　苏轼：《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诗。

上片首写声势浩大的出猎活动以及作者由此而激发生成的豪情，下片语意与上片一脉相承，紧扣豪情作文章，由出猎之豪情升发到报效国家之豪情。由杭州通判改任密州知州，苏轼的心情并不愉快，自称"老夫"正是这种灰暗心情的反映，但苏轼并不悲观，而是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冯唐故典，寓含天生我才明主不弃的希冀。词的结句"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一旦为朝廷重用，当不负圣望，有所作为的雄心。

苏轼词中的韶秀清迥之作当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前人评价这些作品"格奇而语隽"，①"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孰能至此！"②苏轼词的真率与其为人的真率一脉相承，这一特点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有体现。

苏轼词除"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④、"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⑤、"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⑥这些豪迈刚健乐观爽朗的作品外，尚有相当一部分思想消极之作，如，《醉落魄·述怀》：醉醒醒醉，凭君会取这滋味。浓斟琥珀香蚁，一到愁肠，更有阳春意。须将墓席为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从他落魄陶陶里，犹胜醒醒，惹得闲憔悴。这些作品是苏轼复杂思想的反映，有人生失意后的故作激愤之言，也有随缘委命的真情流露。因此，不能一概而论，而须加以甄别分析。

①　黄蓼园：《蓼园词选》。

②　黄庭坚：《山谷题跋》。

③　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④　苏轼：《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

⑤　苏轼：《定风波·重阳》。

⑥　苏轼：《点绛唇·庚午重九再用前韵》。

五、北宋后期文学北宋后期，是内忧外患逐步严重的时期，政治更加黑暗，朝廷内部新旧党争正逐渐演变成排除异己，争权夺势的派别之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女真族的南侵，都对北宋王朝造成了严重危胁。在文学上，继欧阳修之后，苏轼作为文坛领袖，以他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北宋后期文坛的作家，不少人和苏轼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从中受到他的影响。当时有所谓"苏门四学士"之称的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来，或再加上陈师道、李廌，又称"苏门六君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黄庭坚、陈师道，尤其是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创始人，与苏轼齐名。然而各自影响并不大相当。黄庭坚早年也写词，属婉约词风，虽有词名但不相符。秦观主要以词见称，是典型的婉约词派大家。贺铸和周邦彦不属苏门，但贺铸词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苏轼的影响，并较有创新。周邦彦是格律派的创始人。作为"大晟词人"的代表，由于他的出现，使词的艺术手法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成为南北宋之间的一个承前启后的词人，并对后来的词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一）黄庭坚和江西诗派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著有《黄山谷集》。治平四年（1067年）考取进士，历任汝州叶县尉、国子监教授、太和县令、秘书省校书郎，迁著作佐郎、起居舍人。他以诗受知于苏轼，又因此受牵连，后因对王安石新法有微辞，被贬而死于宜州（今广西宜山）。

黄庭坚是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他的书法，与苏轼、米芾、蔡襄等人并称为宋代四大家。他的词与秦观的词，被人相提并论。但他的词成就并不高，他的主要成就是诗。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宋诗至东坡、山谷，始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由此形成宗苏、宗黄的宋诗两大派。黄庭坚的名声大是因为除作为江西诗派的开山宗师，还有着自己的一套创作的理论纲领。

黄庭坚作诗以杜甫为宗，强调诗歌的内容与社会功用，认为"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①但他鉴于党祸，特别是苏轼乌台诗案的教训，使诗歌创作走向了脱离现实，以才学相高，以议论相尚的路子。对此现象，作一深入分析，就可以看出，党争，作为社会的背景，是北宋后期社会中心事件。它不仅改变了此前北宋政局相对稳定的局面，并向后影响到南宋政治格局，且直接给当时文人士大夫的人生命运和诗文创作以巨大冲击。当党争由上层的政见分歧，演为复杂激烈的派系倾轧，随双方势力交错升降，继之而来的便是大规模的轮番贬谪。黄庭坚晚年有两句沉痛的诗："三十年来世之变，几人能不变鹑蛙。"②概括了生活在政局动荡，贬谪频仍中的士大夫的普遍人生遭遇。而当以诗文论罪，攻讦告发，人人自危，害怕因此贾祸的心理滋生蔓延，使得诗在一度贴近现实之后，取一种迴避的策略。黄诗是宋诗中最具代表性的。同王安石、苏轼相比，在这一点上有很大的不同。最能体现黄庭坚诗歌主张的，是他的《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由此可以见出，除远祸全身之外，他要用儒家传统的"诗教说"来确立诗歌的创作原则和风格规范。并与当时正在勃兴的理学思潮形成共鸣。同时，在宋诗已具特色后，继续致力诗歌形式、表现方法的开拓创新，这就共同构成了黄庭坚诗歌特色的主要内涵。面对已取得高度成就的唐诗，宋代诗人除了从唐诗中汲取营养外，更要求闯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文章最忌随人后"①，"自成一家始逼真"②。因此，他提出了"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③、"脱胎换骨法"④等主张，尤有影响的是大作"拗体诗"。这是继宋初诗坛先前流行的平易流畅的诗体和属对精工的昆体之后，在律诗形式上的别开生面之举。它有意打破律诗原有的平仄规范，运古入律，于不和谐中求得抑扬顿挫变化的节奏美感。此"体"诗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由于黄庭坚的创作理论和实践，意在师法前人基础

①　《戏呈孔毅夫》。

②　《和蒲泰亨四首》（其一）。

①　《赠谢尚文王博喻》。

②　《题乐毅论后》。

③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④　释惠洪：《冷斋夜话》。

上翻进一层，力求有所创新，因此其论一出，即广受欢迎。其中"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等理论主张，即被"江西诗派"奉为创作纲领。黄庭坚的创作理论，从破除诗歌创作的陈词滥调，避熟就生，翻新出奇的意义上说，有可取之处。但从后来的发展趋向看，却产生了消极影响，使得不少作家，将作诗看成是抄书那样的掉书袋，以借鉴代替创造，以挦撦拆补代替个人创作。是"特剽窃之黠者耳。"①当然，黄庭坚也不是不重视诗歌的内容，但与苏轼相比，他更多的是强调艺术形式，刻意追求标新立意，修辞表意的技巧上的出奇制胜，古人诗句典故的花样翻新。结果使他不少作品陷入生硬晦涩，内容空泛的泥潭之中。对此，人评道："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东坡而不及欤！"②黄庭坚的诗歌和理论尽管存在着不足和失误，但是作为以"不践前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擅风流"③的精神进行创作的著名诗人、一派宗师，由于生活中坎坷遭遇所带来的种种不幸的感受，与高度的艺术修养，使他能自觉冲破束缚创作的主张，写出了不少有特色的好诗。他的这些诗，立意曲深，富有思致，耐人寻绎；章法细密，线索深藏，起结无端，出人意表；讲究烹炼句法，下语奇警，只字半句不轻出；在语言上，"洗尽铅华，独标隽旨"④。并将杜、韩偶一为之的拗句、拗律加以发展，使其诗歌形成瘦硬峭拔的风格，卓然独立于宋代诗坛。除上述特点外，他的避熟就生、翻新出奇的诗法，也对矫正晚唐、西昆的熟滑丽靡之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黄庭坚的诗歌中，既有反映忧虑国计民生之作，也有写景、寄识、遣怀、赠答、题画等类抒情诗，而这些诗是历来深受人赞赏的作品，也是最见其艺术匠心和独创个性的作品。其中一些篇章，还深蕴有社会的风云变化，只不过，或是借题发挥以表现，或是通过诗人心灵深处感情的刻划和人生遭遇的感叹而折射出来的。如他的古体题画诗《题竹石牧牛》：野次小峥嵘，幽篁相依绿。阿童三尺棰，御此老觳觫。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犹可，牛斗残我竹。

此诗命意新颖，笔力奇崛，不限于画面情趣的渲染，而是借题发挥，凭空翻出一段感想、议论，别具一格。诗人抓住了牛砺角和牛好斗的品性特点，去写它同竹和石的关系，表现了诗人爱竹爱石的心情，同时也以牛的砺角和争斗为诫；以平和安谧的田园风光相尚，从中寓意着对现实政治的观感，使人从宁静的田园风光中联想到烦嚣的官场角逐，从而构成鲜明对比。而这一切又托之于戏咏中。诗中采用了散文化拗体句式，不用典、不加藻饰，有一种古朴的风味。

写友情的《寄黄几复》诗：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壁立，治病不蕲三折肱。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全诗写得情真意切，不平之鸣、怜才之意也都蕴含其中。诗中首联二句，使事用语都有来历，出自《左传》、《汉书》，并以经传中散文语言入诗。

①　王若虚：《滹南诗话》。

②　王若虚：《滹南诗话》。

③　张耒：《读黄鲁直诗》。

④　《辨疑》。

这是黄诗避熟就生，脱弃凡近的方法之一。第二联尤为有名，上句追忆京城相聚之乐，下句抒写别后相思之深。所用词语既常见，又陈熟，惟其常见，正可给人以丰富的暗示，有以陈出新，摆脱常境之感。而且未用一个动词，境界全出。在此平淡自然的语句中，却有着至为浓烈的情意。读之使人能激发出一连串的想象，令人寻味无穷。宁使诗句律不谐，不使句子弱的主张，在此诗五六句中有着突出的体现。这种用拗体写七律之法创自杜甫，黄庭坚用得更多，也是他以古拙救圆熟的诗法之一。其兀傲的句法与奇峙的音响，使友人廉洁干练、刚正不阿的性格凸现了出来。全诗从立意、句法到用字都力戒平庸，刻意于难处、拗处表现工力。

他的不少写景抒怀之作，都是很精彩的篇章。如《登快阁》：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诗中用了不少的典故、常用字，经过运化，即能点铁成金，可见其用典炼字之法。在江山广远、景物清华，倚阁赏秋日晚晴中，抒发了诗人欲辞官归隐的心情。其中诗人的兀傲神情，洒脱的襟怀，形神毕现。通首"一气盘旋而下，而中间抑扬顿挫又极浏亮"。①"能移太白歌行于律诗。"②作为黄庭坚七绝中的冠冕之作《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境界雄奇：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滪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诗中文辞挺拔，显示了诗人在政局动荡，频历艰难困苦之后，仍卓然兀立所具有的高旷的胸襟。前首诗雄奇偏于动，既有行程之变，也有心情之变。正如清人赵翼所说，山谷"不肯作一寻常语"③对于经过长期放逐后，庆幸生还的心情，他不是泛泛地说欢欣，而是把欢欣之情化为具体表情的"一笑"，这以"万死"换来的"一笑"，含义很多，在这含蓄的"一笑"中，心里想说的、不便说的，都尽融于这不同寻常的一刹那之中了。后一首则偏于奇，诗人以其浮想之阔，寄怀之壮，而逞笔力之雄，把眺望时的凝思引入奇境，籍怀古而幻念，获迁想妙得之观。其中"银山堆里看青山"是为人称颂的名句。

他的借史遣怀之诗《书摩崖碑后》，是观书有感之作。诗人集大半生所经历的磨难，再来看唐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不由生发出对深忧国事民生之诗人，不为世人所理解的长叹，"臣结春陵二三策，臣甫低头杜鹃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断崖苍藓对立久，冻雨为洗前朝悲。"诗思沉郁，笔触凝重，不失为佳作。另外像《次韵子瞻寄眉山王宣义》、《病起荆江亭即事》、《过平舆怀李子先》、《清明》等篇，或咏时事，或抒发思归情怀，或寄托世事人生感慨，大都思致幽远，情趣深浓，也都是名篇佳作。

黄庭坚诗中，有不少下字奇警的名句，很可见出其艺术上的锤炼工夫。

如"心忧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①；"鱼游悟世网，鸟语入禅味"②；

①　《黄庭坚诗选》潘伯鹰评语。

②　方东树：《续昭味詹言》。

③　赵翼：《瓯北诗话》卷十一。

①　见《禹迹图》刻文。

②　《又答斌老病愈遣闷》。

"翩翩佳公子，为政一窗碧"③；"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④；"春风春雨花经眼，江北江南水拍天"⑤；"人到愁来无处会，不关情处总伤心"⑥；"酒船渔网归来是，花落故溪深一篙"⑦。

黄庭坚的创作成就虽不及苏轼，但他在北宋后期诗坛影响却很大。他的诗歌更加突出地体现了宋诗的艺术特征，所以追随、仿效者颇多，他们都以黄诗为学习典范。在黄庭坚的影响下，北宋后期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黄庭坚为中心的"江西诗派"。这些诗人在艺术上都有相近的见解和主张，因而得以形成这一有宋以来最大的诗派，并在中国诗歌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其诗派因黄庭坚是江西人而得名。诗派中的其他诗人倒不都是江西人。其名称源于南宋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该图一共列入陈师道等二十五个诗人。此外，被后人归入江西诗派的还有吕本中、曾幾、陈与义等人。宋末方回又把杜甫和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江西诗派的多数成员，有共同的创作倾向与风格，都主张以杜甫为宗，然而由于他们过分强调艺术技巧，导致了偏重形式，忽视内容的诗风形成，当然这是与社会矛盾的激化、理学盛行的结果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一部分士大夫文人脱离现实，闭门读书，讲究艺术趣味的反映。黄庭坚的"以故为新"的创作方法，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实绩。但却被后来的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诗人所奉行，拾人牙慧，形成了江西诗派的末流。"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①成为长期以来受人讥评的主要原因。

作为受黄庭坚诗歌理论影响的另一方面，一些江西诗派成员，接受了他的"自成一家"的创新意识，即以对艺术孜孜以求的精神来达到摆脱技巧束缚，进入无斧凿痕迹的最高艺术境界为目的创作，从而使他们的作品各具特色，而无"千人一面"的缺憾。他们的作品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风格是构成宋诗独特风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江西诗派的北宋作家中，除宗师黄庭坚外，以陈师道的成就为最高，与黄庭坚并称为"黄陈"。

陈师道（1053～1102年），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著有《后山集》、《后山诗话》等。他年轻时曾师从曾巩。对于朝廷以经学取士，不以为然而未去应试。由于身为布衣，曾巩虽荐其为属员而未果。他为人刚介有节，苦志自励，羡慕古代用心著述之人，不愿为功名而奔走，对于名人高官的荐举提拔常推辞不就。他曾言"士不传贽为臣，则不见于王公。"①曾历任徐州教授、秘书省正字等职。他一生坎坷，家境贫寒，但仍专力写作，欲以诗文传于后世。相传他做诗用力极勤，平时外出，有诗思，急归拥被而卧，诗成乃起。有时吟诗累日，恶闻外间之声扰乱，有"闭门觅句陈无己"之称②。

陈师道在诗歌创作上，主张"诗文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③　《咏竹》。

④　《题落星寺》。

⑤　《次元明韵寄子由》。

⑥　《和陈君仪读太真外传五首》。

⑦　《过平舆怀李子先》。

①　元好问：《论诗绝句》。

①　《山西通志·金石记》卷九十七。

②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五卷第一分册，第133-135　页。辟毋俗。"③与黄庭坚的主张一脉相通。因而对于黄诗爱不释手，曾毁己诗稿。但他也发现了黄诗的单求技巧，竞尚新奇的不足，"不如杜（甫）之遇物而奇也。"④因而又致力于学杜，但却缺乏杜甫的深沉雄健的风格。

陈师道学杜甫有成就的是一些写夫妻、父子之情的诗和一些五、七言律诗。如他的《除夜对酒赠少章》、《春怀示邻里》：岁晚身何托，灯前客未空。半生忧患里，一梦有无中。发短愁催白，颜衰酒借红。我歌君起舞，潦倒略相同。

断墙著雨蜗成字，老屋无僧燕作家。剩欲出门追语笑，却嫌归鬓逐尘沙。风翻蛛网开三面，雷动峰窝趁两衙。屡失　南邻春事约，至今容有未开花。在这两诗中可见诗人追步杜诗句法、诗风所下的功夫。前首为除夕夜，友朋相聚时排遣满腹愁绪的心曲之唱，可谓"神力完足，斐然高唱，不但五六佳也。"①后一首表现了诗人以读书作诗自遣，居贫闲静，清操自守的心境，并委婉地流露出世路艰辛的慨叹。

他的抒写亲情的诗篇，出语自然，文风朴实，真挚感人。如《别三子》（两首，其一）、《示三子》：夫妇死同穴，父子贫贱离。天下宁有此？昔闻今见之！母前三子后，熟视不得追。嗟乎胡不仁，使我至于斯。有女初束发，已知生离悲；枕我不肯起，畏我从此辞。大儿学语言，拜揖未胜衣；唤爷我欲去！此语那可思。小儿襁褓间，抱负有母慈；汝哭犹在耳，我怀人得知！

去远即相忘，归近不可忍。儿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极不得语，泪尽方一哂，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

前首诗，展现了诗人作为一个贫穷士大夫的困窘生活，为谋生远走而同家人分别时难舍难分的亲情，闻之令人潸然泪下。后一首诗，表现了寄食他处妻儿家小从远方归来时，作为父亲的诗人与孩子相见一幕。诗人抓住了相见之时，悲喜苦乐的矛盾心理在一瞬间的变幻，展现了诗人自己的复杂内心世界。两诗语语皆从肺腑中流出，无矫饰造作之气，可谓至情之文。此类浑朴自然的诗作，得力于诗人向古乐府和杜诗的学习，在格调立意上借鉴前人，从中点化出新意。像这类情意诚笃、感人至深的佳作，还有《送内》、《寄外舅郭大夫》等。可惜此类诗作并不很多，故弥觉珍贵。

另外像他的《绝句四首》（其四）：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从诗人对读书亲身体验的概括中，可见其孤独寂寞，唯有书伴的惆怅心情的流露。今人评后山诗说："只要陈师道不是一味把成语古句东拆西补或者过分把字句简缩的时候，他可以写出极朴挚的诗来。"①此诗除"朴挚"外，诗人以冷静的态度来体察客观事物，将哲理性的认识写入诗中，而富有理趣。由此也可见宋人爱用诗来说理的特点。

他的一些描写景物的五律，虽出以淡淡的笔墨，诗味却是极其丰腴醇厚的。如他的《后湖晚坐》、《雪后黄楼寄负山居士》、《泛淮》：水净偏明眼，城荒可当山。青林无限意，白鸟有余闲。身致江湖上，名成伯③　陈师道：《后山诗话》。

④　陈师道：《后山诗话》。

①　《瀛奎律髓刊误》卷十六纪昀评。

①　钱钟书：《宋诗选注》。

季间。目随归雁尽，坐待暮鸦还。

林庐烟不起，城郭岁将穷。云日明松雪，溪山进晚风。人行图画里，鸟度醉吟中。不尽山阴兴，天留忆戴公。

冬暖仍初日，潮回更下风。鸟飞云水里，人语橹声中。平野容回顾，无山会有终。倚墙聊自逸，吟啸不须工。

他的这些诗洗尽陈言，淡远有致。其运思之幽深，意境之超脱，于排遣俗虑之处，自有一种旷达傲岸之气激荡于字里行间。同时诗人的那种无拘无束的悠闲之态，自得之情，也蕴于淡墨描就的景物之中。

作为与黄庭坚同被列为"苏门四学士"中的张耒和晁补之，不属于江西诗派。张耒诗歌成就高于晁补之。

张耒（1052-1112年），字文潜，号柯山，人称宛丘先生。长于楚州淮阴（今江苏淮阴市）。因祖籍为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自称"谯郡张耒"。著有《柯山集》等。他曾以文受知于苏轼，苏轼赞其文汪洋冲淡，有一惜三叹之妙。后与苏轼同游，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熙宁六年（1073年）中进士后，历任临淮主薄、寿安尉、咸平县丞、秘书省正字、起居舍人、黄州通判，知兖、颍、汝州，太常少卿等。由于他与苏轼的密切关系，仕途曾屡遭贬谪。张耒在当时以诗著名。他的诗歌以唐人白居易、张藉为宗，语言平易浅近，注意以诗来反映社会现实矛盾，是"苏门"中对稼穑艰难、民生疾苦最为关注的诗人。在诗歌创作上，崇尚自然，反对雕琢。这在当时江西诗派堆砌雕镂之风盛行时，可谓独树一帜。但由于片面强调"满口而发，肆口而成"①，无视艺术形象的塑造的复杂过程，忽视从锤炼中求平易、自然，使得不少诗流于粗疏和草率。就是在他的反映现实生活矛盾的代表作品中，如《劳歌》、《田家》（二首）、《和晁应之（悯农）》、《北邻卖饼。。》等诗中，也不能免去这些弱点。

张耒诗风总起来说，是以平易、流丽、晓畅见长，很少用硬语僻典，"闲淡平整，时近唐人"。②他的诗作对南宋诗人学习唐调，开了风气。

作为以反映社会现实矛盾，在题材和思想开掘上都颇具新意的《海州道中二首》，是其古体诗中少有的佳作：孤舟夜行秋水广，秋风满帆不摇桨。荒田寂寂无人声，水边跳鱼翻水响。河边守罾茅作屋，罾头月明人夜宿。船中客觉天未明，谁家鞭牛登陇声。

秋野苍苍秋日黄，黄蒿满田苍耳长。草虫咿咿鸣复咽，一秋雨多水满辙。渡头鸣春村径斜，悠悠小蝶飞豆花。逃屋无人草满家，累累秋曼悬寒瓜。

两诗作为舟行纪实之作，多侧面地再现了北宋后期苏北农村的生活场景。此间农人的辛劳，逃亡之家的凄凉，田地的荒芜都得以凸现。由于诗人通过对乡村风光和萧条荒凉场景颇具艺术性的描写，使诗具有较深的含义和可读性。

另外，像他的一些写景抒怀小诗《夜坐》、《初见蒿山》、《春日书事》：庭户无人秋月明，夜霜欲落气先清。梧桐真不甘衰谢，数叶迎风尚有声。年来鞍马困尘埃，赖有青山豁我怀。日暮北风吹雨去，数峰清瘦出云来。虫飞丝堕两悠扬，人意迟迟日共长。春草满庭门寂寂，数棂窗日挂空堂。诗人在这些诗中，表现出善于摄取小事细景入诗，并以其观察精细，构

①　程晋芳：《知行堂文集》卷五。

②　胡应麟：《诗薮》。

思奇巧，真切自然地表达了自己在不同情境之中的内心情怀。而这种情怀与诗中的氛围和谐一致，令人有如入其境之感。

（二）秦观和贺铸秦观（1049-1100年），字少游，一字太虚，号邗沟居士，人称淮海先生，扬州高邮（今江苏）人，著有《淮海集》。秦观少时丧父，侍母家居，几乎不与世人相通。平时惟借书苦读，研习文词，由此养成了他比较柔弱的性格。这种性格特点，对于他后来的生活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往谒苏轼于徐州，当读其《黄楼赋》，誉称有屈、宋之才。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中进士，后经苏轼荐举，任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新党重新执政后，因其与苏轼交往而获罪，先后被削职贬官于彬州（今湖南彬县）、雷州（今广东海康县）等地。徽宗即位，受命复职北还，途中死于藤州（今广西藤县）。

秦观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最受苏轼爱重。诗、词、文、赋皆工，而以词名。其词风远承西蜀、南唐，更近于柳永等人。苏轼称其词"犹以气格为病"，戏曰："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①意指其词风纤弱。但又与柳永的俚俗、白描、讲求铺叙曼衍不同，主要以秀丽含蓄取胜。其自树一帜为世人所赏爱，足以与苏词分庭抗礼，是北宋以后几百年被视为词坛第一流的正宗婉约词家。人誉之"当代词手"，②"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元丰间盛行于淮楚。"③秦观作词特别注意意境的创造，融情入景，善于通过凄迷暗淡的景色烘托忧郁怅惘的感伤情绪，词境凄婉，音律和美。秦观早年所写词作，多为爱情题材，他将男女恋情同个人身世的坎坷际遇结合在一起，以含蓄、淡雅的语言，抒发出来。他的著名慢词《满庭芳》：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樽。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全词状满目凄凉景，抒黯然伤别情，描绘了离别的全过程。将离别时的感伤情绪和秋晚日暮的悲凉景象融成一片，写出了一个潦倒失意文人的无限凄楚。此词炼词铸句，新奇别致，形象生动。"斜阳外"三句，为"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①。从中可见出婉约派视为正宗的风格特色。另外，这种以抒情色彩很浓的感慨之语，绘出精巧工致、情韵兼胜之作，表现感旧伤今、离愁别绪的还有《望海潮·梅英疏淡》、《八六子·倚危亭》。前首词有似"陈隋小赋"之称。词中打破了上下片的界限，运用了强烈的对比手法，通过追怀昔游的美景胜迹，展现了令人难忘的生活趣事与旧日盛况，表现了旧地重游之时，繁华销歇，不堪回首之状，与烟暝柳昏中，徒然令人兴起无限感喟和一片归思，只能寄情于流水的无奈。后首词中，用连绵不断的春草以喻不可抑止的离恨，"以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倾吐情思，并以黄鹂几声撩人情思的啼声，寓示不可断绝的相思。他的小词《浣溪沙》，在以情见长而又余味不尽中，又见其空灵之境：

①　叶梦得：《避暑录话》。

②　陈师道：《后山诗话》。

③　叶梦得：《避暑录话》。

①　纪昀、陆费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地理类。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此处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抒写了悠长的愁绪。花谢花飞，随风飘扬，给人以闲散而无牵挂的印象，而飞花的飘荡无定又使人联想起那虚幻的迷梦，令人难以捉摸；小雨如丝，迷离景象，又正如闲愁无边无际。末尾以景作结，点出帘外之愁境与帘内之愁人。全词在曲折之后方见其意。

秦观后期词作，主要是抒写贬谪中的遭际和心绪，情调更加凄苦、低沉而哀伤。如《如梦令》，抒写谪官羁旅：遥夜月明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

词中所描述的那种长夜难熬的苦楚心境，与破敝荒凉、薄衾寒人的景况，使得词人无数坎坷之感、身世之悲都涌上心头。结尾之句，寓示这种日复一日的行役生活又将开始。正如人言："秦词专主情致，而少故实"①，却自多忧苦之音。与他前期词比，词中离愁别恨更为深重。如《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韵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词中抒发了词人比春水还多的离愁。这种既大且深的"愁"，在他的《千秋岁》："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阮郎归》："人人尽道肠断初，那堪肠已无。"等词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作为代表秦观后期词作风格的，是他的《踏莎行》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词以比兴手法，抒发了词人在特定环境里的迷茫失望和愁恨怨怅的心情。曲折而又尽情，婉转而又深沉。上片词人用视觉的茫无所见，来表现其心境的迷乱无主。其中孤馆、春寒是身心所感，杜鹃、斜阳是耳目所感，四者构成一孤寂凄清的氛围，既是写环境，又是写心境。下片，将词人心中所生的离恨，由无形变为有形可"砌"，使人可感其无比沉重和压抑。结句以痴语表激情，暗示对生离死别的无奈、赦归的无望。对此二句，秦观卒后，苏轼曾自书于扇，并题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①其赞美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在秦词中，也有少数写得爽健开朗，情高意深之作。如后期所作的《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此词以牛郎织女传说为题材，却自具机杼，独领风骚。其构思巧，不落俗，感情起伏连绵、跌宕多姿，将写景、抒情、述理一炉而冶，寄托了词人的爱情理想，并使之升华。尤其词的末句，是广为人所传诵的佳句。

秦观有些词还受民间曲子影响，以俚俗语入词，有似后来的曲。有的还在词前冠之于诗，这些都使词在形式上有所变革而带有新意。

与秦观同时的另一位著名词人贺铸，与秦词不同的是在其婉约词中又兼

①　转引自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第87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①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

有豪放之气的词作。在宋词发展史上，贺铸可算作从苏轼到辛弃疾的过渡词人。这是与秦观上承柳永，下启周邦彦所不同的。

贺铸（1052-1125年），字方回，自号庆湖遗老。原籍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生于卫州（今河南汲县）。著有《贺方回词》、《庆湖遗老集》。他是宋太祖孝惠皇后族孙。自称远祖本居山阴，为唐贺知章的后裔。贺铸为人性格耿介，少时意气豪侠。早岁任武职，后转文官。由于入仕后喜论世事，傲视权贵，因而终身受抑制，浮沉下僚。晚年更对仕途灰心，退居苏州，以家藏万卷书，手自校勘为乐，以此终老。

贺铸是苏轼之后较有创新的词人，在词的题材上作了多方面开掘，有抒怀、述志、咏史、咏物、悼亡、艳情，内容比较丰富，风格多样。他的词善于融化中晚唐诗句入词，其技巧堪与周邦彦相比。曾言"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①其词风上承温、李等人，以浓丽婉约为主要风格。他的许多描写相思情爱的词，婉转多姿，饶有情致。如《捣练子》（五首之二）：砧面莹，杵声齐，捣就征衣泪墨题。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玉关西。词人以唐边塞诗的题材入词，别开生面。这在宋词中是不多见的。词人抓住了"捣衣"、"题泪"两个生活细节加以描写，而感人至深。词中其颇具艺术性的手法，为词增色不少，词的开篇兴以物起，情以声寄。这种艺术空白的力量，给人以阔大的想象空间。其中"莹"字的运用，极具艺术张力，寄意深刻。整首小令，以有限的篇幅展示了一幕人间悲剧，并具有一定社会意义。贺铸极深于情，而又工于写情，在他的《陌上郎》中，用"挥金陌上郎"与"化石山头妇"对比，写多情的弃妇；《卷春空》中，用"自是芳心贪结子"，与"惜花人恨五更风"对比，写无情的荡妇；《芳心词》中，用"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写荷花以寄意。他的《青玉案》是广为人所传诵的一首词：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在这首写由相思而致闲愁之作中，采用了象征性手法。词人选取了烟草、风絮、梅雨三种物事，以喻浓得化解不开的"愁"。词人用迷濛如烟的春草，以寓其无所不在；用随风飘忽的轻絮，以寓其纷乱繁复；用梅雨连绵，以寓其难以穷尽。从而使微妙而复杂的抽象思绪，由此变成可见可感的形象。词人以其"语精意新，用心良苦"，①"兴中有比，意味更长"②，赢得了"贺梅子"的美称③。黄庭坚嘉许曰："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④另外如《石州慢》、《踏莎行》、《生查子》等，也都是辞美而情深的婉约佳篇。

贺铸有些词，着力抒写个人的生世经历和某些社会现实。由于在题材内容上有所突破，词的风格也有所变化，显得声情激越，慷慨悲壮。这正是"方

①　《建康集》卷八《贺铸传》。

①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②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

③　周紫芝：《竹坡诗话》。

④　《寄方回》。

回词胸中眼中另有一种伤心说不出处"的反映。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那首《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间呼鹰嗾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乐匆匆。似黄粱梦。辞丹凤，明月共，漾孤篷。官冗从，怀倥偬，落尘笼。簿书丛，鹖弁如云众，供粗用，忽奇功。笳鼓动，渔阳弄，思非翁。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

此词以赋体入词，把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炉。其句短韵密，繁管急弦，传达出一种悲壮之气。将有心征战，无路请缨之一腔郁积，泄于词中。从中凸现了一个怅立秋风、引吭悲歌的爱国壮士的侧影，显示了词人笔力豪健的一面。纵览北宋词坛，与之相比者，寥若晨星。惟有苏轼《江城子》一词可与之媲美。因此这首盘马硬弓的悲壮之歌，在雕红镂翠中分外耀人眼目。它对于后来的许多爱国词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张孝祥的一首同调之作，成为与之比肩的双璧。人评他这类词为"不为声律所缚，反能利用声律之精密组织，以显其抑塞磊落，纵恣不可一世之气概"①。此外他的一些托意吊古、直抒胸臆之作，也可见出受苏轼影响，表现出一个以功业自许的志士，不肯苟安随俗，但又落拓无成的悲哀。他的这些词篇，反映了其沉郁顿挫的另一方面词风，从而成为南宋前期诸家豪放词风的先导。

①　龙榆生：《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

（三）周邦彦周邦彦（1056-1121年），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

人。著有《清真词集风》（又名《片玉集》）。

周邦彦以词名家，是婉约派和形式格律化的集大成者，"为词家之冠"①。他在词的发展上主要功绩是在词调的整理、创制及艺术技巧方面。"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②，在中国词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周邦彦早年即博涉百家之书，为人落拓不羁，不为州里所推重。元丰六年（1083年），因向宋神宗献《汴都赋》七千余言，得其赏识。由太学生升为太学正，此后一直在京师及各地任职。宋徽宗时，颁布《大晟乐》，召其为大晟府（国家音乐机关）提举，负责审定音律，制乐谱曲，成为宫廷御用词臣。他与万俟咏等"大晟词人"，在讨论审定古音的同时，还按月进献新调。其所献之词为歌颂帝王丰功伟绩，祥瑞之事等。后人对此称之为宫廷文学、庙堂文学。另外，他们还写有类似南朝宫体诗的艳词。对此两类"雅词"、"侧艳"，周邦彦总称为"大声"。经周邦彦整理、创制的新旧词调，其法度、形式都成为后人创作的规范。他自己的词作也精于词法，更加注意格律化。在艺术手法上，他特别注意词的结构曲折、前呼后应，善于融化古人诗句入词，尤其善用长调铺叙，状物写景，曲尽其妙。他在词中所呈现出的富艳精工、珠鲜玉艳、淡远清妍一类的特色，与典丽深密、浑厚和雅的气息，都与其长于江南、游历京城生活分不开的。

周邦彦一生喜与歌妓舞女相交往，过着冶游的生活，再加之宫廷词臣的身份，必然影响到他的创作，使之词作出现缺乏思想内容和单纯追求形式格律的倾向，未能脱艳科藩篱。人谓之"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③。

他有名的《瑞龙吟》，可以见出周词的主要创作倾向和艺术特色：章台路，还见褪粉梅梢，试花桃树。愔愔坊曲人家，定巢燕子，归来旧处。黯凝伫，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侵晨浅约宫黄，障风映袖，盈盈笑语。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惟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宫柳低金缕，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

词中今之惆怅和昔之游乐成一鲜明对照，抒发了词人旧地重游时的伤离意绪。这种今昔情事交织描写的手法，使得空来空去"断肠院落，一帘风絮"之境，沉郁而又空灵。全词辞句雕琢得富丽精巧，化用诗词典故自然妥贴，格律和音韵的运用十分讲究，但"不过"人面桃花"，旧曲翻新耳"。①作为与前词不同的可取之作，是他的一些有着切身感受，反映一定生活现实的怀古伤今或描写羁旅行役的篇章。如《兰陵王·柳》一词，写得情境浑融，气格浑厚：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②　陈郁：《藏一话腴》。

③　王国维：《人间词话》。

①　［宋］徐競：《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黄水洋"。

人在天北。凄侧，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此词作为周邦彦所创的新声，是他与京都告别之作。词人以柳发端，以行为愁，把将离之情，既去之思，居者和行者，旧恨和新愁，人和物，情和境，浑然融为一气。其词妙处，"亦不外沉郁顿挫。顿挫故有姿态，沉郁则深厚。既有姿态，又极深厚，词中三味亦尽于此矣。"①又如《西河》（金陵怀古）词，隐括了古乐府及刘禹锡的《石头城》、《乌衣巷》诗意。词人通过对金陵古都的描写，从中引出兴亡之感。词中这种描写，不正面触及巨大的历史事变，不着丝毫议论，而只是通过有韵味的情景铺写、形象地抒发了词人的沧桑之感，寓悲壮情怀于空旷境界之中。在景物描绘的"顿挫"中，体现怀古之情的波澜。

周邦彦的词语言形象精工，尤其在写景咏物上，更见功力。如《少年游》词，写江南春城微雨中的景物"朝云漠漠散轻丝，楼阁淡春姿。柳泣花啼，九街泥重，门外燕飞迟。"《点绛唇》中，写黄叶的多情"今日原头，黄叶飞成阵。知人闷，故来相趁，共结临歧恨。"《蓦山溪》中，写水乡泽国明媚如画的春天晚景，"湖平春水，菱荇萦船尾。空翠入衣襟，拊轻浪，游鱼惊避。晚来潮上，迤逦没沙痕，山四倚，云渐起，鸟度屏风里。"《风流子》中，写池水中的倒影"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其中他的小词《苏幕遮》，写得清新淡雅，与其富艳之词迥然相异：燎沉香，清溽暑。乌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词的上片写夏日雨后初晴晓景，下片为久客京华，追忆江南故里亲人的情思，及小楫轻舟的归梦幻想。其中"叶上初阳乾宿雨"三句，使人在其绰约神姿中，感到它那"神情骨秀"的韵味，是"真能得荷之神理者"①。周邦彦这位北宋末期杰出的词人、文人词的集大成者，以他优雅的、曼妙的、伤感的作品风靡了词坛，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从大处观之，周词的出现是同当时那繁华已极，而又腐朽已极的社会相一致的。这是北宋社会行将凋谢衰亡的信息，在词人敏感的心灵中所造成的感应的结果。作为一个与世沉浮的俗人、芸芸众生中的一名歌者，由于他在词的艺术上的贡献，使得宋代文人词的格律化最终完成。"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②他在词的艺术形式上所起的继往开来的作用，使得词坛上一个新的词派--格律词派出现了。南宋的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周密诸人，都沿着他所开拓的道路前行，注重形式的风气因而大盛。此中的幸与不幸，又都是与周邦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①　王国维：《人间词话》。

①　王国维：《人间词话》。

②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　　六、南宋前期文学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人再度发动进攻，长驱直入，占据中原，直指京师。次年，宋徽、钦二帝等被掳而去，北宋亡，史称"靖康之难。"徽宗之子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建立南宋政权，改元建炎。金兵继续南侵，南宋小朝廷最后定都临安，纳币称臣，偏安江南半壁江山。随着时事的剧烈动荡，文学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爱国主义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主题。国破家亡的变故，颠沛流离的生活，使许多作家冲破了形式主义藩篱，改变了以往贪欢逐醉的调子，代之以昂扬的爱国之唱。陆游、辛弃疾自不待言，李清照、陈与义、张元干、张孝祥、杨万里、范成大等，都莫不如此。一些爱国将领和主战的士大夫也都留下了壮烈的爱国篇章。

（-）李清照李清照（1084-1157年？），自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山东济南市）人。著有《漱玉集》、《漱玉词》等。

李清照生长于一个文学气氛浓厚的官宦之家，父母皆善文，其父李格非尤有文名。她资质聪慧，少识音律，很早就有诗名。18　岁时与宰相赵挺之之子、太学生赵明诚结婚。婚后两人除诗词唱和外，还致力于收集和研究金石书画。"靖康之变"，被迫渡淮南奔，所携图书文物，在乱离中散失殆尽。赵明诚也在移知湖州途中病故。此后她只身一人，孤苦无依，飘泊不定。后又受小人诬陷，晚景凄凉，在乱离和贫困中度过了悲惨的晚年。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杰出女作家。她多才多艺，在诗词文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还工书、善画兼通音乐。

在诗歌创作上，她所遗留下来的诗歌大都是南渡以后的作品。与其以婉约为主的词风迥异，呈现出高昂、豪迈、刚健之气。爱国感情表现得显著而强烈，"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①"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②等诗句讥刺了南宋朝廷的苟且偷安。最有名的是五言诗《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此诗借古讽今，慷慨沉雄，一洗儿女气。在她诗中，还有些极具宏大气魄之作，其中《题八咏楼》一诗：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洲。此诗作为李清照的晚年避难诗作，写得豪气充溢，是其少有的佳作。另外她还有些颇具浪漫色彩的作品，如《晚梦》诗，以梦写其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也具有豪迈洒脱的特色。

李清照还擅长散文，南宋赵彦卫说她"有才思，文章落纸，人争传之"③，可惜与其诗词一样，流传下来的很少。南渡后所作的《金石录后序》是她散文的代表作。此篇序文，可视作一篇颇佳的传记性散文，它洋略有致地记叙了李清照夫妇颠沛流离的一生。其文"皆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①文魄中那沉哀入骨的情思，却以平实的叙述风格出之，更增撼人心魂的力量。

李清照的词，从艺术成就上看，超过了诗文。从词的理论上看，她的《词论》，作为宋代第一篇系统的词论之作，在总结词的发展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对词的要求，并主张"词别是一家"之说。但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的创作。其中《词论》的有些要求，由于其生活境遇的变化，使得她突破了自己早期的"典重"、"铺叙"的理论，形成了以善用白描手法，浅俗清新风格见长的"易安体"。词人善于通过富有特征的事物和动态描写形象，使所要表达的抽象感情有了具体的感性力量，再加之叠字、俗语的运用，

①　《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六《学校考·祠祭上》："太祖神册元年春，立子侍为皇太子。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问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皇太子对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祀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②　庄季裕：《鸡肋编》引。

③　赵彦卫：《云麓漫抄》。

①　惠洪：《冷斋夜话》卷三。

更增其艺术感染力。

李清照的词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主要是对闺中欢娱生活、自然风光、离别相思的描绘和抒发。词中形象动人，情感深挚，从中可以见出她对美好事物和自由生活的热爱、向往之情。有些词，在客观上还具有一定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意义。如《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点绛唇》（蹴罢秋千）、《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等词，都给人留下了一幕幕难忘的印象：那夕阳轻舟，荷花十里，暮色飞鹭，醉入花丛之人；天真活泼，娇羞稚气的少女；流水无限似侬愁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思妇；以其淡素菊花自喻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佳人。另外像她的《凤凰台上忆吹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等词，或即景抒情；或借物抒怀，也都写得语新意隽，宛转曲折，深沉细腻。

南渡，对李清照来说，是一极大不幸，但这不幸又促使她成为历史上最杰出的女词人。由于她经久而深切地承受了时代的巨变、生活的坎坷和精神的磨难，使她所抒写的忧愁烦恼，已不再是个人一己之悲辛、闺阁庭院这一狭小范围，而是融入了家国之恨，展示了那个时代的苦难在词人心中的印迹，直至后世仍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她这一时期的词作，大致分为感伤时事、悲今悼昔、咏物自伤三类。如她的感时伤世之作《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此盖感愤时事之作"①，而"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是很耐人寻味的注脚。其中两个"舟"字的使用，既与"愁"情之生相关，又是"愁"情极度深重的具体体现。其词具有立意新颖，设想奇特，语言浅显而又凝炼，含蓄而不艰深，凄婉而又劲直等特色。她的悲今悼昔之作最为著名的是《永遇乐》（落日熔金）、《声声慢》（寻寻觅觅）。前首词，通过前后两种元霄节的对比，抚今追昔，抒发了词人饱经忧患的苦楚与自甘寂寞的情绪，并从中透出对南宋朝廷偏安一隅、醉生梦死的不满，以及对故国的眷念不忘。此词写得蕴藉不露，凝重深沉，具有一种平淡中见工致的语言风格。百年之后，南宋末词人刘辰翁对此词读之又读，"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②后一首《声声慢》（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弟，怎一个愁字了得！

此词从刻划冷清的环境，来烘托凄惨悲切的心境，表达了词人饱经国破、家亡、夫死的乱离之苦的忧患和哀愁。此词"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①"是李清照词中特别讲究声调的一首名作"。②这是自欧、秦以来的大词人所未曾有过的一首富有创造性的词作。词中的这种颇具特色的语言，与北宋末期华贵典雅的词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咏物自伤类的词，较有名的是《清平乐》（年年雪里）。在南渡后词人李清照的眼中，天论是春花秋月，冬梅夏荷，还是莺歌燕舞，都非心悦神怡之物，往往都成为引起她乡思之愁、流落

①　《艺衡馆词选》梁启超语。

②　刘辰翁：《须溪词·永遇乐》题序。

①　彭孙遹：《金粟词话》。

②　夏承焘：《唐宋词欣赏》。

之苦、时局之忧的媒介。这些咏物词同其它类词一样也都成功地传达出其忧国思乡怀人之深情。

李清照虽然也是沿着婉约派的道路发展，但她又不完全受婉约派束缚，在她某些词中，还具有想象大胆、感情奔放的豪放派词风的某些特色。如《渔家傲》一词，就写出了"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的豪迈词句，"无一毫钗粉气"。③李清照作为继秦观之后的另一个婉约派的大家，对后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人曾评价李清照词说："易安格律绝高，不独为妇人之冠，几欲与竹屋、梅溪分庭抗礼。又易安词骚情诗意，高者入方回之室，次亦不减叔原、耆卿。两宋词人能词者不少，无出其右矣。"④由此可见李清照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所及。

③　黄了翁：《蓼园词选》。

④　陈廷焯：《云韵集》卷十。

（二）南宋前期其他词人南宋初年，金兵长驱直入，逼迫朝廷仓惶南渡后，经数度辗转才定都临安，大批中原百姓"号泣动于乡里，嗟怨盈于道路"①，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在忍无可忍的民众中激起了空前的抗敌御侮热潮。南宋词人们身临其境，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蓄久而发的民族激情，一改北宋末年以周邦彦为代表的柔弱词风，奋起而大声疾呼，反对投降卖国的朝臣，力主御侮复国。

"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②。这个时期的词人们，上承苏轼的豪放风格，下开辛弃疾爱国词派，气壮山河，振聋发聩，用自己的热血与衷肠，在中国词史上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为后世留下丰厚的宝贵遗产。张元干（1091-1175年），字仲宗，号芦川居士，长乐（今福建闽候县）人。官至将作少监，因不肯与奸佞同朝，挂冠而去。后作词同情反对议和、乞斩奸相的好友，被追赴临安入狱。出狱后豪气不改。著有《芦川词》，存词185　首。

南渡前，张元干袭传统婉约派词风，专好酒畔花前，词域狭窄。"靖康之难"使他幡然猛醒，慨当以慷，词风转为豪迈悲壮。其作有抚事感时、忧国忧民的，如《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水调歌头·同徐师川泛太湖舟中作》；有俯仰今昔、倾述亡国之恨的，如《兰陵王·春恨》、《水调歌头·追和》。其中最著名的两首《贺新郎》被称为压卷之作。

《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是张元干为敢于直忤卖国奸相秦桧的好友胡铨所作。绍兴八年，金使南来与秦桧议和。命高宗跪拜以受其诏，且称宋朝为"江南"。群臣无不激愤，而当朝宰相秦桧却说："当拜"。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为此上疏请斩秦桧等人。未果，被罢官。五年后，秦桧终于以屈辱的条件与金人议和，遂重提旧事，将胡除名新州。张元干不畏株连，亲为胡铨送行，并作此词。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极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这首词借梦境回忆北方在金兵占领下的荒凉凄惨，似梦而又非梦；"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①。诗人将国家民族的灾难和统治者对爱国志士的迫害相联系，既表现了他对民族压迫者和南宋投降派的仇恨与愤慨，又表现了对胡铨的支持与勉励。张元干写此词九年后，为秦桧所闻知，将张追赴入狱，削籍除名，抄家并搜其所作词。所以现存《芦川词》批判讥讽投降派之作甚少。

叶梦得（1077-1148年），字少蕴，号石林居士，苏州吴县人，哲宗绍圣四年进士，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南宋高宗时

①　《金史》。

②　赵翼：《题遗山诗》。

①　《四库提要》。

任尚书右丞相等职。著有《石林词》，存词102　首。

叶梦得能诗工词，早年受贺铸婉丽词风影响，中年以后倾向苏轼。南渡后，两度出任建康，兼总四路漕计。其词作内容由一己之闲情转为国家兴亡，词风亦由婉丽转为沉雄简淡。代表作如《八声甘州·寿阳楼八公山作》。作者登寿阳楼，感怀当年谢玄仅以八万兵马智胜苻坚，以至于八公山下草木皆兵的故事，吊古伤今。声情沉郁，悲慨苍凉。

故都迷岸草，望长淮，依然绕孤城。想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戈乾云横。坐看骄兵南渡，沸浪骇奔鲸。转盼东流水，一顾功成。千载八公山下，尚断崖草木，遥拥峥嵘。漫云涛吞吐，无处问豪英。信劳生、功成今古，笑我来、何事怆遗情。东山老，可堪岁晚，独听桓筝。

叶梦得与一批经历"靖康之变"，又饱受南渡颠沛流离之苦的词人，如朱敦儒、周紫芝、王以宁等被称为"南渡词人"。他们南渡前后，词风明显不同。叶梦得南渡前曾赋《贺新郎》：睡起流莺语。掩苍苔、房栊向晚，乱红无数。吹尽残花无人见，惟有垂杨自舞。渐暖霭、初回轻暑。宝扇重寻明月影，暗尘侵、上有乘鸾女。惊旧恨，遽如许。

江南梦断横江渚。浪粘天、葡萄涨绿，半空烟雨。无限楼前沧波意，难采革花寄取？但怅望、兰舟容与。万里云帆何时到？送孤鸿、目断千山阻。谁为我，唱金缕。

而南渡后，词人们或为抗敌御侮而呼号，或为抚事感时而咏叹，或为国破家亡而悲吟。他们当中有的在北宋时即是词坛耆宿，动荡的生活和山河破碎的现实，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的词作中已无矫情造作，或忧或喜或怒或悲，都是从胸中涌出。便有婉约之作，亦不同于北宋。如周紫英的《醉落魄》：江天云薄，江头雪似杨花落。寒灯不管人离索，照得人来，真个睡不著。归其已负梅花约，又还春动空飘泊。晓寒谁看伊梳掠？雪满西楼，人在阑干角。

只是口语白描，流畅自然，却又宛曲峭折。

张孝祥（1132-1169年），字安国，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人，绍兴年间状元及第，秦桧因其子与张孝祥同殿应试，却未能得此殊荣而嫉恨张，将其诬陷下狱。尔后又因主战而被免朝中官。张孝祥词风与张元干相似，承袭苏轼，且多以重大政治事件为题材，作品中洋溢着强烈的民族情绪。有《于湖词》传世，存词170　余首。

北宋苏轼开创豪放词风，"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其身后能继承苏轼词风者却无一人。如名列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等，仍作花间词，走晚唐老路，与苏词大相径庭。至"靖康之变"，国破家亡的惨痛现实，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深刻地影响到词人们的生活及创作，一些词人开始于词作中显出爱国忧民、壮志破敌的豪迈。但自觉地效法苏轼词风的，当时还只张孝祥一人。《四朝闻见录》中说张孝祥，"尝慕东坡，每作诗文，必问门人："比东坡如何？""。

张孝祥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时，因谗言被罢免，北归过洞庭湖，即景生情，写下《念奴娇·过洞庭》。词人在词中描写了洞庭湖的博大宽阔，清明澄澈，寓寄了作者光明磊落、冰雪肝胆般的高尚情怀。

洞庭青草，近仲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

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于湖词》中表达作者御侮抗金、收复中原信念的词作亦不少，其中较为著名的如《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弛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据《朝野遗记》，张孝祥才情极高，"平昔未尝著稿，笔酣兴健，顷刻即成"。此篇即是在建康留守宴请时所赋，朝中宰相主战派领袖张浚见后，罢宴而归。词中从北宋的覆亡写到眼前的衰败，从白天写到黑夜，从前沿写到敌后，从朝廷写到民间，在漫长的时间和辽阔的空间纵横开捭。全词发挥了苏轼词的气势和笔力，大气包举，脉络贯通。陈廷焯说，张孝祥词"热肠郁思，可想见其为人"①。

激荡着爱国热情和忠义之气的词，在《于湖词》中占有很大比例。这类词还有《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中有"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然犀处，骇浪与天浮"，其气势有如惊涛出壑。

《于湖词》中也有些是凄婉黯然独抒-己之情的词作，如《西江月·黄陵庙》、《西江月·题溧阳三塔寺》等。张孝祥既有慷慨高歌，也有清新自然，襟怀坦白之处，可见其为人。

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绍熙四年进士，授签书建康府通判，未及赴任而殁。著有《龙川词》。

陈亮与辛弃疾交往甚密，曾同游鹅湖，以诗词唱和，共论天下事。

陈注重时事，其词亦多用来表现重大社会问题，每写完一章，便自叹道："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①。

北宋时，被视作"艳科"、"小道"的词，习惯于和着曲子浅吟低唱。

苏轼以诗为词，已惹得责难纷纷，指责其词为"句读不葺之诗"。南宋以后，词已不再只是文人雅士们把玩花草幽情之后的文字游戏；更多的有识之士或感慨于时事，或激愤于壮志难酬，借词以寄托情怀。

一方面是词比北宋时更为普及，填赋词曲的不只是那些文人雅士；另一方面是词本身的表现范围大大拓开了，叙事、议论皆可入词。陈亮也有不少叙事、议论词。叙事词中不乏立意高远、章法井然之作，如《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直叙章德茂出使事，却蕴含着颂扬、期望、劝勉和对敌方的愤慨。他也有部分议论词，专发议论，如《念奴娇·登多景楼》中有"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再如《水调歌头·贺史宰受荐》中：公为政，民不扰，吏无欺。春风桃李满县，当路几人知？五马宏开公道，一鹗首旌治最，迟乃速之基。不枉受人荐，更看荐人时。

①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①　叶适：《书龙川集后》。

倒也明白晓畅，却几无美感可言。然而真理总是萌芽于趋于极端的倾向中。陈亮以议论入词，对开拓词的表现范围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三）南宋前期诗人南渡初期，诗坛仍受江西派影响，以才学为诗，以理为诗，艰奥硬涩的诗风依然很盛。然而，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和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使诗人们不能不更多地注意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生活。

陈与义（1090-1138年），字去非，号简斋，北宋徽宗年间曾任府学教授、太学博士。南渡后，任中书舍人、湖州知府、参知政事等职。著有诗集《简斋集》。

"靖康之变"将陈与义的诗歌创作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受黄庭坚、陈师道等江西诗派的影响，又官居馆阁，其诗作或为明道而说理，或为题画唱和一类应酢。虽也有部分诗作，如《雨》、《寒食》、《清明二绝》、《中牟道中二首》等细腻清新的诗，却脱不开闲情逸志。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点明，陈诗与江西派诗只有小不同，甚至有人将其与黄庭坚、陈师道并为江西派三宗。

"靖康之变"，他仓惶南逃，曾避乱襄汉，也曾颠簸于荆湘，只求能避狂寇。一路困顿挫折，并亲眼目睹了亡国惨祸，使他在诗歌创作和鉴赏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他扬李而贬杜。有了这一番经历，开始醒悟"但恨平生意，轻了杜少陵"①。于是感时抚事成为他这个时期诗歌的主要内容。如"易破还乡梦，难招去国魂"②，"可使翠华周宇县，谁持白羽静风尘"③。汴京陷落之后，金兵又攻克建康，占领明州，驱赶得高宗皇帝避到海上。时任太守的向子湮却正率领潭州军民浴血奋战，抗拒金兵。陈与义其时正自湘南入桂西，闻知此事，既痛心又愤恨，写《伤春》诗一首：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

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

孤臣白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类似这样反映历史事实与时代情绪的诗作，陈与义越写越多。如《感事》，写面对丧乱的内心沉痛；《巴丘书事》，写避难巴丘的提心吊胆；《居夷行》，写对时局的焦灼与忧虑；《登岳阳楼二首》，写诗人凭栏吊古时的复杂心情。这部分诗大都意境宏深，气象开阔，风格苍凉悲壮，完全不同于其前期之作。杨万里（1127-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吉水（今江西吉安）人，绍兴年间进士，初任地方官，后上《千虑策》，受枢密、宰相重视，任吏部员外郎、东宫侍读、秘书少监等职。晚年不满朝政，家居不出，忧愤而终。著有《诚斋集》，现存诗4200　多首。

杨万里自称其"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忽有所悟，"皆不敢学"①，从此跳出步他人后尘的路子，独辟蹊径，多方探索之后，立志于超越古贤今师，"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②，终于创出了师法自然的"诚斋体"。

①　《正月十五自房明遇虏》。

②　《道中书事》。

③　《次韵严潜感怀》。

①　《荆溪集·自序》。

②　《跋徐恭仲省千近诗》。

"诚斋体"想象丰富、奇特，诗句活泼、风趣、幽默，似"笔端有口"，一笔一转，一转一境，令人目不暇接。有人将其概括为"活脱"。如《夏夜观月》：仰头月在天，照我影在地。

我行影亦行，我止影亦止。

不知我与影，为一定为二？

月能写我影，自写却何似？

偶然步溪旁，月却在溪里！

上下两轮月，若个是真的？

为复水是天，为复天是水？

杨万里创作了大量的写景咏物诗，如"春禽处处讲新声，细草欣欣贺嫩晴"（《春暖郡圃散策》）；"春山自负无尘色，尽日殷勤照碧溪"（《玉山道中》）；又如《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蜒立上头。

再如《过松厚晨炊漆公店》：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

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促织》　：一声能遗一声愁，终夕声声晓不休。

不解巢丝替人织，强来出口促衣裘。

在这类诗中，杨万里寄情寓理于自然景物，既能给人以启迪，又颇具意趣，充分表现了他的"活脱"，俨然也还是江西诗风，虽然较之黄庭坚的"无一字无来处"和"夺胎换骨"已有不同。

南宋国势濒危，百姓涂炭，灾难深重的现实生活在他的诗中也有反映。

"隆兴和议"后，宋金双方将分界定在东起淮河、西至大散关一线，大片中原土地划入金国。杨万里在《初入淮河四绝句》感慨道：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

何必桑干主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

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

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

诗人在这里发出的是十分无奈的感慨，无奈到没有一点激愤，却让人哀从中来。这无奈与悲哀源于对南宋朝廷的极度失望，已到了心死无言的地步。所以杨万里感慨时弊、同情百姓疾苦的诗作很少。

杨万里借鉴陶潜、王维等人的山水田园诗风，吸取民间口语的精华，将江西派师法古人变为师法自然。这一创变顺应了宋诗由"雅"到"俗"的发展，对宋代诗风转变做出了贡献。

范成大（1126-1192年），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县（今苏州吴县）

人氏，绍兴二十四年与张孝祥、杨万里同榜进士，曾任徽州司户参军、四川制置使，曾与陆游唱和。后入京任吏部员外郎等职。乾道六年，出使金国，不辱使命，全节而归。晚年退居石湖。著有《石湖居士诗集》、《石湖词》。范成大初时亦学江西诗派，后自成一格，与尤袤、杨万里、陆游并称南宋中兴四大家。

范成大一生命途多舛，早年接连丧亲，满心孤苦。成年后，历经仕途艰险，更觉国衰民瘼。他的绝大多数诗作都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写照，尤其是两组较大型的组诗。一组是他出使金国沿途所作的72　首绝句。另一组是他退居石湖时所作，共60　首绝句，题名《四时田园杂兴》。

出使金国途中所作72　首绝句，通过对沿途景物所见的描写，反映了北方及中原沦陷地百姓的苦难生活和他们要求收复失地的强烈民族感情。如《州桥》：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四时田园杂兴》写的是江南农村景物、农民的劳作及风俗人情，像是一幅幅风情画。组诗的语言浅显平易，诗意清新，乡土气味从诗中扑面而来。昼出耕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

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

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

中国的田园诗自古便是写农村的清新恬静及农家生活的安适纯朴，作者、欣赏者视角都是"羡闲适"。从上述引诗可以看出，范成大的"田园"组诗，则不仅有农村美、农民淳，也有农村苦、农民怨。

（四）南宋前期散文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树立起了经世致用的文风，一直延续到南宋开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南宋前期的散文主要围绕着国家和民族的存亡问题，疾呼抗战救国，反对投降卖国。情绪慷慨激昂，矛头指向鲜明。

胡铨（1102-1180年），字邦衡，号澹庵，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氏。曾为枢密院编修。秦桧等投降派朝臣，不惜屈辱当朝天子和宋朝国体，以换取偏安于江南的半壁河山，令朝中多数官员义愤填膺。胡铨遂以封事（密封奏章）上奏皇帝，问罪于秦桧等三人，辞意激切，坚决反对屈辱求和，主张抗战到底。胡因此得罪秦桧及更迷恋于偏安的当朝天子，待议和事成之后，以"凶悖"名，将胡远谪广东，前后二十年。孝宗时重新起用，胡铨仍力主收复失地，初衷不改。著有《澹庵文集》。

胡铨上皇帝奏章名为《戊午上高宗封事》。在这篇文章中，胡铨首先揭露了被委以宋使的议和代表王伦，胡铨在奏章中说，王伦原先不过是街头一个"狎邪"的无赖，"专务诈诞"，只因结识并听命于宰相秦桧而成为朝廷命官，便又以"欺罔天听"为能事。

胡铨愤然道，接受了王伦的议和条款，宋朝就将成为金国的"臣妾"。

进而胡以原宋朝济南知府刘豫虽苟且终不得生的事例警醒皇帝，刘降金后称帝，"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几次配合金兵攻打宋军，不胜，即被金人将其父子废黜，徙囚于临潢。"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针对王伦声称所谓"我一屈膝"，先宗徽宗的尸骨便可交还，当今皇帝生母亦可南归，被俘的钦宗将获释，中原失地可失而复得之说。胡铨揭露说，靖康之变后，此说已成主和派的滥调，宋虽一让再让，但金人从未践诺。今金人"变诈百出"，王伦又以"奸邪济之"。金人所允条件自是空话，而宋朝"此膝一屈，不可复申；国势凌夷，不可复振"。胡铨明确指出，王伦固不足道，秦桧的心腹而已。但由秦桧、孙近、王伦把持朝政，"如敌骑长驱"，如何"能折冲御侮"？

鉴于此，"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如若不然，则只有自己"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

胡铨此文正气浩然，行文畅达。尽管作者本人被朝庭一贬再贬，而这篇文章却不胫而走，甚至金人也"千金求其书，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①。

陈亮（见南宋前期其他词人一节），一生以布衣纵论天下，著有《龙川文集》。

陈亮的政论文都是围绕抗金救国而写。孝宗淳熙五年，陈亮至京师连上皇帝三书，朝野为之震动。其中第一书全文长达4500　余字，规模宏大，脉络贯通，引证博恰，语气激昂，言词精当，强烈地表现出作者要求奋发图强，恢复中原的爱国思想。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天命人心不可恃以为常，并反对儒士们安于君父之仇而低头拱手以谈性命。

陈亮最著名的政论文为《中兴五论》，全面论及南宋治国、治军、恢复中原的策略。与其他政论文一样，陈亮在《五论》中以古论今，层层推进，分析精辟，论理透彻。

①　《鹤林玉露》。

《五论》中第一论为《中兴论》。

臣窃惟海内涂炭，四十余载矣！赤子嗷嗷无告，不可以不拯；国家凭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寝不可以不还；舆地不可以不复。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独畏其强耳！韩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强易弱"。。。自古夷狄之强，未有四五十年而无变者。稽之天时，揆之人事，当不远矣。不于此时早为之图，纵有他变，何以乘之？万一虏人惩创，更立令主；不然，豪杰并起，业归他姓，则南北之患方始。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谢，生长于戎，岂知有我？

这是《中兴论》的第一段，意在劝说皇帝早定恢复中原决心。文章醒之以国耻，惧之以中原百姓将不知有宋，示之以强弱之变，确有振聋发聩的气势。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温州永嘉（今浙江永嘉县）人，历仕孝宗、光宗、宁宗三朝。韩侂胄伐金失败，叶适主持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因措置得当，屡挫敌军。后因依附韩侂胃而遭弹劾夺职。著有《水心先生文集》。

叶适主张"事功之学"，反对空谈性理，强调"片辞半简必独出肺腑，不规仿众作"①，力求从文字到观点均新颖脱俗。叶适文章多论时事，"文章雄赡，才气奔逸，在南宋卓然一大宗"②。

叶适曾针对当时庸懦的"当乘其机，当待其时"论调十分不满，在《上孝宗皇帝札子》中批驳道："机为我发，何彼之乘？时自我为，何彼之待？"。继而提出"四难"（国是之难、议论之难、人才之难、法度之难）、"五患"（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贫、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而资格），多方揭其弊而示其害，建议孝宗"讲利害，明虚实，决废置"。《宋史》载，孝宗读未竟而蹙额，"及再读，惨然久之"。

南宋散文中序跋文章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和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

文天祥（1236-1283年），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

人。理宗时进士第一；恭宗时元军东下，文天祥组织义军保卫临安。次年任右丞相，出使元营，被拘北解，途中脱逃南归，后于温州拥立端宗。其间作诗四卷，辑为《指南录》。景炎三年被元军俘获，拘囚大都四年，坚贞不屈，从容就义。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传诵古今。

《指南录》诗共四卷，《后序》追叙其被拘北解，途中脱逃时九死一生的遭遇。文中悲愤交加，激越沉痛，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①　叶适：《归愚翁文集序》。

②　《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

七、陆游陆游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他不仅有强烈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更有感奋人心的爱国主义行为，这是陆游在文学，尤其是在诗歌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思想与生活基础。

（一）陆游的生平陆游（1125-1210年），字务观，初号热瞒，后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陆游自称其谱系始自春秋时"凤歌笑孔丘"的楚狂接舆陆通，其父陆宰在宣和末年曾任淮南路计度转运副使。陆游的少年时代是在由北宋而南宋的社会动荡中度过的，他曾两次随家人避兵迁居，再加上来往家中的一些抗战派士大夫的积极影响，使陆游从小就以报国自许，树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①的人生理想。30　岁前，陆游四次应考，最后一次，是被秦桧横加阻挠，借故黜落的。这件事，对年届而立，志向报国的陆游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时期，陆游的婚姻生活也遭受了挫折。在母亲的严令下，迫不得已与青梅竹马、情笃意深的唐婉解除了婚姻关系，直至80　岁高龄，陆游仍难以忘情。在凭吊旧迹的《沈园》诗中，写下了"此身行做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的诗句。

秦桧死后，陆游以恩荫得授福建宁德县主簿，开始其仕途之路。30余年间，辗转福建、四川、江西等地，先后四次罢官。南郑从军，时间虽短，却是陆游最引为自豪的一段时光。"朝看十万阅武罢，暮驰三百巡边行。"①"独骑洮河马，涉渭夜啣枚。"②军旅生活不但使陆游的爱国热情得以畅快地发挥，他的文学创作也随之成熟起来，达到了"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③的境界。为纪念此事，陆游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④陆游的晚年在家乡山阴度过。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的诗歌作品，从内容到风格都和青壮年时的作品有较大不同。

①　陆游：《观大散关图有感》诗。

①　陆游：《秋怀》诗。

②　陆游：《岁暮风雨》诗。

③　陆游：《独酌有怀南郑》诗。

④　因南郑地处剑阁以南，故名。

（二）陆游作品中的爱国主义主旋律陆游是我国古代以爱国主义精神闻名的伟大诗人之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贯穿其数十年创作生涯的主旋律，也是其作品深受人民喜爱、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1。激昂饱满的爱国热情陆游一生蹭蹬，报国理想始终未能如愿，临终之际，犹对此念念不忘，写下了千古绝唱《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诗人有悲，但并不沉浸于悲。北定中原，信必有日。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了，此为悲；但子孙后代总会看到那一天的到来，此为不悲。届时，不要忘了家祭中告语先翁，以分享祖国统一的喜悦。统一是国事，家祭是私事，但在诗人眼中，家与国，私与公，统一一体，表现出以国为家的阔大胸襟。陆游的少年时期，正值两宋交替之际。他出生的第二年，发生了"靖康之难"。其后不久，金兵大举南下，年幼的陆游随同家人由寿春（今安徽寿县）过江避难。当时的情形是：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淮边夜闻贼马嘶，跳去不待鸡号旦。人怀一饼草间伏，往往经旬不炊爨。①由寿春逃归故乡山阴的第二年，金兵继续南侵，将高宗赵构穷追入海。

年已六岁的陆游不得不再次逃难，随父前往东阳山中，投奔聚保山寨的陈彦声。此一去，直到三年后才回到山阴。"儿时万死避胡兵"②的颠沛流离，再加上父亲以及与父亲交往的爱国志士的影响，使陆游从少年时代就以"报国"自许。"儿时祝身愿事主，谈笑可使中原清。"③出于这种理想，陆游为每一次北伐中原而奔走鼓吹，为每一次战斗的胜利而纵情欢呼。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冬，均州知府武钜一度收复了西京洛阳，消息传来，陆游写下了欢快流畅、热情澎湃的《闻武钧州已复西京》：白发将军亦壮哉！西京捷书昨夜来。胡儿敢作千年计，无意宁知一日回。列圣仁恩得雨露，中兴赦令疾风雷。悬知寒食朝陵使，驿路梨花处处开。

由于陆游的报国激情在现实中不能尽情抒发，所以，他"梦想每驰河渭间"①，创作了近百首纪梦诗。其中以作于嘉州任上的《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和56　岁时江西任上的《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做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两首尤为著名：杀气昏昏横塞上，东并黄河开玉帐。昼飞羽檄下列城，夜脱貂裘抚降将。将军枥上汗血马，猛士腰间虎文＊　。阶前白刃明如霜，门前长戟森相向。朔风卷地吹急雪，转盼玉花深一丈。谁言铁衣冷彻骨，感义怀恩如挟纩。腥臊窟穴一洗空，太行北岳元无恙。更呼斗酒作长歌，要遣天山健儿唱。

天宝胡兵陷两京，北庭安西无汉营。五百年间置不问，圣主下诏初亲征。熊罴百万从銮驾，故地不劳传檄下。筑城绝塞进新图，排仗行官宣大赦。冈峦极目

①　陆游：《三山杜门作歌》。

②　陆游：《戏遣老怀》诗。

③　陆游：《三山杜门作歌》诗。

①　陆游：《感怀》诗。

汉山川，文书初用淳熙年。驾前六军错锦绣，秋风鼓角声满天。苜蓿峰前尽停障，平安火在交河上。凉州儿女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

前一首写宋军进至黄河流域，收复故土。虽然是在"朔风卷地吹急雪，转盼玉花深一丈"的寒冬，但"感义怀恩"的将士们心里却都因为战争的胜利而像穿了丝棉的衣服一样温暖。诗的最后，表达了一鼓作气，"腥臊窟穴一扫空"、尽复大宋版图的豪情壮志。后一首以大泼墨的写意手法描写了圣主御驾亲征，不仅收复了有宋以来的沦陷土地，连唐代安史之乱起丢失的土地都一并光复。诗末，以饶存清趣的笔触，描写了随着政治上的胜利，风俗习惯也逐渐回复，边地最赶时髦的姑娘们已经开始模仿京都的发式了。与现实相比，梦境是如此地令人舒心放怀。在瑰丽多姿的梦里，诗人的爱国热情得以尽情地渲染。因此，诗人的纪梦诗，大都当做现实来写，不在文中点破梦境。

2。百折不挠的英雄豪情陆游的许多作品都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英雄气概，虽然在仕途之路上历经坎坷，但他"壮心末与年俱老"①，自信"死去犹能为鬼雄"②。且看他的乐府诗《胡无人》：须如猬毛磔，面如紫石棱。丈夫出门无百里，风云之会立可乘。追奔露宿青海月，夺城夜踏黄河冰。铁衣度碛雨飒飒，战鼓上陇雷凭凭。三更穷虏送降款，天明积甲如丘陵。中华初识汗血马，东夷再贡霜毛鹰。群阴伏，太阳升。胡无人，宋中兴。丈夫报主有如此，笑人白首蓬窗灯。

诗歌描写了一位紫面怒髯的勇士从军北伐，建功立业的过程。露宿青海的千里奔袭，踏冰渡河的月夜夺城，雨打铁衣的征程艰辛，凭凭战鼓声中的万马冲锋。终于，走投无路的"穷虏"送来了"降款"，缴获的盔甲兵器多如山积，西域的宝马，东方的珍禽都进贡于朝中。诗人再也遏制不住无比的兴奋和激动，激昂慷慨地唱出了"群阴伏，太阳升。胡无人，宋中兴"的最强音，将内心的豪情抒发到极致。

3。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陆游对国家的爱，并非泛泛抒情，而是时时流露出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早年的《夜读兵书》："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中年的《言怀》："捐躯诚有地，贾勇先三军。"晚年的《病中夜赋》："但使胡尘一朝静，此身不恨死蒿莱。"其中，"羯胡未灭敢爱死"①的牺牲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并非轻视生命，而是其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

4。坚定不移的抗敌立场陆游写过不少以《纵笔》为题的诗，其中一首表达了他立志与"群胡"

不共戴天，以及对"议和"的激愤。

故国吾宗庙，群胡我寇仇。但应坚此念，宁假用它谋。望驾遗民老，忘兵志士忧。何时闻遣将，往护北平秋。

南宋之初，议和派把持朝纲，秦桧死后，主战派虽曾短暂地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主要的朝政局面仍是议和派掌握。陆游一生经历了绍兴、隆兴、

①　陆游：《书愤》诗。

②　陆游：《书愤》诗。

①　陆游：《述怀》诗。

开禧三次和议。对于和议，陆游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对于坚持议和的执政者，陆游自然而然地给予了揭露和批判，写下了"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②的诗句，这在当时的文坛上是独出无伦的。

今皇神武是周宣，谁赋南征北伐篇。四海一家无历数，两河百郡宋山川。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京洛雪消春又动，永昌陵上草芉芉。

这首《感愤》把"志士"与"诸公"相对照，显示出人民意志和朝廷决策的极大矛盾，从而说明议和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这首《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矛头直指主和派的心病所在，痛斥他们为了一己之私利，争权相轧，排挤打击主战派将领的恶行。在写于庆元五年的《北望感怀》中，陆游更为明确地指出"朋党误国"：荥河温洛帝王州，七十年来禾黍秋。大事竟为朋党误，遗民空叹岁时遒。这方面的作品，以写于成都任职时的《关山月》最为深刻有力。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弦断。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关山月》原为汉乐府中的军中乐曲，《乐府古题要解》释为："关山月，伤离别也。"与前代诗人不同，陆游借用古题抒发的却是对"久戍不战"的怨情，表达了守边将士积极求战的愿望。

5。壮志不酬的郁懑陆游的报国理想在当时注定是要碰壁的。因此，在他斗志昂扬的诗篇中往往又夹杂着壮志不酬的深沉感慨，流露出"国仇末报壮士老"①的悲壮情调。这种苍凉郁懑的情绪久蓄不发，如鲠在喉，终于，在酒后，喷泻而出，一发不可收拾。

前年脍鲸东海上，白浪如山寄豪壮。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今年摧颓最堪笑，华发苍颜羞自照。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这首《三月十七日醉中作》写于陆游自南郑军中回成都以后。当时，他的生活是"似闲有俸钱，似仕无簿书；似长免事任，似属非走趋。"①这种安闲平稳的生活对时刻梦想"击狂胡"、"草军书"的陆游是多么格格不入。"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虽是激愤之言，但也维妙维肖地描摹出诗人当时胸中块垒、不吐不快的心境。陆游就是因为这首诗而被以"恃酒颓放"、"不拘礼法"的罪名免官的，于是，陆游干脆自号"放翁"来回击主和派朝臣对他的诬蔑。

时光无情地流逝，诗人一年老似一年，而报国理想的实现仍然是那么遥遥无期。新秋之夜，时年58　岁的陆游听到了北方归雁的鸣声，感慨万端，写下了《夜泊水村》：腰间羽箭久凋零，太息燕然未勒铭。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记取江湖泊船处，卧闻新雁落寒汀。

②　陆游：《追感往事》诗。

①　陆游：《长歌行》。

①　陆游：《醉书》。

报国万死的决心与青春难再的感慨，二者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陆游晚年，以78　岁高龄曾应韩侂胄之召赴临安。但由于韩侂胄的北伐动机不良，陆游只呆了一年，主持修撰了《两朝实录》就回山阴了。对此事，朱熹、杨万里等人甚为不满。我们且看这首《太息》：早岁元于利欲轻，但余一念在功名。白头不试平戎策，虚向江湖过此生。陆游早年就对利欲十分看轻，一心唯念的只是在"恢复"事业中建立功名。对于"白头不试平戎策"的经历，他很不甘心，只要一有机会，他"唾手便有擒胡志"②。正由于他不甘于老来寂寞，欲有报于国，他才应召赴临安的。因此，这不但不是"晚节不终"，反而是陆游高尚无私、不计私益的爱国节操中极为伟大的"晚节之终"。

②　陆游：《秋声》诗。

（三）陆游的诗、词、文作品1。陆游的诗陆游一生创作了9300　余首诗。其中绝大部分写于晚年山阴家居时期，计有7000　余首，中年以前的作品仅有百余篇。写于68　岁时的《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对自己创作生活的甘苦得失做了一番总结：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满楼，宝紁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世间才杰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论，广陵散绝还堪惜。

早年的诗歌写作主要是学习古人，博采众家之长，广泛地吸取营养。属于创作的准备和初步实践阶段。南郑从军，接触了丰富多彩的实际生活，"酣宴"、"筑场"、"纵博"、"艳舞"以及急如冰雹的琵琶，匀称紧凑的羯鼓。这些前所未经的事，开拓了诗人的视野，使"诗思"豁然洞开，悟出了"诗家三昧"。三昧，本是佛家语，意为"正定"，诗中借以指诀窍。陆游所悟到的"三昧"是什么呢？诗中并未明言，而是提出了两位历历在目的前代诗人屈原和贾谊。战国时的屈原和汉代的贾谊，都是现实主义风格的文学大家。由此不难理解陆游所谓的"诗家三昧"，即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来丰富自己，不必强求于规则就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诗歌这一艺术形式，写出《广陵散》那样不朽的作品。概括陆游的经验之谈，主要内容有两点：其一，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其二，艺术形式的熟练运用取决于作家的生活积累。关于第一点，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聿》诗句为参照：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的诗歌作品，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同代诗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由于他一生饱经忧患，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广泛的接触，所以，他对普通人民所处的环境、地位都有较为充分的了解，并引发出深刻的同情。如《农家叹》：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粳。牛领疮见骨，叱叱犹夜耕。竭力事本业，所愿乐太平。门前谁剥啄，县吏征租声。一身入县庭，日夜穷笞榜。人孰不惮死，自计无由生。还家欲具说，恐伤父母情。老人倘得食，妻子鸿毛轻。

陆游曾在《上殿札子》中把"民贫"举为当时社会最大的忧患。连年征战、输币，耗费了国家的大量财富，从而使朝廷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压榨残酷到极至。"牛领疮见骨，叱叱犹夜耕"，足见劳作的不遗余力。但是，仍然不能完成规定的租额，在县吏"日夜穷笞榜"下，尽管"人孰不惮死"，穷苦的农民仍然是只有死路一条。

对于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陆游都满怀热情地歌颂，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衬。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这首作于中年的《游山西村》极写农村的人情之淳厚，风光之美丽，尤其"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联，更是历来传诵的名句。下面一首《丰岁》作于陆游76　岁时。

丰岁欢声动四邻，深秋景气粲如春。羊腔酒担争迎妇，鼍鼓龙船共赛神。处处喜晴过甲子，家家筑屋趁庚申。老翁欲伴乡闾醉，先办长衫紫领巾。与前一首写丰年的《游山西村》相比，虽已时隔33年，但诗人热爱生活、歌颂丰收的喜悦丝毫未减。

陆游诗歌作品的基本特征是现实主义的，这一点接近杜甫。在夔州任上，陆游曾凭吊杜甫流寓的东屯高斋遗址，写了《东屯高斋记》：少陵，天下士也。。。余读其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尝不流涕也。嗟夫，辞之悲，乃至是乎？荆轲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于此矣。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兴贞观、开元之治。。陆游和杜甫有着同样的伟大抱负，都"思少出所学佐天子"，成就一番事业。所以，杜甫的身世际遇才引起陆游的强烈共鸣，感叹："略无人解两公心"①。杨万里曾评价陆游的诗是"重寻子美行程旧"，足以说明陆游和杜甫在现实主义精神上的一脉贯通。但在表现手法上，陆游与杜甫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陆游长于高度凝炼的概括和强烈奔放的抒情，因此，在他近万首诗歌作品中，较为完整的叙事诗几近绝迹，更不用说《三吏》、《三别》那样的长篇巨构了。

陆游在宋代即有"小李白"之称，这是因为他的诗歌作品在想象、夸张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上，都达到了相当高造诣的缘故。由以下例子对此可窥一斑。

《弋阳道中遇大雪》：起倾斗酒歌出塞，弹压胸中十万兵。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融州寄松纹剑》：十年学剑勇成癖，腾身一上三千尺。

《记梦》：不知尽挽黄河水，洗得平生习气无？

《大雨》：翻空黑帜合，列阵奇鬼斗。雨镞飞纵横，雷车相奔骤。

再如摄理嘉州政事时的登楼之作《醉歌》：我饮江楼上，阑干四面空。手把白玉船，身游水晶宫。方我吸酒时，江山入胸中。肺肝生崔嵬，吐出为长虹。欲吐辄复吞，颇畏惊儿童。乾坤大如许，无处著此翁。何当呼青鸾，更驾万里风。

开怀畅饮之后，身外之物不复存在。诗人手持酒杯，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在诗人眼中，酒杯就是白玉船，江楼就是水晶宫；吸入的，是万里无垠的江水；吐出的，是横贯长空的彩虹。世界仿佛缩小了，以至于令巨人无从置身。只有在青鸾作伴、驾万里长风的天界，巨人才得以自由畅快地舒展身体、驰骋翔舞。这首诗，以想象之浪漫、夸张之奇特，抒情之强烈，寄意之浪漫构成了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陆游诗歌作品的语言，平易晓畅，精炼自然，这在他晚年的作品中尤其突出。陆游认为："雕琢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①"大抵诗欲工，

①　两公指诸葛亮和杜甫。句见陆游《思夔州》诗。

①　陆游：《读近人诗》诗。

而工亦非诗之极也。锻炼之久，乃失本指，斫削之甚，反伤正气。"②优秀的文学作品应是："大巧谢雕琢"③和"功夫深处却平夷"④的。陆游的诗歌创作，基本上实践了他的这些文学见解。如"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⑤，语词简明平易，但状景造境却有独到之妙，足见诗人的艺术功底。刘熙载《艺概》中评论道："诗能易处见工，便觉亲切有味。白香山、陆放翁擅场在此。"再如《村东》：村西行药到村东，沙路溪流曲折通。莫问梅花开早晚，杖藜到处即春风。陆游写诗很重视诗歌技巧，"有得忌轻出，微瑕须细平。"⑥一点都不吝啬推敲功夫。他的七言律诗和七言绝句，"对仗工整，使事熨贴，当时无与比埒。"⑦从他的名篇七律《书愤》来看：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难堪伯仲间。

诗的前四句概括当年，后四句感叹今朝，意由"世事艰"起，当年是今朝的映衬。通篇大起大落、纵横开合，却又写得主旨鲜明、文脉流畅。诗的结构起、承、转、合，浑然一体。尤其颔联，"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将物、景、地两两对列，不用动词的带动和虚词的连缀，通过意象的碰撞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再如七绝《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也都是传世的绝响之作。

在陆游的诗歌作品中，也搀杂着一些意志消沉之作，主要集中在晚年。

另外，由于陆游创作甚勤，作品丰富，所以，在句意、遣词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重复现象。有的作品，创作时过于匆忙，以至有失草率，降低了诗歌应有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2。陆游的词陆游的词仅一百余首，虽然在数量上远较诗为少，但在爱国主义精神上是一脉相通的。如写于南郑军中的《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据《宋史·陆游传》记载："王炎宣抚川陕，辟为干办公事。游为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因此，当陆游登高远望，长安近在眼前时，禁不住豪情迸发，酹酒悲歌。在诗人眼中，就连月亮，也那么多情，善解人意，特地冲破暮云，光泻大地。那"灞桥烟柳，曲江池馆"怎么样了呢？应该是正等着我们的到来吧。

陆游爱国志向无从施展的惆怅、郁懑，在词中亦有较多的流露。如《诉②　陆游：《何君墓表》。

③　陆游：《夜坐示桑甥十韵》诗。

④　陆游：《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诗。

⑤　陆游：《临安春雨初霁》诗。

⑥　陆游：《晨起偶得五字戏题稿后》诗。

⑦　沈德潜：《说诗晬语》。

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卜算子·咏梅》一词，借物咏怀，表达自己如同风雪中的寒梅一般，虽历经风雨，沦落泥土，仍清香不改的孤傲品质。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陆游词的艺术成就也很高。如《钗头风·红酥手》的起片三句："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犹若一个电影长镜头：由"红酥手"捧"黄藤酒"的特写拉成两人对饮近景，再摇至窗外，杨柳青青的春景。情景交融，细腻传神地描摹出两人含情脉脉、欲言又止的心态。

3。陆游的散文陆游的散文师法曾巩，无论是政论、史传、纪游、序跋等等，大都具有结构整饬谨严，语言干净利落，笔意含蓄蕴藉的特点。《书通鉴后》、《姚平仲小传》等文章，虽然体裁不一，内容亦或论国计民生，或叙友人事迹，或记生活琐屑，但都能贯穿以爱国情感，使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较高的水平。记述乾道六年入川途中所见所闻的六卷日记体《入蜀记》，其中不乏优美隽永的短文，读来令人回味无穷。如《十月二十三日》：过巫山凝真观，谒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谓巫山神女也。祠正对巫山，峰峦上入霄汉，山脚直插江中，议者谓太华、衡、庐皆无此奇。然十二峰者不可悉见，所见八、九峰，惟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宜为仙真所托。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时，有丝竹之音，往来峰顶，山猿皆鸣，达旦方渐止。"　庙后，山半有石坛平旷。传云："夏禹见神女，授符书于此。"坛上观十二峰，宛如屏障。是日，天宇晴霁，四顾无纤翳，惟神女峰上有白云数片，如鸾鹤翔舞，裴徊久之不散，亦可异也。祠旧有马数百，送迎客舟。自唐夔州刺史李贻诗已云："群鸟幸胙余"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绝无一鸟，不知其故。泊清水洞。洞极深，后门自山后出，但甚暗，水流其中，鲜能入者。岁旱祈雨，颇应。

《老学庵笔记》是陆游晚年所写的一部笔记，大都记载轶闻逸事，间或采取民间传说，其中有些段落写得十分精采。如：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吏人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成为今天习用的成语。

（四）陆游的影响陆游学诗是从江西诗派开始的，但他在创作实践中逐步克服了江西诗派的弊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六十《别集类》十三评价陆游的诗说："游诗清新刻露，而出以圆润，实能自辟一宗，不袭黄（山谷）、陈（师道）之旧格。"方回《瀛奎神髓》亦称："放翁出于曾茶山，而不专用江西格，间出一、二耳。"陆游丰富的创作实践对其以后的宋代文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南宋后期的诗人，如戴复古、楼钥、刘克庄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陆游的影响。戴复古在《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诗中甚至说："茶山衣钵放翁诗，南渡百年无此奇。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奇。"

陆游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显著的还在于他强烈执着的爱国主义精神方面。

他的这些作品，对遭受异族压迫的人民是莫大的精神鼓舞。因此，每当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陆游的爱国主义诗篇就愈发放射出璀璨的光辉。如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满清末年，梁启超就热情洋溢地赞扬陆游说：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①

①　梁启超：《读陆放翁集》诗。

八、辛弃疾辛弃疾是南宋时期一位坚决主张抗敌御侮恢复中原的热血男儿，同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词坛巨人。他一生渴望"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帐冰生颊"，"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却偏偏落得个只能"醉里挑灯看剑"。他根本无心赋诗填词，却在报国无门用武无地的抑郁无聊中，"大声镗鞈，小声铿鍧"①，岿然屹立在南宋词坛的巅峰，成为独步当时的一代词宗。

①　刘克庄：《辛稼轩集序》。

（一）辛弃疾的生平在我国历史中，宋代是对北方少数民族入侵表现得最软弱可欺的朝代。

还在辛弃疾出生前的13年，金兵已攻陷汴京，掳走徽、钦二帝，致北宋灭亡。辛弃疾未及出生，他的出生地济南就已经是沦陷区了。他出生一年后，秦桧毒杀抗金英雄岳飞，与金人订"绍兴和约"。

辛弃疾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父亲早逝，随祖父居住。金兵占领济南，祖父因族中人口多，无法举家南迁，留在当地被污虏官。祖父投降且仕金，却没有忘记祖国，"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尝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谋未及遂，大父臣赞下世"①。

就在这一年，中原沦陷区百姓对女真统治者"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②，趁着完颜亮率军南侵，中原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武装起义，辛弃疾也拉起了一支两千多人的起义队伍。

一时间，中原形成群雄并举的局面。在数支义军中，耿京的队伍实力最强，人数最多。为团结壮大抗金力量，辛弃疾毅然将自己所率士卒并入耿京的队伍。

同年十一月，完颜亮所率金军在采石被虞允文指挥的宋军打败，后完颜亮也被其手下合谋杀掉。富有远见的辛弃疾审时度势，劝耿京率军南投，及早取得朝廷支持。耿即派贾瑞及辛弃疾等十一人与朝廷联络。贾、辛一行翌年抵建康，当朝面奏南投之事。"上大喜，皆命以官"③。北归途中，闻知起义军部将张安国被金人收买，将耿京密谋杀害，遣散了大部分将士，挟持其余士兵降金，辛弃疾即率五十骑兵直冲五万人的金营，活捉张安国，带领响应其号召的万余名义军兼程南下，将张安国解至建康斩首。

辛弃疾"壮岁旌旗拥万夫"南下时，正值南宋朝廷加紧与金人议和。皇帝及主和的朝臣们最担心的，莫过于迎回钦、徽二帝后将不知此身何属，宁愿偏安半壁江山。故而辛弃疾所率万余部众一过淮河即被解除武装，当作南下流民遣散各州。

孝宗继位之初，曾重用主战派，积极筹划北伐。一年后出师，收复失地若干，朝野为之振奋。但符离一仗战败，主和派重又控制朝政，且与金签订"隆兴和约"。其时辛弃疾不顾官卑职小，挺身而出，就宋金双方战与和的前途独抒己见，写成《美芹十论》奏陈孝宗皇帝。

《美芹十论》包括审势、察情、观衅、守淮、自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十篇策论。《十论》的前三篇分析敌我态势，辛弃疾根据亲身体验，指出貌似强大的金国其内部早已矛盾重重，野蛮的民族政策更使其危机四伏。后七篇则是克敌致胜的方略。辛弃疾在文中特别批驳了"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说法，希望孝宗皇帝能够"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计"，下定决心，"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

《十论》以及后来上虞允文的《九议》，充分显示了辛弃疾的政治、军事才干。刘克庄说："辛公文墨议论尤英伟磊落。。（《十论》《九议》）

①　辛弃疾：《美芹十论》。

②　辛弃疾：《美芹十论》。

③　《三朝北盟会编》。

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①。所以不难想象，这类坚决抗金以复中原意见引不起皇帝的兴趣。

南归的辛弃疾热切盼望王师北进，收复中原。但朝庭只是被金兵逼得急了才想打，形势稍有缓和即想和；加之辛弃疾又是归附过来的，根本得不到信任；因此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做地方官。这期间，他也曾上疏力主北伐，也曾成功地恢复过地方经济，也曾打击过豪绅富户、救助饥民，也曾镇压过反抗封建压迫的农民起义，却再未能实现与敌血战的心愿。

终于，他触犯了朝中权贵的利益。淳熙八年，辛弃疾42　岁，因遭弹劾被罢官，不得不返回他在江西上饶的居住地，在那里过了近20年的隐居生活。这段时间是他平生第一次过上的闲适生活，是他在政治上倍受压抑的年代，也是他的词创作丰收的年代。现传辛弃疾词692　首，其中大部分是这个时期写成的。名篇如：《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贺新郎·把酒长亭说》、《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千年调·卮酒向人时》等。稼轩这个号就是起于此时。

辛弃疾64　岁那年，把持朝政的韩侂胄想借辛弃疾名望，派他到镇江做知府。正当辛弃疾积极准备北伐，但突然又被调离，且受到弹劾，辛弃疾大失所望，重归江西。两年后，韩又要与金人议和而金人的条件是要韩的首级。韩一怒之下，再召辛弃疾，但诏书到时，辛弃疾已抱恨而终，赍志以殁。

①　刘克庄：《辛稼轩集序》。

（二）辛词的思想内容辛弃疾一生所求就是随王师北进，与敌血战，收复中原。至其临终，高呼"杀贼"数声，方气绝。但自他南归40多年，请缨无路，用武无地，报国无门；空有凌云壮志，终不得一显身手，只得填赋诗词以抒胸臆。

现有资料表明，辛弃疾南归前即已有词作。陈模于《怀古录》中记载：蔡光工于词，靖康间陷于虏中。辛幼安尝以诗词参请之。蔡曰："子之诗则未也，他日当以词名家。"故稼轩归本朝，晚年词笔尤好。

但辛弃疾门生范开将辛弃疾49　岁前所作词编为《稼轩词甲集》，其中未见收录。《甲集》所收最早的词系辛弃疾南归之后所做。

辛弃疾南归后不久，即由江阴签判改任建康府通判。建康是重镇，各方大员往来频繁，通判一类小官只能参加大官们的游从宴会，酬答唱和，却意外地给了辛弃疾发挥创作歌词的才能的机会。

辛弃疾抱定统一祖国的壮志，却又满心愁怅。虽说当时填词主要是应酢，但辛弃疾的词却始终围绕着对破碎山河的痛惜，对抗金复国的期待，有壮志难酬的郁闷，也有对国家民族的忧虑。

为朋友祝寿，他吟：闻道清都帝听，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

宴席上酒酣胸畅，他吟：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澄碧。

登高他赋：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

再登高。他还赋：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隆兴议和"后，金人目的既已达到，亦无力再战，故此后双方40年无战事。南宋朝廷偏安江左，不图恢复。辛弃疾在此期间官职忽升忽降，且任所无定。然而却可琢磨得定：是朝廷中和与战两派势力的较量，及宋金双方对峙情势使然。

辛弃疾已经等得激愤难平了：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摸鱼儿》作这首词时作者已经40　岁了，南归也已经17年了。17年来，作者空有报国志，结果却"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①。全词用比兴手法，以一个蛾眉见妒的失宠美人，惋惜年华易逝，青春将老，感叹自己遭到冷落弃置，又无处倾诉满怀愁绪的形式来寄托自己政治上的不平和愤慨。

传说孝宗皇帝读此词时颇不悦，以为"斜阳"、"烟柳"等皆隐喻朝政黑暗。梁启超则认为此词"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②。

①　辛弃疾：《论盗贼札子》。

②　梁启超：《艺蘅馆词选》。

为官20年，辛弃疾填写了近百首词，表现的都是他重整山河的豪情和对民族、社稷的忧虑，逐步开始形成他雄豪悲壮的词风。

词人因被弹劾而归隐乡村，自然能感到乡间的清新纯朴强过官场的龌龉。一到带湖新居即与鸥鹭定下"来往莫相猜"③的盟约。而当词人就城中桃李与乡间野花发感慨时，已有了几分得意：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鹧鸪天·代人赋》（下片）

官场上你争我逐，生死相搏，恰似城中桃花、李花，终日忧风愁雨；而溪头荠菜花却无意苦争，栉风沐雨更添其生命力。

乡村美景和农家欢乐感染着词人，他夜间一路行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十几年奔碌，还是请缨无路，报国无门，词人自嘲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

芸草去陈根，笕竹添新瓦。万一朝廷举力田，舍我其谁也。

《卜算子》然而，一个以"马革裹尸"自誓的热血男儿如何过得了这等闲适的隐居生活，何况又是"闲"而不"适"。"平生塞北江南"，"眼前万里江山"①。追往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

《木兰花慢·汉中开汉业》空悲切！于是越到后来，词人记述饮酒的词就越多。隐居18年，前10年提到饮酒的词不到90　首，而后8年则有140　首。

"一饮动连宵，一醉长三日"，"细数从前，不堪余恨，岁月都将曲蘖埋"，"记醉眠陶令，终全至乐；独醒屈子，未免沉灾"。

词人也曾数次戒酒，却又数度重开酒戒。

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酒只依然。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

但"宿酒醒时，算只有清愁而已"。于是又将自己埋进酒里，在酒里至少可以"挑灯看剑"。

③　《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

①　《清平乐·绕床饥鼠》。

（三）辛词的艺术成就辛弃疾归隐生活期间，辛弃疾的门人范开将辛弃疾49　岁之前的百余首词收录在一起。编成《稼轩词（甲集）》刊行，并写了《稼轩词序》，阐述、分析了"稼轩体"。这是研究稼轩词最早的文献资料。

虽然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故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无他，意不在于作词，而气之所充，畜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其间固有清而丽、婉而妩媚，此又坡词之所无，而公之所独也。

范开的这段话里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体"，一个是"气"。"体"，在这里指的是词的外在形式，包括词牌、风格、语词等；"气"则是指词作的内容。根据宋代对"气"的理解，主要指的是道德修养。如果我们抛开这段话的道学内容，范开的意思就是说，稼轩词在词牌、词语、甚至表现出来的风格上，一是本无拘束，不主故常；二是作者也从不刻意追求，全由兴之所至，就像天上的云，自由舒卷，随所变态。辛弃疾在创作上也确是这样。首先在词牌的驾驭上，辛弃疾显示出了非凡的才能，无论是小令，还是长调，辛弃疾都运用自如。甚至在苏轼以诗为词之后，还能"别开天地，横绝古今"，又将文拿过来，在词里"拉杂运用"①，真正使词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最典型的莫过于《西江月·遣兴》：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哪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最后一句"以手推松曰：去！"是用《汉书·两龚传》中龚胜"以手推常曰："去"。"辛弃疾用散文问答文体写词，既新颖明白，又合于韵律，是辛词的一大创造。

其次是在语言的运用上，辛弃疾造诣过人。他在词里大量用典、用事，甚至使用那些圣贤书里的语言，如"庄、骚、经、史，无一点斧凿痕，笔力甚峭"②。所谓"用事很多，然圆转流利，不为事所使，称是妙手"③。辛弃疾不仅善用典、用事，还善于把通俗字句甚或口语在词里用活，使词作新鲜活泼，更富有生命力。这也是辛弃疾大胆以文为词的结果。如：《鹊桥仙》里"轿儿挑了，担儿装了，杜宇一声催起"，《武陵春》"鞭个马儿归去也，心急马行迟。不免相烦喜鹊儿，先报那人知"。

辛词用字也极见功力，虽不是刻意炼就的，但用在那里，确就生出别一种意味。如《瑞鹧鸪》"疏蝉响涩林逾静"，一个"疏"字，蝉声自然就响得涩了；唯有这涩响，才愈显出林中静。

辛弃疾为人豪爽明快，其词不少是大气磅礴、痛快淋漓，表现了他的理想与抱负。但这种表现不是一言道尽，让人一览无余；而是用比兴的手法，通过艺术形象创造出意境，让读者自己去体味。

何人半夜推山去？四面浮云猜是汝。常时相对两三峰，走遍溪头无觅处。西风瞥起云横渡，忽见东南天一柱。老僧拍手笑相夸，且喜青山依旧在。

①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②　楼敬恩：《词林纪事》。

③　陈霆：《渚山堂诗话》。

《玉楼春·戏赋云山》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词人运用比兴寄托，使情与景、人与境若即若离，能入能出，难以指实。意境之高，手法之妙，均非当时各家可比。

所谓稼轩体，其实就是不主故常，随所变态。如稼轩的词风，是豪放？

是婉约？抑或既豪放又婉约？抑或非豪放非婉约？"无非可观"罢了。

九、南宋后期文学南宋后期与所有朝代的后期一样，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渺然无望，使多数人转向放纵和及时行乐。当人们在大的方面无可寄托时，便在某些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投入过剩的时间和精力，作为对空虚的填补和慰藉。此时南宋的文坛正弥漫着这种情绪，慷慨激昂的调子正在沉寂下去，而多数对现实无奈的文人们又开　始远离现实，在诗、词、文各个方面重新回到偏重形式的风气上去。他们对生活、对创作的激情渐渐丧失，只埋头于追求雍容华丽、醉死梦生。坚贞不屈至死不变者只是少数，如文天祥。

（一）姜夔与格律词派词发展到了南宋后期，一批词人开始转向北宋末期周邦彦一派，务求辞句的雅正工丽，音律的和协缜密。就词的艺术形式而言，已发展到了最后阶段，达到了格律严谨、圆熟的顶峰。因为他们的追求与成就主要在词的格律方面，因而他们被称作"格律派"，主宰了南宋后期近百年的词坛。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姜夔和张炎，文学史上常将他们并列，称"姜张"。格律派对后世亦有相当影响，直到清朝朱彝尊，仍将姜夔、张炎奉为宗主。

姜夔（大约1155-1221年），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今江西波阳县）人，曾数次应考均落第。40　多岁时，因向朝廷献《圣宋铙歌鼓吹》，免州考，直接赴礼部应试，仍未中。为生计，四方行走，因精于音律，工书法，诗、词、文造诣都高，所到之处均受礼遇，先后与范成大、陆游、辛弃疾、叶适、朱熹等往来唱和。这些当时著名人物所看中姜夔的，是他的才学与气节。"白石道人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无立锥，而一饮未尝无食客。图吏翰墨之藏，汗牛充栋。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①。姜夔一生著述不少，现存的有《白石道人诗集》、《诗说》、《绛帖平》、《续书谱》及词集《白石道人歌曲》。《歌曲》中的17　首词还注明了工尺谱，是研究宋词的珍贵资料。

姜夔的词众说纷坛。贬之者，如周济，在《介存轩论词杂著》中称姜词"情浅"，"才小"，"看是高格响调，不耐人细思"；王国维《人间词话》中也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音"。而推崇者，如黄升说："白石词极精妙，不减清真乐府，其间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②。戈载在《七家词选》中说："白石之词，清气盘空，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其高远峭拔之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词中之圣！"汪氏《词综序》评宋词两个流派，"短长互见，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

后人褒贬自褒贬，姜词独成一格却无疑义。无怪乎对姜词非议最多的王国维读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时，也极表赞赏。

人们粗略地将宋词风格分为以柳永、周邦彦为代表的婉约派和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而姜夔则在婉约与豪放之间走出了一条"清空雅正"的路子，姜词极尽锤炼雕饰之工，却无复杂堆砌之累；成功地避免了周、辛两家的不足与流弊，使宋词的艺术特征在姜词中得到最完满的体现。

《白石道人歌曲集》收录最早的词是《扬州慢》，当时作者22　岁。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表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词中记述的，是金兵在扬州造成的破坏。作者没有直接指斥金兵，而是抓住扬州城几个人所共知的景点，进行了今昔对比，读来倍感沉重。

词已被视作"艳科"、"小道"，写男女恋情的词也确以狎昵风流居多，所谓"艳词"即指此类。姜夔写恋情却依旧是清空，且更加骚雅峭拔。如《踏

①　陈郁：《藏一话腴》。

②　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

莎行》：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胥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张炎（1248～1320年），字叔夏，号玉田，晚年又号乐笑翁。祖籍凤翔府成纪（今甘肃天水），寓居临安。张炎是南宋循王张俊之后。曾祖父是与姜夔一道唱和过的词人，祖父、父亲均工文学，精晓音律，张炎自小就受到浓烈的艺术熏陶。29　岁时元军南下灭宋，昔日承平公子家破人亡，四处流浪。晚年生活愈苦，卖卜为生，落魂而死。著有词集《山中白云词》及词学专著《词源》。

张炎是宋词的最后一位重要作者，也是南宋格律派的最后一位重要词人。张炎评词最推崇姜夔，写词也循着"清空雅正"的路子，但却将白石道人的"清空"换作了"流丽"，用字造句更讲究音节谐婉与色泽鲜明，力求字字敲打得响，句句圆美淳雅。

张炎写过不少感怀旧事的词，如《甘州别沈尧道》记玉关踏雪事清游，寒气脆貂裘。傍枯林古道，长河饮马，此意悠悠。短梦依然江表，老泪洒西州。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载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折芦花赠远，零落一身秋。向寻常，野桥流水，待招来，不是旧沙鸥。空怀感，有斜阳处，却怕登楼。

可以读出，词中一字一句都经过苦心经营，但读来流丽清畅，毫不费力，显示了作者的精湛功力和技巧。

张炎以咏物见长，格调凄清，情思婉转，音节谐美，词句精巧。如《解连环·孤雁》中一句"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刻画孤雁神态精妙，寄情幽远，传诵一时，人称"张孤雁"。《南浦·春水》写得形神兼备，邓牧称其"绝唱古今，人以"张春水"目之"①。

《词源》集中反映了张炎的词学理论。上卷详述音乐，兼及唱曲方法；下卷是创作论，认为好词要意趣高远，雅正合律、意境清空。

格律派词人中较为著名的还有：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等。

①　邓牧：《伯牙琴》。

（二）四灵诗派与江湖诗派南宋中晚期，永嘉（今浙江温州）的四位诗人徐玑（号灵渊）、徐照（字灵晖）、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号灵秀）互相唱和，且在诗歌创作上看法一致，又因为四人的名或号中间都有一个"灵"字，所以人称"四灵派"或"永嘉派"。

永嘉四灵不满欧阳修、梅尧臣及整个江西诗派的诗，希望用清新工致、格调便利来救江西派的生涩之失，曾名噪一时。

他们宗晚唐诗人贾岛、姚合为师，作诗重五律而轻七律。对五律，首尾只稍加题意；中间两联，尤其是写景的一联，特意锤炼，刻意求工，甚至可以不必切题；但不能用典，最好是白描。故他们的五律有比较多的佳句：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

《薛氏瓜庐》（赵师秀）

风高松有韵，溪满石无痕。

《题李商叟半村壁》（徐照）

虽有野逸清瘦的情趣，但常有过分雕琢，笔触太纤，局面促狭，缺少浑厚，也缺少含蓄。

翁卷诗"有口不须谈世事，无机只合卧山林"①，表达了四灵对社会现实的淡漠。

南宋理宗初年，钱塘书商陈起编《江湖小集》，收录的都是一个诗歌派别诗人的作品，所以人们将这一派诗人称作江湖派。江湖派人数很多，但成就高者仅戴复古、刘克庄。

戴复古从陆游学诗，视野颇宽，不满意只流连光景和雕镂太过的作品。

他的诗多为五律，推崇杜甫、陈子昂的现实主义，诗作中不乏指斥时政，抒发爱国情思之作。《频酌淮河水》中有：有客游濠梁，频酹淮河水，东南水多咸，不如此水美。春风吹绿波，郁郁中原气。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泪。

戴复古还有部分反映百姓疾苦的诗。《织妇叹》写织妇：绢未脱轴拟输官，丝未落车图赎典。

一春一夏为蚕忙，织妇布衣仍布裳。

刘克庄作诗初学四灵，后学陆游，又喜欢诚斋，兼取南渡江西诸家。他的诗洋溢着爱国主义，关心时事，关心民生，也有对现实的讽喻，但却不求创新。

南宋末年著名诗论家严羽认为，四灵派为纠正江西诗派以理为诗、以文字为诗的弊病，却让自己走向了另一种倾向，即轻才学而失之于浅薄；而江湖派则因风骨不高而失之于粗浮。

①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僧怀丙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9　册。

（三）文天祥与宋末爱国诗人文天祥不仅善文，亦有诗名。

文天祥早期受江湖派影响，热情充沛，却不太在意诗的艺术形式，因而成就不高。后来，他直接领导抗元武装，于戎马倥偬间急就而成的诗反倒写出了沉郁悲壮，似有杜甫遗风。他的这些诗均收在《指南录》、《指南后录》及《吟啸集》中。祥兴元年文天祥战败被俘，元军挟持他随船追击在海上漂泊的南宋皇帝。经过零丁洋时，逼迫他招降仍在海上抗战的张世杰所部，文天祥严辞拒绝，并写下了《过零丁洋》这首传诵千古的名篇：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谢翱（1249-1295年），字翱羽，号晞发子，长溪（今福建霞浦）人，曾试咸淳进士未中，元兵南下，倾家资率乡兵投文天祥，为谘议参军。谢翱诗今存200　余篇，收录于《宋饶歌鼓吹曲》。《宋骑吹曲》写太祖建国时"东征西讨之事"，"文句炫煌，音韵雄壮，如使人亲在短箫鼓吹间"①。文天祥死后，他隐姓埋名，漫游各地，所至辄感慨哭泣，并设文天祥灵台，作《登西台恸哭记》，感人至深。

谢翱于诗最羡佩韩愈、李贺、孟郊，且效法三人，古体诗中有的词用得生僻而不易解。

南宋灭亡后，许多诗人，如汪元量、林景熙、郑思肖等不忘故国，常有悲凉诗句传诵。

①　吴莱：《渊颍吴先生文集》。

十、宋代的文学理论唐至中期由盛而衰，已让人心有不甘。然而更让人无奈的，是当唐王朝走向衰亡的时候，也是近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开始。这已不是某个王朝的悲剧，或某代君主的恶运，而是一种制度的塌缩，是整个社会的颓唐。

大凡盛世，无不洋溢着奋发昂扬、急欲建功立业的时代精神。盛世的文人们，则更是浪漫豪爽，异想天开。如大唐诗人，明明不谙官场，却敢吟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①去齐国平天下。尽管他们在仕途上历尽坎坷，且多身败名裂，仍在文学事业上营造出诗、文两座令后人叹为观止的高峰。

一个登临绝顶的前朝，已让大宋盛极难继；何况自身又是积贫积弱。从开国之初到为金人所灭，三百多年间几乎无一日不为内忧外患所困扰。

宋朝一开始就走在了前代没走完的下坡路上，它别无选择。同样，宋朝的文学家们也无可选择。

无奈归无奈，宋人绝不会甘于无所做为。王顺伯道："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议论远过之"②。宋代的文学理论，在继承了唐代文学遗产的基础上，写出自己的辉煌。

①　《李太白集》。

②　《陆九渊集》。

（一）宋代文学理论的两条线索北宋开国就存在的积贫积弱局面日益严重，朝廷却仍在优游岁月，文恬武嬉，令有识之士痛感逸乐误国。从王禹偁"五事建议"、范仲淹"庆历新政"到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一次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浪潮。北宋前期近百年的文坛，"西昆体"、"太学体"张扬，内容空虚，形式浮华，点缀升平，早引起众多文坛人士的深恶痛绝，竞起补偏救弊；而那些政治改革的倡导者们，有些本身就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对"浮巧轻媚"之风更是必欲根除而后快。文学家、政治家们都主张坚决扫荡绮靡之风，诗文要经世致用，传道明心，反映现实，针砭时弊，以至于仁宗皇帝也两次下诏"申戒浮文"，诗文革新运动声势日见浩大。

文以明道、词必己出的文学思想完全合于北宋政治家们的口味；而当时诗文革新运动才起于青萍之末，立志革新的文学家们还喊不出自己的口号；于是便共同树起韩愈的文学主张，作为自己的旗帜。

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特有的政治背景，以及这个运动过程中，尤其是早期某些针对特定对象的有感而发，难免在理论上失之于偏颇。如柳开，他不满时文华而不实，以刻削为工，以声律为能，"刻削伤于朴，声律薄于德，无朴无德，于仁义礼智信也何？"①进而认为"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宣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①。他的这些议论混淆了文与道的界限，一般文章与文学作品的界限。这种趋于极端的认识，片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忽略了文学的特殊规律。

诗文革新运动取得的胜利，更助长了重道轻文，重理轻辞的倾向。后经周敦颐、程颐和朱熹等道学大家，把这种片面认识自觉地推向极点，将"为文"与"玩物"等同，认定玩物丧志，"作文害道"②；主张文道合一，"文皆从道中流出"③。"文"在这些道学家们眼中几无存身之处。

当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论调日益成为主导时，另外一种文学理论体系也在逐渐形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严羽。

苏轼出入儒道，濡染佛禅，思想兼容并蓄，宏博复杂。他一生历尽坎坷，几经宦海沉浮，学识阅历丰富，对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尊的愚蠢观念在他只是笑谈。他不同意将文学作为载道器物的理论，也不同意文学应完全为某种政治倾向服务；而是主张"输写腑脏"，"达物之妙"、"道己所欲言"。对政治家的"好使人同己"，他先义正词严地指出："自孔子不能使人同"，后又以"惟荒瘠赤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④讥之。

苏轼有大量的文学创作经验，在他看来，文学创作是"耳目之所接，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⑤，绝不是"含养义理"的结果。

他还反对为文形式拘守法度：

①　柳开：《丰王学士第三书　》。

①　J。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

ation》vol。1，P136。②　朱熹：《二程遗书》。

③　朱熹：《朱子语类》。

④　苏轼：《答张文潜书》。

⑤　苏轼：《江行唱和集序》。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自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有触于中"，便"冲口出常言"①，这就是文学作品。它只须"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不应该再有别的限制。

苏轼所主张的，就是要摆脱对文学的各种羁绊，实行创作自由。

南宋的严羽饱览宋诗沧桑，并以唐诗为鉴，透彻地论述了诗歌创作中"人"与"境"的关系。他针对"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的正统说法，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诗者，吟咏情性"，"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并自认为是击中了对手要害的"真取心肝刽子手"。他的《沧浪诗话》较为系统地揭示了诗歌的审美思维特征，强调作诗唯在"妙语"，而不是靠学力。他的诗论是我国古代诗歌美学的重大发展，对于探索文学的审美规律，深化有关文学本质的认识做出了宝贵贡献。

"苏轼的创作自由论是争取文学内容的解放，严羽的诗歌美学论则是在于推动文学艺术上的独立。"②

①　苏轼：《诗颂》。

②　成复旺等：《中国文学理论史》。

（二）朱　熹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江西婺源人。早年从父、师周敦颐、二程学说。绍兴年间进士及第，数度为官，因不满官场黑暗，又屡屡请辞，授徒讲学。庆元元年，任章阁待制、侍讲，得罪韩侂胄遭贬官。次年以伪学欺人削籍。遂归福建建阳县考亭讲学著述，人称考亭先生，其说称闽学。

朱熹是位大学问家，毕生主要精力倾注于讲学著述。在哲学上，他发展了二程关于义理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成为封建阶级正统哲学。

在文学方面，朱熹较其他道学家们有更高的修养，且著述颇丰。如《诗集传》、《楚辞集注》，校刊了韩愈文集，并有自为诗文121　卷。

朱熹论诗，主张"平淡自摄"，"雍容和缓"，自然浑成而有蕴藉。他鄙视华丽纤巧、刻意求工，注重内在意味。

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至其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

《清邃阁论诗》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恁地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鲁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朱子语类》他嘲笑汉代拟《骚》之作，"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①。

朱熹将中国诗歌发展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诗阶段，不讲究格律，而"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②，此为一等；第二阶段开始注意格律，合于诗之根本准则的只在少数，当为二等；至律诗出，"诗之与法始皆大变。。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①。朱熹认为所以造成这种每况愈下的局面，原因在于自律诗出而讲究用韵、属对、比事、遣词，有害于诗的"言志之功"，而这才是诗的根本准则。

朱熹主张平淡、浑成，不刻意雕琢，却也不赞成淡乎寡味，不加锤炼：如寻常不经思虑，信意所作言语，亦有绝不成文理者。

《朱子语类》他认为"苏（轼）才豪，然一兖说尽，无余意；黄（庭坚）费安排"②。人说梅尧臣诗"平淡"，他认为"不是平淡，乃是枯槁"③。

朱熹写诗，师宗汉魏。即景即事，言志述怀，言语自然，不用典故，以示其"雍容俯仰"的气象和"平淡冲和"的胸襟。

其时道学家们以理为诗，不过"语录讲义之押韵者"。朱熹也有哲理诗，但他以比兴写景物，寓议论于其中，既富于哲理又不乏诗味。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①　朱熹：《楚辞辩证》。

②　朱熹：《答杨宋卿》。

①　朱熹：《答巩仲至》。

②　朱熹：《清邃阁论诗》。

③　朱熹：《清邃阁论诗》。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观书有感二首》朱熹论诗常有独到的精辟之见，言他人所不能言，可谓"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④。

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来得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

《清邃阁论诗》"赏惟静者憩，法对高僧论"。朱熹亦无愧此说。

朱熹同时又是封建地主阶级中最富远见的思想家。他作诗论诗，并非只为探究创作规律，欣赏文学作品，而是为了确立一种符合统治阶级政治理想的文道关系。在他看来，"文"与"道"应当是统一的。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叶；道是文的源，文是道的流；"文皆是从道中流出"。而他所说的道，就是封建伦常，就是由他完成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

一个走向衰败的社会，最先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人心的涣散。因为当统治者不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焕发出一种时代精神，并借此把全社会凝聚起来，那么，动摇、怀疑，甚至有意无意地疏远等现象将会蔓延开来。朱熹认为：社会的瓦解首先是思想的瓦解，要制止这种瓦解，既不能像王安石那样舍本逐末以改法致乱天下，也不能像司马光那样一味守旧，而应当把以三纲五常为内容的思想专制作为治国之本，用它来制止任何可能的离心倾向，以维系社会的一统。在这方面，文学一向是最敏感的，必须引起足够的注意。朱熹议论诗文，臧否作者，有一个"根本准则"，即是否有益于"言志之功"。

作为文学家，朱熹虽然在《答汪尚书》中明确地论述过文与道的关系：文有妙与不妙，道有正邪是非；若"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所以应当文道兼顾，"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但作为道学家，朱熹又一贯认为"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①。

同是一个苏轼，朱熹作为文学家是赞赏的，"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②；并认为他"才豪"。但作为道学家的朱熹，却能从苏轼豪放豁达、汪洋恣肆的豪言中，敏锐地辨出离经叛道的倾向，并深刻认识到这种倾向的危害，指斥其"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教"③。更见朱熹"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的功力。他特别提醒世人警惕苏轼对于社稷潜在的患害：其身与其徒皆不甚得志于时，无利势以辅之，故其说虽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尽见，故诸老先生得以置之不论。使其行于当世，亦如王氏之盛，则其④　朱熹：《诗集传序》。

①　朱熹：《答杨宋卿》。

②　朱熹：《朱子语类》。

③　朱熹：《答汪尚书》。

祸不但王氏而已。

虽其势未能有以动人，而世之乐放纵，恶拘检者已纷然向之。

《答汪尚书》朱熹有着很高的理论和文学修养，"文道合一"是他对道学家文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使其更全面、更科学、也陷入更深刻的矛盾之中，这一文学思想长期束缚并妨害了文学的正常发展。他的哲学体系虽一度遭贬谪，但他的学说最终还是被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尊为正统。

南宋末年的周密在《浩然斋雅谈》中论道：宋之文治虽盛，然诸老率崇性理，卑艺文。朱氏主程而抑苏，吕氏《文鉴》去取多朱意，故文字多遗落者，极可惜。水心叶氏云："洛学兴而文字坏"，至哉言乎！

清代著名学者袁枚在《遣怀杂诗》中说："一切苛刻论，都自宋儒始"。（三）严羽及《沧浪诗话》严羽，字丹丘，一字仪卿，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今福建）人，生卒年月不详。据其诗推知，主要生活在理宗在位期间。一生未仕，多半隐居家中。元军入侵、国势重危之际，仍关心时事，诗作中流露出爱国主义思想和对朝政弊端的不满。晚年与戴复古相识，戴称其"飘零忧国杜陵老，感遇伤时陈子昂"。著有诗集《沧浪先生吟卷》（或名《沧浪吟》、《沧浪集》）二卷。《四书全书总目》称其诗作"志在天宝以前，而格实不能超大历之上"，"止能摹王、孟之余响，不能追李、杜之巨观"。

他最重要的成就在于诗歌理论，著有《沧浪诗话》，附于诗集《沧浪先生吟》。魏庆之的《诗人玉屑》几乎将其全文收录。

《沧浪诗话》共分五章，《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书后另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

严羽曾在诗话后附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解释了他写作此书的目的：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

毫无疑问，严羽的诗话并非是为阐发一种文学理论体系而写，而是针对当时江西诗派的创作倾向进行的补偏救弊。但从诗话中可以看出，他所要补救的，已不只是江西一派之偏弊，他《诗辨》中也有一段说明：近代诸公。。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　。以是为诗，诗岂不工，终非为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兹诗道之重不幸耶！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

严羽所要补救的偏弊，已超出一派，是宋以来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倾向。为了纠正这种倾向，严羽提出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一己之见，借佛理来说明"诗之宗旨"，并以盛唐诗为典范，诊断出宋诗的病根。

《诗辨》一章，是要辨明什么是诗，就是严羽要借用佛理来说明的"诗之宗旨"，即诗的"别材"与"别趣"；严羽还借用佛理说明了另一个问题：诗歌创作和欣赏时的"妙语"。这一章中还提到"识"和"以盛唐为法"等问题。但明白了别材别趣与妙悟，也就具备了第一义的识和盛唐之法。

严羽说他诊出了江西派诗歌的病根所在，戏称自己是真取江西派心肝的刽子手，并说整部诗话都是为此而作，是夸张且不确切的。但他在诗话中首先拿来开刀的，又确是江西派。

江西派不注重诗人的才情及其应有的深微的艺术体验，同时也不在意诗歌的抒情因素与作品的境界。这一派的始祖黄庭坚就认为诗人首先应是"精读千卷书"的"力学"之士①，能以丰富的学养剪裁古人章句并化为己有。好诗应以"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①。

严羽以此为例，举出宋代诗歌的病陋，即"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

①　黄庭坚：《书旧诗与洪龟父跋其序》。

①　黄庭坚：《与王复观书》。

以才学为诗"。严羽认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严羽的别材，是说诗歌不同于散文，也不同于卖弄哲理、显示才学的其他文章，而是用来吟咏性情的文体，是要能以性情感人的，所以适合于它的题材，不是文字，不是议论，也不是才学等书本上的学问，而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一类内容。

别趣，则是相对于理而言，在这里指的是"兴趣"、"意兴"：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

《沧浪诗话·诗辨》这意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审美感觉。"盛唐诗人唯在意兴"，即唐诗人作诗时，只凭意兴，或审美感受，读者读到的，也是意兴，或审美感受，其中也有理，但却似"羚羊挂角"，无单独的理的痕迹可求。严羽特别用宋诗的弊病来反证这别趣，说宋人只知抄书用典，"多务使事不问兴致"。诗是别材，有别趣，要吟咏性情，并唯在兴趣，因此在表达和艺术境界上，就要"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言有尽而意无穷"。

严羽认为，诗的好坏，不能从"学力"方面来判断，而要看作者能否"妙悟"。他特意举了一个例子：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矣，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

妙悟是《沧浪诗话》的核心内容。

妙悟是严羽借佛理来说明创作和欣赏时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佛教禅宗认为，"诸佛理论，若取文字，非佛意也"。故要领会佛理，只有靠参悟，靠心领神会，所谓"道由心悟"。

诗的特征就是含不尽之意于言外，要全部说出来，也就不是诗了，而那些说出来词句往往或多或少脱离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本意，因此只能靠心领神会，靠妙悟。妙悟是一种情景交融，浮想联翩的心理状态，它恍惚而来，不思而至，令人心动神摇而又难于名状。妙悟包含着两重含义：在创作时，妙悟是指灵感；在欣赏时，则是指能身临其境般地领略古人诗歌意境，所谓"观太白诗，要识真太白处"。

将妙悟作为创作和欣赏诗歌的思维特征，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是第一次。这是严羽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杰出贡献。

严羽关于诗歌本质和文学思维特征的阐述，明确、透彻地揭示了诗歌的本质和诗歌的内在审美特质，"建立了一个同以教化功能为诗的本质的儒家诗论相抗衡的理论体系。在以《诗大序》为标志的儒家诗论体系确立以后，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诗论体系"。①十一、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宋代文学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正处于从"雅"到"俗"

的转变时期。所谓"雅"，是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中上层的文人文学，即诗、词、散文等；"俗"，则是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下层的小说、戏曲。宋代文学由"雅"而"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白话话本小说的兴起和繁荣。

（一）市民阶层的崛起与说话伎艺的繁荣北宋年间，城市经济发展迅速。一些城市不仅繁荣程度超过盛唐，人口增长也很快，如宋都汴京，人口多时达26　万户，且"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洒肆"①。朝廷南渡之前，杭州（临安）还不过是个"参差十万人家"②的小城市。南渡后，大批王公贵族、地主官僚、豪绅富贾及北方中原一些市民、农民，为避金兵屠杀抢掠，蜂拥而入江南大小城市，临安流入人口最多，史载"近百万余家"①。暂时偏安局面，使"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②。其余如扬州、荆州、成都、广州等城市，均已具有相当规模。

城市人口中增长最快的是从事手工业、商业的市民阶层。他们人数多，经济力量也日益壮大，成为城市中不可小觑的新利益群体。这个新生的利益群体在城市，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还地位低下，却又有别于同处下层的农民。他们相对集中，有相当财力，敢于且有能力寻求一种适合于自己的新艺术形式，来娱乐自己、表现自己。民间艺术"说话"，通俗又有趣味，因此而风靡大小城市。

"说话"，即讲说故事，类似今天的说书，在宋代是以娱乐为目的的一种职业化伎艺。

故事自古便有人讲，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但这种民间口口相传的讲故事，在职业化分工、自身的娱乐性及娱乐对象方面，均不同于后来的说话。"说话"一词，最早出现于唐朝。李义山《杂纂》中就曾提到过"斋筵听说话"。

诗人元稹在其《酬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光阴听话移"一句下自注，"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已犹未毕词"。由元稹注及宋《醉翁谈录》所载宋话本《一枝花话》概略可推知，《一枝花话》当为唐代说话，但未见话本留存，无从详考。

晚唐段成式于《西阳杂俎》中曾述及"市人小说"。据胡士莹先生考证，此处"市人"并非一般市民，而是泛指各种街坊艺人；"市人小说"，即街坊艺人在演出杂戏（百戏）时穿插其中的非独立的表演形式。

所有唐史籍中，说话名目记载阙略。可见当时的说话，尚未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其职业化及普及程度，都还不能与后来宋代的说话相提并论。至宋，市民阶层已具相当经济实力。坊市制崩溃，突破了交易区域限制，商店临街，鳞次栉比，取消宵禁，出现了繁荣的夜市。属于市民阶层的娱乐场所--瓦子（或称瓦舍、瓦肆），也兴盛起来。

宋朝的瓦子的大小，范围不等，内设勾栏（棚）若干。勾栏即栏杆，意为用栏杆围成的演艺场地，分别演出杂剧、傀儡戏、诸宫调等。《东京梦华录》记述北宋汴京瓦子：

①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②　引自柳永词《望海潮》。

①　吴自牧：《梦梁录》。

②　吴自牧：《梦梁录》。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

《南宋市肆记》历数临安瓦子：自南瓦至龙山瓦，凡二十三瓦。

《西湖老人繁胜录》描述瓦子较细，称临安众多瓦子中，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常是两座勾栏专说史书：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说经：长啸和尚、彭道安。。小说：蔡和、李公佐，女流史惠英。小张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栏说话，不曾去别瓦作场，人叫做小张四郎勾栏。当时较为著名的各类说话人荟集都城，于瓦肆勾栏"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咽万余言，讲论今古。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①，"其理只在唇舌间，而其事亦有记载。虞舜之父，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不过数十言耳，彼则演成千万言。东方朔三山之求，诸葛亮九曲之势，于史籍无其事，彼则肆为出入"②。"使观听者如在目前，谛听忘倦，惟恐不得闻"③。

说话不仅在民间受欢迎，《武林旧事》载德寿宫及御前也常有说话人供奉。

金人亦闻风歆羡。《三朝北盟会编》称：正月，金人来索御前祗候，方脉医生、教坊乐人。。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

说话艺术有如此广泛的欣赏群体和经济支持，一批以说话谋生的专业说话人应运而生。说话人这磨砺唇舌，切磋技艺，组织了行会，称雄辩社。职业行会的建立，说明说话已成为专门职业。仅《梦梁录》、《武林旧事》所列载说话人已过百名。

宋人书著中将本朝说话分作四个"家数"，即四个门类。但各人划分却有不同，后世研究者亦莫衷一是。现依胡士莹说，归为如下四类：小说（亦称"银字儿"）--内容大致包括：烟粉：讲烟花粉黛，人鬼幽期的故事；如《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碾玉观音》。

灵怪：讲神仙妖术的故事；如《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传奇：讲人世间悲欢离合的奇闻轶事；如《风月瑞仙亭》、《张生彩鸾灯传》。

公案：讲谪奸发复和朴刀杆棒发迹变泰的故事；如《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说铁骑儿--本朝发生的战争；如《狄青》、《杨家将》、《中兴名将传》。

说经--演说佛经或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讲史--历叙前代史实，多为长篇历史故事；如《梁公九谏》、《黄巢》。四类中以小说、讲史最受欢迎，小说尤甚。《武林旧事》等提到的近百名说话人中，说经的17人，讲史的23人，而讲唱小说的多达52人。南宋耐

①　罗烨：《醉翁谈录》。

②　郑樵：《通志·乐略》。

③　胡祗：《紫山大全集》。

得翁所著《都城纪胜》特意加注，即使是讲史的也"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市民越是喜爱说话艺术，就越是要求它不断发展、创新。说话艺术的普及和说话人的增加，更引起同行业的激烈竞争，仅靠说话人随机应变，即兴发挥，已无法满足欣赏者日渐提高的审美趣味。欣赏者、说话人都迫切需要新的优秀话本；于是开始有人专门为说话人，也为戏剧表演编写底本。这些人多为科举失意而确有才学的文士，也有些是小官吏、医生、术士、商人及说话人中的佼佼者。他们也组织起自己的行会--书会。书会中人一般称"书会先生"或"才人"，身份较高的则称"名公"。

宋人著《醉翁谈录》仍将小说看作末学，却认为优秀的说话人和书会先生应：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中倬，须还《绿窗新话》。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辨草木山川之物类，分州军县镇之程途。讲历代年载废兴，记岁月英雄文武。

他们凭借自己广博的常识，丰富的阅历，以及对身边市民阶层的了解把握，或对原有故事进行创造性加工改编，或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在话本中逼真地描绘了市民形象，深入地表现了他们的思想感情。

（二）话本与话本小说话本最初只是说话人记录下来用于提示自己的秘本，非为供他人阅读传播，这类话本难免粗略及错讹。这个时期的话本显然还不能看作文字作品。说话艺术经验的长期积累，使包含于其中的文学色彩愈加浓厚，同时听众欣赏水平逐渐提高，已不满足于听，事后还要玩味，这样就有了不少辗转传抄的写本，其中一些经多次增删润色，日臻完美。及至有了书会才人，由于经他们加工润色的话本，或直接由他们编写的话本，本来就是要提供给说话人使用或其他读者阅读的，这些话本就不能再粗略。写成的话本即要方便说话人使用并被其所接受，也要照顾到其他读者，因此故事需完整，情节需曲折，描写需细致，人物形象需鲜明，文字需通俗生动，使话本看来有如说话人的演说。至此，话本在一定意义上脱离说话而独立存在，完成了从口头传留到文字作品的演进，已成为名符其实的白话文学作品，即话本小说。我国的活字印刷术就是在这个时期发明并完善起来的。印刷术的出现，使大量的话本整理刊印成为可能，促进了话本从说话人的秘本到公开传播的文学作品的转变。然而话本小说的鼎盛时期却是在明朝。

宋代话本的刊印，均取单篇形式。明嘉靖时，刊印话本之风大盛，清平山堂主人洪楩大量刊印宋元话本，辑成《六十家小说》。这是现存最早的话本结集的刊本。《清平山堂话本》残存29　种话本，悉取自《六十家小说》。此后有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及《石点头》、《醉醒石》等。

话本小说在上层的文人雅士眼中终究只是"末学"，因而在流传与保存方面不能不受影响；加上宋、元战乱频仍，朝代更迭，致使许多作品散佚。明朝以后，社会安定下来，才有一批爱好并懂得民间文学的文人，如洪楩、冯梦龙等，在书坊老板支持下，着手收集整理宋元话本，并将这些几乎湮没无闻的前朝优秀作品刊印出来，昭彰于天下。

但洪、冯等人在整理过程中，往往对原作进行了改动，甚至为取悦于同时代人，竟有意涂抹时代，点窜典章制度，致使原作面目混沌；另外在辑刊话本时，又将宋、元、明三代的作品杂厕其间，使人莫辨先后，使后世研究宋代话本难分真赝。

宋人话本，除个别遗留下来的单行本外，均散见于明人汇辑的《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二拍》等书中。现依据内容是否属于市民文学，形式是否具有说话人特点的标准，以及作品反映的社会意识、习俗、典章制度、语言风格等时代特征加以考证，可确定为宋话本的有：词文　《梁公九谏》一篇；诗话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篇；小说　《碾玉观音》等四十篇。

宋代叙论说话的专著《醉翁谈录》辑有说话名目117　种，其中一部分肯定是有话本的，但有话本可考的，已包括在上述42　篇中，其余皆付阙如。明朝刊印的宋元话本，常被称作"小说"。《警世通言》中话本《崔待诏生死冤家》题注"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话本《一窟鬼懒道人除怪》题注"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清平山堂话本》的书名系后人所加，原名《六十家小说》。书中注明为"新编小说"的有《快嘴李翠莲记》等话本六篇，注明为"小说"的有《张子房慕道记》等三篇。

《醉翁谈录》，是一本对宋代说话记述十分详备的专著，该书亦以《小说引子》、《小说开辟》为题。此外，《京本通俗小说》、《六十家小说》，均以小说为名。

宋代之所以以小说代指话本，胡士莹先生认为：其一，秘本最先被加工成读物的应是胭粉、灵怪、传奇类小说话本，"可能正是后来大部分故事性文学读物都被习称为小说的一个原因"①；其二，话本是说话艺术底本总称，而小说、平话、词话则是话本的分类名称，在小说门类中，"本来就常有以"小说"称其话本的例子"②。

①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

②　胡士莹　：《话本小说概论》。

（三）市民文学白话文学市民文学与白话文学，是宋话本小说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也是宋代文学对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突出贡献。

话本小说脱胎于民间俗文艺的说话，尽管其中也有一部分取材于《太平广记》、《夷坚志》等旧著中的历史或传奇灵怪故事，但经说话人的再创作，反映的已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市民的心理状态。其余大部分创作作品，则完全取材于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当时的社会新闻，表现的都是他们身边的人和事，深为市民所喜闻乐见。

市民阶层常因地位低下，而被官府所欺。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虽善胜，却好色，屡屡恃强欺男霸女。话本小说名篇《碾玉观音》，即根据当时韩世忠的轶事敷衍而成。小说进入正话后，开头便是：绍兴年间，行在有个关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镇节度使咸安郡王。

虽未直呼韩世忠其名，却也只差这三个字了。

南宋话本小说《冯玉梅团圆》头回讲到靖康之变时说：兵火之际，东逃西躲，不知拆散了几多骨肉！往往父子夫妻，终身不复相见。其中又有几个散而复合的，民间把作新闻传说。

这些话本小说，完全依照当时市民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选取题材，塑造人物。这就使宋代的话本小说不仅明显区别于当时的雅文学，而且不同于与它有渊源关系的前朝小说。

雅文学的诗、词、散文中不乏对下层人物的描写，其审美情趣与道德判断却赫然是士大夫的。小说从来被文人雅士们视作"末学"，但即使是雅小说的作者，他们敢写小说，却一般不敢在作品中悖逆封建正统，作品中主要人物无一不是才子佳人一类。作品中全部反封建的内容，至多不过是在男欢女爱上，所以仍是士大夫们的案头之作。

话本小说中却有大量的下层民众充当主要人物，并将他们艺术地表现为符合市民理想的新人。下层市民作为主要人物，以正面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成批出现，是宋话本小说以前的文学作品中从未有过的。如《碾玉观音》中璩秀秀是裱褙匠的女儿，崔宁是碾玉工匠；《快嘴李翠莲记》中李员外的女儿李翠莲；《志诚张主管》中张员外雇用的绒线铺主管张胜；《错斩崔宁》中卖丝村民崔宁，小商人刘贵，其妾陈二姐；《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茶坊主的女儿万秀娘等等，都是地位低下的小人物。

作品中客观地反映了他们被迫害而不甘心的一面，也反映了他们被毒害而不自觉的一面。他们虽然也有反封建的浅略意识和行为，但却不比前朝小说中的才子佳人们更明确更自觉。市民意识中消极因素还束缚着他们，使他们的形象蒙上了灰色。也恰是这灰色，证实他们的市民身份，也证明了作品的成功。

话本小说的市民特征，加强了作品的社会性和现实性，极大地焕发了其自身的生命力，也为后世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道路。

话本小说第二个特点，是在作品中大量使用口语化的民间语言。

话本的写作，是为方便说话人，更直接地说，是为面对着的市民听众。

因此只有使用市民的日常口语，才能吸引他们，并被他们所接受。话本小说中自然也不乏精彩语言，当然是说话人或书会才人的创作，却也是他们从群众语言中汲取的营养。说话人和书会才人们的最大贡献，就是从群众的口语中提炼出了白话形式的文学语言。

这种语言形式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朴素精炼，生动形象，通俗易懂，表现力强。

话本小说《冯玉梅团圆》，讲的是宋高宗时，一少女冯玉梅为强人所掳，后与其中一人结为夫妇。强人败于官军，夫妻离散，几经波折，终得团圆。其时另有一书《摭青杂说》，以文言记述其事，前后不过四百余字。两传奇各有一段对强人起事的描写，可兹比较。

建州范汝为，因饥荒啸聚至十万余。

（《摭青杂说》）

话中单说建州饥荒，斗米千钱，民不聊生。却为国家正值用兵之际，粮饷要紧，官府只顾催征上供，顾不得民穷财尽。常言"巧媳妇煮不得没米粥"，百姓既没有钱粮交纳，又被官府鞭笞逼勒，禁受不过，三三两两，逃入山间，相聚为盗。"蛇无头而不行"，就有个"草头天子"出来。此人姓范，名汝为，仗义执言，救民水火，群盗从之如流，啸聚至十余万。无非是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无粮同饿，得肉均分。

（《冯玉梅团圆》）

话本小说不仅交待清楚，描写细致生动，而且表现出了对强人的理解和同情。其中大量使用俗语、俚语，更使作品生色。

俗语、俚语的使用，在话本小说中十分普遍，常给读者以鲜明深刻的印象。有的作品中还将俗语排比使用，起到比兴的效用。如"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将身投虎易，开口告人难"，"皂雕追紫燕，猛虎啖羊羔"，"猪羊走入屠宰家，一脚脚来寻死路"。"哑子漫尝黄檗苦，难将苦口对人言"，"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等等。

白话语言在刻划人物时往往更加生动细致、入木三分。《碾玉观音》中写韩世忠要杀人时的凶相：郡王升厅，众人声喏，即将这两个人押来跪下。郡王好生焦躁，左手在壁牙上取下小青，右手一掣，掣刀在手，睁起杀番人的眼儿，咬得牙齿剥剥地响。一个气急败坏的杀人魔王跃然纸上。

《志诚张主管》写一家绒线店铺主管张胜，元宵节夜晚外出观灯，走失伙伴，来到旧主人张员外门前，受到惊吓：吓得张胜便走，渐次间行到巷口，待要转弯归里，相次二更，见一轮明月，正照着当空。

"见一轮明月，正照着当空"，只两句轻松的白话，轻易地将张胜从恐怖带到安逸，也形象地烘托出张胜当时惊魂甫定、一时茫然无措的心境。话本小说中白话语言运用最成功的，是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一改过去小说中众口一辞的典雅人物语言；而是用切合个人身份的白话口语，塑造不同人物的个性，展现各自独特的内心世界。

《西山一窟鬼》的思想性屡遭非议，但其语言，特别是媒婆给吴洪说媒一段，尤有特色：当日正在学堂教书，只听得青布帘儿上铃声响，走将一个人入来。吴教授看那入来的人，不是别人，却是十年前搬去的邻居王婆。原来那婆子是个撮合山，专靠做媒为生。吴教授相揖罢，道："多时不见，而今婆婆在哪里住？"婆子道："只道教授忘了老媳妇。如今老媳妇在钱塘门里沿城住。"教授问："婆婆高寿？"婆子道："老媳妇犬马之年七十有五。教授青春多少？"教授道："小子二十有二。"婆子道："教授方才二十有二，却像三十以上人。想教授每日价费多少心神。据我媳妇愚见，也少不得一个小娘子相伴。"教授道："我这里也几次问人来，却没这般好头脑。"婆子道："这个不是冤家不聚会，好教官人得知，却有一共好亲在这里。一千贯钱房卧，带一个从嫁；又好人材，却有一床乐器都会，又写得算得，又是■嗻大官府第出身。只要嫁个读书官人。教授却是要也不？"教授听得说罢，喜从天降，笑逐颜开，道："若还真有这人时，可知好哩！只是这个小娘子如今在哪里？"

一个善于逢迎，口齿伶俐的媒婆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在读者眼前扭摆起来。

（四）话本小说的篇制说话与话本小说日益繁荣、日臻成熟，也就日趋定型。说话分了家数，各有其相对固定题材范围，演出也有固定的场所及时间，听众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和习惯，选择不同的家数及说话人，话本小说的篇制也就此固定下来。小说类话本篇幅一般不长，或三、五千字，或六、七千字。通常由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结尾六部分组成。

①题目话本的题目由正话的故事内容决定。初时题目很短，三、四个字，如《醉翁谈录》所列，多以人名、浑名、物名、地名为题。后来渐长，至七言八言。如《李亚仙》，衍化为《李亚仙不负郑元和》；《王魁负心》，衍化为《王魁负心桂英死报》。

②篇首宋话本小说均以一诗（词），或一诗一词开篇。现存宋话本小说只有《清平山堂话本》中《夔关姚卞吊诸葛》开篇无诗无词。

篇首诗（词）或总括全篇，或点明主题，或引出故事。有的是自撰，也有的借用古诗词。如《错斩崔宁》篇首是一首诗：聪明伶俐自天生，　懵懂痴呆未必真。

嫉妒每因眉睫浅，　戈矛时起笑谈深。

九曲黄河心较险，　十重铁甲面堪憎。

时因酒色忘家国，　几见诗书误好人。

《简帖和尚》篇首是一首词：白苎千袍入嫩凉，　春蚕食叶响长廊。

禹门已准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

鹏北海，凤朝阳，　又携书剑路茫茫。

明年此日青云去，　却笑人间举子忙。

《志诚张主管》篇首是一诗一词：谁言今古事难穷？　大抵荣枯总是空；算得生前随分过，　争如云外指溟鸿。

暗添雪色眉根白，　旋落花光脸上红。

惆怅凄凉两回首，　暮林萧索起悲风。

平生性格，随分好些春色，沈醉恋花陌。虽然年老心未老，满头花压中帽侧。鬓如霜，须似雪，自嗟恻！

几个相知劝我染，儿个相知劝我摘；染摘有何益！当初怕作短命鬼，如今已过中年客。且留些，妆晚景，尽教白。

有的话本小说不仅篇首有诗词，每回之首，甚至每个段落之首也有诗。

③入话　篇首诗词之后，未必能把故事主旨讲清，还需加些语句进一步阐发。这些语句就叫入话。

入话可长可短，只须铺叙清楚。

入话一词并非宋人所用，而是明人整理话本时将这铺叙删去，只以"入话"二字标明，留在篇首诗词之后。

④头回不少话本小说在篇首诗词和入话之后，还要先插上一段与本篇故事相似或相反的故事。这段故事本身就是一回书，又放在前面，所以称"头回"。也有称其为"得胜头回"、"笑耍头回"的。《错斩崔宁》在本篇故事前就有这么一段：且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诉穷汉暂掌别人钱看财奴刁买冤家主》中也有：在下先掠一个稀罕些的，说来做个"得胜头回"。

话本《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写的是柳永因填词而沉抑下僚，甚至罢了官职。他纵情酒色，"颠倒成了风流佳话"。这篇话本也有一个得胜回头，讲的是孟浩然因吟诗得罪官府，终身不得为官。两个同样命运的才子，在一个话本中一先一后讲来，更加深了读者的印象。

⑤正话正话即一篇话本的主要故事。

正话的文字既有白话散文，也有韵文。白话散文用来叙述故事；而韵文则是用来烘云托月，加强作品艺术感染力。

正话部分由说话人表演时可以视情况分回。

⑥篇尾正话故事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这篇故事的结局。但话本小说另外还有一个结尾，称篇尾，以说话人或作者的口气，或总结全篇主旨，或对听众（读者）进行劝诫。

篇尾有的是诗词，有的是白话，也有的兼而有之。如《志诚张主管》的篇尾：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张胜的心，死后犹然相从。亏杀张胜立心至诚，到底不曾有染，所以不受祸，超然无累。如今财色迷人者纷纷皆是，如张胜者，万中无一，有诗赞云：谁不贪财不爱淫？始终难染正心人。

少年得似张主管，鬼祸人非两不侵。

（五）宋代文言小说唐朝的文言小说曾以一批精心创作的名篇而大放异彩，留给宋朝的是一个难以攀越的高峰。

宋代文言小说包括志怪与传奇两部分内容。鲁迅先生评论中国小说的发展时曾说：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

《中国小说史略》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读书讳忌渐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回避，去讲古事。加以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

《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宋代志怪小说平实缺乏文采的一个原因，是宋代统治者多迷信方术，兼容释道，所以变怪谶应之说盛行。志怪小说既要记述神奇诡异之事，又不能直言其虚诞荒幻，便采用直录其事，不做渲染与铺叙，或将怪异与真人混搅在一起，有时甚至注明故事来源的方法。

宋志怪小说数量甚丰，但散佚较多。吴淑《江淮异人录》、钱易《洞微志》、张君房《乘异志》、秦再思《洛中纪异》、毕仲询《幕府燕闲录》，均只存残帙。保存完整的只有张师正《括异志》、郭彖《睽车志》及洪迈《夷坚志》。

"夷坚"，取《列子·汤问》中"夷坚闻（怪异）而志之"之意。《夷坚志》是宋代名声最大，篇幅最多的志怪小说，共四百二十卷。传说洪迈急于成书，五天一卷。有人投其所好，将《太平广记》中的故事稍加窜改，或另题书名即送他出书。洪迈本人亦于《夷坚支志庚集序》中坦言：乡土吴潦伯秦出其乃公时轩居士昔年所著笔记，剽取三之一为三卷，以足此篇。

此书"贪多务得，不免妄诞"①，但唯其贪而辑录了大量当时的轶闻、掌故及民俗、医药知识，成为后人考证资料。如《余杭三夜叉》记古余杭有三位妇女曾产下毛孩；《乙志》录有"疗蛇毒药"；《丙志》录"异人痈疽方"等。再如《蓝姐》，记绍兴十二年京东人王知军婢女蓝姐有胆有识，群盗入家抢劫，她持烛引强盗取物，暗中却在背后将烛油点污众盗衣袍。后报官按烛油搜捕，无一漏网。

宋传奇多取材于历史，题材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从汉成帝、隋炀帝、唐玄宗到宋徽宗的帝王生活，笔锋所到，意在垂诫；另一类则为爱情故事，明显不如唐传奇描写细腻，文字也时见芜劣。前一类有《赵飞燕别传》、《隋炀帝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杨太真外传》、《梅妃传》、《李师师外传》等。后一类有《流红记》、《王幼玉记》、《谭意歌传》等。《谭意歌传》写长沙女子谭意歌与官员张正字相恋，张迫于父母压力，弃谭而另娶孙氏。谭毫无怨恨，写信劝张"自爱"，自己则耕织育子，坚守贞节。后来孙氏病亡，张正字迎回谭意歌。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无疑袭用唐

①　周密：《癸辛杂识序》。

传奇《莺莺传》与《霍小玉传》故事，却将后半部分换作大团圆的结局，将谭意歌塑造成一个合于理学的贤妻良母形象。这一删改将《莺莺传》和《霍小玉传》的积极意义全部删去。

宋代文言小说成就不高，但在文言小说的整理、辑录方面却有突出贡献。北宋初年，朝廷组织大臣文士，集前代野史、小说、传记之大成，编纂了五百卷的《太平广记》，许多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借此得以传世。其中神奇鬼怪故事尤多。此后辑录之风日盛，张君房辑的《丽情集》（今已不存）、佚名氏辑《分门古今类事》、朱胜非辑《绀珠集》、曾慥辑《类说》、刘斧辑《青琐高议》、皇都风月主人辑《绿窗新话》。

其时话本小说正在社会现实中汲取营养，蓬勃繁荣；传奇、志怪小说的作者却仍在书斋中搜肠刮肚，因而生命力日渐式微。

十二、辽金夏文学辽（916-1125年）、金（1115-1234年）、夏（1032-1227年，史称西夏）是大体与宋代同时的我国北方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其文学的情况，有受汉民族文化影响的方面，亦有建立于本民族独特的语言及习俗基础上迥异于汉的方面，可惜的是，后一方面的作品，由于语言障碍等原因，留存者不多，解译和研究得尚不充分。

（-）辽代文学辽代自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立国古汉城，至天祚帝（耶律延禧）1125年亡于金，有国209年。其间，前43年属五代时期，后166年与北宋对峙。

辽代建国时，尚处于奴隶制时期，为了迅速向封建制过渡，辽代的统治者十分注重借鉴、吸收汉民族的文化。阿保机在建国伊始，就敕命建孔庙，命皇太子春秋释奠，并亲临祭祀。公元946年，太宗耶律德光灭亡了中原地区的后晋。据《辽史·文学传序》说：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

到景宗和圣宗时期，"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①基本上完成了从制度到文化的封建过渡。

辽代的帝王，大都仰慕中原文明，留意诗赋，提倡文学。圣宗以后的科举取士，效法唐人，将诗赋列为正科。帝王将相之间，饮宴赋诗，迭相唱和的活动也很频繁。见于《辽史》者如：重熙五年四月，兴宗幸后弟萧无曲第，曲水泛觞赋诗。

廿四年二月，召宋使钓鱼赋诗。

道宗清宁二月，以兴宗在时生辰宴群臣，命各赋诗。

一些契丹贵族臣僚不仅深受中原文化的浸染，其诗文造诣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道宗时的耶律孟简，在谪迁途中闻知太子为耶律乙辛谮害，作《放怀诗》二十首。其序为：禽兽有哀乐之声，蝼蚁有动静之形，在物犹然，况于人乎？然贤达哀乐，不在穷通祸福之间。《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是以颜渊箪瓢自得，此知命而乐者也。予虽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

此序援引古贤言事，俨然一篇言简意赅的述怀短文。

辽代契丹大、小字和汉字三种文字并行，写作诗文多用汉字。也有用契丹文字写作的，如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今已不传原文，只有元人耶律楚材的译文存世。从现存材料来推测，辽代文学作品的数量当为数不菲。但由于辽代禁止民间私行刊印文字，并严禁其书籍传入中国。因此，辽亡后，其作品散佚殆尽，直至明末清初，方有人注意辽文，辑录残篇。

辽前期、中期的帝王，如太、圣、兴、道诸宗都"雅好词翰，咸通音律"，②流寓北土的中原文士亦多有吟咏，惜传世之品特少。辽后期传品稍丰。如涿州（今河北涿县）人王鼎，少有诗名，其"直书其事，用竣后之良史"①的《焚椒录》，详细记载了懿德皇后萧观音为奸臣耶律乙辛构陷含冤致死的事件始末。再如天祚时僧人了洙的《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实录》，其文第三段，描写禅院所处丰山的环境是：春阳方煦，居冰始泮。异花灵药，馥烈芬披。谿谷生云，林薄发吹。夏无毒暑，在处清凉。怪石颟顸，矗莎叠鲜。谈道之者，匡坐其上。横经挥麈，议论哓哓。奇兽珍禽，驯狎不惊。秋夕云霁，露寒气肃。岩岫泊烟，松钥镂月。猿声断续，莺光明天。□崖结溜，冬雪不飞。长风吼木，居实凛然。

①　《辽史·文学传序》。

②　沈德潜：《辽诗话序》。

①　王鼎：《焚椒录·序》此段文字极尽铺排渲染，虽语词稍嫌生硬，为文仍有可观之处。

在辽代文学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契丹族女作家萧观音、萧瑟瑟和耶律常哥。萧观音存诗词14　首，萧瑟瑟存诗2　首，耶律常哥存文1　篇。

萧观音（1042-1075年），是道宗帝的皇后，号懿德。她姿容冠代，工诗善文。当她为道宗帝疏远后，自作了十首《回心院》词，其第一和第三为：扫沉殿，闭久金铺暗。游丝络网尘作堆，积岁青笞厚阶面。扫沉殿，待君宴。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转辗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她把这些抒发宫中苦闷和幽怨的词交给宫廷艺人赵惟一制曲，此事竟触怒了道宗帝。最后，萧观音被逼自尽。"后自尽时，乞更面可汗一言而死，不许。乃望帝所而拜，作绝命词。遂闭宫，以白练自经，年三十六。"②萧观音的《绝命词》表达了内心的极度愤懑：嗟薄祜兮多幸，羌作俪兮皇家。承昊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华。托后钩兮凝位，忽前星兮启耀。虽衅累兮黄床，庶无罪兮宗庙。欲贯鱼兮上进，乘阳德兮天飞。岂祸生兮无朕，蒙秽恶兮宫闱。将剖心兮自陈，冀回照兮白日。宁庶女兮多惭，遏飞霜兮下击。顾子女兮哀顿，对左右兮摧伤。其西曜兮将坠，忽吾去兮椒房。呼天地兮惨悴，恨今古兮安极。知吾生兮必死，又焉爱兮旦夕。

道宗帝喜好射猎，所乘坐的马名为"飞电"，瞬息百里，扈从往往追之不及。萧观音曾作《谏猎疏》来劝谏道宗：妾闻穆王远驾，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几屋。此游佃之往戒，帝王之龟鉴也。顷见驾幸秋山，不闲六御，特以单骑从禽，深入不测。此虽威神所届，万灵自为拥护。倘有绝群之兽，果如东方所言，则沟中之豕，必败简子之驾矣。妾虽愚闇，窃为社稷忧之。惟陛下尊老氏驰骋之戒，用汉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为牝鸡之晨而纳之。

文虽不长，却援引了周代、夏代的史实以及东方朔、韩非子、老子李耳、《汉书》、《尚书》的名言，足见萧观音的博学多识。

天祚帝文妃萧瑟瑟的《咏史诗》，借咏秦代旧事嘲讽天祚帝宠信元后兄弟：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良兮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畜兮爪牙乒。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

耶律常哥是道宗时太师适鲁的妹妹。操行修洁，自誓不嫁，70　岁时卒于母家。耶律乙辛爱其才华，数次求诗。耶律常哥于是赠回文诗以讽。咸雍间（1065-1074年），作文述时政，为道宗帝赞赏。

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人主当任忠贤，人臣当去比周；则政化平，阴阳顺。欲怀远，则崇恩尚德；欲强国，则轻徭薄赋。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淫侈可以为戒，勤俭可以为师。错枉则人不敢诈，显忠则人不敢欺。勿泥空门，崇饰土木；勿饰边鄙，妄费金帛。满当思溢，安必虑危。刑罚当罪，则民劝善；不宝远物，则贤者至。建万世盘石之业，制诸部强横之心。欲率下，则先正身；欲治远，则始朝廷。

辽代作家较为著名的尚有以下数人。

耶律隆先，著有《阆苑集》。

李濣，著有《丁年集》。

②　王鼎：《焚椒录》。

萧孝穆，著有《宝老集》。

耶律资忠，著有《西亭集》。

杨佶，著有《登瀛集》。

耶律良，著有《庆会集》。

（二）金代文学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太祖）建立金国，灭亡辽与北宋，进据黄淮流域，与南宋对峙108年。宋理宗瑞平元年（1234年），为新兴的蒙古所灭。

金代文学上承唐宋，下开元明；人才辈出，作品繁富。《金史·文艺传》称：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

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亦评价说：金源人伉爽清疏，自成格调。

推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因为北方地区的人民，无论汉族还是女真族，大抵秉性刚健质朴，发为文章，往往华实相副，风骨遒劲。二是女真族建立政权后，进居中原地区，注重吸收汉族文化的优秀成分，丰富本民族的文化素养。三是金与南宋形成各自偏安的格局，社会相对稳定，为文学自身的发展和作家的成长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金代的文学作品，比较集中地保存在元好问编集的《中州集》和《中州乐府》中。《中州集》共收录诗家246人，作品1982　首。《中州乐府》收录词家36人，作品124　首。虽然二书所列入的作家多有重复，但较之辽、夏，仍可谓人才济济，名家迭出。以下分为三个时期来论述：借才异代的前期文学。时间从1115年立国至海陵朝1160年止，历时45年。代表作家有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等。

承平过渡的中期文学。时间主要是世宗大定（1161-1189年）和章宗明昌（1190-1196年）的36年。以党怀英最为出色。

丰茂繁丽的后期文学。时间为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南渡前后的38年。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家除文坛巨擘元好问外，尚有赵秉文、杨云翼、完颜é、王若虚等多人。

1。借才异代的前期文学金代开国之初，忙于征伐，来不及培养自己的文士。因此，活跃于文坛上的多是辽、宋的去国大臣。他们所抒发的故国忧思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主调。

宇文虚中（1079-1146年），南宋初年以资政殿学士充"祈请使"出使金国时，被羁留北疆，仕为翰林学士承旨。他的诗，充满了家国之思。如《中秋觅酒》：今夜家家月，临筵照绮楼。那知孤馆客，独抱故乡愁。感激时遇难，讴吟意未休。应分千斛酒，来洗百年忧。

《又和九日》诗"不堪南向望，故国又丛台"，还表现了对故国命运的深切关注。宇文虚中在皇统六年（1146年）被金人以"谋复宋罪"杀害。吴激（？-1142年），字彦高，建州（今福建建瓯）人。宋宰辅吴栻之子，著名书画家米芾的女婿。他也是因文名而在出使时被羁留异邦的，官翰林院待制。吴激最为人推崇的作品当属《人月圆·宴北人张侍御家有感》：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榭，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全篇多化用前人成句，却用得自然妥帖。言情似露非露，半遮半掩，这和作者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诉衷情》用唐人贺知章《回乡偶书》诗意，以归乡的欢喜反衬羁旅的悲情：夜寒茅店不成眠。残月照吟鞭。黄花细雨时候，催上渡头船。鸥似雪，水如天，忆当年。到家应是，童稚牵衣，笑我华颠。

刘祁《归潜志》评论道："彦高词集，篇数虽不多，皆精微尽善。虽多用前人诗句，其剪裁点缀若天成，真奇作也。"

吴激的诗和词一样，抒发的亦是去国的感慨。兹举一例，《题宗之家初序潇湘图》：江南春水碧于酒，客子往来船是家。忽见画图疑是梦，而今鞍马老风沙。蔡松年（1107-1159年），字伯坚。其父蔡靖守燕山，宣和末年降金，他亦随父入金。金人出于政治目的，委任他为吏部尚书、右丞相，封卫国公。但他在诗中，屡屡抒写归隐的意志。如《渡混同江》："湖海小臣尸厚禄，梦寻烟雨一渔舠"，《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颖上，对新月独酌》其七："到家问松菊，早做解官计。"

蔡松年的词比诗更为著名，他和吴激齐名，被称为"吴、蔡体"。

离索。晓来一枕余香，酒病赖花医却。滟滟金尊，收拾新愁重酌。片帆云影，载将无际关山，梦魂应被杨花觉。梅子雨丝丝，满江干楼阁。

这首《石州慢·高丽使还日作》（下片）曾被元人陶宗仪誉为和柳永《雨霖铃》、苏轼《念奴娇》、辛弃疾《摸鱼儿》齐名的宋金十首佳作。①和充满离愁忧思的去国文人截然不同的是海陵王完颜亮，识见远大，迁都城至燕京，以"中原天子"自任。他率军南征至淮扬时，挥鞭望江左所赋诗：万里车书尽会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表达了一代君主的勃勃雄心和豪迈气概。

2。承平过渡的中期文学这一时期，由于宋金和局已定，国内的封建权业已确立，因此，数十年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同时，金代自己的作家逐步成长起来，登上文坛，结束了借才异代的不正常局面。

蔡珪（？～1174年），蔡松年之子，字正甫。他以文著称于世，其诗风格摹仿宋人欧阳修和苏轼，内容多写承平景象。《霫川道中》：扇底无残暑，西风日夕佳。云山藏客路，烟树记人家。小渡一声橹，断霞千点鸦。诗成鞍马上，不觉在天涯。

王寂（1128-1194年），《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境清刻馋露，有戛戛独造之风"，但基本未脱离个人的小圈子。如《易足斋》：吾爱吾庐事事幽，此生随分得优游。穷冬夜话蒲团暖，长夏朝眠竹箪秋。一榻蠹书闲处看，两盂薄粥饱时休。红旗黄纸非吾事，未羡元龙百尺楼。

其他尚有王庭筠（1156-1202年），刘迎（？-1180年），赵沨（？-1196年）等人，但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党怀英。

党怀英（1134-1211年），字世杰，其先由陕西徙居山东泰安。少年时与辛弃疾是同学，后来，辛弃疾取义归宋，而党怀英则参加金国的科举，官至翰林院士承旨。著有《竹谿集》。

《雪中》是党怀英科举不第、穷困潦倒时的作品，共四首，其一为：

①　见陶宗仪《辍耕录》。

诗人固多贫，深居隐茅蓬。一夕忽富贵，独卧琼瑶宫。梦破窗明虚，开门雪迷空。萧然视四壁，还与向也同。闭门撚须坐，愈觉生理穷。天公巧相幻，要我齐穷通。冲寒起沽酒，一洗芥蒂胸。

通过梦境写富贵虚幻，诗的最后，"冲寒起沽酒，一洗芥蒂胸。"写得较有生气。

《奉使行高邮道中》是代表金国使宋途中的作品。诗中看不出丝毫的思想倾向：野云来无际，风樯岸转迷。潮吞淮泽小，云抱楚天低。蹚跲船鸣浪，联翩路牵泥。林鸟亦惊起，夜半傍人啼。

党怀英的词均为抒情咏物之作。如《鹧鸪天》写牛郎织女情事，下阕云：天外事，两悠悠。不应也做可怜愁。开帘放入窥窗月，且尽新凉睡美休。意境不蹈旧作，造语亦清俊。

比党怀英稍后的赵秉文在《中大夫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神道碑》中评价道：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非要之必奇，要之不得不然之为奇也。譬如山水之状，烟云之姿，风鼓石激，然后千变万化，不可端倪。此先生之文与先生之诗也。

金代中期的文学，除了传统的诗词文作品外，更有一种建立在城市繁荣基础上的新型文体，院本杂剧和诸宫调。

院本杂剧是在宋人官本杂剧的基础上产生的。北宋灭亡时，金人将汴京的伶官乐器尽数携归。承平之日，享乐风气兴盛，娱乐事业随之繁荣。陶宗仪《辍耕录》记载的院本名目竟有690　余种，可惜都已失传。诸宫调是盛行于中都（今北京）的一种讲唱文学。它有说有唱，以唱为主。说的部分采用散文体，唱的部分用宫调。这种文学式样可能始于宋代，当时的唱词均局限在一个宫调之中。金人不拘定规，逐渐吸收了唐宋词、唐宋大曲、缠令以及当代的流行俗曲入内，组成套曲，一个故事用若干个宫调来交替演唱。诸宫调由此得名。

金代诸宫调今仅存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另文专介）和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残本。后者写刘知远（后汉高祖）和结发妻子李三娘的悲欢离合，语言生动，风格浑朴。

3。丰茂繁丽的后期文学金代的内外危机，自南渡前就已开始了。《金史·哀宗》载："明昌、承安，盛极衰始。"到卫绍王（1209-1213年）在位时，"纪纲大坏，亡征已见。"由于北方蒙古的崛起，金国的土地不断被吞食，国势走向衰败。这一时期的文学，尤其是南渡以后，战乱之苦，亡国之痛发于笔端，类多感慨悲壮之音。

赵秉文（1159-1233年），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字周臣，号闲闲。他一生仕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哀宗五朝，官至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在闲适颓废文风盛行之际，他"挺身颓波、为世砥柱。"①因此，党怀英之后，他与杨云翼迭掌文柄，对金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元好问在《闲闲公墓铭》中评论他的创作："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守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

①　元好问：《闲闲公墓铭》。

真淳简淡似陶渊明。"写于贞祐初年的《饮马长城窟行》借古题描写了征戍之苦，战争暴行，对和平生活寄予期望。

饮马长城窟，泉腥马不食。长城城下多乱泉，多年冷浸征人骨。单于吹落关山月，茫茫原上沙如雪，十去征夫九不回，一望沙场心断绝。北人以杀戮为耕作，黄河不尽生人血。木波部落半萧条，羌妇翻为边地妾。圣皇震怒下天兵，天弧夜射旌头灭。九州复禹迹，万里还耕桑。但愿猛士守四方，更筑长城万里长。

《塞上四首》作于安塞任上，其一为：穷边四十里，野户两三家。山腹过云影，波光战日华。汲泉寻涧曲，樵路入云斜。随分坡田罢，还簪野草花。

由以上二诗可知元好问对赵秉文的评价可谓精当。赵秉文晚年诗法唐人，他的近体诗，在艺术成就上，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如描写宋金开禧战争的《庐州城下》：月晕晓围城，风高夜斫营。角声寒水动，弓势断鸿惊。利镞穿吴甲，长戈断楚缨。回首经战处，惨淡暮寒生。

赵秉文的词学习苏东坡，雄放潇洒，壮伟不羁。《中州乐府》录其词六首，即有两首和苏东坡相关。一首是《大江东去·用东坡先生韵》，一首是《缺月挂疏桐·拟东坡作》。前者为：秋光一片，问苍苍桂影，其中何物。一叶扁舟波万顷，四顾粘天无壁。叩枻长歌，嫦娥欲下，万里挥冰雪。京尘千丈，可能容此人杰。回首赤壁矶边，骑鲸人去，几度山花发。澹澹长空今古梦，只有鸿明灭。我欲从公，乘风归去，散此麒麟发。三山安在，玉箫吹断明月。

赵秉文的散文文笔挥洒，长于辨析。如《适安堂记》从任履真题私第草堂为"适安"，客询其意入手，针对任履真以"名不隶于仕版，身不列于行伍，足不迹于是非之场，口不涉于是非之境"以及"登临山水，啸歌风月，玩泉石，悦松竹"为安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苟以采山钓水为适，则忘其君；声色嗜欲为适，则忘其亲。忘亲则不仁，忘君则不义，不仁不义，子安之乎？"并且进一步引用《礼记》阐述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文章表现了赵秉文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元好问在《中州集》中介绍他"日以时事为忧，虽食息顷不能忘。每闻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则拜章，小则为当路者言，殷勤郑重，不能自已。"

杨云翼（1170-1228年），字之美，平定乐平（今山西昔阳）人。他十分尊崇儒学，反对"不本于仁义之说而尚文辞"的创作方法。因此，他的诗具有质朴真率的特点。如《父老》：老去宦情薄，秋来乡思多。遥怜桑垄在，无奈棘林何。白水青沙谷，黄云赤土坡。几时随父老，社酒太平歌。

杨云翼的散文长于论辩说理，文思流畅，结构严谨，给人一气呵成之感。《谏伐宋疏》是一时传诵的名篇：朝臣率皆谀辞，天下有治有乱，国势有弱有强，今但言治而不言乱，言强而不言弱，言胜而不言负，此议论所以偏也。臣请两言之。夫将有事于宋者，非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缀之，则我三面受敌矣。故欲我师趁势先动，以阻其进。借使宋人失淮，且不敢来，此战胜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犹未可必然。彼江之南其地尚广，虽无淮南，岂不能集数万之众，伺我有警而出师耶。战而胜且如此，如不胜害将若何。且我以骑当彼之步，理宜万全，臣犹恐其有不可恃者。盖今之事势与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时之不同也。泰和举天下之全力，驱糺军以为前锋，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议者徒见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难。请以夏人观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边者，一遇敌则搏而战、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虏守臣，败吾军而禽主将。曩则畏我如彼，今则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奈何以宋人独如前日哉！愿陛下思其胜之之利，又思败之之害，无悦甘言，无贻后悔。

文章从天、地、人三方面论述了当时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了伐宋的利害关系，议论精辟，言之成理。当时，面对日益强大的蒙古，金人束手无策，只好频频伐宋以作补偿。在贞祐伐宋的前夕，杨云翼呈奏此章，后来的事实，证明杨云翼的论述是颇有见地的，以至于金宣宗斥责败归诸将："当使我何面目见杨云翼耶！"①完颜é（1172-1232年），字仲实，号樗轩居士。是金世宗完颜雍的孙子，16　岁即授奉国上将军，后封密国公。完颜é对汉民族文化兴趣浓厚、造诣颇深。他曾读《资治通鉴》30　余遍，对千余年的治乱兴亡、得失成败了然于胸。他的文学作品，艺术上虽然比较成功，但情调上比较一般。如《梁园》：一十八里汴堤柳，三十六桥染苑花。纵使风光都似旧，北人见了也思家。梁园，又名兔园，在河南商丘，是汉梁孝王所筑。作者凭吊古迹，抒发的并不是怀古幽思，而是面对异地风情的思乡愁绪，表现出女真族诗人独特的观照角度。完颜é的词语言本色，如《西江月》：一百八般佛事，二十四考中书。山林城市等区区。著甚由来自苦。过寺谈些般苦，逢花倒个葫芦。少时伶俐老来愚。万事安于所遇。

赵元（1190　前-年？），字宜之，号愚轩居士，定襄（今山西定襄）人。赵元少年即有诗名，入仕不久即因失明去官。贞祐南渡以后，他往来于洛西山中，与赵秉元、雷渊等人交往。生活上的经历使他与下层劳动人民有较深的接触，并亲身体验了"打门时复有追胥"②的苦况。所以，他的一些作品能够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如《修城去》写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军队攻陷忻州后的残状是："倾城十万户，屠灭无移时。敌兵出境已逾月，风吹未干城下血。"敌兵退后，金朝统治者驱使百死之余的民众修补城墙。"修城去，相对泣，一身赴役家无食。城跟运土到城头，补城残缺终何益。"诗的最后，抨击金廷用人不善，表达了"莫道世间无李勣。"的愿望。赵元的另一首诗《邻妇哭》也是现实主义的力作：邻妇哭，哭声苦，一家十口今存五。我亲问之亡者谁，儿郎被杀夫遭虏。邻妇哭，哭声哀，儿郎未埋夫未回。烧残破屋不暇葺，田畴失锄多草菜。邻妇哭，哭不停，应当门户无余丁。追胥夜至星火急，并州运米云中行。

段克己（1196-1254年）、段成己（1199-1279年）兄弟。克己，字复之；成己，字诚之；河东（今山西稷山）人。《古今词话》载："二段幼有才名，赵尚书秉文识诸童时，目之曰"二妙"，大书"双飞"二字名其居里，兄弟俱第进士，入元后皆不仕。"作为前朝的遗民，兄弟二人的作品中多有抒发江山易主的感慨，表达故国情深的眷念之作。如段克己的《满江红·过汴京故宫城》：

①　事见元好问《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

②　赵元：《学稼》。

塞马南来，五陵草树无颜色。云气黯，鼓鼙声震，天穿地裂。百二河山俱失险，将军束手无筹策。渐烟尘，飞度九重城，蒙金阙。长戈袅，飞鸟绝。原厌肉，川流血。叹人生此际，动成长别。回首玉津春色早，雕栏犹挂当时月。更西来，流水绕城根，空呜咽。

词的上片写塞马南来，金兵无策，国土尽失。下片写国亡的惨状与心情的悲痛。"原厌肉，川流血。叹人生此际，动成长别。"深刻地写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段成己也有一首《满江红》词，抒写的是亡国后的悲痛与激越的心情：光景催人，还又是、西风吹袂。青镜里、满簪华发，不堪憔悴。一月几逢开口笑，十年滴尽伤时泪。倩一尊，相对说清愁，花前醉。初未识，名为累。今始觉，身如寄。把闲情换了，平生豪气。致主安民非吾事，求田问舍真良计。看野云，出岫却飞回，元无意。

段克己的诗以《癸丑仲夕之夕与诸君会饮山中，感时怀旧，情见乎辞》最具意义：少年著意作中秋，手卷球帘上玉钩。明月欲上海波阔，瑞光万丈东南浮。楼高一望八千里，翠色一点认瀛洲。桂华徘徊初泛滟，冷溢杯盘河汉流。一时宾客尽豪逸，拥鼻不作商声讴。无何陵谷忽迁变，杀气黯惨缠九州。生民冤血流未尽，白骨堆积如山丘。比来几见中秋月，悲风鬼哭声啾啾。遗黎纵复脱刀几，忧思离散谁与鸠。回思少年事，剌促生百忧。良辰不可再，金尊空相对。明月恨更多，故使浮云碍。照见古人多少愁，懒与今人照兴废。今人古人俱可怜，百年忽忽如流川。三军鞍马闲未得，镜中不觉摧朱颜。我欲排云叫阊阖，再拜玉皇香案前。不求羽化为飞仙，不愿双持将相权。愿天早赐太平福，年年人月常团圆。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写少年时的承平欢乐，第二部分写战乱骤起，生民涂炭，第三部分感慨人生，表达太平团圆的美好愿望。作者写作此诗时"干戈未息，杀气弥漫。贤者辟世，苟得一罅之地，聊可娱生，则怡然自适，以毕余龄"，①因此，诗末的祈愿代表了当时广大人民的和平愿望，是乱世之民出自心底的呼声。

①　吴澄：《＜二妙集＞序》。

（三）元好问元好问（1190-1257年），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

人。其父元德名有诗名，其师郝天挺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此，元好问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蒙古南下时，他避难到河南。32　岁时中进士，曾做过河南地方的县令。元好问目睹了蒙古南下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金灭亡后，他回故乡隐居，编纂了《中州集》、《中州乐府》、《壬辰杂编》等书，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受杜甫《戏为六绝句》影响写成的《论诗绝句三十首》，集中表达了元好问的文艺见解。在这30　首绝句中，他评论汉魏唐宋的重要诗人和主要流派，对刚健雄壮、清新自然、真实朴素的诗风予以肯定、赞扬，对于浮华柔靡、堆砌词藻、讲究声律的诗风予以否定、批评。他主张创作要以现实生活为源泉，不应"闭门觅句"。这些颇有见地的文艺见解促使他的文学创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最终成为有金一代集文学之大成者。

元好问是鲜卑族的后裔，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①因此，对北地豪放刚健的诗风尤为推崇。他盛赞北齐斛律金所唱《敕勒川》：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②在创作实践上，他的诗，"气王神行，平芜一望时，常得峰峦高插，涛澜动地之概。"③如《游黄华山》一诗中对瀑布的描写：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悬流千丈忽当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恕击散飞雹，日脚倒射垂长虹。骊珠百斛供一泻，海藏翻倒愁龙公。轻明圆转不相碍，变见融结谁为雄。

元好问经历了金国败亡，蒙古兴起的大动荡，他的诗歌作品，继承了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深刻地反映了金、元易代的社会现实。

北山虎有穴，南山虎为群。目光如电声如雷，倚荡起伏山之垠。百人一饱不留骨，败人坠絮徒纷纷。空谷绝樵声，长路无行尘。呀呀重涎口，眈眈阚城■。天地岂不仁，社公岂不神。哀哀太山妇，叫断秋空云。可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世上无复裴将军，北平太守今何人！

这首《虎害》实际上揭示了金代统治者的暴政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雁门道中书所见》是元好问写于金亡以后的作品。元代的统治者较之金末的统治者，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金城留旬浃，兀兀醉歌舞。出门览民风，惨惨愁肺腑。去年夏秋旱，七月黍穟吐。一昔营幕来，天明但平土。调度急星火，逋负迫捶楚。网罗方高悬，乐国果何所。食禾有百螣，择肉非一虎。呼天天不闻，感讽复何补。单衣者谁子，贩籴就南府。倾身营一饱，岂乐远服贾。盘盘雁门道，雪涧深以阻。半岭逢驱车，人牛亦何苦。

元好问诗歌创作中最为感人的是他的"丧乱诗"，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描写了蒙古南侵时国破家亡的深痛与惨况。这些诗，除去杜甫表现安史之乱的以外，其痛彻程度与感人之深，都是后人无法企及的。《歧阳三首》是写蒙古兵攻陷歧阳的，其二为：

①　赵翼：《瓯北诗话》。

②　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

③　沈德潜：《说诗晬语》。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歧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

歧阳，即今陕西凤翔。蒙古兵入城后，肆意屠戮无辜，使歧阳成为空城。"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这充满艺术感染力的诗句在杜甫以后，尚未有第二人能够写出。诗的最后，表现出诗人面对惨痛现实的极大愤慨。《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是作者为蒙古兵俘虏，由青城北渡聊城的途中之作。

其一。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骷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其二。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东编钟满市排。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运载汴京来。

其三。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似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这三首诗，将蒙古兵的贪婪无厌，草菅人命，掠财掳女，践踏文明的罪行揭露无遗。一步一回头的随马红粉，贱于柴的木佛，满市排的编钟，。。构成了一幅生动形象、惨不忍睹的暴行图。"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意发于悲愤难当，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元好问的词虽不如诗出色，但在金代词人中，仍是首屈一指的大家。他取法苏轼、辛弃疾，词风豪放，尤其是描写国家不幸、人民苦难以及北方宏丽山川的作品更是如此。如《水调歌头·赋三门津》：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长风恕卷高浪，飞洒日光寒。峻似吕梁千仞，壮似钱塘八月，直下洗尘寰。万象入横溃，依旧一峰闲。仰危巢，双鹄过，杳难攀。人间此险何用，万古秘神奸。不用然犀下照，未必佽飞强射，有力障狂澜。唤取骑鲸客，挝鼓过银山。

词的上片极写波涛之汹涌，崖岸之奇险，给人惊心动魄之感。下片由景入情，抒发山川诚险、守土无人的感慨，并表达志意向上的进取之情。元好问的含蓄委婉之作写得也很地道，如历来为人称道的《摸鱼儿·问人间情是何物》：问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在此词前，作者有一小注："乙丑岁赴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子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子亦有《雁丘辞》，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乙丑年，即1205年，元好问才16　岁。少年时一件往事始终萦绕于怀，表现了作者的义情爱心。另外一首《摸鱼儿》写的是一对殉情的男女。这对青年以情双双赴水后，每年夏季，满塘荷花都是并蒂而放。词为：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双双脉脉娇相向，只是旧家儿女。天已许，甚不教，白头生死鸳鸯浦。夕阳无语。算谢客烟中，湘妃江上，未是断肠处。香奁梦，好在灵芝瑞露。人间俯仰今古。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相思树，流年度，无端又被西风误。兰舟少住，怕载酒重来，红衣半落，狼藉卧风雨。元好问的散文创作，承继唐宋古文运动的遗脉，格老气苍，根深文邃，讥讽借"隐"之名，沽名钓誉之徒的《市隐斋记》，表达乐山乐水胸襟的《济南行记》，抒发不慕名利心境的《送秦中诸人行》等，都是元好问散文中的佳品。《兴定庚辰太原贡士南京状元楼宴集题名引》是写于登进士第前一年的述志之作：晋北号称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时，发策决科者，率十分天下之二，可谓富矣。丧乱以来，僵仆于原野，流离于道路，计其所存，百不能一。今年预秋赋者乃有百人焉。从是而往，所以荣吾晋者，在吾百人而已；为吾晋着者，亦吾百人而矣。然则为吾百人者，其何以自处耶？将侥幸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将靳固一命，■■廉谨，死心于米盐簿书之间，以取美食大官耶？抑将为奇士，为名臣，慨然自拔于流俗，以千载自任也？使其欲为名臣奇士，以千载自任，则百人之少亦未害；如曰不然，虽充赋之多，至十分天下之九，亦何贵乎十分天下之九哉！呜呼，往者已矣，来者未可期。所以荣辱吾晋者，既有任其责者矣。凡我同盟，其可不勉！元好问写此文时刚届而立之年，正是豪气英发之际。当时，金国已濒临败亡的边缘，在蒙古的步步紧逼之下，金室南迁，北方大片国土沦陷。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一样，百不存一，参加兴定四年秋贡的太原人才有百人。元好问认为：只要以天下为己任，励志向上，"则百人之少亦未害，"如果不是这样，人数再多有什么用呢！文章感情充沛，洋溢着"荣吾晋"的热情与抱负。语言自然流畅，生动有力，节奏明快。

从金兴定五年（1221年）进士及第算起，元好问在金13年，在元23年。因为金亡后他一直隐居不仕，所以他是金代的遗民。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频繁，遗民文学成为一个独特的门类。元好问也抒发亡国之痛，家国之悲，但他更多的是把目光投注现实，反映朝代更易时社会的动荡与民众的苦难，这是他独树一帜、不同凡响之处。

（四）董解元与《西厢记诸宫调》董解元，生卒年不详，生活在金代后期，其事迹只存零星的材料，连名字也无从确考，解元，只是当时读书人的敬称。钟嗣成《录鬼簿》列他为"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之首，并说他是"金章宗（1190-1208年）时人"。

《西厢记诸宫调》又名《西厢掐弹词》或《弦索西厢》，是仅存的两个金代诸宫调中唯一完整的一种。它的本事是唐诗人元稹的自传传奇《莺莺传》，但《西厢记诸宫调》仅取其事而已，从思想内容、篇章结构和艺术形式上都和其本事《莺莺传》大相径庭。

《莺莺传》写张生与莺莺的恋爱故事。张生在传奇中是一个虚伪自私的封建伪君子，通篇故事是一个"始乱终弃"的传统故事。《西厢记诸宫调》将其改变为一个揭露封建礼教制度、歌颂青年男女婚姻自主的作品，这是思想内容上的根本突破。张生的形象由反面走向正面，由负心男子成为忠于爱情并为之付出努力的自觉自主的知识分子。莺莺也从逆来顺受、自认天命的弱女子变为具有叛逆性格的新人。红娘，本是极平凡的一员，但董解元却赋予了她崭新的面貌：聪慧，正直，具有强烈的斗争性。老夫人突出出来，成为封建卫道士的代表。这些变动，都是服从于主题表达需要的。它使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由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一跃而成为具有反封建礼教的叛逆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品。

在篇章结构上，《西厢记诸宫调》由本事的三千字扩展为洋洋五万余言，14　种宫调193　套组曲。文字的扩展势必使结构发生变化，围绕叙事的中心，作品增加了佛殿奇遇、月下联吟、兵围佛寺、张生害相思、莺莺问病、长亭送别、大团圆结尾等情节，巧妙地组织了一系列的戏剧冲突，使整个故事紧张曲折、丰满充实、引人入胜。

在艺术形式上，作品由以文言写成的传奇改为由口语组成的唱词故事。

文言叙事简洁明确，但不擅铺排渲染，金元口语写成的唱词则不然，如《长亭送别》一段：［大石调·王翼蝉］蟾宫客，赴帝阙，相送临郊野。恰俺与莺莺，鸳帏暂相守，被功名使人离缺。好缘业！空悒怏，频嗟叹，不忍轻离别。早是恁凄凄凉凉，受烦恼，那堪值暮秋时节。再儿乍歇，向晚风如凛冽，那闻得衰柳蝉鸣凄切。未知今日别后，何时重见也。衫袖上盈盈，揾泪不绝。幽恨眉峰暗结，好难割舍。纵有千种风情，何处说。

［尾］　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

［越调·上平西缠令］　景萧萧，风淅淅，雨霏霏，对此景怎忍分离。仆人催促，雨停风息日平西。断肠何处唱"阳关"，执手临歧。蝉声切，蛩声细，角声韵，雁声悲，望去程依约天涯。且休上马，苦无多泪与君垂。此际情绪你争知，更说甚湘妃。

［斗鹌鹑］　嘱咐情郎：若到亭里，帝里酒酽花秾，万般景媚，休取次共别人。便学连理。少饮酒，省游戏，记取奴言语，必登高第。专听着伊家，好消好息。专等着伊家，宝冠霞帔。妾守空闺，把门儿紧闭。不拈丝管，罢了梳洗。你咱是必，把音书频寄。

［雪里梅］　莫烦恼，莫烦恼！放心地，放心地！是必是必，休恁做病做气。俺也不似别的，你性情俺都识。临去也，临去也！且休去，听俺劝伊。

［错煞］　我郎休怪强牵衣，问你西行几日归。着路里小心呵，且须在意。省可里晚眠早起，冷茶饭莫吃，好将息。我倚着门儿专望你。

［仙吕调·恋香衾］　冉冉征尘动行陌，杯盘取次安排。三口儿连法聪，外更无别客。鱼水似夫妻正美满，被功名等闲离拆。然终须相见，奈时下难捱。君瑞啼痕污了衫袖，莺莺粉泪盈腮。一个止不定长吁，一个顿不开眉黛。君瑞道闺房里保重，莺莺道途路上宁耐。两边的心绪，一样的愁怀。

［尾］　仆人催促怕晚了天色，柳堤儿上把瘦马儿连忙解。夫人好毒害，道孩儿每回取个坐车儿来。

浓烈的抒情气氛，细致的心理刻画，优美生动的语言，渲染烘托的艺术手法，这四点使得这一段文字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盛赞《西厢记诸宫调》："精工巧丽，备极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当是古今传奇鼻祖。"

《西厢记诸宫调》产生在金代并不是偶然的。当时，南宋一代，理学主宰着学术文化领域，而在女真族统治的北方，封建礼法受到冲击，在思想上形成一个相对自由的天地。因此，《西厢记诸宫调》这一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的作品，只能产生在北方的文化背景之下。

《西厢记诸宫调》的成功与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对后来王实甫《西厢记》的产生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对"元曲"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西夏文学西夏在宋西北，公元1032年建国，延续190年。西夏本为宋的属国，至元昊时，方于宋宝元元年（1038年）公开裂土称帝。

元昊称帝后，立刻开展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即创制本民族的文字。据《宋史·夏国传》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

西夏文模仿汉文，因此，"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相识。"①西夏的文字材料，随着国家的灭亡而成为死文字。直至清嘉庆甲子年（1804年），武威学者张介侯在家乡清应寺发现落款为"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文字才重见天日。

西夏的文学作品传世极罕，从零星所得来分析，以汉文写成的作品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以西夏文写成的作品较多地保存了党项族的民族特色。前者如仁宗《黑水建桥敕碑》：今朕载启精虔，幸冀汝等诸多灵神，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重加神力，密运威灵。庶几水患永息，桥道久长，今此诸方有情，俱蒙利益，佑我邦家，则岂惟上契十方诸圣之心，抑亦可副朕之宏愿也。

以西夏文写成的作品，多为诗歌。它们具有较为鲜明的游牧民族的特色，生活气息浓郁，有些反映了朴素的道德、金钱观念。如《新集锦合辞》中的一些句子，节译如下：权者宅门设恶人，富者院中闹恶犬。

不敬有智敬衣服，不爱持信爱持钱。

无德富贵天中云，非道贮财草头露。

公鸡不在，天无不晓；女人不在，灰无不弃。

武器黄金，莫入土中；细线麻锦，勿舍草内。

《圣立义海》是一部大型辞书，有的字下注有谚语，如：聪明人珍视妇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妇女容貌。

占有牲畜不富，怀有智慧才富。

西夏文字自发现以来，西方文物工作者多有掠获。如，1909年，沙皇地理学会的科兹洛夫在黑水城掘得大约二千余册书卷，归藏彼得堡。随着海内外交流的扩展和文物考古的进一步发现，西夏文化亦将会越来越多地展示其丰彩。

①　张介侯语。

十三、结语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宋代文学，以其在诗、词、散文、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等诸多方面的突出成就，起着承先启后的过渡作用。并由此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转折：即由抒情为主逐步转向以叙事为主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宋代上承唐代，完成了诗文革新运动，并为之奠定了很好的文学创作基础。它还给予了文学批评以明显而深刻的影响。

宋代散文，无论在内容、形式、语言、风格，与唐代相比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呈现了新的气象。它以其朴素、平易畅达的特色，有别于唐文的奇崛艰涩，并由此建立起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传统。他们的作品，以其各具特色的艺术光彩，先后相互辉映。

宋代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在唐诗格律完备，发展至于顶峰的情况下，另辟蹊径，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思想内容上看，宋诗虽无唐诗阔大丰腴，又缺乏盛唐诗歌中那种积极昂扬的精神，但在反映民生疾苦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方面，又有所扩展。特别是在诗歌中表现出的慨叹国势衰弱，反对妥协投降，要求杀敌复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比唐诗更为炽热和深切。这一特色的形成，是和宋王朝那种积贫积弱、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条件分不开的。另外，宋诗在艺术构思、表现技巧、遣词造句等方面都有所创新。特别是在以文入诗，以理入诗及表意显露，描写细密上，都与唐诗的含蕴浑成各异其趣。

词作为新兴的诗歌形式，中经晚唐、五代，至宋代发展到鼎盛时期。从数量上看，宋词虽不及宋诗，但在艺术上比宋诗具有更多的魅力。宋代词人将这一曾被人认为是"诗余"，不登大雅之堂的文艺形式，运用到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词的形式也由小令发展为长调，从而增加了更多的思想容量。这一时期，词人名家辈出，词作华彩纷呈，由此使词上升到与诗并列齐观的地位，并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与"唐诗"、"元曲"并称。后来的元、明、清的诗、词、散文的发展，基本上沿袭了宋代的余绪。

随着诗、词、散文创作的繁荣，宋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与唐代相比，它的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论争更激烈。它与时代的演变、文学创作的不同倾向有着紧密的联系。宋代的文论、诗论、词论，以各自丰富的内涵，影响着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

宋代的话本小说、戏曲、说唱文学，不仅在宋代空前繁荣，而且在后来的元、明、清时期更有着长足的发展，成为文学的主流。这种由"雅"向"俗"转变的开创之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功绩和重大的意义。

本书由章正撰写第四、七、十二章，由马胜利撰写第一、二、三、五、十三章和第六章第一节，由陈原撰写第八、九、十、十一章和第六章第二、三、四节。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错误之处势难所免，祈请大方，不吝赐教。

宋辽金夏 第060卷 宋辽金夏艺术史

【本卷提要】

本卷为宋、辽、金、西夏艺术部分，共分八个部分，阐述宋、辽、金、西夏在绘画、书法、工艺美术、建筑、雕塑以及戏剧、音乐、舞蹈、杂技等方面的发展史况。又以宋朝为主，并侧重绘画和书法这两种主要的、最能映射出时代文化之光的艺术形式。在表述方法上，则以时序为经，以艺术家的活动和成就为纬，勾画出这一时期各种艺术的活动风貌和流变轨迹。宋代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由中古向近古过渡的重要阶段，这期间的艺术在内容、形式及风格上都有着这一时代独特的品性和价值，它为后来各朝各代的艺术发展提供了优秀的典范和宝贵的启示。

一、宋辽金夏艺术概述公元960年初，五代后周禁军首领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推翻后周政权，结束了五代的封建割据局面，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宋。宋王朝在加强中央集权保持社会安定的同时，在恢复经济方面推行了许多新政策，使中原的经济、文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商业、手工业一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并极大地促进了绘画、工艺美术等艺术门类的兴旺与进展。为适应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的需要，艺术与群众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了。如城市建筑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打破了坊与市的严格界限；寺庙壁画和雕塑开始趋向于适应一般市民的欣赏爱好，供人欣赏的案头摆设之类的小型雕塑深受青睐并有了显著发展；年画等节令性绘画正在兴起；工艺美术的样式更为丰富，生产技术与规模皆远非过去可比。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和北方民间窑系的飞跃发展则更为突出地显示了当时工艺美术的造诣与成就。

宋代由太祖赵匡胤起，几乎诸朝皇帝都热心文艺、笃好书画，统治阶级及上流社会的爱好习尚，也促成了宫廷美术与士大夫美术的活跃。除宫廷、贵族、显官沿袭唐以来的旧风，大量收藏古画，并以古、今绘画为宫室陈设装饰外，绘画也更广泛地在不同阶层中普及。从大量的宋人的诗文、题跋、笔记中可以看到，士大夫、文人收藏古今绘画或为之题诗作跋的远比唐代多，以致成为一种新的时尚。这种风气又扩大到民间，在北宋都城和一些繁华城市中，连茶楼酒店等商店中都张挂绘画作品，有的竟是大名家的作品。这种时尚无形中对宋代绘画题材、形式、风格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绘画题材上，宋代与唐代有着明显的不同，唐代宗教的盛行而使宗教画成为绘画中的主流，宋时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科学上的进步，使人们更加注重现实利益和眼前享受，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其紧张、繁忙、喧闹和劳累的日常生活限制了人和自然的接触，向往自然、介入自然、融于自然成为人们心理上强烈的渴望，于是，能起着"卧游"作用的山水画和花鸟画日渐成为受欢迎的题材。像前面提及的商店、茶楼、酒肆和居室中"装堂遮壁"的绘画，既然是以吸引主顾、愉悦宾客为目的，所以题材多为山水、花鸟、杂画等赏心悦目装饰性强的作品，而不再是与那些商业、游乐气氛格格不入的宗教画或"成教化、助人伦"寓箴规的作品。这风气又反过来影响着宫廷和上流社会，所以北宋中期后，宫廷、官府中的画也以欣赏性、装饰性强的作品为主了。邓椿在《画继》中所说"近世画手少作故事人物，颇失古人规鉴之意"，正是说明了宋代绘画题材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供欣赏的表现自然景物之美的山水、花鸟画取代了宋以前的以宗教人物题材为主的画作而成为当时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并且，宋代成为一个以写实风格为主而艺术品格极高的山水、花鸟画的极盛时代。

宋代的画家，大体可分为民间职业画家、画院画家和士夫文人画家三类。由于城市繁荣而导致社会对绘画作品需求的加大，使职业画家数量大增，绘画商品化也成为势所必然。史载汴梁潘楼酒店下有书画夜市，大相国寺庙会有书画市。汴梁已有画家的行会组织，一些介于画家和手工艺人之间被士夫文人称作"画工"的，一方面其技艺大部分不如画院画家，另一方面，也因受传统束缚少而在艺术上常有创新的萌芽，则成为宋代绘画成长的先声和基础。

宋代各朝都设翰林图画院，是承袭五代后蜀和南唐的做法，其庞大阵容和完善的建制在我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翰林图画院都由太监管辖，是宫廷服务机构，画院承画宫廷所需各种画件，还要为皇家建筑工程去画彩画。画院职称分为四级，即待诏、艺学、祗候、学生。画院画家的待遇和地位比民间职业画家高，得皇帝赏识的还可成名并提升，资深者又转任杂流小官，但一般贵官、士夫仍以"画工"看待他们。文人出身的画家是不屑于进入画院的。画院画家作画必须适合宫廷趣味。在北宋绝大部分时间里，画院崇尚工笔写实，描绘真实细腻、风格工致富丽，时人称为"院体"。宋代的宫廷绘画以其丰富辉煌的艺术创作，成为宋代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绘画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北宋后期，苏轼、米芾等提倡"士夫画"，此后文人画家出现亦有意和职业画家"两水分流"，但"士夫画"的理论并不能为文人画家全部实践，文人画家对北宋一代绘画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他们虽有突出的特点和成就，但"士夫画"在宋代画坛上没有形成强大的画派而与宫廷画家相抗衡，它的深远影响则在于后世。苏轼、文同、黄庭坚、米芾、米友仁、李公麟等，是其代表人物。

民间画家、画院画家和士夫画画家各有短长、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共同使宋代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一个全面发展的高峰时期。

宋代美术创作的活跃，使宋代美术理论著录在数量上和内容范围上都超越前人。如画史著述方面有《图画见闻志》、《圣朝名画评》、《五代名画补遗》、《画继》、《画继补遗》、《益州名画录》、《林泉高致集》等；宫廷藏画著录则有《名画断》、《宣和画谱》、《秘阁画目》等；涉及评论及私人收藏的有《画史》、《广川画跋》等。另外，书法著述之丰不亚于绘画，如《书小史》、《书苑精华》、《书隶》、《墨池编》、《续书断》、《续书谱》等。

宋代书法成就也如宋代绘画，多姿多彩而名家如云。"唐书重法，宋人尚意"（苏轼语）。过去唐人专讲结构与笔法，拘谨已甚，结果物至极而必反，因此，宋人用笔如蛟龙出水、猛虎下山，以放纵不羁之概，开"尚意"书风。宋有赫赫四大家：蔡襄之冲和，苏轼之超逸，黄庭坚之雄劲，米芾之豪爽，虽意态不同，风神各异，但大多远溯六朝魏晋之风，不守唐法窠臼，以五代杨凝式为梯登堂入殿。书家们注重抒写内心性灵和感受，崇尚"以韵为主"和"无意于佳乃佳"，使书法成为一种具有贴近人生、表现人生品格的长盛不衰的艺术。

宋代工艺美术、建筑和雕塑，在继承汉、唐艺术的优良传统上，更表现出其独特的风采。两宋制瓷业兴旺发达，制艺之高、样式之多，远非前代可比。在建筑方面，虽然规模普遍不如唐代宏大，但在结构、装饰、着色方面，都显得更为精美，同时更加注重建筑与环境的整体关系。在雕塑方面，除了继承前代大型雕塑的工艺，在小型雕塑方面，更有风格、样式诸方面的创新，注重实用性，讲究用工用料等等。

和宋王朝并存的先后还有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他们都曾在军事上对北宋、南宋构成威胁和进行侵犯，金灭北宋后，与南宋王朝又形成了相当长时期的对峙局面。但由于他们政治制度和生产水平的落后，曾一度破坏和影响了艺术的正常发展。但在这些地区里，汉族和各族艺术家们共同致力于艺术创作，他们吸收和保存了汉族艺术的精华，又充分表现出地区的特色，如从辽、金对燕京宫廷的扩建，辽、金的文人画、陶瓷等都可以看到对汉族艺术的继承关系。

近代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论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①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也说："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②作为宋代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宋代艺术，在绘画、书法、工艺美术、建筑、雕塑等领域，都以其丰富完备、绚烂多彩和成熟精致，昭示出它们不同于或超越前代的独特品格与魅力，仿佛如生命的中年，展现着丰富与辉煌，为后世提供了优秀典范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

②　邓广铭：《关于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二、宋、辽、金、西夏的绘画（一）宋代绘画1。概述北宋之前，是战乱频仍的五代，其间不过五十余年，但在中国绘画史上，却是一个让人眼睛发亮的时代。在江南、西蜀和中原地区活跃着许多堪称历史上最优秀的画坛巨匠，他们的名字是：徐熙、赵干、王齐翰、周文矩、卫贤、顾闳中、董源、贯休、黄筌、黄居宝、黄居寀、荆浩、关同、李成等等。宋代开国之君，太祖赵匡胤，虽为武人，却重视文艺，喜揽英才；之后太宗、真宗诸朝，都对书画极为爱好和尊崇。他们设立以至亲自领导翰林书画院，罗织天下画士，厚待画人，于是吸引了画家郭忠恕自周而来，王霭自契丹而来，黄居寀、高文进自蜀地而来，董羽自南唐而来。。。

宋代帝王们又多好收藏，精鉴赏。太平兴国年间，太宗皇帝诏令搜访天下名贤书画，并特命黄居寀、高文进负责搜求民间名迹，其中苏大参搜访进呈千余卷，由黄、高铨定品目，以为御赏。端拱元年，在崇文院中堂特设秘阁，专藏古今书画名迹。真宗皇帝认为书画是高士怡情之物，视绘画为纯粹的艺术鉴赏。徽宗时，御府所藏最丰。《宣和画谱·叙》中记载："凡集中秘所藏魏、晋以来名画，凡二百三十一人，计六千三百九十六轴，析为十门，随其世次而品第之。"至于赵佶本人，则书画精能，墨竹花鸟，六法兼备，创瘦金书体，笔势劲逸而传之百代。

上有所好，下则趋焉。在诸朝皇帝的奖掖扶植之下，士人则努力以书画之技来谋求进身之梯，而皇帝开设的最高艺术学府--翰林图画院，又可提供从事艺术最优越的环境与条件，且打开了通往上流社会最便利的大门，于是士人及民间画家们竞相争进画院蔚然成风，画院一时人才济济，创作甚是繁荣，从遗留下来的大量艺术珍品，就其质量和数量方面上看，都为后世叹为观止。

城市经济的繁荣刺激了社会对绘画作品的需求量，一些民间画家则以卖画为生，城市出现了书画市，许多民间画家已发展到作画待售和成批出售。他们的技艺水平虽不高，但他们的活动和作用在宋代绘画界却不可低估。宋代还有一些文人或文人出身的官吏爱画善画，或以自娱为目的，或兼有好名之意，他们绝非以画笔为生之辈，又都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优雅的情致，常常把诗文的意境引入画中，他们虽显得没有那些精熟的技巧，但往往因生拙之笔使自然趣味大增。这些文人画家们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心理和独到的美学见解。一些杰出者如文同、苏轼、李公麟都是开一代风气的领袖画家。文人画家对宋代绘画的繁荣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和影响。

对宋代的绘画，后世研究者们习惯地将其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即北宋前期（约从公元960-1100年）。这一时期中，先是江南、西蜀和中原地区遗留下来的画家继续称雄画坛，表现出对唐、五代时期的写实主义传统有创造性的继承。尤其在山水画方面，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开宗立派，名家林立。

李成、范宽、董源三大家成百代师法，或写齐、鲁一带寒林雪野，或写川陇一带雄山大川，或写江南云山水村，虽面目各异却又都具有真实、浑厚、简练之风格，为气韵生动之品。其后燕文贵、许道宁、高克明、翟院深、李宗成等人为一时之高手。花鸟画，仍为徐（徐熙、徐崇嗣）、黄（黄筌、黄居寀）两派，平分秋色，各逞其能，或清淡野逸、或精工富丽，极尽其善。赵昌、崔白、吴元瑜、易元吉等相继为此时名家。

第二时期，为徽宗赵佶时代（约从1101-1125年），可视为宋代绘画史的黄金时期。赵佶为帝，昏庸而以误国丧身终，但作为艺术家却真正出类拔萃。他一生酷爱书画文艺，主持画院，招揽培养人才，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东道主和保护者。他在位时的画院是最为兴旺的时期，创作繁荣，画手如云，著名的有李唐、苏汉臣、张择端、刘宗古、黄宗道等。另有大画家李公麟、王诜、赵令穰和米芾，虽也时为皇家作画，却显然不是皇家画院所能牢笼得了的。王希孟就是画院培养出来的少年新秀。

第三时期，即南宋前期（约从1127-1194年）。高宗南渡，于劫火之后重建画院，同时多方搜集名画，设法礼遇画人，如马和之及其他画院待诏所作，他往往为之题诗题字。孝宗、光宗时期，画院依然兴盛，他们都是艺术家的很好的保护者。这个时期有著名画家李唐、刘松年、赵伯驹、马和之、毛益、李嵩等人。

第四时期，即南宋后期（约从1195　至1279年），当时赵宋王朝偏安已久，湖山佳秀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促进了绘画在艺术风格上的变化和开创。马远、夏圭出，领袖群伦，影响巨大。马远画山水多写湖山一角，而精意贯注全幅。夏圭善以秃笔写长江大川，意境开阔绵渺。梁楷的减笔画人物，是一种讽喻式的禅宗派画风，影响到日本并有了众多的跟从者。马远之子马麟和李迪、李嵩、鲁宗贵等人都有许多传世不朽之作。

以上四个时期，亦可合并为两个时期。北宋早期之作，其珍稀程度等于唐、五代之画，徽宗一代，则可称为承上启下，南宋初期，仍为北宋之流风，这可视为第一期。而自马远、夏圭、梁楷三大巨匠出后，宋代画风大变，他们独树一帜，成为一代大师，给予后人以巨大影响。这可视为第二期。

毫无疑问，宋代绘画缺乏唐代那种深沉宏伟的气魄和昂扬勃发的精神风貌，但在使用和发展绘画语言，力求达到物象的形色情态的逼真自然并使之传神表意的技巧上极为精湛纯熟，人物、山水、花鸟等各类题材的创作并驾齐驱，众彩纷呈，成为我国绘画史上一个辉煌绚丽的时代。享誉千古的巨匠大师如群星闪耀，为后世百代所仰慕与效仿。宋代以绘画为主的艺术的高度繁荣和成熟，同时也成为当时兄弟民族学习和借鉴的楷模，其影响持久而深入。

2。宋代的山水画家及作品（1）李成李成（公元919-967年），字咸熙，祖籍长安，祖上原是唐代皇族宗室。祖父李鼎，于唐末为国子祭酒、苏州刺史。五代之际，战乱频繁，则迁居至营丘（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遂为营丘人。父李瑜，曾担任青州推官。李成出生时，唐朝覆亡已十余年，家世业已中落，颇为艰难，及至长成，则"志尚冲寂，高谢荣进"，自诩为"性爱山水，弄笔自适耳，岂能奔走豪士之门"①，可知他是一个个性倔强的人。他出身于一个高贵的士大夫家庭，自幼获得良好的教育与薰陶，"博涉经世"，胸富文墨，虽不曾出仕，但磊落有大志，气调不同凡响，平生喜好吟诗作赋，下棋弹琴，更爱饮酒，最享有时誉的是

①　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

他的山水绘画。五代末年，后周励精图治，枢密史王朴对李成很为赏识，曾要举荐为仕，但后来因王朴病故而未成。李成壮志未酬，深怀郁闷，于是更加嗜酒，或寄情山林泉石，观察描绘大自然山川风物和季节气候的丰富变化，以抒发渲泄自己内心的种种感受。董逌的《广川画跋》，说他是"积好在心，久则化之，凝念不释，殆与物忘。则磊落奇特，蟠于胸中，不得遁而藏也。"《宣和画谱》称他："所画山林薮泽，平远险易，萦带曲折，飞流、危栈、断桥、绝涧、水石、风雨晦明、烟云雪雾之状，一皆吐其胸中，而写之笔下。"由于李成又善于继承和创新，师法荆浩，而"未见一笔相似"，师法关仝"则叶树相似"（米芾），脱去前人窠臼，而自成一家之法。因此，李成当时画名特著，被誉为"第一"，求画者益多。但他却宣称"学不为人，自娱而已"②，更不为权势所动，轻易以画作许人。史料记载，李成的画在当时甚不易得。他死后，画名更高，于是有很多人就伪造他的画。景祐（1034-1038年）年间，李成之孙李宥任开封尹，命相国寺僧惠明寻购李成的画，"倍出金市，归者如市"。虽有所获，但因此也使民间的真迹稀少而赝品充斥。其实，就李宥收购的李成的画，也有很多是赝品，其中就有不少是师法李成的翟院深之作。后来神宗、徽宗皇帝也都酷爱李成山水，下大力搜访收集，御府收藏195　卷，同样是认假为真的不少。邓椿在《画继》中云："宇文龙图季蒙去，宣和御府曝书，屡尝预观，李成大小山水无数轴，今巨庶之家，各自谓其所藏山水为李成，吾不信也。"米芾在其《画史》中亦记载，他见到的李成画300　本，而其中真迹只有两本，因而欲作"无李论"。即使到了宋末，宫廷内收藏李画达149　件，其中佳作确实不少，但仍难免真赝混杂。这些都足以说明，李成的画在当时极受朝野珍爱，其画名和影响是巨大的。

李成享年仅48　岁，在山水画上却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获得如此显赫的声誉，这完全取决于他深厚的艺术修养和高洁的精神品格。《广川画跋》上说他："盖心术之变化，有时出则托于画以寄其放，故云烟风雨，雷霆变怪，亦随以至。方其时，忽乎忘四肢形体，则举天机而见者，皆山也。"《圣朝名画评》也说他："成之命笔，惟意所到。宗师造化，自创景物，皆合其妙。""成之为画，精通造化，笔尽意在，扫千里于咫尺，写万趣于指下。"这些论述都说明，李成的山水画，是他通过眼观、心得之后，再通过手中的笔而创造出来的。这是客观山川风物与画家主观审美情趣相熔铸成的产物，所以说是"心术之变化"，"惟意所到"，"自创景物，皆合其妙"。李成之所以不屑"与工技同处"，正是由于他"博涉经史"，"胸次磊落有大志"，艺术修养不同于常人，更不是把绘画视为一般技巧表演而所致。

李成久居山东营丘、益都一带，对家乡的山水风光特别感兴趣，经过不断观察与摹写，真正描绘出北方山水的形貌神韵，被人们誉称为李营丘。后来他的活动范围也未出山东、河北、河南一带，他的艺术成就使他成为北方山水画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李成的山水创作中，多以寒林景色见胜，构图以"平远"法著称，烟林清旷，气象萧疏，经常充任画面主体的林木山水，多富于奇巧的结构，并能剪裁繁冗的细节，集中概括地表现主题，因此，画出的树木劲挺，变幻多姿，有时如烟似雾，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效果。他由此被世人评定"林木为当时第一"。从李成仅存的少量作品，和"皆用李成法"的王诜画中，都可看出。②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

王诜的《渔村小雪图》中的松针，勾画得劲爽峭利，无疑是李成的"毫锋颖脱"以及"画松叶谓之攒针"法。由于长期的观察和不倦的探索，他笔下的山峦极有特色，皴染圆润（后人称为"卷云鼓"），有涌动之感，米芾称赞说："石如云动。"另外，李成对季节气候的多样变化，如云、晴、雾、霜的捕捉极为准确和巧妙，有独到之处，付诸笔墨，又不轻不重，以清润见长而变化多端，富有韵致，其中所具的洗墨效果，为他人望尘莫及，但见画面上轻如烟迷、重如雾漫，仿佛置身"如梦雾中"（米芾语）。费枢曾以"惜墨如金"一语称道李成的墨法，十分贴切。与此同时，李成兼擅浓墨、焦墨之法，当用在叶树上，观者竟有"凄然生荫"之感，用在枝干露根处，或劲挺秀拔，或盘缠交错，形态极为生动。另外，他还善于用层层墨色渲染出山石的体积感，加之墨色浓淡变化，极富有远有近的透视效果。这大概是刘道醇所说的"咫尺之间夺千里之趣"的艺术效果吧！

可与寒林景色异曲同工的是李成的雪景山水，可以说他是继唐代王维之后最重要的雪景画家。他的不少作品，都描绘了雪后山峦素染、古木多姿、寒鸦群飞的北方的独特景观，有一种身临其境的强烈感受。李成画雪景，与他同时代的邓椿曾亲见，据邓说，李成画法不同别人，"峰峦林屋皆以淡墨为之，而水天空外，全用粉填，亦一奇也"。清人张庚又阐释道："其雪痕处，以粉点雪，树枝及苔俱以粉勾点。"由此可知：李成独创的是一种洒粉或填粉渲染法，以象征北方大雪之后的天光山色。实践证明，这是一种成功的技法。

传为李成的作品并流传至今的，有《读碑窠石图》、《寒林平野图》、《茂林远岫图》、《小寒林图》。另外，还有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寒林钓艇图》、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晴峦萧寺图》、日本澄怀堂文库收藏的《乔松平远图》。

《读碑窠石图》，已公认为是李成的真迹。此图描绘的场景是荒寒冷寂的野外，一骑骡老人驻足仰观古碑。占据画面大部分的是数株老树枯木，光秃的枝杈宛若"蟹爪"，树下是嶙峋的窠石，石上布满了大小孔洞，坡脚、平地几无花草生长，而一座高大挺拔的古碑矗立其间，协调、自然。读碑的老人头戴竹笠，髯须飘拂，神色凝重、认真，旁边一从者持杖而立，四围气氛像凝固一样的静寂，画家对环境氛围的描绘和人物外在形态的刻画，渗透出一种沉著、坚忍的精神感染力，同时，也感受到一种岁月流失的无情。。《读碑窠石图》，画面碑侧有款题："王晓人物，李成树石。"可知是合作。王晓也是北宋著名画家，善于画人物、马、鸟雀。有人说此画是描绘汉末的蔡邕观曹娥碑的情景，因而题"黄绢幼妇外孙齑臼"的故实。宋末周密在其《云烟过眼录》中记有此作，但只见到半幅，王晓所作人物的部分已缺佚。于是，有人据此断定现存此图是宋人摹本。

《茂林远岫图》，茂林远嶂、亭馆羁旅，以及其布景构图皆可见北宋初期绘画特点。从时间上看，此图距李成去世不远，其后，流传有绪，因此，一般即定此图为李成真迹。此画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群峰霁雪图》，亦传为李成作。画面上远峰屏立，雪后银妆，在暗色背景的衬托下，分外醒目。稍低的山岭上，林木茂密，掩映着楼阁，岭下沟壑交错，寒林依然蓊郁。近景则是巨石磊磊，上有巨松数木，如虬如盖。松下有一小亭，但无人迹。巨岩下临深潭，飞瀑漱流，倾于潭中。。以轻淡水墨描绘云山、雪色、烟林，是李成之长。他以不同的墨色，将景物依近、中、远层层推出。树形岩脉各有特色，不敷衍，不重复，体现了画家熟练驾驭水墨的深厚功力。这幅画中的水天空处未见敷粉。可见，古代大师作雪景，画法不会千篇一律。

清人高士奇曾题此图，有"雪积峰峰白，烟寒树树稠。寺深疏钟远，涧咽冻泉流。"

此画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小寒林图》，亦传为李成作。画面前景坡坎间有几株秀松，其枝叶刻画细致。远景是连绵的山峦，烟迷云漫，以水墨渲染、细描、皴点相结合而画成。这种由针叶树和平旷山野构成的景色，反映了五代、北宋间北方山水画派的地域特点，而李成尤其妙擅烟云平远、寒林萧疏之景。前面已论及，李成真迹早已难寻，无怪米芾曾作"无李论"。由此可以推知，从风格与画法上看，这幅《小寒林图》有可能是距李成生活年代不远的摹本。

《晴峦萧寺图》，画面上半部两座高峰重迭，左右山峰低小溪远，当中一楼阁极为醒目，当是所指"萧寺"，寺下及右侧山冈，杂树丛生，画的最下处，是从山中流出的泉水汇流成溪，溪上有木桥，山脚下有亭馆数间，有人群往来。北宋沈括曾说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阁之类，皆仰画飞檐"①；清人张庚说李成画"勾勒而形极层迭，皴擦甚少而骨干自坚"②。这些论述在此画中都可得到印证。此巨迹传为李成之作，极为可信。此画现藏于美国纳尔逊美术馆。

李成的绘画虽成功地继承了前辈画家的优良传统，但完全不同于五代荆浩与关同所作山水，荆、关山水皆奇峰突兀，气象雄伟，而李成山水多是描绘山东、河北一带平原丘陵风光，给人以清刚、淡雅的美感，米芾说它"秀润不凡"。王诜赞道："墨润而笔精，烟岚轻动，如对面千里，秀色可掬。"《圣朝名画评》曾把李成的山水列为"神品"，称其"思清格志，古无其人"，"咫尺之间，夺千里之趣"。《宣和画谱》盛誉曰："凡称山水者，必以成为古今第一。"

李成的成就和声誉，必然在北宋画坛上产生巨大影响，"齐鲁之士，惟摹营丘"，不仅如此，当时著名画家翟院深、燕文贵、许道宁、李宗成、郭熙、王诜等，皆出于李成门下，许道宁得成之"气"，李宗成得成之"形"，院深得成之"风"。在李成门人之中，以郭熙、王诜成就最显，二人的名气也比其他人大。范宽早期亦学李成，后来另辟蹊径，卓然成为大家。

实际上，两宋的山水画即是"二李"山水画的天下。南宋的山水，全宗李唐一系，系无旁出。北宋的山水，又全都师法李成一系，虽未至系无旁出的地步，但在朝野心目中，及帝王显贵的偏爱和提倡中，已达了"独尊"和"一统"的境地。

李成才高志远，然总郁郁不得酬。宋初，司农卿卫融出知陈、舒、黄三州（河南），仰慕李成高名，李成应聘往依，全家移居河南淮阳，在那里依旧痛饮狂歌，醉死于淮阳客寓中，时年48　岁。

（2）范宽范宽，名中立，字中正，陕西华原人，生卒年不详，略晚于李成。至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年）尚在。活动于长安、洛阳等地。在北宋前期

①　宋沈括：《梦溪笔谈》。

②　清张庚：《图画精意识》。

60年间，他与李成并驾齐驱，共为北宋画坛的山水巨匠。《宣和画谱》说他"风仪峭古，进止疏野，性嗜酒，落魄不拘世故"，即指他的形貌衣着。《图画见闻志》又说他："理通神会，奇能绝世"，"性嗜酒，好道"。"好道"，即好老庄之道，"理通"，指的是好道之理与物理、画理相通；"神会"，指的是自己的精神情趣与山林自然精神境界相会而融合。范宽生性宽厚、豁达大度，加之一生游冶、沉吟山水之间，别无他求，必能"澄怀味象"，故有范"宽"之称。

范宽的山水画初学李成，也曾师法荆浩、关同，但总感到"尚出其下"，后转向大自然，师法造化，并直接提炼绘画主题，自出机杼。他深有感悟地说："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①他移居终南山、太华山，终日坐卧于溪边松下，或徘徊于冈上林畔，风晨雨夕，甚至月夜雪天也不顾，观察、凝想大自然的景物奇胜和四时变化，间或"往来雍（雍州）、雒（洛阳）间"，以观览比较，致力于情景合一的构思酝酿，写出大山大水的"云烟渗淡、风月阴霁难状之景"，终于创出了具有独特体貌与风格的山水画。

范宽笔下的山水，描绘出关陕山川的雄奇壮美，蔚为奇观："峰峦浑厚，势状雄强，抢笔俱匀，人屋皆质"②；"真石老树，挺生笔下，求其气韵，出于物表，而又不资华饰"③。他极善于用质朴有力的笔墨和浓重的墨彩真实地描画出峰岭山石雄峻硬棱的结构，删繁就简，对景造意，写山真骨，传山真神。从构图经营上，不仅继承了荆浩"云中山顶，四面峻厚"，而且，真正传达出崇山峻岭的非凡气势，因此，使观者置身画前"千岩万壑，恍如行山阴道中，虽盛暑中，凛凛然使人急欲挟纩也"①。自然之伟大，宇宙之壮观，是范画给人的最突出的感受。所以，在当时，范宽的作品"为天下所重"。《谿山行旅图》，为范宽的传世名作。迎面是矗立的雄浑峻厚的大山头，几占全幅面积的三分之二。山隙间，飞瀑如千尺白练，一泻而落，山下空濛一片，衬托出近景的岗峦，其上怪石箕踞，杂树随地而生，偏右侧的树杪间显露出楼阁的飞檐，山脚下有潺潺流水，有一队驮马行旅正走在宽敞的山路上，清脆的蹄声和着悦耳的流水声，使静寂沉厚的画境充满了生命力。。整幅山水，生动地表达出画家对祖国壮美河山的喜爱与赞美。在技法上，用笔雄强、劲利而浑厚。主峰皴法颇似关仝，真实地表现出山的形貌，他采用均直方硬铁一般的线条再加上被后人称为"雨点皴"的皴法，即呈密集的雨点状，或小钉子状，弥满画面，这是范宽通过对北方山石纹理的观察，苦心精意创造出的皴法，从画面上看，斧凿之痕点点在目，又有人称雨淋墙头，或"芝麻皴"，有一种阳刚之美。另外还夹杂一些短条子皴，更如冰雹带雨，从而将山的质感表现得突出鲜明。在用墨上，皆以反复渲染法，出苍茫浑厚之感。山石皴后，再以墨多次笼染，有凸凹不同，则用淡墨浓墨渲染而成。丛树前后有别，亦用墨法来区分，层次丰富，且有苍润朴茂之感。画屋先用界画铁线，之后再以墨色笼染，使重量加倍，质感凝然。有时一染再染，故有"铁屋"、"铁板桥"之称，和李成的"惜墨如金"，恰恰是鲜明的对比。

①　范仲淹：《奏上时务书》。

②　《送何逊书》。

③　《答张扶书》。

①　《答张扶书》。

李成用墨浅淡，善状远景，范宽则用墨黑沉，故能写近势。一个得清润之趣，一个得雄杰之气，异曲而皆工。米芾在《画史》中评道："范宽山水，嶪嶪如恒岱。远山多正面，折落有势。从《谿山行旅图》和范宽其他几幅画作来看，正是如此。

范宽这幅山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山水画高峰时期的杰作，前人对其评价极高，把范宽与董源、李成并列为北宋山水画三大家。米芾更认为范宽画品高于李成："本朝无人出其右"（《画史》）。明代董其昌跋此图，称之为"宋画第一"。现代画家徐悲鸿称赞道："中国所有之宝，故宫有其二：吾所最倾倒者，则为范中立《谿山行旅图》，大气磅礴，沉雄高古，诚辟易万人之作。"

《雪景寒林图》，是近年在天津发现的范宽山水巨迹。图中雪峰高耸，苍茫雄伟；山脚寒林萧然，幽深枯硬；山顶则密树丛生，一寺院隐现于山林烟云中，山下有村落屋宇，门前有人独立。前景寒水深湛，林外可见岸渚汀洲，错落有致。远山雪雾迷漫，莽莽苍苍，气象万千。这幅作品卷面宽大，气势磅礴。雄伟壮大的主景和苍茫深远的衬景，构成壮美崇高的交响乐章。在笔墨运用上，采用圆钝无细尖的笔触，绝无"刻削如发丝"处，呈现出一种古拙敦厚的风貌。同时，繁密的山石皴点、林木枝杈，与空疏的水、天、雪、雾构成疏密明暗的变化节奏，更加强了画面的空间效果，驻足画前，恍若置身雪山寒林之境，寒气袭人，令人不禁为其气势所慑，真是"虽盛暑中凛凛然使人急欲挟纩也"。

范宽山水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如山顶好作密林，山脚水际好作突兀大石。这是客观景物于画家笔下真实的艺术的再现。北方黄土高原群山巍峨，山顶多有杂树灌木丛生，夏日茂密繁荣，冬季叶落枝枯，密密实实，降雪之后，林榛斑驳如腊黎头形状，画家以娴熟的写生技法，描写于图画之内，成为他几乎不可缺的笔墨素材，有人称之为"范腊黎"。另外，范画的构图既然是中峰鼎立，巨大的主山排列于画幅的上半部，必显头重脚轻，因此，再以突兀大石"置"于山脚水际，以求得平衡。范宽是特别强调突出近景的，他往往把视点放高，这样重点自然堆积在近景上，逼人眉睫。这正和李成相反，所谓"李成之笔，视如千里之远；范宽之笔，远近不离坐外"。

《雪景寒林图》是范宽近于晚年的力作。在构图、技法上的许多特点，在《谿山行旅图》与《雪山萧寺图》等作品中都可以见到。古人谓范宽得山之骨法，"天下皆称宽善与山传神"；"尤长雪山，见之使人凛凛"①；又谓"范宽山川浑厚，有河朔气象，瑞雪满山，动有千里之远"②。清人安岐盛誉《雪景寒林图》为"宋画中当为天上神品"③。这是因为这幅作品不仅有一种神奇的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而且，在这种感受中还可体味出一种沉思的、内省的精神境界。

范宽还有《雪山萧寺图》，画的是北方山岳雪景。画中的山形峥嵘峭拔，折落有势，峰峦岭岫皆白，山坳处，有寺庙、楼台掩映，远山落木无数，在白雪的映衬下，深黑的枝杈更显苍老枯硬，山下水边有路，路上有曳杖者、荷担者艰难而行。。"物态严凝，俨然三冬在目"。画中成功地表现了关、

①　《答吴充秀才书》。

②　《与张秀才第二书》。

③　《读李翱文》。

陇山川在大雪覆盖下的雄浑险峻的景观。但此画在笔法上与前所述两幅有明显不同，景物描画也较为简率，因此，是否是范宽真迹，尚无定论。

范宽的绘画，深受五代宋初的山水大家荆浩、关仝和李成的影响。由于他坚持走一条"师诸物"（注重师法自然）和"师诸心"（注重内心感悟）的正确的艺术之路，因此，开创出与上述大家风格迥异的山水绘画流派。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有一段著名的评述："画山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前古虽有传世可见者，如王维、李思训、荆浩之伦，岂能方驾？。。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石体凝坚，杂木丰茂，合阁古雅，人物幽闲者，关氏之风也。峰峦浑厚，势状雄强，抡笔俱均，人屋皆质者，范氏之作也。"此为不刊之论也。

五代宋初的山水画已发展成熟并登上了高峰。范宽山水尤"为天下所重"，"与成（李成）称绝，至今无及之者"①。更有米芾，为不从众之说，认为范宽"本朝无人出其右"，"品固在李成上"。因此，后学者争相临摹，特别是"关陕之士，惟摹范宽"②。代表画家有黄怀玉、纪真、商训等，但都没有达到范宽的水平，更谈不上超越，后人批评得好："黄失之工，纪失之似，商失之拙。"③另有燕文贵、江参等人，学画而善变化，形成自家面貌。范宽的最大影响当在北宋末，大画家李唐是学范的佼佼者，现存《烟岚萧寺图》、《万壑松风图》等，在风骨与笔法上极似范宽。元人倪云林说："盖李唐者，其源出于范、荆之间，马远、夏圭辈，又法李唐。"可见范宽对整个宋代山水画的巨大影响了。

元人汤垕著《画鉴》，对范宽、李成的艺术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提出近于盖棺之论："宋三家山水超绝唐世者，李成、范宽、董源三人而已。"又："董源得山之神气，李成得山之体貌，范宽得山之骨法，故三家照耀古今，为百代师法。"这一评赞，甚为精到、公允，已被后世认同。三家鼎峙，各垂千秋，董是温润，李是清刚，范是雄浑。此"山水三大家"中，董源可视为五代人。

（3）燕文贵　高克明北宋初至仁宗天圣年间，暂称之为北宋前期。此间，以山水享有盛名的画家有燕文贵、高克明等人。宋初，"惟摹"某山水大家之风颇盛，至郭熙（神宗年间前后）时代，则愈演愈烈。李成、范宽画风笼罩当时画坛，燕文贵、高克明诸人，虽都难脱时风，但终还具有自己一些特色。

燕文贵（公元967-1044年），《图画见闻志》作燕贵，《画继》作燕文季，后人多以《圣朝名画评》作燕文贵为是。他是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出身微贱，曾隶籍军中。太宗朝，退伍后流落汴京，靠卖画维持生活。善画山水、人物，初师河东郝惠（郝惠以画山水人物出名）。于宣德门外天街一带卖画，被画院待诏高益发现，对他的画艺大感惊讶，于是向太宗皇帝举荐，说："臣奉诏写相国寺壁，其间树石，非文贵不能成也。"端拱年间，太宗看到燕文贵所进画扇极为赏识，遂下诏令燕入图画院为祗候。此后，他在图画院活动最少有二十余年之久。史书还记载他曾担任过将仕郎、云州云应县

①　《论尹师鲁墓志》。

②　《梅圣俞诗集序》。

③　元汤垕：《画鉴》。

主簿。

燕文贵最长于山水，同时他的才能又是多方面的，《圣朝名画评》中所列画科六门：人物、山水林木、畜兽、花木翎毛、鬼神、屋木，燕文贵是名列三门的名家。据说他曾作《七夕夜市图》，画的是北宋都城汴京由安业界北头向东头潘楼竹木市一带的风俗景物，"状其浩穰之所，至为精备"，可视为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宋张择端）创作的先声。可惜此幅《七夕夜市图》早已失传。他还画有《舶船渡海像》，"大不盈尺，舟如叶，人如麦，而樯帆槔橹，指呼奋踊，尽得情状。至于风波浩荡，岛屿相望，蛟蜃杂出，咫尺千里。"①描绘极为精到。这些作品以丰富的场景和生动的细节，展示了繁荣的商业城市及发达的海上航运贸易。

燕文贵的山水画作品保存至今的有：《江山楼观图》、《溪山楼阁图》、《秋山琳宇图》、《烟岚水殿图》和《溪风图》等。

《江山楼观图》是一幅全景式山水横卷，由平远山景和江边田野山林组成。右段是烟波浩渺的大江，左段是巍峨奇秀的丛山，中间是桥梁驿路联接，飞泉汩汩，梵寺隐隐，山下江畔散布着船只、村庄，山间水边，包容着繁杂细巧的人迹。。在画法上，山峰的轮廓，笔墨粗壮、浓暗；山石肌理以小斧劈皴，加些小钉头皴，尖劲峭利；楼观殿宇用界尺，工整精细，是燕画特点。其中人物活动，极富生活情趣。又如画幅上的屋宇建筑，不只为构图需要而像其他一些山水画那样处理在峰巅险隘间，而似乎也考虑到画中人物居住、活动方便，故而显得入情入理和安排得体。远观画面，所有林木枝叶均向一方倾斜，宛然于风中摇曳，使观者如觉清风吹过，感同身受。画面左边石上隐约有"翰林待诏燕文贵笔"的款识。

《溪山楼阁图》，立轴，画幅下面是一条溪水，向上是层巘叠嶂的山景，再上一高峰巨岩矗立，水边和山腰处有几处楼阁殿宇，画的左边，有一条隐隐约约的山径，曲折盘旋而上，把诸多景物巧妙地连缀起来，体现了当时的山水画家们讲究的"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艺术构思。另外，在笔墨技法上，与《江山楼观图》特点相似，画面林木葱郁，颇似范宽风格。

《秋山琳宇图》，是燕氏又一山水佳作。雨后初晴，清泉奔泻，白云缭绕在雨后的山峰之间，秋叶落尽的林木与苍翠的松树使画面秋意盎然，红墙白阶的道观分外醒目，引得游人乘兴登高，一览众山美景。前人曾记此图说："层峦新霁，复涧争流，琳宇（此处指道观）参差，霜林掩映"，确实简扼地勾画出这幅山水的优美意境，又有郭天锡在上端题诗，云："一派秋光山色好，人生居此胜神仙。"山水画达到这种境地，说明画家有着对大自然独特的感受，燕文贵的画正是有一种别于他人的风格：秀美。邓椿《画继》评论为："清雅秀媚"；汤垕《画鉴》称赞道："燕文贵作山水，细碎清润可爱。"

燕文贵的山水画在当时被称之为"燕家景致"，其特点是质朴而绚烂，技法上同时采用直笔、曲笔、渴笔与破笔，似乎不株守一家之法，可见他是一个富于创造精神的通俗画家。燕画有自己面目，但对当时的习气也未作"重大突破"。黄山谷曾指出："《风雨图》本出于李成"，可见他未完全摆脱李成的影响。

①　《金石萃编》卷一三九《泾阳县重修孔子庙记》。

燕文贵其他传世作品，如《烟岚水殿图》、《溪风图》，风格都与《江山楼观图》一致。另有辽宁省博物馆所藏传为李成的《茂林远岫图》，有研究者认为是燕作，尚待进一步考证。

北宋仁宗时画院祗候屈鼎，画山水逼似燕文贵，现美国纽约博物馆所藏《夏山图》（原题燕文贵作），仍应为屈作，但可算是"燕家景致"一派。高克明，绛州（今山西绛州）人，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他从绛州来到开封，大中祥符（1008-1016年）年间进入图画院，此后，画艺大进，声望籍甚，仁宗时升迁待诏，守少府监主簿，赐紫。仁宗即位后高克明奉命"图画三朝盛德之事"，共一百事，编为十卷，名为《三朝训鉴图》，用来教育少幼皇帝，并且镂版印刷，颁赐大臣宗室。

高克明善画山水，并长于人马、道释、花鸟、楼台。他不仅以画名世，且人品高尚，以好义忘利、端严谦厚为人赞许。他入画院，待遇甚厚，仍保持着早年未入画院时那种山林隐士的性情，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表现出一种知足逍遥的心境。画史记载他"端愿自立，复事谦退，尤喜幽默"，这些品性，都使得他和周围画友和睦相处，以至友情笃深。画院中的燕文贵、王端、陈用志等都是他的挚友，加上他的绘画为时人所重，因此他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威望和影响，"画院多学克明"①，一时为人称道。

景祐（1034-1038年）初年，皇帝命画院画家鲍国资在彰圣阁画四时景，鲍因初次入宫见皇帝，心情紧张竟不能下笔，仁宗又召高克明代画，这无疑是一次可讨得皇帝欢心的机会，但他为友人着想，推辞了这次美差，并为鲍婉言解释："臣技不过山水，国资以疏贱，骤见陛下，不无惊畏，徐当尽其所学，恐臣浅迈，终不能及。"仁宗皇帝当时即听取了高的劝说。当时又有淮海富商陈某，赏以千金求为其作《春龙起蛰图》，满以为高"必欣然与之"，结果高以非己所长而坚决不画。《圣朝名画评》说："画流中好义忘利，性多谦损者，惟克明焉。"

高克明是具有山林性格的淡泊之士，早年喜游住山水，"多行郊野间，览山林之趣，箕坐终日，乐可知也。归则求静室以居，沉屏思虑，神游物外，景造笔下，渐为远近所许。"他胸有丘壑，加之善于众家之长，自成一格，因此，他的绘画作品，为时人所重，《圣朝名画评》中赞誉他："山有体，水流意，而自近至远，景有增易，求其妙手，岂易也哉？高克明铺陈物象，自成一家，当代少有。"

高氏有《雪意图》长卷传世，画的是平远雪景，画面当中为一河流，两岸有林木、陂陀、村舍、舟楫，一切布置得具体、周详和巧妙，可看出画家对生活有深切的观察和体验。画卷虽非全景式的高山大川，但皎洁、清冷的感觉十分强烈，笔墨清润、整饬，无一丝懈怠感，构图的方式，已开南宋山水画家描写山水近景之先河。《图画见闻志》虽批评高画"矜其巧密，殊乏飘逸之妙"，但最终还是称赞他"采撷诸家之美，参成一艺之精"。因为任何作品总都是"尽善难求"吧！

在仁宗朝的画院里，有梁忠信等画家学高克明法而"体近"。

这一时期，还有燕肃、宋澥、陈用志等人，善画山水但又多出于自娱，以不乐从仕与品行高洁名于当世。

燕肃（公元991-1040年），燕蓟人，真宗朝第进士，官至龙图阁直学

①　吴充：《欧阳公行状》。

士，故人称为燕龙图。燕肃还是一位科学家，他造指南车，造刻漏法甚为精妙，其他金工锻铸，也常常"惊世绝人"。他还工于诗词，为官期间著有《海潮论》。

但他最喜绘画，爱作山水寒林，而且造诣甚高。《图画见闻志》说他"画山水寒林，澄怀味象，应会感神。""蹈摩诘之遐纵，追咸熙之懿范"。《宣和画谱》也评他"与王维相上下"。御府藏有他《写李成履薄图》二幅，其余三十四五幅，题材大多是雪景寒林，有文字记载说他独不设色，浑然天成，粲然日新，超然免于流俗。但总而观之，他的雪景寒林还是师法李成。

燕肃胸次潇洒，寄心于绘事，虽为朝官，但心怀山林，他完全是宗炳、王维、李成式的隐士型人物，他的山水画可作为当时士人用以自娱的代表。他极看重自己的人品，和权贵保持一定的距离。王安石在题燕肃的《潇湘山水图》中写道："燕公侍书燕王府，王求一笔终不与。奏论谳死误当赦，全活至今何可数。"燕王即太宗皇帝第八子元俨，燕肃虽为其僚属而不肯下之，可见其与众不同的操守。

燕肃的画作虽不算少，但因他是达官贵人，故所画多藏于御府，一般人极难见到。就连见多识广的米芾，大概也只见过燕肃画给自己女儿的一幅作品，其他流入私人手中的就更少了。王安石很称赞燕肃的画艺，黄山谷对他的画评价也颇高。

燕肃以尚书礼部郎致仕，康定元年去世，赠太尉，年仅50　岁。

《图画见闻志》还记有一个同样品性高尚、以画自娱而经历不同于燕肃的宋澥。因为燕肃虽属山林性格，但毕竟当过官，而且是大官。而宋澥则是完全不做官，也不进画院，只是一心一意画山水以自娱的高士。史称其"姿度高洁，不乐从仕，图画之外，无所婴心"。《图画见闻志》对其评价则更明确："高尚其事，以画自娱者"，仅二人，一是李成，一是宋澥。

宋澥善画山水、林石，有《烟岚晓景》、《奔滩怪石》等作品传世，可惜这些画迹早已见不到了。

陈用志（又作陈用智，陈用之），天圣年间为图画院祗候。他也是一个品格清高、特立独行的人。景祐初年，皇帝命陈用志等人画东殿御座侧，只因一件事得罪了他，他甚不快，即离开画院，罢归乡里。他是许州郾城人，居小窑镇，当时人皆称他为"小窑陈。"

陈用志善画山水、人物，师法李成。《圣朝名画评》称其画"磊落峭拔，布千里之景"。但《画继》上曾记载一件有趣的事：宋复古曾批评他的画虽然精工，但少"天趣"，于是他向宋复古求教，宋建议他"求一败墙，张绢素倚之墙上"，然后"朝夕观之"，必有所得。陈用志照办了，果然，过了一段时间后，"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势，心存目想，高者为山，下者为水，坎者为谷，缺者为涧，显者为近，晦者为远，神领意造，恍然见其有人禽草木，飞动往来之象，则随意命笔，自然景皆天就，不类人为，是为活笔。"由此，用志深有感悟，而画艺大有长进。

（4）许道宁、翟院深、李宗成、黄怀玉等五代宋初，李成、范宽如双峰并峙于当时的山水画坛，于是，朝野画士，惟摹李、范成风，其中卓有成就或被议论最多者，即许道宁、翟院深、李宗成、黄怀玉、纪真、商训等人。现将上述几位山水画家略述于下。

许道宁，长安人（《圣朝名画评》作河间人），生卒年不可考，据说他性情狂放，好饮酒，喜绘画，早年画人物甚能传神，"每见人寝陋者，必戏写貌于酒肆，为其人殴击，至碎衣败面而竟不悛。"（张邦基《墨庄漫录》）但许道宁早年绘画"俗恶太甚"（汤垕《画鉴》），后来，他游览太华山，为那里的峻秀的峰峦萃所吸引，于是开始画山水，而专意学李成画法，酷似逼真，求画者络绎不绝，并且多是达官贵人，甚至连宰相张士逊也请他到家里画屏风，画成后，"深加赏爱"并"作歌赠之"，歌词中赞叹道"李成谢世范宽死，唯有长安许道宁"。从此，许道宁更是"游公卿之门，多见礼待"。他也曾冲撞过镇守长安的杜祁公，后避至怀州才免于祸。许道宁擅长画林木、野水、峰峦等平远景观，山水之中多点缀渔樵行旅等山野生活，颇有特色。尤其到老年，"唯以笔画简快为己任，故峰峦峭拔，林木劲硬，别成一家体"①。

刘道醇在《圣朝名画评》中论道："道宁之格所长者三：一林木，二平远，三野水，皆造其妙"，而且"命意独逸，自成一家"者"颇有气焰"。他宗法李成，"既有师法，又能变通"，"所得李成之气者也。"

现存传为许道宁的作品，有《关山密雪图》、《乔木图》和《渔父图》等。其中《乔木图》曾刊印于《支那名画宝鉴》，其画乔木极似李成的《读碑图》中的乔木，满树作"蟹爪"状，坡石也与李成画法相仿。《渔父图》是许道宁的代表作，迄今无人怀疑，现藏于美国堪萨斯美术馆。此为长卷，平远构图，奇峰峻岭，宛若屏立，水壑间流水潺潺，近景为一大河，河上长桥卧波，河中有许多渔民在劳作。。在表现北方山峦重迭野水逶迤以及行旅渔人的日常生活等方面，甚是生动。在山石的画法上，不作短条或点子皴，而是先用流利遒劲的墨线勾出山石的形貌，然后用条子皴几乎是一笔直下地刷出壁立的山形，境界清旷悠远，令人神往。从画的风格气势来看，是许道宁"得李成之气"、"颇有气焰"的晚年之作。

翟院深，山东营丘人，生卒年不可考，约与许道宁同时。他年青时曾在家乡之郡府当乐工（击鼓手），一日郡府中正宴客作乐，他忽见天空中云气时聚时散，幻化奇妙，忍不住引望翘企，竟然忘了击鼓的节奏。后来，太守问他为什么不击鼓，翟院深答道："院深虽贱品，天与之性，好画山水，向击鼓次，偶见云耸奇峰，堪为画范，难明两视，忽乱五声。"太守听后谅解了他，第二天就命他作画，果然笔下山水极妙，太守甚为惊奇。

翟院深画山水仍师法李成，有时酷似可乱真，致使李成的孙子李宥，在四方寻购乃祖的画时，其中很多都是院深之笔"以其风韵相近，不能辨尔"。同时也由于缺少独创的新意，所以，翟画又往往格调不高。

翟院深的作品，现有一幅《雪山归猎图》尚藏于安徽省歙县博物馆，此图和记载中以及传为李成的一些山水画相比较，画风有一致之处。画的左下边角有小楷书"营丘翟院深画"六字。

李宗成，鄜时（今陕西鄜县）人，比许道宁、翟院深要晚一些。李宗成的山水也是惟摹李成的，但仅"得成之形"，显然比起许、翟要逊色得多，画史只记其"工画山水寒林"，"破墨润媚，取象幽奇，林麓江皋，尤为尽善"。

黄怀玉，华原人，和范宽同乡。因有足疾，人称为跛子。山水惟摹范宽，有的作品可达乱真的地步，有的竟"意思孤特，得其岩峤之骨。树木皴剥，

①　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选》。

人物清丽，有范生之风"。但在当时亦被人们议论，说"黄失之工"①。纪真，范宽的弟子。《图画见闻志》仅记他和黄怀玉"并工画山水，学范宽逼真"。汤垕曾见过他的作品，批评他"失之似"。

商训，史家考证："不知何处人"。《图画见闻志》记其"工画山水，亦学宽，但皴淡山石，图写林木，皆不及纪与黄也"。汤垕说他的画"得范一体"，然"失之拙"。

（5）郭熙李成、范宽以前所未有的艺术成就及影响，笼罩着五代宋初的山水画坛，以至"惟摹"二家之风，由此蔚然不息。而到仁宗、神宗年间，画家郭熙以其"不局于一家"而"自成一家"的山水创作，跻身于李成、范宽行列。并且，又以他卓越的画学著作《林泉高致集》而享誉千古。

郭熙（约1000-约1090年），字淳夫，河阳温县（今河南省孟县附近）

人。早年事迹未详。据《林泉高致集》中《序》云："少从道家之学，吐故纳新，本游方外。家世无画学，盖天性得之。遂游艺于此以成名。"由此可知，郭熙年少时就具有很高的绘画天赋。同时，他学奉道家，喜好游历。"道家之学"，是易于培养山林之士的情性，"本游方外"，自然是造就山水画家的必要途径。所以，尽管他最初无所师承，后来由于天赋和努力而竟致成名。

郭熙早年山水，工致精微，后喜李成山水的意境清新而专意师法。史载，仁宗至和元年之前，郭熙曾为苏舜元家摹画李成的《骤雨图》六幅，深受启发，从此笔墨大进。当时"宋复古、李公麟、王诜、陈用志皆宗帅之（李成），得其遗意，亦著名一世，郭熙其弟子中之最著者也"，画名远播，乃至于"公卿交召，日不暇给"。许光凝在《林泉高致集》的《后跋》中云："见公所蓄嘉祐（1056-1063年）、治平（1064-1067）年，元奉以来，崇公巨卿诗歌赞记，并公平日讲论小笔范式，灿然盈编。"可见他的声誉之高，最后"迄达神宗天听"。到了神宗元年（1068年），经宰相富弼奉中旨进入宫廷画院，初为御书院艺学，后升擢为翰林待诏直长。但郭熙并不想留在画院，经常以事奉亲老为由，请求回归故里，然终未如愿。

宋神宗赵顼特别喜欢郭熙的画。曾令他创作《秋雨》、《冬雪》二图，又作方文围屏，又作御座屏二幅，又作《秋景烟岚》二幅以赐高丽国。。这时的郭熙尽管还是御书院的艺学，而他的山水已名满天下，被誉为"今之世为独绝矣"。皇帝为此授给他御书院的最高职衔--待诏。后来，凡是宫廷中显要的地方和难度较大的画，神宗必让郭熙去绘制。郭熙曾画《朔风飘雪图》，神宗看后极喜欢，以为神妙如动，令人从宫内取出宝花金带赏赐他，还高兴地说："为卿画特奇，故有是赐，他人无此例"。睿思殿前后修竹茂林阴森，内臣要把它建成凉殿，当暑而寒。考虑到屏风上的画时，神宗说："非郭熙画不足以称。"（同上）为此，整个皇宫中的图画全出于郭熙之手，正如一首宫词所云："绕殿峰峦合匝青，画中多见郭熙名。"王安石实行变法改革官制时，新建立的中书、门下两省和枢密院、学士院（玉堂）内的所有壁画，也是由郭熙精心绘成，黄庭坚作诗云："玉堂坐对郭熙画，发兴已在青林间。"苏轼看后亦写道："玉堂昼掩春日闲，中有郭公画春山，鸣鸠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幛非人间。"

①　《唐宋文举要》。

郭熙由于他本身的天赋和几十年的实践，在继承李成画风上又有自己的独创和提高，把北方山水画派推向新的水平，体现了当时山水画艺术的最高水准，终于成于北宋一代巨匠。郭熙晚年依旧勤勉，且落笔益壮，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常"于高堂素壁，放手作长松巨木，回溪断崖，岩岫巉绝，峰峦秀起，云烟变灭晻霭之间，千态万状"①。黄庭坚于哲宗元哲二年三次写诗赞道："能作山川远势，白头惟有郭熙"；"郭熙年老眼犹明，便意江山取意成"；"熙今年老有眼力，尚能弄笔映日光"。苏辙在《书郭熙横卷》中云："皆言古人不复见，不知北门待诏白发垂冠缨。"可见当时对郭熙倾慕之甚。

"年过八十而以山水擅名"（元遗山）的郭熙，尽管画得愈来愈好，但到了哲宗朝时，皇帝和一些保守派权贵不欣赏他的画，他们倡言取"古图"以代之。反对变法的高太后临朝听政后，宫中凡郭熙的画均被撤换，有的画甚至被当作旧绢去揩拭桌几。郭熙由此处境困厄，心情非昔日可比，但直到九十多岁谢世前，仍然没有停止自己手中的画笔。但遗留下大量画作，以及后来由他儿子郭思整理出的《林泉高致集》巨著，堪称是我国古代最宝贵的艺术遗产。

郭熙的儿子郭思，于元丰五年（1082年）中了进士，政和年间，徽宗皇帝因他是郭熙后人还特意召见了他，并说了"神宗极喜卿父"的话。郭思亦颇感慨地说："二十年遭遇神宗，其被眷顾，恩赐宠赉，在流辈无与比者。"显然，徽宗对郭熙的艺术成熟和后来的遭遇是承认和体恤的。后来，还追赠郭熙为正议大夫，是文官中较高的职衔。郭思后来也官至龙图阁直学士。郭熙的山水绘画，早期巧赡致工，中期融汇李成及诸家之法，自成一家而益精深，到了后期和晚年，更是自抒胸臆，出神入化，落笔犹壮，以至"独绝"于世。他的山水作品，据《宣和画谱》著录有30　幅，御府之外则会更多。至今存世的尚有20　幅，其中，属于早期的作品似乎很少，现存画作中有明确记年的三幅，皆是老年之作，分别为熙宁壬子（1072年）所作二幅；元丰戊午（1078年）所作一幅，从中可以看到其晚年日臻精妙的画技水平。

《早春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墨笔淡设色，为绢本双拼大幅，画上题有"早春壬子郭熙画"七字，可知该画作于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是画家盛年和创作的鼎盛时期。故可视为郭熙的代表作。

画的前景是磊磊巨石，其背后即画的上端有两座山头耸立，冈峦和山脊上均有杂树丛生，轻烟薄雾迷漫在半山腰，一条山路曲折明灭，偏右乱冈当中联及山腰处，分明是一片楼观，建筑精确谨细，一脉新泉由山腰间流泻而下，涧水泛波，有小船泊于水边，另有木桥通向山中，意态细小而生动的旅人从山隈水湄向山中进发，欣然可爱，无丝毫畏寒而笼手缩颈之状。。大自然正从冬眠中苏醒，在寒冬残留的惨淡枯寂中，处处生机勃勃，大地复苏，溪涧解冻，林木转绿，雾气飘荡，以及欢欣的旅人和待发的舟楫，等等。这些生动微妙的大自然细节，都传达出春光已悄悄降临人间的信息，尽管还不是柳绿桃红的阳春时节。

郭熙在这幅巨帧中，用笔灵动而谨严，画树用草书笔法，勾勒山石的线条浑柔遒美，然后，用松而毛的笔蘸墨有顺序地"乱扫"，速度须快，有浓淡干湿和飞白的效果，此法即称之为"乱云皴"或"鬼脸石"。郭熙曾在《林

①　沈德潜：《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

泉高致集·画记》中说自己："画怪石，移石而就"，郭思亦说："先子（指其父郭熙）斋嘿数日，一挥而成"，有一种"石似云根"、"圆润突起"的艺术效果。树的画法也很有特点，树干外轮廓线条灵活多变饶有趣味，树身以淡墨空过，树枝随意勾成虬舞形态，虬枝上多小枝，如鹰爪、蟹爪，松叶拈针，杂叶由夹笔、单笔交错相成。郭熙善于用墨，湿勾淡染，风格壮健而淋漓滋润，这很适宜表现烟岚轻发、山光浮动的景象。在这幅画中，郭熙成功地把山水画中季节气候特征的表现与人物（尽管很细小）的形体活动和感情变化相融合，为中国山水画艺术创立了经典性的观念。"早春"，实际是冬春交替时节，自然界中缺少鲜明的视觉特征。为此，画家不以惯用的桃红柳绿这一类符号入画，而从构画、造境入手，驾驭笔墨妙合自然，使初回的春意蕴藏于岩壑林泉之中，使观者心神怡悦，如临其境。

郭熙对自然界朝暮阴晴、春秋冬夏的丰富变化作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如论及春景时，他说："早春云景，早春雨景，残雪，早春雪霁，早春雨霁，早春烟雨，早春寒云，欲雨春。早春晚景，晓日春山，春云欲雨，早春烟霭，春云出谷，满溪春溜，春雨春风，斜风细雨，春山明丽，春云如白鹤，皆春题也。"①另外，据《林泉高致集》中记载，郭熙在温县宣圣殿画过三幅壁画，其中一幅名为《早春晓烟》，云："骄阳初蒸，晨光欲动，晓山如翠。晓烟交碧，乍合乍离，或聚或散，变态不定。飘颻缭绕于丛林溪谷之间，曾莫知其涯际也。"这段文字可看作《早春图》的最好说明。

郭熙另一杰作《窠石平远图》，是现存郭熙最晚的绘迹。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幅规格很有特点，不用古代山水画一般采取的立轴或长卷形式，而是在纵120.8　厘米，横167.7　厘米的绢上画成。画面横长竖短，比例略似现代风景画。由于画的是深秋时节平野清旷的景色，所以画面上部特意留出大片天空，表现秋日天高气爽的季节特征。下面是平坦开阔的郊野，远山如屏，流水似带，暮霭轻笼，闃无人迹。近景有怪石踞于沙岸，画家用繁笔厚墨细致地刻画这些山石和林木，有形态不一的巨石，有已显凋零的老树，但它们的许多枝叶，却丰润秀洁，具交叉错杂之妙，极富匠心。。画中的一切景物都显得疏朗简洁，笔墨不多而意境悠远，一派明净萧索的意味，令人赏心悦目。描绘平远秋景，是郭熙的特长，他刻意追求的那种"平远之色有明有晦"、"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的境界，在这幅《窠石平远图》中已得到心手交应、深妙精绝的体现。

画的左边有画家自题："窠石平远元丰戊午郭熙画"，下有印章"郭熙书画"。

宋人苏过尝有诗咏郭熙所画秋景山水，录于下可作了解此图的参照："木落沙明秋浦，云收烟澹潇湘；曾学扁舟范蠡，五湖深处鸣榔。望断水云千里，横空一抹晴岚；不见邯郸归路，梦中略到江南。"

《关山春雪图》是一长轴，为郭熙所画寒林雪景题材的代表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面上除了上端作五分之一长的部分是天空外，全幅都是覆盖白雪的深山大壑，峻峭奇险，一片茫茫，岭头谷底，长满了乔木和丛树，乔木枝干伸屈如鹿角，如鹰爪。积雪的山地露出苔点，低凹处用淡墨勾染，正是北方初春落雪即融的景象。近处的巨岩、险崖、古木，远处如圭如剑的危峰，寒林中的楼阁，以及明灭曲折的流泉，都给这雪后奇险静谧的山林带

①　宋郭熙：《林泉高致集》。

来了生气，昭示着寒雪消融之后，将是一片春意盎然的新世界。画家充分地运用对比的原理和手法，从中可以看到深暗的丛林和洁白的雪地对比，沉默的山石和流动的涧泉对比，安详的楼阁和峻拔的雪峰对比，等等，从而形成画幅中鲜明的节奏，加之大片空白和水墨渲染所形成的迷茫幽深的感觉，使人观之寻味不已。

另有《溪山秋霁图》，为一件山水长卷，写秋雨初晴时山川景色：远峰夹峙着河谷，河水自远而来。山岭左边，危崖欲倾，崖间有老松古藤，下临幽谷，溪水急湍。中间是高峰环抱的平地，茂林、茅舍、竹篱，有老者策林而行。左边，高山渐远，山脚下有楼观殿阁，隐显于树影泉声之间。秋水长天，阵雨初晴，一片清新湿润的气息弥漫着整个画面。

此画原有元人倪云林题签，元人柯九思印章及明人文嘉、董其昌等人的题跋，故后人都认为是郭熙的精品，也有人认为此画可能是宋王诜所作。郭熙另有《幽谷图》、《古木遥山图》等传世。

郭熙的山水创作，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总的看来，他用线有方，有圆，或雄健，或柔细，灵活多变，饶有情趣。他用墨能充分发挥水墨的变化，使画面出现一种隐约迷离，淋漓秀润的效果；画树多作蟹爪、鹰爪。山石多为乱云皴、鬼面石；点景人物以尖笔带点凿，虽小而精妙生动。郭熙最先提出"三远"画法，但他自己的山水画好作"平远"式。他的《林泉高致集·画诀》多论及平远，如"夏山松石平远"、"秋有初秋雨过，平远秋霁"、"秋晚平远"、"平远秋景"、"冬有。。雪溪平远，。。风雪平远"、"平沙落雁"，等等。苏轼曾有《题郭熙秋山平远图》诗，云："木落骚人已怨秋，不堪平远发诗愁"，皆可得知郭熙山水于"平远"最为擅长，最为得心应手。郭熙作画一生，为后世留下许多山水巨制，画名几乎和李成比肩，取得这样的成就，关键是他坚信力行师法大自然和在继承的基础上善于创新，即前人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一走向成功的必然之路。郭熙在《林泉高致集》中曾说："东南之山多奇秀"；"西北之山多浑厚"；"嵩山多好溪，华山多好峰，衡山多好别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多好主峰，天台、武夷、庐、霍、雁荡、岷、峨、巫峡、天坛、王屋、林虑、武当。。奇崛神秀，莫可穷其要妙，欲夺其造化，则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饱游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这些都是他亲身观察、体味而总结出的心得。由此，他对一些"所经不众多"的画家，也提出甚为中肯的批评："生吴越者，写东南之耸瘦，居盛秦者，貌关陕之壮阔。"

郭熙在继承学习前人方面，主要师法李成，但又"不局于一家"，在《林泉高致集》中就能公允地分析王维、李成、范宽、关同等家的优劣长短，可证明他取法甚广，他说："必兼收并览，广议博证，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后为得。"所以，他对那种只知"惟摹"毫无"创意"的坏风气是鄙弃的。正由于他能善于"继承"和"创新"，因此，晚年才"多所自得，至摅发胸臆"；"虽年老落笔益壮"；"论者谓熙独步一时"，"今之世为独绝矣"。乃至苏东坡、黄山谷、苏子由共观郭熙画时，"子由叹息终日"而尚不忍离去。郭熙创作时态度极为严肃认真。据其子郭思追忆，每作一图，必酝酿再三，苦心经营，"如戒严敌"，或"如迓大宾"，构思成熟后方才下笔，于描写渲染中，不敢稍有疏忽。遗留下的画作即可为明证。

就山水画创作而论，郭熙尚不及李成，另外，当时，"画院诸人"争效李、郭之法，其中学郭还是为了学李。但从"画论"而论，李成又远不及郭熙。郭熙的《林泉高致集》，是对北宋后期之前山水画创作的一个总结，是在山水画高度成熟后结出的了不起的理论硕果。郭熙在理论方面前卓越贡献，当不愧为北宋山水画坛的巨擘。

（6）王诜北宋中期名列王侯贵戚的王诜（约1048-1104年之后），是当时上层社会文学艺术流辈中重要的人物。王诜字晋卿，山西太原人，居开封，为宋初功臣王全彬之后。自幼聪敏好学，诗文书画，琴棋丝竹，百工技艺，几乎无不通晓，人称有奇才。少时曾携文见谒翰林学士郑獬，郑看了他的文章后惊叹道："子所为文，落笔有奇语，异日必有成耳。"后来，名声日益籍甚，为士人所仰慕。熙宁二年（1069年），禅宗把英宗女蜀国公主嫁给王诜，授"附马都尉"，成了皇室贵戚，为官至定州观察使。

王诜妙擅书画，家中多有名迹收藏。他好与当时著名的文人学士交结，像苏轼、苏辙、黄庭坚、李公麟等都是王家的座上客。王诜在家曾建一"宝绘堂"，常把古人所画山水置于几案间，自谓"要如宗炳澄怀卧游耳"①。还赐书堂，"东挂李成，西挂范宽"。先观李成之迹云："李公家法，墨润而笔精，烟岚浮动，如对面千里，秀气可掬。次观范宽之作，如面前真列峰峦，气壮雄逸，笔力老健。此二画之迹，真一文一武也。"他还常常和诗人画家们聚会，终日吟诗、写字、作画、看画、饮酒，并谈禅论道。宝绘堂收藏甚夥，"锦囊犀轴堆象床，义竿连幅翻云光"①，被誉为"风流蕴藉"，"有王、谢家风"。他们的聚会盛况，曾被大画家李公麟描绘在名作《西园雅集图》中；苏东坡还为王诜写了《宝绘堂记》；据说米芾来时，看不够名画法书，最后竟不忍归去。后来，二人还互相交换各自所藏的几件名家真迹，如王以顾恺之《王戎像》，换得米的《怀素帖》。他还将一幅荆浩的山水赠送米芾，以表达他们相知之情。

王诜爱好书画甚于一切，正如他自己所说："爱诗好画本天性"，纵然"日在绮罗弦管间"，却能"攘去膏粱，黜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手披横素风飞扬，卷舒终日未用忙"，以致因终日耽迷于笔墨吟咏之中，而弄得蜀国公主和神宗皇帝大为不满。

元丰二年时，苏轼因攻击王安石变法被贬，王诜也因与苏交好并收受苏轼"讥讽朝政文字"和"遗轼钱物"等罪被谪往四川。元丰三年，公主病重，朝廷为安慰公主，授王诜以庆州刺史，数月后，公主因病而逝。据说，公主病重时，王诜竟在一旁奸妾，皇帝得知后大怒，手诏曰："王诜内则朋淫纵欲无行，外则狎邪罔上不忠"，为此"摭诜之罪，义不得赦"。于是，被贬逐均州，后又移置颖州。元丰八年始回京居住。哲宗继位和太皇太后掌权后，又起用司马光旧党，被贬逐的苏轼等人相继还朝，王诜也跟着官复附马都尉。旧日的西园文友又重新欢聚，再次雅集于西园。正是"风流文采磨不尽，水墨自与诗争妍"。

但不久，哲宗亲政后，旧党又遭贬逐。哲宗表示坚决不再用他，甚至笑他"薄劣"。王诜只好"独以图书自娱"。但他和喜好书画的端王赵佶来往甚密，后来赵佶当上了皇帝，王诜才被重用，曾出使辽国，官定州观察使，开国公，赠昭化军节度使，至老而终。

①　宋《宣和画谱》。

①　《峡州诗说》。

王诜的山水作品，《宣和画谱》著录有35　件，当时公私收藏的也很多，但流传至今已寥寥。现存《渔村小雪图》和《烟江叠嶂图》，图上皆有宋徽宗赵佶亲笔标题，可鉴定为王诜所绘而无疑，二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另有一幅历来被认为是郭熙所作《溪山秋霁图》，近已被学术界定为王诜画迹。还有《柳溪渔隐图》，现尚流于海外。

《渔村小雪图》卷，是王诜的传世名作。画家以极富有情致的笔墨描画了山间水滨雪后初晴的风光：展卷处山势巉绝而秀逸，白雪覆盖，乾坤一片素白，山顶、山腰、山脚错落有致地生长着松树、柳树等杂树，伸展的枝干若善舞的长袖，山腰间有流溪飞瀑，使寒冷清旷的天地，弥漫着大自然的永恒的活力，右端山坳溪塘，几只渔舟或停或驶，渔夫们冒寒张网和垂钓，忙碌不止。画面正中，巨石之后的雪径上，一位策杖的隐者，携一抱琴童子，正在边走边赏壮美的雪景，其心旷神怡之状可想而知。这赏雪的雅士，据说就是画家的自我写照。此图皴山画石勾树，用笔秀劲而润泽，仍是学习李成之法，特别是令人称道的水墨皴染，间以涂施白粉，成功地表现出雪后郊野渔村浑茫而旷远的景象。山林间又创造性地勾以泥金，强化了雪后阳光闪烁浮动的刻划，手法独特别致。一片清旷悠远与苍茫秀逸的意境，抒发了这位达官国戚兼画坛奇才的"不以平阳池馆为恋，而乐荒闲之野"①的独特情怀。《烟江叠嶂图》卷，是王诜另一存世杰作。此为绢本设色横卷，起卷为一望无际的江景，云笼烟迷，苍苍茫茫，左面有平远小山，江上有渔船游行，中间桑嶂耸峙，林木扶疏，云烟变没处，楼阁掩映。后段则为一片迷濛的烟水之远景。统观之，画面布局精炼，烟江与叠嶂，一虚一卖，实中见虚。造景达到艺术上高度完整。画卷以青绿设色，并以水墨渍染，表翠鲜莹，却无煊灼浮躁之气。石皴用笔在不方不圆之间，树木多用夹叶，幽涧用探墨渍出，飞瀑以留白方法而成。。画家是取李成和唐李思训二家之长，熔水墨画法和青绿金碧画法为一炉，创造出清润挺秀、风韵动人王家新风貌。《图绘宝鉴》称之："不古不今，自成一家。"米芾、邓椿、苏轼、黄庭坚、苏辙等从别一角度赞誉王诜可与古贤媲美。米芾《画史》谓："王诜学李成皴法，以金绿为之，似古。"邓椿《画继》谓："其所画山水，学李成皴法，以金绿为之，似古。"似古，即似李思训。黄庭坚最为清楚，他说："王晋卿画山石云树，缥渺风埃之外，他日当不愧小李将军。"苏轼见王诜此图，喜难自禁，一题再题："浮空积翠如云烟"；"水墨自与诗争妍"，又盛赞之："郑虔三绝君有二，笔执挽回三百年。"苏辙对王诜的评价则更高了，认为他可与唐代王维并肩而立。

总的来论，可知王诜的山水画主要面目是宗承李成的水墨山水，青绿着色法则是师法李思训，画风为秀雅清涧，具有浓厚的抒情意味。《宣和画谱》总结了他的山水题材为"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等"词人墨卿难状之景"，以创造优美的意境，表现他高旷的情怀。王诜的画在当时被尊为文人画的典范。

王诜的诗文、书法造诣也非同凡响。黄庭坚夸赞他的诗词说："东府长短句，踸踔而清丽幽远，在江南诸贤季孟之间。"可惜其诗文集多未传世。其书法，据《宣和画谱》载："真、行、草、隶，得钟鼎篆籀用笔意"，遗迹也十分罕见。

①　楼钥跋王都尉：《湘乡小景》。

（7）赵令穰、惠崇等湖山小景画家北宋在盛行千山万壑的全景山水和寒林树石平远山水的同时，还出现一些浑朴清幽、优美平凡的小景山水，其代表者则是赵令穰、僧惠崇等人。赵令穰，字大年，生卒年不可考，为宋太祖赵匡胤第十一世孙，其活动年代主要在神宗、哲宗之时，官至光州防御使，死后赠"开封仪同三司"，追封荣国公。

赵令穰好学博览，家中收藏法书名画颇富。少年时从杜甫诗篇中得知毕宏、韦偃等人画迹之妙，于是寻访他们的画迹作为范本，认真临摹，数月用功，竟能逼真，深受画家们好评；从此，愈加刻苦，学王维、学苏轼，得名之后，仍"无少暇时"。遗憾的是他平生没有机会去游历名山大川，只在京洛间短途游览过。但他能注意观察，善于发现。所以画的虽是小景：即描写坡坂塘汀小山丛竹、江湖水鸟等，且多作小轴，但皆甚清丽有新意。别人常开玩笑说："此必朝陵一番回矣！"①话里多少有讥讽他不能远游之意。但这又不能怪他，因为当时宋室王子是不得随意出城的，只是在一年一度的祭扫祖坟时，他们才接触一下大自然。因此，《宣和画谱》不无惋惜地评说："使周览江浙荆湘重山峻岭、江湖溪涧之胜丽，以为笔端之助，则亦不减晋宋流辈。"明人董其昌谈及赵大年的缺憾时也曾慨叹曰："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②赵令穰的画流传至今的尚有《湖庄清夏图》卷、《江村秋晓图》卷及《春江烟雨图》等。

传为赵所绘《湖庄清夏图》卷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绢本，青绿设色，画的是垂柳荷塘、烟树迷离、板桥小径，茅舍幽居，正是"荷静纳凉时"的意境。画面上虽无高山大川，却展示了京洛一带平凡景物中的浑朴清幽之美，反映出画家对宁静幽闲的田园生活的向往。此图水墨淡设色，笔法柔润，设色雅丽。有款识题"元符庚辰大年笔"，始知作于1100年。

另有《江村秋晓图》，画的也是汀渚小景，雁群从芦滩惊起，水绕村庄，雾迷丛林，很似《湖庄清夏图》，但又比它更显荒率。《画继》中说赵令穰的画"汀渚水鸟，有江湖意"，若以此图来印证，果然可信。

赵令穰的山水画与当时画坛的流行画风大有区别，他新开生面，独树一帜。他原是王室之后，画因人传，人因画传，所以在北宋文人学士中，名气很大。苏轼、黄庭坚的诗文中都有关于他的记载。

赵令穰之弟赵令松，字永年，亦善画山水。当时有人写诗："神妙独数李将军，安知伯仲非前身"，意思是称赞赵氏兄弟的山水成就可比唐代李思训。他们的画风也确实与李思训相类似。不过，赵令松有时作画起稿时过于谨严细琐，结果致使画面有损。他的水平总的来看是不及其兄赵令穰的。僧人惠崇，福建建阳人。生活于北宋前期，善诗文，并以诗闻名于当世。且"工画鹅、雁、鹭鸶，尤工小景，善为寒汀远渚萧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也。"①尤其是他的画境平淡清新，极富有诗意，情景交融，观之悦目赏心，发人遐思。正因此，深受宋代文人学士们喜爱。苏轼著名的《咏惠崇作春江晓景图》诗云："竹外桃花两三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篓蒿满地芦芽短，正

①　朱东润：《梅尧臣诗选》。

②　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①　《春日拜垄经田家》。

是河豚欲上时"，脍炙人口，流传至今。黄庭坚也写诗赞美惠崇所画美景："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南宋人楼钥看了惠崇《暮色四时景物》后，赋诗云："鹭翻桃岸韶光妩，鹅浴莲塘暑气微，风劲宾鸿霜始肃，寒欺花鸭雪初飞。"

传为惠崇的《溪山春晓图》卷，生动地描绘了江南三月的明媚春光：春柳随风摇曳，桃花映水而开，鹭鸶水鸟在水上栖止飞翔，扁舟轻泛溪中，。。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沙汀烟树图》小幅，自然蕴藉，引人入胜。

惠崇画在宋时已多赝品，后世也常把无款的宋人小景题以惠崇之名。这类小景画在宋时颇流行，善为巨制的郭熙、王诜都兼善于此。南宋的马远、马麟更擅此道，创作出不少精美的小景佳作。

北宋年间其他山水画家还有王士元、王穀、李公年等人皆有较深造诣。

如王士元所画山水中，多为楼阁台榭、院宇桥径，并注重人居处所的景趣。《宣和画谱》还特别提出其画"凡所下笔者，无一笔无来处，故皆精微"。这正和当时诗坛的江西派诗人提倡的"无一字无来处"观点相同，反映了宋人在文艺上的保守思想情绪。

王穀作画多取古代或当时诗词中意趣为题作画，故铺张布置，率皆萧洒。李公年是当时的文臣，但善画山水，运笔立意，风格不下前辈。

还有范坦，亦学李成法画山水，晚年闲居洛阳，作画下笔益老健。其他一些山水画家，可惜成就皆不大。

（8）王希孟有着悠久传统的青绿山水，在唐代最为盛行。五代、北宋（前中期）以来，各家山水均以水墨淡色为主。徽宗朝时，傅色艳丽的青绿山水重新出现，流传至今最为杰出的作品是青年画家王希孟的巨制：《千里江山图》卷和旧题赵伯驹作的《江山秋色图》卷，二画都是北宋末院体山水画中的精品。王希孟，画史无传，从极少的文字资料中可知：他生于哲宗治政年间，死时"年二十余"。王希孟十几岁时便在画学为生徒，后被召入禁中文书库，数次献画，皆未甚工。但徽宗发现他的天赋，就亲授其法。由于希孟"天资高妙"又"得徽宗秘传"，不过半年时间，就创作了横118.8　厘米，纵51.3厘米的青绿山水巨制《千里江山图》卷，当时年仅18　岁。此图献给徽宗皇帝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名家如群星闪耀，而王希孟是有大成就画家中最年轻的。他流传下的唯一杰作也使他流芳千古。宋牧仲《论画诗》云："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进得一图身便死，空教断肠太师京。"这幅画后来徽宗赐给当时的太师蔡京。蔡京在图卷后题有简短的跋语，成为考据此图和画家的可贵资料。

《千里江山图》卷，正如其名，描写千里江山之壮景。但见其场面浩大，景物繁密，气象万千，灿烂辉煌，可谓前无古人。画面上有数不清的峰、岭、峦、沟、壑、冈、坡，星罗棋布、交错重叠；大江旷远，水天相接，又有数不清的洲、渚、汀、岛，以及丛树竹林、茅屋瓦舍、寺观庄院，且都有道路可通可寻，水中各色各样的舟楫亭榭、桥杓轮舂，更是数不胜数，其繁密、精巧与生动，令人叹为观止。这种场面，显然不是画家实地写生，乃是一种诗意的想象。

整个画面统一于大青绿的基调中，气氛调和，色彩浓艳而不浮耀，笔致工细而不拘板，特别是构图的周密与画面布局的节奏感，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千里江山图》是青绿山水的煌煌大作，有着一种真正灿烂辉煌的美，是典型的宫廷的审美情趣。它把青绿山水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代表着北宋后期山水画的杰出成就。

金溥光在图卷拖尾题跋中道："予自志学之岁，获睹此卷，迄今已仅百过，其工夫巧密处，心目尚有不能周遍者，所谓一回指出一回新也。又其设色鲜明，布置宏远，使王晋卿、赵千里见之亦当短气，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

（9）李唐李唐（约1066-1150年左右），字晞古，河阳（今河南孟县）人。

李唐少年生活状况尚待考，据传说年青时即喜诗书、精于绘画，至37岁时已颇有名气。徽宗政和间（1111-1118年），48　岁的李唐赴开封参加皇家举办的图画院考试，则以"竹锁桥边卖酒家"列为首选，且以画艺得到康王赵构的欣赏，赵构爱画，尤喜书法，"（李）唐尝获趋事"，大约是为赵构作画，或指点他学习书画吧！李唐在北宋时，名声已著，在山水画风上直追范宽、荆浩和李思训。

靖康之变，使北宋王朝遭到了灭顶之灾，正在艺术道路上蒸蒸日升的李唐随同徽、钦二帝一起被押往北国。建炎年（1127年）初，康王赵构，在南京（河南商邱）登上了帝位，即为高宗。李唐闻讯后，冒死逃出金人魔掌，长途跋涉，南渡寻投高宗。李唐路经太行山，在一支抗金部队中遇见萧照，萧亦知书善画，且久仰李唐大名，于是随李南渡，李唐"尽以所能授之"，师生一边南寻，一边切磋画艺。

李唐初到临安时，因战事频繁，朝廷无暇顾及画院，他在街头卖画，竟"无所知者"，苦闷之极，写诗自遣："雪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

绍兴十六年后，朝廷恢复了书画院。太尉邵渊在街头发现卖画的李唐，经举荐进入画院任待诏，并赐金带。这时李唐已是80　岁左右的老人了。

高宗赵构和李唐关系甚为密切，他曾在一匹绢上书写《胡笳十八拍》诗，每一拍留一段空白，等李唐来依诗意作画。现存的李唐画作《晋文公复国图》上，也是赵构书写的《左传》之文。李唐画的《长夏江寺图》上，高宗题有"李唐可比李思训"几个大字。高宗评语，不只是对李唐偏爱，而李唐的绘画造诣确实高妙。在"南宋四大家"及其他画家中，成就最高的应属李唐，他实际上成为了南宋画院的领袖和宗师。

《万壑松风图》轴，绢本水墨设色，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画面上以浓墨淡色画深壑群松，岭上飞泉直泻，深谷中泉水喷流，迂回激荡，观者仿佛被带入一个深幽清凉的世界，俗虑尽消，精神顿爽。画面上巍然而立的主峰劲峭壮丽，气势非凡，可看出北宋范宽体貌，山腰间云绕雾漫，山脚间小径曲折，使景物具有活力。图中山石多采用小斧劈皴，并和擦、点并用，高度融合了北派诸家硬笔技法，充分表现出皴斫之美。松树画法更显疏密得体，层次分明，着力表现出长松迎风时壮阔动态。。画面远山上有隶书款云："皇宋宣和甲辰春，河阳李唐笔。""宣和甲辰"即公元1124年。此时的李唐已届七十多岁高龄了。

《长夏江寺图》卷，绢本青绿设色，现藏故宫博物院。此图为李唐显赫有名之迹。清人安岐《墨缘汇观·续编》著录时，此作已破损甚重，许多地方模糊难辨。此图绘夏日江边深山涧壑，群峰争奇，林木茂密，云烟缭绕。右起山顶上有房屋数十间，中部山腰丛林中蓝若隐现，山脚下江水空阔。画面山石用大斧劈皴，笔墨苍劲，色调浓郁，夏日气氛扑面而来。图中无款。在本幅上有高宗赵构题词二则：前题"长夏江寺"，后题"李唐可比李思训"。李唐还有《清溪渔隐图卷》、《牧牛图》等作品，《采薇图》中所绘的环境背景，亦可全面反映他的山水技法水平。

（10）刘松年刘松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孝宗淳熙时（1174-1189年）画院学生，光宗绍熙年（1190-1194年）画院待诏，宁宗时，进《耕织图》称旨，皇帝赐以金带。他是继李唐之后在画坛上最享有盛名的画家，因居住于杭州清波门，时人呼为"暗门刘"（清波门俗称"暗门"）。

刘松年的山水、人物皆精，被称为"院中人绝品"。他师从张敦礼，而张的山水画师承李唐，又擅作青绿山水。他的山水画兼具水墨及青绿两种形式，他画山石的斧劈皴明显是李唐一派，但画风清丽严整，同时他也精于楼阁界画。他有很多人物、楼阁景物皆精美的作品。

《四景山水图》卷，画西湖畔四座富贵人家的园林型别墅。全卷分为四段：春、夏、秋、冬四景。四图都把主景置于一侧，留出空阔的画面画湖天远山，显然是发展了李唐创始的构图画法。各画皆行笔谨严，设色典雅，界画工致，饶有诗情。春景中，柳绿堤岸，桃花如霞，主人踏青方回；夏景中，荷塘水榭，主人闲坐纳凉；秋景中，高堂虚静，秋水如镜，主人闲坐看山，悠闲惬意；冬景中，雪峰如睡，松古竹幽，一片银色世界，主人兴起，骑驴出游，不知是访友还是寻梅。。从画上可以看出，树石画法乃从李唐一派脱变而来，斧劈皴趋于细碎，树形渐向修长秀美，屋宇楼阁园林精巧曲折，。。从中又可看到李唐作品中尚存的那些北宋遗法和浑厚苍劲、山野自然的韵味，至此已消磨殆尽，正在演化成一种精致典雅、略带程式化的新画风。刘松年被列为"南宋山水四大家"。严格说来，他的主要成就是把李唐开创的画风典雅化、精美化，以适应反映宫廷生活的要求。刘松年的绘画仅仅是李唐向马远、夏圭间的过渡阶段。他没有李、马、夏那样的创新成果，对当时及后世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影响。

（11）马远　马麟马远（1140　前后-1225年之后），字遥父，号钦山。祖籍河中（今山西省永济县）人。光宗、宁宗、理宗朝为画院祗候、待诏。马远出生于绘画世家，其曾祖马贲即是"佛像马家"后人。马远的祖父马兴祖是南宋绍兴画院待诏，山水、人物、花鸟、杂画皆善。马远的伯父马公显、父亲马世荣都是绍兴画院待诏，授承务郎，赐金带，善画山水、人物、花鸟。马远之兄马逵，亦善画，得于家传。马远本人更是精能各科，在画院中最为皇家所宠，其画上题字多是宁宗皇帝赵扩或是宁宗皇后杨氏所书。他的画多藏于皇家御府，或用于赏赐大臣。

马远画山水源出李唐，从早期作品《春游赋诗图》可以看出与李唐《江山山景图》一脉相通。中年形成自己特点，独树一帜：构图简洁，重点表现主景于一隅，其余用渲染手法逐渐淡化为朦胧的远树水脚、雨雾烟岚，并且通过画中指点眺望的人物把观画者的注意力引向虚旷的空间，任其遐想、品味，"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此边角之景也。"①马远这种经营"边角之景"的画法，简洁、含蓄、独特，故被人誉称为"马一角"。所作大幅山水也多用烟云遮断为前后数层，不作实满之景。画石，则分几个大面，石之棱角峭拔锋锐，近于"冰澌斧刃"，人称"大斧劈皴"；画老树伟干用画石的皴法，枝梢则修长劲挺，辗转延伸，人称为"拖枝"，这些画法风格，均为前人所无。他的笔法温厚、从容、凝重、典雅，下有多层渲染作衬底，虽所施笔墨简约，而画面尤显沉厚含蓄，蕴含未尽之趣。马远晚年画风趋于老健，喜用秃笔，而典雅、工稳、蕴藉的气质如故，实属难得。

马远所画山水，运思精巧，貌似简括，实际创稿时千锤百炼，九朽一罢，因此在技法上、意境上都有别于他人、超过前人，而自成一家。他是南宋中后期有巨大影响的山水大师，他把李唐开创的山水画推到崭新的高度。他的多方面的才能代表了当时画院的最高成就。但由于有时构思过巧，画面剪裁修饰过当，则难免转失天然之趣。这种现象在他的一些主要作品中也已露端倪。这大概是他受宫廷趣味约束，迫于表现宫廷情调所致。

《踏歌行》，绢本设色，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此图为迄今流传下的马远山水画代表作。上面所述及在运思、构图、技法上的特色都在此图中充分体现。画面上描绘的是，在秀峰和绿树围绕的山湾里，在幽静美丽的山道上，几个农夫颇带醉意地踏歌而行，走在前面的老者，胡须花白，手持短杖，作回首状，与道间桥上的老农互相唱和。四周是竞秀群山，迷蒙烟树，处处充满了盎然生机，整个画面洋溢着一种歌舞升平的和乐气氛。踏歌，原是我国古代民间的一种不拘程式的娱乐形式，即用足蹬踏而作歌。这一欢娱形式到宋时已在平民百姓中颇为流行。这幅《踏歌图》画的不是市井居民的踏歌场面，而是乡野村民欢娱蹬踏作歌的场景。画家所绘无非是借此歌颂南宋的"繁荣太平"，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偏安一隅的表面的"太平"。在艺术表现上，马远实际是在融山水画与人物画为一体，在使用大量笔墨描写奇风异景的同时，十分简洁地点染人物，造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和乐境界。画家采用自己独创的边角式构图法，以局部特写的手法加以表现，峻峭的石峰、挺拔姿秀的松柏，蜿蜒曲伸的小径等，组合成一幅简洁明朗的图景。。。画的上方有宁宗赵扩的题诗："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垄上踏歌行。"附小字："赐王都提举。"画的右下角款署"马远"二字。

《雪景图》卷，也是马远山水的典型作品。纸本墨笔。此图高15.2　厘米，全长60.1　厘米。分四段，写雪后江山之景。第一段，画面集中在左下角，两座雪峰之侧，有松林拱卫一楼观，右端一带孤丘，细如白练；第二段，远山如兽脊，隐于雪雾之中，右下方一孤舟透迤而行；第三段，右上角依然是远山，左下角有几株寒松与之呼应，一行鸣雁由近飞向远处；第四段，景物集中于左端，一条小径上几株古老的大树，隔着山溪，远处二岭三峰，画面右下部，一只小木船在划行。

这幅《雪景图》，充分显示南宋画"一角"和"半边"的特色。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且笔势苍劲，墨法精妙，生动地表现了清旷高寒的境界。

《华灯侍宴图》轴，绢本设色，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中夜色苍茫，星光暗淡，四围一片静谧，而宫殿内外却是华灯高照，觥筹交错，鼓乐齐鸣，

①　华觉时等：《世界冶金发展史》，科技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殿内阶前，歌女列队，翩然起舞。。殿外，青松环绕，竹梅簇拥，两株乔松，凛然耸立，将画幅上下连贯，有顶天立地之势。梅松用笔古拙，浑厚、坚实，得其风神。其后竹林掩映，暮霭迷漫，益见幽深。。此图画的是夜景，但似乎可见殿中灯火，云间星月，明灭闪烁，引人神驰。同时，夜色本静，但所绘歌女、梅竹、雾霭皆似静而动，正是"月明夜色出，云动山景来"之美景，不是仙境，胜似仙境。

传为马远所绘的《寒江独钓图》卷，绢本墨笔淡彩。画幅中心只一叶扁舟，船头一人专心垂钓，船篷上放有草笠簑衣，船边下几条水纹，使观者对四周大片空白产生烟波浩渺的联想，从而也体味到江上孤舟独钓时的无拘无束任情往来的心态。

《水图卷》，绢本墨笔淡设色，共12　段，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此卷显示了画家真实、生动地刻画山水形象的高超能力，或苍海、或平湖、或清江、或寒塘，等等，无论是巨浪，还是细波，无论是逆流，还是清漪，都极尽其妙。历代鉴赏家誉为"出笔墨蹊径之外，真活水也"（明李东阳语）；"马公十二水，惟得其性，故瓢分蠡勺，一掬而湖海溪沼之天具在。"①确为笃论。马远还有《雪滩双鹭图》及《梅石溪凫图》，这些属于当时流行的"小景画"之类的作品，在他手中亦不同凡响，他能把山水与花鸟结合起来，并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被后人深深喜爱，视为难得的杰作。

关于马远山水画的特色，历代评家都有论述，如吴其贞《书画记》赞誉他"画法高简，意趣有余"。《格古要论》指出他的画，"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而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冷月，而一人独坐。"饶自然《山水家法》中说："人谓马远全事边角，乃见未多也。江浙间有峭壁大嶂，则主山屹立，浦溆萦回，长林瀑布，互相掩映，且如远山外低平处，略见水口，苍茫外，微露塔尖，此全境也。"

马远画山石多峭拔方硬，其皴法名为大斧劈皴，兼带钉头鼠尾皴。他的线条刚硬，但也时有缺乏变化、少弹性的弱点。

马远之子马麟，曾为画院待诏。马麟工山水、人物、花卉。其画风与乃父相同，传世作品中亦有不少佳作。他的《静听松风图》，生动地表现出士大夫在松下水边静听自然之声时的情态。《秉烛夜游图》描绘了在暮霭笼罩下的宫廷院落里，有贵族端坐亭阁中，阁外华烛成排，花树成荫，院外远山朦胧，画家藉环境气氛的渲染巧妙地表现了及时行乐的主题。还有《夕阳山水图》、《观瀑图》、《暗香疏影》、《芳春雨霁》等都是马麟的杰作，在画史上为人称道。

（12）夏圭夏圭（一作夏珪），字禹玉，钱塘人，和马远同时而略为后出。宁宗朝任画院待诏，赐金带。早年专工人物，后来以山水著称。从他早年所作《雪堂客话图》，可以知道他曾学李唐，中年则形成自己的特色，喜集中景物于一侧，表现朦胧渺远的空间，后人戏称为"夏半边"。夏圭不同马远的是主要用水墨作画，景物也没有马远那种富贵、高华的气象，但饶有自然荒率的野趣。他又喜用泼墨湿晕，再以秃笔焦墨点染，皴笔豪劲自然、墨汁淋漓。夏圭作品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些长达数丈的正幅，其中景物变化万千，但仍然剪裁巧妙，意趣十足，令观者玩味不尽。如《溪山清远图》卷、《江

①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考古》1960年第3　期。

山佳胜图》卷、《长江万里图》卷等等。

《溪山清远图》卷，纸本，纵46.5　厘米，横889.1　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卷首古松巨石，山陵烟雾；平移而下，可见丛林掩映山庄，农夫、僧人徐徐而行。江水辽阔，远山空濛，风帆点点，对岸突起悬崖危石，树木森森。山外有木桥接岸，桥上有闲人谈话，桥下货船忙于装卸。桥边为村树篱舍。漫步出村，又见烟波浩渺，茂林叠翠，奇峰突兀，山下巨石大树，浅流木桥，平滩溆坡，过坡至山村茅篷处则卷终。风物透迤百里，令观者游目骋思而留连忘返。意境悠远，表现出极高的水平。

全卷以水墨绘出，墨色如傅粉之色，朴素清逸。皴法全用斧劈，笔法苍老，劲利方硬，表现出一种幽淡、清静、冷寂的意趣。陈川曾题跋曰："人家制度太古前，鸡犬比邻往还少。"正是观者对这种意趣的真实感受。

《江山佳胜图》卷，纸本，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开卷为近景斜坡，古松盘曲，远眺对岸为平滩人家，横移渐见松林茂密，山冈房舍；继而峭壁巨岩，紧迫森然，远处飞瀑、茅亭。中景木桥横跨溪间，溪水潺潺而下，桥头二人，似在观赏山光水色，悠然自得；过丛林一片，有殿宇掩映其间，接着是田野、沙滩，一片悠远清淡之意；往下又是山峦叠嶂，奇峰兀立，远处城池隐现。全卷巧密铺排，笔墨清淡，一派江南胜境。

夏圭在此图中，充分显示其用笔用墨的精能独到，山水之作"意尚苍古而简淡"，多以趣胜。此卷江潮、溪水、渔村、农舍、烟峦、云树皆以朴素简练的笔墨出之，墨色滋润幽淡，笔势粗阔浑厚。挥毫间，云烟出没，林舍掩映，风光无隐，简淡中意趣深含。

《松崖客话图》，绢本设色。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面左边是老松悬崖，斜坡浅滩，坡上有二闲人对坐而谈，右下方一抹平湖远山，与左边景色相联，背景处大片空白，似天色辽阔深远。

画中老松以秃笔一气呵成，苍劲雄健；悬崖不着一笔；全以浓墨点就的松叶衬出，既空灵又葱郁，坡石以斧劈侧笔皴出，豪放明利，毫无娇柔纤巧之感，平滩远山以"拖泥带水皴"画出，墨色淋漓，一气呵成，全图经营布局富有新意，近景非常突出，笔劲墨重，成为画面的主要部分，远景则较轻淡，以雄浑大笔表现，则显得实中有虚，虚里有实，画面效果明快而又含蓄。夏圭在构图上开创了以少胜多，空灵深远的格局，把繁复的景物加以概括，以精致的笔墨表现无尽的诗意。这种画风往往使人联想到南宋的"半壁江山"。所以有人认为，夏圭画风正是和当时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夏圭还有《山水十二景图》卷、《遥岭烟霭图》卷等传世。

经李唐、刘松年开端，马远、夏圭集大成的马夏画派，统治了南宋山水画坛一百多年，其影响至明清不衰，以至远及东洋，为日本国画坛所重。（13）赵伯驹等其他画家南宋山水画，百余年间由李唐开创至马、夏而达高峰的水墨苍劲一体占了主导地位，但其风格样式亦流行不衰，其中赵伯驹、赵伯骕兄弟的青绿体，江参的江南画，梁楷、法常、若芬等人的水墨减笔最有特色，从现今流传相当数量的佚名画家作品中亦可全面考察十二三世纪之际山水画发展的风貌。赵伯驹，字千里。其弟赵伯骕，字晞远。为宋宗室后裔，其祖父赵令唆曾与苏轼、黄庭坚交游，画学李公麟，精于鞍马。赵氏兄弟皆擅画青绿重彩山水，富丽精工，宗师唐大小李将军。同时，亦能作人物及花卉草虫等。相传赵伯驹曾为径山佛寺画五百罗汉图共100　轴，其罗汉"行道入定，起坐顾瞻，笑颜愣睇，欲立反观，骑跨仪形，升降神变，道韵清穆。"①种种形状，惟妙惟肖，技艺超众，为人叹服。

赵氏兄弟传世作品不多，传为赵伯驹所作《江山秋色图》（绢本设色，现藏故宫博物院），画的是全境山水，其上山回路转，江河迤逦，间以竹林、树木、楼观、屋宇、桥梁、精密不苟、富丽秀美，完全是宋画风规，代表了宋代青绿山水的最高水平。赵伯骕的《万松金阙图》，画月下松林中的琼楼玉阙，四周江天辽阔，皓月东升，林间白云缭绕、白鹤飞翔，观者仿佛步入仙界之中。画中以密点表现丛林，流畅的细笔勾出水纹，青绿、泥金间用，清丽雅致，无拘板之弊。伯骕曾论及绘画，主张"吾辈胸次，自应有一种风规，俾神气翛然，韵味清远，不为物态所拘，便有佳处，况吾所存无媚于世而能合于众情者，要在悟此"，说明他的画不仅画风工致，而且格调高雅，无媚世之想。

其他山水画家，如江参，对湖天平远浩茫之景颇有心会，传世之作有《千里江山图》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全用董、巨披麻及点子皴法，但用笔较硬，山势绵亘，江河纵横，草木葱茏，墨色朗润，兼具雄奇明秀的特色。梁楷，以简笔人物画享誉画坛外，他的山水之作更为奔放、简括和水墨淋漓。现传有《雪景山水》和《潇湘八景》等杰作。《雪景山水》为绢本水墨淡彩（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画中有二人骑马行于雪谷之中，上方有雪山一角及古寺岩关，景物虽简洁而兴味盎然。

僧人若芬有《潇湘八景图》，则以水墨大笔挥洒，云水迷茫，引人神驰意往。他还擅画墨梅。有不少作品流入日本。

南宋山水画有许多长图大障传世，赵芾的《江山万里图》卷（纸本墨笔，约10　米长，现藏故宫博物院）是这种山水样式的杰构。卷首云烟中山峦出没，山路上行旅匆匆，山巅有古寺禅林，大江中白浪滔滔，全画给人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其画法类似李唐而用笔洒脱，功力深厚，技法精湛，堪称南宋山水名家。

传为赵葵所作《杜甫诗意图》，也是南宋独具一格的重要作品。此图画湖泊周围竹林密生，烟雾笼漫，弥望无际。竹用墨笔画竿点叶而成，潇洒森爽，株株可数，层次分明，真可谓繁而有秩，浑然一体。此图是画史上唯一表现"渭川千亩"的竹乡秀色之作，惜元、明后代虽有少量画此题材，但都远不及此。所以，此图可称为古代表现竹林之美的最佳画迹。

现存大量南宋小品山水画，包括屏风、斗方、灯画、团扇等，件件皆精美，无不显示出丰富多彩的绘画风貌，其中有金碧富丽的青绿山水；有工致严整的界画；没骨画法色彩绚丽；水墨画法韵味深厚，于明山秀水中，点缀穿插各种人物的活动或风俗性情节，如花坞醉归，黄昏薇省，春游晚归，竹涧焚香，龙舟竞渡，雪栈盘车，风雨牧归等等，表现了贵族士人的悠闲怡乐和社会平民的劳动生活。

3。宋代的文人学士画（1）李公麟在高手如林、名家竞胜的北宋画坛上，多才多艺的李公麟以文人士大夫身份，在绘画上能博取前人之长，并多有创意。为此，他成为继唐吴道子之

①　曹勋：《径山罗汉记》。

后影响最大最远的画家。

李公麟（1049-1106年），字伯时，舒城（今安徽）人，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及第，历任南康、长垣尉，泗州录事参军，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御史检法，皆品秩不高。元符三年（1100年）因病痹致仕，归老龙眠山。公麟一生，官运不得意，但在艺术上的成就却出类拔萃。他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米芾交往甚密，并为他们所推重，他是驸马都尉王诜的座上客。李公麟出身名门大族，父李虚一喜收藏法书名画，公麟自小饱受薰陶，具有渊博的知识，且精于鉴别古器物，"辨钟鼎古器，博闻强识，当世无与伦比"①；诗文书法也很好，"文章则有建安风格，书体则如晋、宋间人"。这其中，当然是他的绘画成就最高。

李公麟被列为文人画家，但他不只会画山水，而且花卉、道释、人物、仕女、鞍马等无所不能。时人称赞他，画鞍马超过韩幹，佛像追踪吴道子，山水可比李思训，人物媲美韩幹。他善于学习继承前辈众家之长，而熔铸成自家的新风貌，所谓"集众所善，以为己有，更自立意，专为一家，若不蹈袭前人，而实阴法其要"②。尤其是他的人物画创作，表现力极强，形象丰富多样、深刻细致，甚至能分辨出人物"廊庙馆阁、山林草野、闾阎臧获、台舆皂隶"等不同社会阶层的特点，以及不同地域、种族、性格的具体特征。同时，他很注重立意，为表现主题，常有一般画家所不及的独到构思。如画《陶潜归去来兮图》，不囿于田园松菊的表面生活的描绘，而着重表现诗人"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那种不与世俗同流、追求高洁志趣的情怀。又如，他曾为黄庭坚作《李广夺胡儿图》：表现汉代将军李广在马上引弓瞄准追骑的瞬间，搭箭将射，而胡兵却已堕马。把李广高强的箭法夸张至此地步，真是令人叫绝。若从表面上看，似乎太夸饰，但由此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却是无法否认的。为此，黄庭坚看后大为叹赏。再如，他画佛像也敢于突破成规，所作"长带观音"、"石上卧观音"形象，其衣饰动态皆前所未见。他画"观自在观音"，把观音画成端庄的合掌之状，而仍能充分表现出"自在"的情貌，谓之"自在在心不在相"。可见他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所具有的独到功力。

李公麟还最爱画马。元汤垕《画鉴》谓："唐人画马虽多，如曹（霸）、韦（偃）、韩（幹）特其著者，后世李公麟伯时画马专师之。"他善于学习前代名家之长，同时，更注重对生活的观察体验，"每欲画，必观群马，以尽其态，"过太仆廨舍时，更是"必终日纵观，至不与客语"，对皇家骐骥院御马"写貌至多"，因此，画出的骏马，形神兼备，栩栩如生。苏东坡称赞他画马说："龙眠胸中有千驷，不惟画肉兼画骨"，此绝非溢美之辞。《五马图》，是传世中最可信为李公麟真迹之一。其上虽然没有他的署款和印记，但是却有他的好友黄庭坚于哲宗元祐五年的题跋为保证。（前四马各有黄庭坚笺题的马名、产地、年岁、尺寸，卷末又有黄氏总跋，题为李公麟作。因第五马后无黄氏笺题，有人怀疑这一段非李氏亲笔，为后人补入。）画中五马，是元祐初年天驷监中的西域五匹名马，依次名为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和满川花。每匹马前均有奚官或圉人牵引，两位是汉人，余为外族。人物的形貌、服饰、神情各异，均极生动，个性鲜明。除局部有烘

①　宋《宣和画谱》。

②　宋《宣和画谱》。

染外，都用单线白描。行笔劲细，富于变化。五匹马臀背的圆劲与弹性，仿佛可触可感，极尽名马的文秀和神骏之风。

简洁苍劲的笔法，神采焕然的形象，充分显示出画家卓越的绘画技艺。

据说，李公麟刚画完第五匹"满川花"后，那匹马就死了，"盖神骏精魄皆为伯时笔端取之而去"，这显然是一种巧合，然而却说明了黄庭坚对李公麟艺术造诣的高度评价。

李公麟另一传世真迹是《临韦牧放图》，据画家题款可知是奉皇帝命令而临摹的。韦偃是唐代画马名家，原作已佚，后人无从比较李公麟的摹本。如果从李摹本的风格、技法来考察分析，显然是出于宋人之手而非唐风，可知李之临韦，不是复制，而是仿佛其意而已。整幅画的技巧娴熟，线条流畅而无滞隘，如一气呵成。此摹本无疑是李氏的创作，足可代表他的艺术水平。画面上描绘了一幅热闹非凡的放牧情景：一千余匹马，和一二百名奚官、圉人，活动在野外的岗阜、沙碛间，群马如生，或奔驰嘶叫，或俯仰嬉戏，或饮水，或觅食，或独奔，或群行，真是百态千姿。人马、树木勾描紧凑绵密，坡石勾皴简略分明，设色浑朴而富于变化，处处体现出画家强烈的感情色彩和独到艺术功力。

李公麟的作品见于历代著录的，约三百余件。经《宣和画谱》著录的也有百余件。传为他的作品至今仍有相当数量，自然对这些作品的鉴别历来也有不同的见解。李公麟除画释道、人物鞍马外，还多作经史故事、山林文士等。

如现存《免胄图》（可能是李氏作品的摹本），画的内容是描写唐代大将郭子仪在泾阳免去戎装，单骑会见回纥统帅，使敌对的双方和解的故事，画家在表现这一片刻众多人物各自不同的内心活动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画家之所以表现这一历史题材，研究者认为，是曲折地流露出他对北宋命运和民族关系的关心。现存《维摩诘像》，是我国古代人物画中的优秀代表作之一。懈闲、颓唐、宁静且微妙的神情，充分揭示出那个时期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特质。在画法上，这幅杰作标志着李公麟"白描"技法的巨大成功，它证明，凭借墨笔线条的勾描--粗细、浓淡、轻重、刚柔、曲直、虚实等运用，能充分地表现出对象的形体、质感、量感，以及空间感、运动感。李公麟在继承唐代以降的笔墨传统上，独创出"扫去粉黛，淡毫轻墨"，"不施丹青而光彩动人"，"云行水流有起倒"的白描画法，从而成为独立的一种绘画样式。此后，数百年来，代代相传，先后出现如贾师古、赵孟頫\、张渥、陈洪绶、丁云鹏、萧云从诸名家，画法无不源出李公麟。

李公麟有《龙眠山庄图》，是其山水类佳作。表现出他故乡山石家庭园林之美，据说全用王维《輞川图》画法，"行笔细润，乃有超越之意"，今天所见到的是后人摹本。

李公麟一生作画非常勤奋，晚年患风湿病卧床，"呻吟之余，犹仰手画被作落笔形势"，可见他献身绘画艺术的精神。

（2）文同文同（1018-1079年），字与可，梓州永泰（今四川盐宁）人。《宋史》有传，曰："汉文翁之后，蜀人尤以石室名其家"，因此世称"石室先生"，又自号笑笑先生、锦江道人。文同是北宋时期重要文人画家之一。他的"文湖州竹派"，不仅名震当时，流风绵延不绝，而且对后世无数画家也起着典范和启迪的作用。

文同出身于士族，但三代未做官，自幼发愤读书。皇祐元年（1049年）

中进士，先后任邛州、洋州等地知州。他为人谨言慎行，身居官场，却向往山林，时值王安石后行新法，他思想上倾向于旧党，行动上却对党争采取远避的态度。他在《野径》一诗中云："山圃饶秋色，林亭近晚清。。。排石铺衣坐，看云缓带行。官闲惟此乐，与世欲无营。"表露了他悠闲、超脱的心态。

文同在艺术上的见解与苏轼颇为一致，二人在诗文书画上多有切磋，在画竹上，苏轼经常向文同请教，并自称也是"湖州派"。他和苏轼一起探讨过画墨竹的方法："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这段关于"成竹在胸"、"振笔直遂"的见解，明确地阐述并强调绘画创作主客观因素必须统一，尤其要发挥画家的主观能动作用--情思感受和理解；深思熟虑，尔后一挥而就；强调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的激情和灵感。这些见解，显然不仅是指画竹，而是揭示了一个深刻而具有普遍意义的创作原则。

文同一生爱竹、画竹成癖，真是"不可一日无此君"。据说他在洋州（今陕西洋县）时，广栽竹木，又常在篔筜谷筑亭赏竹，他"朝与竹乎为游，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①。他赞美竹子的"心虚异众草，节劲逾凡木"的高洁品格。为此，他常画竹以自况。他的居室取名为"墨君堂"、"竹坞"、"此君庵"等。他写诗作歌，尽抒情怀："故园修竹■东溪，台水侵沙一万枝。我走宦途休未得，此君应是怪归迟"②。把自己"意欲不仕"的隐衷，通过竹的"怪归迟"来表达，体现画家处世潇洒超脱的人生态度。文同画竹，真正是兴之所致，"见精练良纸辄愤笔挥洒，不能自己"（苏轼），但又绝非像后世一些文人画家那种信手涂抹的"墨戏"，而是洋溢着画家饱满的创作激情。《宣和画谱》评赞曰："与可工于墨竹之画，非天资颖异而胸中有渭川千亩、气压十万丈夫，何以至于此哉！"文同笔下的墨竹，竹叶附枝，呈潇洒生动之姿，仿佛有风吹过一般，力求突出竹的气韵。苏轼曾题文同墨竹说："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在画法上，则始创"叶以深墨为面，淡墨为背"的方法，以显示竹叶的正反面，在出枝撇叶的用笔上，则采用正动流畅的行草书笔法。

现存文同《墨竹图》，画倒垂竹枝一梢，著叶虽多，却疏密有致；茎多新枝，渍以淡墨，叶用浓墨，折旋向背，各具姿态。撇叶锋长而毫芒不露，竹节间距颇远而不显，浑然一体，生趣盎然。

据史料记载，文同初画墨竹，不甚珍惜，常常被人索去，后来求画的人越来越多，以至应接不暇。一次，弄得他心情极为厌烦，把求画人送来的绢扔到地上，愤愤地说："我要拿这些东西做袜子穿了！"后来，苏轼画竹，亦取法文同，当时苏轼正在徐州做官。于是文同就向求画者说："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徐州附近），可往求之。"同时，写信给苏轼，说："对不起了，做袜子的材料要聚到你那儿去了！"一时传为笑谈。

文同的传世作品，还有《墨竹图》轴、《墨竹》单页。据说，除墨竹之

①　庄绰：《鸡肋编》卷上。

②　曾巩：《苏明允哀辞》。

外，他还能画怪木枯柯、山水、人物等。他作《晚霭图》，有人盛赞功力可比王维、关同。另一幅《竹上鸐鹆图》，黄庭坚称道云："功破造化窟。"相传墨竹始于唐代，又有创于吴道子或王维之说，后五代有李颇、黄筌，宋有燕肃、程堂、刘延世、李昭诸名家，乃至一般文人皆擅画竹，到此时，画竹已注意到风、晴、雨、露中的不同情态。文同则超越前代和当时诸家而创"湖州派"画法，为当世和后人所宝爱，被盛誉为如"杲日升堂，爝火俱熄。黄钟一振，瓦釜失声"①。

（3）苏轼北宋中、后期之际，画坛上正式出现了"士人画"，"士人画"中有一部分基本上即后世所说的"文人画"。当时新起的文人画家，堪称领袖的是苏轼、米芾。尤其是苏轼，作画完全是典型的文人游戏笔墨用以解"胸中盘郁"的一种艺术表现。他所流传下的画迹很少，但他对当时画坛和后世影响最大的则是他的绘画理论和美学思想。

苏轼（1036-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州眉山人，父洵，弟辙，皆为北宋著名散文家，世称"三苏"。苏轼自小即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文学艺术才华，22　岁中进士，宋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后知密州、湖州、徐州。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贬谪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后出知杭州，又贬谪惠州、儋州。宋徽宗即位，遇赦北还，次年卒于常州途中。苏轼天资极高，且学识渊博，在文学、书法，绘画及理论诸领域内，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苏轼擅画墨竹和枯木怪石，据说人物也能。他以水墨的竹石抒发雅兴，表达自己清高傲岸的情怀，同时在运思立意的筹划和笔墨技巧与磨练中，使自己的绘画艺术获得了高深的造诣。如他画墨竹，是在认真观察、深入领悟的前提下，然后蘸墨挥洒一气呵成。而且，在画法上也极独特，他作墨竹，"从地一直到顶"，有人问他为何不逐节分，他说："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耶？"①他画的墨竹，出枝挺拔，以势取姿，著叶虽不多，却疏密有致，以气韵感人。有时画一竹枝倒垂于悬崖，笔酣墨浓，运笔如草书飞舞，显出委曲争生的倔强活力。在墨色上，多以墨深为面，墨淡为背，同时追求一种水墨淋漓的效果，进而造成一种单纯突进的"傲风霜、阅古今之气"。苏轼曾写诗自诩云："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为竹传神"（苏轼次子苏过亦能画竹石，惜作品已不传）。黄山谷称赞苏轼绘画时说："石润竹劲，佳笔也！"②可知"劲"，为苏轼画竹的特色。

苏轼传世作品现仅存《枯木竹石图》一卷，流在日本。此图画石一块，拳拳如螺状，枯树一株，蟠曲虬姿，极富意趣，石左侧有几枝短竹，木右下脚有野草数茎。用笔不计工拙但发墨清晰，毫无滞涩之处。勾、皴、破、醒、干、湿，诸法皆备，工用分明。造型怪怪奇奇，寥寥落落，不苛形象妍媸，树枝画法也极其草率，看得出约略示意而已，而于象外别具意蕴。米芾说："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倪，不皴硬，亦怪怪奇奇，如其胸中蟠郁也。"①黄庭坚也说，他的"枯槎、森木、丛筿、断山，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胡之省注木棉。

①　《＜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名二子说＞评》。

②　曾巩：《苏明允哀辞》。

①　《苏文定公文抄引》。

②苏轼在自己的诗作《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中云："枯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枒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写向君家雪色壁。。"在《自题偃松图》中云："怪怪奇奇是描写胸中磊落不平之气，以现世者也。"这些都可以说明，苏轼借自己笔下的枯木顽石寄情遣兴，写胸中逸气，寄托自己高洁傲岸的情怀。

《枯木竹石图》本身无款印，后接纸上有刘良佐和米芾的诗跋。刘、米二人都是苏轼的好友，因之此画称苏轼的真迹当属可信，且亦符合文人画的发展情况及苏轼的绘画修养：精鉴而不精能，重于意识观念的发挥，在技法上还处于探索提示之中。

苏轼的绘画理论虽没有以专著行世，但却散见于他的许多论画诗文中，其见解之精辟、深刻和卓越，亦足可使之跻身我国古代著名绘画理论家、美学家之列。归纳其内容可有如下几个方面：（一）他首先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并指出"士人画"之不同于"画工画"，就在于注重"意气"，讲求"常理"："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秼，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③士人画不在于"形似"，而在于写其生气，传其神态。这在他的一首诗中，表现最为强烈："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①士人画要清新、疏淡，疏淡中含有精匀，折枝上只画"一点红"，却解无边的春意。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②于此，苏轼以"形"、"理"得失的利弊关系，说明了表现物象精神实质，刻求气韵神采的重要性，反之，绘画多取形似，实为末节。只有形神兼备，以至神妙之境界，方为上乘。

（二）他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得之于象外"、"妙在笔画之外"，要"萧散简远"、"简古"、"淡泊"。

他曾经将吴道子、王维二人作比较："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③吴道子的画虽"雄放"、"妙绝"，但和王维相比则逊色，因为，王维的画能"得之于象外"。另可从苏轼关于书法和诗歌的议论中，更可看出他对艺术境界的最高要求：②　刘大漠：《＜栾城集＞序》。

③　宋苏轼：《又跋汉杰画山》。

①　《古文析义》初编卷六，林云铭评。

②　宋苏轼：《净因院画记》。

③　宋苏轼：《凤翔·八观》。

"余尝论书，以为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唐末司空图。。论诗日：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①（三）反对艺术创作中的因袭模仿，力主变化创新。苏轼曾给李公麟所作《憩寂图》题仿诗道："东坡虽然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前世画师今姓李，不妨题作輞川诗。"认为自己画竹既有学文同"湖州派"的一面，同时也有创新而"风流各一时"；认为李公麟一意模仿王维，纵然惟妙惟肖，但也是不足取的，他的批评是中肯而幽默的。另有一传说，相传苏轼在试院乘兴作画时，以朱色写竹，有人问："世间哪儿有朱色竹？"他则反问："世间又哪有墨竹？"可见苏轼在艺术创作中，总是努力摆脱旧形式的覊绊，力求使自己的作品创新意，用新法。

（四）注重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切身感受。据宋岳珂《书画谱·桯史题跋》中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李公麟画《贤己图》，作数人掷骰子，盘中已有五颗成六点，一颗旋转未定。此时，画中有一人正张着嘴疾呼"六"。黄山谷和秦少游观后称其"卓绝"、"纤秾态度，曲尽其妙"。而苏轼看了却说道："李龙眠天下士，顾乃效闽人语邪？"众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苏轼笑而问道："四海语言，言六皆合口。今盘中皆六，一犹未定，法当呼六。而疾呼者乃张口何也？"李公麟听后，深深信服不已。

（五）强调诗画的关联性，要求画中蕴有诗意。苏轼认为"诗画本一律"，认为文同画竹乃是"诗不能尽，溢而为图，变而为画"。他还称赞大诗人兼画家王维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些名言，精辟而富有创造性地概述了诗和画两者的密切关系，因而历来被视为评价优秀作品的美学准则和术语，也成了古今无数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中努力追求的艺术境界和标尺。这是苏轼的重要理论贡献。再看他的绘画作品之所以被人们珍爱，无疑是由于他实践自己理论和思想的结果。

（4）米芾、米友仁明董其昌在其《容台别集》中说："唐人画法，至宋乃畅，至米又一变耳"，"诗至少陵，书至鲁公，画至二米，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董其昌推崇米芾，并以米芾为中心建立起他的"南北宗"论。虽然，董氏的偏爱显得有过，但他的评价却博得当时和后世的认可。米芾父子在中国山水绘画史上别开蹊径，且以巨大影响使其成为独领风骚的赫赫大家。

米芾（1051-1107年），初名黻，字元章，自称楚国芈氏之后。他的别号很多，有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海岳外史等等。《四库全书提要》谓："芾性好奇，故屡变其称如是。"米氏世居太原，后迁往襄阳，曾长期侨居镇江等地。徽宗朝时召为书画学博士，后任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

米芾自幼聪慧好学，六岁时日读诗百首，过目能诵。七、八岁学书，十岁临碑，人赞其有李北海笔意。十八岁入仕，但为人清高。曾以诗自况："棐几延毛子，明窗馆墨卿，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

米芾一生，是典型的奇特的封建文人雅士的一生。《宋史·米芾传》记其："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育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不仅如此，米芾甚至可以说是个很随便以至玩世不恭的人，有时竟故意装疯卖傻，用以惊俗。史载："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

①　《跋子由栖贤堂记后》。

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①另有一则记载则更详细，云："米元章守濡须（即无为）日，闻有怪石在河壖，莫知其所自来，人以为异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为燕游之玩。石至，遽命设席拜于庭下曰："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可见米芾装痴佯狂竟如此地步。时人为此皆称米芾为颠。

米芾一方面自认为痴，但又自辩其不颠，还自书了一个《辩颠帖》。《侯鲭录》中记叙这样一段逸事：苏东坡在维扬（今扬州）时，一日召客十余人聚会，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士。米芾当时也在座，饮酒至半，米芾忽然起身"自赞"说："当今人都认为我米芾为痴颠，我今想请教一下子瞻（苏东坡）有何看法？"苏东坡听了，笑着回答："吾从众！"看来东坡对米芾的为人是很喜爱和欣赏的。但黄山谷的态度似乎不同于苏东坡，他曾劝过去扬州的俞清老不要鼓励米芾装疯，更不必像许多人那样学米芾装疯，他说米芾在扬州，"游戏翰墨，声名藉甚"，说尽管人们称他是"狂生"，但"观其诗句合处，殊不狂"。所以，他实际上多是故意装作颠痴，目的用以"惊俗"。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一些官僚显贵，似乎并不喜欢他，认为他终非"廊庙之材"，结果终身不过是"服五品"的礼部员外郎。米芾一向不以功名权位为意，甚至鄙视像杜甫那种"汲汲于功名"的做法。他的全部心思、乐趣、迷恋都在书画上。

米芾为官期间，能关心到人民的疾苦。在作雍丘令时，正值荒灾之年，上司仍以"宣粮"为由向饥寒交迫的老百姓征收租税，米芾对此十分气愤，写了《催租诗》以表达自己沉痛愤懑的心情，并表示自己无力相助百姓只好弃官而去了。

米芾酷嗜书画，非一般文人所能比，为了得到世藏的古代书画真迹，不惜耗尽巨资，也费尽苦心。他的好友蔡肇在《故宋礼部员外郎米海岳先生墓志铭》中回顾云："（米）家故饶财，即仕，悉以分族人。后贫，不以为悔。遇古书名画，必极力购取之乃已。。"米芾自言："平生喜书画，老亲见听，值有不足，至亲授以首饰使购之。"又谓收古画最多，晋唐古帖有千轴。并很惬意地说："余平生嗜此老矣，此外无足为者。""每得一图，终日宝玩，如对古人，虽声色之奉，不能夺也。"《清河书画舫》辑有《米南宫秘玩目》，根据《书史》、《画史》中记述，显然那个目录还不是全部，只载了米芾的几十件"铭心绝品"，如谢安的《慰问帖》、王羲之的《破羌帖》、王献之的《中秋帖》、顾恺之的《净名天女》图、戴逵的《观音》图等，最为米芾宝爱。因这些都是东晋名人的宝迹，米芾因此将他的书斋起名为"宝晋斋"。米芾精于鉴赏。《宋史·本传》称"米芾精于鉴裁"。他本人也以此自负。他把书画收藏者划分为两类：一是好事者，一是赏鉴家。"赏鉴家谓其笃好，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自能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资力，元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借耳目于人，此谓之好事者"。米芾则是真正的赏鉴家，是赏鉴家中的佼佼者。由于他博记强闻，且又深通书学画理，加上实践有素，能人所不能，知人所不知，于古人书画作品的笔、墨、纸、绢、款、印、题跋等，俱详加辨比，剖析毫芒，自和一般以耳代目、随众美恶者不可同日而语。

米芾如此笃好古人书画，如此精于鉴赏，最终目的是为了学习古人的本事。米友仁跋米芾所临《右军四帖》时写道："所藏晋唐真迹，无日不展于

①　《宋史·米芾传》。

几上，手不释笔临习之。夜必收于小箧，置枕边乃眠。好之之笃至于此，实一世好学所共知。"米芾临摹功力极深，可"至乱真不可辨"①。"在涟水时，客鬻戴嵩《牛图》，元章借留数日，以摹本易之而不能辨。"又，"尝从人借古画自临，并以真赝本归之，俾其自择，而莫辨也。"②所以，米芾早年临摹的古书画，其中有很多后来被收藏家误作古人真迹买去收藏。

米芾是当时的大画家，但其画迹至今无一遗存。史书记载他精于山水，也能画人物，长于"写真"，曾作《古忠贤像》。被人取作范本，传模移写，流传甚多，在当时起过影响作用。在人物画上，他批评李公麟笔迹神采不高，自诩作画得之天性，不像李师法吴道子而"终不能去其气"。同样，对当时山水画家多师法关仝、李成的风气，他也极为鄙夷，而要自己的画"无一笔李成、关仝俗气"。米芾尤其不喜危峰峻岭的北方山水之作，却一再盛赞董源和巨然江南山水的"天真平淡"、"不装巧趣"、"真意可爱"，特别赏识江南山川顷刻变幻的"烟云雾景"。《画史》云："余家董源《雾景》横披，全幅山骨隐显，林梢出没，意趣高古。"这幅董源《雾景》，也许即是"米家云山"的发源祖本。

米芾的"云山"之景，据说是"信笔作之，多烟云掩映；树石不取工细，意似便已。"米芾（及其子友仁）所作，据观存米友仁遗迹来看，大概是这样：山石以清水笔润泽，淡墨渍染，稍浓墨笔破皴出层次，再用大小错落的浓墨焦墨横点点簇山头--这种独创的点，即后人所称的"米点"--上密下疏。云气以淡墨笔空勾、渲染。树木大都以浓墨一两笔勾画，上以大浑点作叶，山脚坡岸以浓淡笔墨横扫。显然，这种笔法，与董、巨常作披麻皴的山石和不加勾勒而渍染成的烟云，又不甚相同。这种新手法、新画风，显然是对董、巨山水"删繁"提炼并创新的结果。当然，最根本是他酷爱山川自然、认真观察、师法自然所致。米芾青年时代，即开始游宦南方，先后在桂、湘、浙等地游历，30　岁左右定居镇江，后又在江淮、豫中、皖北等地为官，所到之处，"喜览山川，择其胜处，立字制名，后来莫之废也。过润州，爱其江山，遂定居焉。"①《洞天清录》记云："米南宫多游江浙间，每卜居必择山明水秀处。其初本不能作画，后以目所见，日渐模仿之，遂得天趣。"他有一首《诉衷情》词，有句云："奇胜处，每凭栏，定忘还，好山如画，水绕云萦，无计成闲。"足见他素喜真山真水，对大自然美的魅力感受体会极深，从而创造出独特的"米家云山"。

据说，米芾作画，除用毛笔外，还"或以纸筋，或以蔗滓，或以莲房，皆可为画"。又说其画不用绢，纸不用胶矾。显然，这是因为生纸上客易产生墨色浑化效果的缘故。

另有一点必须提及的，即在苏轼、米芾之前，画家也有在画上签名或题年月以及图名的，但大多写得较隐蔽，有的竟写在石缝、树根之中。清人方薰《山静居论画》云："款题始于苏、米，至元、明遂多以题语位置画境者，画亦因题益妙。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后世乃滥觞。"画加题款，使绘画和文学、书法结合一体，形成我国绘画艺术独特的审美情趣，且流传久远，苏、米功不可没。又何况，他二人书法、文学都是一流的，其号召力

①　《宋史·米芾传》。

②　《清波杂志》。

①　参见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与影响力则非他人可比。

米芾生平画作不多，不如书迹流传之广。无怪乎像邓椿那样自称"古轴旧图犹得披寻"的人，在米芾谢世不过60年后成书的《画继》中说：米芾"字札流传四方，独丹青诚为罕见"，而只看到《松》和《松、梅、兰、菊》二图，没有见过后世妙称的"云山"。南宋人中，朱熹尝言曾见米老《下蜀江山》数本，其他则绝少道及。米芾画之"稀如星风"，可想而知了。

崇宁三年六月，米芾复召入京，除书画学博士，徽宗赐对便殿，进呈其子米友仁所绘《楚山清晓图》。旅擢升为礼部员外郎，因言者而罢，出知淮阳军，围号淮阳外史，一年后，头上生疡，上书辞官，未获准，于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卒于任所，时年57　岁。

米友仁（1074-1153年），一名尹仁，字元晖，小名虎儿，米芾长子，故又号"海岳后人"。承家学，好古善鉴，以书画名世。因其画山水"风气肖乃翁"，后人遂称米芾为"大米"，友仁为"小米"，又并称为"二米"，因小米曾官"敷文图直学士"，故后人又称其为"米敷文"。

米友仁精于鉴赏，宋高宗每得法书名画，辄命他来鉴定并在后面题跋。

绍兴二十年，小米时在临安，著名女诗人李清照特来拜诗，并携其所藏前人墨迹请他题跋，友仁看到李清照藏品中有乃父米芾的真迹，感慨系之，欣然命笔，为之作跋。

小米的山水画和其父画风极相似。流传至今、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奇观图》，可称得上是"米氏云山"的代表作。此画长289.5　厘米，高19.8厘米。画的右端是一片云海，向左，漫漫云海中露出些许山巅，再左，山巅尽没于云中，近处画有一低冈，再左，画一排山峰，云层漫过山腰，山冈与远山之间，夹一水溪，对岸一片密密树林。至此，众山一列而排。再向左，即有重叠山峰、云雾漫漫，再左，山冈生有杂树，冈下为一大溪，溪之对面亦是一片云山。再左，近处又是山冈，树丛中画有一座低矮的长形房屋。。从此图来看，除了米氏独创的"落茄点"画法外，画云则用线空勾，并少加渲染，远山、近冈和坡脚则不勾而以笔蘸墨扫抹而成。某几处还可看出曾用清水冲洗过，也是米家画法。但这一切做法都是自然而然，随意而至的。看不出一般艺术创作过程中"严肃"、"认真"、"谨慎"的制做味道，也不至于因有一笔之失而使全幅皆废的不快现象。因此，米友仁为这种画法起了个准确甚极的名字："墨戏"。

《潇湘奇观图》是古代山水画杰作。和米友仁同世的洪适看后在卷后题道："。。朝市之士久喧嚣，则怀丘壑之放，古今之理也。。。《潇湘图》曲尽林早烟波之胜，遐想鸥鸟之乐，良不可及。"①元人刘守中题小米《潇湘奇观图》云："山川浮纸，烟云满前，脱去唐、宋习气，别有一天胸次，可谓自渠作祖，当共知者论。"

米氏云山虽大米创其始，然大米的主要成就在书法，享年未永。又人物、梅兰松菊、山水皆画，然就其"云山"成就，或许还不如小米成熟。清人王概说："友仁盖变其父之家法，而于烟云奇幻，缥缥渺渺，若有楼阁层层藏形于内，一洗宋人窠臼。"②毫无疑问，米氏父子在山水画上的成就，在中国画史上卓然成为一家，

①　宋洪适：《铁网珊瑚》。

②　清王概：《芥子园画传》。

但也正如明人王世贞在其《艺苑卮言》所评说："画家中目无前辈，高自标树，毋如米元章。此君但有气韵，不过一端之学，半日之功耳。"因此，米氏父子的山水可以称另一派别。因为，从事实上看，山水画的发展没有沿着二米的道路走下去。南宋风行的是李、刘、马、夏的画法，依然是有笔有墨，至于以后的元、明、清山水，更无一沿米派山水方向发展。

那么米氏父子给予后世巨大影响的该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的"寄兴游心"和"墨戏"的美学思想。他们以此及其绘画实践，同苏轼、晁补之等文艺巨匠，共同奠定了"文人画"的理论基础，并无愧为后世的典范和先行者。（5）杨补之、马和之、郑思肖、赵孟坚、龚开杨补之（1097-1169年），字无咎，号逃禅老人。南昌（今江西南昌）

人。其生平事迹不详。据《松斋梅谱》云：杨补之于"高宗朝，以不直秦桧，征不起。秦死，再有诏，则没三日矣。"这"没三日"之说与他卒年不相合，但可知他一生未做过官。补之诗文书法皆善，尤长画梅，深得北宋华光之法。华光和尚名仲仁，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居衡州华光山，平生酷爱梅花，于寺中植梅数株，开花时节即移床树上观赏终日，偶于月光之下见窗间梅影横斜，"遂以墨规其状"①，一变历来设色法为墨晕法。黄山谷对其画梅极为折服，赞以"嫩寒清晓，行孤村篱落间，但欠香耳"。师承华光画法人很多，其中佼佼者，即杨补之。

据曾敏行《独醒杂志》云："绍兴初，花光寺僧来居清江慧力寺，士人杨补之、谭逢原与之往来，遂得其传。"这个"花光寺僧"，可能是仲仁的弟子，杨补子正是从他那里学来的绝技。补之墨梅出于仲仁，但更重要的是他注重师法自然，据说他的庭前，植有一老梅，"大如数间屋，苍皮藓斑，繁花如簇。"他日夕观赏、临写，"大得其趣"，巧妙地表现出"篱边月下，疏影横斜"的不同神态。诗人刘克庄非常推崇他，曾云："（王）维词客画师自命，（郑）虔有三绝之名，本朝文湖州、李龙眠亦然。过江后称杨补之，其墨梅擅天下，身后寸纸千金，所制梅词《柳梢青》十阙，不减《花间》、《香奁》及小晏（几道）、秦郎（观）得意之作，词画既妙，而行书姿媚精绝，可与陈简斋相伯仲。"①《四梅花图》为杨补之代表作，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此图画有四枝梅花：第一枝，花含苞待放，作未开状；第二枝，花开一半，做欲放状；第三枝，花瓣全展，作盛开状；第四枝，或开或落，呈凋零状，或仅剩花蕊，已成开残状。四梅为一系列，表现梅开梅谢的全过程，疏枝寒蕊，每一过程，观后都会令人有所思味，仿佛是一篇篇简洁含蓄的抒情文字，娓娓叙说着画家的情怀。画幅后有作者自书《柳梢青》咏梅词四首，以行楷书之，清逸秀润，观画、读词、赏字，令人赏心悦目，玩味不已。

补之画梅另辟蹊径，有别于北宋"院体"的壮健凝炼，而开清疏幽逸的写意画风，且又不失细丽洒脱之感。据说他的画，曾呈送给徽宗皇帝，赵佶讥之为"村梅"。补之借此而自称为"奉敕村梅"，后作画更求"疏枝冷叶，清气逼人"，弥漫出"万花敢向雪中出"的动人诗情。

补之笔下的梅花，清雅闲野，高雅不凡。楼钥题补之画梅曰："梅花屡

①　《画史会要》。

①　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见笔如神，松竹宁知更逼真，百卉千华皆面友，岁寒只见此三人。"②可知擅长画松竹梅岁寒三友。当时有"江西人得补之一幅梅，价不下千百匹"③之美谈，可见他的墨梅为世人宝爱和推重。

杨补之还有《雪梅图》传世。

马和之（1130-1180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绍兴中进士，官至工部侍郎。善画山水、人物，追求文人情致，"笔法飘逸，务去华藻，自成一家。"①据记载，宋高宗赵构和孝宗赵眘特别重视、喜爱他的画，曾书《毛诗》三百篇，命他补图。周密《武林旧事》将马和之归入"御前画院"，但从他本人身份及画的题材、风格都属于文人画范畴。

从流传下来的作品可知，马和之是一个多能画家。如表现《毛诗》内容，则人物、山水、花鸟必须全能。尤其他画人物，"行笔飘逸，时人目为小吴生，更能脱去习俗，留意高古，人未易到也。"②所谓"仿吴装"和"小吴生"的美称，是指他人物画线条吸收唐代吴道子笔致飞动的特点。他的画风，总的看来是"清俊闲雅"。

今存宋代《诗经图》约有16　种之多，上海博物馆等处藏有13　卷；日本京都、美国波士顿、英国伦敦等地的博物馆藏约有七八件。这些都曾被认为是马和之手迹，经专家研究已被否定。而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唐风》卷和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小雅·鹿鸣之什》卷和《小雅节南山之什》卷才真正是马和之的笔墨。另有故宫博物院所藏《后赤壁赋》卷，描写苏轼偕友夜游赤壁，一叶孤舟，飘于大江之上，水阔天空，山高月小，再现了东坡笔下的壮观景象。

郑思肖（1241-1318年），字忆翁，福建连江人。南宋为元所灭后，他隐居吴下，坐卧必南向，并自号所南，又将居室命名为"本穴世界"（"本穴"可拆拼为"大宋"二字），以表示自己对宋室的忠诚与怀念。他画墨兰露根而无土，人问之，他说："土为番人夺去！"。他还在墨兰卷上题句："纯是君子，绝无小人。"亦表其忠愤之心和高洁志向。现传他的《墨兰图》卷，用笔飘逸，墨色淡雅。题诗云："问来俯首问羲皇，汝是何人到此乡？未有画前开鼻孔，满天浮动古馨香。"他还爱画菊花、墨竹。有《画菊》诗云："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自题墨竹诗云："万项琅玕\压碧云，清风幽兴渺无垠。当时首肯说不得，不意相知有此君。"诗中所寄心志，与墨兰题诗完全相同。

赵孟坚（1199-？年）字子固，号彝斋，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宋室南渡后居嘉兴海盐。孟坚虽为宗室裔亲，而家境却清寒。宋宝庆二年中进士后，只做了一些地方小官。史书载他博雅好古，人比之为米南宫。"善水墨的描水仙、梅花、兰、山矾、竹石，清而不凡，秀而淡雅。"①今传世作品有《水仙图》，画汀沚岸边，丛丛水仙，叶密花繁，生气勃然。画法则用白描勾勒花与叶，微微渲染浓淡墨，分出阴阳向背及层次。叶之舒展，花之怒放，极富情致，画法新颖，独创一格。另有一幅《岁寒三友②　楼钥《攻媿集》。

③　《洞天清禄集》。

①　卓人月：《词统》。

②　元汤垕：《画鉴》。

①　《临江仙》序。

图》，画松、竹、梅于一幅，枝叶交错，如剪枝插花，笔墨清润。

龚开（1222-？年），字圣予，号翠岩，曾任两淮制置司监当官，宋亡不仕，以卖画为生。他善画墨鬼及瘦马，所画《中山出游图》卷形象怪诡，妙趣横生。又有《骏骨图》，上绘有一匹瘦骨嶙峋马匹，借以自喻身世遭际。4。宋代的宫廷绘画建立画院的历史，可以向上溯源到周代，而到五代西蜀、南唐时，最为完备。赵匡胤统一天下建立翰林图画院，吸引了南唐、西蜀及梁的许多画家，纷纷前来归附，翰林画院扩大，官秩名称，远比西蜀南唐时增多，除翰林待诏、图画院待诏、图画院祗候外，还有翰林应奉、翰林画史、翰林入格供奉、图画院艺学、御画院艺学、图画院学生、画学谕、画学正等。南宋乾道年间，又增祗应修内司、祗应甲库等名称。但北宋初期，画院大抵沿袭五代旧制。到徽宗崇宁三年，皇帝为培养宫廷绘画人才，又设立了画学，隶属国子监。大观四年（1110年）三月，又将画学并入翰林图画局。画学成员分"士流"（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及"杂流"，"别其斋以居之"。学习有所分科，"画学之业"，分为：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学习设科目，"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书篆字，著音训，余书皆设问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艺与否"①，不仅注意技巧，而且重视画家修养。徽宗酷嗜书画，亦爱书画人才，曾以米元章为书画两学博士，并把绘画并入科举制度与学校制度之内，开教育上之先例。邓椿《画继》记载："徽宗始建五岳观，大集天下名手，应诏者数百人，咸使图之，多不称者。自此以后，益兴画学，教育众工，如进士科下题取士；复立博士，考其艺能。"当时画士们应诏赴试，为同一试题竞相展示才思的情景皆成了画史上称道的趣闻。

宋代画院画家的创作主要为皇帝宫廷服务，其任务有下面几种：（1）绘制敕建宫观壁画。如北宋大相国寺和玉清昭应宫壁画，皆高益、高文进、武宗元、王道真、燕文贵等名手所绘。南宋时西湖显应观西太乙宫有萧照、苏汉臣等壁画。

（2）装饰宫廷及高级官署的屏风障壁。如太宗朝，命董羽在端拱楼画龙水，真宗时陶裔画御座屏风，英宗时易元吉在开元殿画百猨图，神宗时使郭熙画禁中殿壁不计其数，徽宗建龙德宫时，命待诏画屏壁，等等。至于贵戚重臣宅第使画院人绘图装饰者，则蔚然成风。

（3）表彰贤臣。如英宗治平时于景灵宫建孝严殿，供奉仁宗神主，并命画人于神御殿两廊图画创业戡定之功。徽宗崇宁三年（1140年），图绘熙宁元丰功臣于显谟阁。

（4）以图绘教育鉴戒臣僚后代。如仁宗皇祐元年，命待诏高克明等画三朝盛德之事，凡一百事，名《三朝训鉴图》，并镂板颁赐大臣宗室。

（5）搜访、鉴定名画。太平兴国二年，太宗诏诸州搜访先贤笔迹图书。

不久，又命画家高文进、黄居寀搜访民间图画。徽宗、高宗时画院都有鉴别临摹古画人才。

（6）为皇帝代笔。如徽宗时，画院中有刘益、富燮两位高手来专为皇帝代笔，因此，赵佶作品中有一部分乃院人捉刀。

还有其他任务，不一一赘述，但不管怎样，画家们作画，必须领承皇帝

①　《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之意旨，适应皇帝好尚，必须在皇帝支配下进行。史载："画院众工，必先呈稿，然后上真"，"其后宝箓宫成，绘事皆出画院，上时时临幸，少不如意，即加漫垩，别令命思"①。否则，皇帝不高兴了，后果则不堪设想。如有个叫李雄的人，画好，但不喜从俗，太宗时，在图画院任祗候。一次皇帝命画家们画纨扇，然后进呈皇帝，李雄说："臣之技，不精于此，所学不过鬼神，虽三五十尺，亦能为之。"李雄说的是实话，但皇上认为他找借口故意不画，于是，气得皇上要拿剑杀李雄。而李雄又是个拧种，无半点儿屈服之意，结果后来被赶回老家去了。

画院有考核制度，其标准是："笔简意全，不摹仿古人而尽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意高韵古为上；模仿前人而能出古意，形色象其物宜，而设色细，运思巧为中；传模图绘，不失其真为下。"①可见非常注意创造及修养。徽宗时，画院考试，常摘诗句为题，敢其意思超拔者为上。

如试题为"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绝大多数画手画的是系空舟岸侧，或船间立一鹭鸶，或船篷落一乌鸦。而第一名画手，则画一舟人伏卧船尾，吹横笛，以示无行人渡河而颇为悠闲。

试题为"乱山藏古寺"，很多画手画山中古寺庙或露出的鸱吻，而最成功者所画，是乱山中露一幡竿。与此相似又有"竹锁桥边卖酒家"一题，善绘者用笔不多，只在桥边竹林中露一酒帘，据史书所载，此善画者即是大画家李唐。两者构思皆巧妙，突出"锁"和"藏"，借酒帘和幡竿引起观画者的联想。

又有"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一题，被选中者，不像一般人画春天的红花绿叶，而是在春柳掩映的楼头，一着红衣的女子倚栏而望。构想新奇，引人遐思。

又有"蝴蝶梦中家万里"题，虽画者多有构思，但都不相上下，只有战德淳一画为出类拔萃。画中写汉代被匈奴拘留在北海的汉使苏武，在牧羊时酣然小睡，使观者联想到他离家万里梦回汉家的眷眷乡思，这样将原诗中客子怀妻的惆怅心境的内容提高到对民族英雄苏武的刻画，其思想内涵更为扩大了。

"踏花归去马蹄香"一题，"不可得而形容，无以见得亲切"，但有一杰出画者却能"克尽其妙"，他画一群蝴蝶在马蹄后边追逐翻飞，生动地表现出"马蹄香"的蕴意。

在创作上，画院极是重视格法，要求形象描绘精确。《画继》云："四方召试者，源源而来，多有不合而去者。盖一时所尚，专以形似，苟有自得，不免放逸，则谓不合法度，或无师承，故所作止众工之事，不能高也。"画院画家还要求品貌风度，徽宗时刘益，因相貌不扬，虽一直为皇帝代笔，但却不能被召见，因而埋名终生。有的追求过度精细逼真，如《画继》记一画作云："画一殿廊，金碧辉煌，朱门半开，一宫女露半身于户外，以箕贮果皮作弃掷状，如鸭脚、荔枝、胡桃、榧、栗、榛、芡之属，一一可辨，各不相因。"

宋初，画家地位尚不高，太祖曾"诏天台学生，及诸司技术工巧人，不得拟外官"。真宗朝时，画人身份则稍有提高。到了徽宗朝时，画人升迁有

①　宋邓椿：《画继》。

①　黄庭坚：《小山集序》。

一定程序，待遇也比其他技术人员优异。《画继》记载云："本期旧制，凡以艺进者，虽服绯紫，不得佩鱼。政宣间，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此异数也。。"南渡以后，虽以小朝廷偏安江左，但画院仍沿袭北宋旧制，且规模宏大，名师蔚起。如绍兴年间，除徽宗时的李唐、刘宗古、李迪、苏汉臣等人外，还有马和之、马兴祖、萧照等诸名手。宁宗时，画院益盛，刘松年、李嵩、马远、夏圭、梁楷、苏显祖等，皆为当时巨擘。有人总计南宋画院人名，有近百人之多。未得考定者，估计亦不在少数。其中李唐、刘松年、李嵩，以及宫廷画人赵伯驹、赵伯骕等，青绿巧赡画风工致精丽。而马远、夏圭、梁楷等，乃水墨粗皴，呈苍劲健秀之格。由此画院山水，可分为青绿巧整和水墨苍健二派，同工异曲，各臻其妙。南渡偏安之后，战事依然不息，但宋室王臣闲情逸致不减昔年，除多少是借此以点缀升平、掩饰江左偏安之窘局外，主要则是由于南宋诸君皆笃嗜书画无度，这点和北宋君主很是相同。（1）宋徽宗赵佶宋代嗜画之风，盛行朝野，出现了一代又一代文采风流的"太平天子"。史载：仁宗、徽宗、钦宗、高宗都妙擅丹青，其中以徽宗赵佶，最为突出。他自己曾说："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①赵佶（1082-1135年），宋神宗第十一子，元符三年，神宗六子哲宗皇帝去世，因哲宗无子，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

徽宗未立时，曾有人说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后来果然言中。他于政事昏庸无能，却会穷奢极欲。搜罗天下花木树石，供自己赏玩，这运送的花木树石称为"花石纲"。又修九成宫、艮岳山、延福宫，用石万计。他整日在这些地方写字、作画、听歌、赏舞。《宋史·徽宗志》云："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公元1125年，金人南侵，徽宗仓皇无措，急忙让位给其子赵恒，自己逃往扬州等地，后又返回汴京。靖康二年，徽、钦二帝被人掠走，后囚死于金人的五城国。

徽宗政治上昏庸腐朽，但在艺术上却极有造诣。他能诗、善书，尤工于绘画，人物、花鸟、山水，皆为其所长。他与附马都尉王诜和宗室赵令穰等画家交往甚密。即位后，把宋初建立的画院办得更红火，"益兴画学，教育众工"，并设"进士科，下题取士，复立博士，考其艺能"，他实际上已成为北宋后期画坛的领袖。

赵佶的兴画学办画院及绘画活动，系出于政治的、宗教的及美化奢侈生活的需要。比如"始建五岳观，大集天下名手，应诏者数百人，多不称者，自此之后，益兴画学。""其后宝箓宫成，绘画皆出画院"；"龙德宫成，命待诏图绘宫中屏壁皆极一时之选"；"明达皇后阁初成，左廊有刘益所画百猿，后（薛）志于右画百鹤以对之，举动各无相妃，颇称上者"①。所有这些大规模的绘画活动，都无不结合皇家殿堂及道教宫观的兴建而进行的。据史载，赵佶曾图绘各地所献名花珍禽等，如"动物则赤鸟、白鹊、天鹿、文禽之属，扰于禁禦，植物则桧芝、珠莲、金柑、骈竹、瓜花、耒禽之类，连理并蒂，不可胜记。乃取其尤异者，凡十五种，写之丹青，亦目曰《宣和睿览册》。。。增加不已，至累千册"②。这种达一万五千余幅的浩繁图册，

①　宋邓椿：《画继》。

①　夏敬观手批：《子野词》。

②　宋邓椿：《画继》。

绝大多数虽非赵佶亲笔，但却可知晓他依此绘制成祥瑞图画，用以达到粉饰太平的目的。

"凡名手多入内供奉，代御染写，"③画院中高手大多为皇帝代笔，而画后不能署自己名。据研究者考证：流传至今有赵佶题款和钤押的作品有工拙二类，属工整细腻的大抵是宣和画院画家代作，如卢章、刘益、富燮等。而略显拙朴粗犷的一些水墨画作品，被视为赵佶亲笔。根据专家们的鉴定，现存赵佶签押的作品中，如《祥龙石图》、《芙蓉锦鸡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五色鹦鹉图》（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翠竹双雀图》（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瑞鹤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等，其中画面部分间有画院画家捉刀之处，只有《柳鸦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四禽图》卷可视为赵佶的亲手之作。

《柳鸦图》，为纸本淡设色，为《柳鸦芦雁图》卷的前半幅（全画共有四段，分别描写的是杏花山雀、海棠蜡嘴、雀嗓寒梅、竹枝山鹊）。全画呈现出一种生动自然、简朴纯美的风格，不尚铅华，而得天然风致。柳树和乌鸦采用没骨画法，设色浅淡，构图洗练。尤其是粗壮的柳干、细嫩的枝条、姿貌丰腴的栖鸦，描画得都很精细工整。栖鸦形态自在安详，点睛用生漆，明亮出神，栩栩如生。整个画面在黑白对比和疏密穿插上取得很大的成功。上钤赵佶"宣和中秘"朱长文方印，半钤明内府"纪察司印"。

《祥龙石图》，此图原为《宣和睿览集》册中之一。工笔绘一玲珑剔透的湖石--祥龙石。细观其状，果然有"腾涌若龙出"的"巧容奇态"。石的画法不是用一般勾勒皴擦法，而是以水墨层层渍染而成，因此而愈显坚厚湿润、玲珑透剔。不仅状写出奇石"蜿延势若龙"的情态，同时，生动地传达出"云凝好色"、"水润清辉"的灵秀之气。石上有赵佶亲笔书"祥龙"二字，左方又自书小序和七言律诗一首。末款"御制、御画并书"，押"天下一人"，钤"御书"朱文印。

《芙蓉锦鸡图》，绢本设色。图中木芙蓉与菊花傲霜而放，一只羽丰毛丽的锦鸡飞落在芙蓉花枝上，压得花枝摇曳不停。画家把锦鸡侧首注目的神态和芙蓉花的娇弱艳丽，描写得极为生动富有情致。其写实技巧相当高妙，锦鸡羽毛和尾翎上的斑纹画得细致而有光泽，可称得上是一幅形神兼备的花鸟佳作。画之右上方有赵佶用瘦金体书法题诗一首："秋劲扫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鹥"。画右下方书"宣和殿御制并书"，押书"天下一人"。专家研究认定，此图非徽宗亲笔，乃属御题画。

《听琴图》，绢本设色。画面正中有苍松一株，枝叶郁茂，上有凌霄花盘绕，树旁翠竹数竿。松荫下有一尊者危坐弹琴，其前左右各一人，相对而坐，侧耳倾听，一小童拱手侍立。画中央下方是一块奇石，上面供有佳花和鼎彝。画家那出神入化的描绘，生动地再现出弹琴者反视收听、和融凭虚的神情，听琴者或心领神会，或仰首凝思，其情态的刻画亦令人叹为观止。画中道冠缁衣的弹琴者，曾被认为是赵佶自画像，旁边穿绯衣的听者则是蔡京①。因赵佶曾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故此看法有些道理。但绯袍者是否是蔡京，还待察考。此画右上有赵佶手书"听琴图"三字，左下有"天下一人"押书，正上方又有蔡京七言诗题。云："吟徵调商灶下桐，松间疑有入松风，③　宋蔡絛：《铁围山丛谈》。

①　吴曾：《能改斋漫录》。

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天弦一弄中。"

《瑞鹤图》，绢本设色，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此图画一庄严耸立的汴梁宣德门，门上方彩云缭绕，十八只神态各异的丹顶鹤，在碧空祥云中盘旋飞翔，另两只站立在殿脊的鸱吻之上，空中仿佛回荡着悦耳动听的仙鹤齐鸣声。画后有赵佶瘦金书叙文一段。

赵佶有传世山水杰作《雪江归棹图》，据专家考证，此为徽宗真迹。亦可见卷末有蔡京题跋云："臣伏观御制雪江归棹，水远无波，天长一色，群山皎洁，行客萧条，鼓棹中流，片帆天际，雪江归棹之意尽矣。。皇帝陛下以丹青妙笔，备四时之景色，究万物之情态于四图之内，盖神智与造化等也。。。"由蔡题可知，赵佶原是画了四图，包括春、夏、秋、冬四景，现仅存冬景。图中间山峰突起，左右山脉绵延起伏，后面一片远山。殿阁寺塔，隐约于云雾之中。江心有小舟三叶，近岸渔船一只，在大雪寒江上欲泊岸而归，点出画意。全图浑茫旷远，意境清奇。右上角有徽宗书"雪江归棹图"五字。左下角书"宣和殿制"和"天下一人"画押。

5。宋代花鸟画（1）概说统观宋代花鸟画的发展，与山水画有许多类似之处，从北宋时期花鸟画的创作看，一方面是得到了充分发展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另一方面它在继承前代诸多风格时又偏重一种风格的继承发展。五代时期，各国分据一方，画家们各居一隅探索着绘画的表现力，因而形成带有地域特色的不同画风。山水画同时有北方的荆、关体系和南方的董、巨风格，花鸟画则西蜀黄筌的画法和南唐徐熙的画法同时并存，当时流行"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郭若虚评论"徐、黄异体"时认为："二者犹春兰秋菊，各擅重名，下笔成珍，挥毫可范。"北宋早期的花鸟画在承袭五代余绪时，宫廷画院的花鸟，则以"黄家富贵"的画风为圭臬，因为这种端庄富丽、细腻逼真的绘画，非常符合帝王权贵们的欣赏口味和宫廷屏壁装饰的需要。据《宣和画谱》云："（黄）筌、居寀画法，自祖宗以来，图画院为一时之标准，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沈括《梦溪笔谈》中亦曾提到，徐熙到过北宋宫廷，结果他的野逸画风受到黄筌的批评和排斥，称之为"粗恶不入格"，结果未能进入宫廷画院，迫使徐熙之孙崇嗣不得不改弦更张，变其家风而效诸黄体。尽管黄家画风在宋初居统治地位达百余年之久，但同时，徐熙画风仍受人推崇，承继者大有人在，徐崇嗣在继承中还开创了"没骨"画法。社会上则有更多的花鸟画家，以辛勤的实践扩展丰富了花鸟画的题材和绘画技巧，如越昌写生设色堪称妙手，易元吉入深山密林观察描摹野生猿猴的形态习性，曾云巢画草虫、傅文画禽鸟等都到了殚精竭虑、精益求精的地步。。也正是这些人，才使宋初花鸟画风格渐有改变，黄家画风呈现衰落之状。宋徽宗时期，赵佶本人粗笔水墨花鸟画是画院花鸟画的一种新创造。北宋的花鸟画家们，注重师法自然，当时即称为"写生"，在追摹自然真实的同时，也力求给观者以情感方面的感染力。以至代表官方意见的《宣和画谱》在《花鸟叙论》中，特别强调了要赋予花鸟画以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雀，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至于鹤之轩昂，鹰隼之击搏，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

这一时期，花鸟画的题材更为丰富和广泛，除了宫廷苑囿里的奇花异兽仍是画家们热衷描绘的对象外，自然界中的荷塘衰柳、芦花凫雁、山花野禽的荒寒之趣，梅、兰、竹清幽孤高之韵，也都成了一些画家笔下诗意浓郁境界清幽的图画。同时，文人学士绘画潮流的勃起，以水墨为主要表现手法的墨竹、墨柏、墨兰等，给精工雅丽的花鸟画坛送来一股清隽的风，"意足不求颜色似"，在院体花鸟画兴盛的同时，拓开了另一片新天地。

两宋时，花鸟画家队伍甚为壮观，夏文彦《图绘宝鉴》一书收有两宋画家七百四十余人，其中花鸟画家则有二百七十余人，占总数三分之一强。与山水画、人物画已成鼎足之势，且有后来居上之趋向。

（2）黄居寀黄居寀（公元933-？年），字伯鸾，黄筌之子，工擅花卉翎毛，画法深得家传。他笔下的花鸟，妙得生动自然之态，还精于描绘怪石、山景。在蜀宫"图画墙壁屏障不可胜记"。他曾与其父合作《四时花雀图》、《青城山画》、《峨眉山图》等，在四川地区的宫观寺庙中，亦有他不少作品。居寀原为孟蜀时画院的翰林待诏。32　岁时进入北宋画院，得太祖太宗眷遇，令其"搜访名画，铨定品目，一时侪辈，莫不敛衽"，因此，当时黄氏花鸟画在"图画院为一时之标准，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到北宋末期，宫廷内府存其作品已达332　轴。

黄居寀的可靠传世之作，现仅存《山鹧棘雀图轴》（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中画水边石堆上，有一山鹧俯首翘尾，神态安详自在，背景上是山石和灌木，有七只麻雀或飞或栖，或鸣或止，生动可爱。石侧水滨有翠竹、野草、凤尾草等疏落洒脱，与鹧雀富丽醒目的形象相互映衬，更令人赏心悦目。本图上方隔水有宋徽宗赵佶所书"黄居寀山鹧棘雀图"数字。

（3）崔白崔白，字子西，濠梁（今安徽凤阳）人，生卒年失考。

花鸟画经过北宋前期百年左右时间的酝酿，于熙宁元丰之际，其艺术水准达到空前未有的新高度，而崔白则以其丰富高妙的艺术创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崔白于仁宗嘉祐年间艺术已臻成熟，神宗熙宁初为画院艺学，元丰时仍在画院供职，在其盛名的二十余年中，创作了大量的艺术珍品。

崔白的花鸟画创作中，尤以表现野情野趣的败荷、凫雁、鹅驰誉画坛，另外，道释人物鬼神，也无不精绝。他作画时可放笔挥写而不用起稿，作界画亦可不借助绳尺，而如长弦挺刃，人称为绝技。

《双喜图》，绢本设色。图中树干上有作者自题"嘉祐辛丑崔白笔"的款识，可知是崔白于1061年所作。画面是深秋景象，疾风劲吹，树枝摇动，使二喜鹊鸣噪不安，也引得树下野兔回首仰望。鸣禽一飞一止，动态极为传神。枯叶、败草、细竹、荒坡都以酣畅的半工半写的笔墨勾写，严谨而有气势，疏放而有灵动性，设色浅淡，格调雅洁，体现了前人所说的"体制清淡，作用疏通"的艺术特色。

《寒雀图》，绢本设色，藏故宫博物院。一棵偃仰曲伸的枯树上，九只麻雀飞鸣、跳跃、憩息、窥视其间，形态各异，神情动人，野趣盎然，要是有人惊动它们，好像就会脱纸而飞，令人观赏玩味不已。

作品的可贵在于通过对极平凡的自然生物的刻画，创造出极动人的艺术形象和艺术魅力。北宋绘画鉴评家董逌论道："崔白画蝉雀，近时为绝笔，非居宁、牛戬辈可颉颃其间。"①崔白也擅长人物道释画，英宗治平年问，他在相国寺廊东壁画炽盛光佛及十一曜（应为修补高益之炽盛光佛降九曜壁画），"廊之西壁，有佛一铺，圆光透彻，笔势欲动"②，甚为时人称道。

崔白的花鸟画在画坛影响巨大，追随者众多，其成就突出者有崔悫及吴元瑜等人。崔白等人的成功，取代了百年一贯、连皇帝也看厌了的黄派花鸟画。

（4）李迪李迪，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为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画院祗候，"工画花鸟竹石，颇有生意"③，亦能作山水小景，画牛也很出色，在南宋中叶，活跃宫廷画坛数十年，绘制了很多传世珍品，流传至今的尚有不少。《雪树寒禽图》，绢本设色，（现藏于上海博物馆）上有"淳熙丁未岁李迪画"题款，可知为公元1187年作。画中雪坡上有枯树丛竹披雪而立，山禽栖于枝头，羽毛丰润，凝目远瞩，极为传神。竹叶以双勾法画成，枯木笔法劲健，以淡墨染出阴霾天空，以洒粉法表现天空飞雪，很是生动别致。《雏鸡待饲图》，绢本设色，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上有小楷题署："丁已岁李迪画"，即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作。这是现在所能看到他的作品中年代最晚的一幅，当是晚年之作。其笔墨精妙，可见功力之深湛。

图中仅画二雏鸡，毛色茸茸，甚是可爱。一卧一立，都向画外鸣叫，从都盯着同一方向的眼神来看，好像腹中已感饥饿，正呼唤母鸡来饲喂它俩。那迫不急待的神情，煞是惹人喜爱，把可爱的雏鸡描绘到此种意境，令人叹为观止。此图约是画家暮年笔墨，其精细不苛，意到笔随的功力，亦可说明其艺术创作精力是何等充沛和旺盛。

李迪另有《风雨归牧图》，为古代绘画中描写牧归类题材画作中的杰作。画面上天色迷蒙，风雨骤至，柳枝摇曳，水波奔涌，满地落叶纷飞。。对环境和气氛的渲染，使人有如临其境之感。稍远处，两个身披簑衣、骑着水牛的牧童，顶着风雨，匆匆踏上归程。画中对人物细节描绘极力细腻：一童俯身前倾，在风中以右手扶笠，左胁紧挟牛鞭；另一童则爬于牛背上，转身欲拾被风吹落的斗笠。二童子的动作、神态之生动，有如见其人之感。两条水牛，一前一后，踟蹰而行，前边的大牛，边走边回顾，好像在呼唤后边的小牛，后边的小牛则急步前趋，哞哞鸣叫着，仿佛在呼应着大牛。细观之，八只牛蹄有起有落，或进或驻，节奏鲜明。可见画家平日观察精细和描绘高妙。再看牛体各部分以至蹄角、毛皮、肌肤的凹凸处，都表现得细致入微。此作笔墨生动，设色雅致，形态曲肖，已达出神入化的境地。更为绝妙的是，画家并未用一笔一墨直写风和雨，而是以人、牛的动作、细节和神情以及环境色彩的描画烘托，生动地表现出风雨归牧的动人情景。李迪的这种表现手法，使后人在描绘风雨题材的作品时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启示。

（5）法常法常，号牧谿，蜀（今四川）人。约生活于宋末至元初，为杭州西湖长庆寺僧人。他性格刚正鲠直，蔑视权贵，曾仗义直言触怒了权奸贾似道而受

①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②　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

③　《图绘宝鉴》。

到追捕，不得不避难于绍兴丘家。《松竹谱》里说他"圆寂于至元间"。在花鸟画吏上，法常堪称写意花鸟的先驱。他"喜画龙、虎、猿、鹤、禽鸟、山水、树石、人物"①等。在技法上他很有独创精神，他的画不曾设色，常用甘蔗渣捆结成笔状，再随意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妆缀，松竹梅兰，不具形似，荷芦俱有高致"。这种随笔点染，形简而意足的画风，和当时的梁楷的意笔人物画风相通，为写意花鸟画开了先河。

然而法常的写意花鸟在宋末元初尚有不同评价，如庄肃说他的画"枯淡山野，诚非雅玩，仅可供僧房道合以助清出耳！"②夏文彦讥之更甚："粗恶无古法，诚非雅玩"。但事实上，"江南士大夫处今存遗迹，竹差少，芦雁多赝本"，可见，他的画法还是被许多人所喜爱。尤其到明朝之后，法常的写意花鸟更得士人赞赏，如大画家沈周对其评誉极高："不施彩色，任意墨渖，俨然若生，回视黄筌、舜举之流风斯下矣。"从明清花鸟画大家如沈周、陈淳、徐渭、朱耷的作品中，都可以明显看到他们继承法常画风的痕迹③。法常画迹现有《猿、鹤、观音》三图，现藏于日本东京大德寺。是南宋理宗朝时，由来华的日僧人携回的法常精品。所画观音大士仪态端庄、温蔼可亲，旁有竹石，清幽宜人，所画轩昂悠闲的鹤和亲密依偎的子母猿，亦栩栩如生，形神兼妙，果然超凡。

《老松八哥图》，亦藏于日本东京大德寺。画面下方为一段侧斜的老松主干，画面上部有一松枝横出，笔简而意到。一黑色八哥落于松干上，埋首梳理自己的羽毛，寥寥数笔而趣味无尽。

6。宋代的风俗画和历史故事画宋代的风俗画与历史故事画的活跃和兴盛，可以上溯到唐代。唐代的道释壁画和帝王贵族人物画，气势宏伟，色彩绚丽，或摹形传神，或表意述事，在我国古代人物画史上矗立了一座座高峰，产生了像吴道子、阎立本等宗师大家。至于描写民俗和城乡风物的风俗画约始于五代，到了宋代前期，社会的安定和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使得市民生活安乐而丰富多彩。人物画的题材、主题比起唐、五代绘画则有明显的变化和拓展，平民市井农村生活及各种社会风俗活动，以及边地少数民族生活，都成为画家们精心构思和描绘的内容。同时，历史故事画的创作，则是画家通过对前代故事的描绘，曲折而形象地流露出作者的心声，以古喻今，以古讽今，表现出作者对当时一些社会重大问题的看法。

我国古代描绘风俗的渊源甚早。五代之后，商业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引发了一些画家对城乡平民生活描写的浓厚兴趣，并且，这些作品也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肯定和喜爱。如江南叶仁遇专画世俗人物，曾作《淮扬春市图》，描写了扬州商业交易市场中"土俗繁浩，货殖相委，往来疾缓之态"；又如高元亨画开封，"多状京师市肆车马"；燕文贵画过《七夕夜市图》，支选则以画太平车、江州车和酒店前"绞缚楼子"著称；还有高元亨所画《从驾两军角抵戏场图》，"千变万状，求真尽得，古未有也"，表现农村生活的则有四川毛文昌、王居正等。

以风俗画大师享誉千古的张择端，其《清明上河图》，则代表了宋代以

①　［明］　周亮工《闽小记》。

②　庄肃：《画继补遗》。

③　《图绘宝鉴》。

至古今风俗画的最高成就。它和另一幅张氏杰作《西湖争标图》，俱被"选入神品"而受到重视。

高宗时有于僭（今杭州附近）令楼é进献《耕织图》，后又于宁宗三年将此图刻石颁布。宁宗时画院李嵩画过《服田图》，理宗时画家李东在临安街头贩卖自己所画《村田乐》、《尝醋图》等。

宋代还出现了许多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历史故事画，且大都有借古喻今的寓意。北宋后期，宋朝统治者对辽金贵族侵扰无力抵御，一味苟且偷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在上层统治集团中也出现了许多力主抗敌保国之士，他们忠正智勇的品格和可歌可泣的事迹，则成为画家笔上讴歌的对象，其中也诞生了不少艺术佳作。

（1）　张择端及其《清明上河图》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画吏无传，他的名字随《清明上河图》得传，图后有金人、元人跋，称他为"翰林"，并说原画上有宋徽宗题签，因此他也有可能是徽宗画院中画家。

《清明上河图》卷，绢本设色。横528.7　厘米，纵24.8　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此图描绘的是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清明时节汴河及其两岸的风光，以全景式构图、严谨精细的笔法，展现了十二世纪我国都市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状况和社会风貌。全卷分三段：首段写市郊风景，寂静的原野，春寒弥漫，渐而有村落田畴，嫩柳初放，扫墓的人群车马错落出现，点出了清明时节特定的时间和风俗。中段则描写汴河，此河是当时全国的南北交通干线孔道，同时也是北宋五朝的漕运枢纽，画面上有巨大的漕船，或行驶于河上，或停泊于码头，一些人正从船上搬下沉重的粮袋。横跨汴河有一座规模宏敞的拱桥，桥无柱而凌空飞架，结构精巧，形势优美，宛如长虹，故名曰："虹桥"，正名应是上土桥。桥两端是街市，熙熙攘攘的人群、车水马龙，与桥下繁忙的水运相呼应，此时，桥下正有一木船欲过拱桥，但见其桅杆已放下，众船工握篙盘索，桥上呼听接应，岸边挥臂助阵，过往行人饶有兴致聚于桥头围观这紧张的一幕，而那些赶脚、推车、挑担的人们，自无暇一顾，因他们各有谋生重担在身。后段描写市区街景，以高大城楼为中心，街道纵横交错，各种店铺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寺观、公廨等等。有专营沉檀栋香、罗锦匹帛、香火纸马，有医药门诊、修理大车、看相算命等等，更有难以数清的小商贩，沿街叫卖，好不热闹，正是"百家技艺向春售，千里农商喧日昼"。可贵的是画上所绘士农工商、僧道卜医、男女老幼各色人等，劳逸苦乐，对比鲜明，无不神态各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有人曾统计所绘人物达五百余，至于官府第宅、酒楼茶肆、驼马舟车，更是具体而微，有条不紊，各得其所。这一切都仿佛按一种生动的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组合而成，和谐自然，兴味盎然。从十字街头再往前去，似将临近汴京中心，画卷到此戛然而止，给观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

《清明上河图》全卷结构宛如一首弱起强收的乐曲，其贯串全曲的主题乃是对承平时期汴梁生活的赞美和怀恋。但同时给后人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后代的观者是不难从中窥见豪奢闲散和辛劳困苦生活的对比，更为珍贵的是，作品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可直观的历史资料：其中有宋代的城市生活、工商、交通、风俗、服饰、建筑等等。

《清明上河图》的艺术价值极高，足可使之跻身于古代一流大家之作。

在构图、剪裁上，自然、巧妙、和谐，疏密有秩、取舍合法，在局部场面的描绘和个别人物的刻画上，真实生动，互相呼应，一气呵成，毫无松懈敷衍之处。笔墨精巧极为精熟，无论人物、车船、树木、房屋，线条遒劲老辣、兼工带写，设色清淡典雅，不同于一般界画。作品的成功，可以想见，画家只有经过长期详密观察和写生，只有在积累大量素材的基础上进行严肃创作，才能创造出如此伟大的风俗画杰构。画史专家们公认它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大杰作"，这是当之无愧的。

张择端的另一卷《西湖争标图》，已佚。但从天津艺术博物馆所藏宋人《金明池争标图》（原画有张择端款，但鉴定家多认为系南宋人摹本）仍可领略其大致面貌。汴京金明池亦称西湖，每年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开放，供游人游览观赏。《金明池争标图》以尺许见方的画幅画出金明池全景，四岸围墙垂柳，列有彩棚，临水殿前搭有黄绸棚幕，禁卫排列，皇帝已然驾临，龙舟表演已开始，一侧仙桥如飞虹，直通池中五殿，画中人物细小如蚁，而动态可辨，精密不苟，纯是院体本色。

（2）苏汉臣、李嵩等人的风俗画苏汉臣，开封人，北宋宣和画院待诏，师刘宗古，善画道释、人物、婴孩、仕女。南渡后进入高宗绍兴画院。孝宗隆兴初（1163-1164年）画佛像称者，封承信郎。他先后在宫廷供职达四十余年之久，所作画精工富丽、细致生动，擅长设色，带有民间色彩。今传有《秋庭戏婴图》、《货郎图》等。《秋庭戏婴图》轴，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画年幼的姐弟二人在庭院中插枣为转磨游戏的有趣情节，男孩全神贯注地以手转磨，女孩小心护翼，尤其是那天真活泼的双眼，描画得炯炯传神。画史称"其写婴儿，着色鲜润，体度如生，熟视之不啻相与言笑者。"①《货郎图》轴，是苏汉臣另一杰作。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描写一货郎推着独轮车，车上满载各种玩具，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五六个儿童围绕着，观看着，嬉戏跳跃，富有生活情趣。

苏汉臣还善画佛像，曾在西湖五圣庙、显应观画壁画。他还画过历史画《子卿持节图》，描绘汉代苏武牧羊的吏实及其坚守民族气节的高尚操守。李嵩，钱塘（今杭州）人，少年时当木匠，被宫廷画家李从训收为养子，后也进入宫廷画院为待诏。他的绘画才能是多方面的，创作的《西湖图》、《观潮图》和《花篮图》等皆为传世佳作。但他最突出的成就，则是人物风俗画，其中又着重表现农村生活。他曾画过十二段《服田图》，描绘了农民生产谷物的全部过程，曾得到宋高宗的题诗。

《货郎图》，绢本墨笔。为李嵩画作中精品，笔调亲切优美，形象自然生动，在历代人物风俗画作品中亦属罕见。此图有多种本子存世，其中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卷为最。其上有款题："嘉定辛未李从训男嵩画"，即作于1211年。画面描写一货郎来到乡村，刚刚放下货担，就被一群儿童围住，有的好奇地看着丰富多彩的货物，有的已买到了食品，还有的拉着母亲的衣襟要赶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把儿童的心理活动刻画得细致入微、生动感人，整个画面洋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情趣。

李嵩另有一画《骷髅幻戏图》，描写一大骷髅手提一小骷髅，如同玩木偶戏，旁有一妇女怀抱婴儿和另一小孩观看。此画含意何在，至今说法不一。

①　苏轼：《答王庠书》。

李嵩还有《春社图》，表现"村巫降神，人有拜跪环坐以饮，联布障之，一丐者携囊乞食其侧，人与丐食，犬群吠欲啮，丐抵以杖，有老人醉走，媪曳之而归"。有《四速图》，描绘都市中四种堕落现象，即酒、色、财、气，后人题诗赞道："古人图史置左右，善者可法恶者功，耽谣斗博古所戒，意匠仿佛箴规同。"

陈居中，生卒年不详，宁宗嘉泰年间画院待诏，工于人物蕃马。还擅画少数民族生活风物，如《绝塞嬉春图》、《羌胡剪马图》、《进马图》等。他的历史画《胡笳十八拍》、《文姬归汉图》最为著名。

（4）李唐、萧照等人的历史画李唐《采薇图》卷，绢本设色，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画于南宋初年。所画故事出自《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记载周武王灭商建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食之"，"遂饿死于首阳山"。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武王灭纣本是顺乎历史潮流的正义之举，伯夷兄弟却代表着对这个历史进程的反动，然而在古代，伯夷兄弟一直是被歌颂的人物。当北宋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掠，金兵南侵，生灵涂炭，统治阶级中不少人贪图富贵而媚敌求荣。李唐作此图以历史故事启示臣民，讽刺变节者，表彰在对外族侵略斗争中的忠勇志士，"意在箴规，表夷齐不臣于周者，为南渡降臣发也"，显示了画家关心国家命运斥责奸佞之徒的正义精神。卷中伯夷抱膝而坐，面带忧愤，须发蓬乱，目光如炬，表现志士坚贞不屈的品格。叔齐则一手据地，一手舒掌作放歌状。两人物刻画生动传神，满身正气溢于画面，衣纹简劲爽利，衬托人物刚直不阿的精神。以淋漓的水墨、粗犷的笔触所画树石，烘托出环境的艰苦。此图石壁上有题款两行："河阳李唐画伯夷、叔齐"，约属李氏晚年之作。

《晋文公复国图》卷，为李唐另一杰作，系描绘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因遭陷害，流亡在外19年，饱经磨难，终于回国即位。复国后，他修明内政，整饬法纪，使晋国很快强盛起来并取得了春秋霸主之位。此卷为李氏在北宋时所作，原为上下两卷，分段描写重耳走国的故事，现已不全。此图行笔细劲，章法严谨，人物神态亦颇生动，当是画家前期风格。此图意在宋室重兴。宋高宗赵构在临安创立政权，曾自比为重耳，因此卷不谋而合地描绘了走国的故事，故极受赵构赏识。

萧照《中兴瑞应图》卷，内容为宋代昭军节度使、太尉提举皇城司曹勋编撰的宋高宗瑞应故事。全卷书画相间，共计十二幅，藉寓高宗赵构即位乃"上天祥应"，所画赵构自降生至为康王奉命北上求和，为民众所阻，又在民众掩护下逃脱金兵追赶，冒险踏冰等故事。此画当作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至淳熙元年（1174年）间。首段有昭信军节度使曹勋题赞。曹勋另于《松隐集》中有《圣瑞图赞序》一文，颂扬高宗："爱自诞圣，以及缵承，上下祥应，皆前代未见。。今略辑瑞应，凡十有二，谨稽首顿首，系之以赞，少伸臣子之忠诚。。"。《中兴瑞应图》显然是一迎合上意之作。南宋政权的建立虽合众望，但此卷中不少事虚诞无稽，大都歪曲事实。不过其中磁州民变一段，画民众痛殴力主北去的副使王云，若没有桥头上的神仙崔府君，则比较真实地画出人民抗金情绪和对投降派的痛恨。另一段画金兵追赶康王，一老妇当门诓走金兵，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这些片段描写确实可取。此图画法多宗李唐笔意，构图谨严，界画工致，山石以斧劈皴，树为夹叶兼用点叶，笔法遒劲，墨色厚重。图上无款，鉴定家均认为是萧照真迹，与曹勋题字堪称二绝。

萧照另有《光武渡河图》，亦是歌颂中兴的历史故事。描写西汉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秀起兵，在河北作战中仓皇蹈冰渡过滹沱河，兵马刚过而冰解。此历史故事与唐王赵构自磁州北还，履冰过河才及岸而河冰折裂之事相似。此画气氛浓烈，人物生动，明代林嵋有诗云："刀鸣马奋势如山，层冰蹈碎神龙寒"，可知所画情态。此图已佚。

《折槛图》卷，作者名佚。绢本设色，现藏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另一卷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描绘西汉成帝元延元年，安昌侯张禹专权误国，炙手可热，槐里令朱云以卑微官职竟上书求见皇帝，请赐尚方剑斩佞臣张禹，成帝大怒，以"小臣居下讪上，罪死不赦"，要杀朱云，朱毫不畏惧，攀殿槛而呼："愿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左将军辛庆忌为之求情乃得免，后来成帝表旌直言之臣，保留被折之槛而不易。此图中所画朱云折槛，成帝震怒，张禹心怀叵测等诸人神情及所处环境，画得生动精彩。

类似以上题材的宋人画作，还有《袁盎却坐图》、《陈元达锁冻图》等，虽描绘亦佳，但思想性、艺术性皆不及《折槛图》。

另有表现民族关系的历史故事画，有《文姬归汉图》、《胡笳十八拍》、《明妃出塞图》、便桥会盟图》、《郭子仪革骑见回纥图》、《子卿持节图》、《苏李泣别图》等，多寓有深意。综观之，宋代历史画内容虽也有《瑞应图》之类美化统治者之作，但多数画卷则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

（5）梁楷梁楷是南宋时期乃至我国古代最有个性和富于创造性的画家。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许多文人和高僧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他以水墨减笔的崭新风格开辟了写意人物的新天地。

梁楷，东平（今山东东平）人，南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年）画院待诏。嗜酒不羁，人称"梁风子"。皇帝曾赐金带给他，他却挂于树上，不受而去。《图绘宝鉴》称赞他"善画人物、山水、道释、鬼神。师贾师古，描写飘逸，青过于蓝"。梁楷虽是贾师古的得意门生，但他足能另辟蹊径，向"逸笔"方向发展。五代画家石恪创造了"戏笔人物"，但影响不大，梁楷则把这一画法提高到新的水平。晚年所画笔简意全，人称之为"减笔"。《李白行吟图》，画中诗人李白侧身昂首行吟，于神态萧散飘逸中透露出一种卓荦不群的品格。此图笔墨清淡简洁而韵味醇厚，堪称人物画精品。《泼墨仙人图》轴，图中仙人以泼墨法画得可爱而可笑，醉步蹒跚，情状生动。又用细笔夸张传神地勾出眉眼，人物紧凑的眉眼使醉态尽出。和《李白行吟图》的艺术手法一样，不拘泥于衣纹结构的描绘，而是捕捉大的整体的感觉，给人印象和感染力极强，可谓掌握了写意画的奥旨。

《六祖砍竹图》和《六祖破经图》所画人物的眉目口鼻，以及人物砍竹、破经时专注、决绝的神态跃然纸上，图中衣纹用折芦描，用笔迅急，近于草书，是他晚年的草书逸笔成功之作。

梁楷另有《释迦出山图》，将苦修的释迦的形象塑造得极有特点。还有《八高僧故事图》，也成功地描绘了几个僧人的不同形象。此两图画法虽较工细，但工中有写，仍不失纵逸之风。

梁楷还能画山水和花鸟。传世有《秋柳双鸦》小幅，昏黄的夜色里，有双鸦在月光下绕树而飞，笔墨简括而生动，四围气氛渲染得也非常浓郁、浑厚。

（二）辽、金、西夏的绘画1。概述北宋时期，与中原汉族政权同时并立的还有其他民族贵族建立的政权。

其中主要的少数民族契丹族于五世纪前后，活动在鲜卑山及内蒙昭乌达盟的老哈河流域，后来建立辽国政权；还有党项族，生活在宁夏、甘肃、陕西、内蒙和青海一带，建立西夏政权，前后约二百年。女真族兴起，发展极快，首领阿骨打灭了契丹和北宋王朝，建立了金政权，占有辽国的全部和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一带的中原地区，经济得以繁荣，文化亦随之昌盛。但总的看，这个时期的文化则是以汉族文化为核心，并带有其他民族和地区的特色。绘画艺术则更是表现出汉族绘画对少数民族绘画的强烈影响。

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契丹王朝。先后东征渤海和南侵中原，后又由其子耶律德光占领燕云十六州，建立辽国。由于在统治机构中使用汉族地主豪强，又把俘掠的大批汉人安置在其统治区域，先进的中原文化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从契丹统治阶层到民间，不少人善诗词、工绘画，并且朝廷重用一些掠去的中原名画家，开展了不少绘画活动。如辽太祖阿保机之长子耶律倍，不喜狩猎，好诗书，尤擅绘画。景宗耶律贤雅好音律，圣宗耶律隆绪通晓诗文，兴宗耶律宗真独擅丹青，常以所画鹅雁送至宋朝。其画技精妙，"宛乎逼真"。

辽代绘画艺术与其他各民族绘画艺术发展的进程相似，最早产生的是如岩画上描写的与生活上至关密切的事物，即人和禽兽的场面，因此，同样是人物画最早。中国的山水画在人物画之后而兴起成熟，时间约在六七世纪以后。辽代的山水画不仅发展较晚，似乎一直未达到成熟的阶段，其原因自然与生活环境有关，也和这个民族的艺术思想有关。花鸟画成熟而独立成科，中原则在唐末五代之际，正是契丹兴起时。至于文人士夫们所热衷的写意画，在契丹当时尚难以接受，既然没有现实存在的客观条件，自然也不能产生新画种。

总之，辽代的绘画艺术，是承继唐和五代，并时时受着宋代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在这种承继和影响之下，其绘画又有着自己的特点：即从内容上看，以描绘本民族生活题材为多，人物居多，鞍马伴随主人而出现；从形式上看，花卉鸟兽带有浓郁的装饰味，构图多求对称，技法亦有独到之处；山水画处于未成熟阶段；作品的主题内容也不复杂，又不见有故事情节的描绘等等。辽代的知名画家文献记录甚少，较重要的有耶律倍（李赞华）、胡虔、胡虔、萧瀜等。

女真族是我国古老民族之一，十世纪中叶，社会生产有了显著发展，逐渐摆脱穴居野处随水草迁徙的生活而从事农业生产。公元1115年，首领阿骨打称帝，建国号曰金。后灭了契丹和北宋王朝，占有辽国的全部和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一带中原地区，经济条件优越，文化臻于昌盛，较之辽代有所不同，它一方面接受北宋留下来的绘画书法艺术传统，一方面因皇室大力提倡，也促进了绘画在一定程度上的繁荣。金代虽与南宋在政治上相对峙，而于书画艺术却有南北交辉的局面。北宋设有文思院，金宫廷秘书监下设有书画局。在金统治地区中，汉族美术家和各族匠师都对美术发展作出了贡献。金攻占汴梁，一些画工被掳北去，在金朝地区从事活动，北宋宫廷藏画也有不少流散到北方。传说金海陵王完颜亮还遣派画工去南宋窃绘临安城邑及西湖胜景；他还命人画他策马杭州吴山第一峰的肖像。1153年，金迁都燕京，大修宫室城池，同时大量绘制壁画。1174年，金世宗诏画功臣28人像于衍庆宫玄武殿，显然是仿效汉唐图写功臣像的重要活动。

随着接受汉族文化典章制度，女真上层贵族中不少人爱好并精晓诗文书画。其中如金章宗完颜璟是文化修养较高的一位皇帝，他能诗善文，诗风纤巧婉丽。善书法，学宋徽宗瘦金体，嗜绘画，设书画局，注重书画名迹收藏，效仿宋宣和制度，将库藏书画卷册，一律改装，用瘦金体书自题墨签。他很爱惜人才，对著名书画家尤为器重，如书画家王庭筠死时，作诗哀悼，序云："王遵古，朕之敌人也。乃子庭筠，又以才选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药云亡，玉堂东观，无复斯人矣。"并诏有司赙赠钱80　万营葬。王庭筠的书画作品还被入藏内阁。

金代山水画师承北宋范宽、郭熙诸大家，北方气息尤为浓郁，既与董、巨的南方风貌不同，又与李、刘、马、夏异趣。而枯木竹石一类的文人写意画，受文同、苏轼、米芾诸家影响独多，与山水画异曲同工。另外，由于民族生活和时代背景诸原因，画马之风甚炽，从而出现不少画马名家。

除了金朝宫廷重视收藏之外，宦绅士人也盛行收藏书画，如士人任询"家藏法书名画数百轴，日夕展现，不知老之将至"，甚至一些武将也是古今书画盈簏。

金代女真文字形式类似契丹字，即以汉字偏旁部首组合而成，功能也只限于充当记载工具。故若论金代书法，则指以汉字为依归的书法艺术而言，当时书家如任询、赵秉文、党怀英、张著、王庭筠父子诸人，擅长行、草、篆、隶，各具风貌，金代书法特点出自颜真卿一派，而苏轼和米芾在其中影响亦大。

党项族的西夏政权，前后有200年（1038-1227年）的历史，历有十代皇帝。西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完备的政权机构。由于长时期在文化方面的欠缺和有关资料的散佚，所以以书画而论，尚未发现卷轴作品传世。西夏书法，有用本国文字或汉文书写的石窟题记，还有碑刻、刻印书籍和佛经等。西夏文结体都从汉字而来，同样有篆、楷、行、草诸体，常见的以楷书居多。西夏文不同于契丹文之处，在于至今还有专业人员通晓音读，未成为死文字。2。辽代的主要画家及作品（1）耶津倍（李赞华）及其作品耶律倍（公元899-936年），契丹人，开国之帝耶律阿保机之长子，于灭渤海国时封渤海王，父死弟继位，然不得志，屡遭怀疑排挤，渡海投唐明宗，赐姓名为李赞华。后被明宗养子李从柯遣李彦绅杀害，时年38　岁。耶律倍可以说是辽代最早的知名画家，《辽史·义宗纪》说他"通阴阳，知音律，工辽、汉文章，且妙擅丹青，爱画本国人物"，《宣和画谱》著录内府庋藏他的作品75　件。宋董逌《广川书跋》、元好问《遗山诗集》、曹伯启《汉泉诗集》和宋濂《金华先生文集》对其画作《千角鹿》、《骑射》、《猎骑图》都有所记述和题咏，可惜这些有著录的作品，已渺无下落，无从获睹。

《射骑图》，绢本设色画页，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为《名画集真》中的一页。对幅，有主人柯九思、杨维桢题诗。画中武夫腰引持箭，立于马前。论技巧，人马刻画极见功力，一武士侧首闭一目校正箭杆，乃出猎前之准备，神情活灵活现，非一般画手所能。人马造型，有血有肉，远山近坡，氛围浓厚，北人骑射生活情状宛在观者眼前。

《人骑图》，绢本设色，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画中人物技法甚精，但有人不以为是耶律倍之作。

《射鹿图》，现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所绘人马形象古拙，尤以马后两腿在奔驰中的形态与汉族画法有别。

（2）胡瓖、胡虔父子及其作品胡瓖，契丹族画家。生卒年代失考。生活于唐末及五代初年，善画本部落的游牧骑射生活及番马骆驼。画法工整巧密，"其于穹庐部族，帐幕旗饰，弧矢鞍鞯，或随水草放牧，或在驰逐弋猎，而又胡天惨冽，沙碛平远，能曲尽塞外不毛之景趣"，被誉为"绝代之精技"①。宋宣和御府收有胡瓖作品65　件和胡虔44　件。所画《阴山七骑图》，"后人多模拓及别为变态，然皆不及旧制"②。在番骑题材类画中，胡瓖则是一位艺术卓绝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画家。

胡瓖之子胡虔继其父之画风，又成一家。

胡瓖作《卓歇图》，卷本设色。现藏故宫博物院藏。系画契丹贵族射猎后的休息情景。（"卓"为立之意，故"卓歇"则应作立帐休息解。）画卷开始画契丹骑从紧集，或倚马而立，或坐地休息、进餐，或随音乐演奏而起舞，仆从们环列四周，有捧壶、斟酒、侍立等等，许多人物的疲惫神情之状描绘得栩栩如生。画风严谨而质朴，画家用笔清劲，"画番部人物，用狼毫制笔，疏渲騣尾，紧细有力，于穹庐什物，各尽其妙"①。

《回猎图》，此图画法与《卓歇图》人马造型相近，而笔法线条有轻重之分。因画上无名款，亦有人认为不宜遽定。

胡虔画法宗其父，所创作的体裁亦一步一趋，都是以契丹民族游牧生活为内容，据悉现仅存《汲水番部图》一件传世，但原件未见，真赝待考。（3）萧瀜等人的作品萧瀜，辽之贵族，好读书，擅长书画，仰慕唐人边鸾、裴宽等人的绘画，每有契丹使臣入宋，必托其不惜重金以购求名迹，经装裱后携归本土，以供临习、创作。他善画山水花鸟，也画游牧生活。作品皆失传。

现有《花鸟图》，上有"南院枢密使萧瀜恭画"款题，是否为萧瀜所作，尚有争议，然从画风上分析，极似明代花鸟作品。

陈及之，号竹坡，生平及生卒年月失考。现有《便桥会盟图》藏于故宫博物院。画中表现武德九年唐太宗与突厥颉利可汗在长安城外便桥会盟的历史故事。画中突厥人皆为契丹人装束，用水墨画出各种人物情状，特别是契丹族种种精彩马术表演，极为活泼传神，也是描绘少数民族情态的难得之作。除了上述画家及其作品外，1974年，辽宁法库县叶茂台公社清理辽墓时，获得两轴古画，即《深山会棋图》和《竹雀双兔图》。

《深山会棋图》，绢本设色。画上有石峰兀立如屏，山腰处有村庄，门前二人对弈，山谷中有雅士归来，悠然闲适，山间青松繁茂，是春夏之交的幽静之景象。此画以全景式山水描写士人优游林泉的隐居生活，显然是受唐以来汉族山水画的题材的影响和引导。

《竹雀双兔图》，绢本设色。画中央青竹三竿，每竿上皆栖雀一只，姿

①　见杨万里《诚斋诗话》。

②　《苏魏公文集》。

①　汤逌：《画鉴》。

态各不相同。两支赭色野兔相对而卧，一仰首前视，一低头吃草，不同的动态造成构图的变化。此画竹用双勾而枝叶微染，野花用青绿重彩描绘，禽兔刻画力求精微逼真，兔毛根据勾出又层层渲染。由画面求对称均衡的构图和装饰风格，可看出唐末花鸟画风格的延续，也与辽墓花鸟装饰的对称图像有些许类同处，既接受了汉族绘画影响，又带有契丹地区的特点。此两轴画的年代约在圣宗统和（公元983年）以前，即当五代末至宋初之际，对了解宋辽文化交流及辽代绘画发展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丹枫呦鹿图》与《秋林群鹿图》，传为五代时期契丹地区画家所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以鲜艳富丽之色彩画群鹿栖息于秋林，叶丛以细笔勾勒，填以重彩，秋林黄丹相间，对比强烈而富装饰趣味，群鹿造型真实生动，或立或卧，或警觉，或闲适，颇为传神。画轴景物繁密饱满，与传统习见之卷轴章法不同，应为装饰壁之甲，可能为数幅联屏，可惜现仅有其二。3。辽代墓室壁画辽代晚期，契丹贵族墓出现了多墓室仿木结构的大型墓室，其中饰以丰富的壁画。

辽墓壁画首推庆陵。庆陵位于内蒙巴林右旗的大兴安岭中，有东、中、西三陵，分别为辽圣宗耶律隆猎、兴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洪基的坟墓。其中以东陵壁画最为丰富，内容有四季山水、群臣肖像及装饰纹样。四季山水根据不同季节特点，描绘花草、树木、松柏、坡石、云彩，特别是水禽、飞鸟和鹿群野兽，表现得生动有致，显示了画家对自然物的熟悉和技巧的精湛。它们反映了契丹人游猎活动的民族特色，以及在不同季节的狩猎生活和丰收愿望。至宋以后，辽王朝已逐渐演变成封建王朝，步入全盛时代。庆陵壁画正制作于此时，应系出于汉辽两族优秀画师之手，代表了辽代壁画的较高水平。

分布于辽宁、吉林、内蒙、河北、山西等地的大量辽代墓壁画，其内容和艺术上都不同程度带有民族和地区特色。主要的辽代壁画墓有内蒙哲里木盟库伦旗一号墓，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克什克腾旗二八地1　号辽墓、敖汉旗康营子、白塔子及北三家辽墓，北京赵德均墓及门头沟区斋堂辽墓，山西大同卧虎湾辽墓等。漠北契丹故地早期壁画中多反映游牧生活和草原风光，中晚期墓室中更多出现了出行、宴行、仪仗、散乐及四神祥瑞等汉族传统壁画中的内容。

克什克腾旗二八地1　号辽墓石棺画上的放牧图，石棺右内壁画草原放牧，在宽215　厘米高170　厘米的画面上，用墨色勾出马牛羊牲畜三十余头，点缀以远山树木，勾画自然而形神兼备。驱赶牲畜之放牧者，穿开襟皮短衣，登靴，带皮帽，是典型契丹人装束。牲畜群中有四匹脱缰的马，奔腾追逐之状，也妙有神气。石棺左内壁画三顶毡帐，旁边停放着三辆高轮车，有二契丹妇女以皮囊背水，她们的前面有家犬随行，寥寥数笔草原风致便生动毕现。石棺前堵内壁的引马出猎图画一马伕牵引鬃尾扬起的骏马，亦气势非凡，由此可见契丹地区画师反映生活的卓越技巧。

哲里木盟库伦旗1　号墓壁画，内容丰富，技巧精湛。在墓道、天井及门侧两壁均满绘壁画，图写墓主人生前豪奢的生活情景。墓道两侧的出行图及归来图尤有气势，其中有汉人装束的官吏，也有髡发束带的契丹侍史，民族不同，人物神情也各有特点；浩荡的车马仪仗行列，表现出契丹贵族地位的显赫。运笔勾勒劲利，技巧相当熟练。

翁牛特旗驿放营子辽墓，在八角形木椁上画马、驼车出行，原野宴饮等图像。门内左右侧各画仗剑执斧门神，穿甲胄，瞪目扬眉，腰躯壮伟。中后期辽墓多有门神画像，此墓门神形象风格质朴生动，是研究门神形象演变的重要资料。木椁上还画有双凤对鸣、海青对鸣，构图均双双对称，引颈展翅，衬以草花蜂蝶。黑线勾勒，间施以杏黄、朱红、粉红等色，质朴而活泼，色彩有鲜明的民间情趣。花鸟在辽墓壁画中颇为常见，除此墓外，在二八地辽墓、北大庙辽墓、宣化辽墓、康营子辽墓及前所述库伦1　号辽墓中皆有装绘，内容有野花，彩蝶及天鹅等辽地常见的花草禽鸟，也有汉族绘画中常见的梅花仙鹤，但都带有浓郁的装饰风格和地区特点。

北京当时为辽之南京。北京永定门外西马场发现的赵德钧墓为多墓室结构，墓主人原为后唐节度使，后降辽，其子赵延寿被封为燕王，任南京（今北京）留守，地位显赫，故此墓规模宏伟，原绘有丰富壁画，因剥落严重，仅残留小画面。在右室中白灰壁面上画有三个汉族官员在悠闲地欣赏画卷，旁有男女仆四人。左前室墙上画有女侍揉面做饭及托盘进食的情景。虽用笔简率，但神情动态尚生动可爱。

4。辽代寺庙壁画辽代寺庙虽尚有数座存留下来，但因后代修缮，壁画多没有保存下来。

义县奉国寺仅存梁架上彩画，著名之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四壁亦已在明代改涂。目前所知辽代壁画重要遗存当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壁画。寺在应县城内西北角，始建于辽，后代又陆续有修建。原有寺院规模颇大，但多已坍毁，只有释迦塔尚是辽代原物。

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全部为木结构，为我国现存早期高大木建筑之孤例，在建筑史上有重要地位。木塔第一层内泥塑释迦大像，四周及内槽南北门两侧均绘有壁画，特别是南北门两侧所画持国、增长、广目、多闻四天王像，各执武器作踞坐状，气势充沛，孔武有力，勾勒设色犹存晚唐五代风范，是辽代壁画中的精品。

5。金代的主要画家及作品王庭筠（1155-1202年），字子端，号黄华，熊岳（今辽宁熊岳）人。

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进士，明昌三年（1192年）召为翰林学士文字，与秘书郎张汝方品第法书名画，不久升迁翰林修撰。

王庭筠能诗文、擅书画，是金代最著名的书画家。他尤其擅长画山水、古木、竹石，墨竹最为著名。《中州集》论道："诗文有师法，高出时辈之右。字画学米元章，其得意处颇似之。墨竹殆天机所到，文湖州已下不论也。"从他同时人的著作中，也多有关于他画竹石、人物画的记载，赵孟頫\有一首《题黄华为其父写真诗》，可以证明他人物画亦精当。

王庭筠现仅存《幽竹枯槎图》，从立意、构图和笔墨上看，与苏轼、文同、米芾一脉相传，萧洒老健的画风为后世所仰。元人汤垕在其《画鉴》中评论颇高："上逼古人，胸次不去元章（米芾）之下也。"另有人题其画竹卷云："湖州能与竹传神，笔到黄华又一新。"

王氏另有《古柏图》、《墨梅图》，山水画《熊岳图》、《雪溪山隐图》、《幽居图》等，惜已失传。

武元直，字善夫，金明昌年间（1190-1196年）时进士，擅长山水画。

元遗山诗中有"画手休轻武元直，胸中谁比玉峥嵘"之句，可见他的画被时人所推崇。

武元直有唯一的传世作品《赤壁图》卷，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苏东坡赤壁泛舟情景。画中山峰屏立，巨石嶙峋，波涛起伏，盘涡回荡，一叶小舟上，人物神态生动，山势渐远处，江面开阔，意境旷远。此图用笔刚劲活脱，墨色浓淡相宜，景物描绘生动自然。题签作"北宋朱锐画赤壁图，赵闲闲追和坡仙词真迹"。拖尾有金赵秉文书词。按元遗山集中，有题赵闲闲书赤壁词，云"赤壁图，武元直所绘"。此图笔墨章法酷似金人，因此可确定为武元直唯一传世作品。

张瑀，生卒年失考。曾为金廷祗应司画家。有《文姬归汉图》，描写后汉大文学家蔡邕之女蔡文姬从匈奴归赴汉朝路上的情景。全卷共画有12人，其开卷处画胡服官员执旗骑马前导，后随文姬乘马疾行，前有二伕挽缰，后有胡服官员相随。匈奴官员在寒风中掩面而行及马匹步履艰难之状，刻画得惟妙惟肖，成功地表现了塞北风沙、荒寒的景象。

此外，现流传下来还有杨微的《调马图》、赵霖的《昭陵六骏图》、赵遹的《沪南平夷图》、太古遗民的《江山行旅图》、张珪的《神龟图》、杨邦基的《聘金图》、郭敏的《风雪杉松图》、无款的《溪山无尽图》、《前赤壁图》、马云卿的《维摩不二图》等，皆为金代画作精品。

三、宋、辽、金的书法（一）宋代书法1。概述书法艺术发展到隋唐五代，为书法史的第二个繁荣阶段，即求规隆法时期，后人论之曰："唐人尚法"。而到了宋元明时代，书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历史阶段，即如一个人学书法一样，"始由不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①。"自宋开始，由行态上的"工"，走向"不工"。于是，"尚意"书风兴起，冲击着前一时期的法规樊篱，使书法回复了本身的自然天性，书法家在挥毫濡墨的操作中达到了恣意忘情的境界。由法到意，这使书法艺术进入了一片新天地，"意乃法之所以受命也"（刘熙载），意是超法而更加深潜的艺术本质。尚意抒情的书法美学原则此时也得以确立。

宋代，理学兴起，走进一个"郁郁乎文哉"的时代。书法也成了"郁郁乎文哉"的一种真正艺术载体，成了文人艺术，由此这一艺术品种重重打上了文人特殊心态的烙印。上自赵宋皇帝、官绅臣室，下至各级官吏和地主士绅，构成了一个比前代各期都庞大的文化教养更高的阶层。宋太宗赵光义征战创业刚得喘息，即告："朕君临天下，亦有何事，于笔砚特中心好耳。"且于"万机之暇，学书至于夜兮"，他"善篆隶草行飞白八兮，而草书冠绝"①。徽宗赵佶更是皇帝中佼佼者，笃嗜书画，以至误国败身。他的行草书"笔势劲逸"，楷书"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在书法史上赫赫有名。至于宋代官宦士子和下层知识分子，在与创兴文人画的同时，产生了有别于前代的文人书法，把这一传统艺术提到比诗更高的层次，用以表现人格精神的"言志"和"怡情悦性"，他们以"以形写神"、"写性"、"写心"的"超以象外"，"似与不似之间"的"写意"风格为特点，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为创作意旨，以"气韵"生动为审美原则，从而使书法（和绘画）艺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他们的书法作品中，所表现和反映出的气质、趣味、感情等等，皆可以用"意"和"情"两字概括之。

宋人书法，多为行草书体。早在晋代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代书家们也绝大多数精擅行草，这是为了表现他们的思辨和襟怀。同时，行草书的这种形式--不拘成法而适于抒写情性以及笔法便捷和墨色善变的特点，较之其他书体则更能满足书家达情的需要。所以明代董其昌说得非常明白："晋宋人书但以风流胜。

宋代书苑，名家辈出，灿如星汉。

北宋时期，初有李建中享有盛名，林逋、范仲淹、杜衍、文彦博、苏舜钦、欧阳修等，虽不以书享名，但皆精擅书翰。其后"宋代四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各擅胜场，为一代宗师。再后，则有薛绍彭、蔡京、蔡卞，以及富有创造性的赵佶。

南宋时期，书法渐呈衰竭之势，无法与北宋抗衡，当时帖学盛行，且又以帝王们对书体的好恶而转移，因此没有卓荦大家。陆游、范成大、朱熹、吴琚、张即之均有盛名，在书法史上流芳千古。

①　陈世隆：《北轩笔记》。

①　苏轼：《东坡八首》。

2。宋初的书家（1）李建中李建中（公元945-1013年），字得中，号岩夫、民伯，其先为京兆（今陕西）人，五代时迁居四川。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进士甲科，因爱洛阳风土，曾经屡次求任西京留司御史台职务，人称李西台，后仕至工部郎中。著文集三十卷。《宋史》本传称他："善书札，行笔尤工，多构新体，草书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习，争取以为楷法。"《宣和书谱》论其书"气格不减徐浩"。宋人中，黄庭坚对他尤为推崇，说："西台出群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间美女，丰肌而神气清秀者也。"但也有人不喜欢他的字，于褒中有贬，如苏轼说："建中书虽可爱，终可鄙，虽可鄙，终不可弃也。"又说他"格韵卑浊，犹有唐末以来衰陋之气"，等等，显然是对李虽善于继承但缺少创意的批评。而元代赵盂頫\又与苏说唱反调，认为"西台书去唐未远，就有唐人余风"。观点不同，但都大有深味。李建中书艺极高，初宗法唐人张从申，注重法度，但又明显倾向保守，不及五代杨凝式学古能变，对宋代新书风影响深远。所以有一种观点较精当，即他的书法，其实不为宋人书法之始，而应视为唐人书法之终。李建中现存墨迹有《土母帖》、《同年帖》、《贵宅帖》等。

《土母帖》，行书12　行，106　字，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后附姜良、萧引高、王尹实、王偁等跋。此帖笔画遒媚，风格温润，存风骨于肥厚之内，结构严谨丰实，颇有徐浩、颜鲁公气息。黄庭坚称赞它："出群拔萃"。赵孟頫\则赞赏它："犹有唐人遗风"。

《同年帖》、《贵宅帖》，两帖均收于故宫博物院的《宋人书翰》册中。书风与《土母帖》相近，淳厚质朴，仍如唐人之调。

（2）林逋、范仲淹、杜衍、文彦博、苏舜钦、徐弦等书家林逋（公元967-1028年），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隐居西湖孤山。仁宗皇帝曾赐谥和靖先生。林书笔法清瘦绝俗，而章法疏朗有致。苏轼称之曰："书似西台（李建中）差少肉。"明代沈周有诗赞曰："我爱翁书得瘦硬，云腴濯尽西湖渌。西台少肉是真评，数行清莹含冰玉。宛然风节溢其间，此字此翁俱绝俗。"宋陆游还说了一段极妙的话："君复书法高胜绝人，予每见之，方病，不药而愈；方饥，不食而饱。"林逋存世书迹有《自书杂诗卷》。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元，苏州吴县人。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初为秘阁校理，历官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有《范文正公集》。《续书断》称范书晚年学王羲之《乐毅论》，亦一代之墨宝。黄庭坚评其书称"落笔痛快沉著，极近晋、宋人书"。今传小楷《道服赞》，藏故宫博物院。文同跋云："文正词笔，观之若侍其人之左右，令人既喜皆凛然也。"其书淳和清劲，令人叹服。

杜衍（公元978-1057年），字世昌，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官集贤殿大学士太子太博，封祁国公。工正行草书，《平生壮观》云："祁公书，宋人以草圣呼之。"韩琦以诗谢其书云："因书乞得字数幅，伯美筋骨羲之肤。"传世书作有《怀素自序帖跋》及《宋人法书》尺牍。苏轼云："公书政使不工，犹当传世宝之，况其清闲妙丽，得晋人风气如此耶。"

文彦博（1006-1097年），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属山西省）人。累仕四朝，出将入相五十余年，封潞国公，谥忠烈。文氏工书，于草法极留心。今人印有《宋文彦博三帖》，振笔挥洒，无意求工，而浑朴天然，非一般人可比。

苏舜钦（1008-1048年），字子美，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人。官集贤校理。于苏州筑沧浪亭，人称苏沧浪。苏氏善草书，最服膺于怀素，今传《怀素自叙帖》，前面六行，为其补书。文征明云："子美字画出于颜鲁公、徐季海之间，而端劲沉著，得于颜公最多。"

徐铉（公元917--992年），字鼎臣，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南唐时官御史大夫，后随李煜入宋，为率更令。太平兴国初，迁右散骑常侍。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说："铉与弟锴，皆能八分小篆"，在江南以文翰知名，号"二徐"。徐铉尤长于小篆，其弟子郑文宝所翻刻的《峄山刻石》，即徐铉的字。宋江少虞称"江南徐铉，善小篆，映日视之，画之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于屈折处，亦当中，无有偏侧处，乃笔锋直下不倒侧，故锋常在画中，此用笔之法也。铉尝自谓："吾晚年始得螎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长，螎匾之法，非老笔不能也""。徐铉有《篆书千文》、《武成王庙碑》等。

3。宋代四家（1）蔡襄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福建兴化仙游人，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为漳州军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后以秘书亟集贤校理知谏院兼修起居注。任职论事，无所回挠，后进知制诰，朝议授除官职，若不确，辄封还之，甚得皇帝信任。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以枢密直学士再知福州，泉州、以端明殿学士移守杭州。蔡襄文翰精美，工于书画。《宋史》本传云："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其擅长楷、行、草多种书体，为宋四大家之一。苏轼称赞之曰"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又评论其书曰："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又尝出意作飞白，自云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米芾评论其书曰："蔡襄（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繁华。"即指蔡书有一种独特的温婉闲雅的女性美。

《山居帖》，又称《致茂才陈弟尺牍》，9　行，81　字。此帖点画清瘦，连绵不断，布局疏朗，意趣天成，连绵中见停顿，跳跃中见闲适。动态美与闲适美兼备。观此帖可知其为人端严、温厚以及崇尚闲适自由之心态。

《离都帖》，又称《杜君帖》，12　行，112　字。此帖为蔡襄渡江南归途中所书，因痛失长子，心情悲怆，且心情复杂。故于平静中含杂乱，踌躇中见伤痛。因悲喜（此次回家做官）交加之时，故行笔冲融有致，但内含哀韵，无限情绪尽在笔墨之中。

《谢御赐书诗》，墨迹楷书，现藏于日本。此书锋芒清新，不激不后，神采端严。后有米芾、鲜于枢、董其昌跋。董跋云："蔡君谟此诗学韩昌黎《石鼓歌》，书学欧阳率更《化度寺碑》及徐季海《三藏和尚碑》，古人书法无一笔无来处，不独君谟也。"

《昼锦堂记》，此为碑版。欧阳修撰文，蔡襄书，邵必篆额。以端庄楷书写，用笔遒劲，其法出入颜真卿、柳公权其间。宋代书家一般不长于大楷碑版，此可视为宋碑翘楚。宋董逌说他"妙得古人书法，其书《昼锦堂》，每字作一纸，择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连成碑型，时谓"百衲碑本，故宜胜人也""。

蔡襄另有存世墨迹：《诗札册》、《自书诗》卷、以及碑版《万安桥记》等等。

从存世蔡书来看，应改苏轼之评价，其书小楷最胜，行书次之，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蔡襄楷书虽不及唐人，但在宋代独擅其胜。

（2）苏轼苏轼是北宋的大文学家和文人领袖。于书法自谓"幻而好学，老而不倦"，自称："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虽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与苏轼交往最密切的苏门四学士之首黄庭坚，知之最深。他说："东坡道人少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由此可知东坡善于汲取众长，自出新意。《七颂堂识小录》亦有记载："坡公尝钞书，一书为一体。"东坡继承前人能遗貌取神，故当别人讥评其"用笔不合古法"、"作戈多成病笔"时，他却不在意，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难求。"人笑其字太肥，他又说："短长肥瘦各有度，玉环飞燕谁敢憎？"黄庭坚亦出来维护苏书，说"东坡书随大小真行，皆有妩媚可喜处，今俗子真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他还把苏轼书法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年姿媚，中年圆劲，晚年沉著，与唐五代徐浩、李邕、柳公权、颜真卿、杨凝式等一脉相承，远接王羲之《兰亭》。当然，黄庭坚没有强调指出苏书与古人异趣之处，即不尚韵，不尚法，唯尚意。

《治平帖》，纸本、行书。为东坡30　余岁时书，"字画风流韵胜，难与暮年同论。情文勤至犹可想见，故是世间墨宝"（赵孟頫\跋语）。此帖不矜而妍，不束而严，不轶而豪，萧散容与，霏霏如甘雨之霖，森竦掩映，熠熠如从月之星，纡余宛转，C C　如萦茧之丝，这与书家规模晋唐大家，抒以学问文章之气有关。

《黄州寒食帖》，纸本，17　行，207　字。后有黄庭坚大行书跋，明董其昌小行书跋。此帖当为苏书行书"第一"，系元丰五年（1082年）苏因乌台诗案遭贬黄州期间所写，时年届46　岁。苏轼才华横溢，志存高远，但屡遭贬谪，此次被诬贬到黄州，百感交集，适逢连日苦雨，提笔而书，其用笔以侧锋为主，烂漫不羁，坚利凝重，一气呵成。开头每行九至十个字，气势不凡，跌宕多变，两次出现"悬针"。写到第二首一开头即打破前面的规矩，字体变大，运笔加快，"破灶烧湿苇"以下势如破竹，内心充满了不可遏止的激情。而"右黄州寒食二首"几个小字则与开首呼应，加强整体感。总之，从全篇来看，刚柔相济，以柔寓刚，外韧内强，纤拙适中，表现出苏轼沉郁而不失旷达、忧患而不甘沉沦的高洁品性。

《洞庭春赋·中山松醪赋》，合卷。此二书作，皆写于晚年贬谪途中。

二赋系苏轼抒发其对时政、人生以及自身之感慨，又自认墨迹得意，倍加珍重。二赋墨迹，字大如一般古钱，计77　行，凡680　字。二赋合卷以古雅胜，虽然姿态百出，但结构仍紧密，无一笔失操纵，无一笔现板滞，深得《宣示表》和《兰亭序》的神采。张孝思在跋中论道："经营下笔，结构严整。郁屈瑰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前人以为此二作"当是眉山最上乘"。

《与谢民师论文帖》，纸本，33　行，计359　字。此帖书于元符三年（1100年），即苏轼逝世前一年。苏轼于生命油灯将尽之时，气象雍裕，中和大成，平淡中见天真，笔法、墨法均达到极致。忧患也好，强志也好，均在这种平淡中隐去，不露丝毫痕迹。实际上，此时之忧患最浓，强志更坚。正如朱熹赞道："其英气逸韵，高视古人。"亦有人认为此帖可与《兰亭序》相媲美，可以说其书法造诣已达顶峰。

苏轼另有《赤壁赋》，也是在黄州写的一件名迹。楷书，笔致圆润丰腴，朴拙厚实，钝滞之处，有人疑为钩摹。

《祭黄几道文》，则用笔饱满，意味温厚，但于严谨中更富有活力。

苏轼还书有许多碑石，但因王安石变法之后数十年新旧两党之争中，曾一度被禁止破坏，如《宸奎阁碑》、《表忠观碑》、《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大字碑刻，惜原石早已不存，但有拓本流传至今。

（3）黄庭坚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又号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与张耒、晁无咎、秦观同在苏轼门下，世称"苏门四学士"。曾由司马光推荐，参加校定《资治通鉴》。十月除《神宗实录》检讨官，集贤校理。后因新党排斥，诬告《实录》不实，被谪四川黔南等地。崇宁四年卒，赠直龙图阁学士加太师，谥曰文节。

黄庭坚一生困厄，但却不随世俯仰。与苏轼一样，具有多方面的才华，他是宋代大诗人，追求奇拗风格，开创江西诗派。他极善书法，工行书、草书与楷书。其楷书早年学褚，后学柳；行草法颜真卿、怀素；行书用笔若颜，草书堪称宋代书家之冠。自谓曰："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可见黄庭坚学草书师法之广。他还通过观汉时石刻篆隶，而"颇得楷法"。"元祐间书，笔意痴钝，用笔多不到，晚入峡见长年荡桨，乃悟笔法。"

黄庭坚与苏轼一样，自称其书"本无法"，这说明了他们不循规蹈矩，善于创新。黄书风神洒荡，出神入化，给人以"奋发"、"轩昂"的快感。《松风阁侍》，纸本，行书，29　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帖为黄庭坚行书代表作，约于57　岁后作。黄书结字内紧外松，开合有致，线条顿挫荡漾，若长桨拨水之势，堪称波澜老成，意气风发。

《经伏波神词诗卷》，此卷系为其弟所作，时年57　岁，与《松风阁》同一时期作品。黄氏曾云此卷："若持到淮南，见予故旧可示之，何如元祐黄鲁直书也。"此帖雄奇、放纵，风神动人。文征明跋云："黄节公书刘宾客伏波神祠诗，雄伟绝伦，真得折钗、屋漏之妙。"

《诸上座帖》，草书墨迹。此帖为黄氏为其友李任道用大草写的五代文益禅师的《语录》。通篇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动纵逸，同时又法度周到。正如黄氏自云："楷法欲如快马如林，草法欲左规右矩。"明祝允明评论曰："捕龙蛇，搏虎豹，乘风霆而上下太清，谁得而袭其踪迹也。"黄氏草书继承了张旭、怀素的笔法，又有自己本人的行草体势，此帖当为黄庭坚晚年得意杰作。

《苏轼寒食诗帖跋》，元符三年，黄庭坚为苏轼《寒食诗帖》跋云："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黄氏论语精当，书法妙绝，气酣而笔健，叹为观止。与苏诗苏字并列，可谓联珠合璧。

黄庭坚传世书作还有《李白忆旧游诗卷》、《明瓒诗后题》、《刘禹锡竹枝词》等。

（4）米芾米芾于文学上的成就虽不及苏轼、黄庭坚，但在书法上，其成就却与苏、黄并列为一代大家，甚至影响有过之。米芾是中国历史上名符其实的"书法博士"，其平生成就以行书为最大。米芾的书学道路是，少时学颜真卿，继学柳公权，久之，知颜柳出于欧，乃学欧，后慕褚河南而学之最久，进入宣和内府遍观古人名迹，深得《兰亭》法和子敬笔意，尤工临摹，人称其"集古字"。其云："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①《宋史》本传称他："特妙于翰墨，沉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苏东坡赞道："海岳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著痛快，当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黄庭坚亦赞道："米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然亦似仲由未见扎子时风气耳。"这里多少指出米书尚欠些蕴藉冲和气度。宋高宗赵构则对米书极为激赏，他说："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然喜效其法者，不过得外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谓支遁道人爱马不韵，支曰："贫道特爱其神骏耳，余于芾字亦然。"由此论可以明了，米芾之字绝妙在于"超逸"、"神骏"，即如其自诩云："振迅天真"。朱熹尝云："米老书如天马脱衔，追风逐电，虽不可范以驰驱之节，要自不妨痛快。"此是用天马之喻，言其书追风逐电之神韵。明宋濂也曾比喻说："余尝评海岳翁书，如李白醉中赋诗，虽其姿态倾侧，不拘礼法，而口中所吐，皆成五色文。"这些评论都可说到了米书的绝佳之处。

米芾在宋四大家中，一同践行"尚意"书风。他的个性和书艺与苏、黄近似，但其美学思想则与苏、黄不同，米芾尤其强调平淡、天真、意趣，主张自然随意，与苏、黄"无法"、"意"、"变法"显然是生面别开。苏、黄、米都追求个性解放和风格创新，精深的书法造诣和突出的成就，使他们在书法史上被后人奉为楷模。

米芾有著名的《蜀素帖》，71　行，556　字。书各体诗六种九首，故又称《各体诗卷》，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帖足见米字"超妙入神"之造诣。米芾作字，由点画而成字，由字而缀行，由行而连篇，活泼跳跃，天然灵动之气弥漫满卷。明人董其昌跋云："米元章此卷，如狮子提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乎合作。"评论极为精当。清人王澍则认为此帖："风神秀发，仙姿绝世，为米老行书第一。"

《苕溪诗帖》，纸本，35　行，294　字。此诗卷为米芾38　岁时应湖州知州林希之邀，往游苕溪时呈诸友之诗。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此帖系米芾书艺成熟期之代表作。细观笔意极近《兰亭》。是在继承了二王笔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此卷用笔多以侧锋取势，因此，"锋势郁勃，挥霍浓浓如云烟，变怪多态"①。米字之所以千般风流，万种仪态，就在于他那种爽健、洒丽、超逸的意志在笔锋的任意挥洒中得以淋漓尽致的表现。米

①　彭乘：《墨客挥犀》。

①　苏轼：《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诗。

芾写此帖时，正值38　岁，时才气横溢、风华正茂，偕友苕溪聚会，一时兴来，援笔而书，笔随意驻，意随笔到，可谓仗才使气，超唐迈晋，而使后人叹服不已。

《大行皇后挽词》，此帖为"小字行书"。《海岳名言》中说："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帖后有董其昌临本及跋，董其昌云："用笔古雅，结构遒媚，与娄江王庆长所藏褚中令哀册同一笔法。"

《吴江舟中诗》，米芾自书五言诗，大字行草。44　行，125　字。此帖洒脱清劲，丰腴圆润。

米芾传世书作，除上述数种外，行书还有《复官帖》、《珊瑚帖》、《寒光帖》、《叔晦帖》、《真酥帖》、《箧中帖》、《紫金研帖》、《拜中岳命诗》等。大字行书有《多景楼诗》、《虹县诗》、《研山铭》等。

米芾之子米友仁，人称小米，传其家学亦成大家。其书继承父风，逼似而稍稍中含不如其父风樯阵马，潇洒颠狂。存世书迹有《杜门帖》、《文字帖》、《吴郡重修大成殿记》、《潇湘奇观图跋》、《米芾草书九帖跋》等。黄庭坚有诗云："虎儿笔力能扛鼎，教子元晖继阿章。"有论者认为，其字似乃父，但用笔偏丰腴乏力。

4。宋徽宗及其他书家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是中国古代一位最出色的帝王书画家。

赵佶在书法史上最大贡献，即举起"瘦金体"大旗。瘦金体本为"瘦筋体"，以"金"易"筋"，乃人们对赵佶"御书"之珍重。故明人陶宗仪《书史会要》云："徽宗行草正书笔势纵逸，初学薛稷，变且法度，自号"瘦金体""。其实，此书体本非赵佶所创，而是源于唐褚遂良。薛稷、薛曜则为褚之传人。清人叶昌炽亦说："道君虽青衣受辱，艺事之精，冠绝今古。其书出于古铜甬书，而参以褚登善、薛少保，瘦硬通神，有如切玉，世称瘦金书也。"瘦金体的特点是于瘦硬中寓腴润之致，挺劲犀利，秀丽飘逸。赵佶传世代表作有《瘦金书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夏日诗帖》、《欧阳询张翰帖跋》等。

《瘦金书千字文》，纸本长卷。现藏上海博物馆。其字一反唐以来楷体风貌，清劲而严整，瘦硬而腴润，气韵流畅飘逸，已达"瘦硬通神"之境界。南宋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中云："金镂之妙，细比毫发，殆与神工鬼能，较奇逞并于秋毫间。"

《夏日诗帖》，此为赵佶瘦金体另一代表作。写于靖康之难前夕，心绪烦忧而苦痛，蚌病而珠，他寻求内心的慰藉，诗曰："清秋节后绿枝稠，寂寞黄梅雨乍收；畏日正长凝碧汉，董风微度到丹楼。。"诗中抒发的怅惘空寂之情，以清癯蕴藉的线条表现，则极显和谐统一。

赵佶在书法的造诣，不仅以瘦金书为著，同时，他的楷、行、草书亦为精绝。清王文治《论书绝句》云："不徒素练画秋鹰，笔态冲融似永兴，善鉴工书俱第一，宣和天下太多能。"

《秾芳依翠萼诗帖》，为赵佶大字楷书杰作。其笔法犀利，铁画银钩，飘逸劲特。帖后陈邦彦跋文称："此卷以画法作书，脱去笔墨畦径，行间如幽兰丛竹，泠泠作风雨声，真神品也。"

《草书千字文》，此卷为赵佶40　岁时所书，写于三丈多的泥金云龙笺上。有张旭、怀素之风，笔势流畅尖利，方圆转折强烈，不同于楷书的是，卷中亦有一些粗笔，以求增强气势。赵佶草书极少，如此洋洋千言狂草，足见其功力之深。

《掠水燕翎诗纨扇》，绢本，草书，七言诗二句："掠水燕翎寒自转，坠泥花片湿相重。"末尾有画押：■，据说是"天下第一人"之意。其字如众星之列河汉，笔势飞动轻灵，布置巧妙而自然天成。

薛绍彭，生卒年不详，字道祖，号翠微居士，长安（今陕西西安）人。

书法紧追魏晋之法，深研二王笔意。元符年间得与米芾齐名，足见其书艺高妙。《书史》记载说："绍彭以书画情好相，尝寄书云："书画间久不见薛米"，余答以诗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犹言弟兄或兄弟，四海论年我不卑，品定多知定如是。""薛绍彭传世作品有《得米老书帖》、《杂书卷》、《与伯元书帖》等，都显得萧散雅正，努力效仿晋人体势。

蔡京（1047-1126年），字元长，兴化仙游（今属福建省）人。熙宁进士，官至尚书左丞右仆射，窃弄权柄，恣为奸利，为"六贼之首"。其书甚有名，"字势豪健，痛快沉着"，"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其右者。"《宣和书谱》称"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但基本未能排除苏、米影响。蔡京长于大字，如作《大观圣作之碑》六字行楷题款，意气赫奕，于宋人书中极为难得。张丑诸人认为"宋四家"之"蔡"当为蔡京。后因恶其人而改换为蔡襄。

蔡卞（1058-1117年）字元度，蔡京之弟。《宣和书谱》说："卞自少喜学书，初为颜行，笔势飘逸，圭角稍露，自成一家，晚年位高，不倦书写，稍亲厚者必自书简牍。"《墨林快事》说："卞胜于京，京又胜于襄，今之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由此可知卞、京虽书佳，但因人品不好而为世之所轻。

5。南宋书家吴说，钱塘人，活动于宋高宗时代，官尚书郎，工书翰。《翰墨志》称："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明人陈继儒称他"为宋小楷第一。"其实无论小楷，还是榜书、草书都极佳妙。特别是一笔一行的游丝书，有古篆柳叶体笔意。其榜书"深稳端润"（元·虞集语），草书"圆美流丽，亦书家之韵胜也。"（宋·周必大语）现传有《衰迟帖》。

陆游（1125-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官至宝章阁侍制，对辽金入侵极立主张抗战。是古代著名爱国主义大诗人。陆游工行草，笔札精妙，遒严飘逸，意致高远，豪放之情溢于字外。其"尺牍行书，行格疏朗，结体紧密，有《韭花帖》意境"。传世墨迹有《秋清帖》、《自得我心诗迹》、《与仲信、明远二帖》等等。

范成大（1126-1193年）字致能，自号石湖，苏州（今属江苏）人。与陆游同为南宋四大诗家，官至资政殿学士，加大学士。他是宋代著名的田园诗人，诗风轻巧。他的字也就像他的诗一样，一方面求整体的潇洒疏淡的美，另一方面则注意具体点画的法度严谨。因此，他的书作如秀兰临风，生意郁然。他很注意黄山谷、米元章等人的"笔势轻重往复之法"，特别讲究用笔的轻重变换，字体的大小配合，而使章法合谐、疏朗有风致。范氏传世墨迹有《垂海帖》、《玉候帖》、《雪后帖》、《雪晴帖》、《中流一壶帖》等。朱熹（1130-1200年）号晦庵，晚称遯翁。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

年十八登进士第，理宗时，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从祀孔庙。他是著名理学大师，古代最杰出的思想家、学问家之一。著作有《四书集注》、《朱子大全》。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城，并且精通翰墨。虽平生讲道之功目不暇给，而视辞翰则为游戏余事，但往往精妙绝人。他说自己"性不善书"，实际上却留心翰墨，从汉魏入手，追踪钟繇及魏晋诸贤。同时在当时"尚意"书风濡染下，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朱熹书法，沉著典雅，含道义精华之气，浑浑灏灏，从其书学理趣中流出的旋律，既有唐人之法、晋人之韵，又充满宋意之妙，且往往无意于工而工。朱子传世墨迹有《七月六日帖》、《城南唱和诗》、《赐书帖》、《秋涤帖》、《论语集注残稿》等。

吴琚，生卒年不详，字居父，号云壑，孝宗时代名诗人，名书法家。其书宗法钟、王，又学米芾，且酷似之。董其昌说："琚书自米南宫外，一步不窥。"其大字亦工，今镇江北固山有"天下第一江山"六大字，传为琚所书。吴琚代表书作有《桥田畔垂杨七绝诗》传世，此帖用笔厚重沉实，有米书之俊逸洒脱，且又紧敛含蓄。

张即之（1186-1266年）字温父，号樗寮，历阳人。因以父恩授承务郎，历任司农寺丞，知嘉兴，授直秘书阁。张即之是南宋后期最有影响的书家，其书深得其伯父张孝祥法乳，宗师欧、虞、颜、米，尤擅楷书。其大字遒劲大雅，小字俊健多姿，笔势圆劲，兼取隶书笔法，风骨奇峭，能于北宋四家外，另辟蹊径，他曾自云："不知匀圆可喜，不知尖峭可骇"，和苏、黄诸人一样，自出新意，不随人计。他的书名在当时甚著，金人亦不惜重金来收集。他又"多以翰墨为佛事"，一生写佛经甚多。今故宫博物院藏《佛遗教经》、《华严经》，传世作品有《杜诗卷》、《李伯嘉墓志》、《汪氏报本庵记》等。

文天祥（1236-1283年）字宋瑞，一字履善，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

人。他是南宋末年的主政重臣，抗元名将，"以一身任有宋三日祀纲常之重"。20　岁举进士，理宗亲拔第一，官至右丞相兼枢密史。卫王立，加少保，抗元被俘，诱降不从，慷慨赴死，精忠大节，照耀千古。文天祥政务繁杂，又临国难，无法倾心翰墨，然每书必工，字画精妙，清疏挺竦，癯然神逸，书如其人。存世书迹有《小青青诗卷》、《篆玉带砚铭》、《端阳帖》、《虎头山诗》等。

（二）辽代、金代书家辽无有名的书家。金代书家也不多。金章宗工于书法，全仿宋徽宗的"瘦金书"，但显得势单力弱骨力韵味皆差。金朝书家以党怀英、王庭筠的成就为高。

党怀英（1134-1211年）字世杰，号竹溪。祖籍冯诩（今陕西大荔县），后迁奉符（今山东泰安县）。党怀英为宋初名将党进后人，少时颖悟，日诵千言。曾与辛弃疾同师亳州刘瞻。金人南侵，辛弃疾率众起义抗金。党怀英于大定十年（1170年）中进士甲科，后为应奉翰林文字，修撰，翰林学士承旨等。党为金大定后的文坛盟主，有《竹溪集》十卷，惜不传。工书，与当时书家赵沨齐名，人称"党赵"，赵秉文称他"篆籀入神，李阳冰之后一人而已。"曾书《孔庙碑》、《西岳碑》隶书。清人康有为称他"笔力惊绝，能成家具"。

王庭筠是位文学、绘画、书法三者兼擅的艺术家。他是米芾的外甥，书亦学米氏父子，沉顿雄快，极有风致，在当时与党怀英，赵沨、赵秉文齐名。其传世法书有《诗石刻》、《博州庙学庙》、《幽竹枯槎图卷题辞》、《重修蜀先主庙碑》等。《重修蜀先主庙碑》，金承安四年（1199年）刻，为其晚年力作。碑字为行楷，看出王庭筠在晋、唐碑版上的功力很深，兼得王羲之、米芾的妙处。

（三）宋代的书画著述两宋的书画著述丰富，包括书、画史、论、著录、品评。其史除了书、画通史外，出现了断代史、地方史的著述。现将部分史、论著述介绍于下。1。书画史著述（1）刘道醇的《圣朝名画评》及《五代名画补遗》刘道醇，大梁（今属河南开封）人。生平事迹不详，活动年代约在宋初。他的《圣朝名画评》分人物、山水林木、畜兽、花卉翎毛、鬼神、屋木六门，每按神、妙、能三品，记载了宋初至景祐、至和（1054-1056年）间画家凡九十余人，人各有小传及评语，词简而意备。它研究宋代初期的画院官制，规模和活动均有记述，结合其他文献和画迹的研究，可以获得宋代初画院的大致轮廓。书前有作者自序，提出："夫识画之诀，在平明六要而审六长也。所谓六要者；气韵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变异合理，三也；彩绘有泽，四也；去来自然，五也，师学舍短，六也。所谓六长者：粗卤求笔，一也；僻涩求才，二也；细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无墨求染，五也；平画求长，六也。"这些鉴识作品的准则的提出，表明了当时对美的多样性认识的深化和欣赏趣味的日益细致和丰富。它是前代认识的发展，也是这一时期理论认识和实践的总结，对后代很有影响。

《五代名画补遗》是刘道醇的另一画史著作，是刘道醇完成《圣朝名画评》之后捃拾胡峤《广梁朝画目》见遗的画人而编成的。内分人物、山川、走兽、花竹、屋木、塑作、雕木七门，每门又分神、妙、能三品，资料丰富翔实。为了收集这些画家的传记材料，他共收集30　家画史文字。此书体例分三大部分，第一卷"叙论"部分16　条，有总论性质，其中提出了他的许多艺术观点。第二、三、四卷为画家传记。第五、六卷"故事拾遗"与近事，编写了一些重要的绘画活动。总之，该书继承了《历代名画记》史、论相结合的方法并有所发展，综合整理了大量的前人绘画史籍，对于了解和研究唐末至北宋中期的绘画，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在中国画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2）邓椿的《画继》和庄肃的《画继补遗》邓椿，字公寿，四川双流人。生活于北宋末南宋初年。曾祖父邓绾，以依附王安石得官。祖父淘武，在宋徽宗时官至枢密院史，拜少保，封莘国公。父雍任侍郎及提举官，曾监修宫殿，得背壁郭熙画甚夥。邓椿本人在南、北宋间历官通判等职。由于他出身显宦家庭，富有收藏，也使他有条件接触大官贵戚的家藏，进行绘画史论的钻研，而完成了《画继》一书。《画继》是接续《历代名画记》和《图画见闻志》二书而作的。作者自序中明确地说到，他所记的是自熙宁七年（107年）至乾道三年（1161年）凡94年间的画人和画事。书共十卷，前七卷先按画家的身份地位编次，将宋徽宗赵佶一人列为首卷，次第为侯王贵戚、轩冕才贤、搢绅布韦、道人衲子、世胄妇女（宦者附）；复按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卉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药草、小景杂画这八门编排，共录有219　名画家传记。第八卷"铭心绝品"记录当时私人重要收藏。第九、十卷仿《图画见闻志》记有关绘画的一些活动的"杂说论近"和"杂说论远"。《画继》资料来源除作者本人目睹和耳闻之外，主要综合了当时文人的诗文集、笔记等方面资料，对于南、北宋之间的画家生平与创作、画院内外情况，及至绘画收藏与买卖等情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是绘画史中的重要著作。

庄肃，字幼恭，号蓼塘，宋末为秘书小史。宋亡，家居不仕，藏书至八万卷，藏画亦极富，周密的《云烟过眼录》载其所藏画目。《画继补遗》上、下两卷，记述有自南宋绍兴至德祐（1131-1276年）年间的画家84人。其材料简单，且有错漏缺失，但是现在遗存下来记载南宋画家较早的专著。（3）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黄休复，江夏人，生平事迹未详。《益州名画录》前有"虞曹外郎致仕李畋"序，作于景德二年（1005年），盖书完成于此之前。

书分上、中、下三卷，以逸、神、妙、能四格，记述自唐乾元初至宋乾德年间（公元758-968年）四川地区58　位画家事迹。其四格品位（妙、能两格复分上、中、下三品）仿照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而朱未加细述，黄休复则对之解释和论定，后世亦无异议。这本书是了解和研究唐代中期以来，历五代至宋初四川地区的绘画发展的重要史料，开创了地方绘画史撰写的新体例。该书又名《成都名画记》。

（4）陈思的《书小史》、《书苑精华》陈思，临安（今杭州）人。宋理宗时官成忠郎，国史实录院秘书省搜访。性嗜古，旁搜博征，用力甚勤，著作有《书小史》、《书苑精华》、《两宋名贤小集》、《小字录》、《海棠谱》、《室刻丛编》等。《书小史》共十卷，收集了自太古至于五代时期的书法家，凡531人，名系以小传。其编排体例，"纪"一卷，载历代帝王能书者51人。"传"九卷，依次为后妃（附诸女）、诸王和其他书家480人。这种编排方式是仿照封建时代所谓"正史"而来的。内容比较简略，但是在我国书法史上是第一部通史，如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一样，有开创之功。《书苑精华》辑录了古人论书之语，共二十卷。按"法"（卷一、二）、"势"、"状"、"体"、"旨"（卷三）、"品"（卷四）、"译"、"议"、"估"（卷五）、"断"（卷六）、"录"（卷七）、"谱"、"名"（卷八）、"赋"（卷九、十）、"论"（卷十一、十二）、"记"（卷十三）、"表"、"启"（卷十四）、"笺"、"判"（卷十五）、"书"、"序"（卷十六）、"歌"、"诗"（卷十七）、"铭"、"赞"、"叙"、"传"、（卷十八）、"决"、"意"、"志"（卷十九）、"杂著"（卷二十）编次。共有160　余篇，可谓是古代书论大全。《书小史》与《书苑精华》可称姐妹篇。

（5）董史的《书录》董史，字良史，豫章（今江西南昌）人，生平事迹不详。《书录》（又作《皇宋书录》）共三卷，又外篇一卷，专门记述宋代书家，上篇载皇帝中能书者，中篇记北宋书家180人，下篇记南宋书家45人，外篇记女书法家。每一位书家除了生平事略外，并辑录对该书家的他人评论，其中所引材料于他处不见。其体例编排新颖赅备，徽引典核，考据精审，是研究宋代书法史的重要资料。

2。书画理论著述（1）郭熙的《林泉高致集》在我国绘画理论著述中，《林泉高致集》是一部系统完整地探讨山水画创作的专门著作。它是由山水画大家郭熙阐述而由他儿子郭思整理编纂的。前有郭思的序，正文分别为"山水训"、"画意"、"画诀"、"画格失遗"、"画题"、"画记"六篇。其中的"画格失遗"和"画记"两篇为郭思记述他父亲的创作和有关活动。其中"画记"已不存。唯北京图书馆藏的明抄本不但保存了"画记"一篇，而且还存有政和七年（1117年）翰林学士许光凝的跋。按原书还应有"诗歌赞记沼浩铭志"部分，南宋时已失，故今最善本仍为不全本。

在《林泉高致集》中，郭熙认为山水画的创作目的，在于解决士大夫因做官而不能去欣赏自然山水的矛盾，所以偏要求山水画不但要表现"可行"、"可望"，而更重要的是要画出它的"可游"、"可居"。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提出了许多有规律性的山水创作方法。首先他继承了"外师造化"的优良传统，在重视对自然山水的观察和体验中，进一步探索到从对比的方法中去观察自然山水的丰富变化，例如地域的差异（"东南之多奇秀"，"西北之山多浑厚"），名山的特点如"嵩山多好溪，华山多好峰，衡山多好别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峰"等，远、近、高、低、正、侧、背的山形变化（"山形步步移"、"山形面面看"），四时、朝、暮、阴、晴、雨、雪山的意态也不同等，无不在对比中观察体会而得。在此中他又特别注意到这些自然山水的形态仪表的变化能引起观赏者情绪的变化，"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阳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看此画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画之景外意也"。他在山水画表现内容方面，明确地把"景""思""情""意"都看作是真实的表现。在具体方法上，关于山水画的布置经营及山、水、树、石、草木、烟云、道路等的相互关系与作用，都提出了他自己感受到的应达到的标准。如"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等等。特别是他在具体表现方法中，提出了"山有三远"的看法："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成为后世山水画创作的不移法则。总之，《林泉高致集》不但全面总结了以往山水画创作的实践与理论，同时也代表了郭熙时代山水画创作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范例。

（2）韩拙的《山水纯全集》韩拙，字纯全，号琴堂，南阳人。生平事迹未详，《画史会要》称其"善画山水窠石，著《山水纯全集》"。

《山水纯全集》共分九章，前五章《论山》，《论水》、《论林木》、《论石》、《论云霞烟霭岚光风雨雪雾》，《论人物桥彴关城寺观山居舟船四时之景》，是具体讨论这些可视对象在画中的形象以及构思安排等，作者综合了一些前代画诀和《林泉高致集》的成果并结合自己的经验加以发挥。如在郭熙的"三远"的基础提出了另一种"三远"，为"阔远"、"迷远"和"幽远"。不过，郭氏的"三远"是对山水画取景构图最高的概括，而韩氏的"三远"仅只是三种具体情况，没有普遍的概括性，故后人多不采用。在《论石》一章中，具体提到了"披麻皴""点错皴"、"斫■皴"、"横皴"、"水纹皴"等多种皴法，是第一次较多较集中地总结山水画的皴法。此外，他还提出了"法"与"写真山"相结合的问题。《山水纯全集》较全面系统的综合了前人有关山水画的创作经验，其思想倾向主张规矩，论述具体，像是当时画院中一本培训学生的教材。

董逌的《广川画跋》、《广川书跋》董逌，字彦远，东平（今山东东平）人。靖康（1126-1127年）末官司业。与黄伯思（字长睿）在北宋后期均以考据鉴赏擅名。《广川画跋》六卷，集题跋凡134　篇，主要注重考据，亦有所议论。其考据详细，特别是其关于人物故事的考据十分精到，图中的物象也亦从考据论其来去，议论部分非主要，但有自己的特色，其论法新颖，从文物的研究角度来说，多有可取之处。《广川书跋》主要考证碑版，兼及书籍。

（3）欧阳修的《欧阳公试笔》欧阳修《试笔》是后人辑录他平日手书墨迹或随笔而成，共三十条，每条均有标题，论书法及笔砚十五条，论画一条，其余杂记他事。这些都是他平日学习书法的心得体会，有很多发人深省之处。如"李邕书"条谈到学习前人书法要"得其意而忘其形"。"苏子美论书"条针对理论（认识）往往高于实践（"非知之难而行之难"），他认为学书应从幼开始培养训练。其他如"学书为乐"、"作字要熟"，"用笔之法"、"鉴画"等条，都有自己独到见解。

（4）朱长文的《墨池编》朱长文（1039-1098年），字伯原，吴县（今江苏吴县）人。未冠举进士，著书不仕。《墨池编》主要是辑录历代书法论文的汇集，共二十卷，分字学、笔法、杂议、品藻、赞述、宝藏、碑刻、器甲八门。其中"品藻"类中《续书断》为自撰，第十七至二十卷"碑刻"、"器甲"亦为自撰。《续书断》是继唐张怀瓘《书断》之后，仿其体例，把唐、宋时期的书家，按神、妙、能三品，一一加以评论，以续《书断》。书中共对神品三人，妙品十六人，能品六十六人（附下九人）各系以小传并加以评论，凡品评的人物，叙述较详。

（5）姜夔的《续书谱》姜夔（1163-1203年），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今江西波阳）人。一生未仕，能诗善词，擅长音乐，有《白石道人诗集》、《诗说》、《白石道人歌曲》、《琴瑟考古图》等著作。同时他也是一位书家，其书"运笔遒劲，波澜老成"。今有《保母帖题跋》墨迹存世。书法理论著作《续书谱》、《降帖平》等。《续书谱》名为接续唐孙过庭的《书谱》，共有二十则，论述各种书体及用笔、用墨、临摹、景法、气韵等，对书法艺术各个方面有其自己的体会，为后世书家所重视。

（6）陈夔的《负暄野录》陈夔，长乐（今属广东）人，绍熙（公元1190-1194年）间书法家，生平事迹不详。《负暄野录》两卷，杂论石刻、篆法、诸家书格、学书之法及笔、墨、纸、砚等。其中论及古代和近代毁坏碑刻情况，为前人所未道。宋代其他论书著述，尚有宋高宗赵构的《翰墨志》，以及黄伯思的《东观余论》中有关条目、岳珂的《宝真斋法书赞》等。另外一些文人如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大量言论，散见于各人的文集之中，近人马宗霍辑《书林藻鉴》十二卷，搜集有关宋人对前代和本朝书人的评价，内容十分丰富，可谓大观。四、宋、辽、金的工艺美术（一）陶瓷工艺五代时期的历史虽然短暂，但是陶瓷工艺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最有特色的是钱越地区陶瓷。由于这种陶瓷器皿禁止民间使用，是作为贡品的，所以，通称其为"秘色窑"。

这种陶瓷器皿主要以青瓷为主，其造型，比前代有所发展。壶的流和口相平，壶底由唐时的平底而加以圈足，碗作喇叭形，五管壶在当时很流行。瓷器上常有镂雕狮、凤等动物造型，制作非常精巧。宋代的陶瓷正是承继了这一发展趋势，并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宋代工艺美术具有突出成就的首推陶瓷，不论是生产规模、制作技术，其艺术水平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宋代的瓷窑遍布全国各地，许多名窑均创造出了各种独具特色风格的陶瓷品种。在釉色上，除了传统的青瓷、白瓷和黑瓷外，还创造了彩瓷、花釉瓷；在装饰、图案上，更是丰富多彩，有刻花、印花、堆贴、绘花，并用树叶、花卉、人物、鸟兽等剪纸贴饰。论瓷者往往把定、汝、官、哥、钧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官窑作品固然精美，但流行民间的如磁州窑、吉州窑等，也都以其独特精美清新质朴的风格而大放异彩，为陶瓷工艺作出重要的贡献。

关于宋代陶瓷的分类，有按地域分的，有按窑系分的，也有按瓷类分的。定窑，其在今河北曲阳灵山镇附近的涧磁村和燕山村，此地古属定州，故名定窑。定瓷胎质坚细，乳白色。器物多为碗、盘、杯、盒等，瓶、壶较少。器体很薄，为避免烧制变形，多系覆烧，故口部为不施釉的涩边，所以常用铜或金银镶口。定瓷除白瓷外，还有紫定、红定、黑定、绿定等。现故宫博物院所藏定瓷孩儿枕，既是一件生活用品，又是一件瓷塑珍品。

定瓷的装饰，常见的有印花、刻花和划花，画花的极少。

汝窑在河南临汝县，是宋代北方著名青瓷窑。汝窑烧制时间很短，所以传世作品很少。由于烧制汝瓷时有铁的还原，因而汝瓷大都呈葱绿色，且都是印花、刻花；在造型上以盘、碗为多，常用莲花、萱草等图案。汝窑瓷器吸收了越窑釉色和定窑装饰技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官窑是在汝窑影响下产生的另一青瓷窑。釉色以粉青为代表，紫口铁足，往往有蟹爪纹等开片。器形以洗、碗为多，且有直径大过一尺的大型瓷器。耀州窑在陕西同官县（即今铜川县）黄堡镇，因以前同官属耀州，故名耀州窑。其装饰方法主要有刻花、剔花、印花、镂空等；其釉色青中微带黄色。耀州窑的装饰图案，植物纹样有牡丹、菊花、忍冬、莲荷；动物纹样有凤、鹤、鱼、飞天、人物等。其中婴戏很有特色，颇具唐代装饰传统风格。耀州窑瓷器，以碗最有特色。造型一般呈喇叭形，外形作莲瓣状；还有称为"小海鸥"的，口缘外卷，如海鸥展翅，玲珑精巧，非常可爱。耀州窑是继汝窑之后又一著名青瓷窑，它吸收了汝窑、定窑特点，也采用了龙泉的制瓷技法。如荷叶边碗，以及碗心印波涛游鱼，这都是龙泉窑常见的装饰题材。钧窑在河南禹县神垕镇的野猪沟。此地金代称为钧州，故名钧窑。钧瓷原属青瓷系统，其色釉呈乳浊现象，有磷酸和还原铁结合的成分。由于原料中含有铜的元素，经过氧化烧制而呈现绿或紫红斑，使在青釉上打破一色釉的单调，形成了对比妍丽的艺术风格，这是陶瓷工艺上的一种革新。这种色斑的变化，被称为"窑变"。诗人们曾用"夕阳紫翠忽成岚"来形容，十分形象地描写了钧瓷的艺术特色。

钧瓷的造型常见有碗、碟、炉、瓶等。尤以花盆为出色，有圆形、海棠形多种，形式优美，色泽可爱。

磁州窑是宋代具有突出成就而富有民间特色的窑系。其胎质粗松，有白釉、黑釉各种瓷器，磁州窑系是用黑白对比的装饰方法，其中以画花和雕釉两种最流行。

景德镇窑，据《陶录》记载："景德窑宋景德年间烧造，土白垠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真宗命进御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其器光致茂美，当时则效，著行海内，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宋代景德镇窑富有特色和具有突出成就的，要数影青器。所谓影青，是在釉厚处或花纹凹线处微呈淡青色，是宋代盛行的陶瓷品种。影青的品种有碗、盒、盘、注子、瓶等。其装饰方法有刻花、划花、印花、贴花等种；常见的花纹有牡丹、莲、芙蓉、梅、卷草、凤、鱼、鸭、婴戏等；在造型上，常作成瓜棱、花瓣等象生形。龙泉窑是以龙泉为中心的青瓷产区，器物除烧造盆、碟、盘、碗、壶、斗等日用器外，还烧制各种文具及仿古的瓶、鬲、觚、鼎、炉等，造型风格淳朴、稳重。龙泉窑青瓷胎质细密洁白，釉汁透明，釉色淡青中微带灰色。南宋晚期，烧制成功粉青釉和梅子青釉，使青瓷釉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哥窑，相传宋代龙泉章氏兄弟各主窑事，弟主龙泉窑，兄主哥窑，即"哥者称哥窑"。哥窑主要特征是釉面有裂纹，即开片。这种裂纹是由于釉和胎的收缩率不同而在冷却过程中崩裂而形成的。这种现象原是烧制上的一种缺陷，但由于纹理具有特殊效果，就人为地使其形成自然的装饰。哥窑的釉色有粉青和米色等种。在釉中出现大小气泡的，称为"聚球攒珠"；也有出现葡萄状锈斑的，称为"葡萄斑"。哥窑的瓷胎呈黑褐色，器皿的边缘往往显出一条褐色的边，称为"紫口铁足"；其品种以盘、碗、洗、瓶、炉、文具等为最多，没有大型过尺的作品。

建窑在福建瓯、水吉一带。建窑釉中所含铁的成份因烧制温度不同，而在黑色中形成各种美丽的褐色斑纹。有的细丝如毛，称为"兔毫"；有的成羽状斑点，称为"鹧鸪斑"；有的如银星密布，称为"油滴"。宋代喝发酵的茶，茶有白沫，用黑釉茶盏，喝茶时易检视，故以建窑茶具为珍贵。

吉州窑在江西吉安永和镇。吉州窑与磁州窑分别为当时南北两大民窑体系。吉州窑无论从瓷种或装饰等方面看，和宋代其他任何瓷窑比都应是毫不逊色的。它不仅生产青瓷、白瓷、黑瓷等。还生产彩瓷和绿釉瓷。在瓷胎上，常用木叶和剪纸粘贴，然后施釉，经烧制形成花纹，这是一种独创。纹样多用凤、鹊、蝶、鹿、梅、竹、芍药、海棠等，极富民间艺术特色。黑釉则有形成各种斑纹的，以玳瑁最著名。它常用洒釉的方法，形成活泼自然的独特效果。

吉州窑中有五座著名民窑，其中舒翁所制有紫、白色釉；碎瓷窑，用滑石配釉，其"米色粉青样"，走纹如碎片。这些都是吉州窑的珍品。

辽、金也有值得称道的陶瓷珍品。

辽是契丹族所建立的国家。契丹族以游牧和渔猎为生，早先多用皮革或金属制作生活器具，很少用陶器。公元916年耶律阿骨打建立国家后，他们学习汉族的制陶技术，并在与宋的战争中，俘获了许多汉族制陶工人，于是辽代的制陶业才逐步发展起来。

辽代陶瓷主要是仿宋定窑瓷系的，除此，还具有它自己浓厚的民族艺术风格，造型别致，独具特色。

鸡冠壶是辽瓷中最有代表性的产品。这种壶因壶上近口处有一个鸡冠形的有孔的大鼻，故名"鸡冠壶"。又因其近似马蹬，所以有人也称其为马蹬壶。它是仿皮袋的一种陶瓷造型样式，壶体还有仿缝线，皮条、皮扣、皮绳等纹饰。

盘口长颈瓶。这是辽瓷中常见的式样。这种式样可以看出和唐瓷、宋瓷有传统的联系。

鸡腿坛。这是辽瓷中又一较为特殊的样式，以后一直流行到金代。它体型细长、小口。有人认为它适于装酒，并易于发酵；也有人认为置于帐中少占空间，并适合抱取。

三彩盘。这是辽代喜用的一种陶瓷器具，有作方形、有作海棠形。它是一种低温釉，先将胎素烧，再挂釉烧成。其他如有扁提壶、凤首壶，也都是辽瓷中常见的品种。凤首壶的式样，显然是仿唐式演变而来。

辽瓷的装饰有刻划、印花、堆贴等种，釉上花则出现较晚。鸡冠壶以堆贴为常见，而三彩盘则多用印花。

金代是我国东北长白山和黑龙江地区女真族所建立的一个朝代。辽建国时，处在辽的统治之下，从事狩猎生产，公元1115年建国，国号大金。

金代陶瓷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迁都燕京以前，在东北地区生产的陶瓷，称为前期；迁都燕京后，这时生产的陶瓷，称为后期。后期陶瓷较前期有很大发展，并有一些新的创造。

金代定窑。大体和北宋相似，制作工整，釉色乳白，装饰精巧。除采用宋代的覆烧技术外，还运用了叠烧方法，即在器物的内底刮去一圈釉，然后使另一器皿的足放置在无釉圈内。这样可以增加烧制的数量，降低成本。金代磁州窑。有白釉、黑釉等种。花纹多为划花，其次是白地绘黑花。

金代耀州窑。釉色翠绿而显姜黄，胎骨浅灰色，造型多为侈口浅腹宽足，装饰手法多为印花，并多以折枝花、水纹、婴戏以及犀牛望月等为题材。金代钧窑。其在陶瓷工艺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并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主要是在青釉上显现出红斑，开创了彩瓷的先声。如在山东淄博所产的黑釉起白线器，是金代最有代表性的产品。这里还生产三彩器，被人称之为"宋三彩"。安徽萧县的萧窑，生产定窑和磁州窑风格的瓷器，并用障火的烧制技法，都各有特色。

那么，宋、辽、金时代的陶瓷都有哪些独特的技法？其纹饰又有什么特点呢？下面分别谈谈。

当时常用的陶瓷装饰技法主要有下面几种：印花，是用刻有花纹的陶模、木范，在瓷坯未干时印出花纹，一般多为模压阳文。有花纹部分，往往具有一定的厚度，在白色器面上，可以产生微妙的光度深浅变化。印花装饰图案，有牡丹、莲花、菊花、石榴等，花纹精细，组织严谨，在适合图案的外缘，往往用回纹作装饰。这种印花，使人感到秀丽精巧。印花产品反映了定瓷的刻模、脱模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

刻花，纹样多为莲花、牡丹等。刻花所用工具主要是竹木片或刀。竹木片所刻线条较宽，而刀刻则较细。刻花的线条洗练流畅，在线刻处往往呈现深浅不同的斜面，使纹样产生出丰富的变化，能在平面装饰上显出浅浮雕的立体效果来。这种技法大量运用于耀州窑、定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等。

划花，纹样多为鱼纹、水纹。它是运用梳栉状工具，在瓷面划出花纹，俗称"竹丝刷纹"，线条整齐自然。有的表现水浪的波状起伏，有的表现叶脉的反转卷伸，既省工，又具有巧妙的艺术效果。虽然这种技法在唐代就已流行；但在宋代这种技法被发展到了极致。尤其定瓷在这方面更具特色。剔花，是用工具剔去花纹之外的空间。有留花剔地和留地剔花两种形式。就是在敷有深色化妆土的坯体上绘出花纹，然后用刀将花纹外的空间或花纹本身部分的化妆土剔去，露出胎色，再施透明釉烧成。这是宋代磁州窑和吉州窑最具特色的技法。

贴花，即范印贴花。先用印范印出带有浮雕状纹样的坯片，然后将之贴在陶瓷的坯体上，这种装饰技法称为贴花。瓷器贴花一般在施釉前进行；亦有在施釉后进行的，故烧成后贴花部分露出胎色。

镂花，即镂雕，亦称镂空或透雕。按设计好的花纹，将瓷胎镂成浮雕状或将花纹外的空间镂通雕透。这种技法在宋代各窑被普遍采用。塑贴皮花，是辽代瓷器特有的装饰方法。在鸡冠壶上塑贴皮条、皮扣、皮绳、皮穗之类的纹样，使瓷器具有皮制品的效果。

宋代中期以后，包括辽瓷、金代瓷窑，往往采用综合的装饰手法，如在刻花或印花的花纹上，再用梳栉状工具划出线条，或表示叶脉，或表示水波，使瓷器的表现力更加丰富。

宋、辽、金的瓷器纹饰，除传统纹饰外，又发展了多种纹饰。

龙鱼纹即是辽瓷纹饰最具民族风格的一种。木叶纹为宋代吉州窑所特有。它是将经过特殊处理的树叶贴在黑瓷坯体上，烧成后即出现木叶纹，轮廓、叶脉均清晰自然。有半叶、一叶的，亦有二、三叶相叠的，十分美观。边脚纹，是一种瓷器辅助纹饰。装饰在器物口边和脚部，呈二方连续。

有直立和斜行的莲瓣、蕉叶、葵瓣，有旋涡式的回纹，有折线式的桂花边，有接圆式的如意云头，还有各种散点、波纹线等式样。由于有了各种辅助纹饰，宋瓷图案更加丰富、更富于变化了。

曲带纹，亦是瓷器的辅助纹饰。由S　形连续成曲带纹，一般为器物的边饰或花纹之间的装饰。宋代磁州窑、吉州窑的瓶、罐、碗、盒、扁壶、枕等大量使用了这种纹饰。

把莲纹，"把莲"即一把或一束莲花的意思，通常以莲花、荷叶、慈姑叶四、五枝系为一束。宋代的磁州窑、耀州窑瓷器上开此种纹饰之先河。花鸟纹，流行于宋以后。宋代以磁州窑白地黑花制品最具特色。如：有的枕面绘有野塘芦鸭，残荷败草、大雁南飞，呈现一派深秋景色。另有竹雀图、小鸟啄果、鹊噪枝头、草花飞燕等题材，均各有特色。此外宋代还流行鱼藻纹、卷草纹、牡丹纹、海水纹、鸭纹、鸳鸯纹、鹿纹、鼓钉纹、鹤纹、钱纹等。

弦纹。早期瓷器多为划刻弦纹，宋代出现了以彩绘为主（用黑褐彩、青花料、金、银等）的弦纹，多装饰在器物的颈、肩、腹、足等部位。

春字纹，宋代开始出现的一种纹饰。在白釉瓷枕上书有"春"字词，如"春"、"媚日"、"景迟"、"微风"、"和扇"，以字代画，别有情趣。珍珠地划花，这是宋代磁州窑系装饰方法之一。在主题纹样空隙处划饰又细又密的珍珠纹，称珍珠地划花。

宋、辽、金的陶瓷，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不单表现在技法和纹饰上，在造型上其成就也是十分突出的。从总体看，当时瓷器的造型简洁、优美，比例和尺寸都非常恰到好处，达到了十分完美的地步。即使是异形瓷器，也都有着当时独有的特色。

当时瓷器的式样很多，壶多为长流，流与柄和壶口几成平行，壶身往往成瓜棱形，并有梅瓶、玉壶春等式样。碗有瓜棱形、葵花形，而以斗笠形最为流行，宋人称为憋。而宋代特有的如：五管禽戏瓶，直口，深腹，圈足略外撇，肩部立五管，盖分三层：上层作出水荷叶状，荷叶中央为花蕾形盖顶；中层为覆莲，蒂部呈池塘形，上塑四只水禽戏水；下层收作圆筒状。该器施淡青色釉，光洁如玉，是龙泉窑青瓷中的精品。

此外还有：流行于当时的"内管壶"，宋代的斗笠碗、斗状炉、龙爪炉、瓜棱瓶、孩儿枕等；辽代的凤首瓶、瓜棱提梁壶、鸡冠壶、鸡腿坛等，金代的单耳洗、兽形枕、塑贴葫芦壶等，这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宋、辽、金时代的瓷器造型既有传统样式，又有创新，并为后代瓷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宋、辽、金时代的陶瓷，就其釉色看，也是丰富多彩的。有定窑、景德镇窑的白瓷；有汝窑、耀州窑、龙泉窑的青瓷；有建窑、吉州窑的黑瓷；有钧窑的彩瓷等。此外还有介青白之间的青白瓷（又称影青），及宋三彩、辽三彩等。

由此可以看出宋、辽、金时代，我国的制瓷业已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在熊寥先生著的《陶瓷美学与中国陶瓷审美的民族特征》一书中，作者对宋代的制瓷工艺及美学意趣，作了详细论述。现引述如下：宋代钧窑极力追求"雨过天青泛红霞，夕阳紫翠忽成岚"的奇观"宋代建阳窑、吉州窑等黑釉瓷，力图再现兔子、海龟的毛皮和鹧鸪羽毛的风采。宋代官窑和龙泉窑匠师，为使青瓷呈现美玉和翡翠之风韵，应用了一些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首先，他们在传统的石灰釉釉浆内，添加富含氧化钾的毛竹灰，生成石灰一碱釉。这种釉不仅在高温下粘度增大，而且内含少量细微气泡和石英晶体，使得釉层对光线的各种不同光波，有选择性地吸收、反射和折射，从而使釉色形成美玉般的质感，令人观之，韵味无穷。其次，采用胎体素烧，多次施釉工艺。有的器壁的釉层厚1.8　毫米，器底部分由于流釉而厚达3.5　毫米，致使釉层比其胎体还厚得多。这样，又形成了釉色浑厚华滋的美韵。加之烧成温度和还原气氛掌握得恰到好处，就使釉色更加显得静穆幽雅，青翠欲滴。另外，宋代官窑和哥窑陶工，还在胎体中加入适量的富含氧化铁的紫金土，以造成灰黑色的胎体，来映衬柔和莹澈的釉面，同时，借助于烧成后期的二次氧化作用，而使釉层较薄的器口或未被釉层遮盖的器底部分，形成颇具魅力的"紫口铁足"，从而使整个青釉器显得更加古朴沉着，庄重凝厚。

中国宋代钧窑制瓷匠师，为了追求自然天成的美学韵味，采用先进的工艺和技术，烧成了乳光磷磷蓝天彩霞般的色釉。当代科学家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测试和研究，认为宋代钧瓷这种色釉的制成，主要是采用了分相瓷釉技术。所谓分相瓷釉，是指在烧成过程中，釉料熔融时，釉液一分为二，即两种不相混溶的玻璃相形成的球形，由于表面张力不同，形成液相分离的状态。钧瓷釉那种乳光磷磷五彩渗化的迷人外观，就是釉层中的分相液滴，对可见光谱中短波光的散射作用，和分相结构在宏观上不均匀性产生的视觉效果。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陈显求先生等，用光学显微镜、能量散射谱、透射电镜等现代测试手段，进一步研究了液相分离的结构，发现在整个钧瓷釉，不论是红釉区或是天蓝、月白等釉区都具有两液相分离结构。正是液相分离的无数孤立小滴对白光的散射，导致钧釉具有颜色变异的本质。粒度分析的结果表明；钧瓷釉分相小滴的尺寸良好地服从瑞利散射定律。据此，其散射光强与入射光波长的4　次方成反比。因此，以连续光谱的光（例如太阳光）入射时，短波那部分的光（蓝光）的散射强度显著地比长波的光（红光）大得多。从而科学地揭示了钧瓷釉外观呈现浅蓝或天蓝乳光的真正原因。宋代钧瓷这种乳光釉之所以别于一般的乳浊釉，是在不同的角度上观看时，会发生釉色的轻微变异，而引起光怪陆离的感觉。他们还发现，影响钧瓷釉乳光色彩的因素，除了小滴相的粒度分布之外，还有釉层的厚度，小滴的浓度，小滴的化学成分，有时还有胎层的颜色等等。有些钧瓷在釉区中除了形成红色的液相小滴外，还有一种呈灰蓝色的微粒，红蓝两类颗粒并不均匀混合，彼此成群地呈流纹状相互交错。被誉为"夕阳紫翠忽成岚"的紫红、紫蓝或玫瑰紫的钧釉的色彩，就是由红蓝两类颗粒按不同的比例混合所决定的。宋代建阳窑和吉州窑陶工，为了使天目瓷制品呈现出天然浑成的艺术格调，一方面在黑褐釉内掺入含磷的配料，使之釉层产生液相分离，另一方面采用特殊的施釉工艺--以绀黑、黑褐等釉色作底釉，把黄釉和白釉，通过洒、滴、喷、涂等各种技法，施加到底釉上，形成各种不同形状和大小的斑块，在烧成过程中，通过高温化学反应，流淌的渗透、扩散、析晶、液相分离等一系列的物理--化学过程，冷却后就在釉面上形成千姿百态的色调多变的各种斑点和流纹。他们以这种科技手段，使瓷器釉色模拟海龟、兔子和鹧鸪等动物的毛色。吉州窑场出产的玳瑁盏，是以黑、黄等色交织在一起，有如海龟的色调。建阳窑的兔毫盏是使黑釉中闪现美丽的褐黄、墨绿、淡棕或铁锈色，用这种色泽貌似细长柔嫩微微闪光的金兔毫、银兔毫、灰兔毫等各类兔子的毛色。被宋、元诗人多次吟唱的"鹧鸪斑"，则是使瓷器釉色造成象鹧鸪鸟的颈上那种紫蓝、粉青、暗绿、黄等色，混杂在一起的带有云状和块状的美丽斑纹。宋代陶工还烧造出模拟夏夜星空的油滴釉，这种瓷釉在黑色底釉釉面上，布满银灰色金属光泽的圆晶点。在光亮处观察，这些点缀在黑色釉面上的银灰色斑点，犹似在漆黑的夜空中，满天闪烁的繁星那样发亮。用这种色釉装饰的瓷器，注入清水，银光晶莹；注入浓茶，金光闪烁。吉州窑陶工运用黑釉剪纸、黑釉贴花工艺烧造出来的瓷器，更是巧夺天工。这类黑釉瓷，在蛋黄色釉面上，闪烁着形如云霞、细雨、火焰的青、紫、蓝、绿交织的异彩缤纷的窑变色相中，浮现出鹊鸣、蛱蝶、跃鹿、鸾飞凤舞和梅、兰、竹、菊等各种不同的花卉和珍禽的剪影。吉州窑黑釉木叶纹天目瓷，烧成后在紫黑光亮的浅口碗底，浮出一叶金色的纹理清晰而自然的贝叶，又显示出另一番幽雅的意趣。建阳窑陶工研制出的曜变天目，被誉为稀世奇珍。这种黑釉瓷往往在海参棕色的底釉上，布满了红绿小花。每朵红花从里到外，呈深红、铁红和金红；绿花则显现深绿、浅绿和黄绿，从不同光照下，各个不同的方位，能闪耀着蓝、紫、黄等不同的琉璃宝光。这样的曜变天目有几件流散到日本，而被日本尊奉为至高无上的"国宝"。

中国陶瓷追求自然天成的科学美，受益于传统美学思想。

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崇尚天然真实，鄙薄雕琢伪饰，把自然朴素之美作为理想之美的典范。先秦著名哲学家庄子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表达了这个思想："圣人法天贵真"；"天地有大美"；"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从审美价值来看，庄子这种一再赞颂大自然的那种不假人工的天然之美是深刻的，因为它切进了艺术把握世界的理想之地--以自然为表现的基础，重视并探索美与艺术自身的内部特点和发展。

庄子对自然美的崇慕和追求，给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中国艺术的发展以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文艺理论在评价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时，往往"标自然以为宗"，即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所述："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钟嵘《诗品》也标举天然之美，反对雕华绮靡之风："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南朝宋文学理论家鲍照之所以赞颂谢灵运，是因为他的诗风："如出水芙蓉，自然可爱"。

唐朝以后，追求天然浑成的美学思潮，几乎充溢于中国各个部类的艺术。唐宋以来的诗歌注重"真于情性"，"至丽而自然"，"以自然妙者为上"。司空图推崇王右丞、韦苏州，是因为其诗作"澄淡精致"。苏轼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宋代著名诗人梅尧臣也多次表达了这样的见解："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诗则平淡邃，读之令人忘百事也"。同样，宋代词学也主张："词不用雕刻，刻则伤气，务在自然"。正如苏轼所咏："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画家作画乃须"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构思时，应"妙悟自然，物我两忘"，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董其昌《画旨》所向往的"平淡天真，自然浑成"的艺术境界。甚至中国的书法艺术也是"肇于自然"，是自然之美的升华，审美之情的结晶。对此，孙过庭《书谱》作了极为形象的说明："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枯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

中国陶瓷科学美追踪自然天成的风韵，不仅同中国传统美学的旨趣相合拍，而且在这种美学观念指导下产生的艺术佳制，由于是通过科学手段来实现的，因此，它们与诗歌、小说、戏剧、绘画、书法等部类艺术相比，显得人工编造的痕迹更少，真可谓达到了天然浑成、天衣无缝的妙境。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中国古代种种美丽的名瓷，被世人誉为奇珍异宝，而获得历代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美，这也是中国古代瓷器征服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二）丝织、印染工艺宋代的丝织、印染工艺，在唐代生产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发展，不论是分工制作，还是品种花色，都有所提高。当时，管理丝织、印染生产的机构相当庞大，分工也很细。少府监所属文思院、绫锦院、染院、裁造院、文绣院等，都是染织生产部门。下面就介绍一下宋代染织工艺的概况。

首先介绍丝织。宋代的丝织物品种，除了传统的锦外，还有绮、纱、罗、绉、绸、绢、绫等。

锦是多彩的丝织物，也是丝织品中最华丽的一个品种。它属传统丝织品，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绮，《六书·古文》："织素为文曰绮"。《释名》："绮，欹也，其文欹邪，不顾经纬之纵横也。"就是指地纹为斜纹的丝织物。一般都一色，而宋时则出现了两色的。《大藏音义》："绮，用二彩丝织成之，华次于锦。"其花纹"有杯文，形似杯也"；"有棋文者，方文如棋也"。从目前出土情况看，当时已有四种花纹的小花绮，即矩形点小花、菱纹小花、方形小花、几何小花，其中几何小花最精美。它利用经纬组织的循环，织出了八种不同外形，不同方向，不同结构的几何纹，有虚有实，有长有短，有横有竖，有方有圆，变化丰富多彩。除小花绮外，还有大花朵的折枝花绮，用单枝星菊和单朵梅花组成两个折枝花。

纱，是一种轻薄而透明的丝织物。一般是用绞经组织方法，经纬线较平纹组织不易滑动，而又手感柔软，这是指素纱。宋代还出现了一种花纱，地是纱组织，而花纹则为平织。这是一种较能反映宋时丝织水平的丝织品。罗，和纱基本一样，两者区别在于，纱无横纹，而罗织物表面，有明显横条纹。素罗中的链式罗，是织造复杂的一种，它的结构是链状环环相套，有针织品的效果。但现在这种织法业已失传。

在宋代的丝织物中，罗的生产得到了较大发展，成为当时著名的品种，被称为"宋罗"，且多为贡品。

罗的生产制作工艺，是利用经线左右纠较，使织物组织有聚散的变化，产生大小不同的孔眼，以形成各种花纹。因此，罗分为素罗、花罗两大类。花罗的织造非常复杂，织时不用梭子，也不用筘，而是利用斫刀来代替投杼和打纬。斫刀为梳形，背有三个直槽，可安杼子，旁开小孔，用以引杼。织花不用花楼，而是另挂绞综，以脚踏带动。花罗的纹饰有多种不同的效果。它利用罗组织孔眼的疏密变化，织出各种不同的几何图案，也可织出牡丹、茶花等花纹。一种是以透空显花，即罗地的经纬交织较密，而花纹是透空的，称为实地亮花；一种是罗地的经纬交织较稀，而花纹的经纬较密，形成明显的花纹，称为亮地暗花。

宋代的罗名目繁多，有方目罗、云罗、结罗、轻罗、透额罗、孔雀罗、牡丹罗等等。罗是宋代丝织水平的集中体现，很有代表性。

绢，是平纹丝织物。

绸，《说文》："大者粗也，缯似布。"绸是由废茧残丝织成的，也是平纹丝织物。

绫，《释名》："绫，凌也，其文望之如冰凌之理也。"绫织物表面有明显的斜纹，也分素绫、花绫两大类。宋代的花绫有牡丹、山茶、桃花等多种花纹；有的叶内含叶，有的叶内含花，构图、织法的构思十分巧妙。

在宁夏银川曾出土一批丝织物，其中最突出的是一种叫"茂花闪色锦"

的丝织品，经纬组织和织造方法都比较特别。经线是先经过分段染色后再上机织造。因此，该丝织品的织物表面能产生不同的色彩效果。这种"茂花闪色锦"的经线密度是80-84　支，纬线则为36-38　支，是一种经密纬疏的织锦。正反两面均为经线起花。

当时，除中原地区外，江南地区也为丝织生产中心，而西南地区也有一定规模的丝织业，品种也很有特色。如黎州的七、八行锦、玛瑙锦，文州的犒设江锦，叙州的真红双窠锦、皂大被锦等。此外，毫州还出产一种轻纱，也很有名。据《老学庵笔记》载："毫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可见制造之精巧。

由于宋代绘画的发展，丝织品画绢也随之发展起来。

宋代丝织的制造加工，大致分为两种方法。一是经线纬线的加拈。即以不同的拈度使织物的幅面产生绉纹变化；同时还可利用不同的拈向，使织物产生不同的光泽效果。二是碾轧技术的应用。当丝织物织造完工后，放入浆桶中浸泡，经过捣杵后再进行碾轧；或在织物未下机前即涂上浆液，然后下机碾轧。经此一举，织物幅面平整，光泽增强，使织物花纹达到光、平、洁、满的效果。

宋代丝织的装饰加工，方法很多，有提花、印金、彩绘、缂丝、刺绣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缂丝和刺绣。

缂丝，是织丝时先架好经线，按照设计花样在上面描出图或文字的轮廓，然后按所要求的色彩，用小梭子引着各种颜色的纬线，织出图案。

宋代的缂丝，宣和时期最盛，而以河北定州所制最佳。缂丝织物在当时比锦缎更为贵重，已向欣赏品方向发展了。

刺绣。宋代时刺绣不仅针法多样，而且花饰也非常讲究。从出土的文物看，针法细密、巧妙，用功用料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当时主要有纱绣莲花、纳纱花边、彩绣裙带、彩绣上衣、彩绣折枝花包首等；针法除以平绣法外，还兼用锁针法。这时的刺绣除作服饰用品外，也与缂丝一样，向欣赏品方向发展了，成为后来的画绣。

宋代由于雕版印刷的发达，在印制技术上解决了一些难题，又由于文化上的发展，在用色及染料方面也有了新的要求和突破，因此，织物印染工艺，也得到了较高的发展。由布匹印染就可见当时印染的情况：《嘉定县志》记载印花布"出安亭，宋嘉泰中，士人归姓始为之，以灰药布染青，俟干拭去，青白成文，有山水楼台人物花果鸟兽诸象"。这当是属于一种蓝印花布。山西出土南宋时期的印花罗，系一种小散点团花图案，用粉剂印花，和以上所指当属同一技法。其实这种印染方法，历史悠久，新疆民丰就曾出土汉代蓝白印化布，以后在于田也出土六朝时期的印花毛织和印花棉织。宋代的印染已较为普遍，较大的布帛店，可以自制加工这种印花。宋人唐仲友在婺州开设彩帛铺，就制作这种印花布。据《朱文公集》记载："仲友到任以来，。。关集工匠，。。乘势雕造花板，印染斑缬之属，凡数十片，发归本家彩帛铺充染帛用。"就是指此。

此外，广西瑶族还生产一种精巧的蜡染。据《岭外代答》记载："其法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溶蜡灌于镂中，而后乃释板取布，投诸蓝中，布即受蓝，则煮布以去其蜡，故能变成极细斑布，炳然可观。"这种印染方法、则是夹缬和蜡缬的综合运用。

（三）金属及漆器工艺宋代的铜器，由于铜的产量超过了前代，在铸造技术上也有所发展，因此，铜器的制作在工艺上有所提高。

宋代的铜器，在宣和、政和时期，曾大量制作了一些仿古彝器。仿古彝器在宋代主要充作礼乐和祭祀之用。其器物铸造精工，忠于原器，造型古朴厚重，对后世仿古器的生产有着一定的影响。

宋代的铜器，所制日用品多为杯、盘、罐、壶、盒、炉、镜之类。从出土的宋代铜器，便能看出其风格。山西襄汾县赵康地区出土的几件宋代铜器，可以代表当时质朴的风格。其中铜执壶，鼓肩收颈，细长的流插入成八棱的流座，精巧的把手和盖用活扣连接。造型与瓷执壶有共同之处，盖纽作葫芦宝顶形也和当时其他工艺造型相似。

宋代铜器的制作，其工艺精巧、细致程度己超过唐代。宋人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详细记载了铜器的制作过程。"古者铸器必先用蜡为模，如此器样，又加款识刻画，然后以小桶加大而略宽，入模于桶中，其桶底之缝，微令有丝线漏处。以澄泥和水如薄糜，日一浇之，候干再浇，必令周足遮护讫，解桶缚，去桶板，急以细黄土，多用盐并用纸觔固济于元澄泥之外，更加黄土二寸留窍中，以铜汁泻入。然一铸未必成，此所以为贵也。"

宋代铜器中，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当时工艺水平的是铜镜。宋代的铜镜，早期有一段时间制作非常讲究，晚期则甚为简陋，呈渐衰趋势。这与当时社会变化有着密切关系。但无论怎样，宋代铜镜的工艺、造型及纹饰都已固定下来了。宋代的铜镜已不如唐代厚重，镜胎轻薄。早期的装饰花纹还比较考究，但已改变了宋以前采用的离心式、求心式、对称式等图案组织，而流行旋转式。图案题材，多为缠枝花草，与宋代定窑装饰相类似。由于镜体较薄，所以装饰花纹少有唐代的浮雕式，而多为平刻。汉魏时流行的锯齿纹、绳纹、折线纹等已绝迹，而代之以联珠纹。

镜式有圆形、方形、亚形、钟形、葵花形等。有柄铜镜便于手持，在宋代也较流行。

除此之外，宋代金银器的制造工艺也很发达。从城市中店铺的情况就可见一斑。《梦粱录》中记载，当时杭州"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准榷货务算清盐钞引，并诸作分打钑炉鞴，纷纭无数"。《东京梦华录》还记述了当时使用金银器的情况："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碗遂亦用银盂之类。""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金银器多为酒具；金银器以两计算，而不以件计算；银酒具还可出借。这些无一不反映出当时金银器已被普遍使用了。这正说明了金银器在工艺上已不是很难的一件事了，同时说明，金银的原料有了更多的来源。

从出土及现存资料看，当时金银器主要有瓶、匜、执壶、勺、尊、杯、茶托、炉、盒及大量金银首饰等。在纹饰上多与铜器相仿。

宋代的漆器工艺也达到了相当水平，不仅官方设有漆器生产的专门管理机构，民间制作漆器的也很普遍。田自秉先生著的《中国工艺美术》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论述。现移录如下：宋代漆器多制作生活器皿，如奁、盒、碗、盘、盆、盂、勺等，式样也富于变化。奁是一种传统的盛装化妆品的器皿，此时有多层制作，分层放置化妆用品，更合乎实用的要求。据《燕闲清赏笺》记载，漆盒的造型极多，有蒸饼式、河西式、蔗段式、三撞式、两撞式、梅花式、鹅子式等；漆盘有圆形、方形、腰样形，有四角、八角形，还有绦环样和四角牡丹状的；漆匣有长方形、四方形、二撞式、三撞式等。

宋代漆器的品种有金漆、犀皮、螺钿、雕漆等种。

金漆。金漆是指用金粉作为漆器的装饰，主要品种有戗金和描金。戗金是宋代一种新的创造，它是用特制的工具在漆面雕刻出花纹，在刻纹中上漆后，再填以金粉。这种方法起源于战国的针刻。填金的称为戗金，填银的称为戗银，填彩漆的则称为填彩。花纹则仍呈刻划的阴文。描金是用金粉在漆器上绘画花纹，亦称泥金，日本人称为莳绘。广东阳江南宋墓曾出土漆盒一件，是在黑漆底上描出金色装饰花纹。

犀皮。犀皮漆器也是宋代的一种新创造。古代文献关于犀皮的记载，其说不一。有谓仿犀角的斑纹，有谓仿西方马蹬花纹，有的则将犀皮和剔犀混为一谈。

犀皮是一种斑纹漆器。它的制作方法是：先用稠厚的色漆在器胎上涂出凹凸不平的漆层。待干后，再用各种对比鲜明的色漆分层涂漆，形成多层多色的漆层，最后用磨炭打磨。由于漆层的高度不同，因而打磨后显出如同"片云、圆花、松鳞"等各种斑纹。这实际是六朝斑漆的发展。犀皮漆俗称虎皮漆，或称菠罗漆。宋时有犀皮行专门进行犀皮漆器的生产，它适于大量生产，成本低廉，故为一般人所喜爱。

螺钿。宋代螺钿漆器也很发达。《齐东野语》记载："宋高宗幸张循王府，王所进有螺钿盒十具。"《西湖游览志》记载："马天骥为平江发运使，独献螺钿柳箱百支，理宗为之大喜。"由于这种螺铀工艺精巧费工，所以《清波杂志》记载，高宗时曾禁制这种"螺钿淫巧之物"。

宋时的螺钿漆器，多用白螺片镶嵌，黑白对比，十分典雅。还有在螺片的轮廓周围镶嵌铜丝，不仅使螺片更加牢固地嵌在漆面上，而且典雅中又具有富丽的艺术效果。

雕漆。有关宋时雕漆的记载甚多。如《清秘藏》所记："宋人雕红漆器，宫中用者多以金银为胎，妙在雕法圆熟，藏锋不露，用朱极鲜，漆坚厚而无敲裂痕。所刻山水楼阁人物鸟鲁，俨然图画，为绝佳耳。"《燕闲清赏笺》记载："宋人雕漆朱厚堆至数十层。。有锡胎者，有葛地者。红花黄地，二色炫观。有五色漆胎，刻法深浅随妆露色，如红花绿叶黄心黑石之类。""又有朱漆为地刻锦，以黑为面刻花，锦地压花，红黑可爱。"

雕漆又通称剔红。实际上如以上文献所记，雕漆一词乃是漆雕的总称。

其以纯朱漆所雕者叫作剔红，而用"五色漆胎"所雕者应称为剔彩，还有剔黄、剔绿、剔黑等名称（都是根据漆层的颜色而定。此外还有用红黑色漆相间涂漆，再雕花纹，花纹的斜面形成红黑相间的线纹，这种工艺称为剔犀。在宋代雕漆中，有用金胎银胎，涂漆后再雕剔使露出金银胎而成装饰花纹的，则是极为华贵的一种。

宋代的漆器出土较多。1925年，河北巨鹿宋故城出土有大观二年的漆器。1953年，杭州老和山宋墓出土有绍兴三十二年的漆盘、漆碗。1954年，无锡宋墓出土有漆盘、漆碗。1959年，在江苏淮安杨庙镇的北宋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漆器，计75　件。有漆盘、漆碗、漆盆、漆罐、漆钵、漆茶托、漆梳、漆筒、漆几、漆笔床、漆镇纸、漆画轴等。漆盘、漆碗、漆盒多作花瓣式，大约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造型。漆器大部分为黑色，也有一些是内黑外红或内红外黑的。作为化妆用具的，大都呈酱红色。凡有文字的，大都是黑地红字。漆胎多为木胎糊以织物，木胎极薄。从字铭看，它是杭州、温州、江宁等地的产品。

综观各地所出的宋代漆器，它们也如宋瓷一样，以造型取胜。多数漆器朴素无华，表现出器物结构比例的韵律美。

宋代的工艺美术，具有典雅、平易的艺术风格。不论陶瓷、漆器、金工、家具等，都以朴质的造型取胜，很少有繁缛的装饰，使人感到一种清淡的美。和唐代相比，正好形成两种不同的特色。如果把唐代的工艺美术风格概括为"情"，宋代则可概括为"理"。唐代华丽，宋代幽雅。唐代开廓恢宏，宋代严谨含蓄。宋代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从美学的角度看，它的艺术格调是高雅的。

五、宋、辽、金的建筑艺术（一）城市与宫殿建筑由于宋代特殊的社会环境，在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若干消极因素，但同时，又由于民族间的交往及文化发展的要求，在建筑上不能不反映出来，一方面不能毫无节制地大兴土木，一方面又要精雕细琢尽其所能，因此宋代的建筑就有了其独特风格。

首先，在城市布局上，打破了汉、唐以来的里坊制度，出现了灯火辉煌的夜市及草市。北宋的首都东京在五代后周改建汴州为都城时就已临街设店，并取消了里坊和夜禁制度，形成了按行业成街的情况；一些邸店、酒楼和娱乐性建筑大量沿街兴建起来。某些城市的大寺观还附有园林，或有集市，成为当时市民活动场所之一。

其次，宋朝建筑的规模一般比唐朝小，无论组群与单体建筑都没有唐朝那种宏伟刚健风格，但比唐朝建筑更为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出现了各种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在装饰和装修、色彩方面，灿烂的琉璃瓦和精致的雕刻花纹及彩画，增加了建筑的艺术效果。同时，建筑材料的多样化，提高了建筑技术的细致精巧水平。

到了南宋时，由于统治地域大大缩小，因此宫室的规模比北宋更小，甚至宫殿使用悬山顶，但精巧秀丽的建筑风格却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园林建筑，经北宋到南宋，更密切地和江南的自然环境相结合，因地制宜，创造了一些新的手法，一直影响到明清。

辽统治地区的建筑，主要以仿汉族建筑为主，建筑技术和艺术风格在此间很少受中原地区的影响。因此，其建筑多保持唐代风格，仅少数宫殿、佛寺和某些民居采取东向，保有契丹族原来的习惯。

金代的建筑，由于工匠都是汉人，所以形成了宋、辽掺杂的情况。在装修的细致与纤巧、造型柔和方面则更多地接近宋朝建筑。

宋朝东京的前身是唐朝汴州，早在晋、周时就在此建都，因其"屋宇交连，街衢狭隘"，因而加筑外城，开拓街坊，展宽道路，疏浚河道，北宋建都于此，又进行了多次建设。

据文献记载，东京有三重城，每重城墙之处都有护城壕环绕。每座城门都有瓮城，上建城楼和敌楼。内城主要建筑除宫殿外，是衙署、寺观、王公宅第以及民居、商店、作坊等。

宫城位于内城中央而稍偏西北，每面各有一座城门。城的四角建有角楼。南面中央的丹凤门有五个门洞，门楼两侧有朵楼，自朵楼向南出行廊连阙楼。出丹凤门往南是御街，街的两侧建有御廊。丹凤门以内，在宫城南北轴线的南部排列着外朝的主要宫殿。最前面为大庆殿，是皇帝大朝的地方；其次是常朝紫宸殿。在这轴线的西面，又有与之平行的文德、垂拱二殿，作日朝和饮宴之用。外朝诸殿以北是皇帝的寝宫与内苑，宫城内还有若干官署。内城东北隅有一座大型园林--艮岳，外城西效有金明池，均为皇帝游乐的御苑。据文献载，北宋宫殿的主要殿堂有些是工字殿形式。整个规模虽不如隋唐两朝宏大，但扩建时曾参照西京（洛阳）唐朝宫殿，所以组群布局既规整，又具有灵活华丽和精巧的特点。

北宋中朝以后，东京已经取消用围墙包绕的里坊和市场，但为了便于统治，把若干街巷组为一厢，每厢又分若干坊。东京的主要街道是通向城门的各条大街，很宽阔，但其他街道则比较狭窄。住宅和店铺、作坊等都面临街道建造。

从以上东京的情况，就可见当时宋代城市、宫殿建筑之一斑。

（二）住宅建筑宋朝农村住宅大都比较简陋，有些是墙身很矮的茅屋，有些以茅屋和瓦屋相结合，构成一组房屋。而城市的小型住宅多使用长方形平面，梁架、栏杆、棂格、悬鱼、惹草等，具有朴素而灵活的形体。屋顶多用悬山或歇山顶，除草葺与瓦葺外，山面的两厦和正面的庇檐则多用竹篷或在屋顶上加建天窗。而转角屋顶往往将两面正脊延长，构成十字相交的两个气窗。

稍大的住宅，外建门屋，内部采取四合院形式。

贵族官僚的宅第外部建乌头门或门屋，而后者中央一间往往用"断砌造"，以便车马出入。院落周围为了增加居住面积，多以廊屋代替回廊，因而四合院的功能与形象发生了变化。这种住宅的布局仍然沿用汉以来前堂后寝的传统形式，但在接待宾客和日常起居的厅堂与后部卧室之间，用穿廊连成丁字形、工字形或王字形平面，而堂、寝的两侧，并有耳房或偏院。除宅第外，宋官署的居住部分也采取同样布局方式。房屋多是悬山式，饰以脊兽和走兽。虽然当时政府规定除官僚宅邸和寺观宫殿外，不得用斗栱、藻井、门屋及彩绘梁枋，但事实上有些地主、富商并不完全遵守。

南宋时期，有些宅第充分利用了优美的自然环境。这种住宅的设计，有些采用规整对称的形式，有些则采取参差错落的形式，或临水筑台，或水中建亭，或依山起廊，都极富雅趣，这是那一时期的特点。

宅第园林在当时随着地区的不同，而呈不同的风格。北宋园林，大都规模较大，具有别墅性质，引水凿池，盛植花草竹木，或垒土叠石点缀在园林中，使整个园林富于自然情调。如洛阳丛春园中有丛春亭，可北望洛水，环溪有多景楼，可南眺嵩山、龙门，风月台可北览宫殿楼阁，都选地极佳。而这时江南园林有不少文人画家参预园林的设计，因而园林与文学、山水画的结合更加密切，形成了中国园林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江南一带的园林很重对景，如苏州南园的布局已是"值景而造"。同时，园林中建筑较多，盛植牡丹芍药，并叠石造山，引水开池，竞为奇峰、峭壁、涧谷、阴洞等。寺观中也多营建园林，供人游玩。但有些园林人为的成分居多，于是产生了生硬堆砌的缺点。

从东汉末年起，经魏晋南北朝陆续传入的垂足而坐的起坐方式，和适应这种方式的桌、椅、凳等，到两宋时期终于改变了商周以来的跪坐习惯及其有关家具等。这时期的桌椅等日用家具在民间已十分普遍，同时还衍化出很多新品种，像圆形和方形的高几、琴桌与床上小炕桌等。

在家具的造型和结构方面，这时期出现一些突出的变化，首先是梁柱式的框架结构，代替了隋唐时期沿用的箱形壶门结构。其次，大量应用了装饰性的线脚，丰富了家具的造型。如桌面下开始用束腰，枭混曲线的应用也十分普遍；桌椅四足的断面除了方形和圆形外，往往做成马蹄形。这些造型与结构的特征，都为后来明清家具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随着起坐方式的改变，家具尺度都相应增高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建筑室内的高度。家具在室内的布置也有一定格局，大体上有对称和不对称两种方式。一般厅堂在屏风前面正中置椅，两侧又各有四椅相对，或仅在屏风前置二圆凳，供宾主对坐。但书房与卧室的家具布局采取不对称方式，没有固定的格局。

（三）寺庙建筑两宋时期，宗教建筑可分为祠庙、佛教和道教建筑三大类。由于佛教从其传入到发展，至两宋时已基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佛教建筑就有了其独特意义，并颇具代表性，所以我们只大略介绍一下宋代的佛教建筑，以使读者能对当时的宗教建筑窥得一斑。

河北正定隆兴寺是现存宋代佛寺建筑总体布局的一个重要实例。山门内为一长方形院子，钟楼鼓楼分列左右，中间大觉六师殿已毁。北进为摩尼殿，有左右配殿，构成另一个纵长形的院落。再向北进入第二个道门内，这就是隆兴寺的主要建筑群落。这组建筑以佛香阁为中心，左右有两个配殿，以及其他次要的楼、阁、殿、亭等构成的形式瑰伟的空间组合，也是整座佛寺建筑群的高潮。最后还有一座弥陀殿位于寺后。全寺建筑依中轴线作纵深的布置，自内而外，殿宇重叠，院落互变，高低错落，主次分明。

现存的佛香阁高33　米，三层，歇山顶。上两层都用重檐，并有平座，是民国年间重建的。而阁内所供四十二手观音铜像，是留存至今的中国古代最大的铜像，高24　米，除手部已残缺外，座身比例匀称，衣纹流畅。

隆兴寺的建筑布局艺术，可以看出：唐中叶以后供奉高大佛像，主要建筑不得不向多层发展，陪衬的次要建筑也随着增高，反映了唐末至北宋期间高型佛寺建筑的特点。

河北蓟县独乐寺重建于辽统和二年（公元984年）。现存的山门和观音阁都是辽代原物。山门面阔三间，单檐庑殿顶。由于台基低矮，斗拱雄大，出檐深远，而脊端鸱尾形制成遒劲，给人以庄严稳固的感觉。内部不用天花，斗拱、梁、檩等构件全部显露可见，因而它们的装饰效果得到充分发挥。通过山门后部的明间，恰可以把观音阁全部收入人的视线范围之内，既无遮挡，也无多大空隙，这种空间关系的处理，显然是建造者有意设计的。

观音阁高三层，但外观则为两层，中间一层为暗层。阁中供奉高16　米的辽塑十一面观音像，造型精美。观音像直通三层，所以阁内开有空井以纳佛身。观音阁的外形，因台基较低矮，各层柱子略向内倾侧，下檐上面四周建平座，上层复以坡度和缓的歇山式屋顶，从而在造型上兼有唐朝雄健和宋朝柔和的特色，是辽代建筑的一个重要实例。

这个时期还留存若干重要的佛教建筑，如山西大同的华严寺和善化寺都有几座辽金建筑的重要作品。这些建筑的平面、结构、造型各具特点，是研究辽金建筑嬗递变化的重要资料。

六、宋、辽、金的雕塑这一时代的雕塑成就应该说主要反映在宗教题材的雕塑上，尤其是佛教艺术雕塑。宋、辽、金的雕塑主要继承了唐代的艺术传统，在反映现实、表达思想与感情的深度与广度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发展。

（一）宋代的雕塑宋代的雕塑成就主要反映在佛教雕塑上。由于禅宗的盛行，作为礼拜偶像的那种神圣性和理想性明显减弱，而世俗性和现实性却明显增强。宋代佛教雕塑至今保存完整的主要有河北正定隆兴寺佛香阁大悲菩萨雕像，塑于公元969年，通高22　米，摩尼殿中佛像、阿难、迦叶塑像；四川峨嵋山的万年寺普贤像，高7.4　米，塑于公元980年；河南开封铁塔南的接引铜佛像，高约5.14　米；以及湖南的湘乡云门寺的大悲观音塑像和十八罗汉石像等。在这些佛像雕塑中以四川峨嵋山的万年寺普贤像为著名。万年寺普贤像是宫廷内侍奉旨监造的，高7.4　米，重达62　吨，铜体贴金。高大的塑像，头戴宝冠，披袈裟，右手持如意，左手置膝前，比例适度，端庄凝重，其工艺为分段浇铸、焊接而成。普贤大士乘六牙白象，身披鞍辔，足踏千朵莲花，背负贴金仰莲宝座，工艺精湛，为宋代佛教雕塑中珍品。

宋代的佛教雕塑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作为非主要礼拜对象的罗汉群像塑像，以其丰富多姿的艺术造像，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所建寺庙很多都有五百罗汉塑像，其中著名的有保圣寺彩塑和灵岩寺雕塑。

保圣寺位于江苏省吴县，据考证其塑像为唐塑宋修，现存九座罗汉像。

保圣寺罗汉分别塑造了罗汉们在云岩、山水、洞壁之间的修行情景，借环境的衬托，表达了不同的人物性格特征。塑壁巉岩突兀，洞窟错列。居中者为达摩，闭目入定，戴巾，一幅修养深定的老僧形象。其西侧为一神态安详的胖大袒腹罗汉，另一个面容清癯、前胸内收、后背微驼的年老罗汉与一肌肤丰润的年轻罗汉对谈。其他罗汉也各具特点。整组彩塑生动形象，为中国古代彩塑的优秀代表作品。

在宋代，佛教开窟造像之风在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和龙门石窟以及四川大足和陕北等地，程度规模不同地延续着。一般来说，宋代佛教石窟的规模要逊于前几代，但艺术水平却很高。尤其是大足石窟，可谓宋代石窟雕塑艺术的代表。

大足石窟位于四川省大足县外，今存石刻造像约5　万身，分布于40　余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妙高山、舒成岩等十余处。大足石窟主要反映自晚唐、五代至南宋的石窟艺术的发展。

在众多的石窟中，位于北山的轮转经藏窟石雕是雕像精美的宋代洞窟之一。窟为平顶长方形中心柱窟，中心柱为转轮经藏，直径2.61　米，柱上部为8　根小柱，上各盘一龙，龙柱上顶八角飞檐。柱底部为须弥座。绕过洞轮转经藏是两进的洞窟，主像是释迦佛，释迦顶髻放出毫光两道，左右两厢是文殊、普贤、狮奴、象奴。其中的普贤像，身材修长、面容韶秀、气质典雅，是洞窟中雕塑的精品。

编号125　的数珠手观音像龛，龛高1.26　米，背光为椭圆形，虽已风化模糊，但极具艺术魅力。观音双手斜搭胸前，上身向后侧斜倚，头部微朝前倾，嘴角露出笑意，尤其是衣带，随风飘舞，以静带动，使整座雕像生动起来。大足石刻的特点在于，它是佛教雕塑，但又融入了世俗生活的情趣。如编号20　的地狱变相摩崖造像中，刀船地狱中的养鸡女，发挽双髻，面露微笑，双手正打开鸡笼，笼前两鸡争食，正是村妇生活的真实写照。

大足石窟包含了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和密宗的题材，反映了宋代佛教各宗派的交融。大足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展示了中国南方唐末、五代，特别是宋代的宗教信仰及雕塑风格的发展演变。

（二）辽、金的雕塑契丹、女真贵族原都信奉萨满教，后来在广大汉族地区进行统治，又都改而推崇佛教。佛教寺庙雕像有造于统和二年的天津蓟县独乐寺中高16.2米的十一面观音及胁侍菩萨、护法金刚塑像；辽宁义县奉国寺的七佛、菩萨、天王塑像；造于重熙七年（1038年）的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迦教藏殿的三身佛、弟子、菩萨和天王塑像群等。辽代的佛教雕塑中，特别是一些胁侍菩萨，面型和身材渐趋修长，呈现出一种新的优美的风格。

辽代另一佛教造像形式是嵌砌于众多砖塔上的浮雕，著名的有北京天宁寺塔等。天宁寺塔建于辽末，为密檐式，砖建，八角，十三檐。第一层塔身特高，四正面辟半圆拱门，四斜面为直棂窗，但塔为实心，故门窗都是浮雕。门、窗两侧都有佛教造像雕刻。天宁寺塔的雕像特别典型地反映了辽代的雕塑风格，即既雄健流畅，又细密繁复的特点。

金代佛教寺庙造像的分布，大都在山西境内。著名的有天会年间（1123-1137年）的平遥县慈相寺，五台县佛光寺（建于天会十五年，1137年），约造于天会至皇统年间（1129-1149年）的大同善化寺等。其中大同的善化寺是较为著名的辽金时代建筑群落。金代佛教石窟摩崖造像不多，所知仅陕西富县有两处。

金代商官显贵的墓葬多在东北地区，这些坟墓前多有神道石碑、石望柱、石虎、石羊和石人，石雕艺术风格与中原唐宋陵墓雕刻相近，唯稍粗糙朴拙。现存于石家庄烈士陵园的一对铁狮子，堪称古代狮子雕塑的杰作。属于建筑装饰性的金代小型石狮群雕，当推北京的芦沟桥。

卢沟桥全长266.5　米，桥面宽7.5　米。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至明昌三年（1189-1192年）。桥上保留了精美的雕刻。桥中心拱两侧与西边第五孔拱顶龙门石上保留了三个龙头雕刻，从风格上看仍是金物。望柱头上大小石狮子共有485　个，造型生动，姿态各异。东端桥堍两侧石栏杆尽头，各有一只大石狮，以头紧抵栏杆最东端望柱，西端相应位置，则为2　尊石象。

宋辽金时代的雕刻工艺品种非常丰富。宋代文思院所属的四十二作中，就有玉作、犀作、牙作、雕木作、琥珀作等多种。玉雕制作中，巧色的运用，具有较高的成就。所谓巧色，就是根据玉材的不同色泽，纹理和形状，雕琢出各种自然物象。宋代的玉雕子母猫，母猫为白色，六只子猫有黄、黑、玳瑁等色。甘黄玉葵花杯，黄色的花瓣，紫色的花心。玉雕人物则是黑色的头发，白色的身体，花斑的衣纹，都制作精美，独具匠心。

石雕以砚台最为著名，歙州的歙砚，石质细腻；端州的端砚，色泽莹润，视为全国第一。在辽金，其他品种的雕塑也非常普遍。以俑随葬在金代则非常普遍。然而金代陶俑很少唐宋以来的圆雕形式，侍从、仪仗俑大多是背连方砖。此外，尚有砌于墓宝壁面的散乐、杂剧人物雕砖，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七、宋、　辽、金的戏剧、音乐、舞蹈和杂技唐朝后期政治腐败，宦官掌握政权，跋扈成性，横行无忌的藩镇又割据一方，长期叛乱。降至五代仍然是兵连祸结，全国糜烂，社会生活几乎陷入停顿状态，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在这漫长的时期，音乐活动的消沉、乐师的散亡是势所必然的现象。更加不幸的是，唐代的音乐亦因此大量湮没散失。当时的记谱法是相当简单的，很多曲调是依靠乐师的"口传"而传承的。由于乐师的改业或者死亡，大量曲调也就散佚了。

直到宋代重新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推行了一系列改良政策，于是在政局稳定、经济逐渐由稳定而趋于繁荣的情况下，音乐文化生活又重新活跃起来。宋代继承了从盛唐时代留传下来的一部分音乐文化遗产，就在这优良的传统的基础上，音乐文化继续发展。特别重要的是，在宋代，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音乐器乐的发达和舞蹈艺术以及杂技的相互融合，产生了戏剧这一十分重要的艺术形式。从宋朝起，由于乐器（如琵琶）以及管乐器的改进和完善，记谱法（工尺谱）的确定，演奏技术的进步，纯粹的器乐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生活的稳定与繁荣，也要求舞蹈杂技等艺术，能起到丰富社会生活的作用。

（一）戏剧中国的戏剧早在周朝时即已萌芽，但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巫风不过是从具有明显宗教性质的祭祀仪式转变而成含有戏剧意义的歌舞。当时诸侯宫廷里的优伶如楚国的优孟、晋国的优施、秦国的优旃等人的表演，也大体上都是含有故事性的歌舞。到了北朝，有了钵头、踏摇娘、代面；到了唐代有了参军戏。但这些还只能说是略具戏剧雏形的歌舞。而真正中国近代社会的戏剧却是在宋代，综合了各种歌舞形式以及说唱艺术才产生出来的。

1。宋代的瓦舍、勾栏与书会由于宋代工商业的迅速发展，都市日趋繁荣。宋代的首都和唐代的首都情形不太相同。唐代首都长安日暮即闻鼓鸣，百业歇息，开始宵禁了。而宋朝，无论是东京汴梁还是南宋的临安皆不夜禁，不但不夜禁反而通宵达旦，买卖日夜不绝于市。所以，通俗文艺就在都市里大为盛行，娱乐场所纷纷设立。当时人们称娱乐场所为"瓦舍"或"勾栏"。在唐代，都城长安只有平康诸坊，但没有瓦舍众伎，"瓦舍"或"勾栏"是宋朝新出现的，无论开封和南宋临安都有"瓦舍"或"勾栏"。

据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南宋杭州（临安）城内外就有17　处瓦舍。据《东京梦华录》，在汴梁也有中瓦、里瓦、桑家瓦子、州西瓦子、州北瓦子和朱家桥瓦子等若干座。大约在崇宁年间（1102-1106年），瓦舍已经遍布汴梁东西南北四域。瓦舍规模大的，一座就可容纳大小勾栏五十余棚，容纳上千人。瓦舍里所表演的游艺种类繁多，如演杂剧、傀儡戏、影戏、杂伎、散耍、说史书、讲故事、谈经、学乡谈、炎诨话、舞番曲、诸宫调、鼓子词、唱赚、卖嘌唱等等，真是百戏杂陈，雅俗共赏。诸棚观众，不论风雨寒暑，都是很拥挤的，所谓"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当时，还有一种流浪的艺人，即"路歧人"，他们也可以到瓦舍、勾栏来表演。来瓦舍的观众，除市民外，还有手工业工人、商贾，还有护城的禁兵、进城的农夫。瓦舍勾栏这种场所，很像旧北京的天桥、厂甸。

瓦舍兴起的原因不外是社会稳定，工商业繁荣。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说："瓦舍者。。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士子流连破坏之门。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严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

瓦舍里有杂剧、杂伎、傀儡戏、影戏、说经书、说唱、讲史、小说、舞蹈、诸宫调、合生、武艺等艺术形式。瓦舍为这些艺术形式的相互借鉴、融合与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戏曲戏剧艺术的全面综合提供了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

随着瓦舍的出现，同时也产生了书会。当时人们管书会中人叫"书会先生"，也就是相当于现代的职业脚本作家。他们专门编写话本、剧本、曲词本等各种形式的演出脚本，与前代诗人、词人不同的地方是，这些书会先生是靠创作谋生。为了适应勾栏的演出需要，书会组织还吸收了大批不得志的文人，这些文人经常与艺人合作，所以对舞台演出的要求非常熟悉。同时，艺人们经常与文人接触，对于提高演员的文字与艺术修养，提高演出与艺术创作能力，都有很大帮助。这也是宋代戏剧艺术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瓦舍里，宋代的说唱艺术、歌舞艺术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瓦舍里经常演出的鼓子词、缠达、唱赚和诸宫调。

鼓子词可以说是后世弹词以及其他说唱艺术的肇祖。它是一种融说书与歌唱为一的叙事艺术形式，主要以唱为主。鼓子词的典型代表作有北宋末期的《商调蝶恋花》，为赵令畸所作，共十二阕，演唱的是《会真记》张、崔二人的故事。鼓子词的说唱者大约三人，一人讲故事，一人说唱，另一人专吹管乐器。

缠达也是瓦舍经常出现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主要艺术形式是叙事歌舞。结构可分为：引子、短歌、尾声三段。后来被文人士大夫采用，配上深奥的歌词，变成了：致语、词与律交替出现、放队（绝句）三段式。

约在北宋末年，又从缠达脱胎出一种叙事的歌曲形式，叫唱赚。唱赚后来成为元杂剧每折一宫调、一韵到底的先河。在当时，唱赚选用的经常是流行曲调。唱赚也采用大曲、曲破、嘌唱、耍令、番曲等等，曲调优美，动听委婉，为后世的南曲联套打下了基础。

2。杂剧在唐代有参军戏，宋杂剧正是吸收了唐代参军戏的传统，又广泛吸收了瓦舍众多的表演歌唱、舞蹈艺术，并将其有机地融汇综合进来，从而形成了杂剧。

杂剧这个词可以追溯到汉代的百戏，即散乐。到了唐代称为杂剧、杂戏。但是杂剧有时也包括了参军戏在内。后人就泛称为滑稽戏。唐代的杂戏内容很宽泛。唐太和三年（229年）南诏攻掠成都，虏去许多百姓，据载，其中就有杂剧丈夫二人。《五代伶官传》中，也记载："庄宗。。常身与俳优杂戏于廷"。又《旧唐书·文宗本纪》所载："太和六年。。杂戏人弄孔子。"就是到了北宋时期，杂戏这个词也没有严格的界定，有时指傀儡戏，有时指角抵一类杂艺，有时代指从参军戏继承而来的滑稽戏。《中元节》条说："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为止，观者倍增。"可见那时的杂剧很受欢迎，似乎可以演一晚上。

但是，宋、金时代的杂剧，实际上是处于从舞曲过渡到戏曲时期的产物，虽然名义上是"剧"，但实际上却是歌舞、音乐、调笑、杂技等杂凑而成，各艺术形式还没有非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像上面提到的《目连救母》实际上就含有大量的杂技成份。而且有时一出剧，前后并不很连贯，叙事故事也并不很完整。

杂剧之中除了歌舞外，还有对话，大概由四五个人表演，涂脂抹粉，扮成古人模样，他们虽然表演故事，可是歌词还是叙述体而不是代言体。所以，歌唱还没有和戏剧结合为一个整体。因此，总体来说，宋杂剧还仅仅是戏剧诞生前的雏形，是"说唱"加上"化装表演"罢了。

宋杂剧一般由四段式组成：第一段为艳段，作为正文的引子；第二段和第三段是正杂剧，通常为两段，大概是一种雏形的故事演唱、滑稽说唱或舞蹈；第四段是杂扮，也叫杂旺、技和，主要是些调笑。

杂剧所用的音乐又分三种：大曲，是用于歌舞，大曲也可能又叫曲破，也可能曲破是大曲的第三段。断送，是在杂剧开演时乐队所奏的音乐，并无唱词；演奏完毕，歌舞开始。小曲，即民间的曲调。

在杂剧的音乐中，与戏剧的发展最有关系的乐曲，就是大曲。大曲在唐代还是纯粹的歌舞音乐，发展到宋代，才逐渐和故事情节相结合。在宋代的有大曲演唱的剧目中，具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是利用大曲的形式咏唱故事，在大曲原有的标题之上往往再冠以故事性标题。如《西子薄媚》、《错取薄媚》、《郑生遇龙女薄媚》、《莺莺六么》、《崔护六么》等。这些大曲很多都是从唐代借鉴、继承过来的。其二，宋代所用的大曲，并不拘泥于唐大曲原有的完整形式。唐代大曲的唱词都是五言、七言的诗，而宋代大曲改用了词体。这样一来，显然乐曲的旋律和节奏，势必适应了词的格律而起很大变化，远非唐的本来面目，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内摘取其中的若干片段，称为"摘遍"。宋代大曲多是摘遍的形式。

宋代大曲的叠数可以随歌词的内容而任意增减，这就便于故事叙述，更进一步，大曲就和杂剧结合起来，成为戏曲的主要构成部分。最初，很多杂剧是用大曲的音乐，因此剧名也标明大曲的名称，例如《四僧·梁州》、《斐少俊·伊州》、《郑生遇龙女薄媚》、《莺莺六么》、《柳毅大圣乐》等，但是后来就只选用大曲的片断，并广泛采用民间的曲调，于是大曲就和其他曲调相混杂而不再是独立完整的乐曲了。杂剧的音乐却因此更加丰富，也更能适应戏曲的需要了。作为古代歌舞音乐的大曲，演变为戏曲音乐，有一个复杂漫长的历史过程。当然，宋杂剧还不是成熟的戏曲形式，其中用大曲演唱的节目还不是戏曲音乐。但大曲在历史上对戏曲音乐的形成却有着重大影响。

3。宋代杂剧的艺术形式杂剧到了南宋时代，就有了较严格的范围了。据南宋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说："散乐传学教坊十二部，唯杂剧为正色。""杂剧中，末泥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为两段。。杂扮或杂班，又名技和，乃为杂剧之散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净色发乔，付末色打诨，又或添一装孤。其吹曲破断送者谓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隐为谏诤。故从便跣露，谓之无过虫。"这两段记载，概括了宋杂剧的艺术形式。

在那时，教坊中按声器乐分为很多部类。计有筚篥部（乐器名）、大鼓部、杖鼓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舞旋色（舞蹈者）、歌板色、杂剧色、参军色（十三部）。每色有色长，也就是主管人，称部者为部头，上面还的教坊使、副铃辖、都管和掌管仪式的人，都是任命的官员。

在杂剧中，末泥是领班，大概相当于今日的编导，地位是很高的。每四人或五人组成一场，末泥色负责主管，引戏色负责分戏，执行末泥的主张，付净色是装疯卖傻的，一般去挨打的角儿，付末色则插科打诨。此外还有可添一人名为装孤，即装官的意思。从这种形式可以看出，宋杂剧是继承了唐参军戏的传统，并加以革新发展而成为一种表演艺术形式。

在上述引文中，末泥、付净、付末都是杂剧的角色名，引戏是一种剧务的职称，把色则是吹奏曲破、断送（曲式名）的人。

宋代史浩在《鄮峰真隐漫录》中。记载了"剑舞"一折，王国维先生推论"此剑器一曲中舞二故事，疑即为杂剧。"兹引录原文如下："二舞对者厅立裀上，"竹竿子"勾念毕，乐部吹剑器曲破，作舞一段了，二舞者同唱《霜天晓角》（词略）。

乐部唱曲子，作舞剑器曲破一段，二人分立两边，别二人汉装者出，对坐，桌上设酒果，"竹竿子"念（词略）。

乐部唱曲子，作舞剑器曲破一段，一人左立者上裀舞，有欲刺右汉装者之势，又一人舞进前，翼蔽之，舞罢，两舞者并退，汉装者亦退。

复有两人唐装出，对坐，桌上设笔砚纸，舞者一人，换妇人装，应裀上，"竹竿子"念（词略）。

乐部唱曲子，舞剑器曲破一段，作龙蛇蜿蜒蔓延之势，两人唐装者起，二舞者一男一女对舞，结剑器曲破徹，"竹竿子"念（词略）。

念了，二舞者出舞队。"

王国维先生的推测虽然非绝对可靠，但是杂剧既无固定的体裁、模式，而"剑舞"一段则戏剧性甚强，推断为正杂剧两段也无不可，艳段可能是千篇一律或无关重要的部分，而杂扮本是杂剧的散段，本可不录。

从上面摘录的文字中，可知当时有些杂剧是没有对白的，或许可称为"哑杂剧"。在《东京梦华录》中有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内，即有哑杂剧。杂剧的搬演是歌舞不相合的，即"歌者不舞，舞者不歌"。

金代的"院本"其实就是杂剧。王国维说："行院大抵为金元时代倡伎所居，院本即行院之本。"郑振铎认为：行院是当时一种游行的歌舞班，"冲州撞府"到处游行，故称为行院。王郑两说，歧异较大。

从院本的体制、内容、规格来看，它与宋杂剧基本相同。只是因为地理上的关系，带有地方色彩。《辍耕录》说："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太和正音谱》说："杂剧者，杂戏也；院本者，行院之本也。"从这些记载上说，杂剧与院本是基本相同的。只不过院本在北，杂剧在南。

关于院本与杂剧的异同，可由出土的戏曲文物为证。　1959年在山西省侯马市西郊出土的董氏金墓戏俑，墓室后壁上部，有砖制舞台一座。舞台上排列着5　个彩绘砖俑，均作表演状，面部有化妆。

据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载："院本则五人：一曰副净，古谓之参军，一曰副末，古谓之苍鹘，鹘能击禽鸟，末可打副净故云。一曰引戏，一曰末泥，一曰装孤"。从董氏墓戏俑的装束和表情动作来看，恰与《辍耕录》所称金院本五个脚色行当相吻合。据考证，5　个彩绘砖俑分别是装孤（正中）、引戏（左起第一）、副末（左二）、末泥（左四）、副净（左五）。此外，山西省稷山化峪金墓杂剧砖雕、稷山马村金代段氏墓群杂剧砖雕，都可印证出金代的院本、杂剧在当时的演出状况。

当然，宋杂剧与金院本也有区别。一般地说官本杂剧比较院本来说，名目采用大曲之类的古乐要多一些。比如，杂剧总数280　本，内有大曲103　本，而院本总数为690　本，其中仅有大曲16　本。

4。宋代杂剧的主要类型研究宋代的戏剧资料很少，现存的《官本杂剧段数》（见周密《武林旧事》）注录杂剧名目280　种。但这仅仅是一张剧目单，剧本均已散佚。这个目录只包括了在宫廷中所能演出的小部分节目，而瓦舍中所演出的许多剧目都没有包括进去。虽然没有剧本传世，但我们还可以从记载中看到宋杂剧的演出情况与其思想内容。《都城纪胜》里说：演出的杂剧"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隐为谏诤也。故从便跣露，谓之无过虫。"也就是说，宋杂剧虽然夹杂了大量科诨，但它还是能够起到针砭时弊、讽刺朝政的作用，它进一步继承了古优与参军戏的传统。从其内容来看，特别是宋朝南渡之后，杂剧的讽刺性更为强烈了。

宋杂剧大约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即以对话为主，所谓滑稽戏的杂剧；第二类为以歌舞为主的进行演唱的歌舞戏。彭隆兴先生的《中国戏曲史话》对宋杂剧的类型，叙述精当，兹引述如下：第一类，以对白为主的戏有：《当拾钱》。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蔡京为相时，命令铸大钱，一个当十个，人民感到很不便，在宫廷宴会演杂剧时，优人扮一个卖豆浆的小贩，一个人来喝了一碗浆，给了一个当十钱，要找回九个钱。卖豆浆的人说："我刚上市，没有零钱，你多喝几碗吧。"喝浆的连喝了五、六碗，捧着肚子说："喝不下去了，这不过是个当十钱，要是相爷再改成当百钱，可怎么得了哇！"皇帝赵佶听了，就停止了当十钱。《三十六计》。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宋宣和年间（宋徽宗赵佶的年号，公元1101-1125年）宦官童贯做上将，带兵和辽兵交战，兵败逃回。有一天宫廷宴会，教坊演杂剧，扮了三个婢女上场，头上发髻的式样都不同。第一个在额头上梳着一个发髻，自称是蔡太师家人；第二个的头髻偏坠在一边，自称是郑太宰家人；第三个满头梳了许多小髻，自称是童大王（童贯）家人。别人问她们这些发髻的式样有什么说法？第一个答道：我家太师天天和皇帝见面，这叫朝天髻；第二个说：我家太宰回家守孝，不问朝政，这叫懒梳髻；第三个答道：我们大王正在打仗，这叫作三十六计（髻、计谐音），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指童贯兵败逃窜。这个节目对童贯之流贪生怕死、腐败无能的丑态予以大胆揭露。《天灵盖》。张知甫著《可书》记载：金人（我国少数民族）入关后，经常用硬棒打人的脑盖骨，把人打死。

绍兴年间，有伶人演杂剧时说：若要战胜金人，必须我们汉人能够个个与他相敌。譬如金人有粘罕（金人军事首领）我们有韩少保；金国有柳叶枪，我有凤凰弓；金人有凿子箭，我们有锁子甲；金人有硬棒，我们有天灵盖（俗称人的头盖骨为天灵盖）。脑骨决不能抵硬棒，是唤人猛醒之意，同时，也是对统治者腐败无能的讽刺。

《二圣环》。岳珂《桯史》（卷七）记载：北宋（南渡后把这一段称北宋）时都城在今开封，徽宗与钦宗二帝都被金人虏去。到南宋（1127-1263年）迁都临安，绍兴时（高宗年号）秦桧做宰相，主张与金人讲和，不想迎接二帝还朝。绍兴十五年（1145年）四月，高宗送给他一所宅院，丁丑年（1157年）又送给他很多银子、绢匹等物。他在宅院中设宴庆贺，朝中大臣都来参加。在饮酒中间，优人们在筵前演戏，伶工扮作一个参军上场，颂扬秦桧的功德。另外一个伶工搬着一张太师椅跟着出来，参军正向伶人拱揖，预备坐椅子，忽然他的头巾掉下来，露出束发小巾，在脑后有两个巾环，迭成"双胜"的样子，伶人就问他：这叫什么环？参军回答：二胜环（与二圣谐音）。伶人就把他的头打了一下说：你光知道坐太师椅，等着领银子和绢匹，把二圣环就扔到脑后了吗？在座的大臣们吓了一跳。秦桧恼了，第二天，就把伶人送到牢狱，伶人因而致死。这个节目对卖国贼秦桧卖国弄权作了无情的揭露。

第二类是以歌舞为主的歌舞戏杂剧。

我们知道，唐代的参军戏是以滑稽表演为主的。到了宋代（在唐代就有了）出现了以曲子来叙事演唱故事的戏。那么这个传统从何而来呢？

最早的"陆参军"的主角以［罗唝曲］唱《望夫歌》，这种歌虽不是叙事的，却开辟了参军戏中唱曲子的先例。"陆参军"中对于曲调形式的使用法，是以一个曲子，如［罗唝曲］或［杨柳枝］反复歌唱若干首互不连属的歌辞。这种形式和北宋初流行的鼓子词，如欧阳修咏西湖的十一首《采桑子》或曾慥《乐府雅词》中所载的转踏，无名氏的《九张机》等相似，都是以一个曲调反复歌唱，或者共咏一件事，或分咏若干事，也可以和舞蹈相结合，如转踏，也可以是纯粹演唱，如鼓子词，由唱抒情小曲逐渐发展到叙唱一个故事。大曲在唐代本来只是用来演奏和伴奏舞蹈的，到了宋代，大曲渐渐不从头到尾地演奏了，只奏其中的一部分，而且也有来叙唱故事了。《王子高六么》等许多大曲就是这样一种体裁的节目。宋杂剧因为继承着"陆参军"的传统，除了表演滑稽讽刺短剧之外，还歌唱曲调，所以这一部分本子就作为杂剧的一类节目而加入演出了。所以《都城纪胜》把教坊孟角球的杂剧本子和葛守诚的四十大曲相提并论，《宫段》中也把这一部分列在"杂剧段数"中间，但《宫段》中所列的"段数"，现在都不存在了。

还有法曲，形式类似大曲。据张炎《词源》说："大曲片数与法曲相上下。"为什么叫"法曲"呢？是因它们属于"法曲部"的缘故。现有《法曲道情》一种，形式与大曲类似。

关于杂剧在歌舞戏方面的节目，我们所知道的有下列几类：第一类：以歌唱故事的。如《崔护六么》即《人面桃花》的故事；《莺莺六么》即《西厢记》的故事；这些节目是由一个故事从中贯串起来的，而且有具体人物的描写；第二类：描写东西，引物的歌唱。如《棋盘法曲》、《鞭帽法曲》、《粳汤法曲》等，是通过描写实物来反映当时日常生活的节目；第三类：是叙事性的节目，以描写某种行业为题材。如《厨子六么》、《九妆六么》、《打球大明月》、《赖房钱》、《卖花买鹰儿》等就是；第四类：是描写景致的，以曲调来唱四季的景物。如：《四季夹竹桃》等；第五类：是以滑稽、调笑来歌唱的，如《打调薄媚》、《大打调道人欢》等；第六类：是《目连救母》杂剧之类。

此外，金代有一种哑剧或舞剧，称为连厢词。连厢词和歌舞性杂剧很近似，也许就是所谓"扮演戏文，跳而不唱"的院本；在这种戏剧表演中虽然仍然是"歌者不舞，舞者不歌"，但是歌唱和舞蹈已互相配合，同时进行。《西河词话》云："连厢词者则连唱带演，以司唱一人、琵琶一人、笙一人、笛一人，列坐唱曲，而复以男名末泥、女名旦儿者，并杂色人等入勾栏扮演，随唱词作举止，如"参了菩萨"则末泥祗揖；"只将花笑拈"则旦儿拈花类，北人至今谓之连厢，曰打连厢、唱连厢、又曰连厢搬演，大抵连四厢舞人而演其曲，故云；然犹舞者不唱，唱者不舞。"在连厢搬演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就是：所谓"舞蹈"已经变成了戏剧的表演动作，即近世戏曲中的所谓"做工"。元曲就完全废弃了纯粹的舞蹈，而继承这种表演动作。

5。宋代南戏的形成与发展南戏萌芽于南方民间的村坊小曲，初为歌舞小曲。明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民顺口可歌而已。"又说："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夫罕有留意者。"

南戏产生的时间，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南戏"出于宣和（1119-1125年）之后，南渡（1127年）之际"的北宋末年，一为"南戏始于宋光宗朝（1190-1194年），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两种说法相差70余年，正是南戏由原始状态的村坊小戏逐渐过渡成较为完整的戏剧形式的演变过程。

南戏主要兴起于浙闽地区，这主要是由于浙闽地区地处东南，未遭兵祸，又有对外贸易的窗口，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和他们对文化的需要，当地村坊小戏很快被吸收到城市里来。南戏这种新鲜而又生气勃勃的剧种，便在这个古文化之邦迅速成长起来。宋室南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仅两浙地区，人口就增加了三分之一。社会的相对安定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市镇乡村的民间歌舞和戏曲活动十分兴盛，南戏所以脱胎于本地民间歌舞小戏而成长起来，主要原因就是南方农村经济的发达和表演艺术的深厚积淀。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瓦舍、勾栏非常发达，城中就有瓦舍23　处。北人南渡，又为南戏带来了北杂剧的艺术经验，丰富提高了南戏的表演艺术。所以南戏逐渐发展成为成熟的戏曲艺术。

南戏表演艺术具有民间歌舞小戏的表演特色，同时吸收了宋杂剧插科打诨的滑稽表演等传统表演形式。这种情况在《张协状元》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在南戏的演出中，运用唱念科介等表现手段，发挥其不同作用，有的善于抒情，有的富有戏剧性，有的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有的则长于塑造人物的外部形象，它们之间彼此相互配合，互相补充，已经形成了综合性的戏曲表演艺术。南戏在继承了民间小戏与宋杂剧传统基础上，脚色行当有了新的发展。南戏脚色行当共有7　种，即生、旦、净、丑、末、外、贴。净、丑是南戏中的一对喜剧脚色，它和生、旦等正剧脚色形成鲜明对比，并形成了以生、旦为主的脚色表演制。宋及元代的南戏的演出形式和艺术成就，在当时以及其后的几个世纪中，影响很大。明清戏曲的舞台艺术直接继承了南剧和北杂剧的传统，从而奠定了中国戏曲舞台艺术的基础。

6。　宋、金时代的诸宫调诸宫调虽然是产生于北宋的一种民间说唱伎艺，但由于规模结构庞大，所以对后世的戏曲音乐有着深远的影响。

诸宫调集若干套不同宫调的不同曲子轮递歌唱，由于曲体宏大、曲调丰富，可以说唱长篇故事，表现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比以前的唱赚等说唱形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诸宫调的首创者是泽州人孔三传，与赵令畸处于同一时代；他是汴京瓦市里的一个说唱艺人，能在汴京和其他技艺争奇斗胜、分庭抗礼，这就足见他的艺术能独树一帜，与众不同。

在北宋末年，艺人们纷纷南迁，但也有些艺人仍留在北方；在异族统治的地区，他们继续操此业以营生，因此诸宫调的发展才不至于中断。董解元的《西厢搊弹词》就是在金章宗时代完成的（约在1190-1208年间），已在孔三传之后约近百年，《西厢搊弹词》是留传至今唯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此外，还有无名氏《刘知远诸宫调》残文，还有王伯良《天宝遗事》。另外，在古南戏《张协状元》里，有一段诸宫调。

诸宫调的演唱方式，据《梦粱录》载，早期是用鼓、板、笛等乐器伴奏，后来可能还添加了琵琶和筝。演说者用弦索乐器。诸宫调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每段曲词唱完后，有较短的说白，以便另起宫调接唱下曲。每段曲词或用双曲，或用双曲带尾声，或连用同宫调的数曲带尾声，以组成套曲，个别处可处理为单曲演唱。由于每段曲词可长可短，比较灵活，状物写景、刻画人物都能绘声绘色，加以语言通俗生动，每回书的结尾都留下悬念，很能吸引观众。在艺术上超越了以往的各种说唱艺术。

诸宫调的出现，为后世的戏曲音乐开辟了道路。直到元代，诸宫调式微衰落，但其曲调对北方杂剧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元代杂剧、套曲的组织方式，都直接受到了诸宫调的影响。

（二）音乐、舞蹈1。宋辽金时代的乐器与记谱沈知白先生在《中国音乐史纲要》中对这个时期的音乐发展状况，主要是乐器的种类和使用，以及相应典籍的记载和宋代的记谱方法--工尺谱，有详当的介绍，兹转述如下。

宋代的杂剧、鼓子词、唱赚、诸宫调等，在音乐方面，虽然曲调的繁简和组织有所不同，但在风格上还没有所谓"南曲"、"北曲"的划分，新的制作也并未摆脱旧的窠臼而别创一格，乐器用于鼓子词和诸宫调的，显然是以弦索为主，佐以鼓板，后者可能还用锣（参阅周贻白著《中国戏剧史》卷上156-157　页），演唱者用琵琶是便于边弹边唱的，至于歌舞相当的杂剧、缠达等就用多种乐器，其中除敲击者外，最主要的乐器是筚篥，宋时称之为头管；宋代大曲也都是以头管而不是以琵琶为主要乐器了。

《荆川稗编》云："头管九孔自下而上，管体中翕然为合字，第一孔四字，第二孔乙字，第三孔上字，第四孔后出勾字，第五孔尺字，第六孔工字，第七孔凡字，第八孔后出六字，第九孔五字。大乐以此先诸乐，谓之头管。自后世以其似呼其名，名之曰觱篥。"陈旸《乐书》云："觱篥一名悲篥，一名笳管，龟兹之乐也以竹为管，以■为首，状类胡笳而九窍。后世（似指唐天后朝以后）乐家流以其旋宫转器，以应律管，因谱其音，为众器之首。"头管因音域有高低的区别而分"倍四头管"、"倍六头管"等。

宋代还有一种管乐器，"谓之尺八管或谓之竖篴，或谓之中管，尺八其长数也。"（陈旸《乐书》）现今日本普化宗还吹尺八，是因禅僧法灯国师从宋朝的张参所学的尺八曲《虚空铃慕》而兴起的。

古籍纪述宋以前的敲击乐器，鼓类最多，但锣则未提及；锣似乎到了宋朝才成为重要的乐器。《东京梦华录》"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一条中即提及大铜锣、小铜锣，这乐器在我国戏曲音乐里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在宋朝始开其端。

宋代器乐已达到了较高的发展，皇帝寿辰时所奏的音乐，节目中有琵琶、笙、筝、玉方响、笛、箫等独奏（参考《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宋史·乐志》）。辽宫廷庆祝皇帝寿辰时的音乐节目里也有琵琶、笙、筝等独奏，足证当时已有纯粹的器乐了，可惜曲名均未著录，现在的大套琵琶曲也多起源于宋代，在漫长的时期中经民间艺人的反复加工和再创造，乃逐渐趋于完美。

清凌廷堪著《晋秦始笛律匡谬》一书云："字谱始于隋龟兹人苏祗婆琵琶，故唐人因之，而定燕乐。沈括《梦溪笔谈》及《辽史·乐志》皆载字谱本唐人之旧也。"字谱由龟兹传入，此说并无根据，但以敦煌唐代大曲琵琶谱为证，则工尺谱确实是从唐代字谱转变而成的。王光祈从西洋琵琶与手法谱tablatur　的关系而推想工尺谱最初可能是一种管乐器的手法谱；这种假定似颇近情。日本田边尚雄认为宋俗字谱"当来自西域，恐即出于回教中"，这种说法并无确切的根据。俗字谱显然就是工尺谱的一种写法。

工尺谱在宋代还很简单，各种板眼符号均未明确规定，因此当时的音乐不能通过这种记谱法而留传于后世。音乐的留传主要还是靠"口传"。白石道人的歌谱亦仅代表音乐的轮廓，使我们藉见其仿佛而已。宋人歌词，惯用婉转的声调，张炎《词源·讴曲旨要》云："腔平字侧莫参商，先须道字后还腔，字少声多难过去，助以余音始绕梁"，足见声后有腔，若以一声叶一字，则既无含韵，又焉有声情？宋人还于词句之间插入虚字，而使口吻调利；《讴曲旨要》虚字条云："词与诗不同，词之句语有二、三、四至六、七、八字者，若推叠实字，读且不通，况付之雪儿乎？合用虚字呼唤，单字如：正、但、甚、任之类，两字如莫是、还又、那堪之类，三字如更能消、最无端、又却是之类。此等虚字却要用之得其所。若能尽用虚字，句语自活，必不质实，观者无掩卷之诮。"元杂剧、散曲，降及后世戏曲、曲艺等唱词中的衬字必然是导源于此。

《九宫大成谱》里还有些宋代的曲谱，虽然不免已受昆曲的影响，但曲调纯朴，犹存古意，选择数首如下：一、醉翁操显然是古琴谱，作者苏轼，恐系伪托。

二、春景宋秦观撰词。

三、霓裳中序第一宋姜夔词。

四、越九歌宋姜夔曲五、暗香、疏影宋姜夔曲2。宋辽金时代的宫廷舞与瓦舍舞蹈宋代宫廷《队舞》是唐代《燕乐》的继承和发展，分为"小儿队"与"女弟子队"。表演时，在舞蹈前还要再加上许多歌功颂德的"致语"或歌唱段落。

据《宋史·乐志》载：小儿队有：一、《柘枝队》；二、《剑器队》；三、《婆罗门队》；四、《醉胡腾队》；五、《诨臣万岁乐队》；六、《儿童感圣乐队》；七、《玉兔浑脱队》；八、《异域朝天队》；九、《儿童解红队》；十、《射雕回鹘队》。女弟子队有：一、《菩萨蛮队》；二、《感化乐队》；三、《抛毬乐队》；四、《佳人剪牡丹队》；五、《拂霓裳队》；六、《采莲队》；七、《凤迎乐队》；八、《菩萨献香花队》；九、《彩云仙队》；十、《打毬乐队》。其中《柘枝》、《剑器》、《鬍（胡）腾》、《浑脱》、《解红》、《菩萨蛮》、《霓裳》等都是唐代舞稻的名称，其表演形式已发生变化，主要在宫廷举行典礼时演出。

北宋后期和南宋时，国势衰弱，宫廷无力维持庞大的乐舞机构。每逢朝贺大典，就临时到民间去雇请艺人来参加演出，称为"和顾"。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年），教坊乐部所列各种艺人名单，临时雇佣的人数很多。

瓦舍舞蹈是指在瓦舍里演出的舞蹈或舞蹈节目，瓦舍舞蹈带有很强的娱乐功能。宋代的瓦舍舞蹈并非是纯粹的舞蹈艺术，它往往和杂技、戏曲、武术、军阵队列等掺合在一起。所以，宋代瓦舍舞蹈不能当作独立的、纯粹的舞蹈艺术，这是要注意的。下面所介绍的几种舞蹈，实际上是舞蹈性很强的瓦舍节目。

《舞旋》，这是指专门的舞蹈表演。旋转动作可能是当时舞蹈中最主要的技巧，所以把舞蹈节目叫作"舞旋"。北宋瓦舍里最著名的舞旋艺人叫张真奴。

《舞蕃乐》，这是蕃部舞蹈，由此可见当时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舞蹈艺术的交流。到了南宋时代，南宋临安城依然有舞蕃乐的表演，著名的艺人叫张遇喜。

《耍大头》、《花鼓》都是流传久远的民间舞蹈节目。"耍大头"很可能就是后来的大头娃娃舞的前身；花鼓也是深受人民喜爱的舞蹈。但是，宋代的耍大头和花鼓，都仅有名目，至于如何表演却无详细记载。

《舞剑》与《舞砍刀》，这两个舞蹈节目可能都是从武术演变过来的，或者含有大量的武术因素。早在汉代就有"舞剑"的记载了，唐代的《剑器舞》已是很精彩的舞蹈节目了。直到今日，有些戏曲如《霸王别姬》中保存了大量的舞剑舞蹈。而在武术中，各种剑术和舞刀也保存了许多豪放、矫健、优美的舞姿。宋代大曲中也有《剑舞》一段，这已在前边叙述过了。

《东京梦华录》中详细记载了宋代《舞蛮牌》、《舞判》和《扑旗子》等瓦舍舞蹈。宋代瓦舍里表演的舞蹈或舞蹈性较强的节目，项目是很多的。但从整体瓦舍演出中看，新兴的杂剧是"正色"，最受观众群众的喜爱和重视。而舞蹈或舞蹈节目并不占主流位置。下面将《东京梦华录》中《舞蛮牌》、《舞剑》和《扑旗子》三种舞蹈转述一下。

《舞蛮牌》：乐队奏起《琴家弄令》，有一百多个"花妆轻健"的军士出场，前面有打旗帜的，后面的人拿着雉尾、蛮牌、木刀，排列成行，变开门、夺桥等阵（队形），然后站成半圆形的"偃月阵"。乐部奏起《蛮牌令》音乐，两人出阵对舞，作相互击刺动作，"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扑（表示被击败倒地），"然后下场。接着又出来五、七对人，有的以枪对牌，有的以剑对牌。这种舞蹈，产生于古代战阵生活，可能与更古老的《干戚舞》有继承关系。与至今流传民间的《盾牌舞》、《藤牌舞》是一脉相承的。《舞判》：就是《跳钟馗》。相传钟馗有才学，考中了状元，只因皇帝见他面貌丑陋，取消了他的状元资格。钟馗一气之下，自碰而死。死后天帝封他为"除邪将军"。

《扑旗子》：宋代演《扑旗子》，一个戴红头巾的人，手拿两面白旗，"跳跃旋风而舞"。至今古典戏曲舞蹈中，还有"扑旗子"这个术语，一般用在激烈的战斗场面，旗子飘拂卷扬，与筋斗腾跃滚翻等动作，紧密配合，丝丝入扣，人在旗中飞舞，旗在人中飘扬，这是武术与舞蹈的巧妙结合。旗子的颜色大都已不用白色，表示水战时多用浅绿浅蓝，以像水，陆战时多用红旗，以烘托热烈红火的战斗气氛。

3。宋代的民间"舞队"

宋代的"社火"在民间已经是非常普遍的。宋范成大曾说："民间鼓乐，谓之社火"。"社火"的民间舞队，并不是只演歌舞，而是包括多种技艺的表演。人们一面游行，一面表演，特别是在元宵节期间，元宵节民间舞队活动的盛况，《梦粱录》载："各社不下数十"。各社表演节目异彩纷呈，如《清乐》（器乐演奏）、《掉刀》（舞刀）、《鲍老》、《乔三教》、《乔亲事》《杵歌》（打夯或舂米时的歌）、《竹马儿》、《村田乐》、《旱龙船》、《十斋郎》等。除上述各项表演外，《西湖老人繁胜录》还列举了《扑蝴蝶》、《耍和尚》、《鞑靼舞》，还说："福建鲍老一社有三百余人，川鲍老亦有一百余人"。宋代民间舞队和清代"走会"是很相似的，和至今流传在河北等地的"花会"差不多，是综合性的街头游行表演队伍。其中有一些历史悠久的民间舞，或舞蹈性较强的节目。下面简单作一介绍。

《扑蝴蝶》，宋代民间舞队中就有这个节目，清代《帝京岁时纪胜》在"岁时杂戏"条也列举了《扑蝴蝶》、《舞龙灯》等民间舞。这个舞蹈具有浓厚的儿童游戏生活气息：一个男孩子拿着一根细软藤条，上扎一纸蝴蝶，一群女孩子手拿扇子，"蝶"在空中回旋翻飞，扇绕蝴蝶飞舞扑捉。

《旱龙船》，也叫《划旱船》、《跑旱船》，唐代已有关于《旱船》的记载。宋范成大曾注释说："夹道陆行为竞渡之乐，谓之划旱船。"《划旱船》这种民间舞蹈一直延续至今，大抵宋代的《划旱船》和今天还流行的《划旱船》的舞蹈样式不会相去太远。

《竹马儿》，宋代民间舞队的《竹马儿》表演情况不详。据清代的《骑竹马》民间舞蹈，《骑竹马》（或叫《跑竹马》）的特点是在舞蹈者腰上系着马形的道具，分马头与马尾两截，舞蹈者像是骑在马上，表演马儿徐行、奔驰、跳跃等动作，边歌边舞，通常旁边还有一个执马鞭的丑角。

《村田乐》，是表现农业劳动生活的民间歌舞，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大概表演这种舞蹈要穿簑衣、戴草笠而舞，所以范成大在《村田乐》一诗中，就有"村田簑笠野"的诗句。

《鲍老》，是儡傀戏中引舞的角色名。也是民间舞队中的滑稽舞蹈。《后山诗话》载宋杨大年《傀儡诗》："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鲍老当筵舞，转觉郎当舞袖长。"可见傀儡戏中，鲍老和郭郎都是滑稽可笑的角色。据唐《乐府杂录》"傀儡子"条载："其引歌舞有郭郎者，发正秃，善优笑，闾（音lú）里呼为郭郎，凡戏场必在俳（音pāi）儿之首也。"郭郎是唐代傀儡戏中的领舞人，郭郎与鲍老并提，可知他们都是同类的角色。《武林旧事》载：南宋宫廷正月五日"天基圣节排当乐次"（类似今节目单）"再坐、第十三盏：方响独打（奏），高宫《惜春》。傀儡舞《鲍老》。"这是傀儡表演的《鲍老舞》。宋代民间舞队中的《鲍老》则好像是人模拟傀儡戏中的《鲍老舞》。节日里，人们很喜欢看这种有趣的滑稽舞蹈，《西湖老人繁胜录》载："福建鲍老，一社有三百余人，川鲍老亦有一百余人。"这大概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鲍老》舞队；或是旅居在临安的福建人、四川人的"同乡会"所组织的舞队。

《十斋郎》，宋代的"斋郎"是可以用钱买的官职，在舞队中，"斋郎"是被讽刺嘲笑的对象。在《张蜕庵诗集》中就有，"小儿舞袖学斋郎，大女笑看旁鼓簧"的诗句。但宋代《十斋郎》的舞蹈样式，则已不可考。清代有《扛箱》的舞蹈，《扛箱》是抬着个白鼻子官儿，游行时，常有人假装拦路告状，可以揭当官儿的丑事。宋代的《十斋郎》在讽刺统治者方面可能与清代的《扛箱》有相似之处。

《鞑靼舞》，是鞑靼族的民族民间舞，南宋时在临安搬演这个舞蹈，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艺术文化交流的例证。

（三）杂技北宋末叶兴起的瓦舍，又称"瓦肆"、"瓦子"，是民间游乐场所的雏型。瓦舍自然就是艺人们聚集之处。北宋汴梁的瓦舍大棚比比皆是，东角楼街巷的三个瓦舍，就包括50　余座大小勾栏，其中一座象棚，可容纳上千人。南宋临安的瓦舍也有20　多处，北瓦最大，有勾栏13　处。由此可想瓦舍处游人不断，热闹非凡。

在瓦舍里，艺人们自由竞争，所以各种行当的技艺提高得非常快。北宋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年），开封的瓦市，流行着说书、唱曲、杂剧、傀儡戏、武术、杂技等各种表演。瓦舍集中着当时富有声誉的艺人，如北宋的任小三杖头木偶、张妙臻的走索，南宋的包喜、施半仙的魔术，金时好的水傀儡等幻术木偶表演。

在南宋的瓦市中，力技角抵相扑成了最流行的项目。著名的相扑高手王侥大、撞倒山、宋金刚、倒提山、铁板踏、韩铜柱、曹铁凛等都在瓦市中作场。还有女选手的成套对打，女大力士又称"女飐"，出名的有女关索、嚣三娘、女急快等。在瓦舍里，以班主为首的杂技班子也已经出现，比较出名的是以卢逢春、姚润为班主的杂技班子，擅长表演弄傀儡、杂手艺。

除了瓦舍以外，还有大量的"撂地"艺人，称为"路歧"。举凡城市的路边空地、茶楼酒肆、候朝门外、殿司教场，都有各色路歧在此作场，当然也包括那些杂技艺人，演出一些比较简单的杂技项目。《武林旧事》就记载说："或有路歧，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作场者，谓之打野呵，此又艺之次者。"

还有一种比"路歧人"更困苦的艺人，即"村落百戏"。这些都是来自农村的破产农民，在乡下混不下去，流落入城镇，以卖艺为生，行同乞丐了。庙会是"路歧"们日夜盼望的日子。每年六月六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二郎神生日，佛寺和道观的乡会、庙会就更热闹。正月的元宵节，各行各业的艺人更是在这一年一度的佳节里云集在一起，百戏纷呈，争奇斗艳。据《武林旧事》载：至于吹弹、舞拍、杂剧、杂扮、撮弄、胜花、泥丸、鼓板、投壶、花弹、蹴鞠、分茶、弄水、踏混木、拨盆、杂艺、散耍、讴唱、息器、教水族飞禽、水傀儡、鬻水道术、烟火、起轮、走线、流星、水爆、风筝，不可指数。

艺人们抓住庙会或元宵节这样的好机会，杂技艺人们拼命赶场子卖艺，夜间参加舞队游行，串街走巷，拿出了看家本领。

当时许多著名的杂技艺人名噪一时，吸引了大量观众。艺人们表演当时流行的《击丸》、《蹴球》、《踏索》、《上竿》等杂技，如赵野人的拿手戏"倒吃冷淘"，就是倒头顶着慢慢地吃下一顿冷餐；张九哥表演的吞铁剑，吞铁剑比吞铁刀更难，因为剑是双面有锋刃的；李外宁的药法傀儡，夜间在放出的焰火中表现人物故事；艺名小健儿的艺人表演幻术"吐五色水"和"旋烧泥丸"；王十二演的剧术，也是一种幻术；苏十、孟宣的球技也作为一种杂技表演。

总之，宋代的杂技已的确达到了一定水平，尤其是近距离小型杂技和幻术表演更为突出，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八、结语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是由中古向近古过渡的重要阶段。华夏艺术，经历了几千年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到宋时又有了新的风貌。绘画、书法、工艺美术、建筑、雕塑、戏剧、音乐、舞蹈、杂技等各类艺术，都在继承前代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开拓和创新，在内容、形式和风格上都显示了这一时代独特的品性和价值。宋代艺术在中华民族的艺术史上具有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元、明、清各代乃至近代、当代的艺术发展提供了学习的典范和宝贵的启示。

与宋朝同时期的辽、金、西夏诸民族政权的艺术，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宋代艺术的影响，这些民族的艺术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本民族的特色。与宋代艺术一起，在我国古代艺术星河中闪烁着夺目的光辉。

元代 第061卷 元代政治史

【本卷提要】

《中国元代政治史》一卷，就其跨越的历史时间而言，始于公元12世纪后半叶，迄于14世纪中叶，前后历时近200年。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即：前元时期（蒙古帝国）、元代前期（世祖一朝）、元代中期（成宗至宁宗诸朝）及元代后期（顺帝一朝）。其中，元代的三个阶段，又是本卷叙述的重点。就其包含的基本内容而言，主要分为三部分。即：一、重要的政治事件；二、重要的典章制度；三、重要的政治人物。三者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元代政治的概况，而以政治事件为主，典制及人物为辅。

就其主要特点而言，在简要叙述元代政治史的大前提下，作者对元代各阶段的划分、对典章制度的叙述、对政治事件的看法，以及对政治人物的评述等，都有自己的见解，谬误之处，还望各位同仁及广大爱好者不吝赐教。

一、元代政治概述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建立，自秦朝以后，至元朝以前，十之八九皆为汉族地主势力之所为。虽然历史上也有过一些由少数民族首领建立的帝国，如拓跋氏所建立之北魏、耶律氏所建立之辽国（一度称契丹）、完颜氏所建立之金国，其规模已相当可观，然毕竟仅仅是半壁江山。直到蒙古族崛起于漠北，成吉思汗统一诸部，建立蒙古帝国，金戈铁马，兵锋所及，攻无不克，乃横扫东西，遍及亚、欧大陆。其武功之盛，空前绝后。然观其政制、军制，却极为简略。所谓"军政合一"的万户、千户、百户等组织，以及推举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忽里台"大会，皆尚未脱离原始游牧民族部落积习的影响。

及忽必烈受命主持中原汉地之政事，逐渐理解、接受了汉族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作为统治国家的准则，即所谓的"以汉法治汉民"。元王朝的建立，乃是一重要标志。其后，忽必烈仿效前朝之规，略加变更，建年号，定官制，修都城，兴礼乐，制定了一代典章制度，终元之世，为此后诸帝所遵行，未再有重大改动。

在有元一代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对皇位的激烈争夺，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是和蒙古族的传统财产继承习惯法则密切相关的。在中原汉地，自西周以来，家族财产继承关系，即以嫡长子为主，故而宗族得以维系。而皇位的承袭，也基本上遵循这一法则。蒙古族的财产继承法则，不同于中原，一般以幼子为主，而诸长子皆分出另立门户。此外，另一重要因素，即部落联盟中的共同推举首领的"忽里台"大会遗制，也对皇位的继承产生极大影响。这种皇位继承法则方面的混乱，乃是导致皇位争夺异常激烈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元代前期，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问题，也在政治局势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对于北方民众而言，这种情况稍有缓和。因为自辽、金以来，数百年间，统治机构皆为少数民族首领所把持。而江南地区则不然，自北魏至辽、金的千余年间，少数民族政权的势力虽然一直希望向南扩张，但始终未能在江南站住脚跟。于是造成政治上的长期分裂，军事上的相互残杀，传统观念上的华、夷之分及强烈的敌对情绪，等等。再加上元朝政府对江南财富的大量掠夺，对民众的肆意欺压，以及其所制订的民族歧视政策，诸种因素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都使得元朝统一后的江南地区，民族矛盾极为尖锐。文天祥的大都就义，谢枋得的绝食而死，皆是这种民族矛盾尖锐的产物。

在元代中后期，政治的腐败问题尤为严重。而这又与官吏的选拔、任用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蒙古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故而对中原及江南的汉族、契丹族、女真族等民众有着极大的戒备心理，在选拔及任用官吏方面，也必然会有突出的反映，即所谓的"四种人"之制。其中，对蒙古族和通称为"色目"的各少数民族人士，尤为重用。由此造成蒙古及色目大臣专权跋扈、横行不法的事情比比皆是，进而造成政治上的愈益腐败。对于这种情况，蒙古统治者却又百般加以包庇。政治上的腐败，更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农民大起义，将元王朝的腐朽统治彻底推翻。当然，由于蒙古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力量单薄，必然要利用中原的汉族地主势力为其效力，以加强统治。元初，即有北方各地的割据势力相继归顺，如河北的张柔父子、董俊父子及史天泽父子，山东的严实父子，西北的汪世显父子等等。及元朝平定江南，原南宋的朝野官僚、地主，亦相继投靠元廷，并为其效力，以此保住自己原有的利益。故而，在元朝的统治机构中，上层方面，汉族官僚只占极少数，且多无实权。而在中下层方面，则以大量的汉族官僚为主。从实质上讲，元朝帝国乃是蒙、汉及色目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机构。

就元王朝的政治体制而言，主要沿袭的，乃是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体制。如两京之制、岁时巡幸，即是辽代四时抐钵之遗制。中书省、行中书省之制，亦循金尚书省、行尚书省之制，惟不复常设门下、尚书二省而已。怯薛宿卫之军，即源于辽之御帐亲军。侍卫亲军之名，亦源于金代。究其根源，乃因蒙古与契丹、女真等族，皆起自北疆，世代以游牧业为主，风俗相尚，又同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故易于沿袭其旧法。

纵观有元一代之政治，其可称道者，一为中央官制之简化，省去自隋唐以来之三省，而以一省代之，地方则设置行省，以理政务。此一政体，对后世影响极大，乃至明、清以还之各朝代，皆仿其制。二为宗教思想之自由发展，改变了三教为主，独尊儒学的格局，极为崇尚佛教，而伊斯兰教、基督教（包括景教），也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其弊病，一为皇权承继制度之不完善，导致政争纷起，政变相迭，内讧纷然，甚者刀兵相向，骨肉相残。四方百姓，亦受其牵连而遭殃。二为民族歧视政策，所谓人分四等，待遇明显不同。官吏的选拔、任用采取"任人唯亲"的法则，由此而导致蒙古族及少数色目族权贵的专横不法，肆意胡为，政治愈益腐败。未几，人民反抗四起，以至于亡国。

二、前元时期的政治概况（一）成吉思汗平定草原群雄1。统一蒙古诸部公元12世纪后半叶，在蒙古大草原上生活的众多游牧部落，开始由互相攻杀、残害的分裂过程，逐步走向联合、统一的过程。是时，势力日渐强盛的部落，根据民族、地域等关系，而相互结成强大的部落联盟，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四出征战。其中，尤以蒙古、塔塔儿、篾儿乞、克烈及乃蛮等部落联盟最强大。

在蒙古族的部落联盟中，以孛儿只斤部中的乞颜族与泰赤乌族最强盛。

他们的相互联合，足以战胜来自草原其他地方的任何挑战。而成吉思汗，即是乞颜族首领也速该的长子。他幼年丧父。不久，泰赤乌族背叛了联盟，带走了部落的大多数人和牲畜等财产。成吉思汗与母亲、弟兄们艰难地维持着生活，又时遭侵扰。从而磨炼了他铁一般的性格和机敏的头脑。

成吉思汗成年后，追求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乞颜部的领袖地位，并重新将乞颜部聚集在自己的麾下，然后才是统一蒙古诸部，及征服草原群雄。为此，必须得到强大后援的支持。他找到了先父也速该的老友--已经十分强大的克烈部的首领王罕，像对待父亲一样的对待他。王罕非常高兴，答应出力帮助成吉思汗重新集合起乞颜族部众。

就在成吉思汗陆续召集蒙古旧部，力量有所恢复的时候，蒙古的世仇篾儿乞部族在首领脱脱的率领下，乘机前来袭击，并抢走了他的妻子孛儿帖，使成吉思汗再度陷入困境。于是，他又不得不向王罕乞援。在王罕和札只剌部首领札木合的帮助下，成吉思汗对篾儿乞人的部落进行反击，夺回妻子，并虏获了许多妇女和儿童。经过这次战争，成吉思汗的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久，又被依附于他的部众推戴为汗，并建立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侍卫军，完全听命于他，以作为他的统治工具。

曾经帮助成吉思汗战胜篾儿乞人的札木合，见到他的力量日益强大，并且两人的关系不断恶化，遂与泰赤乌部联合，共出兵3　万，前来进攻。成吉思汗得到消息，乃将自己的部众分为13　个作战集团，时称"十三翼"，全力迎击来犯之敌。两军在答兰版朱思之野展开激战，成吉思汗战败，被迫退向斡难河。然而，由于札木合的残暴，使得更多的蒙古部落投到成吉思汗麾下。因此，成吉思汗的力量很快得到恢复，并且不断增长。

为了统一蒙古诸部，成吉思汗于1200年联合王罕，共同出兵去征讨蒙古诸部中最强大的泰赤兀族。而泰赤兀人的首领沆忽阿忽出、忽邻等人，则得到了篾儿乞部首领脱脱的支持。两军相遇于斡难河边，展开激战。最后，成吉思汗战胜对手，显示出强大的军事实力。

翌年，一些原来听命于泰赤兀部、而与成吉思汗为敌的蒙古诸部，如哈答斤部、散只兀部、弘吉剌部等，得到泰赤兀部战败的消息后，为了遏止成吉思汗的力量继续发展，遂联合塔塔儿部等，大会于阿雷泉边，斩马立誓，共同出兵进攻成吉思汗与王罕的联军。两军激战于盃亦烈川，成吉思汗又取得胜利。

这时，与成吉思汗相邻的各个部落都已经感到了强大的军事威胁，那些先后被成吉思汗打败的对手，被迫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成吉思汗。他们包括哈答斤、弘吉剌、朵鲁班、亦乞剌思、散只兀、札只剌，以及塔塔儿等，并且推举足智多谋的札木合作为总首领--局儿罕，相会于犍河边，然后向成吉思汗发动进攻。

成吉思汗得报，再次联合王罕，前往迎击札木合之联军。双方相遇于海剌儿、帖尼火鲁罕之地，展开激战。由于狂风暴雪的帮助，成吉思汗幸运地战胜了对手。札木合的联军彻底崩溃，并有很多人被赶下了悬崖。经过这次战争，蒙古诸部的有生力量损失惨重，已经无力再次联合以对抗成吉思汗，遂大多投到了成吉思汗的麾下。

2。翦除东邻夙仇塔塔儿部是蒙古草原东部最强大的部落之一。他们分为许多支系，主要有六大部，相互之间时战时和，而在遇到外族侵扰时，则又联合起来，共御外侮。早在蒙古葛不律寒时，他们即与蒙古部结下了仇，经常发生纠纷，互相侵扰。又因为他们臣服于中原强大的金朝，遂将那些不服金朝统治的部族首领捉来，送给金朝处治。蒙古泰赤乌部的首领俺巴孩汗和葛不律寒的长子，就都是被他们逮捕，送交金廷处死的。

由于塔塔儿部十分强大，又有金朝作为后盾，蒙古人要想消灭他们是十分困难的。成吉思汗在取得蒙古乞颜部首领地位后，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就是塔塔儿人。也许是天赐良机，金承安元年（1196年），由于塔塔儿人抢夺了金廷的羊、马等牲畜，于是，金遣重臣完颜襄亲率大军，进讨塔塔儿部，并将其主力击溃，迫其残部四处逃散。

成吉思汗是决不会放过这个既能消灭强敌、又能扩张自己势力的绝好机会，于是即刻与王罕集结军队，打出替祖先报仇及帮助金廷讨平叛乱的旗号，向东挺进。在斡里札河畔，他们遇到被金廷击溃的塔塔儿残部，经过一番激战，成吉思汗大胜，杀死其首领篾兀真，并掠获许多珍宝、财物。使塔塔儿人受到沉重打击，势力顿衰。

此后一段时期，由于成吉思汗既要消除泰赤乌部的威胁，又要对付札木合联军的进攻，连年征战，未暇顾及征服塔塔儿之事。而塔塔儿部为报新仇、夙怨，又和泰赤乌、札木合等势力联合在一起，共同对抗成吉思汗。待到成吉思汗打垮泰赤乌部的进攻、击败札木合的联军后，才又腾出空儿来，着手消除塔塔儿部的威胁。

1202年，成吉思汗会集部众，出讨塔塔儿之按赤、察罕二部。由于塔塔儿部是草原上最富有的部族，为了避免因瓜分财富不均而引起不必要的争斗，以及因贪财而削弱自己的攻击力，成吉思汗当众宣布："如果此战能打胜，不许私藏敌人丢下的财物，必须等到战事结束后再统一分配。"战争的结果不难想象，这时的塔塔儿人已经不足以对抗成吉思汗。不知是出于复仇的心理，还是为了根除后患，成吉思汗下达了最残酷的命令，将所有被俘的塔塔儿人全部杀死。除了少数被选出的美女外，就连孕妇、儿童都未能获免。塔塔儿部，作为蒙古东部最强大的、唯一能够与成吉思汗相抗衡的部族，就这样被彻底地消灭了。

成吉思汗在统一草原的战争中，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一方面，完全解除了后顾之忧，而可以放手西向，去同克烈、乃蛮等强敌争夺草原霸主的地位。另一方面，东部蒙古的其他中小部落，如果不向成吉思汗投诚，也将面临被消灭的危险。而这些中小部落的归顺，又无形中为成吉思汗的西征增加了许多力量，使他有足够的力量去和草原上的其他强手进行残酷的较量。3。攻灭中部劲敌克烈部是雄踞于蒙古中部的强大部族之一。当其首领忽儿札忽思死后，诸子为争夺汗位而互相残杀。其中，王罕因为得到成吉思汗先父也速该的支持，才先后战胜叔父古儿罕和兄弟额儿客合剌等人的势力，占有了克烈部首领的地位。故而，当成年的成吉思汗前来求助时，他欣然予以支持。而成吉思汗依靠与王军的联盟，先后击败了身边的篾儿乞、塔塔儿、泰赤乌及札木合等各个强大部落的挑战，实际上成为蒙古东方的新霸主。他已经不再需要王罕的支持。而王罕对于成吉思汗势力的迅速增长，也已经感到了威胁。二者之间的联盟，显然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

1203年春，王罕在前来投靠的札木合和己子桑昆的怂恿下，以商议两家的婚事为名，往召成吉思汗，欲加害于他。成吉思汗在半途中得到消息，及时转回。王罕见诡计不成，于是率军进击成吉思汗。两军在阿兰塞展开激战，双方都损失惨重。成吉思汗由于兵力较少，被迫败退到董哥泽之地，所剩部众仅两千余人。

对于战败的成吉思汗，王罕并没有就此放手，而是继续追击。两军相遇于哈阑真沙陀之地，再次展开激战。虽然王罕的军队最后被击退，但是成吉思汗的手下也已所剩无几。大概王罕认为成吉思汗已经不足以再构成威胁，于是回师折折运都山，以享安乐太平。

成吉思汗在经过这次严重挫败后，并没有心灰意冷。他与随身的19　名部众同饮班朱尼河水，发誓要重整大业，继续奋斗。于是，他一面陆续召集溃散的旧部众，一面收纳那些原来与王罕有仇的部族，力量逐渐恢复。而这时，投靠王罕的札木合及蒙古部众，却又联合起来，密谋推翻王罕的统治。由于密谋不慎泄露，王罕遂将他们击败。

成吉思汗得到王罕联盟出现分裂的消息，决定乘机对王罕发动袭击。他一方面派出使者到王罕那里，诈称要与其重叙旧好，尽释前仇，以使王罕放松戒备。另一方面，率军追随使者之后，悄悄向王罕大帐逼近。

王罕在接待了成吉思汗的使者后，果然上当，相信了成吉思汗的谎言，并派人与使者一同回见成吉思汗，还带来了重新誓盟的血囊。然而，成吉思汗的军队却出其不意的向王罕发动了偷袭。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虽然克烈部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后却战败了。王罕父子被迫出逃。在逃跑途中，王罕又不幸遇到了乃蛮部族的军队，遂被捕杀。而王罕的部众，则全都归降于成吉思汗，并被分散，编入各个蒙古部族的军队之中。

经过折折运都山之战，蒙古中部最强大的势力被征服了。克烈部的归降，使成吉思汗的势力再次大幅度扩张，已经占有了辽阔的蒙古东部与中部，并且开始伸展到蒙古的西部。故而与西方霸主乃蛮人的势力之间，不可避免的将要有一场新的龙争虎斗。正如乃蛮部的首领太阳罕所说："天无二日，民岂有二王邪？"

4。征服西面霸主乃蛮部是称雄于蒙古西部最强大的部族。他们有装备精良的军队，有英明的首领必勒格汗。所以他们征服了相邻的许多部族，独霸一方。但是，在必勒格汗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争夺汗位而分裂为两大部分。长子太阳罕经过争夺，占有了广阔的平原，而他的兄弟不欲鲁罕则被迫居住在山地间。由于他们的分裂，乃蛮部的力量遭到很大削弱。这就给他们的邻敌--克烈人以复仇的机会。

1199年，王罕联合成吉思汗共同向不欲鲁罕发动进攻，以报当年被逐、几乎失去汗位的夙仇。两军在黑辛八石之地相遇，成吉思汗擒其先锋将也的脱孛鲁。及两军主力正式对垒，决战之际，王罕却连夜不辞而退，置成吉思汗于危险之中而不顾。成吉思汗天明始觉，亦回师而去。

未几，乃蛮骁将曲薛吾等伏击王罕，掠去许多部众及财物。王罕一面派手下部众反击，一面向成吉思汗求援。成吉思汗得报，立刻派出手下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四员大将，率军增援。及追上乃蛮军时，王罕军已被打败，四大将奋力激战，才又将乃蛮军打败，夺回了被掠去的部众及财物。成吉思汗率军乘胜进击，与不欲鲁罕军大战于忽阑盏侧山，蒙古军又获大胜，"尽杀其诸将族众，积尸以为京观。"①（所谓"京观"，原指台形建筑，此处喻堆敌尸如小山。）不欲鲁罕经此大败，遂一蹶不振。而作为他兄长的太阳罕，对此却坐视而不顾。

待到成吉思汗征服克烈部，雄霸一方之后，太阳罕才感觉到严重的威胁已经逼近。于是，派出使者，前往位于蒙古南面的汪古部，约其首领阿剌忽思，共同出兵，夹击成吉思汗。可是，汪古部人并无意与蒙古人为敌，也不想帮助远在西方的乃蛮人。阿剌忽思遂将太阳罕要进攻蒙古的消息派人转而通知了成吉思汗，并表示愿意站在成吉思汗一边。

1204年春，成吉思汗在帖麦该川举行大会，召集部众，共议征伐乃蛮太阳罕的方略。经过商议，决定立即起兵。成吉思汗把他的军队再次进行了整编，然后进驻于建忒该山。太阳罕得到消息后，也率领部众前来，驻营于杭海山。随同太阳罕一起前来的，还有许多曾经被成吉思汗战败的旧敌，如篾儿乞部之脱脱、克烈部之阿怜大石、札只剌部之札木合，以及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等诸部之部众。他们虽然人马众多，而士气却远逊于成吉思汗之部众。这就是他们最后失败的关键所在。

两军对垒后，成吉思汗因己方军少，乃广布疑兵，虚张声势，使从未经过大战阵的太阳罕惊疑不定，犹豫不决。而札木合等败军之将已是惊弓之鸟，随时准备逃跑。及至两军展开激战，札木合果然遁走，并向成吉思汗暗通消息。

在两军正式展开激战后，虽然乃蛮部众拼死苦斗，太阳罕也身先士卒，却仍然没能挡住蒙古军的攻势。经过一天的厮杀，最后，太阳罕身负重伤，被擒杀，乃蛮部众也多半战死。而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等部众，见乃蛮部大势已去，遂归降于成吉思汗。至此，曾经活跃于大草原上的五大部落联盟，皆归于蒙古部落的麾下。成吉思汗经过十几年的苦战，终于在1206年春登上了众汗之汗的大位，平定群雄，统一了大草原。

①　《元史·太祖本纪》卷一，中华书局点校本。

（二）成吉思汗创立蒙古帝国1。成吉思汗的初次称汗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之前，草原上各部族的组成结构还处于一种近乎原始的状态，部族的首领即是这一家族的家长。首领之间的关系，除了用血缘维系外，只有利害关系最为重要。利相合，则结盟为友，共同对敌；害相加，则反目为仇，相互残杀。大的部族联盟的首领，必须由各个小部族的首领共同召开"忽里台"，加以推举。而大部族联盟的最高首领，其约束部众的最有效的武器，也不过是结盟时的誓言而已。倘若部众背誓而去，也只能从道义上加以谴责。而财力与军力的强弱，才是维系相互间关系的关键所在。强者为王，弱者附之。

在大草原上，人与人之间还有另一种普遍存在的关系，那就是主、仆关系。大多数部族首领，生来就享受富贵荣华，对这种主仆关系并不重视，只把奴仆当作牲畜一样看待。而作为成吉思汗，这个生下来不久就已破落的贵族，饱经磨难，历受挫折，从而在下层社会中，结识了许多有才干的"奴仆"，并与他们建立起十分友好的关系。因此，他对于这种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主仆"关系极为重视。并且，正是在充分利用了这种关系的情况下，才得以成就了宏伟大业。

1189年，成吉思汗借助克烈部首领王罕及札木合的帮助，逐步恢复了自己的势力，并且在蒙古诸部的贵族阿勒坛、答里台斡赤斤、撤察别乞和忽察儿等人的推戴下，成为部众之汗。这些贵族们在"忽里台"大会上发誓说："你若做皇帝呵：多敌行俺做前哨，但虏来的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①成吉思汗对于这些贵族的誓言，并不全信。他所依靠的，是在患难之中所结交的那些出身低贱的"那可儿"（意为伙伴）。

成吉思汗将这些效忠于他的"那可儿"们进行了专业分工，使之各司其职，从而建立了一支绝对服从他指挥的、团结一致的、强有力的核心队伍。在这支队伍中，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门类：一、负有军事任务的军队，包括带弓箭的贴身侍卫，带刀的卫士，远近放哨的军士和守卫宫帐的卫士。二、负责日常饮食的仆人。三、负责部族财产的人员，包括管马群、牧羊及勘查牧地者。四、负责制造、修理车辆的工匠。五、其他管理人员，包括总管，管理仆役者，管理纪律者和负责传达信息、命令者等等。这支队伍的建立，已经初步具备了蒙古帝国的雏型，为以后所创立的大蒙古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吉思汗正是依靠这支坚强的队伍的支持，才得以战胜那些当初比他强大得多的敌手，最终统一大草原，而成为伟大的众汗之汗。

2。大蒙古帝国的典制1206年春，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嫩河）畔的大帐竖起九游白旗，集合了他的全部属众，召开"忽里台"大会，正式被推举为众汗之汗、大草原上的最高统治者。大蒙古帝国由此建立。就在此时，成吉思汗创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国家制度，来取代过去松散的部落联盟，为他能有效地控制这个新兴的帝国服务。

自古以来，军队就是国家机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成吉思汗根据草原

①　《元朝秘史》第123　节，四部丛刊三编本。

民族的特殊情况，借鉴中原金朝的制度，将自己的部众共分为95　个千户（金代称为"猛安"）。千户之下，又分为百户（金代称为"谋克"）、十户等单位。成吉思汗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各千户之长，以辖其民。而千户组织本身，又是军政合一的单位。平时游牧、行猎，战时组织军队出征。作为帝国的统治者，既不必花费巨额的养军经费，又可以随时征调大批军队，从而保证了蒙古帝国在军事力量上的强大。同时，在众多千户之上，成吉思汗又设立了几名万户长，专门负责帝国的重要军务。

作为由千户组成的军队而言，尚不属于常备军队。成吉思汗又以他的贴身侍卫为基础，组建了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常备军，即侍卫亲军队伍。这支侍卫亲军系由蒙古贵族、千户军之将领们的子弟所组成。其后，又加入各归降国家或部族首领的子弟，共有1　万人，时人又称之为"怯薛军"。他们随时守卫在成吉思汗左右。一方面，成吉思汗给予这些贵族子弟们许多特权及优厚的待遇，使他们死心塌地为自己效力；另一方面，又把这些人作为"人质"，用来控制在各地的蒙古贵族和千户军首领等。如果他们敢于叛乱，首先遭殃的就是他们的子弟。故而，这支军队又被称为"质子军"。

为了保证成吉思汗的命令能够迅速、准确地加以执行，为了对那些敢于违抗其命令的人处以责罚，同时，也为了能公正的处理蒙古帝国内人们之间的争执，成吉思汗又设置了札鲁忽赤（意为"断事官"）一职，作为最高的法律代表。主要负责审理各种案件，评判争讼，执行责罚，并管理帝国的民户变动及数额等事。这一重要职务，自然也是由成吉思汗的亲信出任，具有相当大的权力。

此后不久，成吉思汗又以口谕的形式，颁布了蒙古帝国的最高法典--大札撒。并将其记录成文字，以作为断事官和其他行政官吏处理司法及日常政务的主要依据。而"大札撒"中，除了成吉思汗的圣训之外，还包括了许多在蒙古民族中长期流传下来的习惯法规。自从"大札撒"颁布后，被此后的蒙古诸汗及元朝诸帝奉为不可违犯的法律准则。

成吉思汗还特别重视对宗教势力的控制。当他依靠自己的实力，击败众多的强敌，登上众汗之汗的大位时，曾利用蒙古民族崇奉已久的萨满（又作"珊蛮"）教巫觋的势力。当时的著名巫觋阔阔出利用他的"神力"，使得上天赐与了成吉思汗以尊号，加强了他"君权神授"的形象。此后不久，因为阔阔出的势力不断增长，对他已构成了极大威胁，于是他将阔阔出处死，另立一位听从他指挥的巫觋兀孙，作为萨满教的代表（称为"别乞"）。成吉思汗在西征花剌子模国时，听说中原的全真教盛极一时，又派亲信不远万里赶回中原，召请该教首领丘处机前来相见。当丘处机重返中原时，又赐以金牌，命其统辖全国的道教事务，以便将其势力收为己用。

3。蒙古帝国的分封制古帝国后，对于他的亲族，以及那些跟随他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多年的部众们，都要予以封赏。对于他的亲族而言，封赏不仅是财产、权力的再分配，以供他们享受。而且，成吉思汗希望通过封赏，来避免亲族之间为争夺各自的利益而产生不必要的分裂。对于他的功臣们来说，封赏既是一种早已许诺的报酬，也是使这些人今后更加忠诚的为他效力的保证。

得到成吉思汗封赏的亲族，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那些有权继承其财产的儿子们，包括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其中，拖雷的封地为蒙古帝国的中心所在，也就是当年的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其他三子，长子术赤的封地在最西面，占有海押立、花剌子模等广大地区。次子察合台的封地在术赤的东南，占有畏兀儿国西北至撒麻耳干和不花剌等地。三子窝阔台的封地则介于诸兄弟之间。因成吉思汗三子的封国皆在蒙古大帐之西，故而又被统称之为西道诸王。

第二部分，是成吉思汗的弟兄们，包括拙赤合撒儿，其封地在蒙古东北部；合赤温，其封地在蒙古东部（受封者实为其子按赤台）；铁木哥斡赤斤，其封地又在拙赤合撒儿之东北；别里古台，其封地在合赤温之西，与拖雷封地相邻。因成吉思汗诸弟的封国皆在蒙古大帐之东，故而又被统称之为东道诸王。

成吉思汗这些受封的弟兄、子侄们，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了相应的汗国，又称为"兀鲁思"。他们在封国内拥有极大的自主权，汗位也由子孙世袭。而仍尊奉成吉思汗为最高统治者。这种独立性极大的封国的建立，虽然免去了亲族之间的财产纷争，却也为此后蒙古帝国的分裂留下了隐患。

第三部分受封赏的亲族，则是成吉思汗的后妃及其外戚家族，如弘吉剌氏、亦乞列思氏、汪古氏、斡亦剌氏等。这些贵族，大多数是保有原来的地盘，只有少数为重新分配的封地。由于他们的地位及势力远远不能和上面两部分人相比，故而未能产生独立的汗国。其封地，时人沿用辽代之语汇，称之为"头下"或"投下"。又因其财富乃是供后妃之用，故又称之为"汤沐邑"。

得到成吉思汗封赏的功臣，主要有10　家，他们是战功卓著的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合称"四骏"）、忽必来、者勒篾、哲别、速不台（时号"四狗"）、畏答儿、术赤台等。这些功臣的封地也被称之为"投下"。封地内的民众由政府管辖，仅向受封者贡纳一定数量的财物，从而使受封者的权力受到较大限制。这种用于封赏的"投下"，随着蒙古帝国对外战争的延续而不断有所增加，受封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并得以长期保存，遂成为蒙古帝国及元朝颇具特色的一种制度。

4。成吉思汗的治世思想成吉思汗在多年的征战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治世思想。他在统一蒙古草原各部族时，所接受的文化影响较为单一，即草原上世代相传的游牧文化。这时，从他颁行的最高法令"大札撒"中所反映出来的治世思想，具有牧民所特有的质朴无华、切于实用的特征。

出于当时群雄兼并的环境所迫，成吉思汗深知法令的重要作用，故而对手下首领及贵族们的约束十分严格。他公然宣称："如果隶属于国君（指他自己）的许多后裔们的权贵、勇士和异密们不严遵法令，国事就将动摇和停顿，他们再想找成吉思汗时，就再也找不到了！"①对于所属部众，他也要求他们绝对服从自己指挥，"居民［在平时］应像牛犊般地驯顺，战时投入战斗应像扑向野禽的饿鹰。"②而对于那些违反其法令的人们，也规定了相应的责罚之法。初次犯法，给予口头的斥责。再次犯法，则按规定予以处罚。第三次犯法，将被流放。仍然不悔改，则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判决。由于成吉思汗的法令十分严格，故而部众很少有敢于违抗者。

仍是出于抵御外侮、征伐四邻的需要，成吉思汗对军队组织极为重视。

①　拉施特：《史集》第二编第三部分（余大钧等译本）。

②　同上书。

他仿照金初的制度，将部众编为万户、千户、百户及十户等单位，加以管理。并下令："万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们，每一个都应将自己的军队保持得秩序井然，随时作好准备，一旦诏令和指令不分昼夜地下达时，就能在任何时刻出征。"③正是由于成吉思汗的重视和严格管理，遂使蒙古军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之一。时有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就曾感叹道："整个世界上，有什么军队能够跟蒙古军相匹敌呢？战争时期，当冲锋陷阵时，他们像受过训练的野兽，去追逐猎物，但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他们又像是绵羊，生产乳汁、羊毛和其他许多有用之物。"①这种感叹，同样可以用蒙古军队的辉煌战绩加以印证。

由于成吉思汗长期处于激烈的军事对抗环境中，故而形成了一种对于敌对势力的强烈的仇视心理，由此而制定了极为残酷的法令。每当蒙古军马所到之处，如果遇到抵抗，即大肆屠杀该地居民，就连老弱妇孺也不能免受祸殃。有时即使被攻伐的居民已经投降，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成吉思汗等也会下令尽屠其丁壮，而仅留其妇孺，以供驱使。这种残酷的屠杀政策，给蒙古军马所经之地的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许多繁荣一时的人类文明珍迹，皆由此遭到毁灭。成吉思汗曾教训他的子孙们说："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他们的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的美貌的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这才是男子汉［最大］的乐趣！"②成吉思汗的残暴的对敌原则，于此暴露无遗。在任用部众的问题上，成吉思汗也有一套办法。"他让贤明勇敢的人当了将官，他把奥鲁（即蒙古军的后方营帐）交给伶俐的人，让他们管理马群，粗鲁无知的人，则给予鞭子，派去放牧畜群。"③当然，同样是勇敢的人，有些却被成吉思汗视为不宜出任统帅者。如当时著名的勇士也孙拜，虽然以能吃苦耐劳著称，但是不善于体察士卒的劳苦，故而不适合统率军队。成吉思汗认为，"只有在行军时刻考虑到不让军队饥渴、牲畜消瘦的人，才配担任首长。"①他还指出，那些时常前来聆听自己训诫及指示的万夫长、千夫长等人，才适合担任"首长"。

成吉思汗受到游牧文化长期薰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完全受到世代相传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的支配。因此，在他颁布的"大札撒"法令中，列举了许多"萨满教"的禁忌之行，如严禁跨火、跨桌、跨■等等，如有触犯，必受重责。他在主持重大的军事行动之前，也要举行仪式，祈求萨满诸神予以保佑。当然，成吉思汗在尊奉"萨满教"的同时，对于其他各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也给予相应的尊崇、优厚的待遇。

对于蒙古民族的品行，成吉思汗也十分重视，对于那些"子不遵父教、弟不聆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大人物信用奴仆而疏远周围亲信以外的人，富有者不救济国内人民，轻视习惯和法令、不通情达理，以致成为当国者之敌"的种种恶劣的品行，严加斥责。特别是那些偷盗他人财物、③　同上书。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何高济译本）。

②　拉施特：《史集》第二编第三部分。

③　同上书。

①　拉施特：《史集》第二编第三部分。

收留逃亡奴仆、以巫蛊之术害人、在斗殴中偏袒一方，及通奸淫乱者，一经发现，都将被处以死刑。

成吉思汗的这些治世思想，是他在多年的生活磨难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同时，在通过法令形式颁布之后，又为指导此后的政治活动提供了重要依据，并被继任的蒙古帝王及后来的元朝皇帝所世代承袭，奉为明训，从而对元朝的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蒙古帝国的势力扩张1。扫平西夏成吉思汗不愧为一代天骄，他在统一了大草原之后，并没有高枕忘优，尽情享乐，而是把进一步扩大帝国的势力作为首要任务。一方面，他进一步肃清大草原上的残存敌对势力，出兵擒杀乃蛮部首领不欲鲁汗及篾儿乞部首领脱脱，处死多次与之为敌的札木合。又降服野牒亦纳里部、阿里替也儿部、斡亦刺部等，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则把扩张势力的矛头，对准了大漠南边的金国和西夏。

对于漠南的这两个国家，成吉思汗也进行了比较。就国力、军力而言，西夏要比金国弱许多；就地理位置而言，要想进攻金国，也必须先征服西夏，才能免除后顾之忧。因此，成吉思汗在战胜乃蛮部太阳罕之后，立即着手于征服西夏的战争。

1205年，成吉思汗初次率军进攻西夏，并且连攻克力吉里寨、落思城等处，掠获大量民众、牲畜及财物。然而，在未受挫败的情况下，就回师而去，却没有进一步向纵深挺进。大概一方面是出于对西夏军力的试探性攻击，为此后的大规模征服战争做准备；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刚刚讨平乃蛮部，军队十分疲惫，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休整，不宜再连续进行大规模的战争。

两年之后，成吉思汗已取得了众汗之汗的大位，又已经消灭了不欲鲁汗。于是，在秋高马肥、军力强盛之时，正式发动对西夏的战争。经过数月激战，攻克西夏重镇兀刺海城（《元史·太祖纪》作斡罗孩城，即此）。由于受到西夏军队的顽强抵抗，翌年春，回师。到元太祖四年（1209年），成吉思汗再次对西夏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蒙古军首先在河西大败西夏军，攻打兀剌海城，西夏国王李安全（时称襄宗）派太子率西夏军主力迎战，也被击败。蒙古军连俘西夏军大将高逸及太傅鲜卑讹答，兵锋直指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在此，蒙、西夏两军再次展开激战，历时两个多月。蒙军虽又擒获西夏大将嵬名令公（此处"令公"非其名，而是一种尊称，其名已佚），但由于中兴城十分坚固，久攻不下。蒙古军乃引黄河之水灌城，后不慎使河水倒灌，蒙军反而被淹。成吉思汗见相持下去，对自己的损害亦很大，于是派出使者，迫使西夏求和。这时李安全也正好希望蒙古军尽快撤走，遂向成吉思汗表示臣服，纳贡、献女，蒙古军乃退师。成吉思汗征服西夏的目的初步达到了，既已解除了西顾之忧，遂开始着手南下征伐金国的战争。

2。向中原扩张金国与蒙古结怨已久，不仅成吉思汗的祖上曾被金廷擒杀，而且金军还曾多次北上，烧杀抢掠草原诸部，称之为"减丁"、"灭丁"。蒙古人为了报复，虽然也时时侵扰金国北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对金廷表示臣服，按时纳贡。成吉思汗统一草原，成为众汗之汗后，其军力足以打败任何强劲对手，并已决定要攻伐日渐腐败的金朝，却由于受到传统畏金心理的影响，认为金朝的帝王是得到上天保佑的神人，故而未敢轻举妄动。

直到金章宗死后，怯懦的卫绍王即位。成吉思汗因为与卫绍王打过交道，知其昏庸无能，畏金之心理即刻消除，乃公然宣称："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①于是正式对金廷宣战。翌年秋，亲率大军，由大水泺、丰利直取金边防重镇乌沙堡，克之。又与金军主力大战于会河川（今河北怀安东），经激战，获胜，所杀金军漫山遍野。进克德兴府（今河北涿鹿）。前锋大将哲别冲入居庸关，直抵中都（今北京）城下。因见守备严密，未敢贸然攻城，乃退军而去。

成吉思汗首战金军，即大获全胜，更增加了攻灭金朝的信心。于是，连年出兵侵金。在与金军决战于会河川之时，又遣诸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等分兵由西面攻掠金境之云内、东胜、武州、朔州等处，大掠而还。翌年，成吉思汗又亲自率大军进围金西京（今山西大同），击败前来救援的奥屯襄之军，复攻城，却遇到顽强抵抗。成吉思汗也被流矢射伤，不得不退兵。而察罕率军复克德兴府，哲别率军攻占金东京（今辽宁辽阳），旋即回师。元太祖八年（1213年），成吉思汗再次率大军进攻金国。连克宣德（今河北宣化）、德兴、怀来（今河北怀来东），与金军主力展开大战，败之。乘胜进至居庸关。此时金军凭借天险，已有严密守备，难于攻克。成吉思汗乃率军向西迂回，由紫荆关而入，败金援军，克涿、易二州，由关内直取居庸关，两面夹攻，遂克关会师，并在金中都之北，再次与守城金军大战，尽歼金军主力。在攻打中都城时，遇到顽强抵抗。成吉思汗遂决定采取惯用的手段，移军大掠于中原各地。

蒙古军分为三路，诸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等所率为右路军，沿太行山南下，攻掠河北之保、遂、安肃、邢、洺诸州，然后直趋河南，沿途攻城掠财，至黄河边。又转攻山西，至平阳、太原等地，再转而东向，回师中都。皇弟哈撒儿与斡陈那颜、拙赤■等为左路军，先攻京东之蓟州、平、滦、辽西，沿渤海而上，大掠后，还至中都。成吉思汗率拖雷等为中路军，攻取河北之雄、霸、河间、沧、景诸州，然后东向，转攻山东之泰安、济南、益都、密州等地，亦还至中都。是时，中原大地，未被蒙古军攻破的城池，唯有中都、通、顺、真定等11　座而已。

翌年春，蒙古三路大军会集于中都城下，虽掠获甚众，但亦疲惫不堪。

成吉思汗乃重演攻西夏国时的故伎，派出使者，迫使金宣宗乞和。金廷也因急于解围，遂贡纳大批财宝，献岐国公主，以求和。成吉思汗率军北还。蒙古军的这次进扰，给中原地区的广大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民众被屠杀者成千上万，财产被掠夺者不计其数，城庐被焚毁，千里萧条，人烟断绝。金宣宗被蒙古帝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吓破了胆，随即南逃，迁都于汴京（今河南开封），成吉思汗闻讯，即遣大将三摸合、石抹明安等复进围中都，并于翌年五月将其攻克。蒙古帝国的势力，由此扩张到中原地区。与此前后，蒙古军又连克金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兴中府（今辽宁朝阳）等处，至太祖十年秋，攻占的城邑，多达860　余座。

其后不久，成吉思汗因要进兵西域，遂于太祖十二年封大将木华黎为太

①　《元史·太祖本纪》卷一。

师、国王，建九游白旗，专门负责经略中原，并在燕京（即今北京）、西京（即今大同），设立行省，以处理中原地区的军政诸事。这是蒙古帝国首次在中原地区设置的重要指挥机构。此后，木华黎果然不负成吉思汗之所托，东征西讨，连年征战，为蒙古政权在中原地区站住脚跟，并进一步扩张其势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3。攻灭花剌子模国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的同时，还曾出兵并派出使者前往位于西域的畏兀儿、西辽及哈刺鲁等国，并且很快使他们归降于己。这样，蒙古帝国的势力，在向西面的扩张时，就与这里的另一大强国--花刺子模国相遇。由于盛传该国之军力极强大，财富颇丰厚，使成吉思汗打消了继续向西扩张的念头，而决定与其和睦相处。于是，在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先后派出使者及商团前往花刺子模国，进行友好交往。

但是，花刺子模国的君臣们并没有将蒙古帝国的力量放在眼里，它的君主摩诃末沙（沙，又称为算端或苏丹，相当于蒙古国的汗），十分傲慢的对待成吉思汗的使者，他的大将亦难出又因贪财而不顾两国关系的重要，尽杀蒙古商团的商人，抢夺其财宝。这一切，都使得成吉思汗的威严扫地。要想继续交好已不可能，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成吉思汗被复仇的念头所驱使，不顾一切危险后果，而决定要亲征花刺子模国。

元太祖十四年夏，蒙古大军向西挺进，首先进攻的目标，就是商团被害的讹答刺城（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之齐穆尔）。在这里，蒙古军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成吉思汗决定，命皇子察合台、窝阔台等人率一部分军队继续攻城。而命长子术赤率军由昔格纳黑、八儿真直奔毡的（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克齐尔－奥尔达东南），攻打锡尔河下游诸城。再命阿刺黑那颜等三将，率军攻打别纳客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塔什干南、锡尔河北岸），而自己率大军及幼子拖雷，攻打不花刺（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布哈拉）、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等重要城市。

蒙古军的西征，除了讹答刺城的守军顽抗之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挫折，长驱直入。翌年，成吉思汗大军越过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之布兹加勒山口），兵分三路。一路为大将哲别、速不台等所率精锐，专门负责追击正在逃跑的摩诃末沙。哲别由你沙不儿（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志费因（今伊朗霍腊散省札哈台）、祃桚答而（今伊朗马赞德兰）诸处，直追到刺夷（今伊朗德黑兰之南）；速不台则由徒思（今伊朗霍腊散省马什哈德北）、哈布商（今伊朗霍腊散省古昌）、担寒（今伊朗马赞德兰省达姆甘）诸处，追至刺夷，与哲别会师，而后共追至哈马丹（今伊朗西部）。摩诃末沙被蒙古军穷追不舍，最后逃到宽田吉思海（今里海）中的一个小岛上病死。成吉思汗自率一路军马，攻打忒耳迷（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铁尔梅兹）等地，而命拖雷率另一路军马攻打呼罗珊诸城邑。拖雷率军连克马鲁（今土库曼斯坦共和国马雷）、徒思、志费因、奈撒（今土库曼斯坦共和国阿什哈巴德东）、你沙不儿、也里（今阿富汗赫拉特）诸城，一路烧杀抢掠，而后回师，与成吉思汗共攻顽抗的塔里寒寨（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上游之北），历时半年有余，乃克之，尽屠其民。

经过5年的征战，花刺子模国的众多城市被毁为废墟，军力残破，已不足与蒙古帝国相对抗。成吉思汗乃在各重要城镇设置达鲁花赤官（意为镇守者），负责统治该地之民众，然后回师蒙古大草原。当然，他在回师途中，并没有忘记时服时叛的西夏国，于是又顺便攻打该国，迫使夏国王赵睍投降。就在西夏同意投降之时，成吉思汗却病死于秦州清水县，遗命尽屠中兴府军民，西夏国亦由此而亡。

（四）窝阔台灭金与蒙哥南伐1。窝阔台灭金成吉思汗死后，根据他的遗嘱，由第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时人称之为"合罕"①，意为最高的汗。窝阔台即位后，仍继续执行成吉思汗的扩张政策，并把攻灭金国作为首要的目标。他在处理完国内的一应政务之后，于元太宗二年（1230年）春，派兵进围金廷在西北的重要城市京兆（今陕西西安），金军闻讯前来救援，被击败。未几，攻陷该城。

同年秋，窝阔台汗亲自征金，率同皇弟拖雷、皇侄蒙哥等，攻克天成堡等要塞，渡过黄河，进取凤翔。遇到金军的顽强抵抗，直到翌年二月，才将该城攻克。而蒙军在进攻潼关、蓝关等重要军事关隘时，又遇到金军守关精锐部队的阻击，屡屡受挫。于是，窝阔台汗在攻陷凤翔后，转攻河南金军防守薄弱的各地区，遂进克河南重镇洛阳及河中诸城。而后回师进行休整，并重行议定伐金之策。

经过商议，窝阔台同意拖雷的主张，决定避开驻防于潼关一线的金军主力，而兵分三路，以攻灭金国。窝阔台汗自率中路军，直取洛阳，转攻汴京。拖雷率西路军，采用迂回战术，绕过潼关，由宝鸡南下，直取唐、邓二州，然后同攻汴京。宗王斡赤斤率东路军，由济南南下，亦会师于汴京。

战略方针既定，窝阔台乃率军围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自秋至冬，连攻数月，遂克之。随即由白坡渡过黄河，直逼郑州，金守将投降，又进趋新郑，一路较为顺利。拖雷所率之西路军经宝鸡，渡汉水，遇金回防都城的主力军于钧州（今河南禹县）南之三峰山。经过数日激战，金军之精锐尽数被歼。至此，金廷再也无力与蒙古帝国相对抗，败亡之时，指日可待。蒙古军在三峰山大捷后，乘胜进击，又连下商、虢、汝、陕、洛、许等10　余座州郡，将金都汴京包围。

元太宗五年（即金天兴二年）春，金哀宗见大势已去，乃由汴京出逃，至归德（今河南商丘），又转逃至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军紧迫不舍，随即将蔡州围困。此时蒙古军因出征已有一年多，粮草不济，遂向宋朝求援。宋廷不明唇亡齿寒之理，反而出军运粮，以助蒙古军。并在同年冬，与蒙军联兵攻蔡。经过激战，到翌年初，金军虽拼死抵抗，但终究寡不敌众，蔡州被攻陷，金哀宗传位于末帝而自杀。金末帝随即亦被乱军所杀，金朝至此而亡。蒙古帝国的势力，进一步扩张到长江一线，遂与江南的宋朝接壤。

2。拖雷之死早在成吉思汗决定冒险出征花刺子模国的时候，后妃也遂即曾向他询问，倘有不测，接班人的大位将由谁继承。成吉思汗考虑到关系重大，乃将诸子召来，共商其事。长子术赤和次子察合台互不服气，为此而激烈争吵，甚至动手互殴。而三子窝阔台索以宽宏大量著称，又能调和兄弟之间的矛盾。此时，对于身处四面强敌之中的大蒙古国而言，兄弟之间的和睦相处，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成吉思汗乃决定让窝阔台来继承众汗之汗的大位。并将此事明确告知诸子，希望他们能够同心协力，共辅佐窝阔台，以保证蒙古帝国的强盛和长治久安。

①　世祖忽必烈在建立元朝后，追尊成吉思汗为元太祖。窝阔台汗为元太宗，而蒙古人及国外史家仍习惯称之为"合罕"。

成吉思汗为防止诸子因争夺财产、权力而发生纠纷、争斗，又预先为他们各自划定了势力范围。根据蒙古族的习俗，幼子拖雷继承了大部分的财产、军队，和大汗本帐（称"大斡耳朵"）的所在地。并且，在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正式继承汗位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拖雷以摄政者的身份，主持全国的政务。

到1229年的秋天，蒙古帝国的宗亲、权贵们汇集到怯绿连河（今蒙古共和国克鲁伦河）上游的成吉思汗大帐，由拖雷主持拥立新汗的"忽里台"大会。但是，在大会上，对于汗位的继承问题，大概还是出现了一些分歧意见。虽然有成吉思汗的遗命在，窝阔台对于众目所瞩的大汗之位，仍是再三推辞，而举荐拖雷担任此职。

拖雷对于大汗之位，似乎也很眼热，有心取之。故而对行大汗即位礼之事迁延多日。一方面，他在分封诸子中实力最强；另一方面，自幼深得成吉思汗的宠爱，凡蒙古军连年出征，皆亲随成吉思汗左右，而术赤、察台台、窝阔台诸长兄，却都无此殊荣。其在蒙古贵族中地位之高、威望之大，可想而知。

就在成吉思汗诸子为争夺汗位，大礼迟迟未行的时候，深得成吉思汗赏识的大臣耶律楚材，在这里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一方面说服察合台、拖雷等人要执行成吉思汗的遗命；另一方面，又以中原的星象之说，风水之论为依托，指定吉日，终于促成了窝阔台登上汗位的大事。故而在窝阔台汗一朝，耶律楚材仍然深受重用，言听计从。

窝阔台虽然继承了汗位，而对于拖雷势力的强大，仍是如虎在侧，寤寐不安。时金朝未灭，急需用人。故而在亲征之时，利用拖雷父子所掌管的军队去和金军主力进行决战。一旦三峰山告捷，尽歼金军主力，大功即将告成，乃略施诡计。在回师的路上，声称有鬼魅缠身，忽得暴病。而同行的拖雷，愿以己身代兄受罪，在服食巫觋（时称为"萨满"）的除灾之水后，不久死去。窝阔台反而却又安然无恙了。拖雷之死，是蒙古汗位争夺的必然结果，也无疑地使窝阔台汗的统治更加巩固。然而，也使得今后蒙古汗位的争夺更加尖锐、复杂。

3。蒙古汗位的争夺窝阔台汗在统治蒙古帝国的13年中，对外攻灭金朝，并继续向西扩张。

对内设立都城，创行赋税、驿站诸制，颇有作为。但是，在蒙古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继承制度上，却没有新的建树。故而当他一旦逝世，对于蒙古汗位的争夺，就开始趋向于公开化，而且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最终酿成了骨肉相残、帝国分裂的悲剧。

窝阔台汗在生前，原打算把汗位传给第三子阔出（《元史》中又作"曲出"），但是，阔出不幸死于伐宋战争。于是，窝阔台又决定把汗位传给阔出之子--皇孙失烈门。这个旨意在他死后，并没有得到贯彻。皇后乃马真氏因见诸子西征，一时未能回来，于是自己摄政称制，主持全国政务。这样，对于汗位的继承人选，出于乃马真皇后的主见，遂改为她的长子贵由。

对于贵由继承蒙古大汗之位，显然许多蒙古权贵都不满意。首先是驻防于蒙古东部的成吉思汗之弟斡赤斤，得知窝阔台汗已死，遂率大军直趋汗帐，企图取而代之。乃马真皇后闻讯大惊，准备西逃以避其势。后经耶律楚材遣使交涉，贵由也已率西征大军回师，斡赤斤才打消争夺汗位的念头，率军东回。及至定宗元年（1246年），乃马真皇后召开"忽里台"大会，册立贵由为大汗，又遭到西部蒙古军统帅、术赤之子拔都的反对，并拒绝出席大会。为此，贵由汗在即位后，曾准备对其进行报复，却于定宗三年，病死于横相乙儿（今新疆青河县南）之地，一场蒙古帝国的内战，乃得以幸免。

贵由汗死后，他的皇后海迷失仿太宗后乃马真氏之法，亦摄政称制，主持大政，并准备将大汗之位继续控制在窝阔台的后裔子孙手里。然而，是时该支系的宗王失烈门、脑忽、火者等皆年幼，又无资望。就连海迷失皇后自己，也无法指使拥有重兵的各个宗王听其指挥，政局日趋混乱。这就给了势力依然雄厚、威望日益增高的拖雷系的子孙们一个争夺汗位的绝好机会。作为拖雷遗孀的唆鲁和帖尼，乃和拥有重兵的西部统帅拔都相勾结，利用他与窝阔台后裔的夙怨，来召开"忽里台"大会，支持自己的支系，商议新的大汗人选。在大会上，窝阔台一系与拖雷一系的贵族们公开了争权的矛盾。与拖雷一系关系密切的西部军统帅拔都，果然提出由拖雷长子蒙哥继承大汗之位的建议。窝阔台一系的代表八刺表示反对，并提出，应遵行窝阔台汗的遗嘱，推举失烈门来继承大位。蒙哥之弟忽必烈立即反驳，认为违背窝阔台汗旨意的，正是乃马真后等人。由于双方争议不决，大会不了了之，未能解决继承权问题，遂准备再次召开"忽里台"，以定其事。

宪宗元年（1251年），西部诸王别儿哥、脱哈帖木儿，西部诸大将班里赤等，东部诸王也古、脱忽、亦孙哥、按只带、塔察儿及东部大将也速不花等，都汇集到怯绿连河（今蒙古共和国克鲁伦河）边的阔帖兀阿阑之处（拖雷的封地），再次召开"忽里台"，将蒙哥推上大汗之位。窝阔台汗一系的许多宗王为表示抗议，拒绝参加这次大会。但是，在蒙哥已经登上汗位的既成事实面前，却也不得不前来朝觐。

蒙哥汗争得帝位后，两大支系之间的矛盾并未解决。对于姗姗来迟的失烈门、脑忽、也速忙可、不里、火者等人，蒙哥早有戒心，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借谋反为名，将失烈门等人全部逮捕，加以拷问，随即予以责罚。窝阔台系之重要亲信70　余人，皆被处死。失烈门被派到皇弟忽必烈的军中效力，而后被害死。脑忽、火者等皆被发配充军、流放。从此以后，作为众汗之汗的大位，就由窝阔台汗一系的贵族手中，转移到了拖雷一系的子孙们手中。而由此造成的成吉思汗子孙之间的分裂，已经不可能重新弥补。大蒙古帝国的统一，也已经名存实亡。各大汗国开始各自为政，割据一方。

4。蒙哥伐宋蒙哥自从夺得大汗之位后，与受封于蒙古本土之西的察合台、窝阔台二支系后裔所建立的汗国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而对于支持他登上汗位的西部统帅拔都，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也不便侵犯其利益。故而，将扩张的重点目标，转移到了南面的中原大国--宋朝。为此，重新发动侵宋战争，并将其规模逐步升级，乃是蒙古帝国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

早在窝阔台汗攻灭金朝之后，蒙、宋之间的关系就已不断恶化，由此而导致两国之间的战争连年不断。窝阔台汗派出皇子阔出、阔端及重臣失吉忽秃忽，大将口温不花、塔思等亲临前线，主持侵宋战争。到太宗十二年（1240年），窝阔台汗曾准备发动大规模的侵宋战争，乃调动汉军八万户张柔等一齐出兵。未几，因窝阔台病死，侵宋战争暂告中止。其后，由于蒙古帝国对内争夺汗位的纷争连年不绝，对外又主要把军力用于继续向西扩张，故而对宋朝之战争，始终处于一种相持状态。

蒙哥汗在即位后，一方面，是要肃清身边的政敌，以巩固统治；另一方面，则派出皇弟忽必烈率军远征西南的大理国，以便为迂回包抄攻宋，作好战略准备。宪宗二年（1252年）六月，忽必烈受命，率大将兀良合台、宗王抄合、也只烈等远征云南。大军越六盘山，经临洮，入吐蕃之东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过大渡河、金沙江，直取大理。至翌年冬，大理被征服，蒙古帝国完成了迂回包抄宋朝的战略部署。

而后，蒙哥汗又调集了蒙古诸王及汉军诸万户的大批军队，于宪宗七年秋，亲自出征，展开全面的攻宋战争。大将塔察儿进围长江中游宋军要塞樊城（今湖北襄樊），攻而未克。大将卜邻吉■出掠邓州（今河南邓县），渡汉水。翌年春，蒙哥汗亲率大军4　万人，进攻西蜀。兵分三路，宗王穆哥由洋州攻入米仓关；大将孛里叉由渔关入攻沔州（今陕西勉县），自率大军由陇州攻入大散关。同时，又命皇弟忽必烈率军征鄂，大将塔察儿进攻荆山，以分散宋军的防守力量。

蒙哥汗所率之军，秋天进至汉中。初冬，攻克利州，渡嘉陵江及白水江，又攻苦竹隘、鹅顶堡、大获山诸处，所至进展颇为顺利。至宪宗九年初，乃大宴众将于重贵山之北，并商议是否回师休整。诸将或言应回师避暑，或言应继续攻宋。最后，蒙哥汗决意继续攻宋，遂于二月进兵，渡鸡爪滩，进攻合州（今四川合川县）之钓鱼山。

然而，在这里却遇到了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自二月至六月，蒙军虽多次发动猛攻，并派人劝降，皆不见效。就连蒙哥汗自己，也被守城宋军的飞石所伤。至七月，不得不中止无效的进攻，转而进攻重庆。未几，蒙哥汗因伤重身亡（一说为病故），众军无主，诸大将遂陆续率军北归。蒙古军队的这次大规模的侵宋战争，至此以失败告终。

（五）蒙古时期诸帝的政绩1。窝阔台汗定都蒙古民族自古生长在大草原上，以牧畜、游猎为生。因其自然条件的限制，形成不同于农耕民族的生活习惯。出于牧畜的需要，一年四季，皆逐水草而居。故而，便于移动的车辆、毡帐等物，乃成为其重要的生活必需品。这种不停的迁居，是定居的农耕民族所没有的。也正因为如此，成吉思汗在建立大蒙古帝国的时候，没有设立自己的都城，而作为帝国的统治中心，则以成吉思汗所居之大帐为本。成吉思汗数十年间四出征讨，军不解甲，马不释鞍，驰骋万里，其统治中心，亦随之不停移动。而作为蒙古帝国起家之地的斡难河（今蒙古共和国鄂嫩河）畔的大本营，其政治作用，则远远无法与中原王朝的都城相比。

窝阔台汗即位后，首先率军攻灭了中原强大的金王朝。于是效仿历代中原王朝之政体，在太宗七年（1235年）春天，开始在蒙古大草原上，建立起第一座帝国的都城。窝阔台汗在确定都城的位置上，是费了一番斟酌的。如果按照常理，都城的位置不用多考虑，就应安放在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所在地。这里既是整个帝国的中心位置，又是蒙古族赖以起家的大本营。然而，在成吉思汗生前，曾把这里分封给幼子拖雷。拖雷虽然已经死去，但他的妻儿一系的势力依然十分强大。作为窝阔台来讲，是绝不愿意把都城设置于此的。

若是把都城安放在自己封国的中心城市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又偏离了整个帝国的中心，容易招致其他宗王的反对。不得已，窝阔台汗乃将都城选在了和林（今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这里既脱离了拖雷系所驻守的成吉思汗大斡耳朵，又与之相距不远（有十日的路程），还不失为帝国的中心部位。同时，要想监视拖雷系的政治动向，也比较方便。

经过数年的经营，都城和林初具规模。城中的皇宫名为"万安宫"，位于都城的西南部，座北朝南，辟有三门，布置得富丽堂皇。皇宫外，筑有宫墙。诸宗王和皇子，皆围绕皇宫，另建有自己的居舍，从而形成了一个宫殿建筑群体。此外，在皇宫周围，还建有许多仓库，用以储存帝国从外地搜括来的各种珍宝、财物等，并派有专人看管。

都城中，又建有两个市区，分别住有许多汉民和回回等少数民族百姓，作为进行手工业和商业等活动的主要场所。在都城里，还设有各种不同的宗教派别的场所。包括佛教活动的寺院、道教活动的道观、景教（为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时称"也里可温"）活动的教堂，以及伊斯兰教（又称"回回教"或"答失蛮"）的回回礼拜堂等。窝阔台汗所创立的蒙古帝国的第一座都城，开始成为大草原上新兴起的、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窝阔台汗在建立都城的前后，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使蒙古帝国的统治机构及其典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主要有以下几项举措：①正式在游牧民族各部落中创行赋税。命有马、牛、羊的部众，每百头牲畜中交纳一头作为赋税。另外，再交出一头，作为赈济贫民之用。②受封之千户等官，负责岁出骒马、牧人，设立仓库储物，以供大朝会时之赏赐之用。③为各部族划定屯戍、放牧之地，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争端。④设立驿站，以供帝国使臣往来之住、食费用，而禁使臣一路扰民。⑤在各部族所居无水之地凿井，以供民众炊饮之需。⑥创立交钞，以通财政、商业贸易诸务。

此外，窝阔台汗对于中原民众及西域民众则采取了循其旧俗而加以治理的办法。用中原的旧臣耶律楚材、史天泽等治理中原民众，而用西域旧臣牙老瓦赤等治理西域民众。在政治上，窝阔台听从了耶律楚材之议，设立职官，以分掌中原地区的军、政、财三权。以万户、千户等官掌军权，以州县达鲁花赤等官掌管民政，以各路课税所官掌理财赋。

在文化上，窝阔台汗则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即位后，创立朝仪之制，使以前混杂无等级区别的大朝会，开始有了贵贱、尊卑的区别，以提高大汗的威望。另外，又收集旧金之残留乐工、残存乐器，以创行登歌、雅乐，用于祭祖、尊圣等重大礼仪之事。他还提倡教育，在燕京设立国子学，命蒙古贵族子弟学习中原文化，汉官子弟学习蒙古文化。又命史官撰修祖先之史迹，将其武功、政绩、家世等，加以记录，从而产生了最早的蒙古族的秘史--号为《脱卜赤颜》。窝阔台汗还命执掌天文、历法诸官，重勘已年久失校的旧金《大明历》等等。

窝阔台汗又颇有自知之明。他曾评定自己在位时的执政得失，主要有四功、四过。其四功为：一、攻灭金朝，拓宽疆域；二、设立站赤，成为定制；三、凿井于沙陀无水处，以利居民；四、置探马赤军，以监临四方，镇戍边远各城。其四过为：一、沉湎于酒；二、偏信妇人之言；三、因私憾阴害忠义之臣；四、筑界墙以围兽，招致邻部怨言。所云既无虚誉之言，亦无饰过之辞，尚称公允。在蒙古国的诸汗之中，其武功或不及成吉思汗之盛，然其文治之举，却超过了乃父，而为诸汗之首。

2。大漠南北的异法分治成吉思汗在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之时，其势力虽已遍及大草原，却尚未扩张到漠南的中原地区。此后不久，他虽三次率蒙古军马南下攻金，兵锋侵扰，已达黄河一线，但其目的，仅在于抢掠中原的财富、人口等，故而所到之处，屠杀民众，残破邑舍，攻城略地，旋即离去。直到攻占金中都（今北京）后，成吉思汗才开始有意要在中原地区站住脚跟，扩张其势力。于是，任命大将木华黎为太师、国王、设都行省于燕京（即金中都），开始有计划的攻夺金朝之城邑。

木华黎在经略中原的过程中，已经感觉到，如果仍然采用在大草原上那种抢掠财产、屠杀民众的办法，其对中原的征服，将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即使能够占住这里，也将一无所获。于是，采用了与大草原上的征服战争有所不同的方法，开始大批招降中原地区的地方割据武装，将其势力收为己用，利用他们来统治民众。这一作法果然见效。经木华黎收降的史秉直父子、张柔父子、严实父子等地方割据武装，为攻占金朝城邑，安定当地百姓，巩固蒙古帝国的统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窝阔台汗即位后，调动大军攻灭金朝，长江以北的中原大地，基本上都已控制在蒙古帝国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来统治一个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较高水平的地区，就成为蒙古统治者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显然，仅仅依靠成吉思汗所创立的军政合一的千户制度，以及少数大断事官的权力，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蒙古贵族对于中原无限制的强掠豪夺，也是中原百姓所无法容忍的。而解决这些重要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大漠南北的分治。即在中原地区借鉴前朝的行之有效的统治方法来进行治理。当时人所谓的"以汉法治汉民"，即指此。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窝阔台在取得众汗之汗的大位后，立即下令，命中原人耶律楚材主持中原地区的财政，而命西域人牙老瓦赤主持西域各地的财政。其规制也各不相同，皆遵旧俗而行之。耶律楚材乃大行"汉法"，统计中原民众之户数，制定户籍；又选出能吏，设立十路征收课税使；并大力提倡儒学，设置编修所和经籍所，等等。中原政局，由此大治，百姓亦得其安。

然而，蒙古统治者对中原财富贪得无厌。太宗八年（1236年），窝阔台汗又在中原颁行分封之制，将中原民众赏赐于皇太后、诸宗王、贵戚及功臣等，作为"投下"。其范围，遍及真定、平阳、太原、大名、河间、广宁、益都、济南、东平等各府。这是将蒙古旧法强行在中原实施。后经耶律楚材等中原官吏的竭力反对，才改为置官收税。

窝阔台汗死后，乃马真皇后摄政，任用回回商人奥都刺合蛮主持中原财政，排挤耶律楚材，而实行西域"扑买"之法，聚敛民财，致使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及贵由汗即位，乃将奥都刺合蛮罢职，重新起用熟悉"汉法"的牙老瓦赤，与汉官刘敏等，共同主持中原财政，悉除奥都刺合蛮之弊法，中原乃稍得安定。而前此耶律楚材所立之法规，已不能复行之。

3。蒙哥汗的政绩蒙哥汗即位后，众汗之汗的大位已由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手中，于是出现了一次帝国权力的再分配过程。原窝阔台系的掌权大臣，或被杀戮，或被罢免，而帝国的要职，皆由蒙哥汗的亲信充任。

负责全蒙古帝国大事的职责，分由三人执掌。皇弟忽必烈负责执掌全国的蒙古、汉族民众之事。忙哥撒儿任大断事官，负责全国的司法诸事。孛鲁合则执掌宣布命令及内外奏闻诸事。不久，蒙哥汗又任命帖哥、阔阔术等专门负责掌管库存财物；孛阑合剌孙负责商业及借贷业诸务。只儿斡带负责驿站诸事务。

负责各地政务诸事者，主要有四部分。首先是都城的政务，蒙哥汗任命晃兀儿为和林留守，辅之以阿蓝答儿，以掌皇家之财产及宫室之管理。其次是中原地区，乃沿用旧制，仍为燕京行省（治所在今北京），任命牙老瓦赤、不只儿、斡鲁不等人为行省长官，而辅之以赛典赤、匿马丁等人。在西域，也设有两处行省。一处为别十八里行省（治所在今新疆济木萨尔县境），由讷怀、塔剌海、麻速忽等负责，而以暗都剌兀尊、阿合马、也的沙佐之。另一处为阿母河行省（治所在今伊朗霍腊散省马什哈德北），由阿儿浑负责，而以法合鲁丁、匿只马丁等佐之。

蒙哥汗对于宗教在社会上的重要影响，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任命著名的宗教人士为各宗派的领袖，以管辖其信徒，为巩固蒙古帝国的统治而效力。是时，宗教各派中势力最大的，首推佛、道二教。蒙哥汗乃任命燕地著名僧人海云禅师为佛教领袖，以掌其事务。又任命燕地道教全真派道士李志常为道教领袖，以掌该教之务。而在蒙古民众中，则以萨满教的势力最大。蒙哥汗乃任命阿忽察专掌其事，而以阿剌不花辅之。

至于军队，除蒙古宗王及大将受命出征所统辖者外，以大将察罕等专掌中原东部两淮地区的蒙古军及汉军之务。以带答儿等统领中原西部四川等地区的蒙古军及汉军。而以和里■统率吐蕃等处的蒙古军及汉军。其他出征的军队，继续贯彻扩张的方针。如命忽必烈率军出征大理国，命诸王秃儿花等出征身毒国，命旭烈出征西域素丹诸国，命诸王旭烈兀等出征西域哈里发、八哈塔等国，命诸王耶虎等东征高丽等。而他自己，则在筹划南下攻灭宋朝的大规模战役。

蒙哥汗在即位后的种种举措，确实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干。然而，他企图继成吉思汗平定草原群雄、窝阔台汗攻灭金朝之后，再次创造一个武功奇绩，攻灭宋朝，一统全国。却不幸未能如愿以偿，反而命丧于他乡。

三、元代前期的政治概况（一）忽必烈争夺帝位1、漠南汉地的治理蒙哥汗在取得大位后，对于蒙古帝国的统治仍采用南北分治的办法，命皇弟忽必烈出至漠南，专门负责治理中原。而忽必烈早在藩府中，即招揽有四方名士，时时探讨传统儒家的治国方略。是时在藩府中受到重用的儒士，主要有赵璧、姚枢、郝经等人。待到忽必烈主持中原政务，正好是学有所用，故而政绩斐然，中原大治。

忽必烈到中原执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原来的税制加以变更。早在窝阔台汗时，曾在新卫设立军储所，征收山东、河北等地百姓的税粮，以助军费。但以前官府为征收、储存及运输的方便，只收银帛。故而百姓还要将粮食折换成银帛，然后上纳，十分不便。忽必烈乃奏请蒙哥汗，在黄河边筑粮仓5　座，而允许百姓直接纳粟，军民两便，深受百姓的欢迎。

忽必烈又在汴都（今河南开封）设立经略司，调动屯驻在唐、邓诸州的军队，于平时开垦农田，而由官府给予耕牛，并设屯田万户，专掌其事。如果宋军来侵，则出军抵御；宋军不来，则耕田收粮，以备军用。兼掌其事者，有部下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杨果等人。

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得到蒙哥汗所赏赐之封邑，其地在京兆（今陕西西安）。忽必烈即于该地设置京兆从宜府，负责在凤翔开辟屯田。又招募百姓，用其所收之粮换取河东解州之盐，军民两便。然后开辟嘉陵江之漕运，以运粮供军队之需。忽必烈还在京兆设立宣抚司，以负责日常之政务，关中大治。忽必烈又在京兆设立交钞提举司，印制交钞，以助商业之流通；并补充日用之军费。及受命远征大理，得胜回师后，又任命亲信廉希宪为关西道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以加强吏治，鼓励农业生产。

当然，特别能反映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①的深谋远虑的，则是他对于开平府的营建。当忽必烈受命主持中原政务之初，他就将藩府向南移动，并选中了桓、抚二州之间的金莲川。这里原来是金王朝的行宫，自然环境优美，又处在中原与漠北都城和林的中间位置，既便于南下处理中原政务，又便于北上与都城联系。

到宪宗六年，在忽必烈重要谋臣刘秉忠的筹措下，一座新的城邑开始建造在滦水北岸的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时称开平府。经过3年的营造，宫室、城垣初具规模，这里遂成为忽必烈统治中原的中心所在。

忽必烈在治理漠南汉地的实践中，充分认识到了中原传统儒家学说的重要政治作用。他的种种举措，适合了当时中原的社会实际情况，故而取得了较好的治绩。并为他此后争得帝位，一统天下，建立大元帝国，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在他的政治实践中，中原众多政治家的见解和行政措施，无疑地起到了巨大的辅助作用。

2。南下伐宋忽必烈在漠南汉地的卓然政绩，既得到时人的好评，也引起了蒙哥汗的疑忌。当时有人诬告忽必烈有异谋，他信以为真，遂特派亲信阿蓝答儿、脱

①　《元史·世祖本纪》卷四。

因、囊加台等人，借清理钱财为名，前往忽必烈之封地京兆（今陕西西安），以便罗织罪名，加害于藩邸诸官吏，以此来削弱忽必烈的势力。

这时，蒙哥汗正在召集诸王，商议大举南下伐宋之策。藩邸重要谋臣姚枢乃劝忽必烈亲至漠北，谒见蒙哥汗，除去疑忌，以免不测之祸。宪宗七年（1257年）冬，忽必烈乃携同家眷一起北上，兄弟相见，果然尽释前疑。并共商定了伐宋的方略。

翌年冬，忽必烈自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出师。宪宗九年秋，经汝南，渡淮水，入大胜关，至黄陂，败宋守军，直达长江边。正准备渡江攻鄂，忽然得到蒙哥汗在蜀中伤重身亡的噩耗。九月，随从蒙哥汗在蜀中作战的宗王穆哥又正式遣使至此，劝忽必烈也一同率军北还，以便争夺大汗之位。

忽必烈却认为，奉命出征，不能无功而返，于是，拒绝了穆哥及手下众将的劝阻，执意渡江。遂备舟楫，兵分三道，大举渡江。经过激战，打败宋守江水军，直达对岸，进占浒黄洲，然后强攻鄂城（今湖北武汉之武昌）。是时，宋军也已得到蒙哥汗战死蜀中的消息，士气大振，防守愈严。忽必烈部将张柔等虽亦率军会合，鄂州城却仍不能攻克。

至十一月，进克鄂城尚无希望，而后方的局势却变得越来越不利。是时，蒙哥汗任命留守都城和林的幼弟阿里不哥，亦已得知蒙哥的死讯。于是，遣其亲信阿蓝答儿、浑都海、脱火思、脱里赤等人四出征兵，为其争夺大汗之位作准备。阿蓝答儿负责征集漠北诸部之兵，脱里赤则征兵于漠南，已至燕京（今北京），形势已很危急。

忽必烈之妻察必皇后，一面在开平府阻挠阿蓝答儿的征兵举措，一面派使臣火速赶到前线，向忽必烈汇报蒙古草原上的政治变动情况，并催促忽必烈立即回师。这时，忽必烈的谋臣郝经也呈《班师议》一文，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局势。指出，前有宋军的顽强抵抗；中原有李璮等割据势力心怀叵测；漠北有阿里不哥企图纂夺大位。如果不及时回师，将处于腹背受敌的险恶境地，重蹈金海陵王兵败被弑的覆辙。

忽必烈这时也对局势有了清醒的认识。又恰逢宋朝宰臣贾似道遣使前来求和。忽必烈遂借机讲和撤兵。为了防止宋军乘机追杀，一方面谎称要率军转攻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一方面留大将张柔、亲信张文谦等仍据守江边，数日后再班师。而自己则率军急速赶回燕京，为同漠北的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之位而作准备。

3。北上争夺帝位忽必烈回到燕京后，立即制止了脱里赤为阿里不哥征括军队的行动。并将已经征集起来的军队遣散，以安定民心。翌年三月，忽必烈回到开平府，并按照蒙古推举大汗的习俗，召集支持他的蒙古贵族，召开"忽里台"大会。时合丹、阿只吉率西道诸王，塔察儿、也先哥等率东道诸王，皆会于此。忽必烈随即登上帝位。四月，颁布诏书，以告天下。诏文称："太祖嫡孙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贤以长，止予一人。。。实可为天下主。""祖训传国大典，于是乎在，孰敢不从。"①并以开平府的宫室作为都城。

不久，留守在都城和林的阿里不哥，也在其支持者的拥立下，于按坦河（今阿尔泰山一带）称大汗。自蒙古建国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兄弟并称大汗

①　《元史·世祖本纪》卷四。

的局面。然而，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二虎必争，胜者为王。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只能付诸武力来加以解决。

忽必烈在称帝之后，立刻为武力解决问题进行了周密的准备。首先，是对中原政局的控制。四月，设立中书省，以掌大政。同时，派遣近臣八春、廉希宪、商挺等人至陕西、四川诸处任宣抚使，经略其地。又派粘合南合、张启元等至西京（今山西大同），以掌山西政局。不久，再恢复曾被蒙哥汗罢掉的十路宣抚司，以赛典赤、宋子贞、史天泽、杨果、姚枢、张文谦等得力部下任宣抚使，出镇中原各地，以控制局势，并相机除去阿里不哥的同党。所谓"故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见"即位诏书"）即指此。此外，忽必烈还仿照前此中原各王朝的典制，以"中统"为号，设立纪年，是为中统元年（1260年），以表示自己才是正统王朝的真正代表。其次，是在军备上进行周密安排。同年五月，忽必烈下令，命各路官吏买战马1　万匹，送至开平。六月，又命燕京、西京、北京3　处，共运米10万石至开平及抚州、净州等处。再命十路宣抚司，共造战袄、裘、帽各万件，送往开平。七月，再造裘、帽、袴、靴等各万件，送至开平。有了战马、粮食及裘、袴、靴等装备，战争也就有了保证。

再次，则是调集大批的军队。中统元年四月，忽必烈即征调诸路精兵6500人至都城开平，担任宿卫军。五月又征调诸路兵3　万人驻守在燕京一带，六月，再征中原精兵1.5　万人至开平，以备出征。七月，各路大军集结完毕，忽必烈乃亲自统率，北讨阿里不哥。是时，漠北的阿里不哥因部下军队尚未齐集，故而避开忽必烈的军锋。至年底，忽必烈到旧都和林（今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因为没有遇到阿里不哥的主力军，遂回师。

中统二年秋，阿里不哥见忽必烈主力已经退走，自己的主力军也已集结完毕，乃率大军直取和林。忽必烈部众没有防备，大败。阿里不哥遂乘胜攻向漠南。忽必烈得报，再次调集大军，特别是中原汉军武装张柔、邸浃、张荣实、严忠嗣、张宏等7　万户的大军，皆被调来。十一月，南北两军相遇于昔木土脑儿之地，展开激战。阿里不哥军大败，复退回漠北。此后众叛亲离，再也无力向中原发动进攻。而忽必烈又派军队收复了和林，并取消其都城地位，将其降为行省，仍作为统治漠北大草原的一个中心。

到中统五年七月，阿里不哥在漠北的统治已经无法维持，乃不得不率其部下前来投降。忽必烈乃下令，将其亲信不鲁花、忽察、秃满、脱火思等人处死。而随从叛乱的诸王，则因同为成吉思汗后裔，得赦免其罪。因为争夺帝位之战至此结束，忽必烈的统治已经巩固，乃在同年八月下诏改元，年号为"至元"。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不仅是兄弟之争，而且也是不同政治体制、不同治世方针的较量。忽必烈之所以能够调动大量的军力、物力，而阿里不哥最终导致众叛亲离，皆非偶然，而是不同制度、不同政治方针执行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经过这场兄弟之争，帝国的统治中心开始移到了中原地区。

（二）元朝帝国的建立1。忽必烈的政治思想当蒙古帝国的版图通过军事扩张而不断扩大的时候，各个被新征服地区的文化也随之传入大草原。特别是在中原地区已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先进的农耕文化，对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影响尤大。其中，又以农耕文化中的统治思想--即传统的儒家治世思想，对蒙古统治阶层中的一些人，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蒙古统治阶层中的姣姣者，忽必烈较早地接受了中原儒家政治学说的观点，并且在受命治理漠南汉地时，即用这种新的政见来指导他的各种重大举措，由此而取得了较好的治绩。这正是忽必烈之所以不同于前此的蒙古诸大汗的关键所在。特别是他在取得整个帝国的最高统治权后，仍能坚持贯彻儒家的治国方略，来进一步完善帝国的统治机构，公然承认他是中原王朝的"正统"继承人。

与从成吉思汗直到蒙哥汗的各位蒙古统治者相比，忽必烈由于能够接受新的儒家政治学说，而不固守旧的较为落后的草原地区流行的治理方法，其政治思想及各种举措，无疑具有更大的进步性。但是，因为自幼所受游牧文化的长期影响，以及他周围众多的蒙古权贵对传统习俗、思想的保留和维系，对儒家政治学说的反感与抵触，也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从而使忽必烈的政治思想中，又存留了许多旧的东西，一旦在政治生活中遇到风波，这些旧东西的影响就会明显增长，导致忽必烈在许多政治举措中的态度摇摆不定，时时变化。

在统治政策方面，忽必烈即位之初，主要依靠中原的众多杰出官吏，以治理国政，甚至连中书省左、右丞相的要职，也命汉人出任。但是，由于受到李璮叛乱风波影响，忽必烈不得不对汉族的政治势力产生疑忌，从而疏远汉族官僚，开始重用少数民族官僚。这种用人方略的转变，必然会直接导致治国方针以及各种具体理民政策的转变。而少数民族官僚在执掌中原政务之后，因与传统的儒家学说格格不入，乃受到汉族官僚的抵制；又因其敛财之法过于贪婪，而导致广大民众的激烈反抗，往往很快就遭到失败。阿合马被刺杀，桑哥被处死，就是这种用人方略转变所导致最后失败的结果。

在民族政策方面，忽必烈则受到更多的局限性。在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一统天下，这还是第一次。面对人数众多的、居心难测的汉民，以及中原民众长期存在的对边地少数民族的蔑视心理等等，都对少数民族统治者构成无形的威胁。要想巩固统治，蒙古贵族自然会更多地依靠其他少数民族人士的支持。由于不可能摆脱这种政治心理的支配，忽必烈在制定民族政策问题上，自然也就不可能采取民族平等的方针，而公然采用民族歧视政策。这就是"四种人"制度的产生。忽必烈将蒙古人、色目人（即其他少数民族）、汉人、南人分为四等，而给予不同的政治待遇，虽然极不合理，但却可以造成不同民族之间的某种隔阂，而分别加以利用。乃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

在经济政策方面，忽必烈既接受了中原地区的传统作法，又加进了许多蒙古族的传统习俗。在农业问题上，忽必烈主要沿用中原之旧法。一方面，仿前朝之制，设立大司农司，以负责鼓励、扶持农业生产，并兴修水利等等。另一方面，则沿用旧的剥削制度，在江北地区，承袭蒙古国时制定的赋税之制，采用丁税、地税和科差等方法，以征敛民财。而在江南地区，则沿用旧宋时所定之两税法，以厚敛民财。在手工业问题上，忽必烈则多半沿用草原旧俗，对全国的工匠严加控制，设置匠籍，又建立许多工匠总管府及大小工局，集中众多优秀的工匠，设匠官进行管理，为其进行大规模的手工生产，以满足皇室的私生活消费及政府的各种需要。这种官营工匠制度，乃是元朝经济上的一大特点。在商业问题上，忽必烈亦沿袭草原之俗，与中原王朝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明显不同，而对商人采取了较为优厚的待遇，薄征其税，开通各种交通渠道，陆运、水运空前发达。特别是在城市中，仿照宋朝后期的开放式格局，除去坊与坊之间的阻隔，沿街连巷，商店棋布，使城市的商业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

在宗教政策方面，忽必烈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他虽然笃信佛教，大建寺庙，崇礼高僧，广赐寺产，但是，对于草原上久已流传的"萨满教"，也表示尊奉，岁时施行其宗教仪式。而对于其他各种不同宗教派别，忽必烈也不加以排斥和严禁。例如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对其领袖人物，也都给以优厚的待遇，时时进行各种宗教仪式，令其为自己祈福。是时受供养之各种宗教人士，多达数千人。并且，忽必烈还建立各种相应的官僚机构，对各种宗教信徒加以管理，以便于加以利用。

在军事政策方面，忽必烈继承老祖宗成吉思汗的传统，进一步推行对外扩张政策。频频调动大军，对东面的高丽（今朝鲜）、日本各国，南西的安南、占城、缅国、爪哇等东南亚诸国，发动进攻，以迫使这些相邻诸国表示臣服，贡纳财宝。他的对外政策主要有六条：一、国君亲自前来进见；二、国君之子入朝为人质；三、将其国民户之数造册上报；四、征派丁壮以充军役；五、输纳税赋；六、设置达鲁花赤官监督其国政。凡臣服之国皆须遵行。对于他的这种扩张征服政策，相邻各国政府和百姓纷纷起而反抗，元廷为此连年出兵，四出征战，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忽必烈的军事政策，是完全错误的，直到他死后，这种政策才有所改变。

2。各种重要举措忽必烈的政治思想，由于受到中原文化的极大影响，故而表现在他的各种重要政治举措中，也与原来蒙古帝国的各项举措，有了极大的不同。首先，是仿照中原王朝的旧制，设立纪年之号。1260年夏，忽必烈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登帝位尚不足1　个月，即特下建元诏书，声称："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①乃命名其年号为"中统"，寓意只有自己才是中原王朝的正统继承人。到中统五年（1264年），皇弟阿里不哥从漠北前来投降，内难既平，忽必烈遂再次下诏，更改其年号为"至元"，表示出更大的政治抱负，"宜布惟新之令，溥施在宥之仁"②。由此可见他对中原儒家纪年之法的重视。其次，是建立一整套中原地区惯行的官僚政体，以取代蒙古国旧制。蒙古国时期，在大汗身边，权力最显赫的职官，当属大断事官。而在各地重镇，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也是由大汗直接委派的地方断事官。忽必烈即位后，一改此制。虽然也保留了大断事官的职位，但其行使职权的范围，却被相应地缩小了。而代之以中书省、行省及各路宣抚司、宣慰司等行政机构。掌实

①　《元史·世祖本纪》卷四。

②　《元史·世祖本纪》卷四。

权者则为，中书省的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等职官，主管中央之政务。而行省之丞相、平章政事及各路宣抚使、副使等人，则负责各地之政务。此外，忽必烈又设立枢密院，专掌全国之军务；设立御史台，专司大小官吏的监察之责。其他相应的各级官僚机构，也陆续设置，日渐完备。元朝帝国的一代典制，由此而定。

第三，是重立国号，新建都城。忽必烈在讨平阿里不哥、改元"至元"

的同时，就已经决定将帝国的都城由蒙古草原进一步南移到中原地区来。故而下令将金朝旧都燕京（今北京）改称为中都，并开始修建宫室，以备迁都。到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经过一番斟酌，决定更改国号。他认为，"绍百王而纪统"，建立强大帝国，必须要设立相称的国号。自汉至唐，诸朝帝业虽极强盛，然其国号，皆起源于始封之地，"概以至公，不无少贬"。而蒙古作为国名，仅是沿用民族之称号，自然也与庞大帝国的伟业不相称。故而特下诏书，改国号为"大元"。翌年，又改中都之名为大都，并将上都的中书省迁至此处，遂使大都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忽必烈又仿照儒家传统的建都学说，在旧城东北面另建新都，一遵儒书所载"面朝后市、左祖右社"之制，煌煌都城，遂拔地而起。这竟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完全按照儒学观点而有计划地建造起来的都城。就连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官衙的方位，也有严格的规定。

第四，是明定皇储。蒙古国时期，原无明确的立储之法。往往在大汗临终之时，才有遗训，以确定新的汗位继承人。但是，遗训也不足为凭，仍要经过贵族大会"忽里台"的推举，即位者才能成为合法的大汗。例如窝阔台汗临死时，曾立遗训，命皇孙阿难答继承大汗之位。但是，由于太宗后乃马真氏从中作梗，阿难答遂未能登上汗位。"忽里台"大会最后推举皇子贵由继承汗位。这种不明立皇储的旧制，多次引起蒙古贵族内部的激争。有鉴于此，忽必烈在即位后不久，就明确了设立皇储的意向，于中统三年，封皇子真金为燕王，并命其领中书省、枢密院之要职。到至元十年，遂正式册封真金为皇太子，作为皇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这种明确立储的作法，虽违背了"忽里台"大会的选汗旧制，却能够有效地减少当权贵族之间的相互残杀。只可惜皇太子真金中年夭亡，这一重要制度又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延续下来，乃导致元代中期蒙古皇族各支系间的火并连年不断，政局长期动荡不安，从而严重削弱了元朝帝国的统治力量，其国祚之所以短促，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是消灭割据，一统天下。忽必烈在平定阿里不哥之难后，即着手消灭割据势力，一统天下。从至元五年开始，忽必烈调集重兵，委派骁将，对江南的宋朝展开猛攻。到至元十三年，攻占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王朝灭亡。此后，进一步向南推进，到至元十六年，直抵海边，剿灭南宋残部，全中国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分裂割据之后，再次归于统一。从而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意义之深远，不言而喻。

第六，加强中央集权。忽必烈即位之初，中原各地的地主豪强，仍独占一方，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在平定李璮的割据叛乱之后，各地豪强军阀，如史、张、严等汉军万户，因与李璮有所牵连，故而皆不自安。忽必烈遂乘机削去他们的军权，中原的割据威胁，由此消除殆尽。同时，忽必烈又连年对西北的右手诸叛王发动攻势，派遣诸皇子及重将出镇北庭，以加强元廷对西北地区及北方大草原的统治。其后，又在东北设立行省，以限制东道诸宗王势力的发展，由此而引发宗王乃颜的叛乱。忽必烈随即御驾亲征，平定叛乱，从而加强了中央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在西南地区，忽必烈也采用相同的办法，派遣皇子，设置藩府，以镇其地，又设立云南行省，调动中央要员出任省官，以治理该地。而对于西陲吐蕃，忽必烈则在大都设立宣政院，利用藏传佛教高僧的威望，对藏地进行管理，并设立三大宣慰司，直接任命官吏，分而治之。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吐蕃地区的统治。

第七，沿袭旧俗。忽必烈在采取各种举措，大行"汉法"的同时，对于旧蒙古国的典制，没有一概废止，而是既有扬弃，又有沿袭。其沿袭之侧重点，则主要是在与生活习俗有关的各个方面。其一，是后宫之制。忽必烈即位后，未仿行中原帝王之三宫六院之制，而是沿袭乃祖成吉思汗时之四大斡耳朵之制，每个斡耳朵，由若干个后妃组成，又自成一独立的系统，延续下去。其二，是怯薛近侍之制。凡皇宫禁卫之军，仍分为四怯薛，轮番入值。其怯薛首领，亦由蒙古世家名门之后代出任，并世世承袭。其他怯薛军士，也是由各级官僚贵族子弟充任。而其所司职责，更是与蒙古诸汗之时毫无差异。其三，是投下分封之制。中原地区，自秦代创行郡县之制，历年已久。成吉思汗南侵之后，乃创行"投下"，将所占州县，分赐贵戚、功臣等。这一制度，到忽必烈时，仍加以沿袭，而未废止。在他攻灭南宋之后，又将这一制度推行到江南地区。故而元代的投下州县，遍及全国。

其他如两京岁时巡幸之制，也是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习俗。当然，忽必烈的两京之制，还涵有深远的政治意义，乃是加强中原与草原之间联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忽必烈在建立元帝国后所采取的种种重要举措，皆为此后诸帝所遵行，直到元朝灭亡，而没有再出现大的变动。

（三）元朝中央官制的确立1。中书省蒙古立国之初，成吉思汗之统帅部众，循中原金朝初起之制（如猛安、谋克），设立万户、千户、百户等军政合一的组织。及遣左手万户木华黎经略中原，乃封其为国王，而设都行省于燕京（今北京），作为指挥中心。是时官制，极为简略。

窝阔台汗即位后，蒙古国之官制，日渐完备。时有重要谋臣耶律楚材，曾被委以中书令之职，有名无实。而中央之大权，仍多操于大汗手中。在众臣之中，则以大断事官之权势最大，略同于中原王朝之宰臣。而财政权、司法权，亦已分由诸臣掌管。

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大行汉法，乃命刘秉忠、许衡等参考古今之官制，实则仿效金朝中央之制，建立中书省（相当于金朝之尚书省），以总领全国之政务。中统元年（1260年），始设中书省于上都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而命祃祃为右丞相（实为燕京行省丞相），王文统、赵璧为平章政事。其后，因大都营建完毕，又迁中书省于大都（今北京）。历任左、右丞相的，还有不花、史天泽、忽鲁不花、耶律铸等。终元之世，仅中统及至元初年，史天泽、耶律铸二汉人得任丞相之职。此后，自成宗至顺帝的70余年间，皆以蒙古及色目人主掌中书省之大权，出任丞相之职。

而中书令之要职（中书省的最高职官），自世祖忽必烈于中统三年封真金为燕王，即兼任该职。其后，真金被立为皇太子，仍兼任中书令。并做为定制，为后世遵行。大德十一年（1307年），仁宗在大都政变成功，被武宗立为皇太子，也兼任中书令之职。延祐年间，仁宗改易皇储，立己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亦兼任是职。及顺帝立爱猷识理达腊为皇太子，仍兼任其职。除此以外，决无他人得任此职。

在中书省中掌有实权的官吏，还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

担任这些要职的，也多为蒙古及色目族权贵。只有少数受到蒙古帝王宠信的汉人，才得以出任其职。通过中书省重要官员的民族组成结构不难看出，元朝统治机构中的民族歧视政策十分严重。而对于重要国政的决策权，自然全都操在蒙古、色目族等权贵的手中。

中书省内，又沿用蒙古帝国时期的习俗，设有断事官若干人，"其名甚重，其员数增损不常"①，少时有10　余人，多时可达30　余人。这些名重位高的中书省断事官，皆由帝王、后宫、东宫及诸宗王手下的亲信近侍出任。其职权，主要是负责处理蒙古皇室及贵族们之间的诉讼、刑狱诸事。

中书省下，则沿用前朝旧制，分为左、右司，其下，又设有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每部中，又置有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等职官，负责处理具体的政务。如吏部负责天下官吏的任免、升降诸事，户部负责政府的财政收支诸事，礼部掌管国家之礼乐、朝会、祭祀诸事，等等。在这些机构中任职的，则主要是汉人。

自世祖忽必烈确立一省制之后，前代的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之制影响依然较大。至元初年，就有人提出复设门下省的建议，但经过众官讨论后，予以否决。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出于征敛民财的需要，

①　《元史·百官志一》卷八十五。

又设立尚书省，命权臣阿合马主持其事，作为专门的理财机构。其性质，已与前朝的尚书省之职责有所不同。不久，又将尚书省废去，还并于中书省。至元后期，忽必烈再次设立尚书省，仍作为敛财机构，而命权臣桑哥主持其事。不久，在众多官吏的反对下，不得不再度罢去。桑哥亦受到重责，被处死。

2。枢密院蒙古以武力立国，但在其初军事机构极为简略，军职由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等人执掌，并以此构成相对独立的作战单位。每逢出征，则以大汗、皇子、诸宗王等为各方面军之统帅，战罢回军，则统帅之军务亦自行除去。忽必烈即位后，仿中原前代辽、宋王朝之制，设立枢密院，专掌军权，以别于专掌政务之中书省等机构。中统四年（1263年），正式设立枢密院，其最高长官，为枢密使。该职与中书省之中书令相同，皆由皇太子兼之。出任是职的，有真金（世祖时之皇太子）、仁宗（武宗时之皇太子）、英宗（仁宗时之皇太子）及爱猷识理达腊（顺帝时之皇太子）等人。

而枢密院之实际负责人，初为枢密副使，后又增设同知枢密院事之职，以掌军务。其助手，则有佥书枢密院事、院判等职官。其职责，则主要为宫廷禁卫，边疆镇守，各地戍防及军官之任免、调动等事。而出任院中之职官者，因其"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①，更是元朝统治者的心腹之人。此外，在枢密院中，也设有断事官之职，任用数人，则专掌军中的诉讼等事务。

枢密院之衙署，在大都（今北京）建成后，设于紧靠皇宫的东华门外。

为便于发号施令，在枢密院衙署之外仪门内，又设有诸卫的办公处，包括中卫、前卫、后卫、钦察卫、唐兀卫、阿速卫等30　余所。如果出现紧急军务，即刻调遣诸卫之军以应其需。

元代又有行枢密院之制，但与行省、行台皆不同，非地方性的常设机构。乃是出于军事上的临时需要而设，其制略同于金代之行院。如至元中期，忽必烈出军攻伐南宋，军队调动频繁，于是在江南设立多处行枢密院，指挥作战事宜。及宋朝被灭，政局逐步安定，遂将行院陆续取消。

3。御史台蒙古立国之初，并无专职谏官。及忽必烈入主中原，乃知监察官之重要，"台端乃天子耳目之官，朝廷纪纲所系。"①于是，在至元五年（1268年）七月，设立御史台，并命重臣中书省右丞相塔察儿出任御史大夫。忽必烈特下诏曰："台官职在直言，朕或有未当，其极言无隐，毋惮他人，朕当尔主。"②御史台之职官，主要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等，负责纠察百官之劣迹，政治之得失等事。因其职责重要，故而台中诸官，皆由帝王亲自任免。多为敢于直言、品行清正廉洁者。

在御史台之下，又专设有殿中司及察院。殿中司下设有殿中侍御史2人、知班4人。专门负责大朝会时的百官礼仪。如有失礼者，则加以处罚。又兼管在京百官的假事，有超假3　天者，即纠劾之。平时殿中奏事，有需要回避的大臣，亦负责督促其出殿。察院下设监察御史数十人，则专门负责刺探百

①　《元史·百官志二》卷八十六。

①　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台谏叙》（北图辑佚本）。

②　《元史·世祖本纪》卷六。

官之劣迹，加以弹劾，是以称为"耳目之官"。初皆由汉人出任，后参用蒙古人及江南汉人等。

御史台之衙门，初设于大都城西北的肃清门内，后因远离皇宫，办事不便，于是移至皇宫前面的澄清坊东。台衙之西，又设有西、南二行台及各道廉访司的办公处，时人称为"台房"，以便于加强同中央御史台之联系。作为"肃纪纲，正风化"的监察机构，在其中任职的御史，极易因直言而触怒当朝的不法权贵。故而历代皆有不杀御史之惯例，以此来鼓励直谏。元朝统治者当然也懂得这一惯例的必要性。然而，由于蒙古权贵骄横已久，当然不会把小小的御史放在眼中。一旦触怒了权贵，也就性命不保了。

如至治二年（1322年）二月，因英宗笃信佛教，大兴土木，建造寿安山佛寺，既劳民又伤财，无益于国。于是监察御史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成珪、李谦亨等联名谏诤，言其有害无益。却触怒了英宗，下令将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杀死，成珪、李谦亨则被杖责，然后发配到边远的奴儿干之地。

又如仁宗在位时，权臣铁木迭儿恃太后之宠，胡作非为，遭到御史中丞萧拜住、杨朵儿只等内外监察御史40　余人的联名弹劾，被罢去官职。及仁宗死，英宗未即位之时，铁木迭儿乘机复掌朝权，以皇太后旨意为名，将萧拜住、杨朵儿只2人杀害，以报私仇。"是日，白昼晦冥，都人恟惧。"①而有元一代，因弹劾权贵之劣迹，受到折辱、贬官，乃至于被流放到边远荒地的御史，则不计其数。至于当朝的权臣，由于得到蒙古帝王的宠信，虽被御史弹劾，劣迹昭彰，却丝毫也不受责罚。在这种情况下，御史们最多也就只能是采用集体辞职的方法，以示抗议。

4。其他元代中央官僚机构中，省、院、台之权最重，一管政事、一管军务、一管监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机构，分掌他职。主要有：一、大司农司。乃沿用前朝之制。至元七年（1270年）设立，"凡农桑、水利、学校、饥荒之事，悉掌之。"①因中原地区以农业生产最重要，关系国计民生，故而立司以鼓励农业生产。置有大司农、司农卿、司农丞等职官。其下，又辖有籍田署、供膳司等机构。

二、翰林兼国史院。元代中央的御用文化机构之一。至元元年设立。其职官有翰林承旨、翰林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翰林直学士等。主要负责为帝王草拟诏令，修撰诸帝实录，编纂国史等事务。一度曾将集贤院合并于此，但不久重行析出。其任官者，皆为一时之文化名流。此外，又有蒙古翰林院，专掌有关蒙古文字之事务。亦设有翰林承旨、翰林直学士、翰林待制、翰林修撰等职官。

三、集贤院。为元代中央主掌教育事务的机构。初合于翰林国史院。到至元二十二年，乃析出。其职官有大学士、学士、直学士等。负责管理全国的学校事务，并负责征召各地人才。又兼管属于道教及阴阳占卜等类别的宗教事务。在大都的元代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与兴文署，亦直接归于集贤院管辖。

四、太常寺。中统元年（1260年）设立。亦曾一度合于翰林院。到至元

①　《元史·奸臣列传》卷二百五。

①　《元史·百官志三》卷八十七。

九年，乃有定制。置有太常卿、太常少卿、太常博士等职。一度又将侍仪司并入，后亦析出。主要负责宗庙、社稷的祭享之事，以及帝王、百官等死后的"封赠谥号等事"。其下辖有太庙署、大乐署等机构。

五、司天监、太史院。为元代主管天文、历法的官僚机构。中统元年，因袭金朝旧制，设立司天台，以掌历法、天象诸事。至元八年升为监，又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设立行监。此后，因修订《授时历》，又设置了太史院，与司天监并立，而有所分工，"颁历之政归院，学校之设隶台"①。同时，还设有回回司天台，负责用回回之方法观测天象，颁行回回历书诸事。六、太医院。为元代掌管医学及医疗事务的最高机构。世祖即位之初，乃仿窝阔台汗时之制，仅置宣差，以管理所辖之太医，为帝王及蒙古贵族服务。至元二十年，正式设立官署，称尚医监。两年后改为太医院。设有院使、副使、判官等职官，多以全国著名医师出任。又将广惠司、御药院、行御药院、大都惠民局、上都惠民局、医学提举司等各种医疗机构都辖于其下。七、通政院。为元代掌管驿传事务的最高机构。蒙古立国之初，窝阔台汗设立驿传之制，以便于国家信使之往还。为纠察不法之徒，曾设有脱脱禾孙之官，以掌驿政。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于至元七年设立诸站都统领使司，以掌驿政。至元十二年，改为通政院。翌年，又分置于大都、上都二处。大都之院以掌中原之驿政，上都之院以掌漠北驿政。

八、崇福司。为元代新创立的宗教管理机构之一。时既设集贤院兼掌道教诸事，又设宣政院兼领佛教之务。此外，因大批色目人进入中原，故而受其尊奉的伊斯兰教、基督教也随之而传入中原。为此，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六年设该司。专掌此二种宗教之事务。其职官有司使、同知、副使、司丞等。

九、秘书监。即元代的国家图书馆。主要负责管理、收藏由政府收集到的历代图书和各种阴阳禁书。其职官有秘书卿、太监、少监、监丞等。一般由世家、名宦子弟出任。

十、都水监。为元代专掌水利、河防、桥梁等事务的机构。至元二十八年始置。设有都水监、少监、监丞等职官。其下，则辖有河道提举司。此外，元代的中央机构中，还有将作院、武备寺等机构，掌管大批手工工匠，生产各种手工制品，以供蒙古统治者及政府的日常需要。其下辖机构十分庞杂，在此不一一述及之。

①　《元史·百官志六》卷九十。

（四）元朝地方官制的制定1。行省制度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其制，源于金代的行省之制。蒙古立国之初，在尚未设立中书省时，就已在中原地区设立了行省，时或称为行尚书省，乃沿金之通称。如成吉思汗命大将木华黎率军经略中原，即将金中都（今北京）改为燕京都行省，作为管理中原军政诸务的指挥中心。此后，木华黎的势力不断向南、向西发展，又在金西京（今山西大同）另立行省，以分掌关陕一带的军政诸务。

这时，许多中原豪强地主武装纷纷起而割据一方。其中有些人投靠了蒙古政权，并为其效力。为了便于统治，以安定投效者之心，蒙古统治者对那些大的地主武装首领委以高官，命其仍统管所占之地，亦称为行省或是行台。如在山东地区，严实父子所统管的东平行省、李全父子控制的益都行省等。又因时逢战乱，蒙古统治者为战争之需要而临时设有行台。如太祖时，木华黎经略关陕一带，曾在战略要地葭州设立陕西河东路行台，并命大将石天应主持其事。宪宗时，忽必烈经略中原，亦命大臣杨惟中在蒙宋边境设立行台，主持攻战之事。这种行台，与燕京都行省、东平行省相比，乃是名称相同，而性质载然不同的官僚机构。

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始立中书省，而各地方政务，则以中书省要员出领之。此后，因各地政务日益繁多，乃专设行中书省，以掌其事。"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①遂设立正式衙门，成为元代各地区的最高常设行政机构。

全国所立之行省，共有11　处。然皆非同时、统一设置的。最早设立的行省，是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与幼弟阿里不哥争夺皇位，因陕西为兵家必争之要地，故而命其心腹之臣商挺前往，以掌政局。翌年，又立甘肃行省，以加强西北地区的统治力量。

至元初年，忽必烈的统治巩固之后，举兵伐宋，先于至元五年（1268年），立河南江北行省。其后，伯颜大举南伐，又于至元十一年，立湖广行省于襄阳（今湖北襄樊），主持军政大事。及平宋后，曾移省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又迁鄂州（今湖北武汉），遂成为固定的地方最高官僚机构。同年，亦因伐宋之需，又在中庆路（今云南昆明）设立云南行省。待到江南地区陆续被元军攻占，而随之即相继设立各行省，以统其地。至元十三年，设江浙行省，翌年，又设江西行省。

此后，各行省略有调整。如至元十八年，从陕西行省中分出四川行省，治于成都。至元二十一年，以江浙行省北部并于河南行省，而将江浙行省之治所由扬州迁到杭州。翌年，将福建行省并于江西行省，不久，再改并于江浙行省。

至元二十四年，忽必烈为削弱东北诸宗王的势力，加强中央政府对东北地区的控制，而设立了辽阳行省。这一做法遭到诸宗王的极力反对，行省一度废去。及乃颜的叛乱被平定，中央的力量得到加强，乃复立行省，以统管东北地区的政务。

忽必烈在攻灭南宋后，又调集大军，东攻日本。为此，在至元二十年，

①　《元史·百官志七》卷九十一。

特设征东行省于高丽（今朝鲜）。及战争失败，乃罢其省。此后，成宗又设行省，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加以治理。经高丽国王的反对，乃罢去。英宗时，一度再置之。这是与其他地区的行省有所不同的一个特殊的行省。

此外，对于辽阔的漠北地区，世祖忽必烈时却未能设立行省，只是在和林（今蒙古共和国哈拉和林）设置了一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此后，到大德十一年（1307年），武宗由漠北入主元廷，才设立和林行省。仁宗时，又改称岭北行省，治于和宁（即和林）。

各行省的职官设置，略同于中书省，初时为有别于中书省，而不设丞相之职，仅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郎中等职官，后因政务之需要，有的行省也设置丞相，以掌各地之政务。行省之下，又辖有检校所、照磨所、架阁库、理问所及都镇抚司等机构。各行省直接受中书省统辖。但在至元二十四年重设尚书省时，亦曾改称行尚书省。后尚书省罢去，乃复归于中书省。2。行台与监察道元代各地区的监察机构，分为行御史台及各监察道。元初，负责各地监察之任的官僚机构称为提刑按察司，共分为4　道，即山东东西道、河北河南道、河东陕西道及山北东西道。其范围大致包括了当时的疆域。到至元八年（1271年），增置河东山西道、陕西四川道。至元十二年，又分出燕南河北道。

及元廷一统江南，乃于至元十四年，在宋朝旧地增置8　处监察道，即江北淮东道、江南浙西道、江东建康道、江西湖东道、岭北湖南道。翌年，两广闽海地区逐步安定，又增置江南湖北道、岭南广西道、福建广东道。全国之监察系统，大体建立。

此后，又将各道略加调整。至元十六年，增设西蜀四川道。数年后，改福建广东道为福建闽海道，而析出广东，另立海北广东道。西南地区置有云南道，东北地区置有海西辽东道。此后，又增立有河西陇右道及海北海南道。并将提刑按察司改名为肃政廉访司。

到至元末年，全国各地共设立监察道22　处。其职官，则有廉访使、副使、佥事等。每年巡行基层各地，考察吏治得失、百姓疾苦及冤狱等。任其职者，亦多为帝王亲信之臣及素有廉洁方正之名的官吏。

元代的行御史台又简称"行台"，乃是监察制度上的一大创举。分设于两处。一处在江南，故而又称为"南台"。以别于中央御史台（又称"内台"）及陕西之行御史台（又称"西台"）。始设于扬州，称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后徙治所于杭州、江州、（今江西九江），最后定于建康（今江苏南京）。"以监临东南诸省，统治各道宪司，而总诸内台"①。

江南行台的官吏，其设置与中央之御史台大致相同。主要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等。其下，也设有察院。初立南台时，察院中设有监察御史10　员，皆以汉官为之。后又增蒙古御史14　员、汉人御史4员，共28　员。其下所辖之监察道共有10　处，分布在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的范围内。

另一处行台设在陕西。至元二十七年，初设于云南，称云南诸路行御史台，仅设官4　员。数年后，移其治所至京兆（今陕西西安），乃改称陕西诸道行御史台。而将云南行台改为廉访司。陕西行台亦设有御史大夫、御史中

①　《元史·百官志二》卷八十六。

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等职官。其察院之监察御史则为20　员。其所辖监察道共有4　处，即陕西汉中道、河西陇北道、西蜀四川道及云南诸路道。分布在陕西、四川、云南及甘肃等四行省范围内。

除南台、西台所辖之14　个监察道外，另有8　处地方监察道，则直接隶属于中央之御史台，统称为内八道，分布在大都附近的中书省腹里及河南、辽阳二行省范围内。而统管江南、西北地区的南台、西台，也都听命于中央之御史台。

3。各级政体蒙古立国之初，攻入中原，政区划分，一仍金朝之旧。地方政体，分为路、府、州、县等各级。而其所辖范围大小，有些已经变化，或是级别的升降，或是辖地的增减。及忽必烈即位，建立元朝，各级政体，重新更定。首先是将行省制度变为常设之最高地方行政机构，大体相当于金朝的路一级政体。而在各行省之下，仍设有路。诸路皆置总管府，全国共有路级政体180余处。各路总管府之职官，设达鲁花赤一员，通常由蒙古人充任，又称为监临官，是各路的最高统治者。其下，又有总管，多由汉人充任；同知，多由色目人充任。其他尚有治中、判官等官吏，以掌日常政务。

至元二十年（1283年），定路为上、下二等。凡辖民10　万户以上者，为上等路，10　万户以下则为下等路。但地处要冲，其民虽不足10　万户，亦定为上等路。而作为都城所在地的大都路（今北京），及上都路（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则设置都总管府及留守司，以统其政。因其政务繁多，故而所设职官人数，亦倍于他路。

各路之下，则为诸州。至元三年，分中原各地之州为上、中、下三等。

其辖民1.5　万户以上者，为上州；6000　户以上者，为中州；6000　户以下者，为下州。各州亦设有达鲁花赤，通常也是由蒙古人出任。另有州尹、同知、判官等职官。及一统江南后，再定江南诸州等级。因其人口稠密，故与北方不同。其辖民5　万户以上者乃为上州，3　万户以上者为中州，不足3　万户则为下州。

各州之下，则为诸县。至元三年，亦分为三个等级。凡辖民6000　户以上者，为上县；2000　户以上者为中县，不足者为下县。其设官，则有达鲁花赤、县尹、县丞、县簿、县尉等。中、下等小县，或不设县丞、县尉等官，而以其他官吏代行其职。平定江南后，又定其地之县等，辖民3　万户以上者，是上县；1　万户以上者为中县，不足1　万户则为下县。

元代各路之下，又于路之治所所在城市，设有录事司，专掌城中民户之事。其职官，则有达鲁花赤、录事、判官、典史等。若所在城市民少事简，则不设录事司，而以所在州县县官代行其职。作为都城的大都及上都，又专设有警巡院，以掌其事。所设职官，则有达鲁花赤、警巡使、副使、判官、典史等。

元代地方的基层组织，是县以下的官僚机构。在城市之中，一般分为坊、里两级。如京城大都，路下分为直辖二县（即大兴、宛平）。县下又划分为70　余坊。每坊设有坊正，其职责略同于今日城镇中之"街道办事处"。坊下又分为若干里，每里则设有里正或里长，略同于今日之"居委会"主任。而在农村中，与坊、里相同的机构，则称为乡、社。大的自然村落称为乡，每乡设有乡长，略同于今日之乡（一度称为"公社"）。乡下，则分为若干社，社有社长，略同于昔日之"大队书记"或生产队长。

元代各行省之下，另设有专管教育的大小官僚机构。直隶于各行省的，是儒学提举司，其职责为："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①各司之下，设有提举、副提举、吏目等职官。另有蒙古提举学校官数人，仅设在文化发达的江浙、湖广、江西三省之中，以提倡蒙古字学。直隶于各路之下的，则有儒学教授、学正、学录及蒙古教授、医学教授、阴阳教授等，以掌各路之教务。各州、县所设教官，亦略同于此。

元代，在各行省与下辖的路、府、州、县之间，又设有宣慰司、都元帅府等机构，平时，"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同前）而有军事行动时，则成为军事指挥中心。其职官，有宣慰使、同知、副使、经历、都事等。分为山东东西道、河东山西道、淮东道、浙东道等6　道，广东道、广西两江道、福建道、察罕脑儿等7　府。如果是专掌军权，则仅称都元帅府、元帅府。如北庭都元帅府、征东都元帅府、岷州元帅府、积石州元帅府等即是。而设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又有招讨司、安抚司、宣抚司等机构，一仿金代之旧制，因其当地之俗而治理之。

此外，在各行省之下，有的地方还设有散府，或是直隶于中书省及各行省，或是隶属于诸路、宣慰司等。其下，又有的统辖州、县，有的则否。其职官，则有达鲁花赤、知府（或府尹）、同知、判官、推官等。

元朝政府通过中书省、行省、路、府、州、县、坊、里等层层官僚组织，对全国广大人民进行严密控制，征敛赋税，调动徭役，以获取巨额财富。除了常设的行政机构外，元朝政府又在各地设有专门的敛财机构。如设于两淮、两浙、福建等处的都转运盐使司，设于四川的茶盐转运司，设于广东的市舶提举司，设于江浙的海道运粮万户府等，皆为各地的重要官僚机构，兼受中央及地方行省两级政府的领导，以征敛各种巨额的专项赋税。

①　《元史·百官志七》卷九十一。

（五）皇家机构的创立1。帝王所属机构蒙古立国之初，官制简略。其为帝王服务的机构，与后宫相联系，统称之为"斡耳朵"（意为"宫帐"）。此外，还有负责警备任务的"怯薛"亲军，亦兼职提供帝王的日常生活服务。如博儿赤之掌管饮食，速古儿赤之掌管服御，阿察赤之掌管车驾，烛刺赤之掌管宫人，等等，分工已较为细密。及忽必烈建立元朝，各种官制大备，直接服务于皇室的官僚机构也陆续设立，有了进一步的明确分工。其直属于帝王者，称为宣徽院。至元十五年（1278年）正式设立。其职责，主要是掌管帝王的日常饮食，而兼管之事范围极广，"凡稻粱牲牢、酒醴蔬果、庶品之物，燕享宗戚、宾客之事，及诸王宿卫、怯怜口粮食，蒙古万户、千户合纳差发，系官抽分，牧养孳畜，岁支刍草粟菽，羊马价直，收受阑遗等事。。皆隶焉。"①其职官，主要有宣徽院使，初为1人，后增至6人。同知、同佥、主事等，各2人。后又增副使2人。

宣徽院之下，又设有光禄寺、尚舍寺、尚食局、沙糖局等机构。光禄寺设有寺卿、少卿、主事等职官。其下，又辖有大都尚饮局，设有提点、大使、副使等职官，专门负责"掌酝造上用细酒"②，以供帝王享用。大都尚酝局，其设官与尚饮局同，所造之酒醴则供诸宗王及百官饮用。后又分出上都尚饮局及上都尚酝局，以供每年夏季帝王巡幸上都时之饮料。

尚舍寺，始置于至元三十一年。主要负责帝王出行时所用之帷幕、帐房、陈设等务。并兼养骆驼，"供进爱■乳酪"。尚食局，始置于至元二年，主要掌管"御膳"，设有提点、大使、副使、直长等职官。其下，又置有大都生料库、上都生料库等，负责存放各种制作御膳的物品。沙糖局，设于至元十三年，置有达鲁花赤、提点、大使、副使等官，负责制造帝王食用的沙糖、蜂蜜及掌管各地贡上的珍贵水果等物品。

直属于宣徽院的，还有各种仓库。如掌管造酒粮食、曲药的大都醴源仓、上都醴源仓，掌管帝王日常食用粮谷的大都太仓、上都太仓。其他掌管御膳之物的永备仓、丰储仓、满浦仓等，以分储粮谷、油面诸物。

除宣徽院外，其他直接为帝王服务的主要官僚机构还有：（1）将作院"掌成造金玉珠翠犀象宝贝冠佩器皿，织造刺绣段匹纱罗，异样百色造作。"①设有院使、同知、同佥、院判、经历、都事等职官。其下，又辖有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异样局总管府、大都等路民匠总管府等。各总管府下，又设有金银器盒提举司、玛瑙提举司、金丝子局、漆纱冠冕局、尚衣局、御衣局等机构，管理大批官属手工业工匠，生产各种帝王所需之手工艺用品。（2）大都留守司"掌守卫宫阙都城，。。兼理营缮内府诸邸、都宫原庙、尚方车服、殿庑供帐，内苑花木，及行幸汤沐游之所，门禁关钥启闭之事"②，又兼少府监

①　《元史·百官志三》卷八十七。

②　《元史·百官志三》卷八十七。

①　《元史·百官志四》卷八十八。

②　《元史·百官志六》卷九十。

诸事。设有留守、同知、副留守、判官、经历、都事等。其下辖有修内司，专掌宫殿及都城的修造诸事。器物局，掌管御用鞍辔，忽哥轿子，帐房车辆等的制作。犀象牙局，"掌两都宫殿营缮犀象龙床卓器系腰等事。"仪鸾局，"掌殿庭灯烛张设之事，及殿阁浴室门户锁钥，苑中龙舟，圈槛珍异禽兽，给用内府诸宫太庙等处祭祀庭燎，缝制帘帷，洒扫掖庭"③等事。

（3）太仆寺、尚乘寺太仆寺初称尚牧监，后改称太仆寺而别立尚乘寺。二寺皆设有寺卿、少卿、寺丞、经历等官。太仆寺主要负责牧养帝王日常所用之马匹等牧畜，及制造鞍辔等物品。尚乘寺则负责管理及使用这些牲畜及物品。

（4）太府监初称宣徽太府监，"凡内府藏库悉隶焉。"④是蒙古帝王的私人财宝库藏。其下又分为：内藏库，主要收储御用段匹诸物。左藏库，亦掌纱罗、绢丝等珍贵织品。右藏库，主要收掌金银、宝钞、水晶、玛瑙等珍宝。其他又有利用监、章佩监等，皆是为帝王日常服务的官僚机构。

2。后妃所属机构蒙古立国之初，成吉思汗曾创行"四怯薛"的侍卫制度。此后，又与此相对应，将先后占夺的后宫数十位后妃等，分为四大斡耳朵（意为宫帐），大斡耳朵以孛儿台旭真皇后为之主，另有忽鲁浑、脱忽思、贴木伦等皇后。第二斡耳朵有忽蘭、哈儿八真、亦乞剌真等皇后。第三斡耳朵有也速、忽鲁哈剌、阿失伦等皇后，第四斡耳朵有也速干、忽答罕、哈答等皇后。其中，惟有大斡耳朵之主孛儿台旭真为正妻。这四大"斡耳朵"大概也类同于"四怯薛"之制，是轮番侍奉成吉思汗的。

此后，自太宗窝阔台到宪宗蒙哥，按理说也应承袭这四大"斡耳朵"之制，但在史书之中，却仅有太宗朝之"六皇后"、"二皇后"，定宗朝"三皇后"等人物的零星记载，而四斡耳朵之制却不见丝毫踪迹。不知是因为当时政争激烈，后宫多擅权摄政，而受到牵连，致使这一制度的破坏，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已不得而知。

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建立大元帝国，任国儒臣，仿照中原王朝之制，创行省、院、台以掌国政。而在后宫之制上，却没有仿造中原王朝的三宫六院之制，而是遵行蒙古族的生活习俗，上追成吉思汗的旧制，设立四大"斡耳朵"。然而，这既是第二次创新其制，也是最后一次的复制。及忽必烈死后，自成宗至顺帝，诸帝已无人再仿行四大斡耳朵之制，而多采用中原立一宫皇后，至多立有三宫皇后，其余皆为妃子的做法。

世祖忽必烈的大斡耳朵，由帖古伦皇后主掌，因其早亡，事迹不详，本应作为正宫皇后，但在《元史》中竟没有立"传"。第二斡耳朵，有察必、南必二皇后。忽必烈即位后，因帖古伦已死，乃立察必为正宫皇后，其子真金则立为皇太子。及察必死，其妹南必又得宠，主持中宫，多专权用事。第三及第四斡耳朵，则有塔剌海、奴罕、伯要兀真、阔阔化诸皇后。

元朝帝王所立之斡耳朵，主要掌管后宫之衣食住行等日常事务。故而其官吏，皆由斡耳朵中之后妃任免，政府不予过问。即使帝王死后，而斡耳朵依然保留，并历朝相承，成为一个独立性较大的贵族小团体。

③　《元史·百官志六》卷九十。

④　《元史·百官志六》卷九十。

当然，世祖忽必烈为便于处理诸后妃之事务，也设有一些相应的官僚机构。如至元十五年（1278年），设立尚用监，后改中尚监，主要负责大斡耳朵位下的各种事务。此后，又将管领大都等路打捕民匠等户总管府划归其下，"掌钱粮造作之事。"①总管府之下，又设有在京提举司二处，涿州、保定、真定等路提举司9　处，大都等路提领所25　处，分掌斡耳朵之财务诸事。

又因当时大斡耳朵之皇后帖古伦早死，二斡耳朵皇后察必主持中宫，故而又在至元二十一年设立了管领打捕鹰房民匠达鲁花赤总管府，"掌二皇后斡耳朵位下岁赐财物、造作等事。"②其下，又设有长官司、提举司多处，共辖有军、民、匠户等3000　余户，以供斡耳朵的日常之需。

到至元二十四年，忽必烈又专门设立了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都总管府，统掌自己四个斡耳朵位下的民户之数、工匠造作等事。设有达鲁花赤、都总管、同知、副总管等职官，其任免之权，皆出于斡耳朵之后妃，政府不予干预。此后，忽必烈又增设4　位总管，分掌4　斡耳朵之事。

忽必烈还将原来属于诸王、政府的官僚机构转到后妃位下。如中统二年（1261年）所设立的管领种田打捕鹰房民匠等户万户府，初隶属于塔察儿国王，"其后改属中宫"。下辖有总管府、管民官等10　处官衙，以掌蒙古、汉军的差役，供后妃之用。又如至元七年所设立的管领诸路怯怜口民匠都总管府，初隶于政府。到至元十四年，"以所隶户口善造作，属中宫"①。其下所辖之织染局、杂造局、衣锦局等，多有能工巧匠，所造手工制品，皆供后妃之用。总之，元代前期的后妃系统官僚机构，尚较简略，其权力及影响亦甚微小。到了元代中后期，这种情况则有了很大的变化。

3。皇太子所属机构自从成吉思汗立国，直到忽必烈即位的半个多世纪中，蒙古帝国的汗位始终是诸宗王贵族激烈争夺的焦点，甚至叔侄相互残杀，兄弟举兵相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皇储"的册立制度并不完善。有鉴于此，世祖忽必烈在夺取帝位后，即仿照中原王朝的体制，采用预先设置皇储的方法，以解决皇位的归属问题，从而免去蒙古贵族为争夺皇位而相互残杀，削弱其统治力量。中统三年（1262年）十二月，忽必烈封皇子真金为燕王②，守中书令，初次表明了选择皇储的意向。并命著名儒士王恂作为太子伴读，为真金讲授治国治民的重要道理。翌年五月，忽必烈设立枢密院，以掌军国要务，又命真金兼判院事，以示政事、军务大权，皆由真金所掌管。

到至元十年二月，忽必烈正式册立真金为皇太子，并命左丞相伯颜主持册立仪式，授其玉册、金印，并诏告天下。不久，又听从重要谋臣刘秉忠的建议，为皇太子真金设立相应的官僚机构--宫师府。府中设有詹事、太子赞善等官员38人。皆以一时之名流出任。如掌管府事的詹事完泽，为中书省右丞相线真之子。太子赞善王恂、太子宾客宋道（"道"一作"衟"）等，皆为一时名儒。

至元十九年，权臣阿合马被杀，皇太子真金在政局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乃将宫师府改为詹事院。其东宫之职官，至此乃大致完备。计设有左、右詹

①　《元史·百官志四》卷八十八。

②　《元史·百官志五》卷八十九。

①　《元史·百官志五》卷八十九。

②　《元史·世祖本纪》又见于中统二年之记载。

事、副詹事、詹事丞、院判等官，另有吏员62人。其左、右詹事分别由完泽、赛阳充任。詹事丞则由真金之随身近侍张九思充任。

此外，又众选名儒，出任宫臣之职。如名儒杨恭懿、刘因皆被征召。太子宾客宋道、太子谕德李谦、太子赞善夹谷之奇、詹事院长史耶律有尚等，皆为一时之选。日与皇太子真金讲论治国安民之道，古今成败得失，对真金参预中书省政务，选用儒臣以管理国政，影响极大。

在詹事院下，又设有：家令司，以掌皇太子的财政及饮膳诸事。府正司，以掌皇太子的鞍辔弓矢诸物。延庆司，以掌行佛事活动。典医监，以掌皇太子的医疗保健诸务。典幄署，以掌皇太子的供帐之物。掌仪署，以管詹事院下属之户口、房舍等事。诸司、署，专设有达鲁花赤、令、丞等官，以司其职。

至元二十二年，皇太子真金受到"禅让"风波牵累，因惊惧而夭亡。皇太子已死，世祖忽必烈一时又没有重行册立新的皇储，作为专门为东宫设置的官僚机构詹事院已失其主，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于是中书省有人提出要撤销詹事院的主张。对此，时任詹事丞的张九思极力反对，声称："有皇孙在，固宗社之所属，人心之所系也。奈何为此言乎！"①由于张九思的抗争，詹事院得以不废。直到成宗即位，乃改詹事院为徽政院，而其所掌，"悉归太后（指真金之妻、成宗之母）位下"②。属于皇太子的官僚机构由此暂废。忽必烈在册立真金为皇太子之后，又在至元十六年，为其设立了侍卫都指挥使司，选出侍卫亲军1　万人，隶属于东宫，专司皇太子的保安工作。到至元二十一年，又将五投下探马赤军总管府划归东宫，以听从皇太子的统辖。及成宗即位，在将詹事院改为徽政院的同时，亦将原皇太子所属之侍卫亲军改隶于皇太后，更名为左、右都威卫使司。

属于皇太子的其他官僚机构，尚有管领诸路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总管府，原属于忽必烈自己所有，"掌人匠一万三千有奇，岁办税粮、皮货、采捕野物鹰鹞，以供内府"。（同上）至元十二年赐给真金，遂隶于詹事院管辖。至元十六年，升为都总管府。至元十二年，忽必烈赐给皇太子的，还有掌管纺织工匠的织染局、纹锦局、中山局、真定局等工局。其后，亦改隶于徽政院。

4。诸王所属机构蒙古立国后，成吉思汗创行分封之制，大斡耳朵以东，分与诸弟，称东道诸宗王。以西分与诸子，称为西道诸宗王。子孙繁衍，承袭王爵，各治一方，乃在帝国的政治活动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这些分封诸王，各在封地内建立藩府，修建宫室，设置僚属，主持封地内的财政、司法等各种事务。其后，蒙古帝国略地愈广，分封之制推行亦广，遍及欧亚大陆，成为分离于中央政府的又一政治体系，其独立性相当强。此后，中央政府为削弱诸宗王的独立倾向，曾对诸王之分封地加强控制，命各地州县官吏兼掌其事，而诸王对封地所拥有的种种特权，却仍然得以保留。如忽必烈在即位之前，作为皇弟，被派到中原主持政务，乃在金莲川设立藩府（即开平府），营建宫室。其后受封于关中，又在京兆（今陕西西安）营建藩邸。并广招贤才，收为幕僚，与其亲信近侍，共同构成了强有力的官

①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七所载"张九思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②　《元史·百官志五》卷八十九。

僚集团。当时，每个受封宗王的情况都大致相同，不过所任用的藩臣有所不同而已。这些受诸宗王任用的藩臣，遂构成了最初的诸王所属官僚机构。忽必烈即位后，仍沿行分封之制。但是，所不同于蒙古国时的，却是加强了对新分封的诸宗王的控制。一方面，新分封的诸王，多为其子，地位虽然尊贵，却不敢违抗父皇之命。如至元三年（1266年）六月，封皇子那木罕为北平王，出镇于漠北（实际出行是在数年之后），设藩府于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北）。翌年八月，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出镇于云南，当设藩府于中庆（今云南昆明）或是哈剌章（今云南大理）。至元六年十月，封皇子奥鲁赤为西平王，设藩府于成都，以统管吐蕃及川蜀诸处事务。至元九年十月，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出镇关陕诸处，设藩府于京兆。至元二十一年六月，封皇子脱欢为镇南王，出镇江南各处，设藩府于鄂州（今湖北武汉）。这些出镇四方的皇子，皆统领一方政务，其权势凌驾于各地方政府之上，但却均听命于忽必烈。

另一方面，忽必烈又为这些新分封的诸王设置了统一的官僚机构，时称王相府或王府。因皇子出镇四方，权势极重，故而多以名臣辅之。如皇子那木罕出镇漠北时，以中书右丞相安童辅之北行。云南王忽哥赤出镇西南时，则以当地最高地方长官阔阔带兼任王傅、柴祯兼任府尉、宁源兼任司马，以辅佐之。安西王忙哥刺出镇西北，则以中书省重臣李德辉出任王相，京兆路总管兼府尹赵炳，亦受命于王府，共辅皇子。这些王府众官，如遇到重大机务，也要向忽必烈请示，而诸王不得专擅其权。

这时的王府诸官，其权势亦极重。地方军政诸务，皆听其举措。既统管赋税，又掌有军权。如任安西王相的李德辉，时又兼任西川行枢密院副使，指挥平叛之事。及陕西置行省，又出任行省参知政事。同任安西王相的赵炳，既管王府之宫室营建，卒吏之讼狱，又"兼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课程屯田事，余职如故"①。

在诸王府中，除设有王相、王傅、府尉、司马等职官外，有的宗王还在王府设有断事官。如漠北宗王牙忽都，皇孙阿难答、按檀不花（皆为忙哥剌之子）等，皆置有断事官，主要负责王府内的诉讼、刑狱诸事。

在诸王位下，还有一些特殊设立的官僚机构，乃是帝王出于"恩赐"性质的举措。如至元二十九年，忽必烈命皇孙甘麻刺由云南改镇漠北，封为晋王。为表示其地位高于其他诸宗王，特设立内史府，以北安王之王傅秃归、梁王之王傅木八剌沙，及原皇太子真金的辅臣詹事赛阳"并为内史"。其下，又设有延庆司"掌王府祈禳之事"。又设断事官十余人，"理王府词讼之事"②。内史府的性质，其实仍为王府，不过级别略高一些而已。

诸王属下，有些又设有都总管府，以掌王府的独立财政。如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忽必烈下令，"设都总管府以总皇子北安王民匠、斡端大小财赋。"③不久，又为皇孙安西王阿难答设置诸匠都总管府，以统辖王位下之工匠，进行手工生产。

此外，各王府中，又置有常侍官、奥鲁官等职官。有的还设有典藏司，以掌所储财物。提举司，以掌王府各位下之民户、工匠之事。衍福司，以掌

①　《元史·赵炳传》卷一百六十三。

②　《元史·百官志五》卷八十九。

③　《元史·世祖本纪》卷十四。

行佛事为宗王祈福。拘榷课税所，以掌征敛王府所收之赋税，等等。诸王还多在各自的分封地内设立达鲁花赤官，以作为诸王的代表，与当地州县官吏共掌属于"投下"百姓的各种事务。

（六）法制机构的设立1。立法与律书成吉思汗早在统率部众进行征服草原诸部族的战争中，为了提高指挥效力、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就曾制订了许多军令，以约束部众。如在进攻塔塔儿人时，就曾下令："苟破敌逐北，见弃遗物，慎无获，俟军事毕散之。"①及战争取胜，部将按弹、火察儿、答力台违令私取财物，乃受到成吉思汗的重责。这些随时制定的军令，就是蒙古帝国最早的法令之一。

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族之后，正式颁布了帝国的法令，时人称之为"大札撒"。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严明的秩序，乃是巩固统治的重要措施。这些"札撒"，主要由成吉思汗在处理军政诸务时所下达的训令所构成，当然也包含了一些蒙古族历代相传的习惯法。后世流传的一些训令，即云："居民［在平时］应像牛犊般地驯顺，战时投入战斗应像扑向野禽的饿鹰。"又云："万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们，每一个都应将自己的军队保持得秩序井然，随时作好准备，一旦诏令和指令不分昼夜地下达时，就能在任何时刻出征。"①由此可见其法令之一斑。

窝阔台汗即位后，重行颁布《大札撒》，作为帝国臣民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其中，又加入了窝阔台自己所下达的许多训令。以后，自贵由汗、蒙哥汗，以至于世祖忽必烈，对祖上的"训令"皆遵奉不谕，这些"大札散"，也就成为元帝国法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蒙古帝国的势力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攻灭金朝，多任用亡金官吏，为己所用。故而在中原地区，官府断案、审狱，仍沿用金朝章宗时所修订之律书《泰和律》②，该律书虽然"颇伤严刻"，但在没有新的律书颁布之前，也只能以此为依据，处理各种日常政务、刑狱等。并且，在元朝诸臣重修"法典"之时，乃成为新订法令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忽必烈即位后，遵行"汉法"，百政更新，对于重要的统治工具之一的法律，也力求重新制订。于是命手下重臣如史天泽、耶律铸、姚枢、刘肃等人，参酌古今各朝代所订立的多种"律书"，来制订出一部新的"法典"，以供百官遵行。然而，由于当时辅政诸臣皆精于"儒术"而不熟于"法术"，崇尚仁治而不喜于法治，故而在重订法典的过程中，产生了较大的困难。虽然远遵盛唐之法，近循亡金之例，也只能从"儒治"的角度加以宏观，编定出一些原则性的条例。

元初诸臣所订"法典"，得到忽必烈的认可。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经姚枢、刘肃等人所编订，史天泽进上"新立条格"，乃作为元朝政府的第一个法规予以颁行。其要点无非是儒家政治学说所反复强调的一些观点，如省并州县以去冗吏，给官吏俸禄以养其廉，考核其治绩之优劣，禁官吏害民等等。与此同时，耶律铸亦"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①虽然这些"新立条格"多为利国利民的法规，但因其过于简略，下层官吏在执行之时，其贪官污吏，仍得以上下其手，舞文弄法，肆意为奸，虐害百姓。

①　《元史·太祖本纪》卷一。

①　见拉施特《史集》第二编第三部分所载（余大钧等译本）。

②　该书全名为《新定律令敕条格式》，因系金章宗泰和初年所修订，故而习惯称为《泰和律》。

①　《元史·耶律铸传》卷一百四十六。

到至元八年十一月，忽必烈又下令，禁止继续使用旧金《泰和律》，地方官吏断案之时，失去依据，从而使已经十分杂乱的法治系统更加混乱。如是时，忽必烈曾下令，汉人偷窃六钱以上者，与杀人夺财同罪，而应处死。各地官吏奉行诏令，多捕百姓，"在处系囚满狱"，许多人皆被滥杀。近侍董文忠乃上言："杀人取货，与窃一钱者均死，惨黩莫甚"②，加以谏止。但是，这种以帝王诏令为执法依据、任意断案的现象仍很普遍，从而造成法治混乱的状况继续存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到至元二十八年，经过多年的参酌、修订，忽必烈又下令，将中书省大臣何荣祖所编成的新法典命名为《至元新格》，并刻印成书，颁行全国，"使百司遵守"③。这是元代前期由官方制订的又一部成文的法典。共分为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10　个类别。其书今已失传。但在后世所传之《通制条格》、《元典章》等书中，仍可略见其概貌。该书是以至元初年所颁行的"新立条格"为底本而加工成的，虽然各项法规更为详细，但作为"治国大法"的一代重典，却仍然远远不够。从形式上来讲，失之于简略。从内容上来讲，则只是汇集了元朝诸帝的有关法令和诸官吏的断案刑例。此后，终忽必烈之朝，再也未见有更完备的"律书"颁布。

2。执法机构概况元代的法律体系本就十分混杂，其执法机构，更是如此。成吉思汗任命大断事官--札鲁忽赤以掌司法之权。这一制度，对元朝亦有极大影响。由于元朝统治者一直贯彻民族歧视政策，其在法律系统内的体现，即是"南北异制"。蒙古人与汉人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例如汉人与蒙古人互殴，如果打死蒙古人，汉人必被处死；而汉人被打死，蒙古人只须充军出征。诸如此类的法律条文，随处可见。

为了贯彻法律上的"南北异制"，元朝的执法机构也采取"南北异制"

的方法。在中央政府中，既设有大宗正府，又设有中书省刑部。大宗正府源于太祖时之大断事官之制。忽必烈于至元二年（1265年）设立该府，置断事官10　员，其职责为："凡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应犯一切公事，及汉人奸盗诈伪、蛊毒厌魅、诱掠逃驱、轻重罪囚。。悉掌之。"①此后，到至元末年，府中断事官增至46　员，皆以诸宗王及御位下，有封国等贵族出任。其管辖范围，虽然只是限定在诸宗王、驸马等贵族的分封地（即"投下"）之中，但因"投下"遍布在全国各个地区，故而其权势亦涉及全国的各地百姓。

在中书省下所设立之刑部，乃是专职主管刑法的中央官僚机构。其职责为："凡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②包括全国范围内死囚的重新审核，在押犯人疑案的判定，因罪籍没各种财产的管理，审狱刑具的监督管理，律令的制定及修改等等，皆由其负责。该部所设职官，有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等。其下，又辖有司狱司、司籍所等机构。刑部虽然名义上是全国司法机构，但是却无权审理蒙古人、特别是权贵们的刑事案件。

另外，由于元朝政府控制民众十分严密，百姓被分为民户、军户、匠户、②　《元史·董文忠传》卷一百四十八。其详可参见《元史·耶律希亮传》。③　《元史·世祖本纪》卷十六。

①　《元史·百官志三》卷八十七。

②　《元史·百官志一》卷八十五。

站户、医户、释道户、阴阳人户等许多不同类别，故而在主管各类别民众的官府之中，又皆设有相应的司法机构。这就更加剧了法律审理体系的混乱程度。

如元代的匠户，因分属于不同系统的官僚衙门，故而其司法机构极为混乱。属于将作院的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即专设有管匠都提领所，以掌工匠们的讼狱之事。属于中书省工部的各府、局工匠，其诉讼诸事则受理于管领随路人匠都提领所。属于皇太子詹事院的各种工匠，其诉讼则受理于大都奥鲁提领所及上都奥鲁提领所，等等。

又如元代的军户，统由枢密院管辖，故而军卒犯法，地方司法官吏不得过问，而要由枢密院中负责司法的断事官处理。医户犯法，则由太医院下设的官医提举司审理。释道户犯法，僧人由宣政院的断事官审理，道士则由集贤院下属的道教机构处置。如果出现军、民争讼，民、匠争讼，僧、民争讼等事件，则由各方所属之相关司法机构共同审理、处置。

（七）边地诸机构1。吐蕃蒙古帝国崛起之时，成吉思汗四出征伐，在攻打西夏时，兵锋即濒临吐蕃之境，然未及深入而回。窝阔台汗时，进一步贯彻扩张方针，命其子阔端经略甘陕及吐番各地。阔端乃听从其部将道尔达的建议，利用佛教势力在该地区的重要影响，召见其宗教领袖，以收为己用。贵由汗元年（1246年），萨斯迦派佛教领袖萨班应召，携同二侄八思巴、恰纳朵儿只前往凉州，并与阔端共同商定了归附蒙古帝国的各项条款。这是蒙古帝国的势力正式进入西藏地区的开始。此后，蒙哥汗及忽必烈都曾进一步扩大对吐蕃等地的控制范围。

忽必烈即位后，仍采用"以藏人治藏"的策略，再次召见佛教领袖八思巴前来，并先后授以"国师"、"帝师"、"大宝法王"等尊号，加以推崇，并利用他在吐蕃地区的影响来加强元朝的统治。初于至元元年（1264年）设置总制院，以掌全国佛教事务及吐蕃地区的军政大事，即任命八思巴主持院事。到至元二十五年，权臣桑哥因该地事繁权重，又提议升为宣政院，得到忽必烈的赞同。

宣政院设有院使、同知、副使、参议、经历等官各2　员，另设有断事官4　员，佥院、同佥各1　员，以掌院务。其下，又设有客省使、大都规运提点所、大都提举资善库、上都规运提点所、上都利贞库、大济仓等衙门，由达鲁花赤、提点、大使、副使、提举、提领等职官分掌诸事。

宣政院设在都城，由帝师任院使以掌院政。其品位之高、任权之专，皆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中央机要部门相同。而在吐蕃各地，又设有大小各级地方政府。主要有三大衙门。一、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治于河州（今甘肃临夏），设有宣慰使5　员。其下又辖有脱思麻路军民万户府、西夏中兴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等，所管为今甘肃、青海、四川等部分地区。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约治于镇西府（今西藏昌都），设有宣慰使4　员，其下又辖有多处招讨司、安抚使司，所管为今西藏东部及四川西部、青海东南部等地。三、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设有宣慰使5　员，其下又辖有都元帅、招付使、管民万户等多员。所管为今前藏、后藏及阿里地区等。

在三大宣慰司所辖的万户府、总管户、招讨司、安抚使司之下，又设有多处千户所等，以管理日常政务。宣政院下的这层层地方政府，其官吏皆由宣政院自行任免，而不必受到中书省的约束。帝师虽然长期留居都城，侍奉元朝帝王，而其亲信子弟等则驻于藏地，行使治理权。宣政院的设置，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藏地的统治。

忽必烈还先后在川、藏等地册封宗王，进一步加强控制。如至元六年，封皇子奥鲁赤为西平王，以掌川藏各地军政诸务。奥鲁赤死，其子铁木儿不花又被封为镇西武靖王，镇守其地，此后子孙世袭王位，直至元亡。成为元朝控制藏地的又一重要力量。

此外，如果藏地发生重大事件，需要处理。元廷又临时设立行宣政院，以辖其政。如果出现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则由行宣政院和中央枢密院大臣共同商定对策。平时藏地各处，也驻有蒙古、探马赤军和汉军等镇戍部队，设立元帅府、万户府等以统之，以镇压当地民众的反抗斗争。

2。大理大理本来距漠北草原有千里之遥，中隔峻岭荒原、激流险滩，自古以来即很少与草原有人事交往。蒙哥汗即位后，为攻灭南宋，一统天下，采用蒙古帝国一贯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企图出奇兵，经西南地区，对宋朝进行迂回包抄，以避开阻隔中原与江南的长江天险及各处军防要塞。这一战略战术的实施，乃使远在漠北的蒙古国势力向南伸展到了西南边陲的大理国等地。蒙哥汗二年（1252年）六月，忽必烈受命率军远征大理，以贯彻迂回伐宋的总战略。翌年夏，忽必烈率大将兀良合台等进至六盘山，秋凉后，乃兵分三路，南下进攻。忽必烈为中路，兀良合台为西路，宗王抄合等为东路。到年底，攻至大理城下。段氏据城顽抗，但随即被击败。大理国遂被攻灭。蒙古帝国开始对大理等地进行统治。

蒙哥汗四年，忽必烈回师蒙古草原，为了控制云南地区，特命大臣刘时中为大理宣抚使，以统治该地区。又命大将兀良合台留驻其地，继续征服其他尚未降附的部落。经过一段时间讨伐，云南各地大致平定。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统治大理多年的地方割据政权首领段智兴等人，屈服于蒙古国武力的征伐，开始与刘时中等人进行合作，共同为巩固蒙古帝国的统治而效力。

是时，蒙哥汗将云南归附的37　部民众，按照蒙古国的习惯，划分为19个万户府，设有达鲁花赤及万户长，并以兀良合台为都元帅，以统其地之军备。而忽必烈南征时留驻于云南的宗王不花，则负责参决当地的重要军政事务。

忽必烈即位之初，仍沿行蒙哥汗时所设立的制度。以都元帅主持军务，又封其子忽哥赤为云南王，总掌政务。另设有大理等处行六部，以辅皇子忽哥赤，处理日常政务。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因云南政争激烈，局势动荡不安，皇子忽哥赤被手下权臣毒死。元朝政府对云南的控制大为削弱。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乃任命中书省重臣赛典赤瞻思丁出镇云南，于中庆（今云南昆明）设立行省，以加强对该地的控制。首先是将当地豪强段氏的势力范围缩小到大理一府之内。又将主持军权的元帅府置于行省管辖之下。再将云南省内的各级政体调整划一，官吏由元廷任命。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则仍参用当地豪强，以治一方。云南行省的设立，以及赛典赤瞻思丁的出色治理，加强了元朝政府对西南边陲的统治，也使政局得到稳定，社会经济亦因此而有了极大的发展。

（八）官吏选拔制度概况1。选拔途径元朝在官吏的选拔、任用制度等各方面，与其在法治制度方面所采用的政策是一致的，那就是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歧视。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选拔官吏的标准只能是"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忽必烈在至元二年（1265年）就曾特别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①其他各级官僚机构中的官吏组成结构，也大致如此。例如在中书省里面，左、右丞相的要职，皆以蒙古贵族出任，而其他官职，如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才用汉人及色目人（即所云之"回回人"）充任。在御史台中，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要职，也多由蒙古贵族出任。其他侍御史、监察御史等，才由汉人等充任。

这种不正常的用人政策，对官吏选拔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造成了"仕进有多歧"的局面。主要的入仕途径，时人归纳为三大类。即：一是由宿卫之近侍，二是由治学之儒士，三是由操笔之小吏。当然，在三大门类之下步入仕途的人们，其政治待遇又是迥然不同的。

宿卫之士的出身即与后两类人不同。大部分是蒙古贵族子弟，世代以宿卫之职相承袭。这些人在服侍帝王一段时间后，即可受命出任各种显贵职官。如中央的省、院、台要职，地方上的行省、行台及各路、府的首脑之职等。另外，还有直隶于皇家的各种近侍机构，乃是其他外人不得充任之职官，皆由宿卫士出任。

在宿卫土中，还有一部分是边疆地区军政首脑的子弟、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及归附邻国之国王的子弟，以及受到蒙古统治者宠信的汉族大官僚的子弟等等，这些人原是作为"质子"而留在蒙古帝王身边，充任侍从。当其父辈死后，乃得以回到边镇、方国、部落等处，以袭父爵。也有受到帝王赏识而另委以官职者。

儒士在元代的入仕机会，较之前代的唐、宋，后代的明、清各朝，皆少得多。这主要是由于自蒙古立国，直到元代前期，科举制度久未创行所造成的。成吉思汗在位22年，一意征伐，从未议及科举之事。窝阔台汗时，曾在中原进行过一次考试，以此确定儒户之户籍，并选拔出一批有才干的儒士，委以职官，治国理民，收效颇佳。窝阔台原想继续实行这一考试制度，但却因遭到众多蒙古贵族的反对而作罢。

此后，贵由汗、蒙哥汗等在位时，皆未再重提此事。忽必烈即位后，虽大行"汉法"，立国号、年号，定官制、礼制，建都城、宫室等等，却不知何故而未创行科举之制。手下众儒臣多次提议实行科举之制，也都被置之不理。只是在攻灭南宋后，曾于全国进行过一次考试。与窝阔台汗时相同，也仅仅是为了确定全国的儒户之户籍而已。此后，亦未能续行。

故而，元代前期的儒士要想进入仕途，只能通过岁贡。是时，岁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元朝政府所设立的各种学校，其在校学生经过一段时期的学习，通过各种考试，得到教官的承认之后，才进贡到中央，分派到各级政府部门中任职。这些学校，包括国子监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以及各种专科学校，如医学、阴阳学等。

①　《元史·世祖本纪》卷六。

另一种有权进贡儒士的人，则是中央及地方的重要官员，他们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如果发现有才干出众的儒生，亦可经过荐举而进入仕途。其名目，则有"遗逸"、"茂异"、"求言"、"进书"、"童子"等。这些被荐举到元廷做官的儒生，大多有较高的德行、声望，或是有一技之特长（如诗赋、书画等）。当然，这些通过岁贡方式进入仕途的儒士，人数少得可怜。当时有人略加估算，认为其比例，仅占全部在职官员的百分之五。

与儒士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政府机构中处于最底层的小吏。这些人在元朝政府中的重要作用，是前此的唐、宋及后此的明、清各朝代所不能比拟的。他们进入仕途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补用，即各级政府部门中出现空缺，往往用吏员补任。另有一些人，则与儒士相同，可以通过荐举而步入仕途。这些由吏而入官者，占元代职官人数的比例最大，约在百分之八十五左右。但是，这些人即使入官，也大多处于官僚机构的下层，整日忙忙碌碌，很难晋升到上层官僚之中去。

元代还有两条比较特殊的入仕途径。其一，是大官僚死后，由其子孙接着做官，时人称之为"蔭叙"。至元四年，元廷即对蔭叙之制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后又于至元五年、至元十九年，对"蔭叙"之制进行了补充规定，其制乃日趋完备，大致有如下几条，但是文官、武官受蔭有异。文官子孙受蔭要降等，大约一品官之嫡子只能袭五品之职，五品官之子只能袭九品之职。六品以下官之子袭职，只能是不入品之吏员。而军官之子则不同，若是军官自然死亡，其子降等袭职，其所统之军则不变。若是战死，则子孙袭其原职。"蔭叙"之制，古已有之，此言其特殊者，是因其只适用于官宦子弟，与平常人不同。

其二，是投下官的任免。蒙古帝国自成吉思汗分封土地、民众给诸宗亲、功臣等，形成"投下"，此后诸帝皆遵奉之，屡行分封，乃使"投下"遍布于天下。因此，诸王、功臣等，皆在受封之投下设官加以管理。其官员人数之多，亦可想见。这些投下之官，直接由诸王任命，只是在形式上要上报政府，得其批准。忽必烈在即位后，对投下官的任命，也作出明确规定。至元五年下诏："凡投下官，必须用蒙古人员"①。不久又规定，色目人可与蒙古人同样任用，而汉人等或是革罢，或是转到地方政府中任职。这些投下官员，也大多是世代承袭。

2。擢黜之制由于受到"仕进有多歧"的官吏选拔制度的影响，遂使元代官吏的擢黜之制也很混乱，所谓"铨衡无定制"即是。到忽必烈即位后，为了使官吏队伍受到约束，提高行政效率，政府还是陆续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法规，以作为进行奖惩的依据。

在至元元年（1264年）颁行的"新立条格"中，首次对"民之休戚系焉"的地方州县管民官立下5　条考核标准。即：一、民户及农田有所增加；二、荒地得到开垦；三、告状的、争斗的事件减少；四、偷盗的、抢劫的现象绝迹；五、民众的赋税、徭役负担均衡。在官吏任职期间，"五事备者上选，三事有成者中选，五事俱不举者黜。"①这些地方州县官虽然是百姓的"父母官"，责任重大，但多为七品之下

①　《元史·选举志二》卷八十二。

①　元《通制条格》卷六（黄时鉴点校本）。

的小官，其擢黜之权，皆由中书省之吏部执掌。七品以上的文职官员，其擢黜之权，则由中书省执掌。而三品以上的政府要员，则必须由元帝亲自任命。中书省亦不得过问。

至元十七年，元朝政府又正式颁行了官员们的迁转之法。以3年为限。

"凡无过者，授见阙。物故及过犯者，选人补之。满代者，令还家以俟。"②当然也有例外者，如在京的朝官，即以30　个月（两年半）为限。御史台所属之官，升迁也不循三年之例。更有一些不法之徒，结交权贵、近侍等，以求破格超迁，致使铨选之法受到破坏。忽必烈即曾明令加以禁止，但其是否有效，则不得而知了。此外，为了鼓励官员到边远地区任职，元朝政府又对边地官吏的升迁，给予一定的优惠。

由于元代的官员十之八九是由下层小吏升迁而来，故而贪赃枉法的现象极为严重。那些身居要职的蒙古权贵们，依恃帝王的庇护，更是贪婪无度，豪夺民财。为了限制这种腐败现象，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九年，由省、台联手制订了官吏"赃罪"十三等。其中，枉法者五等，不枉法者八等。因赃罪严重而判死刑者，须上报帝王批准。这种"贪赃"而能不"枉法"的规定，简直是奇闻。但对于官吏的腐败行为，多少也有了一定的限制。

元代的监察官员，其任免及擢黜之权，皆不通过中书省，而由御史台首脑自己掌管。其考核之制，亦无固定标准。"其有不顾权势，弹劾非违，及利国便民者，别议升除。"①敢于弹劾权贵者，若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固然会破格升迁，不循常例。否则，难免招致贬谪甚至杀身之祸。

武职官员的擢黜，亦无定制，其权则操于枢密院首脑之手。至元二十一年，忽必烈下诏，将万户、千户、百户各分为上中下三等。并定立条格，以行迁转之法。平日无战事，则以3年为限，依例迁转。若有战事，则根据从征之功劳及过失等，来决定其擢、黜。

②　《元史·世祖本纪》卷十一。

①　《元史·选举志二》卷八十二。

（九）攻灭宋朝　统一全国1。平定江南早在蒙古帝国攻灭金朝之后，位于江南的宋朝就已经是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自窝阔台汗到蒙哥汗的30年间，虽然帝国的活动重心主要仍放在漠北大草原和中亚、东欧各地，但与宋朝之间的相互攻战，却从未中断。而且呈现出逐渐升级的趋势。特别是蒙哥汗率大军亲自攻蜀，长达1年多，最后却以身亡兵退为结局。

忽必烈在夺得帝位后，帝国的统治中心已经从漠北向南移到了中原，攻灭南宋的方略，更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蒙哥汗时采用的包抄大理，经蜀中迂回攻宋的战略，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无效，至少是收效甚微的举措。忽必烈要想攻灭南宋，必须采用新的作战方略，才能生效。

这时，由内讧而投降的南宋大将刘整，向忽必烈提出了新的建议，指出，进攻南宋的军事要害，既不在山势险要的川蜀，也不在河流遍布的中原，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江防要塞襄阳、樊城。如果攻占这里，即可沿江东下，直取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忽必烈采纳了这一建议，重新部署了攻宋的方略。

从至元五年（1268年）春天开始，元军的进攻重点，由蜀中转到了湖北。忽必烈命熟悉宋军情况的降将刘整与大将阿术率军进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汉水之南部分）、樊城（今襄樊市汉水以北部分）二江防要塞。由于这里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宋军驻有精锐，城防又极为坚固。元军猛攻数年，又增调史天泽、张弘范等骁将前来，最后切断城里的水上供给线，又从大都运来新造的回回大炮，经多次苦战，才在至元九年正月，将攀城攻占。二月，襄阳宋守军已失去犄角之援，被迫出降。忽必烈灭宋新方略中最困难的一道关卡终于被攻破了。南宋的灭亡，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命大将伯颜、史天泽等统率大军，向宋朝发动了全面总攻。负责主攻的元军，由伯颜、史天泽、阿术、阿里海牙等率领，从襄阳出发，沿汉水东进，绕过郢州（今湖北钟祥），连克沙洋堡（今湖北荆门县东南）、新城（今湖北潜江县西北），抵达长江。然后攻占江防重镇汉阳、鄂州（今湖北武汉），沿江而下，连克黄州（今湖北黄冈）、蕲州（今湖北蕲春）、江州（今江西九江）、安庆，一路未遇宋军的顽强抵抗。负责助攻的元军，由两淮南下，直攻扬州，以牵制宋军。翌年春，与伯颜主力军相会于安庆。

时宋朝宰臣贾似道，率宋军水、陆精锐10　余万人，驻守在芜湖，与元军展开决战。元军夹岸进击，宋军大败，精锐多被歼灭，已失去抵抗之力。元军乃乘胜连克太平、和州、无为等处，直达建康（今江苏南京）。随后，又连取镇江、江阴、无锡、常州诸处，直逼宋都临安。至元十三年正月，宋廷见大势已去，乃遣使投降。三月，伯颜进至临安，旋即押送宋帝、后及宗室等北上大都（今北京），南宋王朝至此灭亡。

时宋朝大臣陈宜中、张世杰等带着宋朝宗王赵昰等南逃闽广，企图另立割据政权。元军继续追击，一路扫除宋朝残部。到至元十六年正月，元朝大将张弘范率军攻到闽南崖山，宋廷最后残存的力量也被消灭。至此，江南地区基本上得到平定。

2。对江南地区的统治忽必烈在攻灭南宋后，不仅统一了全国的版图，而且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众多的民众。仅以政府的统计数字（当然是不完全的统计，但可以作为参照系数）来看，攻占江南前的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朝政府共占有民众190　余万户。翌年进攻江南后，户数马上就有了增加。时将江东、荆南湖北等路的民众占为己有，户数猛增至470　余万。到南宋投降后，再加上两浙、两淮、湖南等处的民众，户数已经猛增到1000　余万户，是原来户数的5　倍多。元朝政府征服江南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对大量江南财富的掠夺。忽必烈亲自在至元十三年十二月下诏，命令占领江南的各地官吏，要尽其职责，征收江南的各种赋税，"其田租商税、茶盐酒醋、金银铁冶、竹货湖泊课程，从实办之。"①翌年，又设立专管盐、茶征税的江淮等路都转运盐使司和榷茶都转运司，以掌其事。此后，大量的江南财富，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大都（今北京）等地，以供元朝统治者所享用。如粮食，自元朝占有江南，将所征收的税粮，由漕渠及东海北运，数额由几十万石逐渐增加到几百万石。又如绢帛等精美织品，仅杭州一处工匠的岁课额，即多达10　万匹。

元朝政府又强行征调江南的大批人力，为其所用，如至元十六年四月，就征调扬州等处的青壮年2　万人，前往大都，充侍卫军。八月，又调江南新附军1.5　万人，驻防在太原、大名、卫州等处。特别是元朝政府发动的进攻占城（今越南）、日本等国的侵略战争，更是大量征调江南的军人、民夫。以至于民不聊生，反抗四起。元朝政府不得不增加镇压民众的军队，以维持其统治。

忽必烈还将新获得的江南民众，作为奖励王公贵族、大小功臣的赏赐品，设立分地（即"投下"），命民输钞税，其法与中原地区的"五户丝"之制相同。而那些侵宋的大小军将，借战争之机，大肆烧杀抢掠，占夺民众为奴婢。有的大将，一次即占夺民众多达数千人。

元朝政府为了征收更多的赋税，而对新获得的民众及田产反复进行清理、核查，不许百姓逃税、漏税。如云南地区，自蒙哥汗时忽必烈远征，将其地占有，直到忽必烈统一江南，仅30年间，就"八籍民户，四籍民田，民以为病"。到至元十九年，元朝政府又重新清理民户，增加新归附民众的赋税。其他如括查隐匿户，签理新附户等措施，时有施行。

当然，忽必烈深深懂得，要想牢固统治江南，就必须要利用江南地区原有的地主官僚势力。于是下令，凡元军攻占的郡县，其官吏可拿原宋朝所颁给的职务证明，换取元朝政府的新的官职委任书，以保证他们的切身利益不受侵害。同时，忽必烈又向江南地区派出了许多的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官吏，作为各地的最高行政长官--达鲁花赤。而以原来的汉族官僚作为辅佐，以治其民。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元朝政府还制定了一种民族歧视政策。把全国的民众按照民族的不同，划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的一级，自然是蒙古民族，时又称为"国人"。其次，是从西北地区随同蒙古统治者一起进占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时称为"色目人"。第三个等级，是原来中原地区的广大民众，主要包括汉人、契丹人和女真人，统称之为"汉人"。最低下的一个等级，则是江南地区的广大民众，被称之为"南人"，极受歧视。

这种民族歧视政策，充分表现出了忽必烈等蒙古统治者的一种心理，他

①　《元史·世祖本纪》卷九。

们对于中原及江南地区的人们，抱有极大的戒备心。即使是对那些汉族中的统治阶层，也是如此。虽然要利用汉族地主的势力，为巩固其统治服务，却又对他们极不放心。"四种人制度"不仅表现在社会上，而且也反映在政府各级机构中的人员安排上。

对于元朝政府的强掠豪夺，民族歧视等作法，民众的反抗是强烈的。各地"盗贼"蜂起，连年不绝。而作为汉族官僚地主而言，也有许多人采取了不合作态度。其最著名的代表，则有文天祥与谢枋得。文天祥在南宋末年，临危受命，曾任宋朝之军政要职，是抗元活动的中坚人物。至元十六年被元军俘获，押送到大都，因拒绝投降合作，被关在囚牢中长达3年之久。虽经赵宋已降小皇帝及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亲自劝降，皆不见效。最后，被杀死在大都。他的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达了誓死不合作的态度，以及崇高的民族气节，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谢枋得为江南名士，忽必烈闻其名，欲召至京城，收为己用。但他不识"抬举"，拒绝合作，于是，被元朝政府强行押送到大都。仍拒绝合作，最后绝食而死，以示反抗。他的事迹，也在大都及江南等地广为流传，受到民众的敬仰。

（十）与相邻诸国的关系1。高丽成吉思汗在起兵大举南下伐金之时，又出偏师，经略辽东。太祖十三年（1218年），为讨平契丹叛乱之余众，曾命大将哈只吉、札刺等率军东征，直入高丽之境。高丽国亦出兵相助。及平定叛乱，乃相约，命高丽岁时进贡方物，并时有使者往还。到太祖十九年，高丽之"盗"于途中杀掉蒙古使者，两国之间的联系，一度中断。

到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因其岁贡不至，而出军进讨。由大将撒礼塔主军，及入其境，有洪福源率其民千余户来降，乃同征不归附之州县。又遣使以招高丽国王王■。王■求和，撒礼塔受命于其国内遍置达鲁花赤72人，以监临之，然后班师。翌年六月，王■等不堪忍受诸达鲁花赤之扰。乃将72人尽杀之，然后，躲到海岛之中，以避蒙古军之报复。

窝阔台汗闻讯，乃遣大军进讨。但遇到了高丽军民的顽强抵抗，主帅撒礼塔在进攻处仁城时，中流矢而死。副将铁哥等被迫退军。此后，王■多次派使臣前来求情，而窝阔台汗一面逼迫王■入朝，一面仍命蒙古军出讨。王■百般推辞，最后不得已，乃将侄儿王綧收为已子，然后作为人质，送至蒙廷，并岁时入贡方物，及窝阔台汗死，高丽之岁贡又绝。

贵由汗至蒙哥汗时，又因其岁贡不至，曾4　次出大军攻之，克其10　余城。及蒙哥汗末年，王■再次被迫遣其子王倎入朝为人质，这时的蒙古帝国，对高丽的控制并不很严，只是令其岁贡方物，并出"质子"①以示臣服，无二心而已。

忽必烈即位后，开始加强对高丽的控制。中统元年（1260年）三月，高丽国王王■死。于是，忽必烈命"质子"王倎回国继承王位。并听从王倎的请求，将镇守在高丽境内的蒙古军马撤回。其后，王倎改名王禃，数次入朝，连年进贡，与元廷之关系较为友好。然而，对于忽必烈苛求于他的"籍边民、出师旅、输粮饷、助军储"②等诏令，却百般推诿，不予执行。忽必烈虽然数次加以切责，但也并未采取过激的行动。

至元六年（1269年），高丽国内忽然发生动乱，权臣林衍废去王禃，而扶立其弟王淐为国王。王禃之子王愖来朝求援，于是忽必烈调动大军，命国王头辇哥、大将忙哥都等兵临其境，随时准备进剿，大臣赵璧又设行省于东京（今辽宁辽阳），以助军资。翌年正月，因高丽西京等五十余城百姓归附元廷，忽必烈乃命改西京（今朝鲜平壤）为东宁府，设立安抚司，以大将忙哥都、赵良弼等为安抚使，镇守其地。不久，克其王京（今朝鲜开城），忽必烈又命脱朵儿出任达鲁花赤，陪同王禃复回都城，而罢去安抚司。

及林衍之叛乱被平定，元廷复命大将阿海率军1500人，镇守王京，加以监督。不久，再设立高丽屯田经略司，命大将忻都、史枢为经略使，率大军5000人屯驻于金州。至元八年，忻都等又出军，大败林衍之残部于珍岛。两年后，再出军攻克耽罗城，高丽的分裂势力基本上被消灭了。此后，高丽与元廷又通过联姻、设置驿传、设立行省等，进一步加强了联系。历任的高丽

①　"质子"之制，是蒙古帝国对手下大将及被征服部族、国家所采取的一项控制措施，并非仅对高丽一国而已。

②　《元史·外夷列传一》卷二百八。

国王，也时入元都朝觐，没有再出现两国之间的对抗。

2。日本日本国早在东汉时期即与中原有了较多的交往，此后历代不绝，直至宋代。而蒙古帝国自崛起以来，四面扩张，向东征服高丽，直到大海之滨。对于远在海外的这一岛国，并没有更多的重视。再加上海中风恶浪险，故而自成吉思汗到蒙哥汗为止，两国之间一直也没有交往。

忽必烈即位后，由于同高丽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乃从高丽使臣的口中了解到一些日本国的情况，由此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准备建立与其国的联系。一者，忽必烈对这个小岛国的军事力量根本没有放在眼里；二者，许多人的传闻皆夸大了其国的财富状况，令人垂涎不止；三者，又有些人言其国路途近捷，乘船一日或半日即可到达。故而，忽必烈在彻底平定阿里不哥叛乱之后，开始着手对日本国的征服行动。

首先是派出使臣，谕以"圣意"，希望其国能识时务，主动与元廷交好。至元三年（1266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为国信使、礼部侍郎殷弘为副使，持有"国书"，前往日本。而命高丽派遣向导，陪同前往。在《国书》中，忽必烈对日本国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方法，先夸耀一番自己军事实力的强大，又摆出一副十分友好的姿态，命其遣使通好。当然，最后也没有忘记以武力相威胁，"夫孰所好，王其图之。"①但是，这次出使，不知是高丽向导别有用心，还是天公不作美，最后"不至而还"，毫无结果。此后，忽必烈又连年派遣使臣，前往其国，或是不得要领而归，或是拒不接纳，或者得到信使之书而无回信。

到至元十一年，忽必烈见友好的态度并没有使其就范。大概忍奈也到了极限，于是下令，命驻守在高丽的大将忻都会同高丽将领洪茶丘等，调集大小战舰900　艘，军卒1.5　万人，向日本发动进攻。忻都、洪茶丘等率大军首先攻占了对马岛、壹岐岛，然后转攻太宰府，并连克今津、佐原、白道原、赤坂等地。元军的侵略，遇到日本军民的顽强抵抗。双方死伤都很惨重。这时，驻在战舰上的元军突然受到大风暴的袭击，损失极大。所携带的火炮、毒箭等武器也差不多用完了。于是，只得撤军。忽必烈第一次想用武力来征服日本国的计划乃宣告失败。

当然，忽必烈是不会就此罢手的。翌年，又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等为使臣，前往日本，再次进行胁迫。但诸使臣皆遭杀害。至元十七年，忽必烈在平定江南的战役结束后，再次着手更大规模的侵日战争。这次元廷动员了几乎全国的军力、物力，调集战舰4000　余艘、军卒10　余万人，并制订了较为周密的作战计划。又特设立征东行省，作为军事指挥机构。

翌年五月，元军分为两部分出征。一部分由大将阿剌罕统率，所属为南宋归降之范文虎等10　余万新附水军。另一部分为驻守在高丽的忻都、洪茶丘等所率之蒙古、高丽联军4　万余人。忻都等所率之军轻车熟路，连克对马岛、壹岐岛等，并按照约定在此等候江南元军前来会合。但是，主帅阿剌罕因病重，临时换人，故而范文虎等没能按时到达。直到七月，两军才得以会师。然后，向日本守军发动猛攻。日本军民虽奋起抵抗，但毕竟寡不敌众，乃节节败退。就在这危急时刻，又是一场大飓风袭来，将驻于战舰上的十几万元军冲打得溃不成军。士卒溺死者过半，战舰亦所剩无几。

①　《元史·外夷列传一》卷二百八。

此时，元军统帅范文虎等未能尽力克服困难，率所剩士卒作拼死一搏，反而贪生怕死，丢弃部众，自己乘船逃回。所剩数万元军，失去统帅，乃大乱。日本守军乘机发动反攻，将残留元军全部歼灭。忽必烈对日本进行军事征服的计划再次遭到惨败。此后，虽然他仍念念不忘征服日本的计划，却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两国之间也就没有再进一步发生对抗。

3。安南蒙古帝国与安南国的接触，始于蒙哥汗时忽必烈远征大理。大理被攻灭后，忽必烈回漠北，而留大将兀良合台继续征服不附之州县。遂南下直入安南国。遣使谕之迫降，使臣去而不回，乃进军至洮江北，与其国之军大战，败之，攻入安南国都升龙（今越南河内）。其王陈日煚逃到海岛中。翌年，传位于其子陈光昺，乃遣使贡方物以求和。

忽必烈即位后，于中统元年（1260年）遣孟甲、李文俊出使其国。陈光昺亦遣使入朝，表示臣服。忽必烈遂封其为安南国王，并令其三年一入贡，所贡物品有苏合油、光香、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等物。又命使臣讷刺丁作为达鲁花赤，监临其国，负责两国间的交往事宜。

到至元四年（1267年），为了加强对安南国的控制，忽必烈又向陈光昺提出六条要求，即："一，君长亲朝；二，子弟入质；三，编民数；四，出军役；五，输纳税赋；六，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①对于元廷的苛求，陈光昺不敢公开拒绝，只得百般推辞，甚至针锋相对，以攻为守，上表陈诉蒙古官吏的不法行为："况其行人（指使臣及达鲁花赤等），动有所恃，凌轹小国。虽天子与日月并明，安能照及覆盆。"②由此要求罢去国中所设之达鲁花赤。元廷虽又多次以"六事"不备相责，陈光昺仍不为所动，最多不过是"上表谢罪"而已。

到至元十八年，因为陈光昺死后，其子陈日烜未经元廷认可，即自立为王，又借口有病而不入觐，忽必烈十分不满，于是命立安南宣慰司，以卜颜铁木儿为参知政事、行宣慰使都元帅，并立陈日烜之叔陈遗爱为安南国王，以图取而代之，两国关系，急速恶化。

至元二十一年，忽必烈又以占城不臣服为借口，命皇子镇南王脱欢统帅大军进剿，假道安南，并命其提供所需之军粮等物。翌年，元军进入安南国境后，不仅没有得到曾索要之军粮，反而处处受到安南军队的阻击。于是，两国之间的军事对抗遂公开化。元军兵分六道，发动猛攻，"自入其境，大小七战，取地二千余里，王宫四所。"③面对优势敌军，安南军队采用游击战术，放弃都城，退守海岛、丛林，避免与元军正面对抗。不久，元军就感到军粮供应困难。士卒又因不适应当地炎热的气候，大批病倒。脱欢被迫下令退军。安南军队乘势发动反攻，元军大败，死伤惨重。此后不久，元廷再次调集大军，向安南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进攻，水陆并进，但最后亦因粮草不济，败退而回。

到至元三十年，忽必烈又命大将刘国杰为主帅，调集大军，准备第三次进攻安南。翌年初，忽必烈死。及成宗即位，乃罢去出征安南的军队，遣使以示宽宥。大规模的军事对抗，由此得免。其后，直到元末，两国间时有使

①　《元史·外夷列传二》卷二百九。

②　《元史·外夷列传二》卷二百九。

③　《元史·外夷列传二》卷二百九。

臣往还，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对抗。

（十一）镇压叛乱　加强中央统治1。平定李璮的叛乱自从蒙古帝国的势力进入中原后，就开始陆续收买那些力量较为强大的地方割据武装。为此，对其许以高官，并允许其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保有较大的特权。如河北地区的史天泽、张柔、董俊等豪强，山东地区的严实、张荣、李全等豪强皆是如此。

李全原为金未农民起义军中的首领之一。后归降于宋朝，活动在山东诸州县，及蒙古军进攻山东，又于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叛宋，归降蒙古。木华黎之子孛鲁命其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官。至太宗三年（1231年），李全攻宋败死，其子李璮乃承袭官爵，继任益都行省长官。主持山东一带的对宋战争。

李璮虽与张柔、史天泽等同为降蒙地方割据武装，却时时怀有二心，妄图处在蒙、宋之间，利用两大国的争斗，来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势力。故而当蒙哥汗大举兴师伐宋时，曾向他征兵，而他以地处要冲，宋军时时来侵为借口，拒绝出兵，蒙哥汗也无可奈何。忽必烈即位后，亦曾向他征兵，以攻阿里不哥，他仍以此为借口。忽必烈在北方大患未除之时，自然也对他无可奈何，还要时时赐与财宝、官爵等，加以笼络。

中统二年（1261年）秋，阿里不哥率大军南侵，忽必烈调动汉军7　万户之军及大批蒙古军北上迎击，中原兵力空虚。李璮认为这是进行叛乱割据的最好时机，于是命其子李彦简偷偷从都城逃回，然后，在翌年二月初三日，公开背叛忽必烈，尽杀守城之蒙古军，并将所辖之涟、海等城献给宋朝，以求得其援助，共抗蒙古。初八日，李璮攻入战略要地益都，对其部众大加犒赏。十五日，又出兵进攻蒲台。二十六日，再攻占山东重镇济南城。一时之间，中原地区大为震动。

对于李璮的叛乱，忽必烈早有预感，但是事情突然发生，亦极为紧张。

经谋臣姚枢及王磐等分析局势，始定平叛之策。二月十七日，忽必烈下诏出兵。命汉军诸万户解成、张荣实、王文干、严忠范等合军于东平；万户张宏、邸浃等合军于滨棣。二十日，再命蒙古宗王台必赤为总督，指挥众军进讨叛乱。未几，又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大名、邢州、河南诸路之兵，皆会集到济南。同时，还在诸路再括新军，以防守各地城邑。复括少数民族之丁壮及北京（今内蒙古宁城）鹰坊等户为军，以备不时之需。并在燕京（今北京）至济南之间临时设立传达快讯的海青驿八所，以随时传送有关军情。三月，汉军万户史枢与蒙古军大将阿术奉命率军进讨，与李璮军相遇，经过激战，斩杀叛军4000　余人。李璮退保济南。不久，汉军万户韩世安与部将马兴、张济民等又大败叛军于高苑。李璮乃龟缩于济南城中，不复敢出。他原打算依靠的宋朝军队，虽然这时在大将夏贵、华路分等人的指挥下，不断发动进攻，但却未能对元军构成威胁。也就无法减轻李璮所受到的军事压力。

四月初，元朝军队对李璮的叛军在军事已经完成了战略包围，忽必烈乃调来大将史天泽，主持攻打济南之战役。至五月，史天泽又在济南城外环筑壁垒。严加围困。李璮既无力反击，也无法出逃，只得坐以待毙。七月，城中食尽，李璮见大势已去，企图投湖自杀，未死而城破被擒。史天泽在没有请示忽必烈的情况下，立刻将李璮处死。大概是怕李璮临死反咬一口，而使诸汉军万户皆受其牵连。事实上，在李璮叛乱之前，也确实和中原诸汉军万户有过书信往来。史天泽此举，实属高明，却也因此而引起忽必烈之疑忌。在李璮叛乱被平定后，四方之敌已经不多，汉军诸万户的利用价值亦随之降低。而其割据势力的潜在威胁，却有所增加，令忽必烈寤寐不安，他遂于不久下令，除去汉军诸万户的世袭之权。并将原属诸万户所统之地方的军、政二权加以分离，以消除他们仗势割据、发动军事叛乱的可能性。

2。平定王著的叛乱忽必烈在讨平李璮的叛乱后，不仅除去了一大隐患，而且还借此将其他汉军万户的权力削减到最小程度。但他还是心有余悸。因为当时在他身边的重要谋臣之一的王文统，掌有中书省的大权，却是李璮的姻亲，而且参与了叛乱的策划。这就使他对于身边的大批汉族幕僚都产生了怀疑，由此而导致了用人方针的极大改变。由亲信汉人，大行儒术，而改为疏远汉人，并开始亲信、重用那些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大臣。

李璮叛乱后，王文统随即被杀。而回回人阿合马，由此入主中央政府。

中统三年（1262年），忽必烈命其领中书左右部，兼管诸路财政等事，于是大权在握。阿合马为了进一步获得忽必烈信任，充分发挥了他的敛财特长。翌年，首先在钧州、徐州等处设置铁冶，括民3000　户，命岁输铁100　余万斤，易粟4　万石，以增加政府收入，颇见成效。

其后，阿合马敛财愈多，权势日增。至元三年（1266年），在他主张下，设立制国用使司，专理财务。至元七年，又改立为尚书省，由阿合马出任平章尚书省事，专掌财权。阿合马乃以所掌财权与中书省相对抗。甚至在任用部下官吏时，既不经过吏部批准，也不报告中书省，擅自任免。而奏事也不通过中书省，直接向，忽必烈请示、汇报。这些作法，必然遭致中书省蒙、汉官员的反对。

然是时元廷欲南下平宋，连年调动大军，国家财政支出极繁夥，自然需要有能够大量聚敛民财的权臣加以经划。阿合马横敛民财不择手段，所立诸路转运司，任用的亦必烈金、札马刺丁、阿老瓦丁、倒剌沙等，皆为聚敛能手，故而使政府收入日益增多。因此，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曾给予阿合马以极高的评价，说他是"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的称职的宰相之才①。然而，阿合马敛财、揽权的种种举措，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抗。一方面，是中书省的蒙、汉官员，他们或是因为手中大权被夺，或是因为不能苟同其因敛财而害民的举措。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社会下层的、身受其害的广大民众，必欲除之而后快。

时有益都千户王著，对阿合马的敛财害民举措极为痛恨，乃私铸大铜锤一把，准备俟机刺杀阿合马。时又有高和尚，借时人崇尚佛教之俗，谎称身怀"异术"，而混迹于都城，颇得官吏、百姓的信奉。于是两人经过周密策划，乘忽必烈出巡上京，百官皆随去，而阿合马留守大都之机，于至元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声称皇太子真金回京作佛事，要召见阿合马，乃在当天夜间，将阿合马等召至皇宫前。王著等率民众80　余人，扮作皇太子及随从，又命留守大都的枢密副使张易派卫兵护送，到宫前将阿合马杀死。同时被杀者，还有阿合马的同党尚书左丞郝祯。

负责皇宫守备任务的官吏高觽、张九思等人感到情况异常，急忙命宫中

①　《元史·奸臣列传》卷二百五。

卫军出击，民众溃散。王著为了不牵连更多百姓，乃挺身而受缚，毫无惧色。正在察罕脑儿行宫的忽必烈，闻讯大怒。立即回到上都，并命亲信枢密副使孛罗、司徒和礼霍孙等人前往大都，处理王著的叛乱事件。

三月十九日，出逃的高和尚被抓获。二十日，孛罗等人赶到大都。二十一日，乃将组织叛乱的王著、高和尚，以及未能尽职的官吏张易等人斩杀。王著在临死前大义凛然，高呼："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死矣，异日必有为我书其事者。"①京中士庶，皆为其惋惜不已。

阿合马虽然被杀，而民愤未尽除，其党羽又遍布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重要机构中。忽必烈为平民愤，并调和蒙、汉官僚积怨已久的矛盾，遂着手清除阿合马的势力。四月，下令封存了阿合马所掌管的财赋。又任命和礼霍孙为中书右丞相，并除去阿合马之亲信忽都答儿等人的军权，不久公布了阿合马之子忽辛的恶行，将其治罪。五月，又对中央机构加以整顿，将阿合马之党羽数百人，尽行黜免。并籍没阿合马所占有的牲畜。随即正式公布阿合马的各种罪状，剖棺戮尸，以平民愤。

在此后的半年之间，全国政府机构中出现了大变更。阿合马执政时所设官府200　余所，除留存必要的30　余所外，其余尽行罢除。对阿合马的党羽，除罢官之外，又仿前朝之制，设置"黑簿"，将他们的姓名登记入册，以彰其罪。又将阿合马的妻子、儿子、女婿、奴婢及财产等，全部没入官府，田地充作屯田。阿合马之势力，消除殆尽，蒙、汉官僚又夺回了自己的权力。3。平定西北宗王的叛乱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争夺帝位的斗争中获胜后，取得了对漠北大草原的控制权。于是，开始和东、西道诸王相邻。西道诸王早在蒙哥汗即位时，就已和拖雷系结下仇。至忽必烈即位，又多扶助阿里不哥争位，与忽必烈的中原王朝相对抗。其中，又以窝阔台汗之孙海都的反抗最为活跃。是时，他占有窝阔台汗国的大片土地，军力强盛，雄霸一方。

忽必烈为了削弱他的势力，曾派察合台后裔宗王八刺回其汗国，以牵制海都之势力。而八剌回到汗国后，夺得大权，反而不再听从忽必烈的指挥。忽必烈乃于至元五年（1268年），首先出兵进击海都。术赤后裔宗王忙哥帖木儿与八刺也乘机进攻海都。此后数年，三汗国之间，时和时战，一度无暇顾及东侵。

至元十二年，忽必烈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再次派皇子那木罕，率诸侄昔里吉（蒙哥汗之子）、脱黑帖木儿等，辅之以宰臣安童，出镇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北）。翌年，脱黑帖木儿、昔里吉等相继叛乱，遂囚禁那木罕，安童等人，并进犯岭北。昔里吉攻占吉里吉思等地（今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并将忽必烈所派主持西北政务的五部断事官刘好礼擒获。至元十四年，昔里吉分兵，一路直攻应昌（今内蒙古阿巴哈纳尔旗东南），一路越杭海山（今杭爱山），直侵土兀拉河（今土拉河）一带，其势十分猖獗。

忽必烈得报，急命大将伯颜、土土哈、孛罗欢等出征。双方展开激战，叛军被击溃。其后不久，叛军内部发生分裂，脱黑帖木儿战败被杀。昔里吉战败被擒，送至大都（今北京），忽必烈将其流放到海南岛，后死在那里。就在昔里吉、脱黑帖木儿等大举叛乱时，海都乘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

①　参见《元史·奸臣列传》及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七"张九思神道碑"等文。力，向元廷发动进攻，侵占了阿力麻里，兵锋已达天山南北。忽必烈在平定昔里吉等人的叛乱后，命大将刘恩率军反击海都，但却被海都军击退。此时，海都已知昔里吉叛乱失败，于是与元廷讲和，并将囚禁的皇子那木罕等放回。至元二十三年，海都又和东道诸王相勾结，继续对抗元朝。再次出军进攻驻守在别十八里的元军，并将元军打败，南侵至畏兀儿境，后见元军增援，乃退去。至元二十六年，海都又一次出兵，大败元军于杭海山，并攻战了漠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林（今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忽必烈闻讯，决定调集大军，彻底击败叛乱。

海都听说忽必烈要率军亲征，自知不敌，于是急忙退走。不久，元军在玉昔帖木儿、土土哈等大将的指挥下，向海都发动强大的攻势，进占吉利吉思、谦河流域诸处，并打退了海都的反攻，使其受到沉重打击，势力由此日衰，已无力再向元朝发动进攻。西北宗王的叛乱，到至元末年基本上得以平定。

4。平定东北宗王的叛乱自从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开始对西道诸王的叛乱活动予以坚决的镇压。连年交兵，互有胜负。这种做法，对位于元朝东北方的东道诸王来说，则起着一种间接的威胁作用。毫无疑问，东道诸王对西道诸王的处境抱有更多的同情。他们之所以没有很快发动叛乱，主要是忽必烈正着手南下攻灭宋朝的战争，而又要兼顾西北的平叛战争，根本没有时间对东北诸王施加压力。故而，他们的权益没有受到侵害，当然也不会仅仅因为同情西北诸王，而同强大的元王朝形成军事对抗。

但是，忽必烈在攻灭宋朝后，一旦有了机会，就开始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对于那些目无元廷法规的东道诸王，也要严加管束。这就必然会触犯诸王的特权。而使其与元廷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二月，为控制东北政局，忽必烈下令设立东京行省，作为元廷在东北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以代替原来设置的山北辽东道、开元路等宣慰司。这一作法，使东道诸王明显感到威胁日渐迫近，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迫使元廷于同年七月将辽阳行省（即东京行省所改名）撤去，复立宣慰司。另一方面，他们开始和西北诸宗王勾结起来，遥相呼应，共约出军对抗元廷，以进一步加强割据势力的实力，甚至不惜推翻忽必烈的统治。

而在东道诸王中，又以帖木格斡赤斤的后裔宗王乃颜的势力最大。他一方面与西北方的海都信使往还，约定联兵以攻元廷。另一方面，则与东道诸王合丹秃鲁干、势都儿等相勾结，于至元二十四年四月公开发动叛乱。忽必烈得报，立即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一方面，是派大将伯颜率军出镇和林，以割断乃颜与海都之间的联系，防止他们在漠北联合行动，以免造成更大威胁。另一方面，是命令东北各宣慰司，严禁其属民与乃颜相来往，以削弱乃颜的势力。然后，组织大军，进讨叛乱。

同年五月，忽必烈由上都亲率大军，征讨叛乱。元军由大将孛罗欢为先锋，玉昔帖木儿为主帅，又以李庭、董士选等所率之精锐汉军作为贴身侍卫。元军行至撒儿都鲁之地，与乃颜部将塔不带所率叛军相遇，经过激战，将叛军击溃，遂乘胜直捣乃颜的老巢。

乃颜没有料到忽必烈会如此迅速地调集大军，御驾亲征，并且进展神速。故而，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被元军主力所包围。再经激战，乃颜军败被俘，旋遭处死。忽必烈在讨平乃颜叛乱后，于同年十月，重行设立辽阳行省，以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

翌年春，乃颜余党合丹秃鲁干见忽必烈已经回驾，又勾结宗王火鲁火孙发动叛乱。四月，元廷再次调动大军，由皇孙铁穆耳（即后来的元成宗）率大将土土哈、王昔帖木儿分路进讨。经过激战，叛军败退。元军乘胜直捣合丹秃鲁干的大本营，将其赶到东面的高丽（今朝鲜）境内。东道诸王的叛乱，至此基本上得到平定，元朝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得以巩固。

四、元代中期的政治概况（一）帝王宝座的第一次争夺1。皇太子真金的政绩忽必烈早年在藩邸时，就曾经招致许多著名儒学家到其幕府中，为他讲授中原传统儒家政治学说，以作为治理国家的准则。同样，他在培养子孙后代时，也十分重视儒学的影响。故而，皇子真金等人，自幼就师从姚枢、窦默等儒学大师，以学习治国安民的道理。及忽必烈即位后，为了加强子孙们的政治素养，特命嫡长子真金出任中书令之要职，兼判枢密院之军务，以增长才干。

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正式将真金立为皇太子。他在册文中指出：自窝阔台汗之后，因为没有明确的册立皇位继承人，致使屡屡发生蒙古帝位的争夺，有鉴于此，乃立明训。并设置宫师府，选派那些行正言恭的官僚，以辅佐皇太子。又选拔侍卫亲军万人，隶属于东宫，作为护卫。

在皇太子真金的东宫官属中，除了一直辅导他的太子赞善王恂等人之外，又将陕西名儒杨恭懿至致。真金日与诸人讲论《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书，以及评论辽、金以来之帝王行事得失。由于长年受儒学家们言论的影响，真金在平时的一言一行之中，都能恪行其道。如当时忽必烈命在大都（今北京）营建东宫香殿，有人提议凿池引水，以仿曲水流觞之古人典故，真金即以"古有肉林酒池"为戒。及忽必烈以江西龙兴路（今江西南昌）作为太子的封地时，真金又文刻选派廉洁官吏前往治事，以安其民。

到至元十六年十月，真金受命开始亲自参与政务，又大选名儒为其僚佐，如郭祐、何玮、徐琰、马绍、杨居宽、杨仁风等，皆擢置于左右，以辅国政。而平时，主要以"仁"字为治国之本。凡民间有被征敛、輓漕、造作、和市等名目烦扰者，一旦听说，即刻奏罢之。他对于那些以聚敛民财而得到忽必烈赏识的大臣，如阿合马、桑哥、卢世荣等，皆视若仇人，多次当面加以折辱。并称之为"国之大蠹"。

由于真金亲信儒臣，并坚持用"仁政"之说来治理政务，故而颇得时人之誉，以"明于听断"著称。至元二十二年，江南行御史台竟有人提出，要年事已高的忽必烈（时年已70　余岁）禅位于真金。然而，真金的"仁政"也遭到许多仇视"汉法"、坚持蒙古旧俗和西域之法的"小人"的忌恨。他们借此机会激怒忽必烈，离间父子之情。忽必烈果然下令追查此事。真金自幼就体弱多病，经此一场风波，惊惧交加，遂于年底死去。

2。成宗的即位皇太子真金死后，忽必烈也十分悔恨，故而设立"皇储"之事，一直也没有再明确提出。一方面，在他的嫡子中，三位虽死，尚留有北安王那木罕，虽系幼子，仍有继承皇位的权力；另一方面，真金死后，又留有三子甘麻刺、答刺麻八刺及铁穆耳。此三人皆因皇孙之身份。亦保有竞争皇位的实力。这种局面更增加了忽必烈重新设立皇储的困难。

对于皇子那木罕而言，早在真金未被立为皇太子时，就有争夺"储位"

的野心。其后，真金得到储位，他又被西北宗王的叛乱者所俘获，囚系10年之久，自然于帝位无所争夺。及至重新归朝，而真金又因"禅让"风波惊惧而死，他遂再次出来争夺"储位"。却因为做得太过分，有"僣越"之嫌，再加上他以前有被俘的劣迹，而最终失去了忽必烈的宠信，成为竞争中的失败者。

而在三位皇孙之中，要选出其中的一位立为"皇储"，也很为难。嫡长孙甘麻刺，自幼由祖母抚养，于至元中曾受命率军镇守北疆，颇得治理之术。后又转镇云南。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封晋王，统大军，以驻守于漠北的蒙古帝国大本营，忽必烈并为其特立内史府，以示级别高于其他诸王，处于争夺"皇储"的有利地位。

甘麻刺之弟答刺麻八刺，最得其父真金的宠爱，每当忽必烈、真金等出巡上都，皆携之同往。及真金死，仍极受真金之妻和忽必烈的钟爱。本来是最有争储之望的人物，却因病于至元二十九年死去。

最小的皇孙就是铁穆耳，自幼即以仁孝著称。及其兄答刺麻八刺病故，乃更得其母的钟爱。至元三十年，受命率军镇守北疆。时辅佐大将玉昔帖木儿言于忽必烈，请授以"皇太子室"之玺印，以增加其威望。实际上，已有助其争夺帝位之意。忽必烈从之，铁穆耳遂携玺而行。

时真金之东宫旧臣完泽，在至元二十八年已官至中书省右丞相，掌握了一定的实权，自然要倾向于真金之妻、子一系。而曾受命册封真金为皇太子的大将伯颜，与铁穆耳关系也十分亲密。在忽必烈病危时，被召至京城，总制百官，自然也倾向于立铁穆耳为帝。再加上阔阔真的重要影响，她在预立"皇储"的问题上，态度极为明确。一方面，铁穆耳作为幼子，极得其钟爱；另一方面，甘麻刺自幼养于祖母，又长年镇守边地，不在身边，故而母子感情比较淡漠。阔阔真当然要尽力支持铁穆耳去争夺帝位。

是时，大都朝中的百官，也都倾向于立铁穆耳为帝。故而演出了一场献玺的活闹剧。时任御史中丞的大臣崔彧，忽然声称得到了一块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文的古代传国玉玺，并把它献给了阔阔真，阔阔真随即又将该玺授给了铁穆耳，以表示只有他才是真正受命于天的正统皇帝。

至元三十一年，元朝所有的贵族宗室、重要大臣，都聚集到了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举行新皇帝即位的仪式。是时，晋王甘麻刺身为嫡长孙，又占据蒙古大本营之地，握有重兵，亦颇想问鼎。故而仪式一再推延。数月之后，经大将伯颜，玉昔帖木儿等人的力争，再加上真金之妻阔阔真的扶持，皇帝的大位才最后归于铁穆耳。同年四月十五日，铁穆耳正式下诏，即位于上都大安阁，是为成宗。成宗即位后，内则听命于皇后之意，外则依靠完泽，哈剌哈孙等重要大臣的扶持，一遵世祖忽必烈的典制，无所变更。遂使社会安定，而无大乱，时称之为守成之治。在位13年。

（二）武宗入朝与仁宗继立1。大都的宫廷政变成宗铁穆耳在位时，因汲取以前因不立皇储而导致争位的教训，首将皇储之位传给他唯一的嫡子德寿。可是，皇太子德寿却比他早夭。于是，皇位的继承权又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大德十一年（1307年），成宗病故，而直到临死前，也没有再将皇位的继承人确定，这就使朝中诸权贵力争夺皇位，再次展开激斗。

是时，蒙古权贵们争夺皇位的角斗场地，已经由漠北草原转移到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大都（今北京）。宫内掌握实权的是成宗皇后卜鲁罕，她在成宗末年已经控制了宫中大权。为了继续保有她的大权，在大德十年，曾将诸宗王中最有争位实力的答剌麻八剌的后裔爱育黎拔力八达（海山的弟弟）及其母答己贬往怀州（今河南泌阳），由此结怨。她自然不愿意让海山兄弟取得皇位，那将不利于己。

于是，卜鲁罕皇后联合中书省左丞相阿忽台等人，乘宗王海山受命镇守北疆，爱育黎拔力八达等也不在京的时候，将忽必烈的另一个孙子、安西王阿难答失里迎至大都。一方面，是准备效仿太宗皇后及定宗皇后摄政称制之法，进一步控制朝政；另一方面，则准备在受到其他蒙古贵族干涉时，立阿难答失里为帝，也便于自己控制。

是时，掌握中书省实际权力的重臣哈剌哈孙，对于卜鲁罕皇后的做法不以为然，他决心将皇位转到海山兄弟手中。而哈剌哈孙的主张，也得到一部分蒙古权贵的支持。由于对拥立新帝的意见分歧极大，又无法调和，遂酿成了一场血腥的宫廷政争。

成宗死后不久，宗王阿难答失里亲来大都，卜鲁罕皇后于是催促哈剌哈孙，要行"垂帘听政"之制。而哈剌哈孙在成宗病危之时，就控制了皇宫的门卫，并将朝中大权集于一身。成宗死后，哈剌哈孙立刻采取行动，一方面，派出密使，向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发出信息，邀其兄弟火速赶到大都来。另一方面，则在大都收缴百官印信，令其机构无法行使职权，自己又借口有病。虽然卜鲁罕皇后多次催促，皆不予理会，以此拖延时间，等候海山兄弟的到来。

同年二月，被贬居到怀州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得到哈刺哈孙的信息，立刻启程，以吊丧为名，与其母答己迅速赶到了大都。而海山因为路远，一时无法赶到。面对来自卜鲁罕皇后方面的压力，哈刺哈孙劝爱育黎拔力八达尽快动手，除去政敌。于是在三月初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带领武士突然入宫，将卜鲁罕之同党左丞相阿忽台、中政院使怯烈等逮捕，加以"变乱祖宗家法"的罪名，旋即诛杀。并将皇后卜鲁罕、安西王阿难答、宗王明里铁木儿（阿里不哥之子）等囚禁，取得了宫廷政变的胜利。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哈刺哈孙等人的帮助下，击败了卜鲁罕皇后的势力。

是时，宗王阔阔出、牙忽都等人为防止再发生意外，皆请其早登皇基，"以正位为宜"①。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执意不肯，于是遣使再至漠北，请其兄海山南下，以即皇位。

2。武宗入主元廷

①　《元史·仁宗本纪》卷二十四。

其实成宗铁穆耳在位时，就对皇侄海山十分重视。大德初年，因西北宗王海都仍在不断侵扰，曾命皇叔宁王阔阔出率军出镇北边，但御敌无方。于是，命海山前往代之。海山到漠北后，立刻统领诸军，于大德四年（1300年）八月，向海都发动反攻，并在阔别列之地将其打败。年底，攻到按台山（今阿尔泰山）。翌年八月，再与海都大战于迭怯里古之地，将其击溃。数日后，海都大集部众反攻，两军于合刺合塔之地展开激战，元军受挫，多亏海山亲临战阵、冲锋陷阵，方能转败为胜，全师而还。其后，海都病死，西北宗王的叛乱才告平息。海山因战功卓著，被成宗封为怀宁王。又率军西讨叛王斡罗思、也孙秃阿、秃满、明里铁木儿等，"北边悉平"①。仍镇守于北疆。及成宗死讯传来，海山乃自按台山回师。三月，到达和林。同至诸王，皆因大都宫廷政变成功，而劝其即位称帝。海山不听，又南下至上都，等母、弟到来，才议立帝之事。而是时，其母答己因听信阴阳家的妄言，认为海山如果即位，将有大灾临头。故此派遣使臣前到海山处，告之"阴阳家所言，运祚修短，不容不思也"②。劝他将皇位让给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

海山听到母后的使者这样一说，十分生气。于是，也派出使者回复太后说：阴阳家们的言论，"茫昧难信"，如果我的所作所为合于天道、民心，虽然只当一天皇帝，也足以名垂万世。表示出一定要当皇帝的决心。太后答己闻言愕然，见海山已亲率重兵到达上都，也就只好同意立他为帝。

同年五月，海山兄弟与众多蒙古显贵都会集到上都，于是召开"忽里台"大会。一是确定由海山继承帝位，是为武宗。二是确定了"皇储"的人选。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大都的宫廷政变中充任了重要角色，立有大功，又得到太后答己的钟爱，故而被立为皇太子，作为帝位的合法继承人。这种"兄终弟及"的皇位传承之法，在中国历史上是较为少见的，也是在特定政治环境中的产物。三是处理了宫廷政变后所遗留的问题。经众多蒙古权贵们的讨论决定，将成宗皇后卜鲁罕废掉，并发配到东安州（今河北廊坊市）囚禁，未几赐死。并将参与政争的安西王阿难答、宗王明里铁木儿等，一并赐死。然后，海山在上都大安阁，受百官朝贺，并发布即位诏书。

武宗在即位后，一方面，为拉拢朝中众官及拥立他称帝的蒙古权贵，而滥加封赏。遥授之官日多，赏赐之钱日增。而使国家政体日渐臃肿，财政支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这种滥封、泛赏的做法能够长期维持，武宗又仿效世祖忽必烈的办法，重设专门掌管聚敛民财的尚书省衙门。又滥发钞票，而无金帛等实物作为底金。致使物价飞涨，钞币急剧贬值。而深受其害的，自然是广大百姓。成宗时的守成之制，至此已告隳废，元朝政治之由盛转衰，开始腐败，武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位仅5年，于至大四年（1311年）初，因荒淫过度而病故。

3。仁宗继立武宗死后，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他自幼深受中原文化的薰陶，藩府中，多招有当时名儒为老师。及登基，乃尽除武宗之弊政。首先是撤销武宗所立之尚书省，将丞相脱虎脱、三主奴、平章政事乐实、右丞保八、参知政事王署等人罢官，命中书省右丞相塔恩不花等核查他们"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行，予以诛杀。其次，是将那些著名的儒臣，如程鹏飞、董

①　《元史·武宗本纪》卷二十二。

②　《元史·后妃列传》卷一百一十六。

士选、李谦、陈天祥、尚文、郝天挺、刘敏中、王思廉、程钜夫等人，用驿传召至大都，参与政务。特别是他的老师李孟，被授以中书平章政事之要职，言听计从。

然后，以世祖时所定成法为准，将武宗新增之官衙，滥封之官爵，尽行废去，"悉复至元旧制。"①又将武宗时为增加支出而滥发之铜钱、钞币，禁止使用，令民间百姓将其交到官府，换取原来的钞币。他又听从老师李孟的建议，依照中原传统的选拔官吏之法，开科取士，由此而提倡儒学。可以说，仁宗是继世祖、真金之后的，推行"汉法治国"最有成效的帝王之一。

与真金相同，仁宗也以"仁孝"著称，对于母后答己的"懿命"，无不听从。这就使后宫权重，嬖臣恣横。仁宗自己又颇信佛法，造寺庙，行佛事，赐施舍等等，不一而足。他的这些个人性格倾向，也直接影响了政局的发展。虽其本意是想要大兴"汉法"，可是却受到母后及近侍的干扰。笃信佛法，自然也和儒术相矛盾。这就使他的"汉法治国"成了虎头蛇尾的运动。而政府的实权，逐步落入了铁木迭儿等奸臣手中。

仁宗在即位后，要处理的另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就是自蒙古立国以来所始终未能妥善解决的"皇储"问题。自大德十一年（1307年）的宫廷政变之后，武宗登基，没有将"皇储"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弟弟仁宗，这在当时，本不合常理，只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故而武宗和仁宗当时约定，如果仁宗死后，"皇储"仍须由武宗之子承袭。仁宗对这一协定是表示同意，才得以继承皇位。

但是，仁宗在当了皇帝之后，对于先前的这个"协定"，就开始感到不能忍受。于是决定要撕毁"协定"。延祐二年（1315年）冬，仁宗先封武宗长子和世■为周王，翌年春，命其出镇云南。相随者则有武宗旧臣秃忽鲁、教化、釐日等人。当时诸人已经知道仁宗有改立"皇储"之意。十一月，和世■行至延安，辅臣教化等欲重夺皇位，于是和关中重臣阿思罕、塔察儿等相勾结，调动关中大军，准备回攻大都，重争皇位。然而，当回至河中时，军中发生内讧，塔察儿等杀掉阿思罕、教化，和世■等人遂被迫逃往漠北草原。西北诸王察阿台等乃归附于他。

仁宗见和世■出逃，正中下怀。于是在十二月，立己子硕德八刺为皇太子，并在延祐四年闰正月，诏告天下。仁宗因皇太子年幼，乃选派儒臣段辅、郭贯等，为其辅佐。仁宗的这一"易储"做法，出于私利，遂为日后的元朝皇位之争，留下了隐患。延祐七年春，仁宗因病而亡，在位10年。

①　《元史·仁宗本纪》卷二十四。

（三）南坡之变1。铁木迭儿的专横跋扈仁宗在位时，因受皇太后宠幸而擅权一时之嬖臣，首推铁木迭儿。他连仕于世祖、成宗、武宗三朝，历任宣徽院使、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云南行省左丞相等职。至仁宗初即位时，因其得到皇太后的宠幸，特下懿旨，命其为中书省右丞相，遂掌大权。时国家财政收入虽日增，犹不足以供其支出。铁木迭儿乃在延祐初年下令，命江南官吏以清理田亩、税额为名，搜括百姓钱粮。并特派出使者，督促其事，"括田增税，苛急烦扰，。。江南骚动，远近惊惧"①，江西百姓无以为生，乃在蔡五九等人的带领下，举行暴动。铁木迭儿被迫停止搜括。

对于铁木迭儿的害民举措，身任御史之职的众多汉官深表不满，内外诸御史台官萧拜住、杨朵儿只等40　余人联名上奏章，将其弹劾，历数他占官、民田亩，收取贿赂，私敛民财等不法之事。仁宗闻奏，大为震怒，下诏命治其罪。但是铁木迭儿有恃无恐，躲到皇太后的近侍家中。不久，又复出，被任命为辅佐新册立的皇太子的重臣太子太师。

及仁宗死，硕德八剌尚未即位，铁木迭儿又受皇太后的委任，复入中书省为右丞相。于是开始对那些弹劾他罪状的大臣横加迫害。首先，将在大都的萧拜住及杨朵儿只召至徽政院，诬以违抗皇太后旨意的罪名，予以诛杀。然后，对时任上都留守的贺伯颜，诬以便服迎诏书，为大不敬，亦处死。又对曾任御史中丞的赵世延下毒手，抓起拷向，并数次奏请将赵处死。多亏硕德八剌有所明察，不允而罢。

自蒙古立国，直到元朝初期，其诸帝，如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蒙哥汗，乃至于世祖忽必烈，多为雄才大略的人中豪杰。故而国家大政，一出于帝王之手。大臣或有弄权者，如奥都剌合蛮、阿合马等，多则10余年，少则数年，必遭致杀身之祸。

而到了元朝中期，自成宗以下，诸帝之才略已远逊于前，而中宫之势力日增，左右朝政，一如"垂帘"称制。到仁宗时，中宫之势已凌驾于帝王之上，遂造成嬖臣弄权，横行不法，竟然擅杀大臣，帝王欲治其罪而不果。这种现象，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

铁木迭儿之胆敢如此猖獗，除了皇太后的包庇之外，他在改易皇储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也使仁宗不得不念其"功劳"，而予以姑息，希望他能够在日后辅助年幼的硕德八剌坐稳江山。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不尽如人意。铁木迭儿的擅权，虽然能够得到仁宗的姑息，却未必能得到新皇帝英宗的赏识。2。英宗的新政延祐七年（1320年）三月，仁宗之子硕德八剌即帝位，是为英宗。当时的朝政大权，仍掌握在太皇太后答己及其嬖臣铁木迭儿手中。而仁宗时所任用的许多儒臣，作为抑制后党的力量，也还留在中书省，御史台等中央机构中。答己太后为排除异己势力，在英宗尚未行登基大礼时，就派徽政院使失烈门前去，请将仁宗之旧臣罢去。英宗对此十分反感，断然拒绝，声称："且先帝旧臣，岂宜轻动？俟予即位，议于宗亲、元老，贤者任之，邪者黜之，

①　《元史·奸臣列传》卷二百五。

可也。"①英宗在行登基大礼后，开始着手新政的施行准备工作。他与其父仁宗一样同是崇尚儒学、大兴"汉法"的倡导者。一方面，是要不断的培植自己的势力。于是，任命开国功臣国王木华黎的后裔拜住为中书省左丞相，逐步掌握中央大权，以牵制右丞相铁木迭儿的势力。而拜住虽为蒙古勋臣之后，却极为喜好儒术，"每退食，必延儒士，咨访古今礼乐刑政、治乱得失，尽日不倦。"②故而深得英宗赏识，政事多由其主持。

另一方面，则要不断削弱奸党的势力。就在任命拜住为左丞相的同时，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将太后嬖臣失烈门、黑驴等诛杀。不久，罢掉负责皇太后事务的徽政院，将其院使米薛迷流放到远方。又将铁木迭儿同党木八剌赶出中书省，降职到江西行省。

到至治二年（1322年）秋，铁木迭儿与太皇太后答己先后死去，敌对势力严重削弱。英宗乃命拜住为中书省右丞相，独掌大权，准备大行"儒治"。他将儒臣张珪召入，任其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又征召儒臣吴元珪、王约、韩从益等同商政事，征召隐逸名儒吴澄、赵居信至京师，以兴儒学。命曹伯启、曹元用等人编定《大元通制》，颁行天下，以兴法治。

英宗为进一步肃清奸党的势力，于至治二年十二月，以冒受民田为罪名，将铁木迭儿之子八思吉思杀死，并籍没其家产。翌年二月，又将奸党刘夔、囊加台诛杀。三月，再将奸党教化等罢黜官职。五月，复将原来为铁木迭儿所立歌功颂德之碑毁去。不久，公布其罪状于天下，并将其家产全部籍没。然而，太后答己与嬖臣铁木迭儿执掌朝政已有多年，其党羽遍布于中外大小官僚机构，对于英宗的新政，自然要极力反对。其代表人物，就是时任御史大夫的铁失。他利用手中的监察大权，时时与掌握中书省权力的拜住对抗。对于这种情况，英宗已有察觉，曾指出："中书选人署事未旬日，御史台即改除之。台除者，中书亦然。"①但是，由于英宗年青，缺少经验，对于这种对抗所产生的危害，认识不足，未能尽快除去祸根，反受其累。

3。南坡之变铁失虽为铁木迭儿之奸党，但在英宗一朝，始终受到重用，其行事之奸诈，由此可见。至治元年（1321年）三月，英宗命其任御史大夫，总领谏台之政，并授以军权，统领忠翊侍卫亲军。同年十一月，又命其兼领战斗力极强的左、右阿速卫亲军。这对于英宗来讲，无异于把性命交到敌人手中。翌年二月，又赐铁失父祖碑，以彰其功。然而，这些恩宠都不足以除去铁失的叛逆之心。

随着铁木迭儿的奸党陆续被英宗剪除，铁失的危机感也就日益加重。而这些尚未被英宗罢斥的奸党，也就自然要汇集到铁失的麾下，共商保存自身利益、对抗英宗新政的办法。当然，最便当、快捷的办法是发动政变，推翻英宗的统治。这种办法虽然危险性极大，但在迫不得已时，也只能铤而走险。最令铁失等逆党费斟酌的事是，在杀掉英宗之后，将推举谁来担任这个国家的新首脑。以资历，威望、血统而论，武宗海山的两个儿子--和世■与图帖睦尔最占优势。但他们与太后答己及仁宗已经因皇位被夺而结下仇

①　《元史·英宗本纪》卷二十七。

②　《元史·拜住传》卷一百三十六。

①　《元史·英宗本纪》卷二十八。

怨。铁失等人，皆为太后嬖臣，当年曾经参与"易皇储"的阴谋，自然不会再拥立和世■兄弟为新首脑。

除此之外，诸宗王中可入承帝位的人选，就只有晋王也孙铁木儿了。也孙铁木儿之父甘麻剌系世祖忽必烈之嫡长孙、成宗铁穆耳之兄。当年曾和铁穆耳争夺皇位继承权失败后，出镇漠北。及甘麻剌死，也孙铁木儿袭晋王之爵，仍镇守于漠北。既掌有军权，又与英宗一系有夙怨。于是，铁失等人乃与晋王亲信大臣倒剌沙相勾结，并将准备政变的意思转告给他。得到其默许后，遂开始放手策划逆乱的具体方案。

至治三年八月初，英宗南还大都，在上都南面的南坡（距上都三十里）

驻营，铁失与其弟宣徽使锁南，铁木迭儿之子锁南，以及逆党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枢密副使阿散、宗王桉梯不花（武宗时被杀之安西王阿难答之弟）、月鲁铁木儿（阿难答之子）等人相联手，一面派人通知晋王也孙铁木儿，一面调遣所辖之阿速侍卫亲军，将英宗大帐包围。铁失等先杀中书省右丞相拜住，再弑杀英宗。后世称之为"南坡之变"。

晋王也孙铁木儿是最早得到逆乱消息的宗王，也是这次"政变"的最大受益者。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令万人垂诞的皇位拿到手中。同年九月，逆党也先铁木儿与宗王桉梯不花将英宗生前所掌的皇帝玺印送到也孙铁木儿镇守北疆的驻地--当年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于是，也孙铁木儿在王府诸官及逆党的拥戴下，即位称帝，并下诏宣称："众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指忽必烈）嫡派，裕宗皇帝（指真金太子）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①。把自己说成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其与逆党相勾结的劣迹，亦于此昭然。

元朝之帝王，由凭自己实力争得皇位的忽必烈，蜕变为由中宫扶立之成宗、仁宗诸帝。再蜕变，以至于由逆党所拥立之泰定帝。既然名已不正，其实力又不足以威镇诸王、勋臣，故而导致此后近十年间，皇位之人选迭更，政争纷起，甚至刀兵相见，二帝并存，胜者为王。而大臣亦借机擅权，政治腐败，元朝之灭亡，于此已见其先兆。

①　《元史·泰定帝本纪》卷二十九。

（四）两都之战1。泰定帝的政绩泰定帝利用铁失等人的逆乱而取得帝位。为报答拥立之功，而对逆党加以封赏，同时又能安定其心。也先铁木儿任中书省右丞相，月鲁铁木儿袭封安西王，铁失任知枢密院事，秃满为同佥枢密院事等等。而他自己的亲信，也被委以要职，倒剌沙任中书平章政事，旭迈杰为宣政院使，完泽任知枢密院事等。为了争取更多蒙古贵族的支持，泰定帝又下令，将流徙边地及遣至远方的诸王官属等召还至京城。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安排、调整之后，泰定帝见皇位已经稳固，于是开始对逆党加以铲除。十月初，在回京的途中，将逆党也先铁木儿、完者、锁南、秃满等处死。同时，任用亲信旭迈杰出任中书省右丞相，秃忽鲁、纽泽同为御史大夫。然后，派旭迈杰、纽泽等人先回大都（今北京），将逆党之主谋铁失、失秃儿、脱火赤、章台等人逮捕，连同其子孙亲族等，一起杀掉。逆党之势力，由此翦除殆尽。不久，又将依附于逆党的宗王月鲁铁木儿、按梯不花、曲吕不花等流放到海南及奴儿干等处。

泰定帝在坐稳了大位之后，开始更张政治。一方面，是派出自己所信任的诸宗王镇守四方。泰定元年（1324年）三月，命宗王八剌失里出镇察罕脑儿（今内蒙古伊古昭盟乌审旗南）。六月，又命宗王阔出前往镇守畏兀之地。到泰定三年正月，再派宗王宽彻不花镇守湖广，买奴镇守益都，八剌失里镇守兀鲁思部等处。其后，又命宗王失剌镇守北疆，铁木八不花镇守扬州，阔不花镇守陕西，等等，进一步加强自己对全国的控制。

另一方面，是对原有的各种典制加以修改，并创有一些新制。主要有以下几项。第一，为加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于泰定元年十月下令，中书省左、右丞相等要员，每天的办公地点，从中书省的衙署移到皇宫之内，如有日常的事务，则回省中处理。如果无事，须在皇宫中与帝王相处，以讨论各种政务。翌年七月，又下令，命太傅朵台、太保秃忽鲁等重臣也每天到皇宫中来，与中书省大臣等共同商议国家大事。这种做法，颇似汉代武帝时的内朝、外朝之制，由此可以看出，泰定帝是要进一步加强皇帝的集权统治。

第二，是将天下分为18　道，派遣官吏访察民情，考核吏治，审理冤狱等。泰定二年九月，特下诏书，选出中央政府及各行省要员，如马合某、朵列秃、李家奴、阿吉剌、李处恭、齐履谦、董讷、吴秉道等10　余人，分行各地，整顿地方之吏治。

第三，是废去前朝分封诸王、功臣分地内的州县长官世袭制。自成吉思汗时大行分封之制，到窝阔台汗在中原遍设"汤沐"、"投下"之邑，封地内的州县之官，多由受封贵族的亲信出任，其任免之权皆出于贵族之手，政府很少干涉。故而形成投下州县官吏多为世袭的状况。这就使得许多世袭官吏依仗贵族的信任，而横行不法，残害百姓，造成种种弊病。泰定帝废去分封地州县官的世袭特权，意在除去官吏的害民弊政。

第四，是大兴儒学。泰定元年二月，江南官吏赵简上书，请开设经筵，广招名士，为帝王及太子、王公子弟们讲授儒学。他的建议立刻得到泰定帝的支持，命朝中大臣张珪、忽都鲁都儿迷失负责其事。而请名儒吴澄、邓文原等进讲《帝范》、《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书。此后，遂成定制。泰定帝还在泰定四年七月下令，建造横渠书院，以祠宋代名儒张载。不久，又召王士熙、赵世延、傅岩起等儒臣入中书省，共同参与政务。

泰定帝在位的数年之间，整顿吏治，大兴儒学，本有中兴元朝之政的希望，却不幸天灾连年，百姓多流离失所，而自身又因病夭亡。泰定四年九月，中书省左丞相倒剌沙乃在上都立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为皇帝，改元"天顺"。而是时，一股敌对势力，已在伺机而动，图谋另立新帝。一场大规模的皇位争夺战，转瞬即发。

2。大都的政变与泰定帝一系对抗的势力，主要由武宗的旧部下们所组成。如时任佥书枢密院事的重臣燕铁木儿，诸王满秃、阿马剌台、大宗正札鲁忽赤阔阔出等人。他们或是武宗之近亲，或是武宗的旧臣，对于仁宗的背约而改立皇子，本就极为不满，隐忍未发。及英宗被杀，泰定帝即位，任用亲信色目人倒剌沙等主管政府，就更加令其不满，乃相聚预谋，准备发动政变，推翻泰定帝一系的统治，重新拥立武宗之子登上皇位。

致和元年（1328年）夏，泰定帝按照惯例去上都避暑度夏，时已病危。

于是，武宗旧部们又聚在一起，商议政变的具体步骤。最后决定，如果泰定帝在上都病亡，就发动政变。随同泰定帝北去度假的宗王满秃、大宗正阔阔出等人，负责捕杀上都的泰定帝亲信大臣。而留守在大都（今北京）的燕铁木儿等人，则负责控制都城的省、院、台等重要军政机构，共同拥立武宗之子为帝。

同年七月，泰定帝果然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病亡。于是，两京的武宗旧部下都准备按照事先约定的计划行动。但是，在上都的满秃、阿马剌台、阔阔出等人的政变预谋不幸被倒剌沙得知。于是，将满秃等人加以逮捕，随即处死。并扶立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一说为阿剌吉八）为帝，改元"天顺"。上都的政变计划，由此失败。

留守在大都的燕铁木儿等人，在得到泰定帝病亡的消息后，也开始按照约定的计划行动起来，燕铁木儿在征得当时留守大都的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的支持后，于八月四日率部众阿剌铁木儿、孛伦等人，占住皇宫，召集京中诸官僚，当众宣布，天下正统皇位，应当归于武宗之子，"有不顺者斩！"①并立即将泰定帝之亲信重臣乌伯都剌、伯颜察儿、朵朵、王士熙、脱脱、吴秉道等人当场逮捕，关入狱中。又将省、院、台的其他官吏皆软禁在皇宫中。燕铁木儿在控制住大都的政局后，乃派出亲信明里董阿、答里麻失里等前往江陵，迎接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前来大都。又遣使到河南行省重臣伯颜处，希望他支持政变。伯颜也是武宗的旧部下，得到消息后，欣然从命。乃将河南官府所库存的金帛、粮草，全部取出，以供政变之需。又派出重兵，护卫图帖睦尔一同北上。

燕铁木儿则在大都积极筹划，准备与上都的泰定帝一方展开决战。他一方面是征调中原各地的军队，分别把守军事要塞，如居庸关、卢儿岭、白马甸、泰和岭、迁民镇、碑楼口诸处，皆遣兵守之。另一方面，则是在物质上积蓄大量的储备，如金帛、粮草、兵器等，能造就造，能集就集，作为战争的后备力量。此外，则是谎称图帖睦尔已经到达大都近郊，武宗长子和世■已率重兵南下，以此来安定人心。

是时，倒剌沙已经挫败了上都的政变，调集众军，向大都进发。就在这

①　《元史·文宗本纪》卷三十二。

危急时刻，图帖睦尔于八月二十七日，兼程赶到大都，及时安定了人心。于是，在武宗一系与泰定帝一系之间，一场大规模的争夺皇位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自蒙古立国以来的120年间，第二次出现了两帝并立的局面，重演骨肉相残，胜者为王的惨剧。

3。两都争位天顺元年（1328年）八月二十三日，上都军马开始向大都进发。九月一日，燕铁木儿等率军北上迎敌，至居庸关。其弟撒敦率奇兵出袭已逼近到榆林的上都军马，取得胜利，又追击到怀来。隆镇卫指挥使斡都蛮也出军进攻上都军马，并在陀罗台捕获宗王灭里铁木儿、脱木赤等，押送回大都。两都之战，大都方面首战告捷。但这仅仅是个开始的好兆头，真正的恶战还在后面。

不久，上都军马果然再次向大都发动猛攻。宗王也先帖木儿、八剌马等，率辽东大军攻入迁民镇，宗王王禅则率军攻向居庸关。在这危急时刻，燕铁木儿力促图帖睦尔登上皇位，是为文宗。下诏告于天下，改元"天历"，并指责泰定帝参预了谋杀英宗的逆乱，并声称，待到长兄和世■回到中原，则将皇位让出。

未几，王禅军攻破居庸关，直逼大口，燕铁木儿亲率大都主力军迎战，双方在榆河展开激战。王禅军被打败，退至红桥北，与增援的阿剌帖木儿、忽都帖木儿等所率军相会合，再次向大都军发动进攻，又被打败。其后，两军又在昌平南面的白浮原上数次激战，燕铁木儿军最后获得大胜，"斩首数千人，降者万余人。"①王禅只身逃回上都。这次白浮原之战，是大都方面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数日之后，上都的另一支军马在孛罗帖木儿、蒙古塔失、雅失帖木儿等人的指挥下，攻破大都东北要塞古北口，直逼京城。燕铁木儿乃命其弟撒敦率军进行偷袭，自率大军随后追杀，又大败敌军，连其统帅孛罗帖木儿等也战败被俘，押回大都处死。大都方面又一次取得重大胜利。

这时，支持上都的辽东军马，已经攻占迁民镇，并进至蓟州，与脱脱木儿所率之大都军马展开激战，并且迫使大都军马退守到京东门户要地通州（今北京通县）。而宗王忽剌台所率之另一支上都军马则由京西紫荆关攻入，直逼重镇涿州。两路军马对大都军马构成了东西夹击的态势，大都的形势再度出现危急。

大都军马被迫分兵出击。十月一日，燕铁木儿首先率军抗击东面的辽东军马，将其击退，二日，又渡过潞河，大败敌军。然后，由通州向西北转移，对攻入古北口的一支上都军马发动反攻，大败敌军，斩杀其主帅太平，上都军马连夜逃遁。

而大都的另一支军马，在脱脱木儿的率领下，迎击已经攻至卢沟桥的上都军马。两军沿卢沟河展开激战，相持不下，脱脱木儿扬言燕铁木儿已经率重兵来援。上都军统帅忽剌台、阿剌帖木儿等见状不妙，遂撤兵西归。脱脱木儿乘势追杀，大败其军，并将阿剌帖木儿捕杀。至此，上都军马对大都的进攻，基本上被击败了。不久，燕铁木儿又在檀州（今北京密云）之南，将秃满迭儿所率之辽东军马击败，从而取得两都之战的决定性胜利。

就在两都军马连日展开激战的同时，驻守于全国各地的蒙古贵族们，也

①　《元史·文宗本纪》卷三十二。

表现出不同的立场，参与了这场大厮杀。时镇守北疆的宗王八剌失里、镇守陕西的大臣也先帖木儿、镇守四川的大臣囊加台等，皆纷纷支持上都一派，或是出军攻向大都，或是公开表示拒绝服从大都方面的调遣。

而镇守在东北的蒙古军统帅不花帖木儿、宗王月鲁不花等，却起而支持大都方面，并率军乘上都兵力空虚之机，发动进攻。十月十三日，攻到上都。倒剌沙因部下诸军尽数出攻大都，无力防守，乃被迫出降。历时近两个月的争位激战，其胜败遂见分晓。二十二日，月鲁不花诸人，将倒剌沙等泰定帝部下押送到大都，文宗乃在宫中予以召见，并接受了代表帝王正统地位的皇帝玺印。不久，又将捕获的倒剌沙、王禅、马某沙、纽泽、撒的迷失等泰定帝党羽全部处死，使其皇位得到了巩固。

（五）文宗的再次登基1。明宗的自立文宗在和天顺帝阿速吉八争夺皇位的战争中，为了借助长兄和世■的军事实力，曾在即位诏书中声称，自己登上皇位，不过是出于"神器不可以久虚，天下不可以无主"的权宜之计，暂且代替长兄之职，等到长兄自漠北回来后，将把皇位让还给和世■。

然而，在燕铁木儿等大臣的鼎力相助之下，文宗并没有借助和世■的军力，就已将天顺帝击败，夺位之功，皆出于己。在这种情况下，文宗又怎么舍得将万人垂涎的帝王宝座拱手让出呢？更何况和世■与自己并不是同母的亲生兄弟，骨肉之情已很淡薄，若要让出皇位，更是极为不情愿。

此外，那些拥立文宗，并与上都天顺帝势力展开浴血激战的重臣们，在政变成功以后，掌握了朝中的大权，得到了新立之帝文宗的赏识，已经占有高官厚禄，当然不愿意再出现政局的变动，特别是，如果和世■当了皇帝，朝廷中的政治特权、丰厚财富，必然要进行重新分配，跟随在和世■周围的那些亲信大臣，自然会占去大部分的"利益"，这也是大都众官僚们所不能接受的。

然而，在政变之初，出于局势所迫而发布的"诏书"，已是天下人皆知，覆水难收。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文宗在政变成功，剿除天顺帝势力之后，于天历元年（1328年）十一月下旬，派出亲信哈散、撒迪等，前往漠北，迎接长兄回朝，大概是准备当和世■回来后，再从中作一些"手脚"。

对于文宗派使臣前来接驾，和世■并不抱有美妙的幻想。但是，他周围的宗王们、大臣们却都想借这一机会入主朝廷，瓜分高官厚禄，于是极力劝其南归。和世■一方面是不愿违背众多部下的企望，另一方面又有漠北大军随行，有恃无恐，遂决定接受文宗之邀，乃率众臣、诸军，从漠北南归。翌年正月底，撒迪等来到和世■行帐处，向他表示了文宗迎立之意，和世■乃顺水推舟，不等回到都城，就在和宁（今蒙古共和国哈剌和林）之北，举行了登位大礼，将早在近10年前就应该由他继承的皇权握在了手中，是为明宗。然后，命撒迪先回大都（今北京），向文宗报告这一消息。并且，派遣亲信孛罗、铁住等人也赶回大都，察探那里的政治局势。

明宗自立为帝的这一做法确实高明，不管文宗的让位是真情还是假意，自己先登基，制造了一个既成事实，文宗就是想反悔，也已经来不及。这大概是远在大都的文宗及其手下诸臣所始料不及的。于是，只得假戏真作，继续将禅让的闹剧演下去。

同年三月，文宗派遣最精明强干的重臣燕铁木儿来到漠北，在洁坚察罕之地见到明宗。表面上，是带来了作为帝王正统标志的皇帝玺印；实际上，则是来察探明宗及其手下诸臣的态度，以及实力之强弱。但是，燕铁木儿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甚至反而受到了明宗部下的冷待。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是明宗君臣无法察觉到的。

明宗在得到皇帝玺印后，大概以为文宗真是诚心"禅让"，于是，放松了戒备之心，开始封赏自己的亲信。同年四月，命哈八儿秃为中书平章政事，伯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孛罗为御史大夫，以便掌握省、院、台等中央机构之大权。又效仿父辈武宗、仁宗相授受之法，除去文宗的帝号，降之为皇太子，并为其立詹事院，重制皇太子玺印。

这时的明宗，已经被登上皇位的荣耀弄晕了头脑，忘记了当年父亲武宗将皇位传给弟弟仁宗之后，给自己所带来的种种不幸。特别是，今日之状况，与昔日相比，已有两个极大的不同之处。其一，是当年仁宗在大都政变后，并没有登上皇位，而现在文宗已经称帝，又被迫降为皇太子。另一个极大的不同处，就是武、仁二宗乃是亲兄弟，而自己和文宗，只不过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在有以上两点极大不同的情况下，仍要效法武、仁授受之举，其结果危害之大，不言而喻。由于明宗的不明白此中之理，不久，果然发生了悲剧。2。文宗弑兄文宗邀请长兄和世■回朝，原来是迫不得已之事。故而并未作好放弃皇位的思想准备。天历二年（1329年）二月，还在册封自己的妃子弘吉剌氏为皇后。待到亲信撒迪从漠北回来后，始得知明宗已经登基。被迫将皇帝宝玺奉上，并命燕铁木儿前往察探明宗之态度与实力，以便决定下一步的举措。不久，明宗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任命自己的亲信为省、院、台重臣，降文宗为皇太子，又任命其亲信出任中书省及甘肃、江浙、岭北诸行省要职。这些行动，本来是很自然的，而对于文宗及其大都诸臣看来，无异于割去了身上的一块块肥肉，既不能容忍，又有苦难言。

文宗见明宗日渐南来，出于"礼貌"，自然也要北迎。同年五月，文宗在名义上接受了"皇太子"的位置后，率大都的诸王、百官等北上迎接长兄明宗。兄弟二人虽都不明言，大概心中仍有梗介，一个自北而南，走了8　个多月，一个自南而北，走了3　个多月。终于，相会在旺忽察都之地。

八月初二日，明宗在大帐设宴招待"皇太子"及其部众。连日载歌载舞，酒满肉足，一派欢庆景象。谁知就在这几天里，文宗与权臣燕铁木儿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要将皇权重行夺回。到初六日，他们终于等到了机会，加害于明宗。是日，大概明宗喝了文宗近臣明里董阿等人进上的毒酒，遂"暴崩"。文宗与燕铁木儿不敢久留，在虚情假意吊唁一番之后，接过明宗皇后归还的皇帝玺印，连忙往回奔逃。燕铁木儿亲统重兵，"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夜则躬擐甲胄绕幄殿巡护"①，如临大敌，生怕明宗部属追上来报复。八月十五日，文宗在回到大都不久，又重新登上了帝王的宝位。这是用冒险弑兄的代价才换来的。当然。为了酬谢燕铁木儿两次拥戴所立赫赫功劳，文宗追封其祖上以王爵，曾祖父为溧阳王，祖父为昇王，父为扬王，又特命文臣马祖常撰文称颂其功，刻石立碑于大都北郊。又授以燕铁木儿高官显爵，其官爵之号，称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太平王、答剌罕、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提调燕王宫相府事、大都督、领龙翊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军国大政，遂独掌于燕铁木儿一人之手中。

文宗在位期间，能大兴文事。首立奎章阁，命著名学士赵世延、虞集、忽都鲁都儿迷失、撒迪等任大学士、侍书学士等职，主持其事。不久。又设立艺文监，下置艺林库、广成局等部门，其中任职者，亦不乏名士，专掌绘画鉴赏等艺术之事，以隶于奎章阁。

文宗又提倡教育，命中书省大臣赵世安提调国子监学之事。又曾下诏，命天下兴起蒙古字学之事。为提倡教育，又大力尊奉儒学宗师们，下令"加封孔子父齐国公叔梁纥为启圣王，母鲁国太夫人颜氏为启圣王夫人"①，其他

①　《元史·燕铁木儿传》卷一百三十八。

①　《元史·文宗本纪》卷三十四。

如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等，皆封以公爵。他还特在曲阜的陋巷之中，为甘于清贫的颜子立庙以祀之。

文宗还召集众多文臣、名士，共同纂修元代集大成之著作《经世大典》。此事由翰林国史院诸官与奎章阁学士联手负责，采辑元代的典故，仿照唐、宋等前朝所编之《会要》体例，纂修而成。从天历二年（1329年）九月开始，到至顺二年（1331年）五月，历时近三年，乃修成其书。元朝一代之许多典制，遂借此得以传于后世，惜其书今已亡佚。

文宗对于吏治的整顿也十分重视。在从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手中夺过皇位后，仍能续行泰定帝之法，下令，各蒙古贵族分封地的官吏，不得世袭其职。而且，在新官上任之后，旧官必须立刻离境，不得留滞。不久又下令，命官吏之任职期限，不得少于20　个月，乃准迁官。以避免因人事频繁调动所造成的吏事不治的现象大量出现。

文宗还对政府中的滥官、冗员尽量加以裁减。他在重夺皇位之后，即曾下令，凡是曾随同北迎明宗的百官，其受明宗破格提升官职之人，皆降回原职。一方面是裁减滥官，同时也夺去了明宗在众官中所施之恩惠。文宗又曾命省、院、台官裁减宫中之冗员。后经中央各官的申报，乃将身边的宿卫士、鹰坊户、旧邸饔人及媵臣等多余冗员，裁去近万人，以减少宫内无用之费。文宗在位的5年之间，虽然经历了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争夺皇位之激战，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是，由于他能大兴文事，重视吏治，故而政局不断能有所维系。待到文宗一死，其子燕帖古思及明宗二子妥懽帖睦尔、懿璘质班等皆年幼无知，朝政遂被后宫、权臣等所把持，政局日益腐败，而无人过问，内部政争愈趋激烈，元朝统治已是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五、元代后期的政治概况（一）顺帝即位后的朝权之争1。顺帝被册立的前前后后文宗在弑兄明宗，复登皇位之后，大兴文事，整顿吏治，颇思大有为于天下，但却短命而亡，年仅29　岁。是时，其子燕帖古思虽然年幼，本当立为皇太子而承帝位。然而大概是出于毒死长兄明宗之后的忏悔之心，于是文宗立下遗嘱，不立己子，反而命立明宗之后代子孙为帝。虽然权臣燕铁木儿曾向文宗皇后请求改变遗嘱，立燕帖古思为帝，却没有得到皇后的支持。

明宗被毒杀之后，曾留有二子。长子妥懽帖睦尔，为迈来迪皇后所生，其母早死。幼子懿璘质班，为八不沙皇后所生。明宗被鸩时，年仅4　岁。于是与其母一同来到大都，受到文宗的喜爱。及文宗皇后以谗言杀害明宗皇后八不沙时，并诬妥懽帖睦尔非明宗之子，而将其流放到高丽（今朝鲜）大青岛中。其后，又移至广西静江。而懿璘质班，由于受到文宗的喜爱，则一直留在大都，被哺育于宫中。

经过比较，文宗皇后与燕铁木儿自然都同意册立明宗幼子懿璘质班为帝，以其年幼而便于控制。至顺三年（1332年）十月在文宗皇后的主持下，召集蒙古诸王、贵族会于大都，为懿璘质班举行即位大礼，是为宁宗。而实际掌握朝中大权的，仍是文宗皇后（时被封为皇太后）与燕铁木儿。

宁宗被册立后，皇太后卜答失里为进一步扩大势力，又设立中政院，命近侍宦官铁古思、哈里兀答儿、黑狗者、阔阔出等人皆为中政院使。又将英宗时废弃的徽政院重立，而命伯颜、伯撒里、常不蘭奚等重臣为其院使。然而，宁宗即位仅1月有余，大概因事触怒了皇太后，于是夭死，成为元朝乃至于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皇帝之一。

宁宗死后，燕铁木儿再次提出立文宗之子燕铁古思为帝的请求。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皇太后却再次予以反对，仍以燕帖古思年幼为名，而主张重立明宗长子、被谪放到广西静江的妥懽帖睦尔为帝。由于皇太后的坚持，燕铁木儿不得已，派人前往广西，将妥懽帖睦尔接到大都。

是时，宫内、朝中为立帝之事大概争论十分尖锐。主管天文历法的太史之官又扬言，妥懽帖睦尔不可立为帝，"立则天下乱"①。故而拖延达半年之久，其事仍没有定论。直到燕铁木儿病死，在皇太后的主持下，才于至顺四年六月，为妥懽帖睦尔举行了即位仪式，是为元顺帝。并且再次效仿武宗、仁宗兄弟相授之法，立下协定，顺帝死后，皇位将传于文宗之子燕帖古思。自古以来，史有明鉴而人多不察，乃使历史性的重大错误时有发生。仁宗之改易皇储，文宗之鸩兄复立，屈指仅10年间之事。皇太后卜答失里竟然不接受其血的教训，反而立仇人之子为帝，以致于后来自食恶果，文宗之血脉，也就自然要断送在顺帝手中。

2。权臣的跋扈与覆亡自从顺帝登上皇位，就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宫中的势力。文宗后卜答失里被尊为太皇太后，"仍称制临朝"①。而其子燕帖古思，

①　《元史·顺帝本纪》卷三十八。

①　《元史·后妃列传》卷一百一十四。

则被立为皇太子，作为皇位的直接继承人。另一方面，是朝中的势力。是时，燕铁木儿虽然已死，但是他的弟弟撒敦出任中书省左丞相，他的儿子唐其势出任御史大夫，而他的女儿伯牙吾氏，又被立为顺帝的皇后。这两股势力影响之大，足以左右政局，而不把这个年仅14　岁的小皇帝放在眼中。

顺帝虽然年幼，却已是饱经磨难，城府颇深。对于这两股威胁他的势力，准备一一除去。他首先对准的目标，就是骄横跋扈的燕铁木儿家族。撒敦、唐其势等人都曾参与了扶立文宗的军事政变，并都立有汗马功劳，故而对其骄横跋扈的种种行为，文宗是可以容忍的。到顺帝即位后，情况已有很大不同。燕铁木儿一方面有着毒杀明宗的嫌疑，另一方面，又在顺帝即位时加以阻拦，新仇旧恨集于一身，顺帝自然对其家族毫无好感。唐其势等人，不察此理，仍是骄横万分，只能带来恶运，给顺帝找到翦除的借口。

顺帝即位后，任命朝中的另一重臣伯颜为中书省右丞相，以代替燕铁木儿的位置。这使唐其势等人极为不满，于是扬言："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②并准备仿效其父燕铁木儿的方法，再搞一次政变，立宗王晃火帖木儿（蒙哥汗之后裔）为帝，而将顺帝及伯颜除去。

元统三年（1335年）六月底，唐其势与宗王晃火帖木儿、答里等人联系之后，自率亲兵冲入皇宫，准备发动政变。但是，他的阴谋已经被伯颜等人得知，早有防备，遂被捕获，旋即诛杀。不久，顺帝又将皇后伯牙吾氏迁逐出宫，伯颜遂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民舍中将其毒死。参与政变的同谋宗王晃火帖木儿自杀，答里等人起兵反抗，不久失败，亦被捕杀。至此，权臣燕铁木儿一系的势力基本上被翦除了。

顺帝利用重臣伯颜的力量，除去了夙仇燕铁木儿一系的势力。没想到，却招致伯颜一系势力的迅速扩张。为奖赏伯颜的功劳，顺帝赐其世袭"答剌罕"之号，又诏命其为大丞相，独专政柄。伯颜势力之盛，上追当年之燕铁木儿，有过之而无不及。

伯颜又受命统辖诸侍卫精兵，每从顺帝出行，扈拥伯颜者极众，"而帝侧仪卫反落落如晨星。"①伯颜曾与宗王彻彻笃有怨，于是奏请顺帝将其赐死。当顺帝尚未同意时，就擅自传圣旨将彻彻笃杀死。又曾奏请贬黜宗王帖木儿不花、宽彻普化等，也是还没等顺帝同意，就传旨而行。

对于权臣伯颜的跋扈行为，顺帝当然不能容忍。但是，就连顺帝身边的侍从，也有许多是伯颜的亲信。顺帝的一举一动，都在伯颜的监视之下。要想除去伯颜，十分困难。况且在这时的朝中，已经没有其他大臣的势力足以和伯颜相抗衡。顺帝每思及此，即潸然泪下，但却一筹莫展。

时有伯颜之侄脱脱，自幼从名士吴直方学习儒术，以忠君报国为己任。

在与顺帝交谈之间，多次表示愿意忠君报国，虽大义灭亲亦不足惜。于是，顺帝命自己的亲信世杰班、阿鲁二人与其相结交，共谋除去伯颜之策。

后至元五年（1339年）夏，伯颜从顺帝避暑上都，是秋，又出巡应昌。

脱脱、世杰班等人本想乘机将其除去，但由于取胜把握不大，未敢轻举妄动。及回到大都，脱脱等人又在皇宫之内埋伏有重兵，准备在伯颜入宫时，将其除去。但是，却被伯颜察觉。于是召来脱脱，加以责问。脱脱只能以帝王所居之地，不得不严加防备为辞加以掩饰。但是，伯颜已经起了疑心，更加留②　《元史·燕铁木儿传》卷一百三十八。

①　《元史·伯颜传》卷一百三十八。

心增兵自卫，遂使脱脱等人难于下手。

翌年二月，伯颜依照常例，请顺帝一行出巡柳林行宫，打猎为乐。脱脱等认为这是除去伯颜的好机会，于是让顺帝推托身体有病。伯颜又请皇太子燕帖古思同行，得到顺帝同意，遂率众出城。脱脱等人立刻命令自己的亲信卫士把守各个城门，然后连夜在皇宫中起草诏书，宣布伯颜的罪状，将其贬黜到河南行省。又乘夜将皇太子接回城中。

第二天拂晓，顺帝派亲信赶到柳林，宣布诏书。伯颜闻讯，派人回城询问被贬原故，脱脱站在城上，劝其卫兵皆散去。伯颜又请求在贬往河南之前，面见顺帝，亲自辞行，也被脱脱所拒绝。伯颜无奈，只得上路。手下众多亲信、卫兵等，一哄而散。这个不可一世的权臣就这样被黜免了。未几，顺帝又下令，将伯颜流放到南恩州的阳春县安置。伯颜羞愤交加，病死在流放途中的龙兴路（今江西南昌）的驿舍之中。

3。顺帝清除异己势力顺帝在即位后，利用朝中大臣之间的矛盾，连续除去燕铁木儿、伯颜两大官僚集团的势力之后，将中央政府的权力收归己有。同时，也在积极策划，为除去宫中的异己势力而努力。后至元二年（1336年）二月，顺帝下令，"追尊帝生母迈来迪为贞裕徽圣皇后。"①翌年三月，又将死去的幼弟懿璘质班追谥为"冲圣嗣孝皇帝"，列入祭祀列祖列宗的太庙之中，庙号"宁宗"。这些做法，多少意味着一些对文宗一系迫害明宗一系的反抗。然而，因其合于典制、礼法，又令文宗后卜答失里无懈可击。

待到后至元六年，顺帝除去权臣伯颜后，势力日益强大，于是，开始对文宗一系的势力加以翦除，以报当年的杀父之仇。同年六月底，顺帝下诏，公布文宗杀害明宗的罪行于天下，诏书曰：文宗"假让位之名，以宝玺来上，。。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②然后，又列举了文宗后对自己的迫害，"乃构邪言，嫁祸于八不沙皇后，谓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业，几于不继。"③有此诸大罪，当然要加以重责。于是下令，将文宗之神位从太庙中除去。又下令，将文宗皇后卜答失里贬置于东安州（今河北廊坊市），旋即处死。而文宗之子，时已被立为皇太子的燕帖古思，则被流放到高丽（今朝鲜）去，以报当年自己被流放到高丽大青岛之仇。然而，燕帖古思还没有来得及到达高丽，就在流放途中被大臣月阔察儿杀死。

顺帝在即位后的7年之间，逐步掌握了宫中、朝中的大权，先后除去了燕铁木儿、伯颜及文宗皇后等异己势力，开始成为整个帝国的真正统治者。于是下令，改元"至正"，准备作一番大事业。时掌有中书省大权的重臣脱脱，也能尽力辅弼，除去伯颜时所行之弊政，"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又开经筵，遴选儒臣以劝讲"①，并恢复了被伯颜罢废的科举之制。种种举措，皆利国利民，颇有中兴之望。

但是，好景不长。不久，顺帝由于受到奸臣哈麻、搠思监，宦官朴不花

①　《元史·顺帝本纪》卷三十九。

②　《元史·顺帝本纪》卷四十。

③　《元史·顺帝本纪》卷四十。

①　《元史·脱脱传》卷一百三十八。

等人的迷惑，整日醉心于声色之娱，无心理政。而脱脱又受到同事官僚的排挤，而辞官侍奉老父西归。朝政愈益腐败。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又因为争权夺利而相互激斗，更加削弱了其统治力量。

（二）顺帝的腐败统治1。顺帝的腐化顺帝在即位之初尚年幼，又无实权，故而当其父明宗旧臣阿鲁辉帖木儿向他献计说："天下事重，宜委宰相决之，庶可责其成功。若躬自听断，则必负恶名。"②顺帝乃听信了他的话，朝中大事，皆命众臣掌管，而自己深居宫中，无所事事，坐享其成。时有权臣伯颜等把持朝政，自然不用他费心。及除去伯颜和文宗皇后卜答失里等异己势力后，朝中大事，皆由丞相脱脱主持，大有中兴之望，未几，脱脱又受谗被挤出中央政府。于是朝权则被众奸臣所掌握。是时，宫内的宦官势力，由于受到宫廷政争的影响，也迅速增长，甚至有的大宦官，竟然被赐封为三公之一的司徒。

这些奸臣、宦官们为了赢得顺帝的宠幸，巩固自己的权势，乃千方百计地引诱顺帝醉心于声色犬马之娱，技巧机械之玩。因顺帝心灵手巧，极为喜爱手工艺制作，于是宦官们迎合其爱好，在皇宫内的太液池里打造龙舟，请顺帝亲手设计图纸。所造龙舟，船身长一百二十尺（约合40　米），宽二十尺（约合7　米）。船上布置有五彩金妆，又有龙头、龙爪、龙尾等。每当船在湖中行驶，"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①，十分精巧。顺帝及宫内妃子、宫女、宦官等，乘船往来于太液池中，岁时嬉戏，以为乐趣。

顺帝又很精通机械传动工艺技术，自制有七宝宫漏（古代的计时装置之一种，即今日钟表之前身）。该宫漏高约六、七尺（约合2　米左右），宽三尺余。下部有木柜，柜中装有大小水壶，注水其中，转运以计算时间长短。柜上设置有佛教仙地三圣殿。又有手捧时刻筹的玉女，持钟、钲的神人。每当到了时辰，玉女即从水中浮出，以显示其筹。而神人则自行击钟、钲以报时。柜两侧又有狮、凤等瑞兽及飞仙6人，也都随着时刻自动舞蹈。"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有。"②顺帝既醉心于高超的"鲁班"之艺，自然无心过问国家大事，任由奸臣们肆意胡为。

更有甚者，诸奸臣、宦官熟知元朝诸帝皆笃信佛法，于是打着尊崇佛教的幌子，诱导顺帝大行淫乐。时有顺帝近侍之臣哈麻，私下向顺帝介绍印度佛教中的"运气术"，又号"演揲儿法"（意为大喜乐），哈麻之妹婿秃鲁帖木儿又进上藏僧所传之"秘密法"，又号"双修法"。顺帝为其所惑，乃"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甚至"君臣宣淫，。。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③由于顺帝醉心于声色之娱，故而对哈麻等奸臣，宠信无比。任其胡为，即使谏官屡加弹劾，也百般包庇。

顺帝为了肆行淫乐，又在宫中大兴土木，拆毁清宁殿前的旧帐殿，改建为百花宫（又称为"月宫"），令宫女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在其中演习"十六天魔舞"，又命宦官长安迭不花统领其事。平时所行"双修法"、"运气术"等，亦在其中。

此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亦被其术所迷惑，曾在清宁殿中观习其法，并声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书多年，尚不省其义。今听佛法，一夜即能晓②　《元史·顺帝本纪》卷三十八。

①　《元史·顺帝本纪》卷四十三。

②　《元史·顺帝本纪》卷四十三。

③　《元史·奸臣列传》卷二百五。

焉。"①父子、君臣同行淫乐，其腐化堕落之深，大概只有夏桀、商纣等昏君可以相比。且上行下效，君臣无道，国运日衰。

2。政治状况的腐败顺帝时的朝廷之中，众大臣为了争权夺利，相互之间有的结党营私，为己谋利；有的激烈攻讦，排除异己，党争纷仍。至正初年，脱脱除去伯颜后，任中书省右丞相，大权独揽。其后，因与左丞相别儿怯不花有怨不和，乃辞去相位。不久，又因其父马扎儿台被别儿怯不花谗言所害，贬徙甘肃，乃陪伴同行。而别儿怯不花则与太平、韩嘉纳、秃满迭儿等结为私党，把持朝政。到至正九年（1349年），脱脱被顺帝召回，复入中书省为右丞相，乃贬谪太平于陕西，别儿怯不花出居般阳，秃满迭儿出谪四川，旋被杀。韩嘉纳则流死于奴儿干。时又因近侍哈麻亦仇视别儿怯不花等人，脱脱遂与其相结交。不久，二人又结怨，哈麻反被脱脱逐出中书省，任宣政院使。及脱脱率大军南下镇压农民起义军时，哈麻乘机复入中书省任职。并在皇后奇氏面前屡出谗言诋毁脱脱。他还勾结御史大夫汪家奴对脱脱加以弹劾。顺帝不明真相，于是将脱脱罢官，未几流放于云南大理，家产被籍没。哈麻仍不放手，又遣使将脱脱毒死在云南流放之地。

此后，太平复被召入，重任中书省左丞相，主持朝政。及皇后奇氏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预谋逼迫顺帝禅位，找太平商议，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太平却默然不语，态度暖昧。皇太子由此而生忌恨，乃欲除去太平。太平已知其意，被迫称病辞职。朝中大权，遂落入皇太子之党羽搠思监手中。其后，帝党、后党为争权而公开火并，搠思监被孛罗铁木儿等所杀。朝政大乱，直至亡国。

在顺帝一朝，中央政府大官僚们为争权夺利而打得不可开交。同时，地方政府中的中下层官僚们，则在为搜括百姓钱财而"奋斗"。上级官吏搜括下级官吏的钱财称为"拜见钱"，官吏转任搜括属下吏民的迎送之钱称为"人情钱"，逢年过节搜括百姓的钱财称为"追节钱"，日常办事而搜括百姓之钱财称为"公事钱"、"常例钱"等等，其名目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另外，由于受到中央政府党争激烈的影响，地方官吏的委任，已不是用政绩的优劣来作为衡量标准，而是根据年龄的大小，年老过65　岁者优先委任。这些老官上任之后自然要尽力搜括，以免年老退休而无权再敛民财。更有甚者，中央各部之官因争权激烈，而无暇顾及地方官的委任，使各地之地方官吏多有阙额。如当时在山东任职的官吏苏天爵就曾上书论及山东阙员的严重情况。仅山东一省，即缺宣慰司之宣慰使2　员，各总管府之总管5　员，各知州3　员，"其余佐贰之职，阙者尚多有之。"①一方面是年老者优先委任，一方面是阙官严重，地方吏治状况之差，不言而喻。这也严重地削弱了元朝的统治力量。

而是时，蒙古统治者整日花天酒地，挥霍巨额民财，政府搜括百姓的钱财，已经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仍不足以供统治者的支出。于是，政府只得靠滥发钞币来满足一时之急需。致使政府所印钞币迅速贬值，而把其贬值带来的损失直接转嫁到广大百姓的头上。如顺帝在后至元四年（1338年）曾下令，"印造钞本百二十万锭"。到了至正十二年，印钞之数已多达

①　《元史·顺帝本纪》卷四十六。

①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七"山东建言三事"（适园丛书本）。

200　万锭。到至正十六年，再猛增到600　万锭。这些元朝政府发行的纸币，已经是一钱不值。

当时百姓对于元朝政府的腐败，作有《醉太平》小令一首，给予深刻的揭露。词曰："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贤愚，哀哉可怜！"①在这种腐败的政府统治下，百姓已经没有了生路，再加上连年的严重自然灾害。苍生惨遭涂炭，整个社会经济走上了崩溃的道路。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蜂起的农民反抗斗争。

3。自然灾害的影响在顺帝一朝，由于统治者的腐化堕落，地方官吏的贪婪无能，故而无法组织有效的农业生产。百姓在沉重的赋税剥削下，已是难于维持生计。再遇上较大的自然灾害，简单再生产也遭到破坏，只得流离失所，典妻卖儿，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而顺帝在位的36年中，自然灾害又频繁发生，更加重了广大百姓的痛苦。

当时为害最深的自然灾异，主要是水涝、旱灾和地震等。如后至元元年（1335年），江西大水灾，百姓饥荒，元朝政府出米7.7　万石以赈灾。翌年三月，陕西又大旱，刮暴风，麦粮受损。五月，南阳、邓州等地又大霖雨，湍河、白河泛滥，大水为灾。八月，高邮大雨雹，大都大霖雨。政府出粮6万石以赈饥民。同年，江浙各地大旱，自春至秋而无雨，饥民多达40　万户。政府用于赈饥的粮食达10　余万石、钞40　万锭。

后至元三年，北方地区，包括大都、河北、河南诸处，又因大霖雨而发生严重水灾，"御河、黄河、沁河、浑河水溢，没人畜、庐舍甚众。"①不久，大都又发生了强烈地震，连续6　天不止，"所损人民甚众。"②面对连年的自然灾害，顺帝并无具体的抗灾措施，只是在后至元六年，以地道失宁（指大地震），蝗旱相仍为名，下了一道"罪己诏"。这对于自然灾害，毫无限制作用，对于人民的饥饿，亦毫无补救作用。此后，自然灾害仍频频肆虐。

至正三年（1363年）夏秋之间，河南大霖雨，百姓受灾，政府被迫出粮10　万石以赈之。翌年夏，黄河泛滥，"平地水二丈"，山东曹、■、济、兖诸州，皆受其害，"民饥相食"③。不久，江南的温州又刮起暴风，发生地震，海水溢上岸，造成大灾难。到至正八年，全国又多处出现大灾害。大都下暴雨，连城墙都被冲垮。广西山崩，水灾，漓江泛滥，"平地水深二丈余，屋宇、人畜漂没。"④四川则大旱，出现饥荒。山东连续出现水灾、雨雹等灾害。特别是黄河、汉水等大的河流，因年久失修，一旦泛滥，就给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如至正九年，各地皆发大水。黄河北溃，又南溃，"遂成巨浸"。四川蜀江亦大泛滥，冲淹重镇汉阳城。未几，长江、汉水皆泛滥，"漂没民居、禾稼。"①元朝政府被迫调集大批劳力，对黄河进行整修，筑堤护民。至

①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三"醉太平小令"（中华书局点校本）。

①　《元史·顺帝本纪》卷三十九。

②　《元史·顺帝本纪》卷三十九。

③　《元史·顺帝本纪》卷四十一。

④　《元史·顺帝本纪》卷四十一。

①　《元史·顺帝本纪》卷四十二。

正六年，立河南山东都水监，专掌治河之事。到至正十一年，元朝政府调动十几万民工、军卒，完成治理黄河工役，顺帝命立《河平碑》，以昭其功。由于各地的自然灾害频繁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导致了农民的大量破产，被迫为"寇"为"盗"。当时的官吏就多次上言："各处水旱，田禾不收，湖广、云南盗贼蜂起"。"连年水旱，民多失业"等等。顺帝虽然连下诏令，减免受灾处的田租等税收，并由政府出面发粮赈济饥民。但是，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救得了一时之饥荒，治不了贪官污吏的搜括。百姓仍然无法维持生计，只得群起反抗，力量不断壮大，终于推翻了元朝的腐朽统治。

（三）皇太子的夺权之争1。奇氏受宠与册立皇太子早在蒙古立国之初，成吉思汗四出征讨，凡被其征服之民族或国家，多遣美女乃至于公主贡上，任其收入后宫。蒙古统治者乃将这些进贡或是掠夺来的女子分别供养，形成许多各自独立的斡耳朵。但是，得以被立为正宫皇后的，则多半是自古即与之通婚的蒙古弘吉剌部的妇女。如太祖后孛儿台旭真、宪宗后忽都台、世祖后察必、成宗后失怜答里、武宗后真哥、仁宗后阿纳失失里、泰定帝后八不罕、文宗后卜答失里等，皆为弘吉剌氏，很少例外。作为蒙古国初既已臣服的高丽（今朝鲜），曾被迫多次向蒙古统治者进贡女子、内侍等，以充后宫之用。但是，却一直受到歧视。在世祖忽必烈时，就曾有明训，认为高丽女子出身低贱，故而不准立其为后妃。这个传统大概一直被以后的元朝诸帝所尊奉。

到顺帝即位后，这种情况已发生了变化。是时，政局主要被文宗后卜答失里和权臣燕铁木儿族系所把持，故而选定燕铁木儿之女答纳失里（史书又多称为"伯牙吾氏"或是"钦察氏"）为皇后，这一举措，完全是出于特定条件下的政治需要。而答纳失里在被立为皇后以后，依恃父兄的权势，骄横跋扈，虐待下人，故而受到顺帝的厌恶。及权臣伯颜借故除去唐其势等人时，亦将答纳失里杀死在上都东门外的民舍之中。

不久，顺帝又册立新皇后，所选之伯颜忽都，乃弘吉剌氏，为武宗之侄孙女。虽出身于名门，却毫无骄横之态，极守妇道。"后性节俭，不妒忌，动以礼法自持。"①顺帝之册立伯颜忽都为皇后，乃是遵奉祖上之惯例。但是不久，却又册立高丽女子完者忽都为第二皇后，则是直接违背祖宗训典的"逆举"。

顺帝之所以有此"逆举"，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宦官势力的强大。蒙古立国之初，大概尚不知"宦官"为何物。及忽必烈入主中原，自然也就承袭了中原王朝历来沿行的这一制度。时皇宫之中所用宦官，仅数人而已。至顺帝即位，历时仅70余年，宦官已猛增至上千人。而且，由于宫廷斗争十分激烈，后宫皇后多掌有实权，其行使权力多通过宦官，遂使其势力大增。而是时，任徽政院使的大宦官秃满迭儿又正好是高丽人，他自然要凭借自己的势力和便利条件，扶持本族人在宫中的发展。

其二，是完者忽都确实"迷人"。在高丽时，她本出身低贱。被送进皇宫后，也只是一般的侍女，主要负责顺帝的饮茶之事。因其年轻美貌，又极聪明，故而得到顺帝的宠爱，关系越来越亲密。但是，因燕铁木儿之女伯牙吾氏被立为皇后，出于妒忌，对顺帝与完者忽都的这种亲密关系不能容忍，故而对她屡加迫害，"日夜捶楚祁氏（即指完者忽都，又作奇氏），几不胜。一夕，又跪祁氏于前，筹问其罪，加烙其体。"①这种迫害直到伯牙吾氏被杀才告结束。而顺帝对奇氏之宠爱，有增无减。原想续立奇氏为皇后，乃因权臣伯颜的极力反对，而暂时告罢。

其三，是出于"皇储"的关系。顺帝初立伯牙吾氏为后，不久将其杀死。又立伯颜忽都为后，生子名真金，2　岁而夭亡。二皇后即奇氏，生子为爱猷

①　《元史·后妃列传》卷一百一十四。

①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任崇岳笺证本）。

识理达腊。又有三皇后木纳失里，至正七年（1347年）死，而无子。顺帝若想要立皇储，只有奇氏之子一人而已，别无选择。自古"母以子贵"，顺帝既然只能立爱猷识理达腊，也就必然要册立其母奇氏为皇后，而甘冒违背祖训的"罪名"。

至正八年，监察御史李泌虽然抬出世祖忽必烈的誓言，来反对册立奇氏为皇后的做法，却没有被采纳。顺帝反而在此后下令，命翰林国史院、太常礼仪院等官员，拟定奇氏祖上三代之谥号、王爵，来加以尊崇，抬高奇氏的地位。

与此同时，爱猷识理达腊被立为皇储之事，也逐步成为事实。至正八年，顺帝命爱猷识理达腊学习畏吾儿文字。翌年，又命其学习汉字，并请名儒李好文、归晹等出任太子谕德、太子赞善等职，加以辅弼。到至正十三年，乃正式册立爱猷识理达腊为皇太子，出任中书令、枢密使，并诏告天下，而以重臣脱脱为太子詹事之官。母宠子立，母以子贵，再加上宦官势力的大力扶持，不久，皇太子的势力迅速发展，开始向顺帝发起挑战，从而引发了又一次激烈的宫廷政争。

2。帝党、后党势不相容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对权力的欲望也在日渐增长。至正中，已经主持国家大政。而是时，大臣太平复入中书省为左丞相，皇后奇氏乃命大宦官朴不花去找太平，提出联手迫使顺帝"禅让"皇位于皇太子的建议。由于太平没有赞同，于是皇太子等人乃将太平排挤出中书省，而命其党羽搠思监独任丞相，以掌朝权。

于是，搠思监乃与大宦官朴不花相勾结，控制中央政府，上面又有皇后奇氏及皇太子的庇护，于是结党营私，胡作非为，"四方警报、将臣功状，皆抑而不闻，内外解体"①。以此来隔绝顺帝与政局之间的联系，将其架空，为"禅让"作准备。时朝中大臣，又多畏惧后党势力，由此而依附于搠思监、朴不花的官员，十居其九。

为了对抗"后党"的势力扩张，顺帝乃任命其母舅老的沙任御史大夫，作为"帝党"的首领，掌握中央的监察大权，以此来和"后党"势力相抗衡。双方各不相让，展开对攻。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老的沙为了打击"后党"的势力，首先将目标对准了皇后奇氏的老同乡大宦官朴不花，命其属下御察御史也先帖木儿、傅公让等人上章，弹劾朴不花等人的"奸邪之罪"并请将他们的官职予以罢黜。但是，由于皇后、皇太子的包庇，不仅没有将朴不花等人治罪，反而将也先帖木儿等降职。

老的沙并不善罢甘休，又命其手下治书侍御史陈祖仁、侍御吏李国凤等再次上书，予以弹劾。陈祖仁所云："二人乱阶祸本，今不芟除，后必不利。汉、唐季世，其祸皆起此辈。"李凤国所云："不花骄恣无上，招权纳赂，奔竞之徒，皆出其门"，并将其比作前朝祸国大宦官赵高、张让之辈。而御史台大小众官，为表示反对朴不花之坚决态度，集体辞职。

皇太子见事态已经闹大，恐怕收不了场，于是，一面命朴不花暂时辞去官位，以避开众人之锋芒。另一方面，则把攻击的目标，对准了"帝党"的首领老的沙。在皇太子及皇后奇氏的一再反对下，顺帝不得已，罢去老的沙的御史大夫之职，封其为雍王。老的沙被迫离开都城，前往封国。"帝党"

①　《元史·宦者列传》卷二百四。

一派失去首领后，力量大为削弱。

不久，在皇后奇氏的扶持下，朴不花又官复原职。而皇太子对于被驱出京城的老的沙仍不罢手。翌年，又诬告老的沙图谋不轨，连同收留他的大将孛罗帖木儿一同削去官职，仍遣老的沙西返封国，而命孛罗帖木儿交出军权，发配四川。但是同时，顺帝却已有密诏传给孛罗帖木儿，令其保护老的沙。孛罗帖木儿因有顺帝撑腰，拒不交出手中的军权。

时又有蒙古宗王不颜帖木儿、秃坚帖木儿等，出面为孛罗帖木儿、老的沙等人鸣不平，以辩其诬。顺帝又乘势下诏，命孛罗帖木儿等官复原职，并以"互相壅蔽"、"簧惑主听"的罪名，将"后党"的左臂右膀搠思监、朴不花二人治罪，命流放搠思监于岭北的大漠之地，而将朴不花流放于甘肃，"以快众愤"①。但是，二人在皇后奇氏及皇太子的庇护之下，仍然留在京城。"帝党"、"后党"两大势力集团之间的争斗，已经从京城扩展到外地，并且己由掌权之文臣互斗，扩展到掌军之武将之间的互斗。两派之间的争斗，只有付诸刀兵相向的激战，才能够最后分出胜负。这也是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在临灭亡前的最后一次争权大激战。

3。干戈迭起以争朝权帝党、后党在朝中争权不已的同时，又都勾结驻外武将为其强援。帝党老的沙与驻军于大同的孛罗帖木儿相交甚密，故而被迫出京之后，即投到孛罗帖木儿军中，以求庇护。而后党则以驻军于太原的扩廓帖木儿为外援，与孛罗帖木儿相对抗。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四月九日，孛罗帖木儿首先发难，命其部将与秃坚帖木儿一起率军进犯大都（今北京），攻入居庸关，号称要"清君侧之恶"。四月十日，皇太子命京中部队迎击，大将也速见寡不敌众，半路退兵。大将不蘭奚在皇后店拒战，遭到大败，只身逃回京中。翌日，皇太子被迫率贴身侍卫由光熙门逃出京城，从古北口直奔东北方的兴州、松州一带。四月十二日，秃坚帖木儿率军列阵于京城北郊的清河镇。顺帝派佛教高僧达达国师前往劝解，秃坚帖木儿声称，必须得到搠思监、朴不花二奸臣，然后才肯退兵。于是顺帝乃将二人交出。四月十七日，秃坚帖木儿率军入城，受到顺帝的款待。然后，回师大同，并将搠思监、朴不花斩杀。

秃坚帖木儿退军后，皇太子回到京城，见作为左膀右臂的朴不花二人被逮走，大怒。于是命令扩廓帖木儿向孛罗帖木儿进攻。扩廓帖木儿乃兵分三路，中路由大将貊高、竹贞率军4　万，西路由大将关保率军5　万，合力向孛罗帖木儿进攻。东路则由大将白锁住率军万人，协助皇太子保卫京城。

孛罗帖木儿见状，乃率大军倾巢而出，与老的沙、秃坚帖木儿等一同杀向大都。七月二十五日，孛罗帖木儿军再次攻入居庸关，杀掉驻守关隘的扩廓帖木儿部将杨同金。又大败不蘭奚于昌平，进至龙虎台。复与皇太子所率白锁住之军相遇，皇太子之军"皆无斗志"，两军交锋后，自然大败。翌日，白锁住率残兵护卫着皇太子由顺承门出逃，经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县）等地，直奔扩廓帖木儿军中，以求得庇护。

七月二十七日，孛罗帖木儿、秃坚帖木儿及老的沙等率军进入京城，顺帝在宣文阁设宴加以款待，以庆祝帝党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不久，顺帝又下令，命孛罗帖木儿为中书省左丞相，老的沙为中书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

①　《元史·奸臣列传》卷二百五。

御史大夫，中央政府大权，乃尽入帝党手中。然而，由于后党的主要首领皇太子出逃在外，帝党并没有取得最后胜利。

同年十月，顺帝下诏，命躲在扩廓帖木儿军中的皇太子回京，皇太子不仅拒不从命，而且在积极筹措反攻事宜。翌年三月，孛罗帖木儿为逼迫皇太子回京，又将皇后奇氏移出皇宫，囚在诸色人匠总管府中，命其写信召回皇太子。而皇太子仍拒不从命，孛罗帖木儿等人则无计可施。

这时，扩廓帖木儿却乘孛罗帖木儿等人进占大部（今北京）、根据地空虚的机会，一举攻占重镇大同，然后乘胜东来，对大都城进行围攻。而孛罗帖木儿正分遣秃坚帖木儿率军前往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消灭异己势力，一时未能回军，故而实力不足，被迫应战。于是孛罗帖木儿遣大将也速率军出战。但是，也速在出京之后，却背叛孛罗帖木儿，投向扩廓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得到消息，又遣手下骁将姚伯颜不花率军出击，却在通州（今北京通县）遭到也速军的偷袭，兵败被杀。

顺帝见孛罗帖木儿屡败，度其大势已去，于是在七月二十九日，命近侍上都马、金那海等人在宫中将孛罗帖木儿斩杀。老的沙也被砍伤，逃出宫中，直奔上都，与秃坚帖木儿相会合。孛罗帖木儿被除去后，后党的势力再度恢复。皇后奇氏乃召皇太子回京。不久，皇太子在扩廓帖木儿的重兵扈拥之下，回到大都。帝、后两党之争，后党最终取得了胜利。不久，老的沙、秃坚帖木儿等亦被擒杀，帝党全军覆没。

皇太子在两度出逃，重返大都后，仍念念不忘逼顺帝"禅让"之事。原想借助扩廓帖木儿的大军胁迫顺帝让位，但是扩廓帖木儿并不赞同，率军至京，离城30　里即驻营不前，以示无意相助。扩廓帖木儿的做法，自然又遭到皇太子的忌恨。不久，就被排挤出京，命往江淮镇压农民起义。

皇太子虽夺位不成，却也重掌朝中军、政大权。然而，天下已经大乱，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遍及全国。而各地之军阀势力也自成一系，为保存实力，拒绝元廷之调遣，并相互为抢占地盘而争斗不息。元朝之灭亡，已是指日可待。

（四）官制的维系与增置1。中央机构有元一代的官制，在前期大体确立，到中后期而无大的变更。只是在武宗统治的5年之中，有过一次较大的变动，即尚书省的重新设立。是时，武宗因篡权登基，乃对宗亲贵戚滥加赏赐，以收买人心。因挥霍过度，造成入不敷出，政府财政愈益困难的局面。为更多征敛民财，乃于至大二年（1309年）八月，重仿世祖时之方法，设立尚书省，专理财政，并擅改钞法，币制大乱。不仅没有解决困难，反而使经济状况更加恶化，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及武宗死，仁宗继立，即刻罢去尚书省，废除武宗时所立之害民弊政，一切皆恢复旧制。因为此次更制为时较短，故而对于元代政局的影响尚不甚大。就其大的方面来看，元代中后期的中央官制，主要表现出两种倾向。其一，是维系前制，而日渐完备。其二，则是根据时势之需要，而增设一些新的机构。在维系、补充官制方面，如中书省中，参议府官员及断事官员额的最后确定，又新增设检校官，"掌出纳四方文移缄滕启拆之事"①。其下六部中，礼部增设尚书1　员，专门负责接待各国使臣的会同馆诸事。礼部下的仪凤司中，又增设常和署，专掌回回乐人之事。刑部所设司狱司，世祖时尚无专官管理，这时也增设了专官。

主掌军务的枢密院下，也增设了许多新的卫所，以加强统治机构的防卫力量。如仁宗时所设把守京北诸咽喉要道的隆镇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其下即辖有北口千户所、南口千户所、迁民镇千户所、黄花镇千户所、紫荆关千户所等12　处关卡。其他如武宗时为皇太子所设之卫率府，文宗时在大都所设立之大都督府等，皆是如此。

又如，直属于中央的文职机构，世祖时已设有翰林国史院、集贤院等。

到文宗时，再倡行文治，又增置奎章阁学士院于禁中，"命儒臣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①。并设有大学士、侍书学士、承制学士、供奉学士等职官。此外，又新设有艺文监，其职责，一方面，是校雠儒家经书；另一方面，则是将这些儒书翻译成蒙古文，以供统治者及贵族们学习之用。艺文监中，又专设有监书博士，命精于鉴赏的文士充任，以品定宫中所藏历代相传的古玩、字画等珍品。艺文监下，又设有艺林库，负责收藏图书；广成局，负责刻印图书等事。

到元代后期，顺帝为报文宗毒死己父明宗之仇，将文宗神主逐出太庙，又将文宗所设立之奎章阁学士院罢去，后又改为宣文阁。艺文监亦改其名为崇文监，改置于翰林国史院之下。顺帝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又设立四方献言详定使司，以广召天下人士进言求治。是时，又因全国农民起义纷纭，江南海运不通。为解决元廷的食粮问题，顺帝下令，先后设置了都水庸田使司、都总制庸田使司、大兵农司、大都督兵农司等多处衙门，分掌京畿、河北、河南及山西等各处的屯田垦种之事，收其粮以供官用。到至正末年，顺帝又下令，命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总掌全国军务，为此而设立了大抚军院。然而，是时天下之事已不可为，各地割据军阀皆不听其调遣。未几，大明军北伐，攻到大都城下，皇太子率先北逃，其院亦废罢。

①　《元史·百官志一》卷八十五。

①　《元史·百官志四》卷八十八。

2。地方机构元代地方的最高政务机构是行中书省，最高军事机构是行枢密院，皆在元代前期定立其制。元代中期，一遵成宪，变化极少。而到了后期，特别是从至正年间开始，由于全国各地农民群众纷纷起义，以反抗腐朽、黑暗的统治。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加强元廷在各地的统治，于是，增加各种地方官僚机构，遍设于交通要冲及地方重镇，乃使地方政体出现较大变动。

其一，为行中书省的增置。至正十二年（1352年），元朝政府在增加原有江浙、江西、陕西诸行省之官员的同时，又新置淮南江北等处行省于扬州，设平章，左、右丞，参政等官25　员，以统辖扬州、徐州、淮安及两淮诸地，并兼管镇南王府之事。至正十六年，元廷又新设福建行省，其制，一如其他行省。省治设在福州。其后，又在建宁（今福建建瓯）及泉州再设立分省，派右丞朵歹及参政讷都赤分镇福建南、北，以辖于福建行省。新设立的行省还有：至正十七年所置之山东行省，至正二十三年所置之广西行省，及胶东行省，至正二十六年所置之福建、江西行省等。

其二，为中书分省的设置。其与行省的区别，即在于是从中书省派出要员镇守一方，故称中书分省。至正十一年，元廷派中书省右丞松寿到山东，出任济宁分省参知政事，以掌当地政务。翌年，又以中书省右丞玉枢虎儿吐华、左丞韩大雅①到河南，以统彰德分省（今河南安阳）之政务。此后设立的中书分省，还有：至正十七年，命中书省平章政事答蘭等分省于陵州（今河北故城东北）；平章政事臧卜等分省于冀宁（今山西太原）。至正二十七年，以中书省添设平章蛮子分省于保定；太保右丞相也速分省于山东；左丞相沙蓝答里分省于大同等皆是。这些中书省的要员出镇各地，不仅掌管政务，亦兼管军务。

其三，为行枢密院的增设。元代前期，行枢密院为临时性机构，必有重要军务乃设之。到元代后期，因各地农民起义、暴动纷纭，元廷被迫于各处设立行枢密院，"以镇遏好乱之民"①，乃成为常设性的地方军事机构。后至元三年（1337年），经权臣伯颜提议，首先在四川、湖广、江西三处行省，设立了行枢密院。其职官有知院、同知、佥院、同佥、院判、断事官及属僚经历、都事等。其后，所设之行院，还有岭北、淮南江北、河南、江浙、山东、福建、江西等多处。

其四，为枢密分院的设置。元代后期，既在各地设立行枢密院，又在一些地区设立枢密分院，其性质，当与行枢密院相似。至正十五年，首立枢密分院于卫辉（今河南汲县）。不久，又设彰德分院及直沽分院（今天津）。翌年，再设沂州分院（今山东临沂），以镇守各地。

此外，又有所谓的添设兵马司，亦为镇压农民起义而设。至正十年，经中书省奏请，乃在东南地区设立4　处兵马司，分治于济南、大名、东平及徐州四重镇。每处皆设有都指挥、指挥、副指挥各数员，司狱、狱丞各1　员，另有其他吏员多人。此后，又在沂州、济宁等处添设了兵马司。

而其他的地方性军政机构又随时、随地而增置。其较为重要的有：一、大都分府。至正十八年三月，毛贵率红巾军由济南北攻大都，元廷大震，乃于都城四隅，皆设立分府，以负责守御军务。同时，还设有4　处警巡分院，

①　韩大雅在《元史·宰相年表》中作"韩元善"。

①　《元史·百官志八》卷九十二。

以负责都城内的治安工作。二、水军都万户府。至正十三年，元廷设立水军都万户府于昆山。翌年，又设立镇江水军万户府。至正十五年，再置水军万户府于黄河小清口，以镇压各地沿海的农民起义军。三、义兵万户府。元廷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深感兵力之不足。于是调动各地之地主武装，以对抗农民起义军。至正十四年，首先在河南、淮南二行省设立义兵万户府。不久，又在南阳、邓州设立"毛胡芦"义兵万户府。翌年，复置汴梁等处义兵万户府及忠义万户府（在宿州）、忠勤万户府（在武安州）等。这些地主武装虽然为镇压农民起义出了很大力，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元朝的灭亡已成定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

3。皇家机构在元代中后期，主掌帝王诸务之宣徽院变动不大。而主掌后妃诸务的官僚机构却不断设置，且变动较大。这是和元代中后期宫廷中政治斗争、争权夺利等事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忽必烈在位时，曾为皇太子真金设立詹事院。及真金死，詹事院并未废除，而是隶于真金之妻阔阔真。忽必烈死后，真金之子铁穆耳即位，遂将詹事院改为徽政院，下属各机构名称亦作相应调整，以归皇太后阔阔真位下。这时的后妃所属机构，已经升格，与帝王所属之宣徽院相差无几。

不久，成宗又为其皇后卜鲁罕设立了中御府，以掌中宫诸务。到大德四年（1300年）二月，皇太后阔阔真死，皇后卜鲁罕权势日增，同年九月，成宗乃将中御府升格为中政院，而与宣徽、徽政二院平起平坐。到大德十一年，成宗死，仁宗等至大都搞政变，将卜鲁罕皇后谪发于东安州（今河北廊坊），随即赐死。而由其所辖之中政院，大概也一并废罢了。

武宗即位后，乃尊其母答己为皇太后，在京城为其建造兴圣宫以居之。

并重立徽政院，以掌皇太后位下诸务。而对皇后真哥，武宗在册立之时，又将中政院升格为从一品，与宣徽院、枢密院、御史台等平级。武宗死，院乃废。仁宗继立，乃于皇庆二年（1313年）为其另设长秋寺，专掌武宗五斡耳朵之事。

同年，仁宗又册立自己的皇后阿纳失失里（一作"答里麻失里"），并设立相应的机构，改原属于自己位下的典内院为中政院，以统皇后中宫诸事务。皇太后答己这时势力益张，徽政院使之权几凌于政府之上。奸臣铁木迭儿亦依恃皇太后之宠，专权于中书省，任意胡为，就连仁宗也无可奈何。英宗即位后，对太皇太后答己及奸臣铁木迭儿的所作所为极为痛恨，故而对其势力尽力加以贬抑。及至治二年（1322年）答己死，即刻下诏，尽废徽政院之职官。后宫之权势，一度消其太半。英宗时，又为其母阿纳失失里改设有承徽寺，以掌其后宫之事。

不久，英宗被杀于南坡。泰定帝继立。一方面，遵行惯例，为英宗皇后速哥八剌设立长宁寺，以掌其位下诸事。另一方面，又为已被武、仁二宗赐死的卜鲁罕皇后另设长庆寺，掌管成宗斡耳朵诸事，以间接表示出对武宗一系篡夺皇位的不满。

泰定帝死后，武宗一系依靠武力再次夺取皇权。但其二子文宗及明宗又起内讧，文宗将长兄明宗毒死，复登皇位。但在表面上，还要摆出一副伪善面孔，在天历二年（1329年）特为明宗皇后八不沙设立宁徽寺，以掌明宗斡耳朵诸事。翌年，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又制造谗言，将八不沙皇后杀害。

及文宗死，卜答失里皇后乃大权在握，"中书百司政务，咸启中宫取进止。"①乃立明宗之幼子懿璘质班为帝，是为宁宗。并为卜答失里重立徽政院。未几，宁宗又死。明宗长子继立，是为顺帝。而卜答失里被尊为太皇太后，临朝称制。顺帝不久又借用权臣伯颜之力，除去卜答失里及燕铁木儿两大势力。乃在后至元六年（1340年），为其弟宁宗设立延徽寺，以掌其斡耳朵中后妃诸事。

顺帝初立燕铁木儿之女答纳失里为皇后，元统三年（1335年，即后至元元年）被废，旋赐死。又立伯颜忽都为皇后，并为之设立中政院，以掌正宫位下诸事。后至元六年，顺帝又立奇氏为第二皇后，乃改徽政院为资正院，而与中政院并立。两后同时立院，有元一代，此为第一次，而第二皇后奇氏的势力，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正宫皇后，到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伯颜忽都皇后死，于是顺帝又将资正院改称崇正院，并兼掌中政院之事。实际上，又成为两院合一之制。而是时奇氏之权力，已有凌驾于顺帝之上的趋势。4。司法机构与立法在元代前期，各种司法机构大致上已经确立，虽然十分混杂，但更改起来更为困难，故而在元代中后期尚无大的变化。如当时统管诸王等蒙古贵族投下司法事务的大宗正府。初设时只有断事官10　员，后因诉讼诸务过多，世祖至元末年，已增至46　员。到仁宗时，乃下令，凡汉人之司法审理权，转到中书省刑部，以减轻大宗正府的负担。泰定帝即位后，曾恢复旧制，蒙、汉综理之。但是不久，亦下令，"以上都、大都所属蒙古人并怯薛军站色目与汉人相犯者，归宗正府处断；其余路、府、州、县汉人、蒙古、色目词讼，悉归有司刑部掌管。"①从而减轻了大宗正府的负担，而将更多的审理之责归到中书省刑部名下。

这一时期，司法机构的主要任务，则是编纂、制定出一部完备的成文"法典"。成宗即位后，曾于大德三年（1299年），明令中书省大臣何荣祖等，修改律令，编纂为《大德律令》，并召集朝中元老、宰臣等，共同加以商订。但终成宗之朝，其"法典"也未能颁行。

武宗即位后，中书省大臣又提出，世祖时律令已有定制，但成宗时用法宽弛，"故有司无所遵守。"因此，请重新审定世祖以来所行之"条格"，使之一致，以便于官吏遵行。至大二年（1309年），武宗重立尚书省，省臣再次提出，要将自成吉思汗以来颁行的9000　余条政令，"删除繁冗，使归于一，编为定制。"①然而，直到武宗死，仍无结果。

及仁宗即位后，编纂"法典"之事才有了较大的进展。延祐二年（1315年），仁宗命重臣李孟等人主持其事。经过数年努力，其书大致编成，然直至仁宗死，亦未及颁行。英宗继立后，乃共召朝中大臣及仁宗时参与其事者，经共同参酌，乃定其"律令"，命名为《大元通制》，颁行天下。

是书共纂集前朝有关法律之事共2500　余条。包括诏敕、断例、条格、令类（又作"别类"）等四大部分。其中，又以断例、条格两部分最重要。断例700　余条，大致相当于前代"法典"的"律"；条格1100　余条，则相当于"令"。

其后，顺帝在至正五年（1345年），又下令编成《至正条格》，翌年颁

①　《元史·宁宗本纪》卷三十七。

①　《元史·百官志三》卷八十七。

①　《元史·武宗本纪》卷二十二。

行天下。共有2900　余条。一方面，是对《大元通制》的修订；另一方面，则又增加了一些新内容。但该书今已亡佚，其内容有何更改、变化，已不得而知。

在元代中后期的法治机构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不只是"法典"的不完备，需要屡加修订。更重要的，则是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而导致的有法不遵，犯法不治的现象大量存在。如大德元年（1297年），大都路都总管府的总管沙的，因盗支官钱、贪受赃物，被御史台弹劾，"准律，当杖百七，不叙。"①御史台诸臣请依法惩治，但是成宗却以"故臣之子"为借口，加以庇护，免予责罚，仍任原官职。

又如大德十一年冬，贵赤塔塔儿等人在檀州（今北京密云）强抢百姓米粟600　余石。中书省臣请遣官审理其事，并将贵赤塔塔儿等治罪，但是却受到武宗的庇护，最后不了了之。更有甚者，泰定元年（1324年），有蒙古千户因使事来到大都，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横抢市民妻女入王府宅邸中强奸，"辇毂之下，肆恶无忌，京民愤骇"。中书平章政事张珪等人提出，"宜遵世祖成宪，以奸人命有司鞫之。"②但是，罪犯在泰定帝的庇护下，居然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在统治中心的都城，法律面对不法之徒尚且如此无力，那么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州县，豪强官吏的不法行为，又怎能依律惩治呢！

①　《元史·崔彧传》卷一百七十三。此处之"不叙"，意为罢去其官职，不得再用。②　《元史·张珪传》卷一百七十五。

（五）官吏选拔制度的完善1。科举的创行在元代前期，官吏的选拔，儒以荐举，吏因补用，而近侍贵族则有不时之超擢。却对自唐代以来就行用的通过科举以选拔官吏的制度，一直没有施行。窝阔台汗及世祖忽必烈皆曾有过一次尝试，但也没能坚持下来。特别是元代前期，众多大臣多次提议此事，皆不了了之。一次是翰林学士王鹗，在至元四年（1267年）请施行选举之法，但遭到政府其他官员的反对，乃作罢。到至元二十一年，和礼霍孙任宰臣之时，再次提出设立科举，本来很有希望加以施行，但旋即因和礼霍孙被罢官，这一建议也被搁置。此后，历经成宗、武宗二朝，已很少有人再提此事。

及仁宗即位，在重臣李孟等人的影响下，深感求贤才以治天下，必经科举一途，乃见成效。他曾对侍臣说："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①于是在皇庆二年（1313年）十月，命中书省诸臣讨论设科取士的种种规则。并在十一月正式诏告天下，从翌年八月开始施行科举之法。根据中书省臣等议定的科举规制如下：其一，是考试的场次。共分为三场。第一场为乡试，全国共设立17　处考场。11　个行省，每省1　处；河东及山东宣慰司，各设1　处；中书省所属大都、上都、真定（今河北正定）及东平等4　城，各设1　处。第二场为会试，由乡试合格者于翌年春汇集到大都，再考一场。其合格者，才能参加第三场考试，即御试。然后由政府授予相应的官职。

其二，是考试的科目。从乡试开始，就充分显示出民族之间的不平等。

蒙古人、色目人为一种待遇，而汉人、南人又是一种待遇。前者在乡试时，只考两次。第一次"试经问五条"；第二次"试策一道"②。而后者则须考三次。第一次为"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第二次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次才是"试策一道"①。会试的科目与乡试相同。及御试，皆为"试策一道"，蒙古、色目人作500　字即可，汉人、南人则须千字以上。而最后的考试结果，也分为两榜公布。会试的结果，张榜于中书省衙门两旁。御试结果，则张榜于皇宫之前。

其三，是录取的名额。这直接关系到入仕人员的多少，当然十分重要。

从表面上看，规定是非常平均的。会试之名额共300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75人。但是，若从各民族所占之人数比例来看，汉人比蒙古人、色目人的数量要多得多，何止10　倍。而南人比汉人，又不知要多几倍。如果蒙古、色目人等是十中取一，那么，汉人及南人就是百中取一、千中取一了。而且，即使是全都通过了御试的举子，其所任官职的优劣，也决不可能是相同的。

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这是和当时的政治局势、统治者的倾向，以及其他的各种政治制度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虽然如此，通过科举制度的施行，一方面，给广大的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新的入仕途径。另一方面，元朝政府通过这一方法，也确实得到了许多优秀人才，为治理国家、弘扬文

①　《元史·仁宗本纪》卷二十四。

②　《元史·选举志》卷八十一。

①　《元史·选举志》卷八十一。

化得益不少。

2。科举的中废与复行自从仁宗倡立科举制度后，历经英宗、泰定帝、文宗，直至顺帝初，对这一制度皆遵行之，每3年举行一次科考。共计仁宗2　次，英宗1　次，泰定帝2　次，文宗1　次，顺帝初年1　次，共7　次，录取文士500　余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士，如马祖常、萨都刺、丁文苑、偰玉立、余阙等，汉族文士如张起岩、欧阳玄、黄溍、杨载、许有壬、宋本、吴师道、黄清老等，皆入其选。科举得人，一时为盛。

但是，由于科举之制的施行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又因为各地主持科举工作的主考官皆为名望极高的饱学之士，深受人们尊敬，故而遭到一些坚持蒙古旧俗，对"汉法"有强烈抵触情绪的权贵们的反对，一旦有机会，就会从中阻挠其法的施行。

顺帝即位时，为了除去夙仇，曾利用权臣伯颜的力量。乃使伯颜的势力迅速扩张，甚至一度凌驾于顺帝之上。伯颜本人即对"汉法"十分不满，在农民反抗日渐增多的情况下，曾建议要杀尽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他的亲信中书平章政事彻理帖木儿乘机提出罢行科举的建议，得到伯颜的支持。于是，在后至元元年（1335年）十一月，迫使顺帝下诏，罢行科举。此后，由于政治斗争的影响，伯颜遭到罢黜。中书省重臣铁木儿塔识，许有壬，文臣欧阳玄等皆请恢复科举之制。顺帝乃在后至元六年下诏，"复科举取士制"①。科举之制乃于翌年又复行之。此后，直至元末，行之不辍，共进行了8　次，录取文士500　余人。

综观元代的科举制度，与前代相比，有若干不同之处：其一，民族不平等政策表现尤为突出。因元朝乃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故而在各种政策上，都对少数民族有利。科举亦不例外，"两榜取士"之制的施行，即是明证。当然，对少数民族的优惠，从客观上又促进了他们学习汉族文化，参与科举的信心及行动。有利于民族间的相互融合。

其二，是录取员额的减少。与唐、宋等朝代相比，有元一代共行科举15次，录取文士千余人，仅为唐、宋时的十分之一左右。这主要是由于元代官吏的"入仕"有多种途径，故而使科举在选拔官吏的问题上已经不重要。从而导致录取员额减少。另外，当时许多蒙古权贵对科举制度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偏见与敌视，也是这一制度未能尽早实行，且又出现中辍的情况。实际上，科举制度的兴废，也间接标志着蒙古统治者对"汉法"的接受程度。

其三，元代的科举制度，首次将宋儒的理学作为评判标准，时人所谓："贡举法行，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①这种规定，显然与唐、宋的科举考试以古代儒学大师的撰著为蓝本的做法截然不同。乃使程朱理学变为官方承认的"正统"之学，并对后世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①　《元史·顺帝本纪》卷四十。

①　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五"赵忠简公祠堂记"（四部丛刊本）。

（六）元末农民的起义1。北方起义军的活动由于顺帝的腐化堕落，信用奸臣；宫廷中的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大小官吏的贪婪无能，横敛民财；地方军阀的割据地盘，各自为政；以及连年发生的自然灾害，旱蝗相仍，暴雨溢河，等等，这一切因素交织在一起，迫使已经生存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百姓，再也无法继续苟延残喘，自古"官逼民反"。也只有通过广大农民的起义，才能够推翻官府腐朽的黑暗统治。元末农民的大起义，首先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其起因，主要是黄河年久失修，屡屡泛滥，给沿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等地的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元朝政府为治理黄河，多次征调大批民夫，这就给农民起义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时有白莲会首领韩山童，在河南、江淮等地借传教之机，以组织农民群众，声称"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而其徒众刘福通、杜遵道等人为抬高他的地位，谎称他是宋徽宗的第八代孙子，"当主中国"①。由此号召民众起而反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他们的活动被元朝政府侦知，前往剿灭。韩山童被捕杀，刘福通等人于是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公开起义，相继占有朱皋（今河南固始境）、罗山及上蔡、真阳（今河南正阳）、舞阳等地，又攻克汝宁、光州（今河南潢川）、息州（今河南息县），起义军皆以红巾裹头为标志，部众迅速发展到10　余万人。由此揭开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开始出现第一次起义高潮。

同年八月，有邳州（今江苏邳县境）白莲教徒芝麻李、赵君用、彭大等，起而相助，率众攻入徐州，民众群起响应，"从之者亦百余万"②。随后，又攻占徐州附近地区及宿州、睢宁、安丰（今安徽寿县）、泗县等地。同年底至翌年初，又有邓州百姓王权、张椿等起义，攻占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唐州（今河南唐河）、汝州（今河南临汝）及河南府（今河南洛阳）。襄阳孟海马等起义，攻占襄阳（今湖北襄樊）、荆门、房州（今湖北房县）、均州（今湖北均县境）等地，亦皆以红巾裹头为标志，故分称为"北琐红军"及"南琐红军"。

至正十一年八月，还有一股白莲教徒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境）发动起义，亦头裹红巾。其首领为徐寿辉、彭莹玉、邹普胜等人。他们也以"弥勒佛下生"为号召。并且在攻克蕲水（今湖北浠水）、黄州等处之后不久，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国号天完，改元治平，定都蕲水。以徐寿辉为帝，邹普胜为太师。这支起义军虽然是在江北起义，其活动范围，却遍及大江南北。而且，由于它是第一个建立政权的农民武装，故而影响也最大。

元朝政府面对蜂拥而起的农民反抗斗争，不甘心覆没，于是调兵遣将，大举镇压。至正十一年，元朝政府在捕杀韩山童后，又派大将也先不花、宗王宽彻哥等率大军10　万余人前往镇压刘福通等起义军。元军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和众多的部卒，先攻占上蔡，捕杀起义军首领韩咬儿，又攻占汝宁。就在元军由于初战取胜，放松戒备之时，刘福通率起义军乘机发动反攻，一举击败驻守在汝宁的元军部队，并将其将领巩卜班杀死。其他元军闻讯大惊，

①　《明史·韩林儿传》卷一百二十二（中华书局点校本）。

②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不战自溃。

不久，被顺帝召回都城重任要职的脱脱，亲自出马，调集大军，对据守在战略要地徐州的芝麻李、赵君用、彭大等农民起义军发动围攻。由于寡不敌众，起义军战败，芝麻李被元军捕杀。脱脱为报复城中百姓对起义军的支持，残酷地实行"屠城"，将全城男女老少都杀死。而赵君用、彭大等率起义军残部被迫南移，与占据在濠州（今安徽凤阳）的地方豪强郭子兴等会合，仍然坚持抗元斗争。

元朝政府又命驻守在四川、湖广等地的元军对王权、张椿、孟海马等农民起义军进行围剿。元军将领咬住、也先帖木儿、月鲁帖木儿、答失八都鲁、老章等经过近两年的反复征讨，月鲁帖木儿死于军中，咬住屡败，但最后还是把起义军打败，陆续收复了荆门、峡州（今湖北宜昌）、襄阳、樊城、安陆、南阳、均州、房州等地。由于元朝政府调动大批军队残酷镇压，北方农民起义军的活动一度陷入低潮。

2。红巾军的北代这时，首举义旗的刘福通部农民起义军，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找到了失散的韩山童之子韩林儿，并奉之为领袖，建立了又一个影响重大的农民政权--宋，并建元"龙凤"，定都于亳州（今安徽亳县）。韩林儿称帝，又号"小明王"。刘福通、杜遵道等人则出任丞相、平章政事等职。领导北方的农民起义再次掀起高潮。

元朝政府又一次调集大军，对龙凤政权发动围剿。同年六月，元军骁将答失八都鲁率军向刘福通进攻，在长葛被击败。元军另一骁将察罕帖木儿却在怀庆将起义军击败。答失八都鲁复调兵进攻起义军都城亳州，经过数度激战，刘福通终于打败元军，保住了亳州。但是，一直被动挨打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要想取胜，必须主动出击。

龙凤二年（即元至正十六年）九月，刘福通等起义军将领决定分头出击，以扭转被动局面。起义军大将李武、崔德等率军向西北发展，兵锋直指关陕。大将毛贵则率军向东北发展，兵锋直指齐鲁。翌年六月，起义军首领刘福通亲率大军为中路，直逼中原重镇汴梁（今河南开封），然后，由部将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等人，率军继续北进，经略晋、冀各地，以策应东、西两路北伐军。李武等人仍为西路军，由于进军受挫，又增援以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继续进攻关中。而毛贵所率为东路军，先经略山东，然后北攻元都。

西路起义军在李武、崔德的率领下，攻入潼关后，杀死守关元将述律杰。又打败前来围攻的元军伯家奴部，然后，进攻陕州（今河南陕县）、虢州（今河南灵宝），并取之。但不久即被元军骁将察罕帖木儿打败。转至平陆、安邑（今山西运城境），又被击败。翌年，起义军乃从晋南转向陕西，攻陷商州（今陕西商县）、蓝田等处，并直逼关中重镇奉元（今陕西西安）。元廷大惊，调集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骁将率军前往进剿，从而使西路起义军的进展极为困难。

不久，前往增援的白不信、大刀敖等起义军继入陕西。初时较为顺利，连克兴元（今陕西汉中）、秦州（今甘肃天水）、陇州（今陕西陇县）、巩昌（今甘肃陇西）等地。但是不久，却在凤翔被察罕帖木儿打败。此后，西路起义军一直处于困境中。于是分兵，一部分向南进入川中活动，另一部分仍转战于甘、陕各地，未几失败。

中路起义军在关先生、破头潘等人的率领下，由河南大名一路攻占曹州（今山东菏泽）、■州、卫辉路（今河南汲县）等处，然后转攻山西泽州之陵川。随后又占潞州（今山西长治），但在进攻冀宁（今山西太原）时，被元军察罕帖木儿所败。龙凤四年三月，中路军再次向元军发动进攻，占领了山西重镇冀宁，又连克大同附近诸县。然后，兵分两路，"一出沁州，一侵绛州。"①同年五月，刘福通所率中路军之一部，攻占了河南重镇汴梁。然后，从安丰把韩林儿迎到这里，并迁都于此。而活跃于山西的关先生、破头潘等中路军，越过太行山，攻占辽州（今山西左权）。原来准备按计划进攻保定，然后与东路毛贵所率之军会合，同攻大都。但是在保定遇到元军的顽抗，未能取胜。只得调转军锋，继续在山西境内活动。

同年九月，关、潘诸军对山西重镇大同发动猛攻，至十月，乃克之。此后，转向塞外蒙古政权要害之一的上都路，而这里又正是元廷防卫最薄弱的地方。至年底，中路军乃将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攻陷，占据7　天，焚毁由世祖忽必烈亲手创建的大片宫殿。这一行动，给了蒙古统治者一次沉重地打击。由忽必烈制定的两都岁时巡幸的制度，也至此而罢废。其后，蒙古统治者曾打算重建上都，恢复两都之制，却因财力不继，社会动荡不安而作罢。

中路起义军在上都稍事停留，然后继续东进，转攻辽东各地。翌年正月，攻陷东北重镇辽阳行省（今辽宁辽阳），不久分兵。其主力军在关、潘等人率领下，转攻高丽（今朝鲜），连克诸城，两年后攻占高丽都城开京（今朝鲜开城），但不久被高丽军所败。关先生等战死，破头潘率残部回师东北，亦被元军击败。另一部分起义军，则在王士诚等人率领下，仍活动在北方各地，先后攻占冀宁路、永平路（今河北卢龙）、大宁路（今内蒙古昭盟宁城境）、广平路（今河北永年境）等处，由于力量分散，最后被元军各个击破。中路起义军的北伐亦告失败。

东路起义军在毛贵等人的率领下，东攻齐鲁各地，进展最为顺利。龙凤三年，已经攻占般阳（今山东济南西）、益都等重镇，直接威胁到济南。翌年，又大败元军不蘭奚部。二月，攻克清州（今河北清县）、沧州，占据了大运河的要害长芦镇。三月，复攻陷山东重镇济南。然后，按计划北攻元朝京城大都。三月十二日，毛贵军攻克京东门户蓟州（今天津蓟县），元朝统治者大惊，召集京中百官商议对策。大多数朝臣为了保命，主张放弃大都城，或是迁都关中，或是逃往漠北。只有中书省左丞相太平极力主张据城死守，并将元军精锐调到大都东南的柳林行宫，准备与北伐起义军拼死一搏。

三月十七日，毛贵率军进攻濮州（今北京通县境），不幸在柳林行宫被元军精锐部队所击败。由于考虑到孤军深入易受夹击，于是，毛贵只得率北伐起义军退回山东境内，徐图再举北伐。但是，翌年四月，毛贵被部将赵君用所杀，东路起义军内部矛盾激化，相互残杀，最终导致了东路北伐的失败。由刘福通所领导的三路红巾军的北伐，虽然最后都失败了。但是，却给了腐败的元朝政府以致命的打击，焚毁了上都宫室，几乎攻占大都。起义军的影响遍及北方各地。同时，也把元朝军队的大量主力牵制在北方，而为南方农民起义军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并为朱元璋起义军最后推

①　《元史·顺帝本纪》卷四十五。

翻元朝统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3。南方起义军的活动与刘福通红巾军同年起义并建立第一个农民政权的天完红巾军徐寿辉、彭莹玉等部，自建立政权后，发展十分活跃，其活动范围，则主要是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至平二年（1352年、即至正十二年）初，徐寿辉遣部将丁普郎、徐明远等攻占湖广重镇汉阳（今湖北武汉长江以北部分），邹普胜攻占武昌（今湖北武汉长江以南部分）。不久，又连克兴国府（今湖北阳新）、安陆府（今湖北钟祥）、沔阳府、中兴路（今湖北江陵）等处。

同时，起义军的另一部分在彭莹玉等人的率领下，则向江西挺进。二月，攻克江州（今江西九江）、南康（今江西星子）、岳州（今湖南岳阳）、袁州等地。三月，再克衡州（今湖南衡阳）、徽州（今安徽歙县）、信州（今江西上饶）、吉安诸处。然后，转而东向。七月，由昱岭关进攻杭州路，并顺利攻占。但是不久，元军集结兵力，发动反攻，红巾军被迫退出杭州，转而进攻广德、常州、江阴、宜兴等处，并皆攻克之。但是，由于元军不断增援，各地的地主武装也纷纷起而与农民军相对抗，遂使红巾军的活动越来越困难。到至平三年十一月，彭莹玉部起义军在瑞州（今江西高安）被元军火你赤部击败，彭莹玉亦被捕杀。

不久，元军又对徐寿辉部起义军的活动中心蕲水（今湖北浠水）发动围攻。由卜颜帖木儿、蛮子海牙率江浙诸部军，哈临秃、桑秃失里、牙罕沙等率四川诸部军，联合出击。因寡不敌众，起义军战败，徐寿辉出逃。天完红巾军受到严重打击，损失极大，一度处于低潮。

到至平五年，由于其他各路起义军的活动十分踊跃，元军忙于镇压，顾此失彼，放松了对湖广等处的防范，天完红巾军再次兴起。■文俊部连克沔阳、襄阳（今湖北襄樊）、中兴及武昌、汉阳等重镇，并于翌年正月重建天完政权，定都于汉阳，仍推徐寿辉为帝，■文俊则任丞相。

重建后的天完政权，发展十分迅速，不久即四出攻伐，复占襄阳，又克常德、澧州（今湖南澧县）、辰州（今湖南沅陵）、衡州、岳州、峡州（今湖北宜昌）等地，湖广大部分地区，重被红巾军占有。然而，就在起义军复兴，形势极为有利的情况下，天完政权内部却发生了自相残杀的悲剧。先是■文俊居功自傲，企图除掉徐寿辉，取而代之，自己称帝。因谋害不成，乃率众出逃。不久，其部下陈友谅又乘机杀掉■文俊，夺取了他的军权。然后，率部向江西发展，连克安庆、龙兴（今江西南昌）、瑞州（今江西高安）、抚州、建昌、赣州、信州等处。及徐寿辉率众前来相会，陈友谅遂将徐杀害，自己称帝，建立汉国。元末第一个建立的农民政权，没有被元朝政府剿灭，却反而葬送在内讧的"弟兄们"手中。

元末活跃于江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除天完红巾军外，还有张士诚所建立的"大周"政权。张士诚原为私盐枭贩，至正十三年（1353年）初，因见各地农民纷纷起义，于是与诸弟兄张士信、张士德等纠集众多盐丁，亦举起义旗，攻占泰州及兴化，又偷袭高邮成功，于是自立为王，建元"天祐"。翌年，元朝政府命镇压徐州"芝麻李"起义军有功的丞相脱脱再度掌军，前来镇压。脱脱乃重施故伎，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将张士诚起义军剿灭。所调集之元军，号称"百万"，将高邮城围得水泄不通。连攻三个月，外城已破，起义军危在旦夕。但是，因元廷内部争权夺利，主帅脱脱突然被罢去军权，各路元军群龙无首，乃大乱。张士诚得以死里逃生，抓住机会，发动反击，打败了元军的围攻，兵势复大振。高邮之战的胜利，给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军以极大的鼓舞，使一度陷于低潮的起义活动再次出现高潮。其影响十分重大。

到天祐四年（即至正十六年），张士诚起义军在长江下游各地有了极大的发展，连续攻占了通州（今江苏南通）、常熟、平江（今江苏苏州）、湖州（今浙江吴兴）、松江、常州诸处，并迁都于平江，改名隆平府。其势力，"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①实力已极为雄厚。

然而，就是在这大好形势下，张士诚却由一个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割据一方的地主豪强武装。他一方面拒绝朱元璋起义军的合作要求，并屡次出兵相攻击；另一方面，则公开向元朝政府投降，接受其授予的"太尉"等官爵。并将自己在江浙等地征敛到的百姓粮食，大量北运大都，以接济行将灭亡的元朝政府，从而充分暴露了他背叛农民起义的丑恶行径。

是时，又有一股海盗势力，活跃在东南沿海一带。其首领，也是以行贩私盐为业，而活跃于海上的方国珍兄弟。至正八年，因仇家诬告，方国珍受到追捕，于是起而反抗，聚众数千人，横行海上。元军进讨，皆被其所败。继而受元廷之招降，不久复叛，如是者再三。后见朱元璋起义军势力壮大，为免遭攻击，又投降于朱元璋，脚踏两只船，见风使舵，唯利是图。最多只能算是农民起义军中的败类而已。

①　《明史·张士诚传》卷一百二十三。

（七）朱元璋的起义与北伐灭元1。朱元璋起义与平定江南在元末首义的各路起义军中，以濠州（今安徽凤阳）的豪强郭子兴所率诸部军的势力最弱小。当时，与郭子兴共同起事的孙德崖等4人各称元帅，互不服气，且每日剽掠为事，而无大志。其后，"芝麻李"部将彭大、赵君用等因兵败徐州，被迫南退，遂与郭子兴等部相会合。但不久因内部矛盾激化，发生内讧，各自分裂。时朱元璋已投到郭子兴部下，于是率徐达、汤和等人自行开拓，南攻定远，再克滁州，部众已达两万余人。此后，郭子兴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三月病故，朱元璋仍自行发展，势力日渐雄厚。

同年五月，朱元璋兼并由李普胜等所率之农民起义军巢湖水师。六月，攻占长江要塞采石矶，"缘江诸垒悉附"。然后，多次遣军进攻江浙重镇集庆（今江苏南京），并在翌年三月将其攻克。乃以此为中心，改其名为应天府，并继续向四方发展。是时，朱元璋的主要对手，东面为张士诚部，西面为陈友谅部。而南面的元军，已不足以构成威胁。

这时南方的各支起义军，已经纷纷开始蜕变为割据一方的地主武装。他们的主要目标，也开始从推翻元朝政府的黑暗统治，转变为相互兼并（这时的元廷，只不过是他们兼并的对象之一），称王称霸。至正二十三年初，张士诚部攻杀刘福通，乃是这场兼并战争的前奏。而北方的元廷，朝中众官相斗，帝党、后党相互残杀；地方上的地主割据武装之间，也在争斗不休；已经无暇利用农民军之间的残杀而坐收渔利。朱元璋得乘其便，从而顺利进行统一南方的战争。

至正二十三年七月，朱元璋采用刘基之策，首先对西面的陈友谅部发动进攻。双方在鄱阳湖展开决战。陈友谅军倾巢而出，号称60　万，所乘皆为巨型战舰。朱元璋分军11　队，与之交战。起初，陈友谅依仗战舰巨大，占了便宜，朱元璋部仰攻失利。正巧刮起东北风，朱元璋乃命部下顺风采用火攻，陈友谅大舰皆被烧，军卒大乱。朱元璋挥军猛攻，转败为胜，并将陈友谅困在渚矶。八月，陈友谅被迫突围回武昌，又在湖口受到朱元璋的阻击，复大败。陈友谅也被流矢射死。经过这一战，朱元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同年冬及翌年二月，朱元璋又两次进攻武昌，攻灭"大汉"政权，除去了西面的一大劲敌。

朱元璋乘胜挥师东进，又向张士诚部发动进攻。至正二十五年十月，命大将徐达进取淮东，克泰州，继而围攻高邮。朱元璋则率军截击张士诚来犯之军。翌年春，徐达军克高邮，又连下淮安、徐州、宿州、濠州等地。朱元璋乃得以还乡祭祖，与父老欢聚畅饮。八月，又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0　万，直捣张士诚之老巢。连克湖州（今浙江吴兴）、杭州、余杭。十一月，进围平江（今江苏苏州）。至翌年九月，张士诚被迫出降，并被乱棍打死。至此，朱元璋东面的劲敌亦被除去。

朱元璋在除去陈、张两大劲敌之后，霸业基本上已经奠定。为最后除去北方元廷这一强敌，朱元璋乃先出兵平定南方其他割据势力。时割据在福建一带的为陈友定。至正二十七年冬，朱元璋命大将胡廷美、汤和、李文忠兵分三路，发动进攻。翌年正月，陈友定被俘，福建悉平。而其他的割据势力，如据守川蜀的明升部，据守于云南的元廷旧部等，已不足构成威胁。于是，朱元璋开始全力展开灭元战争。

2。北伐灭元朱元璋在扫平南方群雄后，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命大将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大军25　万人出师北伐，开始攻击兼并的最后一个目标--盘踞在大都的元朝政府。而是时元朝政府尚不知"气数"已尽，仍在做恢复大业的美梦。同年八月，顺帝特下诏书，命皇太子总管全国军政，又命扩廓帖木儿以本部军马"肃清江淮"，李思齐统本部军马"进取川蜀"，张良弼等部"进取襄樊"①。然而，各部皆拥兵自保，已无人听命于元廷的差遣。

朱元璋在北伐之前，曾与部将们商议进攻的方略。大将常遇春主张率一支精兵，直捣大都（今北京），先攻灭元廷。然后再依次平定四方，采用所谓的"擒贼先擒王"之术。朱元璋却认为，大都为元朝统治中心，经营多年，守备必然很坚固。如果孤军深入，攻而不克，又无退路，就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故而应该先占山东，除去大都的屏障，再平河南，断其臂膀，复西克潼关，使大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进兵，将会"不战而克"。朱元璋提出的这一万全之策，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遂被定为北伐的方略。十月二十三日，朱元璋发布了讨伐元朝的檄文，历数其腐败的统治。为争取民心，又召集北伐诸将，告诫他们："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①徐达、常遇春等按照朱元璋制定的北伐方略，先进攻山东，连克重镇益都路、般阳路、济宁路等处。翌年三月，复进取河南。而元朝政府一心指望的各地割据武装，仍在激斗不止。

至正二十八年七月，朱元璋起义军顺利贯彻北伐方略，已经进占山东、河南，攻入潼关，挺进河北，基本上扫清了大都周围的元军防卫力量。闰七月二十六日，北伐军进而攻占了大都东面的门户要道通州（今北京通县），元将卜颜帖木儿战死。翌日，顺帝见都城已无法守住，乃命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先奉上太庙中的列祖列宗神位北逃。

二十八日，顺帝又在常行"大喜乐"佛事的清宁殿召集蒙古宗戚、朝中大臣等，共议去留之计。在这危急时刻，只有极少数人主张拼死守御大都，而大多数人都主张北逃朔漠。顺帝乃命淮王帖木儿不花为监国，庆童为中书省左丞相，负责留守大都。而自己带着其他人连夜经由健德门出逃，度居庸关而去。八月二日，徐达、常遇春等所率之北伐军顺利攻占大都，留守在这里的帖木儿不花、庆童等人皆战死。元朝至此而亡。

①　《元史·顺帝本纪》卷四十七。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校订本）。

六、结语纵观有元一代的政治史，给人印象最深的，大致有如下几点：其一，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到元顺帝北逃荒漠的160余年中，始终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多种矛盾的错综复杂，不断激化，由此而引起打打杀杀，争斗不息。在统治阶级内部，黄金家族中的贵族之间为争夺皇位，兄弟举兵相向，甚至不惜暗算毒杀。不同支系诸宗王的叛乱、谋反，亦时时有之。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也十分尖锐，各地农民起义纷纭，较大规模的如陈吊眼、钟明亮、蔡五九，乃至于元末的刘福通、徐寿辉、张士诚、朱元璋等，给元朝政府以多次沉重打击，中小规模的起义更是遍及各地，连年不断。而民族之间的矛盾，最为复杂，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表现为文天祥就义，阿合马被杀等事件。少数民族之间的，则表现为蛇节、宋隆济的起义及西南、东南各地的群■、众獠和各蛮族的频繁反抗活动。在对外关系方面，蒙古统治者的扩张政策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蒙古国与元朝动辄征调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大军远伐异国，劳民伤财，以此为甚。元朝虽以武功称盛，然而，就是在这繁多的打打杀杀的不停争斗中，耗尽了精力，最后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其二，自古以来，治国以用人为本。而在蒙古统治者中，普遍存有用人不当的弊病。一言以蔽之，就是"任人唯亲"。在任免官吏时，不是根据才干的大小，而是根据出身的贵贱、亲疏，这自然严重影响了政府职能的正常运转。当然，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蒙古统治者最信任的，首先是蒙古本族人，其次则是色目人。而对于汉人及南人，则疑忌过重，限制了他们发挥治理国家的才干。此外，蒙古统治者倚重下层小吏的做法也是导致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既然不能"任人唯贤"，由此而导致的国祚短促，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蒙古帝王的个人好恶对政局的影响也较大。蒙古诸帝在登基前后，大多笃信佛法，而不崇奉儒术。故而很少有伪装成正人君子的现象，有了过失，不是自我反省，而是大行佛事，广赦罪囚，以图消灾。而大多数帝王，又对个人修养不甚重视，喜好游猎，沉湎于酒色，故而即位后纵情享乐，多不长命，导致帝位的变更十分频繁，由此又引起政府官员的频繁升降，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从而也影响了政府职能的正常运行。元朝诸帝又多不事节俭，挥霍财富，滥加赏赐，故而导致国家财政支出大于收入，必然要加重对天下百姓的聚敛，以保持收支平衡，致使民不聊生，反抗四起，社会矛盾时常处于激化的状态。

当然，元朝统治期间，并不是一无是处，一片黑暗。例如，在文化、宗教方面，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而带来文化、宗教的较大发展。如元代杂剧的繁荣；文人书画的崛起及逐渐成为一股潮流；各种宗教流派的并举及活动的自由，等等，都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它的政治典制的创建，如中书省与行省、御史台与行台、政教合一的宣政院的设置等，更是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元代 第062卷 元代经济史

【本卷提要】

本卷所叙内容的历史时间：上起元太祖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的1206年，下到元惠宗妥欢贴睦尔退位北遁、元朝灭亡的公元1368年。

作者采用经济发展事实与经济管理思维模式结合研究的方法，寻觅元代经济历史中对当代经济管理有借鉴、应用价值的内容；力图说明元代经济的主要特点表现；较细致地说明元代经济发展的四个时间阶段及其依据；有选择地介绍其时经济制度；追述和评价了元代经济研究的历史和成果。

一、元代经济概述纵览14世纪60年代以前的全部中国政治历史，元王朝是最引人瞩目的一个王朝。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世人皆知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数代贵族集团建立和经营的空前统一的封建王朝。就其盛时状况而言，无论从版图广度上、军事力量上、经济管理改革上、对外开放规模上、科学技术建树上都远超秦汉和超迈唐宋，是其时无与伦比的世界强国。在个别方面，即使是后来的明清帝国与之相比也望其项背，甚至有倒退之举。对此，有许多严肃公正的史家评论都有共识。

元王朝的建立，首先与成吉思汗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第一个年代统一蒙古高原诸部相关。1206年，中国蒙古族乞颜氏勃儿只斤·铁木真（成吉思汗）建国于漠北，号大蒙古国，成吉思汗身后，其三子窝阔台于1235年建哈剌和林城（即和林）为国都。通过不断进行的战争，大蒙古国统治了亚洲和欧洲广大地区。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以西的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封地以及旭烈兀西征后据有的波斯之地（伊利汗国），先后成为名义上是大汗藩属实际上拥有独立的汗国。1206年，忽必烈在其汗兄蒙哥（元宪宗）征川身亡后即位。他改革旧制，兼用汉法；以开平为上都，燕京（今北京）为中都，将政治中心南移。1271年，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次年，升中都为大都。1276年，灭南宋。又传九代，至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妥欢贴睦尔退出中原。其继承者据有漠北，仍用元国号，史称北元。明初官修《元史》，自成吉思汗建国至元朝末代皇帝顺帝退出中原（1206-1368年）通称元朝（后来多数中外治元史的著名史家也均承继明初官修《元史》之说解释或划定元朝始末时间意见）。这是一段长达162年、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在这一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元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乱到治、由盛到衰、由衰到亡。其间，经济历史事件叠出，变化运动波澜壮阔。其内容的复杂多样的构成远超之前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同类型历史。

（一）元代经济历史的阶段表现考察元代的经济，自然要从事各个细部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元代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长达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过程。在这样长的时间过程中，元代经济总体上呈现了不同的阶段性差异。对这种情况能较准确地把握，对细部研究的深入至关重要。

韩儒林先生等著名元史学者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

卷总论"社会经济"一节中认为，在有元一代，其经济前期由恢复到发展，中后期由发展到停滞、衰敝。显然，把元朝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其它以系统形式研究元代经济的作品多不谈及分期问题。最早开始较系统研究元代经济历史的封建史家宋濂等人在《元史·食货志》总论中点出至元、大德之间为元朝经济的盛世，对分期问题的说明是含糊的。但毕竟指出了其发展的全盛年月在何时。总之，以上几说都自成一家之言。笔者以为，元朝经济的历史应分为以下四个时期：第一时期：剥削方式的转变与国民经济曲折恢复的时期。

本阶段的时间为自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至1259年7月蒙哥汗于四川逝世为止。这一阶段时间就是忽必烈称帝前的蒙古帝国时代，大约54年。在这54年中，实际执政的皇帝共有五人，即元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和元太祖逝世后短期监国的元睿宗（即忽必烈之父孛儿只斤·拖雷）。另外，其间又有在元太宗和元定宗去世后由乃马真和斡兜立海迷失皇后分别称制的短暂时间。本阶段中这些帝王统治的地区，就中国范围而言主要是在北中国。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国前，蒙古地区长期处于"星空旋转，诸部互伐"的战乱岁月。整个北中国的汉、蒙、契丹、女真、畏兀、唐兀诸族居住区，自唐"安史之乱"以来虽有个别的和平时期，但多数时期都处在战争中。各族军阀的割据，使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可见，上述由战争导致的社会生产力被破坏的恶果，不完全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臣僚相关。成吉思汗建国后，面临着恢复社会生产力，去弊兴利，使各族人民生活安定的任务。不过从历史事实看，成吉思汗主要忙于帝国版图扩大的军事征讨，没有把主要精力放于此处。成吉思汗虽然结束了北中国较多的地区的战乱，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他很快开始了西征。在成吉思汗的箴言、诏令中虽有不少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内容，也有少量关于赋税制度的规定，但不系统。有的措施也没来得及落实，本人便于1227年与世长辞。成吉思汗时代帝国统治者的剥削方式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甚至是掠夺式的剥削方式。这种方式具有显著的不利于社会经济恢复的特点。1229年元太宗继位后情况开始变化。元太宗在成吉思汗指定的契丹族相臣耶律楚材辅佐下，着手改革或改变统治者的剥削方式，以利军国，恢复社会生产力，百姓生活安定。当时大臣别选提出："汉人对国家毫无用处，不如把他们统统赶走，使田地上长起繁茂的绿草，让我们去放牧"。耶律楚材却对元太宗说："大汗你将要大举南伐金朝，少不了要一大批资金作军需之用，如果定下中原的地税、商税，加上盐、酒、铁冶、土产等项收入，每年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可以供应军需，怎么能说汉人对国家没用呢？"于是元太宗决定依耶律楚材的意见办理，设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所，并选定了课税使。出现了国家财政收入剧增而百姓无怨的局面。这是一次重大的经济管理制度变化，也是元朝早期统治者剥削方式重大转变的开端之一。

原先，蒙古统治者动兵扩大帝国辖地时，经济上的目的是掠夺财富。因此，每到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掠夺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工匠充为奴隶，然后按功勋的大小分赐给诸王贵族、将领，而大汗则从中各取得一份。那时，统治者不十分重视赋役管理和人口管理术，所以，这种以掠夺为主的剥削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它使北中国本来从唐"安史之乱"后出现的经济创伤加剧，耕地荒芜，人口流亡，王公贵族占农田为牧场的情况严重，于国于民都无利。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元初蒙古族统治者的政权的巩固。为改变这种局面，元太宗于1229年确立国家赋税制度，内容涉及蒙古地区和中原地区。其规定分别是：蒙古地区的牧民凡有马、牛、羊一百者取其一；中原地区农民以户为单位出赋税，标准是每户纳粟二石（后增至四石）。这是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确定的。另外，对西域地区也制定了赋税制度。规定西域地区人民以丁为单位出赋税，这是根据麻合没的滑剌西迷的建议确定的。这些规定是因地因俗因族情而确定的不统一的全国性赋税制度。

七年之后（1236年），元太宗开始改变中原地区的赋税制度。地税：上田每亩三升，中田每亩二升，水田五升。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每年缴纳粟一石，驱丁（奴婢）五升，新户丁驱各半，老幼不纳税。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税计；凡田少人多者按丁税计。户税：以户为单位缴纳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上述新赋税制度是在金已灭亡后进行户口调查的基础上制定的，从其内容可以看出，元太宗由于耶律楚材和西域人麻合没的滑剌西迷意见不一致，采取了折衷办法，即地、户、丁三种课税方式同时并存。上述内容中的丝料之法始行于1236年，其标准是：每二户出丝一斤给官府，每五户出一斤缴给受封之主。包银之法始于1251年，定每户出包银六两，后因许多汉官认为太重，减为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等物。此外，还有各种商税、杂税。

蒙古族统治者剥削方式的转变不仅表现在赋税制度的确立，而且还表现于人口管理制度的转变方面。元太宗以前，战间屠城情况严重。每当拒降敌军的城池被攻破，不问老幼、贫富、顺逆，除工匠等类人外大部分屠杀，少数妇幼被掠为奴隶。这种做法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很严重。元太宗时代大将速不台攻汴京，屡攻不下，蒙古军民死伤很多。于是他上奏：城破之日，准备屠杀全城百姓。耶律楚材反对。认为手艺很巧的工匠、拥有财富的大户主都集中在汴京，假使都杀了，能得到什么呢？元太宗英明果断，依顺耶律楚材之见下令：除金朝皇族，其余一概勿杀。当时逃难在汴京的147　万人民生命财产被保全下来。类似城破不屠的事例日后渐多。这对社会生产力的保存、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都产生了良好影响。

限制裂土分民的弊端，制定五户丝制，回收诸王征税权，这也是元太宗在经济方面的一项新政。也是蒙古统治者转变剥削方式的一大表现。从前，蒙古帝国向外扩大领地后，实行裂土分民的分封制。成吉思汗的儿子们被分封于西部，诸弟封于东边。各部贵族也有封地。元太宗即位后，也把新占领的中原土地和民户分赐给诸王、功臣。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言裂土分民会造成许多矛盾和弊病，可以多给这些诸王功臣以金帛，不能把大权交给他们。耶律楚材所言大权主要是指诸王、功臣于封地内的征税权。于是元太宗依耶律楚材之议，由朝廷设置官吏来征收诸王、功臣封地内赋税，年终分一些金帛给他们，不让他们滥征扰民，其办法就是五户丝制。其结果：避免了诸王、功臣封地在经济方面成为国中之国，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和加重百姓负担的弊端。实际上这是一种加强国家经济方面垄断权的制度，但在当时客观上有利于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

元太宗与耶律楚材、麻合没的滑剌西迷等臣僚开创了本时期蒙古统治者转变剥削方式的开端性举措，奠定了元初蒙古帝国时代经济管理的大制。他们的这些做法为元朝历史第一阶段国民经济的恢复从制度方面创造了条件。元太宗身后虽有其妻乃马真、其子与子媳元定宗夫妇短暂时期脱离成制败毁帝国国民经济大业的曲折过程，但直到元宪宗蒙哥近一个年代统治的结束，其时元朝国民经济基本上处于恢复时期。不过，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恢复主要表现于元太宗执政的1229　至1241年和元宪宗统治的1251　至1529年这21年间。其中，元宪宗时代的恢复更为显著。元宪宗蒙哥是元朝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能识文断字并研讨几何学的有学之君。他创立了国家财政府库管理方面的审计制度，改变了其三伯父（元太宗）府库财币管理一度无制的局面。史称蒙哥汗"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不乐燕饮，不好侈靡，虽后妃不许过制"；"凡有诏旨，帝必亲起草，更易数四，然后行之"（《元史》本记三，《宪宗本记》）。他的刚明遵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明确元太宗的赋役制度对恢复帝国社会经济、加强国力的妙用，认为有必要遵守。查宪宗一生行迹，不见有违背太宗进步性经济遗规之痕，基本上克服了乃马真皇后、元定宗夫妇称制时社会经济出现混乱的局面，之后的社会经济也有发展成绩。

根据以上史料及对它的分析，我们称从成吉思汗建国至蒙哥汗逝世的54年是元朝统治阶级剥削方式的转变与国民经济曲折恢复的时期。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帝国的庞大骑师统一和安定了蒙古高原。南向统一北中国大部分地区，西向越境征服中亚诸国。蒙古帝国的经济几致不能掌受之境。但成吉思汗身后元太宗至宪宗朝的庞大骑师仍继续开始南向滇川、关中、冀鲁晋豫，东向高丽，西向欧洲进军。驰骋万里、军费浩繁、耗资无数。其巨额军费的开支，一部分固然与掠夺相关，但主要的还要靠本土或已占领地区供应。可是，不见其时蒙古帝国经济崩溃。主要原因还在于其时社会经济出现了上述的一个重要恢复时期。不过，这种恢复是艰难的，它依然不断地受到了战时经济管理体制的冲击，潜伏着倒退的可能性。但社会经济毕竟恢复了。这正是世界中世纪史上用兵最多的、而当时蒙古帝国统治者的财政命脉没有中断的主要原因所在。

第二时期：管理模式的奠定与国民经济出现全盛时期。

本阶段的时间为自1260年3月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府登基称帝、建元中统至1307年正月元成宗铁穆耳病逝为止。这一阶段为忽必烈、铁穆耳两帝执政时期，共47年。其中世祖执政35年，成宗执政12年。忽必烈于1260年称帝后，他在前九年任漠南王期间治理中原和整个北中国经济的思考基础上，进一步与各族臣僚规划全国经济管理制度。经过中统元年到至元初年的增改损益，关于帝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多元一体化的开放的模式大体上确立下来。到至元八年（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攻下临安，取得平宋战争的胜利。至元十六年（1279年）最后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的大统一工作。全国统一后，忽必烈又力排众议，果断地将其多元一体化的开放的经济管理制度推广向江南，实现了全国经济制度的统一贯彻，创建了之后元朝国民经济出现全面繁荣局面的条件。忽必烈的上述国民经济管理大模式表现出了与前代大不相同的多种特点，表现出明显的进步和开明的色彩。它与元朝盛世经济的繁荣有重要联系。由于忽必烈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管得要领，使南方农业经济文明和北方牧业经济文明得以较充分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并行发展、成就突出。客观上或多或少地淡化了数千年来形成的民族间的仇恨心理，强化了各族间的相互信任感。在他的统治时代出现了"家给人足"、"民庶晏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滋溪文稿》卷十四，《碑铭》）的盛况。其经济方面治绩可与前代"文景"、"贞观"、"开元"之世相比，有些方面还大大超越了从前这些治世。以至元末衰世的百姓们都怀念世祖朝的逝去。是时中外史家评议、中外旅行家观感遗文都较一致地认为世祖朝的国民经济发展展现出了高度繁荣的盛景。成宗继位（1295年），总体上继承了其祖父忽必烈的国民经济管理新模式，继续执行忽必烈农牧并举、允许多种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并存、内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并重、完善全国金融制度、重视工商业发展、扩大经济交通事业、减轻百姓赋役负担的多种开明政策。由于他大体上没有改变乃祖的上述经济国策，其时经济依然繁荣。成宗能够顺利地进行并取得了平定西北诸王叛乱的大规模统一战争的胜利，就是以其时国民经济的繁荣为首要条件的。史家称成宗于继位之初有赏赐过制之过。对此应该结合当时历史条件分析。他称帝时，众望所归的祖父去世，诸王的离心倾向加剧。是时又有西北诸王叛离中央。他们手握重兵，虎视中原。不搞一些适当的赏赐进而聚拢诸王之心，相反会出现更大战乱。假如因此出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损失那是大大超过赏赐所致损失的。因此，对成宗继位初的赏赐活动不能简单地全面否定。实际上成宗的赏赐活动中隐含着大处着眼，以小损避大损的若干经济远见。史家称成宗为守成之君，实际上成宗主要是守世祖朝经济发展繁荣之成。成宗守世祖朝经济繁荣之势还集中表现在严厉打击经济领域高层官吏腐败贪污行为方面。这是他守成大有成绩的又一关键所在。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第二卷《铁穆耳合罕纪》记载，其时大商人与国家十二名高层经济官吏勾结，这些官吏（包括答失蛮丞相和十一名平章）将大商人们出售给国库的实际值30　万巴里失的宝石、装饰品高估为60　万巴里失，大商人们取得这些钱后又拿出其中的15　万巴里失向作弊的官吏送礼行贿。成宗发现后立即逮捕大商人与作弊官吏下狱，果断地处理了官场中出现的权钱交易大案，并下令全部处死犯罪官吏与商人，全部没收钱货归库。后来虽经国师胆巴曲折讲情，略加轻处，但仍收到了打击经济领域腐败分子的效果。不过，他的这些举措比起乃祖的同类举措（忽必烈曾连斩数名贪污腐化的宰相级官员）逊色。但从总体看，成宗朝元代经济的发展依然保持了世祖时代繁荣的态势。《元史·食货志》总论综评元代社会经济时言："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此句评语正是本阶段元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极好说明。

第三时期：救弊改革的连败与国民经济走向衰落的时期。

本阶段的时间为自1307年5月武宗海山继位至1323年8月元英宗在铁失发动的"南坡之变"中死去为止。共16年，有三个皇帝执政。其中武宗执政4年；仁宗执政9年；英宗执政3年。

在成宗铁穆耳执政的12年，元代国民经济虽然基本上保持了元世祖时代上升全盛的态势，但于末期也已开始显露潜伏的衰落因素。他在位的后期，由于连年患病，一些西域籍官僚开始与皇后卜鲁罕内外勾结，淆乱朝政。其时各行省中土地兼并情况也开始明显起来。官场中的贪污腐败风气虽经他严厉打击，但仍不断出现。不过，此时由于严厉的成宗在位，这些贪官仍有些收敛。成宗于晚年，在西北诸王叛乱已平定、全国已经统一的情况下，为了建功后世，提高威望，又向境外八百媳妇国（今泰国北部等地）发动侵略战争。于是，西南大扰，百姓负担加重，国民经济的发展又受到了影响，出现了开始衰落的兆迹。这种兆迹，到武宗海山继位后至英宗硕德八剌死去的16年中继续明显，有增无减。在这一期间的上述三位帝王中，除武宗海山外，其它两人都曾为挽救元朝国民经济的衰势实行过重要的救弊改革。但仁宗因软弱而失败；英宗因激烈而遭杀身之祸。他们两人的改革均被企图改变元世祖国民经济管理模式的保守派阻止或扼杀，终归失败。因此，这一时期可称为救弊改革连败与国民经济走向衰落的时期。

武宗海山是元代中期在各个方面最没有作为的帝王之一。在经济管理方面尤为显著。史称"武宗当富有之大业，慨然欲创治改法而有为，故其封爵太盛，而遥授之官众，锡赍太隆，而泛赏之恩薄。至元、大德之政，于是稍有变更云"（《元史·武宗纪》二）。他执政四年，滥赏无度，虚费帑藏；滥封无节，冗员满朝；使手下大臣三宝奴专权；不顾国家财力大兴土木工程；听任诸王横行害民，使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动日益加剧。在金融管理方面，任意动用钞本，使钞值下跌。至大二年（1309年）改印造至大银钞，从二两至二厘十三等，与至元钞并行流通，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折合中统钞二十五贯），白银一两，黄金一钱。次年，铸至大通宝（文用汉字）、大元通宝（文用八思巴字）铜钱两种，与钞及前代铜钱一同流通。因新旧钞倍数太大，加以钱钞并用，轻重失宜，物价腾贵。足见武宗对国民经济管理的改善问题是不重视的，并且有倒退的行为。封建史家称他对世祖、成宗朝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盛世进步大政开始逐渐变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武宗去世后，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仁宗力图大有作为，改变武宗朝财政枯竭、经济制度混乱的局面，进行了一系列救弊改革。其表现是：一罢止大银钞与铜钱，恢复印造、行用中统和至元二钞。二停浩大土木工程。三限诸王驸马横行取民之行；四裁朝廷冗员，减少俸禄开支。五在土地兼并最严重的江浙、江西、河南进行田产登记。目的在于打击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动。这些改革多数于初期见效，在后期因保守派的阻止逐步失效。其中的田产登记一项就是指元代有名"延祐经理"。这是仁宗进行的意在限制江南、河南富豪和诸王、寺观大量隐占官、民田产的重大改革。这项改革始于延祐元年，依中书平章政事章闾之议而行。最初愿望是通过改革消灭赋役不均，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但因保守势力反对，各级官吏贪刻，且与地方豪强勾结抵制，执行任务的官吏又苛暴，引起了人民反抗，归于失败。另一原因是，从仁宗本人方面看，由于其改革连续失败，身心受到创伤，较早含恨死去。其失败的众多原因中，还有重要的一条是仁宗本人对皇太后答己、大臣铁木迭儿的保守专权行为过于妥协，斗争不坚决，终不能制止。因此，他对前朝经济管理的弊病并没有革除多少。延祐七年仁宗去世后，其子硕德八剌继位。

仁宗继位后继承父志，力图在经济改革方面有建树，使社会经济发展。

但其奶答己皇太皇仍成为巨大阻力。她任过去被儿皇（仁宗）罢黜的权臣铁木迭儿为右丞相，相互勾结，排除异己，诛杀支持改革的官吏，达到了权倾朝野的地步。甚至谋划废英宗另立别帝。英宗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实现经济改革的目的，立太祖功臣右翼万户侯木华黎后裔拜住为左丞相，极力抑制答己、铁木迭儿一党势力。至治二年（1322年）八、九月，铁木迭儿、答己相继去世。自此，英宗正式开始了为期十月的改革，在经济方面力图改变自延祐以来"水旱频仍，民不聊生"的局面。他在国民经济管理领域的改革贯彻"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薄敛则民足而国安"（《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的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提拔左丞相拜住为右丞相，以人事变动的手段，加强对经济改革工作的领导。二是裁减冗官，精减机构，减少俸禄开支，打击特权阶层人物，一纸诏文减罢七八十余署。三是连续处斩前右丞相铁木迭儿之子八里吉思为首的多名高级贪官，没收已死右丞相生前贪污所得巨万家资，并毁掉为其颂功的碑。四是减轻徭役。"凡差役造作"，先科富豪之家，以优农力（《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全免江淮科包银"以及"两浙煎盐户牢盆之役"（《元史》卷一四八，《王克敬传》）；"岁减海运粮二十万石"（《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免回回人户屯役戎河西者银税"（《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罢上都等十处诸金银冶"，"听民采炼"（《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五是行"助役法"。至治三年四月，下诏"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这就是说运用国家政令，使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按一定比例上缴一部分土地的岁收，作为助役费。这项费用用于补偿一般农民劳役方面的负担。《元史·干文传传》记载："会创行助役法，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公委曲化导，人皆悦从，诡寄之弊既绝，亦以腴田来归。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于役"（《金华集》卷二七，《干文传神道碑》）。六是节制财用，避免出现用之无度，取而无节的现象。元英宗的上述经济改革，对其时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但元英宗的其它政治改革和这方面改革遭到了保守势力的仇视和激烈反对。至治三年八月，尚存的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阴谋发动政变，自上都，密遣心腹去漠北，约晋王也孙铁木儿为援，许以事成后立之为帝。当月，硕德八剌和右丞相拜住由上都启程返大都，途中宿营于上都西南二十里的南坡店，被铁失等刺杀，史称"南坡之变"。英宗挽救元代其时国民经济衰落之势的改革失败。自此，元代社会经济由一般衰落时期走向急剧崩溃的时期。

第四时期：管理模式的变态与国民经济急剧崩溃的时期。

本阶段的时间自1323年9月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即位称帝至1368年8月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北遁故土，元朝灭亡为止。这一时期共有六位帝王执政，共45年。其中末代皇帝执政时间最长（35年），泰定帝次之，文宗又次之。至于泰定帝子、明宗、宁宗在位时间都极短。

英宗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挽救衰落趋势的改革失败后，元朝帝王中再没有出现力图维护元世祖多元一体化经济管理模式进而使社会经济再兴的有为之君。继英宗之后登基称帝的泰定皇帝实际上是铁失保守派政变集团的主要参与者。他以自己在漠北拥有的重兵为后盾，暗中支持了铁失等刺杀英宗的政变活动，而后夺取帝位。他首开元宫历史上叔辈诸王以阴谋夺取儿侄辈帝位的先例。自此，元朝历史上的皇位争夺的内讧战争连绵不断，大臣专权为所欲为之事层出不穷。这一时期的元朝皇庭统治者无暇也无力顾及国民经济管理之事。但知取民，不知予民。元朝的国民经济开始走向全面崩溃的道路。泰定帝一朝的情况表明，也孙铁木儿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已无其侄儿英宗那样"励精图治，。。期复中统、至元之盛。。。锐然勇为"（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一八《题忠献王传》）的大志与举动。他于国民经济管理方面从形式上保留了英宗"助役法"的先制，但也因其它原因名存实亡。在其统治的五年间，对权贵的赐予益奢，兴役造作益多，国家财源已呈枯态，吏治更加败坏。加之自然灾害不断，其时国民经济崩溃之兆十分显著。1328年7月，泰定帝去世后两个月，倒剌沙于上都拥立其子阿剌吉八为帝，改元天顺。同月，留守大都的原武宗亲信燕铁木儿凭借所掌怯薛军发动兵变，遣使迎接于南方金陵的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入京为帝，改元天历。上都、大都两个政权并立。十月，上都政权失败。次年正月，文宗图帖睦尔让位于其兄和世■，和世■于和林即帝位，是为明宗。八月，和世■南来，与弟图帖睦尔会于忽察都地方，但宴后暴死。图贴睦尔与燕铁木儿合伙谋害其兄后复登帝位。泰定帝死至文宗再次登位以前，元朝上层不断出现内讧，战乱迭起，社会经济的危机日益严重，百姓赋役负担大幅度上升。文宗发动对上都的夺权战争时，河南平章政事伯颜就邀截经河南北解的全部南方国赋以为军资。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阻碍之大不难想象。文宗复登帝位之初，也曾颇有意于兴文治。但由于拥立他的大臣燕铁木儿独揽大权，"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因此，文宗的想法也仅是空想而已。文宗为答谢燕铁木儿拥立之功，给予的赏赐也不计其数，致使财政愈趋竭蹶。文宗一朝三年之内，经济管理制度腐败，国民经济继续沿崩溃之轨下滑。

文宗去世后，燕铁木儿不立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而立便于控制的明宗幼子懿璘质班（即宁宗，年仅七岁）为帝。但宁宗继位四十三天便死，后来明宗长子继位，即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即位后，依靠右丞相伯颜击溃了燕铁木儿父子权臣集团。但伯颜任丞相要职，与燕铁木儿无异，专权自恣，随意破坏朝廷之制，私自任意出纳府库钱帛。早期的元顺帝曾想改变这种局面，他与伯颜养子脱脱联合，撤除了伯颜大丞相之职，贬到河南。脱脱任丞相后也曾有意复兴元朝经济，但他不大懂经济管理。加上此时元朝经济已元气大伤，即使他本人真精于经济管理也无力回天。脱脱于至正元年（1341年）任右丞相后，为改变伯颜旧政中经济管理方面弊局采取各种举措：一是开马禁；二是减盐额；三是免旧欠赋税。这是他第一次出任右丞相时"更化"的经济方面的主要内容。至正四年，以疾辞相位。九年，又复为中书右丞相，在此之后他为解决国库不足的问题变更钞法，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又因黄河水灾事用贾鲁治河，发河南北兵民十七万沿河筑堤，使复故道。十三年，领大司农事，屯田京畿。其间，兴水利，立法佃种。综观脱脱在至正年间前十三年的这些经济管理活动，其中不乏有放任主义的减轻百姓负担的内容，也有有利于改善国家财政收入之举，利国利民之义兼备。但他基本上是一个主要精于修史、理政、治军的历史人物，于经济管理是外行。加上生不逢时，他在元末经济崩溃之世采取的这些经济方面举措基本没有奏效。他的这些举措，对于其时已全面崩溃的经济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其中有些措施还只能起到加剧矛盾、助长危机的作用。开马禁固然能增加对外贸易收入，但其时元朝军事上大量需要马，而且海外贸易已名存实亡，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减盐额，在当时条件下也难做到。免旧欠赋税，在当时元廷财政枯竭之秋，这也只是空谈而已。他修黄河水道，虽然工程完成，却加重了百姓徭役负担，导致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屯田京畿等举，那是小范围的举动，是表层救弊活动，对于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作用不大。至于在至正十年进行的"钞法变更"之举，纯属财政领域的大范围搜括，是有元一代最大规模的破坏统一金融管理制度之举。其结果，出现了全国性的钞法混乱、通货膨胀的局面。史称此次变更的钞法"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计数。舟车装运，轴艣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元史·食货志》五，《钞法》）。实事求是地说，当年脱脱对此次新定钞法的贯彻恶果深表担心，推行前有下不了决心的表现。但最后还是在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的催促下上奏，等候圣裁。昏庸的妥欢帖睦尔皇帝竟完全同意，下诏推行。其诏文居然称此法"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是"博采众论"后的"更张""拯弊"良法。其实，它的贯彻，是元末社会经济彻底崩溃、元世祖多元一体化的开放的经济管理制度模式于元末完全变态的重大标志。

（二）元代经济历史的特点表现元代的社会经济历史特点突出。仔细研究和了解其特点，对全面了解其时经济的状况有重要帮助。元代经济历史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经济盛世展现的缓慢性；中后期经济领域腐败现象的叠现性；全期政治变动影响的剧烈性；经济革新进展的艰难性；国民经济的多元一体性；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性；生产方式的多态并存性；各族经济交流规模的空前性；经济科技发展的广泛性。这些特点都分别与元代经济发展的事实、经济管理的制度、经济管理思想内容构成、经济运动环境与得失相关。

经济盛世展现的缓慢性。元朝世祖、成宗朝的经济发展盛世，比起从前许多重要朝代，其到来的时间相当晚。它经历了元前太祖铁木真、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四位可汗长达半个多世纪统治的曲折经济恢复期后才出现，可谓姗姗来迟。而西汉文、景经济盛世的出现，距汉高祖元年不到30年；唐"贞观"经济盛世的开始，距唐高祖元年仅一个年代。元朝经济盛世的到来缓慢有多种原因。但主要在于元之前战乱时间太长、社会经济的创伤也太严重。元统治者最初主要是精于牧业经济和军事经济管理，对包括农业和其它各类型经济在内的多民族大国国民经济管理缺乏经验。因此，还需要有一个学习熟悉的长期过程。正因为这一缘故，全国总的国民经济管理大模式争论时间相当长，确定时间也较晚。而汉、唐初期统治者基本上完全承袭前朝一套经济管理模式，略加增删而后贯彻。这就不需要那样长的学习熟悉时间，也不需要为创制全新管理模式长时间讨论的过程。原因在于他们本身的故居都在内地，对中原经济生活一般都相当了解。元朝经济盛世晚现的原因还在于：多民族、多类型经济构成的空前统一大国的经济展现的矛盾自然要比民族成份单一、经济类型也单一的国家经济复杂。对其矛盾的处理调整时间自然也要长。实际上，这种调整不仅是经济关系本身的调整，还必须伴以政治等多方面关系的综合调整方能见效。这种调整也和其时的国内统一战争相关。但完成元朝那样具有广阔版图大国的统一战争又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于是，这种调整必然呈现缓慢的过程。这种过程的缓慢性导致了该朝经济盛世晚现的结果。

经济领域腐败的叠现性。元代盛世的世祖、成宗，以及后来的英宗对经济领域腐败分子的惩治严厉，为之前历史所罕见。元代各帝统治时代都出现过位高权重的贪官。经济领域的腐败叠现，已形成为元代经济历史运动中的一个特点。元代中后期经济领域腐败分子的叠现还呈现出了周期日益缩短之势。在元代经济研究中，对这一特点表现应该充分注意，并探讨其原因所在。全期政治变动影响的剧烈性。综览元代经济运动的全部历史，不难发现这也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元太宗身后乃马真皇后元定宗经济管理的无制，导致了全国经济秩序的极度混乱。对此，波斯史家有关遗著备载。蒙哥汗的逝世引发了忽必烈和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宝座的战争。这场战争震动内地关陕、蜀鄂、晋冀和甘肃经济，同时也使起初由阿里不哥控制的以和林为中心的漠北经济成果损废至深且巨，以至于阿里不哥的属下骑师向别处乞食。最后终因辖区经济的崩溃向其兄投降。仁宗时代答己皇太后和奸相铁木迭儿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滥用国库资财，又到民间搜括，额外之征剧增。文宗朝燕铁木儿一跃成为驾驭皇帝的权相，他视国库如家藏，乱取滥赏。文宗为从泰定帝之子手中夺得帝位，竟然全部挪用江南经河南北解的国家资财为军费，以致财政枯竭。顺帝初政时右丞相伯颜滥取国帑为己有的活动比起燕铁木儿有过之而无不及。燕铁木儿和伯颜都是在新帝上台的政治变动中爬上宰辅要位的新贵，他们对文宗、顺帝朝经济的破坏都十分剧烈。元代多数新登位的皇帝都搞有规模的赏赐。这些赏赐钱物的数量往往超过因改元而豁免的局部地区赋税征发数额，给百姓造成新负担。因为他们赏赐的巨额资财最终还要百姓负担。由此可见，政治变动对元代经济的剧烈影响不是一般现象，完全构成了其时经济发展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特点。

经济革新进展的艰难性。在元代历史上进行进步性经济改革者不乏其人。但他们的事业无不步履艰难。太宗朝契丹族名相耶律楚材因力主改革，前期受到别迭的反对，只是因元太宗的直接支持而战胜了对方。太宗去世后，因没有开明帝王的支持，后期的耶律楚材在经济改革方面受到了乃马真皇后的阻难。耶律楚材因拒绝给从事扰民经商活动的人开空白介绍信，受到了乃马真的冷待，晚年实际上失去管理经济的实权。忽必烈当大汗后，为有效地稳固版图、争取各族民心大搞经济改革。兴利除弊的成果日益显著。但西北叛王海都大为不满，以宗王身份责骂忽必烈忘记了自己的祖宗和故土，并兴兵干扰，至使世祖的改革活动颇受牵制。忽必烈又在向南宋故地推广纸币、统一金融制度时，遭到自己最信任的汉族开国元勋姚枢等人的非议阻止。除此之外，宰相阿合马、桑哥等贪污腐化、盗窃国库、制造麻烦，扰乱了他的全国性经济改革战略部署。英宗和其右丞相拜住从事的经济改革在内的全部改革活动，受到了铁木迭儿、铁失集团的敌视，以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于是，英宗为使元朝经济恢复到中统、至元、大德之盛的大业计划半途而废。人们见元以前历史上有先秦战国秦孝公的宰相商鞅、西汉武帝的理财大臣桑弘羊在秦孝、汉武去世后遭杀身之祸。这两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经济改革家。但不见有搞经济改革的大国天子被杀之例。但元代却有。这些情况说明经济变革进行的艰难性也已成为元时经济发展过程的一大特点。

国民经济格局的多元一体性。元代的经济从总体上看，农业、牧业、手工业、商业、渔猎业、林业都能并行存在、多元发展。它们都大体上受到国家同样的重视。元朝的经济国策中没有从前中原王朝君王那种重此抑彼，使其中某一经济事业倍受冷落的片面性内容。而且，元朝这些涉及生产、流通各个领域的多元经济的发展，又受到国家财政、金融、赋役政策制度的一体化管理。从而形成了多元一体化的、显著区别于前代的经济发展格局。

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性。元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各封建王朝，其经济管理多属于完全封闭型。只有汉初统治者和唐代盛世君王等少数汉族帝王一度奉行黄老道家无为之学时，经济管理中有若干开放性内容。这是指中原汉族政治家建立的王朝而言。另外还有一些阿尔泰语系各族入主中原帝王建立的偏安王朝经济盛世中有上述管理方面开放色彩展现。但历史上上述各族帝王的那些开放，多时间短而方位少，且在内容方面还不够典型。元代经济管理则于封建时代在这方面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其经济管理的开放，气度恢宏、包容内外、双向展开。从其时经济的总体看，对内：对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放任，"听民自为"。一般说来，最高统治者无抑末之制，更无抑末之说。工商业者不像从前封建社会中那样地位十分低下，归属于社会下九流行列。另外放任各族人民相互间进行交流，不设篱栅进行隔绝。鼓励农、牧业产品的对流和商品化。允许商人在农、牧区之间周游天下，时获免税之惠，常取农牧商品南北大范围对流之利。对外：鼓励中亚、东北亚、南洋、欧洲、非洲等各国商人从海陆两路与元朝开展广泛的国际贸易，对来者优惠，甚至可以长期定居贸易。同时也允许外籍工匠定居国内展才施能。其时元帝国版图之内有许多闻名全球的开放城市和口岸，成为世界各国与中国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所在。开放式的动态管理特征尤为明显。总之，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也成为了元代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特色。元代的经济发展的这一特色，其进步性影响是深远的。

生产方式的多态并存性。在元之前的中原经济历史上，经秦、汉帝国，封建生产方式基本确立。秦、汉时，或至魏晋时只是在一些大的手工业主经营的天地里残存着奴隶制生产方式。后经隋、唐之世，这种状况也大体逐渐消失。总之，在生产方式方面封建化程度越来越高，只是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存在奴隶制或原始公社制社会生产方式。但多数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对这些地区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力图同时在短时期内用行政手段令那里的土著民族首领改变原有有关制度。效果往往不佳，甚至又导致连绵不断的反抗，引来长时间的政治与军事的动荡。元时，吐蕃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其时除吐蕃地区存在寺院封建农奴制生产方式外，于云、贵、川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北方和东北方遥远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存在着原始公社或奴隶制生产方式。元廷对这些地区的上述各种生产方式采取了与其它发达地区农牧业封建生产方式并存的政策，只要求那里的属民在政治上服从于中央政府的管理，在赋役管理方面也给予程度不同的优惠待遇。这种对各族各地区多形态经济俗制、生产方式兼容并包的国策，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有利于全国政治形势和版图的稳定巩固，也有利于全国范围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是符合其时国情的。由此可见，生产方式、经济俗制的多态并存性也构成了元代经济发展运动过程的一个特点。

各族经济交流的空前性。中国元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的版图，都没有容纳过元时那样众多的民族。这种条件，使国内各族人民的经济交流远胜前代。中原和沿海地区有特色的经济文化成果传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地区有特色的生产技术和成果也大量传入内地。这种交流北达西伯利亚南部，东至黑龙江流域乃至库页岛，南至领海中诸岛屿，西或西南至云贵高原和吐蕃之境，西北方面沿丝绸之路进入天山南北和额尔齐斯、伊黎诸河流域。至于中原腹地各大商业都会，也都留有各族商人足迹。交流的速度、规模都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这种交流收到了各族在经济上相互取长补短的空前良效。元时盛世国民经济的全方位发展和进步，与其时各族经济交流的空前这一特点有重要联系。

经济科技发展的广泛性。在封建时代，科学技术并不完全应用于经济发展领域。科学技术的发明建树往往与社会生产的联系薄弱，服务于贵族奢侈品的制作、军队装备的加强现象相当普遍。元时，科学技术应用于军事的情形并没有减少，有时还相当显著。但为应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科学技术发明也相当多，其发展发明十分广泛。从总体上看，其成果无论从质和量上前代各朝都不能与之相比。城市水利交通、农业水利建设、漕粮运输航具、外贸海船修造的各类型科学技术，在元代都有大规模发展。其时，牧业医学、饮食医学、农业天文学、地主庄园经营的一般农业科技、专门农具制作发明、建筑学、冶铸技术也均有长足进步。从事此类研究制作、创造发明的人物，来自各语系民族。这些广泛应用于经济发展事业的科学技术展现，主要与元廷蒙古族帝王大体上皆有重视科技的传统思想有关。元时帝王中多数人十分赏识有专门技能的人，没有一人称科技为奇技淫巧并加以排斥。成吉思汗本人重视和保护工匠，对此世人皆知。元太宗对天文学、医学皆有造诣的相臣耶律楚材佩服至极、信任无疑。元宪宗本人就是一个研究几何学的专家。元世祖网罗天下科技奇才，身边云集一大批当时堪称一流的科学技术人物，个个委以重任。忽必烈之弟旭烈兀后裔伊利汗国统治者合赞汗本人就是精通数种科技的人物，是扬名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家。合赞汗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中博研医学、天文、各种工艺的罕世奇才，与阿拉伯世界科技人物建立过亲密关系。应该说，元统治者极端重视科学技术的特殊政策，是元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经济科技发展广泛特点的首要原因。也是元时许多科学家得志展才、出入皇宫汗帐、以科技造福民间、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重要条件。二、元代经济发展状况我国博学的国际《蒙古秘史》学界名家道林梯布先生，于16年前曾在完成工程浩大的《蒙古秘史》注译作品后随笔吟成四韵评说咏叹元朝早期帝王成吉思汗的军事政治功过是非。其诗曰："成皇崛起征亚欧，旗戟威仪耀千秋。马上英雄得意世，阵前鹰鹫谁人收？百年岁月争战尽，一代天骄盛名休。圣武亲征有遗录，神文秘史更传流。"①此诗涉及内容广泛，其问铁木真兵圣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表现了这位蒙古族老史家复杂的文学情感。名为专写成吉思汗，实际上是讲了元朝整整一个世纪多时间军事、政治的历史。其中流露了不加掩饰的更多的颂扬之意，使人读后对元朝军事、政治活动规模之巨顿生神秘之感。当然，元朝的军事、政治历史功过是非兼有，不能只是对之过多地简单颂扬。元朝在中国军事、政治史上有空前卓越的贡献是事实。元朝在其时军事、政治活动中充分地向世界显示了中国的强大。不过，元朝的强大并不主要是由于兵力雄厚、铁骑如云。应该说，它的强大根源深藏在其盛世经济大规模发展的事实中。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经营的元朝，在世界中世纪历史长卷中地位显赫，影响广阔。元朝也是整部中国古代史上幅员辽阔、国力最强盛、民族构成最广泛、国际交往最活跃的一个封建大一统王朝。这种强大源于其时经济的发展昌盛。对此，古今中外的一些严肃正直的史家都有程度不同的说明。元代经济发展的状况，可以大致概括为：城市建设，盛超前代，名播四海；商业贸易，水陆交通中外全盛；经济科技，著述丰硕，应用广泛；毡乡牧业，匈奴柔然，望其项背；狩猎经济，辽金不及，后人效仿；手工业，多向发展，成就斐然；农业经济，与前相比，进步巨大；经济交通，河海兼顾，效益显著；金融业，超越金宋，影响世界；各族经济，发展迅速，繁荣兴盛。

①　道林梯布著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一）城市建设每代城市的繁荣程度往往是其时国家综合经济力量的缩影或写照。纵观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城市经济建设的历史，元代无疑是一个划时代阶段。古代中国城市建设规模载录极为丰富。在元之前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形象生动的城市规模记述。《战国策·齐策》记载，战国时代由东方法家们筹划治理的齐都临淄已是一个"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人口大约7　万户、40　万以上的商业大都会。其时，"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大小城市兼存。魏之大梁和陶、周之洛阳、赵之邯郸、楚之鄂、秦之咸阳等也都是规模可观的大都市。春秋战国时代一些著名子钱家在其中一些城市中留下了足迹，楚国郢都、魏国大梁商业之盛与临淄相比并不逊色。这些大都市于秦亡汉兴之际也多十分繁荣，汉时文人和政治家皆有记述。但后来有些城市败废，于三国至魏晋南北朝前期尤为严重，至北魏太和朝末年又见复苏兴旺。北魏自太和朝以后一个时期的洛阳，既是鲜卑贵族统治全国的中心，又是其时闻名世界的商业、手工业大都会。其时该城国内国际贸易之盛，一些史家认为虽隋唐之长安也不及。据《洛阳伽蓝记》记载，至太和末年，北魏国家积贮已是"府藏盈盛"，民间则"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羊之衣"。京师洛阳"十里"，云集"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向临望"。隋，尤其是唐盛世以后由于"安史之乱"、"五代纷争"、辽宋金夏诸族政权互动干戈和对峙角斗，其间中国的城市经济建设还没出现过真正全方位的和有牢固基础的繁荣。一代画坛泰斗名流张择端以洗练妙笔完工的《清明上河图》虽有千古盛誉，但也不能说明北宋汴梁城市经济建设规模超迈元时。至于前述战国楚郢、赵邯郸、齐临淄、北魏帝都洛阳等，从人口、户数、工商业繁盛方面也均不及元朝帝都，甚至不如元时一般行省衙门所在城市或商业都会繁华。

元时称为汗八里城的元大都（今北京），号称"人烟百万"（权衡：《庚申外史》）。它不仅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经济中心。忽必烈宠爱的外籍臣僚、真金太子的好友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言："应知汗八里城（汗八里，蒙古语，指元大都，今北京）内外人户繁多，。。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它数种物品。此汗八里大城之周，有城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都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马可·波罗游记》关于元大都壮丽宏大的规模和繁荣景象，不仅有意大利人的上述描述，中国人也有重要记录。黄仲文所著《大都赋》言盛元帝国大都中："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榭迭九州之芬。招提《庙宇》拟乎宸居，廛肆主于宦门。酤户何泰哉！扁斗大之金字，富民何奢哉！服龙盘之绣文。奴隶杂处而无辨，王侯并驱而不分。庖千首以终朝，酿万石而一旬。复有降蛇搏虎之技，扰象藏马之戏，驱鬼役神之术，谈天论地之艺，皆能以蛊人之心而荡人之魄。是故猛虎烈山，车之轰也；怒风搏潮，市之声也；长云偃道，马之尘也；殷雷动地，鼓之鸣也；繁庶之极，莫得而名也。若乃城■之外，则文明为舳舻之津，丽正为衣冠之海，顺则为南商之薮，平则为西贾之派。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宛署杂记》上，《民风一》）。这里描绘了元都城市经济繁盛无比的景观。当然，其间难免溢美之辞，但与古时它类载录印证考辨，还算基本真实，大体符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人烟百万"大城巨邑经济繁富、隆超前代之实。其实，当时大都也已是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与欧、亚、非各国都保持着频繁密切的联系。"九服修职，五等协虑。陛■壁马，庭列圭币。或以象寄通城，或以■译达志。东隅浮巨海而贡筐，西旅越葱岭而献贽，南陬■炎荒而奉珍，朔部历沙漠而勤事。孝武（西汉武帝刘彻）不能至之名琛大贝，登于内府；伯益（传为《山海经》一书的作者）不能纪之奇禽异兽，食于外御"（《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六《形胜》李洧孙《大都赋并序》）。来自欧洲、中亚、非洲沿海、南亚、日本、朝鲜的使团络绎不绝，国内商人到大都的更多。通过海运和河运到大都的货物不计其数。比较早问世的波斯史家著作《史集》对大都城也有不少描述。此后中国的正史《元史》及其他野史多有记述。至于近代有关元史的著作对它的描述则更为详细。

据历史记载，最早向忽必烈提议以今北京（元大都）为国都，主张大兴土木兴建的人是霸都鲁。时在忽必烈任金莲川漠南王之际。霸都鲁言："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边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之所，非燕不可。"对此，忽必烈深表赞许。1261年，忽必烈始修燕京旧城。平定其弟阿里不哥之乱后的1264年，忽必烈下令修复琼华岛（今北京北海公园湖心岛），重建了岛山顶上被金元之际全真道徒所毁的广寒殿。1266年12月，忽必烈才决定大规模地重点修筑大都城。其目的在于以帝国都城之巨丽宏深雄视八表，张扬声名。后来至1287年，这一浩大工程全部结束。参与工程选址、设计、指挥组织者主要的有刘秉忠、张柔、张弘略、段天■、王庆端、刘思敬、谢仲温等汉族臣僚及野速不花、也黑迭儿等少数民族人物。其中少数民族工程学家也黑迭儿贡献卓著，史学家载录评价突出，在古代北京城市经济建设史上名垂千古。元时文人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马合马沙神道碑》说也黑迭儿"受任劳■，夙夜不遑，心讲目算，指授肽麾，咸有成画。太史练日，圭臬斯陈；少府命匠，冬卿抡材；取赀地宫，赋力车骑，教护属工，其丽不亿。魏阙端门，正朝路寝，便殿掖廷，承明之署，受厘之祠，宿卫之舍，衣食器御，百执事臣之居，以及池溏苑囿游观之所，崇楼阿阁，缦庑飞檐，具以法。故役不厉民，财不靡国，慈足使众，惠足劳人，功成落之，■赏称首"。著名元史学界前辈周良霄先生在其杰作《忽必烈》一书中对也黑迭儿在大都城建工作上的贡献充分予以肯定，称其贡献卓越。其他不少介绍少数民族人物的论著、辞书也认为也黑迭儿是元季大都城建工作方面的杰出设计者和组织者。这些评价不算过分。

据古代意大利、波斯、中国人所著正史与野史记录，并参考近现代学者研究成果，对大都城的规模布局今人可以较准确地说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卷中有关辞条对这一问题的说明最为简练和全面，可谓集近现代中外有关研究之大成。现摘录于下，以供参考："城周围约两万八千六百米，成坐北朝南的矩形。城墙夯筑，外傅苇草，以防雨蚀。它的南墙濒原金口河，相当于今日北京长安街的南侧，北墙在今安定门与德胜门北八里小关一线。东西墙的南段即明、清两代的北京城墙。环城共开十一门：正南为丽正，其东为文明，西为顺承；北面，东为安贞，西为健德；正东为崇仁，其南为齐化，北为光熙；正西为和义，其南为平则，北为肃清。城内海子（今什刹海）东岸为中心阁，阁西面立有"中心之台"的石碑，为全城的几何中心。中心阁地址选定和中心阁南至丽正门距离的确定，构成全城四至基准，使之能把金代原有的海子、琼华岛风景包括进来并以此为基点，巧妙地安排全部宫殿和苑囿的布局。刘秉忠摒弃金中都旧城，而把海子湖沿地区选择为新城城址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海子受高梁河贯注，水量比金中都依赖的莲花池水系丰富，足以满足扩大了的宫阙与城市用水的需要。"

元朝大都城的城市布局是根据《周礼·考工记》所说的王都"左祖右社面朝北市"的原则设计的。城门与宫殿也多取《易经》命名。这同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建元"至元"一样，都是"仪文制度，遵用汉法"的重要内容。皇城在全城的南部偏西，跨太液池两岸，周围约20　里。皇城的城墙称为萧墙，俗称阑马墙。由南面的棂星门进入皇城，沿御道至承天门则为宫城。宫城周围9　里30　步。宫城内的主要建筑是以从丽正门、承天门达中心阁的正南北线为中轴而排列并对称展开。南为大明殿，北为延春阁。皇帝常在延春阁接见大臣和修佛事。宫城之西，隔太液池，南有隆福宫，是太后住所；北有兴圣宫，为太子之居。太液池上有木桥和吊桥与湖心瀛洲（今团城）相通。瀛洲之北有白玉桥与万岁山（即琼华岛）相接。万岁山、太液池是皇城内的主要苑囿区。元大都的城市区，同样按《周礼》所说"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的原则，分别成东西与南北向的街道坊衢。忽必烈规定旧城居民迁入新城的，以赀高和居职者为先，每8亩地为一份。贵族功臣均受封以建宅第。新城建成后，旧城并未毁弃，仍为大都的一部分。当时习惯把新城称为北城，旧城称为南城。但旧城居民大多移居新城，因而旧城萧条，新城繁荣。新城之内，市集多达30　余处。主要分布在海子、鼓楼附近与西城的羊角市一带，商业极为繁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忽必烈采纳科学家郭守敬的建议，重凿了大都东接通州的漕渠，定名通惠河。南来船只可通过文明门西的南水门，循皇城东墙而北直接驶入海子，海子湖面船只蚁聚。元时大都城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也与其时有关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努力相关。元朝大都路设有总管府，下领左右两警巡院和南城警巡院，负责城区坊市的民事与供需。左右两院分领新城50　坊。南城警巡院管理南城50　坊。大都城郊由宛平、大兴二县分治。南北两城均设有兵马都指挥司，各有巡兵1000人，负责城市治安。此外，还有大都留守司。前代的留守司一般是临时设置的，元代的大都留守司则是常设机构，负责守卫宫廷、都城和宫廷的营建修缮。实际上也担负着大都城城市经济建设的重任。以上内容的介绍，主要是依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卷有关内容而写成。但有关元都大都城经济建设的著作很多，中外学者皆有此类作品，有的还是专著，介绍更为详细。另外，涉及元大都城经济建设的中国、波斯古籍也颇多。想更深入了解这方面情况者都可觅读研讨。

大都仅是元代城市经济建设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典型或首要范例。但它不是其时这方面唯一的成就表现所在。中世纪意大利人以口述形式创作的游记曾从多方面描述了元时众多其他城市经济之盛。13世纪波斯之界旷代才子、阿拉伯世界一流史家豪拉施特根据朵尔边·孛罗口述指出，除元帝国都城汗八里之外，中国仍有许多重要的繁华都市，规模惊人，发展显著。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如北方和中原地区的涿州、真州、太原、奉元（今陕西西安）、开封、济南。西南的成都，两湖的江陵、潭州。江西的九江。南方的扬州、集庆、镇江、平江等地都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的工商业都会。但是，我们都不能否认，这些城市的经济在元代都有了超迈前代的发展。"济南，水陆辐辏，商贾所通，倡优游食颇多，皆非土人"（于钦：《齐乘》卷五，《风土》）。扬州"介江南北，而以其南隶浙西，其北隶河南，壤地千里，鱼盐稻米之利擅于东南为天下府库盖将百年矣"（孙大雅：《送淮南省掾梅择之序》，《沧漯集》卷二）。其地"商贾云集，舟楫溯江，远及长沙（姚燧：《吕郁神道碑》、《牧奄集》卷二三）。九江，"为交、广、荆、湖、闽、浙之会"（《永乐大典》卷六六九七，九江府）。平江（今苏州），更是盛况空前，"人烟稠密，至不知其数。"该城为工贾与工于一切技艺之人"甚众"。"此城统辖十六大城，并商业繁盛之大城也"《马可·波罗游记》。元代的亡宋故都临安（杭州）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元平宋大元帅伯颜将军取临安时，遵世祖之令，仿效北宋开国帝王手下大将赵彬取南唐之故事对之并没有破坏。归入元帝国版图后此城经济更加发展，规模扩大，成为元时最壮观的南方大商城。该城"城宽地阔，人烟稠集"（《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札忽儿歹陈言二件》）。"五方之民所聚，货物之所出，工巧所萃，征输之所入，实他郡所不及"（徐一夔：《思政堂记》，《始丰稿》卷一○）。城中有众多的富商大贾。大市十所，小市无数。每星期有三日是市集之日，有许多人带各种食物来此贸易。

元时边疆的城市经济建设更是远超前代的，其时，今云南、新疆、内蒙、东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都出现过繁华的、工商经济发达的城市。其中以位于今内蒙古正蓝旗境的元上都最为壮观。元上都，是元朝初年的政治、经济中心，后来成为陪都。据汉文古书记载，此城"龙岗蟠其阴，滦水经其阳，佳气葱郁。。，山有水，水有鱼盐，百货云集，畜牧蕃息"。"北控沙漠，南屏燕蓟，山川雄固，回环千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对此城经济建设记录道："。。终抵一城，名曰上都，现在位之大汗所建也。内有一大理石宫殿，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种种鸟兽花木，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耳目。此宫有墙垣，广袤十六里，内有泉渠川流，草原甚多。亦见种种野兽，惟无猛兽，是盖君主用以供给笼中海青鹰隼之食者也。海青之数二百有余，鹰隼之数尚未计焉。汗每周亲往视笼中之禽，有时骑一马，置一狗于鞍后。若见欲扑之兽，则遣狗往取。取得之后，以供笼中禽兽之食，汗盖以此为乐也。此草原中尚有别一宫殿，纯以竹茎结之，内涂以金，装饰颇为工巧。宫顶之茎，上涂以漆，漆之甚密，雨水不能腐之，茎粗二掌，长十或二五掌，逐草断之。此宫盖用此种竹结成。竹之为用不仅此也，尚可做屋顶及其它不少功用。此宫建筑之善，结成或折卸，为时甚短，可以完全拆成散布，运之他所，惟所用。结成时则用丝绳二百余系也"（《马可·波罗游记》）。上都所在之地，金代属桓州管辖，元宪宗五年，赐给忽必烈。第二年，忽必烈便开始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三年建成，命名开平府，中统元年，忽必烈在此继位，成为元朝首府，又名上京、滦京。上都建筑由外城、皇城和宫城，以及城郊部分组成一个整体。

上都外城，位于皇城西、北两面。其南、东两面修筑城墙。城墙（不包括皇城部分）全用黄土板筑（夯层厚约20　厘米），墙高约5　米，下宽10　米，上宽2　米，每边长2200　米。南墙与西墙各开一门，门外筑马蹄形瓮城。西门瓮城外低坡上还筑有石堤以防塌。北墙上开两个门，门外筑方形瓮城。至今在城上还保留一部分城门楼的石柱基，城外西北角有一段宽约25　米的护城河。城内自西门北侧城墙起至皇城北门瓮城西墙上，特筑一条宽约2　米的土墙，把外城隔成不能相通的南北两部分。南部有两条从皇城西门通至外城西墙和西门的东西大街。城东南、西南角有两个大池塘。从南门以东约20　米修建了一条南北大街。建筑遗迹都靠近街道的地方。除西门内有一排小型房屋遗迹暴露出地面外，一般仅能看出一个个院落的轮廓。外城北部主要是一个东西向山岗，没有街道，在北门内和东北角靠北墙处有小型建筑遗址，在东南角平坡上有一个东西向的院落遗址。山岗中部南边，有一座东西长350　米，南北宽200　米，用石砌的大院墙，南面有院门。这是原来栽培奇花异草和驯养珍兽以供宫廷权贵观赏的地方。这里也就是历史文献所言的御花园、后苑、北苑。元代文人墨客和马可·波罗所盛赞的那个以金漆缠龙竹柱，劈竹涂金作瓦，内壁画花草百鸟，外用彩绳牵固，高达百尺，广可容数千人的棕毛殿也当在这个大院附近。杨允孚写过一首诗，诗曰："北极修门不暂开，两行宫柳护苍苔。有时金锁固何制，圣驾棕毛殿里回。"学者们据此推测当时皇帝从宫中往返棕毛殿，要经过常闭不开的北门。上都皇城在外城东南角，方形。每边长1400　米。南北墙各开一门，外筑方形瓮城。东西墙各开二门。其南侧称东门、西门，北侧称小东门、小西门。门外筑马蹄瓮城。城墙用黄土板筑（夯层厚12　至14　厘米），用石块砌一层约70　厘米厚的外皮。墙身下宽12　米，残高6　米，上宽2.5　米。墙外每隔约150　米筑一马面，四角有高大的角楼台基。顺着墙皮砌出深约10　米宽约20　厘米的流水槽，以排泄城头积水。西门基宽13.6　米，门宽10　米，门北端有登城的阶级。瓮城最大直径42　米，门宽8.5　米。方形瓮城宽约56　米，深约47　米。城南及东南角外的城壕，至今仍能积水。杨允孚的"山拥石城月上迟"和袁梅的"禁蝶防危石"诗句，都是指皇城。上都皇城街道宽窄不等，主次分明，相互对称，布局得体。城内一般房屋建筑也很华美壮丽。今人又可以从历史文献中看到，当时设在皇城内的宫署寺宇颇多。但目前只有设有四角上的寺庙遗址可与文献印证。元世祖于至元二年（1265年）所建的孔庙，位于"都城东南"（《上都孔庙碑》）。庙西建有庐舍以待国子生。现在城东南角有一个前后两殿遗址，外有围墙，西北又连着一个小院落，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建于至元，扩建于皇庆年间的孔子庙。不少历史文献都记载上都华严和乾元两大名寺。在华严寺一通碑文里说："世祖。。首建学庙。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龙光华严。复立老子宫于东西。"乾为西北，艮为东北。居于西北角的乾元寺，分前后两院，南北长240　米，东西宽120　米。前院外围有一周回廊似的建筑，院中大殿遗址已遭破坏，仅余一个长约50　米、南北宽约35　米、高约4　米的大殿基。殿前有两处石碑亭遗址。后院有一个长30　米、宽10　米的十字形建筑遗址，前有东西配殿。大龙光华严寺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寺院，整个寺院以中院为主体，以大殿为中心分东西三院。东院错后约百米，宽60　米。两院宽120　米。中院宽148　米。四周有围墙，内建一回廊式建筑，平面呈回字形。上都宫城则在皇城中部偏北处。东西宽570　米，南北长620　米。城墙也是黄土板筑，外表包砖。宫城四角建有角楼。宫城南为阳德门，东西为东华门和西华门。南门还有一个较原门楼台基为窄的建筑台基。可见当时的南门是个双重门。宫城内的街道主要是一条通向三门的丁字形大街。另外在南部有一条横街，东南角有一条南北街。全城建筑不像明、清北京故宫那样有一条建筑中轴线，有前后呼应的大型建筑以及右左对称的建筑配置，而是分布着一个个自成一组的建筑群。研究元时城市经济建设的学者们，据《元史》、《宣镇旧志》、《江北三仃志》、《读史方舆》等书记录认为，元上都城中宫殿最多，但以大明殿、鸿禧殿、鹿顶殿、楠木殿、奎章阁、大安阁最有名。其中大安阁还是从中原迁建的。它是元季皇帝登极问政的主要宫殿。《元史·阿沙不花传》记载："尝扈从上都，方入朝，而宫殿多露，跌足而行。帝（世祖）御大安阁，望而建之。"周伯琦咏大安阁诗注说，它是由汴京（开封）的熙春阁迁建的。关于迁建过程，元代大文豪虞集曾有说明："世祖皇帝在藩，以开平为分地，即为城郭宫室，取故宋熙春阁材于汴，稍损益之，以为此阁，名曰大安。既登大宝，以开平为上都。宫城之内不作正衙，此阁归然遂为前殿矣。规制遵稳秀杰，后世诚无以加也"（虞集：《跋大安阁图》）。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元代城市经济建设记载不止这些。但从上述记录和分析足可看见元代城市建设盛超前代、名播四海的壮观图画。

（二）商业贸易元朝盛世统治者重农，措施极详，且又重视至极，但不抑商，他们并不以抑商这一中原历代王朝传统政策来指导自己的国民经济管理活动，抑商不是元王朝的经济国策。对此，古代史书明确记录。著名元史专家李干先生言："元代的商业极为繁荣。"另一元史专家邱树森先生说："元朝时，国内和国外贸易是很发达的。"两位先生之语并非妄言。生活于元代的许多文人吟诗作赋，描绘其时商业之盛，有的已成为传世佳作。这些诗赋虽为文学作品，但与其时实际商业经济生活紧密相联，并以此为基础而创作。前引《大都赋》把元时大都商业繁盛景观淋漓尽致地录于笔下就是一个例证。其时大都商业完全像一些史家所云："憧憧十一门，车马如烟云"。大都商业，可以说是全国商业繁荣情况的一个缩影。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除对大都商业发展状况有大量记载外，对全国其他地区商业发展状况作了记述，可以说元时全国商业的盛景尽收其笔下。前述元朝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与其时商业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元朝商业有全方位的发展，与元朝盛世帝王统一南北东西、雄视八表、结束长期纷乱的割据战争，使农业、牧业、手工业在大范围和平环境中恢复稳定、发展迈进有重要联系。当然，也是在前代工商业、国际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时、欧、亚、非诸国诸民族商人接踵来华，在元朝各著名工商业大都会中珍奇汇萃、商贾云集。其时，中国南北东西都形成了商业发达区。在元代商业发展的过程中，为数众多、遍及城乡的中小商人功不可没。他们开店坐肆、跋涉贩运。他们的足迹留于大江南北之区、边疆偏僻之域、沿海港口岛屿。应该说，他们是元朝商业的主要经营者。元代商业交通网络的发达、商业市场的增多、中小商业经营者的增多，使其时人们的商业意识较前代更为浓厚。戏曲创作在元代进入了辉煌的时期，元曲在祖国文学史册中与唐诗、宋词并列。而在元曲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其时商业生活的反映。其中有些著名传世曲作，不仅题目明确反映商业、货币问题，而且内容情节的编排也通篇体现商业生活。可见，元时曲作家中也有一些人开始有了较浓厚的商业意识。元曲作家中都具有如此浓厚的商业意识，那么一般中小商人和与商业经常发生关系的百姓们更是可想而知。

谈元代的商业，首先应该涉及商品生产。元代商品生产有显著的发展。

并且这种发展与元朝蒙古族统治者的商业政策具体内容相联系。关于元时统治者的商业政策，据《元史·食货志》、《元典章》及其他众多史籍加以概括，主要有以下数种：鼓励通商、减轻商税、保护商道安全、维护商贾资财。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众多的农牧业和手工业产品开始商品化。在元代，有不少土地所有者不是把土地用于封建剥削，而是利用土地进行商业性的土地经营，开展商品生产。于是大量的棉、麻、丝、茶、糖、粮食等产品被投入市场。就粮食市场而言，不仅在发达的内地，而且在偏远的漠北草原城市和林等地也出现了粮食市场。由于农业的发展，以及某些对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的经济作物种植区的出现，粮食商品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其时，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依赖商品粮食的供给。江浙两淮地区，在丰年"黍■及亿■，仓箱累万千"，"岁计仍余羡，牙商许贸迁。补添他郡食，贩入外江船"（王祯：《农书·农器图谱·围田》）。经过商贾将米粮贩运至缺粮地区，稻米和面粉都有出售。北方粮食供应依靠南方，每年由大运河或海道转运粮食，其中除潜粮外，还有数量可观的商品粮。据史籍记载人烟已达百万的大都城市民，其食粮依靠粮食市场。据这一些文献记载，输入市场的粮食多寡与市场粮价波动紧密相联。《通制条格》卷二七《拘滞车船》说"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有"，这正反映了上述情况。元代南粮北调规模之大，从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南宋无此事。汉唐、辽金、北宋条件不具（无元时那样规模的海运线），虽有需要也达不到大的规模。而元朝通过海、河两条水运线把南粮大量运往北方，其中商品粮的比重又相当大。上都、和林等北方边疆大城的居民食粮，除了依靠本地屯田区所产解决一部分外，还要靠南方商品粮的输入来补充解决。在元代粮食市场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左右市场的大米商。他们垄断粮市价格，势力之大，取利之丰，虽前代范蠡、白圭、子贡、刁间等不及。如《鄞县志》卷三一《人物传》言，有一个叫倪■的大米商"使人贾泉州，得米盈巨舰，米商随而至者六十余艘，价腾踊，■故损其值，群商恨之"。一个大米商能垄断整个米市，并任意规定米价，足见其时粮食市场竞争之激烈。元时曾负责海运南粮工作的要官朱清、张■，是江南首富，《辍耕录》卷五《朱张》记载：他们朱、张两家门庭盛时"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他们既然是经营粮运起家的暴发户，其众多的私仓中应多储粮之仓。而这些屯积之粮，正是他们垄断粮食市场价格取利的重要条件。应该说朱、张二人是元季最大的垄断粮市价格的大米商。一般的中小米商在粮食市场上是竞争不过他们的。在元代，粮食转化为商品，并不仅只有直接投入市场转售一途，它还通过酿酒业实现。从历史记载看，其时商品粮除供给城市居民直接消费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用来酿酒，进而使之转化为饮料类型商品。元朝统治者太祖成吉思汗向来反对饮酒，主张少饮酒，甚至主张不许饮酒，认为饮酒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其子孙中的帝王人物多数人反对酿酒，从元各帝王本纪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断出现的禁酒令、禁酿酒令。但仍未能转变元时盛行的各族官民饮酒风气。依据古代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族）饮食风俗学史料，其时蒙古人饮酒的种类首重马奶酒，葡萄酒次之，用粮食酿造的酒又次之。前两者的原料为奶和水果，与粮食无关。据此估测，元时由粮食转化而来的酒类商品主要在汉族地区消费。汉人集中的中原地区地域广阔、人烟稠密，粮食酒的需求量大。这一情况使元时相当一部分粮食以酿酒的渠道变成了商品。小说《水浒传》言景阳冈下酒店中出售好酒，一般消费者喝的数近三大碗，至于武松那样身强力壮的豪饮之客一次就饮十几大碗。元距宋年代不远。《水浒》虽为文学作品，却于此透露了宋元之季汉族百姓的一般和特殊酒量的信息，量大已无疑。由此又可知元代中原粮食由酿酒之途转化为商品的量实在是惊人的。宋元之际的人入餐馆饮酒最喜欢以牛肉为下酒菜，每次食用之量往往以数斤论。而中原有上等肉质的菜中多以粮食喂养。中原宋元时代餐馆牛肉销售之量又如此之巨，由此还可知其时粮食从餐馆用菜牛肉的形式转化为商品的数量也是惊人的。从众多的正史与野史的资料看，酿酒业于元代已变成了规模超越前代的独立手工业。以至专记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事迹的帝王活动实录文稿都一再记录与此业相关联的事情。据元代汉族文人个人文集记载，元大都汗八里城，"列肆数百，日酿有多至三百石者"（《牧庵集》卷十五《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史家估算，大都于此，一年约需粮食1200　多万石。应该说这些粮食都属于进入粮食市场的粮食。元代少数民族人物马扎尔台开酒业于大都东侧通州，其"糟房，日至万石"（《庚申外史》下）。真定一路仅仅在城镇中的糟房，每日"蒸汤二百余石，一月计六千余石"（《秋涧文集》卷九十《禁酿酒》）。毫无疑问，元代酿酒业的兴盛在一定范围内明显地促进了其时粮食生产商品化的进程。元代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不只表现在粮食市场的发展和与粮食相关的酿酒业的兴盛，而且还表现在其他方面。

在元代，竹木业、菜园果园业、纺织业以及与纺织业相关的染料作物种植业中的商品生产均有长足发展。茶叶种植业、桑棉种植业的商品生产也引人瞩目。至于景德镇瓷器、松江棉布、杭州丝织品、福建荔枝生产的商品化更为突出，名播中外。从上述情况中可以隐约窥见，元代商品生产在某些方面相当发达，元代一些地区的自然经济已开始被商品经济逐渐破坏。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交换的发展，也使元朝的商品经济出现更兴盛的局面。元代的豪门权势之家生活奢侈，对各种土特产品的需要也更多，这种情况也刺激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商人于元代贩卖奢侈品获得的利润也较高。元代统治者的鼓励商品生产的政策，使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善于经纪、积资巨万的大商人。他们"从计然之术，研得其精，出入于大区广陵市中，家童数百指，北出燕齐，南抵闽广，贸迁络绎、资用丰沛"（陆文圭：《墙东类稿》卷十三，《巽溪翁墓志铭》）。其时水陆商道，车马拥挤，舟帆鼓进，商市繁盛。元代商人之众、商人活动规模之巨、商人获利之丰和商人经营谋略之奇多都超过前代。太史公于《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那些名商大贾，有许多与元时商人相比自然逊色。商税总量多寡往往能说明一个朝代的商业兴衰情况。据史书记录，元代商税总额天历间达到76　万余锭之巨（7600　余万贯）。元政府实现大一统局面后，由于版图辽阔，南北物资交流畅通无阻，经商者与日俱增，"舍本农，趋商贾"（《农桑辑要》卷一，《先贤务农》）的风气颇盛。于是，其时除了色目大商人外，还出现了一大批汉族民间大商人。其中一些人富超王侯。尤其是从事食盐买卖的，当时出现了一批富甲天下的大盐商（当然，这些大盐商中不乏■勒百姓、谋取暴利者）。诗作《盐商行》曾形象地描绘当时盐商富豪们的情况："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盐商本是贼家子，独与王侯捋富豪。亭丁焦头烧海榷，盐商洗手筹运幄。大席一囊三百斤，漕津牛马千蹄角。司纲改法开新河，盐商添力莫谁何。大艘镇鼓顺流下，检制孰敢悬官铊"（杨维祯：《盐商行》，《铁崖古乐府》）。在元代商业发展过程中虽然不乏民间大商人为非作歹的事例，而且其程度有的并不亚于官府大商人。但从总体上看，民间商人的商业活动对沟通全国的物资交流、贸易发达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元代商业之盛不只表现于国内贸易领域。在元代，对外贸易也盛极一时。其时对外贸易通过海、陆两路与亚非欧各国大规模开展。在灭南宋以前，陆道贸易是主要的。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商队络绎不绝，通向中亚、西亚、黑海北岸。元时丝绸之路，从今甘肃敦煌沿天山南北路往西延伸。又增加了经里海以北抵达黑海北岸的钦差道。但波斯道依旧重要。伯颜元帅灭南宋后，海道贸易逐渐在元代对外贸易中占据主要位置。原因在于海道贸易地域更广，运载货物更多，来往更便捷。还由于后来陆上交通又不时被北方、西北方诸王叛乱的军事斗争阻碍。史家公认，宋代海外贸易相当繁盛，远胜汉、唐。不过，宋季海外贸易比起元朝又逊色得多。宋朝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56　个，而于元代达到了140　多个。元廷对海外贸易是采取积极支持和鼓励政策的。元代有众多的海外贸易港口，有远比宋朝细密的海外管理规章，且放任主义的色彩极浓。这种情况集中体现了元廷对外开放的经济国策的进步性。在元代，除政府和一般民间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外，还有色目商人、官僚私家、寺观僧道的对外贸易活动。在元代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出口的物资颇多，深受外商欢迎。其时，中国商人与外商交易，一般都是平等的。元代的海外贸易，对加强元朝与海外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元朝自身经济的发展，增进我国和亚非欧诸洲各国人民的友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介绍元代商业的发展，不能忽略少数民族作出的贡献。元之前各朝，对中国商业的发展各少数民族都有过多方面的贡献，也有杰出的人物载于史册。秦时乌氏倮就是西方少数民族闻名中外的大商人，是我国从事国际贸易的先驱。他的商业活动促进了国内农牧业的交流以及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商业交往。但从总体上看，元之前此类史料较少，此类杰出人物也凤毛麟角。至元代，上述情况明显改观。元代少数民族中大商业家不乏其人，有的积资万千，富甲天下，而且又能施展种种变化多端的经商谋略。他们在元代名声显赫，对当时商业的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其中回族的贡献最显著。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回回"一词，远在北宋时典籍中已出现。从元到明代，"回回"逐渐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元代，回族中有许多贵族、学者、官宦、商人活跃于当时社会各个领域。回族商业相当发达，元代可谓回族商家群星灿烂的时代。元代城市中的回族商人人数众多、生活富裕。当然，其中也不乏通过商业活动侵夺、欺诈百姓的人。元代回族商人，主要活动于北京、杭州、泉州、昆明、兴元、甘州、凉州、广州、和林、上都等众多的城市。这种情况，可以从许多历史典籍记录中得到印证。

例如，"中统四年（1263年）左右，在元燕京的回回共有二千九百五十三户，其中"多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其兴贩营运，百色侵夺民利，并无分毫差役""①。可见，元代燕京的回族商人数目不少，而颇有经济势力，相当活跃，而且还有侵夺民利的劣行。除大都外，其他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城市里，回族商人的活动也很活跃。伊本·贝图在当时游历中国后说："中国各城市中，都有伊斯兰教徒居住区，筑有清真寺，作为礼拜之用"①。在这些伊斯兰教徒中有不少人就是回回商人。类似情况在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均有生动描绘和记载。总之，历史资料说明，在今新疆、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内蒙等地都有回族商人活动。广州、泉州、杭州、宁波、扬州尤为集中。历史资料又证明，元代城市里的回族商人，不但人数众多、经营活跃、生活富足，而且彼此间的往来也很密切。在元代，杭州荐桥旁边的八间楼是回族商人聚居之所。杭州的聚景园（在杭州清波门外）是回回人丛冢的所在地。元时杭州城里回族商人多，对此各类史书都有记述。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言杭州城中回民有几千户，并有西域式的市场。广州是个有悠久历史的对外贸易港口，这里的船舶出虎门远航世界各地。来自世界各地和中国自己的海船在这里停泊，一派"万舶集奇货"（吴师道：《送王正善提举广东市舶司》，《吴礼部集》卷三）的景象。广州也是元代回族商人聚居之地。明人何乔远《闽书》言，"蒲寿庚，其先西域人，总诸蕃互市，居广州。至寿庚父开宗，徙于泉"②。蒲庚是元时有名的回族富商。他的祖先

①　《回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　页。

①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0　页。②　同上书，第251　页。

由阿拉伯东迁，曾是占城（今越南地方）的贵人，后来又成为广、泉二州的大富商。泉州是元代最大港口之一。这里的镇南门处，"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泉州府志》卷一一，《城池》）。"番货、远物、异宝、奇货之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其中有不少人是回回富商。如有名叫佛莲者，是蒲氏之婿，史书称他是西番回回，其家甚富，"凡发海舶八十艘，。。（有）珍珠一百三十石"（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其富有之规模几乎接近元朝主管海上粮运大官朱清、张瑄两大豪门，家藏之珠过百石，经商所用之舟近十艘，称之为豪富不算过分。在元代南方回族商人中，多数人是香料经营世家。其中许多家自唐、宋以来就专营此项买卖。《回族商业史》的作者赖存理对元代回族商人活动情况的介绍很详细，其中尤侧重对云南回族商人活动的介绍。在元时，中国西南云南行省回民很多，其中昆明更多。昆明，有押金大城之称。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称此城居民尽是回教徒。该城有清真寺两所。一在城南门内，一在鱼市街。另外于东门外又有街，称金牛街，此处是回回商人聚居之处。《史集》作者言昆明居民尽是回教徒，可能言过其实，但此城回族居民多是肯定的。除此之外在兴元（今银川）有安集延回回2000　户，在镇江有回回300　多户。马可·波罗旅行到甘肃甘州、凉州，之后又到兴元、宣化府时，沿途也遇见过不少回民。他还从天德军（今呼和浩特）"东向骑行七日，。。见有城堡不少，居民崇拜摩阿末（穆罕默德），以工、商为业"（《马可·波罗行记》）。我们还从众多的介绍蒙古帝国都城哈剌和林的古今著作中得知，该城有"两个市区，一为回回市区。。，（有）两座清真寺"，在这里有许多回回商人从事贸易（［法］卢布鲁克《东方诸国旅行记》）。上述材料足见，在元帝国的北方、西北方也有很多回族人在进行商业活动。

在元代回族商人中有不少人位尊势重。元时回族商人活动范围极广阔。

他们当中的大贾巨商"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区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许有壬：《至正集》卷五十三，《碑志》十）。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元朝统治者马上夺天下时，兵锋最先向西北，而西域最先内附，内附者中回族人居多，之后又曾多任回族商人理财相关。于是，元时回族商人队伍中出现一批以高官身份经商和依靠政府经商的人。这又使回族商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某种畸形发展的现象。因此，一些回族大商人依仗权势称霸于元代市场、商道，甚至敢于在直属于皇帝或皇太子的枢密院的军事交通机构驿站中欺凌工作人员。以上是言元代回族商业活动中表现的若干弊端。但从总体上看，回族商人的活动，在元代起到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他们更为元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增添了独特的光彩。

（三）经济科技科技，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上进步的管理者都重视运用科学技术成果发展国民经济，使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元朝一些统治者于此贡献颇大。要了解元朝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对元朝经济科技发展状况进行探讨是无法臻于全面的。在元代，科技著作繁富，科技发明不断涌现，而且在社会生产力发展领域得以广泛应用。于此，汉唐望其项背，宋朝也难与之相比。形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因为元朝出身于阿尔泰语民族的统治者抛弃了中原前代统治者传统的抑制经济科技发展的国策，元代科学家和广大人民在这种环境下努力发挥聪明才智。于是在元代的经济科技界群星璀灿、能人辈出、著述繁富、功盖前朝。元代经济科技发展的历史还呈现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在此朝，古老中华民族的经济科技成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向全球异域传播，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人类经济科技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国人民也在这个时代比过去更广泛地了解了世界他国经济科技文明的精华。在元代，人们熟知的王祯、郭守敬、鲁明善、黄道婆、也黑迭儿、也速不花等各族经济科技代表人物相继辉映于历史舞台。正是这样一个由政府官员、学者乃至平民组成的肯干实事的人才群体，创造了令人震惊的科技成果。这个队伍的成员，不计名利、踏踏实实，在社会赋予自己的位置上以各自的方式和途径发挥了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辛勤劳动，导致了元朝这样一个经济科技异常发展，至今仍使我们中华民族子孙自豪的时代。

有人言元代科技真正用于生产或国民经济发展事业的不多，而主要用于军事。这是不正确的结论。鸟瞰元代科技成果应用范围，可以发现其时农业、手工业、畜牧业、交通业、城建业的兴盛无一不与科技成果应用于其中相关。其中郭守敬关于水利建设的科学著作、王祯与鲁明善等关于农业的科学著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产生极大的影响。此外，民间的科技研究和对科技成果的运用推广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元代，农民在前代制作农具的基础上改革和创造了不少新的农具。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的农具有30　种，而王祯《农书》记载的则有105种，其中不少又属元代的新发明，且多运用于生产，收效显著。对此，正史与野史俱有说明，古今无异词。《农书》介绍的7　种新型制的灌溉机械水车，对元时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加强皆有贡献，中外治科技史的史家们无不称道盛赞。元代各类型农书的各族作者以惊人的规模记载了元代农民在生产实践中日积月累的知识和应用效果，充分反映了当时的耕作技术水平。元政府命大农司遍求古今农桑典籍，"芟其烦而撮其要"，于至元十年（1273年）颂行《农桑辑要》一书。之后又有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衣撮要》和汉族农学家王祯的《农书》问世。据说元代农书共10　余种，现存不过几种。这些书直到今天还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元代农书主要介绍和记录了其时农民在农业生产科技方面的四类重大成就。即重视施肥技术；重视垦荒与利用土地；重视精耕细作；重视因地制宜与改造自然。元代不少开明的统治者对上述农书总结的农业生产科技成果，都以政府律令的形式，命行省、州、县官长广泛推广。这种政策促进农业经济的繁盛。

在元代，不仅农业科技广泛应用于生产，而且畜牧业科技也有发展并运用到了牧业生产之中。这种发展和运用，上承匈奴、柔然和之后的辽、金，达到了令人赞叹的程度。这当然与元时开明统治者重视本族传统的牧业相关，更与众多各族畜牧业科技研究者的努力相关。对于马的饲料，《农桑辑要》提出"食有三刍"之说。即将喂养马的饲料分为善刍、中刍、恶刍三等。讲饥饿时喂恶刍，草多而料少。到一定程度添加些豆谷精饲料。待到快吃饱时，又多增加些精料，使马吃饱吃好。至于马食用的草，必须经过细剉、去节、去土的工序。豆、谷饲料的制作要经过筛簸、去除沙土灰尘的工序。对马的饮水问题也有精细研讨，主张"饮有三时"。即清晨饮水少，白天酌量饮水，黄昏尽量饮水，夏、冬两季少饮。至于在役使之时，清晨和中午要满足其饮水，晚间则少饮。又提出马饮食过饱后，不宜急速行走，只宜缓行。同时注意使马劳逸适宜。闲时拴于空地，让其随意睡卧，不使之久立，也不使之久步，更不使之终日驰奔而不得休闲。更重要的是还提出"有汗不得饮饲"。凡是经过役使或远行，必须牵转，等到马喘定汗干之时去鞍，并系于避风之处，然后饮之饲之。这些技术原则，即使在今日的草原牧区，也多为牧人所遵循。元时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主张对牛要爱惜饲育。水要按时喂给，勿令饥渴。在饲料上，主张"三和一搅，须要管饱"。第一和为草多料少；第二和为草料各占一半；第三和为草少料多，以诱使牛多吃。在一般管理上，夏天水牛入水坑以免受暑，冬天入暖屋以免受冻。牛毛稀疏，最不耐寒，暖屋用糠穰铺垫，称之为"牛铺"。牛拉粪于上，次日覆盖，每日覆盖，十日清除，粪上堆草。除了用草，也可用干土垫栏。牛室之门宜朝阳，使阳光照射入室。冬天用乱麻编织毯段，给牛穿衣，使能保暖。另外，在元代牧业经济科技中有一个重要成就，那就是畜牧医学的繁盛。它曾对元代畜牧业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人所共知，去势（阉割）是畜牧历史上的重大发明。牲畜去势不仅是为制服其烈性，易于役使管理，更重要的是提高牲畜的经济价值，使之肥壮。《黑鞑事略》记载，在元时蒙古地区"其牝马留十分好壮者作为移刺马种外，余者多骟了"。骟即去势。马经过骟，价高常马。骟马的积极意义在于人工淘汰了驽马，优选出良种。其实，阉牲之法并非始自元代，但在元代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并进一步得以完善发展。元人对牲畜一般疫病的防治工作也有重要研究。产生了行之有效的马血尿方、牛血尿方。《农桑辑要》一书记载马的病状达29　种，治疗药方32　种。记牛的病状16　种。用药多以中药为主。治"马心热"、"马气喘"、"马黑汗"的药方各有特色。此外，在治畜病时还利用动物类中药，甚至有些是动物的分泌物。如治"马黑汗"方用干牛粪；"牛虱"方用猪脂；"牛腹胀"方用燕屎；治"羊疥"方用猪脂。治"羊夹蹄"方用羝羊脂等等。元人还用食盐增加牲畜筋肉、精力。人们针对羊患缺盐症背腰拱起、膀胱积尿、眼结膜、口粘膜呈暗红或黄色、严重可致死亡的情况，常以喂盐的方法治。《新元史》卷一百《兵志·马政》篇载："至顺元年，云南行省言，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饲之，则马健无病。比因伯忽之乱，云南盐不到，马多死。诏令四川行省以盐给之"。亦乞不薛之地，即古水西国，为元代国营牧厂所在。这条史料说明元国营牧厂也十分重视用盐治畜病，努力争取让朝廷从北邻盛产井盐的四川播盐治疗本牧厂马病。实际上时至今日，内蒙草原牧民治疗马、牛之病时也需要盐。盐在今天仍是防治牲畜疾病的良药。

《蒙鞑备录》是元史学界众多学者研究元初历史时常常加以利用的著作。《蒙鞑备录》云："鞑国地丰水草，宜羊马。其马初生一、二年，即于草地苦骑而教之。养三年，然后再乘骑。故教其初是以不蹄啮也。千百战群，寂无嘶鸣，下马不用控系，亦不走逸，牲甚良善。日间未尝刍秣，惟至夜方始牧放之。随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晓搭鞍乘骑，并未始与豆粟之类。"元代蒙古人为使马善驰耐久，对其饮食十分注意。"凡驰骤勿饱；凡解鞍，必索之而仰其首，待其气息调平，四蹄冰冷，然后纵其水草。""寻常正行路时，并不许其吃水草，盖辛苦中吃水草，不成膘而成病，此养马之良法也。"最值称道的还应是"控马法"，此法特点显著，在中国畜牧业发展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一页。研究蒙古族早期历史的学者经常利用的《黑鞑事略》云：蒙古人"自春秋罢兵后，凡出战好马，并恣其水草，不令骑动，直至西风将至，即取而控之，系于帐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经月后，膘落而实，骑之数百里，自然无汗，故可以耐远而出战"。元代蒙古人控马的具体方法，自然流传到了北元时代。明萧大亨对之载记最详："夷人畜产，惟牛羊犬马骆驼而已，其爱惜之勤，视南人之爱惜田禾尤甚。见一良马，即不吝三四马易之。得之则旦视而暮抚，剪拂珍重，更无以加。出入不以骑，惟畜其力，以为射猎战阵所需而已。凡马秋高甚肥，此而急驰骤之，不三舍而马毙矣，以其膘未实也。于是择其尤良者，加以控马之方。每日步马二三十里，俟其微汗，则絷其前足，不令跳蹈踯躅也；促其御辔，不令饮水龁草也。每日午后控之至晚，或控之至黎明，始散之牧场中，至次日又复如是。控之三五日，或八九日，则马之指膏凝聚于脊。其腹小而坚，其臀大而实，向之青草虚藨，至比皆坚实凝聚，即尽力奔走而气不喘，即经阵七八日，不足水草而力不竭。我中国不知控马之方，往往乘肥马以涉远道，则马之死者十而九矣。故马不在肥，在肥而实。"①明朝萧氏所言的蒙古人的控马之术就是元代《黑鞑事略》所说的蒙古控马术的详细内容。这种控马法，是在春秋放牧、秋高马肥的基础上进行的，目的在于防止马长虚膘，以适应长时间乘骑、奔驰、役使的需要。对这种控马法，元时虽有简略记录，但大意已备。明代萧氏虽有详记，但也是元时蒙古人所创方法的详记。笔者猜想，此法主要出自于元时广大蒙古族牧民，但也与元太祖、世祖时代专门管理国营牧场的钦察人相关。

元代经济科技的发展不只表现于农业、畜牧业，而且还表现于纺织业。

元时松江乌泥泾（上海旧城西南）人黄道婆于此贡献最大。她年轻时流落海南岛的崖县，从当地黎族人民那里学会了运用制棉工具织崖州被的方法。在元代贞元（1295-1296）年间回到故乡，教家乡人"做造捍、弹、纺、织之具"，"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南村辍耕录》）黄道婆传授的棉纺织机具和技术，改变了家乡的贫困面貌。她逝世后，人们"莫不感恩洒泣而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南村辍耕录》）。元至元二年（1337年）、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曾为她立庙。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张之象塑其像于宁国寺。清朝嘉庆年间上海人又在渡鹤楼西北小巷为之立庙。可见她造福桑梓之大和人民对她爱戴之深。《南村辍耕录》言黄道婆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她织成的被褥，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由此足见黄道婆所做工具之先进、所传技术之复杂。正如管学成先生所言："黄道婆传播纺绵技术的史实说明了科学技术对提高生产力、富国富民是何等重要！"

治河技术和方法，是元代经济科技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考察元代治河

①　明萧大亨：《夷俗记·牧养》，宝颜堂秘集石印本续集。同书《教战》亦有记载。技术及其功绩，尤应该提到贾鲁。贾鲁于至正八年（1348年）由工部郎中提升为都水监。他宣抚巡视受灾郡邑，考察地形，探测水位，往返数千里。他还为治理黄河绘制地图，提出两个方案："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溢，则用功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元史·贾鲁传》）因顺帝朝宰相脱脱的支持，贾鲁实施了他的主张。至正十一年（1351年），贾鲁升为工部尚书，充总治河防使，调民工15　万，戍军2　万修治黄河。4月22日动工，11月白茅合拢，水土工毕，河复故道，东入于海。计疏浚河道280　多里，堵塞决口107　处，总长3　里，修堤770　里，工程之大，在黄河治理史上罕见。贾鲁治河是中国封建社会水利科技史上的重要一页。贾鲁的治河办法，由元代文人欧阳玄记入了《至正河防记》。其治堤的方法分为刺水、截河、护岸、缕水；"治埽"方面有岸埽、水埽、龙尾、栏头、马头、埽台的方法。对制埽的椎、卷、牵、制、薶、罣等方法，对用土、石、铁、草、木、栈、絙的技术都有详细记载。最受推崇的是用"石船堤"断决河，使水入新河的方法。贾鲁逆河排大船27　艘，用巨索连为方舟。将各船捆牢，用铁锚固于水中，又用巨絙系于岸边树桩。船上铺草、排石、布埽、钉木板。用竹篱笆夹草石立桅前，长一丈多，曰水帘。然后凿沉巨舟，断流为坝。又依船堤加筑草埽三道，依石船为靠，牢不可破。逼洪水入新河，复故道，入于海。这条河被称为贾鲁河。贾鲁河治河以后直至元亡，黄河虽也有决溢之患，但黄河归徐的河道再无大的变迁。这当然与贾鲁高超的治河技术相关。贾鲁治理黄河的高超技术和方法对元朝末代黄河两岸洪灾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无疑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元代科技在印刷业生产领域也有重大的发展和发明，而且运用广泛。其应用范围超越中原，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活字印刷术是宋代毕昇的首创之功。毕昇之后，元代忽必烈的谋士姚枢曾教弟子用活字印刷术印书"散之四方"（姚燧：《牧奄集》卷十五）。不过，这不仅属于简单承用。在元代，对印刷业生产技术有大发展者要首推农学家王祯。史载，王祯在安徽旌德县任县尹时请木匠制木活字3　万多个，试印了自纂的《大德旌德县志》。全书6　万余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了100　部。可见效率颇高。这是现在所知的第一本木活字印本，虽然此书已于明万历间失传。这是对毕昇所创泥字的发展，木字当然要比泥字好。王祯的《农书》卷二十二对此次印刷业生产技术革新有详细记录。王祯对元代印刷业生产技术的主要革新还不在此，他还创造了转轮排字架，从而大大提高了拣字效率。史载，其转轮排字法如下："造轮法，用轻木造为大轮，其轮盘径可七尺，轮轴高可三尺许。用大木钻凿窍，上作横架，中贯轮轴，下有钻臼，立转轮盘，以圆竹笆铺之，上置活字。板面各依号数，上下相次铺摆。凡置轮两面，一轮置监韵板面，一轮置杂字板面。一人中坐，左右俱可推转摘字。盖以人寻字则难，以字就人则易。此转轮之法，不劳力而坐致字数，取讫，又可铺还韵内，两得便也。"①元代的木活字还流传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敦煌千佛洞就曾发现元代维吾尔族木活字约数百。元代王祯等发明的木活字对后世印刷业劳动效益的提高有着显著影响。明、清两代木活字依然流行。明末崇祯十一年（1638年）北京的《邸报》仍用木活字印刷。清乾隆年间，刻制枣木活字253500　多个，印制了《武英殿聚珍本》丛书138　种，2300　多卷。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木活字印刷。

①　见《关于翟金生泥活字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文物》1979年第10　期。这种印刷生产技术不仅深刻影响了后世国内印刷生产业，而且还远播海外。中国近邻朝鲜、日本、越南都曾分别在元、明、清三代用此技艺印制大量书稿。应该说，元代王祯在中外印刷业生产技术发展史上与宋毕昇一样名垂史册。

元代的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数学、医学、建筑学、矿治学、航海学、制瓷学、酿造学、造船学均有长足发展。其间有众多的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经济科技内容，产生过可观的经济成果。这些成果在元代经济发展史上占有显著地位。元代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发展惊人。其时青花瓷器烧制技术的成功应用，在中国瓷器生产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元代矿业技术的发展，至元十三年产铁甚多，比宋代铁最高年产量增加将近一倍。元代地图绘制学的发展为商人活动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元代航海科学的发展，使海路漕粮运输和海上贸易效益日增。元代建筑科学的发展使其时城市规模日益扩大，为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条件。天文、气象学的发展对农业、航海业的安全高效率生产、灾害的避免都产生过重要作用。元代造船业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元末史料记载："华船之构造、设备、载量皆冠绝千古"，"舶之大者，乘客可千人以上云"，"海船一载千石"。又称："船幅殆为四角形，下侧渐狭尖如刃，以便破浪"；"大型之船，有四层甲板云"；"一艘之船室每至五六十之多"；"普通四桅，时或五桅六桅，多至十二桅云"；"船有布帆与利篷，正风用布帆，偏风用利篷。"①从上述史料可知元时造船业之发达。

①　参考陈裕菁译《蒲寿庚考》，第96-100　页；转引自赖家度《元代的河运和海运》，原载《历史教学》1958年第5　期。

（四）毡乡牧业元朝皇族出身于牧业民族，对牧业极为重视。元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匈奴、柔然是典型的牧业大王朝，其强，前者不亚于秦汉，后者不逊于北魏。与柔然同时的北魏及后来的辽、金的牧业也有过引人瞩目的繁盛时期，但总体上不如匈奴和柔然。但匈奴、柔然虽以牧业之盛著称于封建社会前期，却比起元朝又可谓望其项背。元朝统治者有一系列重视鼓励牧业的经济国策，自太祖成吉思汗始，经太宗、定宗、宪宗、世祖、成宗乃至于末代顺帝朝不废。元帝国的牧场周回万里；广阔无际，遍布各地，经营极细。皇家或国家牧厂专由熟知牧业、有特殊牧业管理经验的钦察功臣勋将指挥管理。元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置14　个官马道。分别是：东路折连怯呆儿等处；哈剌木连等处；斡斤川等处；甘州等处；右手固安州等处；芦州；火里秃麻；玉你伯牙、上都周围；阿剌忽马乞等处；阿察脱不罕等处；云南亦奚不薛；益都；高丽耽罗国。在上述官马道中，除个别地在外国属元朝侵占区外，都在元帝国境内。其中半数在蒙古高原。元代私人牧养也很盛。这些私人牧养者包括皇帝、贵族、政府官吏、寺院高僧、豪强地主和牧主。至于一般牧民的牧畜，据《永乐大典》卷19421《经世大典·站赤》记载："泰定元年（1324年）三月，通政院分别贫富等差，其有马驼及二十，羊及五十者是为有力。余无此数者，官给中统钞五十锭，补买与之"。对民之贫乏者，"仍户给羊百，牛马各十"（《黄金华文集》卷二四《宣徽使太保定国忠亮公（答失蛮）神道第二碑》）。结合元时一般牧人户数量分析此项记载，也可见一般牧民的牲畜占有数。当然，上述资料是指泰定朝之事。泰定帝长期生活于晋王北方封地，熟悉牧业，其鼓励牧业的政策有时相当激进。因此，元时其他帝王当政之际的情况与泰定帝时代有差异也是肯定的。另外，元代半农半牧区的牲畜牧养数量，纯农区众多农家饲养的牲畜数量，都相当可观。元代畜牧业生产的各种产品，都是手工业、农业和城市居民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而牧区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也需要由手工业、农业供给，许多牧业商品也需要到城市中的较大规模市场周转交易，实现牧与农、牧与手工业之间的互通有无。因此，元代的畜牧业与其时各经济部门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元代的牧业发展也促进了驿站交通的繁荣，丰富了军需供给。总之，元代的牧业的繁盛对当时手工业、农业、商业和军工业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五）狩猎经济我国古代的狩猎经济源远流长。在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中表现更为显著，呈现出一代又一代连续性发展的特征。元代狩猎经济的发达与北方民族久远的狩猎经济史关系密切。关于北方草原或森林民族狩猎经济生活的图景，如果说创作阴山岩画的原始时期的美术家有过大写意的描绘，那么他们后世子孙则进行了更为细腻的工笔勾勒。这种艺术勾勒在后来整整统治蒙古高原二百余年的契丹民族大名鼎鼎的草原画家胡环笔下得到了充分表现。胡环创作的旷代杰作《卓歇图》对古代北方狩猎经济生活描绘十分细致。关于其时狩猎经济生活，在辽王朝开国之君阿保机长子耶律倍曾入宋朝秘府的射骑、猎雪骑、千鹿诸图作中也有体现。但我们不能由此断言辽代为我国古代狩猎经济最盛之世。匈奴、柔然肯定有发达狩猎经济，但历史记录只言片语，今人无法据此览绘全貌。辽、金时代的狩猎经济虽盛，但主要限于皇家猎苑中的贵族骑射娱乐。我国古代狩猎经济的全盛之日则在元朝。元朝统治者重视狩猎经济的程度远超匈奴、柔然、辽、金诸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帝王。元太祖成吉思汗本人就重视狩猎，极力赞赏子孙们在猎场上显耀英武骑射之风。公元1224年春，成吉思汗西征结束东返，两个小孙儿忽必烈和旭烈兀随迎驾队伍在今新疆境内与祖父见面。这两个天潢贵胄、汗宠孙在猎场上各显骑射神功、箭穿鹿兔，使乃祖帐下千员猛将叹服，成吉思汗本人乃以传统族俗举行仪式嘉奖。成吉思汗著名的《大扎撒》（法典）规定："当狩猎时令野兽逃逸的猎师，处笞刑，有时可以处死。"①成吉思汗第三子在蒙古帝国都城哈剌和林附近也建有四个春夏秋冬猎苑。他与臣僚及禁卫军士兵们分别在这些地方观看放鹰，猎取水禽或虎狼鹿豹。元宪宗蒙哥继位后，忽必烈受汗兄之命总理漠南事务，建府于金莲川。金莲川本是故辽、金皇家猎苑，忽必烈把此地变成了自家王府的猎苑；登极称汗后，又使其地升级为大元帝国最大皇家猎苑。元世祖忽必烈在重视狩猎经济方面又远超前代先帝。元时有人说："国朝大事，曰蒐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王恽：《吕公神道碑》，《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七）。此话对元皇族帝王活动范围或种类的概括近于荒唐，显属片面之词。因为任何一个朝代的帝王不可能只干这样三件大事，不过，它却向人们道出了狩猎在元统治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元统治者视狩猎为大事。事实上，元朝多数帝王并不把狩猎经济活动只视之为娱乐。而是把它与军事后勤供给、军事演习、牧区灾年食品补充、皇室主要御膳供应结合起来。其结果，或多或少地减轻了百姓赋役负担、皇室贵族聚敛程度，同时也加强了牧区自身救灾能力，又提高了救灾速度。让人们取草原山林野生兽禽之肉满足和改善自己的饮食生活，不使这些宝贵的野生肉食资源自生自灭，造成浪费。可以说这些做法体现了元代狩猎经济的一些重要特点。上述特点的出现与元统治者鼓励官民狩猎、保护猎场的多种经济国策相关。元朝统治者还把狩猎经济与加强军队训练、扩大军队作战的特殊能力结合了起来。元代诸帝狩猎（即"打围"）规模惊人，其壮观常至每次出动千人乃至数万人围猎。这种规模无疑超过了故辽"好猎"成癖的亡国之君天祚帝的渔猎古风。元朝诸帝用这种从氏族公社时代继承下来的集体狩猎习俗维系军队

①　本部分所引元太祖《大扎撒》内容，见于梁赞诺夫斯基《蒙古法基本原理》及贝勒津《成吉思汗的扎撒》；转引自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一书第184　页。

内部团结，培养将士骁勇无畏、吃苦耐劳的精神。"打围"在这里实际上成了一种军训或军事演习。元朝统治者组织的围猎队伍不仅包括军人，还包括众多的牧区百姓。他们通过打猎，获取凶暴的虎豹狼狮圈养于铁笼木栏，与敌军对阵搏杀时将这些饥饿之兽放出笼栏冲扑敌阵，运用这种名副其实的虎狼之师夺取军事斗争的胜利。这在古今中外的冷兵器时代的作战方式中都是罕见的。由此也可窥见元时狩猎经济与军事活动又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元代狩猎经济给其时各族官僚名将、文人墨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元初至元末，他们不时对此咏叹描绘、作诗写赋。通过这些作品的摘读，更能形象具体地了解其时狩猎经济规模之大、管理之妙。元代开国名相、三朝元老勋臣契丹族人耶律楚材的诗《扈从冬狩》云："天皇冬狩如行兵，白旄一麾长围成；长围不知几千里，蛰龙震栗山神惊。长围布置如圆阵，万骑云屯贯鱼进；千群野马杂山羊，赤熊白鹿奔青獐。壮士弯弓殒奇兽，更驱虎豹逐贪狼；独有中书倦游客，放下毡帘诵周易"（《湛然居士集》）。另有诗作《扈人羽猎》云："湛然扈狼从山东，御闲天马如游龙。惊狐突出过飞鸟，霜蹄霹雳飞尘中。马上将军弓挽月，修尾蒙茸卧残雪。王翎犹带血模糊，騄駬嘶鸣汗微血。长围四合匝数重，东西驰射奔追风。鸣鞘一震翠华去，满川枕藉皆豺熊。自笑中书老居士，拥鼻微吟弓失废。向人忍耻乞其余，瘦兔瘸獐紫驼背。吾儒六艺闻吾书，男儿可废射御乎？明年准备秋山底，试一如皋学射雉"（《湛然居士集》）。应该说，耶律中书的这两首诗对其时狩猎场面描绘最具典型。但所述之事都是太祖、太宗、定宗三朝的。在后来的忽必烈时代，围猎规模更加宏大，而且在全国狩猎经济管理方面也日见成熟。这种成熟标志着元朝的狩猎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据元史世祖本纪及其他各类正史野史文献记载，忽必烈已不再一般地重视狩猎经济，或只强调其对军事的作用。而是把狩猎经济视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有了多种细密的经营之道，注意处理它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注意这种经济的延续以及这种经济活动与生态平衡问题之间的关系。其主要表现有七：第一，主张因顺岁时，按季节而渔猎。第二，明辨雌雄，禁猎待产孕兽；区别老幼，不捕鱼苗兽仔。第三，训养禽兽，以禽兽猎禽兽，提高狩猎生产效益，保证狩猎人员生产活动安全。第四，重视边疆和内地的狩猎经济活动。第五，不许因狩猎影响农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发展。第六，建立和完善各类狩猎管理机构。第七，遇到灾年，开放皇家猎苑，让受灾牧民入苑捕捉禽兽，以解决饮食之困。繁盛一时的元朝狩猎经济及其细密的管理规章、举措对后世各朝此类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亡后出现的北元王朝阿拉坦汗法典，其中关于发展狩猎经济的进步举措，其基本内容与忽必烈时代的有关规章一致。在1640年产生于准格尔王朝巴尔浑台吉等众多草原封建权贵撰写的《卫拉特法典》中有许多发展生产、振兴经济的进步措施。而其中关于发展狩猎经济的内容也多仿傚忽必烈汗的此类管理措施。满族贵族建立强大的清王朝后，康雍乾盛世三大帝王（玄烨、胤禛、弘历）在狩猎经济方面也有举措，并把发展狩猎经济视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有清一代，尤其是在清朝的前期，蒙古高原和其他地区的狩猎经济从未停止发展。清代诸帝也与元时各汗一样定期北上皇家猎苑进行围猎活动。但必须指出：忽必烈有让灾年牧民进入皇家猎苑捕兽捉禽解决饮食困苦问题的善行，清朝诸帝无此类爱民之举。相反，以皇权霸占了漠南蒙古族最肥美的草原和丰饶的猎山，建立皇廷私家围场。这种举措显然不利于民间牧业经济或狩猎经济的发展。清朝太仆寺直辖的广布漠南，甚至深入漠北蒙古族地区的皇家牧厂，实际上也成了不许百姓狩猎的禁地。清政府收编具有悠久狩猎生活传统的索伦部落诸族人入旗，大量调入内地充当兵员，这一举措在客观上严重影响了大、小兴安岭一带广阔地区狩猎经济的发展。不过，清统治者大体上于总的经济国策制定方面重视狩猎经济，继承了元代政府重狩猎经济发展的传统。

另外，从清末民初内蒙古喀剌沁南旗蒙古族学者罗桑却丹所著《蒙古风俗鉴》一书"关于打猎"一节讲到的蒙古族古代狩猎经济生活种种细节看，相当多的内容是讲元时狩猎之事。其中讲到的清代蒙古族狩猎方法，显然接受了元代蒙古人的狩猎技艺。如训养禽兽，以禽兽猎禽兽；因顺岁时，接季而猎等方法皆为元季蒙古人的传统猎法。至于该书中提到的猎手分型、各就其位、扬长互助；堵围、散围、层围；引猎、追猎、吓猎、伏猎、赶猎；明宣猎规、不分尊卑、一律遵守；分配猎物、猎官优先、其他人按猎技分配；猎物必须一一验收；猎队成员各备饮料、食物、猎具；投掷型猎具投出前栓注记号；猎后对优秀者授与不同等级的荣誉称号；猎前举行出猎仪式，集体念诵韵文誓词；猎闭全猎队成员开会议定下次应赴猎区方位并惩罚违反猎场纪律者。《蒙古风俗鉴》中上述众多猎场规章纪律，虽不尽见于元时有关文献，但其中不少专用词汇、细则能在元时有关正史文献、野史散记、诗词曲赋、神道碑铭中找见或得以印证。二者之间的源与流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六）手工业元朝有大规模的各类型手工业。如有发达的官府手工业、民间手工业、军用手工业、贵族官吏私营手工业及寺院僧侣经营的手工业。毫无疑问，元代手工业上承唐、宋、辽、金、手工业故基而发展。但元代统治者比起从前多数帝王，并不敌视和打击手工业，而是采取鼓励的政策。当时大一统的政治条件使国内各地各类手工业得到了较充分的集汇交流，也使中亚、南亚的许多手工业专家、技工来到了中国。正是这种局面使元代手工业多元发展，成果日益显著。其生产的地域、数量和质量都超迈当时世界诸族诸国。当时的手工业产品深受世界各地人民欢迎。

元代民间手工业，其生产极为广泛。包括棉织、丝织、矿冶、制瓷、造纸、印刷、制盐等众多行业。元代官府手工业的规模之大也是惊人的。有的属于工部，有的属于将作院，有的属于大都留守司，有的属于武备寺，有的属于徽政院或储政院。对上述元朝官府手工业的组织系统，《元史·百官志》和《元典章·职品》皆有细致记录。元代官府手工业的分工极为细密，所置局院遍及全国且数量众多。元代官府手工业的主要任务：一是生产军需用品；二是从事皇宫、宗庙、贵族府宅、城囿、寺院、仓库、营房、监牢的建筑；三是满足军国需求从事织造。元代官府手工业规模庞大，需要的原材料自然也很多，而获取原材料的方式也有多种。例如，直接经营国有自然资源，取山林川泽之产，由政府组织各种匠人采伐加工；取岁贡土特产品加工；政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取一些原材料；通过课税向国家编户之民征收；取外国贡物为原料；甚至各局就本单位所需物料直接向匠人科征。其取得原材料的办法可谓花样众多。

在元代，贵族们也以经营手工业之途，达到"网大利"的目的。但他们掌握手工业作坊主要通过赐予获得。元朝诸王分地中的手工业也拥有大批工匠。有的贵族还包冶官矿。除贵族外，元代的一般官吏也有许多兼营手工业。他们掌握手工业的作坊或工作区有的是从皇帝赏赐途径获得的。不少官吏世宦之家多经营家庭手工业。元时寺院大都经营手工业，其经营范围也相当广，包括制茶手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冶炼业。这些寺院的手工业产业一般由朝廷专设机构管理。但又有一些大寺名刹之主感到财产归朝廷管不便于自己支配，于是上奏朝廷让朝廷授权由本寺独立经营，"恒产悉归于寺。"从这种情况可以看出其时寺院手工业主权势极大。元时权势之家、寺院高僧在经营手工业生产过程中，常从小生产者那里低价索取原料，或通过徭役无偿剥削劳动力，取得暴利。在元代，工作于官府、官吏贵族私家和寺院手工业作坊的工匠们为了抵制各种剥削，不断采取多种形式的反抗活动。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故意降低产品质量、逃亡、怠工、武装斗争。从总体上看，元代上述各类型手工业的发展为元朝国内商业及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广阔前景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军事手工业的发展，在我国军事手工业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盛况空前。元代军事手工业主要与官府手工业相联，或者说它是官府手工业的特殊分支。但它也夹杂于民间手工业、官吏贵族私营手工业之中，甚至有时也包含于寺院手工业之中。考兵器制造之史，南宋、辽、金都于此有过重要成就，但不及元朝成就卓越。元时古籍《黑鞑事略》的作者徐霆对元代军事手工业经济发展过程有过描述。他说："霆尝考之：鞑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无一而有。其国除孳畜外，更何所产。其人椎朴，安有所能，止用白木为鞍，桥以羊皮，。。亦刳木为之，箭镞则以骨，无以得铁。后来灭回回，始有物产，始有工匠，始有器械。盖回回百工技艺极精，攻城之具尤精。后灭金虏，百工之事于是大备"（《黑鞑事略》）。南宋人徐霆言蒙古帝国占领中亚、灭掉南方金国后军工大有发展是符合历史记录的。而言在此之前蒙古没有军事手工业，甚至没有一般手工业则是荒唐的，极不符合蒙古高原悠久的军事手工业历史实际。蒙古人的祖先从深山密林向西进入斡难河草原前就知冶铁，化铁出山，懂得使用炼铁用的巨型鼓风箱。成吉思汗西征前，帐前本族将臣中就有铁匠出身的者勒玛。蒙古高原上最早出现的草原大帝国匈奴的工匠就能制造一流铁刀，名扬中原，汉地人以能购得一口匈奴名刀为荣。蒙古族自古以来就以善造高轮大战车闻名。柔然大帝国时代蒙古部落战车如云。成吉思汗手下大将速别额台西征时其劲旅就叫"铁车军"，其铁车军横穿欧亚，被侵国家贵族军队望风而逃，显示了其部队装备的精良。闻名于世的古蒙古史巨著《蒙古秘史》写车之笔多达20　处。其时蒙古族中显赫高贵的妇女皆乘坐质量优秀的"黑车子"。蒙古人能做可载宽达30　英尺大帐幕、用22　头大牛拉行的特大型帅车，其车轴之大犹如一条船的桅杆。一个富有的蒙古人拥有一二百辆放置细软的车，有的车载重四五千斤。成吉思汗时代的扎剌亦儿部落还是蒙古民族中的一个小部落，但《蒙兀儿史记》记载，就是这样一个小部落都以"千车为营，都七十营"。这就是说这样一个小部落都拥有战车7　万辆，比之中原千乘之君、万乘之君将若何？在春秋时期，万乘之君就是一个赫然大国的国君了。而成吉思汗还没有占领中亚、南吞金国部分地区之前，蒙古族一个小部有7　万军。其时，蒙古族地区因西边不与花刺子模交往，南又有金国之封锁，其境内谈不上有回回手工巧匠，也不会有女真、契丹、汉族手工业技工。所以，这些战车当然是蒙古工匠亲手所造。可见，即使是在元初，蒙古军队的军事手工业也是颇有规模的。成吉思汗的部队也并不像徐霆所言是无工匠、无器械，只有木棍骨箭、不知铁为何物的原始装备师。如果成吉思汗的部队装备真像徐氏所说那样原始低劣，即使成吉思汗兵家谋略再神奇也不会有驰骋万里、拉枯摧朽的战果，他本人也不会获中世纪世界最大兵圣的称号。因为任何神妙的兵家韬略见效都是有条件的，其中军队装备是最重要的物质条件。至于到了元世祖统一全国之日，元朝的军事手工业更加发展，奇果叠现，位居其时世界之首。忽必烈时代的官府手工业作坊中各族杰出的军器工匠和设计师如云，产品多种多样。既有其时兵器的一般产品，又有尖端产品。这些兵器工匠、设计师和他们生产出的产品统一由中央设置的武备寺任选、掌储和分配。可以说，武备寺是元中央政府中管理军事手工业生产的专门中枢机构。武备寺管辖的局院较大者多达几十且遍布全国。各局院主管官吏官品高者正五品、低者从七品不等。其中仅大同路军器人匠提举司就管辖数州数县的军器制造局。武备寺所属寿武库制衣甲，利器库制兵械，胜广库掌外路各局。外路除江南地区不设兵器局外，北方各大城皆设军器人匠提举司或兵器局。在漠南上都地区的白局子和千户寨、松州的五指崖和胜和等地都有军用冶铸手工业（《元史》卷八九《百官志》五）。元代军事手工业不仅管理组织健全，而且发明创造很多。其中许多重要的新产品还普遍送入军队以做装备。如孙威发明了"蹄筋翎根铠"，用箭射而不能穿；孙威之子孙拱又发明出了能张能合的"叠盾"，这是中国制盾史上的新贡献；孙威之家可以说是元代兵器研究发明的专业户。火药火器在元朝军事活动中被普遍应用。南宋人的火炮、火箭、霹雳炮、火枪、小型炸弹等兵器研究成果，曾全部被元平宋大元帅伯颜的部队吸收利用，从而使元军在装备方面如虎添翼。周密《癸辛杂识》前集"炮祸"记载的至元十七年元朝在扬州的火器工场发生大爆炸事故的史料，被许多研究元代军事手工业生产的学者引用，并用其说明元季军工生产规模之巨。当时火药爆炸，火器场工作人员死亡100　多，附近居民有200　多家受难。可见这个军工厂规模不小。至元十年，元兵攻襄阳时，置炮于城东南隅，重150　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毁，入地7　尺。宋将吕文焕惧怕并以城降。说明元人生产的这种重型炮质量优秀、威力极大。这种重型火炮在破静江、潭州时和渡长江炮击南岸时都发挥了很显著的军事威力。在平南宋前，元军中的炮击技术主要由回回、蒙古炮兵掌握和传播。在元末至正二十年，达礼麻织理曾指挥火炮兵成功地击溃孛罗帖木儿的强大军队。由此足见，元代的炮兵装备直到元亡前仍较精良，它也说明元代军事手工业于某些方面虽至元亡之际还未衰。出土的元至正十一年造的铜炮是现在已经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大炮，元军作战时曾经使用过不同颜色的"灯球"，浮升在空中作为军事活动的联络信号。说明其时军事手工业生产还涉及到了空中军事信息传递工具方面。由以上所引史料不难看出，元代军事手工业的成就是显著的，其发展是多元和全方位的。元代军事手工业的硕绩是中国古代军事手工业史上灿烂的一页。

（七）农业经济农业，是元代社会经济的最重要的内容。关于此朝忽必烈统治时代的农业，我们将在后面介绍忽必烈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时述及，这里则是简述整个元代农业的轮廓和成就。元朝各代之汗，无疑都是来自牧业民族。但其中多数人大体上都认为农业是其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认为发展农业对于稳固其统治有着极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都有各方面的细密的重农举措，只是相互间有重视程度上的差异。他们一般没有封建社会上半期入主中原的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个别帝王那种轻农的思想意识。正因为如此，有元一代的农业受到了政府多方位的重视。但也必须指出，在若干昏君执政时代，元代的农业也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生产工具的改进是元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劳动人民在不断的生产实践中改进和创造了各种农耕生产工具，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在元代"所耕田数，日复兼备"（参见王祯《农书》卷十三）。各种优良农具的发明推广，大大减轻了农民的除草、疏泥等费时费力的劳动。在元代，镰刀的种类增加，发明了收荞麦的推镰等。播种的生产工具耧车在元代也有发展。不仅有两脚耧、四脚耧，而且又创造出既能耧种又能下粪的耧车，灵巧方便，省时省力。水利机械和灌溉工具也有很大改进。像水轮、水转连磨等比起前代更为先进完备。关于元代农业生产工具革新进步的情况，元季大农学家王祯于其传世名作《农书》中叙述极细。我们在前面介绍元代经济科技时也曾从另一角度说到。总之，元代农业科技的飞跃为元代农业的长足进步开辟了广阔前景。这种局面的出现首先与元代广大农区人民的努力相关，但也与元朝政府重视农业发展的开明豁达的政策有极重要关系。元朝多数帝王重视农业科学的思想和政策，比起之前中原各朝多数帝王视科技为奇技淫巧的观念，其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为封建社会后期中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应该说，这是没有抑末传统思维的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对中国农业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元朝多数帝王认为"农桑"是"急务"。这种开明政策与其时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的结合，使元朝的农业经济有了恢复，并在这个基础上有了重大发展。由于元代统治者发展农业的举措于基本方面深得要领，本来由于战乱落后于南方的故金地区农业有些地区超过南方。在北方出现了"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的景象（王磐：《农桑辑要序》）。在陕西地区，元初开辟了6000　多顷屯田，庄稼满野，五谷丰登；关中的麦子很受人们喜爱，名扬天下；河北地区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出现了仓廪丰实的景象；山东、河南地区土地得到了进一步开垦，使荒芜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粮食产量不断增加。比如于元朝中期，国家收入税粮共1200　余万石，北方所出为520万石左右，其中河南259　万石，腹里地区220　余万石，陕西为为22　万余石，甘肃为6　万余石，辽阳为7　万余石。这些数字可以说明元时北方农业生产已经有了恢复，且有重大发展，对此不应怀疑。无论古今中外，军事角斗或较量的胜负，往往与较量双方的经济实力相关。至元间，蒙古巴邻部人、忽必烈任命的平宋大元帅伯颜在奉使收江南时曾作诗二首。一首曰："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另一首曰："一节高兮一节低，几回敲镫月中归。虽然三尺无刃刀，百万雄师属指挥"（见《元代少数民族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一次印刷）。这两首诗表达了元平宋大元帅指挥水陆千军南下江淮，尽取赵宋巢穴的军事威势。不过，这种军威如果没有元朝北方农业经济的恢复和重大发展，那么则是无从谈起的。伯颜正是借助于其时北方农业及其他经济之盛扬威于江淮、告捷于临安，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少数民族军事统帅，深得世祖信任。伯颜大军南下取宋的战间军事后勤供给物资主要取之于北方农业经济，对此各朝史家公认，千古无异议。

元朝南方的农业生产，在南宋时就比较发达。这主要是因为连年不断的大规模战争主要发生在北方，对南方破坏较少。还由于南方有更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气候、水利等条件；南方人民有悠久的水稻耕作经验；南方地区农田一年多熟、产量高于北方。但南方南宋政权有许多妨农害农之举。忽必烈灭南宋后，几乎尽革上述弊端，措施进步，成就突出。因此，南方农业生产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长足进步。史载元朝的江浙行省粮食产量最高，亩产稻谷通常在二、三石左右，有的高达五、六石。每年上缴的税粮要占全国税粮的1／3　还多些。南方的粮食大量北运。史载，元朝东南地区北运的粮食数量逐年增加。最多时达到350　多万石。元朝统治者于粮食供应方面依赖南方，虽至元末仍如此。元朝南方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北方，自然与南方耕作方面种种优越条件相关，但也与元廷对南方农区采取的优惠政策紧密相联。由此足见，元政府既重视北方农业，也重视南方农业。随着农业的发展，元朝的人口也不断增加。《元史·食货志》言："终世祖之世，家富人足，天下为户凡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二百八十一，为口凡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显而易见，这个人口数字比元初增加数量是无疑的。它从另一侧面说明，元代农业经济管理效益显著，实现了"户口增"的经济管理的目标。在元代农业管理的计划中，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有引人瞩目的位置。其中，棉花的种植法在元代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推广。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朝政府专门在浙东和江南、江东、湖广、福建等地设置"木棉提举司"，提倡大力种植棉花，并把征收木棉列入国家的正式税收计划，按时向民征取。它说明棉花种植和纺织已遍及于民间。许多研究元史的专家认为，棉花于元代开始普遍种植，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国人从此改变了穿着麻衣的状况，进入了穿棉衣的时代。棉花的普遍种植，为纺织业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元时，除棉花以外西瓜、红花、蚕豆、亚麻等经济作物也被广为种植。可见，元代农业领域中经济作物的种植范围是十分广阔的。它有助于其时商品货币经济的深入发展。

元代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有以下诸方面：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劝农官和劝农机构；把"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核地方官成绩的最重要的内容；禁止毁农田为牧地；健全农村村社基层组织；建立仓储制度，预防灾害。上述措施自忽必烈时代始逐渐完善。

（八）经济交通对这方面内容在元盛世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在介绍世祖有关成就时作说明。在此，则对元时这方面总的情况进行介绍。众所周知，元朝疆域辽阔，交通十分发达。元朝政府除了建有以大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机构完备的陆路驿站交通网外，还特别注意兴修水利，发展河运和海运。这是元代的漕运。元代发展漕运，首先加强对运河的疏浚和修建。当时的大都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理条件优越。但由于大都政府人员、军士、居民众多，因此当地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不能满足要求，所以不得"不仰给于江南"（《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不过，大都又"去江南极远"。隋时开凿的大运河在宋、金时早已淤塞不通。于是江南物资北运成了元代经济交流方面的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元政府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和整修。从杭州到大都的粮食及各种货物的运输可直通，加强了南北经济的交流也起到了巩固大一统局面的作用，百姓徭役负担也因此开始有所减轻。主要是减轻了陆路运输之苦。不过，大运河的开凿疏通表现出的上述优点毕竟还是有限的。由于大运河岸狭水浅，只能允许150　料的船只通航，这就影响了南北经济交流的规模。运河仍然满足不了大都的物资供应和商业繁荣的需求。为解决这一矛盾，元政府还开辟了南北海运线。其海上运输线大体上是这样的：由江苏太仓浏河入海，往北经黄海、渤海直达于天津，再转入大都。当然，这只是元朝主要海上经济运输线路。海运速度惊人，经济效益高。顺风时只要10　多天就可以到达。元时为海运特制的平底大船，大者容量惊人。海运线的出现表明元朝的经济交通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海运，保证了元大都的物资供应和商业繁荣；保证了国家的财政税收；更显著地减轻了百姓陆路运输的沉重徭役负担；又为外国海船去北方贸易提供了极大便利。当代元史专家黄时鉴谈到元海运成绩时指出，发达的元海道运输使"民无挽输之苦，国有储蓄之富"。15世纪明中叶朝廷高官文渊阁大学士邱濬也曾明确指出元海运表现的显著经济效益，言元朝人南粮北运，"河漕视陆运之费省十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邱濬：《大学衍义补》）。邱濬是明中叶学识渊博的最重视经济问题研究的高官之一，他是在系统研究了历史文献后才发上述评价之语的。因此，邱濬之言是可信的。邱濬之后肯定元代海运成就的学者中，多数人都引用过他的这句评语。

元代广大水手船工，积累了丰富的海运经验。为了便于记忆和传播，他们把宝贵的航行经验编成歌诀。《大元海运记》下《测候潮讯应验》记录了这些歌谣，主要内容分为四类："潮泛--前月起水二十五，二十八日大汛至，次月初五是下岸，潮汛不曾差今古。次年初十是起水，十三大汛必然理，二十不逢下岸潮，只隔七日循环尔。风信--春后雪花落不止，四个月日有风水，六月十九彭祖忌。秋前十日水生，秋后十日亦须至。八月十八潮诞生，次日须宜预防避。白露前后风水生，白露后头亦未已。霜降时候须作信，此是阴阳一定理。九月二十七无风，十月初五决有矣。每月初三□若无，初四行船难指拟。如遇庚月不变更，来到壬癸亦须群。观象--日落生耳于南北，必起风雨莫疑惑。落日犹如糖饼红，无雨必须忌风伯。日没观色如胭脂，三日之中风作厄。若还接日有乌云，隔日必然风雨逼。乌云接日却露白，晴明天象便分得。对日有垢雨可期，不到已申要盈尺。雨后晚垢横在空，来日晴明期可克。北辰之下闪电光，三日之间事难测。大雨若无风水生，阴阳可以为定则。东南海门闪电光，五日之内云泼黑。纵然无雨不为奇，不作风水大便息。东北海门闪电光，三日须防云如织。否则风水必为忧，屡尝试验无差忒。行船--迟了一朝搭一汛，挫了一线隔一山。十日滩头坐，一日过九滩"。这些经验直到现在，许多内容还有用。它表明中国古代的微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发展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变化是：开始更多地注重科学技术的利用；开始在官方和民间双向发展；开始从陆地向浩渺的海洋延伸；开始更多地综合利用各类型学科知识。

元朝经济交通之盛不仅表现于上述方面，还表现在其时辐射全国、贯连欧亚、四通八达的驿站交通网建设上。有人说元时驿站交通不属于经济交通。此话有一些道理。因为此类交通始于成吉思汗，奠基于斡歌歹汗，在世祖朝达到了全方位的隆盛。驿站最初主要是用于军事，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随着全国统一战争的结束，这类交通线承担经济交流的情况日益突出。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元统治者把战时经济管理体制逐步改变为和平时期经济管理体制相关。在元代，通过驿站交通线进行一般经济交流的记载并不缺乏。元时有些地区的陆路水路驿站还承担专运"番夷"贡物和"番夷"商贩奇货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元时驿站交通建设也属于经济交通建设的范畴。元代经济交通之盛还表现在运输工具的种类增加、载量倍增、制造规模扩大诸方面。陆路交通工具有马、牛、羊、狗、车、轿；水陆交通工具有大小不等的各类船只，还有北方的羊皮船和南方的竹排船。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族善造各类型车，质精而量多，对此已在本卷别处介绍。在元代，中国的造船业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产品类型多样。当然，这些船只有一部分用于军事。不过，从历史记载看，元代船只用于一般经济交通的数量确实很大。下面仅举几例，足可证明。1293年，忽必烈自上都返燕京（今北京）经积水潭，看到湖面"舳舻蔽水"，当时京城无战事，这么多船显然是商船或漕船，而且是往返于京城和通州之间搞经济运输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成都时，看见河中商船"好像是海而不是船"。可见四川商业用船数量很大。元时荆州，据统计，每年经过的水上船只就有20　万艘，平均每天有600　艘左右。这还是一处水运线情况的统计。这种状况诚如一些著作家所言："浩浩荆吴船，日夜行不已。"又据其他史书记载，至元十九年九月，忽必烈令"平滦。。扬州、隆兴、泉州共造大小船三千艘"（《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同年十二月，总管罗璧、张暄等造平底船60　艘，运食46000　余石，由海道入京（《元史纪事本末》卷十二，《运漕》）。1283年，江南、江西、湖广三省又造船2000艘，"于济州河运粮"，这条史料也见于《元史纪事本末》。这仅是至元十九、二十两年间的造船数字，但已达五千多艘。这些船只多数专用于经济运输。在仁宗延祐元年进行了一次船运粮食的活动，"浙西平江路刘家港开洋一千六百五十三只，浙东庆元路烈港开洋一百四十七只"（《大元海运记》卷下《艘数装舶》条）。两处开洋1800　只。别处开洋船数还未计算。据统计，每次除运正粮外，还有白粳糯、香米和护送漕船的官吏军人所乘船及他们在途中所需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所用船只，加在一起总数在一万艘以上。可见，元时重要经济交通工具船只在漕粮运输中所发挥作用之大。由于元代在经济交通上需要大量的船这一重要工具，于是元廷在沿海地区建立了许多造船的工场，大者拥有工人数百名。史载，元时大海船多是泉州和广州船厂制造的，船上还有罗盘针用以指路。它表明了元代经济交通工具的先进程度。

（九）少数民族经济元代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整个元代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或规模，是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无法比拟的。元朝在许多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有效的行政管理。这种有效的行政管理与有效的经济管理密不可分。元朝政府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经济管理，导致了这些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繁荣，从而更使其行政管理日益加强。这是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与交往的。元朝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元朝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管理有种种政策措施。如建立发展经济交通、征收赋税、通行宝钞、实行屯田、设置匠局、发展商业。

从各种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元朝政府无论是在蒙古族的摇篮岭北行省，还是在东北辽阳行省、西南云南行省及今新疆、西藏诸周边诸族居地，都编订了户籍，征派赋役。毫无疑问，这些举措一方面是为了对各族人民进行剥削，但在另一方面又促进了这些地方经济的发展，减轻了百姓的经济负担。辽阳、云南过去长期处于战乱，但于元朝较多时期处于和平环境，社会经济明显地开始稳定并得以发展。西藏地区原来十分混乱，"民不堪命"，但元政府对西藏地区实行优惠的经济管理政策后经济得到了发展，社会秩序也较为安定。岭北和今新疆地区虽然长期受到了海都、笃哇叛乱的影响，屡遭战乱之害，但元廷控制地区的经济仍有重大发展。元朝政府完全平定北方、西北方诸王叛乱后，这两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岭北地区是元朝帝室的"祖宗根本之地"，从成吉思汗到蒙哥在位的四朝，这里都是蒙古大帝国的政治中心。忽必烈定都幽燕之后才降为元朝一个普通的边区或行省。但有元一代，岭北行省一直被成吉思汗后裔诸汗重视。这种重视突出地体现于对其地经济发展的关心。元代岭北行省牧业之盛已在本书其他部分内容中说明。另外，元代岭北行省农业的发展也是空前的。元朝政府在这里发展了大规模的屯田事业，它为元帝国战胜西北和北方宗王军事叛乱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对此，欧洲、波斯史家都有记录，内容详尽。长春真人邱处机游记也有记录。岭北行省的和林、称海等地农业、手工业、商业更为兴旺。元末有人言"和林百年来生殖殷富埒内地"此话符合事实。在今天山南北和昆仑山北麓，有别失八里、斡端等重要城市，这些地方工商业繁荣、农业发达。今新疆的喀什（元时称可失合儿）有许多村庄，城中有优美的园林，还有葡萄园。这里还有发达的手工业，而且盛产棉花。从总体上看，岭北行省和今新疆地区商业都很发达。元时今新疆地区处于丝绸之路，欧洲、中亚、南亚的商人从陆路来中国经过这里。其时今新疆地区，中外商人络绎不绝，中外游客都赞叹其地商业的繁荣。岭北行省的商业，早期主要掌握在回回商人手里。于中、后期这种情况依然显著。直到明洪武之初，明悍将蓝玉统兵攻北元至漠北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还俘获撒马儿罕商人数百（《明史·别失八里传》），就是有力证明之一。

元代边疆各族居住区经济的发展，也与朝廷派往这些地区优秀官吏的勤政爱民有关。1207年，忽必烈派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这些地方远在和林、不儿罕山北或西北，有的地方靠近谦河流域（今叶尼塞河中上游）。其时吉利吉思等部"皆以杞柳为杯皿，刳木为槽以济水，不解铸作农器"。刘好礼就让元廷派出工匠，教他们学会了"陶治舟楫"。1274年至1279年间，少数民族官吏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当时云南还没有粳稻桑麻，他"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张立道为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治理昆明池，排泄池水得良田万余顷。其时云南今彝、白族先民种养蚕桑不得要领，张立道教他们如何饲养，获利超过以往10　倍，经济效益明显。1283年，姚天福出任山北辽东道按察使。辽东一带人民"喜畜牧，习射猎，不事耕学"，他用几年时间教他们耕种，使他们勤于农事，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元廷还曾派出水利建设队伍进入塞北草原，帮助牧民凿井，改善放牧条件。元廷还大量制造农具，运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放或出售，改善其地发展农业的条件。每当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遇有灾害，元政府也经常发放粮食、牲畜、鱼网、纸钞进行赈济。元政府还以优惠政策积极组织商人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牧区，收购牧业产品，避免这些牧业产品因不能外运出售于本地自生自灭，白白浪费。另外，还组织各类型手工业者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牧业产品加工业，就地取材，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手工业。

元朝大一统的和平安宁环境、元政府各种优惠的经济国策，使其时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得以长足发展。元时发达的沟通内地和边疆的交通和商业也有力地促进了各族人民间的经济交流。这种交流为各族经济的共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成吉思汗征服西夏后，蒙古人从唐兀人那里学会了牧驼的高超技术。南方汉族女棉纺织家黄道婆能成名于元时，主要是因为她把海南岛黎族的棉纺技术传播到了今上海和整个东南沿海一带，进而又推广向更广阔的地区。元时北路棉花从新疆传到陕西。在这种传播过程中畏兀族（维吾尔族）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汉族地区木字印刷术传到畏兀族（维吾尔族）地区，显然推动了那里印刷生产发展。元时北方游牧民族先进的牧业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传入内地，对内地农家畜牧业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总之，元代边疆各族居住区经济的发展与各族的经济交流活动有紧密关系。元代各族经济的繁荣兴旺、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幅度地缩小了内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这是符合各族人民愿望的。元代边疆各族经济的兴盛发展，元代内地汉族和边疆各少数民族经济的全方位交流活动，对我们多民族大一统祖国的巩固发展也有着不容低估的巨大影响。它标志着我们祖国的经济实力在元朝时代有了全方位的加强，这也是元朝成为其时世界上罕有其匹的强大国家的基本原因之一。

（十）金融业元代金融，不仅在中国古代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元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部历史中也有着重要地位。关于元朝盛世货币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我们在本书后面有专门介绍。在这里主要是对元朝整个金融事业轮廓进行粗线条说明。

货币流通是促进商业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朝的货币有金、银币，同时又有纸钞、铜币。元平宋大元帅攻下南宋帝都临安后，世祖曾下令禁止江南使用铜钱，但并没有能禁绝民间使用铜钱。武宗以后又曾铸造"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等铜钱行使，并规定历代铜钱均可通用，但并未行通。查元时有关各种文献（官方典章和私人著述），今人可以得知：终元之世，铜钱虽未能完全禁绝，但也未能普遍使用。其主要原因在于铜为一种珍贵金属，其时产量又少，无法满足当时远超之前各朝的广大市场的需要。这是指总体情况而言。据一些史家寻觅各类古籍证明，元时边疆地区用铜钱还是较多的。如西北诸王除行用钞币外，皆用铜钱，品文为汉名，幕为人名或骑马。据洪文卿译著《蒙古西域诸国钱币记》一书统计，各汗国钱币共达687　种。元朝曾规定，在对外贸易中禁止铜钱出口。但元季海外贸易发达，铜钱仍大量流向国外。有时，元政府也用铜钱与海外贸易对象交换奢侈品。这些情况说明《新元史·食货志》所言"元季历朝并铸铜钱，盖以布佛寺之用，非民间通用也"的说法不完全符合元代货币历史实际。

除元朝一般的铜钱以外，在元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军雄据一方、建立国号时也都铸行过铜钱。此类铜币虽发行数量不多，但品种较多。主要有以下数种：第一，"龙凤通宝"，韩林儿造。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等拥立韩林儿，号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大宋，改元龙凤，铸龙凤钱，文曰"龙凤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等3　种，钱上字文遒美，质如黄金。有关此钱的详细情况，可参阅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明史·韩林儿传》。第二，徐寿辉所铸"天启通宝"。至正十八年（1358年），徐寿辉建元天启，铸"天启通宝"。次年又改元天定，铸"天定通宝"。两种钱都有小平、折二、折三3　种。史家称"铸料赤铜，文字精美"。徐寿辉所铸铜钱还有一种为"太平通宝"。一些史家估计此钱铸发于至正十六年到十八年间。有小平、折二两种。第三，陈友谅所铸的"大义通宝"。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建都武昌，国号为汉，改元"大义"，于是铸行"大义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3　种，钱无背文。第四，明玉珍所铸"天统通宝"、"天通元宝"。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明玉珍称帝于西蜀成都，国号为夏，改元天统，于是铸行"天统通宝"、"天通元宝"。钱文为篆书，共2　种，发行数量很少。第五，张士诚所铸"天祐通宝"。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称诚王，建都苏州，国号为大周，建元天祐，于是铸行"天祐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4　种。幕文有篆文一、二、三、五等字，正面有楷书，背面为篆字，以白铜制造。史家称这些铜钱"字文峻整，制作精工"。第六，朱元璋所铸"大中通宝"。史载，朱元璋取得初步胜利后建国号为大中。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置宝源局于应天，铸"大中通宝"。削平陈友谅政权后，在江西置泉货局颁"大中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等5　种。背面书有一、二、三、五、十等字。当五钱的背文有浙、豫、济等字。当三钱的背文有浙、豫、广、福、京等字。当二钱都是光幕。"大中通宝"以四百文为一贯，以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有五等。元代农民起义军政权所铸货币遗物保存至今最多，其量并不亚于明、清两代。元代货币虽主要是纸钞，但金银作为货币使用，在元代一直通行。元朝曾铸造银锭。史载，世祖朝大臣、平宋大元帅伯颜灭南宋后至扬州，并在其地铸造银锭。每锭重五十两，叫"扬州元宝"，时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续通典》卷十三，《钱币下》）。伯颜回大都后将所铸银锭上献忽必烈，再由世祖分赏功臣，并令在民间流通。元季又有"辽阳元宝"，是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征辽东时铸造，数量也不多。此时正是左手诸王答里台斡赤斤后代、有名的塔察儿国王之孙乃颜以东北和北方封地为基础，与西北叛王海都遥相呼应预谋叛乱的前夜。辽阳与扬州"元宝"可能是属元朝枢密院为加强军事后勤所用而铸行的大额银锭。其目的：一是搞赏赐，二是加速军事后勤系统货币的流通。另外，元代还有银币铸造之举。币面有鼠、牛、虎儿等，以示铸造年月。有的银币还铸有骑士持刀的图案。中国元代早已有银币，说明中国金融史上的银币滥觞当在元季，不在其后明、清之世。银币比起银锭，自然更为便利，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换的活跃。所以，这是中国货币铸造史上的一大进步。

元时黄金，其行用范围也很广。如元季宝钞的兑换基金用银也用黄金。

全国岁课所入也有黄金。另外，朝廷赏赐用黄金；商民旅行盘费用黄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用黄金；对外贸易用黄金。其用途之广并不亚于白银。元时多数统治者为了保障纸币行用，禁止金银在民间流通的旨令甚多，在《元史》之《帝王本纪》和《食货志》及《元典章》等典籍中都有此类记载。有时，其规定条文相当细密、内容很广。但有时也由于禁不住，不得不开禁行使。纸币是元朝行使的主要货币。关于元朝盛世纸币，我们将在后面介绍元世祖货币管理举措的内容中作说明。在这里主要是从总体上介绍整个元代纸币。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早在一个大一统国家范围全面实行纸币制度的王朝。元朝统治者于此获得的经验和教训远比宋、金之主丰富全面。据李干先生的《元代社会经济史稿》，元代纸币发展演变有初行时代、中统钞时代、至元钞时代、至正钞时代等四个时代。第一时代有博州丝会（1206-1228年）、太宗银钞（1236年）、宪宗银钞（1253年）。第二时代有中统交钞、中统元宝钞、丝钞（1260年）、中统银货、中统厘钞（1276年）三种（二、三、五文）。第三时代有至元宝钞（1287年）、至大银钞（1309年）（合宝钞五贯、金一钱、银一两，旋废）。第四时代，有至正交钞（1350年）。

元代以中统元宝交钞为主，它于元代始终通用。各种支付和计算均以之为准。世祖朝中统钞的发行，标志着元代纸币制度的确立，具有作为支付手段与金、银有同样的价值。其时封建国家的一切经费出纳都以它为准，于商旅货运也极称轻便。元时来华外商与外宾，看到仅是一张印刷品的元朝纸钞可以购得各种商品，与金银无异，都深感奇特新鲜。元朝纸钞不仅通行于内地，而且也通行于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今西藏、新疆、云南、东北各地无不流通。对此，不仅有古代文献可证，而且还有许多有关元代的出土经济文物可证。其中的中统钞，大概由于信誉昭著之故，其流通领域又并不只限于国内。在东南亚许多地方，直到明代仍有流通。可见，元纸币实际上在当时国际商业交往中已成为通用货币。另外，当时一些国家不但欢迎元纸币在其国内流通使用，而且还仿效发行自己的纸币。此类情况在亚洲各地区国家中出现过，最早在波斯出现，足见其世界影响之大。对此，我们在后面有专门说明。必须指出，元政府对纸币的发行管理虽有上述多种成绩和世界性影响，但由于元朝末期政府未能执行忽必烈朝稳定币值的种种行之有效的良策，开始逐步贬值，最终导致币制紊乱、无钞本抵换、物价飞涨、钞价大跌、人民不愿使用纸钞、纸钞变为废纸的局面。货币的发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反过来它又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元末政府滥发纸币，引起币制混乱，这是元末统治者腐朽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元末统治者孛儿只斤·妥欢贴睦尔在各族人民起义烽火中撤兵幽燕、放弃中原、汗冠落地、日暮途穷、北遁大漠、成为亡国之君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时统治者于金融事业管理方面，既有斐然卓著之绩，亦有惨痛失败的不成功的记录。但在金融管理方面开创的成绩是主要的。这些成绩无疑将在祖国金融历史长卷中永存。

三、主要经济制度（一）元代的土地制度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各朝的经济制度，首先应该研究土地制度。二十四史中叙述经济问题的《食货志》，也一般都是首列田制。这是因为：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封建社会经济最根本的内容。土地所有制最基本的内容是土地所有权问题。谈元代的土地制度，还必须谈牧业土地问题。但我们在这里是以谈农业土地制度为主。从前一些史家言元朝统治者不懂经济管理之道，对土地管理没有什么制度。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观点。元朝和之前其它封建王朝一样，也有一套土地制度，并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拥有和统治全国的过程中对国有土地进行了再分配。

其间大土地占有形态逐步发展，农民少地、无地的矛盾逐步加深。大地主与国家间的矛盾也逐步突出。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就曾对国有牧业土地进行了再分配。其手下王公、大臣、文武官吏都按自己的身份得到了牧场赏赐。随着后来元朝军队南下进行的亡金灭宋战争的结束，元时蒙古族统治者又遇到了农业土地的管理问题，那就是对农业国土进行再分配。元朝统治者没收了金、宋两朝遗留下来的官田，没收了前朝旧皇室和一部分贵族大官僚的土地，同时也没收了一部分大地主的土地。在战后，除了上述遗留下来的土地外，还有部分自耕农因死于战事而遗留下来的土地，数量虽没有前面那些类型土地多，但也可观。以上土地自然都归元朝政府掌握。这些土地统称为官田，它是其时封建国家的重要物质基础。元朝统治者有了如此数额巨大的土地，就需要对它进行再分配。于是，元朝的土地制度开始逐步形成。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研究元朝土地制度的论著开始增多。

1935年，万国鼎发表了《金元之田制》；1932年，黄毓甲发表了《宋元土地私有制之发展》；1943年，吴其昌发表了《宋元时代中国农田制度》；1934年，鞠清远发表了《唐宋元寺领庄园研究》，次年，鞠清远又有《元代的寺产》问世；1935年，陶希圣发表了《元代佛寺田园及其商业》。日本人也重视元代土地制度的研究。从1950年至1963年间，不断有此类作品问世。1963年，驹井义明发表了《元朝史研究的一个剖面--农地问题》；1950年，横山英发表了《元代寺院财产及其性质素描》；1963年，伊藤幸一发表了《关于蒙古民族的土地所有制--重点是游牧社会的封建制问题》。除此之外，俄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学者中也有人研究元朝土地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对元朝土地制度的研究也开始逐步深化。一些单篇论文，分别从地契、寺院、官田等方面入手研究。在专著型类研究成果中，成就最引人瞩目的内容，主要反映在著名元史专家韩儒林先生主编的《元朝史》和著名元朝经济史专家李干先生独立完成的《元代经济史稿》中。除此之外，解放以后，尤其是近年来问世的众多中国通史著作中也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研究元代土地制度，只探讨局部问题还不能全面了解其内容。从元代土地制度形成的起点，即从元统治者对国有土地进行再分配问题入手研究更有助于对问题的全方位了解。元朝统治者对掌握的数额巨大的国有土地进行再分配。其分配对象主要是皇室、诸王、后妃、公主、勋臣、军功地主和其它为元廷服务的上层人物。

元朝的可汗（皇帝），不仅是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而且实际上也拥有大量私有土地。皇室私有土地，其大半在江南。各地的山林陂泽湖沼以及一切无主荒地，也在官田名义下，部分归皇室所有。皇室土地由政府专设机构掌管。除一部分作皇家苑囿、牧场、猎场及墓地外，绝大部分租给农民收取租课。

多数研究者认为，除皇室私有土地外，元时官田主要有分地、赐田、职田三大种类。

关于元时分地，按《元史·食货志·岁赐》"凡诸王及后妃公主皆有食采分地"的记载，这是专门分给皇家亲属王公、妃后，公主的食采田土。其实，得到这种类型土地的不只是宗王、妃后、公主。蒙、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也得到过这种分地。木华黎、史天泽就曾享有这种分地。元代分地之广惊人。从一县到十几县，乃至于一路至三路。最多的如博罗欢有分邑领地方广三千里。

关于元时赐田。这是元皇廷除赐给王公妃后、诸王公主作为私奉养的田外，又从官田中拨出赏赐给包括宗室成员在内的各族贵族官僚及寺院的田。赐田之数动辄百千顷，甚至达到万顷乃至十万余顷。大护国仁王寺、大承天护圣寺有田亩以十多万顷计就是例证。另外，拨给当代或历史上于民间、政界、宗教界有影响人物祠庙的田及拨给重要书院的田，叫祀田、学田。这些田也属于赐田范畴。这类田地加在一起也数目可观。有的学者把祀田、学田从赐田中分离出来单独介绍。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既然是官府所赐，就应归赐田类。

关于职田。职田是作为俸禄拨给各级官吏的田。熟知中国田制史的人都知道，这种性质的田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颇早。春秋时代的"禄田"就属此类田。秦朝统治者取消禄田，实行俸禄制。北魏鲜卑族统治者在推行均田制的盛世，将职田推广为普遍制度。从北魏拓跋宏统治的太和朝开始，刺史、太守、县令以至郡丞都可以领取职分公田。在唐代也有职田。五代不行职田制。北宋时代真定、咸平间（998-1003年）申定职田制，用官庄充职田。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诏限职田，有司始申定其数。北宋中叶以后，职田名存实亡，变成折租，南宋时名叫"职租"。元代统治者于元初也规定各路府州县官员的职田。职田制在忽必烈时代分三次推行。至元三年初，定随路府州县官员职田。至元十四年，定按察司职田。至元二十年，定江南行省及诸司职田。江南行省及诸司职田比腹里减半。在京官吏无职田，则给俸米。职田在官田数量中，总的说来比重较小。《元史·食货志》对官员职田情况有记录。元时职田随官吏的更动而更替，不是官吏的私有田亩。元时职田按官职品级授予，官职越大，授田越多。

元代贵族、官吏、寺院高僧以分地、赐田和职田方式占有土地。但除寺院外，这些得自朝廷的土地，不论其占有者的封建等级怎样高，他们都没有所有权。皇帝更位、宫廷政变发生后，他们的土地使用权常被收回。于平时，朝廷也可以向他们收回所赐土地。

在元代，前朝金、宋末年的大地主中，许多人因投附蒙古贵族保持了自己的田地财产。江南大地主受到的损失也很小。江南一些富户占有二三千户佃户，每年收取二三十万石租粮。如松江曹梦炎占有湖田数万亩，瞿霆发占有私田并转佃官田达百万亩。对上述情况，各研究元史的专著都有多角度分析。

元朝盛世的开明统治者曾有过许多积极进步的反对土地兼并的举措。其目的在于解决农民无地少地的矛盾，解决豪强富户大地主集团与国家间的矛盾，进而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但在元代，尤其是在元代后期，大地主贵族的土地兼并情况依然严重，大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十分突出。对元朝土地兼并严重的情况，韩儒林、李干、邱树森、黄时鉴先生的有关作品都有分析介绍。上述元史研究界前辈先生的有关著述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元代土地兼并盛行问题奠定了基础。元朝的皇帝是其时最大的地主，是其时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元朝的帝王本身就带头兼并土地。他们以籍没、受献等多种途径兼并土地。贵族除由皇帝赐以"汤沫邑"外，还通过侵夺等手段强占民地。官吏虽有职田，大官虽还有另外赐田，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有的还往往凭借职权掠夺民田。南宋降将范文虎所得"湖州南浔及庆元慈溪等处田土，皆以势豪夺之者"（《至正直记》卷二）即是此类显例之一。还有一些史料表明，官吏掠夺所及虽宗王不免。元代中后期，一些非宗室出身的大臣权大势重，兼并土地的胃口非常大。英宗朝权臣铁木迭儿"取晋王田千余亩，兴教寺后堧园地三十亩，卫兵牧地二十余亩"（《元史》卷二○五，《铁木迭儿传》）。元代宗教盛行，寺院、道观都占有大量土地。寺院道观上层是元朝社会的一种特殊势力。他们扩大土地占有，除皇帝赐予外，还通过侵夺、受施舍、买田等方式扩大兼并规模。黄时鉴先生所编著《元朝史话》在介绍元时寺院经济时言元仁宗委任的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十分凶狠，强夺民田达二万顷。曾担任过江淮释教总统的杨连真伽霸占民田更达二万三千亩。这些贪暴的宗教界上层，大量兼并强占民田后，生活极度奢侈，他们屯积金银谷物、修建楼堂馆舍，开设商业店铺、饮酒茹荤、娶妻蓄妾。他们的生活几乎同世俗地主一般无异，乃至超越数倍。在元代，世俗地主夺田的主要对象是民田，但他们还侵占官田，有时也夺一般寺院的田产，甚至侵夺学田。买田、典质田地是世俗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和重要的手段。

土地兼并的盛行，导致了元代严重的农民少地、无地的矛盾。于是出现了流民，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这种情况转变成了严重的使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元朝开明的统治者为解决这些矛盾，曾采取过种种措施。他们三令五申，禁止诸王、军旅强占民田为牧地，禁止寺院地主和世俗豪强地主兼并百姓田地。这是首项措施。二是开垦荒地。三是搞屯田。元朝的屯田又分为军屯、一般民屯、降卒屯、降民屯、囚屯。元代屯田规模之大，超过三国曹魏、鲜卑北魏及隋唐大帝国，在我国历史是空前的。这种情况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显著。这些措施在元代初中期收效极大，一度缓和了由土地兼并引起的各种矛盾。但至元末名存实亡。因此，土地兼并情况也有增无减，呈现不可扼制之势。终于导致了元末各族人民掀起的波澜壮阔的反抗朝廷的起义。

（二）元代的赋役制度赋役制度，是元代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许多注重经济问题的中外元史学界专家都重视这方面的研讨。各种版本的元朝史一般都列有赋役制度方面的章节。各类普通中国通史著作元史卷篇也都有此类内容。除此之外，关于赋役问题的中外学者元史学单篇论文也不断问世。据不完全统计，在元史学界，自30年代至60年代，此类论文渐多，主要的不下十几篇。俄国东方学家的有关蒙古史的论著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在我国元史学成果中，从30年代至今也出现了不少此类单篇论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元史学界对元代赋役制度问题的研究无论从质到量都有了重大深化和增加，在观点和史料发掘方面都有新意和突破。我国著名元史学家韩儒林、李干、邱树森、黄时鉴、陈高华诸先生的有关作品，篇幅大小不一，内容各有特色，开拓成就显著。他们的有关成果都可以说是学界后人继续研究的引路之作。

元朝的赋役制度，对其时经济的发展变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它的内容相当广泛。明朝官修《元史·食货志》诸卷对它的内容有详细的记录。这些记录文字，是今天的研究者必读的史料。但研究元代赋役制度的史料文献不只是《元史·食货志》一种。还有其它各类型文献可供参考，如《元典章》、元《经世大典》、元《通制条格》残卷、《元史·刑法志》、元代野史笔记、元代各地方志等等。元代赋役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元廷先拥有的北方地区的税粮、科差；平宋战争结束后拥有的南方地区夏、秋二税征收制度和科差制度；各种课程和役法；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税制规定以及对元时新产品棉花的税收规定等等。元代赋役制度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南北方之间有很大差异。

从前有些研究者出于偏见，认为最早的元朝统治者不知赋役征发，因此元初无赋役之制可言。事实上早在成吉思汗建国前，蒙古游牧各部落的统治者就已开始对属民征收科敛。成吉思汗的箴言中，也有关于赋役制度的内容。元太宗初年，窝阔台对蒙古本部和华北地区都有赋役征发规定。分别有草地差发和汉地差发的名称。到元太宗八年丙申更定税制。许多研究者一致认为，丙申税制奠定了有元一代在北方的赋税体制。但还不完善。忽必烈即位后使之进一步完善，严格了"送纳之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经世大典序录·赋税》，《国朝文类》卷四○）。

元朝北方税粮、科差等赋役差发制度主要是在中统至元间定制和进一步完善。北方税粮、科差情况如下：税粮分为丁税和地税两种。丁税每丁粟二石，地税每亩粟三升。诸色户计按照各种规定分别交纳地税和丁税中的一种。儒、僧道户种地纳地税，不纳丁税。军、站户也不纳丁税，并且可免四顷的地税，其余按亩课征。对河西中兴路（治今宁夏银川）、西宁州（今青海西宁）等三处人户也征地税。就计丁课税的原则而言，元代北方的税粮制度与唐代租庸调制有相似之处。但由于诸色户计之间相互买卖土地以及其它一些原因，在征收税粮时经常出现混乱和纠纷，往往有一户并纳二税的现象发生。中统元年，统治者将天下人户分为元管户（过去业已登入户籍而在政府重新括户时情况没有变化的人户）、交参户（过去括户时曾入籍，后来迁移他乡因而在当地重新登录著籍的人户）、协济户（没有成年人丁的人户）、漏籍户（过去从未著籍的人户）等几类。这几类人户交纳丁税数额有区别。科差包括丝料和包银两项。科差的征收对象，主要是一般民户。民户所得丝料大部分归政府所有。分拨给诸王、贵戚、勋臣的民户所完纳丝料中，也有一部分经政府转交给封主，其数额以每五户二斤为率。这部分丝料称为五户丝，这部分民户也被称为"系官五户丝户"，以别于其它"系官户"。科差征收按元管、交参、漏籍、协济四类户别而不同。包银在蒙哥时代定为四两。其中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到中统四年，全部以钞输纳。至元四年五月，又下令按缴纳包银的数额，每四两增纳一两，以给诸路官吏俸禄，是为俸钞。

元统治者没有将北方的赋役制度引入新征服的南宋故地，而沿用南宋旧制，以减轻改朝换代在江南社会及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引起的震动或干扰。元代江南赋税，与南宋相同，即继续征收秋税和夏税。两税之中以秋税为主。征科江南夏税之制，定于成宗元贞二年。但在成宗以前也征江南夏税。江南征夏税的地区，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世祖年间开始科取的地区，即江东和浙西。另一类地区包括浙东、福建和湖广行省北部。江西行省（包括今广东省部分地区）和湖广行省南部在此之前向未征收夏税。夏税的征收办法和数额，一般也以南宋旧例为根据，各地不尽统一。有的地方以土地等级摊派实物，或者再折收价钞。大部分地区以秋税征粮额为基数，再按一定比率折收实物和钞币。凡秋税一石者，输夏税一贯或一贯半，或一贯七百文，或二贯、三贯乃至三贯四钱之上。其基本办法是"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众，酌其中数而取之"（《经世大典序录·赋税·夏税》，《国朝文类》卷四○）。至于江南的秋税征取，主要是征粮。但个别地区也有以部分税米折钞征收的。秋税高的地方，每亩苗米达三斗三升多，一般的亩科四升五合或五升，低的在二升左右。总之没有统一的标准，其时曾出现"田地有高低，纳粮底则例有三二十等，不均匀一般"的情况（《元典章》卷二四，《户部》一○，《科添二分税粮》）。江南也有科差。一是户钞，相当于北方的五户丝。二是包银。但江南征收包银的范围有限，时间也相当短。

另外，无论南、北方，除了正额税粮外，元廷还要征收附加税粮，其名目繁多，如"鼠耗"、"分例"等，这类追加剥削，数量惊人，有时超过正额。

忽必烈平宋之后，对开垦南方公田和荒闲地的富户和一般百姓，由官府提供"工本"，税率（实际上是租率）依南宋旧额减少1／3。但后来逐渐取消了"工本"。不过对"有心种田的百姓每"，仍规定初年免税，次年纳半，第三年"三停内交纳二停"，并且蠲免其它杂泛差役（《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种佃·开种公田》）。大德间，又诏令各处官司优抚不能还业的流民，"有官田愿种者，从便给之，并免差税五年"。在对官田佃民给予优惠的同时，元初官田的租额相对来说也较轻。这种情况，到元中后期开始改变。

除北方的丁、地税和包银、丝料及南方的夏秋二税、科差外，元王朝政府收入又来自于各种税课。这些税课的内容分别是：盐税、茶税、酒醋税、商税、市舶抽分、额外课，以及金银铜铁之课。对这些税课，《元史·食货志》皆有详载，《元典章》又将其全部著录于"课程"之下。

关于盐税。元人言"经国之费，盐税为重"（《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法通例》）。有人估测"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元史》卷一七○，《郝彬传》）。在元朝后期，盐课总额在二百万锭左右，相当于国家一年钞币所入（税粮未计入）的一半以上（舒尔曼：《元朝经济制度》一七○页）。盐税之法开始创立于元太宗时代。忽必烈时，先后在南北主要产盐区设都转运使司管理盐政，隶属于户部。其它地区，则设立盐课提举司或茶盐提举司。除辽阳和晋北某些地区外，元政府对盐的生产严加控制。《元史·食货志》对盐政问题记述极详。元廷对盐的生产、销售都重视，有一系列的盐法规定。在生产方面，由一种专门人户即灶户生产，而且受到国家严格监督。由政府规定产盐数额，定期向灶户发放工本钱，所产之盐必须全部上缴国家。灶户所得工本钱，仅相当于国家发卖食盐价格的1／5　至1／7。至于食盐销售，元廷采取了与宋、金相同的办法，实行"行盐法"、"食盐法"。除产盐地以外的大部分地区是"行盐区"。由盐商向政府纳课，换取盐引，到盐场支盐，再运到规定区域销售。盐货的行销仅限于同一行盐区之内，夹带"犯界盐货"要按比私盐轻一等的刑法治罪。元政府又将盐场附近百里之内（有些地方后来又改为附场十里之内）划为"食货区"，由政府设局，按户口予收盐价，"桩配"食盐，使这些产盐区的居民同样交纳食盐税。当逃税私盐泛滥无法禁止时，政府有时也采取改行盐区为食盐区的办法来保证盐课收入。这种情况在元后期更加严重。

关于茶税。茶税征收也始于元太宗时代，与耶律楚材的谋划相关。由于茶叶生产与盐业生产不同，生产区域主要在南方，因此茶课制度的完善是在灭南宋之后。元代榷茶制度与宋的此类制度很不相同。茶商先向茶司缴纳茶税，领取公据，然后到产茶地区按公据载明的数量向茶户买茶，再回到茶司交回公据，换取茶引，凭茶引发卖茶货（参见《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茶课》有关诸条。宋代榷茶之制，是由政府向茶园民户买下所有茶货，官为发卖，见《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第五）。茶货在江淮以北行销，要另缴茶税。产茶地区的茶户，平时用茶也要缴税。在西南地区，曾一度由官府统一收购民间茶货，再置局发卖。至元十七年，卢世荣主持全国财政时，曾采取"一概桩配"、"创立门摊食茶课程"的办法直接向百姓征收茶税，但不久废止。元廷在西南一度采取的税制颇近似亡宋做法，但在广大地区采取的办法则不同于宋，更多地发挥商人作用。元廷对在北方售茶的商人采取另缴茶税之举，可能考虑到北方茶价贵而采取。

关于酒醋税。酒醋生产不同于盐茶，全国各地处处都可制酿。酒醋税制也始于元太宗。元太宗在耶律楚材协助下，在各地设酒醋务坊场官，隶属于征收课税所。世祖时代，"始立榷酤之时，官设酒库，出备米曲工本，造酒发卖，诸人皆不得私自酿造，亦就盐场支用官本，灶户煎盐，发卖办课，故犯酒禁者与犯盐之法同。"但禁私酒比禁私盐、私茶更为困难。所以后来"废榷酤之法，酒醋课程散入民间恢办，诸人皆得造酒。有地之家纳门摊酒课者，许令造酒食用；造酒发卖者，止验米数赴务投税"（《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私造酒曲以匿税科断》）。

关于商税。商税也是元代政府的重要财源之一。据有关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可知，元代国内商税始定于至元七年，即三十分取一。海外贸易的税则就是市舶税则，定制于灭南宋之后。至元期间，元政府曾先后在泉州、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县）、温州、广东、杭州、庆元（今宁波）设置市舶司七所，管理临海各地与外国的海外贸易。元朝有详细的市舶税制，但是参考亡宋此类规定的。不过，内容与宋代此类规定也有重要差别。市舶税率，细物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称为抽分。抽分比率以后不断增加。先有单抽、双抽之制。土货单抽，蕃货增一倍，称之为双抽。后来又规定，凡商旅贩泉、福等处已抽之物于本省有市舶司地卖者，复加抽分，细物1／25，粗物1／30。至元末，省并温州、杭州等司，并命诸市舶司如泉州例，于抽分之外又取1／30"以为税"。英宗至治年间，定于庆元、广东、泉州三地设市舶司。元代的市舶司商税规章是研究元朝对外开放历史的重要史料。

在元代，还有众多的额外课，这是元廷岁课定额以外的赋税收入。池塘、蒲苇、鱼苗、柴、姜、白药等都收税，统称额外课。在元代，金、银、珠、玉、铜、铁、水银、朱砂、铅、锡、矾、硝、碱、竹、木等山林川泽特产的生产，由官府经营的称之为系官拨户兴煽洞冶；由民间自行开采生产的称之为自备工本洞冶。对自备工本洞冶所出产品，国家以抽分制取税，银一般为十抽三，铁十抽二，抽分率分别比宋代提高10％。磁窑二八抽分。这部分收入，属于税赋性质，有时折钞交纳。

至于元代的役，其法相当复杂。但主要分为两类。一为政府为兴役造作、治河、运输等需要而定期征发的"杂泛之劳"，包括人夫、牛车等。二为"差役"，即担任封建国家基层行政设施的职事（里正、主首、隅正、坊正），以及为官府保管财物的仓官、库子等。元代前期，当役的主要是民户。成宗大德年间改革役法，此后关于诸子户计的当役时有变更，当役面也开始逐渐扩大。按元政府的规定，分配差役，要根据当役户的丁产，先尽富实，次及下户。

介绍元代常课还应该提及棉税；谈元代的整个税制又应该介绍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税制。

关于棉税。棉花是元代的新产品。这种新产品一产生，元官府也马上对之规定税收办法。至元二十六年四月，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令当地人民每年输纳木棉布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其事。成宗元贞二年，定江南夏税输以木棉布等物。

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税制。元朝疆域广阔，赋税制度涉及的地域也自然广阔。《元史·地理志》序云："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但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赋役，又根据各自特点而有所不同。蒙古地区税收主要以马牛羊计。畏兀儿地区在元太祖时代就有税收，太宗时代更完善。忽必烈即位后，仍按旧制，以户口清册缴税。畏兀儿地区以丁为户，按丁征税，用实物和货币缴纳赋税，但主要以实物上缴，如牲畜、谷物、葡萄和葡萄酒等。蒙古帝国征服大理以后，开始派诸王、都元帅进行统治，编籍民户和民田，征收高额赋税。至元十一年，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置郡县，确立每年向朝廷缴纳租税的定额。至元十六年，纳速刺丁（赛典赤瞻思丁子）在金齿、蒲、骠、典蜡等地招安夷寨三百，"籍户十二万二百，定租赋"（《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瞻思丁传》）。致和元年三月，云南安隆寨土官岑世忠"籍其民三万二千户来附，岁输布三千匹"（《元史》卷三十，《泰定帝纪》二）。王升调镇南州知州，"征大理积年逋欠■六十二万，粮一万九千余石"（《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三，《金石》十三邓麟《曲靖宣慰副使止庵王公墓志铭》）。云南盛产金银，政府派专使前往征敛。至元五年，爱鲁为云南等处宣慰都元帅，"定金赋，以户高下为衰。迨其薨年（1288年），籍是省输金之家，近二百万"（姚燧：《牧庵集》卷十九《爱鲁神道碑》）。吐蕃归入元朝版图后，吐蕃的农牧民向领主缴纳实物，各领主向朝廷纳贡。元政府为了便于在吐蕃征收赋税，曾两度派官员在乌思、藏清查户口和土地数目，确定各封建主应向朝廷纳贡的数额。至大元年十月，"从帝师请，以释教都总管朵儿只八兼领囊八地产钱物，为都总管府达鲁花赤，总其财赋"（《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东北地区吉里迷（今赫哲族，居黑龙江下游）"每年贡异皮"。当地出产海东青，官府征索无厌，百姓负担很重。湖广地区，至元二十七年，播州杨汉英（苗族）"括户口租税籍进，加播州等处管军万户"。顺帝至元元年七月，灵州县蓝田、米落等寨瑶民民户126，人口900，岁输租30　余石。以上为元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税制的大概情况。

总之，元代赋役制度大体上江南和北方各异，内地和边疆皆有完备的赋役规章。赋役的制度确定又大体上因俗、因地、因时而定。盛世赋役征发不重。但到后期，百姓的赋役负担日益加重。

四、元代多元一体化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的奠基者--忽必烈可汗（一）忽必烈及其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十大改革忽必烈，蒙古族乞颜氏人。姓孛儿只斤，蒙古帝国太祖成吉思汗幼儿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所生次子。元帝国的开国皇帝。初号世祖。蒙语尊号薛禅可汗。生于1215年，卒于1294年。在位35年。他的经济管理思想是元代统治阶级经济管理思想中的最重要内容，无论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研究他的经济管理思想对深入了解元代经济是必不可少的。

据《蒙古秘史》和波斯古代史家拉施特的《史集》及《元史》等史书记载：成吉思汗生前，按蒙古古俗将汗国中心地区赐给了幼子拖雷。元太宗时拖雷征金北还，于途病逝。其妻抚育忽必烈诸兄弟成长。忽必烈之母在夫亡的艰难条件下，团结部众周旋于诸王政治斗争的风浪中。她终于以一个杰出女政治家的才能，于元定宗死后的1251年，在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子金帐汗国之汗拔都支持下，使长子蒙哥登上了蒙古国大汗之位。从此，忽必烈也随长兄登上了政治舞台。是年，忽必烈以汗弟之亲总理漠南汉地（汉族和契丹族居住区）军国大事，驻于爪忽都地方。1256年于滦水北龙岗建开平城，设王府。元宪宗逝世后，忽必烈于1260年3月在部分宗王推戴下即汗位于开平，建元中统。中统五年八月又改元为至元。至元八年建国号为大元。次年，确定大都（今北京）为首都，建立了元王朝。

忽必烈一生中的经济改革活动对元代经济的影响至深且巨。其经济改革成就斐然。忽必烈的经济改革活动，其规模之宏阔、其气势之磅礴、其步骤之细密、其内容之新颖为之前历代帝王所不能比拟。他的改革主要包括了农业、牧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人口制度、赋税摇役、工商业、国际贸易、水利交通建设、纸币发行、经济人事等十个方面。其中以农、牧、工商业、纸币制度、人口制度、赋税徭役、经济人事为对象的管理改革内容更为丰富。他的改革言行为我们把握和认识其经济管理思想的特色、模式、贡献、影响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展现了这位于13世纪后半叶中国政治舞台叱咤风云的杰出少数民族帝王在经济领域治国安邦、实现国富民强、雄据世界东方的非凡才气。了解忽必烈一生特色显明、范围宏阔的国民经济管理改革活动的全部内容，是今人研究其国民经济管理思想的重要出发点。详笔描述这方面的内容，对于了解忽必烈国民经济管理思想的全貌是十分必要的。

1。农业管理的改革忽必烈在这方面的改革，主要是针对他之前蒙古帝国诸汗的农业政策而言。但也针对他之前各朝同类管理。

忽必烈之前，除乃马真皇后（元太宗的妃子）、元定宗（贵由）外，成吉思汗、元太宗、元宪宗以及忽必烈的母亲都是重视农业的，只是程度不同。他们还主要是从战时经济管理的角度去认识农业的重要。重农的程度远不如忽必烈。有关的言论也只是只言片语。忽必烈之前的诸帝不如忽必烈重农而更重牧自有其因。那是其时其地牧业为主。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农而食"（《元史·食货志》），这符合牧业为主的封建社会经济的管理特征。同时，他们当时还处在与中原农业封建主战争的岁月。元以前各主要中原王朝对农业的重视自然深刻且有悠久传统，但也有不够完善之处。忽必烈入主中原后，最重视的莫属农业。他认识到农业是其封建政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发展它，可以使中原人民休养生息，恢复战后经济，进而可丰裕财政收入，是一箭双雕的好事。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1）亲祭先农，明宣农为国本忽必烈于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史·食货志》）。不仅如此，他于至元十五年春模仿汉族帝王亲自祭祀"先农"，让"蒙古胄子代耕藉田"（《元史·世祖本纪》七）。十六年春二月也进行过这种活动。这些做法，古已有之，本不足道。但它出自一个战后刚入主中原的北方牧业贵族年轻帝王之手，当然是不小的改革。它是有利于汉族人民休养生息的。

（2）传播技术，设立劝农机构《元史·食货志》载，元世祖宣布农为国本后立即"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见英识与古圣王无异，岂辽金之主所能比哉！"这里说忽必烈"抑末"，那是《元史》主编宋濂的胡诌，于事实不符。但说他于重农方面超迈辽金之主绝不是吹捧。中统二年，忽必烈在大都设立中央一级农业管理机构"劝农司"，以陈邃、崔斌等八人为使（《元史·食货志》）。至元七年立"司农司"，以副丞相级干部张文谦兼任为卿（《元史·食货志》）。（3）选拔专家，分赴各路劝农《元史·食货志》载，于中统元年，忽必烈亲命各路宣抚司访贤求能，寻找通晓农业事务的有专门技术的专家任命为"劝农官"，于各路指导农业。（4）考核农官，依据勤惰奖惩至元七年，忽必烈亲自规定对到各地劝农和抓水利建设官员工作进行巡行检查。目的是察举"其勤惰"，并以此做为提拔惩奖的依据。

（5）打造农具，发至穷乡僻壤忽必烈在位时，曾多次下诏打造农具，数量很大。这些农具，有的被无偿地分发给贫民，有的则定价出售，做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手段。他还特别注意把这些农具运往冶铸业不发达的穷乡僻壤分发出售。这类事情的记录在十四卷元史《世祖本纪》中经常见到。据《元史·世祖本纪》二记载，仅中统四年一年内，忽必烈就令马月合乃"领己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铸农器二十万"。这些做法无疑大大推动了元初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元代兵器铸造业发达且技术高超。但到了和平时代，忽必烈将这些铸造业改为面向农业服务的行业。这是他将战时经济管理及时转变为平时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标志。

（6）禁毁农田，限制诸王军旅据元史《世祖本纪》众多记载：忽必烈入主中原后屡颁诏令，凡诸王、使臣、师旅若有恃势扰民者，令所在拘执以闻。如1263年，复申禁止蒙古军马扰民；禁野孤岭行营民入南、北口纵畜牧，损践桑稼。为扩大耕地，忽必烈严禁蒙古军强占农田为牧地（《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中统四年七月寅）。中统二年七月，令河南驻军城市，除于近城量存牧地外，余听民耕种（《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中统二年七月癸亥）。

（7）选择耆老，教督村社农事忽必烈于至元七年，亲自下诏颁行农桑之制时规定："具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仍择于村之中，立社长以教督农事"（《元史·食货志》一）。对此，除正史《食货志》外，《通制条格》卷十六《田令》、《元典章》均有记录，只有数字衍抄之别。很清楚，忽必烈的这种做法明显区别于前朝（宋朝）的乡村保甲制度。前者的重点是严密组织，旨在治安保卫，重点是加强政治控制；后者的重点是发展生产，所选社长是德高望重、深晓农事的长老，并非独霸乡间的恶霸地主。因此它当然也算是一种改革。

（8）预防农灾，加强仓储制度忽必烈于发展农业方面相当重视粮储，其目的十分明确，即救民。至元二十一年夏四月，火儿忽等所部民户告饥时忽必烈说："饥民不救，储粮何为？！"（《元史·世祖本纪》十）忽必烈为了贯彻落实这种思想，曾于至元六年置常平仓于各路、府、州、县；同年又设置义仓，仓由地方村社经办。（9）实行屯田，减轻农民军粮负担被历代史家盛赞的曹操屯田范围，比起忽必烈的屯田范围可说是弹丸之地。忽必烈时代其手下蒙古军、汉军、探马赤军（色目诸部族军）遍布天涯海角。边远地区往往很少有五谷种植。而这样一支庞大军队又需要大批粮食，靠远途运输，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加重百姓粮食生产和运输徭役负担。为解决这一矛盾，忽必烈在位之时实行大规模屯田。其屯田包括军屯、民屯、囚屯、降卒屯，遍布全国。有效地满足了军粮供应，又减轻了一般农区人民的负担。实际上这也是忽必烈重农思想一个重要表现。这种做法在其祖父、父兄时就有。不过那只是战争时期的临时性措施（成吉思汗为对抗"坚城大敌"，解决军需供应，于1212年就实行过屯田制--《元史》卷一二○，《镇海传》）。忽必烈却于和平时期把它做为一种永久性制度固定下来，用以发展农业，这当然也算是一种改革。

（10）改革田制，鼓励流民开荒金、宋两朝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使中原许多农民失去仅有的土地，变为流民；各族军阀的争雄角斗又使许多地方变为一片荒原。忽必烈为改变这种农民与农田相分离的状况，积极采取使二者相结合的措施。那就是改革田制，允许农民开垦荒地，并给予多种优惠。主要方法有三种：一是资助。如至元元年对宋新附之民拨以土地、衣、粮，给以牛、种。至元十三年遣蒲昌赤贫民垦甘肃闲田，官给牛、种、农具。至元十六年，募民开垦涟海州荒地，官给禾种。二是从赋税制度上优待垦荒农民。表现在垦荒地起科（收地租）的年限宽至三至六年，并免除一切杂役。这是不小的改革。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十一月，忽必烈"以江淮间自襄阳至东海多荒田。。。募人开垦，免其六年租税并一切杂役"。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一月，"募民能耕江南旷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其输租免三分之一"（《元史·世祖本纪》）。三是从产权上鼓励开荒。比如，《元典章》有这样一段以当时汉族口语硬译蒙古语而记下的忽必烈圣旨，说各处荒田在限期内许田主认领，逾限"不拣什么人，自愿种的教种者"。又据《元史》卷十六《世祖本纪》十三记载，至元二十八年七月忽必烈亲自规定，募民耕江南旷土，户不过五顷，"官授之券，俾为永业，三年后征租"。农民开出的荒田，政府发证明文，承认他有永久使用权。这自然能大大调动农民垦荒的劳动积极性。

2。畜牧业管理的改革忽必烈建王府漠南金莲川，尤其建京大都后极重视农业，但他也不是像北魏孝文帝那样从平城移京洛阳后乐不思蜀、轻视故土传统畜牧业的人。他既尊重发展他民族传统生产方式，同时也热爱自己的民族，发展本民族和其它游牧民族传统畜牧业。元世祖之世，中国畜牧业的发展大大超过前代已成公论。这自然与他的畜牧业管理改革相关。

忽必烈之前蒙古帝国诸帝后，多是重视发展畜牧业的人。有过许多优秀的管理措施。其中成吉思汗、窝歌歹、蒙哥及其母唆鲁禾帖尼都为这方面杰出代表。但由于当时战事未靖，措施远不如忽必烈完备。由于忽必烈重牧思想的贯彻，古代蒙古族这个民族共同体得以繁衍发展的经济基础牧业在13世纪后半叶有了空前的稳固和兴盛；其它游牧民族的牧业同样也有不可低估的发展。他在这方面的措施主要如下：（1）不忘摇篮，栽植牧草于汗宫（《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诸王海都等成吉思汗的不肖子孙不理解忽必烈一统中国的大志，举兵叛乱，指责忽必烈尊用汉法，忘记本族、建都筑邑、只重农业。对忽必烈来说这是冤枉。忽必烈常常欣赏汉族农民献上来的多穗苞谷，但他也不忘家乡牧草。北巡之时取来牧草植于汗宫门前。示警戒之辞于子孙臣属，使他们不忘勤俭。同时提醒自己重牧。这是他的主要意图。这种做法，与其它帝王因骄奢淫逸罗致天下奇花异草修饰宫苑、显示华贵之举是截然不同的。其间隐含着忽必烈本人牧业管理的指导思想。

（2）大搞水利建设于牧区这类举措，在其三伯父太宗时就有。《蒙古秘史》就有此类明确记载。

又如《蒙兀儿史记》斡歌歹汗纪也说：太宗"筑城和林，建万安宫，又于无水处筑井"。但其规模远不如忽必烈时代。《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五年部记载，是年六月丁丑，忽必烈"发兵千五百人至漠北浚井"。这是一个规模可观的专门的草原水利建设技术队伍。

（3）推行户等制，保证赋税负担大体合理据《通制条格》卷十七《赋役·科差》载，在牧区按"人户验事产多寡，以三等九甲为差，品答高下，类攒鼠尾文簿"。忽必烈在牧区推行这种制度是在至元元年（即中统五年）。这种制度于太宗时就有，忽必烈把它强调和完善了，并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广。这种制度有利于牧民的休养生息，使他们的赋税负担更趋合理一些。

（4）关心牧民，实行扶贫政策，赈济牧业至元三年春正月庚午，忽剌忽儿所部民饥。为此，忽必烈"罢上供羊"

（《元史·世祖本纪》二）。又如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一月乞里吉思部、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暗伯部民贫乏，忽必烈都下旨给予赈济（《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十）。至元九年九月，水达达部因饥疫而受忽必烈赈济。总之，每当牧区发生水、旱、风、雹、霜、冻、瘟疫之灾，忽必烈基本做到有灾必赈，且赈济物资数量多。

（5）禁宰幼畜、母畜，以利牲畜繁衍《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宰杀》中，有忽必烈执政时（至元间）的禁杀羊羔、年少马匹、母羊之令与例。又据《世祖本纪》记载，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六年闰三月下令："禁杀羔羊"；至元二十五年二月下令"禁捕天鹅"；是年三月又令"禁捕鹿羔"。

（6）严格牧业人口管理，利用农区妥善安置牧区灾后流民，严禁买卖牧区蒙古牧民子女据元史《世祖本纪》十三，至元二十八年六月条记载，忽必烈曾下令禁将蒙古人（指穷人）运往回地出售。此事于《通制条格》中有更详细印证。该书卷二十七《蒙古男女过海》条载："至元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钦奉圣旨："泉州那里每海船里，蒙古男子妇女人每做买卖的往回回田地里（指伊利汗帝国）、忻都田地里（指印度）将去的有么道听得来。如今行文书禁约者，休教将去者，将去人有罪过者，么道圣旨了也""。从这段忽必烈蒙古文圣旨硬译文字更详细地看到他严禁蒙古牧区劳动力被贩卖出境。它体现了忽必烈保护牧业生产力的管理思想。这些被贩卖的蒙古穷人，一般说不可能是入主中原并定居中原蒙古贵族门下佣人。对这种人商人是无法取走出售的。这里指的蒙古族穷人，系指被去塞北的国际人口贩子拐卖的蒙古男女贫苦牧民。

在牧区人口管理方面，忽必烈还恰到好处地利用靠近蒙古草原的汉族农区安置蒙古牧区天灾兵灾后出现的流民。《元史》卷一百七十三《马绍》传透露，宗王海都搞分裂作战，北方草原牧民有七十余万人流离失所。忽必烈将他们安置于云、朔间，计口给羊马之资，"使免于冻馁"。受灾牧民恢复元气之后，宰相桑哥还想继续南迁。忽必烈不同意桑哥之见，让灾民重返故乡草原，重整家业。这是很有分寸的管理。既不使牧区灾民于灾初受大苦，又不让农区因此长期受累。如此庞大的不懂农业的牧区灾民队伍长期定居农区，妨农是无疑的。但忽必烈避免了这种结局，使农牧俱不受大的损失，使二者相互补充。

（7）发展牧区牧业产品加工业，又于帝都广设牧业产品管理和加工机构元世祖年间，活动于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说在天德州（今内蒙古乌剌忒旗西北）"州人并用驼毛制毡甚多，各色皆有"（《马可·波罗游记》第七三章）。又有一些记载言哈剌善城（今宁夏银川）"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销契丹及世界各地"（《元一统志》卷六，《肃州路风俗形势》）。另外从《元史·百官志》可以看出，世祖朝元大都、上都中央管理牧业产品的机构、官员特别多，加工牧业产品的手工业机构也远比前代多。这也是忽必烈重视牧业，大加利用牧业产品的重要表现。

（8）使牧业与农业相互补充余缺忽必烈执政期间多次下令给无牛农民以牛，便其开荒。所赐之牛，包括内地牧业所产牛。当然更多地是由牧区转输而来。忽必烈时代以前牧区屯田不多。他常下令给这些向来不种五谷之地运去种籽。这些种籽自然来自内地农区。此类使农牧区互补余缺的事例，在《世祖本纪》中比比皆是。元以前，这种互补由于割据的政治环境，往往以各族区边界互市实现，且又往往伴以刀光剑影。而在忽必烈时代此类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因大一统的局面而云消烟散。

（9）用牧业产品供应军需和建设交通业忽必烈朝拥有庞大的骑兵队伍。牧业的主要产品马便是这种队伍的基本军需品；元代驿站交通建设登峰造极。但它也主要是以马来实现。《世祖本纪》中下令以马补充军需、供应驿站之用的记述也不在少。其实，根据《元史·兵志》记载，世祖朝用于驿站交通的牧业产品不止是马，还有牛、驴乃至羊与狗。

（10）以牧业满足上都与大都贵族云集之所的肉食供应《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金元二朝待宋后厚薄不同》记载，亡宋全太后及随将宫中其它嫔贵在忽必烈那里生活不差，日用羊肉1600　斤。大都城中仅亡宋囚徒贵人就日食如此多的肉，可见牧业贵族们的主食--肉食需要量是非常大的。至于一般游牧民族出身的市民由于人数更多就无法估量了。忽必烈源源不断地把塞北牛羊输入京城及全国其它城镇，以牧业产品成功地解决了元代内地城市肉食需求急剧上升的供应问题（元代大都、上都及其它内地城市的肉食供应，不像今天这样仅是做为副食供应，而是做为一大部分主食供应的）。

（11）对特种牧业产品禁止做出口贸易《大元马政记·马政杂例》载，至元元年"申严越界贩马之禁，违者处死"。至元二年六月"禁约诸人无得将马匹偷贩外界"。这里所言出界贸易，并非指国际贸易，而特指国内不同分立政权管辖区间的贸易。此时元军与南宋作战。这样做是为了防备有人贩马过南界资敌。但是，忽必烈的这种牧业管理思想于大德间被其子孙发展为禁止以特种牧业产品搞国际贸易的思想了。

（12）推广畜牧业技术《农桑辑要》一书，是世祖朝农学家奉忽必烈之命而作。成书于1273年。其十个要目中有"孳畜"这一牧业发展知识方面的专卷。表明了忽必烈推广牧业技术的意向。其中诸如"食有三刍"（饲料有善、中、恶三等）、"饮有三时"（对牲畜晨、白天、黄昏饮法的规定）等内容，显然是吸收了北方牧业经验成果而成。

（13）用法律保护畜牧业产权元代法律的基本内容形成于忽必烈之手。其中关于畜牧业的内容更是如此。对此史无争议。《元史》卷一○四《刑法》载：诸盗驼牛驴骡，一陪九。盗骆驼者，初犯为首九十九，徒二年半。为从八十七，徒二年。再犯加等。三犯不分首从，一百七，出军。盗马者，初犯为首八十七，徒二年。。。盗牛者，初犯为首七十七。。。盗驴骡者，初犯为首六十七。。。盗羊猪，初犯为首五十七。。。这些对偷盗牲畜者的严惩措施，无疑是旨在保护畜牧业主的产权。这些措施的内容，远在太祖、太宗时已开始初步具备，但远不如忽必烈规定细密。

（14）制定畜产品价格，建立畜产品市场，确立来牧区商人的优惠税制，促进牧业产品的商品化进程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使者，曾经在1254年在和林觐见过元宪宗的卢布鲁克在其《东方行记》第三十二章"哈剌和林与蒙哥的家族"中说蒙古帝国都城布局是这样的："。。城的周围环绕土墙，并有四个城门。东门出售小米和其它谷物，不过那里难得有这些谷物出售；西门出售绵羊和山羊；南门出售牛和车辆；北门出售马匹"（［英］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203　页）。这简直是一座专设的商业都会。它说明忽必烈伯父、长兄于牧业管理方面极重视建立较大的牧业市场。忽必烈继承前辈的这一优秀经济管理传统，使这一思想日趋完备，努力促进牧业产品商品化的进程。以忽必烈意图建立的元上都和大都城就是两个引人瞩目的畜产品集散市场。这两个城中市场的布局明显地体现了其重牧意识。其中大都最为典型。据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遗著及其它遗著记述，城内商业区格局是这样的：东面偏南济化门外是江南商客聚居之所。而西面偏南的平则门一带则是"西贾之旅"。城里有两个主要商业区。一个在城中心钟、鼓楼周围，有缎子市、皮帽市、帽子市、鹅鸭市、珠子市、沙剌市、铁器市、米市、面市。充分体现了农业文明和西域商业民族文明的气氛，其间又夹有有关牧业的皮帽市；一个在南面偏西的顺承门内，称羊市角头（简称羊角市），有羊、马、牛、骆驼、驴骡市，充分体现了牧业文明的气氛。据说当年这里是"人烟凑集之处"。可见，忽必烈在首都市场总体中安排的牧业产品市场居于一半，与其它市场交相辉映。就这里市场的格局而言也充分表现出了忽必烈尊重各民族经济文明的管理思想模式缩影。忽必烈市场设计的影响是久远的。在现代北京市，至今仍有当年众多的牧业商市之名沿留下来，在我们首都以公共汽车站名形式存在（当然具体地址因之后朝代兴废而有变迁）。忽必烈在牧业管理方面不仅设置了大大小小众多的牧业市场，而且还亲自规定某些重要畜产品的售价。中统三年五月规定"依市价每课银一锭通滚买马五匹"；至元二十六年七月规定"马匹价值中统钞为则，骟马每匹上等五锭，中等四锭，下等三锭。曳剌马上等四锭，中等三锭，下等二锭"（《大元马政记》）。忽必烈还组织政府与牧民间的官民贸易。如在至元二十一年以万锭同别失八里、河西、上都等地牧民，至元十八年以二万锭同和林牧民搞官民贸易。

忽必烈还以大大减轻商税、优惠商人的手段吸引内地商人到牧区收购牧业产品，转销内地其它产品。比如，他于至元二年七月下令规定上都商税税收率比一般地区的三十取一优惠为"六十取一"（《元史·世祖本纪》）。这是前所未有的优先发展牧区商品货币经济的政策。次年五月"减上都税"等等。他甚至为鼓励商人去民族地区做生意，对去上都的商人给予"置而不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五《上都华严寺碑》。）的免税待遇。

（15）私人牧养与国营牧养并举元代世祖朝私人牧养很发达是无疑的（当然这里包括许多权贵的私人牧群）。但元世祖于牧业不只是鼓励发展私人牧养，他还搞了许多官营牧场，实行官私牧养并举的政策。《元史·兵志三·马政》说忽必烈于"中统四年设群牧所，隶太府监，寻升尚牧监，又升太仆院，改卫尉院。院废后立太仆寺，属宣徽院。后隶中书省，典掌御位下、大斡耳朵（蒙古语，指可汗的大皇帐）"。其牧地东越耽罗，北踰火里秃麻，西至甘肃，南暨云南等地，凡一十四处"。"周回万里，无非牧地"（这里指元帝国可牧之区。在农区，忽必烈禁建牧场）。清代太仆寺管理国营牧场的许多方法，多源于此。

（16）在牧群微观管理中遵守牧业生产的自身规律（本条引文均见《元史·兵志·马政》）

这主要表现在忽必烈对国营牧场的管理方面。据《元史·兵志三·马政》记录，自忽必烈于中统四年下令设群牧所后，由于这种国营牧场与自身从事的一切军国大事活动关系太紧密之故，所以他亲自抓对它的微观管理。这也与忽必烈其人熟悉牧业有关。其中的主要方法如下：第一，实行分群制。

国营牧场马群，其群"或千百，或三五十"。

第二，实行分种股烙制。

国营牧场之马，"左股烙以官印，号大印子马。其印有兵古，贬古、阔卜川、月思古、斡栾"之别。

第三，实行牧群管理官吏父子相承制。

忽必烈的皇家马群牧人分为哈赤、哈剌赤两种。有千户、百户之分。这种牧放者，"父子相承任事"。这是有利于牧放技术下传，越传越精的。第四，实行逐水草而牧制。

"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这是按季节气候，按自然地理条件牧放的办法。

第五，实行定期的蒙、汉、回三种文字造册统计制。

忽必烈规定：国营牧场中央管理机构负责人于每岁九月、十月这个收获的黄金季节"驰驿阅视"各国营牧场。任务为"较其多寡"。方法是"有所产驹，即烙印取勘，收除见在数目，造蒙古、回回、汉字文册"向他（指忽必烈）汇报。通过这种"上闻"以使自己对国营牧场每年发展情况心中有数。由于这些档案在元末明初的民族战争中荡然无存，今人是无法掌握当年的统计数字了。

第六，实行有误则罚的责任制。

规定凡有病死之事必要求牧人赔偿。"病死者三，则令牧人偿大牝马一，二则偿二岁马一，一则偿牝羊一，其无马者以羊、驼、牛折纳"。显然，条件较为苛刻。

第七，实行"劣者汰之"的产品选用制。

忽必烈规定，他每自大都去上都行幸，国营牧场长官随往，让他从国营牧场中选尚乘马骑用。并从马群中带一批肥而可取乳者随行。如果选来的马当中有赢瘦不堪者，忽必烈决不准把这种马留在北去巡幸队伍马群中，必"还回群"，待其肥而可取乳时再用。

第八，实行玉食牝马精饲料喂养制。

忽必烈定都大都后，饮食上仍大体保持蒙古族习俗，喜用奶食（称为玉食）。但他极讲究。他吃的奶谓之"细乳"，而且必须是黑牝马奶。对出玉食的黑牝马，规定在朝深晓饲养之道的卿大夫"亲秣养之"，以脱罗毡置撒帐做乳室取奶（大概是免在露天挤奶，奶桶中进尘土）。这种马的饲料供应有别于牧群中其它马，由官供应。"每牝马官给芻一束、菽八升。驹一，给芻一束，菽五升"。"菽贵，则其米以小稻充"。还令太仆寺官员到这种马的专厩巡视其肥瘠每月三次。芻粟的发放又实行"以旬取给"制。

第九，实行汗宫汗陵食祭用马奶管理取用"醖都负责、五年有奖"制。

汗宫食用马奶，取自皇家牧场。挤马奶或造马奶酒驾车奉送者称之为"醖都"。这种人约有50　名，编制在皇家牧场。他们必须负责奶食的高度清洁等质量保证问题。元朝诸帝陵寝之址，由于当时发丧时秘不告人，今人无从寻觅，已成千古之谜。当年国营牧场还要按规定选送一批出佳奶的马至各先帝山陵，并相应选出技艺高超的"醖都"取马奶以供祀事，号"金陵挤马"，"越五年，尽以与守山陵使者"。《元史·兵志·马政》说这种做法表现于世祖以下山陵祭祀制度中，想必世祖生前有有关遗嘱而至。所以说这也应是世祖的思想。

（17）为禁止官吏侵扰牧民，亲作示范忽必烈于农区严禁官吏扰害农业生产，欺夺农民。在牧区也实行类似政策。屡有旨令，禁政府官吏加重牧区百姓负担，征发制度外不可强取。可贵的是他本身到牧区时也谨守自己定的这些规章。这里仅举一例，足可为证。《元史·列传·后妃传二·裕宗徽仁裕圣皇后》载，忽必烈于牧区田猎，"道渴，至一帐房，见一女子缉驼茸，世祖从觅马湩。女子曰："马湩有之，但我父母诸兄皆不在，我女子难以与汝"。世祖欲去之。女子又曰："我独居此，汝自来自去，于理不宜。我父母即归，姑待之""《元史·列传·后妃二》）。忽必烈一直耐心等牧女父母来后取奶喝才走，不让随从强索。其不扰牧区之民的思想可见一斑（忽必烈路遇的这个女子，就是后来忽必烈长子、太子真金的妻子，蒙古弘吉剌部落的阔阔真姑娘）。

（18）筹画蒙古帝国先帝欲行未果的南北农牧大贸易蓝图至元二十二年，北方汉人出身的财相卢世荣向忽必烈建议其它许多财政改革建议的同时，特意又提了一条牧业管理方面改革意见（《元史·奸臣传·卢世荣》）。其内容是：用官钱购南方棉帛运到北方牧区换取羊、马。然后把这些羊、马交给当地牧民定合同放牧取利。合同规定皮毛、筋角、酥酪等的2／10　给牧民，其余由官府出售。这个意见中对牧民提出的条件是苛刻的。但它又是卓越的。自古至元初未见有如此宏阔的、一箭双雕的农牧南北大贸易观。然而，这种南北农牧大贸易的宏大筹划并非由卢世荣首先发明。因为忽必烈听罢卢氏建议后说得既肯定且清楚：这是"祖宗时欲行之而未果"的计划。但不知成吉思汗、斡哥歹、蒙哥汗三人中谁有过这种计划（治国无方的太宗妃乃马真皇后和太宗子贵由汗不可能有如此远略）。这种计划当时欲行未果是自然的，因为那时他们还没尽有南方农业文明区。至元二十二年时这种条件已大备。对祖宗的这种进步性农牧大贸易方案经聪明的商人卢世荣再提后，忽必烈是取还是弃呢？是取。他向卢世荣提出的定夺之见是"善"，尽快推行。从卢世荣死后他的其它许多经济管理意见在忽必烈那里并没有因人废言，这条意见也是没废弃的。卢世荣之后的财相藏族人桑哥执政间创建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至元二十四年夏四月忽必烈同意忻都以新钞11.06　万锭，银1593　锭、金100　两付江南各省与民大规模互市；次年九月桑哥请示忽必烈批准营造五个库于禁中贮币帛，当与这个农牧南北大贸易蓝图的实际实施相关。

3。边疆蒙古族地区外少数民族区经济管理的改革对边疆蒙古族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管理，忽必烈的基本做法是：币制方面力求推行统一的纸币制度；财政方面于中央设立统一管理机构，但实行优惠政策；经济关系方面实行内地与边地互相交流、共同发展的政策；经济俗制方面基本因袭原制，因俗而治；对治理少数民族地区成功的经验定为楷模，不准更改等等。

云南，是多种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这里有今日彝、白、傣、哈尼、纳西等族先民居住（当然有些族的当时称谓与今有异），也是元王朝最早拥有的地区之一。在这一地区，忽必烈依据重臣赛典赤的意见，于货币行使方面，尊重一些民族用贯贝币的成俗，特发圣旨允许贝■与纸钞并用。差发方面有实物差发和力役。主要任用土官征发。总的经济管理方法依在滇民中德高望重的赛典赤成法而行，"不得辄改"（《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

土蕃，早在元太宗子阔端太子驻凉州（今甘肃武威）时已初步归附蒙古帝国。至元朝，忽必烈在这一地区设立了三个最高地方行政机构：土蕃等处宣慰使司；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乌思（指前藏）、藏（指后藏）、纳里（指今阿里）速古鲁孙（意为三部）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在元初，尊土蕃高僧八思巴为帝师。通过他来管理土蕃政治经济。忽必烈没有改变土蕃领主统治剥削属民的农奴制，也没有改变那里寺院封建主占有大量土地财产剥削农奴的状况，而求其地经济生活俗制与中原一致。忽必烈只是派第七子西平王奥鲁赤驻清海对土蕃节制。并于至元元年于中央设总制院（至元二十五年改称宣政院）管理全国释教和土蕃事务。忽必烈还对土蕃进行户口调查（料民）、徭役征发（主要征发驿传用徭役），但禁止额外滥征。另外，经常给予赏赐。这些赏赐主要是用来充做其地宗教上层的宗教活动经费或个人享受费用。遇有天灾还有赈济（对平民的赈济）。忽必烈还在至元十四年夏四月癸酉亲自下令"置榷场于四川碉门、黎州与土蕃贸易"（《元史·世祖本纪》六），使汉、藏人民自由地交换自己的产品。这些管理结束了土蕃内部的战乱，同时使其地经济和平发展，与中原不断沟通。

据《元史》卷一七《世祖本纪》十四记述，忽必烈命湖广行省设立"镇守黎蛮海北海南屯田万户府"，负责利用琼州、化州、高州、雷州、廉州诸路的荒田屯田（这一记述又见《元史》卷一百，《兵志·屯田》）。同年，广西元帅府募南丹民户五千"实空荒之地"，官给"牛种农器，置长统焉（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见《元文类》卷二五）。这些做法使广西南部的黎族、瑶族、僮族地区的农田面积扩大。

元时称为唐兀（原西夏人聚居区）的甘肃行省，在成吉思汗晚年征西夏之季"郡县废于兵"。大批人民迁于内地。忽必烈即位后，在那里进行水利建设，移民垦殖、军民屯田。《元史》卷五《世祖本纪》载，忽必烈曾命郭守敬与唆脱颜行视西夏河渠。由于郭守敬的谋划，"渠皆通利"。董文用又奉忽必烈命开辟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境内水田，于是民之归者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器；同时造舟黄河之中，接引少数民族诸部落及"溃叛之来降者"（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壮》）。结果"夏境遂安"。忽必烈在西夏中兴等路安排军民屯田，先后建五个屯田机构。在亦集乃（今内蒙额济纳旗，从前为西夏领地）等地屯田区，参加生产者有蒙、汉、维吾尔及当地少数民族广大军民（参见《元史·兵志·屯田》；《元史·李进传》）。忽必烈对西夏中兴等路的土地兼并也进行过适当限制。如于至元七年下令那里的提刑按察司与管民官，严禁僧徒冒占民田（《元史》卷七，《世祖本纪》）。至元十七年又括沙州户口，定常赋，其富户余田，令所戍汉军耕种（《元史》卷十一，《世祖本纪》）。

新疆维吾尔族地区，是更早进入蒙古帝国版图的地方。忽必烈对这一地区的贫苦农民采取积极扶植的措施。如至元三十年赐给合迷里（今哈密）贫民及哈剌禾州民牛种，给钞1.62　万锭。又给合迷里饥民币帛（《元史》卷十一，《世祖本纪》）。忽必烈在维吾尔地区也搞屯田，主要地点是斡端和别失八里。与此同时还针对当地农业发展的需要，于至元十九年设立冶场，专门鼓铸农具（《元史》卷十一至十五，《世祖本纪》；《元史》卷一五四，《李进传》）。维吾尔地区是古来著名丝绸之路穿通区，这里各族人民富有经商的传统经验。忽必烈遵重他们的这一经济生活风俗特点。对从那里来内地经商的各族商贾实行多种优惠政策，以减其道途修远带来的亏损，但不许他们沿路作奸犯科。

4。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忽必烈在元初经济管理工作中遇到的又一棘手问题就是战后人口减损，发展生产的劳动力严重缺乏。元初造成人口大量减损的原因很多且又复杂。这种现实严重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为改变这一局面，忽必烈进行了一系列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1）禁止买卖蒙古族男女人口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在介绍其畜牧业管理改革时提及。

（2）禁诸宗王擅招民户这个旨令是忽必烈在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颁发的。

（3）禁边将分匿人口（《元史·世祖本纪》一）。

（4）禁全国范围的人口买卖忽必烈有许多这方面的禁令。如至元十五年（1278年）"禁官吏军民卖所聚江南子女为娼妓者，卖买者两罪之，官没其值，人复为良。"至元三十一年诏："强掠者以强盗例科断，人归本家，和诱者各断一百七下"（《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略卖良人新例》）。

（5）抵制军事贵族没降民为家妇的行为《元史》卷一六三《张雄飞传》说："先是（至元十四年以前）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自置吏治之，有司莫敢言。雄飞言于阿里海牙，请归其民于有司，不从；雄飞入朝奏其事。（忽必烈）诏："还籍为民""。《元史》卷一二八《相威传》说"（至元）十七年有旨，命相威检核阿里海牙、忽都贴木儿所俘三万二千余口，并放为民"。此类记录，于忽必烈本纪中数不在少。

（6）守土之官辖地人口增殖者提职1264年，忽必烈发布诏书，规定对县官"以五事考较而为升黜：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平。五事备者为上选；内三事成者为中选，五事俱不举者黜"（《元典章·圣政卷一·饬官吏》）。其中，提升的首要条件就是"户口增"。

（7）彻底禁止攻城军旅胜后屠城的破坏生产力行为激烈的攻坚战结束后屠城，这不是蒙古骑兵中独有的现象，更古时已有。元初以前各族军阀部队中也普遍存在。但是在忽必烈以前蒙古帝国军队中表现更为突出。元太宗时代大有改变，但还没根绝。这是不利于保护生产力的。忽必烈远在以宗王身份征云南时就开始较彻底消灭这种军事行为。从征云南到征南宋，他二十多年如一日宣传宋太祖麾下大将曹彬于取南唐后主之战中"干戈不染生灵血"的美传，不准屠城。他在这方面还有了理论性认识："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谁与居？"主张保存民命发展生产。所以他在併吞八荒、混一天下的大规模统一战争中基本没搞什么屠城之类活动，时人称之为仁君。

（8）招集流民，赐以土地对他的这一措施我们在其重农重牧管理措施的介绍中谈及，在此从略。

（9）不断赈济，存活各族农牧业灾民忽必烈在这方面的活动很多。前面从其它角度说过的宗王海都叛乱时，因天灾兵祸北方草原有70　万余牧民无法生存，忽必烈尽徙之于云、朔间，按口发粮存活是一大例（参见《元史》卷一七三，《马绍传》）。至元二十年冬十月，江阴、宁国等路大水，出现458478　户（若以每户五口计，灾民数可达2292320人）的庞大流民队伍。当下属官吏禀报此事要求赈济时，忽必烈又着急又生气地说："此亦何待上闻，当速赈之"（《元史·世祖本纪》十三）。之后立即下令出国家仓库粟582889　石赈济，平均每户可得一石多。从而使如此众多灾民存活。这是中国古代赈灾史上的壮举之一。

（10）按社会职能与职业分工编定户籍这是忽必烈对全国户籍的编定术。忽必烈把全国人民分编为以下多种户籍。大致有以下诸色：军户、站户、民户、匠户、儒户、医卜户、阴阳户、僧户、道户、也里可温户、达失蛮户、斡脱户、商贾户、盐户、窑冶户、船户、海道梢水户、弓手户、急递铺户、打捕鹰房户。但其中位列前面的"军站民匠"四种是元代四种基本户，数量众多，遍布各地，包括各族。户籍的名类一旦编定，不能任意改变。已有定籍，各安生理，即各务本业。

除军、匠户外，户又分等。根据每户"事产多寡"分为三等九甲，即分为九等。

1270年，忽必烈还下诏颁布社制，无论各族什么户，凡50　家为一社，由社众推举年高晓农事、有兼丁的人为社长。

忽必烈一直亲自抓户籍编定，屡有诏令。他的这种全国户籍规划，自然有其弊病。但从总体看，客观上有利于经济发展，符合大一统多民族封建国家政治版图的稳定和巩固。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第一，其编社，主要目的不是宋时保甲制为了监视人民、保卫治安。社长也不是由称霸乡里的恶霸地主担任，而是选懂经济管理的高寿人担任，主要目的在于发展农业经济。

第二，把各民族人民一视同仁地编入各户籍中，各操其业。这有利各族各业人民相互交流生产经验，取长补短。

第三，其以生产技术、一技之长分户并代代相承的做法，客观上加强了社会生产的细密分工，而且有利于生产技能的传宗接代，不断精深。因为有了专门的经济运输户，不必让更多的其它户之人大规模流动，陷入挽输徭役之苦。因为有了专门的军户，可以使更多的其它民户各安其业，不必都去吃军役之苦。其匠户的设置，使众多的手工技艺之人，结束了重本抑末时代处于下九流地位窘境，有了至少官方认可、受法律保护的堂堂正正的户籍（尽管有的待遇不太高）。

第四，忽必烈与历代各族封建帝王一样，不可能免除实行民族歧视的思想。但他的这种思想主要集中体现于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制度设计上，即不让他族人过问重大军机事物。但在经济的户口管理上他那种思想意识还不十分明显。比如，在主要的军匠站民基本户籍中各族民人均有，他们等一地受统一的国家户制约束。其所定"户分九等"是按"事产多寡"区分的，并不是像有些史家所说是以民族优劣而区分。这样分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实行民族压迫，而是为了解决赋税负担方面贫富不均的问题。

当然，忽必烈虽一生多次禁人市、禁诸王、边将、勋臣私招民户、分匿人口，但也没能彻底根绝这些事。这是他人口管理思想的明显缺陷。但我们不能苛求忽必烈把长达数百年战乱遗留下来的空前复杂的人口问题解决于一旦。况且其中不少问题又是整个封建时代的通有现象。我们应该把元代存在的严重人口问题与忽必烈本人积极解决这种问题的举措思想严格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

5。工商业管理的改革忽必烈对工商业管理的改革，主要是针对中原历代王朝传统"抑末"政策而言。忽必烈不同于与他同时代的其它蒙古贵族。他比较早地在金莲川王府与众多汉儒交往。但他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对中原儒士灌输的方策对则取，不对则抛弃。当时向他灌输抑末论者不乏其人。不过他在制定关于工商业的国策时还是贯彻了优惠的原则。查遍其一生言行，不见有抑制正常工商活动之语，也没有这种行动。远在即位初元、宋对峙之际他就允许在颖州（今安徽阜阳）、涟水（今江苏涟水）、光化军（今湖北光化）三地建立榷场，与南宋互市。后来因战虽时开时闭，但对越境私贩均宽待。《元史·世祖本纪》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八月，宋私商75人入宿州。忽必烈手下有关官员建议处罚，但忽必烈不准，下诏"宥之，还其货，听榷场贸易"。中统三年（1262年）三月，获宋私商40　余人，忽必烈仍下令"释之"。商税轻，是忽必烈前蒙古帝国诸帝的传统政策。因此入元以后忽必烈还是继承前辈政策，不断减低商税。他甚至对到民族地区做买卖的商人实行"置而不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五《上都华严寺碑》。）的免税政策。另外，忽必烈还实行保护商贾安全、维护商贾资财、救济商贾困难的政策。这种政策使国内农业经济作物品种明显地比前代增多，说明农村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并促使更多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商品化。商品粮市场日益发达。商业性竹木业、果园业、菜园业、染料作物种植业、种茶业、种棉业、养蚕业都大有发展就是例证。于世祖朝出现了大都、上都、扬州、芜湖、平江（苏州）等令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及其它欧亚人都赞叹不已的世界性大商城。与此同时商业行会组织猛增。

对于手工业，忽必烈也持扶持态度。在他执政的时代出现了百技效能、更有其属的盛况，这是前所未有的。搞手工业的不被官方称为从事奇技淫巧的社会末流，而被择优录入匠户籍，且世代相承，使家传技艺得以沿袭。匠户中的人虽然待遇不普遍高，但他们的户籍受法律保护。主要匠户大至分为两种：系官工匠和民匠。前者编隶于官府的各种手工业局院（战时，其中包括制造军器的局院）。他们从官库支领物料和物料钱、口粮、衣装以及盐钞，为有关局院完成定额产品。完成任务后，可以自行造作。他们的田地，一顷以内免征税粮，他们不负担杂役。至于民匠，根据需要进入官设手工业局院造作。造作期内与官匠的待遇等同，有的制成产品后还另附工价。

另外还有两种手工业户口没编入匠户。一为盐户，二为窑冶户。实际上他们也是官营事业的匠户。前者有盐田和产柴薪的荡地，并得工本，但仍负担税粮、科差，待遇相对低些。后者由国家提供生产工具，无科差负担，并能得到工本钞。

忽必烈不只是重视国家垄断的手工业的发展。他也重视民间手工业，对之并不压抑。比如，对各种矿，忽必烈实行过"听民自採"的开放政策。据《元史·食货志》载：至元十年，辽阳龙山县胡壁峪金矿，听李德仁淘采，年纳金三千两；银矿，至元十一年，听王庭璧于檀州奉先等处开采；至元二十三年，韶州曲江县银场听民煽炼，岁输银三千两。从丝织业看，《马可·波罗游记》说全国不少城乡都织造丝织品。这些情况都说明忽必烈不压抑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而是听民自为，只取税利而已。

忽必烈手工业管理的另一个特色是：不是仅顾中原繁华之地而忽略少数民族偏远之区。如，他选派大批各民族工匠去维吾尔地区，就地取材，发展织染手工业。于别失八里设官方手工业局两处，其局官"秩从一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其中一个是专掌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缎，"至元十三年始置"（《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在漠南上都又建立了制毡局等牧业产品加工机构。河西地方少数民族人民长于纺织毛褐，居民多以此为业。忽必烈于至元十七年专设河西毛缎匠提举司（《元史》卷十一，《世祖本纪》八），织造皇家专用毛织品。当然，这种做法属于取民之举，但它于客观上使这类少数民族手工业技术得以提高和发展，不至失传。

6。国际贸易管理的改革国际贸易源于秦汉，盛于初唐，至宋其盛不衰。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前统治者对此也是极感兴趣，措施相当多。成吉思汗扫荡中亚和欧洲的战事起因之一就是花剌子模国边将违约一而再欺侮杀戮其庞大至500人的商队成员。但前人的国际贸易管理思想远不及忽必烈有理论性内容。主要表现是：忽必烈于即位初就宣布对番国的来往互市"各从所欲"。如至元十五年八月，忽必烈令中书省唆都、蒲寿庚这两个少数民族官吏向外国宣示："诸番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番舶人宣布朕意。诚有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卷十，《世祖本纪》七）。同年十一月，命"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十九年"又用耿左丞言，以钞易铜钱，令市舶司以钱易海外金珠货物，仍听舶户通贩抽分"（《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追溯忽必烈的这种思想之源，还可到至元十四年。他于是年"令立市舶司于泉州，令忙古■领之。立市舶司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番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十年，又"诏遣扎术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命诸王阿不合市药狮子国"（《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

在忽必烈上述思想指导下，产生了元初一系列富有时代特色的国际贸易政策。其内容不用细列，我们只知道它是忽必烈本人的思想引发形成的就够了。

其实，忽必烈还不只是搞海洋国际贸易。他还通过陆路与中亚、欧洲各国进行国际贸易。通过陆路来到大都、上都及南方苏、杭等地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不在少。由此又可见忽必烈在国际贸易中实行的是海陆并举的方针。忽必烈在国际贸易改革中取得远胜前代的成就，是以沿海和腹里地区生产的恢复和长足发展为前提。如果他把元代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举国赤贫的话，外商是不会被吸引的。其发行的纸币币值较为稳定也是吸引外国商人的一大因素。他的这些改革活动又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这些无疑都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积极因素。

7。水利交通建设管理的改革忽必烈以前中国多数朝代水利交通建设的成就是辉煌的。但是元以前长期的战乱，导致长年失修废坏，有的即使尚存，但由于割据战争形同虚设。忽必烈于此的改革，大体是：因其前有，不断创新；不只注重内地，兼顾边疆；既重河运，又重海运；不只是加强南北海、河两大干线的通畅，而且还雄心勃勃地勾画贯穿中国东西万里的黄河水利交通线，以图在古代中国破天荒第一次地弄出个十字交叉形的水利交通网络。

忽必烈在西夏故地干旱区搞水利建设之事已在介绍其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的改革时说及。在内地，随着元代的大统一，南北经济各有大幅恢复与发展，产品盈余史有明证。但互相交流发生困阻。忽必烈为解决这一国家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开始留心于水利交通资源的开发，以利生产、商业和百姓挽输徭役的减轻。事实证明，忽必烈于此的贡献远比前代各族开国英主显著。他直到垂暮之年，腿疾日趋严重之时仍力抓这项工作。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忽都鲁报告，他在亦集乃（今内蒙居延海地区）开水渠，忽必烈下令近处民人、僧人加入开渠工程队伍以助其力（《元史·世祖本纪》十一）。

1289年，他令断事官忙速儿等主持修筑了从须城到临清的新运河。1291年命郭守敬修大都到通州的水运道路。中断的南北大运河水运线在那个时代得以全线贯通。但他的更大贡献在于于1282年亲自批准和采用平宋大元帅蒙古族伯颜将军实行海运的建议。海运线打通后，基本上消除了原来中原广大劳动人民繁重的陆路挽输徭役。明人朱国桢说元时"徭役极省"（谈迁《国榷》卷一），大概主要是针对这一良效而言。朱氏的这一评价应该说是公道的。忽必烈还曾于1280年10月份有过一个使今人也谈而生畏的宏伟水运蓝图谋划，即亲派女真族人蒲察都实组织水利技术队伍探黄河之源，"欲于其源之所出营一城，俾番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忽必烈自认为他的这一规划"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二，《黄河源》）。那位女真人也确曾按忽必烈之意率队至黄河之源"图其城址"及驿传位置上报。诚如忽必烈所言，这是"古无有也"的计划，而且是标准的经济交通（水运）蓝图。查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绝无这类设想。可见，忽必烈不仅在军事、政治方面的作为超迈上述四大公认的雄主，同时在经济规划上也超越他们几人。

8。赋税徭役管理的改革忽必烈即位后，对蒙古帝国诸朝及亡金、亡宋的赋税徭役制度有因有革。对各少数民族地区大体上采用这种方针征发，但以因为主。在这里仅就其改革措施的主要方面择述。

（1）户分九等，视"事产多寡"较合理地征收赋税（《通制条格》卷十七，《赋役·科差》）

此制定于中统五年。此方案于元太宗朝时已提出。忽必烈使之更具体化，并结合各族居住区特点加以广泛落实。这是不小的改革。

（2）限制苦民的包银制包银制度，大体产生于蒙古帝国与金王朝交替时代。是时，河北、山东汉族、女真、军阀林立，对人民肆意掠夺，赋税名目繁多，毫无限制。真定汉族大军阀史氏对此加以改革，将各项赋税合而为一，统一征收，称为包银。之后其它各地军阀相继仿行。蒙古帝国君主也对这些军阀发明的包银制相继承用。其实，这仍是一个苦民的措施。其征缴无定限。元宪宗（蒙哥）即位后对之有所限制，定为每户科纳包银6　两（此1251年之事）。忽必烈即位后，推行钞法，以钞输纳，每户纳钞四两，并许一半折输它物。当时发行的中统钞二两（贯）同白银一两，所以实际上比原额减低了一半。这是不小的有利于百姓的改革。

（3）限制斡脱商扑买国家赋税权斡脱（这一词汇，是古代蒙古族从突厥语吸收而来，意为合伙），蒙古语。斡脱商人指元朝经营高利贷商业的官商。高利贷商人的存在不是元朝独有现象，古已有之。问题在于这种商人的活动在此时（指在蒙古帝国时）空前活跃。政府允许此类商人扑买（扑买：宋元时代的一种包税制度）某特定地区的国家赋税征发权。忽必烈继承蒙古帝国三朝元勋宰相耶律楚材限制这种官商活动的经济管理优良传统，对之加以限制，甚至曾经废止过斡脱机构，使其活动规模远比前代缩小。

（4）限制皇室贵戚、诸王、勋臣、悍将滥征或逃避赋役中统四年十二月，忽必烈"敕驸马爱不花蒲萄户依民例输赋"（《元史·世祖本纪》二）。中统三年冬十月诏"禁诸王、使臣、师旅敢有恃势扰民者，所在执以闻"；"诏以李璮所掠民马还其主"（《元史·世祖本纪》二）。至元元年八月"诏。。勿擅科差役"（《元史·世祖本纪》二）。定立诸王使臣驿传税赋差发，不得擅招民户。忽必烈第六子云南王忽哥赤，"一日，彼于村中强取水禽，其数逾（彼之所需）"。忽必烈闻之，命责杖七十，皮肉俱裂。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丁亥，诏"禁有分地臣私役富室为柴米户及赋外杂徭"（《元史·世祖本纪》十二）。

（5）诏示不得擅行不急之役中统二年夏四月甲辰，忽必烈"命行中书省、宣慰司、诸路达鲁花赤、管民者。。不得擅行不急之役"（《元史·世祖本纪》二）。中统四年三月庚子，"亦黑迭儿丁请修琼华岛（今北京北海公园的湖中岛）"，忽必烈不许。至元二十七年九月丁卯，"禁发民挽舟"（《元史·世祖本纪》十三）。（6）免除对开荒农民赋税的征发这方面内容已在介绍其农业管理改革时说及。

（7）商税一减再减，个别地区实行免征商税的政策这方面内容已在介绍其工商管理改革时说及。

（8）大规模开辟水利交通运输业，极大地消除百姓陆路挽输徭役负担。

（9）命身边工作的各类服务机构官员和卫士为国家仓库转输赈灾之米，减轻百姓徭役负担（《元史·世祖本纪》十二）。

（10）悉罢南宋末代一切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经总制钱等百余件，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余物权免征税，减轻江南人民赋税负担。

元世祖正雄心勃勃地筹划统一江南的时候，偏安一隅的临安南宋王朝已经彻底糜烂。理宗赵昀"嗜欲既多，怠于政事"。度宗赵■嗣位，贾似道擅权，朝政更日趋腐败。表现在赋税徭役政策上苛敛横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各种名目敛民的数目较之北宋增五至七倍。除此之外还创征经制钱、总制钱、月椿钱、版帐钱、田契钱、称提钱、折估钱、免行钱、麴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贴钱、保正牌限钱等多种额外横征。甚至民有诉讼，两诉不胜则要罚钱，胜则令纳欢喜钱（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历代名臣奏议》卷108　赵汝愚《请蠲江西月椿钱物疏》），使江南民不聊生。忽必烈取江南之地后，对其空前繁苛的赋税徭役制度尽罢无留。平宋大元帅伯颜于至元间取临安，南宋末帝于至元十三年正月十八日交玺降附后，忽必烈立即颁诏："凡归附前犯罪，悉从原免；公私逋欠，不征理。。。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余物权免征税。。。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量加赡给"（忽必烈：《谕临安新附府州司县官吏士民军卒人等》。见《元史》，《世祖本纪》六）。是年十二月又亲自宣布："昔以万户、千户渔夺其民，致令逃散，今悉以人民归之原籍州县。凡管军将校及宋官吏，有以势力夺民田庐产业者，俾各归其主；无主则以给附近人民之无生产者。其田租、商租、茶盐酒醋金银铁冶竹货湖泊课程，从实办之。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经总制钱等百有余件，悉除免之"（忽必烈：《谕浙东西、江东西、淮东西、湖南北府州府军县官吏军民》。见《元史》，《世祖本纪》六）。之后，元廷对亡宋故地采取的一系列轻徭薄赋方面的改革政策，都是在元世祖的上述思想指导下制定的。

9。纸币发行管理的改革纸币的发行在忽必烈经济管理改革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忽必烈时代主要发行有四种纸币。一为中统元年发行的中统交钞；二为中统元年十月发行的中统元宝钞；三为至元十二年添造的钞（《元史·食货志一》。钞，由于发行没多久，而罢。故后人谈元纸钞种类多不提它。不提它自有道理，因为它只是在中统宝钞基础上增发的面值更少的钞，是中统宝钞的附属。）；四为至元二十四年发行的至元钞（《元史·食货志一》）。

必须指出，元世祖时代纸币发行管理的思想不全属于忽必烈，参与者颇多，是这些参与者与忽必烈共议而成。他们君臣于此有各有千秋的思想见解，讨论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在这里我们只能只谈忽必烈本人在纸币发行管理改革方面的单方面言行，即使涉及他人，也只是涉及直接相关者。即只介绍忽必烈本人的纸币管理思想。

在元初中统、至元三十多年中，参与纸币发行工作者，主要的不下十人。但不见有一人像忽必烈那样自始至终经办筹划；也无一人像忽必烈那样有众多关于纸币发行管理改革的议论指示和具体行动。查《元史·世祖本纪》及有关人物列传，我们可以发现：忽必烈本人并不十分具体地管纸钞发行的纯技术性问题。但其作为主要在于纸币发行推广的每一关键时刻组织讨论会、更正不识时机者的不成熟意见或愚腐之见，以舵手角色掌握钞币运行之舟较稳定地向前航行，使之终世祖朝不废，从而受到后人基本肯定。他是中国历史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有作为帝王中确实罕见的直接插手货币管理最多的一位。

他的做法是：（1）结合国情，适时决意行钞新建的元王朝幅员空前广阔，商贾往返路途辽远，所行货币五花八门。

不统一是不行的。为解决这一矛盾，忽必烈第一个适时主动而刻不容缓地向得意谋士刘和尚（秉忠）询问全国应实行什么样的货币制度。刘秉忠提议："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朔漠，居临中夏，宜用楮币，使子孙守之。若用钱，四海且将不靖"（陶宗仪：《辍耕录》卷二）。秉忠是位和尚，说话时难免带有迷信色彩，附会以阴阳谶纬。但他又是位令各族上下层敬重的有远见的大政治家，他向当朝务实的天子献计时不能不主要考虑政治。其实，其议论的要点确实不是像有的前辈学者说的那样仅仅是说些阴阳胡话而已①，而是意在以空前统一的金融体制穿连元王朝各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区，达到确保主人江山的目的。忽必烈本人也是个不太信迷信的人②。所以，忽必烈果断适时地只取刘氏非迷信的事关经济治国核心意见，决意在全国推行统一的纸币制度。于是，他据刘氏卓见命王文统主管此事，又以杨湜辅佐推行纸币（《元史·王文统传》、《元史·杨湜传》）。这是个大事。如果当年忽必烈拒刘和尚之见于汗帐外，也许没有元代统一的纸币制度。这正是忽必烈的英明所在。

（2）革剔前弊，死抓钞本不放宋朝行钞至于末期无本可谈，终归败亡。金与宋交界，受其影响而行钞，至于末期也因无本可谈归于失败。蒙古帝国成吉思汗时代的1227年，元帅左监军何实以丝数印置会子曾权行一方（在今山东聊城）"民获贸迁之利"（《元

①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　页。②　据《元史·世祖本纪》四记载：1271年平滦路昌黎县民生子，中夜有光。忽必烈闻此事后，并没有命令杀掉，反而诏加鞠养。对这个有"吉人天象"的小孩，身为帝王的忽必烈却容许其鼾睡卧榻之侧，可见他不大信迷信鬼话。

史》卷一五○，《何实传》）。但此时是否很注意钞本不得而知。元太宗八年丙申（1236年）正月，于元奏行交钞时，耶律楚材提醒太宗，应记住金章宗行钞出现"万贯易一饼"的历史教训，不可多印，"不过万"（《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可以。但也没明言稳定钞本之事。忽必烈的生母唆鲁禾贴尼是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其它经济管理方面颇有成绩，曾被晚些时候的波斯史家们异口同声地盛赞，但在纸币管理方面仍算是个糊涂者。忽必烈称帝前，中原真定是她的分地。可是她却为了搞对诸王的赏赐求政治人事稳定，竟下旨将真定的钞本金银悉送上京。但是，忽必烈却与之前的汉、女真、蒙古等族纸币管理者不同，首先明确重视钞本的稳定，而且他的有关决定和言论都发生于元代大规模（普遍）发行纸币的关键时刻，起有稳定金融事业大局、掌握方向的特殊作用。有关史料主要有两条：第一，有多少金银，发行多少纸币。

中统初新钞方行时，由于真定钞本在从前已被忽必烈之母起赴上都（此时世祖母唆鲁禾贴尼已逝世），无钞本，新钞不可得。旧钞流布于外的数目达八千余贯。出现了新钞一行，旧钞之价亏损的局面，公私嚣然，人们不知所措。朝廷内出现争论。其中成吉思汗时代的维吾尔族开国勋臣真定长官布鲁海牙对这种混乱局面最忧虑，建议："昔奉太后旨，金银悉送呈上京。真定，南北要冲之地，居民商贾甚多。今旧钞既罢，新钞不降，何以为政？且以金银为本，岂若以民为本。又太后之取金帛，以赏推戴之功也。其为本，不亦大乎！"（《元史》卷一二五，《布鲁海牙传》）其便商民之心可以理解，但发钞可以无本之见不可取。日后，忽必烈也确实没取布鲁海牙这位祖父时代勋臣的无理之见。此后，忽必烈很快使中统新钞有了足够充实的银本，民间持钞者可以随时向官库换银。

第二，不容许商人收买纸币准备金。

至元三年（1266年），有一个胡商恃国用使阿合马，欲贸交钞本，私平准之利，以增岁课为辞，这是忽必烈在全国范围行钞八年后遇到的大事。忽必烈没有同意这个意见，极慎重地征求汉族老臣户部尚书马亨的意见。马亨的回答是："交钞可以权万货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贾擅之，废法纵私，将何以令天下？"（《元史》十三册，3828　页，《马亨传》）忽必烈坚决按马亨之见办理，下令不许胡贾收买纸币准备金。这说明忽必烈在阿合马理财的早期就对他有相当大的节制。对阿合马是不放心的，因此才向马亨专门询问，避免了他的胡作非为。使一场扰乱全国金融体制的混乱局面没能出现。

（3）既重钞法，又重钞之信誉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乙丑，忽必烈于近郊打猎后召麦术丁、杨居宽等与大学士阿鲁浑撤里、尚书左丞叶李、侍御史程文海和至交大书画家亡宋宗室赵孟頫\开会讨论钞法（《元史》，二册，296　页，《世祖本纪》十一）。至元钞的条画大体内容就产生于这次少数民族和汉族各占一半的币制讨论会。之后于下月甲午由尚书省藏族平章政事桑哥将这次会议的纪要以"至元宝钞通行条画十四款"的形式颁行天下。新钞发行后，在有关钞的刑法制定上朝臣分为两派。藏族的尚书省平章政事桑哥为首一派主张以严刑峻法制裁违钞法者，过于苛刻；以新近降附的亡宋宗亲赵孟頫\（当时为忽必烈宠臣之一）为首一派主张钞法宽和。为此，忽必烈更为慎重，决意在大范围内复议，下诏集百官于刑部议钞法。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欲计至元钞二百贯赃满者死"（《元史》，十三册，4018　页，《赵孟頫\传》）。赵孟頫\仗着他与忽必烈特殊亲密的关系相当激动地陈词反对。许多人却以赵氏人年少，且又是降臣，以为其言不可取。忽必烈却与众不同，准备用赵孟頫\之见，"议者难之"。忽必烈也不顾众人反对，之后又派赵氏为他的钦差大臣到江南视察钞法推行工作。

通过这次讨论，忽必烈的纸币管理思想显然有了较大幅度的升华。他既看到了中统纸币制度经过奸相阿合马破坏后出现的许多弊病，同时又从赵孟頫\一派的意见中看到了重视钞的信誉有多么重要的一面。重视钞法的思想，在忽必烈头脑中已在此前二十一年已形成（于至元三年与马亨的讨论中形成），此并非桑哥于此首先提出。现在，忽必烈又不只是局限于重钞法了，他在重钞法的同时又重钞的信誉，二者皆重，这是更为辩证的。这可从他于至元二十五年（至元间纸币讨论会的次年）对桑哥的一段谈话看出，他说："朕以叶李言更至元钞，所用者法，所贵者信，汝无以楮视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识之"（《元史》，十五册，4574　页，《奸臣传·桑哥》）。这说明，他在纸钞行使许多年的经验中意识到法与信都是重要的，不是一般地谈钞法，而是把它与"信"相联了。

（4）税收支付，主要以纸钞为准忽必烈于中统四年（1263年）三月已亥强调"诸路包银以钞输纳，其丝料入本色，非产丝之地，亦听以钞输入。凡当差户包银钞四两，每十户输丝十四斤，漏籍老幼钞三两，丝一斤"（《元史》一册91　页《世祖本纪》一）。《世祖本纪》八至元十七年十一月条载：中书省臣议："流通钞法，凡赏赐宜多给币帛，课程宜多收钞"。忽必烈对此报告的回示是"可"。

（5）严管物价，保证钞值稳定忽必烈于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下诏立"燕京平准库，以均平物价，通利钞法"（《元史》一册《世祖本纪》二）。次年正月，又令设各路平准库，主平物价，使相依准，不至低昂"（《元史·食货志·钞法》）。

（6）云南各族聚居区兼用贝币与纸钞，禁用金银铜钱至元二十六年六月，忽必烈申严私易金银之禁。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定金银价，禁私自回易，官吏奉行不虔者罪之（见《世祖本纪》）。中统三年七月规定，私市金银，应支钱物，止以钞为准（见《世祖本纪》）。至元十四年四月，禁江南行用铜钱。至元十七年正月，诏括江淮铜及铜钱铜器。至元十二年二月九日，诏天下拘收铜钱（见《世祖本纪》）。另外，只在云南各族聚居区，尊其旧俗，根据赛典赤"云南贸易与中州不同，钞法实所未谙，莫若以交会■子，公私通行，庶为民便"（《元史》卷九《世祖本纪》六）的建议，忽必烈特许钞与贝■兼通使用。

（7）添造厘钞，方便零星交易如于至元十二年，忽必烈为方便民间零星交易，添造加发小额厘钞，有二文、三文、五文三种。不过行使时间不长，于十五年罢印停用。但后来造至元钞时又允许印造发行了小额五文厘钞。厘钞的发行可以解决农村严重缺乏小额纸币而交易受阻的困难。小商人和农民是欢迎的。可见，忽必烈在纸币管理中既注意大中城市市场活跃，同时又注重乡村市场的活跃。

（8）不失时机，印制至元钞；排除愚识，以中统钞取代南宋会子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四年印行至元新钞前夕，元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发与不发的争论。吏部尚书刘宣于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主张不发行至元新钞（《元史·刘宣传》）。他担心一时更新会引起乱子，主张安定原钞之本的意见是好的。事实上其安定钞本之说与忽必烈的思想一致。但他主张不发至元新钞则表明他不识时务。忽必烈主张发，是有其依据的：第一，因为中统钞的信誉曾被忽必烈问斩的财相阿合马一度破坏，必须不失时机地更发新钞，重新建立国家纸币的信誉。如果再任其发展一段时间后再想补救可能为时太晚。第二，中统钞于过去基本上没有小额厘钞，不便于广大乡村的零星交易。中统钞初行时，元朝的乡村幅员是有限的。后来统一南宋入版图，一下增加很大面积。江南广大乡村又是商品货币经济远比北方发达的，有必要发行厘钞。第三，过去中统钞流行时，对民间金银买卖限制还不太严。无助于钞本的长期稳定。忽必烈新造至元钞的制度更严禁金银私易，又加造更小额厘钞（五文），稳定钞本的措施经专门会议各族理财官员集体讨论更为细密完备。第四，从前中统钞发行的纯技术讨论中，参加者多属非专门家，此时有南宋隐士、纸币发行专家叶李参与，更易使措施趋于较完备。第五，就忽必烈本人而言，此时他对纸币管理的认识已远比中统年间飞跃，不仅重钞法，而且又重钞的信誉。第六，就至元新钞发行的规定而言，至元新钞一贯等于过去中统钞五贯。这个规定本身无论怎么说都不表明忽必烈想使至元钞虚。第七，从至元钞发行后的效果看，从发行至忽必烈去世的十来年间，元政府严禁过去阿合马那种偷运钞本库银的做法，"钞值稳定了十余年"（《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分册第20　页）。查《元史·成宗本纪》可以看出，元代纸币真正贬值之始当起于忽必烈之孙成宗铁穆尔继世祖位后空前滥赏滥赐之时，对此史有公论。由此可见，忽必烈决意印行至元新钞仍属识时务的行动，并非换汤不换药之举。

1275年，江南宋地快要收取时，忽必烈手下的汉族老臣姚枢以及另一名臣僚徒单公履在一次有关对南宋金融政策的决策讨论中反对用中统钞更易南宋原用交会。认为："江南交会不行，必至小民失所"。务实的忽必烈当时非常机警敏锐地看出了他们的迂腐，尖锐地批评他们说："枢与公履，不识时机"（《元史》卷二○五《阿合马传》）。之后坚决地以中统钞替代了南宋交会，终于最后实现全国纸币制度大统一。事实证明，姚枢等比起忽必烈确实头脑简单迂腐、不识时机。因为此时的南宋交会与元朝中统钞相比生机已尽，完全成为搜刮人民的工具，取而代之，正在斯时。取而代之，只能在客观上给统一后各族人民带来一定好处。退一万步说，即使南宋交会此时还没完全腐朽，也应该取代。因为不取代的话，全国行使新旧两朝的不同纸币，新王朝在经济上的统一就不可言了。

10。经济人事管理的改革在忽必烈之前，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中，善于选用得力的经济管理人才者不乏其人。如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就认为耶律楚材将是为其子孙治国理财的难得人物，直至逝世，念念不忘。元太宗放心地让耶律楚材理财即属此例。但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于此不是十分成熟的。太宗身后称制汗帐的六皇后乃马真居然夺走耶律楚材之权。太宗本人也曾对耶律楚材的经济管理工作也有偶尔干扰。如其时有些经济管理官吏公开破坏太宗和耶律楚材亲定的税制，但没得到及时的撤职处分。

忽必烈与先祖相比，在经济人事管理方面既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同时又进行进步性改革，把元代的经济人事管理思想提高到了一个崭新水平，其中于若干方面已经超过了唐季刘晏的有关认识。忽必烈一生中，他的周围各层次、各民族、各类型经济管理干部如云，但他大体上任免运用自如，体现了他"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成熟政治家的才气胸量。表现为如下特点：（1）对自己家族的人，无经济管理专长者不用失吉忽都忽，四朝元老，忽必烈太奶诃额伦夫人的得宠养子，成吉思汗最小的弟弟，大蒙古帝国的最高断事官。后来兼管华北地区（燕京行台尚书省）的经济管理，约卒于忽必烈幼弟阿里不哥叛乱期间（1260-1264年间）。1247年，漠南王府幕僚张德辉向忽必烈建议让他管民政及经济管理之事。但忽必烈并没因他是自己的爷爷一辈人在汉地经济管理中重用，反而大量重用熟悉家乡经济的汉臣。因为这位本家老爷爷虽在其它方面有管理才华，于汉地经济管理却是十足的外行，有些做法不仅荒唐可笑甚至说是残酷。如他于籍户口时，企图"印炽"人臂，将汉和契丹族人民视同牲畜，经汉地海云老和尚谏止而罢。这是忽必烈在经济管理中对位尊而不具专才者坚辞不用的典型表现。

（2）根据经济管理水平的高低升降官吏职务忽必烈规定下属守土之官如能做到"户口增、田野辟"就提职使用，反之降罚（《元典章》卷九十九《户部·荒闲田地给还招收逃户》）。于是高唐州达鲁花赤（蒙古语，镇守者之意，相当于突厥语的巴思哈。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官名，为所在地方、军队和官衙的最大监治长官。）忽都纳、州君张延瑞、同知陈思奇因经济管理水平高而升秩；河南府陕县尹王仔怠惰无绩而降职。赛典赤瞻思丁在云南"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劝警游惰以耕田"。滇民歌颂。因此，忽必烈对之大加赞赏、专信至极、当做地方大吏学习的楷模。此类事例，于世祖朝史书中随手可拾。

（3）屈身礼待高傲且有才气的高级经济管理干部叶李，南宋遗民，汉族儒士，山林隐者，少有奇志，性情高傲。曾在南宋败亡前夕上书弹劾权奸贾似道误国害民，颇懂纸币发行之术。是杰出的经济管理人才。忽必烈当自己采用多人意见、亲手谨慎筹划的纸币制度出现问题时，愁身边无才士解决此事怕他族人羞他无能，几次寻访接之来京。但不来。后来终于出山。忽必烈考虑叶李有腿疾，在他来大都后赐大小车各一，许乘小车出入禁中，与之讨论后定"至元钞法"。每罢朝，必召见论事，凡有军国大事必问："曾与蛮子秀才（指叶李）"商量否？（《元史·叶李传》。参见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六，《五龙车》）其尊礼如此。古代帝王中，对一个异族经济管理干部如此屈身礼待者也许仅见。由此足见忽必烈对经济管理方面知识分子的渴求之心。

（4）不拘一格不分民族地提拔重用经济管理干部当年忽必烈能提拔叶李为资善大夫、尚书左丞，主管改革修缮自己原来推行的纸币制度。很清楚，这与他有不拘一格起用经济管理人才的博大胸怀相关。正是因此，叶李这个亡国遗民、闲居富春山的无名在野隐士一跃而为元帝国的经济问题高参，身价百倍。蒙古族的朵尔边·孛罗①，其祖父禹儿乞是成吉思汗的宝儿赤（厨子），本人也是厨子出身。这个煮羊肉厨子世家的人由于忽必烈的培养提拔不仅曾任皇家禁卫军长官，而且进入中原后留心经济管理之道迅速成长为一个于钞币发行、全国财政、农业、工商业管理无不熟悉的高级经济管理专家，后来就任于大司农卿和宰相之位。他积极组织专

①　朵尔边·孛罗，元初宰相之一，蒙古族，曾任元帝赴伊利汗国特使，后留居伊利汗国未回。家传播农业技术；参加忽必烈领导的长时期的经济领域反腐败斗争，成绩斐然。后来他居然能指导伊利汗帝国的金融、工商业、农业、国家财政的全盘改革。孛罗能从一个身份低微的煮羊肉的厨子上升为国家经济宏观管理的干才也自然与忽必烈不拘一格提拔经济管理人才的思想相关。

（5）对成绩显著，后来腐化贪赃枉法的经济管理干部，无论何族何职都无情重处，以严肃自己所定的经济管理法典出生于原苏联乌兹别克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的阿合马，曾是忽必烈的回族财相。出生于土蕃的桑哥曾是忽必烈的藏族②财相。这两人在《元史》中均列入奸臣传档。这是封建史家的编排，今人不必理它。说实话，这两个高级经济管理官吏至少在相位的工作前期做出过若干成绩。但是在过大权力的腐蚀下，他们堕落和腐化了，后来发展到竟直接欺骗忽必烈，有的甚至高傲到不把忽必烈放在眼里，欺上瞒下、贪赃枉法、藐视群臣、鱼肉百姓，并且严重地腐蚀了忽必烈的经济管理干部队伍。他们的罪状被告发后，忽必烈慎重地亲自派人侦探，罪证查实后一一处斩。忽必烈还以严肃皇室家教的办法启示内府财务管理干部遵守规章。封为太子的儿子真金有病，忽必烈前往探视，见床上铺的是织金卧褥，于是生气地对儿媳阔阔真说：我总以为你贤淑，为什么奢华若此！儿媳遭斥后马上撤去。结发之妻察必皇后，有一次从太府监支取缯帛表里各一，忽必烈立即正色批评：此军国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察必自此也勤俭自持，遵守内府财物管理条例。这些做法无疑意在启示属下各类经济管理干部不分尊卑，一律对待，不得任意破坏他的经济管理法规。

（6）放手使用经济管理官吏，并善于发现和指出他们不识时机的过错元初各地自然灾害频至。忽必烈每遇灾警都必下令赈济灾民，几成惯例。一次有位经济管理官员上报严重灾情，请示是否赈济。忽必烈说，此事还有必要报告后再做吗？你应该不请示就赶紧办理。可见他对经济管理干部是放手使用的。但是，经济管理干部有过错或头脑糊涂时也会不顾情面地指出或批评。前面提到的对老臣姚枢等反对以中统钞替代南宋交会见解的尖锐批评就是典型事例。

（7）对有远见卓识者虽因其自身劣迹和其它政治原因必须废掉，但不废其言，继续采用其合理建议大名商人出身的北方汉族财相卢世荣，是元世祖己近垂暮之年时遇到的有建树的理财家。他对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总体意图是心领神会的。他虽然较晚与元世祖相遇，但他基本理解元世祖经济管理中兼收并蓄的思路。对卢世荣提出的多种经济管理意见，忽必烈大都赞赏和推广。但是卢世荣已于当时不具备居财相位领导全国经济管理的主客观条件。主观原因那就是自身历史上有劣迹，曾依附贪赃枉法的阿合马，且有贪赃行贿之行。客观原因则有二：一是他在上任后的征税工作中依靠阿合马余党，这些人刻薄苛取、营私贪暴。这就使卢世荣本来不好的名声更坏了。二是卢世荣虽为汉人，但在元初忽必烈时期大臣队伍"纲纪派"和"理财派"的派别斗争中，并没有加入汉族儒臣为主的"纲纪派"队伍，而是加入了西域人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派"行列。但就其本人经济管理思想而言并不与理财派相同，更有别于纲纪派，倒更接近于忽必烈照顾全局的经济管理大略。兼有上述两派的优点，而又较少它们②　桑哥的族别，过去有人认为他是畏吾族人。近年有人从古代藏文史书中发现桑哥是藏族人。两者的偏向和不足。"纲纪派"于经济管理方面主张中原传统的"重本抑末"、"贵义贱利"、"节奢崇俭"论。他们虽然有保守的一面，但更多地考虑百姓的利益。"理财派"主张农牧并重，农与工商并重，在经济管理方面没有中原传统故套的束缚。他们虽然有不保守的一面，但于后期其中不乏聚敛之徒。前者以受已故老臣许衡影响的一大批忽必烈金莲川藩府旧时汉族元勋臣僚为基本队伍成员，外加一批蒙古族开国文武元勋。他们的后台是许衡的学生皇太子真金。他们在阿合马专权时一度处于被压之势。后来，此派人以阿合马奸事败露为转机，企图一网打尽其余党。卢世荣自然是他们打击的对象。经济管理方面颇具才气、政治方面不太谙练的卢世荣却忘了元朝祖制，为了摆脱险境动用手中暂有的权力，竟然不经枢密院审议调三行省万二千人置济州，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性质的活动，其实其矛头并不是指向对之宠信的世祖，而是防范太子为后台的纲纪派对他下手。但这种行为却犯了元廷皇家任何人不得越过掌用兵大权的枢密院调动军队的大忌。这也是山东李璮叛乱后出现的第一个相类事件。政治上极度敏感的忽必烈意识到这可能是重处阿合马后其余党企图报复的预兆①，而果断地处斩了卢世荣。一月后与卢世荣有密切联系，卢世荣主政时于征税中相当贪暴的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人也被处死。但这个人死前揭发了有人（指纲纪派的人）上折让真金太子即位，并要年老的忽必烈当太上皇的秘密。此事的揭露又使忽必烈转怒于纲纪派，致使本来有病的真金太子怕皇父追查恐惧早亡。真金和卢世荣的离世表明，上述两种派系组织已双双瓦解。后来的事实又表明：忽必烈并没有完全采用太子为后台的纲纪派的经济管理模式，也没有完全采用理财派的经济管理模式，更没有抛弃卢世荣的追踪忽必烈本人经济管理意向的思想。变化是：在经济管理人事安排上既不主要用北方汉儒旧臣，又不主要用西域色目人旧臣，而是用土蕃人和南人（江南汉人）桑哥和叶李。继续推行自己明显区别于上述两派，但又吸收二者优长的统顾全局的经济管理意图。可见，忽必烈并没有因卢世荣死去而废其言。

（8）晚年在高级经济官吏贪污腐化日益严重的沉痛教训中，开始更注重经济管理官吏的德阿合马、桑哥基本属于理财之才有余而德不足者。卢世荣虽于这方面的才较出众，但也略有贪赃受贿之事。卢世荣后忽必烈任用土蕃人桑哥，但桑哥的颓化更为惊人的迅速，又不得不杀之以谢天下。在这一系列惨痛的教训中，忽必烈晚年的经济人事管理思想开始向更高层次升华。他开始明显地注重高级经济管理官吏的德。桑哥奸事（贪赃腐化）败露后，他任用完泽。完泽其人在经济管理方面才气属一般，但他不搞苦民的聚敛之术，天下人称之为"贤相"①。他在阿合马等人遍贿近臣时独无沾染，又尝言桑哥必败事。于是，忽必烈任之为宰相。这是忽必烈晚年重视经济管理官吏德的一个重要体现。

（9）慎重处理有关经济管理官吏的案件，不冤枉好人就身体素质而言，忽必烈在历代帝王中不是最健康的，患有严重腿疾，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他晚年的政治、经济活动。但他意志坚强，力图避免自

①　我们认为，这才是卢世荣被处死的真正原因。陈天祥关于卢世荣经济等方面问题的劾章并不是他被处死的真正原因。

①　《元史》卷二○二，《释老·张留孙传》。

己耳目闭塞而可能带来的疏忽。所以在处理经济人事案件时建立了"对质"制度。当有人要求以卢世荣历史罪过惩治其人时，忽必烈并没有轻易附和这种意见，只是让当事人停职受审并对质，当他发现卢世荣不经枢密院采取军事行动时才警觉地判其死刑。对汉族官吏如此慎重对待，对少数民族有关官吏也如此慎重对待。13世纪波斯著名史家拉施特透露：有一个叫阿不别克儿的人，被合罕赐以伯颜平章之号。他与完泽一起充当那可儿②。并任平章之职，在忽必烈合罕时代，他当了两年宰相。当时合罕身边有一些告密者出来中伤他。断言他挥霍了600　万巴里失。合罕向他索还。他回答道："这些资财，我已发给人民了，因为在一连三年中都有自然灾害，禾苗不长，臣民贫困。现在如果合罕有旨，我就去卖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把钱送给合罕，但国家要因此破毁了"。合罕喜欢他对臣民流露出的同情，于是他说道："所有的大臣和异密都［只］关心自己，伯颜却关怀国家和臣民！"①此人与阿合马、桑哥等一样于忽必烈时代身居高位，掌管有关赈济等经济管理方面工作。他们也都曾被告犯有巨额贪赃罪。但前几人之事经查证据确凿而被处死，后者经对质查核无罪证反而有功得到赞美。可见忽必烈对经济管理方面高级官吏的奖惩处理是极为慎重的，一般说来是不冤枉好人的。

（10）在选用经济管理官吏方面并用各族人才、并用僧俗人才在忽必烈手下虽然经济管理官吏如云，但就其民族构成而言绝不是单一的。他为了适应多民族国家经济管理的特点，不断使此类官吏队伍的结构向多民族化方向发展；最初，北方少数民族人物居多。他初任漠南王时，其身边此类官员主要是元宪宗派来的牙老瓦赤（畏兀族）等人，可是这些人于汉地经济管理工作不是太胜任的。其中有的"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忽必烈不满意，严斥他们："今一日杀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仗復斩，此何刑也？！"使不只儿错愕不能对（《元史·世祖本纪》一）。之后，他不断吸收更多民族的人员加入经济管理官吏行列。如回族的赛典赤、阿合马；北方汉族的刘秉忠、姚枢、张文谦、卢世荣；藏族的桑哥；南方汉族的叶李、赵孟頫\；蒙古族的朵尔边、孛罗、安童、伯颜；契丹族的耶律铸（耶律楚材之子）等各族官吏在他手下先后任职。其经济管理官吏队伍的族类之多，前朝所不得见。忽必烈还针对土蕃以寺院经济为主、内地寺院经济比重也不小的特点，于经济人事管理中又实行了僧俗并用的方法。土蕃高僧八思巴被封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大元帝师"，总理西藏寺院经济。在忽必烈的金莲川王府任高参，帮他治理北方汉、契丹地经济的刘秉忠也是一位精通儒学的和尚，直到至元元年才还俗。后期财相桑哥，藏文历史文献《汉藏史集》提供的史料证明他是藏族。《元史》记载他是"胆巴国师之弟子也"（《元史》卷二○五，列传第九十二）。胆巴就是皇庆间追认的"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胆巴帝师"，桑哥既然是其弟子，当然也是僧人出身（其还俗年代无考）。这都是忽必烈"因其俗而柔其人"治国原则在经济人事管理中的体现。这些僧人参与元初经济管理，对元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自然有好处。当然桑哥曾因贪赃受贿被杀。但这是他一生后期之事。据藏文桑哥传记述，他在早年于经济管理方面也是有一定贡献的。

（11）在关键时刻勇担风险，用曲折手段保护自己苦心经营的经济管理②　蒙古语，同伴之意。

①　［波斯］拉施特：《史集·成吉思汗之子拖雷之子忽必烈合罕纪》，《史集》第二卷。官吏队伍各族成员1257年以前，忽必烈依靠汉、维、蒙、契丹族中各种经济管理干才理财，于中原广大地区获得相当可观的财政收入而民不怨。与此同时，他利用这些收入一方面壮大军事力量，另一方面赈济惠民，深得各族军民之心。这是他对漠南、中原进行经济管理初见成效之日，此事招致一部分蒙古、汉族守旧贵族的忌恨和不满。有一些人向遥居蒙古帝国都城哈剌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林城）的元宪宗蒙哥进谗言，说你弟弟得"中土"人心，图谋难测。还说与漠南王府有关的汉、维吾尔等族财政官员剋扣应解送汗庭（和林）的财赋私奉忽必烈。此事引起元宪宗与忽必烈之间的猜忌。是年春，蒙哥采取削弱弟弟王府经济管理官吏队伍的严厉措施。具体办法是：派钦差阿兰答儿、脱因、囊加台、刘太平等官员自和林南下理算陕西、河南等处钱谷，"置局于关中，大行钩考（检核财赋）"。与此同时给忽必烈手下大小经济管理官吏列罪条目达142　条之多。钦差首要人物阿兰答儿声称：俟钩考完毕之日，除万户史天泽、刘黑马二人将报请元宪宗亲自处理外，对其余人都可便宜径行处死。并下令解除忽必烈在汉地的统军权（《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参政商文定公》，引自姚燧《谭澄神道碑》）。为此事，忽必烈藏爪伏翼、忍辱负重、机智处理。他以家属为人质之诚，去和林城亲自拜见兄汗，解除猜忌，为手下人做担保工作，元宪宗被兄弟手足之情感动，始不信谗言，撤销了斩杀一大批忽必烈手下理财官员的成命。之后，虽然中原的一些经济管理机构一时被罢除，但不见忽必烈的经济管理官吏队伍有大损伤。忽必烈的这一举动确为日后他进行元朝第一步经济管理改革保存了一支精明干练、素质较高的干部队伍。于此，忽必烈珍爱自己经济管理官吏队伍之心可见一斑。这样一批被忽必烈冒自身被软禁之危免除杀身之祸的各族经济管理人员日后怎能不为之拼死效命，以取主悦。

（二）忽必烈经济管理改革中体现的十大关系处理思想及其理论基础忽必烈不是完人。他在近半个世纪的宗王、大汗生涯中进行了艰辛曲折、气势雄浑、超迈先祖的经济管理改革。但仍有不彻底之处。主要表现在他虽以敏锐的洞察力观察、继承蒙古帝国前代君臣合理的经济管理思想，但对其中一些不合理方面抛弃的还不尽如人意。对他民族优秀经济管理思想有广泛继承发展，但仍存在着不少受时代历史条件限制的表现。

忽必烈的经济管理中有各种局限。如在交通水利建设中有时好大喜功、空想居多；没有彻底限制住高利贷商人的扰民活动；其人口管理思想总体上是进步的，对元代战乱后社会经济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毕竟没有彻底禁止住其时严重的人口买卖现象。以上为忽必烈经济管理改革中一般的几个方面历史局限。

忽必烈经济管理中还有一点比较突出的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局限，那就是赏赐问题。赏赐，这是历代帝王无人不干的事，也绝非元代才有。但忽必烈以前蒙古帝国诸帝的赏赐规模是惊人的。尤其在太宗朝更为显著。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一是其时官无俸禄，赏赐之钱具有一种俸禄性质；二是统治者在连绵的战事中以厚赏招敢死之士；三是与某些统治者的观念意识相关。比如，元太宗就明言："一个人热衷于财宝钱物的积攒是缺少理智的"。因为积存财宝不能带来任何利益，比如积存财宝的人死后总"不能从彼世回来"再占有这些财宝。"所以我把自己的宝藏保存于心中，并且把一切现有的和已经准备好的，或者［还］正作的，全部给予臣民和需要者，使美名远扬"（［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第85　页：《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合罕纪》）。世界上许多东西都不是永存的，只有"光荣的名声和良好的纪念永远留存"。"谁反对我赏赐，谁就是我真正的敌人"。因为"他们不愿我留下美名和良好的纪念"（［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正是由于元太宗对财富有如是观，在蒙古帝国都城和林除撒谎者外，不仅有众多的文臣、武将、宗王、妃后得到重赏，甚至有许多蒙、维、汉、契丹族的城乡贫民、破产工商业者也上门讨赏，得赐予，其中也不乏远从印度、波斯闻声而来的讨赏者。他甚至不听财臣劝阻，常大开国家财库大门把财物一堆堆分摆，让讨赏者任其力气抱走，只规定抱时掉地的不许重拾。于是致使一些穷人在大路或和林城市场拦其圣驾乞赏，有乞必赐。这种做法可能对他的统治带来了某种好处，但国家财政管理必然紊乱也是预料之中。这说明太宗在耶律楚材辅佐下经济管理方面初定税制有成就，但其管理仍有很大随意性。忽必烈即位后，下大力改革先辈此类成俗，禁止无目的无计划赏赐，于中统年间始定官俸。因此，他的赏赐比前辈应说是不滥的，比起后来有些子孙又是少的。但是，他于一生并没煞住这种赏赐风，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元初国家财政上的支出数额。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虽然有上述诸方面弊端，但就其经济管理思想的总体或主流而言，他本人仍算是一个封建大一统国家国民经济宏观管理方面的行家。根据是：他在从事十方面经济管理改革中，较得当、明智或辩证地协调处理了十种关系。从而在宏观上能够较有效地控制指挥其时国民经济正常运转发展，取得较好的实际成果。这十种关系的处理分别为：1。发展生产与赋役征发的关系处理较得当忽必烈的经济管理对发展生产和赋役征发都重视。但在二者当中是分主次先后的。他更重视发展生产，把发展生产当做赋役征发的基础或来源看待。因此，他反对赋役征发上的竭泽而渔政策。他这方面的思想有多方面表现。但他于至元十六年五月癸酉与兀里养合带的谈话最为典型。当时兀里养合带言："赋北京、西京车牛俱至，可运军粮。"忽必烈反对说："民之艰苦汝等不问，但知役民。使今年尽取之，来岁禾稼何由得种，其止之"（《元史·世祖本纪》七）。可见忽必烈是知道先秦汉族进步经济管理思想代表人物的"先予后取"之道的。忽必烈有多次免役诏示，都是他这方面思想的体现。他不是不征赋役，而是主张在保护和培养百姓元气、发展生产、待赋税之源培养足后征发。他有时免三年役，那是为三年后再取；有时免六年役，为的是六年后再取。可见，汉民族经济管理思想史上"取予有时"的思想在他手中运用得已相当成功。

2。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处理得较得当在元世祖朝，对农业和工商业都从国策上提倡发展，都等一地实行优惠政策。只要不怀偏见，谁都会承认这是那个时代不可抹煞的事实。忽必烈在二者关系问题上从没有发表重此轻彼、抑此扬彼的偏激的政策性言论。这就使其时的中原，不仅有发达的农业，也有发达的工商业。发达的农业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坚实的基础，工商业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比如此时，众多的农产品开始比前代以更大比例成为商品性产品，手工业为农业提供了花样远多于前代的工具，在忽必烈眼中商业不是从前统治者认为的使人心不古的应禁之业，手工业者在其心目中也不是受鄙视的搞奇技淫巧的人，正因为如此，在他统治的时代出现了名副其实的"百工效能，各有其属"的盛况。可见，他处理工商业与农业的关系是辩证的，比前代绝大多数帝王更为开明豁达。

3。农业与牧业的关系处理较得当我们翻遍《元史》十四个世祖本纪分卷与农业管理官吏本传，也翻遍波斯人有关史书中"忽必烈可汗纪"，至今还没发现他有什么重农抑牧或重牧抑农类偏向一方的言论。他基本在二者间不偏不倚，让它们各自互不干扰地发展。既尊重农业民族的传统生产方式，也尊重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生产方式。他确实有过许多不让蒙古骑兵进入中原后不要占农田为牧地、进驻村寨影响农耕的严厉诏禁，但这绝不是抑牧，它只是尊重汉民族人民传统生产方式的正义举动或保护农业的措施。因为他并没有因自己入主中原而像北魏孝文帝那样莫明其妙地人为地改变自己民族固有的生产方式。在他的时代，北方的牧业经济不但延续而且有更超迈前代的发展。那里的牧业文明与中原悠久的农业文明相互补充，比翼双飞。更重要的是他还积极组织二者的全国性的大范围的南北贸易。他并没有唆使其中一方吞食另一方。可见，他对农业与牧业的关系处理也是超过前代帝王，比较得当的。

4。统一战争步伐和经济改革步伐的关系处理较得当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改革与他的统一战争大业基本上在步伐上是协调一致的。基本稳定北方的过程中，他对政治、军事、经济管理改革同时抓。此间，他与众臣筹画的中原经济管理制度也随其统一战争铺展实施，且灿然有成。伯颜将军所率平宋大军攻占临安后，他又力排汉族开国元勋姚枢等老臣的阻议向南宋故地推行统一纸币制度，以中统钞取代了名存实亡的南宋交会，适时地完成了金融体制的全国性改革，把江南广大地区无遗漏地纳入了统一的新王朝金融网络中。在财政制度方面，伴随统一战争的进程，较准确地分析全国各类经济俗制差异较大和全国民族成份空前增多等特点，实行了对各族各地区分别对待、因俗而治的财政制度。可见其统一战争的步伐与经济管理改革的步伐并无太多脱节的表现，大体协调相吻。

5。国内国际贸易发展与全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关系处理较得当元朝的大统一，出现了"今日八荒同一宇，向来边檄不须论"的有利于国内国际商业贸易发展的局面。但全国的币制是割据时代遗留下来的五花八门状态的币制。金属货币（白银、黄金、铜钱）大不便于国内远途贸易，也不便于跨洋过海的国际贸易。其不便不只是表现在运输上有困难，又在于它们成色不一、制造的朝廷不一，导致难于权准。这是不能适应当时国际国内商业贸易发展需要和形势的。为解决二者的矛盾，忽必烈以经济管理大家的雄才伟略，从任漠南王到驾崩的四十多年间重点抓纸币发行工作，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纸币制度。他的这一作为，与元时发达的国内国际贸易的客观要求也无疑一致。

6。全国经济发展的规模与水上经济交通开发的关系处理较得当在忽必烈时代随着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出现，经济发展规模日益扩大。北方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且数量颇多的牧业产品官营民营机构。这些产品需要到南方转销国内国外。北方也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牧区工商业大都会（如和林、上都、应昌等）。这里居住着众多不习惯于奶肉食品的国内国外工商业者、官员和其它一般居民，他们需要南方的粮食。当时的大都已成为世界一流的人烟密集的政治经济大都市，更需要粮食和其它消费品。但北方的粮食不能满足这一需要，也需南粮北调。南宋故地江浙繁华之地盛产布帛丝绸及其它传统精美手工业品需要北运以供京师帝宫、国家军旅之需。这就需要经济交通的发达。但只靠陆路挽输不能解决这一大问题。于是经济的发展规模扩大与经济交通建设不足构成矛盾关系。忽必烈亲自下令重修大运河，开凿京师至通州的水运线，依伯颜之议开辟南北海运线，基本上较成功地解决了上述二者的对立关系，使它们趋于协调之势。

7。经济人事管理改革与其它经济改革的关系处理较为得当稳定北方前夕，忽必烈搜罗了一大批熟知中原经济管理的臣僚，为来日中原经济管理做了充分的干部准备。安定土蕃前选养了以八思巴为首的熟知其地寺院经济俗制的人物，为将来对土蕃进行管理做了充分的干部准备。收复南宋后，选用熟悉南宋的南方汉人和在平宋战争前线工作过的军队干部帮他筹画经济统治之策。在经济改革总过程中，一些经济管理干部腐化了（如阿合马、桑哥），又有一些人适应不了新形势趋于迂腐迟钝（如桃枢）。但忽必烈基本不受这些因素干扰，该杀者杀之，该劝者劝之，重新组织新的干部队伍，以吐故纳新的组织手段把自己的经济改革大业推向新的台阶，终世祖朝而不废。正是由于他的这些经济人事管理中的不停顿改革，他的其它经济改革才步步为营、层层递进，富有不断迈跃的节奏感。可以说，他在这方面的才气并不亚于其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用兵艺术。

8。发展官营手工业与发展民间手工业的关系处理较得当无疑，忽必烈对官营手工业的发展是相当重视的。但他又不阻止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在发展民间手工业方面他又明确地以诏文提出"听民自为"，多次下令让民人随便开矿，只收适当的税就是实例。当然，忽必烈的"听民自为"与明季邱濬有关手工业的"听民自为"论是不同的，主要旨在增加国家税源。但是不论其目的如何，听民自为总比不听民自为好。至少表明他是既重官营手工业，也重视民间手工业，允许二者都发展。当然，对二者的重视程度不一样，他更重视官营手工业。不过，他的做法比起前朝更多帝王压抑民间手工业之举要好得多。至少，在他心目中二者不是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的。总之，对两方面关系的处理还较为得当。应该说这是历史的进步。9。牧业与工商业的关系处理较得当忽必烈进入农区，在大都登上汗位后，人们只见他对其它民族地区交税负担一减再减，独不见对太宗关于蒙古族牧区的税率有所减低。似乎他无意减轻蒙族牧区百姓的负担。其实，他虽没做减税之事，但是却做了大量使蒙族牧业与工商沟通，既使工商得利，又使牧业得利，也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事。其实这是一箭三雕的好事。忽必烈在牧区广建牧业产品加工业、牧业产品集散市场。使牧业产品拥有者得以就近销售。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昔日牧区封闭的自然经济格局，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从前一些牧区多余产品因无处出售自生自灭的自然浪费状态。这种新局面甚至使灾年于风暴雪灾中大量死亡的牲畜肉、皮、毛等都可变废为宝，从而使牧业有了前所未有的生机。这对牧民生产积极性无疑是一种调动。这对于牧民负担的减轻来说，比起减税的方式是更长久的实惠。在牧区建立牧业产品加工业，原料基地近便，对这方面的手工业者也是一种实惠，至少是使其产品成本降低。忽必烈对去牧区商人减税，甚至免税。说穿了，这实际上是以国家财政补贴的手段促进牧业与商业结合，也可以说是利用商人的趋利心理趋使他们进入牧区创建农牧业沟通的新市场，从而使农牧业产品得以交流。可见，忽必烈对牧业与工商业关系的处理是颇有心计的，也是大体得当的。

10。发展内地经济与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关系处理比较得当忽必烈之前历代较多的中原帝王视边疆少数民族地方为"荒裔鬼獠"之区、"贫寒不毛"之地，很少琢磨建设性开发。忽必烈基本上没这种迂腐之见（大概与本人龙兴之地就在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在他的国民经济管理布局筹划中，内地和边地的经济开发是几近等量齐观的。在他的筹划下内地有大都、苏州等众多的工商业大都会；塞北有和林、上都等工商都会；玉门关以西有哈迷里、别失八里等靠近丝绸之路的重要工商业城市。内地有众多的农产品加工业，边地也有牧业产品加工业。江浙的丝绸纺织品著称天下，维吾尔地区别失八里的缎子纳失失、毡毯也遐迩闻名。内地田连阡陌，边疆牛羊布野。两类地区各有发展，特色独具，平分秋色。

忽必烈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上述十大关系的较得当处理，是他能在元代国民经济管理中面对现实、体察各族民情、探询历史传统、制定有效政策、在近半个世纪的经济管理中挥斤运斧、指挥自如的结果。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目光短浅、只顾一点的关系处理，而是全方位的多种关系的统筹兼顾和深谋远虑。他通过这些关系的融通调节，使当时国民经济发展中对立因素化为统一；腐朽因素变为神奇；滞塞之区疏为通渠。

忽必烈在元代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改革实践及其在这种实践的多方面进行的较成功的关系处理，不是盲目进行的。它与忽必烈有一套有关此类改革的理论相关。忽必烈的有关理论大体分为两类：一是间接的政治改革方面的但又事关经济管理改革的理论；二是直接的经济改革理论。

"事从因革"、"补偏救弊"。这是忽必烈进行政治与经济管理改革的总理论。

"事从因革"（《元史·世祖本纪》四），这是忽必烈在其用畏兀蒙古文和汉文颁发的建国号诏中提出的施政理论纲领。意思是我今后所做之事中一部分是因袭前人之制，一部分则是改革前人之制。而且申明他这样做符合"长生天"的意愿。他认为这个意愿的实现，一靠"长生天"的气力，二靠人事努力。纵观忽必烈生涯，几十年中在政治上有因有革，经济管理方面同样是有因有革。对中原农业经济制度因，对土蕃寺院经济制度因，对西北丝绸之路穿通区诸民族的重商传统因，这都是经济管理方面因俗而治的表现。对忽必烈的这种因俗而治思想，《元史·释老传》有明确记录，说世祖谋画对土蕃的统治术时"以其地广而隆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某俗柔其人"（《元史》卷二○二，列传八十九，《释老传》）。事实证明，他对中原、云南、南宗等地采用的统治术无不包含这种方法。但他的因又伴以革剔。对中原重本抑末传统和本民族重牧轻农传统革，对金与南宋混乱的币制革。这些都是突出的经济方面"革故鼎新"的表现。忽必烈的因革试图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他在建元中统诏中说的很清楚，就是要"兴利除害，补偏救弊"（《元史·世祖本纪》一）。换句话说就是要改正以往偏倾的政策，施行不偏不倚的中庸政策，以这种政策创造有别于前代的局势。从前中原统治者重本抑末、重农轻牧；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重牧轻农。忽必烈按其补偏救弊的理论不完全偏向于其中的任何一方，适居其中。既保留二者的优长使之共存，又祛除二者的偏见，使对立的双方相互有所沟通。看得出，忽必烈的这种理论是：既因且革、不偏不倚，力求历史上对立过的各族统治者传统经济管理模式思维向统一的思路倾斜的理论。与他"务一万方"的政治大目标并无二致。

忽必烈上述这种对其政治与经济的改革具有指导作用的"事从因革、补偏救弊"的总理论，日后又演变为几个耐人寻味的直接的经济管理理论：（1）"不尚虚文"，与民更始，以"饥渴"当"先务"论这个论点是他在即位诏中提出的（《元史·世祖本纪》一）。此话虽短，但表明忽必烈有了把马上夺天下的时代改为马下治天下时代的思想。从他以民之饥渴为即位后"先务"的说法看，又可知他想把发展经济，解决战后百姓温饱的问题当做即位后各种工作中的重点。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发展经济方面来。

（2）"安业力农蒙古人未知之也"论这一论点，是他在至元十二年五月间给属下汉族人高达的一封信中提出的（《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它表明忽必烈正视现实，有自知之明，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出身的民族。暗示少数民族经济管理官吏有必要学习中原经济管理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表明忽必烈的认识已经不局限于牧业经济的范畴，深知中原农业也是其封建政权的基础。

（3）经济管理干部的提拔"不拘一格"论这个论点，是他在至元二十四年与金融管理高级干部叶李谈话时提出的。忽必烈让叶李任资善大夫、尚书左丞管全国钞币发行。叶氏谦虚地说自己资历浅、不宜任此高职。忽必烈的回答是："商起伊尹，周举太公，岂循格耶！"（《元史·叶李传》）这与后世清季龚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之说酷似，区别是龚氏没专门针对经济管理干部选拔而言，只是文学创作间的偶吟而已。说此话的时间也比忽必烈晚几百年。

（4）民之所欲顺行论这个论点，是他在至元十五年六月通过平章政事哈伯等对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下的谕文中申明的。原话为"凡小大政事，顺民之心所欲者行之，所不欲者罢之"（《元史·世祖本纪》七）。当时是针对江南政府机构开始庞大，官俸开支增多，有些官吏佩虎符渔肉百姓扰民严重而言。

（5）拯民莫如实惠论这个论点，是他在至元元年八月改中统年号为至元年号的改元诏中提出的。其实，他在下诏前本月早些时候就采取了许多给民以实惠的措施，现在只不过是进一步地进行理论性强调。至元二十九年春正月江西行省伯颜、阿老瓦丁言："蒙山岁课银二万五千两。初制炼银一两免役夫田租五斗，今民力日困，每两拟免一石。"忽必烈深表赞许，说："重困吾民，民何以为生"（《元史·世祖本纪》十四）。这句话又是他拯民莫如实惠论的生动表现。（6）名成财随，徇财名败身亡论这是忽必烈关于惩治经济领域腐败的理论。于至元二十一年春提出。该年正月，赴云南诸路的按察司诸官陛辞。送行之际忽必烈说："卿至彼，当宣明朕意，勿求财货。名成则财随，徇财则必失其名，而性命亦不可保矣！"（《元史·世祖本纪》四）按察使是专门惩治贪官污吏，收取赃物送呈朝廷的官吏。忽必烈向他们讲这番话是意味深长的。

（7）诸番互市"各从所欲论"

这个论点是他在至元十五年八月提出的。对此，我们在介绍其国际贸易思想时曾详介。其实他在国际贸易方面的这个"各从所欲"论，是其在讲国内民间采矿业管理时所提"听民自采"论的延伸。它们同样属一种经济管理方面的放任主义理论。

看来，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理论基础的形成颇为复杂。他所说的上符"长生天"之意并仗其"气力"之说显然来自蒙古族古代崇信苍天的萨满教，更与其祖父成吉思汗的政治统治哲学"天力论"紧密相连。其顺因民欲之说显然来自中原汉地道家黄老"无为"之学①。其补偏救弊，制定不偏不倚的经济统治政策之说显然与孔丘的哲学"中庸"论相关，受先秦儒家影响。其"道协天人"之说显然与西汉儒家的"天人合一"说有关。可见，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理论是一个承用蒙古族和汉民族传统思想，杂揉成吉思汗"天力论"、孔子"中庸之道"、道家黄老无为之学、西汉董仲舒"天人合一"说为一体的理论。总之，它主要是在13世纪才焕发勃勃生机的牧业文明基础上产生的蒙古草原古老哲学思维与中原农业文明基础上产生的种类众多、色彩斑斓的汉民族哲学思维相融合的结晶。

不过，忽必烈的这种继承绝不是简单的因袭，而是一种主动的改造，给了各族前人的思想以新时代的生机。

他的理论并不像乃祖的"天力论"那样过多地强调"天命"，而更注重世间人事的作用。比如，他认为任宰相者必须具备"尽人事"的条件。他移用孔丘的中庸之道，并不是想把事物固定于不变之态，而是为了改昔时之偏以图新王朝经济政策之"兼备"。于是"中庸"这个比较保守的哲学在其手

①　说忽必烈受道家黄老无为之学影响是有根据的。《元史·释老传》载：忽必烈平江南后的至元十三年，龙虎山道士张留孙随汉朝道家张道陵三十六代孙张宗演至大都。受世祖礼待。十五年授玄教宗师。"时天下大定，世祖思与民休息，留孙待诏尚方，因论"黄老治道贵清静，圣人在宥天下之旨"深契主衷"。见《元史》十五册，第4527　页，《张留孙传》。

中化腐朽为神奇。他主张道家顺因之说，并不是对任何事物都顺因，而是伴以革剔，不尚虚文，顺民欲者行，不顺民欲者罢之。正是由于上述清醒的继承，在这位所谓"夷狄"出身的一代雄主经济管理思维中，无论产生于漠北草原文明的古老宗教哲学或政治哲学，还是产生于中原成熟农业文明的各学派哲学都远亲结合，去老还童，赋予了某些令人深思的空前大一统时代的色彩。它非常显著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蒙古族新兴封建阶级在经济管理领域拉枯摧朽、革故鼎新、奋搏勇迈的宏观思维的优秀气质。这些理论也是元朝盛世国民经济管理深得要领、超迈汉唐、成就卓著、对其后其时欧亚诸世界古老民族经济文明升华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之一。它的产生又表明：在13世纪中期或后半叶，中国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的经济管理思想正在经历着划时代的、深层次的、全方位的进步性嬗变。即由无深刻理论基础的简单形态向有深刻理论基础的较高级形态转化。这种转化无论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管理思想通史上，或在世界游牧民族经济管理思想文化大系中都是引人注目的。也正是从忽必烈有重要理论基础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形成开始，阿尔泰语系民族的经济管理思想成为长期大规模影响祖国封建社会后期全部经济历史的重要意识形态。

（三）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原因在13世纪中后期产生的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是有元一代一份最重要的经济管理思想遗产。研究元时各族许多人物的经济管理思想都离不开对它的研究。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的形成原因远比秦皇、汉武、唐宗经济管理思想复杂。它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但就其主要而言，大体有以下几种：（1）本人具有一定水平的文化修养，对各族有关治国的历史典籍以各种手段（方式）孜孜不倦地主动探讨，是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主观原因。

清末至今，个别不细读史书，却跻身历史文学创作界班门弄斧的通俗小说家曾把忽必烈描绘成酷似朱元璋的"文盲"或"一介武夫"形象。其实不然，忽必烈是有些文化修养的，他能诗能文。他曾用古畏兀蒙古文写出了一本宗教方面的专著，名为《十善福白史》，今有蒙古文注释本新刊本，由内蒙古的蒙古学学者整理出版发行。该书议论风发、章句通畅。他又曾在大都西郊春游山景后写过汉文律诗（此诗刊存于《四朝诗选》）。该诗借春色的描写抒帝王之志，还算平仄无误，用词典雅，文采不逊北朝鲜卑孝文。此诗也已再印入两本古诗选，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国历代帝王墨迹选》又有"忽必烈致日本国书"墨迹一篇。书法功力虽不算十分出众，但说明他对笔墨纸砚不是生疏的，且略懂书法（对忽必烈能著书，能用汉文写律诗，现已无人怀疑，但对他会写毛笔字仍有人存疑。我们认为：在通用毛笔写字的古代能写律诗并会著书的人写些不算出众的汉字，还不算太难之事，何况还没人说他是书法家）。这大概和他与元季大书法家南宋宗亲赵孟頫\有深交受影响有关。更重要的是忽必烈喜欢读历史上谈论治国的政治书籍。如藏于奎章阁内用古畏兀蒙古文写的《蒙古秘史》，对此他无疑能直接阅览并考监其中得失。另外，大概是在自己不太熟悉汉文之时，他又常让身边儒士译讲译刊各类汉文史书为畏兀蒙古文本，进而了解其中内容，作为自己治国之鉴。他通过这种特殊方式读到的汉文古书种类颇多，包括四书五经、《资治通鉴》、《大定治绩》、《贞观政要》、《大学衍义》。还有命儒士专门编纂的《五经要语》等凡28　类书。这些书的内容不可能不影响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比如他重视保护生产力的人口管理思想就深受这些古史书内容的影响。1253年征云南前，他通过历史专家得知宋太祖令征南唐大将曹彬不滥杀生灵之事后立即表示"吾能为之"。事隔20年后伐南宋，他还铭记此事。主帅伯颜陛辞南下时仍以曹彬故事告诫："昔曹彬以不嗜杀平江南，汝其体朕心，为吾曹彬可也"（《元史·伯颜传》）。再如其经济管理思想理论基础中关于"天"的解释，就颇受《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常常宣传的"天力论"的影响。

（2）母亲的教诲和皇后察必的贤内助作用也是他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值得一谈的家庭环境因素。

忽必烈之父拖雷较早逝世。教养他的主要是母亲唆鲁禾贴尼太后。她是继成吉思汗母亲诃额伦夫人后古代蒙古史上第二位杰出女政治家。她对子女管教严格，诲导他们爱护百姓、团结部众、宽以待人、尊重人才，优礼各种宗教。在她影响下，忽必烈在漠南王府结识了众多的契丹、维吾尔、汉族才俊，了解了中原和其它民族地区久远的经济历史文明。忽必烈的正妻顺圣皇后察必，是古代蒙古族历史上第三位杰出女政治家。出生于有元一代众多皇后的摇篮弘吉刺部落，是鲁国济宁忠武王按陈那颜的女儿。史载她容貌极美，最受宠于世祖。但她不是浅薄的女人。历史上一般后妃恃其貌美又专宠，早就干起"掩袖工谗，孤媚偏能惑主"的可恶勾当。她则不然，虽身居深宫，却对国家政事不荒疏，"随时讽谏，多裨时政"（《元史·后妃传》，卷一一四）。是忽必烈成就旷古大业的贤内助，颇具初唐鲜卑族长孙皇后之风且过之。她有政见、有办法、有胆量，不怕失宠进而被打入冷宫，敢于披露君主的隐私。她的讽谏从不是细小琐碎的事，皆有关军国兴亡大事。比如，元宪宗去世四川后，让忽必烈撤离湖北前线返回上都消灭阿不里哥的军事力量称帝的正是她。有趣的是她与事关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言行更多。忽必烈有关生产上重农、消费上崇俭、财政上减赋税的经济管理思想无不与这位在草原上长大的女贵族刚正不阿的规谏相关。这也是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上较难觅的珍闻。元代某些时期，整个社会风气尚奢侈，宗王贵戚如此，一般豪民也如此。但富有四海的察必皇后却"率宫人亲执女工，拘诸旧弓弦练之，缉为绸、制衣，其韧密可比绫绮。而宣徽院羊臑皮旧弃无用，后令缝为地毯，不使废败"（《元史新编·后妃传》）。忽必烈于王宫丹墀前种一株青草，命名为"誓俭草"（《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教诫皇子皇孙知"勤俭之节"。太监阿鲁为忽必烈做镀金御靴，不准。做镀银之靴也不准，只做镀铜的靴来穿（陶宗仪：《缀耕录》卷二《圣俭》）。吃御膳要求节省，日减一半（同上书，卷二《减御膳》）。忽必烈的这些勤俭言行想必一定受了察必皇后勤俭持家之风的影响。忽必烈定都大都后，"有四怯薛（怯薛＜kesig＞：蒙古语，指蒙古帝国和元帝国的禁卫军。）官请割京师城外地为牧场。诏其图以进。后欲谏，至帝前。先阳责太保刘秉忠曰："汝汉人明达者，言则主听，汝何为不谏？初定都时以地牧马，无不可者。今军民分业已定，奈何夺之？"帝默然，其事遂寝"（魏源：《元史新编》，《后妃传》）。可见，对忽必烈农业管理思想的形成，察必这位草原女贵族是有功的。此后，忽必烈禁以农田为牧场的诏令接二连三，重农措施日臻完善。元代农业恢复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了。至元十三年，"宋平。幼主入朝。大宴，众皆欢甚，后色不怿。帝曰："今江南既平，兵戈浸息，尔何独不乐？"后曰："自古无千岁之国，毋使吾子孙及此，幸矣！"帝以宋库宝物陈列殿庭，召后观之。后视即去。帝遣宦者问后所欲得？后曰："宋人贮蓄，将以遗子孙。其子孙不能保，而归于我，我何取邪？""（《新编元史》，《后妃传》）察必在如此规模盛宴上一反常态和她如此深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道理的锐利的政治经济眼光，剧烈地震撼了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元世祖心田。正是由于察必这次寓意深远的奇妙规谏，忽必烈对攻占后的南宋国土采取开明经济政策的行动更加速了。可见，察必虽属一介女流，但对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还是多有贡献的。

（3）元初中国社会经济极度崩溃，农民起义和新的民族战争因素四面埋伏是元世祖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经济与政治的主要客观原因。

元初战后中国经济的崩溃，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无论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和后期都是空前突出的。对此，是时文人僧道多有描绘。曾被成吉思汗优礼尊崇的道人邱处机言："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金元之季文坛巨斗、北魏鲜卑拓拔氏后裔元好问言："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元好问《癸己五月三日北度三首》，见《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二）。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当然不只在蒙古铁骑一方，它也与数百年来不断进行军事角斗的其它各族军阀相关。但是，如何使这种白骨凛凛、焦土千里的惨象改观，使疏散的人民安顿下来，恢复生产则是元代统治者需要刻不容缓地解决的重要课题。如不认真解决，新王朝境内势必出现各族农牧民起义和其它政治动乱，引起各族军阀的重新角斗。为了避免这种乱局的出现，忽必烈认为必须顺应民心，因各族各区差异明显的经济俗制，制定各种开明的经济政策。并为这些政策寻找充足的理论。

（4）祖父、伯父、兄长及之前若干少数民族帝王管理中原经济的实践得失，对他的经济管理思想有值得重视的启发。

忽必烈对中原经济进行管理方面，并非突然聪明起来。他于这方面的思想与前人的有关认识相联，是前人认识的继续和升华。在他之前，成吉思汗早在1215年攻陷金中都后就做过一些恢复农业的工作。"太祖十年，始以军牛给近县农民。时中都田野久荒，而兵后无牛可耕，从宣抚使王楫议，差官于芦沟桥索军回所驱牛，十取一，以给农民。""得数千头分给近县"（《续文献通考》卷一田赋三）。可见，对恢复中原金中都农业之议成吉思汗是批准了的。他认为版图子民皆其赤子，应该抚恤。除此之外，成吉思汗还有一些重视牧业、工商业的议论或措施行动。忽必烈的三伯父元太宗与其名相耶律楚材密切合作初定税制、重农、重视发展人口的情况更为人们熟知。"太宗二年（1230年）南伐，道平阳，见田野不治，以问知府李守贤。对曰："民贫窘，乏耕具致然"。诏给牛万头，仍徙关东生口垦地河东"。这里仅涉及重农一事，但表明太宗也有一定的安定中原，发展其地经济之心。忽必烈的长兄，即熟知几何学的元宪宗初年以宽仁治国，禁兵马践踏中原田禾，限诸王乘驿所征用兵马数量、止诸王招民户和以朝觐为名滥征人民财货，放免修筑和林城的工匠（详见十三世纪波斯史家阿老丁·阿塔蔑力克·志费尼著《世界征服者史》第三部，参见《元史》宪宗本记）。这都说明忽必烈前蒙古帝国诸帝中一些人都有治理好中原经济的意图，总体上一代胜似一代。只是战事未息，工作重点一时未能全部转移到这方面。但他们有关的旨令以法典形式令后世帝王效仿。因此，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不可能不受他们的影响。当然，他得到的影响不只是优良的一面。

必须指出，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仅仅属于丰富多彩、极有自身特色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管理思想中的一个品种，即入主中原帝王的经济管理思想。就这一品种内部而言，它也不是其中的首份遗产。在它之前，入主中原，或拥有农业文明区局部的少数民族帝王不乏其人，他们也各有其有关的思想。这就有可能使忽必烈对前代此类思想进行斟酌采择。能言善辩的元代鸿儒许衡向忽必烈宣扬鲜卑族北魏孝文帝经济管理成就，引导他效仿。但不见忽必烈开口表态完全赞赏。大概孝文帝其人仅偏好于农业文明而忽视于牧业文明之见不合自己口味之故。因为忽必烈是允许二者并存的。辽代有些开明帝王于辖境设两类管理机构，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分别治理，重牧且重农、重工商和对外贸易，其管理术颇似十六国时建立汉赵国的内迁匈奴族贵族。对此，也不见忽必烈有评论。但其经济治国诸多措施中有些措施是效仿了辽代一些开明帝王的。忽必烈最崇拜的是人称"小尧舜"的女真族金世宗。因为完颜雍的经济管理既强调对北方文明保护发展，同时又强调学习和发展中原农业文明。这与忽必烈日后的同类实践并无二致。只是不及忽必烈有理论和做得详备细密。忽必烈令省臣编《大定政要》做为自己借鉴之书，此书正是谈金世宗的治绩。说明他想模仿金世宗之经济治国，希图赶超金世宗朝经济方面"时和岁丰、民物阜庶、鸣鸡吠犬、烟火万里，有周成康汉文景之风"（《元文类》卷三十二）的业绩。当然，忽必烈爱面子，由于自己是泱泱大一统王朝的可汗，（他还曾一度为整个蒙古大帝国的大汗）恥于直接说向完颜雍（金世宗）这个北方小朝女真帝王屈尊学习。但其经济管理思想中有金大定间经济管理术的遗痕则是事实。

（5）谨慎深沉、敏锐坚毅、怕羞、爱激动的复杂性格气质也影响了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

忽必烈虽贵为天子，但他与普通人一样具有血肉之躯，七情六欲，兼备各种复杂的性格。《元史·太祖本纪》形容成吉思汗的性格时说他"深沉有大略"。《元史·太宗本纪》说忽必烈的三伯父太宗"有宽宏之量"。波斯史家志费尼的遗著言忽必烈之母"大智、自行约束和对事情后果的斟酌，哪怕贤明和老练的男人都比不上她"①。《元史·宪宗本纪》说忽必烈的大哥蒙哥"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17世纪北元蒙古族著名史学家萨囊彻辰在他的作品《蒙古源流》中记有成吉思汗一条中有关忽必烈的遗言，云："幼年忽必烈之言，足使吾人注意。其言谨慎，汝辈尽应知之。彼将有一日据吾宝座，使汝辈将来获见一种命运，灿烂有如我在生之时"（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卷四）。从以上史料大体可以看出，从血缘遗传学的角度看忽必烈的性格与其祖父、父母辈、兄长有近似之处，一脉相承，且幼年时也有谨慎的性格表现。长大后他的性格集中表现出了深沉、弘广、谨慎等特征。按现代人才学分析的要求，具有这种性格气质的人最能胜任大范围的领导工作。人的性格气质的形成当然与遗传有关系，但主要取决于他后天的社会实践锻炼。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做为一种思想意识的形态自然受其性格气质的一定影响。他对各种宗教优容，同时允许各族各地区的经济俗制保持原样，不以强行手段让它们进入本族牧业经济的轨道，这显然是其经济管理思想中表现出的一种弘广的肚量。另一方面他又实行全国统一的纸钞使用制度，不失时机地使各种不同类型经济容于一个一统的金融制度中，让他们异而不散，这是他的敏锐果敢之处。在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度首次试行高度统一的钞币制度发生夭折是有可能的，但他周密经理，凡是事关钞制大局的问题必亲自裁决，"印造支发，岁有经数"，行使过程中"日夜战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坠"，"最初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稍低昂"（《元史新编·食货志》），发现危险苗头，及时补救，搜罗人才，亲自权衡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纸币管理方案，不准挪用、亏欠钞本。直至逝世前基本上使纸钞制度行之有效，这是他的谨慎之处。他在中原经济管理的过程中看到了本人所出身的统治民族蒙古族中有的人于管理中原经济不是行家的客观事实，向汉族部下承认"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一个位居九重的大国天子，如此直率地向一个异民族的属臣开诚布公地承认自己民族的不足之处，可见其性格中又有刚直与坦诚的一面。

忽必烈还公开承认自己统辖的各级政权经济管理部门中官吏并不都是贯彻他的经济政策。他们敲诈勒索，危害百姓，必须严惩。他说"滥官污吏、

①　《世界征服者史》第三部第一章《兀鲁黑那颜和唆鲁禾贴尼别吉》。见内蒙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656　页。

夤缘侵渔，科敛则务求羡余，输纳则暗加折耗，以致滥刑虐政，暴敛急征，使农夫不得安于田里，为害非一"（《元典章》卷三《均赋役》中统元年四月诏）。这又是其性格中极富怜悯贫者之心的一面。忽必烈怕别人取笑自己，年过古稀之年时仍如此。1285年6月，南方汉人中书左丞吕师夔以五个月长的假期回乡省亲。此时他感到身边无得力的南方汉人出身的大臣帮他治国管理经济，特急将蒙古中书右丞安童叫来，说你应当尽心善治百姓，不要让他们重入贫困之境，以为朕羞。在这里说的是怕汉人因自己治国无能笑话他。其实他也怕蒙古诸王中保守派因他治国无绩笑话他。当年忽必烈定都大都、并重农牧、实行经济管理改革时，北方蒙古诸王保守派领袖海都等就遣使朝廷质问他，说他更改"本朝旧序"（《元史·高智■传》）为的是什么！虽然这些势力一一被剪除，但忽必烈搞不好国家经济，他们的后代或余党也会笑话他的。忽必烈的性格中也有特别务实的特点。他逝世前一年二月，回族商人马合谋向他出售大珠，要价为一万锭。忽必烈的回答是"珠何为！当留是钱以赒贫者"（《元史·世祖本纪》十四）。可见，忽必烈以上性格气质方面的特征都较深刻地影响着其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

（6）忽必烈优容多种宗教、学派的特殊政策也深刻地影响了其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

西汉前期诸帝偏信道家黄老之学，自武帝后诸帝及东汉诸帝独尊事实上的宗教儒学。以后至唐前诸朝帝王信儒者偏多，其间又不乏信佛者。唐高祖及太宗偏崇老子等等。总之，他们大都走极端，不是偏崇这种宗教就是那种宗教。忽必烈则不然。他虽像许多古代蒙古人一样信仰原始宗教萨满教，礼拜"长生的天"。但于宗教国策方面继乃祖成吉思汗之风，宽宏大度地对各种宗教概不排斥（只禁绝民间旨在直接反对自己统治的处于地下的秘密宗教）。这说明他在制定宗教国策方面绝不是从前他族帝王那样鸡肠鼠肚的狭隘主义者。佛教本不是蒙古族古来就信仰的宗教。但忽必烈为对吐蕃实现不动干戈的统治大加崇礼，甚至屈尊拜土蕃高僧八思巴为自己的帝师。因此，他对土蕃的经济管理政策多处体现对此方佛门的优惠。其实在全国其它各地对佛门僧侣于税收方面也有过一些优惠。儒学，是象征中原古老传统文化的政治色彩极浓的事实上的宗教，忽必烈出于统治中原的谋略算计，亲自受请当儒教大宗师；对中原名儒大加屈尊罗致；缮修各地孔庙；蠲免儒人税赋。对他们的中原经济管理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改造，大体取舍得当。效果也不亚前代。对基督教、伊斯兰教徒们也都按祖父兄长旧制优礼，对他们中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人时有免征差发的政策。他在世时，佛教与道教发生冲突，有人主张击垮道教。实际上忽必烈并没有因佛门领袖八思巴是自己的帝师而排斥道教。于世祖朝道教照旧活动，道观也一度享有豁免税赋的待遇。其实，忽必烈本人也有赞同道家经济管理思想的突出表现。他一生中常赞美唐太宗朝"贞观之治"的经济方面硕绩，"贞观之治"的指导思想就是"无为"、"因俗而治"的思想。忽必烈与当朝道教宗师们亲密往来，对他们的高论言听计从，经济管理中因各族经济俗制而治。这又说明其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也深受道教影响。

（7）称帝前夜漠南开平王府中各族人才荟萃是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君臣人事关系协调和地理条件方面的原因。

1251年夏，曾经指挥蒙古骑兵横扫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给欧洲人民带来众多苦难的钦差汗国创建者，忽必烈堂兄拔都以强大武力为后盾支持蒙哥称大汗。随即蒙哥又命亲弟忽必烈为漠南王总理契丹、汉族地区。于是忽必烈才得以在靠近长城的开平建立牙帐和王府。这是他日后一统中国的地理条件，同时也是他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地理条件。忽必烈利用这种地理便利条件开始了苦心经营，走上搜罗各族博学多识、能征善战的才俊，因人设事的道路。到建立元朝定都大都后，他周围的人才更多。其智囊团人物之众可比当年唐太宗的秦王府，族别种类之多又过之。这些人物，无论文武，都曾对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人的影响是更为直接的。姚枢向他宣传宋太祖手下大将取南唐不嗜杀之事；贾居桢于征途坐骑上与忽必烈讨论《资治通鉴》，探讨历代兴亡之故；不忽木为之书《贞观政要》数十事以进，以备取鉴；刘和尚（秉忠）更早地向他灌输治理中原之道；元季鸿儒许衡用通俗语言讲解儒家经典和推行汉法的利益；平宋大元帅伯颜为其治理江南经济提供第一手的制定政策依据资料。。。总之，以上众多的各族人物都从积极的方面影响过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

（8）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也深受古代北方草原牧业文明的重要法律遗产--《成吉思汗大札撒》的影响。

忽必烈的祖父曾经有一部著名法典，蒙古语名称为《也客·札撒》。史称"大札撒"（《元史·太宗本纪》："大札撒，华言大法令也"）。它正式颁布于蒙古帝国建立的1206年。颁布之际成吉思汗说，这些法律写在《青册》上，以后不许子孙更改。它的原初之本今已失传。也许有朝一日神秘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元朝诸帝后陵寝发现并得以开发之日方会重现于世。今人读到的只是散见于各种中外蒙、汉、波斯及欧洲一些民族文字典籍中的断简零篇。但是汇集起来也是可观的。可以从中窥见当年蒙古大帝国政治、经济、军事统治的部分秘密。这部法典一方面具有令今人称道的优秀内容，另一方面它也同古代它民族法典一样是一部严峻而残酷的法典。其中关于死刑罪的条文颇多。然而，它的严格却导致了古代蒙古族社会意想不到的安宁、和谐（最早来蒙古帝国都城和林觐见元定宗贵由汗的欧洲罗马使者普兰诺·加宾尼在其《出使蒙古记》中曾这样描绘当时蒙古人社会："在他们中间，殴打、口角、伤人、杀人这类事情从来没有遇到过。在那里，也没有发现过从事大规模偷盗的盗贼。因此，他们的帐幕和收藏珍贵物品的车子不用门闩和栅门加以保护。。。在他们之间实际上没有诉讼"。无疑，这里有言过其实之处，但它反映了成吉思汗严格的大法令曾经使蒙古族社会安宁、和谐过）。在这部法典中，有关经济问题的条文不少，它曾深深地影响了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中的经济法部分。比如成吉思汗法典规定"说谎者杀之，没其妻子畜产，以入受寇之家"（（宋）徐霆：《黑鞑事略》）。忽必烈对此祖父箴言坚从不违。西域人阿合马、藏族人桑哥先后为其财相，在前期于理财方面不无建树。但后来手中巨大的权力腐蚀了他们的灵魂，堕落为对百姓横征，贪赃枉法，欺吞国帑，藐视蒙、汉、维、契丹各族群臣，最后竟敢直接欺骗忽必烈本人的人物。对他们，忽必烈慎密审查、探明其理财工作中的骗局，按祖父亲定不可更改的"说谎者杀之"的祖宗法典诛戮并将他们贪污的巨额财产没收，归入国库。

成吉思汗早年在抵抗金帝国压迫蒙古民族的战争中，为摆脱和冲破封锁，渴求商业，因此，他颇重商业。这种情况在遗留的法典中有极端的表现，规定"从事商业，三次破产者，处死刑"（见马克利齐《埃及志》。此处所引成吉思汗箴言转引自《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　至183　页）。成吉思汗认为"托钵僧、诵古兰经者、法官、医师、学者、献身祈祷与隐居生活者"都是不同于一般人的有知识者，应该优待。因此，在其法典中规定对这些人"免征赋税"①。成吉思汗重视草原保护，严禁破坏牧场，其法典规定"草生而。。者，遗火而炙草者，诛其家"（（宋）徐霆：《黑鞑事略》）。祖父法典中这种重视商业，重视牧业草场，对僧、伊斯兰及基督教徒、学者、隐士等优惠的经济管理思想影响在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中都寻觅得到。

（9）蒙古族古老的风俗也影响了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

古代的蒙古族生活中有很多富有特色的风俗。就畜牧生产而言，蒙古族人民最忌讳杀幼畜，因为这是不利于畜牧业发展的。这种风俗在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中就有突出反映。如于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他下令"禁杀羔羊"。此类旨令于其本纪中多有记录。《元典章》卷五十七《刑部》十九《禁宰杀》中也载有很多世祖至元年间此类旨令文字。如有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禁杀羊羔"例；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禁宰年少马匹；至元三十年十二月禁休杀母羊。实际上，他这种思想由于在全国大范围贯彻延伸，于元代已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保护生态平衡的经济管理思想。如在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通令全国当"禽兽字孕时无畋猎"（《元史·世祖本纪》十一）；至元二十四年二月下旨"禁北方畏兀地禽兽孕孳时畋猎"（《元史·世祖本纪》十一）；至元二十五年二月下旨"禁捕天鹅"（《元史·世祖本纪》十二）；同年三月又下旨"禁捕鹿羔"（《元史·世祖本纪》十二）。忽必烈对江河湖泊中鱼的下网打捞也多次亲口规定开与禁的时间，以免过度打捞导致鱼苗绝跡。这种思想与汉民族古代"斧斤以时进山林"，保护生态平衡的优秀经济管理思想多有一致和可取之处。

古代蒙古族的风俗与当代蒙古族有很大差异。最崇拜永恒长生的青色的天，也敬重哺育人类的苍茫大地。上至大汗，下至牧民无不如此。每办一事成功之后必说成是"赖天地之赞力"，"在长生天的护佑下"取得成功（道林梯布《简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以每办一事前都要听萨满教主对苍天之意的转达，还要看天地自然现象有否异常而后定夺办与不办。每当听到雷鸣电闪，即使是战场上无敌的勇士也惊恐无比。忽必烈生于彼地彼时，其思维活动必然受这种族俗的制约和影响。至元二十九年春正月日食，一向勤政的忽必烈居然因此停止办公，免去朝贺。他在经济管理方面因天地自然变化受影响之事更多。每当天下冰雹，大雨或刮狂风至灾，他就认为是青天震怒对自己发脾气而大发赈粮或发放纸钞于民。如有地震他更刻不容缓地向震区灾民输送救济用钱粮。在元世祖朝此类赈济的次数及其赈济钱物的数量异常地超过前代。这种经济管理方面的特殊现象的出现，自然与忽必烈身上保留有上述古代蒙古族迷信思想相关。从客观好处看，他比别朝一些皇帝于灾年发个空洞虚伪的罪己诏实际得多，更受百姓欢迎。

①　见马克利齐《埃及志》。此处所引成吉思汗箴言亦转引自《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　至183　页。

（四）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性质及其贡献和中外影响忽必烈是中国13世纪中后期历史舞台上来自北方游牧民族草原穹庐的一代雄主。他几乎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了古代中国的统一大业。一生中，于武功金戈铁马、扫荡异己、并吞八荒，结束了唐"安史之乱"至元开国间数百年各族军阀混战而人民流离失所的局面。奠定了今日中华各族子孙生息藩衍的国土疆域。于文治并尊祖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南方农业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使二者水乳交融、相互依存。客观上或多或少地淡化了数千年来形成的民族间仇视心理，有限度地强化了各民族间的相互信任感。在他的统治时代出现过"家给人足"，"民庶晏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滋溪文稿》卷一四《碑铭》）的盛况。治绩可与前朝"文景"、"贞观"之世比拟。这表明，由于其亲定的国民经济管理大略的远见性、兼容性、开放性，确实在客观上使当时人民得到了一定的经济实惠。以至于元末衰世的百姓都怀念逝去的世祖朝。所以，中国乃至亚、欧其它国家古今史家大都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少数民族进步政治家。但我们不能据此误认为他的经济管理思想在性质上是代表人民的。这表明，他做为一个有远见的封建政治家，视野要比当时各族的一个具体的封建地主、牧主、高僧阶级一般成员宽广。他更多考虑的是各族统治阶级总体的更久远的政治经济利益得失。无疑，他的经济管理思想代表的是蒙古、汉、畏兀、回、契丹、女真、土蕃及其它各族统治阶级利益。它绝不像有些史家说的那样只代表蒙古族封建阶级的利益。这可以从元初世祖朝从中央到基层的官吏队伍民族构成一目了然地看到。上至宰相，下至府县之长均有各族官员来担任。

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虽有很多客观上有利于战后各族人民生活改善的方面表现，对人民的经济要求能够让步，让各族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但这种让步从本质上说是为了图日后更大的封建阶级政治军事功业的权宜之计。比如他在国内统一战争结束的情况下于至元之末十来年穷兵黩武，加强百姓赋役负担，接连发动了对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等亚洲邻邦的侵略性军事远征。使众多的蒙古族毡乡健儿以及汉族和其它各族士兵丧身大洋、埋尸异邦就是明证。他在晚年所走的这条道路与他平素颇为崇拜的唐太宗晚年东征高丽之举如出一辙。不过，就其一生经济管理活动的全程主流看，应是功居其八，过占其二。他的经济管理思想和实践贡献是主要的，有些地方甚至是卓越且功不可没的。

多少年来，虽专门认真研究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著作不多，但缺乏研究的不负责任的评价还是较多的。应该说，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受到的评价是不公正的。

星转斗移，沧海桑田。忽必烈做为一个伟大的蒙古族封建政治家离开人世至今已有699年。在这近七个世纪的时间长河里，古今中外各族封建史家、东方学家、蒙古学家都在研究和评论他。更多的人肯定他是伟大的封建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独不见有人较系统研究和肯定他经济管理思想的主流。其实，他的经济管理思想在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管理思想史上是有其独特意义和价值的。某些方面还可作为世界其它多民族结构国家的借鉴。

1。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出现表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学习与进步，一个引弓射猎的草原游牧民族--蒙古民族，它已经成长为成熟的、能够有效地在经济方面管理全国的统治民族。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在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苑林中开始出现较高层次的少数民族经济管理思想，并以此为起点与日俱增，导致了清季的五彩斑斓。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管理思想自身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或里程碑。

2。遥想更古游牧民族的匈奴大帝国，其时的人有较丰富的牧业管理思想是无疑的。但缺乏历史记述，无从研究。之后，蒙古帝国及元以前出现的游牧民族国家分别有过重要的牧业管理思想，但不够系统。忽必烈在这方面继往开来。利用大一统的政治形势，进行了广泛的牧业管理实践，并把这种管理与其它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又进行了国家群牧的微观管理探索。无疑，是他把古代中国的牧业管理思想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水平。

3。忽必烈的重视工商业的管理思想在他统治的年代转化为经济国策。无论怎么说，在具有久远重农抑工商传统的古代封建制中国经济管理史上都是一件大事。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从前的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研究更多地强调元世祖时代官营工商业庞大这个小问题，而忽略了重视工商业的管理思想已变为这个大统一新王朝经济国策的更大事实。其实，官营工商业严重存在不是元初世祖朝特有之事，古已有之。相当重视和优惠工商业的管理思想正式转变为国家经济政策才是世祖朝特有的。这个空前的变化，导致了元代手工业和商业远超唐宋的繁荣，以致于使欧洲威尼斯商人世家的后裔马可·波罗都赞不绝口。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变终于导致社会经济的重要变化。有元一代出现了雇佣劳动市场。徐一夔的《织工对》提供的史料就是典型证据之一。忽必烈这个来自草原的封建主当年制定这方面经济国策时不一定预料到如此结局的出现。但在客观上却出现了这种结局，并在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史上划代且引人瞩目则是事实。当然这种变化也无疑与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关，不过忽必烈的有关意识形态转化为有关国策并起了烈性发酵剂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4。忽必烈在经济管理实践中，经过慎重的调查核实，接连处斩曾在贯彻其经济管理意图过程或多或少做过若干重要工作的两个财相（桑哥、阿合马），向全国公开宣布他们巨大的贪污受贿集团案件，大批裁汰有关经济管理官吏。这表明，他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开展了连续性惩治腐败斗争，并把这种斗争引向了更高的层次。对贪赃枉法者，即使他们位极人臣也要使之身首异地。这是中国古代经济领域反腐败史上仅见的。后世清季嘉庆帝处决赃臣和珅仅触及一名此类相臣，而且就意图而言更多地是为在太上皇死后扫除政治上的异己。忽必烈此举则是典型的经济领域反腐败的连续性斗争。他开展这种斗争不是短时间的，直到垂暮之年都坚持。重要的是还不在于忽必烈连续处斩几个位极人臣的贪污腐化的财相，而在于他把经济领域反腐败的斗争制度化了。至元二十二年二月，他亲自严肃地通令全国惩治有赃污行跡的官吏。要求各道"提刑按察司，能遵奉条画，莅事有成者任满升职；赃污不称任者罢黜除名"（《元史》二册275　页《世祖本纪》十）。是时，藏族宰相桑哥等的赃事还未举报。如果他们不把忽必烈这个面对全国的惩治贪污的诏文当做虚文，日后也许能免除身首异地的结果。

5。忽必烈不仅在政治上奠定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封建国家的版图，同时也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开放的"多元一体化"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无疑，这是中国经济管理思想模式进化史上的重大事情。

忽必烈之前中国各民族的经济管理思想史上，出现过众多的出类拔萃的汉民族思想家。他们于经济管理方面创造了多种多样、各有特色的模式。其中有些模式在中国乃至世界中世纪经济管理思想史上都足可称为发明，充分反映了世界封建史上东方文化领先于西方这一事实。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产生的摇篮主要是日益高度成熟的中原农业文明区。就其模式的适用面而言基本上不包括幅员之广并不亚于农业文明区的牧业文明所在地，也基本上不包括一些极富商业传统意识的一些少数民族独特区域。产生这种思想历史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中原正统的封建政治统治理论儒学向来视上述地区为异邦的传统认识禁锢了这些思想家经济管理思维的驰骋天地。

第二，历代围绕于中原帝王周围的名儒们（其中包括一批名副其实的腐儒）不厌其烦地一代又一代地向他们灌输所谓"华夷之辩"的大汉族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理论。以致于这些帝王即使是较多地拥有了上述地区，也不减贱视这些地区传统经济文明的心理。

第三，他们还没较足够领受到各类经济区域文明结合杂处对他们带来的经济与政治的实惠。

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的经济管理思维虽然于其它方面成就辉煌，但于此却暗淡无光。13世纪中后期中国在政治上出现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并由一个少数民族帝王做为其统治者。这就为多元一体化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崭新模式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农业、牧业等不同类型经济文明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容纳于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版图内。这是政治与地理的客观条件。在这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内，众多的少数民族在不同经济俗制下相互依存、基本和平地过经济生活。这是国家民族及经济俗制构成方面的条件。由于这种大一统，使得中国古代以牧业为主、以农业为主和极重工商业的三大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思想代表，从不同类型的经济文明区汇集到中央王朝讨论经济国策的殿堂相互对撞，引起波澜。这是各民族传统经济管理模式有机遇空前且直接冲突的客观条件。

要解决这一特定时代特有的冲突，被"华夷之辩"和"重本抑末"传统说教长期影响的中原封建政治家难以胜任。习惯于牧业经济统治秩序且没有中原那些思想教条束缚的塞北政治家如果不潜心研究中原和其它各族经济也同样解决不了。祖籍虽在塞北的少数民族封建政治家，如果自幼生活于中原并完完全全不加分析地接受了"华夷之辩"、"重本抑末"教条的话同样解决不了。忽必烈是自幼生活于塞北的政治家，但由于王府的地理变迁，开始比前辈有足够时间尊重和研究中原经济并优礼儒学；虽然优礼儒学，但只取其可取的理论，对其中的"华夷之辩"和"重本抑末"说并不完全接受甚至深不以为然。他虽然接受中原重本抑末论中"重本"的一面，但对牧业文明区固有的重牧重工商业传统管理模式不像北魏孝文帝那样简单地否定，而是肯定和重视；虽然十分尊重汉民族经济俗制并保持和发展，但对其它兄弟民族不同类型经济俗制也同样因承发展，这就使得他的国民经济管理模式具有了多元性--在不同类型经济文明区实行各自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在不同民族地区保持各自传统的经济俗制或生产方式；在一国范围内实行经济方面的两制甚至多制；实行经济管理方面的两个或更多的管理模式；财政的赋役征发方面针对不同民族和经济区域采取多种方法，从而使国民经济按照多元化轨制发展。它大体符合于忽必烈那个时代大一统多民族封建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实际。

但是，如果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模式只体现上述的多元性质，说明那还是一个不完全适应大一统局面的有可能导致经济方面分离倾向的模式。实际上，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模式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一体性。即以全国空前统一化的金融体制和财政收支机构穿连合拢各差异显明的经济区域，在全国谨慎地有步骤地推行了基本无区域遗漏的史无前例的较稳定的纸币制度和财政收支制度。对这种统一的意义，不怀偏见的史家应该承认：它对国家版图稳定的作用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等措施有同样的历史意义。不过秦皇的"同"与忽必烈的"币同制"和一般财政制度的统一相比：从实行区域看远为狭小；从实行时间看，由于他的残暴过于短暂；从类别看，忽必烈的"同"是更高层次的纯粹经济统一措施；这与秦皇的"同"是有区别和有高明之处的。其中，对于忽必烈向全国推行纸币的金融一体化管理思想，是时汉族名士王恽以卓越的眼力不怀偏见的评赞："难得，一也；经费省，二也；银本常足不动，三也；伪造者少，四也；视钞重于金，五也；日实不虚，六也；百货价平，七也"（王恽：《中堂事记》、《秋涧文集》，《四部丛刊》本）。它表明，被统治民族的豁达之士也已点首认可其意义所在。这比本民族统治阶级成员的自我肯定更具说服力。

说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模式仅有以上多元性、一体性仍是不够的。它还表现出了比以往各族帝王经济管理思想更为放任的特色。因此它不是封闭型的，而是开放型的。对内，既不重农抑末，也不重农抑牧，听手工业者、采矿之民"自为"；听国内各族间进行自由的贸易；听商民自由经商；对荒田任民垦辟。。。对外，令诸番互市"各从所欲"。

6。关于人类生育遗传学的研究已得出一个公认的真理：远亲因子结合的繁殖会孕育出更优良的后代（据说不同民族的夫妻生育的孩童较聪明）。其实，从中国经济管理思想的发展也能得出与遗传科学同样的结论。忽必烈开放的"多元一体化"国民经济管理模式从胚胎到降生的孕育过程正是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这方面较好的开创性范例（这里仅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经济管理思想的相互取长补短、交融升华而言）。在忽必烈之前，就中国各族经济管理思想发展上的关系而言大体是这样的：受植被、气候等生态地理条件和政治、军事历史及思想、风俗传统的影响，农业文明区以重农为主要特征；牧业文明区以重牧为主要特征；西北丝绸之路穿通区以突出重视工商为主要特征。在此前漫长的岁月中虽然有过使它们结合的尝试，但多被文化传统、政治地理等众多原因限制而归于失败。效果不甚明显。所以，祖国多民族经济管理思想发展的这种历史格局久久没有实质性突破或改观。元代多民族、统一的以少数民族人物为帝王的大帝国的出现，冲决了使各族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各为单元封闭发展的古老畛域，从而使它们各具特色的因子得以远亲结合，优育出了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这样促进当时国家版图稳定、影响当时世界他国，也影响之后中国经济管理模式至今的优良品种。无疑，这种大大超迈前代的远亲结合终于结束了往昔各族经济管理思想各为单元、封闭畸形的发展时代，给之前中国古老的经济管理思想文明肌体注入了新的血液。

7。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对世界及后世中国的意味深长、时间久远的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管理思想中对世界最有实际影响的一份遗产。它的这种影响远胜胡寄窗先生有关专著中提及的那些元代经济思想种类。原因有三。一是它的有些内容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是其治国大略于经济领域成熟的政策体现，值得外国人吸收应用，这是根本原因所在。二是中外交流在元世祖时已达前所未有的水平。三是元世祖一直到临终前于形式上都享有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的"大汗"称号。散布分立于中亚及欧洲的伊利汗、钦察汗等国的汗室承位、婚配诸事还要在形式上经他赐玺下文允准。

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中对世界他国影响最大者是其纸币管理思想。这是他重点直接筹划的经济管理思想之一。史载，1283年忽必烈派熟悉经济和历史的蒙古族宰相朵尔边·孛罗出使伊利汗国。这位学者型宰相向该国大臣们细讲纸币方案，致使该国的汗与众臣羡慕不已，于1294年9月印造纸钞并在全国推行。但由于机械地推广外国币制归于失败。但对该国的影响是深远的。"钞"这个华语借词至今还在波斯语中保留。这次推行纸币管理思想的地域也相当广阔。因为当时伊利汗国的疆域东起阿母河和印度河，西面包括有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抵印度洋（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山脉。自此36年后（1330年），印度的杜格拉克朝也曾仿效忽必烈的纸币管理思想试行纸币，这是14世纪之事。除此之外，高丽（《大典会通》卷三《李朝实录·太宗·世宗实录》）与日本（草间直方辑录《三货图汇》附录之三"宝钞"，又参见《马可·波罗游记》第一五八章）也曾仿效中国元朝印用纸币。至于17世纪（1692年）美国发行纸币，18世纪（1716年）法国发行纸币、英国在对抗拿破仑的战争时期发行纸币、俄国在叶卡特琳娜二世时代发行纸币，那都是更晚之事，比起忽必烈在全国统一发行纸币的时间晚了几百年。如今的世界各国基本上都通行纸币，但追其比较完整的滥觞还在这位来自草原的封建帝王那里。

另外，细察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还会发现：忽必烈的其它经济管理思想也广泛地影响了古代伊利汗帝国。历史记载，忽必烈之弟旭烈兀的重孙--伊利汗国第七任可汗合赞继位后任命著名波斯史家拉施特为宰相，大力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制定新的土地、赋税、驿站、货币等制度，限制蒙古及波斯贵族、将校、官吏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使农业、工商业得到发展，财政收入增加。然而这次影响整个穆斯林世界的进步性经济改革运动，正是在忽必烈培养的高级经济管理干部，蒙古族宰相朵尔边·孛罗在背后策划下进行的。孛罗在阿拉伯世界进行的这套经济管理之术，恰恰是从忽必烈这里学去的。这次改革影响了伊利汗国的整个农业、工商业、交通业、财政业、廉政建设和土地制度（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伊利汗国》）。孛罗，当时是该国宰相波斯人拉施特尊敬的蒙古史及经济管理知识方面的老师，孛罗又曾是忽必烈从厨子培养为大司农卿、宰相的负责一方经济管理工作的官吏，他学习忽必烈经济管理术的条件是充分的。他对波斯的经济管理方面影响也就是忽必烈的影响。

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世界影响，随着伊利汗帝国的土崩瓦解已烟消云散。忽必烈的一生活动也早已变为历史的陈跡。其纸币管理思想也随着后来世界西方近现代国家有关更完备方案的出现而黯然失色。但是他的整个经济管理思想在它产生的摇篮中国后世却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有的时至今日还在被人们默默遵守。无论遵守者们是否都一一明确它与忽必烈相关，但相关这个事实却无法否认了。世祖逝世后，成宗铁穆尔大体能遵守忽必烈经济管理的训条。之后中后期诸帝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汗位争夺战，使元代国民经济的发展走向困境。其中有一部分是忽必烈的不肖子孙，但也不乏力图中兴的英主、倡导改革的贤相。早的如仁宗，中晚期的有英宗硕德八刺，英宗朝右丞相拜住。他们都为把中后期元代社会经济发展恢复到世祖时代的水平，于经济管理方面多有探索。昏瞆的脱欢贴睦尔（惠宗）在元末人民起义的烽烟中退居塞北，并不意味着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影响的中断。北元王朝中兴时代阿拉坦可汗进行的牧业、农业、工商业及与明帝国边界茶马互市的经济管理蓝图也颇具其前祖忽必烈之风，并有自己的特色。蒙古族非汗系贵族建立的西北准格尔汗国初期统治者经济管理尝试也与忽必烈的有关思想大有关系。至于后金和大清帝国统治者全国经济管理的宏观设计与忽必烈的有关思想更是多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更为细密更有理论更有超越。这已为更多的人熟知。原因在于元、清二朝同是以塞北少数民族帝王为统治者的多民族大一统封建国家，共性居多，差异较小。

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做为历史遗产，对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同样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忽必烈的经济管理以封建阶级当家作主，为各族剥削阶级谋利益为特征，我们现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管理则是以各族人民当家做主，为各族人民谋利益为特征，二者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但在一些具体管理方法上，我们仍对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有若干明显的借鉴。这里仅举几例：我们今天实行的农牧并举政策；农业经济区与牧业经济区产品对流的政策；对西藏及其它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优惠的政策；加强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向少数民族地区输送经济技术人才的政策；在全国实行统一纸币的政策等等无不主要源自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内容。乃至我们今日须臾不离的人民币上并印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字之事也源于忽必烈那里（金属货币上镌刻铸印汉字与少数民族文字之事的产生早于元代。在全国通行的纸币上并印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字即八思巴蒙古文，则始于忽必烈）。对忽必烈上述进步性政策或做法继承的合理性，在今天的中国还不见有人怀疑。原因只有一个：在于它是客观上有利于各族经济共同繁荣的经济管理思想历史遗产。这也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在中国经济管理思想的遗产中，有一些人物的思想已时过境迁，在今天已无当年的应用价值。也有不少人物的思想在今天仍颇有价值。但像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那样比较多地被当代中国的国民经济管理实践所继承、借鉴也是不多的。

忽必烈经济思想的各方面内容及其贯彻效果可以充分证明：元王朝并不像一些当代研究者所说那样，是一个"一直是靠刺刀过生活的王朝"。元代忽必烈的经济管理也不是"带着军事统治的临时性质"的经济管理①。这种评价比元末明初最早评价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明代封建史家宋濂还倒退了。宋濂还说忽必烈之重农远胜辽金之主，略肯定一二，没把它说到分文不值的地步。其实，忽必烈经济管理的目标是为了蒙、汉、畏兀、藏、回、契丹、女真等众多民族封建统治阶级长久的政治利益，建立长久的经济秩序。他能在军事上以空前磅礴的摧枯拉朽之势向全国各个角落迅猛推进，进而实现大一统的稳定国势，其间他的经济管理筹划起着举足轻重的辅助作用。其经济管理的众多举措，大体上在客观和主流方面史无前例地顺应了封建社会后期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方兴未艾的趋势；长期战乱后各族人民渴望在国家统一稳

①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　页。定的环境中过经济生活的愿望。他的经济管理思想绝不是简单因袭历史上某族某类经济管理思想，而是对历史上各族多种国民经济管理思想的深沉冷静的取舍精炼、抽象升华。因此，他的金融管理比前代更为新奇；农牧关系的处理比前代更为成熟；工商管理的政策比前代更为开明；经济人事的考虑比前代更为得体恰当；经济改革的范围比前代更为广泛；经济机构的设置比前代更为周全；经济技术的传播比前代更为积极；水利开发的成果比前代更为辉煌；国际贸易的筹划比前代更加精细；反对腐败的胆识举措比前代更为勇烈和制度化；基本改革的步骤比前代更为谨慎适时；自身廉洁的表率比前代更为突出；承认过错的性格比前代更为直率；管理理论的发明比前代更为辩证或具有说服力等等。然而，忽必烈于经济管理思想方面的最主要贡献还不是这些，而是他在管理模式方面对各族传统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以"海纳百川"的雄主气量兼采优长、因革损益，在中国各民族封建时代经济管理思想史上划时代地变革升华为--开放的"多元一体化"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模式。当然，与任何一个新生的经济管理模式一样，他的这一模式中不乏不完备和不尽如人意之处，其间仍然表现出了若干历史上许多刚刚南下草原贵族治理新区经济时适应期的难免过失。但是，他的经济管理思想模式毕竟有相应的崭新的理论基础；较高的应用价值；广泛的世界传播；复杂的形成原因；明显的经济效果；充分的酝酿过程；突出的时代特色；清晰的战略意图；深远的后世影响。

忽必烈的开放的"多元一体化"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取代历史上其它国民经济管理模式，是历史的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唐"安史之乱"至元初"星天旋转"，"诸国争战，互相争夺、杀伐"①的惨烈民族战争中各族开明政治家寻觅经济方面治国大略长期痛苦思索优秀成果的集中表现。这说明忽必烈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造成长期战乱、中原漠北交替板荡时的诸多矛盾中，经过深刻思索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开始着手从缓和各族经济文明传统冲突对立来解决问题。显然，在古代多民族国家的统治术中这是更易于被各族人民接受的、临时性军事统治无法取代的高层次的开明统治术。它也是长时期以来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孕育的两大传统经济管理模式以惨烈民族战争形式无休止对撞的漩窝在元初大一统政治版图内暂时处于平静，二者由对立面走向统一的生动体现。这是全国经济统一发展的要求、时代的要求、战乱后各族民心的要求。如果不是忽必烈这个元代经济管理蓝图的总设计师筹划这一模式，其时历史也必然推出另一个忽必烈式人物出来筹划，使之诞生。

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管理思想自身发展中一个纪元性标志。它大开了少数民族政治家潜心研究国民经济管理的风气之先。以后，元时中后期及北元帝国、后金、准格尔汗国、清帝国中凡是有为的开国或中兴君相都有意识地模仿研究他的国民经济管理，其中不乏有成绩者。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也是整个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史上远亲结合、优生优育的成功范例。但这种远亲结合绝非只是各族经济管理思维的自然拼凑，而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结合基础上抽象升华创制出的于各族经济发展都有利的新的大模式。

①　［蒙古人民共和国］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蒙古秘史》，汉译本，中华书局1956年5月版，第249　至250页，第十一章《出征金国、西夏、突厥、巴黑塔惕和斡鲁速惕》。

完全可以说，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虽有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但从主体内容看与他卓越的军事、政治思想一道足可并称为中国多民族思想史长卷中的隋珠卞玉，或者说是13世纪中后期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版图完全奠定时代经济管理思想苑林中的一朵奇葩。

当代无与伦比的中国历史学界泰斗、多民族大一统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首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学说为指导，博研中国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悠久的关系史，拨开迷漫中国政治思想历史数千年的封建主义、大民族主义"华夷之辩"的腐朽学说浊雾，公道地指出，我们中国"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做过贡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当代中国的历史版图疆域的杰出的古代奠基者、多民族大一统元帝国的开国元勋忽必烈薛禅可汗，为适应和巩固其时大一统国家政治版图，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创造的开放的"多元一体化"模式硕绩，当属毛泽东同志所言的那种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之一。

五、结语斗转星移，光阴荏苒，沧海桑田。元王朝于于14世纪60年代各族人民起义的烽火中寿终正寝。元王朝末代昏君暴吏经济管理的劣行被历代正直的中外史家指责批判。这是应该的。元王朝的灭亡，距今已有5世纪又25年。元代经济已成为历史的陈跡或往事。元代上都荡然无存，元大都故址留下的经济遗跡廖廖无几。不过，整部元代经济历史已成为中外广大元史专家寻觅研究的重大课题。

元代经济历史盛世辉煌的经验和衰世急剧崩溃的教训足可成为今人国民经济管理活动的暮鼓晨钟。鸟瞰世界民族之林，任何忽视历史经验教训，或不总结自己民族历史上经济管理得失所在的民族，都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人类漫长的中世纪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经济管理经验无与伦比，罕有其匹。

元代经济历史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华民族经济管理历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卓越的军事、经济管理谋略运筹思维，忽必烈多元一体化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元代长期影响后世的经济管理建树都必须充分肯定。他对祖国历史版图的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交往、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的进步性发展都有重要的、深远的影响。愿祖国历史上伟大阿尔泰语系民族历史人物创立的元王朝经济历史，以本来面貌留传于后世！

元代 第063卷 元代军事史

【本卷提要】

元王朝的历史，源于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而其军事斗争史则可远溯到蒙古建国前草原部族的兼并之战。元代的基本军事建设、军事思想和重要战争，大都形成或发生在建元前的蒙古国时期。蒙古国的历史，是一部以兵立国、以战强国的历史。蒙古族的统治者在统一中国以后，虽然接受了很多汉族文化，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在军事上似乎还要突出些。这本军事史的撰写，即体现了上述这些特色。

《中国元代军事史》，从1189年铁木真称汗、翌年的十三翼之战始，至1368年朱元璋率军克元大都、元顺帝北逃上都止，纵跨近180年，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元代军事的历史继承、军队的创建、军事斗争、军事法规与制度、武器装备、军事后勤、军事思想、战略战术等诸方面情况的发展演变。作为一部系统介绍蒙、元军事史的专著，在中外史学领域内尚不多见，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元代军事与国防大势概述（一）元代军事史的源流与分期五代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是中国又一次从封建割据走向全国统一的时期。处在这个时期末端的元王朝，结束了五代以来长达300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进一步显示了封建大一统的建国规模，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都有所造就。

纵观元王朝的历史，军事斗争贯穿始终。一部元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征战史。12世纪后期至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经过约20年的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此后，又经过70多年的大规模战争，至13世纪70年代末，蒙古民族终于抚定中原，混一四海，最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建立了"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至辽左，南越海表"的元朝大帝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所以能征服和统治半个世界，强大的军队和杰出的军事才能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元朝统治者以军队为主要力量，以军事斗争为主要形式，演出了一幕幕在中国以至世界古代战争史上罕见的历史活剧。这一时期的军事活动特别是战争实践，创造了一系列卓越的战略战术，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不仅是全部元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军事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华民族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

元王朝正式建立大元国号，是在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大元"，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义。这是以文意建国号之创始。在此以前，中国历代王朝所用国号，如周、秦、汉、唐、宋，都渊源于帝王当初封邑之名。创建大元的蒙古族，没有建立单一的蒙古族政权，而是形成了一个以蒙古贵族为主的、汉族地主阶级和其他民族上层支持合作的政权。它始终处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政权内部矛盾的紧张状态中，没有能够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统治。从立大元国号至灭亡，其历史还不足百年。

蒙古族所建立的元王朝，实际上是成吉思汗所创立的蒙古国的延续。建元后的军事斗争和建设，是建元前军事斗争和建设的继承与发展。在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之前，已经历了元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元睿宗（孛儿只斤拖雷）、元定宗（孛儿只斤贵由）、元宪宗（孛儿只斤蒙哥）4　位蒙古国大汗和摄政王。从1206年蒙古国的创建到1271年大元国号的建立，共65年。从军事史角度看，元代的主要战争、基本军事制度及军事思想大都发生和形成于这一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在元代军事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不可忽视的价值。把这65年算上，到1368年元室北迁，则元代历史即展延至162年。

自铁木真1189年称汗至1206年建立蒙古国，这17年间的主要事件，是成吉思汗为统一蒙古大草原所进行的部族兼并之战。这一时期是蒙古军队、军制、军事思想的萌芽初创时期，也是蒙古部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后进行军事实践活动的最初阶段。倘若以此作为发端，则元代军事史纵跨近180年。

蒙古民族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特殊的传统和优良的素质。蒙古统治者没有像前朝女真和后来的满清那样更多地接受汉族文化，接受中国封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有一定限度，而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和特色。建元后，在军事斗争、国防建设以及军事思想上，虽然吸收了不少汉族的先进成份，但基本沿袭了自己的传统，这使得元代军事史具有鲜明的蒙古民族特色。一部元代军事史，深深打下上述历史沿革和民族传统的印记。元代军事史，依上所述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铁木真称汗至蒙古建国。对铁木真称汗的时间，有1179年、1183-1184年间、1189年之不同考证。本书从蒙古人撒囊彻辰的《蒙古源流》记载取1189年称汗说。

铁木真称汗，不仅使他从一个贫困潦倒的贵族后裔一跃成为部族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标志着蒙古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登上了群雄争霸的大舞台。当时蒙古部的周邻，是一些强大的游牧部落。如：东邻的塔塔儿（又称鞑靼），西面的克烈，克烈部牧地以西的乃蛮，蒙古牧地以北的蔑儿乞等。这些强大部落或部落联盟，其社会发展程度和军事实力大都强于蒙古部。在蒙古部族内部，还有主儿勤（主儿乞）、泰赤乌、札答兰等不服之部落。在如此众多的强劲周邻的包围中，铁木真率蒙古部经数十次大小战斗，历经挫折、失败，终于走向胜利，镇服了各个部族，统一了大草原。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铁木真不断收编被降服的部族以充实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将起初的十三翼军按照十进制整编为组织严密的新蒙古军，组建了怯薛军，奠定了蒙、元军制和以骑兵为主的战法的基础。在部族兼并战争中，铁木真锻炼了自己指挥作战和内政外交的能力，培养了一批忠勇的战将。蒙军擅长的政治宣传攻势、使用间谍之法，在这一时期也已初见成效。蒙古军队在初创时期，即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和强大的战斗力。

第二个时期：蒙古建国至建元。蒙古建国后，赫然面对的政权和军事力量，有汉族的南宋，女真族的金朝，党项族的西夏，畏兀儿族的高昌，契丹族的西辽等。统一的蒙古汗国的建立，把蒙古的历史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军事实力的增强，军制和法典的进一步完善，疆域的扩张，都使这个汗国的奴隶制统治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在这个时期，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窝阔台汗、蒙哥汗，不断对南方和西方用兵。对南方的战争，主要是灭夏、灭金、灭宋三大战争，都是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对西方的战争，则从中国大陆远进至中欧。

统一蒙古的战争结束后，新生的蒙古国其疆域东自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达阴山山脉，北连贝加尔湖，面积约200　多万平方公里。但此时的蒙古人尚没有明确的国家主权与领土观念。通过以后与汉族、女真族的争战，在传统的物权观念之外，才逐步形成疆域主权意识。汉族帝王以华夏为天下，统治华夏即享有天下。而蒙古大汗以天下为天下，"自东至西，上天皆以付我"。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对外域扩张侵略的雄心霸气，是中国历代帝王无法比拟的。蒙古国西征，始于1219年，止于1264年，持续40　余载，前后三次。第一次是成吉思汗征花刺子模，5年之间横扫亚欧，前锋直到东欧和伊朗北部；第二次是拔都等率军征伐匈牙利和波兰，击败斡罗斯（俄罗斯）；第三次是旭烈兀破灭木刺夷、报达（今巴格达），占领西南亚。三次西征的胜利，使蒙古分别建立了窝阔台汗、察合台汗、钦察汗、伊儿汗四大汗国。西征作战中，蒙军无后方依托的远程机动作战能力得到了惊人的体现，骑兵战术发展至高峰时期。成吉思汗祖孙三代，所向披靡，灭国数十，拓域万里，雄跨两洲，使中国统一后的疆域较之汉唐盛世更加辽阔。

自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始，到宋理宗宝庆二年（1227年）西夏国灭亡，蒙古国六次征讨西夏，前后历23年。在对西夏作战中，蒙军逐渐掌握了攻打城池的作战经验。蒙古侵金，始于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至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灭金，前后23年。在侵金、灭金战争中，蒙军多次与金军进行十几万、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大兵团作战的组织指挥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灭金后，蒙古即展开了灭宋战争。自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大军南征，到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宋，窝阔台、蒙哥、忽必烈三位大汗前征后伐，历时44年，终于实现了成吉思汗的宏愿，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第三个时期：建元至元王朝覆亡。元王朝建立后，在保存蒙古军队建设原有制度和传统的基础上，采用了一些宋朝的政治军事制度，但军事思想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只是在火器的制造、水军的编练和国土防卫上，采取了不少新的措施。军事斗争已无进步意义，军队的战斗力逐渐走向衰落。这个时期的战争，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元初的夺位靖乱。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的争夺汗位之战，持续了5年之久，终以阿里不哥的归降而告终。而后是延续30多年的平定蒙古宗王海都、笃哇等人的叛乱。二是征伐高丽、日本、安南、缅国、占城、爪哇的对外征服扩张战争，大都以失败告终。三是镇压各地人民起义的战争。政治是军事之母，政治的腐败必然导致军事的衰落。战争的结果是元军彻底败于农民起义军，元朝灭亡，明朝建立。至此，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军队走完了自己由崛起而兴盛而衰亡的历史道路，以此构成整个元代军事史的"三部曲"。

（二）蒙古军事力量的崛起和壮大1。蒙古民族的形成中国北方的游牧人群，在春秋以前被中原人统称为北狄。蒙古部族的兴起是比较晚的。唐朝统治时期，汉族文献始有蒙古部落的活动记载。《新唐书》、《旧唐书》中的"蒙兀部"、"蒙兀室韦"，宋、辽、金时期汉文史籍中的"蒙兀"、"朦古"、"萌古"、"盲骨子"、"忙豁勒"等等，都是现今蒙古二字的译音异文。蒙古的含意早期考证以"萌古"为据，意为"孱弱"和"淳朴"；后来的考证认为，蒙古是永恒部族的意思。唐末战乱迭起，北方各族由于失掉中央统治的控御，也进入了相互征杀兼并的时代。亚洲中部，北自西伯利亚，东迄白令海峡，西至伏尔加河，南到高丽，包括今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北部的广大地域，成了征杀驰骋的广阔战场。蒙古部族正是在这种掠地争势、分化组合中获得发展的机遇。

蒙古族早期没有自己的文字。根据传说、记忆和后来文献记载，蒙古族与契丹、鲜卑、乌桓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属东胡的后裔。而在蒙古的历史传说中，他们的祖先巴塔赤汗，是由一只受天命的苍色狼和一只白色的鹿所生。巴塔赤汗以后历代祖先的谱系，成为蒙古各部族由来和血缘关系的依据。蒙古族的发祥繁衍之地，在不儿罕山地区（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大肯特山地区）。这里是斡难河（鄂嫩河）、怯绿连河（克鲁仑河）、土兀刺河（土拉河）的发源地，即"三河源头"。对蒙古各部族的考证是件异常复杂的工作，至今难以定论，有三十六种、七十二种、上百种等说，其中难免有重复和错讹。从主干上考证，蒙古氏族部落组织后来形成了血缘关系不同的两大支：尼伦（尼鲁温）和迭儿列斤。而尼伦这一大支系的诸部落，是血统纯正的蒙古族。铁木真（成吉思汗）即生于尼伦一支中的孛儿只斤部落。

从民族学角度看，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之前，历史上还未形成蒙古这样一个民族共同体。公元9世纪以来，大批蒙古先民来到蒙古高原时，是属于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大大小小的众多氏族部落。随着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私有制的逐步确立，部落组织血缘关系的纽带已渐松散，部落间为争夺牧场、牛羊、奴隶展开了残酷的混战，氏族的界限被进一步打破。而成吉思汗的统一战争又加速了部落之间的交融。蒙古国建立后，原各氏族部落的人通过千户制被统一组织起来，原来的氏族部落组织彻底瓦解。蒙古高原成为民族的共同地域，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共同经济开始形成，尼伦、迭儿列斤部落方言成为蒙古语的基础，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也已产生。从此，以成吉思汗出生地蒙古乞颜-孛儿只斤部为核心，蒙古高原诸部被凝聚起来，成吉思汗所统辖地域概称为蒙古地区，地区内的人民自称为蒙古人。蒙古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走进了世界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2。蒙古军队的创立与建设蒙古民族在战乱中形成，一支骁勇善战的蒙古军队也随之建立并迅速壮大起来。蒙古民族崛起的历史，即是一部以兵立国、以战强军的历史。

12世纪，由于中原经济文化的影响，蒙古部族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在狩猎和部落战争中开始使用铁制兵器。远战则以弓矢，近战则以刀矛，用火药之力抛射石木的臼炮也逐步用于战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蒙古各部贫富分化日益明显，出现了部落贵族、牧民、奴隶等阶层。为满足对财物、牧场、奴隶的占有，贵族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争斗。当时的部落，实际上就是一个军事组织。部落贵族通过向普通牧民征发赋税、徭役、兵役、从事掠夺战争来壮大军事力量，捍卫部族利益，稳固和扩大统治范围。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无法在"天下扰攘，群雄争逐"的蒙古高原生存。

铁木真初称汗时，兵马不足3　万，组织松散，力量弱小，只得与当时势力强大的克烈部联盟。联盟破裂后，铁木真击败克烈部王罕的战役，是蒙古部族崛起的关键性一仗，在蒙古军事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铁木真在初战时几乎全军覆灭，而后从绝境中奋起，反败为胜。这是铁木真一生中最艰苦的战斗。失败使他彻底丢掉了幻想和依赖，胜利则使他毅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接着，在迎战另一个强大部族乃蛮的进攻之前，铁木真整编了所率兵马，健全了军政合一的统帅部，依十进制组编军士，组建了由最高统帅直接指挥的护卫军（即怯薛军）。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整编，从此蒙古部族有了一支可称之为军队的武装力量。至战胜乃蛮部、建立蒙古国，其兵力已发展到10　万多人。铁木真在长期的部落兼并战争中，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严格治军，广纳将才，完善军制，改进武器，加强训练，很快使初建的蒙古军队成为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训练有素、士气旺盛、战斗力很强的武装力量。蒙古族人世代游牧，自幼精骑善射，生于战乱，长于厮杀，一旦被"大略深沉、用兵如神"的领袖团结组织起来，即显示出难与匹敌的巨大力量。这个民族，人皆可以为兵，招之即来，聚则善战；这支军队"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元史·兵志一》），军在马上，马赖草原，补给因地制宜，机动迅猛快捷；这些骠悍的骑士，冲击则勇往直前，浴血则在所不辞。凡与之交战的军队，无不闻风丧胆；"上帝之鞭"挥处，无不所向披靡。

蒙古军队的缔造者成吉思汗，治军十分严明，尤其重视建立法制和严格的纪律秩序。蒙古国初建时，蒙古还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以记之"（《蒙鞑备录》）。据《史集》记载，早在铁木真战胜克烈部王罕后，即"制定了优良而稳定的札撒"。"札撒"，意为命令、法规，这还只是口头上比较系统的军令。待畏兀儿字蒙古语创立后，首先用其将习惯法整理为成文法典，把"札撒"、"训言"书写于纸卷，名为《大札撒》，传示族人。此后，凡遇有重要国事军机，都要集合诸王"敬谨读之"。《大札撒》现已失传，从各种史籍中保存的一部分条款看，这个法典主要是明确肯定大汗的统治权和贵族的特权，维护社会秩序，强化作战纪律。蒙古国军政一体、兵民一体，治国即治军，严明军纪也是严明国法。这个法典规定，对于杀人、盗窃、通奸者，处以死刑；对于在战斗中拾得友军武器、财物不归还者，也要处以死刑。在平时，成吉思汗要求诸将和士兵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在军令传达后不能率全体士兵出征者，要同他的妻子一并处死。他要求"士卒处人民中，必须温静如犊；然在战时击敌，应为饿鹘之搏猎物"。他要求将领必须身先士卒，行军需先后照顾，作战必上第一线冲锋陷阵，并要时时"爱惜士马之力"。有战，则以战训士卒；无战，则以围猎习战斗。"不与人战时，应与动物战"。蒙军每次出征作战前，将领都要检阅队伍，查看士兵所带器物。每人除了弓、矢、斧外，必须携带打磨铁器的工具，以厉兵刃，还要带上一筛、一锥及针线，缺一物者治罪。在战斗开始前，将领们还常向部队规定一些战场纪律，严格规定将领不得擅离岗位，士兵不得私自脱离战场，不得遗弃伤员，不得私掠财物，不得后退求生，不许泄露军机等，违者以军杖重打，或充军流放。对于严格治军，不仅成吉思汗贯彻戎马一生，他的后代子孙也无不效仿。蒙军常以收降敌军来扩充自己，所统辖的部队成分也很复杂，但由于治军严格，使得军队得以保持有效的指挥和统一的动作，不论是敌方归降的士兵还是其他部族的人员，一旦进入蒙古军队，各种恶习都被严明的纪律所限制，战斗能力即被激发出来①。

蒙古军队能够迅速发展壮大，成吉思汗善于用人将将是一个重要因素。

早在铁木真战胜克烈部的关键性战役中，他的周围已经有了一些文韬武略俱备的中原人、汉北的契丹人和女真人，由他们组成参谋部和战斗核心。建国后，更加重视广纳贤士、网罗人才。如耶律楚材，为契丹族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是金朝的官员。他通晓儒学、哲学、天文历法和医学。成吉思汗遇到这个人才后，对儿子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当时西夏人常八斤对耶律楚材说，蒙古是尚武之国，"而明公欲以文进，不亦左乎？"耶律楚材说："治弓尚必弓匠，岂治天下不用天下匠耶。"成吉思汗闻知后，非常高兴，对他愈加看重。耶律楚材后来辅佐太祖、太宗近30年，对蒙古国的政治、军事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成吉思汗对其诸将也善于量才而用。"智勇兼备者，使之典兵；活泼跷捷者，使之看守辎重；愚钝之人，则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广纳良才，知人善任，使成吉思汗麾下成长和聚集了大批良臣名将。如并称为四杰的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英勇善战的速不台、者别、兀良合台、怯的不花等等，可谓人才济济，良将辈出。蒙古军队初建时，由于部族经济文化落后，因此，军队的建设缺乏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但蒙军善于学习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弱点。每次破城掠地后，蒙军都要对被征服者进行大肆屠杀，但能工巧匠、有一技之长的人则往往幸免。这类人才被大批集中收编到蒙古军队中来服役，担负了制造改进武器装备、管理使用工程机械等任务。这些来自各地特别是中原的人才，把当时各民族的先进技术带到了蒙古草原，有力地推动了蒙古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和作战能力的提高。

蒙古军队从统帅到士兵，都没有文化能力，无法用文字整理、总结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至建元后也没有设立专门的武学。但这并没有影响蒙古族统帅和将领充分展示自己的谋略天才，发挥驾驭和指导战争的非凡能力。运用谋略、分化瓦解敌军，早在铁木真击败强大的克烈部战役中就已运用得相当成功。此后在与夏、金、宋等国的作战中，也出色地利用了各种矛盾，纵横捭阖于诸国之间，进而各个击破。中国自古宗教自由，从无宗教战争，成吉思汗对此深有领悟。在历次战争中，竭力避免宗教纷争，不因本民族崇尚佛教而歧视、禁止其他宗教。征灭花剌子模、报达等国时，就依靠这种宽容的宗教政策赢得人心，争得政治上的主动，保证了军事斗争的胜利。有时，如进攻合失合儿，只是利用了当地教徒受别种宗教歧视和压迫的矛盾，大力宣传宗教自由，即不战而克人之城。蒙军围绕骑兵机动性强的优势，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战法。其最大特色是积极进攻，实施大纵深、大范围的迂回包围，在以迅速灵活的机动集中优势兵力与决战方面，始终掌握战略战役的主动权。蒙古军队历经百战，战略战役上的防御作战绝无仅有，有的只是进攻再进攻。而大迂回、大包围的攻势战法，屡屡演出上佳之作。如成吉思汗攻略燕京，窝阔台汗假道灭金，蒙哥汗远征大理、交趾为灭宋作战略准备，以及西征花刺子模等，都充分显示了蒙军大规模机动作战的胆略和气魄。蒙

①　参见《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十章。

古军队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征服半个大陆，除了当时亚洲、东欧的封建国家正处于分裂、衰落阶段，军力削弱之外，在战争指导、战略战术上高出一筹，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蒙古的军事教育，来自严酷的战争实践。他们没有形成专门的武学，那些不成文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是在实战中摸索出来，并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发扬下去的。成吉思汗及其主要将领，身边都编有亲兵。这些人都是经过严格考察挑选来的"精锐之士"，许多本是将门虎子。这些亲兵随主帅出征，在战争中学习战法，积累指挥作战的经验。他们一旦担任重要职务，即可胜任统兵打仗之责，且能很好地领会和贯彻主帅的作战意图，灵活运用战略战术。这种"亲兵储将"的教育训练方法，实际上起到了军事学校的作用。

（三）连绵百年的征服战争蒙古民族及其军事力量的迅速崛起，正处于以掠夺战争为正当事业的社会发展时期。蒙古建国后，从进攻西夏开始，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开始了一系列的对外征服战争。

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蒙古始伐西夏。嘉定二年（1209年），西夏纳女求和。同年，今新疆东部的畏兀儿慑于蒙古军威而降蒙。

嘉定四年（1211年），蒙古发兵侵金，在野狐岭、会河堡之战中破金军30　万。嘉定六年（1213年），包围金中都燕京，占领金河北、河东州郡，金朝被迫于次年迁都开封。

嘉定十一年（1218年）蒙古灭西辽。翌年至嘉定十七年（1224年），成吉思汗率军西侵，征灭花刺子模，兵马东逾印度河，西南至底格里斯河下游，并侵入东欧，掠占斡罗斯东部和南部。

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成吉思汗最后一次用兵西夏。第二年，蒙古灭西夏。成吉思汗在这次战役中病死，幼子拖雷监国。

绍定二年（1229年），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继大汗位。同年，蒙古一支军队侵入西南亚。绍定四年（1231年），蒙大举侵金。次年，拖雷军于三峰山歼金军15　万。蒙军进攻金南京未克。蒙古约宋联合攻金。

绍定六年（1233年），蒙古军破汴京，金哀宗奔蔡州。南宋大将孟珙率军2　万与蒙古大将塔察儿会师。蒙、宋军围攻蔡州，次年破城，金亡。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大举南侵。一路进攻四川，攻占了成都。另一路进攻襄阳，翌年攻下襄阳。后成都、襄阳等地均被宋收复，蒙军未长期占领。

端平二年（1235年）至淳祐元年（1241年），拔都率军西侵，征服斡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国。蒙军前锋部队曾到达威尼斯（今意大利境）。在斡罗斯，蒙军曾受当地人民的英勇抵抗，基辅城保卫战即十分悲壮。入侵西南亚的蒙军，侵掠今伊朗及小亚细亚大部地区至淳祐三年（1243年）。

拖雷子蒙哥继大汗位后，于淳祐十二年（1252年）遣旭烈兀率军西侵。

翌年，忽必烈率军征侵吐蕃、大理。宝祐五年（1257年），蒙将兀良合台率军入交趾，对南宋形成战略包围。同年，蒙古三路大军侵宋。蒙哥领兵围四川合州，遇坚决抵抗。经半年的攻防战，蒙哥未能攻克合州，死于军中。旭烈兀的西征军攻灭了木刺夷、报达，并进入阿刺伯半岛。蒙哥死后即停止了继续进军。

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继大汗位。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蒙古诸宗王争位之战略定，即开始侵宋。蒙军将攻击重点集中于长江、汉水之间的军事重镇襄阳和樊城。宋军顽强坚守，攻防之战历时6年。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改定国号为"元"。

至元十年（1273年），元军使用威力大、射程远的"回回炮"攻破樊城，再下襄阳。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命伯颜为帅，发兵20　万攻南宋，次年在丁家洲大败宋军13　万。至元十三年（1276年），伯颜攻入临安，俘宋恭帝及全太后、谢太后，南宋亡。

南宋亡后，宋臣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继续率军与元军作战，图谋复宋。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军南下追击作战。文天祥被俘不屈，遭杀害。陆秀夫、张世杰亦战死。

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蒙古除征伐西方、侵掠中原外，在东北方，还侵占辽东，征服高丽。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至元十八年（1281年）两次遣舟师东侵日本。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连续侵犯安南。至元十四年（1227年）、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几度用兵缅国。至元十九年（1282年）、至元二十九年还曾越洋远征占城、爪哇。这些侵略战争，都以失败告终。

连绵百年的征服战争，使元朝的版图较之前朝大大扩展。东北的辽阳行省，领土至库页岛、鄂霍次克海；北部的岭北行省，领土已远跨北极圈，顶端至拉普帖夫海；西部的察合台后王封地，远至原苏联、阿富汗境内的阿母河流域；南部云南行省，领土至今泰国境内；西南则到西藏；东面则濒东海（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横跨欧亚两洲，建立起"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宏伟帝国"。

（四）元代的国防建设元帝国建立以后，蒙古统治者为维护对广大疆域的辖治，保持大一统的局面，遵循"兵力富，而国势强，兵力耗，而国势衰"的立国统治思想（《元史·兵志一》），在国防策略上，既沿袭了成吉思汗时期的做法，又"尊用汉法"，融蒙古游牧民族攻击性国防和汉民族强边固国的特点于一体。蒙古国没有固定的疆域防守，自称"行国"，而视别国为"居国"。成吉思汗的策略，在于强化战争机器，对内以军事统治防止分裂割据，对外以攻击态势进行军事征服，威慑与之对立的政权和军事力量，通过不断发动征服战争，巩固和扩大本国利益，以征战卫国。但蒙古国"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忽必烈深感此弊，在汉族谋臣策士刘秉中、姚枢、许衡、郝经等人的参与下，改革蒙古旧章，推行汉法，建立了元代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蒙古国时期的军政制度没有严格的区分，官制也很简单，大体上分为掌握军事的万户统帅与行政长官达鲁花赤两种，另设有辅佐大汗的宰相，称大必阇。忽必烈建元后，注重强化中央集权，以宋代官制为基础，建立了新的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中央以中书省总揽行政，以枢密院总揽军事，以御史台总揽监察，形成三权鼎立的中枢。并改变了以往征服各地后对宗王进行分封的做法，将封地建国改为赐田，使拥有封地的贵族成为一般地主。这样不仅削弱了其政治权势，也解除了其兵权，使全国的武装力量统一由中央率领，以避免出现独立王国和国中之国。

元朝的军队，按任务区分为宿卫和镇戍两大类。宿卫军即怯薛军和侍卫亲军，是中央卫戍部队。怯薛军负责皇宫的防卫，一般不外出作战。亲军作为皇帝掌握的常备精锐部队。镇戍军是由枢密院调遣的军队。元制将人分四等：蒙古人为最高一等，其次是色目人（来自天山南北及葱岭以西的人），再次是汉人（黄河流域的汉人和女真人等），最低下是南人（南宋灭亡后才归附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人）。遍驻全国的镇戍军队，大致与这四个等级相应，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蒙古军是元军的主力部队。全国统一后，一部分留下镇戍中原，大部分回到蒙古草原，遇有战事，仍传檄集合，很快可拉出来作战。探马赤军原是蒙军的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随着征服民族的增加，军中各民族成份也增多。汉军是元朝规模庞大的一支军队，成吉思汗始建，到忽必烈时期已发展到30　万人以上。新附军亦数量可观，曾有"兵率百万"之说，多用于对外战争；不参战的部队用于屯田和工役造作。

蒙古国时期的军队军种单一，但已有了骑兵、步兵、炮兵、工兵等兵种的初级区分。建元后，元军有了陆军和水军的区别，兵种的区别也更加明确。陆军中主要是骑兵和步兵。蒙古军、探马赤军以骑兵为主，汉军和新附军以步兵为主。专业性的部队，有制造和使用火器的军匠组成的炮军或炮手军，由善射者集中组织起来的弩军，还有负责土木工程的工兵。忽必烈在灭宋过程中，把汉军、新附军中习水的兵士编练成水军。随着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元朝的水军有了相当大的规模，一次作战可集中使用千艘舰船，并已具备远航南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非洲北岸的能力。元朝水军主要分布在江南及沿海地区，扼守江海防。元朝政府还专门设置了炮手元帅府、水军元帅府、水军万户府等机构。元军沿用了成吉思汗的十进位编制法。万户（十个千夫队组成）是元军的最高编制单位，以千夫队（十个百夫队组成）为重要战术单位，以十夫队（十人组成）为最基层的战斗单位。元朝的兵力动员，主要是依靠军户制，"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凡属军户，都抽出一名成年男丁当兵，而且马匹、兵器和日常所需生活费用都需自备。这不仅保证了兵员补充，而且由于军费中很大一部分由军户承担，使国家得以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又不致负担过重。

元朝的疆域，可分为四大汗国与元朝本部两个范围。四大汗国中，钦察汗国（即金帐汗），领有咸海以西及以后拔都西侵所得之地；窝阔台汗国，领有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北境至原苏联境内巴勒哈什湖一带地；察合台汗国，领有伊犁河以西之地；伊儿汗国，领有今高加索山和今里海以南地。四大汗国曾是蒙古政权统一管辖的藩属，后来则各自为政，逐步脱离了元朝中央政府。元朝本部分为三个区：一为腹地，即京师之地。二为岭北，即外蒙古，为蒙古族发祥之地。三为中国本部地方，设有十个行省。元王朝在国土防卫上，采取"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的战略布局（《元史·兵志二》）。其防御重点在北方，在东北、西北地区更是重兵把守，形成了一条从西南斜向东北的屏蔽中原的防线。这条防线，东以和林为支撑，西以巴尔库山、博格多山为依托，中央以北山和戈壁为天然屏障。在防线后的中央纵深地带，配备了战略机动兵力，以中原为后盾对防线进行支援。忽必烈迁都北京后，将元朝统治中心由岭北转移至腹地，此举在国防上意义重大。以北京为核心，凭借太行、燕山山脉和黄河防线，内可控扼华北，经略中原，雄视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又可凭险据守，防范北方入侵之敌，并可据此向南拓展疆域。元军的宿卫军，部署在京师及周围地区，将统治中心捍卫森严，扼燕山，锁太行，北接朔漠，南控江淮。镇戍诸军则以重兵镇戍全国各战略要地，控扼边陲。北方各地，由蒙古军、探马赤军镇戍，"屯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汉军、新附军则主要镇戍淮河、长江以南，"以居南海"。在扬州、长沙等战略重地，部署了部分蒙古军和探马赤军。这种"内外相维"的布势，在疆域广阔，民族众多，各种矛盾尖锐，反叛势力、各地起义连绵不绝的情况下，确实起到了战略上的"制轻重之势"的作用。在长达40余年的靖海都、笃哇等宗王叛乱的作战中，元军屯兵要地，依托中原，尽兵力布势和山河地理之得，始终掌握了战争主动权，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忽必烈之后的各代皇帝，不断对防卫部署进行调整，以防患周边藩国的独立，镇压人民起义。

元朝的国防策略，少有稳固的周边防卫，多是主动攻击、征服邻国，因而带有政治强权和军事强权的性质。元朝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是颇为活跃的一个时期。当时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声誉远播欧、亚、非三洲，引起了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各国使节、商人、旅行家、传教士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元朝政府出于对经济和军事上的考虑，采取了保护商道和开发海、陆交通的政策。经敦煌、哈密、吉木萨尔、土库曼到克里木半岛的钦察道，经敦煌、罗布泊、天山南路、大不里士到土耳其的波斯道，是元朝自东亚到西亚的主要陆路交通，在商业与军事上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元朝政府经常与邻国互遣使者，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友好往来，但更多的还是自视为统治者，要求各邻国对自己称臣纳贡。一方面与邻国贵族通婚，一方面对邻国贵族封王授爵，扶持傀儡政权。当时的高丽、安南、交趾、缅国等国的王位，都由元朝政府授封。通过这些措施，元朝不仅将许多邻国控制起来作为附属国，而且使这些国家成为自己的军事联盟，使其军队成为自己的仆从军。在对外侵略和镇压国内武装起义的战争中，元朝政府常征发邻国军队参与作战，或是将一些邻国和地区作为向外扩张的军事基地。元朝政府采取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开放与军事上的强权、震慑政策，使周边国家在政治上被迫臣服，在经济、文化上不得不与之保持密切交往，而在军事上却不敢轻举妄动。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稳固周边，防止外患的作用，使元朝免受外敌边患的侵扰。

元中央政府与各汗国的关系，则是以安抚笼络为主，对诸王的分裂反叛行动，则施以坚决的军事弹压。忽必烈与其弟旭烈兀统治的伊尔汗国，始终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双方从未发生过战争，使臣长期往来不绝，伊尔汗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等各方面，一直都在元朝的制约和影响之下。特别是对西北的察合台汗国，元朝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了长期的经营，使其保持了对王朝的依赖。元朝中央政府控制了各汗国，不仅维护了蒙古族的传统权力，也有效地巩固了东北、西北部边防的稳定，对保护中西陆路交通和元朝势力范围继续向西亚发展，亦起了很大作用。元朝后期，内乱四起，镇压烽起云涌的农民暴动牵扯了元王朝的精力和兵力，朝廷无暇顾及对外军事征服和对各汗国的控驭，各附属邻国和各汗国逐渐摆脱了元朝中央政府的辖制。

曾盛极天下的大元帝国，潜伏的深刻危机在其后期逐步显露出来。武宗以后的元朝皇帝个个穷奢极欲。到仁宗即位时，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腐败已日趋严重。最高统治层奢侈成风，仁宗即位不久便支出费用2000　万锭，大都用来赏赐蒙古贵族。而当时北方作战急需军饷六七百万锭，却因国库空虚，政府无力支付。朝廷为弥补亏空，进而加重税收，滥发纸币。据《新元史》记载："元中叶以后，课税收入视世祖时增二十余倍"，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军队的腐化衰败也日益加重。许多将领"兵权在握，乘势营私，掳掠百姓"。许多镇戍军官勾结当地富豪夺民田宅、居室，为害滋甚。人民的土地，或被蒙古游牧贵族占领，或被僧侣占领，或被武人占领。军队也成为奴役、压榨人民的势力。由于元朝军队中一直存有民族歧视，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别。组织作战行动时，常使各军混合调用，而不论兵力强弱，任务轻重，均以蒙古军为主力，指挥大权掌握在蒙古族将领手里。长期以民族等级编组军队，必然造成民族隔阂，使军队走向分裂。在元朝后期的反元武装起义中，就有不少是不堪蒙古军歧视的新附军的队伍。其他民族的将领、士卒也常倒戈起义，汇入反元斗争的行列。元朝的政权和国防，是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征服和军队武威之上的，一旦军队涣散、削弱，整个帝国便失去了支柱。而军队的腐化和涣散，又成为元王朝动荡不安的催化剂。可谓兴之于兵，亡之于兵。

随着统治集团的全面腐败，元朝军力与国防无可救药地衰落下去。雄极一时的大元帝国终未能实现太平永固的梦想，同历朝历代一样，从强国之路走向亡国之途。虚弱不堪的元王朝，最终被朱元璋率领的农民军所埋葬。二、蒙古建国前的部族兼并之战（一）铁木真称汗成吉思汗，名铁木真，元史称之为元太祖。铁木真于战乱中降生，在家世衰落、艰难险恶的环境中长大。父亲也速该，是孛儿只斤部的首领，虽未被推举为蒙古部的可汗，但尼仑各部都奉他为主。他能征善战，胸怀大志，曾与同族的泰赤乌部头领争夺全蒙古部的领袖地位，被视为蒙古族的勇士。母亲诃额伦，生于东胡宏吉刺部旺族中，是也速该抢来的夫人。她容貌美丽，忠诚贤德，受人敬慕。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也速该为报家族世仇率众攻打塔塔儿部，俘虏两名小头目，其中一人名铁木真兀格。凯旋归来的时候，妻子刚好生下一个儿子。按蒙古人的风俗，对新生儿常以初见的人和新听到的事情来命名。为纪念这次作战胜利，也速该将新生长子命名为铁木真，蒙语的意思是"铁的变化"。幼年时的铁木真聪慧机敏，深得一些德厚贤达的蒙古老者的喜爱，这些见博识广的老人常给铁木真以辅育教诲，使他获得了许多部族兴亡中阴谋虞诈、较勇斗智的闻识，培养了他的远志深心和成就大业的宏愿。

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也速该远出为铁木真定亲，在回来的路上被塔塔儿部人用毒酒害死。从此，他的家族中只剩寡妻和幼小的孤儿孤女。部众见失去头领，纷纷离去，投奔泰赤乌部。而一向与铁木真家族为盟友的泰赤乌部，也一变成为孛儿只斤部的仇敌。为斩草除根，泰赤乌袭击孛儿只斤驻地，抓住了铁木真，给他戴上大木枷在部众中游行。在被处决的前夜，他用枷将看守他的人打昏在地，带枷逃入斡难河边的树林中。还有一种传说，是一位为他理发的老妇人怜其伤痛，将一团头发塞进木枷口，把手腕上的伤盖住。铁木真就利用这团头发的滑力，将手从枷上抽出，机智地逃脱。此后，他与母亲度过了一段四处躲避追捕、颠沛流离的生活。为重振部族，铁木真投奔父亲昔日的盟友克烈部王罕。王罕非常喜欢铁木真，将他收为义子，并帮助他招集旧部，重新成立了孛儿只斤部落。不久，与孛儿只斤有世仇的蔑儿乞袭击了铁木真住地，掳走铁木真之妻孛儿帖，许多老幼被杀。铁木真势单力薄，只得求助于克烈部王罕，并邀幼年至交札答兰部的首领札木合联合作战，大败蔑儿乞部，把妻子救了回来。战斗胜利后，铁木真力量获得壮大。他再次与札木合结为盟友，放弃了旧营，到札木合那里住下来，一同游牧。许多离散的孛儿只斤部人不断汇集到这里相聚。

札木合也是蒙古史上的著名人物。因是异族血统，被蒙古族称札答兰氏。在草原霸主的争夺中，铁木真、札木合可谓"一世双雄。"但因铁木真有着高贵血统，札木合虽有超人的才干和很强的号召力，终未能与铁木真争霸。札木合对铁木真召集旧部存有戒心，铁木真也不甘久居人下，一年多后，两人产生矛盾。尤其令铁木真恼怒的是，札木合常当众拿他被掳妻夺子的事羞辱他。一天夜里，铁木真毅然率部众不辞而别，回到了不儿罕山前的桑沽儿河畔。跟随铁木真离开札木合的有大批百姓、奴隶，还有来自二十多个氏族部落的四十几位有影响的大小头目、虎将强人。历经磨难的蒙古各部落的豪杰，都认为铁木真有将帅气度，德弘武强，有勇有谋，能成大业，遂于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一致推选风华正茂的铁木真为汗。从此铁木真便成为各部落的领袖。（亦有淳熙十至十一年，即1183-1184年称汗之考证。）（二）十三翼之战铁木真称汗，不仅使他从一个贫困潦倒的贵族后裔一跃成为部族的领袖人物，也标志着蒙古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登上了群雄争霸的大舞台。这支尚显弱小的力量，此时赫然面对诸多强大的部落。铁木真紧紧依靠与克烈部王罕的联盟和与金国的修好，使诸部一时不敢对他轻举妄动，从而赢得了生聚的宝贵时间。

对铁木真称汗，札木合大为不满，一心想在铁木真根基不稳时寻衅加以剿灭。不久，铁木真的部属在一次争夺马群的殴斗中，射伤了札木合的弟弟。札木合以此为借口，纠集泰赤乌、札答兰、弘吉剌、塔塔儿等十三个部落，号称三万人马，征杀铁木真。这是铁木真称汗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当时，泰赤乌部中有人将札木合的企图报告给铁木真。毫无戒备的铁木真这时正在桑沽儿河的上游驻牧。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将所属兵马组织起来，联合拥戴他的友盟部落，组成十三翼军队，称为十三个"古列延"（亦称"古阑"，意为游牧时圈成的营地，后发展为成建制的军团）。十三翼军的总兵力，史料有三万和一万三千人两种记载，因仓促凑集，战斗力远不及十三部联军。两军在答兰版朱思（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克鲁伦河上游北）展开激战。初战时，铁木真损失了一些兵马。他见难以取胜，主动后撤至狭窄山地，据险以守。札木合见铁木真预有防范，也主动回撤。"十三翼之战"，札木合联军只抓仕一些俘虏，小胜回营。但他在内部严查通风报信的"奸细"，滥用酷刑，激起人怨。而铁木真却展示了自己以弱击强的胆略与组织指挥能力，使札木合属下一些部众纷纷前来投奔。铁木真未胜而得势，力量反而更加强大。（三）击败塔塔儿、主儿勤、泰赤乌诸部1。灭塔塔儿在蒙古部兴起前，塔塔儿是汉北草原强悍的大部，控制着呼伦贝尔湖附近最富饶的草原。"塔塔儿"，宋人称之为"鞑靼"，因声名远播，至使草原上其他部族也自称或被人称为塔塔儿、鞑靼。塔塔儿对金朝是时服时叛，服时充当打手，侵扰蒙古等部族；叛时又去袭扰金朝的边地。《大金国志》、《元朝秘史》都曾记载，蒙古部与塔塔儿"厮杀十三次"，又称"连战十七次"而"不曾报得仇"，足见塔塔儿军事力量很强。宋宁宗庆元一年、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塔塔儿部侵扰金朝边地，金发兵北伐。次年，金左丞相完颜襄从临潢（今内蒙昭乌达盟巴林左旗）发兵，大败塔塔儿部，其残余兵马逃向斡难河流域。铁木真接到金朝的邀请，便与克烈部联合出兵，沿斡难河迎击，很快到达浯勒札河上游。这一带有金朝过去修筑的边墙，还有一些堡垒、营寨。塔塔儿残部逃到这里，加固营寨坚守。铁木真率军留下围攻营寨，克烈部兵向东继续追歼逃敌。蒙古军经半个月的围攻，终于破寨而入，捕杀了塔塔儿部头领蔑古真薛兀勒图，掠获大批财产和俘虏。

宋宁宗庆元四年，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金朝再次出兵北伐。被金击败的一些草原部落纷纷向西求生存和发展，并在混战役中出现一些新的组合。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年），札木合招集泰赤乌、塔塔儿、乃蛮等部首领集会，组成暂时的军事联盟，攻击铁木真和克烈部王罕，结果大败。蒙古军乘胜向塔塔儿部进兵。次年，铁木真从彻彻儿山出发，在答兰捏木儿格思之地（今内蒙哈拉哈河支流讷墨儿根河一带）展开军队，向塔塔儿四个部落作最后攻击。战前发布了军令：战中不准私取财物；俘获人畜要众人分配；战败后要返回杀敌；临阵脱逃者斩首。这道军令振奋了军心，严明了战场法纪。大战发起后，蒙古军人人奋力冲杀，不再乱抢乱夺财物、牛羊，使军队显示了很强的战斗力。大军一直攻击前进到兀鲁回失连真河（今内蒙乌尔浑河、色野尔集河之地）顺利取胜，彻底击溃了塔塔儿军队。作战中，塔塔儿四部落的贵族、富户均被杀死，在各个塔塔儿营寨的百姓经拼死抵抗，最终被屠戮血洗。至此，塔塔儿部彻底灭亡。

2。镇服主儿勤主儿勤部，是与孛儿只斤有血缘关系的部落，属蒙古部中贵族之一。起初铁木真的意图是团结主儿勤共同对敌。因此常有意将禽兽驱赶到主儿勤部的围场中，有时也将一些战利品分给主儿勤部，予以笼络。但主儿勤头领不肯联合，使铁木真常存后顾之忧。当铁木真率兵围攻塔塔儿营寨的时候，主儿勤部认为有机可乘，便去突袭铁木真的后方大营。铁木真对此早有谋断，在攻击塔塔儿胜局已定时，抽出部分兵马星夜回驰，向大营回防。主儿勤部突进营地，仅获六十余名老小。兵马刚刚撤出，即被铁木真各路军四面围住，偷袭的人马没作什么抵抗就统统作了俘虏。只有头领薛扯别乞兄弟各夺一马逃出。铁木真在愤怒中向主儿勤发兵。主儿勤既失道义，又弱不可击，在克鲁伦河沿岸的朵兰--孛勒答里之地（七道岭）被击溃。在追击中，薛扯别乞被擒。铁木真将头领处死，百姓们则纷纷归顺。镇服主儿勤后，铁木真在蒙古部中的领袖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3。阔亦田大战与讨灭泰示乌部泰赤乌部，也是与孛儿只斤同一血亲的本族人，一直有与铁木真争衡的意志，常在铁木真远征时掠袭其后方牧地。宋宁宗六年（1200年），泰赤乌与蔑儿乞联合，准备袭击铁木真。铁木真则联合克烈部王罕迎击，两军会战于斡难河地区的草原上。泰赤乌部起初攻击锐利，有所斩获。铁木真则令军中四大良将博尔忽、木华黎、博尔术、赤老温在山地中设下埋伏，自己带一支精锐骑兵且战且退，直把泰赤乌兵马引入伏击圈。此时，克烈部王罕兵马也赶到，一举击溃泰赤乌。此战使泰赤乌部元气大伤。残部逃至贝加尔湖东北岸。

次年，札答兰、泰赤乌、合答斤以及乃蛮、蔑儿乞等12　个部落，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盟会，各部首领都来参加，共同推举札答兰部的札木合为古儿汗（意为众汗之汗），准备对铁木真、王罕联盟进行突然袭击。其中札答兰、泰赤乌、合答斤等，是蒙古族内部不服铁木真的几个强部；乃蛮、蔑儿乞等，是蒙古族外部与铁木真结下宿怨的部落。他们联合作战的目的，在于打击正在崛起的铁木真。而这些内外强敌，又正是铁木真统一蒙古必须征服的对手。札木合联军的行动刚一展开，就被内部的人通报给铁木真。这时，铁木真正驻牧在古连勒古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臣赫尔河河源）。他立即与王罕联络，两军相约全力迎击。铁木真、王罕分别派出三路先锋，六路先锋又设三个侦察敌情的哨望所。大军进至兀惕乞牙，与札木合联军四路先锋正面相遇。双方军队在阔亦田（今内蒙古新巴尔虎旗辉河、南奎腾河附近）摆开战阵。铁木真、王罕联军抢占了居高临下的阵地。交战前，突然风雨大作，气温下降，札木合联军逆风冒雨向上攻击，结果人马不断从高处滚下，摔伤摔死。本来就是松散拼凑的联军士气大挫，怨声四起。四路先锋失去了冲击的勇气，有的部族人马见势不好，逃离了战场。铁木真、王罕联军以逸待劳，依凭有利地形和高昂士气，大举反击。而此时身为联军统帅的札木合却放弃指挥，乘机抢夺财物，然后顺额尔古纳河逃跑。十二部联军被一举击溃。王罕率人马追击札木合与蔑儿乞部，收降了札木合。铁木真则领军追击泰赤乌部，一直杀到斡难河畔的泰赤乌营地。阿兀出等贵族首领整理所余部队，与铁木真作最后一搏。铁木真渡河向泰赤乌阵地发起攻击。交战中，铁木真被一冷箭射中脖颈昏迷过去。他被抢救苏醒后，裹伤上马继续指挥战斗。泰赤乌部众自知无力抵抗下去，不再逃奔，纷纷回到营地。军士则相继投降，一些贵族头领逃到远处的森林中躲避。铁木真下令斩杀了泰赤乌各支首领，泰赤乌血统的人也大都被杀。对射伤铁木真的箭手只儿豁阿歹，铁木真爱其勇武而收留了他，改名"者别"，取利箭之意。者别后来成为铁木真麾下的骁勇战将。

（四）消灭克烈部王罕经铁木真称汗后的几番大战，蒙古草原上部族林立、混战厮杀的形势有了很大变化。至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出现了蒙古部、克烈部两大势力与乃蛮部三足鼎立的态势。铁木真占据了东方呼伦贝尔草原牧场，势力进一步强壮。

克烈部，《蒙古秘史》称为"客列亦"，《辽史》称为"北阻卜"。它与塔塔儿人有血缘关系，同蒙古族、突厥语部落均有杂居的历史。但在风俗、语言方面受突厥族的影响最大，许多名字、称号都直接采用突厥的叫法。克烈部由六个部落联盟组成，统归王罕管辖。突厥语首领叫"不亦鲁"，因为被金朝封王，才叫王罕。王罕原名脱斡邻勒，突厥语为"屯黑鲁勒"，是对一种凶残飞禽的称呼。王罕与铁木真曾结为义父子，在军事斗争中结成统一战线，常常联合作战，互相救助。王罕生性残忍，贪图财物；而铁木真善络人心，重道义，重地势的扩张。两人相处，王罕总觉在财产掳掠的归属上不吃亏，所以愿意联盟。但随着他们共同的敌人逐步被消灭，联盟就难以维持了。特别是王罕手下收留了许多被铁木真战败的部族将领和贵族，其中包括札木合等铁木真的宿敌。这些人千方百计地离间王罕与铁木真的关系，终于使这对曾经生死与共的盟友反目为仇。

对攻击铁木真，王罕和他的儿子桑昆意见不合。王罕不忍下手，桑昆力争动武。最后王罕同意由桑昆去筹划。桑昆与札木合密谋认为，此时铁木真的十三翼军只有五翼留在西方基地，其余八翼则在东方驻冬。两地相距约一千五百余里，主力回驰需要五六天时间，而克烈部军距铁木真后方基地只半日行程。因此定下计策：答应铁木真曾提出的与王罕儿女联姻的要求，请铁木真返回为儿女定亲，在酒宴上将其捕杀；而后一举攻破铁木真后方基地，再迎击远道回师之主力。对此，铁木真并未觉察。他应邀赴桑昆设下的喜宴，只带随从十骑。走到第五天，在其后父蒙力克的营地住宿，作炉边夜谈。蒙力克老人历尽沧桑，对王罕的盛情深存疑虑，再三提醒铁木真，在群雄争霸的时候，务必多加防备，过去提亲，王罕父子不允，现在突然答应，其中恐有奸诈。铁木真听老人所言，只派两名使者前去，自己连夜转回营地。桑昆见计已败露，决定第二天清晨即发兵。这个计划又被人报告给铁木真。铁木真得到情报，立即传令各翼兵马、百姓丢下辎重，轻装转移。但因传令途中的耽搁，铁木真的五翼军，一部分东撤，一部分被围。铁木真所带五千多兵马被王罕追堵，双方在金界壕附近展开战斗。王罕将所属编成五个梯队，对仓促转移、立足未稳的铁木真轮番冲击。兀鲁兀惕、忙忽惕的两支部队首先迎战，击败了王罕第一轮冲击。第二轮冲击开始后，术赤台率军增援，接连击垮第二、第三轮冲击。王罕的第四梯队是一千名护卫军，接替突击上来后，术赤台拼死抵抗，迫使其撤回。第五梯队是王罕的大中军，预备在总攻时使用。但桑昆见四轮突击受挫，没等王罕发令，就带领身边兵马冲上阵去，结果被术赤台一箭射中肋部，跌下马来。王罕军锐气大减，暂停攻击，铁木真乘夜撤退。王罕见儿子受伤，心中烦燥，无心追击，也撤出战场。铁木真虽经力战避免了全军倾覆，但损失惨重。他领军沿乌尔浑河和失连真河（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色野尔集河）而上，撤到答阑捏木儿格思平原，尔后顺合勒合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西哈拉哈河）而下。

这一仗，王罕击破铁木真西方基地，俘获其五翼军之二翼的大部人马。

铁木真第三子窝阔台中箭负伤。他自己也在突围中丢失了战马。铁木真沿途收集部众二千六百余人，经贝尔湖附近收降弘吉刺部后，转移到班朱尼湖边（呼伦湖西南），跟随他的首领只剩十九人。铁木真的弟弟合撤儿，在合刺温山（大兴安岭南脉）被克烈部军击败后，也会集湖边。在这里，铁木真以湖水代酒，双手捧水一饮而尽，指天发愿，誓与族人共甘同苦，成就大业。《元史·太祖纪》载："至班朱尼河，河水方浑，帝饮之誓众"。十九名首领也都饮了这浑浊的湖水。其余部众深为感动，流下热泪。这个悲壮简朴的宣誓仪式，显示了铁木真志存高远、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

转移到班朱尼湖之前，铁木真曾派使者去向王罕叙旧求和，使王罕暂消再战的念头。他派出的使者还分别到桑昆、札木合处陈言游说。这实际上是一种有名目的间谍活动。王罕联盟中成分复杂，有着各种利害矛盾。这种离间性的外交宣传战，促成了王罕、札木合等人的分裂。王罕听了铁木真使者的恳切陈词，念以往的交情，同意与铁木真讲和。这使札木合等人大失所望，加上互生猜疑，很快发生内斗。札木合等率部众投奔乃蛮，部分克烈部人投奔了铁木真。结果王罕虽胜，反倒削弱了自己。

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秋，铁木真离散的部众陆续聚集到呼伦贝尔草原，军事实力得到加强。铁木真感到求和不是最终办法，便下决心以奇袭的战术攻击克烈部。铁木真率大军进发，一路隐蔽行动，派游动侦察骑兵封锁了沿途西去的人马，破坏了王罕所设的各个哨卡，以防走漏任何消息。而派到王罕营中侦察的人回来报告说，王罕对铁木真的奇袭毫无戒备，正在准备大宴群臣。铁木真令先锋军每人带两三匹战马，轮换骑驰，火速袭进。大军以分路合击之势，秘密接近王罕父子的大营，乘夜将其包围。王罕大营筑有栅寨，守军拼死抵抗，寨破后又重新筑寨，反复争夺。激战三昼夜后，守军投降。除王罕和桑昆逃走外，其余部众都成了蒙古军的俘虏。铁木真拆散了王罕的氏族部落组织，把俘虏和百姓分给蒙古贵族作奴隶。克烈部大将合答黑不忍心见主子王罕被杀，率兵拼死抵抗三昼夜，掩护王罕父子突围后才投降。铁木真对合答黑的勇猛与忠诚大加赞赏，称之为大丈夫，不仅不杀，还任命合答黑为百户长。王罕父子带少数随从突围西走，整整跑了一天，在克烈部与乃蛮交界处被乃蛮的哨兵杀死。桑昆与妻子奔逃至波黎吐蕃部，不被当地人接纳，又逃到苦叉（库车），被当地酋长杀死。至此，克烈部王罕的势力不复存在。铁木真距实现称霸草原的宏愿，仅有一步之遥了。

（五）决战乃蛮太阳汗乃蛮，是突厥语系在当时最大的一个部落。起初居住在谦河（原苏联叶尼塞河上游）流域，后迁移至蒙古高原西部。牧地跨阿尔泰山，分山南山北两部，核心地区在今新疆准噶尔盆地中。北邻乞儿吉思部，东壤克烈部、蒙古部，南接畏兀儿国。其习俗与蒙古族人相近，经济文化先进，军队壮大而精良，采用畏兀儿文字，信奉西方传入的景教。克烈部王罕被消灭，铁木真与乃蛮之间失去了缓冲地带，矛盾迅速激化。

乃蛮部长台不花继汗位后，被金朝册封为大王。突厥人将金语"大王"

译为太阳（亦称塔阳），所以称太阳汗。太阳汗一直自恃为大国悍族，认为蒙古是落后不开化之族人，不把蒙古部放在眼里。看到铁木真的崛起，心不能容，决定与铁木真一争高下。在此之前，乃蛮收留了一批被铁木真战败的札答兰、塔塔儿、泰赤乌等部的将领、残兵为其效力。又联络突厥语系的各部族共同与铁木真作战。太阳汗对铁木真作战的策划是：以乃蛮军为中坚，联合蔑儿乞诸部为左军，汪古部为右军，分三路向铁木真进攻。汪古部在乃蛮部东南方。乃蛮人老一辈曾娶汪古部女人为妻，所以两部称为"舅甥之国"。汪古部长认为太阳汗难成大器，而对铁木真有敬佩之意。他拒绝作太阳汗的右军，并把乃蛮的企图向铁木真通报。铁木真酬谢汪古部五百匹骏马、一千只肥羊，并邀汪古部长一同对付太阳汗。

铁木真得知太阳汗的企图，立即停止了围猎，把营帐迁到合勒合河畔整军备战。根据氏族组织的变化，他重新编组了蒙古军，依十进制组成百户、千户，分别由百户长，千户长统领。又挑选精兵一千名组成精锐的怯薛军，平时作护卫，战时作"特种突击队"。还改组了中央机构，任命了六个亲信为"扯儿必"，官职相当于元朝官制中的"内八府宰相"。这种新的编制，加强了统一指挥，克服了氏族组织的松散性，从而使蒙古军加强了正规性，整体作战能力得到提高。整编后，蒙军从呼伦贝尔草原起行，一路游牧打猎，远征至乃蛮边界的撒阿里一带。乃蛮太阳汗则带领部众出准噶尔盆地，越过阿尔泰山进入科布多盆地备战。主力进至杭爱山山区，设营于哈瑞河边。双方前哨骑兵在鄂尔浑河一带相遇，时间是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秋。蒙军劳师远征，与太阳汗的兵力比为1：5，明显处于劣势。铁木真采纳部下的建议，白天将人马撒开游荡，夜间每人各烧五处火堆，遍设疑兵。太阳汗闻说蒙古军兵少，从前哨的捕获看，又是马瘦力乏，更不把蒙古军放在眼里。但登高一望，白日烟尘四起，夜间星火遍地，又不免心起疑惑。太阳汗举棋难定，对部将说，蒙古战马虽瘦，但营火多于天上星，可见兵力很强。如立即交战凶多吉少，不如先向后撤退，引蒙军深入到阿尔泰山前麓，他们远道而来，必然疲惫，找准机会杀回马枪，定能取胜。可手下骄横的将领恃军力强大，不肯后撤。太阳汗反被激怒，下令大军渡过鄂尔浑河，列阵于纳忽山崖（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以东土拉河西的山岭）前，摆开决战的架势。但迟迟未下大举攻击的决心。在对峙中，铁木真既不主动出击，也不示弱，而是再次采用心战法，派人渗透到敌营中鼓惑离间。如此对峙长达两个多月，致使乃蛮军心动摇。投靠乃蛮的札木合，见太阳汗之无能，比老王罕更甚，便丧失了信心，又暗中派人去同铁木真联络。铁木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突然发起攻击。他把军队分成无数小分队，低姿向前逼进，整个阵形象大海一样，四面八方涌来。自己则亲任先锋领军，带突击队杀出一个口子，纵深直逼太阳汗的指挥部。太阳汗被逼得节节后退，越退地势越高。结果一步一步退到山岭之巅。乃蛮军都占有各自阵地，但被蒙古军包围分割，不能互相支援，见指挥部被攻击，已无心作战，争相向山顶爬去。经一天的战斗，乃蛮军被压缩到纳忽山崖的山岭上，被蒙古军团团包围。许多军士见无路可退，纷纷趁夜逃奔，众多兵马相互拥挤，自相践踏，滚下山崖者无数。第二天，溃不成军的乃蛮兵马不经蒙古军冲击，被彻底打垮。太阳汗被箭射成重伤，死在山崖上。残部纷纷投降，百姓、属民也都作了俘虏。

蔑儿乞部长脱脱为保存实力，早在战斗中就向北撤离战场。铁木真战后发现脱脱突围，便乘胜追击。在合剌答勒忽札兀儿打了一场追歼战，脱脱战败。蔑儿乞部是蒙古语族部落之一。《辽史》中称为"梅里急"、"密儿纪"。十二世纪下半叶，蔑儿乞人牧猎于鄂尔浑河至薛灵格（色楞格）河流域。在蒙古部兴起之前，也已是漠北的强部之一。脱脱率残部投奔不亦鲁黑汗。而百姓、属民都被蒙军俘虏。但很快就有一部分百姓不甘亡国灭种，逃离蒙军控制，在台合勒山寨（亦作泰寒寨）聚合把守。铁木真分一部兵力攻寨，自己率一支队伍追击脱脱父子。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春，铁木真越过阿尔泰山，对聚在索果克河的脱脱父子及乃蛮逃将发动袭击。不亦鲁黑汗正在打猎，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擒杀，他的牧地、营帐、畜群、妻女都被夺掠。脱脱父子再次逃脱，在乃蛮边境地区躲藏起来。铁木真按照处置克烈部的办法，把蔑儿乞氏族部落组织打散，百姓分配给蒙古贵族。一度强盛的蔑儿乞部终归覆灭。此后，成吉思汗一直未放弃对脱脱父子的追捕。脱脱于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其子于宋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分别被成吉思汗捕杀。

铁木真在回师的路上捕获札木合。这个反复无常、不讲信义的强人，最后陷入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境地，身边只剩五个亲信。结果正是这五个人将札木合五花大绑押送给铁木真。铁木真念幼年之交、曾结盟之谊，赐札木合不出血而死，也就是装在口袋中绞死，依蒙古贵族礼仪埋葬。蒙古人认为，灵魂在血液中。不出血而亡，便将灵魂保住了。铁木真对宿敌札木合这样处置，应当是很大的恩典了。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春，铁木真从阿尔泰山回到故乡三河源头。

这时，他已平定了塔塔儿、泰赤乌、克烈、乃蛮、蔑儿乞、札答兰等强大部族，其他弱小的弘吉剌、山只昆、合答斤、朵儿边、汪古等部族，也都归顺。辽阔的蒙古大草原已尽属铁木真。所有臣属于铁木真的部族首领、各级那颜会聚一堂，召开了划时代的库力尔台（忽里勒台，意为集会），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汗，号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含义，古今中外的史籍解译不一。有"坚强之汗"、"众汗之汗"、"率众强大之汗"、"海洋般的大汗"、"天神赐予之大汗"等意。按通常的理解，就是至高无上的天赐帝王。在统一蒙古大草原的战争中，成吉思汗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天才和统帅能力，无愧为"一代天骄"。

三、蒙古国时期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为了适应部族兼并战争和对外扩张战争的需要，成吉思汗一直十分重视军事建设。在蒙古国时期，已逐步建立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具有蒙古军队特色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

（一）蒙古国的军事制度蒙古国天下初定，成吉思汗一方面要巩固新兴的政权，肃清各种反对势力，另一方面要继续进行对外扩张战争，实现其争霸世界之目的。为此，成吉思汗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加强军队建设的制度。

1．军政合一的管理制度──千户编组千户编组即千户制，是蒙古国时期的一项主要军事制度。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建立蒙古国政权以前就开始实行。初期实行的千户制只限于军队，是一种纯粹的军事管理制度。公元1204年，铁木真在消灭克烈部王罕之后，利用与乃蛮决战前夕的战斗间隙，把军马集中在合勒合河旁进行整编。铁木真下令所有军队依十进制组成十户、百户、千产，并委派了各级那颜为各级军事首领--即十户官、百户官、千户官。这就是整编中正式确立的千户制。它改变了过去部落联盟的松散性，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军事组织形式。这是铁木真在军事制度上实行的一项重大改革。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建立大蒙古国后，把在战争中用于军事管理的千户制进一步发展完善和制度化，并扩充为实施军事、政治、经济管理的国家统治体制加以运用，创立了军政合一的千户制。

成吉思汗将全蒙古百姓划分为95　千户，然后按照论功行赏的原则，将其分封给开国功臣和贵戚，并任命这些功臣和贵戚为千户那颜（"那颜"，即"官人"、"领主"、"军事领主"之意），由他们对人民分别进行世袭管领。成吉思汗降旨说："使为立国效力者，千之以千，委以千户官。"据《史集》和《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当时分封的千户那颜共88人，其中包括78　位功臣，10　位驸马。因有3　位驸马合计领有十千户，故分封人数不足95人。千户制虽然名义上以千户为单位，但实际上各千户的编制户数并不完全一致。在千户之下又分为若干百户，百户之下为十户。这就形成了一个层层隶属、统治严密、指挥灵便的军政组织体系。

蒙古国时期仍处在以征服战争为职业的历史阶段，人民基本上过着军事化生活。一遇战争，有战斗力的人便被"签发"为军，战后又散归草原为民。因此，千户制在其主要职能上，仍然是一种军事管理组织形式。

首先，通过千户编组，确立了自上而下的军事领导指挥系统。千户作为基本军事单位，"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各有其长。"十夫长称作"牌子头"，蒙古语为"那儿班那颜"，百户长称为"札温那颜"，千户长称为"敏罕那颜"，万户长称为"土绵那颜"。有的在十夫长与百户长之间设五十户长，称为"塔宾那颜"。蒙古大汗亲征，宗王、万户长，千户长等听从大汗的直接指挥。若分军行动，则由大汗指定一名蒙古宗王或万户长、千户长作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受命指挥军队作战的人，有权节制其他参战军官。对被蒙古征服和招降的汉军武装，成吉思汗授命由左翼蒙古军万户长统管，实际上听命于东道蒙古宗王（成吉思汗诸弟）。窝阔台汗即位后，汉军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和牌子头，由汉军将领充任。汉军万户之上，还设立统军都元帅。都元帅作为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其任免由蒙古大汗决定。平时都元帅要经常向大汗报告前线军情和军队分布情况。蒙古大军出征，都元帅要率军参战并接受大汗指定的蒙古宗王、万户长、千户长等前线指挥官的调遣。

其次，通过千户编组，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成吉思汗推行千户制以后，军队便严格按千户形式进行动员和组织。国家依据千户签派军队。成吉思汗规定，蒙古男子凡15　岁以上，70　岁以下，都要作为士兵服兵役，随时根据命令，自备马匹、兵器、粮草，由本管那颜率领出征。这些被签为兵的人既是牧民，同时又是战士，"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成吉思汗通过千户制，把随时能够动员投入战斗的蒙古族成年男子按十进制编制在十户、百户、千户中，组成了一支以草原各部蒙古人为主体的庞大的蒙古军队。据《金册》、《史集》记载，成吉思汗实行千户编组后，能够动员的蒙古士兵已相当可观。军队"总计十二万九千人"。其中属于成吉思汗统率的中军（怯薛军）和左、右两翼军"为十万一千人"。其余则分给了成吉思汗的子侄、诸弟及母亲。到窝阔台汗时期，原来编制比较混乱的汉军也逐步按千户制统一起来，编组成万户和千户。其万户人数多者达五六万，少者也有二三万。蒙古国后期，按照千户编组的汉军总数已在30　万人左右，大大超过了蒙古军。

第三，通过千户编组，强化了军事纪律。千户制把蒙古士兵纳入严密的军事组织之内，受到各级那颜的严格管束。同时，成吉思汗还制定了一系列被称为"札撒"的军事法规，以制约士兵行动，维护军队秩序。其具体规定主要有："任何人不得离开其所属之千户、百户或十户另投别一单位，亦不得避匿他处。如违此令，擅离者于队前处以极刑，接受其人者，亦严厉惩处之"。每个万户、千户、百户都应随时作好准备，一旦命令下达，必须立刻出征。在作战时，如果一甲中有人逃跑，同甲的其他人将判死刑；如果一甲中有人奋勇前进，其他人不跟进，也要处死；如果一甲中有人被俘、其他人不去救援，这些人亦将被处死。作战时不听从命令者，"虽贵必诛"。这些规定对加强蒙古军队的集中统一，提高战斗力起到了有力的保证作用。

所以，曾在13世纪为蒙古伊儿汗国服务过的波斯人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曾这样生动地描绘过蒙古的千户制："整个世界上，有什么军队能跟蒙古军相匹敌呢？战争时期，当冲锋陷阵时，他们像受过训练的野兽，去追逐猎物，但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他们又像是绵羊，生产乳汁、羊毛和其他有用之物。在艰难困苦的境地中，他们毫不抱怨和倾轧。他们是农夫式的军队，负担各类赋役，缴纳分摊给的一切东西，无论是忽卜绰儿（意为草原赋课）、杂税、行旅费用，还是供给驿站、马匹和粮食，从无怨言。他们也是服军役的农夫，战争中不管老少贵贱都成为武士、弓手和枪手，按形势所需向前杀敌。无论何时，只要抗敌和平叛的任务一下来，他们便征发需用的种种东西，从十八般武器一直到旗帜、针钉、绳索、马匹及驴、驼等负载的动物；人人必须按所属的十户或百户供应摊派给他的那一份。检阅的那天，他们要摆出军备，如果稍有缺损，负责人要受严惩。哪怕在他们实际投入战斗，还要想方设法向他们征收各种赋税，而他们在家时所担负的劳役，落到他们的妻子和家人身上。因此，倘若有了强制劳动，某人应担负的一份，而他本人又不在，那他的妻子要亲自去，代他履行义务"。"军队的检阅和召集，如此有计划，以致他们废除了花名册，用不着官吏和文书。因为他们把全部人编成十人小队，派其中一人为其余九人之长；又从每十个十夫长中任命一人为"百夫长"，这一百人均归他指挥。每千人和每万人的情况相同"。"如果要突然召集士兵，就传下命令，叫若干千人在当天或当晚的某个时刻到某地集合。"他们将丝毫不延误（他们约定的时间），但也不提前"。总之，他们不早到或晚到片刻。""组织军队的最好方法确实莫过于此。"2。组织严密的中央护卫制度--斡耳朵怯薛军斡耳朵怯薛军制是蒙古国时期用以拱卫汗廷，维护政权的一种卫戍制度。在突厥--蒙古语中，斡耳朵即"大汗宫帐"之意，怯薛即"宠爱"、"恩惠"之意，其职掌为"番值宿卫"。成吉思汗在公元1204年整顿军马时，建立了一支有550人的怯薛军，主要承担护卫大汗宫帐的任务。成吉思汗建国后，为有效的控制刚刚统一起来的蒙古各部，确保蒙古汗廷的安全，又进一步扩建了怯薛军队伍，使之发展为一支更为强大的由大汗直接控制的常备武装，怯薛制便由此形成定制。

成吉思汗首先对怯薛军的编成作了规定，他降旨说："如今天命百姓都属我管，我的护卫、散班等，于各万户千户百户内，选一万人做者"。在扩充后的一万名怯薛军中，包括一千名宿卫，一千名箭筒士，八千名散班。成吉思汗将其按照千户制分编为宿卫千户（亦称御帐前首千户）、箭筒士千户和散班千户，各设千户长管理。整个怯薛军又统编为万户，纳牙阿被命为万户长。由于怯薛军在担任护卫时，分为四班轮番入值，每番三昼夜护卫大汗，因此也被称为"四怯薛"。各番怯薛当值，都由一名大汗指定的亲信管领，合起来称为"四怯薛太官"或"四怯薛长"。这种按千户制和四怯薛两种形式并行的管理体制，大约是以行政管理和职掌管理的不同来分别设置的。对确定怯薛长职务的人选，成吉思汗十分慎重，令其最亲信的那可儿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杰"家族世袭担任。其中博尔忽家族掌第一怯薛（亦称也可怯薛），博尔术家族掌第二怯薛，木华黎家族掌第三怯薛，赤老温家族掌第四怯薛。四怯薛长是大汗的亲信内臣，元朝称为"大根脚"出身，放外任即为一品官。

怯薛军中的护卫人员，均称为怯薛歹，复数为怯薛丹。正在执行任务的护卫人员叫怯薛者，从事宫廷服役的怯薛歹称为怯薛执事。成吉思汗明确规定，怯薛歹的来源，主要是由万户、千户、百户和十户那颜以及白身人的儿子有技能、身体健壮者充当，各级那颜人等都必须遵旨将自己的儿子送到成吉思汗跟前效力，不许躲避或以他人代充其役。成吉思汗还规定，上述充当怯薛歹的人除本人编入怯薛军之外，还可根据出身的不同，分别带弟弟及伴当若干人。具体为：千户那颜的儿子许带弟一人，伴当十人；百户那颜的儿子许带弟一人，伴当五人；十户那颜及白身人的儿子许带弟一人，伴当三人。应征充当怯薛军，实际上是各级那颜和自身人对大汗承担的一种特殊兵役。其进入怯薛军人员所需的马匹物质诸项，除以本人所有的财产充用外，并按规定"于本千百户内科敛"供给。充当怯薛歹的人，即可免除其差发杂役。

怯薛军的主要职责，一是保卫大汗的金帐；二是"战时在前为勇士"，充当大汗亲自统率的作战部队；三是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其具体职责又根据不同分工而各异。宿卫负责值夜班，晚上"卧于斡耳朵之周围"。如遇有人在宫帐周围走动，宿卫便将其逮捕，待明朝审讯。"当门而立之宿卫，见有夜入之人，打割其头，斫落其肩而去"。晚间群臣有急事奏报，需经宿卫通报之后，一同引入帐内奏事。箭筒士、散班负责值日班。其中守门者，"倚门而立"。"出入于斡耳朵之房者"，进行查察。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诸多勤务，举凡宫帐内一切劳役，皆由入值之怯薛歹担任。在大汗外出围猎时，值班怯薛歹也要跟随前往。值日班之箭筒士、散班在日落前须将其所司之职移交给值夜班的宿卫，然后出外住宿，次日早饭后再入值。

怯薛军作为护卫汗廷之亲军，享有崇高的地位。成吉思汗规定"我番士（即怯薛歹）在居外之千户官人之上，我番之家人，在居外之百户十户官人之上。我番士虽与居外之千户同等，若与我番士合殴，则罪千户"。他还说："我由九十五千户贴身近臣中，选来此亲近番士万人。久后坐我位之子孙，及我子孙之子孙，对此番士，如想遗念，勿使怨而善待之"。在怯薛军中，尤以成吉思汗建国前入选为怯薛歹的人最受宠遇，宿卫称老宿卫，箭筒士称大箭筒士。凡属怯薛军出身的人，在调往外任时，都被破格晋升为文武大官。同时，还与宗室诸王、驸马同享岁赐特典。当然，在赋予怯薛军特权的同时，成吉思汗也给怯薛军规定了严格的纪律。比如对无故旷职不入班的人，第一次笞3　下。第二次又不入者，笞7　下。第三次无事故又不入者，笞37　下，并要流放到很远的地方。

《元史·兵志》认为，蒙古国时期怯薛军制度的建立，起到了"制轻重之势"的关键性作用。大汗直接掌握着怯薛军这样一支最强悍的亲信军队，对任何一个在外的诸王和那颜都是一种有力的制约。各级那颜的子弟被征入怯薛军中，实际上等于被控制起来，成了大汗掌握的"质子"，这就使得那颜们不得不效忠大汗。在经历了长期氏族战争之后，建立这样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以维护汗权，对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防止旧贵族复活和发生内战，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怯薛军在成吉思汗建国后进行的掠夺和扩张战争中，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3。适应实战需要的战备训练制度--围猎围猎是蒙古国时期由成吉思汗倡导推行的一种"寓兵法于猎"的军事战备训练制度。蒙古族是一个"且牧且猎"的游牧民族，狩猎是蒙古人民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为了获取更多的猎物，蒙古人在狩猎时常常联合起来，将野兽团团围住再行猎取。这种方式，蒙古人称之为"打围"、"搜狩"或"围猎"。由于围猎既可以锻炼人们骑马追逐的本领，又可以培养人们协同配合的能力，蒙古统治者便把它作为一种军事训练方式，用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成吉思汗非常看重围猎训练，认为这种训练就是一种实战演练，"战争以及战争中的杀戮、清点死者和饶恕残存者，正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甚至"每个细节都是吻合的"，因此，通过围猎训练使士兵"熟悉弓马和吃苦耐劳"，了解军事活动的步骤和形式，"是军队将官的正当职司。"

蒙古统治者一般在冬初举行大猎。大猎范围往往达一二百里。先派哨骑前去探查猎物情况，然后组织各路人马，排好队形，形成巨大的包围圈，并逐步向中心推进，将猎物追赶到一起。当包围圈缩小到一定程度时，便用绳索连结起来，上面复以毛毡，由一部分军队围着圈子警戒，防止猎物逃遁。然后蒙古统治者首先入围行猎，接着贵族、将领也带着士兵相继入围射猎。倘若大汗亲自"用鹰围猎"，怯薛军的士兵（宿卫）则紧随其后，与大汗一起行猎。经过几天以后，猎物已被猎取殆尽，统治者便下令将残存者释放，以示恩德。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对这种大型围猎的壮观场面作了生动地描绘："凡其主打围，必大会众，挑土以为坑，插木以为表，维以毳索，系以毡羽，犹汉兔置之智，绵亘一二百里间，风扬羽飞，则兽皆惊骇而不敢奔逸，然后蹙围攫击焉"。除了这种大猎之外，小规模的围猎活动更是经常不断。

围猎作为战备训练制度，对建立和培养军事后备力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长期战争的消耗，蒙古军队兵源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尽管蒙古统治者划定了成人男子皆服役的范围，但仍然满足不了侵略扩张对士兵数量的需求。为了弥补这一亏空，蒙古统治者将蒙古各部中15　岁以下的儿童编成"渐丁军"（蒙古语称为"怯薛都军"，意为"渐长成丁军"），作为蒙古军队的后备力量。并通过行猎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弓马训练。据《黑鞑事略》所述，蒙古儿童在"孩提时"，便由母亲用绳子和木板捆束在马上带着进行骑马的启蒙训练。到3　岁左右，则将其直接"索维"在马鞍上，手里拿着器械，自己骑着马奔驰。四五岁时便在马上练习弓箭。再大一点，便经常参加狩猎。由于他们"生长于鞍马间，人自习战，旦旦逐猎，乃其生涯"。所以长大以后，都成了蒙古军队能骑善射的"骑军"。

以围猎形式进行军事训练的传统制度，自蒙古国至元朝一直延续下来。

忽必烈在陪都上都开平（今内蒙正蓝旗境内）周围建立了三个很大的猎场，每年举行大规模围猎活动，其侍卫亲军及草原上蒙古贵族队伍都要参加这一活动。

4。充足有力的后勤保障制度--马政与装备动员马政：蒙古族地处北方草原，以游牧为业。马不仅是蒙古人生产生活之必需品，也是进行战争的重要工具。因此蒙古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人民，都十分重视对马的繁养和发展。蒙古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马匹管理保护制度和法规。据《蒙鞑备录》记载，蒙古人只有凭借地饶水丰的条件养马供应战争的义务，而没有随意宰杀马匹的权利。"牧而庖者，以羊为常，牛次之，非大宴不刑马"。即只有在大的祭祀活动（如祭河神）和大汗、贵族的"宴享"时经允许少量地宰杀马匹。

在蒙古军中，专门设置了负责管理战马的官--"兀剌赤"和"阔端赤"。其中"兀剌赤"是分工典车马和牧马的官。蒙古军中所有的马，"多是四五百匹为群队"，每队"有两兀剌赤管"。兀剌赤除了负责饲养、调教马群外，还要在"每周早晚"，"各领其所管之马，环立于主人之宫帐前"，让马队接受贵族和将领检阅。"阔端赤"，则是专门掌管"从马"的官。所谓从马，即骑兵作战时备作轮换的剩余战马。蒙古骑兵出师时，每人都有好几匹战马，每天轮换一匹骑乘，这样既可以使战马不致过分疲劳，也可以使战马受到伤害时能够及时替补。阔端赤的责任，就是要保证战马膘肥体壮，鞍具齐备，始终处于良好的临战状态。为保证和鼓励养马，成吉思汗在他亲颁的"札撒"中，专门规定了对盗马贼的处罚条款："凡盗人马畜者，被抓获后，除归还原马外，另赔偿同样的马九匹，如不能赔偿，即以其子女作抵，如亦无子女，则偷盗者将被处死"。以人抵马债甚至因盗马而殉命，足见马在蒙古人特别是蒙古统治者心中的崇高价值。

蒙古军队所用战马与普通马区别很大，它不仅要求体壮，同时还必须训练有素。为使更多马能为战争所用，蒙古推行一整套科学的"养马法"。《蒙鞑备录·马政》中说："其马初生一二年，必须于草地苦骑而教之"。经过三年这样的训练，使马达到"千百成群，寂无嘶鸣。下马不用控系，亦不走逸"，然后才能作为战马使用。在《黑鞑事略·马节》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鞑人养马之法，自春初罢兵之后，凡出战好马，并恣其水草，不令骑动，直至西风将至，则取而控之，系于帐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经月后，膘落而实，骑之数百里，自然无汗，以可以耐远而出战"。平时对战马的调教，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兀剌赤在领马饮水时，"其井窟止可饮四五马"，便让马排好队，一个一个按先后顺序饮用，如果有不遵守秩序的马，兀剌赤便"远挥铁挝（类似马鞭）"，于是马望而生畏，"则俯首驻足，无或敢乱，最为整齐"。正因为蒙古人养马得法，才使他们拥有众多优良战马，进而拥有了被西人称为"天下第一骑兵"的强大军队。《元史·兵志》高度评价说，蒙古军队"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之有"。

装备动员：蒙古国时期主要实行武器装备自筹制度。无论是蒙古军还是汉军，只要士兵在被签派服兵役之后，就要自己筹划准备好各种武器装备，其中包括战马、兵器、衣服及其他战时必需品，然后随带着入伍从军。被签为护卫怯薛军的士兵，其马匹和其他装备的筹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自己所有家产财物，无论是"父分与的家财"，还是"自置财物"，悉数充作服役期间的自备物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科敛"，从所在千户百户内的民户中摊派征收，以此作为怯薛士兵及随从者装备的补充。由于武器装备主要靠自筹，士兵所拥有的这些作战器械的数量、品种及好坏程度就难免参差不一致。因此，蒙古统治者还规定了出征前检查军队武器装备情况的制度。据《多桑蒙古史》记载："汗曾嘱其诸继承人，用兵以前，必须检阅其队伍，审视士卒之兵械。每人除弓、矢、斧外，必须携一鑢，用以砺弩，并携一筛、一锥及针线等物，缺一者罪之。兵械最备者，并持微曲之刀，头戴皮兜，身衣皮甲，甲上覆铁片。"

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仅靠士兵自备鞍马器械应付不了战争的需求，蒙古汗廷则招收一批工匠，制造炮具、弓矢、盔甲等武器装备。据韩儒林先生主编的《元朝史》记述："蒙古人手工业比较落后，因此蒙古统治阶级在征服战争中，每取一城一池，必要搜罗工匠。按成吉思汗命令，凡进行抵抗的城池，攻陷后一律屠杀，但工匠可以免死。从成吉思汗时代起，就陆续将中原汉地和其他国家掳得的大量工匠带到漠北，让他们集中居住，制作武器和其他手工业品，以满足日益扩大的战争和统治阶级奢侈生活的需要"。同时，蒙古军还通过战争尽可能掳掠敌方马匹和军需物资，实行战地补给，以解决武器装备不足的问题。在征服别国后，各降附国和蒙古政权属下的汉军将领定期输送的军需物资，也是武器装备的重要来源。由汗廷筹集的军需装备和粮草，往往作为出征全军的军需储备，以供不时之需。

（二）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蒙古作为一个弱小的游牧民族，在强族如林的环境中奋力抗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至横扫欧亚，先后征服了40　余个部落和国家，最终统一了蒙古草原，建立了显赫一时的强大封建帝国。这一巨大成功，除了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为其提供了条件外，最重要的是作为蒙古军事领导集团核心的成吉思汗有效地运用了暴力征服手段，取得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特别是他在一生征战、金戈铁马的战争实践中所创造的一系列军事思想，成功地导演了人类战史上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蒙古尚无文字，成吉思汗没有留下任何军事著作，对于他丰富的军事思想，我们只能从《蒙古秘史》、《元史》、《圣武亲征录》、拉施特哀丁《史集》、《多桑蒙古史》、《黑鞑事略》等史籍中，管窥其概貌。

1。建军思想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组织和建设军队，是成吉思汗建军思想的一个基本点。在成吉思汗进行的一系列建军活动中，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

①根据经济基础组建军队　这是成吉思汗建军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在成吉思汗从事战争的年代，蒙古社会以游牧和狩猎经济为主，马匹既是蒙古人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是交通和运载工具。蒙古人在孩提时就被束于马上，游猎于野，因此人人都"精于骑射"。这一特点，虽然从生产力角度考察是十分落后的，但对于处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来说，无疑具有其他经济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成吉思汗正是根据这一经济特点所提供的客观物质基础，组建了举世无敌的强大骑兵部队。这支被号称为"天下第一"骑兵部队的组成，相对于其他敌国的步兵而言，无异拥有了一支"机械化"的军队。它不仅充分发挥了战马类似坦克、装甲车般的巨大冲击力和远距离的快速机动能力，同时也充分发挥了出身于牧民、猎民的全军将士善于骑射、吃苦耐劳、机智勇猛、骁勇剽悍、能征善战的顽强战斗作风。成吉思汗还根据处在游牧和狩猎经济下的人民习惯于流动生活的特点，出色地解决了军队的给养，使蒙古不受后勤供给的约束，出征时"只是羊马随行，不用运饷"。"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成吉思汗就是这样，把军事与经济巧妙地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充分运用游牧、狩猎经济的特点，组织起了所向无敌，"去如电逝，追之不及"的具有高度机动性和战斗力的军队。所以金哀宗曾说："蒙古所以常取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对成吉思汗善于根据游牧经济特点组织军队的建军思想给予的高度概括和评价。

②按照政治需要建设军队　军队是武装的政治集团，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任何军队都是根据政治需要而产生，又按照政治的要求来建设的，军队必须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这一思想，在成吉思汗的建军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首先，成吉思汗善于运用崇高的政治理想来动员和凝聚军队。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正处在以征服战争为职业的历史阶段。统一蒙古，摆脱异族压迫，称霸世界，建立强大的蒙古帝国，不仅是成吉思汗一生的政治抱负，也是他用以唤起家族成员及全体蒙古人民投入战斗的思想武器。早在蒙古初兴时，成吉思汗就曾勉励蒙古部氏族成员要为"取天下"而共同奋斗。他对自己的弟兄们说："取了天下呵，各分土地，共享富贵"。在成吉思汗组建武装力量的年代，氏族内部一些人为了私利而互相攻劫，成吉思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引导他们团结一心、共同对敌。他教育军队的士兵对待内部"要像花牛犊似的温顺"，对待敌人"要像狮虎似的凶猛"；他告诫士兵要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他颁行了有关"札撒"，号令全军贯彻。正是由于成吉思汗善于用远大的政治理想来动员民众，凝聚军心，才使他的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云集了众多的将领和士兵。

其次，成吉思汗善于根据统治的需要来组织军队。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之后，统治政权的建设和巩固成为他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为此，成吉思汗首先加强了中央护卫制建设，扩充了怯薛军队伍，组成了一支拥有万名怯薛歹的护卫军。他不仅让怯薛军担负汗廷的护卫任务，而且令其负责处理各种日常事务和行政事务，甚至还要参与掌管刑罚。这样使怯薛军就不仅是大汗的一支亲军，而且成为总揽中央日常事务的无所不问的最高机关，在蒙古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吉思汗为了使新生的政权既有利于统治人民，又能有效地控制军队，他在原有军队编组的基础上又实行了重大改革，建立了军政合一的千户制。他把在战争中有功的军事将领和宗王分封为千户那颜、万户那颜，赋予他们特殊的权力。使他们既是军事将领，又是地方行政长官；既拥有军事指挥权，又拥有对人民的统治权。编组在千户里的人民受到握有军政大权的各级那颜的严格统治，接受军事化管理。他们既是民，又是兵，平时为统治者劳作，提供财富，一旦战争需要，又必须无条件地奔赴战场英勇杀敌。这种为适应统治需要而建立的"农夫式的军队"，充分反映了成吉思汗建军思想所包含的政治特色。

③适应战争特点编制和训练军队　考察蒙古军队的编成可以看出，大体有章法，具体无定制。根据不同时期战争的目的、性质和任务组织军队，是成吉思汗建军思想的一大特点。在蒙古建国前后，成吉思汗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统一蒙古草原各部族的战争，作战对象大都是以骑兵为主的游牧部落，因此蒙古军队是单一的骑兵部队。在蒙古建国后的伐金、西征等战争中，成吉思汗的骑兵部队虽然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常常受挫于中原等地的步兵。因此，成吉思汗在招降到汉军之后，重新将军队编成了以骑兵为主的"蒙古军"和以步兵为主的"汉军"两支主力部队。同时，成吉思汗还吸取在同金作战中，受到金军炮兵施放的"铁火炮"袭击的教训，通过掳掠的金军炮手及工匠编制组建了炮兵。以后，成吉思汗又根据木华黎经略中原，在黄河流域作战"造舟楫，建浮桥，以济师"的经验，编制组建了适应江河作战的水军。成吉思汗还从作战效果出发，来编制军队。比如，他常常将士兵的亲属、乡邻编制在同一基层单位--"十夫队"中，以增强士兵在战斗中互相关切互相援助之"团结力"，"故能收到"昼战目相识，夜战声相闻"之团结、互信与互助之效果焉"。为了在战争中保存蒙古军的力量，达到"以敌制敌"的目的，成吉思汗将俘虏统一编队，并让他们充作敢死队打头阵，使许多战斗蒙古军未参战就取得了胜利。

成吉思汗为了建立一支武艺高强、能打硬仗的军队，十分重视军队的训练。他根据战争中主要利用骑兵作战的特点，平时通过组织大规模的围猎活动来训练部队。成吉思汗认为，围猎是一种近似实战的模拟训练，作战的步骤甚至"细节"都与围猎相同，"士兵和军人"应当通过围猎"得到教益和训练"。成吉思汗要求"军队的将官们应当很好地教会儿子们射箭、骑马，一对一的格斗，并让他们练习这些事。"由于成吉思汗重视训练部队，使将士都练就了一身硬功夫，掌握了十八般武艺，"战争中不管老少贵贱都成为武士、弓手和枪手"。志费尼描绘训练有素的蒙军说："他们都是神射手，发矢能击落太空之鹰，黑夜掷矛能抛出海底之鱼。"如此熟练使用手中武器的精兵，不仅能远战，也能近战。这正是成吉思汗百战百胜的奥秘之一。2。治军思想谈到治军思想，成吉思汗曾有过这样的总结：我"所以威权日增，如同新月，得天之保佑，地之敬从"，很重要的是我能团结将士、量才用人，"并由次序纪律之维持"。假如我的继承者"能守同一规例"，则能得到长治久安。可见成吉思汗治军是很有章法的。一位史学家评价说："历史上未曾有过，文献中也未曾记录过，任何王朝的帝王拥有像鞑靼军这样的军队：如此坚韧不拔，对饱暖知恩图报，在顺逆环境中服从其将官，这既不是指望俸禄和采邑，也不是期待军饷和晋级"。军队除了"服从"没有别的"指望"，这足以说明成吉思汗治军之严，效果之好。成吉思汗治军思想非常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军队必须"忠汗"、团结　这是成吉思汗治军思想的核心。在长期征战中，成吉思汗看到有的部落集团因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而瓦解了，有的部族因没有一个足以统一大家思想的权威而分裂了，有的原来实力雄厚的汗国因将士不听调遣而在战争中败亡了。从这些教训之中，成吉思汗深深领悟到下从上教、部民对大汗忠诚的重要。因此，他注意通过各种方式向军队灌输"忠汗"思想，以使族人、将士、奴隶等对他保持绝对忠诚。首先是进行汗权神授的宣传。他利用蒙古族崇尚宗教的传统，指使鼓励教主们以解释"谶言"的方法，宣传成吉思汗是上天所派，是上天之鞭，命运当兴为汗。这种富于神话色彩的宣传，对于成吉思汗争取部民、维系军队内部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其次，是奖赏忠汗的人，贬斥不忠汗的人。成吉思汗曾明确宣布：对本汗不忠诚的人不能做我的朋友。应来聆听我的训示而不去聆听者，"其命运将如一石之坠入深水，一矢之射入芦丛，将亡而不存。此辈不堪典兵也"。在战争中，许多部族、国家的将士投奔成吉思汗。为了不致收罗一些对汗不忠的人，保持蒙古军队的政治素质，成吉思汗规定：虽亲王也不得收容背其首领来投之人。对于杀主求荣者，不但不收留，还要当众杀掉。对于忠诚本族首领的人，即使这人是敌人，成吉思汗也很推崇，要部属向他学习，有的还委以重任，以此教育部属忠于他这个"汗"。蒙古族人、蒙古军队之所以对成吉思汗十分尊崇，紧跟着他南征北伐，东讨西战，令行禁止，在最艰难的时候也不溃散，这显然与成吉思汗睿智善战，卓著武功，在战争实践中给人们心目中树起了信赖有重要关系。

成吉思汗生前最为担心和忧虑的是在他身后生发同室操戈、骨肉相残、使蒙古分裂瓦解的悲剧。为避免发生这种悲剧，他作了大量工作。他不厌其烦地对诸子、诸弟、族人进行苦口婆心地团结战斗的教育。"他习以为常地敦促着去巩固诸子、诸兄弟之内的和睦大厦，增强他们之间的友爱基础；并且时时不断地在他的诸子、诸弟、族人的心胸中撒下团结的种子，在他们脑海里绘出同舟共济的图画。而且他拿譬喻去加牢这座大厦，充实那些基础。"成吉思汗用一支箭容易折断，多支箭不易折断的典故，告诫儿子们："只要你们兄弟互相帮助，彼此坚决支援，你们的敌人再强大，也战不胜你们。"成吉思汗对破坏军队团结的人，给以严厉制裁。与成吉思汗有"托孤"之交并战功赫赫的蒙力克及其七个儿子，依仗他们家族的功劳和权势而日益飞扬跋扈起来，一直发展到同成吉思汗及其家族争夺统治权。有一次，蒙力克的七个儿子竟然把成吉思汗之弟哈撒儿抓起来吊打，哈撒儿去向成吉思汗告状，成吉思汗没有理睬。蒙力克的儿子铁卜腾格理便肆无忌惮地用宗教迷信离间成吉思汗和哈撒儿之间的关系，还夺去成吉思汗及其弟的百姓。当成吉思汗之弟斡惕赤斤去索要百姓时，又受到蒙力克儿子的打骂侮辱。成吉思汗得知后，把蒙力克的七个儿子叫来，用角力的形式处死了铁卜腾格理。成吉思汗对蒙力克说："铁卜腾格理打我的兄弟，离间我们兄弟，违反了天意，所以把他的生命取走了。"可见，成吉思汗把军队的团结统一看得何等重要。②奖惩结合，赏罚分明　运用奖赏激励斗志，是成吉思汗治军的一条重要原则。他对战争中有功的将士，不吝给予重赏。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刚刚完成统一蒙古大业，第一件事就是对开国功臣分土授民，论功行赏。他根据在战争中效力大小的原则，分封了蒙力克、博尔术、木华黎等88　位功臣为千户那颜、万户那颜，并分别给予各种赏赐。其中被封的术赤台，成吉思汗称他有两大功劳。一是在合兰真沙陀之战时，射中了桑昆，挫败了克烈部，"此乃主儿扯歹（术赤台）不世之大功也。"二是偷袭王罕金帐时，术赤台任先锋，"得天地之赞力"，灭掉了王罕，"此乃主儿扯歹之第二功也。"为此，成吉思汗不仅封他为第六千户，而且把自己的一个妃子赐给了术赤台。所以曾为成吉思汗效忠过的使臣马合木评价说："成吉思汗对于他想要奖赏的人那样慷慨--像凶暴的母老虎抚爱自己虎仔一样。"

成吉思汗对违反军令、军法者严惩不贷，即使是黄金家族成员也"与民同罪"。成吉思汗在颁行的"札撒"大法中规定：作战时不许私自掳掠财物；不许泄漏军机；军官不得擅离职守，值班者不得擅离岗位，擅离一次者打三杖，擅离两次者打七杖，擅离三次者打37　杖，并将其开除军籍，充军远方；将士饮酒须有节，他说："醉人聋瞽昏，不能直立，如首之被击者。所有学识艺能，毫无所用，所受者仅耻辱而已。君嗜酒则不能为大事，将嗜酒则不能统士卒，凡有此种嗜好者，莫不能受其害，设人不能禁酒，务求每月仅醉三次，能醉一次更佳，不醉尤佳"。后期，成吉思汗采纳郭宝玉、丘处机等人建议，规定：出军不得妄杀。成吉思汗强调执行军纪必先弄清事实，并经犯律者承认，方可处罚。处罚时，虽宗亲汗戚，功臣宿将，概不阿避。征塔塔儿时，成吉思汗的叔父阿勒坛、答里台和伯父捏太石之子忽察儿违犯军纪，成吉思汗知道后，对阿勒坛等人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并没收了他们违犯军纪所掳掠的全部财物。为此，引起了阿勒坛等的不满，脱离本部去投王罕。但成吉思汗不因此而姑息迁就违反军纪的人。平塔塔儿后，成吉思汗召集族人开会议定对俘虏的处理政策。成吉思汗的异母弟别勒古台将这决定泄漏给了塔塔儿人。成吉思汗当即宣布：今后族人大议，不许别勒古台参加。由于赏罚严明，使蒙古军队保持了很高的战斗力。曾在成吉思汗手下供过职的商人摩罕默德说："全军将士，畏之成吉思汗甚于雷电巨火，若令十兵抵当千人之敌，亦均踊跃向前进，毫不踟蹰。"

③因才授职，破格用人　这既是成吉思汗治军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成吉思汗的用人标准是："智勇兼备者，使之典兵。活泼跷捷者，使之看守辎重，愚钝之人则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这是一条任人唯才、因人授任的用人路线。他强调的是将士的特长和才能，而不附加其它任何条件。成吉思汗根据这一用人原则选择各种人才。他规定"什人之长不尽职者去之，即于此什人中选择为长。"他指出"能治家者即能治国，能辖十人者即能辖千人万人，能理己事即能理国事，为国御敌。"他选择人才不问出身，不问等级、资历，只看实际才能。因此在成吉思汗的将领中有出身低微的牧马者巴歹和乞失里黑，有牧羊者迭该，有木匠古出古等。被成吉思汗委以重任的四杰、四狗，大都是来源于不同部族，出身于不同阶级的人。其中四杰中的木华黎是扎剌亦儿部人，四狗中的哲别是泰赤乌部人，忽必来是巴鲁剌思人，速不台是兀良哈部人；至于失吉忽秃忽、博尔忽、曲出、阔阔出等则是从敌人营盘里过来的。他们都先后成为成吉思汗的重要将领。他们有的出身于平民，有的出身于奴隶，有的曾是俘虏。如者勒蔑是铁匠的儿子，最初是成吉思汗"门限内的奴隶，门户内的私仆"。木华黎兄弟是成吉思汗的部落奴隶，后成为家庭奴隶。而者别则是成吉思汗的俘虏。在阔亦田之战时，者别曾一箭射中成吉思汗的白口黄战马，并射伤了成吉思汗的脖颈。成吉思汗不记前仇，破格重用，使者别成为蒙古的名将。④将领关心士卒　这是成吉思汗爱兵思想的具体体现。成吉思汗认为："为将者，必知己之疲，知己之饥渴，而后推之及人。"也就是要通过自己的感受体察士卒的疲困饥渴。他要求将领在行军时，"必知路之远近，以量士马之力"，而"量力"又必须以"弱者"为标准，因为"弱者能之，强者无弗能也"。"这些都是选拔将领的基本条件，不符合这些条件者不得为将。者勒蔑的儿子也孙伯勇猛过人，"终日战而不废、不饮、不食"，但成吉思汗说他"不可使为将"，因为"彼视人犹己，士卒疲矣，饥渴矣，而彼不知也。"所以也孙伯始终未被委任为将。成吉思汗还规定，将领不允许对士卒滥施惩罚。他对怯薛军将领说："掌管护卫的官人，不得我言语，休将所管的人擅自罚者。""若不依我言语，将所管的人用条子打的，依旧教条子打他；用拳头打的，依旧用拳头打他。"在战斗中，成吉思汗更强调爱惜士兵的生命，不允许遗弃伤员。如果遗弃了伤员，则一个小队的官兵皆处以死刑。成吉思汗不仅积极倡导关心、爱护士兵，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做表率。战斗中将士受伤，成吉思汗常亲自去看望，有时还"亲付以善药，留处帐中"，待伤愈后才让回去。史称他："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马"。可见他对部属、士卒是何等关怀。正因为如此，将士们对成吉思汗也倍加尊崇、拥戴和支持。有的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成吉思汗，有的主动为成吉思汗出谋划策，出现了像成吉思汗说的"我行是则尽力焉，我有非则谏止焉"，呈现出上下一心，奋勇作战的局面。

3。用兵思想成吉思汗"仗剑以行"，率军征战40余年，金戈铁马毕其一生，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创造了一系列卓越的战略战术。成吉思汗"用兵如神"的高超艺术，为历代兵家、史家所推崇。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生动地评价道："说实话，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城略地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着成吉思汗走"。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顾祖禹说："吾尝考蒙古之用兵，奇变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成吉思汗的用兵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其主要内容是他的指挥艺术、战法和战术。

①指挥艺术　成吉思汗的作战指挥艺术是很高超的。这首先表现在他战略筹划审慎、周密和富于创造。

--正确选择作战对象。作战对象选择得不准，或者过多，就会导致整个战争的失败，无谓地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成吉思汗选择作战对象的一般原则是：先弱后强，先小后大，先近后远，每次打击一个主要敌人，力避多面作战。在统一蒙古的战争中，成吉思汗便开始这样做，结果高原群雄皆被其次第削平。在对外作战中，坚持这一战略原则最明显。他先兵临国力较弱的邻国西夏，迫其请和，尔后进攻国力较强距离较远的金朝；当认识到金朝比西域诸国力量强，难以消灭，便改变战略，由西防南攻变为南防西攻，由近及远逐次攻灭西辽、花剌模、钦察等国，最后"解决"大国金朝。弱敌攻灭了，强敌失去羽翼，由强变弱，易于攻取；小敌攻灭了，大敌失去帮手，力量由大变小，便于击灭；近敌消灭了，我势力扩展，远敌由远变近，为下步作战提供了条件。一次战争攻打一个主要敌人，便可在局部形成对敌优势。战争实践表明，成吉思汗这一战略是科学的、正确的。

--及时准确地把握战机。成吉思汗对敌发动战争，从不冒然行事，善于根据敌方情况，抓住有利时机出击。一是在敌方内政极端腐败，各种矛盾尖锐，政治、经济相当混乱之时发动攻击，如对西辽、西夏的战争；二是在敌方受到邻国牵制，难以主力或全力应战之时发动攻击，如三次攻金之战；三是在敌方与他国联盟解体，新的联盟尚未建立，孤独无援之时发动攻击，如对塔塔尔部、蔑儿乞部之战；四是当敌方自恃力强、疏于戒备之时发动攻击，如对主儿勤、克烈、乃蛮、花剌子模的战争。敌人内部矛盾尖锐，其力量便受到空耗而易于击败了；敌受第三方牵制，难以全力应付进攻，敌方力量也就由强变弱，利于攻灭了；敌方孤立无援，这是弱敌，自是便于攻取了；强大之敌在骄傲无备的时候，则是弱师，经不起对方的突然袭击。成吉思汗透过敌方外部假象，研究对方的实力，在其实力衰弱之时予以打击，这一思想是很高明的。

--打击敌之要害。在对敌作战中，成吉思汗始终把攻击目标放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摧毁敌人的经济潜力上，而不在争夺一城一地。凡作战，必千方百计地将敌军引诱到旷野平川，以便发挥骑兵野战的长技而予以歼灭。破城后，城内外居民除留下少数壮丁以补充蒙古军队，留下工匠以为其制造武器装备外，其余多数即予杀掉。敌方的牲畜、粮秣、乳酪，和其它财物、珠宝，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军需之用，军需用不完的，则或者运回本土，或者就地毁掉。成吉思汗在后期虽然规定不许乱杀人，屠杀敌民的情况较前期有所减轻，但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摧毁敌人经济的战争原则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成吉思汗的这一手，从政治上来说，是极其残酷的。但是，敌方的人力、物力受到严重打击后，往往在短期内恢复不起来，这对保证当时的军事行动又是有一定作用的。

--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成吉思汗在战争中善于利用各种矛盾采取交攻结合、各个击破的策略。在成吉思汗为恢复父亲也速该的家业聚集力量的时候，遭到了仇敌蔑儿乞惕部的袭击，并抢走了他的妻子孛儿铁。在这种严重形势下，他机智地利用蔑儿乞惕部曾俘虏奴役过烈惕部酋长王罕和札达兰部酋长札木合的矛盾，联合王罕、札木合，共同出兵击败了他当面的主要敌人蔑儿乞惕部。当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部落的合罕，渐渐强盛起来，札木合出于忌恨发动背信弃义的进攻时，成吉思汗及时利用王罕与札木合的矛盾，联合王罕击败了札木合。后来，成吉思汗又乘金国与塔塔儿部之间的战争，联合王罕和金兵击败了世仇塔塔儿部。

在对外战争中，成吉思汗也采用了这种策略。他利用西夏与金朝的矛盾，进攻西夏，西夏求救于金，金不予援救，西夏遂与金绝交，向成吉思汗纳女请和。成吉思汗又利用西夏与金的矛盾进攻金朝，在蒙古征金时，西夏发兵进攻金的西境。成吉思汗又还利用宋金世仇，联宋反金。成吉思汗在临死之前，还嘱咐儿子们对金作战要"假道于宋，兵下唐邓，直捣大梁。"窝阔台汗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嘱，联合南宋，消灭了金国。

--取用于敌，以战养战。这是成吉思汗解决作战时军队补给问题的一个战略性措施。无论近伐还是远征，蒙古军所带辎重都不多，作战所需的粮秣、乳酪、肉食、乘骑、器具，以及补充兵员，绝大部分取之于敌。西征中，蒙古军伤亡不少，又远离本土几千里，难以从国内补充军需和兵员。成吉思汗每攻一城，便将该城内富户的财物掠来作军需，把工匠技术人员召集起来制造武器装备，将部分丁壮编组成伍，强迫他们去修筑工事，或者作为第一梯队去攻打坚城重堡。蒙古军队连续征战20多年，驰骋欧亚，横扫万里，始终保持着很强的战斗力，很少因人力物力不济而停止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战养战的战略措施。在中外战史上，由于军队补给跟不上而导致作战失利的例子是很多的。军事家们都把军队的补给特别是远征异国时军队补给视为最棘手的问题。蒙古军的远征，无论是持续时间之长，还是离本地之远，行动地域之广，在我国历代战争中都是仅见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不多的。但成吉思汗却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支人数众多、离本土数千里远的军队的兵员、粮秣、乳酪、肉食、乘骑、器具等补给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取用于敌、以战养战的军事政策。

②作战方法　不固守陈规，根据敌情布署作战方案，敌变我变，灵活机动，是成吉思汗作战方法的基本特点。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详察敌情，不盲目用兵。每次兴师之前，只要时间允许，都要通过种种渠道，详细了解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情况，据此制定作战方针。部队开进时，必先发精骑，分为若干小分队，在大军的前后左右一二百里远处，侦探敌情和地形，随时上报，为主将选择进军路线、作战场地提供依据。临近敌阵时，成吉思汗常"登高眺远，先相地势，察敌情伪"，一旦发现有机可乘，便发动攻击。由于掌握了敌情，因而在决策上便失误少。--主动进击，先发制人。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成吉思汗总是先敌出兵攻其不备。成吉思汗被推为蒙古尼伦部汗后，札木合联合13　部击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获悉后，不是消极防御，待敌来攻，而是积极防御，迅速集中军队，迎着札木合联军开进的地方进军，以攻为守。公元1201年，合答斤等部族共推札木合为古儿汗，组成联军进攻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知道后，也是主动率师迎战，击败了札木合联军。成吉思汗一生中亲自指挥了数十次大的战役，绝大多数都是他主动进攻的。

--先破面，后取点。在攻占一个中心点之前，先分兵作面上的破坏，然后集中兵力攻击这个中心点。对敌人防守坚固的军事重镇，先以一部屯于城下，围而不攻，以大部分掠城外四周支撑点，使坚城变成无援的孤城，然后集合各路军于城下迫敌求和，如敌不和则一举攻破之。成吉思汗第一次攻金，进围中都，迫金求和；第二次攻金，破中都；西征花剌子模，取其新都撒麻耳干；以及最后一次用兵，攻灭西夏，都是采取的这种战法。

--迂回侧击，出奇制胜。遇敌在正面布署重兵，或者凭险固守，难以攻破，便以偏师攻敌正面，吸引敌军注意力；同时利用骑兵快捷机动的条件，派主力作深远迂回，出敌不意，攻其侧背。首次攻金，成吉思汗率军迂回易、涿，派者别自南口反攻居庸关。他在临终时，遗嘱儿子们攻金时要避开金派重兵扼守的天险潼关，从山西临汾迂回到河南邓县，再转锋而北，袭击京都汴梁。这是迂回侧击，攻其无备的两个典型战例。《孙子兵法》说："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计者也。"成吉思汗正是一位熟谙迂直计的人。

③主要战术　成吉思汗在他一生进行的数不清的战斗中，常常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与他善于根据敌我双方情况，灵活的运用战略战术有至关重要的联系。正如罗马法王使节普拉努卡尔皮尼所说："蒙古军的胜利，不是以其身体条件，也不是以其兵数之多，从身体条件而言，蒙古人劣于欧洲人，而其人数也不多，结局能取胜，要归功于其优越的战术。"对于成吉思汗的主要战术，他自己在灭乃蛮部的战争中，结合过去作战经验，总结了"进如山桃皮丛，摆如海子样阵，攻如凿穿而战"的三条战术原则。这是成吉思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最基本的战略战术。简短的三句话，概括了蒙古军队对敌进攻时的开进、摆阵、攻击的三条原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完整战术思想体系。

--"进如山桃皮丛"，是指大军开进时，"先发精兵，四散而出，登高眺远，深哨一二百里间，掩捕居者行者，以审左右前后之虚实。"（《黑鞑事略》语）侦察、警戒前进，同时采取宽正面、大纵深、多路、多方向隐蔽、神速的联络开进，如同山桃皮丛一样。

--"摆如海子样阵"，是对军队的兵力部署与使用、进攻态势和方式而言。《黑鞑事略》说："其阵利野战，不见利不动，动静之间，知敌强弱，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摧坚陷阵，全借前锋。。"，"凡遇敌阵，则三三五五四五，断不簇聚为敌所包"，"敌分亦分，敌合亦合，故其骑突也，或远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没，来如天坠，去如电逝。""自迩而远、俄顷千里"。这清楚的说明，部署和使用兵力时，要选择利于野战之阵地，实施大迂回、大包围（指战略，外线包围），以少数兵力包围其敌人而不被众多的敌人所包，如同摆大海一样阵势，然后聚聚散散、进进退退、多多少少、远远近近，以"来如天坠，去如电逝"，神速奇袭的动作攻击敌人，以使在动静之间知敌强弱，分人之兵，选准凿穿目标和主突方向。

--"攻如凿穿而战"。是说攻打敌阵时，像用凿子穿木一样，对敌进行纵深突击，长驱直入，直逼其中军和首脑统帅部。凿攻时机，应专务敌人乘乱之机，待敌溃乱，从乱疾入。乱敌之法多矣，如《黑鞑事略》所云："四面八方，响应齐力，一时俱撞"，"或臂团牌，下马步射"，"百计不中，则必驱牛畜，或鞭生马，以生搅敌阵"，"诡弃辎重，故掷黄白"，示之以动、诱之以利、佯北而走、突然逆袭等等，举不胜举，根据敌情、地形、作战对象、作战方式灵活运用。

在成吉思汗西征之前，蒙古族尚无文字。因此成吉思汗不曾熟读兵书战法，也没有军师的指导，他的军事思想，除了学习前人有用的成功经验之外，主要是靠他自己及其部属在战争实践中逐步摸索总结出来的。"十三翼之战"前，成吉思汗在治军和用兵上还明显地暴露出经验不足的弱点。在以后对克烈部的作战中，无论是战略筹划，策略运用，还是战术手段，则显巧妙练达，举止适宜。到征乃蛮时，成吉思汗治军和指挥作战的一套原则、方法便基本形成。之后，随着战争实践的不断增多，经验也更加丰富，其军事思想也日臻完善提高。

四、建元前蒙古国的南伐西征（一）蒙古征西夏的战争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登上汗位，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后，为巩固统治、扩展疆域，开始了征服周边多国的战争。当时，蒙古国面临的大势是：金国经略中原，南宋偏安江汉，夏国据有河西。据此，成吉思汗确定了先平定西北，然后用兵中原的战略意图。此后，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们纵横捭阖于三强之间，先征西夏，再取金国，最后赢得南宋占据的半壁江山，统一了中国。1。六征西夏概述西夏，蒙古人和金人称之为"河西吐蕃"。西夏国的建立，始于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时，北方党项族的拓跋思恭率军入援李唐王朝，后被封为夏州夏国公。西夏曾有22　个州郡，主要是：银州（今陕西米脂县西北）、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甘州（今甘肃张掖县）、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沙州（今甘肃敦煌县）、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兴庆府（今银川市）等。其领地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境和甘肃、陕西、青海省部分地区。西夏是采用汉制的封建政权，除使用汉字外，还创立了西夏文。境内杂居着党项、汉、回鹘、吐蕃等各民族，统治者崇奉佛教。农牧经济来源丰厚，兵民强悍善战，因而能以一小国长期与辽、金、宋抗衡。但比较起来，西夏国力比金、宋要弱得多，加上它又是金朝在西部地区的屏障，因此成吉思汗便把攻击的矛头首先对准了西夏。

成吉思汗曾六伐西夏。第一次是在蒙古建国前的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夏，在大败乃蛮、蔑儿乞后乘胜进兵，攻克西夏边境城堡力吉里城，在边地掳掠后即退回。第二次是开禧三年（1207年）秋，进攻西夏军事重镇斡罗孩（乌梁海）城，围攻数十日方破城。成吉思汗在这里驻扎5　个多月，因粮草匮乏，于第二年春夏之交返回蒙古草原。第三次是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围攻夏国都中兴府（亦称兴庆府），久攻不下。成吉思汗派使者招降，蒙夏结亲讲和。第四次是嘉定十一年（1218年），成吉思汗追击西辽屈出律时，要夏国协同进军被拒绝，蒙军再度围攻中兴府。激战20　多天，夏主乘夜率精兵突围，转移到西凉（今甘肃武威）。蒙军没有追击，放弃围城，转向进军中西亚和欧洲。成吉思汗指天发誓，待西征归来，必再伐西夏。第五次是嘉定十七年（1224年）秋，因上一年蒙军攻金朝凤翔时，协同作战的西夏军中途撤军，西夏领导集团对蒙古又表示强硬态度，因此成吉思汗密令木华黎之子孛鲁发动对西夏的进攻。大军攻克银州，斩首数万，掠马驼牛羊数十万。西夏又受到一次沉重打击。第六次，从宋理宗宝庆元年至三年（1225-1227年），成吉思汗举大兵全力征讨，夏主投降，西夏国覆灭。这23年间，成吉思汗先后降灭40　余国，所向披靡，而对西夏的作战，直到他死在前线后的三天才获全胜。可见，西夏是成吉思汗一生戎马征战中所遇到的颇为强劲的对手。蒙古屡屡用兵西夏，其中重要的军事行动是第一、第三和第六次。2。第一次对西夏作战蒙古对西夏的作战，基本样式是蒙古军攻坚，西夏军守城。西夏当时是一个半农半牧的"城池之国"。蒙古建国前，因中间隔有克烈部落和汪古部落，铁木真与西夏没有利害冲突。在铁木真统一蒙古的历次战斗中，西夏都保持中立姿态。但也深感蒙古族的日益强大，有朝一日终会侵吞西夏国。因此，在坐山观虎斗的同时，制定了城防作战的守势战略方针，动员全国军民修筑城池，屯集粮草，以利长期坚守作战。

宋宁宗开禧元年、夏桓宗天庆十二年（1205年），铁木真击败乃蛮回军南下，以西夏国收留克烈部王罕之子为借口，第一次征夏。当时西夏国君深知蒙古骑兵强悍勇猛，命令各地军队收缩入城，避免城外野战。这也是蒙古军首次攻城作战，在此之前，仅仅是攻打过一些栅寨，因而对可能遇到的困难缺乏准备，在战术战斗上也没有任何经验。蒙军先是围困了夏国的力吉里城，攻击很不顺利。铁木真判断，困守城池必有夏军来援。可城夺不下，又不见援军驰来，使得蒙古军一时不知所措。分兵四出寻找夏军主力，也没有发现任何迹象。于是铁木真便分出一半兵力转而去攻打其它城池。苦战六十多天，力吉里城终被攻克，但战果却不大。蒙军放弃攻城，在西夏国领地内的黄河西岸、北岸一带进行扫荡，掠夺了一些百姓、骆驼和牛羊，然后回到斡难河营地。据说这次征夏，使骆驼首次进入蒙古草原，在此之前，蒙古人还没有见过这种牲畜。通过这一仗，铁木真深感攻坚作战是蒙古骑兵所不擅长之战法，此后便开始用心研究学习攻城的办法。

蒙古第一次征西夏，西夏的损失虽不大，但政治上的震动却很大，它导致了一场宫庭政变。当时夏桓宗赵纯佑在位，蒙古撤军后，他下令修复边地被破坏的城堡，把首都兴庆府更名为中兴府，以示中兴图强之愿。可赵安全却与罗太后合谋，乘乱废掉夏桓宗，自立为皇帝，即夏襄宗。他采取联金抗蒙的策略，被金章宗所承认，册封为夏国王，从而激化了蒙古与西夏的矛盾。3。第三次对西夏作战宋宁宗嘉定二年、夏襄宗应天四年（1209年）秋，成吉思汗率军南下三征西夏。这一年，畏兀儿族归服蒙古。元代文献中所记载的畏兀儿，其统治者是唐代回鹘汗国的后裔，居住在天山以南的哈剌火州（吐鲁番）和以北的别失八里（旧称北庭）一带。畏兀儿的归服，对蒙古的扩张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从畏兀儿往东南，即可直接威胁西夏，往西则是进军西辽的通途。对蒙军这次来犯，夏主赵安全下令全力抵抗。西夏采取开关诱敌深入的战法，想在野战中挫败蒙军。但西夏军队长期沉缅于安逸，疏于训练，经不住蒙军的勇猛冲击，一战即溃，死伤无数，领军元帅李世安的世子李承祯弃军落荒而逃。蒙军一鼓作气杀至斡罗孩城。守军虽拼死抵抗了一阵，但很快开城投降。克此边关重镇后，蒙军势如破竹，一路杀到中兴府外围要塞克夷门。这本是贺兰山外的关口，蒙古草原进入西夏腹地的要道。但守军没什么战斗力，很快被攻下，镇守要塞的重臣嵬令公作了俘虏。蒙军直逼西夏国都中兴府。

中兴府城池非常坚固，蒙军虽勇猛善战，并已学会使用云梯、发炮石的攻城之法，但都未显威力。成吉思汗又陷入久攻不下的僵持局面。他亲自骑马环城外巡视，看到流经城边的黄河，顿生一计，决定以河水灌城。中兴府城内地势高，成吉思汗命蒙古军筑起大堤拦水。结果大堤修得不牢，水没灌进城里，反倒破堤把城外的蒙军淹了。成吉思汗只得暂时撤军。在临撤前他派使者进城，劝夏主脱离对金朝的附属，降服成吉思汗，如答应条件，蒙古军将不再攻夏。赵安全虽不肯轻易投降，但苦于蒙古几番征伐，现在有了缓和余地，为生聚喘息，也需以和为贵，就同意送爱女察合公主给成吉思汗做妾，并答应每年向蒙古国纳贡。成吉思汗得到夏主的女儿和西夏国奉送的宝物，班师回营。

这次征夏战成和局，又导致了一次西夏国君易位。蒙军攻中兴府时，赵安全曾向金国求援。而当时金章宗已死，卫王永济刚继位，拒绝联夏抗蒙的主张，不向西夏发救兵。战后，赵安全赔了公主又失地折兵，威信扫地。于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被废而死。宗室赵遵顼继位，为夏神宗。他一上来就改变了联金抗蒙路线，主张联蒙抗金。此举促成了蒙古和西夏修好十年，这也符合成吉思汗转向与金国作战的战略考虑。

4。第六次对西夏作战成吉思汗对西夏有一个看法，即认为西夏"乃不能移动的国家，再过几年仍留存此地等待攻击，何必急在此时？"（见《元朝秘史》续集卷一）所以对攻西夏常常小胜便止，转而向其它方向作战。成吉思汗到了暮年，深感不灭西夏乃一大心愿未遂，因而征灭西夏的愿望日益强烈。加上西夏又与金朝采取联合抗蒙的路线，所以西征归来的成吉思汗，不顾鞍马劳顿和64　岁高龄，亲自领兵六征西夏。

宋理宗宝庆元年、夏献宗乾定三年（1225年）秋，征夏大军进发。在进军的路上，成吉思汗围猎一群野马被冲撞了坐骑，他被掀下马背，摔成重伤。大军暂停前进，派使者前去召降。而夏坚持抗蒙救亡，遣回使者，成吉思汗驳回了劝他放弃攻击的建议，经一段休整后，令蒙军分两路进军，并令从斡罗斯前线归来的速不台军从西面进攻。次年夏，西路军连破沙州、肃州、甘州。成吉思汗率主力从东北方长驱直入西夏境内。十月，西夏献宗赵德旺病死，其侄（亦称其弟）赵睍继位，成为西夏国的末代皇帝。随后，蒙古军攻下西凉府，乘胜进军，连克搠罗、河罗等县，越过沙漠地带，至黄河九渡，取应里等县，攻入夏州。十一月围攻灵州。西夏以倾国之兵来战，以大将嵬令公挂帅，结果被蒙军大败于黄河之滨。当时黄河冰封，成吉思汗站在冰上指挥战斗，令箭手射敌人的脚，使之不能踏冰渡河。

蒙古军攻无不克，只是在小小的德顺城（今宁夏隆德县）碰了一个钉子。蒙军起初未把这个小城放在眼里，以为不必大动干戈。德顺城守将马肩龙，趁蒙军骄兵气盛，戒备松懈，突然大开城门杀出，把立足未稳的围城蒙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待蒙军整理阵容组织还击时，马肩龙已退回城中，并把砍下的蒙古兵人头挂在城垛上示众，大煞蒙军威风。第二天，蒙军发动强攻，马肩龙登城指挥，全城百姓协力，激战一天守住了城池。傍晚，乘蒙军攻城疲惫，马肩龙又突然出城袭击，砍杀了不少蒙古兵。成吉思汗知道自己犯了轻敌的兵家大忌，便仔细研究了攻城战术，把军队分成四个批次，轮番进攻，不给守城军以喘息之机。这样一来，守军抵挡不住，士气下降。成吉思汗一向善于收降敌人猛将为己所用，见马肩龙有勇有谋，命令攻城军队不得伤害，只求活捉。马肩龙誓死不降，终被乱箭射死。

经一年多的征杀，西夏国土已大部沦丧，尸横遍野，赤地千里，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中兴府。宋理宗宝庆三年、夏末主宝义元年（1227年）春，成吉思汗命大将阿术鲁等领兵围困中兴府，自己率大军侵入金境，攻下积石州等地，后由隆德县至六盘山驻夏。六月，成吉思汗进至清水县。这期间，他派使者往中兴府，谕降夏主。夏主见国力丧尽，同意投降。他派使者去见成吉思汗，请求一个月期限，以便迁出城中居民，并准备向蒙古国的献礼。成吉思汗答应了这个请求。这时的成吉思汗老病交加，自知不久于人世，便把几个儿子召到身边交代说，我寿已将终，赖天人之助，立志建立蒙人统治的大国。我为你们创下了大汗基业，你们一定要同心协力，才能保国家长久。大位必有人继承，我死后应奉窝阔台为主。他还嘱咐道，今后应先联宋灭金，然后兴兵灭宋，万不可同时用兵。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八月二十五日，成吉思汗结束了轰轰烈烈、金戈铁马的一生，病死在清水县，终年66　岁。临终前嘱咐诸子诸将，死后秘不发丧，万万不可让西夏人知道，以防西夏反悔。如西夏人按商定时期出城，要当时就把他们全部杀掉。三天后，西夏国王献城投降，夏主被杀，出城的军民大遭屠戮。建国190年、传位10　世的西夏国从此灭亡。

成吉思汗的儿子和部将们按照他的遗嘱灭夏后，便护送成吉思汗的灵柩返回故土三河源头，把这位盖世英才、一代天骄葬在一棵大树下，不起坟墓，周围遍种林木，使后人不知他究竟葬在何处。

（二）蒙古灭金战争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原是东北地区的一支少数民族。初崛起时，军力虽不强盛，却凶悍善战，迅速推翻了辽朝；南下侵宋，掳走徽、钦二帝，逼宋皇室南迁，两国以淮河为界。经过百年经营，金国兵力由侵宋时的六万发展到百万，人口增加到4470　多万人。其军事战略方针一直是北守南攻。在北部边境上，从兴安岭至阴山北修筑了外长城。在燕山则筑有中京内堡长城，形成古北口、喜峰口、界岭口各关隘，并在居庸、太行山建有长城，设有居庸关、雁门关、娘子关等关口，以抗御北方的骑兵入侵。在南方则没有布防。金朝以各长城为内郭，设五京，即：中京析津府（亦称中都，今北京市），为第一国都；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县），为第二国都；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为第三国都，是金末的统治重心；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为第四国都；北京大定府（辽宁省宁城县西北大明城），为第五国都。到蒙古南下伐金前，金朝已从鼎盛走向衰落，危机四伏，外强而中干。

铁木真称汗之前，蒙古部族长期受金朝的压迫和剥夺。蒙古的俺巴孩等首领，曾被金人钉死在木驴上。从此矛盾更为尖锐，结下世仇。铁木真在统一蒙古草原的争斗中，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先依附金朝讨灭了塔塔儿部，并接受金朝的封号"札兀惕忽里"（统领数部的首领），并向金朝纳贡。蒙古伐金，既有反抗民族压迫的一面，也有民族复仇的一面，但根本的还是成吉思汗不满足于只做草原王，而是要做中原的王，做整个中国的皇帝。成吉思汗立国之后，为获得金朝的承认，曾到净州向金朝进贡。金章宗派遣武定军节度使卫王永济前去接受贡奉。成吉思汗"见永济不为礼"（《元史·太祖纪》），以显示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但金朝仍把蒙古看成自己的附属部族，不承认蒙古的独立。这次会晤以破裂告终。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金章宗病死，卫王永济继位。第二年，新皇帝派使臣赴蒙古，要成吉思汗跪拜接旨。成吉思汗却把那位昏庸无能的新皇帝痛骂了一顿，让金国使者羞辱回朝。从此，蒙金关系彻底破裂，掀开了蒙金逐鹿中原的历史。

1。七年侵金①乌沙堡--野狐岭--会河堡大战对蒙古侵金的意图，金廷官员早有戒心。平章政事徒单镒曾对金主建议说：蒙古用兵，历来是集中兵力进攻，如果我们分散防守，蒙古以聚攻散，必然散守者败。因此应收缩战线，集中防御，重点在昌州（今河北宣化县）、桓州（今河北蔚县、阳原与内蒙、山西邻近地区）、抚州（今河北张北县）布防，这样可进可退亦可守（《金史·徒单镒传》）。但是，这个"三州布防"的建议未被采纳。当时金朝庭内的多数人还是认为，依金朝的国力，大可不必惧战自守。因而便有了乌沙堡--野狐岭--会河堡之战。

宋宁宗嘉定四年、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二月，成吉思汗在克鲁伦河畔聚军誓师，揭开了7年侵金战争的序幕。金军在北线可调动的兵力为40　至50　万。蒙军的兵力，依据当时编有95　个千户推算，约为10　万人。加上藩属诸部的杂牌部队，最多不超出20　万。参加出征作战的，当在十万之众。蒙古军出征后，首先越过大沙漠进入汪古部驻地。汪古部本来依附金朝，一直替金镇守外长城的净州界壕，后来投靠了成吉思汗。蒙古建国时，汪古部长被封为第88　功臣，命他率五个千户。可是这个情况，多年来竟不被金朝所知。这样，越长城南下的通道就为成吉思汗洞开。大军长驱直入，三月即进至金抚州以北边堡乌沙堡（今内蒙兴和县西北一带）。乌沙堡是金军为阻击突破长城的敌军所修筑的屯兵堡垒。堡垒以暗道相连，通向作为补充支援基地的乌月营，形成防御阵线。自三月至七月，蒙军经苦战攻克乌沙堡和乌月营。金军节节败退。蒙军分两路推进。成吉思汗亲率一路，相继攻克昌州、桓州、抚州；窝阔台等率另一路，连克武州、宣州、宁州诸城。

金廷在蒙军的滚滚铁骑攻击下，孤注一掷，将主力集中于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市西北）一带，与蒙军决战。金军的数量，以集结于野狐岭和后续增援军队计，一说是30　万，一说是40　万，一说是50　万，总之是数倍于蒙军。接到金军重兵集结的消息时，蒙军正在煮食开伙，成吉思汗急令部队倒尽锅中食物，跨马开拔，迅速抢占了野狐岭北面的山口。交战后，金军十分顽强，且兵力占优势，使蒙军受到很大损失。危急关头，大将木华黎号令所属，"彼众我寡，不拼死力战，不能克也"。成吉思汗命他带领冲锋突击队，率先冲入敌阵，大军随后全力压上。金军一时混乱，而蒙军却杀声震天，来往冲杀，越战越勇。这一阵拼杀，十分惨烈，双方伤亡都很大。但蒙军士气高昂，十分凶悍，终于将金军击溃。

金军溃逃，蒙军追杀，一直追到会河堡。蒙军在这里又同来援的金军大战一场，结果将溃军、援军一举全歼，金领军主帅完颜胡沙只身单骑逃入宣德（河北宣化）。这一仗，金军北线精锐之师尽被歼灭。当年金军曾以6　万人马战败北宋数十万大军。而在蒙军的铁马雄师面前，纵有数倍之兵力优势，却威风尽扫，一败涂地。此役后，金朝"亡可立待"。

②破居庸关乌沙堡--野狐岭--会河堡大战后，蒙军于当年年底长驱直入，越居庸关，逼进中都城下。金主卫绍王惊恐万状，准备离城南迁。由于城防坚固，守军力战，使攻城的蒙军损失不小，领军者别只得放弃攻城。金主这才定下心来。成吉思汗命者别移师攻击东京。者别对东京先是佯攻，而后撤出五百余里，做出放弃攻坚的样子。金军以为蒙军真的撤走，放松了戒备。谁知者别率军突然返回，每个将士都带两匹快马，一昼夜便杀回城下，打了金军一个猝不及防，很快攻克东京。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分兵攻掠金朝各地，"德兴府、弘州、昌平、怀来、缙山、丰润、海云、抚宁、集宁，东过平、滦，南至清仓，由临潢过辽河，西南至忻、代"，皆被蒙军攻克。但蒙军克城而不守，只是抢掠财物。各被掠占之地，待蒙军撤走后又被金军复得。

宋宁宗嘉定六年、金卫绍王至宁元年（1213年）七月，成吉思汗再度率大军代金。蒙军攻下宣德、德兴等州，在怀来（今河北怀来县），与金左丞相完颜纲、元帅右临军术虎高琪所率军队大战。金军战败，蒙军一路追至北口。天险居庸关，分南北二门口。北门称为北口，即今居庸关；南门称南口。两门相距40　里，其间两山夹峙，中有深涧，称为绝险。居庸关曾于两年前被蒙军一度攻克。此后，金军加强了守备，屯驻重兵，在关口铸铁为门，并在居庸关外百余里布设铁蒺藜。成吉思汗知强攻不是上策，派客台、薄察二将留在北口外，佯作攻击，自己亲率主力沿桑干河西行，绕道迂回，南入紫荆关。金军得知蒙军的迂回动作，派大将奥敦急驰阻击。但奥敦慢了一步，等他赶到紫荆关时，成吉思汗已越关而入，并派者别、速不台领军突袭攻克居庸关南口。成吉思汗率军与留下的客台、薄察会师。金守关大将投降，献出居庸关北口。

③克中都城蒙军二破居庸关，再次逼近中都，促使金朝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当年八月，胡沙虎发动政变，自称监国都元帅，率兵入皇宫逼卫绍王永济退位。九月，立完颜珣为帝（金宣宗），杀死了卫绍王。十月，胡沙虎又被术虎高琪所杀。在蒙军面前屡战屡败的金朝将领，此时却在朝廷内大动干戈，使金朝政局愈加动荡。成吉思汗留下部分兵力围困中都，将大军分成三路，在黄河以北的金朝国土上，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扫荡战。铁骑横扫今河北、山西、山东三省方圆数千里内的几乎所有郡、县。翌年春，各路扫荡大军会师中都城下。成吉思汗手下诸将都要求乘胜破城。但成吉思汗认为灭亡金朝时机还未完全成熟，攻城必然伤亡重大。他派使者进中都城议和。金宣宗本已无心再战，很快答应了议和条件。三月，派完颜承晖为使者，"奉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马三千以献。"（《元史·太祖纪》）完颜承晖带着贡奉送成吉思汗出居庸关。蒙古人得到大批缎绸、牛羊马畜和丰厚的财物，返回了大草原。

金宣宗被强勇善战的蒙古军吓得魂飞魄散，蒙军一撤走，便要迁都南下。左丞相徒单镒又一次进言道，聚兵积粟、固守京师是上策；退守辽东、以为后图是中策；迁都于四面受兵的南京实为下策（《金史·徒单镒传》）。同卫绍王一样，金宣宗没有听进徒单镒的建议，执意迁都。他留下太子完颜守忠驻守中都，自己率六宫出城，逃之夭夭。成吉思汗得知金室南迁，认为金讲和原是骗局，大怒而发兵。

宋宁宗嘉定八年、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春，蒙将石抹明等攻取通州，再次兵临中都城。二月，木华黎率军入辽东，攻打金朝的北京。金守将奥屯襄，率20　万大军出城迎战，与木华黎交战于北郊。结果金军大败，被斩首八万多级。这是蒙古军歼灭战的空前战果。金军惨败后，推寅答虎为主帅。这位主帅知道战不能胜，干脆献城投降。东北金军对中都的支援被切断。此时，许多郡、县守土将领纷纷向蒙军投降，中都已成一座孤城。金宣宗为鼓舞士气，对中都军民颁发一份诏书，要守城将士"思惟报国，靡有贰心"。并调集粮食，发兵一万赶往救援。但运粮军一支在霸州青戈一带被蒙军骑兵截击，一千多辆粮车被夺，背粮的部队被赶杀；另一支运粮军也在涿州以北被蒙军击溃。中都援绝粮尽，内外不通，城中出现人吃人的惨况，已成一座死城，守将弃城逃奔。蒙军兵不血刃开进城中。中都陷落后，蒙军挥师南下，相继攻下862　座金室城邑，黄河以北尽为蒙古之天下。

2。木华黎偏师经略中原侵金战争发展到宋宁宗嘉定十年、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金朝国土仅剩五分之一，败将残兵缩集潼关--洛阳--开封这一东西狭长地带。如蒙军继续攻击，席卷河南，攻克汴京并非难事。但正在这时西域又出了事，发生了花刺子模边将袭杀蒙古商队事件，促使成吉思汗率主力移师西征。八月，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将经略中原之事完全托付给这位爱将。

木华黎虽大权尽握，但所率军队却是一支偏师。其组成大致是：一万名汪古部骑兵，一万二千名蒙古探马赤军，加上归附的契丹军、乣汉诸军以及汉族的几支地主武装，兵马不过十万。要经营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对付金朝尚存的几十万军队，木华黎的力量显得薄弱了许多。对金朝来说，这正是重整河山、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但昏庸苟且的金宣宗，竟把金军主力调去南下侵宋，贪图小利，在大局上又输一着。直到金哀宗继位才改变南侵攻宋的方针，然而这已是七年以后的事情，争取战略转折的时机已不可复得。

木华黎按照成吉思汗的部署，"招集豪杰，勘定未下城邑"，"建行省于云、燕，以图中原"。他改变了蒙古以往秋来春去、掠城不守的作战方针，注意占领域邑，招募汉族地主武装和官员，安定百姓，将作战指导转为夺地安民，长久经营，以图入主中原。在这个阶段所进行的蒙金战争，出面交战的很多都是依附双方的汉族地主武装，而蒙金皆成为背后的驾驭者。宋宁宗嘉定十一年、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年）秋，木华黎自西京攻占太原、平阳等地以及忻、代诸州，先定山西，次定河北。嘉定十三年、兴定四年（1220年）进军山东，在黄陵冈击溃金军20　万。翌年四月、后年秋，金帝两次派使者赴西域向成吉思汗求和，都未达成协议。至后年年底，木华黎遣军攻潼关、击凤翔（今陕西凤翔县）、争夺关西。打了一个多月，未能攻克凤翔。嘉定十六年、元光二年（1223年）三月，木华黎从凤翔回师，渡河到闻喜县时得了重病，很快就去世了。

不久，金宣宗也病亡，金哀宗完颜守绪继位。金朝庭加强了对蒙军的作战。依附金朝的汉族地主武装一度活跃起来。金军陆续收复一些失地。木华黎的儿子孛鲁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他率军击退了金军在河北地区的反攻，旋即转战山东，于宋理宗宝庆二年、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完成了对山东全境的占领。这年蒙古灭西夏，金国朝野震惊。降蒙的地主武装乘势反攻，而附金的地主武装则分崩离析。木华黎制定的夺地安民、为经久之计的方针，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得以顺利实施，为蒙古最后灭金奠定了基础。

3。灭金之战成吉思汗病逝前，至死不忘讨灭金朝。在他临终遗嘱中，专门交代了灭金的战略方针："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元史·太祖纪》）后来，蒙古军正是按照这个方针，灭亡了金朝，统一了北方。①进军秦晋　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继大汗位，史称元太宗。宋理宗绍定三年、金哀宗正大七年（1230年）夏，窝阔台领军出征。拖雷率先锋军首先渡过黄河，袭取韩城（今陕西今县）等地，向凤翔挺进。年底，窝阔台命原在陕西作战的蒙军，袭取潼关，攻克蓝田关，以策应主力大军进攻晋南。窝阔台则亲率主力越过阴山，由山西东北角入晋。金廷急忙调兵遣将，在秦陇方向的京兆、凤翔、庆阳、平凉等州府要地加强了防御力量。翌年春，拖雷率军围困了凤翔。金廷和军中将领对如何解凤翔之围议而不决，当他们还没有在作战上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凤翔已被蒙军攻克。凤翔失守，金军军心进一步动摇，平凉府、庆阳府等都向蒙军投降。九月，窝阔台进攻河中府。金廷派元帅王敢领一万兵马驰往救援。蒙军经多年攻城作战，已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为减少强攻的伤亡，更多地采取了扫清外围，不求速胜，长期围困的战术，以压迫守军自行瓦解。金朝的一万援军被蒙军阻击，河中府孤立无援，终在十二月沦陷。

②假道伐金绍定四年、正大八年（1231年）五月，窝阔台按照成吉思汗的临终嘱咐，在官山99　泉（今内蒙卓资县北灰腾梁）召集诸将商议，决定分三路伐金。一路为左军，由斡陈那颜率领，从济南出发，南下至徐州，而后由西向东进军汴京。主力中军由窝阔台亲自率领，由孟津强渡黄河，从西向东攻击汴京。右军由拖雷率领，从凤翔出发，经宝鸡到汉中，而后西进至唐州、邓州，迂回汴京侧后。这一路，就是假道伐金之旅。三路大军约定于下一年春会师汴京。

拖雷领军进驻宝鸡，派使者到南宋国的兴元府（汉中），提出假道的要求。这时南宋国势衰弱，对蒙军假道伐金既不敢拒绝，也不愿轻易答应，只是以默许的态度，让蒙军直接与地方官员去交涉。兴元府守将桂如渊按朝廷授意答应了假道要求，引导蒙军出武休关进入汉中，然后沿汉水东进。但因蒙军强求兴元府为之供应粮草，桂如渊一怒之下杀了蒙古使者朔不罕，导致拖雷率三万大军渡过渭水，杀进了汉中。拖雷在部署大军东进时，顾虑背后的安全，于是分出部分兵力渡嘉陵江进入四川。连破四川北部敌对势力城寨140　座，消除了后背的威胁。年底，拖雷北渡汉江。金朝廷发觉蒙军企图，便派完颜合达、移刺蒲阿率军加强邓州（今河南邓县）防御。

蒙军渡江后，与金军在淅州以南30　里的禹山接战。金军步兵多、骑兵少，蒙军首先突击金骑兵部队。经三个回合的短兵相交，蒙军主动后撤30　里之外。拖雷将部队拉入一片枣林中，白天休整，夜间人不下马，使林外听不到任何动静。一连四天，金军不知蒙军转到哪里去了。当金军行至枣林后侧，蒙军突然杀出，抢劫了金军大批粮秣辎重。这时金军才明白，原来蒙军是缺少粮秣，难以持久，故使用这个计策。蒙军得到后勤补充，乘夜奔邓州城。邓州城池很坚固，守城兵力也加强了，相持到第二年正月初，蒙军也没能破城。拖雷见攻坚不成，便命蒙军绕过邓州北进，向汴京方向前进，连克南阳等城，大量烧毁金军屯集的物资。守卫邓州的金军惊恐万状，弃城而逃。蒙军乘胜前进。完颜合达、移刺蒲阿率2　万骑兵、13　万步兵来战。金军先以一万多骑兵抄蒙军后侧，使蒙军后卫部队受到很大损伤。拖雷的部将建议，"城居之人，不耐辛苦，数挑以劳之，乃可战也"。于是蒙军采取了疲敌战术，与金军接战即退，待金军一宿营就袭扰。金军被搞得疲惫不堪，只得在钧州三峰山（今河南禹县南）附近盘营。这时，天气变化，时雨时雪，风雪交加，金军不耐寒冷，许多士兵身手僵寒，举不起刀枪。拖雷将金军团团围困。而后又放出通往钧州的生路，在两旁设下伏兵。金军饥寒交迫，只得夺路逃生。追兵伏兵一齐杀来，金军溃不成阵，大部被歼。完颜合达只带数百骑逃进钧州城。这时窝阔台已克郑州，分出一部兵力赶来支援。两军相会，一举攻破钧州城。钧州三峰山一战，金军主力15　万全部溃灭，金主帅完颜合达败死，移刺蒲阿被擒。接着，潼关、许州（今河南许昌市）等地金军投降。一时哗变四起，汴京朝不保夕。

③攻陷汴京　宋理宗绍定五年、金哀宗开兴元年（1232年）春，窝阔台派使者到汴京，送上召降的文书。金哀宗一面安排讲和，一面加强城池守备。窝阔台见金哀宗并无投降之意，便下令攻城。当时的汴京城周围有120　多里长，城门14　座，城墙十分坚硬。在攻打汴京城的战斗中，蒙军大量使用了发射石块的火炮，但石头打在城墙上也只打出一个坑。金军则使用了"震天雷"，即在铁罐里装上火药，用绳子垂下墙去，点火在半空爆炸。这种武器使蒙古人很惧怕。蒙军连续攻城16　个昼夜，没有能打开城门。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城内城外遍地死尸。蒙军在城外筑城，决心长期围城。四月，金廷派使者出城，带着金玉绸帛等贡品，要与蒙军谈判求和。当时窝阔台已返回，留下速不台围城。他答应了金廷的乞和，暂时退兵。

金哀宗见死守孤城已无出路，又不愿投降，于十二月初将汴京交给诸将守防，自己弃京而去，跑到了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县）。速不台得知金哀宗跑了，立即进军围住汴京。皇帝出走，城内军心民心大乱。翌年初，守城元帅崔立发动兵变，杀了决心死守的官吏，向蒙军统帅速不台献城。汴京终于不攻自破。六月，金哀宗由归德迁到蔡州（今河南汝阳县）。九月，蒙军将金朝廷最后一个立足之地蔡州围困起来。南宋朝廷见金朝破亡在即，派出二万兵马、米30　万石至蔡州补充蒙军。十二月，蒙军和南宋军共同发动攻击，扫清了蔡州外围。至1234年一月，蔡州城内已草尽粮绝。金哀宗在绝望中嘱咐身边侍从：我死了以后，把我的尸体焚烧掉。随后悬梁自尽。

金国从阿骨打称帝至哀宗亡，传九代皇帝，留下120年的历史。金亡后，蒙古国与南宋国各自从河南撤回了军队。因两国有约在先，消灭金朝后，蒙宋平分河南，共享胜利成果。

（三）横跨欧亚两洲的西征作战成吉思汗在用兵西夏、大举攻金的同时，开始了西征中亚的战略行动，妄图征服更多的世界。自宋宁宗嘉定十二年、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至宋理宗景定五年、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的40余年中，蒙军共进行了三次横跨欧亚的大规模征战活动，铁骑所至，使许多国家遭到毁灭，无数人民蒙受刀兵之苦，在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

1。成吉思汗率军一次西征蒙古国第一次西征的主要作战目的，是讨灭花剌子模。花剌子模位于阿母河（经原苏联中亚流入咸海南端的阿姆河）下游，是当时中亚细亚的一个大国。它的疆域东北至锡尔河，东南至印度河，北至咸海、里海，西北至阿塞拜疆，西临报达（今巴格达），南滨印度洋，几乎占有中亚细亚的全部。"花剌子模"，在波斯语中意为"低平之地"。古代中国人对其有"火寻"、"货利习弥"、"火辞弥"等称。蒙古人称之为"撒儿塔兀勒"。"撒儿塔"是商人的意思；"兀勒"人具有伊朗和土耳其混血人的特征。花剌子模及其周围国家，居住着波斯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康里人等。花剌子模帝国的建立，主要是依靠突厥、康里部族的军事力量，由此形成了一个掌实权的突厥、康里军事贵族阶层，军权和地方政权大都由这个阶层中的人操纵。

当时，花剌子模人以经商著称，商人很多，常到蒙古草原做生意。而蒙古草原缺乏的正是衣饰和日用生活品，草原游牧人对这些商人是很欢迎的。正是看重这一点，成吉思汗起初对花剌子模颇有好感，希望两国加强沟通协作，使两国"臣民之间，得以互市"。花剌子模对东方草原的广大市场十分看重，把它视为牟取利益的天赐财源。两国曾互派使团进行和平访问，《多桑蒙古史》、《史集》、《世界征服者史》对此都有记载。但由于当时成吉思汗已经占有大半个中国，帝王之气常难掩饰。他在一份给花剌子模的国书中说："我知君势之强，君国之大。我知君统治大地之一广土，我深愿与君修好。我之视君，犹爱子也。君当知我已征服中国，服属此国北方之都突厥民族。君应知我国战士如蚁之众，财富如银矿之丰，实无须觊觎他人领土。所冀彼此臣民之间，得以互市，则为利想正同也"。（《多桑蒙古史》上册第2　页）国书中虽恳切陈言要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但称花剌子模国王为"爱子"，雄视天下之气溢于字里行间。这一点，不能不触怒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当时的花剌子模也刚征服大片土地，如日中天，并已怀有向东方扩张，创建更大帝国的野心。两雄都自视为天下第一，都有争霸之心，征战就不可避免了。至于大战之火由那一颗火星点燃，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成吉思汗派出一支商队到西域去，准备用珠宝、药材换回粮食、战马等军需用品，以备入主中原之战。这个大型商队有450　多人，赶了近500　匹骆驼。一路西行，到了花剌子模边陲城镇讹答剌城（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守城军将称商队有间谍嫌疑，把人和财物全部扣押，派人报告了摩诃末。《史集》记载摩诃末"没经深思就发出了杀死商人、没收商人财产的命令"。《多桑蒙古史》则记载说，摩诃末下令先把商队监视起来，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杀人越货。（《多桑蒙古史》上册92　页）总之，450　多个商人被拉到一块空地上，被大刀砍掉了脑袋。只有商队的领队侥幸逃过大难，跑回去向成吉思汗报告凶讯。成吉思汗立即召集四个儿子和诸将举行了会议，决定对花剌子模发兵。这个决定表面看是向花剌子模讨还血债，但深刻的原由还是为了拓展疆域，争夺更多的财物和奴隶。当然，作为威震四方的大汗，受到别国如此凌辱，成吉思汗也难免怒火万丈。他独自一人登上不儿罕山顶，摘下帽子，脱下大袍，向苍天行了大礼，据说一连三天三夜不吃不喝，跪在山顶上祈祷上苍赐给他力量，保佑他西征成功。①打通西征之路蒙古征讨花剌子模，必须经越两国间的另一个大国--西辽。辽，原是与北宋对峙的大国，是由契丹族建立的。后来女真族建立金国，与宋朝联合攻辽。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辽国覆灭。在辽国破亡的前一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看到辽国大势已去，就带着自己的亲信部属向西迁移，找到了新的立足之地，建立了国家，史称西辽，亦称"黑契丹"或"哈剌契丹"。地域在今中国新疆和原苏联的乌兹别克共和国东部一带。都城设在虎思斡耳朵（原苏联中亚托克马克以东楚河南岸）。耶律大石建西辽时，当地都还是些落后的零星部族，因而西辽很快站住脚并发展起来。再加上宋金征战连年，蒙古诸部争斗不息，在这块比较偏僻的地方，西辽国得以迅速强大起来。不仅周围小国，就连花剌子模也曾向他称臣纳贡。至蒙古征伐西辽的时候，西辽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铁木真在统一蒙古的战争中，曾消灭了一个大部族--乃蛮。乃蛮部战败后，乃蛮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古出鲁克）向西域逃难。铁木真曾派者别去追杀，但没有追上，屈出律跑到了西辽。当时西辽国王古儿汗（菊儿汗，直鲁古汗）年事已高，神智不清，加上屈出律善于笼络，使老国王很快喜欢上了这个投奔者，还把一个女儿嫁给了他。屈出律却恩将仇报，谎称收聚自己的残部以复兴乃蛮部，实际是想夺取西辽王位。乃蛮部族的散兵游勇不断到西辽会集，屈出律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暗中与花剌子模国王联络，要求帮他发动武装政变，夺权后，割让一部分土地作回报。这样，里应外合，古儿汗的王位被屈出律一举夺得。这是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的事情。从历史学的角度说，政权从契丹人手里转到乃蛮人手里，西辽国就此灭亡。但屈出律掌权后并未再建新的国家，因而后人仍称之为西辽。

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成吉思汗派大将者别率二万骑兵讨灭西辽。这不仅是为了歼灭旧敌屈出律，而且是为了扫除西征路上的一大障碍，因而成为第一次西征的序曲。

屈出律在他的政权得到巩固后，即暴露了他残忍暴戾的本性，开始向西辽原来的附属国进攻，并残酷压迫原西辽的臣民。西辽人大都信奉伊斯兰教，而乃蛮人信奉基督教。屈出律原是个基督教信奉者。但他的一个宠妃信奉的是佛教。这个妃子劝他放弃基督教，皈依佛教。于是屈出律下令，强迫人们放弃信奉伊斯兰教，而在另两种信仰中选择，要么信奉基督教，要么信奉佛教，改穿汉服，否则予以暴力驱赶。这下就引起了宗教矛盾，激怒了广大民众。者别率蒙古军攻入西辽后，便利用这一矛盾，向当地人宣布，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信哪种教都可以，尤其要保持自己祖先的宗教传统。同时宣布，蒙军到西辽是搜寻屈出律，决不侵害当地百姓。结果大得人心，广大的伊斯兰教徒、原西辽的文臣武将，都拥护蒙军剿灭屈出律的势力。者别率军浩浩荡荡攻至柯散城（原苏联中亚塔什干东南）。守将是原西辽国王古儿汗的部下。他早已对屈出律恨之入骨，见蒙军到来，便下令开城投降。者别率军顺利地进入西辽都城八剌沙衮（原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屈出律弃城逃跑，蒙军一路追杀。沿途城乡的穆斯林教徒自动组织起来，帮助蒙军对付屈出律的兵士。屈出律落荒而逃，狼狈不堪，最后逃到一个叫撒里黑库尔的地方，身边只剩下23　个随从，在山谷里迷了路。当地猎人抓住屈出律，交给了蒙军。者别下令割下了屈出律的脑袋。从此，西辽的大部国土归入蒙古国的疆域，西征花剌子模的道路被打通了。

②四路分兵大军压境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初夏，成吉思汗率十多万大军，从克鲁伦河畔出发，越过阿尔泰山。途经的一些小国都以"顺服之礼来拜见成吉思汗"，"加入蒙古军队助战"，使讨伐大军增至20　万。据耶律楚材《西游录上》记载，成吉思汗的20　万人马爬上了天山顶峰。"其山之顶有圆池，周围七八十里许"，即今赛里木湖，亦称天池。因道路不通，成吉思汗令全军驻扎天池周围，令二子察合台带一支部队修桥开路。经日夜抢修，伐木凿石，架起了48　座桥。这在当时是不小的工兵作业，如今仍存有32　座桥的遗迹。越天山后，大军加紧行进，于当年秋到达花剌子模边境。成吉思汗进攻的第一个目标选在讹答剌城。此城位于库车西北五百里，系边陲重镇。20　万大军旌旗蔽日，杀气腾腾开到讹答剌城外。因杀死四百多蒙古商人，结果引来20　万大军，负责守城的海儿汗既感后悔，又有些恐惧。

成吉思汗在这里将兵马分为四路：第一路由察合台、窝阔台率领，攻打讹答剌城。第二路、第三路由术赤等率领，从左右两翼攻取锡尔河畔的各个城镇，扫荡花剌子模边界。第四路为中军，由成吉思汗率领，直捣不花剌城。面对蒙古人的进攻，花剌子模国王早已作了防御部署。他将40　万骑兵的大部留在撒麻耳干地区，两万留在讹答剌，另有几万守卫各地重要城镇。花剌子模本有四十万颇有战斗力的部队，还有令蒙军胆寒的大象队，又是在本土作战，抵御20　万蒙军（其实蒙古军队只有十多万，另近十万兵马是一些附属小国的从征部队），本处于优势。但在战略部署上由于分兵把关，各自为战，被动防御，摆出一付挨打的架式，优势也就变为劣势了。留下攻城的蒙军四面围攻城池，守军十分顽强，坚守了五个月之久。海儿汗誓死不降，在一些部将逃跑的情况下，仍率领留下的勇士拼死力战。外城被攻破，就退到内堡继续坚守，最后只剩下海儿汗一个人，终于束手就擒。蒙军攻下讹答剌城后，把城中百姓统统赶到野外，然后将城池和内堡夷为平地。第二路军首先进至锡尔河畔的速格纳黑城（原苏联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图门阿鲁克邮站以北）。蒙军招降守城军民，但当地人拒不投降。蒙军一鼓作气攻击七天七夜。破城后杀尽城中幸存者。蒙军继续前进，攻占了锡尔河下游的几座城市，于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四月，兵临毡的城。市民们没有任何战斗准备，待蒙军架好越壕木桥和云梯时，才仓促投入战斗。蒙军很快攻进城内，再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甚至无一人伤亡。随后，蒙军又攻下邻近城市养吉干。同时，第三路军攻打忽毡（今塔吉克共和国列尼纳巴德城）。守将是花剌子模的民族英雄铁木儿灭里。当蒙军攻城时，居民都躲进内城堡。这个城堡修在锡尔河中央、河水分股的地方，高大坚牢，有几千名勇士驻守。蒙军的弩炮射程不够，就运石填河，企图逐步接近城堡。经几番激战，蒙军伤亡很大，十分疲劳，而城堡也难以长期坚守。铁木儿趁夜组织了70　只船突围。蒙军沿河追赶，并在沿岸设下重重阻截伏击的兵马。但骁勇善战的铁木儿敢于以寡击众，以弱抗强，在给蒙军以很大杀伤之后，突出重围。这是蒙军西征中首次遇到的顽强抵抗。

③连克一城两都花剌子模有两个都城：旧都玉龙杰赤（原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乌尔坚奇），又称花剌子模城；新都撒麻耳干（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除新旧两都外，最大而繁荣的城市就是位于新旧两都之间的不花剌城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剌）。成吉思汗的战役企图是：中间突破，拿下不花剌，切断新、旧两都的联系，再对两都各个击破。

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四月初，成吉思汗率中路军到达不花剌城下。守城军队有两万多人。他们见蒙古骑兵浩浩荡荡开来，十分恐惧，只坚守了三日，就想弃城逃跑。蒙军连日攻城，夜间正在休整，没想到守军会逃跑。突然见城门大开，人马冲出，以为是乘夜袭扰，急忙后撤，一时乱了阵营。守军一直向西南狂奔，蒙军这才醒悟过来，组织追击，在阿姆河岸边追上逃军，将这支溃不成军的队伍全部消灭。第二天，不花剌人开城投降。但仍有部分勇士不降，退到内堡坚守。"双方战火炽热。堡外，射石机矗立，弓满引，箭石齐飞；堡内，发射弩炮和火油筒"，"这样战斗了几天"（《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122　页）。成吉思汗下令把整个市区烧毁。守军陷入绝境，内堡终被攻破。蒙军将城墙、外垒统统荡为平川，所有青壮年人都被强征入军，随同蒙军攻打撒麻耳干等城。

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为保卫首都撒麻耳干，调集十一万军队加强防守，还配备了二十头披着铁甲的大象，这在当时相当于现代的坦克部队。从首都的城防看，防御体系很坚固，守城军队也很有战斗力。但总体的消极防御部署，很容易使蒙军对各大城市进行分割围攻。花剌子模完全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与蒙军在本土进行野战，但从国王到将领都没有这种勇气。当听到蒙军已向首都开来的消息，国王竟先逃跑了，致使军心动摇。成吉思汗探知都城坚固难攻，便先用几个月的时间进行扫清外围的战斗。攻打都城的战斗历时八天。总攻于第三日清晨发起，守军冲出城外对阵，双方都伤亡了一千多人。第四日，蒙军围堵各个城门猛攻，守军仍拼死往外冲，并使用了大象。但蒙军早有防范，集中火力射击大象，使这些大象负伤后往回跑，反倒踏死了不少后面的步兵。战至第六日，蒙军大队开进城内。第八日，肃清了坚守内堡的战士。经这次战祸，昔日繁荣的撒麻尔干，已是"颓垣绕故城"，"市井半丘坟"。

国王摩诃末逃出首都后，一直受到蒙军追击，最后逃到里海的一个小岛上，惊困交加，很快得了重病。他把传国宝剑交给长子札兰丁，让其继承王位。不久便死去。

这一年夏，花剌子模的旧都玉龙杰赤已是一片混乱。这时，冲出蒙军重围的铁木儿灭里来到玉龙杰赤，整顿军备，加强防御，使这个昔日的都城恢复了秩序。不久，札兰丁和两个兄弟也来到玉龙杰赤，使守军增至近十万人。铁木儿灭里率军出击锡尔河下游的蒙军，收复了一些失地。谁知局势稍有好转，又出现内讧，原驻旧都的突厥人、康里人将领发难，札兰丁和两个兄弟相继离开玉龙杰赤。旧都人心再度大乱。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大军进抵玉龙杰赤。开始劝降，守军拒绝。于是蒙军用十多天填塞城外沟堑后，发动总攻。玉龙杰赤横跨阿母河，中间有桥梁相连，城内饮水全靠这条河。蒙军一改惯用的火攻，派三千勇士首先占领大桥。此桥是城内居民生命所系，因此抵抗异常激烈。三千蒙军一度占领桥梁，但又被团团包围，经残酷的白刃格斗，三千人无一生还。这一仗鼓舞了守城军民的士气，以后一直坚守七个月之久，城外堆满了蒙军的尸体。成吉思汗大怒，认为术赤、察合台指挥不力，令窝阔台任全军统帅。在窝阔台指挥下，蒙军振作精神全力攻城，第一天就攻入城内，并焚烧街道。经七天七夜的街战、巷战，整个玉龙杰赤被蒙军控制。由于攻城伤亡惨重，蒙军进行了报复性的大屠杀，决阿母河堤引水灌城，玉龙杰赤人尽被屠杀，房舍尽毁，变成一片废墟。

④大战札兰丁攻克一城两都后，蒙军又袭掠沿途各地，于翌年春夏的几个月，扫荡了呼罗珊（今伊朗东北和阿富汗西北部）地区，征服了许多城镇。毁灭性的征城掠地战争，给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民带来灭顶之灾，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惨痛的悲剧。

扫荡呼罗珊的同时，成吉思汗派出一支三万人的部队去追击札兰丁。蒙军分兵之时，逃亡到哥疾宁的札兰丁却集中了十几万人的兵力。当蒙军追击到八鲁弯一带（今阿富汗喀兹尼附近）时，爆发了一场大战。札兰丁分出左、中、右三路军，自己指挥中军。蒙军骄横轻敌，盲目发起冲锋。札兰丁命令全军下马，一齐射箭，煞住蒙军骑兵锋锐，然后上马反击，命左、右翼包抄，自己一马当先率中军陷阵。蒙军溃败，死伤很大。这是花剌子模抗蒙所取得的一次大胜。可札兰丁的军队却为瓜分战利品发生内斗，至使十几万胜利之师四散奔离。成吉思汗则集结兵马火速赶来，优势又转向蒙军。两军在申河（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岸边展开血战。札兰丁一直战到只剩700人，仍然往来拼杀，最后纵马从高崖跳入申河，游向对岸。成吉思汗惊叹道："生儿当如斯！""没有见过世上有这样的好汉"（《史集》汉译本1　卷2　分册307　页）。后来蒙军虽追击搜索，一直追到古印度中部，也没抓到札兰丁。⑤乘胜远征者别、速不台本率军追击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摩诃末死后，蒙军并未停止征战的脚步，而是以追逐逃敌为借口，乘胜展开横扫欧亚两洲的远征。

远征军进军的目标，是扫荡钦察草原（原苏联乌拉河至黑海北钦察人居地）。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秋至翌年秋，蒙古远征军已经扫荡了伊拉克；击溃了谷儿只（格鲁吉亚）的一万军队，歼灭过半；三度兵临阿塞拜疆首府，迫其归降，首先解除了进攻钦察草原的后顾之忧。是年十月，蒙军一路攻城掠地，先后攻克阿尔兰重镇拜勒塞城，再次大败谷儿只，歼灭三万兵马，杀掠阿速部等地方王朝。嘉定十六年（1223年）春，蒙军进至原苏联克里米亚半岛，占领了萨波罗什城。钦察草原各部深感大祸临头，赶紧向斡罗斯（俄罗斯）人求援。当时的斡罗斯正处在诸侯割据时代，分裂为十多个公国。与钦察相邻的各公国也感到了蒙古人的威胁，决定与钦察部联合抗蒙。五月，斡罗斯联军与蒙军主力在迦勒迦河畔接战，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迦勒迦河之战。

斡罗斯各公国军队八万二千多人，加上钦察人军队一万多人，总数约十万众。联军数量虽占优势，却有明显的松散性，指挥难以统一。诸大公各自为战，谁都可以自行退出战场。大战爆发后，联军统帅层出现矛盾。基辅大公是联军首领，加里奇勇大公是实际组织者，都自恃高强，互不服气。当加里奇勇率军向蒙军攻击时，基辅大公按兵不动；钦察军抵挡不住后撤时，又冲溃了联军的营寨。这是斡罗斯军队首次与蒙古军作战。斡罗斯马匹高大强壮，但奔跑较慢；斡军少量使用弓箭石炮，擅长剑击，武器不如蒙军先进；在战术上，只习列阵格斗，不习机动作战，大兵团运动没有章法，因此在同蒙军作战时处于明显劣势。战斗激烈而凶残，联军指挥不灵，阵脚大乱，终被击溃，六个大公当场阵亡。加里奇勇曾有过横扫匈牙利、波兰军队的赫赫战绩，但在凶悍的蒙古军面前却难展雄风。他率败军逃过第聂伯河，破坏所有余下的船只，才保住性命。此役联军阵亡八九万人，蒙军损失也很大。在击溃联军主力后，蒙军马不停蹄围攻基辅。攻击三天之后，基辅投降。大战以联军惨败而告结束。

此后，蒙军在斡罗斯南路肆意焚杀，"沿途无抗者"，经伏尔加河进入不里阿耳境内，又经里海、咸海北部，东返与成吉思汗会师。这一年，经略中原的木华黎病亡，东方战争进展受挫。成吉思汗结束西征，率军返回和林。2。拔都统王族长子二次西征第一次西征班师后，成吉思汗把当时占据的土地分封给四个儿子：长子术赤，受封今巴尔喀什湖以西至咸海、里海的广大地区；次子察合台，受封今阿尔泰山以西、阿母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天山南北的西辽旧地；三子窝阔台，受封今巴尔喀什湖以东直鄂毕河上游的广大地区；最小的儿子拖雷，受封蒙古族的发祥地鄂尔浑河、克鲁伦河一带。蒙古灭亡金朝后，与南宋在领土瓜分上闹起争斗，进行了一些小规模作战。正在这时，术赤后裔的封地中亚细亚一带，以不花剌城为中心爆发了人民起义。为平定中亚，也为禀承成吉思汗开拓疆域的遗旨，窝阔台汗决定发动第二次西征。

①征战准备对二次西征，蒙古在各方面都作了充分准备。这时蒙古军队在实施大规模远征作战上，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具有很高的组织指挥和管理水平。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窝阔台下令全民动员，每十人调发一人西征，组成总兵力十至十五万的西征大军。全部兵马分为四个军：第一军，由拔都率领。拔都是术赤的次子，因长子让位，由拔都继承了术赤的封地。按蒙古世袭习惯，继承人即为长子。第二军，由不里率领。不里是察合台的长孙，因父亡故，所以他以长孙继袭父位。第三军，由贵由率领。贵由是窝阔台长子。第四军，由蒙哥率领。蒙哥是拖雷的长子。上列四军的司令官，分别是或被算作是成吉思汗四个儿子的长子，因而第二次西征也被称作"长子西征"。西征军总统帅由拔都担任。老将速不台为先锋，实际上是前敌总指挥，主持军务。翌年春，各路组建的新军向拔都统帅部报到。这年秋，由速不台率领的前卫部队先期抵达伏尔加河畔，担任警戒和掩护。而后西征各路军陆续到达伏尔加河东部草原地带，集结待发。这里草肥水美，正适宜远途跋涉的兵马休养整训。

关于西征军的后勤保障、战场管理，从美国历史学家兰姆士所著《蒙古人之西征》中，可以观其大略。书中写道：蒙古前锋部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并于一定距离之地，屯积粮草，沿途青草地，概经标定，以备大军到达时放牧。然后，满载战具及军需品之牛车，络绎跟进。同时又有大队中国技师，于管炮的炮队长统率之下，随后前进"。"与武装部队同时前进者，尚有其他诸种勤务部队，有通译员担任各种繁杂言语之通译，有中医及蒙古医，道路管理员。掌印办事之长官，不论职之文武大小，或路，或府，或州县官，皆为大汗制造占领地区之财产目录。蒙古军中，甚至于有一类军官执行军需品、损失及调整部队之职务。在军队后方，有牧人及木工建造畜栏，和连络西方新占领地与本国牛马驿站的茅屋"。"有若干妇女，乘坐于牛车上，随军前进，在路上治理膳食，在四无市镇之西比尔荒原中为军队服务。在宿营地中，有时且有戏剧上演，以娱乐士兵。演者带假须，著古装，歌唱听者所最熟悉之歌曲"。

②征斡罗斯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西征军在平定了花剌子模一带的起义后，第二次进入钦察草原。蒙军镇压了有东山再起之势的钦察部族，占领了钦察草原。钦察草原西北即是斡罗斯。14年前，蒙军曾大败斡罗斯联军。14年后，斡罗斯诸侯王仍内斗不止，毫不顾及对外患的防范。蒙军先向北斡罗斯进军，很快扫灭了一些小公国。大军开进弗拉基米尔大公国，直逼名城莫斯科。莫斯科建城虽已有百年历史，但城市的守备很薄弱。蒙军架云梯攻城，被守军一次又一次击退。战至第五天，老将速不台身先士卒，手举盾牌，用长绳活套套住城垛，攀绳而上，蒙军战将纷纷效仿，很快登上城墙。经一番白刃格斗，守军退下城去。城门被登城蒙军打开，大军一拥而入，莫斯科城失陷。

翌年冬，蒙军进逼北俄首府弗拉基米尔城。弗拉基米尔大公攸利第二紧急向基辅大公求援。他留下儿子率部分军队守城，自己带大军撤至北面的昔迪河畔。其意是想把都城留给蒙军攻打，自己领军机动于城北，一旦基辅大公援军赶到，即可南北夹击攻城蒙军。但这个企图并未实现。当求援的人马来到基辅城时，蒙军已迅速扫清了都城外围；当援军还未组织好时，蒙军已开始攻城。经七天七夜的激战，都城被攻破。守军退至一座大教堂内顽强坚守，蒙军久攻不下。速不台下令焚烧教堂，最后一批守军全部葬身火海。攸利第二见援军迟迟不到，只得率军来救。蒙军破城后立即向北追击。两军在途中相遇。斡罗斯军经不住蒙军冲锋，一触即溃，攸利第二被乱箭射死。此后，蒙军连下莫斯科外围12　座城，进军至斡罗斯最北边境。由于再向前都是森林和沼泽，蒙军转而向西南，找到水草肥美之地，休军屯牧。同时派出一支部队攻打郭尔在斯科城。守军异常勇猛，蒙军付出亡4000人、损三员战将的代价，也没能将城攻克。拔都大怒，派不里增援。经两个月的围城激战，终将这场硬仗打胜。蒙军屠城，血流成河，最后发现守城将领瓦西里已淹死在被血染红的水渠中。

蒙军攻打弗拉基米尔城时，基辅大公一接到攸利第二的求援信，作了一番准备，便亲率大军北上。由于路途遥远，行动缓慢，加上蒙军速战速决，机动神速，等援军开到弗拉基米尔时，蒙军已将该城洗劫一空，挥师而去。趁基辅大公北上，一个叫米海尔的小公国首领占据了基辅。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年），由于西征军中不里、贵由与拔都不和，窝阔台下令召长子贵由返回蒙古。蒙军在拔都率领下，继续向伏尔加河、顿河下游进击，扫荡斡罗斯东部后，又开进斡罗斯南部。基辅是南俄都城。蒙军迅速扫清基辅外围，只是在契尔尼果夫城受阻。守军不用弓箭和滚木，而别出心裁地用滚烫的开水往城下浇，许多攻城士兵被烫伤。蒙军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沸水防御，只得每人顶一张硬牛皮在头上，分成两个梯队轮流攻城。开水终究不是有效武器，契尔尼果夫城被攻克。大军进抵基辅城下，被第聂伯河阻挡。拔都派使者招降占据基辅的米海尔，结果使者被杀。蒙军无船渡河，只得暂在东岸扎营。在对峙中，米海尔惧战，带着家眷逃出城，经匈牙利跑到波兰去了。大将德米特尔成为守城主帅。寒冷的冬季来临，河面冰封，蒙军踏冰杀过河去。斡罗斯军击退了蒙军的几次进攻。但蒙军攻势不减，昼夜不停，很快冲破城防。城内军民奋力抵抗，激烈的巷战遍及全城。蒙军一度控制局面，可平静一夜后，市民、教士们又筑起新的街垒，继续与蒙军战斗。经反复争夺，最后一批市民、教士退进一座教堂据守。因进入人太多教堂倒塌，德米特尔负伤被俘。他被押到拔都面前，不低头，不下跪，不求降，挺胸而立。拔都同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一样，敬重忠勇的敌方将领，不但不杀，还给了德米特尔以优厚的待遇。攻陷基辅后，蒙军又占领了与波兰接壤的加里西亚国，并在这里集结休整，准备进军波兰、匈牙利。

③征波兰、匈牙利当时的波兰，北面与普鲁士为界，东西是加里西亚、立陶宛，南面隔喀尔帕阡山与匈牙利为邻，西接布兰顿堡、西里西亚。西里西亚当时未并入波兰，是波兰的附属国。匈牙利三面环山，一面濒临亚得利亚海。都城在多瑙河之滨，分东西两部分：河东是佩斯特，河西是布达，今合称为布达佩斯。波、匈两国隔山相望，唇齿相依。早在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速不台就曾向成吉思汗报告，他的远征部队在东欧地区发现黄种牧人，建议成吉思汗进军多瑙河，解救那里与蒙古人肤色一样的同胞。二次西征中，蒙军占领斡罗斯全境后，速不台对中亚的情况作了详细了解和分析，认为如不占据东欧，那么对斡罗斯的控制就很不稳固。他促使拔都定下进军波、匈的决心。同时，斡罗斯的很多败将残兵逃到了波、匈境内，这就给了蒙军以进击的借口。

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年）底，拔都派出一支部队进入波兰境内，专门收集各种情况，熟悉战场的地形。翌年一月，拔都已拟定出作战计划。他充分考虑到波、匈邻国可能会派兵支援，决定分三路进军：右翼军由贝达尔率三至四万骑兵，先攻击波兰、日尔曼、波希米亚，阻止这些方面可能对匈牙利的支援；左翼军由哈丹率领，向匈牙利东南推进，主要任务是牵制罗马帝国可能对匈的支援；拔都和速不台亲率中军，约六七万骑兵，分两个纵队向匈牙利腹心突进。三路军的最后攻击目标都指向佩斯特。为抗御蒙军的进攻，西里西亚大公亨利二世被推拥为主帅，汇集日尔曼、波西米亚、波兰三国的三万多军队，组成德波联军（亦称波、日、波联军）。联军编为五个军，西里西亚和波兰的精锐部队为第五军，由亨利二世率领。

蒙右翼军进入波兰境内，经一些小规模作战后，于当年九月与联军在里格尼志城附近相遇。双方兵力相当，但联军在武器装备、战术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蒙军。联军第一军首先向蒙军冲击。这个军是日尔曼的步兵，士兵身上只有半截铠甲，上半身裸露。蒙军佯作败撤，待日尔曼人追赶一程后，突然反击，集中用箭射击。联军第一军猝不及防，大部被歼，主将也被射杀身亡。波兰第二、第三两军急往增援。蒙军早已熟悉了战场地形，牵着从两翼赶来的援军转来转去，直到夜幕降临，蒙军不知去向。结果联军的两支援军和被击溃的第一军残部，互相打了起来。此时蒙军悄悄占领有利地形，待联军自相残杀一阵后，从四面发起冲锋，几乎将联军全歼。所剩第四、五两军，原被亨利作为预备队，见前三个军被歼，急忙出战，但经不住蒙军骑兵的冲击，很快溃败下来。亨利二世只带四骑逃脱，被蒙军快马追上，刺杀于马下。联军全军覆没。相传蒙军打扫战场时，把联军的每具尸首割下一只耳朵计数，整整装了九大皮囊。此役史称里格尼志会战。在交战之地，后来建了一个村庄，名为瓦勒思塔特，所以这一战也被称作瓦勒思塔特会战。

拔都率蒙军主力，在右翼军扫荡波兰的同时，攻入匈牙利。匈牙利国王别剌四世，已在位五年。别剌信奉天主教，不好争战。听说蒙军攻击斡罗斯，也不全力加强守备，只派出少量军队扼守边疆关口，用树木堵塞了道路。蒙军放火烧毁了路障，顺利开进，很快就到了距佩斯特只有半天路程的地方。大军驻扎下来，派出一支小部队到佩斯特城下挑战，诱守军出城。一连三日，守军见总是这些人马，便放心出城迎战。蒙军小部队佯作败退，将出城的守军引到一块沼泽地。匈牙利士兵身穿的护甲很重，纷纷陷入泥淖中。埋伏的蒙军四面杀来，将出城的军队全歼，仅剩四骑逃回城去。佩斯特城内大乱。国王别剌万般无奈，只得决心拼死一战。匈军乘夜突然出城袭击了蒙军营地。蒙军毫无戒备，慌忙溃退，直撤到赛育河以东。匈军追至河西，隔河与蒙军对阵。为防备蒙军以弓弩攻击，匈军用马车环绕四周，上面悬挂许多盾牌，如同筑起一座堡垒。河上只有一座石桥，匈军派一千多人守御。蒙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拔都率领，夜袭桥头堡，但被守桥军发现，偷袭转为强攻。另一路由速不台指挥，迂回下游，结木筏偷渡，从侧后包围匈军营地。这个战术很奏效，匈军被两面夹攻，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两路蒙军完成对匈军营垒的合围后，并未强行攻击，而是放开一个口子，让匈军夺路逃生，待匈军溃不成军时，再进行追歼战。结果匈军四散奔离，被蒙古骑兵斩杀于四野。只有别剌骑着快马，逃进了深林。赛育河歼灭战，于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四月底结束。蒙军大胜后，直逼佩斯特，围攻数日后占领了这座都城。

这年夏天，蒙军各路军会师于赛育河，驻营休整。至冬季冰封雪冻时，派出两支部队过多瑙河向西扫荡，并继续追歼别剌残部。进入奥地利境内的蒙军，曾进抵维也纳。在蒙古国第二次西征中，匈牙利全境除三个城堡没有攻克外，尽被蒙军占领。翌年四月，窝阔台汗死讯传到远征军中。拔都下令全军东返。他自知继承汗位无望，便一直留在西方，建立了钦察汗国。蒙古国二次西征，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蒙军在对波兰、匈牙利作战中都使用了火炮，将这种先进武器首次传入欧洲。蒙军退去后，西方的各教堂中又加了一项新的祷告：勿再触犯鞑靼人之怒。

3。旭烈兀挂帅三次西征蒙哥继汗位后，决心继续拓展疆域，命他的弟弟旭烈兀率军远征西亚。

主要目标是征伐波斯地区尚未臣服蒙古的木刺夷和报达这两个国家。其作战构想大体是：先灭木刺夷，次灭报达，而后扩张至叙利亚、埃及等国，在西南亚开建一个新的大汗国。据《多桑蒙古史》记载，蒙哥汗对旭烈兀西征作了明确的交代："应谨守祖父教训，并以祖父为榜样。此次征伐，对诸民族之自愿归顺者，善遇之。抵抗者则殄灭之。灭亦思马因人以后，应强迫报达臣服，然后回归蒙古。"蒙哥为组建西征军，下令各宗王从所属兵马中抽调十分之二，由旭烈兀统帅。西征军还随带千余名汉人工匠，负责管理投石机弩和火器。第三次西征的总兵力，史料无记载，只记有先锋军数量为12000人。由此推算，总兵力应有六七万人。西征军先遣部队于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年）出发。旭烈兀统率主力大军于翌年十月直指木剌夷。

①征灭木剌夷木剌夷是伊斯兰教亦思马因派的一个特殊宗教区。亦思马因，是古代伊斯兰教什叶派一个教长的名字。这个教长并未就任，他的儿子摩诃末继承传教，形成一个特殊教派。十世纪时，占领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的一部分。十一世纪，进而到波斯传教，逐渐发展势力，在里海以南占据了众多的堡寨，实际上形成独立的宗教国，位置在今伊朗西部。阿拉伯语称这个教派为木剌夷。木剌夷人经常出外暗杀抢掠，不仅在波斯诸城市造成恐怖，而且曾多次劫掠蒙古商旅。蒙哥当年随拔都西征，就对木剌夷之祸患深恶痛绝。蒙哥继位后，首先考虑的就是讨灭亦思马因教徒。

西征军先遣部队在大将怯的不花率领下，于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

进抵木剌夷境内。起初攻击比较顺利，凭着初战的锐气和先进的攻城火器，接连攻下几座城堡。但越向前进越困难。木剌夷境内地形复杂，许多城堡建在半山腰，周围凿岩为壕，易守难攻。蒙军在吉儿都苦堡受阻。守军居高临下，几番击退蒙军。由于城堡建在山腰上，弓弩、火器都打不到，优势的兵器无法发挥作用。怯的不花见久攻不下，就转强攻为围困，让手下一个叫布里的将军留下，自己率大部队攻打周邻城堡。守军见蒙军调动，火器都运走了，便在一天深夜发动突然袭击。蒙军仓促应战，兵马又少，被木剌夷军队冲杀，死伤过半，将军布里也被斩杀于乱军中。怯的不花闻讯火速回军城下，亲率部队围困城堡，而让其他将领率军四出攻掠。直到旭烈兀率主力军出征，这个城堡仍未攻下。但怯的不花的先遣部队经两年的作战，先后消灭木剌夷军队五万多人，给其以重创。

宋理宗宝祐三年（1255年）秋，旭烈兀率西征大军一路浩荡，到达撒马尔干（今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在此休整40　天后继续开进。至碣石城，波斯行省阿儿浑前来迎接。旭烈兀在这里派遣使者通知西亚诸王，与蒙古西征军协同消灭木剌夷。翌年初，大军渡过阿姆河，六月到达木剌夷境内。怯的不花所率先遣部队归建。旭烈兀详细研究了怯的不花收集的情报和作战经验，认为强攻不是上策，制定了招降在先，逐步消耗木剌夷实力的作战计划。他按兵不动，派使者前去招降。木剌夷首领鲁克那丁见大兵压境，顽抗难以持久，就派他的弟弟前去求和。而旭烈兀指名要鲁克那丁亲自来议和。他致书于鲁克那丁："只须履行二项条件，则汝父虐待蒙古人之罪可宥：一为尽毁所有堡垒，一为阁下亲来纳降。"鲁克那丁并不是真心议和，只是想拖延时间，等到冬季严寒降雪，驻兵野外的蒙军会被迫撤回。旭烈兀察觉到这一点，决心以武力解决。

十一月初，旭烈兀率军进抵麦门底司堡。他一面将蒙军分为北、南、中三军和一支策应支队，完成对城堡的包围；一面亲率诸将去侦察地形。当时已值冬季，粮草不足。旭烈兀召集诸宗王将帅商议战事。多数人认为，"待来春日暖，粮足，再为进攻"。也有的将领认为，"敌意在缓兵，冬寒缺食不足虑，应立时进攻。"旭烈兀决定立时进攻。旭烈兀将总指挥部设在附近最高山峰之上。蒙军就近伐木制造投石机，架在四周的山头上。各路军发起进攻，守军以弓弩顽强应战。战斗持续数日，天气异常温暖，并未出现严寒。鲁克那丁兵弱计穷，终于开城投降。旭烈兀厚待鲁克那丁，表示决不杀他，允诺将来仍让他当国王。旭烈兀为避免劳师力战，让鲁克那丁写下一道手谕，派使者分赴各城堡。各城守军见国王已投降，纷纷开城听命于蒙军。只有阿剌模特城誓死不降。旭烈兀带着国王亲自到城下喊话，仍无济于事。蒙军只得围城攻打。围城第四天，蒙军破城而入。在这个城堡中，蒙古人曾获得珍贵的可兰经书，以及一些天文仪器。这样，蒙军兵不血刃即征服了木剌夷。宋理宗宝祐五年（1257年）年初，鲁克那丁请求入朝蒙哥汗。蒙哥汗没有接见他，但传话让鲁克那丁回国继续执政。在返回的途中，他和一班文臣武将被蒙哥派的军校杀了。在木剌夷，亦思马因教派的人大都被屠杀，幸存者流散于各国。木剌夷被完全消灭了。

②征灭报达报达是建立于八世纪的伊斯兰教古国。因首都在报达（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就以报达为国名。公元749年，伊拉克地主阿布·阿拔思建立了阿拔思王朝，取代了倭马亚哈里发。"哈里发"，即伊斯兰教的最高教主，具有像基督教教皇那样的宗教权力，同时又直接统治报达国。信奉伊斯兰教的其他国家，都要向哈里发称藩，接受哈里发的册封。阿拔思王朝时期，兴尚穿黑色衣服，所以在唐代史籍中称报达国为"黑衣大食"。到旭烈兀进兵时，哈里发名谟思塔辛，在位已15年。

旭烈兀灭木剌夷后，将大军集结于哈马丹附近休整。宋理宗宝祐五年（1257年）九月，旭烈兀派使者到巴格达，要谟思塔辛效仿木剌夷国王，臣服蒙古，以避免兵戎相见。谟思塔辛看了旭烈兀招降的书信后，毅然拒绝。这时的报达国，政治腐败，巴格达城内虽有七万军队，但疏于训练，土气低沉，远不能同兴盛的蒙古国和强大的蒙军相比。而谟思塔辛对整个形势缺乏了解，竟给旭烈兀送去一封恫吓信。信中说："从来攻黑衣大食都城之各国主，无论其国势如何之强，终必得不幸之结果。本朝根基甚固，应延存至于世界末日。"（《多桑蒙古史》）旭烈兀没有理会这种空洞的大话，令全军备战，进兵巴格达。

旭烈兀得知巴格达城驻兵很多，就将原驻西域的部队调来，增加攻击力量。从哈马丹至巴格达，必须经过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的山地。这一带山高坡陡，山顶终年积雪。山中筑有打儿担克堡，是必经的关口。旭烈兀派怯的不花率一队精锐骑兵，袭取了这个险要的堡垒。通往巴格达的道路打通后，蒙军分兵三路：右翼由贝住率领，渡底格里斯河，从西北路进军；左翼由怯的不花率领，由东南路进军；中军由旭烈兀亲率，自哈马丹直抵巴格达。这一年的十一月间，三路大军同时向巴格达进发。谟思塔辛听说蒙军压境，派副掌印官艾伯格与将军费度丁，率军10000人驻守底格里斯河东，迎击蒙军。蒙右翼军前锋进抵河西时，被报达军发现，立即渡河交战。蒙军恐孤军深入，主动撤退与后续部队会合。费度丁老谋深算，懂得兵法，不准备轻易追击。但艾伯格见蒙军前锋人马不多，催促费度丁进击。两军在河沿岸边走边打。激战至夜，报达军宿营与蒙军对峙。贝住令蒙军士兵连夜挖一条壕沟至报达营地，扒开河堤引水冲击报达军。蒙军连续作战，第二天向报达军发起全面攻击，报达军被水围困，进退无路，全军覆没。费度丁战死，艾伯格只身逃回巴格达城。

翌年一月，蒙军三路兵马会合，围攻巴格达城。谟思塔辛动员全城军民加固城防，修筑街垒。巴格达城是黑衣大食的首都，也是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教城，它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当时已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蒙军在城外部署好兵力，就在河岸筑垒，然后挖掘堑壕伸向城廓，在城外安置好火炮、抛石机。这时，围城的蒙军粮食已快用尽。旭烈兀正想方设法筹集粮草，巴格达城内射出一支缚有书信的箭矢。这封信告诉旭烈兀，如果得到城中一名叫唵木郎的人，他会帮助蒙军找到粮食。旭烈兀立即以缓攻城池为条件，向谟思塔辛交换唵木郎。他被送到蒙古军中后，果然带人找到一个地仓，所得粮食，足够蒙军十五天的需用。在各方面准备就绪后，蒙军对巴格达发起攻击。很快，城门的戍楼被火炮轰坍。巴格达城郊石头少，蒙军就砍伐椰树代替炮石，抛向城中。旭烈兀令蒙军不急于强攻入城，而是保持对城中的压力。半个月后，报达投降。旭烈兀入城，把巴格达五百年积藏的金银珍宝全部运走。蒙古兵在城中杀掠七天，旭烈兀才下令止杀。谟思塔辛被处以不出血而死。阿里八都儿被封为巴格达城长官。唵木郎因献粮食有功，被封管领巴格达以东之地。黑衣大食王朝，传37　代，503年，至此破亡。

③继续西征　灭报达后，蒙军乘胜向西进兵扩展千余里。进至天方（即阿拉伯），又攻克、招降185　座城池。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旭烈兀率军进至叙利亚，分军三路进攻都城大马士革。但没能攻克。于是转而北进，又败巴尔干诸国联军。其间，旭烈兀分出一支部队，由汉人、火炮专家郭侃率领，渡海进攻富浪国（即塞浦路斯岛），使地中海诸国无不为之震惊。东罗马朝廷、西欧的许多信奉耶稣教的国家，纷纷派遣使者求见旭烈兀，与蒙古国联络，表示愿结联盟，共同对付伊斯兰教国家。旭烈兀率领大军进至亚洲西南端时，准备再进攻埃及。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蒙哥大汗去世的消息。旭烈兀命怯的不花镇守叙利亚，自己率军东归。第三次西征逐告结束。忽必烈继汗位后，将旭烈兀西征所征服之地，封为伊儿汗国。伊儿汗国统治的领域，南至波斯湾，北抵里海，以高加索山与钦察汗国相邻，东起阿姆河与察合台汗国为邻，东南抵印度边境，西至叙利亚。元世祖至元元年、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忽必烈专门派使者到波斯，册封旭烈兀为伊儿汗，统兵三万屯戍封地。从此，伊儿汗国在波斯传袭百余年。

（四）蒙古灭宋战争灭亡金朝后，蒙古并没有按照原来约定分给南宋以河南的广大土地，仅以陈蔡东南地归宋。南宋乘蒙军主力北返、河南空虚之机，发兵袭取了汴、洛二城。宋军这次攻势行动，因水灾泛滥、粮草断绝而兵马溃归，不仅没有达到收复汴京、洛阳、归德的目的，反致"兵民死者十数万，资粮器甲悉委于敌，边境骚然，中外大困"。南宋收复三京的贸然之举，给了蒙古征宋的借口。蒙宋战争于宋端平二年（1235年）拉开序幕。

1。窝阔台征宋1235年，窝阔台调集大军分三路南下伐宋。西路由次子阔端率军进入陕西、四川；中路由三子阔出和诸王率领攻襄汉；东路由大将口温不花与史天泽率领进军江淮。三路大军是由蒙古、契丹、汉族部队的精锐之师所组成。①鏖兵蜀中　西路军于当年十月进至今甘肃陇西县一带，旧称巩昌。原金朝大将汪世昌，这时才向蒙古投降。阔端将汪世昌的部队编入蒙军。翌年一月，阔端军自凤州出发。十月，在兴元西南的阳平关大败宋军，宋将曹友闻战败身亡。而后入蜀作战。四川战区辽阔，有20　多万平方公里，山多、林多、江多。除5　千多平方公里的成都平原外，绝大部分地区为山地和丘陵，"车不得成轨，马不得成列"，加之江河纵横，险关重重，这些对蒙古骑兵的优势都是很大的限制。窝阔台将蜀中选作伐宋的主攻方向，不仅战场条件十分不利，在战略上也是个不小的失策。

当时南宋面对强大的蒙古，基本上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兵力部署成一线配置，分兵把守东西延伸几千公里的两淮（西自湖北红安、东至黄海，北自淮河、南至长江）、京湖（大部在今湖北、湖南）、四川三个防区，而后方纵深则十分空虚，没有强大的机动力量。窝阔台企图向设防较弱的四川进行迂回作战，先取全蜀，再平江南。但四川远离南宋政治、经济中心，主力伐蜀，并不能震撼南宋的防御体系，既分散了兵力，又容易使主要力量陷入困境。好在当时四川制置使赵彦呐、陈隆之等，分兵把守各个城镇、关隘，没有利用天时地利进行机动作战，使蒙军虽在战略上失策，在战役上却未失势。蒙军入蜀后，首先攻打文州（今文县）。守将刘锐拼死守城，蒙军久攻不下。但文州城中没有水井，蒙军探听到这个情况，就切断了城外流入城内的水源。文州城断水半个月后被攻破。城内守军和百姓自杀、被杀的有数万人。文州失陷后，蒙军在蜀如入无人之境，一月之间连克成都等数城。这时，传来伐宋中路军主帅阔出身亡的消息。阔端无心再战，在大肆掳掠之后，放弃成都，还军陕西。宋嘉熙三年（1239年）八月，阔端命大将塔海率军再次入蜀，复取成都。塔海率军自新井（今四川南部县）入蜀。他令士兵打起宋军的旗帜迷惑敌人。宋军没有上当，杀出成都城迎战。当部队开出成都西门外时，士兵惧战，四散奔逃，成都再度被克，重庆府等重地也相继失陷。蒙军在蜀屡进屡退，并没有长期占据的打算。宋淳祐元年（1241年）十一月，蒙军第三次入蜀作战。成都守将陈隆之誓死不降，坚守数月。可他的部下动摇了决心，在一天深夜打开城门把蒙古军放了进去。成都再克，蒙军直逼汉州（今四川广汉县）。宋军三千守城将士出战，被蒙军杀败。蒙军攻克汉州后，除在翌年攻下叙州（今四川宜宾县），没有大的进展。

②攻略襄汉　蒙宋之间，横隔着近六千公里的长江和一千公里的淮水、汉水天堑。蒙古中路军攻击的方向，正是宋廷重兵配置的江汉。中路进军发起时间是宋端平二年（1235年）七月，自唐、邓进军，直指江汉，攻下宋郢州（今湖北钟祥县），掠获人、畜数万。翌年四月，阔出率军攻陷随州（今湖北今县）。秋季，蒙军攻陷宋枣阳军（元降为县，今湖北枣阳）、光化军（元降为县，今湖北光化县西北），以及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县）等城邑。十一月，阔出亡故于军中。十二月，蒙军攻打江陵。宋将孟珙领军赶往救援。孟珙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将领，他深知蒙军骁勇，不可硬拼，命部队每日变换旗帜和服装，夜间到处点燃火炬，使蒙军误认为宋军兵马强盛，不敢轻举妄动。宋军则士气高昂，在蒙军犹豫不定之际，主动出击，经几番冲杀，大胜蒙军。南宋军在江陵取胜后，衰落的士气一度振作起来。但襄阳守将却在蒙军进军不很顺利的情况下献城投降，蒙军兵不血刃夺取了江汉战略重镇--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汉水以南市区）。这使南宋的整个防御体系受到震动。宋嘉熙二年（1238年），宋朝廷任命孟珙为京湖制置使，在孟珙指挥下，宋军发动反攻，相继收复了郢州、信阳、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汉水以北市区）和襄阳等城。孟珙提出了以襄、樊为朝廷根本，重点设防的方针，加强了襄、樊的防御。为防备蒙军避开长江、汉水天堑迂回南宋战略后方，同时加强了湖南、湖北部分地区的防御，屯田备战，训练军队，为长期作战作准备。在孟珙的指挥下，宋军连年在江汉方面取得胜绩，京湖防区得到很大加强，使蒙军中路进攻难有作为。

③进军江淮　蒙古宗王口温不花率领的东路军，先是于宋端平二年（1235年）七月进取唐州，掩护阔出主力向江汉进军，翌年年底率军大举进入淮西。安徽、河南州县的守臣争相逃跑。只有真州（今江苏仪征）守臣邱岳顽强守备，在城外伏击蒙军，打了个胜仗。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蒙军攻克光州（今河南广川县），进逼复州（今湖北沔阳县）。守军以水师三千迎战，湖面上用船筑成水栅。蒙军一鼓作气攻破水栅，宋军溃败，守城军将投降。口不温花乘胜进取黄州。由于孟珙等率军驰援，蒙军被击退。转而攻击安丰（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守将杜杲很善于防御，蒙军采用强攻、火攻、筑坝围攻多种战术，都被杜杲指挥的守城军民击破。直到宋援兵从扬州赶来，蒙军才不得已而撤退。翌年九月，口温不花派察罕率大军进围庐州。企图破庐州后，在巢湖造船，编练水师，以备进攻江南。蒙军在庐州城壕外筑起土城，有的高度超过了城墙，长达几十里。庐州守将正是在安丰守备战中勇挫蒙军的杜杲，被宋朝廷派来指挥作战。这次宋军采用了火攻战术，并在城墙上架炮轰击蒙军筑起的高坝。火焚、炮击，使蒙军的筑坝围攻战术无法施展。杜杲在攻城蒙军疲惫时，果敢出击。蒙军败走，一溃几十里外。宋淳祐元年（1241年），元太宗窝阔台在一次豪饮极欢之后死去，享年56　岁，在位13年。在他死后的五年间，蒙宋战争基本休止。

2。蒙哥汗继命南伐窝阔台死后，成吉思汗的四个嫡子（术赤、拖雷、窝阔台、察合台）只剩下察合台一个了。察合台请窝阔台的王后脱列哥那暂理国政。不久，察合台也病死。窝阔台生前最爱他的第三子阔出。但阔出在宋端平三年（1236年）即死于征战中。所以，脱列哥那集诸王举行大会，推选长子贵由继承汗位（史称元定宗）。贵由执政不到两年即病死。汗位争夺再起烽烟。当时，成吉思汗四个嫡子的后裔宗王，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系。而拖雷这一支握有较强的兵力。拖雷正妻生四子，其顺序是：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由于蒙哥在汗位争夺中处在长子的有利位置，经过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在宋淳祐十一年（1251年）六月被正式推选为大汗。史称为元宪宗。

蒙哥汗鉴于南宋长江防线不易突破，故重新考虑伐宋的战略部署。此时郭宝玉建策："中原势大，不中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宋，必得志焉。"（《元史·郭宝玉传》）蒙哥采纳了这个意见，拟定了对南宋实行军事上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计划，即：在仍以主力西向侵略欧洲外，着力巩固河南、关陕新的占领区，并在东至淮水、西至汉水一线分兵屯田，筑城列障，作好伐宋准备。同时，先从西南进兵，占据大理（今云南）和吐蕃（今西藏）之地，迂回南宋大后方。尔后发兵南下，前后夹击，将南宋防线压缩至江淮一带，以求最后决战。

①　迂回大理　宋淳祐十二年（1251年）七月，蒙哥命忽必烈统兵进军大理。同年底，又命汪德臣领兵入蜀作战，为忽必烈进军大理开辟通路。翌年八月，忽必烈自甘肃临洮起兵，九月进入吐蕃境，尔后分兵三路：兀良合台领军出西道，抄合也只烈出东道，忽必烈自率主力走中道。蒙军主力经西番界山谷，疾奔二千余里，十月越大渡河至金沙江，全军乘木筏和革囊渡江。进军至大理城附近的白蛮地，主将迎降。十一月，忽必烈派使者前往大理城受降，使者被杀，忽必烈即领军进围大理城。国王段兴智昏庸懦弱，凡国事均交付权臣高祥决断。高祥惧战自保，乘夜率部属逃跑，段兴智也仓惶逃到昆明躲避，于是大理城不攻自破。蒙军诸将领以大理杀使者之怨，要求忽必烈下命屠城。汉人幕僚姚枢、张文谦进谏阻止。忽必烈命姚枢书止杀之令传于入城诸军，使全城军民免遭屠戮。平定大理后，忽必烈令兀良合台留下继续征服南方未平各地，然后亲率中路、东路两军班师。

西路兀良合台率军直入吐蕃。当地有民约30　万户，酋长畏惧蒙军，不战而降。兀良合台以吐蕃军为前锋，乘势进取其他诸部。宋宝祐三年（1255年），兀良合台率军攻克昆明，擒获大理国王段兴智。云南地区诸部族皆慑于蒙军兵威而纷纷降服。蒙军于二年之内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以及乌蛮、白蛮等37　个部落。而后，兀良合台奉蒙哥之命挥师入蜀，连破数城，击败宋将张都所率3　万兵马，在马湖江夺宋舟船200　只，打开了嘉定、重庆、合洲的通道，与先期入蜀的蒙军将领汪德臣军会师。

宋宝祐五年（1257年），兀良合台受封为大元帅，还军大理镇守。翌年攻占交趾（今越南北部）。至此，蒙哥实现了在云南地区迂回南宋的战略企图。

②蒙哥率军入蜀作战　自窝阔台汗以来，蒙军曾三次入蜀作战，都即取旋离，未作长留之备。蒙哥在其大包围的战略构想中，仍将入蜀作为主攻方向。在控制云南地区后，命先期入蜀诸军筑城守备，且耕且战，变游动战法为稳扎稳打。宋宝祐五年（1257年）秋，蒙哥亲率4　万人马入蜀作战。出征前，他对诸王诸将说："我的父、祖都成大业而享盛名，我也要这样干！"

蒙哥攻四川时，宋廷在蜀中的防御有了不小的加强。从宋淳祐二年（1242年）开始，宋朝廷委派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和总领。余玠总结了以往抗御蒙军的经验，筑成了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等10　余城，"皆固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但四川宋军只有四、五万战斗力很弱的部队，朝廷也没有调给其机动作战的兵马，因而在蒙哥汗的强锐攻击面前，只有招架之力。蒙军主力自六盘山（今宁夏南部）出发，三路并进。蒙哥亲率一路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蒙哥的异母胞弟末哥率领一路入米仓关（通过今陕西江中市西南川陕界米仓山的米仓道）；孛里叉万户率军入沔洲（今陕西勉县）。主力军入川后沿嘉陵江南下。宝祐六年（1258年）二月，蒙将纽璘率先锋军向成都进兵，击败宋刘整军，攻克成都。十月，纽璘率军进至渡马湖（今金沙江畔），接应蒙哥所率主力部队，随后蒙哥渡嘉陵江至剑阁县北，两军会合。蒙军在此击溃宋守隘军，继而进围鹅顶堡（今昭化县西南），守城宋将王仲出降。蒙哥率军以半年多时间，攻克、降服了嘉陵江沿岸的几个城寨，进围合州钓鱼城（今合川县东）。另两路入蜀蒙军在川西、川东也攻城掠地，连连告捷。这样，蒙军即对"川蜀之地，三分有其二"了。

③攻打鄂州　在江汉、江淮方面，蒙军战事不利。自窝阔台攻宋以来，由于江汉、江淮多有水域限制，大集团骑兵的作用难以发挥。而宋军多有水师舟船，与步骑兵配合起来，作战能力颇强。蒙哥见蒙古汉将张柔率汉军在江淮连年作战，无甚战绩，便于宋宝祐六年（1258年）秋，令忽必烈统一筹划江淮方向战事。开庆元年（1259年），忽必烈领兵渡淮。由于多年来水域渔民深受地方官吏压榨盘剥，因而在忽必烈进军时纷纷起来反抗宋地方官吏，向蒙军提供船只，充当向导，从而使忽必烈较为顺利地进围鄂州（今武昌）。忽必烈登香炉山俯视大江，见宋军以战船陈扼江渡，军阵严整。蒙军汉将董文炳对忽必烈说："长江天堑，宋所恃以为国，势必死守，不夺其气不可，臣请试之。"忽必烈即命董文炳率敢死士卒一百多人打头阵，令大队战船擂鼓鸣炮助威跟进，将士高呼冲杀以壮士气。蒙军一鼓作气登岸与宋军肉搏。宋军被蒙军气势所震慑，交锋后即溃败。忽必烈率大军渡江，进逼鄂州城下，并分兵直趋江西，攻入临江（今江西清江县），打下瑞州（今江西高安县）。宋廷急派宰相贾似道领军驰援鄂州。贾似道是南宋投降妥协派首领，他屯兵不进，反密遣使者向忽必烈求和，愿称臣割江北地，纳"岁币"银20　万两、绢20　万匹，被忽必烈拒绝。

这时，蒙哥攻打合州正遭到宋将王坚拼死抵抗，已连续五个月不能破城。蒙军伤亡惨重，又遇上痢疾病疫流行，战斗力大为削弱。攻城不下，反被困在合州钓鱼山下，军中大疫流行。宋开庆元年（1259年）八月，蒙哥因身负重伤而死在军中。九月，忽必烈虽得到蒙哥死讯，仍围攻鄂州。兀良合台已率军由交趾北上，自广西入湖南，包围了潭州（长沙），准备与忽必烈会师。到十二月，忽必烈得知阿里不哥有夺汗位的企图，急于北归争位，便匆忙地同意与宋朝廷议和停战，自己轻骑简从，拔营北返。鄂州之围解。兀良合台率军攻潭州，遇守城军民顽强抵抗，毫无进展。忽必烈撤兵北返后，亦放弃对潭州的围攻。蒙哥对南宋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企图，终未能实现。

3。忽必烈建元灭宋宋景定元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经燕京返回开平。他召集坦察儿等宗王大将，在开平举行选汗大会，自立为汗位继承人。忽必烈采纳了僧子聪等幕僚的建议，依据汉人封建王朝的传统，颁布即位诏，称皇帝，以表明他不仅是草原之王，也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继主。然而，他这样做违反了蒙古选汗的传统惯例，招致其弟阿里不哥和其他宗王的反对。于是阿里不哥针锋相对，随即在和林举行大会，被蒙哥诸子以及察合台一系的宗王拥为大汗。一国不容二王。这年七月，忽必烈亲率大军赴和林，讨伐阿里不哥。争位之战，终以阿里不哥的失败暂告休止。在此期间，忽必烈还平定了山东军阀李璮的武装叛乱。

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确立了他在蒙古贵族中的权威。他以汉地为根基、依靠中原地主的支持夺得汗位，并以汉地为中心建立元朝的统治。成吉思汗建国后，一直以族名为国名，称大蒙古国，没有建立国号。忽必烈称汗后（史称元世祖），建年号"中统"，未另立国名。宋咸淳七年（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在其统治地位日逐巩固时，才正式建国号为"大元"，下诏说："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翌年，忽必烈决定在大都建立元朝的首都。大都，即今北京市。金朝称中都，金亡后称燕京，忽必烈建元后改称大都。从此，大都替代和林，成为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

这时，南宋王朝依然偏安江南。这个小朝廷已兵衰财困，势在必亡。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汗位期间，蒙军暂无力大举南侵。但宋廷却相信贾似道"诸路大捷"的谎报，未作积极的作战部署调整。忽必烈遣使者郝经赴宋地，要求履行与贾似道密约议和之事。贾似道恐事情泄露，把郝经拘禁于真州（今江苏仪徵）。忽必烈汗位既定，便开始谋划伐宋之战事。他吸取前两位大汗征宋的教训，放弃了主攻四川的做法，采取了中央突破即先取襄阳、后浮汉入江、直捣临安的作战方针。自宋景定三年（1262年），忽必烈即命兀良合台的儿子阿术率军南征，进行了一些小规模作战。同时，鉴于以往蒙军几次南下不习水战的教训，建造战船5000　艘，编练水师7　万，使元军既有"北马"之优势，又兼"南船"之特长，为扫平三吴作好了准备。

①襄樊攻防战　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1267年），忽必烈调集诸路兵马，命阿术为都元帅与刘整领军伐襄阳。阿术军至虎头山扎营（今襄阳县西南）。刘整向阿术献策说："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若夺彼所长，造战船、习水军，则事济矣"。阿术采纳了刘整的意见，在围困襄阳城的同时，加紧调集、修造战船，演习水上作战的战法。阿术向忽必烈建议："所领者蒙古兵，若遇山水砦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进征。"元至元六年、宋咸淳五年（1269年）正月，蒙军向襄樊方向增兵，由汉军名将史天泽与蒙古宗王大臣前往谋划指挥。史天泽到襄阳后，见城防坚固难以速战速决，便提出断其粮道、长期围困之策。在襄阳城外围建垒筑城，阻断水陆交通。宋荆湖都统制张世杰率军破垒，战败于赤滩浦（今襄阳东南、汉江上）。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贵率师以轻舟载粮驰援，亦被阻于城外。此后，宋廷又组织了两次大的援襄行动。先于元年至元七年、宋咸淳六年（1270年）十月，诏范文虎总领诸路军驰援襄樊。翌年四月，宋援军与围城蒙军战与湍滩（今襄阳南），宋军战败。六月，范文虎再以两淮舟师10　万来战。时值汉水大涨，阿术将兵力布与东西两岸，夹江列阵，命水军顺流而下攻击宋军。范文虎军因逆水而战，十分不利，只得乘夜遁逃。蒙军顺势追击，缴获大量战船和武器。元至元九年（1272年）三月，元军（此时蒙古国已改号大元）攻破樊城外郭，守军仍坚守内城。时襄阳被围困已5年之久。宋廷再次组织援救，诏荆湖制置使李庭芝移屯郢州。李庭芝就地起造轻舟100　只，又出重赏招募勇士三千，组成一支突击队，命民兵"部辖"张顺、张贵率领，乘舟自汉水顺流而救襄阳。待汉水涨起时，三千勇士乘夜出江，拼死冲破元军在江中布防的舟阵，于黎明抵达襄阳城下。张顺战死，张贵率兵入城。城中久绝援兵和粮草，见一支船队冲破重围入襄阳，士气大振。但这支援军毕竟弱小，对解襄阳之危未起多大作用。张贵又派两名善潜水的勇士，冲出元军水障赴郢求救。至援兵来，张贵领兵出战，结果战败受伤，被元军俘杀。是年十一月，忽必烈命包围襄樊的元军先以全力攻樊城，最后逼迫襄阳守军投降。为破樊城，忽必烈将新造的"回回炮"送至前线。"回回炮"射程较远，威力颇强，在攻城作战中大显威力。元军一面在陆地攻城，一面在水上阻断襄阳的援兵，"以机锯断木，以斧断絙，燔其桥，襄兵不能救，乃以兵截江而去，锐师薄樊城。"翌年正月，元军攻破樊城。坚守樊城的宋将牛富，城陷时率不屈之士百余人与入城元军展开巷战。元军遭很大杀伤。最后牛富身负重伤，赴火自焚。襄阳久被围困，又见樊城被克，顿感唇亡齿寒，人心大乱，守将文焕巡城时，也禁不住南望痛哭不止。元军将攻打樊城的"回回炮"等火器移向襄阳。攻城前炮轰城楼，其中一炮击中谯楼，声如巨雷，城内军民惊恐，一些将领只身逃到城外。文焕见大势已去，终献城出降。

②血战大江南北　元军攻占襄樊，实现了中央突破的战略企图，宋廷大为震惊。此时南宋防御战线已与元军的攻击战线呈犬牙交错之势。宋军虽还占有建康（今南京市）、镇江、安庆、江州（今九江）、鄂州等沿江诸战略要点，但全线防御已是支离破碎，"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至元十一年（1274年）七月，宋度宗病死，谢太后临朝称制，贾似道弄权朝中，南宋颓败之势明显，已朝不保夕。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六月，忽必烈下诏南征，调遣各路军大举伐宋。

九月，伯颜以宋叛将刘整、吕文焕为先锋，率大军从襄阳水陆并进到郢州。元军攻下黄家湾堡，利用黄家湾溪水渡舟入汉水，巧妙地绕过郢州。然后顺流而下，连克沙洋、新城。十二月，元、宋两军在汉、鄂、阳罗堡、沙芜之间的大江南北展开血战，几十万宋军大部被歼，汉阳、鄂州守军投降。宋军兵败如山倒，长江南北沿岸各城纷纷投降。但常州（今江苏常州）军民拼死坚守，拒不投降。元军昼夜炮轰，数月未能破城。元军久攻后陷城。入城内仍遇数千守军顽强抵抗。宋兵战至6人，仍背靠背地拼搏。伯颜下令屠城，城内仅7人藏于桥下幸免。

元军乘胜下江淮，直趋宋都临安。宋廷一片慌恐，群臣上疏，要贾似道亲出督战。宋廷诏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至元十二年（1275年）正月，贾似道被迫率军迎战，调集各路兵马13　万出行。进至芜湖，遣使与元军议和。元军将领阿术、伯颜拒和。贾似道命孙虎臣率7　万精锐宋军进至丁家洲（今安徽省铜陵县东北），以战船2500　只列陈江中，自己率后军驻鲁港（今芜湖西南长江南岸），以图抗击元军继续东进。元将伯颜率步骑兵、阿术率战船水陆并进，与孙虎臣军会战丁家洲。两军接战后，元军火炮猛烈轰击宋军纵深中坚，数千艘战船乘风疾驶，排浪冲击。宋军军无斗志，方一交战便惊恐万状。孙虎臣在紧要关头脱离指挥位置，跑到其家眷所乘的船上。众兵士见后大呼"步帅逃跑了！"诸将无心恋战，互道："彼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见此状，不知所措，下令收军后撤。一时间，宋水陆两军大乱，元军乘势掩杀，宋军兵败如山倒水泄，战船、武器、军资大量遗弃，兵士被杀、落水而亡者不计其数，江水亦被染赤。贾似道与孙虎臣乘独舟直奔扬州。第二天天明后，丁家洲会战的宋军溃兵仍蔽江而下。贾似道命人登岸扬旗招抚逃兵，竟无一人响应，有不少兵士还边逃边骂。贾似道痛哭失声："吾兵无一人用命者"。丁家洲会战后，贾似道被宋廷废黜。

③攻取临安及追击益、广二王之战　战至五、六月间，元军已基本控制长江，完全控制了处于南宋防御体系中心的荆湖地区。加上其他各路元军的破城掠地，两淮、京湖、四川三个防区已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十一月，伯颜率军分三路进军临安。右军自建康出四安镇，攻打独松关；左军乘舟从江阴顺江而进，由海道经华亭至澉浦；中军由中道水陆并进。至元十三年（1276年）初，各路元军会集临安。在这种情况下，宋廷屡屡遣使与元军求和。元将既不拒和，也不休兵，宋廷"求和不得、欲战无力"，只得于万般无奈之间，作投降和南走闽广的准备。临安破城在即，张世杰、文天祥请宋廷南迁，自率临安城中兵将拼死一战，与临安共存亡。太皇太后不许。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宋谢太后和恭宗赵。。，奉传国玺和降元表投降大元。二月初，伯颜承制，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命范文虎等入城诏都督事。命程鹏飞取宋太皇太后手诏、枢密院檄文，传谕所剩州郡降附。三月初，伯颜率元军入临安城。攻陷临安后，元军俘宋恭帝、谢氏全氏两太后、宗室、官吏及各种图籍、户册、祭器、仪仗等北去。

此时围攻扬州的元军仍未能克城。宋守将李庭芝、姜才誓死抵抗。临安失陷后，几次拒绝宋太皇太后的劝降和忽必烈的招降。最后奉赵昰之命，李庭芝、姜才方留下朱焕守城，率兵至泰州（今江苏泰县）。朱焕待李、姜走后即献城降元。元军追击围攻泰州，将李庭芝家眷押至城下招降。李仍拒不投降。而后叛将打开城门。元军入城后捕杀了李庭芝和姜才。

宋驸马都尉杨镇等，乘朝廷混乱之际，奉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及嫔妃逃出临安。宋臣陆秀夫与张世杰等几经辗转逃至福州，拥立9　岁皇子赵昰作小皇帝，图谋抗元复宋。此时南宋所剩军队还有17　万人。右丞相文天祥被元兵押解北还时于中途逃脱，率义军进复江西。七月间，文天祥号召各地自行起兵，汇入江西抗元。忽必烈命元军一路自江西进攻福建、广东等地；另一路沿海南下，漳州、泉州、福州、广州等地宋军相继投降。至元十四年（1277年）四月，文天祥所率宋军自梅州进入江西，攻下雩都、兴国。元军收复兴国，文天祥败退南岭山中。陆秀夫、张世杰等在元军进逼之下由海道退至泉州。翌年四月，赵昰病死，张世杰、陆秀夫又拥立当时8　岁的皇子赵昺为小皇帝。六月间逃至海中的崖山（广东新会以南海中），作为南宋王朝的最后一隅。忽必烈任命张弘范为元帅，围剿南宋所余武装力量。元军乘船由海道袭击了文天祥的驻地潮阳，文天祥退走海中。张弘范的弟弟张弘正领兵追至五坡岭，文天祥被俘。元军攻张世杰不下，强迫文天祥作书招张世杰降，文天祥书写《过零丁洋诗》与元军。后元军将文天祥押解至燕京杀害。文天祥临刑前赋有《正气歌》。至元十六年（1279年）初，张弘范的水军至崖山，攻下广州的元军也来会合，击败了抗元宋军最后一支部队。一直跟随小皇帝的宰相陆秀夫，背着赵昺投海自尽，张世杰舟覆而亡。宋王朝终被新建的元王朝所灭。

元世祖忽必烈继承成吉思汗的遗志，领蒙、汉等各族武装进行了灭宋之战，终于"混一宇内"，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

五、元代军事制度及兵器（一）元朝建立以后的军事制度元世祖忽必烈占领中原地区后，借鉴和吸收"汉法"，对蒙古国的军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形成了更加完备的混合蒙古、中原和南宋多种因素、具有北方民族显著特点的军事制度。

1。军事统御机构忽必烈即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改变了蒙古国时期蒙古军分为左右两翼，大汗、宗王、万户长、千户长等一统到底和都元帅节制探马赤军、汉军的军事领导体制，在中央设立了枢密院，作为掌管全国军事事务的最高机构。同时，在边疆地区和中原腹心要地委派宗王出镇，在各省设立行中书省、行枢密院等机构，选派亲信大臣前往任职，代表中央政府实施对地方军事活动的具体管理，而出镇宗王则代表皇帝凌驾其上，双方互相监督和牵制。这样，就由枢密院、出镇宗王和行中书省等，构成了比较严密的军事领导体制。①枢密院　枢密院设于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是秉承皇帝旨意统一节制全国军队、处理朝廷军情要务的最高军事机构，并直接对皇帝负责。《元史·百官志》这样说：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凡宫禁宿卫，边庭军翼，征讨戍卒，简阅差遣，举功转官，节制调度，无不由之"。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到全国统一后，枢密院的基本职能固定下来。大体包括：--筹划军事部署。建立全国军事镇戍体系，布置和调整各地军队，设置各级统军机构，调集军队进行战争。--管理军队。掌管全国军籍，派员到各地检视军队，查阅军籍，制定军事法令、条例，奏报皇帝后颁发实行。--铨选军官。制定有关军官选任、升迁、袭职及俸禄、赏罚等规定，并具体实施。

--提供军队的后勤保障。安排军队屯田，为军队提供粮饷、衣装，为大的军事行动筹备军需物资。军队的马政、通信等，由中书省兵部负责；武器的制造和储存，由武备寺负责。这两个方面的事务不归枢密院掌管。

初设枢密院时，只置枢密使、枢密副使、佥书枢密院事等职。元廷非常重视对军权的严密控制，因此枢密使由皇太子兼任，作为枢密院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实际上处理军务的是两名副枢密使。至元七年（1270年），在副使上置同知枢密院事一员，作为枢密院的实际最高长官，由蒙古贵族担任。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在同知枢密院事上设知枢密院事。此后便形成制度，即由皇太子兼枢密使，太子缺位时枢密使为虚衔；知枢密院事为枢密院的实际最高长官。知枢密院原设一员，后来增至十余员，元成宗以后的各朝皇帝都在其中指定一名知院为诸院之长，总管枢密院事务。院官以下，还设有判官、参议、经历、都事等属官和院吏数十人。

担任知院的大多数是蒙古人，此外还有少数色目人（指哈剌鲁、钦察、唐兀、阿速、回回、阿儿浑等西北各民族人民），汉人和南人（原宋王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不能任此职。同知枢密院事的职务也基本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副使以下酌用汉人，如元初勋臣史天泽、赵壁、张易三人就曾任副使，后来就连副职也不用汉人。枢密院的主要官员由皇帝亲自择用，属官由枢密院自行选择，奏请皇帝批准，依旨任用。即使汉人在院作官，枢密院内有关军权和兵籍等事，也"不得阅其数"。据《元史·兵志》载："虽枢密近臣职专军旅者，唯长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国百年，而内外兵数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

对军情要务，枢密院直接向皇帝奏报。重大的军事决策，皇帝要召集中书省和御史台等中枢机构的官员与枢密院官员一同商决。皇帝每年去上都避暑，枢密院官员大多随行，只留副使或佥院一二人于大都，暂司本院事务。重要的公文和军情奏报都要转送上都，由跟随皇帝的院官处置。如发生突然事变，留守的院官有权调动军队和采取紧急措施。

忽必烈设立枢密院后，取消了蒙古军左、右翼万户长，蒙古各千户直接由枢密院节制和指挥。为保证草原地区军事活动的统一，朝廷常年委派一员知枢密院事坐镇漠北，就地处理军务。在战事频繁的西北地区，有时也派遣知院督领军务。

除枢密院外，元朝在中书省还设有兵部，也是中央军事机关，但职权范围很小，只"掌天下郡邑邮驿、屯（田）、牧（养）之政令"。

②宗王出镇　元朝建立前，蒙古国实行"裂土分民"的宗王分封制度。蒙古宗王在自己的封地内集行政权、军权、财权和司法权于一身，往往无视朝廷的政令和军令，从而对皇权的稳固构成了严重威胁。忽必烈即位后，采取收兵权、控制财政和司法权等措施，限制已经受封的宗王，同时果断地将宗王分封制改为宗王出镇制。

从至元四年（1267年）开始，忽必烈继续把自己的四个儿子忽哥赤、那木罕、忙哥剌、奥鲁赤，封为云南王、北平王、安西王、西平王，分别镇守云南、漠北、陕西和吐蕃地区，不再封给他们蒙古千户和封地。这些宗王被授予节制当地所有军队的权利，平时只在名义上有管辖军队之权，就镇地区内的军队由朝廷设置的军政机构管理；如有战事，则为最高指挥官，即按照皇帝旨令统帅诸军作战。全国统一后，宗王出镇制度进一步完善，在哈刺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辽东等边疆地区和鄂州（今湖北武昌）、扬州等重镇，都先后设置了出镇宗王。出镇的蒙古宗王，基本限于忽必烈的后裔，其选派、移镇和承袭都由皇帝决定；如有"失律"、"僭越"乃至"谋反"等行为，朝廷即可将其撤罢，召回治罪，另择他人前往。

③地方统军机构　元代的地方统军机构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完善的过程。忽必烈即位后，鉴于都元帅兵权过重，即采取设置统军司等措施予以分权，后来又改为行中书省，以行中书省节制统军司，统军司掌管各万户军队。在对宋战争中，忽必烈又对地方统军机构进行了较大调整，将河南、山东等地的行中书省和统军司改为行枢密院。战争结束后，在江南地区分设行中书省，下置各道宣慰司，掌管军民政务。全国统一后，行中书省成为常设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立了河南、江浙、湖广、江西、四川、云南、陕西、甘肃、辽阳、岭北十个行省。各行省下设统军万户或元帅府，掌管镇戍军队。行中书省本来统管军民政务，但忽必烈在位时又陆续设立行枢密院，分行省军权。这种行省、行院并置的情况，显然不利于地方的军权统一。元成宗即位后，采纳群臣"兵柄一归行省"的建议，以行省统军，不再将行枢密院作为地方常设的军事指挥机构，形成了各省平章掌管地方军务、行枢密院只作为临时性军事指挥机构的基本体制。这一体制在成宗以后的各代一直坚持了下来。各行省设立两员平章兼管军事，总督本省军马，平章以下的行省官员非经朝廷特别许可不得过问军事。行省平章秩从一品，大都由蒙古人担任，有时也用色目人，汉人不得任职。行省下属的军府，分为万户府（或元帅府）、千户所、百户所三级。在远离行省中心的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宣慰司，掌管军务和民政，有战事则兼都元帅府或管军万户府。各行省军队的调动，需经枢密院批准。行省内军队镇戍、屯田的地点和军府的增减，也要由行省平章和枢密院官员协议确定，并报皇帝批准。某一地区发生战乱，先由枢密院传旨所在行省平章，调遣军队镇压；如不行，则再传令附近行省发兵会剿。

行枢密院作为常设地方军事机构被撤销后，有时在战事频繁的地区还作为临时性的指挥机构存在，就地节制军事，常冠以地域的名称，一旦战事结束就"事已则罢"。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文宗天历二年（1330年）设立的岭北行枢密院，是为出镇漠北的知枢密院事设立的一个常设机构，在漠北专掌军务多年。

2．军队种类及编制元朝的军队按组织系统，划分为中央宿卫军和地方镇戍军两大类。"宿卫诸军在内，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按军队成员的不同，又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军队总数在文献资料中未明确记载，据各方面情况推算，大约有百万人左右。

①宿卫军　元朝的中央宿卫军由蒙古国时期就有的怯薛组织和新建的侍卫亲军构成。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把大汗卫队扩充至万人，编成名为"怯薛"

的禁卫军。怯薛直接与皇帝发生关系，主要掌管宫城和皇帝大帐的防卫。忽必烈即位初年，其幼弟阿里不哥在漠北称汗，原来的怯薛军一部分归属于阿里不哥，一部分属于忽必烈。忽必烈随即从属下的蒙古千户中征集了一批卫士，使怯薛军又达到了1　万人。作为护卫亲军，怯薛建立在严格的贵族制基础上。按规定，入选怯薛的条件是：凡万户、千户、百户、那颜以及白身人（指无功名的人）的儿子，弓马娴熟、相貌端正、忠诚可靠者，皆可入选。参加怯薛，被视为特殊的光荣。怯薛军士开始只能从蒙古贵族和牧民中选拔，但后来色目人、汉人乃至南人也大量涌入，朝廷不得不多次进行"沙汰"。怯薛军的定额为1　万人，但经常被突破，多时曾达一万五六千人。由于其地位和待遇特殊，因而成为政府的一大负担。《元史·兵志》讲：朝廷对怯薛"每岁所赐钞币动以亿万计，国家大费每敝于此"。朝廷为减轻经济负担，对怯薛经常进行裁减和核定人数。至元文宗时，怯薛宿卫有1.3　万多人。侍卫亲军始建于中统元年（1260年），其职能类似历代王朝的中央禁军，由皇帝亲自掌握，归枢密院掌管。主要负责元朝大都和上都的安全和"腹里"的镇戍。（腹里是指元中书省直辖的地区，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和内蒙古部分地区）侍卫亲军还是朝廷的常备精锐部队，随时可以派出去执行镇压起义、叛乱和守卫要害地区、抵御外来侵扰的使命。侍卫亲军的规模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第一个卫军组织称为武卫军，约3　万人，其士兵来源于中原各汉军万户属下的军队，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统领。以后又改名为左、右翼侍卫亲军，左、中、右三卫，兵员有所增加。至元十六年（1279年）全国统一后，忽必烈大规模扩充侍卫亲军，并按照卫军士兵民族成分的不同，分别编组成汉人卫军、色目卫军和蒙古卫军。汉人卫军以汉人为主体，是以原来的左、中、右三卫亲军为基础扩充起来的，先后设置有前、后、左、中、右五卫，武卫、虎贲卫、忠翊卫、海口侍卫等卫军机构。色目卫军是忽必烈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着手组建的，抽调各军色目人之勇悍者"聚为亲军宿卫"，先后设置的唐兀卫、钦察卫、贵赤卫、西城卫（亦称阿尔浑卫）、康里卫、阿速卫、隆镇卫、龙翊卫、斡罗思卫等卫军机构。蒙古卫军是由蒙古人组成的，设有蒙古侍卫、宗仁卫等卫军机构。此外，还在东宫（后转给后宫或枢密院）之下设立了几个卫军机构。至元文宗朝末年，侍卫亲军中设有近30　个卫，总人数逾30　万，其中汉军士兵约占三分之二。这些卫军中，还有一些专职卫队，如专供大朝会用的围宿军，大祭祀用的仪仗军，巡幸护驾的扈从军，守卫皇帝财富的看守军，夜间巡查的巡逻军，保护漕运的镇遏军，修治城隍的工役军，负责催差、押运、屯田的军。由于侍卫亲军多是由元军中的精锐士兵组成，具有较强的作战能力，因此成为元军的中坚力量。②镇戍军　元朝的地方镇戍军队，由驻牧在草原上的蒙古军和分散在全国各地镇守的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等构成。

--蒙古军。全部由蒙古本族人组成，是元军的主力战斗部队。据《元史·兵志》记载："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千户组织是蒙古军的基本组织形式。由于战争的需要，蒙古军不断扩编，至元朝后期，据称有48　万人。元廷被明军逐出中原后，在几十年中仍能与明朝抗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在北方草原保留着一支数量可观的有战斗力的蒙古军队。

--探马赤军。"探马赤"一名，来源于突厥语的"答摩支"和契丹的"挞马"，意即"扈从官"和"前锋之士"。探马赤军是元军的精锐骑兵，又称"重役军"或"先锋军"，专门担任攻坚冲锐或镇守战略要地等艰巨任务。其成员主要是从蒙古、色目部族中挑选而来，也有少量汉人，但核心和骨干则选自蒙古兀鲁兀、忙兀、弘吉剌、亦乞烈思和札剌儿漠南这五个部族，所以有时人们也称探马赤军为蒙古军。宋朝灭亡后，一部分原在中原地区镇戍的探马赤军被调入京城，编组成蒙古侍卫和东宫蒙古侍卫；其余大部分则被朝廷调遣至山东、河南、四川、陕西以及江南、云南和西北地区的要害地区镇戍。

--汉军。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不断有大金国的契丹、女真及汉人军队归附蒙古汗国，加上以后在新征服地区招募的军队，就成为广义的汉军。太宗窝阔台称帝后，用蒙古军制来组织北方汉人部队，"发民为卒，是为汉军"。在汉军中，契丹人是主要成分，此外还有乣人、女真人、山后（今山西、河北两省内外长城之间的地区）汉人和中原汉人。后来在征战中契丹人损失较多，只得从中原汉人中进行补充扩建。忽必烈即位后，曾从中原地区签军近20　万人，补充汉军。全国统一后，元廷对汉军和原来隶籍于蒙古军的部分色目人军队，加上分编在各军中的新附军人，重新进行了编组，设立近百个万户府、元帅府分管这些军队。由于有探马赤军屯戍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等腹心要地，汉军等大多镇戍长江以南各省，只有少数军队留在江北。在元王朝的军队中，除蒙古本族军、探马赤军外，汉军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新附军。元灭南宋后，有许多降军归附。对这些南宋军人"堪以当军者收系当军，依旧例月支钱粮"，"不堪当者，官给牛具、粮食，屯田种养"。这些由继续当兵的原南宋军人组成的军队，叫新附军。比如，在襄阳和崖山之战中，南宋军队被元朝整编的新附军就有十多万。对这样一支数量很大、训练有素的军队，元朝统治者既不敢轻易杀降，又不敢轻率遣散，实际上是很不信任的。平时将他们分编于侍卫亲军各卫和各地镇戍军，每有战事发生，则首先被调发出征。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元朝命宋朝降将范文虎率10　万新附军出征日本，结果几乎全军覆没。经过多年的战争消耗和自然减员，新附军人数量日益减少，至元朝后期，新附军的名称已经很少有人提到了。

在上述四种镇戍军中，元朝统治者最为信任的是蒙古军和探马赤军。《元经世大典叙录·政典总序》中说：朝廷"以蒙古军驻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汉军、探马赤据汉江之南，以尽南海，而新附军亦间厕焉"。由此也可以看出元朝统治者对不同军队的亲疏倚重关系。

除上面讲到的四种地方镇戍军队外，元廷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编组了一些乡兵，如辽东的乣军、契丹军、女真军、高丽军、云南的寸白军，福建的畲军、湖广的土军、黎兵、侗兵、徭兵，吐蕃地区的土蕃军。这些军队由所在行省设军府管理，主要担负维持地方治安、缉捕盗贼之责；需要的时候，也要被调出征或镇戍其它地区。

此外，元朝还有一种无军籍的"答剌罕军"，汉人称为"乾讨虏军"。

这类军人有战争时临时召集，不入兵籍，朝廷也不给粮饷，其任务就是随出征大军掳掠钱粮，战争结束即遣归原籍。由于其成员多为无赖之徒，带有很大的破坏性，所以元廷常常三令五申，加以约束。

③兵种　元朝的军队分为陆军和水军两大类，以陆军为主。陆军中有骑兵、步兵、炮兵、弩兵和工兵等兵种。蒙古军、探马赤军及侍卫亲军中的蒙古卫军、色目卫军，主要以骑兵为主；汉军、新附军及侍卫亲军中的汉人卫军，以步兵为主。制造和使用攻城炮具的工匠军人被集中起来，编成炮军，亦称炮手军。元军单独编有"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和炮手万户府，也有隶属于其他万户府的炮手千户所。五卫侍卫亲军中，都设有弩军千户所，是专业的强弩部队。武卫亲军和上都虎贲亲军，主要担任修筑城防工事的任务，是当时的工兵。各军中擅长水战的人也被集中起来，编成水军，也叫水手军。元朝的水军在灭宋过程中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在围攻襄阳时，忽必烈采纳部将关于"围守襄阳，必当以教水军、造战舰为先务"的建议，大力发展水军，"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可见当时的元朝水军已有相当的规模。在元灭南宋的五次重大战役中，即襄樊之战、破夏贵大军阳罗堡之战、破贾似道大军的丁家洲之战、破张世杰水军的焦山之战以及最后的崖山海战，水军或与陆军协同作战，或单独作战，显示出元朝水军在造船、训练、作战和指挥上都很有成就。元朝水军还曾两次远征日本，虽未成功，但也表明其力量及航海技术已具有远洋作战能力。元军设有"蒙古回回水军万户所"，管领水军。水军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元史·兵志》载："择濒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兵阅习，伺察诸盗"，又于"钱塘扼海口"处，"置战舰百艘，海船二十艘"。

④军队编制　元军的编制基本上还是沿用蒙古旧习，按十进位编组。十人为一队，十队为一百户，十百户为一千户，十千户为一万户。万户是元朝军队组织的最高编制单位，但实际上所辖人数常常不满员。万户府分为三等，七千人以上称上万户府，五千人以上称中万户府，三千人以上称下万户府。千户、百户也分为上中下三等。

3。兵役制度在建立元王朝之前，蒙古实行的成年男子皆兵的制度，即15　至70　岁的男子，不分贵贱，不管家中人口多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因此，有人说"其军即民年十五以上者"。进入元朝后，在蒙古各部中仍实行这一传统兵役制度，而对其他民族则采用军户制。

①军户制　所谓军户制，就是由国家强行指定一部分百姓承担服兵役义务，这部分居民的户籍与其他百姓分开，另行管理。元朝政府对军户户籍控制十分严格，除"贫乏无丁者，得以放罢为民"和少数为朝廷服务的名医、种麦能手可以免除军籍外，其余民户一旦被签发为军户，即要永远出人服兵役，不得更改，父死子继，世代为兵。"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阵者，复一年；贫不能役，则聚而一之，曰合并；贫甚者，老无子者，落其籍；户绝者，另以民补之。"这就是说，在元朝，只有兵户要服兵役，其他人户无此义务。军户制实际上是一种世兵制。

蒙古国灭金后，便在自己所控制的北方广大地区进行人口调查，据此制定了赋役制度。当时，有不少家庭既要出人当兵，又要承担各种赋役，负担很重。为改变这一情况，蒙古国采用史天泽关于兵民分治的设想，即指定一部分百姓充当军户，专门出人当兵，在赋役上给予减免和优待。这一制度推行后，既保证了兵源的稳定，也使其他百姓能安心生产，承担赋役。后来，元朝统治者继续实行这一制度。凡签定为军户的，政府在赋役方面都给予豁免和优待。如规定军户"限田四顷，以供军需，余田悉纳赋税"。也就是说，每个出兵的军户可免交四顷地的税粮，这四顷地就叫做"赡军地"。元代北方地税每顷3　石，四顷地总共可免交12　石。这些本应交纳的税粮，就作为军人购置装备和生活的费用。此外，军户还可免去科差、劳役等负担。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曾下诏规定："军户和雇和买杂泛差役，除边远出征军人全行蠲免，其余军户有物（力）之家，奥鲁官凭准有司印信文字，官给价钞，和雇和买依例应付，无物（力）之家不得配椿科着外，据人夫、仓官、库子、社长、主首、大户车牛等一切杂泛，并行除免"。元王朝的各种赋役名目繁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杂泛，也就是夫役，即出人力、车牛等无偿地为政府办事；二是差役，即从民户中抽调一些人无偿从事政府所需要的某些职业，比如充当里正、主首等基层职事人员和管理各种仓库的仓官、库子。此外，元朝对那些由赋税所得不足以满足国家需要的物资，都要通过和雇和买的方式从民间征购，即政府以公平合理的价格雇佣百姓的车船或购买百姓的物品。杂泛差役、和雇和买，都是元王朝强加给百姓的沉重的封建义务。根据规定，对这两类义务，边远出征军人家属可以全部免除；其余军户免除杂泛差役，但要区别丁力财产情况，富有的承担和雇和买，贫困的豁免。尽管后来政策有所改变，但军户在这方面享有的特殊照顾却一直维持了下来。

元朝实行户等制，就是将全国居民依据财产和劳力的不同，分为三等九甲，也叫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签发军人和定立军户即以户等为根据，一般以中户充军，"上、下户为民，著为定籍"。这样，军户既可负担自身购办军马、兵仗、器械和盘缠等费用，又不至于使其他居民因承担军户赋役而增加负担。考虑到各军户财产和劳力存在较大差别，部分军户无丁或无力服兵役的情况，元朝政府还实行了正、贴户制。所谓正、贴户制，就是"以两户或三户合并正军一名"，也有"三户、五户并作一军"的。在这两三户或三五户中，"丁力强者充军，弱者出钱"，出人当兵的户叫作正军户，也叫军头，出钱资助的叫作贴军户。正、贴户均由政府指定，不能随意改变。如果正军户没有当兵的人丁，便由有丁的贴军户顶替，而由正军户出钱资助；一旦正军户有了合适的人丁，就要继续出军，并恢复原来的正贴军关系。军户履行服兵役义务，必须以"正身"应役，不得逃役或以他人代替。但事实上元朝民间常有"雇觅"他人替代的情况，有钱人家则干脆派"驱口"（即奴隶）顶名出征。政府虽严令制止，"募代者杖百"，实际根本不可能禁绝。有一次检查，一下子便查得募人代者11000　户；没有查到的就更不知多少了。军人如果在出征或镇戍时逃亡，就要到原籍勾取其兄弟子侄来顶替；如果在阵前战死，本户军役可"存恤"（缓征）一年，病死者可"存恤"半年，到期则要继续出人服役。作战期间，军人通常是没有假期的；战争结束后，出征军人一般可以放还一年或数年。侍卫亲军和屯田、镇戍军人，通常实行轮流休假的办法。

军户的武器装备，探马赤军户是自备；汉军军人则由政府发给冬夏装，配备武器，每人每月发给米五斗、盐一斤；新附军士的装备，全部由政府供给，每人每月发给六斗米、一斤盐，并给其家庭发放四斗米、一斤盐。汉军军士服装的不足部分以及其他装备与开支，由军户自理。大体有这样几种办法：或是由军户直接将所需费用送到军中，称为"封椿"钱，也叫"封装"钱；或是由所在军队"预以官钱，给戍军费，而以各奥鲁所征还官"；或是"先于奥鲁内收敛数足，解中书省纳讫，凭都、省咨文数目，于行省见在钱内支散军人用度"；比较普遍的是，由各万户、千户派人到军士所在奥鲁，协同差来的千户、百户，向正、贴军户征取。出征军人每年所需各项费用是相当大的。据元代有关文献记载："征戍远方，一兵岁费，不啻千缗"。千缗，相当于50　至100　石米。承担这样的开支，对许多军户来说是很困难的。为此，不少正、贴军户常常不得不典卖土地，有的甚至沦为乞丐。

同募兵制相比，实行军户制，士卒不易逃亡，可以保证元朝军队有稳定的兵源；同时，由于军费中的很大一部分由军户供给，因而可以使政府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而负担又不致过重。在蒙古国的对外战争和元朝的统一战争中，军户制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军户制归根到底是元朝封建政治的一部分，反映的是贵族地主对农民进行压迫和剥削的封建生产关系，因而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其弊端也暴露得越来越明显。由于军户负担过重，加之军官对士卒的剥削和压迫十分残酷，以至"军户日蹙，军官日富"，结果造成越来越多的军人逃亡和军户破产。在军户中，一方面是"百丁万亩不介胄"；另一方面，许多"两椽茅屋一孤影，妻子寒饿常酸辛"的贫苦军户却被迫出军，久服劳苦，"近者六七千里，远者万里之外，每遇收捕出征，万死一生"，"终年应役欲谁代，穷边刁斗昏复晨"。军役和军官、奥鲁官的侵渔，使大多数军户贫困化。元朝中期，这种现象日趋严重。备受压迫的征戍军人和军户往往被迫逃亡，有的则出家为僧道，以躲避军役。元朝政府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并未起多大作用。至元末农民战争前夕，军户制已经彻底崩溃了。

元代除实行军户制外，在部分地区还搞募兵，招募一些愿意从军的死士，蒙语称为"答剌罕"。这些人多编组于炮军、弩军、水手军、匠军中。忽必烈伐宋时，曾招募被征服的西方各国的俘虏"色目人"，编组成军，随军南征；平定江南后，又招募各地驱口，开垦屯田，以供军需；此外，还在汉人中招募亡命有罪之徒为兵。元宪宗时，延安一带"籍民为兵，皆悬赏募之，人率授银三十两始行"。但招募的士兵大都成分复杂，只要"津馈不如于前"，便会成批逃亡，虽"以法诛之，莫之能止也"。所以，元朝统治者主要采取的还是签发军户的办法，募兵所起作用是很小的。

②奥鲁　奥鲁为蒙语，即"老小营盘"、"营盘"、"家每（们）"之意。蒙古人过的是游牧生活，出征时，"不以贵贱，多带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钱物之类"。每遇战事，成年男子上前线后，留下妇女、老幼看守营帐辎重。这种留在后方的营帐，就称为奥鲁。后来把作战时留在后方、聚营而居的家属营帐，都叫做奥鲁，并设置专门官员进行管理，这类官员也叫做奥鲁。因此，奥鲁一词既是指军人族属，也是指政府设置的专门管理留在战线后方的军人族属的官员。蒙古国在原金朝地区签发汉军后，对留在原籍的汉军军户另立户籍，设置机构和官员管理，这种机构和官员也叫奥鲁。蒙古军、探马赤军的奥鲁是由军队系统管辖，即在所在万户下设奥鲁总官府，千户设奥鲁官，为蒙古军和探马赤军编制的一部分，负责管理万户或千户内的军户事务。与此不同，汉军奥鲁则是由地方行政系统所管辖，即在汉军万户外另设专职官员管理，或由各路管民官兼管，北方的路、府、州、县的长官和次官都有"兼诸军奥鲁"的职衔。蒙古奥鲁、探马赤军奥鲁与汉军奥鲁在管理体制上的这种差别，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元朝统治者所给予的蒙古军和探马赤军的特殊地位，是其推行民族歧视方针的一种表现。新附军由于不是签发而来的，因此没有设奥鲁，其军户是由所在的管军军官直接管理的。蒙古奥鲁、探马赤军奥鲁和汉军奥鲁的主要职责是：--起发军人服役。军人的签发、顶替等，均要经过奥鲁。军人起发服役时，通常都要差人押送。如起发的军人在50　名以上，要派"俸正官"押送；50　名以下的，则派能干的"有职役"押送。

--征取出征军人的封椿钱（盘缠）。元代曾实行过由军户自行给军人送钱和政府给军人预发费用、再由奥鲁征收归还等办法，因弊病较多，所以后来改由军队派遣官员到军人所在奥鲁，由奥鲁帮助征收，带回部队驻地。--处理涉及军户的民事纠纷。凡军户与民户"相争婚姻、驱良、田土、钱债等事"，由地方官与奥鲁官共同协商处理。军户之间发生此类事件，则由奥鲁官处理。如有军户犯"奸盗诈伪"等重大案件，则由地方官审理。元代除对军户实行奥鲁制外，在部分站户、匠户中也有这一制度。这是因为部分站户、匠户被征发到其他地方去服役，因此对他们留在原地的家属也设置奥鲁进行管理。

奥鲁与军户制是紧密联系的。随着军户制的衰亡，奥鲁也逐渐失去其作用。元顺帝至正一年（1345年），元廷终于下令"革罢奥鲁"。

4。军事职官制度①军官职务世袭　在蒙古国时期，由于千户、百户既是军事单位，也是行政单位，因此，千户长、百户长就既是军官，也是行政官员，其职位是世袭的。这个时期的汉军将领，都是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其职位也是世袭的。不论是蒙古千户、百户还是汉军将领，承袭的原则主要是父子相继，亦可兄终弟及。忽必烈即位后，对汉军将领或调至别军任职，或改任民官，目的在于防止他们拥兵自重。同时，由于长期征战，频繁调动，多数蒙古将领统率的军队也不再是自己的属民。在这样的情况下，忽必烈继续实行军官职务世袭制，其意主要在表示对军功的特殊重视。

元朝军官职位世袭的具体规定是：军官在打仗时战死，由子孙承袭原职；如军官病死，则子孙降二等袭职；军官年满七十"致仕"，即退休，也可由子孙袭职，其原则与病死相同。承袭者必须年满20　岁，还要进行武艺和文化考核。初时规定承袭者可以是儿子，也可以是兄弟或子侄，因承袭顺序不清楚，在袭位时经常发生争执。鉴于此，自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起，明确规定了两个顺序，即承袭人必须首先是嫡长子，其次是嫡长孙，这是第一顺序；如果没有嫡长子孙，或嫡长子孙不够承袭年龄，则改为第二顺序，即由庶子和兄弟、侄等承袭。嫡长子孙到承袭年龄后，第二顺序承袭者要将职位交回他们手中。

军官世袭，给元朝军队带来了很多弊端。军官子弟大都没有经过战争锻炼，有的甚至根本不懂军事，一旦袭职，既不会教练士卒，更不能带兵打仗，只知压榨士兵，营私舞弊。明初叶子奇写道：元朝自平南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贪图享受，不懂武事。"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由这样的军官所统领的军队，自然不可能临阵作战。元顺帝时，集庆路（今南京一带）的花山有以毕四为首的36人起义，竟打败了前来镇压的万余官军，说明元军已毫无战斗力可言了。世袭制导致军队腐败，对于元朝的灭亡是有直接影响的。②军官的等级划分和升迁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七年（1270年）规定，军官的等级以管领军队的多少来区分。至元二十一年，又对军官的品级、各军府设置军官的人数、军官所持的符牌，进一步作了具体规定。万户府、千户所依所辖军队人数分为上、中、下三等，侍卫亲军各卫指挥使司与上万户府等级相同；百户所分为上、下两等。万户府设达鲁花赤、万户、副万户、镇抚；侍卫亲军各卫设都指挥使、副使，有的卫也设达鲁花赤、千户、副千户、弹压；百户所设百户。蒙古军仍保持原来的千户长、百户长等职务。达鲁花赤，蒙语，意为制裁者、掌印者，转而为监临官、总辖官之意。地方和军队的达鲁花赤，都是同级的最高长官，大都由蒙古人充任。

在蒙古国时期，曾给官员发放表示地位、身份和权力的符牌。到元朝后，改为只有军官才能佩符牌。符牌分为虎头金牌、平金牌、平银牌三等，又称为虎符、金符和银符。虎符又有三珠、二珠、一珠的区别，以三珠虎符为最高。大体上万户佩虎符，而上万户达鲁花赤、万户以上的统军者可佩三珠虎符；千户佩金符，百户佩银符。符牌由政府颁发，军官升迁或去职后，原持符牌要交回。

元朝在实行军官世袭的同时，还推行军官迁转法。通常是三年为满升迁，出征时则根据军官的功过决定升降。掌管蒙古军的军官升迁后，所空职位由其"弟侄儿男"继任；汉军军官则不同，升迁后留下的职务只能由他人继任。这说明元朝统治者真正信任的是蒙古军，对汉军总是提防和歧视的。

③军官的薪俸　忽必烈称帝后，积极学习"汉法"，推行薪俸制便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自中统三年（1262年）起，开始给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的官员发放薪俸，军官的薪俸直到至元七年（1270年）才开始发放。

元代官员的俸禄由俸钞和俸米两部分组成，俸米是以俸钞为据折算的。

元代官员分正、从九品，共18　个等级。同一级各类官员的薪俸大致相同，略有差别。军队的侍卫亲军各卫指挥使和驻防各地的万户府万户，官阶为正、从三品；千户官阶为四品和正从五品；百户官阶从六品、从七品。一般说来，指挥使、万户的俸禄，与地方下路总管相当；千户、百户的俸禄与下州、下县的长官相当。侍卫亲军中有几个卫的军官没有禄米，因此俸钞便高一些。在外地的万户、百户中，凡家庭属于军户者，因已得到减免赋税的优待，不能领取俸米。

5。屯田及驿传①军屯的组织与管理　所谓军屯，就是利用士兵垦种荒废的田地，以给军队提供给养或税粮。除军屯外，还有民屯和商屯。由于屯田组织性强，耕种面积大，并能采用先进的耕作方法，因而粮食产量往往比较高。自汉以后的历代政府都采用这种办法。元代的军屯比之前代有很大发展，已成为军事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元朝军屯的发展，可以追溯到蒙古国时期。当时，归附于蒙古国的汉军将领为解决军队粮食问题，就组织了军屯。在对宋战争期间，为适应长期作战的需要，蒙古国在邻近双方争夺的地区组织军屯，使军屯有了很大发展。元王朝建立前，主要按战争需要设置军屯，尚无定制；元王朝建立后，制定了屯田的规章制度，使这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据《元史·兵志》载，从上都周围到边疆地区，"皆立屯田，以资军饷"，"由是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比如，元代在黑龙江口奴儿干地方，设有征东帅府，属水达达路管辖。忽必烈时期，就曾在水达达地区设屯田总府。据《管军上百户张成墓碑》记载：至成二十二年（1285年），张成曾"统所部军，携妻孥辎重，随千户岳公，隶宣慰使都元帅阿八赤，往水达达地面屯田镇守，明年三月至黑龙江之东北，极边而屯营焉"。这说明，元代屯田已发展到边远地区。在进行军屯的同时，还组织了一部分民屯，作为军屯的辅助。元代军屯、民屯总数约17.4　万顷，其中军屯占一半多，约为8　至9　万顷。

元朝在内地各行省和边防地区都设有军屯，腹里地区军屯则更多一些。

军屯是按照军队组织系统进行管理的。有关军屯的一切事宜，都由枢密院决定，呈报皇帝批准。民屯则属大农司、宣徽院和各行省管辖。侍卫亲军各卫下设有屯田千户所，专管屯田；另有左、右翼屯田万户府，其地位与侍卫亲军各卫相等，都由枢密院直接管辖。在设有军屯的各卫军，士兵被分为正军和屯军两部分，分别编组和管理。正军从事操练，负防守之责；屯军专事耕种，为军队提供粮食。屯军与正军的比例一般为1：4，即每卫一万人，内有两千屯田军，发展到后来，屯田军甚至占一半。地方各万户府也都拨出一部分军人屯田，并设立千户所管理，或立屯由百户管理。军屯的各级官员皆为军官。屯军的成员主要是新附军，其次是汉军及军中"年老不堪征戍者"。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新附军和汉军中的大部分士兵是农民，有一定的农业生产技能；同时也是为了将他们分散安置，以防止反抗。

军屯的土地，主要是因战争破坏而荒废的空地。不管军屯、民屯，均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和种子，或者给钞作兴建屯田之资。有些被指定屯田的汉军，则要自备耕牛和农具。屯田的士兵，有的就地落户，或全户入屯；有的是单身入屯，定期轮换。每个屯田军人所耕种的土地，南方和北方标准不一，大体为15亩和50亩。军屯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屯军要按规定交纳粮食，作为地租和赋税。

全国范围的大面积的军屯，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开发，对于解决庞大军队的供给，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军屯官吏残酷压迫剥削屯军，使这一制度遭到破坏，屯军逃亡成为普遍现象。元成宗时曾有人尖锐地指出："天下屯田百二十余所，由所用者多非其人，以致废弛。"至元代后期，大多数军屯已经名存实亡了。

②驿站的组织与管理　驿传是中国古代国家管理交通的制度。元代每征服一地即设驿站，蒙语称为"站赤"。驿站实际上是"通报边境军情、宣布朝廷政令"的邮传机构。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国就开始在控制区内设立驿传。至太宗窝阔台时，驿站规模进一步扩大，建立了全国性的驿传网络，并制订了有关制度。窝阔台评价自己时曾说过："自坐我父亲大位后，添了四件勾当，一件平了金国，一件立了站赤，一件无水处教穿井，一件各城池内立探马赤镇守了"。窝阔台把立站赤视为仅次于平金国的第二件大事，足见他对驿站制度的重视。忽必烈建元后，驿传制度更加完善，驿站遍及全国。从和林到上都、大都，从大都到杭州，从南京到广州，从大都到东北、西北以至西藏等地，形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通向四面八方的若干驿站交通线路，把全国联结起来。《元史·地理志》说："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据元代官书《经世大典》记载，元代中期，不计岭北及吐蕃等地，全国就有驿站1400　多处。

站赤制度与军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元代曾设通政院（原名都统领使司），专门管理站赤事务，元代中期曾一度被撤销，改由兵部管理。尽管后来又改归通政院领导，但由此不难看出站赤与军事的特殊关系。管理驿站的官员为提领、副使及百户，在站中服役的叫"站户"。站户与军户一样，也是从民间强制签发的，与民分治，世代相传。站户在服役时，按军队的十进制组织编制，十人一甲，十甲设一百户。根据政治、军事的需要，各地区驿站数目多少不一，各站所辖站户也多少不一。如镇江站3800　余户，集庆路站2000户左右，榆林站1300　余户，东北尖山站300　户，最少的仅30　户。全国估计有站户30　万，与军户数目大体相当。

根据地区和所用交通工具的不同，驿站分马站、车站、船站、牛站等；边远地区还有狗站和骆驼站。总的说来，陆路以马站为主，水路以船站为主。凡利用驿站交通的，均须持有作为官府证明的"铺马圣旨"和圆牌。"铺马圣旨"供一般公务使用，圆牌专供军务使用。持圆牌者在利用交通工具等方面享有优先的权利。据《元史·兵志》记载："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内则掌之天府，外则国人之为长官者主之"。无论持"铺马圣旨"或圆牌，均须按指定路线行走，由沿线各站提供交通工具和"首思"（食物、柴炭等生活用品）。公事结束，必须将"铺马圣旨"或圆牌交回。

元代除站赤外，还有一种邮传形式，称为"急递铺"。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里设一铺，每铺置铺丁五人，徒步奔跑，辗转传递文书。铺丁腰系革带，持枪悬铃，所过之处，车马行人闻铃声让道，一昼夜行程达四百里。这种速度在当时是相当快的了。

站赤制度的建立，使四方往来驿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驿传所及四通八达，使军情、政令的传递比较迅速，对维护元王朝的统一和巩固其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给驿泛滥"，站役频繁，使站户负担过重，加之来往使臣、番僧的暴虐，站官的盘剥，造成多数站户日益困苦，有的卖妻鬻子，有的流移逃亡。至元中期以后，站政渐趋废弛。

6。军事法规忽必烈建元后，吸取中原地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以夏变夷，立经陈纪"，在大臣姚枢、史天泽、刘肃、耶律铸等的协助下，陆续制定了一些适应当时情况的法典，其中包括许多军事法令和法规。后来，元朝各代又陆续有所补充和修正。在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颁布的官修正书《大元通制》的《条格》部分，有《军防》一卷，辑集了若干军事法规。在元朝中期编纂的被称为"会粹国朝故实"的另一部大政书《经世大典》的《宪典》部分，有《军律》即军法篇；在《职制》篇中，有不少关于军官的法令条文。元朝政府还陆续制定和颁布过一些有关军队训练、装备、纪律、生活等方面的"条画"（条例），如至元十五年（1278年）颁布的《省谕军人条画二十三款》，大德三年（1299年）颁布的《晓谕军人条画十四款》，至大四年（1311年）颁布的《拯治军官军人条画》等。综观有关文献，元代军事法中比较突出的有军人服役法规、军队纪律规定、军官的职责和奖惩、军法的执行与监督这样四个方面。

①军人服役法规　军人服役的办法，在第三节的军户制中已经讲到。元朝法律规定，必须"正身应役"，"违者罪之"。家境贫乏要求免役者，必须经所在官府核实，如情节虚假，则要由监察部门加以追究。军户贫乏已得到"存恤"（免役数年）后仍逃避服役的，要仗八十，发遣当军。镇戍军人如逃亡，杖一百七，再逃即处死。如果在出征时逃避则要斩首示众。统军官吏接受贿赂纵容军人私自替代或逃役，轻则降职，重则除名。为保证军户的稳定，元朝政府规定，凡军户无子，招来养老女婿或同族子侄承继产业的，同时必须继续承当正军或贴户。军户可以不受禁止收继婚的约束，"军人正身亡殁，户下弟男理合承继军役，所据抛下的妻室若有必合收继者依据收继"。新附军人身死，对抛下的妻室，"官为配对成户"。将她们嫁给"无妇军人"，"所生男儿，继世为军"。此外，对军户赋税的减免、军户的假期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②军队纪律规定　在蒙古国时期，军队出征时杀掠现象十分严重。铁骑所到之外，不仅任意杀人，金帛、子女、牛马也统统被席卷一空，根本没有什么群众纪律可言。这种野蛮行为直到忽必烈时代才得到比较认真的纠正。在经略中原过程中以及全国统一后，元朝统治者制订了禁止剽掠的新纪律。军队征伐时严禁"掳掠良民"，"毋令军马、使臣入州城、村居、镇市，扰及良民"，凡掳获的老人幼童都要遣返乡里，"敢有掳掠者，以军法从事"。比如，元将阿里海牙率军攻取潭州后明令禁止杀掠，"其下恐惧，无敢取民之菜者，民大悦"。阿术进攻淮东时，有一军官抢了老百姓的两马，立即被斩首示众。宋朝皇帝投降后，元军到临安城北15　里处，伯颜下令禁止军士入城，违者以军法论处。元朝还规定，在各地镇守的军队，自立营所，不许无故到百姓家中；凡勒索酒食和放纵牲畜践踏咀食田禾的，罪及主将。军队屯住或出征所需粮食，均由政府供给，不许扰害居民。元朝还继承蒙古国的传统，规定了严格的战场纪律。出征时军无纪律、变更命令、背约失期等，都要视情况定罪。临阵先退者，处以死刑。统军追捕盗寇、分守要害之地、约定互相声援时，如稽留失期以至将士为盗寇所杀，又不立即追袭者，也要处死。

③军官的职责和奖惩　元代《通制条格·军防》中规定，军官的考核标准是"治军有法，守镇无虞，甲仗完备，差役均平，军无逃窜。"擅离职守者有罪。凡因镇守不严致使盗寇入境杀掠，军官坐罪，民官不坐。镇守边陲三年至五年无盗者，军官升阶或升等。军官唯利是图，以致士卒困苦逃亡，兵籍空虚，都要定罪；百户有罪，罪及千户，千户有罪，罪及万户。各级军官役使军人皆有定额，超过者有罪。军官如克扣军饷、擅放军人回家、驱使军人致死、役使出征军人家属等，都要量事定罪，情节严重的以枉法论，除名不叙。如规定"诸军官因公乘怒，辄命麾下殴人致死者，杖八十七，解职，期年后降先品一等叙，征烧埋银给苦主"。

④军法的执行和监督　忽必烈即位后，改变原来的军官犯法由上一级军官外置，蒙古大汗很少过问的做法，对将领们的处置权力加以限制。中统三年（1262年）下令："自今部曲犯重罪，鞫问得实，必先奏闻，然后置诸法。"同时还规定，由中央到地方所建立的监察系统，对军官的不法行为有权予以纠正。这类不法行为有：私放军人还家或令人冒名顶替，俘获申报不实，功赏增减隐漏，边境有声息不即申报，边城不完、衣甲器仗不整，私自占使商人作商贩或佃户，军人掠卖归附人口骚扰百姓不能约束，屯田官不用心以致无成，起补军人时作弊扰军户等。军队出征，常有监察部门的官员随同，进行监督。

元朝军事法的内容比较广泛。这些法规、条例，对于严格军队纪律、增强战斗力，起过有效的作用。但是，许多法规、条例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特别是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蒙古和色目军官享有种种特权，即使违法犯罪在量刑时也都减轻处罚。因此，元朝中期以后，治军不严，军律败坏，军纪涣散，已成为普遍现象。

（二）元代兵器宋元时期是我国兵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火药普遍运用于军事以及火器的创制，结束了冷兵器一统天下的历史，进入冷兵器与火器兼存并用的时代。元代虽然仍以冷兵器为主，但无论是冷兵器还是火器，都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元代火铳的出现，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为我国兵器发展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1。蒙元兵器发展概况由于长期对外战争的需要，从蒙古国到元朝，都十分重视兵器的生产与发展，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加以保障。

12世纪至13世纪初，蒙古尚处在游牧部落时期，生产力比较低下。虽"其人皆勇敢善战"，但作战和狩猎均"无器甲，矢用骨镞"，原因就在于蒙古"地不产铁"。蒙古人为了加强武备，便向金和西夏购买铁，开始了金属兵器的制造。据史书记载，当时蒙古人为了向契丹人购买铁，竟"不与契丹争战，惟以牛、羊、驼、马、皮、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但契丹人为限制和勒索蒙古人，"虽通其和市，而铁禁甚严"。后来蒙古人利用金人"废夹锡钱"、"又废铁钱"的机会，将"秦晋之铁钱"尽悉收归，"遂大作军器，而国益强"。

蒙古国时期，蒙古人为了进行侵略扩张，掌握战争主动权，实行了两项发展兵器的主要政策，一是从战争中大量掳掠被征服者的器物和工匠，以扩充自己的力量。蒙古人对外进行掠夺战争，十分贪婪和野蛮，他们的铁蹄所到之处，"人民杀戮几尽"，财物"皆席卷而去"。但他们在血腥屠杀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时候，对有技艺的工匠却例外。成吉思汗规定：凡屠城，"惟匠者免"。据刘因《静修文集》记载，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攻陷河北保州（今保定市），下令"无老幼尽杀"，只有工匠可以获免，于是有不少人便"冒入匠中"，"皆赖以生"。蒙古人在四出征伐中俘虏和搜罗了大批工匠，其中不少是制造兵器的能工巧匠。蒙古人把这些工匠组织起来，分配到各个官营手工场，派人进行管理，强迫他们制造兵器及军用物品。有的则跟随机动作战部队，以负责修复和营造战斗中之急需兵器及装备。这些人作为军队的组成部分，被称为"匠军"。他们对推动蒙古国时期兵器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黑鞑事略》记载说："灭回回后，始有物产，始有工匠，始有器械。。灭金虏，百工之事，于是大备。"二是实行优待和奖励政策，以稳定工匠队伍和鼓励提高技艺。如前所述，蒙古人在屠城时不仅不滥杀工匠，而且对"凡能显一技之长者，皆允其偕带家属，予以安置，俾为打造生活及战斗使用之工具"。最初被俘的工匠常带有驱奴的性质，而后来则逐渐演变成匠户。在蒙古的户籍和税制政策中，对匠户是有一定优待的。尤其是军匠，不仅规定其户籍隶属于军籍，而且还规定田四顷以内免纳赋税，并不负担科差和杂泛差役。最为特别的是，蒙古统治者对在制造兵器中有特殊贡献的人，还不惜以高官厚禄，给予奖励。如浑源籍甲匠宋威，善制"筋翎根铠"，献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亲射之，不能透，大喜，于是赏以金符，授以顺天、安平、怀州、河南、阳平诸路工匠总管。被成吉思汗誉为"四杰"之一的大将木华黎，在攻辽时得知一辽军首领石天应懂兵法，且善造作战器具，便千方百计招降，并任命石为兴中府最高长官。由于蒙古人采取了这些政策措施，使"蒙古军中工匠日多，工具日众，其战力亦愈战愈强"。

在元帝国时期，随着统治秩序的建立和官营手工业的发展，兵器的生产和管理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元政府设立了武备寺（最初名军器监，后改为武备监，再改为寺），用以"掌缮治戎，兼典受给"，即专门管理兵器的生产、贮存、发放。武备寺秩正三品，下辖仓库、甲局、箭局、弓局、军器局等单位。当时在北方的太原、辽州、济南等地，就设置了军器局司30　余所。在地方各路总管府下又设有杂造局，负责制造、修理各种兵器及军需杂物。由于元朝统治阶级严格控制人民、特别是汉人持有兵器，因此，凡制造兵器的弓矢甲匠，均隶属于武备寺，地方官府和民间工匠都不允许制造兵器。在兵器生产规模上，元朝已改变了过去单个工匠或小工场、小作坊式的生产，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基地化生产。据解放后对在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土城子村发现的元集宁路古城遗址考证，这里已拥有了冶炼铜铁与兵器制造相结合的规模很大的生产基地。元帝国时期，除继续利用各种手段从尼波罗、斡罗思等欧亚各国获得工匠外，还通过进攻南宋的各次战争，从江南各地俘掠大批工匠，使工匠队伍扩大到百万以上。元统治者千方百计搜括技术人才和工匠，为战争制造先进的武器装备。据有关史籍记载，元世祖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忽必烈在进攻南宋襄阳、樊城战役中受挫，便不顾千里迢迢，派遣使臣前往西域，向蒙古宗王阿里不哥征调来回回族炮匠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亲自督造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回回炮，迅速攻下了已围困五年之久的襄、樊二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忽必烈又下令："括两淮造回回炮新附军匠六百，及蒙古、回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炮者，俱来京师"，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先进兵器的研制和生产。

2。元代冷兵器元代虽然已经有了火器，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火器的品种、数量都很有限，而且在性能上也不够全面，还不能适应各种战斗的需要。因此，元代对冷兵器的发展仍然十分重视，在宋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其他民族兵器的优点，不断改进和提高，创制了一系列比较先进的冷兵器。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①长兵器　元代的长兵器，按其形制，主要有枪（长矛）、柄刀、扑杷等。枪（长矛）是中国古代军队近战的主要武器。《武备志》称："阵所适者，莫枪若也"。宋以前各代所使用的枪，形制复杂，种类繁多。元代蒙古由于骑兵居多，为适应骑兵作战，所使用的枪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钩或双钩枪，这种枪有较长的枪杆，枪的铁颈上有倒钩。据出使蒙古的西方教士加宾尼在《蒙古史·出使蒙古记》中说，这种枪便于在作战中将敌手从马上拉下来。另一种是长标枪，这种标枪又分欺胡大、巴尔恰两种样式，长约丈余，两头均有刃。这种标枪除作长枪刺杀敌人外，也可作为投掷武器杀伤敌人。长柄刀在《武经总要》里共列有七种形制，其中屈刀、偃月刀、眉尖刀、凤嘴刀、笔刀等五种为单边刃，掉刀为双边刃，戟刀则由古戟演化而成。长柄刀是宋以前的常用兵器，元代以后则逐渐减少，这与元代蒙古军队重骑兵善用弓箭有一定关系。

元代战争中使用扑杷的记载，见诸于赵方《哈密公纪功之碑》、《东山存稿》卷5。至于扑杷的形制特点，尚未见详细记述，疑似明代以后的镗钯类兵器。

②短兵器　元短兵器既承袭了宋代兵器特点，又受到外族兵器的影响，在兼收并蓄中形成了自身的风格特色。在战斗中，短兵器通常作为火器手、弓箭手、长枪手、牌手等的辅助性火器，用以近战和自卫。元代的短兵器主要有刀、剑、斧等几种。

元代所用的短柄刀，其名为环刀。关于环刀的形制，没有详细的古籍记载。据《黑鞑事略》说：蒙古兵"有环刀，效回回样，轻便而犀利，靶小而偏。"另据《多桑蒙古史》说："兵械最备者，并持微曲之刀。"由此推断，蒙古军所用的短刀可能是仿效回回人腰刀的样式，其刀身略为弯曲，刀刃轻薄而锋利。

元代蒙古军在近战中常用剑。剑与刀的形制大体相同，主要区别在于刀是一面刃，而剑是两面刃。同时，元代剑也不象环刀那样带有弯曲。元代剑锋比宋代剑更为尖细、犀利。

斧是元代蒙古兵近战的主要武器之一。《多桑蒙古史》中记载，成吉思汗曾嘱咐继承人，在用兵之前要"检阅其队伍，审视士卒之兵械，"让每个人都必需带齐弓、矢、斧等兵器。冲击时"斧剑齐下"。元代的斧分锚斧与镰斧两种。锚斧为长圆刃，柄长二三尺。镰斧为圆刃，斧的另一侧带有弯曲短镰，柄长与锚斧相当。

③抛射兵器　抛射性兵器是古代战争中重要的进攻型武器。元代蒙古军由于以骑兵为主，又多是出兵征伐，进行攻略城池的侵略扩张战争，因此，抛射性兵器在元代军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主要有弓、弩、抛石机（炮）、标枪等。

弓箭，是元代蒙古军队特别重视的兵器。有关蒙古人善用弓箭、精于骑射的记载，在许多古籍中俯拾即是。如《黑鞑事略》上说，蒙古人从孩提时便练习骑射，"四、五岁，则挟小弓短尺"，"从众驰骋"。《元史》中也讲到："论其长技，弓矢为第一，环刀次之"，"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之有。"可见，元代对弓箭的重视是空前的。关于弓箭的形制，自秦以来，均大致相同。其弓主要由有张性的弓臂和弓弦构成，箭由箭镞、箭杆、箭羽等部分组成。元代蒙古兵所用的弓主要有"马克打"大弓、"卡蛮"大弓、顽羊角弓等几种。

弩是装有张弦机构（弩臂和弩机）的弓。它既可用手臂的力量拉弓操作，也可借助腰、腿的力量拉弓操作。可能由于弩是"守营兵器，不利行阵"的缘故，蒙古军最初并无使用弩的记录，后来在与金宋作战过程中，才学会了使用和制造弩。蒙古在灭金以后，制造了神臂弓等轻型弩，灭宋建元后，通过搜罗的汉人弓匠制造了折叠弩、神风弩等大型弩。其中神风弩的射程达800多步，很可能是一种床弩。《经世大典序录·军器》中也称赞折叠弩为"前世所未闻"。

抛石机在古代也称之为炮。在宋、金及金、蒙战争中，已大量使用。到元初，抛石机的形制和性能又有了新的发展。忽必烈在攻打襄阳、樊城时所用的回回炮（或襄阳炮），就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抛石机。它改变了以前的抛石机靠人力用绳索拉放的操作方式，在炮竿后端挂上一块巨大的铁块或石块，在炮架上安装一个铁钩钩住炮竿，抛射时只要把铁钩扯开，炮竿后端便自然下坠，前端升起，把石炮或火器抛掷出去，既省力，又抛得远。攻襄阳时，抛掷石弹重150　斤，"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毁，入地七尺"，威力大大超过宋代的抛石机。元代抛石机除回回炮外，还有十五捎、九捎、七捎、五捎、三捎等多种样式，但其形制已不可考。

标枪是通过臂力投掷杀伤敌人的一种古老的兵器。元代蒙古兵所用的标枪有长短两种样式，其长标枪在前面"长兵器"一节中已提到。短标枪叫做三尾标枪，尾部有三尖刃安在侧面，大概同箭的羽一样，有保证投掷时标枪飞行方向的作用。

④防卫兵器　元代的防卫性兵器主要有配合短兵器使用的盾牌和护体的盔甲。元代盾牌多用竹、木、皮革等制成。其形制各异，主要有旁牌、团牌、铁团牌等。铁团牌可以代替头盔。元世祖忽必烈时曾制造叠盾，《文献通考》说："其制张则为盾，敛则合而易持"。元代的盔甲与宋代大体一致，多为金属制造。其中甲的名称很多，有柳叶甲、罗圈甲等。

3。元代火器元代是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早期蒙古人从没有火器到学会使用火器，再由简单仿制火器到制造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金属管形火器，不仅实现了火器发展的历史性跨越，也为现代枪炮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①元代使用的初级火器　在蒙古国建立之前，蒙古人还没有火器，大约在公元1211年至1215年之间，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族之后，几次对金作战和在占领金中都（今北京）的过程中，掳掠了大量金人的火药、火器及制造火器的工匠，才开始生产和使用火器。限于基础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建元前后蒙古军队生产和使用的火器尚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沿袭和利用宋、金火器制造成果，还不曾有自己的发明创造，所以这一时期的火器在其形制、性能上都与宋、金大体相同。其主要火器有火药箭、火枪、火球、铁火炮等几种。

火药箭是一种燃烧性火器，使用时主要依靠弓或弩发射。其构造是用纸把火药包装成球状或卷筒形，缚在靠近箭杆上，发射时先用炭火烧红的烙锥点火，然后射向目标，以引起燃烧。这种火药箭在蒙古人灭金后进攻南宋和西征的历次战争中被广泛使用。

火枪是南宋和金极为盛行的一种火器，金人也将它称之为飞火枪。蒙古军在同金作战中，曾多次受到金兵飞火枪袭击而遭致失利。蒙古人也因此学会了使用飞火枪，并对这一火器十分重视。飞火枪的结构是用一个或两个二尺多长的纸筒装上火药和毒剂，固定在长枪枪头下面，使用时先发射火药以毒焰喷烧对手，再用枪锋刺杀，具有双重杀伤作用。

火球是一种以烧燃为主，兼有毒气、烟幕、障碍、杀伤等不同作用的火器。使用时一般靠抛石机抛送。蒙古人使用的火球主要是毒药烟球，其结构是用硝石、硫磺、狼毒、砒霜等十几种药料捣碎混合，再用纸、麻皮、沥青等材料涂裹在外面做成球形，重约五斤。使用时用烙锥将其包裹层锥透点着，随即抛向敌人，使敌人通过毒烟中毒毙命。据史籍所载，蒙古军在围攻南京（今开封）、蔡州以及西征波兰华沙等战役中，均大量使用过这种毒药烟球。铁火炮是金人在陶火罐的基础上发明一种爆炸性火器，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炸弹，金人将它称之为震天雷。蒙古人在灭金后大量制造和广泛使用了这种火器。它是由生铁铸成两半像碗一样的外壳，然后装上火药，再合拢来构成一个球形，上面安装有引信。使用时既可利用抛石机发射，也可由上往下投掷或固定在目标上引爆。据日本有诏藏《兵器考·火炮篇》记载，蒙古军在两次东征日本中利用这种铁火炮袭击日军，使日军"茫然不知所措"。②火药性能的改良及火铳的创制　火药是制造火器的重要条件。元代火器在宋、金的基础上得以有较大发展，与火药性能的改进有密切关系。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火药的国家。早在战国时期，帝王贵族们幻想成为"神仙"，使自己长生不老，便组织了一些炼丹家来炼制所谓"仙丹"。炼丹家们锲而不舍，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试验，"仙丹"未炼成，却发明了火药。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和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炼丹家们创造了"伏火硫磺法"和"伏火矾法"，将硫磺、硝石和含有炭素的皂角子或马兜铃等天然药料混合起来烧炼，炼出了最初的火药。大约在九世纪末的晚唐时期，我国首创的黑色火药便正式出现了。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火药的配方、用料和提炼等都不够严格，因此，火药的性能还很落后，力量也很微弱。

经过唐宋的发展，元代火药在其性能上已有了较大改进。1974年8月，我国考古学家在西安出土了一件大约在14世纪初制造的元代铜手铳，据科学家们检测分析，铜手铳药室残存的火药组配比例大约为：硝60％、硫20％、炭20％。这同北宋《武经总要》记载的火球火药、蒺藜火药和毒药烟火药等三个配方相比，硝的含量增加了10％左右，已接近现代黑色火药硝75％、硫磺10％、木炭15％的标准配方。同时，除硫磺和木炭外，各种杂质已经剔除，是一种纯度较高的粒状发射火药。

经过改良后的元代火药，大大提高了燃烧、爆炸和发射威力。在元人周密撰写的《癸辛杂识·炮祸》中，就有关于元代火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记载。元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扬州炮库发生了一次大爆炸事件，史称"扬州炮祸"。周密在对这次爆炸进行描绘时写道：炮库起火后，"火枪奋起，迅如惊蛇。。诸炮并发，大声如山崩海啸。。远至百里外，屋瓦皆震。。事定按视，则守兵百人皆糜碎无余，楹栋悉寸裂，或为炮风扇至十余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余。四比居民二百余家，悉罹奇祸"。这段生动而形象的描述虽难免有夸张成份，但基本史实是可信的。从中可以看出，元代用于装填枪炮的发射火药威力之大、性能之优良，已大大超过了唐宋时期。

元代火药的改进，为火铳的创制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元代火铳，是元代火器发展的最高成就，它的出现，使管形火器完成了由竹火枪向金属火枪的过渡，将我国火器发展推向了一个崭新时期。但长期以来，由于史料缺乏，元代火铳的初创年代已无法考证。从目前我国出土和收集到的实物看，元火铳主要有以下几种：盏口铳：此铳属中型铜火铳。解放前在北京西南郊云居寺发现，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内。因其口形似酒盏而得名，亦称盏口炮。该铳全长353　毫米，口径105　毫米，底径77　毫米，重6.94　公斤。由盏形铳口、铳镗、药室和尾銎等部分组成。其中药室呈灯笼罩式隆起，壁上开有火门，用以安插火捻；尾銎两侧各有一方孔，供搬运时使用。发射时，在铳身下垫砖木或放于支架上，以调整俯仰角度。该铳铳身刻有"至顺三年二月十四日，绥边讨寇军，第三百号马山"等字样，表明它为元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所造，是用于装备军队进行野战的。迄今为止，世界上尚未发现能够确证比它更早的金属管形火器。

至正辛卯铳：此铳系铜手铳。于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在山东益都苏埠屯被人发现，解放后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此铳全长435　毫米，口径35　毫米，重4.75　公斤。铳身从口至尾有六道箍，药室靠近中部呈灯笼罩状，尾銎壁有两个钉眼，可能用于安手柄。铳身前部刻有"射穿百扎，声动九天"八字，中部刻有"神飞"二字，尾部刻有"至正辛卯"、"天山"六字，至正辛卯为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故将此铳称为至正辛卯铳或至正十一年铳。此铳造型美观，制作精细，在结构及工艺水平上已相当于明代铜手铳。

阿城铳：此铳系单兵使用手铳。因于1970年出土于黑龙江省阿城县而得名。铳身长340　毫米，口径26　毫米，重3.55　公斤。铳身刻有"X"号，无铭文，制造年代不详，据考证为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所制。

通县铳：此铳1970年出土于北京通县。铳长367　毫米。口径26　毫米，重2.13　公斤。其铳镗及尾部均略呈喇叭状，药室前后各有一道箍。铳身无铭文，制造年代无从确考。

西安铳：此铳系铜质手铳。1974年出土于西安东关景龙池巷南口外。铳身长265　毫米，口径23　毫米，重1.78　公斤。口端、尾銎和药室后各有一道箍，药室前有三道箍。铳身无铭文，制造年代不详，根据有关资料推测，大约为14世纪初的制品。

黑城铳：此铳于1971年在内蒙古托克托县黑城公社出土，故称黑城铳。

铳身长295　毫米，口径25　毫米，重2.3　公斤。此铳外形与西安铳相近，但药室前少一道箍。无铭文，其制造年代不可考。

上述几种火铳是较有代表性的元代火铳制品。它们在结构形制上都与南宋时期的突火枪相近似，同属管形射击火器。其主要区别在于突火枪是以天然竹筒作为枪筒，而元火铳的铳筒则是用金属铜或铁铸造而成。元火铳以金属管形火器取代了竹制管形火器，在管形火器发展史上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同宋代竹火枪相比，元代火铳不仅更加坚固耐用，安全可靠，而且由于不受管形材料限制，制造规格更加统一，结构更加合理，发射速度、杀伤威力也大为提高。所以，元代火铳出现以后，很快被元军广泛使用。

③元代火器的西传　元代不仅是我国火器发展极为兴旺的重要时期，也是火器流传极为广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发明和首创的火药、火器及制造技术不断传入波斯及阿拉伯国家，并通过这些国家的中介作用传入欧洲各国。

在元代以前，阿拉伯人不仅没有火器，连硝石火药也不能炼制，虽然他们撰写的兵书也提到使用火攻器具，但其所用发火药料只是硫磺和各种油脂，而没有提到含硝的火药。据现有文献分析，大约在南宋和蒙古国时期，阿拉伯人才从中国知道硝是配制火药的原料。在阿拉伯医生阿伯杜勒·伊本·阿尔拜他编写的医学词典《单药大全》中，就将火药称之为"中国雪"。因他的书写于1225年至1250年之间，所以，德国火药史专家J·拉毛基在其《炸药史》一书中认为，阿拉伯人所说的"中国雪"，正是在1225年至1250年由中国传入阿拉伯，尔后再传入欧洲的。

从有关史料提供的情况看，当火药由中国传入阿位伯以后，元代先进的火器也逐渐为阿拉伯人所了解和仿制。所以到13世纪，阿拉伯人在硝石和硫磺的提纯、药料的拌和以及初级火器的制作等方面，都与中国极为相似。比如阿拉伯人制作的管形火器"马达法"，以木管为枪筒，尾部插有长木柄，管中装填粉状火药，管口可安装圆形发射弹丸。这种形制构造，就与中国的飞火枪、突火枪等火器非常相似。正因如此，日本火器史研究专家马成甫说："马达法"是中国飞火枪、突火枪的发展，所不同的只是飞火枪和突火枪是用纸或竹作枪筒，而"马达法"是用木作枪筒。

战争是先进武器传播的重要媒介。元代火器得以向阿拉伯以至欧洲国家流传，主要是通过蒙古军队所进行的对外战争。从13世纪到14世纪，蒙古军队在对外战争中使用火器已相当普遍。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蒙古军在联合南宋灭金以后，便一面南下攻宋，一面由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率军携火炮、火药箭等，于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西征欧洲。嘉熙四年（1240年），拔都军至华沙，用毒药烟球攻城，波兰人以为蒙军在驱怪喷毒。次年三月，在莱格尼查附近的瓦尔施塔德战役中，拔都军使用了火药箭和毒烟球等火器，大败波兰与日耳曼联军。之后，蒙军又在围攻莫尔维亚的沃缪兹城时，发射大量火药箭，焚烧了城里的建筑物。蒙军在欧洲作战大量使用火器，使欧洲人对火器有了了解，为火器西传奠定了基础。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阿拉伯人在同蒙元军作战中，获得了蒙元军使用的火器。这给阿拉伯人学习和研究中国火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阿拉伯人便以在战争中获得的蒙古军火器作参考，通过仿制，生产出了"马达法"等火器。后来阿拉伯人又用"马达法"同西班牙等欧洲人作战。于是，火器便传入欧洲以及世界各地。恩格斯指出："在十四世纪初，火器从阿位伯人那里传入欧洲，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

六、元朝时期的内外战争（一）元初夺位靖乱中的军事对抗忽必烈于1260年3月登上大汗的宝座，5月宣布建元"中统"。他一登位，首先受到幼弟阿里不哥的挑战，双方为争夺汗位的继承权兵戎相见；接着，又发生了山东的李璮之变；阿里不哥兵败后，西北和东北的一些蒙古宗王接连发动战乱，对元朝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忽必烈统治的30多年中，夺位靖乱的军事对抗一直没有停息过，其中蒙古诸宗王的战乱直到武宗时才大体被平服。

1。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战宋开庆元年（1259年）七月，蒙哥汗在攻打南宋的四川钓鱼城时，身负重伤，死于军中。蒙哥征宋时，命四弟忽必烈随军，留六弟阿里不哥守和林。他一去世，忽必烈的异母弟末哥马上派使者向正在南征途中的忽必烈报告，劝其急回漠北，以维系天下人心。但忽必烈不愿无功而归，仍率军攻打鄂州。此时，留在和林的阿里不哥在蒙哥诸子和亲信大臣的支持下，急忙策划继承汗位，并派人到漠北、漠南发兵。忽必烈妻子察必发现后，立即派人去报告忽必烈。十一月，正在前线的忽必烈得到密报，随即与宋议和，北还燕京。忽必烈在燕京近郊过冬时，阿里不哥通知他去漠北参加忽里勒台聚会，会葬蒙哥。忽必烈对此没有理会，抓紧进行继承汗位的准备。元中统元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到开平（今内蒙正蓝旗境内），召集忽里勒台，在坦察儿、也先哥、合丹、末哥等部分宗王和大臣的劝进下，登上了汗位。四月，阿里不哥在和林也召集另一个忽里勒台，在蒙哥诸子阿速台、玉龙答失及察合台系宗王等人的拥戴下称汗。这样，蒙古国出现了两位大汗，双方围绕争夺最高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斗争，持续了四年之久，其间经历了两次大的较量：耀碑谷大战和昔木土脑儿大战。

阿里不哥称汗后，考虑到忽必烈控制了中原地区，又得到东道诸王的支持，而西道诸王则处于分化状态，便谋求在陕西、甘肃、四川等偏西的地方发展。忽必烈先发制人，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他派人联络倾向自己的力量，笼络、说服动摇观望的将领，迅速捕杀了几个拥护阿里不哥的将领，从而很快稳定了川陕的局势。这一年九月，阿里不哥派遣的大将阿蓝答儿领兵自和林南下，与屯驻在甘肃的一部分拥护自己的军队会合。忽必烈命诸王合丹、合必赤等率军迎战，双方在山丹（今甘肃山丹县）附近的耀碑谷进行了一场激战。忽必烈的军队马步结合，前面突破，后面包抄，把阿里不哥的军队打得大败，阿蓝答儿战死。经此一战，忽必烈完全控制了陕甘地区。

元中统元年（1260年）十月，忽必烈亲率大军出征和林。和林是一座草原城市，所需粮食大都要从汉族聚居的农业区运来。由于粮道为忽必烈军队所断，因而发生了饥荒。阿里不哥在兵械、粮食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不得已放弃和林，逃往西北的乞里吉思地区（今叶尼塞河流域）。为防止忽必烈追袭，阿里不哥派遣使节到忽必烈处，假意言和，声称愿奉兄为王，待来年马肥之时邀请西北诸王同来解决汗位继承问题。忽必烈即命宗王也先哥屯守和林，自己返回开平。中统二年秋，经过一段休养的阿里不哥派人送信给也先哥，称率众归附。也先哥听信了他的话，没有设防。阿里不哥的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大败也先哥，接着乘胜率军穿过草原南下，直逼开平。忽必烈闻讯，迅速集结军队，北上迎敌。十一月，双方大战于昔木土脑儿。忽必烈军分左、中、右三路，合势进攻，阿里不哥全军败溃，部将纷纷投降，自己只得向北逃窜。这次战斗是关键性的一战，此后阿里不哥便一蹶不振了。

阿里不哥兵败后，在西北（今新疆及其以西地区）辗转两年，最后终因兵财奇缺，众叛亲离，不得不放弃汗位，于元中统五年（1264年）七月向忽必烈投降。阿里不哥向忽必烈请罪时，忽必烈问他：我和你谁对？阿里不哥回答说：以前是我对，现在算你对。忽必烈审讯拥立阿里不哥的诸臣，并处死了一些人。不久，阿里不哥病死。

2。平定李璮兵变元中统三年（1262年）二月，正当忽必烈专注于北面的战事，全力平服阿里不哥之乱时，已经归顺蒙古的山东军阀李璮突然起事，叛蒙归宋。

李璮是金朝末年山东农民起义红袄军首领李全和杨妙真的养子。李全于1214年起兵反金，后来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四年后，李全归附南宋；1227年，又以青州投降蒙古，为山东淮南行省长官。后领兵攻宋朝扬州，被宋军杀死，李璮即袭为益都行省长官。忽必烈即位后，加封李璮为江淮大都督。

在李璮发动变乱前的30多年中，他一直以对抗南宋为名，扩充自己的实力，积蓄力量。《元史》称其为"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蒙古屡次征调他的兵，他都"诡辞不至"，以种种借口加以拒绝。李璮所以如此，是有自己的打算的。作为握有重兵、独霸一方的汉人世侯，他不甘心长期屈居蒙古汗权之下，一面等待时机，一面为变乱作准备。蒙哥汗死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兄弟争斗，内地防务空虚，李璮认为时机已到，便发动兵变。他杀死在当地戍守的蒙古军，派人到南宋表示愿意归顺，以海州、涟水等三城献给南宋，并进据济南。当时，李璮踌躇满志，以为能一举成功。他在《水龙吟》一词中写道："凭谁驱扫，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百年燕赵。"

忽必烈在昔木土脑儿一役取得胜利后，便进军和林，打算继续追击阿里不哥。李璮兵变的消息传来后，忽必烈立即筹划对策。他的幕僚姚枢说：李璮兵变后有三种选择。上策是迅速北上，直捣燕京，控扼居庸关，使北征的蒙古军不能南下；中策是与南宋联合，固守扰边；下策是据守济南，等待其他汉族世侯响应，实际上是坐以待毙。姚枢认为，李璮必出下策，只能等着被俘。于是，忽必烈命宗王哈必赤率领各路蒙古军和汉军挥师南下，讨伐李璮。

李璮进据济南后，果然如姚枢所料，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原指望南宋能给予支援，实际上南宋鉴于他一贯反复无常，对他并不信任，只是授予保信、宁武军节度使之职，封齐郡王，命其督视京东、河北路军马。其他汉人世侯或慑于忽必烈的威势，或是为了保全自己，不仅没有起兵响应，有的还参加了讨伐李璮的队伍。

元中统三年（1262年）三月，忽必烈军与李璮军队战于高苑老僧口，李璮兵败，退守济南。四月，忽必烈增派史天泽到山东前线节度各路军队。史天泽对哈必赤说："李璮诡计多端，又有精兵，不宜与他硬拼，应当长期围困。"于是，各路将士开河筑环城，将济南城团团围住。李璮困守孤城三月余，城内粮绝，以人为食，军心涣散。李璮自知破城在即，亲手杀死妻妾，入大明湖投水自尽，因水浅未死，被蒙古军抓住，史天泽立即把他在军前处死了。

李璮之乱虽然只是局部的，历时也仅五月，但对忽必烈的统治政策却产生了很大影响。忽必烈从中看到了汉人军阀势力发展对蒙古统治的严重威胁，便采取迁转和不许军民兼职的办法，果断地解除他们的兵权，实行兵民分职，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从而把兵权进一步集中到朝廷手中。同时，从这件事增加了对汉人幕僚的疑虑，因此除继续任用某些汉人外，开始重用色目人，以便让他们互相牵制。

3。平定海都、笃哇颜诸宗王之乱阿里不哥称汗时，窝阔台之后王海都以忽必烈违制自立，起兵相助。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海都和察合台后王笃哇联络一些蒙古宗王，共同叛乱，寇扰西北。不久，东北的成吉思汗诸弟的后王乃颜等也与海都相呼应，起兵叛乱。自元世祖忽必烈开始，直到元成宗大德十年，元廷经30多年斗争，花了很大力量，才将西北和东北蒙古宗王的叛乱平息。

海都是窝阔台第七子合失之子，被封于海押立（现巴尔喀什湖东卡帕尔城附近）。海都自以为是太宗嫡孙，元室大位当属于己，但却被蒙哥剥夺，因而一直心怀不满。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时，他是阿里不哥的支持者。阿里不哥归降后，忽必烈屡次召其入朝，并厚加赏赐，以示优容，他始终托词不入，继续抗命。在术赤诸后王的支持下，海都占据叶密立河（今新疆额敏河）一带原窝阔台、贵由的封地，控制了察合台汗国，成为号令诸王的首领。

元至元六年（1269年），海都会同西北蒙古诸宗王在塔剌思河畔开会，分划河中地区的权利，宣誓保持游牧生活和蒙古传统的风俗制度。同时派使臣去质问忽必烈说："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廓，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这表明海都等反对用汉法，决心与忽必烈对抗到底。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海都援立笃哇为察合台汗。两人相互勾结，朋比为奸，公然置元廷命令于不顾，骚扰天山南北诸地。

海都这种明目张胆的对抗，终于激怒了忽必烈。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忽必烈下令追收赐给海都的金银符，同时派北平王那木罕率领元军镇守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犁附近），以抵御海都的侵犯。第二年，正当元军主力仍在江南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之际，随同那木罕出镇西北的蒙古宗王昔里吉（蒙哥之子）、脱脱木儿（忽必烈弟岁哥都之子）、明理铁木儿（阿里不哥之子）等，举兵叛乱。他们奉昔里吉为主，把那木罕抓起来送给海都，但海都拒绝与昔里吉合兵。此后，昔里吉等肆虐岭北和西北地区，东犯和林，劫走成吉思汗大帐。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昔里吉率军东进，驻牧在应昌（今内蒙阿巴哈纳尔旗东南）的弘吉剌部首领只儿瓦台和六盘山的霍虎起兵响应，一时漠南大震，居庸关以北告警，形势日益严重。忽必烈立即调集军队进攻只儿瓦台，很快将其击败活捉。同时，下令南征大军主帅伯颜率军北上。元军在土兀剌河（今土拉河）、斡耳寒河（今鄂尔浑河）大破昔里吉军，收复和林；陕西元军也将在六盘山起兵响应叛军的霍虎击败。元军继续西进，重占岭北和西北地区。后来，反叛诸王由于内部发生争吵和分裂，在伯颜大军的打击下无处存身，便在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归降忽必烈。第二年，被囚禁的北平王那木罕也被放回。

昔里吉等人的叛乱被平定后，元廷仍面临着海都和笃哇的威胁。他们屡次连兵入犯，出没金山（今阿尔泰山）东西、天山南北。忽必烈命伯颜总领重兵镇守西北地区，继续与海都、笃哇对峙。

海都为推翻忽必烈的统治，决心将西北的叛乱扩展到东北，以使忽必烈陷于两面作战、疲于应付的境地。在他的策动下，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原本对忽必烈就心怀不满的东道蒙古宗王乃颜（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之玄孙）、哈丹（成吉思汗弟哈赤温之孙）等宗王起兵4　万反元。海都曾答应以10　万人相助，相互策应。忽必烈得知乃颜反叛，针对东西叛王企图联合的趋势，一面派伯颜进据和林，命西北、漠北的元军坚守阵地，以阻止海都军队东来，一面亲率大军带病征讨乃颜。双方经过激战，乃颜终于兵败被俘，哈丹等投降。后来，哈丹等又叛，并率残部流窜到高丽境内。元军追入高丽作战，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哈丹兵败自杀。

在乃颜叛乱时，海都曾连年窜扰，以声援东北宗王。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海都军东进，又占和林。忽必烈马上把注意力从东北转向西北，调集军队，亲征海都。海都闻讯放弃和林，率军西遁。此后，元军在西北地区展开大规模攻势，海都的势力渐被逐出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之外。

元至元三十一年（1289年）四月，忽必烈去世，皇太子铁木耳即位，是为元成宗。铁木耳痛恨海都、笃哇叛逆，对连年战争所造成的军民涂炭深有所感，决心平息30多年来成吉思汗子孙自相残杀的战祸。在作战指导上，他一变过去的消极拒止叛军进攻而为积极的进剿，并据此将勘乱兵力作了重新布置。在经过三年的军事准备之后，铁木耳命大将床兀儿率大军主动进剿。元军势如破竹，几次大败海都、笃哇军，迫使其远逃边外。元大德五年（1301年），海都不甘失败，重整兵力，率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40人，倾巢南犯，进迫和林。皇侄海山领命率兵分三路迎战，一举将笃哇军歼灭。海都身负重伤，被迫还师，死于退军途中。

海都死后，笃哇失去依靠，无力再与元廷继续抗衡，于是派使臣"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元大德七年（1301年）十一月，笃哇亲赴和林，向铁木耳请罪。历时30余年的蒙古诸宗王的叛乱，至此终于平息。

（二）元朝的对外战争元王朝建立后，虽然采用了封建的政治、军事制度，但蒙古军队仍然保存了原来的某些制度和传统。特别是蒙古大汗对外侵掠的传统观念和欲望仍然延续下来，因而从忽必烈到铁木耳时期，不断对高丽（今朝鲜）、日本、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缅国频频发动侵略战争。但是，由于蒙古军队在长期的南伐西征中收编了大量各族武装，其中金朝降蒙的汉人地主武装和南宋的新附军更是与蒙古军队的特色完全不同；加之蒙古族将士逐渐腐化，习于安乐，因此元朝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已大大下降。蒙古贵族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已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所向披靡，再也不能为他们带来利益，而是不断地遭受挫折和失败。

1。征霸高丽早在宋宁宗嘉定十年（1218年），成吉思汗率军追歼一支逃入高丽的契丹军时，高丽国王王瞰曾派兵相助，以后蒙古国便一直把高丽视作附属国。窝阔台继位后，蒙古使者曾在去高丽途中被杀。此后七年，高丽与蒙古断绝了往来。窝阔台派撒礼塔率兵征伐高丽。蒙军进至王京（今朝鲜开城），国王王瞰派弟弟怀安公前去议和。撒礼塔在王京以及各州、县设置了72　个达鲁花赤，然后撤军。这些达鲁花赤为掌印官或镇守官，多由蒙古人担任。在王京和各州、县设置元朝如此一级的官吏，等于把高丽国的政权接管了，从而引起了高丽国上下的极大不满。第二年夏天，王瞰下令把72　个达鲁花赤统统杀掉，从蒙古人手中夺回了政权。于是，窝阔台再次派遣撒礼塔领兵进讨高丽。王瞰退到江华岛固守。这次侵略，受到高丽军民的顽强抵抗，统帅撒礼塔也被流矢射死。1233年，窝阔台消灭东夏国，占领辽东。此后，高丽连年受到蒙军侵掠。宋理宗淳祐元年（1214年），王瞰只得投降，并将王子王倎送到蒙古国作人质。

忽必烈继承汗位后，高丽国王亡故。忽必烈派兵送王倎回国继位，改名为王禃，以图在高丽建立傀儡政府。忽必烈建元后，仍把高丽作为元朝的属国，令其按照成吉思汗的定制，"纳质、助军、输粮、设驿、编户籍、置长官"。元世祖至元五年（1258年），忽必烈准备兴兵东侵日本，下令王禃在高丽制造1000　艘海船，每艘船可载4000　石。元朝的控制和压榨，激起了高丽国上下的不满。翌年，林衍废掉傀儡国王，立自己的弟弟林淐为国王。忽必烈得知后，立即发兵进入高丽，占据了王都，扶植王禃复位。这时，高丽的三别杪军首领裴仲孙，领军抗击元朝入侵。他们拥立王禃的庶族王温为国王，将王室迁入珍岛（南全罗道），坚持与元军进行斗争。元至元八年（1217年），元军由忻都统领，攻击珍岛。抗元的高丽军民被击败，剩下的一部分在金通精带领下逃往耽罗。忻都率元军追杀，一直追到耽罗，捕获金通精。三别杪军的抗元斗争终于被元军镇压下去。

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王禃死，他的儿子王愖继承王位。忽必烈为加强对高丽的控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王愖为妻。这样一来，高丽国王重又沦为元王朝的傀儡。高丽凡省、院、台、部等与元朝廷相类的官职名号，都被迫更改，还派了20　个贵族子弟到元廷"入侍"，实际是作人质。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朝在高丽设置了驿站。第二年，元朝又向高丽征军士1万名、水手15000人、战船900　艘，参与侵略日本的战争。在元王朝的侵扰欺榨下，高丽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王昛（即王愖，后改名为昛）以日本侵扰边海郡邑为由，请求元朝发兵防守金州。第二年，元朝在高丽正式设置征东行中书省，命王昛和蒙古族将军阿塔海共同领管行省事。至此，高丽国的主权丧失殆尽。直到1301年，元成宗才被迫撤销了高丽的行省建制。

2。两侵日本忽必烈在迫使高丽臣服的同时，曾派出使者去诏谕日本归顺元王朝。当时的日本正是镰仓幕府执政，对元朝的威胁采取强硬回绝的态度，这就惹怒了不可一世的忽必烈。他决计以武力征服日本。当时，一些谋臣对元军远征海外曾提出异议。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出使过日本的赵良弼进言道："臣居日本岁余，。。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便。"（《元史》第12　册，3764　页）曾任翰林学士、宣抚使的王磐也向忽必烈进谏。他说："日本小夷，海道险远，胜之则不武，不胜则损威，臣以为勿伐便。"（《元史》第12　册，3755　页）忽必烈对这些意见置之不理，仍一意孤行，下令备军讨伐日本。

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在元军南下灭宋的同时，忽必烈命令屯戍在高丽的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等，率领屯田军及女真军、水军共15000人，大小战船900　艘，越海侵掠日本。元军元帅忽敦与高丽都督使金方庆等，率军由合浦攻击对马海峡的对马岛。对马岛日本守军只有几千人，虽经顽强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战败。元军占领对马岛后，接着又攻占壹岐岛（日本福冈西对马海峡中）。日本俊宇多天皇征藩属兵10　万余人，在博多（今日本福冈）与元军展开激战。日军武器落后，在元军火炮轰击下败阵。元军虽连续取得胜利，但日本军民奋起抵抗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元军受到重重阻击，兵士疲惫，粮食、武器补给日益困难，战船也大部分损坏，无力再向纵深前进，只得撤军。

忽必烈并未就此罢休。七年之后，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又以派往日本的使者被杀为借口，对日本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略。侵日元军分两路进发：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共4　万人，从高丽渡海，经对马岛进攻日本，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领新附军10　万人，乘船9　千艘，从庆元（今宁波）、定海出发，远涉大洋，向日本进攻。这路元军由于航程较远，出征时又是台风出现最多的季节，加上大部分士兵没有坐过船，十有八九呕吐不止，仗还没打就已经狼狈不堪。忻都所率4　万人中，有一半是蒙、汉元军，指挥官是洪茶丘；另一半是高丽军，指挥官是金方庆。洪茶丘与金方庆在元军侵高丽时曾多次对阵作战，仇怨很深，互不服气，难以配合作战。忻都虽为元帅，但首次侵掠日本无功而返，对再次远征日本缺乏信心，并不积极行使指挥权。范文虎率领的10　万南宋新附军，本是此次远征日本的主力军。但他是南宋降将，新附军亦为归顺之师，地位低下。出师前，身为领兵元帅的范文虎请求配备战马和回回炮，可忽必烈不准，说这是海战，用那些炮干什么？但忻都所率元军却携带火炮出征。蒙古族的将领更是不把范文虎放在眼里。这时的元军，从将军到士兵都无心作战。范文虎和忻都商议，不如将战船一艘艘连接起来，结成大战舰阵，以利休整。于是，两路大军舳舻相衔而进，七月间进至平壶岛（今日本佐世保西平户岛），移泊九龙山（今日本长崎县北松浦郡鹰岛町）。八月一日，台风大作，波浪滔天。连接在一起的战船来不及拆开，互相撞击，一半以上被撞坏沉没，无数军士落海淹死。只有高丽的船只构造比较牢固，得以保存下来。台风过后，洪茶丘和金方庆分别带着自己的亲兵，乘几只没有撞坏的战船溜走了。忻都、范文虎见两位大将不辞而别，也带着十几名随从乘着保存完好的船只逃跑了。十几万大军被遗弃海外，群龙无首，饥寒交迫。他们只得自己组织起来，推举张百户作总管，修整船只，伐木作舟，准备返回。正在这时，日军乘机杀来，将这支战争史上罕见的被遗弃的大军一举击溃，斩首无数。所剩二三万人都作了俘虏，被日军押至八角岛，其中的蒙古人、高丽人、汉军士兵统统被杀；对新附军，日本人称之为唐人，被留下作了奴隶。出征时的14　万元军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逃了回来。

这个惊心动魄的大溃败，并没有使忽必烈放弃攻打日本的念头。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忽必烈又以阿塔海为征东行中书省丞相，发五卫军2　万人征日本，并责令江南行省大造海船。腐败的地方官吏根据人户数字敷派造船数目，征求工料。为打造海船，大批工匠被征发，背井离乡，苦服远役，又常遇官吏的督责毒打，冻死、病死者不计其数。元朝廷还在各地强征大批水手。江南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当时的御史中丞崔或在一封奏章中写道："江南盗贼，相梃而起，凡二百余所，皆由拘刷水手与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变。"他请求暂停远征日本的战争准备。但忽必烈拒之不听，又授刘国杰为征东行省左丞，在扬州为征日备战。这时，福建爆发了黄华起义，声势浩大。忽必烈急派刘国杰前去镇压，侵日之事暂时被搁置下来。黄华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忽必烈又下令筹措船粮，编练军队，预定于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三月第三次远征日本。正在这时，派往攻打安南的元军在战争中遭到惨败。忽必烈准备发兵报复，当时又发生多处人民起义。忽必烈无法四处兴师动兵，不得不下诏停止远征日本。元朝侵日战争至此结束。

3。屡犯安南蒙古建元前，曾在灭大理国（位于今云南地区）后侵掠安南。宋理宗宝祐元年、大理天定二年（1253年），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率军伐大理国，攻陷大理城后即北返，命兀良合台继续东征未降服的各部。平定云南后，兀良合台于宋理宗宝祐五年（1257年）出兵安南，攻克安南王都。国王陈日煚逃到海岛上避难。由于蒙军士兵生长于漠北，对安南的热带季风暑雨气候难以适应，不得不撤还。

忽必烈称汗建元后，安南国王陈光昺被迫称臣，接受忽必烈的册封。元朝派遣讷刺丁充任安南国达鲁花赤。忽必烈为进一步控制安南，宣诏提出六条约束措施，即："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编民数"、"出军役"、"输纳税赋"、"置达鲁花赤"。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陈光昺去世，他的儿子陈日烜继位。陈日烜抗元的态度比他的父亲坚决。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忽必烈准备远征占城，向安南征集粮食，被拒绝。第二年，忽必烈派王子镇南王脱欢、大将李恒率元军进军占城，要求假道安南，并要在安南征集粮饷供元军使用。陈日烜命其从兄陈峻领兵抗拒元军。元军强行进击，陈峻所率安南军在万劫江战败。元军乘势渡过富良江。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陈日烜亲率10　万大军来战，沿江布列兵船，立起木栅坚守。元军率先发动进攻，击溃安南军，陈日烜败走天长（今越南南定市北即墨社）、长安（今越南宁平市附近）。这时，由唆都等率领的远征占城的元军北返，与脱欢、李恒会合。元军兵力大增，分两路追击陈日烜。安南军连续战败，一直退到清化府（今越南清化省清化）。陈日烜调集安南援军，继续与元军作战。元军在安南劳师远征，粮食供给不上，加上暑热多雨，瘟疫流行，军队死伤日增。深入安南腹地后，山多林密，地形复杂，大队军马难以展开作战。而安南军则以步兵为主，善于游击，战事渐于元军不利。元军只得放弃占据的京城，撤兵北返，安南军乘势展开了追袭战。元军行至册江，还没来得及渡江，就遭到埋伏在林中的安南军的袭击。大将李恒中毒箭身亡，脱欢仓惶逃回思明州（今广西宁明县）。唆都所率元军因距脱欢营地200　余里，不知脱欢已自行北撤。待他领军急忙回撤时，也在途中的乾满江被安南军击溃。

忽必烈下诏罢征日本后，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调集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汉军7　万人，海船100　艘，配属云南兵、黎兵，第二次入侵安南。忽必烈接受了上次侵略安南时粮食供应不上的教训，感到在这样的国土上作战，既不能靠过去那种"羊马随行"的方式获得给养，也没有条件"因粮于敌"，必须以国内为大后方，动用役夫马牛运输足够的粮食。这时，一些大臣请罢对安南的征战。吏部尚书刘宣上奏："交趾无粮，水陆难通，无车马牛畜驮载，不免陆运。一夫担米五斗，往返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万石，用四十万人，止可供一二月。军粮搬载，船料军须，通用五六十万众。广西、湖南调度频数，民多离散，户令供役，亦不能办。"但忽必烈根本听不进去，执意发兵。元军以脱欢为总指挥，大军分三路并进：脱欢率一部由东道攻女儿关；程鹏飞率一部由西道攻永平；乌马儿、樊楫率水师由海路合击。元军还组织了三支船队从海上运粮。最大的一支由海道万户张文虎押运，载有17万石粮食。

为抗御元军大举进犯，安南军不与其正面对抗，而是诱敌深入，有计划地退却。元军顺利渡过富良江，进迫安南都城，陈日烜再次逃到海上避难。他令安南军民坚壁清野，将粮食埋藏起来，百姓躲入山林。以小部队对元军频繁袭扰，主力集结于战略要地以备机动作战，同时在海上截击元军运粮船队。张文虎所率粮船在绿水洋受到阻击，缺少护航，加上船重难行，只好沉米于海，退回琼州（今海南岛）。另两支船队也未能抵达安南，漂回琼州。元军在安南军主力后撤的情况下，长驱直入，结果粮食供应不上，部队疲备不堪，气候转热后，又遇疫病流行，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只得全军北撤。樊楫所率舟师先由水道撤退，结果被安南军阻截于白藤江，全军覆灭。安南军主力30　万人集结在女儿关和丘急岭，阻断元军退路。脱欢所率北撤大军，一路且战且退，溃不成军，士兵大批被俘，自己也脚中毒箭，最后败还思明州。对这次惨败，忽必烈大为恼怒，责命脱欢改镇扬州，终身不许入朝。陈日烜则派使者入朝，将元军俘虏交还，并进金人代自己赎罪。

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陈日烜死，他的儿子陈日燇继位。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七月，忽必烈又命刘国杰等率水陆大军第三次侵略安南。大军出发后不久，忽必烈就病死了。成宗铁木耳即位，下诏罢征安南。

4。用兵缅国忽必烈建元后，曾于至元八年（1271年）派遣使者到缅国，诏其归附元王朝。当时缅国正是蒲甘王朝时期，那罗梯诃波王拒绝归附纳贡，并杀了元朝的使者。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干额（今云南盈江县城，元曾于此设镇西路）总管阿禾叛缅内附元朝。缅王出兵进犯干额，进至金齿（今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地区）。阿禾急忙向元军求救。大理路（今云南大理县）蒙古千户忽都、总管信苴日出兵增援。缅军四五万人迎敌，最前队为骑兵，后面是大象队，最后是徒步士兵。元军增援部队虽然只有700人，但箭弩、火器的射杀力很强。接战后，首先将骑兵击散，大象队被猛烈射击后也死伤过半，很快将缅军击溃。元军乘胜进击，向北推进30　余里，连破17　寨。随后，云南行省又派遣纳速拉丁率军征伐缅国，招降了忙林、巨木秃等300寨。

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忽必烈发动对缅国的大举侵掠。相吾答儿、太卜、也罕的斤等率军多路进攻。一路取道阿昔江达镇西阿禾江，顺流而下，阻断缅军舟师的水路；另一路从骠甸（今云南陇川县）直进，与另一支从罗碧甸（今云南元江县）进军的部队会合，攻破江头城。元军大兵压境，建都（今缅甸北部地区）、金齿等12　部相继投降。缅王不得已派出使者与元军议和。孟乃甸（今缅甸蒙米特东北，瑞丽江南岸）白衣头目拒不降元，阻止缅使者前往纳款请和。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缅王的庶子不速古里杀了云南王的命官阿难答等，并将缅王囚禁。忽必烈命元军再次进攻缅国。云南王也先帖木儿与诸将率军进至蒲甘。缅军接受以往教训，不与元军正面交战，而是诱敌深入，利用天时地利，大败元军，歼灭7　千余人。战后，缅甸派遣使臣入朝谢罪纳款，三年一贡。至此，蒲甘王朝灭亡，缅国分成若干掸邦。元成宗继位后，缅国木连城（今缅甸曼德勒以南）的首领阿散哥也，利用国人对缅王降元的不满，提出"身归大元之后，使我多负劳费"，号召抗元，并杀缅王以及元朝留在缅国的100　多名信使等人。元大德三年（1299年），缅国王子向元朝求救搬兵。元成宗令宗王阔阔、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薛超兀儿等进兵缅国。元军围困木连城，阿散哥也率军民坚守。在两军对峙中，阿散哥也用重金珍品贿赂元军将领，以求不战而退兵。受了重贿的元军将领以缅国暑热难耐、疫病流行为借口，擅自撤军而还。元大德七年（1303年），元朝罢废云南征缅分省。此后，缅国仍然对元朝保持着朝贡关系。

5。远征占城、爪哇元朝灭亡南宋后，曾封占城王为郡王。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忽必烈命唆都在占城设置行省，进行统治。至元十九年（1282年），忽必烈以占城王子补的扣押元朝派往暹国、马八儿国使者为由，发兵攻打占城。远征军调遣了江浙、福建、湖广各地元军5000人，征海船100　艘，战船2500　艘，由唆都率领，走海道进侵占城。占城国王在木城西10　里设置行宫，以木城为核心组织防御，调集重兵坚守，并沿木城四面约20　余里建起楼栅，修筑了100　多座炮台。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正月，元军攻克木城。占城国王为重整旗鼓继续抗击元军，在木城战败后派出使者诈降。国王自己退到保大州西北的鸦候山，集结兵力，准备伺机反攻。唆都很快发现占城国王的企图，一怒之下举兵大肆进攻，但被占城军击败。进入占城作战的元军伤亡日增，不得不于第二年撤还。忽必烈又命脱欢、李恒率军会合唆都合兵，经安南再侵占城。但假道安南的军事行动遭到坚决抵抗，元军即转向对安南的作战。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忽必烈命史弼、高兴、亦黑迷失作统领，调集福建、江西、湖广兵2　万人，战船1000　艘，携载供大军一年的粮食，远渡重洋，侵略爪哇。远征军从泉州出发，渡海经万里石塘（东沙、中沙、西沙、南沙群岛）等地，经两个月的航行，进抵爪哇国境，然后分水、陆两道进击。这时，爪哇国王被相邻的葛郎国主所杀。爪哇国王的女婿土罕必阇耶，率兵攻击葛郎国主哈只葛当，结果战败。土罕必阇耶听说元军登陆，便生出"借刀杀人"之计，企图借元军之力向葛郎国复仇。他派使者迎接元军，表示降附，并献出爪哇国和葛郎国山川、户口图籍，以换取元军信任。元军即以主要兵力与葛郎国军队作战，击溃葛郎军，追击进入葛郎国，围攻答哈城。哈只葛当无力抗御，投降了元军。土罕必阇耶在元军攻占葛郎国后，借口返回爪哇筹措贡品，脱离了元军的控制，在中途起兵反元。元军对此毫无戒备，在从葛郎国撤还时，被爪哇军袭击，伤亡惨重。元军无力再战，只得从海上撤退，航行两个多月后返回泉州。这次远征，元军仅死亡的兵士就有3000多人，掠夺所获，不偿其失。忽必烈对此大失所望，史弼和亦黑迷失都因此受到责罚。

（三）镇压人民起义的战争忽必烈建元灭宋、统一中国后，经九朝皇帝，至元顺帝登基继位，已历60余年。由于元朝统治集团对汉人推行民族歧视政策，一味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加上水旱饥荒连年发生，因而各地人民包括蒙古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到元顺帝时期，朝臣互相倾轧，上下贪赃成风，政治更加黑暗，经济几近崩溃，政局更加不稳。当时有一首《醉太平小令》的曲子说道："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这确实是对元末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元廷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终于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自顺帝至正八年（1351年）刘福通起义到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这18年中，元廷调集军队对各路起义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血腥镇压，农民战争一度处于低潮，但元王朝衰朽之势已成，最后终于被农民起义的浪潮所推翻。

1。各族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元朝末年的全国性农民起义，起自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颍州红巾军起兵反元。农民战争的烈火一经点燃，各地迅即蜂起响应，长期遭受压迫和剥削的贫苦农民以及奴仆、手工业者、渔民、盐丁、僧侣等下层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河南、江淮地区很快出现了"红军遍地"的局面。在众多的农民起义中，颍州刘福通和蕲州徐寿辉所领导的队伍，是两支力量最强大的起义军。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廷征发民夫15　万人修治黄河。民间秘密团体白莲会的首领韩山童及其门徒刘福通，在组织民夫治河时秘密酝酿起义。他们在黄河要道黄陵冈（现山东曹县西南）附近，预先埋下了一个独眼石人，在开凿河道时把石人挖出来了。当时民间普遍流传"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说法，所以石人一经挖出，正应验了这一民谣，立即在农民群众中引起了轰动。这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3000人在颍州（今安徽颍上县）白鹿庄聚会，假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为南宋大将刘光世后人，准备起兵造反。不料消息走漏，韩山童被捕遭杀害。刘福通逃回颍州，举起造反大旗。起义军以红巾缠头，高举赤旗，故被称为红巾军或红军（因烧香拜弥勒佛，也称香军）。刘福通率起义军打出"复宋"的旗号，迅速攻下颍州及河南项城、罗山、确山等地，贫苦农民纷纷来归，兵力很快发展到10　余万人。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刘福通等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称帝，建国大宋，国都设在亳州（今安徽亳县）。

在刘福通颍州起义前，蕲州（今湖北蕲春县）罗田人、布贩出身的徐寿辉，即与僧人彭莹玉等秘密组成一支信奉白莲教的起义队伍。彭莹玉出身于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一个农民家庭，10　岁入寺为僧，后一面给人治病，一面宣传白莲教。元至元四年（1338年）他即与徒弟在袁州发动武装起义，结果失败了。彭莹玉逃至江淮地区，继续宣传白莲教，借此发动和组织反元武装力量，成为南方最有权威的白莲教首领和农民领袖。刘福通于元至正十一年五月起兵反元后，徐寿辉、彭莹玉等随即于八月也在蕲州起兵。他们以红巾为标志，响亮地提出："摧富益贫"的口号，贫苦百姓群起趋之。《元史·魏中立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不旬日，众辄数万，皆短衣革屦，齿木为耙，削竹为枪，裁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足见当时群众响应之热烈。起义军很快攻占州城和黄州等地。十月，起义军推举徐寿辉为皇帝，以蕲水为都城，建国号为天完。徐寿辉起义不久即公然建国称帝，这在元末农民起义中还是第一个，表明了起义军推翻元朝统治、改天换地的决心。

与此同时，大江南北许多地区也相继爆发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反元农民起义。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李二在徐州起事，很快聚集起一支10余万人的队伍，并攻占徐州附近各州县，扼南北联系之要冲，对元政府形成了很大威胁。定远人郭子兴是当地白莲会首领，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二月，领兵起义，攻占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一时数万农民归附。这一年闰三月，孤苦无依、入寺为僧的濠州钟离县农家子弟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参加了红巾军的队伍。邓州人王权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十二月起义，攻占邓州、南阳，进而打下唐、嵩、汝等州，陷河南府。这支起义军被称为"北琐红军"。次年正月，孟海马等起义，攻占襄阳，进军荆门、房州、归州、峡州，时称"南琐红军"。泰州张士诚本是运盐船船工，兼贩私盐，因受富豪凌辱，于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愤起杀死富豪，聚众万余，起兵抗元。后接受元朝招安，随即再次起义，攻入高邮。1354年正月，张士诚建国大周，自称诚王。他所率的起义军成为一支反元劲旅。此外，浙东盐贩方国珍于元至正十二年（1348年）反元后，曾投降元朝，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也重新起兵反元。

2。元军镇压农民起义的重要战役自刘福通等人在颍州起义后，农民战争的烈火迅即燃遍大江南北。起义军攻城夺池，势不可挡，"官军多疲懦不能拒"。所到之处，杀官吏，开仓库，分占地主富商的财产，矛头直指腐朽的元廷统治。面对烽烟四起、农民起义迅速发展的局面，元朝政府急忙采取各种紧急措施，派出官军与各地地主武装相联合，对人民群众的反元斗争展开反攻和镇压，企图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起义军不畏艰难，此仆彼起，散而复聚，同元王朝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总起来看，这一斗争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至至正十三年（1353年），是农民起义军初起，在有所发展后即遭残酷镇压的时期。这一时期，南北方红巾军纷纷起兵反元，并很快攻占了一些重要地区，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严重威胁着元朝的统治。元廷在惊恐之余，赶紧调集兵力，由丞相脱脱亲自指挥，于1352年攻克徐州，击溃了李二部；不久，汉水流域的孟海马和王权起义也被江南元军镇压了下去。徐寿辉、彭莹玉领导的天完军在1353年间也在不少地方受到挫折，退出了已经攻取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年十一月，彭莹玉被元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包围，战死于瑞州（今江西高安县）。刘福通部等北方红巾军的活动地区也日益缩小。由于元军的大举镇压，加之农民军缺乏训练和没有经验，武器又很差，到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起义斗争被迫转入低潮。

第二阶段，由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至至正十八年（1358年），是起义军从挫折中崛起，继续发展，形成农民战争高潮的时期。为彻底扑灭农民起义，元廷于至正十四年派脱脱率百万大军，将张士诚部围困于高邮城内，结果因元廷内争而以失败告终。高邮之战在元末农民军与元军斗争中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役。以此为新的起点，各地起义军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了很大发展。突出的是刘福通、韩林儿所领导的大宋农民军接连攻陷河南许多州县，兵力扩展至30　余万人。在不断胜利的形势下，大宋军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以河南为基地，主动出击，分三路北上作战，直捣元朝统治集团的腹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灭元战斗高潮，北方红巾军出现了鼎盛局面。此前曾遭受重大损失的天完红巾军，在高邮之战后，也重振旗鼓，先后攻下沔阳、武昌、汉阳等地，并向南发展，重新夺取了江西、湖广的大部分地区。张士诚在攻占淮东地区后，接着渡江南下，攻取了作为元朝粮仓的浙西大部分地区。濠州起义的一部在朱元璋率领下，攻取了江东（今安徽南部和江苏南部部分地区）。总之，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壮大了的农民起义军逐渐处于优势地位，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同元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元王朝的统治。

第三阶段，由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至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是起义军分化蜕变，朱元璋兼并诸军并最终推翻元朝统治的时期。至正十九年后，元军乘大宋农民军分兵四出，互不呼应，有的部队将领自相残杀，力量削弱之机，镇压了北上灭元、进入山西和山东的红巾军，使北方红巾军由盛转衰。南方的形势也有很大变化。张士诚、方国珍投降元朝。天完红巾军发生内讧，部将陈友谅杀死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大汉；另一部将明玉珍得知徐寿辉被杀后，也在四川称帝。这几支起义军实际上已经蜕变成为各据一方、互相混战的封建势力。在此过程中，胸有谋略的朱元璋势力大增，后来逐一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部，在农民战争的基础上于1368年推翻了元王朝，完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又一次改朝换代。

在元末农民起义军同元军进行的长期斗争中，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战役：高邮之战：张士诚在泰州起兵反元后，向北进军，没费多大劲便把高邮打了下来。这时，元廷派遣李齐来高邮招安。张士诚拒绝招安，把李齐杀死，据地称王。张士诚刚刚称王不久，元廷即于至正十四年（1354年）二月和六月，先后令淮南省平章苟儿三道、达识帖睦尔来攻打，结果都大败而归。张士诚突起于高邮，使元朝南北联系梗塞，两淮地区局势为之一变。元廷深为震恐，于是命丞相脱脱亲率元军，于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九月来攻高邮。脱脱被授权总制诸王和各省军马，还调来西域、西番各族军助战，号称百万大军，"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元史·脱脱传》）。将高邮城团团围住，经40　余天，兵力损失大半，始终未能破城。张士诚军长时间被困，困难很多，"城中几不支，日议附降"，但张士诚"又恐罪在不赦"，不敢投降。正当高邮城危在旦夕之时，元廷长期以来的结党相争又一次爆发，一部分官僚贵族以"劳师费财、坐视寇盗"为名攻击脱脱，顺帝下令罢免其官爵，改由河南行省平章太不花、中书平章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一同总兵。十二月，诏令下到军中，这种临阵换将的做法，使元军不战自乱。从各地调来的百万元军一时纷纷散去，有的军士还倒戈加入红巾军，于是高邮之围遂解。高邮之战，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一个转折点，元朝从此丧失了对起义军的军事优势。

围剿天完红巾军之战：天完红巾军建号后，即在徐寿辉的率领下，分兵向四处进军，经与元军激战，势力发展很快。到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已席卷江西、湖南地区，继而进据江浙与湖广的一些地方，声势大振。在天完所属各部中，彭莹玉、项普略率领的一支队伍战斗力最强，活动范围最广，战斗也最激烈。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元军集中兵力于两淮，天完军乘机向东南发展。在浙江贫苦农民的支持下，彭莹玉率军攻克杭州，元浙江行省的官员纷纷逃走，参政樊执敬自杀。据陶宋仪所著的《辍耕录》记载，红巾军进入杭州城后，"不杀不淫"，纪律严明，向群众宣传"弥勒佛出世"，并号召人民参加红巾军，"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同时没收府库金帛归红巾军所有。元廷见杭州失陷，富庶的东南地区为起义军占领，急忙令正在攻打濠州的江浙行省平章教化、济宁路总管董抟霄转攻杭州。起义军与元军在城内激战七天，最后被迫撤出，杭州城被元军夺回。此后，起义军退守徽州，为摆脱元军，又北上广德（今安徽广德），进兵苏南，因形势不利，只得再次返回徽州。但徽州已被董抟霄率领的元军攻取，项普略被捕遭杀害。彭莹玉退至江西瑞州，于至正十三年（1353年）十一月战败被捕，也遭杀害。

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五月，元廷调集江浙、河南、江西、四川等各路大军，对天完红巾军展开大规模的围剿。他们"贷富人钱，募人为兵"，利用汉族地主武装，共同对红巾军进行血腥镇压。面对元军凶狠的进攻，起义军失利败退，原先占据的江州、武昌、汉阳、临江、瑞州等地相继被攻陷。十二月，元军由江浙行省平章卜颜帖木儿、南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四川行省参政哈临秃、西宁王牙罕沙合军围剿天完国都蕲水。起义军奋起抗击，终因力量对比悬殊而失败。此一战，天完红巾军遭受沉重打击，徐寿辉逃至黄梅山区和沔阳湖中，400　多官属被擒。两年后，天完红巾军才又重振旗鼓，得到进一步发展。

围攻大宋农民军之战：元朝百万军队在高邮溃散后，整个战局发生了有利于农民起义军的变化，北方红巾军也有了很大发展。刘福通自迎立韩林儿建宋称帝后，他所领导的起义军很快发展到30　多万人。元正至十七年（1357年）六月，刘福通作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指挥大宋军高举"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分东、中、西三路开始了北上灭元的大进军。

西路军由李武、崔德率领，最先出兵，接连攻下陕西和山西南部许多州、县，直入关中，进逼陕西行省首府奉元路（今陕西西安）。起义军的神速行动令元廷十分震恐，急令察罕帖木儿率军来攻，起义军只得放弃进攻奉元的计划。这年闰九月，刘福通增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率军入陕，与李武、崔德部会合。他们夺兴元路（今陕西汉中），克秦陇（今甘肃天水、陕西陇县），下凤翔（今陕西凤翔）。但在察罕帖木儿与陕西行省兵的联合夹攻下，起义军失利。李喜率一部转入四川；李武、崔德率一部向宁夏挺进，最后兵败向元军投降。

东路军是由红巾军著名将领毛贵率领的。该部转战于山东境内，在两个多月时间里连克益都等许多州、县，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二月攻克济南，山东大部分地区为起义军占领。接着，毛贵又挥兵北上，进入河北，将镇压起义军的刽子手元将董抟霄斩杀。三月，毛贵打下蓟州（今天津蓟县），至郭州枣林、柳林（今北京通县境内），元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这时，起义军距京师大都仅120　里，"京师人心大骇，在廷之臣，或劝乘舆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众议纷纷。"（《元史·刘哈喇不花传》）但由于毛贵孤军深入，没有得到其他红巾军的配合，结果被元廷调援的刘哈喇不花军打败，只得退军济南。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毛贵为部将所杀，东路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从此各部互相攻伐，一蹶不振。

中路军是由关先生（即关铎）、破头潘（即潘诚）、冯长舅等率领的，其任务主要是配合毛贵进攻大都。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九月，中路军越过太行山，很快攻下潞州（今山西长治）、冀宁路（今山西太原）等地。当毛贵率军北上河北时，在山西的中路军也决定向北进军。由于东路军攻打大都未果，毛贵军退守山东，原来奉命入卫大都的元军退回当地，使得元廷可以拿出更多的兵力对付中路红巾军，因而中路军原定由山西入河北、与东路军会合的计划未能实现。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九、十月间，关先生等攻克定州（今河北定县），占领大同，随即向塞外发展，于十二月攻克元上都，焚烧元宫室，使元廷大为震动。关先生在上都驻军七日，又率军东进，于次年正月攻破全宁路（今辽宁昭盟翁牛特旗），焚毁鲁王府宫室。随后又夺取辽阳（今辽宁辽阳），攻入高丽。红巾军所以攻打高丽，主要是因作为元朝驸马的高丽恭愍王仇视农民起义军，并曾派兵参加元军攻打高邮之战。但红巾军后来为高丽军所败，关先生等战死。

大宋军分三路北伐后，元廷把大批军力放在山东，因而刘福通亲率的中央红巾军得以解除压力，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六月开始北进，旋即占领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广大地区。第二年五月，刘福通攻克原北宋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市），随即自安丰（今安徽省寿县）迎来宋帝韩林儿，改汴梁为都城。大宋政权以"灭元复宋"为号召，其影响所及，江淮、齐鲁、巴蜀、荆楚、辽海以至甘肃等地农民军群起响应，元朝统治已经岌岌可危。面对这种形势，元廷不得不重新组织军事力量，尤其是重用和提拔了一批与起义军为敌的较有战斗力的地主武装，其中最有名的是被元廷提拔为四川省平章的答失八都鲁和被授予汝宁府达鲁花赤的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五月，察罕帖木儿率领地主武装水陆并进，向大宋都城汴梁发动进攻。当时，北伐的三路宋军，东西两路受挫，中路远入高丽，起义军兵力分散，有的甚至互相攻杀，从而使汴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刘福通率军拼死抵抗，困守汴梁三月，最后终于被元军攻破，起义军5000　多官吏被俘，韩林儿、刘福通只得退走安丰。此后，察罕帖木儿父子连败起义军，继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冬攻下济南后，又于次年十一月攻下起义军在山东的最后一个据点益都，将山东境内的农民起义镇压了下去。这时，北上的各路农民军均先后失败，黄河以北地区又统为元军夺去。韩林儿、刘福通驻守安丰，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投降元朝的张士诚派部将吕珍向安丰进攻，刘福通力战到底，至死不屈，英勇牺牲，韩林儿被朱元璋的援兵救出。曾经威镇中原、给元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的大宋军终于全军覆亡。

刘福通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第一个发动者，他所领导的红巾军曾经发展到数十万众，与元廷斗争历时13年，消灭元军大批有生力量。最后虽然失败，但却为后来朱元璋推翻元王朝的统治打下了基础，其功绩是巨大的。

3。朱元璋兼并诸军与元朝灭亡当北方的农民起义转入低潮之际，朱元璋率领的红巾军却军势大振，迅速发展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朱元璋率军在江宁镇歼灭元军3　万余人，又大败元军于蒋山（今南京市钟山），攻占集庆路（后改名为应天府，即今江苏南京），很快又占有江左、浙右各郡。七月，在部将的拥戴下，朱元璋自称吴国公，后又被韩林儿以宋帝名义封为平章政事兼右丞相。

朱元璋占据应天府后，逐渐积聚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兵力，以图"平定天下"。当时的形势是，元朝贵族、军阀和地主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争斗愈演愈烈；各路农民军经分化演变，逐渐形成了占据江浙和淮南的张士诚、占据江西和湖广地区的徐寿辉和割据浙东沿海的方国珍等几支力量。朱元璋决心在消灭元军的同时，统一已经四分五裂的农民起义军队伍。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率军与陈友谅部激战于鄱阳湖，陈友谅兵败身亡。翌年，其子陈理以武昌降，大汉政权灭亡。其后，又于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七月攻破张士诚的首府平江（今江苏苏州），张士诚自缢未死，被俘后遭乱棍打死。在这种情况下，割据浙东的方国珍走投无路，只得投降；随后福州陈友定所率的地主武装也被消灭。这样，江南大部被朱元璋平定了。朱元璋兼并江南诸军后，分析了当时全国尤其是北方贵族和地主武装相互混战的形势，认为推翻元朝、统一全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他派人暗害死了大宋皇帝韩林儿，不再打尊奉韩宋的旗号，准备充当新皇帝。第二年十月，朱元璋采取先攻山东、继下河南、再克潼关控扼门户、直逼大都的战略，举兵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是为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元顺帝看到明朝大军逼近，大都难保，于是北逃应昌，明军随即占领大都，元王朝即告灭亡。

七、结语元王朝自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起，至1368年被朱元璋推翻，前后历97年；而上溯自铁木真称汗、蒙古建国，则历经了一个半多世纪。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数千年历史中，这是一个十分独特而又重要的阶段。终元之世，其以兵立国，以战强国，最后又被农民战争的烈火所埋葬，军事斗争在全部元史中占有相当突出的位置，并给中国以至世界以深刻的影响。如同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留下许多宝贵遗产一样，元代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也给后人以许多重要启迪。

元代 第064卷 元代思想史

【本卷提要】

本卷所叙述的内容，大致始于宋元之际南宋理学家赵复北传理学（1235年），终于元明之际金华朱学承传人物宋濂、何基应召仕明（1360年）。除无神论者谢应芳外，其间涉及十位重要的理学人物及其哲学思想。

本卷以朱熹后学在元代发展的三条线，即以许衡为代表的北方一线、以吴澄为代表的江西一线、以许谦为代表的金华一线为基本框架，以各自主要理学人物的思想为内容，叙述了程朱理学在元代传播、发展与演变的基本情况，指出了元代理学与两宋理学的同异所在，揭示了元代理学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及对明代王学的影响；同时兼顾陆学在元代的承传和影响，以及理学正传之外其他有影响的思想人物。

本卷的叙述，以客观介绍为主，公允评价元代理学人物及其历史作用，注意与先儒思想的比较，突出各自哲学思想的特点。

一、元代思想概述崛起于漠北的蒙古游牧民族，自建立蒙古汗国之后，开始了他们封建化的过程。经过长期的征战，最终攻灭金和南宋，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元朝，更加速其封建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适应中原地区高度文明的封建社会，建立长期有效的统治，元蒙统治者不得不像历史上所有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一样，采取汉法，接受以儒学为主的汉族思想文化。

儒家学说中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至北宋发展为理学，由南宋朱熹集大成。元代理学，上承两宋、下启明初，为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的传递作用，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定的地位。

随着宋室南迁，原本始于北宋的理学，在南方发展起来，而在金源统治下的北方反而湮没无闻了。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以前，在北方传播并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孔孟的传统儒学。金末的儒学，只讲些经学章句，显得支离繁琐，流于训诂之学。不过理学也并未绝迹，尚有二程的残支余脉存在，偶尔也有朱熹之学零星北传。元承宋祚，不但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而且加强了当时南北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从而打破了南北长期以来"声教不通"的局面，南方理学才开始传到北方。首传理学于北方的是南宋理学家赵复。宋元之际，元军南下攻宋，时儒臣杨惟中、姚枢随军前往，受命在南宋地区"求儒道释医卜者。"①1235年元军攻陷德安，赵复被俘。杨、姚加以保护，并礼送至燕京太极书院，请他传授程朱理学。赵复向姚枢献出二程、朱熹等人的著述八千余卷，还著《传道图》、《伊洛发挥》等书，对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作了全面介绍。此乃北方理学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机。当时的儒士大夫姚枢、刘因、许衡、窦默、郝经等皆由此得知理学之奥义，再经由他们的递相传授，理学在社会上迅速传播开来。正如清代学者黄百家所说："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儒迭出，声教不通。自赵复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②从此，理学的地位日渐上升，以至最终被定为"国是"，列为官学。

程朱理学得以在北方广为传播，除了学者的传授外，更由于元蒙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我们知道，理学是发展了的儒学，也叫新儒学。它以传统儒学的伦理道德为核心，汲取了释、道哲学的某些成份，集儒、释、道于一身，建立起庞大、精致、缜密的哲学思想体系，为儒学增添了新的内容，赋予了新的活力，使唐末以后衰微的儒学趋于兴盛。理学的思想体系，本质上是把反映封建统治者利益的三纲五常加以理论化、系统化，使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经地义，即所谓天理。而天理是万物产生的根源，是宇宙万物的变化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共同秩序，万事万物的一切变化、发展，无一不是"天理"的体现。这样就使三纲五常上升到世界本体的地位，获得了哲学的意义。理学家站在哲学的高度，论证了封建秩序的合理性，还引导人们进一步用"格物致知"、"直识本心"的方法去进行纲常伦理的修养。这样一套理论不过是哲学化了的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而已。这也正是封建统治者所迫切需要的

①　《元史》卷一五八，《姚枢传》。

②　《宋元学案》卷九○，《鲁斋学案》。

理论，所以"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①。对于入主中原的元蒙统治者来说，当然也无例外。

元世祖忽必烈就是一位为理学的广泛传播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他崇尚儒家学说，任用各族儒士，注意用儒家经籍教育培养蒙古子弟。他曾亲自召见金朝儒士窦默。窦默大讲三纲五常，忽必烈听后大喜。在"潜邸"召见赵复，足见其对理学的支持。在开国之际，忽必烈身边的主要谋臣大多不仅尊信理学，而且其本人就是著名理学人物。如许衡、张文谦、王恂等人，他们协助忽必烈立朝仪，定官例，颁典章。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的儒学观念渐被元蒙统治者接受，并用而行之，为理学在全国的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元仁宗延祐年间，恢复科举取士。仁宗是元代帝王有较高汉文化修养的皇帝，他从小随贯通经史、善论古今治乱的名儒李孟为师，即帝位后革新政治，标榜儒学。他深悟理学之要领，谓"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②、"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③他为表示对儒家先贤的崇奉，命国子祭酒前往曲阜，以太牢祭孔子。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又以宋理学家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及元理学家许衡从祀孔庙。翌年，袭封孔子五十三代孙，以扩大孔孟程朱的影响。李孟向仁宗建议，"大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汉、唐、宋、金，科举得人为盛。今欲兴天下之贤能，如以科举取之，犹胜于多门而进；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真材也。"①仁宗从其议，明令科场试士。科考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并用朱熹章句集注。由此，研学朱学文士迅速增加，儒学在社会上得到了空前的弘扬，为理学在更大范围内传播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元代学者虞集曾就此议论说："群经、四书之说，自朱子折衷论定，学者传之，我国家尊信其学，而讲诵授受，必以是为则，而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②朱氏诸书，定为国是，开始成为官学，实是理学在元代传播中的大事。

理学自北宋兴起以来，中间几经周折，屡遭当朝贬斥，远远没有取得学术界的统治地位。只是到了宋宁宗嘉定五年下除学禁之诏后，朱学方得到朝廷一定程度的承认。有元一代，从元蒙南下，理学北传，至元仁宗期间开科试士，程朱理学地位日趋上升，最终成为元代的官学，成为元代的一种统治思想，其政治社会影响直至明清两代。

元代理学承袭两宋理学。程朱理学在元代大体沿三条线发展：其一，以许衡为代表的赵复一线。赵复自谓朱熹的私淑弟子，经他的传授，北方有了一批有影响的理学人物，如许衡、郝经、刘因、窦默等。其中以许衡影响最大，后人称其为"朱子之后一人"，是儒家道统的接续者。他于理学本身并无多大创见，但于理学的传播却贡献甚大。另一重要理学人物就是刘因。他不象许衡积极用世，而是高蹈不仕，潜心理学，与许衡同为元代北方两大儒，被世人称为"元之所藉以立国者"③。其二，以吴澄为代表的江西饶鲁一线。

①　《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传》。

②　《元史》卷一七五，《李孟传》。

③　《元史》卷二六，《仁宗本纪》。

①　《元史》，卷一七五，《李孟传》。

②　《考亭书院重建文公祠堂记》。

③　《宋元学案》卷九一，《静修学案》。

饶鲁是黄榦的高弟，为朱熹的再传弟子。他虽为朱熹嫡传，但并不株守朱学门户。饶鲁之后，其最著者，是饶鲁的再传弟子吴澄。元代中期，随着许衡、刘因的相继去世，吴澄成为元代著名的理学大师，与许、刘并称为元代三大"学者"。他虽为朱学系统，但却是一位"和会朱陆"的代表人物。其三，以许谦为代表的南方金华一线。宋室南渡以后，理学重心南移，浙江金华地区文化侵盛。早在南宋乾、淳年间，吕祖谦承绪关洛之学，创立了婺学，与朱熹、张栻共同倡道于东南。金华丽泽书院是南宋著名学府之一，朱熹曾来此讲学，接引弟子，传播理学。最初传入朱学的也是朱熹高弟黄榦，继而陆续至何基与宋末王柏及元代金履祥、许谦。史家习称"金华四先生"。因其推广朱学有功，受到后世封建统治者的褒扬，列为理学正宗。另外，还有元代后期有"浙东四先生"之称的宋濂、刘基、叶琛、章溢，他们作为理学中坚人物，为程朱理学于明初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

陆学在元代远不如朱学兴盛，虽有"承传"，但其影响与朱学无法相比。一般思想史家几无提及。陆学的衰落，原因有多种，但最主要的还是朱学已成为国家取士的规程，受到统治者的推崇。陆学的境遇却刚好相反。但是，尽管如此，陆学并未因此衰竭，尊信陆学的人物尚有人在，像刘壎、陈苑、赵偕等，仍坚守陆学"门墙"，始终与朱学对垒，在元代有一定的影响。元代理学总体上说继承了宋代理学最基本的思想原则，他们的天道观、心性论、知行观等等，都是旨在论证封建伦理纲常的合理性，即合乎天理。元代理学家同样都十分看中《四书》、《五经》，讲求儒家经义，探究义理之学，坚持儒家传统的道德修养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元代理学与宋代理学是一脉相承的。

与宋代理学比较，元代理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由原来的朱陆之争逐渐趋于朱陆和会。我们知道，朱陆之间，从本体论到方法论都有分歧，但主要集中在陆学的"发明本心"与朱学的"格物穷理"的争论。虽然这种争论本来是属于如何体验天理的方法途径问题，但争论的结果，却成了两家分歧的焦点和原则，因而它也就成了判断是陆学还是朱学的原则。朱熹在认识天理的方法步骤上，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即由外界的格物以达到致知的过程。这一过程又叫做"格物"、"下学"的笃实工夫。但"格物"、"下学"的笃实工夫，容易流于支离繁琐，或者流为训诂之学。而陆九渊的本心论强调直指本心的"简易"工夫，但虽为"简易"，却存在着谈空说妙、流于禅说的弊病。元代朱学和陆学人物，除极少数坚守自家藩篱、不杂异说者外，其他人如许衡、吴澄、郑玉、许谦、宋濂等，看到了朱、陆的争论，一是"支离"，一是"简易"，各走极端，以致使各自的学统难以为继，故主张打破门户，以汇综朱、陆两家之长。正由于如此，所以在元代便出现了朱陆日趋和会，或者说日趋合流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如果从学术本身的发展来说，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朱陆两家尽管存在着争议或差异，然而他们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宣扬孔孟之道，都是为维护封建制度，要人们严"义利之辨"，"存天理、灭人欲"，使自己的思想行为符合封建的三纲五常、仁义道德，亦即符合天理。虽然就哲学上来说，陆以心为本体，朱以理为本体，但这并非本质性的区别。所以朱陆两家互相取长补短就不足为奇了。

元代理学出现的朱、陆合流，结果使其既减少了空疏，又具有了笃实。

朱学方面的人物，一方面坚持笃实的工夫，另一方面也兼取陆学"简易"的本心论，以避免朱学的"支离"泛滥；陆学方面的人物在坚持反求自悟的本心论的同时，也兼取朱学致知、笃实的"下学"工夫，使陆学不致于谈空说妙，流入禅门。当然，这种"和会朱陆"，其实就是以陆学的本心论，兼取陆学的某些观点，而且也兼取朱学的理气论与理欲之辨。明代王阳明的学说即以陆学为宗，又融合了朱学的一些内容，从而形成了博大、精细的王学体系。而王阳明这种兼融朱陆的办法，不过是沿承元代朱陆合流的趋势。因此，从南宋的陆学到明代的王学，元代的理学实为宋明之间的过渡环节。也可以说，由宋到元、由元到明的过程中，从理学史上说，元代的朱陆合流，是起有嬗变和传递的重要作用的。

元代的理学家，无不重视儒家经典的研读。在他们看来，圣人未出之前，道在天地；圣人在世之时，道在圣人；圣人既没之后，道在《六经》。因此，要知"道"，就得学圣人之言。而最能正确地阐发圣人之道的，则莫过于程、朱。因而提出了"由传以求经，由经以求道"的主张。然而有的理学家，并不墨守先儒之说，甚至对被视为神圣的经典也敢质疑问难。首开元代疑经之风的可以说是宋元之际的王柏、金履祥。他们对《诗经》、《尚书》以及朱熹《四书集注》都提出疑难。然而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思想，就是刘因提出的"古无经史之分"的看法。这种见解不仅在学术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而且从政治上动摇了儒家经典的地位，因而对后世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

总之，元代理学对于两宋理学，不仅仅是继承，而且有所发展，弥补了宋代理学的某些不足，为理学在明清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二、元初北方理学的传播与发展（一）北方理学的传授者赵复及其理学思想赵复，字仁甫，德安（今湖北安陆）人，学者称江汉先生。其生卒年无所考。有论者据赵复为杨奂作《杨紫阳先生文集序》末有"丙午嘉平节"一语，推断他大约生于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年），而卒年则在元大德十年（1306年）以后，享年在80　岁以上①。

赵复为南宋"乡贡进士"，预廷试未及仕，以所闻濂洛关闽之学教授乡里②。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元兵攻陷德安，俘虏数万③，其时大将杨惟中（1205-1259年）于军中掌理政务。他的主要幕客姚枢（1203-1280年）受诏自军中虏者求儒、释、医、卜者，带至燕京（北京），得名儒数10人④，其中有赵复。赵复因"九族俱残"，欲投水自尽，为姚枢救免。姚枢劝说，徒死无益，不若改换心意，随其北上。赵复强服之，并"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①杨惟中闻其有关理学议论，始爱好其学，遂与姚枢议建太极书院，请赵复等儒士在此传授程朱理学，从者百余人。他们还立"周子祠"，祀奉理学始祖周敦颐，以二程、张载、杨时、游酢、朱熹6人配食，选取理学著述八千余种，作为教学书目。赵复还编著《传道图》，介绍从伏羲、尧、舜经孔、颜、孟氏到周、程、张、朱的理学道统；又著《伊洛发挥》，标明理学宗旨；著《师友图》，介绍朱熹门人；又取伊尹、颜渊言行，作《希贤录》，以示学者求端用力之方②。自此，理学得以在北方传播。《元史》记载："复（赵复）传其学，由是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③清代学者黄百家说："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儒叠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④可见，赵复确为理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堪称"道北第一人"，对于元代理学有首倡之功。

赵复不愿出仕为官，不久便隐迹不出，终老于河北真定（今保定）。其所著《传道图》、《伊洛发挥》、《师友图》、《希贤录》等已佚失。关于赵复的理学思想，后人只能从《元史》、《宋元学案》、《赵子言行录》以及其它元人文集中，摭拾丛残，了解大概，我们已无法窥其全貌。

1。赵复的道统观赵复在太极书院传授理学，作《传道图》，首先确认儒家道统。其序为：伏羲、神农、尧、舜、孔子、颜回、孟子、周敦颐、程氏兄弟、张载与朱熹。

①　参见侯外庐等著《宋明理学史》上卷，第684　页。

②　陈廷钧：《赵子言行录》卷上，《宋乡贡进士赵江汉先生事迹岁考略》。③　《元史》，卷二，《太宗本纪》。

④　《元史》卷一四六，《杨惟中传》。

①　《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传》。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宋元学案》，卷九○，《鲁斋学案》。

这是朱熹及朱门学者所严守的统绪。赵复解释说，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所以发明绍续。他把道统之传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他还作《师友图》，自谓为朱熹私淑弟子，以道统的传人自居。

赵复作《传道图》，虽说看上去只是一般地排列出道统传授的谱系，但从其落脚于理学的最大代表人物朱熹来看，显见其旨在表明程朱理学是得圣人之道的正统。这一点是由他的理学家立场所决定的。

道统之说，肇端于《论语》的《尧曰》篇。那里面即已讲到尧以"允执其中"四字传给舜，"舜亦以命禹"。由此而后，传至文武周公。其后《孟子》的《尽心》、《公孙丑》两篇，把尧舜至周公的传系接上孔子，而孟子自认为在孔子之后，是"舍我其谁"，当仁不让地承继这个传系的人。在汉唐儒家当中，也讲从尧舜到孔子、甚至到孟子这一传系，而且他们当中一些人，还自命为这个传系的承继者。但由于汉唐经生陷于六经的点画之末，成了记诵之徒，遂使佛教乘隙而起。唐代韩愈在佛老猖獗、威胁儒家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举起"卫道"大旗，保卫儒家之道。他在《原道》篇中也讲了尧舜至孔孟的传系，在他看来，这个道的传系，到孟子以后即已中断，"不得其传"，并自认为可以"祖传"尧舜以来相传的道。然而，宋代二程，尤其朱熹，不承认韩愈是孟子而后的道统承继者，明确地把他排除在道统之外。究其原因，在朱熹看来，孔孟而后道统所以中断，是因为尧舜以来相传的"允执厥中"这个孔子提出的把握儒家思想的原则、尺度的道失传了。也就是说，韩愈讲的儒道之"道"，与所谓道统之"道"不是一个意思。韩愈是以仁义为内容作为尧舜传至孔孟的道，这个"道"，只能说是儒家思想的要义。北宋程颐明确提出要接续道统，他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指程颢）生于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①他以自家兄弟上接孟子，以"真儒"自诩。二程在道统中的地位得到了朱熹的承认。朱熹说，直到北宋"二程兄弟出"，以不世之才上接孟子，"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能够"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使道统"赖以不坠"②。至于朱熹本人，作为程学传人，自认为是道统的接绪者。朱熹确定道统的传系，就是根据孔子提出的尧传予舜的"允执其中"开始的。尧的一句四字，加上舜疏解"允执其中"的三句十二字，即舜传禹时说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成为宋代以后，儒家常说的道统"十六字心传"。朱熹高弟黄榦进一步说："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得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③根据黄榦的观点，由周、程、张、朱开创的、以濂、洛、关、闽为代表的宋代理学，是孔孟而后的道统继统者，程朱理学则是孔孟之学的正传；而在道统传承中，朱熹又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孔子所传之道至孟子而始著，那么，周、张、二程所继之道，至朱熹而始大明。这就把朱熹提到与孟子相同的高度。这既是为程朱理学争得正统地位，同时又可以此激励继起的理学家"任

①　《二程集·明道先生墓表》。

②　《中庸章句序》。

③　《宋史》卷四二九。

传道之责"的使命感。

赵复处于宋元战乱之中，汉民族传统文化面临危机。也许正是"道之正统待人而传"的观念，使他隐忍"九族俱残"的不幸遭遇，"以道自任"，冀道大明于世，承担起在北方传播理学之责。一方面，保存传统的汉民族文化，使其免遭灭亡的厄运；另一方面，用以理学为主体的较高的理论形态感召蒙古族统治区的汉族知识分子，影响和改造异族文化。总之，赵复及元代理学家，无不遵从道统，接受朱熹的道统之说。

赵复作《传道图》，标明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他也没有忘记突出自己在道统传续中的地位，因此又有《师友图》之作，以"寓私淑之志"，也就是将自己列入朱熹私淑弟子之列，以获得程朱理学正宗传人的身份。那么，他在太极书院讲学，当然是传授程朱理学。他传授程朱、尤其朱熹哪些著作呢？在元人的文集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些情况。我们知道，从北宋兴起的理学，主要是讲修己及人的心性修养，所以比较重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其中有修身的三纲领、八条目以及伦理道德，可供理学家们发挥他们的天理、人欲的思想，因而他们把《四书》往往架于《五经》之上。朱熹在谈论为学之序时说过："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①朱熹虽也曾以义理疏释五经，但作为他的代表著作，还是他多年集注的《学》、《庸》、《论》、《孟》四书。因此，元初赵复首传程朱理学于北方，自当会有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与赵复同时而稍后的理学家虞集曾提及此事。他说："昔在世祖皇帝时，先正许文正公（许衡）得朱子《四书》之说于江汉先生赵氏，深潜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泽民，以之私淑诸人。而朱氏诸书，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二。"①许衡在元代官至左丞、国学祭酒，为元代理学大儒，自然通过他的表彰，更将赵复传授的朱注《四书》扩大推行，以至在元仁宗皇庆2年（1313年）制定的科举条格明确规定，明经一科中的四书、五经，用程、朱的注本。延祐2年（1315年）正式开科试士，自此，朱注被国家定为科场试士的程式，开始成为官学，即虞集所言，"朱氏诸书，定为国是"。因为科场以朱注为官本，自然要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读书、讲学之风。虞集就此说："群经、四书之说，自朱子折衷论定，学者（赵复）传之，我国家尊信其学，而讲诵授受，必以是为则，而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其后，明、清两代朱学为官学，实肇端于元代，而其缘又盖在于元初赵复的传授。

2。赵复的理学思想片断赵复的理学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伊洛发挥》和《希贤录》里。但这两部著作都没有传下来，现仅见一些有关的片断材料。不过，我们从中尚能窥见赵复的一些理学思想。

《元史·儒学一》上说，赵复著《伊洛发挥》"以标其宗旨"。一般地说，赵复学术思想的"宗旨"就是发挥二程的"伊洛之学"。然而，他既自谓承程朱之统绪，必以儒家之道为其"宗旨"。他在为《杨紫阳先生文集》所作的序文中谈到君子之学时说："三代圣人，以心学传天下后世，见于伊尹、傅说之训，君子将终身焉。"②在这里，赵复主张应以圣贤授受的"十六

①　《朱子大全》卷三五。

①　《道元学古录》卷四○。

②　苏天爵：《元文类》卷三二。

字心传"为君子之学，以得圣人之心法"。因此，赵复所要标明的"宗旨"，即是朱熹所谓"圣人传心"的"十六字心传"。

据此，赵复强调，君子在于求得圣人之心，不当以功利所累。但不幸的是，先秦诸子各以其意言学，未得三代圣人之意。及至齐桓、晋文、叔向、子产，又以功利竟说，为功业奔走，遂泯圣人之意。汉代贾谊、董仲舒虽得圣人之意，然不得其时。唐房玄龄、杜如晦能得其时又失圣人之意。诸葛亮虽高风亮节，但又周旋随世，而不能无偏。所以，赵复主张，为学在于求得圣人之心传，通晓"王道之本原"，而不应当一味追求功利。

赵复本人在元蒙统治下，不愿用世，借杨奂《文集》序力陈君子不能以事功为累，当求三代"圣人之心"，以独善其身。当时人郝经曾致书赵复，指出，学者不应独善其身，应使"六经之义，圣人之道""衍正脉于异域"，"大敌于北方"①。当然，这并没使赵复回心转意，他在太极书院讲学，一年后便离开隐居起来，以致他晚年的行迹，不为世人所知。

为求得圣人之心，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在《希贤录》中，集中体现了赵复这方面的思想。"希贤"之说本源自周敦颐，是理学家所提出的做人的目标。周敦颐在《通书·志学第十》中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赵复《希贤录》大概就是根据周敦颐"希贤"之说而编辑的一部伊尹、颜渊言行录，其目的在于引导学者在自身修养上下工夫，以期成圣成贤。这一点，在赵复戒勉元好问的话里，可以说明。《元史》记载："元好问文名擅一时，其南归也，（赵）复赠之言，以博溺心、末丧本为戒，以自修读《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为勉。其爱人以德类若此。"①元好问是金末元初的大文学家，在这，赵复给元好问提出两条忠告：一是"博溺心，末丧本"，二是"自修读《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这是针砭元好问陷溺于词科、事功，而勉之以读《易》，直求文王、孔子的本意。虽说是针对元好问，但却反映出赵复的追求。理学家为学一向以进德修业为本，反对专意于文辞，牵于训诂。在当时，"五经四书小注不胜其烦，读者诚有文灭质，博溺心之患"②。在赵复看来，文章害道，陷溺人心，无补于淑身济世。所以他对文词名世的元好问提出"溺心"、"丧本"的告诫，并以"自修读《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勉之。在他看来，《易》是圣人之言，读《易》也就是读古圣贤书。通过读圣贤之书，就可以体会圣人之心。这里的"心"，当指圣人的"心传"之意。这大概就是赵复所提出的修养方法。

在经学方面，赵复没有留下经注。但从别人的一些记载中，也可以见其片断思想。如元代吴莱的《渊颖集》有这样的记载："先正（吴渊颖父）有云：世之去圣日远，故学者惟传经最难。仁甫（即赵复）当天下扰攘之际，乃能尽发先儒传疏而传之，不亦难乎！"其中所言赵复"能尽发先儒传疏，"亦即发先儒之所未发，可见他对儒家经书及其传疏是下过一番功夫的。《渊颖集》还记载，北方之有胡安国《春秋》学，也得之于赵复的传授。由于赵复"尽发"胡氏义旨，使胡氏《春秋》学在元代"持盛"，以至延祐开科试

①　《陵川文集》卷三○。

①　《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一》。

②　明理学家薛瑄语。

士，其中《春秋》一经，即以胡氏《春秋传》为定本，一直延至明、清两代。另从前边赵复勉戒元好问所言，得见赵复对《周易》的重视，表明他在"尽发先儒之传疏"中对《易》学的态度。

总之，在"南北路绝"、"声教不通"的宋元之际，赵复作为"南冠之囚"首传理学于北方，对元代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二）元代理学的先驱许衡及其理学思想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怀庆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学者称鲁斋先生。《元史》有传。《宋元学案》立有《鲁斋学案》。

许衡自幼好学善问，每闻人有书，即前往求观。16　岁时，得见《尚书疏义》，便请就寓宿，手抄而归，由是刻意典，治学不倦。时值蒙古灭金，许衡25　岁。因河南兵荒马乱，入鲁避居于泰安东南徂徕山，始得王弼所注《周易》，夜诵昼思，身体力行。不久，由鲁转魏，在大名府收徒讲学，并与名儒窦默相识，相与讲习。29　岁应试中选，占籍为儒。在此3年，兵乱稍定，返回家乡。在河南苏门（今辉县西北）和姚枢相遇。当时姚枢弃官隐居于此，传授从赵复得伊洛之学。许衡往访时，姚枢出示伊川《易传》、朱熹《论语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小学》等书，许衡"读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写以还"，致力研究程朱理学。后来许衡移家苏门，与姚枢、窦默等人讲习经史，终日传教生徒。

元世祖忽必烈倾心汉人文化，重用儒者。在即帝位前，就曾延用汉儒。

1254年，忽必烈出王秦中，收罗儒者，召许衡为京兆提学，时许衡44　岁。忽必烈南征，许衡离秦返里。中统元年（1260年），世祖即帝位，徵诏许衡入京，曾几度接见，被任为太子太保，同时姚枢被任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三人因和丞相王文统政见不和，一并辞官不就。许衡归怀庆教学。至元二年（1265年），许衡又被召至京师，辅佐右丞安童，命议事中书省。许衡应命，参预国事。至元4年，许衡抱病，不再入省，疏清还家，蒙帝诏许。同年，又被召回京，除国子祭酒，编《历代帝王嘉言善政录》。至元6年，参加议定朝廷官制。至元七年（1270年），诏拜许衡为中书左丞。次年，许衡坚辞左丞职，乃改授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专掌教学。许衡欣然受命，亲选蒙族弟子讲授《大学》、《中庸》等书。任教3年，因权臣阿合马从中作梗，许衡乃辞职。至元13年，许衡68　岁，参预修订历法。至元十七年（1280年），历法修订完成，许衡获准还乡养病，次年去世。谥文正，从祀孔庙。

许衡在哲学上，并无多大创见。然他在元朝能辅佐元世祖继承中华儒学，使儒学传统，尚能流传，这是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他为理学"承流宣化"，使所谓道统不至断绝。因此，一些后世儒生对他歌颂备至。

许衡有《鲁斋遗书》十四卷传世，集中反映了他的理学思想。

1。许衡的天道观许衡以"道"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他说："太极之前，此道独立。道生太极，函三为一，一气既分，天地定位"①。"道"是宇宙中最先存在的本体，由道而生太极，太极生气，气分阴阳，阴阳合而有天地万物。在这里，许衡强调了"道"的绝对性，它是独立的本质。"道"也就是"理"，许衡也叫做"天理"。理的涵义之一，就是所以然与所当然。"其所以然与所当然，此说个理字。"①许衡认为，理是万物所由产生的根据，即"所以然"之理。"所以然者，

①　《鲁斋遗书》卷七，《稽古千文》。

①　《鲁斋遗书》卷一，《语录上》。

是本原也。"②理作为万物产生的根据，是本原，它先于万物而存在，通过气化流行而产生万物。他进一步说明了理与物的关系，认为万物由理产生之后，理仍然是烛照万物，万物并没有离开理，二者相即不离。他说："事物必有理，未有无理之物，两件不可离。"③因为无物则理无从体现，无所寄托，"无理则理何所寓？"④这里，许衡并非认为有物才有理，而是说，物是体现理的，所以理才是本原的东西。他说："有是理，而后有是物"，"凡物之生，必得此理而后有是形，无理则无形。"⑤所有事物都先得理才能成形，万物由理产生，这是必然的。因而，所以然之理也叫做"命"，即事物得以产生的必然根据。"所以然者，是命也。"⑥理作为"所当然"之理，是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和法则。万物不仅有其产生的根据，而且还有其运动变化的内在必然性。许衡说："每一事，每一物，须有所以然与所当然。"⑦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在其运动过程中，在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中表现出来，因而也叫做"义"。"所当然者，是义也"⑧，即事物运动变化所宜行的轨道。事物的发展变化，须是阴阳相荡，刚柔相摩，一阴一阳，一刚一柔，这是"物理"所当然，是一种客观必然性。只有二刚或二阳，事物便不能正常运动变化，也就不成其为事物。相对于事物的"所以然"之理而言，事物的"所当然"之理第二位的，先有该事物的产生和存在，才会有该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故许衡说："所当然者，是末流也。"①在许衡的天道思想中，含有辩证法的成份。除上述"所当然"的思想外，在说明阴阳二气的关系时，也反映出他朴素辩证法思想。许衡指出：第一，阴阳是不能分离的，"万物皆本于阴阳，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地附天。"②第二，阴阳是互为消长的，"天道二气，此一气消缩，彼一气便发达；此一气来，彼一气往；无俱往并发之理"，"一消一息，常理如此"③。第三，消与长都不是直线进行的，"消之中复有长焉，长之中复有消焉"，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至于"长极"、"消尽"④。这就是说，阴阳两极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共处于一个对立统一体中。许衡在论述天下古今治乱现象时也有这样的思想，他说："尝谓天下古今，一治一乱，治无常治，乱无常乱；乱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乱焉；乱极而入于治，治极而入于乱；乱之终，治之始也，治之终，乱之始也"。⑤这里包含着治乱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辩证法思想。然而，许衡论阴阳消长，不是从天气变化中得出的结论，他的乱治关系说，②　同上。

③　《鲁斋遗书》，卷二，《语录下》。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同上。

①　《鲁斋遗书》卷二，《语录下》。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鲁斋遗书》卷六，《阴阳消长》。

⑤　《鲁斋遗书》卷九，《与窦先生》。

也没有超出历史循环论的框子。

2。许衡论心性在许衡的哲学中，心、性、理三者被看成是一回事。他说："天生人物，既与之气以成形，必赋之理以为性。"①天生人和万物时，就赋予人心以"理"，形成人性，而"性即理"。有人问许衡："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先生（许衡）曰：便是一以贯之。"②许衡对心、性、理关系的看法，既不完全同于朱熹的"性即理"，也有别于陆九渊的"心即理"。他在这一问题上笼统地把心、性、理"一以贯之"，并非是他在理学上粗疏所致，而是表现出他在朱陆之间游龙走蛇的含糊态度。

由于在心、性、理的关系问题上，许衡游离于朱陆之间，所以，他在关于如何识见天理的心性修养方法上，也就游离于朱熹的穷理以明心和陆九渊的明心以穷理二者之间。

依据许衡的意思，在心体未发之时，其修养方法是持敬。持敬即"身心收敛，气不粗暴"，如恐"鬼神临之，不敢少忽。"③心里常存敬畏，其心即能如"明镜止水"，自定常存。在心之已发而又未发之时，即心与外物将接而未接的一瞬间，也就是人欲将萌但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其心体之动尚在几微潜滋之时，虽他人不知，但"我自家心里独自知道"，这叫做"独知"。对于这种情况，其办法是"谨慎"。许衡很重视这一步工夫，因为他认为心与外物刚刚接触之时，正是"一念方动之时也。一念方动，非善即恶"④。一个人的善恶，始于最初的一念之差。所以，"谨慎"就是要抓住一闪念的意思。到心之已发，即心与外界事物已经接触的情况下，许衡强调"审察"的工夫。他说："动时应事接物要审察"⑤。在他看来，"审察"是对已发生的行为而言的，而对行为的审察，还是要抓住行为背后的意念。因此，这一方法不是靠外来，而是以内省的方法，由自己判断和纠正自己在行为上的偏颇，以使自己的行为规范在封建道德的轨道上。这里，许衡所谓持敬、谨慎、审察的工夫，基本上是强调自觉。所谓自觉，是启端和扩充心体本有的知或良知。

许衡讲持敬、谨慎、审察，当然是本于朱熹的理学方法。但朱熹的这些方法不是直接求之于人的自觉和本心的自发；尽管他也讲自觉、明心，但这是由格物而得自觉，由穷理而后心中之理明。而许衡则从天理赋予人心，人心即其天理这个前提出发，是径求于心。"道理"不须凭借格物致知的媒介，而是天然明白的。他自问自答地说："人与天地同，是甚底同？。。指心也，谓心与天地一般。"①他这里讲的天地，是指宇宙本体。"心与天地一般"，即是说心即宇宙之本体，就是天理。因而，"人心本自广大"②，故其"心之所存者理也"③。这恰恰是陆九渊说的天理在吾心中，心具天理。所以许衡认

①　《鲁斋遗书》卷五，《中庸直解》。

②　《鲁斋遗书》卷二，《语录下》。

③　《鲁斋遗书》卷三，《大学要略》。

④　《鲁斋遗书》卷一，《语录上》。

⑤　同上。

①　《鲁斋遗书》卷二，《语录下》。

②　《鲁斋遗书》卷五，《中庸直解》。

③　《鲁斋遗书》卷二，《语录下》。

为，要求得天理，就在于"尽心"；能"尽心，是知至也"，"天地至大"，"穆然深远"，但能反身"至诚"，也可知"天道"、得天理。一句话，天理在心中，直求本心即得天理。许衡讲的持敬、谨慎、审察，恐怕就是从这一思想出发的。由此可以看出，自称朱熹传人的许衡，也并非完全墨守朱熹之说，倒是与陆九渊的思想接近了。这正反映了元代朱陆合流的趋向。

3。许衡论知行许衡在认识论上，主张知行并重、践覆笃实。他说："世间只两事，知与行而已。诲之使知，劳之使行，其忠爱无穷焉。爱焉而勿劳则骄，易流于恶；忠焉而勿海则妄行，犯于过昝。"①许衡从知与行的作用，说明了二者的重要性。但是，从知与行的先后来说，他认为知先于行。他说，人们常常说某人只说得，行不得，其实是说得好话，也很不容易，"事无大小，不能明，则可有能处？""凡行之所以不力，只为之不变，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所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只是要个知得真，然后道笃行一句。"②许衡在此强调"真知"的重要性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认为先知然后才能行，则就不对了。然而，他作为一个程朱理学的笃实之士，丝毫也不轻视行的重要。他认为，"真知"是为了"力行"，所以，"知与行，二者并进。"③能"真知"即可"力行"，而行之所不力，并非朱熹所言是因为在行上没有"痛下工夫"，而是因为知之不真。如能获得真知，即是行。这里，许衡又混淆了知与行的区别，以知代行，知重于行，正好踏入陆九渊的辙迹。

许衡所谓"知"，并非是指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其主要是知天命、明人伦之类的自我修养；他所谓"行"，当然也决非我们所讲的实践，主要是指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政治活动和道德行为。这一点，他在《论小学大学》中讲得很明白，他说："小学教人自下事上之道，大学教人自上监下之道。上知所以临下，则下服；下知所以事上，则上安；上安下服，此古昔治平之兴，必本于小学大学之教也。"①许衡作为切近时务、注重实际的思想家，在论述为学之道时，提出两条见解。一是为学的目的应以"治生"为本，不为求官谋利所使。他说："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所谓"治生"，指农工商贾而言。他认为，"君子当以务农为生，商贾虽逐末，亦可为也，查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若教学为官，以规图生计，则恐非古人意也。"②许衡重视民生日用，提出"治生"思想，这同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大相径庭。他的"治生最为先务"的为学之道，与朱熹的正人心、明天理的为学之道相比较，无疑是一种进步思想。二是博古知今，当用于时。他指出："夫人患不博古，而博古者或滞于形迹而不可用于时；人患不知今，而知今者或于苟简，而有害于道，二者皆非善学也。"③他很羡慕古人有为于时，学古适用，随时中理。当然，许衡强调践履笃实，主张为学应以治生、适用为目的，是为巩

①　《鲁斋遗书》卷一，《语录上》。

②　同上。

③　《鲁斋遗书》卷二，《语录下》。

①　《鲁斋遗书》卷三。

②　《鲁斋遗书》卷末，《国家事迹》。

③　《鲁斋遗书》卷八，《留别潭彦请序》。

固封建秩序服务的；不过，这种学用一致的思想和务实精神，也有一定合理成份，不失其有可取之处。

4。许衡的历史观许衡把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看作是自然秩序，是天定的"不易之理"。

他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贵贱位矣。在上者必尊之，然后事可得而理。为君长，敬天地、祖宗、鬼神；为百执事，敬事君长；此不易之理也。舍此便逆，便不顺。"④这正是董仲舒的"王道三纲可求于天"，君、父、夫为天，臣、子、妇为地，人间的尊卑反映着天地的尊卑。其实，天地本无尊卑，正因为人间有尊卑，人们才硬说天地也有尊卑。因此，许衡在这里也不过是为封建秩序的"合理性"做神学的论证而已。

许衡看到了历史上治世和乱世交替的事实，至于为何如此，他用所谓"天人交胜"的道理来加以解释。他说："天之胜，质■（掩）文也；人之胜，文胜质也。"①本来，乱世之后尚质，治世之后尚文，早已有此说。问题是许衡把尚质归之于"天胜"，把尚文归之于"人胜"，好象乱世尚质，是天定的，而人不起作用；治世尚文，是人为的，天又不起作用。这样就把天与人割裂开了。其实，真实的历史正好是天（客观必然性）与人（人的有意识活动）的统一，乱世有天也有人，治世有人也有天。当然，许衡看不到这一点。什么又决定天与人呢？许衡认为是"命"，亦即"时势"。他说："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时也；时之所向，势也。"②这里，许衡在概念上是混乱的。一方面，"天"就是"命"，"命"就是"天"，合而言之，就叫"天命"。把"命"置于"天"之上，没有必要。另一方面，"命"是"时势"，"天"也是"时势"，同实异名，毫无意义。实质上，许衡的思想是要表达人要顺应"天命"，顺应"时势"。他说："势不可违，时不可犯，顺而处之，则进退出处，穷达得失，莫非义也。"③即是说，时势是不能违反的，人的进退出处顺应时势的要求，就是义；否则就是非义。义者，事之宜也。义就是合乎时宜；非义就是不合时宜。总之，许衡强调了道理的一面：人要顺应时势；而抹煞了道理的另一面：人要作用于时势。这是一种命定论的思想。

许衡是元代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平生崇信程朱，传播理学，倡鸣斯道，曾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宠信，为元代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正统王朝的建立，使程朱理学得行于世，并由私学变成官学，取得正统地位，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的思想在元明之际影响很大，元代曾有人把他和吴澄并称为当时思想界的双壁。明清诸儒皆赞其学纯，其行笃，条理精密，规模广大，是朱熹之后第一人。这说明许衡确实是我国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有着他应有的地位。

许衡作为元朝立国之臣，从当时社会的需要出发，对两宋理学有取有舍。他曾批评"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实理者亦少。"从许衡的思想来看，他是兼采朱陆而自立门户。在以理为"所以然"和"所当然"之理和格物穷理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朱学；而在以理为人心之理和扶接良知良能方面，他继④　《鲁斋遗书》卷二，《语录下》。

①　《鲁斋遗书》卷九，《与窦先生》。

②　同上。

③　同上。

承和发展了陆学。许衡提出天理在于良心，人有良知良能的思想，成为从朱学、陆学到明王学的桥梁。

（三）元初重要的理学家郝经及其理学思想郝经（1222-1275年），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川）人。《元史》有传。其家世代业儒，曾祖父弟兄七人均"治经力学，教授州闾"，其中又以他曾叔祖父郝震（号东轩老人）名声最大。祖父郝天挺也以教学有方闻名，元好问就出自他的门下。父亲郝思温仍以教书为业。郝家几代以讲究礼法受到乡人的尊敬。

传统的家学和家风对郝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立志"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移，不为利欲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①金末，徙家顺天（今河北保定），后为顺天守帅张柔、贾辅所知，延为上客。张、贾两家藏书万卷，其中经史子集、百家众流、山经地志无所不有，允许郝经咨意阅览。郝经在张、贾两家13年，其间，他"上溯洙泗，下追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②"掇其英华，发为词章，慨然以羽翼斯文为己任。"③苟宗道在《侍读故翰林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中，概括郝经治学之道时说：郝经"读书专治六经，潜心伊洛之学，涉猎诸史子集，以穷理尽性、修己治人为本。"④郝经读书是为了行道，为了经世致用，即"兴复斯文，道济天下。"⑤郝经的才学很快受到蒙古统治者的赏识。宪宗二年（1253年），忽必烈开邸金莲川，召见郝经，问以经国安民之道。郝经条上数十事，深受赏识，从此留在王府，成为忽必烈潜邸中重要的谋臣策士，为辅佐忽必烈的帝业，殚思极虑，竭尽全力。忽必烈即大汗位后，命郝经以翰林侍读学士充大蒙古国国信使，出使南宋。郝经被南宋拘留越十六年，于至元十三年（1274年），始获归元。次年病卒，年53，谥文忠。

郝经于被拘禁期间，勤于著述。其所著有《春秋外传》、《易外传》、《续后汉书》、《太极演》、《原古录》、《通鉴书法》、《玉衡真观》等，凡数百卷。今存《续后汉书》、《陵川文集》等。

郝经的学术渊源：郝经的理学思想受世代家传影响甚大。其父曾授周敦颐《太极图》、《通书》，邵雍《先天图》，张载《西铭》，并且指授其义。《铁佛寺读书堂记》有载："（其父）遂以太极、先天二图，《通书》、《西铭》二书付界（郝经），且指授其义曰："此尔曾叔父东轩老得诸程氏之门者，尔其勉之。"（郝）经再拜受命，退而为学，日诵二千言为课，夜则考其传注。"①可见，郝经幼承家训，考周、邵、张之学，为日后发扬程朱理学打下了基础。郝经崇信程朱之学，是在赵复北传理学之后。"（姚）枢退隐苏门，以传其学（指赵复所传程朱之学），由是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崇信之。"②所以，

①　《陵川文集》卷二○，《法箴》。

②　《宋元学案》卷九○，《鲁斋学案》。

③　阎复：《静轩集》卷五。

④　《陵川文集》卷首。

⑤　同上。

①　《陵川文集》卷二六。

②　《宋元学案》卷九○，《鲁斋学案》。

郝经的理学思想既渊源于家学庭训，又受赵复之传，是两方面结合的产物。1。郝经的天道观郝经认为，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根源。他说："稽诸天地，考诸万物，。。混然一太极。"③太极为生化之原，天地万物之统体。郝经所谓"太极"，"包本末，贯隐显，一体用，极始终。"④这个太极，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具，无所不极"，郝经对太极的理解，源于周敦颐《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的说法。在周敦颐那里，太极又叫无极，无极是指太极的无边无际，不可言说。显见，所谓"太极"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客观的精神实体而已。这个"无所不具，无所不极"的太极，何以生化万物呢？郝经借助于动静、阴阳之说。他说："太极之体，以一具两而本静也。静极则动，动极则静，所以为两；静者，动之根，而动者，静之根，互为其根，如环之无端，所以为一。造化之几生，而理具夫是矣。"①郝经这种"一而二，二而一"的说法，源自张载、二程和邵雍，但又有其独有的深刻性。他不仅看到了"一分而为二"，而且看到了"合二而为一"。太极具动静（一分而为二），动静互为根，如环之无端，所以为一（合二而为一）。这反映出，郝经在说明事物运动的根本原因时，注意到了事物内部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因而使太极生化万物带有辩证运动的意味。正是这一具动静的太极，混合流转，一息不停，造起天地，发育万物，生生不穷。他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②郝经还谈到"理"，指出："造化之几生，而理具夫是矣"，即是说，万物生而理具。在程朱那里，太极和理是同一层次的范畴，朱熹就提出理即太极。而郝经则把"理"作为低于"太极"的层次，他说："眇天地为一物，贯万物为一理，。。主而制之者太极也。"③即认为，理贯万物，而太极"主而制之"。这看似有别，其实质一样。太极也好，理也好，在郝经那里，它们都是被当作天地万物的本原看待的。只不过太极造化万物而使理得以显现，也就是他所谓的："主而制之"。

天地万物既已化生，一事一物各有其理而各有太极。郝经说："自天地观之，则天地各一太极；自五行观之，则五行各一太极；自八卦观之，则八卦各有一太极；自人与万物观之，则人与万物各一太极。合天地、五行、人物观之，则共一太极。"①这里充分体现了郝经太极（理）贯万物的思想。由于太极（理）贯万物，因而使天地万物"各受其成，守其则，而不可易。"②即是说，天地万物受"理"这个事物的法则、规律的制约，它们只能各自遵循着这个法则和规律，而不可改变它。因此，郝经所谓"太极"（理），既具有本原之意，又具有法则和规律之意。这与程朱虽有文字之细微差别，但大旨所归，并无两样。

郝经所言化生万物之理或太极，与气又是何关系呢？我们先看他对气的③　《陵川文集》卷一六，《太极图说》。

④　同上。

①　《陵川文集》卷一六，《太极图说》。

②　同上。

③　《陵川文集》卷二五，《皇极道院记》。

①　《陵川文集》卷一六，《太极图说》。

②　《陵川文集》卷一七，《道》。

理解。前边我们引了他的话，言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他接着说："阴阳，气也"，"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所谓气之化而为物，也就是气由无形化为有形。而气之生化，其相继的历程不能无理贯之，而主乎其中。倒过来讲，若无万物之生生不已，则无气之流行，也就不能说有什么化生万物之理。于是，郝经提出"理不离气"之说。"其始也，理入于气，气入于形；而其终也，形复于气，气复于理。天地万物如环之无端。"③阴阳之气所以生生不已，是由于生生之理贯而主乎生生之气流行之中，这就是"理入于气"。此理之入于气，也可以说其承先之气，以起后之气，而于气之中。所谓理不离气，也就是指理不离其所承之气和所起之气，处于已化已息之气与方生方起之气之间而言的。

郝经虽主张理入于气，而不离于气，但又认为理与气实为二物而不相杂。在他看来，理本身是纯一的，但由于气化生万物，理存在的形式不同，而有万殊，这就是万殊原于一本。气之多，与理表现于多中，都有一理存在，这就是一本在万殊中。虽然一理与万殊之气不相离，但就一与多之不同而言，两者当然也就不相杂了。所以郝经才说，理为形而上者，而气有万象，象则为形而下者①。气运行于物，构成一万象世界。就理而言，原本只是一能生之理，如果此理不入于气，则自身只是纯一而无形象可言。即使入于气，随着气有形象而有形象，但就其本初为纯一而言，此理也与有形象的气不相混杂。郝经于是由理气不相杂，进而主张理先气后。他说，"有理而后有气"②，这本于朱熹的说法。所谓理先气后，是就形而上、形而下所说的。自形而上讲，理先气后，不是更能显示"理"之尊严吗？这恐怕就是郝经的本意。

2。郝经论心性和道德修养两宋理学家中，首先提出心性学说的是张载。他把性分为"天地之性"

和"气质之性"，并提出"心统性情"的命题。程颐也区别"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认为"天命之性"就是理。他提出"性即理"的命题，认为性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朱熹继承二程，把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他区别的原则是理与气的不同，因此与张载之说有异。陆九渊则提出"心即理"的命题，认为心性非二，心即性，性即理，所以心亦是理。郝经论心性本于程朱之说，但也并非全然墨守，而多有发挥。

郝经赞同二程"性即理"的观点，在《养说》中提出"夫人之性，天之理也。"③他也主张性有"本然"与"生质"之分。他说："盖有本然之性，则有生质之气。性统气，气载性，相须而一也。"④此语沿袭二程。《遗书》中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①意思是说，只讲本然之性，不讲气质之性，则不完备；而只讲气质之性，不讲本然之性，则不明澈。郝经所言性与气质相须，则是朱熹所谓"性非气质则无所寄，气非无性而无所成"②之意。不过郝经对此有所发挥，认为本然之气统率生质之气，而生质③　《陵川文集》卷二五，《休复亭记》。

①　见《陵川文集》卷三○，《括囊图说序》。

②　《陵川文集》卷一七，《性》。

③　《陵川文集》卷二二。

④　《陵川文集》卷一七，《性》。

①　《遗书》卷六。

②　《朱子语类》卷四。

之气则承载本然之性，二者相须而一，从而强调了本然之性与生质之气的统一。由于"通天下一理，会万物一气"，所以人之本性相同，只是生质有异。人因气禀物欲之杂，失其本初而为物欲所累。私欲一旦萌发，则于其理莫能尽。他联系性与情的关系进一步说："情也者，性之所发，本然之实理也。"③情根于性，是性的外在表现，但性发为情往往流而不返，产生"人为之伪"，这是由物欲造成的。他说："盖有性则有气，有情则有欲。气胜则恶，欲胜情则伪。"④去恶在于改变气质，去伪则在于制欲。郝经又联系"心"，也有"心统性情"的说法。他说："自命而为性，自性而为情，其所以然者，心也。"⑤他认为，命为性之本原，情为性之功用，而心为性之枢纽。人禀于命而终于情，心则妙众理而为用。若心之已发，从心为用而具感之一面而言，性理由心之所发，遂表现于气而见于情，此为显，亦为外；至由心之未发，则见性理内具于心，此为隐，亦为内。于是，性情理气就有隐显、内外之相对，这全依赖心兼有寂（未发）感（已发）两面而为之统。总之，心以其未发之寂，上通并内通于性理，而主乎性；又以其已发三感，下通及外通于气，而主乎情。这就是郝经以心为性情之几的缘由。另外，性之见乎情，即理之形于气，所以，心统性情，亦即心统理气，郝经因此称心为无所不统。这里，郝经讲的心兼统理气，则是他的发挥，而与程朱之说有所不同。

郝经基于他的心性说，提出一套存心、定情以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修养工夫。

他认为，人心陷溺甚多，欲复人心固有之理，诚非易事。他说，"天理，人心之固有也。而又诞幻以拂其性，偏駮以惑其心，势利以胁其志，嗜欲以汩其情"，但要做到"轻势利、继嗜欲、斥诞幻而横鹜、弃偏駮而高蹈"，"存其所余而保其固有"，"犹戛戛乎其难也"①，其中私欲是最难克治者。所以郝经叹道："嗟夫！去欲则如拔山。"②私欲蔽心而障理，去之如拔山，其难可以想见。尽管如此，在郝经看来，若人之尽心工夫能循序渐进，则最终能够由下学而上达于理，他把这看成是一条捷径。

郝经所谓下学工夫，与朱熹所言尽心而重渐修的宗旨是一致的。他认为，下学渐修工夫，始于存养谨敬。存养谨敬，重在动容貌、整思虑、尊瞻视，而用力于日用之间。人若能在寻常日用之间循礼而谨敬，则心之所发充满着理。依朱熹的意思，此一谨敬工夫，不止用于心之已发，主要是在心之未发之时。前边已讲过，郝经认为心兼具未发和已发两方面。实际上，他很重视存养未发之心，并且认为这是首先应做到的。他说："思虑之先，藏密之地，闲邪存诚，可不务乎？"③这里的"思虑之先，藏密之地"即指心之未发。存养谨敬未发之心，就在于存心，"敬则心不散"④。心不散，则凝聚而中正。郝经关于心未发时的存养工夫，除使心凝聚而中正外，还有戒恐慎独的工夫。不过，郝经于此所言远不如朱熹细密。

③　《陵川文集》卷一七，《情》。

④　同上。

⑤　《陵川文集》卷一七，《心》。

①　《陵川文集》卷二○。

②　《陵川文集》卷一七，《仁》。

③　《陵川文集》卷二九，《变异事应序》。

④　《陵川文集》卷二二，《养说》。

郝经于心之未发，注重存养的工夫；而心既发为情，则注重省察的工夫。在存养与省察之间，他提出穷理致知的工夫。他说："。。惟其学问之不力，穷理之不尽，故智不足知有其时而弗见，所以不能中也。"①时中即指立身行事合乎时宜，适乎中道。前边所说："中正"也是此意。按郝经的意思，穷理既尽，则其智足以见乎时而行乎中道，即是说，他把穷理务尽归结于智足以知有其时而能行乎中道，即以圣人之时中为目的。他又说："圣域每反观，洞达万物情，知尽理自穷，只是本然明。"②穷理既以圣人之时中为目的，那么，通过反求诸己而人人可至，虽然涉及外在的读书博文，然而终归只是本然之明。为此，郝经主张穷理尽性，认为"理穷性乃尽"③。

继穷理尽性之后，郝经谈到省察。他认为，心既发，则具有了喜、怒、哀、乐、好恶之情。如果情之所发不得时中之道，就会失其理而流于私欲，所以必须加省察之力以断绝之。经过省察，达到欲节而情定，情定而心存，心存则中正不偏，持守坚固④。而正心则可以使情之所发合于理（儒家的道德准则）。合于理之情是性直接呈现的，而不合于理的则是根源于人的私欲。人为何有此私欲？还是源于人之心。因此，人欲之私所缘以生起之心，不同于直接使天理呈现之心。于是，郝经把人心分为道心与人心。他说："道心则其理，人心则其欲也。"①他把"道心"与"人心"相对，并把心所发之情是否得其理来划定天理与人欲、道心与人心的界限，这与朱熹所说的"去人欲而存天理"的工夫趋于一致。

人由存心、定情以存天理而去人欲，就能够践仁而呈现其爱利之情。根据郝经所言，仁之大原出于天，则仁在天地本源处为一生物之理，其落实于人，则为爱人利物之情。天地之生物，其德有四，即一乾开为元、亨、利、贞；人心之爱人利物，其德也有四，即一仁开为义、礼、智、信。仁德直接表现为爱，而义、礼、智、信，又都贯穿着爱，再由其呈现为爱人利物之情，其中贯以恻隐之心，仁的表现至此完成②。郝经还把践仁归于克己制欲③。总而言之，人因气禀物欲之杂而失其本初，践德之道始于存养谨敬，继以穷理致知，再加上省察正心，终则践仁而力行，于是心复其本初。尽心以践德，并非郝经徒腾口说，而其能切实践履。他奉忽必烈之命，出使南宋，被幽禁16年之久，其间无生还之望，而他则处困而裕，且日以著述为事，毫无抑郁无聊之态，可见其平素修养的工夫。

3。郝经的经史论郝经治经，贯穿"六经一理"的思想。所谓"六经一理"，即"六经"

所载惟一理。在郝经那里，有"理之统体则谓之道"④之说，所以，也可以说"六经"所载惟一道。

郝经认为，"六经"为万世常行之典，非圣人莫能作。因为圣人"与道

①　《陵川文集》卷二五，《时中斋记》。

②　《陵川文集》卷五，《幽思》。

③　《陵川文集》卷七。

④　《陵川文集》卷一七，《情》。

①　《陵川文集》卷一七，《心》。

②　见《陵川文集》卷一七，《仁》。

③　同上。

④　《陵川文集》卷一七，《仁》。

为一"，是道之主宰。他说："其全太极之体，乘造化之几，尽鬼神之道，而与道为一者，则谓之圣人。天地者，道之区宇也；万物者，道之邮传也；圣人者，道之主宰也。"①所以，"昊天以时授人，圣人以经法天。"②据此，郝经阐述了"六经"与"道"的关系，其中莫不以"六经"载道言之。他说："天地万物者，道之形器也；六经者，圣人之形器也。道为天地万物以载人，圣人书以载道。故《易》，即道之理也；《书》，道之辞也；《诗》，道之情也；《春秋》，道之政也；《礼乐》，道之用也。"③据史书记载，因秦焚书，《乐经》亡失④，所以儒家之六经，只有五经。也有论者认为，儒家本无《乐经》，"乐"即包括在《诗》、《礼》之中，故有"礼乐合一"之说。郝经就是如此。

郝经在《五经论》中，分别阐发了《五经》作为载道之书的性质。关于《易》，他说："《易》，穷理之书"。《易》历经四圣，迭兴继作，"尽己之心，推而尽天下之心"，而尽心即穷理之工夫。《易》既然尽圣人之心，推而尽天下之心，亦即穷尽天下之理，所以为"穷理之书"。此实为郝经理学立场之所至。关于《书》，他认为是圣人传道垂统之书。他说，《书》中诸篇，皆为圣人"断自唐虞，讫于周，而定有徵之言以垂教，以明夫尧舜三代之世。其中甚孚，其言甚信，是以传大道、破大惑、已大乱、立大政。"关于《诗》，他认为是"资治"之书。在他来看，天下治乱在于民情通塞。塞则乱，畅则治。欲治天下，须疏导民情，以防壅塞。而《诗》"述乎人之情"，致治之君欲"观乎情"，则"不可不读《诗》"。《诗》为"道之情"，可助于人君治国安邦。关于《春秋》，郝经认为那是"尽性之书"。依他看来，《春秋》为孔子尽性之迹，孔子作《春秋》，"尽其性而行之于无穷"。若"观于《春秋》而行之，足以尽性而学夫圣。""圣"乃做人之最高理想，所以，周敦颐才有"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说。若依《春秋》行事，则能超凡入圣。关于《礼乐》，郝经认为是王政大纲。礼、乐根源于人之性情。因为有性必有情，情之所发不得中道则必生私欲，而礼、乐对于情欲有调节、规范的作用。他说："天下有僭越之奸，狂狡之戾，则有礼以折之；有忿疾之乱，郁塞之慝（tè，音特，奸邪或奸邪之人），则有乐以释之。"故此，"礼乐者，王政之大纲也。得则治，否则乱。圣人致治之功，必于此乎取之而不敢易也。"总而言之，"六经"乃载道之书，这是郝经论述的中心。

郝经治经，在于阐发义理，所以才有"六经一理"之说。然而，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能会通经史。这体现在他"经史相通"的主张上。他说："六经具述王道，而《诗》、《书》、《春秋》皆本乎史。。。圣人皆因其国史之旧而加修之，为之删定笔削，创法立制，而王道尽矣。"①郝经以六经之义理因史事而见，从而主张经史相通。这同隋儒王通所说"圣人述史三焉：《书》、《诗》、《春秋》，三者同出于史"②一无两样。不过郝经又进一步提出"古

①　《陵川文集》卷一七，《道》。

②　《陵川文集》卷一八，《五经论》。

③　同上。

④　《宋书·乐志》。

①　《陵川文集》卷三八。

②　《文中子·王道》。

无经史之分"的观点。他说："古无经史之分。孔子定六经，而经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也。六经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书》，史之辞也；《诗》，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断也；《礼乐》，经纬于其间矣，何有于异哉！至司马迁父子为《史记》，而经史始分矣。"③由于经史相通，故无经史之分。而经史始分，则是在《史记》以后。郝经的这种观点，对当时及后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刘因就明确提出"六经皆史"的思想，应当给予肯定。

郝经在论史方面，他的"理"、"势"之论，颇有蕴意，很值得一读。

他提出："天下有定理而无定势"的命题，并作了详细的论证。现抄录如下，以■读者。

"夫天下有定理而无定势。圣人驭天下之大柄，本夫理而审夫势，不执于一，不失于一，而惟理是适。是以举而措之，成天下之事业。以天下之至静，御天下之至动；以天下之至常，应天下之至变；以天下之至无为，而为天下之至有为。势莫能定，而理无不定。推理而行，握符持要，以应夫势，天下无不定也。贾谊有言：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审者何？审夫势也；定者何？定夫理也；取舍者何？理势之间也。见夫势必求夫理，轻重可否，不相违戾，而后权得而处之。定天下之大柄不去而行夫临制之道，故不以一己之势，易天下之势；不以天下之势，易一己之势；不以已然之势，累本然之势；不以当然之势，累未然之势。定于中，审取舍于外，操存其理，而曲尽其势，王者之事备矣。夫一己之势如是而便利，如是而遂乐，而理有未安者，宁违于已以徇夫理，是不以一己之势，易天下之势也。天下之势如此而可以有为，如此而可以得志，而理有所不可者，必反诸己以求夫理，是不以天下之势易一己之势也。天下之事业已如此屹然不可移也，判然不可变也，而理不可焉，必弃之而不为也，是不以已然之势累本然之势也。方今之势当如此也，而一时则可，异日则不可，不为也，是不以当然之势，累未然之势也。如是则审势求理，无不尽矣。故曰：天下有定理而无定势也。"①4。郝经的"用夏变夷"思想宋元之际到有元一代，中原儒家传统政治文化遇到来自北方蒙古族的冲击。作为中原儒家学者，不能不考虑以何种方式来承续儒家政治文化。此时，儒家"用夏变夷"的传统观念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相当一部分中原儒士中产生了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政治趋向，这就是以与蒙古统治者合作为代价，减轻其对中原文化的冲击，延续儒家历代圣贤相承的"道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郝经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所谓"用夏变夷"一语，见《孟子·滕文公上》："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这一观念的基本涵义，就是以先进的华夏文化去影响和感化中原以外文化落后的僻远部族；另外还有以是否接受华夏先进的"礼治"而不以族类和地域为标准，来划分华夏和夷狄的涵义。这种基于文化意识而不是基于种族地域来划分夷夏的观念，是我国多民族国家长期融合的历史过程在儒家思想中的反映，它以成熟的形式体现在东汉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中。

郝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融合"用夏变夷"观念与儒家博施济众的仁政③　《陵川文集》卷一九。

①　《陵川文集》卷三九，《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

思想。提出了"能行中国之道，即为中国之主"的政治原则。他认为，只要异民族对汉族地区实行礼乐之治，那么就应该给予支持和服从。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天无必与，唯善是与。民无必从，唯德是从。中国既而亡矣，岂必中国之人而善治哉？圣人有云：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①他称赞"用汉法"的北魏孝文帝，说他"迁都洛阳，一以汉法为政，典章文物，灿然与前代比隆"②，是为"用夏变夷之贤主"。③他以是否"以汉法为政"，作为判断一个入主中原的非汉族统治者贤否的根本条件。由此便导出他的"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④的政治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中原儒士与异族统治者之间政治合作关系的前提，即"行汉法"。郝经仕元数十年，在他眼里的元世祖忽必烈，是"久符人望，而又以亲则尊，以德则厚，以功则大，以理则顺，爱善中国，宽仁爱人，乐贤下士，甚得夷夏之心，有汉唐英主之风。"⑤在他看来，忽必烈就是"能行中国之道"的英主。因而他把自己与蒙古政权合作，看作是光明磊落的行为。

郝经既以"能行中国之道"作为判断外族统治者是否具备"中国之主"

资格的先决条件，那么，他向蒙古统治者提倡采用汉法，就是必然的。郝经首次被忽必烈召见时，就曾"奏立国规模、治安急务各数十条"。他向蒙古统治者献策："必欲致治，创法立制，其先务也。"⑥他还向忽必烈介绍了贤君孝文帝，"一以汉法为政"，金源"一用辽宋制度"⑦，要求蒙古仿效北魏、金源，其目的就是要求蒙古统治者能够在根本制度上采用汉法。他的行汉法的政治主张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礼乐之治"，二是讲求"治道"。这对于保存中原先进的华夏文化，以重建儒家的社会政治秩序，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郝经作为"元初理学名儒"，为传播程朱理学、振兴元代学术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不仅以练达性理、学问纯笃闻名于世，而且以其行汉法的政治主张著称于时。

①　《陵川文集》卷一九，《时务》。

②　《陵川文集》卷三二，《立政议》。

③　《陵川文集》卷三二，《班师议》。

④　《陵川文集》卷三七，《与宋两淮制置使书》。

⑤　《陵川文集》卷三八，《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

⑥　《陵川文集》卷三○，《删注刑统赋序》。

⑦　见《陵川文集》卷三二，《立政议》。

（四）潜心理学的刘因及其理学思想刘因（1247-1293年），字梦吉，容城（今河北徐水）人。年长，因慕诸葛亮"静以修身"一语，遂自号静修。学者称静修先生。《元史》有传。《宋元学案》立有《静修学案》。

刘因父祖本金朝人，世代业儒。他生于金已亡国13年之后，仍自视为亡金遗血，他一生的思想感情，与元蒙之间一直是格格不入。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因其学术声名，受皇太子真金征召，擢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在学官督教近侍子弟。但不到一年，他借口母疾辞归，从事私人讲学。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朝廷又诏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刘因坚辞不就。后隐迹乡野，授徒以终，死后，谥文靖。

刘因与许衡、吴澄同为元代三位著名学者。清初黄百家有言："有元之学者，鲁斋（许衡）、静修（刘因）、草庐（吴澄）三人耳。。。盖元之所藉以立国者也。"①吴澄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南方，许衡、刘因则为"元北方两大儒。"②刘因与热心用世的许衡不同，他顽廉懦立，不肯仕元，接近邵雍"沂上之风"，闭门冥索，以学行著称于世。

刘因的学术师承，据《元史》本传记载，他初从国子司业砚弥坚受经学章句，但不满于章句"训诂疏释之说"，似觉"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后得赵复所传南宋义理之学（即理学），认为这才是圣人精义，"我固谓当有是也"。并品评两宋理学人物，称"邵（雍），至大也；周（敦颐），至精也；程（程颐、程颢），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①由此，刘因转而崇信义理之学。

刘因治学重在博采众说，融会贯通，而不专守一家之言。他试图兼取周、程、张、邵和朱熹各家之长，以"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

刘因的著作有《四书集义精要》②、《易系辞说》（已失传）等，遗著有《静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

1。刘因的天道观程朱理学是以"理"作为最高范畴，"理"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刘因继承了程朱的理本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天道观。

刘因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本体，天地万物皆由理所生，万物形体消灭后又复归于理。他说："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爰其厥中，散为万物，终焉而合，复为一理。"③这意思是说，宇宙天地之中，只有一个共同的理，这个居中的理散为万事万物，最终又聚合为一个共同的理。刘因所谓"理一"之理，亦即天理，具有天地万物之本原的涵义。理的聚散特性，表明理既是一般，又是特殊，是一理与万殊的统一。

刘因关于理的阐释，不仅言明"理具乎乾元之始"，是先于具体事物而

①　《宋元学案》卷九十一，《静修学案》。

②　《宋元学案》卷九十一，《静修学案》，全祖望语。

①　《元史》卷一七一，《刘因传》。

②　该书原佚，近年台湾有《四书集义精要》完本（元至顺本）之发现与印行。③　《静修文集》卷一，《希圣解》。

存在的独立的本体，如他所说"言语生于有声之后，而其理具于有声之前"①，而且强调理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天地万物，声光物象，均有理存在于其中，因理而生，因理而变，即使无灵无知的石头，亦"固有此理存。"这表明，在刘因的思想中，理既是一种超然的神秘实体，又是万物产生、变化的根据，体现在万物之中，并主宰万物。

程朱论"道"，不同于老庄，他们是以理为道。朱熹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在刘因这里，"道"是与"理"同一的范畴。刘因以道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产万物的本原。他说："道之体本静，出物而不出于物，制物而不为物所制，以一制万，变而不变者也。以理之相对、势之相异、数之相为，流易者而观之，则凡事物之肖夫道之体者，皆洒然而无所累，变通而不可穷也。"②在此，刘因并不是孤立地论道，而是从道与物的关系中释道的。道为物所本而不本于物，道能宰制万物而不为万物所宰。刘因强调，道不是"出于物"，即不是来于物，当然，它也就"不为物所制"，所以"道之体本静。"道体本静，这是刘因对老子"归根日静"、"静为躁君"之思想的吸取。总之，在道与物的关系上，刘因坚持物以道为体，舍道则物无所依据的思想。显见，这个道只能是一种抽象的绝对本体。刘因也讲太极。他继承程朱的思想，以太极言道，认为道与太极是相通的。他说："道之体立，所谓易有太极者也。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用行，所谓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者也。"①这里的道，实际上也就是《易》所谓之太极。

刘因所讲的"理"，除含有上述本原之理的意义外，还有当然之理的意义。而刘因更重视当然之理，强调理为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他说："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虽天地亦不能使之久存也。若天地之心，见其不能使之久存也，而遂不复生焉，则生理从而息矣。成毁也，代谢也，理势相因而然也。"②天地万物之理，就是生生不息之理，即为万物新陈代谢的过程和规律。事物都不能永恒存在，久存不变，都在不断地生灭成毁。万物有成有毁，新陈代谢，这是理势相因而然理是事物变化的必然规律，即所以然者；势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即所当然者。事物的生生不息的代谢规律，是"理"，也是"势"。理势相因，形成了事物的成毁代谢。

刘因以"理势相因"来说明事物的成毁代谢，这一思想是深刻的。事物的这种生生不息的代谢规律，是客观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现象是如此，历史现象亦是如此。虽然刘因没有具体论证理势的关系，但他提出的"理势相因"的思想，在明清之际王夫之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王夫之正是从揭示理势的关系中形成其"理势相成"的历史观，从而达到古代朴素形态的历史辩证法的最高成就的。

刘因所谓天地之理，也是指气化流行之理。气化流行，产生万物。他说："邈哉开辟初，造化惟阴阳。错然入形化，一受不可忘。"又说："大哉化也，源乎天，散乎万物，而成圣人。自天而言之，理具乎乾元之始，曰造化。宣化通之，物之付之物，人之付之人，成象成形，而各正性命，化而变也。

①　《静修文集》卷一，《唯诺后说》。

②　《静修文集》卷二，《退斋记》。

①　《静修文集·洛水李君墓表》。

②　《静修文集》卷二，《游高氏园记》。

阴阳五行，运乎天地之间，緜緜属属，自然氤氲而不容已，所以宣其化而无穷也。"①刘因的意思是说，在天地开辟之初，只有阴阳二气。气化流行，二气絪缊交感，"错然入形化"，便"成象成形"，产生万物。万物形成之后，各有形体，物各生物，永无止息。这就是天地的"造化"、万物的"形化"过程。刘因还借匏瓜来说明太虚之气造化万物的思想，认为象匏瓜这种具体的事物，就是由太虚之气所构成的。他说："匏瓜陨自天，中涵太虚气"②，因而，"物则气之所为也"③。他提出天地万物产生以前，只有混沌之气，即他所谓"乾气"。混沌初开时，元气分为二，即阴阳二气，于是产生了天地万物和人类，遂有天道、人道之分。

从刘因的气化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离开理来讲万物生成的。

实际上，他的"气"是从属于他的"理"的。他所谓"造化"，是"源乎天"、本乎"理"的。他说："自天而言，理具乎乾元之始"。"理"是借助于"气"而造化万物、"散为万物"的。在"理"所造化的万物中，其"緜緜属属"的变化即为"氤氲"，它不过是在万物中具体体现"理"的变化形式而已。这个"理"，就是刘因在《游高氏园记》中所说的"天地之心"，实际上是抽象的精神。尽管刘因的思想中包含着理不离气的合理因素，但他毕竟是以理本论作为前提的。

刘因进一步讲到"人化"源于"天化"，主张"天人合一"。在前边所引《宣化堂记》一段话后边，刘因接着说："天化宣矣，而人物生焉。人物生矣，而人化存焉。大而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道，小为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莫非天化之存乎人者也。"这里，他由"天化"引出"人化"，并认为"人化"源于"天化"。由乾元之气到阴阳五行，其化无穷，自然氤氲而不停息，理具于中，这就是"天化"。人物由天化而生，人物既生之后，天化之存乎人者即为"人化"。不论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道，还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皆为天化之在人者，在刘因看来，人伦物理，皆天化之在人者，来源于天地造化自然之理。但"天能物与之化，而不能使之不违其化"，需要靠"圣人宣天地之化以立人化"①，因为"圣人"与天为一，即圣人之道与天道合而为一，亦即"造化成圣人"。

刘因还以天人为体用，认为天化是体，人化是用。由天化到人化是由体到用，由人化到天化是由用到体。"圣人"兼体用，以天道立人极。只有立天之道以定人，使人道合乎天道，才能达到"天人合发，万化定基"。如果"不以道定焉，则天人判而二；以道定焉，则天人合一。二之则机过而相悖，一之则机定而化行。化行则天地位，万物育，而君臣、父子各得乎天理，而正其所矣。"②刘因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以"天道"为依据，为准则，要人道合于天道。

刘因从天道不息的思想出发，强调人道亦不息。他主张顺天理而行，自强不息，才能由人道之"用"，而达于天道之体，即达到"天人合一"。他认为，万物有成有毁，这是自然规律。人不能因其有成有毁，就不去积极进

①　《静修文集》卷一，《宣化堂纪》。

②　《静修文集》卷六，《匏爪亭》。

③　《静修文集》卷二，《何氏二鹤记》。

①　《静修文集》卷一，《宣化堂记》。

②　《静修文集》卷二，《阴符经集注序》。

行营为、创造。他反对消极等待天化，认为不行人道，不宣天化于人为，那么人类生活也就止息了。他还以亭园建筑为例，说："若前人虑其不能久存，而遂不为之。如是，则天地之间化为草莽灰烬之区也久矣。"因此，他主张诉诸"人力"，说："天地之间，凡人力之所为，皆气机之所使，既成而毁，毁而复新，亦生生不息之理耳。"①成而毁，毁而新，这就是新陈代谢，既是自然规律，更是人力所当为。因为人之所为，就是天地气机之所使，符合生生不息之理。这是一种积极有为的可贵思想。人类过去所创造的一切，自然全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成为历史的陈迹。但由于今人和后人的积极有为，一定会创造出新的东西去代替它。不然的话，一切也就化为"草莽灰烬之区"，人类文明也就不复存了。因此，刘因强调要顺天化，尽人道，主张事在人为，不要因为"时运"的变化而放弃自己的努力"无所可为"。他说："时无可违，人无不可致。"②欲行人道，亦"无时无处而不可。"③这充分反映出刘因人道不息的思想，他所强调的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思想，实有可取之处。2。刘因论心性与心性修养刘因认为，太虚之气（即元气）是万物之根源，因而也是人性之来源。

人性善恶，取决于阴阳二气。气有刚柔，禀而为性，刚柔各有善恶，因而人性分为四种类型，就象刘因如下所言："朱子谓周子之所谓刚柔善恶，即易之两仪而各加以善恶，则易之四象焉。以阴阳之大分言之，阳为刚为君子，阴为柔为小人，刚宜善于柔也。以刚而善则固美矣，以刚而恶则不若柔善之为愈也。是君子小人之分，不系乎刚柔而系乎刚柔之善恶而已矣。。。然刚柔虽各有善恶，而其所谓善者皆阳，所谓恶者皆阴。是刚柔之善恶又不系乎刚柔而系乎阴阳而已矣。"①在这里，刘因是用物质性的气来说明人性之善恶的。他认为善恶来源于阴阳二气，而不是来源于理，也不是心。因此，他的人性说既不同于程朱的"以理为性"，又不同于陆九渊的"以心为性"，他用气来说明人性，不能不说带有与理学相悖的意味。当然，他认为阴阳二气具有善恶的属性，于道理是难以说得通的。

关于心性修养，刘因强调"无待于外"，"自求本心"的求理方法。他说："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办也，盖亦足乎已，而无待于外也。"②他还举医学上的例子来证明人欲化为天理的方法，就是自求于己，即引发扩充自身固有之天理。如何引发、扩充？刘因强调养气持守、不动心。这种不动心，基本上是沿袭周敦颐的"主静"到程颢的"居静"方法。不过周敦颐不是主张弃物求静，而是主张遇物识物，以达到不为物诱。而刘因则视物若无，主张涵养自守，使气不暴于外。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不动心"。这样一来，不仅我遇物"相忘"，而且物遇我"一如相忘"。如同鼠在我怀中出入不知有我。能够如此，即"持是以往"，则"致谨"、格物之类的工夫也就是多余的了，正如刘因所言"不知所以致谨焉。"

刘因在《遂初亭说》中指出，一个人的心性修养，是在于为善为君子，不在于身外之事。这完全是基于他的不动心、主静自守的思想。因此，他提

①　《静修文集》卷二，《游高氏园记》。

②　《静修文集》卷六，《匏瓜亭》。

③　《静修文集》卷一，《遂初亭说》。

①　《静修文集》卷一，《皇甫巽字说》。

②　《静修文集》卷一，《读药书漫记二条》。

出"君子立心之初"，不在于事功，因而反对用世。如果一个人的"立志"之初在于为善为君子，则其志可遂，能达到目的。如果"吾之初心将出以及物"，即出以用世，就会有"时命不吾释"，亦即机会不遇，则这种"立心"是终身不得其道。为此，刘因解释说，"匡时"济世，治国平天下，固然是"皆吾所当必为者"，但其"立心则不可谓必得是也而后遂"。所以，"立心"若不首先在于修身，则必然使中正无外的心"自拘于一隅"，使周■圆融的道"自滞于一偏。"①刘因轻于用世，仅以修身为宗旨，显然是有他的用心的。在宋元鼎革之后，像刘因一类理学之士，包括赵复，在政治上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他们高蹈深隐，以理学为逋逃薮，唱主静、不动心，闭门玩性理、索诸天。所谓修身也就成了他们避世的手段。也因此，他们的理学就趋于沉潜和幽玄，同理学不重玄奥，强调积极用世的许衡、郝经等理学家的思想比较，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同他们具有不同的政治态度不无关系。

3。刘因论"齐物"、"观物"

刘因在《退斋记》中谈到道与物的关系，他坚持物以道为体，舍道则物无所依据的思想。他所讲的物是指有形可见的客观事物。对这种物的实在性、真实性，刘因在认识上表示怀疑，进而认为由于人们对外界现象的认识是不真实的、不可靠的，所以人们不能认识物的本来面目，应当放弃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刘因在谈论物之齐与不齐这个庄子提出的论题时，表达了上述思想。他说："物齐也，齐之则不齐矣。犹之东、西也，东自东而西自西，固不齐也。然东人之西，则西人之东也，是曰东亦可，曰西亦可，则是未始不齐也。然东、西之形既立，指其西而谓之曰东，则为东者必将起而争之，而不齐者出矣。不齐之，则物将自齐而平矣。"②这里所谓"齐之"、"不齐之"是作动词用，表示对事物现象去认识、分辨之意，亦即人为之意。在刘因看来，就物之本相来说是齐的，如果加以人为的去齐，反而不齐。而我们所见到的"东人之西，西人之东"，只是相对的现象而已，所以从不同的地方去看，说"东亦可"，说"西亦可"，在刘因看来，这两者在对待中是同一的，是"未始不齐也"。所以，"不齐之，则物将自齐而平矣。"但是，如果两人各站东西，"东、西之形既立"，他们都以自己的既定标准衡量东、西，就要相互争论谁是东谁是西，那么，"不齐者出矣"。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第三者的我，最好的办法是不为东、西二者所制，而是超于东、西之上去"制其东、西"。"东也西也，吾立于中而制其东、西焉。如是，则谓之无所著可也；一有所著，则不西而东矣。"①此即"无所著"的办法。所谓"无所著"，也就是不事先确定一个标准，只"立于中而制"。否则，"一有所著，则不西而东矣"。这样争论起来，是非相寻，"恶焉能制之"？刘因认为，这样的争论并非认取共同的本相，只是根据东、西相对的现象而引起的。因此，他认为据物的现象去认识和争论，则未免偏而不全，故应"无所著"，其物反而自齐。这个"齐"是指东也可、西也可，是一而同，而非二而异，这样也就无所谓齐与不齐了。所以刘因说，物在现象上的不齐，并非是物的本相，

①　《静修文集》卷一，《遂初亭说》。

②　《静修文集》卷三，《书康节诗后》。

①　《静修文集》卷三，《书康节诗后》。

物的本相是齐的，只是"人惟见其不同，而不知其同也。"②而物的本相所以是齐的，是因为"有道以为之主"③。"以道观物"这是刘因有特色的思想。其实，刘因并非真的不要标准，他的"道"就是标准。

依据刘因的思想，由于对客观现象的认识是不确定的，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因而它们都是不真实的、不可靠的，这就造成人的认识的片面性，而不能认识物的本来面目。这其中不无合理成份，他看到了事物现象和本质、相对和绝对的辩证关系。但他却把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加以夸大，以至怀疑人的认识本身，进而放弃认识。这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对客观现象的认识。由于他不懂得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所以他在追索物的本相时，就不得不超脱客观世界，依靠精神的自我反观，使主观合于他自己设置的所谓精神本体，随心所欲地把主观强加于客观，使主观与客观在最高本体--"道"中合为一体。这样，刘因最终要获得所谓本来自齐的"物"的本相，就是通过主观精神和绝对本体之间的颠来倒去，以得到这种精神本体。显然，这个"物"的本相不过是一个什么也没有的主观虚构而已。

4。刘因的人生哲学刘因在《希圣解》中，表达了人生理想的最高目标是"至圣"的思想，从而阐述了他的人生哲学的要旨。

刘因的思想继承程朱而直上溯周敦颐。我们知道，周敦颐在《易通》中提出了"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人生理想，二程承接周敦颐，使之更为理论化了。刘因作《希圣解》，提出"天下之人皆可为圣人"的思想。刘因认为，人生理想的最高目标是"至圣"，他强调圣人可企，圣人可至。因为万物归于一理，人与天地一体，"天地，人也；人，天地也"，按照这个逻辑，圣贤，我也；我，圣贤也"。这是刘因以"天人合一"来论证"至圣可希"。他又进一步论证：人与物皆禀天地之气而生，但由于所禀天地之气有偏有全，还有通塞的差别，这就造成了人性与物性的不同。物性闭塞不通，不可移易，而性则"苟能通之，何所不至"，因而可以成贤成圣。人因为爱"天地之气"而生，并禀受了"健顺五常之气"，即仁义礼智信的先天道德原则，因此，在人性中天生就具备有"圣之质"，这是至圣的先天因素。因为人性原本都是"善"的，因而人人都具其"善"的本性，也就是说，人人都具有至圣的因素。但由于人所禀之气有清有浊，有厚有薄，人心往往为物欲所遮蔽，因而使主体本来是"善"的人性表现出"恶"。人们只要通过修身养性，去除物欲，即可恢复本性。因此，谁能做到"无欲"，谁就有希望成为圣人。而"天下之人皆可无欲"，这样，"天下之人皆可为圣人"。然而，这还只是成圣成贤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一个人要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人生目标因人而异，大致分为贤、圣、天三等，即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圣以天为目标，至则为天，不至亦为大圣；贤以圣为目标，超过了则为天，至则为圣，不至则为大贤；士以贤为目标，过则为圣，至则为贤，不至也能留下好名声。刘因还进一步指出了成圣的具体途径，这就是："修而静之，勉而安之，践其行，尽其性，由思入睿，自明而诚。"在理学家眼里，所谓"践行"，就是"尽人道"，亦即践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道德伦常原则。通过践②　《静修文集》卷一，《唯诺者说》。

③　《静修文集》卷二，《庄周梦蝶图序》。

行尽性，由众人变为贤人，再变为圣人。

总之，刘因在《希圣解》中表达的人生哲学的思想，就是以圣人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而以成圣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成圣的途径在于践行尽性以尽人道，无欲存诚以复天理。成圣的过程实质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5。刘因的经史论据刘因在谈到读"古圣贤书"时，认为宋学（指理学）本于《六经》，并且提出返求《六经》的思想。

《六经》主要是指《易》、《诗》、《书》、《礼》、《乐》、《春秋》（一说《乐》经已佚，实际只有《五经》）。从汉以来，直至唐代，这些古籍已定为儒家的经典，视为圣人垂世的典训。后来一些经生，凡解经即为注，解注即疏。大体上由汉至唐，注疏多为文字训诂，而不注重思想之发挥。这种情况在唐末宋初，由于受到富有哲理的佛教思想的刺激，一些儒家学者摆脱汉唐训诂之风，直接依经解说，横发议论，大谈天道心性，以为能得儒家"精义"。刘因对此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叙学》中说："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读（宋）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指理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传注、疏释之于六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为真，补其三四而备之也。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崇究竟，。。勿好新奇，勿好辟异，勿好诋讦，勿生穿凿。"①刘因在这里指出，理学是"自传注、疏释出"，它批评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读宋诸儒之议论，不知其先后和始终原委。刘因如此说，意在强调汉唐训诂之重要，这似乎与废弃汉唐训诂的宋代理学家们迥然不同。他所以这样说，也许是他想到南宋之所以亡，同理学离开汉唐训诂，以至离开《六经》的弊端有关。为补救此弊，在刘因眼里，就得重视汉唐训诂。因为训诂虽称繁琐，但它毕竟紧就《六经》，无有穿凿，能得经旨"六七"，未尝离经。而经即六经能够补实理学的"穿凿"之弊病。所以刘因说，理学出自汉唐训诂，训诂又本于《六经》，如此"推崇究竟"，都在说明《六经》为根本。

刘因在谈到《六经》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关系时，特别强调了《六经》的地位。他说："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圣贤之成终者。所谓博学而祥说之，将以反说约者也。圣贤以是为终，学者以是为始；未说圣贤之祥（即博），遽说圣贤之约，不亦皆驰乎？所谓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及于性命也。。。《六经》即毕，反而求之，自得之矣。"①汉唐儒者把《论语》与《六经》并重，把《孟子》视为圣教的入门，把《大学》、《中庸》视为儒家的精髓，至宋代，理学家把《语》、《孟》、《学》、《庸》四书架于六经之上，成为理学的主要经典。刘因批评一些学者把《语》、《孟》当成是"学问之始"，而不知《语》、《孟》是圣贤之学的"成终"。他认为，"问学"应当先求博，而博即六经，是问学的"成始"。不能颠倒博、约的关系，更不可以迳直地求约而舍博，即舍弃六经。如果直以《语》、《孟》矜悟性、命，则未免如婴孩"高谈"。只有读毕《六经》，而后反求性命之说，就可以"自得

①　《静修文集》卷一。

①　《静修文集》卷一，《叙学》。

之矣"。在这里，刘因把《六经》与《语》、《孟》的关系，说成是"成始"与"成终"的关系，博与约的关系，显然他是在强调《六经》为根本。

对于《六经》本身，刘因强调要避免"求名而遗实。"他认为，《六经》之中有体有用，"本末具举"。他说："《诗》、《书》、《礼》为学之体，《春秋》为学之用"。而《易》与《诗》、《书》、《礼》、《春秋》之间，又是精与粗、名与实的关系，两者相即不离，不可以离粗而求精，离实而求名，也就是不能离开有体有用的《诗》、《书》、《礼》、《春秋》，而独重《易》之一经。如果在《六经》中直求《易》经，则必然是"求名而遗实，逾分而远探，躐（liè，音列，超越）等而力穷。"①刘因提出"问学"当以《六经》为根本，而《六经》又在于求实。他的这种返求《六经》的思想对后来儒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明清之际许多学者把明亡归之于理学束书不观，而流于空虚，提出以经学补实理学。这与刘因的主张相合。当然，其思想意义不可同日而语。

在刘因的经学思想中，一个很有见地的看法，就是他的"古无经史之分"的思想。他在《叙学》中说："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刘因这里的《诗》、《书》、《春秋》原来是史，只是因为"圣人删定笔削"，才立为"大经大典"的说法，无异是把儒家奉为经典的《诗》、《书》、《春秋》，贬为普遍的历史记录，剥去了经典的神圣性。这在当时是极为大胆的议论，于后世影响甚大。当然，他这样讲，并非是要否定六经本身。在思想禁锢的当时，未免是骇俗之论，虽然这可能并非是刘因的本意，但在客观上，这种说法无疑具有这样的思想意义。明代王阳明所谓的"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李贽所谓的"经史相为表里"、清代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等等这些说法，都不过是沿着刘因"古无经史之分"的提法而加以辅陈的，甚至有的就是袭用刘因的提法。当然，他们各自提出问题的角度以及所包含的思想实质并非完全相同。

总之，刘因潜研理学，在学术思想上兼综理学诸家，终于成为元初北方理学大家，为理学由宋到明的过渡起了重要的作用。

①　《静修文集》卷一，《叙学》。

三、元代江西理学的发展及其影响江西饶鲁，字伯舆，自号双峰。其为黄榦的"高弟"，是朱熹再传弟子。黄榦门下，有金华、江右两支，饶鲁即为江右斗杓。其学脉为程若庸以及吴澄所继承。

（一）兼宗陆学的朱学大师吴澄吴澄（1249-1333年），字幼清，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因所居草屋题曰"草庐"，故学者称草庐先生。《元史》有传。《宋元学案》立有《草庐学案》。

吴澄早年即通经传，知用力于"圣贤之学"。　15　岁始读朱熹《大学章句》，19　岁撰《皇极经世续书》及《道统图》。以后校定五经，授徒讲学。27　岁时宋亡。入元以后，历任江西儒学副提举、国子监丞、国子司业、翰林学士、国史院编修、太中大夫等职。但都时间不长，旋进旋退，多半时间辟居乡陋，潜心理学。晚年所著《五经纂言》，享有盛名。卒后，谥文正，追封临川郡公。吴澄是元代学问最渊博的一位理学家，在元代思想界有很高的地位。"皇元受命，天降真传，北有许衡，南有吴澄。"①吴澄与许衡齐名，但论学问，许衡不能和吴澄相比。许衡为北方人，由金入元，在理学的传播上贡献很大，但其学问尚属"粗迹"。而吴澄是南方人，成学于南宋，直承宋理学端绪。从传授上来说，吴澄是朱熹之学的正传。事实上，他也的确"以绍朱子之统"自任。吴澄还曾师事程绍开，程以"和会朱陆"为旨，对吴澄有很大影响。吴澄理学的重要特点，就是以朱学为主，兼宗陆学，主张"和会"朱陆两家的思想。

吴澄的主要著作除《五经纂言》外，还有由清人编成的《吴文正公全集》。

①　《吴文正公集》卷首，揭傒斯《吴公神道碑》。

（二）吴澄的道统论吴澄早年沉潜于朱学，以弘扬圣人之道为己任。他作为朱熹四传弟子，自然最重道统。

吴澄曾作《道统图》，当仁不让地以继承道统自命，以朱子之后一人自诩。《元史·吴澄传》载有一段吴澄关于道统的论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黄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①这里吴澄所言"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脱胎于汉儒董仲舒的说法："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②这是强调道统的神圣性，天为道之原也，然后才是尧舜禹"继之"。吴澄据《周易》的元、亨、利、贞的排列，把道统传递的顺序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时期，每一时期又各自具有元、亨、利、贞的传递道统的周期，以此来证明道统传递的合理性。值得注意的是，吴澄将近古时期从周敦颐、到朱熹，按元、亨、利、贞排列，将朱熹置于"利"，而不是终结的"贞"。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近古时期的这个传递的周期还没有结束，需要有人来补足。显然，吴澄本人隐隐然想以"贞"为己任，承绪道统，跻身于道统谱系中的正统地位。

吴澄虽"以绍朱子之统"自任，但他不像朱学的一般信徒那样，注重门户之见，株守一家之言，而是采取兼取各家之长，以补朱学之短的态度，最终是要发展程朱理学。他尤为注意吸收陆学的思想，而且十分推崇陆九渊。他说："先生（陆九渊）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语如震雷惊霆，虽百数十年后有如亲见亲闻也。"①他甚至把陆九渊与朱熹、二程相提并论："论之平而当足以定千载是非之真者，其唯二程、朱、陆四子之言乎！"②吴澄曾一度在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任教，他"尝为学者言：朱子道问学工夫多，陆子静却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果如陆子静所言矣。今学者当以尊德性为本，庶几得之。"③元代国子监创办自许衡，一直是朱学的天下。吴澄持此言论，立刻招致非议，"议者遂以先生为陆学，非许氏尊信朱子之义"④。吴澄遭到攻击，只好自行告退。"尊德性"和"道问学"是朱、陆两家在方法论上的重要争端，吴澄企图将二者调和起来。这种态度在一些固守朱学的人来看，自然是对陆学的一种偏袒，以至在当时和以后的人，说吴澄是"宗陆背朱"。明代王阳明重振陆学，为了扬陆抑朱，他摘取朱熹一些肯定陆学的言论，编写《朱氏晚年定论》一篇。在此篇终了，专门"取草庐一说附于后"，以印证其说。由此可以看出吴澄对王阳明是有

①　《元史》卷一七一。

②　《举贤对策》。

①　《吴文正集》卷一○，《象山先生语录序》。

②　《吴文正集》卷二○，《＜临川文公集＞序》。

③　见《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④　同上。

一定影响的。

（三）吴澄的天道观关于宇宙本原的见解，吴澄基本上承续程朱理学，然而也有相异之处。

他曾提出，天地万物是这样形成的："天地之初，混沌洪濛，清浊未判，莽莽荡荡，但一气尔。及其久也，其运转于外者，渐渐轻清，其凝聚于中者，渐渐重浊。轻清者，积气成象而为天；重浊者，积块成形而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绕不停，则地处天内，安静不动。夫之旋绕，其气急劲，故地浮载其中，不陷不堕，歧伯所谓大气之举是也。天形正圆如虚球，地隔其中，人物生于地上。地形正方如博骰，日月星辰旋绕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复左。"①吴澄这里讲的"气"，是指所谓天地未分之前的混元之气。"混然未判之气，名为太一"。何为"混元太一"？他说："盖混元太一者，言此气混而为一，未有轻清重浊之分。及其久，则阳之轻清者升而为天，阴之重浊者降而为地，是为混元太一之气，分为二也。"②而阴阳未分时的"太一"，"不名为太极"。依他来看，所谓太极，是指道而言，不可与太一混同。汉儒讲气，以不分阴阳的混元之气为太极，所以称太极为太一。吴澄认为，太极是道，不是天地未分之前的混元之气，也不是阴阳未分之时的太一。"太极者，何？曰：道也。道而称之为太极，何也？曰：假借之辞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①而"假借之辞"不等于说太极就具有物的性质。他说："所谓极也，道也者，无形无象，无可执著"，"虽称曰极，而无所谓极也；虽无所谓极，而实为天地万物之极。"②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统会"，"至尊至贵无以加者"③。亦即，太极为宇宙的根本和主宰。

吴澄以太极为道，没有动静可言，气则有动静，道在气中，气动时有太极，静时有太极，太极为气之动静的主宰。不过主宰并不是另一物，而只是理，在气之内，同气合为一物。理被他看作是形成万事万物现象界的所以然，是它的道理、主宰。他说："凡物必有所以然之故，。。所以然者理也"④。这是对朱熹理气论的发挥。朱熹主张理气相合以成物，理为物之性，气为物之形。两者没有先后，不能分离。吴澄强调理为气之主宰，他说："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后，只是阴阳二气而已。本只是一气，分而言，则曰阴阳，又就阴阳中细分之，则为五行。五行即二气，二气即一气。气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为之主宰也。"⑤其实，吴澄的思想与朱熹并无实质的不同。朱熹说理是此物所以成为此物的理由，理限制气。理在气以内，和气不能分离；所以没有单独的理，也没有单独的气，理必载气，气必具理。气所以分为阴阳五行，是因为理。而吴澄同样主张，"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①总之，在吴澄看来，宇宙就它的本原来说是太极，就它化生二气

①　《吴文正集》卷一。

②　《吴文正集》卷三，《答田副使第二书》。

①　《吴文正集》卷四，《无极太极说》。

②　《吴文正集》卷二，《答王参政仪伯问一》。

③　《吴文正集》卷四，《无极太极说》。

④　《吴文正集》《评郑浃漈通志答刘教谕》。

⑤　《吴文正集》卷三，《答人问性理》。

①　《吴文正集》卷三，《答人问性理》。

五行以至万物的过程来说是理。理是万物所形成的具体的理，而太极则是理的全体。具体的理与本原的理是万理一原的关系。整个世界即从它的本原到生化万物的现象界，都是由于太极和理的一系列的精神作用的结果。吴澄在说明由太极生化万物的过程时，包含着变易的思想。《易经》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吴澄解释其中的"生"字，认为是母生子的生，有先后，有因果。太极在两仪之先，两仪在四象之先，四象在八卦之先，在后者由在先者而出。他又不认为这个"生"是宇宙万物的生。宇宙万物的生，乃是造化，造化没有先后，"生者只是具于其中"。被生者即是生者，五行即阴阳，阴阳即太极。他说："两仪四象八卦，渐次生出者也，非同时有。太极阴阳五行，同时有者也，非渐次生出。一是言画卦，一是言造化，所以不同。"②然而，他并没有说出所以然的理由。按他的意思理解，应当是：阴阳由太极所生，太极仍在阴阳中，五行由阴阳所生，阴阳仍在五行中；但不可以说太极、阴阳、五行都是同一非二，否则宇宙就没有变易了。生是生化，是造化，不像母生子，而是由变化而生成。吴澄把画卦的变化和宇宙的变化一分而为二，认为一个有先后，一个没有先后，其实是说不出什么道理来的。实际上，画卦的变化只不过是宇宙的变化的象征而已。《易经》讲宇宙变易，以乾坤两卦作象征，乾为纯阳，坤为纯阴，一切变易都由阴阳之变化而成。阴阳变化而成五行，五行变化而成一切事物。吴澄把世界上一切可见的现象，都说成是有"阴阳"相对的存在。而"阴阳"就是"絪缊变化之机"，即变化的原因。宇宙变易由阴阳而成，一切都是阴阳的变化，而变化就须有阴阳二元素，否则不能变化。他说："澄窃谓伏羲当初作《易》时，仰观天文，天文只是阴阳；俯察地理，地理只是阴阳，观鸟兽之文与地所宜之草木，近取诸人之一身，选取诸一切动植及世界服食器用之物，亦无一而非阴阳者。。。舍了阴阳而有天地絪缊变化之机否？舍了阴阳而有人物性情之理否？以至开物成务，治国平天下之道，无非阴阳之用，今不知其阴阳，正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尔。"①可见，吴澄承认在一切现象中有偶、对的存在，阴阳乃絪缊变化之机。他在《易纂言》中，做了进一步的概括。他说："天地人之道，无独有对，故天之气有阴有阳，地之质有柔有刚，人之德有仁有义，皆两者相对而立，""立者两相对立谓"②。吴澄认为，一切事物都存在"两相对立"，"对"就是事物变化的原因。这种把事物的变化归之于它本身所存在的对立矛盾的思想，应当说是合理的观点。但是，吴澄所谓变化并非变旧为新，不是质的变化，而是一种往复循环。他在《说卦传》第六章里，以春夏秋冬为例，由于"乾坤"对立的作用，使一年四季依次转递，到了"冬"，不仅是"终"，也包含着"始"，即所谓"终始者，贞下起元"，开始了另一个春夏秋冬。就这样年复一年，年年如此，是不断的重复和循环。吴澄把这种循环变化，形容为"如环无端"，是"自生自长，自收自闭"①，它本身又是"完全周足"②的。所以，吴澄的变易思想，是一种封闭的循环的性质，是原地转圈的运动，而不是螺旋式上②　《吴文正集》卷三。

①　《吴文正集》卷三。

②　《易纂言·说卦传》。

①　《易纂言·文言传》。

②　《易纂言·释乾初九爻辞》。

升。因而这种变，实质上是不变。

正因为如此，吴澄的变易思想导致了神秘的象数之学。

他说，"气之著见而可状者谓之象"，它属于"一气流行"的范围，故象能概括"天地万物"。万物虽有万象，但万象又都统归于"羲皇之卦画"，因而"象之至大至广而可以包罗天地，揆叙万类者"③，它"可以通天下之志，可以成天下之务，可谓大矣广矣"。总之，象是浑然而全，能制裁天地，甚至整个世界万物，就是卦画之象"交泰"配置的结果④。把象的卦画，从两仪、四象，八卦到六十四卦，配置"交泰"以成天地万物，其中反映着二、四、六、八到六十四等数的运行规律，是以等比级数推衍的。吴澄把这种数的推衍本身叫做变易，"变谓蓍策四营之变"⑤，"易谓阳奇阴偶互相变换而为四象八卦也。"⑥这个数，不仅可以逆知和顺推天地，而且也可以虹照天地，天地无不在其中。"数"在吴澄这里已完全从物质的实体中游离出来，成为"无有定性"的神奇的东西。不仅如此，数所依据的二、四、六、八、六十四等等，其数的二，又是"本乎太极"，因而世界万物就是太极通过数的"蓍策通变"而成的，所以，数也就具有了道和理的意义。在此，吴澄夸大了象数的意义，把它推向了绝对化。

吴澄很崇拜邵雍，特别是崇拜他的数。邵雍在《皇极经世》一书中，以《周易》六十四卦的推衍，说明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即已存在"先天方圆图"，论证天地万物均按这一先天图式体现。吴澄接受了郡雍的主张，他说："大而天地之与齐，小而万物始终之悉备，观先天方圆图可见矣。"并引述邵雍的话，"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①。

用"数"去解说世界现象界的变易，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吴澄下边的一段话，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今为详陈。一元凡十二万九千八百岁，分为十二会，一会计一万八百岁。天地之运，至戍会之中为闭物，人物两间俱无矣。如是又五千四百年而戍会终。自亥会始，五千四百年，当亥会之中，而地之重浊疑结者，悉皆融散，与精清之天混合为一，故曰浑沌，清混之混逐渐转甚，又五千四百年而亥会终，昏暗极矣，是天地之一终也。贞下起元又肈一初，为子会之始，仍是混沌，是谓太始，言一元之始也。是谓太一，言清浊之气混合为一而未分也。又混之混元。混即太一之谓，元即太始之谓，合二名而总称之也。自此逐渐开明，又五千四百年，当子令之中，轻清之气腾上，有日有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四者成象而共为天，故日天开于子。浊气虽搏在中间，然未凝结坚实，故未有地。又五千四百年而子会终。又自丑会之始，五千四百年，当丑会之中，重浊之气凝结者如坚实而成土石，湿润之气为水，流而不凝，燥烈之气为火，隐而不显，水火土石四者成形而共为地。故曰地开于丑，又五千四百年而丑会终。又自寅会之始，五千四百年，当寅会之中，两间之人物始生，故曰人生于寅。开物之前，浑沌太始混元之如此者，太极为之也。开物之后，有天地有人物如此者，太极为之也。闭物之后，人销物尽，天地又合③　《吴文正集》卷三，《答田副使第二书》。

④　见《易纂言》《系辞下传》、《象上传》。

⑤　《易纂言·系辞上传》。

⑥　《吴文正集》卷三，《答田副使第二书》。

①　《易纂言·系上传》。

为混沌者，亦太极为之也。太极却常如此，始终一般，无增无减，无分无合，故以未判已判言太极者，不知道之言也。"①吴澄的思想受《皇极经世》的影响自不必说，而且还大有佛教的意味。

总之，吴澄夸大了象数的意义，他所谓象和数，不过是从物质实体中游离出来的纯粹符号。而这个纯粹符号中的所谓"蓍变"，已不是由一种物质客体转化为另一种物质客体，而只是他个人随心所欲的摆弄。因此，客观世界的存在和变化，就成了他个人精神上自我活动的结果，从而颠倒了对世界的认识。

①　《吴文正集》卷三，《答田副使第三书》。

（四）吴澄论心性和明心求理的方法吴澄的心性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和会朱陆"的倾向。

在性、理关系上，吴澄基本上是继承了朱熹的思想。朱熹主张，理为物之性，气成物之形。理气在人，则理成人性，气成人形。吴澄亦坚持认为，理为性，气为形。在他这里，性主要指人的道德之性。人性得之于"天理"，"理"赋于人体而构成人性。他说："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气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畀而有性。"②在吴澄看来，性为气质中之理，为本然之性。气质不同而人性有善恶之分。这如同水一样，"出于岩石之地者，莹然湛然，得全其本然之清；出于泥尘之地者，自其初出而混于其滓，则原虽清而流不能不浊矣，非水之浊也，地则然也。人之性亦犹是，性原于天而附于人，局于气质之中。人之气质不同，犹地之岩石，泥尘有不同也。气质之明粹者，其性自如岩石之水也；气质之昏驳者，性从而变泥尘之水也。"①即是说，人性被局限于不同的气质之中，犹如清水流于岩石泥尘不同地质之上，气质明粹的人，其性美如岩石之水，气质昏驳的人，其性恶如泥尘之水。

按吴澄的主张，性本来自善，"人无有不善之性"，因为天理至美至善。但因为人在受气于父母时，所禀"天地之气""或清或浊，或美或恶，分数多寡，有万不同"，所以，使本然的天地之性即天理，"被其拘碍沦染"的程度也不同，其性便是"有万不同"了②。他说："性即天理，岂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气于父之时，既有或清或浊之不同，成质于母之时，又有或美或恶之不同。"③和清气相合之性为善，和浊气相合之性为恶。

关于人性，自孟子以来，就有性善、性恶和性三品之争。吴澄立足于从张载到朱熹的气质之说，主张性有善恶之分，然而又比朱熹讲得更是圆融入微。他将人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为至圣，下等为下愚，中等则形形色色，有万不同。"气之极清质之极美者为上圣。。。其气之至浊质之至恶者为下愚。上圣以下，下愚以上，或清或浊、或美或恶，分数多寡，有万不同。"④吴澄认为，孟、荀以来各家对人性的争论，是由于对"性"字产生了不同的理解所致。他把各家对性的理解归纳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吴澄强调，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不是两个"性"，实则是一个"性"。天地之性和气相合便为气质之性。他说："盖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两性字只是一般，非有两等之性，故曰二之则不是。"①在他看来，天地之性为本来的性，是湛然纯善的。当其附于人时，随着各人气质的清浊不同，而有善恶之分，因而有了气质之性。气质使本来之性受到污染。但是，即使那些气质浊而恶的人，天地之性亦在"其中"，只不过"拘得沦染"于浊气而已。所以，悬之于高远、存于人心的天地之性，不仅与性善的人，而且也与性恶的人，有本质上相同的地方。因此，吴澄认为，气质之性是可以改变的。那些不善不②　《吴文正集》卷二三，《仙城本心楼记》。

①　《吴文正集》卷七，《易原以清名字说》。

②　《吴文正集》卷三，《答人问性理》。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①　《吴文正集》卷三，《答人问性理》。

美的人，只要善于发见养育本性之理，便可以恢复被气质污坏的善性，成为善性。这正是理学家提出的修身养性的目的。

吴澄提出的气质之性，虽然接近朱熹的看法，但就如何识见天理，以恢复天地之性的问题上，他并没有沿袭朱熹的方法。

朱熹主张格物致知，探究外物以明天理；陆九渊则以理在心内，致知在于反问自心的德性。也因此有人说，陆氏尊德性，朱子道问学。吴澄的观点接近陆学的看法，他主张从自身去发见善端，扩充善端。他说："所谓性理之学，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性，即当用功知其性，以养其性。能认得四端之发见谓之知。"②把认得"四端"作为知，这显然源于陆九渊。陆九渊以反观自心为致知，因为理在心内，心外则没有理，亦即其发明本心的认识方法。何谓"本心"？陆氏答曰："恻隐，仁之端也；善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③可见，所谓"发明本心"，也就是"发见四端"。吴澄的思想正是对陆九渊的继承与发挥。吴澄勉励弟子，力行所学，以培养人心的善端。他说："仁、义、礼、智之得于天者，谓之德。是德也，虽同得于有生之初，而或失于有生之后。能得其所德而不失也，君子也。盖德具于心者也，欲不失其心，岂有他哉，敬以持之而已矣。"①他的意思是说，仁义礼智为心之善端，有生俱来，称其为德，是得之于心。然而善端只是端，还要靠人自己去发扬，从而使善端成为善德。黄百家在《宋元学案·草庐学案》中说，吴澄"谓学必以德性为本，。。当反之身，不得外求也。先生之教以是，岂不至简至易而切实哉？。。议者遂以草庐为陆氏之学云。"这说明，吴澄虽为朱熹的嫡传，但他并没有沿袭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他所谓从自己身上"发见"善端，实是接近陆学先识本心的方法了。吴澄还兼取了陆九渊关于"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他说："天下万事万物之理，皆备于我，故虽不出户而遍知天道者，万理一原，内观而得，非如在外之有形者，必窥牖（yǒu，音有，窗户）而后见也。"②在这里，他认为，对于天地万物，因其是"外在有形者"，故"必窥牖而后见也"。这样，吴澄就把对"理"和"物"的认识当作是两回事。而他又说"理"是天地万物之理，万理"根于心"、"本于心"，是"本心之发见"，能不失其本心，就可得到"天理之当然"。这样说来，"心"具一切，一切就在"心"中，何待外求？既然心具一切，认识了"理"，也就认识了万物。所以看来，吴澄所讲的对"在外之有形者"的认识，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很明显，吴澄在"明心以穷理"和"穷理以明心"之间是主张前者的。

因此，他对于朱熹在格物中最重要的一项--读古圣贤书，视为心外次要的事，认为重要的是先要"尊德性"，否则是颠倒次序。据《宋元学案·草庐学案》载，当他见到"学者来此讲问，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复令其读书穷理以道问学。有教条警省之语，又拣择数件书，以开示学者格致之端，是盖欲先反之吾心，而后求之五经也。"为此，他认为，那种不先反之吾心，而徒求五经的人，是"买椟而弃珠"。

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孰先孰后的问题，吴澄的态度是很明确的。②　同上。

③　《宋元学案》卷五八，《象山学案》。

①　《吴文正集》卷一○，《陈幼德思敬录》。

②　《老子注》，第三十八章注。

他曾说朱熹"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①在吴澄看来，读书等"道问学"，只是"考于外"，而先"尊德性"方是"中、有主也"②。故"道问学"当以"尊德性"为主，亦即先要默默澄心，识得本心，而后才可以泛观博览。

吴澄认为，要做到先反之吾心，必须通过"敬"与"诚"的方法。"欲不失其心，岂有他哉？敬以待之而已矣。"③他主张反身以诚，以敬持身。这本是宋理学家一致的主张。

"敬"传自尧舜，由孔子再传于弟子，是儒家传统的修身法。至宋伊洛二程，始疏"敬"为"主一无适"，二程弟子又进一步解"敬"为此心收敛而常惺惺，实即解为治心。吴澄承袭二程解"敬"，因为符合他自识本心的学旨。他对"敬"看得很重，说"人之一身，心为之主；人之一心，敬之为主"，"夫敬者，人心之宰，圣学之基。"④二程解"敬"为"主一无适"，在吴澄看来是"至切"之言。

何为"主一"？吴澄解释说："学者遽（jù，音具，勿忙）闻主一无适之说，倘未之能，且当由敬畏入。事事知所谨，而于有所不当为者有不肯为，念念知所畏，而于所不当为者有不肯为。充不肯为不敢为之心而进进焉。凡事主于一而不二乎，彼凡念无所适而专在此乎。此程子敬宗之法，不过如是。如是敬则心存，心存而一静一动，背出于正。仁义礼智之得于天者，庶几得于心而不失乎？"①即是说，"敬"在于事事小心，合于礼法（天理），凡不合者必不为。所谓"主于一"，是每一事都主于礼法，心事得其存。他又说："凡一心之发，一事之动，必思之曰：此天理抑与人欲也？苟人欲而非天理，则不敢为，惴惴儆慎，无或有慢忽之心，具为之敬也。"②因此看来，吴澄所谓"敬"，就是指，在"一心之发，一事之动"时，即念虑发动之时，皆当天理把捉住心；凡一念、一事，都要想一想，这是天理还是人欲？如此能惴惴然即为敬。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排斥物的诱惑，使"心正而不斜椅"③，其心自然就处于"直"和"静"的不动状态。不动，其心也就进入"虚虚"的状态。心虚是虚于杂念，这样外物不入于心；物不入于心，则心能常住不动；常住不动，心也就实在，心实是实于天理。此即吴澄所谓"主于敬，则心常虚，虚则物不入也。主于敬，则心常实，实则我不出也。"④如此，便能使心"主一无适"。

吴澄所谓主敬的工夫，不仅以虚守自存本心，还包括恻然之心的"发见"。他在言及"仁"的发见时说："体仁之体，敬为要，用仁之用，孝为首。孩提之童无不爱亲，此良心发见之最先者，苟能充之四海皆春。然仁，人心也，敬则存，不敬则亡。"⑤即由于敬，则可以发现自己身上固有之"良心"。这

①　《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②　《吴文正集》卷五七，《三礼考注》。

③　《吴文正集》卷一○，《陈幼德思敬字》。

④　《吴文正集》卷四，《主敬堂说》。

①　《吴文正集》卷一○，《陈幼德思敬字》。

②　同上。

③　《吴文正集》《戈直伯敬字说》。

④　《吴文正集》卷五，《主敬堂说》。

⑤　《吴文正集》卷四，《仁本堂说》。

种"良心"的发现，他也叫作"敬心之发"⑥。后来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说，虽然是远绍孟柯、陆九渊，但吴澄发见良心之说，亦当为其间一个环节。吴澄在谈敬的同时，也谈到诚。这也是他明心的一种工夫。

关于诚，先儒有不同的解释。孟子提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①这对后世有很大影响。至宋朱熹，他解释"诚"字有两种意义：一为本之诚，一为修身之诚。吴澄没有完全沿袭朱熹的解释，他从《大学》中"正心诚意"的意义上解释诚，亦即在朱熹讲的后一种意义上理解诚。陆九渊以"诚"在于反身。即反观自身为"诚"。吴澄与之亦有不同，他主张诚在于"随事用力"。

吴澄认为，诚是与生俱来的。"夫诚者，与生俱来，无时不然者"，"人之初生，已知爱其亲，此实心自幼而有者，所谓诚也。"②"诚"就是"真实无妄"，无妄即无邪，邪指"私欲恶念"。他认为，要保持诚，即是思。所谓思，即是去其恶欲的过程。"思"就在于达到"无邪"、"无妄"，能"不妄"，即可达到无过无不及的"中"。能"中"，就可以复其心中固有的诚。由此看来，吴澄"思诚"的工夫，同"主敬"的工夫一样，也是在念虑上自省自思的工夫。

"思诚"作为一种修身之道，"不止于一语一事之诚"，而在于在"知性尽心"，"养性存心"的同时，"用力于圣贤之学"。他说："失一语之不妄者，诚也，一事之以实者，亦诚也。而诚身之学，则不一止于一语一事之诚而已。知性尽心之余，养性存心之际，仰无所愧，俯无所怍，内省不疚，而无恶于志，慎独不欺，而自慊于已。夫于是之谓诚。必尝用力于圣贤之学，乃造乎此。"③这里讲的"用力"，实际上是指向内冥索，认识本心，以得天理的工夫。

因此，吴澄在讨论知行问题时，把"本心之发现"的知，与向外推物应事的"执著"的行，两者统一于心，是同时兼取，没有先后的关系。他说："能知能行，明诚两进"，"知行兼该"、"知有未遍，行无不焉"，"徒知而不行，虽知犹不知也"①。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说，知即包括行，行不过是知的体现，两者是一回事，无分先后。这一点，他不同于朱熹。朱熹本于"格物穷理"，故有先知后行的提法，如他说："论前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②而吴澄则是立足于本心，把知行视为心所产生的东西，故知即行，实际上是以知代行。后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实与吴澄的知行说是接近的。不过王阳明能"辨析毫芒"，表述得更为精细罢了。

在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问题上，吴澄同样也主张"内外合一"。他在《答刘教谕》中，谓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为不可分而为二，都是"心之灵"、"智之用"，所以才能"内外合一"而具于心。又如他在《王学心字说》中讲到，知与行，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都是心之"主宰"与"统会"。在此，吴澄把知与行、内知与外知都合于心，这样就混淆了认识和认识对象的区别，其⑥　《三礼考注》卷五九。

①　《孟子·离娄上》。

②　《吴文正集》卷六，《陈幼实思诚字说》。

③　《吴文正集》卷六○，《题诚悦堂记后》。

①　《吴文正集》卷一二，《学则序》。

②　《朱子语类》卷九。

所谓"执著"于事的"事"，也只能是心的附属品，或心之外观而已。

总之，在心性问题上，吴澄带有浓厚的陆学色彩，强调了自识本心的途径和方法。他的上述思想，明显反映出他"和会朱陆"的倾向。但是，他的"和会"并不是消化为一，有些地方，其思想徘徊于朱、陆之间，甚至还有互相牴牾之处。尽管如此，吴澄在当时，其思想对于克服朱学的缺陷，促使朱学向心学方向发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五）吴澄的经学思想吴澄治经，卓有成就。其一生主要精力，皆集中于经籍的注纂。他早年就致力于《五经》校注，直到晚年完成《五经纂言》，被后人称为"经学之师"。黄百家称："朱子门人多习成说，深通经术者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朱熹），非北溪（陈淳，朱熹高弟）诸人可及也。"①《元史》亦称其经纂和考注"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条归纪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言。"②吴澄重视《五经》的纂注，尤其是"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三书的合称），据他自己说，是为完成朱熹的未竟之业。

汉代以来，《礼》经即"三礼"因其"残篇断简，无复铨次"，为《五经》中最为难治。朱熹曾校定"三礼"，商订"三礼"篇次，但终老不及为。对"三礼"，朱熹认为其中的《仪礼》是礼之根本，而《礼记》只是秦汉诸儒解释《仪礼》之书。他提出，当"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附于本经（《仪礼》）之下。"③朱熹以此摭拾他经，务分胪序，编为《仪礼经传通解》，但也只是留下"草创之书"，且内多缺略。后虽也有其弟子用心于此，但终于没有完成。吴澄既以接续朱熹为己任，一生费时几十年，探索朱熹未尽之意。全祖望谓其于"三礼""盖本朱子未竟之绪而由之，用功最勤。"④吴澄依朱熹所分礼经，以《仪礼》为纲，重加伦纪，纂成《仪礼逸经》八篇。他把汉以来流传的《礼记》（戴德的《大戴礼记》、戴圣的《小戴礼记》以至郑玄的《三礼注》等）加以肢解，核订异同，重新编纂，使之成为《仪礼》的传注。这不仅完成了朱熹生前的夙愿，而且经过他这样的整理，使流传千百年来难读的一部《仪礼》，得见崖略，不失为经学史上的一大贡献。当时和后世一些学者对吴澄的经学，尤其是三礼，一直加以肯定。元人李俊民有言："先生（吴澄）之学虽不敢妄议，姑即礼经而论之。秦焰既熄，掇拾遗余，兼收并蓄，得传于后，汉儒之力也。依稀论著，以传其旧，唐儒之学也。会通经传，洞启门庭，以祛千载之惑，朱子之特见也。若夫造诣室奥，疏别户牖，各有归趋，则至先生始无遗憾焉。"①近代学者钱基博也称，南宋入元，礼学"最著者崇仁草庐吴澄，"其"疏解三礼，继往开来"②。足见吴澄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与两宋理学家一样，吴澄治经，重在发明义理，并不着意于名物训诂。

他站在理学的立场上疏解六经，以阐发理学观点。如他在释《曲礼·乐记》时论及天理人欲之辨，说："人生天地间，唯在夫能辨天理人欲而已。于此无辨焉，刚悖逆作伪之心作于内，淫泆作乱之事形于外，非大乱之道欤？"③在《礼记纂言·乐记》中，吴澄引朱熹语录，以表达理学的心性说；在《礼记纂言·表记》中，以体用言仁德、道义等等，比比皆是。吴澄主要理学思

①　《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②　《元史》卷一七一，《吴澄传》。

③　《朱子大全》卷一四，《乞修三礼札子》。

④　《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①　《草庐学案补遗》。

②　《经学通志·三礼志》。

③　《三礼考注》卷六四。

想前边已有详述，此处不再赘言。

吴澄作为元代理学大师，宗朱兼陆，推进了理学的发展。其"和会朱陆"的倾向，反映出从宋代程朱理学到明代王学过渡的历史轨迹。

四、元代金华理学的发展与演变朱熹后学，宗派林立，金华一支，号称嫡脉。朱学最初传人为其高弟黄榦，由黄榦授学的何基及其弟子王柏、王柏弟子金履祥、金履祥弟子许谦四人，在金华地区递相授受朱熹理学，是公认的金华朱学主要传人，史称"金华四先生"。因何基居金华山北，人称北山先生，故也将其师徒并称"北山四先生"。《宋元学案》立有《北山四先生学案》，专述其学。《元史》有载："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殁，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其道益著，故学者推原统绪，以为朱熹之世嫡。"①清人黄百家亦称："北山一派，鲁斋（王柏）、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是数紫阳（朱熹）之嫡子，端在金华也。"②

①　《元史》卷一八九。

②　《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

（一）严守师说的何基及其理学思想片断何基（1188-1269年），字子恭，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其少尝从乡人陈震习举子业，不喜程课而好义理。后随父伯慧居江西，时伯慧任临川县丞，黄榦适为县令。何基受父命师事黄榦，得朱熹之学。从江西回金华后，隐居故里盘溪，潜心学问，很少为人所知。自朱熹门人杨与立一见推服，人们才得知他是一位学者。于是，"好学之士，次第汲引，而愿执经门下"①，其始教于乡里。他一生不愿跻身于官场，只为于诗书中探索义理之蕴奥，叙录师友之渊源，借以承继道统，弘扬理学。

何基尊崇朱熹，严守师说，"平时不著述，惟研究考亭（朱熹）之遗书，兀兀穷年而不知老之已至。"②凡所读之书，必研精覃以俟义理自通，反对立异和多起议论。他"纂编朱子之绪论，羽翼朱子之成书，不敢自加一字。"③即便有所著述，也莫不以朱学为依归。其著有《大学发挥》、《中庸发挥》、《大传发挥》、《易启蒙发挥》、《太极通书西铭发挥》、《近思录发挥》等，大部分已佚失，今存《何北山先生遗集》。

黄宗羲在《北山四先生学案》中评论何基时曾说："北山之宗旨，熟读《四书》而已。"的确，何基对朱熹的《四书集注》尤为推崇，认为那是最完善的。他说："《集注》义理自足，若添入诸家语，反觉缓散。"④他主张，学者读书，须以《四书》为主，"《四书》当以《集注》为主，而以《语录》辅翼之。《语录》既出众乎，不无失真，当以《集注》之精微，折衷《语录》之疏密，以《语录》之详明，发挥《集注》之曲折"⑤。足见他对朱熹《四书集注》的重视。他所著《大学发挥》、《中庸发挥》等，可能就是他读《四书集注》的体会。

何基之学株守师说，无有创见。他坚持程朱的理气论，以理作为宇宙之本原。他不同意张载"太虚即气"的观点，并用程朱理学的观点做了重大改造。他说："张子所谓虚者，不是指气，乃是指理而言。盖谓理形而上者，未涉形气，故为虚尔。"①我们知道，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观点，是针对道家的"有生于无"之说。张载言道："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又说："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②从而否定了以气外虚无为宇宙本原的观点。程颐认为，有形总是气，无形只是理，他否定张载所谓"太虚"的存在。朱熹则进一步提出，太虚就是理，他以理代替"太虚"作为宇宙的本原。显见，何基反对张载的"太虚即气"，也认为"太虚"是指理而言，这完全是站在程朱立场上的。他本于程朱对"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严格区分，同样坚持理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的观点。他认为，正因为理是形而上者，并末涉及形而下之气，

①　《何北山先生遗集》卷四，王柏《何北山先生行状》。

②　同上。

③　《何北山先生遗集》卷四，王柏《系辞发挥后序》。

④　《宋元学案》卷八二。

⑤　同上。

①　《何北山先生遗集》卷一，《孟子集注考》。

②　《正蒙·太和篇》。

所以才有所谓"虚者"。关于理气关系，他说："太极固是阴阳（二气）之理，言阴阳则太极已在其中。"③这又是朱熹理气相即不离的观点。

何基沿袭程朱"理一分殊"的思想，解释理与万物是"一本万殊、万殊一本"的关系。他说："天地间惟一理，散在事事物物，虽各有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处，此所谓万殊一本，一本万殊者也。"④即是说，天地万物有一个共同的本原，即"一理"，这就叫"万殊一本"；此"一理"散在万事万物之中，这就"一本万殊"。因为"理"并非是从万物中抽象出来的，而只是作为绝对的本体，所以，在何基这里，理与万物的关系，并不具有客观的辩证性质。

何基确守师说，治学"谨之又谨"，对程朱之学的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然而，学术上必然难以有所建树。以思想史角度看，也不免显得贫乏而缺少创造精神。"其学犹未大显"也就不足为奇了。

③　《何北山先生遗集》卷三，《解释朱子斋居感兴诗二十首》。

④　《何北山先生遗集》卷一，《与门人张润之书》。

（二）敢于质疑问难的王柏及其理学思想王柏（1197-1274年），字会之，号鲁斋，婺州金华人。其祖师愈，从宋儒杨时受《易》、《论语》，与朱熹、张栻、吕祖谦相往还。父翰为朱熹、吕祖谦及门弟子。王柏少慕诸葛孔明，自号长啸。年逾三十，"始知家学授受之原，慨然捐去俗学以求道"，开始对理学发生兴趣。后经杨与立推荐，遂从学于何基。自是发愤奋励，研精覃思，颇多卓识独见。王柏学识广博，著述繁富，然多散佚。今存有《书疑》、《诗疑》、《研几图》和《鲁斋集》等。

王柏虽笃信朱熹之学，但他不象乃师何基那样固守师说。他敢于问难质疑，而不轻信盲从。对传统的儒家经典，其疑论甚多，甚至对朱熹所注《四书》亦起疑论，因而形成自己的思想特色。

道统观念是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程朱理学家几乎无不遵信道统，并以克绍道统自任。王柏指出："道统之名，不见于古，而起于后世。故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乎道统之不传，所以忧患天下后世也深矣。"①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全面论述了所谓"自上古圣神"以来的道统传授心法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至孔、曾、思、孟的传授世系，并以二程兄弟"续夫千载不传之绪"，他本人则以承接二程以后的道统之传自诩。朱熹高弟黄榦，自谓得朱子嫡传，所以最重道统。他作《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发挥了朱熹的道统观。他把"道统"的产生和发展，归结为"天理"之必然。这一观点为其金华后学所继承。王柏就提出所谓"天地之道统"与"圣人之道统"。他说："立天道者，阴阳也；立地道者，刚柔也。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此非天地之道统乎？圣人以仁义设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所以继绝学而开太平，此则圣人之道统也。"①他认为，"圣人之道统"根源于"天地之道统"，亦即"道统"始终以"天理"为依归。这完全是因袭黄榦的思想。

王柏所以要论证"道统"以"天理"为依归，实际上是为他尊道统寻找依据。他所谓的尊道统，无非就是要确立程朱理学为儒家道统的正宗。王柏特别重视理学的道统。宋理宗时，王柏族侄王佖曾奏请朝廷，乞立《道学传》。在王柏看来，这是不够的。他说："区区之愚，以为道统立传，却小了道统，当作一《志》。"②并指出："伊洛以来，门人弟子，著述书目，悉可类聚，首载吾道。"③他曾作《拟道统志》，可能就是按照上述观点编成的，可惜此书已佚，难以窥见其规模。王柏推崇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并以为周、二程、张、邵在阐明义理之学方面大大超越了古昔圣贤。他说："周子再开万世道学之传，伊洛诸先生义理大明，尽掩前古。"④而他自己则"日夜探讨洙泗伊洛之渊源"⑤。

①　《鲁斋集》卷一一，《跋道统录》。

①　《鲁斋集》卷一一，《跋道统录》。

②　《鲁斋集》卷一七，《复陈本斋》。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鲁斋集》卷七，《上王右司书》。

由于王柏不同于何基那样严守师说，所以他对一些哲学问题，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对理气关系的看法，他并没有因袭程朱之说。在理学史上，就理气关系，存在着气本论和理本论的分歧与对立。张载是气本论的奠基者，他认为，宇宙的根本是气，而气的千变万化都有一定的法则，即理。理是从属于气的，离开气的运动变化，就根本无从谈理了。二程把"理"作为最高的实体范畴，建立了理本论哲学。他们认为，万物皆由气变化而成，而气有其所以然，气之所以然就是理，也就是道。气是形而下者，道（理）是形而上者，道（理）比气更为根本。对此，王柏指出："张子言气、周程言理，旨意不同。某窃谓理气未尝相离。先儒不相沿袭，虽言不同，而未尝相悖。言气者是以气为道之体，理在其中；言理者是以理必乘气而出，气亦在其中。虽有形而上下之分，然道亦器也，器亦道也。二之，则不是。"①在此，我们可以看出，王柏是抓住了双方都认为理气相即不离这一共同点，试图淡化他们关于宇宙本原问题上的根本对立。从表面上看，王柏是想调解理学内部在理气关系问题上长期存在的严重分歧；但实质上，王柏是混淆了宇宙的本体和万物的构成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因为理气关系本身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在宇宙本原上，理气孰先孰后的问题；二是在具体事物的生成上，理气关系的问题。这两方面的涵义密切相关，但并不完全等同。其中本原的问题才是根本的。然而恰恰是在根本的问题上，王柏坚持的是程朱理本论的立场。不过，王柏关于"理气未尝相离"的看法，确有其合理成份。他说："理非气无所寓，气非理无所主。理气未尝相离，亦未尝相杂。盖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上下既分，固不得而相杂，然形在乎其中，亦不可得而相离也。"②他的这种理气不离不杂的观点，与朱熹的"理与气决是二物"的观点很难契合，倒有些"理在气中"的意味。

王柏也谈到"理一分殊"，他说："统体一太极者，即所谓"理一"也；事事物物上各有一太极者，即所谓"分殊"也。"①所谓"理一"，就是指天下万物只是一个理，即"天理"，这个理是主宰宇宙万物又超越其上的绝对本体；所谓"分殊"，就是指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这也就是朱熹所说的"物物各有理，总只是一个理"②。"理一分殊"在程朱理学那里，除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外，还具有认识论的意义。王柏也从认识论角度，强调"分殊而理一"的认识方法和途径。他说：""理一"易言也，"分殊"未易识也。此致知格物所以为学者工夫之最先也。"③在这里，王柏讲"理一分殊"，他重"分殊"而甚于言"理一"。因为"分殊"难识，所以他强调格物致知工夫的重要，认为此工夫为学者之最先。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就是由知（认识）其分殊（特殊）进而知其理一（一般），亦即"分殊而理一"，由认识特殊，到认识一般。这在认识论上具有合理因素。

在王柏那里，最具特色的还应是他的疑经思想。汉儒传授、注疏古代儒家经典，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所谓经学，也称汉学。宋儒攻击汉儒曲解经典，力图矫正汉学之弊，恢复经学的本来面目，实质上就是按宋代理学的

①　《鲁斋集》卷八，《回赵星诸书》。

②　《鲁斋集》卷一○，《原命》。

①　《金华王鲁斋先生正学编》上卷，《理一分殊》。

②　《朱子语类》卷九四。

③　《金华王鲁斋先生正学编》上卷，《理一分殊》。

观点改造传统的经学，以便将其纳入理学的思想体系。这样，随着理学的兴起，在学术思想领域内出现了疑经的思潮。两宋理学都不同程度地染有疑经思想。朱熹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对汉儒错乱经文深致不满，故作《周易本义》、《诗集传》、《诗序辩说》。何基称赞他"订正四古经，《诗》、《书》则斥去（汉儒）小序之陋，而求经文之正意。《易》则还古《易》篇第之旧，而义主象占，以穷羲、文之本旨，以上接邹鲁之正传，自濂洛开端以来，泛扫廓大之功，未有尚焉者也。"①王柏继承并发展了朱熹否定汉学的学风，甚至把对于古代儒家经传的怀疑推向极端。其著《书疑》、《诗疑》、《中庸论》、《大学沿草论》、《家语考》等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王柏的疑经思想。王柏疑《诗经》，认为今存《诗经》三百篇，是否周公、孔子之旧，值得怀疑。因为秦始皇焚禁《诗》、《书》，虽后有伏生口授和孔壁之藏，仍有四十余篇不得复见。可奇怪的是，《诗》忽出鲁、齐、燕三地，且"三百篇之目，宛然如二圣人之旧，无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诗》、《书》同祸，而存亡之异辽乃绝如此，吾斯之未能信。"②他还竭力主张删去三十二篇"淫诗"，主观地断定这些早已被孔子删去了。他期待"有力者请于朝而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芜秽。"③这完全暴露了王柏道学家的面孔。王柏疑《书经》，反对信古而不疑经。他说："在昔先儒笃厚信古，以为观《书》不可以脱简疑经，如此则经尽可疑，先王之经无复存者。"④他认为，"先王之经"本不可疑，只是在经过秦始皇焚禁之后，"后世不得见先王之全经"，"经既不全，因不可得而不疑。"⑤王柏既疑古文，又疑今文。因为汉初，伏生已年老，口不能正言，使其女传言以授晁错，难免以意属读，所以错讹甚多。因此，《今文尚书》也是不可靠的。于是，他由疑经进而要求改经，声言对于《书经》要"纠正其缪而刊其赘（zhuì音坠，多余而无用的），订其杂而合其离"，使其"复圣人之旧。"①王柏的怀疑精神还并及《四书》，他怀疑《大学》、《中庸》出于《子思》②、《论语》出于古《家语》③、《孟子》是自著之书④。对于朱熹的《四书集注》，王柏也有不少疑论。他认为"苟有证据，不妨致疑于其间。"⑤朱熹既以《家语》为《孔丛子》伪书，又在《集注》中取之以证《中庸》之误，这岂不相悖吗？王柏尤为疑惑不解⑥。他还认为，《中庸》一书，章节散漫，易于错简，而朱熹于该书次第尚承汉儒之旧，所分章节太密，"恨不及质正朱子，既不敢自以为然，又不敢自欺曰无疑。"⑦又说："《大学》格致章不亡"，无待于补，而"考亭（朱熹）后学，一时尊师道之严，

①　《何北山遗集》卷三，《解释朱子斋居感兴诗二十首》。

②　《诗疑》卷二，《毛诗辨》。

③　《诗疑》卷一，《总说》。

④　《鲁斋集》卷四，《书疑序》。

⑤　同上。

①　《鲁斋集》卷四，《书疑序》。

②　《鲁斋集》卷一○，《中庸论上》。

③　《鲁斋集》卷九，《家语考》。

④　见《金华王鲁斋先生正学编》下卷，《朱子读书法》。

⑤　《鲁斋集》卷八，《答叶通斋》。

⑥　见《鲁斋集》卷八，《通赵星渚》。

⑦　《鲁斋集》卷一○，《中庸论下》。

不察是否，一切禁止之"⑧，王柏对此表示不满。总之，像王柏这样疑经并及朱熹《四书集注》者，在朱熹后学中很不多见。

然而，王柏笃信朱熹之学，其疑论根本上说，还是从维护的角度出发的。正因为他宗信之笃，而成为朱学的传人，又因为他敢于质疑问难，而促进了理学的发展。清人黄百家在《北山四先生学案》中，对王柏之学颇有见地指出："鲁斋之宗信紫阳，可谓笃矣，而于《大学》则以为"格致"之传不亡，无待于补；于《中庸》则以为《汉志》中有《中庸说》二篇，当分"诚明"以下别为一篇。于《太极图说》，则以为"无极"一句当就图上说，不以无极为无形，太极为有理也。其于《诗》、《书》，莫不有所更定，岂有心与紫阳异哉！。。后世之宗紫阳者，不能入郛廓，宁守注而背经，而昧其所以为说。苟有一言之异，则以为攻紫阳矣。然则鲁斋亦攻紫阳者乎？甚矣，今人之不学也！"①⑧　《鲁斋集》，《大学沿革后论》。

①　《宋元学案》卷八二。

（三）潜心四书经史的金履祥及其理学思想金履祥（1232-1303年），字吉父，号次农，浙江兰溪人。因家居兰溪仁山下，学者称仁山先生。《元史》有传。

金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书，即能记诵。年十九，即知濂洛之学。

年二十三，事同郡王柏，从登何基之门。自是讲贯益密，造诣益邃。后试举未中，自此弃举子业不事。恭宗德祐初，授迪功郎、史馆编校，他辞而弗就。宋亡，避居金华山中。入元不仕，从事讲学，以著述终其身。

1。金履祥治四书经史金履祥从学于何基、王柏，其理学思想深受何、王的影响。但比较而言，他的思想更接近于王柏。在初见王柏时，曾问为学之方，柏以必先立志为告。又问读书之目，柏曰"自四书始"。遂遵从师训，博览群书，尤能融会于四书，而贯通于六经②。为宏扬王柏、何基所传朱子之学，对朱熹平生所萃之论语、孟子集注，大学章句等书，研讨颇勤，发明至多。

朱熹表彰《四书》，并精心注释，其作《四书集注》遂成为儒家学说经典。金履祥有感于"古书之有注者必有疏"，始为《四书集注》作疏。其所撰《论语集注考证》、《孟子集注考证》即为朱熹《集注》之疏。《考证》补正朱熹《集注》之所未备，对朱熹理学某些观点有所深化和发展。金履祥弟子许谦对《考证》推阐《集注》精义，彰明孔、孟之道的作用大加推崇。他认为，朱熹《集注》辞约意半，读者难以悉究其义蕴，乃师之书（指《考证》）就是为不善学朱熹之学的人作的。他说，朱子《集注》"立言浑然，辞约意广，往往读之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义；或一得之致，自以为意出物表，曾不知初未离其范围。凡世之低皆（zǐ，音子，说人坏话）混乱，务新奇以求名者，于弊正坐此。此《考证》不可无也。先师之著是书，或檃（yǐn，音隐，就原有的文章、著作剪裁改写）括其说，或演绎其简妙，或掳（shū，音书，表达）其幽，发其粹，或补其古今名物之略，或引群言以证之。大而道德性命之精微，细而训诂名义之弗可知者，本隐以之置，求易而得难。吁！尽在此矣。盖求孔、孟之道者不可不读《论》、《孟》，读《论》、《孟》者不可不由《集注》。《集注》有《考证》，则精朱子之义，而孔、孟之道章章乎人心矣。"①在许谦看来，金履祥之《考证》对于学者得朱熹精义，乃至孔、孟之道是非常重要的，他把《考证》的作用抬得很高。

金履祥的《考证》，除宗主朱熹之外，也多引黄榦及其师王柏、何基三人之说。然而，他并非全然拘守教条，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家法，有所创新。清代学者黄百家对此评论说："仁山有《论孟考证》，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牴牾。其所以牴牾朱子者，非立异以为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朱子耳。"②《考证》与《集注》确有不少牴牾之处，这表现出金履祥治学的独立思考精神，但在他看来，这正是出于他对朱熹之学的忠诚。他自称："或疑此书（与《集注》）不无微牾，既是再考，岂能免此？但自我言②　见《仁山集》卷五，《上刘约斋书》。

①　《论孟集注考证序》。

②　《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

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尔。"①金履祥守其师训，沉潜涵泳于《集注》之内。除《论孟集注考证》之外，他还著有《大学疏义》及《大学指义》。朱熹作《大学章句》，并且多所更定，而其《四书或问》则"未改"，致使二书不那么相符，引起学者疑惑。因此，金履祥为"畅其意旨"而作《大学疏义》。元代学者柳贯曾评论说："乃若《大学》文公既为定次章句，而《或问》之作，所以反复章明其义趣者尤悉。然后之学者，尚有疑焉。则复随其章节，衍为《疏义》，以畅其支；申为《指义》，以统其会。《大学》之教，于是乎无毫发之滞矣。"②据金履祥再传弟子吴师道所言，"仁山于《大学》有《疏义》、《指义》；《论》、《孟》有《考证》；《中庸》有标抹。"③《大学指义》和《中庸标抹》均已散佚。金履祥论《中庸》之说，在其弟子许谦的《读中庸丛说》中偶见引用。对《尚书》，金履祥也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晚年著有《尚书表注》一书，此前已撰有《书经注》。书中多引朱熹之说，又不掊击古文，清代学者陆心源因此说他株守朱子之遗训④，金履祥重视《尚书》，著《尚书表注》，是为朱熹《尚书》说之遗漏放失而作。朱熹传注诸经，独不及《尚书》。在《尚书表注序》中，金履祥肯定了宋理学家周、二程、张、朱在发明义理之学方面的巨大贡献，同时指出"朱子传注，诸经略备，独《书》未及。尝别出小序辨证疑误，指其要领，以授蔡氏而为《集传》，诸说至此有所折衷矣。而书成于朱子既没之后，门人语录未萃之前，犹或不无遗漏放失之憾"。金履祥于是说，朱熹虽对《尚书》有所辩证、疑误，但其书说未成，在临殁前委托蔡沈完成《书集传》。因为蔡氏《书集传》完成于《朱子语类》之前，其中不免有与朱熹之说牴牾之处。金履祥不满于此，于是"摆脱众说，独抱疑经，伏读玩味"，"因推本父师之意，正句画段，提其章指，与夫义理之微，事为之概，考证文字之误，表诸四阑之外"，遂著《尚书表注》。并且谦称："《表注》之作，虽为疏略，苟得其纲要，无所疑礙，则其精详之蕴，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①至于史学，金履祥则有《通鉴前编》之作。这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用心三十余年，平生精力尽于此，吾所得之学，亦略见于此矣"②。《通鉴前编》"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复加训释，断自唐尧以下，接于《资治通鉴》"③。这反映出金履祥治学具有兼综经史的特点。

总之，金履祥依朱子之宏规，编治四书经史，凡所撰述，皆有见地，因而对后世影响很大。

2。金履祥的天道思想同程朱一样，金履祥也认为天理是万物的共同本原。他还特别重视阐发"理一分殊"的思想。

①　《论孟集注考证跋》。

②　《仁山集》卷五，《行状》。

③　《读四书丛说序》。

④　见《重刊金仁山先生尚书注序》。

①　《尚书表注序》。

②　《仁山集》卷五，《仁山遗笔》。

③　《仁山集》，《行状》。

他认为，宇宙万事万物都是由天理产生的。由理的运动变化产生阴阳五行之气，阴阳五行之气化生出万物和人。他说："天地一理，运而为阴阳五行之气。其化生斯人也，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④人、物都始于一理，都由理与气结合而成。至于理气关系，金履祥既坚持理先气后，又主张理气不离。他在《大学疏义》中说："夫自其始而言，则有理而后有气。盖以太极之妙，生阴阳五行之化也，自其中而言，则有是气而理即在焉。"①这里的"太极"即是理。"其始"指万物之本原，从万物本原上来说，理是超越于气与一般事物之上的，因而是先有理而后有气。因为有太极的神妙作用，才产生阴阳五行的气化功能。"其中"是指万物的构成，即就万事万物的构成而言，有气即有理，理不离气。前者确立了理本论的基本前提，后者则含有肯定事物的性质和规律不脱离事物本身而存在的合理因素。然而，金履祥关于理气关系的观点并没有超出朱熹一步。朱熹一方面明确提出"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主张理气相依；另一方面又认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②，主张理先气后。显然，金履祥未能消除这一内在矛盾。

金履祥坚持"天地一理"，同时认为天理又散而为具体事物之理。他说："天理散在事物，则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则在焉，是其极好处也。"③所谓"本然一定之则"，或"极好处"，是指规则、准则之意。实际上是说，理即是事物的规则，准则。对此，他进一步说："且理是何物？文公（朱熹）好说个"恰好处"。理只是恰好处。。。天下万事万物各各不同，而就每事每物中，又自各有个恰好处，故事理虽不同，到得恰好处则一，此所谓万殊而一本。然其一本者，非有形象在一处，只是一个恰好底道理在事事物物之中，此所谓一本而万殊。"①这里的"恰好处"，也就是前边所说的"极好处"，意思相同。金履祥统称各种不同的万事万物以及存在于其中的"恰好处"为"事理"。"事理"不同，是为"万殊"。"事理"虽殊异，"恰好处"却同一，是为"一本"。由此特殊的事理达到同一的"恰好处"，就叫"万殊而一本"。所谓"一本"，只是抽象地存在于事事物物之中的"恰好底道理"，亦即"理一"。此一本存在于各种不同的事物之中，就叫"一本而万殊"。这与程朱"理一分殊"的思想并无两样。不过，金履祥还明确地把所谓理，谓之为人伦之理。他说："所谓理者，何也？即健顺仁义礼智之理也。"②显然，这个理是被当作封建道德标准看待的。

3。金履祥论心性和道德修养金履祥在理气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心性说。

他认为，天理运行为阴阳五行之气，人始于一理，由气以成形。但由于"人之气禀不同，故其性质有异"③。在他看来，理散在万物，没有多寡彼此④　《通鉴前编》卷二。

①　《大学疏义》。

②　《朱子语类》卷一。

③　《大学疏义》。

①　《论孟集注考证》卷二。

②　《大学疏义》。

③　《书经注》。

之别，但气之运行，交感万化，却有"正偏通塞之异"④。人既由气以成形，其所禀受之气质自然不能归于正。于是，他把人性分为不同的等级。他说："就正偏之内，而或有美恶之殊；就通塞之中，而或有清浊之异，此其所以又有智愚、贤不肖之别焉。唯上智乃能全其清美，而无少不明耳。下此则或清而不美，或美而不清，或恶或浊，各有等分，而通蔽厚薄随之。"⑤他这里的意思是说，气有"正偏通塞"之殊，所以，人之气禀就有清、浊、厚薄之异，最终形成人的智、愚、贤、不肖之别。他认为，人之气禀所以不同，是为命之所限。他说："气化流行，化生人物，随处不同，或清或浊，或厚或薄，四者相经相纬，相揉相杂。而发于心，验于身，过于事，各有不同者，清者生知安行，而浊者则反是；厚者气数遇合，而薄者则不同，此所以谓之命也。"①人之气禀清浊厚薄，皆为命之所限，是先天自然的禀赋。

因此，金履祥认为，人生之初，即为气禀如美、恶、清浊之所拘；而人既生之后，又为血气耳目口体无穷之欲所蔽。所以，必须要有刻苦之实功，以去切身之实病，这样方能成贤成圣。他说："气禀所拘，就其有生之初言之也。人欲所蔽，就其有生之后言之也。有生之初，已有美、恶、清、浊之殊；而有生之后，又有血气耳目口体无穷之欲。故明知在我者，拘之于其先，而蔽之于其后。拘者，束而不得开之谓；蔽者，盖而不得见之谓。"②人既受气禀、物欲之拘蔽，则学者应该涵濡于义理，以践修为先务，即力行渐修之工夫，以兴造圣贤之道。他认为，人皆可为圣贤，但并非自然而然为圣贤。他说："人性因皆可为圣贤，学者固当以圣贤自勉。然非可以安坐而进也，亦须有刻苦之实功，去切身之实病，方可兴造圣贤之道尔。"③金履祥所主张的道德修养方法，主要有"恭敬"、"畏惧"、"谨独"、"诚意"。

金履祥提出："恭主体，敬主心言"④。他认为，肢体之恭，必须合于礼，以使肢体之收束有所持循。他说："人无礼，则肢体散慢，都无收束。虽欲收束，亦无所持循。"⑤肢体既恭而合于礼，就可以使人心有所依循，而不失偏倚。从另一方面说，心敬则主一而无适，这就可以使肢体"顺令"而"中礼"。不仅如此，心敬能使人精心选择适乎"时中"之善。"时中"语出《易·蒙》，为儒家伦理思想，指立身行事合乎时宜，适乎中道。金履祥认为，"善无定主"，"用之此事则为非，而彼事则为是"，也可能此时为是，而彼时为非。而要"主其善"就得随时取中，"择其善者而从之"①。那么心敬则足以自处。金履祥还认为，心敬能去除物欲，处事得当。他说："盖惟敬则私欲不作，心体日明：所闻无所溺，所见无所蔽，睿圣道微，智烛日广，所以事事处其当，物物得其情，则百姓人物无不安者。"②即是说，心敬则不起私欲，以致不溺于所闻，不蔽于所见，使心体日明。朱熹讲敬之工夫，其要旨在于存养④　《大学疏义》。

⑤　同上。

①　《仁山集·孟子性命章解义》。

②　《大学疏义》。

③　《孟子集注考证》卷三。

④　《孟子集注考证》卷四。

⑤　《论语集注考证》卷六。

①　《尚书表注》卷一。

②　《论语集注考证》卷七。

未发之心体。金履祥关于"恭敬"的上述说法，深契于朱熹言"敬"的义蕴。人能存养心体以固其本，这还只是存养的初步。金履祥认为，学者既以敬存养本心之体，为防恶于未萌，当继之以畏惧。他引何基所传黄榦之言说："昔初见于何子，问为学之要。何子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又问敬之工夫，何子曰："黄（榦）先生谓畏之一字最切"。自古圣贤只是一敬畏之心。"③他还例举曾子终身畏惧，认为他是这方面的楷模。金履祥主张，为预防心体萌发不善意念，需要有戒慎恐惧之工夫。他认为，人从善很难，但从恶极快。在恶念未萌发时，应当有所畏惧。他说："以善如登，从恶如崩，人情之难此而易彼，盖可畏也。"④一旦恶念要萌发，即使很轻微，但自己独自知道，此时必须谨独，以"审其几"。他解释"独"说："独，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者。盖独者，非特幽隐无人之地谓之独。凡昭明有人之地，而己心一念之发皆独也。是则自知而已。而岂人之所知哉！"①在金履祥来看，"独"并非特指处于幽隐无人之处。只要心一念之发，不管有人无人，都为独。他又解释"几"说："审其几者，几，动之微也。善恶之所发虽微，而形著之所基。自此，天下未有微之不显者，故于其几不可不审也。"②他认为，善恶之念的萌动虽然轻微，可它总会显现出来，所以"不可不审"。在他看来，人能致谨于幽隐之处，自审其一念之发，就完全可以杜恶从善，绝以私欲，从而谨慎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标准。如不谨独，就不免自欺，而自欺就使其学问功力间断了。他说："学问功力易间断者，莫如独。能谨独，则无间断矣。"③私欲往往在于一念之发，从而导致功力间断，如尚独处而无人察觉时"能谨"，则"无间断矣。"

金履祥强调，自修之首是"诚意"。他解释"意"说："所谓意者，心之所发也者。盖有心则必有意。"④意为心之所发，有心必有意。然而，心体本正，意却有善恶，所以，为使心正，必先诚意。他说："心之本体固静正，而意之所向有善恶。惟夫意之所发者不实于善，而每容邪恶于其间，则心始不能全其本体之正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诚其意"⑤。所谓"诚"，按金履祥的解释就是"实"。而"实"就是"真实"。只要心之所发，真实无妄，就可达到心正，"意诚则心正矣"①。显见，他的解释本于朱熹《大学章句》。《大学》有"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朱熹注曰："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②金履祥的《大学疏义》，就儒家道德修养，多有议论，且相当详审。虽有所发挥，但不及其知行观上见解新颖。

4。金履祥的格物致知论与知行观《大学》中"致知在格物"的观点，经过程朱的改造和发挥，形成了程③　《论语集注考证》卷四。

④　《大学疏义》卷一。

①　《大学疏义》卷一。

②　同上。

③　《论语集注考证》卷六。

④　《大学疏义》卷一。

⑤　同上。

①　《大学疏义》卷一。

②　《四书章句集注》。

朱理学区别于其他学说的认识方法和修养方法。金履祥在其《大学疏义》和《论孟集注考证》等著作中，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论颇得其精髓，并有所发展。尤其是他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提出"知行能之，知行合一"的命题，将中国古代的知行观向前推进了一步。

金履祥依据朱熹《大学章句》的训义来理解"格物"、"致知"。朱熹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金履祥解释说："所谓"穷至事物之理"者，盖格物者，穷理也。所谓"极处无不到"者，盖极处者，至善也。"③在他看来，"格物"就是穷极物理，或者说即物穷理，穷理又必须穷至其极。格物穷理的最终目的在于"至善"。可见，金履祥对程朱理学所讲的格物穷理的思想，把握得是相当准确的。至于格物的对象、范围，莫不如此。理学中"物"的概念在朱熹那里指一切事物，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物不仅指客观的物质实体，如天地日月、草木山川，也指人的活动，还包括人的某些思维念虑在内。可以说，一切可以被人当作思维对象的都属于被格之"物"的范围。金履祥解释朱熹所谓"即凡天下之物"时说："即者，随其所遇之谓也；凡者，大无不包之辞也。盖格物者，初未尝有截然一定之目，而亦未尝有精粗巨细之间也。惟事物之在天下者无限，而接于吾前者亦无穷，故必随其所遇，巨细精粗，大小幽显，莫不格之，以穷其理焉。"①就格物的对象范围来说，是无限广大的，"极其小，虽草木鸟兽之微非可遗；极其大，虽天地阴阳之化非可外。"②不过，他又强调应当各随所遇之物而格之。因为，虽然天下之事物是无限的，接于各人之前的事物也是无穷的，但就个人而言，因所遇之物不可能没有先后，所以格物的顺序也就有缓急先后。因此，所谓格物，并不是格一物即可通万物，也不是万物格尽而后通，而是积累其所先遇到并已格的事物，思索熟习，触类引伸，日积月久，自然能与其后遇的事物贯注融通。他说："格物者，非谓格一物而万物通，亦非谓万物皆尽格而后通。但积习既多，则工夫日熟，心知日广，而其推类触长，贯注融通，天下之物，自无遗照矣。"③显见，这同程朱的思想相吻合。程颐讲过多次："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④对此，朱熹也是反复强调，经过今日格、明日格的积渐工夫，人在思想认识上就会产生飞跃，"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⑤金履样对"致知"的理解，也不出朱熹《大学章句》的解训。他说：""致，推极也"，所谓推极者，言推之而至其极也。"知，犹识也"，所谓知识者，言人心之灵觉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者，盖心之灵觉，莫不有如，在乎推极其知，使凡所知者无不至于尽而已。"①致知之知，不仅指作为主体能知的知觉，而且指主体知觉的结果。因而"知"有两方面的意义。以知为人莫不有的"灵觉"，是指"能知"，即主体的认识能力，即金履祥③　《大学疏义》。

①　《大学疏义》。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遗书》卷一八。

⑤　《大学章句》。

①　《大学疏义》。

所言"心之灵觉，莫不有知"。而"推极其知，使凡所知者无不至于尽"，是指"知识"，即主体的认识结果。人心都有知识，但一般人心所具有的知识都有所不尽，所以，必须用已知推知未知，人心的知识才能达到无所不尽。金履祥的理解，基本上是合理的。

金履祥讲格物致知，在于人知其所未知，而不在于人知其所已知。他说："夫格物所以致知也，今而先之曰：因已知之理，何也？夫心之本体虚灵知觉，固无所不知。但力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有以狭之耳。然其本然知觉之体，则有未尝息者，故其于事物形迹之显，有不待格而自知。但其蕴奥精微之极，则必格而后知也。"②他认为，心体由于为物欲所拘蔽而导致"狭小"，因而对于理之"蕴奥精微之极者"，并无所知，必须经过格物穷究之后才可以得知。所以，格物致知关键是知其所未知。他还说："理在万物，而吾心虚灵之体自无不知。知在吾心，而气禀物欲之昏已有所蔽，故致吾之知，以全其本，在于穷物之理，以充其知。不能穷极事物以极众理之物，则无以推极吾知而尽心体之全矣。"③他把格物致知重在知其所未知，与人心受气禀物欲之拘蔽的局限联系起来，这一点，深得朱熹之要旨。

总的来看，金履祥的格物致知说，在理论上并无创新，基本上是陈述朱熹旧说。但他在知行观上倒有其闪光的思想。

宋以后，知行问题在学术上受到更多的重视。北宋程颐提出知先行后，知难行亦难。南宋朱熹主张知行相须，不可偏废。他们都程度不同地肯定了知与行的统一关系，并多少露出"知行合一"思想的端倪。金履祥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并加以发挥，最先提出"知行合一"的说法。

金履祥坚持先知后行的主张，但同时又提出，"知行并进"的观点。他以格物致知为知，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行，讲求知以格物致知为首要任务，修养德性则以诚意为首要任务。他在《论语集注考证》中，还以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说明知行先后的次序。他说："文者，诗书六艺之文，所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盖先教以知之也。知而后能行，知之固当行之也，故进之于行。既知之，又能行之矣，然存心之未实，则知之或务于夸博，而行之或出于矫伪，安保其久而不变，故又进之以忠、信。忠、信，皆实也。"这其中便体现了他先知后行的主张。虽然知行有先后，但二者不可偏废。他说："颜子博约是知行并进"①。他对"博约"的解释是："博是广博闻见，约是收束心身"，并认为"广博闻见于文，而收束心身以礼，方可得其不畔于道。徒博文而不约礼，安可保其不畔于道哉！"按照金履祥的理解，博文即是知，约礼即是行。他提出"知行并进"，可以说是对朱熹"知行相须"思想的一种深化。

金履祥在论知行关系中，首先采用了"知行合一"的提法，这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知道，"知行合一"的思想在此之前就已有了，如程颐就说过："人既能知见，岂有不能行"。所以，黄宗羲在《伊川学案》中才说："伊川先生已有知行合一之论矣。"南宋陈淳也认为，"致知力行二事，当齐头著力并做，不是截然为二事，先致知然后行，只是一套底事。"①但明白地用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论语集注考证》。

①　《宋元学案·北溪学案》。

文字表达"知行合一"者，当推金履祥为最先。他说："朱子于《或问》中论学分"知"、"能"二字，《集注》盖合言之。觉，知也；为，能也。明善，知也；复初，能也。其间语意并合二意，而"效尤先觉之所为"一句尤明备。夫圣贤先觉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后觉所以效之者，必自其所为而效之。盖于其言行制作而体认之也。段内皆合知能意。"②在这里，知与能即知与行，"知而能之"即"知而行之"。先觉者（先知者）知而必行，知之即行之，知行合一。从金履祥所说的"其间语意并合二意"、"皆合知能意"来看，他所谓"知行合一"，强调的是知与行的高度统一。不过，在他看来，能够达到知行高度统一的只有圣贤。他把"知而能之，知行合一"限制于"圣贤先觉之人"，表明他提出"知行合一"是有严格限制的，而且也没有做进一步的发挥，涉及的也只是道德知识与道德践履的关系。"知行合一"说只是在明代王阳明那里才发展成系统的认识论学说，成为王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如此，金履祥知行观中"知行并进"、"知行合一"的思想是有其特色的，应当给予肯定。

②　《论语集注考证》。

（四）金华朱学大师许谦及其理学思想许谦（1270-1337年），字益之，自号白云山人，婺州金华人。学者称白云先生。《元史》有传。

许谦天资高嶷，5　岁就学，庄重如成人。宋亡，家毁，他力学不辍。侨居城闉，借书于人昼夜读之，虽疾恙不废。年过30，开门授徒。听说金履祥兰江讲道，乃往就为弟子。时金履祥年已70，门下弟子数十人，许谦独得器重。居数年，得师所传，油然融会。金履祥殁后，许谦专事著述讲学。地方官闻其名屡荐，许谦几辞不就，隐居东阳八华山中，学者翕然往从，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学者负笈重趼而至，著录者前后千余人"①。许谦教人，至诚谆悉，内外殚尽，尝曰："己既有知，使人亦知之，岂不快哉！"许谦为教凡40年，对程朱理学的发扬和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时人黄缙谓其"出于三先生（何、王、金）之乡，克任其承传之重。三先生之学，卒以大显于世。然则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复明，朱子之大至许公而益尊。"②许谦与北方著名理学家许衡齐名，并称南北二许。

许谦谨守师说，服膺朱学。他说："学以圣人为准的，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圣贤之心具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于朱子。顾其辞约意广，读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③按照许谦的说法，要理解圣人之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认认真真地学习朱熹的《四书集注》。许谦所著《读四书丛说》，对朱熹《四书集注》中的理学思想加以细绎引伸，又绘图以明其说。因之，许谦对朱子之学基本上是亦步亦趋，少有创见。

许谦的著作除《读四书丛说》外，还有《读书丛说》以及《白云集》等。1。许谦的天道思想许谦的《读四书丛说》虽不是专讲宇宙变易的书，但是他在解释朱熹的思想，论及到这个问题，反映了他的天道思想。

我们知道，自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无极而太极"的说法后，曾引起朱熹和陆九渊关于无极、太极的长期争论。许谦持朱熹的观点，反对陆九渊关于太极之上不宜加无极，去无极二字无所损的观点，认为陆九渊"不察无极即所以赞太极之语。"①他赞扬周敦颐说："太极者，孔子名其道之辞，无极者，周子形容太极之妙"。又说："周子虑夫读《易》者不知太极之义，而以太极为一物，故特著无极二字以明之，谓无此形而有此理也。"显然，"无极而太极"即无形而有理，这是朱熹的观点。

《易经》虽不讲阴阳五行，但在讲宇宙变易的历程时，明确讲"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则更明确指出，太极以后有阴阳，阴阳以后有五行，"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这里的"一"就是指五行由阴阳而生，阴阳由太极而生。当然，不能把这里讲的先后理解为时间上的先后，而是指本体方面的先后。许谦也讲太极生阴阳。阴阳所以由太极产生，是因为阴阳为太极本身所具有。他说："太极之中，本有阴阳；

①　《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

②　引自《宋明理学史》（上），第653　页。

③　《白云集》卷三，《答或人问》。

①　《白云集》卷三，《答或人问》。

其动者为阳，静者为阴。生则俱生，非可以先后言也。""一元混沌，而二气分肇，譬犹一木，折之为二，两半同形，何先后之有？"②在许谦看，太极的动静产生阴阳，而他又坚持太极的动静即为阴阳。在此，许谦的思想不是太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阴阳虽生于太极，并非在太极之后，阴阳是作为太极中的两个对立面而存在的。太极生阴阳，如同一木为二，两半同形，无有先后。这样的思想在他解释所谓"生"时，表达得更为充分："太极阴阳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子，而母子各具其形也。太极生阴阳，而太极即具阴阳之中，阴阳生五行，而太极阴阳又具五行之中，安能相离也。"①太极生阴阳，阴阳各具太极，阴阳生五行，五行亦各具太极、阴阳，太极、阴阳贯穿于宇宙变易的整个历程之中。这种思想在程朱的思想中不太明显，只是接近朱熹的"阴阳无始"之说。

阴阳与太极无有先后，但存在于太极之中的动、静，是有先后之分的。

许谦说："动、静亦不可谓无先后。自一气混沌，其初始分，须有动处，及其始也。。。但未动之前，亦只为静。"②宇宙的变易始于动，而在未动之前，却是绝对的静。许谦的这种以动解释宇宙的变易，而又把动之端归结于静的观点，接近于周敦颐的"主静"说，但不完全一样，同朱熹的"动静无端"说也有区别。周敦颐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③。

许谦在《读四书丛说》中作一"阴阳五行相涵图"（见下页），对此，他没有加以注解。此图源于汉朝易学家的卦气图。外圈有十二地支，中圈有十天干。戍已列于中央，内部有金木水火土五行，最外边只有阴阳。外面的阴阳实际指东南西北和春夏秋冬。许谦说："今于一岁之气上易见。冬至之日，阴气生于九泉之下，至春则上至地面渐舒布，夏而盛，秋则收敛，冬而伏藏。又復起于九泉矣，循环无端。"④他还说："一岁之日，春夏先而秋冬后，春夏，阳也。一元之运，子先而午后，子至已，阳也。"⑤阳起于东北南行，阴起于西南北行，一年四季，周而復始。这是用阴阳二气交感盛衰来说明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其实，这种学说在《易传》的《说卦》里已经存在。许谦的"阴阳五行相涵图"也许另有蕴意，还应作进一步研究。

■阴阳五行相涵图在宋代理学中，大都以阴阳五行配仁义礼智信。许谦也接受了这种思想。他说："人物之生，各得所赋之理为健顺五常之德，盖健是阳之德，顺是阴之德。五常是五行之德。"①"《太玄》②，木为性仁，金为性义，火为性礼，水为性智，土为性信，五性本于五行者如此。细玩其礼，无不昭兮。"③自汉代以来，阴阳五行之说进入各种学术，也成为道德伦理的根基。实际上，本②　《读四书从说·大学》。

①　《读四书丛说·大学》。

②　同上。

③　《太极图说》。

④　《读四书丛说·大学》。

⑤　同上。

①　《读四书丛说·中庸上，首章》。

②　《太玄》，亦称《太玄经》，西汉杨雄著，体裁仿《周易》。

③　《读四书丛说·大学序》。

体论、宇宙论、伦理论皆由阴阳五行说加以贯通。许谦当然也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许谦的思想没有超出朱熹的理气说。他仍坚持理先气后，理气相依的观点。

许谦认为，太极就是理。理是永恒不变的宇宙本体。他说："盖天地间唯一理尔。明乎理则前无古、后无今，亘宇宙，因可一以贯之。"①阴阳之气由理所生。理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夫太极，理也；阳阴，气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则形禀是气，而理具于气中；析而言之，则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无别。"②这与程朱的思想契合。许谦肯定理先气后，认为理气又不可分离。他说："虽曰有理然后有气，然生物之时，其气至而后理有所寓。气是载理之具也。"理是气之主宰，气是理之载体。因而，理气相互依存，不可分离。他说："天生人物，是气也，而理即在其中。理主乎气，气载于理，二者未尝可离"③。他还把理气关系看作是"所以生物者"与"生物者"、体与用的关系。他说："理为之体，而气为之用也。盈天地之间惟万物，其能生物者气也，其所以生物者理也。"④这与程朱论体用有所不同。程朱是以理为体，以"象"为用。"气"与"象"意义是不同的。许谦讲的"气"为"生物者"，而所以生物者在于理，亦即理是"所以生物者"。程朱讲的"象"是指世界上的事物现象，"理"是事物现象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可以看出，对"理"的理解，许谦与程朱无异，并且都视其为体；但在说明与"体"对应的"用"时，则存在着差异。从许谦的观点看，较之程朱，并未前进一步，反而显得有些混乱。

许谦在讨论理气关系时，也表达了某些朴素辨证法的思想。如，他认为，气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他说"天地之气，昼夜运行不息。昼阳夜阴，昼舒散，夜收敛。"①任何事物，由于阴阳的合散，都有始有终。他说："物之始终，莫非阴阳合散之所为。阴与阳合，为物之始，阴与阳散，为物之终。"②一切有形体的事物都有始有终，天地万物的生灭是一个无穷往复的过程。就此而论，也不失为合理的成份。

2。许谦论心性许谦重视心性问题，但其心性思想较之理学前辈却少有创见。

他随从程朱以理气解释人性。他说："人之初生，禀天地之气以为形，禀天地之理以为性。"③性即宇宙之根本--理在人心的体现，亦即人受天理存于心者。他很明白地说："性即理也，在天地事物间为理，天赋于人物为命，人物得之以生为性。只是一物所为地头不同，故其名不同。"④这里，他与程朱的主张完全相同。许谦主张性善说，他从其理气观出发，认为理无有不善，因而，人的本性自然都是至善的。但由于"气禀不齐"，所以不能保

①　《读四书丛说·中庸下》。

②　《白云集》卷三，《答或人问》。

③　《读四书丛说·中庸上，首章》。

④　《读书丛说》卷二。

①　《读四书丛说·中庸中》。

②　《读四书丛说·中庸上》。

③　《读四书丛说·大学》。

④　《读四书丛说·中庸上》。

证性纯善无恶。他追随程朱，也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他说："有天地之性，有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天以此理赋于人者；气质之性，人禀天地之气以成人，则有淳、有驳、有清、有浊。禀得清纯者而生为圣贤，禀得浊驳者而生为愚不肖。"①现实的人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重性。人之初生，禀天地之气而形成气质之性，但内于气的清浊纯驳有无数的等级，所以人就有不同的资质。人性善恶，资质智愚，来自每个人所禀之气。许谦对朱熹的"气禀"说加以引伸说明，"气禀不齐，大约且分四等，曰、清、浊、纯、驳，清者智而浊者愚，纯粹者贤而驳杂者不肖。此以四者不杂而端处言之，若清多浊少，浊多清少，纯多驳少，驳多纯少，或清而驳，或纯而浊，万有不齐。故人之资质，各各不同。"②在这里，许谦把清浊和纯驳分开，看上去好像分得精细，但实质上两者意义差不多。清与纯、浊与驳实难分开。清就是纯，浊就是驳。许谦也许是要说纯是最纯，清不一定纯。但如果清不纯，则就不是清。清若不纯，一定含有浊，就是驳了。其实，如果这样说，可能更明确些：气分清浊，而人所禀受的资质则是或者纯、或者驳。当然，许谦的这番论述，其要害之处，不在于词语的使用上，而在于他企图以气的某些自然属性来说明具有社会性的人性，犯了理学家的通病，背离了客观真理。

在心的问题上，许谦继承了朱熹"心为人身之主宰"、"心统性情"的思想。他说："理与气合而生人，心为一身之主宰，又理气之会，而能知觉者也。人心发于气，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也。"③人有知之后，由于"气禀所拘"，心为"物欲所染"，只是深浅轻重不同。"气质美者染欲轻，质不美者染欲重"①。许谦认为，人的气质是可以改变的。《大学》讲"明明德"，就是讲，人本来都具有光明之德，但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此德便昏昧了，"明明德"就是要使此明德复明。他说："明明德是要变化气质，清除物欲"②，要随时随事"止遏物欲"，"开廓气禀"，使物欲"不行"，使气禀"通畅"。这样，便能"变化其气质，消去其物欲，使此德复明"③。

许谦谈到理欲问题，主张"明天理，去私欲"。他认为，天理是人心本来具有的，后来才产生了人欲。天理与人欲在人心中"常相消长"，明一分天理，即可消一分人欲。所以，人要"究明天理，屏去私欲"，达到"欲尽理明"④。做到"私欲尽去"，即可以"百行皆善而德备"⑤。由此可以看出，遵守封建道德伦常是许谦心性思想的归宿。他在《八华讲义》中则更明确了这一点："天之生人也，其伦有五，曰：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者天下之达道，举天下之事，错综万变，莫不毕在五伦之中。天之赋人以形，即命之以性，其类亦有五，曰：仁、义、礼、智、信，五者天下之常道，

①　《读四书丛说·论语下》。

②　《读四书丛说·大学序》。

③　《读四书丛说·中庸序》。

①　《读四书丛说·中庸下》。

②　《读四书丛说·大学》。

③　同上。

④　见《读四书丛说·论语下》。

⑤　见《读四书丛说·论语中》。

举天下之理，支派万殊，莫不毕在五性之中。。。盖人伦之外无余事，五常之外无余理也。"⑥实质上，所谓"天理"就是"仁、义、礼、智"的纲常伦理，强调"明天理"，也就是要求遵守这种道德伦常。

许谦也很重视修身，其修身的方法不外儒家的"慎独"，理学的"主敬"。《大学》主张正心诚意以修身，《中庸》主张慎独而诚。宋理学以"主敬"代替慎独。许谦解释说，敬以收心，敬就是慎独。这种慎独并非专求虑静，断绝思虑，而是不乱想，想时要得其正。得正即合于天理，心便归于一，即是持敬主一。心既一，便是正心。心既正，发于外，便是诚。心常得其正，乃能致中和，"致中，是逼向里极底，致和是推向外尽头"，即是澈底澈外，天理表现。如许谦说："若心正气顺，则自然睟面盎背，动容周旋天理。"①3。许谦的格物致知论和知行观许谦对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有继承，也有发挥，同时，他对陆学忽视格物致知，强调"反观内省"提出了批评。

如前所说，在心的问题上，许谦主张心为人之主宰，但他并不认为心即天，心即理，而是强调心的认识作用，即强调心在格物致知中的功能和作用。他认为，人心本来就有推致、穷格事理的能力，并且明确地说："格物是以心去格"。要认识事物，就必须"格物致知"，以心之神明去"穷究事物之理"。他在解释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时谈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此正是格物用功处。但只把致格两事统说，在里推极我之心知，在穷究事物之理。格物之理，所以推知我心知。"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穷究，格来格去，忽然贯通。如知事人之理，便知事鬼之理；知生之道，便知死之道。。。事虽万殊，理只是一，晓理之在此事如此，便晓理之在彼事亦如此。到此须有融会贯通脱然无碍。"②在许谦看来，客观存在的事物是穷理的对象，亦即认识的对象。以心去穷事物之理，亦即格物。用心中已有之知穷究万事万物之理，要"逐一件穷究"，用力久后，便会"豁然贯通"，知此便可晓彼。这里所谓"致知"，并非完全指推致心中的先验知识，而是以已知推未知，这是许谦对朱熹思想的一个发展。所谓"豁然贯通"，即是在逐一穷究事物的基础上，靠认识的主体--心去"贯通"。其所以能"贯通"，是因为通过格物工夫，"贯通"即是格物工夫的极至。一旦贯通，也就达到了朱熹所说的"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地。许谦不赞同只知理一而不求分殊，他非常强调认识分殊。这一点与朱熹无异，也是北山师徒递相授受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认为，就致知来说，不能只讲认识"理之一"，而不求认识"分之殊"。讲致知就应该"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至"①。"求其所以知"，即是《大学》所谓"致知在格物"，通过格物而穷究事物所以然之理；"思得乎知之至"，即是朱熹所谓"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许谦主张通过逐一穷究事物之理的"积累"工夫而达于"贯通"。他说：⑥　《白云集》卷三。

①　《读四书丛说·中庸解题》。

②　《读四书丛说·大学》。

①　《白云集》卷二。

"盖天下事物之理，逐一穷究，积累之多，至于天理流行，融会贯通处。"②即使认识一事一物，也只有广闻多见，才能反复思索，贯通物理。如果只有积累而无贯通，那也不行。"天下事物虽无穷，却只是一个道理贯串在里面。理之原出于天，在天地虽浑然至大，而事事物物各自不同，其理亦流行寓其中。每事物中理虽不同，然只是天理一个大原头分析来。所以谓之一理贯万事。"③他承认天下事物无穷，事事物物之理也不同。只有认识个别事物，才能上升到一般，"若干事物上不曾见得道理，便说一贯，只是虚谈。穷事物之理既多，不知一贯之义，却又窒塞。"①在这里，他从认识发展的过程阐述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包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他把"天理"说成"大原头"，坚持的仍然是程朱的理本论。

许谦针对有人只讲致知而不讲穷理，只讲致吾心之知，而不讲推知事物之理，提出了批评。他说："然所谓致知，当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谓知夫理之一而不必求之于分之殊也。朱子所著书，盖数十万言。巨细、精粗、本末、隐显，无所不备，。。然则举大纲弃万目者，几何不为释氏之空谈？近日学者盖不免失此矣。吾侪其可踵而为之乎？"②这表明了许谦坚守朱学，反对陆学的基本立场。就许谦强调"格物致知"，反对"反观内省"、"存心养性"的思想而言，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许谦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提出"知行兼进"的主张，于朱熹的知行学说有所发展。

许谦在谈到学和思的关系时，阐发了他的知行观。他说："思以理言，学以事言。不干事上学以求合于理而悬空思索，必无益于已。所谓思而不学则殆也。"③在这里，"学以事言"和"思以理言"类似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为认识的两个阶段。依许谦的看法，思以学为基础，即理性认识以感性认识为基础。如果不在事上学，只能是"悬空思索"，则空营无益。因此，必须把二者统一起来。因为"凡一事必有理，有此理必有此事。但习其事而不思其理，则昏罔而无得，但思其理而不习其事，至于临事，其心又必危疑不安，欲学者知行兼进。"①这即是说，理不离事，一事必有一理。要思得事物之理，就必须接触事物，亦即思中之学；而要习学其事，又必须思其理，亦即学中之思。学与思二者不可偏废。这种观点是符合认识的辨证法的。当然，许谦所谓"知"、"行"，并未获得广义的认识和实践的意义，也只是限于道德知识和道德践履的狭小范围，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知者，智也；行者，仁也。"②所以，他所谓"知行兼进"，也只是就如何做圣贤而言的，"为学之道先立志，欲求至于圣贤，却随事只管低头做得去，明一分道理，便行一分道理。一边明理，一边力行，却不要计较功效。须要见得圣人亦是②　《读四书丛说·论语上》。

③　《读四书丛说·论语上》。

①　《读四书丛说·论语上》。

②　《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

③　《读四书丛说·论语》。

①　《读四书丛说·论语上》。

②　《读四书丛说·中庸上》。

人做，我亦可学而至。学之所以未至者，只是理未明，行未力耳。"③要想成圣成贤，只有在知（明理）和行（力行）上下工夫。圣人总是人做的，任何人都可以学而至。倘若没有成圣成贤，那只怪知行工夫未到家。只要坚持到底，总会"见其成功"的。可见，许谦主张"知行兼进"，又是有其历史局限的。

4。许谦的经学思想许谦作为元代朱学大师，同其先辈一样，十分重视儒家经传，特别是在他看来，要巩固朱学的正宗地位，就必须羽翼朱熹的传注，维护理学的道统。因此，许谦明确提出"由传以求经，由经以知道"的主张。

许谦认为，作为儒家经典的《六经》体现了天道，是"载道之器"，学者应从《六经》中求道。除此，别无它途。他说："六经载道之器，欲求道者，不可外乎经。"①他特别强调《六经》在"闻道"、求道中的作用。他说："圣人明道设教，制为六经。故后之欲闻道者，必求诸经。"②他进而论述了道、经、传（注）的关系："然经非道也，而道以经存；传注非经也，而经以传显。由传注以求经，由经以知道，蕴而为德行，发之为文章事业，皆不倍乎圣人，则所谓行道也。传注因不能尽圣经之意，而自得者，亦在熟读精思之后耳，不然，梯空凌虚，而遽自尊大，道无是也。"③既然"道以经存""经以传显"，求道必然是一个自传注而经而道的递进过程。许谦所谓的"由传以求经，由经以知道"，即是把"传"→"经"→"道"看作是治学求道的必经路径。"传"是起点，"道"是终点。因此，许谦特别重视训诂传注。如果离开传注而去求经知"道"，就如同把梯子架在空中，最高的"道"也就失去了依托，从而也会动摇朱熹理学的正宗地位。所以，他竭力反对摒绝传注而直求本经，批判了当时"一切目训诂传注为腐谈"的观点。

因此，许谦主张对朱熹的著作要"句而诵，字而求"④。他著述的《读四书丛说》等，对朱熹所作传注进行再笺注，"旁引曲证，以明朱子之学"⑤。他力图通过传注以维护朱学，而实际上，反倒把朱学引向了"在注脚中讨分晓"的末路。对此，清代学者全祖望议论说："婺中之学（金华学派），至白云而求于道者，疑若稍浅，渐流于章句训诂，未有深造自得之语，视仁山远逊之，婺中学统之一变也。"⑥在北山师徒中，许谦的理学思想虽然较王柏、金履祥更加"醇正"，但却也更趋于保守，缺乏理论上的创见。在许谦之后，金华朱学的发展中，确实存在着"流于章句训诂"的趋势，从而导致该学派的衰落。

③　《读四书丛说·论语中》。

①　《白云集》卷一，《送尉彦明赴开化教谕序》。

②　《宋元学案补遗》卷二八，《北山四先生学案补遗》。

③　同上。

④　《白云集》卷二，《答吴正传》。

⑤　见《四库未收书目·论语丛说》。

⑥　《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

五、元末浙东理学的发展及其影响朱学即程朱理学在元代成为官学，其影响遍及朝野。从太学到乡学，师徒讲诵多以朱学为则，致使朱学的信从者日多，从而造就了一批饱饫朱学的理学名士。其中被称为"渐东四先生"的宋濂、刘基、叶琛、章溢享有盛誉。他们对元末明初理学的传授和发展，以至使其成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宋濂、刘基等学成于元代后期，属金华朱学一系。虽其晚年用世仕明，但从思想史角度来看，当列于元末。故此，专辟一章，讨论宋、刘的理学思想，从中可以看到理学在元末明初发展的大致情况。

（一）折衷儒佛、调和朱陆的宋濂及其理学思想宋濂（1310-1381年），字景濂，浙江金华人。学者称潜溪先生。《明史》有传。

宋濂大半生是在元代度过的，在元代后期，已是"名震朝野"的学者。

元廷曾召以翰林院编，但他推辞未就。其时他已看出元朝衰落的趋势，遂隐居于浙东龙门山，读书著述，静观时变。他的大部分理学著作，就是在他于山中韬光匿迹之时写成并刊刻行世的。

元惠宗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取南京，称吴王，召纳儒士，始建政权。时已五十有一的宋濂，看出朱元璋有代元定鼎之势，遂出山应召。始受命任江南儒学提举，此后不断升迁。历任翰林学士、嘉议大夫、知制诰、兼太子赞善大夫，并总修《元史》、"大明日历"兼修"国史"。为明初"开国文臣之首"，深得朱元璋器重，尊同太师。"一代礼乐制度，濂所裁定者居多"①。仕明十有九年，"制度典章，灿然大备"②。尤其他常向朱元璋讲论先王之道，孔孟道统，使这位开国皇帝也懂得理学是治心之要，治国之本。其后几部理学《大全》的颁定，与宋濂等人对理学的鼓吹有很大关系。晚年"诏以年老致政还家"，途中得疾而逝。至明中期，追谥文宪。

关于宋濂的学术渊源，《宋元学案》有如下记述："文宪之学，受之其乡黄文献公（溍）、柳文肃公（贯）、渊颖先生吴莱、凝熙先生闻人梦吉。四家之学，并出于北山、鲁斋、仁山、白云之递传，上溯勉斋（黄榦），以为徽公（朱熹）世嫡。"③可见其为金华朱学的承传人物。他还受学于吕祖谦的后学李大有，为"吕学续传"④他对于佛、道二氏，尤其对于佛教典籍，也是潜心研读，颇有心得。他对佛学的吸取，特别是佛典中的"明心见性之旨"，对其理学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致使在他的文集中，充满了佛学气息。宋濂著有《潜溪集》、《翰苑集》、《芝园集》、《萝山集》、《龙门子》等合一百四十余卷。明嘉靖年间又辑其所著为《宋文宪公全集》五十三卷。

1。宋濂的天道观在宋濂的天道观中，比较多地讲到了"元气"，他一般不说是"理"，而是说"天地之心"。看上去与程朱对天理的描述不完全一样，但大体上还是没出程朱理学的范围。

宋濂在谈到太虚何以运动时说："太虚之间，一降一升，而能橐籥于无穷者，非气母也耶？气母之所孕，其出无根，其入无门，而其应也甚神。人能察乎阴阳之变，而不凝带于物者，其知鬼神之情状矣。"①这里所谓"气母"，原本医家与早期道家用语。《黄帝内经·素问》中即有所谓"气者生之母也"的说法，道家又称"气母"为"元气"、"一元之气"。宋濂在《夹注辅教编序》中亦以"一元之气"来表述与上引一段相同的意思。他说："殊不知

①　《明史》卷一二八。

②　《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

③　《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宋文宪公画象记》。

④　《宋元学案》卷五一，《东莱学案》。

①　《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

春夏之伸而万汇为欣荣，秋冬之屈而庶物为之藏息，皆出于一元之气运行。气之外初不见有他物也。"②实际上，宋濂是把"气母"与"一元之气"等同使用的。

宋濂认为，宇宙太空之间的升降运动和四季庶物的欣荣藏息，是由于"一元之气运行"。何为"元气"？他称其是"其出无根，其入无门"，无涯无际，人不能察觉它，但它确是存在的。所谓"不滞于物"即它可能是在物之上或者是在物的背后，它只是宇宙运动、万物生息的原因。由此来看，宋濂所谓的"元气"，不像是最初的物质性的气，它与王充、张载等提出的元气自然论的那种元气不同，它是一种在宇宙间具有主宰意义的精神。

显然，宋濂的元气说，糅和了道教和程朱的说法。"元气"一说，在古代思想史上曾作为自然物质概念使用过，有时用来指形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有时用来指阴阳二气混沌未分的实体。但后来出现的道教，则把它作为某一种假设的概念使用。如五代的道士杜光庭就说过："道本包于元气，元气分为二仪，二仪分为三才，三才分为五行，五行化为万物"，而"元气无形，不可名也"①。唐代僧人宗密在其《原人论》中也曾说过，"元气"是"从心之所变"，是心与现象即所谓"法界"之间的精神媒介，它与心一样也是虚幻的。而程朱则以道教的元气论来谈所谓"乾元一气"、"一元之气"、"元气"等等，以此作为理与万物之间的过渡，理是气的根本，是万物的道理、极则，它不能直接生出二气、五行以至万物。所谓理先气后、理生气之说，只是从逻辑上讲的。但是，程朱为构造这种逻辑，故借取道教元气论，作为理与气、理与物的沟通环节。故而，这个元气也就比理要具体一些，具有能动、能生的特征。但这个元气仍然是一种与理相接近、作为万物之先的精神。而这个能动能生的精神性的元气背后，又是寂然不动的理作为根本。由上述道教到程朱的元气说，可以体会出宋濂的元气说与程朱的元气说，基本上意思一样，只不过较之理要具体一些，因而成为理与万物之间的逻辑中介。不过宋濂不说是理，而是说"天地之心"，其实，在他那里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在宋濂看来，有了元气就有了万物和运动。但何以有了元气就有万物和运动？朱熹说这是在天地之间有一个所谓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心"（又称"生物之心"），它体现天地之间的仁、德，故有所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的说法。宋濂对这个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心"很重视。他在疏释"天地之大德曰生"时说："夫生者，乃天地之心。其阴阳之所以运行，有开阖、惨舒之不齐，盖天地之心生生而弗息者，恒循环于无穷。"①按照宋濂的意思，阴阳所以运行、开阖，是由于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心"在起作用，从而使整个自然界充满生意。而这种生生无穷的"天地之心"，通过元气体现出来，因此，元气也就能够产生万物和运动。总之，"天地之心"是元气的主宰，是元气之所以然，亦即宇宙之根本。它与天理一样，具有绝对的本体意义。2。宋濂论"吾心"

宋濂认为，求道问学，修养道德，就在于体验和获得"天地之心"，从而实现"君子之道"。人之所以能体验到"天地之心"，是因为"吾心"本②　《宋文宪公全集》卷一三。

①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

①　《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七，《赵国夫人练氏像赞》。

具一切。

他提出"吾心"本具"太极"。他说，"天地一太极也，吾心一太极也，风雨雷霆皆心中所以具。苟有人焉不参私伪，用符天道，则其感应之速，捷于桴鼓矣。由是可见，一心至灵，上下无间，而人特自昧耳。"②这里意思是说，人之所以能够与天地之"太极""感应"而"桴鼓"相应，就是因为"吾心"本具"太极"。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是"吾心"洁净莹彻，"不参私伪"，不杂入私性伪妄，这样方显出"吾心"之"至灵"，就能与天地"上下无间"，天人合一。由此可见，宋濂所谓体验"天地之心"，体验天地之为一太极，原不过是抒发"吾心"本有的"天地之心"而已。因此，他提出要识心、明心。

宋濂还提出"吾心"为"天下最大"的观点。他说："天下之物孰为大？曰：心为大，。。何也？曰：仰观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运行，阴阳之变化，其大矣广矣。俯察乎地，广博持载，山川之融结，草木之繁芜，亦广矣大矣。而此心直与之参，混合无间，万象森然而莫不备焉"①。此心所以为天下最大，所以能仰观俯察，是由于此心能与天地相参应合之故。不仅如此，在他看来，此心之所以能与天地相参，乃是由于此心本身。他接着又说："非直与之参也！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万物之所以育，由此心也。"因为天地万象原来就在此心中，故天地万物"所以位"、"所以育"，是"由此心也"，而不只是此心与天地参。他进而指出，只要此心一立，则可以治国，可以成尧、舜。如他说："心一立，四海国家可以治，心不立，则不足以存一身。使人知此心若是，则家可颜、孟也，人可尧、舜也，六经不必作矣，况诸氏百子乎？。。四海之大，非一物非我也。"②心既万能又万有，本具一切，所以心为最大。

何为心？宋濂在《萝山杂言》中描述说："至虚至灵者心，视之无形，听之无声，探之不见，其所序一，或触焉，缤缤萃也，炎炎乎热也，莽莽乎驰弗息也。"③心本来是"视之无形，听之无声，探之不见"的虚寂体，一旦遇到外物，本来无声无息的心就"缤缤"、"炎炎"、"莽莽"地动起来了。这听起来确有些玄妙。宋濂于是形容心像一面镜子，"如鉴之明也，万象森列，随物而应之。"④当心遇外物而动时，就显现出心本具有之万象，其能"无大不包，无小不涵，。。举有不能外者。"⑤在这里，宋濂心如镜子的比喻，绝非是说心能反映外物存在，而是正相反。他说心遇物而动，显现万象，是说物由于心的活动而显示出它的存在。像镜子一样，被照现的世界万象，原来就在镜子本身，实质上，这个比喻所含的意思是：万物的存在是心活动的结果。心不动，万象俱寂；心一动，则万象森列。

宋濂讲到了心与理的关系，尽管他对理这个范畴论述不多。他认为，心与理有相通的地方，但究非一物。他说，"心存则理之所存"①，若心之不存，②　《宋文宪公全集》卷八，《赠云林道士邓君序》。

①　《宋文宪公全集》卷五一，《凝道记·天下枢》。

②　《宋文宪公全集》卷五一，《凝道记·天下枢》。

③　《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八。

④　《宋文宪公全集》卷二二，《全有堂箴》。

⑤　《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五，《贞一道院记》。

①　《宋文宪公全集》卷五一，《凝道记·段干微》。

则理无安顿之处。显见，心是主要的，而理从属于心，心涵盖着理。正因为心是涵盖理的，所以宋濂很少谈理。

前边已讲过宋濂所谓的"天地之心"，它与"此心"、"吾心"是何关系呢？在宋濂看来，都是同一回事。他引陆九渊的话说，"前乎千万世"、"后乎千万世"，是"此心同、此理同"，四海"有圣人出焉"，也是"此心同，此理同"②。即他认为，吾心同于圣人之心，同于亘古以来之心。"天地之心"当然也与我心同、理同。所以，"此心"、"吾心"就是圣人之心，天下之心、古今同一的心。总之，此心非小我之心，而是大我之心，它不会因人生短暂而消逝，而是永恒存在的。

3。宋濂论识心、明心的方法因为"吾心"本具一切，所以吾心自有"至宝"，可惜人们"不自知"③。这就需要认识它。由此宋濂提出以佛资儒、儒佛并用的识心、明心的方法。宋濂的识心、明心之工夫，就是向内冥悟。这种方法首先是使同万象世界相接的心，回到所谓"常寂"的状态，他认为，心在"常寂"的这一静止状态中，才能光明莹彻，显出"真知之心"。这就把人的思想、精神同实在的万象世界分离开来，以超乎万象世界。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过去周敦颐有"立静"法，程颐有"主敬"法，而宋濂，据他说是取"佛氏空寂之义"，其法是从所谓"不二法门"入手。何谓"空寂之义"？主要是指"荡名相之粗迹"。宋濂在《送璞原师还越中序》中说："盖宗儒典则探义理之精奥，慕真乘则荡名相之粗迹。二者得兼，则空有相资，真俗并用，庶几周流而无滞者也。"①宋濂从儒佛相资、真俗并用的关系上，谈学道者在儒、佛中如何"二者得兼"的问题。在儒、佛二者当中兼取什么？他认为，在儒学中当探取"义理之精奥"，而对佛教，是取其"荡名相"。这里，"荡名相"是宋濂以佛资儒、识心、明心的关键。所谓"荡名相"，原话是"慕真乘则荡名相之粗迹"，"慕真乘"，即向往"真乘"。"真乘"即佛徒修道中经过"声闻"、"缘觉"之后的最高境界。要达到这一步则需要"荡名相之粗迹"。"荡"意即荡除、清洗。"名相"之"名"，即物的名称、概念、"相"即物相，物的形象。"荡名相"亦即清除"名相"。所以要清除"名相"，按佛教的解释，因为映入人心，扰动人心的，就是这些代表物的"名相"。清除了"名相"，人心即可归于虚寂。清除的办法就是要认识到它不真实，不可靠。这就是为何宋濂称其为"粗迹"。若人们能认识到那种映入人心的"名相"是不真实、不可靠的，是一种虚幻，则"万物安在？"蒙蔽人心的物就从人的认识中自然而然地被排遣了。这就是宋濂兼取佛教的"荡名相"，并以此作为他识心、明心的方法。这种方法，通过对物和物的名相二者离两边的所谓不二法门，以排除心中之物。实际上，这是把现实世界中的人心虚空化了。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清除物欲，使心能莹彻不昧，显出"真知之心"，从而达到识心、明心之目的。

佛教讲的不二法门的"中道"方法，实与儒家治心养性的修身方法难以相符。佛教的方法是出于超世脱俗，而儒家的方法是出于维护现世的礼义纲常。宋濂却以佛教的方法加以损益，作为儒家识心、明心的方法，这里面是②　同上。

③　《宋文宪公全集》，《凝道记·终胥符》。

①　《宋文宪公全集》卷八。

有其思想渊源的。他认为，儒、佛本来就是"同一"、"本一"的。他说："西方圣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也，无非觉悟群迷出离苦；中国圣人受天眷命，为亿兆民生，无非化民成俗，而跻于仁寿之域。前圣、后圣，其道揆一也。。。礼乐刑政。。，实与佛同一。"①他还有言："天生圣人化导蒸民，虽设教不同，其使人趋于善，道则一而已。儒者曰：我存心养性也；释者曰：我明心见性也。。。（儒）修明礼乐刑政，为制治之具；（佛）持守戒定慧，为入道之要。一处世间，一出世间。。，而趋于大同。。。儒释一贯也。"②宋濂与之类似的说法在其文集中很多，如还有"鲁典（儒典）、竺坟（佛典），本一涂辙"③等等。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宋濂强调儒、佛"本一"、"同一"、"一贯"，其意在于强调儒学不过是"化民成俗"的伦常，"礼乐刑政"的"制治工具"，而佛教是能"觉悟群迷"，能入人之心，因而是"入道之要"。可见，在宋濂的心目中，似乎佛教比起儒学来更高明，作用更大。因此，他说佛教"有补治化"，④还称佛子"身居桑门，心存孝道"①，也有"忠君爱物之心"②。宋濂所说，还仅是从社会治化和人伦方面而言，若从思想作用方面来讲，佛教就不仅仅是"有补治化"，而是必须以佛资儒的问题了。这是他从儒、佛"本一"、"同一"当中提出来的。

宋濂在论识心、明心的方法对，以佛氏"荡名相之粗迹"的空寂之义，怀疑外物的真实可靠性，这同理气皆实的理学观点相矛盾。朱学认为，万物与理一样是实在的，只不过前者是后者的体现罢了。若按照宋濂的意思，视物为虚幻，那岂不是把客观世界，连同世间的封建制度和伦理纲常都否定掉了？其实，宋濂尽管"佞佛"，可他毕竞不是披着袈裟的高僧，仍然是一位俗世的儒者，一位理学家，所以不能设想他会否定世间的封建制度和伦理纲常。他虽以佛教为"入道之门"，但并没因此否定俗世、否定人伦，反而利用佛教的思辨哲学，来论证"真知之心"是绝对的、永恒的；而与之相依存的世间人伦，同样也是绝对的、永恒的。因为"空有资相"，两者是互相对待的，没有"有"，则不可能有"无"，没有"无"，"有"也无从相形。既然"空"的"真知之心"是永恒的、绝对的，那么"有"的世间人伦当然也是永恒的、绝对的。由此可见，宋濂所求得的"真知之心"，虽与程、朱的天理不同，但在为封建制度进行论证方面，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前边讲过，宋濂主张从人的主观认识中排除外物，他进而主张，对人的主观认识本身也要加以排除。这样，就可以在主观之心中，泯除是非，入于天人凝合的"物冥"境界，剩下的才是真正的寂然不动、没有是非的心。简言之，这又叫作"忘我"。做到"忘我"，不执著于我，才能达到天人冥合。而要达到这种天人冥合状态，需要经过一番"默坐存诚"的神秘体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屏除外界的止观坐禅法。他言到："必处乎重山密林之中，木茹涧饮，绝去外缘，而直趋一直之境。水漂麦而不顾，雷破柱而弗惊。久之

①　《宋文宪公全集》卷二二，《金刚般若经新解序》。

②　《宋文宪公全集》卷一三，《夹注辅教编序》。

③　《宋文宪公全集》卷八，《赠清源上人归泉州觐省序》。

④　《宋文宪公全集》卷十三，《重刻护法轮题辞》。

①　《宋文宪公全集》卷二，《赠定岩上人入东序》。

②　《宋文宪公全集》卷一三，《恭跋御制诗后》。

驯熟，忽然顿悟。"①这种屏息冥悟之状，据宋濂形容，是"敛神功于寂默之中，昏昏冥冥，万象虽具，不见其迹。"②宋濂这里讲的屏绝人烟、在冥冥中顿悟，实际上是一种直觉方法，因而他所谓顿悟，不可能离开主观意识进行。也就是说，他所主张的对自身主观认识的排除，其所要排除的是执著于物、累于物的那种小我之心，以谴其是非之扰动，使我心即主观认识摆脱物的制约。这样就可使我心能涵盖天地，成为天地之主宰，成为绝对精神之大我之心，亦即"真知之心"。因此，他排除的只是与物相联系的认识，而非认识的主体。若排除认识的主体，其所谓"吾心"为"天下最大"、"吾心"自有"至宝"以及在冥冥中"顿悟"之类，也就无从谈起了。若如此，理学家所谓养心也就无有所指了。

宋濂提出吾心为天下最大，而求吾心之方法是用佛教不二法门的向内冥求。可见，就理学流派上说，他是偏重于心学的。宋濂虽师承金华朱学，但其思想与朱学不尽相同，而他虽非为陆学传人，但其偏于向内冥求，与真求本心的陆学又有诸多相似。从其思想看来，他同主张朱陆合流的吴澄、郑玉等人很相接近，对于朱陆异同持兼综和会的态度。

我们知道，元代延祐科举，把程朱理学著作列为试士程式，悬为令甲，使程朱理学开始成为官学，"定为国是"，而"论心"之陆学则长期受到压抑。宋濂评论说，陆学求大本大原，发明本心，卓然有见，它没有朱学那种因泛观博览而产生的漫漶支离之弊病，但陆学也有缺点，缺乏朱学致知的下学功夫①。在他看来，学问应以明道，不要徒守门户，党同伐异。

从理学的发展史来说，宋濂这种调和朱陆的倾向，反映出元末乃至明初理学，在儒、佛更趋接近的情况下所出现的一种思想动向。虽不能说当时的理学皆为如此，但至少可以说明部分理学家所重视的不是朱学繁琐的格物穷理，而是向内的身心冥悟。这一从元代开始的朱陆合流的趋向，不能说与明中期出现的王学没有关系。王学既承继陆学的本心论，又浑融了朱学理气、理欲说，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①　《宋文宪公全集》卷二，《送季芳联上人东还四明序》。

②　《宋文宪公全集》卷二六，《松风阁记》。

①　见《凝道记·段干微》。

（二）"一代宗师"刘基及其理学思想刘基（1311-1375年），字伯温，处州青田（今渐江青田县）人。《明史》有传。

刘基14　岁入县学读书，从师受《春秋经》，后从郑复初受濂洛之学，"闻濂洛心法，即得其旨归"。元至顺间举进士，后历官元朝江西、渐江县丞、儒学副提举、元帅府都事等。后因与当道不合，遂辞官还乡，隐居著述。元至正二十八年（1359年），朱元璋取处州，遣使征刘基及龙泉章溢、丽水叶琛、浦江宋濂。次年，四人至建康。刘基从此作了朱元璋的幕僚，时年已48　岁。在朱元璋麾下，很受器重，被视为张子房。明初开国，历任御史中丞、赞善大夫、弘文馆学士。洪武元年（1367年）辞职。洪武3年，刘基被封为诚意伯。洪武八年卒，谥号文成。

刘基与宋濂同是明初开国时期的理学家，他承先儒理学之统，为明一代宗师。二人比较而言，宋濂佞佛，刘基近于道，他们的理学思想不尽相同。刘基著述不少，多成于元代。明成化年间辑其所著为《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二十卷。其中反映理学思想的，主要有《天说》、《春秋明经》、《郁离子》等。

1。刘基的天道观刘基的天道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气或元气的论说上。他认为，天地万物来源于气或元气。他说："夫天，浑浑然气也，地包乎其中，气行不息，地以之奠。合而动焉，岂地之自动乎？"①这就是说，茫茫的天，只是气不息地流动着，由于它包围着地，气动地也就动起来。他比喻说，地之在气中，"犹舟之在水，其动也由乎水，非舟之动也"②。基于此，他谈到人与物的形成和天之气的关系。他说："天以其气分而为物，人其一物也。天之物异形，则所受殊矣"；"人之得气以生"③，"物受天之气以生"④。这也就是说，在天地之间，人和万物皆为气化所生。他概括说："天下之物，动者植者。。，出出而不穷，连连而不绝，莫非天之气也。"⑤刘基所谓"天之气"，究竟为何物？在我国古代，气的观念起源甚早。

有的思想家曾把气看作是构成万物的始基物质。刘基的"天之气"若是，则可以说是物质性的。然而，在刘基所说的茫茫天之气当中，还存在着一种起主要作用的"元气"。他说："物之大者一，天而无二。天者，众物之共父也。神仙，人也，亦子（天之子）之一也，能超乎其群，而不能超乎其父也。夫如是，而后元气得以为之主，不然则非天矣。"①他这里讲的天，是天之气的天，即他说的"天，浑浑然气也"，不是虚无，而是实在的天。他认为，天是"众物"即万物之父，包括神仙在内皆为天之子。如是，则可以说，是元气"长为之主"，即认为天之主是元气。元气为天之主，亦即元气是天之气的主宰。那么，何为"元气"？刘基说："有元气乃有天地，天地有坏，

①　《郁离子·麋虎》。

②　《郁离子·麋虎》。

③　《郁离子·神仙》。

④　《天说》下。

⑤　《郁离子·螇螰》。

①　《郁离子·神仙》。

元气无息。"②可见，元气是先于天地即已存在的。所谓"天地"，乃指万物。天地万物之形成，是茫茫天之气所化生；元气则是茫茫天之气所以能化生万物的原因。元气又是永恒不息、永恒存在的。"元气未尝有息也"③，"元气不汩"④，此不单指运动不息，而亦含有不熄长存之意。这同他所说"天地有坏"即天地万物可以毁灭是对应的。这也就是说，有形之天地万物有生有灭，而在其上的元气则永恒不熄，永恒存在。从刘基此番论说中可以看出，元气是在天地万物之前就存在了，而且是永恒的，具有主宰的作用，因而元气是万物之根源。

不过，在刘基那里，元气还不是绝对本体。绝对本体是理。按刘基的意思理解，元气与理的性质很接近，具有理的特征。因为在刘基看来，元气是在万物之先的，是天之气化生万物的原因。但元气毕竟不是理。他说："天之质，茫茫气也，而理为其心，浑浑乎为善也，善不能自行，载于气以行。"⑤意思是说，构成天的材料是茫茫之气，而理是它的心，它的根本。理是心，同元气为天之气的"正气"，"长为之主"并不矛盾。在刘基的心目中，是把理当作绝对的主宰，茫茫天之气也在其主宰之下。但理只是天地万物的"所以"、道理，它并不能生化万物。而元气则具有能动、能生的特性，故其使茫茫浑浑的天之气得以化生万物。因此，元气是在物的世界中理的体现者。总之，在刘基那里，元气既有理的特征而接近理，又靠近实在的天之气，成为气中的"正气"，而"长为气之主"。

因此，刘基对元气性质的规定，基本上是因袭程朱的元气说，并没有把它作为物质概念使用。在他的天道观中，仍然以理为绝对本体，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

2。刘基论心性和道德修养刘基认为，理为天之心，随着气化而流行于万物，也包括人在内。他说："人也者，天之子也，假乎气以生之，则亦以理为其心。气之邪也，而理为其所胜，于是乎有恶人焉，非天之所欲也。"①气有邪正，人之禀受不同，故人有善恶。理本善，虽流行而为其心，但往往又被邪气所胜，故人有不善。这不是天有意如此，而是自然的气运。这里实际上谈的是气禀物欲和气质之性的问题。

关于人性，刘基除了讲先天气禀的原因外，也强调后天环境习染的重要性。他注意到后天对人性的影响，发挥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提出"性迁于习"的看法。譬如鱼，鱼被小池牢笼，然却竟觉悠游自乐，久之成习，改变了本性。再如鸟，其本野飞高翔，一旦被置于笼中，久而驯之，"惯而乐生"，"既习而耽之矣。"①此就喻人性而言，其中有合理成份。照此继续走下去，很可能导致后天环境论，从而冲淡以至否定先天禀赋的命定论，以至动摇理学的人性论。但刘基在说明外物（环境）所以移其性的原因时，却归结为人性惑于物所致。由于人性坚守不固，外物才使之迁移。他说：②　《天说》下。

③　《天说》上。

④　《天说》下。

⑤　《天说》上。

①　《天说》上。

①　《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五，《鱼乐轩记》。"其（指人性）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②所以，关键不是外物移其性，而是人性"蛊于物"。而物能否移其性，在于"自我"。他很明白地说："人心之贪与廉，自我作之，岂外物所能易哉？"③因此，归根到底，不是"性迁于习"，不是环境的原因；环境习染之所以起作用，是"心志"之抉择。所以刘基提出，固其心志，养其心志，是道德修养的出发点。

刘基在论及道德修养时，强调"敬以一之，仁以行之。立乎大，不遗乎细；严乎内，不驰乎外。"④所谓"立乎大"，也就是立心，重内而不外骛。所以要立心，因为心如海洋，无限广大。他说："夫志，道之正也，立乎其大，而小者不遗，斯得之矣。是故天下惟海为大，求其大而不于海，非知大者也。。。是故知学，斯知之矣。"⑤大海无所不包，其至大幽深。心如大海，一切无不在其中，包有天地万事万物。所以，求心即可以知"道"。

如何求心，这就涉及刘基所谓"敬"。敬即敬内。他说："敬也者，其万事之根欤？故圣人之语君子曰：修已以敬。故禹、汤以克敬而王，桀、纣以不敬而亡。自天子至于庶人岂有异哉？"⑥按刘基的说法，敬之要即"克臧自我，否臧自我"，就在于自我"克念"。"克念"就是绝外心虚，使心静无物。这叫虚其心；虚心才能纳理；心能纳理才实在①。可见，刘基强调的是离物内求的修养方法。

刘基主张"敬以直内"的工夫，与朱学不尽相同。朱熹讲敬，强调"不当专在静坐，须于日用动静之间，无处不下工夫"。②他反对兀然端坐，以心观心。而刘基讲敬，强调默坐澄心，离开日用动静，注重向内的冥悟。这有似陆学的"发明本心"。不过，陆学主张理在心中，心外无物，而刘基是讲理在人心，亦在万物，承认物物有理。所以，刘基的"敬以直内"、"求诸心"是似陆非陆。

刘基也论及格物致知。他说："观其著以知其微，察其显而见其隐，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③他还说："儒者之道，格物以致其知，贵能推其类也。故观水而知学，观耨田而知治国，善推之而已。"④他的这种由外及内，由物而推其知的思想，显见是沿承了朱熹"格物致知"、"内外兼进"的观点。但他又认为由物求知往往不是真知。若径求诸心，则可彻见真知。他在登清远楼时曾说过这么一段话："楼之名，子与之也，我安能知子之意哉？且盈目皆山水也，我安知其孰为清孰为远也？今夫天清而望远，无远之弗见也。及其云雨晦冥，则所谓远者安在哉？请无求诸目，而求诸心。"⑤这段话的意思是：要想知道楼名何意、山水清远，当不依赖闻见，而应"求诸心"，求心比察物更真切。闻见察物往往受不定因素的干扰，故闻见不一定可靠，实②　《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饮泉亭记》。

③　同上。

④　《文集》卷四，《沙班子中兴义熟诗序》。

⑤　《文集》，《章秀才观海集录》。

⑥　《文集》卷七，《敬斋铭》。

①　见《文集》卷七，《连珠》。

②　《朱子文集》卷五六，《答方宾王》。

③　《郁离子·麋虎》。

④　《文集》卷四，《赠奕棋相子先序》。

⑤　《文集》卷五，《自灵峰适得居过普济寺清远楼记》。

际刘基是讲人的感觉是不可靠的。他由此怀疑感觉，相信心知。这一点倒有些像陆学。陆九渊强调一切知识和真理都在"吾心"中，因此，只要"切己自反"，悟得本心，即可"心明"、"知理"。但刘基怀疑感觉，如果由此而抛弃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就否定了心知的感性来源，也就无所谓真知了。3。刘基治《春秋》刘基少习《春秋》并以《春秋》学中举。身后留有两卷四十一篇《春秋明经》。

理学家治《春秋》，大多是"借事明义"，至于"其事合与不合"，"本所不计。"①刘经治《春秋》也是如此。

刘基视《春秋》为理学之经典，并直接用理学思想改铸《春秋》经旨。

他在《春秋明经》中说："《春秋》之作，无非为存天理正人伦计也"。具体说，《春秋》讲"明明德"、"亲亲之心"，以及"推己及人"的忠恕等，刘基论及甚多。今仅择其要述之。

关于天人感应。天人感应的思想，在先秦古籍中已有所见。至汉代董仲舒，天人感应说臻于成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后，感应论又与道教互相参取，在儒学中相沿不绝。到了刘基，他也热中此道。他说："天人一理，有感则有应"，若不能"深明"此理，则"不可以言《春秋》也。"②在《春秋明经》中，刘基以气的感应论来阐明理学上的天人关系。他说，人有嗟怨之气，则与天上的阴气邪气相感，即所谓"怼（duì，音对，怨恨）怨之气积于下，而阴阳之气沴于上"，而"愁叹之声，怨愤之气，上彻于天，而戾气为之应"。这就是"天之于人，各以类应"。③。由于天人之间，怨邪之间相感相应，于是就有饥旱的灾异。但是，若人心修养，至于心清无欲，处事泰然，则其和气与天上的正气相感而有祥瑞。刘基说这是"天人相与之理"。①"天人相与"，指天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刘基在《文集》中曾谈到，"气，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显微相应，天之理也"②。天人相感犹如母子相感，此是"天之理也"。

刘基以这种气的感应论来解释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反对有知觉的灵魂鬼神。他说，"人受之气以为形"，"及其死而复于气"，故"人死为鬼者罔也"。所谓魂，是"人得气以生"才有，魂犹如火，火随木之生灭而生灭，故人死魂散，"复于气"，并不为鬼。关于神，他说，"夫神也者，妙万物而无形，形则物矣"。天地间的事物，有"有形而有质者"，有"有形而无质者"，"有暂者，有久者，莫非气所为也。气形而神寓焉，形灭而神复于气。"③即是说，气形为神，形灭，神复为气。因此，刘基反对世俗对鬼神的迷信。但他根据气聚为人、人死为气的观点，认为邪气、阴气可聚为恶事，坏人。不过，"邪气虽行于一时，必有复焉"。它们终究要复散为气，只是"有迟有速"④而已。刘基还谈到对祭祀的看法。他认为，既然死复为气，安

①　皮锡瑞：《经学通论》。

②　《春秋明经·三月祭雨》。

③　《春秋明经·筑台于郎》。

①　《春秋明经·初税庙》。

②　《文集》卷四》。

③　《春秋明经·雷说下》。

④　《天说》下。

有灵魂存在？人们祭祀先王、先祖，并非是祭祀先王、先祖的魂灵，只是表示"考试"、"致诚"⑤而已。这也就是刘基在《春秋明经》中所说的，是继嗣者"考思之诚"，用以感召己心的一种心性修养方法。而活着的人之所以能与祖先之间相感，这是"同气相感之妙"⑥。

刘基关于辟鬼神与祭祀之说，基本上本于朱熹的说法。朱熹说，鬼神是气的屈神，其魂魄是气聚即有，气散则无，并非能离开人而"截然自为一物"。至于祭祀，不过是人心的"感格"，用以追念先王、先祖的精神，以"传圣贤之心"①，是祭祀者作为"唤醒此心"的一种道德修省方法。

关于"排夷"、"仇夷"的思想。在传统儒家思想中，有着"用夏变夷"的尊王大一统观念，也就是用周天子之礼乐，由近及远，向外推化，由其国而诸夏，由诸夏而至夷狄，使之统一在周天子的礼乐之下。后来因为边陲少数民族有时强大，竟能入主中原，在一些儒士看来，"用夏变夷"、推行王化已经行不通，于是提出如何防止夷狄"猾夏"的问题。他们把当初"变夷"变成防夷、排夷、以至仇夷。这种思想在辽、金、蒙古人先后多次进入中原之后尤为突出。胡安国所撰《春秋传》可以说是这一思想转变的代表作。胡氏把《春秋》原来推行王化的"变夷"思想，变成了"排夷"以至"仇夷"。但刘基《春秋明经》中，"排夷"、"仇夷"的思想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基借《春秋》喻当世。他说，春秋诸夏侯国与"蛮夷"秦楚的交往，是"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惟是大侯小伯所当攘斥"②。迨秦、楚日强，屡败诸侯伯，侯伯不得不至秦、楚拜聘。刘基称这些诸夏侯伯"不守中华之礼，而用夷俗焉，一变于夷，是弃也"③。他认为，这种拜聘"蛮夷"秦、楚，就是"用夷变夏"，而照《春秋》大义，蛮夷应遭攘斥。他还反对"外夷"用夏礼，认为他们用了夏礼就会强盛，使中国不能御侮，那就成为夏盛衰之大机。因此，他主张"华夷之势不两立"①，不让"蛮夷"接触中原文化。这显然不同于推行王道的大统一思想，与《春秋》"经旨"不符。这一点的确是胡氏《春秋传》所不及的。刘基就是以这种思想看待反元斗争的。在后来为朱元璋草拟的讨元檄文中，他提出了"驱逐挞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具有很强的煽动性。

上述可见，儒家学者对《春秋》乃至六经的疏解、改注，是随着当时社会现实的政治需要而变化的。刘基的《春秋明经》就迎合了这种需要。

宋濂、刘基作为明初开国名儒，影响至巨，流风所及，致使理学人物一时并起。他们虽成于元代后期，但却是明立国以后理学的传授者和中坚人物，为朱学在明初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

⑤　《郁离子·神仙》。

⑥　《郁离子·神仙》。

①　均见《朱子语类》卷三。

②　《春秋明经·公孙子王所》。

③　《春秋明经·仲孙羯会晋》。

①　《春秋明经·楚人伐晋》。

六、元代陆学的传播与影响陆学（也称心学）是南宋哲学家陆九渊创立的一个理学流派，它与朱学在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有所区别。在南宋中期，朱学和陆学对学术界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皆为显学。然而进入南宋末期，二家的地位和影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朱学盛行，陆学衰微。到了元代，陆学更是一蹶不振，虽有"承传"若断若续，但其影响无法与朱学相比。

究竟何以有这样的变化，当时有人曾分析说："顾其学（陆学）不如朱学之盛行者，盖先生（陆九渊）不寿，文公（朱熹）则高年。先生简易不著书，文公则多述作。先生门人不大显，朱门则多达官羽翼其教，是以若不逮。"①这种分析确也有几分道理，但还不是朱陆盛衰的根本原因。朱学之所以兴盛，陆学之所以衰微，关键在于当朝统治者的态度。

宋宁宗时，"庆元党禁"，朱学被视为"伪学"而遭禁。理宗即位，却崇尚朱学，朱熹还被追赠为太师，封国公，与周敦颐、二程、张载一起从祀孔子。朱熹的著作也由官府刊行于世，科举考试也以朱注儒家经典为准。如此一来，不为统治者重视的陆学当然就被冷落一旁了。特别是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重用程朱理学人物。根据许衡等人的建议，建立国学，并以朱熹的著作为基本教材。元代中期，恢复科举考试，朱注《四书》、《五经》被指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当时真可谓"海内之士，非程朱文书不读。"①元代中叶，以理学名家十人"从祀"孔子，其中惟独没有陆九渊，明显表现出元代统治者对这两个理学派别的好恶。也就是在元代，朱学开始成了钦定的官方哲学，居于统治地位。而这时的陆学则更加衰落。正如吴莱所言："自近年科举行，朱学盛矣，而陆学殆绝。"②尽管如此，陆学也并没有完全失传绝迹。实际上，陆学始终流传于民间，尊信陆学之士尚有人在，陆九渊的思想仍有一定的影响。元代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朱陆合流"，这本身也就是对陆学地位的一种肯定。

元代陆学的代表人物和主要传人，有刘壎、陈苑、赵偕等人。

①　刘壎：《水云村泯稿》卷七，《〈象山语类〉题辞》。

①　王毅：《木讷斋文集》卷一，《送陈复斋道士归金华序》。

②　《渊颖集》卷一一。

（一）捍卫陆学的刘壎刘壎（1250-1319年），字起潜，江西南丰人。学者称水村先生。他的著作今存有《隐居通议》、《水云村泯稿》等。

刘壎是元初江西地区颇有名气的儒生。他"尊陆九渊为正传，而援引朱子以合之。"③在他所处的时代，朱学大盛，陆学受排挤。而他却崇尚陆学，并竭力为陆九洲争正统地位。他在《陆文安公祠堂记》中说："鸿蒙未分，道涵太极。太极既判，首属于群圣贤。自尧、舜叠传，而达乎孔、孟。自孟氏失传，而俟夫宋儒。故有周、张、二程浚其原，而周则成始者也。有朱、张（栻）、吕、陆承其流，而陆则成终者也。脉理贯通，心境融彻，殆天地重开而河洛复泄也。道之统绪略见矣。"①依刘壎来看，陆九渊不仅是儒家道统的正传，而且是道统的"成终者"。可见陆九渊在他心中的崇高地位。鉴于当时陆学失去了道统正传的地位，他时常把朱、张、吕、陆四人相提并论，而其中又推重朱、陆，以朱陆并称。如他说："乾道淳熙间，晦庵（朱熹）先生以义理之学阐于闽，象山先生以义理之学行于江西，岳峻杓明，珠辉玉将。一时学士大夫雷动风从，如在洙泗，天下并称之曰朱陆。"②但实际上，他更推崇陆九渊，终以为朱不及陆。"当是时虽好尚一致，而英伟魁特之士未尝不私相语曰："时好虽若此，要之陆学终非朱所及也"。"③这是针对当时由于朝廷支持而朱学大盛，陆学受排挤的状况，有感而发的。在这位"英伟魁特之士"看来，陆九渊"诚一世之天才也"④，认为"陆氏之学，将大明于世。"后来的结果还真被他言中了。明代产生了王阳明的"心学"，使陆学得以复兴。

刘壎从尊陆的立场出发，论述了朱、陆二家的歧异所在。他说："朱氏之学则主于下学上达，必由洒扫应对，而驯至于精义入神，以为如登山然，由山麓而后能造绝顶也。故晦庵多著书以开悟学者。然象山每不然之，议其为支离，其鹅湖之诗曰：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竞浮沉。又曰：六经注我者也。陆氏之学则主于见性明心，不涉笺注训诂，而直超于高明正大。然晦庵每不然之，以为江西之学（指陆学）近于禅。"⑤他在《朱陆合辙序》中，还讲有类似的说法："朱、陆之学，本领实同，门户小异。故陆学主于超卓，直指本心，而晦翁以近禅为疑；朱学主于著书，由下学以造上达，而象山翁又以支离少之。"显见，在刘壎看来，朱陆两家从根本上来说是相同的，即所谓"本领实同"，彼此的区别主要是在为学的方法和途径上。朱学主张循序渐进，学而后知，亦即下学而上达的工夫，而陆九渊议其为"支离"；陆学则少"支离"，主张见性明心，豁然开朗，亦即"直指本心"或"简易"的工夫，朱熹则认为其近于禅。对此，刘壎并不否认。对于朱熹认为陆学近禅的指摘，刘壎解释说："大概性命之学，不能不与禅相近"，并且也指出朱学的"格物致知"之说也"即释氏名相之说"；所以他认为，恐怕不能专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六，《集部·水云村稿》。

①　《水云村泯稿》卷三。

②　《隐居通议》卷一，《朱陆》。

③　同上。

④　《水云村泯稿》卷七，《〈象山语类〉题辞》。

⑤　《隐居通议》卷一，《朱陆》。

指陆学为禅，朱学本身也与之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刘壎的上述议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原来，朱熹在认识天理的方法步骤上，是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即由外界的格物以达到致知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叫做"致知"、"下学"的笃实工夫，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读书博览，但后来有些朱学门人，将朱熹的读书博览流为训诂之学①，偏离了专事义理的朱学家法，将朱学变得支离繁琐。而陆九渊的门下，也有人把陆氏的"发明本心"，极端地发展为"明悟为主"、"不起意为宗"②，以至不读书、不穷理，专事打坐工夫。诚如全祖望所说，他们"一往蹈空，流于狂禅。"③总之，从南宋到元初，朱学的"格物"更加支离泛滥，陆学的"本心"进一步被禅化。

至于刘壎所言朱学也与禅有关，实际上，陆九渊过去也曾就此与朱熹辩论过。朱熹生前直指陆九渊为禅，陆九渊则反唇相讥，说朱熹"所谓太极真体不传之秘，无物之前，阴阳之外，不属有无，不落方体，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语，莫是曾学禅宗，所得如此！"①对于朱熹"多著书"的做法，刘壎也不以为然，反到赞赏陆九渊："然陆氏不善著书，惟从原头理会，尝曰：六经注我者也。故罕有传世，而道不显，顾有识者，则服其高明。"②可见，刘壎尊陆至何等程度。

①　见《宋元学案》卷八九，《介轩学案》。

②　见上，卷七四，《慈湖学案》。

③　见上，卷七五，《絜斋学案》。

①　《象山先生全集》卷二，《与朱元晦》。

②　《隐居通议》卷二，《朱陆一》。

（二）以倡明陆学为己任的陈苑陈苑（1256-1330年），字立大，江西上饶人。学者称静明先生。没有著作传世。《宋元学案》立有《静明宝峰学案》，以述其学。

陈苑年轻时得陆学著作，读之便尊奉不移。他说："此岂不足以致吾知邪？又岂不足以力吾行邪？而他求邪？"③遂以倡明陆学为己任。他授徒讲学，门生颇众。在当时，由于许衡、赵复等人大力提倡朱学，科举试士亦以朱学为必修科目，士人非朱子之书不读，以作为进身求仗的阶梯。而对陆学绝少问津。陈苑不顾周围的压力，独倡陆学。为重振已衰的陆学，他"困苦终其身，而拳拳于学术异同之辩。"④由于他的努力，元代中期，陆学在江西地区一度出现了振兴的现象。正如全祖望所言："中兴之者，江西有静明，渐东有宝峰（赵偕）。"⑤陈苑的弟子有祝蕃、李存、吴谦，号称"江东四先生"。

由于陈苑没有什么著作传世，他的思想只能从其门人那里略知大概。据李存所说，陈苑的学说"大抵谓圣贤之业，之见于言语文字者，无非明夫人心，而学者亦必于此乎究。"①他所倡导的"明心"，正是陆九渊的"发明本心"。陆氏主张"心即理"，所谓心亦称本心。他认为一切道德准则均根于本心。所谓"发明本心"，也就是革除心蔽，清除欲望，彻底反省人所固有的仁、义、礼、智之心，恢复心体的本然状态。陈苑坚持陆九渊的这一思想，同样认为，只要去除私欲，就能究明本心。其弟子李存对此深有所悟，他说："吾心之灵，本无限碍，本无翳（yì，音亿，障蔽之物）滓，本无拘系，本无浪流。其有不然者，己私赋之也，非天之所予者。"②发明本心之后，就可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我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他的另一个弟子有言："万物皆我，我即万物"③，正是此意。

陈苑重视陆九渊反省内求的认识方法，也认为认识只须内求本心，无须向外探求。这可以从下边他与李存的对话中看出来。李存向陈苑请教，"静明告曰："无多言，心虚而口实耳"。未契，复往请之。静明告曰："无多言，心恒虚而口恒实耳"。于是夙夜省察，始信力行之难，惟日孜孜究明本心。焚其所著书内外十一篇，曰："无使误天下后世也。""④在这里，李存请教为学之道，在陈苑的一再启发下，终有所悟，由重外求转而重内省。竟焚毁自家著作，以示"孜孜究明本心"之心。当初陆九渊主张，为学只在于"向内用工夫"，所以不仅不需要向外探求，而且甚至也无须读书著述。陈苑显然受此影响。总之，在陈苑究明本心之学的教导下，其弟子"笃于陆氏本心之学"①，且"论学以省察本心为主"。②。

③　《宋元学案》卷九三，《静明宝峰学案》。

④　同上书。

⑤　同上书。

①　《俟庵集》卷十六，《别汪子盘序》。

②　《俟庵集》卷二八，《上陈先生书》。

③　同上书，卷二三，《曾子翚行状》。

④　《宋元学案》卷九三，《静明宝峰学案》。

①　《宋元学案》卷九三，《静明宝峰学案》。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

陈苑授徒讲学，独倡陆学。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得以使陆学思想传播，"由是人始知陆学"。黄宗羲评论说："陆氏之学，流于浙东，而江右反衰矣。至于有元，。。陈静明乃能独得于残编断简之中，兴起斯人，岂非豪杰之士哉！"③虽然陈苑受到如此称道，但其对陆学并无创新，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影响终究有限，不过仅是元代思潮中的细流而已。

③　《宋元学案》卷九三，《静明宝峰学案》。

（三）提倡静坐内省的赵偕赵偕（？-1364年），字子永，浙东慈溪人，宋宗室后裔。学者称宝峰先生。他不仕元朝，隐于大宝山之麓，讲道山中。遗著有《宝云堂集》，散佚。清嘉靖年间，其后人编辑残篇，集为三卷，有《赵宝峰先生文集》钞本传世。

赵偕自读杨简《慈湖遗书》后，即宗陆学。杨简是陆九渊的弟子，与袁燮、舒璘、沈焕一起被后人称为"四明四先生"，在陆氏去世后影响较大。四明曾是陆学的中心，当时有所谓"朱学行于天下而不行于四明，陆学行于四明而不行于天下"之说。但从南宋末到元代中期，随着朱学在四明的传播，陆学呈现颓势，朱学逐渐占据了上风，致使陆学的学统中断了近百年。私淑杨简的赵偕宗信陆学，经过他的努力，使中断的陆学得以复兴。赵偕的弟子桂彦良，乌斯道等，竭力宣扬乃师的观点，进一步扩大了陆学的影响，但影响所及也仅限于浙东地区。

四明学者，折服"本心"之说，著力于陆九渊心学的阐发。

陆九渊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题，赵偕对此是亦步亦趋。他说："万物有存亡，道心无生死"①。道心作为本然之体，超越万物，永恒存在，为万物之根源。在赵偕那里，所谓道心就是"吾心"。他说："天地万物有无一体，风云雨露，无非我也。"②这里的"我"亦即"吾心"。按他的意思，天地万物与吾心本属于"一体"，所以在吾心之外，不存在任何事物，万事万物都不过只是吾心的变化和表现。在他与王约、周坚的一段对话里，这一思想表达得十分清楚："他日，二先生（赵偕、王约）过处士（周坚），见榴花瓶中。（王）相山问处士曰："花与枝叶红绿间出，果孰为之？"处士曰："吾所为也。"宝峰曰："孔言庶是无教也，（周）砥道领其教矣。"至暮，童子秉烛。宝峰曰："此烛之明，烛欤，火欤？"答曰："非烛非火，此榴花之变化也。""③这里包含的意思是榴花是吾心所为，"烛之明"是榴花之变化，亦即吾心所为。这正与赵偕心与万物一体的思想相契合。

陆九渊主张通过内心的体认、省察的方法来发明本心，因此他鼓励弟子闭目静坐。在《语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他日侍坐，无所问。先生（陆九渊）谓曰：学者能常闭目亦佳。某因此无事则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继月，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楼，忽觉此心已复澄莹中立，窃异之，遂见先生。先生目逆而视之曰：此理已显已。某问：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④这里的意思是说，通过"安坐瞑目"，就能使"此心""澄莹中立"，从而识得本心。杨简也"尝反观，觉天地万物通为一体，非吾心外事。"①赵偕亦从其先师，大力提倡静坐内省。他说："凡日夜云为，若恐迷复，则于夙兴入夜之时，宜静坐以凝神"，"凡除应用之事外，必入斋庄之所静坐。"②静坐、内省，实际上就是一种直觉体验。通过直觉体验，达到一种神秘的境

①　《赵宝峰先生文集》卷二，《题修永斋》。

②　乌斯道：《春草斋文集》卷一○，《先兄春风先生行状》。

③　同上书，卷十，《周皜斋墓志铭》。

④　《象山全集》卷三五。

①　《宋元学案》卷七四，《慈湖学案》。

②　《赵宝峰先生文集》卷二，《为伯奇学清虚而书》。

界，相当于禅宗的"顿悟"。乌斯道对此曾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处士闻日用平常即道之诲，意殊喜。作而问曰："见道之功安作？"宝峰曰："其反观乎！昔杨夫子（简）犹反观入道，某亦尝事此，良验，子其试哉！"是夕，归而默坐反观，意志俱泯，忽见天地万物有无一体，不知我为之我，惟见光明满室而已。诘旦，白二先生（赵偕、王约），先生笑而颔之。宝峰曰："此知及之也，正孔子曰，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又曰，无声之乐日闻四方者是也。"处士又问曰："光明满堂者何？"宝峰曰："是心之光，古人所谓虚室生光，吉祥止止者是也。"③由此可见，赵偕是把"反观"即静坐内省作为发明本心的途径的。周坚问赵偕怎么才能做到发明本心，赵告之"反观"。周照做了，"归而默坐反观"。通过直觉体验，达到"天地万物有无一体，不知我之为我"的"悟"的境界。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陆学在发明本心的工夫上，确与禅宗有相似相通之处。难怪后人批评陆学学者"近于禅"、"一往蹈空，流于狂禅"，此话不无道理。

总之，陆学在元代影响不能和朱学相比，公开声言信奉陆学的人也为数不多；陆学本身在理论上也没有什么建树。但毕竟有一些陆学学者尊信陆学，使陆学学统有所承传。如果从元代理学朱陆合流的角度来看，陆学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③　乌斯道：《春草斋文集》卷十，《周皜斋墓志铭》。

七、元代理学正传以外有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一）元代蒙古族哲学家保巴及其哲学思想1。保巴和《周易原旨》保巴（？-1311年），旧作保八，字公孟，号普庵。蒙古人（一说色目人），居于洛阳，籍贯未详。《新元史》有略传，其生平和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载。

保巴于元初任侍郎，后任黄州路总管、太中大夫、太子太师或太傅，官至尚书右丞。仕途生涯约40年。至大四年春，武宗崩，仁宗即位，罢尚书省。保巴与丞相脱虎脱、三宝奴、平章乐实、参政王罴同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罪名被诛。

保巴好学，精于易理，多有著述。著有《易源奥义》一卷，《周易原旨》六卷，《系辞》二卷，统名《易体用》。另有《周易尚占》三卷已佚一说。清编《四库全书》将《系辞》并入《周易原旨》。

《周易原旨》一书，对魏代王弼、宋代周敦颐、二程、张载和朱熹等诸家思想均有所吸收，经过加工改造，自成一家之言。该书是一部注释和发挥《周易》思想的著作，全书共八卷，前六卷是对《易经》六十四卦及《彖》、《象》、《文言》的注释，其中以"君子体而用之"为题，集中阐发卦、爻辞及《彖》、《象》、《文言》思想的尚有四百余条。七、八两卷分别注释《系辞》、《说卦》、《序卦》和《杂卦》。该书名为《周易原旨》，其实并不意味探讨《周易》之"原旨"，而是通过注释，集中发挥儒家的哲学和伦理政治思想。

2。保巴的天道观保巴的天道思想，源自周敦颐的"太极动静"说和程朱的"理一分殊"

说，且多有发挥。

他认为，"太极"是超乎物质之上的宇宙之本原。何为"太极"？太极即理、即道、即一。他说："太极，理也。无外，故曰形而上者谓之道。"①在他看来，太极、理、道都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太极总括理、道，都是"形而上者"。天下万物都要"归根复命"，回复到太极，即所谓"贞夫一"。他说："一者何也？太极也。。。凡天下之道，大之为天地日月，微之为走飞草木，皆要归根复命，贞下起元，所谓贞夫一者也。"②就是说，"一"为太极，为万物之元。显见，保巴说的"太极"是超然物外的精神性的本体。保巴认为，这个"太极"，能"妙万物"，即化生万物。所以能化生万物，是因为太极本身处于不断运动之中。这就涉及到保巴的易变思想。"易"这个概念在保巴哲学中有与"太极"同等重要的地位，"易"是太极演化万物的根据。何为"易"？他说："天地开辟，未有文籍之先已有此易。天地初设位而易已行乎其中，是易与天地参而为三也。"③即是说，"易"是与天

①　《周易原旨》卷七，《系辞上注》。

②　同上书，卷八，《系辞下注》。

③　同上书。

地共存的，一有天地，"易"就"已行乎其中"了。他把"易"看作"神"，"神"看作"易"，认为"神"、"易"无方无体，他说："谓易为神耶，神则无方也。谓神为易耶，易则无体也。"①这个无体无方的易（神）是万物变化的"所以然"，能"开物成物"，"笼罩天下之道无不在其中"②。"易"不是物，但也不是"无"，而是一种无形的主宰。无形的"易"可以使有形的万事万物生化。他说："形而下者谓之物，形而上者谓之神。神也者，物而不物，于物易之。所以为易，圣人之所以为圣，造化之所以为造化，筮龟之所以为筮龟，皆此而已。故曰妙万物而为言者也。"③"易"既是无形的主宰，它的神妙在于它"物而不物"，可"于物易之"。可见，保巴所谓"易"，实际上是指太极生化万物的根据，如果抛开太极为万物本原的神秘性，可以说，这个"易"就是指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

那么，易变的实质是什么呢？保巴用阴阳之说以言之。他说："易，变易也。皆是以刚柔相易为义，。。阳极变阴，阴极变阳，皆变化之道也。易变不一，此其概耳。"④保巴看到了阴阳两极的相互变化，猜测到这就是易变的实质。他更明确地指出："阴极变阳，阳极变阴，物极必返。"⑤对立物阴阳的相互对立、依存和转化，为易道所固有的根本属性。他进一步论说到："后天卦序，由春而夏，由夏而秋，由秋而冬，流行之阴阳也。先天卦序，大父大母对，长男长女对，中男中女对，少男少女对，对立之阴阳也。对待为体，流行为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⑥他从阴阳变化同时存在"对待"和"流行"两种情况的分析中，揭示了阴阳两极对立、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性质，正确领会到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辩证实质，反映出其思想深刻性的一面。

保巴揭示了易道变化的实质，据此阐发了太极演化天地万物的逻辑过程。他沿袭周敦颐"太极动静"之说，又略有表述的差别。他说，"太极动而生阳生阴"①，"动极复静，静极复动，理之常也"②。由太极动静而生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聚集则为事物所显现的形象。他说："气聚而可见，阴阳著于象。"③但万事万物并非简单地由"阴阳二气"聚集而成，其中有一个由"气"到"器"（物）的过程。他说："阴阳，气也。气变则有质矣。故曰形而下者谓之器。"④气变有质，"质成而可执，阴阳囿于器矣。故曰形乃谓之器。"⑤即是说，气变有质，当质成到可执的程度，就形成了有形的器物，同时，阴阳二气也就寓于器物之中了。保巴这里讲的"气变则有质"的"质"，应理解为"形质"，亦即气本无形质，变而有形质，由无形质之气变为有形

①　《周易原旨》卷七，《系辞上注》。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①　《周易原旨》卷八，《系辞下注》。

②　《周易原旨》卷七，《系辞上注》。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质之器，由形而上者变为形而下者。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由无形之气到有形之器（物）是一个气的质变过程。

至此，太极演化过程还没有终止，因为天地万物最终还要复归太极，万物归"一"。保巴说："凡天下之道，大之为天地日月，微之为走飞草木，皆要归根复命，贞下起元。物物各具一太极，万物统体一太极，所谓贞夫一者也。"由此完成了太极演化万物的全过程。概括地说就是：太极动静生阴阳二气，气聚变而有质，质成而可执，形成万事万物，最后复归太极。

在上述太极演化万物的过程中，太极是贯穿始终的，因为保巴在其论说当中有"物物各具一太极，万物统体一太极"的说法。这其实就是程朱"理一分殊"的思想。朱熹说过："统体是一太极，然又一物各其一太极。"①保巴在《周易原旨》开篇就提出这一思想。他说："易惟用四象而已，非四象不生八卦，非两仪不生四象，然皆不出乎一太极也。故物物各有太极，一本而万殊也。万物统体于太极，万殊而一本也。"②他想以此来说明太极与万物的关系。在这里，他似乎接触到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当然，他所谓的太极（一般）决不是从万物（个别）中抽象出来的，而只是超乎万物的绝对本体，它的存在并不依赖于万物，而是相反。因此，他不可能真正理解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

总之，保巴以太极为宇宙万物本原作为根本出发点的天道思想，基本上没有超出两宋理学的蕃篱。但其中包含的某些辩证的观点，确也反映出保巴思想深刻性的一面。

3。保巴论心性和心性修养保巴关于心性的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太极说基础上的。他直承程朱"性即理"的观点，认为人禀受天理（太极）而为性。他说："性即理，天理流行赋于万物，是之谓命。人所秉受，莫匪至善，是之谓性。《易》究天理使人尽性，以至于命耳。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③保巴这里讲的"理"或"天理"，就是指太极。"天理流行赋于万物"，亦即太极动化生万物，予万物（包括人）生命，而人性禀受于天理（太极），天理（太极）是人之性命的源泉。天理是纯粹至善的，所以人性无有不善。显见，保巴主张性善说。保巴还认为，心即太极。"洁静精微，心即易矣，易即心矣，神矣哉。"①此处"易"、"太极"有时为同一概念使用。保巴讲过"易即神，神即易也"②，而太极为神。所以，心与易、太极、神意义是相通的。心为太极的思想，源出北宋邵雍。邵雍是以心为宇宙本体提出"心为太极，万化万事生于心"③的。他所说的心既是宇宙的心，也是个人的心。保巴所谓"心即易"（太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他说："易何心哉？无思也，无为也。未占之先，寂然不动而已；既占之后，感而通天下之故。寂者感之体，感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动静亦若是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④他认为，心与

①　《朱子语类》卷九四。

②　《周易原旨》卷一，《序》。

③　《周易原旨》卷八，《说卦注》。

①　《周易原旨》卷七，《系辞上注》。

②　同上。

③　《观物·外篇》。

④　《周易原旨》卷七，《系辞上注》。

易都是以寂静为本，经过寂感作用而通天下万事万物。

保巴提出"感应心法"，以使人心去领悟义理，而后万事万物之理自通。他说："义理无穷，言语有限。书不能尽言也，言不能尽意也。然则圣之意其终不可见乎？。。曰：书不尽言求之卦，言不尽意求之象，卦象不尽求之变。变又不尽求之心。以心会心，余皆筌蹄耳。"⑤这里话说得较明白：《易》之义理是无穷的（他讲过"《易》穷天理以尽性"的话），无穷之义理为有限之语言所不能完全正确表达，即"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怎么办？可求助于"卦"、"象"、"变"；但仍不能尽意，最后只有求之于"心"。"以心会心"才能从根本上领悟《易》之义理。人心所以能悟通太极易变之理，就在于人心动静与太极动静相类。由此保巴提出了人心"感应自然之理"的所谓"感应心法"。他说："心尤宜主静为体。。日月寒暑之往来，尺蠖龙蛇之屈信，不往则不来，不屈则不信，皆感应自然之理，正不必憧憧然于其间。夫动而无静，物也。动而无动，神也。得其精义而入于神，则可由体以致诸用。用即利矣，复归于体。必安其身以崇其德焉，主静如此。寂则能感，定则能应，心法之妙也。过此以往，他无法矣。谓别有法焉，吾未知或知也。知此者，知大而化之，圣矣。知圣而不可知之，神矣。知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之事矣。"①保巴的所谓"感应心法"，即"寂则能感，定则能应"，强调心体主静，则能感应天理。"主静"是"感应心法"的前提条件。只有心体主静，才能"所感无不应"。所谓"主静"，保巴解释说："凡受于人者，当以虚其中而受之则能入矣。虚中者，无我也。无我者，无心也。无心感物者，咸感也。咸感者，中无私主，所感无不应也。"②可见，保巴强调的"主静"，就是心体能"中无私主"、"无我"、"无心"。只有达到此种心境，才能感应万事万物之理，从而做到"事不待著，我能察之"，"人所未见，我能知之"。在这里，保巴也许多少受佛教的一些影响，佛教中有"寂知指体"之说，认为心体本寂，即寂而知。

如何才能达到"中无私主"、"无我"、"无心"呢？这是有关心性修养的问题。保巴主张"存心养性"，强调"心诚、贞正"，"忠信"、"崇德"。他说："以私心相感，感应之道狭矣"，"心诚、贞正"，"感道如此，无物不应矣"③。他还有"安其身以崇其德"的说法。"崇德"语见《论语》："子曰：主忠信、徒义，崇德也。"①可见，保巴主张的仍然是儒家传统的道德修养工夫。

总之，保巴的哲学思想虽有自己独到之处，但多承宋儒之说。《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评其《易体用》有言："旨皆祖述程、朱"②。此话不无道理。然而其学术思想在当时以及对后世仍有一定影响。明代就曾有人以其名义伪作《周易尚占》序文。

⑤　同上。

①　《周易原旨》卷八，《系辞下注》。

②　同上。

③　《周易原旨》卷四，《咸·九四注》。

①　《论语·颜渊》。

②　卷一，《易类》。

（二）元代进步思想家谢应芳及其无神论思想谢应芳（1295-1392年），字子兰，江苏武进人，祖籍开封。元至正初，隐居白鹤溪，筑室名"龟巢"，因以自号。曾被荐为清献书院山长，不就。明洪武中，归隐横山以终，年97。

谢应芳自幼笃志好学，一生授徒讲学，终生不仕，以笔墨谋生。他生活于元明之际，个人经历颇为坎坷，既饱尝了民族压迫下岁月艰难之痛苦，也体味到战乱中流离失所之辛酸。因战乱，他在外漂泊流离18年之久，生活贫苦寒伧。他关心社会，关心民间疾苦，对封建统治者敲剥民财的丑恶行径做了深刻揭露，对劳动人民的苦难寄以深切同情。他一生十分重视对异端邪说、神学迷信的批判，同宗教迷信和世俗迷信都做了坚决的斗争。他立志要匡正世俗，提出要"正风俗、息妖妄"，要使社会"笃人伦"、"厚风俗"，不为愚俗迷信所惑。直到去世前，他对异端邪说、神学迷信的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他在世时，为当地士大夫所敬重，死后学者私谥"文清"，配享道南之祠。

谢应芳的著作有：《辨惑编》、《思贤录》、《怀古录》以及后来汇集诗文而成的《龟巢稿》。其中以《辨惑编》、《龟巢稿》最为重要。《辨惑编》又名《辨惑论》，书中摘录古书中有关反对鬼神迷信的文字，共分死生、疫疠、鬼神、祭祀、淫祀、妖怪、巫觋（xí，音习，男巫）、卜筮、治丧、择葬、相法、禄命、方位、时日、异端十五目，依目编纂。每目前，谢应芳加有案语。上述十五目，都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迷信思想和活动。谢应芳针对这些"异端邪说"，一一加以"辨惑"、澄清。他一般是先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引古人事迹及先儒议论，一一条析而辨之。"①根据《辨惑编》书前俞希音序言推测，其编写时间大约在元至正五、六年左右。《辨惑编》是当时一部系统全面反对和清算神学迷信、充满无神论思想的著作，对后来的无神论思想有相当的影响。明代中叶的顾亮就仿照此书，编了一部《辨惑续编》，其编纂目的、内容以及形式完全步谢氏之后尘。《四库全书提要》对谢应芳《辨惑编》评论指出："应芳此书，持论虽似乎浅近，而能因风俗而药之，用以开导愚迷，其有益于劝戒。"又说书中"皆力辟俗见，断断然据理以争"，"诚亦辟邪植正，有益于世"。另在《龟巢稿》中也多有无神论思想的表现。

1。元代神学迷信的状况宋元以后，封建世俗迷信十分盛行，其流行之广泛、花样之繁多，较之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对社会影响很大，危害很深。元代时期流行的世俗迷信主要有风水、择葬、祭祀、淫祀、巫觋、卜筮、方位、时日、相法、禄命、生死、鬼神等等，其中犹以风水、相术最甚。当时人们由于"不达乎生死之理，不明乎祸福之故"，一般人难以避免堕入迷误，受其毒害，致使人们对鬼神顶礼膜拜，不敢怠慢。对妖妄巫卜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对相术、风水等迷信深信不疑，整个社会沉沦于"亵渎乎鬼神，怵惕乎妖妄，听荧乎巫卜，拘拘乎青囊珞琭之书，屑屑乎姑布子卿之说"①中。佛、道二教在中国流传已

①　《四库全书·辨惑编提要》。

①　《辨惑编·序》。

久，至元代，由于统治者的支持与倡导，从而使佛、道宗教广为流行。人们诵经念佛，追求长生不死，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生活在这样一个迷信横行、神学弥漫的时代，谢应芳像历史上许多无神论思想家一样，奋起批判和破除各色各样的神学迷信。

2。批判鬼神说，反对祭祀淫祀对人死为鬼神的迷信，谢应芳给予了分析批判，阐明了他的生死观。他认为，人的生死并不神秘，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已。他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②他把人死这种现象，看作是气的消散变化，除此而外，别无他物存在，即人死是"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③人的生死不过是一气聚散，鬼神并不是超人的独立存在物。这样就否定了人死灵魂不死的观念，也就排除了人死为鬼的迷信。

他反对把疾病归咎于鬼神，主张有病要求医，切勿崇淫祀。他说："人之死生命于初，其有疾疢（chèn，音趁，热病），由于气之乖戾，犹阴阳戾而两间之灾咎见焉。苟以人之有疾祸由鬼神，则两间之灾咎又孰祸？夫天耶，理固灼然，人莫之信。如应芳者，赖以经训之力，颇明是理，不为巫觋所惑。"①而有些人，"往往贪生畏死而为异端邪说所惑"②。他以切身经历告诫人们："元文宗、明宗天历中疫，自母氏及同产者皆遘疟，务求医药，不事祈祷，既而病者俱，予则无恙。时邻里崇淫祀者适多毙于疫，或以是颇叹异之。观此，亦可见淫祀不足信。"③他认为，发生疾病的原因，是生活失调和不讲求卫生。有了病，应该延医服药。疫鬼是没有的，求神驱鬼不但无知，反而误事。他还阐述了天地世间的许多怪现象，无非是自然界本身阴阳变化的结果，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妖魔鬼怪从中作祟。

鬼神迷信源于古人，特别是原始人对生死的无知，而把生死这种普通现象看得神秘莫测，认为人死之后，灵魂可以不灭，由此逐渐导演出各种鬼神迷信。加之佛教因果报应、轮回转世、天堂地狱之说的传入，更使鬼神说愈演愈烈。在谢应芳以前，这种鬼神迷信思想已遭到东汉的桓谭、王充，南北朝的范缜，北宋的张载等人的批判，可以说，这种迷信在理论上已经站不住脚了。但它作为一种低俗的迷信观念却还深锲于一般人的思想中，世代相传，危害于人。

谢应芳基于无神论的立场，坚决反对淫祀、淫祠之风。前边讲到，他用事实证明"淫祀不足信"。鬼神既不存在，当然也就用不着膜拜神像了。他又以当时无锡梅村的"三姑庙"、"十姨庙"为例，揭露了淫祀的荒唐可笑。他说，所谓"三姑"，其初必曰某姓三孤之官，后乃讹为三姑耳"。所谓"十姨"，"必拾遗之讹"。谢应芳的意思是说，"三姑"、"十姨"，实际上都是音声相近而传讹，把本来是古代官名的"三孤"（即太师、太傅、太保）讹传为"三姑"，把"拾遗"讹传为"十姨"①。由此讹传而来的"三姑"、"十姨"，居然设庙塑像，供奉不绝，真是荒唐之极。他还举了一个更为可②　《辨惑编·序》卷一。

③　《龟巢稿》卷一八，《题敬亲楼诗卷后》。

①　《辨惑编》，附录，《答陈先生祷疾书》。

②　《辨惑编》卷一，《死生》。

③　《辨惑编》卷一，《淫祀》。

①　《辨惑编》，附录，《辨讹》。

笑的例子。说他有一次路经一地，遇州人"诡衣冠面，具为凶神丑状，旗旌鼓吹"，正出廓迎"疫厉之神张巡"②。张巡本是唐代开元进士，安史之乱时他起兵抵抗。后因寡不敌众，为敌所执，死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并发誓说："臣生不能报陛下，死当为厉鬼以杀贼"。后人因其所言"死当为厉鬼以杀贼"，就把他作为"疫厉之神"来供奉，这难道不可笑吗？谢应芳揭露说："公（张巡）守睢阳，以兵尽力竭，不能殄大逆，忠义激烈，故有是言，岂为厉以害天下后世之人哉？彼泛言厉鬼者固不足信，况诬忠荩乎？"③他愤然指出："奈庸俗陋闻，转相煽惑"，"伤风败俗，莫甚于斯"④。

淫祠乱设，祭祀风行，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在谢应芳看来，若一般人沉迷于此，尚"未足怪"，可那些学士大夫"亦从而惑之"，"招许多淫昏鬼神入来"，家家事佛事神，"斯可怪矣"⑤。他一反当时的俗流愚见，无视正统道学家的反对，毅然烧掉自家祖宗的神像，用行动来影响别人。他说："余自先人殁，即以所事神影火之，以其非义故也。"他这么做，并非是弃祖蔑宗，而是要表明他与世俗祭祖崇宗迷信思想的决裂。他主张把那些"蛊惑人心，伤风败俗"的淫祠"遵依法律撤去缪像"⑥。

祭祀在远古人那里并非完全出于迷信。他们崇拜祖先，在很大程度上是表达对死者功德的怀念，因为并非所有的人死后都能得到祭祀。然而后来，祭祀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成为一种迷信活动。谢应芳分析说，人们"妄意徼福，谄非其鬼，泛然以大号加封，紊杂祀典，祠庙滋多"①，致使谬讹流传，危害社会。历史上曾有多少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都主张废除淫祠，禁止淫祀。

3。对巫觋卜筮、相术禄命、风水时日等迷信的揭露和批判巫觋卜筮起于古代。人们迷信它能代人祈祷神明，降福消祸，能替人决疑去惑，判断吉凶。谢应芳对依然风行于世的巫觋卜筮一贯表示反对，说自己"生憎巫觋煽妖妄"②；对巫者，他"虽见之，亦不为礼"。并呼吁士大夫家"正风俗，息妖妄，摈巫者不用"③，指出，"今之卜筮者诬罔百世，与古相戾，无足取信。"④谢应芳揭露了巫觋所谓驱鬼治病的骗人把戏，他说，世人"迨其有疾，惟巫是听，必曰某鬼，某神祸之，祈禳（ráng，音瓤，祈祷消除灾殃）百端，焫楮镪如内赂"，"幸而愈，则欣欣然归德于巫；如其不幸，则曰祷之或迟也，祀之之礼或未至也，鬼神怒而夺之也"⑤。巫士的这种进而能攻、退而能守的两全说法，对迷信思想严重的人无不灵验，这也正是巫觋骗人惑众的"绝招"所在。谢应芳的揭露，无疑打击了巫觋能驱鬼神治病的迷信。

②　《辨惑编》卷一。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辨惑编》卷一，《淫祀》。

⑥　《辨惑编》，附录，《辨讹》。

①　《辨惑编》，附录，《辨讹》。

②　《龟巢稿》，卷八。

③　《辨惑编》卷二，《巫觋》。

④　《辨惑编》，《卜筮》。

⑤　《辨惑编》，附录，《答陈先生祷疾书》。

对于相法、禄命，谢应芳同样给以批判。他认为，根据人的面貌、体态或生辰八字来推测人的吉凶、祸福、生死是不足信的。相命之术，自古就遭到有识之士的驳斥。荀子就以"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的命题对相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唐代吕才也指出，"禄命之书，多言或中"，并揭露说："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各异，此皆禄命乎？"①谢应芳继续发扬了前人的无神论思想，对相术、禄命进行了批判。

谢应芳认为，判断一个人的生死祸福，不是根据人的相貌，"若夫死生祸福，又岂言貌间所能尽邪"②。观察一个人的好坏善恶也是如此。应当听其言而观其行，以此做出判断。同样，一个人的寿夭福禄，也不是靠阴阳五行而定，"知人之死生祸福，而非阴阳五行之术也"③，而是取决于人的行为和生活环境。他以子路战死卫国、盆成括在齐国被杀为例，在分析二人的死因时，坚持从他们的行为、品行以及各自所处的环境给以解释。显见，他的解释所坚持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谢应芳在他那个时代能有这样的思想，确实难能可贵。也因此，他得出"禄命之书，虽或臆中，何足信哉"④的结论。谢应芳还反对看风水、择时日的迷信。所谓风水，指墓地也包括住宅基地的地理位置。迷信的人认为风水的好坏关系到一家人以及后代子孙的祸福盛衰。所以，人死下葬要看风水。早在先秦两汉就已有所谓堪舆、方位、择葬之类迷信的传播，后逐渐形成风气。所谓时日，是指出门做事，乃至沐浴梳洗的时间。选择什么时日，与人的凶吉祸福有关。在谢应芳看来，无论是风水之说，还是时日忌讳之论，都是荒诞无稽的迷信。他指出："择地以葬其亲，亦古者孝子慈孙之用心也。但后也惑于风水之说，往往多为身谋，使其亲之骨肉不得以时归土，又不若不择之愈也。"①即是说，古人择地葬亲，是儿孙出于对长辈的孝敬之心，后人受风水之说的迷惑，择地葬亲往往是出于自私的考虑，因为迷信风水，认为风水好坏关系到子孙后代的贫贱富贵、寿夭祸福。把相信风水归结于人的自私，这是对风水迷信的尖锐揭露。在时日忌讳问题上，谢应芳反对那种"内事用柔日，外事用刚日"的迷信说法。他认为，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只要方便就行。不必诹取时日，避忌避讳。古时人做事选日子，那是顺乎天气的好坏变化。人的贫贱富贵、生死荣辱与选择时日毫无关系，所以应是"尽乎人事而已，夫天时何足泥哉"②。

4。对神仙方术、宗教迷信的揭露和批判谢应芳在反对世俗迷信的同时，也反对宗教迷信。他把佛、道一概斥之为异端，认为"古之为异端邪说者众矣，若老庄仙佛之流，自秦汉以来，惑世尤甚。"③谢应芳对道教设醮求福的迷信亦给予揭露。他指出："道家以老子为师，亦未尝有设醮之论也。至宋徽宗妄意求福，命羽流为之，未几倾危宗社，流

①　《辨惑编》卷三，《禄命》。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①　《辨惑编》卷二，《择葬序》。

②　《辨惑编》卷三，《时日》。

③　《辨惑编》卷四，《异端》。

落金国，所求之福竟何有哉！"④宋徽宗设醮求福，非但未得，反而倾危宗社，流落金国。谢应芳以此有力地否定了道教设醮求福的迷信。

道家讲究服食丹药、追求长生不死和修炼成仙。有不少人迷恋成仙之说，或是出航远洋寻找"仙都"，或是希冀长生不老吞食"灵药"。其结果，不是葬身于大海，就是毙命身亡。谢应芳在揭露神仙方术的虚妄时指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神仙，也没有长生不死的灵丹妙药。他说："神仙无足信，何药可延年？"①那种能"形超埃■，体若羽翼，趋火不焦，沉渊不濡"的所谓神仙，只不过是一种荒诞的传闻而已。正所谓"人生百年能有几，但见花开与花落；世传仙人上天骑白鹤，荒唐缪悠言不怍"②。

谢应芳搜集了大量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材料，作为他揭露神仙方术虚妄的证据。例如，汉武帝时有方士栾大，自称有"黄金可成"、"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之术，后因术败无验，"坐诬腰斩"而死。唐代自太宗至武宗，"惑于方士而饵药以败者六七君，皆求长生而反夭其天年"③。谢应芳有感于道教迷信"自秦汉以来，惑世尤甚"，要求"人人得而讨之"④。

佛教迷信，主要是指佛教所宣扬的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在元代，由于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佛教迷信依然盛行于世，严重危害人们的思想。人们由于普遍崇尚，甘心废业落发，不事生产，建坛设斋，整天烧香念佛，希求成佛以进入天堂。谢应芳斥之为"佞佛乃成风"。对此，他揭露了佛教用坐谈空寂、鬼神迷信欺骗人的实质。他说："笑佛庐之盘陀石兮，坐枯禅以谈空；彼友玑之神怪兮，适欺世之盲聋"⑤。

谢应芳反对因果报应说，认为"因果无足征"①（证明、验正之意）。他说，梁武帝"信惑因果"，虔诚地信奉佛法。可结果却遭到"亡灭宗国，饿死台城"的可悲下场。他没有因信奉佛而得到一个好的报应。

谢应芳反对佛教迷信，指出佛事躭误农耕、浪费钱财，说它"废业兼旬久，挥金与土同"②。他还把大兴佛事、肆意挥霍浪费与民间饥苦加以对照，主张把做佛事浪费的钱财用于救济灾民，使贫苦的人民免受饥饿受冻之苦。他说："敬惟贤昆仲居丧三年祥禫，有日将欲命羽士设醮，以助先君子冥福，计以粟费几百石，。。愚意不若以三日醮筵之费，赈一乡人户之饥。当此凶年，使乡之食贫者免为沟中之瘠，其欢欣赞颂，奚止百倍黄冠师哉？"③他的这一思想，在当时确是难得的识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总之，谢应芳反对世俗迷信和宗教迷信的态度是坚决的，他对有神论的批判充满着战斗精神，在元明之际的历史上，不失为首屈一指的无神论者，在当时以及对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全面分析谢应芳的无神论思想，其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他虽指斥占④　《辨惑编》，附录，《与王氏诸友论斋醮书》。

①　《龟巢稿》，卷五。

②　《龟巢稿》卷六。

③　《辨惑编》卷四。

④　同上。

⑤　《龟巢稿》卷一。

①　《辨惑编》，附录，《与王氏诸友论斋醮书》。

②　《龟巢稿》卷二。

③　《辨惑编》，附录，《与王氏诸友论斋醮书》。

卜、巫觋的"妖妄"，但又承认有"蓍龟"之灵，认为卜筮可以"占疾苟能断安危，决吉凶"④。因此反映出其无神论思想的不彻底性。

④　《辨惑编》卷二。

八、结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历史发展的永恒规律。元蒙入主中原汉地，不得不接受汉族先进的思想文化，以哲学化的儒学--理学作为其思想统治的工具。

元代，是理学迅速传播与发展的时期，在理学的传播过程中，不仅促进了蒙古的封建化，推动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同时也丰富了理学本身。

元代的理学家，无论是积极用世、身显廊庙的许衡、郝经，还是高蹈不仕、闭门冥索的刘因、吴澄、许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弘扬儒学。他们终生致力于儒学的传播和求索，企望以儒学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思想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在不同思想领域、不同程度地对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正如元代历史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元代理学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元代 第065卷 元代宗教史

【本卷提要】

《中国元代宗教史》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叙述元代各种宗教发展历史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在综合运用古代汉文、蒙文和藏文文献以及国外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外宗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元代宗教发展历史的一般线索进行了大致的勾勒和描绘，着重对元代盛行的蒙古萨满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作了极为详尽的描述和评析，并从宗教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角度对某些宗教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和评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该书线索清晰，资料翔实，见解独到，文笔流畅，填补了这一课题研究的空白，是我国目前有关元代宗教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一、元代宗教概述蒙古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对于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虽然蒙古萨满教在蒙古宫廷和民间仍占支配地位，但是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可以自由传教，僧人、道士、伊斯兰教"答失蛮"、也里可温（基督教）大师同样享受免除赋役的特权。因此，有元一代，各种宗教相互交叉，各民族文化相互冲击、融合，构成了元代的多元文化奇观。所有这些特点，增加了研究元代宗教的难度，再加上元代各种宗教的资料大多散记于史册、蒙、藏文文献和外国人的游记之中，头绪纷繁，查阅费时，致使元代宗教的研究成果如凤毛麟角，更无人对元代的各种宗教作全面的梳理和综合研究。研究元代宗教，首先要了解蒙古萨满教。因为蒙古人对其他宗教的理解是萨满教化的，而且他们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与他们信仰的蒙古萨满教的宽容性不无关系。据《一二三八年凤翔长春观公据碑》记载，蒙古皇帝的圣旨规定："和尚根底寺，也立乔大师（也里可温教，即基督教），根底胡木剌（指基督教寺院），先生（专指道士）根底观院，达失蛮（指回教）根底密昔吉（清真寺），那的每引头儿拜天底人，不得俗人骚扰，不拣甚么差发休交出者。破坏了的房舍、旧的寺观修补者。我每名字里，交祝寿念经者。我每的圣旨不依的，不拣甚么人，断按答奚死罪者。"从以上碑文可以看出，蒙古人将和尚、道士、也里可温大师、伊斯兰教"答失蛮"都看做同"萨满"一样的"引头儿拜天底人"。

蒙古萨满教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并且随着氏族公社的解体，由自发性的原始宗教转变为"人为的宗教"，继而经过漫长的积累和发展，至元代已形成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宗教世界观。

有元一代，皇帝祭祖、祭太庙，皇帝驾幸上都等，都以萨满主祭祀。每遇战事，则由萨满进行占卜以断吉凶。人生大事皆询萨满，信之甚切。蒙古萨满教的观念内容已渗透到蒙古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的深层结构之中，成为蒙古民族传统意识的重要精神支柱。

蒙藏民族关系的开端始于蒙古王子阔端。早在1244年，驻守凉州的阔端就写信邀请西藏佛教萨迦派教主萨班·衮噶坚赞。1246年8月，萨班·衮噶坚赞携带着自己的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抵达凉州。1247年初，阔端与萨班·衮噶坚赞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从此西藏归顺了蒙古，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1270年，元世祖忽必烈又将八思巴从国师升为帝师。此后元朝诸帝皆以世祖范例，每帝必封藏僧为帝师。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元代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则中书大臣驰驿累百骑以往，所过供亿送迎。比至京师，则敕大府假法驾半仗，以为前导，诏省、台、院官以及百司庶府，并服银鼠质孙。用每岁2月8日迎佛，威仪往迓，且命礼部尚书、郎中专督迎接。及其卒而归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饯。泰定间，以帝师弟公哥亦思监将至，诏中书省持羊酒郊劳。而其兄琐南藏卜遂尚公主，封白兰王，赐金印，给圆符。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有元一代，可谓藏传佛教的鼎盛时期。1360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至大都，为元顺帝父子传授"金刚亥母灌顶"，讲"那绕六法"，并传"方便道"。所谓"方便道"即密宗中之"男女双修"。元顺帝父子从此荒淫堕落，"广取妇女，惟淫戏是乐"，"男女同宫，君臣为谑"，乃至不理朝政，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蒙古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汉地佛教亦大受其惠。早在蒙古征金时，成吉思汗就赐予临济宗名僧海云印简"告天人"称号。其后，海云印简受太宗、定宗、宪宗、世祖四代之重用，曾为忽必烈之子摩顶立名，取名"真金"，开蒙古王子取汉名之先河。海云印简之弟子刘秉忠为元代著名政治家，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卒后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元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元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曹洞宗的万松行秀极有盛名，时人称他为曹洞宗中兴巨匠。他的弟子耶律楚材曾随成吉思汗西征。成吉思汗卒后，深受窝阔台器重，封为中书令。他极力提倡"以佛治心，以儒治国"，对蒙古统治者不无影响。

元代汉地佛教以禅宗的临济宗和曹洞宗最为昌盛。临济宗流行于南方，曹洞宗流行于北方。此外，净土宗、天台宗、慈恩宗、华严宗仍继续传播。由于朝廷的鼓励，潜心研究佛学和讲学著书之风大兴。治学有成而被召至京师或委以重任者不乏其人。

元朝历代皇帝，为自己和家人祈福祝寿，都要广建寺院。据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的统计：全国寺院凡24318　所，僧尼213148人。寺院在拥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从事商业和工业，经营邸店（商店）、解库（当铺）、商贾舍止（旅店）、酒店、碾硙和矿炭开采业，致使寺院经济空前发展。在商品经济的红尘冲击下，真心修行者少，追求财利者多，促成了元代僧侣的入世化，构成了元代佛教的又一大特征。

元代传统佛教各宗之外，江南还有白莲教、白云宗等教团。

白莲教产生于南宋初年，创始人为吴郡延祥院僧人茅子元。子元自称白莲教导师，坐受众拜，立足于信仰极乐净土，提倡念佛，励行素食。白莲教与民间信仰相融合，初为佛教世俗化教派，逐渐演变为秘密教团。元世祖以来一直把白莲教视作邪教，竭力加以镇压。仁宗时曾一度准许传教，但至英宗时又进行镇压。

白云宗产生于北宋末年，创始人孔清觉。清觉初投龙门山宝应寺出家，后移居灵隐寺白云庵，开创白云宗。他提倡儒佛道三教一致，被传统佛教诸宗视为异端。元朝统一中国后，白云宗受到朝廷的承认和奖掖，专设"白云宗总摄所"。成宗即位后，罢白云宗总摄所，严禁此宗流行。武宗即位后，取消禁令。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白云宗再次遭到禁绝。

宋、金、元对峙时期，道教内部发生了重大变革，新的道教宗派纷起。

金大定七年（1167年），王喆创立全真道。金元之际，又有刘德仁创立的大道教，后称真大道；萧抱珍创立的太一道，均行之于北方。流传于江南的有正一、上清、灵宝三大传统符箓道派，分别以江西龙虎山、江西茅山、江西閤皂山为圣地，故称"三山符箓"。入元之后，上清、灵宝皆归并于正一道。全真道是宋元之际兴起的一个最大的新道派，其创始人是王喆，字知明，号重阳。王喆卒后，其弟子丘处机开创的全真龙门派最为盛行。元光元年（1222年），元太祖成吉思汗于大雪山接见处机，大悦，礼遇至隆，称他为"神仙"，命掌管天下道门。入元之后，元廷效法成吉思汗，对全真道极为尊崇，予以自由建宫观、广收徒众的权利，全真道进入全盛时期。全真道曾因侵占佛寺，宣传"老子化胡"之说，引起元宪宗八年（1258年）的僧道大辩论，结果全真道失败，宪宗令道士樊志广等削发为僧，诏令全真道归还侵占的寺产，又令焚毁道藏伪经。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僧道再次进行辩论，全真道又以失败告终，元世祖忽必烈诏令除《道德经》外，其他道经尽行焚毁，全真道的势力受到进一步的打击和削弱。

流行于北方的太一道和真大道亦得元廷礼遇，元世祖忽必烈赐太一道四祖萧辅道"太一中和仁靖真人"号，赐太一道五祖萧居寿"太一演化贞常真人"号，太一道六祖萧全箓和七祖萧天祐亦皆得元廷所赐真人号。真大道，原名大道教，宪宗皇帝即位后，特降玺书，赐名真大道。真大道嗣教宗主传至五代入元朝，皆得元廷所赐真人号，其前四代亦追赐称号。

流传于江南的正一、上清、灵宝三大传统符箓道派，与北方的全真、真大等清修教派不同，三山符箓道都持符箓念咒作法，更容易得到信仰萨满教的蒙古统治者的信服。忽必烈灭南宋后，遣使召正一道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特赐玉芙蓉冠、组金无缝服。命主领江南道教，赐银印。次年，封真人。此后，历代嗣位的正一天师，都得元廷认可，封真人号，袭掌江南道教事。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第三十八代正一天师张与材受封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上清、灵宝派便正式归并于正一道门下。

元代伊斯兰教徒称作"木速蛮"，亦作"没速鲁蛮"、"铺速满"，为波斯语musulmān　的音译，即阿拉伯语　muslim（穆斯林）。元代汉文文献中通常称为"回回"。元朝境内的木速蛮，大部分是蒙古西征以来从中亚、波斯各地所俘的工匠和其他平民，先后签调来的军队，入仕于元朝的官员和学者，以及来中国经商而留居的商人。还有一部分唐宋时期寓居中国的大食、波斯人的后裔。木速蛮移民入居元朝后，仍世代保持伊斯兰教信仰及其制度和习俗。伊斯兰教士"答失蛮"，与和尚、道士、也里可温大师同享受免除赋役的特权，但规定需是"在寺住坐"，别无营运产业者。伊斯兰教的礼拜寺，同佛寺、道观一样得到元廷的保护。木速蛮的宗教活动和生活习俗都不受限制。元朝专设"回回哈的所"，掌管木速蛮的宗教事务及刑名、词讼诸事，使其自治其徒。据至正八年（1348年）中山府《重修礼拜寺记》碑文载，当时"回回之人遍天下"，"近而京城，外而诸路，其寺万余。"在元代木速蛮属色目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元朝人通称基督教为"也里可温"。"也里可温"一词的语源迄无定论，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来自希腊语。ερχwv。元代的也里可温也享受优免差发徭役的特权，但规定"种田入租，贸易输税"。当时的大商人中，不少是基督教徒。其他以从政而见于史传者亦不少，任平章政事、领崇福司的爱薛，镇江府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御史中丞马祖常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基督教徒。随着元朝的灭亡，基督教一度在中国泯灭。直到明朝后期，才又见有天主教东来的记载。

除伊斯兰教、基督教外，犹太教在元代也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使该教继宋代之后在中国再度兴盛。

二、蒙古萨满教蒙古萨满教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并且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由自发性的原始宗教转变成"人为的宗教"，继而经过漫长的积累和发展，至元代已经形成一整套自成体系的宗教世界观。13世纪，藏传佛教进入蒙古，得到蒙古皇室的崇尚，但并没有排斥蒙古萨满教的统治地位。而且，藏传佛教的影响只局限在蒙古宫廷之中，并没有被广大人民所接受。有元一代，皇室祭祖、祭太庙、皇帝驾幸上都等，皆以萨满主祭祀。每遇战事，则由萨满进行占卜以断吉凶。蒙古萨满教的最高神是"长生天"，蒙古人每行事时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无一事不归之于"长生天"。蒙古萨满教的观念内容渗透到了蒙古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深层结构之中，积淀为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心理结构。

"萨满"一词系通古斯语，意为兴奋、不安和狂悖的人。《三朝北盟会编》云："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史籍中亦写作"萨玛"、"沙曼"、"撒牟"、"撒卯"、"萨莫"、"叉玛"、"叉马"等，《大清会典事例》最先写作"萨满"二字。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皆称他们的巫师为"萨满"，而蒙古人则称自己的巫师为博（boge），亦称此教为"博教"（boge yine sasin）。"博"之称谓是由"别乞"一词演变而来的。《蒙古秘史》云："成吉思汗又对兀孙老人说："兀孙、忽难、阔阔搠思、迭该这四个人，把所见的，都不隐藏的告诉［我］；把所想的，都［不保留的］说出来，［兀孙］有理由成为蒙古人的模范那颜，有来历的别乞。［你］是巴阿邻［氏］长房的子孙。在我们的体例里，以别乞为重。命兀孙老人为别乞。既然推［你］做别乞，就叫你穿白色的衣服，骑白色的骟马，坐在坐人之上，议论年月［的吉凶］，加以敬重"。如此降下了圣旨。"①这段记载表明，成吉思汗时代称为"别乞"者，兼巫师与酋长于一身。"博"即"别乞"之音变，可见"博"之称谓源远流长。17世纪后半叶，俄国学者对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流域通古斯族的萨满教进行了调查，并将其介绍到欧洲等地，"萨满教"之称谓，遂为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宗教的国际通用术语，故蒙古民族的"博教"亦被称作"萨满教"。既然误称已变为通称，本书中姑且称"博教"为"蒙古萨满教。"

①　札奇斯钦新译并注释：《蒙古秘史》，第327　页。

（一）蒙古萨满教的起源与发展1。"翁衮"崇拜蒙古萨满教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并且随着氏族公社的解体，由自发性的原始宗教转变成"人为的宗教"，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代流传至今。灵魂观念是一切原始宗教的发端，考古资料表明，灵魂观念产生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期或晚期。原始人关于灵魂和躯体的区分概念，表明他们对于主体和客体的区分已有了萌芽意识。近代西方宗教学的奠基人爱德华·泰勒认为，原始人从两种生理现象的观察中产生了灵魂观念：其一为出神、睡眠、疾病和死亡等现象。原始人认为，这些现象的出现是某种生命力离开和抛弃了身体所致。其二是做梦和幻想的现象。原始人把梦幻中出现的影象认为是灵魂的独立活动。在原始人看来，这两种生理现象都是另一种独立于身体的生命力--灵魂的活动和作用，这就构成了原始人的灵魂观念。布里亚特蒙古人传说：某夜，有一布里亚特人，见与其同卧之友人鼻孔中爬出一蜜蜂，在所居之帐幕中飞绕时，落于水缸边沿，忽一失足落于水中，尽力挣扎，始脱于险，于是又飞入友人鼻孔中。醒后，问其友人，则其友人梦中经历与蜜蜂相同。因此，在布里亚特民间，如见有蜜蜂飞入帐幕，决不敢枉加伤害。原始人由于相信灵魂可以独立于躯体自由往来，进而推论出灵魂不会随着身体的死亡而死亡。死者既已没有生前的肉身，便只有独立的灵魂。蒙古人将这些独立于躯体，不能返回的灵魂称作"翁衮"。由于原始人把自己的存在看成是其他一切存在的标准，从而把个人的直接经验用来推论其他事物的性质。蒙古族先民由独立于死人的"翁衮"，进一步推论出其他动物、植物和一切事物也有"翁衮"。我们在蒙古萨满教资料中可以看到种类繁多的"翁衮"，除了死人的"翁衮"之外，还有羊翁衮、牛翁衮、马翁衮、虎翁衮、草木翁衮、山翁衮、河流翁衮等等。

蒙古人用毛毡、丝绸、木块或青铜等制成各种形态的翁衮偶像，供奉在蒙古包内，这就是蒙古萨满教独具特色的翁衮崇拜。

翁衮分为善翁衮和恶翁衮两类。行过大善的人的灵魂成为善翁衮；恶人的灵魂就成为恶翁衮。不是一切灵魂都能成为翁衮，善人的灵魂来世能得到平安生活，而恶人的灵魂只能停留在人世和天堂之间。恶翁衮终日彷徨于地上，它们能侵入人的身体引起病痛，能杀死儿童。萨满的灵魂多数都成了翁衮。当恶翁衮侵扰人时，萨满要借助善翁衮的力量与恶翁衮作斗争，把它们驱逐出人体或住所。萨满在驱逐恶翁衮时唱道：奔跑，奔跑，快奔跑，快快跑，善良的翁衮，飞过来。飞奔，飞奔，快飞奔，快快飞，聪慧的翁衮即降临。檀木桌子已摆好，九柱香已点着，花衣萨满虔诚祈祷，十万翁衮请附体。翁衮拽光来，光彩照我发，关节体魄内，神附自融化。神降如薄雾，缭绕罩我头，神明假我身，我替神战斗。你这害人的鬼怪，你的要害被抓住了。你这四处游荡的翁衮，你的要害被抓住了。美丽的替身已做好，是用人骨头扎的，在你害人的路上交给你，拿着替身赶快离去。

翁衮的保护性力量是用偶像来代表的，除了保护众生和家庭的翁衮偶像之外，还有许多保护牲畜、马匹和地区的翁衮偶像。据约翰·普兰诺·加宾尼于13世纪中叶出使蒙古的见闻所记："他们对神的信仰并不妨碍他们拥有仿照人像以毛毡做成的偶像，他们把这些偶像放在帐幕门户的两边。在这些偶像下面，他们放一个以毛毡做成的牛、羊等乳房的模型，他们相信这些偶像是家畜的保护神，并能够赐予他们以乳和马驹的利益。此外还有其他偶像，他们以绸料做成，对于这些偶像，他们非常尊敬。有些人把这些偶像放在他们帐幕门前的一辆美丽的有篷的车子里面，如果任何人偷窃车子里的任何东西，他就要被处死刑，决不宽恕。当他们愿意制作这些偶像时，住在不同帐幕的所有主妇们都聚会到一起，非常尊敬地制作它们。当她们制作完毕时，杀一只羊举行会餐，并把羊的骨头放在火上烧掉。当任何小孩生病时，他们也用上述方法做一个偶像，并把它捆在他的床上面。"①2。蒙古萨满教神灵观在历史上的发展蒙古族先民以狩猎和驯养牲畜为生，他们衣皮革、居毡帐、乘坐骑、食肉饮乳，衣食住行和牲畜须臾不可分离，牲畜不仅是他们的生活资料，也是他们的生产资料。畜群繁衍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成败兴衰。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位于欧亚大陆的深处，无法受到南来的暖流或北冰洋海风的影响，因而雨量缺乏，温暖季节很短，自然现象变幻莫测。干旱和暴风雪常使大批牲畜死亡，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存。于是他们试图用想象及借助想象征服和支配自然力，进而以人自身的灵魂观念对象化，去表象和崇拜它。由此，代表各种自然力的神就产生了。蒙古萨满教万神殿中的闪电腾格里、雷鸣腾格里、雾气腾格里、哈尔新腾格里、埃木尔申腾格里、休鲁腾格里、七星腾格里等等，即属此类神灵。闪电腾格里和雷鸣腾格里是降雨之神，雾气腾格里主宰云雾，哈尔新腾格里掌管西风，埃木尔申腾格里掌管东风，休鲁腾格里能降寒霜。

初民将人自身的灵魂观念对象化和客观化，并附加到自然和自然力之上。在异化为各种神灵的转变过程中，可以见到两类对象：一类是可见不可及，完全不能把握的对象，如天空、太阳、星辰、风霜雨雪、雷鸣电闪等等；一类是可见又可及，能够把握或部分能够把握的对象，如石头、树木、山河等。神灵观念的根源及其核心在于前一类对象，后一类对象不可能直接产生神灵观念。蒙古萨满教万神殿中虽有树神腾格里、草木神腾格里、山神腾格里、水神腾格里等等，乃是蒙古萨满教发展的结果，它们的神性是后来赋予的，它们最初只是被称为"翁衮"的精灵，随着神灵范围不断扩大，一部分翁衮升级为神灵。所以，蒙古萨满教中有树翁衮、山翁衮，河流翁衮等，而没有天翁衮、太阳翁衮、星星翁衮。。。因为人们最初崇拜的对象只能是那种可见不可及的、主宰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然力，而不会将自己能够把握的事物奉为神灵并对之顶礼膜拜的。

畜牧业出现以后，首先需要掌握不同季节的气象变化，当太阳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闪电轰击树木、牲畜和人类，雨水灌溉牧场时，它们便成了一个独立的存在。人们尊崇这些给人类带来祸福的自然力量，并赋予这些自然力量越来越确定的实体形式。在蒙古语中，"神"、"天神"和"天空"都用"腾格里"一词来表示。也就是说，蒙古萨满教的神灵起源于天体和天体现象。最初的"腾格里"尚未具备一般性功能和意义，它们只是有限事物所具有的某种属性或功能的主宰，是彼此不相隶属、各自独立的神。

据《蒙古秘史》和拉施特《史集》记载，十世纪，由于蒙古氏族联合体的不断形成，氏族（斡孛克）经常处在变动之中，他们通常结成各种各样的集团，这种集团蒙古人称作"亦儿坚"（irgen）和"兀鲁思"（ulus），前

①　［英］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10　页。者可译作"部落联盟"，后者可译作"国家"。亦儿坚或兀鲁思之间常常处于敌对状态，互相交战，互相掠夺。

蒙古萨满教显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适应社会政治的需要经历了一次变化。原先分散的、各自独立的、彼此不相隶属的众多腾格里神被归属到两大对立的营垒之中：西方的五十五尊腾格里天神为善神，东方的四十四尊腾格里天神为恶神。西方善神与东方恶神的对抗和较量是持续性的，斗争时起时伏，双方时胜时败。按照布里亚特神话传说，在遥远的过去，九十九尊腾格里天神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后因权力之争而分裂为两大阵营，西方五十五尊腾格里善神的首领是霍尔穆兹达；东方四十四尊恶神的首领是阿达·乌兰。西方腾格里之子博和·穆亚和东方腾格里之子博和·泰里共同发明了炼铁技术，但博和·穆亚夺走了博和·泰里的冶铁作坊，于是他们降临下界，变成公牛，互相争斗。最后，西方腾格里之子博和·穆亚成了胜利者，成为白色牲畜的保护神；战败的博和·泰里回到东方后，被称作"古日尔腾格里"，成为黑色牲畜的保护神。

古代蒙古族因何以日落之"西方"代表光明与善良，而日出之"东方"

却代表黑暗与罪恶呢？这与古代蒙古人观念中冥域所处的方位不无关系，其源头尤为古远。在古代蒙古人的观念中，阴间不是在地下，而是在东方或东北方，勒拿河为"阴间"和"阳间"分界线。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去东方"一语与"死亡"同义，人死后即去勒拿河东边的阴间。在蒙古语中，"东方"和"左方"用同一个词表示，所以葬礼中要围绕坟墓自右向左转三圈，用左手向左方洒酒。阴间有"东方众哈特"，他们是东方众腾格里天神的后裔，乘黑色马黑色车。埃尔莱恩汗是东方众哈特之首领，他主宰阴间，拥有助手、告密者和代理者等随从。冥府设有八十八座监狱，狱中备有各种刑具。所谓"三界宇宙说"，即我们熟知的天堂和地狱分居上下、人的世界居于中间位置的多重世界的观念，实为吸取佛教的宇宙结构论并加以萨满教化的次生观念，并非是蒙古萨满教的原生观念。

随着人类自主性活动不断地延伸和拓展，并在这日益扩展的范围内不断地组织和调整，神灵世界也以同样的节奏经历着连续组织调整过程。所以，随着草原各部落之间长期割据状态的结束和统一的蒙古国家的建立，二元对立的众腾格里天神必然走向统一，于是便出现了统率众腾格里天神的至上神--长生天。

蒙古萨满教的祈祷词曰：上有九十九尊腾格里天神，为首者是蒙客·腾格里天神。

蒙客·腾格里，义为"永恒的天"或"永恒的天神"，明译《蒙古秘史》译作"长生天"。

《蒙古秘史》中共有六十九处提到"腾格里"（天神），其中有十一处称作"蒙客·腾格里"（长生天），这十一处都是在乞颜氏贵族"立贴真做了皇帝，号成吉思"①以后才出现的。可见，蒙客·腾格里（长生天）是人间的专制君主在天界的投影，是人们把专制君主的观念推广到神灵世界的结果。

元朝历代皇帝的诏书开篇必写"长生天底气力里，皇帝底福荫里"。据列宁格勒所藏蒙古萨满教手稿Cl48　号记载："长生天（蒙客·腾格里）是所

①　《蒙古秘史》，第123　节。

有天神中的最高者"，"所有万物的最高君主"。蒙古萨满教的发愿文中记有："太阳和月亮也都被长生天（蒙客·腾格里）降服了"，"主宰一切的长生天"。

蒙古谚语《智慧集》中另有一种表达形式："最高的腾格里天神是长生天，其王是霍尔穆兹达腾格里"。

另据巴黎吉美博物馆藏卷第46　号记载，有"以霍尔穆兹达为首的九十九尊腾格里天神"和"由霍尔穆兹达所主宰的九十九尊腾格里天神"之说。从上述记载可以断定，长生天（蒙客·腾格里）即是霍尔穆兹达。霍尔穆兹达由原先的西方五十五尊腾格里天神首领上升为九十九尊腾格里天神之王，成为主宰整个自然和社会的至上神。

普兰诺·加宾尼《蒙古行纪》云："他们相信只有一个神，他们相信他是一切可见和不可见事物的创造者，他是世界上的美好事物也是种种艰难困苦的赐予者。"①《多桑蒙古史》云："鞑靼民族之信仰与迷信。。皆承认有一主宰，与天合名之曰腾格里"②。

《元史》云："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③总之，蒙古民族的至上神观念是在成吉思汗时代形成的，并成为代代承袭的正统宗教观念，对蒙古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意识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蒙古民族对"长生天"的信仰和崇拜是极为普遍的，上自皇帝、王公、贵族，下至牧民大众，在即位、战争、例行公事等一切场合都要向"长生天"祈祷。《蒙鞑备录》云："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黑鞑事略》云："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所巳为之事，则曰：天识著。无一事不归之于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

①　［英］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　页。②　《多桑蒙古史》，上册，第30　页。

③　《元史》卷七十二，《祭祀志》，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81　页。

（二）蒙古萨满教的神灵系统蒙古萨满教起源于原始社会，但它是在奴隶制社会得以成熟和完备的。

在它的万神殿中出现了一个高于其他诸神的"长生天"，我们称之为至上神。但至上神崇拜并不等于一神教，因为它并不否认至上神以外存在众神。所以，蒙古萨满教的长生天不同于基督教的上帝和伊斯兰教的安拉。基督教的上帝创造并主宰世界，它超乎万物之外，又贯乎万物之中，上帝之外，别无他神。伊斯兰教的信条是："万物非主，唯有安拉"，安拉是"至清至真"，"原有独尊"。除安拉外，别无神灵。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仅肯定神的至上性，而且肯定神的唯一性。蒙古萨满教强调"长生天"的至上性，但并不否定其他诸神的存在。况且，进入奴隶制时代之后，其他诸神的性质也发生了彻底变化，原来代表各种自然力的神也获得了社会属性。例如：苏罕·乌兰·腾格里是血红色天的化身，在萨满的咒语中把它描述为："人血是我的饮料，人肉是我的食物。。"。

达尔罕·腾格里成为铁匠的保护神，是从事铁匠职业的人们最崇敬的天神。

古日尔·腾格里是造谣中伤者的保护神，为了避免受谣言伤害，人们要为它举行祭祀仪式，乞求它生怜悯之心。

阿达噶·腾格里具有一系列功能；人们经常向它祈祷："阿达噶·腾格里·汗，你那雷鸣般的声音，在悬崖边回响，蒙古人思想的统一者。。你有强壮而高大的身躯，如同闪电一般，各种浮云之主，长有一万只眼睛，我们那高大的阿达噶·腾格里天神。。我的天神，你看到了我赤裸之体。

我的天神，你送给我食物，让我充饥。

我的天神，你送给我衣服，让我披在背上。

我的天神，你送给我坐骑，让我在马背上披挂甲胄。

我的天神，你驱散了死神的使者，它们的光临是为了胁迫我，毁灭我，愿你保护繁荣和幸福。。。"

原来代表各种自然力的诸神获得了社会的属性之后，与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不仅每种行业各有其特殊的神，而且这一活动整体的每个阶段也都成了某个神的领地，它们辖治着各自的活动范围。人们为了达到不同的目的，分别向各种神灵献祭和祈祷："布拉瓦巴达拉·腾格里，你使一匹母马变成千匹母马。

阿斯里斯·腾格里，你使一只绵羊变成千只绵羊。

乌鲁基尼·腾格里，你使一头牛变成百头牛。

阿布拉德·腾格里，你使一峰骆驼变成十峰骆驼。

拉拉迪·腾格里，你使草原丰美茂盛。

摩尔巴尔·腾格里，你使我们丰衣足食。

蒙古萨满教的神灵结构，是以"长生天"为中心，众神并存的多层次结构。"长生天"的至上性是以其他诸神的从属性为逻辑上的前提。蒙古萨满教的祈祷经文、赞歌、祝词中经常提到"以长生天为首的九十九尊腾格里天神"，著名学者多尔吉·班扎罗夫曾企图编写出九十九尊腾格里天神的名表及各腾格里天神的功能，但他发现这一计划几乎不可能实现。时至今日，尽管一直不断地有新资料发现，但尚未能汇集出九十九尊腾格里天神的名字，故有人认为"九十九"本来是一个象征性数字。这里也只能列出蒙古萨满教祈祷文、赞祝词中经常出现的腾格里天神：长生天（蒙客·腾格里），九十九尊腾格里天神之首领。

红色吉罕腾格里，居西北方，骑一匹月光额头的枣红马，众生之财富和灵魂的保护神。

白色闪电腾格里，居西南方，骑白马，带领着七十七位西哈尔、九十九位库库尔和十三尊令人毛骨悚然的雷神。

星命腾格里，居天顶，所有生物的保护神。

贺西格腾格里，居西方，命运之神。

火母腾格里，居西方，掌管圣火之神。

额勒布格吉呼腾格里，居西方，致富之神。

阿达噶腾格里，居东方，马匹和牛群的保护神。

扎雅噶齐腾格里，居天顶，牲畜和财产的保护神。

埃利贝斯贵腾格里，致富之神。

额右沁腾格里，布施之神。

宁布达雅腾格里，使牦牛群增多的天神。

苏乌腾格里，居西方，智慧之神。

特根腾格里，公羊天神。

卓勒腾格里，居西方，可使红蓝色、斑色和汉地黑色牦牛增多。

呼吉尔腾格里，居东方，供给畜类饲料和人类食物之神。亦被称为"呼吉尔腾格里铁匠大神王"。

玛纳罕腾格里，居西方，狩猎之神。

霍尔沁腾格里，驱除溃疡、疥疮和寄生虫之神。

阿纳尔巴腾格里，居西方，保护健美之神。

洪巴特尔腾格里，居西方，消除痛苦、守护西北方的天神。

圣母腾格里，骑一只黄山羊或驾黄云，防止悲伤的天神。

暴力腾格里，居东方，争斗之神。

哈达尔噶布姆腾格里，居东方，诅骂之神。

额布格吉尔腾格里，老人的保护神。

额赫腾格里，母亲的保护神。

阿哈腾格里，保护兄长安全的天神。

德兀腾格里，保护幼弟健康的天神。

阿出尔腾格里，保护孩子的天神。

火神在蒙古萨满教万神殿中具有突出的地位，火神被称为"翰得罕·噶拉汗"。蒙古人祭灶的祝词说："古代成吉思汗击燃的，以真铁为父，以成吉思石为母，以如意树为生命，成为全王朝之主，成为全王国之母。"①蒙古人认为，火神是幸福和财富的赐予者，并且有镇压一切邪恶的功能。《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云："大而言之，他们认为大可以涤除一切罪恶。所以，当异邦之使臣、国王或某些其他什么显赫人物到达他们之中时，外来者及其所携礼品则必须从两堆火中穿过，其目的是以此得以火净，以防他们可能会从事魔法，带来毒素或某种妖孽。同样，如果天火降临到了畜群或人类头上，或者是他们之中出现了某种类似事故，那就会使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道德败坏或恶运的打击，那就需要举行涤罪礼，很可能是通过巫师进行的。可以这样说，他们把自己的全部信仰都寄托到这类事务上了。"②《出使蒙古记》云："死者的亲属和住在帐幕内的所有的人必须用火加以净化。这种净化的仪式是以下列方式实行的：他们烧起两堆火，在每一堆火附近树立一枝矛，用一根绳系在两枝矛的矛尖上，在这根绳上系上若干粗麻布的布条，人、家畜和帐幕就在这根绳及其布条下面和两堆火之间通过。有两个妇女，在两边洒水和背诵咒语，如果有任何车子通过时损坏了，或者，如果通过时有任何东西掉落地上，那么这些东西就归魔法师所有。如果任何人被雷电击毙，住在他帐幕里的所有的人都必须按上述方式在两堆火之间通过，没有一个人接触他的帐幕、床、车子、毛毡、衣服或他拥有的任何其他这类东西，它们被所有的人认为是不洁之物而予以摈弃。"③苏勒得神是蒙古萨满教万神殿中的又一尊主要神灵。人们认为苏勒得神居于纛中，是永生的。对于这一纛神，人们表现了特殊的崇拜。《祭苏勒得祝词》云：四斿黑色苏勒得，四十万蒙古人的旗徽。

九斿白色苏勒得，举起江山的支柱。

吉祥有福的苏勒得，由长生天造化而生。

①　赛音吉日嘎拉、沙日勒代、卓日格图搜集整理：《成吉思汗祭典》，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蒙文版），第160　页。

②　耿昇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　页。

③　［英］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　页。镇远黑色苏勒得，用枣骝公马的缨子连缀而成。

向凶敌发动粉碎性攻击，把那没有瑕疵的大名，为自身赢得。

有根底的圣·苏勒得，用黑色公马的缨子连缀而成。

镇远黑色苏勒得，洪声烈性，成为全民的号角，平定异军的克星，俘获妇女儿童的英雄，为国立功的元勋。

愿劳苦功高的黑色苏勒得为我作主，向那高山之南进攻，俘掳众多姑娘儿童，跪着祷告诵祭词。

请吉祥的苏勒得为我作主，可汗安达的子孙们叩头祈祷，成为护身的兜鍪，成为糊口的干粮。

请镇远黑色苏勒德为我作主，对于敌人是不可逾越的屏障，对于蒙古国是吉祥物。

给驰骋的军马增加奔跑的速度①。

地母女神也是蒙古萨满教万神殿中的一尊主要神灵。《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云："他们非常重视预言和预兆，从事巫术、妖术和咒语，当魔鬼回答他们时，他们则认为是神在同他们讲话。他们的神叫作亦托哈。"②俄国著名学者道尔吉·班札罗夫指出，柏朗嘉宾所说的"亦托哈"就是蒙古萨满教的地母女神"亦秃根"（itügen）。马可·波罗提到的"纳蒂盖"（natigai）神亦即"亦秃根"。马可·波罗说："他们还信奉一种名叫纳蒂盖的神，它的神像用毡子或其他布匹盖着，家家户户都供奉这种神。。。他们认为这种神主管地面的祸福，能够保护他们的子女，照顾他们的家畜和谷物的丰歉。"③蒙古萨满教的祝词中有：上有九十九尊腾格里天神，下有七十七尊亦秃根·额客（地母女神）。

青铜勇士是翁衮，阔阔出·把秃儿是我祖，精诚敬奉长生天，

①　赛音吉日嘎拉、沙日勒代、卓日格图搜集整理：《成吉思汗祭典》，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蒙文版），第300-304　页。

②　耿昇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　页。

③　陈开俊、戴树英、刘贞琼、林键合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64　页。亦秃根·额客多保佑。

蒙古人的鄂博崇拜即源于地母女神崇拜。萨满选择某一明快、雄伟且水草丰美的高山或立陵，划出一定大小的一块圆形地方，在这里用土或石造成小塚，筑造时举行若干仪式，于是就建成了所谓"鄂博"。每年的一定时期，这一带的居民都要到鄂博举行庄严的祭祀。鄂博一般均建在路旁，以便行人都能献上适当的祭品，以求旅途平安。

在萨满们看来，神灵越多，人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所以，原先的许多翁衮也逐渐地被赋予了神性，山翁衮、河翁衮、湖翁衮、草木翁衮等等，升级为山神、河神、湖神、树神、草木神。。。

另外，在蒙古萨满教的万神殿中还有许多动物神灵，如熊神、虎神、鹰神、蜜蜂神等等，它们一般在萨满举行的仪式或巫术中充当辅助神灵，属于二流神。

（三）萨满1。萨满的服饰和法器萨满的法服分为法冠和法裙两大部分。

法冠是一顶铁帽，帽顶由许多铁箍组成，还装饰了两个角，后面是九环铁链，链子下面是一个矛状铁。在铁帽两侧各有一个铁环，这叫做"浩勒宝嘎斯"。用丝、布条、天鹅绒捻成的蛇状物，吊在帽子的两侧及后面，并系着各种颜色的布条。

科尔沁地区的法冠以毡子制成，状如圆盅，周围有一圈帽檐，顶端有疙瘩和红缨。这种法冠叫做"德日很玛拉盖"。

法裙由"上衣"和"围裙"两部分组成。上衣用狍子皮制成，大小与其身相当，鞣掉皮毛，染成红色，长度达膝部，袖子剪成穗状。围裙用一张完整的猎物皮制成，鞣掉皮毛，系上二十五个铸铁环和二十五个生铁环，每组环上另有三个"浩勒宝嘎斯"，在猎皮内侧系上许多小铃铛。

科尔沁地区的法裙由"衬裙"和"罩裙"两部分组成。衬裙用布料制成，分左、右两片，每片上窄下宽，用一根布带连接，系于腰间。罩裙，是一宽围腰，下垂很多飘带。飘带很长，呈上窄下宽状。有些飘带的中间和末梢还缀有小铃铛和穗。飘带的片数不尽相同，有二十一条、二十三条，二十七条不等。

蒙古萨满的法器有法杖、神鞭、神鼓、铜镜等。

法杖为一根拐杖样的木棒，上端代表马头，在颈部系上一个带三个"浩勒宝嘎斯"的圆环，这叫马鬃。下端系上相同的"浩勒宝嘎斯"，称为马尾。在木棒前部，同样系上一个"浩勒宝嘎斯"环，还系上用铁制成的微型马蹬、矛、剑等，在下面系上四个"浩勒宝嘎斯"环，这四个"浩勒宝嘎斯"环叫做腿。

神鞭，用一根红柳条制成，用一张八处带伤的麝鼠皮裹住，系上带三个"浩勒宝嘎斯"的铁环和微型锻锤、剑、矛、带穗棒，还系上彩色布带和丝条。亦称作"生灵鞭"。

神鼓，以木制成椭圆形，一侧绷上牛皮，上端和两侧挂上三个"浩勒宝嘎斯"。另外，用猎物皮扭成蛇状物和各种布条系在上面。也有用铁圈蒙以皮革制成的，其状如蒲扇，一般直径为20　厘米，下有12　厘米长的铁手柄，鼓柄尾端拧成三个环，环上挂着九个直径3　厘米的小铁环。萨满跳神时，且击且摇，发出哗哗的响声。

萨满的铜镜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些铜镜从小到大，用皮条穿起来，挂在腰间。这类镜子通常为九个，因为蒙古人认为"九"是一个神圣的数字。萨满跳神时，要不停地晃动，铜镜发出响亮而有节奏的撞击声，造成雄武威严的气势，借以驱吓邪魔。

2。萨满的行为与活动在成吉思汗时代，有一个名叫阔阔出的萨满，人们称他为"贴卜·腾格里"。"他惯于揭示玄机，预言未来的事情，并且常说："神在和我谈话，我在天上巡游！""①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在鄂嫩河畔

①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73页。

召集大聚会，再次举行庄严的登基仪式，史称"成吉思汗第二次即位"。在这次大聚会上，萨满阔阔出宣称："长生天授命，让贴木真来统治全民族"。②"他还经常来对成吉思汗说："神命你为普世的君主！"他还将"成吉思"的称号授予他，并且说道："神降旨说：你的名字必须如此"。"③萨满阔阔出还制造了一起宫廷内讧。他对成吉思汗说："长生天预示，一次由贴木真掌国，一次由合撒儿。若不将合撒儿除掉，事未可知。"④成吉思汗听信了此言，就在当天夜里捉拿了合撒儿。成吉思汗的母亲得知此事，连夜赶到。她盛怒盘坐，出两乳置膝上，对成吉思汗说："合撒儿何罪？你自将手足相残！这边这个奶是你吮过的，合赤温和斡惕赤斤两个都是吃的这一个奶，惟有合撒儿将我这两个奶都吃了，所以，你有心计，合撒儿有力气，凡叛离的部众合撒儿都收捕了，如今敌人已尽绝，他没有用了吧。"成吉思汗羞愧而退。⑤后来，"九种语言的人都聚集在阔阔出处，多如成吉思汗处所聚的人，成吉思汗的幼弟斡惕赤斤的属民也投奔了阔阔出，斡惕赤斤去索回属民，反而被侮辱，令他下跪谢罪①。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萨满享有很高的威望，其权势几乎可以与皇帝分庭抗礼。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据1238年凤翔长春观公据碑记载，皇帝圣旨规定："和尚根底寺，也立乔大师（也里可温教，即基督教），根底胡木剌（指基督教徒之寺院），先生（专指道士）根底观院，达失蛮（指回教）根底密昔吉（清真寺），那的每引头儿拜天底人，不得俗人骚扰，不拣甚么差发休交出者。破坏了的房舍、旧的寺观修补者。我每名字里，交祝寿念经者。我每的圣旨不依的，不拣甚么人，断按答奚死罪者。"②元朝中、后期，藏传佛教地位日崇，但萨满教仍凌驾于各种宗教之上，重大祭祀活动皆由萨满主持。据《元史》记载："每岁，太庙四祭，用司禋监官一员，名蒙古巫祝。当省牲时，法服，同三献官升殿，诣室户告腯，还至牲所，以国语呼累朝帝后名讳而告之。明旦，三献礼毕，献官、御史、太常卿、博士复升殿，分诣各室，蒙古博儿赤跪割牲，太仆卿以朱漆盂奉马乳酌奠，巫祝以国语告神讫，太祝奉祝币诣燎位，献官以下复版位载拜，礼毕。

每岁，驾幸上都，以六月二十四日祭祀，谓之洒马妳子。用马一，羯羊八，綵段練绢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穗者九，貂鼠皮三，命蒙古巫觋及蒙古、汉人秀才达官四员领其事，再拜告天。又呼太祖成吉思御名而祝之，曰："托天皇帝福荫，年年祭赛者。"礼毕，掌祭官四员，各以祭币表里一与之；余币及祭物，则凡与祭者共分之。

每岁，九月内及十二月十六日以后，於烧饭院中，用马一，羊三，马湩，②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73页。

③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73页。

④　《蒙古秘史》，第244、245　节。

⑤　《蒙古秘史》，第244、245　节。

①　《蒙古秘史》，第244、245　节。

②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5　页。

酒醴，红织金币及里绢各三匹，命蒙古达官一员，偕蒙古巫觋，掘地为坎以燎肉，仍以酒醴、马湩杂烧之。巫觋以国语呼累朝御名而祭焉。

每岁，十二月下旬，择日，於西镇国寺内墙下，洒扫平地，太府临供綵币，中尚监供细毡针线，武备寺供弓箭环刀，束稈草为人形一，为狗一，剪杂色綵段为之肠胃，选达官世家之贵重者交射之。非别速、札剌尔、乃蛮、忙古台、列班、塔达、珊竹、雪泥等氏族，不得与列。射之糜烂，以羊酒祭之。祭毕，帝后及太子嫔妃并射者，各解所服衣，俾蒙古巫觋祝赞之。祝赞毕，遂以与之，名曰脱灾。国俗谓之谢草狗。

每岁，十二月十六日以后，选日，用白黑羊毛为线，帝后及太子，自顶至手足，皆用羊毛线缠系之，坐于寝殿。蒙古巫觋念咒语，奉银槽贮火，置米糠于其中，沃以酥油，以其烟薰帝之身，断所系毛线，纳诸槽内。又以红帛长数寸，帝手裂碎之，唾之者三，并投火中。即解所服衣帽付巫觋，谓之脱旧灾、迎新福云。

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其靴韈、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椀楪匙筋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毡青缘纳失失为簾，覆棺亦以纳失失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块，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返。"①《多桑蒙古史》云："珊蛮者，其幼稚宗教之教师也。兼幻人、解梦人、卜人、星者、医师于一身，此辈自以各有其亲狎之神灵，告彼以过去现在未来之秘密。击鼓诵咒，逐渐激昂，以至迷罔，及神灵之附身也，则舞跃瞑眩，妄言吉凶，人生大事皆询此辈巫师，信之甚切。"②萨满能知一切神的意旨，能解梦和预言未来，同时又是医师，但萨满治疗病人不用医术，而是通过巫术来驱逐恶魔。蒙古人称之为"博格勒姆依"，意思是请萨满作法。

如果某人生了病，就请萨满来。萨满见到病人，先进行一番审查，然后把一个羊胛骨放在火上烤，观察其裂纹。作法时，首先要穿上法服，经过长时间的舞诵祈祷，萨满的情绪越来越激动，越舞越狂，不断快速旋转，击鼓声和铜镜的撞击声急骤交响。萨满唱着咒语，怪声吼叫，口吐白沫，并开始抽搐，这便是"翁衮"附体了。萨满要根据病人的情况，请不同的"翁衮"附体，借以与恶魔作斗争。据萨满说，恶魔被驱逐后，病人就能恢复健康了。为了保障一个地区的太平昌盛，也要请萨满来。在蒙古包里摆好贡桌，一只黑羊或白羊被拉到草原宰杀，炖好的肉从骨头上撕下来，羊头和骨头放在一个高台子上烧掉，曰："我们获得了长生天的赐品和仁慈"。于是，萨满开始跳神。然后，所有的肉都被吃光，人们护送萨满回家③。

为了孩子、牲畜、马匹能增多、长寿、无病无灾，萨满被请来，在一块长度大约两噚的白布上，用红赫石画上许多男人和女人的像，人们说："我

①　《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23-1926　页。

②　［瑞典］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　页。③　参见丁·巴尔特侬译：《蒙古语选集》，赫尔辛基1941年版（英文版）。们做好了北方十三个王子和他们的夫人、孩子"。搓出一根长长的白羊毛绳子，拴上许多用毡子做的羊羔。门外，铺一张纯白无瑕的地毯，在前面放上奶食和黄油。蒙古包里，摆上贡桌，上面放上若干组二十根祭祀蜡烛和同样数量的碗。在门外宰杀一匹灰黄色马，集中几口锅，所有的肉被剔下来炖好，放进几个大盆里摆在"翁衮"前面。然后进行祈祷①。

如果出现牲畜、马匹减少，猎物消失的情况，也要请萨满来。制作九个男人和一条狗的铁制像，一个妇女的铜制像，再用木块做一只小猎狗。杀一只羊，把所有的肉煮熟，萨满边跳神边唱道："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制作的那些人是北方十三王子的随从和猎人。"据说从此牲畜和猎物不再减少。人们吃光那些肉，然后护送萨满回家②。

占卜，也是萨满的一项主要工作，萨满用火烧羊的肩胛骨，通过观察烧出的裂缝来预言将来的事。有时也用飞箭来占卜。

①　参见丁·巴尔特侬译《蒙古语选集》，赫尔辛基1941年版（英文版）。②　参见丁·巴尔特侬译：《蒙古语选集》，赫尔辛基1941年版（英文版）。三、元代佛教（一）藏传佛教1。蒙藏关系的开端与藏传佛教的传播藏传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以后在藏族地区发展和形成的中国佛教的一支。

蒙藏宗教关系的开端始于1246年。早在1244年驻守凉州的蒙古王子阔端就写信邀请西藏佛教萨迦派教主萨班·衮噶坚赞，萨班携带着自己的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经历了艰巨而漫长的旅途，最后在1246年8月抵达凉州。因为当时阔端赴和林参加选举蒙古大汗的"忽里台"大会而未在凉州。次年，阔端与萨班·衮噶坚赞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会谈后萨班写了一封致西藏僧俗首领的公开信，号召他们归附蒙古，这就是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其全文如下：吉祥！顶礼至尊文殊菩萨！

具吉祥萨迦班智达致书卫、藏、阿里诸地之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吾为弘扬佛法，体念众生，更顾念操藏语之众，来到蒙古地方。召我前来之大施主极为欣悦，曰："汝携带如此年幼之八思巴兄弟偕从人一起前来，乃眷顾于吾，汝系以首归附，而他人系以足降顺者；汝系吾召请而来，他人则系因恐惧而来，此情吾岂不知乎！八思巴兄弟此前已谙吐蕃教法，仍着八思巴习之，着恰那多吉习蒙古语言。若吾以世法护持，汝以佛法护持，释迦牟尼之教岂有不遍弘海内者。"

此菩萨（化身）汗王对佛法三宝尤为崇敬，以善法护持臣下，于吾之恩泽胜于他人。汗王曾对吾云："汝可尽心传法，汝所需，俱可供给。汝行善吾知之，吾之所为善否，天知之。"彼于八思巴兄弟尤为喜爱。彼深知"自觉奉法，邦土叨光。"曾曰："汝可教导汝吐蕃之民众善习法规，吾当使其安居乐业。"故众人当为汗王及王室诸人之长寿而尽力祈祷。

要言之，此蒙古之军队，多至不可胜数，瞻部洲当已悉入于彼之统辖。

顺彼者则福祸与共，非真诚归附，阳奉阴违者，则不认其为臣属，且终必灭绝之。畏兀儿之境未遭涂炭，较前益为昌盛，人畜皆彼等自理，必阇赤（文官）、库吏、别乞（宗教首领）皆自任之。金、西夏、阻卜等诸国未亡之前虽已派有蒙古使者，然不听谕旨，终遭灭亡，无处逃匿，仍皆穷促归降。后，彼等能惟命是听，其各自之别乞、库吏、军官、必阇赤等已委其贤者任之。吾吐蕃部众鲁钝剽悍，或冀望于以种种办法逃脱，或冀望于蒙古因路远而不至，或冀望以战斗获胜，然狡诈朦骗者必将灭亡，最终降顺者甚多。因吾吐蕃民众愚顽，除驱为奴仆者外，能委为官吏者百不得一二。吐蕃归顺者虽众，然贡物甚微，诸官人或有不悦，此情至为重要。

前此数年，蒙古军未至上部地区，吾偕白利归顺，此间善通款曲，上部阿里、卫、藏等部亦归顺，白利各部各自归顺，故至今蒙古未遣军旅亦已收益矣。然上部人众亦有不知此情者。其时，有口称归顺而贡物不丰，未能解疑而遭重兵践踏，人畜尽失，此事尔等当有所闻。自以地险、人勇、兵众、甲坚且娴于箭法等而与蒙古交兵者，希冀获胜，终至灭亡。

或以为，蒙古本部乌拉及兵差轻微，他部乌拉及军差甚众，殊不知蒙古本部之乌拉及兵差更重，与蒙古相比，他部之负担反较轻焉。

又谓：若能遵行功令，汝各地原有之官员仍可委任供职，召萨迦之金字使和银字使来，吾任之为达鲁花赤。为举荐官员，汝等可派干练之使者前来，将各地官员姓名、部众人数、贡物数量缮写三份，一份送吾处，一份存放萨迦，一份由各地长官收执。另需绘制一幅标明已归降地区和未归降地区之地图，若不区分清楚，恐未降者之祸殃及已降者。萨迦金字使者应与各地官员商议行事，除利益众生之外，不可擅作威福。地方官员亦不可在不与萨迦金字使者商议的情况下擅权自主。不经商议而擅自妄行之目无法度者，若获罪谴，吾在此亦难求情，惟望汝等同心协力，奉行蒙古法规，则必有裨益。对于金字使者之迎送服侍要力求周到，盖金字使者至时，均先询以"有逃遁者乎"？"遇战者乎？""于金字使善为承侍否？""得乌拉供应否？""降顺者意坚诚否？"若对金字使者不敬，则定进以危言；若恭敬承事，必得彼之佑护。若不听金字使者之言，虽有为亦受刁难者屡见不鲜。

地方缙绅携贡物来此而受礼遇者有之，吾等若亦思获善遇者，吾等之长官则应携厚贡，偕萨迦人前来，进献何物亦与之议，吾亦于此间划策，则尔我皆获安乐也。去岁，吾曾遣人告知汝等"若如此而行方为上策"。然未见汝等照此行事，岂思于覆灭之后方俯首听命者呼？汝等今日不从吾言，来日不可谓："萨迦人至蒙古地方然于吾等并无利益"。吾怀利他之心，顾念操藏语之人众而来到蒙古地方。听吾之言必有裨益。尔等未亲睹此处情形，仅凭耳闻，自难相信，故亦有思以战获胜者，如此，则正似"安乐静闲鬼揿头"之谚，兵燹之余，恐卫、藏之子弟生民将有驱来蒙古邦土之虞也。余祸福皆无悔意，依上师三宝之加持恩德或可得福也，尔等亦应敬奉三宝。

汗王对余关切愈常，故汉地、吐蕃、畏兀儿、西夏诸地之善知识大德及官员百姓均感奇异，前来听经，极为虔敬。吾等来此者，勿顾虑蒙古将如何对待，均甚为关切，待之甚厚，余之安全众人自可放心。

贡物以金、银、象牙、大粒珍珠、银硃、藏红花、木香、牛黄、虎（皮）、豹（皮）、山猫（皮）、水獭（皮）、蕃呢、卫地上等氆氇等物，此间甚为喜爱。此间对于一般物品颇不屑顾，然各地以最佳之物品贡来即可。

有金能如所愿，其深思焉！愿佛法遍弘各方，一切吉祥①！

从萨班·衮噶坚赞的这封信可以看出，阔端与萨班议定：西藏地区归顺蒙古汗国。作为回报，萨迦派在西藏佛教各个教派中占居领导地位。然而，当时西藏的各教派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各找靠山。帕竹派和雅桑派向旭烈兀投诚，止贡派向忽必烈投诚，达垅派向阿里不哥投诚。旭烈兀封给帕竹派属民2438　户，蒙哥汗封给止贡派属民3630　户，忽必烈封给蔡巴派属民3700　户，旭烈兀封给雅桑派属民3000　户，阿里不哥封给达垅派属民500　户，阔端封给萨迦派除了阿里三围以外的拉堆南北、古莫曲迷、襄、夏鲁、羊卓等七个万户的地区，属民10885　户①。

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忽必烈继续奉行阔端的政策，偏重于萨迦派，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统天下教门。公元1270年，忽必烈又将八思巴的封号从"国师"升为"帝师"。此后元朝诸帝皆依世祖范例，相继被奉为帝师者十余人。每大汗即位之前，必先就帝师受戒；百官上朝，皇帝座边专为帝师设位；帝师出行，派大巨迎送。"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

①　昂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谱》（藏文版），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140　页。

①　参见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无所不用甚至。虽帝后妃主，亦因受戒而为之膜拜"②。部分西藏僧人因得蒙古皇室宠幸而仗势跋扈，戒律废弛，日趋颓靡。"僧徒贪利无已，营结近侍，欺昧奏请，布施芥斋，所需非一，岁费千万"③。元顺帝时，西藏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为顺帝父子传授"金刚亥母灌顶"、"方便道"，讲《那绕六法》。元朝宫廷内所谓"广取妇女，惟淫戏是乐"，"男女同宫，君臣为谑"等丑闻，皆与乳必多吉所传密法中之"男女双修"有关。所谓"双修"，是藏传佛教密宗的一种气功修炼法。但元顺帝父子走火入魔，荒唐淫乱，乃至不理朝政，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由于历代可汗的大力扶植，空前推动了藏传佛教的传播和藏、蒙、汉等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忽必烈召集汉藏名僧学者对勘汉藏两种大藏经的异同，编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蒙、藏文大藏经亦于武宗至大年间在西藏和内地分别刻版。

2。蒙古皇室与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关系萨迦派的创始人是穀·衮却杰波。公元1073年他在日喀则地区建萨迦寺，本教派即由此寺而得名，这一教派亦始终以萨迦寺为其主寺。1102年衮却杰波卒，他的儿子贡噶宁布年方11　岁，萨迦寺暂由拔日译师仁钦扎代为管理。1111年贡噶宁布接替仁钦扎主持萨迦寺，此后，他广收弟子，萨迦派的声势渐盛，故萨迦派僧徒称贡噶宁布为萨迦五祖中之第一祖。贡噶宁布有四子，长子贡噶拔，赴印度学法，22　岁卒于印度摩揭陀地方。次子索南孜摩接替萨迦寺主持，是为萨迦第二祖。贡噶宁布的第三子札巴坚赞，13　岁时接替其兄索南孜摩的法位。即萨迦第三祖。贡噶宁布的第四子名贝钦斡波，未出家，娶妻延嗣。其长子跟随札巴坚赞出家，并继承札巴坚赞的法位，即历史上著名的萨班·衮噶坚赞，是为萨迦第四祖。前已述及，萨班应蒙古王子阔端之邀请，携带着自己的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抵达凉州。公元1251年，萨班和阔端先后卒于凉州。八思巴和恰那多吉来到凉州后，八思巴继续学习佛法，恰那多吉学习蒙古语。后来，恰那多吉娶蒙古公主为妻，并被封为白兰王。

八思巴，本名罗追坚赞。《元史·八思巴传》云："八思巴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长，学富五明，故又称曰班弥怛。岁癸丑，年十有五，谒世祖于潛邸，与悟大悦，日见亲礼。"①萨班·衮噶坚赞卒后，八思巴继承了他的法位，成了萨迦派的教主，是为萨迦第五祖。

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据藏籍记载，八思巴曾给忽必烈及察必皇后传授萨迦派特有的喜金刚灌顶，《萨迦世系谱》云："王妃对汗王（忽必烈）说："未许八思巴返回吐蕃甚佳，萨迦派有一种深邃的密法灌顶，当请他授之。"汗王曰："你可先受之，若有效益，朕再受之。"王妃受喜金刚灌顶后甚为崇奉，当时问道："接受此灌顶应献何供养？"八思巴答曰："己身之享用、财产皆可奉献，尤其应奉献自己最珍爱之物"。王妃曰："我出嫁时父母陪送的这对耳饰是我最珍爱之物"。遂从耳环上取下一粒大珍珠奉献给八思巴。后来此珍珠售与一蒙古②　《元史》卷二○二，第4520-4523　页。

③　《元史》卷二○二，第4520-4523　页。

①　《元史》卷二○二，第4517-4518　页。

人，得黄金一大锭，白银四锭。据说八思巴返回卫藏时以此金银用作曲弥大法会和修建萨迦大金顶的资金。其后，王妃对汗王曰："此灌顶果胜于其他教法，请汗王受之"。汗王遂请上师授之，八思巴曰："恐汗王不能遵守求法之三昧耶，而且现在又没有好译师，还是等将来吧。"汗王问道："须守何种三昧耶？"八思巴答曰："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之言，不违上师之心愿。"汗王曰："如此则不可也！"王妃劝道："聆听佛法及人少时，上师坐上座。王子、驸马及臣民聚会时，恐不能镇慑，汗王可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不下诏书。其余大小事务上师不必过问，因上师心慈，难却他人之求，恐不能镇国。"八思巴曰："如此，当今之时汝蒙古不战则不成大业。余亦未作近修，故不能授与灌顶，待余作近修之准备。"在八思巴作近修期间，遣金字使速召译师前来，汗王在二十五名领诵师陪同下，接受了三次萨迦派特有的具吉祥喜金刚灌顶。这就是金刚乘在蒙古传播之始。据说忽必烈第一次灌顶所献之供养为十三万户，每万户有寺庙部众四千户，世俗百姓六千户。第三次灌顶奉献了大白法螺及吐蕃三区。。。最后一次灌顶听从上师之教诫，废止了在汉地以人填河的做法。"①《述说蒙古地区汗统、佛教、高僧、寺庙、文字创制诸源流之宝鬘》中亦有相似记载："可汗（忽必烈）当初未向八思巴求灌顶，先令其妃受喜金刚灌顶。尔后可汗问妃曰："守何三昧耶？"妃述需守之三昧耶以答。可汗曰："其余三昧耶可守，至于不违上师之令，我乃大可汗！不可也。"妃曰："世间之事，以可汗为主。佛法之事，以上师为主。"可汗以为是，遂与能守二昧耶之臣宰二十四人同受喜金刚灌顶。其灌顶供养有二大黄金曼茶罗。其一堆满如羊粪球大之无孔珍珠，其一以七金山庄严。另有马、骡、骆驼、金银、帛缎等，为数之多，难以计量。并赐名号于八思巴喇嘛，汉语称"神圣大国师"，即三界法王之意。以隶行城之土地与百姓作供养。后依次赐给藏土三区。"②为了翻译佛教经典及"译写一切文字"，忽必烈特命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仿照藏文字制成"蒙古新字"，此即近代学术界通称之"八思巴文"。忽必烈立刻下诏颁行于天下，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③。八思巴亦因此升号"大宝法王"，更赐玉印。

公元1270年，八思巴又升号为"帝师"。此后元朝诸帝皆封有"帝师"，汗王须先从帝师受戒，然后即位。总制院亦一直领于历朝帝师。

公元1280年八思巴在萨迦圆寂，年46　岁。又加赐封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

①　昂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谱》，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藏文版），第153-155　页。②　耶喜巴勒登著，苏鲁格译注：《蒙古政教史》，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55　页。③　《元史》卷二○二，第4518　页。

佛子，大元帝师"①。"至治间（1321-1323年），特诏郡县建庙通祀。泰定元年（1324年），又以绘象十一，颁各行省，为之塑象云"②。

八思巴卒后，八思巴异母弟仁钦坚赞嗣为帝师。

1283年，仁钦坚赞卒，忽必烈又命八思巴的侄子达玛巴拉为帝师。他是八思巴弟恰那多吉之子，1286年卒。

耶喜仁钦，八思巴的弟子，达玛巴拉卒后嗣为帝师。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卒于五台山。

扎巴斡色，八思巴的侍从，继达玛巴拉之后任元世祖忽必烈和元成宗完泽笃两朝帝师，成宗特造宝玉五方佛冠赐之。元贞元年（1295年），又更赐双龙盘纽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大德七年（1303年）卒。

任钦坚赞，第四任帝师耶喜仁钦之弟，曾被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为萨迦寺细脱喇章的座主，共做座主18年，大德七年成宗召之入京，嗣为帝师。大德九年（1305年）卒。

桑杰贝，第五任帝师扎巴斡色之侄，曾任萨迦寺之堪布，亦任过康萨尔喇章的座主，公元1305年至1314年任成宗、武宗、仁宗三帝之帝师，年48卒于大都。

衮噶罗追坚赞贝桑布，八思巴的侄孙，继桑杰贝之后任仁宗、英宗、泰定帝三朝帝师。泰定四年（1327年）卒于大都。

衮噶雷必迥乃坚赞贝桑布，八思巴的侄孙，1328年至1329年任泰定帝的帝师。

仁钦扎西，继衮噶雷必迥乃坚赞贝桑布之后嗣为帝师。

衮噶坚赞贝桑布，八思巴的侄孙，1333年至1358年任元顺帝的帝师。

以上十几位帝师，除了仁钦扎西（《元史》作辇真吃刺失思）的身世尚未查清外，其他皆为萨迦派内的权贵。由此可见萨迦派与元朝皇室关系的密切程度。

噶玛噶举派创始于都松钦巴（1110-1193年），本名却吉扎巴，出生于西康者雪地方，自幼从父母学法，年十六出家，取名却吉扎巴，后世说他能知过去、现在、未来之事，故称他为都松钦巴，意即"知三世"。他38　岁时（1147年）在西康类乌齐的噶玛地方建噶玛丹萨寺，噶玛派名即由此寺得名。1187年，他又在堆隆地方建粗朴寺。噶玛噶举派早期以噶玛和粗朴两寺为上下主寺，自噶玛拔希扩建粗朴寺以后，遂以粗朴寺为主寺。噶玛噶举派是西藏佛教各派中最早采取活佛转世制度的，都松钦巴为第一世活佛，实际上活佛制度始于第二世噶玛拔希。

噶玛拔希（1204-1283年），本名却吉喇嘛。于都松钦巴去世后11年的1204年出生于西康止垄丹巴却秋地方的哉波务家族。九、十岁时就能读佛经，后来师事都松钦巴的再传弟子崩札巴，崩札巴认为他是都松钦巴的转世，加意培养。从喀脱巴出家，授名却吉喇嘛。1247年，他到了粗朴寺，在那里住了六年，声名远播。1253年，忽必烈征大理，闻噶玛拔希之声名，遂遣使至粗朴寺召之，同年，于绒域色堆地方谒见忽必烈。忽必烈命他长期随侍左右，他不肯，遂自四川西部北上游方传教，曾在内蒙与宁夏交界处建一寺庙，

①　《元史》卷二○二，第4518　页。

②　《元史》卷二○二，第4518　页。

寺名粗囊朱必拉康寺。又到灵州和甘州一带传教，1256年，他动身返回西藏的时候，接到元宪宗蒙哥汗召他相见的诏书，遂赴哈剌和林附近的锡拉斡尔朵谒见蒙哥，据说蒙哥汗封他为国师，赐金印，并赐他以金缘黑帽，此即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名称的来源。噶玛拔希的"拔希"二字，即蒙古语"上师"之意，亦即藏文却吉喇嘛（意为"法师"）的直译。噶玛拔希之称谓可能始于此时，其本名却吉喇嘛反而极少再用。1259年，蒙哥死，当时，忽必烈正率领东路军进攻鄂州，忽必烈幼弟阿里不哥谋即汗位。忽必烈闻讯，立即与南宋言和，迅速北返，1260年三月，在部分蒙古宗王的拥戴下，抢先于开平即帝位。阿里不哥也在漠北诸宗王的拥戴下，于和林即帝位。1261年，阿里不哥战败，噶玛拔希因有在争夺帝位的斗争中帮助阿里不哥的嫌疑，从前又曾不肯追随忽必烈，遂被逮入狱。后来噶玛拔希被流放到古曲地方，他的两个弟子被处死。1264年，噶玛拔希获释，并得到忽必烈的准许，让他自由传教。这一年，他启程返藏，沿途传教，经八年回到粗朴寺，于1283年死于该寺。

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三世活佛名叫攘迥多吉（1284-1339年），1331年，元文宗图帖睦尔遣使持诏书和蒙哥汗赐给噶玛拔希的金印召攘迥多吉进京。他在路上因逢日蚀，以为不祥，又返回粗朴寺。次年，又接到催他进京的诏书，1332年十月到达大都，这时元文宗已去世，他做了元宁宗懿璘质班供养的上师。他在大都曾给元宁宗和宁宗皇后灌顶，并为皇弟燕帖古思授戒。他还从大都往西藏捎信，让他的弟子札巴僧格常住德庆寺，这个札巴僧格就是红帽系的第一世活佛。元宁宗在位五十三日而卒，时年七岁。至顺四年（1332年）六月，妥欢贴睦尔即位于上都，史称顺帝。1334年，攘迥多吉返藏，途中曾朝五台，并至宁夏传教，后退居桑耶寺。　1336年，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再召攘迥多吉进京，封为灌顶国师，赐玉印。1339年，攘迥多吉卒于大都。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名叫乳必多吉（1340-1383年），别名室利达玛格尔提。他出生于工布地方的富户，从三岁起就随父母用历工布，娘波两地区的各个地方，这时他被攘迥多吉的弟子衮杰哇认定为攘迥多吉的转世，即被迎到粗朴寺接替法位。他曾受帕木竹巴大司徒绛曲坚赞的信重，还曾应蔡巴司徒格微罗定的邀请，到过蔡贡塘寺。元顺帝妥欢帖睦尔于1356年召他赴京，这时他还没有受比立戒。1357年受比立戒，1358年自粗朴寺启程赴京，1359年路经青海宗喀地方时，给刚满三岁的宗喀巴授近世戒。乳必多吉于1360年至大都，为元顺帝父子传授"金刚亥母灌顶"，讲《那绕六法》，并传方便道。方便道有时专指密宗中的男女双修，元宫丑闻播于朝野，可能与乳必多吉传授的方便道或"演揲儿法"有关，如"广取妇女，惟淫戏是乐"，"男女同宫，君臣为谑"。元顺帝父子从此荒淫堕落，乃至不理朝政，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与蒙古皇室的关系比较密切的藏传佛教教派还有蔡巴噶举派、达垅噶举派、主巴噶举派、宁玛派等。如蔡巴噶举派的蔡巴、贡噶多吉曾到大都朝见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受封赐，获银印。贡噶多吉之子格雷桑布曾受元朝"司徒"封号。达垅噶举派的芒噶拉古曾获忽必烈赏赐的黄金。主巴噶举派的邬邹坚巴曾受元世祖忽必烈之召到达大都，为忽必烈传授"时轮金刚曼陀罗"灌顶，忽必烈赏赐给他大量黄金。宁玛派的释迦沃曾被忽必烈封为"拔希"。宁玛派僧人雍顿巴至大都后受到蒙古皇室的优待，曾派他到一个地方去念经求雨。另一个宁玛派僧人桑结扎到大都朝见元朝皇帝后，得到大量土地的赏赐。

（二）汉地佛教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汉地佛教亦大受其惠。故《元史》云："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①元代人虞集亦云："今国家崇尚释教，古昔莫能加"②。

蒙古人最初接触到汉地佛教是在成吉思汗时代。当时，成吉思汗肱股之臣木华黎率军征金，在乱军中遇到临济宗中兴名僧海云印简，不仅给以礼遇，还把他的情况上奏可汗，并由可汗赐予"告天人"的称号。其后海云印简受太宗、定宗、宪宗、世祖四代之重用。并曾为元世祖忽必烈传戒说法。忽必烈之太子降世，亦诏海云摩顶立名，奏云："世间最尊贵，无越于真金"③。于是太子取名"真金"，开蒙古王子取汉名之先河。"新筑京城，监筑者，谋毁海云国师塔。两雉相合，奏帝："欲去其塔"。帝云："海云高僧，筑城围之。贵僧之德，千古不磨"④。海云印简的两个弟子亦颇得蒙古朝廷之重视。其一为西云安，历世祖、成宗、武宗三朝，武宗赐以"临济正宗之印"，封为荣禄大夫、司空。其二为刘秉忠。秉忠原为云中南堂寺僧人，名子聪。海云印简应忽必烈之召赴蒙古，途经云中时，闻他的才名，约之同行，很受忽必烈器重。海云南还，秉忠遂留藩邸。至元元年（1264年），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卒后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

成吉思汗的得力辅弼、随成吉思汗西征的开国元勋耶律楚材，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耶律楚材，字晋卿，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仕于金，金贞祐二年（1214年），仕为员外郎。元兵围燕京，楚材绝粒六十天。后从曹洞宗名僧万松行秀参禅三年，得到印可，号湛然居士。太祖成吉思汗定燕京，闻其名，召见之。楚材身长八尺，美髯宏声。帝传之，曰："辽、金世仇，朕为汝雪之"。对曰："臣父诅尝委质事之，既为之臣，敢仇君耶！"，帝重其言，处之左右①。成吉思汗卒后，楚材亦深受窝阔台器重，封为中书令。他极力提倡"以佛治心，以儒治国"，对蒙古统治者不无影响。

忽必烈以后的元朝诸帝，皆一直恪守先朝的崇佛政策，他们广建寺院，刻印佛经，厚赐僧侣，创设僧官制度。

至元二年（1265年）二月，元世祖忽必烈"诏谕总统所："僧人通五部大经者为中选，以有德业者为州郡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官，仍于各路设三学讲，三禅会"。"②由于朝廷的鼓励，使不少僧人潜心于佛学研究，讲学著书之风大兴。例如，弘扬净土宗的有：明本（1263-1323年），撰有《净土忏》、《怀净土诗》等；怀则著《净土境观要门》一卷；惟则著《净土或问》一卷；普度撰有《庐山莲宗宝鉴》十卷。

①　《元史·释老传》卷二○二。

②　《道园学古录》卷四十七。

③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④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①　《元史·耶律楚材传》卷一四五。

②　《元史·世祖纪》卷六。

弘扬天台宗的有：湛堂性澄（1253-1330年），弘天台教法于演福寺，撰有《金刚经集注》、《弥陀经句解》等；玉岗蒙润（1275-1324年），撰有《天台四教仪集注》；浮休允若（1280-1359年），从大山恢学天台教法，著《内外集》；大用必才（1276-1343年），撰有《法华》、《涅槃》诸经讲义；又有怀则著《天台传佛心印记》。

弘扬慈恩宗的有：普觉英辩（1247-1314年），在泰州景福寺讲学传法；云岩志德（1235-1322年），从真定龙兴寺法照学慈恩教法，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朝命江淮诸路立御讲所三十六所，他被选为讲主，宣讲《法华》、《唯识》等疏。

弘扬华严宗的有：仲华文才（1244-1302年），撰有《华严悬谈详略》五卷、《肇论略疏》三卷、《慧灯集》二卷；幻堂宝严（1272-1322年），仲华文才之弟子，弘法于普安、佑国二寺。

禅宗的名僧有：临济宗的高峰原妙（1238-1295年），初习天台教，后参雪岩法钦得悟，有《高峰原妙禅师语录》、《高峰原妙禅师要》行世；明本（1263-1323年），从高峰原妙得悟，曾出游皖山、庐埠、金陵，并在庐州弁山和平江的雁荡结庵，后回到天目，住持师子院，元丞相脱欢和翰林学士赵孟頫\等多从他问法。仁宗时，高丽王子王璋特往参谒，明本作《真际说》开示之。遗著有《幻住庵清规》、《山房夜话》等。

曹洞宗名僧万松行秀（1166-1246年），十五岁出家，后赵磁州大明寺参雪岩满，既而回到中都，住万寿寺。撰有评唱天童正觉《颂古百则》的《从容录》六卷，又著《清益录》二卷，《祖灯录》六十二卷，《鸣道集》、《释氏新闻》、《辨宗说》、《禅悦法喜集》、《心经风鸣》等。他的弟子有耶律楚材（1190-1244年）、雪庭福裕（1203-1275年）等。耶律楚材曾随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后任元廷中书令；而嗣其法脉者为雪庭福裕。福裕从万松行秀参禅十年，道誉日盛。忽必烈即位后，命其总领释教。

另有南海普陀山名僧一山一宁（1247-1317年），任江浙释教总统。大德三年（1299年），元成宗遣一山一宁及弟子石梁仁恭赴日本通好，受到日本朝野的欢迎。住镰仓建长寺、圆觉寺及京都南禅寺等处，前后近二十年，门徒甚众，使镰仓、京都禅风盛扬。寂后，被谥为国师。其所传禅学称一山派。

治学有成的僧侣，被召至京师或委以重任者不乏其人。例如：一山一宁被委任为江浙释教总统，赐号"妙慈弘济大师"。释教总统所是元朝最早设置的一个僧务机构。大德三年五月，元廷下令"罢江南诸路释教总统所"。仁宗即位，再次下令"罢江南释教总统所"，自此不再设置。又如，世祖忽必烈即帝位，命雪庭福裕总领释教。华严名僧仲华文才被世祖命为洛阳白马寺住持，赐号"释源宗主"。天台宗师湛堂性澄于至治元年（1321年）应召入京，校正大藏经。律宗名僧光教法闻（1260-1317年），被召居京师大原寺、大普庆寺，帝师亦怜真请他讲《般若》，指受《因明》要义，等等。

蒙古民族对萨满教的信仰根深蒂固，萨满教的观念内容渗透到了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的深层结构之中。所以，蒙古民族入主中原后，对汉地佛教的接收和理解具有萨满教的不求来世只求今生的特点。据《一二三八年凤翔长春观公据碑》记载，蒙古人将和尚、景教徒、道士、回教徒都看做同萨满一样的"引头儿拜天底人"，他们的任务是为皇帝念经祝寿。据《佛祖历代通载》记载，忽必烈问帝师云："修寺建塔，有何功德？"帝师云："福荫大千。"由是建仁王护国寺，以镇国焉①。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又建圣寿万安寺。忽必烈之后，历代皇帝都建有佛寺，为自己和家人祈福祝寿。成宗建天寿万宁寺，武宗建崇恩福元寺，仁宗修建大承华普庆寺，英宗建大永福寺、大昭孝寺，泰定帝修建天源延圣寺，文宗修建大承天护圣寺。以皇帝范例，地方亦广建寺院。据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的统计：全国寺院凡24318　所，僧尼213148人。

随着寺院的兴建，朝廷又将大量土地赐给寺院。例如，中统初（1260年），赐庆寿、海云二寺地500　顷。大德五年（1301年），赐兴教寺地120　顷，上都乾元寺地90　顷，万安寺地600　顷，南寺地20　顷。皇庆初（1312年）给大普庆寺田80000亩，崇福寺河南地百顷，上都开元寺江浙田200　顷，普庆寺山东益都田70　顷。至顺元年（1330年），括益都、般阳、宁海闲田162900顷赐大承天护圣寺为永业，至正七年（1347年），又拨山东地162000　余顷属大承天护圣寺。至正十二年（1352年），建清河大寿元忠国寺成，以江浙废寺之田归之。元年寺院占有土地之多，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故泰定三年（1326年），中书省臣言："养给军民，必籍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赐永业，当时已号虚费。而成宗复构天寿万宁寺，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华普庆，租榷所入，益又甚焉。英宗凿山开寺，损兵伤农，而卒无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孙当共惜之。臣恐兹后籍为口实，妄兴工役，徼福利以逞利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纳焉。"②寺院在拥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从事商业和工业，经营邸店（商店）、解库（当铺）、旅店、酒店、碾硙等。大德元年（1316年）十一月，"禁权豪、僧、道及各位下擅据矿炭山场。"①据此可知，寺院还经营矿炭开采业。元代寺院经济的空前发展，促成了元代僧侣的入世化。在商品经济的红尘冲击下，真心修行者少，追求财利者多，这就构成了元代佛教的主要特征。佛教之兴，印经是不可忽略的要事。《弘法藏》是刻于元代的官版卷轴式藏经，但至今尚未发现流传的印本。至元二十至二十四年间，藏汉名僧学者对勘藏汉两种大藏经，编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10　卷。《碛砂藏》约在南宋宝庆至绍定年间开雕，后因延圣院火灾和南宋垂亡，刻事中断30年；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由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主持，继续雕刻，至仁宗至治二年（1322年）完成，共6300　余卷。1982年在云南发现另一部元代官刻大藏经，仅存32　卷，经版较现有各种大藏经为大，每版七个半页，42　行，每半页六行，每行17　个字。在残存的32　卷中，有2　卷卷首附有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年）皇太后施印愿文。卷末有诠经讲主等僧人、居士23人的名录，依蒙古文行文惯例，由左起直行按僧职大小顺序向右排列。另有一卷的卷末，附有参加刻藏的38人职官名录，也是按职位大小依次由左至右排列。另有于

①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②　《元史·泰定帝纪二》卷三十。

①　《元史·成宗纪二》卷十九。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开雕，至元二十七年完成的《普宁藏》，约六千卷。

（三）佛教世俗化教团1。白莲教白莲教产生于南宋初年，至元代进入鼎盛时期。白莲教立足于信仰极乐净土，提倡念佛，励行素食，故其徒号白莲菜人。初为与民间信仰相融合的佛教世俗化教派，逐渐演变为秘密教团。元世祖以来一直把白莲教视作邪教，仁宗时曾一度准许传教，但至英宗时又进行了镇压，元末农民起义与白莲教关系十分密切。

（1）白莲教的产生及其理论渊源白莲教的创始人姓茅，名子元，号万事休，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人，母柴氏。父母早亡，投本郡延祥寺出家，习诵《法华经》，十九岁落发，习止观禅法。据说，他有一天在禅定中，忽然闻鸦声而豁然"悟道"，随即颂曰："二十余年纸上寻，寻来寻去转沉吟，忽然听得慈鸦叫，始信从前错用心。"于是利他心切，发广度愿，乃慕庐山慧远白莲社遗风，在澱山湖创立白莲忏堂，"劝诸男女同修净业，自称白莲导师，坐受众拜"①。后于46　岁时，被加以事魔之罪，流放江州。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已是太上皇的赵构召茅子元赴京，在德寿殿"演说净土法门"②，特赐"劝修净业白莲尊师慈照宗主"③，佛事完毕后，茅子元回到昆山，"尝发誓言，愿大地人普觉妙道，每以四字为定名之宗，示导教人专念弥陀，同生净土。"白莲教"从此宗风大振"。

白莲教的教义主要承袭佛教净土宗。净土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教派，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后世称东晋庐山慧远为净土宗始祖。中国的净土信仰，分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弥勒净土即佛教中欲界六天中的兜率天，因弥勒生于此，故又名弥勒净土。慧远的师父道安奉行弥勒净土思想，与弟子在弥勒像前立誓，发愿往生兜率天，并经常诵《弥勒下生经》和《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等。慧远和他的师父道安不同，他提倡弥陀净土法门。弥陀是阿弥陀佛的简称，阿弥陀国土在西方，名曰"极乐"。后世所谓净土宗，乃专指弥陀净土。

净土宗宣传一切众生只要信仰阿弥陀佛，皆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说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慧远，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原平县）人，生于东晋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佛教领袖。12　岁随舅父令狐氏游学许昌和洛阳一带，博通六经，尤通《周易》、《庄》、《老》之书。　21　岁，欲渡江就范宣子俱隐，值中原兵戈塞路，闻道安居太行山，遂与弟慧持俱投之。听讲《般若经》，豁然大悟，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秕耳"。孝武帝太元九年，慧远至庐山，聚徒讲学。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他率众于精舍无量寿佛前建斋立誓，同修西方净

①　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八，影续藏本。

②　普度：《庐山莲宗宝鉴》卷四，《慈照宗主》。

③　普度：《庐山莲宗宝鉴》卷四，《慈照宗主》。

土，结白莲社。

念佛三昧是慧远实现往生净土的修持方法。慧远的念佛是坐禅修定，心注净土，观想念佛，而不是后人那种仅仅口念佛名，但慧远提倡念佛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唐代弘扬净土法门的道绰和善导，每日口诵阿弥陀佛，劝人专修念佛的净土教。怀感起初不信念佛往生净土之说，后经善导启迪，虔诚念佛。

结社念佛之风，到宋代愈盛，从省常的净行社起，有知礼的念佛施戒会等20　余所，其中灵照的净业社参加者多达二万人，正是在这样的思潮下，产生了茅子元的白莲教。

据元代僧人普度著录，茅子元撰有《圆融四土选佛图》、《白莲晨朝忏仪》、《弥陀节要》、《法华百心证道歌》、《净土十门告诫》、《西行集》、《风月集》等著述①。茅子元承袭了慧远的念佛三昧修持方法，并作了一番创新。他说："离相念佛三昧者，上根智人悟此深理，常运虚空平等心，无我人众生寿者相。""一切众生本性皆同弥陀，既不着有相无相二边，亦无断见常见之说，是念念弥陀出世，处处极乐现前。如此念者，无念之念，念则真如；无生之生，生则实相。故知无念即离念，实相乃无相，无相则无住，无住则入佛境界，此乃无上正真大菩提道。"②茅子元在《弥陀节要》的序文中对于念佛的含义、性质和作用作了详细论述，他说："念佛之人最急一事不善相应。何以故？虽云持戒念佛，不曾发心愿生净土，皆是埋头过日，自失善利。大凡念佛，先要发心。欲超生死，往生净土，须以大愿自为主意。常须念佛，早晚专心礼拜弥陀，如朝帝主，两不失时，日近日亲，心口与佛相应，去佛不远，口念心想，心愿见佛，发深重愿，决信无疑。日久岁深，工夫纯熟，自然三昧成就，临命终时弥陀接引，净土现前。"③他还明确地指出："临终见佛，即非外来，尽是唯心显现，犹如种子在地，逢春发生，岂是外来？皆从地出也。今之修行亦尔，念佛信愿纳在八识心地，临终发现净土弥陀即非外来，皆从自心出也。"①茅子元要求其教徒受持五戒，一不杀，二不盗，三不淫，四不妄，五不酒。但他为了尽量多收门徒，并不要求其门徒都出家，这就出现了大批在家的白莲教徒，他们可以娶妻生子。随着在家教徒的迅速扩大，戒律渐趋松弛，所以志磐在《佛祖统纪》中贬斥道："号白莲，妄托于祖；称导师，僭同于佛，假名净业，而专为奸秽之行，猥亵不良，何能具道。"②《庐山莲宗宝鉴》亦云："今有一等愚人，常行异教，诈称莲宗弟子，妄指双修，潜通淫秽，造地狱业，迷误善人，沉迷欲乐，甘堕险坑，岂不谬乎？"③可见，白莲教屡遭禁止，并非事出无因。

（2）元代的白莲教到了元代，白莲教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莲社万缘堂记》云："佛教入中土由东汉始，溢为莲教由东晋始，分为丰郡万缘堂则由至元己卯岁始也。

①　普度：《庐山莲宗宝鉴》卷四，《慈照宗主》。

②　《庐山莲宗宝鉴》卷二，《离相三昧无住法门》。

③　《庐山莲宗宝鉴》卷七，《慈照宗主示念佛人发愿偈并序》。

①　《庐山莲宗宝鉴》卷七，《慈照宗主示念佛人发愿偈并序》。

②　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八，《法运通塞志》。

③　《庐山莲宗宝鉴》卷十，《辩明双修》。

远公开莲社，更十数代，历数百载，远矣而寖盛。南北混一，盛益加焉，历都过邑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犹数十，栋宇宏丽，像设严整，乃与梵宫道殿匹敌，盖诚盛矣。"④《会善堂记》也说："佛法之外，号曰莲教，历千年而其教弥盛，礼佛之屋遍天下。"⑤上引记载，可以反映出元代白莲教的兴盛景象，已经是"历都过邑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礼佛之屋遍天下。"

由于白莲教徒可以娶妻生子，这便产生了一大批特殊的白莲教世家，他们专靠传教为生，建堂庵，置产业，拥有土地、牲畜、园林、碾磨、店舍等资产，并可代代相传。年深岁久，这些白莲教世家拥有一定势力，上得朝廷显贵支持，下有豪富资助，多数成了聚财添业的富户，故而《元史》云："若夫天下寺院之领于内外宣政院，曰禅，曰教，曰律，则固各守其业，惟所谓白云宗、白莲宗者，亦或颇通奸利云。"①至元十七年（1280年）四月，都昌杜万一以白莲会名义倡乱，朝廷"命史弼讨擒之"②，"协从者盈狱"③，牵连巨室百余人④。据《元典章》载："至元十八年三月，中书省咨，刑部呈：奉省判，御史台呈，行台咨；都昌县贼首杜万一等指白莲会为名作乱。照得江南见有白莲会等名目五公符、推背图、血盆及应合禁断天文图书一切左道乱正之术，拟合钦依禁断，仰与秘书监一同拟议连呈事。奉此，移准秘书监关，议得拟合照依圣旨禁断拘收。外据前项图画封记发来事，本部议得，若依秘书监所拟，将五公［符］、推背图等图书并左道乱正之术，依上禁断拘收，到官封记，发下秘书监收顿相应。都省行下，禁断拘收，发来施行。"⑤至大元年（1308年），武宗下令"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⑥据《通制条格》载："至大元年五月十八日，中书省奏：江西、福建奉使宣抚并御史台官人每，俺根底与将文书来，"建宁路等处有妻室孩儿每的一枝儿白莲道人名字的人盖着寺，多聚着男子妇人，夜聚明散，佯修善事，扇惑人众，作闹行有，因着这般别生事端去也。又他每都是有妻子的人有，他每的身已不清净，与上位祝寿呵怎生中？将这的每合革罢了。"么道，与将文书来有。俺商量来，将应有的白莲堂舍拆毁了；他每的塑画的神像，本处有的寺院里教放着；那道人每发付元籍，教各管官司依旧收系当差，已后若不改的人每根底重要罪过。更其余似这般聚着的，都教管民官禁约，不严呵，教监察御史廉访司纠察呵，怎生？么道。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①白莲教被禁之后，经普度的"复教"活动，于至大四年七月，仁宗颁旨恢复了中断三年的白莲教合法地位。

④　《水云村泯稿》，卷三，清道光刻本。

⑤　《永乐大典》，卷七二四二，《抚州罗山志》。

①　《元史》卷二○二，《释老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②　《元史》卷十一，《世祖纪》八，第223　页。

③　《元史》卷一五九，《商挺传》，第3742　页。

④　《元史》卷一五三，《贾居贞传》，第3624　页。

⑤　《元典章》卷三二，《礼部》五，《禁断推背图等》。

⑥　《元史》卷二十二，《武宗纪》一，第498　页。

①　《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

《妙果寺记》对普度的"复教"活动有一段简略的记载：庐山东林寺以远法师为祖庭，其教行乎海宇，阅年滋多，庞幻杂糅，坏宫夷址，将绝其遗教。寺僧普度慨然兴复，率弟子10人，芒履草服，诣京师上书，演为万言。又集历代经社缘起，作《莲宗宝鉴》十卷。仁宗在东宫，阅其书尽初帙，问曰："得无欲布施乎？"合指谢："不敢"。又问曰："得无欲补僧职乎？"复谢："无是想。惟莲教坠绝，愿殿下振复。"时武宗皇帝在御，近臣以其事奏，即以诏旨慰抚如律令。至大四年，始播中外②。普度恳求朝廷准予"复教"的奏书，叙述了白莲教的源流和教义，及白莲教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从中可以窥得元代白莲教的概貌。

从普度的《奏书》中可以看出，白莲教在流传过程中，与民间信仰相融合，"庶俗僣称活佛如来，妇人擅号佛母大士"，"妄谈般若，乱说灾祥"。"密传生死，误人性命""男女混杂，悖乱人伦"。已经大大改变了它的原来面目。

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闰五月癸卯，英定再度下令"禁白莲佛事"①，白莲教从此转入地下，逐渐演变为秘密教团。到了元末，白莲教为农民起义所利用，一部分白莲教徒成了农民起义的首事者和领导者。据《元史》记载，至正十一年（1352年）五月辛亥，"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初，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徒广平永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事觉，县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杨氏，其子韩林儿，逃至武安。"②《张桢传》亦云："颍上之寇，始结白莲，以佛法诱众，终饰威权，以兵抗拒，视其所向，骎骎可畏，其势不至于亡吾社稷，烬吾国家不已也"③。

2。白云宗白云宗，产生于北宋末年，创始人孔清觉（1043-1121年）。据《释氏稽古略》载，孔清觉生于河南登封县，为孔子第五十二世孙。幼习儒业，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因读《法华经》有悟，遂决意出家，投龙门山宝应寺，法名清觉，自号本然。

清觉出家后，游方各处，参访善知识，并在舒州浮山静修20年。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清觉游方到浙江。初住灵隐寺，后移居灵隐寺后的白云庵，开创白云宗。

清觉开宗之后，弘化于余杭、钱塘、湖州、归安、乌程等地，信徒日众。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因清觉所撰《证宗论》有逆朝廷之语，被流放到广南思州。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其弟子政布等十人进京投诉，乃得蒙旨释放。次年，清觉卒，年79　岁。

清觉著有《证宗论》、《三教编》、《十地歌》、《初学记》、《正行集》等，极力提倡儒、释、道三教一致，他说："三教之说，其义一同。儒教则仁义礼智信，归于忠孝君父焉。释教则慈悲救苦，归于化诱群迷焉。道②　《清容居士集》卷二○，《四部丛刊》本。

①　《元史》卷二十八，《英宗纪》二，第622　页。

②　《元史》卷四十二，《顺帝纪》五，第891　页。

③　《元史》卷一八六，《张桢传》，第4267　页。

教则寂默恬淡，归于无贫无爱焉。"

清觉卒后，白云宗在浙江西部仍有较大发展，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有奏曰：白云教徒"吃菜事魔，所谓奸民者也。自植党与，十百为群，挟持妖教，聋瞽愚俗。或以修路建桥为名，或效诵经焚香为会，夜聚晓散，男女无别，所至各有渠魁相统。。假名兴造，自丰囊囊，创置私庵，以为逋逃渊薮"①，于是宁宗下令取缔白云宗。

入元之后，白云宗又有所发展，为了管理白云宗教徒，元廷专设"白云宗总摄所"，沈明仁曾任总摄。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的僧徒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募刻大藏经，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竣工，此即通称之《普宁藏》。

成宗即位后，罢江南白云总摄所，严禁此宗流行。武宗即位后，于至大元年（1308年）三日取消禁令，"复立白云宗摄所，秩从二品，设官三员。"②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十月，"中书省臣言："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诳诱愚俗十万人，私赂近侍，妄受名爵，已奉旨追夺，请汰其徒，还所夺民田。其诸不法事，宜令覈问"。有旨："朕知沈明仁奸恶，其严鞫之。""③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正月，白云宗再次遭到严禁，"江浙行省丞相黑驴言："白云僧沈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余人，获钞四万余锭，既已辞伏，今遣其徒沈崇胜潜赴京师行贿求援，请逮赴江浙并治其罪，从之。"①

①　《佛祖统纪》卷五十四。

②　《元史·武宗纪一》卷二十二。

③　《元史·仁宗纪三》卷二十六。

①　《元史·仁宗纪三》卷二十六。

（四）元代僧官制度元代僧官制度仍沿袭唐、宋、金制，并有所创新，佛教管理机构也比较复杂，与前代多有不同。

元代崇尚藏传佛教，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位，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管天下释教。公元1270年，八思巴又升号"帝师"。此后，元朝诸帝皆封有西藏僧人为帝师，皇帝即位须先从帝师受戒，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机构亦一直领于帝师。

"至元元年（1264年），立总制院，而领以国师。"②这就是元朝最早设置的僧务机构。总制院置有"院使"，秩正二品。

至元十七年（1280年）三月，又"立都功德使司。"③功德使司的职权明显扩大，不仅管理佛教事务，还掌"吐蕃军民等事"④。功德使司设有"功德使"，从二品。总制院使桑哥曾兼领功德使司事。延祐年间（1314-1320年），开府仪同三司必兰纳识里兼领功德使司事。

元成宗大德年间，除原置功德使司外，又在诸路设功德使司，约500　余所。泰定元年（1324年），张珪上疏云："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积五佰有余，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为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复营斡近侍，买作佛事，指以算卦，欺昧奏请，增修布施莽斋，自称特奉、传奉，所司不敢较问，供给恐后。。。臣等议：宜罢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领修举，余悉减罢；近侍之属，并不得巧计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传奉，从中书复奏乃行。"①天历二年（1329年），"罢功德使司归宣政"②，从此功德使司被取缔。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总制院更名为宣政院③，据说是"因唐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之故"而更名。

总制院改称宣政院后，院使由正二品升为从一品，职权进一步扩大，"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遇吐蕃有事，则为分院往镇，亦别有印。如大征伐，则会枢府议。其用人则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④宣政院设立之初，置院使、同知、副使、参议、经历各二员、都事四员、管勾、照磨各一员。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置断事官四员。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增僉院、同僉各一员。元贞元年（1295年），增院判一员。大德四年（1300年），罢断事官。至大元年（1308年），省院使一员。至治三年（1323年），置院使六员。

天历二年（1329年），罢功德使司归宣政，定置院使十员，从一品；同知二员，正二品；副使二员，从二品；僉院二员，正三品；同僉三员，正四品；院判三员，正五品；参议二员，正五品；经历二员，从五品；都事三员，②　《元史·百官志》卷八十七。

③　《元史·世祖纪》卷十一。

④　《元史·世祖纪》卷十一。

①　《元史·张珪传》卷一七五。

②　《元史·百官志》卷八十七。

③　《元史·百官志》卷八十七。

④　《元史·百官志》卷八十七。

从七品；照磨一员，管勾一员僉正八品；掾史十五人，蒙古必阇赤二人，回回掾史二人，怯里马赤四人，知印二人，宣使十五人，典吏有差。

宣政院下辖的官署有：大都规运提点所，上都规运提点所，大都提举资善库，上都利贞库，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吐蕃等处招讨使司。。。

除宣政院外，地方又设行宣政院，代替功德使司。《佛祖历代通载》云："在朝廷曰宣政院，在诸道曰行宣政院，遐方置之，奉行宣政院事。"至顺二年（1331年），撤销行宣政院，另于全国设广教总管府十六所，掌管各地僧尼事务，另设达鲁花赤、同知、府判各一人。元统二年（1334年），又罢广教总管府，复立行宣政院。

元朝还沿用金制，设立了与路、州、府等行政单位相应的僧务机构。金代管理全国僧尼事务的最高僧官，称为国师；四京（北京、南京、东京、西京）各设僧录、僧正；州设都纲；县设维那，任期均三年，以德行学问较高的僧人充任。元朝统治者照搬金制，"谕天下设立宣政院、僧录司、僧正司、都纲司，锡以印信，行移各路，主掌教门，护持佛法"①。具体设置为：在各路设僧录司，州设僧正司，府设都纲司。并实行了"科举制"，"僧人通五大部经者为中选，以有德业者充州郡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官"②。

自大德以来，"释、老二教，设官统治，权抗有司，挠敌政事。"③仁宗即位，御史台李孟上疏曰："人君之柄，在赏与刑，赏一善而天下劝，罚一恶而天下惩，柄乃不失。所施失当，不足对惩，何以为治！僧、道士即为出世法，何用官府绳治"①。仁宗遂下令："除这里管和尚的宣政院、功德使司两个衙门外，管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白云宗、头陀教等各处路、府、州、县里有的他每的衙门教都革罢了，拘收了印信者"②。自仁宗革罢僧道衙门后，不再立僧录司等机构。

中国僧官制度始于北魏前期和后秦，此后各朝沿袭，均有变革。

唐朝时期，佛教发展迅速，僧官制度也相应发生了各种变化。高宗以后，屡有改易。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令天下僧尼转隶礼部祠部。祠部置郎中、员外郎各一人，重事、令史、书令史多人。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到至德二年（公元757年），置祠部使，典领佛教事务。贞元四年（公元788年），置左右街大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管理僧尼簿籍及役使。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又于左右街功德使下设僧录司，置僧录等职。此外，各州皆设有僧正一职，掌管一州之僧尼事务。宋代基本沿用唐制，中央设左右街僧录司，掌寺院僧尼簿籍及僧官补授之事；州、县则分别设有僧司，掌管地方僧尼事务。金代一承唐、宋制，并有所创新。

元代的僧官制度，机构庞杂，僧署繁多。一方面承袭了唐、宋、金制，如功德使司、僧录司、僧正司、都纲司等等。另一方面又新置若干机构，如总制院、宣政院、行宣政院、广教总管府等等。

中国僧官的职权在元代是一个高峰。总制院、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宜和吐蕃地区政教事务，而领之于帝师。于是帝师之命，与皇帝之诏敕并行于

①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②　《佛祖历代通载》卷四十八。

③　《元史·李孟传》卷一七五。

①　《元史·李孟传》卷一七五。

②　《元典章·礼部六·释道》卷三十三。

西土。"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则中书大臣驰驿累百骑以往，所过亿送迎。比至京师，则敕大府假法驾半仗，以为前导，诏省、台、院官以及百司庶府，并服银鼠质孙。用每岁二月八日迎佛，威仪往迓，且命礼部尚书、郎中专督迎接。及其卒而归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饯。"①元代僧官的选用原则是"军民通摄，僧俗并用。"②宣政院使多由帝师兼任，"正使而下，必以僧为副使，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军民皆属统理"③。

所谓"军民通摄"，即僧官不仅管辖僧尼事务，亦掌管军政、民政事务。所谓"僧俗并用"，即以世俗人任僧官，以僧人任流官。象这种政教混杂、僧俗并举的僧官制度，仅元代所独有，并不为以后各朝所沿用。

元代僧官集神权、政权和军权于一身，职高权重，"为其徒者，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腾言"④。"。。有僧龚柯等十八人，与诸王合儿八刺妃忽秃赤的斤争道，拉妃堕车殴之，且有犯上等语，事闻，诏释不问。而宣政院方奏取旨：凡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⑤"军民通摄，僧俗并用"的僧官制度还直接导致了"僧徒贪利无已，营结近侍，欺昧奏请"⑥。如：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发掘宋赵氏诸陵及其大臣塚墓一百余所；戕杀平民四人；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一百一十一、杂宝贝一百五十二、大珠五十两、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至顺帝时，僧侣出入宫禁，专横跋扈，加重了元朝吏治的腐败，是促使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　《元史·释老传》卷二○二。

②　《元史·释老传》卷二○二。

③　《续通志》卷五八五。

④　《元史·释老传》卷二○二。

⑤　《元史·释老传》卷二○二。

⑥　《元史·释老传》卷二○二。

四、元代道教（一）全真道全真道是宋、元之际兴起的一个最大的新道派，其创始人是王喆。王喆始名中孚，字允卿，后改名喆，字知明，号重阳，生于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咸阳人。王喆"弱冠修进士，系京兆学籍，善于属文，才思敏捷，尝解试一路之士。然颇喜弓马，金天眷初（1138年），乃慨然应武略，易名世雄，字德威。"但"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焉，于是慨然入道"①。大定七年（1167年），四处碰壁的王喆，放火烧掉所居茅庵，东出潼关，沿途乞化，云游至胶东半岛，正式树起"全真道"的旗号，化度了七位弟子：马钰，号丹阳；谭处端，号长真；丘处机，号长春；刘处玄，号长生；王处一，号玉阳；郝大通，号广宁；马钰之妻孙不二，号清静散人。这七大弟子后被称为"七真"，分别在秦冀鲁豫等处修炼、传教，使全真道渐臻兴旺。王喆死后，马钰创全真遇仙派；谭处端创全真南无派；丘处机创全真龙门派；刘处玄创全真随山派；王处一创全真嵛山派；孙不二创全真清静派。其中以丘处机开创的全真龙门派最为盛行，他主要的道绩是在元太祖时，远赴西域雪山，把全真道传至西域，宫观立于阿不罕山，并大葺祖庭，弘扬道法，使全真道臻于极盛。丘处机，登州栖霞人，自号长春子。生于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年十九为全真，学于宁海全真庵，王喆一见处机，大器之。王喆谢世之后，处机西入磻溪（今宝鸡一带），穴居磻溪庙六年，后又迁隐陇州龙门山七年，一蓑一笠，寒暑不异，胁未沾席，自放草泽，散发披襟远市朝。章宗明昌二年辛亥（1191年），东归栖霞（今山东西霞），大建琳宫，时称东方道林之冠。

兴定三年已卯（1219年），金宣宗、宋宁宗先后遣使至栖霞相召，丘处机皆辞不赴。冬，成吉思汗自乃蛮命近臣札八儿、刘仲禄持诏召请，处机欣然应聘，以70　余岁之高龄，率尹志平等十八弟子"不辞暴露于风霜，自愿跋涉于沙迹"，行万余里，经数十国，历四载而始达西域雪山（今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行营见成吉思汗。

元光元年壬午（1222年），成吉思汗于大雪山接见处机，大悦，赐食、设庐帐，礼遇至隆。据《元史》记载："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大祖深契其言，曰："天锡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于是锡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问，处机对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震动以警之。似闻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导有众。"太祖从之①。

元光二年（1223年）三月，成吉思汗下诏"尽免全真赋役"。

正大元年甲申（1224年），处机东归，住于燕京大天长观，即太极宫，旋改称长春宫。又赐予万寿山太液池，改称万寿宫。《元史》云："时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谍招

①　金源é：《全真教祖碑》。

①　《元史》卷二○二，《释老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524-4525　页。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濒死而得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①从此全真道益发兴盛，全真之教"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万，虽十族之乡，百家之闾，莫不有玄学以相师授，而况通都大邑者哉！"②《终南山楼云观碑》亦云："至于国朝（元）隆兴，长春真人起而应召之后，玄风大振，化洽诸方，学徒所在，随立宫观，往古今来，未有如是之盛也。"③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年），丘处机卒。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玺书袭掌其教，至大间加赐金印。元室效法成吉思汗，对全真道极为尊崇，予以自由建宫观、广收徒众的权利，全真教于是迅速传遍南北，更为壮盛。全真道历任掌教尹志平、李志常、张志敬、王志坦、祁志诚、孙德或等皆得元室赐号，全真祖师亦得册封，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诏封全真道所尊之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喆为"真君"，封王喆之七大弟子为"真人"。至大三年（1310年），武宗加封全真五祖为"帝君"，七真人为"真君"，嗣丘处机教业者尹志平、李志常等"十八宗师"为"真人"。

①　《元史》卷二○二，《释老传》，第4525　页。

②　［元］宋子真：《通真观碑》。

③　《云山集》卷七，《终南山楼云观碑》。

（二）太一道与真大道宋、金、元对峙时期，道教内部发生了重大变革，新的道教宗派纷起。

金大定七年（1167年），王喆创立全真道。金元之际，又有刘德仁创立的大道教，后称真大道，萧抱珍创立的太一道，均行之于北方。

太一道创于金朝天眷年间（1138-1140年），据说卫州（今河南汲县）

人萧抱珍得仙圣授以"秘箓"，善"祈祷诃禁"之术，能够以符箓为人治病，一时信奉者甚众，乃于家乡建庵立教。《元史》云："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萧抱珍，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因名其教曰太一。"①或称其教"取元气浑沦，太极剖判，至理纯一之义"，而得此称。亦云"太一教名目，主要取于该教所奉太一神名。"

太一道重斋醮符箓，以符水为人治病驱鬼，求雨止雨等等，与正一道相似。但太一教道士须出家，继法嗣者受秘箓法物，凡非萧姓嗣教者，皆改姓萧。

太一道创立不久，很快引起金廷重视。皇统八年（1148年），金熙宗遣御带李琮召萧抱珍赴阙，"悼后命之驱逐鬼物，愈疗疾苦，皆获应验。事迹惝恍，惊动当世。"②赐所居庵为"太一万寿"观。萧抱珍卒后，韩道熙（1156-？）嗣掌教事，按该教规定改姓萧。三祖萧志冲（本姓王，1151-1216年），继传其道。

太一道四祖萧辅道（1191-1252年），字公弼，号东瀛子。"富文学而重气节，谨言行而知塞通。"①广交知名士大夫，颇负重望。元世祖忽必烈在潜邸闻其名，命史天泽召至和林，赐对称旨，留居宫邸，赐号太一中和仁靖真人。以老，请授弟子李居寿掌其教。

太一道五祖萧居寿（即李居寿），亦受元世祖礼遇，中统元年（1260年）赐号太一演化贞常真人。至元十一年（1274年），建太一宫于两京，命居寿居之，领祠事，且禋祀六丁，以断太保刘秉忠之术。至元十三年（1276年），赐太一掌教宗师印。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月辛丑，月直元辰，敕居寿祠醮，奏赤章于天，凡五昼夜，事毕，居寿请问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参预国政。"且又因典瑞董文忠以为言，世祖喜曰："行将及之。"其后诏太子参决朝政，庶事皆先启后闻者，盖居寿为之先也。

太一道六祖萧全祐（本姓李）和七祖萧天祐（本姓蔡），皆得元廷所赐真人号。七代以后，该教逐渐与正一道合流，其后事迹不详。至顺以后，祠太一神者皆为正一道士，可见太一道在元末已绝传。

真大道，原名大道教。创于金朝天眷年间（1138-1140年），创始人刘德仁（1122-1180年），号无忧子，沧州乐陵（今属山东）人。21　岁时，自称遇须眉皆白老叟授以《道德经要言》（一说授以《玄妙道诀》），因而创教。在传教时以召神劾鬼之术为人治病，一时信徒甚多，自称大道教，"宪宗皇帝即位之四年，特降玺书，赐名真大道。"②真大道以老子思想为主，吸收儒释，有戒规九条：

①　《元史·释老传》卷二○二。

②　王恽：《秋涧集》卷四○，《大都集仙记》。

①　《赵州太清观懿旨碑》。

②　《大元创建天宝宫碑》。

一曰视物犹己，勿萌戕害凶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三曰除邪淫，守清净。四曰远势力，安贫贱，力耕而食，量入为用。五曰毋事搏奕，毋习盗窃。六曰毋饮酒茹荤，衣食取足，毋为骄盈。七曰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八曰毋恃强梁，谦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从这九条戒规来看，有三教合一思想。《元史》称其为"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而不妄取于人，不苛侈于己者也。"①刘德仁之后，陈师正继传其教，掌教十五年（1180-1194年），是为真大道二祖。

真大道三祖张信真，青州安乐人，掌教二十五年。

真大道四祖毛希琮，掌教五年。

毛希琮卒后，真大道分裂为天宝宫、玉虚观两派，二者皆称得毛希琮之传。

天宝宫一派以郦希成（1181-1259年）为第五祖。《元史》云："五传而至郦希成，居燕城天宝宫，见知宪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成太玄真人，领教事，内出冠服以赐，仍给紫衣三十袭，赐其从者。"

天宝宫派第六祖为孙德福，至元五年（1268年），世祖命其统辖诸路真大道，赐铜章。二十年（1282年），改赐银印。

天宝宫派七祖李德和，元廷赐真人号。

天宝宫派八祖岳德文（1235-1299年），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赐德文"崇玄广化真人"号，命掌教京师、统辖诸路真大道，赐以玺书。

天宝宫派九祖张清志，时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师、凝神冲妙玄应真人。《元史》云："清志事亲孝，尤耐辛苦，制行坚峻。东海珠，牢山旧多虎，清志往结茅居之，虎皆避徒，然颇为人害。清志曰："是吾夺其所也！"遂去之。后居临汾，地大震，城郭邑屋摧压，死者不可胜计，独清志所居裂为二，无少损焉。乃遍巡木石间，听呻吟声，救活者甚众。朝廷重其名，给驿致之尊教事。清志舍传徒步至京师，深居简出，人或不识其面。贵人达官来见，率告病，伏卧内不起。至于道德缙绅先生，则。。杖屦求见，不以为难。时人高其风，至画为图以相传焉。"①玉虚观一派，以李希安为第五祖，刘有明为第六祖，杜福春为第七祖。

《玉虚观大道祖师传授之碑》云："初祖即刘德仁无忧子，金大定间号东岳先生。救病不用药，仰面视天而疾无不愈。传之二祖陈正谕大通子。明昌庚戌传道与三祖张信真希夷子。四祖毛希琮号纯阳子，复得希夷子之传。丁亥葺玉虚观以居之。戊子乃立李希安为五祖，号湛然子。修葺琳宇，妆严圣像，焕然一新。岁在辛丑，被征命，辞老不许，宪宗皇帝以法服赐之。乙卯年，世祖皇帝在王邸，闻其道行，赐以真人之号。中统二年命之掌管大道。至元三年羽化。河间莫州人刘有明号崇玄子传其道，是为六祖。是年冬，玺书授崇玄体道普惠真人。"②《玉虚观大道祖师传授之碑》系中书左丞相史天泽于元至元七年（1270年）立石，撰文者为参知政事杨果。此碑所记玉虚观派掌教亦受元廷封号，

①　《元史·释老传》卷二○二。

①　《元史·释老传》卷二○二。

②　《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年版，上册，第47　页。

可见天宝宫、玉虚观两派势力相当，元廷皆予以承认。

另据《制赠大道正宗四世称号碑》载：大道之教行于世久矣。清修寡欲，谦卑自守，力作而食，无求于人，得老氏立教之指为多。今嗣教宗主其传盖第八代。自五代入元朝，皆赐号真人。其四代宜追赐称号，如全真故事。制可赠其始祖曰无忧普济真人，第二代曰大通演教真人，第三代曰冲虚静照真人，第四代曰体玄妙行真人。"①从此碑之记载可知，大道教至其五祖时始入元，入元以后诸嗣教宗主，皆赐号真人，而其前四祖之称号是入元后追赐的。

真大道至元末逐渐衰落，元代以后再不见史传，一说归入全真道。

①　《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年版，上册，第47　页。

（三）正一道正一道。亦称正一教，正一派。原为五斗米道，创教者张陵，又名张道陵。自称太上老君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故世称张天师，其教亦称天师道。陵传子衡，称嗣师。张衡于东汉永寿二年袭教居阳平山，岁以经箓授弟子，克彰正一之道。衡传子鲁，称系师。传说第四代孙张盛由汉中徙居江西龙虎山，尊张陵为"正一天师"，世代相传，子孙嗣教诸均称天师。第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十二岁嗣教，南宋嘉熙三年（1239年）赐号观妙先生，敕提举三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事。入元后正一道与元朝皇室关系密切，日趋昌盛。

忽必烈攻鄂时，曾派密使入龙虎山，访问天下之事，张可大答曰："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忽必烈灭南宋后，遣使召可大之子、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及见，忽必烈语之曰；"昔岁已未，朕次鄂渚，尝令王一清往访卿父，卿父使报朕曰：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神仙之方验於今矣。"①因此，忽必烈对张宗演倍加宠渥，特赐玉芙蓉冠、组金无缝服。命主领江南道教，赐银印。次年（1277年），封真人，命主持周天醮于长春宫。此后，历代嗣位的正一天师，都经过元廷的认可，封真人之号，袭掌江南道教事。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张宗演卒，子与棣嗣，为第三十七代正一天师，袭掌江南道教。三十一年入觐，卒于京师。元贞元年（1295年），弟与材嗣，为第三十八代正一天师，袭掌道教。

据说与材以术治潮患，潮遂息。大德五年（1310年），召见于上都幄殿。八年（1304年），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武宗即位，来觐，特授金柴光禄大夫，封留国公，赐金印。仁宗即位，特赐宝冠、组织文金之服。延祐三年（1316年）卒。次年，子嗣成嗣，为第三十九代正一天师，袭领江南道教，主领三山符箓。泰定二年（1325年），授知集贤院事，掌天下道教。正一天师自汉代以来均由张陵后裔世世相袭。元代正一道另外还有两个著名人物，即张留孙（1248-1321年）和吴全节（1266-1346年）师徒。张留孙，信州（今江西上饶）贵溪人。少时入龙虎山为道士，传正一符录、祠祭天地百神之法。至元十三年（1276年），从天师张宗演入朝，世祖与语，称旨，遂留侍阙下。

正一道与北方的全真、真大等清修教派不同，正一道都持符箓念咒作法，故更容易得到信仰萨满教的蒙古贵族的信服。世祖尝亲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风雨暴至，众骇惧，留孙祷之立止。又尝次日月山，昭睿顺圣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孙请祷，既而后梦有朱衣长髯，从甲士，导朱辇白兽行草间者。觉而异之，以问留孙，对曰："甲士导辇兽者，臣所佩法籙中将吏也；朱衣长髯者，汉祖天师也；行草间者，春时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画像以进，视之果梦中所见者。帝后大悦，即命留孙为天师，留孙固辞不敢当，乃号之上卿，命尚方铸宝剑刻文以赐，建崇真宫于两京，俾留孙居之，专掌祠事。

越二年，授玄教宗师，赐银印。及将以完泽为相，命留孙筮之，得"同人"之"豫"，留孙进曰："同人，柔得位而应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侯，命相之事也。何吉如之，愿陛下勿疑。"及拜完泽。大德中，加号玄教

①　《元史·释老传》卷二○二。

大宗师，同知集贤院道教事，且追封其三代皆魏国公，官阶品俱第一。武宗立，召见，赐坐，升大真人，知集贤院，位大学士上。及仁宗即位，犹恒诵其言，且谕近臣曰："累朝旧德，仅余张上卿尔。"进开府仪同三司，加号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刻玉为玄教大宗师印以赐。至治元年（1321年）十二月卒，年74　岁。天历元年（1328年），追赠道祖神德真君。

吴全节，字成季，饶州安仁人。年十三学道于龙虎山。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至京师，从张留孙见世祖。三十一年（1294年），成宗至自朔方，召见，赐古琱玉蟠螭环一，敕每岁侍从行幸，所司给庐帐、车马、衣服、廪饩，著为令。大德十一年（1307年），授玄教嗣师，赐银印，视二品。至大元年（1308年），赐七宝金冠，织金文之服。三年（1310年），赠其祖昭文馆大学士，封其父司徒饶国公，母饶国太夫人，名其所居之乡曰荣禄，里曰具庆。至治元年，张留孙卒。二年（1322年），制授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玄德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玉印一、银印二并授之。

吴全节深通儒术，在"学问典故"方面一直是张留孙的顾问。与朝中儒臣关系融洽，《元史》称他"全节雅好结士大夫，无所不顷其交，长者尤见亲而敬，推毂善类，唯恐不尽其力。至於振穷用急，又未尝以恩怨异其心，当时以为颇有侠气云。"①他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参议国政，"国家政今之得失、人才之当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征，苟有可言者，未尝敢以外臣自诡而不尽心焉。"②张留孙和吴全节在朝中期间，正一道对元廷的政治影响，超过了全真等教派。

符箓道派除正一道外，还有上清和灵宝二道派。正一、上清、灵宝三大传统符箓道派，分别以江西龙虎山、江西茅山、江西閤皂山为圣地，故称"三山符箓"。元代以后上清、灵宝皆归并于正一道。

上清派，始创于东晋中期。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年），舍人杨羲声称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授与《上清经》，使作隶字写出，传与句容（今属江苏）许谧、许谧父子抄录修行。东晋末年又经道士王灵期改写增广，遂流行于世，从而形成上清道派。该派称修行得道后能够升入"上清天"，高于天师道的"太清界"，乃自称上清家；因以茅山为中心，故亦称上清茅山派。

上清茅山派奉元始天王、太上大道君、太微天帝君、后圣金阙帝君、太上老君等神，而以魏夫人为开派祖师。上清派不重符箓，以存神服气为主，辅以诵经，修功德。

上清派在元代颇受朝廷重视，如：元世祖忽必烈曾召见上清第四十三代宗师许道杞（1236-1291年），赐宝冠法服。第四十四代宗师王道孟，因祈雨驱蝗有功，元廷赐予真人号。第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仁宗朝赐真人号，延祐四年（1317年），褒封三茅真君。

元代上清派道士著书立说者颇多，如：上清派第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撰《茅山志》。上清派道士杜道坚撰有《道德原旨发挥》、《道德玄经原旨》。上清派道士张雨撰有《寻山志》、《玄品录》、《高道传》、《外史山世集》等。

①　《元史·释老传》卷二○二。

②　虞集：《河图仙坛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五。

灵宝派，始创于东晋末年。该派托称太上道君派遣太极真人徐来勒等神仙降世，在天台山传授道士葛玄《灵宝经》，玄传弟子郑隐，郑传弟子葛洪，洪又传其子孙。实际上，《灵宝经》系葛洪从孙葛巢甫所造。至南朝宋时，著名道士陆修静再加增修，立成仪轨，于是灵宝之教，大行于世，形成灵宝一派。灵宝派尊奉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为最高神。重视劝善度人，吸收佛教轮回业报说，劝人积德行善，比之侧重个人修炼的上清派拥有更多的信徒。

灵宝派在元代主要流传于民间，閤皂山万寿崇真宫第四十六代嗣教宗师杨伯曾受赐真人号。灵宝东华派道士林灵真（1239-1302年），以斋醮祭炼驰名，擢温州路道录，住持州之天庆观，敕赐"教门高士"号。他所撰之《灵宝领教济度金书》，长达三百余卷，为《道藏》中卷帙最多的一部书。

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三十八代正一天师张与材又受封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上清、灵宝派便正式归并于正一道门下。

五、元代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产生于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其创始人为麦加的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初创时期频遭挫折，穆罕默德及其信徒于公元622年由麦加迁往麦地那后，才有很大发展。公元630年，穆罕默德率领穆斯林征服麦加后，伊斯兰教取得了彻底的胜利，阿拉伯半岛统一。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是：信真主，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后世。其主要经典是《古兰经》，另有"圣训"，记载穆罕默德的言行及对《古兰经》的诠释补充。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称穆斯林。穆斯林除必须在内心保持坚定的信仰外，还必须完成五项宗教修持，即念功、礼功、斋功、课功和朝功"五大功课"。在其他礼仪、习俗及制度方面，伊斯兰教也有许多特殊之处。伊斯兰教形成后，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广为传播，成为一种世界性宗教，尤以西亚、北非、南亚、东南亚一带最为盛行，对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伊斯兰教也传入了中国。

唐宋时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初传阶段。一般认为，伊斯兰教在唐朝初年就已传入中国，其传播途径主要分陆、海两路。陆路是从阿拉伯半岛经波斯及阿富汗到达新疆天山南北，复经青海、甘肃至长安一带；海路由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出发，经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分别到达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唐宋时期来中国的穆斯林主要是一些使臣、军士和商人。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八月，阿拉伯帝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遣使来长安朝见唐高宗，从此时至南宋末年，阿拉伯遣使赴华曾达47　次之多，这些朝贡的使臣有许多留居在中国。据《册府元龟》及《新唐书》等史籍记载，安史之乱时唐朝皇帝曾向大食国借兵以助其平叛，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部将毗罗曾俘获"黑衣大食"士兵数众，这些借来的及俘获的大食兵士，有许多留在了中国。在这一时期，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也纷纷从陆、海两路来到中国，从事贸易活动。在长安，阿拉伯和波斯人开设的"胡店"、"胡邸"林立，销售着西亚、非洲的象牙、犀角、香料和珠宝等商品。在东南沿海更是一派繁忙的国际贸易景象。广州、泉州、杭州、扬州被中国政府指定为国际贸易港口，并设有专门销售阿拉伯商品的市场。各国商人接踵而至，宾客如云，尤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为多。他们有的暂住中国，称为"住唐"；有的则世代居住中国，称"蕃客"。"蕃客"的居处称"蕃坊"，内有养育院、市场、公共墓地，还建有清真寺。"蕃客"之中还有"蕃长"，其办事处称"蕃长司"，掌领教务、诉讼、贸易等事宜。唐宋时期的"蕃客"广泛地活动在中国的东南沿海，长安，洛阳，丝绸之路的南道、中道和北道，河西走廊，陇南、四川、云南一线等广大地区，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在长期居留中国的过程中，与中国人通婚，繁衍后代，逐渐成为中国的穆斯林。

元代，中亚、波斯和阿拉伯人大批东迁，使伊斯兰教在中国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

（一）元代伊斯兰教的普遍传播1。蒙古军西征和回回人东迁"回回"一词，最早出现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里，它所指的是唐代以来居住在今新疆南部及葱岭以西地区的"回纥"或"回鹘"人，是"回纥"或"回鹘"的别译。南宋时有的文献里提到的"回回"和"回回国"，除包括唐代所说的"回纥"或"回鹘"外，还包括葱岭以西的其他民族。金代译伊斯兰为"移习览"。《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大定中，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西辽曾统摄过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此处的"移习览三人"即指其属地的伊斯兰教徒。但"移习览"一词尚未见于后代汉文史籍。伊斯兰教信徒，元代汉文史籍一般译为"回回"，但其含义已不同于前代文献所称之"回回"。元初王恽《玉堂嘉话》卷三："回鹘，今外吾（畏吾儿）；回纥，今回回。。金人以名不佳，改之。"可见当时人们已将回回与畏吾儿区别开来。尽管元代有时仍存在各种混用现象，但"回回"一词主要是用来指迁居中国境内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除"回回"外，元代还用音译的方式称呼伊斯兰教徒，如"木速蛮"、"木速儿蛮"、"没速鲁蛮"、"谋速鲁蛮"、"铺速蛮"等，均系阿拉伯语Muslim　的音译，即今译之穆斯林。另有"大石马"、"达失蛮"、"答失蛮"、"达识蛮"等，为Danishmand　的对音，专指有知识的伊斯兰教经师。在西方旅行家的游记中，又将伊斯兰教徒称为"撒拉森"人、"撒剌逊"人等。

元代的回回人，来源于蒙古西征时从中亚、波斯等地俘掠的工匠或平民，先后签发来的军人，入仕于元朝的官员和学者，从陆海两路来中国经商而留居的商人，以及部分在前代即已寓居中国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后裔。

1218年至1223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队进行第一次西征，先后征服了花剌子模、康里、钦察和斡罗思诸公国。1235年至1244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25　万大军再度西征，兵锋直捣中欧。1253年，元宪宗蒙哥派旭烈兀率军举行第三次西征，攻陷巴格达，灭阿拔斯王朝。经过三次西征，葱岭以西、黑海以东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都成了蒙古帝国的属民。蒙古统治者征服这些国家和地区后，这些"属民"大量随蒙古军东迁来到中国，构成了元代回回人的主体。

据记载，蒙古统治者每征服一地，都要从此地签发士兵和工匠，俘虏儿童和妇女，招降社会上层人士，用他们来扩充军队，充当奴仆和幕僚。成吉思汗率兵攻打不花剌时，"驱迫不花剌人去攻打内堡。。而他们的幼小子女、贵人和妇孺的子女，娇弱如丝柏，全被夷为奴婢。城镇和内堡的反抗被肃清，垣墙和外垒被荡为平川，城内的居民，男的女的，美的丑的，都给赶到木撒剌草原。成吉思汗免他们不死，但适于服役的青壮和成年人被强征入军，往攻撒马耳干。"①攻占撒马耳干以后，"蒙古人清点刀下余生者，三万有手艺的人被挑选出来，成吉思汗把他们分给诸子和族人，又从青壮中挑出同样的人，编为一支签军。。后来，又连接几次在撒马耳干征军，获免的寥寥无几"②。在征服了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Urganch）后，"他们把百姓赶到城外，

①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2-123　页。②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0　页。把为数超过十万的工匠艺人跟其余的人分开来，孩童和妇孺被夷为奴婢，驱掠而去"①。蒙古军征服其他国家和地区时也都这样。

蒙古军的西征，使东西方之间的陆路交通变得极为通畅。元朝统治者建立的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打破了原来的国与国之间的界限，"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②。"他们从亚洲的一端到另一端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他们的军队过去以后，他们把这条大道开放给商人和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③除那些被签发、俘虏者外，一些中亚和波斯等地的受降官员、商人、学者、教士们也于此时纷纷来到中国。许多穆斯林贵族成为蒙古统治者的得力助手，如花剌子模人牙剌瓦赤及其子麻速忽，讹答剌人哈巴失、阿迷的，不花剌贵族赛典赤·赡思丁，都在蒙古统治机构中充任要职。这些官员携带家眷、属从东来，人数定然不少。《多桑蒙古史》载："有不少波斯、河中、突厥斯坦之穆斯林，冀求富贵于窝阔台、蒙哥之朝，相率而至，赖奥都剌合蛮、赛典赤、阿合马之援引，多跻高位。"王礼麟《原集》卷六《义塚记》也说："西域之仕于中朝，学于华夏，乐江湖忘乡国者众矣。"他们作为色目人中的一员，政治上享有很高的地位。据史籍记载，元代回回任中央政府丞相者有7人，任地方要职者有32人。回回人在司法、科举、荫叙等方面，其地位也高于汉人和南人。许多"学于华夏"之人还通过科举考试而"仕于中朝"。

早在成吉思汗建国前，伊斯兰教商人就已经在蒙国各部、中国西北和中原各地进行贸易活动。据《蒙鞑备录》载，成吉思汗建国以前，就认识了一个贩羊到也里古纳河换易貂鼠、青鼠的回回商人。后来，又有一个田姓回鹘人，"饶于财，商贩钜万，往来于山东河北"，深悉内地富庶情况，乃唆使成吉思汗南侵。另一西域人赛夷氏札八儿火者更早就投靠成吉思汗，他因为熟悉中原路途，引导蒙古入关，得到成吉思汗的赐封。随着中亚、波斯等地并入蒙古版图，来到东方的穆斯林商人空前增加，他们在国内外贸易中的势力相当大。许有壬《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说："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国人柄用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有的则由商而官，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获得一些特权。奥都剌合蛮和阿合马便是这些商人的政治代表。据元中统四年（1263年）的户口登记，上都三千回回家户中，许多都是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

与此同时，取海路来中国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也可能不少。他们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带。在这一地区，还有唐宋时来华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后裔，如蒲寿庚家族等，他们也是元代回回人的主要构成部分。

这些东迁的中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即元代官方文书中的"回回"。他们在蒙古贵族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及其以后，在各地广为分布，初步形成"大分散，小聚居，西北相对集中"的基本格局。

2。"元时回回遍天下"

元代回回在全国都有分布。《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撒马尔汗条云："元时回回遍天下"，准确地概括了回回在元代的分布特点。

①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7　页。②　王礼麟：《原集》卷六，《义塚记》。

③　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0　页。（1）漠北地区蒙古初期诸汗的统治中心在漠北的哈剌和林。漠北地区的穆斯林在蒙古建元之前就已广为分布。据《辽史》卷二载，辽太祖天赞三年（公元924年），这里有"大食国朝贡"，这说明早在蒙古建造哈剌和林前的三百年，漠北地区就已经有了穆斯林的足迹。蒙古兴起后，不少穆斯林商人来到漠北，使这一地区的伊斯兰教很快繁盛起来，其中尤以哈剌和林周围为最。鲁布鲁克出使蒙古时，沿途遇见许多撒剌逊人，即伊斯兰教徒。他在游记中写道，哈剌和林"有两个城区：一个是有市场的撒剌逊人居住区。。另一个是契丹人的城区，他们全是工匠。这两个区外，还有供宫廷书记使用的大宫室。有十二座各族的偶像寺庙，两座清真寺，念伊斯兰教的经卷。"①可见，这里的伊斯兰教徒有自己的居住区，建有清真寺，还经常举行宗教仪式。

蒙古初期诸汗对伊斯兰教都很尊重，他们对待穆斯林商人都是十分友善的。成吉思汗曾礼遇来自不花剌的商人；窝阔台严禁侮辱木速蛮的行为；贵由汗虽倾向于扶持基督教，但并未彻底排斥伊斯兰教；蒙哥汗对伊斯兰教十分尊敬，以致于使一些穆斯林在开斋节中为他祝颂。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载，蒙哥"在所有宗教团体中，他最尊崇礼遇伊斯兰百姓，他把最多的施舍物赏给他们，给予他们最大的特权。"在初期蒙古汗廷周围，有许多伊斯兰教徒。据鲁布鲁克在其游记中载，术赤的三太子别儿哥，就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他是拔都的兄弟，他的牧地连接铁门。从波斯和土耳其去朝见拔都的撒剌逊人都从这条路经过，而且在经过时都为他献礼，他自己成撒剌逊，不许在他斡耳朵里吃猪肉。"别儿哥是成吉思汗世系后裔中第一位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唆鲁禾帖尼太后"虽然她是基督教的信徒和皈依者，她却把施舍物和礼物赐给伊祃木和沙亦黑，并努力恢复穆罕默德宗教的神圣戒律。而此说的征象和证明是，她捐一千银巴里失在不花剌建造一所学校（madrasa），其圣洁的基础由八哈儿思的沙亦黑伊斯兰赛甫丁（saif－ad－Din）作主管和监护；她还叫购买村庄，准备捐款，并（在该校中）召收教师和学生。她总是把捐款送到各地去，撒发给穆斯林的贫乏和困苦者。"①忽必烈亦对作为"四大先知"之一的穆罕默德表示尊敬，在征讨阿里不哥来到哈剌和林时，对伊玛目等表示了抚慰，并按旧制使他们享有答剌罕特权。由于蒙古初期诸汗的诸教并蓄政策，使哈剌和林及漠北的伊斯兰教十分兴盛。鲁布鲁克在其游记中还记载，在哈剌和林，伊斯兰教徒还与基督教徒、佛教徒展开一场宗教论战，足见伊斯兰教在漠北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宗教势力。

（2）西北地区西北地区是元代伊斯兰教徒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明史·西域传》在指出了元代回回遍天下这一分布特点后，紧接着又说"居甘州者尚多"。

元代西北地区的回回人，主要来自于被蒙古统治者从中亚、波斯等地签发而来的士兵。这些士兵在元代被编入"探马赤军"，充当蒙古军队的前锋和镇戍驻军。他们平时分军屯戍，战时抽调作战，"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②。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后，元朝统治者令"探马赤军，

①　《鲁布鲁克东行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2　页。以下凡言鲁布鲁克游记即指此书，不另作注。

①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57　页。②　《元史·兵志》。

随地入社，与编民等"。这些回回士兵被编入当地之"社"，边屯田，边从军，过着半兵半农、兵农合一的生活。在西北地区，探马赤军分布广泛，是回回农垦的主要地区。在《元史》中，经常提到西北地区的回回及其屯田之事。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签西夏回回军"。探马赤军随地入社后的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世祖又命回回人"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斡端、可失合儿工匠千五十户屯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又"给滕竭尔（今新疆昌吉阜康）回回屯田三千户牛种"。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又令"以甘肃旷土赐昔宝赤合散等，俾耕之"。合散是回回人，曾任甘肃省参知政事，延祐元年（1314年）任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以甘肃"旷土"赐他，足见其所辖之区回回聚居者甚众。至大元年（1308年），元政府核实天下屯田时，因甘肃道远而免核。延祐五年（1318年），"答失蛮部乏食，敕甘肃行省给粮赈之。"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曾下令"免回回人户屯戍河西者银税。"从《元史》所载可见，西北地区在当时是回回聚居屯垦的最大区域。

西北地区的回回，除探马赤军外，还有一些工匠、商人等。除回回信仰伊斯兰教外，西北地区的蒙古宗王亦有改信伊斯兰教的，阿难答就是其一。阿难答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孙，安西王忙哥剌之子。安西王所统的关陇河西地区，正当从西域进入中原的重要地带，因而分布在这一带的回回人相当多。司天少监每年要把推算写造的回回历按时送呈忙哥剌，以便他向封领地内的回回人颁布使用。阿难答从小由回回人抚养长大，自幼信奉伊斯兰教，通晓《古兰经》及伊斯兰教教律。《多桑蒙古史》第三卷第五章云："阿难答幼受一回教徒之抚养，归依回教，信之颇笃。"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阿难答承袭其父忙哥剌的安西王爵位，并称秦王。统辖陕西、四川、甘肃、宁夏等地，设王府于京兆（今陕西西安）和开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开城乡），冬居京兆，夏徙开城。他袭封安西王的28年间，在其辖地传播伊斯兰教，颇有建树。据说有15　万人受其影响而改信伊斯兰教。《多桑蒙古史》又云："阿难答传布回教于唐兀之地，所部士卒15　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他还曾"命蒙古儿童行割礼，宣传回教于军中。"元成宗勃尔只斤铁木耳笃信佛教，他认为阿难答叛离"祖宗之道"，将其拘捕下狱，迫令放弃伊斯兰教信仰，皈依佛教，阿难答坚决不从。元成宗迫于阿难答在唐兀之地的影响，恐民心有变，不久又将他释归封地。大德十一年（1307年），成宗病逝。阿难答在帝位之争中，被武宗处死于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但伊斯兰教仍在阿难答所辖之地广泛传播，直到元末明初，回回人"居甘州者尚多"①。学者们在元亦集乃路治（哈剌和托，在内蒙额济纳旗东）发现的十四世纪的礼拜寺遗址及波斯文残碑②，亦证明当地的回回人一直在进行宗教活动。

蒙元时期，伊斯兰教在今新疆地区有了进一步传播。元代在西域设置别失八里、阿力麻里和阿姆河等行省统辖天山南北及畏吾儿之地、伊犁地区和阿姆河以南地带。伊斯兰教在这些地区传播的情况不尽平衡，但总体上呈普遍传播并有取代其他宗教的趋势。成吉思汗兴起时，伊斯兰教势力已扩展到今新疆西部。丘处机西行至畏吾儿城池昌八里时了解到，由此"西去无道僧，

①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②　参见希伯和《中国的阿拉伯文古碑铭》，《亚洲杂志》1913年第179　页注二。回纥但礼西方耳"。在阿里麻力，他又受到当地"铺速蛮（穆斯林）国王暨蒙古塔剌忽只"的迎接。在西辽统摄的喀拉汗王朝，伊斯兰教早已普遍传播。1211年，乃蛮屈出律篡夺西辽政权，在其统治的八年中，采取极端高压政策，逼令伊斯兰教徒改信佛教，甚至向许多穆斯林家庭派驻佛教士兵。这种宗教高压政策遭到了广大穆斯林的坚决反对。屈出律则对其采取镇压政策，许多穆斯林被囚禁，有的则被杀害，如阿丁·麻哈默等，但穆斯林仍不改其信仰。哲别率蒙古军攻占此地后，宣布信仰自由，屈出律被擒杀，这里的伊斯兰教才得到恢复。在别失八里，穆斯林每星期五都在清真寺礼拜。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载，1259年，萨仑的亦都护和一些畏吾儿贵族密谋，企图趁穆斯林星期五礼拜时将其一网打尽。事泄后穆斯林上告监制赛甫丁，萨仑的被处死。足见伊斯兰教在别失八里已形成势力。鲁布鲁克在其游记中也曾言："畏吾儿人。。在他们的城镇中聂思脱里和撒剌逊人混居"。在海押立城，鲁布鲁克也看到了许多撒剌逊人，他们有自己的节日。马可波罗东游时，在喀什噶尔、叶尔羌、莎车、和田等地均见有伊斯兰教徒，并说这些地区均以回教徒为主，伊斯兰教占有优势。据记载，察合台王木八剌沙、八剌、以及木八剌沙的母亲额尔根可敦都信奉伊斯兰教。至伊本·白图泰东游时，察合台汗王答儿麻失里已率部众信奉伊斯兰教。在他以后，察合台汗国发生分裂。1347年，成吉思汗第七代孙秃黑鲁帖木儿被蒙古杜格拉特部异密布拉吉立为东察合台汗国的君主。秃黑鲁帖木儿在即位前，曾在阿克苏狩猎时遇见过伊斯兰传教士贾拉里丁，并受其影响而倾向于信仰伊斯兰教。秃黑鲁帖木儿即位后，贾拉里丁已死，其子额西丁继承父业，继续在阿克苏传教。他遵从父亲的遗嘱于1354年亲赴阿力麻里求见秃黑鲁帖木儿汗，劝他皈依伊斯兰教。在贾拉里丁和额西丁父子的影响下，秃黑鲁帖木儿汗终于率部下的几万人改信了伊斯兰教。此后，他热衷于传播伊斯兰教，大力支持传教活动。额西丁在他的派遣和支持下，到库车地区传播伊斯兰教，建立传教组织，修建礼拜寺，设置宗教法庭，向各地派遣伊玛目，促使当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相传在贴木尔王朝时，中亚卡桑人麦赫杜米·艾孜木在喀什已开始传播伊斯兰教苏非主义。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继承父业继续在南疆传播，后演化为"白山派"与"黑山派"。秃黑鲁帖木儿执政期间，伊斯兰教在新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为伊斯兰教在新疆全境取得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3）中原、西南和江南地区中原地区、西南地区和江南地区，穆斯林分布范围也相当广。

随蒙古军东迁的回回人，在当时被列为"色目"人的一种。色目人在蒙古军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蒙古统治者曾先后设置唐兀卫、钦察卫、阿速卫、康里卫和西域亲军，让色目人充当侍卫亲军，环戍京城及周围地区。这些侍卫亲军平时分军戍屯，战时出兵打仗，广泛分布于京都及周邻地区。京都地区回回人甚多，据中统四年（1263年）的户口登记，元中都（后改大都）有回回2953　户，其中多为富商巨贾、达官要人及各种工匠，似不包括军户中的回回。若将中都的回回与其周边地带军户中的回回合并计算，数量定会更多。马可波罗来到元大都时，也见到了许多撒剌逊人，其游记中也记有许多关于伊斯兰教徒的内容。北京牛街清真寺，有元代阿拉伯文的墓碑，这可证元大都回回人之多。

今河北一带，当时还有许多中亚来的回回匠人。荨麻林（今河北张家口西南洗马林）匠局是窝阔台时期以回回人匠三千户建置起来的，这些人大部分来自撒麻耳干。据《元史》载，太宗时，"仍命哈散纳领阿尔浑军并回回人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在定州，"回回之人遍天下而此地尤多"①。今山东、河南一带，元时也有回回分布，他们多属于东迁而来的士兵和工匠。山东、河南被元朝统治者视为天下腹心，所以令探马赤军屯田守卫。开封、洛阳、南阳等地有较多的回回屯点。南阳一带还设有营田使司，管理6041　户屯户。开封设有制造回回炮的工匠府，其成员主要是被签发来的回回工匠。回回"炮手"散居各处，所以，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世祖令"括回回炮手散居他郡者悉令赴南京（开封）屯田"。山东曲阜曾出土一元代（1235年）圣旨碑，其后有"回回字"一行，表明元代回回在这一地区已有普遍分布。

西南地区的昆明和大理，是当时回回的两个重要聚居地。1274年，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管理云南行省，1279年逝世于该处。其子纳速剌丁在云南也长期充任宣慰使都元帅之职。屯居在云南的回回士兵还与当地各族共同修建了水利灌溉工程。

江南地区的回回，有元代从海路来华的穆斯林商人，还应包括唐宋时从海路来华的"蕃客"们的后裔。这些东来的回回人，乐居中土，"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不复回首故国也"②。江南诸地，有探马赤军驻守，定有回回农户。明初随沐英入云南的回回人都是江南人。在元代社会中，穆斯林上层因社会地位较高，多派往各地为官。江南诸地唐宋以来就是穆斯林众多之地，派往这里的地方官员有许多回回人。这些回回官员携带家眷、属从来江南，使江南地区的回回人数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江南诸地，又以泉州、扬州、杭州、镇江等地回回为众。

泉州自唐宋以来一直是中国同其他国家发展贸易的重要港口，早有穆斯林在此经商、留住和定居。元代泉州的回回人中，就有许多是从波斯湾一带或更西地区渡海而来的伊斯兰教徒的后裔，或者直接来自上述地区。元代泉州著名的回回人物蒲寿庚，祖籍阿拉伯，他曾定居于广州，后迁至泉州。在南宋末年掌泉州提举市舶司三十余年。1276年降元后，被授为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后又升任福建行省中书佐丞，并受命向南海诸国招徕蕃船贸易。继蒲寿庚任泉州提举市舶司的是赛典赤·赡思丁之孙、纳速剌丁之子艾卜伯克·乌马儿。1357年-1366年间，泉州穆斯林商人赛甫丁和阿迷里丁、那兀纳先后组织"亦思巴奚"的蕃军，在泉州作乱，从这一历史事件中也可看出元代泉州回回人数之多。在泉州，曾集中发现有许多元代伊斯兰教文物，如回回人墓碑，礼拜寺碑铭等，其中有许多是阿拉伯文字的。

在扬州，近年也发现了刻有阿拉伯文的元代墓碑，其中的一个墓主为死于1275年的回回人普哈丁，葬在那里的还有撒敢达、古都白丁等回回人。另一个墓主为阿拉伯妇女，死于教历724（1324）年，碑文云："其父是伊斯兰教中享有声望的长官勒尊丁"。徽州达鲁花赤"捏古柏通议之墓"也座落在扬州南门外的穆斯林墓地中。

杭州的回回，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有载："宋室徙跸，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多从驾而南。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尤伙，号色目种。"这些色目人，主要是伊斯兰教徒。陶宗仪《辍耕录》

①　杨受益：《重建礼拜寺记》（定州）。

②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沙碛》。

卷二八记有杭州回回巨富者的居处："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皆富贵回回所居。"元代杭州的回回人，在伊本·白图泰的游记中也有大量记载。元代镇江的回回人数、户数见于方志记载，比较明确。据《至顺镇江志》卷三记载，当时镇江"侨寓"户共有3845　户，其中回回就有59　户，蒙古、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古忒、契丹、女真和汉人分别为29　户、14　户、23　户、3　户、21　户、25　户和3671　户。"口"为10555人，其中回回374人，蒙古、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古忒、契丹、女真和汉人分别为163人、93人、106人、35人、116人、261人和9047人。"躯"（单身寄居他家者）有2948人，其中回回310人，蒙古、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古忒、契丹、女真和汉人分别为429人、107人、109人、19人、75人、224人和1675人。在非汉族侨寓户中，回回最多，每65　户中就有一户是回回，远远高于蒙古等户之上；在非汉族人口中，口躯合计，每36人中就有一人是回回，也远远高于蒙古等族人。镇江一地如此，其他诸地可想而知，由镇江可以窥见整个江南地区回回分布状况之一斑。

以上可见，从蒙古兴起、元朝建立到元朝灭亡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期里，大批伊斯兰教信徒迁徙至中国，遍布南北，插足各个阶层，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至此阶段，中国穆斯林"大分散、小聚居、西北地区相对集中"的基本格局已初步形成。遍及全国的各地回回人，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普遍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元代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元代回回人广泛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其分布格局如前所述为"大分散，小聚居，西北地区相对集中"。元代回回人的职业也很广，有军士、工匠、商人、农民、官员、学者等。这些不同职业的人分散于全国各地，接触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信仰，但他们大多都能保持自己的信仰，有着自己的宗教生活。

1。基本信仰元代迁入中国的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大都有着坚定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和礼仪都能为他们所信奉和遵守。在元代伊斯兰教碑刻中，有许多关于穆斯林宗教生活内容的记载，如定州《重建礼拜寺记》、泉州《重建清真寺碑记》、广州《重建怀圣寺碑记》等。这些碑记中既有人们对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及阿拉伯的认识，也有关于念、礼、斋、课等宗教制度的记述，是元代穆斯林宗教生活的最好见证物。碑文中谈到元代穆斯林对穆罕默德及阿拉伯的认识时说："考之舆图曰："默地那"国即回回祖国也。初国王漠罕蓦德，生而神灵有大德，臣服西域诸国，尊号"别谙拔尔"，犹华言天使云"①；"有国曰大实。。初默德那国王别谙拔尔漠罕蓦德生而神灵，有大德，神服西域诸国，咸称圣人。别谙拔尔犹华言天使，盖尊而号之也"②。这里实际上是讲述了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统一阿拉伯半岛的史实。关于伊斯兰教，碑文中言之尤详："惟回回为教也，寺无象设，惟一空殿，盖祖西域天方国遗制，其房四面环拜，西向东，东望西，南而北，北朝南。中国居西域之东，是教中拜者则咸向西焉。。其教专以事天为本而无象设，其经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余卷。。拜天之礼，一日五行，斋戒之事，每岁一举，与夫沐浴无问于寒暑，施与不间其亲疏。则又其笃信力行，而无所訾议焉者也"③；"其教以万物本乎天，天一理无可象。故事天至虔，而无象设。每岁斋戒一月，更衣沐浴，居必易常处。日西向拜天，净心诵经。经本天人所授，三十藏，计一百三十四部，凡六千六百四十六卷，旨义渊微，以至公无私，正心修德为本；以祝圣化民，周急解厄为多"①；"其不立象教，惟以心传。。其徒日大祝，月斋戒为谨，不遣时刻晦朔"②。此中所记拜天（即拜真主）、沐浴、斋戒、诵经（《古兰经》）之事，极为详尽。可见，信真主，信天使，信经典等基本教义和念、礼、斋、课等基本修持，在元代穆斯林中都基本保持着，并且"笃信力行"。他们"虽适诸城，传子孙，累世不敢易焉"③。元代回回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的坚定性，曾令西方基督教徒感到惊叹。在中国传教的西方天主教士裴莱格林1318年写给罗马教廷的信中说："我们确能向异教徒自由传教。为使萨拉森人信仰基督，我们曾数次去他们的清真寺讲道"，但结果正如1326年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士安德烈写给罗马教廷的信中所说"犹太人和萨拉森人无改宗信基督教者"。从西方基督徒的信中，可以

①　杨受益：《重建礼拜寺记》（定州）。

②　吴鉴：《重建清净寺碑记》（泉州）。

③　杨受益：《重建礼拜寺记》（定州）。

①　吴鉴：《重建清净寺碑记》（泉州）。

②　郭嘉：《重建怀圣寺碑记》（广州）。

③　吴鉴：《重建清净寺碑记》（泉州）。

看出元代穆斯林是恪守其教的。

2。宗教礼俗东迁来到中国的回回人，他们"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国俗是泥也"④。元代穆斯林的生活礼俗，带有强烈的伊斯兰教色彩。或者说，这些生活礼俗本来就是伊斯兰教仪礼的一部分。

元代穆斯林大多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元代回回人多属从中亚、波斯等地征签而来，他们往往被编入同一军旅、同一匠局，或同事某一贵族官僚，因此他们有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的环境。而那些从政经商者在进行宗教活动和集会时，也都能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至于那些职业宗教者，则更是以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为主。在元代修建的清真寺中，多刻有阿拉伯文《古兰经》经文。他们甚至还用自己的文字抄写《古兰经》，以使其流传。现北京东四清真寺内珍藏有一部元延祐五年（1318年）的《古兰经》抄本。抄经人名穆罕默德·伊本·艾哈麦德·伊本·阿布都拉合曼。现今出土的元代穆斯林墓碑碑文，有许多是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写成的。扎马剌丁进献给元朝的七种天文仪器都是用波斯语命名的。元时，为适应宗教和其他交际的需要，也可能出现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其他民族语言混用的"经堂语"。元代以后的中国穆斯林语言中有许多波斯语词汇，经师所诵之经典中以波斯语经典占三分之一，溯其源即始于元代。

元代还设有专门的学校，学习"回回文字"。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朝因与西域交通频繁，又学习"亦思替非"文字，置"回回国子学"，以翰林院亦福的哈鲁丁为教授，教授"回回语"，学生均为皇亲贵族子弟。至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并设有监官。"回回国子学"、"回回国子监"、"亦思替非"文字等，与回回语言文字及宗教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元代穆斯林还使用自己的教历。从中亚、波斯、阿拉伯来的穆斯林中，有许多天文学家，如扎马剌丁、可马剌丁等。扎马剌丁曾编有《万年历》，被元政府颁行。可马剌丁编有《回回历》，在当时销量甚大。民间也流行一些回回历书，元政府曾下令禁止民间私售回回历书。这些回回历书，其他民族也很可能接受使用，但穆斯林无疑是主要使用者。回回历法是伊斯兰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回回历书，就可以按照历书的日期举行有关的宗教仪式活动。

元代穆斯林在饮食、婚丧、寿诞等方面也保持了原来的习俗。他们在饮食上严格禁食"自死物、血液、猪肉及非诵真主之名而宰的动物"。在一生的一些关键性时期，如出生、出幼、成婚、死亡时都要遵循一定的、显然主要来源于伊斯兰教规定的礼仪和习俗。比如出生后的取"经名"（又曰"回回名"），出幼时的割礼，成婚要经过阿訇念"尼卡哈"（证婚词）证婚，死亡后按伊斯兰教规定进行符合土葬、速葬、薄葬的一系列仪式等。有关这些习俗在史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秃黑鲁帖木儿汗率众皈依伊斯兰教时，额西丁为其主持了入教仪式，他们当天"剪掉长发"，汗还"行了割礼"。阿难答改信伊斯兰教后，在蒙古人中传播教义，也曾劝蒙古儿童行割礼。元代回回人物，多用伊斯兰教名，很少有改宗他姓者。据《多桑蒙古史》载，"有回教人来自忽里（curis）及乞儿吉思之地，贡白鹘马及白爪红戏喙之鹰。④　许有壬：《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五十三。

帝示优待，赐以御食，其人据不食。忽必烈询其故，对曰：杀牲未遵其教法，其肉不洁，故不食"。回回人用"断喉法"杀诸供食之牲畜，还与蒙古人的习惯发生了矛盾，以致于引起了一些纠纷，但回回人还是采用了自己的方法宰牲。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曾记有元代回回人的礼俗及其对宗教的信仰："元时。。色目种，隆凖深目，不啗豕肉，婚姻丧葬，不与中国通，诵经持斋，归于清真"。

元代穆斯林还在全国各地兴建了许多清真寺，并在此经常举行宗教仪式，"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①。元代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可由普遍兴建的清真寺中得到充分反映。

3。清真寺的普遍兴建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徒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阿拉伯语称之为"麦斯吉德"（Masdjid），意即"叩拜场所"，所以又称礼拜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即唐宋时期，就已兴建了许多清真寺。著名的有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圣友寺，扬州的仙鹤寺等。元代中亚、波斯一带的穆斯林大批东迁，使伊斯兰教在中国得到普遍传播。随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广泛发展，各地穆斯林纷纷建起了许多清真寺，使元代清真寺的数量空前增多。元至正八年（1348年）所立定州《重建礼拜寺记》碑谓："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足见元代兴建清真寺数量之多。

漠北地区的哈剌和林，有两座清真寺，鲁布鲁克出使蒙古时曾见到这两座教寺，并说那里的伊斯兰教徒在此举行宗教仪式，庆祝自己的节日。

在西北地区，如甘肃、陕西、宁夏等地，亦建有许多清真寺。甘肃元代的清真寺，著名的有临夏的城角寺和南关大寺。这两座伊斯兰教清真寺均始建于元末，毁于本世纪，后者在明初时为临夏八坊各寺之首。此外还有天水北关清真寺，据有关方志材料及重建寺碑文记载，始建于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部，还发现有哈剌和托回回寺遗址，寺碑之文为波斯文，也是元代兴建的清真寺。陕西西安的化觉巷清真寺，据传为唐中宗年间（公元684年）修建，现一般认为初建于元中统年间（1260-1264年），名回回万善寺，明称清静寺，清改称清真寺。西安新兴坊（大学习巷）清净寺，"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六月肇始"，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由陕西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乌麻儿"增广饰治，视前有加"。元代签发至陕西的穆斯林军队还曾驻扎于今西安小学习巷内，并在此建有清真寺，即今称之"营里寺"。另有小皮院真教寺，"盛于大元皇庆之间（1312-1313年）"，此外，"宁夏府路回纥礼拜寺"亦很有名。新疆为伊斯兰教较早传入之地，也有许多穆斯林教寺。

今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元代也建有许多清真寺。元代北京兴建的清真寺主要是东四清真寺。东四清真寺位于今北京东四大街，始建于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明代曾加以扩建，并由明代宗敕题"清真寺"三字。北京另一著名清真寺为牛街清真寺，建于元以前（辽统和十四年，北宋至道二年，公元966年），元代此寺保存完好。伽色尼人阿合买德和不花剌人阿力曾来此寺掌教，先后于1280年、1283年去世，墓、碣存于寺内。邻近北京的河北定州，也建有清真寺。此寺始建的具体年代不详，因元时"回回之人遍天下而此地尤多"，于至元三至五年（1343-1345年），

①　杨受益：《重建礼拜寺记》（定州）。

由普公重建。至正八年（1348年），杨受益撰《重建礼拜寺记》记其建寺经过。此寺"正殿始成，但见画栋雕梁，朱扉藻棁而壮丽华采，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①。河北威县、泊头两地，有建于元代的清真寺两座。威县的清真寺建于至正十年（1356年），为王伯大携黄姓阿訇到此任官时所建；泊头的清真寺相传始建于元末，但有争议。山西太原的清真古寺为元以前所建，元代曾加以重修，元人赵子昂曾为此寺寺碑题铭。山西的大同也有元以前的清真寺，历元时保存尚好，泰定帝元年（1324年）六月，在上都、大同路各建有礼拜寺一座。山东的元代清真寺有济南清真南大寺和潍坊真教寺。济南清真南大寺始建时间为元大德元年（1297年），后曾多次重修。潍坊真教寺位于潍坊东关，属中国宫殿式建筑，寺内有明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御制百字赞碑一幢。今河南开封三民胡同的清真寺，原名凤凰寺，始建于北宋。元代此寺尚保存完好。沁阳县北之清真寺，始建于元代，明代迁至今址。商丘西关的清真寺，是元末明初兴建完工的。位于河南禹州朝阳门一带的清真寺，始建年代也可能是元代，寺所在地街道原名为东回回营、西回回营，可能是元代驻禹州的回回军营所在地，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曾对此寺加以重建。江浙一带，元时也建有许多清真寺。苏州清真寺位于苏州西馆桥附近。

据清乾隆《吴县志》记载，元泰定年间（1324-1327年），西域人流寓苏州，在西馆桥建寺，后苏州清真寺屡经移置，清乾隆年间移至铁匠局弄。扬州礼拜寺，"在府东太平桥北"，1275年"西域僧"普哈丁"游方至此创建"。1380年哈三又重建。元人还在今上海松江建有一座名真教寺的清真寺。元代蒙古军队南下时，军兵中有许多伊斯兰教徒定居于松江之地，他们在此建起了礼拜堂和邦克楼。后经明初改建为清真寺院。杭州真教寺在市文锦坊南羊坝头。据《杭州府志》和《西湖游览志》，"元延祐间（1314-1320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伊本·白图泰游记》说，定居杭州的埃及商人欧斯曼建有一座清真大寺，是否即为真教寺，无可稽考。今存大殿穹窿式顶部，属阿拉伯建筑风格。宁波（四明）在元代有两座礼拜寺，《至正四明续志》卷十说建于元延祐以后，安徽有涡阳义门集清真寺。元中期，在河北沧州、山东德州一带驻防的回回人、色目人迁至涡阳，于顺帝年间（1333-1368年）建造了这座具有中国传统宫殿式风格的清真寺。

福州、泉州、广州一带，元代时伊斯兰教寺广为分布。福州安泰桥附近，原系五代闽王王继鹏的行宫，后晋时改为佛寺。元至正年间，在原有基础上改建成伊斯兰教寺院。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毁于火灾。泉州清真寺，据元至正十年（1350年）三山吴鉴《重修清净寺碑记》载，"今泉造礼拜寺增为六七"，有六七座之多。现可知其中三座。这三座有两座建于前代，一座建于元代。泉州塗门街的清真寺，名圣友寺，始建于伊斯兰教历400年，即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元至大三年（1310年），耶路撒冷人艾哈玛德·本·穆罕默德重修之。寺内的阿拉伯文石刻说："这座最古老、悠久、吉祥的礼拜寺，是此地人们的第一座礼拜寺，号称"圣友寺"，建于伊斯兰教历四百年；三百年后，艾哈玛德·本·穆罕默德·贾德斯，即设拉子著名的鲁克伯哈支，建筑了高悬的穹顶，加阔了甬道，重修了高贵的寺门并翻新了窗户，于伊斯兰教历七百十年（1310-1311年）竣工。"该寺主要建筑有大门、奉天坛、明善堂等部分。大门用青、白花岗石砌筑，分外、中、内三

①　杨受益：《重建礼拜寺记》（定州）。

重，都是圆形穹顶尖端门。门楼顶部平台为望月台，是决定斋月开斋日期之处。望月台上原有宣礼尖塔，连同正殿顶盖均毁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泉州一带的大地震中。大殿四壁均为花岗石砌成，东西是尖拱形正门，西墙中部是一尖拱形大壁龛，左右相间并列着六个嵌有阿拉伯文《古兰经》石刻经句的小壁龛。大殿之北为明善堂。据汉文石碑记载，此寺亦经明清多次修缮。该寺仿叙利亚大马士哥麦耶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形式而造，为中世纪阿拉伯普遍流行的伊斯兰建筑样式。泉州城南另有一座清真寺，为纳只卜穆兹喜鲁丁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创建。元至正十年（1350年），教长夏不鲁罕丁主持，富商金阿里等捐资重修，三山吴鉴为此撰《重建清净寺记》碑文。元末寺毁。泉州通淮门一带，发现有元代清真寺石碑，其碑文云："一位虔信、纯洁的长者建筑了这座吉祥的清净寺的大门和围墙。他乃是也门人奥姆尔·艾比奈的第四代子孙奈纳·奥姆尔，乞求真主恩赐他宽恕他"。此碑的发现表明，这一带还存在另一座"清净寺"。广州的怀圣寺，始建于唐代，元初保存完好。元至正三年（1343年）毁于火。元至正十年（1350年），由僧家讷元卿主持重建。寺内有至正十年住持哈散所立碑，郭嘉《重建怀圣寺记》记其建寺经过。

云南的清真寺与赛典赤·赡思丁的政绩紧密相联。据传赡思丁在昆明建寺有12　所之多。有人甚至指出了12　所中的9　所，其寺址座落在五华山上、大南门内、金牛寺街、顺城街、东寺街、云津市场附近、鱼课司街、大西门外、大桃花林等。据说五华山上的清真寺是赡思丁本人礼拜的地方。但因文献缺乏，尚不能证实九寺均为赡思丁所建。李元阳于明隆庆元年（1572年）修《云南通志》中说："清真寺有二，一在崇正门内，一在崇正门外，俗呼礼拜寺，俱元平章赛典赤建。"崇正门内之寺，即南城清真寺。崇正门外之寺，即在东寺街之寺，今称永宁清真寺。此二寺在元代以后屡次被毁，又屡次重建。另有一座元代清真寺，位于建水县，初建于元皇庆年间（1312～1313年），清初三朝都曾重修扩建。在大理，还有"大理路元帅寺"，也是元代云南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元代清真寺不限于以上所举，数量应更多，只是不见于史籍和方志记载而已。现存最早的一批清真寺遗址，大多创建或重创于元代。这些清真寺在元代以后，都曾重修或改建，其在元时的本来面目已很难确定，只能通过后世重建、改建的清真寺窥见一斑。这些清真寺有阿拉伯式的建筑，有中国式的建筑，有的则是二者的有机融合。

4。教坊制度和掌教制度清真寺是穆斯林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也是穆斯林群众的集会之地。每一清真寺周围，实际上聚集着许多伊斯兰教徒，他们以此为中心，从事宗教、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所谓教坊，就是以一个清真寺为中心，形成一个独立的穆斯林聚居区点。元代回回人分布在全国各地，然在每一具体聚居处则又相对集中，在城则聚居于某一街巷，在乡则聚居于某一村庄，他们各自建寺，自成教坊，并以清真寺为一坊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民事处理、社会活动的中心。各教坊之间各自独立，互不隶属。在一些规模较大的清真寺，设有教长，称"摄思廉"，或称主持；领拜人，称益绵即伊玛目；劝教人，称哈梯卜（海推布），或称协教；传呼礼拜者，称谟阿津（谟艾津），或称叩拜者；执掌寺务的，称没塔完里（管事乡老），或称都寺；执掌教法的，称哈的。至正年间的《重建清净寺碑记》中就已经提到了上述诸多职业宗教者的名称。可见，在元代的穆斯林社团中，仍然存在着教坊制度。

元代伊斯兰教的掌教制度，根据目前有限的材料，可能以一道制为主，兼有二道制，并有向三道制发展的趋势。

元代各地的穆斯林聚居区，都有"哈的"之类的职业宗教者。哈的，阿拉伯语"法官"之意。哈的大师掌管教务及诉讼事宜，在穆斯林中很有威望。一些有名的哈的大师还曾主持为皇帝祝寿，为国祈福的仪式。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教历六百五十年（1252年），回教斋戒日，蒙哥所之诸回教徒集于皇帝之斡耳朵前，盛礼贺庆此节。先是忽毡城人大法官札马鲁丁·马合木主持祈祷，为皇帝祝寿。蒙哥命其重祷数次，遂以金银及贵重布帛数车，赐之。并于此日大赦，遣使至各地，命尽释狱中诸囚"。这里的"大法官"即哈的，除主持教务、诉讼外，还承担了为国祈福，为皇帝祝寿之事。哈的大师们在民间各掌其地之教，总揽教务、诉讼等诸多权力，必然会引起蒙古统治者的重视。为便于对各地哈的进行统一管理，元朝政府在中央设立了"回回掌教哈的所"，专门管理各地哈的的掌教司属。回回哈的所曾于至大四年（1311年）被罢除。《元史》卷二四有"罢回回哈的司属"之记载。但不久又恢复。皇庆元年（1312年）十二月，"敕回回哈的如旧祈福，凡词讼悉归有司，仍拘还先降敕书"。《元史》卷一○二《刑法志》也载："诸哈的大师止令掌教念经，回回人应有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并从有司问之。"这些旨令，实际上是对回回哈的包揽教务和词讼大权的一种限制，并不是罢免回回哈的大师的宗教权利，而是"止令掌教念经"，诉讼等权应由有关司法部门办理。由此可见，回回掌教制度在元代多是一道掌教制度，即哈的一人掌理宗教及词讼等。这种制度在元代回回人中根基较深，虽屡经限制，但在各地仍然广泛存在着。所以，文宗继位后，致和元年（1328年）八月，再次"罢回回掌教哈的所"。但这种行政命令却难以一下子改变在回回人中长久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哈的掌教制度。据元末来中国的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报道，当时各地回回人仍有自己的掌教哈的，甚至还有一个"天下大掌教"统领全国回回。可见，此时仍然存在着回回哈的掌教的制度，只不过是以变异的方式出现，而不冠以"司"、"所"之类的字眼。

除哈的掌教制外，有的地区还实行教长、法官各执其事的二道制掌教制度。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曾记有中国伊斯兰教的二道制掌教制度："回人居住之镇也，其中有一市，有一寺，又有一贫民室。既有法官，又有教长。即凡各省有回民镇者，亦必有法官、教长以备商人之间事也。"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元代回回人聚居的许多城市都设有教长，总理宗教事务，另设一名法官，处理他们的诉讼案件。这显然是一种二道掌教制。

三道制是由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三种教职人员共同掌教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在元代部分地区可能已经开始实行。据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碑文，至正九年（1349年），泉州清净寺中已有多种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碑文云："夏不鲁罕丁者年一百二十岁，博学有才德，精健如中年人，命为摄思廉，犹华言主教也。益绵茗思丁麻哈抹，没塔完里舍剌甫丁哈梯卜，谟阿津萨都丁。益绵，犹言主持也；没塔完里，犹言都寺也。谟阿津，犹言唱拜也。"这些教职人员齐全，分工具体，已具备了由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三种教职人员共同掌教的条件，并可能已开始逐步实行。

除教坊制度和掌教制度这两种中国伊斯兰教宗教制度外，据学者们研究，秃黑鲁帖木儿汗后的察合台后裔统治中，实行的是一种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王国制度。

（三）元代穆斯林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元代穆斯林对中国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贡献表现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

1。天文历算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唐代有《九执历》，《新唐书》记之云："《九执历》度法六十，周天三百六十度，无余分"。据学者们研究，《九执历》即是唐代来华的穆斯林修订的，是为中国"回回星学"之始。宋时有《应天历》，来自西域的穆斯林马依泽为主要修订者。元代，穆斯林在中国天文历算方面做出的贡献更为突出。

元时，许多回回天文学家来到了中国，回回星历成了元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耶律楚材就将西域历法《麻答巴历》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曾下令征召回回为星学者。著名的元代回回天文学家扎马剌丁即在此时应召而来。元世祖即位后的中统年间（1260-1264年），设立西域星历之司，许多回回天文学家在此任职。至元四年（1267年），"西域扎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①。在此之前，元朝曾一度沿用宋金旧历，但因该历与天象不合而停用。扎马剌丁撰进的《万年历》，为元代首次正式颁用的历书。直到至元十八年（1281年），《授时历》颁行天下之前，《万年历》一直在中国通行，计14年。

在扎马剌丁进献《万年历》的同一年，他还制造了七种天文仪器。《元史·天文志》记有这七种仪器的波斯语名称及其形制和用法。这七种仪器是：咱秃·哈剌吉（浑天仪）、咱秃·朔八台（方位仪）、鲁哈麻·亦·渺凹赤（斜纬仪）、鲁哈麻·亦·木思塔（平纬仪）、苦来亦撒麻（天球仪）、苦来·亦·阿儿子（地球仪）、兀速都儿剌不定（昼夜时刻之器）。以上这七种仪器，《元史》称作"西域仪象"，是目前已知历史上中国第一次输入阿拉伯天文仪器，在中外天文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英国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对扎马剌丁的地球仪评价甚高，认为：它是个新东西，除公元前二世纪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仪以外，没有比马廷·贝海姆1492年的记录更早的了，而扎马剌丁呈进上述仪器的时间，比马廷·贝海姆的记录早250年。

至元八年（1271年），元政府始置回回司天台，秩从五品，扎马剌丁为司天台提点。至元十年（1273年），他又以司天台提点充司天台拔属秘书监管理。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扎马剌丁官集贤院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后在民间传经。

在回回司天台工作的还有回回天文学家可马剌丁、苫思丁等人。苫思丁曾以秘书少监提调回回司天台。可马剌丁曾任司天少监，并编有《回回历》。可马剌丁编订《回回历》之前，回回历已传到了中国许多地方。至元九年（1272年），元朝政府曾下令"禁私鬻《回回历》"①，说明民间已有人私自印造回回历书出售了。可马剌丁的《回回历》可能是参照民间流传的回回历书编订而成的。《元秘书监志》卷七载："至元十五年（1278年）十月

①　《元史·历志》。

①　《元史》卷七，《世祖本纪》。

十一日，司天少监可马剌丁照得在先敬奉皇子安西王令旨，交可马剌丁每岁推算写造回回历日两本送将来者。敬此，今已推算至元十六年（1279年）历日毕工。依年历，合用写造上等回回纸札，乞行申复秘书监应付"。《授时历》颁行后，《回回历》仍在民间流行，但由官府统销。《元史》卷九四《食货志》载：天历元年（1328年）政府额外课的"岁入之数"："《回回历》，五千二百五十七本，每本钞一两，计一百五锭七两。"《回回历》较《授时历》价廉。《回回历》与政府颁定的《授时历》并行，说明元代回回历法是影响较深的。

元代穆斯林还把先进的数学知识带入了中国。郭守敬制《授时历》时，曾以"垛垒、招差、勾股、弧失之法"进行密算，在中国首先采用弧三角法作为割圆术。而弧三角法是伊斯兰教徒发明的，入元后经回回人传入了中国。元代穆斯林还把阿拉伯数字传入了中国。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遗址中，考古学者发现有五块铸有阿拉伯数字的方形铁块。这是至元十年（1273年）修建安西王府时作为奠基埋入地下的。安西王与伊斯兰教关系密切，曾令可马剌丁"每岁推算写造回回历"，安西王阿难答曾率部众皈依伊斯兰教。安西王府地基出土的阿拉伯数字方形铁块，其制作者正是安西王周围的那些穆斯林。

元代传入中国的阿拉伯、波斯天文、数学等方面的著作也很多。《元秘书监志》卷七有"回回书籍"条，列有许多天文、数学著作。据学者们研究，其中的"麦者司的造司天仪式十五部"，即埃及著名天文家托勒密（Ptolemy）的著作集（阿拉伯人称之为Al－magest）；"积尺诸家历四十八部"，"积尺"即阿拉伯文Zij（天文历表）的音译；"呵些比牙诸般算法八部"，"呵些比牙"即阿拉伯文Hisabiya（算学）的音译。耶律楚材的《麻答巴历》、郭守敬的《授时历》都直接或间接地参考了这些来自阿拉伯、波斯的天文历算著作。

2。医药卫生元代回回医学也很发达。东迁入元的回回人中，有许多以医为业，有的在朝供职，有的在民间行医，他们把原驻地的先进医学技术带到了中国，对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元代宫廷中有许多回回医生。至元七年（1270年），元政府设广惠司，专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广惠司中，大部分为回回医生。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又设"大都、上都回回药物院二。。掌回回药事"。至冶二年（1322年），回回药物院再次隶属广惠司，著名的回回医生答里麻即在此任职。大德十一年（1306年），答里麻"授御药院达鲁花赤，迁回回药物院"。元人忽思慧曾为皇宫编写食谱《饮膳正要》，内中记有大量回回食物及其烹饪方法和营养价值，还有一些回回药物和方剂等。

散居在民间的回回医生，他们主要以行医买药为业。据记载，元代著名回回作家丁鹤年"于导引方药之术，靡不旁习"。其祖为元初到中国的商人，可能懂得医术，并对丁鹤年有一定的影响，乃至入明以后，他还在四明（今宁波）市上买药为生①。贯云石也曾在钱塘"卖药市肆，诡姓名，易冠服，混

①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九，《高士传》。

于居人"②。在元人的笔记小说中，如扬瑀《山居新话》、陶宗仪《辍耕录》等，记载了许多回回医生和回回药物治病有奇效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元代回回医学在民间广为盛行的形象反映。元人王沂《伊滨集》卷五《老胡卖药歌》记回回医生卖药之事，极为生动。诗中说："西域贾胡年八十，久客江南是乡邑。朝来街北暮街东，闻掷铜铃竞来集。"这些"西域贾胡"，走街串巷，掷铃卖药，且技能高超，深得民众信赖。元代象这样既懂医术又兼做医药生意的回回人定有许多。

波斯、阿拉伯等地的医学著作也经来元的回回传到了中国。《元秘书监志》卷七"回回书籍"条中，有"忒毕医经十三部"。忒毕，即阿拉伯语Tibb（医学之意）的音译。此前阿拉伯医书中有Tibb　一词的有拉齐的《曼苏尔医书》、阿里·伊本·阿拔斯·麦朱西的《医学全书》、伊本·西那的《医典》。《忒毕医经》具体指哪部西传过来的医书，尚待考定。元人还把一些阿拉伯医书翻译成了汉文。阿拉伯医学家拜塔尔（Ibual－Baitar）的名著《简救法》（《Al－Jami"fi－al－Adwiyah al－mufradan》），元人翻译为汉文后，明初刻为《回回药方》，今北京图书馆藏有其残本。

元代回回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华部分已为中医所吸收。明人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内中记录了许多元代以及元以前的回回药物和医法，便是很好的证明。

3。建筑学与制炮术元代穆斯林在建筑学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元代穆斯林的宗教性建筑，二是元代穆斯林也黑迭尔丁对大都的最早建筑设计。

元代穆斯林的宗教性建筑，主要以清真寺为主，元代清真寺在当时遍及全国各处，其风格有阿拉伯式、中国宫殿式等，有的则充分体现了二者的融合。尽管我们目前难以看到元代伊斯兰教建筑的全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元代数以万计的伊斯兰教建筑，在建筑设计、构图原理、工程技术、装饰艺术等方面，都渗透着元代穆斯林的心血和汗水，是他们辛勤劳动和聪明智慧的结晶。这些宗教建筑，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对世界伊斯兰教建筑宝库，也具有独特的贡献。

元代穆斯林中有一位杰出的建筑学家，名也黑迭尔丁，他是元大都宫殿和宫城的设计者和工程组织者。中统元年（1260年），也黑迭尔丁掌管茶迭儿局。"茶迭儿"为蒙古语"庐帐"之意，茶迭儿局即掌管土木工程及其工匠的官署。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八月，任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掌管宫殿和城市建筑诸事。中统四年（1263年），也黑迭尔丁奏请修琼华岛（今北海公园前身）。至元元年（1264年）正式开工。至元三年（1266年），琼华岛广寒殿峻工。同年十二月，也黑迭尔丁奉命同张柔、段天佑同行工部尚书事，修建宫城。也黑迭尔丁对这一工程作了整体的规划和设计，并负责组织、指挥整个工程建设。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大都的主体工程宫城和宫殿峻工，元世祖"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诸王、百官朝贺"①。北京，古称蓟，春秋战国时为燕都，辽代为陪都，金称中都，元称大都。今之所见北京城既非燕国蓟城模样，也无辽金都城旧貌，而是在②　欧阳玄：《圭斋集》卷九。

①　《元史》卷八，《世祖本纪》。

也黑迭尔丁负责设计和指挥建设的元大都的基础上逐步改造和发展起来的。与也黑迭尔丁同时的，还有阿老瓦丁，同属于营造工艺方面的工作，但不是关于建筑的，而是关于兵器制造方面的。

回回制炮术也在元代传入中国，并为其他民族所接受。元初最有名的两位穆斯林制炮专家是西域木发里人阿老瓦丁和西域旭烈人亦思马因。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采阿里海牙建议，"遣使征炮匠于波斯"②，向宗王阿不哥征调回回炮匠。阿老瓦丁及其弟子亦思马因应召而来。至元九年（1272年）十一月，二人制成的回回炮在大都试射成功，受元世祖的赏赐。回回炮是一种巨石炮，弹石可达150　公斤，以机发射，用力省而射程远。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久攻樊阳而不得的阿里海牙因采用亦思马因的炮术，以回回炮攻樊阳城，一举告捷。十月，阿里海牙又"移其工具以向襄阳，一炮中谯楼，声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汹汹，诸将多踰城降者"③。从此，回回炮成为元军攻城的有力武器。

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以制炮之术高超而深得元世祖赏识。阿老瓦丁曾被授为宣武将军、管军总管等职，曾率领诸多回回炮手在开封屯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任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副万户。亦思马因也因攻破襄阳有功而被任为回回炮手总管。二人死后，管理回回炮手的职务均由其子孙世袭。

元代回回炮手和军匠数目甚多，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只是其中的代表。

元政府曾成立了许多机构，对回回炮手和军匠进行训练、组织和管理，如回回炮手总管府、回回炮手都元帅府、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元朝统治者有许多关于征召散居各地的回回炮手共赴某地的诏令。这说明元代回回炮手和军匠数目可观，规模庞大，遍及全国。

回回炮术也为其他各民族所接受。至元十六年（1279年），"括两淮造回回炮新附军匠六百人，及蒙古、回回、汉人、新附人（南人）能造炮者至京师"①。这时距回回炮正式传入中国不过七八年时间，就已有许多蒙古人和汉人学会了回回炮术。南宋灭亡前，其统治者也想借用回回炮术抵抗元军，但未果。至治三年（1323年），又"遣回回炮手万户，赴妆宁、新蔡，遵世祖旧制，教习炮法"②。从而使回回炮术在中国更为广泛传播。

《明史·兵志》还记有元代的火炮："古所谓炮，皆以机发石。元初得西域炮，攻金蔡州城，始用火。"这里记载的"始用火"的"西域炮"，显然是回回炮手所发明，或由其传入中国。

4。文学艺术元代穆斯林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了格外引人注目的成就。他们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并以其精湛的艺术手段创造了大量杰出的文艺作品，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元代穆斯林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较高成就的有赡思、萨都剌、高克恭、马九皋等。

赡思，字得之，是元代颇有才干的回回政治家和学者，"邃于理学，尤②　《多桑蒙古史》上册，第317　页，冯承钧译本。

③　《元史》卷一二八，《阿里海牙传》。

①　《元史》卷九十八，《兵志》。

②　《元史》卷二十八，《英宗纪》。

深于易，至于天文、地理、法律、冥术、水利，旁及外国之书，皆究极之"①。著述颇丰，有《回书阚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西域异人传》、《金哀宗纪》、《正大诸臣列传》、《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西域图经》、《老庄精诣》、《审听要决》、《加号大成诏书碑阴记》、《哈珊神道碑》、《善应寺创建方丈记》、《龙兴寺钞主通照大寺碑》、《龙兴寺住持佛光弘教大师碑》等，惜多已失传，今流传下来的只有一些碑铭文和《重订河防通议》。《重订河防通议》辑自《永乐大典》，共二卷，是一部关于综合治理黄河的重要资料。《哈珊神道碑》为著名的穆斯林碑刻，也是一篇书法艺术杰作。其曾孙赛景初，书法造诣亦很深。

萨都剌，字天赐，号直斋，是元代著名诗人。有边塞诗、山水诗、咏史诗、宫词和艳情乐府等，诸体皆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元虞集语评其诗曰"长于揉情，流丽清婉"，有《雁门集》行世。毛晋为《雁门集》作跋时曰："天赐以北方之裔而入中华，日弄柔翰，遂成南国名家。今其诗诸体具备，磊落激昂，不猎前人一字"。毛晋跋本《雁门集》已不易得，今《四部丛刻》有《萨天赐诗集》本，凡五卷。萨都剌亦善画，名作有《严陵钓鱼台》、《梅雀》等今藏于故宫博物院。除萨都剌外，元代以诗闻名的穆斯林还有伯笃鲁丁、丁鹤年、买闾、哲马鲁丁、别里沙、仉机沙、掌机沙、吉雅漠丁、爱理沙等。

高克恭，字彦敬，元代著名的画家和诗人。其画以山水画著名，诗亦以山水田园诗为主。高克恭曾师董源、巨然、米芾、米仁友等，融各家之长，开一代画风，为当时画坛宗师，与书画家赵孟頫\齐名，有"南赵北高"之誉。明董其昌《画旨》中评其画时说："高彦敬兼有众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有余，运斤成风，古今一人而已"。主要作品有《墨竹图》、《春山晴雨图》、《夜山图》、《秋山暮霭图》、《青山白云图》等。他的山水诗，与其画风一致，然成就不及其画高，影响也不及其画大。除高克恭外，据夏文彦《图绘宝鉴》说，回纥人丁野夫亦以"画山水人物著名"。

马九皋，字昂夫，元代回回作曲家，兼作诗词和书法，以曲著名。有《九皋诗集》或作《薛昂夫诗集》，已亡佚，现仅存《送僧》一首。元代风林书院编的《名儒草堂诗余》录其词三阙。其主要作品是散曲，散见于元、明谱曲选中，《阳春白雪》、《朝野新声太平乐府》、《词林摘艳》、《雍熙乐府》中收有其小令65　首，套数二套。元代诗人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一一《周月湖今乐府序》曾列"士大夫以今乐府成鸣者"八人，其中有关汉卿等，也有马昂父（夫）。足见其成就和影响。与马九皋同时的回回作曲家还有玉元鼎、阿里耀卿、阿里西瑛、沐仲易和丁野夫等。

回回音乐及回回乐器在元代也大量传入中国。陶宗仪《辍耕录》中载有《伉里》，《马黑某当当》、《清泉当当》等回回曲名。《元史》卷七一记有宫廷乐器22　种，其中兴隆笙、殿廷笙、火不思、胡琴四种，即为回回乐器。元朝政府礼部设有仪风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①。仪风司下，又设常和署"管领回回乐人"，设天乐署"管

①　《元史》卷一九○，《赡思传》。

①　《元史》卷七十七，《祭祀志》。

领河西乐人"②。在畏吾儿地区，传统大型套曲《十二木卡姆》已在此时成熟。此外，元代穆斯林在建筑艺术、工艺美术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元代穆斯林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早就为后人所重视。清人王士祯《居易录》卷二云："元代文章极盛，色目人著作尤多"。顾嗣立《元诗选》中曾说："有元之兴，西北弟子尽为横经，涵养极深，异才并出。。诸人各运才华，标奇竞秀，亦可谓极一时之盛云"。

②　《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

六、元代基督教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一带，其创始人相传为犹太的拿撒勒人耶稣。信仰基督教的人以《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为经典，认为全部圣经都是根据上帝的默示写成，是上帝的启示，是最高权威，是该教教徒信仰的依据和行为的准则以及宣传教义的依照。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信仰"三位一体"的上帝为创造主宰天地万物之主；信仰"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二位耶稣为上帝的独生"圣子"，是天父的启示者，是救世主；信仰"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运行在世界和人类心中，使人知罪、悔改、成圣；相信人为上帝所造，但因有罪而不能自救，只有信仰基督才能得救；相信教会是基督所建，是上帝的选民组成的团体。早期的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2世纪同犹太教分裂，成为新的宗教。4世纪末被罗马帝国狄奥多西一世宣布为国教。5-10世纪逐渐传遍欧洲。11世纪，东西教会发生大分裂，基督教分裂为西方的罗马公教（天主教）和东方的正教（东正教）。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又从天主教会内分裂出了新教。至此，基督教的三大派系形成。除三大派系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派系，各派系内又分出一些小派别或宗派。基督教各派各系在亚、欧、美、非各洲都有广泛传播，也传到了中国。传播到中国的主要有聂思脱里派和天主教派。

关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早年代，史学界目前尚有争议，有5-6世纪传入说，有3世纪传入说，甚至有人将其推前到基督教刚刚产生的1世纪。这些主张虽然各有道理，但尚嫌材料不足，缺乏一定的历史依据。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西安西南的盩厔（今陕西周至）发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刻简略叙述了基督教的教义，记载了景教主教阿罗本来华传教并受到唐朝皇帝礼遇之事。此碑表明，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景教已在长安流行，证明至迟在7世纪初基督教就已传入中国。

景教，是唐代对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称谓。聂思脱里（约380-451年）原系安提阿近郊隐修院修士，后出任君士坦丁堡君主。该教派反对一位论，主张二性二位说，否认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结合为一个本体，认为是神性本体附在人性本体上。此教派形成后，逐渐向东传播。约5-6世纪从波斯传入中国新疆，7世纪时传入内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记之事即为此时。

唐朝统治者对景教多采取宽容的政策，修建了许多景教礼拜寺，准许传教士在华传教。阿罗本从波斯经西域来到长安后，唐太宗给予优厚的礼遇，准其"翻经书殿"，并时常"问道禁闱"，认为此教"济物利人，宜行天下"而准许其传播。太宗、高宗、玄宗、中宗、睿宗、肃宗、代宗等，均对景教表示支持或保护，虽在武则天称帝时受到一定抑制，但未受任何大的冲击。及至武宗李炎即位后，景教才失去了唐天子的支持与保护，甚至受到很大打击。唐末社会大动乱，不少景教徒被杀害，景教在中原地区一度中绝。然而在中国西北边陲地带以及中亚、蒙古诸地，景教仍很盛行，经五代、宋、辽、金，一直到元。

元代可以说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再传时期。元朝时期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有两个教派，一派为唐时称为景教的聂思脱里派，另一为罗马天主教派，这两个教派被元人统称为"也里可温"。

也里可温一词出现于元代，又作"伊噜勒昆"、"阿勒可温"、"耶里可温"、"也里阿温"、"也里河温"、"伊哩可温"、"伊里克敦"等，有时也简称作"可温"等。元以前未有此名，而在记载元代历史的有关文献中则频频出现。也里可温一词的语源迄无定说，有的认为来自希腊语，有的认为来自希伯来语，有的则认为来自蒙古语。持蒙古语说者较多，因为即使此词原本为蒙古语中的外来语，在元时也已经为蒙古人所广为接受，成为蒙古语的基本词汇之一。也里可温一词的语义是"信奉福音或有福缘之人"，也有的释为"信奉上帝的人或上帝的子孙"。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称基督徒为"迭屑"，这是波斯人对基督徒之称。元世祖入主中原后，不用此词，代之以也里可温。在元代，也里可温既指基督教，包括景教和天主教；也指信仰基督教的教徒，包括景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

（一）景教1。蒙古汗廷周围的景教徒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蒙古诸部中有许多部落已信奉景教。分布于土拉河、鄂尔浑河流域和杭盖山东段地区的克烈部，克烈部以西至阿尔泰山一带的乃蛮部，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儿乞部，阴山以北的汪古部，都早已接受了聂思脱里派的基督教。特别是克烈部和汪古部受景教的影响尤深。

克烈部（又译怯烈、克烈亦惕、凯烈）是漠北最大、最强的一部。据拉施德《史集》中记载，克烈人有自己尊贵的国王，虽分为许多部落，但全是国王的臣民，都信奉耶稣。至迟在11世纪之初，克烈人就已经接受了聂思脱里派基督教信仰。据叙利亚历史学家巴赫伯拉厄思记载，克烈部在公元1000年稍晚些时候皈依了该教。他们的一个国王迷失在草原里面，据说是因为圣瑟治显圣而得到拯救。所以他请马兽地方（在呼罗珊）的聂思脱里大主教埃伯耶苏派遣一个教士替他举行洗礼。巴赫伯拉厄思引证了埃伯耶苏写给聂思脱里（在巴格达）约翰六世的一封信，其日期为1009年。信内说，20　万克烈人和他们的国王同时受洗。公元12世纪时，他们多数已接受聂思脱里教，并且取了基督教的名字。

汪古部（又作雍古），分布在漠南、阴山地区，即史书中所称的白达达（白鞑靼），也早就接受了景教。《元史·雍古传》中有许多基督教式的名字。元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马祖常及与其并称的赵世延，都属汪古部，其先均为景教世家。据黄溍《金华文集》卷四十三《马氏世谱》载，马氏之先，出西域聂思脱里贵族，最早来中国者是和禄冞思。和禄冞思是马祖常的一世祖，于辽道宗咸雍间（1065-1074年）来中国，道宗请他作官，他不应，居临洮。二世祖迭木儿越歌佐辽朝马步军指挥使。三世祖把骚马也里黜（又作把造马也里属）曾被金兵掳至辽东，后迁居静州天山。四世祖即其高祖马庆祥，字瑞宁，小字"习里吉思"。小字即受洗名。习里吉思即Georgius，今译乔治。元好问《遗山集》卷二十七有他的《神道碑》，称其为恒州刺史，曾仕金，为风翔兵马判官。赵世延，据《元史》记载，"其先雍古族人"。其曾祖名■公，祖名按竺迩，父名黑梓，分别是Takoah、Andreas、Ltosa　的音译，均为基督教式的名字。其曾祖以前已不可考。

从西方旅行家们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蒙古诸部未统一前，克烈部、汪古部、乃蛮部，都曾信过聂思脱里派的基督教。《鲁布鲁克东行纪》中言："一个聂思脱里人，他是一个强大的、统辖一支叫做乃蛮民族的君王和牧人。乃蛮人是聂思脱里基督教徒。。（汪）是一座叫做哈剌和林的小城的主人，他手下的民族叫做克烈和蔑儿乞，他们是聂思脱里基督徒"。乃蛮人虽信萨满教，但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说，聂思脱里基督教派已传入其中。与此同时，西方广泛流传着"长老约翰国"的传说。传说中讲：东方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大国，他们能帮助西方基督教徒打败敌对宗教势力。这个传说是有现实影子的，据学者们研究，西方传说中的"长老约翰王"、"长老约翰国"指的就是12世纪的西辽、13世纪的克烈部、14世纪的汪古部。这些地区曾广为流行过聂思脱里教，所以被西方认定是东方的强大的"长老约翰国"，这个"看不见的使徒"会帮助西方基督教徒战胜敌对教派。足见景教在东方势力之大。

除上述蒙古诸部外，畏吾儿人也早就接受了聂思脱里基督教的影响。据柏朗嘉宾记载，成吉思汗远征畏吾儿之前，畏吾儿人信仰景教。畏吾儿地区是最早被成吉思汗征服的地区之一，畏吾儿人对蒙古人有着重要的影响。"蒙古人恰好采用了他们的文字，他们却成为蒙古人最好的书记，几乎所有的聂思脱里教徒都懂得他们的文字"①。蒙古汗廷的许多官员都是畏吾儿聂思脱里教徒，如贵由汗的"首席书记"镇海和"首席秘书"巴剌，以及后来出使欧洲的列班扫马等。最早归附蒙古人并信仰聂思脱里教的畏吾儿人也必然会对蒙古人在宗教方面产生影响。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以后，蒙古汗廷周围有许多后妃、贵戚、将相、大臣等来自于上述信仰景教的地区，这些人也把其对基督教的信仰带到了蒙古汗廷周围。蒙古初期诸汗周围往往笼罩着很浓的基督教气氛。

成吉思汗家族与克烈部、汪古部联姻者甚多。术赤太子和睿宗拖雷二人的王妃都来自克烈部。克烈部王罕的侄女（王罕之弟札阿绀孛之女）、睿宗庄圣皇后唆鲁禾帖尼，是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等人的生母，即别吉太后，她是一个十分虔诚的聂思脱里教徒。唆鲁禾帖尼死后的丧葬仪式带有明显的基督教仪礼特点。《元史·顺帝本纪》载："至元元年（1264年）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礼。从之"。《甘州志》卷二说："初世祖定甘州，太后与在军中。后没，世祖使于十字寺祀之。至是岁久，祀事不肃，故议定之"。《元史·文宗本纪》又载："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又命也里可温千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此中所谓佛事，应是基督教的弥撒祭。从别吉太后的葬仪可以看出，她生前是一个笃信基督的聂思脱里教徒。窝阔台之妻、贵由生母脱列哥那，亦是克烈部人，曾为蔑儿乞部首领之妻。成吉思汗灭蔑儿乞后，将她赐给窝阔台为妻，她同样是一个笃信聂思脱里教的教徒。西方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出使贵由汗廷，最先拜见到的是皇太后，临别前又去参见她，她赐给了罗马教廷使者每人一件狐皮袄袍和一匹紫色布。由此可见她与基督教的关系。另外还有旭烈兀汗的元妃托古斯敦，为唆鲁禾帖尼之侄女，属克烈部人，也十分笃信景教。她被亚美尼亚编年史作者称为第二个圣海伦娜。

汪古部是助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入主中原贡献最大的一个部落。成吉思汗系的皇室一直和汪古部保持着联姻关系。汪古亲王聂古台娶成吉思汗子拖雷之女--玛葛，孛要合娶成吉思汗女阿剌海别乞。阿剌忽失之子孛要合共有三个儿子：长子君不花，娶贵由之女叶里迷失公主；次子爱不花娶忽必烈之女月烈公主；三子名珠尔不花。爱不花和月烈生子阔里吉斯即乔治，先后娶了忽必烈的两个孙女为妻。君不花又译准布哈，"准"或"君"是Jean（约翰）的对音；爱不花又译阿尔不花，"爱"或"阿尔"是Al　的对音；"珠尔"是gul　或goe　的对音，而这些都是基督教徒的常用名字。汪古部与成吉思汗系的联姻，必然会对成吉思汗系有宗教方面的影响。更何况，成吉思汗系与汪古部通婚者有许多又与信仰景教的克烈部有血缘关系。

除皇亲国戚外，蒙古汗廷的官员中亦有许多聂思脱里教徒，尤以初期诸汗周围为最多。

蒙古西征中，与中亚、波斯、西亚等地的聂思脱里教徒有了接触。成吉思汗攻取撒麻耳干时，其子拖雷生病，城中一聂思脱里教徒撒必用"舍里八"

①　《鲁布鲁克东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2-253　页。医好其病，被封为答剌罕，充御位下"舍里八赤"。后来他的外孙马薛里吉思也被召入汗廷服役。蒙古军攻略西亚时，当地聂思脱里教长老列边哈达来蒙古，向窝阔台陈言免杀基督徒，以使其归附，随即奉命回去招谕。太宗窝阔台身边的重臣镇海是畏吾儿景教徒，元帅按竹迩是汪古部景教徒。

元定宗贵由为景教徒脱列哥那所生，贵由汗身边有许多重要官员都是基督教徒，如哈达、爱薛、镇海、巴剌等。哈达为贵由的近臣，柏朗嘉宾称之为"整个帝国的检察官"，从贵由汗幼年起就作为"阿答毕"侍奉他。由于哈达是基督徒，使贵由汗也受到了该教的熏陶和影响。贵由的御医爱薛博学于医药、星历等，也是一个聂思脱里教徒。镇海和巴剌都是畏吾儿聂思脱里教徒，充任贵由汗的"首席书记"、"首席秘书"等重要职务。柏朗嘉宾出使蒙古贵由汗廷期间，负责接待工作的主要是镇海、巴剌和哈达这三位聂思脱里教徒官员。贵由汗周围还有其他许多信仰聂思脱里教的官员，他们还试图规劝贵由汗归信基督教，并且在贵由汗宫前盖有教堂。据柏朗嘉宾记载，贵由身边有许多"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基督教徒"，他们曾试图劝说贵由皈依基督教，"他宫中的一些基督教徒对我们说他们确信他将会受皈依而成为一位基督教徒，他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明显的征兆，即他把一些神职人员留在自己身旁，而且还向他们提供俸禄；在他的大帐幕之前一直设有一个基督教的小教堂，无论那里聚集有多少鞑靼人或其他人，但他们仍如同在其他基督教徒中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中唱圣歌，以希腊的方式敲钟报时。其他首领则从不这样做"①。

拔都之子撒里答，其周围亦有许多景教教徒，甚至他本人就是聂思脱里教徒。撒里答是成吉思汗太子术赤之孙，术赤太子的王妃出自于信奉景教的克烈部。撒里答信奉基督教，在当时的西方就广为盛传，甚至连罗马教皇和法国国王也知晓此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鲁布鲁克的东行。法国国王派鲁布鲁克出使蒙古时，除了给蒙古皇帝写信之外，还给撒里答写了一封。在撒里答的斡耳朵，有许多聂思脱里教徒，"他身边有敲板唱圣诗的聂思脱里教士"。②。一名叫科埃克的聂思脱里教徒担任撒里答斡耳朵的重要职务。鲁布鲁克东行时，在这里受到了撒里答的礼遇，撒里答对他所携带的十字架、圣经、圣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撒里答对经过他这里去见他父亲拔都的基督徒即罗斯人、弗拉克人、不里阿耳人、索尔对亚人、撒耳柯思人和阿兰人，都很照顾。撒里答周围还有许多阿兰人（阿速人），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恪守基督教义，甚至不喝蒙古人的忽迷思。他们按照希腊的方式礼拜，但不是宗教分裂者，尊敬一切基督徒。在《海屯行纪》中，称亚美尼亚国王海屯曾"进见拔都及其子、信仰基督教的撒里答，他受到他们的优礼相待。"撒里答信仰基督，但他不愿被称为基督徒。鲁布鲁克离开撒里答的斡耳朵时，他的书记们对鲁布鲁克一行人说："你们不许说我们的主人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而是蒙古人。"

蒙哥汗廷周围亦有许多景教教徒。蒙哥是景教徒唆鲁禾帖尼之子，西方当时也有传闻，说蒙哥汗信仰基督教，这种传闻显然是错的。但蒙哥汗廷却有许多官员为聂思脱里教徒。宪宗时掌管文书、宣布号令及朝内外闻奏诸事的孛鲁欢，是个景教教徒。他大概就是鲁布鲁克所说的那个蒙哥汗的"大书

①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耿昇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4　页。

②　《鲁布鲁克东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7　页。

记"。据其游记载，蒙哥汗的"大书记"就是一个聂思脱里基督徒，他接见了前来进见蒙哥汗的鲁布鲁克使团。鲁布鲁克在这里看见了许多聂思脱里教徒，有的还充当了蒙哥与使团交谈的译员。鲁布鲁克还在蒙哥汗廷的附近看到了一座立有十字架、供有圣像的亚美尼亚僧侣住宅。蒙哥宫廷附近，亦建有聂思脱里教堂，聂思脱里教徒在此进行宗教仪式。在蒙哥的宴会上，有许多聂思脱里教士穿着法衣为他祈祷好运。蒙哥宫廷所在地，还有许多从欧洲俘掳过来的基督教徒，另有一些行医者、工匠等，也是基督徒。蒙哥还有一位"基督妃子"，她敬奉十字架和圣像。至于蒙哥本人，他曾拨款项帮助基督徒修复教堂，也曾对圣经表示过礼敬，甚至还曾行过斋戒礼。他虽不信仰基督教，但却能尊重、容纳周围的基督教徒。海屯朝见他时，蒙哥"汗还颁给他一纸敕令，允许各地教堂拥有自治权"①。

至忽必烈朝，贵族中的景教徒亦很多。礼部尚书月合乃，是汪古部的景教徒。爱薛事元世祖后，任崇福司长官。后妃、皇戚中景教徒数量亦不少。随着蒙古族建立元政权以后，在唐末一度绝迹于中原的景教，再度进入中原和临近中原的地带。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前后，大都、甘州、宁夏、天德、西安等地都有许多景教徒。元代景教徒分布较多的城市还有泉州、扬州、杭州、镇江、温州、昆明等地。到至顺元年（1330年），教徒已愈3　万人。这些景教徒中，仍有不少蒙古官员和贵族，其中以马薛里吉思最有代表性。

2。马薛里吉思及景教教堂的兴建景教教徒为举行宗教活动，还修建许多景教教堂。据西方旅行者的游记，贵由汗、蒙哥汗的宫廷附近均设有聂思脱里教堂。在早期蒙古帝国的统治中心--哈刺和林，城内的居民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穆斯林商人和使臣的居住区以及市场的所在地，另一部分主要是汉人工匠的住地。城内除清真寺和佛教寺外，还有一所景教寺（礼拜堂），建在汗宫附近，蒙古入主中国本部以后，也在全国各地兴建了许多景教教堂，如大都、甘州、宁夏、天德、西安、泉州、扬州、温州、昆明、镇江等地，其中镇江就有八所之多。这些教堂多为马薛里吉思所建。

马薛里吉思，其祖先是中亚撒马尔罕人，为基督教世家。据元《至顺镇江志》卷九《大兴国寺记》记载："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内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悬空尺余，祖师麻儿也里牙灵迹，千五百余岁。今薛里吉思，是其徒也"。薛迷思贤，即今撒马尔罕，是当时景教盛行地区，东方教会大主教的驻地，1220年归附成吉思汗。祖师麻儿也里牙是撒马尔罕大主教，于希腊历一千五百零一年（1190年）去世，故称"千五百余岁"。这清楚说明马薛里吉思是景教徒，即蒙古人所称"也里可温"。《大兴国寺记》还载，马薛里吉思家族世代为医，他的外祖父撒必以医术之高超而闻名，善调制香果蜜丸"舍里八"，曾充任蒙古汗王的御医。至元五年（1268年），马薛里吉思被元世祖召进宫中，任舍里八赤。四年后同赛典赤平章去云南，后又去闽浙，均为调制"舍里八"。至元十四年（1277年），钦受宣命虎符怀远大将军、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至元十五年（1278年）正月到任，八月改授明威将军，任职三年。休官后，居镇江，开始兴建景教教寺。

①　《海屯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　页。

据《大兴国寺记》记载，马薛里吉思"虽登荣显，持教尤谨，常有志于推广教法。一夕，梦中天门开七重，二神人告云：汝当兴寺七所，赠以白物为记。觉而有感，遂休官，务建寺。"

马薛里吉思"休官"以后，即开始着手兴建景教教寺。第一座寺兴建于至元十八（1281年），寺址位于镇江铁瓮门夹道巷的马薛里吉思住宅处，是马薛里吉思舍弃自己的住宅而兴建的，名"大兴国寺"。后人记其事时说："大兴国寺，在夹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达鲁花赤薛里吉思建。。首于铁瓮门舍宅建八世忽木剌大兴国寺"①。大兴国寺建成后，马薛里吉思又在坚山建云山寺（答失忽木剌云山寺）和聚明寺（都打吾儿忽木剌聚明寺）。二寺附近，还建有也里可温公墓。

马可波罗游镇江时，曾见到其中的两座聂思脱里派的基督教堂。《马可波罗游记》中说："镇江府是蛮子城。。该城有两所景教派基督教堂。此事发生于基督诞生后1278年，我将告诉你们这是怎么回事。确实，在1278年前，这里从未有过基督教寺，也无人信仰基督教的上帝。马薛里吉思是景教派基督徒，他为大汗治理此城三年。他在职期间，命令建成这两所教堂。从那时起这里有了教堂。然在此之前，该城既无教堂，也无基督徒。"马可波罗所记与《大兴国寺记》除个别处稍有出入外，主要事实基本吻合。

马薛里吉思后来又在丹徒县建四渎寺（打雷忽木剌四渎寺），在黄山修建高安寺（的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在原大兴国寺侧，又建有甘泉寺（马里吉瓦里吉斯忽木剌甘泉寺），在杭州，建大普兴寺（祥宜忽木剌大普兴寺）。马可波罗游杭州时，见到一座聂思脱里教寺，当即大普兴寺。此寺明代已废，部分被改为谢三太传祠。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六云其"在荐桥东，旧十方（字）寺基也。当熙春桥西，元僧也里可温建，久废。"

大兴国寺、高安寺和四渎寺，明代万历年间尚存，《万历镇江志》中有记载。云山寺和聚明寺在元至大年间（1308-1311年）被改为般若院。到了清代，马薛里吉思在镇江（今丹徒）所建六寺，均不见《康熙镇江志》记载，大概都已"久废"。

马薛里吉思建寺七座，据《大兴国寺记》认为，是"有志于推广教法"，为"忠君爱国"而建，他所建的第一座景教寺是"舍宅"而兴建的，所有七座景教教寺均系"休官"后而建。《元通制条格》卷二九载元贞元年（1295年）七月二十三日，中书省奏："也里可温马昔思（里）乞思，江南自己气力里盖寺来"。可见，他兴建教寺，似乎是在尽力摆脱"官"字，而赵孟頫\、潘昂霄等撰碑文时却说马薛里吉思是"倚势"建寺。事实上，已加入贵族行列的马薛里吉思，尽管出于"推广教法"之目的而休官建寺，但终究摆脱不了官势的影响。"完泽丞相谓公以好心建七寺奏闻，玺书护持，仍拨赐江南官田三十倾，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倾，为七寺常住"①。足见，马薛里吉思虽休官，但官威尚存，其兴教建寺得利其位是不言而喻的。

镇江元代还有两座景教教寺，非马薛里吉思所建。一曰大光明寺，在丹阳馆南，元贞元年（1295年）景教徒安马吉思所建；一为大法兴寺，建者不详。将这些教寺与马薛里吉思所建教寺合计起来，镇江一带就有景教教寺八所之多。

①　见《至顺镇江志》卷九《大兴国寺记》。

①　《至顺镇江志》卷九，《大兴国寺记》。

元代扬州基督教教堂也很多。鄂多立克游扬州时曾见到"吾人小级僧侣在那里有所房屋。这里也有聂思脱里派的教堂"②。"吾人小级僧侣"的"房屋"，即指方济各会修士的教堂，有两座。而聂思脱里教堂，《元典章》卷三十六亦曾记之，说延祐四年（1317年），"有御位下彻彻都苫思丁起马四匹，前来扬州也里可温十字寺，降御香，赐与功德酒段等。"

大都附近亦建有教堂。北京房山县在1919年发现的元代景教寺遗地，便是一证。遗地上还有元顺帝敕赐十字碑记，碑上有古叙利亚文字。在河北涿县附近，亦曾发现两块刻有叙利亚文"信之"、"仰之"的十字碑。据考证，这是唐代（公元960年）的十字寺，经辽代营建，元代（1365年）又加以重新修缮。

西京（大同），为聂思脱里总主教驻地，也应设有景教教堂。

西北地区的甘州（今张掖）有三所景教教堂。甘州之"十字寺"在《元史》中有载，别吉太后死后即在此行祭礼。马可波罗游历到甘州时见到了这里的教堂，并说"基督教徒。。在该城建有三座华丽的大教堂"。

《马可波罗游记》中还载，哈刺善（属宁夏）、哈寒府（河间府或真定府）分别有聂思脱里教堂三所和一所。

元代景教教堂在全国各处都有分布。1330年，亚洲西部索尔坦尼亚总主教宣布当时中国北部的景教徒有3　万人，并且说："他们相当富裕，建有很美观的教堂，陈设敬拜上帝和先知的十字架与肖像。"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也说："在中国各地，如蒙古、甘肃、山西、云南、河北之河间、福建之福州、浙江之杭州、江苏之常熟、扬州、镇江等处，皆有聂思脱里派及其教堂"。3。元代主要景教教区元代景教教徒的数量有多少，现已无法统计。据现有资料来看，其分布范围实际上已遍及全国及周边地带。鲁布鲁克出使蒙古时，曾在中国北部游历，据他在游记中记载，"远至契丹，在他们当中有被视作异族的聂思脱里和撒刺逊。在契丹有十五个城镇中居住着聂思脱里教徒。他们在称作西安①的城市里有一个主教区。"南方景教教徒较多的地方，根据现存史料，以镇江、杭州为多。据《至顺镇江志》卷三载，当时镇江"侨寓"户共有3845户，其中蒙古29　户，畏吾儿14　户，回回59　户，也里可温23　户，还有唐古忒、契丹、女真、汉人分别为3　户、21　户、25　户和3671　户；"口"为10555人，其中蒙古163人，畏吾儿93人，回回374人，也里可温106人，唐古忒、契丹、女真、汉人分别为35人、116人、261人和9407人；"躯"（单身寓居他人家中者）有2948人，其中蒙古429人，畏吾儿107人，回回310人，也里可温109人，唐古忒、契丹、女真、汉人分别为19人、75人、224人和1675人。根据这些数字，可知也里可温在元代侨寓者中户数、人数都很多，每167　户人中就有一户是也里可温；每63（口、躯合计）人中就有一人是也里可温，其户数与人数仅次于汉人、蒙古、女真，而在畏吾儿、唐古忒、契丹之前。这些也里可温中也可能含有一些天主教徒，但镇江是马薛里吉思任职之处，有其所建景教寺六所，所以，这些也里可温人中应主要是聂思脱里教徒。镇江一处如此，其他诸地亦可想而知，只是不见记载而已。

②　《鄂多立克东游录》，何高济泽，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　页。下文凡言鄂多立克游记者，均指此书，不另作注。

①　西安，原文作Segin，应对音为西京。金代西京指大同，元代改为大同路。此处即指山西大同。为了便于景教教徒施行宗教仪礼及对其加强管理，元政府还分别在景教徒较集中的地方设有主教驻节堂（主教区）。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前后，大都、甘州、宁夏、天德、西安等地都设立了主教驻节堂。至顺年间，元政府还设立了契丹、汪古大主教区，西北地区还有唐兀大主教区等，以管理各地之景教徒。13世纪中叶，景教各教区主教驻节表共列二十五处主教区，西至亚美尼亚和波斯湾，东至唐兀和汗八里，均属景教传教范围。其中在中国境内的主教区有四处，即第十一区的秦尼，第十九区的喀什噶尔，第二十三区的汗八里和第二十四区的唐古忒。

秦尼，第十一区，主教堂应在西京（今山西大同）。汪古、克烈诸部都在辖区之内，是景教盛行的地区。鲁布鲁克在其游记中说此辖地十五城皆有聂思脱里教徒，并言"他们在称作西安①的城市里有一个主教区"。《元史·世祖本纪》也载，西京有"也里可温"，且有"有家室者"。西京迤西，为蒙古诸部统一前就已信仰聂思脱里教的汪古部牧地。汪古部长阔里吉思及其部属原来都信仰景教。据马可波罗记述，"他还是一位传教士，名阔里吉思。他替大汗管辖此地。。该州管辖权属基督教徒。。经过此州朝契丹前进，途中看到很多城市和村落，居民有回教徒，偶像崇拜者，也有一些景教派基督徒"。孟高维诺在1305年致罗马教廷的信中也说："此间有佐治（George，即阔里吉思）王者，印度拍莱斯脱·约翰（Prester John）大王之苗裔，门阀显赫，昔信聂思脱里派教说"。阔里吉思后经孟高维诺劝说率部众改信天主教，然"佐治王卒后，诸弟误信聂思脱里之邪说，复将王生时引归正宗人众，返入歧途"②。足见汪古部众对景教笃信程度之深。在汪古部长阔里吉思家族的王府所在地，即今内蒙古达茂联合旗的阿伦斯木遗址中，发掘出有十字架石等聂思脱里教派的遗物，可证景教在元代这一地区之盛。在此区内，东胜也是一个重要的聂思脱里信徒的据点。东胜地区聂思脱里大辅教名拜尼，他的儿子名麻古思。麻古思曾拜列班扫马为师，后二人曾一同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麻古思后被选为巴格达聂思脱里主教大总管，统领东方教务。列班扫马后来受派遣出使欧洲。阔里吉思的伯父君不花和父亲爱不花就驻扎在东胜附近，他们曾企图把这两位西行的聂思脱里教士留在自己的领地内。喀什噶尔，第十九区，驻地在喀什。鲁布鲁克曾来此区的海押立城，据其记述，"在离它大约三英里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一个完全是聂思脱里人的村子。我们进入他们的教堂，愉快地高声吟唱："圣母万岁！"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教堂了。"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也曾记述："喀什噶尔这个地区。。居民除回教徒外，还有一些聂思脱里派的基督徒，他们按照自己的教规生活，在自己的教堂做礼拜"。元以前就信景教的畏吾儿人多生活在此区，"在他们的城镇中聂思脱里和撒刺逊人混居"①。在叶尔羌，察合台亲王改信了景教，并帮助当地的景教徒建造一座纪念圣约翰的教堂，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记述了此事。察合台之子合刺旭烈的妻子斡尔干努，曾在其夫死后摄政。在斡尔干努辖地，"百姓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字。。那些地方的聂思脱里人常用那种语言作礼拜，用那些文字写书，那些人得到斡尔干纳的名

①　西安，原文为segin，应对音为西京，即现山西大同。

②　语出孟高维诺1305年致罗马教廷的信。

①　《鲁布鲁克东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8　页。

字，多半因为他们一直是优秀的琴手"②。这些百姓显然指的是畏吾儿景教徒。据鲁布鲁克记载，这里的基督徒十字架上没有基督像。祈祷时不合掌而是把手伸向胸前。在莎车，据马可波罗记述，"居民中大部分是回教徒，一小部分是聂思脱里派基督徒"。轮台也有许多景教徒。丘处机旅行至轮台之东时，有"迭屑头目来迎"，迭屑即基督徒，这一地区后来发现了许多聂思脱里教徒墓石。我国的考古工作者曾在阿力麻里故城遗址发现刻有十字架花纹的古叙利亚字聂思脱里教徒墓石。在吹流河流域出土的聂思脱里教徒墓石中有七方墓石的墓主来自阿力麻里。吹流河流域大概是当时聂思脱里教的一个中心。19世纪末在这里的两个墓葬区里出土了数百方刻有古叙利亚文或以古叙利亚字母拼写的突厥文碑石，死者生前的身份既有主教、世俗官吏，也有一般教徒，说明当时这里存在着一个完整的聂思脱里教团体。教徒们所使用的是希腊历或十二属相纪年法。其中有许多教徒来自阿力麻里。

汗八里，第二十三区，驻地在元大都。汗八里有许多基督徒。马可波罗来中国时，景教主教马聂思脱里就驻扎于此。13世纪初，西旁在北京任聂思脱里教会巡视观察员，其子列班扫马幼时即受洗，30　岁时入修院6年，后独居京郊山洞隐修。后有麻古思认其为师，受剪发礼而成修士。二人约在1275年左右经忽必烈批准同去耶路撒冷朝圣，后留居伊利汗国。1287年，列班扫马奉伊利汗王阿鲁浑之命出使欧洲，先后受到了罗马皇帝、法王、英王和罗马教皇的接见，是在欧洲影响极大的中国景教徒。1919年，北京房山发现了元顺帝敕赐十字碑记，碑上有古叙利亚文。此碑的发现，证明了元代景教在大都的流行盛况。在张家口西北的石柱子梁也发现过三块带有景教十字的墓碑。在辽东地区，聂思脱里教徒一度相当集中。乃颜叛乱时曾将十字架画在战旗上以蛊惑人心。他失败后，当地基督教徒备受凌辱，有的甚至被迫迁往内地。在元代辽东古城遗址中发现聂思脱里教遗物，可以证明那里有聂思脱里教徒，并且有宗教活动。在江南各地，景教教徒甚众。马薛里吉思还从"佛国"（西方）请来道学高深的主教，传授教义，发放经典，主持仪式①。教徒们广修教寺，以"推广教法"，这在前文已有叙述。

唐古忒，第二十四区，驻地可能在甘州。甘州、肃州、沙州、凉州、申州、哈刺善等地都有许多聂思脱里基督教徒，并建有景教十字寺。聂思脱里教士列班扫马和麻古思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曾经过唐古忒首府，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迎送。他们向两位教士赠送各种礼物，同时也接受教士的祝福。有史料还提到1281年左右的唐古忒主教，他的名字为沙卜赫兰（Isho-Sabhram）。《马可波罗游纪》多记唐古忒之聂思脱里教徒，且略列于下：一城，名萨逊（敦煌），属大汗管辖，州名为唐古忒。居民皆崇拜偶像，虽然这里的确有些景教派基督徒，也有些萨拉森人。

另一州，称来州。。居民有基督教徒。

甘州也是唐古忒的一个城市，该城宏伟壮丽，是唐古忒州的首府，统辖全州。居民是偶像崇拜者，也有一些信仰回教者。此外还有基督教徒，后者在该城建有三座华丽的大教堂。

哈刺善居民是偶像崇拜者，然而也有三所景教派基督徒的教堂。

②　《鲁布鲁克东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8　页。

①　《大兴国寺记》有云：马薛里吉思"礼迎佛国马里哈昔牙麻儿失理河必思忽八，阐扬妙义，安奉经文，而七寺道场始为大备"。

《元史》、《甘州志》也记有甘州"十字寺"，别吉太后死后曾在此行祭礼。《元史》中还载，此区有也里可温、且有"有妻室者"。

除上述中国境内的四处主教区外，当时作为元朝属地的撒麻耳干，亦有主教区。撒麻耳干是聂思脱里教的中心之一。汉文史籍、伊斯兰史籍和当时欧洲人的旅行记都提到了元代撒麻耳干的基督徒与穆斯林斗争的事。梁相的《大兴国寺记》中的薛迷思贤即撒麻耳干，云其"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马可波罗说，撒麻耳干的聂思脱里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为一比十之比。马薛里吉思的外祖父撒比等聂思脱里教徒，即从此处归元。4。元代景教徒的宗教生活元代景教教徒的宗教生活，文献记载较少。综合有关文献，知元代景教教徒有一定的戒律。《大兴国寺记》有"受戒者悉为也里可温"之语。此处之受戒，大概是指入教仪式。《元史·世祖本纪》也载：至元七年（1270年）九月，"敕僧、道、也里可温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为民。"按基督教戒律，修士不婚娶，修士外奉教者无此戒律。有家室之也里可温则为"不持戒律者"的非修士。对此类人，皇帝敕其"占籍为民"。《元史·泰定纪》还载：泰定元年（1324年）二月，"宣谕也里可温各如教具戒"。也提到了景教的"戒律"问题，但此诏令发于孟高维诺来华以后，也里可温中可能还包括一些天主教徒。

在西方旅行家的一些记载中，也有关于景教徒宗教生活的内容。据柏朗嘉宾记载，贵由汗身边的基督教徒经常在教堂里唱圣歌，以希腊的方式敲钟报时。鲁布鲁克在游历时遇见的阿兰人严格恪守基督教教义，甚至不喝蒙古人的忽迷思，并且有希腊教士，用希腊文字，按希腊的方式礼拜。他还记畏吾儿景教徒身上带着没有耶稣像的十字架，他们在祈祷时不是合掌而是把手伸向胸前，并用自己的语言行礼拜仪式。蒙哥汗周围的聂思脱里教徒还作晨祷、弥撒等仪式。鲁布鲁克还说："远至契丹，在他们当中有被视作异族的聂思脱里和撒刺逊。在契丹有十五个城镇中居住着聂思脱里教徒。。那里的聂思脱里教徒什么都不懂。他们作祷告，有叙利亚文的圣书，但他们不懂语言，因此他们唱圣诗就跟我们的僧侣不懂语法一样。他们完全堕落了。首先，他们是高利贷者和酒鬼，有些人住在鞑靼人当中，甚至像鞑靼人那样娶好些老婆。他们进入教堂时和撒刺逊人一样洗下身，有礼拜五吃肉，按撒刺逊人的方式在那天过节。主教难得访问这些地方，差不多五十年仅一次。当他访问时，他们就把所有的男孩，那怕摇篮中的婴儿，都指定为教士，因此他们的男人几乎全是教士。然后他们结婚，那显然是违背祖宗的法规的，而且他们是重婚者，因为当头一个老婆死时，这些教士又娶另一个。他们都是售卖僧职者，因为他们不免费行圣餐礼。他们为老婆孩子操劳，因而一心发财，不顾信仰。这样，那些教导蒙古贵人子弟的，尽管教的是福音书和教义，因他们的生活肮脏和贪婪，反使子弟们背离了基督的信仰。蒙古人本身，还有道人或偶像教徒，所过的生活比他们的还要清白呢。"鲁布鲁克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对聂思脱里教徒的宗教生活的看法可能带有一些偏见，但他不可能凭空虚构，还是有相当的真实性的。约翰克拉在其《大汗国记》中也记有中国元代景教徒的情况，他说："汗八里城内有叛教者甚众，号曰聂思脱里派徒。其人皆守希腊教会礼节，不从罗马教堂，崇奉异派。。。聂派教徒，居契丹国境内者，总数有三万余人，皆雄于资财，惟其惧正派基督教徒。其派教堂皆整齐华丽，有十字架及像，以供奉天主及古先圣贤。其人代皇帝举行各种祈祷，故常得享受特权。"综合鲁布鲁克和约翰克拉的有关记述，可以见出元代景教徒的宗教生活。

还有一些景教徒，因受汉文化影响，而成为"华化"的景教徒，如马祖常、赵世延、雅琥等。

马祖常家族为聂思脱里教世家。从其一世祖和禄冞思到曾祖月合乃，均笃信景教。月合乃（Yohana），或作月合，今译约翰，若望等，仕元为礼部尚书。马氏家族即从月合乃开始接触汉学。袁桷《清容集》卷二十六《马君神道碑》云："礼部尚书讳月合，植德秉志，赎士人之为孥者，后皆为达官，而子孙更业儒术，卒至光显。"至马祖常祖父马世昌时，虽"家日困落，子孙益用儒自振"①。马祖常的父亲马润"以文墨入官，守光州"，并带弟子去司马光祠祭司马光。有《樵隐集》，今已不传②。马祖常的从父马世德，由进士弟，历官应奉翰林文字。曾为庸田签事，在苏州造城；后任淮南廉访签事，又在合肥造城。余阙《青阳集》曾述其政绩。工于诗，《元诗选》癸丁集录有其诗作。马祖常是延祐首科进士，与偰哲笃、欧阳玄、许有壬、黄溍为同年。汉文程度极高。著有《石田山房集》，曾预修《英宗实录》，又译润《皇图大训》、《承华事略》，又编集《列后金鉴》、《千秋记略》等。许有壬《至正集》卷四六《马文贞公神道碑》评马祖常时说："公先世已事华学，至公始大以肆"。苏天爵为《元四家集》作序说："其诗接武隋唐，上追汉魏，后生争慕效之，文章为之一变"。足见其华学程度之高。马祖常自己也说过马氏家族逐渐儒化并取得较高成就之事。他在《曾祖月合乃神道碑》中说："我曾祖尚书世非出于中国，而学问文献，过于邹鲁之士，俾其子孙百年之间，革其旧俗"。马氏家族就是这样由一个景教世家而"革其旧俗"逐渐"华化"到马祖常这一代的。

赵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天资秀发，喜读书，究心儒者体用之学。至顺元年（1330年），与虞集等奉诏纂修《皇朝经世大典》。"世延历事凡九朝，敭历省台五十余年，负经济之资，而将之以忠义，守之以清介，饰之以文学，凡军国利病，生民休戚，知无不言，而于儒者名教，尤拳拳焉。为文章，波澜浩瀚，一根于理。尝较定律令，录次《风宪宏纲》，行于世。"③赵世延在元代是与马祖常齐名的大文豪，可惜流传至今的作品不多。《元诗选》收其诗七首，其他传诵下来的作品则多为序、碑之类，如《南唐书序》、《茅山志序》、《东岳庙照得殿碑》等。

雅琥，字正卿，其先为也里可温世家。雅琥初名雅古，登天历弟，御笔改雅琥。雅古即为雅各之别译，为基督徒常用之名。《元秘书监志》卷十题名作"著作佐郎雅古，赐进士出身，字正卿，也里可温人"。善写诗，《元诗选》二集有《正卿集》、曹学佺《历代诗选》、孙原理《元音》以及《元诗选》、《康熙御选元诗》，都收有他的诗作。其诗颇受推崇。同教人马祖常《石田山房集》卷九《送雅琥参书之官静江诗序》云："雅正卿以文学才谞遇知于天子，出贰郡治，馆阁僚友及京师声名之士，各忻然为文章以美其行。"胡应麟《诗薮》中称其诗"句格庄严，词藻瑰丽，上接大历元和之轨，下开正德嘉竫之途"，评价甚高。

①　袁桷：《马君神道碑》，《清容集》卷二十六。

②　袁桷：《马君神道碑》，《清容集》卷二十六。

③　《元史》卷一百八十，《赵世延》传。

类似马祖常、赵世延、雅琥这样的"华化"了的也里可温景教徒，在有元一代一定很多，只是不见记载而已。

（二）天主教元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的另外一支是天主教。天主教是11世纪东西教会大分裂时从基督教中分立出来的，在欧洲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但一直没有在中国得到传播。元代，是天主教在中国的首传期。天主教在中国元代传播的情况可从罗马教廷与蒙古汗廷的关系、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活动以及他们留下的有关信札中窥见一斑。

1。罗马教廷与蒙古汗国互通使节元代，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当时，蒙古统治者的势力已扩展到黑海南北，钦察汗国的版图已达到德涅斯特河流域，而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则处在伊利汗国的控制之下。蒙古贵族统治的境域实际上已直接与欧洲国家毗邻。1223年，蒙古军队在黑海东北的阿里吉河上大胜钦察人和斡罗思诸公国的联合军队。这是蒙古人同欧洲人的第一次接触。1235年，蒙古统治者再次西征。1241年征服了斡罗思各公国后，侵入孛烈儿、马札儿等国，并在里格尼茨击溃了波兰军队和普鲁士骑兵团组成的联合部队。蒙古势力的发展，震惊了整个欧洲，引起了西方的格外关注，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君主对此也深感不安，各地纷纷准备自卫，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甚至号召组织抵抗蒙古入侵的十字军。由于窝阔台突然去世，蒙古贵族才放弃了进一步进攻欧洲的计划。出于政治、军事、宗教上的种种目的，罗马教廷极其渴望同蒙古汗主取得联系。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集全欧主教大会，商议如何应付当时的危机形势，以防止蒙古军队进一步入侵等问题。由于欧洲人早已得知蒙古贵族及其追随者中有许多人信仰基督教，于是会议决定派遣教士出使蒙古，争取蒙古汗王信仰基督教，劝其停止杀戮基督徒和侵犯基督教国土，同时也为了刺探蒙古军队的有关情报。罗马教廷派柏朗嘉宾、鲁布鲁克等先后出使蒙古。与此同时，蒙古汗王也通过派遣使者或致函的方式试图与西方各国和罗马教廷取得一定的联系。这些活动，都是以宗教使者往来的方式进行的。

（1）柏朗嘉宾出使蒙古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年）是罗马教廷派出的与蒙古汗王接触的第一位使者。他是意大利贝鲁齐人，小兄弟会的创使人之一，也是方济各会①的挚友。早在1245年之前，就曾奉命先后前往德国和西班牙执行圣命。全欧主教大会后，被教皇英诺森四世派往蒙古。使团由三人组成，柏朗嘉宾为使团之首，另两名为方济各会会士（其中一人半途而返）。1245年4月16日（复活节），柏朗嘉宾等携带教皇写于同年3月的书信，从里昂正式启程。方济各会初兴之时，外出必须步行。柏朗嘉宾因身体肥胖，被获准骑驴代步。经波希米亚、波兰、俄罗斯等地，1246年4月4日到达伏尔加河畔的西蒙古拔都幕帐。拔都命人将教皇的信函译成俄文、撒拉森文（波斯文）和蒙古文后，深知内容之重要，立即决定让使者速到和林朝见大汗，并将教皇信件的译文同时呈送大汗处。7月22日，柏朗嘉宾等抵达

①　方济各会和下文出现的多明我会是天主教13世纪创立的两个僧侣组织，以"托钵"（求乞）为生，故又名"托钵修会"，方济各会由意大利人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 1182-1226）所创立，多明我会由西班牙人多明我（St Dominic 1170-1221）所创立，两个教会均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也都成了罗马天主教对外传教的工具。

和林。8月24日参加新君贵由大汗的登基大典。

贵由汗接见了柏朗嘉宾，并派镇海、哈达、巴刺等大臣接待他，以了解教皇来信的用意以及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的情况。斡罗思大公叶洛斯拉夫带到和林的通事充当了翻译。柏朗嘉宾将要回国前，贵由汗意欲派使臣与其同行，但柏氏认为欠妥未成。同年11月13日，柏朗嘉宾带着贵由给教皇的复信启程回国。临行前，皇太后各赐他们狐皮缎袍一件，紫色布一匹。

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写给蒙古汗王的信件，其主要内容是阐明基督教教义，规劝可汗皈依基督教，优待基督教徒，并直言蒙古屠杀之非，其内容如下：天主仆役之仆役，主教英诺森（Innocent）谨致书于鞑靼国王及臣民曰："天主好生，创造人类动物，以及地上所有有机物质。以明神为例，故有生之物，莫不相亲相爱，安居乐定，永不相扰。余闻王等侵入基督教诸国以及他境，所过杀戮，千里为墟，血流盈壑。直至于今，王及部下凶狠之气，破坏毒手，未稍休止。解除一切天然束缚，不论男女老幼，无有幸脱王之剑铓者。余代天主行教，闻王所为如此，不胜诧异。余本天主好生之德，欲合人类于一家，据敬天明神之理，特申劝告并警戒，请求王及部下止息此类暴行，尤不可虐待基督教徒。王所犯罪恶多而且重，必遭天主所遣，可毋庸疑。王须急宜忏悔，使天主满意。以前诸国所以为王克服者，乃天主所使，非王之兵力所能也。以后王及部下亟宜停止暴行，须知天主可畏也。骄横跋扈之人，固有时幸逃天主法网。然若怙恶不悛，始终不知迁善谦让，天主未有不严刑惩罚者也。余今遣所爱兄弟约翰（即柏朗嘉宾之名）及同伴数人，携国书聘礼，往王之廷，诸人皆谨厚守礼，笃信宗教，通晓《圣经》。余希望王温颜接受，善待诸人，则不蛮身受王之惠矣。诸人代余所说者，愿王倾心信之。所言和平方法，尤宜深加采纳。更愿通告诸人，王究因何而扫灭他国，王以后意志如何，亦请示知。诸人往来，长途跋涉，愿王派使护送为便。归回时，亦请供给沿途所需，俾得来达余处也。约翰等僧，皆品行端正，深通《圣经》，能告王等以吾救世主之为人谦逊，故余遣之。若仅能为王奔走，代王布德，有利于王者，则余将不遣彼等，而另遣其他高僧或有权势之人矣。"

贵由复教皇信原用蒙文写成，由镇海等人逐字逐句地翻译后，柏朗嘉宾即用拉丁文记录下来。为使罗马教廷在欧洲能够找到解读原信的人，又译成萨拉森文（波斯文），交给使者带回。贵由汗复信的拉丁译文早有传本，波斯文原件亦于1920年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原件用黑墨写在一张长1.1　米、宽0.2　米的由两片粘接而成的棉纸上，上有两处同一畏吾儿字蒙古文方印，印文为"长生天在上，贵由汗在地，圣旨所致处，众生须敬之"。贵由汗复教皇书信内容如下：长生天气力里，贵由大汗，全人类之君主圣旨："咨尔大教皇，尔及西方基督教人民，遣使携国书，远来与朕讲和。朕召见使者，听其言，阅其书，知尔等之意，确欲讲和。然既欲讲和，尔教皇、皇帝、国王及各城市之有权势者，皆须火速来此议和，听候朕之回答及朕之意旨。尔之来书，谓朕及臣民皆须受洗，改奉基督教。朕可简略告尔，朕实不解，为何必须如此也。尔之来书，又谓尔等见国兵杀人，尤以基督信徒匈牙利人、波兰人及摩拉维亚人（Moravians）等，甚为诧异云云。朕可简略告尔，尔所云者，朕实亦不解也。然朕若不言，尔或不明其故，兹特答尔如下：彼等不守上帝及成吉思汗之教训，相聚为不善，杀戮我国使，故上帝震怒，命灭彼国，而将彼人交入朕手也。若非上帝所使，人对于人，何能如是乎？尔等居住西方之人，自信以为独奉基督教，而轻视他人。然尔知上帝究将加思于谁人乎？朕等亦敬事上帝。赖上帝之力，将自东徂西，征服全世界也。朕等亦人，若非有上帝之力相助，何能成功耶？

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并没有达到让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停止战争等目的，但却刺探到了许多有关蒙古的情报，回国后将其见闻和经历写成《蒙古行纪》，历史价值极高。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有许多关于基督教的内容：在他赴使蒙古的途中，遇见了许多基督教徒；蒙古兵进攻斡尔纳思城时，曾引水淹城，使居住在那里的许多基督徒和外族人丧生；蒙古人征服的地区名单中有景教徒、犹太人等；被成吉思汗征服的畏吾儿人，属于景教派的基督徒，等等。柏朗嘉宾还记载，贵由汗的大帐之前还设有基督教堂，身边有许多多年来"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基督徒"，他们在宫中充任要职，并曾规劝而且有信心使贵由汗尊奉基督，云云。

与柏朗嘉宾同时，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还派了方济各会士葡萄牙的教友劳伦斯携信函出使蒙古，但劳伦斯似乎未完成使命。

1247年，罗马教皇决定再遣多明我会的阿思凌即昂塞姆为首的使团出使小亚细亚的蒙古王拔都，并带有一封与柏朗嘉宾赴使蒙古所携的信函大致相同的信件。据西方史料，阿思凌由于坚决拒绝执行通常的臣服之礼而受到粗暴对待，此次出使未取得什么结果。

（2）鲁布鲁克出使蒙古鲁布鲁克的威兼（Willam of Rubruk），约1215-1230年间出生于法国佛兰德斯鲁布鲁克村，因以为名。约1248年，他追随法兰西王路易九世到了圣地耶路撒冷，并在那里参加了方济各会。

鲁布鲁克东行之前，路易九世曾派多明我会僧侣朗久木的安德烈（Andréde longjume）为首的使团携带国王和教廷的信札及赠礼于1249年2月中旬出使蒙古汗廷。使团行至蒙古时，贵由汗已死，摄政的斡兀立海迷失皇后在叶密立接待了他们，并派使节携书同罗马教廷使团同去法兰西。安德烈的出使带回了许多蒙古人的情报，促使路易九世再派使节去蒙古汗廷。1252年，鲁布鲁克奉路易九世之命，以教士身份，携带国王信札，前往东方。方济各会教士、意大利人克来莫那（Bartolotmeoda Gremona）随行前往，但他不是路易九世的正式使节。1253年5月7日，从君士但丁堡出发，经黑海、索耳达亚，7月31日抵达拔都之子撒里答营帐。据传，撒里答已皈依基督教。于是，鲁布鲁克穿祭服进见撒里答，请求准许他在蒙古境内传教。撒里答命令他往钦察谒见拔都请命，拔都又派人送他去朝见蒙哥。12月27日，鲁布鲁克到达和林。次年1月4日，受蒙哥召见。5月24日，再受蒙哥召见。蒙哥以蒙古文复信法国国王，令其带回。8月18日，鲁布鲁克离开和林，再经拔都营，于1258年6月16日抵塞浦路斯，此时路易九世已回法国，鲁布鲁克遂撰游记寄奏。

鲁布鲁克在其游记中多次声称，他出行的目的是为了传教，在蒙古人面前从不承认自己是使臣。然从其出行带国王信札，归国后即复书信给国王，及其与国王的密切关系来看，他无疑是带有某种特殊使命的使臣。他一再否认自己是使臣，恐怕别有原因。

《鲁布鲁克东行纪》记录了他出使蒙古的见闻。关于基督教，游记多为有关聂思脱里教的，天主教也涉及一些。游记言：蒙古克烈部、蔑立克部、乃蛮部都信景教。至契丹途中，都有聂思脱里教徒。鲁布鲁克在东行的路上，见到了许多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基督教徒。在哈刺和林，他见到一座基督教堂，还见到了不少从欧洲掳来的妇女。在离蒙哥宫廷东端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亚美尼亚僧侣的住宅，宅上立有十字架，宅内有装饰精美的祭坛和金缕刺绣的救世主像、圣母像、洗施者约翰像以及两个天使像等。书中言，撒里答、贵由汗、蒙哥汗对基督教都很尊敬，蒙哥汗对各种宗教都一视同仁，认为各种宗教"如同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途径"。鲁布鲁克还记载了由他本人亲自参加的一场在和林举行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三教大论战，结果似乎是基督教略占上风。书中还记有蒙哥曾遗使往欧洲某国等事。

（3）蒙古汗廷与西方的联络面对罗马教廷和欧洲君主所派遣的纷涌而至的使节，蒙古汗王除热情礼遇外，也很想与西方建立联系。蒙古汗王欲与西方联络的愿望由来已久。柏朗嘉宾出使蒙古时，贵由汗即派镇海等接待使臣，从中了解罗马教皇及欧洲各国情况。柏朗嘉宾回国时，贵由汗本想派使团同行，但遭到婉言谢绝，只得修书与罗马教皇联系。1248年，驻波斯统将野里知吉歹派使者携信札去拜见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信中言贵由大汗将保护所有基督徒并帮助他们反对回教徒，收复耶路撒冷。但这次出使未得到蒙古大汗亲许。安德烈出使蒙古时，摄政的斡兀立海迷失皇后给予热情接待，并派使节随欧洲使团同去法兰西，但不知结果如何。鲁布鲁克拜见蒙哥时，蒙哥也想派使与其同去欧洲，但亦遭回绝。在《鲁布鲁克行记》中，记有这样一件事：塞阿多鲁斯是个骗子，蒙哥受其蒙骗，竟派他带领一个蒙古使者手持金牌去见法国国王和主教。蒙哥虽被骗，但从中可见他急于同西方取得联系的迫切心情。

蒙古汗王急于同西方联络，其动机大概是出于军事目的。征服欧洲是蒙古贵族统治者计划之内的事。如同西方派传教士出使蒙古汗廷带有政治、军事目的一样，蒙古统治者也想以通使的方式来刺探对方情报。蒙哥派蒙古人随骗子塞阿多鲁斯"出使"前，曾对使者说："跟这家伙前去，认真观察道路、国土、城镇、人物和他们的兵力"①。西方使团以种种借口谢绝蒙古使者的出使，实际上也是出于防范心理。蒙古汗王大概也看透了西方传教士使者们的这种动机，故在礼遇的同时，又复以措辞严厉的信函。

（4）波罗兄弟及马可·波罗出使罗马教廷在西方天主教士大量涌入蒙古帝国、充当使者与蒙古汗王联络的同时，也有许多民间商人来华贸易。曾在元上都中书省任职的王恽在其著作《中堂事记》中载，中统二年（1261年），有"发郎国遣人来献卉服诸物"，"其国在回纥西徼，常昼不夜。。妇人颇妍美，男子例碧眼黄发"。这次出使不见欧洲史籍记载，来者盖为民间商人，因无旅行记录，故不为后人所知。但仍可窥见元时从欧洲来中国的民间商人定有许多，只是不见记载而已。而波罗兄弟及马可·波罗在元朝的活动因有游记问世，所以成为中外妇孺皆知之事。

波罗兄弟是意大威尼斯商人，兄名尼哥罗·波罗（NicholoPolo），弟名马菲奥·波罗（Maffeo Polo）。1260年，他们自备商船从君士坦丁堡启程，向尤新（Euxine）或黑海方向进发，驶达索耳得亚港（Soldaia），又从陆路行抵蒙古汗王别儿哥的王都，并献珠宝给别儿哥王，别儿哥王则以金银和其

①　《鲁不鲁克东行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7-269　页。他礼品作为回赠。波罗兄弟在那里居住了一年。1262年，别儿哥与旭烈兀发生战争，因归途不安全，兄弟二人只好继续东行，至不花剌城并在那里逗留三年。二人在那里遇见了旭烈兀派去朝见忽必烈的使臣，使臣建议二人随其同行晋谒大汗，二人遂随其而行，大约在1265年夏到达上都。

波罗兄弟到达皇都后，朝觐了忽必烈大汗，并受到了他和蔼而亲切的接见。忽必烈还因他们是首次来元的拉丁人而特意为他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以示隆重欢迎。大汗慈祥地和他们交谈，详细地垂询了西方各地的风土人情、罗马教皇和其他基督教君主、王公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国土状况、治国之道、如何立法、如何指挥军事等等。他尤其关心教皇的起居和工作情况、教会的事业、宗教的崇拜和基督教的教义。波罗兄弟见多识广，且通蒙古语，对忽必烈的一切问题都回答得很得体，因而受其赏识。忽必烈汗准备派波罗兄弟二人充任骋问教皇的专使。经与众臣商议，决定请二人同另一使臣去罗马觐见教皇。临行前，忽必烈告之以使命：请求教皇选派一百名既通晓基督教义，又谙熟"七艺"①的学者来中国，另外希望他们在返回复命的时候从耶稣基督圣陵的长明灯带回一点圣油来。

波罗兄弟及另一使臣携带忽必烈写给罗马教皇的信函，手持令沿途关卡放行并提供一切必需品的御赐金牌，前往西方。途中，使臣因病滞留，波罗兄弟带着国书继续西行，于1269年4月抵达阿克拉。这时忽然传来教皇克莱蒙特四世（Dope Clementthe Foureh）新近逝世的消息。他们向阿克拉城里的教皇大使报告忽必烈的使命后，回威尼斯探亲。

1271年，波罗兄弟二人携带尼哥罗之子马可·波罗（MareoPolo）在阿克拉谒见新上任的教皇格列高利十世（Gregoire X），要求回中国复命。新教皇派遣了两位修道士携带致忽必烈大汗的信与波罗等人一同前往中国。这两位修道士都是知识渊博的神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一位是维琴察的尼古拉，一位是的黎玻里的威廉。后来二教士因故不能继续东行，遂将教皇致大汗的信交给尼哥罗等代为传达。父子叔侄三人用了三年半的时间，1275年夏到达上都。

波罗兄弟及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汗复命，呈献教皇的书信和礼品以及耶稣基督圣陵的灯油。忽必烈盛赞波罗兄弟作为专使的忠诚和热心，并详细询问了他们出使的经过以及和教皇交涉的始末。对于新来的马可·波罗，忽必烈汗亦很欢迎，并将其名字列入荣誉侍从的花名册上。

马可·波罗深得忽必烈信任，并充以要职，曾奉使云南和江南各地，在扬州做了三年官，又奉命出使过占城、印度等地，在中国留居有17年。

波罗兄弟和马可·波罗在元朝任职十余年，其间几次想返回故居，均被忽必烈热情挽留而未能成行。1292年夏，蒙古公主阔阔真远嫁伊利汗王，他们利用护送公主的机会，踏上了返回故乡的路。行前，忽必烈还命马可·波罗等回欧洲时转送他致罗马教皇和英法等国君王的信。1295年，马可·波罗等回到威尼斯。

波罗兄弟及马可·波罗来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传教，而是为了经商。尽管如此，他们实际上仍充当了蒙古汗廷与罗马教廷之间的使节，使蒙古帝国与罗马教廷及欧洲各国有了进一步的联系。

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后，将其旅行东方各国的见闻详细述说，由他人

①　指西方的修辞学、逻辑、文法、算术、天文学、音乐和地理。

记录整理成书，是为《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的游记向我们展示了许多关于元代基督教的内容。有关天主教的史料，涉及中国的部分以关于大汗忽必烈宫庭左右、镇江、扬州、杭州处为最详。据马可·波罗的游记，蒙古帝国所辖之地基督徒分布极为广泛，除被征服的那些本来就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外，西北地区、中原一带、南方诸省都有许多基督教徒，许多重要城市都建有基督教堂，基督教如同基他宗教一样，在这里是不受歧视的。书中还用较多篇幅描写了忽必烈对基督教的态度--尊重基督教，认为耶稣是四大先知之一，渴望与罗马教廷取得联系，并派使节携信件出使罗马教廷等。马可·波罗的游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5）列班扫马出使欧洲蒙古汗王派出的与罗马教廷及欧洲各国联系的使团，产生最大影响的要数列班扫马出使欧洲。

列班扫马，大都人，畏吾儿聂思脱里教修士。其父西旁13世纪初来北京任聂思脱里都会巡视观察员。列班扫马30　岁时入修院六年，后独居京郊山洞隐修。其弟子麻古斯，东胜人，亦为畏吾儿聂思脱里教徒，就学于扫马，并受剪发礼而成修士。大约在1275年（至元十二年）左右，扫马和麻古斯决意去耶路撒冷朝圣，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二人随商队而行，经沙州、和田、喀什噶尔、呼罗珊，前往巴格达，后留居伊利汗国。1280年，聂思脱里教大总管马屯哈在景教徒旭烈兀妃托古思敦的支持下，任命麻古斯为驻中国的契丹主教，取名雅八哈拉，随即麻古斯与列班扫马二人返回中国。途闻马屯哈死，二人又返回参加丧礼。1281年，麻古斯被推为马屯哈的继承人--东方教会大总管，统领东起中国，西至巴勒斯坦，南到锡兰，北到西伯利亚广大地区的教务。列班扫马被任为巡视总监。

伊利汗阿鲁浑1284年即位以后，力图与罗马教廷及欧洲各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以联合攻夺耶路撒冷和叙利亚各地。1287年，阿鲁浑与总主教雅八哈拉三世（即麻古斯）经商量决定派遣列班扫马作为伊利汗王和教会的使节，正式出使欧洲各国。

列班扫马一行携带阿鲁浑致西方教皇、君主的信件，从巴格达出发，沿古商路西北行至黑海，受到了安德罗尼古斯二世（AntronicusⅡ）的款待。又在此乘船至意大利那颇利港，转陆路抵达罗马。当时，罗马教皇新逝，教廷主事官员知其来意后，告知需等新教皇选出后才能复命。于是，列班扫马继续西行至巴黎，向法国腓力四世呈交了阿鲁浑的信件和礼物。信是这样写的：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萌里，阿鲁浑汗，致书于法兰克王，贵国使臣巴什麻至，据云：伊勒汗出征埃及时，汝欲派兵接应。有志如是，深堪嘉尚。余虔信天气，将于豹儿年冬季末月杪出师。春季第一月驻兵大马斯，汝如预定时地，践约兴师，大福萌护助里，耶路撒冷可克。余以之畀汝。否则会军之时地无定，吾人之行动不一，则无利益之可言矣。汝可遣派■习各方语言之使臣，以法国出产希罕可爱之礼物至。然非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萌里不可。吾使名蒙喀里尔，并以奉闻。

腓力四世答应派军队与阿鲁浑联合攻打耶路撒冷，并派使者将复信送给阿鲁浑。阿鲁浑致法王腓力四世的信至今存于法国巴黎图书馆。列班扫马一行离巴黎去加斯科尼，见到了英王爱德华一世。英王对阿鲁浑的联合欧洲军队夺取耶路撒冷一事非常赞赏，对列班扫马一行也以厚礼相赠。1288年，列班扫马返抵罗马，新教皇尼古拉四世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对阿鲁浑汗优礼基督教和准备攻打敌对宗教势力、夺取圣地耶路撒冷并扩大基督教领土之举动表示支持和感谢。列班扫马一行完成使命后回归伊利汗国。

列班扫马出使欧洲，受到了罗马教廷和英、法等国君主的优渥礼遇和普遍欢迎，教皇和各国国王争相赠予贵重礼品。回伊利汗国后，也受到了阿鲁浑王的嘉奖。

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国王，为了扩大基督教领土，进攻敌对宗教势力，曾组织过多次"十字军东征"，但都屡遭失败。在欧洲，早就流传东方有信仰基督教的"长老约翰国"的传说。他们真切希望东方某一强大的基督教国家会帮助他们对付敌对宗教势力。但这个"长老约翰国"却一直没有出现。阿鲁浑的信，似乎圆了西方人的"长老约翰国"之梦。此时，欧洲盛传，伊利汗王甚至蒙古大汗都信奉基督教。所以，他们想利用宗教来联合蒙古人共同对付"异教徒"，以扩展基督教的势力。列班扫马之行备受欢迎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忽必烈写信给罗马教皇请求其派教士到中国传"七艺"的提议和列班扫马的西行，促使了教皇尼古拉四世派教士去中国传教。约翰·孟高维诺即是其派往中国的真正传教者。

2。西方天主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罗马教廷通过与蒙古汗廷互通使节，对蒙元帝国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所有出使蒙古的教士带回来的情报都表明：蒙元帝国及其统治者周围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基督教，蒙古统治者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宗教都采取宽容的态度，很少有宗教歧视现象。鉴于此，罗马教廷几欲派天主教士来华传教。忽必烈的提议和列班扫马的欧洲之行，进一步加强了教皇派人来华传教的决心。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孟高维诺来华传教。见其顺利，后又派遣了许多教士，使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数量大增。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活动，使天主教在元朝得到了一定的传播。

（1）孟高维诺在大都首建天主堂就传教意义而言，孟高维诺是天主教在中国开辟教区的第一人。

孟高维诺（Giouanni da Montecorrino，1247～1328年），1247年生于意大利南部萨米诺附近的孟高维诺·洛勿拉（Montecorvino Rovela），为方济各会教士。约1280年左右，在亚美尼亚和波斯传教。1289年亚美尼亚王海屯二世（Hai-tonⅡ）派遣他晋谒教皇尼古拉四世。教皇特命他任罗马教廷使节来蒙古帝国，并致函亚美尼亚王、波斯王及孟高维诺沿途必经的各国君王和各地主教，请他们为孟高维诺提供方便，使能安抵中国。

孟高维诺于1289年从罗马出发，携带教皇致伊利汗阿鲁浑、大汗忽必烈及海都的信，去往东方传教。经亚美尼亚抵伊利汗国都桃里寺。1291年，他与商人彼得（Peter）结伴继续东行。因当时忽必烈与海都正在交战，陆路不安全，遂走海路至印度，留居马八儿一年多。在此期间，他曾给西方教廷写过一封信。约1293年，他从马八儿乘船来中国，在中国登陆的口岸极可能是扬州。1294年抵达大都，觐见元朝皇帝。

孟高维诺抵大都时，忽必烈已经去世。元成宗接见了他，孟高维诺向成宗呈交了教皇的信件，并请求元帝准许其在中国传教。元成宗对孟高维诺以礼相待，并准许其在大都传教。商人彼得亦留在中国经商。孟高维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可从他寄给罗马教廷的写于1305年的第二封信和1306年的第三封信中得知一个大概。孟高维诺的这两件信函，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重要文献。

孟高维诺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后，首先在原信奉景教的蒙古贵族中进行劝化。他到中国的第一年，就劝化了汪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思皈依基督教。阔里吉思为汪古部附马，辖长城以北及河套平原的广大地区。孟高维诺与他结识后，得到了他不少的赏赐和帮助。阔里吉思的部众亦随其改信天主教。阔里吉思生一子，亦受洗，圣名术安，即若望（约翰）的异译。后阔里吉思作战身亡，其弟术忽难又率部众重新信奉景教。

大都还有许多阿兰人，是蒙古西征时从高加索迁来的，以骁勇著称，多为蒙古统治者的侍卫亲军。孟高维诺与这些人以及他们的亲属有密切联系，孟高维诺为他们宣道布教，结果有许多阿兰人信奉了天主教。据后来的马黎诺里报告，阿兰人有三万之众"皆崇奉基督教，或出于诚心，或出于名义"。孟高维诺还曾收养了150　名幼童，使其信仰天主教。他在1305年写给罗马教廷的信中说："余尝收养幼童一百五十人，其父母皆崇奉异端。幼童年龄，自七岁至十一岁不等。皆无教育，亦无信仰。余皆加洗礼，教之以希腊及拉丁文。《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Psalteers）及《圣歌》（Hymnaries）三十首，《圣务日课》（Breviaries）二篇，余皆已译成其地方言。因此收养诸童中，已有十一人知悉祭圣乐曲。余为之组织唱歌队。每逢星期日，则在寺中轮流服务。余莅堂或他往，诸童皆能不懈其职。《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及各种文件，亦皆由诸童缮写。唱歌时，皇帝陛下亦尝闻而乐之。祭圣时，余与诸童共同行礼。钟磬之声清亮，至礼毕乃止。"

天主教徒还在中国建有教堂，其中以孟高维诺和阔里吉思兴建的最为有名。

孟高维诺自来中国后，即行传教之事，并在大都筹建天主教堂。1299年，大都第一所天主教堂峻工。孟高维诺在1305年给罗马教廷的信中言："余于京城汗八里（Cambaliech）筑教堂一所。六年前已峻工。又增设钟鼓楼一所，置三钟焉"。来此受洗者陆续不绝，止于1305年，已计有六千余人。这是大都的第一所天主教堂。

1305年8月，孟高维诺在大都又修建一所天主教堂。此教堂位于大汗宫门前，与大汗官仅一街之隔。这座教堂是由信仰基督教的商人彼得出资购置地基，各方"善士友朋"慷慨解囊相助而兴建起来的，圣方济各祭日峻工。教堂里厩舍、房屋、厅堂及会堂，无不完备。会堂可容二百人。教堂四周，又有围墙环绕。教堂屋宇奂新，有红十字架高立于堂顶。这是大都的第二所教堂。

孟高维诺修建的两座教堂均在大都城内，两座教堂相距有二迈尔（mile英里）半，均由孟高维诺任主持，而执行祭务者多为他培养起来的小天主教徒。

除大都两所天主教堂外，受孟高维诺影响的阔里吉思还在其属地修有一座罗马教堂。此教堂修建于1305年之前。由阔里吉思及其部众捐资兴建。这座教堂雄壮宏丽，不亚于王公贵族的宅院。堂内供奉着天主像、"三一妙身"及天主教皇像。阔里吉思为教堂题额为"罗马教堂"。这座教堂距大都有二十日路程，孟高维诺因"不能远离大汗"而未能亲往视察。

1307年，罗马教皇闻听孟高维诺传教成绩优异，特设汗八里总主教区，委任孟高维诺为总主教，统辖契丹（中国北部）及蛮子（指中国南部）各处主教等，统理远东教务，有简授主教和划分教区权，非重大事件，不需请示教皇，只须承认教皇为教会领袖，并从教皇领取总主教绶带，但绶带的传袭，须有教皇的认可。是年7月22日，教皇克莱门五世又派方济各会修士七人来华协助孟高维诺主持教务，七人之中只有格拉德（Gerard）、裴莱格林（Peregrino）、和安德鲁（Andrew）三人于1308年抵达中国。

来华协助孟高维诺的三人也在中国开始传教。约在1313年，泉州创设主教区，由格拉德任首任主教。格拉德死后，裴莱格林被孟高维诺任命为泉州主教。在他任泉州主教期间，居住泉州的一个亚美尼亚富妇出资修建一座大教堂，孟高维诺将其指定为主教座堂。1318年，裴莱格林写信给本国教友，报告他在中国的传教情况。安德鲁在大都居住5年，也要求去泉州，得到元政府的批准。他乘驿南行，沿路"皆极受欢迎"。他在泉州附近的小林中建造教堂一座，修院一所，其中可容修士22人。裴莱格林去世，安德鲁被孟高维诺任命为泉州主教，移居城内大教堂总理教务。安德鲁在泉州继续传教，直到最后死于泉州。近年来，泉州陆续发现了大量基督教徒的坟墓和墓碑，其中一块墓碑石上刻有拉丁文碑文，半可辨读，大意是"Andreas Peruginus牧师长眠于此"。碑文末所刻年份可辨者为"M。。XII"，应是1332年，即安德鲁去世之年①。

据罗马教会历史记载，1311年教皇又派遣教士托马斯、彼得等人来助孟高维诺。这些人可能也到达了大都和泉州，并在那里进行过传教活动。

1328年，孟高维诺病逝于大都，享年81　岁。出殡时，教徒及非教徒自愿参加送葬行列者人数极多，足见其在当时极负盛名和影响。孟高维诺在华传教三十年，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2）鄂多立克东行在孟高维诺任汗八里总主教的最后几年，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波德纳人鄂多立克（Odo-ricus）来到中国。鄂多立克，生于1265年（一说1285年或1286年），15　岁加入方济各会，以苦行著称。1314年（一说1316年或1318年）启程东行。他从君士坦丁堡先到伊利汗国都城桃里寺，孙丹尼亚，继游巴格达，过锡兰、苏门答腊、爪哇、占城，最后到中国。约在1322-1328年之间，鄂多立克在中国旅行。鄂多立克最先到达的中国城市是广州，由此向东行至泉州、福州，再北上经仙霞岭至杭州和南京，再从扬州沿运河北上，最后到达元大都汗八里。居留三年后，他再行经天德、山西，抵西藏拉萨，再经中亚、波斯，返回意大利。

鄂多立克在泉州遇见了主教安德鲁，看见了"吾人小级僧侣"在该地有"两所房屋"（小教堂）。在杭州曾寄居于方济各会教堂，并与灵隐寺僧侣论生死轮回问题。在扬州，他又见到了"吾人小级僧侣"在那里有所"房屋"（小教堂）。解放前，在扬州出土了两块元代拉丁文基督徒墓碑，可见鄂多立克所说元代扬州有基督徒是可信的。在大都，他曾受泰定帝接见，并在大都留居三年，劝化许多人归信天主教。据他说，在大都宫廷中担任要职的蒙古人、萨拉森人及佛教徒，都有改奉基督教的。就连皇帝身边的御医，也有8　名是基督徒。并说孟高维诺深得皇帝宠信，威望很高。鄂多立克看到孟高维诺年事已高，急需加派教士协助，即于1328年离开大都，准备回欧洲报告教皇这一情况。他先往中国西部旅行，直到吐鲁番地后，回转欧洲。

①　参见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第29-30　页，图版75。

鄂多立克回到欧洲后，到亚未农城谒见教皇，求教皇降福，准许其率领50　位传教士东来传教。但因病未得实现。鄂多立克于病榻口述其东游的见闻经历，由他人记录整理，是为《鄂多立克东游录》。1331年1月14日，鄂多立克去世。卒后，名声大著，其游记广为流传，被译成多种文字。1755年7月20日，罗马教皇把他列入真福品。1881年，国际地理学会在威尼斯为其立铜像，以示崇敬。鄂多立克是中世纪欧洲著名的旅行家之一，其影响仅次于马可·波罗。

（3）马黎诺里出使元朝1333年，罗马教皇得知孟高维诺于1328年病逝的消息后，委派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古拉继承总主教。尼古拉一行抵达阿里麻斯，受到察合台的热烈欢迎。但从此后竟不知去向。

孟高维诺的死，也使中国的基督徒缺少了一个精神上的领袖，他们迫切希望罗马教皇再派一个继承人来。1336年（至元二年），元顺帝派遣在中国的欧洲人安德鲁·威廉及阿速人脱孩等为使，致书于罗马教皇。信的内容除表示友好，要求教皇"告天祝寿"外，还将信奉基督教的阿兰人介绍给罗马教皇，并请帮助购买良马、珍宝等物，信中说："仰尔教皇赐福于朕，每日祈祷时，不忘朕之名也。朕之侍人阿兰人，皆基督之孝子贤孙，朕今介绍之于教皇。朕使人归时仰尔教皇，为朕赐求西方良马及日没处之珍宝，不可空回也。"大都阿速将领知枢密院事福定、同知枢密院事者燕不花、左阿速卫都指挥使香山等人也同时上书教皇，谓自教皇使者孟高维诺来此，深受教导，皆崇信正教，但孟高维诺已去世八年，大都遂无主教，他们"居世无教师，死者魂魄无抚慰"、"犹之群羊而无牧人，无教诲无抚慰也"，亟请教皇速派才高德隆之教士来任主教。使者于1338年抵法国亚未农城（Avignior）教皇驻地。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二世（Benedict XII）隆重款待元顺帝使者，使游历欧洲各地。并派遣佛罗伦斯人马黎诺里（Marignolli）等为特使，率领一个50人的庞大使团，携带致元朝皇帝信及礼物，出使中国。

马黎诺里，1290年生于翡冷翠（Firenze），早年加入方济各会，圣名若望，按照当时方济各会会规，以地名或修院名称会士，所以他又被称为"圣老楞佐的若望"（Giovanni de St Lorenzo）。1338年，罗马教皇本尼迪克特派遣使团出使蒙古，他是特使之一。1338年12月，马黎诺里一行从亚未农出发至意大利那颇利港，会齐元朝来使，先到钦察汗国都城萨莱，继循商道东行，至玉龙赤杰，又经阿力麻里、哈密力等地，于1342年8月19日抵达大都。

马黎诺里穿着庄严的祭服，在隆重的仪式中觐见了元顺帝，并献上了罗马教皇赠给蒙古皇帝的良马、礼物和书信。元顺帝对西方使者送来的骏马，非常喜爱，命在廷文人赋诗作画，称"天马"。《天马歌》、《天马赞》、《天马图》等诗画作品，纷纷出现，成为轰动一时之事。周伯琦《天马行应制作》诗序中说："至正二年岁壬午七月十有八日，西域拂朗国遣使献马一匹，高八尺三寸，修如其数而加半，色漆黑，后二蹄白。曲项昂首，神俊超逸，视它西域马可称者皆在髃下。金辔重勒。驭者其国人，黄须碧眼，服二色窄衣。言语不可通，以意谕之。凡七度海洋，始达中国。是日天朗气清，相臣奏进，上御慈仁殿，临观称叹。遂命育于天闲，饲以肉粟洒湩。乃敕翰林学士承旨臣巎巎命工画者图之，而直学士臣揭傒斯赞之。盖有国以来未尝见也。"周伯琦所记即此事。

马黎诺里在北京居留三、四年，元朝宫庭对他待遇优厚。据其著述记载："汗八里都城内，小级僧人有教堂一所，接近皇宫。堂内有总主教之寓所，各有警钟。教士衣食费用，皆由大汗供给，至为丰足。"他在北京还"常与犹太人及他派教人讨论宗教之正义，皆能辨胜之。又感化彼邦人士，使之崇奉基督教正宗。因之拯救灵魂于地狱苦境者，不少也"。1346年，马黎诺里到泉州，见该处有三所天主教堂，比鄂多立克1324年见时多一所。离开泉州后，即乘船回国。马黎诺里离开蒙古宫庭时，元顺帝曾设宴、赠物、赐三年费用及良马200　匹给使团，并回书给罗马教皇再请派人来华。虽然顺帝恳切挽留，但他决不回心转意。从泉州走海路，取道马六甲、锡兰、耶路撒冷，于1352年到达亚未农，向教皇陈述来华经过。

自马黎诺里之后，罗马教廷派往中国的使节如派多马（Thormasso）、伯拉多（Prato）、加布阿（Capua）等，都未能到任。时已至元末，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陷于停顿。

（三）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的宗教角逐1。景教与天主教的冲突景教与天主教是元代中国流行的基督教的两大派别，被统称为也里可温。实际上，这两大宗教流派是有区别的，有时甚至出现冲突，特别是天主教最初传入中国时。

景教在蒙古许多部落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在蒙古汗廷中也有较强的势力，而基督教的聂思脱里派在罗马教廷看来却属于"异端"派别。所以，这两个基督教派别在中国乍一接触，就产生了矛盾。从驻波斯孙丹尼亚城总主教约翰克拉（John de Cora）1330年左右著的《大可汗国记》和孟高维诺1305年给罗马教廷的信中加以看出，孟高维诺在中国传布天主教的主要阻力来自于景教教徒。

《大可汗国记》言："总主教（指孟高维诺）费尽苦心，欲使聂派教徒服从罗马教会，明告彼等，若不服从，则彼等之灵魂，将不能拯救矣。缘此聂派叛教者，皆恨之切齿。。。当总主教约翰·孟高维诺在城内，为小级僧人建筑教堂也，聂派教徒辄于夜间潜往毁之，或竭其能力加以各种妨碍。惟对总主教，或其所辖僧人，或其所洗教徒，以皇帝陛下爱悯保护之故，尚不敢公然加害。"孟高维诺在信中也说："聂思脱里派徒众，名为崇奉基督，实则远离圣道。其人在东方有权有势。不与同道者，则虽至小教堂，不许建设，稍与异旨之文字，不得刊布也。东方诸国，自昔圣徒绝迹。余初来此境，受聂派直接虐待，或唆使他人来欺侮余，种种情形，备极惨酷。其人造作诽语，谓余乃侦探匪徒，而非由教皇派遣。稍后，其人又伪造证据，谓教皇实有大使派来东方，赠礼物甚伙，至印度时，余暗杀大使，而窃其物也。阴谋诽谤不止者凡五年。余尝受法庭传审，几受死刑。最后乃得天主怜助，有某君作证，启发大汗之天心，使知余实冤枉无罪，告者诬妄。大汗将诬告者及其妻妾儿女，悉放逐之。"若没有元朝皇帝的"爱悯保护"，孟高维诺及其传布的天主教，因受景教势力的打击和排挤，恐怕很难站住脚跟。

从阔里吉思部众对基督教的态度也可看出两派最初接触时的冲突情况。

阔里吉思及其部众原本信奉景教，孟高维诺来华后，率先规劝了他改信天主教。尽管阔里吉思在世时使部众归信天主教，但由于景教在汪古部有着深厚的基础，所以当他一死，其部众又马上重新信奉聂思脱里教。阔里吉思部众的信仰反复是景教与天主教矛盾冲突的典型反映。

2。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斗争也里可温教在元代已形成一股相当强的宗教势力。在记载元代历史的有关文献中，也里可温与僧、道、回回、术忽等并称。随着基督教在元代的广泛传播和发展，也里可温教与其他诸教的矛盾也逐渐产生，有时甚至发生严重的冲突，这在史籍中均有记载。

《元典章》卷三十三载："大德八年（1304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及行将法箓先生诱化，侵夺管领；及于祝圣处祈祷去处，必欲班立于先生（道教教士）之上，动致争竞，将先生人等殴打，深为不便，申乞转呈上司禁约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因随路有一等规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户计，遂于各处再设衙门，又将道教法箓先生侵夺管领，实为不应，呈乞照验。得此，奉都堂钧旨，送礼部照拟。议得即日随朝庆贺班次，和尚、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人等。拟合依例照会外，据擅自招收户计，并搀管法篆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严加禁治，相应俱呈照详。得此，都省咨请照验，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属并僧道録司，也里可温掌教司，依上施行。"

这里记载的实际上是也里可温教与道教二教之争。温州原本无也里可温，只有佛、道二教。也里可温教传入后，其信徒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众，充其教户，甚至将道教的"法箓先生"诱化。在为元朝皇帝祝圣祈祷一事上，这里的也里可温要破佛、道、也里可温之顺序而列于道教之上，甚至殴打了一些道教徒，因而引起了一场宗教纠纷，乃至状告于朝廷，最终朝廷按惯例解决了此事。

《至顺镇江志》还记载了也里可温与佛教之争。至大四年（1311年），仁宗登基后，崇尚佛教，也里可温也受到了一定抑制。马薛里吉思在金山修建的云山寺和聚明寺被改为"般若院"下院。原寺上的十字架被下令折毁，寺殿屋壁被绘成"佛菩萨天龙图像"。皇帝玺书中令：也里可温子子孙孙勿争，争者坐罪以重论。"集贤学士赵孟頫\、翰林学士潘昂霄曾奉敕撰碑文记其事。在他们所撰的碑文中，也里可温教被说成是"外道"、"彼教"；马薛里吉思的"休官"建寺，"连兴土木之役，秋毫无扰于民"，也被说成了"倚势"建寺、"势甚张"等。足见当时也里可温教受佛教压制之况。

《至元辨伪录》卷三记有这样一段元朝皇帝说的话："释道两路，各不相妨，只欲专擅自家，遏他门户，非通论也。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升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弥失河即也里可温教，迭屑即基督徒。从这段记载可以窥见当时也里可温教与诸教之争的痕迹。

（四）元朝政府对基督教的管理及政策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元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一视同仁，不分彼此"

的政策。蒙古统治者的诸教并蓄政策在也里可温教上有充分体现。蒙古初期诸汗周围都有许多基督教教徒，他们有的是后妃，有的是贵戚，有的是近臣，有的是侍卫、御医等。蒙古汗廷周围均设有基督教堂，有时他们甚至亲自参加基督徒的活动。对待西方基督教来华使者，他们都能给予热情礼遇。他们都把基督教看作是人类的信仰之一，认为它与其他宗教是平等的。蒙哥汗把包括也里可温教在内的诸多宗教比作手之五指，认为"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我们不同的途径"。忽必烈认为耶稣基督是人类的"四大先知"之一，而"四大先知"都受他的尊重。对包括基督教教寺在内的各种宗教教寺，蒙古统治者都下令加以保护。大汗的圣旨规定："和尚根底寺，也立乔（也里可温）大师根底胡木剌（修道院），先生根底观院，达失蛮根底密昔吉（礼拜寺），那的每引头儿拜天底人，不得俗人骚扰，不拣甚么差发休交出者。破坏了的房舍，旧的寺观修补者，我每名字里，交祝寿念经者。"①天主教教士安德鲁在1326年写给罗马教廷的信中言："在此大帝国境内，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盖彼等以为凡为宗教，皆可救护人民。"

蒙古统治者对也里可温教的尊重与保护还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政策上，如税收、徭役、军役等方面。也里可温可免除军役。《元史·世祖纪》：中统三年（1262年）三月，"括木速蛮、畏吾儿、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户丁为兵。"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七月，"也里嵬里，沙沙，尝签僧、道、儒、也里可温、答赤蛮为军，诏令止隶军籍。"《元史·兵志》也载：至元四年（1267年）二月，"诏遣官签平阳、太原人为军，除军站、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等户外。"也里可温可蠲除徭役，《元典章》卷三十三有也里可温"不教当差发"、"不拣甚么差发休著者"之语。至元十四年（1277年）十一月，"钦奉圣旨，节该成吉思皇帝、哈罕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不拣什么休著者，告天与俺每祝寿祈福者么道的有来。如今依著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休著者，告天与俺每祝寿祈福者么道。"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五月，也颁有同样内容的圣旨，也里可温们"不拣什么差发休教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来"。至大四年（1311年）四月，"钦奉圣旨，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不教当差发"。也里可温可免征或部分免征租税。大抵在太祖、太宗时，无论何人，均须纳税。定宗、宪宗时，田税、商税豁免。统一中国以后，无家室者可免征地税。有时也里可温商税豁免，地税仍照制交纳。武宗后，与平民同样纳税。就总体而言，元代也里可温在税务方面是享受优待权的。

除兵役、徭役、税赋等方面也里可温享有特权外，在经济上，有时还得到政府的资助。《元史》卷二十《世祖本纪》：至元十九年（1282年）四月，"敕也里可温依僧例给粮。"马薛里吉思在镇江一带兴教建寺时，朝廷曾赐给他"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孟高维诺在大都传教时，也得到了朝廷的资助，甚至在宫中占有一席职位。泉州主

①　据1238年风翔长春观公据碑。

教安德鲁在1326年写给罗马教廷的信中也特别提到了他们在中国传教的经济来源。他说："既抵汗八里，传教皇谕旨，拜总主教后，居其处几五年之久。于此时间，尝自皇帝取得阿拉发（Alafa）一份，俾可供给吾等衣食之用。阿拉发者，皇帝所赐外国使臣、说客、战士、百工、伶人、术士、贫民以及诸色人等之俸金，供其生活费用也。所有俸金之总数，过于拉丁数国王之赋税。"他离开大都前往泉州时，将"钦赐薪俸"移往刺桐（泉州），依皇帝所赐俸金为生。他在信中接着又说："据此间基奴亚商人之计算，照本年汇价，皇帝每年给余之俸金，可值一百金佛罗林（Florins）左右。俸金大半，余皆用之于建筑教堂。在吾所居全省内，教堂寺庙，华丽合适，无有过于吾所建者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数十年，没有元朝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是不可能进行的。基督教能在有元一代兴盛发展，深深得利于元朝统治者宽容的宗教政策。

为管理也里可温教门，元朝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崇福司。建立时间为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史》卷八十九《百官志》云其"秩（从）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崇福司为专门掌管基督教的机构，正如宣政院专掌佛教、集贤院专掌道教一样。宣政院秩从一品，集贤院秩从二品，崇福司的级别与集贤院同。崇福司的下属机构为各地的掌教司所。至延祐二年（1315年），全国有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鉴于这种情况，这一年管理也里可温的中央专门机构由司升格为"院"，"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归之"。延祐七年（1320年），又恢复为"司"。

七、元代犹太教犹太教是世界各地犹太人信仰的宗教。其创始人传说为摩西。犹太教是在古希伯来多神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摩西时代，发展成为一神教。以色列人返回并定居迦南后，犹太教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逐渐定型。犹太教的经典为《圣经》，包括《律法书》、《先知录》、《圣录》三部分，后由基督教徒继承而被称为《旧约圣经》。另有口传法律集《塔木德》，为仅次于《圣经》的经典。犹太教的基本信仰、教义、教规、礼仪等，均出自于这些主要经典。信仰犹太教的人认为上帝耶和华是宇宙间的唯一真神，以色列--犹太人的灾难是上帝对他们所犯罪行的惩罚，只有信赖上帝和上帝派来"弥赛亚"（救世主）才能获救。其戒律有摩西"十戒"等，其礼仪有割礼、献祭礼等。犹太教形成后，随着犹太人的迁徙和其他活动而在世界广为传播，对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产生了影响。

（一）元以前的中国犹太教犹太教也传到了中国。

关于犹太人来华的时间，有多种说法。主要有周代以前说、周代说、汉代说、唐代说和北宋说等。前三说或依传说猜测，或系考证有误，缺乏历史依据，均不可信。今人多持后二说，认为犹太教至迟在唐代已传入中国，至宋代曾盛极一时，特别是在犹太人较集中的城市开封。

关于犹太人来华的途径，有"陆路说"、"海路说"以及"海路、陆路兼有说"。其中"海路、陆路兼有说"较令人信服，今人多采此说。唐代中期以前，犹太人主要是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唐代中期至南宋，犹太人主要从海路到中国东南沿海，再由陆路到达中国内地的一些主要城市。这是元以前犹太人来华的大体线路。

犹太人从海、陆两路来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从事贸易活动。犹太教为一种单一民族宗教，与那些其他诸多民族所共同信仰的某一宗教不同，所以凡犹太民族所到之所即为犹太教所分布之处。随着犹太人来华的经商贸易活动，犹太教也自然地被他们带到了中国。传入中国的犹太教，史称为"一赐乐业教"。

中国古代将犹大教称为"一赐乐业教"，民间俗称为"挑筋教"（因传说犹太民族祖先雅各曾与天使角力而伤腿筋，犹太教徒宰杀牛羊时去筋不食，故有此称）。早在明弘治二年（1489年）立的《重建清真寺记》碑的碑文中，就已经出现了"一赐乐业"之译名。明正德七年（1512年）立的《尊崇道经寺记》碑、清康熙二年（1663年）立的《重建清真寺记》碑，都用此译名，其后遂相沿用。一赐乐业，系指犹太民族。一赐乐业实即希伯来文yisrael　的音译，即今以色列之异译。一赐乐业教，即指犹太教，也可用来专指传入中国的犹太教。

一赐乐业教在中国最兴盛的时期是宋代。是时，在华犹太人甚多，大概有七十多姓，他们曾向宋朝天子进贡物品，有的则定居中国。明弘治二年（1489年）立的《重建清真寺记》碑文言："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李、聂、金、张、左、白七十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华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宋孝宗兴隆元年（金大定三年，1163年），一赐乐业教徒还在开封兴建了一座犹太教寺，所谓"列微五思达领掌其教，俺都喇始建寺焉"。除开封外，其他各地也有许多犹太教徒。明正德七年（1512年）立的《尊崇道经寺记》碑文云："业是教者不止于汴。凡在天下业是教者，靡不尊是经而崇是道也。"足见一赐乐业教之盛。

（二）元代犹太教在中国的复兴元代，一赐乐业教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和发展。犹太人来华的数量大增，"术忽"和"斡脱"在元代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开封的犹太教清真寺也得到了修复和重建。一赐乐业教继宋代之后再度兴盛。

1。犹太人再度来华元代是继宋代之后犹太人来华的又一高峰期。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蒙古骑兵，如狂飙一般横扫欧亚大陆，当时就有许多犹太人随蒙古军来到中国。蒙古军的西征，使得东西方交通变得极为通畅，为犹太人从陆路来华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与此同时，犹太人仍取道海路来华贸易。犹太人从陆、海两路来华，使得元朝在华犹太人的数量剧增。除开封外，还广为分布在大都、西北地区和东南沿海诸地。

据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载，汗八里（今北京）有许多犹太教徒，这些犹太人尊崇摩西，有着自己的习俗和节日，犹太人的宗教和节日受到了忽必烈汗和其他蒙古贵族的尊重。他在进述忽必烈率蒙古贵族参加基督教徒的复活节庆祝活动时说：忽必烈汗知道复活节"是我们主要的严肃节日之一，他命令所有的基督教徒到他那里去，带着他们的圣经。。在把圣经连续的、富有仪式的、在点着的香火上熏过以后，他虔诚地把它吻一下，接着指挥所有在场的达官贵人也这样做一下。在每一个主要的基督教节日，他普遍都有这样的举动。例如复活节与耶诞节。而在撒拉逊人、犹太人和偶像崇拜者的节日，他也遵守着同样的办法。有人问起他这样举动的动机，他说，"人类各个不同阶级所尊崇而礼拜的大先知有四个：基督教徒认为耶稣基督是他们的神道，撒拉逊人的神道是谟罕默特，犹太人的是摩西，而偶像崇拜者的是叟苟莽摆--康（即释迦牟尼），是所有偶像中最卓越的偶像。我对所有这四位都尊敬""。尽管马可·波罗记述的不是犹太人的节日，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出元大都里犹太人的情况--他们同基督教徒一样，已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尊崇自己的神道，有着自己的节日，而忽必烈和蒙古汗廷的达官贵人也象尊重基督徒那样尊重犹太人。马可·波罗游记还有一次提到大都的犹太人，那是在元世祖忽必烈平定乃颜叛乱之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乃颜是个信奉基督教的人，军旗上画有"十"字。败灭后，犹太人和回教徒都借此事来嘲笑城里的基督徒，笑其"十"字不灵。基督教徒将此事状告于元世祖，忽必烈怒斥了在场的犹太人等。马可·波罗东游之时，正值至元十六年（1279）开封重建犹太教寺之际，其时犹太人初来，未改汉姓，所以能区别辨认出来。

除京城外，泉州、杭州等地也有许多犹太人。泉州，是我国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很早就有外国商人活动。北宋时期，阿拉伯商人在塗门街建有"圣友寺"。元代，有许多犹太人在此经商，有的则定居于此。这些犹太人有着自己的信仰，不愿意归附基督教。1326年，罗马教廷派往中国的天主教教士贝茹基亚的安德鲁（泉州主教）在写给罗马教廷的信中说过这样的话："犹太人及萨拉森人改信吾教者，至今无一人。"这说明泉州元代有犹太人并坚信自己的宗教。

杭州的犹太人在中外的文献中都曾有过记载。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载，元代杭州城里住着许多犹太人、基督教徒和崇拜太阳的突厥人，他们有着自己的居住区域，城市的第二区有城门曰"犹太人门"。元人杨瑀在《山居新话》中云："杭州砂糖局。。糖官皆主鹘、回回富商。"主鹘，即指犹太人。距杭州数十里的澉浦港，是元朝同其他国家发展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杭州的犹太人可能多是在此港从事贸易者定居而来。

此外，在其他一些城市和地区，如宁波、扬州、宁夏等地，也都活动着许多犹太人。开封宋代已有犹太人定居，元代曾重修犹太教寺，明代还有犹太人立碑纪念，这一切表明元代开封的犹太人数量一定很多，其中大部分为宋代开封犹太人的后裔，也可能有一些是元代新去的犹太人。据《元史》中载，元代"术忽"及"回回"遍及"各处"。"术忽"即指来华的犹太人，经常与僧、道、回回、答失蛮、也里可温并称，成为大元帝国显赫一时的一股政治、经济和宗教力量。除术忽外，"斡脱"也与犹太人有关。

2。术忽与斡脱在汉文献中，最早记载犹太民族的是《元史》。《元史》中经常出现"术忽"一词。如《元史·文宗本纪》载，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三月，诏"僧、道、也里可温、术忽、答失蛮为商者，仍旧制纳税"。据学者们考证，术忽即犹太人。在记载元代的历史文献中，术忽又作"珠赫"、"主吾"、"主鹘"、"主乎得"等，都是术忽的异译。其源出于阿拉米文的"yehudi"，即犹太。10世纪以后新波斯文作"Djuhudi"，蒙元统治者以蒙语音译之，再被史官以汉字译其音，辗转相译，遂有"术忽"、"主忽得"诸名。

在有关元史的文献中，术忽经常与僧、道、也里可温、回回、答失蛮等并称，皇帝的诏令中亦多次提及术忽。可见犹太人在元代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术忽中有许多是随蒙古军队来到中国的，他们作为"色目人"的一部分，同也里可温、答失蛮一样，成为元帝国统治民族中的一员，享受着各种特权，深为元朝统治者所重视。术忽在蒙古军队中扮演重要角色。《元史·顺帝本纪》载：元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年）五月，"摹宁夏善射者及各处回回、术忽殷富者，赴京师从军"。可见，蒙古军队中有许多术忽，即使是后来散居各处的或分散来华经商的术忽，也被招摹成兵。术忽在元代经济生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献中凡言及术忽，则多与商、税二字相联，可见术忽的职业多是从事贸易活动的。术忽中有许多"富商"、"殷富者"，元朝统治者早就有了"旧制"，以令其纳税，他们的租税成为元朝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术忽则成了不善经营的蒙古贵族的代理商。术忽在元代政治、经济、军事生活中的作用，必然会使其所信仰的宗教得到相应的尊重。再加之元朝统治者的宗教宽容政策，一赐乐业教便广泛流行于犹太人在华活动之处。

元代与犹太人有关的还有"斡脱"。斡脱一词最早出现在元《经世大典·马政篇》中："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七月十日，兵部承奉尚书省奏：诸衙门官吏、僧、道、答失蛮、也里可温、斡脱，不以是何军民诸色人户，所有堪中马匹，尽数合买。"该书又载，至元二十六年七月十四日，"兵部承奉尚书省劄付：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斡脱等户，但有四岁以上骟马，曳刺马、小马，尽数赴宫中纳，当面给付价钞"。斡脱一词，其语源及具体涵义目前尚有许多争议，至今解释不清，但都与犹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争议者主要持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斡脱就是指犹太人。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就这样认为。另据学者们考证，希腊文称犹太为"亦俄代"（Joudaios），俄文和德文则称为"裕对"（Jude），而"斡脱"则是元代的也里可温对犹太人的称呼。在史籍中，僧、道、回回、也里可温、术忽往往并称；同时，僧、道、回回、也里可温、斡脱也经常并称，而且居然存在这样的现象：凡以术忽与前几者并称时则不出现斡脱，而凡以斡脱与前几者并称时则不出现术忽（例外极少）。前几者都是指信仰某种宗教的人，术忽亦指信仰宗教（犹太教）的人，所以斡脱很可能是指犹太人。这种意见若为是，则术忽与斡脱同指犹太人，只不过一个是自称，一个是他称而已。另一种意见认为，斡脱是元代的一种商业组织，并进而引申为商人。蒙古人不善于做生意，把钱交给斡脱商人，令其贸易纳税，这种机构以及在这种机构工作的人都统称为斡脱。所以有"斡脱钱"、"斡脱所"、"斡脱总管府"等词。若这种意见为是，也与犹太人有关。元代与蒙古人接触、代理蒙古人经营商业及银钱借贷的外来民族，主要是回回人和犹太人。而回回、答失蛮等在文献中与斡脱并称，则作为一种商业组织的斡脱也主要由犹太人组成。若作为一种商业组织的斡脱主要是由回回人组成，而文献又将其与回回、答失蛮并称，岂不显得重复？因此，可以推断，即使斡脱是一种商业组织，也是一种以犹太人为主的商业组织。由商业组织进而引申为商人，其商人也主要是指犹太商人。《元典章》上有"斡脱商贾"和"斡脱钱债"等词，这与犹太人善于经商和从事高利贷活动的传统是极相吻合的。据上述，可以这样认为：斡脱在元代文献中是一个与犹太人有关的多义词，它有时用来专指犹太人，有时用来指以犹太人为主的商业组织和商人阶层，有时也用来指类似犹太人那样的善于经商、放高利贷、盘剥等行为的人，所以史籍还有"斡脱们的勾当"之类的词语。元代文献中频频出现有关斡脱的种种记载充分显示出犹太人及其宗教在元代的兴盛情况。

3。"古刹清真寺"的修建一赐乐业教寺最著名的是开封的"清真寺"。开封犹太教清真寺始建于金世宗大定三年，也就是明弘治二年所立《重建清真寺记》碑中所称的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寺以清真命名，非指此寺为回教寺，而是取其"道必本于清真礼拜，清者精一无二，真者正而无邪"之意。后人为区别于回教寺，曾将寺名改为"尊崇道经寺"，如明正德七年所立的《尊崇道经寺记》碑。因水患等原因，此寺曾多次遭毁，亦屡经修缮，元、明、清三代共修建十余次之多。元代是第一次重修这座犹太教寺。元代此寺名"古刹清真寺"。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期间，古刹清真寺曾得到修建。明弘治二年立《重建清真寺记》碑言："元至元十六年已卯，五思达重建古刹清真寺，坐落土市字街东南，四至三十五杖。"重新修建的古刹清真寺座落于开封的土市字街东南。开封的土市字街，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有载，名"土市子"，在潘楼以东。元之土市字街即前代之土市子，古刹清真寺便座落于此。关于修建的年代，明弘治二年所立的《重建清真寺记》碑记为："元至元十六年已卯"。明正德七年立的《尊崇道经寺记》埤亦云："宋孝隆兴元年癸末，建祠于汴。元至元十六年已卯重建。"只是清康熙二年所立《重建清真寺记》碑的说法有异："其寺俺都喇始创于宋孝隆兴元年，五思达重建于元至正十六年。"此碑为清人依旧记而作，至正当为至元之误，然而一字之误，却把元代犹太教徒重建古刹清真寺的时间推迟了近八十年，故当改之。古刹清真寺的修建，说明在开封的犹太人仍信奉其教，并有自己的统领，这些人大概多数属于宋代开封犹太人的后裔。

4。元代犹太人的宗教生活元代来华的犹太人，除一些被编入军旅者外，多数还是商人，经商贸易是他们主要的生活内容。此外，他们还有以养马、制糖、屠牛、行医为业的。因此，他们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中。遇有要事，朝廷都要下旨统一召集。犹太商人的税赋和役务在总体上是享受减免的，即使是纳税，也往往遵循的是"旧制"。在犹太人中，那些巨商富贾以及斡脱们经济实力雄厚，与贵族联系密切，在政治上享有的地位也高。

元代犹太人有着自己的宗教生活。他们乍来中国时，都用自己原来的名字，很少有改用外姓者。他们还举行宰牲祭祀和割礼等仪式，很少与外族人通婚，以致于经常发生近亲结婚的现象。蒙古统治者的有关法典中就有关于禁止犹太人屠宰牲畜和举行割礼仪式等内容。对于近亲联姻者，更是明令禁止。《元史·顺帝本纪》载，至元六年（1340年），"监察御史世图尔言，宜禁答失蛮、回回、主吾人等叔伯为婚姻"。犹太人为维护其血统纯正，不惜近亲结婚，大概在当时极为普遍，所以才有监察御史上书禁止之事。在开封的犹太教徒，他们有自己的教寺，宗教生活可能会更正规一些。其他各地的犹太教徒，亦能坚定自己的信仰。欧洲罗马教皇派出的天主教传教士，劝服许多蒙古贵族及阿兰人改信基督教，但却没有一个犹太人接受他们的洗礼。足见元代来华犹太人是非常恪守其宗教信仰的。

犹太教在元代能够兴极一时，其主要原因在于元代社会的开放性。东西方交通的畅通，元朝政府对外来贸易者的鼓励、对宗教的兼容并蓄政策，都促使了犹太人从海陆两路大批来华。犹太人及其宗教在西方屡遭某些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的迫害，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经营的家园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去寻找他们的立足之地。元朝来华的犹太人却很少受到来自政治上和宗教上的迫害。元朝政府对他们及他们所信奉的犹太教采取与其他民族、宗教一视同仁的态度，犹太人的贸易活动也受到鼓励甚至享有特权。相对当时的西方世界，元帝国似乎成了犹太人的"乐园"，故而犹太教在元代流行一时。

八、结语元代，是中国宗教史上较有特色的一代。元代宗教的最大特点便是它的多元性和开放性。蒙古诸部原本信奉原始的萨满教，但在元朝统治者诸教并蓄的政策下，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等，都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尽管各种宗教之间存在着种种争斗与角逐，但总体上是平等、共存和相容的，只是佛教略占上风。元代又是外来宗教在中国再度传播和普遍传播时期，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对中国发生全面影响，当始于此时。对元代宗教的全面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元代宗教的史料，散见于《元史》、《元典章》等汉文史籍和《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穆斯林史籍以及蒙古文、藏文古籍文献中；元代在华传教士的信札、元代宗教碑刻等，亦是研究元代宗教的重要资料。但就总体而言，元代宗教资料十分匮乏、零散，研究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因而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元代宗教历史的著作问世。

这部《中国元代宗教史》根据现存有限的史料，参照近年中国宗教史研究的新成果，力图对元代宗教的历史作一个大体的勾勒和描述，并对某些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一些意见和看法。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参考了一些有关宗教研究的论著和译著，在此一并向这些作者和译者表示谢意。

元代 第066卷 元代习俗史

【本卷提要】

元朝是北方蒙古族在13世纪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本书对这一时期的蒙古、汉等中心民族和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习俗，进行了较系统的探讨，分别从节令、服饰、饮食、起居、婚姻、丧葬、祭祀、禁忌、娱乐等方面展示了元代特有的生活习俗，书中不仅介绍了元代平民百姓生活方式、习俗，而且也揭示了贵族统治者奢侈糜烂的生活状况；不仅介绍了单个民族富有特色的诸多习俗事象，也阐述了元代各民族人民习俗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从而勾画出了元代华夷兼容的习俗文化图像。

一、元代习俗概述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占重要地位的朝代，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虽然多沿袭了前代，但比起前代更富有传奇色彩和独特风采。就其习俗而言，元朝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各民族经济文化传统各异，民族关系繁杂多变，所有这些决定了元代各民族习俗带有很浓的民族特色；元朝又是北方蒙古民族、色目人和汉族等各民族统治集团联合治理的朝代，故阶级关系复杂，阶层差异和区别十分明显，因此，元代各民族生活习俗中深深打上了各阶级和阶层的烙印。此外，元朝虽然统治时间短，但由于社会变革迅速，民族交往频繁，各种矛盾斗争激烈，促使习俗在形成发展时间上，显示出特定时代标志的特征。但习俗是世代相传的文化现象，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元代习俗又和元代的其它文化现象一样，显示出具有传承性特征。传承性是习俗发展过程中的运动规律性特征，具有普遍性，因此，传承性是元代习俗文化中的主要特征。下面我们对元代习俗的这些特征，作一简略的分析。

（一）民族性在元代的习俗文化诸特征中，其民族区别是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因为，有元一代，民族之众多，居民结构之复杂，是历代王朝所不能比拟的。除元代历史上占特殊地位的蒙古民族以及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之外，还有在中国领土上建立过强大封建帝国的契丹、女真、党项、畏吾儿等诸多民族，还有在中国南北方世代居住繁衍的其他少数民族以及陆续从西域、中亚等地移居中国的色目人。

在这些民族中很多民族的风俗习惯，具有很强的自身特征，有些习俗事象，几乎完全异于其他民族的习俗事象。即使是同一类习俗事象，在不同的民族中具有不同特点。

1。物质生活习俗方面元代各民族经济生活、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物质生活习俗的多样性，首先在食俗方面，就蒙古族而言，在元代，他们仍然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因此他们的饮食等物质生活习俗，与他们所经营的游牧经济息息相关，如，他们吃的是牛羊肉、奶制品，喝的是马、牛、羊乳等，所以彭大雅说，蒙古人"食肉而不粒。猎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彘、曰黄鼠、曰顽羊、曰黄羊、曰野马、曰河源之鱼。"①这虽然不免有些夸大其辞之嫌，但确实说明了蒙古人饮食习俗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在植物性食料为主的汉族等农业民族的饮食习俗中是看不到的。元代各民族饮食习俗，同样都以熟食为主，但做法大不相同。蒙古牧民食物中，"火燎者十之九，鼎烹者十二三，"①与内地汉族烹调食俗大有径庭。

其次，元代各民族间，在服饰方面也有很大差异。在质料方面，以蒙古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衣着质料多为家畜或野兽毛皮。我国东北少数民族地

①　《黑鞑事略笺证》，《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清华学校研究院刊本，第6　页。

①　《黑鞑事略笺证》，《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清华学校研究院刊本，第6　页。区产的貂鼠、银鼠毛皮是乃自古是高级服饰质料。元时有专职猎貂鼠、银鼠部落，以供帝王贵族之用。汉族等定居的农业民族衣服主要与种植业有关的丝、麻、棉纺织品，元时依然未改变这种状况。但值得一提的是元代棉花种植得到全面推广，棉纺技术也有所提高。从而棉布成为内地定居民族人民主要的衣料。

此外，衣着样式方面的民族区别，也很突出。蒙古人多穿袍，汉人称之为"团衫"，南人则称"大衣"，贵贱皆如之。其袍式宽大而长，大袖，袖口收缩。贵族妇女有的袍长曳地，行时须两女奴拽之。系腰和皮帽即鞑靼帽也是蒙古人服饰的特点。所以叶子奇说："帽子系腰，元服也。"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已婚贵妇所戴的顾姑冠则是元代极为特殊的一种首饰，它的质料和形制，自古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蒙古人的这些服饰习俗，相异于继承唐宗传统的元代汉族以及国内其他民族的服饰。

其次，在居住习俗方面，元代各族也有各自的特色。蒙古等北方民族穹庐则是一种适合于游牧生活的移动性住室，虽然大小、形制有所不同，但皆属于迅速拆卸和搭盖起来的圆形房屋，它最适合于北方民族游牧生活。这种活动性住室决不同于内地定居民族的土木住屋。蒙古族统治集团入住中原，在大都安照中国的传统，居住在宏伟壮观的宫禁中，但他们仍然喜爱居住帐房，元初就建立了宫帐斡耳朵制度，历朝相传。叶子奇《草木子》卷3　下，《杂制篇》称："元君立，另设一帐房，极金碧之盛，名为斡耳朵。及崩即架阁起。新君立，复自作斡耳朵。"这些"极金碧之盛"而可搭可拆的特大宫帐与中原汉族永久性的宏伟壮丽的宫阙形成鲜明的对照。

2。精神生活习俗方面精神生活习俗岁时节序包括婚俗、丧俗、祭祀、宗教信仰习俗和娱乐习俗等等。

在岁时节序方面，元朝各民族基本上沿袭了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因此这方面的民族特征，显而易见。比如，汉族的元旦、元宵、清明寒食节、重午、七夕、重阳、除夕等传统节日本身以及各节日的习俗诸事象，都显示着汉族人民节日习俗中的民族特征。蒙古人也把正月称为"白月"，正月初一人们穿白色服装，相互赠送"白色"礼物，这与蒙古人尚白习俗有关。

元代各民族婚姻习俗，也是富有民族特色的。比如，在元代蒙古人中仍流行抢婚的遗风，在战争中征服敌人后夺取其妻女，在法律上已认可。还有在部分蒙古人中流行的"冥婚"等都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婚姻形态。又如，蒙汉两族中都存在着招婿婚，但汉族中流行的招婿婚远比蒙古族的形态多样。如，养老女婿、年限女婿、出舍女婿、归宗女婿等，它们也各有特征，形成了元代汉人招婿婚的特点。

在婚姻俗制方面，同样是一夫多妻制，但在各民族间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如汉族传统中不管妻妾有多少人，但"正妻"须一人，而蒙古族婚姻俗制中，虽然有妻妾之分，但不是特别严格，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妻妾的地位也会发生变化。

在婚礼方面，蒙古人的"吃不兀勒札儿"是一种富有游牧文化特色的婚俗事象。"不兀勒札儿"是指羊的颈喉，许婚时吃羊喉，意示定婚不悔，坚②　《草木子》卷3　下《杂制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　页。

久不离，百年合好。只有以羊为主要生活资料的游牧民中才会形成这种习俗事象。又如，女真人婚俗中的"拜门"一节未见于蒙古婚俗，又与汉族婚俗中的"拜门"不同，是具有女真人特色的习俗。

其次，在丧俗方面，在元代的各民族丧葬习俗，多承袭了前代的传统，土葬习俗在很多民族中流行，其中蒙古人的土葬习俗是颇具特色的。那就是他们埋葬死者后不立冢。《黑鞑事略》中说："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叶子奇也说过，元帝陵无冢①。因此，从成吉思汗到元诸帝陵地具体地点，至今未知。这种丧俗在古今中外所罕见，可谓极为奇特的习俗事象。元代畏吾儿人丧葬习俗也是相异于元代其他民族。比如，人死后，亲眷"女孩儿、媳妇儿每带白孝，散发者。内于若有亲眷孩儿每做和尚合带的孝呵，交肩甲上挂白财帛者，俗人每散发者。"②畏吾儿人丧俗中还有棺槨上刻太岁头、灵车前树大丧盘子，挂甲，唱走灵马等等。

此外，汪古人"遇父母之丧则■面而哭"③的习俗，更富有特色。元代汉族的丧葬习俗则是沿袭了唐宗以来的旧习俗，也有元代其他民族的丧俗中所看不到的内容，此不赘。

其三，在元代各民族祭祀宗教信仰习俗方面，也有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习俗事象。如，汉、蒙同样祭天地、但祭祀的方式方法有所不同。汉族传统的祭天习俗是宫廷和民间两种形式。帝王的祭天在南郊举行，其规模之宏大，程序之繁杂、自不待言。而蒙古人则用他们特有的方式和方法祭天。那就是他们为上帝塑造很多偶像，以敬献饮食致祭，祭祀的方法是把酒食"洒奠"在偶像上面，或抛洒在地上。

元代宫廷的"烧饭"致祭也是很有特色的祭祀礼俗。他们在举行"烧饭"祭祀时，把祭祖、祭亡灵的酒食等供物焚烧掉。并把祭祀所剩之食物，所有参加致祭者共同分享。

在宗教信仰习俗方面蒙古人的"烧琵琶"占卜吉凶以及"札答"之术呼风唤雨等等都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习俗事象。

其四，在娱乐习俗方面，首举汉族的围棋等富有民族特色的游戏。在元代，下围棋这一汉族传统娱乐习俗，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得到了发展，成为上层贵族和文人喜玩的一种游戏。此外，汉族打双陆、猜枚等各种娱乐以及蒙古人的"玩石阿"即打髀石，也富有民族特色。

总之，元代各民族生活习俗中有很多事象是某一民族所独有的。这些是元代习俗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在各民族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当然，元代习俗中不但有民族性，而且还有地域性特色。因为，各地区的自然资源，生产发展以及社会风尚传统的独特性，既使同一个民族中，习俗也能显示出不同的特征，由于篇幅所限，恕不详述。

（二）阶级与阶层的差别习俗的主要属性之一，是习俗事象中显示的阶级和阶层的差异。这是指

①　《草木子》，卷3　下，《杂制篇》，第60　页。

②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丧礼》，"畏吾儿丧事体例"。《海王顿古籍丛刊》，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下同），第461　页。

③　《蒙鞑备录笺证》，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清华学校研究院刊行本。

各民族内部的共有习俗惯制中，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和阶层差别。这种差别表现在经济地位与手段的不同，习俗形式的繁简不同等诸方面。

1。在物质生活习俗方面在元代各民族生活习俗诸事象中，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面的阶级与阶层差别最为鲜明。

首先是饮食习俗方面，比如，同样是以马乳为饮料，但蒙古帝王所饮马乳与普通牧民所饮马乳不同。徐霆在《黑鞑事略》中说："初到金帐，鞑主饮以马奶，色清而味甜，与寻常色白而浊，味酸而膻者大不同，名曰黑马奶。。。只此一次得饮，他处更不曾见，玉食之奉如此。"这就是说，帝王所饮马奶是"色清而味甜"，普通人喝的是"色白而浊，味酸而膻"。元人忽思慧《饮膳正要》一书中记述了宫廷玉食几百则，这些饮食物与普通百姓酸黄虀、淡白粥比较，可谓天壤之别。尤其是在汉族饮食习俗方面的贵贱之异，尤为明显，就元代而言，也是非本文所能概述。

其次，在服饰方面，同样是长袍，普通人穿的是粗布袍，腰系杂采绦；穷苦人穿的是"黑花山羊羔答忽（袄子）"，帝王贵族则着十分珍贵的貂鼠答忽，元朝诸帝及大臣们所穿的质孙服则是从西域进献的纳失失，即金丝锦缎、怯绵里即剪茸等为质料的一色服。

元廷于延祐元年（1314年）还为"彰贵贱，表诚敬"，规定了服色等第。规定称："上得兼下，下不得僣上。违者，职官解见任，期年后降一等叙，余人决五十七下。"①元廷以服色等第来维护服饰上的阶级和阶层差别，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是中国服饰史上罕见的举动。

其三，住室与交通工具方面的阶级、阶层差别也是元代习俗中十分明显的。比如，蒙古人不管帝王、那颜阶层或普通百姓都住毡房即穹庐，但毡房的大小乃至形制、内外装饰都有差异。普通人住的住室，"如鸡笼状，门高仅五尺，出入必低头。"①而帝王贵族所住的昔剌斡耳朵即金帐则是比普通帐幕大得多，可容数百人及千人，"阈与柱皆以金裹"。尤其是汉地宏伟壮观的宫廷建筑与穷苦百姓的"漏星堂"是无法比较的。

中国历代王朝都有完备的车舆制度，元代皇帝所乘舆辂有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等多种。其中象辂即象轿是元代特有的乘舆，就是用象驾御的巨辇，把它装饰的金碧辉煌，玉珞极尽。每年皇帝在大都上都之间"巡幸"时，有蕃官骑象前导或御象以驾巨辇。这些都显示了封建等级的区分，上下有别，贵贱有章。

2。精神生活习俗方面阶级与阶层的差别，又表现在元代各族人民精神生活习俗的各个方面。

如，岁时节令、婚丧嫁娶、祭祖、祭神以及宗教信仰习俗和娱乐游戏习俗等等。

首先在岁时节序方面，元代同前代一样，岁时节令是全民族的共同习俗，但其中也能显示出阶级与阶层差别。这里仅举一例：清明寒食节是元代的重大节日，元廷规定放假三天。在此节日里人们上

①　《元史》卷78，《舆服志》1，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44　页。

①　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

坟祭祖。"宫廷于是节最为富丽。起立彩索秋千架，自有戏蹴秋千之服，金绣衣襦，香囊结带，双双对蹴。绮筵杂进，珍馔甲于常筵。中贵之家，其乐不减于宫闼。达官贵人，豪华第宅，悉以此为除祓散怀之乐事。"①而穷苦人的清明寒食节是另一种情形。他们迫切希望摆脱贫困，在清明节这一天，"竟以菽黍秸纽作圆圈，自以此圈套其首自足，掷之水中，云脱穷以讫。"②这些记载足以说明元代岁时节令习俗中显示出的阶级差别。

其次，在婚俗方面，元代不论汉族或蒙古族以及党项即唐兀忒人中都流行一夫多妻制，妻妾多则几百，少则几人。但这些拥有众多妻妾的人都是帝王将相、富豪商贾。而一些穷苦人往往"不能娶妇，故使作赘。"③还有一些贫苦人无力维持生计，把妻子典卖给家财富足的男子。另外在聘财、婚礼等方面的阶级差别也较为明显。此外元代的"驱良婚"，更能说明问题。所谓驱口是战争中俘获的人口及其子孙后代，即男女奴婢。驱口男女只可互相婚嫁。例不许聘娶良家。元廷以明令禁止驱口与良人之间的婚姻，违者坐罪。良人娶驱，判徒刑二年；良妇嫁驱，"则合做驱"④。

其三，在丧葬习俗方面，元代各民族一般都施行土葬和火葬、天葬等葬式。但同一种习俗事象中出现的阶级阶层差异也是很突出的，主要表现在丧事的规模、随葬品的丰俭等等。我们对元代帝王、贵族丧事的规模以及随葬品的奢靡之极，不必多赘，就民间的富足人家和穷苦人家丧葬之间的差异也是很突出的。一些富人，"殡葬之际，彩结丧车，翠排坛面，鼓乐前异，号泣后随"，"布设路祭，乱动音乐，施引灵柩，远■正街。"①江南的一些富人的丧葬"以侈靡为孝，凡有丧葬，大其棺槨，厚其衣衾，广其宅兆，备存珍宝，偶人、马车之器物，亦有将宝钞籍户。。葬。"②而有些贫苦人家不能如期举行葬礼，尸骨也无地安葬，因此，不得不长期停柩不葬，其原因是"贫乏不能胜丧"。说明元代丧俗中的阶级阶层差别还是很大的。

其四，在元代祭祖、祭神灵等祭祀活动是全民族性的，不分贵贱上下，但在这共同的习俗里还存在着明显的阶级与阶层差异。主要表现在祭祀规模、仪式、祭品等方面。对元代帝王、贵族祭祀活动规模之大、仪式之繁琐、祭品之奢靡自不待言。就民间富裕人家与贫困之家的祭祀中也显示出较大的区别。有些富人在清明节时，肩担春盛担子，手提红干腊肉，上坟祭祖，而有一穷人则"往纸马铺门首唱了个肥喏，讨了些纸钱，酒店门首又讨了半瓶酒，食店里又讨了一个馒头"，上坟祭祀其死去的父母和公公婆婆，他又怕父母和公公婆婆在地府"争这馒头闹将起来"，后来他想出个办法，把馒头"劈做两半个，一半供养公公婆婆，这一半供养父母亲。"③这些虽然是文学作品的夸张描写，但也确实说明了元代祭祀习俗中显示出的阶级阶层差异。最后，在娱乐习俗方面。娱乐活动，也是不分贵贱，为人类的共同习俗，但其中也有阶级和阶层的差异。比如，围棋和象棋、打双陆、拆白道字等游

①　《析津志辑佚·风俗》，第203　页。

②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7　页。

③　《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

④　《元典章》卷18，《户部》卷4，"良人不得嫁娶驱收"。

①　黄时鉴辑点《元代法律资料辑存》，《大德典章遗文》，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0　页。②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葬礼》，"禁约厚葬"。

③　元杂剧《老生儿》，第三析，白，见明臧晋叔编《元曲选》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7　页。戏主要流行在"管军元帅"、文人、大家闺秀或富足人家以及上层风流中。元杂剧《玩江亭》，第一折，白："小可人酆州人氏，姓牛名璘。家中颇有些资财，。。平日之间，好打双陆，下象棋、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所不道，无般不晓。"而贫苦百姓则"不会投壶打马，则惯拨麦看牛。"①打马，即打双陆。这些又说明，元代的娱乐习俗中也能看出阶级和阶层的差异。总之，在元代习俗中阶级和阶层的差别是很突出的，上述仅是若干个举例而已。此外，元代习俗还显示出民族不平等或民族压迫和剥削的事实。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提一下，恕不详述。

（三）历史性生活习俗在发展的时间上，或特定的时代里显示出的特征，叫做习俗的历史性特征。对元代而言，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变革的年代，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各民族生活习俗在不少事象中显示出了时代的特征。

1。物质生活习俗方面元代各民族人民物质生活习俗，虽然多承袭了固有传统，但有些方面也呈现出一些时代特色。

首先，在服饰习俗方面，元代各民族人民的密切来往，导致他们服饰文化的交流，从而在习俗文化中显示出了不同程度的时代特色，即历史性特征。比如，质孙服是蒙古族贵族传统服饰。在重大节日饮宴时从皇帝到文武百官，凡参加宴会者，都要穿单色服，叫做质孙服。质孙服为冠帽相配，冬夏质孙服种类达五十多种，在元代其款式也有了新的发展；元代末年，一度流行一种仿高丽式的衣服、靴帽。直至"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①似类例子很多，此不赘。这些具有强烈时代特色的服饰，随着元朝的覆亡而从中原汉地消失。

在饮食习俗方面，元代又基本上承袭了原有的传统，但由于改朝换代，民族交往，生产发展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有元一世又显示出与前代有所不同的历史特点。比如，在元代，各民族的饮食文化的空前交流，促使元代饮食习俗的改变，宫廷饮食习俗尤为突出。如，元代忽思慧的《饮膳正要》一书中载录的宫廷御膳几百种，则是民族饮食文化交流的结晶，又是元代饮食习俗为历史性特点的有力的见证。该书中记载的菜肴和面点类食品，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用羊肉或羊五脏作为主要原料。这是元宫廷饮食的一大特征。它也影响了民间饮食文化。在元代"羊酒"是大小饮宴必备的饮食物。此外，元宫廷饮宴中的"喝盏"之俗也有时代特色，这里就不详述了。

2。精神生活习俗方面元代的岁时节令、婚丧嫁娶、祭祀、信仰习俗以及娱乐等精神生活习俗方面，也显示出了时代的或历史的特色。

首先，在岁时节序方面，元代虽然基本上沿袭了各民族固有的岁时节令

①　《太平乐府》卷9，元无名氏散套《耍孩儿·拘刷行院》，见《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2　页。

①　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6　页。

传统，但也不乏带有时代烙印的新内容。比如，宫廷贺正之俗中，正月一日，内八府宰相领礼部中书相国，以外国大象进献皇帝②。还有十月一日以后的"送寒衣节"，祭上坟，扫黄叶，开垛场，除夕之日■除不祥为目的的"洒净"等活动都有元代特征。此外，元代的大都，后来的北京地区经久流行的正月十九日燕九节是始于元代。农历正月十九日是全真道宗师丘处机诞辰日，是日大都人民致酹祠下，逐渐演变为节日，一直流行到现在。

其次，婚丧嫁娶等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蒙古等北方民族的收继婚。父亲死后，儿子可以以财产的形式继承其生母以外父亲的妻子；兄弟死后可以娶嫂或弟媳为妻。元初仍流行此俗。至元代此俗有所改变。据《元史·脱脱尼传》载：哈剌不花死，其妻脱脱尼年二十六岁。哈剌不花前妻有二子，已成年，尚未娶妻，都想收继她，"脱脱尼以死自誓"，"二子渐惧谢罪，乃析业而居"。说明蒙古人收继婚俗渐趋改变，成为过去。

在丧葬俗制方面，蒙古人实行火葬，始于信佛教以后，元时才流行的习俗。而汉族的火葬习俗流行较早。对汉族的火葬习俗，元廷以"实灭人伦，有乖丧礼"为由，明令禁止。但由于火葬是既方便，又卫生的丧葬习俗，终未能阻止。

在祭祀以及宗教信仰习俗方面，元代蒙古人偶像崇拜习俗是与蒙古人古老的萨满教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把天地神灵塑为毡像，早晚致祭，顶礼膜拜。但后来由于蒙古人改信佛教，在一部分人中偶像崇拜逐渐失去往日的兴盛。蒙古族的烧饭祭祀也是元皇室主要的祭祀活动之一，但这种习俗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习俗史上，只是昙花一现，随着元朝北迁而消失。

再如，元廷"游皇城"是元代的重要的信仰习俗。至元七年（1270年）

元世祖采纳帝师八思巴的建议，在大明殿御座上置一白伞盖，顶部用素缎，上书写金字梵文，意为"镇伏邪魔护安国刹"。定于每年二月十五日，于大明殿举行启建白伞盖佛事，以各色仪仗导引，迎引伞盖，周游皇城内外，谓与众生驱除不祥，导引福祉①。周游皇城时出动数千人，有庞大的仪仗、乐队和戏队，首尾排列三十余里。可谓一代之制。但这种重大活动随元朝的灭亡而宣告结束。又如，"射草狗"、"脱旧灾、迎新福"等元廷重要的崇教信仰习俗也同"游皇城"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中。但这些活动的有关记载告诉我们，元代崇教信仰习俗中仍显示出一些历史的特征。

（四）传承性习俗的传承性是习俗发展过程中显示出的具有规律性的特征，它具有普遍性。因为习俗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好的习俗以其合理性赢得广泛的承认，代代相传，各种恶俗陋习也往往以其因袭守旧的习惯势力传至后代。习俗文化的这种传袭与断承的活动特点，元代习俗中也普遍存在。

1。物质生活习俗方面元代各族人民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习俗中显示出的传承性是很突出的。

首先在服饰方面，蒙古人的服饰有明显传承特点，元代的蒙古人服饰，②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2　页。

①　《元史》卷77，《祭祀》6，"国俗旧礼"，第1926　页。

竟可在古匈奴人服饰中找到丝迹。元代皇帝衮冕及百官服多承袭了汉唐以来的传统，官吏以长袍为主，其样式，都是右衽，大袖，盘领，下长过膝。老百姓中汉人、南人多袭宋代衣衫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旧的保守习惯，从唐代已有的汉族妇女缠足之恶俗，在元代仍盛行。

其次，在饮食习俗方面，饮食是诸多习俗事象中最有稳定性的因素。在元代习俗中传承性特点尤为突出的仍然是饮食习俗。在元代，以蒙古为代表的诸游牧民族来说，肉类和乳类仍然是他们食物的基础。元代宫廷御膳虽然与前代有所变化，但对广大的汉族人民来说，仍然是主食为五谷，辅食为蔬菜，外加少量的肉食，主食仍然以面食为主，米食为副。饮料为各种酒类和茶。

其三，起居习俗的传承性也很明显，元代蒙古人住室帐幕，承袭了蒙古先民以及古代北方其他民族移动性住室传统，只不过形制和大小有所变化而已。在元代内地汉族的土木建筑物、以及帝王官阙制度，未因受北族的传统而改变。

2。精神生活习俗方面在元代各族人民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普遍存在传承性特征。

首先，在岁时节日习俗方面，汉族的元旦庆贺、正月十五日元宵灯会、三月清明寒食节上坟祭祖、踏青郊游；五月五日端午节"插艾虎、悬硃符"以及南方的赛龙舟，北方的射柳捶丸；七夕节"种五生"、祭赛牛郎织女神；重阳节，登高，食糕粿、饮菊酒；十二月八日吃朱砂粥；除夕之夜各种活动，都承袭了前代传统。

其次，婚姻习俗方面，我国汉族自古以来就有了完备的结婚习俗。早在元初，元廷就根据"汉儿人旧来体例"，参照朱熹《家礼·婚礼》，酌古准今，拟定了《至元婚礼》。朱熹作《家礼》时为简便计，将"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中的"问名"、"纳吉"舍去，又并"纳征"、"请期"为一礼，所以实际上只有"纳采"、"纳征"、"亲迎"三礼。元代《至元婚礼》内容包括："议婚、纳采、纳币（即纳征）、亲迎、妇见舅姑、庙见、婿见妇之父母等凡七条。很显然，元代的婚姻礼俗中虽然有新的内容，但仍然承前代朱熹《家礼》和"汉儿人旧来体例"者居多。其三，在丧葬习俗方面，元代各族中仍流行土葬这一通用葬式，汉人都立坟，有家族坟地或坟院。此外，在汉人丧葬习俗中的丧事、丧服、服丧等内容也多承袭了前代。就丧服而言，元代汉族完全沿袭了固有的"五服"的传统；元时还继承了在职官员父母亡，丁忧三年的制度，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

此外，元代帝王祭祀天地、太庙、社稷、先农、宣圣、岳镇海渎，以及官府、民间的祭祖先、神灵活动，大都沿袭前代。蒙古族的祭祀与宗教信仰习俗内容多来自元以前蒙古各部或同类古代游牧民族的习俗。

最后，在娱乐习俗，蒙古族的摔跤、骑射、打毬、打髀殖、射柳等习俗事象，都能在蒙古族先民或同一地区的古代北方其他民族中找到源头。尤其是汉族的围棋、打双陆、击鞠、捶丸等游戏，都承袭了中国古代的传统。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传统保守习惯势力，在元代娼妓之俗仍然盛兴，比起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总之，上述这些都说明了元代习俗本身所具有的传承特征十分鲜明。但这些习俗事象的传承性不是绝对的，随着历史的变迁，在不同地区、民族的传播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或多或少地"走样"，有时变化很大。元代也不例外，对此仅提一下，恕不详述。

二、节令习俗元代的节令习俗也基本上沿袭了前代的传统，同时包含一些蒙古人的特色。又有一些新的内容，有些是随着宗教传播以及社会的其它变革造成的。由于元代民族众多，各民族间的节令差别也很大，非本文所全面叙述的内容。因此，我们这里主要介绍蒙古族和汉族中流行的主要节日习俗。

（一）蒙古族的纪年与节日古代蒙古人在日常游牧、狩猎生活中逐渐掌握了自然规律以及季节变化，并创造了适合于他们生产生活的历法。在此基础上，根据畜牧经济的特点，形成了他们的节日习俗。而他们的节日又往往与祭祖、祭佛联系在一起。1。纪年对游牧民族来说，与日常生活联系最大的是寒暑变化和随之而来的草青草枯的更替。寒来暑往，草青草枯，周而复始，无限循环，逐步形成了年的概念，并产生了纪年的习俗。

据《元朝秘史》等文献记载，元代蒙古人用十二动物名称作符号以计算年份，即十二兽名纪年法。即，一鼠（qulugana）、二牛（üker）、三虎（bars）、四兔（taulai）、五龙（luu）、六蛇（mogai）、七马（mori）、八羊（qonin）、九猴（bi Cú　i）、十鸡（takia）、十一狗（noqai）、十二猪（gaqai）。每十二年循环一次。如前所述，从这些动物的蒙古语名称分析，蒙古人很早就使用了这种纪年法。

据记载，元代蒙古语中表现"年"的词汇有两个。一是"桓"（今音为on），另一是"只勒"（jil）。用十二动物名表示年代时只能用jil　这个词。他们还用春（qabur）、夏（jun）、秋（namur）、冬（übül）等表示四季的名称。至于"月份"的名称则与"月亮"没有区别，都称sara①。

元代的蒙古人又把每一季分成三个月，如，春季初月、夏季中月等；把一年分成十二个月，但并不像汉族或后世的蒙古人一样用数字称呼月名，而是每个月都有其专门的名称。根据《元朝秘史》和元代编纂的《蒙古译语》（1340年刊本作《至元译语》），古代蒙古人的十二个月名称记载如下：正月忽必撒剌（下略称"撒剌"）　（qubisara）

二月古打里玉宣真（qudal＆＆o geljin）

三月兀年玉宣真（unen＆＆o geljin）

四月课可（k＆＆o k＆＆o　）

五月胡打儿（hudar-udar）

六月纳智儿（najir）

七月兀懒（uran）

八月补工（bugun）

九月忽察荅里必（huchatalibi）

十月怯。。都儿（kelebdur）

①　本书中记录蒙古等非汉语词汇的音标为拉丁字母。为了更准确地记录蒙古语有些音节，某些字母上增加了几种符号。对引文中的音标一律未改动。

十一月亦剔古（idelgü）

十二月库胡列儿（kukuler）

从上述月名可以看出古代至元代蒙古人的月份名称绝大部分来自各种禽兽之名。如目前已搞清词意的月名中二、三、四、七、八、九、十、十一月之名皆与禽兽名有关。据此推断，有些不明词意的月名也许亦与某种禽兽之名有关。

总之，元代蒙古人纪年、纪月法是与游牧、狩猎生活有关的富有特色的纪年法，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2。节日如前所述元代蒙古人，一年四季节令是与其纪年法相适应的，而且各种大小节令也较多。这里仅介绍几种。

白节：是蒙古人重要的节日。蒙古人把正月又称Cú　agansara（白月），所以又把白节称作"白月"。

蒙古人在元初，入主中原之前就有庆贺白节之俗。定宗二年（1247年）

六月出使蒙古首都喀剌和林的张德辉谈蒙古人过白节习俗时说："比岁除日，辄移帐易地，以为贺正之所。日大宴（晏之讹）所部与帐前，自王以下，皆正月晦，复西南行。"①可见古代蒙古人同他们后代一样，以一月作为一年的始端，举行三天的庆贺活动。元朝时期，蒙古族庆贺"白节"之俗，与汉族新年之俗的相互影响，使之更加隆重热烈。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写到："据查，鞑靼人是以西历二月份作为新年的伊始。这一日大汗和他的疆土上的所有的臣民，都依照惯例穿上白衣。按他们的观念，这是吉祥的象征。他们这种做法，是希求得一年到头在生活中都能够万事如意，快乐安康。。贵族、王子和各阶层的人也在各自的家中互相赠送白色礼物，并且欢天喜地地相互祝贺，。。还有大批漂亮的白马，敬献给大汗。"①白是吉祥、纯洁的象征。因此，蒙古人在正月里穿白色服，相互赠送白色礼物，骑白马，用白色马奶酒祭祖先。

马可·波罗又说，元旦，百官向大汗呈献的礼物的数目列成九乘九。如马匹应为九乘九，即八十一匹，黄金、布匹等皆如此。尚九数是蒙古旧俗，这应该是元廷贺正中的蒙古习俗。

蒙古人从信奉喇嘛教以后，"白节"中又增添了一些内容。如，各家各户请喇嘛诵经除灾。各地喇嘛寺庙都要举行法会，寺庙前旗杆悬挂红布。正月十五日有些大型寺庙法会上跳"禅木"（　Cú　am，梵语，跳鬼之意）其意为捉妖驱鬼禳除不祥，预祝一年的平安。表演时由一些喇嘛扮作鬼神，头戴假面具，穿着各种颜色奇异服装，手持各种法器或降魔宝剑，踏着伴奏的宗教乐器声跳舞。

蒙古人中，一年除"白节"之外，还有二次祭祀性节日，即，四月九日和九月九日的洒马奶节。张德辉《岭北纪行》中说："至重九日，王师麾下会于大矛（牙字之误）帐，洒白马湩，脩时礼也。其什器皆用禾桦，不以金银为饰，尚质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复会于大牙帐，洒白马湩。什器

①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100《岭北纪行》。

①　《马可波罗游记》，汉译本，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　页。亦如之。每岁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余节则否。"这里说，四月九日和九月九日"洒白马湩"节是一年中的重要的两个祭祀性节日。因为在蒙古人的观念中九是个圣数。所以，节日定在四月九日和九月九日。祭祀中的什器皆用禾桦制的，不用金银什器，这是回顾历史传统的一种表现，可见这种祭祀性节日由来已久。

蒙古族传统节日往往与祭祀结合起来之外，不像定居民族节日那样在固定的日期内进行，而是按季节择日或结合畜牧经济密切相关的大事。

有元一代，宫廷施行两都巡幸制，皇帝一般每年的四月到八月在上都，他们在上都期间过不少节日，其中大部分活动是按"国俗"举行。此不赘述。（二）宫廷与汉族民间节令元代宫廷和民间岁时节序，基本上沿袭了历代形成的传统。但有些节令礼俗还是有所变化，且有新的内容。

中统五年（1264年）八月，忽必烈颁布圣旨条画规定："京府州官员，。。若遇天寿、冬至，各给假二日；元正、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给假一日。公务急速不在此限，钦此。"①又，至元十四年（1277年）十二月，中书省客省使也速忽都答儿奏："在先初十日，二十日、三十日，每月三次放假有来。。。如今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三十三日、乙亥日，。。这日数里，放假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②说明，在元代，法定假日，名目之多，是历代所少见的。这些假日中，元正、寒食、七月十五、十月一日、重午、重九等都是传统的节日，下面介绍其中的若干项。

1。元旦元旦，汉族传统节日。元旦庆贺之风俗始于汉武帝，以夏历正月初一为岁首。后为历代沿用。而元旦之称则始于南北朝。每逢元旦，历代皇宫，行朝贺礼。而民间则有拜年、飞贴、宴饮、玩赏等习俗。

元代继承了上述传统。在元旦早晨，"百官待漏于崇天门下"①，及时，入朝行庆贺礼。元人傅若金诗《次韵元日朝贺》中描写元代正旦朝贺情景时写道："宫漏崔朝烛影斜，千官鸣玉动晨鸦。交龙拥日明丹扆（yǐ，音椅，古代一种屏风），飞风随之绕画车。宴罢戴花经苑路，诗成传草到山家。"②从诗中反映来看，元代元旦朝贺也在五更。正月一日，百官在烛光灯影中上朝，玉佩叮。。鸣响，连早晨酣睡中的乌鸦都被惊醒了。朝贺后还要赐御宴并带花以示欢庆。朝贺以后，百官脱去公服，"与人相贺"，相贺之时，"赠与手帕。"③《析津志》载元代宫廷元旦之俗时云："丁酉年（1297年）正月一日，内八府宰相领礼部中书省相国，以外国大象进上，并说纳粟补官选。

①　《元典章》卷11，《吏部》卷5，《职制》2，《放假》，"放假日头体例"。②　同上。

①　《析津志辑佚·岁纪》，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　页。

②　陈衍辑撰：《元诗纪事》，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　页。③　《通制条格》卷8，《仪制》，"公服私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　页。自此后常于斡耳朵聚，涓日入中书署事，设大燕，成典也，六部如之。"④这是前代所没有的礼俗。《马可波罗游记》中亦称，元旦这一天皇宫中举隆重的大象仪仗队。

京市官员，虽然已在官府聚会，但仍行岁时庆贺之礼，"相尚往还迎送，以酒酝为先，若肴馔，俱以排办于案卓矣。如是者数日。"①这时在大都"车马纷纭于街衢（qú，音渠，大路），茶坊、酒肆，杂沓交易。"②在外路府州司县遇正旦，也拜贺行礼。他们"勾集诸色社直行户妆扮，预先月余整点，将寺观祝寿万岁牌迎引至于公厅置位，或将万岁牌出其坊郭郊野之际以就迎接，拣选便于百姓观看处所，然后官吏率领僧道抬舁坛面、铙钹、鼓板、幢幡、宝盖，差遣诸色行户妆扮社直、娼妓、宫监之类，沿街摆拽。"③每圣节仪亦如之。

2。元宵节元宵节，亦称"上元节"、"元夕节"，简称"元宵"，汉族的传统节日。每年夏历正月十五晚举行。以通宵张灯，供人观赏为乐，故又叫"灯节"。元代亦流行正月十五上元观灯风俗，宫廷更加隆重。元初，忽必烈已在大都宫中挂灯赏灯。据说，宫中有世皇即忽必烈所穿制过的珍珠垂结灯，殿上还有七宝漏灯。早在元初，始建大都时，忽必烈问刘秉忠定"大内"方向。刘秉忠告诉他，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忽必烈表示同意，并封该树为"独树将军"，赐以金牌。此后每逢元宵，此树上面挂各种花灯，"高低照耀，远望若火龙下降。树旁诸市摆摊，出售各种米甜食、饼■、枣面糕，酒肉茶汤应有尽有，游人至此留恋忘返。此景在武宗、仁宗时期大为盛兴。又据《元史·张养浩传》记载，元英宗硕德八剌即位后，适值元宵，即在"内庭张灯为鳌山"。古代传说中说，海上有巨龟背负神山。后世每逢灯节，即模象其形，把许多彩灯扎架而起，供人观赏，谓之鳌山。

曾瑞卿杂剧《留鞋记》，第三折，《小上楼》："我。。为贪着一轮皓月，万盏花灯，九街车马，更漏深，田地滑，游人秱杂，鳌山畔把他来撇下。"①《词林摘艳》卷二，无名氏散套《黄钟画眉序·元夜》："禁苑点花灯，彩结鳌山胜蓬瀛。"

《盛世新声》，《双调新水令·风城佳节赏元宵》："风城佳节赏元宵，绕鳌山瑞云笼罩。"

这些举例说明元代宫廷、官府元宵佳节盛况。在民间，上元观灯之俗仍很兴盛。大都的居民从十三日开始悬灯，一直到十六日为止。所以元人熊梦祥《析津志》中说："十六日名烧灯节，市人以柳条挂焦■（duī，音堆，古时一种蒸饼）于上叫卖之。"②烧灯，即燃灯。

元代民间元宵节盛况，在元杂剧等文学作品中多有描写。如：④　同上。

①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3　页。

②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3　页。

③　《通制条格》卷27，《杂令》，"拜贺行礼"，第286　页。

①　明臧晋叔编：《元曲选》，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74　页。②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3　页。

元武汉臣《生金阁》，第三折，白："［社火鼓乐摆开科］，［外扮老人里正同上云：］。。时遇元宵节令，预赏丰年。城里城外，不论官家民户，都要帖放花灯，与民同乐。老的，咱每做火儿看灯，走一遭去来。［做看灯科］［衙内领随从上云：］今日是元宵节令，小的每随俺看灯耍子去。。。［正末扮包拯便衣领张千上云：］老夫姓包名拯，。。官府龙图阁待制，。。时遇上元节令，纷纷扬扬下着国家祥瑞。"①以上戏文说明，在元代每逢元宵节令，从官家到民户，从城里到城外，都要帖放花灯；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从老人到小孩，都要观赏花灯，欢度佳节。据记载，元宵节皓月上空，花灯闪烁，是男女情人幽会的好时机。元杂剧《留鞋记》中就描写了郭秀才与王月英在元宵佳节幽会的故事。该剧还多处描绘了元代上元节令美丽的景色和热闹的场面。如：第二折："你看那月轮呵光满天，灯轮呵红满街，沸春风管絃一派，趁游人拥出蓬莱。莫不是六鳌海上扶山下，莫不是双凤云中驾辇来"，"你看这般月色，映着一片灯光，宝马香车，往来不绝，果然是好景致也。""看一望琼瑶月色，似万盏璢璃世界，则见那千朵金莲五夜开，笙歌归院落，灯火映楼台，把梳妆再改"②。

戏文中的元宵佳节月光灯火美丽动人，竟使这位"生的桃腮星眼蛾眉"

的小姐自愧不如，想要再改梳妆。

3。燕九节元宵节过后，正月十九日为燕九节，亦称"烟九"、"宴九"等。是汉族民间节日，元时流行于大都。源于纪念名道士丘处机。丘处机，道教全真道龙门派创始人，号长春子。1219年，应成吉思汗召请，率弟子十八人，到西域雪山，晋见成吉思汗，进言止杀，讲解长寿，深得器重，赐号"神仙"。东归后，住燕京太极宫（旧址在今北京白云观西侧），受命掌管天下道门，全真道得以大盛。他也深得百姓尊敬。死后即葬于白云观内，因丘处机的诞辰是夏历正月十九，大都人至是日致酹祠下，逐渐演变为燕九节。

是日，大都士女倾城前往"南城长春宫、白云观、宫观蒇（chǎn，音产，完成）扬法事烧香，纵情宴玩以为盛节，犹有昔日风纪。"①4。清明节清明节，亦称"植树节"、"踏青节"，时间在三月间。在古代，清明节前原为寒食节，有禁用烟火，只食先期做好的冷食之俗。由于两节相距很近，后寒食节逐渐与清明节融合为同一个节日。元代以"清明寒食"称之。有关寒食节的时间，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在冬至后105日，一说103日。元代采用105　说。故元杂剧中多称"清明节令寒食一百五"、"一百五日清明节令"。

清明节是元代一年四季重大节日之一。元廷规定放三天假。三月三日这一天宫廷派遣大臣代祀三皇等古帝王及岳渎，并在宫中举行各种娱乐活动。对此《析津志》中描写道："清明寒食，宫廷于是节最为富丽。起立彩索秋

①　《元曲选》，第四册，第1726　页。

②　《元曲选》，第三册，第1269　页。

①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3　页。

千架，自有戏蹴秋千之服。金绣衣襦，香囊结带，双双对蹴。绮筵杂进，珍馔甲于常筵。中贵之家，其乐不减于宫闼。达官贵人，豪华第宅，悉以此为除祓散怀之乐事。然后无各称其家道也。"②这显然是受蒙古人影响的清明节礼俗，因为记载中没有反映清明节扫墓祭祖、食用寒食等汉族固有习俗。清明节期间汉族民间家家户户上坟祭祖，郊游踏青，饮宴玩耍，热闹非凡。在元代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如：《老生儿》，第三折，白："时遇清明节令寒食一百五，家家上坟祭祖，我将着这春盛担子、红干腊肉、同着社长上坟去来。"①春盛担子，清明节踏青游春或赴郊外时携带的食担。红干腊肉则是寒食节食物。

《杀狗劝夫》，第一折，白："［正末上云：］小生孙虫儿，将着这一分纸，一瓶儿酒，今日是一百五日清明节令，上坟去咱。"②以上二例反映了元代民间一些富足人家和普通人过清明节的情形。而最贫苦人家过的清明节则是另一番景象。他们盼望摆脱贫困，在三月三日这一天，"竟以菽黍秸纽作圆圈，自以此圈套其首自足，掷之水中，云脱穷以讫。"③5。重午重午，元时也简称午节，在五月五日。元廷颇重视此节，"以为大节"，民间又称"蕤宾节"。元人熊梦祥词云：五月天都庆端午，艾叶天师符带虎，玉扇刻丝金线缕。

怀荆楚，珠钿彩索呈宫籞。

进上凉糕并角黍，宫娥彩索缠鹦鹉，玉屑蒲香浮绿醑。

葵榴吐，銮舆岁岁先清暑。"①这首词勾勒出了元宫廷每年端午节时的情景。节前三日开始，宫廷为过节做准备。中书礼部向皇帝进御扇，扇面上有各种金丝刺绣。有人物、故事、花木、翎毛、山水、界画等，"极其工緻，妙绝古今。"②资政院、中正院、将正院也进各种精制宝扇。宣徽院等衙门向元廷还进献金纱、金罗、金条、彩索、金珠、翠花、花钿、奇石、胭脂以及酒醴、凉糕、香粽、金桃、御黄子等物。仅是节向朝廷进献费用，每年达五千余定，数量相当可观。此外，在节日里上自三公宰辅、省院台，以及中贵官都互相馈赠画扇、彩索、拂子、凉糕等，以此礼之。因此，元廷用于本节的费用就更大。

②　《析津志辑佚·风俗》，第202　页。

①　《元曲选》，第一册，第376　页。

②　《元曲选》，第一册，第99　页。

③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7　页。

①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8、219　页。

②　同上。

由于重午节凉糕等物需求量大，在大都于节前二三日小商贩在街头用芦苇架棚，出售各种凉糕等。此外，在市场多出售艾虎、泥大师、彩线符带牌等，以供民间的节日需求。在民间，端午节前一天，人们用艾叶做虎形，或剪彩为小虎，戴头上或悬在门上，用于驱邪。《词林摘艳》卷二，《南吕贺新郎·雨■梅天》中有"插艾虎，悬殊符"之句，即是。人们还用泥做小人，以艾叶为头、以蒜为拳，谓之泥大师，置于门上，以驱邪。

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或官府、民间，每逢端午节，人们都举行各种娱乐活动，以度佳节。如，在北方，射柳击毬是必不可少的项目。如：无名氏《射柳捶丸》，第四折，白："今日是五月端午蕤（ruì，音芮）宾节令，。。众官庆贺蕤宾节令，都要打球射柳。"

在南方这一天进行划龙船比赛。所以《盛世新声》，《中吕粉蝶儿·殿阁生凉》中有："虎艾遍门悬，龙舟也齐荡桨"之句。但至元十三年（1293年）时朝廷曾一度因其"无益"且"聚众不便"而予以禁止①。

6。七夕节此节在元代不论宫廷还是民间，都是很重要的节令。此节相传的故事有牵牛星和织女星在鹊桥相会，还有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长生殿里盟誓。元人熊梦祥的描写元宫廷及大都七夕节风俗的一首词中有"堪怜惜，星前月下遥相忆"，"年光掷，长生殿里空尘迹"等语句②。可以认为在元人中上述有关七夕节的传说都在流传。此外，在元人杜仁杰散套《商调集贤宾·七夕》中有"晚风轻点点萤飞，天阶夜凉清似水，鹊桥图高挂偏宜，金盆内种五生，琼楼上设筵席"，"今宵两星相会期，正乞投机。沉李瓜肴馔美，把几个摩诃罗儿摆起。齐拜礼，端的是塑得来可嬉。"③这些诗句描绘了元人七夕节习俗的一幅图画。如，张挂鹊桥图是元代七夕节风俗之一。《析津志》载，大都的"宫廷宰辅、士庶之家咸作大棚，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盛陈瓜、果、酒、饼、蔬菜、肉脯，邀请亲眷、小姐、女流，作巧节会，称曰女孩儿节。"④"金盆内种五生"即上述熊梦祥词中的"化生"，这也是元代七夕节流行的习俗之一，在七夕节前几天，把箓豆、小豆、小麦等浸在磁器里生芽后，用红蓝彩线束起来，七夕那天，用以供养牵牛星。《析津志》已载，"都中人民，此日迎二郎神赛愿。"⑤摆设摩诃罗以供牛郎织女，也是元代流行的七夕习俗之一。摩诃罗，梵语音译，又有摩候罗、磨喝罗、摩合罗、磨合罗等多种异译。它本是佛经中的神名，通常用土、木、玉等雕塑，以加衣饰的小人形，元时亦称"巧神"。七夕节临近，城中小商贩，仍以芦苇等架棚，出售摩诃罗巧神泥塑，人物大小不等，人们抢着买。

元大都的另一种七夕习俗为，富足人家举行家祀，"先用麻秸奠酒为诚，买纸钱冥衣烧化于坟，谓云送寒衣，仍以新土覆盖。"①在上都，这天命师婆

①　参见《通制条格》卷28，《杂令》，"祈赛等事"，第306　页。

②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20　页。

③　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上），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4　页。

④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20　页。

⑤　同上。

①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20、221　页。

即蒙古巫师择定吉日，敕太史在吉日"洒马戾，洒后车，辕軏指南，以俟后月"②，为大驾南返做好准备。

7。立秋、重阳节等立秋，这一天，元代也放假，这时皇帝还在上都，山野树叶已呈红色。

太史奏某日为立秋，就要摘红叶，选择吉日，铺张筵席，侍臣进献红叶。立秋这天"三宫太子诸王共庆此会，上亦簪秋叶于帽，张乐大燕，名压节序。"③大驾南返前，八月初，上都一带紫菊和金莲盛开，"至是时，上位宫中请太宰，皆簪紫菊、金莲于帽。"④当时上都有位年逾七十的老画家，他善于画紫菊、金莲、野草、闲花。朝廷官员往往买他的画，作为馈赠礼物的土产品，或作簪珥红叶，皇帝也这样，谓之赏红叶。这些礼俗，是前代所没有的。重阳节，是汉族传统节日，此日人们登高，食糕粿、饮菊酒，元时民间亦如此。人们还以面为糕相互馈赠，小商贩还在街头架棚叫卖各种糕祼，情况如七夕、午节。而有的小商贩，以小扛车，沿街叫卖。

此时元帝已从上都回到大都，这天在宫中举行菊节，自有常制。"士庶官员亦以追节重，往还燕礼如常故事。"①十月一日以后，时令谓之送寒衣节。祭先上坟，为之扫黄叶。在皇城东华门外，朝廷命武官开射圃常年国典。又称"开垛场"。十月古史院选择一天，都府差官在东华门外做苇芭，"南向北三所，北向南如之，约三百步。西一所即储皇、诸王等，二所为省院宰辅，第三所为武职枢所。安措定，候旨。"②及时先由太子发三矢至高远，名射天狼，俗称射天狗，发三矢而止，而后宰执，诸王接着发数矢，射毕，在别殿开设盛宴，这是"国典"即蒙古礼俗。

十一月，冬至日，太史院进历，皇帝、储皇、三宫、省院、台、百司、六部、府寺监并进。历有国子历、畏吾儿字历、回回历等。接着，大都市中开始卖新历。是日，宰相亲率百官恭贺，向皇帝递献手帕，随贡方物。士庶人家也相互祝贺、馈赠礼物。

十二月初八，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成道日，"禅家谓之腊八日，煮红糟粥，以供佛饭僧。"③大都官员、士庶则食朱砂粥。元人孙国敕《燕郊游览志》："十二月八日，赐百官粥，民间亦作腊八粥。"煮粥后互相馈送。帝师也向皇帝进献粥饭。

在年近除夕时，呪师"于宫中大明殿牌下，西蕃呪师以扇鼓持呪，供羊、马、牛、酒等物，陈设于殿庭。呪师数人，动梵乐念呪，两人牵手巾，一人以水置其中，谓之洒净。"④接着，把各种肉置于桶中，二人抬出殿前，一人手拿一把黑旗前面导引，出红墙门外，于各宫绕旋，自隆福宫，兴盛宫出，驰马击鼓举饶奔跑，出顺承门外二里头，把桶中各种肉类抛洒以济人民，谓②　同上。

③　《析津志辑佚·风俗》，第204　页。

④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21　页。

①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23　页。

②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1、224　页。

③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1、224　页。

④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24　页。

之驱邪，如此这般，宫廷一年的生活在宗教气氛中结束，而民间除夕之俗，亦如既往，在此不赘。

三、服饰习俗元朝是蒙古民族建立的帝国。其民族之多，地域之广，是元以前历代王朝所不能比拟的。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上的密切交往，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联系。服饰文化也不例外，各民族人民基本上保持原来传统服饰的同时，在与其他民族的来往中，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吸收了他族服饰文化的影响，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他们的服饰文化。所以元代各民族服饰文化在中国服饰文化史上占重要地位。她具有本民族服饰习俗的特殊性和华夏服饰文化的兼容性。

（一）蒙古族的服饰每个民族所繁衍生息的自然环境和他们所经营的经济生活形态以及历史文化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等因素决定了该民族的服饰习俗特点。元代蒙古族人的服饰与蒙古高原沙漠绿地、寒冷气候和游牧狩猎等经济生活紧密相联。随着元帝国的建立和与比邻民族来往的加强，蒙古族服饰也发生了不少变化。蒙古族服饰也同样影响了其他民族服饰文化。

1。容貌特征容貌：据文献记载，元代蒙古人外貌与今蒙古人无大差异。南宋赵珙《蒙鞑备录》："大抵鞑人身不甚长，最长不过五尺二三，亦无肥厚，其面横阔而上下促，有颧骨，眼无上纹，发须绝少。"13世纪中叶来蒙古的西方传教士约翰·普兰诺·加宾尼（jonnofplanocarpin）在他的游记《蒙古史》中对当时的蒙古人身体容貌特征，进行了描写，他说；"鞑靼人同一切其他的人是十分不同的，因为他们两眼之间和两个颧骨之间较其他民族为宽。他们的面颊也相当突出在他们的嘴上面；他们有一个扁平的和小的鼻子，他们的眼睛是小的，他们的眼皮向上朝向眉毛。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腰部是细的，但也有少数例外；他们的身高几乎都是中等。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人长胡子，虽然有些人在上唇和下巴有一些髭须，而这些髭须他们不加修剪。"①威廉·鲁不鲁乞（willianofRubruck）在他的《东游记》中说，蒙古"妇女们是惊人地肥胖，一般认为，她们的鼻子越小，就越美丽。"②关于元代蒙古人的外貌特征，除上述描述之外，还有一些史书插图绘画、帝王肖像可以参照。

发式：由于元代蒙古人的发式极为特殊，故各种文献中记述较多。男人的发式，赵珙《蒙鞑备录》："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耳？）者总小角，垂于肩上。"郑所南《心史·大义略叙》："鞑主剃头发，留当前发，剪短散垂；却析两旁发，垂绾两髻，悬加左右肩衣袄上，曰不狼儿。言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不能狼顾。或合辫为一，直拖垂衣背。"《长春真人西游记》说："男子结发，垂两耳。"

加宾尼对蒙古男人发式描述甚详。加宾尼说："在头顶上，他们像教士

①　［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　页。②　《出使蒙古记》，第120　页。

一样把头发剃光，剃出一块光秃的圆顶，作为一条通常的规则，他们全部同样地把头发剃去三指宽，而这样剃去的地方就同上述光秃圆顶连结起来。在前额上面，他们也都同样地把头发剃去二指宽，但是，在这剃去二指宽的地方和光秃圆顶之间的头发，他们就允许它生长，直至长到他们的眉毛那里；由于他们从前额两边剪去的头发较多，而在前额中央剪去的头发较少，他们就使得中央的头发较长；其余的头发，他们允许它生长，像妇女那样；他们把它编成两条辫子，每个耳朵后面各一条。"①鲁不鲁乞在《东游记》中写到："男人们在头顶上把头发剃光一方块，并从这个方块前面的左右两角继续往下剃，经过头部两侧，直至鬓角。他们也把两侧鬓角和颈后（剃至颈窝顶部）的头发剃光，此外，并把前额直至前额骨顶部的头发剃光，在前额骨那里，留一簇头发，下垂直至眉毛。头部两侧和后面，他们留着头发，把这些头发在头的周围编成辫子，下垂至耳。"②蒙古语把"当前发"即前额骨那里的一簇头发，叫做kegül，《元朝秘史》第五六节作"客古里"，旁译为"■揫"。郑麟趾《高丽史》卷二十八："蒙古之俗，剃顶之额，方其形，留发其中，谓之怯仇儿。"怯仇儿，即"客古里"。蒙古语把垂于肩上的两条辫发，叫做shibülger。《元朝秘史》同节作"失不勒格儿"，旁译作"练椎"。至元末蒙古男人发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元末明初人叶子奇说："其发或辫，或打纱练椎，庶民则椎髻。"①至于蒙古妇女的发式，文献中记载较少。加宾尼谈到男人发式时说到；"由于他们从前额两边剪去的头发较多，而在前额中央剪去的头发较少，他们就使得中央的头发较长；其余的头发，他们允许它生长，像妇女那样。"可见，女人的发式与男人也有相似之处。鲁不鲁乞说；"在结婚以后，妇女就把自头顶当中至前额的头发剃光，。。"②并把两边头发编成两条辫子，垂于两肩及胸前。结婚前无须把头顶的发剃光，编发与已结婚女子同。直到如今，蒙古族未婚妇女将头发中分，编成两条发辫，垂于胸前，可能是古代shibelger　的遗风。此语在卫拉特、鄂尔多斯、巴林等方言中仍在使用③。元代蒙古妇女还用一种化妆品涂搽面孔④。《蒙鞑备录》："妇女往往以黄粉涂额。"这些涂搽粉，用什么作原料，不清楚。《黑鞑事略》徐霆补注："妇女美色，用狼粪涂面。"不足证。王国维也说"狼粪涂面，疑有误字。"⑤2。衣着关于13世纪蒙古人衣着，南宋使臣彭大雅写到"其冠被发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妇人顶"故姑"。其服右袄而方领，旧以毡、毛、革，新以紵丝、金线，色以红紫绀绿，纹以龙凤，无贵贱等差。"⑥这是元代早期蒙古人的衣

①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7　页。

②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119　页。

①　《草木子》卷3　下《杂制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　页。

②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120　页。

③　有关shibelger　一词，参见村上正二《モンゴル儿秘史》1，74　页注八；斯钦朝格图《蒙古语词根词典》，第1520　页。

④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120　页。

⑤　《黑鞑事略笺证》，《蒙古史料校注四种》，第8　页。

⑥　《黑鞑事略笺证》，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清华学校研究院刊行。

着。但语焉不详。因此我们在所见史料范围之内，分别阐述元代蒙古人之衣着。

顾姑冠：在元代蒙古人衣着中，顾姑冠是一种极为特殊的首饰。自古至今，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因此在这里多用纸墨，详述如下。

顾姑冠是蒙古语kükül　之译语，还有罟罟、括罟、故姑、罟姑、故故、固姑、姑姑、罟罛、罟冠等多种译写。又据《元朝秘史》等文献记载，顾姑冠亦称"孛黑塔"，是蒙古语bogta　之音译。

蒙古妇女结婚后一定要戴顾姑冠的。普兰诺·加宾尼也说："已经结婚的妇女。。在她们头上，有一个以树枝或树皮制成的圆的头饰。这种头饰有一厄尔高，其顶端呈正方形；从底部至顶端，其周围逐渐加粗，在其顶端，有一根用金、银、木条或甚至一根羽毛制成的长而细棍棒。这种头饰缝在一顶帽子上，这顶帽子下垂至肩。这种帽子和头饰覆以粗麻布、天鹅绒或织锦。不戴这种头饰时，她们从来不走到男人们面前去，因此，根据这种头饰就可以把她们同其他妇女区别开来。"①这里加宾尼虽然未说出其名称，但据其描述，显然是蒙古已婚妇女所戴孛黑塔或顾姑冠。

顾姑冠的形制，《蒙鞑备录》："妇女"："凡诸酋之妻，则有顾姑冠，用铁丝结成，形如竹夫人，长三尺许，用红青锦绣或珠金饰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红青绒饰之。"《长春真人西游记》："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鹅鸭，名曰故故，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徊。"《黑鞑事略》："妇人顶故姑。"徐霆疏："霆见其故姑之制，用画木为骨，包以红绢金帛，顶之上用四五尺长柳枝或铁打成枝，包以青毡，其向上人则用我朝翠花或五彩帛饰之，令其飞动，以下人则用野鸡毛。"上述记载对顾姑冠的描述还是较为简略。对这种头饰的描写之翔实具体，莫过鲁不鲁乞的《东游记》："妇女们也有一种头饰，他们称之孛哈（bocca），这是用树皮或她们能找到的任何其他相当的材料制成的。这种头饰很大，是圆的，有两只手能围过来那样粗，有一腕尺多高，其顶端呈四方形，像建筑物的一根圆柱的柱头那样。这种孛哈外面裹以贵重的丝织物，它里面是空的。在头饰顶端的正中或旁边插着一束羽毛或细长的棒，同样也有一腕尺多高；这一束羽毛或细棒的顶端，饰以孔雀的羽毛，并饰以宝石。富有的贵妇们在头上戴这种头饰，并把它向下牢牢地系在一个兜帽上，这种帽子的顶端有一个洞，是专作此用的。她们把头发从后面挽到头顶上，束成一种发髻，把兜帽戴在头上，把发髻塞在兜帽里面，再把头饰戴在兜帽上，然后把兜帽牢牢地系在下巴上，因此当几位贵妇骑马同行，从远处看时，她们仿佛是头戴钢盔手执长矛的兵士；因为头饰看来像是一顶钢盔，两头饰顶上的一束羽毛或细棒则像一枝长矛。"①bocca，即bogta　之误译。

根据上述各家有关描述，早期蒙古妇女所戴顾姑冠的材料，以蒙古土产的桦树皮、柳条、毡、野鸭、鹤等的羽毛之类为之。其实体而言，最初系在树皮（桦树皮）制作的圆筒形的顶上饰以鸟兽的羽毛。当然，戴此头饰者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不同，装饰也有所差异的。但此时的顾姑冠仍然是一种适用于狩猎游牧民族的较为原始的高帽。待至蒙古兴起，建立帝国，欧亚各地丰富的特产品、贵重物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大元帝国乃至蒙古本土。珍

①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8　页。

①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300　页。

奇华丽的金、银、珠玉以及竹，珍珠、绢布、孔雀的羽毛成为顾姑冠的材料。从而其形制也有所变化。元《析津志》："罟罟，以大红罗幔之。胎以竹，凉胎者轻。上等大，次中，次小。用大珠穿结龙凤楼台之属，饰于其前后。复以珠缀长条，禒饰方絃，掩络其缝。又以小小花朵插带，又以金累事件装嵌，极贵。宝石塔形，在其上。顶有金十字，用安翎筒以带鸡冠尾。出五台山，今真定人家养此鸡，以取其尾，甚贵。罟罟后，上插朵朵翎儿，染以五色，如飞扇样。先带上紫罗，脱木华以大珠穿成九珠方胜，或叠胜葵花之类，妆饰于上。与耳相联处安一小纽，以大珠环盖之，以掩其耳在内。自耳至颐下，光彩眩人。环多是大塔形葫芦环。或是天生葫芦，或四珠，或天生茄儿，或一珠。又有速霞真，以等西蕃纳失今为之。夏则单红梅花罗，冬以银鼠表纳失，今取暖而贵重。然后以大长帛御罗手帕重系于额，像之以红罗束发，莪莪然者名罟罟。以金色罗拢髻，上缀大珠者，名脱木华。以红罗抹额中现花纹者，名速霞真也。"①鄂多立克在《东游录》中叙述元汗廷情况时说到："已婚者头上戴着状似人腿的东西，高为一腕尺半，在那头顶上有些鹤羽，整个腿缀有大珠；因此若世界有精美大珠，那准能在那些妇女头上找到。"②所记无疑就是孛黑塔，顾姑冠。上述两项所记载之顾姑冠，其富丽之概，远非蒙古早期可比。无论使用的材料，还是形制样式都发生很大变化。现存图像以及新发现的实物也证明这些变化。

一般来说，顾姑冠为已婚贵族妇女的头饰。但也有下层官员之妇女以及异族妇女所戴者。当然形制或装饰较简陋。《事林广记·服用原始》："固姑，今之鞑靼、回回妇女戴之，以皮或糊纸为之，朱漆剔金为饰，若南方汉儿妇女，则不得戴之。"

帽笠："帽子系腰，元服也。"元代蒙古男子也十分讲究戴帽。但在文献中对这些帽子的形制描绘的很少。加宾尼说："他们戴的帽子同其他民族的帽子不同，但是，我不能够以你们所能了解的方式来描绘它们的形状。"①彭大雅在他的《黑鞑事略》中说，蒙古人冬帽而夏笠。冬帽指的是多见于文献的皮帽。即鞑靼帽，就是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成吉思汗画像中所画的鞑靼帽。这种帽子形制，叶子奇说："其簷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楼子。"②皮帽也是妇女们所戴的帽子。叶子奇说："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带姑姑衣大袍，其次即带皮帽。"③元蒙古人帽笠装饰也很讲究。贵族以金玉做顶。叶子奇在《草木子》中说："北人。。帽则金其顶。"

《南村辍耕录》记一故事："河南王卜怜吉歹为本省丞相时，。。一日行郊，天气且暄，王易凉帽，左右捧笠待，风吹坠石上。击碎御赐玉顶。"④在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受到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影响，首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长袍：蒙古语称deel　或terlig。西方传教士加宾尼，对他所见到的蒙

①　《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5　页。

②　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华书局版1981年版，第74　页。

①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8　页。

②　《草木子》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　页。

③　同上。

④　《南村辍耕录》卷十五"河南王"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5　页。古人衣着描述尤为详尽。他说："男人和女人的衣服是用同样的式样制成的。他们不使用短斗篷、斗篷或帽儿，而穿用粗麻布、天鹅绒或织锦制成的长袍，这种长袍从上端到底部是开口的，在胸部折叠起来；在左边扣一个扣子，在右边扣三个扣子，在左边开口直至腰部。各种毛皮的外衣样式都相同；不过，在外面的外衣以毛向外，并在背后开口；在背后并有一个垂尾，下垂至膝部。已经结婚的妇女穿一种非常宽松的长袍，在前面开口至底部。"①关于蒙古妇女的衣服，赵珙说："所衣如中国道服之类。。。又有大袖衣如中国鹤氅，宽长曳地。行则两女奴拽之。"②鲁不鲁乞在他的《东游记》中写道："姑娘们的服装同男人的服装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略长一些。。。在结婚以后，。。穿一件同修女的长袍一样宽大的长袍，而且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更宽大一些和更长一些。这种长袍在前面开口，在右边扣扣子。在这件事上，鞑靼人同突厥人不同，因为突厥人的长袍在左边扣扣子，而鞑靼人则总是在右边扣扣子。"③上述这些对蒙古袍的描写是相似的，可见长袍是元代蒙古人最常穿的衣服。他们的长袍，根据四季气候选择厚薄不同质料缝制。

系腰：蒙古语称büse。蒙古袍和系腰是相配的。因为系腰是权威的象征，因此，一般情况下，蒙古男人穿袍子多束腰带。难怪叶子奇《草木子》卷之三下《杂制篇》称："帽子系腰，元服也。"流传至今的一些元代绘画作品也证明了上述说法。

《元朝秘吏》第一一七节记述了帖木真与札木合二人交换金带的故事。

原文为"阿勒坦不薛"。《元史》卷四十三《顺帝纪》中称这种系腰为："金系腰"。《华夷译语（鞑靼馆下续增）·衣服门》中出现"安坛不薛（金带）"、"哈石不薛（玉带）"、"蒙昆不薛（银带）"、"额别儿不薛（角带）"等系腰名。从质料看，元代蒙古人系腰，除上述金、银、玉、角以外，无非是皮或各种布帛而已。当时蒙古普通牧民以羊牛皮作腰带。金、银、玉系腰必然是少数那颜贵族所有。《元朝秘史》所载金带，是草原贵族帖木真与扎木合从篾儿乞部首领脱黑脱阿、歹亦儿兀孙掳获的。

蒙古人系腰带，颜色与袍子相协调。鲁不鲁乞说，蒙古妇女们"用一块天蓝色的绸料在腰部把她们的长袍束起来。"①男子系腰处多佩腰刀，颇洒脱威武，叶子奇《草木子》卷之三下《杂制篇》："北人茶饭重开割。其所佩小篦刀，用镔铁定铁造之。价贵于金，实为犀利。王公贵人皆佩之。"②答忽：元代蒙古人衣服中有一种皮袄。蒙古语叫daqu。郑所南《心史·大义集》绝句十首，其八："騣笠毡靴搭护衣，金牌骏马走如飞，十三门里秋光冷，谁梦朝天喝道归。"原注："搭护胡衣名。金牌胡爵。"清翟灏《通俗编》卷二五《服饰》"搭护"条；"搭护，元衣名"。

《元朝秘史》中数次描写了搭■，第九六节：答忽，旁译"袄子"，第一五二节仍作"答忽"，旁译"皮袄"。据该书记载，贫苦百姓穿的是羊皮袄，如，克烈部王汗七岁时被篾儿乞人掳去给他穿着黑花山羊羔答忽，舂碓。

①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8　页。

②　《蒙鞑备录》，清华学校研究院刊行，《蒙古史料校注四种》，第13　页。③　《出使蒙古记》，第120　页。

①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120　页。

②　《草木子》，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8　页。

而草原贵族穿的是貂鼠袄子（bulagandaqu）、银鼠袄子（keremündagu）。《元史》卷七八《舆服志》冕服："天子质孙，冬之服凡十有一等，。。服银鼠则银鼠暖帽，其上并加银鼠比肩。"原注："俗称曰襻子答忽"。貂鼠袄子或银鼠袄子也是人们相互间馈赠的佳品。据《元朝秘史》记载，少年帖木真为了得到漠北强部首领王汗的支持，把一件珍贵的黑貂鼠袄子赠送给王汗。王汗"好生喜欢着"，当场表示，作为黑貂鼠袄子回奉，"你离了的百姓，我与你收拾；漫散了的百姓，我与你完聚。"

有元一世，由于蒙汉文化交流的加强，答忽的穿着，不仅限于蒙古人，其他民族人民也经常穿这种衣服，称搭■、搭护。元武汉臣《生金阁》剧三折正末白："孩儿吃下这杯酒去，又与你添了一件绵搭襻么。"①据史料分析，答忽有两种式样。一种是《元史·舆服志》中的"襻子答忽"即有扣襻的答忽。《元史语解》卷二四名物门："达呼，皮端罩也。"卷七十八作"答忽。"这是无袖皮背心之属。即没有双袖的上衣。《事物纪原》卷三"半臂"："今背子也。江淮之间，或曰绰子。。。今俗名搭护。"《居易录》："搭■衫也。"指的即这种皮衣。另一种答忽是毛皮外套。翟灏《通俗编》卷二五《服饰·搭护条》：郑思肖（按即郑所南）诗："騣笠毡靴搭护衣，金牌骏马走如飞。"自注："搭护，元衣名"。按：俗谓皮衣之表里具而长者曰搭护，颇合郑诗意。"此与后来满洲人皮长外套打呼同。打呼即搭■、答忽、答胡、搭护。至于元剧中所谓"绵搭■"，犹云"绵袄"。与蒙古人答忽名同而实异，是元代特定环境中产生的一种汉式答忽。

搀察：这是蒙古语Cú　am Cú　a　的音译。此名指衬衫、衬衣、长衫、短褂、短袄、上衣；布罩衣等多种衣服，突厥人也有这种衣服。但对元代蒙古人来说，是指特定的一种衣服。该名称见于《元朝秘史》第五五节，旁译作"衫儿"。总译：""你想我呵再娶的妇人就唤做我的名字者。"就脱下衫儿与她做纪念。"由此看来，这是衬衫、衬衣之类的内衣。在元代译作"合罕衫"。裤子：蒙古语称阿母都（＆＆o　ｍudu）①因为蒙古人常穿长袍，裤子未能引起中外旅行家们注意。鲁不鲁乞只说了一句：蒙古人"也用毛皮做裤子"②。夏季用其它布帛、绵缎缝制。元代蒙古人的裤子样式也和其他游牧民族那样便于骑射，适合于游牧生活。

靴：蒙古语称忽都速（gutusun）。元代蒙古人一般都要穿靴子。这是适合于狩猎游牧生活的服饰。从制作质料来看，有皮靴、毡靴、从式样来看有长统的和短统的。

皮靴，古代蒙古人的皮靴有马、牛、羊皮靴，也有鹿皮靴。《元朝秘史》第一一四节描写了一个五岁男孩。他"穿着一件粉皮水貂鼠接来的衣裳，戴一个貂皮帽，穿一双鹿蹄皮的靴"。鹿蹄皮结实、耐磨，是做皮靴理想的原材料。元蒙古人中还流行一种叫做"不里阿耳靴"。蒙古人用不里阿耳人技术制作这种皮靴，故名。鲁不鲁乞在他的《东游记》中写到，蒙古人从斡罗思、摩薛勒、大不里阿耳送来的珍贵毛皮作衣服穿着。最初的不里阿耳靴是这样产生的。元中后期蒙古人不里阿耳靴不一定是从不里阿耳进的皮做的，而仅存其名称而已。

①　［明］臧晋叔编：《元曲选》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28　页。

①　《至元译语》，贾敬颜、朱风汇编《女真译语、蒙古译语》，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　页。②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119　页。

兀剌靴：这是元代蒙古人穿的一种皮靴。后传至内地，流传至今。

兀剌，蒙古语ula　的音译。《元朝秘史》第二五四节：兀剌，旁译"脚底"。《华夷译语·身体门》：脚底作"兀剌"。《登坛必究·衣服门》卷二二"译语"：靴底作"古堵速五剌"。即兀剌。可见，"兀剌"原指脚底、靴底后引申为一种靴。

兀剌靴是元代蒙古人，尤其庶民百姓穿的一种皮靴。后来传至中原，渐渐汉族人民也习惯于穿这种靴，成为一种时髦的靴。举当时文学作品中描写为证。

元无名氏杂剧《渔樵记》，第二折，旦儿白："投到你做官，直等的那日头不红，月明带黑，星宿■眼，北斗打呵欠，直等的蛇叫三声，狗拽车，蚊子穿着兀剌靴，蚁子戴着烟毡帽，王母娘娘卖饼料。"《杨六郎调兵破天阵》剧头折净白："发垂双练狗皮袍，脚穿兀剌忒清操。"《宋大将岳飞精忠》剧楔子铁罕白："赢了的赏，输了的罚，一人一双歪兀剌。"高安道皮匠说谎套："初言定正月终，调发到十月一。新靴子投至能够完备，旧兀剌先磨了半截底。"

兀剌靴，充有乌拉草以御寒的皮靴。直到解放前内蒙古、东北地区人民仍穿着这种靴。

毡靴：元代蒙古人多穿毡靴。郑所南《心史·大义集》绝句十首，其八："騣笠毡靴搭护衣，金牌骏马走如飞，十三门里秋光冷，谁梦朝天喝道归。"原注："行在十三门，搭护胡衣名。金牌胡爵。"如前所述，搭护是蒙古人的衣服，騣笠也是蒙古人经常戴的帽子。可见毡靴是蒙古人穿的靴子。这里描绘的是一位"胡将"。他穿着搭护衣，头戴一种马鬃编制的帽子，足蹬毡靴。

服装质料：上述史料说明，波斯等外地服饰质料，对元代上层贵族服饰的影响。对此，鲁不鲁乞写道："从契丹和东方的其它国家，并从波斯和南方的其它地区，运来丝织品、织绵和棉织品，他们在夏季就穿用这类衣料做成的衣服。从斡罗思、摩薛勒（moxel）、大不里阿耳、帕思哈图和乞儿吉思（kerkis）并从在北方的降服于他们的许多其它地区，给他们送来各种珍贵毛皮，他们在冬季就穿用这毛皮做成的衣服，。。穷人则用狗皮和山羊皮做穿在外面的皮袍。他们也用毛皮做裤子。再者，富人的衣服用丝棉作铺絮，这是非常柔软、轻便和温暖的。穷人的衣服则用棉花和较为柔软的羊毛作铺絮。"①但鲁不鲁乞所说的那些高级质料都是蒙古征服那些地区之后得到的。其实蒙古国土上的动物毛皮也是很珍贵的。其中首推上节所言貂鼠皮和银鼠皮是远近闻名的衣服质料。主要产区是额尔古纳河流域和贝加尔湖附近森林地区。元代蒙古皇帝冬装主要是用这种毛皮作的。成吉思汗乃至元时，中亚有些回回商人不远千里到额尔古纳河流域，欲购貂鼠青鼠而去。帖木真在遇到麻烦时，把一件黑貂皮袄赠送给克烈部王汗，请求得到他的帮助，王汗竟然说"作为貂皮袄子的回奉，必以完聚你溃散之民"。

正由于貂鼠皮珍贵，元代一度以貂皮作皮货交易上的流通物。如《元典章》卷三八《兵部·放皮货则例》中详细规定着以貂皮折纳其它皮货的标准数量等。

①　《出使蒙古记》，第119　页。

此外，蒙古人不仅喜爱土拨鼠肉，而且用它的皮毛作服装质料。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兽品》："塔剌不花，一名土拨鼠。。。皮用番皮，不湿透，甚暧。"《至元译语·衣服门》：番皮作"答胡"，即蒙古人的皮质上衣。足见塔剌不花皮作为衣服质料，被列为元代皮货之列。元代文献中也能反映蒙古人确实以塔剌不花皮作衣的事实。《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伯颜在外征伐，军队乏食，"令军士有捕塔剌不欢之兽而食者，积其皮至万，人莫知其意，既而遣使辇至京师，帝笑曰："伯颜以边地寒，军士无衣，欲易吾缯帛耳。"遂赐以衣。"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蒙古地区盛产土拨鼠，并且其肉可食，毛皮可作衣服质料，又可用它来交换内地的布帛。（二）朝廷冠服中国朝廷冠服源渊颇古，并且上下有别，贵贱有章，充分显示了封建等级的区别。至元初，"庶事草创，冠服车舆，并从旧俗"。忽必烈即位前后，在此方面发生一些变化，"大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即"近取金、宋，远法汉、唐"。所谓"旧俗"、"国制"指的都是蒙古的一些礼俗。

1。朝廷冠服元代的朝廷冠服包括天子冕服、皇太子冠服、官吏公服、祭服以及天子质孙服、百官质孙服等。

天子冕服：关于元朝皇帝冠冕，《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衮冕，制以漆纱，上覆曰綖，青表朱里。綖之四周，匝以云龙。冠之口围，萦以珍珠。綖之前后，旒各十二，以珍珠为之。綖之左右，系黈纩二，系以玄紞，承以玉瑱，纩色黄、络以珠。冠之周围，珠云龙纲结，通翠柳调珠。綖上横天河带一，左右至地。珠钿窠纲结，翠柳朱丝组二，属诸笄，为缨络，以翠柳调珠。簪以玉为之，横惯于冠。"

有关皇帝的礼服，据传言："衮龙服，制以青罗，饰以生色销金帝星一、日一、月一、升龙四、山三十八、火四十八、华虫四十八，虎蜼四十八。"此外，对其它服饰，如裳、中单、蔽膝、玉佩、大带、玉环绶、红罗靴、履、靺等的形制，质料，皆有详尽的规定。

元代冕服始于宪宗，"初冕服自此始。"①后来，至元十二年（1275年）、大德十一年（1307年），根据《太常集礼·唐制》，又对冕服进行在形制和质料方面的调整。

至延祐七年（1320年），英宗命礼仪院使传旨，"令省臣与太常礼仪院速制法服。八月，中书省会集翰林、集贤、太常礼仪院官讲论，依秘书监所藏前代帝王衮冕法服图本，命有司制如其式"①。

皇太子冠服：《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载："衮冕，玄衣，纁裳，中单、蔽膝、大绶，朱靺，赤舄。"至元十二年（1275年），根据《太常集礼》，拟制皇太子冠服："用白珠九旒、红丝组为缨，青纩充耳，犀簪道。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龙、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

①　《元史》卷78《舆服志》1，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35　页。

①　《元史》卷78《舆服志》1，第1933　页。

粉米、黼、黻。白纱中单，青褾襈裾。革带，涂金银钩■。蔽膝、随裳色，为火、山二章。瑜玉双佩，四采织成大绶，间施玉环三。白靺，朱舄，舄加金涂银釦。"②大德十一年（1307年）九月，根据唐宋制，拟制皇太子衮冕，但"以拟其制，未果造。"③官吏公服：元朝文武百官公服多从汉唐，以长袍为主，长袍式样，大袖、盘领、都是右衽。一品用紫色罗袍，上绣大独科花，直径五寸，束玉偏带。二品着紫罗服，上绣小独科花，直径三寸，束花犀偏带。三品仍服紫罗袍，上绣散答花纹，径二寸，无枝叶。四品、五品穿紫罗袍，上绣小杂花，径一寸五分。三品四品束黄金荔枝偏带。六品、七品穿腓色衣，上绣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九品穿绿罗衣，无文。五品以下束乌犀偏带。

提控都吏目公服：罗窄衫，黑角束带，舒脚，幞头；礼生公服：穿茶合罗窄衫，舒脚，幞头，黑脚束带；典吏公服：罗窄衫，黑角带，舒脚、幞头。巡检公服：与上同。

儒官服色：春秋释奠、天寿节行礼，诸儒各服唐巾襺带，学正师儒之官都以常服到班陪拜。

元朝官吏所戴幞头，"漆纱为之，展其角。"元高文秀杂剧《遇上皇》，第四折，《双调新水令》："这纱幞头直紫襽，怎如白缠带旧细衫。又不会阔论高谈，休想我做官滥。"也有交角幞头。"鞓用朱草。靴，以皂皮为之。"①鞓，皮革制的腰带。

祭服：元朝祭服基本上继承了前代传统，包括社稷祭服、宣圣庙祭服、曲阜祭服等。

社稷祭服：青罗袍，白纱中单，红梅花罗裙，蓝、红织锦铜环绶绅，红梅花罗蔽膝，白罗方心曲领。带类有蓝素紵丝带、银带、铜带、镀金荔枝带、角带、铜束带等。冠类有：冠、水角簪金梁冠、纱冠、獬豸冠、笼巾纱冠。还有黑漆幞头。鞋袜有：革履、皂靴、白绫袜、紫紵丝抹口青毡袜。佩戴饰件有佩、铜珩璜、玉珩璜等。手板有木笏、象笏。此外，还有紫罗公服、黄绢单包複等服装。

元朝宣圣庙祭服，包括献官法服、执事儒服和曲阜祭服。至大年间太常博士李之绍、王天祐建议：皇帝亲自致祭时"冕无旒，服大裘而加衮，裘以黑羔皮为之。臣下从祀冠服，历代所尚，其制不同。集议得依宗庙见用冠服制度。"②关于释、老、孔门祭服，《庙学典礼》卷一"释典服色"称："中书省吏部，至元十年二月二十九日符文：。。窃见外路官员、提学、教授、每遇春秋二丁，不变常服，以供执事，于礼未宜。。。释、老二家、与儒一体，彼皆黄缁（zi，音子，黑色）衣，以别其徒，独彼孔门，衣服混然，无以异于常人者。自此以往，拟合令执事官员，各依品序穿着公服。外据陪位诸儒，亦合衣襽带唐巾，行释菜之礼，似为相应。"①可见，孔子祭服，元代仍承袭前代，未作改动。

②　《元史》卷78《舆服志》1，第1933　页。

③　《元史》卷　78《舆服志》1，第1934　页。

①　《元史》卷78《舆服志》1，第1939　页。

②　《元史》卷　78《舆服志》1，第1936　页。

①　王■点校：《庙学典礼》（外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　页。质孙服：亦称只孙服，蒙古语jisun　音译，意为"颜色"。陶宗仪言："只孙服者，贵臣见飨于天子则服之。"②加宾尼在蒙古期间参加了贵由汗（元定宗）即位大典，他看见蒙古宗王将臣们每日更换衣服一次，与会之人着一色衣，而其颜色每日不同："第一天，他们都穿白天鹅绒的衣服，第二天--那一天贵由来到帐幕--穿红天鹅绒的衣服，第三天，他们都穿蓝天鹅绒的衣服，第四天，穿最好的织锦衣服。"③《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庭大宴则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

天子质孙，冬之服十一等，服纳石失（原注：金锦也）、怯绵里（原注：翦茸也），则冠金锦暖帽。服大红、桃红、紫蓝、绿宝里（原注：宝里，服之有襽者也），则冠七宝里重项冠。服红黄粉皮，则冠红金答子暖帽。服白粉皮，则冠白金答子暖帽。服银鼠，则冠银鼠暖帽，其上并加银鼠比肩（原注：俗称曰襻子答忽）。夏之服凡十五等，服答纳都纳石失（缀大珠于金锦），则冠宝顶金凤钹笠。服速不都纳石失（缀小珠于金锦），则冠珠子捲云冠。服纳石失，则帽亦如之。服大红珠宝里红毛子答纳，则冠珠缘边钹笠。服白毛子金丝宝里，则冠白藤宝贝帽。服驼褐毛子，则帽亦如之。服大红、绿、蓝、银褐、枣褐、金绣龙五色罗，则冠金凤顶笠，服金龙青罗，则冠金凤顶漆纱冠。服珠子褐七宝珠龙答子，则冠黄牙忽宝贝珠子带后簷帽。服青速夫金丝阑子（原注：速夫、回回毛布之精者也），则冠七宝漆纱带后簷帽。百官质孙，冬之服凡九等，大红纳石失一，大红怯绵里一，大红官素一，桃红、蓝、绿官素各一，紫黄、鸦青各一。夏之服凡十四等，秦纳石失一，聚线宝里纳石失，枣褐浑金间丝蛤珠一，大红官素宝里一，大红明珠答子一，桃红、蓝、绿、银褐各一，高丽鸦青云袖罗一，驼褐、茜红、白毛子各一，鸦青官素带宝里一①。

马可·波罗也注意到元朝这种贵族服装。他说，元宫廷每年隆重节日有十三个，节日期间"大汗穿上华丽无比的金袍，同时有整整二千的贵族和武官由他赐给同样颜色和样式的衣服。不过布料没有那样富丽罢了。但是那些衣服也是金黄色的丝织品。"②质孙服是帽、袍、带、靴子配套的。每宴皇帝更换任何一种特别衣服时，朝廷的贵族也改穿样式相同的衣服。有些贵族衣服上面嵌有珍珠、宝石和其他宝物，皇帝的这种服装的富丽和名贵可想而知。至于质孙服的质料，饰件多与波斯有关。据有人考证：纳石失：波斯语NASEE　的音译，意即金丝锦缎，与《元史》原注"金锦"同；怯绵里：波斯语KHAMEL　的音译，意为立绒或■茸制品；比肩：波斯语BEEJAD　的音译，一种红宝石的名称；都：波斯语DORR　的音译，意为珠宝、尤指珍珠；答纳：波斯语DANA　的音译，意为颗粒、大粒、圆粒。"答纳都"意即大颗粒珍珠；②　《南村辍耕录》卷3，"只孙宴服"，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6　页。③　《出使蒙古记》，第60　页。

①　《元史》卷78《舆服志》1，第1938　页。

②　《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　页。

速不：波斯语SOBHE　的音译，意为串珠，"速不都"意为串起来的珍珠串；毛子：波斯语MAS　的音译，亦称ALMAs，意为金钢钻、钻石；牙忽：波斯语YAQUT　的音译，意为红宝石；速夫：波斯语SUF　的意译，原意为羊毛、亦指毛料或粗毛料①。

2。服色等第元朝服色有严格的等第。下不僭上，"以彰贵贱，表诚敬"。仁宗延祜元年（1314年）十二月诏中说："比年以来，所在士民，靡丽相尚，尊卑混淆，僭礼费财，朕所不取。贵贱有章，益明国制，俭奢中节，可阜民财。"②并命中书省定立服色等第。

服色等第中首先规定：蒙古人、充怯薛诸色人等不在禁限。惟不许服龙凤文。而汉人、高丽、南人等充怯薛者，并在禁限。体现了民族等级的差别。其次，职官除龙凤外，一品、二品服浑金花，三品服金答子，四品、五品服云袖带襽，六品、七品服六花，八品、九品服四花。系腰，五品以下许用银，并减铁。其三，命妇，即受有封号的妇女衣服：一品至三品服浑金、四品、五品服金答子，六品以下惟服销金，并金纱答子。首饰，一品至三品许用金珠宝玉，四品、五品用金玉珍珠，六品以下用金、惟耳环用珠玉。其四，庶人、诸色目人中的不在行营帐者，诸乐艺人等衣服：不得服赭黄，惟许服暗花紵丝、丝绫罗、毛毳，帽笠不许饰用金玉，靴不得裁制花样。首饰许用翠花，并金钗錍各一事，惟耳环用金珠碧甸，余并用银。其五，使人、娼家衣服：皂隶公使人，惟许服绢。娼家出入、止服皂褙子①。

此外，元朝廷对娼妓"娼妓之家"的服饰有严格的规定。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中书省查察而得，"娼妓之家多与官员士庶同着衣服，不分贵贱。拟将娼妓各分等第，穿皂衫子，戴角冠儿，娼妓之家长亲属裹青头巾，妇女紫抹子，俱要各各常穿戴。仍不得戴笠子，穿金衣服。"②元朝对娼妓之家的服色规定表明了对娼妓的态度和政策。

中书省为严格执行上述规定，又列赏罚声明称："服色等第，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违者，职官解见任，期年后降一等叙，余人决五十七下。违禁之物，付告捉人充赏。有司禁治不严，送监察御史、廉访司究治。御赐物，不在禁限。"③（三）汉族士庶及平民服饰元代汉族士庶与平民服饰基本上继承了唐宋以来的遗风。尤其南人服饰，没有因受北方蒙古人统治而改变。但有些杂居区的汉人服饰，不同程度地受到他族的影响。

①　叶奕良：《关于＜元史＞中的"质孙服"等的探讨》，《东方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②　《元史》卷78《舆服志》1，第1942　页。

①　《元典章》卷29《礼部》卷1"礼制""贵贱服色等第"条，中国书店，第450　页；《元史》卷78《舆服志》1，第1944　页。

②　黄时鉴点校：《通制条格》卷9，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　页，③　《元史》卷78《舆服志》1，第1944　页。

1。头饰男人头饰：元代士庶及平民巾帽也有不同。其中，幞头这一包头巾，不仅官吏贵族所戴，也是士庶及平民百姓的头饰。但质料与形制方面有所不同。平民百姓幞头质料，以粗布青纱为主。官员所戴幞头形制与宋代长脚幞头相似，只是展角较偏后，也有用交角幞头。而士庶所戴的幞头，一般多用唐巾。唐巾亦称唐帽。元代杂剧中多有描写，如，元代无名氏杂剧《盆儿鬼》，第二折，《中吕粉蝶儿》："按唐巾将俺这角带频挪。"

元无名氏杂剧《硃砂担》，第三折，《正宫端正好》："我将这带鞓来搀，我把这唐巾按。"

元无名氏杂剧《蓝采和》，第三折，白："［正末拍板引俫儿上云：］金陵不住，直至汴梁，勾栏中得悟，再不入班行。唐巾歪裹，板撤云阳，腰系编带，舞袖衫长，倒大大来幽静也呵。"

上述戏文中所描写的戴唐巾者，不是买卖人，就是士人。明代王圻《三才图会·衣服一》中所说，唐巾，"非士大夫服也，今率为士人服矣。"甚是。元明时唐巾已不是帝王冠了。而是一种各阶层人士皆可戴的头饰。

抹额，古代汉族男人束额之巾。亦称抹头、包头等。以各色纱绢为巾，裹在头额上。

在元代，抹额也是男人们所戴头饰之一。元剧《三夺槊》，第二折，《哭皇天》："来日你若那铁幞头抹额，乌油甲皂罗袍，敢教你就鞍心里惊倒。"《三战吕布》，第三折，白："紫金冠，分三叉；红抹额，茜红霞；绛袍似烈火，雾锁绣团花。"《小尉迟》，第二折《醉春风》："我与你忙上铁幞头，紧拴了红抹额。"可见抹额是元代男人中官员或武士的服饰。

磕脑，元代男人裹头的头巾，抹额之属。亦作搕脑。

《盛世新声·亥集》、小令《庆东原》："宽穿领布袍，歪戴顶磕脑。"戏文《张协状元》八："有采时提一两个大虫，且落得做袍搕脑。"

有时作"虎磕脑"。如《哭存孝》二《尾声》白："将我虎皮袍，虎磕脑、铁燕挝与邓夫人，就是见我一般也。"

《张协状元》一，《犯思园》白："如何打扮？虎皮磕脑虎皮袍，两眼光辉志气豪。""虎磕脑"，用虎皮制成的磕脑，多为武士所戴。孤本《哭存孝》，记有"虎磕脑盔"。更是武林壮士头饰。

妇女化妆及其头饰：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六载，元代妇女用一种"发■"泽润头发，这种"发■"粘性强，须用水浸洗才能解梳。同书卷九又载，元代妇女还用一种"面花子"的化妆品饰面。

元代贵妇中有戴花钿（diàn）的习俗。花钿，古代妇女妆饰，亦称花钗，花胜。以金玉、杂宝做成各种花形，或饰发，或贴于额头。

元杂剧《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上马娇》："我见他宜嗔宜喜春风面，偏！宜贴翠花钿。"①同剧第二本，第三折《新水令》："恰才向碧纱窗下画了双蛾，拂拭了罗衣上粉香浮污。则将指尖儿轻轻的贴了钿窝。"②元剧《张生煮海》，第一折《油葫芦》："风■仙袂绛绡红，则我这云

①　《元曲选外编》，第一册，1980年，中华书局，第261　页。

②　《元曲选外编》，第一册，1980年，中华书局，第280　页。

鬟高挽金钗重，蛾眉轻展花钿动。"③《词林摘艳》卷四唐以初散套《点绛唇·漏尽铜龙》："钿窝儿里粘晓翠，腮斗儿上晕春红，包藏着风月约，出落着雨云踪。"

上述戏文中的"钿"为"花钿"的简称。钿窝，贴钿花的地方。从上举例可知，元代贵族妇女所戴花钿有"翠花钿"、"双蛾花钿"、"晓翠花钿"等多种式样。

元代妇女戴一种叫做头面的头饰。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条："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之类。"可见宋时已有此头饰。从戏曲文学作品的描写来看，元代贵妇多戴此饰。

元杂剧《鲁斋郎》，第一折《油葫芦》："逼的人卖了银头面，我戴着金头面。"①杂剧《刘弘嫁碑》，第二折，《幺篇》白："金银玉头面三副，不少么？"关汉卿《救风尘》，第一折《元和令》白："但你妹子那里人情去，穿的那一套衣服，戴的那一副头面，替你妹子提领系，整钗镮。"②《后庭花》，第一折《金盏儿》白："你把你那饰头面都拿下来与我，放你两个放走了罢。。。李顺，你看这钗镮头面咱。"

《百花亭》，第三折《酷葫芦》白："解元，妾身只有这付金头面，钏镯俱全，与你做盘缠去。"

我们从上几则举例可知，元代妇女所戴头面是金银或玉质的；头面与钗镮是相配的，头戴头面，以钗镮簪之。

元代妇女也戴包髻，缀璎珞。包髻，古代妇女用来兜髻的头巾。将头发挽结于头顶曰髻。宋元袭五代之风，尚高髻。因而需用包髻。璎珞，亦称缨络。古代一种用珠玉贯串而成的装饰品。贵族妇女缀于领部，当时文献中经常与妇女包髻同举①关汉卿《调风月》，第四折《折桂令》："他是不曾惯傅粉施朱，包髻不仰不合，堪画堪图。"②贾仲名撰杂剧《金安寿》，第三折，《双雁儿》："团衫缨络缀珍珠，绣包髻鸂鶒（xīchì）袱。"③元杂剧《西游记》，第四本，第十三齣［裴女唱：］《赚煞尾》："我按不住风流俏胆，连理枝头谁下看，对菱花接上瑶簪，过得南山，则少个包髻团衫。"④2。衣服元代汉族士庶及平民衣服种类以及式样、色彩极为丰富，这里仅介绍其中的有些内容。

③　《元曲选》，第四册，第1704　页。

①　《元曲选》，第二册，第845　页。

②　《元曲选》，第一册，第195　页。

①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0　页。

②　《元曲选外编》，第一册，第89　页。

③　《元曲选，》，第三册，第1100　页。

④　《元曲选外编》，第二册，第667　页。

团衫：本是北方蒙古、女真传统服饰。在元代贵贱通服。陶宗仪云："国朝妇人礼服，达靼曰袍，汉人曰团衫，南人曰大衣，无贵贱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别耳，唯处子则不得衣焉。"⑤处子，即处女。《金史·舆服志》："女真妇人，上衣谓之团衫，用黑紫或皂及绀，直领左衽，掖缝两傍，后为双襞积，前拂地，后曳地尺余。"这是女真式团衫。在元代，团衫，即袍，成为各族通服。而包髻，缨络、团衫则汉族妇女盛饰而被人们所青睐。

有趣的是按元代礼俗，娶妾订婚礼品中须有包髻、团衫、绣手巾。

元杂剧《望江亭》，第三折，《调笑令》白："许你和张二嫂说：大夫人不许他，许他做第二个夫人，包髻、团衫、绣手巾都是他受用的。"

关汉卿杂剧《调风月》，第一折《尾》："你可休言无信，［云：］许下我包髻、团衫、（ch6u，同"绸"）手巾，专等你世袭千户的小夫人。"上盖：是元人上身外衣，它是一种比较体统、华美的服饰。元代文学作品中有描写，如：元无名氏杂剧《陈州粜米》，第三折，《梁州第七》白："［旦儿云］：好老儿，你跟我家去，我打扮你起来。与你做一领硬挣挣的上盖，再与你做一顶新帽儿，一条茶褐绦儿，一对干净凉皮鞋儿。"

元代很多地方男女老少都穿用汗衫。亦称汗替、汗塌。清钱大昕《恒言录》卷五："汗塌，衬衫也。"《事物纪原》："实录曰：汉高祖与项羽战争之际，汗透中单，遂有汗衫之名。在元代汗衫、汗塌同指一种汗衣。

元剧《林乐堂》，第二折《乌夜啼》："请同知自向跟前望，夫人为甚么汗塌泾残妆。"

《词林摘艳》卷一，刘庭信小令《醉太平·走苏卿》："破荷叶庶着歪靴靿，旧汗替绞了杂毛套，油手巾改做布裙腰，这的是子弟每下稍。"

《董西厢》卷七《越调·雪里梅》："一领汗衫与裹肚非足取，取是俺咱自做。"

上述实例说明汗衫是元代各阶层人士内衣。

背子：亦称背搭、背褡、背心、坎肩，是元代流行的一种无袖短衣。

杨景贤《刘行首》，第二折《煞尾》，你不肯顶簪冠披鹤氅闲遥遥。。。则要你穿背子、戴冠梳。"①《度柳翠》，第三折《满庭芳》："你早则轮回也那绣衣、你和这衫儿永别，将背子道个安置。"②《赵礼让肥》，第一折《后庭花》："我则见他番穿着绵纳甲，斜披着一片破背褡。"

从上述几则实例来看元人所穿背子，是与"簪冠"、"鹤氅"和"绣衣"形成鲜明对照的"破背褡"。但也有质料华丽，制作讲究的背子。

清翟灏《通俗编·服饰》云："今背子为妓妾辈常服，良贵唯燕亵服之，乃元、明时乐伎所著卑褙遗制。"元廷规定"娼家出入，止服皂背子"，但未规定质料和式样、装饰。

元代士人或平民，冬季服装多是布袍或皮棉袄子。元剧《刘行首》，第二折《笑和尚》"嗤嗤嗤扯碎布袍，支支支顿断麻绦。"③陶宗仪《南村辍耕⑤　《南村辍耕录》卷11"贤孝"，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　页。

①　《元曲选》，第四册，第1326　页。

②　同上书，第1347　页。

③　同上书，1326　页。

录》卷十一"贤孝：俗谓男子布衫曰布胞，则凡上盖之服或可。。曰袍。"这里所说的布袍为单布袍，冬季布袍为夹的或加棉之袍。

元人所穿的袄子，是蒙汉各族人民通用之服饰，蒙古语称dahu（搭■）。清翟灏《通俗编》："俗谓皮衣之表里具而长者曰搭■。"这里所言搭■，即皮袄。元剧《生金阁》第三折《牧羊关》白："孩儿，吃下这杯酒去，又与你添了一件绵搭■么？"可见元人所穿的袄子是皮质的和绵布的。

唐裙：元代妇女服饰，多效唐，是元代妇女通用服。唐裙即一例。

《太平乐府》卷五，赵显宏小令《刮地风·别思》："人比前春瘦几分，掩过唐裙。"①同书卷七关汉卿散套《斗鹤鹑·女校尉》："款侧金莲，微挪玉体，唐裙轻荡，绣带斜■，舞袖低垂。"②《阳春白雪》后集五，无名氏散套《风入松·詠金莲》："微露金莲唐裙下，端的是些娘大，刚半札。"

上述举例说明，唐裙在元代妇女中颇流行，并且以"金莲唐裙"为妇女美的标准。近年出土的唐永泰公主墓中壁画上的众妇女，均穿长裙、拖地，上系于腰的上部。这就是唐裙。

元代妇女不分贵贱皆系一种兜肚。亦称抹胸、裹肚。《清稗类钞·服饰类》中称："抹胸，胸间小衣也，一名袜腹、又名袜肚，以尺方之布为之，紧束前胸，以防风之内侵者，俗谓之兜肚。"《元诗选》载宋无诗《鲸背吟乳岛》："端相不似鸡头肉，莫遣三郎解抹胸。"鸡头肉，指妇女之乳，始于唐杨贵妃。说明抹胸是妇女胸间小衣。

元代妇女所系裹肚分里外两种。上述宋无诗描写的是里裹肚，一般都用布料做成。元杂剧《拜月亭》第一折《醉扶归》："都绷在我那睡裹肚薄棉套里，我紧紧的着身缚。"此亦其例。系在衣服外面的裹肚，用绸、绫、布等料做成，多绣有各种图案，元杂剧中多有描写：元剧《后庭花》，第二折《牧羊关》："你为我置一顶纱皁头巾，截一幅大红裹肚。"

《西厢记》，第五本，第一折《么编》白："书却写了，无可表意。只有汗衫一领，裹肚一条、袜儿一双，瑶琴一张，玉簪一枚、斑管一枝。琴童，你收拾得好者。"这些戏文中描写的是系在外面的裹肚无疑。

元代的普通妇女一般都系腰裙，亦称裙腰儿。这是一种半边裙子。

元剧《调风月》，第一折《尾》："休交我逐宵价握雨携云过今春。先交我不系腰裙，便是半簸箕头钱扑个復纯，交人道眼里有珍，你可休言而无信。"同剧第二折《尾》："本待要皂腰裙，刚待要蓝色髻，则这的折桂攀高落得的。"（交，教之别字）

《董西厢》卷五《大石调·玉翼蝉》："乎摸着裙腰儿做势煞。"

上述戏文中的描写都说明，腰裙是元代劳动妇女的常服。

3。鞋类元人的鞋有很多种。而且因民族、地域以及人们地位、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北人多穿靴，而内地人民以鞋为主。靴次之。

鞋，内地汉人的鞋类中有皮鞋、布鞋、麻鞋、木履以及缠足妇女所穿的

①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第211　页。

②　同上书，266　页。

"半弓"和非缠足妇女穿的靸鞋等。农夫耕作时穿屝、屦（jù）、橇等各种鞋。

皮鞋布鞋，分冬季穿的和夏季穿的。夏季的叫"凉鞋"。元剧《陈州粜米》，第二折《梁州第七》所记"干净凉皮鞋儿"即是。冬季皮、布鞋多见于官服，此不赘。元人中多流行的兀剌靴是来自北族的皮质或布质足衣。兀剌靴对内地汉族的影响，前已述及，在此亦不赘。

八答麻鞋，亦称八答鞋、八踏鞋。元平民或道人隐士多穿之。这是一种有耳穿孔的麻鞋。

元杂剧《黑旋风》，第一折《滚绣球》白："你这般茜红巾，腥衲袄、干红褡膊、腿绷护膝、八答麻鞋、恰便似烟薰的子路，墨染的金刚。"①元剧《硃砂檐》第二折《隔尾》、《玩江亭》，第二折、《女贞观》，第一折《么》中皆有所描写，足以证明八答麻鞋在元代流行广。至于该鞋名，可能是穿这种鞋走路着地时发出"八答、八答"地声，故名。《水浒》第二十回："身穿一领黑绿罗袄，下面腿絣护膝，八搭麻鞋。"看来腿绷护膝、足蹬八答鞋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装束。

元代还流行其它各种麻鞋。元杂剧《赵礼让肥》，第一折《后庭花》："歪蔓笠头上搭，粗棍子手内拿，破麻鞋脚下靸。"靸，穿鞋只套上脚尖，将后跟压倒，拖着走。

元代非缠足的妇女穿一种无后帮鞋，叫做靸鞋。这种鞋只能套着脚尖穿。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说："西浙之人，以草为履而跟，名曰靸鞵。妇女非缠足者通曳之。《炙毂子杂录》引《实录》云：靸鞵、舄，三代皆以皮为之，朝祭之服也。始皇二年遂以蒲为之，名曰靸鞵。二世加风首，仍用蒲。晋永嘉元年用草，宫内妃御皆著，始有伏鸠头履子，梁天监中，武帝易以丝，名解脱履。至陈、隋间，吴、越大行，而模样差多。唐大历中，进五朵草履子。据此，则靸鞵之制，其来甚古。"②从上述记载来看，元代的靸鞵已非宫女之著。

元代汉族妇女缠足，皆穿弓鞋。《西厢记》第四本，第一折《煞尾》："下香阶，懒步苍苔，动人处弓鞋凤头窄。"③弓鞋，一般三寸全长，布制，亦有缎制，鞋面多绣花鸟图案，也有作凤头形的。上剧描写的正是凤头弓鞋。弓鞋，底中弓起，合于脚骨之裹折者。所以元人又称弓鞋为"半弓"。

元剧《张生煮海》，第一折《油葫芦》："袖儿笼，指十葱，裙儿簌，鞋半弓。"①元代农民所穿的屝、屦、橇等鞋为适合于农耕，便于劳作的足衣。

屝，是用草编织而成的鞋，而履则是用麻编织的鞋。所以元王祯说："屝，草屦也。""屦，麻履也。"②关于屝，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七称："蒯菅柔韧自编成，不换仍呼不借名，长问绿蓑衣底著，雨行偏称野夫情。"屝的编织较粗，屦反之。因此王祯云："今农人春夏则屝，秋冬则履，从省

①　《元曲选》，第二册，第688　页。

②　《南村辍耕录》卷18"靸鞵"，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5　页。

③　《元曲选外编》，第一册，第301　页。

①　《元曲选》，第四册，第1704　页。

②　《王祯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258、259　页。

便也。"③关于履，王祯称："织麻成屦足相容，嗜好殊非蜡屐同，未拟平生著几緉（liǎng），且凭践履有深功。"④橇，在泥里行走之鞋。它是"制木板以为履，前头及两边高起如箕，中缀毛绳，前后系足底；板既阔，则举步不陷。今海陵人泥行及刈过苇泊中皆用之。"⑤可见橇只限于泥土里行走之具。

4。来自高丽服饰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元代末年，一度流行一种仿高丽式的衣服、靴帽。关于它的起因，权衡《庚申外史》称："祁后亦多蓄高丽美人，大臣有权者辄以此送之。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高丽婉媚，善事人，至则多夺宠。自至正以来宫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此关系一时风气，岂偶然哉！"①奇后，指元顺帝皇后完者忽都，高丽人。可见。高丽衣服、鞋帽初起于后妃、贵族，后渐传至民间。对此，《张光弼诗集》卷三《宫中词》亦云："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载，连夜内家争借看，为曾着过御前来。"此诗句说明，"方领过腰半臂载"为当时元宫流行的高丽衣服式样。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亦云："杜清碧先生本应召次钱唐，诸儒者争趋其门。燕孟初作诗嘲之，有"紫藤帽子高丽靴，处士门前当怯薛"之句，闻者传以为笑。用紫色椶藤缚帽，而制靴作高丽国样；皆一时所尚。"②说明当时高丽鞋帽衣着流行之势，非同一般。

③　同上书第258、259　页。

④　同上书第158、259　页。

⑤　同上书，第258、259　页。

①　任崇岳著：《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6　页。②　《南村辍耕录》，卷28，"处士门前怯薛"，第346　页。

四、饮食习俗在每个民族文化领域中，饮食是最有稳定性和特征性的因素。而有元一代，帝国幅员广大、民族众多，风俗各异。决定了饮食习俗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但随着国内各民族乃至与外部民族来往的日益密切，各民族饮食习俗相互影响，又呈现出元代饮食习俗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因此要观察元代饮食习俗时，须注意上述两方面。

（一）蒙古族的饮食对古代蒙古人来说，乳类和肉类是他们饮食物的基础。因此，元代蒙古人的饮食习俗仍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但由于元代各民族之间文化联系的加强，蒙古族饮食习俗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为此我们要观察元代蒙古族饮食习俗时，既要考虑历史传承，又要注意当时社会环境民族文化交往的条件带来的文化变迁。

1。肉类食品元早期蒙古人食品主要来源有二，一是野兽肉类。一是家畜的肉类。除此之外，有些部落还食用粮食，穷困时也以食野菜度日。南宋使臣彭大雅在他的《黑鞑事略》中写道："其食肉而不粒。猎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彘、曰黄鼠、曰顽羊（原注：其背骨可为杓）、曰黄羊（原注：其背黄尾如扇大）、曰野马（原注：如驴之状）、曰河源之鱼（原注：地冷可致）。牧而庖者以羊为常，牛次之，非大宴，不刑马。火燎者十之九，鼎烹者十二三。"徐霆补注云："霆住草地一月余，不曾见鞑人杀牛以食。"①据十三世纪成书的《元朝秘史》一书载，当时蒙古人的饮食物是烤鹿肉，煮腊羊肉，以及猎来的野鸭、河鱼、羊羔、羯羊、山地的羱羊等，穷困时吃野生杜梨、山丁、红蒿、野葱、野韮、野蒜和土拨鼠。又据该书，色楞格河流域的篾儿乞人舂米以食。

加宾尼谈到蒙古人饮食时说："他们的食物包含一切能吃的东西。因为他们吃狗、狼、狐狸和马。"②他说，蒙古人吃肉吃得如此之少，其他民族简直难以依靠它生存下去。在吃肉时，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把肉切成小块，另一个人用刀尖取肉，送给每个人。他们把骨头上的肉吃得一干二净，在骨髓被吸尽以前，他们不允许把骨头丢给狗吃。

加宾尼说，蒙古人早晨吃些小米稀粥。白天他们就不再吃东西；不过，在晚上，他们每人都吃一点肉，并且喝肉汤。夏天多喝马奶，少吃肉。这里提到的稀粥，即在史料中经常出现的"乳粥"。做法是以粮煮粥和以乳汁。所以元人有"晨餐乳粥碗生肥"之句。元代中后期在漠南有些地方，蒙古诸部与汉人杂处，其食物以粮食为主，自不待言。

蒙古狩猎民族由于饲养的牲畜不多，主要以猎获物为食。晚秋季节，牲畜膘肥，人们开始准备冬食，同时将暖季的食肉切成肉条，悬挂之俟其阴干；或用烟熏干，以备食用。

①　《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清华学校研究院刊本，第6　页。

②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　页。在元代，无论是狩猎的或是游牧的蒙古人，缺乏食物时，都以土拨鼠补充。

土拨鼠，蒙古语为tarbaga，复数为tarbagad。元代汉文文献中塔儿巴合、打剌不花、塔剌不花、塔剌不欢、獭剌不花等译写。元忽思慧撰《饮膳正要》卷三"兽品"："塔剌不花，一名土拨鼠，味甘无毒，主治野鸡瘘疮，煮食之宜人，生山后草泽中，北人掘取以食，虽肥，煮则无油，汤无味，多食，难克化，微动气。。。头骨去下颏肉令齿全，治小儿无睡，悬之头边，即令得睡。"

以土拨鼠为食，蒙古旧有此俗。据《元朝秘史》第八九节载，少年贴木真一家穷困潦倒，"打捕土拨鼠、野鼠吃着过活了"。《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二十二年秋，宗王阿只吉失律，诏伯颜代总其军。先是，边兵尝乏食，伯颜。。又令军士有捕塔剌不欢之兽而食者，积其皮至万。。"。

塔剌不花不仅是人们缺乏食物时极方便的补充食物。也是元代蒙古人宴席上的珍品。当时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雍熙乐府》卷七哨遍打围套："打剌米浑托中放着打剌不花，从头儿吃罢，从头儿把。。"同卷又："酥泛洒银瓶锣锅里旋，盐烧肉钢签炭火上叉，打剌酥、哈剌扑哈、土思胡先把，蒙赤兔忙拿。"打剌酥即酒。"哈剌扑哈"、答剌扑哈之讹。打剌不花也是元代祭祀用品之一。《元史》卷七四《祭祀三》："牲斋庶品。。至元十七年，始用沅州麻阳县包茅、天鹅、野马、塔剌不花（原注：其状如獾）、野鸡、鸧、黄羊、胡寨儿（原注：其状如鸠）、湩乳、葡萄酒，以国礼割奠，皆列室用之"，"鲤、黄羊、塔剌不花，冬季用之。"

野菜：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前，除少数部落之外，皆无蔬食，要说吃菜蔬，那就是山韮（qaliiarsun）、野韮（mangkirsun）、红蒿（südün）、狗舌草（　Cú　i Cú　igina）、山丹根（jaugasun）等野菜。拉施特《史集》中也说：此地之根名曰速都孙。速都孙即sudun。据《元朝秘史》第七四、七五节，贴木真父亲被害后，百姓四散，家境贫困，吃上述野菜及野果度日。在此虽有文学作品夸张之嫌，但这确实反映了当时蒙古人穷困时以野菜为食，尤其是征战中乏食，以野菜充饥，以渡难关，是常事。《元史》卷二七《伯颜传》言：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边兵尝乏食，伯颜令军中采蔑怯叶儿及蓿敦之根贮之，人四斛，草粒称是，盛冬雨雪，人马赖以不饥。""蔑怯叶儿、蓿敦"即《元朝秘史》等七四、七五节中所说的"忙吉儿速"和"速敦"。元忽思慧《饮膳正要》"菜品"条中罗列了元人蔬菜品种四十六种，其中的山丹根等是蒙古人常食的野菜种类。

2。乳类饮食物元代蒙古人的乳类饮食，无非是他们所饲养的牛、马、羊、骆驼等家畜的乳类加工的饮食物。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写到，当时蒙古人的饮食物为"马乳与牛羊酪"。马湩是元代蒙古人最主要的饮料，牛、羊、骆驼乳次之。还有牛、羊、驼乳加工的乳制品，也是他们的补充食品。

马乳：汉文史料中有时称作"马湩"。赵珙《蒙鞑备录·粮食》："鞑人地饶水草，宜羊马，其为生涯，只是饮马乳；以寒饥渴。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只饮马乳。"加宾尼也在《蒙古史》中说："如果他们有马奶的话，他们就大量喝它。"马奶分生马奶和熟马奶两种。生马奶蒙古语中称sün，《元朝秘史》第八五节作"循"，旁译为"生马奶子"。熟马奶子蒙语叫做esüg。《元朝秘史》作"额速克"。

蒙古人的取马奶的过程，鲁不鲁乞在《东游记》中写到："他们在地上拉一根长绳，绳的两端系在插入土中的两根桩上。在九点钟前后，他们把准备挤奶的那些母马的小马捆在这根绳上。然后那些母马站在靠近它们小马的地方，安静地让人挤奶。如果其中有任何母马太不安静，就有一个人把它的小马放到它腹下，让小马吮一些奶，然后他又把小马拿开，而由挤奶的人取代小马的位置。就这样，当他们收集了大量的马奶。。倒入一只大皮囊里。。"。这些刚挤下来的马奶即生马奶-sün。《黑鞑事略》亦云："手捻其乳曰泲。马之初乳，日则听其驹之食，夜则聚之以泲，贮以革器，■洞数宿，味微酸，始可饮，谓之马奶子。"徐霆补注："霆常见其日中泲马奶矣。亦常问之，初无拘于日与夜。泲之之法，先令驹子啜，教乳路来，却赶于驹子，人自用手泲下皮桶中，却又倾入皮袋撞之。寻常人只数宿便饮。"这种马奶显然是属于熟马奶，即"额速克"。

如前所述，esüg　一词在《元朝秘史》中数度出现。第八五节：锁儿罕失剌"家的记号，是把鲜马奶子灌到［盛］酸马奶子［皮囊］里，从夜间一直拌搅到天明。"①额速克，酿制时撞挏次数时间的不同而其性味大不相同。徐霆在《黑鞑事略》中说："初到金帐，鞑主饮以马奶，色清而味甜，与寻常色白而浊、味酸而膻者大不同，名曰黑马奶。盖清则似黑。问之，则云：此实撞之七八日，撞多则愈清，清则气不膻。只此一次得饮，他处更不曾见，玉食之奉如此。"按蒙古语黑为kara，马奶为额速克，"黑马奶"即karaesüg。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六《行帐八珍诗》序："麆沆，马酮也。汉有挏马官。注曰：以韦革为夹兜，盛马乳挏治之，味酢可饮。"麆沆，即黑马奶之属。鲁不鲁乞在《东游记》中说蒙古人喜欢用马奶作的饮料忽迷思和哈剌忽迷思，即黑忽迷思。马可波罗也在他的游记中说，鞑靼人饮马乳，其色类白葡萄酒，而其味佳，其名曰忽迷思（kos－mos）。对于忽迷思的酿制方法及其性味，鲁不鲁乞在他的游记中有详细的载录。他说，他们"就把奶倒入一只大皮囊里，然后用一根特制的棒开始搅拌，这种棒的下端像人头那样粗大，并且是挖空了的。当他们很快地搅拌时，马奶开始发出气泡，像新酿的葡萄酒一样，并且变酸和发酵。他们继续搅拌，直至他们能提取奶油。这时他们尝一下马奶的味道，当它相当辣时，他们就可以喝它了。在喝马奶时，感到像喝醋一样刺疼舌头；喝完以后，在舌头上留有杏仁汁的味道，井使胃感到极为舒服。它甚至使那些不具备一个非常好的头脑的人喝醉了。它也非常利尿。"有关哈剌忽迷思（karakomos）的酿制，鲁不鲁乞写到："为了供贵族们饮用，他们也用这种方法酿造哈剌忽迷思，即黑忽迷思。马奶是不凝固的。。。他们酿造黑忽迷思时，搅拌马奶，直至奶中所有的固体部分下沉到底部，像葡萄酒的渣滓那样，而纯净的部分留在上面，像乳清或白色的发酵前的葡萄汁那样。渣滓很白，这是给奴隶们吃的，它具有强烈的催眠作用。纯净的液体则归主人们喝，它无疑是一种非常好喝的饮料，并且确实是很有效力。"①《道园学古录》卷二三《句容郡王世绩碑》："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种人（按，指钦察入）以强勇见信，用掌畜牧之事，奉马湩以供

①　札奇斯钦译文，见《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第92　页，台湾。

①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117　页。

王食，马湩尚黑者，国人谓黑为哈剌，故别号其人哈剌赤。"《元史·土土哈传》：钦察部班都察"尝侍左右，掌尚方马畜，岁时挏马乳以进，色清而味美，号黑马乳，因目其曰哈剌赤。""黑马乳"，即鲁不鲁乞所说的黑忽迷思或哈剌忽迷思。哈剌忽迷思与esüg　相同。

牛乳：牛奶是元代蒙古人中仅次于马奶的饮食物。牛乳的吃法很多。鲁不鲁乞说："从牛奶中，他们首先提取奶油，然后把奶油完全煮干，然后，把它收藏在羊的胃里，这种羊胃，是他们保存起来专作此用的。他们不在奶油里放盐，然而由于煮过很长时间，它并不变坏。他们把它保存起来，以供冬季食用。"

蒙古人从牛奶中大量提取奶油。其方法是用一根特制的棒--搅拌杵（b＆＆o ligür）搅拌牛奶。已提取奶油的牛奶叫做airan①，这种奶很酸。他们用airan　作一种叫做格鲁特的食品。对它的制法，鲁不鲁乞记述到："提取奶油后留下的奶，他们让它尽量变酸，然后煮之使成为凝固的奶块，又置于阳光下晒干，这样它就坚硬如铁渣一般，他们也把它收藏在袋子里，以备冬季食用。在冬季缺奶时，他们把这种酸奶块（他们称之为格鲁特grut）放在皮囊里，倒入热水，用力搅拌，直至它溶化于水，结果这水就成为很酸的水，他们就喝这种水来代替奶。"②马可·波罗也说"他们还作一种干燥的固体奶块，随身携带，充当食物，它的制法如下：先将乳煮开，取出浮在上面的乳脂，放在另一个器皿里做乳油，因为这种乳脂留在乳中乳就不能干燥。把已取出乳脂的乳，晒干后就成为上述干燥乳块。行军时，他们每人带十磅在身边，必要时，早晨将半磅放进装葡萄酒用的小革袋里，加上适当的水挂在马鞍上。这样随着马的步伐搅拌革袋中的奶块溶解，他们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倒出来饮用。"①这种奶块就是鲁不鲁乞所说的格鲁特，但从取出乳脂到制作奶块的过程与上述方法有所不同②。可见元代蒙古人作格鲁特有两种方法。驼乳：元代蒙古人饲养骆驼，又吃驼乳，普兰诺·加宾尼说："他们也喝母羊、母牛、山羊，甚至骆驼的奶。"③他把驼乳排最后。其实，驼乳是营养极丰富的饮料原料。同其它家畜奶一样，蒙古人用驼乳作各种各样的奶制品。用骆驼乳作出来的奶制品，呈琥珀色，营养丰富，并且不易变硬，长期保存鲜嫩。

《元史》卷一六九《谢仲温传》："己未（1259年），大军围鄂，令督诸将。时守江军士乏食，仲温教之罾鱼，以充其食，帝喜谓侍臣曰："朕思不及此。饮以驼乳，他日不忘汝也"。"可见，当时驼乳是很贵重的饮料。元代蒙古人称驼乳为airan　或airag④。《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尚舍寺，秩正四品。掌行在帷幙帐房陈设之事，牧养骆驼，供进爱蘭乳酪。""爱蘭"即airan。

元代蒙古人一直把驼乳当作贵重饮料，由上层贵族飨用，而且他们认为，

①　airan，即airag。元代蒙古人称驼乳为airan　或airag。见本文驼乳条，而突厥语诸语族中airan　是指羊、牛、骆驼乳作的饮料。当时鲁不鲁乞在钦察汗国突厥人中接触到这种饮料，所以他称牛奶作的饮料为airan。②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117　页。

①　マルコ·ホ″-口《东方见闻録》（1）爱宕松男译注，平凡社，152　页。②　至今蒙古人仍用这些方法取奶油，作格如特（gorot）。

③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17　页。

④　《华夷译语》饮食门、《卢龙塞略》饮食门均作驼乳为"爱亦剌黑"。驼乳能防病治病，益于健康。元代忽思慧撰《饮膳正要》卷三："驼乳（原注：系爱剌），性温味甘，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爱剌，即"爱兰"或"爱亦剌黑"。

至于蒙古人饮茶的历史可追溯到匈奴时期，以蒙古诺颜山匈奴贵族墓中发现的茶叶为证。元代蒙古人也部分饮茶，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记载了各种茶，是乃蒙古皇帝飨用的茶。但元代一般老百姓的饮茶不很普遍。有关入主中原蒙古人的饮茶习俗，在以后章节中介绍。

3。酒类元代蒙古族喜爱饮酒，其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使之然。据文献记载，元代蒙古人有四种酒。一是蒙古人自己酿造的马奶酒--忽迷思。其它三种为米酒、葡萄酒和蜂蜜酒。蒙哥汗宫廷中有一精美的酒具，平时把这些酒装在里面，以备饮用。这酒具是"一棵大树，在它的根部有四只银狮子，每一只狮子嘴里有一根管子，通到树顶上，管子的末端向下弯曲。在每一根管子上面，有一条镀金的蛇，蛇的尾巴盘绕在树干上。这四根管子中，一根管子流出葡萄酒，另一根管子流出哈剌忽迷思，即澄清了的马奶，另一根管子流出bai，即蜂蜜酒，另一根管子流出米酒，称为ter－racina。"①下面我们对这几种酒，略加介绍。

米酒：蒙古人称darsu-darsun。此语很早见于史书。《元朝秘史》第二八一节作"荅剌速"、旁译为"酒"，《至元译语·饮食门》，《华夷译语·饮食门》，均同。

元朝以前，有些靠近内地的蒙古部已经掌握了酿造这种酒的技术。《元史》卷一一八《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时西北有国曰乃蛮，其主太阳可汗遣使来约。欲相亲附，以同据朔方。部众有欲从之者，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弗从，乃执其使，奉酒六尊，具以其来告太祖。时朔方未有酒，太祖饮三爵而止，曰："是物少则发性，多则乱性。"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汪古部首领。汪古部为今阴山农耕部落。这里"酒"可能是米酒。"时朔方未有酒"，似属舛误，如果北方无酒，成吉思汗对"酒"如此了解如何解释呢！

成吉思汗以后的蒙古帝王贵族中嗜酒成瘾者大有人在。《元朝秘史》第二八一节："斡歌歹皇帝说："自坐我父亲大位之后，。。差了四件：一件即嗣大位，沉湎于酒。""这里"酒"的原文为"孛儿、荅剌速"。斡歌歹汗（太宗）嗜酒，汉文、波斯文史书记述颇多。兹仅举《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帝素嗜酒，日与大臣酣饮，楚材屡谏，不听，乃持酒槽铁口进曰："曲蘖能腐物，铁尚如此，况五脏乎！"帝悟，语近臣曰："汝曹爱君忧国之心，岂有如吾图撒合里者耶？"赏以金帛，敕近臣日进酒三錘而止。"还有一些史料记述元代蒙古人嗜酒之事。此不举。

有元一代，darasun，不仅是蒙古人喜爱的一种饮料，而且被内地人民所喜爱。从而该语被汉语借入，作"打剌苏、打剌稣、打辣酥、打剌酥、嗒辣苏、嗒辣酥、打剌孙、答剌苏、答剌孙"等。下面是有关元人饮用darasun，在元文艺作品中的例子。

元无名氏杂剧《小尉迟》，第二折，《清江引》："去买一瓶打剌酥吃

①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194　页。

着耍。"①刘唐卿杂剧《降桑椹》，第一折，《金盏儿》白："［王伴哥云：］白厮赖，他四位长者都回去了。俺两个每人再吃两碗回去罢。［白厮赖云：］哥也，俺打剌孙多了您兄弟莎搭八了，俺牙不、约儿赤罢。"②"牙不"、"约儿赤"系蒙古语，皆为"走"之意。

关汉卿杂剧《哭存孝》，第一折，白："［冲末净存信同康君立上］［李存信云：］米罕整斤吞，抹邻不会骑，弩门并速门，弓箭怎的射。撒因答剌孙见了抢着吃，喝的莎培八，跌倒就是睡"③。米罕、抹邻、弩门、速门、撒因均系蒙古语，分别为miqan（肉）、morin（马）、nomun（弓）、sumnn（箭）、sayin（好）之音译。

《词林摘艳》卷三无名氏散套《哨遍·鹰犬从来无价》："盐烧肉钢签炭火上叉，答剌苏俺吃剌。"

元代文学作品中此类例子很多，此不俱举。值得说明的是这些作品中不少是取材于前代或非蒙古人的生活。但作品中的主人公饮darasun，讲蒙古语。说明元代各族间文化联系的密切以及darasun　对其他民族的影响。

darasun　酒也是元宫廷主要御酒之一。因而元宫中专设掌管darasun　之官。《元史》卷八《舆服志·仪卫》，殿上执事条："酒人凡六十人，主酒二十人。"原注："国语曰答剌赤。"又卷九九《兵志·宿卫四》怯薛："掌酒者曰答剌赤。"答剌赤，即darasu Cú　i（答剌速赤）之略语。答剌速赤之官曾与博儿赤等官一道授符①。足见帝王贵族喜欢饮用daradsu　酒。

葡萄酒：蒙古人饮用葡萄酒，初见于《元朝秘史》第一八一节。十三世纪蒙古人称葡萄酒为"孛儿"。

鲁不鲁乞说蒙古人有四种酒：葡萄酒、米酒（terracina），哈剌忽迷思和蜂蜜酒（bal）②。说明葡萄酒一直是蒙古人的主要饮料之一。但加宾尼和鲁不鲁乞都说，当时的蒙古人葡萄酒都是"从遥远地区运送到他们那里"。在元代，葡萄酒作为宫廷饮膳，被蒙古皇帝及贵族饮用，称为法酒。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法酒"："每发于冀宁等路造葡萄酒。八月至太行山中，辨其真伪，真者不冰，倾之则流注。伪者杂水即冰凌而腹坚矣。其久藏者，中有一块，虽极寒，其余皆冰而此不冰，盖葡萄酒之精液也。饮之则令人透液而死。二三年宿葡萄酒，饮之有大毒，亦令人死，此皆元朝之法酒，古无有也。"

法酒，相对私酒而言的。法酒是按照官方定的配方比例釀造的酒。在元代作为法酒，葡萄酒在山西太原等地（冀宁路）釀造。元忽思慧《饮膳正要》："葡萄酒，益气，调中，耐饥，强志。酒有数等，有西番者有哈剌火者，有平阳太原者其味都不及哈剌火者田地酒最佳。"①哈剌火者，即哈剌火州，即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此地自古盛产葡萄，味美甜香，是葡萄酒极好原料。所以山西等地产葡萄酒皆不及哈剌火者葡萄酒。至此，葡萄酒就不只是蒙古人

①　《元曲选》第二册，第517　页。

②　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6　页。③　《元曲选外编》，第一册，第42　页。

①　《元史》卷10《世祖本纪》七，第201　页。

②　《出使蒙古记》，第172　页。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16　页。

喜爱的饮料，而且全国各地都普遍流行，并传至今天。

除上述几种酒类之外，元代蒙古人中还有蜂蜜酒和阿剌吉酒。阿剌吉酒，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去介绍。

（二）汉族饮食习俗元代内地汉族的饮食同样继承了中国古代饮食习俗的主要传统。保持定居农业民族饮食文化的各种特征。但由于蒙古、色目各民族大量移居内地，带进了他们各自饮食风习，对汉族传统饮食习俗产生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元代宫廷饮食习俗的影响日甚。就以元忽思慧撰《饮膳正要》中所记几百种食品中，不仅记录了汉族、蒙古族、回族等民族食品，而且更多的是华夷兼容的食品新品种，极大的丰富了汉族传统饮食习俗。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元代内地人民饮食习俗，文献中虽记述，但一鳞半爪，无法看清其全貌。因此我们的介绍只能在所掌握的资料范围之内，力图勾勒出元代汉民族饮食习俗及汉族与其他民族间饮食文化交流的历史。

1。面食品元代汉族人民的主要食品中面食占很大比重。其中包括面、馒头、饼、饺饵（角儿）等很多种类。

面：汉族及有些少数民族传统面食，元代亦流行，品种也多。就仅元忽思慧《饮膳正要》中就记有乳饼面、鸡头粉撧面、春盘面、皂羹面、山药面、挂面、经带面、羊皮面等。其中汉族传统面食者居多。此外其它文献又记述了拖面、细索面等多种面。

春盘面，对人体有"补中益气"之作用。原料为白面、羊肉、羊肚肺、鸡子、生姜、韮黄、蘑菇、台子菜、蓼牙、胭脂等。其作法：把白面和好细切成面，用其它佐料做汤，下面，次下胡椒、盐醋调和而食。

春盘面是汉族传统食品与元代少数民族食品结合而成的一种面食。羊肉、羊肚肺是北方一些游牧民族的重要食品原料。而白面、鸡子、生姜、韮黄、蘑菇等是内地汉族人民的主食、副食原料。并且"春盘"是古代汉族岁时节物，流行较广。每逢立春日，人们用生菜、水果或其它食品置于盘中为食或相赠。可见，春盘面也是元人立春日食用或相赠之食品。

经带面，《饮膳正要》中讲述的经带面是以羊肉、蘑菇等为原料的宫廷膳食。而民间的这种面叫做"经带阔面"。

元李文蔚杂剧《蒋神灵应》，第一折《尾声》白："古来自有能征将，谁比我将军快吃食？白米闷饭吃二十碗，硬面烧饼■九十，经带阔面轮五碗，捲煎烂蒜夹肉吃。"经带面，顾名思义，是一种宽边面。经带阔面，尤为宽而粗面，是普通老百姓食品。

皂羹面，其性能："补中益气"。原料，白面、羊胃子，调料为红面、胡椒、盐醋等。做法：白面六斤，细切面。煮熟洗净的羊胃子，切数块，下调好的汤中熬煎而食。

羊皮面，是很有特色的一种面。原料中有羊皮、羊舌和羊腰子等。山药面和挂面也是汉族传统面食中做法特殊的食品，主要表现在其副料和调料上。此不举。

除《饮膳正要》的记述之外，元代各种文献中描述了元人几种面条。如，重罗面，元代人食用的一种细面。

关汉卿杂剧《蝴蝶梦》第三折《叨叨令》："叫化的些残汤剩饭，那里有重罗面，你不想堂食玉酒琼林宴。"①这里把重罗面与"堂食玉酒琼林宴"相提并论，与"残汤剩饭"相对照。晋束皙《饼赋》："重罗之面，尘飞雪白。"说明重罗面起源之古原料之精美。而重罗之名亦说明此食品的制作程序。可见重罗面非百姓常食。

细索面，细索，即细条之意。细索面，细长面，元代人传统面食。元无名氏杂剧《谇范叔》第二折，《牧羊关》："敢怕吃那细索面、醒酒汤，便是油汁水瀽污也何妨。今日个为公子设佳筵，怎倒与小生做贱降。"②此例说明，细索面可能是一般人生日食品。生日食面条，从古有之。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是月巷陌杂卖"条："细料馉饳儿、麻饮鸡皮、细索凉粉、素签、。。之类。"可见细索粉、细索面之类食品，宋代已有之。

馄饨，一种薄面皮包馅的食品。汉唐宋几代盛行。元代也流行较广。元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上记畅师文："一日作馄饨八枚，知府早食之。其法每枚用肉四两，名为"满楪红"，知府不能半其一。"可见元时馄饨形制与今不同。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四"馄饨方"："乔公仲山，官吏部郎中，好古博雅，仍喜谐谑，所交皆名人才士，公家制馄饨得法，常苦宾朋需索。一日与每客前先置一帖，且戒云："食毕展卷。"既面取视，乃制造方法也。大笑而散。自后无复言矣。"此故事说明，元时馄饨是朝廷官吏或"名人才士"的食品。而且它的制法也不十分普及。

元忽思慧《饮膳正要》第一卷中记述了鸡头粉馄饨。鸡头，芡之别名，鸡头粉馄饨，芡仁面粉馄饨。其做法："羊肉一脚子，卸成事件，草果五个，回回豆子半升，捣碎去皮。右件同熬成汤，滤净。用羊肉切作馅，下陈皮一钱，去白生姜一钱，细切五味和匀。次用鸡头粉二斤，豆粉一斤，作枕头馄饨，汤内下香粳米一升、熟回回豆子二合、生姜汁二合、木瓜汁一合，同炒葱、盐匀调和。"①这是一种汉族与其他民族食品原料混合而成的宫廷肴馔，因为回回豆子是当时"回回地面"种植的一种豆类。羊肉是回回等民族人民喜爱的食品原料。

饺饵，一种有馅的半圆形的面食。《正字通饺》："今俗饺饵，屑米面和饴为之，干泾大小不一。水饺饵即段成式食品汤中牢丸，或谓之粉角。北人谈角如矫，因呼饺饵，。。为饺儿"可见饺饵亦称粉角或饺儿。今称饺子。元人称饺饵为角儿，流行较广。元忽思慧《饮膳正要》一书中记述了几种角儿。

水晶角儿，作馅原料，羊肉、羊脂、羊尾子、葱、陈皮、生姜。细切原料作馅，与盐酱拌匀，用豆粉作皮包之。水晶角儿皮透明，故名。

撇列角儿，作馅原料，羊肉、羊脂、羊尾子、新韮。白面作皮。其煮法，"鏊（ào　音傲，烙饼用平底■）上炮熟"。即今河北、辽宁、吉林等地流行的锅贴或锅烙的做法同。把捏起的饺子排于炉上鏊之内，锅热后淋以油、水，熟后连排铲起，翻置盘内，食之。

①　《元曲选》，第二册，第642　页。

②　《元曲选》，第三册，第1208　页。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1　页。

时萝角儿：馅与撇列角儿相同。把白面、蜂蜜与小油拌入锅内，用滚水搅熟作皮，包馅。煮熟食用。

饸饹，亦称合酪、合落儿、和饹、合罗、河漏、■■。右代汉族农村一种面食，元代很多地方亦流行。

元孙仲章杂剧《勘头巾》，第三折，《挂金索》："［带云：］孩儿也，［唱：］你若说实情呵，我可便买与你个合酪吃。。。［丑云：］哥，多着些花椒油儿。"①元剧《西游记》二本三六齣，白："等他们来家，教他敷演与我听，我请他吃分合落儿。"同折，《收江南》："■子面合落儿带葱韮。"又，《雍熙乐府》卷六散套《粉蝶儿·悭吝》："添换上，是荞麦面的饸饹。"

我们从上述实例可知，当时饸饹是用■子面或荞麦面做的，做出来上浇花椒油等调味品吃。元王祯《农书》卷二《百谷谱集》，"荞麦"条："北方山后诸郡多种。治去皮壳，磨而为面，摊做煎饼，配蒜而食或作汤饼，谓之河漏，滑细如粉，亚于麦面，风俗所向，供为常食。"②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饼法》载其做法：将钻有六七个小孔的牛角放在汤锅上，挤压事先和好的面团，使其过孔成细条，落入沸汤中煮熟捞出后，再加肉羹之类浇头。至元代可能已易牛角为木制床或饸饹机（亦称饸饹床子）。今北方有些地区仍有这种食物和吃法。

胡饼，汉族民间传统面烙食品。汉代末年已在中国流行。制法出于胡地，故名。在元代，胡饼也是汉族民间常食之一，在元代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描写。《西游记》六本二一出，《天下乐》白："你且卖一百文胡饼来，我点了心呵，慢慢和你说经。"《虬髯翁》第一折《寄行草》："胡饼也充的俺饥。"从上述例子看出，当时有人以卖胡饼为生，而有些人以吃胡饼充饥。说明胡饼是普通人的食物。但胡饼制法与原料等的不同，有时也能够挤入宫廷肴馔之列。如据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元宫廷膳食中有一种叫做"围象"的食品，它的原料为羊肉、羊尾子、藕等十几种。用好肉汤调麻泥、姜末，与原料同炒熟。然后以葱盐调和而成。人们食用时，"对胡饼食之"，谓之围象。

烧饼：汉族及有些少数民族人民传统面烙食品。元时流行甚广，与馒头一样是民间最普通食品之一，汉魏时从西域传入中国。曰"胡饼"，盛于唐，有"蒸胡饼"，炉焙的称"炉胡饼"。炉制胡饼上着芝麻称烧饼。

元剧《蒋神灵应》第一折，《尾声》白"古来自有能将，谁比我将军快吃食？白米闷饭吃二十碗，硬面烧饼■九十，经带阔面轮五碗，捲煎爛蒜夹肉吃。"

元孙仲章杂剧《勘头巾》，第三折《挂金索》白："［正未云：］你这廝不中用，即没合酪，就是馒头烧饼也买几个来可也好那。［丑云：］舅舅你不提这烧饼我就想不起来了。"①元忽思慧《饮膳正要》中载录了两种烧饼，一曰黑子烧饼，一曰牛奶子烧饼。

黑子烧饼，做法：白面，五斤；牛奶子，二升；酥油，一斤；黑子儿，

①　《元曲选》，第二册，第680　页。

②　王毓瑚校：《王祯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90　页。

①　《元曲选》，第二册，第1680　页。

一两，微炒。放盐、碱少许同拌和面作烧饼。牛奶子烧饼做法与上同，只原料中无黑子儿，而以一两微炒茴香代之。

蒸饼，与烧饼一同，从西域传至中国，亦称"炊饼"。杨万里《食蒸饼》诗"何家笼饼须十孚，肖家炊饼须回破；老夫饥来不可那，只要鹘仑吞一个。"为什么把蒸饼称作炊饼呢？《青箱杂记》卷二："仁宗庙讳贞（祯），语讹近蒸，今内庭上下皆呼蒸饼为炊饼。"

忽思慧《饮膳正要》中记述了蒸饼的做法："■饼，经捲儿一同：白面十斤，小油一斤，小椒一两，炒去汗，茴香一两炒。右件隔宿，用酵子盐碱温水一同和面。次日入面接肥，再和成面。每斤做二个入笼内蒸。"①■饼，即蒸饼。《水浒传》二十四回："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你从明日开始，只做五扇笼出去卖。"

蒸饼，炊饼，■饼，一物异名。做法皆"入笼内蒸"，可见其"蒸饼"

为正名。蒸饼也是宋、元人"暧女"之品。《东京梦华录》卷五"娶妇"："三日，女家送彩段，油蜜蒸饼，谓之蜜和油蒸饼。其女家来作会，谓之暧女。"《侯鲭录》卷三："世之嫁女，三日送食，俗谓之煖女。"煖女，即暧女。

旋饼，亦称春饼，汉族岁时传统食品。流行于全国各地。把调就的面糊，在平底■上一旋转而成之饼，其薄如纸，故亦谓之薄饼或单饼。元时民间亦流行。

元杨文奎杂剧《儿女团圆》，楔子，白："［福童云：］老社长，你若过去见了俺叔叔，只说这家私亏了韩大（按，福童之父），我便买羊头打旋饼请你。。。［社长云：］孩儿，家私都是你拿了也。羊头薄饼将来我吃。［净打社长科云：］老弟子孩儿，有甚羊头薄饼，不得工夫买哩，改日请你吃罢。"①此例中前言旋饼，后言薄饼，证明旋饼亦称薄饼。

元无名氏杂剧《神奴儿》，第二折，《牧羊关》："你害渴时有柿子和梨儿，害饥时有软肉也那薄饼。"

旋饼也是宋元时立春之食品。据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八引唐阙名《四时宝镜》："立春日，食芦菔、春饼、生菜，号春盘。"明清亦有此俗。元前代后世皆有此俗，元亦有此俗无疑。

忽思慧《饮膳正要》中记载了一些元时饼类，诸如肉饼儿、渴忒饼儿、官桂渴忒、荅必纳饼儿、橙香饼儿等。多为少数民族特色食品。

总之，在元代各族人民中流行很多种类的饼类食品。它们是普通百姓的主要食品之一，难怪元人熊梦祥在《析津志》中写到："都中经纪生活匠人等，每至晌午以蒸饼、烧饼、软■子饼之类为点心。"

馒头：我国汉族传统面食之一，用面粉加水发酵蒸熟。其形圆而隆起。

本有馅。据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九"馒头"条，馒头起源于三国时期武侯诸葛亮。

据文献记载，馒头是元代汉族民间最普遍的面食之一。元代文学作品中对馒头的描写，比比皆是。甚至有些作品中描写穷苦人用馒头祭祖的场面。此不一一举例。

元忽思慧《饮膳正要》中就记载了仓馒头、鹿奶肪馒头、茄子馒头、剪

①　《饮膳正要》卷1，《聚珍异馔》，第98　页。

①　《元曲选》，第二册，第455　页。

花馒头等几种馒头。仓馒头，细切羊肉、羊脂、葱、生姜、陈皮等原料与盐酱等调料拌合作馅；鹿奶肪馒头主要以鹿奶肪、羊尾子为馅；茄子馒头以羊肉、羊脂、羊尾子和嫩茄子为馅。上述两种馒头调馅法与仓馒头同。皆亦白面作皮。剪花馒头做馅。原料为羊肉、羊脂、羊尾子、葱、陈皮，做馅法也同于上述。但把馒头包好后，用剪子把馒头剪雕成各种花样，并以胭脂染花，蒸熟食用。从这些说明中可知，元时馒头有馅。

上述几种馒头都以羊肉、羊脂为馅，表现了北方游牧民族食物的风俗。

并其花样、调味品之多，是北方少数民族传统食品所不能比拟的。说明这些食品是元宫廷膳师为上层贵族阶级精心研制的宫廷膳食，与民间流行的馒头在原料和制法上有所差别。

此外，《饮膳正要》一书中又讲述了天花包子、藤花包子等，其作馅原料与上述馒头无异。做法：把作馅原料细切之后，与盐、酱等调料拌合作馅，用白面作薄皮蒸熟而食。看来元时的馒头和包子的差别在于皮的厚薄和形状的不同。

荷莲兜子，亦与天花包子相似的食品。其作馅原料，羊肉、羊尾子、鸡头仁、松黄、八檐仁、蘑菇、杏泥、胡桃仁、必思荅仁、胭脂、栀子、小油、生姜、豆粉、山药、鸡子、羊肚肺、苦肠、葱、醋、芫荽叶。制法：馅与盐酱等五味调和拌匀，用豆粉皮包之，入小饭碗内蒸熟。熟后拿出，上浇松黄汁，食之。荷莲兜子，形状像莲瓣包子，故名。

■■：这是元代汉族以及其他有些少数民族人民的一种面制食品，即今馒头之属。又作磨磨、。。。。、■■、波波。元文学作品多有描写：马致远杂剧《黄粱梦》，第四折《倘秀方》："［洞宾云：］师父，我讨些茶饭与孩儿吃来。［正末唱：］他怀里又没点点，与孩儿每讨■■。"

《酷寒亭》，第二折，《小桃红》白："你两个且起去揩了眼泪，我买嬷嬷你吃。"

《隔江关智》，第三折《醋葫芦》白："我们荆州一个纸钱买个大嬷嬷。"《词林摘艳》卷一刘庭信小令《醉太平·忆旧》："白肉面番做了糠磨磨，软羊羹变做了■和和。"

上述实例说明元时■■是广大劳苦大众的常食。它与馒头的差异为馒头有馅，而■■无馅。该食品明、清乃至今天仍然是民间常食。现在仍有些地方把馒头叫馍馍或称饽饽。

2。米食品等元代汉族人民，尤其是南部地区流行米饭。元忽思慧《饮膳正要》以及元王祯《农书》中载录的稻米、粳米、粟米、青粱米、白粱米、黄粱米、■米等是元人各种米食的原料。

元代内地汉族人民中流行的米食种类较多，如文学作品中经常描写的白米闷饭、粳米干饭之外还有北方人的水饭，农村普通百姓的和和饭、喜庆节日食品欢喜团等。还有各种稀饭，即粥。下面对民间有特点的和和饭、水饭、欢喜团儿以及《饮膳正要》中载录的几种粥饭，加以介绍。

水饭：今北方人，夏季以米煮饭，用冷水泡之，待凉透之后食用，谓之水饭。从元代戏曲作品内容来看，元人中也流行水饭。郑德辉杂剧《伊尹耕莘》，第一折，白："俺虽是荘农田叟，闲游北疃南荘。新捞的水饭镇心凉，半截稍瓜蘸酱。"①元人熊梦祥在《析津志》中写到："都中经纪生活匠人等，。。早晚多便水饭。人家多用木匙，少使筋，仍以大乌盆大杓就地分坐而共食之，菜则生葱、韭蒜、酱、干盐之属。"看来，水饭加稍瓜、生葱、韭蒜蘸酱，是元代北方普通百姓喜爱的食品之一。

我国南方人称粥为水饭，清翟灏《通俗编·饮食·水饭》："《周礼》浆人注："凉兮寒粥若糗杂水也。"按凉兮，江北所谓膏梁水饭即此。"古人不仅食用这种水饭，而以此为祭品。据文艺作品中的反映，元代有此俗。元无名氏杂剧《赚蒯通》，第二折，《么篇》，白："既然如此主意要去，令人与我将的那纸钱、水饭过来。［卒子云：］理会的。［卒子拿纸钱水饭当面前祭科］。［正末唱：］《快活三》，我为甚的■一碗浆饭水，浇一陌纸钱灰，则为咱行军数载不相离。。。［韩信云：］蒯之通，你敢风（疯）了你，怎生将纸钱水饭在我跟前烧泼，可是为何？"①可见，水饭不仅在元人中流行并且用它来祭祀亡灵。

欢喜团儿：用糯米制成的一种食品，制作和食用欢喜团，是汉族民间的一种岁时风俗。流行于中国南方，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元剧《鸳鸯被》，第三折，《么篇》白："如何受不过苦楚，不怕他不随顺我，我买欢喜团儿你吃。"又《五马破曹》，第一折，《鹊踏枝》白："好老叔，开个路儿，我家去也，改日再来和你睹欢喜团儿耍罢。"

据记载，欢喜团是新年时飨众之食物。取欢欢喜喜，团团圆圆吉祥之意。其制法：取净白糯米若干，在数九寒天蒸熟，冻散，炒之使米膨胀，春节期间以饴糖掇炒米，使之成团。

粥饭，米粥是元代北方各族人民的主要饮食之一。当时蒙古人虽然很少吃干饭，但早餐须有稀粥。此风又带进元宫廷，乃至中原。《饮膳正要》一书中，干饭、闷饭载录无几，而多记稀粥为证。该书中有乞马粥、汤粥、粱米淡粥、河西米粥、生地黄粥、华拨粥、良姜粥、鸡头粥、桃仁粥、萝卜粥、小麦粥、荆芥粥、麻子粥等近二十种粥饭。

乞马粥、河西米粥，系当时回回等民族的饮食习俗有关，另述，而汤粥、粱米淡粥是当时汉族民间粥类无疑，其原料单一，做法简单。而羊骨粥之类十几种粥饭则是宫廷高级营养佳肴。其原料，除各种米之外，有羊骨、猪肾、羊肾以及枸杞、山药、桃仁等天然补品。所以忽思慧把这些稀粥列于"食疗诸病"之属。

汤食：元代内地人民饮食中汤类食品占很重要的地位。种类也多。仅《饮膳正要》一书中载录的汤类食品达三十多种。其中除回、蒙等民族人民传统汤食以外，很大一部分是汉族传统汤类，如鲤鱼汤。其中有一部分是元代各族人民汤食文化交流的新产物。有一些是忽思慧自己研制的新汤食。如炒狼汤就是一例。他说："古《本草》不载狼肉，今云性热治虚弱，然食之未闻有毒。今制造用料物，以助其味，暖五脏温中。"①炒狼汤，狼肉以外的原料为草果、胡椒、哈昔泥、华拨、缩砂、姜黄、咱夫蓝，它们的作用是以助狼肉味性。

《饮膳正要》一书第二卷载录了五味子汤、人参汤、仙术汤、杏霜汤、

①　《元曲选外编》，第二册，第516　页。

①　《元曲选》，第一册，第74　页。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71　页。

四和汤、枣姜汤、茴香汤、破气汤、白梅汤、木瓜汤、桔皮醒酲汤等各种汤食。这些汤类主要是为补助治疗各种疾病，强身健体之疗膳。如五味子汤，"生津解渴，暖精益气"；杏霜汤，"调顺肺气，利胸膈，治咳嗽"；破气汤，"治元藏虚弱腹疼胸膈闭闷"；桔皮醒酲汤，"治酒醉不鲜，呕噫吞酸"。羹食类：忽思慧《饮膳正要》中记述了元人很多种羹类食品。如，河■羹、杂羹、荤素羹、葵菜羹、台苗羹、羊脏羹、羊背骨羹、白羊肾羹、鹿肾羹、羊肉羹、椒面羹、鲫鱼羹、猯肉羹、青鸭羹、野鸡羹、鹁鸽羹、驴头羹、狐肉羹、熊肉羹、羊肚羹、葛粉羹、獭肝羹等。而前五种为以羊肉、羊头、羊肚肺，草果、乞马、陈皮、白面、回回豆子、蘑菇、杏泥、胡椒、豆粉、姜、胡萝卜炒葱以及青菜、芫荽、葵菜、台子菜等蔬菜为原料的食品。这些羹食的性能一般都是补中益气，顺气治癃之类，是日常副食。而后多种羹类则是以羊、猯、鹿、驴、狐、熊、獭等走兽以及鸭、鹁鸽等飞禽和鲫鱼肉、内脏和一些调味品为原料的羹食，其性能力"食疗诸病"，是宫廷疗膳佳肴。在元代，民间还有不少种羹饭。其中和和饭是一例。和和饭是元代农民或下层贫民所食杂菜羹饭。又作和和，意同。元代戏曲作品中多有描写。《村乐堂》第三折，《么篇》白："着你娘做些酷累来，又是和和饭来。"《雍熙乐府》卷六散套《粉蝶儿·悭吝》："早饭白粥才食过，到晚来又插和和。"同上："馒头皮晒作酱，黄叶馅插和和。"《词林摘艳》卷一刘庭信小令《醉太平·忆旧》："近新来贫病两相磨，怎生般奈何！白肉面番做了糠磨磨，软羊羹变做了虀和和。"

从上述诸例可知，它是与白粥、馒头皮、黄叶馅儿、糠磨磨等粗饭淡汤相当的食物。顾学颉等言："旧时，农村里用极粗劣面粉作糊充饥，这种食品叫做："糊糊"（hùhu），与"和和饭"相类似。和、糊，双声。"①肉脯：元代已经掌握了加工制作肉脯的技术。肉脯包括牛、羊、鹿等兽肉脯。

元杂剧《存孝打虎》，第一折，白："渴饮羊羔酒，饮飡鹿脯干。"此例说明鹿脯干是与羊羔酒相提并论的美食。忽思慧《饮膳正要》中记述了牛肉脯。其性能为治脾胃久冷不思饭食。原料：牛肉，五斤去脂膜，切作大片；胡椒，五钱；华拨，五钱；陈皮，二钱去白；草果，二钱；■砂，二钱；良姜，二钱。制法：细末生姜汁五合、葱汁一合，盐四两，同原料拌匀。腌二日取出，焙干，肉脯就作出。任意食用。

腊肉：在元代除游牧民族之外，内地定居民族也食用腊肉。

元武汉臣杂剧《老生儿》，第三折，白："［张郎同旦儿上诗云：］。。时遇清明节令，寒食一百五，家家上坟祭祖，我将着这春盛担子、红干腊肉，同着社长上坟去。。。［引孙上云：］。。冬至来一百五日，正是那寒食时务。你看财主家何等风光。单则我凄凉坟墓，并没甚红干腊肉，并没有甚清香甘露。"①元杂剧《生金阁》，第一折，白："下次小的每安排些红干腊肉，春盛担子■儿小鹞、粘竿弹弓、花腿闲汉，多鞁几匹从马，郊外打猎走一遭去。"②

①　《元曲释词》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　页。

①　《元曲选》，第一册，第377-378　页。

②　《元曲选》，第四册，第1717　页。

上述例子说明，红干腊肉是元代财主富豪食品。也是清明节祭祖的供品。因为红干腊肉既香美可口，又无水分，携带方便，保存期长，也是人们清明寒食节踏青郊游时的理想食品。

3。饮料元人的饮料也是很丰富的。内地汉人原有的饮料与各入主中原的蒙古、色目人饮料结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元代饮料文化，带来饮物习俗的变迁和发展。就酒类而言，元蒙古征服者从西域引进阿剌吉酒及其技术，引起了中国酿造史上的一场革命。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今蒙古、突厥语各民族称烧酒为阿剌吉（araki）就是一例。又如茶叶，内地汉族饮茶风俗，至元尤盛。影响了蒙古等游牧民族，又以这些游牧民族乳汁饮料习俗相结合出现了各种奶茶。诸如此类，实例很丰富。因此我们观察元代饮物习俗时仍从上述几方面去考虑。

①茶我国各族人民饮茶风习，源远流长。在元代，不但广大的汉族人民喜饮茶水，北方的蒙古等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后，茶叶成为这些食肉饮乳民族最优良的佐食饮料。

由于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在我国，茶叶只能产于江淮和长江以南地区。元王祯说："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蜡茶，凡茗煎者择嫩芽，先以汤泡去熏气，以汤煎饮之。。。然末子茶尤妙。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研碾，以供点试。凡点，汤多茶少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钞茶一钱七，先注汤调极匀，又添注入，回环击拂，视其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度。其茶既甘而滑。。。蜡茶。。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罗，杂脑子诸香膏油，调剂如法。即作饼子制样任巧，候干，仍以香膏油漍饰之。其制有大小龙团带胯之异。"①王祯所列三种茶，是从煎法角度划分的。他又说，这三种茶中，"蜡茶最贵，而制作亦不凡"，"此品惟充贡献，民间罕见之"；知末子茶煎"法者甚少"；茗茶煎法极普遍。"今南方多效此法"。可见，在元代"茗茶"煎法是一种发展趋势，逐渐渗透到民间和上层饮食习惯中。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二又提到了元人饮用的传统的和新发展的茶品种。

金子茶："系江南湖州末茶。"即王祯《农书》所记末茶。

范殿帅茶："系江浙庆元路造进茶芽，味色绝胜诸茶。"《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亦称"范殿帅茶"。

紫笋雀舌茶："选新嫩芽，蒸过为紫笋。有先春、次春、探春，味皆不及紫笋雀舌。"紫笋，宋熊蕾《宣和北苑贡茶录》说，"建（福建建宁）有紫笋而腊面"。可见"紫笋是指茶叶的颜色形状"。关于"雀舌"，熊蕃说："凡茶芽数品，最上如上芽，如雀舌鹰爪。"可见"雀舌"亦指茶叶的形状。先春、次春、探春，系紫笋的品种，因为这些品种之采摘时间晚，故"味皆不及紫笋雀舌"。

川茶、藤茶、夸茶："皆出四川。"可考者为夸茶。在宋代夸茶是贡茶中的极上乘。《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称"建宁夸茶"。关于它的制作，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称，"将已拣热芽再剔去，只取其心一缕，用珍器

①　王毓瑚校：《王祯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163　页。

贮清泉渍之，光明莹洁若银线然，以制方寸新銙，有小龙蜿蜓其上，。。。"燕尾茶："出江浙江西"。这是熊蕃所指茶芽中的第三品"中芽"。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茶芽有数品，。。次曰中茶，乃一芽带两叶，号一枪两旗。"一枪两旗，形似燕尾，故名。

枸杞茶："枸杞五斗水淘洗净，去浮麦焙干用白布筒净去蒂萼黑色，选拣红熟者。先用雀舌茶展溲碾子，茶芽不用，次碾枸杞为细末，每日空心用匙头入酥油搅匀，温酒调下，白汤亦可（原注：忌与酪同食）"。这种茶可能是藏族等西域诸民族喜欢的酥油茶发展而来的宫廷御茶。

香茶：有白茶一袋、龙脑成片者三钱、百茶煎半钱、麝香二钱，拌合研细，再用熬成粥样的香粳米调合成剂，印作饼，犹今砖茶。

玉磨茶：用上等紫笋与苏门炒米各五十斤，筛净后一同拌和，入玉磨内磨成茶。炒米是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喜爱的方便食品，可见"玉磨茶"是北方游牧民食物与南方饮物合成的一种宫廷饮料。

炒茶："用饭锅烧后，以马思哥油、牛奶子、茶芽同炒而成。"忽思慧说："马思哥油：取净牛奶子，不住手用阿赤（原注：系打油木器也。）打，取浮凝者为马思哥油，今亦云酥油。"①"马思哥"疑即"乌思哥"之讹。"乌思哥"为蒙古语esug～usug　之音译。《元朝秘史》第二八、八五节作"额速克"，《至元译语·饮膳门》作"兀宿"，系马奶或牛奶同冶而成的饮料。在搅拌奶子的过程中提取的奶油称作"乌思哥油"（usug-yintos），其炼取法与上述同。可见炒茶是乃元代蒙古皇帝飨用的奶茶，是今蒙古人喜欢的奶茶之前身。

兰膏："玉磨末茶三匙，头曲酥油同搅沸汤点之。"点，即点茶，又说泡茶，注汤于盏中，使茶叶浮起，谓之点茶。《董西厢》卷四《仙吕赏花时》："只怕我今宵瞌睡呵，先点建溪茶。"《梧桐雨》，第二折《叫声》："酒注嫩鹅黄，茶点鹧鸪班。"上面例中说的都是点茶习俗。

酥签："金字末茶两匙，头入酥油同搅，沸汤点之。"此茶宋时已有之。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是月巷陌杂卖"条作"素签"。从文学作品中的反映来看，元时亦盛行此品。

马致远杂剧《岳阳楼》，第二折，《贺新郎》白："［郭云：］师父要吃个甚茶。［正末云：］我吃个酥佥。［郭云：］好紧脣也。我说道师父吃个甚茶？他说道吃个酥佥。头一盏吃了个木瓜，第二盏吃了个酥佥。这师父从来一口大，一口小。"②无名氏杂剧《度柳翠》，第二折，白："［旦儿云：］师父，长街市上不是说话去处，我和你茶房里说话去来。［正末云：］你也道的是。兀的不是个茶房。茶博士，造个酥佥来。"①上述三种汤煎法，均是在末茶中加入酥油，与枸杞茶一样，反映了我国北方有些民族的饮食特征。

此外，忽思慧《饮膳正要》中所列茶叶有些是北方本土产的茶种。如，温桑茶："出黑峪。"黑峪，亦称黑谷。即今北京市延庆县以北地区，早在金代就有这种茶树。并已设官坊加工制造，但主管官员"不亲尝其味，但采民言为温桑，实非茶也"。可见这种作物与真正的茶树是有区别的。但这种

①　《饮膳正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115　页。

①　《元曲选》，第四册，第1342　页。

植物能够满足当地百姓饮用之需，政府重视了它的种值。

女须儿："出直北地面，味温甘。"女须儿，语种、语义不详，想必系北语。"直北"元时指中国北方地区。因为真正茶树不能在直北地区生长，故，女须儿者，应是北方游牧民族权充饮料的一种植物。

西番茶："出身本土，味苦涩，煎用酥油。"《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作"西番大叶茶"。元时的"西番"指的是今西藏和四川西部广大地区。酥油是藏族人民喜爱的奶制品，可见西番茶和藏族的关系极密切。

据忽思慧《饮膳正要》的记载，元时朝野饮用茶叶名目繁多。而且在宫廷中泡茶之水也很讲究。大都之西山"玉泉水，甘美味胜诸泉。"是乃宫廷点茶之水上乘。自至大初邹店井华水最贵重。这里有一段故事："武宗皇帝幸柳林飞放，请皇太后同往观焉。由是道经邹店，因渴思茶，遂命普阑奚国公金界奴、朵儿只煎造。公亲诣诸侯选水，惟一井水味颇清甘，汲取煎茶以进。上称其茶味特异。内府常进之茶，味色两绝。乃命国公于井所建观音堂，盖亭井上以栏翼之。刻石纪其事。自后御用之水日必取焉。所造汤茶，此诸水殊胜。邻左有井皆不及也。"①上述文字说明邹店井水是武宗之后诸皇帝时期宫廷主要点茶之御水。

②酒类元代酒类很多。除中国传统酒类之外，还有葡萄酒等元代从西域传至中国的新酒。下面介绍几种酒。

阿剌吉酒：元代蒙古、汉等民族人民喜饮的一种酒。阿剌吉，阿拉伯语arag　的音译，烧酒之意。本阿拉伯-波斯烧酒，元初通过蒙古人传至中国。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法酒，用器烧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哈剌基。酒极浓烈，其清如水，盖酒露也。。。此皆元朝之法酒，古无有之。"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阿剌吉酒，味甘辣，大热有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

阿剌吉，亦作阿里乞、哈剌吉、哈剌基。许有壬《詠酒露次解恕斋韵序》："世以水火鼎錬酒取露，气烈而清，秋空沆瀣不过也。虽败酒亦可为。其法出西域，由尚方达贵，今汗漫天下矣。译曰阿剌吉云。"

有关阿剌吉酒制法：《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已集《造曲法》之一："南番烧酒法（番名阿里乞）：右件不拘酸甜淡薄，一切口味不正之酒，装入分一甏，上斜放一空甏，二口相对。先于空甏边穴一窍，安以竹管作嘴，下面安一空甏，其口盛住上竹嘴子。向二甏口边，以白磁碗楪片，遮掩令密，或瓦片亦可，以纸筋捣石灰厚封四指。入新大缸内坐定，以纸灰实满，灰内埋烧熟硬木炭火二三斤许下于甏边，令甏内酒沸，其汗腾上空甏中，就空甏中竹管内却溜下所盛空甏内。其色甚白，与清水无异。酸者味辛，甜淡者味甘。可得三分之一好酒。此法腊煮等酒皆可烧。"

以上材料说明，阿剌吉酒即烧酒，其制法是在元时从西域传入中国的。

其原料为葡萄酒、枣酒、好酒以及"一切味不正之酒"，色白如水，性味甘辣，有消冷坚积，去寒气的作用。

羊羔酒：亦称羊羔。汉族传统美酒。《事物绀珠》："羊羔酒出汾州，色白莹，饶风味。"元代颇流行此酒。

陈以仁撰杂剧《存孝打虎》，第一折，白："［冲末李克用上云：］。。

①　《饮膳正要》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　页。

番番番，地恶人欢。骑劣马，坐雕鞍，飞鹰走犬，野水秋山，渴饮羊羔酒，饥飡鹿脯乾。"①无名氏《谇范叔》，第一折，《金盏儿》："俺只见瑞雪舞鹅毛，美酒泛羊羔。"②刘唐卿杂剧《降桑堪》。第一折，《尾声》："［正末唱：］尽今生乐陶陶，饮香醪，满捧羊羔。"③元王举之小令《折桂令·羊羔酒》："杜康亡肘后遗方，自坠甘泉，紫府仙浆。味胜醲醍醐，酞欺琥珀，价重西凉。凝碎玉金杯泛香，点浮酥凤ō镕光。锦帐高张，党氏风流，低唱新腔。"④这支曲子对元代羊羔酒的名贵可口，描绘非常细致，说明了元代人对此酒的了解和喜爱。

元忽思慧也在《饮膳正要》中云："羊羔酒，依法作酒，大补益人。"

说明在元代，羊羔酒也属于法酒，即照官定的配方比例酿造的酒，是宫廷御酒。

米酒，亦称白酒，即上述darasun，在元代不论蒙古族或其他民族都以darasun　或"米酒"称之。如忽思慧《饮膳正要》中记录了一种米酒。叫做"小黄米酒"。其性味："性热不宜多饮，昏人五脏烦热，多睡。"①从文献记载来看，西凉米酒在米酒中最为名贵。明朱有燉《元宫词》："白酒新ú进玉壶，水亭深处暑全无。君王笑向奇妃问，何以西凉打喇苏。"西凉打剌苏即西凉米酒或西凉白酒。有时把此酒简称："西凉"。元王举之小令《折桂令·羊羔酒》："杜康亡肘后遗方，自坠甘泉，紫府仙浆，味胜醲醍醐，醲欺琥珀，价重西凉。"这里从味、色、价等几方面描绘了羊羔酒。说明西凉白酒为仅次于羊羔酒的美酒。

泥头酒：宋元时期用泥巴封口的坛装酒。制作并饮用泥头酒，是旧时汉族民间的一种饮食习俗。泥头，即酒坛封口的泥巴。施耐庵《水浒传》第三十二回："店主人却捧出一尊青花瓮酒来，开了泥头，倾在一个大白盆里。"又三十八回："酒保取过两樽玉壶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开了泥头。"宋元时期美酒多以泥封坛口，因亦有以似泛称美酒。元杂剧中也有类似描写。《举案齐眉》一折："我是豪家张员外，一气吃瓶泥头酒，则嚼肉鲊不吃菜。"

茅紫酒：元人饮用此酒的记载见于戏曲。《看钱奴》二《滚绣球》："见哥哥酒甚着磁■台，香浓也胜琥珀。哥哥也你莫不道小人现钱多卖，问甚么新酿茅紫。"

关于茅紫的性味，《韩子》："茅紫为苦硬。"释："言苦硬之酒如茅紫火易过也。"王谌《渔父词》词："春浪急，石矶寒，买得茅紫味亦酸。"可见宋元时期茅紫是并非香浓美酒，而是味苦性烈，苦硬酸辣烈性酒，是民间廉价酒。

（三）北方其他民族饮食

①　《元曲选外编》，第二册，第554　页。

②　《元曲选外编》，第三册，第1203　页。

③　《元曲选外编》，第二册，第426　页。

④　《全元散曲》下，中华书局1964年版，1320　页。

①　陈高华点校：《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4　页。有元一代，在东北，"直北"和西北地区居住着很多其他少数民族，还有从西方移居中国的很多色目人。他们的饮食物品种也多，其习俗与蒙古和汉族不一。但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介绍几种。

1。回族饮食元代回族当时称回回，元色目人之一。元回回饮食物种类很多，其俗亦颇俱特色。但元代回族人民的饮食物及其习俗未能完全记录下来。因此我们在本节中简要介绍有代表性的几种。

在流传至今的元代饮膳书籍中，忽思慧《饮膳正要》一书较多地讲述了"回回饮食"。

面食：《饮膳正要》一书中记述了鸡头粉撧面、羊皮面、秃秃麻食（原注：系手撇面）等面食，应该是元回回食物。鸡头粉撧面，以回族人民喜爱的羊肉和回回豆子作汤料。羊皮面，以羊皮、羊舌、羊腰子为汤料。这是内地汉族中少见的食品。秃秃麻食是元代回回人民中流行的食品之一。其作法："白面，六斤作秃秃麻食，羊肉一脚子炒焦肉乞马。右件用好肉汤下妙葱调和匀，下蒜酪香菜末油水滑。"14世纪中期高丽通行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中，描述元朝官员吩咐驿站的管事道："你将那白面米，捏些匾食，撇些秃秃云思。"秃秃云思，即秃秃麻食。《朴通事》注云："秃秃云思，一名手撇面。。。剂法如水滑面，剂冷水浸手掌，按作小薄饼儿，下锅煮熟，以盘盛。用酥油炒片羊肉，加盐、炒至焦，以酸甜汤拌和，滋味得所。别研蒜泥调酪，任别加减。使竹签签食之。"作法与《饮膳正要》所记相似。

秃秃麻食为回族食品，又见元代一些文艺作品。元杨显之《酷寒亭》，第三折，白："小人江西人。姓张名保。因为兵马嚷乱，遭驱被掳，来到回回马合麻沙宣差卫里，往常时在侍长行为奴作婢。他家里吃的是大蒜、臭韭、水答饼、秃秃茶食。我那里吃的、我江南吃的、都是海鲜。"秃秃茶食，即秃秃麻食。秃秃茶食为回回马合麻沙宣差卫里食品，因此，秃秃茶食是回回食品无疑。

元无名氏杂剧《延安府》，第二折，白："［回回官人云：］兀那厨子，圣人言语，着俺这八府宰相在此饮酒，你按排的茶饭，都不好吃，。。都是二菩萨、济哩必牙、吐吐麻食。"①吐吐麻食，即秃秃麻食。该戏文中罗列了不少回回食品名，吐吐麻食是其中之一。

汤食：《饮膳正要》一书中记载了诸多汤食。其中马思荅吉汤、沙乞某儿汤、木瓜汤、鹿头汤、颇儿必汤等应是元回回人中流行的汤食。这些食品的共同特点，主要原料不同之外，配料中皆有羊肉、草果和回回豆子。唯鹿头汤殊异。其主要原料是鹿头蹄。其作法："用哈昔泥豆子，大研如泥与鹿头蹄肉同拌匀，用回回小油四两同炒入滚水熬令软。下胡椒三钱、哈昔泥二钱、华拨一钱、牛奶子一盏、生姜汁一合、盐少许调和。"②《饮膳正要》一书中还记述了杂羹、荤素羹、大麦筭子粉、鸡头粉、血粉等副食和各种饼和馒头。其中有不少与回回食品有关。这是元代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同时也表现了元代回族饮食文化发展变化的过程。

①　《元曲选外编》，第三册，第921　页。

②　《饮膳正要》，卷1，"聚珍异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6　页。水答饼：是一种煎食的面食品，元人中很流行。据《酷寒亭》，第三折，水答饼是元代回回人食品。同剧同折《菩萨梁州》白："我张保在那里等出家火。那尧婆教那两个孩儿烧着火。那婆娘和了面，可做那水答饼，煎一个，吃一个。那两个孩儿在灶前烧着火。看着那婆娘吃，孩儿便道："奶奶，肚里饥了。"那婆娘将一把刀子去盘子上一划，把一个水答饼划做两块，一个孩儿与了半个。那孩儿欢喜。接在手里，翻来翻去，掉在地下。"①至于它的做法，不很清楚，但据上述描写分析，与今煎饼相似。

2。"畏兀儿茶饭"等元忽思慧《饮膳正要》一书中还记述了一些北方少数民族的饮食。搠罗脱因，即"采畏兀儿茶饭"。其原料为白面、羊肉、羊舌、山药、蘑菇、胡罗卜、糟姜等。做法与内地民间食品殊异。还有河西米汤粥、河西肺等。元时的河西指的是黄河以西的唐兀（党项）族地区。因此，上述食品指的是唐兀族食品。河西米汤粥对人有"补中益气"之作用，以羊肉、河西米为原料。做法是"熬成汤、滤净，下河西米，淘洗净，次下细乞马、米葱、盐、同熬成粥。或不用乞马亦可。""河西肺的原料是羊肺，韭面、酥油、胡椒、生姜汁。做法是用盐调和匀，灌肺煮熟，用汁浇食之。"

《饮膳正要》记述了一种叫做"撒速汤"。称之为"西天茶饭名"。西天，我国佛教徙称佛祖所在之处，亦指古天竺。元统治者笃信西藏佛教。有时把西藏也称西天。所以撒速汤是古印度或西藏流传至中国内地的食品。"撒速汤"，"治元藏虚冷、腹内冷疼、腰背酸疼。"其原料为羊肉，两脚子头蹄一付，草果四个、官桂三两、生姜半斤、哈昔泥如回回豆子两个。做法："右件用水，一铁络熬成汤于石头锅内盛顿，下石榴子一斤，胡椒二两，盐少许，炮石榴子，用小油一杓、哈昔泥，如豌豆一块、炒鹅黄色微黑汤末子油去净澄清，有甲香甘松、哈昔泥酥油烧烟薰瓶封贮，任意。"

八儿不汤，亦《饮膳正要》一书中载录的"西天茶饭"之一。茶饭，元代习用语，犹今饮食物。八儿不，古尼泊尔之名balbu　的音译。今蒙古语中仍称古尼泊尔为balbu。元人称八儿不为西天或天竺。

八儿不汤对人体有"补中下气宽胸隔"的作用。其原料为羊肉、草果、回回豆子、萝卜等。其作法："右件一同熬成汤、滤净，汤内下羊肉，切如色数大，熟萝卜、切如色数大，咱不蓝一钱、姜黄二钱、胡椒二钱、哈昔泥半钱、芜荽叶、盐少许调合匀。对香粳米干饭食之，入醋少许。"①（四）饮宴习俗饮宴礼俗是元代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宫廷和民间饮宴习俗。由于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封建帝国，因此在饮宴习俗中包含着许多蒙古族的礼俗成份。

1。宫廷饮宴元代蒙古皇帝很重视宴飨。元人王恽说："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

①　《元曲选》，第三册，第1008　页。

①　《饮膳正要》，第53　页。

曰宴飨，三者而已。"①这是一种言过其实的说法。但确实说明征伐、搜狩、宴飨在元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宴飨的目的一是穷奢极侈的享乐，二是以宴飨作为进行政治活动的场合。如王恽所说："虽矢庙谟，定国论，亦在于樽俎餍饫之际。"②所以，"国有朝会、庆典、宗王、大臣来朝、岁时行幸、皆有燕飨之礼"③。凡新皇帝即位，群臣来朝，岁时行幸，上尊号，册立皇后、太子以及元旦、圣节、祭祀、春搜、秋狝、诸王朝会等等活动，都要在宫殿里大摆筵席，燕飨作乐。

在元代，在大都的大型宴会均在大明殿举行。大汗坐在北方，面孔朝南，皇后坐在他的左边。皇子、皇孙和其他皇亲国戚在右边，座位比较低，他们的头和皇帝的脚成水平线。其他诸王、那颜的座位就更低了。皇媳、皇孙媳和大汗的其他亲属以及那颜夫人，都在左边入座，席位同样依次降低。还有大部分一般那颜贵族，都是坐在大殿地毡上进餐。在大殿外还站着一些人。在大殿中央，即大汗的御案前面有一个大酒海，亦称酒局。据《元朝秘史》记载，蒙古语称此物为"秃速儿格（tus｛rge）"这是蒙古帝王贵族宫帐门口盛酒等饮料及置杯皿的器具。为宫殿宴会备酒湩而特设的。一般参加宴会的人多，所需酒湩之量也大巨，故这种酒局也颇大。大明殿设置的是"木质银裹漆瓮"，"金云龙蛇绕之，高一丈七尺，贮酒可五十余石"④。平时殿内设膳人（蒙语称"保兀儿臣"bu"r Cú　in）、酒人掌司御宴。《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劈正斧"条："天子登极、正旦、天寿节御大明殿会朝时，则一人执之，立于阶下酒海之前。"《元史》卷八○《舆服志》，"殿上执事"条："酒人凡六十人：主酒（原注：国语曰答剌赤）二十人，主湩（原注：国语曰■剌赤）二十人，主膳（国语曰博儿赤）二十二人。冠唐帽，服同司香。酒海置漏南，酒人北面立于酒海南。"即大宴时酒人立于酒海南，面北，以与皇帝宝座遥遥相对。

凡参加宴会，并有座位的人，每两人的桌前摆一酒壶，并配有一个金属制的杓子，形状很像带柄的酒杯，还有金银餐具。宴飨也有固定的程序和规则。元柯九思《宫词》一十五首："万国贡珍罗玉陛，九宾传赞捧珠簾。大明前殿筵初秩，勋贵先陈祖训严。"注云："凡大宴，世臣掌金匮之书者，必陈祖宗大札撤以为训。"①札撒（jasag），蒙语音译，义为法令、法度。大札撒指成吉思汗大札撒。即宫殿大朝宴时首先由"勋贵"读一段成吉思汗大札撒方可行宴。

元末人陶宗仪描述元宫廷大宴时写道："天子凡宴飨，一人执酒觞，立于右阶，一人执柏板，立于左阶。执板者抑扬其声，赞曰"斡脱！"执觞者如其声和之曰"打弼！"则执板者节一拍。从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于是众乐皆作。然后进酒。诣上前。上饮毕，授觞，众乐皆止。别奏曲。以饮陪位之官，谓之喝盏。。。"斡脱"、"打弼"彼中方言。"②斡脱，系蒙古语uutuai　的音译，意为"请喝"或"请用"。对这种礼节，马可波罗也

①　《秋涧集》卷57《吕嗣庆神道碑》。

②　《秋涧集》卷57《吕嗣庆神道碑》。

③　《经世大典序录》，《礼典》"燕飨"，见《元文类》卷4。

④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1《宫阙制度》，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0　页。

①　陈高华点校：《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　页。②　《南村辍耕录》卷21"喝盏"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2　页。

说，当皇帝"传呼饮酒时，侍者在奉上饮食之后，后退三步跪下，朝臣和所有在场的人都同样匍伏在地上。同时，一个庞大的乐队鼓乐齐鸣，直到陛下饮完后才停止奏乐，于是，所有人才从地上起身，恢复原来的姿势"。凡出席宴会的所有人饮酒时，一定要把酒杯高举过头，然后才饮用。

宴罢散席后，在大殿中各种杂艺表演者和乐器演奏者表演节目。为皇帝和列席者殷勤献技。

质孙宴：元朝皇帝每年在大都或上都，以各种名目大摆筵席。出席这种"内廷大宴"的人，都需穿着皇帝赐予的贵重服装。宴会上，预宴者的服装从皇帝到卫士、乐工都是同样的颜色。"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①。因此这种宴会称为"质孙宴"，又作只孙宴。虞集《道国学古录》卷二三《句容郡王世跡碑》："国家侍内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谓之只孙。"

关于上都的质孙宴，周伯琦的《诈马行》诗序中道："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只孙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采杖，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其佩服曰一易，太官用羊二千噭，马三匹，他费称是，名之曰只孙宴。只孙，华言一色衣也，俗呼为诈马筵。"又王祎《王忠文全集》卷六《上京大宴诗序》："凡预宴者，必同冠服，异鞍马，穷极华丽，振耀仪采而后就列，世因称曰奓马宴，又曰只孙宴。奓马者，俗言其马饰之矜衒也；只孙者，译言其服色之齐一也。"可见，只孙宴又称诈马宴或奓马宴。但王祎对"诈马"一词的解释不一定准确②。质孙宴另一种项目就是大宴前诵读成吉思汗大札撒。杨允孚《滦京杂咏》诗注云："诈马筵开，盛陈奇兽，宴享既具，必一二大臣，称成吉恩汗皇帝札撒，于是而后，礼有文，饮有节矣。"

马奶子宴：这也是元代蒙古皇帝宫廷宴会之一。元朝皇帝每年夏历八月启程离开上都以前，要举行马奶子宴。杨允孚《滦京杂咏》云："内宴重开马湩浇，严程有旨出丹宵。羽林卫士桓桓集，太仆龙车款款调。"说明马奶子宴的盛况。

2。上层名流饮宴在元代除宫廷各种名目的饮宴享乐筵席之外，上层贵族阶级中也有各种各样的筵席。这些筵席包括中国各民族上流社会的饮宴。而其一是元统治民族蒙古族的习俗之外，还有更多的是内地汉族人民固有习俗。这里主要介绍蒙古族比较著名的饮宴风俗。

北八珍，亦称"蒙古八珍"。元代蒙古族的一种饮宴风俗。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谓迤北八珍也。所谓八珍则醍醐、麆沆、野驼蹄、鹿唇、驼乳糜、天鹅炙、紫玉浆、玄玉浆也。玄玉浆即马奶子。"所谓八珍即用于高级宴席的八种佳肴。其中，醍醐是牛乳中反复提炼出来的精华。麆为糜之幼羔，麋为獐的古称。獐肉鲜美，麆肉更为鲜嫩，为高级野味。麆沆，

①　《元史》卷78《舆服志》1，第1938　页。

②　据韩儒林先生考证，诈马为波斯语xjāmah　之音译，其义为"衣"（《元代诈马宴新探》，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四期），而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应是麆产之属，恐不是奄察语之麆沆①。野驼蹄也是富有营养的佳肴，与熊掌齐名。鹿唇，又称犴达犴唇，珍奇野味；驼乳，养身补品，亦为治疗痞疾之良药。驼乳糜，用驼乳调和的米粥。天鹅炙，烤天鹅，总之它们是元代珍贵食品和饮料。元代由宫廷专职御用厨师博尔赤（buur Cú　i）制作。元朝皇帝举行大宴时，作为"御用膳"，也作为赏赐左右大臣、贵族的一种荣典。

整羊席：亦称"全羊席"。整羊，蒙古语称Sú　uus。蒙古族传统高级宴席。

元时亦流行此俗。在喜庆大宴或招待贵宾时摆此席，以示隆重和完美。

鲁不鲁乞在蒙哥汗宫廷中参加了一次全羊席宴会。出席宴席的人先饮用米酒（darasun）、红葡萄酒和忽迷思。宴会进行到出席者全都喝醉时，食物被拿来了，先拿来一只整羊的羊肉①。但鲁不鲁乞没有详细叙述当时蒙古人整羊席的习俗。一般筵席开始，主伺即诵一段颂祝词，然后由一名晚辈或侍从用蒙古刀割下几块羊头肉，奉给在场的长辈祭献天地、火神。然后大家用刀割肉进餐。其中自然有长幼、尊卑、男女有序，礼节繁杂。此不赘言。

整羊的制法有两种：一是把收拾干净的整羊煮熟，即可。另一种方法是烤制或蒸制。其方法载于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一。先在地上做一个三尺高的炉子，炉内可容一只整羊，周围用柴草等将炉身烧红，以铁丝网盛收拾好的整羊放入炙热的炉中，然后用柳技覆盖，再用土封好，待羊肉焖烤熟后，取出食用，别有风味，肉质鲜嫩。名曰柳蒸羊。

羊背子，蒙古族民间传统菜肴。元代称"挈设"，而后来称"乌叉之宴"。元末人叶子奇言："挈设，盖茶饭中之体荐也。胡语言挈设。上宾则用羊背皮、马背皮之类。其余宾用前手后手之类。或鹅则用胸于上宾。余宾多寡随分。"②胡语，指蒙古语。挈设，可能指"羊背子"，但"羊背子"的含义又包括马背和鹅胸等。羊背子作法：取肥羊一只，杀死去头、皮、腿和内脏、从腰窝往前第四肋骨处切断椎骨。将羊背分成两截，再把后部肋骨分开，展平留羊尾，这部分称"五叉（uu Cú　a）"。同时将前各骨关节连肉分开，不得用刀砍骨，压在后部五叉下面，用白水煮至七--八成熟，即可按原样摆入一大铜盘中。羊背子宴为节日、婚礼、款待贵客的大宴，其繁杂礼节，自不待言。

肥羊法酒：亦称法酒肥羊。这是元代很有特色的饮食习俗。法酒，相对于私酒而言。在元代私自酿酒是非法的。《通制条格》卷二十，"私酒"条："皇庆元年（1312年）正月，中书省江浙行省咨：诸人告荻私酒，犯人已有招伏，罪经释免，未审合无理赏。都省议得：告荻私酒，犯人已明白，虽经释免，依例追给。"①"法酒"一语，唐宋亦有之。但其含义不同。元代的法酒，据叶子奇《草木子》，包括哈刺基酒和葡萄酒，这些酒是前代所没有的。肥羊，是建立元帝国的蒙古族和北方其他游牧民族所喜爱的食品，忽思慧《饮膳正要》中记载的菜肴和面点类食品，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用羊肉或羊五脏作主要材料。在元代羊肉的烹调方法逐渐丰富起来。经过名厨们的烹炒

①　元耶律铸：《双溪醉隐集》6，《行帐八珍诗麆沆》序："麆沆，马酮也。汉有挏马。。。言挏之味酢则不然，愈挏治则味愈甘。挏愈万杵，香味醇浓甘美，谓之麆沆，奄察语也。"

①　《出使蒙古记》，第181　页。

②　《草木子》，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8　页。

①　《通制条格》，黄时鉴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　页。调制的羊肉佳肴，香美可口，是下酒的极好食品。所有肥羊法酒成了有元一代各族人民极有特征性的饮宴佳肴。它在元代戏剧作品中也有所反映。

元无名氏《许范叔》杂剧，第二折，《菩萨梁州》："则我这。。吃黄虀的肚肠，。。我吃不得这法酒肥羊。"②元无名氏《看钱奴》，第一折，《混江龙》："这等人动则是忘人恩，背人义，昧人心。管甚么败风俗杀风景伤风化。怎能勾长享着肥羊法酒，异锦的这轻纱。"③元宫大用撰《范张鸡黍》，第一折，《六幺序》："［王仲略云：］俺许多官人，怎生无一个栋梁之材，似我才学也勾了。哥你也少说少说。［正末云：］有有有。［唱：］都是些装肥羊法酒人皮囤。一个个智无四两，肉重千斤。"从上述戏剧作品内容来看，元代所谓肥羊法酒不是"吃黄虀的"人食用的，而是那"栋梁之材"的佳饮美味。

乡饮酒礼，古代汉族宴饮风俗。流行全国各地。元时亦流行此俗，主要流行于中原和南方。元权衡《庚申外史》卷上："庆元守王元行乡饮酒礼。"①庆元一度改为鄞县（今浙江宁波市）。《鄞县志·文献志甲编上》，《人物·程端礼》条："郡守王元恭踵门礼请为学者师，帅阃及旁郡讲行乡饮酒礼，皆俟端礼讨论而后定。"（王元恭系《至正四明续志》一书作者，《庚申外史》作者误其为王元。）《庚申外史》同卷："绍兴守泰不花行乡饮酒礼。"②"泰不花"，《元史》作"泰不华"，该书卷一四三《泰不花传》云："至正元年（1341年），除绍兴路总管。。行乡饮酒礼，越俗大化。"

乡饮酒礼，起源甚古，最早见于《礼纪·乡饮酒礼》，当时由乡大夫作主人设宴招待应举之士。至宋代则由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元代的乡饮酒礼与前代也有所不同，主要由地方官设宴招待"学者师、师阃及旁郡，讨论政事，以厚风俗"。

②　《元曲选》，第三册，第1210　页。

①　任崇岳：《庚申处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1　页。

②　同上书，第39　页。

五、起居习俗起居，指人们饮食以外的日常一切活动。包括居住、行旅等等。所以这些活动中表现出的习俗事象也是极为丰富多采的。尤其是元代这种民族众多，地域辽阔的国度中居民起居习俗之多样和繁杂实谓难以想象的。因此，全面系统地描述有元一世各民族起居习俗，在我们这里几乎是不可能的。故在此只介绍其中某些内容。

（一）蒙古族起居通观古今，各民族或地区起居习俗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所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类型不同。古老的蒙古高原气候干旱、寒冷，多沙漠和草原，是游牧、游猎生活的绝妙去处。因此，其文化形态也就是典型的游牧文化。有过多少朝代的更替、民族的迁移和分离、融合，始终未能改变这种基本形态。因此，元代蒙古人之起居习俗的各个方面，无不与这种文化形态的内涵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下面所介绍的元代蒙古人住室、行旅等内容亦不例外。1。住所蒙古人住室的发展大约经过几个阶段。一是穴居，即利用自然洞穴而居；二是用树枝搭盖窝棚；三是可以拆除或迁移的"活动房"。元代蒙古人的住室主要是从第三种住室发展而来的活动性毡帐。此居室具有制做简便，易于装卸，便于搬运，耐御风寒，适于游牧等特点。这种居室蒙古人自称为"格尔"（ger）①。汉文文献多称为穹庐、帐幕、毡房、毡帐等。

十三世纪的史籍中对蒙古人这种居室记述较多。《黑鞑事略》："其居穹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徐霆补注云："穹庐有二样：燕京之制，用柳木为骨，止如南方罘罳，可以卷拿，面前开门，上如伞骨，顶开一窍，谓之天窗，背以毡为衣，马上可以载。草地之制，以柳木织定硬圈，经用毡挞定，不可卷拿、车上载行。"马可波罗则谓："蒙古人没有固定的住室，住的是用木竿和毡子搭起来的帐棚，圆形，不用时可以随时折叠起来，卷成一团当作包裹。当他们必须迁徙时，把它们带走。他们在张搭帐幕时，常常把出入口的门朝着南方。"②《心史·大义略叙》："北去竟无屋宇，毡帐铺架作房如鸡笼状，门高仅五尺，出入必低头，或笠帽撞帐房，或脚犯户限，俱犯札撒。"札撒，蒙古语jú　asag　之音译，意为"法度、法令"。加宾尼也在他的游记中表述过蒙古人的住室："他们的住处是圆的，像帐幕一样，是用树枝和细棍构成的。帐顶中央有一圆孔，以便射入光线，同时也使帐内烟可以出去，因为他们经常在帐幕中央生火。帐的侧面和帐顶都是以毛毡覆盖，帐门也是以毛毡作成的。这些帐幕有一些是大的，其它一些是小的，视其主人地位的贵贱而定；有些帐幕能够迅速拆开并重新搭起来，并以牲畜驮运；有些帐幕则不能拆开，而须以车搬运。以车搬运时，较小的帐幕，一头牛拉就足够了，较大的帐幕则须三头、四头或甚至更多的牛，根据其大小而

①　"蒙古包"-称始于清代。据《黑龙江外记》载："穹庐，国语（即满语）曰蒙古博，俗读"博"为"包"。"博或包，满语boo　之音译，房屋之意。

②　《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62　页。

定。"①总之，蒙古人的格尔是一种用羊毛毡制成的圆形房屋。其结构上分可拆开式和不能拆开式两种。这种居室架子由上下两部分构成。通常高七至八尺，较矮的高只有五尺左右，直径约十二至十三尺，周围环以木条结成的网状围壁，称"哈那"（hana），顶部用木条结成伞形支架（乌尼，uni）组成，围壁与顶部用毛毡覆盖，并用毛绳从各面绑缚。屋顶中央的圆形天窗叫额鲁格（erüge），直径约三至四尺，采阳光，通烟气。帐门须向南或东南开，呈长方形，高约三至四尺，宽三尺左右。分木板门和毛毡门两种。帐内正中部是炉灶或火塘，蒙古语称作golomta，上通天窗。古代蒙古人尤敬火焰，故炉灶及其周围是神圣的。西北角是神龛。主人的床榻安置在北面，其他男人在西边，妇女在左边。

元代蒙古人住室，除上述较固定的帐幕之外，还有毡子或布帛搭盖的临时凉棚或帐篷，蒙古语称Cú　a Cú　a-　Cú　a Cú　ar。汉文文献中有多种译写。《元朝秘史》第二七五节作"察赤儿"；《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与《元朝秘史》同。丙种本《华夷译语》、《武备志》引《蓟门防御考》皆收此语，不赘。这种帐篷搭立，卷拿很方便，故征伐、狩猎或夏季使用这种帐幕。蒙古皇帝入主中原后仍喜爱住这种帐幕。帐内什物亦以金涂饰，故称作"阿勒坦察察尔（金帐）。"②《元朝秘史》第一八五节出现的"阿勒坦帖儿篾"（旁译为"金撒帐"）者，亦属于这种为筵席临时搭起的大型贵族帐幕。普通牧民的这种帐幕也叫"帖儿篾格儿"，见于《元朝秘史》第二六六节①。

在元代，Cú　a Cú　ar　一词已借入汉语中，而且内地人也使用这种帐幕。我们可以从有些戏曲、文学作品中看到这一事实。如《雍熙乐府》卷七哨遍大打围套："将牧林即快拴，擦折儿连忙答。"答，即搭。《词林摘艳》卷三作："将母麟疾快拴，擦者儿连忙打。"牧林、母麟即蒙古语morin（马）的音译。擦折儿、擦者儿即为Cú　a Cú　ar-　Cú　a Cú　er。

此外，森林狩猎民居住在窝棚，其构造较简单，用木棍支架，外面覆盖桦树皮。蒙古国及元朝时期，有些蒙古部落开始耕种，向定居生活转化，出现了"筑室而居"之民。但这种转化相当缓慢。

2。行旅古代蒙古人主要交通工具是马、牛、骆驼及车辆。其中马在蒙古人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游牧、狩猎、作战中必备它。成吉思汗对他的下属说过，从马上摔下去的人，怎能再起来继续作战呢！假如他站了起来又怎能与骑马的人战斗呢②！因此，古代蒙古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有马，而且马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南宋使臣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说：蒙古士兵"人二三骑或六七骑"。《蒙鞑备录》也云："凡出师，人有数马日轮一骑乘之，故马不困疲"①。据

①　《蒙古史》、《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　页。②　王■点校：《庙学典礼》，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　页。

①　"帖儿篾"，蒙古语terme　的音译。今卫拉特蒙古方言中把帐幕墙壁作terme。引申为帐篷。有些史诗或早期小说中屡见。

②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等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1　页。

①　《蒙鞑略录》，"马政"。

《蒙古秘史》记载，札木合向成吉思汗宣战，动用十三部三万骑，成吉思汗得知这一消息，也动员十三部三万骑应战。如果按每名骑兵备五匹马计算，双方拥有战马多达三十万匹。蒙古地区牧草丰富，适于养马，加之，当时蒙古人养马技术已达到了一定水平，所以蒙古马"以不蹄啮也，千百成群，寂无嘶鸣，下马，不用控系，亦不走逸，性甚良善"②，井耐饥、耐寒等特点。蒙元时期，蒙古人兴起，并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空前大国，除其它因素之外，唯蒙古马是赖，这绝不是夸大其词。

牛是蒙古人挽车用的主要动力之一。《黑鞑事略》中徐霆写到，"草地之牛纯是黄牛其大与江南等，最能走，既不耕犁，只是拽车，多不穿鼻"。据《蒙古秘史》等文献记载，一般一牛一车，但有时搬运较大帐幕时须套三四或甚至更多的牛，根据其大小而定。

骆驼是仅次于牛的重要交通工具，人们用它来驮运货物或骑乘。冬季沙漠和干旱地区，骆驼尤为适用。因此《西北域记》中写道："塞北无江河舟楫，天生驮驼，能负重致远，知泉脉，耐渴饥，军中贾人名之曰旱铅。"②蒙古族生产方式，"逐水草放牧"，大群牲畜不可能长年在有限的同一地点放牧，必须经常移动。因此，车辆较早地成为蒙古人交通运输的重要工具。据《元朝秘史》记载，十三世纪蒙古人中就有合剌兀台·帖儿坚、完勒只格台·帖儿坚、哈撒黑·帖儿坚、农合速秃·帖儿坚等多种车辆。第一种是带帐幔的富贵人专用的车。对这种车，马可波罗说，这是"一种双轮的上等轿子车，质量很好，构造精密，上面也用黑毡子覆盖着，虽然整天下着大雨，车子里面的人也不会受潮。"①到了近代，把这种车称之为kara·terege（黑车）。其用途与元代无异。第二种是指前部有坐席的装载货物的车；第三种，也是车轮比一般车轮高，高贵人士所专用的车。第四种则是仓库用车，羊毛和一时不用什物存放在车上。此外，还有一种载着大帐幕的车。这种车，"车上空，可坐可卧，谓之帐舆"②，蒙古语叫做"gertergen"或"kamtergen"。当时蒙古人不论贫富皆备车，其数量之多，令人惊叹，每逢移动时"车，派而五之，如蚁阵，索■延袤十五里，左右横距，及其直之半"③。当时到过蒙古地区的长春真人等看到"皂车毡帐，成列数千"④。元人诗有"玄车轧轧长轰耳，白帐连连不断头"、"车如流水毛牛徢"之句。车辆在蒙古人生活中如此重要，所以往往有以车辆的两个轮子或两个辕子来说明道理之习惯。如，成吉思汗对克烈部王汗说道："且我与你如车的两辕，一辕折了呵，牛拽不得；如车的两轮，一轮坏了呵，车行不得。我岂不比一条辕，一个轮？么道。"⑤与蒙古人骑乘有关的是蒙古的驿站制度，始于成吉思汗时期，斡阔台汗时制度化，这种制度是元帝国或蒙古地区重要的交通系统。此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年。由于篇幅所限，无法详述。

②　《西北域记》，渐学庐丛书本，第5　页。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62　页。

②　《黑鞑事略》，第5　页。

③　《黑鞑事略》，第5　页。

④　《长春真人西游记》，蒙古史料四种，清华学校研究院刊。

⑤　《元朝秘史》，第117　页。

（二）宫廷起居元代帝王后妃起居习俗大致与前代同。但由于元统治者来自蒙古草原，起居习俗中不免带一些游牧文化特色的内容。下面就对这种特色较浓的宫阙、舆辂、仪仗、两都巡幸等内容进行简单介绍。

1。斡耳朵宫帐制在元代宫阙制度中，斡耳朵宫帐制可以说是很有特色的礼俗。

斡耳朵，亦称斡鲁朵、斡里朵、斡儿朵、窝里陀等，皆蒙古--突厥语ordu（复数为ordus）的音译，意为宫、宫殿。元时蒙古族对宫殿、宫帐的通称。一般指蒙古穹庐式宫帐，区别汉式宫殿而言。

从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就建立了昔剌斡耳朵宫帐制。昔剌，蒙古语Sú　ira的音译，意为金黄、黄色。昔剌斡耳朵，即黄金宫帐。南宋使臣彭大雅《黑鞑事略》称："主帐南向，独居前列，妾妇次之，偏扈卫及偏官属又次之。凡鞑主猎帐所在皆曰窝里陀。其金帐（原注：柱以金制，故名），凡偏嫔妃与聚落群起独曰大窝里陀。"金帐，即昔剌斡耳朵。这种帐幕比普通帐幕大得多，可容数百人及千人，其上下用毡为衣，中间用柳编为窗眼，用千余条索拽住，阈与柱皆以金裹，故名。

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汗亦有此种宫帐。志费尼谈到他的一座山中夏营地的昔剌斡耳朵时说道，"它的墙是用格子木制成，而它的顶篷用的是织金料子，同时它整个复以白毡：这个地方叫做昔剌斡耳朵（shira-ordu）。"①又窝阔台汗在和林附近塔起的一座大帐，其中可容纳千人，这座大帐从来也不拆卸收起。它的有些部件是用黄金做的，帐内复有织物①《元史》卷三《宪宗纪》称：六年五月"幸昔剌兀鲁朵。"昔剌兀鲁朵，即昔剌斡耳朵。可见宪宗孟哥时亦有宫帐。史籍显示，蒙古族统治者，即使统一全国，在中原定都之后，仍喜爱住帐幕。在大都、上都都设有斡耳朵宫帐。《析津志》载，"（昔）剌斡耳朵者，即世祖皇帝之行在也。"②又"南城坊。。四斡耳朵：西第一位，名迭住斡耳朵；第二位，世祖斡耳朵；第三位，完者笃斡耳朵；第四位，浑都笃斡耳朵。"③这些斡耳朵就是元帝王所幸行时所居住的大宫帐。史籍中频繁出现的"行宫"也就是这类斡耳朵而已。叶子奇说："元君立，另设一帐房，极金碧之盛，名为斡耳朵。及崩即架阁起。新君立，复自作斡耳朵。"④但世祖忽必烈所立帐幕则例外。《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载，把世祖所立毡殿，至顺帝至正十三年才撤，"改建殿宇"。

除上述宫帐之外，元宫廷也备有可迁移，载于车上的大宫帐。有时也称火室（qo Sú　i）房。元熊梦祥《析津志》："火室房子，即累朝老皇后传下宫分者。"⑤元代诗人杨允孚《滦京杂咏》："先帝妃嫔火失房，前期承旨达滦

①　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9　页。

①　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卷2，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0　页。②　《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　页。

③　同上书，第106　页。

④　《草木子》卷2　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　页。

⑤　《析津志辑佚》，第217　页。"火室"一词亦见《元朝秘史》第80　节，作"豁失里（黑）"，旁译为"帐阳。"火失房，即火室房，就是元代历朝后妃的宫车。元代诗人柯九思《宫词十首》中称："黄金幄殿载前车"，指的就是这种车上大宫帐。

2。舆辂与仪仗舆辂，中国古代皇帝所乘车舆或肩舆即轿子。舆辂习俗事象是中国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着中国皇帝至高无尚的权利以及封建等级的区别。元代宫廷舆辂有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之分。其中象辂是很有特色的乘舆。据《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中的描写，象辂的形制与其它舆辂无甚差异。但颜色与装饰不同，象舆上多有"描金象牙雕福海圆龙"或"描金象牙雕行龙、蹲龙""描金象牙雕龙"。象辂上的这些雕龙二十四条之多，充分体现"象辂"的特点。

象轿也是元代特有的乘舆。这种象轿始制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象轿，驾以象，凡巡幸则御之。"关于"象鞴鞍"之制，《元史》卷七九《舆服志》二："象鞴鞍，五彩装明金木莲花座，绯绣攀鞍绦，紫绣襜襦红锦屉，输石莲花跋尘，锦缘毡盘、红犛牛尾缨拂，并胸攀鞦。攀上各带红犛牛尾缨拂，鍮石明桃子，杏叶铰具，绯皮辔头铰具。莲花座上，金涂银香炉一。"①至此，我们不禁联想到马可波罗所言象舆"宝盆"。他说："大汗打猎所经过的一些地方，因为有些隘口狭窄，他就乘坐在二头象的背上。有时则独乘一头，因为这比乘在许多头象上来得方便。在其他情况下，他用四头象载着一个木制亭子名叫"宝盆"，里面可以坐人。这种精雕细■的亭子，里面衬着金线织的布作垫，外面挂着狮子皮。"②马可波罗所言即《元史》所载象轿，就是用象驾御的巨辇。"行幸则蕃官骑引，以导大驾，以驾巨辇。"③象来自占城、交趾、真腊诸国贡象。元廷把这些贡象饲育于大都析津坊海子之阳。贡象不够用时，元廷就遣使到占城、真腊、龙牙门等地去索取驯象。驯象者也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大象巨辇也应由这些人来驾御。《元史》卷七九《舆服志》二"顿递队：象六，饰以金装莲座，香宝鞍韂鞦辔罽勒，犛牛尾拂，跋尘，铰具。导者六人，驭者南越军六人。。。"可见象轿队驾象者皆来自产象国之人。

仪仗：古代帝王外出时，护卫所持的旗帜、伞、鼓、武器等。元廷仪仗中皂纛和驼鼓、骡鼓、马鼓等有特色。

驼鼓，"设金装铰具，花罽（jì，音季，古代用毛做成的毡子之类东西）鞍褥橐箧（qiè，音切，小箱子），前峰树皂纛，或施彩旗，后峰树小旗，络脑、当胸、后鞦，并以毛组为辔勒，五色罐（guàn，音贯，古书上指一种玉）玉，毛结缨络，周缀铜铎小镜，上施一面有底铜小鼓，一人乘之，系以毛绳。"①每行幸，先鸣驼鼓，以威振远迩。并且以试桥梁伏水，然后才大象通过。骡鼓，形制相似于驼鼓而小。

马鼓，"辔勒、后勒、当胸，皆缀红缨拂铜铃，杏叶铰具，金涂■，上插雉尾，上负四足小架，上施以革鼓一面，一人前引。凡行幸，以马负鼓先房"。

①　《元史》，第七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74　页。

②　《马可波罗游记》，第107　页。

③　《元史》卷79，《舆服志》2，第1974　页。

①　《元史》卷79，《舆服志》2，第1974　页。

驰，与纛并行。"②总之象辂、象骄、驼鼓是元宫廷很有特色的礼俗。所以元人多有描写。

"黄金幄殿载前车，象背驼峰尽宝珠。"③这里描绘了象轿、驼鼓的华丽装饰。"九月都城秋日亢，马头白露迎朝爽。。龙虎台前驼鼓响，擎仙掌，千官迎銮（luán，音峦、铃铛）仗。"④这里生动形象地描写出了皇帝幸巡仪仗"骆鼓先鸣，威振远迩"的热闹场面。

3。两都巡幸制元宫廷中有两都巡幸习俗，这种习俗来源于我国北方古代游牧民族生活方式。因而元以前契丹、女真等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有此俗。

元朝两都制，从忽必烈即位之初已开始实行。他每年来往于燕京和开平之间，在开平渡夏、在燕京过冬。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正式定开平为上都。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将燕京改为中都。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改中都为大都，上都由原来的主要都城变为陪都。即夏都。叶子奇记载："元世祖定大兴府为大都，开平府为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于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自后宫里岁以为常。"①自此，元朝两都制实行到至正十八年（1358年）上都宫廷被农民起义军烧毁为止，长达96年之久。

元朝皇帝巡幸所遵循的时序，似无固定。如，世祖朝，一般每年夏历二三月从大都出发，八九月返回大都，而顺帝时期，一般每年夏历四月从大都出发，九月回到大都。但整个巡幸时间上大体还是一致的。

元朝皇帝每年从大都到上都一般走黑谷路。黑谷路，又称黑峪路。元人王守诚《题上京纪行诗后》："大贺北巡，与扈从之臣同发者，自黑峪道达开平为东道；朝官分曹之后行者，由桑乾岭、龙门山以往为西道，皆出居庸关口北始分，至牛群头驿乃合。各经五六百里，其上川奇险不相上下，而东道水草茂美，牧畜尤便。"②元朝皇帝每年从上都返回大都时大都走西路，即孛落路（又作孛老路）。元人周伯琦说："岁北巡，东出西还。"①指的即此。皇帝每年巡幸上京，对元朝来说是重要制度。所以"天子时巡上京，则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衬，各以其职，分官扈从"②。中书省、御吏台、枢密院三大系统的官员和僚属都要派人参加扈从之外，翰林院的官员也要扈从。这些官员、僚属"儒林大老"扈从皇帝，各尽其责，保证大巡期间政府职能的正常发挥作用。元朝皇帝还尤重佛事，所以有僧、道首领也要参加扈从③。除上述人员之外，还有怯薛部队和大批的军队扈从皇帝到达上都。

扈从皇帝的人员，要遵循种种规定和习惯。周伯琦《扈从诗后序》："国制，凡官署之幕职椽曹，当扈从者，东出西还，甲乙番次，多不能兼。惟监②　《元史》卷79，《舆服志》2　，第1974　页。

③　柯九思：《宫词十首》，陈高华点校《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　页。④　欧阳玄：《渔家傲·南词》，《圭斋集》卷4，四部丛刊本。

①　《草木子》，卷3　下，《朵制篇》，第64　页。

②　《纯白斋类稿》卷2，《金华从书》本。

①　《扈从诗前序》，《近光集》卷3。

②　黄溍：《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黄金华集》卷8，《四部丛刊》本。③　《元史》卷202《释老传》。

察御史扈从，与国人世臣环卫者，同东西之行，得兼历而悉览焉。"扈从的官员也要乘骑限定的马匹。杨瑀《巡幸之禁条》云："国朝有禁；每岁车驾巡幸上都，从驾百官不许骑坐骟马、唯骑答罕马。答罕马，二岁驹也。延祐间，拜住丞相常骑骡子出入，今则此禁稍缓。"④累朝皇帝每年巡幸上都，后妃宫车提前从大都到达上都。元熊梦祥《析津志》言："大驾幸滦京，遵成宪也。火室房子，即累朝老皇后传下宫分者，先起本位，下官从行。"⑤元代诗人杨允孚《滦京杂咏》言："先帝妃嫔火失房，前期承旨达滦阳。"元柯九思咏诗描绘了后妃宫车去上都的情形："黄金幄殿载前车，象背驼峰尽宝珠。三十六宫齐上马，太平清暑幸滦都。"①元朝皇帝每年巡幸上都，都要兴师动众，大摆排场。元人描绘这热闹非凡的场面时写道："。。四月都城冰碗冻，含桃初荐瑛盘贡。。。岁幸上京车驾动，近臣准备銮舆从。建德门前飞玉鞚，争持送，葡萄马乳归银瓮。"②留守大都的官员要护从皇帝到大都以西的大口③。留守上都的官员也有时到黑峪路沙岭纳钵之地迎接皇帝巡幸上都，并在此处举行宫廷小宴④。

当皇帝从上都回到大都时，留守大都的官员远至居庸关北口或龙虎台迎接⑤。留守官员有时也到大都西北怀来县的"纳钵之地"，大摆酒宴，庆祝皇帝返回大都⑥。元人欧阳玄以诗词描绘了百官迎皇帝回大都时的盛大场面。"九月都城秋日亢，马头白露迎朝爽。。龙虎台前驼鼓响，擎仙掌，千官瓜果迎銮仗。"皇帝将要回到大都时，"省院台官大聚会于建德门城上。分东西两班，至丽正门聚会，设大茶饭，谓之巡城会。自此后，则刻日计程迎驾"⑦。元朝皇帝在一年十二月中，平均五个月在上都，因此他们在上都的活动在整个宫廷生活中占很重要的地位。这些活动的内容，在其他章节中讲述。4。朝会忽邻勒台（quraltai）制度是蒙古族一项古老的传统制度。也称忽里台。元代译作朝会或聚会。《元史》卷六七《礼乐志》："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在元代，每当新皇帝即位、元旦、天寿节等重大节日，经常举行朝会，后妃、宗王、亲戚、大臣、将帅等都要前来参加，"朝会之信，执礼之恭，诰教之严，词令之类，车马服用之别，牲赍歌乐之辨，宽而有制，和而有容，贵有所尚，贱无不逮，固已极盛大于当时矣。"①忽必烈即位后，至元八年（1271年），命刘秉忠、许衡始制朝仪。"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④　《山居新语》，《知不足斋丛书》本。

⑤　《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　页。

①　《宫词十首》，陈高华点校《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　页。②　欧阳玄：《渔家傲·南词》、《四部丛刊》本《圭斋集》卷4。

③　《张蜕庵诗集》卷1《大驾时巡千官送至大口》，《四部丛刊》续编本。④　周伯琦：《纪行诗二十六首》，《近光集》卷3。

⑤　王恽《奉和寅学士九月迎銮北口高韵》《四部丛刊》本，《秋涧集》卷23。⑥　周伯琦：《扈从诗前序》。

⑦　《析津志辑佚·风俗》，第205　页。

①　《经世大典序录》"朝会"，《元文类》卷41。

仪。而大飨宗亲、锡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②上述诸王朝会中选举大汗，即新皇帝即位是最隆重的一次。它有如下固定的程序：宗王贵族根据候选人公推大汗，被推举为大汗的人申诉理由，再三辞让，预会者又再三敦促，劝他执掌大位。大汗终于服从前可汗遗旨和宗王贵族的劝告，欣然接受。然后按蒙古旧俗，举行即位仪式。志费尼记述窝阔台汗即位仪式时写道：他们脱掉帽子，把皮带扔向肩后，察合台引着他的右手，斡赤斤引着他的左手，把他拥上宝座，"既有老成持重的赞助，又有鼎盛青春的扶持。兀鲁黑那颜（指托雷）举杯，宫廷内外的人都三次跪拜，发出祈祷，说："愿他的登基使国家繁荣昌盛！"。。按照往习，所有王公，对合罕表示忠诚，在斡耳朵外三次向太阳叩拜；然后，他们再入内，举行欢乐的盛会。"③贵由、蒙哥等汗即位仪式，与上述相同，不赘。元代的其他大汗即位仪式大体上是一致的。著名史家奥都剌所著《土地之分割与世纪之推移》（《瓦撒夫书》）中记武宗海山在上都即皇位时载："海山于星者指定之日时，举行即位典礼。宗王七人坐，海山于白毡上，二王扶其臂，四王举毡奉之于宝座上。一王献盏，诸珊蛮为新帝祝寿，而上尊号曰曲律汗。"①可见，蒙古大汗即位仪式在元代也无大的变化。

中国王朝的传统，礼与乐相辅相成。元廷朝会乐与前朝相似而也有区别。自成吉思汗征用旧乐于西夏，斡阔台汗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及蒙歌汗始用登歌乐，祀天于日月山。而世祖忽必烈命宋周臣典领乐工，又用登歌乐享祖宗于中书省。既又命王镛作大成乐，并搜集民间所藏金之乐器。"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②可见，元廷乐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混一前代各王朝的乐，包括西夏、金、宋的乐；二是雅燕并用。朝会、燕飨用的是燕乐。

朝会是元廷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故诸王、妃子、公主、驸马和各个千户，都要前来参加。在外地的诸王等时常来上都或大都参加朝会。延祐元年（1314年）六月二十二日，中书省奏："在先诸王妃子公主驸马、各千户每朝现的，并不拣甚么勾当呵，夏间趁青草时月来上都有来。如今推称着缘故不商量了入大都去的多有，依先体例休教入大都去，不拣有甚么奏的并朝现来的勾当呵，夏间来上都者。"③说明诸王、公主等来京都参加朝会者次数之多。并每次朝会，元政府要支出巨大的经费，其中对朝会者的赐予是耗费巨大的一项。尤其是新皇帝即位，大加赏赐，以此酬谢宗亲、大臣的支持。这种赐予，有时称作"忽里台银"。成宗在上都即位，"诸王、驸马赐与，宜依往年大会之例，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一者加二为三"①。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十二月规定："诸王朝会赐与、太祖位，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②　《元史》卷78《舆服志》1，第1939　页。

③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17　页。

①　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页。

②　《元史》卷67，《礼乐志》1。

③　黄时鉴点校：《通制条格》卷8，《仪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124　页。

①　《元史》卷18《成宗纪》一，第382　页。

位，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余各有差。"②由于无极限的赏赐，对元廷财政造成极大的困难。

外地诸王、驸马等参加朝会，频繁来往，对地方财政也有很大影响。大德三年（1299年）七月，中书省河南行省一材料称："窃见四方镇遏诸王、驸马朝会赴阙，未曾起程，先行前路文字，并不开写官员数目，有司避怕罪责，多余准备羊、酒、鸡、猪、鹅、鸭，宿顿处所铺陈地毡，彩绢缴裹柱壁，又于界首用椽箔创搭扫里棚座邀顿，动一科十，动十科百，损民不便。"③对此元廷不得不以明令限制。

②　《元史》卷19《成宗纪》二。

③　《通制条格》卷27，《诸王经行科。。》，第280　页。

六、婚姻习俗"婚为礼俗之本。"①"人伦之道，始于夫妇，夫妇之本，正自婚姻。"②这是元代人对婚姻的看法，是中国婚姻观在元代的表现。用现代的话来说，人类对自身理性化、科学化、社会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形式便是婚姻，而婚姻在不同的民族或地域、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形成不同的习俗惯制。在元代，由于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其婚姻习俗呈现出千姿百态、各具特色的景象。首先是居于特殊地位的蒙古人的婚姻习俗，特别引人注目。其次人口众多的广大汉族人民的婚姻习俗以及南北众多少数民族和来自西域的色目人的婚姻习俗，都表现出有元一代婚姻习俗惯制的多样性和繁杂性。他们的婚俗又大致上标志着这些民族的家族、亲族甚至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由于元代各民族人民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促使元代各民族婚姻习俗的改革、变化以及相互影响，对元代婚俗增添了新的色彩和特色。

（一）蒙古族的婚姻习俗一般认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是家族。而婚姻是家族的构成、发展与延续的源渊所在。因此，在介绍元代蒙古人婚姻习俗时，同时介绍他们家族构成、发展概况，以便更好地了解其婚姻习俗惯制。

1。婚姻俗制与家庭据文献记载，蒙古族这一古老的共同体中，较早地形成了一夫一妻制。

并成为蒙古族婚姻制度的主流而牢固地流传下来。《元朝秘史》一开头就说："成吉思汗的先祖，上天由命的孛儿帖赤那，其妻豁埃马阑勒，到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住着，生一子叫巴塔赤罕"。可见，大约八世纪中叶以前蒙古社会中已确立了个体家庭（上限无法确定）。这种家庭由双亲和子女组成。孛儿帖赤那到成吉思汗二十三代，各代均个体家庭。这些家庭也是平行的夫妻关系与垂直的亲子关系结构而成的。拉施特说到，蒙古人自古就有记住自己的出身和家谱的习惯，父母对每个新生儿童讲述氏族和祖先的故事，用此作为教育的材料。如此代代相传，因而每个部落都有清楚的谱系，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祖先和部落的来源①。因而蒙古人中已出现了八代内祖先的称呼。如父亲，额赤格（e Cú　ige）；祖父，额不格（ebüge）；曾祖，额林赤黑（e－len Cú　eg）；高祖，不都秃兀（būdūtū）；五世祖，不迭-兀古儿（būdeh　一aūkūū）；六世祖，禹儿乞（？ūrqi），又称不兀迪（būūti）；七世祖，都塔浑（dūtūqūn）。"自七［世］以上无专门术语，一律称做额赤斤--额不干（e Cú　ige-yinebügen--父祖，祖先）①，说明蒙古以男性为主的一夫一妻个体家庭产生之久远。这种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在元、明、清各代一直延续下来。

当然，元代蒙古社会中同时存在一夫多妻制。《黑鞑事略》称"其俗一

①　杨讷点校《吏学指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　页。

②　同上书，第357　页。

①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79-80　页。

①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79-80　页。夫有数十妻，或百余妻"，马可波罗也说，"男人可以随意娶多少妻子"②指的是那些拥有众多财富的那颜阶级。但这种家庭中，妻妾地位不同，嫡妻（abali）拥有"长妻"、"正室"等名分，地位最高，主管家务。长妻所生子女的地位也随母而尊。但有的后娶妇，因身分高贵或者得到丈夫的特别宠爱，则其地位随之提高。也有妻以子贵，如果正室无子，她的地位就有可能低于其他生子之妻。

十二世纪以前蒙古人严格执行族外婚制，同一个祖先起源的部族之内严禁成婚，用以维持血胤的纯正。元代，这种族外婚制，由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同一血缘和同姓，同骨（yasutan）不能通婚。而不同部落之间有"世为婚姻"的习惯。如，成吉思汗九岁时，其父也速该为他向斡勒忽讷兀惕氏说亲。斡勒忽讷兀惕氏是弘吉剌部的分支，弘吉剌部与成吉思汗所在乞牙惕氏族之间有世为婚姻关系，元代诸帝"正室"大都来自弘吉剌氏。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明代。

与婚姻俗制与家庭相关联的妇女的贞洁，在蒙古社会中要求较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不允许和他人之妻私通，早期由习惯法来维护。加宾尼在《蒙古史》中写到，"他们有一条法律或者一种风俗，如果发现任何男人和妇女公开通奸，就把他们处死。同样的如果一个处女同任何人私通，他们就把男、女双方都杀死。"①同一时期的《黑鞑事略》、《马可波罗游记》中亦有同样的记录。后来的成文法中又加以肯定，通奸者处死②。这种峻制一直延续到明清代。

如上述，家庭由习惯法及成文法保护，蒙古族家庭是比较稳定的。加宾尼在《蒙古史》中说："他们的妇女是贞节的，在他们中间，人们没有听到在她们这方面有任何可耻行为。"③马可波罗也对蒙古妇女贞节和家庭和睦安宁赞叹不已。他说："妇女们非常珍视贞洁，举止端庄，讲礼貌，世界上很少有超过她们的。就是在对待丈夫的爱情和义务上也是如此。她们不但把不贞看成最可耻的罪恶，而且认为这些是最不名誉的。男人对妻子的忠实也很令人钦佩。"④在家庭中男人的地位比女人高，因为男人在生产领域占有支配地位，在一般情况下，家长由最长辈的男人充当。最长辈的男人死后，其遗孀主持家务。在家庭中妇女的负担是繁重的。鲁不鲁乞描述蒙古族妇女的义务时说："赶车、将帐幕装车和卸车、挤牛奶、酿造奶油和格鲁特（奶干--引用者）、鞣制和缝制毛皮，。。她们也缝制鞋、短袜和其他长袍。"⑤马可波罗也说："家庭里面凡有什么买进卖出的商业（生意）由妇女经营。也就是说，丈夫和家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是由妇女准备。"⑥，至于男人们在家庭中的义务，马可波罗说："男人的时间，全都用来狩猎、放鹰和军事生活方面。他们拥②　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63　页。

①　《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　页。

②　那木吉拉：《成吉思汗札撒与必里克》，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　页。③　《出使蒙古记》，第16　页。

④　《马可波罗游记》，第63　页。

⑤　《出使蒙古记》，第121　页。

⑥　《马可波罗游记》，第62　页。

有世界上最好的隼和最优良的猎犬。"①男人家庭中的义务还有制造弓箭、马镫、马嚼子和马鞍。还建造帐幕和车子，照管马匹并挤马奶，搅拌忽迷思（即马奶），并制造收藏忽迷思的皮囊，他们照管骆驼并把运送的东西装上驼背，照管绵羊和山羊，鞣制毛皮等。

蒙古的家庭财产继承习俗，由正妻的幼子继承父母的家产。《史集》称，缘突厥、蒙古之自古之风俗，首领及其生时，遗其诸长子居于外，分子财产、牲畜与属众；其余则尽属幼子。因为财产继承中地位特殊，所以幼子呼为斡赤斤（otchigin）、意为守灶者。蒙古家庭中兄弟财产的分配原则是年长者多得，年少者少得，末子继承父业。蒙古语"兄六弟四"的谚语充分表现了这一原则。直到最近，蒙古人分家继承财产都是按照长子与末子为主的习惯进行的。

2。婚姻形态在元代蒙古社会中，婚姻的构成形式，呈现出多样性。这些形式都是展现出婚俗发展的诸特色。从婚姻的性质、方式和手段等观察，元代蒙古人婚姻形式有以下几种。

抢婚：亦称掠夺婚。这是古代氏族部落外婚时用抢掠或战争手段俘获妇女的一种野蛮的强制性婚姻形态。

13世纪为止，蒙古社会中仍存在着抢婚的痕迹。如，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的正妻斡额伦就是从蔑儿乞人抢来的。后来蔑儿乞人记恨此仇，突然袭击贴木真家，抢去孛儿帖夫人。自元代初期，这种掠夺婚似乎不多见。而这种抢婚遗风，变成一种婚礼中的习俗。如婚礼宴会时新娘则逃到亲戚家里躲起来。于是新郎和他的朋友们到处寻找，并用武力将她们抢过来，带回家，佯装使用暴力的样子①。但另一种抢婚在元代蒙古社会中仍在继续，那就是在战争中征服敌人夺取其妻女，其例比比皆是。这种战争中的抢婚还得到早期习惯法与后来的成文法的认可。

议婚：这是男女双方，通过说媒等方式商议决定婚约的一种婚姻形态。

这种形式元代蒙古人中比较普遍。一般男方首先提亲，女方通过家族会议等形式决定接受或不接受男方的要求。有时父亲可以为儿子向女方求婚。"多求几遍，才许给啊，会被人尊敬；少求几遍，就许给啊，要被人轻看。"②这句古老的谚语充分体现了元代蒙古人议婚习俗。以议婚决定婚约，在元代文献中很多，不赘述。

交换婚：这是议婚的另一种形式，是古代族外婚的一种。具体内容为两个氏族的男方协议互换其姊妹为妻或互换其女儿为媳的做法。元代的蒙古人中也有此俗残余。但已被复杂的政治关系所利用。《元朝秘史》第六五节载："成吉思汗欲与王汗亲厚上又亲厚，故索桑昆的妹察兀儿与子拙赤，郤将豁真名字的女儿与桑昆子秃撒哈，相换做亲。"（总译）这实际上是蒙古气颜部与漠北强部克烈部之间的政治交易，是他们为了共同称霸蒙古地区为目的的交换婚。但后来由于各自目的不同这门亲事就夭折了。此外，文献记载表明，如果一方提亲，另一方不许亲，提亲一方则认为，对方"小觑"自己。

①　《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63　页。

①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122　页。

②　《元朝秘史》，第66　节。

入赘婚：在文献中，蒙古人典型的入赘婚形态实例不多见。而入赘婚的另外一种形式在元代蒙古社会中比较普遍。如，男女双方定婚约，结婚后，新郎在女方家生活一段时间，然后才与妻子一道回父家。成吉思汗第六世祖纳真、成吉思汗本人都是如此。这可能是后来在蒙古社会中流行的入赘之俗的起源。

收继婚：元代蒙古人还实行收继婚制。马可波罗说，蒙古男人，"父亲死后，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妻子，只有生身母亲例外。他们不能和自己的姊妹结婚，但他们的兄弟死后，可以娶嫂和弟媳为妻。"①也就是"父死则妻其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②。这种婚制，汉文文献中称之为"蒸母报嫂"。父亲死后，儿子以财产的形式继承其后母，中国北方古族匈奴到女真、党项、畏吾儿等古代民族都曾有此俗。因此当时蒙古人的婚姻观念中，这不是可耻的。但有元一代，这种婚俗逐渐发生变化。而元廷对此的政策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按至元七年（1270年）的规定，侄儿不得收继婶母。

冥婚：元代蒙古人中流行冥婚制。马可波罗说："鞑靼人家里如果有儿子夭亡，而另有一家的女儿也早逝的话，他们就彼此替自己亡故的儿女，像他们在生时一样办理婚姻手续。同时，在一些纸片上，画一些侍从和马匹、各种动物、衣服、金钱和日用器皿，把这些纸片和正式婚约用火焚化，以便送到阴间，供给他们的儿女享用，让他们彼此成为正式夫妻，组织家庭。双方父母办过这种仪式后，也成为亲戚，宛如他们的儿女，真正结了亲一样的来往。"③这是一种完整而典型的冥婚习俗。在元代，这种婚俗非但蒙古所有，内地汉族和其他民族中也曾经流行。从源渊去分析，也恐怕非蒙古所固有。3。婚礼元蒙古人所谓婚礼是针对议婚而言。经过男方向女方求婚，如果女方同意，就"吃不兀勒札儿（baul jú　ar）"（许亲酒）。"不兀勒札儿"一词，意为"颈喉"，这里实际上指羊的颈喉。羊的颈喉筋肉、坚韧、耐嚼。许婚时吃羊颈喉，意示定婚不悔，坚久不离，百年合好。所以"不兀勒札儿"又译成"许婚筵席"。

议婚要讲聘礼，以马或其它财产示聘。有时聘礼甚厚。所以西方传教士误为蒙古人卖姑娘。据说，成吉思汗反对重聘礼。他说"婚姻而论财，殆若商贾矣。"①他注重婚姻的政治基础和社会条件，因此，元时蒙古贵族与平民一般不相通婚。男女双方既定婚约，就彼此称"忽答"，即姻亲。

元代蒙古人婚俗中除上述求婚、许婚、下聘礼、许婚筵席之外还有迎亲、送嫁、结婚筵席等礼俗。入赘婚则，新娘以生母的名义，备办赠送阿姑的礼物，蒙古语称之为"失惕坤勒"（　Sú　itgül）。贴木真之妻孛儿帖见阿姑之礼为一件贵重的黑貂鼠袄子。

（二）汉族婚姻习俗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63　页。

②　《元史》卷187，《乌古孙良桢传》。

③　《马可波罗游记》，第67　页。

①　《元史》卷118《孛秃传》。

在元代，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分布也广泛，因而汉族的婚姻习俗在元代婚姻习俗占很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周围各民族有深刻的影响。元代汉族婚姻礼俗基本上沿袭了原有传统，也有一些前代所没有的变化。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简单介绍他们婚姻礼俗。

1。婚姻礼制元代汉人婚姻礼制是在至元八年（1271年）基本上确定下来的，这年九月尚书省礼部呈准施行的婚姻礼制是依据"汉儿人旧来体例"，参照朱熹《家礼·婚礼》，酌古准今拟订的①。其内容包括议婚、纳采、纳币、亲迎、妇见舅姑、庙见、婿见妇之父母等凡七条。

朱熹作《家礼》，为简便计，将汉族传统"六礼"（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中的"问名"、"纳吉"舍去，又并"纳征"、"请期"为一礼，所以朱熹《家礼·婚礼》只存"六礼"中的"纳采"、"纳征"、"亲迎"三礼。元《至元婚礼》中部分保存了《家礼·婚礼》的内容，其他则来自"汉儿人旧来体例"。可见元代婚姻礼制是有自身特色。元《至元婚礼》具体内容如下：议婚，身及主婚者、无期以上丧，乃可成婚。但一定要事先使其媒人往来通言，得到女方同意，然后才能行纳彩礼。其他诸类议婚者，也依此例而行。

纳彩，亦称下定。男方家主把送往女方的礼品都书于纸，早起，奉此书以告祠堂。若无祠堂，或画影，或写立位牌，亦可。然后以子弟为使者，至女方家行纳彩。女方家主见使者，并奉书以告祠堂。女方家出书以写男方礼品，表示接受，并以礼相待使者。使者复还，男方家主又以告祠堂。纳彩时，主人亲往也可。

纳市，元代称"下财礼"，即男方向女方家送聘礼。经此仪礼，婚约完全成立。纳币礼中也有写财礼单、告祠堂、派使者等程序，皆与纳彩同。其它程序有："已定筵会，以男为主，会请女氏诸亲为客，先入坐。男家至门外，陈例币物等，令媒氏通报，女氏主人出门迎接。相揖，俟女氏先入，男家以次随币而入，举酒，谓纳币，饮酒，受币讫，女氏主人回礼，婚家饮酒。"接着主人以常礼待宾客。最后婿与女见面，"并去世俗出羞之币"。

亲迎。男女双方提前选择一天，女方派人到男家铺设婚室。婚礼这一天，天一亮，婿家在婚室中央设灵位，女方家设位于室外。新婿盛装，主人又告祠堂，使子行醮礼，并派子迎亲。"婿出，乘马至女家。俟婿次女家，主人告于祠堂，遂醮其女而命之。主人出迎，婿入奠雁，姆奉女出登车，婿乘马先行。妇车至其家，导妇以入，婿妇交拜，就坐饮宴。毕，婿出，复入，脱服，烛出，主人礼赞。"登车乘马、设次奠雁之礼，贫穷之家不能办者，从其所便。

妇见舅姑。第二天清晨，新妇拜见舅姑，接着拜见诸尊长，如果新妇是冢妇（嫡长子的妻子），给舅姑馈赠一些礼物，舅姑作宴款待，作为回礼。庙见。第三天，新人到祠堂，即到宗庙参拜祖先。

婿见妇父母。次日，婿前往妇家，拜见妇之父母，次拜见妇诸亲戚。妇

①　王■点校：《庙学典礼》，《元婚礼贡举考》，"至元婚礼"，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　页。家以礼待婿如常礼。

元廷又在至元八年（1271年）二月，对"民间婚姻聘财等事"作出规定，"仰遍行诸路，照会一体施行"。聘礼包括表里、头面，即衣物、首饰等诸物在内，并以宝钞为财，以财畜折充等，不拘此例。

品官：一品、二品，五百贯。三品、四百贯。四品、五品，三百贯。六品、七品，二百贯。八品、九品，一百二十贯。

庶人：上户，一百贯。中户，五十贯。下户，三十贯。

结婚宴会高下等第，以男方主。品官：不过四味。庶人：上户、中户，不过三味，下户，不过二味。

婚约已定，但若女年十五，而无故五年不成婚，或夫逃亡五年不还，并听离，而且不退还聘财。

大德八年（1304年）元廷根据"近年聘财无法，奢靡日增，至有倾资破产，不能成礼，甚则争讼不已，以致嫁娶失时"等情况①，命中书省定立民间聘财等第。施行该等第的原则为"以男家为主，愿减者听，亲礼宴会，务从省约。"

上户：金一两，银五两，彩段六表里，杂用绢四十匹。

中户：金五钱，银四两，彩段四表里，杂用绢三十匹。

下户：银三两，彩段二表里，杂用绢十五匹。

本规定只适用于民间，所以重申"蒙古色目人各依本俗。及品官另行定夺"。

至元八年（1271年）七月元廷根据"民间招召养老、出舍女婿，财钱为无定例，往往多余索要"等情况，另定等第：养老女婿，已定嫁娶聘财等第减半。出舍年限女婿，已定嫁娶聘财等第，三分中不过二分。由于这些婚姻，男方去女家劳动当差，瞻养老人，以此支付了女子部分身价，从而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财物和女子议价交换的过程。

元代汉族婚姻礼制与前代明显不同的是婚约既定，须立婚书。至元六年（1269年）十二月，中书户部称："人伦之道，婚姻为大。据各处见行婚礼，事体不一，有立婚书文约者，亦有不立婚书止凭媒约为婚者。已定之后，少有相违，为无婚书，故违元议，妄行增减财钱，或养老出舍、争差年限，诉讼到官。其间媒证人等徇情偏向，止凭在口词因，以致争讼不绝，深为不便。省部议得：今后但为婚姻，须立婚书，明白该写元议聘财，若招召女婿，指定养老或出舍年限，其主婚保亲媒的人等画字依理成亲，庶免争讼。"①元廷此举，不能不说是中国婚姻史上的一次大革新或创新。

元廷还对汉族一夫多妻有明文规定要禁止。至元八年（1271年）二月，中书省规定："有妻更娶妻者，虽会赦，犹离之。。。蒙古人不在此限。"②规定又称：以至元八年正月二五日已前准已婚为定。"在此以后更娶妻者，若委自愿，听，改为妾，今后依已降条画有妻再不得求娶正妻外，若有求娶妾者许令明立婚书求娶，都省准呈仰依上施行。"又，元廷于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决定："州县人民有年及四十无子，欲图继嗣，再娶妻室，虽合听

①　《庙学典礼》，《元婚礼贡举考》，《大德聘礼》，第153　页。

①　《通制条格》卷3，《户令》，《婚姻礼制》条，浙江古籍出版社版1986年版，第37　页。②　《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

离，或已有所生，自愿者，合无断罪，听改为妾。"③至此，实际上元廷已准许一夫多妻制的存在。

同姓不婚，也是元代婚姻礼制的一种原则。至元八年（1271年）二月元廷规定："同姓不得为婚，截自至元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为始，已前者，准已婚为定，已后者依法断罪，听离之。"④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月一材料载：义州刘义之女，与另一姓刘的人作养老女婿十五年，生两个孩子。对此尚书省文件称："今同姓人做夫妻的体例无，么道，说将来呵。礼部官人每定夺得：羊儿年圣旨里，正月以前为妻夫的每根底依旧者，正月以后为妻夫的每根底依着圣旨体例里合听离道有。。。今后同姓为妻夫的每教禁约者。不禁约呵，似回回家体例有，么道，圣旨了也，钦此。"①羊儿年，指的是辛未（1271年）。可见元廷一直以至元八年（1271年）的规定来禁止同姓为婚。

2。婚姻形式在元代，汉族人口众多，分布较广，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因而其婚姻习俗发展史也复杂，婚姻的构成形式呈现多样性。下面介绍元代汉族中流行的几种婚姻形态。

买卖婚：元代汉人中流行的买卖婚不同于古代族外婚议婚的一种发展形式，而是私有制婚俗的一种代表形式。我国古代汉族在结婚过程中要实行的"六礼"，就有纳彩、纳吉、纳征三大项目，元有纳彩即下定礼和纳币即下财礼两项。这两种仪礼是为议定娶妇的身价而设立的。而财礼的多寡是由品官、庶人品级和贫富的程度而定的。

元代汉族买卖婚中大多用聘金及金银首饰、衣物、牲畜以及饮食物等，文献中多出现的表里、头面、羊酒等财礼即是。由于招召养老或年限女婿婚姻，男子"嫁"到女方家作为家庭主要成员劳动、当差、瞻养老人，以此支付了女子部分身价，从而该婚姻聘财为一般嫁娶聘财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典妻婚：亦称承典婚。这是买卖婚派生出来的临时婚姻形式，以家财富足男子用财物租用经济贫困，丈夫无力维持生计的女子为特点。宋代已有此俗，元代盛行。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五月，尚书省户部文件称："议得吴越之风，典雇妻子成俗已久。"②吴越，指今江浙一带。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六月，中书省御史台呈："浙东道廉访副使王朝清言。。江淮薄俗，公然受价将妻典与他人，如同夫妇。今后拟合禁治，不许典雇。若夫妇一同雇身不相离者，听。如此，不准人伦有别，可以渐复古风。礼部议得：合准王朝清所言禁约。"①《元史》卷一○三《刑法志》二称："诸以女子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若已典雇，愿以婚嫁之礼为妻妾者，听。诸受钱典雇妻妾者，禁。"屡颁禁令，说明，在元代这种陋俗流行颇甚。

在元代，与典雇妻室同类，穷困妇女典身于他人者，亦有之。如，关汉卿杂剧《五侯宴》，楔子："［赵太公云：］你既不肯嫁人。便典于人家，或③　《元典章》卷18《户部》卷4，"有妻许娶妾例"，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299　页。④　《庙学典礼》（外二种），《元婚礼贡举考》，"至元聘礼"。第152　页。

①　《元典章》卷18《户部》卷4，"同姓不得为婚"。

②　《通制条格》卷4，《户令》，"过房男女"。

①　《通制条格》卷4，《户令》，"典雇妻室"。

是三年，或是五年，得此钱物，埋殡你夫主可不好。［正旦云：］我便要典身与人，谁肯要。"②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上述戏文说明元代下层妇女典身于人者，不泛其例。

指腹婚：俗称"胎婚"。这是家长为子女包办预订婚约的婚姻形态。两家女人同时有孕，指腹相约，产后如一男一女，结为夫妻。元代此风甚盛。所以元代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禁止。至元六年（1269年）四月，中书户部文件称："男女婚姻或以指腹并割衫襟为亲，既无定物婚书，难成亲礼，今后并行禁止。"③割衫襟，指腹婚俗，即以割孕妇衣襟互相交换作为议定。《元史》卷一○三《刑法志》二："诸男女议婚，有以指腹割衿为定者，禁止。"可见指腹为婚之俗，在元代较普遍。

赘婿婚：亦称入赘婚。这是一种母系家族婚制，从妻居、服役婚的古婚遗俗的发展。赘婿婚以女不出嫁，招男方入女家为婿为特点。此俗甚古，古代尤盛，元法律也认可这种婚俗的存在。至元八年（1271年）九月，尚书礼部《至元婚礼》："窃见自今作赘召婿之家，往往盖是贫穷不能娶妇，故使作赘，虽非古礼，亦难拟革。此等之家，拟合今权依时俗见行之礼而行。"①元代的赘婿婚，据元人徐元瑞《吏学指南》一书载录有养老女婿、年限女婿、出舍女婿、归宗女婿等形式。元文献中还提到一种抱财女婿的形式。养老女婿，《吏学指南》，《亲姻》，"赘婿"条："养老，谓终于妻家聚活者。"②无子之家，招婿依以养老送终、补其世代，故亦称"补代"。元杂剧《老生儿》第一折，《赚煞尾》："我在这城中住六十年，做富汉三十载，无倒断的则是营生的计策，今日眼睁睁都与了补代。"

养老女婿，多见于元代文献。在此仅举一例："大德五年十一月，中书省准陕西行省一材料称："延安路赵胤告，年老无人养济，将女穿针召到王安讓作养者女婿身故，其房弟王安杰要行收嫂。礼部议得：凡人无后者，最为大事。其赵胤初因无嗣与女召婿养老，不幸婿死，赖有伊可为依倚。合从赵胤别行召婿，以全养老送终之道。都省准拟。"③上述实例说明，元代有些无子之家，养老女婿身故后，再次召婿，以传宗接代，养老送终。

抱财女婿：盖与养老女婿同。不同的是女家是富足之人家，而招召女婿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抱全家财，继承遗产。至元十六年（1279年），中书省礼部的一文件称："彰德路杨阿田凭媒说合张招抚次男羊儿与女春儿作抱财女婿，下讫银绢。。"即是④。

年限女婿：《吏学指南》，《亲姻》，"赘婿"条："年限，谓约以年限，与妇归宗。"即女婿有年限地到女家服役，期满带妻子回家。男子到女家不必改姓从女姓。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中书省礼部一文件称："濬州郭全元召李丑驴作婿十三年，住讫四年身故，外有九年，伊弟李五驴欲行收继，贴住年限。"①上述材料证明，元代年限女婿所定年限，双方必须严格②　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9　页。③　《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

①　王■点校：《庙学典礼》（外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　页。②　杨讷点校：《吏学指南》（外三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1　页。③　《通制条格》卷3　《户令》，"收嫂"，第42　页。

④　《通制条格》卷3《户令》，"收嫂"。第41、42　页。

①　《通制条格》卷3，《户令》，"收嫂"。第42　页。

遵守。

出舍女婿：亦称舍居婿。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湖湘之民生男往往作赘，生女反招婿舍居，然男子为其妇家承门户，不惮劳苦，无复怨悔。"至元代，出舍女婿之性质似有所变化。《吏学指南》，《亲姻》："赘婿"条："出舍、谓与妻家析居者。"舍居婿，男女双方约定年限已满或其他原因，婿带妻室，另立家户，与妻家析居营生者。当然与妻家的关系亦不变。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七月，中书省礼部一份材料称："东平路申，马元亨告，刘友直元定与妹马三姐作六年舍居婿，未曾过门，前去福州，却娶赵安奴为妻。"②这里的舍居婿显然与养老女婿不同。

归宗女婿：《吏学指南》，《亲姻》"赘婿"条："归宗，谓年限已满或妻亡，并离异归宗者。"我们从上述注解中可知，它同年限婚不同的是双方协定年限期满后与妻室离异回父家。或者妻亡后离妻家回父家，这是有些地区或民族中流行的"试验婚"的一种形态。

收继婚：元代汉人中曾流行收继婚。从至元和大德年间中书省文件材料载录来看，元代汉人中收嫂较普遍。至元八年（1271年）十二月颁布的圣旨，"小娘根底、阿嫂根底收者"③，也就是准许兄收弟媳，弟收兄嫂，即使是已婚的小叔收嫂，也被认为"难同有妻更娶妻体例"①。按至元七年（1270年）的规定，汉人不得收继婶母。大德八年（1304年）五月，中书省枢密院呈："蒙古军驱王火你赤病故，其妻张秀儿守服六年，有本使菊米娘子将秀儿强要配与火你赤亲侄王保儿为妻。礼部议得：王火你赤妻张秀儿服制已满，其侄王保儿欲行收继，虽系蒙古军驱，终是有姓汉人，姪收婶母，浊乱大伦，拟合禁止。"②可见在元代，汉人把收继婶母视为"浊乱大伦"，严格禁止。至至元十二年（1275年），兄收弟媳已在实际上亦受到禁止。"至元十二年四月中书省据御史台呈：陕西四川道安察司体察得，前南京路总管田大成收继弟妻阿赵取到招状，拟断八十七下，罢见职，阿赵五十七下，与大成离异。"③《元典章》又载，至元十四年（1277年）刑部所准兄收弟媳刑杖断离之例。同书又有"守志妇不收继"、"抱乳小叔不收继"、"嫂叔年甲争悬不收"、"姑舅小叔不收嫂"、"兄亡嫂嫁小叔不得收"等等定例。至顺元年（1330年）九月，元廷进一步下敕："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④。《元史》卷一○三《刑法志》二"户婚"："诸汉人、南人、父没子收其庶母，兄没弟收其嫂者，禁之。"禁令屡颁，说明元代汉人中收继之风亦存。至明代，朝廷亦三令五申禁止收继婚，即证之。

童婚：这是早婚的一种形式。在元代称"绾角儿婚"或称"绾角儿夫妻"。元代民间往往把未成年的儿童结发为姻。在元杂剧中多有反映，如：关汉卿杂剧《魔合罗》，第三折，《么篇》白："我须是李德昌绾角儿夫妻。怎下的胡行乱做？"①②　《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第48　页。

③　《　元典章》卷18，《户部》卷4，"收小娘阿嫂"。

①　《元典章》卷18，《户部》卷4，"叔收嫂又婚原定例"。

②　《通制条格》卷7，《户令》，"收继婶母"。

③　《元典章》卷18，《户部》卷4，"兄收弟妻断离。"

④　《元史》卷34，《文宗纪》3。

①　《元曲选》，第四册，第1378　页。

关汉卿杂剧《望江亭》，第二折，《普天乐》："弃旧的委实难，迎新的终容易。新的是半路里姻眷，旧的是绾角儿夫妻。"②元无名氏杂剧《神奴儿》，第四折中又有对"绾角儿夫妻"的描写。绾角儿，指孩童额旁左右小髻，用以借称孩童时代。可见，"绾角儿夫妻"就是孩童时期成婚的夫妻。

在元代民间流行的另一种童婚形式是童养婚。这是我国封建剥削制度加家长制产生的一种婚姻畸形。对此元杂剧等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比如；关汉卿《窦娥冤》，第四折，《乔牌儿》白："［窦天章云：］你敢错认了也。我的女儿叫做端云，七岁上与了蔡婆婆为儿媳妇。你是窦娥，名字差了，怎生是我女孩儿？"③儿媳妇，即童养媳。戏文中叙述的是典型的童养婚形式。

元代汉人中亦存表亲婚、冥婚、转房婚等其它婚姻形式，在此不能俱举，但在元代特殊的婚姻问题，需要提一下，如"驱良婚"。

驱良婚，即驱口与良人之间的通婚。这种婚俗，虽然很难列为民俗学上的一种婚姻形式，但在元代社会中，确实有影响。它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社会阶级对立和婚姻俗制。《南村辍耕录》卷十七"奴婢"条："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妻，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许聘娶良家，若良家愿娶其女者，听。"元廷明令禁止驱口与良人之间的婚姻，违者有罪。良人娶驱，判徒刑二年；良妇嫁驱，"则合做驱"①。驱良婚又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以"选择气类相同良善之家"为尚②。

●　　（三）元代婚姻史上的悲剧与变异元代末期，社会动荡、经济衰退、人心不定、谣言四起。对婚俗亦带来各种冲击。故有元一代，出现了前所未闻的悲剧。元后至元年间由于谣言所致竞相嫁娶即一例。

元末明初人权衡《庚申外史》："丁丑，至元三年，。。六月，天下谣传拘刷童男童女，民间皆望风成婚。"③《元史》卷三九《顺帝本纪》二："五月辛朔，民间讹言朝廷拘刷童男童女，一时嫁娶殆尽。"同书卷五一《五行志》："至元三年，郡邑皆相传朝廷欲括童男女，于是市井乡里竞相嫁娶，仓卒成言，贫富长幼多不得其宜者，此民讹也。"同时代一些"野史"亦载录此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谣言》条记载颇为详尽："后至元丁丑夏六月，民间谣言，朝廷将采童男女，以授鞑靼为奴婢，且俾父母护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之南，府县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为婚嫁，六礼既无，片言即合。至于巨室，有不待车舆亲迎，辄徒步以往者，盖惴惴焉唯恐使命戾止，不可逃也。虽守土官吏，与夫鞑靼色目人，亦如之，竟莫能晓，经十余日才息。自后有贵贱、贫富、长幼、妍②　《元曲选》，第四册，第1661　页。

③　《元曲选》，第四册，第1512　页。

①　《元典章》卷18，《户部》卷4，"良人不得嫁娶驱奴"。

②　《吏学指南》（外三种），《善俗要义》，"正婚姻"，第358　页。

③　任宗岳：《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9　页。

丑匹配之不齐者，各生悔怨，或夫弃其妻，或妻憎其夫，或讼于官，或死于夭，此亦天下之大变，从古未闻也。"①陶宗议在此文中把这一前所未闻的事件之缘起、涉及的地域、民族和人员、后果详细述及。这是元代社会特定环境下产生的一婚姻大悲剧。

除上述特殊原因引起的突变之外，由于元代社会腐败，随之婚俗亦渐趋浑浊，各种矛盾突出，成为元代社会的一种问题。元王结《善俗要义》二三《正婚姻》中说："近年婚姻之家，贫慕富贵权势，不为男女远图，或结婚之后随即乖争，计较聘财多寡，责望资装厚薄，兴讼连年，紊乱官府，以致男大不婚，女长不聘，妇姑不和，翁婿相怨，伤风害义，莫此为甚。"②可见在元代社会矛盾冲击传统婚姻习俗，使之畸形发展，甚至到了伤风败俗之程度。

还有一些人利用传统婚姻风俗，制造事端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障车"是汉族古代阻拦迎娶的一种习俗。婚嫁时，乡邻亲友拦阻新娘的喜车行进，索取酒食，钱帛，以为戏乐。至元五年（1268年）八月，中书省右三部："契勘嫁娶之礼必就吉时。今有不畏公法游手好闲人等，但遇嫁娶纠集人众以阵（障之讹）车为名，习蹬婚主及要酒食财物，故将时刻阻误，又因而起斗致伤人命，拟合严加禁治。"③而有一些人利用民间"婚姻之家召媒求聘，未尝许肯，先吃干羊"的习俗，"此家未已，彼家复来"，吃喝享乐，骗取钱物。使得"不惟风俗不厚，而亦婚嫁艰难"④。此类事情屡屡发生，兹不一一举例。总之元代婚姻习俗的有些变态发展，是多方面的原因所致。朝廷及民众为纠正这些现象，作出了种种努力，使之健康发展。他们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四）元代各民族婚俗的相互影响元代各民族婚姻礼制是早在至元八年（1271）就已基本上确定下来的。

这一年二月的规定称："诸色目人同类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①黄时鉴先生解释本规定时说："这里包括了三项准则：第一，尊重各民族的婚俗，自族的人自相婚姻，各从本俗法；第二，以男子为中心，各族的人递婚者，以男方婚俗为主；第三，以蒙古人为上，他族男子与蒙古女子为婚，不必以男方婚俗为主。"②这些解释无疑是正确的。据文献所示，有元一代，一直提倡这些准则，尤其是各族人自相婚姻，各从本俗，此项施行较严格。这看起来，这些准则的实施，似乎禁锢了各民族婚俗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其实不然，在元代各民族人民之间婚俗影响的深度乃至广度而言，元前任何王朝所不可比拟的。下面仅举几例，加以说明和介绍。

早在元初，金代女真人的婚俗就影响了内地汉人婚俗。如内地汉人婚礼

①　《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2　页。

②　《吏学指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　页。

③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婚礼》"嫁娶禁约邀拦"。

④　《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

①　《通制条格》卷3，《户令》，"婚姻礼制"。

②　《元代礼俗》，载于《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　期。

中的拜门一节就是女真人风俗。元廷于至元八年（1271年）七月明令禁止。尚书户部文件称："即今聘财宴会已有定例，外据拜门一节未曾举复。照得国朝蒙古婚聘并自来典故内俱无如此体例。此系女真风俗，其汉人往往傚学习以成风，徒费男家钱物，致起争讼，甚非理制，若令革去似为便当。"③这一年九月尚书礼部所定婚姻礼制中已有革去女真拜门一节一项。

值得说明的是汉族婚俗中的拜门与女真的拜门含义不同。汉族婚俗中的"拜门"是新婚后几天内，婿与妻共同带一些礼物到妻家拜礼。女真拜门为男女婚前生子后男子到女子家拜见女方父母。

在元前代，汉族上层社会中普遍存在一夫多妻制。妻分两类。依礼明媒正娶的女子为妻，非礼私纳的女子为妾。妻只有一人，有妻更娶妻者为重婚，纳妾者不受限制。元蒙古族中亦有一夫多妻制，但与汉族有所不同。蒙古族也分"妻"（abali）和妾（tataburi）之分。但妻之数不一定只有一人。入元，中原汉族效法蒙古人"有妻再娶妻"者多起来。对此，元廷以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二十五日为界限，在此以前准已婚为定。在此以后申明禁止，但犯者，仍时有发生。

北方民族收继婚习俗也对汉族有影响。兄亡弟收嫂，汉族民间固有习俗，以保持血的纯净和防止财产外流，此俗金元之际流行较普遍，而弟亡兄收弟媳以及侄儿收婶母则是汉族婚姻礼俗中所没有的。大德八年（1304年）五月，中书省枢密院文件称：蒙古军驱汉人王火你赤病故，其妻张秀儿守服六年，后王火你赤亲侄王保儿，欲继其婶，被禁止。《元典章》中亦载有类似例子和禁令。王保儿等虽收继婶母未成，但说明汉人中存在收继婚习俗。因为禁令是事实的真实反映。

蒙古族的同姓不婚之俗影响了汉人。至元八年（1271年）二月元廷规定："同姓不得为婚，截自至元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始，已前者，准已婚为定，已后者，依法断罪，听离之。"①说明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前，汉族中同姓为婚，已成风习。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月尚书省一文件称："今同姓的人做夫妻的体例无，。。羊儿年（辛未，1271年）圣旨里，正月以前为妻夫的每根底依着圣旨体例里合听离道有。"①此例说明至元八年（1271年）元廷规定是根据忽必烈"圣旨"拟定的。而此项"圣旨"来自蒙古人同姓不婚的古老习俗。

另一方面，汉族的婚俗也影响了蒙古族婚俗。如，蒙古雍吉剌氏的脱脱尼，年二十六时丈夫哈剌不花死了。哈剌不花前妻有二子已成年，尚未娶妻，都想收继她。"脱脱尼以死自誓"，"二子渐惧谢罪，乃析业而居"②。此例说明，至元代蒙古人婚俗受汉人影响，他们中流行的收继婚等古老习俗渐趋改变。

（五）异族通婚有元一世，蒙古、色目等各民族人士，背井离乡移居中国内地者难以数③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革去诸人拜门"。

①　《庙学典礼》（外二种），第152　页。

①　《元典章》卷18，《户部》卷4，"同姓不得为婚"。

②　《元史》卷200，《脱脱尼传》。

计。与此相反，内地众多汉人，离别故地，北上草地。他们以军人、农夫、工匠、文武官吏以及奴婢居多。这种南下北上，东移西迁的民族大交流中，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频繁的来往，共同的生活使他们之间产生各种婚媾，理所必然，势不可挡，因而元代这种异族通婚中所涉及到的民族及人员众多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勾勒元代异族通婚全貌，绝非本文所能及的。故我仅举数例，略加介绍。

1。蒙古族与他族通婚在元代异族通婚中蒙古人和汉人、色目人以及其他民族之间的婚媾占很大的比重。其中蒙古人在统一众多民族和地区，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与汉、女真、契丹等族接触最为频繁，尤其他们入主中原，建立元王朝之后，与汉等民族的关系呈唇齿相依之势。这时蒙汉通婚已达到高潮。

首先，蒙古人娶他族女。此类通婚，当首推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第四皇后即高度汉化女真人--金卫绍王之女歧国公主。蒙古人称之为"公主合屯"。这虽然为城下之盟之婚，但她容貌出众、善事人，被成吉思汗所宠。自此，元朝皇帝皆有汉族夫人。皇帝以下诸大臣将领自然都娶汉女为妻妾是早已成为元代上层社会贵族之时尚。此不一一举例。

尤其是远离故土，深入内地的蒙古人来说，族女本少，难以婚嫁，故惟娶他族女为妻妾，别无他选。现存《元统元年进士录》是一份证明。现将该书中所录蒙古人氏婚姻状况介绍如下①：同同，蒙古囗囗那歹氏，父玉速帖木儿，母囗氏，娶蒙古氏。

虎理翰，弘吉解人氏②。父伯家奴，母康氏，娶张氏。

亦速歹，札只剌歹人。父恩知杰，母夏氏，娶囗氏。

敏安达尔，亦乞列恩人氏。父唐兀歹，母王氏，娶囗氏。

阿虎歹，左翊蒙古侍卫军户，父忙古歹，母孟氏，生母王氏，娶王氏。

完迮囗先，忙兀台氏，父保，母揑囗囗，娶师氏。

朵列图，乞失里台人氏，父完者都，母亦乞烈真氏。娶未。

囊加歹，察罕达达氏，父教化，母囗囗氏、元氏、娶宋氏。

也先溥化，弘吉剌氏，父囗囗，母囗囗，娶未。

买闾，斡罗台氏，父唐兀歹，母宋氏，娶未。

察伋，塔塔儿人氏，父贴木儿，母博罗氏，娶弘吉剌氏。

百嘉纳，蒙古人氏，父哈剌，母唐兀氏，娶钦察氏，继哈剌鲁氏。

博颜达，札剌亦儿人氏，父也先，母王氏，娶未。

博颜歹，札剌亦儿人氏，父罗罗，母贾氏，娶张氏。

月鲁不花，逊都台氏，父帖木儿，母朱氏，娶未。

脱颖，札剌亦儿氏，父军僧，母姬氏，娶宋氏。

野仙脱因，蒙古氏，父哈剌不花，母囗囗王氏，娶唐兀寇氏。

囗囗达，燕只吉台氏，父伯都，母许实歹氏，娶未。

燕质杰，怯列歹氏，父执礼化台，母雍古台氏，李氏，娶张氏。

以上蒙古族十九家父子中，七人妻妾氏族原缺或未婚之外，十七人与汉

①　见王■点校《庙学典礼》（外二种），载《元统元年进士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②　弘吉解，"弘吉剌负■"之误。弘吉剌■，蒙古语gung kiradai　之音译。弘吉剌为蒙古大部。■（daidei）部名或人名之后缀。

族通婚，族内成婚的只有四人，其余的与色目人或其他民族通婚。这些统计数字足以证明元代移居内地的蒙古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通婚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蒙古人中仍流行一夫多妻习俗。因而有些人娶几名汉人妇女为妻。如上述阿虎歹之父即是。而有些人妻妾娶自不同民族。如上述燕质杰之父执礼化台即一例。

以上是蒙古人娶他族女为妻的实例。据史籍，在元代蒙古女嫁汉、色目人等他族者亦不少见。归附蒙古的汉人武官、文人娶蒙古权臣女或宗室女者大有人在。如，契丹人石抹也先，汉人张宏娶蒙女为妻。郑制宜（蒙古名纳怀）则娶"可烈真氏，烝相孛罗公之女"①女真人刘德宁之子脱欢尚蒙哥汗孙女，竟结亲于皇族②。此类例子很多，不一一举例。

在元代有些汉人入赘蒙古，充当蒙古家庭之一员。如，《万历野获编》卷二五《词曲·蔡中郎》条："蔡中郎赘入牛府一事，人知贤者受冤，但其被诬之故，始终未明。或以为牛思黯之女，或以为邓生事附会，如王弇州、胡元瑞辈，皆有说甚辩，而未必实。然又闻有传为元人实有是事，盖不花丞相逼状元入赘，作此以讥之。因胡语以牛为不花也。"在元代，入赘不花丞相府，是一件荣耀无比的事。但到明代，成为被人讥笑的对象。

终元一世，蒙古与高丽之间的婚姻联系也是频繁而复杂的。蒙古人同高丽人的婚媾，始于成吉思汗。《元史》卷一○六《后妃表》一载，成吉思汗第四斡耳朵有锁郎哈妃子。当时蒙古人称高丽为"锁郎哈"（　Sú　ulangqa）。

《蒙古黄金史》一书中记载了成吉思汗娶锁郎哈妃子的传说。可见元朝皇帝后妃中有不少是高丽人。但《元史·后妃表》中所载后妃，多语焉不详，无法考订她们的族属，故亦不能实指元廷后妃中有多少来自高丽的。其事迹更无从可知。惟元末奇氏后，史籍俱在，不难稽核。

高丽奇氏完者忽都，为元顺帝第二皇后，后立为皇后，由于她是皇太子生母，权势颇大，她竟与皇太子或权臣勾结策划内禅。她"多蓄高丽美人，大臣有权者辄以此女送之。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高丽婉美，善事人，至则多奇宠。"③《元史》卷三八《顺帝本纪》一亦云：至元元年（1335年）三月，"御史台臣言："高丽为国首效臣节，而近年屡遣使往选取媵妾，至使生女不举，女长不嫁，乞赐禁止。"从之。"《高丽史》卷三七《忠穆王世家》："丁亥（至正七年，1347年）正月。。丁卯，元遣人取政丞卢頙三女以归，。。冬十月。。癸已，遣益城君婿如元献童女。。，丙申，遣行省郎中李寿山如元献童女。"这一年中元廷已三次索高丽女子。可见元廷皇帝到达官贵人选高丽女人为妻妾之风不仅未煞，反愈演愈烈。由于高丽女大量嫁到元朝野，竟使元服饰文化发生变迁，"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①史载，元蒙古皇帝将公主下嫁高丽王室者亦不乏其例。《元史》卷一○九《诸公主表》"高丽公主位"载：世祖之女忽都鲁坚迷失适高丽王昛；显宗女卜答失利，适高丽王（沉王）王璋；世祖之孙营王也先帖木儿女亦怜只班，适高丽王（沉王）王焘；王焘又继顺宗子魏王女金童；显宗之子梁王松

①　《清容居士文集》卷32，《忠宣郑公行状》。

②　《静轩集》卷5，《刘氏先茔碑》。

③　《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6　页。此书称奇氏后为"祁后"。

①　《庚申外史笺证》，第156　页。

山女，适高丽王（沉王）王暠。上述举例说明，从成吉思汗到他的子孙后代，与高丽王室的姻娅一直不断。尤其是元末，这种关系已达到高潮。

元帝为什么把公主下嫁高丽王室呢？这自然有他的政治目的。元统治者一直把高丽看作是属国，经常侵略或压榨。另一方面，为了笼络高丽统治者，使之伏首帖耳忠心耿耿地为自己服务。把公主嫁与异族或属国王室，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惯用的手法。元代蒙古统治者亦学会此法，运用到高丽等国家或民族。

2。回汉通婚元代回回为中亚和西亚信奉伊斯兰教诸国各族人民移居中国各地者，他们来到内地，同类相聚，自成坊市，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与汉人绝无相同。因此，一般看来回汉通婚的基础无几。但事实并不然。据史籍所示，有元一世，回汉通婚仍不少见。兹举几例说明。

关于元代回汉通婚，前辈杨志■先生在《元代回汉通婚举例》①一文中举数例，并附申论，是最早研究回汉通婚的力作。

（一）哈只哈心妻荀氏，子阿散妻张氏。据许有壬《至正集》卷五三《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哈只哈心为阿鲁浑人，本贯西域。太祖成吉思汗西征时归降，至和林，元帅荀公妻以女，生二子，长阿合马，次阿散。后阿散继张氏为妻。荀、张俱汉姓，当系汉人无疑。

（二）伯德那妻李氏。程钜夫《雪楼集》卷一八《大元河东郡公伯德公神道碑铭》：伯德那，西域班勒纥人，世为大家。蒙古军西征，取班勒纥，悉族来归。后妻京兆李氏。李为汉姓，当系汉人。班勒纥为今阿富汗北部一城，蒙古西征时属花剌子模国。其人民信仰伊斯兰教。

（三）勘马剌丁妻蒋氏、周氏、龙氏。《至正集》卷五一《于阗公碑铭》载，勘马剌丁，于阗人，前妻牙里干氏卒，继蒋氏。有二子，沙哈不丁，出周氏，哈八石，出龙氏，四岁失母，蒋氏子之。蒋、周、龙，都是汉姓，她们当系汉人。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其人十世纪下半叶或十一世纪初皈依伊斯兰教。

（四）职马禄丁妻冯氏。职马禄丁为丁鹤年之父。丁为元代诗人，诗集现存。他生母为冯氏，当系汉人无疑。

除上述之外，《元统元年进士录》中亦有回汉通婚几例：乌马儿：本贯阿里马里，回回人氏，父阿思兰沙，母李氏、娶未。

穆占必立，贯大都鹰房总管府籍，回回人氏，父揑古伯，母罗氏。

扎剌里丁：贯嘉兴路崇德州，父阿里，母孟氏①。

上录李、罗、孟皆汉姓，当系汉人。这些回汉通婚举例，仅史籍所载能稽核者数例而已，绝非元代回汉通婚全貌。但由上述，足见当时汉女嫁回回人者实不为少。其原因每人不尽相同，但一般来看，回回人来华居住，投进汉人海洋里，人口绝少于汉人，再加之，回回多为军人，男人居多，女人很少，因此，回回择妇，只能拘限在汉或其他民族中，此其一。有些回回归附后投靠汉人或其他民族权贵，主人往往赐女为妻，不好推辞，此其二。元代回回属色目人，位仅次于蒙古人，权势颇大。有些汉人慕其地位、财产，嫁

①　《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　页。

①　札剌里丁，氏族原缺，但其名与曾祖，父名来看，当系回回人。

女为妻妾。或回回之人依仗权势，不问愿否，强娶汉女，此其三。

以上回汉通婚举例尽为回娶汉女，不见汉娶回女。而史籍所示，虽说回嫁汉少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元史》卷一七八《王结传》云："王结，字仪伯，易州定兴人。祖逖勤，以质子军从太祖西征，娶阿鲁浑氏，自西域徙戍泰陇，又徙中山，家焉。"阿鲁浑为元代回回之一族。此外《元朝名臣事略》中亦记有回女嫁江南商人事。

总之，有元一代，汉女归回居多，而回女嫁汉少见。其原因之一，如上所述，元代入主中国的回女本少，本族亦不够娶，何言外嫁。其二，由于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之因，汉女归回，女从夫生活，尚无不便，而回女嫁汉，很难适应夫家生活习俗。其三，在各民族观念中的男尊女卑思想作祟，须女从男，而无男从女之理，故汉女嫁回，从其夫，回女嫁汉，回回之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无论如何特殊，也不能男从女而改变其固有习俗。

七、丧葬习俗元朝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封建大帝国。故与其他生活习俗一样，各民族的丧葬习俗也呈各异，多不相雷同。在众多民族中有特殊地位的蒙古人的丧葬习俗，是在蒙古族及其先人漫长的游牧、狩猎生活中形成和发展的。因而它是富有游牧文化特色的习俗，自不待言。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丧葬习俗是垦殖于农业文化基础上的古老习俗，它主要是继承自前代。还有回回、畏吾儿等众多民族的丧葬习俗，也是各具特色，丰富多样。而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仅介绍其中主要几种民族的丧葬习俗。

（一）蒙古族的丧葬蒙古人丧葬习俗是在他们游牧、游猎生活中产生并发展演变而来。蒙古人分布地区较广，因此，各地区间丧葬习俗也有所不同。而且普通牧民与帝王丧葬，亦显各异。

在医疗条件极度低下的古代蒙古社会中死亡率是较高的。当人患病时，身边人精心护理，当医治无效时，就在其毡帐前面树立一枝矛，并以黑毡缠绕在矛上，以示此帐内有病人。自此时起除看护者外，无人敢入其帐①。及死，"有不讳，则就殡殓其中"②。蒙古人在长期同病魔的斗争中了解了疾病的传染性，因此，这也是防止传染的一种方法。人死，其亲人则痛哭，表示哀悼，并置肉乳于其前，亲友也都前来哀悼，并献食。但也有一些那颜（官人）贵族妻妾，夫死后以争夺遗产为务者。《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二"司马善谏"条："翰林学士承旨阿目茄八刺死，大夫遣司马明里往唁之。及归，问其所以，明里云，承旨带罟罟娘子十有五人，皆务争夺家财，全无哀戚之情，惟正室坐守灵帏，哭泣不已。"

蒙古人不管死在哪里，尸首一定要运至故地埋葬。帝王如此，平民也如此。彭大雅说："其从军而死也，驼其尸以归。否则罄其资橐（tuó　音驮，一种口袋）而瘗（yì音衣，埋尸体或随葬物等）之。"徐霆补注云："霆见其死于军中者若奴婢能自驼其主尸首以归，则止给以畜产。他人致之则全有其奴畜产。"③元代蒙古人中流行土葬和火葬。

土葬：据文献记载，元代蒙古人中主要施行土葬。如果死的不是很重要的人物，他就被秘密的埋葬在他们认为合适的空地上。几种文字的文献均记载了蒙古人施行土葬时以死者生前的生活资料作为随葬品。普通人的随葬品只有帐幕、马匹、武器等。

火葬：火葬不是蒙古人固有的习俗。蒙古人改宗佛教开始，施行火葬。

据《析津志》记，大都"城市人家"在佛寺火葬死者，"烧毕，或收骨而葬"，"孝子归家一哭而止，家中亦不立神主。若望东烧，则以浆水、酒饭往东洒之；望西烧，亦如上法。初一，月半，洒酒饭于黄昏之后。"①这是所说的"城

①　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蒙古史》，《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　页。②　《元史》卷77，《祭祀志》6，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295　页。

③　《黑鞑事略》，《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清华学校研究院刊，第30　页。

①　《析津志辑佚·风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　页。

市人家"，指的是蒙古人，可见从元朝开始，蒙古人实行火葬，但并不普遍。随着佛教在蒙古人中的广泛传播，喇嘛们教以火葬，但当时多为帝王贵族、上层喇嘛和富裕的蒙古人中流行。贫苦民火葬者，限于传染病或产后病死者。葬法为，请喇嘛诵经超度之灵，脱去死者生前穿的衣服，洗净尸身，用白绸或白布裹尸，置放于坐棺中。然后用人力或驱车运至经喇嘛卜吉旷野，将死者与棺木一起烧掉。高贵者捡其骨灰，和以泥或麦粉，塑成小像，像外以金，银装裹，置于庙中。普通人，火化的第三天捡其骨，放于小木箱，并埋葬。有的把骨灰撒于山、河。

天葬，这也是蒙古人信仰喇嘛教之后施行的葬法。佛教徒将尸身布施给饥饿的禽兽充饥以此体现升华无我精神。天葬有两种：一种是，人死后，给死者穿上新装，用白布缠身，把尸体放在车上或用马、骆驼驮着，用鞭抽打牲畜，无人驾驭，让它任意奔走，任意颠簸。车走到哪里，尸体掉在哪里，无人管，直到第三天才沿着车辙，寻找尸体，找到尸体，如果尸体已被野禽、野兽吃掉，就认为已经升上了天堂。尸体原样，就要请喇嘛来念经，给他赎罪。二是，装尸体的车要有人驾驭，在旷野上仍让车任意颠簸，尸体在哪里落地，那里就是吉祥的葬地。马上用土块，石头把尸体圈起来，第三天仍与前述方法一样，去看尸体被禽兽吃了没有，如果被吃了，就高兴地把尸骨、遗物埋葬起来，如果没有被吃，如上述请喇嘛诵经。

蒙古人信奉喇嘛教后，不管哪种葬法，人死后要请喇嘛念经，要给寺庙和喇嘛赠送牲畜等。

（二）帝王葬俗元代帝王葬俗与前代帝王葬俗不一，并且与普通蒙古游牧民葬法也有所不同。因此其丧葬习俗是在中国帝王丧葬习俗史上很有特色的一节。

据《元史》卷七七《祭祀》六记载："凡帝、后有疾危殆，度不可愈，亦移居到毡帐房。有不讳，则就殡殓其中。"蒙古人入主中原，建都内地之后，仍喜欢住毡帐，帝王都有居住的行宫即宫帐。帝后患病医治无效，移居毡帐，并殡殓其中，是一种回顾过去，不忘祖先的行为。

元代帝王丧葬都入棺槨，而其棺槨形制与汉地又不同。"凡宫中晏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削人形，其广狭长短，仅容身而已。殓用貂皮■、皮帽、其鞋袜、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殓以金壶瓶二、盏一，碗楪匙筋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毡青缘纳失失为簾，覆棺亦纳失失为之"①。叶子奇谈到元代皇宫丧葬习俗时说："元代送终之礼，用棺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②与《元史》中说法相近。

按蒙古人习俗，元代蒙古皇帝死后，无论他死于何地，须运其梓宫于漠北安葬。从成吉思汗到元代诸皇帝皆然。对此，马可波罗说，蒙古皇帝死后，"按例应该葬在一座名叫阿尔泰的山上，无论他们死在什么地方，甚至相距一百天的路程，也要把他的灵枢运送到阿尔泰去。这已经成为鞑靼皇族一种

①　《元史》卷77《祭祀志》6，第1925　页。

②　《草木子》卷3　下，《杂制篇》，中华书局本1959年版，第60　页。

不可更易的传统风俗。"①但马可波罗说元帝陵在阿尔泰山，不可信。因为，各种文献对元诸帝葬他说法不一，《元史》称元帝葬地均在起辇谷。而拉施特《史集》说葬于不儿罕合勒敦山。这个地方，蒙古语称作horig　或hori gú　ul，意为"禁地"。此地在何处，现一说在肯特山，一说在克鲁伦河畔。起辇谷是否即不儿罕合勒敦，也无定论。因而对上述几种记载的可信性都值得怀疑。其原因是元帝的丧葬在绝对秘密情况下进行。尤其他族人士无法知其详细地方。

元代诸皇帝皆行土葬，其丧事及葬法，汉文史料中有所描写。"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块，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三员。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返。"②除上述外，其它史乘中亦言元朝蒙古皇帝墓无冢。叶子奇说："送至其北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则已漫同平波，无复考志遗迹。"③《黑鞑事略》中也说，"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等到明年青草生，则葬处一片萋萋芳草，无任何遗迹，亦无人得知帝陵所在地方。唯在当年开穴下棺时，于其地牵一母驼和一驼子，当场杀一骆驼子，以后欲祭祀时，则将听杀驼子之母骆驼牵来为向导，视母骆驼踯蠋悲鸣之处，即可知道帝陵所在处了。

那么，元代皇帝陵为什么无冢呢？元末人叶子奇说，皇帝陵无冢，"岂复有发掘暴露之患哉"①。元代皇帝丧葬过程是绝对秘密进行的，因此，以护送皇帝灵柩途中遇到的人作为殉葬者和不立冢，都与其为避免"发掘暴露之患"之故。因此，从成吉思汗到元代诸帝陵地的具体地点，人们至今不得而知。

元代皇太子、帝后乃至贵族的丧葬，大体与帝王丧葬相同。皇太子薨，亦附葬于帝陵，命官相及给事者五十八护太子灵辇往埋之。仍会官相等守陵致祭。《元文类》卷二三，闾复，《太师广平贞宪王碑》：月吕鲁死，"刳香木为棺，锢以金银，北葬于怯土山之原。"月鲁，即玉昔铁木儿（1242-1295年），博尔术之孙。官至御史大夫。

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中有蒙古帝王死后以金银珍宝为随葬品之外，还有人殉的记载。术外尼说，成吉思汗死后，以四十名美女殉葬；成吉思汗孙许烈兀死，以幼年美女盛饰殉葬②。马可波罗也说，把元帝的灵柩运往漠北的途中，护送的人要将沿途遇到的一切人作为殉葬者。③但同一时期的蒙、汉文史料中未见有关元帝死后人殉的报道。加宾尼在他的游记中说，蒙古人埋葬他们的首领时，他们就秘密地到空旷地挖一个地下墓穴。在把尸体放入墓穴时，他们把他生前宠爱的奴隶放在尸体下面躺着，直到奴隶快要死去时再拖出来让他呼吸。然后再放到尸体下面。如此三次，这奴隶幸尔不死，成为一

①　《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61　页。

②　《元史》卷77《祭祀志》6，第1926　页。

③　《草木子》卷3　下《杂制篇》，第60　页。

①　《草木子》卷3　下《杂制篇》，第60　页。

②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225　页，注（30）。③　《马可波罗游记》，第61　页。

个自由民（darhan）。④很显然，这是一种人殉之俗的遗风。可见古代蒙古帝王死后，以人殉葬是有可能的。但对有关元帝人殉的报道，应慎重对待。（三）汉族丧葬我国古代汉族中有"生有所养，死有所葬"的原则，把丧葬看做重大的庄严事情，元代也不例外。有元一世汉族的丧葬基本上承袭了周代丧礼的主要内容。但由于周代丧礼实在太繁复、琐碎，故而元代有所增改，还有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和与其他民族间来往的加强，元代汉族丧俗中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

1。葬式元代汉族的葬式主要有土葬、火葬。

土葬：是我国古代通用的形式。元人也多采用此法。其葬法是用棺材盛尸，挖葬穴，深埋土中，以土丘为标志。

关汉卿杂剧《五侯宴》，"楔子"："［正旦云：］我是这本处王屠的浑家。近新来我所生了这个孩儿。未及满月之间，不想我那妇主亡逝，无钱埋殡。因此上将这孩儿但卖些钱物，埋殡他父亲。"①埋殡，出殡和埋葬，可见元代普通百姓中施行土葬。

宫大用撰杂剧《范张鸡黍》，第三折《柳叶儿》，白："［众街坊云：］可早来这坟院中，埋了这棺槨，一壁厢掩土，烧纸烧纸。［做葬科卜儿云：］下了葬了。停留了也。"②本戏文描写的是元代中上层人士埋殡之例。此类描述在元杂剧中多见，足证元人土葬习俗的盛行。

元代汉人埋葬死者时，还有一些暖墓、引灵等种种程序。

《元典章》卷三十，《礼部》卷三，《丧礼》，"畏吾儿丧事体例"条称："一件，休似汉儿体例行者，。。休煖墓儿者，休引灵者或是拣那个七条里。"煖墓儿，即暖墓，说明元代汉人中流行暖墓、引灵等习俗。暖墓，在死者入葬的前一天夜里，家中去人在墓坑里过夜，旨在用活人的热气，驱走墓中的寒气，让死者安稳舒适地长眠其中，故名。引灵，也称引魂，又称讨五谷。把装有五谷杂粮的瓶子与口袋放进棺材随葬。此俗在明清两代有些汉族地区仍有流行。

元代汉人也同前代一样，土葬必立冢，即土丘。一般按家族有坟地。元代称坟所、墓所。

元剧《老生儿》第三折，白："看了这坟所，好是伤感人也呵！"又同剧《鬼三台》："则俺这坟所属刘，我怎肯着家缘姓张。"此例又说明元代亦有家族坟地。

坟地围以墙，则曰坟院、坟园。上述《范张鸡黍》中例子即是。又《刘弘嫁婢》，第二折，《白鹤子》："这孩儿为无钱缺着葬礼，他卖身体置那坟园。"可见坟园是犹今公墓。

④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14　页。在蒙元时期的自由民享有种种特权。《南村辍耕录》卷1："答剌罕，译言一国之长，得自由之意"。

①　《元曲选外编》，第一册，第108　页。

②　《元曲选》，第三册，第965　页。

由于坟地面积大小不一，各类纠纷不断。元廷明文规定品官及庶人、寺观坟地面积。规定称："一品、四面各三百步。二品，二百五十步。三品，二百步。四品、五品，一百五十步。六品下，一百步。庶人及寺观各三十步。若地内安坑坟茔，并免税赋。"①地内安坑坟茔，指不立冢或挖掘地洞深葬。火葬：亦称火化，用火焚化死人遗体的葬俗。元代尤盛。车若水《脚气集》："今贫民无地可葬，又被他说火化上天，葬礼已被夺了。"《容斋随笔·续笔》卷十三："民俗火葬：自释氏火化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日知录》卷十五："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自宋时已有之。"元代戏曲作品中，对汉人火葬多有描述。郑德辉杂剧《梅香》，第二折，《六国朝》："［（正旦）云：］怕哥哥死时，削一条柳椽儿。（白敏中云：）削一条柳椽儿，可是为何。［正旦唱：］把你来火葬了。"①元无名氏《膁蒯通》，第四折，《太平令》："便做有春秋祭飨，也济不得他九泉下魂魄凄凉，倒不如早将我油烹火葬。"②上例中的"削一条柳椽儿"和"油烹火葬"都是火葬中的习俗。明人杂剧《勘金环》，第二折："把俺伯伯削一条柳棍，油甕里醮了，去他皮肤里签入去，把他斡葬了。"斡葬，即火葬。说明此俗在元明时已流行。

在元代，佛教徒也举行火葬，称下火。元杂剧《度柳翠》，第三折《么篇》："［旦儿谒云：］五漏作形骸，半生不全不悟，脱却驴身马身，正果天堂路，今日遇真僧，烧衣便归去。弟子烧衣，师当下火。［正末云：］是，弟子烧衣，师当下火，烧了柳翠的衣服也。"③《猿听经》，第四折，《沉醉东风》禅师白："哎！谁想此人言下大悟真机，归空去了，贫僧就与他亲身下火。"

据元人记载，娼妓死后亦采用火葬之法。亦称下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五"与妓下火文"条："钱塘道士洪丹谷，与一妓通，因娶为室，病且革，顾谓洪曰："妾死在旦夕，卿须自执薪，还肯作一转语乎！夫妾，歌儿也。。""。又载道川为崑山倡周氏作下火文曰："与君一把无名明火，烧尽千愁万恨心。"④下火文，火葬时之祭文。说明元时火化人时，书下火文，以表哀思。

宋元时期由于火葬盛行，还出现了火葬场，称作"化人场"。化人场一般在城外。《清平山堂话本·花灯轿莲女佛记》："做了三日功课。至五日，扛去本寺后化人场。"《水浒传》二十六回："一路上假哭养家人，来到场外化人场上，便教举火烧化。"

元时把火化成的骨头称作骨灰或骨殖。尸体烧化后，把灰装进葫芦等器皿中，置于寺庙。《苍梧杂志》"望阙亭"："［李卫公（德裕）在珠崖］，城南有小禅院，因步游之。见老僧壁内挂十余葫芦。公指曰："中有药物乎？"僧曰："非也，皆人骨灰耳。""

元时把盛骨灰的匣子叫骨殖匣或骨匣，犹今骨灰盒。元杂剧《哭存孝》，第四折，《水仙子》："我将这引魂幡执定在手中摇。我将这骨殖匣轻轻地

①　黄时鉴辑点：《元代法律资料辑存》、《至元杂令》，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2　页。

①　《无曲选》，第三册，第1154　页。

②　《元曲选》，第一册，第82　页。

③　《元曲选》，第四册，第1346　页。

④　《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1　页。

自背着。"①《元典章》卷三十，《礼部》卷三《丧礼》，"畏吾儿丧事体例"条云："休似汉儿体例行者，。。烧了，收骨殖呵，休似人模样包裹者。"这说明元代汉人中有把死者骨灰"似人模样包裹"习俗。就是说，把死者烧掉后，抬起骨灰，捣碎成粉，再和以泥或麦粉，塑成人像，高贵者像外以金、银包裹，置于寺庙。但这种葬法在元代很少见。

烧埋：这是一种复合葬法。即先火烧死者尸体，然后过几天拾取骨灰，再用土掩埋。宋元汉人中流行此俗。《清平山堂话本·合同文字记》："选吉日良时，将你父母骨殖返乡，去认了伯父刘潻祥，葬埋了你父母骨殖。"关汉卿杂剧《蝴蝶梦》，第一折，白："［王大王二上云：］咱同母亲寻三哥尸首去来，母亲行动些。［正旦上云：］听的说石和孩儿盆吊死了。他两个哥哥抬尸首去了。我叫化了些纸钱，将着柴火烧埋孩儿去呵。"②关汉卿杂剧《金钱池》，第一折《油葫芦》："炕头上主烧埋的显通神。没事哏，檾麻头斜皮脸老魔君。"①由于元代人死了即行烧化并埋葬，以"烧埋"简称之。《元典章》称"杀人偿罪仍征烧埋银"、"女孩儿折烧埋银"、"烧埋银不敷官司支与"②以及《元史》卷五三《刑法志》四屡见"并征烧埋银"、"仍征烧埋银"、"招证明白者，仍征烧埋银"并可证。

2。丧事元代汉族丧事，谓发送，多与前代重复。在此，我们仅介绍其中若干内容。

元代汉人中，人死，在头前或脚后点油灯。称作随身灯，旨在阴曹地府内漆黑一片，死者的亡灵要借助于灯光才能看清道路。《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我家公婆又未死，如何点盏随身灯。"《水浒传》二十五回："王婆买了棺材，又买些香烛纸钱之类，归来与那妇人做羹饭，点起一对随身灯。"

在元代文学作品中又记述了办丧事过程中的口含钱、垫背等丧葬习俗。

死人入殓时，放在死人嘴里的钱，谓之口含钱。又称含口，从古代含玉之俗演变而来。《乐府新声》卷中无名氏小令《满庭芳》："枉乖柳青，贫食俄鬼，勤镘妖精，为几文口含钱，做死的和人竞。"

垫背，人死入殓时撒于棺底，垫在死者背下，谓之"垫背"。《看钱奴》，第四折《收尾》："笑则笑贾员外一文不使，单为这口衔垫背钱文钱，险送了拽布拖麻孝顺子。"口衔垫背钱，即口含钱和垫背钱。有时人们以口含钱和"垫背"来形容极少的钱。《五侯宴》，第一折《尾声》："哎，儿也！你寻些个口啣钱，赎买你娘那一纸放良书。"这说明当时死人嘴里放的钱确实甚微。

人死后，以布帛、衣服装殓尸体，元时称作"装裹"。元剧《铁拐李》，第二折《正宫端正好》"［正末唱：］你道是我置下我死合穿，知他土坑中埋

①　《元曲选外编》，第一册，第55　页。

②　明臧晋叔编《元曲选》，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44　页。

①　《元曲选》，第三册，第1253　页。

②　《元典章》卷43《刑部》卷5《诸杀》，"烧埋"。

我多深浅，装裹杀也没人见。"①元杂剧《对玉梳》，第二析，《滚绣毬》："［带云：］珠翠不戴呵，［唱：］莫不灵堂前要显豁。［带云：］绫锦不使呵。［唱：］莫不留着棺函中装裹。"②死者入棺后，灵柩停放待葬，元时亦称："停柩"。民间移棺于宗族祠堂或公用厅堂的。穷苦百姓则无地停柩。元杂剧《合同文字》，第一折《油葫芦》："量小生有甚钱！苦痛也波天。则为那家私生受了二十年，要领旧席铺停柩无一片，要领好衣服妆裹无一件。"③但元时高贵之家大多停柩于家里中堂，立孝堂日夜守灵。一般三日内殡葬。但有些人为择时、择地，将灵柩停放数年不葬的。《元典章》卷三十《礼部》卷三，《丧礼》载：闽中地区有些家停丧不葬一二十年，有一家竟累至三四柩，足见此俗之盛。

一般都采用丧车运灵柩去墓地或化人场。富足之家，"殡葬之际，彩结丧车，翠排坛面，鼓乐前导，号泣后随"，"布设路祭，乱动音乐，施引灵柩，远■正街"④。路祭，亦称路奠。出殡途中在路旁设筵致祭，故名。每若干里站一路祭，灵柩过时，焚香纸致祭，并致祭词。一般经济宽裕之家设。元代这种大办丧事之风，受到朝廷的禁止。

一般人家则出丧时，在灵柩前烧掷纸钱，称作买路钱。明田艺衡《留青日札》云："今人出丧柩行之道，于前抛金银纸钱，名曰买路钱。"元杂剧《合同文字》，第一折，《那吒令》："念不出消灾的善言，烈不得买路的纸钱。"（烈，烧、焚。）

在丧事中多用钱，标志着人们金钱观念的加强。这些做法都未见于《周礼》。

元代丧葬中的随葬品，因地区以及人们经济地位的不同而不同。由于江南盛行厚葬，凡有丧葬，珍宝、偶人、马车之器物、宝钞等都成为敛葬的对象。有些丧家随葬品中有纸糊房子、金钱、人马、彩帛衣服、帐幙等，足见元代有些地区丧葬"侈靡为孝"之风。

元代汉人中还流行"七七"丧葬习俗。所谓"七七"是人死出殡后，每隔七日，作一次佛事，设斋祭奠死者。依次七七四十九日而止。元时把这种习俗称之为"累七"、"垒七"或"累七修斋"、"垒七追斋"等，下面是元杂剧中的例子。

《蝴蝶梦》，第四折，《风入松》："我与你收拾垒七修斋。""垒七"，即累七。

《老生儿》，第一折《膁煞尾》："我这里自载划，也不索垒七波追斋，则那两件事敢消磨了我这半世的灾。"

《昊天塔》，第一折，《后庭花》，白："到来日追斋累七，超度父亲和兄弟也。"

《铁拐李》，第四折，《中吕粉蝶儿》："大院深宅，闲杂人赶离门外，与亡灵累七修斋。"

累七之第一七称头七。头七起，即设灵主，每日哭拜，并早晚献食如生

①　《元曲选》，第二册，第496　页。

②　《元曲选》，第四册，第1415　页。

③　《元曲选》，第二册，第423　页。

④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大德典章遗文》，第50　页。

前一般。《铁拐李》，第四折，《喜春来》："［孙福张千上云：］今日是俺哥哥的头七。请了几个和尚，买了一些纸札，与哥哥看经。"①七七至四十九天而止谓断七。元杂剧《神奴儿》楔子："自从员外亡化过了，可早断七。"这一天丧家召僧道诵经，丧事即了。

3。丧服与服丧元代汉族丧服与服丧基本上与前代无异，但元人对丧服的解释和朝廷对服丧的态度政策也有所变化。

（1）丧服元代汉族的丧服完全沿袭了固有的"五服"传统。元大型法令集《大元通制》，至治三年（1323年）成书颁行，"乃著五服于令"②，在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把五服在法典中列有专条。

汉族丧服，是古代丧礼中亲属们根据与死者的亲疏关系，而穿着的一种服饰。丧服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故为五服。五服中齐衰又分为四等，即齐衰杖期、齐衰不杖期、齐衰五月、齐衰三月。这四等连同斩衰、大功、小功、缌麻合称"五服八等"。服制越重，其丧服形式也就越粗糙，以示不同程度的哀痛之情。

元人不仅严格施行丧礼中的五服制，而且对五服也自有他们解释，主要以元人徐元瑞撰《吏学指南》为代表。对"五服"他解释道："五服者，像天有五星，地有五岳，阴阳有五行，刑法有五等，故丧服有五名也。言死者既丧，生者制服，但貌以表心，服以表貌也。"③斩衰，是用最粗的生麻制成，断处外露，不辑边。丧礼中子与未嫁女为父母丧服，承孙为祖父母丧服，妻为夫丧服。徐元瑞释"斩衰"说："丧服不言裁割，而言斩者，谓取痛之义。"五服中次重丧服"齐衰"，是用粗生麻制成，剪断处辑边。为祖父母丧服一年。为曾祖父母丧服五个月，为高祖父母丧服三个月。对"齐衰"徐元瑞解释说："裳粗辑而剪裁成也。"稍轻孝服"大功"，系用熟麻布做成，为伯叔父母、及堂兄弟、未嫁姊妹丧服九个月。《吏学指南》释"大功九月"道："功者，治布之功，有精粗也。九月者，应天道一时之气，如春种秋成也。"次轻孝服"小功"，是用较细熟麻布制成，为从祖父母、堂伯叔父母、未嫁祖姑、堂姑，已嫁堂姊妹、外祖父母、母舅、母姨丧服五个月。《吏学指南》云："小功五月，布精者也。为服于轻，不成一时也。"最轻孝服"缌麻"，是用最细熟麻布做成，为从曾祖父母、族伯父母、族兄弟姊妹，表兄弟、岳父母丧服三个月。《吏学指南》："缌麻三月，服之轻者日缌，谓治其布缕如丝，其服容貌可也。"徐元瑞又附"无服"一节，曰"袒免"，"无服之亲也。"

（2）服丧元代汉人与前代一样，人死，亲眷依礼俗披麻挂孝，以示哀悼。元代官方文件中也多有"以父母之丧三年，天下之通丧也"、"夫丧礼，斩衰、齐衰以至缌功，自有官服之制，轻重之差"等记载①。足见元廷对汉族传统服丁

①　《元曲选》，第二册，第507　页。

②　苏天爵编：《元文类》卷42，《宪典总序》。

③　杨讷点校：《吏学指南》（外三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8　页。

①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丧礼》。

忧之制的承袭和继承。而民间也有挂孝、戴孝以及重孝、轻孝、带纸麻花等说法。如：关汉卿《哭存孝》，第四折，白："五裂存孝一身亡，大小儿郎都挂孝。家将番官疼悲伤。"②《水浒传》三十五回："宋江见了兄弟不戴孝，心中十分大怒。"

纸麻花，用白麻结成的戴孝标志。死者亲眷穿着丧服，还要戴纸麻花，以示悲哀。杨显之《酷寒亭》，第一折，《金盏儿》："你不脱了丧孝服，戴什么纸麻花。"①人死后，亲属头上戴孝，身穿丧服，谓重孝，是与死者最亲的守孝标志，有别于轻孝。杂剧《合同文字》，第一折，《天下乐》："妻也知他是你命难逃，我命蹇。我想从也波前。也是宿世缘。将重孝不披，轻孝来穿，想着你恩共情。"②《水浒传》，第六十回："中间设个神主，上写道；"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山寨中头领，自宋公明以下，都带重孝。"

元汉族的三年服丧丁忧之制，与前代一样严格。丁忧，亦称丁艰，是指遭父母之丧。父母死后，子女要在家守丧三年，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

大德八年（1304年）皇帝诏书称："三年之丧，古今通制（原注：三年实二十七个月）。今后除应当怯薛人员、征戍军官外，其余官吏，父母丧亡丁忧终制方许叙仕，夺情起复不拘此例。"③这里明确表示，在职怯薛人员、征戍军官不在丁忧之例。怯薛，蒙古语ke Sú　ig　之音译，"犹言番直宿卫也"，即元朝禁卫军。

大德九年（1305年）中书省一份材料载诏书称："官吏等但是勾当里行的人每殁了父母呵，勾当里出去三年者，么道。行了诏书圣旨来，如今但是勾当里行的人每里头得用人每丁忧出去了呵，勾当里有窒确有于内匠官，阴阳人、医人等各投下勾当里行的人每也有似这般的人每不教丁忧。一一奏了教行呵，频烦圣旨的一般有三年再得勾当呵，人每也生受有，为那上头两个相等俺众商量来，如今丁忧的听从。他每呵怎生奏呵，那般者，圣旨有呵。"①这是蒙古文诏书的硬译件，其意为，在职官吏父母亡，丁忧三年，但不许各投下匠官、阴阳人、医人等人丁忧。官吏丁忧三年，并许再叙。

有关丁忧之制，元廷以后又有一些规定。延祐元年（1314年）五月，中书省礼部文件称："至大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钦奉诏书内一款：官吏丁忧巳尝著令，今后并许终制（原注：实二十七月）以厚风俗。朝廷夺情起复，并蒙古、色目管军官员，不拘此例。钦此。"②并对终制起复，作出详细的规定。规定称："官吏丁忧虽子职当为，终制起复亦国家之厚典。诸职官见任者从本衙门，已除未任者从元籍官司，随即给由，有出身吏官人等已及考者，一体起发文字，以达吏部，关会完备，依例照阕铨注，侯终制日照会合属起复从仕。外据未及考吏员人等，在内吏部，在内合干上司，籍记姓名，照阕先②　《元曲选外编》，第一册，第54　页。

①　《元曲选》，第三册，第1004　页。

②　《元曲选》，第二册，第423　页。

③　《元典章》卷11，《吏部》卷5《职制》2，《丁忧》，"官吏丁忧终制叙仕"。

①　《元典章》卷11，《吏部》卷5，《职制》2，《丁忧》，"官吏丁忧听从""丁忧并许终制"。②　《元典章》卷11，《吏部》卷5，《职制》2，《丁忧》，"官吏丁忧听从""丁忧并许终制"。行贴补。都省议得职官服阙，不次铨注。吏员人等未满者，终制日先行贴补。余准部拟。"③元廷又严惩不丁父母忧职官，以厚风俗。如，江西道■州路知事荘荣父母病故，不候服阙，匿丧之任，被决四十七下，服阙，降职一等叙用。黄州路录事司判官靳克忠"闻知父亡不即奔讣，又行饰词，不肯离职"被杖四十七下，解现任，期年后，降一级④。此类例子，文献中屡见下鲜，兹不俱举。总之元廷将汉族传统丁忧制度，著于律令，用律文来维护和施行。

汉族丁忧制度对其他民族也有影响。有些蒙古、色目官员也进行效法。

对此，元廷的政策也有所变化，在大德八年（1304年）曾规定蒙古、色目人也可以丁忧，但后来发生争议，在致和元年（1328年）曾予禁止。《析津志》称："近年，亦有色目人不丁忧之例。"①即是。

元廷还对职官的奔丧迁葬的假限有详细的规定，称："祖父母，父母丧亡并迁葬者系人子大事，合依旧例给假，并除马程，今将各各日限开具于后，所据给假合从户部议拟，为此扎付户部议拟得：职官奔丧迁葬人子大故，今既以人伦重事许给假限，其限内俸钞拟合支给。以厚风俗。若违限不到者勒停。"②元廷规定的奔丧迁葬假限：祖父母、父母丧假限二十日，迁葬祖父母、父母丧假限二十日。

（四）元代丧葬习俗的改变有元一世，统治阶级为了把丧葬礼制更加牢固地建立在忠孝观念之上，对汉族丧葬习俗，进行必要的改革，对有触于封建礼俗的所谓"伤风败俗"现象作"宣明"或纠正。其原则与作法是"省察风俗，宣明教化，若有不孝不悌、乱常败俗，皆纠而绳之。其利害可以与除，及一切不便于民，必更张者。"③1。禁停丧不葬停柩为汉族丧葬风俗。死者入棺后，灵柩停放待葬，故名。民间有移棺于宗族祠堂或公用厅堂的，但大多停柩于家中堂，立孝堂日夜守灵。一般三日内殡葬，有的则隔旬安葬。又有一些人，将灵柩停放数年不葬。文献记载显示，这种停尸不葬习俗元时颇流行。对此元廷以明令禁止。

皇庆元年（1312年）三月，中书省一份禁令称："江南风俗，但有亲丧，故将尸棺经年暴露，不肯埋葬，合准禁止。"①延祐五年（1318年）五月，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司一份文件中说："且见，江南俗率多远丧稽葬，习以成风，是省察宣明者。有所未至耳盖尝闻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而丧，具称家有无。所以使贫富之葬咸送人鬼之道，俱安也。今闽中（今福建省福州市一带）此风盛行，停丧不葬，经一二十年。有一家累至三四柩者。。。停③　《通制条格》卷6《选举》，"终制"。

④　《元典章》卷41，《刑部》卷3《诸恶》，《不孝》，"荘荣不丁父忧"。

①　《析津志辑佚·风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　页。

②　《元典章》卷11，《吏部》卷5，《假故》，"奔丧迁葬假限"。

③　《元典章》卷30，《礼部》3，《葬礼》。

①　《大元通制》，《诸条格》，《元代法律资料辑存》，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4　页。棺不举，旷岁历月，使其流虫出汁，过者掩鼻。"②停柩不葬的原因是"年月未到，下地未得，贫乏不能胜丧"。对此中书省文件规定称："按《礼》，诸侯大夫士葬，皆有月数，是古者不择年月矣；春秋九月丁已葬定，公雨而不克葬，戍午日下昃（zè，音侧，太阳偏西）乃葬，是不择日矣。郑葬简公司墓之室当路，毁之，则朝而定，是不择时矣；古之葬者皆放国都之北，兆域有常处，是不择地矣。《经》曰：丧与其易也，宁戚苟能尽其哀疼之情。称家有无，贫而薄葬，曷（hé，音何，怎么）害于礼？且纸衣瓦棺犹可全其孝爱，况且停于家者，已具有棺衣耶，而下贫之户不即营葬，辄作佛事欲为死者妄邀冥福。先贤有言：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今不以君子之道，待其所亲而以小人目之，岂得为孝爱乎！移饭僧所费为营葬之资，固不患不胜丧也。矧有附郭僧焚修之地，公然顿寄灵柩，尤为非宜。夫父子之亲兄弟之爱、夫妇之恩人皆有之，不幸遇其死亡，随家厚薄，以时而葬则为尽孝爱之道。"禁令认为，停丧不葬，"深乖古者之典，尤伤天理之和，是宜明白开论，即以月日使依期埋葬，以厚人伦之道，以长孝爱之风。"①从文献记载来看，元廷这些规定似乎收到一些效果。但对整个中国丧葬习俗史的影响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2。禁约焚尸火葬，又称焚尸，是随佛教在我国的传入而流行的一种丧葬习俗。

如前所述，元代汉人中火葬习俗尤盛，而元廷曾以明文禁止汉族的火葬之俗。至元十五年（1278年）正月，中书省文件称："见北京路百姓父母身死，往往置于柴薪之上，以火焚之。照得，古者圣人治丧具棺槨而厚葬之，今本路凡人有丧以火焚之，实灭人伦，有乖丧礼，本省看详，今后除从军边远或为羁旅从便焚烧。。。四方之民风俗不一，若便一体禁约，似有未尽。。。除从军应役并远方客旅，诸色目人许从本俗不约禁约。外据土著汉人拟合禁止，如遇丧事，称家有无，置备棺槨，依理埋葬，以厚风俗。。。若贫民无地葬者听于官荒地内埋了，若无人收葬者官为埋葬。"②简言之，禁止汉人火葬，从军应役、远方客旅从便，诸色目人须从本俗，贫民无地者在官荒地埋葬，无主尸体由官方负责埋葬。

从这些禁令来看，元廷对火葬的态度比较强硬，但从文献记载来看，有元一世，火葬习俗在汉族中不但没有受禁，反而随佛教的进一步盛行，火葬习俗愈演愈炽。此外，火葬是比较科学、文明、卫生的葬俗，受到各阶层人民的欢迎。这些是火葬习俗有禁不止的缘故。

3。禁厚葬、倡薄葬元代中后期，丧礼的贫富差别、等级区分的色彩越来越鲜明，厚葬之风随之盛行，而江南尤盛。至大元年（1308年）江西行省一文件称："坊见江南流俗，以侈靡为孝，凡有丧葬，大其棺槨，厚其衣衾（qīn，音亲，尸体入殓时盖尸体的东西），广其宅兆，备存珍宝、偶人、马车之器物，亦有将宝钞籍户敛葬，习以为风。非惟甚失古制，于法似有未应。"所谓古制，"葬②　《元典章》卷30《礼部》3，"禁治停丧不葬"。

①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葬礼》，"禁治停丧不葬"。

②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葬礼》，"禁约焚尸"。

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即行薄葬。于法未应，指的是厚葬有违于至元七年（1270年），元廷有关民间丧葬的规定。故江西行省文件称："今后丧葬之家，除衣衾棺槨，依体举葬外，不许辄用金银宝玉器玩装殓，违者以不孝坐罪。"①丧葬之中用纸钱，纸房子是汉、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流行的习俗，元代尤盛。《元典章》卷三十，《礼部》卷三，《丧礼》，"畏吾儿丧事体例"条称："一件，休似汉儿体例行者，。。休依汉儿体例纸做来的金银房、纸人、纸马、袄子休做者。"说明，元代汉人丧葬中用纸房子等盛行。

元廷对此俗的态度很明确，除纸钱外，一律禁止。至元七年（1270年）

十一月，中书省一份禁令云："民间丧葬多有无益破费略举一节，纸房子等近年起置有每家费钞一两定钞，底至无益。其余似此多端。奉圣旨纸房子无疑禁了者，其余商量行者，钦此。都省议得：除纸钱之外，据纸糊房子、金钱人马并彩帛衣服帐幙等物，钦依圣旨事意，截日尽行禁断，咨情照验施行。"①大办丧事，侈靡相尚，支破钱财也是元代出现的风气。晋宁路总管府一份调查材料称："父母兄长初亡，殡葬之际，彩结丧车，翠排坛面，鼓乐前导，号泣后随，无问亲疏，皆验赙礼多寡，支破布帛，少不如意，临丧争竞。及追斋累七，大祥小祥，祭祀之日，遇其迎灵，必须置备酒食，邀请店铺亲朋人等，务以奢靡相尚。遂用百色华丽彩缎之物，纷然陈列，装锦绣梳洗影楼，金银珍翠坛面，杂以僧道，间以鼓乐，服丧之人随之于后，迎游街市以为荣街。"②这种大办丧事之结果，"虚费于生民，其实无益于死者。。。苟不如此，上下为之悭吝，莫不鄙笑。风俗之坏，以至于此。不惟于被丧之家，生死之际，两无所益，又富者倾资破产，贫者负债取钱，甚者不能办给，以致丧亡不能得葬"。

根据上述情况，晋宁路总府做出规定："今后有丧之家管要依庶人之道，三日以里出送，不得彩结舆车神楼路祭，及不得用大乐坛面，亲者以轻重破服，疏者但助送死之资，不破孝服，■可止往，由当街巷出送。至于复三头七，只合诣墓祭奠，不可设筵邀客，丧主哀哀之际，奚暇及此。其后愿作斋者，不过馂馅粉羹而已，不得用脱食油饼里蒸之类。"规定称："如有违犯之人，。。许诸人陈告到官，丧主并奢靡行礼之人，各决三十七下。"③4。正丧葬厚风俗与上述正相反，有些汉人居丧饮宴、行吉礼，更甚者居丧嫁娶或以公服代丧服。违反忠孝观念，破坏传统，同样遭到禁止。《大德典章》中一条称："为人子弟者，凡遇尊长不幸，须当丧服行孝。或有不知居丧礼者，腰虽经带，辄入酒肆茶房，及行吉礼，而赴吉筵，公然饮酒食肉，习以成俗。。。最其事切详此端，初由无耻之人亡其父母长上，未及卒哭，辄行吉礼。"在元代由于此风尤盛，已到了"见者恬不为怪"，"君子见之而不责，小人见之而争效"的地步。对此元廷的禁令称："今后应有父母长上丧服者，毋得入酒馆茶房，及行吉礼，赴吉筵。。。如有违犯，诸人捉拿到官，拟断三十

①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葬礼》，"禁约厚葬"。

①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丧礼》，"禁丧葬纸房子"。

②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大德典章遗文》，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0　页。七下。"①元廷的这些禁令，似乎奏效未见，反而愈演愈烈，因此，元廷于延祐元年（1314年）再颁禁令："以父母之丧三年，天下通丧也。死敛葬祭，莫不有礼。。。去古日远，风俗日薄。近年以来江南尤甚，父母之丧，小敛未毕，茄荤饮酒，略无顾忌。至于送殡管弦歌舞导引，循柩焚葬之际，张筵排宴不醉不已。泣血未干，享乐如此，吴天之报其安在哉。。。今后除蒙古色目合从本俗，其余人等居丧送殡，不得饮食动乐。违者诸人首告得实，示众断罪，所在官司申禁不禁，罪亦及之。"②与上述有关，居丧为嫁娶，元廷又以明令禁治。至元七年（1270年）十二月尚书省的一份禁令称："父母之丧，终身忧戚，夫为妇天，尚无再醀。今随处节次申到，有于父母及夫丧制中，往往成婚，致使词讼繁冗。。。"因此朝廷，根据旧例，颁布如下禁令："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各离之，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三等。"①但对这种婚姻，元廷采取了一些灵活的政策，即"渤海、汉儿人等拟自至元八年正月一日为始，已前有居父母、夫丧内嫁娶者准以婚为定，格后犯者，依法断罪，听离。"②但此后这种"乱败风俗"之事，屡禁不止，时有发生。至元十五年（1278年），行中书省据潭州路备录事司人户秦阿陈告，表兄杜庆病死，有嫂阿吴将兄骸扔于江内，改嫁彭千一为妻。潭州路拟将阿吴断杖七十七下，听离，与女真娘同居守服。断彭千一为违法成婚，决四十七下，媒人陈一嫂，撒骨灰于江者赵百三各断四十七下③，这些实例说明，元廷对居丧嫁娶采取严厉制裁的措施。以此达到"庶免词讼，似望渐厚风俗"的目标。

元代的各民族丧服制度，基本上以各从本俗为原则。但汉族中严格禁止以公服代丧服，在质料上以绵布代麻布的做法。延祐二年（1315年）元廷一份文件称："切见江淮之间习俗，丧服有戴布幞头、布袍为礼者。夫丧礼斩衰、齐衰以至缌功自有官服之制，辨有轻重之差。其幞头公服乃人臣服之，于朝廷拜贺之吉服也。今愚俗无知，乃敢以布素为之，于凶服之际揆之，礼经典故皆非所宜，理应禁捕。。。方今丧服未有定制，除蒙古、色目人各从本俗，其余依乡俗以麻布为之。"④（五）其他少数民族丧葬元代各族丧葬，以各从本俗为原则。元代各种文献中也记载了一些民族的丧葬习俗。

1。畏吾儿人丧葬畏吾儿人丧葬，在《元典章》卷三十，《礼部》卷三，《丧礼》，"畏吾儿丧事体例"条中记录了数项。

①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大德典章遗文》，第52　页。

②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丧礼》，"禁居丧饮宴"。

①　《元典章》卷41，《刑部》卷3，《不义》，"居丧为嫁娶者徒"。

②　《元典章》卷41，《刑部》卷3，《不义》，"居丧为嫁娶者徒"。

③　《元典章》卷41，《刑部》卷3，《不义》，"焚夫尸嫁断例"。

④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丧礼》，"丧服各从本俗"。

"一件，断了气后头，交穿衣服者，那害的人自心索要衣服呵，与穿者。"即人死后，给死者尸骨穿寿衣的人，愿意索取死者生前衣服，允许与之。"交"，即"教"之讹。

"一件，女孩儿、媳妇儿每带白孝，散发者。内于若有亲眷孩儿每，做和尚合带的孝呵，交肩甲上挂白财帛者。俗人每散发者。"即，死者女儿、媳妇带白孝、散发，亲眷子弟中有当和尚的，在肩甲上挂白财帛，俗人散发。"一件，人死呵，体推着做享发的茶饭，杀马、杀牛羊者，伴灵聚的人每根底与素茶饭者。"即，人死，宰马、宰牛羊，做饭茶，祭飨亡灵，而"伴灵聚的人每"者，即守灵者，与以素茶淡饭。意思是以美味佳品，享与死者，而孝眷以素茶淡饭，以"自惩"表示孝心或悲哀的心情。

"一件：棺子上贴的画的打磨子刻来由太岁头、双祭物、单祭物有者。

合胲上、乳头上、肚脐上放的金子。牵驮驰马根前拿大丧盘子的、挂甲的、走灵马唱的或是扬了应的，浇奠路祭的坟上■答的、立坟地的、埋葬的或扬了骨殖的齐和尚念经者，已上应合用的都教有者，依着这体例里量气力行的他每识者。"本段大意：棺槨上须帖和画"打磨子刻来由太岁头、双祭物、单祭物"等。在死者合胲上、乳头上、肚脐上放有金子。在牵驮驰马等灵车前拿"大丧盘子"、挂甲等丧礼的全过程由和尚念经举行。

从上述记载可知，元代畏吾儿族施行土葬，立坟。土葬限于富贵人家。

在丧礼过程中，棺槨上刻有太岁头等，灵车前树大丧盘子，挂甲、唱走灵马、浇奠路祭等程序。

"一件，休似汉儿体例行者，塔麻花挂孝，穿团头都休穿带者，烧了收骨殖呵，休似人模样包裹者；休煖墓儿者；休引灵者或是拣莫那个七条里；休以汉儿体例纸做来的金银纸房、纸人、纸马、袄子休做者。"即，禁仿效汉人体例丧葬。

上述说明元代畏吾儿人先把死者遗体火化，然后并收骨殖，土葬。

元廷三令五申，畏吾儿丧葬，从本俗，禁止效法汉人。中书省准许咬老瓦思、八撒海迷失、脱列脱因纳等人所呈文字，称："畏吾儿田地里，从在先传留下底各自体例有来。这汉儿田地里的众畏吾儿每丧事体例有呵，自己体例落后了。随着汉儿体例，又丧事多宰杀做来的勾当每。上位听得上头帖薛不速蛮也丧事里依各自体例行有。从今已后，这汉儿田地里的众畏吾儿每丧事里，只依在先自己体例行者。汉儿体例休随者体例宰杀者。从今已后不拣那里畏吾儿丧自（自，事之讹）里自己畏吾儿体例落后了，汉儿休例随呵，宰杀呵，那里畏吾儿底家缘一半断了者，么道，圣旨了也。依着了底圣旨畏吾儿底丧事里合做底体例写了和这文书一处将的去也，只依这体例文字教知者。钦此。"

这里反复强调移居汉地的和其它地区的畏吾儿人丧葬要从本俗，改变"自己体例落后了"的状况，如有违反，把家产一半没收。这反映了元代移居内地的西域民族人民丧葬习俗，受汉族的影响，传统习俗发生变化的事实。2。唐古忒、汪古人丧葬唐古忒（tangut），是"党项"一词的蒙古语音译，亦称"唐兀"、"唐兀惕"、"唐忽惕"。唐古忒人居住在黄河以西，史称河西。元唐古忒人居住区为黄河以西，汉籍称河西。元代唐古忒人仍保留包括丧葬习俗在内的固有的文化风习。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载录了唐古忒人的丧葬习俗之某些内容①。

元代唐兀忒人施行土葬和火葬。他们是佛教徒，对死去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殡葬仪式。当一位贵族去世，在等待安葬入土时，他的亲属请来一些星占家，告诉他死者出生的年月日，星占家根据这些来观察天上的星宿，等到确定了星座或标志，即死者出生时的那颗星在星座里面，然后才择定日期举行葬礼。如果这颗星当时不是上升，星占家要求遗体停柩一周或一周以上，有时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才能安葬入土。死者亲属须等星占家择定的日子，是为了趋吉避凶。

唐古忒人为死者，用厚度十厘米的木板，制作棺材，像一个长方形的大木箱，制作十分坚固。因为有时停柩时间过长，他们采取一些方法防止尸体腐烂。他们在棺材外面涂上一层油漆，接缝处填上沥青和石灰混合物，然后把整个尸体用布帛、绸缎装裹，放进棺槨里，撒上大量的香树胶、樟脑和其它药材。在家中停柩时，亲属每日数次以酒食致祭。

出殡时，如果星占家观察星相认为，灵柩不易从大门出，于是亲属们只能把棺材从旁门，有时还必须穿墙而出。

火葬场，一般都在城外。灵柩发送城外时，在必经之路，每隔一段距离，必须建造一种简棚屋，装饰彩绸，作为临时停柩之地。灵柩每过一处，都必须摆设筵席，直到灵柩到达葬地。这种路设筵席的目的是能够让死者的灵魂得到休息，恢复疲劳，有力气跟着前进。这种习俗，犹汉族路祭。

唐古忒人火化死者时，把大量的绘制男女、马匹、骆驼、钱币和衣服图形的树皮纸等同尸体一起火化。他们认为死者在阴间地府，将会享受纸片上所画人物和乘骑、钱币和衣服。举行殡葬仪式时，所有乐器全部击响起来，霎时间吵闹喧嚣，震耳欲聋。

汪古等民族丧葬习俗：汪古是散居于阴山以北的部落。亦称白鞑靼。部人信仰聂思脱里派基督教，部落首领、望族多为突厥人后裔，故丧葬习俗中有与突厥人相同者。《蒙鞑备录》称："所谓白鞑靼者容貌稍细，为人恭谨而孝。遇父母之丧则■面而哭"，故而"腮面有刀痕"①。

■面是古代北方突厥、匈奴、回纥、女真等一些民族丧葬风俗。死者亲属以刀划面，以"血泪俱流"来表示对死者的哀思。

在元代，西域一些民族中仍有此俗。如薛儿客速人中一种风俗："当一个人的父亲死去时，由于悲哀，他就在脸上从一只耳朵到另一只耳朵剥下一条皮，作为哀悼的表示。"②这里描写的无疑是与汪古部"■面而哭"同样的习俗。

3。云南少数民族丧葬在元代，云南居住着白人、罗罗、金齿百夷、末些蛮、土僚蛮、斡泥蛮、蒲蛮等少数民族。其中有些民族人民的丧葬习俗也载于史乘，传至今日。白人丧葬习俗，元代白人是汉、唐时期僰人，是今白族的先民，居住在中庆、威楚、大理、永昌以及丽江路、鹤庆路、元江路、临安路、■江路、曲靖路、武定路等地。

①　《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51　页。

①　《蒙鞑备录笺证》，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清华学校研究院刊行本。

②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30　页。

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载："。。人死，浴尸，束缚令坐，棺如方柜。

击铜鼓送丧，以剪发为孝，哭声如歌而不哀。既焚，盛骨而葬。"浴尸，古代丧葬习俗，为死者沐浴之礼。先洗头、洗身，然后用巾揩干，再剪指甲，修须发，古代汉族亦有此俗。棺如方柜，是指一种坐式棺。把死者尸体坐于棺内而葬，故须把尸体"束缚令坐"。元代白人施行火葬，并拾骨灰埋葬。罗罗人丧葬习俗，元时罗罗，今彝族先民。元代罗罗人多数居住在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嶲等地区，即今云、贵、川交界地区。

关于元代罗罗人丧葬之俗，李京《云南志略》载："酋长死，以豹皮裹尸而焚。。。葬毕，。。祭祀时，亲戚毕至，宰杀牛羊动以千数，少者不下数百。"可见元代罗罗人中流行火葬。

末些蛮人丧葬习俗，元代末些蛮人是今纳西族先民，其分布地域较广。

李京《云南志略》称："末些蛮，在大理北，与吐蕃接界，临金沙江"。元代末些人中通行火葬。李京《云南志略》中说："人死，则用竹箦（zé，音则，竹席）舁（yú，音鱼，共同抬东西）至山下，无棺槨，贵贱皆焚一所，不收其骨；非命死者，则别焚之。"

土僚蛮人丧葬习俗，土僚蛮为今仡佬族、僮族先民。元代的土僚蛮居住地大致方位，叙州南、乌蒙北，即今四川宜宾和今云南昭通。

关于土僚人丧葬习俗，《云南志略》中说："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颠崖之上。"说明元代土僚人中流行崖葬。马可波罗在中国西南地区巡视时，也曾注意到土僚人的这种丧俗。

元代还有很多民族丧葬习俗，由于篇幅所限，未能详述。

八、祭祀习俗祭祀，供奉神鬼、精灵及祖先的各种仪式。元代的祭祀活动，包括在元代有特殊地位的蒙古族祭祀和以汉族传统祭祀的主要内容兼及"国俗"的宫廷祭祀，此外还有其他诸民族和部落的祭祀活动。这里主要介绍前几项内容。（一）蒙古族的祭祀元代蒙古人祭祀主要是祭祀天体等自然物、祭成吉思汗等，还有"烧饭"等特殊的祭祀仪式。

1。祭天"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玄远，报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强为之也。"①元代蒙古人信仰萨满教。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把日、月、雷电、火炎、山川、土地和树木等都奉为神灵。但所有这些神灵中，"长生天"（m＆＆o ngketengri）已经作为高出于诸神之上的尊神而加以崇拜。赵珙在《蒙鞑备录》中说："其俗最敬天，每事必称天。"南宋另一位使臣彭大雅说："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的福荫。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惩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识著。无一事不归之天。"因此"长生天"是蒙古人顶礼膜拜、崇敬致祭的对象。

加宾尼也说："他们相信只有一个神，他们相信他是一切可见和不可见事物的创造者，他是世界上的美好事物也是种种艰难困苦的赐予者。然而，他们并不妨碍他们拥有仿照人像以毛毡做成的偶像，。。他们相信这些偶像是家畜的保护人，并能够赐予他们以乳和马驹的利益。。。他们经常把每一头乳牛和母马第一次挤出的奶供奉他们的偶像；当他们将要进饮食时，首先拿一些食物和饮料供奉偶像。当他们屠宰任何动物时，他们把它的心放在杯子里供奉。。偶像，他们把心留在那里，直至早晨，这时他们才把它从偶像面前拿开，煮而食之。"①这是十三世纪蒙古人祭天的记载。

在文献中多次提到成吉思汗祭天。宪宗蒙哥即位之二年（1252年）在漠北的日月山祭天。后来又在岁甲寅（　1254年）会诸王，在颗颗脑儿（k＆＆o k＆＆o nuur，意为"青湖"），军脑儿（g｛nnuur，意为"深湖"）之地祭天。忽必烈即位之后，中统二年（1261年）亲征北方，于夏季四月己亥，亲自祭天于旧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之西北。后来每年六月二四日在上都祭天。祭天时，"曰："托天皇帝福荫，年年祭赛者""②。

祭物主要是马湩、马、羊、布帛等。元初主要用白马湩。张德辉《岭北纪行》中云："至重九日，王师麾下会于大矛（牙字之误）帐，洒白马湩。。。其什器皆用禾桦，不以金银为饰，尚质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复会于大牙帐，洒白马湩。什器亦如之。每岁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禁者再，其余

①　《元史》卷72《祭祀志》1，第1781　页。

①　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蒙古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10页。

②　《元史》卷77，《祭祀志》6，第1924　页。

节则否。"由于祭天多用马湩，所以也"谓之洒马奶子"。但是后来在上都举行的六月二四日祭天，不但用马湩，还要"用马一、羯羊八，彩缎练绢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穗者九，貂鼠皮三"①。主持祭奠者往往是"蒙古巫觋及蒙古、汉人秀才达官四员"。

蒙古人还对他们所崇拜自然物致祭。加宾尼在《蒙古史》中说："他们尊敬和崇拜太阳、月亮、火、水和土地，把食物和饮料首先奉献给它们，特别是早晨在他们进食以前。"

2。成吉思汗祭成吉思汗祭祀，是元代蒙古人重要的祭祀活动。成吉思汗一生戎马倥偬，统一了近百部落和民族，奠定了横跨欧亚大陆帝国的基础，蒙古族人们共同体从此形成，在蒙古人心中树立了崇高的形象。他去世后，蒙古人不再把他看成普通人，而把他当作心目中的神灵，顶礼膜拜的圣主。"当时蒙古人相信，天上只有一个长生天，地上只有一个君主成吉思汗--天子"②。所以成吉思汗死后不久，窝阔台汗时期就开始祭祀成吉思汗。蒙古人用他们特有的方式祭祀他的神灵，他们为他做一个偶像，把偶像放在一辆车子里，这辆车子则放在皇帝宫帐前面的敬礼偶像的地方。"他们向这个偶像奉献许多礼品。他们向这个偶像奉献马匹，这些马没有人敢骑，直至它们死去。他们也向这个偶像奉献其他动物，如果他们屠宰这些动物，以供食用，他们不弄碎这些动物的任何骨头，而把这些骨头放在火中烧掉。他们向这个偶像鞠躬，像向神鞠躬一样，而且他们让正在访问他们的其他贵族也这样做。"①可见贵由汗时期，蒙古人成吉思汗祭祀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及制度。

但蒙古人大规模祭祀成吉思汗是在忽必烈即位，在中原建立元帝国之后。蒙古皇帝在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在上都祭天的同时祭成吉思汗，"又呼太祖成吉思汗御名而祝之"②。忽必烈于至元三年（1266年）在大都建成太庙，在这里祭祀成吉思汗和其他蒙古皇帝，祭祀基本上按照中国王朝的传统礼制进行，但仍旧具有一定的蒙古特色。我们在下面的元朝太庙祭祀一节一并记述。

3。烧饭祭祀烧饭祭祀，元代蒙古人特有的祭祀礼俗。是以焚烧酒食、生活用品祭祖、祭亡灵。

辽、金二代契丹、女真人中也有焚烧祭祀所用酒食之俗。辽金元三代这种礼俗汉语白话泛称"烧饭"，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语。非契丹、女真、蒙古语。当时蒙古人称之为"ineru"。《元朝秘史》第七○节："那年春天，俺巴孩可汗的夫人斡儿伯与莎合台两个人，在祭祖之地，烧饭祭祀，诃额仑夫人到晚了。因为没有等候她，诃额仑夫人就对斡儿伯、莎合台两个人说："你们认为，也速该·巴阿秃儿已经死了，我们孩子们还没有长大。你们为什么在分领祭祖的胙肉和供酒之时，故意不等我呢？""该文"祭祖之地"，

①　《元史》卷77，《祭祀志》6，第1924　页。

②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10　页。

①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10　页。

②　《元史》卷77《祭祀志》6，第1923　页。

原文作"也客薛·合札鲁"（yekeseghajar）；"烧饭祭祀"，原文作"亦捏鲁"，旁译与译文同。"胙肉"，原文作"客石格徹必列兀列徹"（keshig-echebileür-eche），旁译为"分子内馀胙"。keshig，并不是"分子"，而是经过神祇、祖先祝福或长辈所赐食品，也可作"恩赐品"或"福泽"解。而bileur　在这里是祭祀祖先食物余剩。"供酒"的原文为"撒儿忽答察"（sarqud-acha），sarqud　在此指祭祀祖先之酒余剩。

《元朝秘史》中又一处记载元代蒙古人"烧饭"习俗的片断。该书第一百五十九、一百六十一节：成吉思汗、王汗与乃蛮将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对阵于巴亦答剌黑之地，逮夜，王汗移营去，天明，成吉思汗看王汗立处无人，说道："他将我做烧饭般撇了。"做烧饭，原文，"土烈食连"tülcshilen。该动词词根为tüleshi，有两种意思：一为燃料，二是为祭祀祖先、亡灵所烧的酒食衣物等。故"土烈食连"一词有"作燃料烧"之外还有"烧饭致祭"之义。可见元代"烧饭"，蒙语有"亦捏鲁ineru"和"土烈食连tüleshilen"两种说法。前者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

在元代，烧饭仍是蒙古皇宫祭祀祖先、帝王神灵的主要形式。关于它的内容，《元史》卷七十四《祭祀》三："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湩、以蒙古巫祝致词，盖国俗也。"自世祖朝，修建太庙，定期举行烧饭祭祀。《元史》卷七七《祭祀》六"国俗旧礼"，记蒙古皇家的烧饭祭祖："每岁，九月内及十二月十六日以后，于烧饭院中，用马一，羊三、马湩、酒醴，红织金币及里绢各三匹，命蒙古大官一员，偕蒙古巫觋，掘地为坎以燎肉，仍以酒醴，马湩杂烧之。巫觋以国语呼累朝御名而祭焉。"这是在烧饭院中进行的祭祖活动。

烧饭院，即烧饭园。是《元朝秘史》第七十节出现的yekesgajaru（祭祖之地）变化而来。元廷烧饭园地址几经变化。初在海子桥南，后废为官祭场。烧饭园移至蓬莱坊南。蓬莱坊在天师宫前。关于烧饭园，《析津志》称："由东门又转西即南园红门，各有所主祭之，树坛位。其园内无殿宇。惟松柏成行，数十株森郁，宛然莙高凄怆之意。阑与墙西有烧饭红门者，乃十一室之神门，来往烧饭之所由，无人敢行。往有军人把守。每祭，则自内庭骑从酒物，呵从携持祭物于内。烧饭师婆以国语祝祈，遍洒湩酪酒物。以火烧所祭之肉，而祝语甚详。"①烧饭师婆，即主持烧饭祭祀仪式的女萨满，国语，即蒙古语。

在元代，帝、后死后，仍以烧饭致祭。《元史》卷七七《祭祀》六"国俗旧礼"："凡帝后有疾危殆，度不可愈，亦移居外毡帐房。有不讳，则就殡殓其中。葬后，每日用羊二次烧饭以为祭，至四十九日而后已。"而这种祭祀一般不在烧饭园内举行。《元史》同篇又"凡宫车宴驾，棺用香楠木。。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块，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复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返。"

上述史料说明，元代蒙古人烧饭祭祀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祭祖，另一种是祭祀死人，即丧葬致祭。前者是定期的，而后者临时的。最隆重的是烧马祭祀。明初人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集："元朝人死致祭曰烧饭。其大祭

①　《析津志辑佚·古迹》，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　页。

烧马。"

值得注意的是蒙古人祭祀活动中巫觋、巫媪。巫觋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巫，蒙古男女萨满的总称；巫媪，女萨满，称为ytu－gan；巫觋即男萨满，称之为b＆＆o　＆＆o　。这就说明蒙古人烧饭祭祀与萨满教有很深的缘由。萨满教是蒙古人所信奉的古老的原始宗教，它的主要教义是万物有灵，灵魂不死。认为人虽然死去，但仍在彼世继续生活，仍需要酒食，衣服、什物，因此活着的人除把这些东西作为随葬品埋葬之外，还为这些灵魂定期供奉。其方法就是把供物烧掉。因为萨满教崇拜火炎，认为火能够净化一切不洁之物，并能把有形之物酒食、衣物、马匹等变成无形之物转送到彼世。这可能是"烧饭"之俗的由来。故我们可以以此理论解释烧饭祭祖中另外一些现象，如"掘地为坎"致祭。我们认为，"掘地为坎"是为祖先或亡故者之灵"筑屋"。因为在彼世生活的灵魂不仅需要食物、衣物、马匹等，而且还需要住室。这些也是蒙古先民们掘地窖而居宿的物质生活的反映。这种"掘地为坎"的祭祀习俗至今遗留在蒙古人中间。但已不是"掘地为坎"，而是"画地为室"。现在蒙古人的祭祀一般都在黄昏时举行。在荒野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燃起篝火，将酒、肉、布缕之类东西，丢入火里烧掉，但在这之前一定要在其外围划一圆形或四方形的环线，作为"房屋"。并"房屋"要有一扇门，即一缺口。蒙古人相信，烧饭之礼结束后，祖先之灵一定要来享用这些供物，因此他们需要住屋。元代"掘地为坎"就是为祖先或亡灵准备的"住室"无疑。

（二）宫廷祭祀《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益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孝，孝莫大于祭。"元廷尤重祭祀，又较繁复。元廷祭祀基本上按照中国王朝的传统礼制进行。包括天地、宗庙、社稷、先农、岳镇海渎以及风师、雨师、雷师。《元史》称："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诸古。"但是元朝祭祀的内容还是形式，蒙古风俗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

1。郊祀中国传统祭天地一般都在京师南、北二郊进行。但由于看法和传统不一，有的朝代是"南北二郊为一"。元代祭天都在南郊进行。至大三年（1310年）间，大臣虽商议立北郊，但后来由于"帝谦逊未逞"，遂废不讲。忽必烈即位以后，元代皇帝一般祭天的同时祭地。《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亦载："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建坛合祭天地五方，九年始立南郊，专祀昊天上帝，泰定中又合祭。"后来由于汉族祭祀传统中天地应分祭还是合祭，历来无定论，元朝后来实施的仅仅是祭天礼仪。

元朝郊祀坛壝址在丽正门外丙位，面积总共三百八亩有奇。坛三成，每成高八尺一寸。上成纵横五丈，中成十丈，下成十五丈。四阶午贯地子午卯面四位阶有十二级。外设二壝。内壝离坛二十五步，外壝去内壝五十四步。还有燎坛，在外壝内丙巳之位，高一丈，四方各一丈。

如前所述，元代郊祀是大体按照前代传统礼制进行的。但也能看到蒙古的旧有特色：一、常馔以外"参用国礼"，增加了羊鹿野豕兔等野生禽兽①还有葡萄酒和尚醖马湩等②。按着传统，郊祀应由皇帝亲自举行，"然自世祖以来，每难于亲其事。英宗始有意亲郊，而志弗克遂。久之，其礼乃成于文宗"③。《明太祖实录》卷三十载："文宗至顺以后，亲郊者凡四，惟祀昊天上帝。"文宗亲祀南郊是在至顺元年（1330年）十月辛酉。这一天皇帝"始服大裘冕，亲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①。《庚申外史》记载，顺帝于"至正三年（1343），卤簿冕服新成，亲祀南郊，时春二月也。"②《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至正亲祀南郊"条载："至正三年十月十七日，亲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太祖皇帝配享，如旧行仪制。"《庚申外史》又言：至正三年（1343年）"冬，十月十有七日，有事于南郊"③。顺帝于至正三年，亲祀南郊二次，必有因。第二次可能属于非常祭祀，所以"南郊礼毕，大赦天下，蠲民租五分"④。这可能与元代后期政治经济形势有关。这说明元代郊祀有一个变化的过程。那就是从摄祀到亲祀，有时还举行非常祭祀，以安慰民众稳定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至元六年（1269年）革去重五九拜天之礼，认为女真人"立国之初重五拜天于鞠场，重九拜天于都城外，此系亡金体例，拟合革去"⑤。2。太庙忽必烈即位后，在至元元年（1264年）十月，奉安神主于太庙，初定太庙于七室制。皇祖、皇祖妣第一室，皇伯考、伯妣第二室，皇考、皇妣第三室，皇伯考、伯妣第四室，皇兄、皇妣第五室，皇兄、皇后第六室，皇兄、皇后第七室。冬十月祭祖礼在太庙举行，尊皇祖成吉思汗为太祖。从此中原蒙古宗室祭祀祖先活动，真正转入了中原王朝祭祖轨道。但仍旧保存了一些蒙古的或时代的特色。

历代庙制，俱各不同，但多以七庙、九庙之制，而元代实施八庙制。至元元年（1264年），初定太庙七室之制后，三年秋九月，始作八室神主，设祏室，冬十月太庙建成。命平章政事赵壁等集议，制尊谥庙号，定为八室。列祖神元皇帝、皇曾祖妣宣懿皇后第一室，太祖圣武皇帝、皇祖妣光献皇后第二室，太宗英文皇帝、皇伯妣昭慈皇后第三室，皇伯考术赤、皇伯妣别土出迷失第四室，皇伯考察合带、皇伯妣也速伦第五室，皇考睿宗景襄皇帝、皇妣荘圣皇后第六室，定宗简平皇帝、钦淑皇后第七室，宪宗桓肃皇帝、贞节皇后第八室。"十一月，奉安神主于祏室，岁用冬祀，如初礼。"①初礼，包括"凡室以西为上，以次而东"②。这是蒙古人尚右"国礼"的一种表现。

①　《元史》卷72，《祭祀志》1，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92　页。

②　《元史》卷73，《祭祀志》2，第1811　页。

③　《元史》卷72，《祭祀志》1，第1781　页。

①　《元史》卷72，《祭祀志》1，第1792　页。

②　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0　页。③　同上书，第42　页。

④　同上书，第42　页。

⑤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礼制》，"革去拜天"。

①　《元史》卷74《祭祀志》3，第1832　页。

②　《元史》卷74《祭祀志》3，第1832　页。

这种八庙制，在蒙古人中间一直延续到最近。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白八室，形式上采用了八庙制。

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命国师僧在太庙作佛事七昼夜，"始造木质金表牌位十有六，设大榻金椅奉安祏室前"。这是元朝在太庙作佛事的开始，也是历代"郊庙之仪"中所没有的。并且七年十月，"敕宗庙祝文书以国字"。"国字"即蒙古文字。

元朝太庙之神主的排列，始终存在着蒙汉文化对立中发生的矛盾。"周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昭处于东，穆处于西，所以别父子亲疏之序，而使不乱也。"而蒙古尚右，恰与周制相反，所以，汉人看来这是"昭穆不分，父子并坐，不合《礼经》"。有人主张，元朝太庙制度，不依唐宋之制，惟当以昭穆列之。太祖室居中，睿宗居太祖之东，为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为穆之第一世，裕宗居东，为昭之第二也。兄弟共为一世，则成宗、顺宗、显宗三室皆当居西，为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为居东，为昭之第三世。英宗居西，为穆之第三世。昭之后居左，穆之后居右，西以左为上，东以右为上。这样排列，"则昭穆分明，秩然有序，不违《礼经》，可为万世法。"①至治三年（1323年）四月经中书省建议，皇帝批准，按上述方法排列了太庙神主，共十室。

元朝社稷和宗庙方位排列上，宗庙居东方，而社稷居西。此与《礼经》同一。

元朝太庙祭祀还有若干蒙古的特色。

"凡大祭祀，尤重马湩。"②掌管牧养系官马匹、供给官用马事务的太仆寺挏马官专管马湩，每当致祭时"奉尚饮者革囊盛送焉"③。除马湩之外，"牲斋庶品"中也有天鹅、野马、塔剌不花④、野鸡、鸧、黄羊、胡寨儿（原注：其状如鸠）、葡萄酒等具有蒙古特色的祭物。并且这些祭品"以国礼割奠"。所谓"国礼割奠"是蒙古的祭礼。《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国俗旧礼"条云："每岁，太庙四祭，用司禋监官一员，名蒙古巫祝。当省牲时，法服，同三献官升殿，诣室户告瞃，还至牲所，以国语呼累朝帝后名讳而告之。明旦，三献礼毕，献官，御史、太常卿、博士復陞殿，分诣各室，蒙古博儿赤跪割牲，太仆卿从朱漆孟奉马乳酌奠，巫祝以国语告神讫，太祝奉祝币诣燎位，献官以下復版位戴拜。"⑤礼毕，以割奠之余撒在南棂星门外，名曰"抛撒荼饭"⑥。凡大祭太庙，行割奠之礼，以国礼行事，以示隆重。按照传统，太庙祭祀，应由皇帝亲自举行。但元帝"亲享"的不多，往往就由巫祝主持，叫做摄祀。摄祀仪，其目有九，一曰斋戒；二曰陈设；三曰习仪；四曰迎香；五曰省牲器；六曰晨裸；七曰馈食；八曰酌献；九曰祭马湩。此九项中第九项"祭马湩"仪制，前代所未有。祭祀中，"礼直官引献官诣神座前，蒙古庖人割牲体以授献官。。。太庙领取案上先设金玉爵斝

①　《元史》卷74《祭祀志》3，第1840　页。

②　《元史》卷74《祭祀志》3，第1841　页。

③　《元史》卷74《祭祀志》3，第1841　页。

④　塔剌不花，原注：其状如獾，即tarbuga，土拨鼠。

⑤　《元史》卷77《祭祀志》6，第1923　页。

⑥　《元史》卷74《祭祀志》3，第1841　页。

马湩、葡萄尚醖酒，以次授献官，献官皆祭于沙池。"①最后"奉胙进于阙庭，驾幸上都，则以驿赴奉进。"②3。社稷"社"指土地，"稷"指谷类。社稷祭祀是中国古代帝王重要的祭祀。

元帝遣使致祭社稷。元代的社稷岁祭是从至元七年（1270年）十二月开始的。至元三十年（1293年）正月，听御史中丞崔彧之言，于和义门内少南，始建社稷坛。总面积四十亩。社坛在东，稷坛在西。相去约五丈。社坛用土青赤白黑四色，正方形，中间实以常土，上面以黄土覆之。依方面从五色泥刷饰。四面，各设一阶梯。稷坛一如社坛之制，惟土不用五色，纯用一色黄土。元廷于至元十年（1273年）为地方社稷坛制作了规定。规定称："社稷五土，五谷之神，虽是以时致祭坛壝制度未行，于礼有阙。乞遍喻府州依法修理。"③府州社稷坛，筑城西南，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阶四等，筑围墙，四面开门，于内社在东，稷在西。

社稷祭仪之节有六，多与宗庙祭同。

4。先农先农指农神。元代先农之祀，始自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其仪如社稷。至元十四年（1277年）二月，忽必烈亲祀先农于大都东郊。十五年（1278年）二月，祀先农，耕籍田。耕籍，中国古代历代帝王亲自耕田之礼，以示重视农业。但元朝皇帝很少亲至。自此多"以蒙古胄子代耕籍田"①。权衡《庚申外史》言：顺帝亲耕籍田。②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夏四月，从大司农请始建农神，蚕神二坛，二坛之式与社稷坛同，规模不一。元先农，先蚕坛在籍田内。

5。宣圣宣圣为孔夫子的尊号。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追谥孔子为襄成宣尼公。自汉、唐以来历代王朝皆尊孔子为圣人，而后来诗文中多称宣圣，元沿用此称。

元宣圣庙，太祖成吉思汗始置于燕京。忽必烈汗时期宣圣庙祭祀已形成制度。据陶宗仪云："内翰王文康公鄂，字百一，开州东明人。国初，自保定应聘北行。时故人马云汉，以宣圣画像为赠。即达北庭，值秋丁，公奏行释奠礼。世祖说，即命举其事，公为祝文，行三献礼。礼毕，进胙于上。上既饮福，熟其胙，命左右均沾所赐。自是春秋二仲，岁以为常。盖上之所以尊师重道者，实公有以启之也。"③元宫廷大规模祭宣圣，始于至元十年（1273年）。这年三月，中书省命春秋释奠。执事官各衣其公服，陪位诸儒襴带唐巾行礼。成宗始建宣圣庙于大都，大德十年（1306年）秋，庙成。至大元年（1308年）秋七月诏加号于

①　《元史》卷75《祭祀志》4，第1872　页。

②　《元史》卷75《祭祀志》4，第1872　页。

③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祭祀》，"社稷坛"。

①　《元史》卷76《祭祀志》5，第1891　页。

②　《庚申外史笺证》第40　页。

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以许衡从祀，又以先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从祀。延祐三年（1316年）秋七月，下诏设宣圣春秋释奠，并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至顺元年（1330年），以汉儒董仲舒从祀。后来元廷又加封一些先圣先儒。所有这一切说明了元代蒙古统治者对儒的态度，反映了他们汉化的程度。

6。岳镇海渎元宫廷岳镇海渎之祭，始于中统二年（1261年）。而亦遣使代祀。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称，元廷"山岳河海，惟遣使致祭"。

五岳四海五镇四海，凡十九处，分五道。以东岳、东海、东镇、北镇为东道，中岳、淮渎、济渎、北海、南岳、南海、南镇为南道。北岳、西岳、后土、河渎、中镇、西海、西镇、江渎为西道。"既而，又以驿骑迂远，复为五道"，每道遣使二人，集贤院奏遣汉官，翰林院奏遣蒙古官，出玺书给驿以行，秩有常祀。

元帝颇重视祭岳镇海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正月，忽必烈谓中书省臣言曰："五岳四渎祠事，朕宜亲往，道远不可。大臣如卿等又有国务，宜遣重臣代朕祠之。汉人选名儒及道士习祀事者。"①并颁有祭令："诸岳镇名山，国家之所秩记，小民辄僣礼犯义，以祈祷亵渎者，禁之。诸五岳、四渎、五镇，国家秩祀有常，诸王公主驸马辄遣人降香致祭者，禁之。"①至元三年（1266年），元廷依据圣旨，封号于岳镇海渎。封东岳为天齐大生仁圣帝，南岳为司天大化昭圣帝，西岳为金天大利顺圣帝，北岳为安天大贞玄圣帝，中岳为中天大宁崇圣帝。加封江渎为广源顺济王，河渎为灵源弘济王，济渎为清源善济王，东海为广德灵会王，南海为广利灵孚王，西海为广润灵通王，北海为广泽灵祐王。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二月，加封东镇沂山为元德东安王，南镇会稽山为昭德顺应王，西镇吴山为成德永靖王，北镇医巫闾山为贞德宁王，中镇霍山为崇德应灵王，"敕有司岁时与岳渎同祀"②。

元帝为何如此重视岳镇海渎之祭呢？这是与蒙古人原有萨满信仰和祭祀山川习俗有关的。故在这些沿袭中国王朝传统的祭祀活动中也可以找到若干蒙古风俗的相应因素。

元代还祭祀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和风师、雨师、雷师。风、雨、雷师之祀，自至元七年（1270年）十二月，大司农请于立春后丑日，祭风师于东北郊，立夏后申日，祭雷、雨师于西南郊。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乃即二郊定立坛壝之制③。

（三）官府及汉族民间祭祀有元一世，朝廷重视帝王祭祀，而且颇注意各级官府的传统祭祀活动。

①　《元史》卷76《祭祀志》5，第1900　页。

①　《元史》卷103，《刑法志》2，第2636　页。

②　《元典章》卷3《圣政》卷2，《崇祭祀》。《元史》卷76《祭祀志》6，"岳镇海渎"。③　《元史》卷76《祭祀志》5，1903　页。

此外，广大汉族人民中流行着很多种类的祭祖或祭神活动。这些活动的大部分也是世世代代流传的固有习俗的延长和继续。

1。官府祭祀从至元初，元廷屡颁律令，督促地方官府做好各种祭祀活动。尤其对名山大川的祭祀更加重视，至元九年（1272年）元廷一份文件称："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历代圣地、明王、忠臣、烈士，载在祀典者，所在官司岁时致祭，钦此。"①至元十三年（1276年）皇帝平定江南诏书亦云："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毁拆。"②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钦奉诏书中再次强调官府祭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同时要求"长吏除常祀外，择日致祭"。长吏，即正官。自此，登宝座、改元、上尊号等诏书中三令五申致祭名山大川。

元廷又要求地方官府祭祀风师、雨师、雷师。大德五年（1301年）八月圣旨："岳镇、海渎、名山大川、风师、雨师、雷师当祀之日，须以本处正官斋洁行事。有废不举祀，不敬者，本道廉访司纠弹，钦此。"③后来也多次强调官府长吏、正官亲自致祭。

但元廷又同时规定："聚作社者并皆禁断。余社皆禁。所祀典未尽举行是宜，照依钦奉到诏书，检举旧例，诸载社祀典者，合行致祭，以广祈祷之礼。"这里"聚作社"，指聚众作社。即不通过官府私自组织的祭社。

在元代流行先圣的祭祀，先圣包括三皇、宣圣的祭祀。

三皇，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原为道教供奉的神，古籍中有多种说法。元朝所采用的是伏羲、神农、黄帝。在文献中多载有关地方官府祭祀三皇之例。元廷一份文件中称："湖广等处行中书省，为祭祀三皇，自唐以来载在祀典、依释奠至圣文宣王礼仪官为致祭相应，咨请依例施行。准此。"①文献中又载，三皇之一神农致祭尤为重视。至元九年（1272年）中书礼部一文件称："神农，高辛已上系圣帝明王及三代开国之主，皆以功及万世，泽被生民。故历代载于祀典，礼未尝废，拟令所在官司三年一祭。"②高辛，亦古帝王、号帝喾，黄帝之曾孙，尧之父。

在元代有关配享三皇问题上，有争议。有人主张以十大名医配享。为此，大德三年（1299），中书省礼部、太常寺博士等议："《唐会要》所载三皇创物垂范，候言藻鉴，宜有钦崇，于是伏羲、神农、皇帝俱有庙貌之设，春秋二时致祭，仍以勾芒、祝融、风后、力牧各附配享之位。稽诸典礼定规，虽百世不易也。况所谓创物垂范是即开天建极立法作则之义。今乃援引夫子庙堂十哲为例，拟十代名医从而配食，果若如此，是以三皇大圣，限为医流，专门之祖揆之，以礼似涉太轻。兼十代名医考之，于史亦无见焉。。。今后配享三王，宜从太常寺所拟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仰依上施行。"③以后规定以勾芒、祝融、风后、力牧等神为三皇配享之位。但对勾芒等神的服色、

①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祭祀》，"祭祀典神祇"。

②　《元典章》卷3，《圣政》卷2，《崇祭祀》。

③　《元典章》卷3，《圣政》卷2，《崇祭祀》。

①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祭祀》，"祭祀三皇钱数"。

②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祭祀》，"祭祀典神祗"。

③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祭祀》，"配享三皇体例"。

坐次又是如何呢！至大二年（1309年）中书省吏部称："三皇开天立极，泽流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祀。自唐天宝以来伏羲以勾芒配，神农以祝融配，黄帝以风后、力牧配。按礼记月，令春三月，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夏三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又《史记》称：黄帝得风后、力牧以治民。其配享坐次宜东西相向，以勾芒、祝融居左，风后、力牧居右。若其相貌、冠服年代辽远，无从考证，不可妄定。当依古制以木为主，书曰：《勾芒氏之神》、《祝融氏之神》、《风后氏之神》、《力牧氏之神》。"①可见元代以勾芒等神配三皇，以及定坐次，自有其时代特色。

上述"十代名医"，亦称十大名医。至大二年（1309年）中书省礼部规定称："所谓十大名医比依文宣大儒从祀之例列置，雨庑如此，先后之序似为不紊。"②宣圣的祭祀，是元代官府及民间的尤其是各级庙学很重要的祭祀活动。

中书省，于至元六年（1269年）四月的一份文件称："今移文各路、遍行所属，如遇朔望，自长吏次以下正官同首领官，率领僚属吏员，俱诣文庙烧香。"③早在元初，元廷就开始重视祭孔，中统二年（1261年）圣旨称："先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朔释奠，宜恒令洒扫修洁。"④这里先圣庙即孔子庙。

在元代，除帝王宫廷主要祭祀活动之外，各级官府的祭祀仪式也很频繁。因此，用于这些祭祀活动的费用也是庞大的。至元九年（1272年），元廷在原来基础上再次拟定各路年例祭祀社稷、风雨、雷师，释奠至圣文宣王钱数⑤。元贞二年（1296年），又根据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建议，重新确定祭三皇及医学祭祀的钱数。后来由于物价日贵，祭祀费用短缺，因此，元廷也不得不考虑增加各路、府、州祭祀用钱数。延祐四年（1317年）把大德九年（1305年）所定诸路祭祀钱添加如下：三皇并宣圣春秋二祭，原来每祭各中统钞一定，这次添钞一定，通作二定。

社稷春秋二祭，原来每祭各中统钞三十两，这次添钞三十两，通作一定一十两。

原来风、雨、雷师祭各中统钞二十五两，这次添钞二十五两，通作一定。散府、上中下州，大德九年规定钱数添加为：三皇、宣圣春秋二祭原来每祭各中统钞二十五两，今添支钞二十五两，通作一定；社稷春秋二祭，原来每祭各中统钞二十两，添支钞二十两，通作四十两；风雨雷师每祭，原来各中统钞一十五两，今添支钞一十五两，通作三十两①。上述数目表明元廷每年对于各路府州祭祀活动的费用还是很大的，这也是元朝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

①　《元典章》卷30，《礼部》3，《祭祀》，"三皇配享"。

②　《元典章》卷30，《礼部》3，《祭祀》，"三皇配享"。

③　《庙学典礼》（外二种）卷1，1992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第12　页。④　《庙学典礼》卷1，"先圣庙岁时祭祀禁约搔扰安下"。第12　页。

⑤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祭祀》，"祭祀社风雨例"。

①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祭礼》，"添祭祀钱"。

2。民间祭祀元代汉族民间祭祀活动包括祭祖和祭神灵等。所包括内容很多。

元代汉人祭祖活动主要是在每年清明节前或清明日以及死者亡故之日（忌日），其家属亲友到坟前以酒食、果品等致祭。对此元代戏曲作品多有描写。如：武汉臣撰杂剧《老生儿》，第二折，《煞尾》："在生呵奉养父母何须道，死后呵祭奠即先灵你索去学。"同剧第三折白："［张郎同旦儿上云：］时遇清明节令，寒食一百五，家家上坟祭祖。我将着这春盛担子，红干腊肉。。上坟去来。"

这是剧中描写的一富足人家清明节上坟祭祖的情景。同剧中又描写了一穷读书人的祭祖情况。

第三折，白"［引孙上云：］我往纸马铺门首唱了个肥喏，讨了这些纸钱，酒店门首又讨了这半瓶儿酒，食店里又讨了一个馒头，。。在邻舍家借了这把儿铁锹，到祖坟上去浇奠一浇奠。烈些纸儿，添些土儿。也当做拜扫，尽我那人子之道。。。则一个馒头供养了公公婆婆，我的父亲母亲没有，倘若争这馒头闹将起来可怎么了。这也容易，劈作两半，一半供养公公婆婆，这一半供养父亲母亲。奠了酒，烈了纸钱，祭祀已毕，我可破盘咱。"①从上述戏文可知，元代人清明祭祖以食物祭奠，用酒浇奠，并焚烧纸钱，以供祖先神灵在地府享用。最后还一种"破盘"的程序。破盘，吃祭祖后酒食之谓，元杂剧《杀狗劝夫》亦有例。

元代人除清明上坟祭祖外，还冬月上坟祭祖，称小上坟，以别于清明祭祖。元剧中亦有描写。如：岳伯川撰杂剧《铁拐李》，第二折，《倘秀才》："或是祭先祖逢冬遇年。［云：］到那冬年时节，月一十五，孩儿又小。上坟呵。大嫂，你可出去见人么？［旦儿云：］我不去，着张千引着孩儿坟上烧纸便了。"②又，《水浒传》三十二回："当时腊月初旬，山东人年例，腊月上坟。"可参证。

在元代，死者亡故之日（忌日）致祭也很普遍。元无名氏杂剧《度柳翠》，楔子："［牛员外诗云：］明朝是汝父周年，自当来烈纸焚钱。"①即一例。据文献记载，祭亡灵也是元代汉族民间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下面是元杂剧中的几则例子：关汉卿《窦娥冤》，第三折，《叨叨令》，白："［正旦云：］今日赴法场典刑。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②无名氏《赚蒯通》，第二折，《快活三》："我为甚的瀽一碗浆饭水。

烧一陌纸钱灰，则为咱行军数载不相离，会与你刎颈为交契。［韩信云：］蒯文通，你敢疯了！你怎生将纸钱水饭在我跟前烧泼，可是为何。［正末唱：］：《朝天子》：我说知就里。想蒯彻也无他意。趁着你在日浇奠理当宜。若死

①　《元曲选》，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7　页。

②　《元曲选》，第二册，第498　页。

①　《元曲选》，第四册，第1335　页。

②　《元曲选》，第四册，第1510　页。

了空迎祭。"③（瀽，泼、倒之意。古代祭奠死人时，把酒食洒倒在地上，叫做瀽）。

元代汉人祭祀神鬼的内容也很多。其形式也丰富。而对元代普通人来说，不论祭祖、祭亡灵或祭神鬼，以焚烧纸钱，用水饭浇奠，是一个通俗。以上二例之外，还有元杂剧《老生儿》，第二折，《紫花儿序》："他添不到那两锹儿新土，烧不到一陌儿银钱，瀽不到有那半碗儿的凉浆。"即一例。凉浆，浆水饭即凉水饭。

在元人中以焚烧纸钱、纸马祭祀，尤为普遍。烧纸钱，除上述诸例外，再举几例：《西厢记》一本，二折：《朝天子》白："小生湖海■零数年，自父母下世之后，并不曾有一陌纸钱相报。"

元无名氏杂剧《盆儿鬼》，第四折，《小梁州》白："［包待制云：］大家小户有个门神户尉，那屈死的冤魂被他当住。所以进来不得。张千你去取将金钱银纸来者。［诗云：］。。金钱银纸速安排，邪鬼外道当拦住，单把屈死冤魂放过来。［张千做烧纸科云：］我烧了一陌儿纸钱，你看好阵冷风也。"①这种以纸寓钱之俗，始于汉唐，起源颇古。并一直流传至现在。

纸马，绘有神像、马匹等供祭祀焚烧用的冥纸。赵翼《陔余丛考·纸马》："《天香楼偶得》云：俗于纸上画神像，涂以彩色，祭赛既毕则焚化，谓之甲马，以此纸为神所凭依似乎马也。"元杂剧中多有描写焚烧纸马致祭，祭祀对象也较多。

元无名氏《冯玉兰》，第二折，白："［冯太守云：］兀那梢公，便与我开船去。［梢公云：］知道，只等那船头上烧了利市纸马，分些神福，吃的醉饱了，便撑动篙来，开起船来。"②（利市，犹言吉利。）《西游记》，一本一折，《胜葫芦》，白："夫人，才下船要利市，饶他初犯罢。"即是。神福，船家在开船前，把祭告水神，请求保佑的祭品之谓③。

《小张屠》，楔子，白："我不合将人上了神灵的纸马，又将来卖与别人还愿。"

由于人们在祭祀时大量用纸马纸钱等冥纸，出现了专售此类冥器的商店，曰纸马店或纸马铺。元杂剧《老生儿》，第三折，白"我往纸马铺门首唱了个肥喏，讨了这些纸钱。"就是一例。《东京梦华录》卷七"清明节"："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说明宋时已有买纸冥器的纸马店。而且庙宇中皆备有焚化冥纸的炉盆，称作纸炉或焦盆、火池。《小张屠》，第四折："望东岳神祠一郡，格幼子喜孙儿火焚在焦盆。"即是。《水浒传》第四十二回："香炉内蝼蚁营巢；狐狸常睡纸炉中。"亦是。元代亦有以"血食"祭祀鬼神之俗。血食，即杀死的牛、羊、豕等三牲。元杂剧《刘弘嫁婢》，第三折，《鬼三台》，白："小圣生前正直无私曲，死后复承上帝宣，典祀城隍西蜀郡，血食香火至心虔。"

③　《元曲选》，第一册，第77　页。

①　《元曲选》，第四册，第1407　页。

②　《元曲选》，第四册，第1740　页。

③　《警世通言·苏知县罗衫再合》："今晚若下船时，明早祭了神福，等一阵顺风，不日就吹到了。"可参证。

《张协状元》十六卷《剔银灯》："吾血食一方却最灵。"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八日祠山圣诞"条："自梁至宋，血食已一千三百年矣。"足见"血食"之俗之久远。

元代还有以"神羊"祭神鬼的习俗。神羊，亦称"神羊儿"，祭神的死羊。此俗在元代文学作品中亦有反映。

《小张屠》，第一折，《青哥儿》："仰告众人，许下明香，做神羊儿。"《词林摘艳》卷六，无名氏散套《汲沙尾南。金殿锁夗央》："捧瑶觞，赛神羊，将往事苦都撇漾。"

用神羊祭神时，把羊的两条前腿在杀死后弄得向后弯曲，似屈膝作跪状。关汉卿《望江亭》，第二折，《煞尾》："我着那厮磕着头儿一番。恰便似神羊儿忙跪膝。"①便是一例。

3。元廷有关祭祀活动的若干规定元代的祭祀活动，基本上朝廷不加干涉，但有一些祭祀活动受到了限制。如，女真族的拜天习俗被革去②。此外，聚众祭星，被受禁治。其原因是"诸处阴阳人每多因点照祭星，别生事端。"禁令称："今后教省家遍行文字样禁约了呵，免致别生事端。"①但元廷对有些民间祭祀活动，以明令放行。如"霖雨不止享祭"即一例。霖雨是久下不停的雨，霖雨对人类的危害是相当大的。因此，人们幻想着以享祭神灵来实现愿望。至元十年（1273年）元廷的规定称："如霖雨不止去处祭享施行。"②元廷还规定，久旱遇风，可以用羊酒祭祈，但不支破官钱③。朝廷还禁止聚众作社，举行祭祀活动，但"人家或因灾病，有许口愿，赴寺观庙宇祷祭之类不在禁限。"所以元代普通百姓到寺观庙宇祭祷之风甚盛。《析津志》载大都北城齐化门外岳庙每年祭祷盛况时云"每岁自三月起，烧香者不绝。至三月烧香酬福者，日盛一日。比及廿日以后，道涂男人□□赛愿者填塞。廿八日，。。齐化门内居民，咸以水流道以迎御香。香自东华门降，遣官函香迎入庙庭，道众乡老甚盛。"④这是大都一隅之民间祭祷场面，其他庙宇寺观想必皆然。

①　《元典选》第四册，第1662　页。

②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祭祀》。

①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祭祀》。

②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祭祀》。

③　《元典章》卷30，《礼部》卷3，《祭祀》。

④　《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4　页。

九、宗教信仰习俗元代的各民族宗教信仰习俗是他们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联的。民族众多，经济、社会生活各异，决定了元代信仰习俗的五花八门、丰富多采。但是这些习俗的大多数是从古代原始思维那里代代传袭下来的具有神奇色彩的观念。而有些是当时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产生发展而来。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这些信仰习俗的大部分是带着较浓厚的迷信色彩，只有少部分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有益于人们心理和社会进步的俗信。因此，对我们来说，也有一个批判地对待的问题。

（一）蒙古族的信仰元代蒙古族的信仰习俗是他们整个习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蒙古人社会生活和经济、文化生活的产物，尤其是与古代萨满教的联系更为密切。元代蒙古人的信仰习俗内容多与他们经济生活相关的自然崇拜、偶像崇拜和一些迷信活动有关。

1。偶像的世界古代的蒙古人经济文化落后，对自然界的天地、风、雨、水、火以及动植物不能正确地、科学地加以解释，从而只能用幻想来猜测判断，有时便产生畏惧和不安全感，认为自然界中存在一种超人的力量，人们对它是无能为力的，而只能祈求来保证生命财产的安全和一切顺心如意。祈求的方法之一就是给它们塑造偶像，顶礼膜拜，虔诚祭祷。从而蒙古人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神的偶像。

蒙古人首先为长生天做偶像，他们认为，天是"一切可见不可见事物的创造者，他是世界上的美好事物也是种种困苦的赐予者。"①因此他们为了生活的幸福、牲畜安全，为长生天做了许多偶像，加以崇拜。这些偶像的制作当然是"仿照人像"。其材料是毛毡和绸料等。"当他们愿意制作这些偶像时，住在不同帐幕的所有主妇们都聚会到一起，非常尊敬地制作它们，当他们制作完毕时，杀一只羊举行会餐，并把羊的骨头放在火上烧掉。"②蒙古人把有些偶像放在帐幕门户两边。而把有些偶像放在帐幕门前的一辆美丽的有篷的车子里面。如果任何人偷窃车子里的任何东西，他就被处死，决不宽恕③。他们又为成吉思汗制作了偶像，也放在一辆车子里，这辆神车则放在一座帐幕前面的敬礼偶像的地方。

他们经常把每一头乳牛和母马第一次挤出的奶供奉偶像。当他们将要吃饭时，首先拿一些酒食供奉偶像。当他们屠宰任何动物时，他们把它的心放在杯子里供奉神车里的偶像。他们把心留在那里，直至早晨。这时他们才把它从偶像面前拿开，煮而食之。他们也向成吉思汗的偶像奉献许多供物，包括一些马匹和其它动物。这些马匹蒙古人称为翁衮马（onggunmori），即献给神的马。这些马没人敢骑，直至死去。允许吃其它献给神的动物肉，但不

①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　页。②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10　页。

③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10　页。

弄碎这些动物的任何骨头，而把这些骨头放在火中烧掉。

蒙古人房屋内，还有一些偶像供奉。"在男主人的头上方，总是挂着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用毛毡做成的偶像，他们称之为男主人的兄弟。另一个同样的偶像挂在女主人的头上方，他们称之为女主人的兄弟。这两个偶像是挂在墙上的。这两个偶像之间的上方，挂着一个瘦小的偶像，这是整个帐幕的保护者。"①在帐幕内，妇女们这一边的入口处，还挂着另一个偶像，偶像身上有一个母牛的乳房，这是为挤牛奶的妇女们做的。因为挤牛奶是妇女们的工作。在帐幕内男人的这一边，挂着另一个偶像，偶像身上有一个母马的乳房，是为挤马奶的男人们做的。他们在一起饮宴时，首先把饮料洒在男主人头上边的偶像身上，然后依次洒在所有其他偶像身上。这种把饮料洒在偶像身上的仪式，蒙古语叫做sa Cú　ulisa Cú　uqu。汉籍中称作"洒奠"。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记述了元代蒙古人偶像崇拜习俗。他说，蒙古人还信奉一种名叫纳蒂盖（lyatigay）的神，它的神像是毡子或其它布匹盖着，每家都供奉这种神，他们还为这种神塑造妻儿子女，左边摆妻子，前边摆儿女，俨如一家。他们认为这种神主管地面的祸福，能够保护他们的子女，照顾家畜等。他们对这种神十分敬信，每逢吃饭时，总要先夹一块最好的肉放在神像的嘴上擦擦，然后依次擦神的妻儿子女②。

蒙古族汗王宫帐一斡耳朵中有很多占卜者在服务。在节日或每月第一天，他们把偶像拿出来"在他们帐幕里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排成一个圆圈。然后蒙古人来到帐幕里，向这些毡像鞠躬行礼。"①总之，有元一世，蒙古人中偶像崇拜甚盛，其根源在于蒙古族经济文化落后，原始的畏惧自然而祈求自然思维占据着人们的头脑。

2。自然崇拜的遗风蒙古人还崇拜太阳、月亮、水、火和土地。他们称"月亮为大皇帝，并向它下跪祈祷。他们且说，太阳是月亮的母亲，因为月亮是从太阳那里得到它的光辉的。"②因此，"当天空出现新月，或月圆时，他们便着手去做他们愿意做的事情"。彭大雅《黑鞑事略》亦称："其择日行事则视月盈亏以为进止，胐（fěi，音匪，新月开始发光）之前、下弦之后，皆其所忌。见新月必拜。"《心史·大义略叙》："秋出兵，春休兵，岁岁验中秋夜月明为利，即兴兵；若中秋夜风雨晦冥为不利，即不兴兵。"这种"视月盈亏"而行事之俗，其源甚古，《史记·匈奴传》："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说明此俗可以追溯到古匈奴时期。

火也是蒙古人崇拜的对象，他们相信，火是圣洁的象征，世上万物万事都可以用火净化的。因此，"当使者们或王公们或任何人来到他们那里时，不论是谁，都被强迫携带着他们带来的礼物在两堆火之间通过，以便加以净化，以免人们可能施行了巫术，或者带来了毒物或任何的有害的东西。"③蒙古人这种通过火堆之间，以祛除不祥习俗，西方著作中亦有记载。据

①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　页。②　《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64　页。

①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159　页。

②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13　页。

③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13　页。

《罗斯托夫编年史》："汗与拔都还有如下习惯：当有人欲觐时，他并不令将那人领来觐见；他吩咐巫师领着通过火间，向矮树丛，火及偶像行拜礼；又从献给王的全部礼物中取一部分投入火中，礼物拿走后才被允许去觐见王。"①拔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子。

此外，人死了，其亲属及住在他帐幕内的所有的人都必须用火加以净化。蒙古人用火净化的仪式是以如下方式进行的："他们烧起了两堆火，在每一堆火附近树立一枝矛，用一根绳糸在两枝矛的矛尖上，在这根绳上系了若干粗麻布的布条；人、家畜和帐幕等就在这根绳及其布条下面和两堆火之间通过。有两个妇女，在两边洒水和背诵咒语。"②这两个妇女是蒙古巫婆即女萨满。

蒙古人所信仰的古代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灵魂不死。因此他们向地神、山神等万方之灵祭祷。其方法之一就是把酒食奉献给他们。特别是早晨在他们吃饭以前。如果他们要饮宴，一个人拿着一杯子和一些饮料走出帐外，向南方洒饮料三次，每一次都下跪行礼，其次是向东方，然后向西方，最后向北方。向南方是向火敬礼；向北方是致礼于死者。当男主人举起酒杯准备喝的时候，首先洒一些饮料在地上，作为给地喝的部分。然后才开始举杯畅饮。赵珙《蒙鞑事略》，"祭祀"条称："凡饮酒先酌之。"这些都说明，元代蒙古人自然崇拜习俗之普遍。

3。占卜吉凶元代的蒙古人极为重视占卜吉凶、预言未来、使用巫术等迷信活动。而这些多由男女萨满来完成。

萨满（saman）一词属于通古斯满洲语，意为"激奋者"、"癫狂者"。

萨满教者，指北亚诸游牧民族或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一个共有的原始宗教形态。蒙古语中没有saman　一词，但萨满教与蒙古人孛额（b＆＆o e）信仰，在内容和形式上同属一类，故汉文与其它外文著作中，习惯于用saman--萨满一词来代替蒙古语的b＆＆o e。

在蒙古语中，男萨满也称孛额（b＆＆o e），女性萨满为依图根（idugen）。按萨满教的解释，男女萨满是该教最高一级的神长生天（mongketengri）的使臣。他们来往于人间和苍天之间，解天意、占卜吉凶。早在成吉思汗时期有叫阔阔出的男萨满，号称"帖卜·腾格里"（teb-tenggeri）。他自称能通天，是上天的使臣。

在蒙元时期，为皇宫服务的男女萨满--占卜者很多。当宫帐--斡耳朵迁移时，这些占卜者走在他们前面，他们决定宿营地点，并首先卸下他们的帐幕，在他们之后斡耳朵才卸下来。占卜者中的首领总是把他的帐幕安置在宫帐前面，相距约一掷石之远。其余的占卜者则住在宫帐后面指定的地方。据鲁不鲁乞叙述，这些占卜者中，"有些人熟悉天文学，特别是他们的首领，他们预言日蚀和月蚀的时间。当日蚀或月蚀将发生时，所有的人们都贮藏食物，以便届时不需走出家门。在日蚀和月蚀的时间里，他们打鼓并吹打乐器，使之发出巨大的嘈杂声和噪音。"①他们还通过占卜，宣布有利于或

①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73　页，注12。

②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14　页。

①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217　页。

不利于做各种事情的日子。因此，除非他们同意，蒙古人不进行军事演习或征伐。

占卜者们的另一项职责是把送到宫廷去的一切东西，都须由他们拿着在两堆火之间通过，以便净化。他们也将这些留下一部分，作为他们应得的份额，如果任何东西由他们拿着在两堆火之间通过时跌落到地上，那么这些东西就归占卜者所有。他们还负责把死者的所有寝具通过两堆火之间，加以净化。

占卜者还为刚生下来的男孩预言他的命运。鲁不鲁乞在蒙古期间，蒙哥汗的正妻生了一个男孩，占卜者们被叫来，预言这个小男孩的命运。他们都预言小孩有好命运，说，他将享有长寿，并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君主。结果，几天以后，小孩死了①。同样，当任何人生病时，占卜者们也被叫来。他们念咒语，并宣布这病是自然的疾病，还是由于巫术所致。据《元朝秘史》第二七二节载，兔儿年（1231年），窝阔台汗征伐金国时忽然得病，昏愦失音。命师公即孛额、卜人卜之，"言乃金国山川之神，为军马虏掠人民，毁坏城郭，以此为祟。许以人民财宝等物禳之，卜之不从，其病愈重，惟以亲人代之则可"（总译）。最后以皇弟托雷替代，喝巫师"咒水"而死去。说明古代萨满教的野蛮和残酷性。

元代蒙古人中还有一种烧焦牲畜或兽类胛骨占卜吉凶的习俗，蒙古语称dalutalbiqu。汉人称为"烧琵琶"。烧焦的多为绵羊、羚羊、麋鹿、驯鹿胛骨，蒙古语称"答鲁"（dalu），汉文典籍中称"羊骨扇"、"枚子骨"、"琵琶骨"等。

对这种习俗，各种文件记载甚详。《蒙鞑备录·祭祀》："凡占卜吉凶、进退、杀伐，每用羊骨扇，以铁椎火椎之，看其兆坼以决大事，类龟卜也。"《黑鞑事略》："其占筮则灼羊之枚子骨、验其文理之逆顺，而辨其吉凶，天弃天予，一决于此，信之甚笃，谓之烧琵琶，事无纤粟不占，占不再四不己。"徐霆补注云："霆随一行使命至草地，鞑主数次烧琵琶以卜使命去留，想是琵琶中当归，故得遣归。烧琵琶即钻龟也。"

鲁不鲁乞在蒙古期间，一天去觐见蒙哥汗，当走进宫帐时，一个奴隶正走出来，手里拿着几块烧得象煤炭一样黑的羊肩胛骨。他对于把这些羊胛骨烧焦的目的大为困惑不解，当后来询问，才知道蒙古人欲做任何事情，必须先向这些骨头请教。因此他详细记录了这种占卜习俗。他说："当蒙哥汗想要做任何事情时，他就吩咐拿给三块未曾烧过的羊肩胛骨。他拿着这些骨头，心里想着他想要知道做还是不做那件事。然后把这些骨头交给奴隶去烧。。。当这些骨头被烧黑时，他们就被拿回来给蒙哥汗。于是他察看这些骨头受热后的裂纹是否呈纵的直线。如果是这样，他就可以做这件事。不过，如果骨头是横的裂开，或是裂成碎片，那么他就不可以做这件事。。。如果，在三块骨头中，有一块裂为直纹，那么他就做那件事。"①把元代蒙古人"烧琵琶"之俗与古代汉族的龟卜相比较，颇饶兴趣。蒙古以直纹为吉，汉族则以横为吉。此外，国内彝族亦也类似"烧琵琶"之俗，称"约格及"，汉人称"羊骨卜"。他们认为，若裂纹纵直呈十字，则吉；斜倾作叉状或作零乱的若干细线，则凶。

①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219　页。

①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182　页。

4。呼风唤雨古代蒙古萨满自称能够致风雨，改变天气。加宾尼说："占卜者们也要用他们的咒语来扰乱气候。"②《黑鞑事略》："无雪则磨石而祷天。"马可波罗也说：大汗的占卜者中有些人能够呼风唤雨。"每年的阴历八月二十八日，这些星占学家就奏请大汗，将这些马乳临风飞洒，祀奉他们敬奉的神祇和偶像。当祭神的时候，星占学家们。。表演的术法，其态千奇百怪。例如阴天多云，眼看着倾盆大雨即将降临，术士们这时就登大汗居住皇宫的屋顶，一旦作起妖法，天空立即云开雾散，风平雨收。在四周的地方，雷鸣电闪，正下着疾风暴雨，而皇宫的所在地却毫无雨意。"①这显然是一种言过其实的描绘。

但是古代蒙古、突厥等北方民族中流行的这种法术，在其它文献中也有记载。蒙语称"札答"（jada），其动词形为"札答剌浑"（jadalaqun）。《元朝秘史》第一四三节载，成吉思汗军与札木合军在阔亦田之地对阵。札木合军中不亦鲁黑、忽都合两人知札答之术，想要顺风雨，击成吉思汗军，不料风雨逆回，天地晦暗，札木合军不能前进，多坠涧中。

据说札答"乃走兽腹中之石"。方观承《从军杂记》："蒙古、西域祈雨以楂达石浸水中，咒之，辄验。植达生驼羊腹中，圆者如卵，扁者如虎胫，在肾似鹦鹉嘴者良。色有黄白。驼羊有似则渐羸瘁，生剖得者尤灵。"楂达，即札答。元人陶宗仪也说："往往见蒙古人之祷雨者，非若方士然。至于印令、旗剑、符图、气诀之类，一无所用。惟取净水一盆，浸石子数枚而已。其大者若鸡卵，小者不等。然后默持密呪。将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辄有雨。豈其静定之功已成，特假此以遇人耶，抑果异物也。石子名曰鲊答，乃走兽腹中所产，独牛马者最妙。"②鲊答，即札答。这种迷信活动，在有些蒙古地区至今仍在流行，有人自称能行札答之术。

（二）皇宫的迷信活动元朝皇宫中，与前代一样有诸多与宗教信仰有关的迷信活动，其中有一些是前代所没有的。如，"游皇城"、"射草狗"等等。

游皇城：据《元史》卷七七《祭祀》六，"国俗旧礼"，至元七年（1270年），世祖忽必烈采纳帝师八思巴的建议，在大明殿御座上置一白伞盖。顶部用素缎，上书写金字梵文，意为"镇伏邪魔护安国刹。"定于每年二月十五日，于大明殿举行启建白伞盖佛事，以各色仪仗导引，迎引伞盖，周游皇城内外，谓与众生驱除不祥，导引福祉。

正月十五日，先由宣政院会同中书省奏请圣旨，后移文至枢密院，准备各色仪仗队，八卫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举监坛汉关羽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辖官寺三百六十所，掌供应佛像、坛面、幢幡、宝盖、牛鼓、头旗三百六十坛，每坛由二十六人抬举，钹鼓僧十二人。由大都路提供各色金门大社一百二十队，教坊司云和署提供大乐鼓、板杖鼓、②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220　页。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76　页。

②　《南村辍耕录》卷4，"祷雨"，中华书局版1980年版，第52　页。

筚■、龙笛、琵琶、筝、■等七色乐器的四百人，兴和署提供妓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提供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仪风司提供汉、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凡参加者，皆由官方提供鎧甲袍服器仗，俱以鲜丽整齐大尚，珠玉金绣，装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余里。由吏部官员检点诸色仪仗队，刑部官员维持秩序，枢密院官员分守城门，中书省官一员总督视之。先二日即二月十三日，于西镇国寺迎太子游四门，然后抬举高塑像，仪仗入城。十四日，帝师率梵僧五百人，于大明殿内做佛事。十五日，恭请伞盖于御座，置于宝舆中，诸仪仗队列于殿前，各种仪仗、佛坛、乐队、戏队等列于崇文门外，而迎伞盖出宫。先至庆寿寺，具吃素食，食罢，周游皇城内外。其线路为从西宫门外恒海子南岸，入厚载红门，由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皇帝及后妃公主，于玉德殿门外，搭金背吾殿彩楼观赏。大都的居民沿途聚观。

游皇城结束，诸仪仗队、佛坛、乐队、戏队送伞盖还宫，仍恭置于御座上，帝师僧众做佛事，至十天结束。每年举行，如果有因而辍，再找时机举行。每年夏六月中，皇帝在上都，又举行一次。

射草狗：元代皇宫祈福禳灾仪式之一。每年十二月下旬，选择一天，在西镇国寺内墙下，洒扫平地，由太府监提供彩币，中尚监提供毛毡和针线，由武备寺提供弓箭环刀，束秆草为一人形和一狗形，剪杂色彩段做其肠胃，由达官世家之贵重者轮流射之。非别速、札剌尔、乃蛮、忙古台、列班、塔达、珊竹、雪泥等氏族不得参加。把草人和草狗射得糜烂，然后以羊酒致祭。祭祀仪式结束后，"帝后及太子嫔妃并射者，各解所服衣，俾蒙古巫觋祝讚之，祝讚毕，遂以与之，名曰脱灾。国俗谓之射草狗。"①脱旧灾、迎新福：每年一二月下旬，选择一天，用白黑羊毛线，把帝后及太子，自顶至手足缠系了，坐于寝殿，由蒙古巫觋念呪语，在银槽中烧米糠酥油，以其烟熏他们身体，毛线断了，纳于诸槽中。他们又用手撕裂数寸长的红帛，"唾之者三，并投入火中。即解所服衣帽付巫觋，谓之脱旧灾、迎新福云"②。

从以上礼俗来看，元代皇宫宗教信仰礼俗有些是来自佛教即喇嘛教，有些则从蒙古固有习俗演变而来。但不管它们的来源如何，都带有很浓厚的迷信色彩，是相当落后的礼俗事象。

（三）汉族民间信仰习俗元代汉族民间宗教信仰习俗内容较为丰富，其大部分内容承袭于前代，而有些则是在当时条件下产生的。我们在这里仅介绍其中若干内容。

1。地府鬼曹奈河，是元代汉族中流行的宗教信仰习俗之一。人死后亡灵走向阴间的路上必须经过一条河，河上有座桥，叫做奈河桥。人生前作孽，不行善，死后阴魂过不去奈河，永坠其中受苦受罪而无可奈何。故曰奈河（奈何）。元人中流行此俗，在戏曲作品中多有反映，如：

①　《元史》，卷77，《祭记》6，"国俗旧礼"。

②　《元史》，卷77，《祭祀》6，"国俗旧礼"。

《看钱奴》第一折，白："我想尘世人心性迷癡，不知为善，只看那奈河潺潺，金桥之上并无一人也呵！"《度柳翠》第二析，《牧羊关》："你跟我去呵，我着你上明晃晃一条金桥路；你不跟我去呵，便索向翻滚滚千丈奈河流。"同剧第四折："有力之人登彼岸，无力人落奈河。"

此外，在元杂剧《硃砂檐》等戏曲作品中也描写了奈河。这些例子说明，元人把神话中的奈河桥称作金桥。这些戏文中把奈河和奈河桥描绘得具体逼真，表现了民间宗教信仰习俗的特征。

元代汉族民间还流行"分界牌"、"望乡台"、"迷魂寨"、"鬼门关"等鬼魂迷信。

分界牌，古代人相信，人死了就从阳间去阴间。而阳间和阴间中间有一道分界线，此处立有一分界牌。元代戏曲作品中描写了这些内容。如：关汉卿杂剧《蝴蝶梦》，第四折，《驻马听》："想着你报怨心怀。和那横死爷相逢在分界牌。［带云：］若相见时呵。［唱：］您两个施呈手策，把那杀人贼推下望乡台。"①郑廷玉杂剧《金凤钗》，第三折，《二煞》："赤紧的敬客坊紧靠迷魂寨，莫不状元店连着分界牌！？多管是鬼门关榜动选场开！？莫不住着太岁凶宅！？"②望乡台，谓阴间有望乡台，人死后可登台望见阳间家中情况。对此迷信元代戏曲作品中有所反映。如，除上举《蝴蝶梦》中一例之外，关汉卿《窦娥冤》，第四折中又描写了屈死的窦娥鬼魂在阴间地府，在望乡台上遥望阳间，寻找机会申冤报仇的情景。

迷魂寨，传说，人死后鬼魂到阴间迷魂寨，再也不能随意到阳间了。鬼门关则是指通往阴间的门。上举《金凤钗》一例之外，元杂剧中也有一些描写。如：范子安《竹叶舟》，第一折，《赚煞》："我与你踢倒鬼门关，打开这槐安路，把一枕南柯省悟。"③有关此类阴间鬼曹的信仰习俗在元人中颇流行。再如，元杂剧中出现较多的所谓"鬼力"是阴间的衙役，相当于阳间的张千、李万、董超一类人物，它执行着阴府阎神的命令。

元无名氏杂剧《冤家债主》，第四折，白：［鬼力上云：］张善友，阎神有勾。［正末警起科云：］怎生阎神有勾。我正要问那阎神去哩。［下］。［阎神引鬼力上诗云：］。。鬼力，与我摄将那张善友过来。"④对于鬼力、阎神，在元剧《度柳翠》，第二折中也有描写。这里不一一举例。元代民间流行的还有一种迷信说法，人冤死，魂不散，随旋风四处飘荡。如：元无名氏杂剧《盆儿鬼》，第四折，《小梁州》，白："［包待制云：］大家小户有个门神户尉，那屈死的冤魂，被他当住，所以进不得。。。老夫心下自裁划，金钱银纸速安排，邪魔外道当拦住，单把屈死冤魂放过来。［张千做烧纸科云：］一陌纸钱。你看好阵冷风也，［魂子随风入跪科］。"①这种

①　《元曲选》，第二册，第644　页。

②　《元曲选外编》，第一册，第197　页。

③　《元曲选》，第三册，第1064　页。

①　《元曲选》，第四册，第1407　页。

冤魂随风飘荡之说法，至今＊　在一些地区民间流传。

2。民间诸神在元代汉族民间迷信的各种神祇很多。这些神祇区别于宗教的神灵，富有民间信仰的特征，这里仅介绍其中几位神祇。

勾芒神：汉族民间信仰的农事之神。《山海经》中言其形象为"鸟身人面，乘四龙"。《元典章》载，官府以勾芒神配享三皇。《析津志》又载：每年立春，宛平县或大兴县，依上年故事塑春牛、勾芒神。"立春之日，质明，司农守土正官率赤县属官，具公服拜长官，以彩杖击牛三匝而退。土官大使，送勾芒神入祀。"②这些仪式标明朝廷官府重视农事。

关于勾芒神的容貌服色，《元典章》中说："依春牛经式，造作土牛、芒神色相施行。其芒神貌像服色装束及鞭縻等，亦就年日干支为其设施。"在民间，每年立春日，由人扮勾芒神，其首用木雕成，套在人头上，下穿红色或白色长袍，胸部开一洞口，可以往外看。在举行迎春活动中，牵牛或驱牛而行，象征勾芒神督促春牛努力耕种，预示来年丰收。《元典章》中所说的"芒神色相"指的就是人们在迎春活动中装扮此神者所戴木雕。

门神：汉族民间信仰的神祇，即传说中把守门户的神。元时把这些神的画像贴于门上，以避鬼祟。比如，在元杂剧《盆儿鬼》，第四折中有如下描写；"《红绣鞋》，白："［魂子云：］老的也，不是我不过去，只被那门神户尉当住，不放过去那。［正末云：］即如此，何不蚤说，待我再叫。。。只要分付那■■懆懆狠门神，休当住咱玎玎珰珰盆儿鬼。［唱：］只为你那门神户尉一似狠那吒将巨斧频频搯。。。［包待制云：］是是是。大家小户有个门神户尉，那屈死的冤魂，被他当住。"①戏文中描写了一屈死鬼魂欲入包待制府申冤，但被门神户尉阻挡，不能进。

一般认为，在古代汉族民间流行的门神有两种。比较早期的是神荼、郁垒，唐代以后门神形象改为秦琼和尉迟敬德。民间将他们的像，彩印于纸，贴于门上。我们从上述戏文中描写可知，元人中流行的门神为秦琼和尉迟敬德。因为戏文中出现的门神是手执巨斧的"■■懆懆狠门神"，这恰是唐代名将尉迟敬德的形象。

据记载，元代民间流行的门神不只是上述秦琼和尉迟敬德，还有一些人家或官府有时用"八仙"中的汉钟离、吕洞宾为门神，画于门额。而有些酒槽坊，"门首多画四公子：春申君、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②元代民间还有一些人家，在门上画鸡以避鬼祟。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如：张国宝杂剧《罗李郎》，第三折，《金菊香》："恰离了招商打火店门儿。早来到物穰人稠土市子。好门面好铺席好库司，门画鸡儿，行行买卖忒如斯。"①人们为什么在门上画鸡呢！这可能是古老的图腾有关。此外，"鸡"的读音谐"吉"。还有鸡能报晓，引出阳光，从而把一切魑魅魍魉吓跑，禳②　《析津志辑佚·风俗》，第202　页。

①　《元曲选》，第四册，第1406　页。

②　《元曲选》，第四册，第1577　页。

①　《元曲选》，第四册，第1577　页。

灾祛邪，平安无事。

杜康神：元代汉族民间还流行信仰杜康神的习俗。以元杂剧中描写为证。马志远《岳阳楼》，第一折，《天下乐》，白："［正末云：］小儿哥，你供养的是甚么神道？［酒保云：］这是初造酒的杜康。我供养着他，这酒客日日常满。［正末唱：］。。我待和你唤上，那登真的伯阳，你觑当，更悬壶的长房，不强似你供养那招财的杜康。"②同剧中数次提到杜康庙。这些都说明，元时不但有人即酿酒或售酒的人信仰杜康神，而且还有专门供奉杜康神的庙宇。

八仙：这是古代汉族民间信仰的八位神仙的通称。后为道教所信奉。今天人们熟知的八仙是指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他们的传说故事先后见于唐宋文人记载。元代也有很多有关八仙的传说故事，有人把这些传说故事编写成杂剧，搬上舞台，更加速了八仙在民间的传播和敬信。以八仙为题材的杂剧作品中流传至今的有马志远的《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简称《岳阳楼》）和岳伯川的《吕洞宾度铁拐李》（简称《铁拐李》）。

八仙作为群体的神仙，是在元代形成的。但群体的人选还没有固定下来。马志远《岳阳楼》中就无何仙姑，而有徐神翁，岳伯川《铁拐李》中还是无何仙姑，却又多了张果老。表现了民间诸神产生的随意性。

②　《元曲选》，第二册，第615　页。

十、禁忌习俗禁忌是一定社会信仰、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等的产物，是关于神圣或不洁事物约定俗成的禁制，表现在人们语言和行动上。有些禁忌是人们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产生的经验总结，在规范人们言行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而更多禁忌刚建立在相信神灵和巫术观念的基础上，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在元代的各民族中也流行许多禁忌，这些禁忌同样具备上述特色。此外禁忌也不是单一的民俗事象，而是存在于各种民俗活动中，是整个民俗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本文的其它章节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元代的各种禁忌的内容。但禁忌作为一种自然形成的人们言行禁制，自有其区别于其它民俗事象的特征。因此有必要以专门章节来叙述元代蒙古族和汉族中流行的各种禁忌进行一些整理和叙述。

（一）蒙古族禁忌在元代的蒙古人中流行着许多禁忌，我们不妨把它们分成物质生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禁忌等两大类。

1。物质生活方面元代蒙古人物质生活包括他们所经营的游牧经济与日常衣食住行等。

服饰禁忌：首先，帽子是蒙古人神圣不可侵犯的头饰。因此，他们最忌讳随处扔帽子或用其他东西触摸、玩弄帽子。戴在头上的帽子突然掉地下，被看作是一种灾难将要临头的预兆。这种记载在文献中屡见。据《元朝秘史》第二百四十五节载：成吉思汗弟斡惕赤斤与帖卜腾里萨满相搏时，帖卜帽子掉在炉灶旁边，其父亲急忙把他的帽子拾起，一吻放在怀里。帖卜这次被杀死。这显然是作者有意安排的情节，但这确实说明元代蒙古人流行帽子坠地禁忌。元权衡《庚申外史》中也记述了蒙古人的这种禁忌习俗①直至今日蒙古人中亦有此俗存在。

系腰，对蒙古男子来说是权威的象征，是男子汉的标志。所以，蒙古男人忌讳穿长袍不束带。元代蒙古人亦如此。向神灵祷告时须"将系腰挂在项上，将帽子挂有手上"②。这是尊敬神灵的最高礼节。与此相反，审问或惩罚罪犯时，首先"去了冠带"③。

食俗禁忌：元代的蒙古人禁忌"把奶或任何饮料或食物倒在地上。"④"他们认为，如果任何食物或饮料被允许以任何方式加以浪费，是很大的罪恶，因此，在骨髓被吸尽以前，他们不允许把骨头丢给狗吃。"⑤蒙古人的这种习俗一直流行到现在。

元代蒙古人中还有一种怪俗。如果任何人吃入一口食物，由于不能咽下去，而把它吐出口外，那么，就要在帐幕下面挖一个洞，把他从那个洞里拖

①　参见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　页。②　《元朝秘史》，第103、245　节。

③　《元朝秘史》，第103、245　节。

④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7　页。⑤　同上。

出来杀死。这种极残酷的习俗，入元后不久绝迹。

居住禁忌：在元代蒙古人中流行的有关帐幕的禁忌尤为繁多，兹举数例。如1282年成书的《心史·大义略叙》中称，北人"门高仅五尺，出入必低头，或脚犯户限，俱犯札撒。"札撒，蒙古语jú　asag　之音译，意为法禁、惩罚规定、条例等。还有帐幕里大小便等都被看作是罪恶。就禁踩门槛一项，当时出使蒙古地区的彭大雅、加宾尼、马可波罗等人都有记载。这些使臣觐见蒙古帝王时，有人不断地提醒他们不许踩踏门槛。马可波罗说，为了防止脚踏门坎，忽必烈汗宫殿大门两旁站着两名手执棍棒的侍卫。人们出入宫殿时，必须跨过门槛，如果有人犯禁，严惩。对不懂这些禁例的宾客，给他们引导和告诫。但醉酒的人也难以执行这种禁令①。马可波罗解释说，违犯这种禁忌，"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也有人则解释为脚踏门槛，无异于脚踩主人的咽喉。有趣的是汉族民间有新娘子绝对不能脚踏在门坎上的习俗。平时有人进入家门时也忌踩踏门坎②。

蒙古人帐幕里的坐次也有严格的习惯规定。他们平时尚右，帐幕内则中为上，右次之，左为下。主人或贵宾尊长中坐，男人居右，女人居左。坐次错乱，是一大禁忌。同样男人所需什物置右，妇女所需什物置左。所以鲁不鲁乞说："男人们走进一座帐幕后，绝对不能把他们的箭袋挂在妇女这一边。"③在蒙古人中还流行着一些有关草场、马匹等物质生产或交通工具方面的禁忌。如，禁忌"草生而■地者，遗火而。。草者，。。箠马之面目者。"①草场是游牧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所以严禁破坏草场，据《史集》记载，因为札剌亦儿部人在土敦一蔑年的妻子莫拏伦草场上掘草根，掘出了很多坑，因而引起残酷的战争。

自古以来蒙古人对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马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生活的好"帮手"。所以蒙古人倍加爱护马。上述有关马的禁忌，可能由此而来。《黄金史》载，成吉思汗与札木合有一天一同赶路，成吉思汗的马突然失脚，他便用鞭子抽打马的头部，札木合见之，讥笑成吉思汗为不懂道理。这虽然是一个在元代蒙古人中流行的传说，但确实说明了上述有关马的禁忌是不论任何人都应严格遵守的。

2。在精神生活方面元代蒙古人的精神生活方面的禁忌，多与他们的萨满信仰有关。如，蒙古人最敬天，他们认为天上雷鸣闪电，是天在发怒，因此最怕雷电。春夏两季，他们竟不敢在河中汲水洗手，甚至不在原野上晒晾洗过的衣服，其原因是怕上天发怒。赵珙在《蒙鞑备录》中言：蒙古人"闻雷声则恐惧不敢行师，曰：天叫也。"《黑鞑事略》云："遭雷与火者尽弃其资畜而逃必期年而后返。"徐霆言：蒙古人害怕雷电，"鞑人每闻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亸（duò，音躲，下垂）避状。"②这些都说明蒙古人忌讳雷电之俗之深厚。

①　《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　页。

②　任骋：《中国民间禁忌》，作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　页。

③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113　页。

①　《黑鞑事略笺证》，《蒙古史料校注四种》，第17　页。

②　《黑鞑事略》。

蒙古人也信仰火和水，因此蒙古人的水和火的禁忌名目繁多而施行严格，且来源也颇古。它可能是人类对水火的幼稚的认识所产生。蒙古人相信，水和火是极纯洁，严禁任何方式污染水或触怒火的神灵。如，拿小刀插入火中，或拿小刀以任何方式去接触火，或在火旁拿斧子砍东西，或灰里大小便等都被看作是污染圣洁的火或触怒灶神。火可以净化污秽和灾邪，办法是烧起两堆火，从中间通过。有关水的禁忌有：在水里大小便，夏季在河水中脱衣服，甚至用手汲水，都看成对水的污染。这些对水和火的禁忌，初由习惯法来保护，后来成文法中又加以肯定。

有关习尚的禁忌，如：严禁宫帐斡耳朵右上方行走，"骑马相向者其左而过则谓之相顺，食人以肉而接以左手，则谓之相逆"①，这些都与蒙古人尚右习俗有关。还有一些"以盈为吉"的习俗。如古匈奴人"月盛则攻战，月亏则退兵"的习俗在元代蒙古人中依然保存，"视月盈亏以为进止"②，对此各种史书有详细载录，恕不一一举例。此外，蒙古人空手去他人家，视为不吉。有些西方旅行家不懂得这种习俗，惹出很多麻烦。

元代蒙古人中还有一些来历不明难以解释的禁忌。如《黑鞑事略》记载："轴毳簾而外者责其心。"据记载，在祭祀成吉思汗时，迎驾成吉思汗"遗容"的御车轮子不许外露。据主持成吉思汗祭典的世家--达尔哈特人传，这是从成吉思汗时期流传下来的习俗③。可见当时实有此俗。

有些史料表明，元代蒙古人中已经形成了下属或晚辈不能直呼尊长的名字。如，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子拔都，以"喝醉酒，敢提我的名字"为由，将察阿歹之孙不里杀死。又如托雷（成吉思汗四子）死后，人们回避他的名字，改称他为"大那颜"，甚至把蒙古语中的"托雷"（toli，镜子）改用突厥语同义词"库兹古"（k＆＆o zg｛）。后来将此俗由官方条文形式固定下来，至元九年（1272年）八月明文规定，"上位的大名字休题者，那般胡题着道的人，口里填土者"①。又如，""薛禅"二字，人皆可以为名，自世祖皇帝庙号之后，遂不敢用。"②薛禅，蒙古语sechen　之音译，为蒙古官号。后为忽必烈蒙古语庙号。说明，在元代蒙古人回避御名的用字，渐趋制度化。（二）朝廷民俗杂禁有元一世，朝廷官府颁布了很多有关民俗方面的禁令。这些禁令与元代各族人民中流行的各种禁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禁忌事项在元代法令上的反映。在这里介绍几项内容。

1。官民仪礼禁忌元廷规定的许多禁令中有不少涉及到封建等级仪礼。如元廷一禁令称："诸公筵不得令妇女及无官人预坐。"③又如，诸人行路街巷，贱避贵，诸军

①　《黑鞑事略》。

②　《黑鞑事略》。

③　《成吉思汗祭典》，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　页。

①　《通制条格》卷2，《仪制》，"臣子避忌"。

②　《南村辍耕录》卷2，"权臣擅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9　页。③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至元杂令》，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6、35　页。民公吏遇职官，须下马回避。

在姓名方面也有一套讳法："诸人姓名与古王及周公、孔子同者，并合回避。若同音及复名单犯或单名复犯者，不在此限。"①并规定诸人名字不得犯官称及龙字。

在诸人书信来往中禁用"万福"字样。"万福"初为汉族贵妇相见或书信来往中所用的礼仪词，后为社会各阶层人士中广泛使用。这次朝廷禁"万福"是犯"万岁"所致。在元代官吏所用书袋质料、尺寸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违者并委所司纠察"。

在元代，对品官车制也有禁限，如，"诸车者，一品官所用银，螭头，二品、三品不得施银，准凉棚柱竿月板许用银狮头。四品、五品狮头，六品以下云头，庶人平佩。"②在住室方面，禁忌私人不得用纯黄纯红帐幕。"除寺观五岳四渎孔子庙许红门外，余并禁断。"③在服饰方面，元廷还规定："若经宣赐銮舆服御，与日月云肩龙风文、红黄服、玉鞘服，皆须更改（原注：龙去一角，鞘一眼之类），即服用物上亦不得近似龙，违者没官。"④元廷对品官命妇的服饰禁限是"宗室及外戚甚品命妇衣服用明金，依使品官之官妇女唯首冠、霞帔、领袖、系腰用明金，衣服用金条压绣，余并禁。"⑤这些是至元年间的禁限，后来顺帝时，又有进一步的禁忌。后至元四年（1338年），"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⑥元廷对马及马鞍的装饰也有禁限，如至元八年（1271年）闰十一月，"禁缯缎织日月龙虎，及以龙犀饰马鞍者"①。至正四年（1344年）十一月，"禁外官民宴会不得用珠花。"②朝廷不仅对品官等有种种禁限，又对民间的一些活动也有禁令。如"诸民间祈赛迎引，皆不得用龙凤旗帜、兵林及清江黄明金衣服。"③此类有关民俗杂禁很多，这里不一一举例。

2。动物诸禁元朝是由北方蒙古民族统治的封建帝国，而蒙古族是典型的游牧狩猎民族，他们中间流行很多有关与游牧狩猎生活相连的动物禁忌。蒙古人始信佛教以后，这些禁忌又发生一些变化或产生新的禁忌内容。在元代，蒙古人的这些禁忌往往以朝廷禁令的方式出现在官方文件上。

宰捕孕畜禁忌：元廷在至元年间的一禁令称："诸杂畜有孕皆不得杀（原注：猪羊亦同）。其野物春月含羔时分，亦不得采捕。若有误杀含羔窠羊者，于尚良义改。其外路令所在官司陈首。"④对孕畜的宰捕，元蒙古皇帝亲自下

①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至元杂令》，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6、35　页。②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至元杂令》，"品官车制"，第36　页。

③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至元杂令》，"寺庙"，第38　页。

④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至元杂令》，"私家车服"，第38　页。

⑤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至元杂令》，"民俗杂禁"，第41　页。

⑥　《元史》卷41，《顺帝纪》2。

①　《元史》卷7，《世祖纪》4。

②　《元史》卷41，《顺帝纪》4。

③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至元杂令》，"民俗杂禁"，第41　页。

④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至元杂令》，"禁宰孕畜"，第38　页。

令禁止。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八月皇帝圣旨称："自正月至七月，为野物的皮子肉歹，更为怀羔儿的上头，普例禁约有。"⑤元廷不但对蒙古人、汉人的打捕孕畜、围猎有禁令，而且对色目人也有禁限。至元三十年（1293年）五月元廷禁令称："依在先圣旨体例里，正月为头怀羔时分，河西每、憨哈纳恩、阿陈每、汉儿人每，不拣谁休围场者。"①河西人、憨哈纳思人、阿陈人都为元代的色目人。围场是一种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如果不得时机，野兽肉不好吃，毛皮容易蛀虫，尤其是对野物的繁殖颇有影响。所以元帝圣旨云："那期间围场呵，肉瘦，皮子虫蛀，可惜了，性命无济有，野物呵也尽了去也。"②在古代蒙古人中流行禁忌宰捕孕畜的习俗，始信佛教之后，宰杀孕畜又被认为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孽。

有元一世，朝廷还多次颁布屠禁日期。如至元十七年（128O年）十二月，中书省的一文件称："今年正月五月里各禁断拾个日头宰杀来，新年里依着那般体例禁断宰杀呵，怎生？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③说明，在元代，从至元十七年，每年正月、五月各屠禁十天。

此外，夏历三月初八是"佛降生的日头，当月十五日佛入涅槃的日头"，而三月初三日皇帝圣节，因此，元廷规定，"三月初一日为始至十五日，大都为头各城子里禁断宰杀半月，羊畜等肉休教入街市卖者，也休教买者。"④并把此项禁令，以文字形式颁发到各行省，作为一种禁忌固定下来。元廷还规定，"寺观内并禁宰杀，。。诸国忌日，公私皆断宰杀。"⑤此外，还规定"初一日、初八日、十四日、十六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以上六日如遇日月蚀，并不杀生，禁酒乐断屠。"⑥这些都说明元代的各种屠禁日期名目繁多，其中多与宗教迷信有关。

元廷还规定禁捕益鸟珍禽。如秃■、天鹅等。大德三年（1299年）七月十八日，中书省奏：扬州淮安农田生蝗虫，这时飞来五千多只秃■，吃蝗虫。它们并不害怕打蝗虫的农民，吃饱蝗虫，就吐出来，又接着吃。这些秃■在飞来飞往中用翅膀打掉很多蝗虫。有人把秃■画下来呈送皇帝看，并断言，"自来不曾听得这般勾当，皇帝洪福也者"。于是皇帝圣旨称："这飞禽行休打捕者。好生禁了者。"①元廷还规定禁捕天鹅、鹚、■、■、雁、鸭等禽类。但后来有人提出异议，"江南百姓食用雁、鸭，养喉嗉急有，都禁了呵，他百姓每食用甚么！"后来元廷不得不下令，只禁捕天鹅、■、鹚、■②。天鹅是在蒙古人眼里是一种神鸟。元以前有些蒙古部落还以天鹅等飞禽当作图腾加以崇拜。上述有关天鹅等飞禽的禁忌是来自蒙古人中的这种古老的信仰习俗。

⑤　《通制条格》卷28，《杂令》，"围猎"，浙江古籍出版计1986年版，第302　页。

①　《通制条格》卷28，《杂令》，"围猎"，第303　页。

②　《通制条格》卷28，《杂令》，"围猎"，第303　页。

③　《通制条格》卷28，《杂令》，"屠禁"，第306　页。

④　《通制条格》卷28，《杂令》，"屠禁"，第306　页。

⑤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至元杂令》，"寺庙"，第38　页。

⑥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至元杂令》，"日月饰六条"，第42　页。

①　《通制条格》卷27，《杂令》，"禁捕秃鹙"，第278　页。

②　《通制条格》卷27，《杂令》，"禁捕天鹅"，第278　页。

3。汉族民间禁忌元代汉族民间，想必流行许多禁忌。但由于种种原因，载于史乘，传至今日者甚少。这里我们只得主要以元忽思慧《饮膳正要》所记元代汉族中流行的若干禁忌事项为依据，作一简略叙述。

（1）饮食禁忌《饮膳正要》一书中记述了一些饮食方面的禁忌事项。书中首先认为："善养性者，先饥而食，食勿令饱；先渴而饮，饮勿令过。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盖饱中饥，饥中饱，饱则伤肺，饥则伤气。若食饱不得便卧，即生百病。"①这些饮食禁忌与忠告，对今天的人来说也具有借鉴之处。以下分别记述该书中的有关饮食避忌。

食物避忌：《饮膳正要》卷一记述的在元代汉人中流行的食物禁忌有：一，凡热食有汗勿当风，发痉病，头痛目涩多睡。

二，夜不可多食；一日之忌，暮勿饱食。

三，本命日及父母本命日，不食本命所属肉。

四，莫吃空心茶，少食申后粥。

五，凡早皆忌空腹。

上述数条中，大都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可见，这些禁忌是人民大众饮食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应该认真对待。但忽思慧毕竟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尚未发达时期的人，因此，他对元代民间流行的禁忌事项的采录是欠缺正确分析的，上述第三条即是。

饮酒禁忌：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一《饮酒避忌》中记录了元代民间流行的有关饮酒禁忌。这也是该书中采录最多的禁忌习俗。首先，他对酒的性味作一番评论之后说："酒。少食尤佳，多饮伤神，损寿，易人本性。其毒甚也。醉饮过度丧生之源。"②因此，饮酒时禁忌以下事项：一，醉勿酩酊大醉，即终身百病不除。

二，酒不可久饮，恐腐烂肠胃，渍髓蒸筋。

三，醉不可当风卧，生风疾；醉不可向阳卧，令人发狂。

四，醉不可令人扇，生偏枯；醉不可露卧，生冷痹。

五，醉而出汗当风，为漏风；醉不可卧■穰，生癞疾。

六，醉不可强食嗔怒，生痈疽。

七，醉不可走马及跳踯，伤筋骨。

八，醉不可冷水洗面，生疮。

九，醉不可高呼大怒，令人生气疾。

十，晦勿大醉，忌月空；醉不可饮酪水，成噎病。

十一，醉不可便卧，面生疮疖，内生积聚。

十二，大醉勿燃灯叫恐，魂魄飞扬不守。

十三，醉不可饮冷浆水，失声成尸噎。

十四，饮酒，酒浆照不见人影勿饮。

十五，空心饮酒醉，必呕吐。

十六，醉不可强举力，伤筋损力。

十七，酒忌诸甜物；酒醉不可食猪肉，生风。

①　《饮膳正要》卷1，《养生避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9　页。②　《饮膳正要》卷1，《饮酒避忌》，第48　页。

十八，饮酒时大不可食猪羊脑，大损人，炼真之士尤宜忌。

十九，酒醉不可当风乘凉、露脚，多生脚气。

二十，醉不可卧湿地，伤筋骨生冷痹痛。

二一，醉不可澡浴，多生眼目之疾。

二二，如患眼疾人切忌醉酒食蒜。

以上有关饮酒禁忌，大多仍有一定的科学道理；而有些禁忌所包含的合理性，待于分析研究；其余则是迷信色彩较浓的禁忌事项。在此不一一讨论了。

妊娠与乳母食忌：《饮膳正要》第一卷中又记述了有关妇女妊娠和乳母食忌。前者如下：一，食兔肉，令子无声缺唇；食山羊肉，令子多疾。

二，食鸡子、干鱼，令子多疮；食桑椹鸭子，令子倒生。

三，食雀肉饮酒，令子心淫情乱不顾羞耻。

四，食鸡肉，糯米，令子生寸白虫。

五，食雀肉豆酱，令子面生点黯。

六，食龟肉，令子项短；食驴肉，令子延月。

七，食冰浆绝产；食骡肉，令子难产。

乳母食忌如下：一，夏勿热暑乳，则子偏阳而多呕逆；冬勿寒冷乳，则子偏阴而多咳痢。二，母不欲多怒，怒则气逆，乳之，令子颠狂。

三，母不欲醉，醉则发阳，乳之，令子身热腹满。

四，母若吐时则中虚乳之，令子虚羸。

五，母有积热盖赤黄为热乳之，令子变黄不食。

六，母勿太饱乳之；母勿太饥乳之；母勿太寒乳之；母勿太热乳之。

七，子有泻痢腹痛夜啼疾，乳母忌食寒凉发病之物。

八，子有积热警风疮痬，乳母忌食湿热动风之物。

九，子有疥癣疮疾，乳母忌食鱼蝦鸡马肉发疮之物。

十，子有癖疳■瘦疾，乳母忌食生茄黄瓜等物。

以上诸禁忌中，妊娠禁忌，多流行于民间，并能在元以前的古俗中找到根源。比如，第一条，《论衡·命义篇》云："妊妇食兔，子生缺唇，"可见汉代已有此俗存在了。这种禁忌是民间的一种"同类互感"的巫术迷信思想的反映。又如，第六条，"食龟肉，令子项短"，则是乌龟常将头缩进龟壳中的联想；孕妇如果吃了驴肉，会如驴的怀胎期一样，会超过十个月而到十二个月。诸如此类，其它禁忌事项，大多能够以"同类互感"观念来解释。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乳母食忌中的多数为含有一定科学道理的俗信。

（2）养生禁忌在元代的汉族中还流行一些保健养生禁忌，又以《饮膳正要》一书中记录为证。除上述有关饮食禁忌之外，该书中采录的养生禁忌有：一，立不可久立，伤骨；坐不可久坐，伤血；行不可久行，伤筋；卧不可久卧，伤气；视不可久视，伤神；食饱勿洗头，生风疾。

二，沐浴勿当风，腠理百窍皆开，切忌邪风易入。

三，大风大雨大寒大热，不可出入妄为。

四，勿望远极目观，损眼力，坐卧勿当风、湿地。

五，怒不可暴怒，生气疾恶疮。

六，避色如避箭，避风如避仇。

七，凡食讫，温水漱口，令人无齿疾口臭。

八，盛热来，不可冷水洗面生目疾。

九，凡枯木大树下久阴湿地不可久坐，恐阴气触人。

十，不怒百神安畅；不恼心地清凉；乐不可极，欲不可纵。

以上各类中都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是古代汉族民间养生之道的结晶。但该书中的养生禁忌，不一定都如此。请看以下数项。

一，不可登高履崄，奔走车马，气乱神警魂魄飞散。

二，夜勿燃灯睡，魂魄不守；昼勿睡，损元气。

三，食勿言，寝勿语，恐伤气。

四，凡遇风雨雷电，必须闭门端坐、焚香，恐有诸神过。

五，远唾不如近唾，近唾不如不唾。

六，虎豹皮不可近肉铺，损人目。

七，立秋日不可澡浴，令人皮肤粗燥，因生白屑。

不言而谕，以上禁忌事项，大都没有什么科学道理的俗信。虽然有的禁忌事项的目的中包含一些合理部分，但其解释是迷信的。比如第五项。唾液是口腔中分泌的液体，作用是使口腔湿润，使食物变软容易咽下，还能分解淀粉、有部分消化的作用。因此，现代科学提倡不吐唾沫。而古代民间俗以为唾液中含元神和魔力的。因此一般禁忌吐唾沫。上述第五项禁忌是在这种观念基础上产生的。其它一些禁忌的来源则是人们宗教信仰观念，此不一一说明了。

（3）大小便与房事禁忌便溺是人们生理所必要的行为。但自古人们对便溺存在着亵渎的忌讳心理，因而出现了种种禁忌。并且这些禁忌在很多民族或时代是共同的。元代也不例外。

在《饮膳正要》一书中记录了元代汉族民间流行的几条有关大小便的禁忌。

一，勿向星辰日月神堂庙宇大小便。

二，勿向西北大小便。

三，醉不可忍小便，成癃闭膝劳冷痹；醉不可忍大便，生肠澼痔。

以上第一、二项是有关便溺的方向和处所的禁忌。星辰日月是人们崇拜的对象；神堂庙宇则是祭祀祖先、神灵的场所。所以人们禁忌向着它们便溺。"勿向西北大小便"，则是人们信仰北斗星有关。

上述有关便溺禁忌则是从健康的角度去考虑的，如第三条。且不说该项禁忌的合理性到底占多少比重。但确实是从人们的防病强身去考虑的。现代医学也告诫人们，在任何情况下，忍大小便，对人的健康是无益的。

房事指性行为、性生活。在元代汉族民间也流行房事方面的禁忌。又以《饮膳正要》中记载为证，如：一，终身之忌，勿燃灯房事。

二，如患目赤病，切忌房事，不然令人生内障。

三，醉不可接房事，小者面生点、咳嗽，大者伤脏、澼痔疾。

四，新房事劳伤，乳之，令子瘦痒，交胫不能行。

在中国民间有性行为为不洁的观念，其来源主要是妇女不洁的观念引起的。由于认为性行为不洁的，所以又产生了性行为忌讳直露人前的观念。即是夫妻之间的性行为、性生活也不外露的，因此一般行房事还要避开日月灯光能照耀到的地方。以上第一条禁忌是在这样观念的背景下产生的。上述禁忌中第二、三条则是出于养生考虑的，第四条是乳母行房事，对婴儿发育可能造成影响等方面去考虑。但这些解释似无科学依据。

十一、娱乐习俗在元代，各民族人民中流行各式各样的嬉戏娱乐活动。它们主要流行在少年儿童中间和节日里成人娱乐节目之中以及宫廷和上层社会人士玩乐中。元代的娱乐活动种类繁多，其中多为从固有习俗沿袭而来，而有些则是在当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蒙古族的娱乐元代蒙古人娱乐活动主要是在他们所经营的狩猎、游牧等生活中产生。

因此，其内容多与他们经济生活有关。其形式也丰富多采。

1。摔跤摔跤，蒙古语称b＆＆o ke。是北方民族体育或娱乐的一种形式，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匈奴时期，从陕西长安汉上林苑（今沣西客省庄）发掘的匈奴墓中发现了长方形铜牌，铜牌的透雕花纹是两人互相搂住对方的腰部和一腿作摔跤状①可见匈奴族有摔跤的习俗。有关13世纪蒙古人的摔跤习俗在《蒙古秘史》中记述较多。当时已产生了有名的摔跤手。如成吉思汗异母弟别勒古台是有名的摔跤手，他"如常相搏"，赤裸右膀走。不里孛阔（孛阔，b＆＆o ke，力士，摔跤手）是主儿乞部的有名的摔跤手。

元代蒙古人在节日或祭祀活动之后必有摔跤表演或比赛。摔跤表演的健儿们，"皆穿白布短衫，窄袖，而领及襟率用布七八层密缝之，使之坚韧不可碎"。这种摔跤服，蒙古语叫做"卓铎克（jodok）。卓铎克，式样各地不尽相同。有的用白毡帖花镶边精作的。边上嵌上一排闪闪发光的大铜帽钉。其背部多用团文图案装饰，穿起来像盔甲一样威武壮观。摔跤裤是肥大的外罩贴花套裤，也有的贴花、绣花结合，绣上各式盘肠、云纹。力士一般脚登传统的布利阿耳鞋，或自制的马海绣花靴，头缠红、蓝、黄三色头巾，并在脖颈上挂有五彩飘带（jangga）。

蒙古摔跤规则，"徒手相搏，而专赌脚力，胜败以仆地为定"。参赛者"初则两两作势，各欲俟隙取胜；继则互相纽结，以足相掠，稍一失即拉然而仆矣。即仆，则敛手退，胜者跪饮一卮而去"①，有时败者与胜者一同绕场作"祃克式"舞而去②。比赛不分等级，采取依次淘汰式的方法。最后决出头、二孛阔。

2。骑射骑射，即竞赛骑马射箭，是蒙古人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古匈奴时期。《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载："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辽宁西丰匈奴墓出土青铜饰件，更有匈奴人的走马、射箭等诸形象。元代，骑射在蒙古人中很兴盛。男女老少皆喜欢。汗或那颜贵族也以骑射为乐。徐霆亲眼看见，窝阔台汗同随从数人在帐外射箭娱乐，

①　见《1955-57年，陕西长安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　期。

①　赵翼：《簷暴杂记》卷1。

②　贾敬颜：《民族历史文化萃要》，"打莽式与跳步札"。

汗"射四五箭，有二百步之远射，射毕即入金帐"①彭大雅说："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俾手有所执，从众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长也，四时业田猎。凡其奔骤也，跂立而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二三，疾如飚至，劲如山压，左旋右折如飞翼，故能左顾而射右②。

骑射又是蒙古人比试箭术臂力与马技的竞技手段。据《元朝秘史》载，成吉思汗两个儿子发生争执，拙赤对察哈台说："我与你赛射远，你如胜我时，便将大指剁去！我与你相搏，你若胜我时，倒了处再不起！"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儿是神箭手，合撒儿子也松格也是神箭手，早在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战败花剌子模，在布花苏其海之地，举行盛会，比赛骑射，也松格射三三五步，中的。后为他立碑纪念③。

3。打球"打球"，也叫"击鞠"或"击球"，是蒙古人自古喜爱的体育活动之一。它的历史也回溯到古匈奴时期。球是用皮制作的，中间塞绒毛。游牧民骑在马上打这种球。契丹、女真族亦有此俗。十三世纪蒙古人中"打球"之俗甚盛。赵珙在他的《蒙鞑备录》中说，蒙古人"击鞠止是二十来骑，不多用马者，尔恶其閧闹也。击罢，遣人来请我使人至，彼乃曰："今日打毬，如何不来？"答曰："不闻钧旨相请，故不敢来。"国王乃曰："你来我国中，便是一家人，凡有宴聚打毬，或打围出猎，你便来同戏，如何又要人来请唤。因大笑而罚大杯。"文中所说的"国王"是蒙古军统帅木华黎。木华黎国王将打毯与狩猎等游戏相提并论，足见这项运动受到蒙古人喜爱。

蒙古人入主中原，统一全国以后，此项运动仍在他们中流行。元代人熊梦祥《析津志》，《风俗》中言："击球者，今（金？）之故典。而我朝演武亦自不废。常于五月五日、九月九日，太子请诸王于西华门内宽广地位，上召集各衙万户、千户，但怯薛能击球者，咸用上等骏马，系以雉尾、缨络，索缀镜铃、狼尾、安答海，装饰如画。玄其障泥，以两肚带拴束其鞍。先以一马前驰、掷大皮缝软球子于地，群马争骤，各以长藤柄球杖争接之。而球子忽绰在球棒上，随马走如电，而球子终不坠地。力捷而熟娴者，以球子挑剔跳掷于虚空中，而终不离于球杖。马走如飞，然后打入球门中者为胜。当其击球之时，盤屈旋转，倏如流电之过目，观者动心骇志，英锐之气奋然。"①对元宫廷击球活动描绘得活灵活现，使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元代分封在外的蒙古贵族每遇节庆也要举行击球比赛：《析津志》又载："如镇南王之在扬州也，于是日王宫前列方盖，太子、妃子左右分坐，与诸王同列。执艺者上马如前仪，胜者受上赏；罚不胜者，若纱罗、画扇之属。"②明初，朱元璋之孙同宪王朱有燉撰《元宫词百首》，其中一首："王孙王子值三春，火赤③相随出内闉。射柳击球东苑里，流星骏马蹴红尘。"④朱有燉

①　《黑鞑事略》。

②　《黑鞑事略笺证》，第18　页。

③　道布，《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民族出版社1983　版，第3　页。

①　《析津志辑佚》，1983年，北京古籍出版社，第203　页。

②　《析津志辑佚》，第204　页。

③　火赤，蒙古语qor。i　音译，元文献中常作"火尔赤"，意为持弓者，指怯薛执事人员之一种，充当皇帝词中"元宫中实事"，来自"元后之乳姆女"所述，故史料价值，自然很高。上述记载说明，元代贵族在重阳、端午或"三春"之时举行击球比赛，作为节日庆贺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蒙古族的击毯或打球与汉族的"蹴鞠"有区别，击球或打球者，骑马打球，故有人称之为"马球"。"蹴鞠"者用脚踢球。

4。射柳射柳，是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皆喜爱的体育游戏活动。其方法："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①元宫廷射柳之戏颇盛，上述朱有燉词中描绘甚是。宫廷中如此，分封在外的蒙古贵族每遇节庆也要举行射柳比赛："剒柳者端午日，质明镇南王于府前张方盖，与王妃偕坐焉。是时覃王妃同在，诸王妃咸坐焉。仍各以大红销会伞为盖，列坐于左，诸王列坐于右。诸王行觞为节令寿。前列三军，旗帜森然。武职者咸令剒柳，以柳条去青一尺，插入土中五寸。仍各以手帊系于柳上，自记其仪。有引马者先走，万户引弓随之，乃开弓剒柳。断其白者，则击锣鼓为胜。"②其赏罚如打球。剒（cuò，音措，斩；割）柳，即射柳。这些都说明，射柳是元代的达官贵族所喜爱的一项游戏活动，是一种精彩的骑射比赛，获胜者不但具备高超的骑术，还要掌握娴熟的射技。所以称其为"武将耀武之艺"①。

5。玩石阿石阿（　Sú　aa），是蒙古族古老的游戏之一。汉语称打髀殖（又称髀石）。

石阿即髀石，羊等动物内踝骨。其四周形状尽不同，可为玩具。玩石阿之风，渊源颇古。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美岱村南宝贝梁山沟挖掘出的北魏砖墓中发现了铜制髀石一具，长3.1　厘米。②《辽史》载，"穆宗应历六年（956）十月，与群臣水（冰）上击髀石为戏。"③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红格尔之宫胡同等处金代墓葬中，也发现羊髀石一枚④。

有元一世，玩石阿之风尤盛。《元史》卷一《太祖纪》：成吉思汗祖先咩撚笃敦第七子纳真去押剌伊而部，路逢牧者童子数人，"方击髀石为戏，纳真熟视之，亦兄家物也"。据《元朝秘史》一一六节载，"帖木真十一岁，于斡难河冰上打髀石时，札木合将一个郤子髀石与帖木真，帖木真郤将一个的护卫侍从。

④　《宫词小纂》，《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0　页。

①　《金史》卷35《礼志八》。

②　《析津志辑佚·风俗》，第204　页。

①　《析津志辑佚·风俗》，第204　页。

②　《内蒙古文物资料选集》，119　页及图版32　页。

③　《辽史》卷68《游幸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43　页。

④　《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四子王旗红格尔地区金代遗址和墓葬》。铜灌的髀石回与札木合，做了安答"⑤。可见，石阿不仅是蒙古成人，更为蒙古儿童的玩具，而且也是人们相互间赠送的礼品。

玩石阿，后来已经流传到元朝各地。老幼喜玩。反映元代其他民族生活的杂剧描写为证，如：关汉卿《哭存孝》第一折《后庭花》："你饿时节挝肉吃，渴时节喝酪水，闲时节打髀殖，醉时节歪唱起。"⑥郑德辉《三战吕布》："某正在本处于小厮每打鹘殖。"①李寿卿撰《伍员吹箫》第一折，白："我如今着我大的孩儿费得雄。他也是个好汉，常在教场中和小的们打髀殖耍子。我如今着人叫他来。"②《九宫八卦阵》，第一折，白："闲来所事都不做，帐房后头打髀殖。"上述实例说明打髀石之戏，在内地流行较广，仍然是深受各阶层人士所喜爱的游戏。至于它的玩法，《帝景物略》卷二称："是月（十月）羊始市，儿取羊后胫之膝之轮骨，曰"贝石"，置一而一掷之。置者不动，掷之不过，署者乃掷；署者若动，掷之而过，胜负以生。其骨轮四面两端，凹曰"真"，凸曰"诡"，勾曰"骚"，轮曰"背"，立曰"顶骨律"；其顶岐亦曰"真"，平亦曰"诡"。盖真胜诡负而骚背间，顶平再胜，顶岐三胜也。其胜负也以贝石。"贝石即髀石。

6。鹿棋鹿棋（bogenjirge）：自古以来，蒙古民间流行着叫做"吉日格"（jirge）的棋类游戏，据吴金宝、苏德必力格等人搜集整理的《蒙古儿童传统游戏》一书介绍，这种游戏种类多至二十多种。鹿棋是其中之一。

鹿棋来源甚久，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盖山林同志在阴山岩洞里，竟发现了一幅鹿棋棋盘的凿刻画面。据考证，这种岩画属于公元七八世纪。可见鹿棋至今已有一千二三百年的历史。据陈弘法的《鹿棋探源》，1948年至1949年期间，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蒙古帝国古都哈剌和林窝阔台汗宫废墟中，出土了一幅鹿棋棋盘。其格式与现在流传的完全一样。据《元史》记载，窝阔台汗1235年建成行宫，名曰万安宫。在此废墟中发现鹿棋棋盘，说明鹿棋是当时行宫中的娱乐活动之一。

鹿棋的运行法一般有五套，由简至繁，反映了其发展变化的历史。比如，"一鹿棋"或"羊羔棋"，就比较简单的，适合于儿童的游戏。其棋盘是三角形的，由三角形中十字交线形成七个点，三角形顶端有一座山，形成平顶形，也有若干个点。这种棋由两人对弈。一方持一子，叫做"鹿"（bog），一般用石块或木块代替。另一方持七个子，叫作"狗"（noqai），一般用小木块、杏核等代替。开棋前，鹿摆在山上某点。对弈开始，狗先走一格，然后鹿走，鹿跳过一只狗，就算把这只狗跳杀了。但是遇有两只狗横在面前，鹿就不能跳杀，只好向空点移动。持狗子的一方，每次可在棋盘内添入一子，设法造成两只狗相连的局势，以阻止鹿向前跳杀，并限制鹿的行动。最后持狗子者如堵死鹿，就胜。如果持鹿者吃掉两只狗就获胜。鹿棋游戏中叫做四鹿棋比较复杂，适合于成年人。

⑤　安答（anda），义兄弟之意。结安答，契丹、蒙古之俗。结安答必以交换礼物为条件。

①　《元曲选外编》，第二册，第467　页。

②　《元曲选》，第二册，第647　页。

（二）汉族的娱乐元代汉族的娱乐习俗，基本上与前代同。但也有受到其他民族影响，新产生的习俗，以上章节中已涉及到了上述内容，这里仅介绍汉族传统的娱乐游戏若干。

1。竞技艺元代汉族赛技艺竞技内容的游艺活动，以各种棋类为代表。这里仅介绍围棋和双陆等几种。

围棋，中国传统棋种，起源甚古，先秦时已有之。从戏曲文艺作品中描写来看，元代人也喜爱围棋，如：元剧《百花亭》第一折，白："他便是风流王焕，据此生世上聪明，今时独步。围棋递相，打马投壶，。。端的个天下风流，无出其右。"

李文蔚撰杂剧《蒋神灵应》第二折，白："。。相公请坐，老夫闻知相公善能围棋。令人将过围棋来者，我与老相公手谈数着咱。［卒子云：］理会的。［做抬棋卓上科云：］围棋在此。［王坦之云：］可矣可矣。丞相请着棋。［做下棋科：］［王坦之云：］老丞相围棋之间，可请令姪谢玄观棋，有何不可？。。［正末云：］叔父，唤您姪儿来有何事？［谢安云：］谢玄，我唤你来观棋。［王坦之云：］小将军勿罪。小官与老丞相下此一盘棋请将军观棋。［正末云：］观棋之意，如用兵之法。方圆动静，可得闻乎。［唱］《牧羊关》：这棋布关天象。似星分运斗枢。［王坦之云：］这方圆动静可是如何。［正末唱：］有方圆动静亲疏；静埋伏暗计包藏；动交战功城必取。［王坦之云：］小将军，你观此棋，如排兵布阵相似也。［正末唱：］圆用兵如棋子，方下寨似棋局，倚亲者添雄壮，接疏情势似孤。"①从该戏文前后内容来看，这里围棋完全用于军事。这也许是元围棋的一大特色。

在元代围棋理论到实践经验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丰富。对此，杂剧《蒋神灵应》的作者，通过剧中人物"老丞相"之口，阐述了有关围棋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诸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围棋的设制等问题：围棋棋盘的四角，按四时春夏秋冬设制。上有方圆动静，方者为盘，圆者为子。动者为阳，静者为阴。棋有一十九路：一天，二地，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星，八方，九州，十干，十一冬，十二支，十三闰，十四相，十五望，十六松，十七生，十八却，十九朔。此外有五盘小棋势：小巧势、小妙势、小角势、小机势、小屯势。棋盘有三百六十路，按一年三百六十日制订。又有二十四盘大棋势，这些大棋势是：独飞天鹅势、大海求鱼势、蛟龙竞赛势、蝴蝶绕园势、锦鲤化龙势、双鹤朝圣势、黄河九曲势、华岳三峰势、寒灰发焰势、枯木重荣势、彩凤翻身势、游鱼脱网势、虎护山峪势、两狼斗虎势、七熊争霸势、六出岐山势、七擒七纵势、九败章邯势、对面千里势、兔守三穴势、野马跳涧势、批亢摀虚势、三战吕布势、十面埋伏势。

其次关于下围棋者的技艺：一安详，二布置、三用机、四捨弃、五温习、六究理、七自见、八知彼、九从心、十远意。但是远不可太疏，疏则易断，

①　《元曲选外编》，第一册，第248　页。

而近不可太促，促则势微。欲下一子，先观满盘。从初至末，着着当先。追杀，不可太过；妙算，恭心却战；认真，弃少就多。初间布置张罗，次后往来规措。攒三聚五死难移，角盘曲四休疑，误内外相连，周围四顾。

其三，关于棋手的心理素质和棋风：首先气清意美，生智添机，须观紧慢，要见迟疾，外静内动，身定心逸，喜中隐怒，安里藏危。省语者高，强语者低，自强者败，本分者宜。赢了的似那无声之乐，无故生欢，讴歌小令，鼓腹忻然，巧言相戏，冷语相搀，精神抖擞，语话谦谦。而输了的似那无丧之疼，嗟叹哀憐，速速的胆战，紧紧的眉攒，双关里胡撞，死眼里胡填，打劫处胡纽，虎口里胡钻。这些都是下棋者为戒①。

最后，"老丞相"以一首诗总结前述，曰："数着残棋用意深，包藏天地在其中。周智施谋生妙算，局中已有定乾坤。"

元人的这些论述，深入显出，富有哲理，分析精细，规劝入微。可知元代围棋之兴盛。

打双陆：双陆，古代一种棋名。打双陆，即玩双陆。双陆之戏唐时已有。从元杂剧等文学作品来看，元代仍流行双陆之戏，有时称打马。如，王实甫《丽春堂》第一折，白："他说道明早叫俺这几个管军的元帅都到香山赏玩。安排筵宴款待俺。前人赐与我的一领小宝珠衣。明日穿到香山去。我与四丞相不射箭。和他们打双陆，将我这八宝珠衣，睹他那锦袍玉带。他必然输与我也。我若赢了他呵，便是我平生之愿［诗云］我一生好唱曲，弓马原熟。明日到香山，只与他赌双陆。"①秦简夫撰杂剧《东堂老》第三折《中吕粉蝶儿》："谁家个年小无徒，。。出来的拨琵琶打双陆，把家缘不顾。"②无名氏《玩江亭》第一折，白："小可人酆州人氏，姓牛名璘。家中颇有些资财，。。平日之间，好打双陆、下象棋、析牌道字，顶真续麻、无所不道，无般不晓。"③《盛世新声》，《南吕一枝花·心怀雨露恩》："行乐时柳营内调丝弄竹，消闲时花阴外打马藏阄。"

从上述几项举例来看，元时的双陆之戏，在"管军元帅"、家中颇有资财者或"风流王焕"等上层社会中流行。而普通老百姓则"不会投壶打马、则惯拨麦看牛。"④因此，元代打双陆不是老百姓之戏。

至于双陆的玩法：在一个木制盘子上，左右各画十二路，叫做梁；用木头做成三寸多长，上细下粗，形如棒槌的棋子，叫做马，黑白各十五枚。两人对下，用两粒或三粒骰子，掷彩而行；白马从右到左，黑马从左到右，先走到对方的，就算得胜①。《太平乐府》卷七周德清散套《斗鹌鹑·双陆》其序云："四角盘中，三十骑里。多少机关，包藏见识。席上风前，花间树底，起斗则，各论智，盘样新奇，声清韻美。"其［三台印］云："两家居安营地，施谋智。似挑军对垒、等破绽用心机。色儿似飞沙走石。汉高皇对敌楚项籍，

①　《元曲选外编》，第一册，第251　页。

①　《元曲选》，第三册，第902　页。

②　《元曲选》，第一册，第222　页。

③　《元曲选外编》，第三册，第883　页。

④　《太平乐府》卷9，无名氏散套《要孩儿·拘刷行院》，见《朝野新声太平乐府》，第342　页。

①　打双陆的玩法，参见《元曲释词》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9　页）"打双陆"条。诸葛亮要擒司马懿，那两个地割鸿沟，这两个兵屯滑水。"②这里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打双陆之戏。

2。竞技巧以技巧为主要竞赛内容的娱乐项目，在元朝各地流行。包括蹴踘、捶丸、击毬、踢气毬、打秋千等等。

蹴踘，亦称蹴鞠、蹋踘、蹴球。古代民间足球游戏。鞠是一种古代足球，用皮子做成圆形球，内塞毛发。比赛以足蹴之，前后交击为胜。

有元一世，蹴踘之俗甚盛，《析津志》称，每年二月的大都，"游玩无虚日，上自内苑，中至宰执，下至士庶，。。香风并架，花靴与绣鞋同蹴，锦带与珠襦共飘。纵河朔之娉婷，散闺闱之■妮，此游赏之胜事也。"③说明元代上层社会中，蹴踘是一项主要娱乐项目之一。此又得到元杂剧等文学作品中的描写所证实，如：元王君宝杂剧《曲江池》第一折："东君堪羡，买春兄满地撒榆钱。你看那王孙蹴踘，仕女秋千，画屧踏残红杏雨，绿裙佛散绿杨烟。"①乔孟符撰《金钱记》第一折《那吒令》："宽绰绰翠亭边蹴踘场，笑呷呷粉墙外秋千架。"

文艺作品毕竟是当时生活的反映。因此我们也能通过这些作品了解到元代蹴踘之戏流行情况。元代大作家关汉卿喜爱蹴踘活动，他在散套《越调斗鹌鹑·女校尉》中写道："［寒儿令］得自由，莫刚求。茶余饭饱邀古友。谢馆秦楼，散闷消愁，惟蹴踘最风流。演习得踢打温柔，施逞得解数滑熟。引脚蹑龙斩眼，担枪拐风摇头，一左一右，折叠鹘胜游。"②这里表现了作者对蹴踘之戏的爱好和闲熟的技艺，这里反映了元代一代文人或不得志文人蹴踘消愁的真实情形。

打。。拾：这是元时流行的一种踢气毬的活动。。。拾，气球踢得好，亦以为气球的代词。此戏在元文艺作品中多有反映。

元无名氏《黄鹤楼》第三折《楚天遥》，白："官人忙便罢，若闲时，家来教你打几个。。拾。"③《度柳翠》，第三折，《上小楼》，白："［旦儿云：］母亲，将过气毬来，我和师父踢一抛儿咱。［卜儿云：］下次小的每，将过气毬来者。［做取气毬科］［正末云：］柳翠，这个唤做甚么？［旦儿云：］师父，这个唤做"难当的，。。师父这里面有个表，这个为三添气，郎君子弟要难当作耍呵，吹一口气，添上些水润这表，倾了那水。再吹一口气，拴了这葱管儿，便做难当作耍，去了抛索儿，褪了那口气，便难当作耍不的了也。"①上述二例反映了元人中流行打。。拾之戏情况和气球制做方法。元代有些文学作品中则描写了打。。拾的情景，如：《雍熙乐府》卷四散套《村里迓鼓·仕女圆社气球双关》："你看他打②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中华书局版1987年版，第267　页。

③　《析津志辑佚·岁纪》，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　页。

①　《元曲选》，第一册，第264　页。

②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7，第265　页。

③　《元曲选外编》，第三册，第842　页。

①　《元曲选外编》，第三册，第842　页。

。。拾云外飘，蹬圆光当面绕。"

在元代，不仅男人踢气球，而且有些妇女也喜爱这种活动。当时称踢气球的女将为"女校尉"。校尉本古代武官之称。元时盛行气球之戏，称球员为校尉，女校尉犹言女将。如：邓玉宾《村里迓鼓·仕女园社》套："解卸了一团儿娇，稍遍起浑身儿俏，似这般女校尉从来较少。"

《太平乐府》卷七，关汉卿散套《越调斗鹌鹑·女校尉》："打得个桶子膁特硬，合扇拐偏疾。有一千来。。拾，上下泛匀匀的论道儿。直使得个插肩来可戏。板老巢杂，足窝零利。"②以上两例中作者以满腔热忱盛赞了踢球女将之雄姿和娴熟的技艺。

捶丸：古代球类游戏，从步打球发展而来。与今天的高尔夫球有些相似。球场有基有窝。基谓置球起击之处，窝谓球所落处。参加者旁树彩旗，用棒从球基击球入窝分胜负。元代文学作品中有多处描写，如：《百花亭》第二折："折莫是捶丸气球，。。买快探，锦筝。。，白苧讴，清浊节奏，知音达律，磕牙声嗽。"

《庆赏瑞阳》第一折《醉扶归》白："你敢和我捶丸射柳，比试武艺么？"元无名氏《射柳捶丸》第四折里描写了一场射柳捶丸比赛。从这些记载来看，元代捶丸活动一般都与射柳之戏同时进行。

还有不少记载中也提到了元代流行"打球"或"击球"之戏。如，张昱的《辇下曲》中一首："闲家日逐小公侯，蓝棒相随觅打球。向晚醉嫌归路远，金鞭梢过御街头。"①迺贤的《羽林行》："羽林将军年五十，盘螭玉带悬金虎。黄鹰白犬朝出游，翠管银筝夜歌舞。珠衣绣帽花满身，鸣驺斧钺惊路人。东园击球夸意气，西街走马扬飞尘。"②元代诗人宋褧在《送存初宣慰湖南十首》序中说："于笔札砚墨雅好精致，棋槊射猎击球等事，虽尝间作，亦视之泊如也"③。这些史料都说明，元大都的贵族子弟以"击球"为乐，能"视之泊如也"者只是极少数，所以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如元王结在《善俗要义》中列有"戒游惰"一条："颇闻人家子弟，多有不遵先业，游荡好闲，或蹴踘、击球、或射弹、粘雀。"④无名氏《元宫游戏图》有击球一幅，供后人观赏，足见元上层社会击球之戏之盛。

踢■子：也称踢毽子、踢箭子、踢■子。这是流行较早的一种娱乐性体育活动。由古代蹴鞠运动变化而来。其踢法和比赛式样较丰富。元时流行各地，以元杂剧中描写为证，如：马志远《荐福碑》，第一折，《金盏儿》："一个个拴缚着纸■子，一个个妆画着闷葫芦。"⑤《紫泥宣》，第四折，白："我们正在帐房里踢■子耍子儿。"

②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第266　页。

①　《张光弼诗集》。

②　《金台集》卷2。

③　《燕石集》卷8。

④　杨讷点校：《吏学指南》（外三种）第364　页。

⑤　《元曲选》，第二册，第580　页。

一般，■子以布或皮缝裹小铜钱为底座，钱孔中插上鸡毛。而上例中出现的是"纸■子"。上例还说明元时"住帐房的人"中也流行踢■子之戏。至于其踢法，宋高承《事物纪原》记载："有里外廉、拖枪、■膝、突肚、佛顶珠、剪刀、拐子各色。"可参证。

打秋千：亦作"伴仙之戏"。秋千为体育运动器材和游戏用具。在木架上悬挂两绳，下拴横板。活动时，人或站或坐，两手握绳，使之前后摆动，越荡越高。

在元代，此戏称"打秋千"。元熊梦祥《析津志》云：每年二月，在大都，"上自内苑，中至宰执，下至士庶，俱立秋千架，日以嬉游为乐，红女之事殆庶几焉。"①说明打秋千是元各阶层人中较普及的一项娱乐活动。对此在元代文学作品中亦多有描写。元代诗人张小山撰一首乐府《秋千》："住管絃，打秋千，花开美人图画展。翠髻微偏，锦袖轻揎，罗带起翩翩。。。"②这里把上层妇女们打秋千情景描写得生动逼真，活灵活现。

元代的打秋千在文献中经常与斗草并举：元剧《金安寿》，第二折："佳人斗草，公子妆么。秋千料峭，鼓吹游遨。"

《调风月》，第二折："打秋千，闲斗草，直到个昏天黑地。"

《萧淑兰》第三折："嫂嫂待将咱病审。我无语似害痳。是前日打秋千斗草无拘禁。"从上述记载表明，元代的打秋千，在上层妇女中流行尤甚。3。智能游戏在元代，文化人中流行一种利用汉字结构特点，以必要的组合或拆开来进行娱乐的习俗。如，顶真续麻，拆白道字等等。

顶真续麻，古代一种文字体制游戏。亦称："顶针续麻"、"续麻针顶"，简称"续麻"。元代流行此戏：关汉卿杂剧《救风尘》第一折，白："老身。。止有这个女孩儿。叫做宋引章。俺孩儿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般不晓，无般不会。"

《金线池》，第三折，《普天乐》："［众旦云：］妹妹俺这等吃酒，可不冷静。［正旦云：］待我行个酒令，行的便吃酒，行不的罚金线池里凉水。。［众旦唱：］诗句里包笼着尾声。［众旦云：］我不省得。［正旦唱：］续麻道字真真顶。［众旦云：］我不省的。［正旦唱：］正题目当筵合笙。［众旦云：］我不省的，则罚酒罢。［正旦云：］拆白道字，顶真续麻，。。你都不省得。。。"《青衫泪》第四折："爱他那走笔题诗，出口成章，顶真续麻。"

元吴昌龄《东坡梦》第一折，白："此女甚是聪慧，莫说顶真续麻、拆白道字、恢谐嘲谑，便是三教九流的说话，无所不通。"

以上诸例说明，在元代顶真续麻这一文字游戏，仅限于文人墨客或大家闺秀中流行。当时人们把它与"拆白道字"、"走笔题诗、出口成章"相提并论，成为衡量人们修养才华的标准。此戏也一般用于行酒令或诗词、曲中。至于这种游戏的玩法，元杂剧《玩江亭》，第二折中说，顶针续麻、"连麻头、续麻尾"。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中有一项例子："断肠人寄断肠词，词写心间事，事到头来不由自，自寻思，思量往日真诚志，志诚是有，有情

①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6　页。

②　［元］杨朝英选：《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中华书局1987年4月版，第121　页。谁似，似俺那人儿。"又见例于任讷《元人曲论》："描不就天然俏，俏形容尘世少，少一枝杨柳净水银瓶，瓶对比观音更好。"

拆白道字，亦称折白道字、折牌道字。这是与顶真续麻一类的文字游戏，元代也流行。酒令中往往有拆白道字。它是把一个字拆做两个字，或变成一句话。

从元代戏曲作品来看，元时拆白道字游戏流行较广。其例"顶针续麻"

一节已举，此不赘。

拆白道字在元代戏剧作品中不乏其例，如：范子安撰《竹叶舟》，楔子，白："［行童做入见科，云：］师父，外面有个故人，自称耳东禾子即夕，特来相访。［惠安云：］这厮胡说，世上那有这等姓名的人。。。这厮敢风魔了，再出去问明白了来说。。。［行童云：］我说与你，这个叫做折白道字。耳东是个"陈"字，禾子是"季"字，即夕是个"卿"来了也。"①王实甫《西厢记》五本第三折："你值一分，他知百十分，萤火焉能比月轮。高低远近都休论。我拆白道字辩与你个清浑。［净云］这小妮子省得甚么拆白道字。你拆我听。［红唱：］君瑞是个肖字，这壁著个立人，你是个木寸马户尸巾。"②"肖"著"立人"，即拆的是"俏"字，"木寸"拆的是"村"字，"马户"拆的是"驴"字，"尸巾"拆的是"■"字。戏曲中红娘通过拆白道字，以"俏"赞美张生，以"村驴■"奚落郑恒。

4。助兴游戏在元代，汉族各地流行很多种类的助兴游戏，把它们主要用于节日聚会饮宴。

行酒令，宋元时称"打令"、"行令"。《梦粱录》卷十九："闲人：旧有百业皆通者，如纽元子，。。唱词，白话，打令，商迷。"行酒令，在元代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如：张可久《上小楼·春思》曲："东风酒家，西施堪面，行令续麻，攧竹分茶。"

有关行令，《事林广记》癸集卷十二："《卜算子令》：先取花一枝，然后行令，唱其词，逐句指点，举动稍误，即行罚酒。"可参证。

猜枚：古代酒令游戏之一。俗称猜单双，法类猜拳。清翟颢《通俗编》卷三十一《俳优猜拳》："（宋孙完■）《东皋杂录》：唐人诗有："城头击鼓传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猜拳为戏，其来已久。"元代也盛行此戏。

元无名氏杂剧《醉写赤壁赋》楔子，白："今无甚事，且回后堂中和夫人猜枚吃酒去也。"

元无名氏《射柳捶丸》第四折，白："众老大儿每某已来了也。有酒拿来我先打三钟，然后猜枚行令耍子。"①此戏玩法：任取席上可以数的莲子、瓜子、松子等小果品或黑白棋子，握于手中，供人猜单双、颜色、数目。凡三猜以角胜负，负者罚饮。

①　［明］臧晋叔编《元曲选》，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41　页。②　《元曲选外编》，第一册，第317　页。

①　《元曲选外编》，第三册，第1024　页。

藏阄：古代一种游戏。亦称藏钩。多用于节日、饮宴。其玩法是：把许多人分为两方，一方把钩藏在手里，叫另一方猜，以猜中与否判赢输。晋周处《风土记》载其玩法，参加者，"分为二曹，以校胜负。若人偶即敌对，人奇则使一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以为飞鸟，以齐二曹人数。一钩藏在数牙中，曹人当射知所在。"

元代流行藏阄之戏，以元代诗词、剧文中描写为证：马致远《汉宫秋》第二折：《梁州第七》："他诸余可爱，所事儿相投，消磨人幽闷，倍伴我闲游。偏宜向梨花月底登楼，芙蓉烛下藏阄。"②《盛世新声》，《南吕一枝花·心怀雨露恩》："行乐时柳叶内调丝弄竹，清闲时花阴外打马藏阄。"

《雍熙乐府》卷十关汉卿散套《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攧竹，打马藏阄。"

上述三项实例说明，元时藏阄之戏往往与文人墨客消遣消愁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与前代不同。在辽宋时，在宫中皆有藏阄仪，而在元代，不再是宫廷仪制了。

投壶：我国古代宴会礼制。也是士大夫的一种游戏。以席间酒壶的壶口为目标，宾主在离壶5　至9　尺外，用矢投入。矢有三种长度：室内用二尺，堂上用二尺八寸，庭中用三尺六寸，以投中多少次定胜负，负者须饮酒。元代也流行此戏。

元无名氏《百花亭》，第一折，白："［小二云：］他便是风流王焕，据此生世上聪明。今时独步。围棋递相，打马投壶撇兰攧竹，。。九流三教事都通。"①《太平乐府》卷九无名氏散套《耍孩儿·拘刷行院》："不会投壶打马，则惯拨麦看牛。"

从上述几项举例来看，元代投壶之戏，主要是人们消遣娱乐时进行，完全摆脱了古代礼制的束缚，转变为游戏。

5。杂艺活动在元代汉族民间，与竞技相近而不同的娱乐活动项目，我们称之为杂艺活动。如：斗鸡、斗雀、斗草等多种游戏。在此介绍斗草和禽戏两种。

斗草：亦称斗百草。汉族民间游戏，流行于中原和江南地区。一般都在端午节到野外踏青时举行。玩时以草为比赛对象，故名。

据记载元人斗草之戏之盛，不逊唐宋。每年二月，在大都，"北城官员、士庶妇人女子，多游南城，爱其风日清美而往之，名曰踏青斗草。"①元代文学作品中也多有斗草之戏的描写，如：关汉卿撰《调风月》第二折："年例寒食，邻姬每门束邀会。去年时没人将我拘管收拾。打秋千、闲斗草，直到个昏天黑地。"

贾仲名撰《萧淑兰》第三折："嫂嫂待将咱病审。我无语似害痳。是前日打秋千斗草处无拘禁。脱衣时敢被风侵。"

元剧《梧桐叶》第三折："若耶溪西施戏瓢，九龙池玉环斗草，凤凰台②　《元曲选》第一册，第5　页。

①　《元曲选》，第四册，第1427　页。

①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6　页。

秦女吹箫。"

上述实例说明元代斗草之戏，一般在清明节或端午节前后踏青时进行。

有些人打秋千、斗百草到天黑。参加斗草的人，不是佳人就是美姬。

禽戏：在元代，有些人训练各种兽禽类，耍戏为生，这种用动物表演的游戏有人称作禽戏。

乌龟叠塔，元人陶宗仪在杭州看到过一个表演禽戏者。他养了七只大大小小各不相同的乌龟，他把这些乌龟放到桌子上，起鼓点指挥它们表演。先见最大的一只踱到桌子中心趴定，第二大的又跟着过去爬上那最大乌龟背上。接着又是按大小一个接一个地登上去，直到最小的那第七只爬上第六只的背上，并把身子倒立起来，尾巴向上，七只乌龟好象一座小宝塔，谓之"乌龟叠塔"②。

蛤蟆说法，《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二载，陶宗仪在杭州还看到一个人驯养了九只蛤蟆表演禽戏。表演时，他先在席中心置一小墩，再把这些蛤蟆放上去，最大的蹲坐在小墩上，其余八只蛤蟆分作两行，对列左右。最大的蛤蟆，叫一声，其它小蛤蟆也齐声叫起来，大的叫几声，小的也叫几声。接着小蛤蟆们一个接一个地跳到大者前面，点点头，叫几声后退下，其状如行礼，谓之"蛤蟆说法"。

陶宗仪在松江还看到一个全真道士寄居在太古庵，一天他取出两条鳅鱼，一条是黄色的，另一条是黑色的，大小相等。表演时，他拿出一把锋利的小刀子，涂上药，把两条鳅鱼拦腰斩断，再把它们交叉着接起来，两条鳅鱼首尾异色，放到水里浮游如故。当地的一人把这两条鱼养在一个水盆中，竟活了半个月才死去。

对上述禽戏，陶宗仪议论道："叠塔说法，固教习之功，但其质性蠢憃（chōng，音冲，愚笨），非它禽鸟可比，诚难矣。若夫断而复续，死而复生，药欤？法欤？是未可知也，但戏剧中似此者，果亦罕见。"①②　《南村辍耕录》卷22，"禽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0　页。

十二、结语习俗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而且是人们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习俗的产生和传承离不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习俗各种事象既形成和传承又对社会产生影响。对社会的进步和变化起到一定的作用。有元一代，各民族生活方式、习俗对元代乃至后世的社会产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影响。

（一）习俗与政治在元代，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与元代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作为统治民族的蒙古人的生活习俗对元代政治的影响尤甚。

十三世纪初，北方蒙古各部被成吉思汗统一，建立了蒙古帝国。之后元世祖忽必烈在中原建立了元朝。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为代表的蒙古族上层集团以帝王将相的身份入主中原，开始了对国内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统治。与此同时大量的蒙古普通百姓作为"国人"移居内地。他们把具有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特色的习俗带进内地。这些习俗事象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发挥其新的作用，对元代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忽必烈建国，在中原定都之后，施行两都巡幸制。元诸帝在每年，从四月到九月，在上都避暑。有元一代，围绕皇帝在大都和上都之间轮回巡幸，产生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对元代政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又如，蒙古族建国以前就有朝会制度，即忽力勒台制。元朝建国后，这一制度在元宫廷中施行，对元廷制定方针政策，以及笼络控制宗王、诸那颜贵族，巩固政权，起到了很大作用。再如，中原皇帝以及蒙古帝王历来就有对臣属或他族人士赐姓赐名的习俗，在元代，蒙古皇帝对汉人、色目人等异族将领、贵族以及英雄豪杰的赐名，也对元朝统治者，收买人心，巩固统治发挥了很大作用①诸如此类，元代蒙古人习俗对政治影响之例，在文献中屡见。兹不赘。

其次，在元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对元代政治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

首先，在元代的不少法律文献记载显示，汉族固有的很多习俗事象，由朝廷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颁布于世，使人们遵照执行。比如，五服是我国汉族人民在丧礼中亲属们根据与死者的亲疏关系而穿的一种丧服。至治三年（1323年），元廷大型法令集《大元通制》成书颁行时"乃著五服于令"②，在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把五服作为专条列入法典中；又如，元代汉族婚姻礼制是根据"汉儿人旧来体例"，参照朱熹《家礼·婚礼》，"酌古准今"拟定下来的，元廷又把它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颁布，使汉人遵照施行③。此类实例，在《元典章》、《通制条格》等元代法律文献中屡见不鲜，表明元代汉人的传统习俗与元廷政策法令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换句话说，元代汉族生活习俗，对元廷政治法令的建立实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次，服饰习俗对元代政治的影响尤为明显。元代有严格的服色等第，

①　参见拙文《元代汉人蒙古姓名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　期。②　苏天爵编：《元文类》卷42，《宪典总序》。

③　《庙学典礼》，《元婚礼贡举考》，"至元婚礼"，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　页。"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违者，职官解见任，期年后降一等叙，余人决五十七下。违禁之物，付告捉人充赏。有司禁治不严，从监察御史、廉访司究治。"①服色等第中规定：庶人等不得服赭黄，帽笠不许饰用金玉，靴不得裁制花样，等等。又规定，蒙古人、充怯薛诸色人等不在禁限，但是汉人、高丽、南人等充怯薛者，并在禁限。所有这一切充分体现了元代社会封建等第差别和民族不平等现象。这是元代统治者，把服饰习俗，利用到政治领域的一例。在元代习俗的其它领域中也有很多此类实例。由于篇幅所限，仅仅至此而止。

（二）习俗与经济狭义的经济指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民的物质生产即农业、畜牧业、狩猎业、渔涝业、交易和交通运输、工艺制作以及人们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来，习俗的产生与人们的日常物质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又反过来为经济生活产生影响，这符合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原理。在元代，经济与习俗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是很突出的，但这恐怕是中国各民族习俗史上所共有的现象。所以无庸赘述。值得提出来的是随着元代各民族习俗文化的交流，创造了甲民族的习俗影响乙民族经济，乙民族的习俗又影响甲民族经济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对元代各民族习俗与经济交叉影响的史实作一简要的分析。

首先，北方蒙古等游牧狩猎民族习俗影响了内地汉族农业经济。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北方游牧狩猎文化与内地农业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对立上。早在蒙古人建国时期，有些蒙古贵族就想将中原良田变为牧场，遭到耶律楚材及蒙古大汗的阻止。随着大量蒙古、色目人的移居，北方狩猎习俗也传至内地。从而内地不少地区出现了狩猎民，以及大规模围猎活动。

据中统三年（1262年）中书省一文件，中都四面各五百里地内，居住着不少以狩猎为业的打捕人户，朝廷"依年例合纳皮货"①。甚至乐实宣慰司所辖益都府、济南府、般阳路、宁海州、泰安州、东平府等也有些部族以打猎为生。尤其是农作物欠收时不论蒙古、色目人，或是汉人都以狩猎来补充生活资料。但蒙古人中有一种习惯法，那就是正月至七月间野生动物繁殖时期，不允许进行大规模围猎。这种古老的习俗也影响了内地的狩猎业。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八月的皇帝圣旨云："自正月至七月，为野物的皮子肉歹，更为怀羔儿的上头，普例禁约有。"②上述游牧民族习俗，是影响内地经济的实例之一，其它方面，这里无法详述。同样，内地人民的物质生产、生活习俗影响了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据《元朝秘史》记载，色楞格河流域篾儿乞人就有了田禾和加工粮食用的舂碓等工具。漠南地区的汪古部和弘吉剌部，早已"能种秫、稷"，"食粳稻"。尤其是元朝时，随着屯田制度的实施，蒙古地区的耕作面积扩大，内地农业生产的先进技术、工具、人力，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蒙古地区，这样汉族农业生产习俗，使得一些蒙古人学会了农耕。

①　《元史》卷78，《舆服志》1，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44　页。

①　黄时鉴点校《通制条格》卷28，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　页。②　《通制条格》卷28，《杂令》，"围猎"，第302　页。

在元代，随着各民族之间来往的加强，汉族、唐古忒（党项）等定居民族的城镇及宫室习俗文化也逐渐渗透到蒙古人居住生活。自成吉思汗到元诸帝，蒙古族居住区的城镇建设空前发展，出现了喀喇和林（karaqorom）、镇海（jingqai）、上都、应昌府等大小城镇和规模空前的宫殿。这些城镇虽然在被元末战火中毁尽，但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证明，这些城镇及宫殿的外部形状和内部结构基本上是汉式的，说明，元代内地农业习俗文化对北方游牧经济及物质生活的影响。

（三）习俗的改变与社会进步人们的生活习俗，是世代相传的文化现象，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相对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绝不是原封不动的代代照搬，毫不走样，恰恰是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变革及民族交往中，从内容到形式或多或少的变化。这些发展变化，又影响于社会，使社会向前发展。元代的习俗改变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蒙古民族，建国以前，处在奴隶制阶段，因此在婚俗、丧俗、宗教信仰等很多风俗习惯方面，即残存氏族制的遗迹。但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建立了封建国家，实行领户分封制，彻底打破了氏族血缘纽带关系残余，从而使分散的部落文化向统一的封建文化过渡。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又领蒙古人西征中亚东欧，南进入主中原，实行"汉法"，为蒙古人学习西方及中原先进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在此过程中蒙古人的习俗文化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的详细经过及其内容，非本文所能详述。故仅举几例说明。

在饮食习俗方面：蒙古人建立元帝国的前夕，大部分人仍饮马乳，"食肉而不粒"①，而至元代，由于内地汉人和西域各族人民来往的加强，部分蒙古人开始食用农作物食品，饮用阿剌吉酒（烧酒）、葡萄酒。移居内地的蒙古人与汉人一样饮茶，后世蒙古人极为喜爱的奶茶从此在他们中流行。此由忽思慧《饮膳正要》一书中的记载为证。所有这一切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元代部分蒙古人的饮食结构。对他们的身心健康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烈性酒的大量饮用，对有些蒙古人身心健康产生了不良影响。

此外，在婚俗方面，蒙古人收继婚的改变、异族通婚的始行，以及在丧俗方面火葬的施行等对蒙古人来说，都是新鲜事情。反映了元代蒙古人中移风易俗的趋势以及社会的进步。在宗教信仰习俗方面，元代的蒙古人改宗始信佛教，消除了古萨满教大量宰杀牲畜以祭等恶俗，对畜牧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在元代，汉族生活方式以及习俗，多承袭了前代。但仔细观察，也能发现他们的生活习俗的改变。

首先在道德习惯方面，忠孝观念比前代更趋加强和巩固。当然尊敬祖辈，恭孝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在元代有些人把它歪曲了，因此出现了很多愚昧而残酷的事情。如，至元三年（1266年），松州林部落寨梁清与弟重兴为母病割肝行孝；至元七年（1270年），新城县杜天儿为伊嫡母患病割股煎汤行孝；至元八年（1271年），东平府汶上县田改柱为母病，在寒冬腊

①　《黑鞑事略笺证》，《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清华学校研究院刊本，第6　页。月脱掉衣服，卧冰行孝。这些仅仅是文献中记载的数例而已，以此窥见元代这种"行孝"之风之盛。对此，元廷的政策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元初朝廷鼓励割股、割肝行孝，"以劝孝悌"①。但从至元三年（1266年）以后的法律条文中以明令禁止②。这个禁令消除了元代汉人中的残酷而毫无科学根据的恶俗，对元代乃至后世中国道德习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婚丧嫁娶等方面，元代习俗又有一些改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婚俗方面的变化。比如，元廷依据"汉儿旧来体例"和参照朱熹《家礼·婚礼》拟定了元代汉人婚姻礼制，在有些方面，简化了汉族传统"六礼"；男女双方既定婚姻，议定写立婚书文约；禁约汉人中的一夫多妻制、收继婶母、同姓婚姻等等，都对当时社会中发挥了作用，对元代婚姻史上产生了影响。

在丧俗方面，元代的各族人民中火葬的普及是中国丧葬习俗史上的一场革命。元初，朝廷申明禁止汉人火葬，但由于火葬习俗本身以及宗教的原因，此俗始终未能禁止。后来元廷也不得不承认了此俗的合法性。此外元廷三令五申禁治厚葬，提倡薄葬等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有元一世，各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之变化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深刻的。考察和研究这些变化，可使我们看到了元代汉族人民生活习俗文化如何影响蒙古族等其他民族，蒙古族的习俗文化又如何被汉族等其他民族所吸收的过程，并且这些习俗又怎样影响社会，反映了元代社会进步的史实。

元代 第067卷 元代科技史

【本卷提要】

作为一部断代科技史，它分概述、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农牧业、水利学、医药学、食疗及养生学、建筑学、手工业技术、中外科技交流、结语等十二个部分，对元代的科技成就及发展历史作了论述。其特点是将科技发展放在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评述，既有重要科技人物与科技成就的评介，又把科技与当时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有机结合，体现出史的发展脉络。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又很有特点的朝代。它的科技发展既继承了前代成就，又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些方面如数学、天文学等达到了中国科技史上的高峰期。它的显著特点是由于当时国内、国外交往的空前活跃，为国内各民族的科技交流和中外科技交流提供了空前良好的条件。这些都在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

本书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立论有据、文笔流畅，对研究了解中国科技史及中国历史与民族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①　黄时鉴点校《元代法律资料辑存》，《至元杂令》，"孝悌赏劝"，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②　《元典章》卷33，《礼部》卷6，《行孝》，"禁割肝剜眼"、"行孝割股不当"、"禁卧冰行孝"。

一、元代科技概述元朝是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统一王朝。

蒙古族是游牧于我国北方草原上的古老民族。据史学界研究，一般认为蒙古族属东胡系统，是由室韦的一支发展而来。"蒙古"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旧唐书》，称其为"蒙兀室韦"，《新唐书》则称为"蒙瓦部"，《辽史》称为"萌古"，又有"朦骨"、"盲骨子"、"萌古斯"、"蒙古里"等异译。起初仅仅是一个部落名称，居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之东，是室韦部落联盟的一个成员。后散布在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一带。公元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蒙古孛儿只斤部杰出人物铁木真（1162-1227年）把蒙古各部统一起来，于1207年被推为蒙古大汗，称"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从此，蒙古汗国所属各部，共用"蒙古"（忙豁勒）这一名称，蒙古作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正式形成。

蒙古汗国成立以后，成吉思汗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在蒙古地区建立分封制度，设置护卫军，颁布"大札撒"法典，任命"札鲁忽赤"（即断事官）等，巩固了蒙古族内部的统一，发展了蒙古社会政治经济，使蒙古汗国空前强大，蒙古民族呈现出勃勃生机。接着，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将这种业绩给予了发扬光大。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其三子窝阔台汗于1234年灭了金朝，1235年，建哈剌和林城（即和林）为蒙古汗国国都，并通过不断的征服战争，统治了亚洲和欧洲的广大地区。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以西的术赤（成吉思汗长子）、察合台（成吉思汗次子）、窝阔台封地，以及旭列兀（成吉思汗四子拖雷之子，伊利汗国创建者）西征后据有的波斯之地，先后成为名义上是大汗藩属实际上拥有独立地位的汗国。1260年，忽必烈（成吉思汗四子拖雷之子）即位，以开平为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20　公里闪电河北岸），燕京（今北京）为中都，将政治中心南移。1271年，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升中都为大都，定为元朝都城。1279年，元军攻破崖山，宋帝溺死，积贫积弱的南宋灭亡，全国统一。忽必烈史称世祖，其后又传九代，至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元顺帝北走上都又转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达里诺尔西）。顺帝继承者据有漠北，仍以元为国号，史称北元。明初官修《元史》，以成吉思汗建国至元顺帝出亡（1206-1368年）这段时期称元朝，今史学界一般以1271-1368年为元朝。

元朝建立之初，随着蒙古势力的日益深入中原，取得政权，汉地的农业经济逐渐成为元朝立国的根本，政治重心也随之从漠北南移，所以，蒙古统治者非常注意学习汉法。首先，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后，对具有高度汉文化修养的儒、释、道、医、卜者等文化技术人才非常重视。蒙古人最初对儒者是不够重视的，往往让俘虏的儒士去做苦役。后来通过耶律楚材等人的建议及使用观察，认识到儒者学的是周公、孔子治天下的学问，要管理好汉地，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因此，把孔孟的庙祀恢复了，孔夫子后裔也封了官。1235年打南宋，又命姚枢到军中访求儒、释、道、医、卜者等人物，从俘虏中发现了理学家赵复，将他带到北方传授程朱理学。1238年考试儒士，对合格者准予豁免身役，并选用他们做官或用他们教书。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1261年政府还重申了儒户与免差发的规定。元世祖忽必烈周围，聚集了杨惟中、姚枢、宋子贞、郝经、许衡、张文谦、刘秉忠、窦默等儒学渊博的名士硕儒，以备顾问及讲解经学。对于汉文典籍，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置秘书监，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及大兵南发，兵入临安，将南宋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图书由海道舟运至大都秘书所收藏，使大批历代珍贵图书免遭兵火，并在全国广征图书，成为一时佳话。

在统治政策方面也完全继承了汉唐以来的政治经济制度，杂以一些蒙古汗国时的特殊政策。为了顺利施行这套统治政策，蒙古统治者号召蒙古子弟学习汉文化，熟悉中原礼仪政治。早在元太宗窝阔台时期，中书令耶律楚材就召集名儒讲经于东宫，率大臣子弟听讲。又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倡导学习汉族古代文化，又在太宗即位六年（1234年）设"经书国子学"，以冯志常为总教习，命侍臣子弟18人入学，学习汉文化。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正式设立了国子学，以河南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择蒙古子弟使教之，遍学儒家经典文史，培养统治人才。并开设科举考试，元朝前后共举行过16　次，选举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进士约1100　余人。由于蒙古学子无论在考试内容与录取名额方面，都受优待，客观上促进了他们学习汉族文化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另外蒙古帝王们自己带头学习汉文化，推动了学习汉文的热潮。如忽必烈自己就非常熟悉汉文典籍、礼仪制度，并能用汉文创作诗歌。文宗、顺帝等人更是可以纯熟地运用汉文进行创作。并且还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太子必须学习汉文。一些入居中原的蒙古贵族，羡慕汉文化，还请了儒生当家庭教师教育子女。为了学习方便还翻译了许多汉文典籍，诸如《通鉴节要》、《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周礼》、《春秋》、《孝经》等。

元代蒙古统治者重视学习汉文化，重用汉族官吏及知识分子，推行汉法，使元朝实际上是蒙汉及其它民族地主阶级共同统治的封建王朝，是整个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延续。他们在文化经济科技方面既承袭前朝惯例，又有新的积极方面，表现出了多民族交相辉映的时代特色。

社会经济方面，蒙古汗国时期由于连年发动战争，造成人民遭屠戮，农田受破坏，财物被掠夺，工匠等技术人才被驱使的局面。蒙古统治者在初入中原时，一度采取用管理游牧民族的办法来管理较先进的中原汉族地区，使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出现了逆转。但随着其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成吉思汗的子孙们逐步认识并适应中原地区的封建经济，统治方法也随之改变。特别是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即汗位，采取汉法，执行一套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方法，社会经济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另外，由于元朝地域辽阔，民族间交往增多，对外开放，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方面得到了发展并具有相应的特色。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各民族的生产技术互相交流，对外贸易空前发达，交通运输业有诸多创举，这些又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元代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对赖以立国的农业生产非常重视。世祖忽必烈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如成立了劝农司以管理指导农业生产，并将农业的发展状况作为考核官吏的主要依据。官方编纂颁行了《农桑辑要》等农学著作以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布了禁止占用农田为牧场、减免农民租税、在边远地区垦荒屯田、赈济灾民以及兴修水利等诏令，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这样使农业人口迅速增加，至元十三年（1276年）全国基本统一时，全国共有9567261　户，约4800　万口，顺帝（1333-1368年在位）初年已达8000　万口。耕地面积也有较大扩展。元初重点在北方屯田，据《元史·兵志》不完全统计，全国屯田面积达177800　顷之多。在南方主要新开辟田地。如劈山造田、围海造田、围湖造田等。农业生产技术有较大提高。从天时地利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到选种、肥料、灌溉、收获等各方面知识，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农业生产工具改进更为突出。耕锄、镫锄、耘荡等中耕工具比宋代有所发展。水力机械如水轮、水■、水转连磨更加完善，灌溉器具开始使用牛转翻车、高转筒车。

粮食产量，在南方比南宋更多，北方由于屯田、垦荒，也有了很大发展。经济作物，棉花的引种面积由宋时的闽广一带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和陕西等地，耕种方法更趋成熟。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地还设立了木棉提举司。苎麻、西瓜、蚕豆也已广泛种植。

手工业生产在元代也受到高度重视。元代手工业主要分官办与民间两部分。其中官办处于主导地位，民间只是补充。官办手工业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管理机构，分工部、将作院、武备寺、大都留守司、地方政府及诸王贵族属下等多种系统。其产品无论规模数量远远超过宋金时期。主要表现在毡罽业、丝织业、棉织业、麻织业、兵器业、制盐业等方面。毡罽业本是蒙古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所擅长，他们入居中原后，将此技术也大量带入。其数量不少，花色繁多。仅据泰定元年（1324年）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都总管府所属茶迭儿（蒙语，意为庐帐）局，一次送纳入库的就有白厚毡2772　尺，青毡8112尺，四六尺青毡179　斤。品种有剪绒花毡、脱罗毡、半青红芽毡、红毡、染青毡、白袜毡、回回剪绒毡等十几种。丝织业在南宋的基础上，又有很大发展。从事丝织生产的织染局遍布全国各地。丝织品种有绡、绫、罗、缎、纱、水锦、克丝、、絺、绣等；颜色有红色、黄色、青绿、紫色、褐色、黑色、白色等多种。其中织金锦工艺质量均优于宋代。棉织业随着元代种棉面积的扩大，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一项新兴的手工业。代表人物黄道婆在元贞年间从海南岛返回故乡松江乌泥泾后，传播和改进了海南黎族人民的纺织技术。纺织工具有搅车、弹弓、卷筵、纺车、軠床、线架、织机等。织法有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品种有被、褥、带、帨（手巾），上有折枝、团凤、棋局等图案，且印染技术高超，颜色长久不褪。另兵器业、制盐业、铸冶业、陶瓷业、雕漆业也有很大发展。

元代交通运输比以前任何朝代都发达。其中又主要分陆路和水路两部分。陆路有发达的驿道，全国各地设有驿站1500　多处。在驿站服役的叫站户，与驿站相辅而行的有急递铺，每10　里、15　里或20　里设一急递铺，主要递送朝廷、郡县的文书。驿道国内可达乌思藏、大理、天山南北、大漠草原，国外远及波斯、叙利亚、俄罗斯及欧洲其它地区。水路主要指河运和海运。河运方面元代凿通了南起镇江、北达大都的大运河。其中从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段，从淮安经扬州入长江的扬州运河段，大体是隋代运河旧道。以北的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段为元代重新凿通。这样，使连接京杭的水路交通大命脉--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海运近海航线几经开辟，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基本形成，由刘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东行，入黑水洋，至成山转西，经刘家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口，到直沽。远海航行可通日本、朝鲜、东南亚、印度、波斯湾以至非洲各地。其航海技术也有很大进步。航海家们善于利用季候风规律出海、返航，"凭针路定向行船，观天象以卜明晦。"他们长期积累的观测潮汛、风信、天象的丰富经验，还被编成歌诀。因为有此条件，他们才能航行得更远。明初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也是在此基础上的远洋航行。

元代水陆交通的发达，使中外交往范围空前扩大。当时，东西方使臣、商旅的往来非常方便。元朝人形容说："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同时代的欧洲商人也说，从里海沿岸城市到中国各地，沿途十分安全。这对发展中外各国之间，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是十分有利的。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的空前发展，以及统一货币--钞在全国的流通，又促进了元代商业的兴盛。元代国内外贸易主要控制在政府和贵族、官僚、色目人手中。政府对金、银、铜、铁、盐等实行了垄断政策，直接经营，但也有部分金、银、铁等矿业，以及酒、醋、农具、竹木、纺织品等由商人、手工业主经营，政府抽税。特别是一些色目商人，由于有的得到权贵支持，资金雄厚，加之善于经营，因而成为大富贾。一些汉族大商人也有获取高额利润的。其中盐贩致富者尤多。他们对商品流通都起了积极作用。元代的海外贸易尤其发达，超过了以前历朝历代。政府先后在泉州、庆元、上海、温州、杭州、广州、澉浦等地设立了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市舶司有市舶法则，规定市舶抽分，审核批准出海贸易的船只、人员、货物，发给其公验、公凭。元代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中国商人到过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各沿海国家和地区多达97　个。自庆元到高丽、日本的航线畅通，贸易规模也很大。陆路贸易主要通过钦察汗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系。贸易货物从中国出口的物品有缎绢、金锦、麻布、棉布、青白花瓶、花碗、瓦盘、瓦罐、金、银、铁器、漆盘、席、伞、水银、硫黄、白芷、麝香等纺织、陶瓷、药材及日用品。从国外进口的有珠宝、珍珠、象牙、犀角、玳瑁、钻石、铜器、豆蔻、檀香、木材等物品。

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除原有的城市进一步得到发展外，又在内地及边疆出现了不少新兴工业、商业城市。如大都、上都、和林、集宁路城、应昌路城等。特别是京城大都号称人烟百万，是全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马可·波罗说："汗八里（即大都，今北京）城内以及和十二个城门相对应的十二个近城居民之多，以及房屋的鳞次栉比，真是非想象所能知其梗概的。。。无数商人和其它旅客为朝廷所吸引，不断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①大都城内还有米市、皮毛市、牛马市、铁市、骆驼市、珠子市、沙剌（珊瑚）市等集市贸易，商品十分丰富。

元代对外交流空前活跃，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发展的极盛时代。其与阿拉伯及东欧地区的交往主要是通过其西北藩国进行。地处古波斯及部分阿拉伯地区的伊利汗国和统治地域包括乌拉河以东的钦察草原及阿母、锡尔两河下游花剌子模地区的钦察汗国，名义上是元朝的宗藩之国，承认大汗为其宗主，朝聘使节往来频繁，与中国的关系远较前代密切。从斡罗斯和钦察草原通往东方的交通很发达，西方使节、商人到中国来者，多经过钦察汗国介绍。钦察汗国都城萨莱成为沟通东西的国际性都城，转入中国的产品极多。不少中国工匠被派往钦察汗国从事铸造等行业，而钦察、阿速、斡罗斯等族的将卒、工匠等也有不少入居中国。伊利汗国和元朝统治者同属拖雷后裔，关系更比其它汗国密切。世祖忽必烈灭南宋时，就从伊利汗国征召不少回回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二卷第二十二章，陈开俊等人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炮手。伊利汗国境内的波斯、阿拉伯人入元做官、经商、行医和从事手工业者很多，汉族官员、技术人才留居伊利汗国者也不少。双方来往如同一家，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交流达到空前规模。元代入居中国的西域各国人极多，他们散居中国各地，被统称为"色目人"，今之回族的先人大多是此部分人。他们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不小贡献。

元朝与东南亚、南亚、东亚诸国和地区的交往也较密切。元朝在灭南宋后，诏谕东南亚诸国来朝，许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如暹国（今泰国）多次遣使入朝通好，暹王敢木丁还亲到大都，并带回不少中国工匠，开创了暹国陶瓷业。爪哇商船经常来往于中国、印度之间，经营国际贸易，获利不少。世祖时，真腊（又译作干不昔、干不察，今柬埔寨）也遣使进乐工、药材等。元人周达观还随使臣出使真腊，归来著成《真腊风土记》，对真腊社会各方面有详细描述。与印度交往主要靠海路，商船络绎不绝，贸易十分活跃。高丽（朝鲜）当时更系中国附属国，关系自不同寻常。与日本虽然多次发生战争，但双方贸易一直没有停止。

元朝与欧洲国家来往也颇频繁。1245年，罗马教皇曾派柏朗嘉宾经钦察汗国到和林谒见蒙古大汗，了解蒙古情况。回去著成《柏朗嘉宾蒙古行纪》。1253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鲁布鲁克以传教为名到和林进见蒙哥汗，1255年返国著有《鲁布鲁克东行纪》。1316年，意大利人鄂多立克经海路至元大都，参加了泰定帝的宫廷庆典，并在中国留居三年。归国后口述经人记录写成的《鄂多立克东游录》，记录中国各地情况，远及西藏地区，特别是对元大都及宫廷描写较细，是为研究中国元朝史地的重要参考书。更为著名的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随经商的父亲、叔父于1275年到中国，直至1291年才离去，前后侨居中国17年，并曾做过元政府的官吏，对中国非常熟悉。其《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进行多角度反映，具有很高史料价值，受到蒙元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同时，中国人到欧洲的除征伐的军队外，友好出使的人也不在少数。这些互相来往及其著作加强了相互间了解。

另外，元朝与非洲地区诸国也有来往，这可见于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

综上所述，有元一代推行汉法，注重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建设发展，使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水陆交通空前畅达，中外交往空前活跃，都为元代的科学技术繁荣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推行汉法，说明其在科技方面继承了前代成果，社会经济繁荣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交通畅达、中外交往活跃，为吸收世界科技成果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才使元代科技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也正是元代科技繁荣原因所在。元代科技成就主要表现在天文历法、数学、农牧业、医药学、食疗养生学、地理学、建筑学、火炮术及纺织术等方面。

1。天文历法方面兴建了上都、大都、登封等处天文台，设立了远达极北南海的27　处天文观测站，在测定黄赤大距和恒星观测方面取得了远超前代的突出成就。涌现出了郭守敬、王恂、耶律楚材、扎马鲁丁等一批杰出天文学家。郭守敬等人主持编订了《授时历》，研制出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闚几、正方案、候极仪、立运仪、证理仪、定时仪、日月食仪等十几种天文仪器。《授时历》将一年分为365.2425日，废除了我国编历的传统办法上元积年日法，采用了近世截元法，是人类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此历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颁行，一直延用了400多年。

2。数学方面元代是我国数学发展的高峰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数学家及其著作。如李冶及其《测圆海镜》、《益古演段》；朱世杰及其《算学启蒙》、《四元玉鉴》；蒙哥对古希腊伟大数学家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研究；李冶提出的天元术（即立方程的方法）及朱世杰提出的四元术（即多元高次联立方程的解法），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新成就。算盘在元代也初具规模。

3。农牧业方面刊行了《农桑辑要》、《农书》、《农桑衣食撮要》等三部书，标志着元代农牧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农桑辑要》由元政府主持编纂，全书分七卷十篇，对元及其以前的作物栽培、牲畜饲养做了总结，并保存了大量古农书资料，对推广农牧业技术，指导农牧业生产有重要作用。《农书》为著名农学家王祯所著，全书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王祯认为要不违农时、适时播种、因地制宜、及时施肥、兴修水利才是取得农业丰收的保证。其中关于棉桑种植具有现实意义。绘制了306　幅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图，对提高耕作技术有显著作用。《农桑衣食撮要》为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所著。此书重在实用，按月记载农事活动，特别还涉及到游牧生产，可补《农桑辑要》及其它古农书之不足。

4。医药学方面史称"金元四大家"中有两位生活在蒙元时期。李杲师承刘完素，强调补脾胃，创立了"补土派"，著有《脾胃论》、《伤寒会要》等。朱震亨拜罗知悌为师，发展了刘完素火热学说，主张以补阴为主，多用滋阴降火之剂，后人称其为"滋阴派"，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等书。外科骨伤科方面成就更为突出，危亦林在麻醉与骨折复位手术上有创新。滑寿精于针灸。另外，少数民族医药学传入中原，涌现出了萨德弥实（蒙古族）、爱薛（回族）等少数民族医学家。

5。食疗养生学方面食疗学方面以蒙古人忽思慧的《饮膳正要》，元政府编纂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贾铭的《饮食须知》，倪云林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为代表。《饮膳正要》作为我国第一部食疗营养学著作，举凡314　种饮食品种，详细介绍了其制作过程、烹调技艺、避忌适宜及其医疗作用，在中国食疗营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养生学方面以长春真人邱处机关于养生的论著，李道纯关于气功养生的专著《中和集》，李鹏飞的《三元延寿参赞书》，萧廷芝的《金丹大成集》为代表。

6。地理学方面《元一统志》的编纂、河源的探索、《舆地图》的问世及大批游记类著作的出版是其主要成就。《元一统志》由政府主持，扎马鲁丁、虞应龙具体负责。该书对全国各路府州县的建置沿革、城郭乡镇、山川里至、土产风俗、古迹人物均有详细描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至元十七年（1280年），忽必烈命女真人都实探求黄河河源，认为星宿海（火敦脑儿）即河源，比较接近实际。潘昂霄还据此撰成《河源志》。道士朱思本考察了今华北、华东、中南等广大地区地理形势，参阅《元一统志》等地理学著作，以"计里划方"法，绘制成《舆地图》，成为元朝地理学及中国地图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游记类地理学著作有耶律楚材《西游录》，李志常整理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汪大渊《岛夷志略》等，对我国及国外的地理地貌、风土人情、贸易来往等颇多描绘，颇具史学价值。

7。建筑学方面元代疆域扩大，城市经济繁荣，为建筑学发展提供了条件。元代新建或修缮的城市有元大都、元上都、和林城、集宁路城、应昌路城等。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宏伟壮观的城市之一。另外，由于元代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佛教与伊斯兰教建筑技术也大量涌入中原。佛教建筑以今山西洪洞县的广胜寺与大都妙应寺白塔为代表，伊斯兰教建筑以今北京、杭州、西安等地的清真寺为主。这些建筑已开始了与中国传统建筑布局、技术融合的趋势。具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风格的蒙古包也受到各族人民喜爱。

另外在火炮术方面，元代研制出了我国兵器史上第一个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火铳。陶瓷术方面继承宋代诸窑烧制技术，形成自己特色，花色品种增加，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印刷术、造船术、航海术、水利工程技术等方面也有很多新的成就。

元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除继承了前代的成果外，还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是在国内大批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及其科学家进入中原，为繁荣中华科学技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天文历法方面，以契丹族天文学家耶律楚材和回族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为代表。耶律楚材曾编订有《西征庚午元历》，扎马鲁丁负责回回司天台，并曾进《万年历》和造西域天文仪器。蒙古族、藏族、彝族古老的历法也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学。在数学方面，身为蒙古大汗的蒙哥研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被视为中国数学史上研究《几何原本》的第一人。在农牧业方面，畏兀儿人（今维吾尔族先人）农学家鲁明善著《农桑衣食撮要》，是元代三大农书之一。在医药学方面，蒙古族医学家萨德弥实的《瑞竹堂经验方》，共十五卷十五门，载治疗各种疾病的成方数百个，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卓有成效的药方，在我国药物学史上有一定影响。此书所载药方很注意北方的寒冷气候及蒙古族游牧生活实际，有不少治疗骨伤及风寒湿痹的方剂，有的时至今日仍为医家所使用。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民族医药学历史悠久，各有成就，亦是中华医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蒙古族擅长骨伤外科的治疗，是元代在骨伤外科学方面取得突出进步的推进剂。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少药材及其独特治疗方法也传入内地。如放血、热敷、埋沙疗法等。食疗养生学方面以元宫廷饮膳太医、蒙古族营养学家忽思慧的《饮膳正要》为代表。此书不但在我国营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反映了当时国内各少数民族及中外人民的饮食文化交流。介绍了不少蒙古族、回回人、维吾尔族人民的食物及其营养保健作用。地理学方面女真人都实亲探河源；建筑学方面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建筑技术传入内地，蒙古地区建起数座城市；纺织技术方面，黄道婆传入海南黎族人民纺织技术，推动了我国纺织业的发展，等等。这些无疑对元代的科技发展起了实实在在的作用。二是中外科技交流空前活跃。中国古代的重大科技发明印刷术及火药武器等技术在元代西传，促进了西方国家的科技进步。波斯、阿拉伯素称发达的天文、医学等成就，也在元代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元代设有西域星历、医药二司，大都、上都设有回回药物院。回回医生除为宫廷服务外，还有不少人散在各地行医，很受民间欢迎。各种西域药物、医法输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医学宝库。今存明初刻《回回药方》，即为元人所译阿拉伯医书。元代还设有回回司天台，以扎马鲁丁为提点，并吸收了不少西域天文学者在其中工作。扎马鲁丁仿制的一套西域仪象，包括浑仪、天球仪、地球仪等7　种，对郭守敬研制天文仪器颇多启发。波斯、阿拉伯天文历法、数学、医药学、史地等各类书籍于元时也大量传入中国，仅秘书监所存者即达百余部，其中包括蒙哥进行研究的兀鲁里底（欧几里得）几何学著作。世祖忽必烈下令修建大都城，也有阿拉伯建筑家也黑迭儿参加。由于东西贸易的兴旺，西域的玉石、纺织品、食品及珍禽异兽等也源源不断输入中国。据忽思慧《饮膳正要》载，不少回回食物及烹调技艺也传入中国，受到中国人喜爱。另外，旭烈兀西征时，曾带去不少中国炮手、天文学家、医生等，后来多留居波斯。波斯著名天文学家纳速刺丁·徒昔奉命建马拉本天文台，编制天文表，均有中国学者参加工作，徒昔向他们学习了中国天文推步之术。徒昔主持编制的著名《伊儿汗历》中就包含有中国历法的内容。波斯著名史学家拉施特丁主编的《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里，介绍了中国历代医学成就。中国的制瓷术等还传到了东南亚及非洲，促进了其制瓷业的发展。这样，中外的科技交流，促进了各自的科技进步，元代正好为这种交流提供了比以前历代都优越的条件。

二、天文历法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历法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遗留下来的甲骨卜辞里，就有不少关于天文现象的记载。在其后的历朝历代里，我国古代的天文学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到了元朝，一方面继承前人的丰富成果，另方面吸收阿拉伯诸国的天文知识，加之国内诸少数民族天文学家及其成果的加入，使我国的天文学研究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其主要表现为，由于蒙古统治者的重视，宪宗蒙哥与世祖忽必烈都是关心天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忽必烈更是组织各方面人才开展天文历法的研究，兴建了多处天文台，制造了大批的天文仪器，派人到各地进行大规模的天文观测，制定颁行了《授时历》，涌现出了著名的天文学家郭守敬、王恂等人。

（一）天文台的兴建及天文观测活动1。天文台的兴建天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天文台的兴建和大量的实地天文观测。元代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大都（今北京）、登封（今河南省登封县）等地修建了多处天文台。

（1）上都天文台1271年，世祖忽必烈在上都主持兴建了上都天文台，并任命回回人扎马鲁丁负责具体工作。《元史》卷九十记载："至元八年（1271年）始置司天台"，卷七又载："设回回司天台官属，以扎马鲁丁为提点。"提点即此天文台的最高领导者，相当于现代天文台的台长。同时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叫司天监，掌管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工作。工作人员除提点外，尚有"司天监一员，少监二员，监丞二员，品秩同上。知事一员，令史二员。通事兼知印一人，奏差一人，属官、教授一员。天文科管勾一员，历算科管勾一员，三式科管勾一员，测验科管勾一员，漏刻科管勾一员，阴阳人一十八人。"可见其规模之宏大，管理之严密。

据对上都天文台遗址的考察，知其位于上都故城北门位置间。东西132米，南北52　米，高约12　米，平面呈凹字形。它的两侧和城墙连成一体，为整个城垣的组成部分，但高于城墙，后壁突出墙各1　米。土木结构，分3　组5　个建筑面，残存物只有一些长方砖、手印纹方砖及黄、蓝、绿、孔雀蓝等琉璃残筒瓦，说明台上原应有其它建筑物，符合中国传统的城阙建筑形式。（2）大都天文台据史料记载，大都天文台系元世祖忽必烈于1279年批准兴建。其地选择在"都邑东墉下"，即今北京建国门外泡子河北。又名灵台，由太史院主管。整个建筑南北100　丈，东西25　丈，高7　丈，共3　层。下层为太史院办公地点，中层收藏图书及室内仪器，上层为露天观测台并放置仪器之所。这些仪器据《元史》记载有浑天仪、简仪、仰仪、星晷定时仪、高表、候极仪、正仪及仪座等。

大都天文台建筑规模宏大，设备仪器完善，工作人员众多，管理也十分严格。其负责时间之人观测高表、仰仪、日晷，并和滴漏校对；负责历算之人则在中层查阅资料，计算新的历法。白天晚上均有人工作，白天负责整理前夜观测结果，拟订当夜观测计划，夜晚分不同方向操作浑天仪、简仪等凝视着深邃的夜空。观测项目包括日月出没、未命名之星、日食月食、天极位置、彗星流陨、异常天象等。遇有异常天象，当晚还需整理出来上奏朝廷。元大都天文台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管理最科学的天文台之一。明清两代又对其进行了修葺扩建。

（3）登封天文台登封天文台又叫"观星台"，遗迹在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15　公里的告成镇境域，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修建。今保存比较完好，是我国以至世界的重要天文遗迹之一。其结构一是由回旋踏道簇拥着的巍峨台身，二是由台身北壁凹槽内向北平铺的石圭。台身颇似覆斗，高9.46　米，连小室通高12.62　米。台顶平面呈方形，每边长8　米多，底边16　米多。台北壁正中的凹槽进壁是测影的"高表"。直壁与石圭间隔36　厘米，是横梁下垂悬球之地，用以检验横梁和石圭间的垂直关系及高差。石圭与直壁、横梁是一组观测日影的仪器。梁影投在圭上，圭就像一把尺子，可以量出表影长度，故又称"量天尺"。另外，登封天文台上当时还放有各种天文仪器和计时仪器，是一座规模较大，设备颇完善的天文台，对元代的天文学发展起过很大作用。

元政府除修建了上都、大都和登封天文台外，另在南海（今广东）等地也修建了大小不等的多处天文台。

2。天文的观测大批天文台及天文观测站的修建设立，以及元代的疆域空前扩大，为天文观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上奏元世祖忽必烈说："唐一行开元间令南宫说天下测景（影），书中见者凡十三处。今疆宇比唐尤大，若还远方测验，日月交食分数时刻不同，昼夜长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测验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测景。"①郭守敬的建议得到了元世祖的同意与支持，于是在原有上都、大都、登封等五处司天监、天文台的基础上，在元朝统辖的范围内陆续建立了27所观测台站。其范围之广、覆盖面积之大为前代所无。其最北的北海测景所，据推算应在北纬64°5＇的地方，已达北极圈附近；最南的南海测景所亦达占城（今越南南方）。《元史》卷一三《世祖纪》十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三月，曾遣太史监侯张公礼、彭质等前往占城测候日晷。

正是在这种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元代不少天文学家与监候官，分道外出，远达极北南海进行实地天文观测。他们"由上都、大都，历河南府、抵南海，测验晷景（日影）。"②这样大规模的实测活动，只有元朝这样疆域空前扩大，中外交流空前活跃的历史时期才能实现，"是亦古人之所未及为者也。"③由于这些科学家的努力，所以元朝天文观测在测定黄赤大距和恒星观察方面，取得了远超前代的突出成就。

黄赤大距是指黄道面与赤道面由于不在同一水平面上而相夹形成的角度，元代叫做"黄赤道内外极度"，现代天文学上则叫"黄赤交角"。这个交角就是地球赤道面和地球公转轨道面的交角，其数据为天文学中最基本的

①　《元史·郭守敬传》卷一百六十四。

②　《元史》卷一○，《世祖纪》七。

③　《元史》卷四八，《天文志》一。

数据之一，它的精确与否直接影响其它计算结果。元代以前，由于观测精度不高，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黄赤大距为24　度。元代时郭守敬等人利用新制的天文仪器对黄赤交角进行了重新测量，得出"黄赤内外度，据累年实测，内外极度二十三度九十分"的数据，并用数学方法进行了验证，"以圜容方、直、矢接勾股为法，求每日（日、月）去极，与所测相符。"①这个数据折合现代的度分秒是23°33′5.3″，与现代天文学对黄赤交角的理论推算仅有1＇6.8″的误差。这在六、七百年以前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是最精确的数字。元代前后，有不少天文学家测定过黄赤交角。如10世纪初的著名阿拉伯天文学家阿尔·巴塔尼测得为23°53＇，15世纪中亚天文学家兀鲁伯测得为23°30＇20″，均没我国元代所测精确。

元代的天文观测对恒星的测定数据也是非常先进的。我国古代对于恒星位置的观测，主要是以观测二十八星宿为基础的。古人把黄道附近的星分为二十八宿，每一宿用一星为代表，叫做"距星"，两距星之间的距离叫做"距度"。这一距度的测定工作，在古代天文测量中占有重要地位。元以前曾进行过五次距度测量，但误差较大。以北宋崇宁年间的一次为例，其绝对误差总和为4°32＇，平均为9＇。而元郭守敬等人所测绝对误差总和为2°10＇，平均只有4.5＇，比前精确度提高一倍。另外元代郭守敬等人还对二十八宿中杂座诸星进行了测量，测出前人未命名星1000　多颗，总数达2500　多颗，而欧洲文艺复兴前所测的星只有1022　颗，可见其在世界范围内亦属领先地位。

（二）天文仪器的制造元代天文台站的建立，天文观测的广泛开展，从对观测手段现代化要求的角度来看，促进了天文仪器的制造；反过来天文仪器的制造又促进了天文台站的建立与天文观测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如郭守敬就说：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今司天浑仪，宋皇裕中汴京所造，不与此处（指大都天文台）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极，约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复欹侧①。所以元代对天文仪器的改进制造非常重视。先后制造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闚几、正方案、候极仪、立运仪、证理仪、定时仪、日月食仪、悬正仪、座正仪等。这些仪器"皆臻于精妙，卓见绝识，盖有古人所未及者"②。1。简仪简仪是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在元政府主持和领导下，由郭守敬等人参与设计，对古代的浑仪进行了重大改革后创制的。元以前所使用的浑仪，将测量赤道坐标、地平坐标和黄道坐表等三种不同坐标的机构都装在一个系统内，环非常多，致使环圈相互交错，遮挡了视线，影响使用。元简仪不但取消了原浑仪的白道环（月球视运动轨道），而且又取消了黄道环（太阳视运动轨道），并且把地平坐标（由地平圈和地平经圈组成）和赤道坐标（由赤道圈和赤经圈组成）分成了两个独立装置。简仪的赤道装置由四根斜

①　《元史·郭守敬传》卷一百六十四。

①　《元史·郭守敬传》卷一百六十四。

②　《元史》卷四十八，《天文志》一。

立的支柱托着一根正南北方向的轴，围绕此轴旋转的是赤经双环。赤经双环两面刻着周天度数，中间夹着窥管，窥管可绕着赤经双环的中心旋转。窥管两端架有十字线，这就是后世望远镜中十字线的发轫。只要转动赤经双环和窥管，就可以观测空中任何方位的一个天体，并从环面的刻度上读出天体的去极度数。紧挨赤道圈的里面，固定着百刻环。百刻环等分100　刻，又分成12　个时辰，每刻又分作36　分，用来测定时间。为了便于赤道圈的旋转，简仪还应用了滚珠轴承装置。这要比达·芬奇发明滚动轴承早400多年。

元简仪是我国科技史上的珍品，其制造水平遥遥领先于世界300多年，直到1598年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发明了新的仪器，才可与简仪媲美。西方天文学家德雷尔在评价简仪的历史意义时说："中国13世纪时已有第谷式赤道浑仪，更惊人的是，他们还有同第谷用以观测1585年的彗星以及观测恒星和行星的大赤道浑仪相似的仪器。"①可惜元简仪在清初被法国传教士纪理安（任职于钦天监）别有用心地当作废铜烧掉了。现存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简仪系明正统年间的仿制品，可也遭八国联军破坏而不完整了。

2。仰仪仰仪是铜制的中间空的半球面仪器，像一口朝天的大锅。半球的大圆面上刻着东、南、西、北和十二时辰，半球面上刻有与观测地纬度相应的赤道坐标。大圆面上用竿架着一块板，板上有小孔，小孔正好对着半球面的球心上，太阳光通过小孔在半球面上投下一个圆形的倒像映在坐标上，即可读出太阳在天空上的位置。仰仪的优点是毋需直接用肉眼观看强烈的太阳即可得出太阳的位置，并可直接观测日食的方向、亏损及时刻。

3。圭表圭表是我国古代通过观日中影长变化以测定时间，求得周年常数、黄赤道交角，划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一年四季，以及编制历法所用的天文仪器。其中"圭"与"表"是两个不同部件。"表"是垂直立在地面上的标竿，"圭"是从表下端向北延伸出的一条石板，圭表成垂直状。每当正午时，表的影子就落在圭上面，根据表影长短来测定时间和一年四季变化。我国从汉代起即用铜、铁作圭表，但由于铜铁圭表较短，加之太阳半影干扰，影长尺寸很难精确测定。虽然不同时期均有人想出了不少改进办法，如沈括、苏颂等人，但均收效甚微。直到元代郭守敬等人对圭表进行了改造，才提高了其精确度。元代改制的圭表主要是把宋代八尺长的表提高到36　尺，表上再用两条铜龙抬着一根很细的横梁，使梁心到圭面达40　尺。由于高度增加，加之不再测量圭表的表端投影，而改测附于表端之上的横梁投影，所以使投影清晰，提高了精确度。圭的刻度很精细，有尺、寸、分、厘、毫。现存河南登封元代观星台的石圭，由36　方青石圭面和砖砌圭座组成，长31.19　米，宽0.53　米，高0.56　米，石圭水平程度较好，石圭方位与当地子午线方位在时隔700多年后仍相符合。

4。景符、闚几景符、闚几都是圭表的专用附件。景符是为了克服圭表"景虚而淡，难

①　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

得实影"的困难而创制的。其为一中间有小孔的薄铜片，在太阳过子午线时将其装在一个小架上在圭面来回移动，使太阳光通过小孔，利用几何光学中的微孔成像原理，在圭面上形成一米粒大的、中间带有一条细而清晰的横梁影子的太阳像，克服了由于日光在空气中的散射，造成表顶影子落在圭面上不清晰的弱点。用这种清晰的横梁影子来确定圭面日影长度，可精确到±2毫米以内。这是旧圭所不能达到的。闚几形如一长方桌，桌面开一长缝，两边刻上度数，将桌放在圭面上，其缝正对南方向，人可在桌下从缝中直接观测星、月，得到和太阳影长性质一样的量。是辅助圭表测量星、月影长的仪器。

（三）《授时历》的成就我国古代对颁布历法非常重视，它是皇权的象征。因此历代频繁改历，致使元以前的历法多达70　余种。但由于历法是衡量一代天文学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所以随着时代发展这些历法多有不够精确之处。元初本袭用金之《大明历》，后发现有误差，于是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世祖忽必烈着手改历。"遂以守敬与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测验推步于下，而命文谦与枢密张易为之主领。"①经过郭守敬、王恂等人四、五年的努力，在实地科学观测的基础上，并参考前代历法，终于编订出了新的历法《授时历》。《授时历》取"敬授民时"之意，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颁布。此历在当时"自古及今，其推验之精，盖未有出于此者也。"②并打破我国古代或假托于黄钟，或附会于易象的治历习惯，全以晷影实测计算而得，开后世新法之源。

《授时历》的卓越成就主要表现在"考正者七事"、"创法者五事"方面。考正七事：精确地测定了至元十七年（1280年）的冬至时刻；回归年长度及岁差常数。即第一年冬至到第二年冬至的时间为365日24　刻25　分。古时1　天分为100　刻，亦即1年为365.2425日，按现代的测定，一回归年的时间为365.24219日，与《授时历》相比1年仅差0.00031日。如以小时计，即今测1　回归年为365日5　时48　分46　秒，《授时历》为365日5　时49　分12　秒，相差26　秒。现在世界通用的阳历，即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世于1582年颁行的《格里高利历》与《授时历》的测算完全相同，而前者比后者晚300多年；测定冬至日太阳的位置，认为太阳在冬至点速度最高，在夏至点速度最低；测定了月亮在近地点时刻；测定了冬至前月亮过升交点的时刻。亦即冬至时月亮离黄白交点的距离，并进一步利用此数据测定了朔望日、近点月和交点月的日数；测定了28　宿距星的度数；测定了24　节气时元大都日出日没时刻及昼夜时间长短。

创法五事是：求出太阳在黄赤道上的运行速度；求出月亮在白道上的运行速度，亦即月球每日绕地球运行的速度；从太阳的黄道经度推算出赤道经度；从太阳的黄道经度推算赤道纬度；求月道和赤道交点的位置。

另外，《授时历》还正式废除了上元积年日法，采用了近世截元法，所谓"上元积年"是我国古代编历的老传统，"上元"就是在过去的年代里，一个朔望日的开始时刻和冬至夜半发生在一天；"积年"就是从制历或颁历

①　《元史·郭守敬传》卷一百六十四。

②　《元史》卷五二，《历志》一。

时的冬至夜半上推到所选上元的年数。历法家为了找到一个理想的上元，往往牵强凑合。《授时历》不采用这种方法，而以至元十七年（1280年）作为推算各项天文数据的起点，即近世截元法，这是历法史上的一项重要贡献。《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先进的历法，代表了元代天文学的高度发展。

自颁行后，沿用400多年，是我国流行最长的一部历法。

（四）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元代天文历法学的高度发展是离不开郭守敬、王恂等一批科学家的刻苦努力与杰出贡献的，其中尤以郭守敬的贡献为著。郭守敬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天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水利地理学家、机械制造专家。

郭守敬字若思，1231年出生于元顺德邢州（今河北邢台市）。幼年丧父，由其祖父郭荣抚养长大。郭荣知识渊博，精通五经数学和水利等，并喜交游，与当时学界、政界名人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王恂等人均为同窗好友。这样的家庭环境对郭守敬产生良好影响，使他从小就认真读书并喜欢自然科学。后拜刘秉忠为师。刘秉忠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地理学家，青少年时曾出家为僧，后还俗受到世祖忽必烈重用，曾任元参领中书省事、同知枢密院事等职，并主持设计了大都城。

郭守敬在祖父和老师的教诲下，学问大有长进。他十五、六岁时就掌握了不少天文历算知识，并习惯于钻研问题。一天，他得到了一幅宋代人燕肃创制的计时器"莲花漏"的图佯，经过认真地探索琢磨，很快就弄清了其构造原理，并详细讲给别人听，受到人们称赞。这期间他还根据《书经》中的"璇玑图"，自己动手用竹蔑扎制了一架浑天仪，安装在家门口的小土台上。每当晴朗的夜晚，郭守敬就用这土仪器观测28　宿和其它亮星。另据史书记载，郭守敬20　岁时还细心观察和勘测自己家乡附近的地形并参加整治了三条河道。

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郭守敬32　岁，经张文谦推荐，世祖忽必烈在上都召见了他。郭守敬向世祖提出了6　项发展华北平原水利事业的建议，深受世祖赞赏，说："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①当即命郭守敬为提举诸河渠。第二年又加授副河渠使。至元元年（1264年），郭守敬随张文谦视察西夏（今甘肃宁夏一带），修复了不少被战争破坏的河渠，为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在河渠上为他修建了生祠。至元二年（1265年），由于郭守敬在水利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元廷授予他都水少监。郭守敬感到自己学有所用，于是又向朝廷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他建议应修复中兴（今宁夏银川）至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的河道以利漕运；引卢沟河水至燕京西山一带，一方面利于灌溉农田、发展生产，另方面方便河运。世祖深以为然，并下令执行。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军统帅伯颜在率军南征之际，令郭守敬视察河北、山带一带可通舟船者，守敬详细考察并绘图上报，为统一全国起了积极作用。

至元十三年（1276年），世祖忽必烈命郭守敬具体负责测算制历之事。

郭守敬与许衡、王恂等一批科学家一起，首先将前代所留仪器收集一处，反复研究其构造特点，并率人不辞辛苦地在大都甚至远达南海进行实地观测，

①　《元史·郭守敬传》卷一百六十四。

考察了旧仪器的不足，提出了一整套改革创制新仪器的方案。随后请来高明的工匠和他一起，搭起了高大的工棚，动工冶铸。先后创制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闚几、七宝灯漏、星晷定时仪、水运浑象、日月食仪、玲珑仪等一大批先进仪器。

郭守敬创制的这些先进仪器的性能已见前节介绍，如其简仪是在分析研究了旧浑仪上每一道环的作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基础上研制的。他毅然去掉旧浑仪那些不必要的和做支架用的圆环，把保留的圆环从层层套圈中分离开来。使浑仪用来测量不同坐标的圆环分开，而后各自独立设置成两组基本的圆环系统，即赤道装置和地平装置。它的特点是每个装置的结构都非常简单化，使用起来既方便又精确度高。同时他还把浑仪上的窥管改为窥衡，瞄准时只要将要测的星星和窥衡上的细线中点连成一线，与今天视场中的十字丝瞄准位一样道理。在简仪的读数上采用了十进制，将一度分成十格，利用一个测微装置读到小数第二位即1％度，称为分。这与前人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他制作的圭表，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了高度，并附属有景符、闚几等仪器，巧妙地解决了圭表测量精度的难题，使圭表测量精度大为提高。

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加快新历制定的步伐，改太史局为太史院，并任命王恂为太史令，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给印章、立官府。郭守敬当面和世祖谈论制历事，常常至日落西山，世祖毫不显倦怠。这一方面说明世祖求贤若渴，重视科技文化事业，另方面也说明郭守敬的卓越才能。明君贤臣相得益彰，于是郭守敬又提出在更大范围进行实地观测。"帝可其奏，遂设监候官一十四员，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七十二所。"①经过数年努力，新历终于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告成，取名《授时历》。郭守敬在新历告成后上奏世祖的表文中详细介绍了新历的成就，即"所考正者凡七事"、"所创法凡五事"。并叙述了自黄帝以降我国历法情况，可视作我国元以前的简明历法史提纲。可见郭守敬的渊博知识。

至元十九年（1282年），新历虽颁行，但计算等还未有定稿，时王恂已卒，靠郭守敬将其整理分抄并附考证藏之于官。全书分105　卷。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郭守敬继任太史令。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又为燕京及河北一带的水利事操心，向世祖忽必烈提出十一事，详细陈述了修建大都水利工程的意见。世祖准奏。并复置都水监，使守敬主其事。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拜守敬为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守敬卒，年86　岁。

郭守敬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在勤学苦干、崇尚实际作风指导下，既虚心学习前人成果，又敢于打破框框改革创新，表现出多方面的科技才能，尤其在天文历法与水利建设方面的成就，得到国内外科学家高度评价。

（五）耶律楚材、扎马鲁丁等少数民族天文学家元代天文学的发展处于我国古代高峰期，其间大批少数民族天文学家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尤以耶律楚材、扎马鲁丁等人的贡献为最。

①　《元史·郭守敬传》卷一百六十四。

耶律楚材（1190-1244年），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族人。其九世祖是辽朝太祖皇帝耶律阿保机，父亲为金朝尚书右丞耶律履，世代居住燕京。通晓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儒、释、道、医、卜等多门学问。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考中进士，曾任金朝开州同知、左右司员外郎。

蒙古太祖十年（1215年）蒙古军攻占中都（今北京），十三年（1218年）楚材被成吉思汗征召到漠北和林，次年随成吉思汗西征。十年而归，成吉思汗去世，其三子窝阔台继汗位后，楚材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和治国方略，日益受到重用。蒙古太宗三年（1231年）被任命为相当于宰相的中书令。在任期间，他极力推行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汉族传统统治方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有利于中原经济恢复发展的政策与措施。窝阔台汗去世，脱列哥那皇后摄政，楚材渐受排挤，不久在郁郁不乐中去世。

耶律楚材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一代名相，他为推动蒙古人学习与接受中原农业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为以后元世祖忽必烈推行汉法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他作为一个精通天文历法的科学家，为元朝的天文学发展亦做出了积极贡献。

成吉思汗当初召见他，实际也是看中他的天文术数及儒释道知识。他跟随成吉思汗西征，以书记官和星象家身份出现，常以征伐、治国、安民之道劝说成吉思汗，并借为汗观星相或占卜吉凶之机，多次阻止随便杀戮。恰恰这些方面也反映出了他的天文律历知识。如成吉思汗西征出发前曾问耶律楚材出发日期，楚材回答说："我昨晚观看星相，知道又有杀伐在即，随即占了一卦，以己卯年（1219年）最为吉利。"又临出发时正值炎热的夏天，可和林却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成吉思汗深感不祥，于是又去请教耶律楚材。楚材立即占了一卦，回答说："瑞雪飘扬是好兆头，这次出征一定能打胜仗。"经他一说，成吉思汗坚定了信心，马上率兵出发。还有一次成吉思汗西征进兵至东印度铁门关（乌兹别克共和国博加拉关），他的侍卫遇见一头怪兽，身高数丈，身子像鹿，尾巴像马，头上有一独角，浑身绿色而有鳞甲，还能讲人话。成吉思汗听后很感奇怪，就又去请教耶律楚材。楚材观测天象，推演术数，借机对成吉思汗说："这是个具有吉祥征兆的兽类，它的名字叫角端，一天能走十万八千里，能说多种语言。它喜欢保全生命，反对随便屠杀，是长生天派来告知陛下的。盼望陛下的洪天大福。"成吉思汗听后相信了八九分，加之其西征进行得也不顺利，于是不久撤兵归国。

这几件事虽然将科学性深深隐藏起来，但楚材精通天文历算的事实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另外，据《元史》记载，耶律楚材在西域期间曾在"清台"任职。"清台"是从中国汉朝起就设立的一个机构，又叫"灵台"，也就是后世的"司天台"，主要管天象的观测和历法的制定颁布。这期间，西域的一个历法学者曾向成吉思汗奏报，蒙古太祖十五年（1220年）五月望日将发生月蚀。楚材说不会。结果真的没有发生。楚材根据自己推算说："明年的十月将要发生月蚀。"西域这位历法学者也提出反对意见。可到时真的月蚀景象出现了。说明耶律楚材当时已经能够比较准确地推算出日月蚀时间。

但楚材的这种推算主要依据是金朝的《大明历》，《大明历》以中国中原地区为准，在西域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照搬就会出现程度不同的误差。他当时说十月将发生月蚀，日子是说对了，可原说子时月蚀达到最高峰，结果众人一起等候，却初更时月蚀就出现了。这种现象提醒了耶律楚材，照用《大明历》不行，要找出误差的原因。于是，耶律楚材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地上的距离与历法的推算有直接关系。《大明历》所说的子正时，是中国中原的子正时，在西域寻思干城应是初更时。进而提出了"里差"的概念。并结合节气、周天、月转等天象规律，编订了一部新的历法《西征庚午元历》，较好地解决了由于"里差"不同所出现的误差现象。这"里差"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经度"。所以，耶律楚材是在中国首次提出经度概念的人。正是在此基础上，几十年后，苏天爵又发展楚材这个思想而形成了地方时的概念。同时，楚材对天文历法的研究和他编的《西征庚午元历》，也为元代郭守敬、王恂等人进一步发展我国天文历法科学，重新编订新历法《授时历》，提供了借鉴。

据《黑鞑事略》一书记载，出使蒙古汗国的南宋使者徐霆，曾于蒙古太宗八年（1236年）在燕京宣德州看见过耶律楚材自己推算、刻印并颁行的一部新历法。这个历法可能就是耶律楚材在《大明历》基础上编订的《西征庚午元历》，经中书省审核上报由朝廷颁行。可具体审核批准颁行情况及其内容已不得而知。不过，楚材对中国元代天文历法科学的贡献是可以肯定的。另外，楚材在医学、数学等方面也有一定成就。

扎马鲁丁，西域人，回族，世祖忽必烈时颇受重用，至元四年（1267年）曾进《万年历》并造西域天文仪器。至元八年（1271年），世祖诏立回回司天台，扎马鲁丁任司天台提点。十年（1273年），他以司天台提点充秘书监。二十四年（1287年），官集贤院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集贤院"掌提调学校，征求隐逸，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悉录焉。"①扎马鲁丁供职其间，展现了他的渊博知识。另据《元秘书监志》记载，扎马鲁丁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还负责纂修了《地理图志》。晚年在民间传教。

扎马鲁丁在天文历法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编制进献了《万年历》和制造了数种天文仪器。元代对回回天文历法相当重视，设回回司天台，延聘回回天文人才，诏令编制回回历。《万年历》即回回历，亦即阿拉伯历，分太阳历与太阴历两种。前者主要供农牧之用，后者主要用于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元初所颁者是后一种。此历的颁布，当对其后郭守敬等人创制《授时历》亦起了积极作用。

扎马鲁丁在编制万年历的同时，在大都建立了观象台，制造了7　种天文地理仪器。其①"咱秃哈剌古"，汉译为"浑天仪"。以铜制成，由内外几环相结，可以旋转，是用来观测太阳运行轨道的仪器；②"咱秃·朔八台"，汉译为"测验周天星曜之器"，即方位仪。是观测星球方位的仪器；③"鲁哈麻·亦·渺凹只"，汉译为"春秋分晷影堂"，即斜纬仪。是用来确定春分、秋分时刻的仪器；④"鲁哈麻·亦·木思塔余"，汉译为"冬夏至晷影堂"，即平纬仪。其建屋五间，屋内为深坑，屋脊开南北向一条横缝，壁上立长一丈六寸的铜尺，用来测定冬至、夏至的时刻；⑤"苦来亦撒麻"，汉译为"浑天图"，即天文图像模型，亦即天球仪。它似浑天仪，但不能转动；⑥"苦来亦阿儿子"，汉译为"地理志"，实即地球仪；⑦"兀速都儿速不定"，汉译为"昼夜时刻之器"，即观象仪。是测量时间、确定方位的仪器。这7　种仪器《元史》称作"西域仪象"，而且均使用阿拉伯语名称，故可以

①　《元史》卷八十七，《百官志·集贤院条》下。

确定为是扎马鲁丁仿照阿拉伯天文仪器所制造的。对郭守敬创制天文仪器也肯定会有启迪借鉴作用的。

扎马鲁丁不愧是一个天文历法与仪器制造专家，同时还是一个地理学家，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为中华科技文化发展以及中外科技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六）少数民族历法元代历法以郭守敬等人编制的《授时历》成就最高，但诸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历法又使元代历法更为丰富多彩，形成历法主干突出又百花齐放、形式多样的特点。如蒙古族、藏族、彝族、回族、傣族等民族都有自己的历法，既与中原汉族历法有相关之处，又有适应自己生产生活的鲜明特点。

1。蒙古族的历法蒙古族早期使用的是自然历法，即以草木纪年。草青为一岁，新月初升为一月。如徐霆在亲历蒙地所写的《黑鞑事略》里说："但是草青则为一年，新月初生则为一月。人问其庚甲若干，则倒指而数几青草。"这是为了适应其游牧生活特点而产生的。随着游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蒙古人又将一年分为冬、春、夏、秋四季。冬季要保护牧场，便于牲畜过冬；春季草青是发展安排牧业生产的必要条件；夏季草长茂盛，正是抓膘的季节；秋季羊肥马壮，丰收在望。最早的蒙古文文献《蒙古秘史》就记载了蒙古人以季节对时间的表示。如"鼠儿年，秋"等。月份名也常冠以季度名来表示，如"夏的头月"即四月。月份采用阴历，以月亮的循环表示时间，"每见（月亮）圆而为一月"，"见草青迟迟，方知是年闰月也。"以月圆为一月，一年以12　个月循环计算，以草青来迟调整时间，置闰月。

随着游牧经济与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蒙古民族形成了自己的历法"蒙古皇历"，即12　生肖纪年法，蒙语叫"阿尔本浩牙勒吉勒"。这12　生肖依次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等12　个动物，蒙古人叫"额尔和屯"。《蒙鞑备录》谈到蒙古纪历时说："又称年号曰兔儿年、龙儿年。"《蒙古秘史》结尾处作者在谈该书完成年也说："鼠儿年七月，写毕。"此纪年法以12年为一轮回，周而复始，并以鼠年为首。

后来，蒙古人又将12　生肖与五行相配合来纪年。并将"金、木、水、火、土"五行中的各行分为"额日"（公）、"额木"（母）。如"木"分一公一母，"水"分一公一母。。。这12　个动物名与"五行"公母依次配合组成木（公）鼠年、木（母）鼠年，火（公）虎年、火（母）虎年等，60年为一组。蒙古族的这12　动物相配五行公母的纪年法是从公元1027年（即火（母）兔年）开始的。

其后又将五行演化为蓝、红、黄、白、黑五色与12　动物相配。这五色又分"比力格"（阴）与"阿日嘎"（阳）。如蓝阳、蓝阴、红阳、红阴。。，共变为10　个。同时又将12　动物也分为6　阴6　阳，6　阳为鼠、虎、龙、马、猴、狗；6　阴为牛、兔、蛇、羊、鸡、猪。阳性颜色配阳性动物，阴性颜色配阴性动物，组成蓝（阳）鼠年、蓝（阴）鼠年等，亦配成60　个一组一轮回。到了蒙古汗国时期，随着蒙汉文化交流的深入，蒙古族一方面继续延用12　动物纪年法，同时借用中原地区的干支纪年法，或将二者合用。如《黑鞑事略》中说："其正朔，昔用十二辰之象，今用六甲轮流，皆汉人、契丹、女真教之。"孟珙在《蒙鞑备录》里更明确指出：蒙古"年号兔儿年、龙儿年，至去年改曰庚辰年"。此处庚辰年即太祖十五年（1220年）。这说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后除用12　动物纪年外，还改用干支纪年。这在当时不少蒙古碑文里亦可得到证明。如《1223年盩厔重阳万寿宫圣旨碑》载"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日"，即太祖十八年。另也有"癸未羊儿三月日"的混用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建"元"统一，朝廷中采用汉族传统纪年之法，有"中统"、"至元"等。但同时12　动物纪年法也还在用。到了明代，由于喇嘛教的传入，部分蒙古地区还吸收了藏族的纪年历法，民间则上述几种历法仍在流行。2。藏族的历法藏族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公元七世纪左右其使用的阴阳历颇似汉历，藏译作"剥当"或"黑历"。此历系唐文成公主进藏带入的汉历的改造历。它用干支纪年，但以五行代十干，如甲乙为木、丙丁为火、戊己为土、庚辛为金（以铁代金）、壬癸为水；以十二生肖代地支，如子鼠、丑牛等。这期间各代藏王在位年数或年号均用干支法来纪年。

十一世纪以后，藏族历史文献中改用拉布琼纪年法。此历受印度所传入的星历（藏译作"白哥"或"白历"）的影响。星历1年等于360日，分为12　个月，每月都有一定的代号，颇似黄道12　宫名称。拉布琼历以它采用星历那年为纪元元年，以60年为1世纪。从尼马扎巴传入星历那年起，到1956年，已过15　个世纪又32年，故1956年相当于藏历阳火猴年，纪元932年；1980年相当于藏历阳铁猴年，纪元956年。

藏历关于月份的记载，由于年分4　季，故每季分3月，称大、中、小月。汉历传入后，也以数序1、2、3　称月。使用拉布琼历后，也用望夜月球所在28　宿作月名。13世纪改以建寅为岁首后，月名与望月所在28　宿没什么关系了。

藏历闰月与汉历颇不同，它把24　节气分为"气"和"中"，以没"中"

的月份作为前1　个月闰月，平均32　个月半里有1　个闰月。

藏历以合朔定月，每月29.53059日，小月29日，大月30日。这是以月球在28　宿间移动一周来确定，但又不以恒星月计算，故每年大小月各占一半。16世纪后藏历又创一种通用历，采用空日和重日的办法，使每月名义上都有30日。其空日重日无固定规律，唯每月有1、15、30日并1日与15日必是朔与望为依据。

藏历亦采用7日星期周，分别以日、月、火、水、木、金、土标记。每日分60　水时，1　水时分60　水雨，1　水雨含6　息。这样1年是371日4　水时16　水雨5　息7　厘，实际所用是回归年365日16　水时14　水雨1　息12.707　厘。后世藏历以汉历为主，也包括星历内容。

3。回族的历法回族先民多来自阿拉伯一带，故其历法也采用阿拉伯历法，称回历，或称回回历、阿拉伯、希吉来历、伊斯兰教历等。它于元代就传入中国，为信仰伊斯教的诸民族所通用，相传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所创造。

回历有太阳历和太阴历两种。太阳历供耕种、收获、征税之用；太阴历供历史纪年和宗教祭祀使用。一般所称回历系指太阴历。

回历以穆罕默德由麦加（希吉来）迁徙到麦地那的那年岁首（即公元前622年7月16日，星期五）为纪元元年元旦。它以月球圆缺周期为1　个月，每月以初见月光作为第一天。1年固定为12　个月，大小月相间，每逢单月为大月，30　天，双月为小月，29　天。平年全年354日，以30年为1　周，每周逢第2、5、7、10、13、16、18、21、24、26、29年为闰年。但其闰年是闰日，即逢闰年在12月末加1　闰日，共11　个闰日，闰年全年为355日。故此历平均每年为354日8　时48　分，比回归年约少10日21　时1　分，积2.7年比回归年相差1月，积32.6年比回归年相差1年。即回历的岁首，在1年4季里变动不定，约30年变动1　周。如某年春分在回历1月间，过10年则在8月间，过20年就在4月间。

回历以太阳落为一天的开始，以7　天为一周，即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每年元旦的七曜为岁七曜。由于回历纪年元年元旦是金曜，因而第二年元旦是火曜，第三年元旦是土曜，即每过1年，岁七曜下推4日。回历每年有三个较大节日。即3月12日为圣诞节，穆罕默德诞辰日；10月1日开斋节；12月10日为宰牲节，又称古尔邦节。每逢这些节日，世界范围的穆斯林都隆重庆祝。

回历太阳历以公元622年为纪元，春分日为岁首。以太阳行黄道12　宫1周为1年。1年分12　个月，前6　个月中，除4月为32日外，其余均为31日；后6　个月中，除9、10　两个月为29日外，其余均为30日。全年共365日，历128年置31　个闰日，每逢闰年于3月末置1　闰日，闰年全年366日。此历和回归年相比，需积8　万年才相差1日，主要供农事活动之用。

回历在元代传入我国以来，曾得到元朝廷重视，在一定范围内颁布流行，明清时期对我国的历法也产生一定影响。

4。彝族的历法彝族是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其先民在很早就具有一些观测天象的知识。如彝族古代曾居住在由北向南流的河流附近，因而称河水源头为北，河流下游为南。又曾居住在横断山脉的峡谷中，彝族人民称太阳落坡为西方，称太阳升起为东方。又设四个副方向，即以牛代表东北，以龙代表东南，以羊代表西南，以狗代表西北。说明其对空间概况有认识。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天文知识的不断积累，彝族人民制订了自己的历法。有阴阳历和十月历两种。阴阳历是从汉族地区吸收来的，十月历则是自己创造。

阴阳历与汉族农历一样，都属阴阳历系统。平年12　个月，闰年13　个月，闰月最初置冬至节月后，后来采用汉族置闰法，把闰月称作"重某月"或"双某月"。其纪年、纪月、纪日、纪时都采用12　生肖。12　生肖的名称和顺序与汉历一样。每月30　天，一年360　天。每月分上下半月，上半月称作明月，下半月称为暗月。

十月历以立春前后为岁首，每年分10　个月，每月36　天，另外有5　天为过年日，全年365　天。每隔3年置1　闰日，加在过年日中，闰年就是366　天。此历除回归年长度略嫌粗疏外，月日安排均很科学。它以12　生肖纪年、日，由于每月36　天，恰好是3　个生肖周。这样，同一年各月的初一以及所有对应日的生肖均相同，十分整齐，记忆方便。第二年纪日的生肖也只要在上年的基础上，推后过年日的5　或6　个即可。彝族的这种十月历也被云南西部怒江上游的傈僳族所采用，只是他们不使用月序，而以过年月、盖房月、花开月、鸟叫月、火烧山月、饥饿月、采集月、收获月、酒醉月、狩猎月命名。

彝族十月历据有关学者研究产生于公元前，比较久远，元时十月历与阴阳历间用，而阴阳历用得更广泛一些。

5。傣族历法傣族有自己历法，傣语称"萨哈拉乍"或"祖腊萨哈"，俗称"祖腊历"或"小历"。

傣历属阴阳历的一种，起源可上溯至周秦之际。现行傣历创制于公元638年，吸收了汉族历法的一些特点，并采用印度历法的若干数据，结合本民族特点制定。它的回归年长度为365.25875日，朔望月为29.530583日。正月相当于汉历10月，但岁首却在傣历6月6日与7月6日之间，新年6月6日约当公历的4月15日或16日（清明后10日）。

傣历以月球圆缺周期为一个月，大小月相间，大月（单月）每月30日，小月（双月）每月29日。平年12　个月，闰年13　个月，采用19年7　闰法，闰月固定放在9月后，也为30日。如此配合后，月的长度仍比朔望月长度小，故又规定每隔约5年，于8月29日后，加进1日，凡8月为30日的称为"八月满月"，相仿于公历闰2月。平年354　或355日，闰年384日。每月按月份分上下两个半月，上半月15　天，下半月15　天或14　天。

傣历除每月分为上下半月的日序纪日法外，还用干支纪日法和七曜一周法，这和汉族农历一样。傣历的纪时法分时段与时度两种。时段是把一昼夜先定出4　个基本时点，然后在每两个基本时点之间，划分为3　段，这样全天共分12　时段，即相当于12　时辰。时度纪时法是把一昼夜分为60　时度，每1时度相当于今天通用时间的24　分钟。傣历还将1年分为4　季。

另外，云南西南边境的拉祜族和佤族也有自己的历法。

三、数学（一）我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高峰期我国古代数学经数千年的发展，到宋元时达到了高峰期。而元代更是这种高峰期的顶峰状态。如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数学史组在其《宋元数学综述》一文里说："13世纪下半纪（主要指元代）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如果说宋元数学是以筹算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高潮，那么13世纪下半纪正就是这个高潮的顶峰。"①我国已故著名数学史专家钱宝琮先生也说："中国数学以元初为最盛，学人蔚起，著作如林，于数学史上放特殊光彩。"②可见元代数学在我国数学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

元代数学之所以达到我国古代数学的高峰期，其主要标志是涌现出了一批著名数学家及其著作，提出并解决了一些数学方面的高难问题，取得了杰出成就。

元代著名数学家有李冶、朱世杰、蒙哥等人。李冶著有《测圆海镜》12卷、《益古演段》3　卷；朱世杰著有《算学启蒙》3　卷、《四元玉鉴》3　卷；蒙哥对古希腊伟大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有研究。李冶提出了立方程的方法（即天元术），朱世杰提出了多元高次联立方程的解法（即四元术）及垛积术与招差法。这些都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成就。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数学本身发展原因的。

从社会政治经济对数学发展的影响来看，元代虽然一度战火连天，但长江下游一带受战争的影响较小，社会经济得到了不断发展，商业贸易也比较繁荣。商业的繁荣就日益向数学提出要求，怎样才能够更快更准确地进行计算并迅速掌握各种计算方法？元代在南宋"乘除捷法"和各种"歌诀"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不少内容更丰富的实用算术书，解决了社会实践向数学提出来的要求，从而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如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就是一本启蒙性的通俗教科书，其中有不少便捷的歌诀如九九乘法歌与归除歌诀等。这样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同时又引来了更多的人渴望接受数学教育。祖颐为朱世杰《四元玉鉴》所作序言中就说："（朱世杰）周流四方。。踵门而学者云集"。莫若的序文也说："燕山松庭朱先生以数学名家周游湖海二十余年矣，四方之来学者日众。"群众基础的深厚，当然对数学的发展有极大好处。不仅在南方如此，在北方数学也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当时在太行山南麓东西两侧的山西、河北部分地区就形成了另一个数学发展中心。如祖颐为朱世杰《四元玉鉴》所作序中叙述从"天元术"到"四元术"的发展过程中所提到的平阳、博陆、鹿泉、平水、绛、霍山等地就属此地区。元代著名的天文学家郭守敬、王恂等人未仕元前就都隐于今河北武安紫金山中。这一带在金元时期受战争破坏不是很严重，经济情况较好，是当时北方的一个文化中心。加之此时这个地区造纸业和印刷业也极为发达，其"平水版"印本书可和南宋的印本书相媲美。这些无疑对数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果说当时南方长江下游一带在改革筹算方面，把筹算系统的计算方法改进到十分完美的地步，那么北方河北与山西南部地区则从设立未知数、立方程和消去法

①　见《宋元数学史论文集》。

②　见《钱宝琮科学论文选集》。

方面（即天元术和四元术），也把筹算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从数学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元代数学继承了前代成果并解决了前代所未解决而又亟需解决的问题。如关于"天元术"和"四元术"的发展问题。在我国古代著名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约公元1世纪）的开方法中，"借一算"已有未知数X2　的含意，唐代王孝通在立方程过程中也用到了多项式的计算。到了宋代数学家们把"增乘开方法"由开平方、开立方推广到开任意高次方之后，"天元术"的形成就剩最后一跃了。金末元初的李冶完成了这最后一跃。当"天元术"的问题解决后，人们自然而然地又会提出解决高次联立方程的问题。朱世杰"四元术"的提出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四元术"用上下左右的不同位置来表示高次的四元式，最多不能超过四元，所以可以说筹算在这方面被发展到顶点了。

另外，数学的发展还与其它学科有密切的关系。如"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式解法）和高次的招差法公式与天文历法的推算就密切相关。天文历法的推算需用高次招差法这一数学学科的方法，只有当人们从数学方面解决了一系列的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各种垛积问题）之后才能最后完成这一方法，天文历法推算的需要向数学学科提出了问题，数学学科问题的解决又促进了天文历法的发展。所以说，元代的天文历法与数学均达到了我国古代的高峰期，是与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分不开的。

总之，元代数学的发展之所以达到我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高峰期甚至巅峰状态，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及数学学科本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二）天元术与四元术元代数学发展的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天元术与四元术，内插法与垛积术的提出与解决。

1。天元术我们要运算一个实际问题，一般要分两步进行，第一步要根据问题给出的条件列出一个包括未知数的方程，第二步是解方程求出它的根。天元术就是建立代数方程的一般方法。由于所说的未知数在当时称为天元，所以这种方法就被称为天元术。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方程筹算的表示法，但如何建立方程却还没有一通用的方法。据史书记载，可能到了12世纪有了天元术这一一般方程式的雏形，但直到李冶的《测圆海镜》、《益古演段》里才有了比较详细的天元术的内容记载。亦即从数学史角度看，直到13世纪下半期才有了比较成熟的天元术这一普遍列方程的方法。

元代天元术和现代列方程的方法极为相似。它首先是"立天元一为某某"，亦即现代的"设X　为某某"的意思，其次再根据问题给出的条件列出两个相等的多项式，令二者相减即可得出一个一端为零的方程。这种以相等二个多项式相减以列出方程的步骤，被称为"同数相消"或"如积相消"。在天元术中写出一个多项式，常常是在一次项旁记入一个"元"字，或正常项旁记一个"太"字。

天元术只表示一个未知数，即一元。但它的设未知数解方程在世界数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在欧洲，16世纪以前的代数方程式还是用文字来叙述表达的。那时要说明一个数学问题，解一道方程，要用很多文字来说明，简直如写一篇文章。直到16世纪法国数学家韦达建议用元音字母代表已知量，用辅音字母代表未知量，数学符号才出现。但它要比我国元代天元术代表未知量晚数百年。

2。四元术天元术出现后不久又出现了天元、地元两个未知数，又出现了天元、地元、人元3　个未知数，最后推到天元、地元、人元、物元"四元术"，即用天、地、人、物作未知数表列的四元高次方程组。祖颐在为朱世杰的《四元玉鉴》所作的后序中，在叙述由天元发展到四元的过程时说："平阳李德载因撰两仪群英集臻兼有地元，霍山邢先生颂不高弟刘大鉴润夫撰乾坤括囊末仅有人元二问，吾友燕山朱汉卿（世杰）先生演数有年，探三才之赜，索九章之隐，按天、地、人、物，立成四元。"李德载、刘大鉴的著作已无传本，关于四元术内容的记载目前主要见朱世杰的《四元玉鉴》。朱氏《四元玉鉴》对高次方程组有固定的记法。

四元术的解题用四元消法，即把四元消去一元变成三元三式，再消去一元变成二元二式，再消去一元就得到一个只含一元的天元开方式，然后用增乘开方法求正根，并用分数表示正有理根或无理根的近似值。以朱世杰的《四元玉鉴》为例，其二元多行式的消法是采用"互隐通分相消"，及所谓"左右进退"、"横冲直撞"等方法，即由该方程组经过变形得到一个一元的高次方程。三元式和四元式的消法又采用"剔而消之"法，使该方程式最后亦变为一个一元的高次方程。

运用四元消法可解决求解任意四元高次方程组的问题，使之化为一元进而解决之。在欧洲，高次方程组的消去法问题，只有到了18世纪法国数学家别卓（Bēzout，1779年）的著作中才有系统的叙述，后又经英国数学家西勒维思特（Sylvester，1840年）和凯雷（A·cayley，1852年）等人的工作，方才出现了完整的消去法理论，比我国元代晚400-500年。并且欧洲数学家们所建立起来的乃是着重讨论消去的可能性以及普遍的消去法理论，在解决具体的多元高次方程组方面，我国元代的消去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三）内插法和垛积术1。内插法已知函数f（x）在自变量是X1，X2，X3。。Xn　时的对应值是f（x1），f（x2）。。f（xn），求Xi　和xi＋1　之间的函数值的方法叫做内插法。如果Xn是按等距离变化的，称为自变数等间距内插法；如果Xn　是按不等距离变化的，称为自变数不等间距内插法。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编制《授时历》（1280年）时曾用到三次差的内插原理。据史书记载，元代数学家已得到了四次差的内插法公式：f n　＝　n　＋12！n n　－1　＋13！n n　－1 n　－　2＋14！n n　－1 n　－　2 n　－　3（　）　△　（　）△　（　）·（　）△（　）·（　）·（　）△2 34这里△，△2，△3，△4　分别代表各级差分的第一个差分。欧洲数学家格里高利于1670年才得到类似的公式，比我国元代晚了367年。

另外，朱世杰在其著作中还正确地指出了上述四次内插公式中各项系数恰好依次等于前一串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公式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元代数学家已经掌握了任意高次内插法的公式。这比欧洲同类结果更早500余年。2。垛积术垛积术就是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如果一个级数（例如，1＋3＋5＋7＋9。。）

的每一项减去它的前一项所得到的差都相等，那么这个级数叫做等差级数。如果一个级数（例如12＋22＋32＋52＋。。）的每一项底数减去它的前面一项底数所得的差构成一个等差级数，那么这个级数叫做二阶等差级数。如果一个级数的每一项底数减去它的前面一项底数所得的差构成一个二级等差级数，那么这个级数叫做三阶等差级数。以此类推。二阶以上的等差级数统称为高阶等差级数。

元代垛积术成就主要记载于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堆积还原门14　问》和《四元玉鉴·茭草形段7　问》、《四元玉鉴·如象招数5　问》、《四元玉鉴·果垛叠藏20　问》等书中。在此之前的沈括（1031-1095年）在其所著的《梦溪笔谈》中就有"隙积术"，并且给出了长方台垛的正确公式。后来杨辉在其1261年至1275年之间完成的著作中也得到三角垛、方垛、果子垛等公式，但直到朱世杰才开始了新局面。朱世杰的著作中提出了撒星形、撒星更落一形垛等新的垛积问题，并把招差术进一步推向前所未有的完备境界。正如清代学者阮元所说："茭草形段、如象招数、果垛叠藏各问，为自来算书所未及。"

元代垛积术的重要成果是得出了三阶等差级数的求和公式。用现在符号的写法其公式为：1111 ppr　！（　）！＝　。＋nr（r　＋1 r　＋　2 r　＋　p 1n（n　＋1 n　＋　2 n　＋　p　））（　）。。（　－　）

）（　）。。（　）

其中p＝1，2，。。6。

此公式和现代所叫的"牛顿公式"完全一样。但英国著名数学家牛顿直到1676-1678年才获得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公式，比我国元代晚了近400年。

（四）李冶及其《测圆海镜》、《益古演段》李冶是金末元初的一位著名数学家和文学家、历史学家。他曾名李治，字仁卿，号敬斋，1192年诞生于燕京大兴城一个官僚家庭，祖籍真定栾城（今河北栾城县）。他的数学著作主要在元代刊刻流行并引起学界重视。他的父亲李遹博学多才、能诗善画，曾考取金代进士，出仕后在大兴城胡沙虎手下任职。胡沙虎是个暴虐无道，依势卖权，残害百姓的昏官，李遹与其开展了斗争，但终被排挤打击，退职闲居。其间李遹为防意外，将家属送回栾城老家，而独将少年李冶送到元氏（今河北元氏县）读书。但金代的黑暗统治、官场腐败对李冶产生很大影响，他曾在所著《敬斋古今黈》里说："今王不知其然，于其九族之中，号为君子，有徽美之道者可亲而不亲，乃于谗谄邪佞之小人，与之连属也。"表达了上对君王，下对宠臣的不满。

1230年，李冶到洛阳应试，以自己的才学中词赋科进士并被授官。初任高陵（今陕西高陵县）主簿，但因窝阔台汗已率兵攻入陕西而未赴任，旋转任钩州（今河南禹县）知事。1232年，蒙古军破钧州，李冶遂弃官微服北渡，隐居于晋北崞山桐川（今山西北部崞县境）专心于学术研究。此时晋北已为蒙古军占领多年，故战事较少，相对安静。李冶寻得这块静地，并四处筹措经费，得到了当地官吏及社会学者名流如王鹗、张德辉、元好问等人的赏识与支持，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研究环境。

元宪宗蒙哥元年，李冶转往他少年求学的元氏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并在封龙山下置买了一些田产，经济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此期间他与学者文人多有交往，与张德辉及元裕等人关系密切，时人称之为"龙山三老"。

1257年，深知汉族知识分子重要的元世祖忽必烈，听从张德辉等人的建议，下令召见窦默、姚枢、李俊民、李冶、魏璜等汉族知识分子。这年5月，李冶应召到元上都拜见了世祖忽必烈。拜见中世祖问李冶治国之道及当时发生地震的原因，李冶在回答中指出，治国之道在于"有法度，控名责实，进君子，退小人。"关于地震，他认为"天裂为阳不足，地动为阴有余。。，今之震动，或奸邪在侧，或女谒盛行，或谗慝交至，或刑罚失中，或征伐骤举，五者必有一于此矣。"①李冶关于地震的言论虽然落入了唯心谶讳学之套，但他希望去奸邪、省刑罚、止征讨之心可鉴。所以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奖赏。

元世祖中统五年（1264年），商挺上书建议世祖编写辽金二史及本朝史，并举荐王鹗、李冶、徐世隆等人。同年，翰林学士王鹗也奏本要求编辽金及本朝史，并提议设立翰林学士院，同时推荐李冶、王磐等人为翰林学士。元世祖诏准，于是李冶又被召为翰林学士参加辽、金、元史的编写。后以老病告退。至元十六年（1279年）卒于封龙山故居。

李冶著述颇丰，有《测圆海镜》12　卷、《益古演段》3　卷、《泛说》40卷、《敬斋古今黈》40　卷、《文集》40　卷、《壁书丛削》12　卷等数学与文史著作多种。

《测圆海镜》12　卷，至元十九年（1282年）刊行，是一部论述天元术的重要著作。全书共120　问，每问给出的解法或一种或数种不等，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论述了列天元的方法、步骤，即现代的列方程方法。由于我国古代算术、几何、代数不分家，所以此书虽中心思想是阐明天元术，但它以圆与直角三角形为建立天元术的根据，涉及到了不少几何学知识。如圆与直角三角形的若干定理。

《测圆海镜》是我国13世纪中后期天元术的代表作，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清代学者对它研究较多并给予高度评价。李善兰在重刻《测圆海镜》序中说："至今后译西国代数微积分诸书，信笔直书，了无疑义者，此书之力焉。"又说："中华算书无有胜于此者。"

此书以1797年元和李锐受阮元之嘱，根据四库全书本与丁杰收藏本互校，并新设四卒附于"识别杂记"后，又加按语本最为流行。

《益古演段》3　卷，是李冶又一部关于天元术的著作。刊刻于世祖至元

①　见《元史·李冶传》。

十九年（1282年）。其前身是《益古集》。《益古集》约产生于11-13世纪期间，今已亡佚，李冶的《益古演段》就是对其的演绎与通俗化。李冶在《益古演段》自序中说："近世有某者，以方圆移补成编，号《益古集》，真可与刘（徽）李（淳风）相颉颃。余犹恨其閟匿而不尽发，遂再为移补条段，细翻图式，使粗知十百者，便得入室啗其文。"《四库提要·益古演段》及清人李锐也有类似说法。

《益古演段》与《测圆海镜》二书的关系，后者是对天元术的专门研究著作，前者是天元术的普及性著作，亦即入门书。但二书对天元式各项的表达顺序不同。《测圆海镜》中取消了用地元表示负数次幂，只用一个天元，并采用正数次幂在上，常数与负数次幂在下的排列顺序，而《益古演段》在表达顺序上正好相反。《测圆海镜》用的是古法图式，《益古演段》用的是今法图式。二者之所以不同，据有的研究者认为采用古法可能是李冶不赞同彭泽用《易经》加以解释的缘故，采用今法可能是为了使天元术表示法与我国古代传统的开方图式相一致，但二书的贡献是突出的。《益古演段》在当时不少学者鄙视天元术这些"九九小技"的情况下，使其简单通俗普及化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五）朱世杰及其《算学启蒙》与《四元玉鉴》朱世杰是我国元代一位成就卓著的数学家，他的《算学启蒙》与《四元玉鉴》在我国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惜这样一位伟大数学家及其生平经历今知之甚略，只能借助赵城《算学启蒙》序和莫若、祖颐的《四元玉鉴》序略知梗概。

朱世杰，字汉卿，自号松庭，籍贯在燕京一带。如赵、莫、祖等人序文都提到"燕山松庭朱君"、"燕山朱汉卿先生"，《四元玉鉴》卷首也注明"寓燕松庭朱世杰汉卿编述"等语可证。

朱世杰生活及从事学术研究的年代大约在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如莫若序中说："燕山松庭朱先生以数学名家周游湖海二十余年矣。四方之来学者日众，先生遂发明《九章》之妙，以淑后学。为书三卷。。名曰《四元玉鉴》。"祖颐后序中也说："汉卿名世杰，松庭其自号也。周流四方，复游广陵，踵门而学者云集。"莫、祖二序写于《四元玉鉴》付刻的1303年左右，那么序中所言朱世杰"周游湖海二十余年"，大概在13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间，并且不仅从事数学研究，而且还从事数学教学工作。

元初由于世祖忽必烈重视汉文化，提倡科学技术，所以在我国南北方普遍重视数学的普及与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南北两个不同侧重的系统，各具风采。朱世杰吸收借鉴了南北各自之精华长处，著成《算学启蒙》与《四元玉鉴》。

《算学启蒙》3　卷，20　门，259　问。它包括了乘除、面积、体积、垛积、盈不足、差分、方程、开方、天元术等当时数学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较完整体系，是一部很好的入门书。其卷首列一"总括"，包括乘除口诀及常用数据18　条，是为入门知识。正文分上中下3　卷。

上卷8　门、113　问。其中①纵横因法门（8　问），即乘数为一位数的乘法；②身外加法门（11　问），即乘数首位数字是1　的乘法；③留头乘法门（20问），即多位乘法；④身外减法门（11　问），即除数首位是1　的除法；⑤九归除法门（29　问），即多位除法；⑥异乘同除门（8　问），即比例问题；⑦库务解税门（11　问），即利息问题和税收问题；⑧折变互差门（15　问），即较复杂的比例问题。

中卷共7　门71　问。其中①田亩形段门（16　问），即各种形状的田亩面积；②仓囤积粟门（9　问），即粮仓容积计算；③双据互换门（6　问），即复比例问题；④求差分和门（9　问），即和差问题；⑤差分均配门（10　问），即比例配分问题；⑥商功修筑门（13　问），即土建工程中各种土方的计算；⑦贵贱反率门（8　问）。

下卷共5　门，75　问。其中①之分齐同门（9　问），即各种分数计算；②堆积还元门（14　问），即各种垛积问题；③盈不足术门（9　问）；④方程正负门（9　问）；⑤开方释锁门（34　问），系统他讲解了利用天元术来解决各种问题的算法。

从上述所列目录来看，《算学启蒙》主要是介绍论述实用算术的启蒙书，同时也包括了当时数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天元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所以清人罗士琳说《算学启蒙》一书，"似浅实深"，并说《算学启蒙》与《四元玉鉴》两书"相为表里"。

《算学启蒙》由于它的实用性与系统性，不仅在我国广为流传，而且还流传到了朝鲜和日本。在朝鲜李朝时，《算学启蒙》被作为教科书，与《详明算法》、《杨辉算法》一道作为选拔算官的基本书籍。在日本，自土师道云于1658年刊行了《算学启蒙训点》后，有多种注释新编本刊印流行。

《算学启蒙》现流行的版本除清人罗士琳扬州刻本外，尚有清光绪八年（1882年）醉六堂本和测海山房中西算学丛刻本等。

《四元玉鉴》是朱世杰论垛积术与四元术的杰出著作。全书3　卷，24　门，288　问。其中上卷共7　门，75　问；中卷共10　门，103　问；下卷共8　门，110问。但总括全书，所有的问题都和方程式或方程组有关，其解法也都需立天元一，或立二元、三元乃至四元。如全书288　问，其中四元方程组7　问，三元方程组13　问，二元方程组36　问，一元方程组232　问。

《四元玉鉴》最重要的内容和最突出的成就，一是"四元消法"，即高次方程组消去法问题；二是关于高阶等差级数的有限项求和问题。此二项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同时比国外的同类成果也要早几百年。

《四元玉鉴》在15、16世纪虽有一定流传，但此时学界对其中的天元术和四元术还不甚了了，直到清道光年间（19世纪初）此书重新刊刻，才又引起重视与研究。其中以罗士琳与沈钦裴最为著名。罗士琳参考各种本子，对《四元玉鉴》提出了130　余处校改，并对每一问题给出了详草。1834年罗氏著《四元玉鉴细草》出版后，成为探讨《四元玉鉴》的必读书籍。沈钦裴也有关于《四元玉鉴》的细草钞本。本世纪初日人三上义夫还曾将《四元玉鉴》介绍到了日本国，其后康南兹也作过英文介绍。

（六）《几何原本》的最早研究者蒙哥《几何原本》是古希腊伟大数学家欧几里得于两千多年前所写的一部经典性的几何名著。该书在世界数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世界上许多民族都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出版了这部名著，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在我国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对《几何原本》进行研究的是蒙哥。

蒙哥是成吉思汗系诸王中最有学识的一个皇帝。他是成吉思汗之孙，睿宗拖雷之子。其母怯烈·唆鲁禾帖尼，后晋封为庄圣太后。他生于太祖三年（1208年）农历12月3日，1251年即帝位，号宪宗。

蒙哥在位期间，派遣其弟忽必烈经营大西南，先后征服了"吐蕃"（西藏），使西藏第一次纳入中国版图；统一了"大理国"（今云南境），使其再未脱离中央王朝的统治；接着大举发兵攻南宋，为元世祖忽烈统一中国、建立元朝奠定了基础。同时由于他重视和爱好科学技术，所以对13世纪下半期在蒙古势力占领并统治的今山西、河北一带形成一个数学研究中心起了促进作用。

蒙哥在数学方面亦有卓越知识，《多桑蒙古史》记载说："成吉思汗系诸王以蒙哥皇帝较有学识，彼知解说Euclide（即欧几里得）氏之若干图式。"即蒙哥曾解说过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一书中的若干图式。

蒙哥时期，在元上都曾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阿拉伯文译本。如元代王士点和商企翁所著《元秘书监志》第七卷"回回书籍"中曾记，"至元十年（1273年）十月北司天台申本台合用文书"的书目中，有《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一种，据学者研究认为就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15　卷本的阿拉伯文译本。北司天台所在地的元上都是当时蒙古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蒙哥所研究的"若干图式"就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部分内容，他借助的可能就是此阿拉伯文译本，也许他研究的内容在此译本中还有反映并构成其部分内容。可惜《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今未流传下来，使我们对蒙哥研究的《几何原本》的详细内容难以了解，但蒙哥是我国第一个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可以肯定的。汉文译本《几何原本》一直到明代才有徐光启所译的前六卷。

蒙哥既然对《几何原本》有研究，那么他对当时盛行于我国北方的天元术和四元术亦应有涉猎，可惜也苦于没有记载。不过加之契丹族天文学家耶律楚材、回族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在测算天文历法时也大量运用了数学知识，可知元代我国少数民族对中国数学的发展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七）珠算通过上述介绍可知，我国元代数学主要是在筹算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达到了高峰期，而珠算主要是在明代才大量推行运用开来。但珠算之所以在明代达到成熟期，是和元代的开创之功分不开的。

我国关于珠算的记载，最早见于元代。元末陶宗仪在其《南村辍耕录》（1366）卷29"井·珠喻"条中说："凡纳婢仆，初来时曰擂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曰算盘珠，言拨之则动。既久曰佛顶珠，言终日凝然，虽拨亦不动。此虽俗谚，实切可情。"以算盘珠来比喻婢仆，贬称其只有靠人拨弄才能行动，并说这是俗谚，可见其流行。说明算盘这种新的计算工具当时在我国已颇普及，至少在陶宗仪家乡江浙一带已很普及。

另外，元代一些诗文集中也有不少关于珠算的记载。如元中叶诗人刘因在其《静修先生文集》中有一首关于算盘的五言诗。《元曲选》"庞居士误放来生债"内提到"去那算盘里拨了我的岁数"等等。进一步说明珠算在元中后期已得到普遍应用。

珠算的出现是由筹算演变而来的。筹算数字中，上面一根筹当5，下面一根筹当1；珠算盘中的上一珠也是当5，下一珠也是当1。由于筹算在乘除中出现某位数字等于10　或大于10　的情形，所以采用上二下五形式，珠算盘也如此。另外，元代许多著名数学家如朱世杰、杨辉、丁巨、何平子、贾亨等人书中为筹算创制的歌诀已十分简捷完备，除"起一"法外与现今流行的珠算歌诀一致。如朱世杰《算学启蒙》"总括"中所列出的"九归除法"口诀：一归如一进，见九进成十。二一添作五，逢二进成十。三一三十一，三二六十二，逢三进成十。四一二十二，四二添作五，四三七十二，逢四进成十。五归添一倍，逢五进成十。六一下加四，六二三十二，。。九归随身下，逢九进成十。

与现今珠算歌诀没有多大区别。

这种歌诀本来为筹算设计，但歌诀的便捷与筹码移动的笨拙产生了矛盾，于是人们为了使用起来得心应手便创造出更先进的计算工具"珠算盘"。其歌诀也借用不误。所以说元代数学家为珠算盘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做出了贡献。

珠算的发明是我国数学计算法上的一件大事，它在元代已有一定程度普及的基础上，到明代达高峰，后来还远传日本、朝鲜等国。

四、地理学元朝版图的扩大，国家的统一，水陆交通的发达便利，中外交往的空前活跃等等，都为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使元代地理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取得了自己的突出成就。其主要表现为河源的探索，地图的绘制，《元一统志》的编纂，涵括中外地域的游记类地理学著作及其地理学家的涌现，地震、地质学资料的记载等方面。

（一）《元一统志》的编纂《元一统志》原名《大元大一统志》，简称《元一统志》，是由元政府主持编纂的一部空前完备而丰富的全国性地理志书。全书600　册，共1300多卷，按诸路州县史地分别编写，分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古迹人物、仙释等部分，历时17年，于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编成。

《元一统志》编纂的起因是由于元朝建立后，全国出现了空前大一统的局面，但全国行政区域发生变更，路府州县的名称也多有改动，加之连年战争，各郡邑的图志也残缺不全，所以客观上极需一部全国性的地理著作。同时，元朝统治者为了更有效地进行统治，显示"皇元疆里无外之大"的盛况，也十分需要编纂一部全国地理著作。正如元人王士点、商企翁所著《元秘书监志》中说："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6月25日，中书省先为兵部原掌郡邑图志俱名不完，近年以来随路京府州县多有更改，及各行省所辖地面未曾取会已经开座沿革等事，移咨各省，并札付兵部，遍行取勘。""至元乙酉（1285年）欲实著作之职，乃命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地无外之大。"可知正是为了解决国家统一与基层地理沿革混乱等的矛盾，并宣扬皇朝威名，元统治者才下令编纂一部地理书。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七月，元世祖忽必烈下令由秘书监负责修此地理书。具体由扎马鲁丁主持。扎马鲁丁提出3　条请求与建议：①编写地理志的体例可参照当时太史院编的历法与元政府主修的《大元本草》；②把以前历代所画各路的野地、山林、道里、立堠等变成文字资料以备参考；③除秘书监的有关人员外，再调虞应龙等人以补人力之不足。元世祖诏准。

《元一统志》的编纂经过两个时期方最后完成。第一时期是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世祖诏令编修开始，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止，凡9年，初步告成。这部分主要是关于内地省份的内容。其初名《统同志》，初步完成时改名为《至元大一统志》。如同年《元秘书监志》记："准中书省兵部关发到《至元大一统志》四百五十册，呈解中书省付发下右司收管。"可见其当时只有450　册，只是初步完成。第二时期是从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至大德七年（1303年），凡8年，最后完成共600　册的《元一统志》。第二期主要是补充了边远地区的内容和绘了一些图册，属补修性质，由孛兰肹、岳铉等人编纂。

《元一统志》所引用资料除实地补充勘察得来者外，其江南各行省大半取材于宋《舆地纪胜》和宋元旧志，北方各行省则取材于唐《元和郡县志》、宋《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旧志者居多。边远地区的材料则依靠当时新编的《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等书。由于此书保存了宋、金、元旧志中的许多材料，所以在学术上有很高价值。

《元一统志》所引述的事迹，如大都寺观，古迹的壮丽繁多，为他书所未见。记延安路鄜州石脂、石油等情，可补沈括《梦溪笔谈》之不足。延安路范雍、计用章、庞籍、狄青、韩琦、薛奎、王温恭、夏安期、李师中、李若谷、王庶等人事迹均出自《宋史》，但与今本《宋史》多不合，这是因为《元一统志》所据的是元初纂修的《宋史》，与元末脱脱纂修的《宋史》不同。这对于我们研究历史、地质、地理和考古等都是极好的材料。

《元一统志》于明代已散佚，但明朝修《大明一统志》时以《元一统志》为蓝本，清朝编《清一统志》时又以《明一统志》为蓝本，所以，明、清两朝的《一统志》中都保留了《元一统志》的若干材料。今人金毓黻根据《元一统志》残存的零叶，辑成《元一统志残本》15　卷，收入《辽海丛书》。金氏又与安文溥合作，根据《明一统志》、《元史·地理志》、《钦定热河志》、《满洲源流考》、《盛京通志》及其它有关书籍，辑成《元一统志辑本》4卷，亦收入《辽海丛书》。这个"残本"与"辑本"虽不能再现《元一统志》全貌，但也可窥其一斑，仍不失为学习和研究元朝历史的宝贵资料。

（二）河源的探索考察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历来对河源水系非常重视。而黄河是我国北方最重要的一条大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摇篮之一，所以我国古代人民对黄河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但在历史上，由于受主客观种种条件限制，元之前人们对黄河的实际情形知之甚略，一些地理书籍中，对黄河的记载也失之模糊甚至谬误。

如在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籍之一的《禹贡》中曾记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积石指积石山，在青海境域，说明在公元前数世纪我国人民已知黄河发源于今青海省。但当时对黄河上游的具体情况还不了解。西汉时期，由于张骞通西域，使地理视野一直扩大到葱岭以西，但黄河源头一带仍为人迹罕到之处。一些旅行到西域的人看到塔里木河东流入罗布泊，误认为这就是黄河上源，由罗布泊潜入地下复由积石山重新出现。如《汉书·西域传》就有这种"伏流重源"的失误记载。此说流传甚久。

唐朝建立后，由于与吐谷浑的交战和吐蕃的交往，对河源有了进一步认识。《新唐书·吐谷浑传》记载说："（侯）君集、（李）道宗行空荒之地二千里，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观览河源。"这是公元635年之事，星宿川可能就是星宿海，柏海可能就是鄂陵湖。星宿海亦在今青海。到了公元822年，刘元鼎出使吐蕃曾经过河源地区，《新唐书·吐蕃传》记其行程所见说："河之上流由洪济梁西南行二十里，水益狭。春可涉，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此记载虽较详细，对河源的大致方位也较接近，但对星宿海以西的上源情况仍嫌模糊。

元朝统一全国后，由于中央政府对边区的管理大大加强，所在都设有驿站，交通十分便利，所以为河源的探索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之元朝统治者出于政治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考虑，于是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世祖忽必烈下诏曰："黄河之入中国，夏后氏导之，知自积石矣，汉唐所不能悉其源。公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营一城，浑番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①并授都实为招讨使，佩虎金符出发考察河源。

都实，女真蒲察氏，通多种民族语言。凡三至吐蕃，寻求河源所在，且开辟航道，制造船只，筹建城镇，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旅行家之一。他西往踏勘的路线是由今宁夏启行，往南经过甘南州，再到青海果洛州，到达河源。《元史·地理志》六描写都实的行程是："是岁至河州（今甘肃临夏），州之东六十里有宁河驿，驿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杀马关。林麓穹隘，举足浸高。行一日至巅，西去愈高。四阅月始抵河源。"

根据实地考察，都实认为"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如散涣，弗可逼视，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凑，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脑儿，自西而东，连属吞噬，行一日，迤逦东鹜成川，号赤宾河，又二三日，水西南来名亦里出，与赤宾河合，又三四日水南来，名忽兰，又水东南来，名也里木，合流入赤宾，其流漫大，始名黄河。"②另元代朱思本也从梵文图志翻译了关于河源的记载，与潘著互有详略。

朱思本译本说："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马湖蛮部之正西三千余里，云南丽江宣抚司之西北一千五百余里，帝师撤思加地之西南二千余里。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儿。"③以朱译本所记，河源应在火敦脑儿（星宿海）西南100　多里，以都实考察认为河源就在星宿海。据今以约古宗列渠为上源，那元人所说的星宿海应是黄河的重要上源之一。故元人经实地勘察，确实发现了黄河的源头，并给予了较详细的描绘。

（三）朱思本及其《舆地图》元朝在地图绘制方面，以朱思本的成就最大。他继承了魏晋间裴秀（223-271年）和唐代贾耽（710-785年）的画方之法，即画图时打上方格，每格代表一定里程，绘制了《舆地图》，使他成为元代地理学及中国地图史上的划时代人物。

朱思本（1273-1333年），字本初，号贞一，临川（今浙江杭州）人。

曾学道于江西龙虎山中。龙虎山是道教正一教派的中心。大德三年（1299年）他奉命至大都，协助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吴全节处理道教事务。到了武宗、仁宗时期，他常奉命代天子祭祀名山河海，同时中朝大夫还让他编绘地图"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①这两项任务正好与他早想绘制一幅全国性地图以纠正前人地图中谬误的想法吻合，故他对此投注了极大热情。他可以获得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政权的支持，查阅有关资料并进行实地查访"往往讯遗黎，寻故道，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陆《石刻禹迹图》、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图》。"②这样既有书面知识，又有实地考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二，《黄河源》。

②　见潘昂霄《河源志》，此书据都实考察撰成。

③　《元史·地理志》卷六十三。

①　朱思本：《舆地图自序》，见《贞一斋诗文稿》卷上。

②　朱思本：《舆地图自序》，见《贞一斋诗文稿》卷上。

察，为他绘制《舆地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朱思本实地考察历时20多年，足迹遍华北、华南、华东、中南诸地区，可谓"跋涉数千里间"。他参考的书籍仅就他《舆地图自序》中提到的地理学著作就有郦道元的《水经注》，《通典》，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具志》，宋《元丰九域志》等。另外，此时《元一统志》也已编纂完成，亦是他的重要参考书。《元一统志》丰富的资料，特别是其中附有地图，当为朱思本提供很大方便。

朱思本利用前人成果是有所取舍的，他以自己渊博的地理学知识，剔除那些不够准确的东西，借鉴吸收其合理部分。如在绘法上就吸收了唐贾耽《海内华夷图》与伪齐阜昌七年所刻《禹迹图》中计里画方的方法。具体绘制时又十分严谨细密。据他在《舆地图自序》里说，此图主要以他实地考察的地区为主体，"若夫泓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蕃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即他觉得自己掌握的材料不够详确，宁可暂时付缺。如关于西北地理的知识，他在翻译梵文《河源志》时就有过接触，但他认为没有实地考察，所以心中没数暂阙如。正因为如此，朱思本对自己的《舆地图》十分自信，他在《自序》中说："其间山河绣错，城连径属，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事实也确属如此，朱思本的《舆地图》在精确性上大大超过了魏晋裴秀和唐代贾耽的地图，并且一直影响了明清间的地图绘制。

朱思本绘制《舆地图》从至大四年（1311年）开始，至延祐七年（1320年）方完成，历时10　个寒暑，并刻石于江西龙虎山上清宫之三华院，流传至清初，现原图已失传。朱思本用画方之法，先绘制各地分图，然后合成长广各7　尺的《舆地图》。该图以中国为主体，外国作衬映；内容较详细，图形轮廓较准确；系统地使用了图例符号，是元、明、清初各代绘制全国总图的范本。由于图幅过大，不便舒卷，后明人罗洪先依据此图把大幅地图分绘成小幅，刊印成书，取名《广舆图》。所幸罗洪先的刊刻补充，使我们今天仍可见到《舆地图》的概貌。17世纪中叶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Martini，1614-1661年）绘制的《中国新地图集》，其主要依据之一就是罗洪先刊刻的《广舆图》。卫匡国由于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他的《中国新地图集》而被誉为西方中国地理学之父。可见朱思本不仅是中国元代的著名地理学家、地图学家，而且具有世界性影响。

（四）其它地图绘制元朝除朱思本外，李泽民也绘有《声教广被图》。李泽民是吴门（今苏州）人，生平经历不详。他在地理学方面亦做出了卓越贡献。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惜今已散佚，但从1402年高丽人李荟绘制、权近修订增补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和罗洪先《广舆图》中个别篇幅，可见出其端倪。权近明确说《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是他绘制《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基本蓝图之一。罗洪先也将李泽民与朱思本并列称赞，《声教广被图》无疑是他制作《广舆图》的另一重要资料来源。

根据权近与罗洪先二人介绍及其所绘图中反映，李泽民绘图指导思想与朱思本有所不同，他很注意绘出"异域"情形。从他《声教广被图》的题目与分标题看，甚至可以说这是他的主要目的。当时，阿拉伯地理学已经传入中国，如汉化很深且又通阿拉伯语的回族地理学家赡思就著有《西国图经》，受到阿拉伯地理学的明显影响。想来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亦如此。但特别应提到的一点是，李泽民在《声教广被图》上已把非洲绘成三角形状，而且明示了南端的尖角。现可见的欧洲、阿拉伯地图中，这样绘出非洲南端的最早见于1453年的弗拉·毛洛地图。因此，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至少在亚洲部分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阿拉伯地图。即使他的地图是在受到了阿拉伯地理学的影响下绘制的，它也弥补了一些阿拉伯地理学著作和地图的缺佚与空白。

另外，元政府在主编《元一统志》时，曾在各路卷首部分附有彩色小地图，并在此基础上绘制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彩色大地图。如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四月《秘书监志》记："必须置局讲究编类彩画地图，并见阙合用铺陈等物。"又大德七年（1303年）记："先准翰林应奉汪将仕保呈前鄂州路儒学教授方平彩画地理总图，已经移官秘监。依上彩画，去讫，今准前因一同彩画施行。"说明元朝官方在绘制天下地理总图，并且是彩色的。在我国古代，绘制局部彩色地图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可见，但绘制彩色大地图者却比较少。直到元代才有绘制彩色大地图的记载。不过此图也与《元一统志》一样，早已散佚，只能从后世记载和推测中略知大概。这幅彩色大地图所包括的地域比以往任何地图都大，包括了现东北和西南等边远地区。其着色或是根据行政区域的划分涂染不同颜色，或是用颜色区分山川、河流、都城。因为根据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规定，在《元一统志》每路卷首必用彩画地理小图若干，大德七年（1303年）确定画全国彩色大地图时又要求"分画纂录，彩色完备"等特点，可知大地图应该是按行政区划上色的。既然已有分路着色的小地图，当然应该先将其集中起来作为基础，然后调整颜色使之相区别。另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有由"画匠"来"彩画地理图本"一事，可能就是在"分画纂录"的基础上，由专门画工对大地图加以彩绘。这一彩绘就不是简单地对分画的拼凑了，应该对其中山川、河流、都城也上色区别。所以说，元代彩色大地图包括了当时广大地域，用不同颜色区分各行省所在，而又对地形进行了区别。这样，元代彩色大地图在我国地图绘制史上是少有的，在整个地理学史上也具有重大价值。

元代彩色大地图的绘制仍然由秘书监负责，具体人员与《元一统志》的编纂者一样，有扎马鲁丁、虞应龙、岳铉、方平、俞庸委等人。此图可能就是这些作者在编写好《元一统志》后，以地图的形式对文字内容的形象反映。（五）游记类地理学著作元代疆域的空前扩大，交通的空前便利，不仅为官方编纂大地理学著作提供了方便，也为旅游外出创造了条件，所以出现了不少游记类地理学著作。如耶律楚材的《西游录》、李志常整理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

《西游录》描写了耶律楚材从大都出发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的克鲁伦河畔拜见成吉思汗，以及随成吉思汗西征十年所经历的地理方位、山川河流、风俗物产等诸方面。

耶律楚材于1218年从大都出发后，"过居庸（今居庸关），历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出云中（今山西大同）之右，抵天山（指今内蒙古中部阴山）之北"，其间所经之地"涉大迹，逾沙漠"①，描写了漠北草原沙漠阻隔的地形地貌。到了成吉思汗行宫又是另一番景象"山川相缪，郁乎苍苍。"1219年，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取道金山（今新疆境阿尔泰山），"时方盛夏，山峰飞雪，积冰千尺许。。。金山之泉无虑千百，松桧参天，花草弥谷。从山巅望之，群峰竞秀，乱壑争流，真雄观也。自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于西海。噫，天之限东西者乎！"①同时楚材对今新疆的古回鹘城、轮台县、伊州（哈密）、五端城（和田）、不剌城（博乐县境）等地的文物古迹、地方特产、湖泊禽鸟作了描绘。

耶律楚材随军进入印度、阿拉伯等中亚地区后，其所涉及的地名物产就更多了。如剌思城（哈萨克斯坦境内）、苦盏城（塔吉克斯坦境内）、可伞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讹打剌城（哈萨克斯坦境内）、寻思干城（撒马尔干，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斑城（阿富汗境内），以及黑色印度城、搏城等。楚材将这些地名与我国《唐书》等史书所记作了对比考订，并详细描述了其地的山川河流、物产矿藏、气候天文，以及人民生活习俗等，充满异域特色。

《西游录》是研究我国北方地区、蒙古国及中亚诸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它于1229年刊印，后还流传到日本等国，今有中华书局向达校注本较为普及。

《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是李志常记叙其跟随老师邱处机到中亚拜见成吉思汗经历的游记性地理著作。

邱处机（1148-1227年），字通密，登州栖霞人，号长春子。幼年丧父，19　岁入山学道，次年拜全真教祖王喆为师。1169年随王喆入关，先后居磻溪（陕西宝鸡东南）、陇州（陕西陇县），交结士人，声名渐著。后隐居于栖霞山中，金、宋政权分别来召不赴。1219年，应成吉思汗召请，率弟子西行，次年4月晋见成吉思汗于大雪山（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进言止杀，被称为"神仙"。1223年东归，住燕京太极宫（北京白云观西侧），受命掌管天下道教事，全真教得以大盛。

长春真人率其高级弟子一行18人，始发山东莱州，经潍阳（今潍县）、青州（今益都）、常山（今河北正定）至燕京。然后又道出居庸，经宣德州（宣化）、野狐岭（河北万全县）、翠屏口（张家口西）、抚州（兴和县）、盖里泊（伊克勒湖）、渔儿泺（内蒙古达里诺湖）到达今内蒙古贝尔湖北达斡辰大王（成吉思汗四子）帐下。又西行经呼伦湖，越过库伦以南的高山，及森林蔽日的长松岭（蒙古国杭爱山）。又经"车帐千百"的窝里朵（行宫），来到金山东侧的科布多附近。筑栖霞观，留弟子宋道安等9人，真人率其它9　名弟子继续西行，翻越过"其山高大，深谷长阪"的阿尔泰山，来到准噶尔盆地东侧的博尔腾大戈壁，又越过更高的阴山（天山）进入吐鲁番盆地之北。此处"积沙成山，浮涩难行"、"状如惊涛"。又经"周百余里，雪山环之"的天池海，西出今我国新疆境，进入大石林牙（吉尔吉斯斯坦伏龙芝）、撒马尔罕等地。经两壁千仞竦立、石壁如铁的铁门关（今阿富汗库尔勒城北）来到雪海茫茫的大雪山，踏着积雪南进，最后到达行宫（阿富汗东北巴达克山西南）进谒了成吉思汗。

①　《西游录》上。

①　《西游录》上。

由于李志常一直跟随西行，所以他对长春真人上述经历描写得颇为真实生动。其中涉及到从我国山东至中亚沿途的自然景观、山川草木、风土人情等方方面面。如描写蒙古杭爱山一带风景："有石河，长五十余里，岸深十余丈。其水清泠可爱，声如鸣玉。峭壁之间，有大葱，高三四尺，涧上有松，皆十余丈。西山连延，上有乔松郁然。山行五六日，峰回路转，松峦秀茂，下有溪水注焉。"行文朴实、生动自然。

《长春真人西游记》作为一部游记性地理学著作，它不仅在历史地理、宗教民俗、旅游风景方面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描写，而且在天文学、生物学方面也很有参考价值，是一部研究13世纪蒙古、新疆及中亚地区史地的重要典籍。它由于与耶律楚材《西游录》描写互有异同详略，所以二书可参照阅读。此书著成后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由钱大昕自《道藏》检出，始传播于世。今有王国维、张星烺及纪流等人的几种注释本较为通俗可读。

《真腊风土记》一卷，是元人周达观所著的一部关于今柬埔寨情况的著作。周达观，自号草庭逸民，温州永嘉人。他于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奉命随使赴真腊（柬埔寨），次年到达，留居一年多至大德元年（1297年）始离开。回国后，他即据自己亲身经历写成此书。

《真腊风土记》前有总叙，正文分40　条。如城郭、宫室、服饰、官属、三教、人物、产妇、室女、奴婢、语言、野人、文字、正朔时序、争讼、病癞、死亡、耕种、山川、出产、贸易、欲得唐货、草木、飞鸟、走兽、蔬菜、鱼龙、酝酿、盐醋酱面、蚕桑、器用、车轿、舟楫、属郡、村落、取胆、异事、澡浴、流寓、军马、国主出入等40　条。其中城郭条之州城，所写正是柬埔寨古都吴哥城，所述其建筑、雕刻等与今遗址相合，可知周达观确为亲历其境。

《真腊风土记》是描写柬埔寨历史上文明极盛之吴哥时代（10-13世纪）最重要的文献，它反映吴哥城及柬埔寨山川地理、政治经济、宗教习俗等多方面，是现存同时人所写的唯一记载，受到研究柬埔寨历史地理者的高度重视。该书中贸易、欲得唐货、器用等条，记有真腊人与唐人通商往来情况，为今天研究中柬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另外，《元史·外国传》未列真腊，所以又可补此书之缺。

《真腊风土记》有元末陶宗仪《说郛》所收本、明嘉靖刊《古今说海》本、万历刊《古今逸史》本、《四库全书》本等多种。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夏鼐的《真腊风土记校注》为目前最好的本子。国外有法、日、英等多种文字版本，其中又以1951年伯希和法文译注本最好。

《岛夷志略》一卷，元人汪大渊著。

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生卒年不详。据有关史料推断，大约生活于元中前期。他少有奇志，欲学司马迁，曾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他觉得中国史书中对于海外事情描写过于简略，于是决心乘附商船出洋游历考察。他曾两次飘洋出海游历东西洋诸国。第一次于至顺元年（1330年）经由泉州出海，第二年夏秋回国；第二次于1337年又从泉州出海，1339年夏秋回国。他每到一地，就把耳闻目睹的山川、习俗、风景、物产以及贸易等情况记下来。至正九年（1349年）路过泉州，适值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命吴鉴修《清源续志》（清源，泉州旧郡名），因泉州为市舶司所在地，系海外各国人物聚集之地，对各国风土人情应有记录，遂请汪大渊著《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次年，汪大渊归南昌，又将此书单独刊印。

《岛夷志略》全书100　条，除末条"异闻类聚"系抄撮前人说部而成外，其余多为作者所亲历，每条大抵记一个国家或地区，有些条还附带提到邻近的若干地方。全书所记达220　余国名与地名，涉及地理范围东至今菲律宾群岛，西至非洲。如东南亚的菲律宾、苏禄、加里曼丹、爪哇、苏门答腊、交趾、占城、真腊、缅甸和马来半岛的许多地方，南亚的锡兰、北溜（今马尔代夫都会马累）和印度东海岸的一些地方，以及波斯西南海岸、波斯湾、红海、东非海岸的一些港口，在此书里均有记载。有些是首次见于我国记录。这些记载由于系作者"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所以较详实可信。

《岛夷志略》还是研究元代海外贸易和14世纪亚非各国史地的重要资料。书中谈到的东西洋诸国的丝绸、陶瓷、金银和金属多来自中国，而在中国市场上出现的香料、象牙、珍珠、翠毛和贵重木材显然又是这些国家的特产。这是当时中外贸易活跃的有力证据。今天这些地方地下发掘出的青瓷器等文物也可证明。

《岛夷志略》刊印后，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近人研究它的主要著作有沈曾植的《岛夷志略广证》、日本藤田丰八的《岛夷志略校注》。美国人柔克义（W·W·Rockhill）所著《十四世纪中国与南洋群岛及印度洋诸港往来贸易考》（Note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Archipelago and theCoasts of Indion Ocean during the fourteenCentury，载1914、1915年《通报》），将本书一半以上译成英文并加考释。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集诸家之说，并加考证，为较好的本子。

（六）地震和地质学元朝在地震和地质学方面，主要是记载了大量的地震发生时间与危害情况，以及地质学方面资料，为后世提供了宝贵材料。

1。关于地震方面资料根据《元史》等史书记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二月癸未，泉州地震，丙戌泉州又地震。八月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压死按察司官及总管府官王连等及民7220人，坏仓库局480　间，民居不可胜计。又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一月庚寅，咸平大震。二十六年（1289年）春正月丙戌，地震。二十八年（1291年）八月乙丑朔，平阳地震，坏民庐舍万有八百二十六区，压死者百五十人①。

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八月辛卯，夜地震，平阳、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压死不可胜记。九年（1305年）夏四月乙酉，大同路地震，有声如雷，坏官民庐舍五千余间，压死二千余人。怀仁县地裂二所，涌水尽黑，漂出松柏朽木。五月以地震，改平阳为晋宁，太原为冀宁。又十二月丙子，地震②。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六月丁酉，巩昌府陇西、宁远县地震。云南乌撒、乌蒙，三日之中地大震者六。九月丙寅，蒲县大地震。十月癸巳，蒲

①　《元史·世祖本纪》。

②　《元史·成宗本纪》。

县、陵县又地震③。

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年）三月癸卯，和宁路地震，有声如雷。八月，巩昌府通（渭）县山崩。碉门地震，有声如雷，昼晦。天全道山崩，飞石毙人。凤翔、兴元、成都、峡州、江陵同日地震。九月壬寅，宁夏路地震④。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八月壬午，京师地大震，太庙梁柱裂，各室墙壁皆坏，压损仪物，文宗神主及御床尽碎；西湖寺神御殿壁仆，压损祭器。自是累震，至丁亥方止，所损人民甚众。癸未，河南地震。十一月癸亥，发钞万五千锭，赈宣德等处地震死伤者。四年（1338年）秋七月己酉，奉圣州地大震，损坏人民庐舍。丙辰，巩昌府山崩，压死人民。八月丙子，京师地震，日二三次，至乙酉乃止。

至正元年（1341年）三月已未，汴梁地震。二年（1342年）夏四月辛丑，冀宁路平晋县地震，声鸣如雷，裂地尺余，民居皆倾。十二月己酉，京师地震。六年（1346年）九月戊子，邵武地震，有声如鼓，至夜复鸣。七年（1347年）二月己卯，山东地震，坏城郭，棣州有声如雷。五月，临淄地震，七日乃止。十一年（1351年）夏四月，冀宁路属县多地震，半月乃止。丁酉，孟州地震。八月丁丑朔，中兴地震。十二年（1352年）二月丙戌，霍州灵石县地震。三月，陇西地震百余日，城郭颓夷，陵谷迁变，定西、会州、静宁、庄浪尤甚。会宁公宇中墙崩，获弩五百余张。十四年（1354年）夏四月癸巳朔，汾州介休县地震，泉涌。七月，汾州孝义县地震。十七年（1357年）冬十月，静江路山崩，地陷，大水。二十六年（1366年）六月壬子朔，汾州介休县地震。绍兴路山阴县卧龙山裂。秋七月，徐沟县地震①。

2。关于地质方面记载火山爆发时会有大量火山灰尘飘扬于空中，遇雨或其它情况会落到地面上，叫做雨粟。这是一种地质现象。元代有许多雨粟记载。如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春正月庚寅朔，雨血于汴梁，着衣皆赤。至元四年（1338年）夏四月辛未，京师天雨红沙，昼晦。至正五年（1345年）四月，镇江丹阳雨红雾，草木叶及行人裳衣皆濡成红色。十二年（1352年）三月二十三日，黑气亘天，雷电以雨，有物若果核与雨杂下，五色相间。光莹坚固，破其实食之，似松子仁。杭州、湖州均有。十四年（1354年）十二月辛卯，绛州北方有红气如火蔽天。十八年（1358年）三月己亥朔，日色如血。辛丑，大同路夜黑气蔽四方，有声如雷，少顷，东北方有云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见火，空中有兵戈之声。

黄土吹向空中，遇雨便会降落地上，这就叫做雨土现象。元代有不少雨土记载，如：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二月，信州雨土。

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二月，大同平地县雨沙黑霾，毙牛马2000头。

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二月丙戌，雨土。

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年）三月壬申，雨霾。

③　《元史·武宗本纪》。

④　《元史·泰定帝本纪》。

①　《元史·顺帝本纪》。

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三月丁亥，雨土，霾。

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三月丙戌，雨土，霾。

元顺帝至元五年（1339年）二月庚寅（朔），信州雨土。

另外，元代地质学方面还值得一提的是石油的开采与沥青的应用。《元一统志》里记载了开凿油井的事实，而西方国家直到1859年才出现了第一口油井。元代取得石油并会提炼，史书里记载了他们使用沥青补缸的情况。先将缸缝烧热，然后将沥青抹上使融入裂缝中，再用火略烘后涂开，可以永不渗水，比油灰好用多了。

五、农牧业（一）发展概况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建元后，对农牧业生产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措施。如从中统二年（1261年）起，建立了专门管理农业的机构，先称劝农司，后改为司农司、大司农司。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即指导督促各地的农业生产。从至元元年（1264年）起，又规定以"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课官吏的重要标准。另外还编纂《农桑辑要》，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保护劳动力和耕地，限制抑良为奴，禁止占民田为牧地，以及招集逃亡，鼓励开荒，发展屯田，减免租税，赈济灾民，发展水利等。这些措施的采取，使元代中前期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

从人口发展方面来看，至元十三年（1276年）全国基本统一时，共有9567261　户，约4800　万口，到了至元三十年（1293年），全国已有14002760户，约7000　万口。这个数字统计不够准确，元朝户口的最高数当在顺帝初年，约达到8000　万口，人口的增加，无疑是社会安定、农业发展的体现，从而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元代的屯田主要在北方地区进行，因为金末元初由于战争的破坏，北方耕地比南方荒芜严重，所以元朝政府除招集流民耕种外，还有组织地派遣军队在北方地区进行垦种。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今河北、陕西、山东、江淮、四川一带。如枢密院所辖河北军屯，垦田达1.4　万余顷，洪泽万户府所辖屯田达3.5　万余顷。边疆地区也广泛开展屯田。据《元史·兵志》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屯田面积达177800　顷之多。南方农垦发达地区，则又主要采取围水和劈山造田。如在江海湖泊之地围田、柜田、架田、涂田、沙田；在多山丘陵之地开劈梯田。使元代耕地面积在战争期间大量荒芜的基础上逐步得到了扩大。

元代的农业生产技术也有很大提高。如从天时地利与农业的关系，到选种、肥料、灌溉、收获等各方面的知识，都已达到了新的水平。农具的改进尤为显著。耕锄、镫锄、耘荡等中耕工具比宋代有所发展。镰刀种类增多，还创造了收荞麦用的推镰。水力机械和灌溉器具也有很大改进，水轮、水■、水转连磨等更趋完备，牛转翻车、高转筒车已有使用。这些都集中体现在元政府主持编纂的《农桑辑要》与王祯的《农书》等书里。

元代的农作物分布，粮食方面，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北方以种植小麦等作物为主，并且也引种水稻。由于推广优良稻种，全国粮食产量以稻谷为第一位。同时，荞麦、高粱的种植面积也在扩大。经济作物方面，宋末元初是我国植棉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据史书记载，我国海南岛的黎族和云南西部的傣族在汉代或汉以前就已种棉织布①，西北边疆的维吾尔族祖先也已于6世纪在今吐鲁番等地种植棉花②。但那时产量较少，一般粗布在当地穿用，较精美的棉布曾传到长江流域，被视为精品。如苏轼的《金山梦中作》言："江东贾客木棉裘，会散金山月满楼。"说明北宋时木棉裘在江南还是奢侈品。

①　见《后汉书·南蛮传》、《后汉书·西南夷传》。

②　见《梁书·西北诸戎传》。

到了南宋末年，福建、两广和江淮流域的棉花种植已发展起来，特别是到了元初，已成了"木棉，江南多有之"的局面①。另外，在园艺、蚕桑等方面，元初在江南地区也得到了很大发展。

元代农业生产与前朝不同的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在漠北、东北、西北及西南边疆地区亦得到了很大发展。以元代岭北地区为例，其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辽代曾在胪朐河（克鲁伦河）和镇州（今蒙古国布尔根省青托罗盖）地区经营屯田，但辽亡后就废了。成吉思汗攻金后，将大量汉民工匠带到漠北，一方面让他们从事手工业生产，另方面让他们种植粮食以自给。如张德辉在《张辉卿纪行》中就记载了他在怯绿连河上游与和林川西见到有汉民居住并从事耕种。元太宗窝阔台时代，在和林地区及谦谦州等地也开始耕种土地。

世祖忽必烈时代，岭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除称海外，怯绿连河、和林、杭海山麓、五条河、呵扎，以至益兰州、谦谦州、吉利吉思等地都先后开辟屯田种地。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一次是至元十四、五年（1277-1278年）刘国杰等率侍卫军参加讨伐昔里吉之乱，后一部分汉军留戍称海、和林，开辟屯田；一次是大德三年（1299年）海山出镇称海，随从他戍守北边的诸卫军经营屯田以助军食。五年，成宗派往北边犒军的使者还朝说："和林屯田宜令军官广其垦辟，量给农具，仓官宜任选人，可革侵盗之弊。从之。"②另一次是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设立行省后，新继位的武宗又命汉军万人屯田和林，次年秋成，收获达九万余石。同时，和林行省左丞相哈剌哈孙亦命人经理境内称海的屯田，岁得米二十余万石。于是"益购工治器，择军中晓耕稼者杂教部落，又浚古渠，溉田数千顷，谷以桓贱，边政大治。"①这是岭北行省屯田成绩最显著的一次。

对此特别需要重视的一点是，元代岭北地区农业发展已由原来的以汉军屯田扩展到指导各部落民从事农业生产。使一部分蒙古人学会了耕种，开始过半农半牧生活。此外，至元中刘好礼奏请选派中原人到益兰州等处，教当地人耕种；大德初年，朝廷给晋王所部（在怯绿连河上游一带）屯田农器牛具，并增其屯田户②。这些都充分说明元代岭北地区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并且为畜牧业做了重要补充，在岭北行省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另外，在东北的金复州（今辽宁金县）、瑞州（今辽宁绥中西南）、咸平（今辽宁开原北）、茶剌罕（今黑龙江绥化、安庆一带）、剌怜（今黑龙江阿城南）等地；西北的别失八里、中兴、甘州、肃州、亦集乃等地，云南的威楚（今云南楚雄）、罗罗斯等处，也进行了屯田。将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方法和农具、种子，推广到边疆地区，使当地农业生产从无到有，或改进了耕作技术，大大提高了这些地区的粮食自给率。

元代在畜牧业发展方面最突出的地区是漠北、漠南蒙古地区。因为这里是蒙古统治者的发祥地，他们取得统治权后，对这里的主要经济支柱畜牧业亦给予了特别关注。指导这些干旱地区打水井，防病治病，推广畜牧技术；有了灾害调动内地人力、物力给予支援。加之这些地方已出现了半农半牧生

①　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胡三省注。

②　《元史·成宗本纪》。

①　见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碑》。

②　见《元史·刘好礼传》卷一百六十七。

产方式，所以使其畜牧业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

（二）《农之桑辑要》《农桑辑要》是由元政府官方主持编纂的一部重要农学著作。成书于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其编纂缘由该书序中说："欲使斯民生业富乐，而永无饥寒之忧，诏立"大司农司"，不治他事，而专以劝课农桑为务。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种艺之人，增前数倍。农司诸公，又虑夫田里之人，虽能勤身从事，而播殖之宜，蚕缲之节，或未得其术，则力劳而功寡，获约而不丰矣。于是，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披阅参考，删其繁重，摭其切要，纂成一书，目曰《农桑辑要》，凡七卷，镂为版本进呈毕，将以颁布天下。"可知此书是在司农司主持下，为推广普及农业技术，指导农业生产而编纂的。

《农桑辑要》共分七卷十篇，包括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等。全书约6　万字。其中典训篇主要引述前代典籍中关于农桑起源及农桑重要性的记载，借以说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是人民生活的根本，社会的基础。耕垦篇主要讲农田的耕种与操作。

播种篇主要介绍谷类和纤维、油料作物的耕种与栽培技术。强调只有按照不同土壤和气候条件来安排种植，才能获得好收成。这实际上也是阐述农业生产的最高原则，即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此篇专列一节讲苎麻、木棉的栽培技术，是编者的经验之谈。如他说："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获其利。遂即已试之效，令所在种之。悠悠之论，率以风土不宜为解。盖不知中国之物，出于异方者非一。以古言也，胡桃、西瓜是不产于流沙葱岭之外乎？以今言之，甘蔗、茗茶是不产于邛、筰之表乎？然皆为中国珍用。奚独至于麻、棉两疑之？虽然记之风土，种艺之不谨者有之，抑种艺虽谨，不得其法者亦有之。故时列其种植之方于右，庶勤于生业者有所取法焉。"此节不仅叙述了苎麻、木棉、甘蔗、西瓜、茶等从西域传入中国，并进一步从南方传入北方，而且其对待外来物产的思想，也是可取的。

栽桑和养蚕两篇是《农桑辑要》一书中的重要内容，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其中主要辑录了古代农书中关于栽桑和养蚕的论述，另外也有一些新的内容。如引自《四时类要》言："种桑如种葵法，土不得厚，厚即不生。待高一尺，又上粪土一遍。"另外，也反映了当时中外交通贸易活跃，西亚与东欧各国非常欢迎我国丝绸，元政府重视植桑、养蚕的事实。

瓜菜和果实两篇，讲述了西瓜、冬瓜、茄子等28　种瓜菜和梨、桃、李、栗等15　种果树的栽种法。

竹木和药草两篇，介绍了19　种树木和26　种药材的栽种法。

这些都说明了从公元6世纪到13世纪末，我国植物栽培的进展情况，也反映了八百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孳畜篇阐述了关于马、牛、猪、鸡等9　种牲畜和家禽的饲养，以及各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其中既辑录了古农书中的有关论述，也根据当时蒙古等游牧民族丰富的兽医经验，列举了不少治马不食水草及治牛疫的方法。此篇最后一段为《岁时杂事》，把一年中每个月应做的农业和副业事安排得井井有条，是一个很好的农事月历表。

《农桑辑要》也是一部研究我国古代农书的宝贵资料书。因为它除编者新补充的一部分材料外，大部分篇幅内容从其它古代农书中辑出。据我国农学史家石声汉先生考证，《农桑辑要》共有572　条技术资料，其中从其它农书辑出有500　条左右。这些农书有《齐民要术》、《务本新书》、《士农必用》、《四时类要》、《韩氏直说》、《种时直说》、《博闻录》、《岁时广记》、《农桑要指》、《蚕桑直说》等书。这些书绝大部分今已散佚，只靠《农桑辑要》引用并注明出处，才保留了其一部分内容。

《农桑辑要》在至元年间首次刊行后，仁宗延祐年间又于江浙行省刊行，其后英宗、明宗、文宗朝均下诏颁行过，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时又再次刊印达一万部，可见其影响之大。

《农桑辑要》在国外也有流传。如朝鲜就曾采用了《农桑辑要》中收谷种法、春夏两季种红花法等。15世纪初，朝鲜艺文馆大提学李行从《农桑辑要》中抽出养蚕方，加以自己经验扩充，把方子刊行于世。后来朝鲜政府为了让不懂华语的人使用，又命议政府舍人郭存中用本国俚语逐节夹注，刻印流传。

（三）王祯及其《农书》王祯是元代著名农学家，《农书》是其编著的我国农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王祯，字伯善，腹里东平（今山东东平）人，生卒年代不详。今只知其于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出任过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在职六年。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由旌德调任信州永丰县尹（今江西广丰）。他做县官，注意劝导百姓务农，关心百姓疾苦。他认识到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一寸丝一口饭，均出自于野夫田妇之手，因而决心编写一部较完备的农书。他的《农书》大约就是他在旌德、永丰县尹任上写成的，到了皇庆二年（1313年）又作了一些修改，增加了个别附记，并写了一个简短的自序，最后定稿出版。

王祯编写《农书》的目的与元司农司编纂《农桑辑要》是一样的，就是为了推广农业技术，指导农民耕田种地、养蚕织布。但由于二书产生的时代有先后，客观条件不同，所以二书涉及的地域与内容是有区别的。王祯以前包括《农桑辑要》在内的有价值的农书，或是时间已久，或是只适应于局部地区，已远远不能满足发展了的新形势的要求。如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南宋陈旉的《农书》主要限于江浙一带，元初的《农桑辑要》也主要是北方地区。而王祯的《农书》兼论南北方，是我国第一部对全国范围的整个农业作系统研究的农学著作。

王祯的《农书》共二十二卷，约136000　余字。其中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的"农桑通诀"，包括第一到第六卷，分授时、地利、孝弟力田、垦耕、耙耪、播种、锄治、粪壤、灌溉、劝助、收获、蓄积、种植、畜养、蚕缫、祈报诸篇，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农业的各方面问题，并且对南北农事的异同进行了分析比较。第二部分为"百谷图"，包括卷七至卷十，分别叙述了谷属、蓏（瓜）属、蔬属、果属、竹木等的种植培养法。第三部分为"农器图谱"，是《农书》中最有创造性的部分，包括卷十一至卷二十二。此部分共绘图306　幅，绘出了当时各种农具、农业机械、灌溉工具、运输工具、纺织机械图形。每幅图后都附有文字说明，详细介绍了这些器具的来源结构及其制作使用法。其中有的是当时业已失传的古代农器。失传者如西晋的牛转连磨和东汉的水排，王祯亦绘出了复原图。新创制于元代的大型高效农具如用4　头牛拉的耕田犁，用耧车结合砘车的下种器，用牲畜拉的中耕耧锄，用麦钐、麦绰、麦笼结合构成的快速收麦器等。特别是其中描绘的若干纺织机械如32　锭水力大纺车、3　锭脚踏棉纺车和5　锭脚踏棉纺车等，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先进的。王祯将如此大量的农器绘图入书，这在中国农学史上是空前的，并成为以后此类著作的蓝本。

王祯《农书》还记录了他自己创造的木活字及其排印方法，可以看出他所发明的转轮排字架是匠心独具的。他曾经创制木活字3　万个，并用他的转轮排字盘印成《旌德县志》。另外也记载了当时人们铸制成的锡活字情况。王祯《农书》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大量富有独创性的见解。首先他的《农书》贯穿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他认为，只要"不违农时"，适时播种，选择适宜于不同环境的不同优良作物品种，及时施肥以改良土壤结构，并兴修水利，那么就一定可以克服天灾而取得丰收。这实际是宣传"人定胜天"的思想。其二，他十分注意总结劳动人民的实际生产经验，特别是改进农具的经验。如他总结了14世纪初在我国出现的大量新式农具，如耧锄、耘荡、牛转翻车等，对提高当时的农业生产率是很有意义的。其三，他在总结劳动人民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很注意推广，使之从群众实践中来又服务于实践。如关于木棉的种植，《农桑辑要》里已经谈到，元初已推广种植木棉，但由于当时经验不够，种植不是很得法，所以产量不是很高，于是有人产生怀疑，认为种植木棉"风土不宜"。王祯针对这种情况，不是简单的批评了事，而是经过深入调查，在《农书》中对木棉的栽种法进行了全面介绍，给棉农以切实指导。他指出："木棉为物，种植不夺于农时，滋培易为于人力，接续开花而成实，可谓不蚕而棉，不麻而布，又兼代毡毯之用，以补衣褐之费，可谓兼南北之利也。"①再如他为了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难题，号召学习北方带有互助性的组织"锄社"的做法。他说："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名曰"锄社"，甚可效也。"②其四，王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一幅《授时指掌活法之图》，颇有创新意义。该图把里躔、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紧凑地按月分类编辑在一起，颇便农民生产和居家之用。反映了他善于进行理论归纳，并用以指导实践的一贯主张。其五，王祯《农书》虽主要描写的是农业生产的问题，但也反映了作者同情百姓疾苦，不满苛捐杂税的思想。正是在这些基础上，王祯才写出一部博通古今、综合南北的不朽著作来。

另外，王祯不仅是一个著名农学家，而且还是一个杰出的机械设计与制造家。他根据已佚的汉代杜诗所制的利用水力鼓风来炼铁的"水排"的片断资料，加以改进研究，制造了将古人的皮囊鼓风改用木扇（简单的风箱）鼓风的机械，对提高冶炼技术有重大意义。他的木活字及机械，对革新印刷技术亦起了积极作用。

①　王祯：《农书》卷十，《百谷谱·木棉》。

②　王祯：《农书》卷三，《农桑通诀·锄治篇》。

（四）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及其《农桑衣食撮要》《农桑衣食撮要》是元代三大著名农书之一，作者为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

鲁明善，祖籍在今我国新疆地区，其祖父是个信仰佛教的维吾尔族人，其父名迦鲁纳答思，是元代著名的翻译家，曾任翰林学士承旨、中奉大夫、大司徒等官职。鲁明善系以其父名为氏，名铁柱，字明善。他于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任安丰路（今安徽寿县）肃政廉访司监察官，后又曾任靖州路达鲁花赤。《农桑衣食撮要》就是他在安丰路任职期间所编纂。

《农桑衣食撮要》又名《农桑撮要》、《养民月宜》，它是在当时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农学著作大批涌现的形势下产生的。当时由于元政府奖励农耕，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农学著作据史书记载除《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外，尚有10　余种。鲁明善自幼生长于中原汉族地区，具有较高汉文化修养，研读了当时可见的大批农学著作，加之他曾任职的肃政廉访司按元制兼有劝农职责，使他能利用工作之便对江浙一带农业情况作了详细调查，所以才编著了《农桑衣食撮要》一书，于至顺元年（1314年）正式刊行。鲁明善编纂的《农桑衣食撮要》重在实用，所以与《齐民要术》、陈旉《农书》、《农桑辑要》等书不同，它是直接继承崔寔的《四民月令》的体制，以农家的月计划为主体的。在此之前，元政府编纂颁布的《农桑辑要》对于岁月杂事仅列为卷末一篇，王祯的《农书》也只是绘制了一幅《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农桑衣食撮要》全书按月编纂，极方便农家使用，所以正好可补这些书的不足。正如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说："明善此书，分十二月令，体系条别，简明易晓，使种艺敛藏之节，开卷了然，盖以阴补《农桑辑要》之所未备，亦可谓能以民事讲求实用矣。"

《农桑衣食撮要》一书虽只有11000　字左右，但内容却很丰富，涉及范围也很广。它以12月令统系，共208　条，凡气象、水利、农耕、畜牧、园艺、蚕桑、竹木、果菜，以及农产品的收藏、腌制等各种农事活动与农家日常生活知识，无不进行了详细记述。作者在此书《自序》中所说："凡天时地利之宜，种植敛藏之法，纤悉无遗，具在是书。"当不为过言。

《农桑衣食撮要》对江淮、江南的农事活动描写得比较多且详，并很适合这些地区的农民参照使用。这是由于作者多年在长江流域一带任职，对这些地方的农事情况了解得比较多。如4月"做笋干，卖新笋"，7月"栽木瓜"，8月"取漆"，12月"收鳜鱼"等等。这些描述在中原黄河流域是没有的，在此前其它农书里也是不多见的，作者特予详细记载，并写得非常体贴入微、切实可用。另外，鲁明善还搜集了不少民间谚语，如"移树无时，莫叫树知；多留宿土，记取南枝"，"十耕萝卜九耕麻"等，作为经验介绍给农户。他在书中对收藏蔬菜、制作酱菜的详细介绍，反映了他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

《农桑衣食撮要》一书还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农业科学的优良传统，提倡农林牧副的多种经营和综合利用。如书中"种黑豆条"就指出，黑豆可以做酱，可以喂马，秸杆还可以当柴烧。并强调了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如山谷地可利用种植谷楮（即谷树等）。鲁明善还十分注意推广新的农业技术，如书中所总结的"骗树法"，即将果树老根截断，促使毛根生长，使果树获得新的生命力，增加水果产量，以及温室催芽法、阳床育苗法等等，都是以前的农书中所少见的。

鲁明善作为一个维吾尔族后代，虽然他多年生长于中原汉地，接受传统的汉文化教育，但从《农桑衣食撮要》一书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他对北方草原游牧生活也还是熟悉的。如书中介绍奶酪的制作过程说："五月晒干酪，将好酪于锅内慢火熬，令稠，去其清水，摊于板上，晒成小块，候极干收贮，切忌生水湿器。"很具体真切。又如描写饲养马羊说："十二月收羊种，腊月生者良，正月亦好。春夏早放早收，若收晚，遇巳、午时热，必汗出，有尘土入毛内即生疮疥。秋冬晚放，若放早，吃露水草，口内生疮，又鼻生脓，久在泥中则生茧蹄。性好盐，常以盐啖为妙。若生疥，便宜间出，则免致相染。"犹如牧人背诵养马经。直至今天，牧人还在延用着这些多年养马经验。鲁明善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少数民族农学家。他的《农桑衣食撮要》既吸收了古人的生产经验，又总结了当时农民群众的先进技术；既继承了汉族地区农业生产的优良传统，又发扬了少数民族在农牧业生产上的好经验，充分体现了我国各族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才能，也说明了我国少数民族亦为中华农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全书文字通俗，简明扼要，讲求实用，深为广大农牧民所喜闻乐见，是我国古代一部比较优秀的农学著作。《农桑衣食撮要》今有新的校订本流传，王毓瑚在今本《农桑衣食撮要》引言中说此书"是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比较最古的一部月令体裁的农书。"（五）畜牧业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但自古以来在北方草原地区亦一直存在着畜牧业。

如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辽代的契丹，金代的女真就均从事畜牧业生产或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到了12世纪末、13世纪初，蒙古孛儿只斤部杰出人物铁木真（1162-1227年）把蒙古各部统一起来，成立蒙古汗国，并称成吉思汗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畜牧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世祖忽必烈建元称帝后，对祖宗赖以生存发展的畜牧业更给予了特殊关注，采取了多种措施，使元代畜牧业得到了很大发展。

首先开辟牧场，扩大牲畜饲养。

元朝在全国设14　个官马道，所有水草丰美的地方均用来放牧马群。如《元史·兵志》中说："自上都、大都以及玉你伯牙、折连怯朵儿，周回万里，无非牧地。"元朝牧场广阔，西抵流沙，北际沙漠，东及辽海，凡属"地气高寒，水甘草美，无非牧养之地。"①当时大漠南北及西南地区的优良牧场，见于史料记载的有甘肃、吐蕃、云南、芦州、河西、亦奚卜薛、火里秃麻（巴儿忽境内）、和林、斡难、怯绿连、阿刺忽马乞、哈刺木连、亦乞烈思、成海，以及上都、金山以南、亦乞不薛（属云南行省）、吉利吉思等处。这些地方"庐帐而居，随水草畜牧"②。

另外，江南、腹里和辽东诸处也散满了牧场，早已打破了"国马牧于北方，往年无饲于南者"③的界限。这些地方有辽阳、大同、太原、庐州、安西

①　《元史·陈思谦传》。

②　《元史·徐世隆传》卷一百六十。

③　《元史·英宗纪》卷二十七。

王府（西安）、大都、真定、益都、山东、河南、怀孟、广平等地。这是在以前任何朝代都不可能做到的。

其二，完善了养马官制，从官方管理方面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

元朝曾先后设立了太仆寺、尚乘寺、群牧都转运司等官方机构，管理有关畜牧的事宜。

太仆寺专管阿塔思马匹（蒙语，意为骗马），属宣徽院，后又隶中书省，正三品，所领全国14　道国家牧场。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开设群牧所，隶太府监，掌牧马及尚方鞍勒。至元十六年（1279年）改为尚牧监，后又先后改为太仆院、卫尉院，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立太仆寺。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复立群牧监，秩正二品，所管范围有所扩大，孳畜等亦管。尚乘寺主要管皇帝鞍辔舆辇，阿塔思群牧骟马驴骡，管理随路局院鞍辔等制作，收支行省每年制造鞍辔，审理四怯薛阿塔赤词讼，起取南北远方马匹等事宜。职正三品。

群牧都转运司专管喂牲畜粮草等事。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曾在上都设此机构。后撤销，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由徽政院专管群牧，包括了群牧都转运司的职责。

另外，元朝还设立了"和买马"制度，即按规定价格由官方买马。如中统元年（1260年）五月，忽必烈下令"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①。至元二十六年七月"发至元钞万锭，市马燕南、山东、河南、太原、平阳、保定、河间、平滦"②。英宗、顺帝朝也有买马牛羊的大量记载。虽然这种买法是官方征用，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亦是一种商品交换，对促进牧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一定作用。

其三，制定了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文，保护畜牧业生产。如官方训令盖暖棚、团槽枥以牧养牲畜。《元史·张珪传》记载说："阔端赤牧养马驼，岁有常法，分布郡县，各有常数，而宿卫近侍，委之仆御，役民放牧。。。瘠损马驼。大德中，始责州县正官监视，盖暖棚、团槽枥以之。"臣等议："宜如大德团槽之制，正官监临，阅视肥瘠，拘钤宿卫仆御，著为令。"盖暖棚、团槽枥，实际是为牲畜越冬提供良好条件。

禁止私杀马牛以保护牲畜的繁殖。如《元史·刑法志》载："诸每月朔望二弦，凡有生之物，杀者禁止。诸郡县岁正月五月，各禁宰杀十日，其饥馑去处，自朔日为始，禁杀三日。诸每岁，自十二月至来岁正月，杀母羊者，禁之，诸宴会，虽达官，杀马为礼者，禁之。其老病不任鞍勒者，亦必与众验而后杀之。诸私宰牛马者，杖一百，征钞二十五两，付告人充赏。"其它处罚条例也定得非常详细。关于饲养畜牧制定了如此详细条文，只有元朝才有。

另外，对盗马牛等者亦制定了详细处罚条例。如《元史·刑法志》载："诸盗驼马牛驴骡，一赔九。盗骆驼者，初犯为首九十七，徒二年半，为从八十七，徒二年，再犯加等；盗马者初犯为首八十七，徒二年，为从七十七，徒一年半，再犯加等；。。盗驴骡者，初犯为首六十七，徒一年，为从五十七，刺放，再犯加等，罪止徒三年。"这些条例对保护牧民利益是有好处的。其四，官方指导勘探，在干旱牧区打井、修渠、浚河，兴修了不少水利

①　《元史·世祖纪》卷四。

②　《元史·世祖纪》卷四。

工程，使原来缺水之地变成了有水草的牧场。这对畜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这些活动主要在大漠南北进行。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发兵千五百人赴漠北浚井①，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调左右翊军赴北边浚井②。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

其五，遇有牧区灾荒年，元政府调拨粮食、布帛以赈济。古代草原游牧经济是很脆弱的，遇有大风雪和干旱，往往造成众多牲口的死亡，人民流离失所。而这种现象又以岭北行省最为突出。元代的大一统和元统治者对祖宗发祥地的特殊关注，使他们调动内地力量给予帮助，从而在客观上帮助了畜牧业的发展。如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朔方乞禄伦（怯绿连河）之地大风雪，畜牧亡损且尽，人乏食，其部落之长咸来号救于朝廷，公（贾秃坚不花）为之请官市驼马，内府出衣币，而身往给之，全活者数万人。"①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斡儿朵思之地频年灾，畜牧多死，民户万七千一百六十，命内史府给钞二万锭赈之。"②此类记载在《元史》等史书里很多。元代大漠南北多次发生严重自然灾害，而没有造成历史上的严重后果，畜牧业很快可以得到恢复发展，与政府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其六，元政府通过国家力量，使部分农业区与牧区相结合，大大改善了畜牧业的条件，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如每年秋末冬初，属官方管辖的漠南牧区的牲畜常就近赶到华北的田野上游牧，当地需负责饲马的粮草，使马、驼、牛、羊等牲畜"殆不可以数计"③。此外，当时大漠南北地区已有了农业生产，有的甚至成为半农半牧区，当地的农业也为牧业提供了一定的保障。正是由于元政府采取了如上一系列措施，更兼牧民的辛勤劳动，使元代的畜牧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大漠草原上出现了牛马羊群动辄数百、数千的景象。如《元史》记载："元起朔方，俗善骑射，。。盖其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亦一代之盛哉。"《马可波罗游记》也记载，当时仅"驿站备马逾三十万匹。"其它记载十万、数十万马羊亦随处可见，可知元代牲畜之多。另外，牧区的人口也有了很大发展，可看出畜牧业为他们提供了物质条件。

元朝畜牧业生产主要在蒙古地区，从这些地区可看出其牲畜饲养品种、养畜技术等。

12世纪末、13世纪初，游牧于和林以东、土拉河、怯绿连河、鄂嫩河一带的蒙古部，主要牧养马、牛和羊，后征服西夏后，盛产于西夏东境（今内蒙古西部）的骆驼，大量输入漠北，并从西夏人民那里学会了驯养骆驼的技术。由此可看出，元代饲养牲畜主要是马、牛、羊与骆驼。

元代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漠北牧人的分工也越来越细。见于记载的有：骒马倌（苛赤）、骟马倌（阿塔赤）、一岁马驹倌（兀奴忽赤）、马倌（阿都赤）、羯羊倌（亦儿哥赤）、山羊倌（亦马赤）、羊倌（火你赤）等。说明不同品种，不同年龄的牲畜都有专人分群放养。延祐年间，据驿卒佟锁住讲，他在漠南蒙古地区为主人牧二岁羊达二千余只。牧人分工的专业化，大

①　《元史·世租纪》卷十五。

②　《元史·英宗纪》卷二十七。

①　虞集：《宣徽院使贾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七。

②　《元史·文宗纪》卷三十五。

③　《元史·兵志》卷一百。

规模的分群放牧，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当时上都畜牧蕃息的情景是"牛羊及骡马，日过千百群"①，"群牧缘山放，行营散野屯。"②由此亦可看出元代畜牧兴旺景象。

元代牧民很注意种畜选配，并精通骟马羊技术。如《黑鞑事略》载："其牝马留十分壮好者移刺马种外，余者多扇了。"即蒙古族牧民广泛采用的去势技术。同时已根据气候变化选择冬夏不同草场。元代蒙古人放牧"自夏及冬，随地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另元代牧民还摸索出了在南方官牧场牧养马的方法，据《元史·文宗纪》载："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啖之，则马健无病。"

有论者认为，中华文化几千年来实际上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撞击、融合发展的结果。农业文化稳定重土，游牧文化由于自然条件限制，流动扩张，二者撞击，可以互补融合。由此看来，游牧文化不仅为农业地区提供了牲畜等物质产品，还为农业文化提供了阳刚之气，而元代正是这样一个突出期。

①　胡助《京华杂兴诗》。

②　见周伯琦诗。

六、水利学元代出于治理水患、发展农业，以及加强水路交通等目的，对水利建设比较重视。中央设都水监，地方置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①有时为了某一工程的需要，专门设行都水司、都水庸田司等临时机构。这样，终元一代在水利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其突出表现在修通大运河、治理黄河泛滥、开辟海路航线，以及涌现出了一批水利专家及其著作等方面。（一）修通京杭大运河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水利工程，它沟通了我国南北水路交通，对我国古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过巨大影响作用。它最早于隋唐时期开凿，以洛阳为中心，但到了元朝初年，由于受黄河浸淤的影响，加之线路过短与弯曲，已无法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要求。元统一全国建都大都后，全国政治军事中心已从临安（杭州，南宋都城）与汴京（开封）等处迁至大都。可经济中心还在江南，大都城人的食穿等还仰仗江南供给，"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①怎样解决这种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呢？这就需要急速恢复与发展连接京杭的水路交通大命脉--京杭大运河。

元初在修通京杭大运河前，南方财粮北调也采取漕运，但非常不便。当时主要采取水陆联运和海运两条路线。水陆联运即以原来运河可用段落作为主要漕路，不可用或未达到处辅以陆运。如从浙江杭州各地经江南运河，在京口（今镇江）过长江，由扬州江淮运河到达淮安入淮水，逆黄河上行，达中滦旱站（今河南黄河北岸封丘西南），改换陆运180　里至淇门镇（今河南淇县境）入御河（今卫河），经临清、德州达直沽（天津）北上京城。这条路曲折遥远，费时费力，尤中滦一处"尽一年惟可运二三十万石。"②效果很差。而海运虽获利较大，但因"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③有的年份甚至"漂米数十万石，溺死漕卒五六千人"④，加之盗贼出没，风险极大。为了避开水陆联运的艰难与海运的风险，元王朝决定修通大运河。其中主要是开凿了山东境内的济州河与会通河，北京境内的通惠河，使京杭大运河得以全线贯通。

1。开凿济州河济州河南起济州（山东济宁）南，北到须城（山东东平县）安山入大清河，全长150　公里。这里地处山东丘陵西缘，地势高，水源少，穿凿颇不易。为了顺利施工，元廷派遣都水监郭守敬赴河北、山东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考察后郭守敬提出：宋、金以来，汶、泗相通河道，北清河相通渤海，若于济宁州南汶、泗合流处至北清河之间，开一新河，北引汶水，东引泗水，分流

①　《元史·河渠志》卷六十四。

①　《元史·食货志》。

②　《大元海运记》卷上。

③　《元史·食货志》。

④　《元史类编·海运考》。

南北，便可南达江淮，北通京津。并绘图上奏。世祖忽必烈诏准。

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灭南宋后，全国归于统一，开凿济州河的条件已成熟。后经过3年准备，于至元十九年正式动工。次年8月"济州新开河成"①。这样就沟通了济宁南至大清河150　公里的河道。同时，为了保证济州河水源，还进行了一些配套工程。即依据郭守敬等人"北引汶水，东引泗水，分流南北"的建议，由兵部尚书奥鲁赤主持疏浚洸河、府河，引汶水、泗水入此二河转入新开运河，初步解决了其水源问题。

济州河凿通后，南方来的粮船可以沿淮扬运河北上，由济州河循大清河（古济水）到渤海，再由界河口（今海河口）上溯白河，抵通州。但是，这段航程中，由于大清河的水量偏少，落差又小，还有潮汐顶托，泥沙容易淤积，所以漕运转海运受阻，无法通航，被迫"舍舟而陆"，改从"东阿旱站运至临清，入御河（卫河）"②，再由运河水运京师。从东阿旱站陆运至临清，长约200　里，"地势卑下，夏秋霖潦，艰难万状。"③元政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只好在济州河以北继续穿凿东阿至临清的会通河。

2。开凿会通河首先提议开凿此河的是寿张县尹张仲辉，《元史·河渠志》记载他说："开河置闸，引汶水舟达于御河。"丞相桑哥据此上奏朝廷开安山至临清间长约265　公里的运河，诏准。经过一段时间充分准备，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由江淮省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等主持开工。同年6月峻工，并马上通航，"滔滔汩汩，倾注顺通，如复故道，舟楫连墙而下。起堰闸以节蓄泄，定堤防以备荡激。"①这条新河南起东昌路须城县安山西南，经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于临清，以逾于御河，全长250　里②，赐名会通河。

会通河的开通不仅结束了东阿至临清间200　余里的艰难陆运，而且沟通了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从而实现了南自杭州，北达大都的全部漕运。会通河与济州河相接，是为山东运河。由于这段地形比较复杂，丘陵多，坡度大，所以解决水源以行舟成为关键问题。元政府大体上采取了两项主要措施，一是引水济运，一是阶梯开发，使用闸化运道。

引水济运主要还是采取修通济州河时所采用的办法，引洸河、府河、汶水、泗水入运河，以增加其水量。但仅有此还不够，因为山东运河地势高低落差比较大，引入的水有深有浅，浅处就很难通行。所以元人又采取置闸分流，"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池。"③即船行一段上面闸打开放水下来，下面闸关闭，使水位提高，利于航行。一段一段以此类推。先后在山东运河上建了31　座闸，北起临清，南至沽头。其中会通河上建闸14　座，济州河上建闸4　座，古泗水运道上建闸13　座。此外，还在泗水、汶水、洸河、府河、盐河等天然河道上修建济运闸坝13　座。建闸工程始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

①　《元史·世祖纪》。

②　《元史·食货志》。

③　《山东运河备览》卷一。

①　《山东运河备览》卷四，引杨文郁《开会通河功成碑》。

②　《元史·河渠志》。

③　《元史·河渠志》。

止于至正元年（1341年），历时52年方完成，较好地解决了山东运河的水源问题。

3。开凿通惠河元代济州河与会通河开通以后，使京杭运河裁弯取直，直达通州（北京通县），然后再从通州解往大都。但通州至大都城却是一段卡脖子路程。当时有一条水路与一条陆路可以通行。若依水路，唯有较小的坝河水道可以通漕，但因不能航行大船，满足不了需要，如遇旱年水浅，更是无法通行。若依陆路，一方面费用太高，另方面如遇雨天，行走十分困难，"方秋霖雨，驴马踣毙，不可胜计。"①这就迫使元政府必须另辟水源，穿凿新河--通惠河。

首先提出穿凿通惠河的是伟大水利学家郭守敬。郭守敬考察了原有渠道地势，认为此次穿凿必须解决水源问题。他提出引导温榆河上源诸泉水接济漕河的新方案。即自昌平县的浮村到神山泉，西折南转，会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入瓮山泊（今昆明湖），再经长河入古高粱河，至西水门入都城，环汇于积水潭。然后东折而南出文明门（北京崇文门北），循金闸河（即旧运粮河道）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②。全长160　多里。其中建闸坝10处，共20　座。郭守敬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并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诏令开工，共动用军人、工匠两万多人，用去工日285　万多个，用钞152万锭，粮38700　石，第二年秋峻工，费时一年多。此河修好后立即投入使用，适逢忽必烈从上都回来，路经积水潭看到"舳舻蔽水"，十分高兴，赐名通惠河。

通惠河是京杭大运河的最北段，也是开凿时间最晚的一段漕河，它的完成不仅结束了通州至大都的卡脖子运输，而且真正使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发自杭州的漕船可直接到达京城积水潭。另外，海运至通州的漕粮亦可经通惠河直接到京城。

京杭大运河全长3000　多里，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的一条运河。它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加强了京师和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的联系，是元代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它的修通同时带动了沿岸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当时的通州："市井复喧嚣，民风杂南朔。"淮河口"水次千家市，蛮商聚百艘。"大运河成了流经地域的经济命脉，因此当地人把疏浚河道、护防河堤看作十分重要的事。在淮海一带有这样的说法"积渠如积金，守防如守城。"

（二）海运与航海事业元代为了加强南北联系，将江南财粮调入大都，非常重视漕运的发展建设。这漕运包括河运、海运、水陆联运。虽然元代对开凿京杭大运河等河运倾注了很大力量，但由于运河受泥沙淤积等客观及主观条件所限，所以就运量而言，海运实际上占了绝大的比例。如元代每年从南方运至大都的漕粮约300　万石，其中由运河送至大都的也只不过二三十万石，而大部分则是由海

①　《元史·郭守敬传》。

②　《元史·河渠志》。

运到直沽（天津），再从直沽循北运河和通惠河进入大都。这主要是由于元初在山东境内开凿的济州、会通二河水源不足，又时常受黄河浸淤的影响，运河本身也因"河道初并，岸狭水浅，不能负重"①所致。

为了解决河运不足，元政府另辟蹊径，下令发展海运事业。实际上元军攻下临安的至元十三年（1276年）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当时统帅伯颜鉴于河道不便，曾命令下属将南宋的库藏、图籍和货物海运到了大都。后为避免海运风险开凿大运河，但修成后亦有不足，还需发展海运，并成立了专门机构。至元二十年（1283年），立二万户府管理海运。二十四年，立行泉府司专领海运，并增置二万户府。二十八年，行泉府司撤销后，原四万户府削减为二，以朱清、张瑄为首。朱、张二人原是海盗头目，后来归附元朝，在开创和经管海运方面有很大的功劳。三十年，又增立万户府一，提调香莎糯米的征收和运输。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朱清、张瑄以"叛逆"罪名被杀，三万户府合而为一，名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于平江府（江苏苏州）开司署事。万户府下按地区分设七个千户所。与海运有关的还在直沽河西务（今天津武清县西北）设都漕运使司，大都设立京畿都漕运使司等。海运官吏也得到朝廷的优厚待遇，"漕臣之长，必天下重望。"可见元朝廷对海运的重视。

元代从至元十九年（1282年）到至元三十年，曾开辟了3　条近远海航线。第一条航线是于至元十九年开通的。它自刘家港（江苏太仓县浏河）启航入海，向北经崇明州（今崇明县）之西，再北经海门县附近的黄连沙头及其北的万里长滩，沿海岸北航，经连云港、胶州，又转东过灵山洋（今青岛市南海面），沿山东半岛的南岸，向东北航，以达半岛最东端的成山角，由成山角转而西行，通过渤海南部向西航行，到渤海西头进入界河口（海河口），沿河可达杨村码头（天津武清县境）。最后转运河达大都，全程约6600　公里。这一航线主要是近海航行，离岸不远，浅沙甚多，航行不便，加之我国东部的近海，自渤海以至长江口，全年均受由北向南的东中国寒流的影响，船逆水北上，航程迟缓且危险，另外线路曲折费时，往往数月甚至一年才能到达，这样显然不能满足漕运要求，必须别辟航程。

至元二十九年开辟了第二条航线。该航线从刘家港入海，过了长江口以北的万里长滩后，驶离近海海域，如得西南顺风，一昼夜即可航行约1000余里到达青水洋，再过黑水洋即可望见沿津岛大山（山东文登县南）；再经刘家岛、芝罘岛、沙门岛（今蓬莱县西北庙岛），最后直抵海河口。这条航线，自刘家港至万里长滩的一段航程，与第一条航线相同，但从此后即指向东北航经青水洋，进入深海（黑水洋），利用东南季风改向西北直驶成山角。这段新开航线比较直，在深海中航行，不仅不受近海浅沙的影响，而且可以利用东南季风和夏季来临的黑潮暖流帮助航行，大大缩短了航行时间，快的时候半月即可到，"如风、水不便，迂回盘折，或至一月、四十日之上，方能到彼。"①这条新航线的开辟，突破了以往国内沿海航线只能近海航行的局限性，大大缩短了航行时间，是元代海运对我国沿海航路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至元三十年（1293年）开辟了第三条航线。这条新航线"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东行入黑水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

①　《行水金鉴》卷九十九，引《山东全河备考》。

①　《新元史》卷七十五，《食货志八》。

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②此航行与第二条航线相比，其南段的航路向东更进入深海，路线更直，全航程更短，加以能更多地利用黑潮暖流，顺风时只用10　天左右即可到达，又大大缩短了航程。从此以后，元海运漕路均取此路，再无重大变化，就是直到今天，从上海到天津航线仍走这条线路。

在远洋航行方面，元代在宋代的基础上，交通范围比以前更有扩大。如曾两次附商船游历东西洋的汪大渊在其所著的《岛夷志略》里曾记载了他所经历的海外诸国。地域涉及东自澎湖、琉球，西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之层拔罗（今桑给巴尔）等地，包括南洋诸岛及印度洋沿岸各国，也都有航路可通。大德年间（1297-1307年）陈大震等人所修的《南海志》亦记载海上贸易国家与地区多达145　个。总体看达到了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埃及、东非各国，以及欧洲地中海沿岸。

元代近海航运为保证航行安全，在沿线设置了航标船、标旗、航标灯等指挥航行。这航标的设置，是中国海运史上的重大成就。

远海航行已可通过观测星的高度来定地理纬度，这种方法当时叫"牵星术"。牵星术的工具叫牵星板，是用优质乌木制成。用牵星板观测北极星时，左手执木板一端的中心，手臂伸直，眼看天空，木板的上边缘是北极星，下边缘是水平线，这样就可测出所在地的北极星距水平的高度。求出北极星的高度，就可计算出所在地的地理纬度。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于1292年，乘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去波斯的中国海船，从福建启航返乡。他的《马可波罗游记》里记述了当时我国海船和航海的情况，海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后，便有北极星高度的记录。

元代的航海技术资料曾传到明初，为郑和航海提供了借鉴。据福建集美航校搜集到的《宁波海州平阳石矿流水表》中记载："永乐元年，奉使差官郑和、李恺、杨敏等出使异域，躬往东西二洋等处，。。较正牵星图样，海岛、山屿、水势、图形一本，务要选取能识山形水势，日夜无歧误也。"明确记载了明永乐元年郑和一行"较正牵星图样"，这牵星图样就是元代的"牵星术"。说明元代海上航路的发展，为郑和七下西洋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其他水利工程元代大小不等的水利工程很多，除修通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外，在治理黄河与发展边疆地区的水利建设事业等方面亦多有开拓。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它哺育了一代代的中华儿女，但同时它又是一条频繁地给沿岸人民带来灾害的河，历代统治者为治理它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改道侵入淮河后，使黄淮沿岸人民饱受水患的灾难，元代黄河决溢更是频繁，达200　余次。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大雨下了20　余日，黄河水暴涨决溢，北破白茅堤，平地积水二丈多。遭受灾害的涉及数省。在此情况下，元政府下决心治理黄河。先让众臣访求治河方略，并特命贾鲁为都水监提出具体方案。这就是有名的贾鲁治河。1344年，"（贾）鲁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为图上进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二，议疏塞并举，②　《元史·食货志》。

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①但鲁"会迁右司郎中，议未及竟。"至正九年（1349年），号称"贤相"的脱脱复相后，治理黄河事再次提出，并上报朝廷批准采用贾鲁所提第二策。至元"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诏中外，命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进秩二品，授以银印。发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万人，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人供役，一切从事大小军民，咸禀节度，便宜兴缮。是月二十二日鸠工，七月疏凿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毕，诸埽诸堤成。河乃复故道，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①据《至正河防记》记载，要鲁治河自4月22日开工，至11月11日合龙，前后计170　天左右，动用人力近20　万，合计用工约3800　万，疏浚河道280多公里，堵塞大小决口107　处，总长达3　里多，修筑堤防上自曹县下至徐州，计770　里。不仅为元代治理黄河的最大工程，在我国治河史上也是罕见的。贾鲁的成功一方面是朝廷给予他全力支持，另方面是他经过实地考察，采取了较科学的治理方法。他采取了疏、浚、塞并举的方法，先疏后塞，然后引河东行，使复故道。所谓疏、浚，就是把淤塞的故道疏通，其疏浚故道280里50　步而强，其深者达2　丈2　尺，宽者达180　步，并采用了相停、相折等古算法取平地势。所谓塞者，就是把白茅决口堵塞住，引河水入故道。整个工程先疏后塞，就是先把故道疏浚好，然后堵塞决口放水入之，这样就避免了水中作业。整个疏浚工程完成后，最后堵塞决口，贾鲁创造了石船堤障水法。即用27　艘大船组成3　道船堤，每堤9　艘，用铁锚固定船身，并使3　船堤连为一体，船中略铺散草装满石子，以合子板钉合之，同时下沉，船堤上再加草埽3　道。最后合龙时，水势暴涨，船基撼动，观者以为难合，而贾鲁镇定自若，指挥十余万民工奋力拼搏，终于在11月11日合龙，使所绝北河道绝流，故道复通，治河取得了成功。后又覆压小土、土牛、草帚等使之更加固定。元代治理黄河据《元史·河渠志》载还有多次。如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七月，卫辉路新乡县广盈仓南黄河北岸决口50　余步，八月又决口183步，派都水监丞马良弼与当地官吏一起率领民工修复。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五月，黄河在河南归德府等处决口，百姓被灾。元廷差官修复。共修7堤25　处，长39092　步，用去苇404000　束，径尺树24720　株，动用民工7902人。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黄河在杞县小黄村决口，淹没土地，直逼汴梁，为害百姓。命都水监汴梁分监负责修复。

另外，中书省所辖山西地区的水利建设也搞得很好。至元三年（1266年），总管郑鼎领导平阳人民导汾水，溉民田千余顷①。十一年，绛州（山西新绛）人民导浍河入汾河，灌田2000　多亩。中书省怀庆路（河南沁阳）于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凿了长达677　里的广济渠。该渠流经济源、河内、河阳、温、武陟等5　县463　处村坊，灌田3000　多顷，居民深得其利，至大德年间仍"利泽一方，永无旱暯。"②元代对边疆地区的水利建设也非常重视。如郭守敬于至元元年（1264年）随张文谦到达西夏后，主持修复了沿黄河的许多河渠。其中有长200　公

①　《元史·贾鲁传》卷一百八十七。

①　《元史·河渠志》卷六十六。

①　《元史·郑鼎传》卷一百五十四。

②　王祯：《农书·浚渠》卷十八。

里的唐来渠，长125　公里的汉延渠，以及其它100　公里长的大渠10　条，又支渠68　条。这些河渠的修凿，可以灌溉90000　多公顷的土地，对雨量比较稀少的西北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产生了极大效益。郭守敬修复这些河渠所采取的工程技术措施，也具有很高水平。他在各河渠河水入口处的附近设有滚水坝，水涨的时候就从坝上溢出，以削减水势，过了滚水坝，又设两、三个退水闸，水小的时候闭闸，大则酌量开闸，以调节水量，过了退水闸，才是渠道的正闸。这一套闸坝的设计很科学，后来开凿京杭大运河也利用了此技术。

云南地区在大理国统治时期，由于国政荒乱、水利失修，洪水泛滥，经常发生水患。元代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回回人赛典赤，在云南任职六年，很注意发展水利事业。在他主持下，修建了松华坝、南坝，疏浚或新开了盘龙江、金汁等六河。又修筑河堤、水闸，控制水流，凿通滇池西南的海口，使湖水可以排出。这不但减轻了水患，扩大了灌溉面积，而且因排泄了湖边积水，增加了良田百余万亩。据当时记载，亩产量一般可达二石。从元世祖至元初年开始，直到成宗大德间，昆明州海口的工程还在继续。据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描述，云南州（祥云）以西30　余里的品甸有个清湖，嵓人（白族）用来灌溉，其利可达云南州城郊。白嵓甸（弥渡）有赤水江可以兴利，居民辏集，禾麻蔽野。赵州甸（凤仪）川泽平旷，神庄江贯于其中，溉田千顷，少旱虐之灾。大理点苍山泉源喷涌共有18　溪，功利布散，皆可灌溉。

大漠南北蒙古地区的水利建设也受到了元廷的相当重视。据《元史》记载，世祖至元九年五月，敕拨都军于怯鹿难（怯绿连）之地开渠。二十五年四月，浚怯烈河以灌口温脑儿黄土山民田。同年六月，发侍卫军千二百人浚口温脑儿河渠。元武宗时，哈剌哈孙以太傅左丞相行和林省事，亦浚古渠，溉田数千顷。英宗延祐七年七月，调左右翊军赴北边浚井。这些水利工程对发展漠北畜牧业与屯田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水利学著作元代水利学的发展与进步，还表现在涌现出了一批水利学家及其著作。

如回回人赡思及其《重订河防通议》，任仁发的《浙西水利议答录》，欧阳玄的《至正河防记》，王祯《农书》中关于水利的论述等。

赡思，字得之，至元十四年（1277年）生于真定（河北正定）。是元代博学能文的政治家和水利学家。其祖先是阿拉伯人，祖父鲁坤于13世纪初从中亚东迁，居平州（内蒙古托克托县）。他幼年好学，曾师事翰林学士承旨王思廉，博览群书，为乡里所推重。早年轻仕途，直到50　多岁（1330年）才应召为奉翰林文字，进《帝王心法》。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谏奏法祖宗、揽权纲、敦宗室、礼勋旧、惜名器、开言路、复科举、罢数军、一刑章、宽禁纲等十事，皆为时臣所不敢言。三年，佥浙西肃政廉访司事，四年，改佥浙东肃政廉访司事，敢于惩治贪官，平反冤狱，有政绩。至正十年（1350年），召为秘书少监，以疾辞。1351年去世。赡思不仅博洽经学、文史，而且精通水利、天文、地理、算术，并旁及外国之书。他一生著述甚丰，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诣》、《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金哀宗记》、《正大都臣列传》、《审听要诀》、《文集》三十卷、《河防通议》等。但除《河防通议》借《永乐大典》收录而保存外，其它皆散快。

《河防通议》二卷，至治元年（1321年）成书，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曾刊刻流行。该书详论治河之法，将宋人沈立的《河防通议》和金朝都水监的《河防通议》两本书"合之为一，削去冗长，考订舛讹，省其门，析其类，使粗有条贯，以便观览，而资实用"①，故又称《重订河防通议》。全书分河议、制度、功程、输运、算法六门，门各有目，凡物料、功程、丁夫、输运以及安桩、下络、叠埽、修堤之法，条列品式，颇为详备。该书虽系编校前朝旧书，但也加入了自己意见。赡思曾在至正年间黄河决堤时，应诏参加议论治河的方法，所以此书不仅体现了编者编辑考订功力，亦反映了他的治河经验，是我国治河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另外，赡思的《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西国图经》等地理学著作，亦当有一些水利学方面论述。赡思的《河防通议》被《永乐大典》录入后，又有《守山阁丛书》本、《明辨斋丛书》本、《丛书集成》本等多种版本。

任仁发，字子明，号月山，松江青浦（今属上海）人，生于1254年，卒于1327年。初任元朝宣慰掾，后授青龙镇水陆巡官。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升海道副千户，旋改海船上千户，转漕直沽。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奉命疏浚吴淞江，被授都水监丞。武宗至大年间，参与修凿通惠河、会通河等河，因成绩显著，升任都水少监。后又主持修浚黄河归德（河南商丘）决口、浙东海塘、镇江练湖、吴淞江旧河及乌泥、大盈二河等水利工程。他将这些丰富的治河经验形诸笔墨，著成《浙西水利议答录》（浙西水利全书本）流传。

《浙西水利议答录》主要论述浙西太湖、吴淞江等水系的治理疏浚。元初对浙西水利建设是不够重视的，"浙西诸山之水受之太湖，下为吴松江，东汇淀山湖以入海，而潮汐来往，逆涌浊沙，上湮河口，是以宋时设置撩洗军人，专掌修治。元即平宋，军士罢散，有司不以为务，势豪租占为荡为田，州县不得其人，辄行许准，以致湮塞不通，公私俱失其利久矣。"①任仁发作为一个水利官员，对家乡这种水患肆虐的状况也是看得很清楚的，他说："浙西河港、围岸、闸窦，无官整治，遂致废坏，一遇水旱，小则小害，大则大害。"更可贵的是任仁发敢于仗义直言，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朝廷治水不力，并对此进行了批评。如他说："今朝廷废而不治者，盖募夫供役，取办于富户，部夫督役，责成于有司，二者皆非其所乐。所以，猾吏豪民搆扇，必欲沮坏而后己。朝廷未见日后之利，但厌目前之忧，是以成事则难，坏事则易。"②任仁发的《浙西水利议答录》是直接上奏朝廷的，所以他在此书中不但指出了造成浙西水害的原因，而且提出了具体治理办法。如他在此书中说："浚河港必深阔，筑围岸必高厚，置闸窦必多广。"即主要采取深疏河、高筑堤、多置闸等办法。

在任仁发等有识之士呼吁下，元政府终于在世祖至元年间、成宗大德年间、泰定帝泰定年间，数次下令整治浙西水害问题。任仁发参加了大德、泰定年间的治水工作，并由于工作出色，在大德年间升任都水监丞。《浙西水

①　赡思：《河防通议序》。

①　见《元史·河渠志》卷六十五，引《浙西水利议答录》。

②　见《元史·河渠志》卷六十五，引《浙西水利议答录》。

利议答录》即是他多年从事水利工作和浙西水利建设的理论指导。

另外，继任仁发之后，海宁（今浙江海宁）人周文英，也著有《论三吴水利》一文，提出"掣淞入浏"之说，以解决浙西农田遇涝问题。后来张士诚占据吴地，根据周文英之说，疏浚了白茅、盐铁诸塘。王祯的《农书》不仅是一部著名的农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颇有影响的水利学著作，其中有不少关于水利建设的论述。如书中论述我国水利资源的丰富说："海内江淮河汉之外，复有名水万数，枝分派别，大难悉数，内而京师，外而列郡，至于边境，脉络相通。"这些水利资源"俱可利泽，或通为沟渠，或畜为陂塘，以资灌溉。"如果利用得好，于国于民都是非常有利的，"灌溉之事，为农务之大本，国家之远利。"①那么如何才能利用这些丰富的水资源呢？王祯在《农书》中以江南为例进行了论述。他系统地对江南的农田水利灌溉方式进行了总结，将其利用方法归纳为两大类。其一是在水源高于耕地的情况下，以修陂塘蓄水为主，采取自流灌溉；其二是在水源低于耕地情况下，利用翻车、筒轮、戽斗、水车等机械工具，进行机械灌溉，或者打井以解决水源。另外，《农书》还对灌溉工具及圩田、围田等作了详细介绍。特别是其中《灌溉》篇是专门论述水利灌溉事业的。

欧阳玄撰有《至正河防记》一卷。该书是欧阳玄对贾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河防使，于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至同年十一月治理黄河事的记述与总结。欧阳玄当时受命制河平碑文，他向贾鲁了解了此次治河经过，又访问过客，查对吏牍，撰成此书。文虽简略，但较系统地记述和总结了贾鲁用疏、浚、塞三法结合治河，使黄河复故道东汇于淮，又东入于海的方法与经验。《元史·河渠志》录有该书全文，另有《学海类编》本。详细内容见贾鲁治河部分。

①　王祯：《农书·农桑通诀·灌溉篇》。

七、医药学（一）医药学成就元代医药学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取得了较突出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医药学组织的健全，学校教育的重视，医学流派的形成，基础理论研究和各科诊治的深入，尤其是外科骨伤科成绩显著，以及一大批医学家及其著作的涌现等方面。

在医药学组织方面，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设立了中央医疗机构"太医院"，掌管全国医药事务，领导所属医官。至元六年（1269年）设立御药院，管理药物的制造与储藏，十年又设立御药局，掌管大都和上都两处药物事。十九年成立典医署，领导东宫太医，后改为典医监。特别是世祖至元七年成立的广惠司，是元朝的独创。广惠司聘用阿拉伯医生，配制回回药物，服务对象是皇帝诸王、大臣卫士以及大都百姓。二十九年又在大都和上都各设一回回药物院，于是在中国境内设立了三个阿拉伯式的医疗机构，为中外医学交流和促进中国医学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另外，元代还设立了为贫民治病和专为军人治病的医疗机构。如除广惠司兼及为贫民治病外，还专设广济提举司为普通百姓服务。至元八年在全国各地设的多处安乐堂，专门为军人看病。其间聘请名医诊治，并选派健康人服侍，颇像今日的护理人员。元代不少名医就出身于上述医疗机构。

在医学教育方面，元政府从世祖中统三年起，就在各地建立了医学学校。至元九年又设有专门管理医学教育的医学提举司，凡各地医生的考核、选拔、医书的编审、药材的辨验，都属其职责范围。元代医校分科比较细，在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正骨科。为了保证教育质量，元代不仅注重对学生的严格考核，而且对各级教师也同样实行严格考核奖惩制度。这些措施为元代医学教育及医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是中国医学流派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我国医学史上标榜的金元四大家有两家系蒙元时期。李杲创"补土派"（或称温补派），朱震亨创"养阴派"（或称滋阴派）。金元四大家的出现及其不同学术主张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医学理论的发展，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四库全书·医家类》中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他们的学说，不仅在理论上独树一帜，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过去"泥古不化"的状况，打破了因循守旧、一味崇古的局面，开创了中医学术的讨论、交流与争鸣，成为后世医家的表率。如李杲师从张元素，并将张的学说应用于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最终创立了"脾胃论"，自成一家之说，对后世医学产生深远影响。朱震亨也在吸收前人经验基础上，结合自己实践，提出在"相火论"基础上的"阳有余阴不足"学说，成为祖国医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元代医学成就的另一个突出标志是分科比前代更细。唐代分四科：即医科、针灸科、按摩科、咒禁科；发展到宋代成为九科：即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咽喉科、疮肿兼折疡科、金镞书禁科；到了元代增至十三科：即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杂医科、祝由科、禁科等十三科。由于分科越细，钻研也就越精，从而在医籍整理、医疗诊断，内外骨伤、儿科等科的治疗，以及针灸学、药物学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在医籍整理方面，以滑寿的《难经本义》影响最大。《难经本义》二卷，1366年刊行。该书根据古医书《难经》原著编次较乱，遗文缺字较多，而历代的注本又多不能准确释义的情况，参考元以前《难经》的多种注本资料，对《难经》进行了考订辨析。并能融前代20　多家学说，阐发自己的见解，对《难经》进行了释义与发挥。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赞扬说"辨论精确，考证亦极详审"。

在医疗诊断方面，以脉象和舌象诊病表现的较为突出。元代医家戴起宗的《脉诀刊误》是一部关于脉象学的著作。该书参照《内经》、《难经》以及张仲景、华佗、王叔和等历代名家论述，对高阳生《脉诀》的原文进行了考订辨误，并对每一处脉象进行了详细阐述与发挥，时有真知灼见。另外，名医滑寿也精通脉学。他的《诊家枢要》成书于1359年，对脉象大旨和辨脉法作了详细论述，阐析了浮、沉、退、数等29　种脉象及其主病，特别是还谈到了妇女和小儿的脉法，全书内容丰富，影响较大。李杲的《脾胃论》里分析了根据舌象辨病的若干情况。他认为舌干而口苦无味，多为阳气不伸；舌干而咽干，多为饮食不节；舌干而胸肋痛，多为肝木妄行，为后世以观舌象而诊病树立了典范。其后医学家熬氏，集宋金元诸家之长，著成《金镜录》一书。该书内载辨别伤寒舌法12　首，附舌象图12　幅，是为舌诊专著。至正元年（1341年），杜本又在熬氏《金镜录》基础上，新增补了24　幅舌象图，共合36　幅，并加文字说明，撰成《熬氏伤寒金镜录》流传至今，是我国最早的验舌专著。该书舌象图中有24　幅论舌苔，4　幅论舌质，8　幅二者兼论。说明文字结合脉学分辨寒热虚实，内伤外感，不少时至今日仍有临床意义，受到后世高度评价。明代薛己评此书"专以舌色视病，即图其状，复著其情，而后别其方药，开卷昭然，一览俱在。"

在内科方面，以对伤寒病的研究诊治最有成绩。代表人物有王好古、李杲、朱震亨等人。

王好古（约1200-1264年），字进之，号海藏老人，赵州（河北赵县）

人。他进士出身，博通经史，广览医籍，曾拜著名医家张元素、李杲为师，尽得其学。他还随军出征，给将士治病，并曾任过赵州公立庠校教授，兼提举管内医学，晚年归居乡里。著有《阴证略例》一卷、《医垒元戎》十二卷、《汤药本草》三卷、《仲景详辨》等多种。他推崇仲景学说，特别注重伤寒阴症的研究，所著《阴证略例》对阴证的发病原因、证候、诊断与治疗，都作了详细阐述，提出了许多独特见解。如他对于阴证的鉴别，把口渴、咳逆、发热、便秘、少尿、脉沉而细或浮按无力等，作为辨证的重要依据。在治疗上主张温养脾肾，并扩大了伤寒六经病的治疗范围，打破了伤寒与杂病的界限，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

元代最著名的内科专家当首推李杲、朱震亨二人。其详细情况专节介绍。在外科和骨伤科方面，元代的成就最为突出。元新增设了正骨科。这是因为蒙古族进入中原后，将他们善于接骨治伤的经验也带了进来，与中原传统医学结合，促进了外科及骨伤科的迅速发展。突出代表为危亦林、李仲南、齐德之。

危亦林尤擅长骨伤科，在骨折复位手术和麻醉上有重要贡献，著有《世医得效方》十九卷。其详细情况专节介绍。

李仲南于文宗至顺二年撰有《永类钤方》二十二卷，其中最末一卷"风损伤折"篇，专门讨论了骨伤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概括为明辨经络，相度损处，推按骨臼，拔伸收捺，接理夹缚，活血止痛，整洗敷贴等方面。重点论述了头骨、颈椎、脊椎、胸骨、肋骨、肱骨、前臂骨、指骨、膑骨等部位的骨折，以及肩、肘、髋、膝、踝关节的脱位。他提出用牵引法治疗颈椎骨折，"令患人卧床上，以人挤其头，双足踏两肩即出。"他对挠骨远端骨折"手腕失落"，其整复手法是："用衣服向下承住"，"用于拽伸"，"摇动二、三次"，然后"使手捻住"，"贴药加缚"固定。这与现代整复挠骨远端骨折的方法完全一致。另外，有关肱骨外科颈骨折的整复法，小夹板固定治疗前臂骨伤等都与现代相同，治疗腰椎骨折的过伸复位法，也与近代华生--琼斯氏（Wotson-Jones）法相似。书中还载有许多切实可行的诊断方法。另李仲南还创制了缝合针"曲针"和引丝线，以及由内向外逐层缝合的方法。

齐德之曾任医学博士，御药院外科太医，长期从事外科医疗，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取得了较大成就。他于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撰成《外科精义》二卷，被誉为14世纪中医外科的代表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德之此书，务审病之所以然，而量其阴阳强弱以施疗，故于痛科之中最为善本。"齐德之强调外科疮肿"皆由阴阳不和，血气凝滞"所致，即疮肿虽发于局部，但与全身紧密相关，重视整体观念。因此在治疗上注重辨证论治，主张内治与外治相结合，改变了以往外科疾病"惟恃攻毒之方，治其外而不治其内，治其末而不治其本"的现象，对后世外科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齐德之内治主要根据不同症状，用去热疏郁、祛寒驱邪、活血托里等药物；外治有砭镰法、贴肋法、溻渍法、针烙法、灸法、追蚀法等。他的《外科精义》中载汤、丸、膏、丹145　方，并介绍了温罨、排脓、拔毒、止痛等多种方法，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代外科领域中的新成就。

在针灸学方面，出现了一批针灸学家及其著作。如滑寿、罗天益、王国瑞、杜思敬、忽泰必烈等人。

滑寿是元代著名针灸学家，又精内科、儿科等，所著《十四经发挥》三卷，对十四经穴循行部位、所主病症和奇经八脉均有专题论述。他的情况另有专节介绍。

罗天益，字谦甫，元真定路藁城（河北藁城）人，曾为太医。他师从李杲，又向窦汉卿太师学习针灸术，著有《卫生宝鉴》、《试效方》、《内经类编》、《药象图》诸书。

罗天益以《内经》及李杲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了金元四大家的针灸学术思想，注重辨证论治，将针灸与服药结合起来。如他治癫痫病，曾取天柱、申脉、照海先各灸二七壮，次与沉香天麻汤3　剂而痊愈。他师承李杲脾胃论，认为元气不足，诸病由生，而元气不足的原因，又是脾胃之气损伤的结果，所以在治疗上特别重视补养脾胃，钩玄李杲针法之精华，处方着重于中脘、气海、足三厘3　穴，其中绝大部分又以灸治获效。

罗天益对针法补泻颇多论述，时有新见，对穴法取法提倡"取男左女右手中指第二节内，度两横纹相去为一寸，以为定矣。"他的《卫生宝鉴》中开列了多种灸法治疗处方，如风疾内作以三棱针在20　余处穴位刺之即可痊愈；面生疣瘤，采用灸患部十壮之法治疗。下焦虚寒证及小儿惊风、癫痫、肋下满、腹痛等也各有针灸疗法。罗天益丰富了温补学派内容，并有所突破，促进了后世针灸的发展，为明、清医家如薛立斋、张景岳、郭古陶、夏春农等人所效法。

王国瑞，元代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著名针灸医家窦汉卿的得意传人。曾撰《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1329年）一书。该书依次为120　穴玉龙歌85　首，注解标幽赋1　篇，天星11　穴歌诀12　首，66　穴治证，子午流注心要秘诀，日时配合6　法图，盘石金直刺秘传，针灸歌及杂录切要等。对各穴的补泻法及其位置进行了精研论述；在继承窦汉卿针法的基础上，发展了子午流注针法；特别是他独创的逐日按时取穴的"飞腾八法"针法，受到学界高度赞扬。此针法以八脉交会八穴为基础，与八宫八封的数字相配合，再根据日、时干支数字变化而演成，是明代广为应用的"灵龟取法飞腾针图"的先驱。周仲良赞誉他的《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说："此书之道，犹玉之孚尹、旁达火焰，愈久而不磨。"当不为过。

杜思敬，元仁宗时名医，精医术，亦通针灸，曾辑《济生拔萃》，内有《针经节要》、《针经摘英集》等针灸作品流传于世。他以《灵枢》为针灸学之源，引用了其中九针式、折量取穴法、补泻法等内容；他重视腧穴，特别是重视五腧穴在针灸中作用，对其体位取穴很注意；摘录一条"治耳聋耳鸣刺翳风，针透口中。"当为我国透穴刺的前身。

忽泰必烈，字吉甫，元翰林集贤学士，中顺大夫，曾著《金兰循经取穴图解》一书。惜今失传，今可从滑寿的《十四经发挥》中窥其大概，知其对人之手足三阴脉、三阳脉论述颇精详。

另徐凤、葛乾孙及金元四大家对针灸也有不少精辟论述。徐凤把当时的补泻手法总结为三才分部法、调气法、烧山法、透天凉等，并归纳了"龙、虎、龟、凤"的飞经走气四法，为后世针灸学家所习诵。

在药物学方面，元代也涌现出了一批有价值的著作。

李杲著有《药类法象》、《用药心法》二书。《药类法象》主要分用药法象、药性要旨、升降者天地之气交、用药升降浮沉补泻法、药类法象、标本阴阳论、五方之正气味等。《用药心法》主要分随证治病药品、用药凡例、制方之法、用药酒洗曝干、用药各定分两、用药根梢身例、用圆散药例、升合分两、汤药煎法、古人服药活法等。此二书虽然是对其师张元素《珍珠囊》理论的继承和发挥，但比《珍珠囊》更广泛系统，且有不少独创。如第一书中"用药法象"部分，即根据药物气味厚薄归类，用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五类，归并了百味药，是为李杲创造，对后世用药产生了深远影响。李杲此二书部分内容存王好古《汤液本草》，李时珍《本草纲目》序例中亦有转引。

王好古著有《汤液本草》三卷，是易水学派诸家药理学说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上卷集录李杲《药类法象》和《用药心法》部分内容及王好古自己论说，题为药埋，相当于全书总论。中下卷分类评议药物200　余，集录了《证类本草》中偏于临床用药的一些言论和张元素、李杲之说，资料丰富，要言不烦。反映了元药物本草学记载药物药性简要求实，而多在理论层次上探求阐述的特点。如将药物与脏腑经络、四时六气、阴阳五行等相联系，使中医用药从经验处方完全上升到理论处方阶段。

另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世祖忽必烈曾命撒里蛮、许国祯集诸路医学教授增修本草，撰成《至元增修本草》，惜今已佚，内容也无从考。后医官尚从善编撰有一部综合性本草著作《本草元命苞》九卷流传至今。该书在《大观本草》基础上，选其实用者468　品，详加论述，纂而成章。瑞州教授胡仕可也撰一部普及性药物学读本《本草歌括》，日本人冈西为人还将它称为"后世续出的药性歌端绪"。

元代医药学的成就还表现在涌现出了一批少数民族医药学家及其著作，反映了各民族医学文化的交流。如蒙古族医学家萨谦斋及其《瑞竹堂经验方》，回族医学家爱薛。一些少数民族独特的医学及外国药物也传入中原。（二）李杲及其医学著作李杲在金元四大家中与张从正的医学理论针锋相对，他力倡"人以脾胃为本"、"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脾胃论，反对滥用寒凉之品与攻下之法，被称为"补土派"。后世也有人称赞其医学理论为"医中王道"，号召后世有志学医者必尽读其书方可言医。

李杲（1180-1251年），字明之，真定（河北正定县）人，因汉高帝前真定名东垣，所以李杲自号东垣老人。他家境殷富，幼年即开始读儒家经典，通《春秋》、《诗》、《书》、《易》等经书。后母病，他延医服侍，尽心尽力，可终为庸医所误，至死都不知何病症。此事对他刺激很大，使他深为不明医理而后悔，从而发愤学医。于是捐千金拜易水名医张元素为师，数年后尽得其传，并多所阐发。

李杲拜师学成后，即行医社会，广为百姓治病，人以"国医"称之。他的好友元好问对他得此尊称犹有疑虑，于是随他遍历汴梁、聊城、东平等地行医数年，深为他药到病除所折服，于是盛赞他"一洗世医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之弊。"①他治病能联系社会现实，准确辨证。如他生活在金末元初，战火连年不断。元太宗四年（1232年），蒙古大军围汴梁城数月，内外不通，百姓断粮，加之疫病流行，死人无算。其症状表现为发热、恶寒、头痛、身痛等，与感冒相似，诸医忽视社会因素按感冒进行治疗，不但没有疗效，反而加速了死亡。李杲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城困民饥，脾胃受伤所致。这种情况以前在东平、太原、凤翔等地围城时也发生过。他采取治疗内伤补脾胃的办法治之，效果很好。

李杲在丰富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很注意理论归纳与总结。先后著有《内外伤辨惑论》三卷、《脾胃论》三卷、《兰室秘藏》三卷、《伤寒会要》、《药类法象》、《用药心法》等。

李杲医学思想的主要点是关于脾胃的论述。他认为元气是人生之本，脾胃则是元气之源，所以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疾病所由生。进而论述人体之本的元气有升降浮沉规律，并指出其升降的关键在脾胃。这是因为脾胃供给人体营养，同时也排泄废物，从而推动了脏腑精气的上下流动，循环化生。而这化生中上升是非常重要的，如谷气上升，元气才能充沛，反之便会产生种种病变。如他说："胃虚则脏腑经络皆无所受气而俱病"、"脾胃虚则九窍不通"。

李杲认为脾胃虚弱是由于元气不足、阴火过盛所致。而这阴火产生以至过盛的多种表现是"脾胃之气下流，使谷气不得升浮。。乃生寒热"，即阳气不升，伏留化火；"营血大亏，营气伏于地中，阴火炽盛"，即津伤血弱、内燥化火；"肾间受脾胃下流之湿气，闭塞其下，致阴火上冲"，即谷气下流，湿火相合；"心生凝滞，七神离形，而脉中惟有火"，即心君不宁，化

①　见《东垣试效方》王博文序。

而为火等。进而归纳总结出饮食不周、劳役过度和精神刺激是造成脾胃虚弱、阴火亢盛的三个主要原因。其中精神因素又起着先导作用。他对汴梁城中饥民患病的辨识，就是基于这种理论根据。这些论述主要见于他的《脾胃论》和《内外伤辨惑论》两书中。

李杲既然对脾胃虚弱致病有了如此深刻论述，那么他对如何调理亦提出了很好见解和行之有效的办法。他注重温补脾胃，益气升阳，尤其对中气不足所致的阴火病证，更是创立了著名的甘温除热法，即用甘温之剂来补益脾胃，升其阳气，泻其大热。他认为"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惟当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阻，甘寒以泻其火则愈。"他创制的治疗脾胃机能的配方如"补中益气汤"，主治内热伤中，气高而喘，身热而烦，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等证，被作为代表方剂制成丸药出售，一直到今天中药店里都可看到。李杲在主要使用补气升阳法时，有时在阴火亢盛的情况下，还根据不同病证借苦寒药物从权施治。说明他对苦寒泻火或解表散火治法也不完全舍弃。但他认为苦寒泻火和解表泻火的目的也是为了照顾元气，与升阳降火相反相成。另外，李杲还将他的升阳汤用到其它各科疾病的治疗。如用圣愈汤治外科恶疮止血之证；黄芪肉桂柴胡酒煎汤治阴疽坚硬漫肿；用黄芪当归人参汤治妇科经水暴崩；用圆明内障升麻汤治眼科内障等。至于他的"补中益气汤"更是一方用于多科。这些都体现了他的总的治疗特点。

李杲创立"脾胃说"，形成补土派，实际上是向后人展示了一种增强脾胃功能，治疗脾胃疾患，增加人体免疫功能的总原则，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重要遗产。

（三）朱震亨及其医学著作朱震亨是金元四大家中最晚出的一位，他学习前三家的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并加以创造发挥，创立了"滋阴派"，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震亨（1281-1358年），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浙江义乌县）人。

因世居丹溪之边，后人尊称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他幼年用功读书，能诗能文，稍长变得崇尚武勇，好打抱不平。乡里如有仗势欺人者，必出来理论。年30　岁，他母亲患病，久治不愈，为了给母亲治病，他自学医道，经五年治疗，居然治好了母亲痼疾。从而追悔伯父、叔父、妻儿之死。年36　岁，他听说朱熹的再传弟子许谦在家附近的八华山中开门讲学，遂去拜许为师，研讨理学。许谦知他夙志医学，后又鼓励他去学医，于是他再下决心，将科举书籍焚毁，专门学习医学。

朱震亨当初学医治病，多采用陈师文、裴宗元的《和剂局方》成方，后觉得要想成为名医，仅此是不行的。于是治装出游，访求名师，遍历江南、江北各地。最后于泰定二年（1325年）夏，在武林（浙江杭州）拜名医罗知悌为师。他随罗学习两年，尽得罗氏之学，并旁通张从正、李杲之说。归乡后，乡间诸医"始皆大惊"，不知他在外面学到了多大本事，继而看他治病用药有神效，遂衷心佩服。

朱震亨在医学理论研究方面既认真学习借鉴前人经验，又不为前人所囿，认为"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所以主张"推陈致新"。并在此思想指导下，著成《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本草衍义补遗》、《外科精要新论》等书。

《格致余论》是朱震亨的代表作，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以"阳有余，阴不足"为基础的医学思想。他认为天与日为阳，地与月为阴；天运于地之外，故天大于地；日属阳常满，月属阴常亏，故日明于月。而"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所以"气常有余，血常不足"。更加之人体的生长、发育与壮大过程中，以及人的视、听、言、动都需要阴气供给，因此阴气常处于"难成而易亏"的状态。更何况"人之情欲无涯"，人心易受声色犬马等物欲引诱而心动，这心动则引起相火妄动，进一步损伤阴精，这阴精虚损就是多种疾病的致病机理。朱震亨对这相火妄动而损伤阴精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认为主要有情志过极、色欲无度、饮食厚味等几方面。这是相火妄动致病的病机。所以，朱震亨在临床治疗上，主张以补阴为主，或滋阴降火。他认为"补阴即火自降"，而泻火也即可以补阴，倡导泻火养阴之法，被后人称之为"滋阴派"。他的这种学说，既补充了刘完素的"火热论"，也发展了李杲以益气升阳为主的"阴火说"。他创制的"越鞠丸"、"大补阴丸"、"琼玉膏"等滋阴降火名药，一直到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朱震亨力主滋阴降火，其中又以治疗脾胃病方面表现的最为具体。他认为脾胃在人身号称"中宫"，胃纳脾运，滋养气血，人赖以生，诸病赖以治。脾司升清，胃主降浊，脾胃升降是人体生理代谢的重要环节"升降之枢纽"，一旦"七情内伤"或"动作劳苦"、"六淫外侵"、"饮食失宜"、"药饵违法"等因素长期侵犯人体，都可使"脾土之阴受伤，转运之官失职，胃虽受谷，不能运化"，"清浊相干，乱于肠胃"，发生"脏腑经络皆无所受气而俱病。"所以他主张"诸病先观胃气"。强调"补养脾土，全其运化之职"，促使浊败之气"其稍清者，复回而力气、为血、为津液；而浊败者，在上为汗，在下为溺，以渐行分消矣"，从而达到扶正祛邪、滋阴降火之治病目的。《格致余论》里有很多关于诊治脾胃之心腹痛、泄泻、呕吐、肿胀、鼓胀、中风、痰证、郁证等行之有效的验方。

朱震亨的医学思想虽然以"阳有余阴不足"为其主要点，治疗上主张滋阴降火，但他也很注重辨证施治，该补阳的地方亦补阳。如他提出痰热生风理论，认为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其治疗方法应以治痰为先，而"实脾土，燥脾湿"，即燥阳降湿为治痰之本。又如对郁病的论述，认为人身诸病多生于郁。而郁又分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等6　种，它们既可单独为病，又常常相兼致病。一般气郁为先，郁久则多能化热生火，其治疗就要重在调气，郁久须兼清火。朱震亨这种灵活用药、因病治方思想，对后世是多有启迪的。

朱震亨《格致余论》中还专辟"饮食箴"、"食欲箴"、"茹淡论"、"养老论"、"房中补益论"等篇章，对人的养生诸问题进行了阐述。他提出幼年时不宜过于饱暖；青年时应当晚婚以待阴气长成，结婚后应当节制房事，不能纵欲无度；饮食方面应当节忌肥腻食物。他还特别强调注意动静与养生的关系，主张在动的基础上要注意静，动静相间，以静为主，清心寡欲，保养阴气，才能使人体保持阴阳平衡，从而达到健康长寿之目的。

《本草衍义补遗》是朱震亨关于本草药物学方面的著作。全书载药153种，各药叙述无定式，内容或详或简，或仅数字言其主治，或详论药理及药材鉴别。如石膏条，先归纳药品命名多以色、气、质、味、能为依据，进而引出鉴别石膏与方解石的证据。朱震亨论药，除仍借助寻常药性外，尤其重视各药的阴阳及五行属性，并以此推演药理。如"鲫鱼：诸鱼皆属火，惟鲫鱼属土，故能入阳明而有调胃实肠之功"等等。是朱震亨对本草学方面的贡献。明人李时珍对此书给予了褒扬。另朱震亨的《局方发挥》对当时医界机械搬用《和剂局方》，大量使用辛香燥热之剂，耗损阴精，提出了批评，主张要善用滋阴养阴药物。

朱震亨的医学思想与临床成就，在元末明初医学界占有极重要地位，被誉为"集医之大成者"，直接师承他的有10　余人，私塾他的弟子就更多了。同时在国外也产生了相当影响，日本就在15世纪成立过"丹溪学社"以研讨提倡朱丹溪的学说。

（四）危亦林及其《世医得效方》危亦林（1277-1347年），字达斋，南丰（江西南丰）人。他出身于医学世家，其高祖云仙长内科，伯祖子美精妇科、骨科，祖父碧崖善儿科，伯父熙载专眼科。他自幼勤奋好学，博览医籍，深得家传。他对内、外、妇、儿、眼、骨伤、口腔咽喉等科均有研究，尤其擅长骨伤科。他学识渊博，医术高超，曾任南丰州医学教授。他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深感古代医方浩如烟海，难于检索应用，于是参考元代医学13　科目以分类，"依按古方，参以家传"，自泰定五年（1328年）起，历时10年，于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编成《世医得效方》二十卷。后经江西医学提举司送太医院审阅，在至正五年（1345年）正式刊印。

《世医得效方》是一部系统而丰富的综合性医著，特别是在骨伤科疾病的诊治方面，达到很高水平，为祖国传统医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如书中对人全身的骨折及关节脱位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作者将四肢骨折和关节脱位归纳为"六出臼、四折骨"。六出臼即指肩、肘、腕、髋、膝、踝六大关节脱位，四折骨是指肱骨、前臂骨、股骨、胫腓骨四大长干骨骨折。并强调在诊断骨折的时候，必须要触摸辨别骨折移动的方向，首次记载了肩关节有前上方脱位和盂下脱位两大类型，指出足踝部骨折脱位有内翻和外翻的区别。进而对邻近关节部位的骨折，或脱位合并骨折又有较深刻认识。这表明我国元代骨伤科已对人体主要骨折与关节脱位有了较深刻认识，大大丰富了祖国医学宝库。

《世医得效方》在骨折与脱位的治疗方面有很多发明与创新。如其中第十八卷正骨金镞科（骨伤科），记述了危亦林在治疗最棘手的脊椎骨折时，首创世界悬吊复位法的成功治疗过程。危亦林认为脊椎骨折大多由挫伤所致，往往引起压缩性骨折，单靠手法整复难以复位，因此需要用悬吊的方法才行。具体做法是"须用软绳从脚吊起，坠下身直，其骨使自归窠，未直则未归窠，须要坠下待其骨直归窠"，即用软绳从脚吊起、坠下，利用自身重力，使脊椎复位。最后又用大桑皮固定。这种悬吊复位的方法，不仅是我国骨伤科史上的重大发明，而且也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创举。英国医生达维斯（Davis）在1927年才应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椎骨折，比危亦林晚了600多年。

危亦林在治疗肩关节脱位时，采用"架梯复位法"和"杵撑坐登法"，在世界医学史上亦处领先地位。其复位原理类似唐代"椅背复位法"，但已不需医者的牵引和旋转，仅借助患者自己的身体下坠力来达到复位的目的。另外，《世医得效方》里记载危亦林对肘部脱臼骨折的治疗方法，除用手法复位外，还提出用夹板外固定。对足踝关节骨折脱位，则主张用牵引、反向复位的方法。在骨折复位后，强调要进行适当的活动，以防止关节的粘连。如肘关节复位固定后，"不可放定，或是又用拽屈拽直。此处筋多，吃药后若不屈直，则恐成疾，日后曲直不得。"治疗膝关节也指出："服药后时时用屈直，不可定放。"

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中，还特别重视麻醉术在骨折脱位治疗中的应用。他主张在骨折、脱臼复位时，先行麻醉，待病人不知痛时方可下手。他常用曼陀罗、乌头等麻醉药物，对其功效和使用方法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使用剂量应根据患者年龄、体质、出血状况等而定。这是危亦林在我国医学史上继华佗之后对麻醉方法的新的发展，而华佗麻醉法详情已不得而知。危亦林关于麻醉法的这些论述与要求，与现代医学麻醉原则基本相同。在欧洲于19世纪中叶发明乙醚、哥罗仿等麻醉药之前，日本著名外科医生华冈青州曾于1805年使用过曼陀罗作为手术麻醉药，被誉为世界麻醉史上的佳话和先例，实际上他比《世医得效方》记载晚了460多年。

《世医得效方》对骨伤科以外其它各科疾病的诊治也多有记载。如载有以盐水催吐，治疗霍乱、心腹暴痛、宿食不消的成功经验。有他进行外科手术的情景，他说："肠及肚皮破者，用花蕊石散敷线上，轻用手从上缝之，莫待粪出，用清油捻活，放入肚内。"缝合时必须"从里重缝肚皮，不可缝外重皮"。此书里还记载了危亦林既学习借鉴前人宝贵经验，又不为所囿，能根据不同情况辨证施治，灵活运用，勇于探索发挥的事实。实际上他编著《世医得效方》一书，本身就突破了祖传秘方秘不示人的传统观念。他化用古人小柴胡汤，视病证适当加大黄等药，不仅可清表解热，还可清恶血，利便溺。反映了他善于化裁古方的创新思想。

危亦林是我国元代一位著名骨伤科专家，另外在其它各科疾病诊治方面亦有较深造诣，是我国医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五）滑寿及其《十四经发挥》滑寿（1304-1386年），字伯仁，号樱宁生。他祖籍襄城（今河南襄城），生于江苏仪征。自幼聪敏好学，能诗能文，曾拜儒学大师韩说为师，学习儒家经典诗文，并考取乡举。后遇京口（江苏镇江）名医王居中来仪征行医，他便转投王居中门下学医。在此期间，他在王居中指导下，精读了《素问》、《难经》等中国古典医籍，并对其进行了考订校释，著成《读素问钞》、《难经本义》，学业大有长进。

后来，滑寿不满足于已有的医学理论知识和临床医术，并有感于当时医界对针灸学不够重视的现实，转而致力于针灸的学习。他认为，当时"方药之说肆行，针道遂寝不讲，灸法亦仅而获存"，故"针道微而经络为之不明"，"经络不明，则不知邪之所在"，于是遍访名家，拜著名针灸学家高洞阳为师，学习针灸。高洞阳为北方名医，学术思想类似李杲，医术全面而高深，滑寿经过几年工夫，尽得师传，并结合临床实践著成《十四经发挥》一书。《十四经发挥》为滑寿的代表作，共3　卷，成书于顺帝至正元年（1341年）。其上卷为手足阴阳流注篇；中卷为十四经脉气所发篇；下卷为奇经八脉篇。全书对十二正经和奇经八脉的起始与终点，穴位的分布、位置，气血、经络的运行，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发现督脉和任脉，有经有穴，和其它奇经不同。滑寿认为，人身上有任脉和督脉，好比天地有子午线。人身上的任、督是以前后的腹背而言，天地的子午线以南北而言，可以分亦可以合，分开来好象阴与阳不会混淆，合起来就浑然成一个整体。所以任、督两脉应该与十二正经并列，称为十四经。滑寿在《十四经发挥》中，还对十四经脉及周身657　个穴位图章进行了考证训释，并附以韵文表达，使他所论述的经络循行，空穴的部位等内容非常清晰明了。

滑寿的《十四经发挥》，其理论根据是古代医籍《内经》和《难经》的一些观点，但他经过自己的精心研究，多所发挥。如对任脉、督脉的认识以及其它十二正经的阐释，补入了各经所属的经穴等，从而使针灸又得盛于元代，并成为后世针灸医家的规范。正如近代针灸学家承淡庵所说："元代针灸能够盛行，应归功于滑寿。"滑寿《十四经发挥》不仅在国内有如此影响，而且还流传到了日本等国。日本国针灸医学的兴盛，就是从《十四经发挥》传入以后。

《十四经发挥》成书后，到清代国内只有薛内斋附刻于《薛氏医案》一种，直至近代承淡庵医师去日本考察针灸时，才发现了它的古本，买了回来。这个版本比日本人译本和薛氏本均详细。从此，《十四经发挥》得以更广泛的流传。

滑寿不仅擅长于针灸，而且在内科、外科、儿科等科亦有独到之处。时人称他精于诊而审于剂。他著有《伤寒例钞》，对伤寒等杂病有不少妙方，《宋元明清医类案》就选入了其中数则。

滑寿不仅有高超的医术，而且医德亦高尚，他治病无论贫富贵贱，只要有求于他，即马上前往诊治，有时还无偿施医施药。所以在江南北和浙东西一带享有盛名，有病者以得他一言诊断而死亦无憾。

（六）蒙古族医学家萨德弥实及其《瑞竹堂经验方》萨德弥实，号谦斋，又名沙图木苏，蒙古族。初任石首县达鲁花赤，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陈南台御史，入为监察御史。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迁南台经历、江浙行省郎中。泰定年间，擢为江西建昌路总管。他同时是一个具有较深医学造诣的医学家，他利用工作之便，钻研历代名医方书，搜集民间验方，将其确有效验者，分门别类编成《瑞竹堂经验方》十五卷。《瑞竹堂经验方》成书于泰定三年（1326年），共15　卷分作15　门，每卷1　门。其中诸风门，载药方40　个，主治腰酸腿疼，半身不遂，手足麻木，口眼歪斜诸症；心气痛门，载方5　个，主治急慢性心痛病；小肠疝气门，有方14　个，主治小肠疝气，阴囊肿痛，偏坠搐痛，脐下胀痛等症；积滞门，载方16　个，主治消化不良，肚中有虫，胸膈痞满，四肢困倦，呕吐等病；痰饮门，有方12　个，主治肺病，支气管炎等病症；喘嗽门，有方4　个，主治咳嗽、气喘等病；羡补门，载方60　个，是本书中重点。其方多为滋补类，有不少是人参、鹿茸、麝香等贵重药品。主治肾虚，体弱多病，眼目昏花，脏腑虚弱，五劳七伤等症；泻痢门，载方11　个，主治红白痢疾、腹泻肚疼等病；头面口眼耳鼻门，载方34　个，主治偏正头疼，眼目昏花，视物不明，眼内障病、红眼病，以及耳聋、鼻衄出血等病；发齿门，载方18　个，主治头发脱落、牙疼，白发等病症；咽喉门，有6　个方剂，主治单双乳蛾，咽喉肿痛等症；杂治门，有医方22　个，主治小便白浊、遗精，毒蛇咬伤，狂犬病，破伤风，刀伤，反胃呕吐等多种疾病；疮肿门，载方53　个，主治疔疮、背疽、疥疮、头疮、皮癣、刀斧伤等各病；妇人门，载方16　个，主治妇女月经不调、难产、血崩、血积疼痛等多种妇科疾病；小儿门，载方33　个，主治小儿心腹胀满，呕吐气急，腹泻，消化不良、痢疾，脏腑怯弱、口疮、热毒斑疹、心神烦闷、咳嗽等儿科各种疾病。

《瑞竹堂经验方》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卓有成效的药方，在我国药物学史上有一定影响。明《永乐大典》称此书"其处方最为醇正。"元人王都中、吴澄在此书序中说："谓病之有方不难，而方之有验为难"，而萨德弥实书中之方"遇有疾必谨试之，屡试屡验"，并断言《瑞竹堂经验方》将流传后世。明代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就吸收了大量此书的内容。此书后还流传入日本。

《瑞竹堂经验方》一书在我国数百年来一直流传不断，时至今日中医常用的一些方剂中，不少仍是此书所载原方，或经过后人加减修改演变来的验方。如现在常用的八珍散，即萨氏书中所载的四君子汤、四物汤的并方，今天的四制香附丸等成方，亦多出自此书。此书疮肿门中所载返魂丹，与今天所常用的梅花点舌丹、夺命丹多所相似，所治病症也相同。另外，此书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特点是，作者作为一个蒙古族，他很注意北方地区气候寒冷和蒙古族人民由于游牧生活，很容易发生骨伤阴冷病的实际，在书中所载验方，治疗骨伤及风寒湿痹的方剂数量占有很大比例。如活络丹、木瓜虎骨丸、黑弩箭丸、换骨丹、七乌丸、接骨丹等。这些是"由北人气禀壮实，与南人异治故也"。在成药方面，此书中所列方剂大都是散、丸、膏、丹，汤剂很少，这也适合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人民游牧生活的需要。在分门别类方面，也较合理得体。由此可知，《瑞竹堂经验方》确为我国14世纪初的一部有价值的医学著作，其部分内容并鲜明地反映出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其实际功效与使用价值也为几百年来的医学实践所证实。

《瑞竹堂经验方》一书在元明时期曾多次刊行，共15　卷，但原版今已难觅，今可见者是《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转录的部分内容，只有5　卷24　门。后清人丁嘉鱼又从明滇府《袖珍方》里再辑录一部分编入《当归草堂医学丛书》中，其集方188　个。1957年，国内曾按此版本校印出版，但从所载方剂数字来看，"计亡阙已十之五六"，且有不少重复与虚漏之处。1982年，浙江中医研究所与湖州中医院，经过广泛搜集，重订出版了此书。他们将诸多版本史料相互校对，删重补缺，合辑得方344　个，并按各方药性编入相关门类，编辑成《重订瑞竹堂经验方》一书，于1982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该重订本比较接近萨德弥实原书的面貌，是研究萨氏《瑞竹堂经验方》最好的本子。

（七）蒙古族及其它少数民族医药学我国诸多少数民族在医药学方面亦有自己独特而悠久的传统，及符合本地区本民族生活特点，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并与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多所交流，为丰富发展中华医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医药学。

1。蒙古族医药学蒙古族地处大漠南北，气候条件较恶劣，同时由于从事游牧生产，容易跌打损伤，所以他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特别是与疾病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很早就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病治病方法。诸如灸疗、正骨、外伤、内科、饮食疗法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如蒙古族的灸疗，在很早以前就有记载。成书于1000多年前的藏医名著《四部医典》中，就记载有"蒙古灸"。蒙古灸疗是从热敷疗法发展而来的，它是一种"（奶油）拌小茴香涂在毛毡上加热裹敷的疗法"。中国古代医籍《内经》里记载说："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地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病，其治宜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虽然《内经》所说泛指北方民族，但肯定也包括了蒙古族的先民，并指出内地的灸焫（即灸法）亦最早由北方传进来。灸疗这种蒙古族的传统疗法，具有操作简便，用具简单，疗效确实，适合游牧民族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及北方寒冷气候的特点。

据13世纪波斯著名史学家拉施特丁所著《史集》中言，早在蒙古汗国以前，蒙古人就有自己的药剂与疗法，如他们掌握了用"合迪儿"（一种烈性药）来治病。此书又说蒙古兀剌速惕、帖良古、客失的迷诸部"以熟悉蒙古药剂，用蒙古方法很好地治病而闻名于世"。虽然由于史书对这些药物及其疗法详情疏于记载，但此时蒙古人已懂得用药物方剂来治病是肯定的。

蒙古族在古代对骨伤和外伤的疗法有独到之处。如在蒙古汗国前后史书已记载蒙古人用烧红的烙铁烙治流血的伤口，窝阔台汗的箭伤就接受过烙治。他们还用刚刚宰杀的牲畜皮裹于患处治疗外伤，用蒸气热罨的活血方法治疗内伤，用热血浸疗法治疗箭伤。如《元史》里记载，成吉思汗的名将孛斡尔出在一次奋战中"身中数矢，太祖视之，令人拔其矢，血流遍体，闷仆几绝。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孛斡尔出于牛腹浸热血中，移时遂苏。"另外，据《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蒙古汗国时期，蒙古人已习用大黄等药物治疗军中流行的瘟疫，《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蒙古牧民喜用肉苁蓉治病。西藏著名医学家宇妥的传记中，有关于蒙古刺血疗法传到西藏的记载。刺血疗法是蒙古族的传统外治术之一，它对于治疗外感风寒，简便易行，确有奇效，至今仍为蒙古族人民所习用。

古代蒙古族人民虽然有一定的医疗手段，但毕竟受自然条件与科技水平的限制，缺医少药，所以，他们很注意利用饮食来达到防病治病目的。他们认识到，一般随处可见的食物如奶食、肉食、肉汤之类，只要食用得当，都可以起到滋补强身、防病治病的作用。特别是羊肉性暖，对暖肚祛寒有奇效。这是古代蒙古人从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饮食疗法的前身，这种治疗法很适应于以游牧为主、狩猎为附的蒙古族人民的劳动与生活。其后他们用马奶酒治病等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元朝建立后，蒙古社会制度也已进入了封建社会时期，加之国内各兄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广泛开展，与国外交往也空前活跃，所以，蒙古族医药学也从古代的萌芽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主要表现在蒙医学已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形成了一定的医疗理论，并有太医院、上都惠民司等医疗机构进行管理。

在医疗理论方面，据史书记载，蒙医学者已认识到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主要靠赫依、希日、巴达干"三要素"来维持。三者在体内相互平衡时保持着人体健康，如失去平衡则会出现病变。其中赫依可以调节生命活动的各个环节，它是人体各种生理功能的动力。如果人体因忧虑过度、精神紧张、饮食劳倦、房劳不节及吐泻和失血过多等原因，就会造成赫依失常偏盛，引发神经衰弱甚至失常及腰腿关节疼痛等症状。希日，是维持人体体温及各组织器官热能的物质。它属阳性，与肝胆等脏器关系最为密切，可滋生阳火、振奋精神、消化食物。但如果因天气炎热、饮食不当、劳累过度等，希日就会偏盛，造成口苦、烦渴、狂躁等热性病状。巴达干，是存在于人体内的营养性物质，性属阴。如果它的比例适当，可增强体质、帮助消化、滋润皮肤，如着冷受凉、劳累过度、过食油腻等就会使它失调，从而出现消化不良、腹胀满闷、腰腿酸痛等寒性病症。当然，这些论述多见于明清以后的蒙医学著作，不过从其论述中亦可窥到元代蒙医学也已通晓这些道理，并辨证施治。明清以后，蒙医学对这三者论述更详细缜密，每一因素失调引发的病证多达数十种，相应采取的方剂也很多。

另外，元代蒙医学大量采取的灸疗法，以热动物皮裹患处等疗法是以热治寒的理论为指导的，而以马奶酒进行滋补治病又是以寒治热理论的体现。此二者说明今日蒙医学将疾病分为寒热两大类，在元代已初其端倪，或者说元代为后代提供了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在人体解剖方面，元代蒙医学者也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如据史书记载，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的一次战争中，一勇将左肩中箭拔不出，为治疗其箭伤，上命取死囚二人杀之作解剖，知此位置深浅方位，然后取出了这位勇将体内的箭，治好了他的箭伤。这种以人体解剖指导治疗，不但丰富了蒙医学对人体构造的认识，也促进了其骨伤科的发展。

在骨伤科方面，元代蒙医学已突破了前期只能一般正骨治外伤的局限，将其发展为具有丰富临床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的学科。其正骨已不只是一般的脱臼复位，而且对脊椎骨伤等疑难病证也可治疗。有的笔记体史书里曾出现这样的记载，一勇士脑袋被砍下，医者赶快杀了骆驼，开腔将勇士头与脖颈放入使其热，然后相接，鲜活如初。当然这种记载未必可信，不过借此说明当时蒙医学骨伤术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或许可为佐证。蒙医学治疗骨伤的技术在元代传入内地，还促进了中国元朝骨伤科的发展。另外，蒙医学在使用热动物皮治病的基础上，在元代还扩展为用鱼皮裹患处亦可治病。如《元史》里记载世祖忽必烈曾遣使赴高丽取鱼皮以治脚疾。说："以其（鱼）皮作靴（穿）则立愈，盖帝有足疾故术之。"于是高丽王献鱼皮十七领。动物皮即用是热的，而鱼系冷血，其皮当然也是冷的，冷热皮裹患处都可治病，这可以说是蒙医学的一个创造。今天用羊皮、艾虎皮裹患处治病，在内蒙古牧区或半农半牧区仍有使用。

在饮食疗法方面，元代蒙医学的认识比前期更进了一步。如知马奶酒性冷、味甘、止渴、治热，广泛应用。《鲁布鲁克东行纪》里写道："忽迷思（马奶酒）为蒙古人游牧习用之饮料。。忽迷思可以久存，相传其性滋补，且谓其能治瘵疾。"说明对马奶酒等饮食治病已有了深刻认识。

另外，据史书记载，元代蒙古人还善于治疗脑震荡。惜具体治疗法语焉不详，无从知道，不过从今天蒙医学者治疗脑震荡的具体操作可知，是采取"以震治震，震静结合，先震后静"的辨证治疗方法，即根据不同症状采取不同治疗法。

元代蒙医学还吸收了国内外其它民族的先进经验。如曾将本草类书译成蒙文，元政府设了广惠寺，由阿拉伯医生主持，元上都有意大利医生行医，以及藏族医学等，这些都对蒙医学产生了良好影响。同时，蒙医学对其它民族的医学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元代是蒙医学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它为后代蒙医学的完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蒙医学在诊断方面采取望、问、切，有消、解、温、补、和、汗、吐、下、静、养等方法，治病多用成药，并总结出饮食疗、灸疗、罨疗、瑟博素疗、皮疗、温泉疗、针刺放血疗、按摩疗等疗术，有不少在元代已有记载。

2。藏族医药学藏族医药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唐代文成公主嫁吐蕃松赞干布时，是藏汉医药学交流的时代。文成公主于唐贞观十五年（641年）进藏时，带去大量书籍和百工技艺（包括药品和医生）。这些书籍中有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等，并被译成藏文，取名《医学大全》（藏名《门杰钦木》）。后来金城公主进藏时再次带入大批医药人员和书籍，当时汉医马亚纳（藏文译音）和藏医别鲁扎纳等根据这批医学著作编著成《月王药诊》（藏名《门杰代维加布》）。这种交流促进了藏族医药学的发展。

藏族医药学的真正系统创立，据藏文文献记载，吐蕃王室御医宇妥·云丹贡布做出了重要贡献。8世纪后期，宇妥·云丹贡布受吐蕃王室的派遣，数次入唐，在五台山、打箭炉，以及藏南、日喀则、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游历，学成医药学返回吐蕃后著成《四部医典》（或译作《医方四续》），分为"根本续"、"详解续"、"口诀续"、"外续"，对于人体病理、病症分类、治疗方法、炮制药物等，作出全面辨证论述，奠定了藏族医药学的基础。宇妥·云丹贡布也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到了元代，由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广泛开展，藏族医药学在《四部医典》的指导下，无论在理论充实、临床诊治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此时藏族医药学对蒙古族等民族的医药学影响尤为明显，现代蒙医学仍将《四部医典》作为重要典籍来学习，同时蒙古族及汉族等民族的医药学也对藏族医药学产生了影响。

元代是藏医学的承前启后时期，它对今天藏医学的繁荣发展的贡献亦是很大的。藏族医药学的主要理论认为：由经脉肌骨和五脏六腑构成人体，存在着3　种基本因素（风、火、水土）、7　种物质（饮食、血、肉、骨、脂、髓、精）和3　种排泄物（尿、粪便、汗），人体因内外因素失调而产生疾病。其诊断学主要特点为望、闻、问、切，如望舌苔、辨尿色味、询问病情和以3　个手指切诊寸、关、尺脉等。其治疗方法分内外两种疗法，内疗服用药物，也有因迷信而服用符箓等者；外疗有手术、针砭、艾灸、拔火罐、按摩、敷药、熏蒸、擦浴等方法。药物主要有动物、植物、矿物及人体之物等，将其炮制成丸、散、膏、丹、汤、浆、油、酒等使用。另外，元代还有念诵经咒祈祷等治病方法。

藏族医药学还有建立学校培养学生的传统。元代主要是在寺院里培养，到了1916年，拉萨成立了"门孜康"，汉意为藏医藏历院，使这种教育更走上正轨。

3。维吾尔族医药学维吾尔族医药学亦有悠久的历史和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亦是中国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唐代官方修撰颁行的药物文献《新修本草》中，就记载有新疆出产的药物100　多种，说明当时维吾尔族先民就已掌握了比较科学的施药治病方法。另早在高昌回鹘（西州回鹘）时期，维吾尔族已有回鹘文医书，其中有许多治疗内科、外科、眼科、皮肤科、妇产科的药方，并包括了食疗方。在喀喇汗王朝（黑汗王朝）时期，能进行外科手术的著名医师伊麻木丁·喀什噶里，曾撰写了《医疗法规解释》一书。

到了元朝，维吾尔族医药学与汉族等民族的医药学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如维吾尔族著名翻译家安藏曾将《难经》、《本草纲目》等汉文医学著作，翻译成维吾尔文，向维吾尔族人民介绍汉族的医学成就。汉族等民族也吸收了维吾尔族医学的一些独特治疗方法。这种交流与学习，使维吾尔族医药学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具体临床诊治方面，均有很大发展，形成独特体系。如其理论方面坚持以"土、水、火、空气"为代表的"四大物质学说"，及"血津、痰津、胆津、黑胆津"的"四津体液学说"，在人与自然，人体内部也有系统的辨证理论。在诊断方面，重视查脉、望诊和问诊。在治疗方面，对内科疾病以服药为主，多用糖浆剂和膏剂，并有熏药、坐药、放血、热敷、拔火罐、饮食疗法等方法，对心脏病、肝胆病、胃病、结石、痢疾、精神病等病症有较好疗效。忽思慧的《饮膳正要》里就记载有维吾尔族饮食疗法。对外科疾病的治疗有服药、敷药、烙法、热罨、结扎与普通手术等方法。在吐鲁番等地还有埋沙疗法，此种方法对治疗各种类型的关节炎、慢性腰腿疼、坐骨神经痛、脉管炎、慢性附件炎等，有明显疗效。这种方法后还传入了蒙古地区及内地。

八、食疗学与养生学食疗学与养生学本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它源远流长，在二千多年前的医学著作及其它著作中已有记载，其后历代不衰，到了元代，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加之统治者比较重视，使其又有了长足发展，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所以本书单辟一章给予介绍。

元朝统治者对食疗学比较重视，如元著名饮食家、饮膳太医忽思慧在上世祖忽必烈表中说："钦惟世祖皇帝圣明，按周礼天官，有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分职而治，行依与故，设掌饮膳太医四人，于本草内，选无毒无相反，可久食补益药味，与饮食相宜，调和五味，及每日所造，珍品御膳必须积制。。。至于汤煎琼玉，黄精、天门冬、苍术等膏，朱髓、枸杞等煎，诸珍异馔，咸得其宜。"①可知元代开国之初，即非常重视宫廷饮食卫生，专设饮膳太医4人，掌管宫中饮食起居，并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具有相当的科学水平。

元统治者对养生学亦非常重视。早在太祖成吉思汗时代，就曾召著名道教人物长春真人邱处机到西域论讲长生之道。世祖忽必烈登基称帝后，施行汉法，对儒、释、道、医、卜等文化人相当重视，让佛、道等宗教派别自由发展并加以扶持鼓励，使其气功等养生法在阐释前代典籍的基础上颇多发挥。

正是在统治者的重视下，在中医理论及道家等养生学说的指导下，元代涌现出了一批食疗养生学家及其著作，标志着元代在食疗养生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蒙古族食疗与养生学家忽思慧编纂的中国饮食学史上第一部食疗养生著作《饮膳正要》；元政府主持编纂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贾铭的《饮食须知》；倪云林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长春真人邱处机关于养生的论著；李道纯关于气功养生的专著《中和集》；李鹏飞的《三元延寿参赞书》；萧廷芝的《金丹大成集》等。另外，一些医学名家如朱震亨、李杲、危亦林、滑寿等人的著作里，谈饮食养生的内容亦随处可见。

元代由于国家空前大一统，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活跃，所以，其食疗学与养生学具有自己鲜明的时代民族特色。如涌现出了少数民族食疗营养学家，其著作中有不少论述少数民族的食疗与养生学知识，丰富了中华食疗养生学。

（一）蒙古族食疗营养学家忽思慧及其《饮膳正要》忽思慧，又名和斯辉，元代著名的蒙古族食疗营养学家。他在仁宗延祐年间曾任宫廷饮膳御医，他利用这有利条件"将累朝亲侍进用奇珍异馔、汤膏煎造，及诸家本草、名医方术，并日所必用谷肉果菜，取其性味补益者，集成一书，名曰《饮膳正要》"①。

《饮膳正要》成书于文宗天历三年（1330年），全书共3　卷。它共辑录了314　种饮食品种，并详细介绍了其制作过程、烹调技艺、避忌适宜，及其

①　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序。

①　忽思慧《饮膳正要》序。

医疗作用。每卷内又有大量插图，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其第一卷包括三皇圣纪、养生避忌、妊娠食忌、乳母食忌、饮酒避忌、聚珍异馔等6　部分。"养生避忌"主要论述人们要善于保养，食不过度，动不太劳，才能健康长寿。"妊娠食忌"与"乳母食忌"两部分主要谈妇女在妊娠与哺乳期间在饮食方面要有所避忌，才能保证母亲与婴儿的健康。"饮酒避忌"主要讲饮酒不能过量，否则对身体不利。"聚珍异馔"是第一卷的主要部分，讲述了94　种对人体有好处的膳食的性质、做法。其中既有汉族传统食品，也有各兄弟民族的食物。如汉族常吃的"鲤鱼汤"、"芙蓉鸡"、"鱼脍"等。鲤鱼汤能"治黄疸、止渴、安胎"。其做法是取鲤鱼去鳞，剖内脏，加芫荽、葱、盐、酒等腌拌后下锅。更多的是蒙古等草原游牧民族食物，其中以羊肉或羊内脏做原料的就占75　种。如"柳蒸羊"、"颇必儿汤"，以羊肉羊骨做原料，可"主男女虚劳，寒中羸瘦，阴气不足，利血脉，益经气。"还有今新疆地区的"畏兀儿茶饭"，已失传的西夏民族的"河西米汤粥"、"河西肺"。河西米汤粥对人体有"补中益气"的作用，以羊肉、河西米为原料，河西肺以羊肺、韭面、酥油、胡椒等为原料。另还介绍了回回饮食，如其"秃秃麻食"，俗称手撇面，是当时一种很流行的食品，能"补中益气"。

第二卷包括诸般汤煎、诸水、神仙服食、食疗诸病等4　部分。其中"诸般汤煎"主要论述了56　种汤茶之类饮料。这些膳食菜汤都是具有各种滋补作用的补养汤。如"人参汤"，可"顺气、开胸膈、止渴生津"，其原料是"新罗参、桔皮、紫苏叶、沙糖"，其做法是"用水二斗，熬至一斗，去滓澄清"。任意饮用。另还有不少浆、膏、丸、煎和饼等饮食，亦可滋补身体，有的原料还包括麝香、檀香等贵重物品。特别是其中还介绍了典型的北方少数民族饮料。如马思哥油："取净牛奶子，不用手用阿赤（系打油木器）打取浮凝者，为马思哥油，今亦云白酥油。"酥油："牛乳中取浮凝，熬而为酥。"这与今天蒙藏等民族的黄油、酥油是一样的。"诸水"部分主要介绍了"玉泉水、井华水、邹店水"等。"神仙服食"部分，主要介绍天门冬、茯苓、枸杞、生栗子、胡麻、菖蒲、莲子等对人体的滋补作用。特别是其中提到用诸药相配成一种药枕有医疗保健作用，可说是我国医疗史上最早介绍药枕的范例。"食疗诸病"部分，介绍了61　种食物的医疗保健作用，并且明确谈到，五谷杂粮、各种肉类，只要搭配得当，完全可以起到医疗保健作用，说明元代我国食疗学确实已发展到一定程度。如其中羊肉羹：可"治肾虚衰弱，腰脚无力"，用羊肉、萝卜、苹果、陈皮、良姜、胡椒、葱白为原料，水熬成汁，入盐酱熬汤，下面■子，作羹食之。将汤澄清，作粥食之，亦可。

第三卷共分七部分。第一部分"米谷品"，介绍了米、面、豆、麻等23种食品的性质、味道及医疗保健作用。特别是其中介绍各种酒类，如"阿剌吉酒"，系由"回回"传入，阿剌吉阿拉伯语意为"出汗"，此酒用蒸馏法制成，类似汗珠。我国古代用酒曲制酒，游牧民族则用马奶发酵酿酒，用蒸馏法制酒即今天的白干酒，则从阿拉伯传入，对我国制酒业产生巨大影响。第二部分"兽品"，讲了31　种家畜野兽肉食。其中最多的是羊肉，言"羊肉，味甘，大热无毒，主暖中头风、大风汗出、虚劳寒冷、补中益气。羊头，凉，治骨蒸脑热，头眩瘦病。羊心，主治忧恚膈气。羊肝，性冷，治肝气虚热，目赤暗。羊血，主治女人中风、血虚、产后血晕闷欲绝者，生饮一升。羊五脏，补人五脏。羊肾，补肾虚，益精髓。羊骨，热，治虚劳，寒中羸瘦。羊髓，味甘温，主治男女伤风，阴气不足，利血脉，益经气。羊脑，不可多食。羊酪，治消渴，补虚乏"。这可说是在我国营养学史上，对羊的各部位食疗价值介绍的最详细的史籍。第三部分"禽部"，介绍了17　种家禽、野禽肉的味道、性质及对人体的滋补治疗作用。其中尤以对鸡介绍最细。第四部分"鱼品"，介绍了22　种鱼、虾、蟹等食品。如说蟹肉，主胸中邪热结痛，通胃气，调经脉。蛤蜊，味甘，大寒无毒，润五脏，止渴平胃，解酒毒。第五部分"果品"，介绍了39　种水果食品，分别罗列论述了其药用价值。如梨子，味甘寒无毒，主治咳嗽，利小便。第六部分"菜品"，讲了46　种青菜的性质及对人体的作用。第七部分"料物性味"，介绍了28　种佐料的性质及其保健作用等。《饮膳正要》作为我国第一部食疗营养学著作，它以其丰富的内容和详细的论述，在我国食疗养生学史上做出了突出贡献。首先，它继承了我国食、养、医结合的优良传统。它对每一种食品的叙述都涉及养生和医疗两方面的效果和作用，其所载食品基本上都是保健食品，且均详述其制作方法和烹调细则。这些饮食既是佳肴美味，又是强壮体质，延年益寿，预防和治疗疾病的良药。

其次，该书在论述饮食营养的同时，还有不少篇幅谈论人体健康的诸多方面。如序中说："保养之法莫若守中，守中则无过与不及之病。调顺四时，节慎饮食，起居不妄，使以五味调和五脏，五脏和平，则气血资荣，精神健爽，心志安定，诸邪都不能入，寒暑不能袭，人乃怡安。"强调既要饮食适度，时间相宜，新鲜勿陈，又要精神愉快，心志安定，才能诸邪不侵，调和守中。注重精神愉快对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另外，还指出了预防疾病的重要性，"防病胜于治病"。这些都从综合角度论述了人体保健的重要性。再次，本书可补本草之不足。忽思慧在序中曾说："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写。"如卷一炒狼汤条："古本草不载狼肉，今云性热治虚弱，然食之未闻有毒"；卷三更详细载狼肉、狼喉嗉皮、狼皮、狼尾、狼牙的功用、主治。卷二对某些药物的功用作了补充，如"治小便不通，鸡子黄一枚生用"，亦为以前本草所不载，颇有参考价值。明代李时珍编《本草纲目》时，引用不少此书内容。如书中"羊"条下所引《饮膳正要》食疗方就有治骨蒸久冷方，治腰痛脚气方等五则。

另外，《饮膳正要》很重要的一条贡献是反映了当时国内各少数民族及中外人民的饮食文化交流的史实。作者作为蒙古族，除大量反映本民族食品外，还介绍了维吾尔祖先的"畏兀儿茶饭"，回族先人的"回回饮食"，古西夏国的"河西米汤粥"、"河西肺"，古天竺国（印度）的"八儿不汤"等。这些宝贵资料不仅为研究我国饮食文化史提供了佐证，而且对研究当时社会现实及中外交流亦可作参考。

《饮膳正要》现有明经厂刊大字本（残存卷二），涵芬楼影印明景泰间刊本，1934年商务印书馆铅印国学基本丛书，198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本等。（二）《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与饮食交流《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日用百科全书，它成书于元代，文字通俗，内容丰富，诸如家法家礼、择居出行、种植牧养、饮食卫生、修身养性等关乎百姓日常生活诸多方面縻不记载，所以在民间流传很广。特别是在饮食方面，它基于元代交流空前活跃，所以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及国外民族的食物亦多记载，对了解其饮食文化交流有很高参考价值。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共10　集，每集以天干划分，其甲集为"为学"与"家书通式"等；乙集为"家法"与"家礼"等；丙集为"仕宦"与"周公出行吉日"等；丁集为"宅舍"与"牧养良法"等；戊集为"农桑类"与"宝货辨疑"等；己集为"诸品茶"与酒曲类等；庚集为"饮食类"与"染作类"等；辛集为"史学指南"等；壬集为"卫生"与"治诸病经验方"等；癸集为"谨身"与"修养秘论"等。

该书在庚集"饮食类"里，详细介绍了面酱和生黄酱的制作方法，其原理今天不仅仍广为农村手工操作所延用，而且工业生产也习用此法。在有文字记载的典籍里，此书可为最早最详细的介绍，说明我国最迟在元代已掌握了用面团蒸熟经霉化和发酵制甜面酱，用黄豆煮熟拌面粉发霉发酵制豆酱的技术。

元代民族交流融合的加强，使我国人民的食谱也愈丰富多彩，不仅有大量的汉族传统食物，而且还有不少"蒙古饮食"、"回回饮食"、"女真食馔"、"畏吾儿茶饭"和"高丽糕点"等美味佳肴。这些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里均有详细介绍。

如"蒙古饮食"类有：暗木宿（蒙古饭），不杂（蒙古粥），兀都麻（蒙古烧饼），罗撒（蒙古汤面），口涅（蒙古馒头），马思哥油（酥油），舍儿别（果子露）和阿剌吉酒（蒸馏酒）等。

"回回食品"类有：秃秃马失（小面饼煮熟，入炒肉汁食），八耳搭（蜜汤调豆粉），古剌赤（鸡清、豆粉、酪拌匀，做薄饼），海螺蛳（鸭卵汁、细切羊肉、酒料、豆粉调糊入瓶内煮熟，切片），河西肺（用豆粉面蜜酥，果仁包，灌羊肺，煮熟），哈尔尾（炒面入蜜水按片切作），糕麋（烂羊头去骨、下米粉蜜作），卷煎饼（百果作馅，油炸）等。

"女真食品"类有：厮利菜冷羹葵（用葵菜嫩心、鸡羊肺丝加五味作），塔不剌（用葱椒油酱熬开后，下鸭或鸡鹅，慢火煮熟），撒孙（熟煮野鸭或鹌鹑，酱芥盐拌），柿糕（粘米干柿同捣，粉蒸熟，入果仁作饼），粟糕（粟为粉，少加粘米粉，蜜水蒸熟）。

元代不仅国内各民族饮食相互交流，而且国际间饮食交流也相当普遍。

如用蒸馏法制作烧酒就是元代时从阿拉伯传入的。元画家朱德润在《阿剌吉酒赋》中说：烧酒原名阿剌吉，元时西征欧洲，归途经阿拉伯，将酒法传入中国。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得其法。"还有营养丰富的胡萝卜也是在元代传入我国的。《本草纲目》中说：胡萝卜"元时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蔬菜小品》与《辞源》等书也都有关于胡萝卜原产欧洲，元时由西域传入我国的记载。同时，我国特产茶叶也是元代由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第一次带到欧洲。这些内容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里亦有记载，由此可见此书在中外饮食文化交流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

（三）其它食疗营养学著作1。倪云林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倪云林所编纂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是元代一本食疗营养学专著。

全书共载饮食品46　种，其中有菜肴类31　种，点心10　种，饮料4　种，调料1种。它详细记载了各种饮食的取料、加工和烹调制作法及营养价值，并附制香灰法和洗砚法。倪云林写作此书的目的，正如其后记中所说："饮食，人之大欲存焉，固日用之不可缺者，若何胤朵颐碪几，以刳脔取味，非所为训。东坡晚年戒杀，一茹蔬菜，亦非先王养老之意也。是编为云林堂饮食制度，烹饪和谙，既不失之惨毒，而蔬素尤良。百世之下，想见高风。使好事者，闻之斯敛衽矣。"即将饮食这人类生存之最基本要素的制作和营养等介绍给世人，使人们有所遵循，并希冀流传后世。

本书记载了酱油、点心、菜肴、饮料等的制作方法及营养价值。点心方面有：煮面、煮馄饨、黄雀馒头、冷淘面、糖馒头、手饼、蜜酿红丝粉、熟灌藕、白盐饼子、水饼等10　种；菜肴方面有：蜜酿蝤蛑、煮蟹法、酒煮蟹法、新法蛤蜊、雪庵菜、煮麸干、蚶子、青虾卷、香螺、江■、螆鱼、田螺、■肉羹、腰肚双胞鸡、醋笋法、烧萝卜法、糟姜、煮摩茹、煮鲤鱼、蟹鳖、煮猪头肉、川猪头、鲫鱼肚心羹、黄雀、烧猪脏或肚、烧鹅、江鱼、煮决明法等31　种；饮料方面有：郑公酒、菊花茶、莲花茶及香橼煎4　种。本书对这些食品的取料、烹调、烧煮、制作、酿造等方面都做了详细而具体的介绍，所选食品都比较精美而富有营养价值，经过加工后都是色香味俱佳的美味佳肴。

2。贾铭的《饮食须知》贾铭（1269-1374年），字文鼎，号华山老人。元明间浙江海宁人。资雄海上，好宾客，能赈人之急。入明，他已百岁，明太祖朱元璋召见问他颐养之法，他对曰："要在饮食"。寿至106　岁而终。他所著的《饮食须知》成书于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全书共8　卷，记载食物325　种。其中卷一为水火，专论各种水及燃料不同的煮食用火；卷二为谷类，共33　种；卷三为菜类，共74　种；卷四为果类，共51　种；卷五为味类，共32　种；卷六为鱼类，其中包括爬虫类共64　种；卷七为禽类，共32　种；卷八为兽类，共39种。

《饮食须知》内容丰富，囊括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以及各种植物果菜，其中最显著的特色是主要论述这些饮食的性能及适宜禁忌。如本书序中说："饮食藉以养生，而不知物性有相宜相忌，丛然杂进，轻则五内不和，重则立兴祸患。是以养生者亦未尝不害生也。历观诸家本草疏注，各物皆损益半，令人莫可适从。兹专选其反忌，汇成一编，俾尊生者，日用饮食中便于检查耳。"由此可知，贾铭对食物的相宜相忌有一明确认识，他知道如果诸物杂进，不讲科学，就会不利于养生，重者会立致病患，所以他鉴于诸家本草注疏对此不够重视，因而重点选择食品的反忌给予论述，编纂成此书，以利于食者检索。从而亦可看出，此书确为颇具特点的食疗学著作。《饮食须知》有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较易得。

另外，金元四大家中的李杲有《食物本草》，朱震亨的《格致余论》里也有不少食疗方面的内容。

（四）邱处机及其养生理论邱处机是位得道高人①，他在养生学方面修养颇深，元太祖成吉思汗曾慕

①　邱处机生平经历详见《地理学》部分。

其名于1219年召他到西域雪山，请教长生不老之法。他的养生理论主要见于他的弟子李志常根据他赴西域雪山拜见成吉思汗经历而写成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根据他在西域雪山与成吉思汗论道内容而整理成的《玄风庆会录》，以及他所著的《摄生消息论》、《大丹直指》等书中。

邱处机养生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求去声色、屏滋味、保中和、养气血。如他在西域雪山对成吉思汗说："夫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从道生。人止知天大，不知道之大也。余生平弃亲出家唯学此耳。。。故世人爱处不爱，世人住处不住。去声色，以清静为娱。屏滋味，以恬淡为美。但有执著，不明道德也。眼见乎色，耳听乎声，口嗜乎味，性逐乎情，则散乎气。譬如气鞠，气实则健；气散则否。人以气为主，逐物动念则元气散，若气鞠之气散耳。"①道是道家哲学思想的一个中心观念，也是道教徒的基本信仰和根本教义，邱处机引用此来说明世界万物均由道而生，人当然也不例外。人由道而生后，就"以气力主"，如逐物动念，追求声色犬马就会使此元气散，人当然也就谈不到健康甚至也就不存在了。

这气又是何物呢？邱处机说："夫神为子，气为母。气经目为泪，经鼻为■，经舌为津，经外为汗，经内为血，经骨为髓，经肾为精。气全则生，气亡则死；气盛则壮，气衰则老。常使气不散则如子之有母；气散，则如子之丧父母，何恃何怙！"②即邱处机认为气与神的关系犹如母子，母亲对人来说当然是绝不可缺少的。具体诠释"神"与"气"二者的意义与关系，显然此处的神是指中医理论中常说的"神"，即广义指人体生命活动的总称，包括生理性或病理性外露的征象，"气"是指人体内流动着的富有营养的精微的物质，同时也泛指脏器组织的机能。所以，邱处机所言的犹如母子关系的神与气，气是神的物质基础。气供给人体各部位营养，没气人就没有了依靠，当然也就活不成了。可见，邱处机把保气放在人体养生中的极重要的地位。那么如何才能够保气呢？这就进一步涉及到了邱处机养生理论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了。即要去声色、屏滋味、保中和。其中由于邱处机为出家人，对去声色更为重视。他说："夫男阳也，属火；女阴也，属水。唯阴能消阳，水能克火。故学道之人首戒乎色。夫经营衣食则劳乎思虑，亦散其气，而散少；贪婪色欲则耗乎精神，亦散其气，而散之多。"邱处机从道家观念出发，将男女比作水火不相容，指出男女色欲比经营衣食更伤精神。并愤而指责："其愚迷之徒，以酒为浆，以妄为常，恣其情，逐其欢，艳其精，损其神，是致阳衰而阴盛，则沉于地为鬼，如水之流下也。"①虽言之过于激切，但从养生学角度来看，节声欲对人体保健确有好处。他其后对这种观点也有修正，如其说："（色欲）虽不能全戒，但能节欲则几于道矣！"这就更富科学性了。

其次，邱处机对节制物质享受，保持精神愉快方面，也发表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如他说："出家学道之人恶衣恶食，不积财，恐害身损福故也。在家修道之人，饮食居处珍玩货材亦当依分，不宜过差也。"即一般人也不应过分贪求物质享受，应有所节制。他还说："修身之道，贵乎中和，太怒则伤乎身，太喜则伤乎神，太思虑则伤乎气。此三者于道甚损，宜戒之也。"

①　《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第127　页。

②　《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第127　页。

①　《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第130　页。

即太怒、太喜、太思虑忧愁时对健康也是不利的，要保持身体中气的中和。邱处机上述养生理论无疑是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符合我国中医关于养生的论说，直到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另邱处机的《摄生消息论》是一本专门论述养生的著作。此书分四季阐述，每季之前以该季摄生消息为题，开始数句摘录《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文，然后随文释义，附以摄养注意事项；次则介绍该季所应之脏腑，最后论述该脏相病法。如"春季摄生消息"，先摘录《内经》文，次述"肝脏春旺"，最后介绍"肝脏相病法"。其它亦依此法。此书所谈养生法，亦与他前述养生法一脉相承，主要阐述要节欲保身、无为清静思想。《大丹直指》二卷，是邱处机关于道教内丹方面的著作。该书以天地生成、人体禀生过程阐明内丹的基本原理和行功方法，认为人与天地禀受相同，出生之前，在胎中混混沌沌，为先天之气，出生以后，脐内所藏元阳真气逐时耗散，以至病夭。指出人须"先使水（肾气）火（心气）二气上下相交，升降相接，用意勾引，脱出真精真气，混合于中宫，用神火烹炼，使气周流一身"，方能"气满神壮，结成大丹"。全书用图、诀、诀义等详述9　种炼丹的方法，即"五行颠倒，龙虎交媾"、"五行颠倒，周天火候"、"三田返复，肘后飞金精"等为小成之法，能补虚益气，返老还童。"三田返复，金液还丹"、"五气朝元，太阳炼形"、"神水交合，三田即济"为中成之法，谓可长生不老。"五气朝元，炼神入顶"、"内观起火，炼神合道"、"充壳升仙，超凡入圣"为大成之法，谓可成仙。

（五）其它气功养生学著作气功养生是我国一种独具特色的养生方法，它丰富了中国的医学理论，为人们的医疗、保健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它的历史悠久，历经数千年发展，特别是到了近30年，气功养生学在医学、养生学、人体科学和其它科研领域被日渐广泛应用，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并还形成一股股气功养生热。这其中元代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涌现出了一批气功养生学家及其著作。如除上面提到的邱处机及其著作外，还有李鹏飞的《三元延寿参赞书》，李道纯的《中和集》，萧廷芝的《金丹大成集》，陈致虚的《金丹大要》，王珪的《泰定养生主论》等。

1。李鹏飞的《三元延寿参赞书》李鹏飞，字澄心，元代池州（安徽贵池）人。少聪慧，通儒学，后转学医，人称儒医。后在淮遇一宫道人，年90　而鹤发童颜，问其长寿诀窍，答曰此本正常。人本来应有天、地、人三元180　岁，由于不戒慎、禁忌、保养，才致寿短。李鹏飞有感于此，编著了《三元延寿参赞书》，其目的也是使人们节欲、慎食、保健康。

《三元延寿参赞书》五卷，成书于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全书以天、地、人三元立论，以精气不耗、起居有常、饮食有度为养生原则，从理论到具体摄生之道对人的养生作了论述。其中卷一为《人说》和《天元之寿精气不耗者得之》章，主要论述了要节欲。强调要"欲不可绝"、"欲不可早"、"欲不可纵"、"欲不可强"、"欲有所忌"，具体指出男女之欲要有节制，少男少女不宜早婚，男子酒后或妇女身体不好不宜行房事，以及孕妇和婴儿的诸多禁忌等。卷二为《地元之寿起居有常者得之》章，主要阐述勿喜怒不节、悲思太甚等精神调养内容，并介绍起居有常、四时调摄、天时避忌、爱惜津唾、栉浴洗面、栉发、衣着、行立坐卧以及大小便等日常生活的养生之道。卷三为《人元之寿饮食有度者得之》章，主要论述要饮食有度、谨和五味才可健康长寿。其中又分"五味"、"饮食"、"食物"、"果实"、"米谷"、"菜蔬"、"飞禽"、"走兽"、"鱼类"、"虫类"等部分，介绍了150　余种食物的宜忌。卷四为《神仙救世却老还童真诀》章，主要介绍延年益寿秘诀，包括服食补药、导引法及还元图等内容。其中所谓秘诀，即就是要保养元气，不受欲念、饮食不当及喜怒哀乐等侵蚀。卷五主要为论理，包括"神仙警世"、"阴德延寿论"、"亟三为一图歌"等。《三元延寿参赞书》所载养生之道，颇为系统，蔚为大观，正如作者在自序中言："仆此书不过顺夫人之天，皆日用而不可缺者，故他书可有也，可无也，此书则可有也，必不可无也。"此书今有明万历三十一癸卯（1603年）虎林胡氏文会堂校刻格致丛书本及多种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较易得。

2。李道纯的《中和集》李道纯，字元素，号清庵，别号莹蟾子，元代仪征人，出于白玉蟾门人王金蟾门下。自称其宗曰"全真"，证明他合流于全真道北宗，为江南最早的全真道士。他著述颇多，除《中和集》外，尚有《道德经注》等。《中和集》书名取自他的匾额名。

《中和集》六卷，元初传统气功内丹术的主要著作。全书以守中为要诀，说："所谓中者，非中外之中，亦非四维上下之中，不是在中之中。"并以儒、佛、道之说来解释其"中"的含意。儒家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此儒家之中也；佛家说："不思善，不思恶，正凭么时，那个是自己本来面目。"此佛家之中也；道家说："念头不起处谓之中。"此道家之中也。可见李道纯说的所谓"中"，即指排除喜怒哀乐情绪，使人体处于中和静定状态。具体修炼法，李道纯主张"先持戒、定、慧而虚其心，后炼精、气、神而保其身。"并"以太虚为鼎，太极为炉；清静为丹基，无为为丹母；性命为铅汞；定慧为水火；窒欲惩忿为水火交；性情合一为金木并；。。"并主张性命兼修，先性后命，修炼法方面还提出分顿法与渐法两类。

《中和集》卷一主要论述太极与道；卷二有《金丹妙诀》、《三五指南图局说》、《试金石》等阐述内丹，并有金丹、火候等图；卷三有《问答语录》、《全真活法》；卷四有《性命论》、《卦象论》、《死生论》、《动静说》、《原道歌》、《炼虚歌》、《破惑歌》、《玄理歌》、《性理歌》、《龙虎歌》、《无一歌》、《抱一歌》、《挽邪归正歌》；卷五、卷六为诗词集，以诗词解说气功内丹术颇为别致。其中除理论阐述演义外，解释抽添、烹炼、九还、七返、三关、三宫、玄牝、鼎炉、黄婆、金公、水火、金木、沐浴、养生等气功法及术语，甚为明白清晰，具有很高的价值。

3。萧廷芝的《金丹大成集》萧廷芝，字元瑞，号紫虚，又号了真。他出于白玉蟾门人彭耜门下，著有《金丹大成集》。

《金丹大成集》亦是元初重要的传统气功内丹术著作。全书不分卷，包括《无极图说》、《金液还丹赋》、《金液还丹论》、《金丹问答》93　则，《橐籥歌》、《乐道歌》、《茅庐得意歌》、《剑歌》、《赠谌高士辞往武夷歌》、《赠邹峰山歌·为剔奴剑图书》、《金液大还丹诗》、《七言绝句》81　首、《西江月》12　首，《南乡子》12　首，《读参同契作》、《解注崔公入药镜》、《解注吕公沁园春》等部分。此书以说、论、歌、赋、诗、词等体裁论述内丹术，剖析详尽，内容丰富。其中金丹问答93　则，将象喻意言、幽隐难晓之词，一一指明，可使后人正确理解丹经中的各类譬说。如"问曰：何谓药物？答曰：即此药物，顺则成人，逆则成丹，五行颠倒，大地七宝，五行顺利，法界火坑，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又如"问曰：呼吸何如？答曰：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呼则接天根，吸则接地根，呼则龙吟云起，吸则虎啸风生，呼吸风云，凝成金液。"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气功术语隐语，探微索隐，深入浅出，为后世习练道家内丹术功法提供了很大便利。

4。陈致虚的《金丹大要》陈致虚，字观吾，号上阳子，江右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年40　始从北宗赵友钦学道，讲神仙炼养之术。后遇青城老师授以南宗阴阳双修丹法，遂精通二宗之奥秘，倡导性命双修的内炼之道，成为融合南北二宗为一体的重要人物。他有不少弟子，著名的有初阳子王冰田、一阳子潘太初、碧阳子车兰谷、南阳子邓养浩等多人。他著述颇丰，除《金丹大要》外，尚有《周易参同契分章注》、《金丹大要图》、《金丹大要仙派》、《夜人经注》、《悟真篇注》等。这些书均收入《道藏》。《金丹大要》还被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0年影印出版。

《金丹大要》全称《上阳子金丹大要》，共16　卷，气功养生学名著。成书于元代。全书综合全真道北派列祖的心法，论述金丹大还最上乘之道，认为金丹由神与气、精调和而成，迎送动止皆主于意，所以"求丹取铅以意迎之，收火入鼎以意送之，烹炼沐浴以意守之，温养脱化以意成之"（《总旨》）；要能息意静念，见性明心，穷理尽性，则丹成道就。书中在养生学方面强调人皆秉受先天真阳之气而生，年至16，则阳气充盈，后因酒色贪欲，邪气百病，使人精损神劳，真阳之气日趋衰竭，以致死亡。所以修道者必须逆转此趋势，禁欲去色，采先天之真气，以补人身日益亏损之阳气，使之复为纯阳。并认为儒、佛、道三教之道惟一心而已，皆当明性与命，金丹之道即性命之道，故必须性命双修。最后两卷为同门人论玄释见性之语。

另外，王珪所著的《泰定养生主论》十六卷，亦是元代一本重要的养生学著作。此书以道家虚无养生的观点，阐述人生自幼及壮到老各个阶段的生理调摄，认为才不逮而强思，力不胜而强举，深忧重恚，悲哀憔悴，喜乐过度，汲汲所欲，戚戚所患，谈笑不节，共寝失时，挽弓引弩，沉醉呕吐，饱食即卧，跳走喘乏，欢呼哭泣，皆为过伤。强调"以不流于物故谓之摄，以安其分故谓之美。"另外，书中还谈到五运六气、病因、诊断和治疗等内容，并附载一些验方。

（六）蒙古八珍等营养食品蒙古八珍是元朝宫廷御膳的佳品，它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疗与营养价值，是有元一代食疗养生学在皇家饮食中的具体体现，且极富民族特色。元代诗人白珽曾品尝过蒙古八珍，并写诗赞美道："八珍肴龙凤，此出龙凤外。荔枝配江■（海蚌），徒夸有风味。"蒙古八珍包括野驼蹄、鹿唇、驼乳、醍醐、元玉浆、■源、天鹅炙、糜等。

野驼蹄：即蒙古骆驼蹄、驼掌。它肥大厚实，抗寒耐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肉细嫩而有弹性。一般食用的是指骆驼的掌心，骆驼四蹄虽大，掌心却没有多少，所以显得格外名贵。早在汉代时，驼掌就被列入"迤北八珍"进贡皇帝，元朝时更是宫廷及蒙古王公贵族酒席上不可少的佳品。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并具有特殊的滋补作用，可补中益气。

鹿唇：即犴唇，今言犴鼻。犴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的混交林或针叶林内，它的嗅觉极为灵敏，其鼻构造也很特殊，软骨膜联着一层层薄薄的肌肉，含有丰富的骨酸和蛋白质，烹食具有一种特殊的清香味。犴鼻营养价值极高，同熊掌、鹿尾并为大兴安岭的三大珍品。

驼乳：即骆驼奶，是一种营养补品和治疗痞病的良药。尤以白骆驼奶更为珍贵。在元代文献中有不少用驼乳治病的记载，明代蒙古达延汗患痞病，据说也是用驼乳治好的。

醍醐：从牛奶中提炼出来的精华。炼乳酪时，上层凝结为酥，酥上如油的为醍醐，味极甘美，有顺气暖肚作用。后世成为蒙古人供佛的佳品。

元玉浆：马奶酒的雅称。蒙古族酿制饮用马奶酒的历史很悠久。《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世祖忽必烈在皇宫宴会上，就是用马奶酒和驼乳作为饮料的。忽思慧的《饮膳正要》里也介绍了马奶酒的制作与药用价值。元代不少文人墨客更是写了大量诗文赞美马奶酒。如诗人许有壬的《马酒》："味似融甘露，香疑酿醴泉。新醅撞熏白，绝品挹清玄。骥子饥无乳，将军醉卧毡。"员炎的《马酮》在赞美了马奶酒的香美后，说"坐中一混华夷俗，或有豪吞似伯伦。"指出中原汉族人民亦喜马奶酒，马奶酒为民族间交流亦起了积极作用。

马奶酒醇香而微酸，乙醇含量很少，不但清凉解暑，富于营养，而且具有很高的滋补药用价值。它有滋脾养胃、除湿、消痞积、利便消肿的作用，特别是对肺病有特殊疗效，对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肠胃疾病均有一定的治疗效果。直到今天，内蒙古的蒙汉族人民仍把它作为一种食疗饮料，每逢8月马奶酒生产的高峰期，便有不少人到锡林郭勒盟饮马奶酒治病。

■沅：即麇的幼羔。麇是獐的别称，獐肉在蒙古族食谱中被列为高级食品，其幼羔肉尤为鲜美。

天鹅炙：即烤天鹅，类似今天北京烤鸭。

麋：指麋鹿，俗称四不象。其肉香美，曾为蒙古汗赐给臣下的赏品。

据史书载，蒙古八珍由专任"亲烹饪奉上饮食"的"博尔赤"（蒙语厨师的尊称）做的，多在元帝每年6月3日举办的诈马宴和8月举办的马奶宴上御用，同时又是一种赐左右大臣的荣典。后逐渐流入民间，到今天更成为内蒙古的名菜，丰富了我国的饮食文化。

另外，元宫廷以至民间食用的名菜还有鹿尾、鹿膝、鹿筋、熊掌、驼峰等。

鹿尾、鹿膝、鹿筋均为高级食疗营养品。其食用早在先秦文献中就有记载，到了唐代，特别是元代被列为贡品，大量传入内地，成为中国名菜。这几种菜均具有很好的滋补功效，可补肾壮阳，治腰膝疼痛、虚劳损伤、风湿性关节炎、手足无力、抽筋等症。又是高级宴席上的珍馔。

熊掌是蒙古地区的土特产，具有很高营养价值，据现代科学分析测定，其干品含蛋白质50％以上，含不饱和脂肪酸类40％，还含有少量无机盐和碘胶，是一般动物食品难以相比的。它的中药特性为性平味甘，可入脾胃二经。干品浸泡后煮食，有滋补气血，祛风健脾胃的功效。可治脾胃虚弱，风寒湿脾及各类虚损症。

驼峰：即骆驼背上那两个高耸的"肉鞍"子。它是骆驼营养贮存库，与背肌相连，由营养丰富的胶质脂肪组成。每个骆驼峰可达40　公斤。它在元代即为名菜，今天也是难得的珍肴，可与熊掌齐名。适宜炒、炸、扒，不宜炖、蒸或汤用。它味甘，性温，有润燥、祛风、活血、消肿的功效。可治风疾，麻痹，筋肉挛紧，疮疡，毒肿，折伤等疾病。

九、建筑学元朝幅员辽阔，民族交往活跃，城市经济繁荣，表现在建筑学方面，上承宋、辽、金，下启明、清，形成自己特色，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首先在城市建筑方面，元首都"大都"（北京）是自唐长安以来的又一个规模巨大而规划完整的都城，并为明清继承下来，奠定了600多年以北京为中心的统一国家局面。元上都不仅规模较恢宏，而且富有民族特色。此外，元朝又在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内建筑了许多军事或兼有某些生产性质的城堡。如居庸关云台，集宁路城、应昌路城等。元朝中叶以后，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中原和江南及沿海的若干城市逐步繁荣起来，如中定（济南）、京兆（西安）、太原、涿州、扬州、镇江、苏州、泉州、广州、杭州等城市。为了沟通南自长江，北达沽口（天津）的水运，元朝改建了山东境内的运河，促进了沿河各地的繁荣，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城镇。这些城镇的产生是手工业与商业繁荣的结果，从而又促进了宋以来临街设店、按行成街的布局，出现了各行各业的作坊、店铺，以及戏台、酒楼等娱乐性建筑。

其次，由于元代民族众多，信仰多种宗教，所以这宗教的交流融合给传统建筑的技术与艺术增加了若干新的因素，出现了大批宗教建筑。元代宗教建筑风格多样，相当发达。这是元代建筑的一大特点。其中佛教中的喇嘛教寺庙最盛。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建万安寺，其中主要建筑是尼泊尔名匠阿尼哥设计的大圣寿万安寺塔，明代称妙应寺白塔，以及护国寺、东岳庙。江南佛寺有上海真如寺、浙江金华天宁寺，武义延福寺等。道教在元代也受到推崇，其建筑也不少。如为元朝皇帝祈福而建的永乐宫，有少府官匠参加建设，基本反映了金元之际官式建筑的特点。元代伊斯兰教建筑随着色目人移民遍布全国各地，重要遗存今有新疆吐虎鲁克玛扎、泉州清净寺、杭州真教寺等。吐虎鲁克玛扎、泉州清净寺尚属中亚样式，而杭州真教寺已在窑殿上加汉式屋顶，出现了与中国传统建筑结合的趋势。

再次，元代为了配合天文学的发展，还修建了几处天文台，蒙古民族独特的建筑居室"蒙古包"也传入中原，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喜爱。

正是在此基础上，元代出现了建筑学著作或有不少著作涉及建筑学内容。从而又推动了建筑学的发展。如元代官方编纂的《经世大典》，其中工典分为22　项，一半以上同建筑有关。薛景石著的《梓人遗志》是一部关于木工技艺与纺织技术的著作。可惜这两部书大部分内容已失传。《梓人遗志》今散见于《永乐大典》。其中有元中统四年段成己序说："古攻木之工七：轮、舆、弓、庐、匠、车、梓，今合而二，而弓不与焉。"可知此书内容包括建筑中的大木作、小木作及其他木工技术。《永乐大典》卷3518-3519真门制两卷，前一卷中有格子门、板门两类制造法式，均收自《梓人遗志》。另元代尚有民间匠师用书《鲁班营造正式》，记录民间尤其是南方建筑形式和尺度。明代以此为底本改编成《鲁班经》，增加了大量家具农具做法的资料。

（一）元大都城大都是元朝的首都。它地处现北京小平原，三面有山环绕，东南一带在古代为大片沼泽地。西南角接近太行山，地势较高，是通向华北大平原的门户。东北及西北可通过南口与古北口峡谷，通往蒙古高原及松辽大平原。雄伟险要的地形使这里成为军事要地。春秋战国时，燕国的蓟城即建于此。从秦汉至隋唐，蓟城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贸易中心，为北方一大都会，也是军事重镇。辽时在此建南京，金又扩建为中都。蒙古灭金，中都宫城建筑被烧毁。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自上都迁都于此，在金中都东北郊以琼华岛金大宁宫一带为中心建设一座新城，即大都城。

大都城由刘秉忠主持规划，先后参与规划与营建的还有阿拉伯人也黑迭儿等人。他们按古代汉族传统都城的布局进行设计，历时8年建成。以外城、皇城及宫城三套方城组成。

外城城垣南北约7400　米，东西约6635　米，接近方形。共有11　个城门，北面2　个，其余3　面各3　个门，门外设有瓮城。城四角建有巨大的角楼，城外还绕以又深又宽的护城河。城墙全部用夯土筑城，基部宽达24　米。

皇城周长约20　里，位于全城南部的中央地区。其中部为海子，即中海、南海与北海，东部为宫城。皇城东北部为御苑，西部有隆福寺及兴圣寺等。宫城在皇城内偏东部，在整个大都城的中轴线上。皇城的南门（崇天门）约在今故宫太和殿，北门（后载门）在今景山少年宫前。东西两垣约在今故宫两垣的附近。宫城中为朝寝两大殿，呈工字形。

大都城西面平则门内建社稷坛，东面齐化门内建太庙，商业集市集中布置在城内北部鼓楼一带。这种"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布局，符合中国传统的都城规划模式。商业区除皇城以北的集市外，还有毗邻旧城（金中都）的顺承门里和四门关厢一带，如文明市外通惠河是漕船必经之地，车船辐辏；齐化门关厢，凡江南直沽海道经通州来大都的，多在此旅居；平则门外关厢，也聚居着西部来京的客商。另外，大都城内有不少宗教建筑，如大圣寿万安寺（今白塔寺）、护国寺、东岳庙等。宫殿内墙壁上挂有毡毯和毛皮，画有喇嘛教题材的壁画及雕刻等，又反映出其民族特色。

大都城布局严谨，井然有序，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如其以宫城（大内）为中心，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后载门，经万宁桥（地安门桥）直达天寿万宁宫的中心阁。由此向北，轴线略为西移，通过鼓楼，直达钟楼。这条轴线为明清北京中轴线的基础。

大都城的街道很整齐，其分布形式是通向各城门的街道组成城市干道。

这干道南北向贯穿全城，东西向由于受皇城与海子阻隔，形成若干丁字街。在南北向主干道两侧，等距离地平列许多东西向胡同。中轴线上的大街宽达28　米，其它干道宽25　米，胡同之间相隔约70　米，胡同宽5　至7　米。胡同内院落式住宅并联建造。这种东西向胡同的布局方式，适合于北方住宅对日照、通风和交通的需要。今北京城许多街道胡同，仍可反映出元大都街道布局的痕迹。

大都城的给水、排水系统很宏大科学。其给水系统主要从西北郊外导引了很多小流泉以解决城内用水问题。其中主要供水河道有两条：一是由高粱河引水经海子、通惠河通往城东通州，使漕运可直达大都城内；一条是由金水河引水入太液池，再流往通惠河，保证了宫苑的用水。高粱河自和义门北入城，汇成积水潭。来往船只停泊在积水潭内，使其北岸、钟鼓楼一带成为商旅繁华地区。城市的排水，是在干道两侧用石条砌宽1　米的明渠，将废水通过城墙下预先构筑的涵洞排出城外。

大都城不愧为唐代以来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座平地起家新建的城市，它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优秀传统，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技术成就，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特点可归纳为如下几点：（1）继承发展了唐宋以来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以三套方城、宫城居中、中轴对称布局的传统。这种布局从邺城、唐长安、宋汴梁、金中都到元大都逐步发展成三套整齐规划的方城相套，中轴线对称也更加突出。从而反映了封建社会儒家的"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传统观念，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用建筑环境加以烘托，达到为其政治服务的目的。从而也可看出元世祖忽必烈对中原传统汉文化的学习与继承。

（2）宫殿的规划与苑囿的不规则有机地结合起来。元大都建设以前，就把金中都风景优美、未遭破坏的万宁宫及附近大片湖面包括了进去，后又建筑了整齐对称的宫殿等，使整座都城庄严肃穆中又有山水风景以及市肆街坊，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效果。

（3）完善的给水、排水系统。给水河道的水源充足、渠道畅通，不仅解决了人们的饮水问题，而且又便利了商旅及城市物资供应，同时还美化了城市环境。排水的科学完善，亦保证了人们生活的方便与城市整洁干净。

（4）城市建筑前，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进行科学论证，建筑开始后，又进行了统一领导与指挥，认真贯彻了设计意图。如建筑前水利专家郭守敬就为大都城规划了水系工程；建筑开始，刘秉忠等人又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严格要求，科学施工，先铺设下管道，再营建宫殿等，从而可看出其严密性。（5）在结构方面，大都城门洞已采用了砖券拱门的技术。在元以前，城门洞上部一般做成梯形，用柱和梁架支撑，从元代起有一些城门用半圆形砖券。如建于1358年的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洞，用四层砖券砌筑，不用伏砖，四券中仅一个半券的券脚落在砖墩台上。这种技术不但美观，而且结实。明清盛行砖券结构无梁殿，正是元代这种技术的发扬。

（二）上都与和林及北方其它城市上都是元朝的陪都，遗址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20　公里闪电河北岸。此处金代称金莲川或凉陉，筑有景明宫，为金帝避暑之处。蒙哥汗时，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庶事，将藩府移至金莲川地区。后在此建藩邸，取名开平府。1259年蒙哥汗死，次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中统四年（1263年）升开平府为上都，取代了和林作为都城。后建立元朝，迁都至大都，把上都作为避暑的夏都，形成两都制格局。

上都是一座具有汉式宫殿楼阁和草原毡帐风格的新兴城市，政治经济地位十分重要。它与大都有4　条驿道可通，往北又可循贴里干驿道通漠北。元廷在上都设留守司兼本路都总管府，掌管一切。

上都城遗址今仍存，城墙基本完好，城内外建筑遗迹与街道布局尚依稀可见，结合文献记载，可知上都城分宫城、皇城、外城三部分。宫城居皇城正中偏北，东西约570　米，南北620　米，城墙夯土外包青砖，四隅有角楼，东西南三面有门，南门与外城南门相对，门为券门。皇城正北中有矩形宫殿基址，东西长150　米，南北长45.5　米，基址南面两侧各有向前突出部分。宫城建筑布局明显受汉族传统影响，将统治者围在中心，同时也符合蒙古的军帐制度。

皇城在全城的东南，城墙夯土外砌砖石，东西各2　门，南北各1　门，每面墙长1400　米，呈正方形。其东北角是华严寺，西北角是乾元寺，东南和西南二角亦各有一座庙宇。四角亦设有角楼。

外城城墙全由黄土筑成，东墙和南墙由皇城的东墙、南墙接出。外城的西北两面各长2200　米，东南两面至皇城东北、西南两角各长800　米。外城北开2　门，南开1　门。西面原有2　门，元代后期毁一存一。南面1　门建圆形瓮城，四面皆设壕。外城南部为一般建筑区，北部地势较高，自成一区，是当时养花木禽兽供统治者玩赏的御园。东西南三郊各有长600　米到1000　米的街道，与城门相连，组成了很大的关厢区。北郊则有很多寺庙、宫观等建筑。元上都是元时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它的规模比大都小而又比和林城大，既有中原汉族城市规划的传统，又有鲜明的时代民族特色。

和林是蒙古汗国时期的都城，元朝时岭北行省的治所，全称哈剌和林。

明初，北元政权据以为都，后废。故址在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北。和林城建于1235年，南北约4　里，东西约2　里，大汗所居的万安宫在其西南隅，有宫墙环绕，周约2　里。《马可波罗游记》里描述说："和林城方圆约5　公里，在很辽远的古代，鞑靼人最早在这里居住。这地方没有石头，周围全部用土块围绕起来，作为城墙，垒得极其坚固。城墙外面距离不远的地方，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堡，堡内有一间富丽堂皇的巨大建筑物，是当地总督的住宅。"另外据1253年到和林访问的法国使臣鲁布鲁克记载，和林城内有两个居民区，一为回回区，内有市场；一为汉人区，居民尽是工匠。除此而外，和林城里尚有许多官员住宅以及12　所佛寺及道观，2　所清真寺，一所基督教堂。由于蒙古汗国的强盛，和林成为当时世界著名的城市之一，各国国王、使者、教士、商人来访者甚多，成为中外各族人民交往的集中地。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城即位，其幼弟阿里不哥则据和林地区自立为大汗。次年冬，忽必烈依靠汉地丰富的人力物力打败了阿里不哥，进占了和林。四年，忽必烈升开平为上都，次年升燕京为中都（后改大都），蒙古国政治中心移至漠南汉地，和林城仅置宣慰司都元帅府。大德十一年（1307年），设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统辖北边诸地，并置和林路，为行省治所。皇庆元年（1312年），改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和林路改名和宁路。和林虽失去都城地位，但仍为漠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元朝曾派大臣出镇，遣重兵防守，并于其地开屯田，建仓廪，立学校。

元朝在北方的重要城市还有集宁路城和应昌路城。

集宁路城遗址在今内蒙古西部集宁市东南25　公里土城子村，是元代集宁路总管府所在地。全城分里、内、外三城。里城长宽60　米，南墙中心有门。内城东西宽630　米，南北长730　米，四面各开一门。外城东西宽1000　米，南北长1100　米，东北部分内外城合用一墙，四面共开5　门。东门外有瓮城，城内道路丁字相交，通向各城门。全城南部为工商业集中区，有东西三条主要横街，两排房屋密布排列。里城中心为文庙，系一整组的三合院。文庙在元代城市建筑中一般占很重要位置，在元代其它城市中也是这样的布局。内城里当时总管府衙门所在地。

集宁路城处元上都与大都之间，是元朝蒙古腹地的重要行政中心。另从今出土的坩埚、炼铜、铁渣、灰烬等遗物看，此处还是元朝北方的手工业中心。

应昌路城遗址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北距锡林浩特市90公里，西南距元上都约150　公里，是元代地区性中心城市的代表。其全城呈长方形，南北长约650　米，东西宽约600　米，方向为偏西10　度。城墙今最高残存3　米，东西南三面开门，并有瓮城。城内东西门间有横街，宽约10　米。南门内有南北向街一条，宽约20　米。城市南部为坊市，有不少市肆建筑。西南部多为居民，有小巷相通。北部为官署所在。城东门内有一组较大建筑物，四周有围墙，平面为长方形，是儒学遗址。城北有鲁王府故址，四周有院墙围绕，长约300　米，宽约200　米。鲁王是全城最高统治者，所以其它建筑布局围绕鲁王府展开。

应昌路城为囊加真公主于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建成，初名应昌府，后名应昌路，后世为鲁国大长公主及鲁王所居，当地居民习称为"鲁王城"。明朝占领大都后，顺帝北奔，曾驻应昌府。顺帝于1370年死后，应昌路城废弃。今从此城遗址中发掘出《应昌府新建庙学记》、《加封孔子制诏碑》及《应昌路曼陀山新建龙兴寺记》等文物，说明此城儒、佛等文化曾经比较繁荣。

（三）佛教与道教建筑元代佛教与道教建筑以广胜寺、北岳庙、永乐宫为代表。

广胜寺在山西省洪洞县东北17　公里的霍山之麓，相传始建于东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元大德七年（1303年）毁于地震，九年重建，明清两代又有重修重建。广胜寺包括上寺、下寺、水神庙三部分。其中下寺、水神庙的建筑基本是元代修建的，是元代佛教建筑的重要遗迹，上寺虽经明清修葺，但基本布局变动不大。

下寺建在山脚下，有山门、前殿、后殿。整个建筑群前低后高，由陡峻的甬道直上为山门，经过前院再上到前殿。左右贴着殿的山墙有清代修建的钟鼓楼。后院靠北居中为后殿（即正殿），东西有朵殿。整体结构前后两个院落，形成不同空间，是传统的建筑布局法。

下寺山门，面阔3　间，进深3　间6　椽，单檐歇山筒瓦屋顶，前后檐下出雨搭，明间开门。它的构架为殿堂型五辅作分心槽，明间前后檐各用3　椽栿伸到中柱上，另在明间前后檐柱与两山中柱间搭抹角梁。为元代建筑。

下寺后殿建于元至大二年（1309年），面阔7　间，进深4　间8　椽，单檐悬山筒瓦屋顶，前檐明、次间装格子门，梢间开直棂窗，尽间及两山、后檐砌墙。殿内在后金柱之后为佛坛，有三世佛和文殊、普贤菩萨像，均元代佳作。殿内壁画亦是元代精品，惜已于1929年被帝国主义分子掠去，下寺后殿在梁架结构方面很有特点。首先，使用减柱和移柱法。柱子分隔的间数少于上部梁架的间数，所以梁架不直接放在柱上，而是在内柱上置横向的大内额以承各缝梁架。殿前为了增加活动空间，又减去了两侧的两根柱子，使这部分的内额长达11.5　米，负担了上面两排梁架。其次，使用斜梁。斜梁的下端置于斗拱上，而上阔搁于大内额上，其上置檩，节省了一条大梁。下寺后殿这种大胆而灵活的结构方法，是元代地方建筑的一大特色。

水神庙，在下寺西侧，是历史上洪洞、赵城两县祭祀水神的地方，有戏台、山门、明应王殿。明应王殿是主殿，重建于元延祐六年（1319年）。殿身深广各3　间，周围有深1　间的副阶，形成重檐歇的建筑，明间开门，其余用墙封闭。殿属殿堂型结构单槽形式。殿内后金柱间为神龛，供明应王及侍从塑像，龛前有官员立像四躯，均元代塑像精品，殿内四壁有元泰定元年（1324年）所绘壁画。前壁左次间有著名演戏图，上题"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是研究戏剧史的珍贵资料。元代是中国戏剧形成发展的高峰期，所以元代的祠祀建筑及许多公共建筑的特有形式是正对着大殿建造戏台。这戏台为了适应表演需要，平面尺度基本一致，前后台没有固定分隔，以中间挂幔帐来区别，如水神庙壁画演戏团。

北岳庙，在河北曲阳县城西南部，是从汉代至清初千余年间历代帝王祭祀北岳恒山的地方。汉代和北魏时已有修建，后经宋元两代扩建重建，至明代中叶臻于完善。其中主殿德宁殿重建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为现存最大的元代木结构建筑。

北岳庙分前后两院，并有内外两重围墙。主要建筑置于中轴线上，无东西配殿。其前院仅存明代所建八角三檐式的御香亭（敬一亭）一座。后院建筑自南向北有凌霄门（3　间）、三山门（3　间）、飞石殿、德宁殿。德宁殿为庑殿顶，殿身正面7　间，进深4　间，环以副阶。正面5　间设隔扇门，两间设槛窗。后檐明间设板门，其余各间砌檐墙。大殿平面柱网布置，外槽前部扩大，增加了殿内参拜活动的使用面积。德宁殿内有许多精美壁画，如东西檐墙里壁绘满元代道教题材的巨幅《天宫图》，平均高7.7　米，长17.6　米，其中又以飞天神最精彩。另外殿内还有北齐迄清各代碑碣137　块，又以元代赵孟頫\书写碑艺术价值最高。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永乐宫，原址在山西芮城县西20　公里的永乐镇，故习称永乐宫。相传永乐镇为道教祖师吕洞宾的故居，乡人于其地建吕公祠，金末改祠为观，后毁于火。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重建，易观为宫，名大纯阳万寿宫。是元代道教典型建筑，亦是道教全真派的重要据点。

永乐宫现存龙虎、三清、纯阳、重阳4　殿。每殿都坐落在高大台基上，各殿之间有甬道相通。其中三清殿为宫中主殿，正面7　间，进深4　间。前檐当中5　间装满木槅扇，后檐仅当心间装板门，其余部分和东、西两面砌墙，内墙面绘有壁画。各殿平面布置不拘一格。

永乐宫采用抬梁式构架的殿堂形制，下架用"明栿"，上架用"草栿"。外围柱都有明显的侧脚生起，角柱直径大于平柱，加强了建筑重心的稳定性和四角刚度。与前述广胜寺大殿不同，仍遵宋金结构传统，规整有序，是元代官式大木结构的一种典型。

永乐宫的建筑彩画十分精美，其中尤以三清殿为最。三清殿内檐彩画，不做油灰地仗，采用"勾填法"，先以墨线勾勒图案轮廓，然后填染颜色。阑额彩画，采用泥塑与绘画相结合的做法，找头画旋花，枋心画锦地，再将泥塑的行龙和牡丹花钉在阑额的画面上。栱眼壁画流云，泥塑金龙。三清殿彩画以清绿色为主调，兼施金、红两色，大体上属于碾玉杂间装做法。它一方面继承了宋代建筑彩画的传统工艺，另一方面出现了若干变体和创新。其中以青绿色调为主的彩画到明清时期成了官式彩画的主流①。

永乐宫内还有960　平方米的壁画和大量碑刻，其中三清宫殿壁画《朝元图》是现存规模最宏伟、题材最丰富的元代壁画。画中人物形像生动，色彩和谐，技法和构图都达到了很高水平。1959年因原址修水库按原样将全部建筑与壁画迁至芮城县北3　公里龙泉村东侧。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①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卷》。

（四）喇嘛教与伊斯兰教建筑喇嘛教是佛教在西藏流传发展的一个支派，又称藏传佛教。元朝时蒙古统治者大力提倡喇嘛教，封其首领为法王、帝师，使其得到了很大发展，相应地表现在建筑方面留下了不少喇嘛教风格的寺院等建筑物。如萨迦寺、夏鲁万户府、妙应寺白塔为其代表。

萨迦寺地处今西藏自治区萨迦县奔波山麓的仲曲河两岸，为西藏喇嘛教萨迦派（俗称花教）的主寺，分南寺和北寺。

北寺在仲曲河北岸，依山而建，始建于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进行了扩建和修缮，但今已毁。南寺在仲曲河南岸，建于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其坐西面东，为一约160　平方米的夯土城堡，外有护城河。城堡只有一个从东开的门，其它三面有城楼，四角有角楼。城内主楼平面面积约为81×81　米，高21　米，由大经堂、灵塔殿组成，是大型内院式建筑。西南两面建筑为二层，东北两面为三层。建筑的外墙和内隔墙，均为厚实的夯土墙，这一点与后来的格鲁派（黄教）寺院多用石墙不同。建筑内部梁架均为藏族传统的纵架木梁柱结构。城堡内还有元帝师八思巴的公署及僧舍等建筑物。大经堂正面11　间，进深5　间，总体面积呈长方形，与后来黄教寺院多近方形有所不同。殿堂内有柱40　根，高约10　米，柱身为原木稍加修砍，保留树干原有形态，体现了西藏早期寺院建筑中的粗犷手法。灵塔在院内北部，内存早期11　位萨迦法王灵塔。南面的殿堂是萨迦法王从事密宗宗教活动的场所。

萨迦寺内还有大批关于萨迦派创始人萨班与八思巴等形象，以及反映早期坛城的巨幅壁画。这些壁画画工精细，色彩鲜明。还有如来等三世佛铜像，大批文物、图籍等。其中以泥金、泥银、朱砂为墨，手抄的甘珠尔、丹珠尔等佛经尤为珍贵。

萨迦寺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夏鲁万户府在西藏日喀则，建于14世纪中叶，是一个行政统治据点，有城墙环绕。其中夏鲁寺是喇嘛教寺院，约占全城三分之一以上的面积。夏鲁寺的主要建筑是夏鲁杜康，由门廊、经堂和佛殿三部分组成。经堂很大，中部凸起开设天窗，以便采光。大殿前有围廊环绕的庭院，这种建筑的形制，到明清时仍沿用，并发展为"格鲁派"的"札仓"（经学院）的形制。其结构用木柱、密梁、平顶，但某些部分采用汉族形式的屋顶，上覆琉璃瓦，屋顶结构手法如斗拱等也是元代内地的典型式样，由此可看出当时汉藏两族建筑的交流与融合。

元朝喇嘛教建筑还传入内地，如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设计的大都妙应寺白塔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遗物。

妙应寺白塔在今北京市阜成门大街，原称大圣寿万安寺，是大都城内的巨刹之一，也是当时文武百官演习礼仪的地方。寺内设有元世祖及其子真金的影堂。1368年，寺毁于火，只剩白塔。明代更名妙应寺。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白塔是中国早期喇嘛教建筑的重要实例，是现存最大的元代喇嘛塔。塔高50.86　米，全部砖造，外涂白灰。下部基座为两层方形折角须弥座，其上以硕大的莲座金刚圈承托平面圆形而上肩略宽的塔身，塔颈和相轮（俗称13天）的顶部冠以铜制的华盖与宝顶，华盖四周缀以流苏和风铃。全塔比例匀称、轮廓雄浑、气势磅礴，是喇嘛塔中的杰作。

喇嘛教建筑中还有一种特色鲜明的类型是过街塔。这种类型在元代也传入内地。如北京、桂林、镇江等地就有不少这样的遗迹。其中又以今北京西北郊的居庸关云台最为著名。云台现只存石台基座，据考证，原来上部有3座喇嘛塔。在云台的券石上和券洞的内壁，刻有天神、金翅鸟、龙、云等喇嘛教纹样，特别是门道两侧的4　幅四大天王的浮雕十分生动精美，每幅高达3　米，宽4　米左右，这在其它地方不多见。还刻有梵文、藏文、八思巴蒙文、维吾尔文、汉文、西夏文等6　种不同文字的陀罗尼经咒文，为研究古代文字的宝贵资料。其中人物等雕刻均为高浮雕，恣态神情很雄劲，各种图案有着生动跳跃的热烈气氛，与汉族传统风格不同，是元代雕刻中的优秀作品。喇嘛教的雕刻题材和手法对于明清建筑艺术产生不小影响，特别是对官式建筑影响更大，而过街塔类型的建筑在明代仍继续建造。

伊斯兰教建筑，在唐宋时期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通商港口以及长安等地，其平面布局、外观造型以及细部处理多受阿拉伯建筑形式的影响。到了元代，由于对伊斯兰教的重视及大批西域阿拉伯人的涌入，伊斯兰教建筑遍及全国各地，并形成两种风格。从地域看，元代伊斯兰教建筑在今新疆、甘肃、宁夏、云南及大运河两岸的城市为多，从建筑风格看，一种仍保持了中亚的风格形式，一种出现了以汉族传统建筑布局和结构体系为基础，结合伊斯兰教特有的功能要求，创造出中国的伊斯兰教建筑形式。

保持中亚风格形式的如新疆霍城的吐虎鲁克玛札。吐虎鲁克玛札是成吉思汗七世孙吐虎鲁克铁木耳的墓（玛札意为墓），建于14世纪中叶，在新疆早期的伊斯兰教建筑中具有重要影响。附近还有规模较小的吐虎鲁克铁木耳的父亲和儿子的墓各一座。

吐虎鲁克玛札的墓祠平面呈长方形，正面宽10.8　米，进深15.8　米，全部用砖砌筑，正中为一穹窿顶，祠内有暗梯可登临屋顶，总高9.7　米。墓祠造型简洁雄伟，同中亚各国伊斯兰教作法接近。正面入口作成尖拱式，除门楣和门边用阿拉伯文装饰外，其余壁面全部用紫、白、蓝色琉璃镶砌，琉璃面砖砌组成各种图案和花纹，精致华美，有浓厚的新疆伊斯兰教艺术风格。明清时期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建筑主要是继承这种形式并结合地方传统加以发展。此外，泉州清净寺创建于宋，重建于元，全部石造，虽殿顶已毁，不能了解全貌，但据现存大门和殿的平面来看，也是西亚形式。开门见山，进大门即为礼拜殿，大殿周围布置各种建筑，不象内地清真寺那样重重院落，强调轴线对称。

吸收汉族传统的伊斯兰教建筑，元代所建已大多经后代重建，但从现存明代初年建造的北京、杭州、西安等地的清真寺看，无论整体布局或单座建筑的处理，多采用中国传统的院落式布局、木结构体系，加之礼拜殿为圆拱顶或平顶，不难推测这种新型建筑形式在元代已经形成了。

无论哪种风格形式的伊斯兰教建筑，其清真寺必须遵循如下几条原则：①不论寺的大门朝向何方，但大殿的神龛必须向西背向麦加，这是因为按伊斯兰教规，做礼拜时必须面向麦加，而麦加在中国之西。这样，就往往出现大门在大殿后面或左右侧的情况。②大殿内不供偶像，殿的规模大小取决于附近教民的多少，其平面布局亦多种多样。殿内满铺地毯，教民做礼拜要脱鞋进入。③殿内神龛前左侧建讲经台，是阿訇讲述经义处，位置固定，但式样无定制。④室内外装修常用植物纹、几何纹或阿拉伯文字，一般不用动物纹样。

（五）蒙古包蒙古包是蒙古等游牧民族传统的住房。古代叫"穹庐"，又叫"毡帐"、"帐幕"、"毡包"等。蒙古语称"嘎勒"、满语叫"蒙古包"或"蒙古博"。满语"包"意为"家"或"屋"，所以从清以后就一直称蒙古包。

蒙古包是游牧民族为适应游牧生活而创造的一种易于拆装、便于游牧的居所，它的历史比较悠久。它自匈奴时代就已出现，如被匈奴滞留的汉朝李陵在答苏武书中就有"韦■毳幕，以御风雨"的句子描写匈奴人居所。公元5世纪左右，林胡与东胡人的居室开始用的是用树枝草木搭成的"马脊架"，后由于游牧搬迁的需要，又仿照"马脊架"制作了皮布"幔帐"，类似今天的帆布帐篷。蒙古人崛起于大漠南北后，由于蒙古高原风沙大，雪多，气候又异常寒冷，长方形的幔帐冬不保暖，夏不凉爽，春天经常被大风掀翻，冬天有时被大雪掩埋，于是为了适应游牧生活的需要，对这种幔帐进行了改进。他们从祭神的敖包周围不积雪，不直接受风得到启发，于是制造了圆形蒙古包。

蒙古包呈圆形，四周侧壁分成数块，每块高130-160　厘米，长230　厘米，用木条编成网状，几块连接。帐顶与四壁覆盖或围以毛毡，再用绳索固定。西南壁上留一木框，用以安装门板，帐顶中央留一圆形天窗，以便采光、通风、排放炊烟，夜间或风雨雪天用毛毡遮盖。包内还设有火塘或炉灶。蒙古包一般高3　米左右，直径4　至5　米，大者可容数百人。蒙古汗国时期可汗及诸王的帐幕可容2000　多人。元代诗人柳贯的《观失剌斡耳朵御宴回》对超大型豪华蒙古包有生动描述。他说："毳幕承空柱绣楣，彩绳亘地掣文霓。辰旗忽动祠光下，甲帐徐开殿影齐。。。壁衣面面紫貂为，更绕腰阑挂虎皮。大雪外头深一尺，殿中风力岂曾知。（自注：御宴设毡殿失剌斡耳朵，深广可容数千人。）"失剌斡耳朵"系蒙古语，汉意为黄帐，亦称金帐，一般为皇帝行宫。其外施白毡，后亦有包银鼠、貂皮及虎皮的，内以黄金抽丝与彩色毛线织物为衣，柱与门以金裹，钉以金钉，冬暖夏凉，深广可容数千人，极其华贵宽阔，是为蒙古包之极致。柳贯亲眼目睹并作了描述，可使后人知道元代蒙古包不只三五人居住之简陋毡包，亦有如此华贵者。

元代蒙古包已分固定式和游动式两种。半农半牧区多建固定式，周围砌土壁，上以苇草搭盖；游牧区多为游动式。游动式又分可拆卸与不可拆卸两种，可拆卸者用牲畜驮运，不可拆卸者用牛或马车拉运。蒙古包一直到今天，游牧区仍有居住者，并且在大城市里也有仿蒙古包样子的建筑，有的城市还把它作为一种旅游景点建筑引入，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喜爱。

十、手工业技术（一）组织机构及其管理生产情况元代手工业主要包括官办与民办两种。而官办又占了绝对主导地位。其官办手工业空前发达，无论在管理机构还是生产规模与产量方面，均远超宋金时期。

蒙古统治者在建元之前的蒙古汗国时期，就在北方设立了许多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局院。到建立元朝全国统一后，官手工业的局院已遍及全国各地，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官手工业系统。其中政府直接控制的主要有工部系统、将作院系统、大都留守司系统、武备寺系统及地方政府系统等。

工部主要"掌天下营造百工之政令。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修葺，材物之给受，工匠之程式，铨注局院司匠之官，悉以任之。"①其所属生产性机构主要有诸色人匠总管府、诸司局人匠总管府、提举右八作司、诸路杂造局总管府、大都人匠总管府、提举都城所、受给库、符牌局、撒答剌欺提举司等。涉及雕刻、塑造、纺织、冶炼、铸造及城池修缮等方方面面。

将作院主要"掌成造金玉、珠翠、犀象、宝贝、冠佩、器皿，织造刺绣、段匹纱罗、异样百色造作"等①。其下属机构有诸路金人匠总管府，"掌造宝贝、金玉、冠帽、系腰束带、金银器皿，并总诸司局事。"又有制造玉、玛瑙、金丝、鞓带、烧瓷、妆钉、雕木、玳瑁、漆纱冠冕、采砂等司局十余所。大都留守司"兼理营缮内府诸邸、都宫原庙、尚方车服、殿庑供帐、内苑花木，及行幸汤沐宴游之所"。其下属有木、泥厦、车、妆钉、竹作、绳等局。又有祗应司、器物局、犀象牙局、窑场、木场等。祗应司下又有油漆、画、销金、裱褙、烧红等局。器物局下有铁、减铁、盒钵、成鞍、网刀子、旋、银、轿子、采石等局；犀象牙局下有雕木、牙等局。

武备寺主要"掌缮治戎器，兼典受给。"②其下在北方太原、辽州、济南等地设军器局司三十余所，制造各式兵器及军用品。

地方各路、府、州、县均设有手工业局院。诸路总管府下有织造局、杂造局。织造局主要织造、印染纺织品，杂造局制造兵器及其它杂物。据王允恭在《至正四明续志》里记载，有些地方织造局的规模是很大的。如庆元（治所在今浙江宁波）织染局，拥有土库3　间、库前轩屋3　间、厅屋3　间，前轩厅后屋1　间，染房4　间，吏舍3　间，络丝堂14　间，机房25　间，打线场屋41间，土祠1　间，计98　间，可见其规模之大。

除上述由政府管辖的手工业外，皇太子、后妃、驸马、诸王贵族等也控制部分手工业，作为政府的补充。其主要有皇太子名下储政院所属各机构，后妃名下的中政院、长信寺、长秋寺、承徽寺、长宁寺等所属各机构，诸王驸马的各局院等。

元代官办手工业种类繁多、机构庞大。据《经世大典序录·工典总叙》记载，其大类即有宫苑、官府、仓库、城郭、桥梁、河渠、郊庙、僧寺、道宫、庐帐、兵器、卤簿、玉工、金工、木工、抟埴、石工、丝枲、皮工、毡

①　《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一。

①　《元史》卷八十八，《百官志》四。

②　《元史》卷九十，《百官志》六。

罽、画塑、诸匠等22　类。其中建筑9　项，手工业生产及工艺品生产12　项，徭役1　项。其名称一般称局、院、提举司、所、库等，设院长、大使、副使、提举、同提举、副提举、提点、提领等官员，其下又有管勾、作头、头目，堂长等。据《元典章·吏部·循行选法体则》中说，工匠在500　户以上者称提举、副提举、同提举；300　至500　户者称院长、提领、提点；100　至300户者称大使、副使。政府还另设覆实司，对官办手工业的产品质量、原料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核实。

另外，元代还存在着作为官办手工业补充的民间手工业。民间手工业在官方垄断了原材料、劳力、技术、资金以及市场的情况下，发展颇为吃力。其特点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家庭手工业具有普遍性。即规模不是很大，产品种类也远远比不上官办的多。其生产的产品主要是纺织、陶瓷、酿酒方面的。冶炼业除铜矿外，也有一些民办的。

正是在此基础上，元代在手工业及其它制造业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其中突出者如兵器业、纺织业、造船业、印刷业及陶瓷业与漆器业等。

（二）兵器业兵器业是在元朝得到优先发展的一个行业。因为元朝统治者在灭亡南宋建立元王朝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和继续进行对内对外的战争，急需先进的兵器。他们对兵器的制造首先在组织管理机构方面给予了保证。如前所谈到的兵器制造主要由武备寺负责。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成立了军器监，二十五年又改为武备监，隶属于卫尉院，二十六年又改为武备寺，与卫尉院并立，由正三品卿掌管。下属有制衣甲的寿衣库、制造军器的利器库、管理外路各军器局的广外库，京外各路也大多设有军器人匠提举司、军器人匠局、军器局、各路下府、州、县还有甲局、弓局、箭局、弦局、杂造局等。另外在灭南宋后，还将两淮造回回炮新附军匠600，及蒙古、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炮的技术人材，集中在首都，让他们研制新式兵器。由此可看出元统治者对兵器的重视。其结果是研制出了我国兵器史上第一个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火铳。

在未灭南宋以前，蒙古军中所用兵器除刀枪弓箭外，还有西域传入的抛石器械，即回回炮。这种回回炮是中国古代原有的抛石机传入西域后的改进型，其射程与威力更大。曾在蒙古军攻打襄阳（湖北襄樊）等城市的战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蒙古汗国工匠曾制造了大量回回炮。建元后研制出了新型火炮--火铳。

火铳是利用火药在金属管里爆炸产生的气体压力，把弹丸发射出去，与今天枪炮的原理是一致的。显然它比回回炮更为先进，杀伤力也更大。现出土数尊元代火铳，如阿城铳、西安铳、黑城铳、通县铳、至顺三年铳、至正十一年铳等，从这些铳的制造与功能上可看出元代兵器业的成就。其中：阿城铳，1970年黑龙江阿城出土，故名。它是单兵使用的手铳，由铳膛、药室、尾銎三部分组成。铳身全长340　毫米，铳膛长175　毫米，口径26　毫米，重3.55　公斤。

至顺三年铳，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造，铜质，铳身全长353　毫米，口径105　毫米，尾底口径77　毫米，重6.94　公斤。它与手铳不同，铳身较粗，铳口较大，可以发射大型炮弹，适宜于守御隘口，攻城破坚。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至正十一年铳，制造于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全长435　毫米，口径30　毫米，重4.75　公斤，铳身从铳口至尾端共有6　道箍。是一种远程炮，发射的弹丸较小。现藏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

这些铳有手提式、远程式、近距离重炮式，用途各不相同，所用弹丸有大有小。说明当时已能根据不同需要制作不同型号与用途的火铳，也能根据不同的要求配制大小不等的弹丸。其制作工艺精细，冶铸要求很高。在世界上也居领先地位。

元火铳的研制成功，是吸收了回回炮，特别是宋代突火枪的技术的。如发射原理元火铳与宋突火枪基本一致，但火铳管是用金属做成，突火枪用竹子做成。火铳比突火枪射程远，火力猛，能承受更大的压力。突火枪是将火药放进枪筒内，点燃后将火药喷射出去，火铳则把火药做成弹丸，利用气压把它射向远方，因此威力更大。从竹筒到金属筒，反映了元代冶炼铸造技术的进步。元火铳研制发明后，官手工业局制造了很多，并很快用于实战。如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达理麻识理为抵御孛罗贴木儿进攻大都，将"火铳什伍相联，一旦布列铁幡竿山下"①，给敌军造成极大威胁。

火铳的使用还离不开火药，元代在火药的配制方面也非常先进。如西安火铳出土后，其药室中尚残存有疏密结实的块状火药，经有关部门进行科学分析检测，认为该火药中硝、硫、炭的组配比率大致是60％、20％、20％。同宋代火药相比，硝的含量已明显增加，除硫黄和木炭外，各种杂质已经剔除，是一种较好的粒状发射火药。同欧洲14世纪中叶所用火药的组配比率67％、16.5％、16.5％相比，大致相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火药西传的情况。这种火药的爆炸力很强，除火铳发射给敌方造成伤害的记载外，另从"扬州炮祸"事件中也可看出。至元十七年（1280年），扬州炮库发生了一次大爆炸，史称"扬州炮祸"。宋元之际的周密在其《癸辛杂识·炮祸》中，对炮库爆炸后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作了详细记载，他说炮库起火后"火枪奋起，迅如惊蛇。。诸炮并发，大声如山崩海啸。。远至百里外，屋瓦皆震。。事定按视，则守兵百人皆靡碎无余，楹栋悉寸裂，或为炮风扇至十余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余。四比居民二百余家，悉罹奇祸。"可见此炮、此火药之威力。

元代火铳、火药制造在当时世界上地处于领先地位，另外其弓箭、刀枪、盔甲等制造也颇多可赞之处，数量不少，品种繁多，质量精良，总体反映了元代兵器业的突出成就。

（三）纺织业元代纺织业主要包括丝织业、棉织业与毛织业三部分。

1。丝织业丝织的主要原料是蚕丝，蚕的主要食物是桑叶。元代在种桑、养蚕、缫丝、织物、染色等方面形成了一条龙生产体系，推动了丝织业的发展。

据元代官方编纂的《农桑辑要》记载，元代大力提倡农桑生产，并将桑

①　《元史·达理麻识理传》卷一百四十五。

树分为荆、鲁两大类。称"荆桑多椹、鲁桑少椹。叶薄而尖，其边有瓣者荆桑也。凡枝干条叶坚劲者，皆荆之类也。叶圆厚而多津者，鲁桑也。凡枝干条叶丰腴者，皆鲁之类也。"又说"荆桑根固而心实，宜为树，鲁桑则盛茂，宜为地桑。"这说明对桑树的分类及其各自特质已有明确的认识，进而为了发挥各自特长，在种植方面采取了嫁接技术。王祯《农书》总结了6　种常用的嫁接方法。第一种叫身接（即冠接）；第二种叫根接，接根部；第三种皮接，即现在的"抱娘接"；第四种为枝接，类似皮接；第五种是靥接，现称片芽状接，以小树为宜；第六种是搭接"将所接条并削马耳，相搭接之。"这样就提高了桑叶产量质量，为养蚕提供了良好条件。

元代对养蚕有细致、严密的要求，《农桑辑要》归纳为十体、三光、八宜、三稀、五广及杂忌等。十体即从寒、热、饥、饱等十个方面去体会养蚕的条件；三光即从蚕的白、青、黄等不同肌色决定饲叶的多少；八宜是指根据蚕的不同生长时期，选择不同的光线、温度、风速、饲叶速度等八种条件；三稀指下蚁、上箔、入蔟时要稀疏；杂忌将对影响蚕生长的声音、气味、光线、颜色等不利因素列于禁忌。如此严格科学的要求，在前代是不见记载的。蚕茧出来就要进行缫丝，《农桑辑要》对元代缫丝工具及生产过程有详细记载。依次为热釜、冷盆、突灶、軠车、打丝头、缫丝等程序。详细情况见《农桑辑要》卷四记载。

关于丝织工具，王祯《农书》中专列织纴一章，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丝■、络车、经架、纬车、织机及梭子等丝织工具，说"凡纺络经纬之有数，梭枘槯机杼之有法，虽一丝之绪，一综之交，各有伦叙。"特别是薛景石在其《梓人遗志》这部木工技术的专著里，详细记载了元代丝织所用的华机子（提花机）、立机子、罗机子及络丝所用掉■座和穿综所用的泛床子等，并分别对这些机具的用材、功能及使用方法进行了评述。该书中的华机子、立机子、罗机子等虽然前代也已出现，但此书的可贵处是对"每一器必离析其体而缕数之。分则各有其名，合则更成一器。"对每一机具的零件如龙脊、卧牛子、特木儿等都有详细说明，并附有装配法。对研究我国织具演变有重要史料价值。

总括各种文献资料，元代织机形制可分素机（平机、立机）、花机、罗机、熟机（用于织小提花）、云肩栏袖机（织妆花用）等多种，其制造组装备不相同，使用也有严格要求，说明元朝丝织技术的进步。

元代丝织品有绫、罗、锦、缎等。这些织物继承前代技术，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如织金锦在元代十分流行。据元人戚辅之《佩楚轩客谈》记载，当时有长安竹、天下乐、雕团、宜男、宝界地、方胜、狮团、象眼、八答韵、铁梗襄、荷花等十种织金锦流行。元代称这些织金锦为纳石失或金搭子，其区别在于织金区域的大小。宫廷用料均大量使用织入金线的锦。其织金法有片金、捻金等。片金是将金打成金箔，然后贴于锦纸上切成金条，用于织造。捻金又称圆金，是将金片包在棉线外加捻而成金线。还有用丝线染以金粉而成金线的，称软金。通常用金线、纹线、地纬三组纬线组成，称地结类组织，也有加特结经的情况，金线显花处有变化平纹、变化斜纹，这种组织一直沿用至今。

缎在元朝也已广泛纺织，迄今地下出土实物最早的是元代的缎。如江苏无锡元代墓出土了六枚缎组织的素缎和五枚正反暗花缎；山东邹县李裕墓出土了一顶女花缎帽，上织杂宝云纹图案，地花组织是经纬五枚；苏州娘娘墓中也出土了织金缎，是五枚正反缎地上再以圆金织入，呈现菱花主纹。这些缎物织制精良，纹样繁杂而清晰，表现了当时织缎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另外，罗、绫等丝织物也很多。椐《元典章》记载，当时文武百官公服均用罗织物制成，贵族的帐幕也多用罗。罗的品种不断翻新，有刀罗、芝麻罗、嵌花罗，还有织入金丝的罗。绫据出土文物看，较常见的是四枚的异向绫。

这些绫、罗、锦、缎均要印染。其程序是先用酶练法脱胶，然后上色。

色彩有红色类、黄色类、青绿类、紫色类、褐色类、黑色类、白色类等多类。每大类中又包括多种相近颜色，如褐色类里包括30　多种，要区别其色彩只有靠染料配合、配方及工艺条件的改变方能达到。具体染色工艺多用媒染，根据所用染料种类多寡分单色染和复色染，整个工艺可分为打底、预媒、初染、后染4　步。另外，元代印金工艺也有较大发展，其明显不同于宋代处是印金已施行于整件衣服，而宋朝则主要用于衣襟局部。

2。棉织业棉织业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棉花。据文献记载，我国的棉花种植是从印度引入的，南北朝时就在四川成都等地有种植。唐代又经北路传到新疆，经南路传到两广、福建。到了元代，棉花种植地域更有扩大，南路开始传入长江中下游，北路传入甘肃和陕西。种植技术也有很大提高。从育苗到栽培、采摘都有一套严格的要求。如《农桑辑要》记载："新添栽木棉法，择下湿肥地，于正月地气透时，深耕三遍，摆盖调熟，然后作成畦畛，连浇三水，用水淘过籽粒，堆于湿地下，。。待六七日，苗出齐时，旱则浇溉。锄治常要洁净，稠则移栽，稀则不须，每步只留两苗，稠则不结实。。。开花结实，直待棉欲落时为熟，旋熟为摘。"王祯《农书》也有如何种植棉花的记载。棉花的大量种植，为棉织业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元代织棉技术已相当成熟，从其使用的工具来看就知其先进性。综括有关史料记载，元代治棉机有如下数种：搅车　亦称"踏车"、"轧车"，是挤轧棉籽的工具。据《农书》卷二十一载："夫搅车四木作框，上立二小柱，高约尺五，上以方木管之，立柱各通一轴。"又说："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英，二轴相轧，则子落于内，绵（棉）出于外。"这种木棉搅车，已利用了曲柄碾轴、杠杆等力学原理，生产效率较前沿用很久的轧棉铁轴或铁杖提高了很多，是我国治棉技术的一大进步。前此铁轴或铁杖容易造成原棉积滞，不能迅速轧籽，改用此法"木棉虽多，去籽得棉，不致积滞。"

弹弓　是用来弹松棉花的工具。元初继一尺四五寸的小竹弓后，出现了四尺许的大弓，绳弦竹弧。其优点是弓身长大，便于用弹椎击弦，因而有助于弹棉效率的提高。

弹椎　亦称"弹槌"，是用来敲击弓弦的工具。以前一尺四五寸的小竹弓，线弦竹弧，不可能借助弹椎击弦弹棉。元代创制了大弓，就可利用弹椎进行弹棉，提高了效率。

卷筳　此是卷棉为筒的工具。卷棉为简，是治棉的第三步工序。

纺车　此是纺纱工具。据《农书》卷二十一载："木棉纺车，其制比苎麻纺车颇小。夫轮动弦转，筟繀随之。纺人左手握其棉筒，不过二三，绩于筟繀，牵引渐长。右手均捻，俱成紧缕，就绕繀上。。此即纺车之用也。"可知其纺纱过程中如何捻绪纱缕与纱绪如何绕绩于筟繀之上，以及纺车的动力是"轮动弦转"。元代已有了手摇纺车。

绕籰和牵经工具此两种工具主要是上机就织以前，须绕籰和牵经打纬所使用，目的是接长经线。牵经工具又有拨车、軠车。织布所用经线量很大，用拨车来旋，不能满足供应，故又创制了更为先进的軠车。

织机　最后织成棉布的工具。元代已出现了提花织布机。

元代棉纺织业，黄道婆是其中重要人物。她对棉纺织技术的传播与改进做出了杰出贡献。

黄道婆出生于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华泾镇）一贫苦农民家庭。幼年因家境窘迫流落到海南岛崖州谋生。当时海南岛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很先进，黄道婆从黎族人民那里学会了一套制造棉织机的技能与崖州织被面的方法。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6年）她搭乘顺道海船返回原籍。她见家乡人们还在用手剖剥棉桃籽，用"线弦竹弧"拨弹棉花，便把从黎族那里学的技术传授开来。她教给大家"做造捍弹纺织之具"以及"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方法。她还传授了相当高级的提花技术，使织成的"被、褥、带、帨（毛巾），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①其后本地人民根据她教的方法所织成的被面，闻名全国。当时的乌泥泾被面，犹如现代四川的棉被一样有名。她又织造出各色各样的棉布，并在其上绣以各种纹理。

中国的棉纺织业，在黄道婆提倡棉纺织以前，受到技术等方面的严重限制，生产效率低下，也影响了棉花的种植推广。经过黄道婆的悉心改进治棉工具，推广棉纺织技术，就初步解决了以前的种种束缚。她改进的治棉工具详细情况已不可知，不过根据资料分析，可能与前述种种相仿。她在崖州少数民族地区学得的一手精良的棉纺织技术，经过返回后的热心传播，促使棉纺织业在广大的长江下游地区兴起。松江人民为了感激黄道婆在棉纺织业上的贡献，特地为她立祠祭祀。②自元而后，中国的棉纺织业已经遍布到全国，成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了。

3。毛织业毛织业在元代主要指毡罽业，它是在元代发展起来的一个纺织系统行业。我国北方的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很早就注意毡罽的生产。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宫廷、贵族对毡罽的需要量猛增，诸如铺设、屏障、庐帐、蒙车、装饰等物均需要毡罽，因而官方对毡罽业的发展很重视。当时掌管制毡工业的有大都毡局、上都毡局、隆兴毡局等3　所。还有剪毛花毯蜡布局。大都毡局有工匠125　户，镇海管理的宏州局内也有不少工匠，汴京有织毛褐工300　户。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又在和林设局制造毛织品。这样，使元代毡罽生产数量很高，以大都毡局为例，中统三年设局的当年就织造了羊毛毡3250　段，以后3年内又织成白毡810　片，悄白毡180　段，大糁白毡625　段，熏毡100　段，染青小哥车毡10　段，大黑毡300　段。另外还染毡1225　斤①。又如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都总管府属下的察迭儿局，泰定元年（1324年）一次送纳入库的就有白厚毡2772　尺，青毡8112　尺，四六尺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四。

②　褚华：《沪城备考·黄道婆寺》。

①　见《大元毡罽工物记》。

青毡179　斤②。其花色品也很多。从大德二年（1298年）到泰定五年间，随路诸色人匠总管府为上都皇后宫殿、斡耳朵、皇帝影堂织造的地毯，就有剪绒花毯、脱罗毡、入药白毡、半入白帆毡、无矾白毡、雀白毡、半青红芽毡、红毡、染青毡、白袜毡、白毡胎、回回剪绒毡等12　种。其中至治二年（1322年）所造的一条地毯长50　尺，阔22.5　尺。另外，从山西大同元墓出土的毡帽、毡靴等物来看，其质地细致，保存完好，说明元代毡罽业的工艺水平很高。

（四）印刷业与造船业1。印刷业元代印刷业包括官方与民间两部分。官方印刷业由中央官府管辖的有国子监、兴文署与艺文监等。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兴文署掌刊刻经史，属集贤院。《元秘书监志》也载："至元十年（1273年），太保大司农奏，兴文署雕印文书，属秘书监。本署设官三员，令一员，丞三员，校理四员，楷书四员，掌纪一员，镌字匠四十名，作头一，匠户十九，印匠十六。"在如此严密组织下，元代官府刻书甚多，其中尤以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刻得最早最好。另外，地方官府刻书主要以书院为主，书院的山长（院长）亲自校勘，刻印了不少比宋代书坊刻本更好的书籍。

民间印刷业又包括书坊经营和私家刊刻两部分。元代书坊刻书比官府和私家更多。著名者如福建建宁、建阳、建安，江西庐陵，山西平水、平阳，浙江婺州等地的书坊。私人刻书家也有平阳府梁宅、平水许宅、建安郑明德宅及陈忠甫宅、花溪沈氏家塾等36　家。刻书甚多。

元代印刷业如此发达，还得益于印刷术的进步。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北宋发明活字印刷术后，在元代又有了显著改进。其突出标志是在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金属活字--锡活字的创制和木活字用于刻书，以及使用转轮排字法。这其中又以王祯的贡献为最大。

锡活字是以锡为原材料铸成的字模，在元初已有创制。王祯在《农书·造活字印书法》中叙述了锡活字的研制与使用情况。由于当时没有好的油墨，容易印坏，所以未能推行开。为了克服其缺点，王祯用木活字代替。其法是"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木楔楔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印之。"①在刻字之前，先按韵分类写在纸上，然后糊于板上再刻。之、乎、者、也及数目字等常用字则分一类，便于挑拣。印墨用棕刷顺界行竖刷，不可横刷。王祯所著的《旌德县志》就是采用此法印刷了100　部。《旌德县志》是我国第一部木活字印本，其后就多了。

王祯还发明了转轮排字法，大大减轻了排字工人的劳动强度。转轮排字法即做一大轮，轮置两面，一轮将活字按韵编好放入，另一轮面放常用字。排版时一人坐中间，依号码拣出活字，放进盔盘，十分方便，并大大提高了②　见《大元毡罽工物记》。

①　见王祯《农书·造活字印书法》卷二十二。

工效②。

另外，元代印刷业还广泛采用了套版印刷和铜板印刷技术。所谓套版印刷就是在一张纸上印几种颜色，这样，一张纸需用尺寸相同的印版分作几次印刷。最初的套版印朱墨两色，是用红黑两版合印而成的。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中兴路资福寺刊刻的无闻和尚所著的《金刚经注》，就是朱墨两色的印刷品。这比欧洲第一本套色印刷品《海因兹圣诗篇》（　HainzPsalter）早117年。铜板印刷，元代的钞票就是用这种方法印刷的，后来还用于佛像的印刷。

2。造船业元代河运、海运非常发达，这就与造船业起了互相促进的作用。河运、海运需大批高质量的船只，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造船业又反过来为河运、海运提供了可靠的船只保证。

元代船只无论数量还是规模质量方面都比前代有很大发展。如《元史·河渠志·会通河》载："始开（会通）河时，只许行百五十料船，近年（1314年左右）权势之人，并富商大贾，贪嗜货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驾，以致阻滞官民舟楫。"这是说明其船只航行之多。至于其大且精可从今打捞的海底沉船与时人描述看出。1975年在韩国木浦附近海底发现的元代海船，船长约95　英尺，宽25　英尺，全船分为12　间船舱，载重达400　至500　吨。其中有一支四尖叉的锚，长7.5　英尺，重700　磅。另《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马可·波罗返国时乘坐的中国海船情形。其用松木制造，船室有5　至60　个，每船分隔成10　余舱，互以厚板相隔，船身损坏时不致沉船，有一舵，2　至4　根桅，无风时用橹，橹极大，用4人操作。船上有水手200人，另有2　小船系其后，每小船有船夫4　至50人。这些说明元代海船之大，质量之精。另元末一些史籍记载"华船之构造、设备、载量皆冠绝千古"、"船之大者，乘客可千人之上云"、"大型之船，有四层甲板"、"普遍四桅，时或五桅六桅，多至十二桅云"等等①，亦可看出元海船之庞大精美。

元代船只制造方法，据马可·波罗说：船用好铁钉结合，船底另加二层厚板，用一种特殊材料粘合，然后用麻及桐油掺合涂壁，绝不透水。这种船舶每年修理一次，加厚板一层，直至加到六层厚时为止。海船两旁用大竹帮夹，以保持航行时的稳定。船上有大铁锚，重数百斤，下有四爪。船型主要有平底和尖底两种。平底船能坐滩，不怕搁浅，稳定性强，装置量大。尖底船多用作战舰。

（五）陶瓷业与漆器业1。陶瓷业瓷器是元代对内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物品之一，需要量很大，从而促进了陶瓷业发展。元瓷形制，继承宋代诸窑烧制技术，又有自己特色。如元代瓷器在釉色方面釉厚而垂，浓处或起条纹，浅处仍见水浪，这是其独特之处。另元瓷受蒙古民族习俗的影响，有些式样为前代所无。如仿奇兽怪鸟形状做②　见王祯《农书·造活字印书法》卷二十二。

①　参见陈裕菁译《蒲寿庚考》，中华书局版。

成的器物，以及壶上附以大耳等。其次元代好尚武勇，其武力强盛为前代所无，故这种胜利者的心态亦反映在瓷器上，如中国陶瓷史上色彩绚丽、光辉灿烂的戗金瓷器就盛行于元代，表现了其气焰万丈之概。这种五彩戗金瓷器，以及其它带有蒙古民族特色的器具，颇为别致。

元代瓷器品种很多。以景德镇烧制的进御瓷器为例，就有青瓷、白瓷、印花、划花、雕花等多种。这些御用瓷品土埴白而细腻，多小足印花及戗金器。还有高脚碗、马蹄盘、耍角盂，蒲唇、弄弦碟等器，器内有枢府字号。特别是青花瓷器的烧制，自晚唐创始以来，历经宋金，到元代趋于成熟。其中又以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为代表。景德镇之所以能在元代烧制出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水平的青花瓷，一方面是由于此时景德镇制瓷工人已积累了丰富的烧制影青瓷的技术经验，另方面是当地盛产优质瓷土，利于烧制精瓷。元代最著名的瓷器即为青花瓷器。其装饰图案一般比较繁复，如故宫博物院所藏四件青花大盘，其盘心系用三种不同的花纹组成图案，三种纹饰用简单的线条隔开①。青花瓷器发展到明代成为明瓷的主流。

元代陶瓷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龙泉窑的分布进一步扩大。元代龙泉窑已由宋金时的大窑和溪口，迅速向欧江和松溪两岸扩展。当时有龙泉窑150余处，其中分布在欧江与松溪两岸的就占三分之二。这样，龙泉窑瓷器就能顺流而下，转由当时重要通商口岸温州和泉州运到国外市场。龙泉窑是沿用长条形的斜坡式龙窑。其烧制的瓷器胎骨渐趋厚重，器身在转折处作棱角和凹槽。圈足垂直，足底齐平，釉层较薄，色呈青黄。不但种类多，而且富有特色。近年在大窑和竹口等地出土的大型瓷器，如高达约1　米的花盘，口径为60　厘米的瓷盘，就标志着当时龙泉窑在制瓷技术上的成就。

元代宫廷内室所用瓷器，基本上是景德镇烧制的。景德镇已成为元代制瓷工业的中心。据元代蒋祁在《陶纪略》中记载："景德镇窑者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②政府还特设浮梁瓷局，管理景德镇及其它地方的制瓷业。景德镇制瓷业在色釉、纹饰、品种三方面有突出成就。其色釉在红紫两方面仿宋代钧窑很有成就。尤其紫色方面更突出，后代称为"元紫"。在黑釉方面加以戗金，对宋代上釉给予了发展。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里说："有青黑色戗金者，多是酒壶、酒■，甚可爱。"其纹饰亦承宋制，如印花、划花、雕花等。其青花、釉里红，到元代又发展法花三彩，最后发展到五彩，当时称为"五色花"。元代瓷器在装饰方面出现了褐色点彩，并且普遍有花纹。纹饰采用划、刻、印、贴、镂、堆等多种手法，其中印花和镂刻，是元代新发展起来的。纹饰的题村，有新兴的雷纹、锯齿纹、方格纹等。在瓷器上还大量出现了文字。另外，在品种方面，元代瓷器不仅多种多样，如碗盏、盘皿碟、盂钵、洗、瓶炉等，而且有的瓷器还有了新的用途。如《格古要论》说："古人用汤瓶酒注，不用壶瓶及有嘴盂。茶锺壶盘，皆胡人所用，中国人用者始于元朝，古定、官窑俱无此器。"可知古壶不必有嘴，元代以后才将有嘴的称壶，无嘴的称瓶①。

2。漆器业

①　参见冯先铭《十四世纪青花大盘和元代青花瓷器的特点》，《文物》1959年第1　期。②　见《江西通志·经政略》所引。

①　参见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元代制瓷工业的发展》。

元代漆器业从流传文物与文献资料记载来看，主要是雕漆的成就比较大。雕漆又称剔红，是一种名贵的漆器。其制作方法是将漆涂在木胎（或锡胎）上，一层一层涂刷多次，每次上完漆后剔出深浅不同的花纹，故称雕漆。据清康熙年间人高士奇在其《金鳌退金笔记》中说："朱漆三十六次。"当代工漆专家也说，这种雕漆工细者多至百层，所以可称为一种精细的工艺品。这种雕漆的历史比较悠久，按照曹昭《格古要论》中的说法，我国宋代已经有了这种精美的雕漆工艺品。但宋代实物未见流传，故其情形如何难以评说，元代的雕漆工艺品近年发现数件，件件制作精美。如故宫博物院所藏张成制作的剔红山水人物圆盒，杨茂制作的剔红花卉渣斗，张成制作的剔红花卉圆盘，以及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张成制作的剔犀漆盒，1969年在元大都后英房居住遗址中发现的螺钿漆器等。

张成与杨茂，均为浙江嘉兴人，元代著名的雕漆工艺家。清康熙时《嘉兴府志》记载："元时张成与同里杨茂，俱善髹漆剔红器。明永乐，日本琉球购得以献于朝，成祖闻而召之，时二人已殁，其子（张成子）德刚能继父业，随召至京，面试称旨，即授营缮所副，复其家。"可知元代漆器工艺已取得了很高成就，并影响到了明代。明初的剔红漆器就是继承了元代的优良传统。

杨茂制作的剔红花卉渣斗，以土黄色罩漆为地，用朱红罩漆堆起，约有50　道左右的漆层，雕成秋葵、山茶纹样，底和里面用的是数道纯黑色退光漆，底部近边处有针刻的"杨茂造"字款。此器用朱不厚，底部和里面满布所谓"牛毛断文"。元大都遗址发现的螺钿漆器，是平脱的薄螺钿漆器，现存大量这种漆器均为明代作品，此还是元作品的首次发现。这件圆形漆器出土时已残破，但仍五彩斑斓，嵌片精细。其直径为37　厘米，胎用1-1.5　毫米的木片做骨，在骨上敷漆灰，将螺钿片直接嵌于漆灰之上，然后涂漆再磨显出螺钿，使螺钿片与漆面相平，最后刻划细致纹锦。这种螺钿片用盘大鲍或杂色鲍的壳，依其呈现的光泽，截磨成各种不同的小片，组成一幅以"广寒宫"为背景的图画。此物属平脱薄螺钿漆器，全部用片嵌，不论其精密细致的技法，或是随彩而施缀的艺术效果，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①。

①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载《考古》1972年第1　期。

十一、中外科技交流13世纪蒙古族的兴起及其建立元朝，揭开了我国中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从太平洋西岸直到黑海之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蒙古汗国及元朝的统辖之下，从前的疆域界限尽被扫除。在这空前辽阔的帝国疆域内，元朝与其各大汗国如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等都建立了完善的驿站系统。从元大都或中国其它城市到中亚、波斯、黑海及黑海之北的钦察草原与俄罗斯、小亚细亚各地，都有驿道相通。元人形容其时交通方便说"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其间窝阔台汗时期的和林与世祖忽必烈时的大都则处于这一国际交通网的中心，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的和林城中，不但有畏兀儿人、回回人、波斯人，而且有匈牙利人、弗来曼人、俄罗斯人，甚至还有英国人和法国人。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后，大都城里也聚集了来自亚、欧各地的贵胄、官吏、传教士、天文学家、阴阳家、建筑师、医生、商人、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乐师、美工和舞蹈家等。其中元政府允许和鼓励各国商人经商，进行国际间贸易，蒙古贵族还利用回回商人为之牟利，并给予种种特权，因而各国商人来元朝者极多。正是在这种空前开放的经济文化交流格局中，中华科技与域外科技交流空前展开，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中华科技交流的极盛时代。

元代中外科技交流主要在天文历法、数学、医药学、地理学、建筑学，以及手工业技术方面展开。

（一）天文历法交流蒙古统治者对天文历法很重视，早在蒙古汗国时期就采用了金人赵知微所重修的《大明历》。但《大明历》也有其不足，因为它是以中国中原地区为标准而测算的，所以在其它地区就会出现误差。如1220年5月蒙古军西征至撒马尔罕（寻斯干城），撒马尔罕天文学家报告将有月蚀发生，随军中国历法家耶律楚材持否定态度，结果月蚀真未发生。又一次，耶律楚材报告说1221年10月某日要发生月蚀，而撒马尔罕天文学家又说不会，结果还是发生了。不过日子说对了，可原说子时达高峰，可初更时就出现了，反映出中国历法测算也有不足。

这件事引起了善于吸收国外先进知识的耶律楚材的重视和思考。他受回历中朴素的地球经度概念的启发，发现了地上的距离与历法的推算有直接关系。他失误的原因是由于所依据的《大明历》系以中原的测算标准，在西域就会有误差。这就是他所创的"里差"概念的根据。进而他以《大明历》为基础，结合里差法，以撒马尔罕为标准，按经纬度不同，以差距乘4359，取得里差，用来加减经朔弦望小余，"满与不足，进退大余，即中朔弦望日及余，以东则加之，以西则减之"，编订了一部新的历法《西征庚午元历》。另外，据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记载，耶律楚材曾将西域历法介绍到中国，编了一部《麻答巴历》①。此历可能是参考了欧麦·卡雅（C·1048-1124年）在内沙布尔天文台编制的哲拉里历，这种历法要历5000年才相差一日，比之格里高利历积3330年相差一日更为精密，后来扎马鲁丁所进万年历大约

①　见《元文类》卷五十七。

也是这种经过改良的波斯历。

耶律楚材编历受到了阿拉伯历法的影响，丰富了中国的天文历法学，是为蒙古汗国时期阿拉伯天文历法对中国天文历法的影响。

到了元朝，蒙古统治者对西域阿拉伯天文历法更为重视，他们下令征召回回天文学家到中国，建立回回司天台等。世祖忽必烈在即位之前就曾下令征召"回回为星学者"，波斯人天文学家扎马鲁丁等应召东来。世祖中统年间（1260-1264年），元政府设立了西域星历之司。至元四年（1267年），扎马鲁丁撰进《万年历》，忽必烈下令予以颁行。同年，扎马鲁丁制造了7件"西域仪象"，即7　件阿拉伯式的天文仪器，有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这些仪器有的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开拓了中国学者的眼界。

至元八年（1271年），元政府设回回司天台，以扎马鲁丁为提点。十年，正式将回回、汉儿二个司天台归秘书监管理，设秘书监2人，由焦友直、扎马鲁丁2人负责。在回回司天台里工作的还有阿拉伯天文学家可马剌丁、苫思丁等人。可马剌丁曾为安西王"每岁推算写造回回历日"，并协助扎马鲁丁编制回回历。回回司天台一直存在到元末。元亡后的第二年，即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元朝回回司天台的14　名工作人员还被明王朝征用。仍由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剌、司天监丞迭里月实等修定历数。回回历法中的五星纬度是中国历法所没有的，所以受到明朝政府的重视。《明史》卷37记述这种回回历说："其法不用闰月，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岁，岁十二宫，宫有闰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宫闰三十一日，以三百五十四日为一周，周十二月，月有闰日。凡三十年，月闰十一日。历千九百四十一年，宫月日辰再合。"这种回回历在明代主要用于伊斯兰教徒的宗教仪式，比扎马鲁丁所进《万年历》要进步得多。

元秘书监中收藏了大批回回书籍。据元人王士点、商企翁所编纂的《秘书监志》卷九"回回书籍"条载：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10月北司天台收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书籍总计有23　种。其中天文、历法、算学、占星书14　种。天文著作以《麦者思的造司天仪式十五部》与《积尺诸家历四十八部》最为重要。《麦者思的造天仪式》是希腊天文学家托雷美的名著《行星体系》（或《天文大集》Almagest）的阿拉伯文节译本，取名《行星体系萃编》。（khulāsatal－mijistT）《积尺诸家历》是波斯语《天文表》（al－zij），可能是《伊利汗天文表》（al－zijal－ilkháni）。此表于1272年完成，由于也有中国天文学家参加工作，所以很快传到了中国。

大批阿拉伯天文历法书籍及天文历法学家进入中国，对中国天文历法产生了积极影响。如郭守敬著《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就吸收了回回历的五星纬度计算法。这种计算法比较严密，郭守敬在编制《授时历》时当也作为一种参考系数。另外郭守敬在恒星观测方面开始编星表，也受到了撒马尔罕和马格拉天文台的启发。郭守敬测量28　宿杂座诸星入宿去极度，编制了星表，又将前人未命名的1464　颗星以外的无名星编为星表，这些都是中国天文观测方面的开创性工作。郭守敬设计制造的13　种天文仪器，不仅总数上与马拉格天文台的仪器相等，而且功能方面也颇多近似。如其中的玲珑仪、浑仪、浑天象、立运仪、候极仪及简仪，分别与马拉格天文台的同类仪器壁象限仪、浑天仪、天球仪、希巴库经纬仪、二至仪、黄赤道转换仪的功用相仿。郭守敬在设计制造这些天文仪器时，受到比他早出现的马拉格仪器的启发，经过改进创造，比其更适用、更先进。明代大批吸收阿拉伯天文历法学，应该说是在元代基础上的继续与发展。

元代是我国天文历法发展的高峰期，当时在世界范围也处于领先地位，所以，中国先进的天文历法理所当然对阿拉伯诸国的天文历法也产生了明显影响。如前述耶律楚材与撒马尔罕天文学家关于天文历法的讨论，使他们对中国天文历法有了了解。中国天文学家在预测日月食、恒星观测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其严密的计算使对方折服。另外，中亚马拉格天文台在编制《伊利汗天文表》时，由中国天文历算学家与波斯、阿位伯学者共同研讨编制。其中明显吸收了中国天文历法的成果，以至于成为此表的重要内容。还有曾主持撒马尔罕天文台的著名阿拉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阿尔·卡西（al－kashī，？-1436年），非常精通中国天文历法。他于15世纪初年编制的著名的《兀鲁伯星表》四卷，第一卷就论述了中国历法年置闰的原理。此历曾广泛流传于亚洲、欧洲等地，将中国历法的某些先进东西也带到了这些地方。（二）数学交流13世纪是中国数学发展的高峰期，涌现出了一批著名数学家及其著作。

其中元初的李冶和宋末的秦九韶，与德国的内摩拉里、意大利的菲波纳西、摩洛哥的哈桑·马拉喀什，被誉为13世纪世界五大数学家。中国数学史上的这辉煌成绩的取得亦吸收了阿拉伯的代数、历算、几何和三角的一些成果。阿位伯数码字在元朝由于回回司天台的使用，渐入中国数学界和社会。

1957年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城东北3　公里处的元代安西王府故宫殿遗址的夯土台基中，发现了五块铁铸的阿拉伯数码幻方。幻方也叫纵横图，是n2　的方格数字组合。是数学中组合分析的一支。在阿拉伯文化传统中，幻方被认为可以辟邪，常常被置放在重要建筑物的地基中。埋入元安西王府台基中的是六六幻方，纵横斜六个数字相加都是11，如图：■据考证，安西王府的奠基年代是1273年，这些幻方的发现表明，此时阿拉伯数码已经比较系统地传入中国。另外，中世纪初印度、阿拉伯数码都已用○表示空位，在此表示法影响下，宋元之际中国数学家也使用空位的零号。如李冶在所著的《测圆海镜》与《益古演段》里，就以○代替唐宋时的用□位表示空位的办法。

元代时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也通过阿拉伯算学著作的介绍传到中国，成了元代数学家研究的命题和解算理论。《多桑蒙古史》和拉施特丁的《史集》里记载了蒙哥有关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解说的若干图式。蒙哥所依据的《几何原本》本，可能是波斯天文学家纳速拉丁·杜西来华后修订的版本。元秘书监在1273年收藏的书籍中有《兀忽烈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兀忽烈便是当时译写的欧几里得，四擘是阿拉伯文算学（Hisāb）意。这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第一次传入中国，并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比1605年利马窦口授、徐光启笔录《几何原本》早300多年。元秘书监所藏回回数学著作，除《兀忽烈的四擘算法段数》外，还有《罕里连窟允解算法段目》、《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船算法段目并仪式十七部》、《呵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等。《罕里连窟允解算法段目三部》是摩洛哥数学家哈桑·马拉喀什（al－Hasanal－marrākushī）所著的中世纪著名的天文数学著作；《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十七部》为12世纪希伯来天文学家阿伯拉罕·巴·海雅·哈--纳希（Abraham bar Hiyya ha－Nasi）所作，《算法段目》是他写的《实用几何》（Hib－hur ha－meshihahve－ha－tishboret），《仪式》是他的历算论文《推步术》（Heshbon ha－ibbur）；《呵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是9世纪阿拉伯大数学家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剌子密的名著《积分和方程计算法》（Hisāb al－Jabr wa"l－Muqábalah）。这些阿拉伯数学名著的大量传入中国，并有阿拉伯数学家在具体演示，对于推动中国数学和历算的进步肯定会产生积极作用。

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在计算编制《授时历》时，曾受回回历算的启发，应用球面割圆术。此术是中国传统计算法基础上的创新。中国历代天文计算不用球面三角法，黄赤道都用二次差的内插法进行近似计算，郭守敬引用了这种新的割圆术。另外，郭守敬还受哈桑·马拉喀什《允解算法》的启发，在计算赤道积度和赤道内外度时，开始应用对算弧三角法。

中国数学的伟大成就也传入了阿拉伯及亚洲其它国家。印度人在沙盘中利用位值制数码进行四则运算，其运算方法就与中国筹算法大致相似，分数的表示和四则运算也和中国分数算法相同。这种方法还通过印度陆续传入伊斯兰国家。9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花剌子模的著作中有中国公元一世纪出现的《九章算术》中"盈不足"问题的论述，后来这种算法长期流传在阿拉伯数学界。直到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的《算术之钥》中，这种"盈不足数"被称为"契丹算法"（al-khattaa-yn），可知宋元时期又进一步传入伊斯兰国家。阿尔·卡西对中国数学非常熟悉，他的《算术之钥》中关于四则运算、开平方、开立方，以及他介绍的开任意高次幂的方法，与宋元中国数学家秦九韶、朱世杰等人的论述多所相近。另外，杨辉在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著成的《续古摘奇算法》中，根据中国古代的九宫纵横图，仿制成四行、五行、六行、七行、八行、九行、十行的纵横图。这些纵横图传入阿拉伯国家，又经阿拉伯数学家发挥，发展成为阿拉伯国家的"格子算"。此算法把被乘数按格记入右行，乘数记入上行，以乘数每位数字依次乘被乘数，所得数据记入相应的格子，最后按斜行相加，便是所求的数字。阿尔·卡西《算术之钥》中的某些算法就与此算法相同。

（三）医药学交流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及波斯的古代医学都很发达，很早就互相进行着交流。到了元代，中国人与波斯、阿拉伯人大批进入对方国家，因此使这种交流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蒙古汗国时期，在汗廷中就有不少回回医生。如"于西域诸国语、星历、医药无不研习"的爱薛就曾到和林城充当拖雷（世祖忽必烈父）妻唆鲁禾帖尼的近侍，担任教士与侍医的职务。撒马尔罕名医撒必，也由于治好了拖雷的病而当上了太医。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命爱薛掌管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后在至元七年（1270年）改置广惠寺"专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并将爱薛在大都所设的"京师医学院"并入，仍命他掌管①。广惠寺的主要职官有20　多人，其间任职的均为回回医生。他们用回回医法，使用回回药物，医术很高明。如在元统元年（1333年），顺帝皇姊的驸马刚哈剌

①　《元史·爱薛传》卷一百三十四。

咱庆王得了一种怪病，坠马后，两眼俱无，舌头吐出至胸口，诸医束手无策，请广惠寺卿聂只耳诊治，以剪刀剪舌，痊愈②。另据陶宗仪《辍耕录》卷22"西域奇术"载：任子昭在大都亲见邻居家孩子头疼难耐，有一回回医官用刀割开小儿额上，取出一坚硬如石的小蟹，小儿疼病竟痊愈。又载：在苏州有一兽医老回回，见过客马腹膨胀倒地，将马左腿内割取一小块状物，马便立即可骑。这些记载与传说，难免有夸大与掠奇之处，但说明回回医生医术在当时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回回药物在元宫廷和民间也享有较高威信，受到皇帝贵戚、诸王大臣以及百姓的重视。如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政府在太医院下专设回回药方院和回回药物局两个阿拉伯式的药学管理机构，分管上都和大都的宫廷医药。后于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才将此二处机构合并于广惠寺统一管理。另外，至元六年（1269年）创设了御药院统一掌管各国进献的珍贵药物，其中有不少为阿拉伯国家及印度所献。忽思慧在其所著的《饮膳正要》里，也记述了不少回回药物及方剂，可看出回回药物的神奇作用。

元代回回医药学著作也有不少传入中国。元秘书监所存回回书籍中，有一种《忒毕医经十三部》，据考证可能是阿维森纳（伊本·西拿）的名著《医经》（Al－Qánūn fi al－Tibb）。③现存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里的《回回药本》残本4　册，可能就是元秘书监所藏本①。《回回药方》残本四册，元末由阿拉伯文译成，明初木刻印刷，其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正骨、针灸和药剂等科，是一部部门齐全、包罗丰富的医学百科全书。

元代回回医生不仅在宫廷供职，而且还有很多人散居民间各地，行医卖药。王沂《伊滨集》卷五载《老胡卖药歌》："西域贾胡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农百草旧知名，久客江南是乡邑。朝来街北暮街东，闻掷铜铃竟来集。。。金丝膏药熬较好，伤折近人人苦多。川船南通有新药，海上奇方效如昨。"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回回老医生在江南街头行医卖药的情景。当时一些兼做药材生意的回回商人也擅医术。元末客居四明的丁鹤年是西域人，能诗善文、精通医药，先祖从阿拉伯来中国经商，后定居江南。他就常靠卖药自给。并兼给百姓治病。这些回回医药学的精华，早已成为中国医药学的一部分，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就收录了不少回回药物和医法。

中国医学对波斯与阿拉伯国家也产生了明显影响。前述阿维森纳在其所著的《医经》中就广泛采用了中国的脉学。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在元代也被译成波斯文。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著有《史集》的拉施特丁更编纂了一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取名为《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Tanksuqnamah－i Ilkhan darfunun－i ulum－ikhitai）。此书涉及脉学、解剖学、胚胎学、妇科学、药物学等医学科目。其中提到了中国晋代名医王叔和（265-317年）和他的《脉经》，并附有3　个中国式的医学图片。一个图中画出八卦，并将它划成24　等分，和昼夜相配，表示患者体温的升降；第二个图为内脏解剖图，画有心脏、横隔膜、肝脏和肾脏；第三个图以图示脉经。其图完全仿造中国医书。从拉施特丁此书中，可以看出中国医书和医疗方法传入阿拉伯诸国的情形。而且此书至今流传，是为中国医学与阿拉伯医学交流的②　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79　页。

③　见《光明日报》1955年7月7日马坚文。

①　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五章。

典范。

（四）地理学交流元代中外地理学交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由于中外人士互相来往的激增，出现了大批描写其所见所闻的游记性地理学著作。其中除中国人耶律楚材的《西游录》、李志常整理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外（见本书第四章第5　节），还有欧洲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柏朗嘉宾的《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的《鲁布鲁克东行纪》、鄂多立克的《鄂多立克东游录》、乞剌可思·刚扎克赛的《海屯行纪》等。

1。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年），意大利威尼斯人，著名的旅行家。他的父亲、叔父曾经商至中国，奉元世祖忽必烈命出使罗马教廷。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他随父亲、叔父到元廷复命，由古丝绸之路东行，经叙利亚、伊朗，越中亚沙漠地带、帕米尔高原，过我国的喀什、于田、罗布泊、敦煌、玉门，至元十二年（1275年）到达元上都。受到世祖忽必烈赏识，从此侨居中国17年，并代表元政府多次奉使中国各地，到过陕西、四川、云南、河南、江浙等行省数十城，又自称曾治理扬州3年。后获准回国，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随伊利汗阿鲁浑请婚使者护送伯岳吾氏女阔阔真去波斯，从泉州由海道西行，1295年回到威尼斯。次年，在参加威尼斯对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居热那亚监狱，讲述其游历东方诸国见闻，同狱庇隆人思梯切诺（Rusticiano）笔录成书，即为《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于1298年获释，后成为巨富。

《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马可·波罗东行时沿途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记载了元朝初年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以及大汗朝廷、宫殿、节日、游猎等情况，讲述了大都、西安、开封、南京、镇江、苏州、杭州、扬州、福州、泉州等各地各城繁荣兴旺景况；介绍了中国近邻国家日本、缅甸、越南、老挝、暹罗（泰国）、爪哇、苏门答腊和印度等地的情况。

此书流传甚广，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称为"世界一大奇书"，对欧洲人了解中国及东方影响极大。欧洲的地理学家曾根据它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另据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也是受到了此书的鼓舞和启发。哥伦布看到此书后，深为中国的文明富裕而激动，决心冒险东航到中国，并带了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书信，只是航行失误到了美洲。此书还是研究我国元代历史地理的重要典籍，受到蒙元史家的高度重视。现有1935年冯承钧的汉译本流通较广。

2。柏朗嘉宾蒙古行纪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　1182-1252年），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创建人之一，是最早来蒙古高原的罗马教皇使节。曾任德国、西班牙等教区大主教。1241年蒙古军攻入匈牙利、波兰等地，欧洲震惊。1245年，罗马教皇在德国里昂召集宗教大会，商讨对策，柏朗嘉宾被作为使臣先期派往蒙古，了解蒙古人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情况，并携带教皇书信，劝说蒙古人停止杀掠和侵犯基督教国家。他从里昂出发，经孛烈儿（波兰）、斡罗思，于1246年4月抵也的里河（伏尔加河）畔，谒见拔都汗。拔都又命他前往觐见大汗。7月，到达和林附近昔剌斡耳朵。8月，参加了蒙古诸王大臣推举贵由为大汗的盛典。11月，他带着贵由汗答教皇的诏书仍由陆路西归。1247年秋回到里昂向教皇复命，并呈上贵由的诏书及他用拉丁文写的出使报告《蒙古史》。此报告先后出版了德、英、俄、法及拉丁文等文字本。1985年耿升、何高济译为汉文时，按中国学者习惯译为《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以作者亲所见闻为依据，具体生动地描述了13世纪蒙古人的社会经济、风俗习惯、政治宗教与蒙古军队的组织、武器、作战策略等情况，是研究早期蒙古史与东西历史地理交流的重要原始资料。3。鲁布鲁克东行纪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1215-1270年），法国人，圣方济各会教士。与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关系亲密，1253年奉其命以传教为名前往蒙古地区了解蒙古情况，并侍机拉拢蒙古人加入其同盟。他从地中海阿克拉城（Acre）出发，渡过黑海，于同年秋到达伏尔加河畔，进见拔都汗。12月，又到达和林南汪吉河蒙哥冬营地，第二年1月觐见蒙哥。7月，带着蒙哥汗致路易九世的国书西归，1255年回到地中海东岸。一年后，他用拉丁文写成给路易九世的报告《东方行纪》。1982年，何高济将此报告汉译为《鲁布鲁克东行纪》，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详细记述了13世纪蒙古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沿途各地各国的山川河流等情况，与《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一样，是研究早期蒙古史、中世纪历史地理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4。海屯行纪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Hethum I　，1266-1269年在位）的蒙古行纪。1244年海屯归附蒙古，后奉拔都之命入朝，1254年离其都城息思（今土耳其南科赞），先至拔都宫廷。5月又东行，渡过押亦河（乌拉尔河）、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进入蒙古，9月抵蒙哥大汗宫廷。11月西返归国。海屯一世口述其行程见闻，由亚美尼亚历史学家乞剌可思·刚札克赛（KirakosGanjakeci）记录载入其所著《亚美尼亚史》中。1981年由何高济将此部分汉译出版（中华书局），名为《海屯行纪》。此行纪记有海屯沿途所历的50余处山川城郭地名及其详细情况，以及蒙古汗廷情形，历来为研究蒙古史及中亚历史地理的学者所重视。

5。鄂多立克东游录鄂多立克（Odoricode Pordeno-ne，1274-1331年），是仅次于马可·波罗的意大利著名旅行家，方济各会教士。他于1316年来东方传教，至伊利汗国都城帖必力思、孙丹尼牙，由于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开战，延滞游历了报答等地。后于1322年转海道，经印度、苏门答腊、爪哇、渤泥、占城诸国，抵中国广州。又经泉州、福州、扬州，由运河北上，于1325年到达元大都。在大都停留3年，曾参加宫廷庆典，以本教仪式为皇帝祈福。约1328年，改由陆路西归，游历于中国西部地区。1330年返抵威尼斯，寓居帕多瓦，叙述旅行见闻，由教友威廉用拉丁文记录成书。此书有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等各种语言抄本达76　种，1981年何高济据玉尔英译本汉译为《鄂多立克东游录》，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记叙中国各地情况，远及西藏的天葬风俗等，特别是对大都及元朝宫廷情况描写更为详细，亦是研究中国元朝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

元时国外学者描写中国历史地理的书籍还有非洲著名旅行家、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Ibn Battūta，1304-1377年）的《伊本拔图塔旅行记》，元末出使中国的罗马教皇使者马黎诺里（Giovanni dei Marignolli）的有关描写中国的书籍等。这些游记性的地理学著作，无疑加强了中外历史地理学的交流。

另外，中国传统的矩形网格绘图法也于中世纪后期传入西方各国。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欧洲的制图学由定量制图退回到宗教寰宇观支配下的"寰宇图"制图法，整个世界被绘成一个圆盘，坐标完全废弃，习称"轮形地图"。在8世纪到11世纪，阿拉伯地图绘制也有此种倾向，趋于几何图形化。中国的网格制图学传入后，促使阿拉伯制图学重新走向网格化，并对欧洲实用航海图的广泛产生与应用起了促进作用。如莫斯塔非·卡兹维尼在1330年左右著的《编年史选》（Ta"kikh-i-Guzida）中，附有一幅网格式伊朗地图和画满网格的两幅圆盘形世界地图，画风与《元经世大典》如出一辙。意大利人马里努·萨努图（marino Sanuto）受伊朗的中国式网格绘图法的影响，在他1306年为十字军地理著作绘制的巴勒斯坦地图上，也有网格的画法，图上有经线28　条，纬线83　条。

富有蒙古风格的中国元朝网格绘图法，经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后，直接促进了欧洲诸国实用航海图的绘制。这种实用航海图上的刻度，是一种相互交织的罗盘方位线或斜驶线，斜驶线是由任意选定的不同地点的罗盘风力仪为中心向四方伸展出去的罗盘方位线，由于罗盘方位线或斜驶线的交错，便很自然地出现了矩形网格画法。在1339年安吉利诺·杜塞托航海图上，就可看到这种矩形网格的痕迹①。这对安全航行，扩大海运事业，起了积极作用，也正是元代中外地理学交流的结果。

（五）建筑学交流元代随着大批阿拉伯人进入中国，其建筑技术也传了进来。元大都的设计建筑就有阿拉伯建筑师的贡献。元大都的主要设计者是刘秉忠，但负责具体施工的有回回人也黑迭儿等。也黑迭儿是个汉化了的出色的阿拉伯建筑师。曾任茶迭儿局董理，兼领监宫殿。至元三年十二月与光禄大夫张公柔，工部尚书段天佑同时主持工程，负责修造皇城。他对皇城的布局、建筑、苑囿等亲自擘划，颇多贡献。他的儿子马哈马沙也继承父业，掌管工部，为大都城建设出力不少。这些是阿拉伯建筑技术融入中国古代建筑的实例，其积极作用也可想而知。

阿拉伯建筑技术更多地体现在富有其民族特色的清真寺及民居建筑上。

元代为了适应大批阿拉伯人生活习俗的要求，出现了不少清真寺。泉州就是伊斯兰教建筑比较多的城市之一。其城东南的清净寺初建于1009年，但在元

①　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五章。

代经过大规模的整修重建。现存门楼和礼拜殿遗址。此门楼建筑式样是当时阿拉伯地区通行的寺院建筑，外形和蜘网状尖拱小宝盖石刻的连缀，都和12世纪以后阿勒颇、开罗、毕斯坦的寺院和陵殿相似。再如四明（宁波）、扬州、西安等地在元代也建了不少清真寺。扬州清真寺又称仙鹤寺，于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由普哈丁所建；西安清真寺在新兴坊街西，由陕西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于中统四年（1263年）所建。这些清真寺已与泉州清真寺及唐宋时的完全照搬阿拉伯建筑样式不同，已进入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与中国的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即穹顶圆形与中国庭院式相结合的阶段，为明清伊斯兰教建筑奠定了基础。

元代在杭州还出现了阿拉伯风格的高层民居。如杭州城东荐桥西侧有高楼8　间，俗称8　间楼，就是回回富商的住宅。陶宗仪《辍耕录》卷28　记载说，一天阿拉伯人结婚，婚礼奇异，围观者甚多。有攀缘窗户楼顶上者，致使楼房倒坍，压死主宾妇婿等人。杭人王梅谷以回回人名切入作诗说："压落瓦（阿老瓦）碎兮倒落沙（倒剌沙）泥，彆都钉（别都丁）折今木屑飞（木契飞）扬。"

元代印度、尼泊尔等佛教区国家的建筑技术也传入中国。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曾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升任大司徒，负责将作院事务。他在中国共主持营造了3　座佛塔、9　座大寺、2　座祀祠和1　座道宫。他把印度式的白塔传入了中国。他主持建造的大都妙应寺白塔，全塔共5　层，由下往上，第1层方形表示地，第2　层圆形表示水，第3　层三角形表示火，第4　层伞形表示气，第5　层螺旋形表示生命的精华，这是以印度的一种宇宙观（地水火气是万物的基础）作为建筑指导思想的。作为寺庙建筑的一部分，阿尼哥还擅长造佛像。他塑造的梵式佛像分铜铸与泥塑两种，与原来中国的汉唐式佛像迥然不同，从元代起梵式佛像就逐渐取代了汉唐式佛像。阿尼哥还精于织像与铸造机械，"每有所成，巧妙臻极"，受到时人高度赞扬。

（六）火炮术与陶瓷术的交流1。火炮术我国发明的火药与火器，主要是在13-14世纪由西征蒙古军传到交战国家和地区的，后又由这些国家和地区继续西传。如13世纪中叶，旭烈兀西征阿拉伯国家时，蒙哥汗征集了1000　多名中国抛石机、火炮手、弓弩手从军，并带去了大量武器，当时中国的各种火器居世界领先地位，在攻打木剌夷诸堡、报达城以及叙利亚各地时，发挥了很大威力。而阿拉伯人也正是在同蒙元军交战中，获得了这些火器，并且由于当时阿拉伯的科学技术较发达，他们进行研究仿制，造出了木质火器"马达发"（Madfa，意为火器）。这是外国人最早仿制的火器。当时蒙元军与波兰人、斡罗斯人、日耳曼人、日本人交战时也使用了火器，但由于保密及其科学技术限制，他们未仿制成。

阿拉伯人对中国火器的仿造，在火药与火器的制作方面，已与中国初级火药、火器的制作方法相似。如其对硝石采取溶解、过滤、沉淀、结晶等方法进行提纯，在拌和药料时加入适量的油料，将拌和好的火药成品装入管形容器苇管和纸筒中，在管（筒）的前端安放弹丸，后部留有小孔，成为粗短型或细长型的初级火器。在此基础上，仿制成了类似中国突火枪的木质管形射击火器--马达发。据史料记载，马达发以木管为枪筒。尾部插有长木柄、管中装填粉状火药，木质管壁上有一小圆孔以发射弹丸。日本火器史研究者有马成甫说："阿拉伯人的火器马达发，与中国金军所用的飞火枪，南宋研制的突火枪，同属管形火器。其区别在于飞火枪用纸筒、突火枪用竹筒、马达发用木筒做枪筒"，学习借鉴关系很明显①。

阿拉伯人研制成马达发后，曾用于与欧洲人的作战。1325年，他们使用马达发进攻西班牙的巴扎城，大胜而归，并将马达发这种火炮技术也带到了西班牙。随后，西班牙又将马达发的使用制造技术传到了西欧。欧洲人于是以马达发为模式，仿制成欧洲最早的管形射击火器"手持枪"（handgun）。这使欧洲的作战方法产生了巨大变化，并对欧洲近代社会的变革和科学的兴盛以至人类文明的进步也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日本京都大学薮内清名誉教授于1982年5月高度评价了中国火药西传的历史作用。他认为，中国火药等四大发明的西传，都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没有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就没有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也就没有欧洲的近代化，这是欧洲人自己也承认的。

中国的火药火器传到阿拉伯诸国后，促进了他们的武器制造业，他们制造的武器返回来又传入中国，在蒙元军征伐南宋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如蒙元军在征服了阿拉伯诸国后，征用了不少回回炮及其炮手参加了对南宋的战争。这种炮类似中国的抛石机，运用杠杆原理将火药包或石头抛射出去，其中有一种叫满尼拉得，能发射800　磅重的巨石。蒙古军在攻打南宋的襄阳城的战斗中，曾派回回人亦思马因在襄阳城外东南角装置了能发射150　斤重石头的这种回回炮。此炮发射时声震如雷，无坚不摧，使襄阳城宋朝安抚吕文焕束手无策，只得投降。亦思马因也因功升任回回炮手总管，佩虎符。后亦思马因病死，其子布伯袭职，元军开始大举渡江，布伯用回回炮在长江北岸击溃宋朝舟师。渡江后，重大战役都有回回炮手参加，为灭南宋立下了功劳。元廷对回回炮及其炮手亦非常重视。至元十一年（1274年）置回回炮手总管府，二十二年改为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秩正三品，府置达鲁花赤、万户、副万户等官，下辖千户所三翼。

2。陶瓷术陶瓷制品是中国元代对外贸易出口的重要商品之一。据史书记载，元代陶瓷曾随着庞大的海陆商队出口至印度、阿拉伯地区、东南亚、日本、朝鲜及非洲诸国。

元朝时非洲著名旅行家、曾到过中国的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在其所著《游记》里曾记载了元朝与海外各国贸易往来的情况。据他说，中国的瓷器非常精美，经印度及阿拉伯地区运销至其它海外国家，并转销到他的故乡摩洛哥。考古资料也表明，在亚丁，在东非海岸各港口，在埃扎卜，在开罗，在摩洛哥，均发现了大量中国元代的瓷器及碎片。元代青花瓷是传世珍品，在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城遗址，就发现了这种青花瓷碎片达数百件。东非人喜欢把中国的瓷碟、瓷盘和瓷碗镶嵌在建筑物上作为装饰品。

元代瓷器销往东南亚诸国的也不在少数。如根据考古资料表明，马来亚、爪哇、苏门答腊、沙捞越、北婆罗洲、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均有中国元瓷发现。1958-1959年期间，考古学家在菲律宾巴坦加省卡拉塔甘半岛的诸贝遗

①　参见王兆春《中国火器史》，第42　页。

址开掘了609　座坟墓，得到完整的瓷器共约1200　件，其中92％是碗和碟。中国瓷器又占85％，泰国瓷器占13％，越南瓷器占2％。研究者认为，中国瓷器中大部分是元瓷。另汪大渊《岛夷志略》里也提到向菲律宾、苏禄、加里曼丹、爪哇、苏门答腊、占城、交趾、真腊、缅甸、马来半岛等许多国家和地区运销中国元瓷的情况。这些瓷器主要是青瓷、白瓷、青花瓷等。

元代朝廷虽然与日本数次开战，两国间关系不是很融洽，但互相贸易并未受多大影响。日本商船和中国商船都运载了大批瓷器去日本经销。1976年间在韩国全罗南道新安海域发现和打捞的一条海底沉船，就是从中国海域开出路经高丽的一大商船。据考证，此沉船的形制和大小与元代二千料左右的海舶船一致。其遇难时间大约在1320-1330年间。其实物有：青瓷3406　件，白瓷2281　件，其它瓷器770　件，金属器物230　件，铜钱33　包（计106000枚）。这说明元代中日贸易的活跃，其中又以瓷器为主。

中国元瓷这样大批量地出口，说明这些被出口国家地区人民对中国元瓷的喜爱。他们不仅将其作为宫廷御用和富庶人家珍藏，还有一些奇特用途。如除用作建筑物装饰外，还用作随葬、祭祀、欢度节日，以及标榜权力与财富等。

正是由于他们这样喜爱中国瓷器，所以他们进行了仿制。据说东南亚的暹国（泰国）国王敢木丁于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第二次访问中国时，曾带了不少中国陶瓷工匠回去，因而开创暹国的陶瓷业。据近代学者研究，速古台（宋加洛）等地的瓷窑遗迹，历史悠久，所发现的大批古代瓷器多与宋元时代的中国瓷器相同。只是这些瓷器的图案改为象、鱼等动物，具有其本国特色，但颜色仍仿青瓷。①可知暹国的陶瓷制造技术是在元代从中国传入的。另外，埃及在元代也大量仿制青花瓷，菲律宾祖贝尔遗址古墓中发掘出的大量瓷器除中国制造者外，泰国制品占13％，越南制品占2％，说明中国的制瓷技术也传入了这些国家。

①　参见陈序经《掸泰古史初稿》，第172　页。

十二、结语元朝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很重要和很有特色的朝代。过去的一些史学工作者过多地渲染其腐朽、黑暗、残暴面，将其说得漆黑一团，什么都糟得很，这是不恰当的。固然，元朝作为一个封建王朝，存在着不少腐朽黑暗面，对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认识，但由于它作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一环，它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继承了前朝传统，所以它所存在的弊病，其它朝代也有，我们不能以偏概全，过多责备，也要看到其进步面。如人们习惯提及的蒙古统治者围地放牧，那实际上是蒙古汗国初期的局部事情，进入元朝后已及时得到了纠正，并鼓励垦荒种地，发展农业生产；说元朝不进行科举考试，使知识分子沦为下层，没有出路，也不够全面。蒙元初期，蒙古统治者就学习汉法进行灵活的考试选材，并重用知识分子，给予豁免身役，仁宗延祐年间更是作为定制，按期进行科举考试。所以，对于元代这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王朝，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从科学技术史这一角度来看，元朝为科技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首先，由于元朝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为科技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其次，元朝统治者继承了前代的优良传统，加之对科技发展比较重视，从科技本身的延续性和组织保证方面促进了科技进步，另外，元朝疆域的空前扩大，交通的发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展开等，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客观环境。这最后一点是元朝科技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为以前历朝历代所不可比拟。事实证明，不管任何国家的任何朝代，要想发展进步，没有一个与外部世界交流的环境是不行的，封闭没有出路。还有，元朝由于国内各民族的大交流、大融合，西藏第一次划入我国版图，云南等边远地区再也没有脱离中央王朝的统治，加之元朝统治者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的作用非常重视，大量少数民族科技人才及其成果的加入，为中华科技的发展起了推动与丰富作用，这些时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正是由于具备了以上条件，所以使元朝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某些方面达到了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高峰期，甚至在世界范围也居于领先地位。如天文历法、数学、手工业及医药学等。天文历法方面的历法编制测算、恒星及天象观测、天文仪器制造；数学方面的天元术、四元术的提出与解决；手工业方面的火炮术、纺织术、制瓷术；医药学方面的医学流派形成及其成果等。并且对我国明清的科技发展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如珠算在元朝粗具规模，到了明清又得到长足发展，以至今天仍为一种重要运算工具；郭守敬等人编制的《授时历》是明清制定历法的重要参考依据；医学方面"金元四大家"的理论及其成果为明清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参考和临床经验；远洋航海技术为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技术保证；中外科技交流和国内各民族科技交流的空前活跃，为明清科技交流开了一个很好的先河，等等。可以说，元代科技成就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一环，它起了一个很好的承上启下作用，研究了解我国明清科技及整个中国科技史，对元朝这一重要环节是不容忽视的。

元朝立国时间不算长，但它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这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深入探讨其中缘由。本书由于受作者水平及篇幅的限制，只是大致勾勒出了其概貌，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还有待于专家学者来共同完成。如此本书的抛砖引玉作用也就起到了。

另外，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参考了大批有关专家学者的成果著作，除书中随文给予注出外，由于参考方式不同，若有遗漏，还乞见谅，并表示诚挚谢意。

元代 第068卷 元代教育史

【本卷提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深入地研究元代教育史的学术专著。著者在广泛搜集、阅读、疏理有关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历史事实出发，对元帝国的兴起、强盛和衰落，元代的社会概况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元代的文教政策，元代的官学及其管理，元代的庙学、私学、宗教教育和书院，元代的科举制度，元代著名教育家许衡、吴澄、程端礼、郑玉的生平、教育活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元代教育的历史地位等，进行了全面、翔实的阐述。元代教育史是中国教育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研究者极少，是教育史研究上的一块"生荒地"。著者用精取宏，由博返约，对史实进行精心的鉴别、选择和提炼，经过审慎的思考、分析，得出自己独立的看法，同时注意吸收、融汇近年来国内有关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成一家之言，填补了元代教育史研究的空白。全书立论通达，观点鲜明，史料丰富，例证典型，文笔生动，结构完整，简明扼要，深入浅出，融科学性、思想性、知识性和观赏性、趣味性于一体，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断代教育史著作。

一、元代教育概述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兴起于漠北、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全国性封建统一王朝。

虽然元代正式建国、统治中国的时间不到百年，但它结束了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南北对峙、五六个民族政权并存的分裂和战乱局面，不仅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推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繁荣，而且在提倡文治、推行"汉化"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了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化传统，继承、充实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教育传统，谱写了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独具特色的一章，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元代教育是我国古代教育传统的延续和发展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从来就强调以教兴国，历代统治者对教育事业大多是十分重视的。我国的文化教育传统源远流长；各个朝代有所作为的君主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极其丰富；自秦汉以来，各封建王朝在继承前朝教育传统的基础上，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都相继建立了一套较系统、完整的教育制度。有元一代，虽然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蒙古族贵族中国，但这一具有深厚根基的教育传统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嬗变和发展。

蒙古统治者"以弓马之利取天下"，重视武备，精骑善射，而轻视文化教育，把过去看做是上品的读书儒生，下降到了"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地步。南征初期，蒙古统治者还未能接受长期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起的一整套的文化教育制度，对汉族儒生同样杀戮或用作驱口。但在灭夏、灭金、灭宋、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利用封建文人巩固其统治的重要作用。元世祖忽必烈说过："祖宗肇造区宇，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①元世祖对蒙古族的发展状况有清醒的认识，是有元一代文教政策的奠基人。他为了有效地辖制中国广袤疆域内的各个民族，尤其是辖制具有先进封建文化传统的汉族；同时为了学习汉族的治国之道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生产技术，以增强国力，巩固政权，因而采取了主张文治、尊孔重儒、兴学明教、重用儒士、推行"汉化"的政策，从而缓和了蒙元统治者与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矛盾，加速了本民族封建化的进程，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此后，元代的各朝最高统治者，对教育都是相当关注和重视的，其中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正式实行开科取士的制度，对元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元廷任职的重臣和元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耶律楚材、刘秉忠、赵复、姚枢、许衡、吴澄、刘因、许谦、金履祥、程端礼、郑玉等人的教育思想，毫无例外地都曾受到儒家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所发展。

正是因为元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元代理学家的广泛传播，发轫于宋代的程朱理学到元代取得了正宗的地位，成了官方的统治思想，成了官学。受元代统治者和元代理学家重视的《四书》、《五经》、《小学》、《孝经》

①　《元史·世祖本纪一》。

以及朱熹等人的注疏，成了国子学和各级各类儒学、书院的必读教材。这虽然对人们的思想起了禁锢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人们对儒学经典和程朱理学研究的兴趣，从而对继承和发展以汉族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华夏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元代的学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办学形式多种多样。政府办学在京师设中央官学，包括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在地方设有各级儒学和社学、蒙古字学、医学和阴阳学等。庙学的普遍设置，私人办学的兴盛和元代统治者对书院的重视并使之朝官学化的方向演变，均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和各阶层文化素质的提高。

元代科举基本上是承袭唐、宋旧制而又有所兴革。元代科举只设进士一科，虽然应试对象较为广泛，但民族歧视特别严重，还规定以程朱理学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元代科举制度规定得十分明细、周详。这都对明、清两代产生了较大影响。明、清各朝的科举，从总的方面看，仍是遵循元代科举的程式和实施办法的。

元代对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萨满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并存，但重视程度却有很大的差异。各种宗教各自开展以传教为宗旨的宗教教育，在宫廷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其中以佛教和道教的影响较为深远。

以上这一切都说明：元代教育是我国古代教育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但由于当时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因而元代教育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二）元代教育提高了官僚群体的文化素质和各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蒙元统治者统一中国之后，为缓和民族矛盾，巩固新建政权，为大势所趋，不得不逐步放弃其落后的游牧经济及其剥削方式，倡导文治，学习汉文化，大力推行"汉化"，重用儒士，尊重理学，兴办学校，开科取士，从而打破了过去单以武功、世袭、荫叙、保荐等授官的惯例，使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有可能踏进仕途，成为蒙元统治集团的成员，为蒙元政权服务，从而大大提高了元代统治集团官僚的文化素质，改善了元代官僚群体的知识结构。如：欧阳玄（1274-1358年），又名欧阳元，字原功，号圭斋，为宋欧阳修之后。元浏阳（今湖南省浏阳县）人。幼受母李氏亲授《小学》、《论语》等书，8　岁成诵，10　岁即名。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中进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调太平路芜湖县尹，后为国子监丞，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元文宗时，奉诏纂修《经世大典》；元顺帝时，编修《四朝实录》，并参与编纂宋、辽、金三史，任总裁官。欧阳玄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朝廷制诰多出其手，有《圭斋集》传世。

不忽木（1255-1300年），一名时用，字用臣，元康里部人。忽必烈的侍从燕真次子。忽必烈即位后，命给事太子真金（裕宗）东宫，师事太子赞善王恂。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从学于国子祭酒许衡，熟习儒学。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与国子学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请兴儒学，设学校以育才化民。在世祖、成宗两朝，历任中书平章政事，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事等显职。他主张"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为今之计，如欲人材众多，通习汉法，必如古昔遍立学校然后可。"①他反对败法乱政之人，反对佛教信徒耗财祠神迷信之行，是元代卓然有成的著名政治家。马祖常（1279-1338年），元光州（今河南潢川）人，字伯庸。先世为雍古部人，曾祖月合乃累官礼部尚书，父马润同知漳州路。祖常7　岁知学。既长，益笃于学，受业于蜀儒张■。元仁宗延祐年间行科举，乡贡、会试皆中第一，廷试第二，授应奉翰林文学，拜监察御史。历任翰林侍制、礼部尚书、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职。祖常为人刚正不阿，仁宗时，曾劾罢权相铁木迭儿。他工于文章，"宏赡而精核，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于诗，圆密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②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他曾预修《英宗实录》，又译润《皇图大训》、《承华事略》等，受赐优渥，元文宗曾谓"中原硕儒唯祖常"云。

元代兴学明教，培养人才，不仅提高了官僚群体的文化素质，而且对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有的少数民族，当时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阶段，野蛮愚昧。由于他们接受了汉族农耕文化，接受了儒家文化传统，学习汉族先进的科学技术，促使其文明程度有明显的提高。正如《元史记事本末·科举学校之制》所言："初，世祖下云南，以赛音迪延齐为行省平章政事，时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合，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子弟莫知读书者。赛音迪延齐始教民跪拜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置学田。其后，赛音迪延齐子库克斯相继为行省右丞，复请下云南诸路遍立孔子庙，选经学之士为之教官，而文风始兴。元世学校之盛，远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云。"不仅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情况如此，国内其他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低下的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三）元代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各民族知识分子元代通过各级各类学校和私学、书院，培养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在这些人中，既有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又有著名的理学家和名儒、学者，还有卓有成就的诗人、戏曲家、画家、书法家、史学家、科学家等。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贡献，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推进了历史的前进。

元代的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中虽然民族歧视严重，但不管怎样，它还是为培养人才和让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道路。在元代，通过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私学、书院，培养出的汉族杰出人物有：陆文圭、徐明善、王桢、袁桷、郭守敬、柳贯、胡助、张养浩、揭傒斯、欧阳玄、虞集、王结、黄溍、程端学、吴师道、许有壬、陈旅、郑元祐、苏天爵、郑玉、贡师泰、余阙、刘仁本、危素、汪克宽、陶宗仪、陈高、吴海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所建树。

元代统治者推行"汉化"，一些蒙古、色目权贵、官僚的子弟得以进入国子学和其他学校、书院学习，接受儒家教育，深受华夏文化的熏陶，成了"汉化"了的蒙古人、西域人，其杰出人物有：阔里吉思、拜住、阿邻帖木

①　《元史·不忽木传》。

②　《元史·马祖常传》。

儿、廉希宪、阔阔、达识帖睦尔、泰不华、月鲁不花、达理麻识理、潮海、普鲁不花、赡思丁、赡思、不忽木、夔夔、回回、秃忽鲁、萨都剌、丁鹤年、高克恭、察罕、马祖常、铁木尔达识等。其中如：拜住（1278-1323年），元世祖所重任蒙古札剌儿氏安童之孙。5　岁而孤，太夫人教养之。稍长，宏远端亮有祖风。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袭为宿卫长。后历任太常礼仪院使、大司徒、中书平章政事、左丞相等职。每退朝，"必延儒士谘访古今礼乐刑政，治乱得失，尽日不倦。"拜住改革朝政，重视教育，"每以学校政化大源，似缓实急，而主者不务尽心，遂致废弛，请令内外官议拯治之。"①他关心民生疾苦，起用汉人儒臣，颁行《大元通制》，为一代贤相。萨都剌（1272-？），字天锡，号直斋，本答失蛮氏人，一说是回纥人。祖父因功留镇云、代，即在雁门（今山西代县治）定居下来。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官至河北廉访经历。著有《雁门集》。萨都剌是元代杰出的诗人。他本以写宫词、艳情乐府著名。诗风清丽俊逸，亦有豪迈奔放之作。名篇有《芙蓉曲》、《燕姬曲》、《过嘉兴》、《上京即事》等。他的词成就比诗高，《满江红·金陵怀古》为读者传诵的成功之作。毛晋跋《雁门集》，有"诸体俱备，磊落激昂，不落前人一字"的评语，萨都剌又善书画，故宫博物院藏品收有他《严陵钓台图》和《梅雀》两轴。

（四）元代教育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汇元代在大力推行"汉化"教育的同时，力图保持本民族的文教风俗，建立一种适应于当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教育体系。总的来说，元代教育从思想理论到方针政策以至学校体制、科举制度等设施，如前所述，基本上是承袭唐、宋的教育体系而加以兴革，同时发扬本民族的特性和习俗，使汉化教育与民族教育并举，中原儒学与北方部族风尚双行，并将回回语（波斯语）列入教育整个体系之中，从而呈现出这一历史时期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格局，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这一教育格局，不仅丰富了文化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扩展了古代教育所辖的领域，而且推动着各民族间的广泛交往，推动着地区性文化的交流和相互渗透，从而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使中华民族的融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秦汉之前，我国的学校教育大多集中在黄河流域一带。尔后，随着版图的扩大和政治中心的南移，学校教育也逐渐向南发展，出现了中原文化南移和南北文化的差异。到了元代，由于蒙元统治者大力推行"汉化"，在各地兴建学校和书院，伴随着疆域的扩展和各民族间的大融合，又出现了中原文化回归和中原文化向北、向西、向西南扩展以及南学、北学结合的重大变化。在云南、东北、西域等广大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兴旺发达，并被纳入元代的整个教育体系，的确达到了"远被遐荒"、"古昔未有"的局面，这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扬，对民族精神和性格的认同，对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对祖国的统一，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元代是中外文化交流极为活跃的时期，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通过连年征战，使中国的势力向西、向北一直伸延到波斯和阿位伯等国，并达到俄罗斯和北欧；向南则深入到东南亚诸国，直至南洋群岛，这就在客观上为沟通

①　《元史·拜住传》。

中欧、中亚文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蒙元的三次西征，阿拉伯和欧洲民族曾有过大规模的迁徙，蒙古统治者挟军事上的胜利，曾将大批被征服者迁徙到中国，这些移民中有工匠、商人、传教士和携带家族、部属投顺的上层分子，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信仰伊斯兰教为特点、使用汉语又具有学习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的历史传统的回回民族。蒙元帝国在它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借重于在阿拉伯文化薰育下包括许多西迁的畏兀人在内的回回人和那些被俘到中国或在中国经商、传教、传艺的欧洲人，以上统称为色目人。色目人中有的在元廷供职，有的在地方上担任重要官职，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伊斯兰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由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民间的传教即宗教教育活动而使之得以加强。与此同时，汉人和蒙古人也成批地移民到阿拉伯世界和印度、欧洲，从而使得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华夏文明进一步走向世界。总之，元代各民族间的迁徙和交往，有力地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吸收，从而开创了一个人类文化史上绚丽多彩、繁荣发达的时期。

元代诸帝，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包的开明政策，接纳和重用外籍学者。如蒙古人原来使用的畏兀儿文，是经聂斯脱里教士假借叙利亚文演化而成；曾在翰林院任职的回回人益福的哈鲁丁，让其到回回国子学讲授亦思替非文即波斯文；据伊利汗国学者拉施特丁《史集》一书记载，在蒙古大汗的宫廷里也传授西方教育，蒙哥汗曾让回回学者讲授经波斯天文学家纳速拉丁·杜西修订过的一种欧几里得《几何原理》，并命旭烈兀在平定木剌夷后送纳速拉丁·杜西来华，亲为讲授；波斯学者札马鲁丁因精于历算，应召入华，讲授天文学，并进献《万年历》，在大都建立观象台，制造了七种天文、地理仪器；通晓多种语言的西域弗林人爱薛，在元廷执掌过星历、医药二司，向中国同行传授西域星历、医药知识，元世祖对爱薛非常器重，认为他"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元世祖礼遇并宠信意大利学者马可·波罗一事，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可·波罗在元廷中任职17年，他回国后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引起轰动，使许多欧洲人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富庶、文明的昌盛为之倾倒，推动了哥伦布驾舟西航去寻找他要找的日本国和中国的行在（杭州）城；被尊为"伊斯兰世界的旅行家"的伊本·贝图达，经由海上来到中国，见过元顺帝，他在所撰写的《游记》中，对中国文化赞扬备至，认为"中国人民是各民族中手艺最高明和富有艺术才华的人民"，"至于绘画，中国人民在这方面的才能是非凡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能与之相比。"①当时，我国的科学文化正雄踞世界之首，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更加广泛地传入阿拉伯世界、欧洲和东南亚诸国。儒家学说为这些国家的学者所注目，丝绸、瓷器、茶和工艺品等成了这些国家达官贵人的爱物。马克思曾经指出，中国发明的火药、雕版印刷和指南针的西传，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预告，其中火药和指南针就是在元代传入西方的。这是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与文化交流史都应载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

①　转自引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7　页。二、元代的文教政策蒙元统治者经过多年征战，建立了以中原为腹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的多民族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在幅员如此辽阔的疆域内，居住着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许多民族，以及由各不同民族建立起的政权，他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是迥然有别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落后的甚至野蛮的征服者，最终总是要被他们所征服民族的较高的、先进的文明所征服。蒙元统治者在征服南宋、金、西夏、西辽、大理、吐蕃等政权、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受到这些国家的较高文明的影响；而以具有先进封建文化传统的汉族人民为主构成的南宋政权，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科学技术、机构设置、政令措施等，对元代更是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正因如此，元代所实行的文化教育政策，就与宋代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承袭关系；但由于元代社会实际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故元代的文化教育政策，又有着自己独有的鲜明特色。

（一）推行"汉化"，兴学重教蒙古族占领中原之初，正处于由原始氏族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向早期游牧封建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对于蒙古贵族来说，掠夺财富，是他们从事征战的主要目的。从金银财宝到牲畜、人口，都是他们掠夺的对象。因此，在蒙古铁骑经过的地方，社会经济普遍遭到极大的破坏。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金国有768　万多户，4580　多万人口；而到了元太宗五年（1233年）、七年（1235年）两次括户，人口总计不过100　多万户。泽州（山西晋城）六县，金代有近六万户，到元太宗七年，只剩下973　户。其中沁水县仅有30户。①往昔繁庶之地，战乱后变成一片废墟，榛莽丛生，狐兔出没，百里不闻人声。蒙元贵族用统治草原畜牧经济的方式来管理中原高度发达的封建农业经济。空出大片无人居住的土地，这是他们进行游牧生产的前提条件。一些蒙古贵族，在所攻占的地方，强行屠戮百姓，驱赶农户，圈占农田，辟为牧场，面积之广，有达十余万顷者。如山东沿海文登、莱阳一带，都成了"广袤千里"的牧场。②但是在民丰物阜的中原地区，要实行这种灭绝人口、"竭泽而渔"的做法，不但行不通，而且对于蒙古统治者来说，也是极其不利的。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激起汉族和其他受压迫民族的人民的更加猛烈的反抗，并且使蒙古军队本身的给养发生困难。因为，农业区人民所能提供的财富，要大大超过游牧畜牧业；而消灭中原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民，就等于断绝了蒙古贵族进行剥削、压榨的物资来源。还有，对于那些投靠蒙元政权的汉族官僚、地主来说，庶民百姓更是他们财富和兵力的根基，因而他们也极力奉劝蒙古统治者，停止杀戮、圈地和无限制掠夺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习惯于金戈铁马的蒙古统治者，不得不逐步与被征服地区的较高经济水平相适应，大胆吸收汉族的先进封建传统文化，改变对广大汉族居住地区的统治方式，提倡"文治"，有意识地保存中原原有的一些封建制度，全面推行"汉化"。

①　李俊民：《庄靖集·泽州图记》。

②　《山左金石志》卷二二，许时献：《胶州知州董公神道碑》。

在推行"汉化"的过程中，元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耶律楚材起了重要的作用。

耶律楚材（1190-1244年），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和玉泉居士。他出生于一个居留金中都的"汉化"了的契丹族贵族家庭，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九世孙，金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3　岁时丧父，由母亲杨氏教育成人。"及长，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①在思想上，兼受儒学和禅宗很深的影响。耶律楚材19　岁时，就在金国通过科举考取进士进入仕途，金章宗时任开州同知，宣宗时任左右司员外郎。金亡，成吉思汗闻知耶律楚材的名声，于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在漠北召见。次年，随成吉思汗西征，成为成吉思汗的高级顾问。后经元太宗、定宗、宪宗、世祖诸朝，为蒙古政权的发展和巩固立下了功勋，被看成是元帝国的骄傲。在元太宗窝阔台时，他任掌管汉文字的"必阇赤长"，行宰相职权，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原文明恢复和发展的政策措施。

在文化教育政策方面，耶律楚材提倡"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推行保护、优待和任用汉儒的一系列政令，以守成必用儒臣为理由，主张开科取士。据《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赀至钜万，而官无储偫。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由于耶律楚材的进言，蒙古统治者才逐渐改变了残酷戮杀及大量迁民漠北的做法，转而对被征服人民设官置戍；改变了抢掠和任意勒索的剥削方式，而过渡到采用适应中原封建农业生产方式的赋税制度。这样，才未使中原广大地区化为牧场，人民也才免除流离失所之苦。当耶律楚材把从各地征收上来的金、银、帛、粟等陈列在朝廷上，让元太宗过目时，这个大汗才真正懂得了推行"汉化"的好处。此外，耶律楚材还建议采取了"定造作、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别军民、设科举"等一系列"汉化"的措施，安定了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巩固了中央集权。但是，耶律楚材倡导的这些进步措施，却遭到了蒙古权贵、色目商人和汉人世侯的强烈反对和阻挠。这些"汉化"的主张，实际上只有部分得到实现。

元宪宗元年（1251年），忽必烈的长兄蒙哥即大汗位，他受命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任用汉族儒臣，对河南、陕西吏治多有改进，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从而为他日后推行"汉化"、建立大一统的元朝奠定了基础。忽必烈即皇帝位后，在蒙古统治集团里，围绕着推行"汉化"还是否定"汉化"的问题，两种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西北藩王曾遣使入朝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市城廓，仪文制度，遵用"汉化"，其故何如？"①与此相反，为忽必烈所亲信的汉族地主士大夫刘秉忠、王文统、郝经、姚枢、许衡、窦默等人，都明确提出，蒙元政府只有推行"汉化"，才可长治久安。刘秉忠认定："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皇帝位，"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条列以闻。于是下诏建元纪岁，立

①　《元史·耶律楚材传》。

①　《元史·高智耀传》。

中书省、宣抚司。朝廷旧臣、山林遗逸之士，咸见录用，文物桀然一新。"①归附元朝的汉族著名学者郝经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②反而言之，如果不能用士和不能行中国之道，即不推行"汉化"，就不能成为中国之主。另一著名学者许衡，在他给元世祖的奏疏中说："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化"即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使国家而居朔汉，汉无事论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③他还以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幽燕食寒、蜀汉食熟为例，形象、生动地说明实行"汉化"是时势使然、大势所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反之则必有变。以是论之，国家当行"汉化"无疑矣。然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那就必然要遭到保守、落后势力的反对，所以许衡恳切希望元世祖"苟能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夫有不可变者。此有陛下尊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责近效，不恤流言，则致治之功庶几可成矣！"

当时，蒙古铁骑已经攻占了广大的中原地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全国，加速蒙元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元世祖忽必烈顺应时势，锐意改革，大量任用汉人，推行"汉化"。他在即位诏书中，表示"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决心"建极体元，与民更始"。①元世祖忽必烈推行的"汉化"，其主要内容是：建立年号、国号和礼仪制度，并把都城移向中原地位，升燕京（今北京市）为大都；"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②确定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实行重农政策，设大司农司，专职劝导督察农事，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华夏文明的保存和延续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承认和提倡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兴学设教，用汉文化教育勋戚子弟，让其掌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治之术。

由上可知，所谓"汉化"，不只是指维持汉族和其他民族居住地区的封建剥削方式，更主要的，是指它所包含的一整套与封建统治制度相适应的较先进的农耕和手工业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文物制度、生活方式和心理定势等在内。它是与落后、保守的蒙古"旧俗"相对立而存在，相比较而产生的一个政治概念。"汉化"的采用，表现了蒙古游牧民族在征服中原、江南后必然要适应发展程度较高的汉族农业文化的历史趋势，也反映着当时蒙汉民族的相互影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有力地促进了蒙古族封建化的进程，使蒙元帝国的面貌为之一新；同时，这一国策也使得元王朝的统治取得了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支持，民族矛盾得以逐步缓和，阶级矛盾日益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兴办学校，继承和传播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使其为巩固元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这既是元王朝推行"汉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达到推行"汉化"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

①　《元史·刘秉忠传》。

②　郝经：《陵川集·与宋两淮制置使书》。

③　《元史·许衡传》。

①　《元史·世祖本纪一》。

②　《国朝文类·经世大典序录·官制》。

元太宗窝阔台初定中原，就曾有过兴建学校之议。元世祖即位后，国家统一，社会逐渐安定，兴办学校提到了议事日程。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八月，曾下诏曰："诸路学校久废，无以作成人材，今拟选博学洽闻之士以教之，凡诸生进修者，仍选高业儒生教授，严加训诲，务使成材，以备他日选擢之用。仍仰各路官司，常切主领教劝。"①至元六年（1269年），复诏曰："事由似缓而实急者，学校是也。盖学校者，风化之本，出治之源也。诸路虽设有学官，所在官司例皆视同泛常，不肯用心勉励，以致学校之设，有名无实。由是，吏民往往不知礼法，轻犯宪章，深不符朝廷肃清风俗、宣明教化之意。"②对各地兴学设教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同年，在各路设提举学校及教授官。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决定各地学田由官管交由本学管理，以防学田收益挪作他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诏告各地官司："今后在籍秀才，做买卖纳商税，种田纳租税，其余一切杂泛差役，并行蠲免。"③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诏令"中书省议行贡举之法，其无学田去处，量拨荒闲田土，给赡生徒，所司常与存恤。"④不难看出，元世祖在推行"汉化"过程中，为兴学明教，培养人才，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和优待的措施。

但由于蒙古族兴起于漠北草原，以弓马取天下，历来重武轻文，因而在征服全中国的过程中，尽管最高统治者元世祖提倡"文治"，诏令各地兴办儒学，但却并未为各地掌握实权的蒙古贵族、官吏所理解，在有些地方，不免出现阳奉阴违、虚应故事的情况，使得学校的设立有名无实。这从集贤直学士程钜夫、监察御史王龙泽呈送朝廷的奏文中就可知其大概。程钜夫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上奏疏说：臣闻国于天地，必需才以为用，而人才之盛，非自盛也，全在国家教育之勤。其衰也，反是。参之历代可考也。国家自中统至元以来，中外臣僚，亦时闻表表伟杰者，皆自往时故老宿儒薰陶浸灌而然。历时既久，以次沦谢。迩来晨星寥寥，无几何矣？臣不知更十余年后，人物当何如其琐琐也。而主国论者，恬不知怪，视学校为不急，谓《诗》、《书》为无用，不知人材盛衰，张本于此。盖尝有旨行贡举，求好秀才，上意非不谆切，而妄人辄阴沮之，应故事而集议，凡几作辍矣。然则无怪乎选任之非才，政治之不理也。今已至此，后当若何？臣愚欲望陛下明诏有司，重学校之事，慎师儒之选。京师首善之地，尤当兴建国学，选一时名流，为国人矜式，优以饩禀，隆以礼貌，庶四方观感有所兴起。外而名都大邑，教官有缺，不但循常例取庸人而已，必使廷臣推择可以为人表仪者，条具闻奏，令有禄可养而不匮职。比亲民而加优，视教化之废兴为考第之殿最。其诸生有明经行修者，特与蠲免赋役，依已降诏旨施行，似望国家教育有方，多士鼓舞不倦，他日随取随足，无临事乏材之叹，天下幸甚。①六年之后，王龙泽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在呈送朝廷的奏文中，对有些地方办学流于形式的状况揭露尤为深刻："即日各道、州、县，有见设学校之处，或微有隳废，失时修营；或旧曾欹倾，遂至覆压；或初制浅陋；或旧无规式；或为军人之聚庐，借为设局往来游宴。且如两淮来安、清流诸县，旧无学校，为日已久，其间颓废局促，十而八九。卑职乡郡之武义县学不修，

①　《新元史·选举一·学校》。

②　《新元史·选举一·学校》。

③　《元章典·礼部四·学校》。

④　《元章典·圣政一·兴学校》。

①　程钜夫：《雪楼集·学校》，《四库全书》本。

废坏为甚；先圣庙宇，粪土堆积；明伦堂后，税务指占；至于斋舍，税官铺军居止。上安下恬，官莫之禁。即此推之，非所目见如此类者，必多甚非。"①一些地方官吏，对兴办学校持这种消极的态度，正是从一个侧面如实反映了保守势力对推行"汉化"的抵触和抵制。

自元世祖以后，元成宗、武宗、仁宗各朝对兴办学校都是重视的，下过好多道诏书。如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诏曰："所在蒙古儒学教官，务要用功讲习，作养后进。有钱粮去处，有司毋得干预侵借，廉访司以勉力宣明，为职所至之处，严加程督，毋得废弛，教官不称职任者纠劾。"②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诏曰："国家内置监学，外设提举、教授，将以作养人材，宣畅风化，今仰中书省自国子学为始，拯治各处，州、郡正官、肃政廉访司申明旧规，加意敦劝，若教官非才、学校废弛者，从监祭御史、肃政廉访司纠劾。"③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诏曰："农桑、学校，为政之本。盖务农所以厚民，劝学所以兴化。累圣相继，具有典章。仰各处提调官，常切加意，勉求实效，勿事虚文。其科举贡试之法，并依旧制。"④但由于掌握地方实权的蒙古权贵的抵触和反对，由于元代吏治的腐败，尽管最高统治者多次下达兴学重教的诏旨，一些地方的实际情况却是："近年以来，委任不得其人，教养之道，寂然无闻；侵蠹之风，相扇成俗；其视学廪，不啻己物，营私规利，侵坏不存。坐视庙学隳颓，不顾祭器损缺，经版散失，略不修完，在学有圣像、书籍，盗移驰送官员。甚者将学舍拆毁，田粮隐瞒，枵腹而来，饱载而去。任满得替，结托本处官司，馈赂提举司官吏，椿捏虚文褒美，滥行保举，欺诳上司，别求选用。且如教授、学正，提举司申保学录以下，自行委用，为提举者不问其寿几何、学业优劣、德行有无，以苞苴之多寡，为职事之高低，以致侥幸躁进之流，无才有为者，得以滥充师席，志成前辈有科名者，耻与此辈为伍、介然自守不可出仕。此等之人，营干之时即有所费，到任之后窥视学廪，惟务吞图，是以礼仪风衰，廉耻道丧，欲求其教行俗美，作成人材也难矣！"①这说明，元自世祖以来，虽将推行"汉化"、兴学重教作为国策，但自始至终，先进和保守势力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中央的政令、措施，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实行。

（二）尊孔重儒，提倡理学有些史书传言，说元代不重儒术，轻视儒生，有"八娼、九儒、十丐"

之说，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贵族没有受到汉族传统儒学文化的影响，儒生同样遭到杀戮，或被沦为"驱口"，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从整个元代历史来看，最高统治者对孔子是尊敬的，对儒学是崇尚的。正如魏源在《元史新编·选举志》中所说："至明人说都称蒙古代宋，第其人为十等，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兵、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又或谓元取士有辞曲科，皆无稽之谈。"

①　《庙学典礼·王御史言六事》。

②　《元章典·圣政一·兴学校》。

③　《元章典·圣政一·兴学校》。

④　《元章典·圣政一·兴学校》。

①　《庙学典礼·教官任满给由》。

早在元朝建立之前，元太宗窝阔台占领燕京，他即接受宣抚王檝的建议，将全国的枢密院改成宣圣（孔子）庙；后又诏令各路、州、府、县复修孔庙；并诏以孔子五十一世纪孙孔元措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元太宗还优待和重用儒生。在他登位的第七年（1250年），蒙古大军南下掳掠汉水流域各地。当攻克德安（今湖北省安陆县）时，因为城中居民曾进行过抵抗，蒙古军队大肆杀戳，然而对儒生则另眼看待，"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①元太宗还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儒生，得4030人，授予各种官职。

在元太宗时任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曾奏请元太宗考用儒臣、旅行儒教。

他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又说："君父教臣子，亦不令陷不义。"三纲五常"，圣人之名教，有国家者莫不由之，如天地之有日月也。岂得缘一夫之失，使万世常行之道独见废于我朝乎！"②都得到了太宗的赞同。他还多次上疏重修宣圣庙，并写诗以志纪念，如："精蓝道观已重新，独有庠宫尚垝垣。试问中州士君子，谁人不出仲尼门。"③"宣尼万古帝王师，可叹荆榛灭古祠。重整庠宫闻文教，颙观日月再明时。"④在征战过程中，耶律楚材还多方搜集宋儒著作，保存下历代著名书画、金石及数千卷遗文，为继承和发展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华夏传统文化作了重要的贡献。

色目人高智耀，为蒙元统治者出谋划策，对促进蒙元统治者崇尚儒术、重用儒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元史·高智耀传》称，高为河西人，世仕夏国，曾登西夏进士第。夏亡，隐居贺兰山。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智耀谒藩邸，言儒者给复已久，一旦与厮养同役，非便，请求改变这种做法，皇子从其言。这是高智耀为儒者尽力的第一次。宪宗即位，高入见帝，说："儒者所说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自古有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养成其材，将以资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问："儒者何如巫医？"对曰："儒以纲常治天下，岂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告朕者。"诏令各地免除儒士的徭役，使之专心向学。这是高智耀为儒者尽力的第二次。元世祖即位召见，高又力言儒术有补治道，反复辩论，辞累千百。帝异其言，铸印授之。命凡免役儒户皆从之，给公文为左验。当时在淮、蜀等地儒士被俘虏者皆没于奴，高上奏说："以儒为驱，古无有也。陛下方以古道为治，宜除之，以风历天下。"帝然之。即命他循行郡县以区别之，得数千人。贵臣或言其诡滥，帝诘之，对曰："士，譬则金也。金色有浅深，谓之非金不可；才艺有浅深，谓之非士亦不可。"帝悦。这是高智耀为儒者尽力的第三次。高出身于一个"汉化"了的西夏官宦家庭，西夏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庙祀孔子，重用儒士，因而高智耀向元廷提出上述建议，是不足为奇的。

作为元代文教政策奠基人的元世祖忽必烈，还在潜藩时期，就已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他本人率先钻研儒家经典，曾敕令从臣秃忽思等人辑录《毛诗》、《孟子》、《论语》、《春秋》等，供其学习之用。元宪宗二年（1252年），元好问、张德辉启请他为"儒教大宗师"，他欣然接受。他的分封地

①　姚燧：《牧庵集·序江汉先生死生》。

②　《元史·耶律楚材传》。

③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重修宣圣庙疏》。

④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邳州重修宣圣庙疏》。

在京兆，于元宪宗五年（1255年），任命著名理学家许衡为京兆提学，广设学校。即位以后，重用汉儒郝经、王鹗、许衡、姚枢、窦默、王恽等人，在他们的辅佐下，推行"汉化"，尊孔重儒，改革吏治，强化国家管理和开创元朝的事业。

继元世祖之后，元朝各代君主，遵循元世祖的国策，都是崇尚儒学的。

元文宗时，曾集勋戚大臣子弟于奎章阁，延请汉族硕儒为授经郎，悉心讲授经书大义，从此，"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①元世祖吸收西夏、金国统治者统治汉族的成功经验，崇奉孔子，提倡"三纲五常"，用以安定社会秩序，消弭汉族人民的斗志。中统二年（1261年）元月诏令各地："宣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朔释奠，常令洒扫修洁。今后禁约诸员使臣军马，无得庙宇内安下，或聚集理问词讼及亵渎饮宴，工匠于其中营造，违者严加治罪。"②并对在孔庙中孔子及先哲的位置排列和祭祀的礼仪作出明确的规定。同年八月，"命开平守臣释奠于宣圣庙"；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敕修曲阜宣圣庙"；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③在祭孔时，孔子与三皇、社稷、风雨雷师的祭祀相同，春秋两祭，享受最高的礼遇。

元成宗即位之初（1294年），尚未改元，即诏令"中外百司官吏人等，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曲阜林庙，上都、大都，诣路、府、州、县、邑庙学、书院，依照世祖皇帝圣旨。。施行。"④到了元武宗即位（1308年），进而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为立碑碣，颂扬"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蒙古文）译《孝经》进，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①更是将尊孔崇儒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理学亦称"道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儒学的正宗。在古代，汉儒治经侧重于名物训诂，宋儒则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故有理学之称。理学是先秦以后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它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也吸收了老庄、佛教、道教的某些思想。它发轫于北宋的胡瑗、孙复和石介，实际的创始人为周敦颐，故周被称为"道学宗主"，其代表人物还有邵雍、张载、程颢、程颐、陆九渊等，至南宋朱熹而集其大成，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程颢、程颐兄弟（史称"二程"）是河南洛阳人，习惯上称他们的学派为"洛学"；朱熹虽是徽州婺源（宋属安徽，今属江西）人，但他出生于福建延平龙溪，晚年又侨居福建建阳，他的学说故被称为"闽学"。所谓"洛闽之学"，也就是程朱理学。

宋金对峙时，随着宋廷的南迁，程朱理学在南方得到了流传和发展；而在北方，由于"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②理学家的著作传入金朝统治区的，为数极少，偶尔有一些传入到北中国，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虽然金国的统

①　戴良：《丁鹤年诗集序》。

②　《元章典·礼部四·学校·儒学》。

③　《元史·世祖本纪一、三》。

④　《元章典·礼部四·学校·儒学》。

①　《元史·武宗本纪一》。

②　《元史·赵复传》。

治者也尊崇儒学，但他们所崇尚的是汉、唐以来的传统经学，只是讲些训诂章句，显得支离繁琐，处于衰蔽之中。他们尊崇的不是程朱理学。蒙古军队南下后，北方儒士纷纷投奔蒙古统治者，从耶律楚材到杨惟中、姚枢、许衡、窦默等，充当蒙古大汗的幕僚、谋士、虽然他们提不出什么新的政治主张，但都建议推行"汉化"，革新政治，尊孔重儒，兴学明教，不免对蒙古统治者带来了影响；尤其是在攻灭金国和南宋的过程中，他们的建议对于保护汉族知识分子和以汉族儒学为主的文化典籍，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程朱理学在北方的广泛传播是比较晚的，那还是赵复被俘到北方以后的事了。正如郝经所说的："尔靖康之乱，吾道（指理学）遂南矣。自伊洛入于江汉，自江汉入于闽越。。。于是近岁以来，吴楚巴蜀之儒与其书，浸淫而北，至于秦雍，复入于伊洛，泛入三晋、齐鲁，遂主燕云、辽海之间。。。其倡明指示，心传口授，则自先生（赵复）始。"①赵复，字仁甫，德安（今湖北安陆县）人，人称江汉先生，是朱熹门生谢梦先的学生。元太宗七年（1235年），即金亡的第二年，窝阔台命太子阔出（又译库春）帅师伐宋，姚枢从征，奉诏于俘虏中寻求儒士。赵复全家都遭杀害，他刀下逃得性命，正欲投江自尽，被姚枢救起，安置军中。"至是，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②赵复自江汉至燕京（今北京），"学子从者百余人"，在潜邸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杨惟中听到赵复关于程朱理学的议论后，"始嗜其学"。元太宗十年（1238年），耶律楚材支持杨惟中、姚枢在燕京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纪念理学鼻祖周敦颐，并以程颢、程颐、张载、杨时、游酢、朱熹六君子配祭祠中，选取这些人遗留下来的书籍八千余卷，聘请赵复主讲，教授学生。由于周敦颐、"二程"之后，儒家的书内容广博，学习者难以融汇贯通，赵复便推求伏羲、神农、尧、舜所以能继承天道建立准则的原因，孔子、颜回、孟子所以能立下永世长存的教诲的原因，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所以能发扬、阐明、继承儒学的原因，撰写了《传道图》，将有关书目条列于后。又著有《伊洛发挥》一书，以揭示出"二程"思想的主旨。朱熹的门徒，分散在四面八方，赵复根据从有关记载中看到的和从传闻中得到的共53人的情况，撰写了《师友图》，以寄托自己敬仰他们且无法请教的意愿。他又根据伊尹、颜回的言行，撰写了《希贤录》，使学者知道有所向往和敬慕，然后如何求得行为端正和如何继续努力的方法便齐备了。姚枢退隐苏门后，便是赵复传播他的学问。由此，许衡、郝经、刘因等人都获得了赵复的著作，并且崇敬、信任他。这样一来，程朱理学便在北方广泛流传开来了。①除赵复外，早期在北方对传布程朱理学作出贡献的，还有杨惟中、窦默、许衡等人。元太宗八年（1236年），"于军前行中书省事"的杨惟中从征伐宋，共得儒学名士数十人，广泛搜集伊洛诸书，集于燕京："逐通圣贤学，慨然欲以道济天下。"②窦默在元兵伐金时被俘，逃脱后来到孝感（今湖北孝感县），随谢宪子学伊洛性理之学，后被杨惟中招集北归，隐于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与姚枢、许衡"朝暮讲习，至忘寝食"，于是名声大噪。元

①　郝经：《陵川集·与江汉先生论性书》。

②　《元史·赵复传》。

①　《元史·赵复传》。

②　《元史·杨惟中传》。

世祖在潜邸亲自召见，"问以治道，默首以三纲五常为对"，深得忽必烈的欢心。"一日凡三召与语，奏对皆称旨，自是敬待加礼，不令暂去左右。。。俄命皇子真金从默学，赐以玉带钩，"③任命他为翰林侍讲学士，宣扬程朱理学。元初大理学家许衡，官至左丞、国子祭酒，身名显赫。他的一些弟子，"致位卿相，为一代名臣。"④他著书阐扬程朱理学，在国子学中，以程、朱注疏儒家经典的著作为基本教材，从而扩大了程朱理学的影响。他逝世后，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赠荣禄大夫、司徒，谥文正。于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加封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元廷以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九人，加上许衡，"从祀孔子庙廷"。①可见元朝政府对理学重视的程度。正是由于官方的大力提倡，以至于"海内之士，非程、朱之书不读"。②比起南宋来，程朱理学在元代的传播更广、声势更盛。到了元朝中叶，理学之士已是"指不胜指，皆彬彬郁郁矣"。③元代的理学家，大体可分为三派，许衡、许谦、张■等人主朱（熹）学，陈宛、赵偕等人主陆（九渊）学，吴澄、刘因、郑玉等人则调和朱、陆两派的理论观点。但从总的情况看，在元代，主朱派的理学家处于优势地位。而在上述理学家中，尤以许衡、刘因、吴澄为最有影响的人物，被称为元代三大"学者"，其中许衡、刘因又是"元之所以藉以立国者也"。④元代的理学家，其政治态度和治学特点是迥然有别的。如许衡、郝经、窦默、姚燧等人，只是"承流宣化"，不重玄奥，主张积极用世，身显廊庙，慨然"以道事君"，将行"道"与推行"汉化"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儒家的道统能得以继承和发扬。而刘因、许谦、吴澄、郑玉等人却高蹈不仕，闭门著书立说，兴学教授门徒，其治学也趋于幽玄，他们着意于儒的"贵重"，潜心钻研学问，认为"不如此则道不尊"。元朝政府对后一类理学家也很重视，尊为贤学之士，征召不就也不勉强，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因为，在统一全国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蒙元统治者认识到：这些理学家，不管是在朝或在野，只要是宣扬程朱理学，对于朝廷来说，都是十分有利的。

元代统治者，将儒学定为"国是"，科举取士的考试办法以朱熹的《贡举私议》为蓝本，考试内容则以程、朱等注解的《四书》、《五经》为主，"非斯言也，罢而黜之。"①京师国子学，各路、府、州、县的儒学，各乡村的社学，各地庙学，一律以朱熹对孔、孟著作的注疏为主，将朱熹的《四书集注》称之为"圣经章句"。宋、元许多理学家的著作，都由元廷明令雕板发行。凡发现有敢于"非考亭（朱熹）之学"的论著，即被当作"邪说"毁掉。②元人所著《宋史》，别立《道学传》，其"序"说："后世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此法矣。"将程朱理学作为统治者的"治国安③　《元史·窦默传》。

④　欧阳玄：《许文正公神道碑》，载《许文正公遗书》卷末。

①　《元史·许衡传》。

②　《元史·许衡传》。

③　《宋元学案·鲁斋学案》。

④　《宋元学案·静斋学案》。

①　《通制条格·传习差误》。

②　黄溍：《金华先生文集·邓公神道碑》。

民"之道。这样一来，在元代，程朱理学就成了官方的统治思想，以后明、清各代亦然。从此，完全确定了程朱理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绝对统治地位。

（三）重才养士，巩固政权元代统治者为了增强国力，促进吏事的革新、社会所需各项事业的发展、科技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恢复、繁荣，推行重才养士的文教政策。实践证明，这是一项富有成效的政策。

还在元太祖成吉思汗后期，元廷就收罗了耶律楚材这样卓有治国兴邦才能的儒士，为元帝国的建立和强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元太宗窝阔台在位时，特命姚枢随军南伐，从杨惟中"于军中求儒、道、释、医、卜者"，①被俘人员凡有一技之长者皆令脱释，得大儒赵复等人。元世祖在潜邸，召见姚枢询问治国安民之道，他为书数千言，其中提到"辟才行，举逸遗，慎铨选，汰职员，则不专世爵而人才出"、"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以为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于文华。"②受到元世祖的重视。

元世祖即位后，对重才养士更为重视。中统二年（1261年）四月，"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命宣抚司官劝农桑，抑游惰，礼高年，问民疾苦，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③同年七月，原金国状元、后任元翰林学士承旨的王鹗，请修辽、金二史，上奏文说："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馆学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开创之后，设内外学士院，史册烂然，号称文治。堂堂国朝，岂无英才如唐、宋者乎？"元世祖表示赞同，开始建立翰林学士院，作养人才，并荐举李冶、李昶、王磐等为学士。同年九月，王鹗又"请予各路选委傅学者儒一人，提举本路学校，特诏立诸路提举学校官，以王万庆、敬铉等三十人充之。"④同时，朝廷重用许衡、窦默、姚燧、刘肃、王磐、王恂等名儒。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诏曰："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实以闻。"⑤这一年还下诏曰："该亡宋归附有功官员，并才德可用之士，穷居无力不能自达者，所在官司开具实迹，行移按察司，体复相同，申台呈省，以凭录用。"⑥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三月又下诏曰："该廉干人员，不肯贿赂权臣，隐晦不仕；在近知名者，尚书省就便选用；在外居住者，所在官司以名荐举。"①可见，元世祖在位期间，他为举贤任能，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有效的措施。

此后，元朝历代最高统治者，都遵循元世祖的成例，对重才养士也是重视的，将它作为重要的国策之一。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六月，在所下诏书中进而做出规定："天下之大，不可亡治，择人乃先务也。仰御史台、

①　《元史·姚枢传》。

②　《元史·姚枢传》。

③　《元史·世祖本纪一》。

④　《元史·王鹗传》。

⑤　《元章典·圣政一·举贤才》。

⑥　《元章典·圣政一·举贤才》。

①　《元章典·圣政一·举贤才》。

翰林院、国史院、集贤院、六部于五品以上诸色人类，各举廉能识治体者三人已（以）上；行省台、宣慰司、肃政廉访司各举五人，务要皆得实材，毋但具数而已。"②重才养士的实际举措之一，就是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后面将于详述。这里要着重提到的是：元代统治者不仅重视兴办以宣扬儒家道义为宗旨的国子学、地方各级儒学和伸延到基层乡村的社学；还重视民间祭孔时随堂讲授的庙学；积极鼓励私人办学；对各地书院也采取支持的态度，并使之向官学化的方向演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还重视兴办弘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蒙古字学、蒙古国子学，和兴办培养翻译人才的回回国子学和专门人才的医学和阴阳学等；对于宗教教育也采取支持、鼓励的态度。这就是说，元廷不仅重视治术人才的培养，而且还重视各类实用人才的培养；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进行封建伦理道德的教化，和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

重才养士的另一实际举措，就是恢复科举，通过科举考试发现和选拔人才，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正式颁行科举条例。仁宗皇帝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侍臣说："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①元仁宗时虽然恢复了科举，但考虑到科举取士之途未免过于狭窄，真才实学者可能有所遗漏，故于延祐七年（1320年）又下诏旨："比岁设立科举，以取人才，尚虑高尚之士，晦迹丘园，无从可致。各处其有隐居行义、才德高迈、深明治道、不求闻达者，所在长官，具姓名行实，牒报本道廉访司，复察相同，申台呈省，闻奏录用。"②元代统治者为增强国力，不但重视蒙古族、汉族贤才的选拔任用，而且也重视对其他少数民族人才的选拔任用。除本章前面提到的耶律楚材、高智耀外，元廷还任用了西域人益福的哈鲁丁为翰林学士，传授"亦思替非文"即波斯文；任用不花剌（布哈拉）人赛典赤·赡思丁、回回人阿合马、云南僰人（今白族）信苴日、彝族首领蛇节等担当显职，特别是任用吐蕃萨斯迦（今西藏萨迦）喇嘛、藏传佛教萨迦派等五代祖师八思巴（亦译八合思巴、发思八，意为"圣者"）为帝师，赐玉印，统领释教僧徒和吐蕃地区军政事务，还受命创制八思巴字（即称为"国字"的蒙古文字）。元代统治者不仅重视对本国各族人才的任用，而且还重视对外国贤能之士的任用，如来自叙利亚西部操阿拉伯语的拂林人爱薛、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波斯人天文学家扎马鲁丁等，都在元廷担任要职；他们对传播域外宗教，加强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②　《元章典·圣政一·举贤才》。

①　《元史·仁宗本纪一》。

②　《元史·仁宗本纪一》。

三、元代的官学元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大体承袭了唐、宋的教育传统，借鉴了辽、金的办学经验，在此基础上又结合实际创造出一些适合本民族特点的新的办学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体制，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元代对中国的统治虽然不到百年，但在学校教育制度的建设方面较前朝有所进步，尤其是培养专门人才的专科教育和民间庙学、书院的发展，是很有特色的。后来的明、清各朝，从总的方面来说，基本上都不曾改变元代的办学模式。

元代的学校体制，可分为官学和民间办学两大类别。由政府管理的官学，又可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元代官学的学制，见下页图。

（一）元代的中央官学中央官学即国子学，这是中央政府主要为贵族、官僚子弟所办的高等教育学府，元代统治者对它非常重视，正如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他的臣属所说："国子学，世祖皇帝深所注意，如平章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亲定国子生额为300人，仍增陪堂生20人，通一经者，以次补伴读，著为定式。"又说："国子监师儒之职，有才德者，不拘品级，虽布衣亦选用。"①可见，元代最高统治者，对直接培养高级统治人才的国子学，常常是亲自过问的。元代仿唐、宋之制，设国子监，除在京师设置国子学外，还在京师建置了以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蒙古国子学和以"亦斯替非文"（即波斯文）进行教学的回回国子学。

1。国子学元代国子学即系指汉学（即儒学）而言，以示与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

①　《元史·仁宗本纪一》。

学相区别。元太宗（窝阔台）六年（1234年），打败金国不久，曾在金朝的中都燕京（今北京市）改枢密院为宣圣庙，设国子学，"以冯志常为国子总教，命侍臣子弟18人入学"①，是为建置学校之始。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正式创立国子学，设总教国子之官。据《元史·许衡传》载：至元八年（1271年），许衡被任命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元世祖曾"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并请征诏其弟子王梓、刘季伟等12人为伴读，充任各斋斋长。在国子学里，生员不分种族，凡蒙古、色目、汉人皆可入学。其资格仅限宿卫大臣子孙、卫士世家子弟及七品以上朝官的子弟。凡平民俊秀者，须经随朝三品以上朝官的保举，可充当陪堂生（相当于现在的旁听生）。生员名额最初定为80人，以后陆续增至300人，另有陪堂生20人。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正式设置国子监，以许衡的弟子耶律有尚为祭酒，直接管辖国子学。总结过去国子学办学的经验，重订国子学的规程，对国子学的管理、课程、教授和考试等，均作了相应规定，这在《元史·选举志一·学校》中有较详细地记载：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是正音训，上严教导之术，下考肄习之业。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正、录，申明规矩，督习课业。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而传习之。次日，抽签，令诸生复说其功课，对属、诗章、经解、史评，则博士出题，生员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录附课簿，以凭考校。其生员之数，定二百人，先令一百人及伴读二十人入学。其百人之内，蒙古半之，色目、汉人半之。许衡又著诸生入学杂仪，及日用节目。

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始定国子生，选拔其中品学兼优者授予官职，蒙古、色目、汉人三岁各贡一人。大德十年（1306年），国子学定蒙古、色目、汉人生员200人，三年各贡2人，到有关部门任职①。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召吴澄为国子监丞。至大四年（1311年），国子学生员定额300人，陪堂生20人。同年，复立国子学贡举法，选其中优秀者授予官职，蒙古人授官六品，色目人正七品，汉人从七品。在考试录用时，对蒙古生之法宜从宽，色目生宜稍加密，汉人生则全科场之制。②表现出明显的民族间不平等的歧视政策。

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国子学增置生员百人，陪堂生20人。这时，教学、考试和选拔人才的办法又有所变革，采用了集贤学士赵孟頫\、礼部尚书元明善等所议国子学贡试之法，代替过去的贡举之法。具体的办法如下：一曰升斋等第：六斋东西相向，下两斋左曰游艺，右曰依仁，凡诵读讲说、小学属对者隶焉。中两斋左曰据德，右曰志道，讲说《四书》、课肄诗律者隶焉。上两斋左曰时习，右曰日新，讲说《易》、《书》、《诗》、《春秋》科，习明经义等程文者隶焉。每斋员数不等，每季考其所习经书课业，及不违规矩者，以次递升。二曰私试规矩：汉人验日新、时习两斋，蒙古、色目取志道、据德两斋。本斋举实历坐斋二周岁以上，未尝犯过

①　《新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②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者，许令充实；限实历坐斋三周岁以上，以充贡举。汉人私试，孟月试经疑一道，仲月试经义一道，季月试策问、表章、诏诰科一道。蒙古、色目人，孟、仲月各试明经一道，季月试策问一道。辞理俱优者为上等，准一分；理化辞平者为中等，准半分，每岁中，通计其年积分，至八分以上者升充高等生员，以四十名为额，内蒙古、色目各十名，汉人二十名。岁终试贡，员不必备，惟取实才。有分同阙少者，以坐斋月日先后多少为定。其未及等，并虽及等无阙未补者，其年积分，并不为用，下年再行积算。"①由上可知，虽然国子学所用教材仍是汉儒经典，生员仍是蒙古、色目和汉人，但在教学、考试上则由贡举法更改为贡试法，分斋授课和积分升斋，下斋生每季考试列优等而不犯规者升中斋，中斋生每季考试列优等而不犯规者升上斋，全年积分达到八分者，就可升为高等生员，岁终荐举，给予任职。到了元泰定帝泰定三年（1326年），从国子生员中选拔人才任职的办法又有变动，仍变贡试法为贡举法，回复到元初时的做法，依循元世祖时的旧制，与那时的规程大体相同，不过执行的学规比元初更为严密，岁贡的人数也略有增加。"是后，又命所贡生员，每大比选士，与天下士同试于礼部，策于殿廷，又增至备榜而加选择焉。"②2。蒙古国子学蒙古国子学是元代中央政府为蒙古族子弟和色目、汉人官员子弟设置的蒙古语高等学府，隶属于蒙古国子监。元朝统治者效法金朝，从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和狭隘的民族政策出发，十分注重本民族的高等教育--蒙古国子学，其目的是在于保存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保存和发展本民族的性格特征和文化传统。

蒙古国子学创立于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据《元史·选举志一·学校》："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护卫军）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然未有员数。以《通鉴节要》用蒙古语言译写教之，俟生员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量授官职。"学生名额初无规定，以后逐渐增加。凡经过选拔的庶民子弟也可就读。蒙古国子学生员分正额（正式生）和陪堂（陪读生）两种：正额为官员子弟，陪堂为庶民子弟。

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春二月，增加蒙古国子学生员廪膳，人数也由30人增至60人。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蒙古国子学除正式生员外，定伴读生员40人，以籍上有名的生员中之学问优长者补之。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冬十月，"以所设生员百人，蒙古五十人，色目二十人，汉人三十人，而百官子弟之就学者，常不下二三百人。宜增其廪饩，乃减去庶民子弟一百一十四员，听陪堂学业，于见供生员一百名外，量增五十名。"①蒙古国子学的教学内容，除学习蒙古文字、研读用蒙古文字译写的《通鉴节要》等教材外，还要学习封建礼仪，成绩优秀的官员子弟可兼学算术。蒙古国子学的教学和考试方法，与国子学大体相同。

3。回回国子学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②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回回国子学是以教授波斯文为主要内容的高等学府，专以培养诸官衙波斯语翻译人才为目的。它创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新元史·选举志一·学校》称："是年五月，尚书省臣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富民之弟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肄习之。"从之，八月，始置国子学。"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复置回回国子监，设国子监官，直接管理回回国子学的有关事宜。到了元泰定帝泰定二年（1325年），由于回回国子学就学生员较多，除原已给予津贴补助膳食的生员27人外，又新增加补助员额20人。

回回国子学以"亦思替非文字"即波斯文教学，偏重于培养波斯语的翻译人才。可以说，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外语翻译高等专科学校。元朝政府规定，"凡百司庶府所设译吏，皆从本学取以充焉。"①波斯文用于葱岭以西诸国。元代有许多西域和中亚诸国的人在中国做官或经商，这种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②回回国子学的建立，对于发展中国与西域、中亚诸国的关系，促进中国与西域、中亚诸国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元代的地方官学元代统治者对地方官学也很重视，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元代地方行政分路、府、州、县四级，各级政府均设置教授《四书》、《五经》的儒学，内附设小学；此外，在最基层的乡村设置带有普及教育性质的社学，在各地设置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蒙古字学和培养专门人才的专科学校--医学、阴阳学等。

1。儒学元代统治者推行"汉化"，崇儒设教，对地方儒学十分重视，各级地方政府都建立了相应的儒学，路有路学，府有府学，州、县有州、县学。据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学校考》的记载："按《元世祖纪》大司农司所上诸路学校之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二万一百六十六所；二十五年（1288年），二万四千四百余所；二十八年（1291年），二万一千三百余所，可谓盛矣。"上述学校，主要指的设置于各地的儒学和社学，由此可见，当时地方学校设置的普遍。

元太宗窝阔台初定中原，即议建立学校，曾下诏指出："精业儒人，二十年间，学问方成。古昔张置学校，官为廪给，养育人才。今来名儒凋丧，文风不正，所据民间应有儒士，都收拾见数。若高业儒人，转相教授，攻习儒业，务要教育人才。"①并免除儒人部分赋税差役。可惜当时战事频仍，黎民百姓流离失所，建立学校之议无法实行。然而尽管如此，元太宗对于儒学、儒士始终是重视的。如太宗五年（1233年），诏令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孔元措袭封衍圣公；太宗九年（1237年），又"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余生，中选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②　《新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①　《庙学典礼·选试儒生免差》。

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②从各地选拔了大批汉族儒生，充实政府各个部门，使之为新政权服务。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国家统一，社会逐渐走向安定，兴办学校也就必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曾下过好几次兴学重教的诏书，已如前述。至元六年（1269年）11月，诏令各路设提举学校及教授官，负责地方官学的管理工作。至元九年（1272年），各地儒学相继建立，路学规定设置教授、学正、学录等学官各一人，府学以上、中州学设教授一人，下州学设学正一人，县学设教谕一人，担任各级儒学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又据《元史·选举志一·学校》和《元史本末纪事·科举学校之制》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年）夏四月，命云南诸学皆建学以祀先圣。二十三年（1286年）二月，元世祖驾御德兴府行宫，诏令江南学校的旧有学田，归还学校用以培育人才。二十七年（1290年），立兴文署，掌经籍版及江南学田钱谷。二十八年（1291年），又诏令江南诸路儒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自元代以后，明清王朝地方儒学的建制，基本上是遵循元世祖时的定例，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元仿宋制，对地方儒学设置学田，作为修缮文庙和学舍，朔望（农历初一、十五）祭祀、学官俸禄、奉养贤才等之用。元太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又诏令江南诸路学，学田由官府改归本学管理，以防止学田的收益挪作他用。

关于地方儒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朱熹的注疏，除《诗》、《书》、《礼》、《易》、《春秋》外，还须学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此后，《四书》与《五经》并列，同为各级地方儒学的必修教材。

2。蒙古字学蒙古字学是元代专习蒙古文字的地方官学，设立于各路、府、州。教官由通晓蒙古文字的译吏担任。

蒙元时期先后通行两种蒙古文字：一是蒙古畏兀字；一是由吐蕃萨斯迦喇嘛八思巴创立的蒙古新字，通称八思巴蒙古字，或称蒙古国字。蒙古字学所教授的蒙古文字，指的是后者，即八思巴蒙古字。这种蒙古文字系根据藏文字母改制而成，字呈方形，自上而下直写，自右向左运笔，当是参照了蒙古畏兀字和汉字的构字和书写方式，共有四十一个基本字母，可以用它拼写汉语、波斯语和其他语言。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正式颁行八思巴蒙古字，宣布以后颁降诏谕，都以这种文字为主，同时以各地各民族通用的文字为副。至元十八年（1281年），规定省、郡、台、院的奏文和其他文书，都要用这种蒙古文字，怯薛（护卫）和必阇赤（文书）在一百天内都要学会它。到了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进而要求各处大小衙门的表章都要用这种蒙古文字书写。八思巴蒙古文字，由此而成为官方的法定文字。元廷还决定在中央设置蒙古国子学，在地方设置蒙古字学，大力推行这种文字。

关于蒙古字学的设立和发展，《新元史·选举志一·学校》作了如下的记述：至元六年（1269年）秋七月，置诸路蒙古字学。十二月，中书省定颁行条件，诸路、②　《元史·太宗本纪》。

府、州官子弟入学：上路二人，下路二人，府一人，州一人。余民间子弟：上路三十人，下路二十五人。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八年（1271年）春诏曰："间者采近代之制创为国学，已尝颁告天下，然学者尚少，今复立条画，其令有司明谕四方，庶几多所兴起，以传永久。。。翰林院见设诸官译写《通鉴节要》，颁与国子学诸路教授。。。一、二、三年后，选择习学生员出策题试问，中选者约量授以官职。。。十九年（1282年），定路、府、州设教授，以国字在诸字之右。

又据《元史·选举志一·学校》记载：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确定蒙古字学学官的任职和升迁办法："府、州教授一任，准从八品，再历路教授一任，准正八品，任回本等迁转。"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命有司割地，给诸路蒙古学生员饩廪。"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对蒙古字学的生员数额又作了新的规定：散府20人，上、中州15人，下州10人。后来，元廷还进一步规定，路、府、州蒙古字学的教官，比儒学的教官高一级；生员学成后，经从翰林院考试，凡合格者，可分配担任译吏和学官。3。社学社学是设置在最基层的乡村、带有普及教育性质的地方学校，实行边耕边读，农忙务农，农闲入学就读。这种灵活自由的办学形式，对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社学创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朝政府规定："劝农立社，尤一代农政之善者。。。诸县所属村疃，五十家为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立为社长。增至百家，别设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社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社长专以教劝农桑为务。。。社长宜奖勤罚惰，催其趁时耕作，仍于田塍树牌杙，书某社某人地段。社长以时点视。。。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如学文有成者，申复官司照验。"①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转发江浙等处儒家提举司的奏文，重申"今后每社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月，各令子弟入学，先读《孝经》、《小学》、《书》，次及《大学》、《论》、《孟》、《经》、《史》，务要各知孝弟忠信，敦本抑末，依乡原例，出办束修，如自愿立长学者听若。积久学问有成者，申复上司照验。"②大德六年（1302年），元廷强调"王政必以农桑庠序为先"，各社社长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立学师，每社农隙教诲子弟，孝悌忠信，勤身肥家，迁善远罪。"责成按察廉访官要认真"劝课农桑，勉效学校"。③从上不难看出，元代的社学是地方官学的一种，由大司农和儒学提举司共同管理，对学习优秀者由上级有关部门照验；社学是带有普及性质的初级学校，学习对象不受限制，各乡社员子弟均可入学就读，其广泛性为其他办学形式所不及；学习时间根据农业生产的忙闲灵活安排，一般在农闲时开办，以免影响农业生产，耽误农时；学习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教读《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史记》等，我们可将它看成是各路、州、府、县所设地方儒学的延伸。开办社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广大农民的封建道德教化和农桑耕种技术的教育，以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

①　《新元史·食货志》。

②　《庙学典礼·成宗设立小学书塾》。

③　《元章典·户部九·农桑·立社》。

盾，安定社会秩序，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最终达到维护元代封建统治的目的。4。医学元代不设中央医学，而于各路设置医学教育机构，成为地方官学的一种，隶属于太医院。这是一种培养为人、畜看病、治病专门人才的专科学校。所任命的医学学官，由提举掌管行政，由教授负责教学。

医学设立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据《元史·选举志一·学校》载："世祖中统二年夏五月，太医院使王猷言："医学久废，后进无所师授，窃恐朝廷一时取士，学非所传，为害甚大。"乃遣副使王安仁授以金牌，往诸路设置医学。其生员拟免本身检医差占等役，俟其学有所成，每月试以疑难，视其所对优劣，量加劝惩。后又定医学之制，设诸路提举纲维之。凡宫壶所需，省台所用，转入常调，可任亲民，其从太医院自迁转者，不得视此例，又以示仕途不可以杂进也。"而且还具体规定，各路医学，由教授出降十三科疑难题目，送呈太医院，审核后再下发诸路医学，令医学生员依式习课医义，年终登记在簿，送呈上级主管部门。

虽然元世祖时各路就设置了医学，且规定了检查考核办法，但医学教育办得并不理想，质量不如人意。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平阳路泽州知州王祐上言："窃闻为世切务，惟医与刑。医者，司命于人；刑者，弼教于世。唯人也，以风寒暑泾■其疾，以放僻邪侈陷于罪。深其疾，须用医以治，陷于罪，当施刑以断。而医有明不明，刑有滥不滥。医不明则不审气血虚实，而妄许药饵。。。药饵妄许，则无益反害。。。故医欲明，须玩前贤之经训；刑不滥，在讲究本朝之典章。。。今各路虽有医师学，亦系有名无实，。。今后，宜督责各处有司，广设学校。为医师者，命一通晓经书良医主之。集后进医生讲习《素问》、《难经》、仲景叔和《脉诀》之类。然亦须通《四书》。务要精通，不精通者禁治，不得行医。。。务要成才，以备试验擢用，实为官民便益。"①医学生员，既须精通《四书》，因为"《四书》实为学之本，进德之门，凡文武医卜，俱当习而知之"。同时，尤须精通专业。元代医学分成十科：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兼妇人杂病，眼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疮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书禁科，除共同学习《素问》、《难经》、《神农本草》外，还要学习《圣济总录》中的相关专业知识。不精本科经义者禁治，不得行医。并规定每月朔望，生员俱要去三皇庙圣前焚香，各说所行科业，治过的病人，讲清受病根因，用何药饵，是否治愈等，呈报各路教授，考核优劣，备申擢用。②太医院拟定出医学生员的考试办法，每月一私试，试以医学各科疑难；每岁一公试，既考医学知识，又考《四书》，考生成绩都要上报太医院，成绩优秀者可参加科举考试，或到太医院任职。

5。阴阳学元代中央不设阴阳学，而于各路、府、州设置阴阳教学机构，成为地方官学的一种，原先隶属于司天台，后隶属于太史院。这是一种培养知晓天文、地理知识专门人才的学校，按当时地方儒学常例，由提举掌管行政，阴阳学

①　《元章典·礼部之四·学校·医学》。

②　《元章典·礼部之四·学校·医学》。

教授负责教学。

元代阴阳学设置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其在腹里、江南，若有通晓阴阳之人，各路官司详加取勘，依儒学、医学之例，每路设教授以训诲之。其有术数精通者，每岁录呈省府，赴都试验，果有异能，则于司天台内许令近侍。延祐初，令阴阳人依儒、医例、于路、府、州设教授一员，凡阴阳人皆管辖之，而上属于太史焉。"①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规定"阴阳人授差，依儒、医例考其科目：曰占算，曰三命，曰五星，曰周易，曰六壬，曰教学，曰婚元，曰占才大义书，曰宅元周易秘奥；曰入宅通经论，曰茔元地理新书，曰地理明经论。"②当时，元朝中央设置司天台，掌管"万象之事"。它下面有天文科、算历科、三式科、测验科、漏刻科和阴阳、司辰等业务。元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扎马剌丁等以其艺进。"③对元朝阴阳学的发展无疑起过推动作用。后设置太史院，"颁历之政归院，学校之设隶台（监）"④。

元代为什么重视阴阳学，在地方广设阴阳学教育机构呢？主要是由于军事、对外贸易和农业生产的需要。阴阳学研究天文、地理、历算、季候、气象等方面的知识，与军事、对外贸易和农业生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军事行动的成败，对外贸易的效益和农业生产的丰歉，所以受到了蒙元统治者的重视。同时，这也和蒙古族过去从事游牧，文化落后，崇信迷信有关。阴阳学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其中的占算、五星、三命、六壬和《三元经书》--婚元、宅元、茔元，主要是封建迷信的内容，与唐代医学中的咒禁科颇为相似。因而，对元代阴阳学中的精华，我们应予肯定和继承；而对于其中封建迷信的东西，则应加以摒弃和批判。

（三）元代官学的管理在官学的管理上，元代主要是继承了金朝的管理办法，同时也吸收了唐、宋的经验，结合当时实际情况，建立了一套较完善的官学管理体制。

1。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元朝中央政府设置集贤院，统管全国的学校教育。据《元史·百官志三》载："集贤院，秩从二品。掌提调学校、征求隐逸、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悉隶焉。"在集贤院之下，分别设立国子监、蒙古国子监、回回国子监，具体领导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

国子监创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在此之前，成立了国子学，任命了官员而未设国子监机构。"至元初，以许衡为集贤馆大学士、国子祭酒，教国子与蒙古大姓四怯薛人员。"①在国子监里，设置下列学官："监祭酒一员，从三品；司业二员，正五品，掌学之教令，皆德尊望重者为之；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②　《新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③　《元史·百官之六》。

④　《元史·百官之六》。

①　《元史·百官志三》。

监丞一员，正六品，专领监务；典簿一员；令吏二人；译吏、知印、典吏各一人。"②同时，对国子学的行政等级和学官设置也作了具体规定："国子学，秩正七品。置博士二员，掌教授生徒、考较儒人著述、教官所业文字；助教四员，分教各斋生员。大德八年（1304年），为分职上都，增置助教二员、学正二员、学录二员，督习课业；典给一员，掌生员膳食。"①蒙古国子监创立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较国子学早十年。蒙古国子监和国子学的行政等级和学官设置如下："蒙古国子监，秩从三品。。。置司业一员。二十九年（1292年），准汉人国学例，置祭酒、司业、监丞。延祐四年（1317年），升正三品。七年（1320年），复降为从三品。后定置祭酒一员，从三品；司业二员，正五品；监丞一员，正六品；令史一人，必阇赤（文书）一人，知印一人。蒙古国子学，秩正七品。博士二员，助教二员，教授二员，学正、学录各二员，掌教习诸生。。。至元八年（1271年），置官五员。后以每岁从驾上都，教习事繁，设官员少，增学正二员，学录二员。三十一年（1294年），增助教一员，典给一人。后定置博士二员，正七品；助教二员，教授二员，并正八品；学正、学录各二员；典书二人；典给一人。"②由此可知，蒙古国子学设置在前（1271年），蒙古国子监设置在后。

回回国子监创立于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管辖回回国子学。只知道回回国子监和回回国子学也都确定了行政等级和学官设置，与国子监、国子学和蒙古国子监、蒙古国子学大体相近，但因缺乏具体的史料，无法详述。地方官学在中央归集贤院主管。各行省设儒学提举司，"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每司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吏目一人；司吏一人。"③各行省还设"蒙古提举学校官，秩从五品。提举一员，从五品；同提举一员，从七品。至元十八年（1281年）置。惟江浙、湖广、江西三省有之，余省不置。"①关于路、府、州、县官学和书院，其学官设置元廷亦作了具体规定："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中、上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书院设山长一员，中原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礼部付身。各省所属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行省及宣慰司劄付。凡路、府、州书院，设直学以掌钱谷，从郡守及宪府官试补。直学考满，又试所业十篇，升为学录、教谕。凡正、长、录、谕，或由集贤院及台宪等官交任之。谕、录历两考，升正、长。正、长一考，升散府上、中州教授。中、上州教授又历一考，升路教授。。。后改直学考满为州吏，例以下等举人充正、长，备榜举人充谕、录，有荐举者，亦参用之。"②"儒学教授，至元十九年（1282年），定府、州一任，准正九；再历路教一任，准从八。大德八年（1304年），②　《元史·百官志三》。

①　《元史·百官志三》。

②　《元史·百官志三》。

③　《元史·百官志七》。

①　《元史·百官志七》。

②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定须年五十以上。"③对地方官学的管理体制、学官的设置和迁升，是叙述得相当清楚明白的。

各地的蒙古字学，根据《元史·选举志一·学校》的记载，路、府、州均设教授。府州教授一任，准从八品；再历路教授一任，准正八品，任回本等迁转。蒙古字学的教官，无论在路、府、州，都比儒学的教官职位要高一级。社学带有普及教育的性质，亦耕亦读，中央政府除集贤院兼管外，由大司农司主管；在行省则由儒学提举司管理，各路、府、州、县一般由当地儒学兼管。各路医学由太医院管辖，行省之医学提举司，秩从五品，设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官医提举司的任务，是"掌考较诸路医生课义，试验太医教官，校勘名医撰述文字，辨验药材，训诲太医子弟，领各处医学"①，医学下设教授。"诸教授皆从太医院定拟，而各路举善亦拟同教授，皆从九品。凡随朝太医，及医官子弟，及路、府、州县学官，并需试验。"②阴阳学原属司天台、后属太史院管辖。"延祐初，令阴阳人依儒医例，于路、府、州设教授一员，凡阴阳人皆管辖之。"③2。教师的任用和学生的来源元代中央和地方官学的师资，主要由儒士即汉族知识分子充任，但也吸收了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一些知识分子任教。中央官学，包括元朝后期一些著名书院的教师，皆由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宿儒、学者、进士，以及在科举考试中落第、但本人又有举人出身的人担任；而地方儒学的教师，则由"通晓儒经"而又"志成"的儒生担任。元世祖至元初年，国子学以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和教育家许衡为国子祭酒。许衡之后，在国子监任职的有王恂、耶律有尚、苏郁、向栋等人。其后，吴澄、肖■、李孟、齐履谦等著名学者，都曾相继掌管国子监和国子学，从而提高了元朝中央国子学的教学质量和声望。据《元史纪事本末·科举学校之制》记载，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夏四月，"敕："国子监师儒之职，有才德者不拘品级选用。"。。（李）孟等言："方今进用儒者，更志成日以凋谢，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俾学者有所激励"。帝从之。"该书还记载，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夏四月，朝廷曾"赐会试下第举人七十以上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余并授山长、教授。"该书又记载，在元顺帝元统二年（1339年）的诏书中强调指出："学校官选有德行学问之人以充。"以上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对儒学师资的任用标准是唯才是举、德才兼备，表现出比较开明的政策。

蒙古国子学、蒙古字学、回回国子学和医学、阴阳学带有专门学科的性质，主要选拔通晓蒙古文字、波斯文字和医学、天文、星历的有专长的人担任教师。如益福的哈鲁丁精通回回文字，就将他由翰林院调至回回国子学，教授波斯语文，培养这方面的专门翻译人才。但元代统治者在任用这些专科学校的教师时，除要求他们通晓本专业的知识外，还要懂得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并将它作为考核和任用的标准之一。这既反映了元代统治者对各③　《元章典·吏部三·教官》。

①　《元史·百官志四》。

②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③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类学校教师在"德"方面提出的要求--用儒家的"道"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又表现出元代统治者崇尚儒学，使之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用来麻痹人民的斗志，为巩固元朝的封建统治服务。

元代官学学生的来源，主要是贵族、官宦子弟。在国子学里，汉族官僚子弟的地位又比蒙古、色目的官僚子弟地位要低，而庶民子弟在国子学中只能当陪堂生。元朝政府规定：国子学"选七品以上朝官子孙为国子生，随朝三品以上官得举凡民之俊秀者入学，为陪堂生伴读。"①元世祖至元年间，国子学招生200人，一半是蒙古贵族、官宦子弟，一半是色目人和汉人官僚子弟。其中蒙古权贵子弟不忽木、别儿怯不花、帖木儿塔识、脱欢、月鲁帖木儿等，在国子学里的地位尤其显赫。①蒙古国子学"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②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又"增蒙古国子生百员，选宿卫大臣子弟充之"。③元仁宗延祐年间，所设生员一百人，蒙古人占一半，汉人三十，色目人二十。回回国子学生员则以"公卿大夫与富民之子弟"④为主。地方上各类官学的生员主要是当地官僚和富户子弟充任，少数庶民子弟茂异俊秀者，也要经官府的荐举，才能入学就读。以上可以看出，元代官学的生源，反映了明显的民族不平等和阶级不平等的状况，入学就读的，基本上为蒙古、色目、汉族的贵族、官僚、地主的子弟所垄断，汉族人低于蒙古人和色目人，而各族的平民百姓，尤其是汉人，除能在社学亦耕亦读外，很难有机会外出到其他官学就读。

3。师生待遇和奖惩元朝中央政府所设置的集贤院，国子监、蒙古国子监、回回国子监和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各行省儒学提举司、蒙古提举学校官和官医提举司，各路、府、州、县的各类教官，朝廷都规定了具体的品秩，并按品秩由政府定期发放薪俸。

元代地方官学，效仿宋制，设置学田，使之有固定的办学经费。《元史纪事本末·科举学校之制》载：元世祖"用廷臣议，诸道各置提举司，设提举儒学二人，统诸路、府、州、县学祭祀钱粮之事。未几，复从桑哥等言，钩考江南学田所入羡余，贮集贤院以给有才艺之士。"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由官府改归本学管理，以便给养。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诏江南州、县学田，其岁入听各自掌，春秋释奠以外，以廪供给师生及寒士。政府还鼓励"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捐献学田，蔚为社会风尚。学田的收益，主要用于修缮文庙、春秋释奠、朔望祭祀、学官请俸、住学生员食供和各项杂项开支，若有耆宿名儒实无依倚者，亦于学田收益内约量给付①政府还严禁王公贵族、地方豪强和寺院强行霸占学田。又规定，学官职吏对于学田，如有以熟为荒，减额征租，或接受贿赂，

①　《元史·百官志三》。

①　参看《元史》中不忽木、别儿怯不花等人的列传。

②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③　《元史本末纪事·科举学校之制》。

④　《元史本末纪事·科举学校之制》。

①　参看《庙学典礼·省台复石国秀、尹应元所献学田》和《庙学典礼·庙学田地钱粮分付秀才每为主》等文。

纵容豪强占领，或巧立名目，欺蒙冒支者，由提调官严加查究。②各类生员入学，政府还规定可免大部或全部差役和税赋。

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学官，由礼部、吏部和肃政廉访司考核其优劣，决定其升降奖罚。地方各类官学的学官、教师，由各行省提举官考核其成绩，各路、府、州、县有关行政部门予以配合，对各类官学的管理甚为严密，定期或临时派员前往各类学校视察，"必使讲课有程，训迪有法，赏勤罚惰，作成人材，其学政不举者究之。"如诸教官在任，"侵盗钱粮，荒废庙宇，教养无实，行止不臧，有黍师席，从廉访司纠之。"③各国子学，地方各类官学和书院对生员的内部管理，与宋代大体相同。

《元史·刑法志二·学规》中具体规定：诸蒙古、汉人国子监学官任内，验其教养出格生员多寡，以为升迁。博士、教授有缺，从监察御史举之，其不称职者黜之，坐及原举之官。诸国子生悖慢师长及行礼失仪、言行不慎、讲诵不熟、功课不办，无故废学、有故不告辄出、告假违限、执事失误、岔戾斗争，并委正、录纠举。除悖慢师长别议，余者初犯戒谕，再犯、三犯约量责罚。。。诸国学居首善之地，六馆诸生，以次升斋，毋或躐等。其有未应升而求升、及曾犯学规者，轻者降之，重者黜之。其教之不以道者，监察御史纠之。诸国子监私试积分生员，其有不事课业，及一切违戾规矩，初犯罚一分，再犯罚二分，三犯除名。已补高等生员，其有违戾规矩，初犯殿（往后推延）试一年，再犯除名，并从学正、录纠举。正、录知见不纠举者，从本监议罚。在学生员，岁终实历坐斋不满半周岁者，并除名。除月假外，其余告假，不用准算，学正、录岁终通行考较。汉人生员，三年不能通一经，及不肯笃勤者，勒令出学。。。无故不入学，第一次罚当日会食，第二次于师席前罚拜及当日会食，第三次于学士院及师席前罚拜及当日会食。三次不改，奏闻惩戒黜退。

国子学在教学方面，实行按程度分斋教学的制度，设上、中、下三级六斋，每一季考试及格而不犯学规者，即可依次递升。而选拔人才就任官职，有先后实行贡举法和积分法两种。"其贡赋之法，从监学所拟。。。其本学正、录各二员，司乐一员，典籍二员，管勾一员，及侍仪舍人。。于上斋举年三十以上，学行堪范后学者为正、录，通晓音律，学者优赡者为司乐，干局通敏者为典籍、管勾。其侍仪舍人，于上、中斋，举礼仪习熟，音吐洪畅，曾掌春秋释奠、每月告朔明赞，众与其能者充之。"①至于岁贡充部令史者，各朝有不同定例，前已记述。积分法为计算生员学习成绩的一种方法，大概是：月试一次，优者一分，中者半分，劣者无分，年底通计一年积分，得八分者为及格，可升高等生员，或给予出身、官职。在前面"国子学"那一节中已作详细论述，可以参看。如何考试积分呢？具体规定是："每月初二日早旦，圆揖后，本学博士、助教公座，面引应试生员，各给印纸，依式出题考试，不许怀挟代笔，各用印纸，真楷书写，本学正、录弥封誊录，余并依科举式，助教，博士以次考定。次日，监官复考，于名簿内籍记各得分数，本学收掌，以俟岁通考。"②各级地方儒学，对就学生员的奖惩，规定得尤为具体、明确。凡肄业儒生，如无特殊原因，每逢朔望（农历初一、十五），均须到文庙陪拜听讲，②　《元史·刑法志二·学规》。

③　《元史·刑法志二·学规》。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②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未请假而又无故不到者，由学官检举议罚。在听讲时，由教官预先出题三章，揭示廊庑，听其讲究精熟，置之签筒，遍写该讲生员姓名，到当月十五日，伺登堂听讲毕，请教官临时掣签，引至案前，对众将初一出的题目对讲三次，文理不通者降供一季，发付本学教道训诲，再行习读，伺降供满日，引上复念讲说，文理通者，许令回参，不通者从学官议罚。儒生课式，每月由教官出题，或赋、论、经义、史评之类。诸生各供本经全篇，每五卷中取一名，头名三分，正名二分，三名一分半，通榜者各一分。教官考核，逐月载籍，岁终计其分数，以考优劣。如十二试积及十分者，次年正月从教官申请本路文资，正官、廉访司官一起来到学校，集中积及十分的儒生，帘引文义通畅者，取首名保申上司，以具岁贡；其余籍记姓名。所有十二试俱黜者，降供一季，发付本学训诲，逐日在斋习读，伺降供满日，再行引试，中格许令回参，其连三月不试者，从教官议罚。①元朝政府还具体规定了医学的奖罚办法。各路医学大小生员，不令坐斋肄业，有名无实，及在学训诲无法，课讲卤莽，苟应故事者，教授、正、录、提调官罚俸有差。初次，教授罚俸一月，正、录罚中统钞七两；再次，教授罚俸两月，正、录倍罚；三次，教授、正、录取招别议，其提调官、视学官吏减等。诸医人于十三科（后改十科）内，不能精通一科者，不得行医。太医院不精加考试，辄以私妄举，充随朝太医及内外郡、县医官；内外郡县医学不依法考试，辄纵人行医者，并从监察御史、廉访司察之。②其他官学对师生的考核、奖惩办法，大体与国子学和地方儒学、医学的办法相同或相似。只是由于各自专业不同，在具体细节上有所变通。

①　《庙学典礼·行台坐下宪司讲究学校便宜》。

②　参见《元史·百官志三·学规》和《新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四、元代的庙学、私学、宗教教育和书院在元代，除由政府直接管辖的官学外，民间的办学形式还有庙学、私学、宗教教育和书院，政府对它们也都采取了保护、扶持、鼓励和倡导的政策，使之有所发展，其中书院的建立尤为普遍，对普及文化教育、传播宗教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元代的庙学庙学是在孔庙中对孔子和曾参、颜回、孟轲、朱熹等先哲祭祀礼拜后进行的以宣讲儒家经书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教学形式。在元代，有无名氏辑录《庙学典礼》六卷，收录了自元太宗丁酉年始到元成宗大德年间止的"一代庙学之制，"①共78　篇文章。粗略地加以区分，这些文章中有关儒人、秀才免差的9　篇，严禁搔扰孔庙、学校的4　篇，学官薪俸、保勘、提调迁转、任满给由的33　篇，学田种养、押发、取勘的5　篇，岁贡儒吏、举荐贤才的3　篇，儒籍管理的6　篇，重视学校、诣庙讲学的5　篇，申明学校规式的3　篇，儒人公事约会的3　篇，其他7　篇。通过这些收录的文章，我们可了解到元代有关各类官学的政策法令和管理制度，它涉及到国子学、社学、庙学和书院，包括生员的学习、考核和任职，教师的聘任、待遇和奖惩，科举考试规程及其与学校的关系，各类学校财政的管理等。《庙学典礼》中的所谓庙学，是广义的概念，实际上指的就是各级各类儒学。还有一种是狭义的庙学，专指在孔庙（又称文庙）中定期举行的讲学活动。在《庙学典礼·官吏诣庙学烧香讲书》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今移文各路，遍行所属，如遇朔望，自长次以下，正官同首领官同率领僚属吏员，俱诣文庙，烧香礼毕，从学官主善诣讲堂，同诸生并民家子弟愿从学者讲议经史，更相授受，日就月将，教化可明，人材可冀。

在《庙学典礼·崇奉孔祀教养儒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诸路、府、州、县、邑，应设庙学、书院，。。其赡学地土产业及贡士庄，诸人毋得侵夺，所出钱粮，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礼及师生廪膳，贫寒老病之士，为众所尊敬者，月支米粮，优恤养赡，庙宇损坏，随即修完。作养后进，严加训诲，讲习道艺，务要成材，若德行、文学超出时辈者，有司保举，肃政廉访司体复相同，以备选用。上面的两则引文中的庙学，指的就是狭义的庙学。这种教学形式，与地方儒学不同，是以孔庙为基地、在孔庙中进行的，是在每年春秋两次大祭和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对孔子和儒学先贤祭祀烧香礼拜后进行的一种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的讲学活动，属于整个祭奠活动的内容之一。这一活动由当地政府首脑率领僚属吏员参加，由当地的学官或孔庙的负责人主讲，要求当地官学、书院的生员必得参加外，民间子弟愿就学者可自由参加，资格不受限制，类似于佛教"俗讲"的形式，一般规模较大，形式较为隆重。它和地方官学另一不同之处，是庙学并非常年设置，进行系统教学之地，而是以祭孔为中心所进行的一种附加的教学活动，是一种面向广大群众、任何人均可参加的一种间隔性、普及性的教育形式。庙学的教学内容和地方儒学、设于基层乡村的社学大体相同，它们都是以宣讲儒家经义为主要内容，重点是进行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庙学典礼》。

孔、孟和程朱理学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存天理，去人欲"等封建伦理道德的教化。它们之间所不同的是，地方儒学是由政府管辖，有学官主持，常年进行，有严格地教学规程和考核办法；社学除学习儒家经书外，学习内容还涉及到农业科技知识；而庙学虽是专门宣讲儒家经书，却是间隔性的，一月内只有两三天时间，听讲的对象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在庙学里，一般都有庙产和赡学地土产业，主要用于奉孔祭奠和师生廪膳、维修文庙、救济贫寒老病儒生等，凡参加庙学听讲者，不必自备膳食，有的还可得到书籍和笔墨纸砚。经过庙学的常年教育，如发现"德行、文学超出时辈者"，可由政府有关部门保举，肃政廉访司审核确实后，量才录用。由上可知，元廷之所以重视庙学，这是和他们所实行的尊孔重儒、提倡理学的文教政策完全一致的。这种以孔庙为活动中心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教育普及形式，在民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封建道德和礼法教育的影响，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相对稳定。

（二）元代的私学元代的私学十分兴盛，它继承了宋、金的私学传统而又有新的发展，但在办学形式和教学内容上与宋、金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元代的私学一般有家长督课、学生自学、私塾授课、名师传授等多种形式，教学内容则侧重于儒家经典，又以朱熹等人注疏的《四书》、《五经》为基本教材。这我们可从后面将要谈到的程端礼的《程氏私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加以印证。此外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地处北中国的蒙古族、女真族、契丹族和西域各少数民族，其权贵、官吏和富有者都十分重视传授儒术的私学，这在宋以前是比较罕见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我们分析，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异常激烈，有时还出现这一少数民族势力的统治者取代现政权中处于掌权地位的另一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因而各少数民族和有地位的家族迫切需要培养本民族、本家族的治术人才；由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要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加速实现封建化，不得不借助于私学这种教育形式，培养自己所需要的人才；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北中国几个政权并立，战事频仍，社会极不安定，官学发展很慢，甚至停办，依靠官学远不能满足人才的需求，而汉族儒学已在北方广泛传播，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开展，这就促进了这些少数民族中的权贵、官僚、富有者和儒士们兴办家塾和私人讲学授徒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私学因而也就兴盛起来。

元朝统治者对私学采取鼓励、支持的态度，在兴办地方官学的同时，规定"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①事实证明，通过私学这种教育形式，的确培养出大批有用的人才。如元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耶律楚材，他就得益于家学。据史书记载，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为契丹族贵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八世孙，在家学渊源的影响下，从小聪慧异常，5　岁即能作诗，长大后才华横溢，金章宗时考取进士，任尚书右丞，在金朝《辽史》的修撰上作出了很大贡献。耶律履发挥家学所长，他的几个儿子耶律辨材、耶律善材、耶律楚材后来都成为博学多才之士，其中耶律楚材的表现尤为特出。"楚材生三岁而孤，母杨氏教之学。及长，博极群书，旁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①成了当时著名的学者。他19　岁时就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耶律楚材之所以能成才，除了他本身天资好、家里有优越的学习条件外，主要是家学渊源的影响，特别得益于幼年时母亲杨氏的教子有方。还有元代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生有异操，不为嬉戏事。大父荣，通《五经》，精于算数、水利。时刘秉中、张文谦、张易、王恂，同学于州西紫金山，荣使守敬从秉中学。"②可见，郭守敬的成才，与家学和名师传授也是分不开的。

除耶律楚材、郭守敬外，我们检阅《元史》列传，还可举出下面一些人物，通过自学成才或通过家学和名师传授而成才，以了解元代私学的一般情况。

（1）阔里吉思，为成吉思汗的驸马，"性勇毅，习武事，尤笃于儒术，筑万卷堂于私第，日与诸儒讨论经史，性理、阴阳、术数，靡不该贯。"③（2）只必，元太师木华黎的后裔，"幼嗜读书，习翰墨。至元十四年监东平，官少中大夫，多善政，以清白称。尝出家藏书二千余卷，置东平庙学，使学徒讲肄之。"④后官至江南、湖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

（3）唐仁祖，字寿卿，畏兀人，"少颖悟，父殁，母教之读书，通诸方语言，尤邃音律。"⑤后官至翰林学士承旨。

（4）千奴，伯牙吾台氏和尚之后，曾任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晚年，"退居濮上，筑先圣宴居祠堂于历山之下，聚书万卷，延名师教其乡里子弟，出私田百亩以给养之。"①（5）拜住，中书右丞相安童之孙，"五岁而孤，太夫人教养之。稍长，宏远端亮有祖风。""拜住之贤，母之教也。"②官至中书左丞相。

（6）康里脱脱，曾任右丞相、御史大夫等职。"尝即宣德别墅延师以训子，乡人化之，皆向学。"③（7）太平，"初姓贺氏，名惟一，后赐姓蒙古氏，名太平"，"太平资性开朗正大，虽在弱龄，俨然如老成人，尝受业于赵孟頫\，又师事云中吕弼。"④官至中书参知政事、御史大夫。

（8）马祖常，曾任治书侍御史、御史中丞等职，元史专家陈垣考证马是基督教世家，非出自中国。"祖常七岁知学，得钱即以市书。。。稍长，益笃于学。蜀儒张■讲道仪真，往受业其门，质以疑义数十，■甚器之。"⑤（9）小云石海涯，"稍长，折节读书，目五行下。吐辞为文，不蹈袭故常，其旨皆出之意表。""。。北从姚燧学，燧见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

①　《元史·耶律楚材传》。

②　《元史·郭守敬传》。

③　《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附阔里吉思》。

④　《元史·木华黎传·附塔塔儿台》。

⑤　《元史·唐仁祖传》。

①　《元史·和尚传·附千奴》。

②　《元史·拜住传》。

③　《元史·康里脱脱传》。

④　《元史·太平传》。

⑤　陈垣：《西域化华化考》、《元史·马祖常传》。

古乐府慷慨激烈，大奇之。"⑥后官至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

（10）泰不华，伯牙吾台氏人，年幼时，"家贫，好读书，能记问。集贤侍制周仁荣养而教之。年十七，江浙乡试第一。明年，对策大廷，赐进士及第，授集贤修撰，转秘书监著作郎，拜江西行台监察御史。"①（11）余阙，唐兀氏人，"少丧父，授徒以养母，与吴澄弟子张恒游，文学日进。"②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赐进士及第，官至中书刑部主事，曾参加辽、金、宋三史的修撰。

（12）月鲁不花，字彦明，蒙古逊都思氏人，"未冠，。。受业于韩性先生，为文下笔立成，桀然成章。"③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大都路达鲁花赤等职。

（13）董俊，真定藁城人，"少力田，长涉书史，善骑射。"初为金将，后降木华黎，任龙虎卫上将军等职。蒙军克汴时，"以侍其轴为贤，延归教诸子。尝曰："射，百日事也；《诗》、《书》，非积学不通。""④（14）董文用，董俊之第三子，"生十岁，父死，长兄文炳教诸弟有法。文用学问早成，弱冠试词赋中选。"⑤后官至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御史中丞。

（15）严忠嗣，严实之第三子。"少从张澄、商挺、李桢学，略知经史大义。"⑥曾任东平路管军万户。

（16）石天麟，顺州人，"好学不倦，于诸国书语无不习。帝命中书令耶律楚材厘正庶务，选贤能为参佐，天麟在选，赐名蒙古台。"⑦后官至荣禄大夫、司徒等职。

（17）洪君祥，小字双叔，征东行省右丞洪福源之第五子，"年十四，随兄荣丘见世祖于上京，帝悦，命刘秉中相之。秉忠曰："是儿目视不凡，后必以功名显，但当致力于学耳。"令选师儒诲之。"①官至中书右丞。（18）董文炳，董俊之长子。"父殁时年始十六，率诸幼弟事母李夫人。夫人有贤行，治家严，笃于教子。文炳师侍其先生，警敏善记诵，自幼俨如成人。"②后官至山东东路经略使、参知政事。

（19）董士选，董文炳次子。"幼从父文炳居兵间，昼治武事，夜读书不辍。。。宋降，随文炳入宋宫，取宋主降表及收其文书图籍，静重识大体，秋毫无所取，军中称之。"官至御史中丞。"士选平生以忠义自许，尤号廉介，自门生部曲，无敢持一毫献者。。。在江西，以属椽元明善为宾友，既又得吴澄而师之，延虞汲于家塾以教其子。诸老儒及西蜀遗士，皆以书院之⑥　《元史·小云石海涯传》。

①　《元史·泰不华传》。

②　《元史·余阙传》。

③　《元史·月鲁不花传》。

④　《元史·董俊传》。

⑤　《元史·董俊传·附文用》。

⑥　《元史·严实传·附忠嗣》。

⑦　《元史·石天麟传》。

①　《元史·洪福原传·附洪君祥》。

②　《元史·董文炳传》。

禄起之。"③（20）刘秉恕，元开国功臣刘秉忠之弟，"好读书，年弱冠，受《易》于刘肃、遂明理学。"④后官至礼部侍郎、淮西宣慰使。

（21）郝经，家世业儒。"家贫，昼则负薪米为养，暮则读书。居五年，为守帅张柔、贾辅所知，延为上客。二家藏书皆万卷，经博览无不通。"⑤后官至国子祭酒。

（22）王磐，世业农，"年方冠，从麻九畴学于郾城，客居贫甚，日作糜一器，划为朝暮食。年二十六，擢正大四年经义进士第，。。东平总管严实兴学养士，迎磐为师，授业者常数百人，后多为名士。"⑥后任翰林学士。（23）李昶，"颖悟过人，读书如夙习，无故不出户外，邻里罕识其面。""以父忧去官，杜门教授，一时名士，若李谦、马绍、吴衍辈，皆出其门。"①官至吏、礼部尚书。

（24）李谦，"幼有成人风，始就学，日记数千言，为赋有声，与徐世隆、孟祺、阎复齐名，而谦为首。"②官至侍读学士，翰林承旨。

（25）杨恭懿，"力学强记，日数千言，虽从亲逃难，未尝废业。年十七，西还，家贫，服劳为养。暇则就学，尤深于《易》、《礼》、《春秋》，后得朱熹集注《四书》，叹曰："人伦日常之用，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书矣。""③官至直学士、兼太史院事。

（26）王恂，父亲王良"潜心伊洛之学，及天文律历，无不精究"，"恂性颖悟，生三岁，家人示以书帙，辄识风、丁二字。母刘氏，授以《千字文》，再过目，即成诵。六岁就学，十三学九数，辄造其极。岁己酉，太保刘秉中北上，途经中山，见而奇之，及南还，从秉中学于磁之紫金山。"官至太子赞善。"子宽、宾，并从许衡游，得星历之传于家学。"④（27）杨桓，"幼警悟，读《论语》至《宰予昼寝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终身非疾病未尝昼寝。弱冠，为即诸生，一时名公咸称誉之。"⑤（28）杨果，"幼失怙恃，自宋迁亳，复涉居许昌，以章句授徒为业，流离坎坷十余年。"⑥后官至怀孟路总管。

（29）魏初，"好读书，尤长于《春秋》，为文简而有法，比冠，有声。中统元年，始立中书省，辟为椽吏，兼掌书记。未几，以祖母老辞归，隐居教授。"①后官至治书侍御史。

（30）李之绍，"自幼颖悟聪敏，从东平李谦学。家贫，教授乡里，学③　《元史·董文炳传·附董士选》。

④　《元史·刘秉中传·附刘秉恕》。

⑤　《元史·郝经传》。

⑥　《元史·王磐传》。

①　《元史·李昶传》。

②　《元史·李谦传》。

③　《元史·杨恭懿传》。

④　《元史·王恂传》。

⑤　《元史·杨桓传》。

⑥　《元史·杨果传》。

①　《元史·魏初传》。

者咸集。"②后官至国子祭酒、奉政大夫。

（31）陈祐，"少好学，家贫，母张氏尝剪发易书使读之，长遂博通经史。"③后官至浙东道宣慰使。

（32）申屠致远，"清修苦节，耻事权贵，聚书万卷，名曰墨庄。家无余产，教诸子如师友。"④（33）雷膺，"七岁而孤，金末，母侯氏挈膺北归浑源，艰险备尝，织纴以为业，课膺读书。膺笃志于学，事母以孝闻。太宗时，诏郡国设科选试，凡占儒籍者复其家，膺年甫弱冠，得与其选，愈自砥砺，遂以文学称。"⑤后官至行台侍御史。

（34）刘因，"天资绝人，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过目即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属文，落笔惊人。甫弱冠，才器超迈，日阅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圣解》，国子司业砚弥坚教授真定，因从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虽甚贫，非其义，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师道尊严，弟子造其门，随材器教之，皆有成就。"⑥（35）赵孟頫\，"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宋亡，家居，益自立于学。"⑦后官至集贤侍讲学士。

（36）曹元用，"资禀俊爽，幼嗜书，一经目，辄成诵；每夜读书，常达曙不寐，父忧其致疾，止之，辄以衣蔽窗默观之。"①后任礼部尚书。（37）齐履谦，父齐义，善算术。履谦"七岁读书，一过即能记忆；年十一，教以推步星历，尽晓其法；十三，从师，闻圣贤之学。自是以穷理为务，非洙、泗、伊、洛之书不读。"②后任司天台官和国子司业。

（38）姚燧，三岁丧父，由伯父姚枢抚养成人。"枢隐居苏门，谓燧暗蒙，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年十三，见许衡于苏门，十八始受学于长安。""燧知学，有得于许衡，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世名儒。"③后任大司农丞。

（39）夹谷之奇，"少孤，舅杜氏携之至东平，因受业于康晔。"④后官至吏部尚书。

（40）李孟，"生而敏悟，七岁能文，倜傥有大志，博学强记，通贯经史，善论古今治乱，开门授徒，远近争从之。一时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辈与交。"⑤官至中书平章政事。

（41）吴元珪，"父鼎，燕南提刑按察副使。元珪简重，好深沉之思，②　《元史·李之绍传》。

③　《元史·陈祐传》。

④　《元史·申屠致远传》。

⑤　《元史·雷膺传》。

⑥　《元史·刘因传》。

⑦　《元史·赵孟頫\传》。

①　《元史·曹元用传》。

②　《元史·齐履谦传》。

③　《元史·姚燧传》。

④　《元史·夹谷之奇传》。

⑤　《元史·李孟传》。

凡征谋治法、律令章程，皆得于家庭之所授受。"⑥后官至江浙行省左丞。（42）陈颙，"幼颖悟，日记诵千百言，稍长，游京师，登翰林承旨王磐、安藏之门。磐熟金典章，安藏通诸国语，颙兼习之。"⑦后官至集贤大学士。

（43）孔思晦，孔子五十四世孙，童年，"读书已识大义。及长，授业于导江张■，讲求义理，于词章之习，薄而弗为。家贫，躬耕以为养，虽剧寒暑，而为学未尝懈，远近争聘为子弟师。"①后袭封衍圣公。

（44）虞集，其母为国子祭酒杨仲文之女，杨氏未出嫁前即通程朱性理之学。"集三岁时即知读书，。。于干戈中无书册可携，杨氏口授《论语》、《孟子》、《左氏传》、苏、欧文，闻辄成诵。比还长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则已尽读诸经，通其大义矣。。。集与弟槃，皆受业于家庭。"②后官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

（45）揭傒斯，"父来成，宋乡贡进士。傒斯幼贫，读书尤刻苦，昼夜不少懈，父子自为师友，由是贯通百氏，早有文名。"③后官至侍讲学士、中奉大夫，为修《辽史》、《金史》、《宋史》的总裁官。

（46）柳贯，"尝受性理之学于兰溪金履祥，必见诸躬行，自幼至老，好学不倦。凡《六经》、百氏、兵刑、律历、数术、方技、异教外书，靡所不通。。。仕至翰林侍制。"④与黄溍、揭傒斯、虞集齐名，人称"儒林四杰"。（47）欧阳玄，"幼岐嶷，母李氏，亲授《孝经》、《论语》、《小学》诸书，八岁能成诵，始从乡先生张贯之学，日记数千言，即知属文。。。部使者行县，玄以诸生见，命赋梅花诗，立成十首，晚归，增至百首，见者骇异之。年十四，益从宋敬老习为词章，下笔辄成章，每试庠序，辄占高等。弱冠，下帷数年，人莫见其面，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⑤后官至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为修辽、金、宋三史的总裁官。（48）王思诚，"天资过人，七岁，从师授《孝经》、《论语》，即能成诵。家本业农，其祖佑，诟家人曰："儿大不教力田，反教为迂儒邪！"思诚愈自力弗懈。后从汶阳曹元用游，学大进。"①后官至通议大夫、国子祭酒。

（49）李稷，"幼颖敏，八岁能记诵经史。从其父官袁州，师夏镇；又从官铅山，师方回孙。镇、回孙皆名进士，长于《春秋》，稷兼得其传。"②后官至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

（50）成遵，"幼敏悟，读书日记数千百言。年十五，丧父。家贫，勤苦不废学问。二十能文章。时郡中先辈无治进士业者，遵欲为，以不合程式为患。一日，愤然曰："《四书》、《五经》，吾师也。文无愈于《史（记）》、⑥　《元史·吴元珪传》。

⑦　《元史·陈颙传》。

①　《元史·孔思晦传》。

②　《元史·虞集传》。

③　《元史·揭傒斯传》。

④　《元史·黄溍传·附柳贯》。

⑤　《元史·欧阳玄传》。

①　《元史·王思诚传》。

②　《元史·李稷传》。

《汉（书）》韩（愈）、柳（宗元）。区区科举之作，何难哉？""③发愤自学，后中进士第，官至中书左丞。

（51）张翥，"少时，负其才隽，豪放不羁，好蹴鞠，喜音乐，不以家业屑其意，其父以为忧。翥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忧，今请易业矣。"乃谢客，闭门读书，昼夜不暂辍，因受业于李存先生。。。未几，留杭，又从仇远先生学，。。于是翥遂以诗文知名一时。已而薄游维阳，居久之，学者及门甚众。"④官至翰林学士承旨。

（52）张■，四川导江人。"金华王柏，得朱熹三传之学，尝讲道于台之上蔡书院，■从而受业焉。自《六经》、《语》、《孟》传经，以及周、程、张氏之微言，朱子所尝论定者，靡不潜心玩索，究极根柢。用功既专，久而不懈，所学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鲜能及之。""至元中，行台中丞吴曼庆闻其名，延致江宁学官，俾弟子受业，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书》者，皆遣以■游，或辟私塾迎之。其在维扬，来学者尤众，远近翕然，尊为硕师，不敢字呼，而称曰导江先生。"①（53）金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书，即能记诵。比长，益自策励，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毕究。及壮，知向濂、洛之学，事同郡王柏，从登何基之门。基则学于黄榦，而榦亲承朱熹之传者也。自是讲贯益密，造诣益邃。"②终生不仕，以授业传道为业。（54）许谦，京兆人。"谦生数岁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经》、《论语》，入耳辄不忘。稍长，肆力于学，立程以自课，取四部书分昼夜读之，虽疾恙不废。既乃受业金履祥之门，。。居数年，尽得其所传之奥。于书无不读，穷探圣微，虽残文羡语，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则不敢强；于先儒之说，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延祐初，谦居东阳八华山，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焉。"③许谦是元代著名理学家之一，卒后朝廷赐谥文懿。

（55）陈栎，"生三岁，祖母吴氏授《孝经》、《论语》，辄成诵。五岁入小学，即涉猎经史。。。十五，乡人皆师之。""宋亡，科举废，栎概然发愤，致力于圣人之学，涵濡玩索，贯穿古今。""教授在家，不出门户者数十年。"④（56）肖■，"性至孝，自为儿时，翘楚不凡。。。读书南山者三十年。

制一草衣，由身半以下，及卧，辄倚其榻，玩诵不少置，于是博极群书，天文、地理、律历、算数，靡不研究。。。学者及其门受业者甚众。"①官至国子祭酒。

（57）安熙，"既承其家学，及闻保定刘因之学，心向慕之。熙家与因所居相去数百里，因亦闻熙力于学己之学，深许与之。"他"不屑仕进，家居教授垂数十年，四方之来学者，多所成就。"②③　《元史·成遵传》。

④　《元史·张翥传》。

①　《元史·张翥传》。

②　《元史·金履祥传》。

③　《元史·许谦传》。

①　《元史·肖。。传》。

②　《元史。安熙传》。

（58）韩性，"天资警敏，七岁读书，数行俱下，日记万言。九岁通《小戴礼》，作大义，操笔立就，文意苍古，老生宿学，皆称异焉。及长，博综群籍，自经史至诸子百氏，靡不极其津涯，究其根柢，而于儒先性理之说，尤深造其间域。其为文辞，博达俊伟，变化不测，自成一家言。四方学者，受业其门，户外之屦，至无所容。"③终生不仕。

（59）陆文圭，"幼而颖悟，读书过目成诵，终生不忘。博通经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历、医药、算数之学。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通乡选。宋亡，隐居城东"。"东南学者，皆宗师之。朝廷数遣使驰币聘之，以老疾，不果行。"④（60）李孝先，"少博学，笃志复古，隐居雁荡山五峰下，四方之士，远来受学，泰不华以师事之。"⑤后官至秘书监丞。

（61）伯颜，哈剌鲁氏人，"六岁，从里儒授《孝经》、《论语》，即成诵。早丧父，其兄曲出，买经传等书以资之，日夜诵不辍。稍长，受业宋进士建安黄坦。。。伯颜自弱冠，即以斯文为己任，其于大经大法，桀然有覩，而心所自得，每出于言意之表。乡之学者，来相质难，随问随辩，同解其惑。于是中原之士，闻而从游者日益众。""至正四年，以隐士征至京师，授翰林侍制，预修《金史》。既毕，辞归。。。及还，四方之来学者，至千余人。"①（62）赡思，大食国人，"生九岁，日记古经传至千言。比弱冠，以所业就正于翰林学士承旨王思廉之门，由是博极群籍，汪洋茂衍，见诸践履，皆笃实之学，故其年虽少，已为乡邦所推重。"②（63）赵弘毅，"少好学，家贫无书，佣于巨室，昼则为役，夜则借书读之，或闵其志，但使总其事而不役焉。尝受经于临川吴澄。"③曾任国史院编修，大乐署令。

（64）孙辙，"幼孤，母蔡氏教之，知警策自树立。比长，学行纯笃，事母甚孝。家居教授，门庭萧然，而考德问业者日甚。郡中俊彦有声者皆出其门。"④终生隐逸不仕。

（65）李杲，"幼岁好医药，时易人张元素以医名燕、赵间，杲捐金千金从之学，不数年，尽传其业。。。其学于伤寒、痈疽、眼目病为尤长。"⑤当时的人，都称他为神医。

还有许衡、吴澄、程端礼、郑玉四人，他们的成才立业，也都得益于私学，因在后面将列专节作具体介绍，此处从略。

从以上所举的实例中，我们对元代私学发展的情况，可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看法：其一，私学的兴办，除主要是汉族外，还有蒙古族、畏兀族、契丹族、女真族、党项族、西域各少数民族，以至阿拉伯等民族，它表现了各民③　《元史·韩性传》。

④　《元史·陆文圭传》。

⑤　《元史·李孝先传》。

①　《元史·伯颜传》。

②　《元史·赡思传》。

③　《元史·赵弘毅传》。

④　《元史·孙辙传》。

⑤　《元史·李杲传》。

族间文化的广泛交流，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这是元代私学所独具的最鲜明的特色。其二，从教学形式上看，有矢志自学，刻苦攻读者；有家学渊源深厚，受教于父兄或祖母、母亲者；有由家庭延请名师授业者；有儒生亲自访求名儒或明师，得之口传心授者，形式不拘一格。其三，私学的学习内容，一般都以儒家经典为主，即以《四书》、《五经》和程、朱的注疏为基本教材，但也兼及天文、地理、律历、算数、医学等有很高实用价值的自然科学的内容。其四，当学有所成后，大部分儒生通过各种方式踏入仕途，为世所用，在功业上有所建树；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儒生"耻事权贵"，"不屑仕进"，或闭门教诲子弟，或在乡里设学授业，或隐居山林讲学传道，他们为保存、继承和发展以汉族儒学为主体的华夏文化，普及文化教育，培养各方面有用的人才，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

（三）元代的宗教教育在元代，对各种宗教，都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只要不危及其统治，都予以保护和利用。因而，元代的各种宗教都比较兴盛，其中尤以佛教的势力最强，在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种宗教通过寺、观、教堂进行传教活动，宗教教育开展的较为普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蒙古人历来信奉传统的萨满教（亦称珊蛮教）。这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万物有灵，尤其信仰"天"，认为"天"是至高无上、永恒不灭、力量无穷的，这个"天"就是元代诏书中写在最前面的"长生天"。朝廷中的"蒙古巫祝"，"蒙古巫觋"，每年都要举行若干次"国俗旧礼"，履行各种祭祀仪式。这种以蒙古语"告神"、"告天"、"祝赞"、"念咒语"，以国语"呼累朝帝后名讳而告之"，①指的就是萨满教的宗教活动。然而，萨满教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教义和仪式，虽在漠北草原广为传播，并进入元代宫廷，但它不像其他宗教那样具有很大稳定性和排他性。

以后，蒙元统治者在对外征服的过程中，接触到许多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等。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采取优容、利用的态度，不取此舍彼，不尊此抑彼。他尊崇各宗教中虔诚的、有学识的人，乐于向他们优礼求教。如他在西征途中召请全真道（道教的一支）领袖丘处机，求教"为治之方"，并给予极高礼遇就是明证。②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窝阔台、蒙哥本人始终保持着对萨满教的信仰，贵由则倾向于基督教，而元朝的创建者元世祖忽必烈则特别尊崇佛教，他本人最终改信了佛教在西藏的分支喇嘛教。此后，元朝各代皇帝对佛教都优渥有加。蒙元最高统治者这种宗教信仰上的变化，是各民族在接触、交往过程中蒙古族较落后的文明接受较先进的文明的具体表现之一。

当时，在元大都和一些大中城市，各种宗教的礼拜场所林立，它们以各种方式宣扬本教的教义，吸引人们信奉本教，宗教教育活动十分普遍。当然，最盛行的还是佛教中的喇嘛教。蒙元统治者对各种宗教的传教活动都予以保护和支持，但却要求他们所宣扬的教义必须符合"长生天"的信仰，要求他们用各自的宗教仪式为自己告神祝寿，要求他们用各自的宗教权威使本教的

①　《元史·祭祀志六》。

②　《元史·丘处机传》。

信徒顺从元廷的统治。这一总的要求是各种宗教都必须切实遵守的。这样，在元朝的统治范围内，各种宗教就成了禁锢人们思想、麻痹人们斗志、忠实地为蒙元政权服务的有力工具。

蒙元统治者进入中原后，最先接触到的是佛教，当时似是中原汉地的禅宗。元太祖九年（1214年），蒙古军陷宁远（今山西省五寨北），禅僧海云年仅13　岁，曾于"稠人中亲面圣颜"；①次年，成吉思汗在西域传诏，要部属对临济宗僧侣中观、海云师徒"好与衣粮养活着，教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负，交达里罕（蒙古语自由自在的意思--引者）行者"，②让其统领汉地僧人，免除其差役赋税。元太宗窝阔台逝世，在乃马真皇后称制的1242年，海云禅师又北觐忽必烈，讲说佛法大意。在蒙古政权统治下的北方，文化凋敝，可是佛教《大藏经》却得以继续印刷发行。蒙哥汗统治时期，中原的佛教势力己从金末所遭受的惨重打击下恢复和发展起来。大约在此前后，吐蕃佛教--喇嘛教的影响亦开始渗入到蒙古宫廷。元宪宗三年（1253年），吐蕃萨斯迦喇嘛八思巴谒忽必烈于潜邸；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统领天下佛教；至元元年（1264年），诏令八思巴领总制院（后改宣政院），统辖佛教僧徒及吐蕃地区军政事务；至元七年（1270年），又进封八思巴为帝师，地位高贵显赫。元世祖忽必烈在佛教内部，为压抑禅宗的势力和影响，推行"崇教抑禅"的政策。他在召集江南佛教上层人物聚会时，"升教居禅之右"。③还从北方派遣禅宗以外各教派的僧侣三十人，到江南各大寺院宣讲，以扩大他们的影响。④而其中，尤以喇嘛教地位最为尊荣。正如《元史·释老传》所说："元起朔方，固己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蕃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为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以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元代皇帝受佛戒的共九次，许多佛寺都得到皇帝颁赐的"护持"诏书，享有种种特权。有些大的寺庙，僧众多至数百上千。少数上层僧侣利用特权，在地方上为非作歹，霸占土地，搜括民财，奸淫妇女，戕害人命，无恶不作，在《元史》中多有记载。由于元代最高统治者的尊崇，佛教的势力发展很快。据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的统计，全国共有寺宇42318　所，僧民213148人。所以，元代有人说："盖佛之说行乎中国，而尊崇护卫，莫盛于本朝。"①佛教的教育形式通常是"俗讲"，即由道行高深的僧侣用通俗的语言和形象的实例宣扬佛教的教义，劝人皈依佛教。听讲的不受限制，男女老幼，只要愿意崇佛者皆可参加。"俗讲"往往与祭礼祝祷结合在一起，有似元代

①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海云传》。

②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海云传》。

③　《佛祖通纪》卷四十八。

④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祠祀志》。

①　危素：《危太朴文集·扬州正胜寺记》。

庙学在孔庙中对孔子和先哲祭祀礼拜后所进行的讲学活动一样，也是整个崇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元史·释老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若岁时祝厘祷祠之常，号称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镇雷阿兰纳四，华言庆赞也。有曰亦思满兰，华言药师坛也。有曰搠思串卜，华言护城也。有曰朵儿禅，华言大施食也。有曰朵儿只列朵四，华言美妙金刚回遮施食也。有曰察儿哥朵四，华言回遮也。有曰笼哥儿，华言风轮也。有曰■朵四，华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朵儿，华言出水济六道也。有曰党剌朵四，华言回遮施食也。有曰典朵儿，华言常川施食也。有曰静坐，有曰朝鲁，华言狮子吼道场也。有曰黑牙蛮答哥，华言黑狱帝主也。有曰搠思江朵儿麻，华言护法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搠，华言自受主戒也。有曰镇雷坐静，有曰吃剌察坐静，华言秘密坐静也。有曰斟惹，华言文殊菩隆也。有曰古林朵四，华言至尊大黑神回遮施食也。有曰歇白咱剌，华言大喜乐也。有曰必思禅，华言无量寿也。有曰睹思哥儿，华言白伞盖咒也。有曰收札沙剌，华言《五护陀罗尼经》也。有曰阿昔答撒哈昔里，华言《八千颂般若经》也。有曰撒思纳屯，华言《大理天神咒》也。有曰阔儿鲁弗卜屯，华言《大轮金刚咒》也。有曰且八迷屯，华言《无量寿经》也。有曰亦思罗八，华言《最胜王经》也。有曰撤思纳屯，华言《护神咒》也。有曰南占屯，华言《坏相金刚》也。有曰卜鲁八，华言咒法也。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儿刚者。其作答儿刚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万二十万以至三十万。又尝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实以七宝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镇海灾。

这里的"华言"也就是指当时广大汉族居住地区所使用的语言。上面的引文就是在崇佛祝祷和"俗讲"时对梵语、藏语的佛教专用术语用汉所作的翻译和解释，以使人们能正确了解它们的含义，从而达到宣扬佛教教义的目的。当然，佛教教育除了"俗讲"这一主要形式外，还有佛经的翻译刻印，传布四方；佛寺里的雕塑、壁画，民间流传的宣扬佛法无边和向善去恶、因果轮回等内容的话本、戏剧，更是一种形象性的教育形式；至于佛教僧侣和信徒们的崇佛祝祷和禁咒祛邪等活动，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生老病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这种教育形式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效果，也就更为普遍和明显。

一些精通佛经、道德高尚的僧侣向民众进行佛学教育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传八思巴（1235-1280年）3　岁时能念咒语，7　岁时能背诵经文数十万字，大略地通晓其中的含义，8　岁时能背诵《本生经》，9　岁时即向人们讲经。西藏人称为八思巴，即"圣童"的意思。年纪稍长，八思巴即精通"五明"（内明--指哲理；因明--指逻辑；工巧明--指工艺技术、天文数学；医方明--指医术、药剂、卫生；声明--指文法、训诂）之学，所以又称他为班弥怛。就八思巴本人而言，他的成长过程完全得益于佛学教育。他经常为王公贵族和世俗民众讲经，"年有十五，谒世祖于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礼。"①在与道教名流相互辩难时驳倒了对方。一生著作，有《彰所知论》等三十余种，是蒙古新字的创始人。他对普及藏传佛教，促进元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八思巴的弟弟、侄儿和门徒等，在元朝中央和地方政府担任显要职务，都为普及佛教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元代著名的维吾尔族学者阿鲁浑萨里就曾拜八思巴为师，从他那里学习佛教经典和非常广泛的知识。②

①　《元史·八思巴传》。

②　《元史·阿鲁浑萨里传》。

有元一代，所采取的都是元世祖忽必烈定下的尊崇佛教而又对其他宗教兼容并蓄的基本宗教政策。在大都和各地的寺、观、教堂所在地，一般都立有这样的碑："。。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夫蛮每，不拣什么差发休教著，告天祝寿者么道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不拣什么差发休教着者，告天祝寿者，。。""。。他每的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税粮休与者，不拣是谁没体例休倚气力者，不拣甚么他每休断拽夺要者，寺院里休断人者，官粮休顿放者。。。"①这是当时流行的生硬地译自蒙古文的文字，"和尚"指的是佛教僧侣，"也里可温"指的是基督教士，在元代包括景教教士和罗马公教教士，"先生"指的是道士，"达生蛮"指的是伊斯兰教的教师，"每"即"们"。对于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的传教者来说，一般都免去他们的赋税（后规定部分交纳，但执行也不严），而不充当任何差发，他们的职责就是为皇帝告天祝寿祈福。使臣不得占用他们的房屋，不得干预他们的传教活动，并应及时向他们发放口粮。这些特权，所有宗教的传教者都同样享有。然而，不同宗教在地位上实际还是有区别的，这可从元廷设置的管理各宗教的专门机构的品级就可看出。掌管佛教的宣政院，院使从一品，仅次于中书省，和枢密院、御史台的地位相等；在地方上，与行政机构并列，设有各教僧司衙门，分别管辖本地区的佛寺；掌管基督教的崇福院和掌管道教的集贤院，院使从二品，比宣政院品级要低一级；在地方上，道教和佛教一样，设有衙门，"一如有司，每日公署莅政施刑。"②而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中央不设专门管理机构，由地方官兼管，地位就要低一些。这主要是根据各宗教信教的人数多寡以及它们在政治生活中所起作用的不同，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或由地方官兼管。

当时的元大都，成了各种宗教活动的中心。在宫廷里，各教的名流为皇帝、权贵祈祷祝福和治病，有的不失时机地提出政治上的某些建议。在元大都城内，佛寺、道观、教堂、清真寺、萨满巫祠等，各种宗教的殿堂都能见到，他们各自从事着传教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宗教教育，宣传教义，扩大信教的人数。在全国各地，道观的建立比较普遍，北方主要是全真教派，在南方主要是正一、太一教派。为了争取道教的正宗地位，扩大传教手段，由全真教披云真人、宋德方主持刊刻保藏的元刊《玄都宝藏》，设经局七十二处，共计七千八百余卷，比《大金玄都宝藏》增加一千四百卷。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全国曾设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可见在许多地方都有也里可温（主要是景教）在活动。现在有记载可考的，在扬州、镇江、杭州、温州等地，都修建有基督教的教堂。十三世纪末，罗马教皇派遣教士数人，以孟德维诺为第一任天主教总主教，来中国传教，在大都兴建教堂，招来信徒，宣讲基督教义，同来的教士则分赴福建等地传教。以后又有意大利圣方济各会教士鄂多立克来中国传教，他还在杭州灵隐寺与佛教僧侣辩论生死轮回之说。元代可里温教（包括景教、天主教等）共有信徒四万余人，多系蒙古人和色目人中的康里、阿速以及中亚的回回人，也有少数汉人。在元代，"回回之人遍天下"，①他们"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不复回首故园

①　《元典章·礼部六·释道》。

②　吴澄：《吴文正公文集·杭州玄都观藏室记》。

①　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见《文物》1961年第8　期。

也"。②伊斯兰教也随之得到广泛传播。有的记载说："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③未免有所夸大，但也反映了伊斯兰教寺院较前大有增加，传教活动十分广泛。明代田汝成在他的《西湖游览志》中谈到杭州的"木速蛮"（即穆斯林--引者注）："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尤伙，号色目种。"他们都是"隆准深眸，不啗豕肉"、"诵经持斋，归于清净"的伊斯兰教徒。元代诗人张昱对大都伊斯兰教礼拜传教活动作了如下形象的描绘："花门（唐代指回纥，这里借指回回--引者注）齐候月生眉，白日不食夜饱之；缠头向西礼圈户，出浴升高呼阿弥。"①由此可知当时伊斯兰教的礼拜传教活动的一般情景。此外，摩尼教、婆罗门教和犹太教等，随着西域、中亚、印度和犹太各族人民的来华经商、传艺、作官并定居，在我国各地，尤其是江浙、福建等沿海地区，也有所传播。婆罗门教元代时在泉州曾建立寺院，俗称番佛寺。犹太教亦称"一赐乐业"教，陈垣考证"一赐乐业"即以色列的音译。②在开封、大都等地都有他们的踪迹。《马可·波罗游记》中就有犹太教徒的记载。这些宗教也进行过一些宗教教育活动，不过没有产生过什么大的影响。

（四）元代的书院及其演变"书院"的名称最早见于唐代，原来只是官方藏书、修书或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O年）建立的庐山白鹿洞国庠，可看成是含有教育性质书院的滥觞。书院制度形成于宋代。宋代，尤其是南宋的书院兴隆发达。从现有的史料来看，金、西夏、西辽基本上没有建过书院。蒙元统治者承袭宋代的传统，对书院采取利用和控制的方针，积极地加以提倡、扶持并给予奖励，使之朝官学化的方向演变，从而使元代的书院较之宋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蒙元亡宋以后，汉、蒙之间的民族矛盾加剧，不少汉族的儒家学者，不愿到元朝的政府部门做官，也不愿到元朝所设的官学中去任教，甚至不愿让自己的子弟到官方所设立的学校去就读，于是他们就退而自立书院，招收生徒讲学。如：安徽歙县的汪维岳，入元不仕，自比陶渊明，建友陶书院，在此读书讲学；江西务元的胡一桂，隐居于婺源湖山书院授徒讲学；安徽休宁的汪一龙，宋亡不仕，自元世祖至元年间起，即在婺源的紫阳学院讲授程朱理学。面对这种情况，元朝统治者吸取辽、金两朝的统治经验，采用了较为开明的文教政策，因势利导，对各地书院的建立和恢复加以鼓励和提倡，并将书院与地方上路、府、州、县官学同等看待，归官府统一管理。元太宗窝阔台登基后的第八年（1236年），行中书省事杨惟中，从皇子阔出（又译名为"库春"）伐宋时，就曾搜集大量宋儒所著的书籍送回燕京（今北京市），并在燕京立宋代理学鼻祖周敦颐祠，创立太极书院，延请名儒赵复、杨粹到书院讲授程朱理学，这是元代政府建立的第一所官方书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世祖在关于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的诏书中，明文②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回回沙碛》。

③　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见《文物》1961年第8　期。

①　张昱：《张光弼诗集》卷四《辇下曲》。

②　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规定："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①这是元世祖忽必烈对书院的承认和提倡，也为汉族士大夫及其子弟开辟了一条出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仅缓和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而且为他们提供了研究学术和讲学、求学的场所，利用他们的文化知识，为发展元代的文化教育事业服务。因而从此以后，书院这种有别于官学的民间教育机构，在元朝就更加兴盛起来。据《日下旧闻》称："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以养之，几遍天下。"

然而，蒙元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人对承认和鼓励、扶持设立书院的政策不够理解，甚至加以反对。据《元史·许有壬传》载："有壬之父熙载仕长沙日，设义学，训诸生。既殁，而诸生思之，为立东罔书院，朝廷赐额设官，以为育才之地。南台监察御史木八剌沙，缘睚眦怨，言书院不当立，并构浮辞，诬蔑有壬，并其二弟有仪、有孚。"可见书院的建立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虽然书院的建立和发展存在波折和斗争，但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奖励，元代各地书院发展很快，到元末顺帝时更是遍地开花，数量大大超过了宋代。据王坼的《续文献通考·学校考》的记载，除最早建立的太极书院外，元代著名的书院还有下列四十所：昌平--谏议书院　河间--毛公书院景州--董子书院　京兆--鲁斋书院开州--崇义书院　宣府--景贤书院苏州--甫里书院　苏州--文正书院苏州--文学书院　松江--石洞书院常州--龟山书院　池州--齐山书院婺源--明经书院　太原--冠山书院济南--闵子书院　曲阜--洙泗书院曲阜--尼山书院　东阿--野斋书院凤翔--岐阳书院　郿县--横渠书院湖州--安定书院　湖州--东湖书院慈溪--慈湖书院　宁波--鄮山书院处州--美化书院　台州--上蔡书院南昌--宗濂书院　丰城--贞文书院余干--南溪书院　安仁--锦江书院永丰--阳丰书院　武昌--南湖书院武昌--龙川书院　长沙--东冈书院长沙--乔冈书院　益阳--庆州书院常德--沅阳书院　福州--勉斋书院同安--大同书院　琼州--东坡书院《续文献通考·学校考》在列举了上述书院后接着说："凡此，盖约略举之，不能尽载也。"据《元史》、《宋元学案》和后人吴景贤所著《安徽书院沿革考》、柳诒正所著《江苏书院志初稿》，刘伯骥所著《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等文所载，未见于《续文献通考·学校考》的书院还有：济南--历山书院　济南--子思书院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宜宾--石室书院　镇江--淮海书院金华--四贤书院　江州--景星书院洪州--东湖书院　潭州--石林书院衢州--明正书院　歙县--师山书院饶州--双溪书院　绍兴--和靖书院信州--道一书院　兰溪--斋芳书院当凃--采石书院　鄱阳--玉溪书院四明--宣公书院　四明--稼轩书院弋阳--迭山书院　慈溪--泽山书院浏阳--文靖书院　乐安--鳌溪书院饶州--高节书院　温州--岱山书院慈溪--龟山书院　金华--说斋精舍道州--西山精舍　歙县--友陶书院婺源--湖山书院　婺源--紫阳书院舒州--龙眠书院　歙县--初山书院婺源--阆山书院　无为--秀溪书院无为--兴文书院　黟县--集成书院绩溪--翚阳书院　合肥--三贤书院饶州--高节书院　江宁--江东书院宿州--文山书院　江宁--南轩书院江宁--昭文书院　苏州--鹤山书院昆山--玉峰书院　江阴--澄江书院崇明--三沙书院　松江--西湖书院曲江--相江书院　顺德--翠岩书院海北--濂泉书院　惠州--丰湖书院东莞--聚秀书院　遂溪--文明书院新会--古冈书院　海丰--海丰书院番禺--玉岩书院　雷州--平湖书院上列书院也是不完全的，实际数目当为更多。据曹松叶的《元代书院概况》一文的统计，元代新建书院143　所，恢复书院65　所，改建书院19　所，总计为227　所。特别是元末顺帝至元、至正（1335-1368年）年间的三十多年中，元朝兴建了140　多所书院，占元代书院总数的59.3％，充分显示了元代书院发展的盛况。从元顺帝时书院的地区分布看，书院的设立仍以江南为最多，长江流域有152　所，占全国总数的66.96％；珠江流域有32　所，占总数的14.10％，二者合计184　所，共占有总数的81.06％。这是因为有南宋的书院作为基础而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北方的书院较少，黄河流域共43　所，其中河北11　所，河南9　所，山东10　所，山西7　所，陕西6　所，合计仅占全国总数的18.94％。①虽然北方的数量较少，但它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发展起来的，改变了南宋时书院集中于江南一带的情况，使书院这一新型的办学形式，在我国北方也得到了逐步的发展和巩固，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书院的影响。元代的书院除少数是由官方所办的外，绝大多数则为民办，这说明自宋

①　曹松叶：《元代书院概况》，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0　集第112　期。以来儒家学者民间讲学的风气到了元代不但没有衰微，反而有所发展；同时也说明元代统治者为了争取和利用儒家学者，鼓励他们自立书院或去各地书院讲学，这在客观上为提高人民文化素质和延续、发展华夏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元代书院的兴建和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是杨惟中，姚枢、赵复、王粹、许衡、郝经、刘因等一批儒家学者，他们有的参与了书院政策的制定，有的主持著名的书院，有的是书院的主讲。据《宋元学案》的记载，在各地书院讲学的著名学者有：赵复（太极书院）、同恕（鲁斋书院）、胡炳文（明经书院）、黄泽（景星书院）、赵介如（双溪书院）、程绍开（道一书院）、唐良骥、仁山金（斋芳书院）、欧阳龙生（文靖书院）、程端礼（稼轩书院和江东书院）、祝蕃（高节书院）、陈麟（岱山书院）、郑玉、鲍元康（师山书院）、黄叔英（和靖书院和采石书院）、周棐（鄮山书院和宣公书院）等，他们都担任过书院的山长，又是书院的主讲，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元朝政府对书院虽加以控制，但实际上对教学活动则未多加干涉或过问，不论是官办书院还是私立书院，学术空气都比较浓厚，可以自由地讲学，宣扬自己的学术观点，很少受到干预，没有太多的拘束。所以那些淡于荣禄、讲求修身治人之法的儒家学者都愿到书院讲学。这就有效地缓和了汉族知识分子对蒙元政权的对立、反抗情绪，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起到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作用。这正是元代统治者实行比较缓和的文教政策的成功之处。

元代书院的突出特点是官学化。政府对书院的师资任用、组织管理、乃至经费供给等都加以控制。书院的山长，和官学的学正、学录、教谕一样，须经礼部、行省或宣慰司任命或在朝廷备案，即使是边远地区，也概莫能外。书院的经费由政府划拨的官田和私人捐助的田产供给，但由官府掌管。元朝政府规定："路、府、州书院，设直学以掌钱谷，从郡守及宪府官试补。"①书院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依据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这在第六部分将详细论述，此处从略。书院的学生要任政府官职，也由政府考核任用："自京师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往往人才辈出矣。"②元朝政府对书院的严加控制，主要是出于巩固封建政权的目的。书院在管理、财政、人事、教材等方面受到政府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书院学术思想的活跃；但另一方面，也正因如此，教师任免、学生来源、财政收入、教学秩序等才得以制度化，有了可靠的保证。这种鼓励社会办学，政府从宏观上加以管理和进行具体指导的做法，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它积极的借鉴意义。

元代书院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以儒家经典、尤其是程朱理学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程朱理学形成于宋代，但它真正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官方统治思想却是在元代。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他的《四书集注》也就成了儒家的主要经典，确定为各级各类儒学的基本教材。这在南宋已开其端，然而最终确立其法定地位、并普遍推广实施的，也是在元代，元仁宗时制定的科举制度，以朱熹注疏的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这更影响到各级儒学和书院的教学，使程朱理学成了儒生学习的法定教材和必读书。元代书院的许多山长、主讲，或是著名的理学家，或以宣传程朱理学为己任，他们讲授的内容毫无例外的都是儒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②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和朱熹等理学家的注解。有的还自己著书立说，作进一步的发挥。可以这么说，元代书院因有理学家的讲学而得以兴盛，书院的兴盛反过来又推动了程朱理学的普及和发展。

元代书院不仅教学以程朱理学为基本教材，而且书院祭祀的对象也是以道学家为主。除在文庙祭祀孔子、孟子等先哲外，元代最早建立的太极书院，设立周子（敦颐）祠，就以朱熹等六君子配祭，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八月，"奏准送礼部定拟五先生封爵谥号。俱赠太师。杨时追封吴国公，李侗追封越国公，胡安国追封楚国公，蔡沈追封建国公，真德秀追封福国公。各给词头宣布，遣官齎往福建行省，访问各人子孙给付。如无子孙者，于其故所居乡里郡县学，或书院祠堂内，安置施行。"①同年十二月，又加封朱熹为齐国公，追谥朱熹之父为献靖。②以后，还诏令许衡从孔庙祭祀。由此可知，各级儒学和书院祭祀的对象，除孔、孟及其弟子外，就是宋元理学的代表人物和有名学者。

由于元代书院都是以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和朱熹等人的注解为教学内容，这就使得书院成了科举的附庸，必然箝制读书人的思想，使他们"存天理，灭人欲"，知乐常足，安份守己，不敢有非份之想。而这样，正是适应了元朝统治者禁锢人民思想、淡化民族意识、维护其封建统治的需要。元代书院随着数量的增多，由朝廷任命山长和教员，无法保证质量，渐渐出现了"滥竽充数"的现象，这和南宋时书院山长和教员大都由名师巨儒充任是难以相比的。元成宗时，著名学者、集贤修撰官虞集曾痛言师资猥杂的情况："师道立则善人多。今天下教官，猥以资格注授，强加之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有司生徒，皆莫之信，如此而望师道之立可乎？"他积极建议："为今之计，莫若使守令自求经明行修之士，身师尊之，以求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观感也；其次，则操履近正，确守经义师说，为众所服者；又其次，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动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抵者矣。"①根据虞集的建议，元仁宗于延祐二年（1315年）四月，"赐会试下第举人，七十以上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余并授山长、学正。"②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又采纳监察御史成遵等言："可用终场下等举人充学正、山长。国学生会试不中者，与终场举人同。"③这样一来，山长、学正的数量增加了，而素质却大大降低了，混进了一些不学无术之人，从而使书院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①　《元史·祭祀六·宋五贤从祀》。

②　《元史·祭祀六·朱熹加封齐国公父追谥献靖》。

①　《续文献通考·学校考》。

②　《元史·仁宋本纪二》。

③　《元史·顺帝本纪四》。

五、元代的科举制度科举，指的是隋以后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因分科举士而得名。这种制度，与隋以前各王朝实行的"养士"、"乡举里选"（包括"贤良方正"、"孝廉"、"茂才"等）、"公府征辟"、"九品中正"等选士制度有所不同，就是选拔人才不经过推荐，而是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或皇帝本人亲自进行考试以录取人才，选拔官吏。实行科举制度，提高了元代封建官僚阶层的文化素质，为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创造了通过考试获得从政的机会，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而且在客观上加速了蒙元政权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学校教育和私学、书院的兴盛，对当时的文教事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元代统治者虽然重视擢用人才，但科举制度正式建立的时间比较晚，是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一个世纪以后，离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建立元帝国已有四十余年。蒙元贵族以弓马取天下，重武轻文，蒙古、色目人进身为官有多种途径，科举取士并没有占到重要地位。《元史·选举志·序》谈到："当时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那些出身学校的，有国子监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和医学、阴阳学等。而出自荐举的，则有遗逸、茂异、求言，进书和童子。还有的出自宿卫（宫廷禁卫军）和勋臣之家，并不按寻常的次序提升。那些在宣徽院和中政院做官的，都是皇帝的亲信。另外，虽然因先世的功勋按等级次第赐官爵也有一定的规定，但选用的名义可使他们得到越级升迁。由中书省和皇帝的侍卫提拔为官的，也被认为有清白的名望。而以多纳税、粮求得做官的，照例被看作是多余的职位。捕获盗贼的人因功做官，缴纳粟米的以钱财进升，甚至于工匠也有班位，轿夫走卒之流也能跻身官位。诸王和公主所宠爱的人户，也能得到保举任职。边远之地和境外，也给一些人授以官职，让他们世袭。"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况且，儒者还有岁贡的名义，官吏补用的办法，如椽吏、令吏、书写、铨写、书吏、典吏等所设的名目，难以一一枚举。至于各省、台、院、部和路、府、州、县，做官的途径，那就更是难以计数了。即使是朝廷声名显赫的大臣，也往往是从这些途径跻身上去，获得高贵的爵位的；而那些低级的小吏，也就因此得以窃居权势，舞文弄法了。这些掌握实权的既得利益者，对科举取士一般不感兴趣，有的甚至持反对的态度。这就是元代最高统治者较长一段时间对实行科举制度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所在。

元代的科举实际上只设进士一科，其他如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科都未设立。元代前后共进行了十六次科举考试，其中有十次是在元朝末代皇帝顺帝（惠宗）时举行的，且每次录取的名额有限。有元一代，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还不到元代文官总数的3％；加上科举考试时民族岐视严重，因而元代科举在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就远不如以前的唐、宋和以后的明清王朝。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元代科举虽然承袭唐、宋旧制，但它是蒙古贵族入主中国以后在推行"汉化"过程中实行的科举制度，因而在实施过程中，却也有着自己一些鲜明的特点。

（一）元代科举的发展历程元代虽然明令正式实行科举的时间较迟，但在元帝国建立之前，就曾考虑过开科取士的问题。元太宗窝阔台攻灭金国、夺取中原地区之后，中书令耶律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①提出了"儒术选士"的建议，受到了元太宗的重视。元太宗九年（1237年），下诏命断事官术忽■和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开科取士。设策论、经义、词赋三科，日期定为三天，凡专治一科不失文义者中选，能兼者参加几科的考试听其自便。凡汉族知识分子在战乱中被俘为奴隶者，也可参加考试，如主人藏匿不遣者处以死刑。考试中选者给予他们享受赋役的优厚待遇，任命他们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这次考试共录取东平杨奂等4030人，皆为一时名士，使朝廷及时得到了为加强封建统治所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但蒙元贵族世居漠北，对汉族的文物制度十分生疏，他们或以在征战中战功卓著而获得高官厚禄，或靠举荐和特权作官，一些色目人则靠对朝廷效忠而担任要职。如前所述，这些人从维护既得利益和坚持民族歧视政策出发，对实行科举不感兴趣，"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②以后，一些汉官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曾多次上疏，请求开科举士，但都没有回音，结果不了了之。据《元史·选举志一·科目》记载：世祖至元初年（1264年），有旨命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而未果行。四年（1267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贡举法废，士无入途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矧先朝故典，尤宜追述。"奏上，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议立程式，又请"依前代立国学，选蒙古人诸职官子孙百人，专命师儒教习经书，俟其艺成，然后试用，庶几勋旧之家，人材辈出，以备超擢。"十一年（1274年）十一月，裕宗在东宫时，省臣复启，谓"去年奉旨行科举，今将翰林老臣等所议程式以闻。"奉令旨，准蒙古进士科及汉人进士科，参酌时宜，以立制度。事未施行。至二十一年（1284年）九月，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言，十一月中书省臣奏，皆以为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帝曰："将如之何？"对曰："惟贡举取士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阴阳、医术，皆令试举，则用心为学矣！"帝可其奏。继而许衡亦议学校科举之法，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屡次向朝廷提出开科取士的建议，如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刘秉忠上书言策时提到："古者庠序学校未尝废，今郡县虽有学，并非官置。宜以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兼科举之设，已奉合罕皇帝圣旨，因而言之，易行也。"①翰林学士王恽上世祖皇帝万言书中也提出："设科举以收人才。方今名儒硕德，既老且尽，后生晚进，既无进望，例多不学。州、府、乡、县，虽立教官，讲书会课，举皆虚名，略无实效，以致非常之才，未闻一士，州郡政治，苦无可称，思得大儒硕德，难矣。臣愚以为不若开设选举，取验之速也。夫进士选号，历代取士正科，将相之才，皆从此出，前代讲之熟矣。理有不可废者，若限以岁月而考试之，将见士争力学，人才辈出，可计日而待也。"①又说：

①　《元史·耶律楚材传》。

②　《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①　《元史·刘秉忠传》。

①　王恽：《秋涧集·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四库全书本。

"科举选士，历代讲究，既公且当，无逾于此。若将十一年已定程式格式举行，其允当也。但科举定罢日久，欲收实效，行之不可草略。必先整学校，选教官，择生徒，限以岁月，方可考试，如是则能得实才，以备国家之用。臣愚所以为言者，选举人才最为方今切务，不可缓也。顷年，世宗皇帝及裕宗皇帝所以将行而未遑者，天其意欲以遗陛下，俾为今日守成致治之本欤！"②元世祖提倡"文治"，采用"汉化"，也曾有过实行科举制度的打算，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始终未得以实施。自元太宗时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之后，历经乃马真后称制、定宗、海迷失后称制、宪宗、世祖、成宗、武宗七朝，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前，共七十六年，均未曾开科取士。虽然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科举之事未得实行，但"选举之制已立"，为后来的正式开科取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七十余年里，虽未开科取士，但也采取了一些在儒生中选拔官吏的临时性措施。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曾下诏令："诸路岁贡人吏，补充内外职官。"规定上路总管府三年一次，贡二名，其中儒一名，吏一名；下路总管府二年一次，贡一名，儒吏递进。③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又诏令"南方儒人，若有隐逸、德行、文章、政事可取者，其依内郡体例，各路岁贡一人，朝廷量材录用。"①到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七月，又"诏申饬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举之廉访司，每道岁贡二人，省、台立法考试，中程者用之。所贡不公，罪其举者。"②这里采取"岁贡"的方法，大体上相当于汉代的"公府征辟"。这是元代在科举制度没有实行之前选拔儒士为官的一种暂时的补救办法。

到了元仁宗皇庆年间，元代才正式制定科举程式，举行科举考试。规定每三年开科考试一次，只设进士一科。进行了七次科举考试后，到了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在朝廷里，就是否继续实行科举一事，开展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至元元年，（彻里帖木儿，一译彻尔特穆尔）拜中书平章政事。首议罢科举，又欲损太庙四祭为一祭。监察御史吕思诚等列其罪状劾之，帝不允。诏彻里帖木儿仍出署事。时罢科举诏己书而未用宝，参政许有壬争之。太师伯颜（又译巴延）怒曰："汝风台臣言彻里帖木儿邪？"有壬曰："太师以彻里帖木儿宣力之故，擢置中书。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师而听有壬，岂有壬权重于太师耶？"伯颜意解。有壬乃曰："科举若罢，天下人才觖望。"伯颜曰："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有壬曰："科举未行之先，台中赃罚无算，岂尽出于举子？举子不可谓无过，较之于彼则少矣。"伯颜因曰："举子中可任用者唯参政耳。"有壬曰："若张梦臣、马伯庸、丁文苑辈皆可任大事。又如欧阳元功之文章，岂易及邪？"伯颜曰："科举虽罢，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学，岂有不至大官者邪？"有壬曰："所谓士者，初不以衣食为事，其事在治国平天下耳。"伯颜又曰："今科举取人，实妨选法。"有壬曰："古人有言，立言无方。科举取士，岂不愈于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岁贡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医、控鹤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岁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补官受宣者七十二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太师试思之，科举于选法果相妨邪？"伯颜心然其言，然其议已②　王恽：《秋涧集·承华事略卷第二》。

③　《庙学典礼·岁贡儒吏》。

①　《庙学典礼·各路岁贡儒人》。

②　《元史本末纪事·科举学校之制》。

定，不可中辍，乃为温言慰解之，且谓有壬为能言。有壬闻之曰："能言何益于事。"彻里帖木儿时在座，曰："参政坐，无多言也。"有壬曰："太师谓我风人劾平章，可共坐邪？"彻里帖木儿笑曰："吾固未尝信此言也。"有壬曰："宜平章之不信也，没有壬果风人言平章，则言之必中矣，岂止如此而已。"众则笑而罢。翌日，崇天门宣诏，特令有壬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惧及祸，勉从之。治书侍御史普化诮有壬曰："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有壬以为大耻，遂移疾不出。①从双方的反复争辩来看，斗争是相当激烈的。这是就科举是否当行的问题，以伯颜、彻里帖木儿为代表的蒙元贵族和以许有壬、吕思诚等为代表的已进入元廷的汉族儒士之间的争论，是蒙汉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就如何实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所进行的斗争，结果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遂于这一年的十一月"诏罢科举"。五年以后，至元六年（1340年），翰林学士承旨库库等人提出："古昔取人才以济世用，必由科举，何可废也？"②元顺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再度恢复了科举取士的制度，一直坚持到元末。但程式稍有变化。其中还规定："国子监积分生员，三年一次，依科举例入会试，中者取一十八人。"①后又增加副榜二十人。

（二）元代科举制度的主要内容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十月，中书大臣启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已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几得人。"②奏文中反复强调实行科举制度乃是元朝历代君王的愿望，它对笼络知识分子、繁荣文化教育、巩固元朝的统治，均大有裨益。这样，仁宗皇帝才终于同意实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建议，乃下诏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朕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具合行事宜于后：科场，每三岁一次开试。举人从本贯官司于诸色户内推举，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结罪举保，以礼敦遣，贡举路、府。其或徇私滥举，并应举而不举者，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体察究治。

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

①　《元史·彻里帖木儿传》。

②　《元史本末纪事·科举学校之制》。

①　《元史本末纪事·科举学校之制》、魏源：《元史新编·选举志》。

②　《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躁，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

所在官司迟误开试日期，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纠弹治罪。

流官子孙荫叙，并依旧制，愿试中选者，优升一等。

在官未入流品，愿试者听。若中选之人，已有九品以上资级，比附一高，加一待注授。若无品级，止依试例从优铨注。

乡试处所，并其余条目，命中书省议行。①这一诏令，对实行科举制度的目的任务、指导思想、开考时限、考生资格、考试程式、应考内容、中选者品厧等，均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规定。

中书省根据元仁宗诏书的旨意，对举行科举考试的有关条目，作了更为翔实、具体的规定，现将其主要内容分述于后：凡乡试中选者，各给解据、录连取中科文，行省移咨都省，送礼部；腹里宣慰司及各路，至申礼部，限定该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依上录连科文申台，转呈都省，以凭照勘。

乡试：八月二十日，蒙古、色目人，试经问五条；汉人、南人，试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八月二十三日，蒙古、色目人，试策一道；汉人、南人，试古赋、诏诰、章表科一道。八月二十六日，汉人、南人，试策一道。会试：省部依乡试例，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试第一场；初三日试第二场；初五日试第三场。

御试：三月初七日，前期奏委考试官二员，监察御史二员，读卷官二员，入殿廷考试。每举子一名，由怯薛文（宿卫士）一人看守。汉人、南人，策试一道，限一千字以上完成。蒙古、色目人，试时务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完成。

选考试官员，行省和宣慰司以及腹里、各路，有行台和廉访肃政司的，与台宪官一同商议选差。上都、大都从省部选差，在内监察御史、在外廉访肃政司官各一员监试。每处差考试官、同考试官各一员，并于现任、在闲、有德望文学常选官内选差；还有弥封官一员，誊录官一员，选廉干文资正官充任。凡誊录试卷并移行文字，皆用朱笔，仍须设立关防，不得使致容私作弊。省部会试，由都省选委知贡举、同知贡举官各一员，考试官四员，监察御史二员，弥封、誊录、对读官和监门等官各一员。

乡试，在11　个行省（河南、陕西、辽阳、四川、甘肃、云南、岭北、征东、江浙、江西、湖广）和二个宣慰司（河东、山东）、直隶省部分四路（真定、东平、大都、上都）同时进行。

全国共录取乡试合格者三百人参加会试，再于参加会试者内取中选者一百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考试，各25人。蒙古人取乡试合格者75人参加会试，名额分配如下：大都15人，上都6人，河东5人，真定等地5人，东平等地5人，山东4人，辽阳5人，河南5人，陕西5人，甘肃3人，岭北3人，江浙5人，江西3人，湖广3人，四川1人，云南1人，征东1人。色目人取乡试合格者75人参加会试，名额分配如下：大都10人，上都4人，河东4人，东平等地4人，山东5人，真定等地5人，河南5人，四川3人，甘肃2人，陕西3人，岭北2人，辽阳2人，云南2人，征东2人，湖广7人，江浙11人，江西6人。汉人取乡试合格者75人参加会试，名额分配如下：大都10人，上都4人，真定等地11人，东平等地9人，山东7人，河东7人，河南9人，四川5人，云南2人，甘肃2人，岭北1人，陕西5人，辽阳2人，征东1人。南人取乡试合格者75人参加会试，名额分配如下：湖广18人，江浙28人，江西22人，河南7人。

凡参加乡试、会试者，除《礼部韵略》一书外，不许将其他任何书籍、文字怀挟带进考场。差搜检怀挟官负责此事。每名举人，差一名军人看守；没有军人的地方，差巡军看守。

由提点官全面检查试院，差廉干官一员，度地安置考生的房间坐位，一定要使各人的坐席相隔一定距离。自考试官入试院后，考生有多次妨碍职守的，将其监押外门。

进行乡试、会试时，弥封、誊录、对读官下所需吏人，于各衙门从便差设。

凡试卷不合考试规定，犯御名、庙讳以及文理纰缪、涂注乙50　字以上者，不列入合格考卷。誊录所承受试卷，并用朱书誊录正文，实计涂注乙字数，标写对读无差，将朱卷逐一即送考试所。如朱卷有涂注乙字，也都要标写字数，由誊录官书押。候考校合格，中选人员已定，抄录字号，索上原卷，请监试官、知贡举官、同试官，对号开拆。

举人的试卷，由各人自备三场文卷并草卷，各12　幅，于卷首书三代、籍贯、年甲，在此之前半月将其于印卷所投纳。置簿收附，用印钤缝封完毕，各还举人。

在就试之日，日未出入试场，黄昏交纳试卷。受卷官送弥封所，撰上字号，待封弥完毕，送誊录所。

科举已经实行之后，若有各路岁贡及保举儒人等文字到官，一并令其还赴本乡应试。

凡是出身倡优的家庭以及患废疾的，还有犯十恶奸道之人，不许参加科举考试。

举人在试场里，不得喧哗，违者治罪，并往后推二举。

举人与负责考试的官员有五府内亲者，自须回避，仍令同试官考卷。若应避而不自陈者，也往后推一举。

参加乡试、会试，若发现有人怀挟及令人代作的，汉人、南人有居父母丧而应举者，均往后推二举。

国子监学岁贡生员及伴读出身者，并依旧制，愿试者听其自便，凡中选者，于监学合得资品上从优铨注。

别路附籍蒙古、色目、汉人，上都、大都有恒产、住经年深者，从两都官司，依上例推举就试。其余去处冒贯者，治罪。

以上是中书省所拟定的科学考试条目。为贯彻、实施这一条目，知贡举以下官员又会集至公堂，议拟合行事目，那就更加详备、具体了。主要内容如下：凡有人私自到弥封所取问举人试卷的封号、姓名并加以泄漏的，治罪。

各种试题在考试前泄漏出去的，许人告发。各对读试卷官不亲自对读试卷而随意令人吏代为对读的，其对读完毕而出现差误有碍考校的，加重责罚。各官司故意纵容举人将试卷拿出试院之外，以及祗应人知而为传送者，许人告首。各监试官掌管试院的事情，不得干预考校。各试院官员凡在帘内的，不许与帘外的官员交谈。各色人等无故不许进入考试场所。凡有举人谤毁主司、率众喧兢、不服止约的，要予以治罪。各举人参加考试，无故不戴帽子及擅自移动坐次的，或偶与亲姻相邻坐次而不自陈的，或怀挟、代笔和传义的，都令其离开试院。凡拆毁试卷首家状的，要推究治罪。各举人在试卷上写上与考试内容无关的语言的，由考试官纠驳其是非而予以放黜；凡试卷发现有谤讪内容的，要推究治罪。在考试的时日，凡为举人传送文书、及因而收受财物的，许人告发。各举人在别纸上起草的，出榜退落。各科文内不得自叙苦辛门第，委托誊录所点检清楚，如发现有人违犯，不得予以誊录，并移文考试院出榜退落。凡冒名参加考试，别立姓名，以及接受财物为人怀挟、代笔、传义的，许人告发。凡被黜落而妄自告发的，要推究治罪。各监门官严格检查人物的进出，所携带的物品允许带入里面的，都要折封点检。各巡铺官和兵役，不得在试场里喧扰，也不得随意查看考试的文章，更不得纵容举人在试场里无故往来，不是因为公事，不得与举人私语。各试卷弥封用印完毕，以三不成字为号标写，仍于涂注乙处用印。

每一名举人，给祗应的巡军一人，隔夜入院，分宿席房。在考试之日，击钟为节。第一次击钟，院官以下人等都得起床盥漱。第二次击钟，监门官开启门钥，举人进入试院，待搜检完毕，即将解据呈纳。礼生赞曰："举人再拜"，知贡举官员隔帘受一拜，跪答一拜；试官受一拜，答一拜。第三次击钟，颁示题目，就坐应试。当日中午，赐膳。其纳卷首的，到受卷所作揖而退，不得与他人交语。受卷官员书写举人姓名于履历上，举人作揖后退出，取解据出院，巡军也一同出院。到晚上，鸣钟一次，锁上院门。第二场考试，举人入院，依前次之例加以搜检，每十人一甲，按次序立于至公堂下，作揖完毕，颁题就坐应试。第三场考试，礼仪与前两场相同。

各受卷官收到试卷，即时查看后发给弥封官，将家状草卷，腰封用印，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开列卷，以三不成字撰号。每名举人累场同用一号，于卷上亲书，及在履历内标附完毕，牒送誊录官置于履历上，分给吏人，并用朱书誊录正文，仍在原卷上涂注乙及誊录涂注乙字数，在卷末书誊录人姓名，誊录官具衔书押，用印钤缝合，牒送对读所。翰林椽吏负责誊录完毕试卷总数，呈报监察御史。对读官以原卷和朱卷同照，亲自对读没有差错，具衔书押，呈解贡院，原卷发还弥封所。各所行移，都用朱书，试卷依照原号附薄。

诸试官评阅考卷，知贡举坐在中间，其他试官相对向坐，共同进行考校，分为三等，每等又分成上中下，用墨笔批点。考校既定，收掌试卷官于号簿内标写分数，知贡举官、同试官、监察御史、弥封官共同取上原卷对号开拆，知贡举于试卷家状上亲书省试第几名。拆号既毕，所有试卷并付礼部搁架，贡举诸官出院。中书省以中选举人分为二榜，公布于中书省大门的左右。三月初四这一天，中书省奏准皇帝，以初七日御试举人于翰林国史院，定委监试官和诸执事人员。初五日，各官入院。初六日，应试举人撰策问进呈，等候皇上采取。初七日，执事者向宫阙方向设案于堂前，置策题于上。举人入院，搜检完毕，蒙古人作一甲，按次序列立，礼生导引至于堂前，望宫阙两拜，赐策题，又两拜，各就各位。色目人作一甲，汉人、南人作一甲，礼仪同前。每进士一人，差蒙古宿卫士一人监视。当日中午，赐膳。进士纳卷完毕，出院。监试官同读卷官，以所对策分判其高下名次，分为三甲进奏皇上。分作两榜，用敕黄纸书，公布于宫廷前红门的左右。

在前一天，礼部告谕中选的进士，第二天到宫阙前，具体负责此事的官府准备好香案，侍仪舍人唱名，谢恩，放榜。择黄道吉日赐恩荣宴于翰林国史院。押宴的为中书省官，凡参预考试的官员均参加宴会。预宴官及进士都簪花至所居住的地方。择黄道吉日恭敬地来到宫殿，上表谢恩。再过一天，到中书省参见。再选择黄道吉日，各进士到先圣庙行舍菜礼，由第一名祝文行事，刻石题名于国子监。①元仁宗皇庆年间所拟定的科举制度及其实施细则，可以说是异常的具体、详细、周全，方方面面都作了认真的考虑和严密的防范，在《元史》、《新元史》中都予以全文转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史料。这一科举制度及其实施办法不仅是元代举行科举考试的指南，而且对明、清两代实行科举取士的办法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元以后的各封建王朝对科举制度多次进行修订，无不是以元仁宗皇庆年间所制定科举制度及其实施细则为蓝本，在它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补充和完善。

（三）元代实行科举的情况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在元世祖忽必烈建元立国四十多年以后，终于正式举行了科举取士的制度。这年秋天，全国举行乡试；次年二月，又举行会试；三月，相继举行廷试，录取进士，赐护都答儿、张起岩等56人为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

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春三月，在乡试、会试的基础上，廷试录取都护答儿、霍希贤等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共50人。

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春三月，廷试录取达普化、宋本等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共64人。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春三月，廷试录取捌剌、张益等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共86人。

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年）春三月，廷试录取阿察赤、李黻等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共86人。

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年）春三月，廷试录取笃列图、王文烨等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共97人。

元顺帝（惠宗）元统元年（1333年）癸酉科，稍异其制，左右榜各3人，皆赐进士及第，余皆赐进士出身。当年春三月廷试录取同同、李齐等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共100人。这是元代廷试录取进士最多的一次。

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诏罢科举"，七年后又予恢复，但稍变其科举程式，减蒙古、色目人明经二条，增本经义，变更汉人、南人第一场《四书》疑一道为本经疑，增第二场古赋外，于诏诰、表章内又科一道。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春三月，廷试录取拜住、陈祖仁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78人。同时规定国子学依例参加廷试，录取18人，其中蒙古人6　名，从六品出身；色目人6　名，正七品出身；汉人、南人共6　名，从七品出身。

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春三月，廷试录取普颜不花、张士坚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78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名

①　参见《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额如前科之数。

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春三月，廷试录取阿鲁辉帖穆而、王宗哲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78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名额如前科之数。

元顺帝至正八年四月，中书省奏准，监学生员每岁取积分及格生员40人，三年应贡参加会试者，相加凡120人。除例取18人外，今后再取副榜20人。其中蒙古、色目人各4　名，前2　名充司钥，后2　名充侍仪舍人。汉人取12人，前3　名充学正、司乐，次4　名充学录、典籍管勾，以下5　名充舍人。不愿者，听其还斋。至正十一年（1351年）春三月，廷试录取朵列图、文允中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83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正副榜共38人。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有旨："省、院、台不用南人，似有偏负。天下四海之内，莫非吾民，宜依世祖时用人之法，南人有才学者，皆令用之。"自此以后，累科南方的进士，才开始有任御史、宪司官和尚书的。至正十四年（1354年）春三月，廷试录取薛朝晤、牛继志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62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名额如前科之数，即录取正榜18人，副榜20人。

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年）春三月，廷试录取侻征、王宗嗣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51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名额如前科之数。

此时，由于战乱连年，不少儒士从家乡流寓京师或外地，于是，朝廷听取中书右丞成遵等人的建议，在京师、福建、陕西等地，别设流寓乡试之科。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春三月，在乡试、会试的基础上，廷试录取买住、魏元礼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35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名额如前科之数。

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春三月，廷试录取宝宝、杨輗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62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名额如前之数。

此时，农民起义的烈火已蔓延全国，江南、四川等广大地区都遭战乱，只有燕南、河南、山东、陕西、河东数道的局势还比较安定。元政权摇摇欲坠，但在这种情况下，仍决定按时举行乡试，并"倍增乡贡之额"。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春三月，廷试录取赫德溥化、张栋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73人。并且，对进士优其品厧：第一甲，授承直郎，正六品；第二甲，授承务郎，从六品；第三甲，授从仕郎，从七品。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正榜增至20人，其中蒙古7　名，正六品；色目6名，从六品；汉人7　名，正七品。副榜20人照旧。两年以后，元朝灭亡，这是元代进行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①元廷自仁宗延祐年间正式开科取士，到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举行最后一次廷试，前后共举行了十六次录取进士的廷试，其中有十次是在末代皇帝元顺帝（顺宗）时举行的。元代总计录取进士（包括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1139人，其中顺帝在位时就录取了进士（包括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700人，占进士总数的61.45％。元末还将国子学与科举考

①　参见《元史·选举志一·科目》和《元史·百官志八·选举附录·科目》。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者采取优惠照顾的政策，最后一次廷试又进一步提高了国子学录取生员的品秩。元代通过廷试，从国子学积分合格生员中先后共录取正副榜共284人，全部为元顺帝时所录取。元顺帝在位36年，虽然中间曾一度"诏罢科举"，但前后共进行了十次科举考试，从总的方面来看，顺帝时科举制度还是实行的比较好的。元代对会试下第举人，也采取了优惠照顾的政策。除前面谈及的元仁宗、顺帝时对会试下第举人诏令授以各类学官外，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中书省奏准："当今改元之初，恩泽宜溥。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先有资品出身者，更优加之。"①元代科举制度中，也设置了童子科，选拔少年中的拔尖人才。这是唐、宋科举旧制的做法，没有固定的名额，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拔。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举童子杨山童、海童；大德五年（1301年），举安西路张秦山、江浙行省张升甫；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举童子武福安；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举江浙行省俞傅孙、冯怗哥；延祐六年（1319年），举河南路张答罕，另学士完者不花举丁顽顽；延祐七年（1320年），举河间县杜山童、大兴县陈聃；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举连江县陈元麟；至治三年（1323年），举河南行省张英；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年），举福州叶留畊；元仁宗天历二年（1329年），举杜夙灵；元明宗至顺二年（1331年），举答不歹之子买来的。前后共举16人，"皆以其天资颖悟，超出儿辈，或能默诵经文，书写大字，或能缀缉辞章，讲说经史"①而入选。其中张秦山尤精篆籀，陈元麟能通性理，叶留畊能通《四书》大义。凡举童子科入选者，并不授以官职，皆令入国子学继续进行深造。

（四）元代科举的特点及其影响元代科举基本上是延续唐、宋旧制，又吸收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金实行科举制度的某些经验教训，但它毕竟是兴起于漠北、精于骑射，以弓马之利纵横天下的少数民族之一--蒙古族贵族入主中国之后，在提倡文治推行"汉化"进程中，主要为笼络、利用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采取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举措，因而就必然有着某种先天的不足，表现了自己固有的一些特点。和实行科举制度的其他封建王朝相比较，元代实行科举制度的主要特点是：1。在科举中的民族歧视在元代，民族等级的划分是其政治制度的一大特征。这在科举中亦有明显的反映。元代的民族歧视政策贯穿于整个科举制度之中。如，蒙古、色目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甚少，汉人、南人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可各地参加会试的名额和廷试录取进士的名额，蒙古、色目人和汉人、南人各占一半，这本身就很不合理。元廷规定，科举考试的程式，蒙古、色目人只考两场，汉人、南人却要考三场；所出考试题目二者的繁简深浅亦大相悬殊：

①　《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蒙古、色目人的试题比较简浅，不考古赋、诏诰和章表，试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500　字以上；而汉人、南人的试题就要艰深得多，规定第二场于古赋、诏诰、章表中科一道，古赋、诏诰限用古体，章表用四六骈体，参用古体，第三场试策以经史时务内出题，限1000　字以上；如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的，中选者加一级注授。廷试录取进士，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界限十分明显，人为地造成各民族间知识分子的不平等。汉人、南人录取为进士的，不能担任尚书、御史、宪司官，这种情况一直到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才有所改变，而这时离元朝覆灭只有十六年了。很显然，这不过是蒙元政权在走下坡路时迫不得已采取的扩大统治基础、缓和民族矛盾、争取汉族知识分子为其效力、尽忠的一项措施。后期还规定，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依例参加廷试，录取者所授官职品秩，蒙古人高于色目人，而色目人又高于汉人和南人。

2。元代科举所设科目少，录取人数少，但应试对象较为广泛和元以前的唐、宋王朝和元以后的明、清王朝相比，元代对科举的重视程度远逊于它们。如前所述，在蒙古统治集团里，进身为官的途径多种多样，科举选士授官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条途径罢了，不同于其他封建王朝将科举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元代科举制度正式实施的时间比较迟，是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一个多世纪以后，在元世祖即位五十四年、建国号为元四十三年以后，才正式开科取士，实施的时间不过五十余年，其中在元顺帝时还有七年"诏罢科举"。据史料统计，元代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吏只占元代文官总数的百分之二强，数量微乎其微，所以科举在元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远不如其他封建王朝。

元代的科举只设进士一科，科目单一。而元以前的唐代设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还有俊士、一史、三史、三传、开元礼、道举、童子举和弘文崇文生等不定期举行的开考科目；宋代除"制举"和"学选"外，"常贡"的开考科目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和明法九科，那就复杂得多了。元以后的明、清王朝，承袭元代的旧制，科举也只设进士一科，但规定文武官吏皆由科举而进，新设武举，考试的程式更为繁复、周密，且都采用"八股"的排偶文体，科举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元代虽也设有童子举一科，但它并不授以官职，而是"令入国子学教育之"，①与其他封建王朝赐以出身或授官赏赐金带等有所不同。

有元一代，只是在后五十余年里举行过十六次科举考试，每次录取进士从三五十人到七八十人不等，最多的一次录取进士（包括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为100人，录取的名额有限。前后一共录取进士（包括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1139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正副榜284人，总计为1423人。与唐、宋、明、清王朝相比，元代科举取士的数量是最少的。据史料记载，唐代289年间，仅进士一科就录取6077人，而秀才、明经诸科录取的数额更是远远超过进士科。在宋代，仅仁宗之朝十有三举，就录取进士4570人。明、清两代仕路以科举为正，而科举又以翰林（廷试除状元、榜眼、探花外，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授为翰林官）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为重为荣。明、清王朝通常三年一大比，通过科举录取授予官职者，虽无精确的统计数字，但肯定要比元代多得多。

元代科举对应试对象的资格，规定的不如其他封建王朝那么严格，显得较为宽松，除蒙古族、汉族知识分子外，西域、中亚各少数民族即色目人中的知识分子，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元廷依其归附的先后，将他们划归为汉人或南人的范围内）的知识分子，都可参加科举考试。元代科举与学校教育的联系也不如其他封建王朝那么紧密，并不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的非各级官学、书院就读者，规定"举人从本贯官司于诸色户内推举，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结罪举保，以礼敦遣，贡诸路、府。"①而禁止参加科举考试的，只限于"倡优之家及患废疾，若犯十恶奸道之人。"②比其他封建王朝，条件就宽松多了。这反映蒙古贵族入主中国后，所受封建门第和封建礼教的影响不如其他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那么深重。

3。规定以程朱理学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元代的科举考试，规定以先秦的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且又以宋代理学家朱熹、程颐、程颢等人对儒家经典的注疏为依据，实际上就是以程朱理学作为科举考试出题的范围。如规定经问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设问出题，并用朱熹的章句集注；经义规定的《诗经》、《尚书》、《周易》等，均以朱熹、"二程"和其他理学家的注疏为主。元代的各级儒学、书院、庙学甚至私学，教学的也是这些内容，到后来就使得各级儒学、书院乃至私学，逐渐演化成了科举的附庸。因为只有学习程朱理学，才能参加科举考试，求得一官半职。正是由于元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到元代成了官方的统治思想，并通过科举进一步强化了程朱理学在学术上乃至政治上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成了蒙元政权禁锢人们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强有力的工具。

以程朱理学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而这些内容与元代现实生活相距甚远，这就必然使得从科举中选拔出来的人才空疏无学，不切实用。这正如历经元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五朝的翰林国史院检阅官、集贤直学士袁桷所指出的："先儒用心，实欲见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敝，止于《四书》之注。故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靡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之亡国，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学校，教法止于《四书》，髫龄诸生，相师成风，学义精熟，蔑有遗忘，一有诘难，则茫然不能以对，又近于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学之不能通也，于是大言以盖之，议礼止于诚敬，言乐止于中和。其不涉史者，谓自汉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词章也，谓之玩物丧志。又以昔之大臣见于行事者，皆本于"节用而爱人"之一语。功业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达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养根，非终于《六经》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龠，若射、御、书、数，皆得谓之学，非若今日所谓《四书》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常以儒诟诮。"①所以他主张"进士当诵当代之文"，学习"见经济之实"的"当世之要务"。而以程朱理学为治学和科举的主要内容，

①　《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②　《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①　袁桷：《清容居士集·国学议》，《四库全书》本。

就在于它"学义精熟，蔑有遗忘，一有诘难，则茫然不能以对"、只知"大言以盖之"、"博而寡要"、而远离"见经济之实"的"当世之要务"，崇尚"清谈危坐"，只会误国并导致亡国，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只能禁锢人们的思想，恪守儒家教条，是很难选拔出懂得"当世之要务"的经邦治国的有用人才的。

4。科举场上营私舞弊严重元仁宗时所制定的科举制度及其实施细则，为防止营私舞弊的发生，在考试程序、方法上作了审慎、周密的考虑，场规规定的相当细致、具体，对违犯者的惩处也是十分严厉的。但是，由于元代政治的腐败，学风的不正，加之名额的限制，众多的知识分子都企望通过科举为进身之阶，所以，尽管科举考试防范严密，而营私舞弊之风，却相当盛行，越到后来越发严重。搜禁愈严，而规避愈巧，营私舞弊者愈多。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元廷内发生的有关是否继续实行科举的争论，彻里帖木儿和伯颜之所以请求"诏罢科举"，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俩认为"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冒蒙古、色目名者"，"今科举取人，实妨选法。"①对此，持反对意见的许有壬也不能不承认，可见元代科举场上营私舞弊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形，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所收无名氏所撰《非程文》，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时当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江浙行省举行乡试，录取举人，揭晓后，有人撰四六长篇，对营私舞弊现象痛加斥责，题曰《非程文》，与《省榜》同时刊行，在各地广为流传。现将原文抄录于后：设科取士深感圣世之恩，倚公挟私无奈吏胥之弊。岂期江浙之大省，坏于禹畴之小刘（主持江浙行省乡试的刘锡--引者注）。斯文孔艰，衷情痛愤。待士无礼，呼名散饼于路傍；怀璧有谋，打号贴图于墙上。厨传用猾吏，内外之消息可通；试官取贪夫，上下之机关不泄。阳揭题驾言无弊，实自生奸宄之心。觅厚赂力举还魂，特欲箝是非之口。五服之亲不避，故违国朝之典章。杂犯之卷俱抄，恐失手本之名字。应才鼓勇于终场之日，局长之信已通；刘环知名于未榜之前，代笔之钱尽去。万物侯之关节可验，丈人峰之气力何勤。吕将（指铅山万户吕天泽--引者注）监门，进乐平之八子；海郎（指吴县主簿海鲁丁）受卷，通括苍之二。林（指林松庆、林彬祖--引者注）本生之地增辉，同列之情不薄；黄璋干首，二三月已买试官。鲍恂在榜中，十四名全赖妻父；借开元真人之力，叶氏（指叶瓒--引者注）礼经，依永嘉县尹（指林泉生--引者注）之门。江郎兄弟刘大在列，赖为省郎之师；沈小（指沈惟时--引者注）登科，谁知运吏之壻。黄岩赵蔺得家兄为帘外之官，瑞安高明托馆主有堂上之友。纷纷在眼，历历难言。许瑗作魁，三百定卖几千株之木；邹成驼榜，十八日纳七万户之钱。左者如斯，右者可见。尺牍先来于柏府，仕宦势高；稿文潜出于棘闱，师生情密。递手帖全凭巡绰，写怀挟不避军人。四子入场，代笔有此刘之手；一家在榜，瞒人起各路之文。所谋不臧，其忠何在？王贺省中典吏，不读书亦解成名；李思（齐）婺山村童，未知礼焉宜中选。错《春秋》之年份，临海（赵）梦龙；乱《周易》之阳阳，平江俞鼎。耳目之所及者如此，心术之潜运者难知。姑舍举人，更陈坐主。俞镇（建德知事--引者注）夤缘考试，这番丰卒岁之赀；吴暾（峡州知事--引者注）买题登科，方得证旧时之本。麟经错乱因贿取，林泉之生生如何。《易》义驳杂，以名寻，夏日（指会稽尹夏日孜--引者注）之孜孜安用，其余泛泛，不必叨叨。分经考卷得便私情，自开科曾无比例。出院改文，以欺公论，虽刊板仍是讹传。历观解据之

①　《元史·彻里帖木儿传》。

非，益见衡文之缪。指实告官者，反罹其罪；怀才抱艺者，虚费其劳。赵俶、蒋堂空仰天而叹息；江孚、沈幹徒踏地以资嗟；潘伯修、蔡余庆两举奚为，闻梦吉、陆居仁再来告免。呜呼！文运已矣。吾道安之何等主司，污滥坏今年之选举。既生圣世，进修翼异日之公明。此非一日之经陈，实来众贤之愿告。有人心者，念天理焉！①到了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在蒙元政权即将崩溃的前夕，吏治更加腐败，科举场上营私舞弊的现象更有所发展，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愤慨，于是，又有人撰《非程文》加以嘲讽。文中谈到："科场作弊，丑声莫盛于今年。启奸人侥幸之门，负贤相宾兴之意。事既如此，人其奈何！切惟考试官实文章之司命，讵能伪定于临时；员外郎执科举之权衡，安可公然而受赂。■谋既遂，清议难容。"②下面具体列举了营私作弊的官员和考生的姓名，揭发了他们伙同作弊的卑劣手法。这里揭露的尽管只是江浙行省举行乡试时营私作弊的情况，但有名有姓，言之凿凿，从中可以看出元代科举考试之一般。不难想象，其他行省、宣慰司乡试的情形，当与江浙行省大同小异。就是赴京师参加会试，甚至廷试，也都免不了有营私舞弊的种种现象发生。

元代实行的科举制度，前后虽然只进行了16　次，录取进士的名额才1000余人，但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由开始的举棋不定到后来正式开科取士，这是元代提倡文治、推行"汉化"的重要举措之一，它本身又是"汉化"的实质内容之一，从而有力地推进了蒙元政权的封建化的进程；其二，实行科举制度，提高了元代官僚集团的文化素质，同时还加强了和各民族间文化教育的交流，使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化通过科举而在各民族间广为传播，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其三，实行科举制度，使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有可能通过科举进身仕途，担任各种官职，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蒙元政权的统治基础，缓和了蒙古贵族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间的矛盾，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维护和巩固蒙元专制政权效力和尽忠。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总结元末仗节死义者，大多是通过科举赐以进士及第、出身的知识分子。如：台哈布哈为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进士，死于方国珍之难；余阙为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守安庆，死于陈友谅之难；李齐亦为元统元年进士，守高邮，死于张士诚之难，等等。赵翼还提到李黻、郭嘉、王士元、赵琏、孙柄、周镗、聂炳、刘耕孙、绰罗、彭庭坚、布延布哈、伊噜布哈等人，他们有的镇压农民起义军，有的击退倭寇的进犯，有的在与明军对抗时献出了生命，都为捍卫蒙元政权效力或尽忠。尽管他们表现的节义不一，但俱得自科举之赐，故最后赵翼总结说："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①其四，元代所实行的科举制度，对以后的明、清王朝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明、清王朝开科取士，大体上采用的仍是元仁宗皇庆年间所制定的科举制度及其实施办法，不过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展、充实和完善罢了，基本内容及其精神实质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自元代以后，科举考试科目由繁到简，只设进士一科；开考时间固定，一般三年一次，称为大比；考试内容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主，又规定以程、朱等理学家的注疏为蓝本；科举程式除增加了童试外，其他乡试、会试、廷试照旧；而在实施的具

①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非程文》，中华书局1959年版。②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非程文》。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

体措施上明、清则有所发展，与元代并不完全相同。可以这么说，元代实行的科举制度，是由唐、宋过渡到明、清，不断走向完备、成熟以至僵化的一个转折点。当然，与此相适应的是，自元以后，科举取士的弊端也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六、元代著名教育家元世祖忽必烈和元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耶律楚材，是元代文教政策的奠基人，对元代教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但他们作为元代基业的开创者，其主要成就并不在教育方面。他俩的重视教育，实施开明的文化教育政策，这只不过是其卓越不凡的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元一代，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有许衡、吴澄、程端礼、郑玉等人，现分述如下：（一）许　衡许衡是元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尊敬和重用，在推行"汉法"、提倡理学、发展学校教育、促进汉蒙文化交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生平及其教育活动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号鲁斋，元怀庆路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人。许衡家世业农。父亲许通，于金朝末年全家因避战乱迁居新郑，许衡即生于此。他自幼聪慧异常，7　岁入学，老师讲授《四书章句》，他便问老师为什么要读书，老师回答说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达到做官的目的。他反问道："如斯而已乎？"老师感到非常惊奇。他每读一书，都要探求书中的精神和深刻的意蕴，老师解答不了，就对许衡的父母说："儿颖悟不凡，他日必有大过人者，吾非其师也。"许衡的父母强求他留下来，终未能阻止老师的离去。其后，随着许衡年龄的增长和知识水平的提高，一连换了三个老师都不能满足他如饥似渴探究学问的要求。后因遭受战乱，逃难途中，家贫无钱买书，见到别人家有《尚书疏义》一书，便请求借宿数夜，将此书全部抄完才离开。在他避乱逃入徂徕山时，得到王辅嗣注释的《易经》，他细心抄录，"夜思昼诵，身体而力践之，言动必揆诸义而后发。"有一则脍炙人口的故事，说的是许衡曾经在酷夏中路过河阳，口渴极了，道旁的梨树上有熟透了的梨子，难民们争先恐后地摘梨吃，独有许衡神态自若地端坐在树下不动。人问其故，他答："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旁边的人解释说："世乱，此无主。"他又严肃地回答："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由于许衡刻苦钻研儒家经典并能用"慎独"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所以他在青年时代就被人视为有高尚道德的人，逐渐有人登门向他求教。

战乱后，许衡回到故乡。他往来于黄河、洛水之间，以游学的方式结识了元朝的著名人物姚枢和经学大师窦默，他从姚枢那里得到了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的著作，益发刻苦钻研，大有所得。不久，移居苏门山（今河南辉县北），与姚枢、窦默互相讲解，探讨学问，"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而慨然以道为己任。尝语人曰："纲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忽必烈为秦王时，任命姚枢为劝农使，经姚枢介绍，诏许衡为京兆提学。秦地的人民刚从战火中解脱出来，想学习而没有教师，听说许衡到来，许多人都感到欣喜和幸运前来就学，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元世祖忽必烈南征，许衡返回怀州，学生们殷切地挽留他，但是不行，一直将他送到临潼才依依不舍地回去。元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于开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曾召窦默至京，问曰："朕欲求如唐魏征者，有其人乎？"窦默对曰："犯颜谏诤，刚毅不屈，则许衡其人也。"①元世祖本命许衡为太子太保，五辞不就。后改授国子祭酒，才欣然从命。当时，阿合马官居中书平章政事，管理尚书省及六部事务，因为独揽大权，势倾朝野。一时间，大臣们大多阿谀奉承他。许衡每次与他议事，必定言语严正，一点也不让步。至元八年（1271年），元世祖任命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选择诸蒙古子弟跟随许衡学习，许衡听到诏令，高兴地说："此吾事也，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于是请征召其弟子耶律有尚、姚燧、王梓等十二人为伴读，分置各斋为斋长。诸子尊师敬业，蔚为风尚，在学业上均有所成就。

许衡的热心教育的精神，深为丞相安童所嘉许。安童曾以许衡为榜样，教育同僚们说："君辈自谓不相上下，（若与许衡相比）盖十百与千万也。"翰林承旨王磐气盖一世，目中无人，唯独敬佩许衡，常说道："先生，神明也。"

至元十年（1273年），许衡"因权臣屡毁"汉法"，诸生廪食或不继"，恳请辞职，回到故乡，设学授徒，兼事田园，同劳动人民多有接触。"老来情思，苦厌喧杂，课督儿童，种田读书，虽拙课谋，但喜自幸！农夫野叟，旦夕相遇，与之语言，固不尽晓，要其中无甚险阻。"②至元十三年（1276年），朝廷因制定新历再召许衡，授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并领导太史院。至元十七年（1280年），在许衡、王恂的帮助下，元代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新制仪象圭表，日测晷景，编定《授时历》，颁行全国，许衡也就告老还乡。次年，许衡病逝于家乡，享年73　岁。怀州百姓听到许衡病逝的消息，无论贵贱长幼，都前往许家门前痛哭祭奠，各地学生也从四面八方来到许衡墓前哀悼祭祀。

许衡一生热爱教育事业，曾一为提学，三为国子祭酒，他在辞官还乡时，仍设教授徒，学者盈门。为表彰许衡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大德元年（1297年），元成宗赠其谥号曰"文正"。至大二年（1309年），元武宗诏令加封正学垂宪佐运动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皇庆二年（1313年），元仁宗又诏以许衡与宋代朱熹等九位著名理学家一起"从祀孔子庙廷。"元仁宗延祐初年，又诏立书院于京兆以祭祀许衡，"给田奉祀事，名鲁斋书院。"①许衡在元朝的政治地位、学术地位和教育地位都是很高的。他继赵复以后传播和阐释了程朱理学，使之得以在学校和社会上广为流传，终于定为一尊。许衡被认为是朱熹理学道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其所著有《小学大义》、《大学要略》、《大学直解》、《中庸直解》、《论明明德》、《编年歌括》、《稽古千（字）文》等，后人收入《许鲁斋集》或《许文正公遗书》。

2。教育思想许衡的教育思想，基本上是承袭宋代程朱理学而又有所发展。许衡对程

①　《元史·窦默传》。

②　《鲁斋遗书·与某郎中书》、《四库全书》本。

①　以上均见《元史·许衡传》。

朱理学推崇备至，奉若神明，精诵不辍，笃志力行。元初，不少汉儒学者因怀念亡宋或亡金而不愿为元朝出力，许衡不赞成这种消极态度，而是以积极、进取的态度迎接社会的变化，争取与元朝统治者合作，说服统治者行"汉化"，尊理学，兴学校，育贤才。在他看来，是"非如此则道不行"，强调元代的文教政策应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

许衡也和宋儒一样，把人性分成"本然之性"和"气禀之性"，提出"合虚与气，有性之名，虚是本然之性，气是物禀之性。又曰：仁、义、礼、智、信是明德，人皆有之，是本然之性，求之在我者也，理一是也。贫富、贵贱、死生、修短、祸福禀于气，是气禀之命，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分殊是也。又曰：性者，形而上者谓之道，理一是也。气者，即形而下者谓之器，分殊是也。"①他认为本然之性是善的，气禀之性则可善可恶："人禀天命之性为明德，本体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②"盖人之良心，本无不善，由有生之后，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私意妄作，始有不善。"③由于人的气禀有善有恶，参差不齐，就可能使天赋、天理、明德受到不同程度的掩蔽。许衡还将人的气禀概括成几种类型："有清者，有浊者，有美者，有恶者。得其清者，则为智；得其浊者，则为愚；得其美者，则为贤；得其恶者，则为不肖。"④他又提出气禀"三品"说："人生气禀不齐，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后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⑤显然，这是一种把事物看成凝固不变的唯心主义观点，是不科学的。他为此还自创了以"明德"为基点的"计分区别法"："明德之存得二三分，则为下等人；存得七八分，则为上等人；存得一半，则为中等人。明德在五分以下，则为恶常顺，为善常难。明德在五分以上，则为善常顺，为恶常难。明德正在五分，则为善为恶，常交战于胸中。"而教育就正是要在这等人身上发挥作用："战而未定，外有正人、正言助之，则明德长而为善。"①许衡认为，除少数大善大恶之人以外，最多的还是属于中品的即正在五分的气禀驳杂不齐的芸芸众生。对于这大多数人，许衡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兴学设教，去改变他们的气禀。"圣人设教，使养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②即一方面发扬本善的"本然之性"，另一方面革除存在恶的"气禀之性"，使这些人受教育以后去其昏蔽，复其明德，识见天理，遵行天道。这里的所谓"道"，也就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伦常关系。许衡强调指出："此天性也！"有如那"蜜蜂儿有个头儿，便自理会得那君臣的道理；大虫豹子不吃它孩儿，便自省得那父子的道理；雁大的小的厮随着成行飞呵，便自省得那兄弟的道理；狗认得主人，便自省得那恩义的道理"③一样。设教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发扬光大这种"道"。"盖为教而不本于道，则非教也；为学而不本于道，则非学也。"④如果对这个问题有

①　《鲁斋遗书·语录下》。

②　《鲁斋遗书·语录下》。

③　《鲁斋遗书·小学大义》。

④　《鲁斋遗书·论明明德》。

⑤　《鲁斋遗书·小大学或问》。

①　《鲁斋遗书·论明明德》。

②　《鲁斋遗书·论明明德》。

③　《鲁斋遗书·大学要略》。

④　《鲁斋遗书·语录下》。

了足够的认识，那么，"则为师者，知所以教人之道；为弟子者，知所以进学之方矣。"⑤关于教育的目的，许衡认为就是"明伦"。他说："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⑥又说："人之赋命于天，莫不各有当然之则，如父子之有亲，君臣之有义，夫妇之有别，长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此所谓天伦也。三代圣王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天下者无他。明此而已。盖人而不能明人之伦理，则尊卑、上下、轻重、厚薄，淆乱而不可统理。其甚者，至于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夫妇、长幼、朋友之分，岂止淆乱而不可统理，将见祸乱相寻，沦于禽兽而后已。此所以古之教者必以明伦为教，古之学者必以明伦为学。"①许衡所宣扬的仍是封建伦理道德那一套陈腐的东西。他还认为通过教育使人"明伦"以后，就可调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达到"上知所以御下，下之所以事上，上下和睦"②，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而要实现这一目的，许衡认为教育的宗旨就是在于培养"志士仁人"。

他说："贵为公相不可骄，当知有天下国家以来，多少圣贤在此位。贱为匹夫不必耻，当知有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于贫贱者。"③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这两种人："贵为公相不可骄"的"圣贤"和"贱为匹夫不必耻"的"志士仁人"。这也就是儒家一贯倡导的"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在当时社会动乱、人心不古的情况下，许衡更多地强调学校教育是培养"贱为匹夫不必耻"，又"甘于贫贱"的"志士仁人"，这是与他继承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人生哲学密切相关，重在斩绝"人欲之萌"，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

关于教学内容，许衡主张儿童入学后，"令习跪拜、揖让、进退、应对，或射，或投壶，负者罚读书若干遍。"④先从熟悉封建礼仪开始，进而学习《小学》、《四书》、《五经》等书，教给他们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据《宋元学案·鲁斋学案》记载："先生自得《小学》，则主此书以开导学者。尝语其子曰："《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书，虽他书不治可也。""姚燧在《鲁斋遗书·古今儒先议论》中也说：许衡"其教也，入德之门，始惟由《小学》而《四书》，。。而后进于《易》、《诗》、《书》、《春秋》。"将这些儒家经典和朱熹等理学家对这些经典的注疏作为学习的基本教材。除此之外，许衡还给学生讲授子史、书算、名物、星历、兵刑、食货等方面的知识，这是他对宋代理学在教学内容上的扩充和丰富。3。教学方法姚燧曾对许衡一生治学施教的特点作了这样概括性的评述："其为学也，以明德达用为主；其修己也，以存心养性为要；其事君也，以责难陈善为务；其为教也，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始，精义入神为终，虽时当柄凿，不少变⑤　《鲁斋遗书·语录下》。

⑥　《元史·许衡传》。

①　《鲁斋遗书·小学大义》。

②　《元史·许衡传》。

③　《宋元学案·鲁斋学案》。

④　《元史·许衡传》。

其规矩也。"①在教育和教学方法上，许衡主要强调的有以下几点：第一，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

许衡认为，人的品类不一，气禀不同：有早熟的，有晚成的；有可成其大的，有可成其小的；有属于少数上、下品的人，有属于大多数中品的人；有兴趣爱好近于此科而远于彼科、或近于彼科而远于此科者，故教学方法不可划一，而应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随其时机，因势利导，因材施教。这就是他所说的："其为教，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相其动息以为张弛。"②具体地说，"因觉以明善"，是指在学生有了初步领悟的基础上因势利导，给以进一步的启发，使之"明善"--明辨真伪、善恶、是非，不做坏事；"因明以开蔽"，是指在学生明白大义的条件下，引导他们进一步除去障蔽的东西，明确"道"之所在；"相其动息以为张弛"，指的是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观察学生平日活动和静息的实际情况，根据学生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状态，针对性地进行"张"或"弛"的适当处理。一句话，就是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教育和教学，才能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

第二，注重"治生"，教育要和现实生活密切结合。

许衡与传统儒学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最突出的不同之点，是他提出了为学以治生为首务的主张。他说："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谋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士君子当以务农为生，商贾虽逐末，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①在他看来，为学者不能只注重空疏的学术探讨，好似不食人间烟火味似的，还要注重"治生"的实际问题。只有解决了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解除了后顾之忧，才有利于为学，不受干扰。除务农之外，必要时也可从事商业活动，但要"不失义理"，合理地赚钱。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许衡举例说：三国时诸葛孔明身为蜀国的宰相，他逝世之日廪无余粟，库无余财，其廉洁之所以能如此者，是因为他在成都有田土种植粮、桑，后裔的衣食自给有余的缘故。许衡提出的为学不忘"治生"的主张，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在儒家尤其是在理学家中是罕见的，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程朱理学的新发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很有影响。它不但对学风的改变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丰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还成为后人提倡"实学"、反对理学禁欲主义的借鉴。

第三，提倡"持敬"和"慎思"。

许衡提出："为学之初，先要持敬，敬则身心收敛，气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浊者不得长。美者愈美，而恶者不得行。静而敬，常念天地鬼神临之，不敢小忽。动而敬，自视、听、色、貌、言、事、疑、忿，得一日省察，不要逐物去了，虽在千万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略也。"①持敬的核心内容就在于不要"逐物"，为物欲所拘，而是要加强个人修养，经常省察内心，排除外界物欲的引诱、干扰，做到"身心收敛，气不粗暴"，心地平和，专心致志向学。这也就是许衡在《鲁斋遗书·语录上》中所说的："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物来不乱，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汲

①　姚燧：《欧阳元神道碑》。

②　《元史·许衡传》。

①　《宋元学案·鲁斋学案》

①　《鲁斋遗书·论明明德》。

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情也。非止学问如此，日用事为之间，皆当如此。乃能有成。"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务，都应采取一种豁达的态度，"物来不乱，物去不留"，做到"专一"即专心致志、聚精会神，那就一定能获得成功。另一方面，许衡又提倡在学习过程中要善于独立思考，不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拾人牙慧。他说："慎思，视之所见，听之所闻，一切要个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无邪。"②意思是：凡所见所闻都要加以独立思考，这样，感觉到的东西，经过分析综合的思考功夫，才能上升到理性的阶段，从中获得精深奥微的知识。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知识渊博的人，为学就要多思多问，要思想纯正。据《宋元学案、鲁斋学案》记载："先生说书，章数不务多，唯恳款周折，见学者有疑问，则喜溢眉宇。"许衡在教学上不片面追求讲书章节的多寡，而注重于对所学内容的反复钻研，咀嚼消化，从中发现疑问之处和发掘精妙的意蕴所在，认为这才是学问不断进步的关键所在。许衡提倡"慎思"，这对于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学习的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四，主张教人所短和教人"先使有耻"。

许衡提出："教人与用人正相反，用人当用其所长，教人当教其所短。"①他认为教师的职责就在于使有"所短"的学生得到长足的进步，最后成为有"所长"的人。教师不应因学生的天资愚钝、品行不端而放弃教育；恰恰相反，正因为学生有所短，才更需要教师的关怀和教诲，使之通过学习逐步成为有"所长"的有用人才。而要使学生为学向善，成为有所长的人，许衡又强调在学习过程中，首先要引导学生树立明确的是非观念，有知耻之心，增强自尊心和荣誉感。他说："教人使人，心先使有耻，无耻则无所不为。既知耻又须养护其知耻之心，督责之，使有所畏；荣耀之，使有所慕。"②有了知耻之心，就会向善去恶，行为上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此外，许衡还提出为学要循序渐进，学不躐等；教学要有先后次序，反对躁进。许衡这些充满辩证法思想的教学原则和方法，是他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直到今天，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第五，提倡尊重学生、热爱学生。

据《元史·许衡传》称："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故所至，无贵贱贤不肖皆乐从之，随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为世用。"许衡在国子学任教时，"时所选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既热情关怀，又严格要求。翰林学士承旨王磐在元世祖面前也称赞许衡"教学有方"。他尊重学生的人格，"练之如成人"；虽然严格要求学生，却"其言煦煦"，态度和蔼可亲；他注意启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提倡"持敬"、"慎思"和"先使知耻"，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以身作则，对所主张和倡导的身体力行，"言动必揆之意而后发"；他爱生如子，奖罚分明，受到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因此，在他逝世的时候，"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条，终身不敢忘。或末尝及门，传其余绪，而折节力行为名世者，往往有之。听其言，虽武人俗②　《鲁斋遗书·语录上》。

①　《宋元学案·鲁斋学案》。

②　《鲁斋遗书·语录上》。

士异端之徒，无不感悟者。"①其教育和教学方法，取得了明显有成效。（二）吴澄吴澄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曾被誉为"正学真传，深造自得"。可以说吴澄是元代理学教育的一面旗帜，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1。生平及其教育活动吴澄（1249-1333年），字幼清，晚年改号伯清，程钜夫题其所居草屋为"草庐"，故学者称他为草庐先生。元抚州路崇仁（今江西省临州县西南）人。吴澄自幼聪颖好学，刚满3　岁，教他读古诗，他随口就能背诵下来。他5　岁时，入私塾读书，每天能记诵上千个字，常常读书到很晚，甚至通宵达旦。母亲耽心他学习勤奋过度，伤害身体，往往限制他读书用的灯油和蜡烛。但他等到母亲熟睡以后，又悄悄地点燃烛火继续学习。9　岁时，每逢乡校举行考试，他都名列前茅。吴澄从15　岁起，开始钻研朱熹的《大学章句》。16岁在考场上结识了朱熹的再传弟子饶鲁的学生程若庸，遂拜程为师。其后，他又师事程绍开，遵循其"合为朱陆"而发扬光大之。19　岁著《皇极经世续书》和《道统图》。23　岁那年，他在遍读经、传各书后考中举人，但以后多次参加南宋的进士考试都名落孙山。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即宋恭帝德祐二年，他愤然辞别考场，隐居于布水谷，专心钻研学问，曾著有《孝经章句》，校定了《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礼记》。由于他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声望很高，故当时社会上有"南吴北许"之称，将他同元朝著名的学者许衡并列。

吴澄29　岁入元以后，受到元朝统治者的重视，侍御史程钜夫推荐他到京师任职，不久以母老辞归。为了保护吴澄的学术成果，朝廷特派使臣到他家里将他的著作全部抄录，陈列于国子监，供太学生们研读。元成宗元贞初年（1295年），朝廷任命吴澄为江西儒学副提举，仅在任三个月。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召为国子监监丞。元仁宗皇庆元年（13l2年），提升为国子监司业。元英宗继位（1321年），又越级升迁他为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任命他为经筵讲官和撰修《英宗实录》的总裁，次年实录修成，还未上报，他便辞官归家，专门致力于著述、讲学的工作。这一时期，他将早年校注的《五经》，加工、整理、补充而发展成《五经纂言》，包括《易纂言》、《诗纂言》、《书纂言》、《春秋纂言》和《三礼考注》等。除以上提到的各种著述外，他还有《学基》、《学统》两本专论，并校正了《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以及《八阵图》、郭璞的《葬书》等。后人合其所著而编辑成《吴文正集》和《草庐吴文正公全集》，流传于世。

吴澄从20　几岁开始，到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病死家中，在长达近60年的岁月里，除四次入京做官，总计时间不到4年外，其绝大多数时间是从事著述和私人讲学，可以说是一个终身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家。他先后到过乐安、宜黄、福州、龙兴、扬州、袁州、真州、永丰、建康、燕京等地

①　《元史·许衡传》。

讲学，每到一处，学生莫不望风云集。正如《元史·吴澄传》所说的："出登朝署，退归于家，与郡邑之所经由，士大夫皆迎请执业，而四方之士不惮数千里，蹑屩负笈来学山中者，常不下千数百人。"元贞初年，他游学龙兴时，按察司经历郝文将他迎接到郡学，每日听他讲授、论说，记录学生的提问和他的回答，共几千字。行省椽元明善以自己的文章和博学而自负，曾同吴澄一起探讨《易》、《书》、《春秋》等书的深奥意蕴，大愧不如地感叹说："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于是，他在吴澄面前执弟子礼，终身如此。吴澄"少暇，即著书，即将终，犹不置也。"他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其书"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条归记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言。"①元文宗元历三年（1330年），朝廷以吴澄耆老，特任命他的次子为抚州教授，以便奉养。吴澄享年85　岁而逝，朝廷追赠他为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加封号为临川郡公，谥号为"文正"。

2。教育思想吴澄是朱熹的四传弟子，他的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远承孔、孟，近接朱、陆。全祖望评价说："草庐出于双峰（饶鲁），固朱学（朱熹之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陆九渊之学）。盖草庐又师程氏绍开，程氏常筑道一书院，思和会两家。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①吴澄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他秉承朱熹的"理气同一"的主张，也把抽象的"理"（精神）作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总根源，作为"气"（物质）的主宰，认为离开了理，也就不能有气。他说："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后，只有阴阳二气而已。本只是一气，分而言之，则为阴阳。又就阴阳中细分之，则为五行。五气即二气，二气即一气。气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为之主宰也。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②吴澄还把"理"与"性"相联系，并赋予"性"以伦理道德的属性。他认为："夫人之性也，以天地之气凝聚而成形，以天地之理付卑而有性。""人得天地之气而成形，有此气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谓之性。此理在天地，则元、亨、利、贞是也。其在人而为性，则仁、义、礼、智是也。"③在他看来，人性是得之于天的，天理便是人本然之性的反映："生而爱其亲，长而敬其兄，出而行之于朋友，娶而行之于夫妇，仕而行之于君臣，此良知良能之得于天，而人人所同也。"④而人之所以有善恶不同，全在于气质上的区别："以其所禀之气，所赋之质，不能且清且淳，故于伦理之间，有厚者有薄者，有全者有偏者，有循者有悖者。"⑤正是由于人的气质殊异，从而造成了人性中有善与恶的区别。

既然人性属于天理，是天理的具体体现，那么，为什么说又有"性善"、"性恶"的说法呢？吴澄的见解是："人之生也，受气于父之时，即有或清或浊之不同；成质于母之时，又有或美或恶之不同。气之极清、质之极美者

①　以上均见《元史·吴澄传》。

①　《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②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③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④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送南城教谕黄世弼序》。

⑤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率性铭》。

为上圣。盖此理在清气美质之中，本然之真无所污坏。。。其气之至浊、质之至恶者为下愚。上圣以下、下愚以上，或清或浊，或美或恶，分数多寡，有万不同。惟其气浊而质恶，则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碍沦染，而非复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万不同也。"①他不同意荀况、扬雄"人性恶"的看法，认为荀、扬"以性为恶，以性为善恶混，与夫世俗言人性宽、性偏、性缓、性急，皆是指气质之不同者为性，而不知气质中之理谓之性，此其见之不明也。不明者，谓其不晓得性字。"②他也不赞成孟子关于"人性善"的看法："孟子道性善，是就气质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别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气质之有浊、恶而污坏其性也。。。孟子但论得理之无不同，不曾论到气之有不同处，是其言之不备也。不备者，谓但说得一边，不曾说得一边，不完备也。"③吴澄赞同"二程"、张载、朱熹等人主张的"性即理也"的观点，认为"正是针砭世俗错认性字之非，所以为大有功。。。盖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两性字只是一般，非有两等性也。故曰："二之，则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则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气质中，所谓形然后有气质之性也。气质虽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则一。"④气质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而来，所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是不能分开的，二者是同一的。"所谓性理之学，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理。即当用功以知其性，以养其性。能认得四端之发现，谓之知。既认得日用之间，随其所发现，保护持守不可戕贼之谓养。"⑤人的气质尽管不同，而其本性之善则是一致的。因此，善与不善的人，皆可通过教育"以知"、"以养其性"，识见天理，回复和发展他的本然之性，促使他向善、为善。

吴澄非常重视教育在改造人、造就人的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他认为，正是由于人的气质中有不清、不美的一面，从而"污坏了"性善的本质，这就需要教育（学）去变化它、改造它。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变化和改造人的气质。他说："气质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污坏，故学者当用反之之功。反之如汤武。反之也之反，谓反之于身而学焉，以至变化其不清不美之气质。则天地之性浑然全备，具存于气质之中。故曰："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气质之用小，学问之功夫，能学气质可变，而不可污坏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复如前污坏于气质者矣。"①一个人气质的变化，靠的是为学，即教育的功夫。教育的任务便是"使人顺其伦理，克其气质，因其同，革其异。"②"教者学者如之何？其必遵朱子之明训，拳拳佩服，弗至弗措，必洞彻于心，心允蹈于身，行必可以化民美俗，才必可以经邦济时，而非但呻哔摛辞之谓。"③在教育过程中，吴澄主张德育与智育并重，相得益彰。他把"尊德性"

当作德育的范畴，把"道问学"当作智育的范畴，认为二者不可偏废，而应

①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②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③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④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⑤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①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②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送方元质学正序》。

③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儒林义塾记》。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曾说过："夫所贵乎圣人之学，以能全天之所以与我者尔！天之与我，德性是也，是为仁、义、礼、智之根株，是为形质、血气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学果何学哉？"④又说："尝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①吴澄提倡"以德性为本"，即德育、智育并重，但整个教育却应以德育为根本，强调教书育人，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完善人格，这一观点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同孟子一样，吴澄也十分注重教育与环境的密切关系。他在《瑞州路正德书院记》中说过："蒙山僻在万山之隈，近于宝货，则其民贫；远于都邑，则其俗陋。"但环境毕竟只是客观的外在条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后天的教育。所以吴澄又强调指出："身不游于庠、序，则耳目不濡染乎礼义，殆如孟子所谓饱暖逸居而无教矣。故夫居之以群居之地，教之以善教之人，俾学者于是而学当学之事。"②吴澄强调教育与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但又不是环境决定论者，一个人的成才关键在于"学当学之事"，这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

关于教学的内容，因为吴澄是朱熹的四传弟子，又受到赵复的影响，所以他仍主张学习儒家传统经典《四书》、《五经》和朱熹等人对这些书的注疏，即程朱理学。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吴澄在担任国子司业时，曾参考程颐的《学校奏疏》、胡瑗的《六学教法》、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把国子学分成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大门类。经学包括研读《易》、《书》、《诗》、《仪礼》、《周礼》等书；行实包括遵守孝、悌、忠、信、睦、姻、任、恤等封建伦理；文艺主要是学习古文和诗词歌赋；治事则包括学习选举、食货、水利、星历、教学、礼仪、乐律、刑法等方面。但主要的还是学习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吴澄一生著作颇丰，也多为精研儒家经典所得，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理学的道统。吴澄平生提倡学有用之学，反对一味地死读儒家经典，"往往滞于此而溺于心。。。而其为学亦未离乎言语文字之末。甚至专守一艺而不复旁通他书，掇拾腐说而不能自遣一词反俾。"①他的这种主张与有些理学家崇尚清谈是不同的，大大扩充了教学的内容，使学生得以开扩视野，增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3。教学方法在教育和教学方法上，吴澄主要强调以下几点：第一，提出教学贵在"实悟"和"实践"。

吴澄认为，教学或读书，不应只满足于一般的读书穷理，而贵在"实悟"和"实践"。在他看来，教学的根本问题是"求诸己之心"而不是"求诸人之言"。什么是"求诸己之心"呢？"身，非身也；其所主者心也。心，非心也，其所具者性也。性，非性也；其所原者无也。"②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学必以德性为本"，教学的任务在于发扬天赋的德性，而不在于所获④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尊德性道问学斋记》。

①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岳麓书院重修记》。

②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建昌路庙学记》。

①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尊德性道问学斋记》。

②　《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书本知识的多少。他曾说过："若曰："徒求之《五经》，而不反之吾心，是买椟而弃珠也。此则至论。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其坠窠臼。学者来此讲问，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令其读书穷理，以道问学，有数条自警省之语，又拣择数件书以开学者格致之端，是盖欲先反之吾心，而后求之《五经》也。"又说："学者功夫，当先于用处着力。""读《四书》有法，必究竟其理而有实悟，非徒诵习文句而已；必敦谨其言，而有实践，非徒出入口耳而已。"③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不就身上实学，却就文字上钻刺，言某人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学者也。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①他还举例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好比有人打算到燕京去，观其行程节次，即日雇船买马启程，大约两个月可到达目的地。到了燕京以后，亲眼看到宫阙是什么样的，街道又是什么样的，风沙如何，风习如何？皆了然于心，不待问人。如今他本人不打算去燕京，却只是将曾到过燕京的人所记述的逐一地去加以探究，参互比较，见其他的人所记述的又有所不同，就必然愈添惑乱。这都是因为本人没有亲到燕京，但凭他人所说，因而是愈探究就愈难以了解其真实情况。吴澄在这里反复强调"实悟"、"实践"的重要，指出脱离实际只学书本知识的弊病。所谓"实悟"，是指读书时要深入思考，不能只限于了解表面文字上的意思，而是要"必究竟其理"；所谓"实践"，是指读书时要将所学到的儒家经典的内容付诸于自己的行动，不能只知不行，而是知行同进，也就是"必敦谨其行"。这样，理论联系实际，将知与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实悟"、"实践"有了切身的体验，才能从中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

吴澄主张通过教育（为学）去识见天地，那么，又如何去达到这一目的呢？吴澄推崇孟子的"反身而诚"和"求诸己"的主张，即求自身去发现，从本心而求善端，而不是像朱熹所提倡的通过格物致知、读书穷理去达到。他说："夫学，孰为要？孰为至？心是已。天之所以与我，我之所以为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学何学哉？圣门之教，各因其人，各随其事，虽不言心，非无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大矣乎！"②他认为邵雍的"心为太极"，周敦颐的"纯心要矣"，张载的"心清时视明听聪"，程颢的"将之放之心约之使入身来"等看法，都是得之于孟子的正传，强调通过为学去修养心性，回复本然之性。正因如此，他才明确提出："今不就身上实学，。。非善学者也。"

第二，提出"主敬"、"主静"的自我修养方法。

由于在教育过程中吴澄强调"实悟"、"实践"和"实学"，所以他特别重视自我修养，提出了"主敬"、"主静"的修养方法。他说："欲下功夫，惟敬之一字为要法。""主于敬则心常虚，虚则物不入也；主于敬则心常实，实则我不出也。"①吴澄把"主敬"看成是排除外物干扰、守护本然之性的有力武器。在他看来，"人之一身，心为之主；人之一心，教为之主。"②"夫敬者，人心之宰，圣学之基。"③吴澄在强调"主敬"的同时，还强调③　《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①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②　《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①　《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②　《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主静"，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和强化"主敬"。他说："能静者，虽应接万变而此心常于止水，"即"孟子所谓不动心也"。主静的功夫在于"心不妄动，""约爱、恶、哀、乐、喜、怒、忧、惧、悲、欲十者之情，而归之于礼、义、仁、智四者之性。""万物无足以挠心。"④由此可知，主静就可抵制外界的各种干扰，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做学问，最后就可达到"主敬"的境界。

第三，强调培养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在教学和学习方法上，吴澄还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之成为学者自觉的愿望。他说："读书当知书之所以为书，知之必好，好之必乐；既乐，则书在我，苟至此，虽不读，可也。"⑤把培养学习兴趣看成是求学取得成效的重要条件。所以他在教学时十分重视引发学生对知识的热爱，使他们从读书中感到乐趣，以增强他们的求知欲和学习的自觉性。

在教育和教学中，吴澄既强调择师的重要性，又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认为二者不可偏废。他说："今夫学者资于师，习于己，语于人。"①"盖学而有得于师者视其所仰，若高山之崇崇，景行之坦坦，向切履行，弗忘弗措。"②择师首先要看师德："师者，不必记览之多也，不必言语之工也"；择其用实行孝于亲、悌于长、敦于宗族、笃于外■、信于朋友、仁于乡里。。"③重视师德，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把师德看成是遵守封建伦理道德那一套，这是吴澄思想上的局限性。然而，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如要想在学业上有所进步，除了择师之外，更主要的还是依靠学生本身的主观努力，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正如吴澄所说："敞学宫以育人才者官之事，进学业以应时需者士之事。"④"故居学而不为学，自薄也；为学而不知所以学，自误也。"⑤学业上要取得成效，最终还是取决于学生本身，内因是最根本的条件。

第四，提倡研精慎独，日省日新。

在学习方法上，吴澄还提倡研精慎独，日省日新。他遵循朱熹的遗教，认为学道需要经过两道关口：一是格物关，一是诚意关。他说："朱子尝谓："大学有二关：格物者，梦觉之关；诚意者，人兽之关"。实悟为格，实践为诚。物既格者，醒梦而为觉，否则，虽当觉时犹梦也。意既诚者，转兽而为人，否则，虽列人群亦兽也。号为读《四书》，而未离乎梦，未免于兽者，盖不鲜。可不惧哉？物之格在研精，意之诚在慎独。苟能是，始可为真儒，可以范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师也。"①在这里，吴澄把"研精"、"慎独"作为"真儒"必不可少的品质，进而达到道德修养的崇高境界；否则，"虽列人群亦兽也，"这种人与禽兽没有两样。那么，如何学为真儒呢？吴澄又③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主敬堂说》。

④　均见《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⑤　《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①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融斋记》。

②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重修李氏山房书院记》。

③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茜冈义塾记》。

④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建昌路庙学记》。

⑤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宜黄县学记》。

①　《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提出了自省自新的思想："如欲自新乎？每日省之。事之可以告天、可以语人者为是，其不可告天、不可语人者为非，非则速改，昨日之非今日不复为也。日日而省之，日日而改之，是之谓日日新又日新。"②严于律己，自省自讼，知过必改，自新不息，这是儒家和宋代理学家的一贯思想，吴澄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将它作为修身养性的重要方法。我们剔除其封建道德的内容，将它作为道德自我完善的手段和途径，在今天仍然有可取的地方。

第五，在教学上主张循序渐进，循循善诱。

通过长久的教学实践，吴澄深切地体会到教学必须遵循教学规律，坚持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切不可急躁贪多，以免造成"揠苗助长"、"欲速则不达"的后果。他说："学者须是已能一事，然后再学一事。若无节次，杂然施之而不顺序，则所学多端，必皆隳毁梦乱而不修治也。"③教师要将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学生自己的东西，这里有一个由不知到知、由少知到多知、由知到行的过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为师者一定要善于掌握教学的进度和教学内容的多寡深浅，做到恰如其份。如果教师"不观其已知已能，而进之以未知未能，是其施教于人者，先后失宜"；"不俟其自知自能，而强之必知必能，是其求贵于人者深浅莫辨。"①那是达不到教学的效果的。吴澄本人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热爱学生，热爱教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正如《元史·吴澄传》所记述的："澄至，旦燃烛堂上，诸生以次受业，早昃，退燕居之室，执经问难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质，反复训诱之，每至夜分，虽寒暑不易也。"他的这种忠于职守，为教育英才而倾尽心血的敬业精神，表现了封建时代为人师表者的崇高节操，是弥足珍贵的。（三）程端礼程端礼是元代著名的学者、诗人和教育家，学宗朱熹。他所著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元代一部专门论述家塾教学程序的专著，史称"读书工程"或"进学规程"。元代国子监曾将它颁示各郡、县，下发到各类学校，明代诸儒学者亦将它奉为准绳，清代曾多次刊印此书以资广泛流传，对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家塾、书院和学校教育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1。生平及其教育活动程端礼（1271-1345年），字敬叔、敬礼，人称畏斋先生。元庆元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人。他年幼时颖悟纯笃，稍长即通《六经》大义。他曾师从理学大师史蒙卿，"色庄而气夷，善诱学者，使之日改夜化。而其弟端学，刚明动，有师法，学者咸严惮之，人以比河南两程氏云。"①自南宋末年以来，在江浙一带，大都崇尚陆九渊之学，而朱熹之学不行，"端礼独从史蒙卿游，以传朱氏明体达用之指，学者及门甚众。"②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仁宗延祐年间，程端礼先后任广德建平县（今安徽省郎溪县）、池州建德县②　《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③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礼记纂言·学记篇》。

①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礼记纂言·学记篇》。

①　《宋元学案·静清学案》。

②　《元史·儒学二·程端礼传》。

（今浙江省建德县）儒学教谕，台州路（今浙江省临海）、衢州路（今浙江省衢县）儒学教授及稼轩、江东书院山长等，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卒年七十五。其著作有《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和《畏斋集》六卷，《四库全书》均收录。

2。《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的主要内容程端礼针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弊端，总结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经验和吸收他人的教学经验，撰写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一书。

在此书自序里，程端礼谈到当时私塾、书院和学校教育教学上的主要弊端是："今父兄之爱其子弟，非不知教，要其有成，十不能二三，此岂特子弟与其师之过？为父兄者，自无一定可久之见，曾未读书明理，遽使之学文。为师者，虽明知其未可，亦欲以文墨自见，不免于阿意曲徇，失序无本，欲速不达。不特文不足以为文，而书无一精熟，坐失岁月，悔则已老。且始学既差，先入为主，终身陷于务外，为人而不自知，弊宜然也。"他认为教学如果仅仅是为了应付科举，以此踏进仕途，难免求之过急，"失序无本，欲速不达"，以致造成经不能治、理不能明、治道不能通、制度不能考、历史不知晓、作文词不达意的不良后果，使学者身心无所得且无益于国家，导致教学的失败。为了匡救这一时弊，程端礼认为只有在教学过程中坚持由少到多、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也就是要遵循教学的规律，注重教学的程序，才能"已得不忘而能日增，玩索精熟而心与理相浃，静存动察而身与道为一，德形于言辞而法可传于后"，"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达到预期的目的。

程端礼学宗朱熹，以阐扬理学为己任，因而他以理学教育的精神贯穿于《日程》的全书。在《日程》的卷首，抄录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条》作为全书的纲领，这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者提出的为学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养之要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主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然后，抄录有关的学规、学则，诸如要求学生在学时，必严朔望之仪，谨晨昏之令，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齐，堂室必洁净，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等。

全书共分为三卷。

第一卷依据朱熹的读书方法六条："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切己体察，著紧用力。"规定不同年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学习程序，并作详细说明。

学童8　岁未入学之前，读程逢源增广的《性理字训》，以此代世俗的《蒙求》、《千字文》，每日规定读三、五段；并将朱熹拟定的《童子须知》贴于壁上，让学童在饭后记说一段。

学童自8　岁入学以后，至15　岁以前，先读《小学》一书的正文。"此朱子苦口教人之语。随日力、性资，自一二百字，渐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长，可近千字而已。每大段内，必分作细段，每细段，必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又通倍读二三十遍。后凡读经书仿此。"以后，指导学生依次学习《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孝经》、《易》、《书》、《诗》、《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并《三传》的正文。同时，指导学生影写智永千文楷字，止令影写，先不自写，由少到多，掌握要领，心领神会，永不走样。如要考字，还要阅读《说文》、《字林》、《六书略》、《切韵指掌图》、《正始音》、《韵会》等书，以求音义、偏傍、点画、六书之正。每考三五字或十数字，择切用之字先考。在此基础上，再指导学生开笔作文。"其先后次序，分日轻重，决不可紊。"如果发现有的学生在学习上失时失序，没有达到学习的要求，就让他们停下，只让他们诵习《大学章句或问》一书，仍兼补《小学》。

学生到了15　岁志学之年，就应让他们树立明确的志向："为学以道为志，为人以圣为志"。这就是说，求学应当以宣扬理学道统为志向，为人应当以达到圣人的标准为志向。从这一总的目标出发，学生从15　岁到20　岁左右，依次学习《四书》的注疏，先学《大学章句或问》；再学《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或问》；然后，抄读《论语或问》、《孟子或问》中之合于集注者和《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等书，并节抄所选定的注解。对于如何抄读经书的注疏，《日程》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下举《周易》为例：治《周易》，抄法，一依《古易》十二篇。勿抄《彖传》、《象传》附每段经文之后。先手抄四圣经传正文，依《古易》读之。用别纸依次抄每段正文。次低正文一字，抄所主朱子《本义》。次低正文一字，抄所主程子《传》，其连解《彖传》、《象传》者，须截在《彖传》、《象传》正文后抄。次低正文一字，节抄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节抄陆氏《音义》。次节抄胡庭芳所附朱子《语录》、《文集》，何北山《启蒙》、《系辞发挥》，朱子孙■所集《易遗说》，去其重者。次低正文二字，节抄董氏所附程子《语录》、《文集》。次低正文三字，节抄胡庭芳所纂朱子《解》及胡云峰《易通》及诸说精确而有裨朱子《本义》者。其正文分段，以朱子《本义》为主。每段正文既抄诸说，仍空余纸，使可续抄。其读《易》纲领，及先儒诸图及说，抄于卷道。图在《启蒙》者，不可移。读法，其朱子《本义》、程子《传》所节古注疏，并依读《四书》例，尽填读经空眼簿如前法。须令先读《五赞》、《启蒙》及《发挥》；次《本义》，毕：然后读程子《传》，毕；然后读所节古注疏。其所附抄，亦玩读其所当读者，余止熟看参考。其程子《传》、古注疏与朱子《本义》训诂，指义同异，以玩索精熟为度。异者以异色笔批抹，每卦作一册。

以下对《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诸书的抄读方法，都一一作了明细规定。程端礼认为，采用这种学习方法，既可记牢学通儒家经典的大义，又能在治学为人上向古代圣贤靠近了许多，最终达到"为人以圣为志"的目的。

第二卷规定在通读儒家经典及宋代理学家注解的基础上进而读史作文的程序。

作者认为："《四书》既明，胸中已有权度，自此何书不可看。"他选定的史书教材是：《通鉴》、《韩文》和《楚辞》。在学习《通鉴》时，应选择一些参考书。如两汉之前，参看《史记》、《汉书》；唐代参考《唐书》、范氏《唐鉴》等，以扩大知识面，加深对史实的深入理解与巩固。读史"虽不必如读经之遍数，亦虚心反复熟看。至于一事之始末，一人之姓名、爵里、谥号、世系，皆当仔细考求强记。又须分项详看。如当时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得失，纪纲之修废，制度之因革，国本之虚实，天命人心之离合，君子小人之进退，刑赏之当滥，国用之奢俭，税敛之轻重，兵力之强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风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如此等类，以项目写贴眼前，以备逐项思玩当时之得失。如当日所读项目无者，亦须通照前后思之，如我亲立其朝，身任其事，每事以我得于《四书》者照之，思其得失，合如何论断，合如何区处。"学者要独立思考，对史实进行考核，判断，然后再参看诸儒对此一史实的议论，看是否相合，以验学识之深浅。决不可先看他人的议论，人云亦云，拾人牙慧，没有个人独到的见地。不然，就如同矮人看场，必然无所收益。

在学习《通鉴》之后，再诵读韩愈的文章。阅读韩文的要求，是要掌握议论、叙事两种常用文体的写作要领，"缘一生靠此为作文骨子故也。"对每篇文章，都要反复详看，细心揣摩："先看主意，以识一篇之纲领；次看其叙述抑扬、轻重、运意、转换、演证、开阖、关键、首腹、结末、详略、浅深、次序。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程端礼还举例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这就好比在看一棵树，从整体上看由树根到树表，干生枝，枝生花叶，大小次第而为树，然后再折一干一枝来看，则又都是各有枝干花叶，好像是一棵树一样，不曾有丝毫的杂乱。用这样的方法去看作文，就可对文章中的篇法、章法、句法、字法有所了解，这样也就掌握作文的方法了。在学习《通鉴》、韩文之后，再读屈原的《楚辞》。阅读《楚辞》，以朱熹的集注为本，详其音读训义，须令成诵，"缘靠此作古赋骨子故也。"对其他的赋篇只看而不必吟读熟记。作者还对读史学赋的次第作了具体的规定。

20　岁以后，学生除温习既往所学的课程外，应集中两三年的时间专心致力于练习作文，为今后参加科举考试作好准备。作文之法，除以韩愈的文章为范式外，还可选读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柳宗元、苏轼等人的文章、同时参看《史记》、《汉书》等。"若未忘场屋，欲学策，以我平日得于《四书》者为本，更守平日所学文法，更略看汉、唐策，陆宣公奏议，朱子封事书疏，宋名臣奏议，范文正公、王临川、苏东坡万言书、策略、策别等，学陈利害则得矣。。。欲学经义，亦仿《或问》文体，用朱子《贡举私议》中作文法为骨子。方今科制明经，以一家之说为主，兼用古注疏，乃是用朱子《贡举私议》之说。"这样，"以二三年之工，专力学文，既有学识，又知文体，何文不可作？"程端礼规定学生读经、作文的日程安排是："读看近经问文字九日，作一日；读看近经义文字九日，作一日；读看古赋九日，作一日；读看制诰表章九日，作一日；读看策九日，作一日；作他文皆然。"将读书和作文密切结合在一起，从所阅读的儒家经典和先贤们的文章中学习、领悟、掌握各种文体写作的规范、要领、要求、方法和技巧。程端礼还强调："文体既熟，旋增作文日数，大抵作文办料识格，在于平日。及作文之日，得题即放胆，立定主意，便布置间架，以平日所见，一笔扫就，却旋改可也。如此则笔力不馁。作文以主意为将军，转换开阖，如行军之必由将军号令。句则其裨将，字则其兵卒，事料则其器械。当使兵随将转。。。如通篇主意间架未定，临时逐旋摹拟，用尽心力，不成文矣。"程端礼在这里提出作文当以立"意"为主，将"意"作为文章的主脑、统帅和灵魂，而事料、字句和篇章结构等，均应服从并服务于"意"。他所提出的"意"，相当于我们在写作学、文艺学中"主题"、"主旨"的概念。这一见解是完全正确的。程端礼认为，按照这样的学习程序，到了二十二三岁，至迟二十四五岁，就可去应科举考试了。如果"失时失序"，只要通过补课，再增加两三年的时间，到三十岁以前，也可以完成学业，掌握作文要领，参加科举应试。

在第二卷的末尾，还附有批点《四书》句读例和批点韩文凡例，以及读经、看史、看文、读作举业、小学习字演文五种表格，注明每日功课的纲要。《日程》的主要内容在第一、二卷，第三卷是附录。它抄录了王柏辑《正始之音》，以明辨音、义的方法；抄录了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和《调息箴》二文，宣扬了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卷末是一篇作者自撰的《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对朱熹提出的读书六法作了全面、充分的肯定。

3。教学方法程端礼在制定读书分年日程的同时，为使教学取得良好的成效，总结自己和他人的教学实践经验，还论述了正确的教学方法和读书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强调为学必须立志，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

程端礼提出，学生到了十五岁，就为"志学之年，即当尚志"。"孔子之教序，志道、据德、依仁居游艺之先。"只有确立了明确的学习目的，以身任道，为学以明伦习礼为重，"为学以道为志，为人以圣为志，"才始可言学，并能学有成效。他援引朱熹的教诲，指出："学者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雅有志不立，真是无著力处。只如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需反复思量，究其病痛起处，勇猛奋跃，不复作此等人，一跃跃出，只得圣贤千言万语，都无一字不是实语，方始立得此志。"程端礼强调为学必先立志，要有明确的目的性，不应将学习的目的只局限于参加科举，求得一官半职，这是正确的；但他把为学立志看成是"以身任道"，继承和发扬儒家经典、尤其是程朱理学的道统，把古代圣贤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明封建之人伦，习封建之礼仪，仍然是"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那一套，这是他的局限性。

第二，主张教学要坚持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的原则。

贯穿于《日程》全书的，就是程端礼特别重视在教学和读书时，一定要坚持循序渐进和居敬持志的原则，将其看成是为学有成的关键所在。他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那么，什么是循序渐进呢？程端礼解释说："所谓循序渐进者，朱子曰："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可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则志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若奔程趂限，一向趱看了，则看犹不看也。"他指出当时家塾、书院和各类儒学教学上的最大弊端，就在于跟着科举的指挥棒转，为应付科举考试，教学"失序无本，欲速不达"。作者正是为了匡救时弊，才撰写了《日程》一书，强调教和学都必须遵循教学规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前后衔接，在巩固的基础上扩展学习内容，使经学、理学、举业毕贯于一。如果在教学上失时失序，程序紊杂，那就必然会学而无成，终身陷于务外，悔且老矣！与此同时，教学居敬持志，持之以恒。"方无事时，敬以自持，凡心一可放入无何有之了，须时收敛在此。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不在。"也就是为学要刚毅果决，锲而不舍，发愤忘食，乐而忘忧，排除各种干扰，长此以往，积以时日，最终必能获得成效。第三，提倡读书要少而精，"沉潜玩索"。

在教学和读书方法上，程端礼还提倡要少而精，要专一，不要贪多。他明确要求："日止读一书，自幼至长皆然。""必待一书毕，然后方换一书，并不得兼读他书，及省遍数。"同时，主张倍读已读之四。每日清晨，即先倍读过去读过的书，以加深记忆，并针对生疏或误读的地方，打上记号，等待晚间温习功课时再加补正。他提出："年十四五以上者，只倍读，师标起止于日程空眼簿。凡册首书烂熟，无一句生误，方是功夫已到。方可他日退在夜间与平日已读书轮流倍温，乃得力。。。凡倍读熟书，逐字逐句，要读之缓而又缓，思而又思，使理与心浃。"他反对学童在年幼时不认真读书，就急于让他们学习作诗作对，认为这是"虚费日力"，徒劳无功。他批评当时的教学方法是："今世俗之教，十五岁前，不能读记《九经》正文，皆是此弊。"他强调老师在向学生讲授课文时，"不可杜撰以误人，宁以俗说粗解却不妨。既通，说每句大义。又通，说每段大义。即令自反复，面试复说果通，乃己。久之，才觉文义粗通，能自说，即使自看注，沉潜玩索，使来试说，更诘难之，以使之明透。"讲授时，不能只是老师一人唱独角戏，一定要加强对学生自学的指导，向学生提出问题，促使学生"沉潜玩索"，独立思考，真正弄懂教材的内在意蕴。在《日程》一书里，程端礼经常提到"玩索"二字，可见他对"玩索"之重视。所谓"玩索"，指的就是对课文要反复咀嚼，深入思考和认真分析，掌握其精神实质。一定要防止只死记呆背课文而不领悟文章要义的弊病。要真正做到"凡玩索一字一句一章，分看合看，要析之极其精，合之无不贯，去了本子，信口分说得出，合说得出，于身心体认得出，方为烂熟。"要切实弄通弄懂，不可疏忽大意，囫囵吞枣，一知半解。至于作文，程端礼主张以唐宋名家古文为楷模，既守法又不为法所囿，"当知有法而无法，无法而有法。有法者，篇篇皆有法也；无法者，篇篇法各不同也。"

第四，主张为学要切己体察，知行并进。

程端礼以阐扬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为己任，主张为学明道后当切己体察，身体力行；反对知行不一甚至相悖，虚演应付。他在《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中提到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的主要弊病之一是："惜乎宾兴有制，而学校法未立，故其所教所学，不过随其学官之所知所能，故犹不免于前日之涉猎剽窃，而无沉潜自得之实。所试经义，固守反复虚演之旧格，而试官不能推本设科之深意，以救末流之弊。"①他援引朱熹的教诲，强调指出："入道之门，是将自己个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与己为一。而今人道在这里，自家在外，原不相干。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如"克己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覆。我实能克己复礼、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程端礼主张学用结合，知行并进，以所学到的道理指导自己的言行，切身实践，反对空谈、清谈，知而不行，理论和实践脱节，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我国古代私塾、书院和学校教育的一个详

①　程端礼：《畏斋集·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四库全书》本。

细、具体的读经学文的教学计划。它重视为学立志，注重教学程序，强调坚持少而精和持之以恒的教学原则，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强调经常复习和经常考查，提倡"沉潜玩索"和"思玩"，提倡切己体察，知行并进，这对匡救当时私塾、书院、各级儒学的时弊，树立优良的学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日程》唯朱熹之言是从，认为"博文岂可不以读书为先，而读书又岂可不守朱子之法？"①甚至作文作诗，都要求以朱熹"一集律天下万世"，以偏概全，这未免失之偏颇。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指出的："此一家之私言，非千古之通论也。"尽管有其不足之处，但《日程》虽产生于元代，却影响到明、清，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学校教育的一份最典型的"教学计划"，被诸儒学者奉为圭臬，迄今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郑　玉郑玉是元末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同样脱离不了程朱理学的窠臼，但在某些地方又表现出独到的见解和特殊的情趣。正如全祖望所说："继草庐（吴澄）而和会朱、陆之学者，郑师山也。草庐多右陆，而师山则右朱，斯其所以不同。"②1。生平及其教育活动郑玉（1298-1358年），字子美，号师山，元徽州歙县（今安徽省歙县）人。他生活于元朝末年，当时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社会极其动荡不安。郑玉幼时敏悟嗜学，年龄稍长，就对《六经》很有研究，尤其精深于《春秋》，他生逢元未乱世，生活颠沛流离，志不得展，曾应进士举不第，于是绝意仕途，隐居山林，讲学授徒，受业的门人很多，乃至居所不能容纳。后由门生友人集资择地，修建师山书院，以广教泽。

郑玉撰写的文章，严而有法，不事雕琢修饰，质朴无华，有个人独到的见地，流传到京师，很得当时任京官的著名学者揭傒斯、欧阳元和虞集等人的赏识。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江浙行省平章三旦八知其名，欲推荐他出仕，他以生病予以推辞。次年，朝廷授以他翰林待制、奉议大夫的官职，并"遣使者赐以御酒名币，浮海征之。玉辞病不起，而为表以进曰："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遣陛下，使与天下贤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予人。待制之职，臣非其才，不敢受。酒与币，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与人，酒与币，臣不敢辞也。"①仍然托病坚辞不就。他避开世俗的纷扰，家居乡下，过着"自食其力，无求于人"的自由自在的隐士生活，著书立说，开门授徒，以此为乐。著有《周易纂注》，已佚。今尚存者有《春秋经传阙疑》四十五卷，《师山文集》八卷。另有《师山遗文》五卷，为后世裔孙所编。

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的部将邓愈率明军攻入徽州城，欲罗致郑玉为新政权服务。郑玉慷慨激昂地向邓愈说："吾岂事二姓者耶！"

①　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见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四库全书》本。

②　《宋元学案·师山学案》。

①　《元史·郑玉传》。

因而被囚拘。他在狱中七日不食，犹作诗文，从容如平日。他的妻子程氏托人告诉他说："君苟死，吾其相从地下矣！"郑玉让人转告："若果从吾死，吾其无憾矣！"遂整肃衣冠，北向再拜，自缢而亡。②2。教育思想郑玉自幼攻读程朱理学，尤其推崇朱熹，深有所得。他自己曾说过："余既侍亲归新安，益读朱子之书，求朱子之道，若有所得者。"①又说："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古：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盖各因其质之所近而为学，故所入之途，有不同尔。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释、老。同以天理为公，同以人欲为私，大本达道，无有不同者乎？"②认为陆象山、朱熹总的思想是完全相同的。由此可知，郑玉的教育思想，深受程朱理学、尤其是朱熹的影响。关于教学的目的，郑玉也和一些前辈理学家一样，主张学道行道，学如圣人。他说："古之学者，忧道不忧贫，正谊而不谋利；苟其心俯仰无所愧作，达者推以及人，穷者独善于己，所谓天地万物皆吾一体，以之参赞化育可也，以之垂世立教可也，岂但不辱其亲乎？"③郑玉提出的这种"立教"的目的，既体现了孔子、孟子、董仲舒的主张，又继承了理学家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比朱熹所提倡的"存天理，去人欲"，"明人伦，知礼法"的范围要宽广得多，主要是强调向古代圣贤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古代圣贤的高尚情操和美德，做到"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然而，郑玉又说："圣人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无欲也。无欲则静虚而动直矣。静虚故明而通，动直故公而溥，此至人之所以合天德，而学者之所以当学也。"④认为教学的目的还是在于使人"无欲"、"合天德"，达到"静虚而动直"的境界，只有这样才能更接近圣人。这说明，他"立教"的目的虽与朱熹有所不同，却又受到朱熹深刻的影响。从本质上讲，他的教育思想仍然属于程朱理学的教育体系，不过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罢了。

关于如何去学道行道的问题，郑玉所强调的是体用结合，学道正是为了行道。他把这看成是获得真知、达到学如圣人、行圣人之道的关键。他说："夫静者，体也；动者，用也。岂有有其体而无其用者乎？在学者推而行之耳！若夫能静而不能动，有其体而无其用者，非吾圣人之所谓道，又何以告以圣人之学乎？"①郑玉认为"体"与"用"是相互结合的，它们统一于"道"中；静是道之体，动是道之用，有体必有用，即有静必有动；学道（致知、穷理）与行道（有补于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学道是为了行道，要行道必先学道，二者密不可分。在这里，郑玉把"体"看成是学道，也就是明理；把"用"看成是行道，也就是实践。如果只有"静"的即"体"的东西，而没有"动"的即"用"的功夫，学而不用，"体"和"用"分离，那就根本不值得去为学、立教，即让学生去受教育。所以，郑玉明确提出："幼而②　见《元史·郑玉传》和《新元史·郑玉传》。

①　《师山先生文集·洪本一先生墓志铭》。

②　《师山先生文集·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

③　《师山先生文集·肯肯堂记》。

④　《师山先生文集·静虚斋记》。

①　《师山先生文集·静虚斋记》。

不学，则无以穷天下之理而致其知；及其壮也，不究之用，则亦何以为学哉？未有用而不本诸学、学而不究于用者。当其学也，若无所为于世，而人以为晦；及其用也，则人以为其有补于世而谓之显。"②学道就是为了用道，有所为于世，"不究之用，则亦何以为学哉？"然而时运不济，不能为当世所用，则应修心养性，退而养晦，做一个正直的人。郑玉本人就正是这样做的："余以才疏学陋，无所用于世也，退而躬耕垅店，将以自养。间有朋游相从讲学，及筑室师山之上，以为肄习之所，使英才得以致其道焉。"③如前所述，儒家的人生哲学和教育思想，一贯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郑玉尊儒重道，推崇程朱理学，虽然"绝进取之心"，"深爱山林之趣"，对儒家这一人生哲学和传统教育思想仍是服膺不失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愿出仕，归隐山林，将以自养，"乐得英才而教育之"，"使英才得以致其道焉"，以传授儒家之"道"而为己任。

正是从学道行道的这一思想出发，郑玉主张评价和选用人才的标准应将品行放在首位，学识放在其次，即坚持以德行为本。他以元代的科学选士为例来加以说明："科举之士，台省馆阁，往往有之，不为不盛矣。其取士之法：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之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亦既严且详矣。然朝廷不以是为难为，必曰乡党称其孝弟，朋友服其信义，然后得与是选焉，岂非以德行为本，文艺为末乎！"①他举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盖当天下离乱之际，苟德在己，则起而应天顺人，救民于水火。"只有坚持以德行为本，那么，不管在何种情况下，或贬官，或逐斥，或流离颠沛，或除名削籍，或为人误解，或遭人谤讪，都能忍辱负重，泰然处之。如同唐代的陆贽、韩愈，宋代的司马光、苏东坡等先贤那样，"不害其为出处之正"，事业彪炳，文章传世，千古流芳，万代敬仰。相反，唐太宗李世民虽有"命世之才"，但他却"人过于德，识不逮志，卒成骨肉之祸"，造成"千古之遗恨"，②这是不足为法的。

由于郑玉主张评价和选用人才都应坚持以德行为本，所以他认为治学应以知晓"大本大原"为宗旨。他说："为学之道，用心于枝流余裔，而不知大本大原之所在者，吾见其能造道者鲜矣。"①又说："况自孟子没，《诗》、《书》出秦火中，残坏断缺，无一完备。重以汉儒章句之习，破碎支离；唐人文章之弊，浮夸萎靡。虽有董仲舒、韩愈之徒，或知理之当然，而终莫知道之所以然。故二氏之学，得以乘隙出入其间，以似是而实非之言，饰空虚无为之说，诱吾民而法之。上焉者，落明心见性之场；下焉者，惑祸福报应之末。而吾儒之徒，无复古人为己之学，徒以口舌辩给，而卒不能以胜之。使天下有目如夜行，有耳如聋聩。其士者，如饮而醉，如病而狂，如是者千四百年。""。。吾新安朱子，尽取群贤之书，析其异同，归之至当。言无不契，道无不合，号集大成，功与孔、孟同科矣。使吾道在宇宙，如青天白日，万象灿然，莫不毕见；如康衢砥道，东西南北，无不可往；如通都大邑，②　《师山先生文集·养晦山房记》。

③　《师山先生文集·三乐堂记》。

①　《师山先生文集·送唐仲实赴乡试序》。

②　《师山先生文集·唐太宗论》。

①　《师山遗文·跋太极图西铭解后》，《四库全书》本。

千门万户，列肆洞开，富商巨贾，轮辏辐集，所求无不可见。而天地之秘，圣贤之妙，发挥无余蕴矣。。。盖古人之学，是以所到之深浅，为所见之高下，所言皆实学。今人之学，是游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原不离家，所见虽远，而皆空言矣。此岂朱子毕尽精微以教世之意哉？学者之得罪于圣门，而负朱子也深矣。"②郑玉对历史人物的臧否是不科学的，对汉以后儒学的评估也是不够客观、公正的，对朱熹如此推崇只能说是一己之私见，并不允当。但他强调学道要知晓"大本大原"，掌握其本质意蕴；反对用心于支流未节，反对"游心千里之外"的不切实际的"空言"，"徒以口舌辩给"为能事，于世毫无补益。他的这一主张，无论在当时或在后世，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关于学习的内容，郑玉认为就是"道"，别无其他。而"道"与《六经》又是密不可分的。他说："道外无文，外圣贤之道而为文，非吾所谓文。文外无道，外《六经》之文而求道，非吾所谓道。"①因此，郑玉主张求道就必须学习《六经》，唯有从《六经》中才能求得道。郑玉这里所说的《六经》，指的就是儒家经典《诗》、《书》、《易》和《春秋》三传，和通常所说的《六经》略有区别。他指出："《易》、《诗》、《书》言其理，《春秋》载其事。有《易》、《诗》、《书》而无《春秋》，则皆空言而己矣！"②在学习儒家道统的同时，强调了学习古代历史的重要性，通过学习《春秋》并三传等历史典籍，以至于达到"是以明之者尧、舜、禹、汤之治可复，昧之者桀、纣、幽、厉之祸立至"③的认识，以史为鉴，从中领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并身体力行之。

郑玉虽然主张教学内容应以《六经》为主，通过学习《六经》而学"道"，但却反对只钻经典，死啃书本，在训诂词章上下功夫，成为书蠹，最终是不能学到"道"的。他认为："孟子曰："性无有不善。"程子曰："敬者，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秦、汉、晋、唐以来，文章之士，相继而作，非无学者，而曰"孟轲死，千载无真儒"，何也？不知用力于此，而溺于训诂词章之习。故虽专门名家，而不足以为学，皓首穷经，而不足以知道。儒者之罪人耳！近世学者，忠恕之旨，不待呼而后唯，性与天道，岂必老始而闻？然出口入耳，其弊益滋，知而不行，则又秦、汉、晋、唐以来诸儒者之罪人矣！"④在选择学习内容时，只要是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均可学习，而不应拘泥于某一学派，党同伐异，而应兼容并蓄，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消化吸收，为我所用。郑玉评论朱熹和陆九渊的学说各有其优长，又有其不足："朱子之说，教人为学之常也；陆子之说，高才独得之妙也。二家之学，亦各不能无弊焉。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子之谈空说妙，至于卤莽灭裂，而不能尽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至于颓惰委靡，而无以收其力行之效。"①他进而批评当时不良的学术空气："又近时学者，未知本领所在，先立异同。宗朱子，则肆毁象山；党陆氏，则非议朱②　《师山先生文集·与汪真卿书》。

①　《师山先生文集·余力稿自序》。

②　《师山先生文集·春秋经传阙疑序》。

③　《师山先生文集·春秋经传阙疑序》。

④　《师山遗文·王居敬字序》。

①　《师山先生文集·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

子。此等皆是学术风俗之坏，殊非好气象也。"②"后之学者，不求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异。江东（崇朱派）之指江西（崇陆派），则曰："此怪诞之行也。"江西之指江东："此支离之说也。"而其异益甚矣，此岂善学圣贤者哉？"③那么，到底如何来对待不同学派的学术观点呢？郑玉主张兼容并包，不以师门之见为是："是学者自当学朱子之学，然亦不必谤象山也。"④反之亦然。只有如此，才能吸收各派学说的精华，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使之成为自己精神上的营养，为我所用，而不囿于一家之言，一派之见。这才是学者真正治学的态度，从而使个人学术上得到充实和提高，并推进整个学术的发展和繁荣。

3。教学方法郑玉从他主张的学道行道、学如圣人的教育和教学目的出发，在教学方法上提出了自己一些独到的见解。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主张耕读结合，劳心与劳力并重。

郑玉考察上古时代教育的状况及其发展，认为那时劳心与劳力是不分家的，教育和生产劳动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夫古之时，一夫受田百亩，无不耕之士。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无不学之人。秦废井田，开阡陌，焚诗书，坑学士，先王之道灭矣。汉兴，虽致隆平之治，卒不能以复淳古之风，而士农分矣。于是从事于学者，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从事于农者，则不知礼义之所出。后世有能昼耕夜读，以尽人道之常者，人共以为异而称之，其去古道益远矣。鲍生从予游，粗知好古人之道，故能耕田以养其亲，读书以修其身。使比屋之人皆如鲍生，皆尽耕田之力，皆有读书之功，则人情自厚，风俗自淳，虽复三代之制，不难矣！"①显然，郑玉缺乏历史唯物观，对上古社会是过份地美化了。当时实际的情况是：上古社会同样充满着血与火的斗争，绝大多数直接从事于繁重体力劳动的奴隶，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而处于统治地位的奴隶主贵族，他们上学就不一定参加耕作；至于民间办学，就学者大多是自由民，也包括一部分中、小奴隶主贵族，却根本没有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参加；当时实行耕读结合，边耕边读，这是为上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所决定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郑玉对上古时代教育状况的分析是不科学的，提倡"复淳古之风"、"复三代之制"也是不可取的。这是一种倒退，是不切实际的妄想。然而，郑玉指出的"从事于学者，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从事于农者，则不知礼义之所从出"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对立的状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的状况是不好的，表现了他思想上的进步性；他当时主张耕读结合、劳心与劳力并重的教育思想，是弥足珍贵的。这是郑玉教育思想中的精华，表现了他的教育和教学方法的科学性、综合性和先进性，对封建社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儒家教育思想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的教育、教学方法，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

第二，提倡读书在得其大旨，要有真体实认。

②　《师山遗文·与汪真卿书》。

③　《师山先生文集·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

④　《师山遗文·与汪真卿书》。

①　《师山先生文集·耕读堂记》。

如前所述，郑玉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学道行道，要像古代圣贤那样有益于世道人心，不论在显达或穷晦的境遇里都能"其心俯仰无所愧怍"，因此，对受教育者来说，不应只是获得某些知识，而贵在"精义入神"，能见书中之大旨，才能有益于个人德行的提高。他说："处士名廷珍，。。读书见大意。谓圣贤作经，意在言表，岂拘拘注脚者所可得其本旨？要当真体实认，见于日用常行间耳？"①又说："曩岁，同学时某，懵然未有知识，日用心句读、文词之间，而无所得焉。。。乃知道理在天地间，非真积力久，心融意会，不可恍惚想象，以人而遽为去取也。"②"先生尝谓学者曰："师道之懿，不在言语文字之间，而具于性分之内；不在高虚广远之际，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穷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觉后，庶乎无愧于古之人矣。""③他的这一观点与他评价和选用人才"以德行为本"、治学以知晓"大本大原"为宗旨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学道要"真体实认"，"见于日用常行间"，"不可恍惚想象"，脱离实际，对所学的东西要真正的深入领会，即"得其本旨"，"心融意会"，于读书中见其精神实质，于关键处掌握其精髓之所在，而不仅仅用心于"句读、文词之间"，也不在于"高虚广远之际"。这样，才真正学有所成，并将所学的"行乎日用常行之中"，对世道人心的转变才能有所裨益。

第三，注重"存养省察"，加强自我修养。

郑玉主张在教学上要切实加强自我修养，做到"其心必有乐乎吾儒存养省察之功"，才能达到学道行道、学如圣人的目的。他说："定夫名家子，世读圣人之书，今虽寄迹老子法中，其心必有乐乎吾儒存养省察之功，修己治人之学。"①所谓"存养"，就是保持、保养天赋的善心、善性，也就是郑玉在《王居敬字序》中所说的"去其恶以存善"，始终保持其"吾性本善"，不要伤害和丧失它，使它长久地存在于人的本性即精神品德中。所谓"省察"，就是经常进行自我内省，切己体察，严格要求自己，每日反省自己的言行有否违背圣贤教诲的地方，如有，及时改正，切实加强自我修养的功夫。这也就是孔、孟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正因为如此，郑玉进而倡导为学"以敬为主，以谨独为要，则功夫无间断而自强不息。"②这里所说的"以敬为主"、"谨独"、"自强不息"，就是郑玉对"存养省察"所提出的具体方法和要求。

第四，提倡学友间的切磋互助。

在学习上，郑玉十分重视学友间的相立切磋，彼此帮助，共同进步。他强调择友的重要性，反对滥交："大凡取友，有可交者则交之，至于无人，则上交千古、下求知于百世之后可也。又岂可以无友之故，辄与人交？不成辅我之仁，成我之德，适足以为我之累，亦所当戒也。"③他十分看重学友对个人学习的切磋帮助："其是始至终、自少至老，长吾之志，成吾之才，惟

①　《师山先生文集·处士王君墓志铭》。

②　《师山遗文·与汪真卿书》。

③　《宋元学案·师山学案》。

①　《师山先生文集·静虚斋记》。

②　《乐元学案·师山学案》。

③　《师山遗文·与鲍仲安书》。

朋友是赖。""朋友之伦，虽非无属，而于人之情则至近且密也。"①由于学友同窗之间，朝夕相处，彼此了解，感情融洽，友谊深厚，因而在学习上相互切磋，彼此相帮，解答疑难，交流心得，取长补短，集思广益，就能收到共同提携、学业日进的成效。郑玉重视学友间学习上的切磋互助，发挥群体优势，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他的这一主张是值得提倡和推广的。

①　《师山先生文集·燕乐堂记》。

七、结语元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蒙元统治者在实行军事征服、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认识到倡导文治、推行"汉化"、尊孔重儒、兴学明教、培养人才、开科选士的重要性，实行了较为开明的文教政策。元代继承了我国古代的教育传统又有所兴革和发展。其办学形式多种多样，最有特色的是蒙古族为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传统而设立的蒙古国子学和蒙古字学，此外还有带普及性的非常年教育的社学、庙学，以及具有专科教育性质的回回国子学、医学、阴阳学等。元代坚持蒙古语、汉语、回回语教学并重，从而促进了蒙古族、回回族语言文字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开展，为我国古代的"双语"、"三语"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元代私人办学的兴盛，开明、清家塾、义塾之先河。元代对各宗教的传教活动采取不干预的政策，对佛教则大力推崇，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元代对书院采取提倡、鼓励、支持和保护的政策，并使之向官学化的方向演变，这对普及教育、培养人才、活跃学术，缓和民族矛盾，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元代的科举制度虽然实行较晚，但程式和实施办法周详、具体，基本上为明、清两代所遵循。在元代统治者的提倡和理学家兼教育家许衡、吴澄等人的广泛传播下，程朱理学成了官学。元代教育呈现出"远被遐荒"的前所未有的盛况，培养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各民族知识分子，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和中外文化的交汇。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则应看到，元代已进入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由于整个封建制度已日趋腐朽没落，因而元代在教育上的各种弊端也就越加明显。

元代 第069卷 元代文学史

【本卷提要】

元代文学，上接金代文学，下连明代文学；约始于1234年蒙古帝国灭金，迄于1368年朱明王朝推翻元王朝，计130余年。

元代文学与以往时代的文学最显著的不同是：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的诗歌、散文相对衰微，俗文学，特别是戏曲文学兴盛起来。最能代表元代文学成就的是元曲。

本卷重点叙述元代戏曲文学史。第一章概述，在说明元代社会和元代　文学的关系的同时，介绍了元代杂剧兴盛的原因、分期、渊源、体制等问题。接着以四章的篇幅叙述元代杂剧的重要作家、作品，以及发展概况，以一章篇幅叙述元代南戏概况。

散曲和杂剧同为元曲的组成部分。本卷第七章叙述了元代散曲的兴起和发展概况，以及前后期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

元代诗文的成就虽然不及元曲，但也有其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本卷第八章叙述了它的特点和主要作家的文学业绩。

本卷熔铸了著者学习和研究元代文学的心得，并汲取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元代文学中已被公认的新成果，对元代文学史的叙述力求做到全面、系统、准确、深刻，重点突出，可读性强。

一、元代文学概述

（一）正统文学的衰微和俗文学的兴盛。

元代社会和元代文学公元1234年，即金哀宗天兴三年，宋理宗瑞平元年，成吉思汗之子、蒙古帝国第二个可汗窝阔台灭金，夺取了女真族统治下的中国北部政权。1271年，即元世祖至元八年，宋度宗咸淳七年，成吉思汗之孙、蒙古帝国第五个可汗忽必烈改"大蒙古"国号为"大元"；又于1279年，即至元十六年，灭宋一统中国。1368年，即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元王朝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被明王朝推翻。元代文学，上接金代文学，下连明代文学，计130余年。

元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君临全国的封建王朝。它结束了从五代开始的持续三个多世纪的分裂状态，改变了北宋以来长期存在着的委靡不振的政治局面；它的版图超过了汉、唐，"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①今日中国的辽阔疆域，即是在元代基本上定下了轮廓。

元代尽管历时不长，却由于它是一个多民族相互融合，并与外界有着广泛交流的开放时代，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丰富的内容。在元代，一方面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复杂，另一方面各民族之间、南北方之间的渗透、交融得到了加强，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呈现出多元性，有了新的发展，其文化成就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元代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元代文学与以往时代的文学最显著的不同是：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的诗歌、散文相对衰微，俗文学，特别是戏曲文学兴盛起来。

元代以前的文学，从《诗经》、先秦散文，到唐诗、宋词以及唐宋八大家散文，尽管作品不可计数，但不出诗歌、散文两种形式，小说还只是雏型。至元代，诗文作家、作品依然不少，刘因、赵孟頫\、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大家"和杨维桢、萨都刺、王冕等人也均有一定成就，但只不过是文坛的星点之光。从总体上看，其思想性与艺术性，较前代都大为逊色。都穆在《南濠诗话》中说，即如元诗"四大家"，与宋诗相比，"特太山之卷石耳。"而王世贞则称有元一代无文章。这个说法未免绝对，但以高官显宦的知识分子为主要作者的元代诗文，多受官方哲学理学的濡染浸淫，确实内容空泛，专事雕绘，很少有创造性。

占据元代文坛主要地位，取得最突出成就的是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元曲向来与汉赋、唐诗、宋词并称。所谓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是在民间说唱艺术影响下形成的更适合使用口语的新的诗歌形式。虽然由于正统的文学观念不重视散曲，许多作品散失，但现在可考的元代散曲作家仍有200余人，作品4300　多首。杂剧文学更是一种属于俗文学之列的全新的文学形式，具有与诗歌、散文迥然不同的特征："至其体则全与诗词各别，取直而不取曲，取俚而不取文，取显而不取隐，盖此乃叙古人之言语，使愚夫愚妇共见共闻，非文人学士自吟自咏之作也。"①它已跳出了文人的圈子，而以下

①　《元史·地理志》。

①　徐大椿（1699-　约1778）：《乐府传声》。

层平民百姓为对象。杂剧自金末元初在北方产生之后，很快风靡全国，放射出灿烂的光彩。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年）是杂剧创作和演出的鼎盛时期，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元代杂剧作家约有200人，姓名可考的元代作家的作品有500　种，元代无名氏的作品有50种，元明之际的无名氏作品有187　种，总计737　种。保存至今的作品共162种，其中明代臧晋叔的《元曲选》收入100　种，今人隋树森汇集近几十年发现的元杂剧刻本和抄本的《元曲选外编》有62　种。由于明代中叶以后，杂剧的演唱逐渐失传，剧本也大量散佚，元代杂剧的实际作家和作品数当超过以上数字。元代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要远比散曲大，因此人们也把元曲作为杂剧的同义语，说"元曲"指的就是元代杂剧，如上面说的《元曲选》和《元曲选外编》都是元代杂剧选，并不包括散曲。在元代，深受平民百姓喜爱的杂剧，取代了先秦以来诗歌、散文的地位，提领起一代之风骚，成为元代文学的代表。

2。杂剧兴盛的原因作为元代俗文学也是整个元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杂剧，它的兴盛是有其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社会原因的。

首先，元代杂剧的兴盛有赖于元代社会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繁荣。蒙古贵族在灭金战争中，铁骑所至，玉石俱焚，大片耕田被辟为牧场，使农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至元世祖忽必烈时，实行劝农政策，鼓励开荒，发展屯田，兴修水利，禁止军队占农田为牧场和践踏庄稼，使农业生产迅速得到发展。元代的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以及漕运、海运，均相当发达，这就使城市经济十分繁荣。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当时的大都（今北京）已成为东方商业的中心，"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营业之妓女，娟好者达两万人。每日商旅及外侨来者，难以数计，故均应接不暇。至所有珍宝之数，更非世界上任何城市可比。"中国南北各地，商业城市星罗棋布。杭州、宁波、温州、广州等邻近海滨的城市，也极为繁荣。元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杂剧的发展准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演出场所、舞台设备、服装道具等等必要的条件；而城市经济的繁荣，则使城市人口增多，杂剧有了众多而又集中的观众，得以兴盛和繁荣。据元人夏庭芝的《青楼集》记载，经常在大都演出的名演员就有20　多人。

其次，元代杂剧的繁荣，也由于元代统治者对歌舞、戏曲的特殊爱好。

南宋孟琪《蒙鞑备录》说："国王出师，亦以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等弹大官乐，四拍子为节，甚低，其舞甚异。"蒙古贵族在征战中都要以女乐相随，统治中国后更加提倡歌舞、戏曲。马可·波罗就曾谈到，元朝宫内团拜，席散后，有音乐家和梨园子弟演剧，来娱乐宾客。元蒙统治集团的爱好，使杂剧能够迅速发展、流行，在排场、音律、演技等方面也不断提高。元蒙统治者虽然也查禁戏曲作品，但他们查禁的是戏曲的内容，而不是戏曲本身。这恰恰说明他们对戏曲社会作用的重视。元蒙统治者从维护自己统治利益的需要出发来对待杂剧，有不利于杂剧发展的一面，但他们对杂剧的爱好和重视，又无疑地促使了杂剧这一新的文艺样式的繁荣。

第三，元代思想文化政策比较宽松、开放，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大大加强，也对元杂剧的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元代统治者虽然极力推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将全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西域、欧洲各藩属人）、汉人（原辽金统治下的华北地区汉人）、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南方汉人）四等，在政治上、法律上规定不同的待遇；但这些以武力得天下的统治者，对思想控制却不很重视，对言论不加干涉，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只要不是直接咒骂蒙古统治者和直接鼓吹反抗的，都不会受到禁止。这使杂剧能够比较自由地发展。又由于元代国际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大大密切，一方面在政治上存在民族压迫，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各民族却互相渗透、融合，北方民族豪放粗犷的性格，激越高亢的乐曲，丰富了元代杂剧的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使元代杂剧具有不同于以往时代文学艺术的新特色。

第四，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科举制度较长时间的废止，使很多文人走向勾栏瓦肆，与艺人合作，促使了杂剧的昌盛。元代统治者对文人不重视。谢枋得《送方伯载归山序》记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感叹："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知识分子历来的进身之阶--科举制度，仅在灭金之后举行过一次，此后废去八十年之久。正如马致远的杂剧《荐福碑》中所唱的，当时的社会"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知识分子只能沉抑下僚，甚至生活在社会底层。坎坷的遭遇使他们能够正视现实，底层的生活使他们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熟知人民群众的感情。既然他们的才华不能施展于治国平天下，便用在杂剧创作中，借剧中人抒发胸中之块垒。他们既有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精深的文学修养，又和艺人交契甚厚，如关汉卿以散曲赠予"当今独步"的杂剧女演员珠帘秀，马致远与演员红字李二共同创作杂剧，他们甚至可以"躬践排场，面敷粉墨"，登台演出，有精湛的戏曲艺术技巧，因此能创作出大量的优秀杂剧剧本，供演出。这些编写剧本的知识分子被称为"才人"。他们还成立行会组织--"书会"，推动杂剧的创作和演出。如果元代的知识分子能够仕进，生活优裕，那就很难产生如此众多而优秀的剧作家、如此众多而优秀的杂剧作品。

3。元代杂剧的分期和南戏、话本小说的发展元代杂剧的发展，以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4-1307年）作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1234年蒙古灭金至大德年间，杂剧的成就十分突出，以大都（今北京）为创作与演出的中心，作家都是北方人。后期由大德末年至元末，创作与演出的中心南移至杭州，作家多是南方人或北方流寓南方的作家。由于元代统治者加强了思想统治，恢复了科举制度，剧作者中滋长了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倾向，艺术上墨守成规，只讲究词藻、音律，追求典丽工巧，使后期杂剧除少数作品还有相当成就外，日趋衰落，终于被另一种俗文学--从南方民间戏曲发展起来的南曲戏文所压倒。

南曲戏文，简称南戏，早在南宋时便流行于东南沿海一带，至元代末年，继杂剧的衰微而出现繁盛的局面，为明清时流传全国的主要剧种--传奇戏曲奠定了基础。

此外，元代话本小说也有一定发展。但因多经明代人修改，具体写作年代很难判断，现只有陆显之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一篇小说能指为元人所作，《三国志平话》等几种历史平话，基本可断定是元代说书人备用的话本。元代话本小说为明清小说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二）元代杂剧的渊源和体制1。元代杂剧的渊源元代杂剧的兴盛还是中国戏曲自身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杂剧"这个名称，约始见于晚唐西川节度史李德裕给唐文宗李昂关于南蛮军陷成都一事的奏章，其中提到南蛮军掠去"杂剧丈夫两人"。"杂剧丈夫"，即扮演杂剧的男演员。但是晚唐所说的"杂剧"，是个总括的名称，指各种各类的杂戏。宋、金时也有杂剧，虽然还不是纯粹的戏剧，不过又有了一些发展。北宋末年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搬演）《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可见宋代杂剧的盛况。但其形式如何，尚不清楚。南宋《梦梁录·妓乐》中说："杂剧中末泥（脚色名）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又有杂扮，。。即杂剧之后散段也。""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为隐为谏诤也。"大致勾勒了宋杂剧的形式和内容。金代杂剧，与宋代相同。金杂剧末期，又称"院本"，因它是行（háng）院（艺人居处）演出的脚本。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院本则五人，一曰副净，古谓之参军；一曰副末，古谓之苍鹘，。。一曰引戏，一曰末泥，一曰装，又谓之五花人爨弄。"其内容继承了宋代杂剧的滑稽、歌舞的传统性质，以耍闹为主，注重发科调笑，也偶有加唱一两支曲子，已成为独立的短剧。《南村辍耕录》还说到："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即元代初年，杂剧才从院本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新的独立的戏曲形式。这部书记有院本名目，共690种。如果和南宋周密《武林旧事》所记的《官本杂剧段数》对照，可以发现金院本和宋杂剧有若干剧目相同；再和元杂剧的名目及现存作品对照，又可发现不少元杂剧是根据金院本改编的。由此可见，元杂剧和宋杂剧、金院本有继承关系。

元杂剧除了吸取宋杂剧、金院本的戏剧因素外，还吸取了宋金时代流行于民间的诸宫调的演唱文艺因素。诸宫调是一种讲唱文学体制。它以唱辞为主，间以说白，配合音乐，来讲唱一个较长的、完整的故事。唱辞方面，将同一宫调的两个以上的曲牌联缀起来组成一套，再把多种套曲联接起来成为规模宏伟的长篇叙事唱辞。宋代的诸宫调现已佚失，金代则有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残本。诸宫调演出时由一个演员以第三者的身份说唱故事，因此还不是真正的戏剧。但这种体制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有说有唱，还有伴奏，已和戏剧十分接近。如果由几个人分别扮演故事中的人物，由叙事体变为代言体，再加上表演动作或舞蹈，以及舞台布置等，就成为戏剧了。元杂剧与诸宫调也有着继承关系。它由末或旦一个角色主唱，很多地方带有叙事体的痕迹，便是证明。从渊源上说，元杂剧主要是融合了宋杂剧、金院本和宋金诸宫调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型的戏剧形式。

2。元代杂剧的体制元代杂剧的体制，首先在结构上一般是四折一楔子。一折相当于现在的一幕，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大段落。在一折中还可有几个小段落，场景有所变换。元杂剧一本四折，是受宋杂剧演出时分为四段的影响。每一折用同属于一个宫调的若干曲子，每折所用的宫调不同。一本杂剧相当于一个诸宫调。楔子比较短小，不用套曲，只用一支或两支单曲，通常放在第一折前或折与折之间，起类似序幕或过场戏的作用。每本杂剧的末尾有两句、四句或八句诗句，在散场时念出来，叫作"题目正名"，用以概括全剧内容。元杂剧也有个别作品一本为五折（如《赵氏孤儿》）或六折（如《秋千记》）。一般一本为一剧，也有些作品超出一本，如《西厢记》为五本。

元杂剧的剧本由宾白、唱词、科介三部分构成。宾白是剧中人物的说白，多数是散语，也有韵语，分对白、独白、定场白（角色第一次登场时的说白）、旁白（称"背云"，角色背着同台其他人物向观众表述心情的说白）、带白（称"带云"，唱辞中插入的说白）等。宾白主要用于叙事，展开故事情节，也表现人物的个性，还起逗笑的作用，活跃舞台气氛，或进行讽刺。唱词是杂剧的主体，现在流传下来的元杂剧，有的只有唱词，没有宾白。如《双赴梦》、《赵氏孤儿》、《疏者下船》等，但没有只有宾白而无唱词的，唱词其实是在诗词和民间说唱文学基础上形成的新诗体。有严格的格律，以符合演唱的要求，但也可以增加衬字，甚至增句，以利于情意的自由表达。元杂剧四折的唱词一般由一个主要演员演唱，同一折的各折曲子押同一韵，但可四声通协，韵字也可复用。唱词的主要作用是抒情，同时也起贯穿情节、渲染景物的作用。科介简称"科"，是关于演员的动作、表情和舞台效果的提示，如"做掩泪科"、"做战科"、"舞科"、"雁叫科"、"庙倒科"等。元杂剧的角色名目很多，可以分为末、旦、净（包括丑）、杂四类，而以末、旦二色为主。末是男角，男主角叫"正末"，其他还有副末、冲末、大末、二末、三末、小末、外末、末泥等。旦是女角，女主角叫"正旦"，其他还有副旦、贴旦、外旦、老旦、大旦、小旦、花旦、色旦、搽旦等。由正末主唱的剧本叫"末本"，由正旦主唱的剧本叫"旦本"。净扮演刚强、狞猛或滑稽的人物，多为男角，也偶有女角，有净、副净、二净、丑等名目。杂是不属于以上三类或角色不明的其他杂角，如孤（官员）、卒子（士兵）、孛老（老头儿）、卜儿（老妇）、细酸（书生、穷秀才）、儿（小孩子）、邦老（盗贼）、杂当（杂色人等）等。

由以上体制可见，元杂剧已是相当成熟的戏曲艺术，此后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正是由元杂剧奠定了基础。

二、关汉卿（一）关汉卿的生平和作品1。关汉卿的生平关汉卿是我国文学史上名标千古的伟大作家之一。他的一生主要从事杂剧创作活动，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也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剧作家。

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史册上只有一些零星的材料。现一般认为，汉卿是他的字，名不详，号已斋（一作一斋）。他大约生于1220年左右，卒于1300年左右。也有人认为他是金代之遗民，生年当于1210年左右。另有人认为他生于金亡后的蒙古时代，在1240年左右，卒年在1320年至1324年之间。关汉卿的籍贯，史料上有三种说法：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记载是"大都（今北京市）人"；清代乾隆二十年（1755年）修订的《祁州志》卷8"关汉卿故里"条，指出关汉卿是"元时祁之伍仁村（今属河北安国县）人"；元代朱右的《元史补遗》和《元史类编》、《山西通志》、《解县志》等书则称关汉卿为解州（今山西运城县）人。可能关汉卿祖籍解州，后定居大都。《录鬼簿》还记载关汉卿曾任太医院尹。有的版本《录鬼簿》作"太医院户"，有人据此认为关汉卿没有任何官职，只是属于太医院的一个医户。

元末熊梦祥（字自得）在他编纂的《析津志》中说关汉卿"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明初戏曲家贾仲明为《录鬼簿》中的杂剧作家补写挽词时，称赞关汉卿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明代臧晋叔《元曲选·序》还说他"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关汉卿是元代前期杂剧界的领袖人物，当时大都杂剧写作组织"玉京书会"里最著名的书会才人。他和杂剧作家杨显之、费君祥、梁进之等，散曲作家王和卿等，以及杂剧女演员珠帘秀、顺时秀等，都有密切的交往。南宋灭亡后，他曾南下漫游，到过杭州、扬州等地。关汉卿广泛接触社会，又长期生活在瓦肆勾栏之中，有着丰富的舞台艺术经验。这对他的杂剧创作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汉卿的生活、性格、志趣、爱好，在他晚年所作的自叙性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有过生动的描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攧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

他还说自己：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令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这套曲子是了解关汉卿的生活和思想的重要材料。它把关汉卿本人作为一个投身于市井之中、与勾栏艺人为伍、多才多艺的书会才人的形象活生生地刻画出来了。曲中玩世不恭的语词，实际上是对黑暗现实的揶揄和反抗。更可贵的是，它还以第一人称坦露胸怀的方式，酣畅淋漓地表现了不屈从强暴高压的铮铮铁骨和倔强的性格特征。这对于认识关汉卿杂剧的思想内容、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都很有帮助。

2。关汉卿的作品关汉卿是个多产作家，一生共创作杂剧剧本60　多种。这在中国文学史、戏剧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文学史、戏剧史上也罕有匹比。关汉卿的大部分剧作未能流传下来，但现在仍存有18　种：《感天动地窦娥冤》、《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杜蕊娘智赏金线池》、《望江亭中秋切鲙旦》、《温太真玉镜台》、《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以上8　种见明臧晋叔编《元曲选》）；《关大王单刀会》、《关张双赴西蜀梦》、《闺怨佳人拜月亭》、《诈妮子调风月》（以上4　种见《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山神庙裴度还带》、《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刘夫人庆赏五侯宴》、《状元堂陈母教子》、《王闰香夜月四春园》、《尉迟恭单鞭夺槊》（以上6　种见明赵琦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其中《五侯宴》较多地描写了关汉卿其他剧作中不曾出现过的农村生活场景，还采用了其他剧作中不曾用过的五折一楔的形式；《陈母教子》的思想倾向、艺术风格和关汉卿其他喜剧迥异，因此有人怀疑这两个剧本不是关汉卿所作。还有人因为《录鬼簿》于关汉卿名下未著录《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也怀疑《鲁斋郎》非关汉卿作，但《元曲选》诸书都题关汉卿撰，从该剧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和语言特色来看，都和关剧肖似，因此现一般定为关汉卿的作品。此外，天一阁本《录鬼簿续编》载元末明初贾仲明也有《裴度还带》剧，有人认为此剧为贾仲明所作；《尉迟恭单鞭夺槊》在《元曲选》、《古名家杂剧》中题为尚仲贤撰。

关汉卿的剧作，另还有《唐明皇哭香囊》、《风流孔目春衫记》、《孟良盗骨》等3　种的残文传于世；其他44　种：《董解元醉走柳丝亭》、《丙吉教子立宣帝》、《薄太后走马救周勃》《太常公主认先皇》、《曹太后死哭刘夫人》、《荒坟梅竹鬼团圆》、《风月状元三负心》、《没兴风雪瘸马记》、《金银交钞三告状》、《苏氏造织锦回纹》、《介休县敬德降唐》、《昇仙桥相如题柱》、《金谷园绿珠坠楼》、《汉匡衡凿壁偷光》、《刘夫人写恨万花堂》、《吕蒙正风雪破窑记》、《晏叔元风月鹧鸪天》、《姑苏台范蠡进西施》、《开封府萧王勘龙衣》、《柳花亭李婉复落娼》、《甲马营降生赵太祖》、《贤孝妇风雪双驾车》、《双提尸冤报汴河冤》、《老女婿金马玉堂春》、《宋上皇御断鸳鸯簿》、《崔玉箫担水浇花旦》、《隋炀帝牵龙舟》、《风雪狄梁公》、《屈勘宣华妃》、《月落江梅怨》、《管宁割席》、《白衣相高风漂麦》、《孙康映雪》、《唐太宗哭魏徵》、《武则天肉醉王皇后》、《翠华妃对玉钗》、《汉元帝哭昭君》、《刘夫人救哑子》、《刘盼盼闹衡州》、《吕无双铜瓦记》、《萱草堂玉簪记》、《楚云公主酹江月》、《鲁元公主三噉赦》、《醉娘子三撇嵌》等，已全部失传。

在关汉卿的作品中，既有催人泪下的悲剧，也有让人捧腹的喜剧；既有反映婚姻问题的爱情剧，也有揭露社会黑暗的公案剧；既有现实生活的题材，也有以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传说为题材的历史剧。。显示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切了解，丰富渊博的知识和卓越超群的艺术才华。

关汉卿不仅是一位旷世的杂剧作家，而且还是一位在元代散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散曲作家。他的散曲现存套数14　首，小令35（一说57）首，本书将在"元代散曲"部分述评。

（二）关汉卿的悲剧代表作--《窦娥冤》《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最优秀的悲剧作品。近代著名中国戏曲理论家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指出："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还认为《窦娥冤》"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1。《窦娥冤》的剧情梗概和主题思想《窦娥冤》的题材，来源于《汉书·于定国传》和干宝的《搜神记》中"东海孝妇"的故事。这个故事说，东海郡一个很孝顺的寡妇周青，为侍奉婆婆，矢志不嫁，婆婆遂自缢而死，小姑诬周青谋杀，官府不察，判以死刑。临刑前，周青指着身边的竹竿说，若我无罪，血就沿着竹竿倒流上去。后果应验，且东海郡大旱三年。新来的郡守为她雪冤，天立时下起雨来。

关汉卿采用这一传说，结合元代的社会现实，大大丰富了思想内涵，编织出一个年青寡妇被黑暗社会戕害至死、鬼魂复仇的动人故事。《窦娥冤》写窦娥三岁丧母，七岁因父亲窦天章上京赶考需要盘缠，被卖给蔡婆做童养媳。十六岁与蔡婆儿子成亲，不久又丧夫守寡，婆媳相依为命。一天蔡婆向赛卢医讨债，几乎被赛卢医勒死，遇张驴儿父子得救。张驴儿父子借机要霸占蔡婆婆媳，窦娥执意不从。张驴儿误将亲父毒死，嫁祸窦娥，窦娥与他见官评理。但昏官桃杌却严刑逼供，为使婆婆免受皮肉之苦，窦娥含冤承招，被判死刑。临刑前，发下三桩誓愿：血溅素练，六月降雪，大旱三年，果真应验。朝廷派窦天章任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窦娥鬼魂诉说冤情，最终得以昭雪。

据《元史》卷八十六《百官二·肃政廉访司》，窦天章所任的"肃政廉访使"，是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才有的事，由此可以断定，该剧是关汉卿晚年的作品。这部作品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作了广泛而深刻的反映。这里写到了残酷的羊羔儿利息（即年利等于本金）的高利贷现象，流氓地痞的横行霸道，贪官污吏的枉法酷虐，下层文人的穷困潦倒，平民百姓的有冤无处伸等等，显示了元代复杂而又尖锐的社会矛盾。它所表现的内容和思想意义，几乎超过了元代所有其它杂剧。但作为《窦娥冤》的主线，则是一个民妇的冤案；它的主题则是鞭笞"官吏每无心正法"、贪污受贿、饕餮百姓的元代吏治，讴歌人民对冤狱遍于域中的黑暗统治的反抗和斗争。据《元典章》卷七"内外诸官员数目"条可知，当时内外官吏总额为两万六千人；但《元史》卷二十一《成宗纪四》记载，大德七年（1302年）的一次官方调查，发现贪官污吏竟有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之多，占总数的十分之七！《窦娥冤》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虽然它对元代社会现实的反映面十分广阔，但它的主要意义，则在于表达了广大人民对黑暗吏治的愤怒谴责和不屈斗争。

2。《窦娥冤》的人物形象《窦娥冤》主人公窦娥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压迫妇女的典型人物。悲剧成功地塑造了她善良而又正直的性格，写出了她对封建统治由委曲求全而走向反抗的发展过程。窦娥在楔子中出场时，已是个苦命的女孩，没了母亲、又被父亲抵债做了童养媳。十三年后，她和婆婆两个寡妇相依为命。在封建伦理纲常的桎梏下，她逆来顺受，安分守己地听凭命运的磨难。她在第一折中唱道：【仙吕点绛唇】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又唱道：【天下乐】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

然而，尽管禀性驯良厚道的窦娥甘愿遵循封建礼教，捱苦度日，暗无天日的社会却仍要对她进行迫害和摧残。张驴儿父子闯入家门，强要娶她婆媳为妻，使她尽孝守节、清苦宁静的生活都过不成了。"兀的不是俺没丈夫的妇女下场头！"这句唱词是她代表一切孤儿寡母对黑暗社会的愤怒的控诉。她断然拒绝张驴儿的非礼行为，初步表现出了对恶势力毫不示弱的刚毅性格。

在第二折，窦娥的性格继续得到发展。张驴儿弄巧成拙毒死了自己的老子，却诬赖窦娥，以此要挟。窦娥不怕要挟，毅然和张驴儿上公堂。这时她既是坚强的，又是天真的，对官府充满幻想，"只望大人高抬明镜，替小妇人做主咱。"但昏官听信诬告，滥刑拷打，使她认清了官府的黑暗，唱道：【采茶歌】打的我肉都飞，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谁知！则我这小妇人毒药来从何处也？天哪，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晖！

她被打得昏死了三次，仍然倔强的申辩："委的不是小妇人下毒药来！"只是官府又要拷打她年迈的婆婆，窦娥不忍婆婆受害，才饮恨屈招。她唱道：【黄钟尾】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怎肯便放了你好色荒淫漏面贼！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争到头，竞到底，到如今待怎的？情愿认药杀公公，与了招罪。婆婆也，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

这里，表现了她的善良，她的正直，更表现了她对官府幻想的破灭，她的炽烈的复仇的愿望！

第三折是全剧的高潮，窦娥的性格也发展到了高峰。她不再是一个让人同情的弱女子，而是奋起抗争的斗士！在阴森恐怖的刑场，她毫不畏惧、恐慌，而是怒火中烧，对原先她俯首听命的天地也敢于痛快淋漓地斥责、咒骂。她上场时唱的两支曲辞是对天地鬼神，对黑暗社会震撼人心的声讨：【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冤，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么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这两段叱天骂地的唱词，实际上表达了被压迫、被凌辱的人民，在走投无路时对至高无上的封建秩序和统治集团的怀疑和抗议！

窦娥不仅斥责、诅咒天地鬼神，还要驱使它们为自己昭示冤屈。临刑时，她发下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的三桩誓愿，突出地表现了她的坚强不屈的反抗精神和感天动地的斗争性格。

第四折写冤案昭雪，这是窦娥死而不屈，化作鬼魂复仇的结果。窦天章虽然是她的亲父，还自称"廉能清政，节操坚刚"，但却迂腐、主观，初见窦娥鬼魂时不问青红皂白，责骂她"犯了十恶大罪"，要"罚在阴山，永为饿鬼！"只是由于窦娥不散的冤魂不放弃斗争，"自来折辨"，才得以翻案平反。当她复仇之后，又叮嘱父亲照顾衰迈的蔡婆婆。窦娥鬼魂坚强而又善良的性格，与生前一脉相承。

窦娥是被黑暗的社会吞噬的，她的被杀又是因为她不屈于恶势力的胁迫（不答应张驴儿的要求）和不忍心他人的受苦（不让蔡婆婆受酷刑拷打）而主动选择的。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所说："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乃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因此她作为悲剧人物具有殉道者的意味，忠于某种原则和理想（当然其中也包含着节、孝等封建因素），甘愿牺牲生命，其悲剧性十分深刻。

《窦娥冤》中的其他人物，如蔡婆婆、张驴儿等，也刻划得很成功。其中楚州大守桃杌，虽出场不多，但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元代吏治的肮脏和残暴。桃杌是昏官酷吏的代表，就是他，一手制造了窦娥的冤案。他声称："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活现出贪赃的丑恶嘴脸。而在审案时，他又根本不听窦娥分辨，认为"人是贱虫，不打不招"，下令重刑拷打，"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打得窦娥"肉都飞，血淋漓"，昏死了三次。把窦娥问成死罪后却又轻巧地吩咐说："今日无事，将马来，后宅去吃酒。"可见他视人命如同儿戏。据《元典章》卷三十九"不得法外枉勘"条载："今之官吏不思仁恕，专尚苛刻，每于鞫狱问事之际，不察有无赃验，不审可信情节，。。辄加拷掠，严刑法外，凌辱囚人，不胜苦楚。锻炼之词，何求不得？致令枉死无辜，幸不致命者亦为残疾。"桃杌所造成的窦娥的冤案，就是这种元代吏治的缩影。

3。《窦娥冤》的浪漫主义手法和悲剧性《窦娥冤》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现实，然而写窦娥三桩誓愿的实现和鬼魂的复仇，却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在当时的社会里，冤案不可能得到昭雪，人们就只得借助于幻想和想象，抒发善恶有报的愿望，用超自然、超现实的力量来治服现实生活中害人虐物的贪官污吏、地痞恶霸。这不但没有削弱悲剧的意义，恰恰蕴含着更深沉的悲剧性，给人以更浓重的悲剧感。断头的窦娥依然正气凛人，冲破拦阻，伸冤复仇，令读者、观众加深对她的崇敬和认同。崇高，乃是悲剧的本质、内核。窦娥正直、善良、宁死而不失其为人的道德准则、死后又不屈不挠地继续斗争，这表现了崇高性格，这完全符合悲剧精神，这也就是窦娥冤感天动地原因之所在。因此，《窦娥冤》的浪漫主义，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与现实主义紧密结合的浪漫主义。它进一步突出了窦娥的反抗性格，深化了主题，加强了悲剧性，同时也更加鲜明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反对元代黑暗吏治、要求变革现实的时代精神。

《窦娥冤》七百年来一直是我国戏曲的保留剧目，在舞台上盛演不衰。

明代万历年间，剧作家叶宪祖把它改编为一部三十三出的传奇：《金锁记》，后来京剧又据《金锁记》改编成折子戏。上演最多的是《探监》、《法场》等折。近世地方戏曲和曲艺也都有以窦娥冤为题材的作品，故事已家喻户晓。《窦娥冤》也是进入世界艺术宝库的不朽作品。早在1821年伦敦出版多马斯当东翻译的《康熙使臣土尔扈特见闻录（1712-1745）》（即图理琛撰《异域录》），其中就有《窦娥冤》故事梗概的译介（译题为《学者之女雪恨记》），此节译介还被转译为俄文，载于1829年版《雅典娜神庙》杂志上。至1838年欧洲文坛又有了巴尊（A。P。L。Bazin）的原剧法文全译本，20世纪初有了宫原民平的日译本，此外还有英、德等译本。前苏联还曾演出过全剧。

（三）关汉卿的爱情剧关汉卿擅写"旦本"--以妇女为主人公的作品。在他现存的18　种杂剧中，"旦本"有13　种，占了绝大多数。这反映了关汉卿对妇女命运的关心。其中除了揭露吏治黑暗的《窦娥冤》这样的悲剧外，也有描写爱情婚姻生活的喜剧。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往往最能显现出各色人等的心态、思想、感情，它总是和社会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关汉卿的爱情剧，写出了元代社会的众生相，让人们可以从中窥见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同时也表达了关汉卿本人的爱情观和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态度和认识，激励人们惩恶扬善，追求美好、理想的生活。

1。《望江亭》和《救风尘》《望江亭》和《救风尘》是关汉卿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剧本中最为著名的两出喜剧，堪称辉映中国喜剧史的"双璧"。

《望江亭》写年轻貌美的寡妇谭记儿在白道姑的撮合下，与她的侄儿白士中结为美满的夫妻，随后同往潭州赴任。早已垂涎谭记儿的花花太岁杨衙内听说后，便向皇帝诬告白士中"贪花恋酒，不理公事"，骗取了皇帝的势剑、金牌、文书，赶往潭州，要取白士中的首级。谭记儿得知后，不象丈夫那样愁苦失措，而是镇定自若，计上心来。她于中秋之夜乔扮渔妇，以献新切鲙为名，登上杨衙内泊船的望江亭，利用杨的贪杯好色，百般挑逗，使之神魂颠倒，从而赚得了势剑、金牌与文书。此后让杨在公堂上出乖露丑，受到了惩处。

《望江亭》虽然属于爱情题材，但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内容。杨衙内是权豪势要的代表，他凭借皇帝的威势飞扬跋扈，可见统治集团的黑暗与腐败。《望江亭》讴歌谭记儿为保住自己美满幸福的婚姻，敢于孤身一人深入龙潭虎穴，智斗杨衙内，具有反权贵的意义。

《望江亭》最大的成功之处，则在于以欢畅的笔调创造了一个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妇女形象。这出戏的明快的喜剧性，从第一折白道姑"恶叉白赖"撮合谭记儿的婚事就显露出来。在第二折，谭记儿看到白士中愁苦失措产生误会，又引起观众善意的哂笑。在笑声中，观众逐渐感受到谭记儿对美好婚姻的追求和对爱情的专一。第三折是全剧最富有喜剧性的一折。谭记儿假意和杨衙内眉来眼去地调情，实际上把这个蠢货玩弄于股掌之上。她在赚得了势剑、金牌、文书后，对被她灌醉了的杨衙内唱道：【络丝娘】我且回身将杨衙内深深的拜谢，您娘娘向急颭颭船儿上去也，到家对儿夫尽分说那一番周折。

【收尾】从今不受人磨灭，稳情取好夫妻百年喜悦。俺这里，美孜孜在芙蓉帐笑春风；只他那，冷清清杨柳岸伴残月。

这些唱词充分表现出谭记儿对鲜廉寡耻而又愚蠢可笑的权贵的蔑视和嘲弄，表现出取得胜利后的喜悦心情。第四折让杨衙内在公堂上出尽洋相后，谭记儿一曲【得胜令】的末尾又唱道：。。这一只渔船，只费得半夜工夫缠，俺两口儿今年，做一个中秋儿月圆。更是当面对杨衙内的挖苦和讥笑，欢快之情溢于言表。

《望江亭》对反面人物极尽揶揄、嘲讽之能事，使全剧的喜剧性更为强烈。如第三折开头写杨衙内两个亲随李稍、张千争相在杨衙内鬓上捉虱子、捉跳蚤，既是以插科打诨的手法写出奴才们向主子的献媚争宠，又暗指这些为非作歹者的灵魂的肮脏和丑恶。写他们三人本来都贪杯嗜酒却又都假模假样发誓不喝，最后又找借口痛饮，他们心口不一的拙劣举动，不仅博得观众大笑，而且也把奴才和主子之间钩心斗角、虚伪龌龊的心理暴露无遗。元杂剧的体制，全本多由一人主唱到底，为了刻画出主仆三人在丢失势剑、金牌、文书之后的狼狈相，在第三折的末尾破例让他们合唱了一曲【马鞍儿】：（李稍唱：）想着想着跌脚儿叫。（张千唱：）想着想着我难熬。（衙内唱：）酩子里愁肠酩子里焦。（众合唱：）又不敢着傍人知道；则把他这好香烧、好香烧，咒的他热肉儿跳！

这里既有分唱，又有合唱，把他们有口难言、尴尬着急的情态生动地描绘了出来，让人们感到他们的滑稽可笑，快意于他们的倒霉、失败。

与《望江亭》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救风尘》，写涉世不深的妓女宋引章因急于跳出娼门，不听结义姐妹赵盼儿的劝阻，嫁给巧言诱编她的"同知"（州县副长官）之子、花花公子周舍；进门之后便惨遭虐待，只得向赵盼儿求救。赵盼儿找到周舍，大施风月本领，索得休书，使宋引章免于危难，嫁给了真心爱她、忠厚善良的安秀才，获得了真正幸福的爱情生活。

赵盼儿有着与谭记儿一样的不同寻常的智谋胆识。但她是为了他人的婚姻的美满而和残忍、狡诈的官僚子弟周旋，更表现出助人危难的侠义心肠。赵盼儿是一个饱经风霜、阅世甚深的妓女。长期的屈辱生活，使她对"乔做胡为"的周舍之流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劝宋引章择偶要慎重，不要嫁甜言蜜语的周舍，而要嫁老实可靠的安秀才。当得知宋引章嫁给周舍后果然不出她所料遭到毒打、欺凌后，她便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不顾势孤力单前去搭救。赵盼儿不但有义，有勇，还有谋，她的对手周舍虽然没有像杨衙内那样操生杀之大权，但却比杨衙内更加奸诈。赵盼儿深知其人，巧设计谋，抓住浪荡公子贪恋女色、喜新厌旧的心理，凭借自己的美貌和机智，采用风月手段，将周舍一步步赚入预伏的圈套，她先用周舍当初诱骗宋引章的一套花言巧语来骗取周舍的欢心，又安排宋引章吵骂，让周舍写休书。周舍耽心："若与了一纸休书，那妇人就一道烟去了；这婆娘他若是不嫁我呵，可不弄的尖担两头脱？"于是赵盼儿就发誓赌咒，还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羊、酒、红罗等为定，使周舍深信不疑，写了休书。后来周舍发现上当，从宋引章手里骗回休书咬碎，还说赵盼儿受过他的财礼，"也是我的老婆"，殊不料赵盼儿早就从宋引章那儿用假休书把真休书换下，而羊、酒、红罗本是赵盼儿的，并无受财礼之说。无言可对的周舍，便气急败坏地把她们二人拉去告官，却不知安秀才也已按照赵盼儿的吩咐，前来告周舍强夺他聘下的宋引章为妻，最后周舍得到了惩罚，被料事如神的赵盼儿彻底击败。在这富于戏剧性的惊险紧张、扣人心弦的斗争中，赵盼儿的机智、泼辣、练达、仗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赵盼儿是关汉卿杂剧中创造的最为生动、最有风采的妓女形象。她的智谋胆识在举止动静、言谈笑貌、斗争方式上，都有与作为官吏夫人的谭记儿不同的特点。例如她在回答周舍"你曾说过誓嫁我来"的责问时唱道：【庆乐原】俺须是卖空虚，凭着那说来的言咒誓为活路。（带云：）怕你不信呵。（唱：）遍花街请到娼家女，那一个不对着明香宝烛，那一个不指着皇天后土，那一个不赌着鬼戮神诛？若信这咒盟誓，早死的绝门户。

这段唱词真是快语！明明白白地说透：我就是不守誓言，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她深知对周舍这样狡诈的人，就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火辣辣的针锋相对的意气，来自于长期沦落于风尘之中而对于凌辱她们的周舍之流的刻骨铭心的愤慨。这是出身于官宦人家、受过温柔敦厚教养的谭记儿所不可能有的。

《望江亭》和《救风尘》这两部杂剧，都以爱情、婚姻问题为题材，表现和社会恶势力的斗争。剧中的两个女主人公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美满婚姻，敢于和权豪势要周旋。她们凭着本人的聪明才智，利用对方的贪婪好色，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样的人物形象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很少见，她们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2。《拜月亭》和《调风月》《拜月亭》和《调风月》是两部以金代为背景的杰出的爱情喜剧。前者描写小姐的爱情。它以蒙古军队围攻金国都城--中都（今北京）为历史背景，写金国兵部尚书王镇之女王瑞兰随母逃难失散，恰遇寒门秀才蒋世隆寻妹，两人结伴而行，在患难中产生爱情，结为夫妻。罢征而归的王镇巧遇他们，嫌女婿乃一介书生，便强行拆散，只把瑞兰带回家中。瑞兰拜月，祈祝夫君安康，夫妻早日团圆，被母亲逃难带回的义妹瑞莲听到，原来瑞莲便是蒋世隆的亲妹，两人互道心曲，相互提防的姊妹变成了相知相亲的姑嫂。后来蒋世隆与结义兄弟陀满兴福分别考中文武状元，瑞兰和世隆团圆，瑞莲和兴福结合。这出杂剧从侧面反映了金元之交的战乱中"白骨中原乱如麻"的凄惨景象，有着广阔的社会内容；但主要是表现青年男女反对封建门第婚姻制度，追求自由的爱情、自主的婚姻。它是关汉卿现存作品中描写大家闺秀的爱情生活最为成功的杂剧。女主人公王瑞兰忠于和蒋世隆的爱情，当被"横拖倒拽"从丈夫身边拉走时，她唱道："一霎儿把这世间愁都撮在我眉尖上"，万分痛苦。但是她的身分和经历所造成的性格，使她不可能和家庭决裂，而只能在庭院对月祷告时发出深深的怨嗟。她焚第一柱香，就是"愿削减了俺尊君狠切"；她诅咒道："谁无个老父，谁无个尊君，谁无个亲爷，从头儿看来，都不似俺那狠爹爹！"这是她所能发出的最大的反抗。尽管如此，她拜月时说："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教俺两口儿早得团圆！"却充分表现了不矜门第、忠于爱情的反封建思想。此语和《西厢记》剧终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一样，同为封建社会中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的心声。

《调风月》写的是婢女的爱情。元杂剧中主要写婢女爱情生活的，可能就是这一部。此剧写婢女燕燕受主人亲戚小千户的诱骗委身于他，并产生了真诚的爱情。但小千户却又爱上了尚书之女莺莺。燕燕在他们成婚之时说出原委，主人遂把燕燕许给小千户为侧室，两桩婚事一次办。《调风月》中的婢女燕燕在她的爱情受到挫折时，表现出与《拜月亭》中的小姐瑞兰不同的性格特点。她多情而又倔强，当发现受骗，她并不是只会自怨自艾，自叹命苦，而是难压怒火，毁掉当初的信物，让"降尊临卑"前来的小千户吃闭门羹；当她被主人所逼，为小千户向莺莺提亲时，她却破口大骂破坏了她爱情的莺莺"不识羞伴等"，要在暗中破了这门亲；当小千户成亲之时，她更按捺不住满腔怨恨，当着主人和满座宾朋咒骂新娘"是个硬败家私铁扫帚，没些儿发旺夫家处。可使绝子嗣，妨公婆，克丈夫。。"怎么解气怎么骂，要把小千户加给她的痛苦、委屈全部发泄出来。她就是这样的心高气傲，锋芒毕露，敢于抗争和报复。但剧中结尾写由主人出面，燕燕被许给小千户为妾，她唱道："。。只是当作婢为奴，谢相公夫人抬举！怎敢做三妻两妇？只得和丈夫一处对舞，便是燕燕花生满路。"这种"大团圆"的结局，是不符合燕燕的桀傲不驯的性格的发展逻辑的，因而是不真实的。

《拜月亭》和《调风月》都是用喜剧手法来写悲剧冲突。《拜月亭》充满误会、巧合，让人发笑，但在现实生活中贵族小姐不可能和寒门书生结合，这个故事的内核是悲惨的、令人心酸的，它的"大团圆"的结局也是虚假的。《调风月》风趣、诙谐，喜剧气氛很浓，但是它所蕴含的内在意义却是控诉贵族子弟对下层婢女在肉体上、心灵上的欺凌和摧残，燕燕所遭遇的乃是悲剧性的命运。

《拜月亭》和《调风月》现仅存曲词和少量宾白，不过它们的基本结构和情节脉络仍很清晰，两个女主人公的举止风采和性格特征也鲜明生动，跃然纸上。出色的艺术描写和深刻的社会内容，使它们具有感人的力量，在元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拜月亭》后来还被改编为南戏《拜月亭记》（一名《幽闺记》），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又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3。《金线池》和《谢天香》《金线池》和《谢天香》是两部写妓女爱情生活的杂剧。这两部剧加上《救风尘》，是关汉卿以妓女为主人公的三部杂剧，占他现存剧作的六分之一。而《元曲选》和《元曲选外编》共收有元代杂剧162　部，以妓女为主人公的只有十部，关剧就占了近三分之一。足见关汉卿比元代任何一个剧作家都关注和同情妓女的命运。

《金线池》写妓女杜蕊娘与秀才韩辅臣一见钟情，欢爱半载，但杜母却因韩秀才囊尽，挑拨两人关系，后来石府尹设计使他们圆和，结成眷属。杜蕊娘是个追求生活理想、不屈从命运摆布、气高性犟的女性。她不顾生母鸨儿要把她当摇钱树"夜夜留人夜夜新"的逼迫，真心和韩秀才相爱；和生母反唇相讥，毫不退缩。而当她受离间，误以为韩秀才薄幸另觅新欢时，则表现了断然决裂的态度；即使韩秀才哀求、下跪，请她"打我几下吧"，也丝毫感动不了她的心。从杜蕊娘身上，可以看到被践踏的妓女不甘于屈辱的地位，对非人的生活强烈地进行抗争。而这正是关汉卿所发现和歌颂的人的尊严。

《谢天香》写能诗会唱的妓女谢天香和"一代文章"柳永相爱，柳永进京赶考，把她托付给好友钱可。钱可新任开封府大尹，把谢天香"娶"为小夫人（侍妾），实际是把她藏在家里。三年后，柳永中榜归来，钱大尹主持柳、谢成婚。此剧中的谢天香和赵盼儿、杜蕊娘一类敢说敢做、敢于反抗、敢于追求的妓女形象不一样。她是一个弱女子，虽然多才多艺，本领出众，但由人摆布，听人玩弄，随遇而安，不敢反抗和斗争。请听她无可奈何、苦不堪言的心曲：【煞尾】罢、罢、罢！我正是闪了他闷棍着他棒，我正是出了■篮入了筐。直着咱在罗网。休摘离，休指望，便似一百尺的石门教我怎么撞？便使尽些伎俩，乾愁断我肚肠，觅不的个脱壳金蝉这一个谎！

谢天香的形象，并不是人民群众的理想人物的形象，却是在封建制度的压迫下和封建意识的毒害下，许许多多在爱情、婚姻问题上难逃罗网、前途无望的底层妇女的典型形象。她的性格的缺陷和局限，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不合理的社会所铸成的时代的悲剧、妇女的悲剧。这也正是《谢天香》这部杂剧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因此，《谢天香》虽然也用了很多喜剧手法，逗人乐，但人们在观看时，内心深处却有压抑之感。

（四）关汉卿的公案剧公案剧是以诉讼勘狱为题材的戏剧，是元代杂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公案剧计有24　种，约占现存全部元杂剧的六分之一。其中关汉卿创作的，有前面介绍过的悲剧《窦娥冤》和《鲁斋郎》、《蝴蝶梦》、《四春园》等4　种，又占元代全部公案剧的六分之一。关汉卿的公案剧通过对讼狱事件的发生、成案的过程及案件的审理等描写，深刻地揭示了权豪势要的横行霸道，贪官污吏的贪赃枉法，热情地歌颂了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和为民除害伸冤的清官。这些公案剧是对元代黑暗社会现实直接的、集中的反映，是对元代统治集团、特权阶层、地痞流氓的贪婪残暴的本性的严厉鞭笞，也是对人民群众向往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理想愿望的表现。因此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广泛的社会意义。

1。《鲁斋郎》《鲁斋郎》是关汉卿除《窦娥冤》外最优秀的一出公案剧。如果说《窦娥冤》主要抨击了元代贪官污吏的罪恶的话，那么《鲁斋郎》则有力地控诉了元代权豪势要的罪行。所谓权豪势要，是在元代民族压迫异常尖锐这一特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特权阶层。他们受到封建官吏直至皇帝的庇护和纵容，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如元世祖的宠臣阿合马，据《元史·奸臣传》载："在位日久，益肆贪横"，"民有坿郭美田，辄取为已有"，光是被迫献出妻女财物的就数以百计。《马可·波罗游记》也说他"凡有美妇而为彼所欲者，无一人得免。妇未婚，则娶以为妻；已婚，则强之从己。"关汉卿所塑造的鲁斋郎的形象，就是在元代蒙古贵族统治下，"以强凌弱、以众害寡、妄兴横事、罗摭平民、夺占妻女，甚则伤害性命"的这一特权阶层人物的艺术概括。

鲁斋郎是个比《窦娥冤》中的张驴儿、《望江亭》中的杨衙内、《救风尘》中的周舍都要凶狠、骄横得多的官僚恶霸，他一上场就自称："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再无双；街市小民闻吾怕，则我是权豪势要鲁斋郎。"还说自己"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但行处引的是花腿闲汉、弹弓粘竿、■儿小鹞，每日价飞鹰走犬，街市闲行。但见人家好的玩器，怎么他倒有我倒无，我则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人家有那骏马雕鞍，我使人牵来则骑三日，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我是个本份人。"完全是一派蛮横无理的无赖腔调。关汉卿的剧作着重揭露他霸人妻女的罪行。他在许州看见银匠李四的妻子长得漂亮，竟然光天化日之下把她抢走，还有恃无恐、趾高气扬地对李四说："你的浑家，我要带往郑州去也，你不拣那个大衙门告我去！"等糟蹋够了，又另去找"生得好的女人"，看到张珪的媳妇貌美，就命令张珪："把你媳妇明日送到我宅子来！"并对手下人说："他若来迟了，就把他全家尽行杀坏。"气焰十分嚣张。鲁斋郎还把玩腻了的李四的妻子送给张珪，算作对张珪送媳妇的"酬答"，真是无耻至极。作品不仅用鲁斋郎本人的言语行为暴露他的丑恶凶残的嘴脸，还以颇有权势的张珪作为烘托来表现鲁斋郎的不可一世。张珪是位居郑州六案都孔目的中级官吏，曾扬言："谁不知我张珪的名儿！"要为李四报仇。但当听李四说，仇人是鲁斋郎时，吓得忙俺住李四的口，说："哎哟，唬杀我也！"要李四"忍气吞声罢"，再也休提此事。因为"那个鲁斋郎胆有天来大，他为臣不守法，将官府敢欺压，将妻女敢夺拿，将百姓蹅踏（践踏）。赤紧的（实在是）他官职大的忒稀诧（太希奇）！"而当鲁斋郎要他把妻子送上时，他也不敢不照办。他对妻子说：鲁斋郎"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他便要我张珪的头，不怕我不就送去与他；如今只要你做个夫人，也还算是好的。"这段话固然表现出张的软弱、怯懦，造成了"妻嫁人，夫做媒"的怪事；但更说明鲁斋郎的狠毒、残暴、灭绝人性，他是造成这种怪事的根子。这种今天看来的怪事，在元代却并不少见。上文说的阿合马，就曾强迫别人献出妻女达133人之多。因此剧作并不是凭空杜撰，而是针对现实生活的鲁斋郎之流的。

鲁斋郎最后被人民所向往的清官包公智斩了，被鲁斋郎害得四分五离的张珪、李四两家也团圆了，但这在元代那样的黑暗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仅仅是一种幻想。所以结尾一折写得远不如前几折生动、真实。作为公案剧理应具体表现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的经过，却只是由包公的简短口述交待出来：他上奏"鱼齐即"苦害良民，犯法万端，待皇帝判斩后，再改为"鲁斋郎"。不过从包公的口述中，可以知道鲁斋郎的后台就是皇帝，连执法如山的包公也只得用计谋骗过皇帝才能给他治罪。这一笔含有深意。

2。《蝴蝶梦》和《四春园》《蝴蝶梦》也是写清官包公的故事，剧中的葛彪，是和鲁斋郎一类的人物。他仗恃自己是蒙古人，被当做皇亲国戚，到处横行不法，声称："我是个权豪势要之家，打死人不偿命。"只因王老汉经过他马前，他就把人打死，还撂下话说："只当房檐揭片瓦相似，随你哪里告来。"十分猖狂。王老汉的三个儿子为父报仇，不意将葛彪打死。按照元代法律，蒙古贵族打死人不必偿命，而汉人打死人必须抵命。（《蝴蝶梦》便是元代这种黑暗政治的真实反映，但不便直说，假托宋代的事，借古喻今罢了。）因此，老汉三子必有一子抵命。包公尽管爱民如子，嫉恶如仇，刚直不阿，但审理此案时，并不问此案的起事根由，误杀还是故意杀害，只一味勘定三子中谁来偿命，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不是包公以偷马贼代死，三子必有一人处死无疑。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元代法律的不公和残酷。

《蝴蝶梦》在批判黑暗政治的同时，也讴歌了普通百姓贤良、刚毅、深明大义的美德。王母是关汉卿剧作中贤妻良母的典型之一。得知丈夫暴死，她决意要"拿住那杀人贼我乞个罪名儿"；得知须有一子抵命，她毫不畏惧："止不过是一人处死，须断不了王家宗祀！"面对肃杀的公堂，无情的律条，她敢于据理力争："那厮每情理难容，俺孩儿杀人可恕！"尤为可贵的是，她留下了丈夫前妻的两个儿子，而让自己亲生之子抵命，表现了仁义贤德的高尚品质，为世人立了楷模。包公正是由此举而联想一梦：大蝴蝶救出在蜘蛛网中的两只小蝴蝶，对另一只小蝴蝶却见而不救。因此大受感悟，设法使其子免死。

《四春园》是公案剧与爱情剧结合的佳作。写王员外之女王闰香和李十万之子李庆安原指腹为婚，但因李家衰落，王员外嫌贫，拟悔婚。而王闰香却劝李庆安不要因贫穷自卑，派丫环梅香送财物给他。不料梅香被歹徒裴炎图财害命。王员外认定李庆安是杀人凶手，拉去见官，被判死刑。开封府尹钱可复勘此案时，发现有冤情，后查找到真正的凶手裴炎，明正典刑，王闰香、李庆安由他主婚结为夫妻。这出剧反映了剧作家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反对爱富弃贫和礼教束缚的民主思想，同时又表现了剧作家对清明政治的追求，明断案件的钱可就是他理想中的官吏。《四春园》另名《绯衣梦》，全名《钱大尹智勘绯衣梦》，这个剧名更突出了此剧为公案剧的特点。

一般的公案剧难免俗套，容易写成公式化。但是关汉卿的几个公案剧都不同寻常。如《鲁斋郎》和《四春园》都是用两条线索交互发展进行，情节波澜起伏，曲折动人，结构丝丝入扣，出奇制胜。再如《蝴蝶梦》里塑造的富有牺牲精神的王母的形象，在元杂剧中也很不多见。特别是把她放在生死关头情与理激烈的冲突之中，用如泣如诉的大段唱词着意表现她的复杂细微的心理波折，有极强的感染力，使人对这位贤良、大义的母亲肃然起敬。（五）关汉卿的历史剧历史剧是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题材的戏剧（如果只假借历史人物而无历史事件作为情节的基础，还不能称为历史剧），在元杂剧中比例很大，约占现存元杂剧的三分之一。关汉卿也是写历史剧的高手。从剧目看，他所创作的60　多种杂剧，大部分是历史剧。其中流传下来、最著名的历史剧有《单刀会》、《西蜀梦》、《哭存孝》等。这些历史剧借历史故事，间接地、曲折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的现实斗争，寓托着剧作家的思想感情，体现了时代的情绪。

1。《单刀会》《单刀会》是关汉卿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历史剧。关羽单刀赴会的史事，见于《三国志·吴志·鲁肃传》，原只有一句话的记载："肃邀羽相见，各驻兵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经过关汉卿的精心渲染，关羽被塑造成为举世仰慕、忠贞神勇的英雄，演出了一出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活剧。据元代钟嗣成《录鬼簿》等有关资料可知，关汉卿是非常崇拜关羽的。

他自己的取名，很可能有景仰关姓祖宗，甘作辅助汉室之卿相之意。因此，他对关羽倾注了全部的感情。《单刀会》写得与其他杂剧不同，在主角关羽上场之前，竟用两折戏反复铺垫。这两折写吴国鲁肃为从蜀汉手中索回荆州，设计请关羽赴会，先分别和元老乔公、贤士司马徽商议作陪，两人反劝鲁肃作罢，在劝说中，历举关羽的英雄业绩，盛赞他的智勇双全，所向无敌。这样从侧面把关羽的精神面貌作了烘托，造成了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第三折关羽才正式登场，通过独白、与关平的对话、唱词等，回顾了自汉皇创业至三国鼎立的艰辛历程，抒发了"豪气有三千丈"的壮烈情怀，使人更加感到关羽的单刀赴会，并非一逞匹夫之勇，而是要保全汉室江山、勇谋兼备的非凡之举。元杂剧的第四折大都是"强弩之末"，以"大团圆"敷衍结束。而《单刀会》的第四折却是全剧的高潮之所在，写关羽过江赴宴，和鲁肃的矛盾冲突正面展开，关羽凭着一身豪气，在唇枪舌战中节节取胜。在这一折里，关羽忠于汉室和神勇无敌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最为充分、鲜明。他对口口声声说"这荆州是俺的"的鲁肃怒斥道：【沉醉东风】想着俺汉高皇图王霸业，汉光武秉正除邪，汉献帝将董卓诛，汉皇叔把温侯灭，俺哥哥合情受汉家基业。则你这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请你个不克己先生自说！

关羽击破鲁肃阴谋，在被关平接应凯旋而归时，最后还教训鲁肃道："说与你两件事先生记者：百忙里趁不了老兄心，急且里倒不了俺汉家节。"这些义正辞严的唱词，反映了关汉卿以蜀汉为正统的思想，流露出恋念故国江山、不容异族蹂躏的民族感情，也是当时广大汉族人民反对蒙古贵族统治的斗争精神的表现，在演出中必然大快人心。清代钱谦益在《重编义勇武安集》中评论说："侯单刀往赴，掀髯谈笑。肃惧伏莫敢出气，尽撤陆口伏兵，送侯还营。其词曲发扬蹈厉，观者咸拊手击节，"由于关汉卿的《单刀会》的出色描写，关羽的忠贞坚毅、英勇威武的英雄形象长久地屹立在人民的心目中。《单刀会》可以看作历史英雄人物的颂剧，很少有在关汉卿其他剧作中常见的插科打诨，风格庄重、豪放。此剧抒情性多于戏剧性，情节简单，唱词优美，是用诗写成的剧，把关羽对蜀汉的赤胆忠心、坦荡胸怀以及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第四折关羽乘船来到大江中流观景抒情的两支曲子最脍炙人口：【双调新水令】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风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

【驻马听】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云：）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这两支曲熔铸了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意境和词语，却要比苏词更加悲壮、雄放；吊古抚今，显示出关羽的英武豪迈的怀抱。因此至今传唱不绝。2。《西蜀梦》和《哭存孝》《西蜀梦》也是取材三国故事的历史剧。现仅存曲词。写关羽、张飞被害后，幽魂不灭，回西蜀托梦刘备，尽诉悲怆，决心共同报仇雪恨。如果说《单刀会》是振奋人心的凯旋英雄的颂诗的话，那么《西蜀梦》则是让人义愤填膺、落魄鬼雄的悲歌。这出戏的三、四两折全是张飞阴魂的唱词。张飞已不是豹眼圆睁、叱咤风云的虎将形象，而是感伤郁愤、急切要求雪恨的复仇鬼魂，他的一举一动都"分明的报冤仇"。关汉卿之所以这样描写，不仅是为了揭示张飞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更是要喊出处于元代蒙古贵族血腥统治下的汉族人民的亡国痛、民族恨，表达强烈的民族复仇愿望。

《哭存孝》是由《五代史平话》、《五代史记·义儿传》等史籍记载敷衍而成的悲剧。写名将李存孝被奸臣李存信、康君立诬陷，惨遭车裂而死。其妻邓夫人哭诉其冤，主帅李克用悔悟，车裂好人。其实，历史上的李存孝虽然勇冠三军，但确有谋逆行为，因而被李存信捕杀。关汉卿有感于豺狼当道、宵小弄权的社会现实，把此事改写为英雄遭小人谗言而屈死的悲剧故事，可谓用心良苦。由此剧更可知，关汉卿的历史剧并不是要解说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只是以古喻今，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题材来写今人、今事罢了。（六）关汉卿杂剧的成就和影响1。关汉卿杂剧的成就明初曲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称关汉卿"初为杂剧之始"。正是关汉卿，开创了我国戏剧创作和演出的新时代，使杂剧成为元代取代诗文正统地位的新文学。

关汉卿作为元代杂剧的奠基者，他的创作成就首先表现在取材广泛，塑造了众多的风貌各异的艺术形象，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现实。元代杂剧作家，往往各有所长，惟有关汉卿不囿于某一个题材、某一种场景。他的剧作形形式式，几乎无所不包：既有千百年前的历史故事，也有就在眼前的现实生活；既有诉讼勘狱的公案寻查，也有悱恻缠绵的爱情波折。。然而不论是哪一种题材、哪一类故事，都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都是对元代社会精细的剖析，对黑暗现实猛烈的抨击。即使如《单刀会》等历史剧，同样浸透着时代精神，被用来表达当时人民反对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心声。

关汉卿在题材上写得最多的是妇女戏。他笔下的妇女大都出身低微，受尽欺压，却又都聪明机智，不甘屈辱，敢于抗争。关汉卿把妇女问题作为剧作的中心题材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因为底层妇女最集中地反映了元代人民的痛苦、智慧和力量。另一方面，尽管从《西蜀梦》、《窦娥冤》中可以看到关汉卿写鬼魂一类非现实的情节十分得心应手，但在他广泛的取材中，却唯独没有神仙道化一类的剧作，这不能不说是由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所决定的。

由于取材广泛，关汉卿笔下的艺术形象来自不同阶级、不同阶层，有不同类型、不同身份：文官武将、书生小姐、妓女丫环、地痞流氓。。什么人物都有。其中既有善良、正直的正面人物，也有歹毒、凶恶的反面人物，还有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这些人物即使同一阶级、阶层，也都禀性不一，风貌各异，例如同是妓女，赵盼儿热情机智，宋引章天真幼稚，杜蕊娘倔强执着，谢天香怯懦多情，都有着各自的鲜明的个性。关汉卿所塑造的众多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元代社会的众生相。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文学家能如此广泛地描绘各色人等，如此传神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如此宽广而深刻地揭示社会现实。

关汉卿杂剧的艺术形象之所以能栩栩如生，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得力于他的高超的塑造人物的艺术本领。他善于描绘人物所处的典型环境，从尖锐、曲折的矛盾冲突中刻划人物性格。如《蝴蝶梦》中王母的丈夫被无辜打死，三个儿子被投进监狱，就是元代百姓受欺压的黑暗现实的缩影；王母贤良、刚毅的性格，就是在她所遭遇的苦难之中，在感情（难舍亲生儿）和理智（决定舍弃亲生儿）的纠葛之中突显出来的。这样写，不仅使作品具有戏剧性，人物形象也很饱满、鲜明。关汉卿塑造的人物，其性格不是单一固定的，而是随着剧情发展变化的。如《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出场时还是个见生人忙躲避、对世事心灰意懒的年轻寡妇，但嫁给白士中后，听说杨衙内要来标取丈夫首级，变得坚强起来，形成和发展了保卫幸福婚姻的勇敢性格。其他如窦娥、杜蕊娘、燕燕等人，原来也都是温柔敦厚、安分守己的女性，当受到屈辱后就在斗争中培养了反抗精神。关汉卿还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时用人物的大段唱词直接刻划心理活动，如《鲁斋郎》第二折写张珪送妻去鲁宅时，接连用好几段唱词细致地描绘出他的矛盾、痛苦的感情，有时则用景物或某些细节间接地抒发人物的心理，如《拜月亭》中王瑞兰逃难，用风雨表现内心的愁苦，以及《调风月》中燕燕见飞蛾扑火时引起的自喻、《谢天香》中谢天香听鹦哥念诗时发生的感慨，都是如此。关汉卿对桃杌、葛彪一类反面人物，还常用漫画手法，寥寥几笔，夸张地勾勒出他们的嘴脸，给以无情的嘲讽。关汉卿成功地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为中国的元代文学留下了多姿多采的人物长廊。

其次，关汉卿重视舞台艺术实践，他的杂剧是"本色当行"派的最优秀的代表，在处理戏剧冲突和运用戏剧语言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具有强大的舞台生命力。

关汉卿熟谙勾栏瓦肆，本人也曾粉墨登场，是个"当行"的剧作家。他的杂剧不是只能看、不能演，仅供文人学士欣赏的"案头剧"，而是按照舞台演出的要求精心创作的，主线突出，矛盾集中，结构严谨，戏剧性强。如《救风尘》写得很紧凑，主要围绕赵盼儿的侠义行为展开，前有伏笔，后有呼应，丝联环扣，曲折动人。其中写赵盼儿与周舍斗智，先安排两个细节，一是自带酒、羊、红罗，二是赌咒起誓。后来周舍说赵盼儿吃了他的酒、羊，受了他的红定，也是他的老婆，赵盼儿就回答他这都是自己带来的，"怎么是你的？"周舍又质问："你曾说过誓嫁我来！"赵盼儿便快人快语地挑明："若信这咒盟誓，早死的绝门户。"至此，赵盼儿的形象就更加光采照人。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青木正儿在《元人杂剧概说》中指出："结构致密手法最为灵动的作品，便是《救风尘》。"正是由于它的结构精巧，致使喜剧情节迭出多变，造成妙趣横生的演出效果。关汉卿的其他名剧也都是不枝不蔓，次要情节吝于笔墨，过场戏很简洁，但很注意结构的完整和统一，剧情设计扣人心弦，戏剧场面摇曳多姿，十分吸引观众。

关汉卿的戏剧语言既本色又当行。语言的"本色"是指它的质朴、自然，不务新巧，不避俚俗，不加藻饰。这种与王实甫、马致远等"文采"派迥然不同的语言风格不仅在关汉卿杂剧的宾白中有最直接、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写的曲词也一样通俗、流畅，明白如话。如《窦娥冤》第二折的【斗虾蟆】：空悲戚，没理会，人生死，是轮回。感着这般病疾，值着这般时势，可是风寒暑湿，或是饥饱劳役，各人证候自知。人命关天关地，别人怎生替得？寿数非干今世。相守三朝五夕，说甚一家一计。又无羊酒段匹，又无花红财礼；把手为活过日，撒手如同休弃。不是窦娥忤逆，生怕傍人议论。不如听咱劝你，认个自家悔气，割舍的一具棺材，停置几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门里，送入他家坟地。这不是你那从小儿年纪指脚的夫妻。我其实不关亲，无半点恓惶泪。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痴，便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中所说的："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当然，关汉卿的曲词并不都是如此，有时根据剧情的需要，也写得极富文采。如《调风月》里写小千户的书房："翠筠月朗笼蛇乱，碧轩夜冷灯香信，绿窗雨细琴书润。"就很华美。

语言的"当行"，是指曲白酷肖人物声口，切合人物的身份性格和规定场景下的思想情绪。如窦娥的刑场哭诉悲亢激越，谭记儿的江亭调侃轻松活泼，关云长的大江抒情雄放壮阔，王闰香的拜月寄情哀怨婉约，杜蕊娘斥骂韩辅臣泼辣强硬，王母诉说愁苦浅显自然，真是不拘一格，变化多端，"说一人，肖一人"。关汉卿在《调风月》、《拜月亭》、《哭存孝》、《五侯宴》等作品中，还根据塑造人物和剧情的需要，恰到好处地运用了女真族、蒙古族的语言，颇有特色。如《哭存孝》中的李存信一上场，说了一连串的蒙汉混合语：米罕（肉）整斤吞，抹邻（马）不会骑；弩门（弓）和速门（箭），弓箭怎的射？撒因（好）答剌孙（酒），见了抢着吃；喝的莎塔八（醉），跌倒就是睡。若说我姓名，家将不能记；一对忽剌孩（贼），都是狗养的。

听了这段不蒙不汉、不伦不类的话，观众就会立即明白这是一个民族败类。明代臧晋叔在《元曲选·序二》中说："总之，曲有名家，有行家。名家者，出入乐府，文彩烂然，在淹通闳博之士，皆优为之。行家者，随所妆演，无不摹拟曲尽，宛若身当其处，而几忘其事之乌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是惟优孟衣冠，然后可与于此。故称曲上乘，首曰当行。"关汉卿达到了元杂剧"行家"的最高境界，使他因此而成为元代最伟大的戏剧家。

第三，关汉卿还兼擅悲剧、喜剧、悲喜剧（正剧）等多种戏剧形式，为我国各类戏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关汉卿具有多方面而又出众的艺术才华，是娴熟地运用各种戏剧形式的全才。他不仅写《窦娥冤》、《哭存孝》一类催人泪下、惨烈悲壮的悲剧，也写《望江亭》、《救风尘》这样让人捧腹、幽默风趣的喜剧，还写《单刀会》等令人肃然、气氛庄重的悲喜剧、历史剧。像这样各类戏剧都写得出类拔萃的全才，不仅在我国戏剧史上是罕见的，就是在世界戏剧史上也只有晚于他三百年的莎士比亚可以与之匹比。

关汉卿的杂剧还在悲剧和喜剧的结合上作出很大的贡献。他的悲剧具有喜剧的因素，他的喜剧又有着悲剧的成分。如《窦娥冤》、《哭存孝》等悲剧中的反面形象地痞张驴儿，贪官桃杌，谄害忠臣的奸人康君立、李存信等，都是用夸张变形的讽刺喜剧手法塑造的丑角，他们可鄙可笑的言谈举止，恰足以反衬悲剧人物的崇高精神。而在《拜月亭》、《调风月》等喜剧中，则有战乱逃难、夫妻分离、惨遭遗弃等等悲剧性的场景、情节和心理描写，也不是纯喜剧。这种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的互相渗透、融合，拓宽、加深了戏剧的表现面和力度。悲剧中的喜剧因素，使悲剧不至于过分的平板、压抑；喜剧中含有悲剧成分，也能使喜剧避免肤浅、浮泛，让观众在发笑的同时引起严肃的思考。

关汉卿创制的悲剧、喜剧和悲喜混杂剧的成功，使他成为古老的中国戏曲之父，并置身于世界上少数几个最优秀的戏剧艺术大师之列。

关汉卿的杂剧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他所塑造的清官形象多为概念化的类型，远不如贪官生动；一些底层妇女的反抗性格到了最后居然会变为妥协、屈服，很不合情理；有些杂剧的结尾，生拉硬扯成"大团圆"的结局，也削弱了思想意义和艺术力量。

2。关汉卿杂剧的影响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关汉卿剧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是无与伦比的。

他在当时就负有崇高声望，影响了一代的杂剧作家。如红极一时、写了30多种杂剧的高文秀，因其年轻、多产，富有才华，近似关汉卿，而被称为"小汉卿"；名蜚江南的杭州杂剧作家沈和甫，风流倜傥，执意效法关汉卿，而有"蛮子汉卿"之誉；还有一位杂剧作家孟汉卿（一作益汉卿）的表字，也是由于仰慕关汉卿的声名而取。从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明代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到近代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都把他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他的杂剧，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他塑造的富有反抗精神的人物形象，一直鼓舞着人民为争取美好的理想生活而奋斗；他在结构布局、戏剧冲突、语言运用以及创作各种戏剧类型上所显示出来的艺术造诣，成为后世戏剧家学习的典范，对我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窦娥冤》、《单刀会》、《拜月亭》、《调风月》、《救风尘》、《望江亭》、《鲁斋郎》、《五侯宴》、《蝴蝶梦》、《四春园》等许多杂剧都曾被后人改编过，在舞台上演出，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

自《窦娥冤》于1821年被介绍到西方之后，关汉卿的影响逐渐波及世界。他的《玉镜台》、《谢天香》、《救风尘》、《蝴蝶梦》、《鲁斋郎》、《金线池》、《望江亭》等杂剧在1851年巴黎版的《亚洲杂志》上也相继有了译介。进入20世纪后，对关汉卿的介绍和评述、论著更多。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北京隆重举行了关汉卿戏剧活动700年纪念大会。关汉卿已被公认为"第一流的伟大戏剧大家"（见《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第五卷《元代戏剧》辞条）。他的杂剧已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三、王实甫（一）王实甫的生平和作品王实甫是元代首屈一指的杂剧《西厢记》的作者。但是关于他的生平资料却很少。据元代钟嗣成《录鬼簿》的记载，他名德信，大都（今北京）人。从《录鬼簿》所列的剧作家名次来看，比关汉卿稍晚，后人推测他的生卒年大约是1260-1336年，主要创作活动大约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年），这正是元杂剧的鼎盛时期。

关于王实甫的事迹，可从明初贾仲明追吊他的《凌波仙》词中窥见一斑：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飙飙，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词中所说的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是元代官妓聚居的地方，也就是演出杂剧及歌舞的游艺场所"勾栏"。可见王实甫常混迹于这些地方，是个不为封建礼法所拘、与倡优有密切交往的文人。由于他的剧本词章风韵优美，获得了同辈、同行的钦佩、称赞。

王实甫有一首散曲【商调·集贤宾】《退隐》，写道："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怕狼虎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且喜的身登中寿，有微资堪赡赒，有园亭堪纵游，保天和自养修，放形骸任自由，把尘缘一笔勾，再休题名利友"。从中可知王实甫早年曾经为官，宦途不无坎坷，晚年弃官归隐，过着吟风弄月，纵游园林的生活，至少活到六十岁。

王实甫的杂剧，《录鬼簿》著录14　种，今仅存《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和《四大王歌舞丽春堂》3　种，另有《韩彩云丝竹芙蓉亭》和《苏小卿月夜贩茶船》两剧各一折曲词。

《西厢记》共五本，是王实甫的代表作。《录鬼簿》和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都把《西厢记》著录在王实甫名下。后来社会上流行关汉卿作《西厢记》的说法，明代中叶后又有王实甫写了前四本关汉卿续作第五本的说法，还有人认为是关作王续，皆不可信。《西厢记》在元代和元明之际就为人推重，被称为杂剧之冠。

《破窑记》写穷书生吕蒙正变泰发迹的故事，通过对吕蒙正和刘月娥的婚姻与家庭生活的描写，批判了富贵人家弃贫爱富的思想，赞扬了反对封建门阀制度的斗争，表达了进步的婚姻观念。剧中刘月娥的形象很有光彩，曲词清新自然，质朴本色，与王实甫其他剧作典丽娴雅的风格不同。《丽春堂》写金代右丞相乐善和右副统军使李圭争宠斗胜的故事，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明争暗斗作了一定的揭露。第4　折越调套曲多用当时新奇的女真曲调，颇有特色。现仅存残曲的《芙蓉亭》、《贩茶船》分别写崔伯英和韩彩云、双渐和苏小卿的爱情故事，曲词细腻委婉。

王实甫的散曲传世很少，今存小令1　首，套数3　首（其中有一残套），词采旖旎多姿。【中吕·十二月过尧民歌】《别情》写一女子思念远离的情人，绵密婉丽，是元代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二）《西厢记》故事创作源流1。元稹的《莺莺传》《西厢记》故事的最早来源，是唐代元稹（字微之）所作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莺莺传》写张生在蒲州普救寺寄寓时与崔莺莺恋爱、后又遗弃莺莺的曲折故事。传中的莺莺是个深情而又软弱的悲剧性人物。她在被张生追求时曾经顾虑重重，后来才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和张生结合；但被张生遗弃后，却只有哀怨，而不敢责难，甚至还觉得与张生结合"有自献之羞"。张生是个"始乱之，终弃之"的轻薄负情的文人，抛弃莺莺之后，竟然还反诬莺莺是"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妖孽"，为自己辩解。作者却称许张生为"善补过者"。经后人考证，张生其实就是作者元稹自己的影子。这篇传奇小说，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元稹以张生自喻，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①《莺莺传》的"文过饰非"诚然不可取，但它却叙述了一个贵族少女追求幸福的爱情生活，结果被抛弃的动人故事，且又写得婉转华艳，颇切人情；加之元稹早有诗名，张生和莺莺的爱情故事便在当时士大夫中广为流传，不少诗人咏叹题诗，如元稹的朋友李绅、杨巨源、李公垂、白居易、沈亚之等都曾为此唱和、题咏。

2。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北宋时张生和莺莺的故事进一步在文人和民间流传，成为诗词和说唱的题材。晏殊、苏轼等人在自己的作品中直接引用过《莺莺传》的故事或词句，秦观、毛滂还各写有一套《调笑转踏》来叙说张生和莺莺的故事。《调笑转踏》是一种以八句七言的引诗和一首《调笑令》组成的叙事歌曲，常用于宴会时边歌边舞演出。由于体裁的限制，秦、毛的作品内容都没有超出《莺莺传》的范围，但都不去称赞张生"善补过"，相反毛滂的作品还表现了同情莺莺、鄙视"薄情少年"的思想倾向。此后又有赵德麟（令时）的【商调·蝶恋花词】，以民间说唱文学中的鼓子词的形式来讲述这个故事。开头一段，交待写作缘起，说到了《莺莺传》的流传之广："夫传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以为美话。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赵词是为了把这个故事"播之声乐，形之管弦"而作的，又更加推动了它的流传。鼓子词用十二首【商调·蝶恋花】作为歌唱部分，删节、概括《莺莺传》作为说白，穿插在词的前后。虽然故事仍未超出《莺莺传》，但已更多地突破了原作的思想局限，词中写道："最恨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明显地表现出对莺莺离恨的同情，和对张生薄幸的批评。

3。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到了金代和南宋时，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的唱本和戏文多了起来，名目保留到今天的，就有《西厢记诸宫调》、《莺莺六幺》、《红娘子》、《张珙西厢记》、《崔莺莺西厢记》、《西厢记》等，此外话本中也有《莺莺传》，可谓盛况空前。但流传下来的只有以说唱形式表演的《西厢记诸宫调》。《西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厢记诸宫调》共有14　宫调、193　套组曲，是金章宗时董解元所作，简称《董西厢》。《董西厢》脱出了《莺莺传》的窠臼，把莺莺遭遗弃的悲剧改变成为张生和莺莺共同反对封建礼教、取得婚姻自主的喜剧。张生不再是始乱终弃的无行文人，变成了用情专一的痴情男子；莺莺不再是逆来顺受、怨而不怒的女性，变成了执着追求爱情理想，敢于和情人私奔的相国小姐；红娘被赋予正直、热情、机智、俏皮的性格，她的地位和作用被突出了，还加了个爽直勇敢的法聪和尚，推动情节的发展；而原先性格软弱的莺莺的母亲老夫人，被塑造成为封建势力的代表，还加了个纨绔子弟郑恒，作为破坏他人幸福的反面形象。这些改动、增添，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原作的思想内容。在艺术上，《董西厢》的成就也很突出。它把二三千字的短篇扩展成结构宏伟、情节迂回、长达五万字的鸿篇巨制，描摹人物维妙维肖，写景抒情生动周详，语言既典雅优美，又质朴流畅。《董西厢》的不足之处是，它所歌颂的爱情还只是才子佳人式的，缺乏更加深广的社会内容；人物性格的刻划，缺乏完整性和统一性；结构安排有轻重失宜的地方，如以六分之一篇幅铺叙法聪冲阵，显然喧宾夺主；作品说白部分的语言枯淡空泛，不如曲词写得活泼生动。清代焦循在《易余龠录》中说："王实甫《西厢记》全蓝本于董解元。"《董西厢》可以看作是《莺莺传》和《王西厢》之间的桥梁。但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董西厢》已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丰富和提高，并弥补和解决了它的不足，完成了由说唱文学到戏剧的重新创造，成为彪炳千古的元代杂剧之冠。

（三）《西厢记》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1。《西厢记》的主题思想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具有比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更鲜明、更深刻的反封建的主题。张生和莺莺的恋爱故事，已经不再停留在"才子佳人"上，也没有把"夫贵妻荣"作为婚姻的理想；他们否定了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爱情已被置于功名利禄之上。《王西厢》结尾处，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地歌唱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表达了反对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封建等级制度的进步主张，鼓舞无数的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而不屈地斗争。在王实甫之前，几乎没有人能如此明确地提出婚姻要以"有情"也即爱情为基础，而不是以门阀、财产、权势或者"父母之命，媒灼之言"、"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知恩报德"一类的观念为基础。这是对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的勇敢反叛，因此有着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巨大力量。从汤显祖《牡丹亭》写的杜丽娘，曹雪芹《红楼梦》写的贾宝玉、林黛玉这些文学形象中，人们可以感受到《王西厢》反封建主题的影响之大。

《王西厢》主题的深化和提高，是通过突出封建礼教叛逆者莺莺、张生和封建礼教维护者老夫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得到实现的。《王西厢》中的莺莺和张生比《董西厢》有了更多的离经叛道的勇气，更强烈的反抗性；而老夫人则从《董西厢》中一个虽然"治家严肃"但尚未对女儿婚事横加干预的封建家长，而被加强了专制、虚伪、权诈的封建卫道者的性格特征，成为封建礼教、封建势力的化身。这就使双方的冲突、斗争更加尖锐、激烈，由此而反映的反封建的主题也就更加鲜明、深刻。

2。崔莺莺的形象王实甫《西厢记》反封建主题之所以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首先得力于崔莺莺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小说《莺莺传》写的是张生的风流韵事；《董西厢》也是以张生为故事的主角，渲染的是张生对美色的不懈追求；而《王西厢》才是真正的"莺莺传"，莺莺被放在比张生更突出的地位，着重写她的恋爱心理、性格发展和遭际命运，写她对爱情的追求。这个变化反映了作者把最大的同情和赞美倾注在受封建礼教迫害最深而又敢于反抗的女性上，表现了先进的妇女观。

崔莺莺是个美丽而又多情的相国小姐，既深受封建文化的熏染，又不满封建礼教的束缚，最后终于走上了叛逆者的道路。她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刻划得最成功的、具有叛逆性格的贵族妇女典型之一。

剧作一开始，她是作为一个怀春少女的形象出现的。她因父丧，和母亲老夫人扶柩回老家安葬，中途被阻于普救寺内，等待她的未婚夫郑恒来相帮。老夫人看管甚严，不准她"不告而出闺门"，只在无人时才让丫环红娘相陪"闲散心耍一回"。她上场后第一段唱词是：【幺篇】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这分明道出了一个被禁锢在寺庙里的妙龄女子对韶华虚度的感伤，也可窥见她对父母早年定下的和郑恒的婚事的不满。

《西厢记》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写崔莺莺和张生邂逅相遇，萌生爱情。莺莺的美貌，先是从张生眼里作了正面描写，后来又在"闹斋"一折里通过写她的出现，使法堂上"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霄"，甚至因"贪看莺莺，烛灭香消"，作了更充分更生动的侧面烘托。正是莺莺的"倾国倾城貌"，迷住了张生的"多愁多病身"。而莺莺对张生这个"外象儿风流"、"内性儿聪明"的青年也是一见留情：红娘告诉她"那壁有人"，催她回家，而她却回头觑视张生，"慢俄延，投至到拢门儿前面，刚挪了一步远"。在"联吟"一折，红娘告诉她张生打听小姐消息时，她一点儿也不生气，反而笑着嘱咐红娘"休对夫人说"。听到墙角张生吟诗时，她还大胆向张生倾诉衷曲，依韵和了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表达了自己不愿再过封建礼教拘系下的孤寂生活，希望能获得同情和爱慰的感情。当张生受了和诗的激励，竟然"拽起罗衫欲行"时，莺莺并不惊惶回避，而是"陪着笑脸儿相迎"。要不是"怕夫人嗔着"的红娘叫她回家去，或许二人还会深谈。在做道场时，她又对张"好生顾盼"，眉目传情。虽然她的举止始终不失大家风范，但是她的内心已掀起爱情的波澜。这显然是封建礼教和她的相国小姐的身份所不能容许的。

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写崔莺莺和张生爱情逐渐成熟，以及和老夫人发生冲突。正当莺莺因见了张生，"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时，突然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指名索要莺莺。莺莺为了解救全家和三百僧众，挺身而出，提出"五便三计"，甘愿牺牲自己的青春、幸福，乃至生命，表现出她不但形体美，而且心灵也美。当张生宣布自己有退兵之策时，莺莺暗自高兴，"只愿这生退了贼者"，她可以按照老夫人当众的许诺，嫁给如意的张生了。兵退之后，莺莺对张生的风度和才德的爱慕更进了一层，还怀有感激钦敬之情："免除崔氏全家祸，尽在张生半纸书。"她尤其庆幸："我相思为他，他相思为我，从今后两下里相思都较可（病愈）。"谁料想老夫人却变卦赖婚，"着莺莺做妹妹拜哥哥"，这不能不引起已堕入情海之中的莺莺的怨恨，责怪"老夫人谎到天来大"，"将俺那锦片也似前程蹬脱（踢开）"。心中暗骂老夫人是个"口不应心的狠毒娘"，开始走上了叛逆、反抗的道路。第三本《张君瑞害相思》，写莺莺在叛逆道路上的曲折反复的思想发展过程。她毕竟是个大家闺秀，虽然有追求爱情自由的愿望，但又不能一下子挣脱封建礼教对她的束缚。她得知张生有病，央求红娘探望。而当红娘带回张生书信，她内心很兴奋，表面上却要装假，大发脾气，要告过夫人打下红娘下截来。本来是她写诗约张生幽会，张生应约而来时，她却又把张生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这种出尔反尔的举动，反映了她自身的深刻的矛盾。莺莺既拘于封建礼法对她的长期教育和影响，又提防老夫人派来的"行监坐守"的红娘是否会向老夫人告密，还担心倜傥风流的张生能否和她白头偕老，这就使她在叛逆、反抗的道路上不得不一步三回头，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这一本戏看起来似乎是表现莺莺和红娘、张生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实质却仍然是叛逆者和封建礼教的矛盾斗争，真实地反映了贵族小姐背叛封建家庭时瞻前顾后、曲折反复的历程。

在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中，莺莺由于红娘的帮助，终于冲破封建礼教之大防，与张生私结了百年之好。这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的背叛，对"门当户对"的封建门阀观念的否定，标志着莺莺叛逆性格的一个重大飞跃，她的反封建的思想、行为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矛盾冲突并未结束，老夫人得知后，逼迫张生进京赴考，得官后才许成婚，而她却认为诚挚专一的爱情比荣华富贵更值得珍重，因此对"金榜无名誓不归"的张生说："但得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表明了她对封建社会价值观念的鄙弃，这和当初张生为了爱情而弃置功名的志趣是一致的。她还在梦境中私奔出城，追随张生同去，认为"有限姻缘，方才宁贴；无奈功名，使人离缺。"表示"不恋豪杰，不羡骄奢；自愿的生则同衾，死则同穴。"莺莺把功名利禄看成"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把爱情置于其上，这在封建社会极为难能可贵，说明她的叛逆性格已经在同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影响的斗争中由摇摆而坚定，最终完成。

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圞》，写郑恒造谣张生中状元后被卫尚书招赘为婿，张生衣锦还乡，真相大白，和莺莺团圆成亲。在这一本里，莺莺的戏不多，主要表现了对张生的无尽思念，性格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她接到张生高中报喜的书信时说："早是我只因他去减了风流，不争你寄得书来又与我添些症候。"这仍然是写她重恩爱而薄功名的思想感情。

综而观之，莺莺是个封建家庭叛逆者的形象，虽然她在叛逆的道路上也曾犹豫、彷徨，有多次反复，但在她的身上毕竟集中体现了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精神。她一是鄙弃门第、财产等世俗观念，爱上一个与自己地位悬殊的书剑飘零的白衣秀才；二是不顾"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竟然在早已许人的情况下，还敢和自己真心相爱的人私订百年之好，结为夫妻；三是置爱情于功名利禄之上，把情投意合、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视作人生最大的幸福。当然，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她所处的那种环境，她所受的那种教养，使她没有可能去否定封建主义制度本身，而只能限于为自身的婚姻自由斗争。但是王实甫塑造了这样一个由名门闺秀而成为封建家庭叛逆者的形象，已经充分地显示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和摧残，必遭唾弃，因此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表达了先进的社会理想和美学理想。

3。张生的形象张生是另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西厢记》中的一切矛盾冲突，都是他出现之后才引出的。在他到普救寺之后，莺莺和老夫人的矛盾才从潜在的状态，逐渐激化。他的性格特征是志诚、痴情。他本是应举途中去普救寺游览，无意中遇到莺莺，就"魂灵儿飞在半天"，不再去追求功名。为了接近莺莺，做了不少近乎痴狂可笑的事，例如在初见红娘时，唐突冒失地自报家门，强调"不曾娶妻"，还打听莺莺行止。但从他的痴狂中，却表现了对莺莺的倾心志诚，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人们在笑话他的"傻气"的同时，又觉得他的可爱。他一封书信退走了半万贼兵，他的见义勇为使他在他人心目中威望大振，也使他和莺莺的结合成为可能。但后来老夫人背信赖婚，他却"智谒思穷"，竟想"解下腰间之带，寻个自尽"；显得懦弱无能。在与莺莺的恋爱纠葛中，他也是书生气十足，和颇有心计的莺莺恰成对照。莺莺与他约会，原要瞒过红娘，而他却不避红娘，致使莺莺变卦，让自己挨了一顿训斥。他此时竟然无一句辩解，等莺莺走后才埋怨道："你着我来，却怎么有偌多说话！"这个喜剧性的场面依然表现他对莺莺的一片痴情。在他赴京赶考高中状元后，他矢志不变，尽管前程似锦，却"身荣难忘借僧居，愁来犹记题诗处。从应举，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可见他对莺莺的忠贞，对爱情的专一，与《莺莺传》中的张生截然不同。由于有了第五本张生赶回来和莺莺团聚，使郑恒争婚未能得逞的描写，张生的形象才最后完成，以他的痴情志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个艺术典型。

4。红娘的形象红娘虽不是剧中的主角，却是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全剧21　折、21　套曲子，红娘唱了7　折、8　套曲子，占三分之一以上。这个在《莺莺传》中不引人注目的普通丫环，在王实甫笔下却光彩夺目，成为比莺莺、张生更享盛名的艺术典型。千余年来，直至今天，凡牵线搭桥、成人好事者，就被誉为"红娘"。《西厢记》中的红娘，正直，机智，热情，泼辣，有急人之难的侠义心肠；如果不是红娘的撮合，莺莺和张生根本不可能成为夫妻。最初她是忠于"职守"的，遵照老夫人的旨意监护莺莺，干涉莺莺的感情行为，严斥张生的鲁莽举动，而使莺莺对她存有戒心，张生也对她产生怨恨。但她的至微至贱的奴婢身份，决定了她和封建礼教是对抗的，最容易引起对受封建礼教拘系、迫害的人的同情。在张生为普救寺解围后，红娘十分钦佩张生的见义勇为，感激他"使一家儿死里逃生"，为他能和莺莺成亲高兴。老夫人的赖婚，则激起了红娘的义愤，她完全站在了张生和莺莺的一边，为他们穿针引线，成全好事。尤为不易的是，她不仅冒着受老夫人处置的风险，而且还要针对张生、莺莺的不同性格、脾气采取不同的方法帮助他们。她同情张生的痴情和不幸，又不满他的"银样蜡枪头"般的软弱，便善意地嘲讽他的书生气和无能，热心地为他出谋划策。在他苦闷时，给以安慰；在他绝望时，给以勇气；在他无计可施时，为他想办法。然而红娘的所作所为，全然是出于正义感和同情心，而没有丝毫的奴性和私心。当张生提出"小生久后多以金帛拜酬小娘子"时，她回敬道："你个馋穷酸徕没意儿，卖弄你胡家私。"斥骂张生的世俗气。可见其心胸之磊落。对心细如发、假意儿多的小姐莺莺，她就不象对张生那么坦露直率，而是不露痕迹地因势利导，十分注意不去损伤小姐的自尊心。如为张生送简贴，不直接面交莺莺，而是放在妆盒上，就是一例。尽管莺莺的耍"假意儿"，使她无辜受到委屈，但她仍然热情地为莺莺传送书简，后来干脆把事情说破，迫使莺莺如期赴约，促成了两人的结合。在"拷红"一折中，红娘的正直和机敏表现得更突出。她不待老夫人加罪，便先发制人，大谈"信者人之根本"的道理，用老夫人所信奉的纲常大义来指责她的背义忘恩，还把莺莺和张生结合的原因归结到老夫人自己"留请张生于书院"上。接着又指出，若不息其事，只会辱没相国家谱。既明之以理，又晓之以利，使老夫人不得不承认："这小贱人也道的是。""则是我的孽障，待怨谁的是！"只好偃旗息鼓，允诺两人婚事，红娘正直、泼辣的性格在第五本还继续得到发展。她把前来争婚的郑恒骂得一钱不值，表现了嫉恶如仇的可贵品质，还痛斥郑恒的谬论："你道是官人则合做官人，信口喷，不本分。你道穷民到老是穷民，却不道"将相出寒门"。"这种对封建门庭观念的尖锐批判，为"寒门穷民"出了气，也使红娘的形象更显光彩。5。老夫人的形象老夫人在剧中是作为封建家长的典型出现的。她十分疼爱女儿，把莺莺视作掌上明珠，"针指女工"、"诗词书算"，无不教会。但这位"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的相国夫人，是按照封建伦理标准和封建礼教的要求来教育、管束莺莺的。她派红娘监视莺莺，"影儿般不离身"。她满口仁义道德、温良恭谦，实际上奸诈、狡猾、专横、冷酷。维护相国家谱，对她来说，比女儿的幸福更重要。在兵围普救寺时，她曾公开许诺："但有退兵之策的，倒陪房奁，断送莺莺与他为妻。"因为这"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于陷入贼中。"而当兵退之后，她却公然食言赖婚，原因就在于鄙视张生地位卑下，想以"金帛相酬"打发掉。在"拷红"一折中，她被红娘说得理屈词穷，只好把莺莺许给张生，却又明许暗赖，声称"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逼张生上京赶考，"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硬是拆散了这对新婚夫妻。等尚书之子、自己的侄儿郑恒到来，她又立刻听信诬陷，第三次赖婚，断然让郑恒"拣个吉日良辰，依着姑父的言语，依旧入来做女婿者"。这"三赖"充分暴露了老夫人作为封建礼教卫道者"口不应心"的虚伪性和维护门阀的顽固性。

总之，《西厢记》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体现出来的主题思想，已达到了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它的反封建精神，如前所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只能限于对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反抗，并不是对封建主义制度的否定。而且莺莺、张生最后还是在门第观念上迁就了老夫人的招婿原则，向封建势力作了一定的妥协。全剧以张生高中状元"大团圆"为结局，虽然保持了抒情喜剧的风格，但与前面表现的置爱情于功名之上的思想相悖，迎合了世俗观念，未能突破元杂剧大团圆结局的俗套。这是《西厢记》的时代局限性。

（四）《西厢记》的艺术成就《西厢记》之所以能"天下夺魁"，成为元杂剧的"压卷"之作，不仅由于表现了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进步思想，而且由于在戏剧冲突、结构安排、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诸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1。《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戏剧冲突是戏剧作品的基础。《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以老夫人（还可包括郑恒）为一方，与莺莺、张生、红娘为另一方之间展开的冲突。这是维护封建礼教的封建势力和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主的叛逆者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是全剧的主要冲突，贯穿始终，规定和制约着戏剧情节的发展。但剧中大量的戏剧情节并不只是这对戏剧冲突的结果。《西厢记》还有由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种种矛盾引起的另一条戏剧冲突的线索。它虽然是次要的，从属的，却是大量的，错综复杂的，常常和主要矛盾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推动戏剧情节一环扣一环地发展，出现强烈的戏剧效果。这正是《西厢记》令人叫绝之处。例如老夫人赖婚是封建势力压制反封建力量的一次暂时胜利，打掉了莺莺对母亲的幻想，激起了红娘同情莺莺、张生的正义感，张生在无可奈何之时，受到红娘的鼓励，也振作了起来。于是这些人物全都有"戏"了。然而在共同反对封建礼教的莺莺、张生、红娘这一方，由于各自的地位、身份、个性等等不同，又彼此存在着矛盾。"闹简"反映了莺莺和红娘的矛盾，"赖简"反映了莺莺和张生的矛盾，这些矛盾又是莺莺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所造成的自身矛盾引起的；至"酬简"，红娘帮助莺莺和张生结为夫妻，他们之间矛盾得到了解决，但却又激化了主要矛盾；于是"拷红"一折把"戏"引向了高潮。张生被逼进京赶考，是主要矛盾的发展，却又引起莺莺对他进京后是否会变心的忧虑，次要矛盾又有了新的内容。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多姿多采，引人入胜。清代文艺批评家金圣叹在点评《西厢记》时说，它的情节发展是"百曲千曲万曲，百折千折万折"。《西厢记》的角色不多，戏很多，情节千曲万折、波澜起伏，就是这两类矛盾、两条线索互相影响、交叉发展所产生的效果。

2。《西厢记》的艺术结构《西厢记》的结构规模在中国戏剧史上是空前的。它突破了元杂剧一般为一本四折的通例，而用了五本二十一折的长篇巨制来表演一个曲折动人的完整的爱情故事。因此它避免了其它元杂剧由于篇幅限制而造成的剧情简单化和某种程度的模式化的缺点，能够游刃有余地展开情节、刻划人物。这不能不说是王实甫的一个创举。然而如此巨大规模的戏剧，由于剧作家的天才的组织才能，却能做到结构严整，布局合理，脉络清晰，重点突出。五本戏都围绕着主要矛盾、主要线索，紧扣着人物的性格发展，环环相连，丝丝入扣，毫不枝蔓、拖沓。《西厢记》还打破了元杂剧每折由一人独唱的惯例，根据剧情的需要，有的折里由二人或三人对唱或分唱。这也是王实甫在杂剧体制上的革新和创造。

3。《西厢记》的人物塑造《西厢记》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栩栩如生、个性各异的人物形象。王实甫很善于按照人物的地位、身份、教养以及彼此之间的具体关系，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并且调动多种艺术手段，生动、鲜明地表现出来。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都由于王实甫的卓越才能而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心理描写是《西厢记》刻划人物性格的主要手段。无论是曲词还是说白，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内容，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情感。如第四本"送别"一折的【滚绣球】是莺莺赴长亭途中的唱词，正面抒写了她与张生难舍难分的复杂的内心世界：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掩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莺莺想到好不容易结合，却又被迫分离，所以希望柳丝能系住马儿，树林能挂住夕阳，时空都不再变换，好让她和张生永远在一起。"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这两句更是细致入微地表现了莺莺不忍遽别，哪怕一时半刻的厮守也万分珍惜的心思。金圣叹称赞这两句心理描绘是真正的妙文：若又马儿快快行，车儿慢慢随，则是中间仍自隔绝，不得多作相守也。即马儿慢慢行，车儿慢慢随，或马儿快快行，车儿快快随，亦不成其为相守也。必也，马儿则慢慢行，车儿则快快随，车儿既快快随，马儿仍慢慢行，于是车在马右，马在车左，男左女右，比肩并坐，疏林挂日，更不复夜，千秋万岁，永在长亭。此真小儿女又稚小，又苦恼；又聪明，又憨痴，一片的微细心地，不知作者如何写出来也。

《西厢记》大量运用侧面描写的方法来揭示人物性格。用第三者的眼光来看待人物的心情、观察事态的发展，不仅避免了只由当事人口中抒情的单调写法，而且可以使人物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取得立体浑成的效果。容与堂刊本《李卓吾批评西厢记》第十出总批说："《西厢记》文字一味以摸索为工，如崔、张情事则从红口中摸索之，老夫人与莺意中事则从张口中摸索之。"说的就是这一被王实甫运用的侧面描写手法。如整个第三本，四折全是由红娘主唱，从红娘的角度来揭示张生和莺莺二人相思的心态、情事，就是一例。《西厢记》的人物形象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具有浓郁的喜剧色彩。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动机和效果、客观和主观的尖锐矛盾和极端不平衡、不谐调，往往是造成人物喜剧性格的决定性因素。莺莺聪慧、温柔，钟情于张生，却总是心口不一，处处作假，把满腹情思遮盖起来，于是在机灵的红娘面前，反而陷入欲盖弥彰、事与愿违的窘境，使自己成为可笑的角色。张生是个饱读诗书的"志诚种"，按说应该温文尔雅，然而他的迂腐和痴情却使他的言行举止与他的才学和身份极不相称，反常而又滑稽，令观众不得不捧腹大笑。红娘更是风趣泼辣，充满幽默气质。如"拷红"一场似乎句句替老夫人说话，为老夫人出谋划策，实际上却暗含着对老夫人的揭露和嘲讽，在为成全张生和莺莺而努力，因此赢得了观众会意的欢笑。老夫人、郑恒在剧中都极力以美的形象来掩盖自己丑的本质，想破坏张生和莺莺的幸福，结果都以失败告终，这就自然会让观众嘲笑他们的枉费心机，徒劳无功。即使是戏不多的普救寺的几个和尚，也都有喜剧色彩。法本、法聪、惠明本都是史上有名的高僧名字，剧作家却把他们用到这出爱情剧里来。而他们在本应肃穆庄严的寺院里，也不那么道貌岸然。尤其那个孤身下书的惠明，"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王忏"，"只是要吃酒厮打"，在和张生等人调侃、怪诞的语言中，表现出与出家人不相称的愤世嫉俗的性格。可贵的是，《西厢记》的喜剧风格不依赖于庸俗的插科打诨，而是根据事件、场景、情理等等的矛盾，以及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因此能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说的："嘲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意蕴。这为人物的喜剧性格的塑造提供了范例。

4。《西厢记》的语言特色《西厢记》历来最为人称道的是它的语言成就。明初曲论家朱权称赞说："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①嘉靖年间的大文人王世贞认为《西厢记》语言"骈丽"，"北曲故当以《西厢记》压卷。"②清代戏曲家李渔也特别推崇《西厢记》的文词和音律，说："吾于古曲之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鲜瑕者，惟《西厢记》能之。""填词除杂剧不论，止论全本，其文字之佳，音律之妙，未有过于《北西厢》者，"③《西厢记》特别善于天衣无缝地熔炼古典诗词入曲，形成自己的典雅华美、绚烂多彩的语言风格，使全剧洋溢着诗一般的抒情意境。例如第二本第二折写莺莺伤春的两支曲：【仙吕】【八声甘州】恹恹瘦损，早是伤神，那值残春。罗衣宽褪，能消几度觉昏？风袅篆烟不卷帘，雨打梨花深闭门；无语凭阑干，目断行云。

【混江龙】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池塘梦晓，阑槛辞春；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

其中"恹恹瘦损"借用韩琦《点绛唇》词："病起恹恹"；"罗衣宽褪"借用赵鼎《点绛唇》词："顿觉春衫褪"；"能消几度黄昏"借用赵德麟《清平乐》词："只消几个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借用秦观《忆王孙》词原句；"无语凭阑干"借用孙光宪《临江仙》词："含情无语，延伫倚阑干"；"风飘万点正愁人"借用杜甫《落花》诗原句；"隔花阴人远天涯近"借用朱淑贞《生查子》词："人远天涯近"。王实甫把这些古典名句恰到好处地揉进自己的作品中，非但不见一丝牵强、拼凑的痕迹，而且还十分贴切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情感和环境氛围。因此这不是模仿，而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创造。像这样化古典名句为曲中佳语妙词的例子，在《西厢记》里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西厢记》还大量吸收和提炼当时的新鲜活泼的民间口语，使全剧的语言不仅典雅、华美，而且也清丽、流畅，达到了绮丽和明快的统一，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生命力。如"赖婚"一折，莺莺听到老夫人变卦，让她拜张生做哥哥后的几段曲词：【殿前欢】恰才个笑呵呵，却做了江州司马泪痕多。若不是一封书将半万贼兵破，俺一家儿怎得存活？他不想结姻缘想甚么？到如今难着真。老夫人谎到天来大；当日成也是凭个母亲，今日败也是凭个萧何。

【离亭宴带歇指煞】从今后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浅淡樱桃颗，这相思何时是可？昏邓邓黑海来深，白茫茫陆地来厚，碧悠悠青天来阔；太行山般高仰望，东洋海般深思渴。毒害的凭么。俺娘呵，将颤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长搀搀连理琼技挫。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担搁，将俺那锦片也似前程蹬脱。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他，虚名儿误赚了我。

这两段曲词中虽然化用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玉容寂寞泪

①　朱权：《太和正音谱》。

②　王世贞：《艺苑卮言》。

③　李渔：《闲情偶寄》。

阑干，梨花一枝带春雨"等白居易诗歌的名句，但也运用了许多民间口语，是口语的韵律化。曲词中还用了口语中常出现的迭字词，如"笑呵呵"、"昏邓邓"、"白茫茫"、"碧悠悠"、"颤巍巍"、"香馥馥"、"长搀搀"等，十分生动。

《西厢记》作为一部优秀的戏剧作品，它的语言高度个性化、性格化，可以见情见性。同是富有才气的张生和莺莺，张生的曲词、说白洒脱不俗，因其"痴"和"迂"而带有书呆子气；莺莺的则含蓄蕴藉，旖旎凝重，起初带有名门闺秀的娇羞，后来随着反抗性格的发展，逐渐锋芒外露。红娘的语言与他们二人又不同，机警、锋利、泼辣、俏皮，俗语、成语张口就来。其他如老夫人的语言冷漠、僵硬，郑恒的语言粗俗、卑劣，惠明的语言犷达、豪放，都很切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

元杂剧的语言有本色派和文采派之分。关汉卿是本色派的领袖，王实甫是文采派的代表。《西厢记》为文采派的峰巅之作，藻丽华美，风韵独具；但是它在藻丽中不乏白描，华美中可见本色，既熔铸古典诗词名句，又点化民间日常口语，既极富诗情画意，又贴切表现人物个性，它的作者实在是一位罕见的才情富丽的语言大师。

（五）《西厢记》的影响王实甫的《西厢记》问世以后，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版本数量众多，至今明刊《西厢记》尚存近四十种，明清刻本流传下来约一百种。"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思想，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美好愿望；非凡的艺术成就也使它深受人们的喜爱，因此，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①明清两代的文士学者对《西厢记》的爱好尤为强烈。著名戏曲家、批评家如徐渭、王伯良、王世贞、李卓吾、汤显祖、沈璟、王骥德、屠隆、李日华、陈眉公、凌蒙初、毛晋、金圣叹、毛奇龄等都作过校译、评点；著名画家如仇英、唐寅、钱谷、陈洪授等都为《西厢记》绘制过图卷。他们给予《西厢记》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西厢记》为传奇冠"、"独戏文《西厢》作祖"。①《西厢记》对元明清以来的文学创作和艺术实践也有深刻的影响。散曲、诗文常有引用《西厢记》的人物、情节和文辞的；元代白朴的《董秀英花月东墙记》、郑光祖的《梅香翰林风月》都是模仿《西厢记》创作的；明代传奇巨著--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清代小说巨著--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吸取了《西厢记》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营养。各种地方戏几乎都编演过《西厢记》，有的府学教授甚至在教馆中搬演《西厢》。说唱、剪纸、雕刻、泥塑、绘画及各种手工艺品以《西厢》为题材的，更是数不胜数。《西厢记》在明清时即已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就如《红楼梦》里的人物所说的，达到了"老少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地步。直到近现代，《西厢记》仍然脍炙人口，妇孺皆知，依旧活跃在舞台上，备受人们的赞赏。

另一方面《西厢记》也被封建统治集团和卫道者视为洪水猛兽，受到诋毁。明代就曾被限制演出，清代乾隆皇帝还谕文内阁，点名不准翻译成满文，

①　见《江苏省例藩政》，转引自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142　页。

①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严禁流传。地方各级官吏也多次把《西厢记》作为"淫书"收毁。一些封建道学家咬牙切齿地对《西厢记》进行攻击。如清代梁恭辰的《劝戒录四编》说："盖《水浒传》诲盗，《西厢记》诲淫，皆邪书之最可恨者。""淫书之尤者，不可不毁。"他们甚至还署骂王实甫因创作《西厢记》而"嚼舌而死"，或者被打入阿鼻地狱永不超生。连推崇《西厢记》的李卓吾、金圣叹，也被他们说成是因为评刻《西厢》等书而死于非命。可见对《西厢记》的仇恨之深。这恰恰从反面说明了《西厢记》的进步倾向和巨大的感染力，说明了它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大。

明清两代还出现了许多《西厢记》的仿作、续作、改作，其思想性、艺术性都去《王西厢》甚远。有些本子，如明代李日华的《南调西厢记》、陆采的《陆天池西厢记》内容基本上和王实甫原作相同，对《西厢记》在南方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改动中也搀杂了一些封建文人的庸俗趣味；而大多数本子，如明代黄粹吾的《续西厢升仙记》、明末清初查继佐的《续西厢》、碧蕉轩主人的《不了缘》、卓人月的《新西厢》等等，则是企图用陈腐的封建意识来改造王实甫的原作，抵消《西厢记》的进步影响。但这都徒劳无益，反而从对比中更显出了《西厢记》的不朽价值。

四、元代前期其他杂剧作家（一）白　朴1。白朴的生平和作品白朴（1226-1306年后），初名恒，字仁甫，一字太素，号兰谷。祖籍隩州（今山西河曲附近），后迁居真定（今河北正定）。他和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等并称"元曲四大家"。

白朴的父辈在金王朝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也很有文名。其父白华仕金为枢密院经历，后升判官，终右司郎中、轻骑都尉、南阳郡伯。白朴为白华次子，出生于金朝都城南京（今河南开封）。7　岁时，父亲随金哀宗出奔就兵，白朴与母亲留在京城。次年京城失陷，母亲在蒙古军掳掠中失落。白朴由父亲挚友、著名文学家元好问挈带北渡黄河，避难于山东聊城、济南等地。幼经丧乱、仓皇失母、颠沛恐怖的生活，对白朴的性格、思想和以后的创作基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元好问的悉心照料和教育，又使颖悟早慧的白朴扎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数年之后，白华北归，寻到白朴，先是和元好问居山西忻州，后又迁至真定。真定为当时戏剧演出的中心之一。白朴青壮年时期除在真定一带活动外，还曾漫游大都（今北京）、顺天（今河北保定）、寿春（今安徽寿县）、怀州（今河南沁阳）等地。此时他已开始杂剧创作，并和杂剧作家侯正卿、李文蔚等，著名杂剧演员天然秀等，都有交往。在大都时还和关汉卿一起参加过玉京书会。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中书右丞相史天泽荐他从政，但他却因家国之恨和对现实的不满，再三逊谢，不仕元朝，而把主要精力用于创作。

白朴50　岁左右时，元兵大举南伐，他随军下至江州（今江西九江）、岳州（今湖南岳阳）等地游历。元王朝灭南宋的第二年，即至元十七年（1280年），白朴55　岁，徒家金陵（今江苏南京），过着放情山水、诗酒优游的生活，与著名散曲作家胡祗遹、王恽、卢挚等都有唱和之作。曾有朋友征他从政，被他谢绝。晚年放浪形骸，寄兴青楼，作词度曲，以笔抒怀，感叹历代之兴亡，寄托故国之思情。其子白镛官阶在正三品之上，白朴死后以子贵为显，元室"赠嘉议大夫，掌礼仪院太卿"（《录鬼簿》）。

白朴一生创作颇丰。今知杂剧有16　种，现存《裴少俊墙头马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和《董秀英花月东墙记》3　种①，及《韩翠颦御水流红叶》、《李克用箭射双雕》两剧残曲。散曲作品现存套数4　首，小令37　首，内容大抵为叹世、咏景和闺怨之类。叹世之作如【双调·庆东原】《叹世》、【双调·沉醉东风】《渔夫》等，写得俊爽高远，于旷达超脱之中含沉郁之气，表现了对元蒙统治之下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写景作品如【越调·天净沙】《春》、《夏》、《秋》、《冬》等，清丽婉约，疏朗俊逸，情景交融，别具风趣。咏唱恋情的代表作、套数【仙吕·点绛唇】写一女子对意中人的思念，文词秀丽工整；小令【中吕·阳春曲】《题情》感情炽烈，语言泼辣，酷似民间情歌。另有词百余首，收入《天籁集》。此外还可能写过关于郑生遇龙女的故事的大曲《薄媚》，今已不存。

①　有人认为：今传《东墙记》关目全部模仿《西厢记》，曲、白平庸，可能不是白朴原作。2。《墙头马上》《墙头马上》是白朴最出色的剧作，与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合称为元人四大爱情剧。它的故事可溯源于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诗。这首诗前的小序说："止淫奔也。"诗的主旨是要告诫青年男女不要私奔。全诗以一个女子口吻追述她的不幸的爱情生活。起初"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凭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但是"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频繁"，最后被驱逐，而又羞回娘家，造成"其奈出门无去处"的惨剧。女主人公慨叹道："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宋金时取材于这首诗的故事已广泛流传开来。据宋代周密的《武林旧事》载，宋有《裴少俊伊州》官本杂剧；元代陶宗仪《辍耕录》载，金有《墙头马》院本；清代张大复的《寒山堂曲谱》载，宋元间有《裴少俊墙头马上目成记》戏文。此外，还有诸宫调《井底引银瓶》，南宋话本也有提及此事的。白朴的《墙头马上》正是在社会上已普遍流传这一故事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它虽然还沿用白居易诗歌中的不少情节，但是已经由原来凄惨的悲剧改变为充满斗争精神的喜剧，主题也由原来的维护封建礼教改变为反抗封建礼教，有着浓重的市民色彩。

《墙头马上》是旦本戏。它成功地塑造了李千金这一个大胆追求爱情、具有刚烈反叛性格的女性形象。李千金是洛阳总管的女儿，在礼教森严的官宦人家，她只能深居闺阁，但内心却渴望着自由、幸福的爱情。她观赏围屏上画的双双对对的佳人才子，但愿也能"招得个风流女婿"；在自家后花园里她看到"绿暗红稀"、残花狼籍的暮春景象，不由得感慨韶华易逝，埋怨"东君不管人憔悴"。正在这时碰上了"才貌两全"的裴尚书之子裴少俊骑马路过。"四目相觑，各有眷心。"李千金认定这是个"好秀才"，一见钟情，不顾侍女的劝阻，目不转睛地顾盼，而且声称："既待要暗偷期，咱先有意，爱别人可舍了自己。"一个官宦人家的小姐如此主动、热烈、无所顾忌地追求爱情，是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所不曾有的。在李千金的感情行为中，出现了平民女子率真、爽直、泼辣的性格特点。经过传书递简，李千金便约裴少俊晚上后花园幽会。两人海誓山盟时，却被管家老嬷嬷"觑破"。她毫不羞怯，对扬言送裴少俊见官的老嬷嬷表示要以死殉情，使老嬷嬷只得放他们私奔。老嬷嬷曾提出两条计策，一条是"且叫这秀才求官去，再来娶你；不着，嫁了别人"。另一条是今夜就放走两人，日后再来认亲。李千金回答："只是走的好。"为了爱情，宁可舍弃功名。这个选择，要比元代杂剧其他爱情戏中所表现的，必待男方取得功名，两人才能成亲，更背离封建礼教，更有冲破封建樊篱的反抗精神。

李千金私奔裴家后，在花园的书房里呆了七年，生下一男一女。虽然她也为幽居的生活"感叹咨嗟"，但又觉得这样的自由结合，是"锦绣佳风月"。却不料裴尚书发现了秘密，要把她赶出裴家。在这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李千金的刚烈性格闪现出耀眼的火花。裴尚书说自己"似八烈周公"，气势汹汹地责骂她"败坏风俗"、"女嫁三夫"。她毫不惧怕、退让，反驳道："我则是裴少俊一个。"裴尚书更加发怒，说："可不道"女慕贞洁，男效才良"、"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你还不归家去？"李千金针锋相对地回答："这姻缘也是天赐的。"勇敢地否定封建礼法，肯定自由结合的合理性。裴少俊屈服于父亲的压力写休书，她恨尚书"毒肠狠切"，怨丈夫"软揣些些"，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中仍然不低头，越显得思想的坚定，个性的刚强。

李千金回家，父母已双亡，她"独自离居"，当裴少俊应举得官，向她求情相认时，李千金却严词拒绝，嘲讽裴少俊"读五车书，会写休书"，"兀的不笑杀汉相如"。接着裴尚书因得知她是李总管的女儿，便和夫人带了她的一双儿女前来认亲，她仍不相认。最后只是由于儿女的求情，才认了公婆丈夫。但却旧事重提，把尚书奚落了一顿，并再一次用卓文君的故事表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只一个卓王孙气量卷江湖，卓文君曾夜奔相如。。。怎将我墙头马上，偏输却沽酒当垆？"李千金的反抗性格在剧终时又得到进一步的展现。

和《拜月亭》中的王瑞兰、《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倩女离魂》中的张倩女相比，李千金虽然也是大家闺秀，但没有贵族小姐的犹豫和柔弱，更多地带有民间市井女子的性格特征。她追求爱情毫不羞涩忸怩，敢于无媒自聘，敢于和心爱的男子私奔，敢于和封建家长正面论争，对封建礼教的反抗要比上述三个叛逆的女性形象更加大胆、泼辣，义无反顾。可以说，这是一个市民社会力量日渐壮大时出现的新女性。在李千金身上体现的鲜明的反封建精神要超过同时代的其他爱情剧。可惜的是剧作者写裴少俊中状元、裴尚书得知李千金身世前去相认，仍未跳出"门当户对"的门第观念和大团圆结局的俗套，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反封建的锋芒。

《墙头马上》情文并茂，尤擅于组织尖锐的戏剧冲突和设置悬念，在波澜起伏的情节中生动地展示人物性格，因此引人入胜。全剧富有喜剧性。其讽刺矛头主要指向封建礼教的维护者裴尚书。他一上场就称赞自己的儿子"不亲酒色"，但少俊到了洛阳却和李千金眉来眼去；他起初对李千金恶言咒骂、暴跳如雷，后来又笑脸陪话，自认不是。。这都有强烈的喜剧效果。李千金的爽朗、侍女秀梅的戏耍、院公的淳朴，也使作品格调清新明快，饶有风趣。《墙头马上》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是可以同关汉卿、王实甫等人的优秀剧作相颉颃的。

3。《梧桐雨》《梧桐雨》也是白朴的名作，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基本上取材于白居易的《长恨歌》和《资治通鉴》等史书的记载，兼采晚唐以来的小说、野史资料，并参照宋、金这一题材的戏曲，点染而成。这是出末本戏，以唐明皇为主角，既批判了他的重色误国，又同情他对杨贵妃的恋情和思念；但是白朴在这个剧里主要并不是去品评得失，而是要借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来抒发自己国亡家破的沧桑之感。唐明皇逃离长安，和金哀宗当年离开汴京，何其相似。《梧桐雨》对此写得极有感情：【普天乐】恨无穷，愁无限，争奈仓卒之际，避不得蓦岭登山。銮驾迁，成都盼，更那堪浐水西飞雁，一声声送上雕鞍。伤心故园，西风渭水，落日长安。第四折是全剧的高潮，写唐明皇在安史之乱平定后回到长安，退居西宫养老，对着杨贵妃的画像，在秋夜雨声中思念他失去的权柄和爱情；这也是表现一种由盛而衰的失落感。联系白朴幼年遭遇丧乱的经历，以及在他词曲中常见的"满目山川之叹"，不难感受到，他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表达他的故国之思。

《梧桐雨》的艺术风格与《墙头马上》迥然不同。它的"沉雄悲壮"，被王国维誉为"元曲冠冕"。它也不像《墙头马上》那样有强烈的戏剧性，而是以对人物细腻逼真的心理刻画见长，曲词华美隽雅，富有诗意。如第四折并无跌岩起伏的情节，复杂尖锐的冲突，只是唐明皇自己在思念贵妃，接连23　支曲子就好像一首长篇抒情诗，以对秋夜梧桐的描写，创造出凄怆、阴冷的意境，展示了唐明皇孤苦、怅惘的内心世界，铺采摛文，荡气回肠；最后一支曲先以各种比喻写雨声，接着一连串令人目不暇接的排比写雨水浸润整个世界，又写了残蝶、流萤、促织、雁影，末尾落到"泪染龙袍"、彻夜思念上，真是情意缠绵，感人肺腑：【黄钟煞】顺西风低把纱窗哨，送寒气频将绣户敲，莫不是天故将人愁闷搅！度铃声响栈道，似花奴羯鼓调，如伯牙水仙操；洗黄花，润篱落，渍苍苔，倒墙角，渲湖山，漱石窍，浸枯荷，溢池沼；沾残蝶粉渐消，洒流萤焰不着，绿窗前促织叫，声相近雁影高，催邻砧处处捣，助新凉分明早。斟量来这一宵，雨和人紧厮熬，伴铜壶点点敲；雨更多，泪不少。雨湿寒梢，泪染龙袍，不肯相饶，共隔着一树梧桐直滴到晓。

《梧桐雨》词采如此赡富，节奏如此铿锵，使人叹为观止。难怪朱权评曰："白仁甫之词，如鹏搏九霄。风骨磊块，词源滂沛，若大鹏之起北溟，奋翼凌乎九霄，有一举万里之志，宜冠于首。"

（二）马致远1。马致远的生平和作品马致远（约1250-1321　至1324　间），名不详，字以行（一说字千里），号东篱，大都（今北京）人，为"元曲四大家"之一。

马致远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详考。根据他的散曲和其他材料推断，他年轻时正生活在元世祖忽必烈执政时期。当时北部中国已经统一，由动乱走向太平。马致远很想建功立业，有"佐国心，拿云手"的抱负（【南吕·四块玉】《叹世》），"写诗曾献上龙楼"（【黄钟女冠子】）。然而仕途并不显达。只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后，曾在杭州当过江浙行省务官（一作浙江省务提举）这样的小官。他在经历了"二十年漂泊生涯"（【大石调·青杏子】《悟迷》）之后，对官场的竞竞营营、是非风波感到厌倦，便"寻取个稳便处闲坐地"（【双调·清江引】《野兴》），退隐山林，以诗酒自娱。

马致远早年就开始杂剧创作活动。元成宗元贞年间加入过元贞书会，与文人李时中、艺人花李郎和红字李二合写过杂剧。"姓名香，贯满梨园"，为时人所重。他一生创作的杂剧，今知有13　种，现存《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马丹阳三度伍风子》、《泰华山陈抟高卧》、《半夜雷轰荐福碑》、《江洲司马青衫泪》、《邯郸道省悟黄梁梦》（第一折为马致远作，第二折为李时中作，第三折为花李郎作，第四折为红字李二作）等7　种，以及《刘阮误入桃源洞》第四折残曲。

马致远在散曲上的成就，为元代之冠，有"曲状元"之称。今人辑录有《东篱乐府》1　卷，共收小令104　首，套数17　首，本书将在"元代散曲"部分述评。

2。《汉宫秋》《汉宫秋》是元杂剧中最优秀的悲剧作品之一。臧晋叔编《元曲选》，把它列为开卷之篇，可见推崇之意。它写的是汉元帝的妃子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王昭君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也有记载。后来在民间广泛流传，并且成为文学创作的题材，历来诗人有很多吟咏之作，元代还有关汉卿写的《哭昭君》、张时起写的《昭君出塞》、吴昌龄写的《月夜走昭君》等杂剧（均已失传）。马致远在历史材料、民间传说和历代文人创作的基础上，对王昭君的故事作了重大的变动，用以曲折地表现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寄托自己追怀故国的情思。其一，故事背景由原先的汉朝强大、匈奴衰落，改成匈奴恃强凌弱、咄咄逼人，汉朝软弱无能、委曲求全，把元王朝和南宋王朝对峙时的时代特征熔铸到历史题材中去了。其二，把元帝原先并未宠幸昭君，改为元帝钟爱昭君，虚构出他和昭君从热恋到生离死别的爱情悲剧。其三，把王昭君原先是自愿出塞，在匈奴受封生子，促进民族友好，改为在匈奴威逼下"和亲"，并到了边境便投江殉国，塑造成忠于汉室、具有反抗精神和强烈民族气节的女性。其四，画工毛延寿被改写成贪污受贿、投敌卖国的佞臣，剧中的五鹿充宗、石显等也与历史上的真人不同，而成为南宋未年贪生怕死、屈辱投降的文臣武将一类人物。从这些变动中可以看出，《汉宫秋》并不是在描写汉代的历史，它给王昭君的故事赋予了全新的意蕴，用历史题材曲折地反映了现实斗争，表现了一个在元蒙统治下失意的汉族文人，在金王朝覆灭后，又目睹了南宋王朝覆灭所怀有的流落无依的时代感受。

马致远擅长写"末本戏"。《汉宫秋》以汉元帝为主人公，用大量篇幅描写了汉元帝对王昭君的爱怜、依恋和怀念，显然十分同情他的爱情悲剧；但同时也揭露了他的昏庸，正是因为他的沉缅声色，怠于政事，用人不当，才使汉室荏弱衰竭，在强敌压境时束手无策，只得拱手把爱妃献上。汉元帝在匈奴索取昭君时，也曾斥责文武官员的无能："我养军千日，用军一时；空有满朝文武，那一个与我退的番兵！都是些畏刀避箭的，恁不去出力，怎生教娘娘和番？""太平时，卖你宰相功劳；有事处，把俺佳人递流。你们干请了皇家俸，着甚的分破帝王忧？"骂文臣只会"山呼万岁"，不能"安社稷"；武将只懂"诚惶顿首"，不能"定戈矛"。但就是这个汉元帝，在匈奴索要昭君前，还在高唱"四时雨露匀，万里江山秀。忠臣皆有用，高枕已无忧"呢！可见，恰恰是汉元帝本人的昏聩，信用奸邪佞谄之人，致使朝政腐败，造成了他自身的悲剧。汉元帝喝下的苦酒，是他自己酿就的。

剧中的王昭君，虽然戏不很多，却是个十分成功的形象。她当初进宫时不向毛延寿行贿，已经表现出不屈的性格；后来又舍下和汉元帝的恩爱之情，"情愿和番，以息刀兵"。在灞桥离别时，留下汉家衣服；到了汉番交界处，借酒望南浇奠，最后投江殉国。--这几处都表现出以江山为重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不事外敌的爱国主义精神。王昭君的悲壮形象，和汉元帝及满朝文武苟生贪安、腐败无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具有反抗性的爱国者的形象，对后世戏曲影响很大。文艺作品中的王昭君的形象由此基本定型。

《汉宫秋》把匈奴呼韩耶单于强索王昭君的原因，全归到毛延寿身上；又写在王昭君投江后，呼韩耶单于表示后悔，把王昭君葬在江边，拿下毛延寿解送汉朝处治，依旧与汉朝结和。这样的艺术处理，可能和当时元蒙统治者的限制有关，但也表达了剧作者真诚地希望民族和好的感情。

《汉宫秋》构思精妙，曲辞尤美。如第三折汉元帝送王昭君后唱的两支曲：【梅花酒】呀！俺向着这迥野悲凉。草已添黄，兔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

【梅花酒】一开始描绘深秋郊外苍凉、肃杀的景象，衬托了送别的汉元帝孤寂、悲苦的心情。叠用三个"他"字和三个"我"字，传神地写出了汉元帝的泣不成声。接着用短句和"顶真续麻"的修辞手法，写汉元帝对返回咸阳后人去楼空、凄凉度日的想象。一二十个短句，首尾相接，回环相生，节奏紧促，层层递进，造成缠绵凄楚、哀怨动人的意境。【收江南】用"不思量，除非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来转换，并推进到对王昭君的怀念。最后说今晚要供养美人图，"高烧银烛照红妆"，更是淋漓尽致地抒发了汉元帝和王昭君生离死别时的痛苦心情。《汉宫秋》的曲辞感情充沛，文采斐然，历来为曲家所赞赏。从这两支曲可以看出马致远"典雅清丽"①的语言特点，辞采俊美而不浓艳，兼有文采派和本色派之长。

3。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马致远现存的7　种杂剧中，《岳阳楼》、《黄梁梦》、《任风子》和《陈抟高卧》等4　种是写神仙度人和道士隐逸生活的，属于神仙道化剧，占一半以上。明代贾仲明给马致远写的吊词称："万花丛里马神仙"，既是对马致远艺术风格的多姿多采、飘逸洒脱的赞扬，也是因为他的作品里神仙道化剧数量较多，对元明杂剧有较大的影响。

《岳阳楼》是马致远早期的作品，是他神仙道化剧的代表作。此剧取材于全真教的传说，写吕洞宾三过岳阳楼度化柳树精与梅花精成仙的故事。剧情曲折离奇。道教经藏《吕纯阳集》和小说《上洞仙传》对吕洞宾的三醉岳阳楼的故事均有描述，但马致远的这部杂剧，却并不在于宣扬全真教的教义，而是表现他对现实的愤懑情绪。吕洞宾虽然穿着道装，其实却是一个不能忘情现实、饱经风霜的失意文人的形象。第一折写他初登岳阳楼，眺望大好江山，就抒发了兴亡的感慨：【鹊踏枝】自隋唐，数兴亡。料着这一片青旗，能有的几日秋光。对四面江山浩荡，怎消得我几行儿醉墨淋浪？

其中"这一片青旗"，似乎是指酒帘；但联系"自隋唐，数兴亡"的话，以及元兵穿青色衣服，元代旗帜多以青色为底的情况，也很难说这不是表现对元蒙统治的愤慨。第二折写吕洞宾二上岳阳楼，又为历史的变迁叹息：【贺新郎】你看那龙争虎斗的江山，（郭云）你笑什么？（正末唱）我笑那曹操奸雄。（郭云）你哭什么？（正末唱）我哭呵哀哉霸王好汉。（郭云）老师父，你怎么哭了又笑，笑了又哭？（正末唱）为兴亡笑罢还悲叹，不觉的斜阳又晚，想咱这百年人，则在这拈指中间。（郭云）不争老师父在楼上玩赏，可不搅了我茶客。（正末唱）空听得楼前茶客闹，争似江上野鹤闲，百年人光景虚幻。

哭了笑，笑了哭，这哪里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的样子，分明是感慨世事却

①　朱权：《太和正音谱》。

又无可奈何的儒生的情感。

《岳阳楼》还在写吕洞宾化作卖墨先生，要以墨换酒时，倾泄了功名不就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和牢骚：【后庭花】这墨瘦身躯无四两，你可便消磨他有几场，万事皆如此。（带云）酒保也，（唱）则你那浮生空自忙，他一生黑心肠，在这功名之上。（酒保云）我不要这墨，你则与我钱。（正末云）墨换钱，你也不要。（唱）敢糊涂了这纸半张。由此可见，追慕"物外自由身"的神仙生活，恰恰是有着建功立业之心的文人学士，在"浮生空自忙"、处处碰壁之后，感悟到兴亡盛衰、功名富贵尽皆虚妄而产生的思想。马致远中年之后创作题材由人世生活而转向宗教故事，正是想通过入道修仙的描写来摆脱仕进无门的苦恼。

马致远现存的其他3　种神仙道化剧，都是他晚年的作品。《黄梁梦》写钟离汉度化吕洞宾成仙的故事，系和别人合作，马致远撰第一折。这出戏通过吕洞宾的黄梁一梦，曲折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的混乱、黑暗，官场的贪污、腐败和互相倾轧；最后要人们省悟到荣华富贵的虚幻，人生就是一梦。第一折中钟离汉向吕洞宾叙说出家人的快活之处的几支曲辞，被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称作"绝唱"，"令人有飘然欲仙之感。"①但剧中对脱离人世的神仙境界赞美，也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当然，它所表现的逃避现实的思想，是消极的，不可取的。

《任风子》写吕洞宾的再传弟子马丹阳度化屠夫成仙的故事。这出戏更多地表现了马致远神仙道化剧的消极方面，如吕洞宾要任风子修真养性，做到"十戒"，宣传的是荒诞的道教教义。写任风子为了出家而休妻、杀子、逐弟等，更是明显的糟粕。

《陈抟高卧》写陈抟不受利禄美色的诱惑，隐逸山林的故事。有人称它为隐居乐道剧。陈抟是五代时的名士，但在全真教的传说中，他是吕洞宾的弟子。此剧中写他自称"老道"，别人尊他"仙教"。所以此剧也可属于神仙道化剧。陈抟的形象，其实是马致远晚年思想的写照。陈抟也曾有过"读书求进身，学剑随时混，文能匡社稷，武可定乾坤"的抱负，但他在宋太祖登基后却不肯住在京城，仍要退隐西岳华山中，是因为他已参破功名，感到官场险恶，富贵如浮云。他唱道：【滚绣球】三千贯二千石，一品官二品职，只落得故纸上两行史记，无过是重裀卧列鼎而食。虽然道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哎！这便是死无葬身之地，敢向那云阳市血染朝衣。

如果说，马致远在《岳阳楼》里还在倾泄他的牢骚和愤懑的话，那么，在《陈抟高卧》里却表现出虽然对现实不满但不复耿耿于怀，已经是与世无争了。神仙道化剧的产生，和元代全真教盛行及社会黑暗有着直接的关系。马致远怀才不遇，一生坎坷，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便很容易接受全真教宣扬的"穷通皆命也"的宿命论观点，从隐居乐道、修真成仙中寻找精神寄托。他的神仙道化剧既揭露、抨击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劝人在乱离之世洁身自好，不要同流合污，有着进步的倾向；又引导人们逃避现实，向往虚无飘渺的神仙世界，有着消极的影响。因此不能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而要作具体分析。此外，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在艺术上也有被人称道的地方，如曲文的浏亮动人。

①　青木正儿：《元人杂剧概说》。

马致远虽然不是神仙道化剧的创始人，但由于他的艺术才华而推动了这类杂剧的创作。然而，元代后期和明初的神仙道化剧却越来越成为宣传道教教义的工具，其消极落后的思想和迷信色彩更加浓厚，艺术水平也逐渐低下了。

马致远的其他杂剧，《荐福碑》写满腹才学的张镐起先在求官路上"十谒朱门九不开"、穷愁潦倒，最后时来运转、飞黄腾达的故事；宣扬的也是穷通得失皆由命定的宿命论思想。但写张镐流落时发出的不平之鸣，饱含着马致远自身的人生体验，因而真挚感人。《青衫泪》是根据白居易的《琵琶行》演绎而成的，写白居易与妓女裴兴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唯曲文颇见功力，其他无特色，为爱情剧中的平庸之作。

（三）高文秀　康进之　纪君祥　李潜夫　郑廷玉1。高文秀和他和《双献头》高文秀，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元宪宗、元世祖时期。东平（现山东东平县）人。东平府学生员，据孙楷第《元曲家考略续编》引，曾官山阴县尹，青年早卒。《录鬼簿》置他于前辈才人有杂剧传世者56人中第4　位，录剧目30　种。《太和正音谱》录剧目32　种。其剧作数量之多，在元代仅次于关汉卿；且取材广泛，风格多样，生活气息浓厚，都与关汉卿相近，因有"小汉卿"之誉。今存的作品有《黑旋风双献功》（一作《黑旋风双献头》）、《好酒上元遇上皇》、《须贾谇范睢》、《保成公径赴渑池》、《刘玄德独赴襄阳会》等5　种。另《周瑜谒鲁肃》仅存第二折曲词。高文秀还作散曲，今存小令两阙。

高文秀是写水浒剧的专家，其中写黑旋风李逵的作品就有8　种，除今存的《双献功》外，尚有《黑旋风淳酒丽春园》、《黑旋风大闹牡丹园》、《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乔教学》、《黑旋风穷风月》、《黑旋风借尸还魂》、《黑旋风敷衍刘耍和》（一说这不是剧名，是指元初教坊伶人刘耍和为黑旋风扮演者）等7　种。元代水浒剧流传下来的剧目有30　余种，高文秀的李逵剧即占了四分之一。虽然今天已见不到他的所有李逵剧，但从保存至今的《双献功》可以看出高文秀对水浒英雄的喜爱和崇敬。

《双献功》写郓城孔目孙荣为梁山首领宋江的好友，由李逵保护携带妻室郭念儿去泰安神州烧香。不料权贵白衙内原与郭念儿有奸，二人趁孙荣、李逵不在时私奔而去，孙孔目告到官府，却正告在白衙内之手，被打下死牢。李逵扮作庄家呆后生探监送饭，用蒙汗药醉倒牢子，救出孙荣和满牢的人，又扮作祇侯人，混入白衙内内室，杀了奸夫淫妇，带了两颗人头回梁山缴令献功。

此剧虽然情节并不复杂，但写得趣味盎然。这主要是由于作者生动地把李逵刻画成既有英雄胆略又是滑稽多智的梁山好汉。起先，他不待吩咐，自告奋勇，立下军令状，愿作孙孔目的护卫，很有锐不可当的壮士气魄。而当下山初见孔目的妻子郭念儿时，一眼就从她的"丢眉弄色"中看出"这嫂嫂敢不和哥哥是儿女夫妻么？"表现出李逵对人观察的精细之处。当他知道孙孔目被下到死牢后，并没有莽撞地提着板斧劫狱杀人，而是假扮成"傻厮"，故意装成呆头呆脑的样子，说些傻话，让牢子把他当作"一个傻弟子孩儿"，上当中计。这又表现出李逵的富于智谋。在杀郭念儿、白衙内时，他不是痛痛快快地把他们结果了事，而是先要他们唱相约私奔时唱的两句暗号，然后才一刀一个杀死，很有滑稽味。《双献功》突出地表现了李逵粗人用细的机智行为，人物形象丰满而又有喜剧性，在元明的水浒剧中独具特色。其曲词豪放磊落，符合人物性格，与内容也很协调。

高文秀现存的其他作品，都取材于历史故事和传说，主人公多为勇武壮烈的人物。根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改编的《渑池令》，在元杂剧以春秋战国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大量作品中，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优秀作品，其成就仅次于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

2。康进之和他的《李逵负荆》康进之，一说姓陈，生卒年不详，棣州（今山东惠县）人。作杂剧两种：《黑旋风老收心》、《梁山泊李逵负荆》。今存《李逵负荆》。散曲有《赠妓武林春》一首。

《李逵负荆》和《双献功》被称为元代黑旋风杂剧的双壁。它写清明三月三，李逵下山饮酒，得知酒店主人王林的女儿满堂娇被冒充宋江、鲁智深的恶棍宋刚、鲁智恩抢走，勃然大怒，奔回梁山，大闹聚义堂，面斥宋江、鲁智深。宋、鲁辩白，李逵不信。于是，三人立下军令状，下山到王林家对质，李逵方知自己弄错，就负荆请罪。宋江令他捉拿二恶棍，将功折罪。该剧以幽默、诙谐的喜剧风格，热情地歌颂了梁山英雄除暴安良、为民除害的侠义行为，展现了义军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是古代水浒剧中最出色的作品。

《李逵负荆》塑造了一个嫉恶如仇、主持正义的梁山好汉李逵的形象。

宋江定场诗中说的"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是梁山义军的政治纲领，也是李逵的行动准则。因此当他误以为宋江、鲁智深抢掠民女时，就怒不可遏，要砍倒杏黄旗，为了一个不相识的民女，连与宋江结下的半生的情义也不顾了；待弄清真相后，又直率地承认过错，负荆请罪。这一切都出自对梁山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他虽然粗鲁、莽撞，却由于他的正直、豪爽而使人觉得可敬可爱。剧中还通过李逵下山踏青，兴致勃勃地欣赏春色，追逐水中的桃花瓣儿这样的情节场面，表现出他嫉恶如仇、坦白无私的性格的另一面，即热爱生活，充满儿童般的天真情趣。这一段描写，不仅增添了轻松愉快的喜剧气氛，而且也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人道我梁山泊无有景致，俺打那厮的嘴！"从他对梁山景致的赞美，可以看到他对梁山事业的热爱。所以他决不允许有人对它有一丝一毫的玷污。此外，《李逵负荆》中的李逵十分风趣，他在和宋江、鲁智深一起下山去酒店时，就一路调侃、讽刺他们。宋江走得快时，李逵便说："你也等我一等波，听见到丈人家去，你好喜欢也！"当走得慢时，却又说："花和尚，你也小脚儿，这般走不动。多则是做媒的心虚，不敢走哩！""宋公明，你也行动些。你只是拐了人家女孩儿，害羞也不敢走呢！"剧终时李逵拿住了二个恶棍，又对鲁智深说："我也则要洗清你这强打挣的执柯人！"对宋江说："出脱你这干风情的画眉客！"把他的将功赎罪说成是为了洗脱他们的冤屈。由于剧作者从各方面塑造李逵的形象，因此他的性格既统一又多样，具有鲜明的个性。

《李逵负荆》还生动地描写了人民群众对梁山英雄的信任和爱戴，梁山好汉和人民群众的亲密无间的关系，以及义军内部的严明的纪律。这类描写在元代水浒剧中也就只有《李逵负荆》这一部，很有意义。

《李逵负荆》的喜剧性冲突主要是由"误会"构成的。有人称之为"误会剧"。全剧处处有"误会"，所以笑料不断。如李逵敲王林的门，思女心切的王林误以为女儿回家，一开门就抱住了黑大汉李逵，叫道："我那满堂娇儿也！"就让人捧腹。但其中起主宰作用的"误会"，则是李逵"误会"宋江抢夺了满堂娇，于是才大闹聚义堂，扬言要把"做媒的花和尚"，"一斧分开两个瓢"；把"抢亲的宋江""举起我那板斧来，觑着脖子上，可叉！"于是在下山对质路上，自以为得意地挖苦宋江和鲁智深。"误会"得越深，越能见出李逵既急公好义又鲁莽天真的性格，也越显得滑稽可笑。可见这些"误会"并不是胡编的、没有社会内容的、浅薄的"逗趣"，而是建立在人物性格真实性的基础上，并为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和多侧面服务的。一般说来，歌颂正面人物的肯定性喜剧要比讽刺、抨击反面人物的否定性喜剧难写。《李逵负荆》却写得成功，它在用"误会法"构成戏剧冲突塑造喜剧的正面形象方面，为人们提供了范例。其他如写李逵在众头领面前模仿老王林诉说满堂娇被抢的情景，也很富有喜剧色彩，看了令人喷饭。

3。纪君祥和他的《赵氏孤儿》纪君祥，一作纪天祥，大都（今北京）人，生卒年代与生平事迹均不详。据推测，活动年代要比关汉卿、马致远、高文秀等人稍晚，大约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录鬼簿》著录杂剧6　种，今仅存《赵氏孤儿大报仇》（一作《冤报冤赵氏孤儿》或《赵氏孤儿冤报冤》）1　种。

《赵氏孤儿》取材于《春秋左氏传》、《史记》、《新序》、《说苑》等书，描写一个悲壮的历史故事：春秋晋国灵公时，大将屠岸贾诬陷上卿赵盾，将他全家三百口人斩尽杀绝。其子赵朔为灵公驸马，临死前嘱咐怀有身孕的公主，如生男孩取名赵氏孤儿，要他为赵家报仇。孤儿生下后，屠岸贾命令下将军韩厥把住府门，单等满月杀死。公主便央求草泽医生程婴把孤儿带出府门，但被韩厥发现。韩厥听程婴讲了一番忠奸的道理，便放走了程婴，自刎而死。屠岸贾得知孤儿被人救出，为了斩草除根，下令把半岁以下，一个月以上的婴儿全部杀掉。程婴于是请求已经退职的中大夫公孙杵臼告发他，把自己的未满月的独生子假作赵氏孤儿交出；但公孙杵臼觉得自己已年老，抚养、教育孤儿的重任要由程婴担当。两人商议结果，便由程婴告发公孙杵臼藏"孤"。屠岸贾把他们抓来，程婴之子被剁了三剑，公孙杵臼则撞石碑而死。二十年后，孤儿长大，由程婴告知真情，便擒杀了屠岸贾，报了冤仇。

《赵氏孤儿》写赵、屠两姓的斗争，非常惊心动魄。它们虽然是统治集团内部两个家族的斗争，带有一定的封建宗法的色彩，但是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文臣武将的不和或者忠奸之间的矛盾的范围，而具有正义力量和邪恶势力斗争的性质。屠岸贾为报私仇，不仅杀害了赵氏家族满门三百余口，而且还要杀尽晋国所有的婴儿。在审讯公孙杵臼时，他不轻信程婴的告发，下令程婴杖打公孙杵臼，观察二人反应，十分狠毒狡诈。他是统治阶级中极端残忍、极端自私、专横跋扈的权奸人物的典型，代表着邪恶势力一方。另一方，鉏麑、提弥明、灵辄、韩厥、公孙杵臼、程婴等人，他们的身份、地位各不一样，和赵氏家族的关系有亲有疏；他们之所以为之奋不顾身的原因，虽然有的人也有着个人报恩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却是因为他们反对权奸的暴行，敬重正直的官吏，同情弱者、受害者，因此，他们的行动具有维护正义、伸张正义的意义。这也就形象地展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生活真理。后来赵氏孤儿终于报了冤仇，这反映了封建社会里民间流行的"有冤必伸，有仇必报"的复仇心理，也表现出"正义必胜，邪恶必败"的进步思想。《赵氏孤儿》塑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为正义而自觉献身的忠臣义士。他们具有舍己救人的高尚品格、勇于牺牲自己的无畏精神，使全剧充满着磅薄高昂、惨烈豪壮的悲剧气氛。形象最为鲜明而感人的，就是程婴。元代杂剧一般用正末、正旦扮演主要人物。但程婴这个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却并不是由正末来扮演的。这是《赵氏孤儿》的一个创造。如果说程婴最初搭救赵氏孤儿，还主要是为了报答赵家平日厚待之恩和对赵家的敬重的话，那么后来他还"要救晋国小儿之命"，决定把他自己的儿子扮作赵氏孤儿，请求公孙杵臼告发他，以父子两人的生命来救活赵氏孤儿和全国的小儿，这种思想和行为，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勇于自我牺牲的思想和行为，它已经突破了封建的道德观念，境界十分崇高。在贾府中，他被逼杖打自己所仰慕的公孙杵臼，还亲眼看着自己的独生儿子被砍死，这种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和痛苦要比皮肉之苦更加难受。后来他又忍辱负重、含辛茹苦二十年，终于帮助赵氏孤儿报了血海深仇，为国家铲除了祸害，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程婴从报答知己到挽救无辜，从救孤出宫到助孤报仇，一直处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也就是在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中，他的正直、善良、舍己救人、视死如归、沉着机智、坚韧不拔等性格特点，得到生动的表现。

《赵氏孤儿》在元代的创作和演出，除了张扬正义外，还有一定的宣传反元复宋的意义。因为宋代赵姓皇帝被说成是春秋赵氏之后裔，宋神宗后，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人被修祠立庙，加封爵号。到了南宋，程婴等人更成为民族斗争中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如爱国词人辛弃疾在《六州歌头》中写道："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文天祥在《自叹》一诗中写道："祖逊关河志，程婴社稷功。"在《无锡》一诗中写道："英雄为死心为碎，父老相逢鼻欲辛。夜读程婴存赵事，一回惆怅一沾巾。"元王朝统一中国后，怀念赵宋的人，还在用赵氏孤儿的故事表达他们的感情。如刘勋在《补史十忠》之九中写道："间关障海滨，万死存赵孤。"纪君祥创作《赵氏孤儿》，也是在曲折地表达他的怀念赵宋的感情。所以在剧中夸大存孤救孤的意义，说："你若存的赵氏孤儿，当名标青史，万古流芳。"这不能不让人认为它是在借古喻今。

《赵氏孤儿》的基调悲壮高昂，激越慷慨。王国维把它同《窦娥冤》并列，置于世界大悲剧之中。它也是我国最早介绍到西方去的戏剧作品之一。18世纪初叶约瑟夫·普雷马雷（J。Pre－mare，汉名马若瑟）译出了题名《赵氏孤儿：中国悲剧》的第一个法译本，1741年威廉·哈奇特（W。　Hatcthett）出版了题名《中国孤儿：历史悲剧》的第一个英文改写本。他在献辞中指出："这里有些合情合理的东西，就是欧洲最有名的戏剧还是赶不上的。"此后又接连出现各种译本和改写本。法国大文豪伏尔泰也亲自写了《中国孤儿》的法文改写本。一时《赵氏孤儿》风靡欧洲剧坛，对欧洲戏剧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赵氏孤儿》现已被译成英、法、俄、德、意、日等多国文字，是世界人民所珍重的艺术瑰宝。

4。李潜夫和他的《灰阑记》李潜夫，字行道，一字行甫，绛州（今山西新绛县）人，生卒年代及生平事迹不详。贾仲明的吊词说他"养素读书门镇掩"、"研架珠露周易点"，可知是位绝意仕进、隐逸山林的高士。今存有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1种。

《灰阑记》本事出自包公断狱的故事，属于公案剧。写妓女张海棠为了过正常人的生活，嫁给马员外为妾，生有一子。马妻与赵令史通奸，合谋害死员外，反诬陷海棠为凶手，又诡称海棠之子为己所生，买通邻里街坊、衙门上下，企图霸占全部家产。在郑州太守的严刑拷打下，海棠只得屈招，被押送到开封府定罪。包公审理此案，发现有冤，便用石灰画一阑圈，置小儿于其中，命马妻和海棠拽拉，并言明"若是他亲养的孩儿，便拽得出来"。海棠恐拉伤其子，不忍用力；马妻却悍然不顾，强行拉出。包公凭此断定小儿为海棠亲生，并由此审明马妻与赵令史的罪行，严加惩办，为海棠雪冤。李潜夫虽然被称为"恬淡荠盐"的"高隐"，但其实并未能放下世事。

他的《灰阑记》对海棠这样善良而又不幸的下层妇女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对欺诈浇薄、恃强凌弱的社会风气和黑暗腐败的官府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剧中写海棠看到街坊老娘贪财诬证，悲愤地喊道："有钱的容易了，无钱的怎打熬！"她还控诉道："则您那官吏每忒狠毒，将我这百姓每忒凌虐！"剧中还有一段郑州太守苏顺的自白，更是把官府贪赃枉法、坑害百姓的本质暴露无遗：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便了。可恶这郑州百姓，欺侮我罢软，与我起个绰号，都叫我做"模棱手"。。。我想近来官府侭有精明的，作威作福，却也坏了多少人家。似我这"苏模棱"，暗暗的不知保全了无数世人，怎么晓得？

正是由于社会黑暗、吏治腐败，所以元代产生了大量的公案剧，平民百姓幻想有包公一类的清官来为他们雪冤，解救苦难。

《灰阑记》的成就高出于其他公案剧的地方，是在用朴实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亲切感人的包公形象。元代的包公戏很多，流传下来的就有一、二十个，这些戏里的包公铁面无私，断事如神，寄托着人民的理想。但都使用了夸张的手法，具有一定的浪漫主义精神。如关汉卿的《鲁斋郎》要用欺骗皇帝的办法为民除害，《蝴蝶梦》则出现鬼魂示梦鸣冤。而在《灰阑记》中，包公是通过审阅案卷发现冤情的，并无鬼神显灵。他看了郑州申文后，心想："药死丈夫，恶妇人也，常有的事。只是强夺正妻所生之子，是儿子怎么好强夺的？说奸夫又无指实，恐其中或有冤枉。"有了疑团，他不轻易放过，立即"暗地着人吊取原告，并一干证人等到来，以凭覆勘。"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包公与草菅人命的贪官污吏有天壤之别。他是那样地对百姓负责，那样地心细如发，这也正是人民所希望的在现实生活中能出现的清官的"公平的去处"。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疑难案件，包公用巧妙的"灰阑拉子"的方法，来辨明小儿是谁的亲子，然后便"判断出情理昭然"。这又突出地表现了包公的足智多谋，却没有一点"神化"或故弄玄虚的弊端。

《灰阑记》戏剧性颇强，矛盾冲突既合乎情理又波澜起伏地发展，很引人入胜；戏剧结构也细密紧凑，足见匠心，但曲词缺少文采，显得平淡。19世纪以来，《灰阑记》对西方戏剧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832年法国汉学家斯坦尼斯拉斯·于连（Stanislas Julien）译出了《灰阑记》，1866年莱比锡出版的克莱因德文译著本《戏剧史》第3　卷有《灰阑记》的摘译和评介，1876年沃·达·丰塞萨的《灰阑记》德文全译本出版。20世纪后不仅又有各种新译本，还出现了根据李潜夫的《灰阑记》改编的德国克拉邦德的《灰阑记》和现代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等。

5。郑廷玉和他的《看钱奴》郑廷玉，一作郑庭玉，彰德（今河南安阳市）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不详，大约与关汉卿、王实甫同时。作有杂剧23　种，是元代杂剧数量较多、题材广泛的剧作家。今存6　种：《看钱奴冤家债主》、《布袋和尚忍字记》、《包龙图智勘后庭花》、《宋上皇御断金凤钗》、《楚昭公疏者下船》、《崔府君断冤家债主》。亦工散曲，《太和正音谱》评其曲"如佩玉鸣銮"，今皆佚。

郑廷玉杂剧的内容比较复杂，既无情地揭露和嘲讽了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又大力宣扬了万事命定、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慑服神灵威力的宗教迷信思想，以及种种封建道德观念。他的剧作显示了较高的讽刺艺术才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且语言当行，生活气息浓郁；但夹杂其中的神鬼报应、仙道点化的迷信意识和封建礼教的说教，使创作成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看钱奴》是郑廷玉的代表作，取材于晋干宝《搜神记》中"张车子"

的故事。写贾仁求神灵给他富贵，神灵便借他20年福力。但贾仁得财后既刻薄又吝啬："别人的东西恨不得擘手夺将来，自己东西舍不得与人。"20年后，所得财产分文不使，连同自己的家业统统归于失主。此剧入木三分地刻划了一个为富不仁、悭吝贪婪的守财奴的形象，有人称之为"我国第一部讽刺喜剧"。

第二折写贾仁买穷秀才周荣祖儿子的一段戏，最为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守财奴伪善狡诈、刻薄残忍的性格。起先，贾仁故意不提该付秀才多少恩养钱，却强调"立约之后，两家不许反悔。若有反悔之人，罚宝钞一千贯与不反悔之人使用。"当别人问他，该给多少钱，他便吹嘘自己："我是个财主，他要多少，我指甲里弹出来的，他也吃不了。"当文书写定，孩子到手，向他要恩养钱时，他却装起糊涂来："甚么恩养钱？随他与我些便罢！"明明想要别人的孩子，却又装得宽宏大量。当别人说明要他付钱时，他又强词夺理地声称：孩子"要在我家来吃饭，我不问他要恩养钱，他倒问我要恩养钱？"后来迫不得已才拿出买个泥娃娃都不够的一贯钱来，还说"一贯钞上面有许多的宝字，你休看得轻了！你便不打紧，我便似挑一条筋哩！"活画出悭吝鬼厚颜无耻的嘴脸。当秀才嫌钱少，不肯卖儿时，贾仁便诬他"反悔"，要"着他拿一千贯钞来"，表现出一副无赖相。最后还把人推走，甚至要"呼狗来咬这穷弟子孩儿"。简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棍。这一折十分深刻地揭露了财主欺压穷人的卑劣行径，也反映了元代底层文人受冻挨饿的社会现实。周秀才说："似这等无仁义愚浊的却有财，偏着俺有德行聪明的嚼齑菜。"这便是对不平世界的控诉。

《看钱奴》还通过贾仁临死之前对儿子说的一些话，对为富不仁者爱钱如命给以尖刻的讽刺。一段话是说他一病不起的原因："我儿也，你不知我这病是一口气上得的。我那一日想烧鸭儿吃，我走到街上，那一个店里正烧鸭子，油渌渌的，我推买那鸭子，着实的挝了一把，恰好五个指头挝的全全的。我来到家，我说盛饭来。我吃一碗饭，我咂一个指头，四碗饭咂了四个指头。我一会瞌睡上来，就在这板凳上，不想睡着了，被个狗舔了我这一指头，我着了一口气，就成了这个病。"这病因就让人笑痛肚子，而贾仁对儿子嘱咐的死后"发送"之事，更叫人发噱绝倒：【贾仁云】我这病觑天远，入地近，多分是死的人了。我儿，你可怎么发送我？【小末云】若父亲有些好歹呵，您孩儿买一个好杉木棺材与父亲。【贾仁云】我的儿，不要买，杉木价高，我左右是死的人，晓得什么杉木柳木！我后门头不有那一个喂马槽，尽好发送了。【小末云】那喂马槽短，你偌大一个身子，装不下。【贾仁云】哦，槽可短，要我这身子短，可也容易。拿斧子来把我这身子拦腰剁成两段，折叠着，可不装下也！我儿也，我嘱咐你，那时节不要咱家的斧子，借别人家的斧子剁。【小末云】父亲，俺家里有斧子，可怎么问人家借？【贾仁云】你哪里知道，我的骨头硬，若使我家斧子剁卷了刃，又得几文钢钱！

剧作家在这里用了极度夸张的手法，把守财奴被金钱腐蚀了的肮脏的灵魂放到光天化日之下示众，人们从这些荒唐的言语中，可以看到他们不过是完全丧失了人性的行尸走肉。对吝啬鬼如此犀利、尖刻的讽刺，大概只有后来吴敬梓写《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法国喜剧家莫里哀写《悭吝人》中的阿巴公，才能与之相比。

《看钱奴》虽然通过对贾仁的刻划，概括了守财奴的损人利己、贪婪刻薄的本质，使这一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焕发出现实主义的光辉；但是它在开头和结尾，让神灵出场，判定贾、周二家的命运，宣扬"贫穷富贵皆轮至"等迷信思想，则是消极的，落后的，削弱了人物的真实性。

《看钱奴》也和《赵氏孤儿》、《灰阑记》等一样，早在17、18世纪就被翻译介绍到西方，有裘利安的法译本和佚名的英译本。

（四）杨显之　石君宝　尚仲贤　李好古　李文蔚等1。杨显之和他的《潇湘夜雨》杨显之是元代初期"寰宇知名"的杂剧作家，生卒年不详，约与关汉卿同时。《录鬼簿》说他和关汉卿是"莫逆之交"，常在一起讨论戏曲创作方面的问题。由于他善于帮助别人修改作品，所以有"杨补丁"之称。在元初戏曲界中，杨显之年齿稍长，颇有威望，散曲作家王元鼎尊他为"师叔"，著名女艺人顺时秀称他为"伯父"。今知著有杂剧8　种，题材多取于民间传说故事，风格与关汉卿相近，关目相当出色，语言本色而流畅，偶有华丽。现仅存《临江驿潇湘秋夜雨》和《郑孔目风雪酷寒亭》2　种。

《潇湘夜雨》写张翠鸾随被贬江州的父亲张天觉过淮河时，乘船覆没。

翠鸾被渔夫崔文远所救，收为义女，又由崔文远作主嫁给他的侄儿崔通。崔通成亲时和翠鸾海誓山盟，但中了状元后却假道无妻，又娶了主考官的女儿，当上秦川县令。三年后翠鸾到秦川寻夫，崔通反诬她是逃婢，把她刺配到沙门岛，并嘱解差中途将她杀死。行至临江驿，遇大雨，翠鸾雨夜啼哭，惊动了也在驿中避雨、已升任廉访使的张天觉。父女相会，冤情大白。翠鸾亲自带人捉拿崔通夫妇。正要把二人斩首时，崔文远赶来求情。最后翠鸾和崔通重新结为夫妻，主考官女儿被降为奴婢，服侍翠鸾。

宋元之时有不少穷书生得官后不认旧妻的故事，如南戏中的《王魁负桂英》、《赵贞女蔡二郎》、《张协状元》等，但在现存的元杂剧中，这是仅有的一部以男子负心为题材的作品。元杂剧中的书生大都是命途多舛、备受困苦的正面人物，而《潇湘夜雨》中的崔通却是一个趋炎附势、负心忘本的卑鄙小人。他曾对翠鸾信誓旦旦："小生若负了你呵，天不盖，地不载，日月不照临。"进京得中后却翻脸不认人："我要他（指翠鸾）做甚么，能可瞒昧神祗，不可坐失机会。"现出他的薄幸真相。尤其让人愤怒的是，他竟然对找上门来的结发之妻下毒手，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真是心狠手毒，比一般的负心汉更阴险、更可恨。等他知道翠鸾的生父原来是廉访使，又后悔起来："我早知道是廉访使大人的小姐，认她作夫人可不好也。"进一步表现出为人的势利，灵魂的卑下。这一形象是很典型的，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此外，剧中写崔通做了官以后就可以任意残害翠鸾，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

杨显之虽然能够尖锐地提出男子负心、妇女被遗弃的社会问题，却还不能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出路。因此《潇湘夜雨》的结局是翠鸾在"女不二嫁"的封建观念的支配下，与崔通妥协。这就减弱了剧作的积极意义。

《潇湘夜雨》在艺术上很有特色。它围绕翠鸾的遭遇展开情节，时起时伏，在她孤苦无靠、无路可去的危难关头，突遇生父，剧情进入高潮，十分动人。此剧的场面处理也很成功，尤其是第三折写翠鸾披枷带锁被发配到沙门岛途中的情状，用秋天的凄风苦雨来衬托她悲苦忧伤的心情，用路上的水深泥泞来表现她衔冤负屈、无处申诉的困境，甚为凄婉感人：【黄钟醉花阴】忽听的摧林怪风鼓，更那堪瓮瀽盆倾骤雨！耽疼痛，捱路程；风雨相摧，雨点点儿何时住？眼见的折挫杀女娇姝，我在这空野荒郊，可着谁做主？【喜迁莺】淋的我走投无路，知他这沙门岛是何处酆都？长吁气结成云雾，行行里着车辙把腿陷住，可又早闪了胯骨。怎当这头直上急簌雨打，脚底下滑擦擦泥淤！【幺篇】我心中忧虑，有三桩事我命卒。。。这云呵，他可便遮天映日，闭了郊墟；这风呵，恰便似走石吹沙，拔了树木；这雨呵，他似箭簳悬麻，妆助我十分苦。【刮地风】则见他努眼撑晴大叫呼，不邓邓气夯胸脯。我湿淋淋只待要巴前路，哎！行不动我这打损的身躯。（解子喝科，云）还不走哩！（正旦唱）我捱一步又一步何曾停住？这壁厢那壁厢有似江湖。则见那恶风波，他将我紧当处。问行人踪迹消疏，似这等白茫茫野水连天暮，（带云）哥哥也，（唱）你着我女孩儿怎过去？

。。【随尾】天与人心紧相助。只我这啼痕向脸儿边厢聚。（带云）天那，天那！（唱）眼见的泪点儿更多如他那秋夜雨！

今存的杨显之的另一剧作《酷寒亭》，写郑孔目杀死虐待前妻子女并和他人私通的续室，在发配途中被曾经受过他恩惠的绿林好汉搭救的故事。此剧结构较为严密，但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都比不上《潇湘夜雨》。

2。石君宝和他的《秋胡戏妻》石君宝（1192-1276年），是和杨显之一样的元代前期以写家庭剧和爱情剧见长的杂剧作家。复姓石■，单称石，名德玉，字君室，晚号共岩老人。女真族。先世盖州（今辽宁盖县）人，后迁平阳（今山西临汾县）。年轻时曾从军，官至武德将军。金亡后居燕地，从人学画竹。今知著有杂剧10　种，现存《鲁大夫秋胡戏妻》、《李亚仙花酒曲江池》、《诸宫调风月紫云亭》3种。

《秋胡戏妻》是石君宝的代表作。本事最早见于汉代刘向《列女传》：鲁秋胡新婚五日后，官于陈五年方归，途中见采桑妇而戏之，采桑妇不为所动。至家唤妻相见，乃采桑妇。妻子责备他"孝义并亡"，遂投河自尽。晋人葛洪《西京杂记》也记有此事。南朝宋颜延年有《秋胡诗》五章，唐代有《秋胡变文》，元代还另有阙名作者的《秋胡戏妻》戏文。这个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石君宝在此基础上进行增删，创作了这一反映封建时代妇女解放问题的优秀杂剧。

如果说《潇湘夜雨》中的崔通是元代杂剧中不多见的负心书生的形象，那么《秋胡戏妻》所着力刻划的坚强而有操守、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梅英，则是元代杂剧中罕见的、个性鲜明的农村劳动妇女的形象。她忠于爱情，蔑视富贵，质朴刚强，有着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刚新婚三天，媒婆就劝她改嫁一个财主，"好吃好穿，一生受用"。她当即予以驳斥，甘愿在"穷苦艰难"的秋胡家。接着，勾军人抓她丈夫去当兵，她心生怒火，咒骂"这牛表共牛觔，则见他恶噷噷轮着粗桑棍。"秋胡一去十年，她矢志不变，"与人家缝联补绽，洗衣刮裳，养蚕择茧"，养活婆婆。李大户骗她父母说秋胡已死，要娶她做媳妇，她执意不从，并且对李大户做嘴脸的无赖行为毫不客气，"把这厮劈头劈脸泼拳捶"，还警告说："向前来我可便挝挠你这面皮！"当李大户卖弄他的财富："似我这般有铜钱的，村里再没两个。"她不屑地嘲笑说："我道你有铜钱，则不如抱着铜钱睡！"在她看来"一夜夫妻百日恩"，因此要始终不渝地忠于爱情，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

却不料她的丈夫秋胡在外当兵升了官，做了中大夫，沾染上玩弄女性的毛病，居然在回家途中见她美貌就做诗调戏她，用黄金引诱她，甚至还声言："一不做二不休"，要"打死"她。梅英见秋胡做诗调戏，就发怒："怎人模人样，做出这等不君子待何如！"见他动手动脚，还用黄金引诱，骂他是"禽兽"，"沐猴冠冕，牛马襟裾"！对他的威胁也毫不害怕，针锋相对地警告他："你瞅我一瞅，黥了你那额颅；扯我一扯，削了你那手足；你汤我一汤，拷了你那腰截骨；掐我一掐，我着你三千里外该流递；搂我一搂，我着你十字阶头便上木驴！哎！吃万剐的遭刑律！"这番话表现出梅英威武不能屈、凛然不可犯的刚烈性格，其反抗性要比汉乐府《陌上桑》里的罗敷女用夸耀夫君回击调戏者更加强烈。

尤其能表现她的独立人格和坚强精神的，是她在家里发现桑园里调戏她的人，原来就是她苦等了十年的丈夫那一场戏。她尽管知道丈夫已经作官，自己可以当"夫人县君"，但她容不得丈夫的胡作非为，受不了丈夫对自己的欺骗和羞辱。她悲愤地诉说道："我怎养活你母亲也！""你可不辱没杀贫穷堂上糟糠。我捱尽凄凉，熬尽情肠。怎知道为一夜的情肠，却教我受了那半世儿凄凉！"她向秋胡讨取休书，宁可"耽着饥每日在长街上乞些儿剩饭凉浆"，也一定要和秋胡一刀两断，为的是"早插个明白状，也留与旁人做个话儿讲，道女慕贞洁，男效才良。""也则要整顿我妻纲，不比那秦氏罗敷单说得他一会儿夫婿的谎！"这里，梅英所捍卫的已经不仅是个人的人格和尊严，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的妇女的人格和尊严；她所要求的已经不仅是个人的爱情生活的纯真，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男女在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上的平等地位。杂剧《秋胡戏妻》所表达的丈夫和妻子都应该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思想，使它比历来的秋胡戏妻的故事和诗文更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不过，石君宝虽然能敏锐地揭示出社会上存在的男女不平等、妇女受欺凌的问题，但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却和杨显之同样提不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杂剧的结局仍然是以女方的妥协了事：梅英因为婆婆以"寻死"威胁，而和秋胡言归于好。于是"子母完备，夫妇谐和"，合家欢乐。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本来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即使像梅英这样刚烈的女性，也不会有什么出路可走。

《秋胡戏妻》的情节生动有趣，富有喜剧性；人物心理的刻划深入细致，性格的发展写得很有层次；曲词动作性强，并且朴素鲜明，用了很多当时民间的口语，散发着清香的泥土味。

石君宝的《曲江池》，系根据唐代白行简的传奇小说《李娃传》改编。

写妓女李亚仙和公子郑元和的爱情故事，表现了要求婚姻自主的反封建精神。戏剧性较强，风格与关汉卿的《金线池》相近。《紫云亭》仅存曲词和简略科白。写女艺人韩楚兰的爱情故事。剧情较简单。但剧中叙及"诸宫调"的演唱情形，为研究金元时期的戏曲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3。尚仲贤和他的《柳毅传书》尚仲贤，生卒年、字号均不详。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曾任浙江省务提举。弃官后撰写过《陶渊明归去来兮》剧，表现对污浊现实的不满。著有杂剧11　种，今存《洞庭湖柳毅传书》、《尉迟恭三夺槊》、《汉高祖濯足气英布》和《武成庙诸葛论功》4　种。此外，《王魁负桂英》今存曲词一折；《归去来兮》和《越娘背灯》仅存第4　折残曲。

《柳毅传书》是尚仲贤的代表作，与李好古的《张生煮海》被合称为元代神话爱情剧的双璧。该剧取材于唐人李朝威的传奇小说《柳毅传》。柳毅传书的故事在宋元时颇为流行。宋代官本杂剧有《柳毅大圣乐》，金代有诸宫调《柳毅传书》，元代南戏有《柳毅洞庭龙女》，今皆不存。

杂剧《柳毅传书》和传奇《柳毅传》的情节大致相同，写落第才子柳毅回家途中，遇见受泾河龙王父子欺虐的洞庭龙君之女在泾河岸牧羊；便应允为她赴洞庭送信，洞庭龙君之弟钱塘龙君发兵救出龙女，最后柳毅和洞庭龙女结成夫妻。杂剧比传奇更加突出了泾河龙王父子对洞庭龙女的虐待和龙女牧羊的苦楚，也就进一步深化了批判封建礼教、特别是封建夫权观念和同情、支持被压迫妇女的主题，泾河小龙宠爱婢妾，将洞庭龙女遗弃，实质上是封建时代喜新厌旧、为非作歹的公子哥儿的形象；泾河老龙专横顽固，不由分说便将龙女罚去牧羊，则代表了旧社会凶恶粗暴的封建家长的形象。龙女远嫁他乡，受尽虐待，恰恰是封建社会广大妇女痛苦境遇的缩影。龙女牧羊的几段曲词，凄戚感人，深深赢得观众的同情：【混江龙】往常时凌波相助，则我这翠鬟高插水晶梳。到如今衣裳褴褛，容貌焦枯，不学他萧史台边乘凤客，却做了武陵溪畔牧羊奴。思往日，忆当初，成缱绻，效欢娱。他鹰指爪，蟒身躯，忒躁暴，太粗疎。但言语，便喧呼，这琴瑟，怎和睦？（带云）俺那龙呵，（唱）可曾有半点儿雨云期，敢只是一■的雷霆怒。则我也不恋您荣华富贵，情愿受鳏寡孤独。

【油葫芦】则我这头上风沙脸上土，洗面皮惟泪雨。髩鬔松除是冷风梳。他不去那巫山庙里寻神女，可教我在泾河岸上学苏武。这些时坐又不安，行又不舒。猛回头凝望着家何处，只落的一度一嗟吁！

杂剧对柳毅的描写和传奇也有些不一样，虽然仍然保持了原作主人公的乐于助人、富于正义感等优秀品质，但又强调了他和龙女的爱情，并且明显地反映出作者的"郎才女貌"的婚姻观。在原作中，柳毅传书纯粹是见义勇为，钱塘君要为他和龙女作媒，他认为不能"杀其婿而纳其妻"而予以拒绝。但在杂剧里，他的拒婚，虽然嘴上也说什么"若杀其夫而夺其妻，岂足为义士？"心里想的却是："。。那龙女三娘，在泾河岸上牧羊那等模样，憔悴不堪，我要她作什么！"待到龙女盛装而出，见到她娇艳非常，便又后悔起来："早知这等，我就许了那亲事也罢。"后来还向龙女表示自己的"眷恋之意"，推说"只为母亲年老，无人侍养，因此辞了这亲事，也是出于不得已耳。"这使龙女认为他"心儿顺，意儿真"，深受感动，最后假作卢氏之女，与他为妻。

《柳毅传书》的结构场面处理得严谨而又变幻莫测，以悲剧开头，喜剧结尾，每折都有个小高潮，舞台气氛浓淡相间，场次布局摇曳多姿，戏剧性很强。全剧充满瑰丽神奇的浪漫主义色彩，其中写钱塘君大战泾河小龙，描摹出烟诡云谲的奇景幻影，把争斗表现得气势磅礴，惊心动魄，十分壮观：【越调斗鹌鹑】他两个天北天南，海西海东；云闭云开，水淹水冲；烟罩烟飞，火烧火烘。卒律律电影重，古突突雾气浓。起几个骨碌碌的轰雷，更一阵扑籁籁的怪风。杂剧《柳毅传书》对后世影响很大，长期以来一直被改编演出，历元明清三代不衰，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

尚仲贤的《气英布》和《三夺槊》都是歌颂古代英雄的，前者写英布归汉的故事，主要表现刘邦的用人之道；后者写尉迟恭鞭打李元吉的故事，今仅存元刊本，后三折有曲无白。《诸葛论功》写宋太宗建武庙排配飨之人座次时，诸葛亮和韩信等人争论各人功罪的故事，属于神怪剧一类。

4。李好古和他的《张生煮海》李好古的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无考。保定（今属河北）人，一说西平（今属河南）人，又一说东平（今属山东）人。著有杂剧3　种，写的都是神话故事，今仅存《沙门岛张生煮海》1　种，《赵太祖镇凶宅》及《巨灵神劈华岳》已佚。

《张生煮海》和《柳毅传书》一样，也是写龙女和书生相爱：书生张羽寄居东海石佛寺，月夜弹琴惊动了龙女琼莲，二人一见倾心，约定秋日成亲。但张羽思慕心切，不等中秋，便在仙姑帮助下煮沸海水，迫使龙王应允婚事。该剧肯定了青年男女对自由婚姻的大胆追求。张羽竟然能用锅煮沸海水，让龙王求饶，显示了爱情可以排山倒海的强大力量。在封建社会，地位悬殊的青年男女是难结良缘的，于是人们就把愿望化作美丽的神话传说，加以讴歌。剧中写龙女对张羽的才学、品德的看重，则反映了境况窘迫的元代书生希望自身价值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而张羽在和龙女定情时表现出来的对富贵的羡慕，也反映了不甘于贫贱的书生的俗气的一面。此外《张生煮海》头尾写张羽和龙女原是有思凡之心的金童玉女被罚至下方，待偿了宿债，又同归仙位，给这出较少封建意识束缚的神话爱情剧，蒙上了一件神仙道化的外衣，削弱了反封建的意义。

《张生煮海》若与《柳毅传书》相比，戏剧冲突尚嫌简略，龙女的形象过于单薄，结构也显得松散、平淡；但它善于紧扣故事有层次地展现人物性格，在平淡中见精神，步步引人入胜。剧中写龙女听琴的情境，真切优雅；写张羽煮海的场面，生动有趣，都十分精彩。写龙宫的景色，更是瑰奇变幻，充分表现出神话剧的特色。该剧的语言尤其精美，曲词华瞻，文采斑斓。如第二折仙姑看海景的曲子，绮词丽语，美不胜收，简直可以看作一篇海赋：【南吕一枝花】黑弥漫水容沧海宽，高崪峍山势昆仑大；明滴溜冰轮出海角，光灿烂红日转山崖。这日月往来，只山海依然在，弥八方遍九垓。问甚么河汉江淮，是水呵都归大海。

【梁州第七】你看那缥渺间十洲三岛，微茫处阆苑蓬莱，望黄河一股儿浑流派。高冲九曜，远映三台，上连银汉，下接黄埃，势汪洋无岸无涯，出许多异宝奇哉。看看看波涛涌光隐隐无价珠玑，是是是草木长香喷喷长生药材，有有有蛟龙偃郁沉沉精怪灵胎。常则是云昏、气霭，碧油油隔断红尘界，恍疑在九天外。平吞了八九区云梦泽，问甚么翠岛苍崖。

《张羽煮海》也和《柳毅传书》一样，至今还被改编成地方戏，在舞台上演出。

5。李文蔚等前期其他杂剧作家元代前期是杂剧的鼎盛时期，人才济济，除了关汉卿、王实甫这样的无与伦比的大家和上述名家外，还有李文蔚等一大批杰出的杂剧作家，他们在创作上各有千秋，以众多的异彩纷呈的作品繁荣了元代前期的剧坛。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李文蔚，生卒年不详，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曾任江州路瑞昌县尹。今知著有杂剧12　种，现存《同乐院燕青搏鱼》（一作《报冤台燕青扑鱼》）、《张子房圯桥进履》、《破苻坚蒋神灵应》3　种。《燕青搏鱼》写梁山好汉燕青诛恶锄奸的故事，和《双献功》、《李逵负荆》等同为讴歌水浒英雄的名剧。

李寿卿，生卒年不详，太原（今属山西）人，曾官将仕郎、县丞，任过总管、提举。著有杂剧10　种，现存《说■诸伍员吹箫》、《月明和尚度柳翠》2　种。《伍员吹箫》取材于《左传》、《史记》，写伍子胥借兵报仇的故事，结构整洁而不琐细，写得慷慨悲凉，令人动容。与《赵氏孤儿》并称为复仇剧之双璧。

孟汉卿，一作益汉卿，生卒年不详，毫州（今河南商丘县）人，是玉京书会里的才人。今存杂剧《张鼎智勘魔合罗》1　种，写张鼎破案的故事，构思新奇，情节曲折，不落俗套，和《灰阑记》同为元代公案剧中的优秀之作。石子章，名建中，生卒年不详，大都（今北京市）人，为人疏狂放浪，洒脱自如，不受世俗束缚。著有杂剧2　种，今仅存《秦脩然竹坞听琴》，写道姑郑彩鸾与书生秦脩然的爱情故事，语言机趣、锋利，富有喜剧色彩，为元代爱情、婚姻剧中的上乘之作。

吴昌龄，生卒年不详，西京（今陕西大同市）人，延祐年间曾任徽州路婺源知州。著有杂剧12　种。今存《张天师庭夜祭辰钩月》、《花间四友东坡梦》都是情节热闹的神话剧，但道化气较浓，成就不及《柳毅传书》和《张生煮海》。

李直夫，女真族，本姓蒲察，人称蒲察李五，生卒年不详，活动年代约在至元、延祐年间，寄居德兴府（今河北涿鹿县），曾任湖南肃政廉访使。今知著有杂剧12　种，现仅存《便宜行事虎头牌》1　种，及《邓伯道弃子留经》第2　折曲词两段。《虎头牌》写女真族大元帅山寿马法不循私，处罚贪杯失地的叔叔银住马的故事。此剧在情与法的尖锐冲突中刻划人物，形象丰满，戏剧性强；还描述了一些女真族的风俗习惯，采用了不少女真乐曲，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是女真族人写女真族生活的优秀剧作。

张国宾，或作张国宝、张酷贫，艺名喜时营（营一作"丰"），大都（今北京市）人，曾任教坊管司。今知著有杂剧5　种，现存《薛仁贵荣贵故里》、《相国寺公孙汗衫记》和《罗李郎大闹相国寺》3　种。他是元代唯一有完整剧本流传下来的艺人作家。《薛仁贵》为其代表作，写主人公靠战功发迹变泰的故事，生活气息浓厚，曲词通俗淳朴，是元代杂剧中饶有特点的作品。五、元代后期杂剧作家（一）杂剧的南移和衰微元代前期，杂剧艺术获得蓬勃发展，迅即进入峰巅状态。元王朝统一南北后，由于南方经济比北方发达，城市更加繁荣，且江浙一带景色宜人，文化繁富，不仅为杂剧的演出提供了比北方更好的条件，而且也吸引了大量北方的文学艺术家纷纷南下；再加上南宋灭亡后，上层人物都认为南曲是"亡国之音"，元蒙统治者又极力提倡以"新声"面貌出现的北剧，于是很快出现了北方的杂剧在南方演出的盛况，甚至一时胜过了南方原有的南戏。元成宗大德（1294-1307年）年间，杂剧中心逐渐由北方的大都移向南方的杭州。但是随着杂剧中心的南移，杂剧也由鼎盛走向了衰微，这主要表现为：杂剧作家、作品的数量远不能和前期相比，后期的杂剧作家有姓名可考的仅二十余人，有作品流传下来的不过十几人；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品，只有郑光祖、宫天挺、秦简夫等人屈指可数的几部；杂剧的题材变得狭窄，回避现实斗争，多取材于风情故事或历史事迹，描写山林隐逸、神仙道化的剧作增多，而在前期占有相当数量的反映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的作品，如公案剧、水浒剧等，则寥寥无几；杂剧的思想内容丧失了前期的积极战斗精神，例如同是爱情婚姻剧，却缺乏前期那种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的反封建的品格，多半在津津乐道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同是历史剧，却没有了前期苍凉悲壮的激情，多半在美化"圣君贤相"、"义士节妇"，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和宿命论等陈腐观念；杂剧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不再像前期那样生机勃勃，而是萎缩僵化、不图革新，不去着力于戏剧结构的开拓、人物性格的塑造，却去一味雕琢词藻，堆砌典故，单纯追求音律的和美、工巧。

元代后期杂剧衰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大德之后，元蒙统治者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改变了前期放任的局面。尤其是皇庆（1312-1313年）、延祐（1314-1320年）年间，元仁宗大力鼓吹儒家思想，认为："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也。"①他们对戏曲的创作和演出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密。一方面严厉查禁进步戏曲，另一方面又强制推广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作品。明初朱有燉曾根据元后的乳母说的元宫实事，写过百首《元宫词》，其中有一首说："《尸谏灵公》演传奇，一朝传到九重知。奉宣赍与中书省，诸路都教唱此词。"《尸谏灵公》为鲍天佑所作的杂剧，由于符合元蒙统治者的口味，所以下令各地演唱。元蒙统治者竭力对杂剧施加腐朽的思想、政治影响，也就阻碍了杂剧的健康发展。

第二，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境遇比前期有了改善。由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恢复了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有了进身之阶，又由于统治者部分地缓和了民族矛盾，知识分子的亡国之痛逐渐淡漠，不满情绪逐渐消失。他们重又热心于举业，为了猎取功名，纷纷埋头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从生活到思想，都越来越脱离人民。他们不能再到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中去汲取创作的营养，不能再呼喊出下层人民的心声。因此，即使写

①　《元史·仁宗纪》。

出一些作品来，也没有了前期那样的积极战斗精神，显得苍白无力、缺乏生气。

第三，杂剧艺术自身体制的局限。元杂剧一般都是一本四折，使它容纳的内容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样固定的框架中，要把关目安排得紧凑而有变化，实力不易。因此内容接近的剧作，常常写法相似，结局雷同。杂剧还只能由一个角色主唱到底，其他角色只有说白，这就无法让其他角色用歌唱来抒发感情，不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戏剧矛盾的展开；而且全剧只有一人独唱，也必然单调、沉闷。杂剧每折还只能用同一宫调的曲牌，不能换韵，音律平板而无起伏，也影响了人物不同感情的表达。

第四，杂剧中心的南移，也是它衰微的一个原因。杂剧原是流行于北方的，有着深厚的北方文化（包括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背景；它的音乐、语言、艺术表现手法等等，为北方人民所熟习和喜爱。杂剧中心南移后，它的创作和演出都离开了自己土生土长的环境，无法在原来的土壤里继续生长。尽管它在南方也曾一度胜过当地流行的南戏，形成"南音渐少北语多"的局面，但这只是由于元蒙统治者贬抑南音而出现的暂时现象。南戏毕竟植根于南方文化的土壤，为南方人民所喜闻乐见，而且它不限折数、角色都能唱等等表现形式上的长处，使它能比杂剧容纳更丰富的思想内容，更便于抒发不同的感情，更充分发挥演员的表演才能。由于它符合戏剧发展的规律，因此能与元蒙统治者提倡的杂剧竞争，并最后压倒杂剧，取代杂剧的戏剧中心地位。

元代后期杂剧日趋衰微，但它的衰微并非全然是消极的，它的某些特点和长处为南戏所吸收、融合，在南戏由粗变精的过程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它的优秀剧目、优良传统，一直在影响着后世戏剧的发展。

（二）郑　光　祖1。郑光祖的生平和作品郑光祖，字德辉，生卒年不详，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附近）人。钟嗣成《录鬼簿》说他曾"以儒补杭州路吏"，在江浙一带当过小官，为人方直重情谊，不轻易与人交往；他因杂剧创作而"名香天下，声振闺阁"，在剧坛上享有很高的声望，被伶人尊称为"郑老先生"。《录鬼簿》成书（1330年）前已在杭州病逝，火葬于西湖灵芝寺。

郑光祖是元代后期最受演员和观众欢迎的优秀剧作家。元代戏曲理论家周德清在他的《中原音韵》中最早把他和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并列，由衷地赞美道："美哉，德辉之才，名不虚传。"钟嗣成在［凌波仙］吊曲中评论说："乾坤膏馥润肌肤，锦绣文章满肺腑，笔端写出惊人句。解翻腾，今是古，占词场，老将伏输。"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称赞郑作"多行得词家三昧"，甚至以他为"元曲四大家"之首。近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则认为："郑德辉清丽纤绵，自成馨逸，不失为第一流。"这些称誉虽难免溢美之处，但从郑光祖在后期杂剧创作中所获得的成就来看，他确实是元代最有代表性的杂剧作家之一。

今知郑光祖著有杂剧18　种，现存8　种：《辅成王周公摄政》、《虎牢关三战吕布》、《醉思乡王粲登楼》、《迷青琐倩女离魂》、《梅香翰林风月》、《立成汤伊尹耕莘》、《程咬金斧劈老君堂》、《锺离春智勇定齐》，多为历史故事剧，但其代表作却是爱情故事剧《倩女离魂》。

郑光祖散曲今传小令6　首，套数2　套，词藻、音律颇为讲究，但内容比较贫乏。

2。《倩女离魂》《倩女离魂》本事出自唐代陈玄祐的传奇小说《离魂记》。《离魂记》的故事在宋代即已很流传，而在郑光祖创作《倩女离魂》之前，北诸宫调和南戏也都有了根据《离魂记》改编的说唱和戏曲作品。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则对《离魂记》多处作了重要的修改，使内容更为丰满，意义更为深刻，艺术描写的细腻之处，也超过了原作。

此剧写张倩女和王文举早经双方父母"指腹为婚"。后来王文举进京赶考，途中专程到张家探望岳母和未婚妻。倩女对王文举一见钟情，但张母却只许他们二人以兄妹之礼相见。倩女送走文举后，唯恐婚姻发生变故，病倒在床；灵魂却脱离躯壳，赶上文举，结为夫妻。文举中了状元，三年后被任命为衡州府判，衣锦还乡。倩女的离魂回到家中，与一直染病在床的躯体合而为一。

杂剧《倩女离魂》的主角由传奇小说《离魂记》的王宙与倩娘二人改为倩女一人，进一步突出了封建社会的妇女为了追求幸福、自主的爱情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在传奇中，倩娘的父亲张谥只是因为不了解倩娘和王宙的心事，才随意把女儿许配他人；而在杂剧中倩女的母亲李夫人却是以"俺家三辈儿不招白衣秀士"为由，要文举考中得官后才许完婚。倩女在察觉母亲的态度之后，立即引起怨恨的感情，决心反抗：【么篇】可待要隔断巫山窈窕娘，怨女鳏男各自伤，不争你左使着一片黑心肠！你不拘箝，我可倒不想；你把我越间阻，越思量！

文举在折柳亭和她分手时说："我若为了官呵，你就是夫人县君也。"

而倩女却唯恐他得官后变心，"别接了丝鞭"。她宁可要爱情，也不要富贵："厮随着司马题桥，也不指望驷马高车显荣耀。"她后来还对文举说过："你若是似贾谊困在长沙，我敢似孟光般显贤达。。。我情愿举案齐眉傍书榻，任粗粝、淡薄生涯，遮莫戴荆钗，穿布麻。"这样的描写就比原作更加强调了倩女对爱情、婚姻的要求是"才貌正相当"、两意恰相投，反对门当户对、荣华富贵等等封建婚姻信条的桎梏。因此剧作的反封建倾向也就比原作更鲜明、更强烈。

在《离魂记》中，王宙对倩娘离家追赶他，是又惊又喜的，把倩娘藏在船上，"连夜遁去"。但是《倩女离魂》中的王文举，却不象王宙那样痴情，而是有着更多的封建士大夫迂腐、卫道的毛病。他恪守礼教，听说倩女是背着母亲赶来的，勃然发怒，口口声声训斥倩女："古人云：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你今私自赶来，有玷风化，是何道理！"因此倩女不仅要同封建家长的功名门阀观念斗争，还要和自己心爱的人的封建礼教意识斗争。她力争取幸福婚姻的斗争要比《离魂记》中的倩娘更加艰苦，她的斗争精神也比倩娘更加坚强。她是以自己对爱情毫不动摇的追求，战胜了文举的封建礼教意识的。

原作的结局写因倩娘思念父母，王宙和倩娘同归衡州，舟中倩娘到家，闺中倩娘迎出，合而为一。而在杂剧中却写倩女的离魂和文举回家，其母不胜惊诧，说是"鬼魅"；文举一听此言，不加分辨，便把与自己相处三年的夫人当作"妖精"，要一剑挥之两段。倩女为之付出生死代价的人，竟然如此刻薄寡情，真让人感叹万千！虽然全剧以团圆收场，但却给读者、观众留下了咀嚼寻味的余地。

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是对《离魂记》的再创造。他虽然采用唐代传奇中"离魂"的浪漫主义情节来表现故事，却又把它放在元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现实。例如元代法律对指腹为婚并不承认，因此倩女才会对母亲的"间阻"，使她和文举不能及时完婚，深为担忧。再如宋元以来理学盛行，"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被奉为"烈女节妇"的准则，所以王文举才会那么怒气冲冲地斥责倩女"私奔"。由于根据元代现实生活改造了原作，《倩女离魂》就有了浓郁的时代特色，这一爱情故事也有了更大的社会价值和进步意义。

《倩女离魂》的曲词十分优美，使全剧充满诗情画意，同时又能委婉细腻地抒写出人物的心理活动。每一折都有精彩的文字，如第一折倩女在折柳亭唱的［后庭花］和［柳叶儿］，把送别场面写得凄恻缠绵，难舍难分。第二折倩女的离魂在月下追赶文举时唱的［小桃红］、［调笑令］和［圣药王］等，又把急匆匆赶路的情态、沿江月夜的景色、离魂变化着的内心活动交融起来描写，有声有色，有物有情，清丽流畅，婉转动人。第三折写病中倩女的曲词，尤其细致入微地刻画出她的睡卧不宁的相思之苦，及见到文举书信，误以为他另娶夫人引起的复杂的思想感情。试看写相思之苦的两支曲：［中吕粉蝶儿］自执手临岐，空留下这场憔悴，想人生最苦别离。说话处少精神，睡卧处无颠倒，茶饭上不知滋味。似这般废寝忘食，折挫得一日瘦如一日。［迎仙客］日长也愁更长，红稀也信尤稀。春归也奄然人未归。我则道相别也数十年，我则道相隔着几万里。为数归期，则那竹院里刻遍琅玕\翠。

第四折写离魂倩女回家的曲词，却充满了欢快、活泼的情调，又与第三折的抑郁、苦涩不同。如：［出队子］骑一匹龙驹畅好口硬，恰便似驮张纸不恁般轻。腾腾腾收不住玉勒常是虚惊，火火火坐不稳雕鞍划地眼生，撒撒撒挽不定丝缰则待撺行。

［刮地风］　行了些这没撒和的长途有十数程，越恁的骨瘦蹄轻。暮春天景物撩人兴，更见景留情。怪的是满路花生，一攒攒绿杨红杏，一双双紫燕黄莺，一对蜂，一对蝶，各相比并。想天公知他是怎么，不肯教恶了人情。

此外，郑光祖在《倩女离魂》中还广为吸收前人诗词曲语及民间俗语，或直接引用，或融化改作，都很妥贴，全无痕迹，熔铸成与总体语言风格和谐统一的独具特色的曲词。如第二折中的两支曲：［秃厮儿］　你觑远浦孤鹜落霞，枯藤老树昏鸦，听长笛一声何处发，歌欸乃，橹咿哑。［圣药王］　近蓼洼，缆钓搓，有折蒲衰柳老蒹蔑，傍水凹，折藕芽，见烟笼寒水月笼沙，茅舍两三家。

其中"孤鹜落霞"出自王勃的《滕王阁序》，"枯藤老树昏鸦"出自马致远的《天净沙》，"烟笼寒水月笼沙"出自杜牧的《泊秦淮》，都被天衣无缝地融入倩女的曲词中，写出了她沿途所见的动人景色。

《倩女离魂》作为元代四大爱情剧之一，对后世戏曲创作也产生一定影响。如明传奇中沈鲸的《青琐记》、佚名的《离魂记》，写的都是相同的故事。汤显祖的《牡丹亭》也借鉴了《倩女离魂》的某些手法。

郑光祖的另一爱情剧《翰林风月》写婢女樊素传柬，撮合小姐裴小蛮和书生白敏中的故事。《倩女离魂》已有许多地方因袭《西厢记》，而《翰林风月》更是从情节结构到人物形象都模拟《西厢记》，如一本小《西厢》。明代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评论该剧的曲词说："止是寻常说话，略带讪语，然中间意趣无穷。"它的语言质朴、本色，是和《倩女离魂》不同的。3。《王粲登楼》《王粲登楼》代表了郑光祖杂剧创作另一个方面有影响的作品。写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学成满腹文章，为人却矜骄傲慢，左丞相蔡邕为涵养他那锐气，故意轻慢他，暗中使曹植资助他去投荆州刘表。但王粲在荆州因性情骄傲，不被任用；便常登楼吟咏，醉而思乡。王粲作万言长策寄给曹植，蔡邕替他进呈，皇帝甚喜，命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最后曹植说明始末根由，王粲与蔡邕之女成婚。

这个故事系根据王粲的《登楼赋》虚构，是剧作家借用历史人物的名字敷衍而成的，于史无证。正如明代王世贞所批评的那样，"《王粲登楼》事实可笑"。并且结构松散，情节既过于简单，又缺乏内在的逻辑性。但是由于它通过主人公王粲怀才不遇的坎坷经历，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穷困抑塞的愤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文人书生不被重用的社会现实，因此，颇能引起历来失意知识分子的共鸣，受到后人的推崇。如第二折王粲对刘表说："如今那有钱人没名的平登省台，那无钱人有名的终淹草莱，。。如今他可也不论文章只论财。"第三折王粲说自己"一片心扶持社稷，两只手经纶天地"，但决不与蒯越、蔡瑁之辈同列为官，"我怎肯与鸟兽同群，豺狼作伴，儿曹同辈？兀的不屈沉杀五陵豪气！"这都写出了有抱负、有才干、有骨气的文人不得重用、不甘沉寂却又不丧气节的境况和情感。其实，王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郑光祖本人精神的写照，王粲的感慨代表了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王粲登楼》最为人称赞的是第三折。明代何良俊在《曲论》中说："至于《王粲登楼》第三折，摹写羁怀壮志，语多慷慨，而气亦爽烈。至后［尧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尤为妙绝，岂多调脂弄粉语者可得窥其堂庑哉！"如王粲登上溪山风月楼后唱的头三支曲子，极有层次地揭示了这位壮志未酬、流落他乡的文人，登高赏景，搅动了思乡之情的内心世界；感情激越真挚，意气悲壮高远，其艺术感染力，可与文学史上王粲的名作《登楼赋》媲美。

［迎仙客］雕簷外红日低，画栋畔彩云飞；十二阑干、阑干在天外倚。我这里望中原，思故里，不由我感叹酸嘶，越搅的我这一片乡心碎。

［红绣鞋］泪眼盼秋水长天际远，归心似落霞孤鹜齐飞；则我这襄阳倦客苦思归。我这里凭阑望，母亲那里倚门悲，怎奈我身贫归未得。

［普天乐］楚天秋，山叠翠，对无穷景色，总是伤悲。好教我动旅怀难成醉，枉了也壮志如虹英雄辈，都做助江天景物凄其：气呵做了江风淅淅，愁呵做了江声沥沥，泪呵弹做了江雨霏霏。

郑光祖的其他五个剧作，都取材于历史题材，风格与以上三个剧作迥异，无显著特色。除《周公摄政》外，是否确为郑作，也有人存疑。

（三）宫天挺、秦简夫和元代后期其他杂剧作家1。宫天挺和他的《范张鸡黍》宫天挺，字大用，大名开州（今河北大名）人。约和郑光祖同时，是元代后期地位仅次于郑光祖的杂剧作家。钟嗣成的《录鬼簿》记载："历学官，除钓台书院山长，为权豪所中，事获辩明，亦不见用。卒于常州。先君与之莫逆交，故余常得侍坐。见其吟咏，文章笔力，人莫能敌。乐章歌曲，特余事耳。"可见他是一个很有才华却遭受打击的不得志的文人。他的杂剧有6种。今存《死生交范张鸡黍》和《严子陵垂钓七里滩》2　种。

《范张鸡黍》取材于《后汉书·独行列传·范式传》，亦见《搜神记》。写国子监生范巨卿和张元伯结为生死之交，因愤恨奸佞当道，不愿为官，辞归故里。临别时约定两年后在张家聚首。届时张元伯杀鸡炊黍以待，范巨卿果然不远千里而至。又约定一年后在范宅聚会。相会之期将至，吏部尚书第五伦亲临范宅，荐范巨卿为官。范巨卿与第五伦正谈话间，觉一阵昏沉，是刚死去的张元伯的鬼魂托梦给他，求他照看老母、妻子。他立即动身奔丧，为张元伯修坟，守墓百日。后来第五伦又奉命来为他加官赐赏。这时范巨卿发现第五伦的马前卒竟是昔日同学孔仲山，原来孔仲山三年前写的万言长策被另一同学、豪门女婿王仲略窃为己有献上，于是孔沦为侍从，王钻营得官。范巨卿向第五伦说明真相，使孔受到重用，王被重责。

《范张鸡黍》不仅如《后汉书》、《搜神记》那样歌颂了范、张二人的友情和信义，而且还揭露和批评了元代官场中"宪台疏、乱滚滚当路豺狼，选法弊、絮叨叨请俸日月，禹门深、眼睁睁不辨龙蛇"等腐败现象。剧作中添置的不学无术的王仲略窃取同学劳动成果的情节，既是用来对比和衬托范、张的真挚深厚的友情和生死不渝的信义，也是用来抨击黑暗、污浊的现实生活。因此，此剧的思想意义要比原来的故事更加深刻。

元代后期，虽然科举已经重开，但官场仍被权豪把持。曾亲受权豪打击、陷害的宫天挺，对此是有切肤之痛的。虽然剧中他也写到第五伦征聘贤才，表达了中下层知识分子希冀能一展宏图的愿望，但是更多的是对仕途黑暗痛快淋漓的斥骂，倾诉了才学之士忿懑不平的感情。这在第一折里范巨卿同王仲略交谈时的愤世疾俗的话语中表现得尤为激烈：［天下乐］你道是文章好立身，我道今人都为名利引。怪不着赤紧的翰林院，那伙老子每钱上紧。（王仲略云）怎见得他钱上紧？（正末云）有钱的无才学，有才学的却无钱。有钱的将着金帛干谒，那官人每暗暗的衙门中吩咐了，到举场中各自去省试、殿试，岂论那文才高低？（唱）他歪吟的几句诗，胡诌下一道文，都是些要人钱谄佞臣。。。（王仲略云）怎么难求仕进？（正末云）只随朝小小的职名，被这大官人家子弟都占去了。赤紧的又有权豪势要之家，三座衙门，把的水泄不通。（王仲略云）可是那三座衙门？（正末唱）

［哪吒令］国子监里助教的，尚书是他故人；秘书监里著作的，参政是他丈人；翰林院应举的，是左丞相的舍人。。。则春秋不知怎的发？。。《周礼》不知如何论？。。制诏诰是怎的行文？

。。［六么序］你子父每轮替着当朝贵，倒班儿居要津。则欺瞒着帝子王孙，猛力如轮，诡计如神。谁识你那一伙害军民聚敛之臣？（王仲略云）哥哥，俺虽年纪小，那一伙做官的，个个都是栋梁之材。（正末唱）现如今那栋梁材平地上刚三寸，你说波怎么撑那万里乾坤？（王仲略云）俺许多官人，怎生无一个栋梁之材？似我才学也勾了。哥，你也少说少说。（正末云）有有有！（唱）都是些装肥羊法酒人皮囤，一个个智无四两，肉重千斤！这番话真是酣畅、犀利，简直让那些靠裙带关系窃居要位的利禄之徒无地容身，对官场黑暗进行如此尖刻、畅快的挟击，在元代杂剧中并不多见。宫天挺的另一剧作《七里滩》写严子陵不受东汉光武帝之聘，隐居七里滩的故事；也是以历史题材，借古讽今。此剧歌颂严子陵逍遥自在的隐士生活，反映了剧作家在受到政治上打击后厌恶官场的感情，也流露出避世远祸的消极思想。但是剧中仍有愤世嫉俗的激烈言词，如对富贵功名的否定："咱入这富贵如蜗牛角半痕涎沫，功名似飞萤尾一点光芒。"甚至还否认有什么"君臣"的名分，也即否认封建时代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特权和地位，如说："你也不是我的君，我也不是你的卿。"显然是离经叛道，这在推崇理学的元代不能说不大胆。

朱权的《太和正音谱》评论宫天挺的曲词"如西风雕鹗"，并说："其词锋颖犀利，神采烨然；若健翮摩空，下视林薮，使狐兔缩颈于蓬棘之势。"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元代曲家大体不出关、白、马、郑四大家范围，"惟宫大用瘦硬通神，独树一帜。"从他现存的剧作来看，宫天挺的剧作在艺术上确以雄劲遒丽见长。

2。秦简夫和他的《东堂老》秦简夫，生卒年不详，大都人。他原先在北方成名，大约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前一、二年到杭州。著有杂剧5　种，今存《东堂老劝破家子弟》、《孝义士赵礼让肥》、《晋陶母剪发待宾》3　种。

《东堂老》是秦简夫的很有特色的代表作。写扬州富商赵国器因独生子扬州奴不肖，料定他日后必然败家，临终前托付给邻居老友、人称"东堂老子"的李茂卿照管，并立下文书。十年后，扬州奴果然把家产典尽卖绝，浪败了全部产业，沦为乞丐。他结交的帮闲兄弟柳隆卿、胡子传也弃他而走。李茂卿见到这个浪子已经吃尽苦头，正回心转意的时候，把他暗中买下的扬州奴过去卖掉的全部家产如数交还扬州奴；并取出文书，说明这是用赵国器寄存的银子买的。在李茂卿的规劝下，破家子弟终于痛改前非，重振家业。元代后期杂剧作家大都从故纸堆里寻找创作题材，存在着脱离现实的倾向。而《东堂老》却以当时的南方大城市扬州为背景，把活跃在日益繁荣的城市经济中的商人作为表现对象，及时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某一个侧面，确实难能可贵。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宋元之后的小说、戏剧中出现了一些城市商人形象，但一般都是谴责他们的见利忘义、为富不仁、刻薄吝啬等等劣性，采取贬抑态度；或者宣扬贫富命定、因果报应等等宿命论思想。而《东堂老》却塑造了一个正面的由儒而商的商人形象，歌颂他忠于朋友的信义，以及劝人勿恋奢糜，提倡克勤克俭的思想品质。李茂卿在谈起买卖时说："那做买卖的有一等人肯向前，敢当赌，汤风冒雪，忍寒受冷。有一等人怕风怯雨，门也不出。所以孔子门下三千弟子，只子贡善能货殖，遂成大富。"他还有一段唱词叙说自己成家的艰难：［滚绣球］想着我幼年时血气猛，为蝇头努力去争。哎哟，使的我到今来一身残病！我去那虎狼窝不顾残生，我可也问甚的是夜甚的是明，甚的是雨甚的是晴。我只去利名场往来奔竞，那里也有一日的安宁？投至得十年五载我这般松宽的有，也是我万苦千辛积攒成。往事堪惊！

像这样字字句句为致富商人叙说行商发家的不易，是以前文学作品中不多见的，反映了正在崛起的城市商人的人生哲学和思想情感。这也是当时城市经济发达，影响到文学艺术作品的结果。

至于《东堂老》对扬州奴结交不良，挥霍家产的描写，在旧社会屡见不鲜。剧中李茂卿对扬州奴一番番苦口婆心的劝说，语重心长的引导，义正词严的警告，可以看作一篇篇发人深省的劝世警言。因此这本杂剧流传很广，历来为人们所赞赏，全剧所揭示的"执迷人难劝，临危可自省"的道理，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

《东堂老》并不以情节离奇取胜，而是着力于人物刻划的细致生动。此剧的细节描写，颇具匠心。如"楔子"中写赵国器叫扬州奴到隔壁请东堂老叔叔来议事，扬州奴却不想动窝，吩咐别人去；赵国器要他自己去，他又要别人为他备马，说自己"上茅厕去也骑马哩！"赵国器要他抬张桌子，他又吩咐别人抬，当不得不自己抬时，又说："哎哟，我长了二十岁，几曾掇桌儿，偏生的偌大沉重！"这些细节描写，对情节发展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从这些小地方可以看出扬州奴自幼娇生惯养因而变得游手好闲，懒懒散散。这既表明了扬州奴目前的性格，也点出了父母自小的溺爱是养成这种"骄奢"性格的缘由，还预示着他必然会成为一个败家子。

《东堂老》的宾白较多，写得通俗凝炼，还大量运用民间谚语，如"都做筛子喂驴，漏豆了"，"这死狗扶不上墙的"，等等，都很自然活泼，使作品生色不少。曲词也明白如话，本色当行，富有生活气息。这和元代后期杂剧大多数作家专事文词雕饰显然不同。

元代无名氏的散曲［越调·寨儿令］，似是《东堂老》中扬州奴败家故事的概括，可见这个杂剧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大：有钱时唤小哥，无钱也失人情。好家私伴着些歹后生，卖弄他聪明，一哄的胡行：踢气球养鹌鹑；解库中不想营生；包服内响钞精钞，但行处十数个花街里做郎君。则由他胡子传柳隆卿。

秦简夫的《赵礼让肥》取材于《后汉书·赵孝传》，写赵礼被强人捉住，要取他的心肝吃，赵礼请求回家辞别老母和哥哥赵孝再来受死。后来母子三人都来到山寨，争说自己肥胖，抢着去死以营救别人。强人被这种"兄爱弟敬，为母者大贤，为子者至孝"的精神感动，放了三人，弃暗就明，投军报国。《剪发待宾》根据《晋书·陶侃传》增饰而成，写陶侃的母亲以信义教子，使陶侃成名的故事，宣扬"国家喜的是义夫节妇，重的是孝子贤孙。"这两个剧都是鼓吹孝悌信义一类封建伦理道德的作品，缺乏真实感人的艺术力量，其成就远逊于《东堂老》。但《赵礼让肥》第一折写汉末"兵戈四起，士民逃窜"的景象，却是元代末年兵荒马乱、百姓冻馁的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写得很生动。

3。元代后期其他杂剧作家元代后期杂剧作家除郑光祖、宫天挺、秦简夫外，还有乔吉、杨梓、金仁杰、朱凯、王晔、范康等人，约有十来部作品流传下来。

乔吉（1280？-1345年），一作乔吉甫，字梦符，一作孟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原籍太原（今属山西），流寓杭州，曹楝亭刊本《录鬼簿》记他："芙容仪，能词章，以威严自饬，人敬畏之。居杭州大乙宫前，有《题西湖梧叶儿》百篇，名公为之序。江湖间四十年，欲刊所作，竟无成事者。至正五年二月，病卒于家。"他是元代后期剧坛上有影响的作家，著有杂剧11　种，今存《玉箫女两世姻缘》、《杜牧之诗酒扬州梦》、《李太白匹配金钱记》3　种。其中《两世姻缘》是他的代表作，是一部浪漫主义爱情剧，写妓女韩玉箫与韦皋相爱，韦皋进京应试，数年未回，玉箫思虑成疾而死。十八年后，玉箫已转世为荆襄节度使张延赏义女，与已任镇西大元帅的韦皋再度相遇，终成姻缘。此剧歌颂忠贞、真挚的爱情，情节曲折多变，曲文清丽华美，与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有相似之处。另两剧也是爱情剧，成就不及《两世姻缘》。这三剧虽然表现的都是封建时代文人的风流韵事，缺乏前期杂剧强烈的反封建精神，但在元代后期杂剧中算是写得比较好的，对后世的小说、戏剧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乔吉在散曲上的成就和影响要超过他的杂剧创作，将在"元代散曲"中再述评。

杨梓（？-1327年），海盐澉川（今属浙江）人。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军进军爪哇，因招谕有功，封安抚总使，官至嘉议大夫，杭州路总管。卒后追封弘农郡侯，谥康惠。他是朝廷的封疆大吏，却也亲自动笔写杂剧，用以宣扬"为臣尽忠"、"为主忘身"的封建思想。今存《承明殿霍光鬼谏》、《忠义士豫让吞炭》、《下高丽敬德不伏老》（一作《功臣宴敬德不伏老》）3　种，是元代存剧较多的杂剧作家。以上三剧都取材于历史上忠臣义士的故事。《霍光鬼谏》写霍光为了扶佐汉室大义灭亲，直到死后为鬼还要向皇帝揭发儿子叛逆罪行；《豫让吞炭》写春秋时豫让为了替主人报仇，不惜漆身吞炭；《不伏老》写唐初功臣尉迟恭遭忌被贬，却仍然不忘报国。杨梓在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倾注了满腔热情，表现了浓郁的忠君思想。他还常常借剧中人物之口抒发政见，议论军国大事，借古喻今的痕迹比较明显。《霍光鬼谏》艺术上比较粗糙；《不伏老》的人物性格刻划比较鲜明生动。

金仁杰（？-1329年），字志甫，杭州人，著有杂剧7　种，今仅存《萧何月下追韩信》1　种，写韩信经过磨难而发迹成功的故事，以第二折月下追韩信，第三折韩信登坛拜将最精彩，后世多有改编演出。朱凯，字士凯，生卒年与籍贯不详。自幼孑立不俗，为人沉默寡合，曾任江浙行省掾史，著有杂剧2　种，今存《昊天塔孟良盗骨殖》1　种，系根据"杨家将"的传说改编，写孟良盗骨和五台会兄的故事。王晔，生卒年不详，字日华，一作日新，号南斋，杭州人，著有杂剧3　种，今存《破阴阳八卦桃花女》（另作《讲阴阳八卦桃花女》、《桃花女破法嫁周公》）1　种。此剧演《周易》八卦占卜禳解之术，可供了解宋元民间的风尚习俗。范康，生卒年不详，字子安（一作子英）。著有杂剧2　种，今存《陈季卿误上竹叶舟》1　种，是一部写落第秀才走上仙山道途的度脱剧。以上剧作写得都较粗疏，很难与前期杂剧优秀作品相比。

罗贯中、杨讷、贾仲明等由元入明的作家，也写有杂剧。如罗贯中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曲词典雅严谨，很有影响。不过他们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明代。

（四）无名氏的杂剧1。无名氏杂剧概况在流传至今的元代杂剧中，还有30　多种作者姓名已经佚失的作品，约占现存元代杂剧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些作品的内容复杂多样，艺术水平高低不一，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①历史故事剧　无名氏的杂剧，将近一半是取材于史书或历史传说故事的。如《庞涓夜走马陵道》，本事出自《前七国志孙庞斗智》，写战国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冻苏秦衣锦还乡》，素材源于《史记》，但与史不尽相同，写战国时苏秦从穷困到发迹的故事；《随何赚风魔蒯通》，本事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书·蒯通传》，亦见于《前汉书平话》，写汉初谋士蒯通的故事。这是我国戏曲舞台上最早出现的雄辩家的形象。此剧为韩信冤狱平反，揭示封建统治者刻薄寡恩、杀戮功臣的凶残毒辣。此剧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结合得很好，关目合理，波澜叠起，人物形象塑造得较成功，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强。《锦云堂美女连环记》、《关云长千里独行》、《诸葛亮博望烧屯》、《两军师隔江斗智》等是写汉末三国时代的人物故事的；《小尉迟将斗将认父归朝》、《摩利支飞刀对箭》分别写唐代尉迟敬德父子和薛仁贵的故事；《谢金吾诈拆清风府》、《狄青复夺衣袄车》分别写宋代杨家将和狄青的故事。这些历史故事剧，都对素材进行了改造，借以表达元代民众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和他们的思想感情。

②公案剧　无名氏杂剧中，有10　种公案剧，占现存元代无名氏杂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为现存24　种元代公案剧的十分之四。这10　种无名氏公案剧是：《包待制陈州粜米》、《包待制智赚生金阁》、《神奴儿大闹开封府》、《王元英元夜留鞋记》①、《玎玎珰珰盆儿鬼》、《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风雨像生货郎旦》、《十探子大闹延安府》、《冯玉兰夜月泣江舟》、《珠砂擔滴水浮沤记》等。这些公案剧虽然有的对勘案和侦破的描写很不充分，有的着重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有的比较平庸，但从这些作品的主要内容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社会朝廷昏庸、吏治黑暗、社会动荡、道德沦丧的某些侧面；它们谴责权豪势要、贪官污吏、好盗凶徒，表达了广大人民希望秉公执法、社会安定、正义战胜邪恶的愿望。作品的情节大都曲折引人。在上述10　种公案剧中，前6　种都是写包公断案的故事，虽然这些剧作的包公形象不完全一致，但大都具有不畏权贵、执法如山、机智风趣的特点。在他身上寄托了人民对吏治清明的要求。其中《陈州粜米》是元代包公剧、也是元代公案剧的最优秀的代表作。

③爱情剧　无名氏的爱情剧，以《玉清庵错送鸳鸯被》社会意义大些。

它以误会法勾连情节，写解典库刘员外该得妻而未得，书生张瑞卿不该得妻却得妻，在引发的观众的笑声中抨击了高利贷的罪恶。此剧的结局虽然仍然是才子配佳人，但剧中有一段写到官宦小姐李玉英在父亲被递京问罪时同意嫁给商人，这一情节反映了当时婚姻观念有某些变化的社会现象。《朱太守风雪雨渔樵记》和《孟德耀举案齐眉》（或作《孟光女举案齐眉》、《贤达妇孟光举案》），分别敷演西汉朱买臣、玉天仙夫妇和东汉梁鸿、孟光夫妇的故事，但在他们的爱情、婚姻故事中，袭用了元代杂剧常见的"故辱穷交，激励上进"的剧情套子。《赵匡义智娶符金锭》、《逞风流王焕百花亭》、《郑月莲秋夜云窗梦》等，也都是写才子佳人的故事，无甚特色。

④水浒剧　已确定为元代无名氏的《水浒剧》有《争报恩三虎下山》、《鲁智深喜赏黄花峪》。前者写水浒英雄关胜、徐宁、花荣知恩报恩、惩治坏人的故事，后者写梁山好汉杨雄、李逵、鲁智深见义勇为、为民除害的故事。情节均不见《水浒传》。此外，无名氏的《梁山七虎闹铜台》、《王矮

①　《留鞋记》在《录鬼簿续编》和《太和正音谱》中都著录为佚名作品，《元曲选》编者误认为曾瑞作的《误元宵》为《留鞋记》的异名，选录《留鞋记》署名曾瑞。

虎大闹东平府》、《梁山五虎大劫牢》、《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等，也都是水浒剧，有的学者认为属于元代末期的作品，有的确定为是明代编撰的。⑤度脱剧和神话剧　《龙济山野猿听经》写千年玄猿变为书生，被寺院主持点化成仙的故事；《钟离汉度脱蓝采和》写伶人蓝采和被道祖超度成仙的故事，二剧都属于神仙道化剧。前者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厌倦人生的消极思想，曲文平平，结构松散，但其中有佛堂讲经说法、禅理问答的描写，对了解元代佛教活动有参考价值。后者反映了元代戏曲艺人的生活情况，还保留了不少元代戏曲演出的史料，如元代剧场结构，演出班子的组成，演员角色的分工，等等，几乎应有尽有，向来为戏曲史家所重视。剧作还较成功地塑造了蓝采和的形象，语言质朴自然，艺术表现颇见功力。《二郎神醉射锁魔镜》写二郎神和哪吒擒拿妖魔的故事，是神话剧，对明代神话小说《西游记》有一定影响。

⑥其他　其他无名氏杂剧有的有一定特色，如《刘千病打独角牛》情节很简单，主要表现相扑摔打，是一出武功戏。还有一些宣传因果报应的杂剧，充满封建说教，内容陈腐可厌。如《张公艺九世同堂》鼓吹以"忍"为上，《施仁义刘弘嫁婢》劝勉为善积德，《崔府君断冤家债主》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封建迷信思想，成就都不高。

2。《陈州粜米》《陈州粜米》写陈州三年大旱，人民几至相食，朝廷决定开仓粜米赈济灾民，刘衙内举荐儿子小衙内和女婿杨金吾去陈州放粮。他们抬高米价，在米里掺土拌糠，用大秤收银，小斗售米。灾民张■古和他们辩理，被小衙内用紫金钟打死。其子小■古进京找包公告状。包公受朝廷委派，带着御赐金牌到陈州查明真情，将杨金吾斩首，教小■古拿紫金锤打死小衙内。刘衙内捧着皇帝的赦书赶到，本是要救小衙内的，却救了小■古。

元代的包公剧、公案剧大多是写判断人命案件和解决家庭纠纷的，《陈州粜米》虽然也取材于包公断案的传说故事，却涉及了更为重大、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深刻地揭示了暗无天日的现实生活图景。例如剧中说"黎民疾苦，几至相食"，在《元史》上因灾害侵袭"人相食"的说法，就屡见不鲜；剧中写刘衙内父子等借"赈济救灾"之名，大捞一把，《元史》中对这类事也多有记载，如《元史·食货志》"常平义仓"条有云："成宗大德五年，始行初赈。粜粮多为豪强嗜利之徒，用计巧取，弗能周及贫民。"尤为可贵的是，《陈州粜米》不仅揭露了元代社会的黑暗现实，而且还通过张■古父子的形象写出了贫苦人民和权豪势要的激烈冲突。张■古是个善良、正直、具有反抗性格的农民。他说："他若是将咱刁蹬，休道我不敢掀腾。柔软莫过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他发现官吏在放粮中假公济私，敢骂他们是"吃仓厫的鼠耗，咂脓血的苍蝇"，是"害民贼"，当面顶撞，据理力争。他被小衙内用紫金锤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仍不屈服，"我便死在幽冥，决不忘情！"嘱儿子要奋起报仇，表现了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剧中的张■古还只能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在清官的身上。但是当生活中的张■古们对清官的幻想被残酷的现实粉碎后，就可能要走上元末农民揭竿而起的道路了。

《陈州粜米》所塑造的包公形象是全部元代杂剧中最鲜明、最生动、最有个性的包公形象。这个剧中的包公是在官场中生活了四十多年、已近八十高龄的老人。他不是一个概念化的清官形象，而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一上场他就坦露了长期和权豪势要周旋所产生的复杂的内心矛盾：一方面他铁面无私，嫉恶如仇，"我和那权贵每结下些山海也似冤仇"；另一方面看到坏人的气焰依然嚣张，甚至更加飞扬跋扈，而以往的直臣、贤臣却都屈死时，就觉得自己"这等粗直，终非保身之道"，想"及早归山"，致仕闲居，"从今后，不干己事休开口，我则索会尽人间只点头"。这一描写，不仅很合情理，使人物形象饱满，而且更揭示了现实的黑暗和包公为人的刚毅。他的众多感慨正说明他不能忘情于和邪恶的斗争。因此当小■古喊冤时，他就决心不放过"陈州一郡滥官污吏"。刘衙内对他软硬兼施，要他包庇自己的孩子，他却回答："你虽是一人为害，我与那陈州百姓每分忧。"既不给情面，也不理会威胁。

《陈州粜米》在表现包公的刚直坚毅的同时，还以浓郁的民间传奇色彩表现他的清廉奉公、机智幽默。他到陈州只带一个随从，一路上只吃些稀粥汤水。当随从自言自语地嘀咕要吓唬人家，吃人家的"肥草鸡儿，茶浑酒儿"时，包公就叫住随从，说要给他好东西吃，让他猜，随从猜这猜那都不是，包公告诉他："我着你吃那一口剑。"随从吓得回答："爷，孩儿则吃些落解粥儿倒好。"这一细节描写进一步丰富了人物形象，一个与权豪势要成鲜明对比的、廉洁奉公、对下属严加管束而又诙谐风趣的包公跃然纸上。在私访路上，为了探出小衙内和杨金吾的罪行，他还装扮成乡村老汉亲自为撒泼的妓女王粉莲牵驴。后来他在接官厅大骂这伙"不忧君怨和民怨，只爱花钱共酒钱"的害民贼，说要"一个个拿到前，势剑上性命捐。"最后却又幽默地带了一句："莫怪咱不矜怜，你只问王家的那泼贱，也不该着我笼驴儿步行了偌地远。"甚至在审案监斩时他还要开几句玩笑，奚落一下罪犯。他还料定刘衙内会向皇帝讨下赦书，便先让小■古手报亲仇，打死小衙内，待刘衙内捧着"只赦活的，不赦死的"的赦书来，反而赦免了小■古。可见在人民心目中的包公，不是成天板着脸孔的官僚，而是幽默、风趣、机智、公正，能为百姓伸冤报仇的清官。

《陈州粜米》的结构排场严谨精巧，善于把一切上场人物都组织到戏剧纠葛中，使平淡无奇的情节造成引人入胜的波澜，于精微细小处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在此剧中，即使是次要人物，也不是随意的摆设，在他们短短的言语里，都有"戏"让人品味。如写韩琦、吕夷简两位老丞相应范仲淹之请，商量派谁去陈州粜米。韩琦立即表态："此乃国家紧急济民之事，须选那清忠廉干之人，方才去的。"吕夷简应声附和："老丞相道的极是。"当刘衙内保举自己的孩儿去时，韩琦又明确表态："这两个定去不的。"吕夷简虽也不同意，却下肯当面得罪刘衙内，说："此事只凭天章学士主张。"把责任推到范仲淹身上。寥寥数语，把官场中的复杂矛盾、世态人情和同为正面形象的两个大臣的不同禀性都写出来了。《陈州粜米》的曲白生动活泼，基本上都是从当时的民间语言提炼出来的，表现力很强。如张■古斥骂仓官克扣灾民的唱词：【金盏儿】你道你奉官行，我道你奉私行。俺看承的一合米，关着八九个人的命，又不比山麋野鹿众人争，你正是饿狼口里夺脆骨，乞儿碗底觅残羹。我能可折升不折斗，你怎也图利不图名？

这里全是一个倔强的老农民的口气，字字句句都饱含着血泪的控诉，用语犀利有力，其中"饿狼口里夺脆骨，乞儿碗底觅残羹"等等比喻，只有熟谙民间语言的人才能写出。

六、元代南戏（一）南戏的兴起1。南戏的产生和发展南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戏曲。原来称为戏文。由于它最初起源于浙江温州（一名永嘉）地区，是在南方民间小曲、民间歌舞小戏的基础上逐渐成熟起来的南方民间戏曲，为了区别于北方的杂剧，便加了"南曲"二字，称为南曲戏文，简称南戏。早期南戏也有人称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

关于南戏产生的时代，有两种说法，明代祝允明《猥谈》说："南戏出于宣和（1119-1125年）之后，南渡（1127年）之际，谓之温州杂剧。"明代徐渭《南词叙录》则称："南戏始于宋光宗朝（1190-1194年），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可能温州杂剧始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南戏源于温州杂剧，始于南宋光宗朝。

南宋迁都杭州后，南戏在杭州流传开来，出现了从事编写南戏的民间创作团体"古杭书会"等。从南宋末年开始，南戏传入了大都。后来大都也有编撰和刊刻南戏剧本的人。在元代，北方杂剧南下，南戏曾一度衰落，但并未停止在民间流行，并且由于吸取北方杂剧的一些优点充实自己，艺术上还有一定的发展。因此元代末年随着杂剧的衰微，南戏重又兴盛起来。这时的南戏已在戏剧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从杂剧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由粗糙走向完美，终于压倒了杂剧，并为明清传奇戏奠定了基础。

早期的南戏除上述徐渭《南词叙录》中提到的《赵贞女》和《王魁》外，还有《乐昌分镜》、《王焕》、《陈巡检梅岭失妻》等，都曾盛行一时，但剧本没有流传下来。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南戏，是残存的明代《永乐大典》内收的3　种戏文：《张协状元》、《小孙屠》、《宦门子弟错立身》。其中《张协状元》是南宋时的作品，写书生张协落难，受贫女救助，结为夫妻；中状元后却忘恩负义，砍伤贫女；后来张协的上司把贫女收为义女，使二人团圆。这是批判发迹变泰的男子负心的故事，反映当时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些读书人一旦功名到手便背义易妻的社会问题。另2　种都是元代的作品。《小孙屠》写屠户孙必贵弟兄被人陷害，包公断案使真相大白的故事，是一出公案剧。《宦门子弟错立身》写金国河南府同知的儿子延寿马，不顾父亲阻挠，加入江湖剧团和女艺人王金榜结为夫妻的故事，是一出爱情剧。这两出戏都已引用北曲曲调，出现了南北合套的现象。

宋元南戏剧目今知有238　种，其中传存全本的有19　种，仅存佚曲的有133　种，全佚的有86　种；确知为宋人所作的有6　种，其余大多为元代作品，也有一些元末明初的作品。在传存本中，只有《张协状元》、《小孙屠》、《宦门子弟错立身》、《白兔记》、《琵琶记》5　种基本保持原来面目，其余存本都经明人修改过。历来人们把经明人修改过的《荆钗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和上述的《白兔记》（全名《刘知远白兔记》）合称为《荆》、《刘》、《拜》、《杀》"四大传奇。""四大传奇"是元代南戏的代表作，元末成书的《琵琶记》则是元代南戏的顶峰。

2。南戏的体制南戏和杂剧比较，它的体制特点是比较灵活自由。南戏和杂剧在形式上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杂剧每本的题目正名都放在剧本的末尾。南戏的题目放在剧本的前面，首一出通常叫"题目开场"，用诗或曲交代演唱宗旨和剧情概况；从第二出起才是正戏，生旦等重要角色相继出场，逐步展开情节。

②杂剧一般是每本四折一楔子，篇幅比较紧凑，情节比较集中。南戏没有楔子，也没有固定的出数，可长可短。

③杂剧每折限用一个宫调，而且必须一韵到底。南戏一出之中不限用同一个宫调，每一宫调一般都唱两个以上的曲牌；还可选择相同或相近宫调中不同曲牌的各一节，联为新曲，叫做集曲；一出戏中不限通押一韵，可以换韵。

④杂剧一般由正旦或正末一人独唱。南戏角色分"生"、"旦"、"外"、"贴"、"丑"、"净"、"末"，登场角色都可歌唱，不限定一人主唱，可二人互唱，众人合唱。

⑤杂剧的音乐主要是在北方诸宫调的基础上形成的，悲壮沉雄，激越高亢，伴奏用琵琶等弦乐。南曲主要是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村坊小曲、里巷歌谣的基础上形成的，流丽婉转，舒缓清柔，伴奏用笙、箫、笛等管乐。王世贞的《曲藻》对南北曲调的曲情作了如下的分别："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宜粗，南气宜弱。"南戏以上体制上的特点，使它能较杂剧更优裕自如地敷演故事内容，更充分畅达地抒发思想感情，更能适应反映日趋复杂的社会现实的需要。

（二）"四大传奇"：《荆》、《刘》、《拜》、《杀》1。《荆钗记》《荆钗记》全名《王十朋荆钗记》。关于它的作者，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是元柯丹丘作。据张大复《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卷首《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说，柯丹丘是"吴门学究敬仙书会"才人。

《荆钗记》写家贫好学的王十朋，以荆钗为聘，娶了不慕富贵的富家女子钱玉莲为妻。后来中了状元，万俟丞相要招他为婿，遭到拒绝，便把他调贬岭南潮阳为官，王十朋登第时曾托人捎信回家，但被当年向钱玉莲求婚不成的土豪孙汝权截去。孙把报喜家信伪造成一纸休书。钱玉莲见休书文理不通，不信，但继母逼她改嫁，无奈投江，却被福建巡抚钱载和救起，收作义女。王十朋听说妻子投江，临江设祭，誓不再娶。不久万俟丞相退政，王十朋升任吉安知府。当钱载和升任两广巡抚路过吉安时，荆钗重现，王十朋夫妇方得团圆。

在早期南戏里，写男子发迹变泰弃妻再娶的"婚变"一类题材的较多，如《赵贞女》、《王魁》、《张协状元》等男主角都是这类被鞭笞、抨击的人物。但《荆钗记》里的王十朋却是作为歌颂、赞美的形象出现的，在他身上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品德和愿望。他状元及第后，丞相要奉旨招亲，"开导"他"富易交，贵易妻"，但是他却回答："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可忘。"决不重婚。即使因此而被调贬边远烟瘴之地也不反悔。当钱载和劝他续室时，他也因不忘贫贱夫妻的恩爱之情，而予谢绝。像他这样富贵之后仍能如此痴情的文人，在现实生活里不多，当然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也就罕见了。钱玉莲也有着高尚的情趣。当初选择穷书生王十朋为夫，而拒绝温州首富孙汝权，就说明她重人品、重才德、轻金钱的思想。后来继母逼她改嫁，她宁死不从，表现了和王十朋同样的富贵不能动其情、威武不能屈其志的可贵品格。

《荆钗记》开宗明义的"家门"中说此剧是要使"义夫节妇千古传扬"，把王、钱二人作为"义夫""节妇"的典型，剧中也有较多的封建道德说教。但抹去这些蒙尘，人们却看到它虽然带有封建色彩，却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热情地讴歌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对恶势力的斗争。剧中对权相、富豪的横行不法予以无情的鞭挞，也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

和早期南戏相比，《荆钗记》较重视人物个性的刻划。如钱玉莲的见识不同凡响，为人细微沉着，说话如绵里藏针，柔中见刺。但她的继母则是个认钱不认人的泼妇，心狠手辣，粗野蛮横。这个剧的戏剧冲突，一个接着一个，形成情节一环扣一环，曲折引人。因此徐复祚《曲论》认为："《荆钗》以情节关目胜。"它的曲文俚俗，时有动人之处。如《时祀》中王十朋哀悼"亡"妻的两段唱词：［沽美酒］　纸钱飘，蝴蝶飞；血泪染，杜鹃啼。睹物伤情越惨凄，灵魂您自知。俺不是负心的，负心的随着灯灭。花谢有芳菲时节，月缺有团圆之夜。我呵！徒然间早起晚寐，想伊念伊。妻，要想逢徐非是梦儿里再成姻契。

［尾］　昏昏默默归何处？哽哽咽咽思念你。直上嫦娥宫殿里。

词藻虽不华丽，却情真意切，凄楚感人。

《荆钗记》原先的结构可能很紧凑，但在后来的许多改本中添加了不少枝叶，反使剧情脱节，针脚不密，有些人物性格前后矛盾，文辞也有累赘、拖沓之处。

2。《白兔记》《白兔记》是元代永嘉书会才人的作品。原本不存。1967年，上海市嘉定县出土了一座明墓，内有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北京永顺堂刻本《白兔记》。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南戏刻本，很接近原本。

《白兔记》写刘知远和李三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刘知远是五代时后汉的开国皇帝。欧阳修撰写的《新五代史》曾写到皇后李氏，出身农家，是他当兵时抢来成亲的，后来生下太子刘承祐。宋金时有不少传说。宋话本《五代史平话》有一段内容和《白兔记》相近。金代有《刘知远诸宫调》（今存残本）演唱刘知远和李三娘的故事。元代有刘唐卿的杂剧《李三娘麻地捧印》（已佚）。《白兔记》主要依据《刘知远诸宫调》改编而成。剧情描述刘知远少年落魄马王庙中，李文奎见他相貌不凡，收留家中牧马，并把女儿三娘许配给他。李文奎夫妇去世后，三娘兄嫂对他们百般刁难，刘知远被逼远走投军。李三娘因不从兄嫂，不肯改嫁，被罚"日间挑水三百担，夜间挨磨到天明"。她在磨房生子，连剪刀都没有，只得自己咬断脐带。兄嫂又想加害咬脐郎刘承祐，三娘托窦公将咬脐郎送到刘知远府中。刘知远投军后，被岳节度使招赘为婿，建功立业。十六载后，咬脐郎猎白兔在井台边遇到生母，刘知远才接回三娘，夫妻团圆。

剧中的李三娘是个封建社会里处于受压迫底层的妇女形象。她善良、坚强，不嫌贫爱富，有真挚的爱情。为此，她在父死夫离之后，受到了兄嫂的残酷的虐待和迫害，从千金小姐沦落为吃尽千辛万苦的女奴，成天"挨磨到四更，挑水到黄昏"，甚至被完全剥夺了最起码的做人的权利。如果不是井台和猎白兔的儿子相遇，她将凄惨地度过一生，永无出头之日。剧作对她的描写饱含着感情。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封建宗法家长制的专横和毫无人性，也可以看到在贫困和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村妇女，生活何等艰辛，命运何等悲惨！正因为如此，这个形象有很大的概括意义，长期以来，一直活跃在戏曲舞台上，赢得无数观众的共鸣。

《白兔记》有浓郁的民间创作特色。例如写刘知远落魄马五庙时偷吃福鸡；咬脐郎被白兔引去和母亲相会等情节，大约都出自民间传说。但写刘知远"身现红光"，"蛇钻七窍"；在瓜园战胜妖精，得到盔甲、兵书、宝剑，虽然也有民间传说的传奇色彩，但宣扬的是"天人感应"等迷信思想，属于糟粕。

《白兔记》的文词通俗浅显，但又语义深远，在"四大传奇"中最为本色。吕天成《曲品》中评曰："词极古质，味亦恬然，古色可挹。"祁彪佳也认为它"口头俗语，自然雅致。"如"磨房产子"中三娘唱的一支曲：［锁南枝］星月朗，傍四更，窗前犬吠鸡又鸣。哥嫂太无情，罚奴磨麦到天明。想刘郎去也，可不辜负年少人。磨房中冷清清，风儿吹得冷冰冰。

数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让人觉得明白如话，却又自然成韵，因而能脍炙人口。不过，有些曲文过于平直，缺乏提炼、润色，是它的缺点。

3。《拜月亭记》《拜月亭记》是"四大传奇"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亦名《拜月亭》、《月亭记》、《幽闺记》，全名《王瑞兰闺怨拜月亭》或《蒋世隆拜月亭》。传说是元代施惠的作品。曹楝亭本《录鬼簿》有关于施惠生平的记载："施惠，字君美，杭州人，居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公巨目美髯，好谈笑，。。诗酒之暇，惟以填词和曲为事，有《古今砌话》，亦成一集。"但其中没有说他写过《拜月亭记》。现传保持了较多初期戏文面目的明代世德堂本《拜月亭记》，开场时末唱："自古钱塘物华盛，地灵人杰。"结尾时［尾声］："亭前拜月佳人恨，酝酿就全新戏文。书府翻腾，燕都旧本。"由此可知道，它大概是元末杭州的书会才人根据大都的旧本改编的。

南戏《拜月亭记》是在关汉卿的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的基础上敷写而成的。其主要情节与关剧大致相同：写金末番兵入侵时，尚书王镇之女瑞兰和她的母亲，书生蒋世隆和他的妹妹瑞莲，都在兵乱中失散。瑞兰和蒋世隆相遇，在患难中结为夫妻；瑞莲和王夫人结伴，被收为义女。后王镇在招商店见到女儿，不认蒋世隆为婿，把瑞兰带走。半途又遇到王夫人和瑞莲，一家团聚。瑞兰思念蒋世隆，在后园焚香拜月，为他祷祝，被瑞莲听到，方知二人原为姑嫂。不久，蒋世隆和他的结义兄弟陀满兴福分别考取文武状元，奉旨与王镇二女结亲，于是夫妻兄妹大团圆。但今传关剧仅存王瑞兰唱词和一些重要念白，南戏则作了创造性的加工，比关剧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南戏不受篇幅的限制，登场的每个角色都可以演唱，因此剧情被大大丰富，更为广阔地展示了金末的社会生活图景，更为细腻地描述了典型环境，更为深入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原先一些片断都在南戏中形成繁富、多彩的场面。如关剧写瑞兰和世隆第一次见面，只有［后庭花］［金盏儿］两支曲子，在南戏中则写了《隆遇瑞兰》整整一折。对两人的性格、情感变化的刻划也就更加具体、生动。

《拜月亭记》对王瑞兰和蒋世隆的爱情描写，不落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的俗套，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倾向。王瑞兰出身高贵门弟，她本来娇生惯养，"总不解愁滋味"。在兵荒马乱中，孤身一人，只好请求邂逅相遇的蒋世隆提携周庇，这就开始突破了她的教养的束缚。但当二人在旅途中产生爱情，蒋世隆向她提出结成真正的夫妻时，她虽然怀有情意，却又顾及名教礼法，再三推辞，答应以后要求父亲用黄金、骏马、丫环、高官来报答；即使将来结亲，也要凭媒说合。这样的描写很符合她的身份和情理。后来店主出面做媒，她便同意成亲。蒋世隆病倒，她心急如焚，精心照料。这都说明她对蒋世隆的爱，由于是患难之交，特别真挚、深厚。在她"恶狠狠怒发三千丈"的父亲硬把她从丈夫身边拽走时，她虽无力正面抗争，但立即表现出"若是两分张，管取拼残生命亡"的誓不屈服的决心，和她的坚持以门第、等级作为婚姻条件的封建家长，产生了激烈、尖锐的冲突，进一步走上了叛逆的道路。王瑞兰回家之后，惦念丈夫，没有一天欢心，"是愁都做枕边泪"。幽闺拜月时，第一柱香就是祷祝"我抛闪下男儿疾效些，得再睹同欢同悦。"甚至当父亲奉旨要把她配给新科状元时，她不知新科状元就是蒋世隆，断然禀告："孩儿已有丈夫，不敢从命！"还表示："我甘心守节，誓不再移天！"不论封建势力的压迫有多大，她都对曾经患难相扶的蒋世隆的爱情矢志不渝。王瑞兰视富贵门第如土芥，执著地追求和捍卫自主而纯洁的爱情，这种坚贞、高尚的品格，感人至深，有很大的鼓舞力量。

《拜月亭记》在热情地歌颂王瑞兰和蒋世隆的爱情的同时，还对破坏他们爱情的封建势力的代表王镇给予无情的嘲笑。剧中写他当初不顾蒋世隆卧病在床，冷酷地拆散患难夫妻，后来知道新科状元是曾被他唾弃的穷书生蒋世隆时，又换了一付面孔，一定要招他为婿。这样对照地写，把王镇的势利、专横、虚伪、自私揭露无遗，使观众更加憎恶这类维护封建门第、嫌贫爱富的达官贵人。

南戏《拜月亭记》也如关汉卿的杂剧《拜月亭》一样，把悲剧和喜剧的因素交织在一起，用喜剧手法来写悲剧冲突。瑞兰和她父亲的思想性格冲突属于反封建力量和封建力量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瑞兰的失败是必然的。最后，蒋世隆中状元"大团圆"的喜剧性的结局，只不过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幻想，但这也反映了剧作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剧中大量运用误会、巧合，还穿插一些插科打诨，使全剧情节离奇，妙趣横生。由于是扣住人物的思想性格来写的，因此让人感到奇而不谬，真实可信。《拜月亭记》的语言很受人称赞。明代李卓吾在评点此剧的总批中说："《拜月》曲白都近自然，委疑天造，岂曰人工！"如第二十三折"夫莲同行"的曲词，写王夫人和蒋瑞莲在逃难时见到的萧条冷落的图景和她们的凄苦忧伤的情感，既质朴平易，又不乏文采，优美动听，脍炙人口：［排歌］（夫）黯黯云迷，寒天暮景，区区水涉山登。（贴）萧萧黄叶舞风轻，这样愁顿不惯曾经。（夫）不忍听，不美听，听得胡笳野外两三声。（合）风力紧，天气冷，一程分作两程行。（贴）数点昏鸦，投林乱鸣，宿雾晚烟冥冥。（夫）遥遥古岸水澄澄，野渡无人舟自横。（贴）不忍听，不美听，听得孤鸿天外两三声。（合前）（夫）前路便行怎生，那更天将瞑。忧心战兢兢，伤情泪盈盈。（贴）娘那些儿凄惨，那些儿寂寞，清风明月最关情。（夫）我儿，无人来往冷清清，叫地不闻，天不应。（贴）不忍听，不美听，听得疏钟山外两三声。（合前）（贴）忽地明，一点灯，遥望茅檐认不真，意儿省，休得慢腾腾。（夫）孩儿休辞迢递，望明前去，远临北地叩柴扃。（贴）娘今霄村舍暂稍停，卧山城，长短更。（夫）不忍听，不美听，听得秋砧月下两三声。（尾声）何时遇得安宁，幸一夕安眠到天明，免起狼藉在路程。

《拜月亭记》仍不免南戏常见的结构松散的毛病，开头几折写番兵南犯的戏显得冗长，对陀满兴福和蒋瑞莲的结合这条辅线也铺排过多，而两个主要人物王瑞兰和蒋世隆却直到第十七折才见面，主线展开得太迟。此外，有些科诨游离情节，也无助于人物性格的表现，成了赘疣。

4。《杀狗记》《杀狗记》，全名《杨德贤妇杀狗劝夫》，或《杨德贤妇杀狗劝夫记》。相传为元末明初人徐■所作。但元代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中已提到此剧，因此可能徐■只是改编者，今天见到的本子又由明代吴中情奴、沈兴白、冯梦龙等修改过。元代有《杨氏女杀狗劝夫》杂剧，内容与此戏文大致相同。《杀狗记》写财主孙华专横自私，受市井小人柳龙卿、胡子传的挑拨，把胞弟孙荣赶到破窑安身，百般折磨。孙华妻杨月真苦劝无用，便定计杀狗扮作人尸，丈夫酒醉回家时撞上，非常害怕，请柳、胡二人帮忙私埋，二人不应。杨氏让孙华去请孙荣，孙荣帮他埋好"尸体"。天明，柳、胡告发他们，杨氏出面说明真相，官府表彰了杨氏，责罚了柳、胡，兄弟和好，夫妻恩爱。

此剧的封建宗法气息浓厚，主旨是宣扬封建伦理思想。剧末杨氏被封为"贤德夫人"。她的贤德，就是恪守"三从四德"的妇道。她对丈夫虽劝谏，不违抗。她不去阻止孙华的劣迹胡行，虽然同情冻饿难忍的小叔，也不敢周济钱物，因为她认为"背夫之命，散夫之财，非贤妇也。"她只是大讲什么"妻子易得，兄弟难得"的古事，最后眼看家产要被丈夫挥霍尽，才设了个"杀狗劝夫"的计策。剧中另一被极力赞扬的人物孙荣，也和杨氏一样恪守封建教条，信奉"事兄如事父"的古训和"孝友为先"的原则，对兄长不近常情的残酷虐待，都是逆来顺受。《杀狗记》对孙华的胡作非为，以及为了金钱、家产，根本不顾手足之情的这些描写，本来在暴露封建家庭的种种黑幕上是有积极的意义，这也是它能在民间流传的原因之一；但是剧作者却又处处为孙华开脱，似乎所有坏事都由柳、胡引起，甚至最后还让他受到朝廷褒封，当了中牟县令。此剧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想，在剧终的四句诗中作了概括："奸邪簸弄祸相随，孙氏全家福禄齐。奉劝世人行孝顺，天公报应不差移。"可见它的思想意义无法和"四大传奇"的其他三剧相比。

《杀狗记》的曲文通俗、朴素，平易畅达。这是可取之处。后经文人增添的大量典故，却嫌累赘；大段说教，更是索然无味。不过，近人吴梅在《顾曲麈谈》中说："《杀狗》鄙陋庸劣，直无一语足取，有才者不宜如是也。"说得又过于偏激。此外，该剧的关目、排场、情节等，也有不少欠当之处。《杀狗记》在艺术表现方面，也不能和"四大传奇"的其他三剧并论。

（三）高明的《琵琶记》1。高明的生平和作品高明（约1307-约1371年），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斋名柔克，时人因称为柔翁。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温州于唐时称东嘉州，后人又称他为东嘉先生。

高明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高天赐、伯父高彦和弟弟高旸都是诗人。父功甫，名不详，早卒。高明幼而聪慧，青年时期以学识渊博著称，工诗文，尤擅长词曲。曾从学于浙东理学名儒黄溍，是南宋朱熹的五传弟子。当时元蒙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恢复元初停止的科举。济世之心很盛的高明，想通过科举实现经世济民的抱负，认为："人不专一经取第，虽博奚为？"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以《春秋》考中进士后，历任处州录事、江浙行省丞相掾、浙东阃幕（即军幕）都事、绍兴府判官、江南行台、福建行省都事等职。高明为官清廉，办事能干，不屈权势，关心民间疾苦。处州期满离任时，百姓曾为他立碑。因在十来年宦海生涯中数忤权贵，抑郁不得志。晚年退隐于明州（宁波）栎社，以词曲自娱，《琵琶记》大约完成于此时。清梁清远《雕邱杂录》说："高则诚作《琵琶记》，闭阁谢客，极力苦心歌咏，久则吐涎沫不绝，按拍则脚点楼板皆穿。"明洪武初年，明政府曾征召他到南京参加《元史编修》，但高明"以老病辞归"①，不久病卒。

高明的作品除《琵琶记》外，还有南戏《闵子骞单衣记》，已亡佚。闵子骞，即闵损，是孔子弟子，最重孝道，为郭居敬所辑的《二十四孝》中的人物。这出戏可能是宣扬孝道一类的作品。另著有诗文《柔克斋集》二十卷，但在明中叶时已无传本，经近人搜辑，仅存五十多篇。其中不少作品是直接提倡和宣传封建道德的，如《华孝子故址记》称赞华孝子因父亲一句话而至七十不婚冠，《王节妇诗》表彰王节妇的贞节贤德。有些作品则反映了他思想上出仕和归隐的矛盾，而在后期的诗文里更多的是表现对功名的菲薄，对隐居的向往和赞美，如"莫说市朝事，功名欲逼人。"（《题一青轩》）"孤松三径依旧在，僮仆正迟陶渊明。"（《题画》）甚至感叹人生如梦，万事皆空："宁知百年皆梦幻，静看万变互纷揉。"（《题友离叟》）"人生万事空浮沤，走舸复壁皆堪羞。不如煮茗卧禅榻，笑看门外长江流。"（《题萧翼赚蘭亭图》）高明的诗文中，也有揭露时政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如《题画虎》诗以比兴手法，抨击苛政，希望有历史上刘昆、宋均那样的英雄人物出来除暴安民：山空月冷不可留，人间苛政皆尔俦！踟踌亦欲渡河去，刘昆宋均今有否？再如散文《乌宝传》把纸币人格化，讽刺元代的宝钞政策，是一篇在元代不可多得的妙文。

2。《琵琶记》的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琵琶记》写的是赵五娘和蔡伯喈的故事。这个故事早在南宋时就已成为民间说唱文学和戏文的题材。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中写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元代陶宗仪《辍耕录·院本名目》中，著录有金院本《蔡伯喈》。明代徐渭在《南词叙录·宋元旧编》里列举了宋元南戏的传统剧目，第一本就是《赵贞女蔡二郎》，并注云："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元代杂剧《金钱记》、《老生儿》、《铁拐李》、《刘弘嫁婢》、《村乐堂》等剧中，一再提到"守三贞赵贞女，罗裙包土将那坟茔建"的故事。可见这是一个在宋、金、元时期非常流行、为群众所熟悉的故事。

①　王昶：《明词综·高明传》。

在这个故事中，蔡伯喈是受谴责的反面人物，他抛弃父母，遗弃妻子，结果被暴雷击毙。

高明的《琵琶记》系根据民间传说和早期戏文改编，但作了很大的变动。最重要的变动是把忘恩负义的蔡伯喈改为"全忠全孝"的正面人物。该剧的内容，在第一出《沁园春》中有概括的介绍：赵女姿容，蔡邕文业，两月夫妻。奈朝廷黄榜，遍招贤士，高堂严命，强赴春闱。一举鳌头，再婚牛氏，利绾名牵竟不归。饥荒岁，双亲俱丧，此际实堪悲。堪非，赵女支持，剪下香云送舅姑，罗裙包土，筑成坟墓，琵琶写怒，径往京畿。孝矣伯喈，贤哉牛氏，书馆相逢最惨凄。重庐墓，一夫二妇，旌表耀门闾。

高明写《琵琶记》的意图，也在第一出中开宗明义提出：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休论插科打浑，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

从这段话可以知道，高明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他写《琵琶记》的目的就是为了宣扬"子孝共妻贤"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但是作家的文学宣言并不等于作品的思想内容，主观意图也不等于客观意义。《琵琶记》是一部比较复杂的作品。它一方面极力提倡封建教化，以忠孝贞烈为原则塑造人物形象，其中不乏虚假和概念化的内容，具有消极的思想影响；另一方面它在描写孝子贤妇的懿行美德的同时，又展示了他们的家庭悲剧以及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由于剧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刻体验，剧中有很多元代社会真实面貌的活生生的写照，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功名利禄造成的灾难，封建道德自身的矛盾和不合理，以及官场的黑暗，民间的疾苦等等，这无疑对封建社会起到揭露和批判的作用，具有积极的进步的影响。如果不是全面地看待《琵琶记》，就会作出不同的思想评价。例如朱元璋看到它宣扬孝义一类封建道德有利于他的封建统治，所以极力推崇。据《南词叙录》记载，他曾说："《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明清不少文人都强调作品宣扬封建伦理思想这一方面，王骥德在《曲律》中称它是"有关世教"的文字，毛声山评本《琵琶记·总论》认为它可以"为朝廷广教化，美风俗，功莫大焉"。另一些人的看法却不一样，如明代文学家陈继儒在《陈眉公批评琵琶记》篇末总评中称它"纯是一部嘲骂谱"，"读一篇《琵琶记》，胜读一部《离骚经》。"汤显祖也有类似的意见："《琵琶记》从头到尾，无一句快活语，读如此传奇，胜读一部《离骚》。"①徐渭同样认为其中"纯是写怨"。②近人和今人也有各执一端的两种看法。其实，《琵琶记》既有对封建伦理观念的颂扬和宣传，又有对封建伦理观念的暴露和批判。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反映的生活图景的意义是丰富和复杂的。

赵五娘是全剧最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剧作家要把她塑造成"孝妇贤妻"的典型。《琵琶记》的题目就是："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在她的唱词和说白中，有不少是作者让她宣扬的封建说教。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个人物，就可以发现她实在是善良纯朴、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的广大农村

①　《成裕堂绘像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前贤评语》。

②　毛声山评本《第七才子书·前贤评语》。

劳动妇女的典型；在她的凄惨的经历中，也有着元代末期农村凋敝、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的折光。赵五娘新婚两个月，丈夫就被公公逼去应考。她并不羡慕富贵荣华的生活，认为丈夫不该丢下年迈的父母远出，这会给自己带来"一身难上难"的困境，也担心丈夫一旦为官会忘了自己，但是她却顺从公公的决定，独立承担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恰遇荒年，"恸哭饥人满道"，她典尽衣衫首饰，还"抛头露面"含羞忍泪去"请粮"，领了一点赈济粮，却又被里正抢走。她力尽计穷，几次想一死了之，但又想到："我丈夫当年分散，叮咛嘱咐爹娘，教我与他相看管。我死却，他形影单。夫婿与公婆，可不两埋冤？"为了公婆，又毅然生活下去："公婆年纪老，靠着奴家相依倚，只得苟片时"。筹得粮米，她留给公婆吃，自己暗底吃糠。即使被公婆误解，她也不出怨言。公婆死后，她为了埋葬公婆，又剪下头发沿街叫卖，罗裙包土，十指染血，自筑坟台。最后画下公婆遗容，身背琵琶，乞讨千里，进京寻夫，获得一夫二妻大团圆。由于剧作家要把她塑造成"孝妇"，作品有些地方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但是从总体上看，赵五娘的形象是生动的，特别是"吃粮"、"尝汤"、"剪发"、"筑坟"、"描容"、"寻夫"这一连串的行动，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妇女坚毅刻苦、忘我牺牲的传统美德。因而这个形象感人肺腑，获得了世世代代的观众、读者的同情和尊敬。

蔡伯喈是剧作家最精心刻划的人物。高明把民间传说富贵后负心弃妻的反面典型重新塑造为"全忠全孝"的楷模，这是通过增设"三辞"、"三不从"的情节来完成的。首先是"辞试不从"。他同赵五娘刚结婚两个月，感情很好，尤其是考虑到父母年迈，所以决心"甘守清贫，力行孝道"，不去应试。但他的父亲蔡公却不从，说："。。示贫亲老，不为禄仕，所以为不孝。你若是做得官时节，也显得父母好处，兀的不是大孝是甚么？"迫于父命，只得进京应考。其次是"辞官不从"。他状元及第后，竭力辞官归家，滞留京师时心情非常痛苦："自家为父母所强，来此赴选。谁知逗遛在此，竟不能归！今又复拜皇恩，除为议郎。虽则任居清要，争奈父母年老，安敢久留？天哪！知我的父母安否如何？知我的妻室侍奉如何？欲待上表辞官，又未知圣意如何？苦！好似和针吞却线，刺人肠肚多人心。"可见他做官后仍惦念父母和妻子，丝毫没有变心。但皇帝不从，这才造成父母盼子不归气饿而死的惨剧。第三是"辞婚不从"。牛丞相奉旨招婚，选中蔡伯喈。他以家有父母、妻室为由，一再辞婚，但却又不从，被"钦命"与牛氏成婚。在相府他仍然思念着远在家乡的父母和赵五娘，心情充满矛盾和痛苦。这样蔡伯喈就不是个背亲弃妇的薄幸文人了。他对双亲生不能养，死不能葬，完全出于无奈。在"三辞"和"三不从"的冲突中，他始终处于徘徊、动摇之中，最后都是委曲求全，即使有不满，也只是自怨自艾，不敢表露。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蔡伯喈的软弱、怯懦、患得患失的性格特征展现了出来。同时，人们也能看到蔡家的悲剧并不是由于蔡伯喈个人品德上的责任，而是"三不从做成灾祸天来大"，"只因君亲三不从，致令骨肉两成空"，即封建统治集团，以及他们鼓吹的功名富贵思想和他们所推行的"名缰利锁"的科举制度，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才是造成蔡家悲剧的根源。这样，《琵琶记》里的蔡伯喈的形象就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

相国之女牛氏，被剧作家调动种种艺术手段来表现大贤大德，但今天看来她却是深受封建伦理道德毒害，甚至到了麻木地步的人。她简直没有青春，"任他春色年年，我的芳心依旧"；她秉承父训，嫁给蔡伯喈后，便竭尽妇道："夫唱妇随，嫁鸡逐鸡飞"；当得知蔡伯喈家有双亲妻室后，又劝父亲让丈夫归家省亲；后来还为赵五娘和蔡伯喈相会出计，最后情愿当二房，"屈己从人"。这个处处用封建教条约束自己，被高明寄寓了理想的人物，其实是个已经没有了个性的封建道德的化身，并不值得歌颂。

剧中其他人物，如古道热肠、急公好义的张大公；说话粗俗、性情爽直的蔡婆；起初期望儿子科举功名，后来后悔不迭的蔡公；起初古板迂腐，后来通情达理的牛丞相等，在形象塑造上都各具性格特色。但也存在因为剧作家思想局限所造成的缺陷，如牛丞相前后性格不一致，后期的形象完全是按照封建伦理的理想模式杜撰的，缺乏真实性。

3。《琵琶记》的结构布局和语言艺术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指出："作南传奇者，构局为难，曲白次之。"《琵琶记》的结构和曲白，都取得很高的成就，一向为人们所赞赏，被明清时代的很多传奇作者奉为典范。

《琵琶记》在结构上相当缜密，它采用两条线索交叉发展的方式，对比地描写悲苦和欢乐的场面，造成强烈的戏剧性，引起观众和读者心灵上极大的震动，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全剧共四十二出，从第七出《才俊登程》赴考至第三十七出《书馆悲逢》，这三十出的戏基本上是交替写蔡伯喈和写赵五娘。如第二十二出《琴诉荷池》写蔡，第二十三出《代尝汤药》写赵，第二十四出《官邸忧思》写蔡，第二十五出《祝发买葬》写赵，第二十六出《拐儿绐误》写蔡，第二十七出《感格坟成》写赵，第二十八出《中秋望月》写蔡，第二十九出《乞丐寻夫》写赵，等等。这样，把两人截然相反的境遇表现得更加鲜明，反差更加强烈：这边是蔡伯喈步步高升，在京华安富尊荣；那边是赵五娘越过越苦，在家乡肩荷重担。这边是蔡伯喈洞房花烛夜，那边是赵五娘赈粮被劫跳井。这边是蔡伯喈荷池赏花，饮酒消夏；那边是赵五娘灶下吞声，糟粮自餐。这边是蔡伯喈和牛氏中秋赏月，那边是赵五娘罗裙包土，埋葬二老。。。两条线索交叉发展，两种场景交错铺排，两种生活交相映照。这样的戏剧结构，完整而严谨，不仅使情节能够充分展开，增强了戏剧冲突的尖锐性、悲剧性，使观众和读者目不暇接，得到艺术欣赏上的满足，而且可以更为淋漓尽致地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复杂的内心世界，更为有力地揭露封建时代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社会矛盾，因此大大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性和感染力。

《琵琶记》的语言以本色为主而又文采斐然。不论曲和白，都自然澄澈，朴素无华，纯是口头语，却又经过仔细地淘洗，反复地锤炼，富有表现力；而且如毛声山评本《琵琶记·前贤评语》所说的，"在性情上着功夫，并不以词调巧倩见长"，不同人物的语言有不同的个性风格。如赵五娘"描容"一段：［三仙桥］一从他每死后，要相逢不能勾。除非梦里，暂时略聚首。若要描，描不就，暗想象，教我未写先泪流。写，写不得他苦心头；描，描不出他饥证候；画，画不出他望孩儿的睁睁两眸。只画得他发飕飕，和那衣衫敝垢。休休，若画做好容颜，须不是赵五娘的姑舅。

［前腔］我待画你个庞儿带厚，你可又饥荒消瘦。我待画你个庞儿展舒，你自来长恁皱。若写出来，真是丑，那更我心忧，也做不出他欢容笑口。（白）不是我不画着好的，我从嫁来他家，（唱）只见两月稍优游，他其余都是愁。（白）那两月稍优游，我可又忘了。这三四年间，（唱）我只记得他形衰貌朽。（白）这画呵，（唱）便做他孩儿收，也认不得是当初父母。休休，纵认不得是蔡伯喈当初爹娘，须认得是赵五娘近日来的姑舅。这两支曲用最浅显的口语，写最凄怆的心曲，正是细致熨贴，刻骨入髓，历来评价很高。明代李贽在眉批中称赞说："二曲非但传蔡公蔡婆之神，并传赵五娘之神矣，绝妙！"①近代戏曲理论家许之衡也誉为"白描高手"，说："看其一句放开，又一句转入，笔笔放开，笔笔转入，却将赵五娘描容时光景，一一传出，意愈曲而情愈悲。无他，能将题目"描容"二字翻腾耳。情至则文生，元人此种曲，断推白描高手。"②《琵琶记》在艺术上也有败笔，如为了强调"三辞三不从"，情节就有不少疏漏之处。明代臧晋叔在《玉茗堂传奇引》中指出："中郎寄书高堂，直为拐儿绐误，何缪戾之甚也！"清代李渔也在《闲情偶寄》里批评道："无论大关节目，背谬甚多，如子中状元三载，而家人不知，身赘相府，享尽荣华，不能自遣一仆，而附家报于路人。。"语言上也有卖弄才情，堆积词藻的地方。如赵五娘有些唱词就被人批评"填词太富贵，不象穷秀才人家"。人物上场后的独白，诗词骈俪过多。明清传奇创作轻视内容，以琢句修词为重的不良风气，和《琵琶记》的语言过于雕琢的影响不无关系。

总的说来，《琵琶记》是南戏成熟的标志。自它以后，文人雅士、名公大臣纷纷起而制作戏文，以致蔚然成风。因此，明代昆曲艺术大师魏良辅在《曲律》中说："《琵琶记》虽出于《拜月亭》之后，然自为"曲祖"。"明清人把高明的《琵琶记》和王实甫的《西厢记》并称，今人也把《琵琶记》与《西厢记》、《还魂记》（明汤显祖撰）、《长生殿》（清洪昇撰）、《桃花扇》（清孔尚任撰）等同列为我国古代五大名剧。《琵琶记》还被译为外文，传播国外。

①　李贽：《李卓吾批评＜琵琶记＞》。

②　许之衡：《作曲法·剧曲之文学》。

七、元代散曲（一）元代散曲的形成1。元代散曲的兴起和发展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但杂剧是戏剧，散曲是韵文。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兴于北方盛于元代，用同类乐器配唱，明清人又把它们统称为北曲。

散曲的名称，最早见于明初朱有燉的《诚斋乐府》，后人沿用。元人称散曲为"乐府"或"今乐府"，也有分别称为小令、套数的。近人隋树森搜集编辑的《金元散曲》，是元人散曲总集，共收小令3800　多首，套数470多套；其中有姓名的作者220人，无名氏作品有600　余篇。虽然作品数量远不及收诗48.9　万余首的《全唐诗》和收词19.9　万余首的《全宋词》，但是散曲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形式，在元代取得了与诗词抗衡的地位，成为元代韵文最重要的样式。

散曲的产生要早于杂剧。据有关材料可知，有些曲牌是宋代的民间俚曲。我国古代诗歌从《诗经》、《楚辞》以来，一直从民间歌谣中吸取营养而得到不断发展。元代散曲形成的基础就是北方的俗谣俚曲。金元之际，文人对民间的俗谣俚曲有很高的评价，甚至认为比传统的诗词还要好。如当时人刘祁在《归潜志》中说："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今人之诗，唯泥题目、事实、句法，将以新巧取声名。虽得人口称，而动人心者绝少，不如俗谣俚曲之见其真情而反能动人血气也。"民间俚曲由于为文人喜爱和运用，不断加工，逐渐成为固定的曲调在各地传唱。散曲又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中推陈出新的必然结果，特别和词有着渊源关系。它们的诗歌形式都是长短句，又都是倚声填辞。散曲不少曲调出自唐宋词调，有的曲牌与词牌全同；有的曲牌与词牌名虽同，实际形式不同；也有的曲牌虽与词牌名不同，形式却相同。由此可见曲从词演化而来的痕迹。散曲还有不少曲调与诸宫调相同，它还借鉴了诸宫调组曲成套的方法。这说明诸宫调等民间说唱形式对散曲也有影响。

促进散曲形式形成的，则是北方少数民族乐曲的融入。早在北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些曲调就在中原地区流行，至金、元时，影响就更大。王世贞的《曲藻序》说："自金元入主中原，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由于"胡乐蕃曲"大量输入中原地区，与原来的音乐、歌词产生矛盾，于是把二者交融的新声新词--散曲也就在这巨大的社会变化中应运而生了。散曲不仅吸收了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乐曲质朴慷慨的风格，而且也有直接采用少数民族曲调的，如［也不罗］、［者拉古］、［拙鲁速］、［古都白］、［唐兀歹］、［醉也摩沙］等，就都是少数民族乐曲。元代散曲的兴起和发展，是元代俗文学兴盛的标志之一。它最初的作者大都为民间艺人，后来出现了文人专业作家。虽然也有朝廷大臣、世袭贵族写散曲的，但元代散曲的主要作者，却是抑郁不得志的穷儒寒士、地方小吏，还有一些优伶、歌妓，江湖隐逸之士。元代文人既受到过传统诗词的教养，又熟悉民间生活和民间艺术，因此他们使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俗文学在形式上更臻完善，题材、内容也得到拓展和丰富，大大发展起来。

作家创作散曲，始于金末。金元之交的杰出文学家元好问被称为变宋词为散曲、开创曲作的第一人。今存小令9　首，均系由词演变而成。元代散曲也可以如杂剧那样以元成宗大德年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家都是北方人，创作活动主要在北方，其主流表现了比较浓厚的民间文学的特点；重要作家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卢挚、姚燧、王和卿、杜仁杰等。后期作家则南方人较多，创作中心也逐渐转移到南方，作家作品比前期更多，反映的内容比前期有所开拓，在艺术形式上趋于典雅工丽，讲究格律词藻；重要作家有张养浩、张可久、乔吉、贯云石、徐再思、薛昂夫、睢景臣、刘时中等。

2。散曲的体制小令是散曲中最早产生的体制，后来又发展为套数。小令和套数是散曲中两种主要形式。

小令又名"叶儿"，是单只曲子。明代王骥德《曲律》说："。。所谓小令，盖市井所唱小曲也。"它主要由民间小曲演化而来，但也有一些是从唐宋诗词、大曲、诸宫调演化而来的。小令形式短小，语言精炼，活泼自由，通俗生动。每一首小令都有一个曲牌名，曲牌不同的，字数、句数、平仄、押韵也不同。它和词中的小令有不少相似之处，如同为长短句，同为合乐歌辞等。但二者也有不同。其一，词中小令往往有上、下两阙，即双调；而曲中小令只有一段，没有双调。其二，词的用韵，平仄不能通押，或全篇都用平声韵，或全篇都用仄声韵，若用平仄二韵，就必须转韵；曲中小令用韵虽密，几乎每句都要押韵，但没有入声，平、上、去三声通押，用韵要比词灵活。其三，词中小令要严格依照格式，不能有衬字；而曲中小令可以在正格之外加上衬字（套数加衬字更多），在语言运用上更加自由。

小令是散曲的基本单位。如果一只小令容纳不了所要表达的内容，可以写成带过曲或重头小令等。

带过曲是把宫调相同而音律又能衔接的两三个单只曲子联结起来写。这种联结最多不超过三调，不然可作套数；而且有一定的规则，不能随便搭配。如中吕宫的［醉高歌］只能带［红绣鞋］，南吕宫的［骂玉郎］只能带［感皇恩］、［采茶歌］等。带过曲还必须一韵到底，不能换韵。据统计，元人使用过的带过曲有34　种，最常用的约10　种。

重头小令是由同一曲调、同一题目、首尾句法相同的数个、几十个甚或上百个单只曲子组成。它和带过曲不同，各曲可以单独成立，而且用韵互异。这种体式大都用来合述一事或分咏各事，如汪元亨的［正宫·醉太平］《警世》二十首，内容相近，都是表达归隐思想或描写归隐生活的，首尾句法相同，末句甚至用词也大同小异（如"老先生醉也"、"老先生去也"、"老先生悟也"等等），韵脚却不一样，都可相对独立。重头小令也有用来演述故事，如有人用一百首［小桃红］来咏唱《西厢》故事。

带过曲、重头小令等，都是小令的变体，仍可算在小令的范围。

套数，又称散套、套曲、大令。它是由同一宫调的若干种曲调前后联缀而成的组曲。它融合并发展了唐宋以来的大曲、鼓子词、转踏、诸宫调和唱赚的方式，按照一定的规则联缀组成，即这些曲子必须属于同一宫调；押同一韵脚，且一韵到底；先用一、二支小曲开端，并用"收尾"、"煞"、"赚尾"、"尾声"等结束，以表示全套的完整。如以带过曲作结，尾声可以省略。套数的规模有大有小，中间选用的曲调可多可少，短的只有三、四调，长的多到三、四十调。曲牌的排列大致有一定的顺序。如［仙宫·点绛唇］套曲，以"［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赚煞］"的格式较为常用。

（二）元代前期散曲作家1。关汉卿马致远元代前期杂剧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王实甫等人都兼写散曲。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的散曲在元代前期成就最高。

关汉卿的散曲，现存套数14　首，小令37（一说57）首，抒情真切直率，语言质朴自然，代表了元代前期散曲的特色。

他的很多散曲是描写男女恋情，抒发离愁别恨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说："以宋词喻之，则汉卿似柳耆卿（柳永）。"不过，关曲要比柳词更加俚俗，更加深刻。如两首［双调·沉醉东风］《别情》都很著名，用词浅显，包孕深厚。

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阁着别离泪。刚道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

忧则忧鸾孤凤单，愁则愁月缺花残。为则为俏冤家，害则害谁曾惯？瘦则瘦不似今番，恨则恨孤帏绣衾寒，怕则怕黄昏到晚。

这两首小令，都以思妇为主人公。前一首写送别离人难舍难分的情景，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痛煞煞"三字即是口语，却表达出不得不别而又难以为别的内心痛苦。后一首写离别之后刻骨相思的愁绪，把情人骂作"俏冤家"，埋怨中更见出挚爱之深。通篇用民歌中常见的重叠句法，既反复铺陈离情别绪，又极有层次地写出感情的层层深化。

再如［南吕·四块玉］《别情》：自送别，心难舍，一点相思几时绝。凭栏袖拂杨花雪。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这也是写女子思念情人的寂寞苦闷的心情，景与情相融合，整首诗如泣如诉，真挚动人，毫无矫揉造作之处，体现了关汉卿的"以健笔写柔情"的创作特色。

关汉卿散曲多写男女风情和离愁别绪，既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也是曲折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的动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因此包含着一定的社会意义。

关汉卿还写了不少描绘自然景物或都市繁华的散曲。他晚年在元灭南宋后不久到杭州所写的套数［南吕·一枝花］是写景的名篇。首曲［一枝花］概括介绍这座"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的都市，有着"水秀山奇"的美景和"人烟凑集"的繁华。次曲［梁州第七］便抓住这两方面交融在一起铺叙，写它的繁盛是："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写它的风光是："松轩竹径，菊圃花蹊，茶园稻陌，花坞梅溪。"吴山呈"千叠悲翠"，钱塘江如"万顷玻璃"，西子湖上"画船儿来往闲游戏"。关汉卿以极其欣喜的感情，把杭州的繁华气象和绮丽景色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读了神往。在［尾］曲中再次作了概括，并说这是画不出来的，对它高度赞美：［尾］家家掩映渠流水，楼阁峥嵘出翠微，遥望西湖暮山势。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

关汉卿的这支套数也可与柳永写杭州风光的名作《望海潮》词相媲美，就其内容而言，要比柳词更加丰富多采。

关汉卿的散曲，最为人称道和重视的，是自述身世、直抒胸臆的一些作品。如前面提到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数，笔力横肆，诙谐老辣，生动地刻划了自身的性格特征和生活道路，为后人认识和研究这位伟大作家提供了确切、可靠的材料。他还有一首［南吕·一枝花］《赠珠帘秀》，写名冠一时的杂剧演员朱帘秀技艺高超，风姿秀美，表达了自己对她的爱慕和关怀，风格独特，语言华美，也是古代戏曲史上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如果说，从总体看来，关汉卿的杂剧的成就要比散曲高，那么，马致远的散曲成就却要比杂剧高。马致远在元代即被誉为"曲状元"，就散曲领域而言，他是当之无愧的，确为元代散曲第一人。

马致远的散曲作品，现存任讷辑本《东篱乐府》一卷，收小令104　首，套数17　套，残套5　套。加上隋树森《全元散曲》多收的作品和新发现的作品，存曲共130　余首，是元代前期保留散曲作品最多的作家。

他的散曲，大量的是以叹世吊古为内容。这些作品通过凭吊历史遗迹，赞颂隐居生活，充分表现出元代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和苦闷，其中既有鄙视功名富贵、愤世嫉俗的感叹，也有逃避现实、消极遁世的思想。著名的［双调·夜行曲］《秋思》最具代表性。这套套数共由七首曲组成。第一首慨叹人生短促，总写秋思，领引全篇，以下三首分写历史上的帝王、豪杰和富人，说明富贵的无常，第五、六两首抒写自己的志趣情怀、人生态度，最后一首对以上两种处世态度作了对比，是全曲的高潮和总结，作者的思想感情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离亭宴煞］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嘱咐你个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

马致远一方面把世俗之徒的争名夺利比作"蚁排兵"、"蜂酿蜜"、"蝇争血"，尽情嘲讽；另一方面对裴度和陶渊明等人隐居林泉的生活极力赞美，一贬一褒，一憎一爱，对比鲜明，进而表明自己看破尘世嚣嚷，珍惜有限时光，及时行乐，一醉方休。

马致远在这套套数中，宣扬的人生如梦的思想和超然绝世的生活态度，固然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消极倾向，但这又是他对黑暗现实失望和愤慨的表现，蕴含着不与恶浊社会同流合污的高尚精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作者面对秋色，驰骋想象，时古时今，包罗万象，其眼界之开阔，襟怀之博大，风格之飘逸，情调之豪放，在元代散曲中无与伦比。语言流畅本色，比喻贴切生动，形象鲜明而富有情趣，是元代散曲套数中的"绝唱"。元末曲学家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说："此方是乐府，不重韵，无衬字，韵险，语俊。谚曰百中无一，余曰万中无一。"明人王世贞在《曲藻》中也给予很高的评价："马致远《百岁光阴》，放逸宏丽，而不离本色。押韵尤妙。长句如"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又如"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俱入妙境。小语如"上床与鞋履相别"，大是名言。结尾尤疏俊可咏。元人称为第一，真不虚也。"

马致远散曲中的咏景之作，也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被前人推为"秋思之祖"的［越调·天净沙］《秋思》小令最为突出地表现了他的创作风格：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小令前3　句，18　个字，写了藤、树、鸦、桥、水、家、道、风、马等九种景物，每种景物都有各自的枯、老、昏、小。。等特点，精巧地联缀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完整而又绝妙的秋景图。末两句10　个字，使这苍凉萧瑟的秋景成为断肠人的活动环境，于是引发出不绝如缕的秋思，让人感叹不已。全曲语言简练，色彩饱满，风格清新，寓意无穷。王国维把它列为元人小令的"最佳者"，称赞道："《天净沙》小令，纯是天籁，仿佛唐人绝句。"①像这样的具有唐诗风韵的写景小令，马致远的作品中并不少见。如［双调·寿阳曲］《山市晴岚》：花村外，草店西，晚霞明雨收天霁。四围山一竿残照里，锦屏风又添铺翠。再如同调《江天暮雪》：天将暮，雪乱舞，半梅花半飘柳絮。江上晚来堪画处，钓鱼人一蓑归去。马致远歌咏男女恋情的散曲不很多，但写得细腻真切而少脂粉俗气。他的［双调·寿阳曲］有23　首言情小令，每一首都很纯朴、生动，富有情致。试看其中两首：从别后，音信绝，薄情种害煞人也。逢一个见一个因话说，不信你耳轮儿不热。心间事，说与他，动不动早言两罢。罢字儿碜可可你道是耍，我心里怕那不怕？马致远的［般涉调·耍孩儿］《借马》，是元代散曲中别具一格的作品。

它突破了散曲言情咏景的程式，另辟一条叙事讽物的蹊径，描述一个爱马如命的人，在不愿借给别人马而又不得不借给别人马时的复杂矛盾的心理，写得维妙维肖，活灵活现，语言诙谐夸张，很有喜剧色彩。这个套数对开拓散曲题材、丰富表现手法，都有一定的作用。

马致远的散曲内容比较丰富，境界超逸隽爽，多用口语、本色语，显示出散曲由民间向文人转化的特色，为提高散曲的艺术表现力作出较大的贡献，对后人影响很大。

2。卢挚　姚燧元代前期的散曲作家，很多是身居高位的达官显宦，如杨果、商挺、刘秉忠、王恽、姚燧、卢挚、胡祗遹、冯子振等。他们多以诗文得名，不屑创作杂剧，而把散曲看作"新乐府"，常以诗式词法入曲，写吊古、咏景之作；也有因仕途坎坷而吟唱归隐的，但有些不过是附庸风雅的无病呻吟。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的作家是卢挚。

卢挚（约1242-1315年后），字处道，一字莘老，号疏斋，又号嵩翁。

涿郡（今河北涿县）人，原籍为河南颖川。他是元世祖即位后较早起用的汉族文人之一，曾为世祖侍从，在宫廷供职近30年。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出任江东道提刑按察副使，三十一年（1294年）任少中大夫、河南路总管。大德初，以集贤学士、大中大夫为湖南岭北道肃政廉访使，迁江东道廉访使，又复入为翰林学士，官至翰林承旨，地位显赫。平生足迹遍及西北、两湖、江浙诸行省。他与马致远、朱帘秀（即珠帘秀）等有唱和。文学创作涉及诗、文、曲各个领域，世称文与姚燧比肩，诗与刘因齐名。但他成就最高的，则是散曲。今存小令120　首左右，在元代前期散曲作家中，数量仅次于马致远。著有《疏斋集》、《疏斋后集》，今皆佚。

卢挚的散曲，从内容看，以"怀古"为多。［双调·蟾宫曲］《金陵怀古》、《长沙怀古》、《洛阳怀古》等，都较有名。他在登临凭吊中寓有对时势兴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

衰、人生变迁的感慨，但调子较为低沉。如《长沙怀古》即是诗人从大都外放到长沙后凭吊屈原、贾谊、虞舜及其二妃所作，怅惘之情，溢于言表：朝瀛洲暮舣湖滨，向衡麓寻诗，湘水寻春。绎国纫兰，汀洲搴若，谁与招魂？空目断苍梧暮云，黯黄陵宝瑟凝尘。世态纷纷，千古长沙，几度词臣！

卢挚虽然一生仕途坦顺，但始终向往淡泊宁静、无为自适的生活。很多散曲以"乐隐"为主题，描写田园风光的作品也不少。这类作品与他典雅蕴藉的诗文不同，大都写得自然活泼、清新爽朗。如［双调·沉醉东风］《闲居》三首，描画悠闲自得的农村生活，表现了对功名的厌倦，语言本色，情趣盎然。以下引前两首。

其一：雨过分畦种瓜，旱时引水浇麻。共几个田舍翁，说几句庄稼话。瓦盆边浊酒生涯，醉里乾坤大，任他高柳清风睡煞。

其二：恰离了绿水青山那答，早来到竹篱茅舍人家。野花路畔开，村酒槽头榨。直吃的欠欠答答。醉了山童不劝咱，白发上黄花乱插。

卢挚也写了一些男女恋情的作品，有些作品把女子作为调弄赏玩的对象，格调不高。［双调·蟾宫曲］《咏别》二首，写征夫怨妇真挚而热烈的离情别绪，表现纯真、美好的爱情，是这类作品的上品。

卢挚的散曲多姿多采，多格并存。他注意学习民歌的表现手法，有些小令纯用白描，委婉细腻而又晓畅自然；语言直接用农村日常口语，乡土气息十分浓厚。如［双调·蟾宫曲］：沙三伴歌来嗏！两腿青泥，只为捞虾。太公庄上，杨柳荫下，磕破西瓜。小二哥昔涎刺塔，碌轴上淹着个琵琶。看荞麦开花，绿豆生芽。无是无非，快活煞庄家。也有些作品是把传统的诗、词、散文融入到散曲中去，使散曲雅化。如下面一首［双调·蟾宫曲］《颖川怀古》就是把宋词中已经出现的散文化句法运用到散曲中去，造成雅言散语化和口语韵文化相结合的清雅流畅的别致风格：笑邯郸奇货难居，似帷幄功成，身退谁欤？颖水东流，嵩丘西去，临眺踌躇。记游宦三川故都，尽龙门风物何如？吾爱吾庐，欲倩清泉，纳下樵渔。

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说："疏斋媚妩如仙女寻春，自然笑傲。"

这个概括比较恰当。总的来说，卢挚的散曲创作表现了元散曲初期作家的风格特征，代表了杨果等一批达官文人在散曲领域的创作成就，对北散曲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姚燧（1238-1313年〕，字端甫，号牧庵，洛阳（今属河南）人，历任翰林直学士、大司农丞、江东廉访使、荣禄大夫、太子少傅等职。为元代名儒、古文家，著有《牧庵文集》50　卷，惜未流传。今存散曲作品有小令29首，套数1　套。世以"姚卢"并称，其实姚燧古文成就高过卢挚，散曲成就则不如卢挚。他的散曲大抵有言志感怀、写景咏物和男女风情三类，多以诗词语言写曲，在元代初期文人散曲中较有代表性。如［越调·凭栏人］《寄征衣》。

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

再如［中吕·醉高歌］：岸边烟柳苍苍，江上寒波漾漾。阳关旧曲低低唱，只恐行人断肠。

这两首小令诗词的韵味很浓，而曲的本色反倒淡薄了。

3。王和卿　杜仁杰元代还有一类文人作家，不曾入仕，他们的作品往往有玩世不恭的特色。这以后期的乔吉为最典型，前期则以王和卿为代表。

王和卿，大名（今属河北）人，生卒年不可考。据元代陶宗仪《辍耕录》记载，王和卿与关汉卿相友善，"王常以讥谑加之，关虽极意还答，终不能胜。"王和卿逝世后，关汉卿曾去吊唁。可见他与关汉卿同时，是一个性情旷达、善于诙谐的人。他的散曲今存21　首小令，1　个套数，2　个残套。风格滑稽佻达，酷似其人品性格。作品中最为知名的是［仙吕·醉中天］《咏大蝴蝶》：弹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空空。难道风流种？諕杀寻芳的蜜蜂。轻轻的飞动，把卖花人掮过桥东。

这似戏谑之作，想象大胆，手法夸张，笔调幽默，语言通俗，处处围绕"大"字着笔，令人读后感到滑稽有趣。这里没有他人散曲中屡屡可见的消极、低沉的情绪，曲折地映射出作者放诞达观的气质。这支曲很受欢迎。《辍耕录》记载："中统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异常。王赋［醉中天］云。。由是其名益著。"元史樟《庄周梦》杂剧第一折引用了这支曲子，可知它在当时已广为流行。这支曲历来评价颇高，如明代王骥德《曲律》说："咏物毋得骂题，却要开口便见是何物。。。元人王和卿咏大翅蝶。。只起一句，便知是大蝴蝶，下文势如破竹，却无一句不是俊语。"此曲的命题，有人以为是讽刺权豪势要的飞扬跋扈，以"大蝴蝶"暗喻掳掠民妇的"花花太岁"和"狂蜂浪蝶"。也有以为是"文人自况"，借咏蝴蝶来写疏放洒脱的文人性格。但从王和卿的作品，好以夸张幽默的手法，来写咏物小令而别无寄托的情况来看，此曲是否寓有深意，尚可研讨。

王和卿的散曲明显地不同于达官贵人的散曲，不以雅见长，而以俗著称。他把传统文学中从来不写的粗俗事物都引进了文学的殿堂，首创了元代嘲谑游戏、滑稽调侃一类的散曲。其中有些作品的戏谑不看对象，带有俳优庸俗习气，情趣不高。如《嘲胖妓》、《嘲王大姐浴房中吃打》、《胖妻夫》、《咏秃》等，这对后人散曲也有不良影响。

王和卿写男女恋情的小令，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善于运用口语，具有民歌俗谣的色彩。和卢挚等人的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也有不同的特色。如［中吕·一半儿］《题情》：鸦翎般水鬓似刀裁，小颗颗芙蓉花额儿窄。待不梳妆怕娘左猜，不免插金钗，一半儿鬅鬆一半儿歪。

再如［仙吕·一半儿］：别来宽褪缕金衣，粉悴烟憔减玉肌。泪点儿只除衫袖知。盼佳期，一半儿才干一半儿湿。

这两首都是写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心态，富有民歌情趣。

王和卿也有一些袒露自己思想情感的作品写得比较"雅"。如［双调·拨不断］《自叹》：恰春朝，又秋霄，春花秋月何时了。花到三春颜色消，月过十五光明少，月残花落。再如［中吕·阳春曲］《春思》：柳梢淡淡鹅黄染，波面澄澄鸭绿添。及时膏雨细廉纤。

门半掩，春睡殢人甜。

总的说来，王和卿善于学习民间的生动口语，他的散曲具有俗谣俚曲活泼而有生气的精神，是一个有自己特色的作家。

杜仁杰（约1201-1283年后），也是个终身不仕、喜写诙谐、滑稽一类散曲的作家。生活年代要早于王和卿。他字仲梁，号止轩；原名之元，字善夫。济南长清（今山东长清）人。金哀宗正大年间隐居内乡（今属河南）山中。元初，屡被朝廷征召，不出。平生与元好问友善，有诗文相酬。为人善谐谑，才宏学博，气锐而笔健，业专而心精。有诗集《善夫先生集》1　卷。今存散曲不多，仅3　个套数，1　首小令，但很有价值。最能体现杜仁杰"善谑"特色的作品，是套数［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它以谐趣的笔调、活泼的口语，描写了一个庄家汉秋收后进城到勾栏看戏的经过。曲中极力夸张没有见过世面的庄家汉憨傻淳朴的性格特征，把他初次看戏时的少见多怪而又愉悦兴奋的神态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犹如一出滑稽小品，情趣盎然。曲中大量使用清新活泼的口语，与秾艳华丽的文人语言迥然不同。特别珍贵的是，此曲通过庄家汉的所见所闻，再现了金末元初勾栏演剧时的场座、戏台、道具、伴奏、化妆、角色等等情况，为戏曲史的研究留下了重要的资料。

杜仁杰另一套数［般涉调·耍孩儿］《喻情》，写一女子失恋时的心态，内容平平，但由于它通篇都用歇后语和俗喻写成，如"蓼儿洼里太庙乾不济"，"相扑汉卖药干陪了擂"，"唐三藏立墓铭空费了碑，闲槽枋里趓酒无巴避"，"沙三烧肉牛心儿炙，没梁的水桶，挂口休提"，"葬瓶中灰骨是个不自由的鬼，谷地里瓜儿单单记着你"，。。别开生面，妙趣横生，鲜明地体现了散曲不同于诗词的谐俗风格。这对于了解元代口语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杜仁杰的善谑、谐俗、口语化，对散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乔吉就有不少此类作品。睢景臣的套数《高祖还乡》、刘时中的套数《代马诉冤》等作品也都受了杜仁杰的影响。

（三）元代后期散曲作家1。张养浩张养浩（1270-1329年），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今属山东）人。他幼年好学，少有才名。20　岁就被荐为东平（今属山东）学正，后游京师，被荐为礼部令史，改丞相掾，复授堂邑县尹。武宗时，拜监察御史，因直言敢谏，为当权者忌恨，被构罪罢免。仁宗时复出，官至礼部尚书。英宗即位，命参议中书省事。虽在汉人中属高位者，但因感宦途险恶，便借故弃官归隐。朝廷屡召不赴。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关中大旱，特拜陕西行台中丞。到任四月，因积劳成疾，卒于任上。著有《云庄归田类稿》40　卷，今存24卷。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是元代流传至今的少数散曲集之一，今存小令161　首，套数2　套。

张养浩和姚燧等友善，也可归入元代前期兼写诗文的达官贵人一类曲家，但他的散曲主要写于辞官归隐之后，风格与姚、卢等不同，似更宜归入后期曲家。

张养浩有很多散曲是感慨仕途险恶，赞颂归隐快活的。这是因为他虽然在散曲作家中官职很高，但因为政清廉，直言敢谏，而屡遭打击，他对宦海风波、世态炎凉有切身的体察，如［中吕·红绣球］九首，或题"警世"，或题"悟世"，都是从自己的感悟中，告诫人们做官危险，要审时度势，及时引退。以下是其中的《警世》二首：才上马齐声喝道，只这的便是那送了人的根苗，直引到深坑底里恰心焦。祸来也何处躲？天怒也怎生饶？把旧来时威风不见了。

正胶漆当思通退，到参商才说归期，只恐范蠡张良笑人痴。■着胸登要路，睁着眼履危机，直到那其间谁救你？

与把做官比作祸苗、火坑相反，他在另一些散曲中把退职、归隐后的生活比作神仙境界，表现出精神解放的快慰，洋溢着复归自然的愉悦。这实际上和写宦途险恶的作品一样，都是对官场腐败现象和污浊政治的揭露和抵制。如［双调·水仙子］《休官》写他休官后得到了"真欢"，心情轻松自如：中年才过便休官，合共神仙一亲看。出门来山水相留恋，倒大来耳根清眼界宽。细寻思这的是真欢。黄金带缠着忧患，紫罗襴裹着祸端，怎如俺藜仗藤冠？再如［中吕·十二月过尧民歌］盛赞清静自在的隐逸生活：从跳出功名火坑，来到这花月蓬瀛。守着这良田数顷，看一会雨种烟耕。倒大来心头不惊，每日家直睡到天明。见斜川鸡犬乐升平，绕屋桑麻翠烟生。杖藜无处不堪行，满月云山画难成。泉声，响时仔细听，转觉紫门静。

张养浩吟咏山水的散曲，写得清逸明丽，颇有诗情画意。如［双调·雁儿落带得胜令］：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倚杖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鹿眠山草，山猿戏野花。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也爱咱。这支曲前面的［雁儿落］写云山景致的飘渺变幻之美，如一幅绝妙的图画；后面的［得胜令］写作者对云山的眷眷深情，散发出醇郁的诗味。语句畅达朴实，意境浑然一体。

张养浩的散曲比其他身居高位的散曲作家高出一筹的地方，尤其表现在能表现民生的疾苦，有经世济民的思想。这在传统的诗歌中虽然不难见到，但在元代散曲中却是凤毛麟角。他退隐多年，朝廷屡召不赴。但当陕西大旱，他却应命前去救灾。赴任途中，曾用［中吕·山坡羊］调名写了一组怀古曲。这组怀古曲不象他人怀古只囿于慨叹兴衰无定，祸福莫测，而能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总结，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还联想到人民在历史变迁中的不幸遭遇和痛苦境地。其中《潼关怀古》最为著名：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他在陕西救灾时写的套数［南吕·一枝花］《咏喜雨》是他关心民生疾苦一类散曲的代表作，反映了灾区的现实和灾民的困苦，表达了与百姓同忧喜，决心解民于倒悬的思想感情，就内容的深刻性来说，是大多数散曲家难以望其项背的：用尽我为民为国心，祈下些值玉值金雨。数年空盼望，一旦遂沾濡。唤省焦枯，喜万象春如故。恨流民尚在途，留不住都弃业抛家，当不的也离乡背土。

［梁州］恨不的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直使千门万户家豪富，我也不枉了受天禄。眼觑着灾伤教我没是处，只落得雪满头颅。

［尾声］青天多谢相扶助，赤子从今罢叹吁。只愿的三日霖霪不停住，便下当街上似五湖，都淹了九衢，犹自洗不尽从前受过的苦。

这一类作品，既不像闲适之作那样飘逸放旷，也不像写景散曲那样清俊明丽，而是写得沉郁真朴，雄浑激昂。这说明张养浩散曲风格是多方面的。2。张可久　乔吉张可久、乔吉是元代后期散曲齐名的代表作家，被称为"曲家翘楚"。

其中张可久在散曲史上的地位尤为显赫，他和前期的马致远被誉为"元曲双壁"，分别是两个时期的曲坛领袖。

张可久（约1279-1354年），字伯远，号小山；一说名伯达，字可久；又说名久可，字可久；又说名可久，字伯远，号小山。。众说不一。庆元（今浙江鄞县）人。事迹不可详考。略知其一生仕途不得志，时吏时隐，四处奔波，足迹遍及湘、赣、闽、皖、苏、浙等地，年七十余，还匿其年数，为昆山幕僚。晚年居杭州，以山水自娱。交游较广，有文人学士、文武官员、和尚道士、乐工妓女等等。与马致远、卢挚、贯云石、刘时中、冯子振、薛昂夫、倪赞等散曲作家都有唱和。张可久不写杂剧，诗词作品也很少，是专攻散曲、不及其他的作家。他的散曲创作在元代数量最多，生前就编有《今乐府》、《苏堤渔唱》、《吴盐》、《新乐府》4　种刊本盛行于世。这在元代散曲作家中没有第二人。流传至今的小令有855　首，套数9　套，占今存元人散曲的五分之一。其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也很多。自元代杨朝英编选的第一个散曲选本《阳春白雪》至今的各种元代散曲选本，张可久入选作品数都占第一。总汇各本，入选过的散曲作品达550　首以上，占现存作品60％以上。其作品集现存天一阁本《小山乐府》，影元抄本《北曲联乐府》，明李开先辑《张小山小令》，徐渭辑《小山乐府》，清夏煜辑《张小山小令选》，劳权辑《张小山北曲联乐府》及近人任讷的《散曲丛刊》本《小山乐府》等。张可久在散曲史上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是因为作品数量多，更因为他的作品标志着散曲由前期的朴素自然向后期的典雅工丽的转变，使散曲艺术更加成熟，而登上了传统文学的大雅之堂，与诗、词相辉映。他的作品为从诗词转向散曲的后世作家开了一条先路，因而受到明清以来喜好散曲的文人的推重，被奉为典范之作。

张可久的散曲题材广泛。钱大昕《元史·艺文志》说："张小山等包罗天地。"山水、园林、名胜、旅情、怀古、述怀、归隐、闺情、时政、咏物、唱和、赠答。。张可久的散曲几乎无所不写。其中以山水风景一类写得最多，约占三分之一；写男女恋情的比较少，仅40　首左右。他是属于传统品格的文人雅士，和勾栏习气较重的曲家不一样。

他一生沉抑下僚，长期为吏的身世和坎坷不平的经历，使他对当时社会贤愚不分、黑白颠倒的现实愤愤不平，难免要在散曲中抒发出穷通无定、世态炎凉的感慨。如［双调·庆东原］《次马致远先辈韵九篇》之五，塑造了一个心目中的不计穷通、能文能武的英雄，为的是讽刺现实生活中的势利小人：诗情放，剑气豪，英雄不把穷通较。江中斩蛟，云间射雕，席上挥毫。他得志笑闲人，他失脚闲人笑！

他在披阅往史时，也会联想到自己的蹉跎身世，发泄怀才不遇的牢骚。

如［双调·折挂令］《读史有感》：剑空弹月下高歌。说到知音，自古无多。白发萧疏，青灯寂寞，老子婆娑。故纸上前贤坎坷，醉乡中壮士磨跎。富贵由他。漫想廉颇，谁效常何？

即是由"前贤"的坎坷，想到荐才的鲜见，自古尔然。"富贵由他"四字，外表旷达而内心悲凉。这支曲反映了有元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苦闷，很能引起共鸣，历来传颂不衰。

张可久有时凭吊古迹缅怀古人，还能想到平民百姓在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所受到的苦难，如［中吕·卖花声］《怀古》：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生长叹！

前面写朝代的更迭，战争的频繁，落脚点却是慨叹民生疾苦更甚于英雄美人的穷途末路。尽管这只是一介书生无可奈何的慨叹，但表达了同情百姓的情怀。这与张养浩怀古，慨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样，要比只是感慨个人际遇的作品可贵的多。

不过，像这样社会意义较大的作品，在张可久的散曲中并不多见。大量的还是写归隐和山水的作品。他的散曲的成就主要在艺术方面。他最被人称誉的名曲是描写西湖美景的套数［南吕·一枝花］《湖上晚归》：长天落彩霞，远水涵秋镜。花如人面红，山似佛头青。生色围屏，翠冷松云径，嫣然眉黛横。但携将旖旎浓香，何必赋横斜瘦影。

［梁州］挽玉手留连锦英，据胡床指点银瓶。素娥不嫁伤孤零。想当年小小，问何处卿卿？东坡才调，西子娉婷，总相宜千古留名。吾二人此地私行，六一泉亭上诗成，三五夜花前月明，十四弦指上风生。可憎，有情，捧红牙合和伊州令。万籁寂，四山静，幽咽泉流水下声。鹤怨猿惊。

［尾］岩阿禅窟鸣金磐，波底龙宫漾水精。夜气清，酒力醒；宝篆销，玉漏鸣。笑归来仿佛已二更，煞强似踏雪寻梅霜桥冷。

这个套数，明代李开先在《词谑》中推为"古今绝唱"，沈德符也在《顾曲杂言》中称赞说："若散套虽诸人皆有之，惟马东篱"百岁光阴"、张小山"长天落彩霞"为一时绝唱，其余具不及也。"但是从内容来看，并没有什么深意，只是写文人携美人游西湖，观花、赏月、饮酒、赋诗、弹琴，从黄昏玩到二更回来的风流生活。然而在艺术上却可以见出作者非同一般的精心镂刻之功。这个套数把人物潇洒风流的活动，融入到幽雅恬适的景物描写中，构成了一幅旖旎生动的图画，格调高雅，体现了朱权在《太和正音谱》评论他的风格时说的"如瑶天笙鹤"，"清而且丽，华而不艳"的艺术特色。曲中既不见痕迹地大量熔铸前人的名句，又自设新喻，排比铺叙，创造出一种温馨、和美的氛围；全曲对仗工整，音韵悠扬，俊语如珠，余味无穷，确实妩媚动人。

张可久在艺术上的努力，是把散曲由俚俗而雅化，在他的作品中也偶见粗言俗语，但总的来说是用典雅的书面语写成的，遣词造句就象传统的诗、词，很少出现口语，凝炼而圆润，有省略，有跳跃。这都是前期散曲不多见的。此其一。

好用典故，也是书面化、雅化的一种表现。张可久的散曲几乎没有一首不用典故的。在元代散曲作家中，他是用典最多的一个。此其二。

第三，注重形式格律。张可久的散曲基本上都是按照曲调的定格来写，很少用衬字、衬句，很少重韵、重字。元代前期的散曲以质朴、自然、通俗为特色，衬字、衬句较多，格律比较自由，变通较多。张可久严格按照定格作曲，韵味就和依调填词差不多了。

第四，张可久的散曲重视对仗，刻意求工，富有精巧工整的形式美。他的散曲不仅到处可见两句对的合壁对，还有四句对的连壁对和多句对的连珠对。连壁对如：金风凋杨柳衰，玉露养芙蓉艳，竹轻摇苍凤尾，松密映老龙潜。

连珠对如：正交颈鸳鸯拆离，恰双栖鸾凤分飞，效比翼鹣鹣独宿，乐于飞燕燕孤栖，传芳信归鸿杳杳，盼音书双鲤迟迟。

他最善于运用三句相对的鼎足对，既工巧贴切，又自然浑成，为他人所不及。如：片时春梦，十年住事，一点诗愁。

再如：新生禾叶层层密，长流泉水涓涓细，初开黄菊丛丛媚。

第五，张可久的散曲也同前期散曲直陈其事、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不同，语多蕴藉含蓄，喜用象征、暗示手法，委婉地表达思想感情。这就使散曲进入到诗词的境界了。

总之，张可久是散曲发展史上转捩曲风的一个关键人物。张可久把散曲变俗为雅，当时就为文人学士、名公显宦所激赏，连客居杭州的大食（阿拉伯）人惟寅也在他的小令［双调·燕引雏］《奉寄小山先辈》中称赞道："词林谁出先生右，独占鳌头"，"声传南国，名播中州"。此后他的作品更被视为散曲之"正宗"，对明清文人的散曲有很大的影响。

乔吉既写杂剧，又写散曲，其散曲成就要超过杂剧，是与张可久齐名的大家。明代李开先把乔、张比作李白、杜甫，胡应麟则比作李贺、李商隐。这些说法不尽确切，但可见后人的评价之高。

乔吉在元明时即辑有散曲集《惺惺道人乐府》、《文湖州集词》、《乔梦符小令》。近人辑为《乔梦符散曲》3　卷，计有小令200　多首，套数11　套。作品数量之富，仅次于张可久。

乔吉的散曲，内容和风格也与张可久相近，从内容上看，多为叹世、怀古、写景、言情之作。其中以抒怀遣兴、咏物写景一类作品写得出色。如他的代表作［双调·折桂令］《自述》，自叙情怀志趣，表现了他风流狂放的个性，其实是寓悲凉于旷放之中，艺术造诣很高：华阳巾鹤氅■跹，铁笛吹云，竹杖撑天。伴柳怪花妖，麟祥凤瑞，酒神诗禅。不应举江湖状元，不思凡风月神仙。断简残篇，翰墨云烟，香满山川。

再如脍炙人口的写景名曲［双调·水仙子］《寻梅》，通篇描写梅花风韵，却不着一个"梅"字，笔法跌岩，用词精巧；而在表现"寻梅"意趣的同时，又抒发了不得志心绪，蒙上一层凄清悲凉的情调：冬前冬后几村庄，溪北溪南两履霜，树头树底孤山上。冷风来何处香？忽相逢缟袂绡裳。酒醒寒惊梦，笛凄春断肠，淡月黄昏。

他的散曲中也偶见对现实不满的牢骚，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如［双调·折桂令］《荆溪即事》斥责官府的腐败造成了地方上的荒寒和穷困：问荆溪溪上人家，为甚人家，不种梅花？老树支门，荒蒲绕岸，苦竹圈笆。庙不灵狐狸漾瓦，官无事乌鼠当衙。白水黄沙，倚遍阑干，数尽啼鸦。

总的说来，乔吉的散曲和张可久一样，思想内容缺乏力度，社会意义不大；其成就主要在艺术方面。

乔吉的散曲从艺术风格上讲，和张可久同属于后期清丽派，也讲究音律，锤炼词句，好融化前人诗句于曲中。他的闺情之作十分典雅。但乔吉又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并不像张可久那样刻意求精，他的散曲不避俚言俗语，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期散曲作家质朴直率的传统，具有雅俗兼备的特色。如［越调·柳营曲］《有感》就体现了李开先评价他的"句句用俗而不失之文"、雅俗结合的风味：薄命妾，重离别，长吁一声肠断也。闷弓儿难拽，愁窖儿新掘，花担儿怕担折。兰舟梦水绕云结，香闺恨烛灭烟绝。凤凰衾人哽咽，鸳鸯枕泪重叠。哪，寒似夜来些。再如［双调·水仙子］《怨风情》还用上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和民间流传的歇后语，每句都加了虚词衬字，更显出朴素通俗的本色：眼中花怎得接连珠？眉上锁新教配钥匙，描笔儿勾销了伤春事。闪葫芦绞断线儿。锦鸳鸯别对了个雄雌。野蜂儿难寻觅（蜜），蝎虎儿乾害死，蚕蛹儿毕罢了相思（丝）。二是乔吉的不少散曲，想象大胆丰富，造语奇俊夸张，这和唐代诗人李贺确有相似之处。［双调·水仙子］《重观瀑布》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首：天机织罢月梭闲，石壁高垂雪练寒。冰丝带雨垂霄汉，几千年晒未干。露华凉，人怯衣单。似白虹饮涧，玉龙下山，晴雪飞滩。

头二句把瀑布喻作织女织成的白绢垂挂于陡峭的石壁，起笔就不凡。接着又写瀑布的瑰丽多姿和凛凛寒意，用语句也出人意外。末三句鼎足对，连用三个比喻，更是出神入化地写出瀑布飞流直下的气势，极为壮观。朱权《太和正音谱》说："乔梦吉之词，如神鳌鼓浪。"又说："若天吴（水神）跨神鳌，噀沫于大洋，波涛汹涌，截然中流之势。"这支曲即如此。

此外，乔吉有些散曲有俳优庸俗的习气，也对文人散曲产生不良影响。

3。贯云石　徐再思　薛昂夫贯云石（1286-1324年），是维吾尔族的曲家，原名小云石海涯，父名贯只哥，因以贯为姓，自号酸斋，又号芦花道人。祖、父皆官至显位。因出身将门，少年时便武艺超群，膂力过人，能上马运槊，生擒猛兽。初因父荫袭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永州。不久让弟袭职，自己北上从姚燧学文，接受汉族文化。仁宗朝官拜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后因皇族内部争夺皇位斗争日趋尖锐，为避免卷入政治风波，称疾辞官，变易姓名，隐居于杭州一带，以卖药为生。卒时仅39　岁。他的散曲与徐再思（号甜斋）齐名，近人任讷将二人散曲作品合辑为《酸甜乐府》。今传小令86首（一说79　首），套数9　套（一说8　套）。

贯云石的散曲以爽朗清俊见长，属于曲中的豪放派。他的啸傲山林、描摹风月、流连诗酒的作品，尤其显得飘逸洒脱。如他于延祐元年（1314年）辞官离京南游途中写的［双调·清江引］便是抒发了他摆脱名缰利锁、投入大自然的豪放不羁之情：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云外。知音三五人，痛饮何妨碍？醉袍袖舞嫌天地窄。他抒写儿女恋情的作品，另有一番情调，着意学习俗谣俚曲，写得朴实清新而又缠绵蕴藉，耐人寻味。如［中吕·红绣鞋］《欢情》以一青年女子口吻，写爱情欢会，很有民歌风味：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儿妨甚么！

贯云石的散曲艺术成就较高，在当时文人散曲中最为俊逸当行，歌唱起来，响彻云霄。贯云石还是我国最早的散曲评论家，曾为散曲集《阳春白雪》、《小山乐府》作序，在散曲界颇有影响。

徐再思，生卒年不详；字德可，因好食甘饴，自号甜斋。嘉兴（今属浙江）人。曾为嘉兴路吏。今传小令103　首。

徐再思虽与贯云石齐名，他的写景作品却与贯云石飘洒爽朗的风格不同，而以清丽秀雅著称，讲究写作技巧，工于炼字造句，却不见雕琢痕迹。如广为传诵的佳作［双调。水仙子］《夜雨》：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棋未收，叹新丰逆旅淹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

头三句以鼎足对起，贴切自然地写出秋夜愁怀，情景交融，凄婉动人。明代王世贞《世苑巵言》称此曲为"情中紧语"。

他的抒写男女恋情的作品，和贯云石同样学习俗谣俚曲，擅用白描手法，明快活泼，饶有风趣，格调也极近民歌。如［双调·清江引］《相思》：相思有如少债的，每日相催逼。常挑着一担愁，准不了三分利。这本钱见他时才算得。

此曲全用口语，明白如话；虽沿用元人的放债喻相思之意，却又有创新，别具一格。近人任讷《曲谐》认为，这类散曲中"特以此词为著耳"。

此外，徐再思还写有咏物、怀古、赠答一类的作品，也很有特色。如［中吕·红绣鞋］《雪》、［双调·蟾宫曲］《竹夫人》、［越调·天净沙］《探梅》等曲作，都能从咏物中表现出精神、情态。

后期散曲作家经历、风格都与贯云石相似的，是另一个汉化较深的维吾尔族作家薛昂夫。

薛昂夫，生卒年不详。原名薛超吾，以第一字为姓。汉姓马，一名九皋，故亦称马昂夫、马九皋。先世内迁于怀孟路（治所在今河南沁阳）。祖、父皆封覃国公。昂夫曾拜著名词人刘辰翁为师。历官江西行省令史、秘书监郎官、佥典瑞院事、太平路总管、衢州路总管等职。晚年退出官场，在杭县皋亭山一带隐居。善篆书，有诗名，与虞集、萨都刺有唱和。散曲现存小令65首，套数3　套。在元代少数民族散曲作家中，数量仅次于贯云石。

薛昂夫散曲题材以优游美景、怀古叹世为主。如［中吕·山坡羊］《西湖杂咏》7　首、［双调·庆东原］《西皋亭适兴》6　首等作品，表现纵情山河、诗酒遣兴的生活，抒发恬淡而又乐观的情怀。［中吕·朝天曲］《咏史》22　首，大部咏叹历史人物，以古喻今，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试看写卞和的一首：卞和，抱璞，只合荆山坐。三朝不遇待如何？两足先遭祸。传国争符，伤身行货，谁教献与他！切磋，琢磨，何似偷敲破。

卞和历来被作为同情、歌颂的对象，然而这支曲却指责他的献璞是种愚行，既使自己倒了楣，又给天下添了麻烦，还不如砸碎它。这些话其实是表现了对执政者不识贤愚、扼杀人才的愤慨。

薛昂夫的散曲意境阔大，气象豪迈，与前期散曲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等人本色疏放的风格，有一脉相承之处。有人把他和马致远并称为"二马"。而他的作品在豪放中又见华美，这又与贯云石风格相近，有人以为他的成就在贯云石之上。薛昂夫的创作历来受曲家赞赏。元人赵孟頫\评其诗、曲，说："激越慷慨，流丽闲婉。"《南曲九宫正始序》说："昂夫同句潇洒，自命千古一人。"《太和正音谱》说："薛昂夫之词如雪窗翠竹。"都很推崇。4。睢景臣　刘时中睢景臣和刘时中留下的散曲不多，但由于他们的作品在题材、内容、风格、形式上都有创新，所以在元代散曲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睢景臣，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扬州（今属江苏）人。钟嗣成《录鬼簿》把他列入"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之中，并记其生平事迹说："景臣后字景贤。大德七年（1303年），公自维扬来杭州，余与之识。。。心性聪明，酷嗜音律。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惟公［哨遍］制作新奇，诸公皆出其下。"睢景臣另名舜臣，字嘉贤。作杂剧《千里投人》、《莺莺牡丹记》、《楚大夫屈原投江》等3　种及《睢景臣词》1　卷，今皆不存，仅存套数3　套，残套4　句。睢景臣之被列为元代杰出散曲家的原因，主要是他创作了当时就受到推重的名曲［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睢景臣的这个套数之所以超出其他同题作品，在于它不从歌功颂德的角度正面渲染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煊赫盛典，而是用诙谐的手法，虚拟一个曾和刘邦有过瓜葛，现在却被支差迎驾的乡民，来嘲讽他当上皇帝后的装腔作势，揭露他过去明抢暗偷的无赖行径，表现对至高无上的君权的蔑视和否定。

这个套数全是用乡民的口吻写出。劈头就说，社长亲自"排门告示"，要大家出差纳草，准备迎驾，王乡老、赵忙郎一类头面人物乔装打扮，摆出大户架势。接着便写皇帝的车驾由远及近，进了村。乡民把画着凤、虎、龙的旗帜称作"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把仪仗队说成是"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把前卫看作泥塑木雕的天上判官，把随身宫女叫作妖里妖气的"多娇女"。这似乎是在表现乡民的少见多怪，愚昧无知；其实却是借乡民的口对皇帝的趾高气扬进行调侃、嘲弄，抹掉那些神圣的光圈，使之变得滑稽可笑。

套数的后半部分写乡民发现人们顶礼膜拜的皇帝，原来就是从前借东西不还的刘三，气愤地揭穿他的老底：［三煞］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招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

［二煞］你须身姓刘，您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材学读儿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一煞］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称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突处？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

［尾］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这一口气不停的数落，把皇帝的辉煌、庄严的外衣全部给剥掉了，现出他的无赖的原形。像这样肆无忌惮地对皇帝老子嘲骂、戏弄的，在我国古代文学中似乎是绝无仅有的。

这个套数远远突破了传统文学"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框框。它出色地运用了变形、夸张的手法，通俗本色而又辛辣犀利的语言，极尽揶揄讥讽之能事，竟能把历史上确实有过的高祖还乡的记载，编撰成一出寓有深意而又滑稽可笑的闹剧，表现了作者的惊人的讽刺艺术才华。

元代散曲家叫刘时中的有二人。一个生活在元初，名致，字时中，号逋斋，石州宁乡（今山西平阳）人，曾任翰林待制，现存小令70　余首。另一个生活在元末，古洪（今江西南昌）人，生平事迹不详，可能是个落魄文人。今存套数4　套，其中上呈给高姓地方监察官的两套［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是元代散曲中罕见的名篇，他因此而成为元代重要的散曲作家。

《上高监司》的前套由15　支曲子组成，反映江西灾荒之年饿殍盈道、哀鸿遍野的惨状，斥责富商豪户趁灾打劫的罪行，表现了天灾人祸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的苦难；同时也歌颂了高监司"恤老怜贫，视民如子，起死回生，扶弱摧强"的德政。后套由34　支曲子组成，是元代散曲中最长的一篇，主要陈述江西钞法、库藏的积弊，揭露贪官污吏和奸商侩徒相互勾结、欺压百姓的行径；同时也提出了整顿改革货币和库藏制度的一些建议。这两套曲子描写具体细致，语言平实生动，情感炽热强烈，前套成就尤高。如写一边是灾民剥树皮、吃野菜、卖儿鬻女，甚至把婴儿扔入长江：［滚绣球］甑生尘老弱饥，米如珠少壮荒。有金银那里每典当，尽枵腹高卧斜阳。剥榆树餐，挑野菜尝。吃黄不老胜如熊掌，蕨根粉以代糇粮。鹅肠苦菜连根煮，获笋芦莴带叶■，则留下杞柳株樟。

［倘秀才］或是捶麻拓稠调豆浆，或是煮麦麸稀和细糠，他每早合掌擎拳谢上苍。一个个黄如经纸，一个个瘦似豺狼，填街卧巷。

［滚绣球］偷宰了些阔角牛，盗斫了些大叶桑。遭时疫无棺活葬，贱卖了些家业田庄。嫡亲儿共女，等闲参与商。痛分离是何等情况，乳哺儿没人要撇入长江。那里取厨中剩饭杯中酒，看了些河里孩儿岸上娘，不由我不哽咽悲伤。另一边却是富户与官吏狼狈为奸乘机发财：［倘秀才］私牙子船湾外港，行过河中宵月朗，则发迹了些无徒米麦行。牙钱加倍解，卖面处两般装，昏钞早先除了四两。

［滚绣球］江乡相，有义仓，积年系税户掌，借贷数补搭得十分停当，都侵用过将官府行唐。那近日劝粜到江乡，按户口给月粮。富户都用钱买放，无实惠尽是虚桩。充饥画饼诚堪笑，印信凭由却是谎，快活了些社长知房。

。。［叨叨令］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生放，无钱的少过活分骨肉无承望。有钱的纳宠妾买人口偏兴旺，无钱的受饥馁填沟壑遭灾障。小民好苦也么哥，小民好苦也么哥，便秋收鬻妻卖子家私丧。

这种两相对照的描写，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取得极好的艺术效果。这两个套数在散曲史上的意义，一是使散曲能直接反映重大的现实问题，大大拓展了散曲的表现领域；二是用散曲来陈述实情、议论政事，扩大了散曲的应用范围；三是以长达数十支的曲子组成套数，打破了散曲的篇幅限制，使之能自由地反映社会生活；四是与后期散曲崇尚清丽典雅的倾向不同，语言直白纯朴，虽非纯粹白话，也少俚言俗语，但保持了散曲原先的浑然天成的风格。不过这两个套数对高监司溢美之词过多，对红巾军起义咒骂，表现了思想上的局限性；其语言缺乏锤炼，文采不足，后套拖沓，这是艺术上的不足之处。

八、元代诗文一、元代诗文特点1。元代诗歌特点在元代，诗、词、散文等传统的雅文学，要比新起的杂剧、散曲、南戏等俗文学逊色得多。雅文学创作队伍的主体，是在元王朝中有较高地位的封建士大夫，绝大部分有着一官半职，不少人还是高官显宦。养尊处优的生活，使他们不能像沉沦下层的俗文学作家那样接近人民群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其次元代统治者对诗文不像对戏曲那样喜好。如元世祖忽必烈认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何关修身，何益于国"①；后来元仁宗皇庆年间议复科举时，朝廷曾决定取消诗赋一科，理由是"吟诗课赋作文学的勾当，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人都习学的浮华了"②。统治者轻诗文、重经学的导向，也是元代诗文成就不高的原因之一。

但是，每一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相比较而言，元代诗歌要比散文更有生气些，成绩更显著些，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元代诗歌在总体风格上的特点是宗唐尚古。元代初年，就已有人批评宋诗，提倡"宗唐尚古"。宋诗在唐诗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有自己独特的成就。但江西派、江湖派、四灵派的未流谈禅说理，卖弄才气，生硬拗折，诗味全无。元诗作者便纷纷和这种违背形象思维规律的积弊决裂，由宋返唐。这一风气在元仁宗延祐以前就已兴盛，延祐之后更大大发展。元人欧阳玄在《罗舜美诗序》中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诗丕变而近于古。江西之士之京师者，其诗亦尽弃其旧习焉。"戴良的《皇元风雅序》也说："唐诗主性情，故于风雅为犹近，宋诗主议论，则其去风雅远矣。然能得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元代诗歌在矫治宋诗末流的弊病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讲究蕴藉含蓄，典雅工丽。元人宗唐，并不专宗盛唐，初、盛、中、晚都有人作为榜样。虽然学习之后有独创的诗人为数不多，但大多数人纠正了宋诗的弊病，在内容、形式上有所变革，也写出过一些较好的作品。

其次，元代诗歌在题材上也有其特点。一是边塞诗多。元王朝的疆城要超过汉唐，非局促于一隅的辽金南宋所能比拟。元代的边塞题材的诗歌不但大大多于辽金南宋，且和唐代比也自有特色。从地域看，它地兼南北，而不限于西北边陲；从内容看，以描绘山川景色、风土人情为主，而不重在战争场面的渲染；从表现形式看，产生了纪行组诗的新形式，而很少沿用传统的表现边塞题材的乐府旧题。二是隐逸、怀古诗多。元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交织，汉族文人受到排挤，即使仕宦显达的官员也有朝不保夕的忧虑，因此，故国黍离之悲、归隐闲适之思，常常流于笔端。怀古咏史，更易于寄托这种感情。这一类诗歌的比重，要大于其他朝代，成为元代诗歌题材上的又一特点。

第三，元代诗歌在思想上受理学的影响很深。理学在元代被尊为官学。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至元十六年世祖问赵良弼语。

②　《通制条格》第69　页。

元代诗文作者大都饱学经书，浸淫理学，很多人本身就是理学家，著名的如刘因、姚燧等。元代诗人以理学扶世教化的主张为创作宗旨，认为诗歌创作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如吴澄在《萧养蒙诗序》中说："性发乎情则言，言出乎天真，情止乎礼义，则事事有关于世教。"虞集在《会上人诗序》中也说："君子之道德，有乎其身，则发诸音而成文者，足以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务者也。"在这样的创作思想指导下，元诗中褒扬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的内容很多。如赵孟頫\的《岳鄂王墓》、虞集的《挽文丞相》、黄溍的《陈孝子》、揭傒斯的《赵孝子》、范德机的《节妇王氏》、姚燧的《题贞节贾母刘氏》、吴莱的《烈妇行》等等。元代诗歌还遵循温柔敦厚的诗教，以雍容含蓄为宗。第四，元代诗歌中题画诗特别多。自杜甫之后，题画诗风气渐开。而到了元代，由于绘画，特别是山水画有了很大发展，诗人兼画家之众远远超过以往，题画诗也迅猛增加。如虞集的《道园学古录》诗660　余首，揭傒斯诗近300　首，其中题画诗都占四分之一左右。元代题画诗的内容也很丰富，既有品评画卷，阐发画论的，也有借题发挥、寄慨寓意的，甚至还有揭露现实的。这在以往的题画诗中很少见到。

最后还必须指出，元代诗人队伍中，少数民族诗人数量很多，成就较高，这也是其他朝代所不能相比的。元人戴良在《丁鹤年诗集序》中有如下评述：我元受命，由西北而兴。若回回、吐蕃、康里、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兀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异。积之既久，文轨日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至其以诗名世，则贯公云石、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其人也。论者以马公之侍似商隐，贯公、萨公之诗似长吉，而余公之诗则与阴铿、何逊齐驱而并驾。他如高公彦敬、狫■公子山、达公兼善、雅公正卿、聂公古柏、斡公克庄、鲁公至道、三公延圭辈，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之言。

少数民族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各自带来了本民族的气质、性格、习俗方面的特色，繁荣了元代诗歌的风格流派。

2。元代散文特点元代散文的成就和影响远不能和唐宋相比，就元代文学自身而言，也不如元代诗歌。但这并不能像明代王世贞那样得出"元无文"的结论。元代虽然没有韩、柳、欧、苏一流的大家，但是也有佳作存在，应给予恰当的评价。元代散文突出的特点是重视经世济用。元代散文作家多为正统儒学之士，尤为尊重程、朱理学家法。在道与文的关系下，朱熹曾经发表过道为体、文为用的看法，认为"文，是文；道，是道"，"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元代文人受了这影响，也有重道轻文、强调实用的倾向。如元初郝经在《文弊解》中一开头就批评："事虚文而弃实用，弊亦久矣。"随后正面阐述他的观点："天人之道，以实为用。有实则有文，未有文而无其实者也。《易》之文，实理也；《书》之文，实辞也；《诗》之文，实情也；《春秋》之文，实政也；《礼》之实法而《乐》之实音也。故六经无虚文，三代无文人。"他把"实理"、"实情"所指的真实之"实"，和"实用"所指的实际之"实"混为一谈，强调文章必须有实用功利价值。但是，他也并不是完全否定"文"的必要性，而是主张以道论文，文道合一。如他在《原古录》中又说："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自有天地，即有斯文，所以为道之用，而经因之以立也。"这种文以载道的思想，影响了有元一代。所以在《元史》中没有"文苑传"，只有"儒林传"。《元史·儒林传》说："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专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名苑。然儒之为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夫道也。"在元代，抒情写景之作很少，经义经术之文盛行，典诰碑铭等实用文章，比比皆是。此外，还有大量的赠序、书牍、题跋、题画、祭文等等。

与之相联系，元代散文风格上的特点，便是朴实平易。元代时尚朴素豪放，统治者也如此提倡。如元仁宗在重开科举考试时曾下诏说："浮华过实，朕所不取。"不过，到了中后期文风有渐向纤秾、峭厉发展的趋势，受到了坚持朴实文风的文人的批评。

元初散文曾有宗唐、宗宋的不同倾向，如姚燧说自己学文是从学韩愈文开始的，而刘因等人则持金代以来宗宋的传统。但到后期就唐、宋并尊了。如元末朱右编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的文章为《八先生文集》（今无传），便是以唐、宋为宗，对明代唐宋派有直接影响。

（二）元代前期诗文作家1。耶律楚材在元王朝建立之前的蒙古王朝，就出现了一位杰出的诗人，这就是深得成吉思汗信任、后来又成为窝阔台汗的中书令的大政治家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1190-1244年），字晋卿，契丹族人，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金朝尚书右丞耶律履的儿子。三岁丧父，随母学。少年时博览群书，留心佛道，旁通天文、地理、历法、医卜之学。金朝时曾任开州同知、左右司员外郎。成吉思汗入燕京，闻其名而召用；在窝阔台汗统治时期，他主持了大蒙古国对中原地区的治理，功勋卓著。著有《湛然居士文集》14　卷。今存诗600多首，散文不多。

耶律楚材本是辽国皇族后代而历仕金、元，处境十分复杂。他在《还燕京题披云楼和诸大夫韵》中曾有黍离之叹，显出悲凉之情：刚上披云第一重，离离禾黍汉家宫。窗开青琐招晴色，帘卷银钩揖晓风。好梦安排诗句里，闲愁分付酒杯中。静思二十年间事，聚散悲欢一梦同。

蒙古王朝内部的政治倾轧，也使他感到前途莫测，进退两难，十分苦恼。如《和张敏之诗》七十韵说："避祸宜缄口，当言肯括囊。遭谗心欲剖，涉苦胆先尝。"《冬夜弹琴颇有所得，乱道拙语三十韵以遣犹子兰》表明自己的心迹，说："我本嗜疏懒，富贵如桎梏。"《和邦瑞韵送行》则写道："而今跃入惊人浪，珍重风涛过禹门。"诗人在窝阔台汗去世后，终于未能摆脱不逞之人的攻讦，愤悒以死。

然而作为耶律楚材诗歌主调的，却是豪放粗犷的风格。那些反映蒙古王朝军功武威和征战生活的诗歌，写得雄奇豪壮，很有气势。如《再用前韵》中有如此气冲霄汉的诗句：西望月窟九译重，嗟乎自古无英雄。出关未盈十万里，荒陬不得车书同。天兵饮马西河上，欲使西戎献驯象。旌旗蔽空尘涨天，壮士如虹气千丈。

耶律楚材描写边塞风光和西域景物的诗歌十分生动而真实，他扈从成吉思汗西征6　万多里，对塞外的风土人情、山川景物比较熟悉，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诗歌。其中以《西域河中十咏》最为人称道，似乎展现了一幅幅当地的风情图。如"冲风磨旧麦，悬碓杵新粳"，"食饭秤斤卖，金银用麦分"，"避兵开邃穴，防水筑高台。六月常无雨，三冬却有雷"，"蒲萄垂马乳，把榄灿牛酥，酿春无输课，耕田不纳租"，等等。也有写自己优游生活的，如下面一首：寂寞河中府，临流结草庐。开尊倾美酒，掷网得新鱼。有客同联句，无人独看书。天涯获此乐，终老又何如？

笔触轻松优美，清新可读。

他的《赠东平主事王玉》、《送燕京高庆民行》、《送德润南行》等诗，还都流露出对边疆人民困苦的关注。

此外，耶律楚材还著有《西游录》，其上部写所历西域各地的风光人情，文笔自然流畅，颇为可观。

耶律楚材的诗文，与和他同时代由金入元的大文学家元好问相比，自然不如。但元好问在金代已有很高名声，而耶律楚材的政治业绩和文学成就主要在蒙古帝国。他的诗文不以研炼为工，本色，自然，在元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风貌。

与耶律楚材诗风相近的另一个少数民族诗人，是曾任中书左丞相、领兵灭宋的名将伯颜。伯颜（1237-1295年），蒙古八邻部人，从小随父生长于西亚的伊儿汗国。后被元世祖忽必烈赏识、重用。他留下的诗不多，但有宰辅气度、将帅胸襟。如《鞭》诗云："虽然三尺无锋刃，百万雄师属指挥。"活画出统领三军、踌躇满志的神态。这是汉族诗人所写不出来的。即使元代中后期的少数民族诗人，也无如此气魄。

2。刘因元代前期北方诗文作家，除一代宗师元好问外，较为著名的还有刘秉忠、郝经、王恽、刘因、姚燧、卢挚等人。其中以刘因最有代表性。

刘因（1249-1293年），字梦吉，自号静修，初名骃，字梦骥，雄州容城（今河北徐水）人。幼时即通诗文，才华出众。早年曾攻读程朱理学，并设馆教授生徒。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被征召入朝，授承德郎、右赞善大夫。不久借口老母多病，辞官不做。至元二十八年又被征召为集贤学士，坚辞不就，因而被元世祖称为"不召之臣"。至元三十年卒于家，被追赠为翰林学士。有《静修先生文集》22　卷。

刘因虽然不是宋朝人，但他"世为儒家"（《元史》），从小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宋代理学家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朱烹等都是他所仰慕的人物，对宋朝的灭亡常常表现出痛惜、悼念的感情。在他的诗里，十分典型地表达了当时遗民的心态。如《白雁行》，是借"白雁"谐元丞相伯颜，全诗哀叹南宋为北来的元军所灭：北风初起易水寒，北风再起吹江干，北风三吹白雁来，塞气直薄朱崖山。乾坤噫气三百年，一风扫地无残留。万里江湖想潇洒，佇看春水雁来还。

再如《观梅有感》隐晦曲折地表达了对已亡宋王朝的怀恋，感情真挚沉痛：东风吹落战尘沙，梦想西湖处士家。只恐江南春意减，此心元不为梅花。刘因还通过咏史，回顾历史，借题发挥，探寻宋王朝灭亡的沉痛教训。

其中以《白沟》诗最著名。

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

白沟是北宋时宋、辽分界处，在今河北定兴附近。这首诗用赵简子以宝符暗示其子由常山进攻伐北的故事，比喻宋朝皇帝不能继承宋太祖谋取幽燕的遗志，一贯妥协退让，苟且偷安，终于导致靖康之变，使宋、金边界移到江淮之间。后来他还写了七古《渡白沟》，进一步把汉族政权衰弱的原因追溯到晚唐五代。像他那样在诗里蕴含着深沉的历史感慨，在元代初期还不多见。

刘因是元初大儒，他十分讲究气节，虽然他在政治上不反元，但是对于那些寡廉鲜耻、追逐名利、不顾大节的人，是深恶痛绝的。他的《拟古》诗对这类不择手段的无耻之徒痛加抨击：多少白面郎，屈节慕身肥。奴颜与婢膝，附势同奔驰。吮痈与舐痔，百媚无不为。丈夫宁饿死，岂无需傒斯。鸿鹄凌云志，燕雀安能知。二禽登寥廓，尺鷃笑藩篱。世态尽伥鬼，吾将谁与归！

同时，他作为理学大师也有些诗是颂扬孝子节妇的，如《郭翁诗》、《翟节妇诗》等。此外，还有一些描写民生疾苦的诗，如《豳风图》、《有客》、《里社图》等。

刘因的诗歌题材比较丰富，他的山水田园诗也不少。有些小诗写得清新活泼，很有特色。如《村居杂诗》五首写村居的景物和生活情趣，都很生动。下面是其中的两首：邻翁走相报，隔窗呼我起：数日不见山，今朝翠如洗。

芳茵皆可藉，缓步即吾车。乘兴三杯酒，随行一策书。

刘因的诗歌学宋代的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有些诗富于哲理意味。他自选的作品集《丁亥集》有100　余篇作品，寓意深远，人莫能解，有乌冲、安熙都为它作注。不少诗歌带有道学气。

刘因的散文也受宋人的影响较深，不趋古奥，好发议论。《辋川图记》是他在看了王维亲绘的辋川图后作的跋尾。古代画跋一般多从艺术着眼。刘因此文却是借这一画卷，大谈节、义之重要，严厉批评王维在安禄山陷长安时被俘降贼的失节行为，强调"人之大节一亏，百事涂地，凡可以为百世之甘棠者，而人皆得以刍狗之"的道理。《孝子田君墓表》记述蒙古军于贞祐元年十二月保定屠城，杀戮百姓，揭露惨状，直言不讳。《上丞相书》述说自己病势危殆，不能接受朝廷征召，措辞恳切，委婉得体。他的散文，道学气也较重。

3。赵孟頫\元代前期南方诗文作家，要比北方作家有更多的故国之思和沧桑之感，在诗风上多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较为著名的作家有方回、陈孚、戴表元、邓牧、仇远、白珽、吴澄、赵孟頫\、袁易、袁桷等，其中赵孟頫\的风流文采，冠绝当时。

赵孟頫\（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精宫道人，是宋太祖赵匡胤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后裔。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年十四以父荫补官，曾任真州司户参军。入元后被推荐入朝，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死后追封魏国公。以书画著称，亦工诗文。其诗古体宗魏晋，近体宗唐，各体诗都有，以七律最胜；其文，亦宗唐。词不多。有《松雪斋文集》。

由于他是宋朝的宗室，他对南宋的灭亡怀有比他人更深的黍离之悲，尤其在晚年的作品中，常有一些怀念故国的内容。如《纪旧游》就流露了昨是今非、国破家亡的悲痛：二月江南莺乱飞，百花满树柳依依。落红无数迷歌扇，嫩绿多情妒舞衣。金鸭焚香川上暝，画船挝鼓月中归。如今寂寞东风里，把酒无言对夕晖。

尤其是吊岳飞墓的《岳鄂王墓》诗，慨叹岳飞的屈死，谴责南宋君臣苟安误国，写景、抒情、议论三者交融，更为感人：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陶宗仪在《辍耕录》中称赞说，岳王墓诗不下数十百篇，其脍炙人口者，莫如赵魏公作。

赵孟頫\以宋宗室子孙的身份出仕元朝，曾受人非议，他的侄子还为此和他断绝往来。他自己内心也很矛盾，诗中常有自我谴责之意。如《罪出》、《述怀》、《送高仁卿还湖州》等诗充溢忏悔、沉痛、无可奈何的心情，在元初出仕的汉族文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述怀》诗云：安知承嘉惠，再踏京华尘。京华人所慕，宜富不宜贫。严、郑不可作，兹怀向谁陈？到了晚年，怕后人不能原谅他的"失节"行为，对做官更有所悔恨。如《自警》诗云：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赵孟頫\的书法圆转秀美，人称"赵体"；他的画，山水、人马、花竹、木石都很出色，变革南宋末期陈陈相因的"画院"派体制格调，开创了元代画风。他还常写题画诗、题画文。题画诗用来写意、写情，题画文大抵是对画的解说。题画文如《题李仲宾野竹图并序》：吾友李仲宾为此君写真，冥搜极讨，盖欲尽得竹之情状，二百年来以画竹称者皆未必能用意精深如仲宾也。此野竹图尤诡怪奇崛，穷竹之变，枝叶繁而不乱，可谓毫发无遗恨矣。

题画诗则为：偃蹇高人意，萧疏旷士风。无心上霄汉，混迹向蒿蓬。

诗文、书法、绘画完美结合，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三）元代后期诗文作家1。虞集元仁宗延祐年间，时代承平，生活安定，科举恢复，知识分子又有了进身之阶，诗文得到了繁荣和发展。被称为"元诗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就活跃于这一时期。虞集、揭傒。斯和黄溍、柳贯，还并称为"儒林四杰"。他们的诗文作品总的说来，成就不算很高，未能超过前期的刘因，但数量很多，名声很大。其中虞集是当时文坛领袖。

虞集（1272-1348年），字伯生，因以书室名邵庵为号，世称邵庵先生。祖籍仁寿（今属四川），迁居崇仁（今属江西）。官至奎章图侍书学士。著有《道园学古录》，内收诗、词、文作。散曲只有1　首小令传世，见《辍耕录》。

虞集宗唐宗古，但很多诗歌为赠答应酬一类的作品，题材狭窄，内容空泛，艺术上也缺乏创新。有些作品曲折地表现了故国之思。写得最出色的是《挽文山丞相》：徒把金戈换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用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

这首诗对民族英雄深怀敬意，文字流畅宛转，有人说："读此诗而不泣下者几希！"

虞集由于富有才华，受到皇族贵近的忌恨、排斥，因此他的诗在表现故国之思的同时，也常流露归隐之念。如有一首无题的诗写道：我因国破家何在，君为唇亡齿亦寒。南渡岂殊唐社稷，中原不改汉衣冠。温温雨气吞残壁，泯泯江潮击坏栏。万里不归天浩荡，沧波随意把渔竿。

诗前有序云："从兄德观父与集同出荣州府，宋亡隐居不仕而殁。集来吴门省墓，从外亲临邛韩氏得兄遗迹云："我因国破家何在，君为唇亡齿亦寒"，不知为谁作也？抚诵不觉流涕，因足成一章，并发其幽潜之意云。"这不过是为掩饰那些与元臣身份不相称的话而写的托词而已。它借省墓之事，倾吐了遭受排挤的抑郁之情和怀念故国的黍离之感，最后表示了想做个"沧波渔竿"的隐士的愿望。

虞集有些诗表现了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和对元蒙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仇杀政策的不满，有激越不平的情调。但他的大部分诗都写得清和淡远，给人以安祥幽静的印象。如《腊日偶题》之二：归时燕子尾毵毵，重觅新巢冷未堪。为报道人归去也，杏花春雨在江南。虞集的诗歌，以风格严峻、声律圆熟著称。名作七律《送袁伯长扈从上京》尤工于锤炼：日色苍凉映紫袍，时巡毋乃圣躬劳。天连阁道晨留辇，星散周庐夜属橐。白马锦鞯来窈窕，紫驼银瓮出蒲萄。从官车骑多如雨，只有杨雄赋最高。

虞集的词作今存20　多首，无甚特色。唯寄给柯敬仲的［风入松］末句和《腊日偶题》之二末句同样用陆游诗意翻新，写成"杏花春雨江南"，是广为流传的名句。

据《元史》记，虞集"平生为文万篇，稿存者十二三"。当时宗庙朝廷的典册，公侯大夫的碑铭，大都由他撰写。他的散文多为官场应酬文字，也有书信传记，题跋序录。内容很多是颂扬权贵、倡导理学的。有些文章也流露了民族意识。如《陈炤小传》写南宋进士陈炤守常州以身殉城的事迹，塑造了一个抗元英雄的光辉形象。

"四大家"另三家作品的题材、内容、风格和虞集相近，虞集说："仲弘（杨载）诗如百战健儿，德机（范梈）诗如唐临晋帖，曼硕（揭傒斯）诗如美女簪花"，而他自己则如"汉廷老吏"。可见各人还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如杨载的诗含蓄老练，重视诗法，在炼字造句上颇下功夫。他的《宗阳宫望月分韵得声字》写得清空、雄健，圆润而不枯涩，很象唐诗：老君台上凉如水，坐看冰轮转二更。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风露寂无声。蛟龙并起承金榜，鸾凤双飞载玉笙。不信弱流三万里，此身今夕到蓬瀛。

揭傒斯的诗歌内容要比其他三人丰富得多，有些诗歌对劳动者的不幸表示同情，并有民歌风味。如《杨柳青谣》：杨柳青青河水黄，河流两岸苇蓠长。河东女嫁河西郎，河西烧烛河东光。日日相迎苇檐下，朝朝相送苇蓠傍。河边病叟长回首，送儿北去还南走。昨日临清卖苇回，今日贩鱼桃花口。连年水旱更无蚕，丁力夫摇百不堪。惟有河边守坟墓，数株高树晓相参。2。萨都剌元代后期少数民族作家较多。著名的有：萨都剌、马祖常、迺贤、余阙、丁鹤年等。他们的先世都是西域人，所以又称西域作家，其中萨都剌成就最高，是元代诗词名家之一。

萨都剌（1305？-1355年？），字开锡，号直斋，回族人，一说蒙古族人。祖父、父亲均为武臣，累有功勋，受知于世祖、英宗，镇守云、代。所以萨都剌生于雁门（今山西代县）。泰定四年（1327年）中进士，做过九品至七品的小官，为官清正。传说晚年曾投方国珍幕中。著有《雁门集》。萨都剌的作品以诗歌为主。他当时以宫词著名，寓宫怨于景物描写之中。虞集读后称赞他"最长于情"，令人"失惊"。《秋词》是常为人称道的一首：清夜宫车出建章，紫衣小队两三行。石栏干畔银灯过，照见芙蓉叶上霜。但他也写政治诗。清人顾嗣立说，读了他这一类诗，"得古人诗史之意矣"。如《纪事》一诗中用这样的诗句揭露了正史所不载的元武宗次子篡兄位的事情：只知玉玺传三让，岂料游魂隔九重。天上武皇亦洒泪，世间骨肉可相逢。可贵的是，萨都剌的一些作品还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表现了当时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如《早发黄河即事》以农夫的悲惨遭遇和京师贵家子弟的豪华奢侈作对比，《鬻女谣》以饥民卖女和宫中生活作对比，反映了元代社会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讽剌、抨击的笔锋指向了郡守、县官、王孙贵戚，乃至最高统治者。再如《过居庸关》一诗，描写了战祸给百姓带来的不幸："草根白骨弃不收，冷雨阴风哭山鬼。道旁老翁八十余，短衣白发扶犁锄。"并且表达了"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的强烈愿望。

他的山水景物诗写得很出色。如"水底霞天鱼尾赤，春波绿占白鸥汀。

越船一叶兰谿上，载得金华一半青。"（《兰谿舟中》）"鱼虾泼泼初出网，梅杏春春已著枝。满树嫩晴春雨歇，行人四月过准时。"（《初夏淮安道中》）这些写江南景色的诗句细腻贴切，清新自然。更有特色的，是他对北方风物的描绘，粗犷有致，豪放俊逸，是同时期其他诗人很难写出的。如《上京即事》向读者展示了美丽的塞外风光和生活习俗。上京，即元代的上都，与大都并称为两都，故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兰旗东约二十公里闪电河北岸。下面是其中的三首，分别写祭天礼俗、郊野晚景和王孙狩猎，都别有风味。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赐诸王。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紫塞风高弓力强，王孙走马猎沙场。呼鹰腰箭归来晚，马上倒悬双白狼。萨都剌还被人推崇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他的词作虽然不多，今仅存10　余首，但都是佳篇。如［百字令］《登石头城》：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唯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寂寞避暑离宫，东风辇路，芳草年年发。

落日无人松径里，鬼火高低明灭。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这首词是步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原韵的，抚今追思，自叹身世，气象雄浑，韵调苍凉，很能代表他的词风。

再如另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作［满江红］《金陵怀古》：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螀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这首词吊古伤时，感慨深沉，同时也表现了更为圆熟的艺术技巧。词中化用前人典故，自然贴切。格调沉郁苍凉。从中同样可以见到词作者的磊落襟怀和苏词豪放派的影响。

3。杨维桢王冕元代末期，风雨飘摇，社会动荡。诗文却与渐趋平静的杂剧、散曲不一样，活跃起来，出现了许多作家，各树一帜，如李孝光、杨维桢、李裕、徐昉、张翥、王冕、倪瓒、顾瑛、戴良、张宪等等。以杨维桢、王冕最有代表性。

杨维桢（1296-1370年），字廉夫，号铁崖，别号铁笛道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官至江西等处儒学提举，颇有政绩。后避乱居钱塘。元亡后，明太祖朱元璋召他修礼乐书，因不愿出仕，辞归。所著诗文甚多，今传有《东维子集》、《铁崖古乐府》、《复古诗集》、《铁崖文集》等。

他的创作以诗歌为主，提倡古乐府，好驰骋异想，运用奇词，受唐代诗人李贺影响较深。他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是《鸿门会》。据他的学生说，他"酒酣时常自歌是诗，此诗本用贺体而气过之。"这首诗便是学李贺写鸿门宴的《公莫舞歌》，但比李贺的诗更富于想象和夸张：天迷关，地迷户，东龙白日西龙雨。撞钟饮酒愁海翻，碧火吹巢双猰■。照灭万古无二乌，残星披月开天余。座中有客天子气，左股七十二子连明珠。军声十万振屋瓦，拔剑当人面如赭。将军下马力排山，气卷黄河酒中污。剑光上天寒慧残，明朝画地分河山。将军呼龙将客走，石破青天撞玉斗。

再如《庐山瀑布谣》，是他梦中游庐山醒后作的，气势磅礴，雄伟奇丽，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这在盛行委琐靡弱诗风的元代，很不多见：银河忽如瓠子决，泻诸五老之峰前。我疑天仙织素练，素练脱轴垂青天。便欲手把并州剪，剪取一幅玻璃烟。相逢云石子，有似捉月仙。酒喉无耐夜渴甚，骑鲸吸海枯桑田。居然化作十万丈，玉虹倒挂清冷渊。

杨维桢也有些古乐府描写世态炎凉，反映民间疾苦。如《盐商行》、《牛商行》、《贫妇谣》、《食粮谣》等。

他的朋友张雨对他所写的古乐府辞大加赞赏，在《铁崖先生古乐府序》中说他"上法汉、魏，而出入于少陵、二李（按：指李白、李贺）之间，故其所作古乐府辞，隐然有旷世金石声，人之望而畏者，又时出龙鬼蛇神以眩荡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并称："承学之徒，流传沿袭，槎牙钩棘，号为"铁体"。"

杨维桢的五、七言绝句，多模仿南朝乐府民歌和刘禹锡的竹枝词，语言通俗清新，琅琅上口，很有民歌风味。如《海乡竹枝词》，写盐民的痛苦生活：潮来潮退白洋沙，白洋女儿把锄耙。苦海熬干是何日？免得侬来爬雪沙。门前海坍到竹篱，阶头腥臊蟛子肥。哑子三岁未识父，郎在海东何日归？杨维桢还写有宫词、艳体诗，不少作品流于庸俗，格调不高。

杨维桢的文笔老练。有些传记虚构人物和事件，其实是寓言，如《冰壶先生传》、《竹夫人传》。有些议论文表现出颇有见地的观点，如《守城论》说筑城并不可靠，可靠的是民心。如四明的城很坚固，但无人肯死守，所以方国珍一攻就进去了。他的《榆溪草堂记》、《小桃源记》等文章，则表现了他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

王冕（1300？-1359年？），字元章，号煮石山农，贩牛翁等。诸暨（今属浙江）人。幼时贫苦，曾放牛务农，后自力苦学，遂成通儒。为人狂放不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记他："一试进士举，不第，即焚所为文。读古兵法，着高檐帽，披绿蓑衣，履长齿木屐，击木剑，或骑黄牛，持《汉书》以读。人咸以为狂生。"至正年间，北游大都，虽有人荐举为官，但辞谢不受。因见天下将乱，避居会稽（今浙江绍兴）九里山，直至去世。他善画梅、篆刻。有《竹斋诗集》。

王冕出身农家，又曾漫游吴楚，对民间疾苦了解较深。他的诗伤时愤世，描绘了人民的困苦生活，反映了社会的不公和生产的凋敝。如《伤亭户》写一家盐民，家无粒米，盐官还来逼税，到次日只见"天明风启门，僵尸挂荒屋"。《江南妇》写农妇"力田得米归官仓"自己一无所有的悲惨境遇。《痛苦行》揭露："京都大官饫酒肉，村落饥民无粒粟。"《悲苦行》写一家庭在兵役、官税逼迫下"前年鬻大女，去年卖小儿"，今年日子更难过的情状，诗人最后说："我感此情重叹吁，不觉泪下沾裳裾。安得壮士挽天河，一洗烦郁清九区，坐令尔辈皆安居。"

王冕有不少诗歌对元代统治者的剥削、压迫进行了讽刺和抨击。如《古时叹》借古讽今，谴责对知识分子奴役；《虾蟆山》则借偷吃太仓粟的虾蟆精，无情地嘲讽了盘剥民众的元蒙统治者。他写的《冀州道上》，通过沿途见闻，深刻揭露了元蒙统治者对北方城乡的洗劫，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和对汉族文化的摧残，用充满激情的形象语言，把破败萧条的景象呈现在读者面前：我行冀州路，默想古帝都。水土或匪昔，《禹贡》书亦殊。城廓类村坞，雨雪苦载途。从薄聚冻禽，狐狸啸枯株。寒云著我巾，寒风裂我襦，盱衡一吐气，冻凌满髭须。程程望烟火，道旁少人居。小米无得买，浊醪无得酤。土房桑树根，仿佛似酒垆。徘徊问野老，可否借我厨？野老欣笑迎，近前挽我裾。热水温我手，火炕暖我躯。叮咛勿洗面，洗面破皮肤。我知老意仁，缓缓驱仆夫。切问老何族？云是奕世儒。自从大朝来，所习亮匪初。民人籍征戍，悉为弓矢徒。纵有好儿孙，无异犬与猪。至今成老翁，不识一字书。典故无所考，礼仪何所拘。论及祖父时，痛入骨髓余。我闻忽太息，执手空踌蹰。踌蹰向苍天，何时更得甦？饮泣不忍言，拂袖西南隅。

从《悲苦行》、《冀州道上》等诗中，可以看到他的诗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受杜甫很大的影响。

王冕还有很多诗是歌咏隐居生活和表现不甘随俗浮沉的孤傲性格、抒发追求清雅高洁的情怀的。王冕一生喜欢梅花，《题月下梅花》中说自己："平生爱梅颇成癖"。他常写梅、画梅，以梅自比。早年曾借梅自喻不接受吏职，晚年仍以梅显示自己的清白本色。他隐居在九里山，结茅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梅花屋》诗写他"绕涧新栽百树梅"自得其趣的隐居生活。著名的七绝《墨梅》是他的决不同流合污的洁白情操的自我写照：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竹斋集》条说："冕天才纵逸，其诗多排奡遒劲之气，不可拘以常格。然高视阔步，落落独行，无杨维桢等诡俊纤仄之习，在元明之间要为作者。"这个评价不同于明初至清初某些诗评家忽视王冕诗歌的倾向。王冕的诗歌与当时风靡的"铁崖体"有不同特色，在内容上充实深厚，风格质朴自然，并兼长众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确应在元代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九、结语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朝代；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风貌。虽然诗文的成就不如前代，但也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杂剧、南戏，这些原先活跃在民间的戏曲，由于饱读诗书而社会地位不高的文人参与创作，迅速成熟和发展起来；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文学体裁--戏曲文学。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郑光祖、高明等优秀作家的剧作，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璀璨夺目的瑰宝，提领起一个时代的风骚。最初从民间小曲里生长起来的散曲，在元代也与杂剧同样兴盛，共同构成了足以与汉赋、唐诗、宋词并称的元曲。从元代起，俗文学终于登上了文学殿堂的显要位置，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元代末年风起云涌，举国民族感情高涨。许多文人，尤其是最受压制的南方汉族文人，激发出旺盛的生命活力，纷纷走出山野书斋，投入反元斗争的漩涡，一展远大抱负，谱写豪迈壮阔的诗文乐章。如刘基的《郁离子》，宋濂的《龙门子凝道记》、《燕说》等精彩的寓言作品集，都作于元末。罗贯中、施耐庵等人更是在火热的反元斗争中受到鼓舞，在广泛吸收民间传说和有关史料的基础上创作了前所未有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开拓了俗文学更加广阔的前景。元末的杰出文人以自己的出色作品为元代文学奏出了富有气势的尾声。由于这些文人都由元入明，他们的文学成就将在明代文学史中述评。

元代 第070卷 元代艺术史

【本卷提要】

本卷叙述了蒙古族统一漠北（1206年）至元被明推翻（1368年）及北元政权的艺术史，时间跨度大约二百年左右。重点是介绍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1279年）至元政权覆灭（1368年）这一百年间元代的绘画、雕刻、书法、音乐舞蹈、建筑、工艺美术、美术理论及对外美术交流的概况。

绘画部分包括壁画（墓室壁画和寺观壁画）、人物、山水、花鸟各科的发展，其中有重要美术遗迹、重要画家和重要画派的介绍和分析，有对时代画风特征及其成因的论述。雕塑部分，结合元代宗教发展特点，论述元代雕塑的种类和特征，同时介绍了一些有关喇嘛教美术的常识。书法部分，除介绍分析元代书法总的时代特征外，还重点介绍了几位影响较大的书法家，特别是在元代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有机会显露才华的少数民族书法家。

音乐和舞蹈，主要介绍了宫廷乐舞和民间乐舞两方面的基本情况。以前由于历史原因，学术界往往忽略宫廷乐舞，而详于介绍元杂剧，本书则给以全面观照，对宫廷乐舞如乐舞组织、乐队、佛教乐舞等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民间乐舞，除去介绍元杂剧以外，对散曲和南戏，也花了相当的笔墨。建筑部分，重点介绍了都城建筑、宗教建筑、蒙古族的毡帐建筑。

工艺美术部分，介绍了瓷器、漆器、织绣等各个工艺门类的特点及成就。美术理论及对外美术交流部分，花的笔墨较少，但力求把握住绘画史上非常重要、又是在元代被画家们特别强调的问题，如形神问题、逸气说问题、诗书画结合问题。鉴于元代是一个真正对外开放的时代，书中对元代对外美术交流也作了简要的论述。

本书为读者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有关元代艺术的基本知识，材料翔实，观点明确，论述深入具体，紧紧结合作品及当时的思想实际，提出个人看法。

一、元代艺术概述13世纪初顷，中国漠北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蒙古族。1206年在铁木真（成吉思汗）的领导下，首先统一了蒙古各部和中国北方，随后，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又进行了征服世界的战争，"他们征服了世界上人烟稠密地区所有国家，其中包括：华北、华南（　Cú　ih māCú　īn）、印度（hcijha）、辛都（scijha）、河中、突厥斯坦、叙利亚（　Sú　am）、拜占庭（rūm）、阿速、斡罗斯、撒耳柯思、钦察、喀剌儿（kca）（ar）、巴失乞儿等国。简言之，即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广大地区①。

1271年，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1279年灭南宋，统一了全国，势力更加强大。大元帝国崛起东方，以排山倒海之势，横行欧、亚、非三大洲。他用血与火冲开了东西方文化的隔墙，东方巨人的高大形象震撼着世界。处在中世纪末期"黑暗时代"的欧洲，面对横冲直撞的东方巨人，不知所措，乱了手脚。东方文明改变了西方人的传统观念，刺激了他们探寻世界的好奇心，也为西方近代文明提供了新的思想营养。

西方不断派人来华，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情况。

元朝也经常派人出访外国。中西方交通的大道畅通无阻。近代英国史学家赫·乔·韦尔斯把大元帝国对世界的征服，称之为游牧生活对东方和西方文明所有袭击中最后和最大的一次，"这段蒙古人的征服故事，确实是全部历史上最出色的故事之一。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在范围上不能同他相比，在传播和扩大人们的思想以及刺激他们的想象力上，它们所起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时，整个亚洲和欧洲享受了一种公开的交往，所有的道路都畅通了，各国的代表都出现在喀剌和林的宫廷上。""也许不是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民族，但作为知识和方法的传播者，他们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①但是，蒙古族文化较落后，武功有余而文治不足，对汉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缺乏深入地理解，治国经验不足。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元朝政权仅仅维持了九十年（1279-1368年）就被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朝建立以后，又恢复了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而且更加僵化，生产力停滞不前，封建社会开始走入末路。在元代曾经打开的中西交通的大门又被关上了，对外文化交流被限定在狭窄的范围内。

恰恰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入末路的明代末期，欧洲掀起了普遍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带来了全面的社会变革，特别是近代的科学革命，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面貌。中世纪黑暗的夜空，终于被资产阶级革命的曙光划破，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勃勃英姿登上历史舞台，大踏步地走向人类历史新的里程。在中国却死气沉沉，昔日充满活力和自信并在科技文化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华大帝国，从明代开始，逐步走入末路，闭关锁国，固步自封，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他在资产阶级面前，成了愚昧落后，面目古怪的老保守了。特殊的历史背景对元代艺术的发展，必然产生影响。

有元一代的文学艺术，除元曲外，就主流而论，大多内容空泛，题材狭窄，多表现身边琐事，或抒发主观情趣。文人画、特别是山水画取得了突出

①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序言。

①　《世界史纲》，第763　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的成就。元代文人画家普遍强调抒发个性，因此作品的个人面貌很突出。文人画家均兼擅诗书，强调书法趣味，力倡"书画同体"，鼓吹"书法即画法所在"，称画为写。笔墨已不仅仅为塑造形象，本身已被赋予独立的审美价值。诗书画印结合已成为元代画家普遍采用的艺术形式。文人画趋于成熟。所谓文人画，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画，所以又称士人画。它的风格与民间画工及宫廷院画明显有别。北宋末苏轼提出"士人画"的概念。南宋邓椿在《画继》中首次提出绘画是一个人文化修养的集中表现，"画者，文之极也，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明代董其昌第一次使用"文人画"一词，并提出"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的主张。文人画的作者一般回避社会现实，多取材于山水、花鸟、竹石，以抒发性灵，间亦有对民族压迫和黑暗现实吐露愤懑之情者，如龚开、郑思肖。文人画多强调神韵和笔墨趣味，而忽视形似，甚至把形似看得无关紧要，为画家之"末事"。元代文人画对意境的表达，对水墨、写意等技法的发展，对诗书画印结合的艺术形式的创造等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元代绘画的时代风格特别明显，这就是简率尚意，以书入画。赵孟頫\开其端，元四家继其后，谱写了中国绘画史上光辉的一页。

元朝统治者允许宗教自由发展，宗教繁荣，带来了宗教艺术的繁荣和发展，特别是喇嘛教和新道教。基督教在唐末被禁绝几百年之后，到元代再度传入，且有第一批基督教艺术品在上层流行，这主要是圣经插画、圣像雕刻。道教自东汉末在社会上流行，到元朝又以一种新面貌出现，与之俱来的是道教美术的活跃，就流传至今的壁画作品和雕塑作品而论，元代与唐宋相比毫不逊色，其精致程度甚至有过之。

自元代始，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元政府在那里直接行使管辖权。西藏宗教首领八思巴被封为国师，喇嘛教和喇嘛教艺术得到确认并迅速发展。特别是尼泊罗国艺术家阿尼哥来华；喇嘛教艺术在汉地也迅速传播开来。阿尼哥在元朝倍受宠信，令其主持梵相监的工作。在他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塑绘了很多喇嘛教艺术形象。阿尼哥的儿子阿僧哥、弟子刘元继承并传播他的技艺，给中国宗教艺术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丰富了祖国的艺术宝库。与此同时，吐蕃僧人频繁往来于印度和中国之间，密宗经典的翻译和著述日渐其多，其中如《红史》、《青史》、《佛教史大宝藏论》的问世，对人们理解密宗教义和密宗艺术裨益极大，内地密宗艺术也随之丰富起来。元代墓室壁画明显衰落了，因为元统治者对丧葬尚简朴，即使是宫车晏驾（皇帝死），也仅用香楠木为棺，将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其靴韈、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椀楪匙筯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毡青绿纳失失（即织金锦）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宠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块，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复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返①。皇帝丧礼尚且如此简单，一般官员的丧礼就更可想而知了。所以元代墓室壁画的规模和水平，就无法与汉唐相比了。

元代界画比较发达，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①　《元史》卷七七，《祭祀六·宫车晏驾》。

元代雕塑，从总的规模和总体水平来看，不如唐宋，但有个别作品如晋城玉皇庙彩塑，水平并不亚于唐宋。据记载，元统治者曾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宗教塑绘活动。雕塑形象除沿用传统的雕塑式样外（即汉式），又大量采用由尼泊尔传来的"梵相"式样。所谓"梵相"是指尼泊尔雕塑家阿尼哥带来的一种佛教形象式样。我国现存的元代雕塑遗迹已不多，其中山西晋祠内有一组从外地迁来的两组元代彩塑、晋城玉皇二十八宿彩塑、山西太原龙山元道教石刻、杭州飞来峰元密宗石刻、北京居庸关内镇云台石刻。题材手法已无统一规划，都比较自由，水平参差不齐，表现出元代雕刻走向衰落。

元代书法继续向着"尚意"的方向发展，前期以赵孟頫\为带头人，一反宋人奇险的书风，强调学晋人，追求匀净平顺的新书风。但元中期后书坛形成举世皆学赵的局面，孕育着书法的危机。少数富有创新精神的书家，奋起挣脱这种局面，远学魏晋，使书法复归险峻，代表人物有冯子振、杨维桢，被称之为"书坛怪杰"。元代书坛产生一批少数民族书家，是值得庆幸的事。元代的音乐、舞蹈是很发达的，因为蒙古族能歌善舞，统一全国后又吸收了汉族乐舞的精华，所以更加丰富。元宫廷乐舞主要继承宋金遗制，揉和蒙古族旧有的一些传统。始终处于边使用边创制的过程中，连乐器都主要使用宋金旧物。宫廷乐队含有明显的喇嘛教色彩，为历代所仅见，队中男女混杂，有的头戴神佛面具，穿着铠甲，在乐曲的伴奏声中舞蹈。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白伞盖佛事"和"十六天魔舞"，把喇嘛教的跳神活动，吸收到宫廷乐舞中去，形成为元朝特有的舞蹈形式。

元民间乐舞更为丰富多彩，杂剧、散曲风极一时，产生了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高文秀、马致远、郑光祖、乔吉甫、纪君祥等一大批优秀《杂剧》作家和《窦娥冤》、《汉宫秋》、《墙头马上》、《西厢记》、《倩女离魂》、《扬州梦》、《赵氏孤儿》等一大批优秀剧目。元中期以后，《杂剧》开始走下坡路，扎根于南方民间的《南戏》，在吸收《杂剧》某些成分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南戏》作家虽然没有《杂剧》作家那么大的名气和影响，但流传至今的《南戏》四大传奇：《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劝夫》，比起《杂剧》毫不逊色，同样成为不朽的名作。

建筑方面，由于元朝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封建大帝国，不仅中国本土民族众多，当时欧、亚邻近中国的一些国家也归于元朝统辖。民族众多，交往频繁，各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审美习惯各异。反映在建筑上，就表现为建筑式样千差万别，经过相互交流，为传统的建筑艺术与技术增加了若干新因素。元代宗教建筑很发达，除了原来的佛教、道教及祭祀建筑外，当时从吐蕃到大都还新建了许多喇嘛寺院和塔，随之带来了一些新的装饰题材与雕塑绘画的新手法。大都、新疆、云南及广东地区的一些城市，陆续兴建了一些伊斯兰教礼拜寺，并和中国传统建筑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建筑风格，装饰色彩也逐步融合起来。拱券结构已较多地运用于地面建筑。此外，元大都宫殿还出现若干新型建筑和新的装饰，这些都为后来明清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蒙古族的毡帐建筑与汉民族的传统建筑及外来建筑相结合，也丰富了中国的建筑式样和内容。

元代工艺美术，同宋代相比，也有不少新特点。元统治者的爱好与宋统治者不同，宋闭关自守，国际交往面窄。元对外自由开放，国际交往空前扩大，因此，新的需要造成商品新的变化，商业手工业畸型发展。瓷器中的白瓷、青花、釉里红；织绣中的纳石失、织金锦缎、毛织品、绵织品都取得了新成就。雕漆（特别是剔红）、铸银、玉器等生产，也都有较大的发展。二、绘画（一）概说中国绘画发展到元代，受特定社会现实和艺术本身发展规律的影响，出现了明显变化，集中体现在创作主体精神的被强化，艺术的教化功能和统一规范被进一步削弱，创作变成了画家们（主要是文人画家）个人抒情言志，怡情娱性的手段。基于这一特质，画家们在创作中强调和着意追求的是"艺贵自出"，睿发天巧，力去雕琢，惟求自然。同以往相比，元代绘画更注重对事物神韵的体悟和传达。应之于目，会之于心，形之于笔，得之于神，成为众多画家共同的艺术追求。两宋物趣悉到的画风明显地受到冷落。

将元代绘画与唐宋时期相比，从风格上可以看出明显的时代区别，唐画重笔，但不强调书法趣味，止于应物象形；宋画笔墨并重，但融笔墨于形象之中，除少数文人画家如苏轼、米芾等外，多不强调书法趣味；而元画则十分重视笔情墨韵，书法审美成分被空前强调，实为苏、米文人画的继续与完善。唐画重色重线追求华贵，宋画重物趣法度，讲求严谨精微；元画则重笔重墨，追求松灵率意。凡此种种，体现在艺术时代风貌上，唐画宏伟瑰丽，宋画丰实平易，元画则空灵含蓄。在艺术构成上，唐画绝少题诗书款，宋除少数书法功力深厚的画家，在画的明显部位大段题诗书款外，多数画家题款均在石隙树缝间，且仅只姓名、年月日而已；元代画家多善书，每画必题诗书款，洋洋洒洒，不厌其多，款题成为元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加之元代治印风起，于是诗书画印相结合成为元代画家普遍采用的艺术形式。

元代绘画就总体而言，题材比较狭窄，内容空泛，多写身边琐事或借古代的高人逸士抒发主观情趣。元初文人学士，耻于沦为异族之奴隶，多借笔墨以自鸣高。从事绘画者，非以遣兴，即以写愁寄恨，充分表现其个性。到了中期，不论山水、人物、花鸟，不必皆有其对象，可据需要向壁虚构，用笔传神，不求形似。称画为写，视书画为同体。凡此各种表现，被评论家称之为"文人画"。

元代文人画中的山水画有了突出的进步，赵孟頫\、高克恭开其端，元四家继其后，且使之完善提高，成为明清山水画家倾心追逐模拟的典范。集中体现出元代绘画简率尚意的时代新风。元代花鸟画，一方面是沿守宋代宫廷院体画风，无明显变化；另一方面，适应文人抒发笔情墨趣之需，梅兰竹菊四君子题材的作品猛增，为画家们反复描写，用以喻意人的品格，风格不同，手法多样。人物画与唐宋相比，明显衰退，像宋代《清明上河图》、《货郎图》等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极少见，代之以古代的高人逸士、神仙鬼怪的题材。元代宗教活跃，宗教艺术再度复兴，其中尤以喇嘛教艺术最为发达、最富有特色，留下了许多艺术珍品，为中国的美术宝库增添了新的品种，特别值得加以注意。宫廷肖像画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亦值得重视。

元代特殊的时代画风的形成--简率尚意，空灵含蓄，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元一统南北之后，分全国人民为四等，汉人南人处于最下等，倍受歧视，南宋的遗民故老马上下野，隐遁山林。汪元亮云："山中多乐事，世上少全人。"元初废科举，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无由厕身官场，凭关系被拉入政府者，百不及一。多数只得闲居，有的串连起来组织诗社。只杭州一家《月泉社》就聚集了三千多文人，其中不乏画家。类似的诗社还有《越中诗社》、《山阴诗社》等。这些文人凑到一起，挥毫染翰，比赛作诗，其中也不免会议论时政，发泄不满。元代中期，延祐年间，复行科举制，情况稍有好转，少数汉族文人由此进入官场，但对汉人限制过严（如规定先须做吏，十年后才能根据表现予以晋升为官），能进入官场的又为数极少。这样，绝大多数文人出仕仍无望，只得去隐居，情况与元初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如元后期江南富豪顾仲英、曹知白周围就分别会聚了一大批诗人画家，经常在他们的家中吟诗作画，与元初的诗社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这种社会现实便造成了思想界的反常现象，文人们普遍淡漠世事，满足于自我超脱，为官者也标榜隐居，程钜夫不无感慨地说："数十年来，士大夫以标致自高，以文雅相尚，无意乎事功之实，文儒轻介胄，高科厌州县，清流恥钱穀，滔滔晋清谈之风，颓靡坏烂。"由南宋末年刮起的这股不正之风，入元则更甚。

这种社会风气反映到艺术上，就促成了写心说的进一步风行。北宋末年苏轼等人倡导的以抒发主观感情为主要特色的文人画思潮，在元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找到了更多的知音。元人的写心说有自己的特色，一是强调"自出"，否定师传，所谓"睿发天巧，自得成趣，不由师传。"①二是认为只有得之于心的东西才能传之不朽。三是作画强调神韵，蔑视形似，"盖其妙处在笔法、气韵、神彩，形似末也。""只求形似岂识画"，"善画不画形。"

绘画强调写心，强调抒发主观，其结果是作品的自娱性增强了，而辅教功能随之减弱，个人风格突出了，人各一态，作品面貌丰富多彩。这对于艺术本身的发展，无疑是有好处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元代文人画的兴盛，是一次不小的文艺解放运动。

元代壁画，墓室壁画已远不如唐宋，因为蒙古族丧葬制度崇尚简约，墓室规模普遍较小，墓主人的家属也不肯花更多的财力去搞墓室壁画。其水平规模也就不能同以前相比了。元寺庙壁画特别是道教壁画还保留一定的规模，有的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二）壁画1。墓室壁画元统治者普遍尚薄葬，墓室建筑简陋，连随葬品都极少。以皇帝的丧葬来说，皇帝驾崩之后，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削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其靴袜、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葬品只有金壶瓶二件，盏一件，椀楪匙棏各一件。装殓完毕，用四条黄金箍将棺柩捆紧。送葬时，将棺放到特制的灵车上，舆车用白毡青绿织金锦缎（即纳失失）为簾，棺上亦复盖纳失失。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穿着新衣，骑一匹马，牵一匹马，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送葬这一天，用羊奠祭三次。至所葬陵地，开穴所起之土早已打成块排列在墓穴上边两侧。棺入穴，依次将土块掩入穴里，用不完的土，要运置远离墓地的地方。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每天要去陵前致祭（元人称之为"烧饭"，大祭曰"烧马"），三年后返回宫廷①。另据明代初年叶子奇《草木子》所记，皇帝

①　刘将孙：《彭宏济诗序》。

①　《元史》卷七十七，《祭祀志六》"国俗旧礼"。

棺入穴埋掩之后，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誌遗迹。岂复有发掘暴露之患哉。诚旷古所无之典也②。皇家墓室绝无绘制壁画之举。

有些蒙族官员，因受汉族丧葬制度的影响，死后按汉族礼制安葬，规模较大，墓室中绘制了壁画，有的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如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元代壁画墓，内蒙古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辽宁凌源富家屯元代壁画墓，北京密云县元代壁画墓，山西长治捉马村元代壁画墓等。

（1）内蒙古昭盟赤峰元宝山元代壁画墓该壁画墓保存完好，墓室壁画水平较高。如墓主人对坐图、行旅图、生活图、礼乐仪仗图、山居图、券顶彩绘花卉等。墓主人对坐图绘于正壁，横幅，宽243　厘米、高94　厘米。宽阔的帐幕下，男女墓主人左右相对而坐，表情严肃，身穿蒙古贵族服装，男主人身穿右衽窄袖蓝长袍，腰围玉带，脚蹬高靴；女主人头顶盘髻插簪，耳垂翠环，身穿右衽紫色长袍，外罩深蓝色开襟短衫，腰间细带垂至膝下，脚穿靴。男主人左手扶膝，右手搁在坐椅的卷云形扶手上；女主人袖手端坐在圆凳上。男女主人身后立男女仆人各一。男仆双手捧印盒，女仆双手捧印，表示墓主人的身份和权威。山居图、礼乐图、仪仗图保存亦较完好，有一定艺术性，但水平不及墓主人对坐图③。

（2）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该墓M1　壁画多已破坏，残缺不全。M2　壁画保存较完整，内容以描写贵族日常生活为主，较元宝山者为粗率。其技法多以墨线为轮廓，以朱红、翠绿等色彩晕染。《宴饮图》人物安排较呆板，《出猎归来图》比较成功，描写主人出猎归来，两仆人分别腰佩箭囊，手架苍鹰，骏马奔驰，人物精神抖擞，显得生动活泼①。

（3）凌源富家屯元代壁画墓该壁画艺术水平较高，人物刻划富有个性，场面宏大，构图复杂，人物衣纹勾勒圆劲挺拔，顿挫有力，画面形象安排疏密有秩。如《游乐图》画于墓室东壁，高0.9　米、长1.73　米，周边有较宽的墨线界栏。内容分两部分，右侧画二人与备好的四匹马。右第一人头戴圆顶红缨帽，额前垂发，长圆脸，白净无须，身穿方领长袍，胸前钉方巾，腰系带，左手屈肘向前。右第二人穿黑色高筒靴，手持三弦琴，上部已残。二人身后四马，姿态不一，马形短耳长鬃，肌肉突起，健劲有力，头戴笼络，颈系红缨，身备鞍■，正在静候出行。左侧画墓主人端坐太师椅上，头戴白沿绿色圆顶红缨帽，圆脸，帽下露桃状发型，颈后垂发辫，腮及下颏留几缕长髯飘于胸前，身穿灰色长袍，披绿色云肩，胸前佩白色方巾，腰间围带，脚蹬高筒灰色皮靴，左手拄于膝间，右臂屈肘横于坐椅扶手上，双目直视前方。其身后站一仆人，头戴黑色圆顶帽，圆顶留须，脑后垂发辫，身穿圆领绿色长袍，腰间系带，上挂一或为印盒的黑盒，脚穿灰黑高筒皮靴。其左肩上画一细线勾描的长杆，此当为最初画稿痕迹。墓主人左侧坐一琴师，头戴黑色四方瓦楞帽，圆脸留须，脑后垂发辫，身着长袍，脚穿黑色高筒靴，右膝置三弦琴，双手正在弹拨，前面置一黑漆高脚长方桌，桌上一圆盘内放两个玉壶春瓶，一方盘内盛两只杯②　《草木子》卷三下，"历代送终之礼"。

③　《文物》1983年第4　期。

①　《文物》1982年第1　期。

子，一高足盘内放三枚桃子。桌前站立一人，身穿红色长袍，踏灰色高筒皮靴，其余部分已残缺。从墓主人等都在注视着这个方向来分析，此人应是演唱者。人物上部画一从右侧斜出的柳树，枝条缀满绿叶，披拂低垂，烘染了画面气氛。

《侍寝图》气魄更为宏大，这是一幅占有整个墓室后壁的通幅巨作。高1　米、长2.16　米，周边有黑色界栏。画一所敞轩，帷幔高悬，帐带低垂，外层帷幔白色，以绿色点饰。精工雕镂的青灰色木床上，放一床红被，一个绿色枕头。床前放两只立领广肩瘦颈小口梅瓶，一件白釉黑花，一件黑釉雕花。左右两侧各有女子，右侧一列并进三人，里边一人，长圆脸，额点"美人痣"，发用红纱裹起盘于头顶，穿左衽黑领绿白色长衫，外罩绿色半袖对襟短衣，下露云头履，双手端一圆盘，内放物不详，作进献状。中间一人，额亦画"美人痣"，年龄稍大，脸较胖，束发作高髻，穿著与前人同，但加披绿色披肩，双手拱于胸前，向前迈步，下露左脚云头履。外侧一人，梳发盘髻插簪，穿著与第一人同，披红披肩，垂环绶，袖手站立。画面左侧绘鱼贯而行三人，前面一人走近榻边，圆脸，额点"美人痣"，红纱笼发盘于头顶，穿左衽红色长衫，外罩绿色半袖对襟短衣，披绿色披肩，双手拱于胸前；下部因墙面脱落，壁画不存。中间一人可能是女主人，身材较高，长脸丰颐，发式盘结复杂，脑后飘垂纱带，额间画"美人痣"，穿著与第一人同。脸略转向后，表现出欲前又止的神态。后面跟随一侍女，头结绿纱发髻，擎一柄红色团扇，下部残毁。像这样规模宏大，制作精美的元代墓室壁画，在国内是少见的①。此外，在山西长治捉马村发现了两座元代壁画墓，M1　破坏严重，M2　保存尚好，画有一些历史故事图，如"孟宗哭竹"、"韩伯俞行孝"、"王祥卧冰"等等。此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汉族官员。

北京密云等地也发现了元代壁画墓，破坏严重，水平亦不高，故从略①。2。寺观壁画元代寺观壁画，原本十分丰富，按当时的文献记载，元政府曾多次组织庞大的寺观塑绘佛道形象活动，但因大多数寺观已经被毁坏，壁画也随之毁灭了。除寺观之外，有些地方衙署也画有壁画，均未流传至今。

目前在甘肃、山西境内，尚保存几处宗教壁画遗迹。甘肃敦煌莫高窟1、2、3　窟及149、462、463、464、465　窟，保留有元代密宗壁画，其中有汉密和藏密，以后者居多。山西高平万寿宫、永济永乐宫（现迁往芮城）、稷山青龙寺、洪洞广胜寺等也保留了元代的宗教壁画，以永乐宫壁画水平最高。（1）敦煌莫高窟元代壁画莫高窟1　洞，南壁残存元代佛座痕迹，但形象已模糊；2　洞，南壁剥落处残存千佛，但艺术价值不高；3　洞，四壁为元代密宗画（湿壁画），艺术价值很高，线条细劲圆润，如屈铁盘丝，形象准确生动。显示出画工高超的造型技艺和非凡的勾线工力。

龛内西壁两侧画双勾墨竹；南、北壁画菩萨二身（南壁之一曾遭美国人华尔纳的盗劫损坏）。帐内南侧上下画披帽菩萨各一身。帐内北侧，上画披帽菩萨1　身，下画执瓶菩萨1　身。南壁画11　面千手观音变1　铺：观音端坐居

①　《文物》1985年第6　期。

①　《文物》1985年第5　期、1986年第6　期。

中，千手如伞状布满画面，排列井然有序。两上角飞天各1　身，东侧帝释天，西侧梵天女，东下趺坐梵天女，西下婆罗门。

北壁画十一面千手观音变一铺：观音居中，两上角飞天各一身，西侧吉祥天，东侧婆薮仙，西下三头八臂金刚、毗那夜迦天，东下三头六臂金刚、猪头神。

东壁门上画趺坐佛五身，门南画净瓶观音一身，门北画散财观音一身。

此洞壁画为元代现存壁画之精品，菩萨形象圆润温柔，线条匀净；金刚则用粗细多变的兰叶描表现，面目狰狞，孔武有力，颇具叱咤风云之态。465　洞，壁画系藏密内容，表现手法和形象塑造别具特色，线条流畅挺拔，色彩绚丽，式样丰富，其中的裸体形象解剖准确，比例适当，动态夸张，颇富感染力。窟内形象安排：前室西壁门上画菩萨1　身（已模糊）。

门南、北各画塔一幅。

甬道顶画云气。

南、北壁画牡丹花。

主室窟顶藻井画大日如来一铺。东披画阿閦佛一铺（象座）。南披画无量寿佛一铺（孔雀座），北披画不空成就佛一铺（马座）。

西壁画曼荼罗三铺。南起单身（交手金刚杵），四周小图像十九幅；双身（执金刚杵、铃），四周小图像十九幅；单身（执钵、执刀），四周小图像存十八幅（其中二幅残）。

南壁画曼荼罗三铺。东起双身（手执弓箭），四周小图像二十一幅；双身（牛座），四周小图像二十幅；双身（人皮）四周小图像二十幅。

北壁画曼荼罗三铺。东起单身（七头十四臂），四周小图像二十幅；双身（十六臂执钵），四周小图像二十幅；中间主像毁，四周小图像存二十幅。东壁门上画五金刚（中为大威德）；门南画曼荼罗一铺：骡子天王等三组，四火焰童子，下屏风六扇；门北画曼荼罗一铺，毗那夜迦等二十四身①。藏密，系由印度传入的密教与西藏地方苯教相结合而形成的，保留了一些苯教的神祇和仪式。藏密艺术中的有些形象，狰狞可怖，怪诞神秘，寓意难晓。

宗教艺术形象都是象征性的，藏密艺术形象的象征性则更强。以莫高窟东壁门上所画五金刚之中尊--大威德怖畏金刚为例：身青黑色，具九面三十四臂，十六足，右八足卷曲，左八足舒展而住，作吞三界哈哈响笑声，卷舌露牙，颦眉忿恨，眉间犹。。火炽然，发赤黄色上冲，作期克印（一种手势，食指伸直，其他四指拳屈）以怖畏。以五元骷髅为顶严，五十新首为项鬘，黑蛇为络，腋以骨轮、骨珥等骨饰环绕。天腹裸形，眉睫须毛皆如。。火炽然。正面青黑色，水牛首形，最极忿怒，其上二角铦利，角中间一面红色，极可畏，口澍鲜血。其上文殊，面黄色威怒相，童子庄严具五髻旒。右角根下，中间一面青色，其右面红色，左面黄色。左角根下，中间一面白色，其右面烟色，左面黑色。各面俱极忿怒，九面各俱三目。以左右两正手执大象鲜皮，头向右，毛向外，二手执象，左二足张而披之。

余右第一手执钺刀，第二手镖枪，第三手。。杵，第四手匕首，第五手戈枪，第六手钺斧，第七手短枪，第八手箭，第九手钩，第十手颅棒，十一手喀张噶，十二手锋轮，十三手五锋金刚杵，十四手金刚鎚，十五手剑，十六手江棏乌。

①　《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

左第一手擎满血噶巴拉，第二手梵天头，第三手牌，第四手人足，第五手羂\索，第六手弓，第七手人肠，第八手铃，第九手人手，第十手尸布，十一手人幢，十二手火炉，十三手带发噶巴拉，十四手作期克手印，十五手三角旙，十六手风帆。

右第一足踏人，第二足水牛，第三足黄牛，第四足驴，第五足驮，第六足犬，第七足羊，第八足狐。

左第一足踏鹫，第二足■，第三足慈鸟，第四足鹦鹉，第五足鹰，第六足鵰，第七足秦吉了，第八足鹤。

梵天、帝释天、遍入天、自在天、六面童天、邪引天、太阴天、太阳天等八神，分左右匍伏，踏于足底。炽盛烈火聚中，卓然而住。

对如此众多的面相、手势、法器、动物、禽鸟、天神等等，作何解释？

据《大威德怖畏金刚尊佛仪轨全经》解释，此形象为"诸佛尊中最上尊"。九面象征大乘九部经，水牛首二角象征二谛（俗谛、胜义谛），三十四手并身语意，象征菩提三十七法，十六足象征十六空，阴阳二体相合象征大安乐，右足踏八物象征八成就，左足踏八禽象征八自在。裸形象征不染障碍，发上冲象征妙道无上。

佛教教义玄妙难解，为使广大佛徒领悟，故通过形象化的手法，为佛徒提供具体的谛观对象，达到自我心灵净化的目的。"如是九部经义，从无说；说如幻化。非真谛，如虚空。修行之道，寓于菩提三十七法。苟悟真谛，自徹十六空，而于大安乐方便无可分别，归于一性。其行道利益果报，世间出世间两种成就，究其最要，无过障碍消尽，得大涅槃。如是，应知为表明其义，故示威德金刚怖畏身相云尔。"

这里不仅告诉我们，金刚体上的各个形象都有具体含意；而且告诉我们，该形象是使人们消除障碍，通往最高修养境界--涅槃的过渡阶段。

再如十一面千手眼观音像。多面广臂诸异相，为佛教秘密部所特有，其用意在喻意调伏诸异怪，如罗叉鬼王因具十头以自慢，故观音大士现十一面喜怒异相，以折绌彼傲气。千手者，法身八手，报身四十手，化身九百五十二手，共计满千手。可以救渡世间一切。千手眼，寓其广大圆满无碍，大慈大悲怋念众生之义。佛经谓，人常诵千手陀罗尼经，可使人事事如意，根除一切病灾，延年益寿，财运亨通。这当然是空头支票。经文对各手之用途，皆有具体说明，略述如下：若为富饶种种珍宝资具者，当于如意珠手。若为种种不安求安隐者，当于羂\索手。若为腹中诸病当于宝钵手。若为降伏一切魍魉鬼神者，当于宝剑手。若为降伏一切天魔神者，当于跋折罗手。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于金刚杵手。若为一切处怖畏不安者，当于施无畏手。若为眼闇无光明者，当于日精摩尼手。若为热毒病求清凉者，当于月精摩尼手。若为荣官益职者，当于宝弓手。若为诸善朋友早相逢者，当于宝箭手。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于杨枝手。若为除身上恶障难者，当于白佛手。若为一切善和眷属者，当于胡瓶手。若为辟除一切虎狼豺豹诸恶兽者，当于榜牌手。若为一切时处好离官难者，当于钺斧手。若为男女仆使者，当于玉环手。若为种种功德者，当于白莲花手。若为欲得往生十方净土者，当于青莲花手。若为大智慧者，当于宝镜手。若为面见十方一切诸佛者，当于紫莲花手。若为地中伏藏者，当于宝箧手。若为仙道者，当于五色云手。若为生梵天者，当于君迟手。若为往生诸天宫者，当于红莲花手。若为辟除他方逆贼者，当于宝戟手。若为呼召一切诸天善神者，当于宝螺手。若为使令一切鬼神者，当于骷髅杖手。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授手者，当于数珠手。若为成就一切上妙梵音声者，当于宝铎手。若为口业辞辩巧妙者，当于宝印手。若为善神龙王常来拥护者，当于俱尸铁钩手。若为慈悲覆护一切众生者，当于钖杖手。若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者，当于合掌手。若为生生之处不离诸佛边者，当于化佛手。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中受身者，当于化宫殿手。若为多闻广学者，当于宝经手。若为从今身至佛身菩提心常不退转者，当于不退金轮手。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摩顶授记者，当于顶上化佛手。若为果苽诸穀稼者，当于蒲桃手①。

藏密艺术自成体系，需要作专门的研究，以上只是顺便举两个例子。莫高窟465　窟艺术内容丰富，艺术形式和手法独特，值得深入研究，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2）山西境内元寺观壁画山西境内的几处元代宗教壁画，内容大多为道教的，少数为佛教的。表现道教内容的可以永乐宫为代表。永乐宫，位于永济县永乐镇（现迁芮城），自唐以来是道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传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就生在这里。元代这里香火旺盛，为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与大都天长观和终南山重阳宫同享盛名。据记载，吕洞宾死后，唐代将其宅改为"吕公祠"。金朝末年"易祠为观"。元太宗后乃马真三年（1244年）道观为火所焚毁。1247年由潘德冲主持修建大纯阳宫，至中统三年（1262年）工程始告一段落。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这座道观的无极门才最后建立起来。殿内壁画是道观修好后陆续完成的。

永乐宫的规模很大，部分建筑已毁。现存几座主要殿宇均为元代遗物。

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内所绘的精美壁画为世人所瞩目。

三清殿是永乐宫的主殿，壁画完成于1325年。殿中央供奉道教的最高尊神，即三清像。原来殿中央台上有塑像，早已毁。和三清像相配的是斗心扇面墙的外面和殿周四壁的壁画。全部壁画作为一个整体是《朝元图》。三清，是道教的一个基本概念，即指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和太上老君而言。朝元，即三百六十值日神去朝谒道教的最高主宰元始天尊。全部构图共计人物形象286　个（不足360），以8　个主神为中心，安排浩大的人物行列。《朝元图》中有帝王装束者，有文臣装束者，有皇后妃嫔装扮者，有贵妇、闺秀装扮者，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富于变化，连每个人物所穿的鞋、靴都无一雷同，可见画工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和深厚的生活基础。

《朝元图》的具体内容，据王逊先生考证，计有：南极长生大帝君、东极青华太乙救苦天尊、中宫紫微北极大帝、勾陈星宫天皇大帝、太上昊天玉皇上帝、后土皇地祇、东华上相木公青童道君、金母元君。围绕这8　个主像，分别配以五渎四岳、二十八宿、日月五星、五行神、天地水三官、四圣、历代经传法师等。绝大多数人物形象可根据其方位、特征定名号，尚有少数形象未能确定，待进一步考订①。

三清殿壁画的内容，主要是以《朝元图》（朝谒元始天尊）的群仙为主，全殿布局以南极两侧的青龙白虎二像为班末，以龛后南极、东极、三十二天帝及三壁六尊天帝王后主像（玉皇大帝、紫微北极大帝、勾陈天皇大帝、后土、东华、木公、金母），环绕三清周围，画出身高2　米以上的群仙共286个，分3　至4　层排列。风格很像传为宋代武宗元画的《朝元仙仗图》或《八十七神仙卷》，所不同的是，以上两卷是在动中求静，而永乐宫《朝元图》则是在静中求动的变化。在群仙须眉颜面上的画法，作者又继承了阎立本所

①　《大藏密要》卷三。

①　《文物》1963年第8　期。

绘《历代帝王图》的传统，特别是西扇墙外侧紫微大帝的构图极为近似。在衣纹用笔方面，是用猪鬃特制的捻子所绘，从唐代的细密和宋代的顿挫变为圆浑、沉着有力；不强调吴道子莼菜条描法的压提变化，而吸收了"吴带当风"的神韵。在衣纹的组织上，不但继承了前代道释人物画的传统，并进一步从实际生活中领会衣纹的转折与内部肢体运动的关系，用笔简练有力而流畅，并且在局部中求变化，使画面装饰性很强，富有真实感。勾画的金鼎、铜炉似乎可以敲打出声音。牡丹、荷花则表现出含露怒放的质感；画人物须眉则根根见肉，勾衣纹则如飞舞临风，充分发挥了线的丰富表现力，使墨线在全壁画中起骨干作用。

在人物形象的处理上，千变万化，286人中，面貌各异。有庄严肃穆的主像和美丽文雅的玉女；武将须眉飞动，真人的翩翩欲仙，遥遥相对；人物间的对语、沉思、倾诉、注视，彼此呼应，局部服从整体，突出地表现了每个人的不同性别、年龄、性格、动态、表情及内心深处瞬间的思想变化。作者不但继承了前人面型的表现方法，更从日常生活中细心观察、并对不同形象经过分析研究，用简练的线集中概括，表现得夸张又不失于真实，达到了"传神阿堵"的妙境。

在一些星宿的形象刻划中，将不同动物的性格特征，赋与人的感情。如三清殿北壁东侧右上角的月孛像，披发环眼，双眸炯炯，与项上蠕动的长蛇情感一致，而蛇身凉硬的质感表现得非常真实。在一些人物躯干的比例上，也很合解剖关系。可以看出，当时的民间画工掌握了不同人物体魄的规律，所画的形象具有"文官如钉，武将如弓"的特点。

在色彩方面，作者采用富于装饰性的重彩勾填的画法来增加壁画内容的气氛。有计划的分散使用青绿、石黄、硃砂等石色，用白色或其他单纯的色调间隔起来，重点加工细部纹样，用堆金沥粉来突出衣袖、缨络、服饰、花钿，使观者远望感到有气势，近睹则看到线条和装饰的优美。四壁五光十色，金碧辉煌的壁画与梁架上精美的木雕彩绘相辉映，构成一个富有旋律、和谐统一的整体，使人徘徊不能离去。充分发挥了名手集体合作的精神，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①纯阳殿壁画完成于1358年，描写的是吕洞宾神游显化的故事。画工将其一生的事迹巧妙地穿插组织在一个有整体感的大构图里，每幅之间用山石、云树，自然隔开，再现了当时道释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情节感人，形象生动。其中的独幅创作《钟离权度化吕洞宾》，高3.7　米，宽4.6　米，是高水平的独幅人物画。二人坐于山涧巨石上，背后苍松挺立，山涧溪水蜿蜒而下。钟离权褒衣博带，袒胸露腹，身体前倾，目光注视吕洞宾，似等待吕的回答。左手伸出二指平放大腿上，好象在给对方指出两条道路，任其选择。吕洞宾作文静书生模样，袖手端坐，目光凝视，细微地表露出人物的内心矛盾。衣纹用大龙纹描，顿挫有力。

重阳殿壁画，描写王重阳一生事迹，亦作连环画形式，共49　幅，面积150　平方米（纯阳殿壁画面积203　平方米），水平不及前两殿。

永乐宫壁画大多有题记，据此可知创作年代和部分作者姓名。三清殿壁画作者有马七待诏等。纯阳殿壁画作者是朱好古门人马遵礼、田德新、曹德敏、李弘宜、王士彦、王春、张秀实、卫德。朱好古，山西襄陵人，工人物、

①　陆鸿年：《摹绘永乐宫元代壁画的一些体会》，《文物》1963年第8　期。兼擅山水，与同邑张茂卿、杨云瑞俱以画名。朱好古及其门人的绘画，代表了这一时期北方民间道释绘画的重要流派。

现存于山西境内的元代壁画，还有稷山兴化寺、赵城广胜寺等，也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此外，河北曲阳尚有元代壁画遗存。

文献记载，类似永乐宫的道教壁画，在全国不少地方可以见到。在新都东南百里的漷州（今通县）建造了一座隆禧观，"遂起三清殿，绘玄圣于堵，所谓上九位者居其中，又画日月星官、岁德师圣、岳渎等神，列侍两旁。""以屋为计者三十楹。"①可以想见其规模是很可观的。

元代佛教壁画，庙学或夫子庙中的先儒壁画、祠堂中的先贤和功臣壁画也有相当数量。画工有时为了画好先儒像，不使雷同，绘制时故意敞开大门，听任人们议论，趁此机会在观众中默记画中所需要的形象，"而择贵臣图其上，盖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贤之名。"以至使认识的人抵掌相语曰："是某人也，是某人也。"这种作法在当时的壁画界已形成风气，"是溺习之已然。"①建台阁图功臣肖像，也屡见不鲜。忽必烈继位不久，王恽曾上表"请建台阁图功臣像。"②仁宗登基之前则令画工画他的老师李道复的肖像，他亲自监督绘制，觉得颜色不对，还自己动手修改③。图功臣像目的是表彰功臣"翊戴之功"，激励后代。

元代著名的壁画家主要有李士行、王振鹏、王渊、商琦、唐棣等。其他如赵孟頫\、王蒙等名家有时也画壁画。这些画家分别兼长墨竹、人物、山水或花鸟，将另作介绍。

（三）绘画新风的启导人物--赵孟頫\随着元朝政权的巩固和蒙古族汉化过程的深入，汉族知识分子的抗争意识和抵触情绪也趋于缓和，反映在文化上，则是汉族的传统文化开始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以固有的潜力和优势，在与兄弟民族文化的碰撞、融合中继续向前发展，绘画亦是如此。元代绘画特有的时代风貌和突出成就，是一代画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赵孟頫\起了重要的启导作用。

1。生平行状赵孟頫\，字子昂，号鸥波，水晶宫道人，死后谥文敏。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宋太祖之子秦王德芳后裔。高祖伯圭与南宋孝宗是兄弟，始赐第湖州，故赵孟頫\为湖州人。其父赵与訔，南宋度宗时为户部侍郎兼职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喜爱诗文书画并富有收藏，这对幼年的赵孟頫\是有影响的。赵孟頫\的母亲系偏房，在兄弟八人中排行第七。他11　岁那年，父亲去世，由生母抚育教导发愤读书。"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未冠，试中国子监，注真州司户参军。"赵孟頫\23　岁那年（1276年）元军攻进临安（今杭州），南宋事实上已经亡国，此间赵在家乡吴兴向敖继公学习经史，同著名画家钱选研习绘画。又常

①　《牧庵集》卷五十七，《大都路漷州隆禧观碑铭》。

①　《牧庵集》卷五，《汴州庙学记》。

②　《秋涧集》卷58。

③　《牧庵集》卷4，《李平章画像序》。

往来于湖州、杭州之间，结识了一大批文人、艺术家，一起品评书画，研讨艺术，诗文唱和，互相陶冶，使赵孟頫\开阔了眼界，增长了学识，名声也越来越大。与钱选、姚式等被称为"吴兴八俊"。

元统一中国之后，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元世祖命人"行台江南，且求遗逸。"至元二十三年，再次命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到江南，"搜访遗逸"，赵孟頫\居首选，第二年春来到大都（今北京），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接见了他，并询问了他的身世。赵孟頫\当即表示"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此前，吏部尚书夹谷之奇曾推荐过他，但遭到了拒绝。这一次为什么成功了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此次搜访是奉皇帝的命令，带有强迫性，这可以从他刚到大都不久写给朋友高仁卿的诗得到解答："昔年东吴望幽燕，长路北走如登天。捉来官府竟何补？还望故乡心惘然。"所谓搜访不过是"搜寻捉拿"的代名词罢了。清陆心源引《东阳县志》说得更加明白："时元主求索赵氏之贤者，子昂转入天台山依杨氏，为元所获。"可见赵孟頫\仕元是被迫的，这是主要的一面。另一面，他的思想发生转变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因为，此时南宋灭亡已经十几个年头了，新朝代已经确立，复宋已绝然无望。赵孟頫\正值风华之年，同深受儒家济世务实思想影响的大多数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一样，要想做一番利国利民的事业，必须入朝做官，走忠君体国的道路。他在《吴幼卿南还序》中说："士少学于家，盖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再者，赵曾为宗室，却对南宋政权有较清醒的认识，"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作为王孙，这个认识是深刻的，也是沉痛的。而"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谢安。"是对南宋朝廷苟且偷安行为的愤懑之情的表露，所以他的仕元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元政府所以选中赵孟頫\，一入京皇帝便亲自召见他，询长问短，委以重任，主要是看中了他的门第，他有一般人不具备的条件，能起到一般文人起不到的作用。宗室王孙仕元，可以缓和汉蒙两族间的对立情绪，解除一些文人的疑虑，带动更多的汉族文人与元统治者合作。而赵孟頫\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实现儒家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元统治者起用汉族儒生，不过是考虑如何维护本民族的既得利益而采取的一种绥靖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放松对汉人的防范和制驭。叶子奇在《草木子·杂俎篇》中讲道："元朝天下，大官皆国人是用，至于风纪之司，又杜绝不用汉人、南人。宥密之机，又绝不预闻矣。其海宇虽在混一之天，而肝胆实有胡越之间，不过视官爵为私物。"这样的既定国策，必然使得汉族官员有职无权，赵孟頫\也不例外。

与赵孟頫\一起进京的吴澄，很快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毅然辞职南返。

赵为其送行时，表示自己也有归志，"君之心，余之心也。"但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决心留下来试试看。在京师的5年中，每每遭猜忌、受打击，连修国史都不准他参加，以致被排挤到山东去做地方官。这时他再想辞官归隐，为时已晚，"同学故人今已稀，重嗟出处寸心违。自知世事都无补，无奈君恩不许归。"陷入徬徨苦闷之中，曾作《罪出》诗：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

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

哀鸣谁复顾，毛羽日催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

骨肉生别离，丘垄谁为扫。愁深无一语，日断南云杳。恸哭悲来风，如何诉穷昊。

1290年，赵孟頫\携家眷暂还家乡吴兴，触景生情，感慨万端，曾赋诗抒怀：五年京国误蒙恩，乍到江南似梦魂。

云影时移半山黑，水痕新涨一溪浑。

宦途久有漫容志，婚娶终寻尚子言。

政为疏庸无补报，非干高尚慕丘园。

多病相如已倦游，思归张翰况逢秋。

鲈鱼莼菜俱无恙，鸿雁稻粱非所求。

空有丹心依魏阙，又携十口过齐州。

闲身却羡沙头鸥，飞来飞去百自由。

颇有陶渊明挂印归田后的喜悦心情。但又是不能和陶渊明相比的，陶渊明是彻底挣脱官网的羁绊，有了真正的自由；而赵孟頫\不过是一只暂时放还的飞雁，随时都会收到笼子中去的。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不是辞官不受，就是请假还乡。如大德元年，任命他为太原临汾州知州，他没有去；大德二年，召他进京写金书《藏经》，事毕留他"入翰苑"，他力请归。至大二年（1309年）升他为中顺大夫，扬州路泰州尹兼劝农事，他还是不去。至大三年，他刚被召到大都授于"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又"揭告归"。这期间他只接受了一个官职，即大德三年（1299年）任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这是管理学校，考校呈进著述文字，促进文化教育而又闲散的官职，署于杭州，可以常往来于家乡及江浙各地。早在刚到大都不久的至元丁亥（1287年）九月，赵孟頫\就慨叹因居官而南北奔走，无暇在书画上用功，现在可以如愿以偿了。不但有时间挥毫染翰，而且又可以同老朋友周密、鲜于枢、王子庆等品评书画（王子庆为秘书库在杭州裱背元内府书画六百四十六件，正在此时），研讨技艺了，同时也可借公务之便，更广泛地接交各地的文人学子，丰富自己的修养，为以后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12年，元仁宗继位，更加器重他。1316年，赐他翰林学士承旨（从一品）、推恩三代的荣誉。1319年赵孟頫\身体不支，要求"致仕"（即辞官），未准。至治元年（1321年）病危，元政府才准予退职。于第二年（1322年）夏病死在老家吴乡，享年69　岁。

袁桷写过一首《子昂集贤真赞》，对赵孟頫\的一生作了概括：審钟声以比磬箾之音，证坠简而无愠，遗世而深忧，尽言寡尤，瑰玮万物，金石横流，敷文太微。庆云瑞芝，超然岩壑，寄于笔翰者，吾尤以为杜德机也。赵孟頫\自己在《自警》诗中曾写道：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

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赵孟頫\出仕元廷后，协助元世祖除掉奸相桑哥，关心人民饥苦，奖励后学，以及在文艺创作方面等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赵孟頫\出仕元廷，同那些隐居山林不肯仕元的文人一样，也是顽强地弘扬着传统文化。不同的只是方式有别。他是通过"有为"的方式，而另一些人则是通过"无为"的方式。作为前朝的宗室，采取与新朝合作的方式，是很难被人理解的，所以赵孟頫\备受非议，他自己也时时陷入苦闷中。本想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兼济天下"，在他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确实做了一些好事，但因元朝对汉人防范甚严，他是无法真正施展抱负的。一生主要从事写写画画的闲差，为元统治者装点风雅而已。但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经历，才使得赵孟頫\在历史上做出了他特有的贡献，并成就了他的艺术。

2。艺术成就赵孟頫\在诗文书画、琴、棋、音律诸方面均有较高造诣，其中尤以书法、绘画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董其昌称他的画为"元人冠冕"，并认为以黄公望，倪瓒为代表的绘画新风，亦由他"提醒品格"。

赵孟頫\在绘画方面，于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无所不能，亦无所不精。绘画技法方面，或工或写，或赋色或水墨，得心应手，运用自如，风格是十分丰富的。他的影响波及到国外，"四方贵游及方外士，远而天竺、日本诸国，咸知宝公翰墨为贵。"①日本书法家雪村友梅还特意渡海来华，向赵孟頫\请教。

赵孟頫\的山水画，主要取法北宋和五代名家，远学董源，兼学赵伯驹，赵令穰，近法同时代的钱选。至于树法，则折衷董源、李成、郭熙，也有学六朝者。对南宋四家习用的斧劈皴则很少采取。赵孟頫\山水画的基本特征是：由学钱选，进而上追赵令穰，从而得其清润；由赵伯驹上追李昭道，再剔除院画刻划之习，从而得松灵活脱的风韵；学董源画树法与披麻皴，使作品具有深厚华滋的品格，最终形成厚重、工稳、秀润、清丽的总体风貌。反映到具体作品上又各有侧重，并非千篇一律。如他的《江村渔乐图》，远景山峦起伏，水气蒸腾，近处大树笔法学郭熙，作雀爪枝，但枝干布叶不用复笔，窠石轮廓用线细谨，且不加皴擦，只以淡墨染过，再敷重青。山石全不用皴法，只于山阴处稍渍淡墨，近者敷石绿，远者高者敷石青。其浓郁处使色彩稍有渍出，以增强山石体量和质感，整幅作品全不用苔点，显然是继承李昭道、赵伯驹的画法。

《鹊华秋色图卷》，画济南郊外鹊山和华不注山。写华不注山用荷叶皴，设石绿色，山顶微染石青，似有天光影响，山形似单椒，秀峭挺拔。写鹊山用披麻兼解索，设墨青色，凝重深厚、山形如驼峰，顶平缓而圆厚，与华不注山遥遥相对。两山间水村山舍，清幽疏爽。秋林一带，点以丹红，荻芦枝叶勾勒细谨，形态生动，既写其形又绘其声。洲诸点缀人物。整幅画法度精严，设色清淡，笔路清晰，淹润雅致。且有浓厚的书法意味。后人形容"此图兼右丞、北苑二家画法，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之雄去其犷。"①此画作于元贞元年（1295年）当是由济南罢官归来后凭印象所作。

《水邨图》，用墨笔画江南平远之景，自称是"一时信手涂抹"而成。

此图与《鹊华秋色图》一样，也是基于实景感受加以想象变化而成。原系为朋友钱德钧所作。图中湖水数湾，环抱村舍，村中水道萦回，长桥横跨，小径盘绕于杂榛丛树中，由近而远通向三处屋宇。垂柳杂木疏落其间，近处汀岸，于芦苇间立数石，石后复为垂柳，枯杨横斜交错，中景桥畔垂柳挺秀，阿娜多姿。柳阴下湖中小舟荡漾，远处有村舍错落。远山、近岸之间，层层

①　《圭斋集》卷九，《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

①　《容台集》。

推出。山以披麻略带解索，再以淡墨罩染。浓墨点苔，在赵孟頫\的作品中，此图可谓独具一格。

《重江叠嶂图》，亦是水墨画，但与《水邨图》比较，在置陈布势、构思立意、笔墨运筹上又各不相同。《水邨图》构图平实，意境清远，笔墨松灵。而《重江叠嶂图》则重江叠嶂，境界幽深，所画树木，枝槎虬屈作雀爪形。系由李成、郭熙树法演变而来。坡陀皴染结合，中景山峦起伏，杂木丛生，江波浩渺，境界十分开阔，山石以披麻皴间折带皴，圆笔方笔互用，间以淡墨晕染，远山以淡墨勾（染）不如皴擦，以显规整清旷、空灵幽渺的意境。

《谢幼舆丘壑图》，绢本设色，先后画过两次，都是赵氏早年的作品。

其中一件有赵氏自己跋语："予自少小爱画，得寸缣尺楮，未尝不命笔模写。此图是初傅色时所作，虽笔力未至，而粗有古意。"另一件《仿赵千里著色横卷》，无款，后有王琦、赵雍、倪瓒、董其昌等人题跋。董跋云："此图乍披之，定为赵伯驹，观元人跋知为鸥波笔，犹是吴兴刻划前人时也。诗书画家成名以后，不复模拟，或见其杜撰也。"作品已流入美国。卷首，近处坡岸上一松向右斜出，松下溪水，水中碎石聚散有致，对岸山势起伏萦回，石层交错，上不见顶，下临溪水，水中亦多碎石，是为卷中之部。其右方松树或成双或单一，挺立于山麓，其左方，山顶始露，而势直落，下接平坡，在坡上，四松三松各为一丛，坡石溪水从深壑流出，一人临流而坐，回首谛听水声，他便是谢幼舆了。卷末，远山一带和近处石上三松相呼应，引出了象外之境。全图山石全用勾勒，设色之外，无皴、无点，树木只有松，不杂其它，树形故作古拙之态，有六朝遗韵。比《明皇幸蜀》（传为李昭道）、《江山秋色图》（赵伯驹）都简练得多。笔墨厚重、生拙，而无甜软之病①。很显然，此图是将小李将军与赵伯驹相结合了，其中的生、拙、简、厚及构图上的别开生面，则是新的创造。

《吴兴清远图》，绢本设色。描绘家乡吴兴一带开阔的湖光山色，纯以勾斫法刻画蜿蜒连亘的山峦，随敷以鲜亮的青绿石色。淡墨抹染远岫，湖心点缀舟楫，水平似镜。用笔简薄，构图奇特。学唐人而高度简化，在赵孟頫\的作品中实属罕见。

《洞庭东山》（或称东洞庭），绢本，淡青绿，原作为二图，现只剩东山图，西山图不知下落。东山图，山、石、木、叶、苔点均师董源；皴法以董氏披麻为主，兼用解索，山石的向背渲染较多，则本于巨然，但以干淡笔出之，笔路清晰，错落有秩，色彩较鲜亮，水波若鱼鳞，显系学唐人（随展子虔《游春图》水波已近似鱼鳞纹），山顶以浓墨点苔，行笔圆润，疏疏落落，不相叠压。于不经意中显出匠心。此作已近成熟，学古而不泥古，有自己的创造。这创造就表现在将唐人的青绿山水的明丽与董、巨淡着色山水的浑茫气象结合起来，加以重新组织、提炼、概括，形成一种清新、简率的新风貌，成为真正的元画。

从上述赵孟頫\的这些作品来分析，大致可以看出他的山水画从多方面吸收了前代大师的成果，然后加以变通，力求典雅蕴藉，以克服南宋院画过于张扬外露的缺点。因为他广取博采，所以他的山水画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安岐《墨缘汇观》卷四记述赵孟頫\的《溪山仙馆图》册页："水墨兼淡色，

①　参见伍蠡甫《赵孟蠡论》，《文艺研究》1984年第2、3　期。

重峦叠嶂，万木森深。。山势奇伟，墨气沉着，观之骇然。"由此可见他的山水画并非只是秀润、甜静，也有气魄宏伟的一面。吴其贞《书画记》中，亦称赵孟頫\有些作品"用笔粗细柔健相间，无不臻妙。"可见赵孟頫\作为开启元季一代新风的画家，其山水画无论构思立意，还是风格技法，都是丰富多彩的，得以使许多画家从不同的方面受到启发，向他学习。正因为如此，他对有元一代及明清绘画的发展起到了"提醒品格"的作用。

赵孟頫\的人物画，自谓"刻意学唐人"。其表现内容大致有历史人物、道释人物及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以描写古代的高人逸士为多。在这些作品中，或对所描写的人物寄予同情，或抒发怀古之幽思，技法仿效唐人，用线强调劲秀含蓄。多用高古游丝描，很少用粗细顿挫变化明显的兰叶描。用色强调浑融古雅，典丽文静。传世作品主要有《人马图》、《浴马图》、《杜甫像》、《红衣罗汉》等。其中的独幅人物画《红衣罗汉》，纸本，设色，画大树盘石，红衣罗汉盘腿侧坐，平伸左掌作示人之状。另纸自题云："卢棱伽画罗汉像，最得西域人情态，故优入圣域，盖唐时京师多有西域人，耳目所接，语言相通故也。至五代王齐翰辈，虽善画，要与汉僧何异？余仕京师久，颇尝与天竺僧游，故于罗汉像自谓有德。此卷余17年前所作，粗有古意，未知观者以为如何也。庚申岁四月一日，孟頫\书。"此画作于大德八年（1304年），时年51　岁，1320年重题识。此画手法系学唐人，由于受卢棱伽罗汉像启发，在京师又时常与天竺僧接触，即用卢法写现实之真。此图用铁线描，遒劲沉着，用色明丽，但不浮艳，罗汉着暗红袈裟，身后古木一株，树后野藤缠绕，碎石堆以淡石绿罩染，石纹以干浓枯笔皴擦，极古拙，色彩对比强烈，颇富装饰效果。与宋代普遍流行的吴道子传派画的罗汉用白描、淡彩，多用兰叶描的风格，很不相同。这正是画家追求"古意"的体现。《杜甫像》，水墨画。杜甫著笠侧身袖手而立，神态安祥，用高古游丝描表现，是一幅成功的肖像画。

鞍马人物，在赵孟頫\的作品中成就也很突出。画马主要师法唐人。《人马图》，纸本，设色画，笔力细劲含蓄，采用高古游丝描，形象神态肃穆。《浴马图》，绢本，重设色，画奚官九人浴马，姿态不一，动作描写得比较生动。共计画马14　匹，颜色各异--有黑、白、灰、褐、黄、花斑等多种，姿态有立、卧、涉水、饮流、顾盼、嘶鸣、昂首、俯身、就骑等，人马形象在刻划上均能做到细致入微，工整艳丽的艺术效果。

《秋郊饮马图》，绢本重设色。作于皇庆元年（1312年），时年59　岁。画秋郊平原溪涧，林木萧疏，一衣红奚官持竿驱策骏马数匹，群马或饮水、或奔驰、或嘶咬，形态生动。笔法浑厚，设色典丽，平坡晕染无皴，树干粗笔勾勒，叶双勾夹叶，工整严谨，与宋画精密不苟的作风明显有别，系由唐画演变而来。柯九思认为是对唐韦偃《暮江五马》和裴宽《小马图》"心摹手追，不期而得"的结果。

赵孟頫\画马往往有寓意，或喻闲散放逸，或喻奔波劳碌，或喻向往自由。曾作《戏题书洗马》诗：齧厀■（泛）驾谁能御，驽蹇纷纷何足顾。

青丝络首锦障泥，鞭箠空劳怨长路。

明窗戏写乘黄姿，洗刷归来气如怒。

不须对此苦叹嗟，男儿自昔多徒步。

后人对赵孟頫\画马，评说不一。在立论上多不是仅限于对艺术本身的分析，而是以艺论人，即由作品论及赵孟頫\的人生节操和道德评价。由此多有訾议，如黄泽诗云：黑发王孙旧宋人，汴京回首已成尘。

伤心耐见胡儿马，何事临池又写真？

宋渤又有诗云：宋室王孙粉墨工，银鞍金勒貌花3　。

天闲十二真龙种，空自骄嘶向北风。

两首诗明显表现出二人对赵仕元颇为不满，内含奚落之意。

但也有为赵孟頫\开脱的。如王宾跋赵孟頫\《古木散马图》中写道："不作腾骧之状，乃散行于萧疏古木之下，以平原而息力，就野草以自秣，鞭策之弗加，控勒之无施，士大夫鞅掌之余，宁无休逸之思耶？""物各有时，又奚可齐矣？"两种人的议论都失之简单，未必真能理解这位末世王孙内心的苦衷。

赵孟頫\在花鸟画方面，亦有独到建树，工写傅色、水墨兼优。《幽篁戴胜》系学黄筌传统，工致艳丽。他所画的墨竹，富有浓厚的书法趣味。《秀石疏林图》、《怪石晴竹图》可为以书入画的典型。描写竹石荆棘等自然物，可以不必有所顾忌，横涂竖抹，任性挥洒。充分表现其个性。《秀》图，纸本，墨笔画平坡秀石间，古木三株，小竹数丛，笔法潇洒，但不失法度，自书七绝一首：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

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

画石用侧锋飞白笔为之，折带皴痕历历在目，几株棘木枝干则以浓墨中锋篆书法为之，古拙苍劲。竹及草丛则以八分法为之，笔情墨趣发挥殆尽。黑、白、虚实交错舞动，画法书法浑然一体。

《怪石晴竹图》，纸本，墨笔画，大石细竹荆棘。笔法与《秀》图不同。前者繁茂潇洒，于放纵中寓法度，后者简劲规整，于法度中显功力。《怪》图石法以解索加飞白，作竹兼能金错刀，神彩焕发，略失于"作"。

元画与以前历代绘画的最大区别就在一个"写"字，变画为写，将塑形与抒情紧密结合起来。画出来的线条，仅止是长短方圆而已，而写出来的线条如书法的横折撇捺点等，是有丰富内涵的，本身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以书入画使文人画的特性最后突现出来。元代的启导人物则是赵孟頫\。

3。历史影响赵孟頫\在艺术上的成就，不仅对整个元代，而且对明清画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开元人简率画风。简，即概括、凝炼；率，即活泼灵动，任性挥洒；一改南宋院体刻划之习，形成了个人独有的"温润清雅"的绘画风格。宋人作画，崇尚法度，恪守规范，如郭熙作画："凡落笔之日，必明窗净几，焚香左右，精笔墨妙，如见大宾。必神闲意定，然后为之，岂非不敢以轻心挑之者乎？已营之又撤之，已增之又润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复之，每一图必重复，始终如戒严敌，然后毕此。岂非不敢以漫心忽之？"①元人作画则不然，他们平时刻苦练习，但创作时却力求轻松自如。如赵孟頫\作画，"初不经意，对客取纸墨，游戏点染，欲树则树，欲石则石，然才得少许便足。"②所以形成两种不同的创作态度，皆因艺术的时代风尚不同所致。宋人作画强调寓意，故视同神圣，多有为而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元人作画，强调娱乐抒情，故被视同儿戏，除特定的要求外，多作为借笔墨抒发性灵，聊写胸中逸气耳。赵孟頫\所谓"信手涂抹"。

宋人作画，讲求意到笔到，形备神足，画山要求画出主次、大小、四时朝暮、风云雨雪、阴阳向背之不同。画水则要求画出江河湖海之别，缓急浅深之势，四季水色之异。画林木则要求画出树种形仪之别，四时荣枯之色及老稚曲折俯仰之态。从构思立意到应物象形，以及景物的组合、意境的构成，都有明确的规定乃至模式。如规定僧寺道观"宜横抱幽谷深岩峭壁之处。""酒旆旅店，方可当途村落之间。""有广土处，可画柴扉房屋，平林、牛马耕耘之属。"①元人作画则不是这样，画家们逐渐从成法规范中挣脱出来，物象景观变成感情的载体（甚至某种观念符号）。以情结境，以境构景，成为创作中重要倾向，使画家在创作上有了更大的主动权。眼睛不再为具体事物表象所局囿，而是一任自己的心灵在天地环宇间，自由地回旋盘绕，在静观寂照中达到天人一体，物我相融的境界，然后以意为之，水墨写之。这样，出现在画家笔下的就不仅仅是物的形神，同时也是画家的主体精神，即心灵的轨迹，造成宋元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重要原因之一是宋人物趣悉到，以对物象的逼肖求似为乐事（文人画家除外）元人则将作画形似视为"末事"，"画之当以意写，不在形似耳。"（汤垕）"凡画，神为本，形似其末也。"（刘敏中）元代画坛"不求形似"的倡始者，正是赵孟頫\。他在评唐人画马时说："曹（霸）韩（幹）之为最，盖其命意高古，不求形似，所以出众工之右耳。"②第二，赵孟頫\以书画入画的主张和实践，将书法与绘画的结合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语言变得更丰富，更具有表现力。

书画关系，从晋顾恺之到唐代薛稷、李思训、郑虔、张璪等画家，除善画，兼善书法。当时虽未强调书法趣味，但作画时由于所用工具相同，很自然地把书法带入绘画。吴道子早年曾向贺之章、张旭学习过书法，有较深的书法功底。所以创造了兰叶描，从而把中国画的线描技法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随着艺术实践的发展，特别是更多的文人跻身画坛后，如苏、米、文、李等登上画坛后，使书画的结合更为紧密。发展到元代，赵孟頫\在书法与绘画的关系上，又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并在实践中解决了二者的有机结合的问题。明翟永伶曰："赵子昂以画法视书法，以书法寓画法。"他的作品书法意味浓厚，变画为写，变繁为简，但简又不以含糊其笔，必须做到笔路清晰，疏密合宜，干净利落，笔笔见功力，亦即笔笔具有书法韵味。在赵孟頫\的倡导和影响下，有元一代以书入画蔚然成风。画梅谓之写梅，画竹谓之写竹，画兰谓之写兰，甚或有人说："书与画一耳，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

①　见《林泉高致》。

②　见《剡源文集》。

①　见《山水纯全集》。

②　汤垕：《画鑑》。

其画法即书法所在。"①第三，赵孟頫\不但在创作上卓有建树，在理论上亦富有独到见解。他在创作中强调的古意说，为疏导有元一代的画风起到了重要作用。南宋院体画，特别是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四大家的山水画，构图奇险，笔墨苍劲有力，开创我国宋代山水画的新局面。但四家的山水画在品格上又有过于张扬外露，缺少蕴藉的缺点，构图上也趋于程式化。这是当时普遍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上也是如此，赵孟頫\曾批评南宋文坛，"宋末文体大坏，治经者不以背于经旨为非，而以立说奇险为工。作赋者不以破碎纤靡为异，而以缀缉新巧为得。"赵孟頫\打出"复古"的旗号，用心就在于矫正时弊，即去机巧，求朴素，去造做，求真率。"以经为法，以理为本"。这是符合时代审美需求的主张。来自赵孟頫\对艺术发展的深入研究，所以它一经提出就得到了社会承认并起到了积极作用，使赵孟頫\成为开创元代艺术时代新风的领袖人物。

那么"古意"说的具体含意是什么？先看他自己的论述："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谓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所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①赵孟頫\所提出的古，乃是托古改制的古，也就是以古为门面，而创造新意。古指北宋以上，与南宋的"今"相对立。所谓古意实际上乃是新意。赵所说的古常常与工相对立，所谓工就是南宋以来院画家工细的画格，亦即"用笔纤细，傅色浓艳"的画格。他的作品本也属于细致一流，原是赵伯驹传派的后继者。赵伯驹已讲"士气"，然仍以精工为主。赵孟頫\则进一步讲"士气"，以士气为主，而改造精工。他的画形式似工细，而在工细中时见简率，这简率就是赵在当时的特点。他在"用笔纤细，傅色浓艳"的画格（这大概是宋元间普通作家的画格）包围之中，冲出一条"古意"的道路，以简率为特色，简率是由于突出了"写"的成分，这就形成了元画。所谓元画，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简率。简率的画风，正是由赵孟頫\开其端的。元画成熟的代表元四家，直接受到赵孟頫\的影响，由赵氏"提醒品格。"

赵孟頫\一家皆善诗书画。

夫人管道昇（1262-1319年）善画竹，今存《墨竹卷》，用笔尖劲，具有一定的功力。其中有赵孟頫\润色处。

赵雍（1289-？）字仲穆，赵孟頫\次子，官至"集贤待制"，善书画，俱得家法。山水、人物、鞍马皆精。今存作品有：《松溪钓艇图卷》，纸本，墨笔画，松石远岫全得家法，但笔稍劲健刻露。作于1360年，赵雍时年72　岁。

《采菱图》，纸本，设色画。画法工致严谨，树木，房屋描绘细致，又显得简净而含蓄。作于至正二年（1342年），赵雍时年54　岁。

《挟弹游骑图》，纸本，设色画一乌帽朱衣人骑黑花马，手挟弹弓，回顾身后高树，表现弹射飞鸟前的一刹那。手法学唐人。人马以高古游丝描，树叶双勾着色，秀媚工稳。作于至正七年（1347年），时年59　岁。

赵雍绘画大体沿续其父风范，晚年稍刻露。此外，赵雍还擅长界画。

①　《东维子集》卷十一。

①　《清河书画舫》。

（四）皇室的绘画活动和少数民族画家1。皇室的绘画活动元朝是文化比较落后的蒙古族占据统治地位的，但在与汉族文化接触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化汉族的先进文化，文化素质迅速提高。在先进的汉文化面前，征服者逐渐被被征服者所征服。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官僚文人对汉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而且产生了一些诗人、书画家和收藏家。蒙古铁骑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吸收了一些汉族文人，由于他们的出谋献策，很快夺得了政权。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之后，由汉族文人建议，元世祖立即下令封存南宋密府收藏的"一切经史子集、禁书典故、文字及书画、纸笔墨砚等物。"于当年冬天，"图书礼器并送京师。"元世祖本人未习汉文，但他深知汉文之重要，故令太子真金习汉文，同时起用一批汉族儒生。这对元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此后，元朝的历代帝王对汉文化的兴趣、了解、喜爱、熟悉程度不断提高。元仁宗（1311-1319年）亲儒重道，他登基之前，就先后有王振鹏、赵孟頫\等为他作过画。登基后，曾于延祐甲寅（1314年）诏令李衎在殿壁画竹。仁宗喜爱古人名迹，其藏品曾令文臣题跋。自己也雅兴十足，时常以宸翰赏赐群臣。如李孟是最受他敬重的儒臣之一，曾"图其像，敕词臣为之赞，及御书秋谷二字，识以玺而赐之。"可惜作品未见流传。元朝未设画院，但宫殿装饰画工作画还是有专门机构的。在将作院下设有画局，秩从八品，掌描造诸色样制。至元十五年（1278年）置大使一员，宫廷绘画活动一直是很活跃的。

仁宗之后的元英宗（1320-1323年）汉文修养则更高，不只爱好书画，还是一位帝王书法家。元陶宗仪《书史汇要》一书中，所列元代帝王书家中，以英宗为第一位，并评他的书法："皆雄健纵逸，而刚毅英武之气，发于笔端。"这里可能有溢美之词，但起码说明英宗的书法应有一定水平，不然如何写入书法史？

元朝书画活动，在元文宗时代达到最高潮。文宗本人是元代最风雅、最提倡艺术的皇帝，兼能书画。其地位可以和宋徽宗、宋高宗、金章宗相比。他设立奎章阁，身边有虞集，柯九思等书画家，品评鉴定古代书画名迹。流传至今的许多艺术珍品上都有"天历之宝"、"奎章阁宝"巨印，就是文宗密府收藏的标志。文宗常常挥毫染翰，赏赐近臣。黄溍说："文皇万几之暇，游心艺事，神文圣笔，冠绝古今。"陶宗仪评文宗画云："文宗居金陵潜邸时，令房大年画京都万岁山，大年辞以未尝至其地。上索纸，为运笔布画位置，令按稿图上。大年得稿，敬藏之。意境经营，格法遒整，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在奎章阁，文宗还经常与虞集，柯九思一起研讨书画。文宗死后（1332年），虞、柯等一批文人被排挤出宫廷，书画活动日渐衰落。但元顺帝时仍有"宣文阁"、"端本堂"等类似收藏书画的机构。顺帝的老师康里巎巎，是元代有名的书家。与赵孟頫\、鲜于枢齐名。其正书师虞世南，行草师钟繇、王羲之。笔意遒媚，转折圆劲，名重一时（详见书法章。）顺帝本人对艺术的爱好，也不亚于元文宗。

在元代短短90年的统治时期内，竟有好几位皇帝对书画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而且渐渐成为内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他们对艺术的爱好，不独是个人的行为，实为时代发展趋势使然，表明蒙古族对汉族先进文化的折服和勇于吸收的求实精神。元代绘画发生划时代的变化，山水画达到历史的高峰，固然是一批艺术家努力的结果，但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社会环境，要造就特有的绘画风貌，也是不可能的。而元朝帝王的热情支持和身体力行，也为元代绘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元朝皇室书画活动当中，有一位女收藏家特别值得提出来加以介绍。

这就是元仁宗的姊姊、文宗的岳母"皇姊大长公主"祥哥拉吉（约1283-1331年）。她对书画有着特殊的嗜好，私人收藏了一大批名家的书画。至治三年（1322年）春在天庆寺，她召集了一次以女性为主人的历史性雅集。酒阑，她拿出图画若干卷，命与会的儒士们各随其能，题识于后。袁桷《鲁国大长公主图画记》记载了这件事。留下书跋的就有袁桷、魏必复、李■、张珪、王约、冯子振、陈颢、陈庭实、孛术鲁翀、李源道、邓文源、柳赞、赵严、杜禧、赵世延、王毅、曹元用、元永贞、柳贯、吴全节、王观等20　余人。其中柳贯、邓文源、冯子振是元代有名的书家。她收藏的作品都是书画史上一流名迹。书法如定武兰亭、唐摹钟繇贺捷表，黄太史（庭坚）松风阁诗、徽宗扇面、徽宗琼兰殿记。名画如：天王供佛图、出山佛像、隆茂宗罗汉、周昉金星、梵隆护法神、罗汉图、江贯道烟雨图、惠崇小景、萧照江山图、巨然山水、燕文贵山水、王振鹏狸奴、徐白秋塘戏鱼、王生鬼戏图，何尊师醉猫、钱选举乐图、王振鹏锦标图、吴元瑜四时松枝、黄居宝湖石水禽图、马贲秋塘水禽图、宋徽宗鸂■图卷、徽宗桃实图、梅雀图、赵昌折枝、元顺宗墨竹等等。按元顺宗是她的生父，画史有传，画墨竹渊源有自。袁桷诗赞其墨竹云：浓淡娟娟凉月，低昂浅浅春云，胸次何须千亩、笔端咫尺平分。画上盖有"皇姊图书"、"皇姊珍玩"收藏印的作品还有《展子虔游春图》、《卢楞伽六尊者像卷》、《梁武帝半身像轴》、《崔白寒雀图》、赵昌《蛱蝶图》、梁师闵《芦汀密雪图》、刘松年《罗汉图》三轴、王振鹏《锦标图卷》、《广寒宫图轴》、宋高宗金书《草书七绝纨扇》、钱选《白莲图》等等。欣赏范围极宽；收藏宏富。

元代少数民族画家中，最著名的当推高克恭和张彦辅，二人均有作品流传。

2。高克恭高克恭（1248-1310年），字彦敬，号房山，大都（今北京）房山人。

祖籍西域，属色目人。祖父时已与汉族通婚。其父高嘉甫偕家来燕，遂为房山人。高嘉甫对儒家经典及程朱理学颇有研究，曾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器重。高克恭弟兄五人，他排行老大，从小得父亲指教，"于经典奥义，靡不口诵心研，备极原委，识语弘深。"所以，高克恭从小就打下了牢固的汉学基础。他27　岁时（1274年）步入仕途，当时元朝尚未统一中国。1275年，他由京师贡补工部令史、户部主事。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除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为监察御史。至元二十五年任右司佥都事。时奸相桑哥用事，期思克恭附己，但高刚直不阿，不可以权势慑。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被遣使江淮省考核簿书。高办事公允，注意结交江南文士。至元二十九年（1290年）回京，授兵部郎中。未几，桑哥伏诛。高又为左右司郎中，恰值江淮间一批儒生的户籍定不下来，"公至，则凡以儒籍占者，皆定为户。士得自拔甿隶，皆感激泣下。凡旧政之不便于民者，一切罢去。"深得江南一些文士的信赖。大概在这期间，他向朝廷推荐了汉族文人敖继翁、邓文源、陈康祖、倪渊、姚式等五俊。为缓和蒙汉关系，促进蒙汉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迁山西河北道廉访副使，大德元年（1297年）擢升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大德三年为工部侍郎。五年授吏部侍郎，八年（1304年）改刑部侍郎，后又升刑部尚书兼大名路总管（均为正三品）。至大三年（1310年）春还京师，客城南，未及入觐，身染重感冒，一病不起，至阴历九月初四，病死在家中，享年六十三岁。

高克恭为元朝的兴旺奔波忙碌了一生。因他从小受汉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理解知识分子，以他特有的身份，力所能及地为知识分子办过一些好事，结交了不少文士，他也从中取得不少教益。

高克恭政事余暇，喜爱艺术，诗书画均有较深造诣。尤其是绘画，他的山水画初学米芾、米友仁父子，进而取法董源、巨然。形成自己笔墨苍润，气势沉雄的艺术风貌。朱德润评价说："高侯画学，简淡处似米元晖，丛密处似僧巨然，天真烂漫处似董北苑，后人鲜能备其法者。"高克恭自幼生长在北方，"惯识风沙草漫野"，为什么对江南山水感兴趣？技法方面为什么以吸收南派董、巨传统为主而又不同于董、巨？这固然与他"平时四海作宦游"有关，也与他广为结江南文士有直接关系。从传世作品可以看出，高克恭的山水画是融合了二米的墨韵与董、巨的笔法，似董、巨而去其繁，似二米而强其骨，做到了笔墨并重，气骨具佳。郭熙讲："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云烟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云烟而秀媚。"高克恭正是把这几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所以他的作品显得秀媚华滋，沉雄博大，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青山暮霭图卷》，绢本，淡设色画，山势空濛，得烟雨初晴积霭欲开之状。墨青晕天，下衬霞气，朱碧照射，山作大点子皴，岸畔烘云锁截，空灵不滞。下长坡略皴点，淡绿染点叶树一林，高可四寸。中间粗笔大墨写屋三四间，绝有士气。自题诗曰："青山半晴雨，色现行云底。佛髻欲争妍，政恐勤梳洗。"赵孟頫\题诗赞曰："芦汀动江色，山翠护云衣，如何千载后，再有米元晖。"此画深得米氏云山神韵，只是将水墨与青绿相结合而已。学米芾的典型作品有《秋山暮霭图卷》，已残，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水墨画，手法与《青》图同，上有邓文源题诗。

《云横秀岭图》，绢本，淡设色。画主峰矗立，群山环峙，林木茂密，白云缭绕，山顶以青绿点苔，使景致越发显得蓊郁秀丽。近处的溪水缓坡与远处的危峰流云相对照，使作品的意境更加清旷幽邃。

《春山晴雨图》，绢本，淡设色。据李衎题识，作于大德二年（1299年）。高克恭时年53　岁。此图描写春山雨过之后的景观气象，烟云流润，枝叶舒展，清翠欲滴。在表现手法上，近处景物画得繁茂，细致，远处的景物画得简洁概括。前景笔墨浓重。中景笔墨轻淡，层次分明。画面右下部取山之一角，上有松柏杂木相间。松柏形象高大挺拔，比肩竦立，杂木则倚侧倾斜，衬托其下，形成艺术上的对比。坡石皴染结合，用笔较为方硬。松针以浓墨顺其长势勾出，不根根见笔，仅取其势。杂木树叶，靠近松柏者以中锋圆笔竖点，略施晕染，旁边两株树干交错，以侧锋横点树叶，兼施水墨晕染。这样处理，一方面使树种明显有别，另一方面也见出技法的丰富多变。画面左半部，在山坡丛林间有溪水流出，使画面境界顿觉开阔。远树淹没于云烟间，远山隐映于烟霭里。最远之山仅用淡墨画出山巅，主体没于云海之中。给人以江山无尽，意境幽邃之感。

《春山欲雨图》，绢本，水墨画，手法同《云横秀岭图》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此画境界更为开阔，用笔更为松秀，树法更加简率，皴点勾勒更见书法功力。当是晚年的精心之作。

透过上述几件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善于运用云烟渲染气氛，堪称是高克恭山水画的突出特点。烟云在他的笔下变化万千，形态各异，或舒缓飘逸，或汹涌奔突，或薄如柔纱，或厚如团絮，赢得了众多画家的称赞，张天钖题高克恭《青山白云图》云："仙人胸有琅玕\树，吐作千峰落毫素。峰上苍苍一尺天，峰下云行亦无数。回忆曾为天帝客，家在白云深处住。白云随龙飞出山，我亦攀龙蹑云路。青山笑人不早归，大笑龙为云所误。"

高克恭山水画创作中对表现江南烟雨景致，十分感兴趣，其原因据他自己说是由于从小生长在北方，后来有机会到杭州去做地方官，深为江南的自然景色所陶醉，于是政事余暇，以作画遣兴，这自然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结交的多是江南文士，这对他的艺术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再一方面，艺术上的时代精神发生变化，南宋院体的刻划之习不适合文人抒情遣兴的需要。故有元一代南派绘画传统得以发扬光大。但他毕竟是北方少数民族出身的人，具有南方文人所不具备的气质与情怀。正是这主客观的结合，使得他的山水画能将南北风范铸成一个整体，氤润中见雄放，姿媚中显风骨的特色。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相互斗争、融合过程中，取长补短，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国文化。在元代，由于蒙古贵族占据统治地位，少数民族艺术家格外受重视，因此，他们的才华得以充分显露。他们的艺术创作活动，一方面丰富了元代的艺术宝库，同时也为汉族画家的艺术活动提供了合适的环境。

3。张彦辅张彦辅，元代后期名画家，蒙古族人。太一教道士，生卒年不详。善画山水、鞍马、竹石。元顺帝时（1333年）曾待诏上方，为宫廷作壁画。名气很大，派头十足，"其画，人所罕得，虽从游久之者，亦不能强求也。"皇姊大长公主（非前面提到的女收藏家，元代受封大长公主者非指一人）要他的画都不肯给。张彦辅的山水画，或用米家法，或用商集贤法，渊源有自，海内外闻名，不仅得到国内文人赞许，亦深得高丽作家李齐贤称赞："。。白云青山张道士，晚出便欲誇精工；万壑千峰在咫尺，难得眼力子细穷。忽惊森罗移我侧，安得变化游其中？濯足清足弄明月，振衣绝顶凌苍穹。"据记载，至正二年（1342年）拂郎国献马京师，时张彦辅正待诏上方，奉命画马以记其事。画得非常成功。"彦辅以其解衣磅礴之余，自出新意，不受羁绁，故其超逸之势，见于毫楮间者，往往尤为人所爱重，而四方万里，亦识九重之天马矣。"①张彦辅所作竹石禽鸟，今存《疏竹幽禽图》，画中坡陀一角，下蹲湖石，石旁有疏竹间荆棘、野草，作风严谨。竹叶细长密集，竹竿挺直，石皴染学董、巨传派，画右角斜坡上轻书三丛野草，余空白，收到以虚代实的效果。画上有杜本、鞠庵、邵宏远、吴孟思诸人题识。吴题识云："子昭偕周正己、太一宫彦辅为作疏竹幽禽图以赠之，时至正癸卯（1343年）三月十六日也。濮人吴孟思书。"画名乃据吴题识定。杜本题识云："余赏见董北苑《水石

①　《夷日斋稿补辑》，载《跋张彦辅拂郎献马图》。

幽禽图》于鉴书博士，今子昭所藏彦辅张君墨妙，其意盖相似也，杜本。"据此题及作品特征，可知张画山水是继承董源传统的。

4。边鲁边鲁，维吾尔族画家，在元代也是较有名的。杨维桢称其为"北庭人"。生卒年已不可考，善画花竹。字至愚，号鲁生，宣城（今安徽）人，官至南台宣使。今存他的唯一一件作品《起居平安图》，纸本，墨笔画湖石上栖锦鸡，石旁有竹枝枸杞之属。锦鸡俯视张喙鸣叫的神态，十分生动。画法与王渊相近，工致严谨。关于此图的寓意，可从当时王逢所写的《边至愚竹雉图歌并序》得到启发。"至愚讳鲁生，宣城人，材器超绝，以南台宣使奉台命西谕时，尝为铁厓杨提学（维桢）写此图。后至愚竟以不屈死。朝廷追赐南台管勾。铁厓既序其事，复征予为之歌，曰：南台管勾有气节，手写竹雉心石铁。铁厓扪其三寸舌，奉命西谕慎开说。韩愈一使廷凑悦。竹不挠，宁寸折；雉宁死，不苟活。使衣无光日明灭，悲风萧梢吹驷铁，齐城竟蹈郦生辙，土花尚碧苌宏血。我为作歌旌汝烈。"①从这里可以得知，边鲁画竹雉石枸杞等，是采用民间艺术谐声寓意的手法，雉乃"誓"的谐音，雉石画在一起表示意志坚定，画枸杞取其"苟"的谐音，表示不苟且偷生。寓意"不折不挠，誓宁死，不苟活"的坚定信念。这是他奉命出使前向朋友也是向朝廷表示的决心，后来果然不屈死。

5。文献记载的少数民族画家和礼霍孙，善画帝王肖像。（元史、郊祭志）

伯颜不花，善画龙。（画史汇要）

赤盏君实，女真人，居燕城，画竹学刘自然，颇有意趣。（画史汇要）

伯颜守仁，善画竹石。（梧溪集）

赤盏希曾，工墨菊，有新意。（张以宁《翠屏集》）

（五）人物画·界画受各种因素影响，元代人物画成就远不如唐宋时期。首先是致力于人物画的画家比起从事山水、花鸟的画家来要少得多。其次，人物画题材也比较狭窄，表现现实的很少，主要描绘古代的历史故实和高人逸士。表现技法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基本上还是唐宋技法的延续，唯有肖像画成绩比较突出，且有专门的肖像画理论问世。元代各界的手艺人都受到重视，界画作为工匠的专职，由于元统治者的偏爱，有了较快的发展，有人因献界画而得官。1。道释·人物画元代人物画中的道释题材，由于文人画家的介入，使之在内容和风格样式上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即宗教的严肃、神秘的内容被减弱，而突出了怡情和墨戏的成分。代表画家有颜辉、龚开、任仁发、刘贯道、张渥等。

（1）颜辉颜辉，号秋月，生卒年不详，浙江江山人（一说江西庐陵人）。宋末元

①　《梧溪集》卷六。

初画家。善画道释人物，师法梁楷、牧溪，兼融李公麟描法，线条流畅，劲健有力又富于变化。他的画曾对日本产生过较大影响。今存作品有：《水月观音像卷》，绢本，水墨画，观音坐于山涧飞瀑旁，水势汹涌，翻滚而下，于其座石底汇成巨浪，冲击着石壁，有惊涛裂岸之势。观音双手抱左膝半跏趺坐，透体通身宝衣纷披而下，体型轮廓清晰可见。面容为女相，脸庞丰腴秀美，双目微闭作静思状。身后一轮硕大的圆月，身旁巨石面上立一净瓶，瓶中插柳枝。背后山石、乔柯、飞瀑用笔粗率简括，斧劈、短条皴兼用，笔墨浑融，观音花纹用笔圆劲流畅，面、目、手、足用线细润柔和。画面处理上运用了动静结合、粗细相兼、方圆对应等对比方法。

《李仙像轴》绢本，墨笔画八仙之一李铁拐坐山石上，目仰视高空，空中显出李仙化身，意在表现李仙因触犯天条被发配人间，此时谪期已满，奉天使之命将回归天界的一刹那。画中李仙蓬头散发，神情严肃，笔法简练粗放，山石以斧劈皴，衣纹以兰叶描，而手足结构起伏以淡墨晕染，略仿梁楷减笔泼墨法而更趋精到。画史记载，颜辉还善于表现农夫和渔民生活，画猿亦颇成功。

（2）龚开龚开（1221-1307年或1222-1304年），字圣予，号翠岩。淮阴（今属江苏）人。南宋末年作过两淮制置司监当官。1276年元军南下，攻破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陆秀夫与张士杰等南宋将领收拾残部，继续抵抗，但终于无补于事，1279年陆秀夫偕同幼帝投海殉国，宣告了南宋灭亡。这一严酷的现实，对信守着封建伦理纲常，矢志忠于宋王朝的龚开来说，不啻是天维的倾圮，光明的永逝，其悲愤之情可以想见。他曾在《陆君实挽诗序》中写道："仆自泉南归浙西，闻公死事，悲悼不胜情。"他很可能参与了反抗元军的斗争。但终究是回天乏力，救世无方，无限的悲愤之情淤积于心，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人生信守，与异族统治者抗争到底，他的绘画就是这种信守的体现，也是他可能采取的抗争方式，如黄溍所说："海宇为一，老无所用，浮湛俗间，其中之磊落轩昂峥嵘突兀者，时时发见于笔墨之所及。"①正是基于远一点，使龚开的画多有所寓意。

龚开善画山水、人物、鞍马，作隶字极古。山水师二米，人马师曹霸，描法甚粗，尤善作墨鬼钟馗，瘦马。

他笔下的骏马形象一改唐人画马丰腴健美形态，变为瘦骨嶙峋，垂头漫步于荒漠之中，并通过题识点明创作主旨：一从云雾降天关，空尽先朝十二闲。

如今有谁怜骏骨，夕阳沙岸影如山。

很明显，这瘦马不是什么别的，正是这位孤臣宿儒的自我写照。龚开曾将所画瘦马赠给好朋友张之翰。因为同属天涯沦落人，两心相通，所以张得画后，在回诗中写道：萧萧片影渡河关，千里燕齐一日还。

留得追风四蹄在，不妨旦伴老奚闲。

丈下原来有所关，一鸣见斥却空还。

只今驽骏谁分别？休梦天家十二闲。

龚开还喜欢画能扫灭群妖的钟馗。今存纸本墨笔画《钟山出游图卷》，

①　《金华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画中钟馗兄妹坐辇上，由众鬼卒抬之前行，群鬼簇拥于后，钟馗怒目虬髯，气势逼人。分明寄托着画家扫除邪恶，澄清山寰的心愿。有时人王肖翁题诗：老馗怒目髯奋戟，阿妹新装脸涂漆。

两舆先后何应之？往往徒御皆骨立。

开元天子人事废，清宫欲借鬼雄力。

楚龚无乃好幽怪，丑状遗形尚遗迹。

龚开自己对这幅作品也很满意，有《题钟山出游图并序》云："人言墨鬼为戏笔，是大不然，此乃书家之草圣也。岂有不善真书而能作草者？在昔善画墨鬼有似颐真、赵千里。千里丁香鬼诚为奇特，所惜去人物科太远，故人得以戏笔目之。颐真鬼虽甚之，然其用笔猥近，甚者作髯君野混，一豪猪即之，妹子持杖被襟赶逐，此何为者耶？仆今作中山出游图，盖欲一洒颐真之陋，庶不废翰墨情，譬之书真行之间也，钟馗事绝少，仆前后为诗未免重用，今即他事成篇，聊出新意焉耳：髯君家本住山中，驾言出游安所适。

谓为小猎无鹰犬，以为意行有家室。

阿妹韶容见靓装，五色胭脂最宜滴。

道逢驿舍须少憩，古屋无人供酒食。

赤帻乌衫固可烹，美人清酒终难得。

不如归隐中山酒，一醉三年万缘息。

却愁有物觑高明，八姨豪买他人宅。

待得君醒为扫除，马嵬金驮去无迹①。

元陈方说："翁也有笔同干将，貌取群怪驱不祥。是心颇与馗相似，故遣麾斥如翁意。"可说是道破了龚开画钟馗的真正用心。如再联系他曾画宋江等三十六英雄像并自为赞的情况，对其画钟馗的真正用意就更明白了。龚开由于拒绝出仕为官，靠卖画为生，所以生活很艰难，据时人吴■《桑海遗民录》记载，龚开作画时，家中连一张宽敞的桌案都没有，常令其子"每伏榻上就其背按纸"作画。龚开存世作品已不多，诗文也多已散佚，唯《宋诗纪事》中辑有八首，另有《宋文丞相传》和《陆君实传》两篇散文，载《知不足斋丛书》之《宋遗民录》中。

（3）任仁发任仁发（1254-1327年），字子明，号月山，松江人。元代著名的水利学家、书画家。书学李北海，画学李公麟。今存主要作品有《出圉图》、《张果见明皇图》、《二马图》等。

《张果见明皇图》，绢本，设色画。描写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张果老在唐玄宗面前施展法术的情形，画中一头小驴由纸盒中变出，奔向唐明皇，玄宗坐椅子上俯视，流露出诧异的神情。明皇对面的张果老则眉飞色舞，欢呼雀跃。面前纸盒旁一小道士在赶逐小驴，身旁站立的几位侍官或抚掌称快，或交头接耳，或托盘慢步行进。人物比例准确，神态活灵活现，衣纹作游丝描。设色明丽，用笔工致。故事源于《明皇杂录》，大意是，张果老因会种种法术，被唐明皇召入禁中，留之殿内，赐酒款待。张果老称自己酒量有限，但有个弟子颇善饮。明皇命见，张果老念动真言，忽从殿上飞下一个小道士，玄宗命赐酒，一斗立饮，再赐亦不辞，张果老上前劝阻，玄宗不听，小道士

①　《元诗选·癸集》之甲。

再饮，酒从其头顶涌出，帽子落地成一纸盒，纸盒内跑出一头小驴，笼头鞍鞯俱全，奔向玄宗。道士遂不见。作品表现的正是这段情节①。

《出圉图卷》，绢本，设色，画五马闲放，二圉者对话，笔法亦用游丝描，线条遒劲有力，富有弹性，设色工致艳丽，有唐画遗韵。

任仁发除善画人物，兼善画马。画马习唐人，多设色。今存《二马图卷》，绢本，设色，二马肥瘠不同，以讽刺贪官而歌颂清官，自题云："予吏事之余，偶图肥瘠二马。肥者骨骼权奇，萦一索而立峻坡，虽有厭饫刍豆之荣，而无羊肠踣蹶之患。瘠者皮毛剥落，吃枯草而立霜风，虽有终身摈斥之状，而无晨驰夜秣之劳，甚矣哉，物情之不类也如此。世之士大夫廉滥不同而肥瘠系焉。能瘠一身而肥一国不失其为廉，苟肥一己而瘠万民，岂不贻汗滥之恥欤！按图索骥，得不愧于心乎！因题卷末以俟知者。月山道人。"其手法与《出圉图》同。

任仁发除善人、马外，兼能花鸟，《秋水凫鹥图轴》，绢本设色，工致艳丽，系黄筌传派。

（4）刘贯道刘贯道（约1258-1336年），字仲贤，中山（今河北定县）人。据《图绘宝鉴》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写裕宗御容称旨，补御衣局使。按裕宗即元世祖忽必烈长子真金，本为皇位继承人，因病未能登基，直传其子铁穆尔，即元成宗。元代不少画家因向皇宫献画获得提拔，如何澄、王振鹏等。刘贯道能以为太子画像而晋升御衣局使，说明他的肖像画技术很高。今存《消夏图》，描写蕉阴下一文士仰卧床榻读书的情形。袒胸翘足，意态舒展，笔法劲健，顿挫有力，风格近吴道子、李公麟。画中屏风上的山水、人物及高几、阮琴等物画得极为认真。据记载，工画道释人物、鸟兽、花竹，一一师古。善山水，师郭熙，从《消夏图》中的山水可得验证。

（5）张渥张渥，字叔厚，号贞期生，生卒年不详。祖籍淮南，曾活动在杭州一带。他的文化修养较高，在文人中颇有影响。因屡试不中，便以书画自遣。善画，以白描人物著称于世，作品题材多描写古代的人物故实和高人逸士。线描取法李公麟，今传《九歌图卷》（有创作年代可考的至少有四件），便是临摹李公麟的。同时加入了自己的创造，笔法流利潇洒，颇见功力。贝琼在《书九歌后》中写道："是图凡二十一人，有贵而尊严者，有魁梧奇伟者，有枯槁憔悴者，有绰约如神仙者，有诡怪可怖者，有创而墨者，旁见侧出，各极其妙。"①据时人杨维桢记述，张渥还曾用李公麟描法，创作《玉山雅集图》，描绘顾仲英、杨维桢、姚文焕、郯韶、天香秀、李立、于立、张渥等人聚会在顾仲英家，吟诗作画时的情形。属群体肖像画，但作品没有流传下来。

张渥存世的作品，除《九歌图》外，还有《雪夜访戴图》，纸本，墨笔画。表现晋王徽之雪夜访戴逵的故事。图中王子猷（徽之）雪夜乘船访戴途中，袖手端坐船中，借月光读书，舟尾一人撑篙划桨，船下水波荡漾，环境气氛冷寂。线条粗细变化明显，抑扬顿挫，与《九歌图》线描的流畅不同。据传张渥曾为陶渊明、李白、孟浩然、太乙真人、女仙等造像，均未传。

①　《太平广记》，第193　页。

①　《清江文集》。

2。肖像画元代风行为真人作肖像，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平民。肖像画家中最知名的当属李肖岩和王绎。

（1）李肖岩李肖岩，中山（今河北定县）人。生卒年不详。任诸色府提调，长期服务于宫廷，多次奉皇帝、皇后旨意为皇家造像。他技艺高超，手法熟练。程钜夫称赞道："海内画手如云起，写真近说中山李。一人都门天下闻，半纸无由及田里。。含毫泚墨笑且谈，忽见威仪在屏几。"蒲道源也夸赞说："肖岩后出独超诣，睥睨众史如儿童。京师摹写富箱箧，奇庞福艾多王公。神情所赋各臻极，千变万化无终穷。遂为当代顾陆手，足配向来褒鄂雄。。祗今身价愈增重，姓名已徹明光宫。"

从《元代画塑论》、《秘书监志》等元代文献记载，大致可知李肖岩先后于延祐七年（1320年）、泰定三年（1325年）、天历二年（1329年）、至顺元年（1330年）多次奉旨画皇帝、皇后御容。

"成宗皇帝大德十一年（1307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丞相脱脱、平章秃坚贴木儿等，成宗皇帝贞慈静懿皇后御影，依天寿寺万宁寺御容织之，南木罕太子及妃、晋王及妃，依帐殿内所画小影织之。将作院移文诸色总管府，绘画御容三轴，佛坛三轴。""仁宗皇帝延祐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平章伯帖木儿道与杜小二、阿僧哥，选巧工及传神李肖岩，依世祖皇帝御容之制，画仁宗皇帝及庄懿、慈圣皇后御容，其左右佛坛咸令全画之，比至周年，先令完备，凡用物及诸工饮膳，移文省部取之。仁宗皇帝及庄懿、慈圣皇后御容，并半统佛坛等画三轴，各高九尺五寸，阔八尺。"

"英宗皇帝至治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太傅朵■、善僧、明理董阿，即令画毕复织之。""今上皇帝天历二年二月十三日，平章明理董阿，同知储院正使阿木腹，朕今绘画皇妣皇后御容，可令诸色府达鲁花赤阿明、杜总管、蔡总管、李肖岩提调速画之。""至顺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平章明理董阿于李肖岩及诸色府达鲁花赤阿咱剌达处传敕，汝一处以九月四日为首破日，即与太皇太后绘画御容并佛坛二轴、三轴，各高九尺五寸，阔八尺。"

元代从大都到各州府，凡修盖三皇庙、五帝庙、夫子庙、东岳庙、佛寺、道观、先贤庙、功臣庙等，都要画像，影响所及，使有元一代从京城到地方，画像蔚然成风。甚至为某人祝寿，也以画像表示祝贺。对外宾也以为其画像表示尊重。如元成宗为了表彰他的老师李道复，曾令画工绘李的肖像。太一道士吴全节七十寿辰时，皇帝也令肖其像以示庆贺。至顺元年五月，命画功臣赵平章像，天历三年夏命画功臣赵中丞像等等。

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朝帝、后、王公贵族等肖像，勾线细劲匀净，晕染得体，人物形象丰满，富有立体感。颇能传达出蒙古族人物形貌神态。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显然是出自高级画工之手，有些很可能就是李肖岩的手笔。

（2）王绎王绎。字思善，自号痴绝。祖先睦州人，后迁居杭州。长于肖像，是元代杰出的肖像画家。生卒年已不可考。今有实物流传。现有《杨竹西小像》，纸本，墨笔画同时代文人杨竹西肖像，倪瓒补景并题识。小像面部全用细笔勾勒，略施淡墨烘染，结构比例准确，颇具神彩。夏文彦《图绘宝鉴》云：王绎画像"不徒得其形似，兼得其神气。"从杨竹西形象刻划上可以得到验证。按杨竹西名谦，号平山，别号竹西居士，又号青溪道士，松江人。世居赤松溪上，读书不仕。日与文士尊酒声伎唱酬，王绎所画肖像着力表现杨竹西心胸豁达，怡然自得之态。王绎所著《写像秘诀》有较高的理论价值。（3）叶青友叶青友，其父曾为皇帝画像，命为提举梵相监。叶青友继承家学，肖像画亦有名于时，曾为文学家杨维桢画鹿冠吹笛之像，以五湖为背景，颇得时人称道，言其不仅画出了杨维桢的外貌，而且表达出了人物个性，技艺之高不亚于顾恺之。遗憾的是作品未见流传。

3。界画界画是以绘制建筑物为主的画科，费时费力又需要较深的艺术功力，文人画家多不乐为之，成为画工的专职。在元代有所不同，由于统治者的提倡，有人又因献界画而得进入宫廷为官，也吸引了不少文人从事界画，即使非专职，亦兼或能之。元汤垕云："世俗论画者，必曰画有十三科，山水打头，界画打底，故人以界画为易事。不知高下、低昂、方圆、曲直、远近、凸凹、巧拙、纤粗，梓人匠氏有不能尽其妙者。况笔墨规尺，运思于缣楮之上，求合其法度准绳，此为至难。古人画诸科各有其人，界画则唐绝无作者，历五代始得郭忠恕一人，其他如王士元、赵忠义、董元数人而已。如卫贤，高克明，抑又次焉。近见赵集贤子昂教其子雍作界画云："诸画或可杜撰瞒人，至界画未有不用工合法度者"。此为至言也。"汤垕是文人画的鼓吹者，他对界画还如此重视，间接地反映了元代界画的发展情况。据画史记载，元代有几位画家因向皇宫献界画而被重用，甚或升官。其中最著名者为何澄、王振鹏。

（1）何澄何澄（1223-？年），大都人。90　岁时曾向皇帝进献界画佳作《姑苏台》、《阿房宫》、《昆明池》，用意在于"托物寓意，执艺以諌。"更加得到皇家器重。官至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至大初（1308年），兴圣宫成，曾奉皇太后懿旨总绘事，迁太中大夫、秘书监。以善界画而得到二品官秩，在历史上实属仅见。可以想象何澄的界画成就是相当高的，可惜作品未见流传，流传至今的只有一件《归庄图》，纸本，墨笔画陶渊明《归去来辞》诗意。采取了分段式表现手法。陶渊明形象在画中反复出现，各段景物衔接自然，浑然一体。人物和景物运用白描手法，山水树石以水墨表现兼施干笔皴擦，双勾树叶，变化甚是丰富。房屋、车辆，船只用笔细劲匀净，刻划细致入微，显示出高超的界画功力。据卷后题跋可知此卷为画家九十高龄所作。卷后拖尾有姚燧、赵孟頫\、邓文源、虞集、刘必大、揭傒斯、张嗣成、柯九思、危素等人题跋。

（2）王振鹏王振鹏，字朋梅，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官至漕运千户。生卒年不详。擅长界画，画风工致细密，自成一体。元仁宗十分赏识他，特赐"孤云处士"之号。仁宗的姊姊鲁国大长公主喜欢收藏历代名家之作，其中就有王振鹏的《锦标图》。元仁宗对王振鹏特别关照，不仅让他在秘书监任职，"得一遍观古图书"，还拿出前人的作品让他临摹。而王感恩载德，竭力迎合，曾献《大明宫图》。据当时的虞集记述："振鹏之学，妙在界画，运笔和墨，毫分缕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圆平直、曲尽其体。而神气飞动，不为法拘。"现存界画作品有：《金明池龙舟图》、《阿房宫图》。《龙舟图》，绢本，墨笔画，描写北宋都城汴梁宫廷后苑金明池，在三月三日龙舟水嬉的故事。界画楼阁龙舟，细如毫芒，笔法细劲，当是根据宋人记载所作。《阿房宫图》，描写秦阿房，系据文献记载所绘，画面层楼殿阁，富丽壮阔，刻划细致入微，不失绳墨。

画史记载，王振鹏亦善作人物画，系李公麟传派。今存《伯牙鼓琴图》，绢本，墨笔画。描绘春秋时代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画中伯牙坐石墩上操琴，钟子期低头静听，后面侍立的书童也在沉思静听，均为琴声所陶醉，人物形象内心刻划颇为细致，用笔线条流利遒劲，淡墨渲染较多。此画与一般白描不同，当是吸收了水墨晕染技法后的一种新方法。

（3）李容瑾李容瑾，活动在至正年间。师法王振鹏，也是元代有名的界画家，今存作品《汉苑图》，墨笔画，层层殿阁，建筑在高岭上，界画工整，折算精确，场面蔚为壮观。

王振鹏的另一名高足，卫九鼎，字明铉，天台（今浙江台州）人。工界画、山水，其界画未见流传，人物画《洛神赋》流传至今，远山层叠，画法学米，渲点为主。人物衣带飘舞，微步水上，上方倪瓒题云："凌波微步韈生尘，谁见当时窈窕身？能赋已输曹子健，善图唯属卫山人。"人物衣纹描法学李公麟。

元代善界画者还有夏永。字明远，约与倪瓒同时。流传作品有《岳阳楼图》、《丰乐楼图册》、《映水楼台图册》、《滕王阁图册》，大约有11件。这些作品都是墨笔白描，均采用册页的形式来表现古代的楼台殿阁，笔墨精细工致，景界壮阔，艺术水平很高。

在文人画占据画坛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界画还保留着一定的发展势头，这不能说不是一件幸事。究其原因，首先是宋代界画留下的深厚传统，因为界画在宋代，无论就其数量、质量、内容形式，都达到了我国界画发展史上空前的高度。入元以后，界画得到统治者的喜爱和保护，所以能维持强弩之末之局面。但画史对界画家的活动情况记载极少，反映了文人对界画的偏见和轻视。

（六）花鸟画元代花鸟画，由于受宋、金两方面的影响，所以绘画风格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状态，工与写，傅色与水墨始终交错发展，有些画家主要接受黄筌及宋画院传统，讲究格制法度，造型精严，设色雅致，如钱选、任仁发、王渊的花鸟画，多属于这种风格；另一方面，由于苏轼、米芾等文人画传统，经金王庭筠父子的继承与发展，直与元代相衔接，加之元代特殊的时代风尚，随着文人画的兴盛，基于文人士大夫的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他们在创作中追求朴素自然，摒弃雕饰彩绘，强调主观感情的抒发和自娱性，由此，又变画为写，以书入画，几经努力，终于以水墨取代了色彩，以写意排斥了描摹，从而使元代花鸟画的风范由工致转向疏放，由典丽变为淡雅，并促成了最为文人士大夫欣赏和乐于表现的梅兰竹菊（四君子）题材的空前发展，为文人画家自由地抒发情怀和充分发挥笔墨趣味，开辟了一片无尽的新天地。

1。院体花鸟的继续与发展继承宋院画传统的花鸟画家主要有钱选、任仁发、王渊。其中钱选以山水为主，其身世将在山水部分详述之，在此只述其花鸟画。任仁发以人物、鞍马为主，前面已详谈，此处略。

（1）钱选的花鸟画钱选的花鸟画早期师法赵昌，精谨工致，格调典丽，被赵孟頫\誉为妙处在"生意浮动。"后来转向淡设色和水墨写意，风格趋于清逸、淡雅。钱选治艺态度十分认真，不像后来一些文人画家强调逸笔、神韵而忽视形象的仔细观察与把握，这一点从他笔下的那些刻划入微的草虫中即可看出，如他画中的蜻蜒、彩蝶、蚱蜢等形象，在刻划上极为精细、准确、生动，但又不觉得板滞。或用沁墨，或用破锋，随手点染，头足目翅俱细致入微，有蠕蠕欲动之感。笔破墨沁，本为画家所忌讳，但钱选却能化弊为利，另辟新格。这一技法为明代孙隆、郭诩及清代恽南田等画家所继承。他有时也采用细线勾轮廓、平涂色彩的方法。线条细劲匀净，色彩淡雅蕴藉。且富有装饰效果。今存作品主要有《白莲花图》，出自山东明朱檀墓，纸本，墨笔画白莲，线条细劲匀净，淡墨染莲叶里面，而莲瓣、叶脉结构皆以线条的相互交叉、叠压作出明确交待。莲叶的正侧向背也交待得清清楚楚，足见画家对自然物象观察仔细，制作精密不苟。

《桃枝松鼠图卷》，纸本，设色画桃实一枝，松鼠跳跃枝头，笔法工整而有古拙之态，设色明净。

（2）王渊的花鸟画王渊，字若水，号澹轩，一号虎林逸士，生卒年不详。工山水、人物、花鸟，少年时曾得赵孟頫\指教。夏文彦评价说："王渊所画皆师古人，无一笔院体，山水师郭熙，花鸟师黄筌，人物师唐人，一一精妙。尤精水墨花鸟竹石，当代绝艺也。"王渊的花鸟画面貌比较丰富，有的沿守黄筌传统，精致艳丽，有的则描写似徐熙，用笔疏放，清新淡雅。是一位渊源有自而又融汇贯通，形成个人风格的杰出画家。早岁多设色精丽，后转入水墨写意，但体格上仍守黄派严谨体系。今存作品：《花竹禽雀图》、《花竹春禽图》、《花竹锦鸡图》。三幅画均为纸本，立轴，墨笔画，创作年代分别为1344年、1346年、1349年。表现手法都属"黄家富贵"体。唯舍色彩而取水墨，通过勾勒和水墨晕染区别浓淡向背，造型极精严，神态亦颇生动，作到"墨具五色"的艺术效果。同钱选一样，在花鸟画创作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天历中王奉命画集庆龙翔寺门首壁大鬼，高三丈余，遵刘总管之嘱，"先配定尺寸，画为裸体，然后加以衣冠。"若水依法为之，果善。说明王渊对于人体解剖有所研究。

（3）边武、陈琳、盛昌年、张中边武，字伯京，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一说陇西（今甘肃陇西）人。

元代后期画家。夏文彦称他"善墨戏花鸟。"

陈琳，字仲美，画工中高手，山水、人物、花鸟均能。曾亲得赵孟頫\指教，且合作作画。今存陈赵合作的《凫溪图》，淡设色，纸本。风格近南宋院体而较粗简。其父陈珏，南宋宝祐年间待诏，陈琳继承家学而加以发展。盛昌年，字元伶，武林（今杭州）人。生卒年不详。善画花鸟，至正十二年（1352年）为良友吴郡沈彦肃所作《柳燕图》，纸本，着色画燕子穿飞于垂柳枝叶间，轻快怡人。

张中，字子政，松江人。山水师黄公望，尤精水墨花鸟。从其好友袁凯《海叟诗集》卷十二《陶与权宅观张子政山水图》，得知他出身官宦人家，勤于学问，平时以书画自娱。今存三幅花鸟画：《芙蓉鸳鸯图》、《枯荷鸳鸯图》、《桃花幽鸟图》。

《芙蓉鸳鸯图》，纸本，墨笔画水上芙蓉、鸳鸯，系由黄筌传派变化而来，工致严谨。《枯荷鸳鸯图》，纸本，淡设色，画坡石边二鸳鸯，水中荷叶莲房，舒展自如。墨色融和，晕染得体，与黄筌传派已相去较远。具有元人简率风韵。《桃花幽鸟图》，从构图到用笔用墨，都具有元人简率的特色，一枝桃花，一只幽鸟，勾染点结合，运笔草草，近乎写意，十分简练。上有十九家题识，都是元末明初的名士，其中有杨维桢、袁凯、顾谨中、贝翱等。2。梅兰竹菊题材的兴盛及其代表画家水墨画梅兰竹菊，在元代空前兴盛，且各具风格。《图绘宝鉴》记录元代画家178人，专长画四君子题材的画家，几乎占了总人数的2／3。当时画家画梅兰竹菊，诗人咏梅兰竹菊，文人种植梅兰竹菊，社会以梅兰竹菊的异样表现视为福兆祥瑞。

梅兰竹菊题材的作品所以在元代特别风行，主要原因在于这些自然物的自然属性足以诱发文人相关的联想，借笔墨以抒情，又不必顾忌什么，无人与之争。袁宏道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夫幽人韵士，摒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者所不在，奔竞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栖止于嚣涯利薮，目迷尘沙，心疲计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韵士得以乘间而踞为一己之有。夫幽人韵士者，处于不争之地，而以一切让天下之人者也。唯夫山水花竹，欲以让人，而人未必乐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无祸。"其次，梅兰竹菊所以被文人画家所喜爱，被反复描写，还同梅兰竹菊便于发挥笔墨工具所特有的效能有关。用毛笔描绘这些物象，容易做到笔过形具，形具神全，使之既能收到形神兼备的效果，同时也能体现出笔墨本身所具有的书法审美价值。画家不必殚心毕虑以求形似，规规乎游方之内，而是可以做到不为物役，不被形拘，变描画为书写，寄情思于毫末，以情驱笔，借笔抒情。从而起到陶冶性情的作用。使创作主体与审美客体达到高度的融汇和谐。正如元张之翰所云："人道竹似贤，我道贤似竹；竹非贤不清，贤非竹亦俗。惟有两相值，然后清意足。""有时要披玩，胸中罗列千琅玕\。有时要题咏，笔头风雨秋风寒，不然竹与君兮何相干？"

（1）梅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梁张僧繇画过《咏梅图》，查阅《全唐诗》，其中有题画牡丹，题画桃花，题画松，题画柏，题画竹等等，惟独没有题画梅花。说明在唐代画梅花尚未形成风气。《宣和画谱》记载，唐边鸾画过《梅花鹡翎》、于钖画过《雪梅宿禽》、《雪梅会禽》等，但作品均未见流传。两宋画梅者激增。北宋中期华光寺僧仲仁创墨梅，释觉岸效之。"世人画梅赋丹粉，山僧画梅匀水墨。浅笼深染起高低，烟胶翻在瑶华色。寒枝鳞皴节目老，似战高风声淅沥。三苞两朵笔不烦，全开半菡如向日。疏点粉黄色欲动，纵扫香须轻有力。不待孤根暖气回，分明写出春消息。"①南宋杨补之继续发展墨梅法，写花不以墨渍，创以圈法，每瓣三笔两笔

①　《云溪居士集》卷六，《南岳僧仲仁墨画梅花》。

不等。画雪梅则以淡墨染绢底，着雪部分及花留出空白，背雪部分以浓墨勾划，使梅花不畏严寒，傲霜斗雪的风姿跃然纸上。

入元以后，文人爱梅画梅蔚然成风。画史记载，赵孟頫\、钱选、龚开、沈雪坡、张德琪、张渥、朱纯甫、赵云岩、乔戚里、倪瓒、曹知白、朱德润、王渊等等，无不兼工梅花。他们的作品虽没有流传下来，但记载足以说明元代画梅风气之盛。

王冕　王冕（1287-1359年）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等。诸暨人（今浙江绍兴）。出身农家，应试不中。曾到过大都，不久南返。农民起义爆发后，他携家眷隐居到九里山中，过着"且愿残年饱吃饭，眼底是非都莫管"的生活。是元代最杰出的画梅画家。

王冕所画梅花，一变宋人稀疏冷倚之风，而变为繁花密蕊，给人以生意盎然蓬勃向上之感。流传下来的作品有：《墨梅画卷》，纸本，墨笔画。枝以浓墨勾画，花以淡墨点染，以细劲挺拔之笔画须蕊，颇有生气。自题诗云：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表明作者是以梅自况的。另一幅《墨梅图轴》绢本，墨笔。倒垂老梅一枝，繁花密蕊，繁缛热烈。画上题诗云：粲粲疏花照水开，不知春意几时回。

嫩寒清晓孤山路，记得短筇寻句来。

此画又称《南枝早春图》，其手法与前者不同，枝干以水墨画，鳞皴与疤结则以浓墨点垛，花朵全用双勾留空，穿插于细枝间。白花墨干，形成鲜明对比，异常醒目。

王冕作有《梅先生传》一文，写道："先生性孤高，不喜混荣贵，以酸苦自守。画梅由唐至宋稍稍盛，流派繁衍，分为南北二支。世传南暖北寒，先生盖居于南者也。"他是以南支自许的，故风格热烈向上，生气勃勃，遂开一代新风，并著有《梅谱》传世。

其他画梅名家有作品流传的元代画梅名家还有道士邹复雷。生卒年已不详，据记载，其居处极简陋，喜琴书，以写梅自乐，深得宋释华光不传之妙。今传作品有《春消息图卷》，着色画老梅一株，粗笔浓墨画枝干，轻点梅花，古拙而苍劲。

至正年间与王冕齐名的，还有黄岩人陈立善，现存作品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画的《墨梅图》、至正十二年画的《溪梅图》及《梅竹水仙图》等。工写相结合。

同时还有王冕的同乡吴太素，字季章，号松斋，亦善画梅，存世作品有《雪梅图》、《松梅图》，惜早已流入日本。另有《松斋梅谱》传世。

另有史杠、王英孙、金汝霖、赵天泽、吉学士等亦善梅花，但作品未传。（2）兰元代诗人吴海在《友兰轩记》中写道：兰有三善：国香一也，幽居二也，不以无人而不芳三也。夫国香则美至矣，幽居则祈于人薄矣，不以无人而不芳则守固而存益深矣。三者君子之德具矣。"①道出了文人爱兰，咏兰以及画兰的缘由。

①　《闻过斋集》。

画兰始于何时，查阅唐宋绘画史专著，均未有关唐画家画兰的记载。惟《全唐诗》中载有唐牟融《山寺律僧画兰竹》诗，可见唐代已开始有个别人画兰。郑板桥说苏轼画过兰花，而且"兰中常带荆棘，见君子能容小人也。"但查阅《苏东坡集》，不见苏轼记述自己画过兰花，只有一首《题杨次公春兰》诗：春兰如美人，不采羞自献。

对之如灵均，冠佩不敢燕。

史传宋扬补之画过兰花，但作品未见流传。今天能见到作品的画兰名家，当以宋末赵孟坚（1199-1264年）及元初郑思肖为最早，继之者有赵孟頫\、赵雍、王英孙、释道隐、释明雪窗等。

郑思肖　郑思肖（1239-1316年），字忆翁，号所南，福州人，南宋太学生上舍，应试博学鸿词科，未及就官而宋亡。入元不仕，而且反元意识最鲜明，言词激烈。《心史》是他用血泪写下的一部历史实录，同时也是他决不向现实屈服的"自白书"。其中有诗云："纵使圣明过尧舜，毕竟不是真父母。千语万语只一语，还我大宋旧疆土。"他每坐必向南，以示自己决不北面作贰臣，在屋门前悬一扁额，上面竖写"本穴世界，"这是一种文字哑迷，本之十字挪入穴则为"宋"字，亦即"大宋世界"①。他有着坚定不移的人生信守，"万乘非不尊，万钟非不贵，吾之所尊所贵者，惟终身以天理行吾之志而已。"

郑思肖在绘画上最大的成就是画兰，他画兰不画根，寓意为"土为番人夺去，忍著耶！"又画一丈多长的墨兰卷，题款"纯是君子，绝无小人。"兰花在这里乃是他自我人格的象征，所以不肯轻易与人，当地方权势想得到他的画时，他断然回答："头可斫，兰不可得！"又在《寒菊》一画上题诗道："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庭中。御寒不借水为命，去国自同金铸心。"《遂昌人杂录》中讲郑所南"平日喜画兰，疏花简叶，不求甚工，其所自赋诗以题兰，皆险绝诡特，盖所以书其愤懑云。"倪瓒也有《题所南兰》诗："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都可说是窥视到了这位孤臣逆子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以及这思想感情所决定的他的艺术的根本意义。

郑所南画兰，是借物抒情，物象不过是书写胸臆的媒介，所以不斤斤于形似。今存《墨兰卷》，只以八分法画出两丛兰叶，一瓣兰花，既无根入土，也无石相伴，如浮于虚空。用笔简括，格调清逸，自题诗曰：何来俯首向羲皇，汝是何人到此乡？

未有画前开鼻孔，满天浮动古馨香。

所南翁丙午正月十五日作此壹卷。

年款只题丙午，而不书大德十年。画兰根部无土，正是他"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别受一人恩"的思想体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一贯的人生操守，这一点在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动，知识分子面临皮毁毛离的现实时，在一些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郑思肖堪称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他对一代王朝的忠诚（实际是对民族固有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体系的信守），使他在身处逆境时，能够忍受巨大的精神苦痛，捍卫着自我人格，与整个社会相抗争。如他

①　《宋诗纪事》引《遗民录》。

自己所讲的："三十年来，幅巾藜杖，独行、独住、独坐、独卧、独吟、独醉、独往、独来"于梵宇山林间。这种人生选择和人生信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所谓封建文人的清高，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作为耿直的知识分子基于个人的信念所能做出的抗争方式，是对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认可的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和捍卫，自有他千古不朽的光辉。郑思肖的精神与艺术，曾经给明清一些不满黑暗现实的艺术家以鼓舞，如徐渭、朱耷、郑板桥等。

明雪窗　释明雪窗，名普明，通常以字称，生卒年不详。其作品在元代流传很广，有"家家恕斋字，户户雪窗兰"之说。现在在我国已见不到他的作品，惟日本尚保留一些。现有他的《画兰笔法记》。《至正直记》中录有他的《画兰法》一文："予记。至正辛巳秋，过洮湖上，忽邻人玄隐来访。玄隐幼为黄冠于三茅山。善画兰，得明雪窗笔法。因授予曰："画兰，画花易，画叶难，必得钱塘黄于文小鸡距样笔，方可作兰。用食指擒定笔，以中指无名指托起，乃以小拇指划纸衬托笔法挥之。起笔稍重，中用松，末用重。结笔稍轻，则叶反侧斜正如生。有三过笔、四过笔，叶有大乘钩竿、小乘钩竿，皆叶势也。花或上或下，叶干自下而上，花干自上而下。盖取笔势之变化也。毫须破水墨则叶中色浅而两旁稍浓也。忌似鸡笼，忌似井字，忌向背不分。花有大小驴耳，判官头、平沙落雁（平沙落雁式，画薄花也）、大翘楚、小翘楚诸形。茅有其颖、发箭诸体，盖兰谱也。壬辰毁于寇，今略记此彷佛于上云。"

李至规　元初女画家，号淡轩，亦善画兰，为亡宋状元黄朴之女，长适尚书李珏之子，早寡。曾为郎中孙荣父作《九畹图》，自云："予家双井公以兰比君子，父东野翁甚爱之，予亦爱之。每女红之暇，尝写其真，聊以备闺房之玩。初非以此求闻于人也，郎中以兰省之彦，一日来征予笔，遂诵点污亦何忍？但觉难为辞之，诗以应之。孙过歌诗于予，因乐为赋此者，正取其节，而不以其艺故也。"

王恽有《李夫人画兰歌》，称他画兰："芳姿无与凡卉异，晔晔况是湘累丛。"遗憾的是作品未传。

（3）竹竹子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且坚而有节，形象潇洒标志，故很早就被文人用以寓意人的品格，绘画题材也很早。早在唐代王维、吴道子就开始画竹。白居易曾作《画竹歌》对肖悦画竹倍加称赏。从诗的描述可知，肖悦画竹属于真实一路，强调真实生动。此后，五代南唐李煜、李颇、徐熙，西蜀黄筌父子，宋代的崔白、赵昌、吴元瑜等均善画竹。不过唐至北宋中期画家画竹，不管着色与否，用的都是双勾法，求形象的肖似为其重要特点。北宋后期，文同、苏轼一变传统的画竹法，不再用双勾填色，而是直以水墨作画，深墨为叶面，淡墨为叶背，于是开创了一代新风。

元代几乎所有的画家都善长画竹，成就比较突出的有赵孟頫\、高克恭、李衎、顾安、柯九思、倪瓒、吴镇、张逊、王冕等。这些人大多师法文同、苏轼，也有师法赵孟頫\的。但因每个画家的审美理想不同，所画之竹，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风格。

李衎　李衎（1244-1320年），字仲宾，号息斋道人，官至集贤殿大学士，荣禄大夫（从一品），他的着色双勾竹师法五代李颇，墨竹取法文同，当时声誉很高。

李衎画竹注重观察实物，为掌握竹子的形态神韵，曾"行役万余里，登会稽、历吴越、逾闽桥、东南山川林薮，游涉殆尽。"所到之处，对竹之"形似情状，生聚荣枯，老稚优劣，穷诹熟察，曾不一致。"1295年，他奉命出使交趾，政事余暇，仍不忘"深入竹乡，穷观诡异之产，于焉辨析疑似，区别品汇。"并加以"焦心苦思，参订比拟。"足见李衎为了画好竹，是下过一番苦功的。

李衎画竹，很注意表现不同环境气候下的竹子的神态。如画晴天之竹，突出其潇洒舒展的形态，画雨后之竹，则强调沐雨后的整洁清爽和由于水分增多，而使叶密下垂，压曲枝干的细节。画双勾着色竹，对叶之繁简疏密，俯仰向背等，都刻划得极为细致。叶根色浓而饱满，叶尖则色淡而枯，表现出画家体察入微，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

李衎墨竹较其双勾着色竹更为潇洒自如，如《梧竹兰石四清图》，纸本，前后两卷，竹丛布墨近浓远淡，层次分明，竹叶以介字，个字等形式分组穿插，密而不乱。竹节相接部分以浓墨实笔，中间部分以淡笔，取其圆润而挺拔的效果。石头以焦墨勾皴，加水墨晕染，笔路清晰，玲珑剔透；梧桐树干以浓墨勾染，枯涩苍老，叶子以水墨点染，丰滋圆润，与竹子的挺拔俊峭形成对比。而兰花用笔则轻盈舒展，俯仰自如。

同元代其他不少画家一样，李衎兼能山水，且注意理论上的研究。著有《竹谱详录》传世。

李衎生活在元代这个特殊的时代环境中，由于汉族官员普遍地位低下，"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难以实现，同其他文人一样，有时不免陷入徬徨苦闷之中，借竹以自况。赵孟頫\《题李仲宾野竹图》云：吾友李仲宾，为此君（竹）写真，冥搜极讨，盖欲尽竹之情状。二百年来，以画竹称者，皆未必能用意精深如仲宾也。此野竹图尤诡怪奇崛，穷竹之变，枝叶繁而不乱，可谓毫发无遗恨矣。然观其所题语，则若悲此竹之托根不得地，故有屈仰盘僻之叹。夫羲尊青黄，木之灾也，臃肿拳曲乃不夭于斧斤。由是观之，安知其非福耶？因赋小诗以寄意云：偃蹇高人意，萧疏旷士风。

无心上霄汉，混迹向蒿蓬。

赵氏题识，一语双关，既是对李衎的规劝，同时也是在感叹自己。

李衎的画竹，以其繁茂精谨的作风，把画竹艺术推入一个新阶段，如同王蒙的山水画是对元画的反拨一样，李衎的画竹对文、苏的墨竹传统及元代大多数画家画竹以简取胜的作风，也是一个反拨。其物趣之浓超过宋人。李衎之子李士行（1282-1328年）字遵道，继承父亲的画艺，亦擅长竹木和山水。以画枯木为最佳。今存有《乔松竹石图轴》，绢本，墨笔。画中一株虬曲者松，大半已死，只有一分枝上长出松针数丛。干枝作雀爪形，成扭曲抓拿之势，辅以巨石，石隙间有丛篁、丛草。系常见的窠石枯木一类的传统题材。大抵由苏轼、郭熙画法演变而来。

柯九思　柯九思（1290-1343年）字敬仲，号丹邱生、五云阁吏，晚号非幻道者。台州仙居（今浙江）人。父谦，由文学掾为江浙提举，九思以父荫补华亭尉，不就。后为释朴庵（赵惇）引荐至怀王图帖睦尔，作典瑞院都事。怀王即位（即元文宗）后，置奎章阁，柯九思特授学士院鉴书博士（正五品），负责鉴定内府所藏法书名画的工作。在元文宗执政的五年当中，亲手鉴定了一大批法书名画。至顺二年（1331年）因受谗而退职，心情郁闷。后因服丹砂，暴疾而亡①。

柯九思诗书画全能，且精鉴别。尤善画竹，师法文同、苏轼，风格上趋于疏简。所画墨竹大多叶密而厚，叶势平出或下垂。他在绘画上的最大贡献是以书入画，自称画竹"写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金钗股屋漏痕之遗意。"所画竹大多淡墨为叶背，浓墨为叶面，承继文、苏手法，但分布疏散，构图活泼，有时间以杂草、野花、枸杞之属，笔墨潇洒，颇有元人简率风韵。传世作品有《墨竹图》、《双竹图》、《竹石图》等。另有《竹谱》一书，对竹子的干、枝、节叶，及处于不同环境气候下的竹子的各种特有形态，如风竹、雨竹、都能通过示范作品加以详说，不失为画竹启蒙的入径之作。

顾安　顾安（1289-1365年）字定之，号迁讷居士，淮东人，家居昆山，"尝仕泉州路判官。"善画墨竹，其画竹形象特点是叶小而密，长势向上，有时辅之以丑石、荆棘，饶有生气。凌云翰《题定之竹》云：淮南善画竹，其世宗虎头；前身肖协律，后身文湖州。浓墨通景献，健毫从澹游。清如李息斋，劲若柯丹邱。子昂固莫及，仲敏或可侔。素得金错法，向背分刚柔。兴来只一扫，挥处逾双勾。雨夜已笼夏，风枝乃振秋。。①从诗中可以看出，顾安墨竹是综合了各家之长，技法是双勾、墨染相结合。流传下来的作品有《新篁图轴》、《竹石图轴》等。

元代普遍流行墨竹，着色双勾竹则较少。张逊恰以双勾竹著称于世。张逊，字仲敏，号溪云，平江（今苏州）人。生卒年不详。其流传作品有《双勾竹卷》，纸本，墨笔画。坡间丛竹数竿、老松一株。坡陀用披麻皴，双勾竹繁枝密叶、偃仰扶疏，安排有秩，倪瓒称赞道："髯张用意铁勾锁，书法不凡诗亦工。清苦何忧贫到骨，笔端时有古人风。"②（4）其他画竹名家元代画竹名家见于记载的还有管道昇、敦敏、乔达之、王英孙、李倜、田衍、顾正之、信士昌、李章、牛麟、张德琪、韩绍晔、张敏夫、姚学心、郑禧、萧鹏搏、天师张与材、张嗣德、道士赵元靖、释海云、智浩、允材、明雪窗等。

（5）菊菊花很早就被采入诗篇，但菊花入画却很晚。《宣和画谱》记载，五代滕昌祐"卜筑幽闲之地，栽花竹杞菊，以观植物之荣悴，而寓意焉，次而得其形似于笔端。"同书还记载，徐熙、黄筌都画过菊花。《全唐诗》中不见关于画菊的记载，说明唐代画界尚未注意到这种题材。入宋以后，画菊者始有增加，但比起画梅兰竹者要少得多。南宋及元，才有大批文人画家热衷于画菊，且在表现手法上摒去脂粉，唯以水墨图写。如钱选、苏明远、李昭、柯九思、王渊、盛雪蓬、米樗仙、俱善写菊，而且突出强调菊花傲雪凌秋的品格。黄镇《题柯九思墨菊》诗，很能揭示出画家画菊的用心：江南九月秋风凉，秋菊采采金衣黄。

近时丹邱出新意，却洒淡墨传秋香。

青城学士曾题藻，散落人间共传宝。

①　杨禹：《山居新语》。

①　《柘轩集》　卷三。

②　《清閟阁集》卷八。

卷舒造化入毫端，回首东篱自枯槁。

东阳传君心好奇，何处得此秋霜枝。

湖南衲子远相贶，笔势迥与丹邱齐。

香英细蹙玄玉屑，老干拗断乌金折。

不随粉黛学时妆，自与幽人同志节。

渊明已逝屈子沉，晚香纵有谁知心。

感君图画三叹息，为君长歌楚天碧①。

元人画菊作品虽未见流传，从记载看还是相当发达的。

梅兰竹菊入画，是绘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丰富了美术题材，扩大了审美领域。画家们描写自然物象，从来不是机械地自然主义地照抄对象，状物是为抒情，借物是为寓意。"君子意有合焉，故恒取以自偶。"画家因自己的处境不同，心情悲欢各异，而取梅兰竹菊不同的自然属性，来抒发个人的情怀。或借梅之早花洁白、傲霜斗雪的风姿，赞颂人的不畏艰难、洁身自好的品格。或咏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赞寓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的高贵品质。或赞竹之虚其心、实其节、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的品格，以观君子之德。或因菊之岁华晼晚，草木变衰，乃独晔然秀发，傲睨风露的自然特点，映喻幽人逸士之节操。

画家因阅历不同，审美理想不同，对同一个事物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所谓"人标物异，物借人灵。"即使同一位作者，作画时心情不同，追求的意境也不一致。如王冕所说画梅花，忧愁而得之者，则枝疏而槁，花惨而寒；感慨而得之者，枝曲而劲，花逸而迈；愤怒而得之者，枝古而怪，花狂而大。正因为有上述种种差别，所以尽管历代有很多画家画梅兰竹菊，并无雷同之感，而是千姿百态，形式风格多种多样。至今不衰。

（七）山水画创作新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山水画发展到宋代，已经形成与人物、花鸟画相鼎峙的局面。入元以后，在众多文人画家的共同努力下，更别开生面，再起群峰，终于取得了元代画坛的主导地位，成为元代绘画成就最高的表现。元代山水画独盛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文人心理因素角度来说，南宋遗民故老囿于儒家的正统观念，不愿与异族统治者合作，怀旧情绪甚重，描写祖国大好河山，恰可抒发怀古之幽思。元取得天下之后，对少数民族格外优待，因此，处于优越地位的少数民族画家，无不感到扬眉吐气，描绘大好河山，以表达歌颂新江山之情。同辙而异轨，都是热爱祖国的表示。从元朝对儒生政策分析，由于蒙古族文化较落后，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普遍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缺乏周密的考虑和得力的措施。从隋代开始一直行之有效的科举制被废止，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正常途径被堵塞。延祐年间，虽复行科举制，但制度不严格，对汉族文人限制太严太死，考中后须作吏十年方可晋升。这样就迫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不问世事，寄情山水。"落落出世人，视世如穅秕。独惟爱山缘，一念未渠己。""结茅并溪石，故迹司空遗。"①过着"人间黄尘千万丈，一点不到山林边"的超脱尘俗的生活。再其次，山

①　《秋声集》。

①　段克己：《二妙集》。

水画发展到南宋，已经具有超过人物与花鸟的趋势，此种趋势与元代特殊的时代相结合，则进一步促成山水画走上独尊的地位。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元代法网较宽，思想控制较松。有元一代自始至终未见有以言治罪的事例。这样，文人可以有更多的自由，游山玩水，组织诗社，吟诗作画，研讨艺术，甚至评论时政，政府想加以限制，但无暇顾及。为山水画以及其它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

元代山水画，开始阶段是群峰突起，风格多样，沿续宋画风范。经过钱选、高克恭、赵孟頫\等几位大师的努力，渐渐具有了元人的时代风貌，再经元四家的继承与发展，元代山水画特有的时代风貌形成了。

1。钱选钱选（1239-1301年），字舜举，号玉澶，别号澶溪翁，吴兴人。南宋末年曾为乡贡进士，南宋亡后，他以"励志恥作黄金奴"的决心，烧掉自己的经学著作，甘心"隐于绘事以终其身"，自云："隐居乃余素志。"钱选与现实的矛盾，不像郑思肖那样激烈，他的心情比郑思肖平静得多，正如他在自题《金碧山水卷》中所讲的：烟云出没有无间，半在虚空半在山。

我亦闲中消日月，幽林深处听潺湲。

又在《浮玉山居》中写道：瞻彼南山岭，白云何翩翩。

下有幽栖人，啸歌徂往年。

丛石寥青紫，嘉禾淡芳妍。

日月无终极，陵谷从变迁。

神襟轶寥廓，兴寄挥五弦。

尘影一以绝，招隐奚足言。

这里强调的是幽闲恬静，是身心与自然同化后的一种恬适自得的心态。

也就是说，钱选在自然中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艺术中寻找到了精神寄托。因此，在创作上也就显得比郑思肖等人分外沉静和专心。如：《幽居图》，大青绿设色。青山白云，村店客舟，山石勾染不加皴擦，色、墨、线融为一体，树叶多空勾填色，接近于展子虔《游春图》画法。山涧烟霭蒸腾，山下水平如镜，山石轮廓规整肃静。从整幅画的幽邃意境中可以看出画家心情的平和与恬适。

《山居图》，纸本，大青绿设色。艺术手法和作品展示的意境与《幽居图》相近。色彩更觉清新明丽，树石描绘工致，笔路清晰，勾线、赋色、皴点了了分明，无含糊处。山石轮廓故作方直转折，增加其稳定感。远水无痕，近水亦无波，显得风和日丽，一切都处在高度凝静平和的气氛之中。其上自题：山居惟爱静，日午掩柴门。

寡合人多忌，无求道自尊。

鴳鹏俱有志，兰艾不同根。

安得蒙庄叟，相逢细莫论。

诗情与画境可谓吻合无间。

《浮玉山居图》，纸本，淡设色。自写山居景致（浮玉山在湖州）。山石笔法细软，墨青涂染，树叶淡渲汁绿，别创新格，或为早年所作。

从以上几件作品可以看出，钱选的山水画主要师法赵伯驹，又融合唐人青绿山水，但更趋清润、简练，写的成分增多，"士气"更浓。

钱选的人物画，取法李公麟，内容多表现古代的高人逸士，如陶渊明、竹林七贤、李白、林逋等。借画古人，抒发感慨之情。

《柴桑翁像卷》，写陶渊明头戴明纱巾，脚踏木屐，携杖漫进，神态自若，有书童佩酒壶随后，画面左部自题："陶渊明得天真之趣，无青州从事而不可写渊明磊落。尝命童子佩酒以随，故时人模写之。余不敏，亦因此以自况。"

《西湖吟趣图》，描写北宋诗人林逋，坐在西湖一石桌旁，注视面前瓶中梅花，酝酿诗意的情景。梅瓶旁一鹤悠闲自在，身后一童侍候。史载，林逋字和靖，夙以爱梅喜鹤闻名于世，终生不仕不娶，隐居于西湖孤山，屋前植梅养鹤，故时人有"梅妻鹤子"之诮。钱选自题：一童一鹤两相随，闲步梅边赋小诗。

疏影暗香真绝句，至今谁复续新词。

钱选在世时已名气很大，作品为时人所重，每当他有新作问世，很快就有人仿造，以假乱真，骗人钱财。迫使他不得不变换姓名，并在画上题款声明："余爱酒爱画，不过遣一时之兴，而假作余画者甚多，使人可厌。今改为霅溪翁，凡无此跋者皆假作也，钱舜举自题于卷后。"①钱选除善画，兼工诗书。诗文没有完整的辑本传世，后人辑有《习懒斋稿》，内存钱诗十余首，被清人顾嗣立收入《元诗选》。清倪涛《六艺之一录》也收入钱诗十余首。

元初画坛像钱选、赵孟頫\这样以赵伯驹的青绿山水为宗，融合唐人青绿山水，加以变通者，实属凤毛麟角，更多的画家喜欢画水墨山水，而师法董、巨与李、郭。黄公望说："近代作画，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笔法树石，各不相似，学者当尽心焉。"董其昌说："元季诸君子画惟两派，一为董源，一为李成，成画有郭河阳为佑，亦尤源有巨然副之也。"这当然是就元代山水画主流而言的，并不能包括元画坛的一切。除宗董源、李成二家者外，还有学马远、夏圭者，学米芾者，学赵孟頫\者。渐渐以学董、巨为主，兼融其他各家之长，最后产生元四家，形成"董、巨独行"的局面，其它则渐趋微弱了。

2。李成、郭熙传派这一派在元中期以前人数很多，有文字可考的有刘融、唐棣、乔达之、王渊、朱德润、赵子玉、曹知白、朱裕之等。其中朱德润、唐棣、曹知白三家成就最为显著。

朱德润　朱德润（1294-1365年或1293-1365年）字泽民，原籍睢阳（今河南商丘），居江苏昆山。由赵孟頫\引荐步入仕途，受到元仁宗的礼遇，官至征东儒学提举。英宗继位后，朱德润原投靠的沈王失宠，他也受到牵连，因而辞官回乡，潜心于诗文书画三十年，元末再次被起用。

朱德润的山水画师法许道宁，后学郭熙，同时吸收李思训、李昭道和高克恭的某些旨趣，画风疏秀清润，山石多用淡墨粗笔皴染，行笔旋动如写篆书，富有韵律感。树木取法郭熙，笔迹劲健、造型森秀。传世作品主要有《秀

①　《文物》1972年第8　期。

野轩图卷》、《林下鸣琴图》、《松溪放艇图》等。另有诗文集《存复斋集》传世。

唐棣　唐棣（1296-1364年）字子华，吴兴（今浙江）人。由人推荐步入仕途，官至兰溪州知州和吴江州知州（正五品），天历年间，他曾奉命绘制大集庆龙兴寺壁画，因有功，得到提拔。至顺四年（1333年）北上大都，奉命"画嘉禧殿，为上所知。"在绘画上曾得到赵孟頫\点拨，其山水师法李成、郭熙，又融合赵孟頫\、高克恭的某些技法，不失宋人法度，主要作品有《林荫聚饮》、《霜浦归渔图》等。

元代山水画在总体风貌上趋于简率，写意，重神韵而轻形似。但师法李、郭的画家，受其原有风范和表现手法的影响，多数画家在风格上还是继承了宋院体画的造型严谨、作风工细的一面，这一点在唐棣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作于1338年的《霜浦归渔图》，在造型的精谨、笔墨的秀润及设色的雅致蕴藉上，与李、郭相比，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作品画渔民捕鱼归来，荷网背篓，欢声笑语行进在小路上。近景山坡嶙峋，溪水潺湲，几株挺拔的苍松，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位置，有杂木穿插其间，槎枒盘曲，阿娜多姿。枯树枝作雀爪形，上有藤蔓缠挂，形成刚柔相济的艺术对比效果。树木枝叶繁茂，刻划精细，学郭熙但笔法更加挺秀劲峭。比1334年所作《林荫聚饮图》更富创造性。

将唐棣的作品放到一起来欣赏，会看出这位跻身仕宦的画家在创作上都比较注重表现世俗生活的题材。对那些乡情野趣颇有兴致。因此他的山水画中总是出现一些村民野老的形象，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刻划精微，绘神绘态。这本来是宋画的特点，但在唐棣作品中得以继承与发扬。

曹知白　曹知白（1272-1355年）字贞素，号云西，浙江华亭（今松江）人。浙西富豪、文人，善书画。喜交游，富收藏，"所蓄书数千百卷，法书墨迹数十百卷。"他常常"招邀文人胜士，终日逍遥于嘉花美木清泉翠石间，论文赋诗，挥麈谈玄，援琴雅歌，觞咏无算。风流文彩，不减古人。"对繁荣江南文艺起到了积极作用。曹知白一生未作官，只作过县学教谕，后来辞去，隐居不仕。沉缅于黄老之学，致力于诗文书画。或许正是这种人生选择，引起了时人的敬重，所以在江南影响很大。不少文人甚或官僚愿与之交往。大德年间曾赴京师，一些权势人物也多主动与之接近，并上章推荐他，均被曹婉言谢绝，不久又返回南方，重操诗书画旧业。

曹知白在山水画上师法李成、郭熙，但风格趋于简括、疏淡。取李、郭神秀而去其繁缛，从而形成自家风貌，主要传世作品有：《寒林图》、《群山雪霁图》、《疏林幽岫图》、《松林平远图》等。

《松林平远图》，绢本，墨笔画，师法李、郭。树木枝槎舒展，姿态潇洒，有马远拖枝树的风姿。画右上部自题："天历二年八月，云西作此松树障子，远寄石抹伯善以寓相思。"钤"贞素"、"白云"、"聊以自娱"三印。从题识可知此画乃为当时驻守在浙江一带的元朝高级将领石抹伯善所作。石抹伯善名宜孙，官至浙江行省参知政事，阶中奉大夫。曾率元兵与明军交战，后由福建转战庆元县，为明兵所杀。可见曹知白以及元代许多知识分子在不肯参政的姿态下，并不表明他们与上层社会没有往来，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自己政界中的朋友，即使标榜清高的倪云林者流，也是如此。因此，所谓自娱不过是一种姿态。

其他见于记载的学李、郭的画家乔达之、刘融、赵子玉等，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但他们的绘画活动记录，表明此派画家在元代人多势盛。

3。董、巨传派此派在元代山水画创作队伍中人数最多，成就也最大，代表了元代山水画最高成就的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的山水画创作，都以师董、巨为主，兼融其他名家，再加以变通而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董、巨作为江南画家，二人的艺术风格都属于"淡墨轻岚"、"平淡天真"的风范，他们的作品与李、郭的风范相比，无论在表现方法和意境的构成上，更趋于自然潇洒，继承了唐代王维的水墨精神，因此也就更符合元代文人画家的审美理想。元代一些文人画家将创作视为精神上自我调节的手段，这种特有的创作心态使他们在李、郭与董、巨之间自然感到后者更为可取，即更能起到精神舒络的作用。

这一派画家有文字可考的有郑禧、霍元镇、赵原、马琬、陸广、陈汝言、郭畀、方从义等。其中成就最显著，学董、巨又旁涉他人，形成个人风格的除元四家外，尚有赵原、马琬、方从义。

赵原　赵原，字善长，号丹林，山东东平人。元末长期居住在苏州一带，生卒年已不可考。山水远学董源，近师王蒙，与倪瓒为执友，早期作品工整细密，晚年变为粗放简率，今传主要作品有：《陸羽煮茶图》、《合溪草堂图》、《溪亭秋色图》等。

《陸羽煮茶图》，纸本，墨笔画。茂林附近有小桥流水，远处群山掩映，山石皴法用笔圆转，苔点粗厚，学董源而有所变化。山用浓墨画，皴擦晕染结合，树及苔点以浓墨，笔路清晰。画上自题："山中茅屋是谁家，兀坐闲吟到日斜。俗客不来山鸟散，呼童汲水煮新茶。"画的是远离尘世的茶仙陸羽，而抒发的当是元代不少文人的共同心绪。

《溪亭秋色图》，纸本，墨笔画秋天景色，山势崔巍，泉流湍急，笔墨苍简，气脉连贯，当是画家晚年所作。

王穉登在《吴郡丹青志》中记载，赵原在洪武年间召对不称，赐死。这位在元代动乱的岁月中得以自全的人，在明初却死于非命。

讲传派，主要是从风格比较上看每个画家的特色与前代绘画上的联系，作为创作，这种联系不会是简单的摹仿，总要表现出画家基于个人的修养而体现出来的特有的艺术追求，同是学董、巨或学李、郭，但每个人的艺术面貌却不相同，马琬就是一个例子。他的山水画有两种面貌，学董、巨者，得其丰满秀润的风范，学黄公望者，注重细密、厚实的特色。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既不同于董、巨又有别于黄公望的艺术风格。他的山水画构图饱满，意境宏阔，山石顶部多作平头，坡脚多布置碎石，山石纹路，树木俯仰、路径走向、建筑式样，以及远山中树木聚散长势等等，都刻划谨细，颇具匠心。这在元人山水画中是少见的。但因其山水体面过于繁复，而多少失之于琐碎。陸广　陸广，字季弘，号天游生，吴（苏州）人。工画山水，身世不详。

他的山水画也是学黄公望的，但与马琬不同。他的山水画用笔简练，轻淡苍润。树石描绘不重细节，而重在取势。如《丹台春晓图》，山石以淡墨勾染，少加皴擦，浓墨点写苔痕与远树，与山体的大片空白形成对照，造成春天黎明时特有的明快俊爽的氛围。画中自题：丹台春晓图，天游为伯颙画。

十年客邸绝尘纷，江上归来思不群。

玉色浮空春不雨，丹光出井晓成云。

风前龙杖时堪倚，月下鸾笙久不闻。

幸对仙翁远孙子，坐中观画又论文。

表现的依然是比较典型的文人隐逸思想。作品中结构出来的意境，正是远离尘世风雨，扫除人间烟火的理想世界。

陆广传世作品还有《丹台春赏图》，纸本，水墨。画高岭疏树，静水扁舟，山顶上有道家炼丹台，用笔浓重，皴擦点染相结合，显得沉雄厚重。较黄公望的山水画更为简括。上自题诗云：江南风雨轶飚尘，天际云峰意出群。

乳窦雨晴飞玉液，颠崖露冷裛松云。

丹砂勾漏何年受，璚笈灵符此日闻。

借问安栖珠树鹤，山居如画个中论。

道家意识很突出。看来陆广是一位厌于世事而遁入道门的文人画家，在修心养性方面，做得比较认真，也比较成功。

陈汝言　陈汝言，字惟允，吴（苏州）人。工诗，善山水，是一位由元入明的画家。他通晓兵法，张士诚占据吴兴一带时，曾作张士诚的参谋，明洪武初荐任"济南经历"，与王蒙友善。二人同在济南为官，合作过《岱宗密雪图》，后因胡惟庸案受牵连，坐法死。史载，他在临刑前还恋着绘画，"从容染翰，画毕就刑。"这与嵇康刑前抚琴弹曲情形相似。从仅有的关于他的行为文字中，可知道这是一位不甘寂寞、积极入世的知识分子。但结果也和历史上许多耿直的文人一样，最后被政治斗争的浊浪所吞没。

陈汝言的山水画，主要师法董、巨，而面貌略近王蒙，但要简练奔放一些。主要传世作品有《百丈泉图》、《荆溪图》等。

《荆溪图》，绢本，水墨画。近处坡陀房屋，中景荆溪小桥、村落、房屋鳞次栉比。远山层叠，用披麻长皴。似有赵孟頫\《水邨图》遗意。《百丈泉图》纸本，水墨画，高山层叠，山村屋宇，丛树飞瀑，山石以披麻皴。笔道粗重，略失刻露。

方从义　方从义，字无隅，号方壶，正一道道士，居龙虎山，生卒年已不可考。大约活动在元末明初，至正三年（1343年）曾到大都。结交了不少达官贵人和画家。深得上层器重，但不久他又毅然南归。还是投身到大千世界中去搞他的艺术，或许由于他对人世荣华看得比较轻淡，所以心胸也较豁达，加之他广泛游历，视野开阔，从而使他的创作具有昂扬雄放的特色。方从义的山水画师法董、巨，兼学米芾和高克恭，综合各家之长，使他的山水画水墨淋漓，笔墨飞动并富有激情。《尚絅集》卷一《方壶道人山水歌》中记录他作画时的心态是：归来醉吸三斗墨，净洗胸中旧荆棘。

解衣盘礴反闭关，日对云林与萧瑟。

尔来得名三十春，眼高四海空无人。

残缯断楮落人世，夜光明月作奇珍。

传世作品有：《山阴云雪图》，作品风格近米芾、高克恭，以浓墨画山林树木，皴擦晕染并用，笔墨淹润浑融，几不见笔痕。成功地表现出天地氤氲，云雪苍茫的景色。

《武夷放棹图》，是一幅以笔见长的水墨画，树石用笔圆转战动，线条如行云流水，富有运动感。笔路非常清晰，与《山阴云雪图》的风格迥然不同。

《高高亭图》，画山峰直出云端，有栈道直达山顶，山高入云而不见其脚，只画近中景，并略去开合，造成近在咫尺、迫在眉睫之感。整幅作品笔墨如泼，气势酣畅，尽去古人成法规范，与前两幅相比，又是一种风格。颇有信手涂绘、一气呵成的效果。画上自题：醉后纵笔写之。

方从义存世作品还有《神岳琼林图》，纸本，淡设色。画杂树溪桥，危峰矗立，山石用长披麻皴，画格接近董、巨一派，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如皴纹行笔干涩粗放，树木用笔较简。

纵观方从义的山水画，综合了董、巨、米、高及梁楷诸家的技法，加以变通，从构思立意、形象塑造，乃至笔墨的运筹，具有以情驱笔直显化机的特点，从中可窥见画家作画时不为物蔽，不为法拘的心态，而这正是元代绘画的时代特点之一。

4。马、夏传派马远、夏圭的山水画，在南宋画坛，曾别开生面，标领时会。但进入元代以后，两人的画风却遭到冷遇，与李、郭和董、巨传派相比，其影响要小得多。赵孟頫\等人对马、夏的创作更持否定态度。故马、夏传派势单力孤，已成强弩之末。

在元代有文字记载的学马、夏的画家主要有孙君泽、陈君佐，丁野夫、张观、张远、沈月溪等人，成绩都不大显著，传世作品也极少。

元代另有一些画家，有较大的影响，师承不沿守某一家某一派，难以归入哪一个传派，如商琦、盛懋、郭畀等。

商琦　商琦，字德符，号寿岩，大德八年（1304年）以官僚子弟身份备"宿卫"（其父商挺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名臣），官至集贤侍讲学士，后升任侍读官、通奉大夫。曾与赵孟頫\同在朝廷任职。擅山水，师法李成、董源。创作以壁画为主。当时的宫廷、寺观、王公府宅墙壁都曾留有他的遗迹。为也先铁木尔府宅所作的壁画曾得到赵孟頫\的赞许：大山崒嵂摩青天，小山平远通云烟。

商臣胸中有五壑，信手落笔分清妍。

他曾与赵孟頫\一起，奉元世祖之命，为祝贺正一道士吴全节之父80　寿辰作画，赵画了一幅《古木竹石图》。商琦画了一幅《卢沟风雨送别图》，商画不满三尺，但气势磅礴，场面宏伟。南望则山川回互，白云霭霭，收万里之势于咫尺之间；北顾则龙腾虎伏，风滃雾合，以喻元帝居处所在。一桥中分，有车马侍行，行人话别，整幅作品情景交融，颇耐人寻味。从中可以看出，商琦的创作态度异常严肃认真，保持了宋人精密不苟的作风。今存作品《春山图》，也具有相似的特点。另有人物画《关羽擒庞图》，不仅人物刻画细致入微，表情生动，对关羽"水淹七军"的自然环境也尽力予以描绘，山石、苍松、汹涌的水流，也颇见功力。

盛懋　盛懋，字子昭，嘉兴人，生卒年不详，约在至正间。画工世家出身，初学陈琳，后变其法，改学董、巨。擅山水、人物、花鸟，保留着更多的宋人传统。其作品颇为时人所重，他与吴镇比邻而居，求盛画者门庭若市，而吴门却冷冷清清，无人问津。

盛懋作为画工出身的画家，在艺术观念和审美追求上与一般的文人画家不同，一是他在创作上态度十分认真，不像一些文人画家主张逸笔草草；二是他的生活态度比较积极，因此作品也富有生活气息。这两方面的因素使他的山水画具有气象雄浑、繁复细密的特色。如《溪山清夏图》，青绿设色，构图繁密，笔法精谨。远山主峰陡峭峻丽，烟云缭绕；中景山峦逶迤，林木丰茂；近景画流水、民居、房屋，规整富丽，人物众多。画中人物或行、或卧、或坐、或饮。千姿百态，一派升平富庶的景象，使山水画作品兼有风俗画的特点。盛懋的传世作品还有《秋林高士图》，绢本，淡设色画，近景杂木坡陀，远山高耸，烟霞锁其腰，富有滚滚卷动之势。《秋江待渡图》纸本，墨笔画，秋树芦荻，远山渡艇，画面明显分成上下两节。远山精整，近树较疏放，系由董、巨演变而来。

由于盛懋出身工匠，又不曾进入宫廷，社会地位较低，所以他的创作虽有自己的特色，但却不为士者所重，当时画史对他的记载很少，使我们难以了解他的详情。

郭畀　郭畀（1280-1335年），字天锡，京口（今镇江）人。曾作书院院长、巡检、儒学教授，行省掾吏等职。是官场中有职无权的办事人员。擅山水及古木窠石，师法高克恭。与朱德润、倪瓒、杨维桢友善。据倪瓒记述，郭畀曾画过许多壁画，但均毁于元末兵火。今存《溪山烟雨图》，取法高克恭，更趋细润、淡墨渲染较多，皴纹少。山间烟霭蒸腾，境界空阔。

（八）山水画成熟的杰出代表--元四家元代山水画的巨大成就是在众多画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的，而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四人的创作更是元代山水画成就的集中表现。他们的艺术犹如四座巍峨的山峰，标志着元代绘画所达到的历史高度。

元四家的山水画，既有个人的鲜明的特点，又都具有元代山水画的时代风貌。这主要体现在四人均属文人型画家，因此，将诗书画印结合起来，强调艺术个性的表现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如倪瓒讲："余之画，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黄公望讲："画不过意思而已。"吴镇讲："墨戏之作，盖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王蒙讲："无心在玄化，泊然齐始终。"在强调绘画的审美功能和自娱性上，四家是一致的。

四家山水画都继承了前人的成就，但又不为某家某派所局限，以自己的卓越成就将元代绘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1。黄公望黄公望（1269-1354年）字子久，号大痴，一峰道人，本姓陸，名坚，出继永嘉（今浙江温州）黄氏义子，黄叹曰："吾望子久矣！"遂改姓名为黄公望。黄公望年轻时曾为浙西宪吏，掾中台察院书吏。"吏"在元朝属于低级办事人员，并无实权，一般要做十年以上，才能根据表现予以晋升为官。黄公望年轻时很有进取心，办事勤奋认真，但宦途坎坷，因在浙西协助章闾经理钱粮获罪入狱，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出狱后加入了全真教，易姓名为"苦行"，号净墅。先是在松江以卜算卖画维持生活，后迁居筲箕泉，往来于富春、吴兴、松江、苏州、荆溪、无锡等地。明李日华在《紫桃轩又缀》写道："黄公望初居杭之筲箕泉，往来三吴，开三教堂于苏之文德桥。至松与曹知白友善。后归富春，年八十而终。戴表元赞其像。"

黄公望开三教堂，说明他入全真教后，位居道教上层。另据元陶宗仪《辍耕录》记载，黄公望不仅开设三教堂，还收了徒弟。早在杭州作小吏时，黄公望就与当时道教中一些人有交往，如勾曲外史张雨，开元宫玄贤真人王寿衍等都同他交往密切。黄公望入的是志在苦行修行的全真教，为金志扬弟子。他花费很大精力于道教的修炼与传播，一是修身养性，延年益寿。二、根本的原因是在遭受到人生的重大挫折后，精神上蒙受的创伤，需要自我调治，以稀释内心的淤痛。这是元代许多士大夫所共同的精神需求。当然，人生不能只是苦熬，还需要快乐，以山水为依托，便是最好的精神享受，可以畅神，可以卧游，可以忘记一切尘世烦恼。黄公望毕竟是受儒家传统教育成长起来的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哲学，仍然是他的处世原则，信道只是一种伪装而已，外道而内儒，这才是黄公望的本质。黄公望画山水，成为他"独善其身"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山水画的探求。

入道也好，投身山水怀抱也罢，都是由幻想走向实际，由激烈趋于平静，因而也是走向成熟的表现。经过磨难之后，他把人生看透了，黄公望晚年在《题李嵩骷髅纨扇》中写有这样的词："没半点皮和肉，有一担苦和愁，傀儡儿还把丝线抽，弄一个小样子还把冤家逗。识破个羞那不羞，呆，兀自五里已（应为一）单堠。"

从中可以看出黄公望经过仕途坎坷后，滋生的一种极为消极的人生态度。

黄公望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诗词书画均有较高造诣，还是有名的元曲作家，在道教论坛还有一席之地，他的道教著作至今仍保留在《道藏》中。他的文艺创作当时就有很大影响。

黄公望的山水画主要取法董源，巨然，但汰其繁皴，趋于清逸，瘦其形体，而倾向俊秀。从而形成自己的艺术面貌。他的山水画大体上有两种规格，一种作浅绛，山头多岩石，笔势雄伟；一种作水墨，少作皴纹，笔意简远。黄公望的山水画在笔墨运用上，颇有独到之处，笔法多变，侧锋、中锋交互为用；墨法多用积墨，先从淡墨起，渐用浓墨，层次分明，浑厚活脱。作画用墨甚难，淡则轻浮，重则僵死，积墨次数过多容易混浊昏暗，一次完成又容易单薄。黄作画时先用淡墨积染，然后用浓墨、焦墨，分出畦径远近，使画面生发秀润清爽之气。他善用披麻皴，笔疏墨淡，纹路清晰。有时也全不用皴法，仅是勾勒渲染，以浓墨点苔，分布其间，使作品空灵而不单薄，蕴藉中充溢着灵气。明恽向讲："观子久山色全体古淡，不作分明圭角，如旧墨色渐少黑气而意甚流畅。"

黄公望的山水画主调是平和稳静，我们看他的画，从整体布局，形象塑造，以及用笔用墨，都显出冷静沉着，从容不迫的样子，皴点勾勒，严谨认真，有条不紊。形象描绘上没有特别扭曲变态的树木，也不着意突出什么主体形象，画中人物极少，偶有扁舟垂钓，也是水平如镜，气氛平和，山村、水居、小桥、流水，一切都统一在自然和谐的基调中。

黄公望作画，喜用披麻皴，笔锋重按轻拖直拉而下，线条流畅。但也有例外，如《浮峦暖翠》巨帧，赭色中间以淡青绿，松杉杂树，蓊翳掩映，树下碎石皴法皆作"了"字形，根脚以淡墨略皴染，再涂赭墨。大峦用长披麻皴，以青绿淡染峦头，佛阁掩映，云烟变灭，势欲飞动。钱杜称"在元人中沈秀苍浑，真能笼罩一代者矣"。

在元代众多的画家中，黄公望的创作可说是风格最为丰富的画家之一，无论是构图变化，或是形象塑造，以及笔墨技法上都不曾被一个模式局限住。如《富春山居图卷》，纸本，水墨，画浙江富春一带景色（今杭州以南富阳桐庐一带）。至正七年（1347年）黄公望偕无用禅师回富春山居，应无用师之请，画此长卷相赠，费时多年才完成，是黄公望晚年的精心之作。画面层峦起伏，井然有序；水平树静，风和日丽，村居疏落有秩，座落山涧间。时有垂钓者放舟于江心，俨然是世外桃源的形象再现，这也正是黄公望的理想的寄托。在笔墨技法上，山峦皴法用长披麻皴，似疏而实，似漫而紧。画幅中的山峦、树木、房屋、人物、舟戢等似乎是随意安排的，但却处处可见匠心。正像清代恽南田所讲的："子久富春山居卷，全宗董源，间以高、米，凡云林、叔明、仲圭诸法略备，凡十数峰，一峰一状，数百树，一树一态，雄秀苍茫，变化极矣。"

《富春山居图》在流传过程中历遭劫难，现已分裂为二，主要部分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杭州博物馆藏起首残纸一角。

《天池石壁图轴》，又是另一种风格，浅绛设色（浅绛山水创始于黄公望）。多用赭石、墨青、墨绿合染。构图繁复，气势雄浑，景致由平远推向高远，画中主峰将画面中分为二，扶摇直上，山峰右掖出一池，池上起陡壁，壁罅有瀑水下注，意境甚是幽深。

这件作品与《富春山居图卷》相比较，在风格上可以看出明显的区别，一潇洒活脱，一严谨繁复。《富春山居图卷》在构图上取平远，景物表现力近实远虚，近浓远淡，空间显得很平阔。而《天池石壁图》则取高远构图，景物表现为中间实两边虚，中间浓两边淡，使山势有圆浑崔巍之势。《富春山居图卷》在景观上是横向展开，收万里风光于无尽；《天池石壁图轴》则是纵向拓远，收千里之势于咫尺。

黄公望传世的重要作品还有《九峰雪霁图轴》和《剡溪访戴图轴》，二者画法大致相同，均绢本，水墨。画隆冬景致。其构图以《九峰》为例，可分三层，远处平坡冰河，寒柯碎石，中景为孤峰兀立，密林人家；远景为刀削斧劈般的群峰直刺寒空。全画布局满而实，几无空隙。但由于山石树木纯用空勾，不加皴擦，天空与冰河以较浓的水墨晕染，衬托出冰山雪峰的明净肃煞，而方硬的笔迹和山石结体越加突出了凛冽逼人的寒冷气氛。在黄公望的作品中又别具一格。《剡溪》与此图作于同年同月，即至正九年（1349年）春，作者时年八十有一。自题云："至正九年春正月，为彦功作雪山，次春雪大作，凡两三次，直至毕工方止，亦奇事也。大痴道人，时年八十有一，书此以记岁月云。"《九峰》在构图上取法范宽《雪山萧寺图》，更趋空灵简括。

对古人画雪景，另有解说，文征明云："古之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笔作山水以自娱。然多写雪景者，盖欲假此以寄岁寒明洁之意耳。若王摩诘之《雪谿图》、郭忠恕之《雪霁江行》、李成之《万山飞雪》、李唐之《雪山楼阁》、阎次平之《寒岩积雪》、赵承旨之《袁安卧雪》、黄大痴之《九峰雪霁》、王叔明之《剑阁图》，皆著名今昔，脍炙人口。"黄作《九峰》有无此含意？聊备一说。

此外，《丹涯玉树图》、《富春大岭图》等也是黄公望的重要传世作品，而且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丹涯玉树图》笔法松灵，设色淡冶，取高远构图，层次分明，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富春大岭图》全用淡墨湿笔勾勒，极少皴擦，给人以明净疏朗的感受。被倪瓒誉为"笔墨奇绝"之作。

黄公望的山水画给明清画坛以巨大的影响。董其昌推崇黄公望为元四家之冠，王原祁更说："大痴画以平淡天真为主，有时而傅彩粲烂，高华流利，俨如松雪，所以达其浑厚之意，华滋之气也。段落之逸，模写潇洒，自有一种天真活泼，隐现出没于其间。学者得其意而师之，有何积习之染不除，细微之惑不除乎？"

就其艺术气质、艺术视野和功力及风格的丰富性来看，在元四家中应首推黄公望。恽向讲："山水至子久而尽峦障波澜之变，亦尽笔内笔外起伏升降之变，盖其设境也。随笔而转，而构思随而曲，而气韵行乎其间。"在四家当中，唯黄公望的山水画能集其他三家之长，王蒙山水画中的繁、厚、细、密，倪瓒的干、淡、简、疏，吴镇的简、浓、湿、厚，在黄公望的创作中均有体现，并根据创作的需要形成了多种风格。

黄公望在理论上亦有独到建树，著有《写山水诀》传世。另有诗若干首，保存在《元诗选·二集》中。

2。吴镇吴镇（1280-1354年），字仲圭，号梅花道人，梅沙弥，嘉兴魏塘人。

工诗文，善山水，师法董、巨，兼融李成、郭熙，笔墨苍茫湿润。梅竹亦佳，墨竹师文同，又亲得高克恭指教。书学怀素，或曰师唐释巩光及五代杨凝式。诗书画都有较高成就。

在元四家中，吴镇最为贫穷，少年时与其兄元璋师事柳天骥，得性命之学（即看相算命）。在春波里为人算命，称居处为"笑俗陋室"，生活是清苦的。《山静居画论》中，曾对吴镇的生活有过具体的描述："饱则读书，饥则卖卜，画石室（文同）竹，饮梅花泉，一切富贵利达摒而去之，与山水花鸟相狎，宜其书与画无一点烟火气。"吴镇生前，其作品不为世所赏，明代中叶，被列入元四家后，他的成就才得到承认。

从现存资料看，吴镇一生很少和达官贵宦往来，所结交的多是和尚、道士和隐逸文人。为自己的儿子起名为"佛奴"。元末社会的动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吴镇所处的孤苦无依的社会地位，使他的思想时常陷入矛盾和苦痛之中，他的诗画常有所表露，有的表现出悲观厌世，他写过这样一首词：题骷髅图--寄调沁园春漏洩元阳，爹娘搬贩，至今未休。百种乡音，千般扭扮，一生人我，几许机谋，有限光阴，无穷活计，汲汲忙忙作马牛。何时了，觉来枕上，试听更筹。

古今多少风流，想蝇利蜗名，谁到头！看昨日他非，今朝我是，三回拜相，两度封侯，采菊篱边，种瓜圃内，都只到芒山一土丘。惺惺汉，皮囊扯破，便是骷髅。他把社会人生看得如此黑暗，如此虚无，不但否定了人世的荣华权势，而且连名节情操都否定了。最后抱定的就是竭尽全力保护自己本性真心不受社会的损害和扭曲，做一枝虚心抱节的"野竹"：野竹绝可爱，枝叶扶疏有真态。

生平素守远荆榛，走壁悬崖穿石罅。

虚心抱节山之阿，清风白月聊婆娑。

寒梢千尺将如何，渭川淇澳风烟多。

但野竹也是不自由的，人生就是炼狱，处处隐伏着杀机，所以他又写道："偃蹇支离不耐秋，摇风洒雨几时休，转身便是青山顶，又有悬崖在上头。"于是他放浪形骸于大化；决心在"一张纸、一锭墨、一片山中了此一生。"但这种大超悟是以大牺牲为代价的，因此也就有着大痛苦。这种痛苦体现在创作上时，就是一种愤的发泄，所以吴镇谈到自己创作时说是："心中有个不平事，尽寄纵横竹几枝。愁来白发三千丈，我写清风几百竿。"当然，艺术创作是一种社会行为，是复杂的精神活动，不是个人情绪的简单发泄。因此，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思想也是含蓄的，曲折的。

吴镇的画风，与黄公望、王蒙、倪瓒三家相比较，有明显的不同，三家重笔，干笔皴擦较多。而吴镇的作品重墨，且多用湿笔。在构图方面，三家作品都趋于平稳，吴镇则追求奇险，有时危峰突起，有时长松倒挂，有时取平远，有时取高远，有时又只取景观局部，掀天揭地，直迫人面。画面题款，三家皆用楷书，而吴镇独用草书，如龙蛇飞动，风姿潇洒。

吴镇的绘画，山水、墨竹都有很高的造诣，人物，杂卉随兴点染，也能超尘出俗。

吴镇流传下来的作品主要有：《双桧平远图轴》，绢本，水墨，于平坡上画并立老桧两株，造型盘弩遒劲，气势雄秀挺拔，使远处山峦、林木、村居、徯径，尽在其俯视之下。笔墨圆润，多渲染，少皴擦、凹凸分明，层次细腻。董源以前的画家"写树千曲百折"，董源变为长劲瘦直，至范宽作丁香枝，干与枝粗直方硬；李成、郭熙又创雀爪枝，枝干扭结，盘根错节；而马远、夏圭又变为拖枝，枝干舒展，作直角转折，显得风姿潇洒。到了元代，黄公望画树再变为平直舒展。而吴镇画树法尤多，或挺直，或扭曲，千姿百态，不拘一体，可谓集众家之长。

如《松泉图轴》，画中一高坡上孤松斜立，成盘屈抓拿之势，飞泉出于松下，上有丛莽荆棘，水口为杂木所掩，构图奇险。笔法圆熟。古松以浓墨勾画，其他多以水墨点染，近乎米芾、梁楷、牧溪画法。画上方狂草题诗一首："长松兮亭亭，流泉兮冷冷。漱白石兮散晴雪，舞天风兮吟秋声。景幽佳兮足静赏，中有人兮眉青青。松兮泉兮何所拟，研池阴阴兮清澈底。挂高堂兮素壁间，夜半风口兮忽飞起。至元四年夏至日，奉为子渊戏作松泉，梅花道人书。"此画作于1338年，吴镇时年59　岁。是其诗、书、画结合一体的代表作品。

吴镇在《渔父图》中有如下题识："唐荆浩渔父图一出，开后人无限法门，烘染烟峦，若远若近。在唐以前未尝有法，散点树叶，疏疏落落，笔笔带云烟气，全从展子虔江村雨霁图中来。当从何处探讨？余自幼从此入门，至晚而窥其奥，"从这段话中可知，吴镇的师承是多方面的，并不只限于董、巨两家笔法。他的作品风格的丰富性也证明了这一点。

《溪山草阁图轴》，绢本，水墨，用湿笔长披麻皴画重峦大岭，苍茫浑厚，气势雄浑。构图和风格都类似五代及北宋人的风范，但在形象描绘上却能去前人的刻划之习，全以松灵之笔和秀润之墨挥洒写出，使作品充满了灵动之气，堪称是宋人刻划而元人变化的范例。

《秋江渔隐图轴》，绢本，水墨，构图上融北宋全景式与南宋马、夏边角式于一体。近处画平坡劲松及楼阁，取平稳之势；左侧画陡壁飞瀑，使画面生出奇险；远景合之以矮山丛树，平湖小舟，使意境复归幽邃。作品形象刻划精细，皴染分明，是吴镇作品较细密的一类。

《渔父图轴》，在构思立意上一反常例，舍奇险而求平实。近处并峙高树、平坡、茅屋；中景湖水澹荡，芦荻偃仰，有扁舟一叶出没其间；远处有烟岚笼罩。构图与倪瓒的"三段式"取景法相近，但意蕴不同，倪画萧瑟荒寒，吴画勃郁丰实。但二者又有相同之处，即都是画家以情结境的产物，都是失意文人远离现实生活的漩涡后，用山林作屏障，隔断了世道的风雨，在幽静的避风港中结构出来的一个平静无争的精神乐园，正像吴镇自己在这幅画的题诗所写的：西风萧萧下木叶，江上青山愁不叠。

长年悠优乐竿线，蓑笠几番风雨歇。

渔童鼓枻忘西东，放歌荡漾芦花风。

玉壶声长曲未终，举头明月磨青铜。

夜深船尾鱼拨刺，云散天空烟水阔。

此外还有《洞庭渔隐图轴》、《芦花寒雁图轴》等。《洞庭》师巨然，石以长披麻皴，树木刻划精致。

吴镇除擅长山水，墨竹亦颇有名，有吴镇教子习画的墨竹谱传世。

吴镇的作品，对后世画坛产生了很大影响。明代画家中最能得吴镇笔墨真谛的是沈周，他的画大多用湿笔、重笔，水墨饱满，但不含混，用笔粗放，但有韵致，这都是直接从吴镇画的风格中变化而来。董其昌批评吴镇的画有纵横习气，但他也从吴镇那里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用墨法。清四王、吴恽对吴镇的作品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各有所得。恽南田称吴镇的画"尚沉郁"。王原祁认为吴镇的作品"神逸兼得。"而王石谷则得吴镇法外之意。3。倪瓒同吴镇一样，在元四家中倪瓒的绘画影响在生前也不很大，只是在少数知己如张以中、张伯雨中受到推崇。而在画界并未得到普遍赏识。如夏文彦就说他"画林木平远竹石，殊无市朝尘埃气。晚年率略应酬，似出二手。"直至入明以后，才逐渐引起画界瞩目，而至明末，则身价倍增。首先是董其昌对倪瓒的艺术极力赞扬，他认为元代画家虽多，但多是禀承宋法稍加变化，即使是四家中的黄公望、吴镇、王蒙，他认为也未能完全摆脱宋人传统的束缚，"皆有纵横习气。"惟独认为倪云林的创作"古淡天真，米颠后一人而已。"可谓推崇备致。清初四王也极力称道倪瓒："云林纤尘不染，平易中有矜贵，简略中有精采，又在章法笔法之外，为四家第一逸品。"影响所及，使乾隆皇帝也站出来表态："元四大家，独云林格逸尤超。"从此，倪瓒的名声便是显赫至极。

明代以后，倪瓒的绘画艺术得到画界普遍赏识，不是偶然的。倪瓒的创作，从艺术思想到艺术风格确实十分突出，不但在四家中，而且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中都属别辟门径，独具一格。尤其在文人画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倪瓒（1301-1374年），字云林，别号非常之多，据《云林遗事》载：署名曰东海倪瓒，或曰懒瓒。变姓名曰奚玄郎，或曰玄瑛。别号五；曰荆蛮民、净名居士、朱阳馆主，消闲郎、云林子。云林多用以题诗画，故尤著。"

倪瓒出身在吴锡一个富豪之家，史称"赀雄乡里"。父亲早丧，弟兄三人，他排行老三，靠长兄抚养。同父异母长兄倪昭逵（1279-1328年）字文光，是道教上层人物，元代曾赐以"真人"之号。在元代，道教上层人物地位很高，享有种种特权，既无劳役租税之苦，又无官府倾轧之患。倪昭逵与吴全节（正一道道士）、玉寿衍、张雨（全真教道士）等道门高士均有交往。为倪瓒请来"真人"王仁辅做家庭教师。优越的社会地位，广泛的社会交往和学书悟道的文化氛围，对倪瓒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养成了他清高孤傲，洁身自好，醉心文艺，不事俗物的性格。倪瓒28　岁时，倪昭逵病故，掌管家业的责任落在了他的肩上，继之嫡母邵氏故去，老师王仁辅逝世，连办丧事，都须破费。倪瓒从小过惯了优游自在的生活，从来不善理财，尤其是由于大哥之死而家庭特权被取消，官府借机敲诈勒索，元末张士诚据吴，对大户征赋尤重，倪瓒经济陷入拮据，家境很快败落下来，加之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社会动乱不安，倪云林迫于形势，不得不携家逃到了太湖一带，从此开始了隐居生活。他的情绪也变得十分消极悲观，曾作《述怀诗》，详述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嗟余幼失怙，教养自大兄，励志务为学，守义思居贞。

闭门读书史，出门求友生。放笔作词赋，览时多论评。

白眼视俗物，清言屈时英。贵富乌足道，所思垂令名。

大兄忽捐馆，母氏继沦倾，恸哭肺肝裂，练祥寒暑并。

钓耕奉生母，公私日侵凌。黾勉二十载，人事浩纵横。

输租膏血尽，役官忧病婴。抑郁事污俗，纷攘心独惊。

磬折拜胥吏，戴星候公庭。昔日春草晖，今日雪中萌。

宁不思隐去，缅焉起深情。实恐贻亲忧，夫何远道行。

遗业忍即弃，吞生还力耕，非为蝼蚁计，兴已浮沧溟。

云霾龙蛇噬，不复辨渭泾。邈邈岩涧阿，灵芝烨紫茎。

有志而弗随，悲歌岁峥嵘。冶长在缧绁，仲尼尤亟称。

嵇康肆雄放，刑僇固其征。被褐以怀玉，天爵非外荣。

贱辱行岂玷，表暴徒自矜。兰生萧艾中，未尝损芳馨①。

昔日令人敬慕的豪门望族，沦为官府逼迫勒索的对象；由在家过惯了优闲舒适的书斋生活的儒生，变成了漂泊不定，浪迹五湖三泖间的失意人；由过去"白眼视俗物"的孤洁之士，变成了被役使的无行文人。社会地位的这种巨大变化，不啻是由山巅跌进了山谷，其内心苦楚是可想而知的。

倪瓒目睹元朝后期的社会现实，冷却了仕宦热情，对生活采取了冷漠超然的态度，一心想于乱世中全身守志。先是躲在"清閟阁"中潜心于研学治艺，但现实的风雨，把他赶出了"清閟阁"，只好逃向了自然，在五湖三泖和道观梵宇中渡过了看似舒心恬适，实则悽苦多难的一生。正像他自己讲的：断送一生棋局里，破除了事酒杯中。

清虚事业无人解，听雨移时又听风。

这首50　岁生日时写的志怀诗，更能揭示出这位"高人逸士"深埋于心灵深处的哀怨与苦衷。刚隐居太湖时（1350年左右），还有夫人圆明陪伴，但因长子早丧，次子不孝，感到孤苦无依，特别是1363年其妻病逝，他几乎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当1374年中秋，明政权已经建立七年，江南已经安定，但此时的倪瓒连归身之地都没有了，只好借寓姻戚邹惟高家，因身染滞疾，一病不起，于当年阴历十一月十一日病死在邹家，享年74　岁。

基于倪瓒的人生遭际，人生态度，以及学识和性格，形成了他自己的艺术观和艺术风格。在艺术观念上，他继承发展苏轼的文人画理论，进一步削

①　《清閟全集》卷一。

弱了绘画的教化功能，而强化了创作的"自娱"性。下面的两段话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辨为竹。真没奈览者何！不知以中视为何物耳？"①瓒比承命俾画陈子■剡源图，敢不承命惟谨。自在城中，汨汨略无少清思。今日出城外闲静处，始得读剡源事迹，图写景物，曲折能尽其妙处，盖我则能之。若草草点染，遗其骊黄牝牡之形色，则又非所以为图之意。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近迂游偶来城邑，索画者必欲依彼指授，又欲应时而得，鄙辱怒骂，无所不有。冤乎哉！讵可责寺人以髯也。是亦仆自有以取之耶？"②不求形似之说，苏轼已明确提出，赵孟頫\亦曾强调，倪瓒则加以具体解说，并非倪氏独创。

在艺术风格上，他删尽繁缛，只取清淳，不画重峦叠嶂，不画云蒸霞蔚，也不画奇峰险滩，将景观物象加以高度精简、净化，最后剩下的只是简之不能再简的"三段式"的艺术构成，即近景平坡上三五株枝叶疏落的林木，一座空荡的茅亭，远景以三五座平，缓的山峦与之呼应。中景留出的大片空白，权作寥廓平静的水面，不见飞鸟、不见帆影，也不见人迹，有的全是静寂、空旷、萧瑟、荒寒的意境。

倪瓒的艺术风格的形成，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起始阶段，重写生，讲形似但还不善于进行艺术剪裁和概括，如他自己讲的："我初学挥染，见物皆画似。郊行及城廓，物物归画笥。"经过一段艺术实践，逐渐领悟到，绘画旨在吟咏性情，而不在形似的摹写："爱此风林意，更起丘壑情。写图以闲詠，不在像与声。"这是艺术观念上的跃进，也是艺术思维精神对景观物象的超跃。

强调自然山水给人的主观感受，突出山水画的主观感情的抒发，在倪瓒创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山水景观在他的心目中是主观情感的一种载体，是抒情言志的一种媒介，为此，他的作品随着生活的变化，思想感情的起落，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风格。

倪瓒山水画的师承，说法不一，他自己说是学荆、关，董其昌说他学董、巨，也有说他学王维的。说法的不一，这正表明倪瓒山水画的师承是多方面的，并不局限于某家某派。

倪瓒传世作品中纪年最早的一件是《水竹居图》，纸本，设色，作于1343年，时倪瓒43　岁。此时尚未从家出走，但由于家庭教养和当时已经不太平的社会现实，他早就想远离现实去过隐居生活，画上自题："至正三年癸未岁八月望日，高进道过余林下，为言僦居苏州城东，有竹居之胜，因想象图此，并赋诗其上。僦得城东二亩居，水光竹色照琴书。晨起开轩驚宿年，诗成洗砚没游鱼。倪瓒题。"已流露出对隐居生活的向往。此件作品画法谨严，又加青绿设色，石法多用披麻皴。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风格。

倪瓒的着色山水，世所罕见。《水竹居图》的创作经过及其题诗，均见于《清閟阁集》，因此，是可信的。今存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倪瓒晚年所作的一幅着色山水《雨后空林生白烟图》，相传是他的得意之作。据明张丑《清

①　《题画竹》。

②　《答张藻仲书》。

河书画舫》记述："雨后空林生白烟图，大幅，纵横满纸，层叠无穷，且设色脱化，较《城东水竹居小景》尤觉近自然。当为晚年第一名品。"此外，仅见于著录而实物已不知下落的《山阴五壑图》、《浦城春色图》等作品，也被认为是倪瓒设色山水中的上品。清钱杜云："余家旧藏懒瓒《浦城春色图》，乃大青绿，舟车人物并似北宋人，真不可思议。"又云："云林青绿山水，世所罕觏。予以四十金于毗陵蒋氏购得此帧，山石仍是折带短皴，松杉蓊翳，间以夹叶，其中舟车屋宇，寸人豆马，以及峦霭溪光，空翠层叠，真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自题其上曰：浦城春色，送以中教之闽中，并赋一诗：七闽峦翠合，山势浦城高。青霭浮沧壁，晴曛醉碧桃。吟猿传木客，飞瀑乱松涛。梦入千山里，云霄一羽毛。诗书画可称三绝。"①《松壶画忆》还著录了一幅倪瓒的设色画《秋林山色图》："远山带夕阳，色松二，绛叶树一，衰柳一。树干多用渴笔，平坡浅沙三数层，百出齿齿，俨然霜寒水落境也。上题云：寓馆风雨秋，闲门草苔翳。怀人思奋飞，携书此留滞。玉琴和幽吟，竹牖聊静憩。西山日在望，白云淡生媚。寂寞栖德园，清虚捐世味。石灶有余烟，未收煮茗器。八月二日写秋林山色并诗，以遗伯循文学。倪瓒。"②又王士贞《倪云林山阴丘壑图跋》云："云林平生不作青绿山水，仅二幅留江南。此其最精者也，若近若远，若浓若淡，若无意若有意，殆是西施轻装临绿水，不胜其态。仓卒见之靡不心折。据题初写寄赵士瞻，后入邹惟一家，惟一所托以殁者。其书法亦犹婉雅胜其平生时。"③从这些文字材料中，可知倪瓒生前是画过着色山水的，但从传世作品的纪年和总体面貌来看，这些着色山水很可能是集中在倪瓒创作的早期和晚年。风格比较严谨、繁茂。与中期的墨笔山水荒寒疏淡的画风很不相同。属于后一种情况的传世作品有《渔庄秋霁图》、《江峰望山图》、《安处斋图》、《紫芝山房图》、《幽涧寒松图》等。

后一类作品的技法，主要吸收荆、关等北派山水画大师的表现技巧，融合董、巨的清润。因为董、巨的山水画，清润有余而峭拔不足；笔与墨融汇有余而各显风韵不足；郁茂浑厚有余而刚劲简括不足；而这都难以充分表达作者的情怀。出于自己的审美理想，他认为单纯吸收某一家的技法是不够的。他对待生活冷漠孤寂，南方的清秀郁茂之景，在他心目中也不免要带上荒疏与冷清。"披图惨不乐，日暮眇余思。坐石看云处，空斋对榻时。世途悲荏苒，墨气尚淋漓。惆怅骑鲸客，于今岂有之。"为充分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在吸收前人技法的基础上，创折带皴，精简构图，形成最富特色的"三段式"。《渔庄秋霁图》，纸本，水墨，作于元至正十五年乙未（1355年）即倪瓒55　岁时的作品。近景坡陀上生六株无叶枯树；中景大片空白以示水面；远景矮山逶迤。形象简括，意境萧疏。是倪瓒的典型风格。

《幽涧寒松图轴》，纸本，水墨。淡墨渴笔，疏林远岫。笔墨松灵简淡，意境清旷幽邃。画中自题："秋暑多病暍，征夫怨行路。瑟瑟幽涧松，消闲满庭户。寒泉溜崖石，白云集朝暮。怀哉如金玉，周子美无度。息景以逍遥，笑言思与晤。逊学亲友，秋暑辞亲，将事于后，因写幽涧寒松并题五言以赠，亦若招隐之意云耳。七月十八日，倪瓒。"是画家心境和操守的自我写照。

①　《松壶画忆》卷下。

②　《好古堂家藏书画记》卷上。

③　《佩文斋书画谱》卷八十六引《弇州山人稿》。

1372年倪瓒72　岁时所作的《春山图》系极晚年之笔，山体以干笔勾皴，流云亦作空勾，摒去一切成法，全以逸笔写出，画中自题：狂风二月独凭■，青海微茫烟雾间。

酒伴提鱼来就煮，骑曹问马只看山。

汀花岸柳浑无懒，飞鸟孤云相与还。

对此持杯竟须饮，也知春物易■栅。

延陵倪瓒，壬子春。

将诗与画结合起来欣赏，可以看出这位历尽人世沧桑的老人，已从人生的大劫难中挣脱出来，精神和艺术都已进入了无拘无束的大和谐的境界。两年后，倪瓒便客死于邹氏家中。

倪瓒除擅山水，兼能竹石。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梧竹秀石图》，纸本，水墨。此件作品一反干、淡、渴的传统画法，均以湿笔画出。梧干以焦墨飞白拖笔描绘，不见勾勒痕迹；梧叶用湿笔墨点出，浓淡相间，浑融点簇，叶呈团簇状，不见叶片。近处坡陀及立石，以淡墨干笔画出，罩染湿墨，笔与墨融为一体，无明显笔痕。竹叶以湿笔勾出，呈介字形式组合。整个画面显得秀润淡雅。另一幅《古木幽篁》画法与此迥异，古木、立石、坡陀用淡墨侧锋拖笔画出，线条粗细多变，纵横交错。竹及小草以浓墨描画，很少晕染，以线条的粗细交错变化组成形象，处处见笔痕。

倪瓒画竹，一般多细竿，叶长而密，似麻似芦，如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竹枝图卷》，就是这类作品。

倪瓒画中题款，均为楷书。其书法师王献之并融合隶书。或云师法魏钟繇《荐季直表》（徐渭）。

倪瓒的山水画创作，给明清画坛以巨大的影响。他以自己平实简约的构图，剔透松灵的笔墨，幽淡天真的意境，干淡笔皴擦的技巧，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后世很多画家追随的楷模。方薰将倪瓒的画比之为陶渊明的诗和褚遂良的字，称其"洗空凡格，独运天倪，不假造作而成者。"又说："读过迂诗画，令人无处着笔墨，觉矜才使气一辈，未免有惭德。"明清两季学倪瓒画的人很多，但多不能得其精髓，明沈周多次试验倪瓒的画法，都因用笔湿重而告失败。董其昌说他从小学习倪瓒，至老也没有真正得其"无心凑泊处"。清恽南田对倪瓒的幽淡之笔，作过长久的研习，但也是自认为未得其真谛，曾深有感触地说："云林画天真简淡，一木一石皆有千岩万壑之趣。今人遂以一木一石求云林，几失云林矣。"王原祁通过多年研究倪瓒作品，体会到："仿云林笔，最忌伧父气。作画生淡，又失之偏枯，俱非佳境。立稿时从大处看出，皴染时从眼光得来，庶几于古人契机，不大相径庭矣。"

4。王蒙王蒙（1308-1385年），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吴兴人。赵孟頫\外孙。元末张士诚农民起义军占据吴兴一带时，他曾作过长史、理问。元末，北上大都，有攀龙附凤之想。作为赵孟頫\的外孙，借助外公的影响和自己的学识，有机会与上层一些达官贵人相往还。王蒙在大都逗留了一年左右，活动并不顺利。返回江南后，不久就携家隐居到黄鹤山中去了。从流传下来的诗看，处在元末乱世的王蒙此时的情绪是悲观的，与流传至今的山水画中流露出来的情调也是相吻合的。明初之际，王蒙不顾朋友们的劝阻，出仕为宦，官至泰安知州。

对于王蒙的身世，根据仅有的材料，知道赵孟頫\的女婿王国器，字德琏，号筠庵（云庵）者，便是他的父亲。王国器生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卒于1366年。王蒙从小得父母及舅父赵雍、赵奕等人的艺术影响，年青时居住在吴兴仁和附近的黄鹤山，后经常往来于松江、苏州、无锡、荆溪等地，又与很多文人、道士建立了联系。俞友仁一次见到王蒙所为宫词："南风吹断采莲歌，夜语新添太液波。水殿云廊三十六，不知明月何处多。"叹曰："此唐人得意句也。"遂以妹妻之。俞友仁，钱塘人，洪武辛亥（1371年）进士。为襄阳县学教谕，博通经史，善草隶书，尤工于楷。王蒙隐居黄鹤山时，由结发夫人张氏陪同，张氏亦能书画。对后娶的俞夫人的情况不得而知。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到，王蒙是一位社会地位优越，社交广泛，并不甘寂寞的人，但惟其如此，后来被卷进胡惟庸案事，致使身陷囹圉，冤死狱中。王蒙的山水画，早年师赵孟頫\，后取法董、巨，继而又广采唐宋名家之长，融汇后而自成一家。改变董、巨用圆笔重按轻拖、笔道直拉而下的披麻皴，为笔锋旋转顿挫而下的解索皴，从而加强了皴法的表现力。元代绘画总体面貌是趋向简率疏落，力去宋人刻露。元四家中黄、吴、倪三人亦是如此。但王蒙却不同，恰恰相反，他的画风对元代总体画风是一个反拨，再次出现由疏变密，由轻变重，由简变繁，由薄变厚的面貌。所以王麓台说："元画至黄鹤山樵而一变。"但这种变并没有倒退到宋人的规范中去，而是取其精严，去其刻露，变为含蓄，蕴藉。

王蒙的画风与黄、吴、倪相比，明显的区别是三家简逸，王蒙繁茂。黄公望画空灵萧散，倪云林画简淡荒疏，吴镇画沉郁湿润，而王蒙的画则苍茫浑厚。另外，三家多重水墨，王蒙除水墨外，亦擅长用颜色。董其昌说元画以"刻划"胜者，当首推王蒙。董其昌这里讲的刻划，是指在物象的描绘上能做到细致入微。在构图上，王蒙多取五代及北宋时期的全景式布局，重峦叠嶂，山回水复，境界幽深，气象恢宏。在形象塑造上，多以细密、繁复的点线结构形象，再渲以淡墨或染以淡彩。从而收到密而不塞，实而不板，苍茫沉郁，深厚华滋的艺术效果，使作品既不失宋人丘壑，又有元人笔墨。如《太白山图卷》，纸本，设色。作品以尖细的笔锋，旋转战动的笔触画茂林远山，苔点用笔极为细密，山中古刹重簷叠脊，瑰丽堂皇。僧人们内外忙碌，朝圣者络绎不绝，一派香火鼎盛的气象。太白山在今陕西郿县南，与终南山相连属，于诸山之中最为雄伟，冬夏积雪，景致极为壮观，是道家的洞天福地之一。王蒙以细谨点线和绚丽的色彩成功地表现出了这里的景致和生活气氛，显示出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力。

《青卞隐居图》，纸本，水墨。卞山又名弁山，位于浙江吴兴县西北十八里许，山势峭丽，山石晶莹，山中林木丰茂，云雾缭绕。为了表现这种千岩万壑，林密溪深的景色，作品采取了全景式构图，画重山复岭环抱而起，山石树木杂处丛生，扶摇直上的山势很有欲凌空飞去的动感；茂密苍郁的林薮和湍激清澈的飞瀑流泉，更增强这里的生机活力。山坳中有隐士抱膝而坐，怡然自得，陶然忘机。以淡墨披麻皴间鱼鳞皴画山石，干湿并用；以浓墨渴笔点苔，乱中有致，使画面实而不板，密而不塞，郁郁苍苍，满目灵动。难怪赢得了董其昌"天下第一"的赞誉。

历史上画海的作品不多，王蒙的《丹山瀛海图卷》是其中的一幅。纸本，设色，画高山环海，山中屋舍沿坡而置，林木茂密，烟霭缥缈。山势陡峭，海水茫茫，意境十分宏阔，恰似仙山圣境。画法细密近似《太白山图》，刻划相当精微，虚实甚为有秩。虽是茫茫大海，但却水平如镜，风浪全息，依然是画家与人世拉开距离后所向往的一个平静和谐的世界。除《丹山瀛海图卷》外，王蒙还曾画《蛟门春晓图》，题材同《丹》图相类，今图已不传，但有宋濂的生动的文字描述，他在《蛟门春晓图歌并序》中写道：勾吴王君景行。。其所居曰蛟门，正临大海，巨涛舂撞，顷刻万变，平旦东望，霞光烛天，红日大如蓗，冉冉上升。诚东海第一伟观也。王高士叔明为作《蛟门春晓图》，景行出以示予，使人飘飘然有凌三山跨十洲之意，故为赋长歌一篇而于神仙之事独多云。其辞曰：瀛海无垠，波涛吐吞，涵浴日月，参契鬼神。怪山如云自天坠，万丈壁立如蛟门，南有金鸡之俯啄；北有猛虎之雄蹲。值狞飚兮奋扬，束怒潮兮腾奔。掷玉毬兮干霄，洒轻雾兮飞尘。雪山冰崖之可怖可愕兮，帆樯簸荡不可遏，恍疑下上于星辰。晨鸡一鸣海色白，层霞绚彩光如■。纵横闪烁缚不定，海神推上黄金盆。灵境飘摇在世外，彷佛直至扶桑村。何人结屋于其间？云是甬东才子开琼关。云闲吹箫双鹤下，坐聆环珮声珊珊。。日媚嫣红桃点点，风入凉翠松翻翻。。。黄鹤山人列仙儒，九霞为冠青绡裙。手提五色珊瑚珠，幻出一幅真形图。令人毛骨动飒爽，思乘灏气超清都。。。"①从宋濂的记述可以知道，王蒙画海景也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根据蛟门的真实景致，加以艺术概括提炼而成的。

大凡具有创造性的画家，都不会只有一种风格规范。他们会根据不同的感受和心态采取不同的表现手法，从而使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面貌有时差异很大，以至使人怀疑是否出于一个画家的手笔。王蒙的山水画就是这样。他的大部分作品笔墨松灵苍逸，并多用皴法，富有"写"的成分，如《青卞隐居图》、及《林泉清集图》、《夏日山居图》、《谷口春耕图》等。而在《葛稚川移居图》中，就一变此法，整幅画树叶全用双勾填色，山石用淡墨勾勒，以焦墨皴擦，再染以赭、青色。望之郁然深秀。山石皴法略带小斧劈斫，但斧劈痕不显，勾擦皴染诸方法都作为结构形象的手段，融进形象的肌理之中，而不被过分强调而孤立起来。在构图上取全景式，但又不像宋画那样突出某一主峰，而是强调众多山形所造成的一种整体的气势和气氛。除画面左角空出一小块水面外，其余各处都布满了山石树木，使景致显得格外丰茂华滋。最远处的山峰以花青画出，天空以淡墨晕染，全画面中左方下角溪水最亮，烘托了葛稚川的形象。

此件作品无论是山石树木、人物房舍，在造型上都极为严谨，可称是笔笔认真，处处精心，不见丝毫率意为之的痕迹，因此与其他作品比较，显得如此工致深秀，从笔墨到意境都体现着特有的"沉静"之美。

《谷口春耕图轴》，纸本，水墨画。画中高峰侧起，系截取山峰之一部，近处坡陀一角与之相连，空出一块马蹄形平面，有林木、房屋及耕作活动。石以淡墨粗笔披麻皴，全学巨然，但趋于简率。

《秋山草堂图轴》，纸本，浅绛设色。画秋山草堂，近处坡脚杂木茂密，树下草亭坐于水滨，亭前渔民驾舟撒网捕鱼，画中为草堂门楼，林木簇拥，山峦层叠，从画面左角如波浪起伏层层后延，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半弧形，山脊相连，似为高空俯视。此种构图形式实为少见。石以淡墨勾皴，浓墨渴笔点苔，密密麻麻。近树以夹叶，屈直俯仰之态毕现，刻划细致入微，水边荻花萧瑟。山脚沙咀将画面自然隔成几块空白，与繁复稠密的山树形成对比，

①　《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

富有"疏能跑马，密可通风"之妙。

上述这些作品可以看出王蒙经营构图的非凡本领。

王蒙的绘画给明清画坛以巨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在构图上，层峦叠嶂，千岩万壑，使整个画面充塞填满，然后于山坳泉曲中透漏一线曙光。把整个意境集中于画幅屋宇人物的适性怡情间，人物屋宇虽不占大面积，但大多放在显要位置。在用色方面，较黄、吴、倪三家为丰富，石青，石绿，藤黄皆用之，色彩丰富，但不火爆，界于浅绛和青绿之间。在用笔用墨方面，变化多端，趋于厚重。喜用细碎之笔，皴染由淡墨积起，逐渐加浓，层次多。多用解索间牛毛、卷云及小斧劈，不死守一种格式。在虚实处理上，以实为主，山峦间的空间很少用云气虚掩，大都实笔画出，峦顶边沿浓点苔或密布林木，以间隔拉开距离。王原祁说："黄鹤山樵，元四家中为空前绝后之笔，其初酷似其舅（应为外公）赵吴兴。从右丞■川粉本得来，后以董、巨发出大源头，乃一变家法，出没变化，莫可端倪，不过以右丞之体，推董、巨之用。"所谓"以右丞之体，推董、巨之用"，也就是说继承和推进了文人画的艺术思想和审美理想，以及表现手法，而王蒙的艺术实践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明清的沈周、髠残等都受到王蒙艺术的很大影响。

三、雕塑（一）宗教活跃与宗教艺术的发展元代宗教比宋代宗教更为活跃，这主要表现在教派林立，门类繁多。统治者提倡、支持、鼓励宗教，以控制人们的思想。成吉思汗时崇信道教（主要是全真教），其目的有两个，一是"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二是"以恤朕保身之术。"①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之后，又特别崇信喇嘛教，吐蕃喇嘛教首领被封为国师，而且由他奉诏创制蒙古新字（即今日通行的蒙文）。而控制着伊利汗国的合赞汗等，因为面对的是伊斯兰世界，故崇信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所以合赞汗为了在伊斯兰世界站住脚，便下令拆毁了伊朗境内所有寺庙内的偶像。甚至庙内墙壁上画着合赞汗父亲的像也一起被毁掉②。

总的来说，元统治者对待宗教是从实用出发的，大致是一视同仁的。当时，供职于元朝的伊朗人志费尼曾作过这样的评论："成吉思汗因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徒和偶像教徒。他的子孙当中，好多已按各自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有归奉基督教的，有崇信偶像教（佛教）的，也有恪守父辈祖先的教法，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最后一类现在只是极少数。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大多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札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①元统一中国以后，所併西域之地尤广，其土风悍劲，民俗尚武，法制武力往往不能禁止者，借助宗教却易使其俯首贴耳②。应该指出的是，元宪宗蒙哥汗元年（南宋淳祐十一年，即公元1251年），申令"免耆老丁税，释道，也里可温（基督教）亦然。惟斡脱教（犹太教）不在此例。"③犹太教不受欢迎，不知何故。

沦于异族统治下的广大汉族人民，为寻求精神慰藉，也要求助于宗教；对边远少数民族，有时以武力难以征服，借助宗教加以软化，更见成效。宗教成了满足各方面需要的中和剂。因此，迅速发展。元太祖起朔方时，已崇尚佛教。元世祖统一中国之后，所併西域地广险远，俗犷好斗，但土民信奉佛教如痴如狂，故提倡扶持释教，借以怀柔之。像教之崇，度越前代，寺庙之多，远胜汉唐。星罗棋错，小而乡县，大而州府，为佛寺者，无计其数。祝除毛发为僧尼者，当以百万计。释教之外，信奉基督教者、信奉伊斯兰教者、道教者，不计其数。但寺庙道观多已毁坏，雕塑作品也所剩无几了。据记载，元统治者曾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宗教塑绘活动。《经世大典·工典·画塑记》曾记载了几十次宗教塑绘，每次用料都赫赫可观。现以大德三年（1299年）十一月十六日为北斗殿前三清殿塑像备料为例："大德三年（1299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师张松坚言，北斗殿前三清殿左右廊已盖

①　《长春真人西游记》上。

②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三，《合赞汗传》。

①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9　页。

②　朱德润：《存复斋集》卷四，《行宣政副使送行诗序》。

③　《蒙兀儿史记》卷六，《蒙哥汗纪》。

毕，其中神像未塑，奉旨可与阿尼哥言。其三清殿左右神像凡所用物皆预为储备，俟天（原缺）塑之。三清殿左右廊房真像一百九十一尊、壁饰六十四扇。梵相局凡用金官箔九万三千一百十二（张？），平阳土粉一千四百六十五斤，明胶八百八十斤，生石绿六百三十七斤，上色心红一百七十三斤，黄子红二十二斤，揀生石青一千九百七十四斤，回回胭脂二十四斤，揀生石碌（绿）二十一斤，回回青四十六斤，朱砂五十一斤，黄丹五十八斤，藤黄三十四斤，官粉一百四十九斤，瓦粉七十八斤，汉儿青八十五斤，川色金五十斤，代赭石三十斤，黑木炭三千个，黄土布三匹，生绢三匹，大小粉笔三千八百管，筋头笔二千一百管，莲子笔一千五百管，枣心笔六百管，连边纸两千张，绵纸两千张，熟白鹿皮二十五张，熟白牛犊皮二十张，棉子一十三斤，黄腊三十斤，白矾四十五斤，皂角三十斤，槐子三十斤，夹纸一千五百张。木局造胎座等用柏木二十六条，朽木五百八十三条，槐木一十七条，椴木四十九条，明胶二百二十斤。

出蜡局塑造用黄土一千二百六石，西安组红土三百六十三石六斗，白绵纸五千一百六十八张，好麻八千七百二十斤，净沙三百石，稻穰一千五百六十一束。方铁条八百○九斤，莞豆铁条六百一十七斤，绿豆铁条三百斤，墨木炭一千七百五十八斤，睛目一百九十一对。

镔铁局打造丁■子、铁手枝条等用东铁一万二千一百九十九斤，南铁四千五百五十九斤，水和炭五万二百七十六斤。"

从"用晴目一百九十一对"可知，这次修造三清殿，要塑一百九十一尊像。又从所列用料分析，此项工程是非常巨大的。

类似的工程，在元代举不胜举，据《元史·世祖纪十二》载，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四月甲戌，"万安寺成，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六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又据《元史·释老志》载，"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使会每岁内廷佛事所供，其费以斤数者，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间，醮祠佛事之目，仅百有二。大德七年（1203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余。僧徒贪利无已，营结近侍，欺昧奏请，布施莽斋，所需非一，岁费千万，较之大德，不知几倍。"为塑绘宗教形象，整个元代不知要花去多少钱财和人力！从这个庞大的开支数目中，也可看出元代宗教艺术的繁荣景况。元代塑绘风格多样，除沿用传统的雕塑式样（即汉式）外，又大量采用由尼泊尔传来的"梵相"式样。所谓"梵相"，是指尼泊尔雕塑家阿尼哥带来的一种佛教形象式样。其子阿僧哥及汉族门徒刘元传其艺。元政府格外重视喇嘛教和喇嘛教艺术，特设梵相提举司，先后由阿尼哥、刘元任总管，专司塑绘佛像及土木刻削之事。

（二）雕塑遗迹我国现存的元代雕塑遗迹已不多。敦煌莫高窟465　洞内原有泥塑一组，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被毁。此外，甘肃安西榆林窟、天水麦积山及河西走廊各地，曾有少量元代石窟寺、现除壁画遗迹外，塑像多已毁灭或改修。今日尚存的元代雕塑作品，散见于甘肃张掖、山西太原、山东济南、浙江杭州、北京近郊等地。

1。杭州飞来峰石刻杭州飞来峰元代石刻造像，现存67　龛，造像大小合计116　尊。其中"梵式"46　尊，"汉式"62　尊，其余8　尊是受"梵式"影响的汉式造像。这批造像是元代初期，由江南释教总管杨琏真伽主持营造的。造像目的，一是"端为祝延皇帝圣寿万安"，二是"祈保自身世寿延长，福基永固，子孙昌盛，如意吉祥者。"这些造像一般都较大，雕刻精美，保存亦较完好。是历代飞来峰造像中特别值得注目的一部分。

元代造像分布于冷泉溪南岸的岩壁间和各洞口的上方。时代始自至元十九年（1282年），终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佛龛以方形和长方形者居多，也有凸字形和半圆形的。龛顶多呈现拱券或平顶。题材内容与前朝的相比发生很大变化，宋代盛行的十八罗汉和罗汉群像这时不见了，佛和菩萨题材的造像又盛行起来。其中喇嘛教题材造像最富有特色。

内容有佛、菩萨、明妃、护法天等。

佛部形象最多，共十三尊，分刻藏密各部主佛。金刚界五部佛指：佛部毗卢遮那，金刚部阿閦佛，宝部宝生佛，莲花部阿弥陀佛，羯磨部不空成就佛。胎藏界五佛指：中台大日如来，南方开敷花王如来，东方宝幢如来，北方天鼓雷音如来，西方无量寿如来。龙泓洞口上部第13　龛坐佛即是毗卢遮那，右手结降魔印，左手抱金法轮，方面大耳，神态安祥。第16　龛为手握摩尼宝珠之南方宝部宝生佛。第48　龛坐佛，为西方莲花部主无量寿佛，双手结弥陀印（印即手势），掌心托宝瓶。

佛像头戴宝冠，是喇嘛教造像的一大特点，傍溪栈道第37　龛本尊，戴宝冠，饰璎珞、环钏，似菩萨形。右手结降魔印，左手施法界定印。而第60龛无量寿佛坐像，却又作螺髻，双手结弥陀定印，上置宝瓶。但造像风格又是典型的"梵式"。这是"梵"、"汉"融和的表现。

规模最为宏伟的属呼猿洞第70　龛释迦三尊，本尊通座高3.6　米，左胁侍普贤菩萨持莲，右胁侍文殊菩萨执剑。

"欢喜佛"是喇嘛教艺术所独有的，其表现形式多作男女相抱之形，殊不雅观。飞来峰一线天洞口第25　龛之"欢喜佛"（应称秘密大持金刚，"欢喜佛"乃民间俗称）却作单身结跏趺坐的菩萨形，可能是出于汉族群众欣赏习惯的考虑。像高约1.4　米，右手握金刚杵，左手握金刚铃。结金刚印。著冠，面带喜色。

金刚杵，金刚铃都是佛门法器。金刚杵，梵语伐折罗，原为古印度的兵器，密宗借以幖示坚利之智，断烦恼，伏恶魔。金刚铃，用来警觉诸尊，警悟有情，摇而振之发出声响。按《大威德怖畏金刚尊佛仪轨全经》解释："杵是方便，铃是智慧，二物皆真菩提心自性也。"

宗教为了达到它宣传教义，训化教徒之目的，多把教义通俗化、形象化，塑绘各种形象，以使人们通过对形象的观赏，达到净化心灵之目的。藏密，是在印度密宗的基础上，吸收汉地佛教特点，又揉和西藏当地的本教汇合而成的。藏密艺术形象往往带有浓厚的原始色彩，一般人看不大懂，甚至产生误解。欢喜佛即是一例。究其本意，是要通过男女相抱的形象，宣扬阴阳调和，消邪避灾的佛法威力。男表示力量和智慧，女表示方法。这是一种象征手法。又有一说，欢喜天乃是宇宙的创造者大自在天的儿子，为暴害世界的大荒神，观世音化现为女性，顺其娱乐从而降伏其暴恶，使归于佛法正道。总之是象征阴阳调和，生生不息之意。

飞来峰梵式造像中，菩萨形象更为丰富，数量居第二位，共十一尊。喇嘛教的菩萨形象多为多面广臂的式样。飞来峰第15、36、64　龛均为四臂观音像，前二手合掌，后左手持莲，后右手执数珠。

一线天洞口第23　龛普贤菩萨，头戴五佛冠，背倚月轮，坐白莲花，右手持金刚杵安于心上，左手执般若波罗蜜金刚铃安胯上。此像符合密教经典仪轨，高约1.5　米，比例适度，姿态自然，洋溢着饱满的生命力。

第26　龛文殊师利坐像，即显教之文殊菩萨。高与前龛略等。头戴五佛冠，右手挥剑举于脑后，左手持莲花，莲上有梵夹（即贝叶经），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剑和梵夹是密教文殊菩萨的特殊幖帜，宝剑是佛之智慧的象征。第49　龛狮子吼观音像，也是独特的喇嘛教造像。像坐式，通高1.5　米。

像有三目，发髻冠，著虎皮，于狮子座（狮子为倒壁所遮）上作轮王坐。后壁右方有一支三叉戟，左方有一剑立于莲花之上。作男像装扮，体魄魁梧，威严中透着慈祥。据有关专家研究认为，中国密宗的八大观音、三十六观音并无此像，而印度波罗王朝却流行此像，当系由印度传入西藏的。

第49　龛右壁所刻七头龙王浮雕，高约1　米，内地未见，仅见于西藏色拉寺。故十分珍贵。

救度母（或称佛母）也是喇嘛教所特有的形象。一线天洞外，编号第22龛，高约1.5　米，龛楣刻有"一切如来顶髻中出大白伞盖佛母"名号。密教认为这位佛母能放光明，覆盖一切众生，大白伞盖即光明广覆之义。《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说他"一面二臂具三目，金刚结跏而坐。右手作无畏印，左手执白伞当胸，严饰种种璎珞。。具喜悦相。"雕像完全符合仪轨。飞来峰仅此一件，格外珍贵。

第55　龛的尊胜佛母，三面三目八臂，分执各种法器，是飞来峰唯一的一件多面广臂密教造像。按尊胜佛母亦称佛顶尊胜，是所谓五佛顶之一，尊胜陀罗尼之本尊，即释迦如来由佛顶现出之轮王形，为佛顶尊中之最尊者，故名尊胜佛顶，能除一切惑业，故又名除障佛顶。此像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长圆面庞，长眉细目微闭下视，高鼻小口，略含笑意，慈祥亲切，上身裸，有胸饰臂钏等饰物，下身薄衣裹体，衣纹细劲，是喇嘛教艺术形象中的精品。呼猿洞67　龛造像内容与此同，但制作远不如此龛精美。

飞来峰的护法神像也别有特色，与显教的明显不同。如第46　龛之多闻天王像，高约3.14　米，骑狮。对龛前石亭额以"多宝天王"称之。多宝即喇嘛教的财神，号称"大黄财宝护府"，他身穿甲胄，右手执幡幢，左手攫一鼠狼，鼠狼口吐珠宝。他既护法，又司掌财宝，给人福寿如意，所以俗称"多宝天王"。

飞来峰"梵式"造像特点，据有的学者研究，有如下几方面：（一）面型有明显的类型化，与《造像量度经》的规定相符。如佛面形如满月；菩萨、佛母面作鸡蛋形或芝蔴形；护法神为四方脸等。

（二）造像细部不同于"汉式"。"梵式"造像额头平广，额角转折度较大，而汉式造像的额角一般都较圆转。"梵式"造像眉眼细长，有时两眼大睁，上眼睑大而略显单薄，不像汉式那样丰满。梵式造像耳垂尖长细巧，有的挂有耳饰，也不同于汉式的圆大厚重。梵式造像的肉髻高耸如桃形，与汉式馒头形肉髻明显不同。

（三）梵式造像，人体比例协调妥贴，肩宽腰细，动作姿态变化较多。

是严格按照《造像量度经》的规定塑造的。

（四）"梵式"造像服饰，背光、莲座、须弥座样式也各有特色。背光较简单，无繁复雕饰。莲座为仰莲瓣，上沿好用连珠纹装饰。须弥座常用束腰星斗形。宝冠、璎珞、镯钏、宝带样式比较简单，纤细，刻划的不充分。远不如汉式的华丽精致。

（五）"梵式"造像雕刻处理，追求圆润滑腻的效果。

（六）"梵式"造像，对人体结构和肌肉解剖，缺乏必要的理解和交待，因此，臂、腿往往状如面团香肠，软无骨力。造像表情呆滞，缺乏个性，谈不上神情、心理的刻划。

喇嘛教"梵式"造像兴起于西藏，元代始曾在内地传播，但经历代兵火，内地喇嘛教造像绝大多数已荡然无存，而飞来峰保存了元初完整的喇嘛教造像，而且艺术水平很高，所以特别值得珍视①。

2。晋祠内元代彩塑山西太原晋祠内有从外地迁来的两组彩塑，内容为文武场伴奏乐队。每组各七人，每组队列两头各有一童子、一执印人。奏乐者各五人，像高约1.6米，皆为女性，体态修长，亭亭玉立，表情严肃认真，面部圆润，缺少起伏变化，个性雷同。乐器有笙、管、箫、铙、鼓、板、钟、琵琶等，肖似真实乐器，雕塑手法朴实自然，细腻，颇富质感。衣纹彩绘鲜艳夺目，衣纹处理简练明快。

3。居庸关云台石雕掺杂了喇嘛教成分的元代雕刻，还有北京北郊居庸关内镇的云台。券石上和券洞的内壁刻有天神、金翅鸟、龙、云等喇嘛教图样及用梵、汉、蒙、藏、维吾尔和西夏六种文字刻写的陀罗尼经咒。

云台始建于至元二年（1342年），峻工于至正五年。据时人欧阳玄《过街塔铭》载，此项工程是以藏族官员为主负责设计施工的。券门内外的浮雕及装饰，均源自西藏桑鸢寺及萨迦寺。券门内壁的十方佛、千佛及券顶五千曼陀罗，均具有西藏萨迦寺的风格。云台建筑在居庸关城中央，它是元代泰安寺中的遗物，台上原来有一座殿宇，不知毁于何时，现在只存柱础。这个台子的外形非常秀丽，青石筑成的台身，顶上用白色大理石栏干环绕着。台中间五边形门洞也是用白色大理石镶面的。门洞的外缘满雕图案花纹，洞壁洞顶是至正五年（1345年）雕刻的四大天王，刀法娴熟，刻划细致入微，形象威武雄壮，战袍衣带飘舞，动静相间，刚柔相济，是元代的雕刻上品。4。麒麟石雕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华皮厂附近出土的双凤麒麟石雕、灵芝双兽石雕、游龙戏珠石欄板等。所刻形象亦颇生动，双凤翱翔，麒麟追逐，骏马奔驰，栩栩如生。背景雕满文饰，显得华丽耀目。

5。晋城玉皇庙彩塑晋城玉皇庙道教雕塑--二十八宿，是元代彩塑艺术的精品。二十八宿原是我国天文学上用以观察天体经纬度及四季行运的28　组赤道星座。古人往往把它们与"三垣"结合在一起，用作天区划分的标准，星宿的变化又常被用来比喻人事。唐初每座星宿又被用不同的动物作为标帜。道教尊元始天尊

①　洪惠镇：《杭州飞来峰梵式造像初探》，《文物》1986.1　。

为宇宙的最高主宰，二十八宿被看作是元始天尊的侍从官，各自主持人间的不同事物。

玉皇庙内二十八宿，作为天宫中的神灵，被艺术家赋予了人的品格，在统一类型中，给以个性表现，既统一又有变化。例如，凡沾水字的星君像，都以女性形象来表现，以寓意温和柔顺。而沾火字的星君像，则都塑成武士形象，富于威严刚烈之气。但在同一类型中又有变化，同是女性，有文静、温柔、爽朗、深沉等性格差异；同为武士装扮，而有暴怒，刚毅、威严等不同表情。如牛金牛，塑成中年妇女形象，表情含蓄，一副爱抚慈祥的神态；而轸水蚓，虽然也是女像，但表情外露，颇似一位未言先笑的青年女性。又如角木蛟，塑成中年男性，怒发冲冠，横眉立目，胡髭倒竖，张口疾呼，一副暴怒的神情。而柳木獐，同为男性武士装扮，但表情威而不怒，双目瞪视前下方，双唇紧闭，左手提山妖，半跏趺坐，一副刚毅威严的神情。而翼火蛇，亦为武士装扮，但袒胸、赤双足，双手擎蛇，怒发冲冠，作大声怒吼状。晋城玉皇庙二十八宿彩塑，除三身残破，其余均保存完好。手法细腻，刻划入微，形象个性鲜明，是元代保留至今的雕塑精品。它不仅对研究元代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对研究星相学、二十八宿图形标帜的变化、对探讨元人的美学理想等，也都是难得的资料。翻开二十四史，查阅历代《舆服志》，像元史舆服志这样，详细记述二十八宿在仪仗旗帜上的具体形象，是仅有的，而这又可以与元代壁画、雕塑作比较研究，故应予以详细披露。二十八宿的形象，在元代已被广泛运用，宫廷仪仗队有二十八宿旗帜，彩塑、壁画中有二十八宿形象，每一宿都有一种动物为标志，而且形成了固定的标志。二十八宿名称及各自的动物标志如下：东方青龙七宿：角--蛟；亢--龙；氐--貉；房--兔；心--狐；尾--虎；箕--豹；南方朱雀七宿：井--犴；鬼--羊；柳--獐；星--马；张--鹿；翼--蛇；轸--蚓；西方白虎七宿：奎--狼；娄--狗；胃--雉；昴--鸡；毕--鸟；觜--猴；参--猿；北方玄武七宿：斗--獬；牛--牛；女--蝠；虚--鼠；危--燕；室--猪；壁--。。（野猪）

二十八宿源于中国，在殷代已开始逐渐形成，可能在西周初期已确定下来，是中国天文学的伟大创造之一。以二十八种动物为二十八宿的标志，在元代正式确立，永乐宫壁画二十八宿的动物标志与晋城玉皇庙的完全一样。宫廷仪仗队中二十八宿旗，不仅每宿有相同的动物标志，而且有神人形象为代表，这对研究元代美术中二十八宿形象，是难得的材料，现录如下：角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为女子形，露发，朱袍，黑■，立云气中，持莲荷，外仗角，亢以下七旗，并青质，青火焰脚。角宿绘二星，下绘蛟。

亢宿旗，青质，赤火焰角，画神人，冠五梁冠，素衣，朱袍，皂■，皂带，黄裳，持黑等子，外仗绘四星，下绘龙。

氐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冠小冠，衣金甲，朱衣，绿包肚，朱拥项，白袴，左手杖剑，乘一鳖。外仗绘四星，下绘貉。

房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乌巾，白中单，碧袍，黑■，朱蔽膝，黄带，黄裙，朱舄，左手仗剑。外仗绘四星，下绘兔。

心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冠五梁冠，朱袍，皂■，右手持杖。外仗绘三星，下绘狐。

尾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冠束发冠，素衣，黄袍，朱裳，青带，右手杖剑，左手持弓。外仗绘九星，下绘虎。

箕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乌巾，衣浅朱袍，皂■，杖剑，乘白马于火中。外仗绘四星，下绘豹。

斗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被发，素腰裙，朱带，左手持杖。

外仗斗牛以下七旗，并黑质，黑火焰脚。斗宿绘六星，下绘獬。

牛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牛首，皂■，黄裳，皂舄。外仗绘六星，下绘牛。

女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乌牛首，衣朱服，皂■，黄带，乌靴，左手持莲。外仗绘四星，下绘蝠。

虚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被发裸形，坐于甕中，右手持一珠。外仗绘二星，下绘鼠。

危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虎首，金甲，衣朱服，貔皮汗胯，青带，乌靴。外仗上绘三星，下绘燕。

室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丫发，朱服，乘舟水中。外仗绘二星，下绘猪。

壁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为女子形，被发，朱服，皂■，绿带，白裳，乌舄。外仗绘二星，下绘。。。

奎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狼首，朱服，金甲，绿包肚，白汗胯，黄带，乌靴，杖剑。外仗奎、娄以下七旗，并素质，素火焰脚。奎宿绘十六星，下绘狼。

娄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乌巾，素衣，皂袍，朱蔽膝，黄带，绿裳，乌舄，左手持乌牛角，右手杖剑。外仗绘三星，下绘狗。

胃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被发，裸形，披豹皮白腰裙，黄带，右手杖剑。外仗绘三星，下绘雉。

昴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黄牛首，朱服，皂■，黄裳，朱舄，左手持如意。外仗绘七星，下绘鸡。

毕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作鬼形，朱裩，持黑杖，乘赤马，行于火中。外仗上绘八星，下绘乌。

觜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冠缁布冠，朱服，皂■，绿裳，持一莲，坐于云气中。外仗绘三星，下绘猴。

参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被发，衣黄袍，绿裳，朱带，朱舄，左手持珠。外仗上绘十星，下绘猿。

井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乌巾，素衣，朱袍，皂■，坐于云气中，左手持莲。外仗井、鬼以下七旗，并赤质，赤火焰脚。井宿绘八星，下绘犴。

鬼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作女子形，被发，素衣，朱袍，黄带，黄裳，乌舄，右手持杖。外仗绘五星，下绘羊。

柳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作女子形，露髻，朱衣，黑■，黄裳，乌舄，抚一青龙。外仗绘八星，下绘■。

星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冠五梁冠，浅朱袍，皂■，青带，黄裳，乌舄，持黄称。外仗绘七星，下绘马。

张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衣豹皮，朱带，素靴，右手杖剑，坐于云气中。外仗绘六星，下绘鹿。

翼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冠道冠，皂袍，黄裳，朱蔽膝，杖剑，履火于云气中。外杖绘二十二星，下绘蛇。

轸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冠道冠，衣朱袍，黄带，黄裳，左手持书。外仗绘四星，下绘蚓①。

6。天龙山道教雕塑在太原市西南20　公里的龙山山巅，有一处元代道教石窟，开凿于元初。

共8　龛，分别为虚皇龛、三清龛、卧如龛、玄真宠、三大法师龛、七真龛及两座辩道龛。各龛造像数量不等，共四十七尊，大多保存尚好。

雕塑造像组合袭取佛教造像形式，无明显特征。如三清洞，正壁雕造道教的最高神祇三清--原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两旁分别围笼着六形，正面主尊高1.7　米，主尊左右二身各高1.65　米。两边者高1.6、1.5、1.4　米不等。多已残破，完好者仅三分之一。卧如洞（或曰升仙）正中为吕祖升仙--着道士服装，枕左胁而卧，如佛■槃，二道童恭立左右。三大法师龛与七真龛中顶部的凤与龙藻井，颇精致，堪称佳品。

整个龙山道教造像雕工朴实，形象敦厚，但缺少变化，较呆滞。艺术水平虽不甚高，但此类造像在别处较为少见，为研究元代道教石刻的稀有之物，值得珍视。

道教石刻造像，在今水乐宫内存有三尊白玉石雕像。题材为吕洞宾和二童子，吕洞宾高约1.5　米，袖手端坐，三缕长髯飘洒胸前，神态安祥。二童子高约1.2　米，恭立两旁。三尊造像手法简洁。

7。文献记载的元代雕塑元代完整的喇嘛寺庙已极罕见，对寺庙规格、形象组合搭配情况，不甚明了；除参照明清的喇嘛庙作出大致的推断外，更多地则需要借助文献资料了。

姚燧《牧庵集》卷十《崇恩福元寺碑》云："敕行功曹，甓其外垣，为屋再重，逾五百础。门其前而殿于后，左右为阁楼，其四隅大殿孤峙，为制四方。四出翼室，文石席之，玉石为台，黄金为趺。塑三世佛。后殿五佛，皆范金为台及趺，与前殿一诸天之神，列塑诸庑，皆作梵相。诡形，怵心骇目。使人劝以趋善，惩其为恶。不待繙诵经书，已悠然生生者矣。至其榱题棁桷，藻绘丹碧，像饰皆金，不可贳算。楯槛衡纵，捍陛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刹所未有。"从姚燧的简单记述，可知"崇恩福元寺"规模很大，殿内均为"梵相"，形象怪异，怵心骇目。像皆以金为饰。与今存明清喇嘛寺造像是一致的。清初厉鹗《樊榭山房集》卷五《吴山咏古诗二首·麻曷葛剌佛并序》云："麻曷葛剌佛，在吴山宝成寺石壁上，覆之以屋。元至治二年（1322年）骠骑上将军左卫亲军都指挥使伯家奴所凿。按元史泰定帝元年（1324年），塑马合吃剌佛像于延春阁之徽清亭下。《辍耕录》亦称马吃剌佛，盖梵音无定

①　《元史·舆服志二》。

字故也。元时最敬西僧，此种像设，狞恶可怖，志称不载，观者多昧其所自，故诗以著之：寺古释迦院，青滑石如饴。何年施斧凿？

幻作梵相奇。五彩与涂饰，暗惨猶淋漓。

一躯俨箕踞，怒目雪霜眉。赤脚踏魔女，二婢相夹持。玉颅捧在手，岂是饮月支。

有来左右侍，骑白象青狮。狮背匪锦幪，鞯坐用人皮。骷髅乱系颈，珠贯何累累。

其余不尽者，复置戟与铍。旁记至治岁，喜捨庄严资。求福不唐捐，宰官多佞辞。

我闻刘元塑，妙比元伽儿。抟换入紫闼，秘密无人知。此像琢山骨，要使千年垂。

遍翻诸佛名，难解姚秦师。游人迹罕到，破殿虫网丝。来观尽毛戴，香火谁其尸。

阴苔久凝立，想见初成时。高昌畏吾族，奔走倾城姿。施以观音钞，百定鸭青披。

题以朴■笔，译写蟠虯螭。照以驼酥灯，深盌明流离。供以刲羊心，洁于大祀牺。

红兜交膜拜，白伞纷葳蕤。琅琅组铃语，逢逢扇鼓驰。到今数百禩，眩惑生凄其。

但受孔子戒（元世祖命廉希宪受戒国师，廉对曰：臣已受国子戒），漫书胆巴碑。（赵子昂延祐二年奉命书胆巴帝师碑，胆巴华言秘密）访古为此作，聊释怪谍疑。厉鹗所描写的无疑是喇嘛教形象。

元代雕塑题材是很广泛的，翻修旧庙要重塑或补塑形象，建造新的佛寺、道观、三皇庙、宣圣庙、先贤庙，以及为当代功臣立庙，都要塑绘相应的形象。仅记数例如下："大德六年（1302年）九月，"奉勅建文庙，塑孔子像一尊，亚圣并十哲十二尊。大德八年（1304年）三月，奉皇后懿旨，令阿尼哥塑三清圣像，补塑修粧一百八十一尊，内正殿十三尊，侧殿西廊九十三尊，侧殿东廊七十三尊，山门神二尊，剏造三清圣像及侍神九尊。

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正月二十一日，勅虎坚帖木儿丞相，与雕塑家搠思吉、月即儿、阿僧歌塑造正殿三世佛三尊，东西垛殿内山子二座，大小龛六十二，菩萨六十四尊。西洞房内螺髻佛并菩萨一百四十六尊，东西垛殿九圣菩萨九尊，东西角殿摩利支天王四尊，东西角楼尊圣佛七尊，西北角楼无量寿佛九尊，内山门天王一十二尊。""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八月十六日，令阿僧哥、搠思哥、斡节儿、八哈失等，塑造大小佛像一百四十尊。东北角楼尊胜佛七尊，西北垛楼内山子二座，大小龛子六十二，内菩萨六十四尊，西北角楼朵儿只南砖一十一尊，各带莲花座光焰等。西南北角楼马哈哥剌等一十五尊。九曜殿星官九尊，五方佛殿五方佛五尊，五部陀罗尼殿佛五尊，天王殿九尊，东西角楼四背马哈哥剌等一十五尊。"

"延祐四年（1317年）八月十一日，命刘学士和阿僧哥塑青塔寺山门内四天王。五年正月三十日令吴同佥于后殿正面塑大师菩萨、西壁塑千手缽文殊菩萨、东壁塑千手眼大悲菩萨。山门内塑四天王，后殿塑大师、菩萨三尊，千手眼大悲菩萨一尊，千手缽文殊菩萨一尊。"

"大德九年（1305年）十一月四日，阿尼哥等奉皇后懿旨，塑千手眼佛，铸造阿弥陀等五佛，各带光焰莲花座。塑造千手眼大悲菩萨及左右菩萨。"①以上所举是由元中央直接管辖经营的塑绘活动。各地方此类活动也很频繁。如至元九年（1272年）秋，绛州重修夫子庙，"完正殿，壮台门，创两序。凡就屋五十余楹，屋栋轩翥，墀陛整削、松楠有舄，硕硕其庭，中设素王（即孔子像），以颜（回）、孟（子）十哲（即德行：颜渊、闵子虔、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配享左右，东西两■绘六十二子及大儒二十四。"①这些记载，都出自当时人之手，有的还亲自参与其事，因之，是完全可信的。

各地兴办书院，几乎无例外地要塑绘孔子像和其他圣人像，供学生瞻仰。如山东滕州邹县尼山书院，座落在邹县东六十里尼山之上，"其东临水崖有曰坤灵之洞，洞中有圣人石像，尼山祠庙中有塑绘圣贤之像。"②此外，为三皇（伏羲、燧人、神农，或伏羲、神农、黄帝）立庙塑像；为先世大儒如王安石、朱熹、邵雍、程颐、程颢等立祠塑像；为先贤如伯夷、叔齐立庙塑像；为名山（如泰山）之神立庙塑像；为前代名臣立祠塑像；为当代名臣立祠塑像；为地方官政绩卓著者立祠塑像等等，屡见不鲜。

8。著名雕刻家：阿尼哥和刘元阿尼哥（1243-1306年），尼泊罗国（今尼泊尔）人，元代喇嘛教艺术的先驱者，幼名八鲁布。《元史·方伎传》说他"善画塑及铸金为像。"中统元年（1260年）尼泊罗国王命他率领民工80人来吐蕃（今西藏）造黄金浮图（塔）并由他监修，时年仅17　岁。1261年浮图造成，阿尼哥请求回国。帝师八思巴念其聪敏，便将他留下，"乃祝发受俱为弟子"，并偕其入京朝见元世祖，从此便得到朝廷重用，任元朝诸色匠人总管。凡朝廷中土木塑绘、铸造等事，均由他负责管理。他在元朝供职10多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艺术作品，同时培养了一批美术人才。阿尼哥有六个儿子，其中阿僧哥官至大司徒，阿述腊官至诸色匠人总管府达鲁花赤。门徒中较为出名的有搠思哥、斡节儿、八哈失、八儿卜、朵儿只等。汉人刘元是他的最出色的门徒。

刘元，字秉元，蓟县宝坻人。活跃在13世纪后期。初为道士，后从阿尼哥学艺，青出于蓝。以他那高超的技艺，蜚声朝野。"至元中，凡两都名刹，塑土、范金、抟换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①刘元作为宫廷御用艺术家，受到元世祖、元仁宗的特别器重和礼遇，也受到种种限制。"仁宗尝勅元非有旨不许为人造他神像。"②后官至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卿，皇帝赐两名宫女给刘元为妻。

刘元画塑兼能，特长塑作，而且于梵式佛像、汉式佛像均精。文献记载，刘元生平所作雕像以道教形象居多。其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个性鲜明，生动感人，闻名遐迩。受到当时和后代广大群众的称道和热爱。大部东岳庙快落成时，长春宫都提点冯道颐请刘元去塑像，因皇帝早已有旨，非经特许不准

①　《元代画塑记》。

①　《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十二。

②　《道园学古录》卷三十六，《尼山书院论》。

①　《元史·刘元传》。

②　《元史·方伎传》。

刘元私自为他人造神像，刘元左右为难。为了达到为长春宫塑像的目的，他就装作神灵附体，三天不省人事，说胡话，非要去东岳庙，为使他康复，皇帝只得恩准。刘元去东岳庙之后，病情果然好转。同时，刘元要他的门徒和孩子向朝廷上奏章，一方面报告刘元的病情，一方面说明他要去东岳庙塑像的愿望，终于得到首肯。东岳庙主尊作仁圣帝像，气宇轩昂，有帝王风度。但当塑造侍臣像时，感到无从下手，便去翻阅宫廷收藏的"秘书图画"，当他看到唐魏征的画像时，立即有了主意，赶到庙里，一口气便塑好了仁圣帝身旁的侍臣形象，非常成功。足见刘元对待艺术创作的严肃认真，可惜他的作品没有留传下来。北京至今尚有刘元塑胡同，说明刘元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四、书法元代书法总的倾向，同绘画一样"尚意"。但其成就，除赵孟頫\、鲜于枢等少数名家外，远不如绘画。元初书坛，基本上呈现两种风貌：一种是南宋末期放纵恣肆书风的亚流；一种是北方金国奇险骠悍书风的延续，但都是宋人书所谓"尚意"的体现。与两宋书坛相比，元初书坛几乎没有一位风格独具的书家。只有当赵孟頫\步入政坛，施展他的影响时，元代书坛才真正出现了转机。他一反宋人书法崇尚险怪的流弊，号召恢复晋唐清隽流便的书风，并且身体力行，创造了"匀净平顺"的新书体，使他成为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齐名的大书家，在某些方面超唐迈宋，为书坛树起了一块新的丰碑。在他的影响下，元初书坛先后出现了一大批有成就的书家，如鲜于枢、邓文原、康里巎巎、虞集、柯九思、周伯琦、饶介等。这些书家中，有的是赵孟頫\的朋友，有的则是晚辈，他的书法风格不尽相同，但殊途同归，都是师法魏晋与唐。共同创造了元代书法新风，清新典雅。元代后期，一方面由于学赵者日多，弃源从流，艺术上的探索精神相对减弱，书坛日趋平庸，前期书法家们的多彩多姿的局面逐渐被单一的风格所取代。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富有创新精神的书家，不满足趋于定型化的单调局面，有意避开赵书的工稳秀媚，回过头去从黄、米书中汲取营养，于欹侧、险劲、放纵、古拙等方面另辟蹊径，开"尚趣"新风，此风先是在冯子振书中首见端倪，继有杨维桢、宋克等形成一股不小的势力，虽不如习赵者势力大，但另辟蹊径之功，永不可没，为明代书坛"尚趣"一派树立了旗帜。

（一）赵孟頫\的书学主张及艺术成就赵孟頫\在画坛是一面旗帜，在书坛也是一面旗帜，都是开创时代新风的领袖。赵书匀净平顺，数体兼善，篆、隶、真、行、草，无所不能，无一下精。这与他的出身、经历、社会地位以及他在各方面的学识和修养等主观条件有直接关系。对赵孟頫\的书学师承，历来说法不一，宋濂说赵书凡三变，初学思陵（高宗赵构）、中学钟繇及羲、献，晚学李北海。解缙说赵开始学张即之，又得米芾真传。宋说较为可信，解说恐不足凭，因为赵字与张、米的张扬外露的书风绝然相悖。根据赵孟頫\自己的解释，结合他的流传墨迹，可以看出，他早年主要是学钟繇、智勇、褚遂良，徐浩等人。其用笔古拙、结体方阔者，是学钟、褚的结果。其肥厚圆劲、捺笔特重者，显然是受智永、徐浩影响的结果。当然，从其一生来说，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学王字上，尤其是对王羲之的《兰亭序》和王献之的《洛神赋》致力最深，心摹手追，刻意临写，至死不辍。临写并不是为了仅求形似，而是体会其神韵，炼造自己的风格。所以，经过数十年的苦练，荟萃众家之长，参以己意，终于在四十六岁以后，形成了以二王为风范而又有自己鲜明特点的"赵体"。

赵字的总体风格，虽说是"匀净平顺"，但前后也有变化。至大年间以前，赵字的基调是姿媚圆活，结构严谨，骨肉匀亭，轻灵婉转，珠圆玉润。如大德四年（1300年）为盛逸民书的《洛神赋》、大德五年的《赤壁赋》、大德六年的《吴兴赋》、大德九年的《纨扇赋》；大德十年的《玄都坛歌》等。此后赵书风格开始变化，日趋刚健挺拔，姿媚中含遒劲，甚或以遒劲为主调，字形由方阔化为颀长，代表作品是《兰亭十三跋》和为管夫人代笔的三通书札，以及《昆山怀云院记》、《湖州妙严寺记》、《珊竹公碑》等。晚年书的《胆巴碑》、《酒德颂》、《绝交书》以及临终前的《与中峰和尚札》、《光福寺塔铭》、《方外交疏》，更显得笔力深沉札实，笔势雄健放纵，苍劲老到。

赵字的变化还表现在他能根据不同的用场，施以不同的书体。书札多自然酣畅，诗文题跋多流美蕴藉，碑版多端庄工稳，而且随着审美理想的改变，每一种书风也在探索中求变化，反映出赵孟頫\多方面的修养和深厚功力。赵孟頫\主张，学书从小就应该学习二王楷法，不令一毫俗态先入为主。

因为他认为王字圆转如珠，瘦玉露筋，是尽善尽美的。学书的途径，他认为"必由临模之功，然后筋骨，风神韵度"。要反复玩味古人法帖，知其用笔之法，乃为有益。反对、鄙视那种"朝学执笔，暮已自誇其能"的人。赵字既重视用笔，又讲究结构，入笔出笔，转折勾连极为讲究，匀净中含苍古，故不流滑；平顺中寓险峻，故不死板。不仅注意字本身的结构，对字与字间工写亦适当变化，楷，行楷、行草穿插安排，互相衬托，显得活泼，又显示功力。他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确是经验之谈。

赵孟頫\一生勤奋，书画作品流传甚夥，为历代书画家所无法比拟，文献记载，其书碑刻石就超过百种。存世真迹原件（包括题跋）也已超过一百五十件。早年之书以《草书千字文》为代表。写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用笔精致而遒劲，结体严谨而富于变化，牵丝转折，轻重适宜，今草章草相间。属于师法晋唐，尚未形成个人风格的过渡性作品。大德四年所书《洛神赋》，已是个人风格完全成熟的作品。笔意婉转，遒媚多姿，行笔极为流畅，字间行距疏密有致。大德十年（1306年）书《玄都坛歌》，个人风格更加鲜明，秀媚中已含苍劲之气。行笔更为稳健。晚年的代表作如《胆巴碑》，因是奉敕书碑，所以格外用心。楷中带行，于规整庄严中显出潇洒天真的韵致。既做到结构上端庄舒展、气势上开张大度，又做到了笔画间灵动飘逸。其入笔、出笔、点画、转折、牵搭，以及字本身的向背、承托、主次、呼应等，无不精心安排，但又去其做作雕饰，给人以协调自然之感。赵书精品不可尽述。

自元代始，赵书以其特有的"匀净平顺"的格局，吸引了无数的追随者；因赵书严整秀媚，颇便经生胥吏，故风行数百年而不衰。但后代有人袭其皮毛，一味平顺而变得古板。明清多数学者肯定赵书的成就，但也有人持批评态度，批评他的书法秀媚有余而骨力不足，这种批评不能说毫无道理。当然，其中有的批评者以赵孟頫\曾出仕元朝为由，从而否定赵书，是"以人废书"，不足为逊。我们应该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赵书。自元代开始，赵书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明清多数有成就的书家，几乎无人不受赵书的影响，董其昌，祝允明，文征明，唐寅等等，都从赵书中汲取了营养。不愧是一代书风的开创者。

（二）鲜于枢和邓文原在元代前期书坛，除赵孟頫\之外，成就较高者还有鲜于枢和邓文原。这两位书家又各有特点。

鲜于枢，字伯几，号困学民，又号虎林隐吏，渔阳（今蓟县）人。生于宋理宗宝祐五年（1257年），卒于大德五年（1301年）。出身于书香门第，但祖父辈未曾做官，他一生只做过小吏，出身既不显赫，个人又无地位，但为人豪爽，受到赵孟頫\、柳贯等名家的夸奖。鲜于枢学书师承因无家学可供继承，早年又无名家指点，主要靠自悟。但他处处留意学习，至湖南见李北海《岳麓寺碑》，乃有所得。至江浙，与赵孟頫\诸人游处，其术遂大进。因为元初江浙云集一批文人学者，除赵孟頫\外，还有邓文原，戴表元、白珽、袁桷、仇远、高克恭、李衎等文人和画家，还有周密，郭天锡、王子庆等鉴赏家和收藏家，与这些人交往，自然眼界开阔，学问和书艺也自然进步。鲜于枢的传世墨迹，包括题跋，约40　件，其中多为行草书，楷书较少。

三十六岁所作《祭侄帖》是目前所见他的最早的墨迹，点画严谨不失矩度，但笔力欠佳，结构尚有不足之外。四十岁左右书《老子道德经》上卷，已很精到，虽然行笔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鲜于枢长于大草，与他的气质相合，这类书迹存世最多，成就也最高。著名的有三十六岁所书《王荆公杂诗帖》、《定武兰亭五字损本》，三十四岁所书《玉局翁海棠帖》、《归去来辞》、《石鼓歌》、《自书诗赞》、《杜诗行次昭陵》，《跋米友仁云山图》，四十岁所书《跋神龙本》、《跋刘敞秋水篇》，四十四岁所书《跋王庭筠幽谷枯槎图》，四十五岁所书《跋赵子昂书扎》、《跋东坡枯木竹石帖》、《跋袁易钱唐杂诗》。一般地说，鲜于枢的书法，愈到晚年愈精。以《跋保姆砖》、《跋王庭窍幽谷枯槎图》两件作品为例，前帖因与姜白石、周密、仇远、赵孟頫\等在同一卷，所以格外用心去写，但功力素养都还欠火候，后者则结体工稳，笔圆锋正，笔意萧散。大行草《行次昭陵》、行草《诗赞》，结构疏朗，字势奇放，健骨丰筋，大气磅礴。因为是乘兴而作，所以不甚讲究，胸襟自然洒落，姿肆放纵，一股阳刚之气溢于字表。大行草《韩文进学解》、《韩诗石鼓歌》，雄畅俊健，跌宕起伏，点画随意而气势雄强。从整篇字来看，字是悬腕写成的，有元一代，鲜于是最善长写悬腕字的。这两篇字，行草相间，用意缜密，或楷、行、草相间。字的大小差别也特别明显。大起大落，任性写去，气贯神足。称得上是元书上乘之作。

后人对鲜于枢书法的评价也同评价赵孟頫\一样，褒贬不一。有人批评他俗，有人批评他露。方孝儒说伯几书如渔阳健儿，姿体充伟而少韵度，王世贞说他"以骨力胜而乏姿态。"这话是对的。因为鲜于枢与赵孟頫\的师承和气质不同，二人虽同倡复古而反对宋人书风，但赵多师魏晋，伯几则多取法唐人；魏晋以秀美胜，唐则以雄劲见长。二人书风不同是很自然的，不可厚此薄彼。应该说二人如春兰秋菊，各擅胜场，都为元代书坛做出了贡献。邓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人称素履先生。绵州（今四川绵阳）人，因此后人又称邓巴西。其父很早便来到杭州定居，所以邓文原一直住在杭州。生于宋理宗宝祐六年（1258年），卒于天历元年，享年71　岁，官至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据时人记载，邓文原博学善书，在大德、延祐年间，他的书法与赵孟頫\、鲜于枢齐名。早年法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后法唐代李邕，风格介于伯几、子昂间。但因他中年后步入官场，忙于政务，书学遂废。所以，邓文原的传世墨迹要比赵孟頫\少得多，也比不上鲜于枢。其成就也略逊一筹。至今只有十来件墨迹，而且只有章草《急就章》是长篇。

《跋保姆砖帖》，小正书，同周密、鲜于枢、赵孟頫\、白珽、仇远等题在一起，可知他这一年三十岁。此帖结体工稳，安排周到，笔画遒媚，为文原成熟的作品。但学《乐毅论》、《黄庭经》和王献之的《洛神赋》的痕迹比较明显。书风近似赵。据此有人推测邓书受赵的影响。《芳草帖》也是正书，比前帖更为精工老劲。《五言律诗二首》行书，为四十四岁以后所书。此帖笔势雄健，结构挺拔，笔力沉著，既有二王书的姿态韵致，又有李北海书的沉雄遒劲。证明《书史会要》所言邓书法二王和李北海，是有道理的。《跋定武兰亭五字损本》，行书，邓文原五十岁时所作（大德十一年即1307年）。此帖写得较舒展放纵，结体疏散，点画转折不甚经意而通篇章法自然和谐。《家书三帖》、《与仲彬札》都是书信，信笔草草，似不经意，通篇点画起止有法，曲折停蓄有致。总观邓书，风格与赵书近似，师承又基本相同，但由于功力成就都不如赵氏，所以对后世的影响也就不大。

前期其他书家，除上述三位外，还有姚枢、商挺、杨桓、肖惟斗、程钜夫、白珽、仇远、龚璛、周驰、袁桷、李倜、释溥光、戴表元等。他们的书法虽影响不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足见在唐宋以后，书法已在士大夫阶层广泛普及。

（三）元中后期的书坛局势及重要书家元代中期，随着蒙古族汉化程度的加深，元上层统治者对汉族文化艺术的兴趣越来越浓；帝王、宗亲网罗书画家、收罗名家书法名画、成立专门的鉴藏书画的机构。元文宗于天历二年设立了奎章阁学士院，对宫内收藏进行鉴定，任命一位专门鉴别书法的鉴书博士领衔，皇帝本人经常在此与书画家们赏鉴评题书画。奎章阁成为一个集中人才进行收藏和研讨艺术的活动中心，为元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时间虽不长，但留下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在奎章阁聚集了著名书法家虞集、柯九思。揭傒斯、李泂、欧阳玄、康里巎巎、周伯琦等人，并先后在阁中任职。流传至今的很多书画作品都经由奎章阁收藏鉴定。为保护祖国文物做出了积极贡献。在蒙古贵族间，私人收藏风气也开始流行，如鲁国大长公主。

1。虞集虞集（1272-1348年），字伯生，蜀郡人。宋承相虞允文五世孙。虞集博学多识，有多方面的才能，诗文成就尤其突出，有《道园学古录》传世，书中对前代及当代书画多有品题。他本人在书法方面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诸体兼善。《书史会要》说他"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存世作品中，真、行、草、隶书都能见到，篆书除皇家鉴藏玺印"奎章阁宝"、"天历之宝"为其所撰外，篆书墨迹已见不到了。流传至今的墨宝主要有《刘垓神道碑》、《寄都运大参诗帖》、《致柯丹丘札》、《诗札帖》、《白云法师帖》、《总管大尹帖》、《题杞菊轩帖》、《题唐胡虔汲水蕃部图》《跋曹娥碑》、《跋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跋定武兰亭帖》、《跋王献之鸭头丸帖》、《跋睢阳五老图》、《跋苏轼乐地帖》、《跋郭熙树色平远图》、《跋葛长庚足轩铭》、《跋赵孟頫\补十七帖》、《跋赵孟頫\书大川济禅师塔铭》、《跋赵孟頫\书陶诗》等。

虞集的书法取法晋唐，兼得益于赵孟頫\。《刘垓神道碑》，大字楷书，虽有柳书的结构，而主要是从赵书中得益，字字工稳，笔笔送到，笔力沉雄，体态朴茂，点画似不甚经意而尽合法度。全碑一千五百余字，一气呵成，首尾如一。《寄都运大参诗》、《贺柯丹丘任鉴书博士札》，则笔意萧散，意度从容，点画使转精意而行笔结字又似草草，常有飞白渴笔出现，带有生拙自然之趣。他的书画题跋多为小行书。结构精紧，体态修长，笔画瘦劲，舒展安祥。笔致柔润流利处，有赵孟頫\的秀逸；自然苍率时，又体现着晋人的萧散天真。晚年害目疾，有些字使人难以辨认，水平自然也要差些。他的书法理论与赵孟頫\如出一辙，同样反对宋人的险怪。他在《题吴傅朋书并李唐山水跋》一文中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书学主张；他小时过豫章，见到吴傅朋所题的滕王阁匾，叹其深稳端润，非近时怒张筋脉、屈折生柴之态。以至宋朝的皇帝想用"御笔"替代，题至十数御笔墨而不能及，只好把吴字涂成金字保留。虞集回顾说："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出遂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知古法，而长睿所书不逮所言，绍彭最佳而世遂不传。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千湖之险，至于即之之恶谬极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可类鹜。而宋末知张之谬者，乃多尚欧率更书，纤弱仅如编苇，亦气运使然耶。自吴兴赵公子昂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然吾父执姚先生曰：此吴兴也，而谓之晋可乎？此言盖深得之。予比过吴越见傅朋书最多，皆随分赞叹，且图来者守正法云耳。"①此种议论，颇能代表元代大多数书家的想法。2。柯九思柯九思（1290-1343年），字敬仲，号丹丘生，台州仙游（今浙江临海）人，以善写墨竹名列画史，绘画部分已述及。然柯氏最为人称道者，是他曾作过奎章阁学士院鉴书博士。对书画鉴赏颇有眼力。柯九思善书，并且有极鲜明的个人风格。诗书画全能。颇得元文宗宠信，后遭人猜忌，遂罢归寓平江以卒。

柯氏存世墨迹主要有《上清宫词》、《西山有美木诗》、《柯亭杂咏》、《老人星赞》、《兰亭狐独本》、《题杨补之四梅图》、《题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题胡虔汲水蕃部图》、《题赵孟頫\书黄庭经》、《题赵孟頫\枯木竹石图》等。柯书主要师法欧阳询，体势精紧，形体近扁，笔画舒展，横、撇、捺有意拉长，不离欧体大形，但不取欧体的险劲平板，而多欹侧之姿，加之笔道宽厚，笔墨显露，富有一种动态美。

3。揭傒斯揭傒斯（1274-1344年），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幼贫，但读书尤刻苦。延祐初（1314年），由程钜夫、卢植推荐，特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迁国子助教，以教勋戚大臣子孙。奎章阁开，首擢为授经郎。又曾任文艺监丞。元统间任翰林待制，升集贤学士、中顺大夫，仕至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修宋辽金史总裁官。深得皇家宠信。

诗文与虞集齐名，工书，善楷书、行、草。朝廷大典册，及元勳茂德当得铭词者，必命他操笔。以得其字为荣，足见他的影响之大。揭氏墨迹流传不多，主要有《临智永真草千字文》、《跋胡虔汲水蕃部图》、《跋元三家书元逸篇》、《跋苏轼乐地帖》、《跋赵孟頫\杂书三段卷》等。

①　《道园学古录》卷十一，（四部备要本）。

4。李泂李泂（1274-1332年），字溉之。工书，善篆隶草真，有《跋胡虔汲水蕃部图》、《跋黄庭坚松风阁诗》、《跋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等。

5。周伯琦周伯琦（1298-1369年），字伯温，江西饶州人。传世墨迹主要有《临石鼓文册》、《跋睢阳五老图》、《莫维贤西湖草堂图引首》、《秀野轩图引首》、《朱德润墓志铭》、《笔说》、《通犀饮卮诗》、《至日遣兴即事诗》、《百尺梧桐轩跋》、《苏轼枯木竹石图跋》等。

元中后期还有一些影响较大的书家，大都遵循赵孟頫\开创的温润典雅、蕴藉虔婉的书风。他们是：6。杜本杜本（1276-1350年），字伯原。博学能文，工篆隶楷书。传世者主要是题跋。

7。张雨张雨（1283-1349年），字伯雨，又字天雨。钱塘人。二十岁弃家学道，是元代著名的道士，号贞居子，句曲外史。博学多识，诗书画全能，交游极广。他的书法成就较高，师承广，或师赵孟頫\，或学李北海，或法欧阳洵，书兼众体，个人风格是突出的，流传墨迹有：《广莫子周君碣》、《台仙阁记》、《题张彦辅二图诗》、《宋五贤二开士象诗》、《看宗敬录诗》、《次天镜上人送柑诗》、《听泉亭诗》、《玄度自说跋》、《咏灯火诗》、《山居即事诗》、《题铁琴诗》、《登南峰绝项诗轴》、《自书诗轴》及一些题跋。

8。吾衍吾衍（1272-1311年），一作吾丘衍，字子行，号贞白。博学好古。擅长隶书，尤精小篆，与赵孟頫\为友，专攻古文字和篆刻。

9。俞和俞和（1307-1382年）字子中，号紫芝生，浙江桐庐人，寓居杭州。工书能诗。书学赵孟頫\，临晋人帖，传统书法功力深厚。小楷似赵，几不能辨，但细看可以发现，俞字较赵书板实工整。存世作品有：《临乐毅论》、《急就章释文》、《临定武兰亭》、《七诗帖》、《杂诗帖》、《金粟寺诗》、《篆隶二体千文》、《临十七帖》等。

10。饶介饶介，字介之，生卒年不详。工诗，善草书。远法张旭、怀素，近师赵孟頫\、鲜于枢，融汇贯通，自成一家。存世墨迹有《蕉池积雪诗》、《士行尉相帖》、《士竹国士帖》、《中峰幻住像偈》、《孟郊岳阳楼诗》等。其书明畅圆转，奔放飘逸。

11。自立门户的革新书家冯子振和杨维桢元代中后期，当赵书风格笼罩书坛，风格趋向定型，面貌日渐单一局面形成之后，少数不满意现状的书家，试图打破成规，另辟蹊径，由匀净平顺再归苍劲奇险，但又不是坡、谷、米书的再现。代表人物就是冯子振和杨维桢。他们俩一个是收藏家大长公主的座上客，一个是诗坛领袖，都以怪著称。冯子振（1257-？年）字海粟，号怪怪道人，攸州（湖南攸县）人。博治经史，于书无所不记，善文辞。官至集贤待制。传世墨迹有《居庸赋》、《与无隐元晦法语》、《虹月楼记》及一些书画题跋。书画题跋有相当一部分是奉元武宗之妹、仁宗之姊鲁国大长公主祥歌拉吉之命写的，所以估计他是大长公主的座上宾。流传最长的题跋墨迹是《跋王振鹏伯雅鼓琴图》，三十九行约三百余字。题跋较有名者还有《题展子虔游春图》、《题国铨书善见律》、《题赵昌写生蛱蝶图》、《题郭熙树色平远图》、《题黄庭坚松风阁诗》、《题宋高宗金书纨扇》、《题画七绝诗》等。他的书法放纵恣肆，洒脱任意，完全打破工稳的格局。初看似乎毫无规矩，细审疑为欧书《千字文》的变体，以《题唐国诠书善见律》为例，字形瘦长，行笔极为奔放，但笔笔见功力，绝无拖抹痕迹。感染力极强。

杨维桢（1296-1370年），字廉夫，读书铁厓山中，故自号铁厓，又号铁笛道人、抱遗叟，早年自称老铁，会稽人。泰定四年进士，署天台尹，改钱塘盐厂司令。元末避乱富春山中。入明不仕，洪武三年卒，享年75　岁。杨维桢工诗文，被视为诗坛领袖。为人放浪不羁，诗文多奇辞怪语，游仙说梦，异想驰骋，反映出元末社会动乱时代文人心理失常的状态。其书亦一反"匀净平顺"的格局，结构故作欹侧横斜之势，体态扭曲，用墨燥湿分明。有的字与字的大小、笔画的粗与细差别很大，都是精心安排的。存世作品有：《周尚卿墓志铭》、《沈生乐府序》、《小游仙辞后序》、《张宣公城南杂。。》、《游仙唱和诗》、《张氏通波阡表》、《梦梅花处诗并序》、《梦游海棠城诗》等。

杨维桢还是元末著名画家，对诗书画的关系颇多独到见解，在《无声诗意序》中云："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纳山川草木之秀，描写于有声者，非画乎？览山川草之秀，叙述于无声者，非诗乎？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多知诗，由其道无二致也。"又《图绘宝鉴序》云："书盛于晋，画盛于唐宋，书与画一耳。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画品优劣关乎人品之高下。"

（四）少数民族书法家元代是蒙古族行使统治权的封建社会，四等人之化分，少数民族有了特权，而人数最多的汉族处于无权地位。但是，源远流长的汉族文化，却以其博大精深，逐渐征服了征服者，少数民族在汉化，尤其是元代中期以后，上层的汉化速度加快，书画普遍得到上层喜爱。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少数民族文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汉族文化。其间也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学者和书画家。著名的书法家有耶律楚材、孛术鲁翀、贯云石、余阙、泰不华、迺贤、盛熙明、康里巎巎等。尤以康里氏成就最高，足可以和汉族书家相比美。1。耶律楚材耶律楚材（1190-1244年），字晋卿，辽宗室。父耶律履，仕金官至尚书右丞。楚材自幼好学，博览群书，精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释老、医卜。1215年蒙古军入燕京，成吉思汗闻其名而召见，窝阔台即位后，任掌汉文字的"必阇赤长"。先后为蒙古贵族出谋献策，发展经济，重用汉族文人，吸收汉文化，对促进蒙汉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书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传世墨迹有《送刘阳门诗》一卷，大行楷书，笔力挺拔苍劲，气势奇倔雄壮，颇具颜筋柳骨。其师承，远法唐颜真卿、柳公权，近师金朝赵秉文。

2。康里巎巎康里巎巎（1295-1345年），字子山，号正斋，如叟，康里人。康里即汉代的高车国，其祖父燕真服侍元世祖忽必烈，征战有功，受到重用。父不忽木，出身于国子生，至元十三年（1284年）不忽木与同舍生上《兴学疏》给元世祖，力言儒学之重要，规划学校制度及考试法，极其详备。其中论述国子监应设的"六学"之五曰"书学"，是专令学子晓习书画的。不忽木后来官至平章政事（宰相），为元世祖、元成宗朝的名臣。对汉文化领悟颇深。康里巎巎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以勋戚子弟特权从小进入国学，博通群书，进入官场之后，又赶上蒙古上层汉化程度加深之时。先后任秘书监丞、礼部尚书、监群书内司、奎章阁学士院承制学士，仍兼经筵官、侍书学士、同知经筵事，复升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知经筵事、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知经筵书、宣文阁崇文监等职。不但可以亲览元内府的书画收藏，而且可以直接参与元朝文化制度的规划。所以在推动民族文化交流，促进蒙古统治者汉化方面，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先后做过元文宗、元顺帝的老师（经筵官），敢于忠言直谏，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凡儒家治国安邦的道理，为元顺帝绎而言，必使皇帝完全明白并由衷地感动为止。有时还利用自己深谙书画的优势，对皇帝行劝戒。皇帝暇日欲观古名画，他即取郭忠恕《比干图》以进，趁机对皇帝讲述商王不听忠臣之谏，遂亡其国的惨痛教训。顺帝一日览宋徽宗画称善，巎巎进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王问何谓一事，对曰："独不能为君尔。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它非所尚。"喜爱书画而不沉溺于书画，这是政治家对待书画的态度。在保护文艺传统方面，巎巎也尽了力所能及的职责。元文宗死后，十四岁的顺帝即位，大臣议罢先朝奎章阁学士院及艺文监诸属官。巎巎进言曰："民有千金之产，犹设家塾，延馆客，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耶。"皇帝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即日改奎章阁为宣文阁，改艺文监为崇文监。存设如初，就命巎巎董治。文宗末年，科举制停废，巎巎从容向新继位的顺帝进言："古昔取人才以济世用，必由科举，何可废也。"顺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寻复旧制。巎巎身居高位，又是少数民族，由他出面保护汉文化和汉族儒生，是最为合适和有力的。所以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萃於其门。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儒者之道，从之则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伦咸得，国家咸治；违之则人伦咸失，家国咸乱。"①是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

关于巎巎的书法，元史记载他"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书史汇要》甚至说，元朝以书名世的，赵孟

①　《元史》卷一四三，《巎巎传》。

頫\之后，便无人能比了。从巎巎流传至今的墨迹来看，这种评价不为过誉。他的字既有很深的功力，又有劲健清新、纯净洒脱的神韵。从王字起家，又吸收醉素、张颠的狂放，孙过庭《书谱》的俊秀，形成个人风格，行笔迅捷，线条极为流畅，字形较长，风姿疏展挺拔。自谓一日可写一万字。未尝以力倦而辍笔。流畅是一种特殊的美，流畅而不浮滑，更显出巎巎的功底。传世墨迹主要有《柳宗元梓人传》、《柳宗元谪龙书》，《张旭笔法记》、《唐人绝句诗》、《李白诗》、《杜秋娘诗》、《圣安夺自书诗》、《自书秋夜感怀诗》、《奉记帖》、《宣使帖》、《临十七帖》、《跋宋人溪山无尽图》、《跋任月山张果见明皇图》、《跋赵孟頫\书常清静经》、《跋定武兰亭帖》等。以行草为多，楷书极少。

巎巎的书学师承，《书史会要》认为"正书师虞永兴，行草师钟太傅，王右军。笔画遒媚，转析圆劲。"以墨迹看，师承不仅仅是这几家，广泛吸收了晋唐名家之长，以及本朝赵孟頫\书之长，最后形成个人风格。他的书法对元末明初的书坛，产生过很大影响。宋濂、宋克、解缙以及后来的文征明，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他书法的长处。

（五）文人画家的书法元代文人画家几乎无人不善书，有的完全称得上是书家，如吴镇、倪瓒。其他如顾安、任仁发、朱德润、方从义、王蒙、王冕等。吴镇的草书，既有晋王羲之草书的俊秀流畅，又有唐醉素、张颠的狂放，如墨竹谱。倪瓒的书法，同他的绘画一样，颇富个性，一反赵书的匀净平顺。他从汉魏六朝人书入手，而下涉欧、褚，有意避开赵书及其流派的格局。云林书多为小行楷，主要有：《静寄轩诗文》、《杂诗帖》、《寄怀彝斋随寓诗》、《次韵耕隐诗》、《致慎独诗牍》、《呈德机二诗》、《跋吴柄本兰亭》等。这些帖结体用笔，有很重的分隶意味。收到荒疏冷逸和古拙生雅的效果。与他的画风如出一辙。在举世皆学赵的风气下，更显出自己风格的独立性。

此外，方从义的行草夹带八分行笔，也很有特色。王冕的行楷揉和欧体的方正板实，也不多见。任仁发《二马图题跋》，行草与行楷结合，可以看出王字和李北海的影响，但又是任仁发自己，字字见功力，草而不流。

五、音乐和舞蹈元代音乐和舞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是将汉族传统的音乐和舞蹈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及蒙古族的音乐和舞蹈相结合，形成为"规模严广，乐声雄伟而宏大"的礼乐体制①。

元代的音乐和舞蹈，大体可分宫廷的和民间的两大部分。宫廷乐舞主要继承宋金遗制，融合本民族的乐舞精华，又吸收了一些喇嘛教跳神的成分，兼融并蓄，反映了元宫廷乐舞的多元性。民间乐舞空前活跃，尤其是在宋金杂剧的基础上形成的元杂剧，以其独特的面貌和巨大成就，享誉文坛，形成足以与唐诗、宋词相比美的艺术奇葩，丰富了中国艺术宝库，而且对明清的音乐舞蹈乃至市民文学产生巨大影响。

（一）宫廷音乐的草创蒙古族世代繁衍生息在漠北，逐水草迁徙，游牧为生，一切崇尚简约，民风质朴，无汉族的繁琐礼节。铁木真（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开始也没有成套的礼仪，朝会宴享之礼，多从本国旧俗。太祖元年（1206年）大会诸侯于阿难河，即皇帝位（成吉思汗），始建九斿白旗。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命刘秉忠、许衡始制朝廷礼仪。自此以后，凡皇帝即位、元正（阴历正月初一，即每年岁始）受朝仪、皇帝生日庆寿节、诸王及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等，都有乐舞相伴。而大饗宗亲、赐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

礼乐不可分，刘秉忠曾云："无乐以相须，则礼不备。"但元初并无自己成套的音乐，成吉思汗初建蒙古国时，征用西夏旧乐，太宗时，征用金朝太常遗乐于燕京，及至宪宗时始用登歌乐，祀天于日月山。直至元世祖时，宫廷乐舞才逐渐完备。命宋周臣典领乐工，又用登歌乐享祖宗于中书省，既又命王镛作大成乐，下诏收罗金朝乐器。至元三年，初用宫悬（天子乐悬之制，即四面悬）、登歌、文武二舞于太庙，烈祖至宪宗八室，皆有乐章。三十年，又撰社稷乐章。成宗大德间，制郊庙曲舞，复撰宣圣乐章。仁宗皇庆初（1312年），命太常补拨乐工，而乐制日备。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饗燕，则用燕乐。

元朝制乐，经过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完备的过程，这个过程提高了蒙古族的文化素质，促进了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和融（二）宫廷乐舞及乐器1。乐舞机构元代在礼部设立仪凤司和教坊司，掌管乐工艺人，供奉祭祀和宴享娱乐之事。仪凤司和教坊司最初隶属宣徽院，后来都归礼部管辖。①仪凤司，秩正四品，掌乐工、供奉、祭饗之事。是至元二十年（1283年）设置的。下设云和、安和、常和、天乐四个署，分工掌管乐工调音律及部籍更番、回回乐人、河西乐人。皇庆元年（1312年），又增设广乐库，委任大使、副使二人

①　《元史·礼乐志一》。

管理乐器。②教坊司，秩从五品，是中统二年（1261年）设置的，至元十二年（1275年）升正五品，十七年（1280年）再升正四品。下设兴和、祥和二署及广乐库，共辖乐户五百户①。又，元另设太常礼仪院、秩正二品，掌大礼乐、祭享宗庙社稷、封赠諡号等。下设太庙、郊祀、社稷、大乐四署。大乐署掌管礼生、乐工四百七十九户。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元朝有比较完整的乐舞机构及制度，还可看出元朝对"河西乐"、"回回乐"的特殊重视。

宫廷乐舞人数非常庞大，编制严格，分工精细，领班、舞者、唱者、作曲、指挥，各负其责。乐舞人员的服饰，所执乐器和道具也有严格的规定。但有关乐舞人员的生活，元史却无记载，后人难知其详。从当时文人的零星记载中，可窥知一二。据说宫廷当中的舞伎到三十岁左右，就让她们出宫，另外选新人入宫，万石《退宫人引》："少年十五二十时，中宫教得行步齐。春罗夜剪绣花帖，阶前夜舞高夔丽，。。舞困楼■过三十，内家别选娥眉入。"她们的生活是十分悲惨的，出宫以后，生活也是毫无着落，所以诗中又说："虽名辇送半无家，旋卖珠环问亲戚。"②时人揭傒斯《李宫人琵琶引》诗，详细记述了李宫人的不幸遭遇，李宫人善弹琵琶，至元十九年（1282年）以良家子入宫，因姿色出众，技艺高超，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宠爱，忽必烈把她比之为王昭君。至大中（1310年），入事兴圣宫。后来因为脚出了毛病，"赐归"老家侍侯母亲，照常如数拿"内俸"，这是少有的恩宠。诗中说：茫茫青冢春风里，岁岁春风吹不起。

传得琵琶马上声，古今只有王和李。

李氏昔在至元中，少小辞家来入宫。

一见世皇称艺绝，珠歌翠舞忽如空。

君王岂为红颜惜，自是众人弹不得。

玉觞未举乐未停，一曲便觉千金值。

广寒殿里月流辉，太液池头花发时。

日曲半存犹解谱，新声万变总相宜。

三十六年如一日，长得君王赐颜色。

形容渐改病相寻，独抱琵琶空叹息。

兴圣宫中爱更深，承恩始得遂归心。

时时尚被宫中召，强理琵琶弦上音。

琵琶转调声转沚，堂上慈亲还佇立。

回看旧赐满床头，落花飞絮春风急。

皇帝的贴身歌伎命运尚且如此，一般的乐工、歌伎命运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至使近畿乐户多数举家出逃，朝廷不得不征用东平乐工来补充。元规定乐工是世袭的，不准应举，不准与"良家"通婚，限制颇多，等于是世代为奴。难怪有的乐户冒着满门抄斩的危险而举家出逃。

2。乐队《元史·礼乐志》对宫廷乐舞记述非常详细，书中对其人数、服饰、道具、乐器、队形、舞态都有详细的记载。根据需要主要有四种乐队，元旦用的"乐音王队"、皇帝生日即天寿节用的"寿星队"、朝会用的"礼乐队"、

①　《元史。百官志一》。

②　董钖玖：《中国舞蹈史》，宋辽金西夏元部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可能是用于燕享的"说法队"。每个乐队又分十个小队，表演的时候，最前面是引队大乐礼官二员和担任指挥的"戏竹"二人，以及乐工八人。"戏竹"就是宋代宫廷乐舞里的"竹竿子"，两位"戏竹"高举缠有穗带类的装饰的长竹竿，指挥整个乐队的舞蹈动作。在"戏竹"的引导下，第二至第十小队，除第七队是乐队外，依次按规定的动作表演，陆续演完之后，最后由妇女三人唱《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三曲。唱完后，念口号毕，舞队出场。整个乐舞有一套复杂的程序。

从演员的装扮来看，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既有蒙古族自己原有的萨满教的遗痕，又有西藏"喇嘛教"的成分。如元旦用的乐音王队，新年伊始，皇家祈求吉祥，乐音王队的表演象征祛邪降福。乐队中有戴红发青面具者，有戴孔雀明王像面具者，有戴毗沙门神（即托塔李天王）神像面具、执斧、穿红袍者，有扮成飞天夜叉之像者，有扮成五方菩萨梵相、摇日月鼓者（这是典型的喇嘛教形象），有扮作音乐王菩萨梵像，执花鞚稍子鼓者。又如为皇帝祝贺生日的"寿星队"，其中也有戴面具的，如第六小队的五位男子扮成乌鸦之像，表演飞舞之态；第十小队有人扮作龟鹤之像；第五小队有一戴青面具的男子，手执松、竹、梅、椿、石等物。这些形象都与象征长寿有某种联系。只有朝会用的"礼乐队"，因为完全袭用宋遗制，所以没有戴面具的形象。

宗教色彩最浓的要属"说法队"。所谓说法队，是通过化装了的佛、菩萨等形象，宣传佛教教义，引导人们弃恶从善，归信佛法。说法队的扮演者有男有女，男的有人扮成金翅雕之像，有的披金甲装扮成八大金刚像，女演员有的戴僧帽，穿袈裟，手持捻珠，扮成和尚模样；有的戴金翠菩萨冠、青螺髻冠，执宝盖或持金莲花等。男演员中还有人扮成道士，有的扮成文殊、普贤、如来等形象，在《长春柳》、《金字西番经》等乐曲的伴奏下，做出各种舞蹈动作，从形象内容来看有儒道释，从使用的乐曲来看，既有佛曲，也有一般宴乐曲，所扮演的佛像，既有显教的，也有密教的。反映了多元文化相融合的情况。

3。乐曲与乐器元朝礼乐是逐渐完备的，根据需要随时补充而成。至元三年冬祭祀太庙、宫悬、登歌乐，文武二舞咸备。所用乐曲，依不同用途有专门的名称，迎送神曲名为"来成之曲"、祭祀列祖曲名"开成之曲"、太祖曰"武成之曲"，太宗曰"文成之曲"。。。文舞称作"武定文绥之舞"，武舞称为"内平外成之舞"。歌舞表演含有象征意义，第一成（成即变）象征灭王罕，二成象征破西夏，三成克金，四成收西域，定河南，五成取成都，平南昭，六成征高丽，交趾臣服。

在演奏的乐曲方面，象《乐音王队》所奏的《吉利亚》之曲，《寿星队》所奏《山荆子带》之曲，都可能是蒙古族的乐曲，而《金字西番经》之曲，可能是西藏的佛曲。在队舞音乐方面所奏的乐曲如《长春柳》、《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水仙子》、《青山口》、《万年欢》、《袄神曲》、《仙吕宫》等，可能大多是汉族的传统乐曲。①元代蒙古乐曲，因《元史·礼乐志》没有具体标明，不得而知。通过其

①　董钖玖《中国舞蹈史》（宋辽金西夏元部分）。

它文献，可知著名的元宫廷乐曲有《白翎雀》，为元朝教坊大曲，元世祖命伶官石德闾作。白翎雀，形似鹌鹑，长身短尾，能制猛兽，尤善擒天鹅。雌雄合鸣，声音悦耳。据说曲子作好之后，呈奏元世祖，听乐曲尾声有"孤嫠怨悲之音"，元世祖似乎不大满意，但已经流传出去了，无法再改。传说忽必烈去柳林打猎，听到妇女啼哭甚哀。第二天，一群白翎雀飞集在干朵上，叫声很象妇女哭泣，忽必烈很感动，便令侍臣写了白翎雀词，再命伶人石德闾谱曲。萨都拉《白翎雀》诗云：凄凄幽雀双白翎，飞飞只傍乌桓城。

平沙无树巢弗营，雌雄为乐双和鸣。

君不见旧日轻盈无紫燕，鸳鸯锁老昭阳殿。

风暄芍药春可怜，露■芙蓉秋莫怨①。

揭傒斯《题季安中白翎雀》有云："白翎雀、白翎雀，每见滦河河上飞。平生未识百禽性，不敢笼向江南归。"②既表明白翎雀只生活在北方，不迁徙；同时说明此曲纯是流行在北方的蒙古皇家乐曲。

《白沙细乐》--别失谢礼这是元代的大型歌舞曲。相传南宋末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用羊皮船渡过金沙江，直向丽江进发。丽江纳西族的土司阿良对忽必烈表示拥护并帮助他进军。临别将乐曲十章和乐工、乐器赠送给阿良。这就是《白沙细乐》--别失谢礼的来源。现在元代遗音仍保留在纳西族丽江地区③。

《回回曲》，指新疆一带的乐曲。新疆为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居住区，属色目人种，在元代居于上等人之列。元朝在礼部仪凤司下专设"常和署"管领回回乐人，可见回回乐在宫中占有重要位置。连回回石头（宝石）都价值连城。据《辍耕录·乐曲》，回回曲有"伉里、马黑某当当、清泉当当。"更具体的情况已不得而知。

元代宫廷《雅乐》乐舞所用乐器，多承宋、金遗制，其见于记载的，约有37　种，计：吹乐器：箫（排箫）、篪、笛（一称长笛）、籥、巢笙、和笙（一作竽）、七星匏、九曜匏、闺余匏，凡九种；弹弦乐器：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瑟，凡六种；击乐器：镈钟、编钟、编磬、金錞、金钲、金铙、单铎、双铎、建鼓、鞞、应、晋鼓、雷鼓、路鼓、鼗鼓、路鼗、搏拊、雅鼓、相鼓、柷、敔，凡二十一种。除了宫廷《雅乐》乐器中一部分为民间同时流行的乐器以外，民间和宫廷《宴乐》所用的其他乐器，以及外来乐器，其见于记载的，约还有28　种，计：吹乐器：龙笛、羌笛、铁笛、箫、头管（亦作■栗）、笙，凡六种；拉弦乐器：胡琴、■，凡二种；弹弦乐器：琵琶、三弦、火不思、筝、箜、篌、七十二弦琵琶，凡七种；键盘乐器：兴隆笙一种；击乐器：方响、云璈、鼓、杖鼓、扎鼓、鱼鼓、简子、和鼓、金鞚小鼓、金鞚销子鼓、花鞚稍子鼓、拍版、水盏等十三种。

①　《雁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　页。

②　《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43　页。

③　董钖玖：《中国舞蹈史》（宋辽金西夏元部分）。

其中元代新出现的乐器有：三弦、火不思、七十二弦琵琶，兴隆笙、云璈、鱼鼓和简子①。

另有"节乐之器"，除兴隆外，其余均为不发声音的"道具"，起指挥作用。如麾、纛、旌、竹竿子、舞表等。

4。宫廷佛教乐舞（1）白伞盖佛事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被封为帝师的西藏佛教密宗大德八思巴，说服元世祖忽必烈于大明殿御座上置一大白伞盖，顶用缎，泥金书"梵"字于其上，称之为"镇伏邪魔护安国刹"。自此以后，每年二月十五日，便在大明殿启建白伞盖佛事。其间要举行庞大的"迎引伞盖"的仪式，以神化皇权。动用浩大的仪仗队，周游皇城内外，说是为了与众生祓除不祥，导迎福祉。从预演到正式做仪式，前后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正月十五日，宣政院同中书省奏，请先期奉旨移文枢密院，八卫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畀监汉关羽轿军及杂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辖寺三百六十所，掌供应佛像、坛面、幢幡、宝盖、车鼓、头旗三百六十坛，每坛擎执抬■二十六人，钹鼓僧一十二人。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门大社一百二十队，教坊司下辖的"云和署"掌大乐鼓、板杖鼓、筚篥、龙笛、琵琶、筝、■七色，凡四百人。兴和署掌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凡执役者，皆由官府供给铠甲、袍服、器仗，俱以鲜丽整齐为尚，珠玉金绣、装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余里。都城士女，闾阎聚观。①。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由礼部官监视诸色队仗，刑部官员维持秩序，枢密院官员分头把守城门，由中书省一名官员做总监督。一切准备停当之后，提前两天，也就是二月十三日，于西城镇国寺迎释迦太子像游四门。抬着高大的塑像，具仪仗入城。十四日，帝师八思巴率喇嘛五百人，在大明殿内建佛事。至十五日，将大白伞盖由御座上取下，放在宝舆上抬出，各种仪卫队仗列于殿前，诸色社直暨诸坛面列于崇天门外，迎引伞盖出至庆寿寺，吃一顿素餐，吃完起行，从西宫门外垣海子（今北海）南岸，入厚载红门，由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皇帝及后妃公主，于玉德殿门外，搭起金脊吾殿彩楼，观览此一盛况。最后诸队仗，社直送金伞还宫，重新树置在御榻上，仪式结束。帝师僧众作佛事，至十六日罢散。年年举行这样的仪式，谓之"游皇城"。夏六月中，上京也要举行同样的仪式。

（2）十六天魔舞元崇尚喇嘛教，喇嘛教乃是西藏原始宗教"苯教"与印度密教相结合的产物。西藏寺庙的跳神活动多含有捉神弄鬼、伏魔降妖的内容。元杂剧中已有所反映，如武汉臣曾著杂剧《提头鬼》表现内容有"仁安殿正果追魂使，四歌神助提头鬼。"元初从民间到宫廷，四大天王舞、十六天魔舞已很流行，连皇家宫廷的仪仗队中都有画着四大天王神像的"四大天王旗"。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一月初二日，曾下令禁止表演这些内容；传旨宫中管理乐舞的李小二，今后不拣什么人，不要再演唱十六天魔舞，杂剧里也不要再表演

①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下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725　页。

①　《元史·祭祀志六》。

或吹弹，四大天王也不要装扮了，骷髅头也不要穿戴了。如有违犯，要给以惩罚。这道命令，可能主要是针对民间演出活动的，宫廷大概不在此限。因为直至元末顺帝时，宫廷仍在表演十六天魔舞。萨都拉（1272-1343年）《上京杂咏》，描写元世祖忽必烈在上京观看十六天魔舞的情况，诗中写道：凉殿参差翡翠光，朱衣华帽宴亲王。

红簾高捲香风起，十六天魔舞袖长①。

又据《元史·顺帝纪》载：元顺帝殆于政事，荒于游宴，以宫女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为十六天魔，首垂发数辫，戴象牙佛冠，身披缨络、大红绡金长短裙、金杂袄、云肩、合袖天衣，绶带鞋韈，各执加巴剌般之器，内一人执铃杵奏乐。又宫女十一人，组成乐队，她们梳着高髻、勒帕，穿着平日的衣服或唐帽，窄衫。所用的乐器有龙笛、头管、小鼓、■、筝、琵琶、笙、胡琴、响板。由宦者长安迭不花管领。宫中赞佛时搬演，宦官并非人人都可以看，只有受过秘密戒的才准观看。西藏寺庙最初跳神，也不准一般喇嘛观看。

所谓天魔，实际是宫中最漂亮的宫女，明叶子奇《草木子》云："其俗有十六天魔舞，盖以朱缨盛饰美女十六人，为佛、菩萨相而舞。"今敦煌莫高窟465　窟元代密宗洞壁画中有装扮成菩萨，翩翩起舞的形象，大多半裸体，也有全裸体者。从形象舞蹈动作看，难度很大。有的双手在头顶上合十，右足抬起，挂在右臂上；有的手拿金刚杵，抬左腿，拧腰；有的戴珠宝高帽，身体呈S　形。张翥《张蜕庵诗集·宫中舞队歌词》描写其舞姿云：十六天魔女，分行锦绣围，千花织布障，百宝帖仙衣，回雪纷难定，行云不肯归。

舞心挑转急，一一欲空飞。

据胡元瑞《少室山房笔丛》说，天魔，唐时乐。王建《宫词》有"十六天魔舞袖长"之句。

（三）民间乐舞元代民间乐舞较之宫廷乐舞要丰富得多，经过文人加工、提炼，再与宋金乐舞传统相结合，形成了富有时代特色的乐舞艺术，有的继续在民间流传，有的被宫廷乐舞吸收，还有的直接进入宫廷和统治阶级上层的家庭生活。元代民间乐舞集中表现为三项：杂剧、散曲、南戏。

1。杂剧元杂剧经历了一个由盛入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元杂剧是古代走向完全成熟的戏曲艺术，它的内容结构、音乐、表演、舞台美术等，都自成体系，为后世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1）杂剧的兴衰变化元杂剧是在宋、金杂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初流行于北方，中期以后发展到南方。清末王国维根据元钟嗣成《录鬼簿》提供的材料，将元代杂

①　《雁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　页。

剧和散曲作家分为三个时期①：第一期为"蒙古时代"（1234-1279年），即由蒙古灭金，占有中原，至世祖忽必烈灭南宋，统一全国止；包括《录鬼簿》中"前辈已死名公"和"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两类。

第二期为"一统时代"（1279-1340年），即元代前期，自元朝统一全国后一直至元末年为止；包括《录鬼薄》中"方今已亡名公才人"和"已死才人"二类。

第三期为至正时代（1341-1368年），即元代后期至元朝灭亡止，包括"方今名公"、"方今才人相知者"和"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三类。元杂剧的全面兴盛是在第一期，这个时期的作家最多，作品最多，《录鬼簿》提供的材料，第一期剧作家56人，剧作348　本。到第二期，杂剧作家减至13人，作品减至69　本；到了第三期，杂剧作家减至11人，作品减至37　部。第一期剧作家北方人居多，以大都为中心；后两期剧作家以南方人居多，以杭州为中心。元中期以后，北剧迅速南传，与"南戏"相结合，产生了"南北调合腔"的新的戏曲音乐形式。

总观《杂剧》在元代的发展情况，从前后时间上说来，是由盛而衰，由高峰而下降；从地域上说来，其创作活动的中心，是由北而南，北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南以杭州为中心。但剧作队伍和剧本说来，是由多而少，但都出自"鸿儒硕士、骚人墨客"之手。从杂剧的复盖面说来，是由狭窄而广泛，不仅丰富了"南戏"，而且为明代的戏曲繁荣奠定了基础。

（2）杂剧的重要作家及其作品元钟嗣成《录鬼簿》提到元杂剧作家80　余人，《续编》又录元杂剧作家50　余人，合计130　余人。明宁献王《太和正音谱》录元杂剧作家187人。最著名的是第一期的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实甫，及第二期的郑光祖、乔吉甫，合称元杂剧"六大家"。

1。关汉卿关汉卿，名不详，号已斋叟，大都人。约生于金末或元太宗时（1230年前后）。元钟嗣成《录鬼簿》记载他曾任"太医院尹"。元熊自得《析津志·名宦传》记载关汉卿"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在元代杂剧作家中，他的创作年代较早，晚于金董解元。《录鬼簿》将他列在"前辈方人"56人之首；明朱权《太和正音谱》也说他"初为杂剧之始"。关汉卿的杂剧以其严谨的结构，深刻的思想内涵，准确生动的艺术语言，享誉艺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关汉卿的作品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1958年，曾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展开了关汉卿戏剧创作700年纪念活动。

根据《录鬼簿》的记载和其他有关材料，关汉卿著有杂剧67　部，现存18　部。作品内容以历史故事为主，但大多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也有直接描写现实生活的。尤以描写不同身份的妇女的性格最为成功。《窦娥冤》最具有代表性，在中国已家喻户晓。其次如《单刀会》、《西蜀梦》、《哭存孝》、《拜月亭》、《调风月》、《救风尘》、《望江亭》、《鲁斋郎》、《蝴蝶梦》等，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几百年来常演不衰。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关汉卿杂剧创作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第一，开方言俚语入戏的时代新风，为杂剧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机。古代文学形容事物率用古语，用俗语者绝无或极少。元杂剧大量使用方言俚语或自然之声形容之，贴切、生动、自然，符合人物身份，收到真实的效果。第二，强烈的现实感与鲜明的真实性相统一。关汉卿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对于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有深入的了解，对被压迫受奴役的广大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因此他的许多作品深刻地再现了元代的社会现实，无情地鞭挞了恶势力，热情歌颂人民的反抗精神。第三，结构严密，层次分明，情节感人。优秀的元杂剧都具备第三个特点，但关剧更为突出。

关汉卿是中国古典戏曲文学走向成熟的奠基作家。他所写的剧目，有着长久的艺术生命力，不仅有各种版本流传后世，而且在舞台上常演不衰。他的剧作在国外也颇有影响，《窦娥冤》早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被翻译介绍到英、法等国①。

2。马致远马致远，号东篱老，大都（今北京市）人。江浙省务提举。约生活在1250至1324年间。一生主要从事杂剧创作。久负盛名。早年曾追求功名，未果。中年曾做过管理商业、贸易一类的小官，但不得志，晚年退出官场，隐居在乡村，专心从事杂剧和元曲创作，写有杂剧十五种，即《踏雪寻梅》、《岁寒亭》、《陈搏高卧》、《马丹阳》、《误入桃源》、《酒德颂》、《戚夫人》、《汉宫秋》、《斋后钟》、《青衫泪》、《孟浩然》、《岳阳楼》、《荐福碑》、《黄粱梦》（两折）。今存七种，他同时还是一位元散曲作家，写过上百首散曲和小令。近人将他的散曲和小令104　首、套曲17　套辑为《东篱乐府》一卷。

马致远的戏曲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得到时人和后人的高度评价，被称为"元曲四大家"之一。明贾仲明吊词称："万花丛里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四方海内皆谈羡。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贯满梨园。汉宫秋、青衫泪、戚夫人、孟浩然、共庾、白、关老齐肩。"最后一句的庾、白、关、指当时著名的杂剧作家庾吉甫、白仁甫和关汉卿。

马致远的代表作是《汉宫秋》，它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富有现实意义。

作者撇开传统记载，根据元初社会现实，重新编排。时代背景写成匈奴比汉朝强大，这显然是宋金对峙时或元初的社会背景。昭君出塞是被胁迫的，出塞前王昭君已是汉元帝的妃子，倍受宠爱，在匈奴的压力面前，汉元帝唯唯诺诺，一国之主，连自己的妃子都保护不了，以致演成一出生离死别的悲剧。新本将毛延寿改成"中大夫"，索贿未成，将王昭君画像偷偷献给单于，唆使匈奴攻汉，索要美女王昭君。昭君为了报效祖国和表示对汉元帝忠贞不渝，假意应允下嫁匈奴，但行至两国边界时投河自尽。毛延寿成了内奸的化身。这哪里是汉元帝时的历史？倒好像是宋末元初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根据《续资治通鉴》卷182　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元军围攻临安（今杭州），"元人索宫女、内侍及诸乐官"时，就有"宫女赴水死者以百数。"五月，南宋皇帝赵显被俘押往上都时，"从行内人安康朱夫人、安定陈夫人，俱自缢死，有留题于裙带曰："誓不辱国，誓不辱身""。被俘的宫廷乐师

①　杨世祥：《中国戏曲简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

汪元量被押往上都时，曾写诗把此行比作明妃出塞：宫人清夜按瑶琴，谁识明妃出塞心；十八拍中无限恨，转弦又奏广陵音。

《亡宋宫人分嫁北匠》写得更为凄惨：分配老斫轮，强颜相自随，旧恩弃如土，新宠岂所宜。

吞声不忍哭，寄曲宣余悲。

更有像文天祥那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当然，也不乏投敌卖国者。

《汉宫秋》正是通过王昭君形象的塑造，赞扬了这种在外族入侵、国家危亡之际，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同时，又通过毛延寿这一反面形象的塑造，来谴责投敌卖国的民族败类。又通过汉元帝这一懦弱无能形象的塑造，批判了慵君误国。总之，《汉宫秋》给后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它被视为元杂剧中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当之无愧。

马致远的剧作，较少用方言俚语，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称道"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殿赋）、景福（殿赋）而相颉颃，有振鬣长鸣、万马齐瘖之意；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可见他的戏剧艺术语言更富文学意味。从创作题材来看，马剧比关剧要窄一些。

3。白朴白朴，生于金正大三年（1226年），卒于元大德十年（1306年）以后。字仁甫、太素，号兰谷。隩州（今山西河曲附近）人。父白华，金哀宗时任枢密院判官。白朴八岁时，金朝南京（今开封）被蒙古军队攻陷，其母被掳。白朴得其父挚友元好问相救逃出虎口。元中统年间，中书右丞相史天泽曾向朝廷荐举白朴，白朴不愿出仕元朝，婉言谢绝。可能是因为国（金）亡家破给他的刺激太大，使得他淡于功名利禄，一生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曾参加过大都的玉京书会。晚年寄居南京。对于可以自由抒发情怀的杂剧兴趣颇浓，创作杂剧16　种，现存《斐少俊墙头马上》和《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另有词集《天籁集》及若干散曲。

《墙头马上》是白朴的成名之作，也是元杂剧中最优秀的剧目之一，被称为元杂剧中的"四大爱情剧"之一（其他三种是《拜月亭》、《西厢记》、《倩女离魂》）。该剧塑造了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少女形象，性格泼辣，敢作敢当。裴少俊却显得怯懦，但感情真挚专一。该剧颇带有一点反封建的色彩。更多地反映出北方女性特别是少数民族女性的特点。

《梧桐雨》，描写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包括长生殿庆七夕，沉香亭舞霓裳，马嵬坡杨贵妃被赐死等情节，结束于唐明皇深秋雨夜哭贵妃。此剧曲词优美，语言细腻，可与《汉宫秋》相媲美。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评价"白仁甫之词如鹏搏九霄。风骨磊磈，词源滂沛，若大鹏之起北溟，奋翼涛乎九霄，有一举万里之志，宜冠于首。"《录鬼簿》形容他"峨冠博带太常卿，娇马轻衫馆阁情，拈花摘叶风诗性。得青楼，薄倖名。洗襟怀，剪雪裁冰。间中趣，物外景，兰谷先生。"

4。王实甫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生卒年与生平事迹不详。根据他的作品和有关材料推断，他的创作活动大致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年）。中年曾做过小官，因与台臣议不合；年四十余即弃官不仕。累封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护军、太原郡公。据孙楷第考证，王实甫至少活了八十多岁。辞官后，便放浪形骸，出入于勾栏、妓院。一生写过大量杂剧，《录鬼簿》著录他写的杂剧14　种。现在尚存全本的，有《西厢记》、《破窑记》、《丽春堂》三种，而以《西厢记》最为著名，七百多年来常演不衰。

王实甫的《西厢记》在结构与艺术处理，人物塑造、文学语言等都别开生面，更加合情合理，成为千古不朽的名作。《太和正音谱》形容"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有专家从几个方面概括《西厢记》的艺术成就：第一，深刻的主题思想；第二，尖锐复杂的戏剧冲突；第三，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弟四，勇于创新的戏曲形式，宏伟严谨的戏剧结构①。评价全面准确。

王实甫《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乃至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产生过巨大影响，明汤显祖《牡丹亭》明显地受到王西厢的启示。在世界上，《西厢记》也是我国古代戏曲作品影响最大的一部。十九世纪以来，已有拉丁、英、法、德、俄、意、日等多种译本。

5。郑光祖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附近）人。生卒年不详，曾以儒补杭州路吏。为人方直，不妄与人交。所作杂剧18　种，今存8　种。是元代后期最具代表性的剧作家之一。他创作的《倩女离魂》，在元杂剧中是最富浪漫情调的一部，故事离奇，又使人觉得合情合理。

故事情节离奇而有趣，又符合人物性格，魂伴郎君，充分反映出封建社会婚姻不自由，也表现了青年男女为了追求理想的爱情生活，勇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精神。此剧已使郑光祖名垂青史。《录鬼簿》称"郑德辉，名闻天下，声彻闺阁，伶伦辈称"先生"者，皆知为德辉也。"《太和正音谱》形容"郑德辉之词如九天球玉。其词出语不凡，若咳唾落乎九天，临风而生珠玉，诚傑作也。"

6。乔吉甫乔吉甫（？-1345年），一名乔吉，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太原人，流寓杭州。元代后期著名杂剧作家之一。他的杂剧作品大多以爱情，婚姻为题材。存目11　种，传世的有《杜牧之诗酒扬州梦》、《李太白匹配金钱记》、《玉箫女两世姻缘》三种，另有小令200　余首，套曲11　首。

《扬州梦》以杜牧《遣怀》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

命意，虚构了杜牧与妓女张好好的恋爱故事。《金钱记》写诗人韩翊与王府尹之女柳眉儿恋爱婚姻故事。《两世姻缘》取材于唐范掳《云溪友议》，写妓女韩玉箫与书生韦皋相恋。故事离奇曲折，真切动人，感情细腻。含有作者生活的痕迹。乔吉甫多识青楼歌妓，又曾与扬州歌妓李楚仪热恋①。

《录鬼簿》形容"乔梦符，美容仪，醉辞章。"《太和正音谱》形容"乔

①　杨世祥：《中国戏曲简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6月版。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

梦符之词如神鳌鼓浪。若天吴跨神鳌，唾沫于大浪，波涛汹涌，截断众流之势。

其他重要杂剧作家及其作品元杂剧作家人才济济，上述六家只是代表。还有不少作家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被称为小汉卿的高文秀，《录鬼簿》著录他的作品30　部。其中有7　部是有关黑旋风李逵的故事。

庾吉甫，名天福，大都人。《录鬼簿》著录他15　部杂剧。明贾仲明弔词称赞庾吉甫"语言洒脱不粗疏，翰墨清新果自如，胸怀倜傥多清楚。战文场，一大儒。上红笔，没半点尘俗。寻章摘句，腾金换骨，噀玉喷珠。"

纪君祥，大都人。生卒事迹不详。所作杂剧6　种，今仅存《赵氏孤儿》1种。但此戏七百年来常演不衰。至今还是优秀历史剧目。

再如李潜夫的《灰■记》、郑廷玉的《看钱奴》、李直夫的《虎头牌》、李好古的《张生煮海》、尚仲贤的《柳毅传书》、石君宝的《秋胡戏妻》、杨显之的《潇湘夜雨》等等，也都是优秀的历史剧目。

（3）杂剧的音乐杂剧的音乐是在吸收北方已经流行的各地音乐的基础上，又与本民族（蒙古族）音乐相融合而形成的，元统一中国之后，又吸收了南方的部分乐曲，乃至外国乐曲。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对元周德清在《中原音韵》里举出的335　个曲牌的名称进行研究，指出出于《大曲》者11　曲；出于唐宋词者75　曲，出于《诸宫调》中各曲者28　曲，可证为宋代旧曲者9　曲。其余二百余章，为宋金旧曲者也应不在少数。

按杂剧结构，一般一剧分为四折，个别的加楔子。一折音乐为一个"套数"，所谓套数，是指由若干单体乐曲依一定的逻辑关系连接起来，前有引子、后有尾声的一整套而言，也就是后来所谓套曲。

音乐是用来表达人物感情的，是感情语言的延伸。什么样的曲调表达什么样的感情，有一定的规律性；后人据此总结出"宫调"，元初燕南芝庵《唱论》谈到"宫调"时说："大凡声音，各应于律品，分于六宫十一调，共十六宫调：仙吕宫唱清新绵邈，南吕宫唱感叹伤悲，中吕宫唱高下闪赚，黄钟宫唱富贵缠绵，正宫唱惆怅雄壮，道宫唱飘逸清幽，大石唱风流蕴藉，小石唱旖旎妩媚，高平唱条畅滉漾，般涉唱拾掇坑堑，歇指唱急并虚歇，商角唱悲伤宛转，双调唱健捷激袅，商调唱悽怆怨慕，角调唱呜咽悠扬，宫调唱典雅沉重，越调唱陶写冷笑。

十七宫调的提出，对杂剧音乐创作是一个提示，可以起到某种规范作用，但音乐的感情内容并不完全决定于其所用的宫调，或者说主要不决定于宫调。元曲的音乐，比起委婉清扬的《南曲》来说，显得硬挺直截，较多雄壮豪迈之气。在旋律的进行上，是较多高下越级的跳跃，不像《南曲》那样，较多顺级的进行；也表现在上下升降比较自由奔放，不像《南曲》那样，较多迂回曲折①。

曲牌在元杂剧中，因情况不同，在发生变化，作曲家和填词家能够根据剧情需要灵活处理，并不死守公式。旧曲调有不完全适合表达某剧思想的，作曲家敢于改动，甚至创造新曲调。填词家则更自由，对于词句的长短、多少，对四声音韵的处理，完全根据内容需要灵活处理。

（4）杂剧的伴奏乐器限于条件和用场，杂剧的伴奏乐器种类远不如宫廷雅乐的多（宫廷雅乐伴奏乐器37　种左右），大概不到十种，这从当时的文献、雕塑和壁画来看，可以得到证明。山西洪洞县明应王庙元代壁画《演戏图》中只有笛、鼓、板三样乐器。山西晋祠内一组元代乐队彩塑，乐器有笛、鼓、板、锣、钹、胡琴、琵琶等。当然，这支乐队是杂剧乐队还是宫廷乐队，尚不很清楚。元无名氏《蓝采和杂剧》中第四折中描写勾栏里《杂剧》班的生活，其中有云："持着些枪、刀、剑、戟、锣、板和鼓、笛。""你待着我做《杂剧》扮兴亡，贪是非；侍着我擂鼓，吹笛，打拍收拾。"今天要明确说出元杂剧全部伴奏乐器，有一定困难，但笛、板、鼓、锣四种，是元杂剧的主要伴奏乐器，是可以肯定的。

（5）杂剧的舞台美术角色行当和化装杂剧演员，一般称倡优、优伶或乐人，按户籍管理皆属乐籍，为乐户。

演员社会地位低下，元法律对杂剧艺人有种种限制，对服饰规定"禁倡优盛服，许男子裹青巾，妇女服紫服，不许戴笠、乘马。"甚至规定艺人不准在街道中间行走，只准在道路两旁走。法律又规定艺人只能在本行间通婚，不准与"良家"通婚。不准参加科举。但因元朝把全社会的人分成四等，广大的汉人、特别是江南的汉人，被排在最末等，所以艺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下，也就无所谓了。因此，尽管有种种限制和歧视，元杂剧仍然十分活跃。元杂剧角色行当已比较齐全，据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所云："杂剧、院本，皆有正末、付末、狚、狐、靓、鸨、猱、捷讥、引戏九色之名，孰不知其名亦有所出。"他的解释：正末：当场男子谓之末。末指事也，俗为之末泥。

付末：古谓之苍鹘，故可以扑靓者。靓谓狐也，如鹘可以击狐，故付末执■瓜以扑靓是也。

狚：当场之妓曰狚。狚，猿之雌也。名曰猵狚，其性好淫。俗呼旦，非也。

狐：当场粧官者。

靓：付粉墨者谓之靓，献笑供诏者也。古谓参军，书语称狐为田参军。

故付末称苍鹘者，以能击狐故也。靓，粉白黛绿谓之靓粧，故曰粧靓色。呼为净，非也。

鸨：妓女之老者曰鸨。鸨似雁而大，无后趾，虎文，喜淫而无厌，诸鸟求之即就。俗呼为独豹，今人称鹔者是也。

猱：妓女总称谓之猱。猱，猿属，贪兽也。喜食虎肝脑，虎见而爱之，负其背，而取虱遗其首，既死，求其肝脑肠而食之。古人取喻，虎譬如少年，喜而爱其色，彼如猱也，诱而食其财，故至子弟丧身败业是也。

捷讥：古谓之滑稽。院本中便捷讥谑者是也。俳称为乐官。

①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下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586　页。引戏：院本中狚也。

鬼门道：勾栏中戏房出入之所，谓之鬼门道。鬼者，言其所扮者皆是已往昔人，故出入谓之鬼门道也。愚俗无知，因置鼓于门，讹唤为鼓门道，于理无宜，亦曰古门道，非也。东坡诗曰："搬演古今事，出入鬼门道。"正谓此也。

朱权对角色行当的解释多少含有污蔑之意。

我们从现存元杂剧所提到的角色名称，有：正末、付末、外末、冲末、小末；正旦、贴旦、外旦、老旦、大旦、小旦、搽旦、旦俫；净、副净、二净、丑；狐、细酸、伴哥、禾旦、曳刺、邦老、孛老、卜儿、俫儿等①。在这些角色中，以正末、正旦居于主导地位，杂剧中的唱主要由这两个角色担任。杂剧的表演形式由"曲"（即唱）、宾白（人物间对话为宾），一人独白为白，相当于现在戏曲的"念"、科泛（舞蹈动作，即"做打"）三部分组成。一般以唱为主，也有的以"科泛"为主，即以武打为主，如《三英战吕布》。这样戏剧武功得到了迅速提高，有各种觔斗、抢背、扑旗、摔打、上高台、徒手搏斗及持戒厮杀等。演员化装，除穿着不同角色的服装外，面部造型有"涂面"（即面部化装）和面具两类。涂面包括素面、花面、重彩、勾脸、变脸等多种。

素面，即俊扮，主要用于正面人物的化装，在自然脸型上适当加以美化，通过描眉（或长或短、或粗或细、或浓或淡、或高挑、或下弯），粉脸（搽粉，面颊涂红，或根据角色年龄涂■或粉绿等色），涂唇（除涂红外，还可视角色身份改变口型，或大或小，或方或圆，或笑口，或恶口），画须。花面，即丑扮，多用于滑稽或反面人物的化装。视角色身份不同，或青或紫、或墨或白、或花花绿绿。

重彩，为色彩浓重的整脸化装，以突出人物的某种性格。

勾脸，即代脸谱。脸谱对突出人物性格至关重要，等于是在一张蛋形平面塑造人物肖像，自由余地大。

变脸，就是用变脸色来强调人物情绪的变化，类似于今天川剧的变脸，不过元杂剧的变脸还不能当场变，而是进后台改扮后再上场。这样，面具就比化装来得方便了。

面具，又称假面，历代宫廷乐舞和民间杂戏都要使用。主要用于神头鬼面一类奇异、怪诞形象的装扮。在《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穿关"中记载有各种面具三十多种，其中神鬼面具有五色鬼头、百眼鬼头、雷公头、夜叉头等；动物面具有水卒头、虎头、鹿头、猿头、鹤头、蛟头、蛇头、癞头、鼋头、虾蟆头等。这些面具大多带有狰狞恐怖气氛。曾经风行于宫廷内外的四大天王、十六天魔等歌舞，便有不少狰狞恐怖的面具，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下令禁止，"十六天魔休唱者，。。四大天王休装扮者，骷髅头休穿戴者。"但直至元顺帝时，宫廷仍在演十六天魔舞，可能是因为宫廷乐舞不受任何限制。

舞台道具、服装，元称舞台道具为"砌末"，即小物件的意思。为烘托剧情，增强表演的形象性和真实感，已普遍使用小道具，如灯、刀枪剑戟等各种武器，刑具：枷锁、杖、板、棍等；酒具：酒幌、酒碗、扇子、竹马、伞车、笏及日常用具等。杂剧已有比较丰富的"行头"，服装、盔头、靴、

①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下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549　页。髯口等等。从元代壁画看，元杂剧已有舞台布景，是画在布上、演出时挂在背景大幕上，起到渲染舞台气氛的作用。舞台使用布景，西汉时已很流行，张衡《西京赋》已有详尽的描述，唐宋舞台是否有布景，因缺乏材料，不敢确说，估计应是有的。

（6）杂剧理论著作我们今天对元杂剧的了解和研究，主要得益于元人的几部著作。

燕南芝庵的《唱论》燕南芝庵，真实姓名及其生平事迹，已不得而知，燕南指北京以南，是作者的籍里；芝庵当是他的别号。但他所著的《唱论》，却成为千古不朽的名作。这是一部最早论述北曲声乐的专著。全文2000　字，主题明确突出，论述精当。

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周德清（1277-1365年），字日湛，号挺斋，江西高安人。生平事迹不详，仅知他是一位"工乐府，善音律"的词曲家。活动于元代前期。《中原音韵》系根据元曲作品以北方话语音进行写作和演唱的实际，对元曲所用声韵进行总结，做出规范。将字韵分成19　个韵部，将字声分成平、上、去三声，其中平声字又分阴平、阳平，取消入声字，而将入声字分别派入平、上、去三声，实际形成阴、阳、上、去四声。这是中国音韵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著作，对研究北方语言的变迁，对我们今天研读元杂剧，都具有指导意义。另外，作者在《正语作词起例》中，具体分析一些汉字的声时，例举了元曲的335　个曲牌名，无意中为我们提供了元曲资料。此书不仅受到戏剧界重视，也得到语言学家们的重视。

钟嗣成的《录鬼簿》钟嗣成（约1279-1360年间），字继先，号丑斋，河南开封人，后移居杭州。曾数次参加科举，未如愿。后专心写作。作杂剧《蟠桃会》、《钱神论》等七部，文集若干，均佚。《录鬼簿》作于至顺元年（1330年），是中国第一部戏曲剧目专著，专门记载了元代152　名戏曲（包括部分散曲）作家的生平简历和457　种元杂剧剧本名目。依杂剧散曲作家的社会地位和时代先后，分七类：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方今名公；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已死才人不相知者；方今才人不相知者；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对有元一代重要杂剧、元曲作家名号、籍贯、作品尽行收录，作品下加小注，对作者有简短评介，眉目清晰。书前有序言，说明此书主旨："今因暇日，缅怀古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艺，俱有可录，岁月縻久，湮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弔以乐章，使水寒乎冰，青胜于蓝，则有幸矣。名之曰《录鬼簿》。嗟乎！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得以传远，余有何幸焉！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余有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噉蛤蜊，别与知味者道。"书后有结语，说明立传标准，总之，此书是后人了解研究元杂剧的最系统的第一手资料。

夏庭芝的《青楼集》夏庭芝，字伯和，号雪蓑，江苏华亭人。生平事迹不详，是元末明初的散曲作家。《青楼集》是一部专门记述元代演员艺术生涯的著作。全书记述了几个大城市的120　名青楼女子的艺术生涯，此外还涉及到男演员三十余人，戏曲作家、诗人及"名公士夫"等五十余人的事迹。2。散曲（1）散曲与杂剧之别对元代散曲，尚有乐谱流传到现在的，有：北套曲（全套）　29　套，计199　曲北套曲（残套）　121　套，计264　曲北小令85　曲南套曲（残套）　7　套，计20　曲南小令3　曲南集曲1　曲南北合套（全）　1　套，计12　曲南北合套（残）　3　套，计5　曲＿＿＿＿＿＿＿＿＿＿＿＿＿＿＿＿＿＿＿＿＿＿＿＿＿＿＿＿＿＿＿＿＿＿合计161　套589　曲比起杂剧来，散曲内容较窄，传播面也较窄，主要是在上层和文人学士间流传。散曲一般不涉及故事情节，内容比较单纯，因之可长可短，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杂剧连套一本四折；散曲很少用联套，偶然用到，也不一定符合四折的形式。杂剧由曲、宾白、科泛三者组成；散曲则只有曲而无宾白和科泛。杂剧演出，歌唱、语言、动作三者并用，伴奏乐器除丝竹乐器外，还要用锣鼓。散曲只有清唱，伴奏只用丝竹乐器。在表演场合，杂剧主要在舞台上，散曲则在宴会上，在私人家里。二者的观众有多少和文野之别。

（2）散曲的价值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理论界对散曲的评价过低，是不恰当的。散曲曲牌保留较多，有些曲牌，今天在杂剧中已找不到它的乐谱，却可以从散曲中找到。散曲的音乐，在艺术手法方面，亦有可借鉴之处，因为它的加工较细腻。古代理论家在讨论《南北曲》的技术理论问题时，大多引用散曲为例，也反映了它的价值。

3。南戏（1）南戏的起落南戏产生于北宋，在元代仍继续流行，但在元初不被重视，甚至受歧视。随着时间的推移，杂剧在一步步走下坡路，而南戏在逐渐兴盛，而且产生了不朽的名作。南戏剧本，完整保存至今的有16　种，在戏曲文献中存有片段曲文的，有119　种，仅留下剧本名目的，33　种。《录鬼簿》曾提到四位《南戏》作者：沈和甫，钱塘人。能辞翰，善谈谑。天性风流，兼明音律。以南北词调合腔，自和甫始。

范居中，号冰壶，杭州人。。。有乐府南北腔行于世。

萧德祥，名天瑞，杭州人。。。有南戏文。

董君瑞，冀州人。隐语、乐府，多传江南。《录鬼簿》的作者钟嗣成，是大梁（今开封）人，他所著录的，主要是《杂剧》作家，对《南戏》作者只是顺便提及，不可能全面。但这里透露了一个信息，南北词调合腔成为元中期戏曲的发展趋势，徐渭《南词叙录》曾云："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音谐，不是简化字葉）宫调，故士大夫罕有留意者。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辙，一时靡然成风，宋词遂绝，而《南戏》亦衰。顺帝朝（1333-1368年），忽又亲南而疏北，作者蝟兴，语多鄙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也。"尽管南戏遭到元统治者的压制，但因它有较深厚的群众基础，元代中期以后，在吸收北《杂剧》长处的基础上，得到迅速发展。明人郁蓝生《曲品》在分析《杂剧》和《南戏》（传奇）的关系时指出："金元创名杂剧，国初演作传奇：杂剧北音，传奇南调。杂剧折惟四，唱止一人；传奇折数多，唱必匀派（即每人都有唱）。杂剧但摭一事颠末，其境促；传奇备述一人始终，其味长。无杂剧则孰开传奇之门，非传奇则未畅杂剧之趣也。传奇既盛，杂剧寖絃衰。北里之管絃，播而不远；南方之鼓吹，簇而弥喧。"（2）南戏的代表作南戏代表作，就是被称为元代"四大传奇"的《荆》、《刘》、《拜》、《杀》。传之数百年而不衰。

《荆》是《荆钗记》，作者不详，一说元柯丹邱作，即画家柯九思。此剧歌颂王十朋和钱玉莲坚贞不渝的爱情。钱玉莲鄙弃富豪孙汝权的求婚，宁肯嫁给以荆钗为娉的穷书生王十朋。后来王十朋考中状元，因拒绝丞相逼婚，被发往荒僻的地方任职。孙汝权借机篡改王十朋的家书为"休书"，哄骗玉莲；钱玉莲的后母逼她改嫁，玉莲不从，投河遇救。经过种种曲折，二人终于团圆。当然，剧情与史实不符。

《刘》是《白兔记》，作者不详。题材来自民间传说，受到金《刘知远诸宫调》一定的影响。内容叙述李文奎家佣工刘知远，因聪明能干，李断定他日后定会发迹，便将女儿三娘许配给他，李文奎死后，刘知远因不堪三娘兄嫂欺辱，被迫离家投军，又在岳节度使家入赘，后因屡立战功升任九州安抚使。李三娘在家也倍受哥嫂折磨，在磨房生下"咬脐郎"，托人送到军中抚养。16年后，咬脐郎出外打猎，追踪白兔，在井边与母亲相会，全家得以团圆。

《拜》是《拜月亭》，亦名《幽闺记》，相传元施惠作。题材源于民间故事传说，描写秀才蒋世隆和兵部尚书之女王瑞兰在兵荒马乱中，彼此同情，互相帮助，产生爱情。王父王镇和番归来之后，拒不承认这门亲事，强行将女儿带走。后来蒋世隆得中武状元，王镇不知，误被招入赘，小夫妻始得团圆。拜月是蒋世隆与王瑞兰被拆散后，瑞兰在花园亭下拜月为蒋祷告的一折，因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故被用作剧目。

《杀》是《杀狗记》或《杀狗劝夫》，传为徐■作。徐活动在元末明初，浙江淳安人，明洪武初年曾被征召，但他不肯出仕。此剧描写富豪子弟孙华与市井无赖柳龙卿、胡子传交往，把同胞兄弟孙荣赶出家门。孙华的妻子杨月贞屡劝不听，便杀了一条狗，伪装成死尸放在门外，孙华深夜归来，大惊，急忙去找他的狐朋狗友柳龙卿、胡子传，二人推脱不管。其弟孙荣却不记前恨，帮他把"尸首"埋掉，使孙华深受感动，于是兄弟重新和好。

这四出传奇，故事都比较曲折，人物性格都在矛盾冲突中得到体现，有血有肉，真实可信。故八百年来常演不衰，在民间广为流传。

六、建筑元代建筑，就其文化渊源来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文化，一是漠北各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自己的草原文化，其中也部分地吸收了西域乃至被蒙古铁蹄征服过的、欧洲和伊斯兰文化。多元文化的兼容并包，使元代建筑呈现出奇异的状态，产生了许多新的建筑形式。集中反映在都城建筑中，民居则变化不大。

元代建筑，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元大都。它是自唐代长安城之后的又一次规模巨大、规划完整的都城，是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国际交往的中心城市之一。其次，上都及和林，也是规模宏伟的大城市，曾一度非常繁荣。现分别简介如下：（一）和林和林，蒙古国都城。元朝为岭北行省治所，全称哈喇和林。明初，北元政权据以为都，后废。故址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杭爱省厄尔德尼召北。据《元史·地理志一》载："岭北等处行中书省统和宁路总管府。和宁路上。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喇和林河，因以名城。太祖十五年，定河北诸郡建都于此。太宗乙未年（1235年）城和林，作万安宫。丁酉-1237年，治伽坚荼寒殿，去和林城三十余里。"城南北约4　里，东西约2　里，大汗住所万安宫在其西南隅，有宫墙环绕，周约2　里。据1254年到和林访问的法国使臣鲁布鲁乞记述："城内有两个居民区，一为回回区，内有市场；一为汉人区，居民尽是工匠。此外尚有许多官员邸宅以及12　所佛寺道观，2　所清真寺，1　所基督教堂。由于蒙古国的强盛，和林成为当时世界著名的城市，各国国王、使臣、教士、商人来访者甚多。"①从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有关"合罕的宫室和驻地"的记录和鲁布鲁乞《东游记》所载，可知和林城的施工匠人主要是汉人，还有从伊斯兰各地送来的匠人。城内建筑极为豪华，供皇帝专用的御殿座落在巨大的花园中央，御殿左右还有为他的兄弟、诸子和秃儿合黑准备的房屋。这些房屋的墙上绘有图画。在夏季为使皇帝避暑，在山中还专门修造了一座契丹帐殿，帐殿的墙是用格子木制成的，而它的顶篷用的是织金料子，同时整个复以白毡；这个地方叫昔拉斡尔朵②。帐殿座落在山间，织金顶篷闪闪发光，洁白的帐身，与山坳间绿色的植物、暗褐的石崖、湛蓝的天空，形成对比，格外醒目，艺术效果颇佳。

在宫殿里边，还有法国巴黎的一位威廉师傅专门制造的一棵大银树，做为专门供宫廷饮料用的。这棵大银树的"根部有四只银狮子，每只狮子咀里有一根管子，喷出白色的马奶。在树干里面有四根管子通到树顶上，管子的末端向下弯曲，每一根管子上面，有一条镀金的蛇，蛇的尾巴盘绕在树干上。这四根管子中，一根流出匍萄酒，另一根流出哈喇忽迷思（即澄清了的马奶），另一根流出boal（即蜂蜜酒），另一根流出米酒，称为tcrracina。在每一根管子下面，即在树的根部，在四只狮子中间，有四个银盒，准备各自承接一种饮料。在树顶上，他制造了一个地穴，地穴里可容一个人躲藏，有一根

①　参见鲁不鲁乞《东游记》第30　章，《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元史》。②　《世界征服者史》，第277-279　页。

管子从地穴里经过树干中心通到天使那里。最初他制造了几个风箱，但是风箱发出的风力不够强。在宫殿外面，有一个房间，房间里贮藏着各种饮料，仆人们站在那里，准备着当他们听到天使吹喇叭时，就把饮料倒出来。这棵银树有银制的树枝、树叶和果子。"

"当饮料快完时，主膳官就向天使喊叫，要他吹喇叭，这时躲在地穴的人听到喊叫，便使出全身气力吹那根通到天使那里的管子，天使就把喇叭放到嘴上，吹得很响。当房间里的仆人们听到喇叭声时，每一个人就把他照管的饮料倒入专用的管子里，这些饮料顺着管子流到树顶上，然后又从上面流下来，流到准备承接这几种饮料的银盒里。于是司膳们就汲取这些饮料，拿到宫殿各处，供男女贵族们饮用。"①无疑这棵银树是当时高超的工艺品，它会给宫廷生活增添许多乐趣。

在和林城内，基督教堂相当大，并且相当华丽，全部天花板都蒙着丝与金线交织起来的绸料。那时，那里有一大群基督教徒--匈牙利人、阿兰人、小斡罗思人、谷儿只人、阿美尼亚人--所有这些人，都是被元军俘虏来的。他们在那里吃圣餐，作弥撒。为了装饰教堂，威廉师傅"按照法兰西的式样，雕刻了一尊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并在神龛周围的百叶窗上做了一个银圣饼盒，把盒子的两边熟练地做成若干小间隔，把基督的身体放在盒子里，基督的遗物放在这些间隔里。他又在一辆车上布置了一个小礼拜堂，礼拜堂外面画着圣像故事，非常美丽。"①这大概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关基督教圣像艺术的最早记录了。

随着元政权的兴衰变迁，和林的地位也有变化，中统元年（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城继位，其幼弟阿里不哥则据和林地区自立为大汗。二年冬，忽必烈军打败阿里不哥，占领和林。四年，忽必烈升开平为上都，次年又升燕京为中都（后改称大都），蒙古国政治中心移至漠南汉地。和林城仅置宣慰司都元帅府。大德十一年（1307年）设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简称和林行省或和林省）。统辖北边诸地，并置和林路，为行省治所。皇庆元年（1312年）改为岭北行中书省（简称岭北行省或岭北省），和林改为和宁路。和林虽失去都城地位，仍为漠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元朝以大臣镇守，遣重兵防卫，于重地开垦屯田，建仓廪，立学校。

明洪武三年（1370年），元顺帝妥懽贴睦尔死于应昌，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退居和林，仍用元称号，史称北元。后由于屡遭明军进攻，加上蒙古贵族内讧，北元政权衰落，和林遂逐渐被抛弃、荒芜。

14世纪，帖木儿在位期间，国势还相当强盛，和林亦相当繁荣。而且有新的兴造，欧洲仍有不少国家派遣使节来和林。西班牙公使克拉维约出使蒙古时，详细记载了那里的一切，他记述正在兴建的行宫："次日为星期五，又承引导参观一座正在建筑中的行宫。此宫之修建已近20年。宫门高大，入内则见两庑廊皆镶砌金碧色之琉璃，两边各有客厅一所，满地皆铺以蓝色瓷砖。厅内专为接待觐见帖木儿者暂息之用。庑廊尽处，迎面一座屏门，屏门后面是一座大方台，四面围以华丽的栏杆。台上用云石墁地，中央辟有水池。走过这座长约300　步之高台后，抵第二道宫门，入内，宫门两厢壁上亦镶有金碧色之琉璃，迎面壁上绘有太阳及狮子图徽；同时在其他各墙壁或栏杆之上绘有同样之图画或徽武。据谓太阳及狮子图为旧日撒马尔罕

①　鲁布鲁乞：《东游记》，第30　章。

①　鲁布鲁乞：《东游记》。

大汗之徽志。此宫之前半部，可推断为旧日所建；后半部是帖木儿年所建，我们由遗存的前代大汉的图徽上，可以证明此点。

按帖木儿的图徽为一方框内，排列三圆环，其中形式如下：■。此徽的含意，是表示帖木儿已占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土地。图徽不仅铸在钱币上，并且绘在各种建筑物上，所以到处可见此徽。由此可以推断开石城内之行宫绝非由帖木儿所始建。。。进入第二道宫门后，迎面为一座四方形大殿，此殿系专为延见臣属及使者之处。殿内四壁镶砌金碧色琉璃，天花板上装点有金星，殿后宫门衙署之多，不可胜数。房顶皆复有耀目之琉璃瓦。。其富丽堂皇以及匠心经营之技巧，虽使巴黎之有经验负盛名之技师来此一赏此宫之壮丽，亦将惊服不止焉。

再前至帖木儿之内宫参观，此处建筑之华丽，可以叹为观止矣。无论墙壁地面或是天花板，皆费尽心思，争奇斗胜。现下仍有若干工匠在施工。帖木儿与诸宗王、太子等会食的大厅，其地方极为宽敞，而设备讲究。厅后即为大花园，园内栽有浓荫蔽日及果实累累之树木。树木种于小溪两旁，溪内有喷泉。花园面积广大，足可供许多人游玩休息之用。""御花园之中央，有十字形之寝宫一所，宫内之陈设布置，自极富丽。壁上悬有名贵之地毡，宫内正面三间，皆为寝宫。有绣花之门帘悬于门口。门帘高约一人身长，其宽有三人之壁长。宫内之床上，铺有绣花裀褥，帖木儿常宿于此间。宫内四壁悬以丝幔，颜色取玫瑰色，其上有锦绣及宝石珍珠之属。天花板上悬有绿绦带，微风入室，绿涤飘荡，使宫门增加无限美趣。寝宫之入门处，有上罩挂帘之屏障一座，其帘悬在一根緾有绿线之棍上。其宫之两厢，其陈设亦大致如此。地面上皆铺有薄席及地毡。宫门之前，十字口上，放置金质长桌两张，桌为纯金所制，其长约5　尺。桌上陈设纯金酒壶7　把。其中之两把，镶有珠宝，并以颜色鲜艳而有两指宽之红宝石为里。"①从克拉维约的记载中，可见和林宫殿之豪华。

（二）上　都上都，即元代的夏都。遗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20　公里闪电河北岸。元宪宗五年（1255年），忽必烈受蒙哥之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桓州以东，滦水（今闪电河）以北，兴建新城，名为开平府，作为藩邸。1259年，忽必烈在开平继位大汗。中统四年（1263年），升开平府为上都，以取代蒙古国都和林。后因定都大都（今北京），而将上都改为避暑的夏都，形成两都制的格局。每年四月元朝皇帝便去上都避暑，八九月秋凉返回大都。皇帝在上都期间，政府都司、都分司相从，以处理重要政务。皇帝除在这里狩猎行乐外，蒙古诸王贵族的朝会（忽里台）和传统的祭祀活动都在这里举行①。

上都是一座具有汉式宫殿楼阁和草原毡帐风格的新兴城市。其景物风习，在元朝文士的吟咏中多有记述。王恽形容上都周围的环境："开平府盖圣上龙飞之地，岁丙辰（1256年）始建都城，龙岗蟠其阴，滦河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都东北不十里有大松林，异鸟群集，曰察必鹘者，盖产于此。山有木，水有鱼，盐货狼籍，畜牧繁息，大供居民食用。"②上都与大都有三条大道相通，上都的建筑极为豪华，据当时经常出入于

①　《克拉维约东使记》。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元史》。

②　《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一，《中堂纪事上》。

上都的马可·波罗记述："这是当今皇帝忽必烈大汗建立的都城。他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宫殿，是用大理石和各种美丽的石料建成的。设计精巧，建筑优美，豪华壮丽，令人叹为观止。这座宫殿的全部殿堂和宫室都镏上金，装饰得金碧辉煌。宫殿一面朝城内，另一面朝城墙；宫殿的每一边都有宫墙围绕，包围着附近的一块方圆25　公里的平原。除从皇宫通过外，别无其他路径可以进入这块平原。这是一座御花园，。。园中有一片葱绿的小树林，他在林中修建了一间御亭，亭内有许多龙柱，裱上金箔。每根柱上盘着一条龙，龙头向上承接着飞檐，龙爪向左右伸张，龙尾向下垂着，龙身上也裱上金箔。屋顶和其他部分是用竹制成的，油漆得很好，可以防潮。所用的竹子直径约3　掌尺，长达18　米，劈成两半，削去竹节，便成了水槽，一仰一扑地铺在亭子顶上。但为了防止大风刮翻屋顶，每片竹的两端都绑在亭子的檩条上。亭子的每一方，和天幕一样，有200　条牢固的丝绳系着。。。御亭的全部设计精巧玲珑，每一件都可以分拆，转移并且重新组装，一切都可以按大汗的意志为转移。"上都城遗址，于20世纪70年代被发掘。城墙基本完好，城内外建筑遗迹和街道布局依稀可见。从现存遗址和有关文献看，上都皇城在全城东南，城墙夯土外砌砖石，东西各二门，南北各一门，每面墙长1400　米。皇城正中偏北是宫城，东北角是华严寺，西北角是乾元寺，东南和西南二角亦各有一座庙宇。宫城城墙夯土外包以青砖，东西宽570　米，南北长620　米，东西南三面有门。城内宫殿建筑各自成群，互不对称，有泉池穿涌其间，园林特色十分明显。皇城宫城四角均设有角楼。外城全系黄色夯土，东墙和南墙都由皇城的东墙、南墙接出。外城西、北二面各长2200　米，东、南二面至皇城东北、西南二角，各长800　米。外城北开二门，南开一门。西南原有二门，元代后期毁一存一。外城南部为一般建筑区。北部地势较高，自成一区，是当时养花木、禽兽，供统治者玩赏的御园。东、西、南三郊各有长600　到1000米的街道，与城门相连，组成了很大的关厢区。北郊则有很多寺庙、宫观等建筑。上都城内建筑曾极为繁华壮丽，后毁于兵火。

上都建筑，无论从布局和建筑本身看，既有汉族建筑特点，又有蒙族建筑成分。

（三）元　大　都元大都（今北京），是元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国际交往的中心城市之一。许多外国人看后都惊叹不止。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1254-1324年）随父来中国传教，从1275年至1292年的17年间，一直在元朝供职，他的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大都渡过的。他对大都的建筑十分熟悉。经后人整理的《马可·波罗游记》详细记载了当时大都的建筑布局和皇宫的豪华："首先，是一个用城墙和深沟环绕着的广场，广场每边长13　公里，中央有一个大门，是各处来的人进出之所。这个围墙四边各有一宽1.6　公里的开阔地带，作为军队屯驻地。紧接着又是第二道墙，围着纵横10　公里的广场。南北两面各有三个门，中央一门比两旁的宏大。这道门除皇帝出入之外，长年关闭不开，两旁的边门则终日开着，以便常人出入。在第二道围墙的中央，有一排宏伟壮丽的建筑物，共有8　个，是皇家军需库。在整个围墙内，又套有另一个围墙，城墙极厚，整整高达7　米6，城垛和矮墙全是白色。这样又构成一个周长6　公里半的方场，方场各边长1.6　公里。和上述方场一样，南北两方各有三道门，内中也同样设置8　个大建筑物，作为皇帝藏衣室。各城墙之间种着许多美丽的树木，还有草场，饲养着各种野兽，如大鹿、麝、小鹿、黄鹿和同一类其他动物。每边城墙之间，如果没有其他建筑物，也按这种规划布置。

在这6　公里半的围场里，耸立着大汗巍峨的宫殿，其宽广的程度，前所未闻。这座皇宫从北城一直延到南城，中间只留下一个空院，作为贵人和禁卫军往来的通道。房屋只有一层，但屋顶高耸。屋基或者说平台砌得高出地面约七尺。周围有一堵大理石砌成的围墙，约两步宽。这墙也作为一种平台，从外面可以看见平台上面经过的人。城墙外边装有美丽的柱墩和栏杆，允许人们往来接近。大殿和房间的各方都饰以雕刻和镏金的龙，各种飞禽走兽、武士雕像以及战争艺术品，屋顶和梁上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琳琅满目。皇宫的边有一大段大理石砌成的石阶，人们可以由平台拾阶而上到围绕皇宫的大理石围墙，凡是要走进皇宫的人，都必须通过这道白石围墙。

皇宫大殿，宏伟壮丽，气势轩昂，能容纳一大群人在这里举行宴会，宫中林立着许多不相连续的建筑物，设计合理，布局相宜，非常美丽。建筑术的巧夺天工，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屋顶的外边饰以各种颜色，如红、绿、蓝、紫，十分坚固，足以经受漫长岁月的考验。窗上玻璃的位置，也极为精致，尤如透明的水晶。

在皇帝居住的雄伟皇宫对面，有一座宫殿，它无论从哪一面看都和正宫一样，这是皇太子真金的住所。。。离皇宫不远的北面，距围墙约一箭远的地方，有一座人造的假山，山高整整100　步，四周长约1.6　公里，山上栽着美丽的长青树。

山顶上耸立着一个装饰别有风味的亭子，亭身全部绿色，青山、翠树、绿亭，浑然一体，形成一幅赏心悦目的园林奇景。在皇宫北面的地区，同样在该管辖范围之内，有一个宽阔深邃的人工湖，构造十分精密。"

该书又记载，在大都还建造一座"大都新城"。

"新城的整体约正方形，范围38　公里，周围环绕着土建的城墙，城底宽约10　步，向上递减，顶宽不超过3　步，所有的城垛都是白色，全城的设计都用直线规划，大体上所有街道都是笔直走向，直达城根。一个人若登城站到城门上，朝正前方远望，便可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城内公共街道两侧，有各种各样的货摊，配合全城居民建房的土地，也是四方形的，而且彼此整整齐齐排列在一条直线上，。。整个城区按四方形布局，如同一块棋盘。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四周的城墙共开12　个城门，每边3　个。每个城门的三端以及两门相隔的中间，都有一个漂亮的建筑物，即箭楼。所以每边共有5座这样的建筑。。。新都的中央，耸立着一座高楼，上面悬着一口大钟，每夜鸣钟报时。"以上是马可·波罗凭直观印象记录下来的，不十分准确。大都并非正方形，而是南北长于东西的长方形。大都的城门也不是12　道，而是11　道。分别为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文明门、丽正门、顺城门、平则门、和义门、肃清门、健德门、安贞门。

据元人陶宗仪《缀耕录·宫阙制度》和明肖洵《故宫遗录》记载及解放后实地勘察，可以推断元大都的布局是：城的平面接近方形，南北长7400米，东西宽6650　米。北面2　门，东西南三面各3　门，城外绕以护城河，皇城在大都南部中央，皇城的南部偏东为宫城，城中的主要干道都通向城门，主要干道之间有纵横交错的街巷、寺庙、衙署和商店；住宅分布在街巷之间，全城分为60　个坊，但所谓坊，只是行政管理单位，不是汉唐那样的封闭式的里坊了，中心台为全城的中心点。钟鼓楼西北的日坊一带是当时漕运的终点，也是繁华的商业区，再往北建筑就比较少了。大都的规划者是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

元朝的宫殿是大都城中的主要建筑，皇城中包括三组宫殿和太液池（今北海），池西侧的南部是太后居住的御苑。皇城正门承天门外有石桥与棂星门，再南，御街两侧建长廊，称千岁廊，直指都城的正门丽正门，与宋汴梁和金中都宫城前的布局相似。皇城的东西两侧建有太庙和社稷坛。这是继承《考工记》的"左祖右社"的布局方法。

宫城有前后左右4　座门，四角并建有角楼，宫城内有以大明殿、延春殿为主的两组宫殿，这两组宫殿的主要建筑都建在全城的南北轴线上，其他殿堂则建在这条轴线的两侧，构成左右对称的布局。这与上都、和林已明显不同。元朝的主要宫殿多由前后两组宫殿组成，每组各有独立的院落。而每一组殿又分前后两部分：中间用穿廊连为工字形殿，前为朝会部分，后为居住部分，而殿后又往往建有香阁，这是继承宋建筑的布局形式。

大都的宫殿建筑穷奢极侈，使用了许多贵重材料，如紫枟、楠木和各种色彩的琉璃等。在装饰方面，主要宫殿用方柱，涂以红色并绘金龙，墙壁上挂毡毯和毛皮丝顶帷幕等，这是由于他们仍然保持着游牧生活习惯，同时也是受到喇嘛教建筑和伊斯兰教建筑的影响。壁画雕刻也有很多喇嘛教的题材和风格，宫城内还有盝顶殿及畏吾尔殿、棕毛殿等，是以前宫殿建筑所没有的。城墙、城垛都刷成白色，体现了蒙古人尚白的审美习惯。据《蒙古秘史》卷八载："成吉思汗既平毡壁之百姓（指牧民），寅年（1260年）聚会于斡难河源，建九斿之白纛，奉成吉思合罕以号焉。"可见创立蒙古国的成吉思汗是在白旗之下告天称帝的。白色之高贵可想而知。又据《蒙兀儿史记》卷48《耶律楚材传》："楚材言，上新继位，愿无污白道子，从之。"屠寄注云："碑云国俗尚白，以白为吉故也。"又现存永乐宫壁画中重阳殿壁画，房顶屋壁成白色，也体现了蒙古人尚白的习惯。

总之，元大都的建筑，总体布局是按照汉式建筑设计的，而室内装饰、色彩搭配等方面又明显地体现了蒙古族的审美习尚。

（四）宗教建筑元代宗教建筑，原本十分发达，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祭祀建筑遍布全国，可惜多已毁于兵火，留下来的寥寥无几。今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是元代佛教建筑的重要遗迹，建筑采用传统的布局方法。河北曲阳北岳庙德宁殿和位于广胜寺的水神殿系另外一种类型，殿前庭院很大，供当时公共集会和露天看戏之用。中国戏曲在元代有很大发展，许多公共建筑正对着大殿建造戏台，成为元朝以来祭祀建筑特有的形式。为了适应戏曲表演的需要，戏台平面尺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水神殿壁画所表现的，戏台没有固定的前后台的分隔，演出时中间挂幔帐，以区隔前后。到明清时，戏曲进一步发展，舞台乐器增多，戏台才分出前后台和左右伴奏的地方。水神殿现存的戏台，曾经后代改造，已不同于元代原有的形式了。

山西永济永乐宫（现迁芮城）是元代道教的典型建筑。也是当时全真教派的一个重要据点。原来规模很大，部分建筑已毁，现存中央部分的主要建筑--无极门、三清殿、纯阳殿和重阳殿，都是元代建筑。从现存部分建筑总体布局看，仅在一条北向的轴线上排列着主要建筑，不设东西配殿或周围廊屋，打破了传统习惯。它们在建筑结构和形制上，不仅继承了宋、金时代的某些传统，而且大胆地作了某些革新和创造，给明代建筑技术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是我国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实物例证。①喇嘛教建筑。喇嘛教，是佛教中发展于西藏的一个支派，由于得到元统治者提倡和支持，西藏宗教首领被封为法王，政权和宗教密切结合起来，从而喇嘛教发展很快。西藏的萨迦寺和日喀则的夏鲁万护府是典型实例。内地的喇嘛教建筑遗存，有北京白塔寺的白塔，这是公元1271年由阿尼哥设计的大圣寿万安寺塔（明代称妙应寺塔）。塔建在T　形台座上，台上建平面亞字形须弥座二重，其上以硕大的莲瓣承托平面圆形而上肩略宽的塔身。塔高50.86　米，全部砖造，刷成白色，塔各部分的比例十分匀称，虽然塔身未用雕饰，但轮廓雄浑，气势磅礴，是喇嘛塔中杰出的创作。塔建成后，白塔寺声名远播，为大都首屈一指的大寺，元朝皇帝曾多次临此，而且成为"百官习仪之所。"（《顺天府志》）此外，还有北京居庸关内镇的云台、大都崇福寺（今北京护国寺）及广西桂林、江苏镇江等地的部分建筑遗迹。

伊斯兰教建筑。中国境内的伊斯兰教建筑，一部分采用中亚的形式，如新疆霍城的吐鲁克玛札。但元代出现以汉族传统的建筑布局和结构为基础，结合伊斯兰教特有的功能要求，创造出中国的伊斯兰教建筑形式。这些建筑虽经后代重修，可是现存明代初期修建的北京、杭州、西安等地的清真寺，无论整体布局或单座建筑的处理，都已相当完整。不难推测这种新型建筑在元代已经形成了。

（五）蒙古族的毡帐建筑蒙古族的毡帐建筑，值得特别提出来加以介绍，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元代以及明清时代的土木石建筑式样。毡帐建筑，材料轻便，拆装省时省力，适合游牧民族流动迁徙的需要。贵族的毡帐建筑（斡儿朵），材料讲究，造型美观，除实用外，还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当时出访元朝或在元朝供职的外国人，无不对蒙古贵族的斡儿朵发出赞叹。

在元朝任职的伊朗志费尼，著有《世界征服者史》一书，详细记述了他所经历的一切，在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志费尼，1226年出生于波斯的志费因省。他的祖辈历仕塞勒术克朝和花剌子模朝，相继任"撒希伯底万"（财政大臣）的职位。其父巴哈丁在蒙古统治时期，实际上担任呼罗珊·祃桚答而的"撒希伯底万"。志费尼本人在二十岁前已开始为蒙古政府服务，不久成为蒙古人派驻乌浒水以西诸省长官阿儿浑的秘书。阿尔浑几次入朝哈剌和林都带领志费尼同行。正是在他们第三次哈剌和林之行中，志费尼应友人之请，开始撰写《世界征服者史》，该书所记，起自成吉思汗，止于旭烈兀平阿杀辛人的阿拉模忒诸堡。因其成书早，资料详实可靠，向为治史者所重视。1283年3月5日，志费尼一家因蒙古贵族内部争权受累被杀，享年57　岁。

《世界征服者史》，对蒙古族的生活习惯也有详尽的描述。从他的记述可以看到蒙哥汗的大丞相牙老瓦赤的毡帐，豪华气派，极为讲究，书中写道："那一天，酒宴是在大丞相牙老瓦赤用华丽的织料制成的帐殿中举行，它类似绿色圆屋顶和一个最高苍穹的雏形，因剌绣丰美和色彩绚丽，其图案看来是如灯火闪耀的天空，或者是如珍珠般撒开的花园。帐幕的地面铺着五颜六

①　杜仙洲《永乐宫建筑》，《文物》1963年第8　期。

色的地毯，看似长满种种芳草如紫罗兰、洋苏花和黄水仙的草地，没有人在这之前建立过那种形状和式样的营幕，或者设计过如此精致形式的帐殿。内部像伊拉木园，外部大方美观。当宴席重整，他们的欢乐超过了一切限度时，从四方响起了这支歌：哈！曼殊利亚的图画啊，你是一座花园和一座宫殿，或者是真主送入凡尘的天堂。

否，我不愿把你看成是在人间，你是不属于这尘世的，因为尘世损减寿命，而你，不像这人世，却延寿益年。

15世纪初，西班牙人克拉维约奉西班牙国王之命来到中亚撒马尔罕觐见帖木儿大帝，后将其沿途所见有关军事、政治、文化、宗教以及风土人情记载下来，写成《克拉维约东使记》一书，其中第13　章《撒马尔罕》详细记述了北元蒙古毡帐建筑，足资参考。

"10月10日，帖木儿在大营内设宴，邀我们前往参加。是日，帖木儿各位夫人及其亲属、王子、皇孙、各军将领、鞑靼族宗王等，皆来■会。及抵大营，见郊外各方，皆立有极壮丽之帐幕，大体沿着来夫珊河两岸而建立，其雄伟与壮观，使人惊叹不止。各帐幕间相距很近，多数帐幕则连在一起，内部一切，皆敞露在外。

行至帖木儿汗帐之前，导引之人领我们至一蔽荫处稍息。此种荫凉之处，系以绣各色花纹之材料接成，棚之四角，以线系住同样之棚幕，遍于园内各角落。面前一座高大而有四角者为汗帐。汗帐之高约3　根支柱高，自帐之一端至彼端之长度有300　步。帐顶作戍楼式，帐之四周，由12　根巨柱撑起，柱上涂以金碧之色。所谓12　根柱者，系指专撑住四角者而言。至于其中，则另有四根立于帐中间。每根巨柱，皆由三截凑成，但其凑合极为严谨，望之与一完整者无异。倘须装卸，移动之时则有形如大车之木台搭来方能卸下，每根柱头穿过帐顶，露于帐外。帐内靠近四壁，隔出甬道，每面之甬道，分隔成四厢，共用较细之支柱24　根支撑，总计全帐内用大小支柱36　根支撑，由500　根绳索系住帐角。汗帐之内，四壁饰以红色彩绸，鲜艳美丽，并于其上加有金锦。帐之四隅，各陈设巨鹰一只。汗帐外壁复以白、绿、黄各色锦缎，帐顶之四角有新月银徽，插在铜球之上；另有类似望楼之设施，高出帐顶，有软梯悬挂其下，可以自此爬出。在平日，各望楼皆用绸盖住。据谓望楼乃预备修理帐顶时，供工人上下之用，万一有烈风将汗帐之任何一部吹坏，或支柱发生倾斜等事，工人们则由软梯爬出望楼，加以修整。汗帐之形势高巍，自远而望，俨然一座堡垒。帐内之华美，自然超异寻常。地铺以地毡，设有御座一张，其上复以褥三四条。帖木儿即坐此御座之上以接见臣属及外来使臣。御座左方，有较低之宝座一张，上亦铺以地毡。再往左更低处，又有御位一张。

汗帐之四面，围以丝锦，其色不一，上画墙砖形，墙头开有垛口。帐内每边之长，不下三四百米，其高等于骑马之人。正面辟有大门，上挂缎幕；门幕虽大，但随时可以閤闭。门楼位于门口之上，装饰亦华美。此处为帐幕之司阍所居之处，人称之为打帘楼。汉帐之旁，建有一座极讲究之圆形帐。此帐之支柱，细似枪杆，穿过帐顶，露于帐外，四角由支柱搭起顶阁，支柱皆用绳索绊于木橛之上，以保持帐幕之平衡。其能使帐幕平稳，而丝毫不动之技巧，确有令人钦服之处。圆形帐之四周，由红布围成，虽不甚美观，不过柱头上镶有银顶，其大小类乎胡萝卜；银顶上镶有各色宝石，光滑耀目。帐后插有绣旗一列，微风吹动，飘飘扬杨，蔚为壮观。圆形帐之幕门高大，经常关闭，轻易不开。帐幕之上，挂有门帘。。。另一座院落之中央，建有高大帐幕一座，其高度及内部陈设与前述者相类似。由红绫幔围其四周支帐之巨柱，亦由三截所凑成。帐顶上按置张口两翼之银色巨鹰一只，对面数尺以外，在帐角处，有银色小鸟三只，有惧巨鹰之捕捉，振翼欲飞之神态，头部转向巨鹰而望，巨鹰亦作撄捕小鸟之势，所以银鹰及小鸟做工皆极精巧，栩栩如生。帐顶上之此种装饰，似有深意。。。帐幕之第二道门，极其高大，骑士可以乘马出入。门上镶有银板，入门后两旁悬有碧色之金板，板上镂刻之精细，谓之鞑靼斯坦或西班牙境内所制，殊不能令人置信。最可注意者，帐内之两扇银板，上有圣保罗之像及圣皮耳儿（schpigcy）之像。据云，此帐系自布鲁撒所得来之鹵获品。帖木儿入布鲁撒时，将苏丹白牙即的之内库打开，并此帐幕携来。

帐幕之中央，置有巨柜，其上放置酒盏及盘碟之属。柜高四尺，约及于人之胸部，其上之雕饰，极为华丽，大粒珍珠、宝石镶嵌在四周。柜之盖上，镶有大如核桃之宝石。大夫人所用之银盏，皆贮此柜内，饮盏系纯金所制，外镶珠宝，或上嵌绿色翡翠。巨柜对面，有一高桌，金制而带珠宝镶嵌。其旁陈列金制大树一珠，其高及于一人身长。树枝上满结红宝石、绿翡翠、玛瑙及钻石等。果石与树枝之间，尚有金鸟栖止其上，或振翼欲飞，或适飞落枝上。树身后，立有银屏风一方。银屏上，乃一幅绘满花卉之图画。帐幕一角落上，亦挂有画一幅，其边角皆以细锦裱好。"

毡帐建筑系由原始窝棚演变升华而来，是游牧民族特有的建筑形式，可称为流动的房屋，它集中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审美习惯。随着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发展，生活日益提高，审美趣味发生变化，毡帐建筑由简单的功利目的--居住，上升为实用与审美双重要求，甚至以审美为主导。材料的选择、构筑方式、装饰形式等，都注意吸收汉族建筑以及外国建筑的长处，以软材料加以体现，这是蒙古族人民成功的创造。

七、工艺美术（一）工艺美术地位的提高蒙古族入主中国，上层统治者的审美理想、爱好，均与宋代有所不同。

元对外交通空前扩大，文化交往频繁，贸易往来亦不乏其人，迎来了不少新主顧。在交往过程中，互通有无，元不断吸收外来艺术的影响。工艺美术方面出现了许多新技术，增加了新品种、新式样。

元统治者对工艺技艺有特殊的兴趣，元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有时把全城人杀光，惟独不杀医、巫、金银工、画塑匠、瓦木工等技艺人。有时还专门抢掠工匠。如1262年7月蒙古军攻占毛夕里城（在今埃及境内），残留的城民被杀光，一部分工匠被掳走，结果毛夕里城一个活人也没有留下。又如1259年蒙古军攻占叙利亚大马士革，该城堡被征服了，许多工匠被俘。对哈里木堡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围攻，最后旭烈兀下令将他们一下子连同妇女、孩子都杀光，只有一个亚美尼亚金银工匠得以幸免。有不少人谎称自己会某种手艺而免遭杀身之祸。某人被俘时怀揣一把菜刀，谎称会做菜而得以活命。统治者不仅爱好工艺美术，有的还亲自学习各种手工艺技术，以了解其中的甘苦。如合赞汗对各种技艺，如珠宝加工、打铁、细木工、彩绘、铸造、镟光等手艺，没有一行不比所有的行家更为精通。他还亲自制作并教给其他人。至于所有技艺中最难学的炼金术，他都非常感兴趣，并在短时间内熟悉了它们的内容。他说自己精通这些技术的目的，是想了解其中所含的那些精细、纯正的技艺，并不打算运用那些技艺，因为知识的完善在于不停地运动，在于从一件事向另一件事顺利地发展。当然，像合赞汗这样既喜爱、又精通的上层人士，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只是喜爱。①由于统治者对工艺美术特别重视，元代手工艺、艺人身价之高是空前的，如雕塑家阿尼哥、刘元得到皇家特殊礼遇，封官并给以特权，何澄、王振鹏因献界画而受到重用，李士行因献上一张自己画的《大明宫图》而得到五品官的报偿。当然，这些人受重用，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如出身官宦之家，有人荐举等等。另外，在统治者心目中，书画也是一种技艺，无形中又降低了书画的身价。元文宗、元顺帝重视书画，他们做皇帝期间成立的"奎章阁"、"宣文阁"等专门鉴藏书画的机构，汇聚了一大批修养高深的书画家和学者，委以重任，鉴别、品评宫内收藏，对保存祖国文物，发展书画艺术，保护艺术人才，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当然，这与当初喜欢手工艺已有本质的不同。（二）主要手工艺门类及成就1。管理手工艺的机构元政府设置了各种管理手工工艺的机构。有关金银器制造则设立了"行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金银器盒提举司"、"上都金银器局"等机构。分官执掌，为官府督办所需金银饰品。常见的如金银酒器、碗、盘、瓮、腰带、马鞍、印、金衣等。金银饰品常被用作礼品恩赐给臣属。但绝少用作外贸（外贸直接用金银块）。元政府不准民间随便使用金银器，明令规定"瓷

①　波斯特：《史集》，第335　页。

器上不准描金"。

元代金银工匠虽然制造了许多精美的装饰品，但绝大多数金银工匠的名字都没有流传下来。目前知道的元代闻名全国的四大银工，是嘉西魏塘的朱碧山、平江（今苏州）的谢君余、谢君和、松江的唐俊卿。其中朱碧山的个别作品流传至今。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白银龙槎，就出自朱氏之手。此槎白银铸胎，经雕刻而成。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七载《朱碧山银槎歌孙少宰席上赋》，赋文曰：高堂宴客客未醉，主人爱客期开颜。

羽觞玉爵讵足算，劝我凿落重三锾。

槎枒老树几千岁，霜皮崩剥枝柯删。

阴崖自遭鬼斧劈，积雨暗齧苔纹斑。

寻源之使出想像，高踞两膝顶秃鬝。

观其傲岸意独得，仿佛归自明河湾。

流传河畔逢织女，所恨尚少双烟■。

刳中乡衡入其腹，未解刀削何由弯。

传之四座叫奇绝，有如白鸟飞翾翾。

细看款识刻至正，问谁为此朱碧山。

良工名盛心亦苦，顾兹母乃经营艰。

主人博搜金石文，向我更话天历间。

丹丘先生爱奇古，命制芝菌如初攀。

当时虞揭相献酢，是物亦得流人寰。

自从闯贼躏燕市，大掠金帛仍西还。

纷纷入肆寻锻冶，否亦道半委榛菅。

闻之不觉三叹息，可怜双觯今成鳏。

吾乡艺事多绝伦，奇巧不数古输班。

张铜黄钖近乃出，未若此老技最娴。

赋中提到银槎上有"至正"年款题识，制作年代很清楚。原本是一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后失落了一只，至今下落不明，万幸的有一只流传至今。

同书还记载，朱碧山作过一件《鼠吃田瓜觥》《朱碧山鼠吃田瓜觥铭》云：瓜蔓生瓜蒂结，相鼠有齿瓜上吃。碧山一老技称绝，鱼钥收兽锦裹沽之哉；曰不可。蒙古族一向喜爱金银饰品，而且有加工制造金银饰品的传统。大元帝国最兴盛的时期，横行世界，所向披靡，有机会掠夺更多的金银财宝。阿拉伯世界盛产金银、宝石，蒙古铁蹄踏进伊朗、叙利亚、埃及，获得了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如旭烈兀攻占了"报达"之后，哈里发宫中六百年积累的金银财宝全归他了。据《吏集》记载，1258年2月15日，旭烈兀汗骑马进城巡视哈里发宫廷。他下令把哈里发叫了来，说道："你是主人，我们是客人，把你那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告诉我们。"哈里发明白这话的意思，害怕得发抖，竟想不起库房的钥匙在哪里了。他吩咐砸坏几把锁，献上两千件长袍，一万第纳尔和若干件饰有宝石、珍珠的稀罕珍物。旭烈兀追问宝物藏在哪里？哈里承认宫的中央有一个装满金子的冰池。掘开后，发现其中装满了赤金。简言之，在六百年间聚集起来的一切东西，像群山般地堆积在汗帐周围。

伊斯兰世界，素以锻制金银器、宝石器闻名于世，显示出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像古铁骑俘虏当地的金银工匠，强令为蒙古贵族服务，客观上也向中国人传达了金银饰品的新技术，为金银饰品的大量流行，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条件。朱碧山制作的龙槎乃是供上层用的酒器，但雕饰奇丽，一老树槎枒下，一长者正捧书而读，人物神态活现面前，将实用、工艺装饰及雕刻多种功能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2。瓷器瓷器，由于蒙古族生活流动不定，瓷器不便搬运，易碎，所以一贯不大受欢迎。元统治者甚至说瓷器是无用的东西，他们日常生活中也不大使用瓷器。因此，元政府并不大重视瓷器的生产，只设立"浮梁磁局"掌管其事，秩正九品，至正十五年立，掌烧造磁（瓷）器，并漆造马尾■笠帽等事。皇帝对臣属恩赐财物，瓷器从未被列入品目。足见瓷器社会地位的冷落，统治者不重视，限制就较松，从另方面来看，民间瓷器生产倒可以自由发展。元代瓷器生产仍以兴盛于宋代的景德镇为全国瓷业中心。其产品不仅供国内市场需要，而且大量畅销国外。青花、釉里红、红釉、蓝釉等新品种，拓宽了瓷器釉下彩及色彩装饰的新途径。元政府规定瓷器上不准描金，故艺人们多在瓷器釉下彩及色釉等方面下功夫，形成一种朴素美。专供上层统治者使用的白瓷。胎薄洁净，质地细腻，有的呈半透明状。但白瓷流传很少，描金瓷器则更少。

青花，是元代瓷器中最富盛名的品种，享誉中外。对其起源，目前尚有争议，但对元青花已走向全面成熟这一点的认识是一致的。元与东南亚及非洲沿海诸国贸易过程中，青花是主要出口品之一。

元青花瓷器，胎质呈豆青色，淡雅清爽，上绘以蓝色或红色人物，花卉或动物图案，又增加了华美。瓷器的装饰手法，元以前以刻花、划花和印花为主，元代开始以彩绘为主了。青花瓷器的烧制成功，是中国制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青花瓷的优点，一是它的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窑内气氛对它影响较小，烧成范围较宽，呈色稳定。二是青花为釉下彩，纹饰永不退色。三是青花的原料是含钴的天然矿物，我国云南、浙江、江西都有出产，也可以从国外进口，有充裕的原料可供使用。四是青花瓷器的白地蓝花，有明净、素雅之感，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五是具有实用美观的特点，深受国内外人们的欢迎，有广大的销售市场，便于大规模生产。

青花釉里红，集中了雕、绘、镂等多种技法，使瓷器成为综合性的艺术品。1964年在河北保定出口了一件青花釉里红雕花盖罐，在浑厚的器体上，综合使用了彩绘、雕刻、镂、堆、贴多种技法，以蓝、红两种色彩表现，在菱形开光内，用镂堆法突出了红花、蓝叶四季园景的主题装饰，配以雄狮盖钮，使器物显得古朴典雅，是元代瓷器中少见的艺术珍品。

1979年9月，在江西丰城县发现了元代纪年釉里红瓷器，为解放后考古发掘中所仅见。计有塔式四灵盖罐1　件、楼阁式瓷仓1　件、瓷俑2　件。这4件器物，釉色均呈影青，用青花和釉里红彩饰，或用青料书写文字，釉质光泽温润，瓷胎洁白细腻，器物造型别致，雕刻及装饰手法技艺精湛。

解放后在元大都旧址出土过数件元青花瓷，有的水平相当高。如"1961年在北京德胜门外出土了元青花大盖罐，通高66　厘米、口径25.3　厘米、腹径47　厘米，器身通体作十三瓣棱形，上覆荷叶式盖，盖钮上画垂云纹，下画仰莲。盖顶与盖钮结合处饰两层莲花瓣，与花心状的钮构成一个莲花整体，花瓣之外有几朵垂云纹，盖面主题为折枝花卉，盖边环以卷草花纹。器身口沿以回纹图案作边，下饰如意垂云纹，再下分别饰以莲瓣纹、朵云纹和垂云纹，垂云纹间饰以菊花，器身主体部分以不同种类的花卉作图案，花卉根部饰以山石，器身下部饰以覆莲，覆莲内部分别填以花卉及四叶菊花，两莲中间以回纹带相隔，底足周环以卷草纹。装饰繁缛，但色调统一。

影青瓷观音像，神态安祥，比例匀称，瓷色温润，也是一件艺术价值比较高的作品。青花凤首扁壶、青花带托碗，双凤罐等作品，也都是元瓷器中的上品。

3。雕漆工艺雕漆工艺在元代也有较大发展，此项工艺始于唐，至元代达到高峰，《髹饰录》云："剔红即雕红漆也。髹层之厚薄，朱色之明暗，雕镂之精粗，亦甚有巧拙，唐制多仰板刻平锦朱色，雕法古拙可赏；复有陷地黄锦者，宋元之制，藏锋清楚，隐起圆滑，纤细精致。"其制作方法是：先在漆胎上层层髹漆，达到一定厚度，始刻花纹，根据漆色不同和纹饰特点，可分为剔红、剔黄、剔彩、彩犀等多种。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雕漆实物是元代的。元雕漆以"藏锋清楚，隐起圆滑"为其特征。

元代有名的雕漆匠师留传下来的有张成、张茂，二张乃嘉兴府西塘杨汇人，活动在元朝末期。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两件雕漆剔红，就出自二张之手。一件以花卉为题材的作品，均用黄漆作底，雕朱漆花纹。另一件以山水、人物为题材的作品，用三种不同的锦纹作底，象征性地表示天、地、水的特点，以衬托各种景物。刀法娴熟，藏锋清楚。对后代雕漆工艺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元代还有一位姓黄的髹工亦颇出名，可惜名字已佚。揭曼硕在《赠髹者黄生》一诗中，高度赞扬了他高超的技艺：髹饰肇有虞，太朴已雕刓\。纷纷百代下，巧密何多端。黄金间毫发，文螺错烂斑。竹树冠台殿，祥云随凤鸾。五米被床几，岂独匜与盘。坐使圭壁暗，所好移所覩。黄氏枟良工，出入三十年。驰誉必名流，迎致皆上官。美贾一朝起，群工那敢班。艺绝城足贵，古道何由还①。

元代髹器工匠处于社会底层，不被重视，很少有人记载他们的事迹，许多髹器工匠的名字都被埋没了。

4。织绣工艺元代织绣工艺是最具有特色的，成就也最显著，其中尤以织金锦缎、纳石失最为突出。传统丝织业继续发展，棉、毛织品迅速普及，为我国纺织工业开辟了新的道路。尤其是棉织品，由于价钱便宜，便于加工，逐渐成为广大人民的穿用之物。元政府和地方纺织部门，每年生产大量的丝、棉织品，不仅供国内市场需要，而且大量出口。仅《岛夷志》一书所记元对外贸易的纺织品就有：花布、小印花布、五色布、红绢、诸色绢、狗迹绢（一种有金花的丝织品）、龙锦、建宁锦（宋置建宁府，元升为路，即福建）、缎锦、草金缎（草谓皂色，草金锻疑为织金花之皂色缎）、丹山锦（疑为山丹锦之误。谓红百合花，即海东所谓织有百合花之锦）、山红绢（织有映山红之绢）、

①　《揭文公安集》卷四。

青丝布、青缎、土红布、水绫、五色缎、五色绢、麻逸布、五色缎、锦缎、红丝布、八丹布，苏杭五色缎、南北丝、土绢、毡毯、绫、罗、匹帛等，花色繁多，美不胜收。

织金锦缎是元代纺织业中的新工艺，它的特点是在丝织物上加织金银线，其中的纳石失最为宝贵。纳石失一词源于阿拉伯语hcciaj。《元史·舆服志》云："纳石失，金锦也。"虞集解释纳石失的作法是"缕皮傅金为织文者也。"纳石失给人的感觉是花满地少，金光灿烂耀眼夺目。它的名目很多，如纳赤思、纳克实、纳阇亦、纳奇锡等等，这多是对阿拉伯语"织金锦"音译不同所致。

元政府对织金锦缎的生产十分重视，国家生产除设专局外，还设有"别失八里局"，掌管织造领袖纳石失等缎。又置"纳石失、毛缎二局"，集中弘州荨麻二处金绮工业生产织金缎。纳石失成为上层统治者庆典大宴及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装饰品。他们穿、盖用纳石失，赏赐功臣用纳石失、酬答外宾用纳石失，甚至送葬也用纳石失。天子冕服中之"玉环绶，制以纳石失（金锦也），上有三小玉环，下有青丝织网。"①天子在内庭大宴时所穿的礼服有若干等，冬服11　等，夏服12　等，而服纳石失算是最高级的。

以纳石失为贵重礼物赏赐臣属及外宾，在元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出使蒙古记·东游记》：1254年1月13日，蒙哥汗接见法兰西修士鲁布鲁乞，王后便以纳石失为礼品相赠并讬他转赠一份给法兰西国王。另外《马可·波罗游记》、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等书，也多处记载纳石失。

皇帝丧葬用纳石失，更足以说明它的珍贵。陶宗仪《辍耕录》卷三十《金灵马》云："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本，中分为二，刳削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貉皮袄、皮帽，其靴韈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碗楪匙筯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毡，青丝纳石失为帘，覆棺亦以纳石失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石失，谓之金灵马。"在新疆乌鲁木齐南郊盐湖元代墓中，曾出土过两块纳石失。

比纳石失略低一等的"只孙衣"，也被看得极为贵重。贵臣们见饗于天子时则服之，其特点是"贯大珠以饰其肩背膺间，首服亦如之。"①有时皇帝也用它来赏赐臣属。忽必烈灭南宋，宋主■投降之日，忽必烈封他为瀛国公，并赐银鼠、青鼠只孙二十袭。

元织绣、刺绣工艺也相当发达。杨瑀《山居新语》记载："至元四年，太后命将作院官，以紫绒金线、翠羽、孔雀翎织一衣段，赐伯颜太师，其值计一千三百锭。可谓之服妖矣。"1975年，山东邹县元代李裕墓出土了几件元刺绣衣服，这是传世和出土的元代完整刺绣衣物中罕见的。这些刺绣具有典型的鲁绣特点，绣工能根据不同的内容和要求，采取多种灵活的绣法，针线细密，整齐匀称。所绣人物、花鸟等形象真实生动。

当时在皇族中还流行织绣肖像的活动，费工费钱，技术性要求极强。"成宗皇帝大德十一年（1307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阴历），勅丞相脱脱、平章坚帖木儿等，成宗皇帝贞慈静懿皇后御影，依大天寿万宁寺内御容织之。南木罕太子及妃、晋王及妃，依帐殿内所画小影织之。""至治三年（1323年）

①　《无史·舆服制》。

①　《辍耕录》卷三○，《只孙宴服》。

十二月十一日（阴历），太傅朵■、左丞善生、院使明理董阿，进呈太皇太后、英宗皇帝御容。。画毕复织之。"（元代画塑记）织一张像往往需要几年时间，织法类似缂丝，又有区别，比缂丝更细腻，更真实。

元代棉织业大发展，大普及，产量迅速增加，花色品种也明显增多，这与黄道婆改进棉纺技术有直接关系。我国元代以前的棉纺业，主要靠手工，"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其子，线弦竹弓置按间，振掉成剂，厥工甚艰。"自黄道婆从崖州（今广东崖县），先在他的家乡松江一带传授，"教以作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①这些先进技术的迅速传播，大大推进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棉织品不仅在国内迅速普及，而且成为国际市场的畅销货。

毛织品。蒙古族原活动于漠北，天气寒冷，多风沙，故毡罽作为御寒之物有更多的优越性。蒙古贵族入主中国之后，毛织工艺一方面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又与汉族和西域的纺织技术相结合，发展很快，手法多种多样，颜色丰富多彩，即有白、青、黑、粉青、红、肉红、深红、黄、柳黄、赤黄、柿黄、绿、明绿、银褐等。蒙古帐幕尤其是贵族帐幕，集中体现了毛织工艺的先进水平。《鲁布鲁乞东游记》载："他们的帐幕以一个用交错的棍棒（这些棍棒以同样的材料制成）做成了圆形骨架作为基础，这些棍棒在顶端汇合成一个小圆圈，从这个小圆圈向上伸出一个象烟囱一样的东西，他们以白毡覆盖在骨架上面，有常常在毛毡上面涂以石灰或白粘土的骨粉，使之更为洁白。有的时候他们也把毛毡涂黑。覆盖在烟囱周围的毛毡，他们施以各式各样的美丽的图画，在门口，他们也悬挂着多种颜色的图案的毛毡；他们把着色的毛毡缝在其他毛毡上，制成葡萄藤、树、鸟、兽等各种图案。"

①　《辍耕录》卷二十四，《黄道婆》。

八、美术理论与对外美术交流（一）美术理论元代美术理论无唐宋时期的鸿篇巨制，多散见于文人、画家的诗文集或题跋中。但论述的方面更为广泛，涉猎的问题更为深入。

1。神为本、形为末-形神论自北宋苏轼（1037-1101年）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之后，宋元画家多强调神似，而把形似看为"画家末事"。刘敏中说："凡画神为本，形似其末也。本胜而末足，犹不失为画。苟善其末而失其本，非画矣。二者必兼得而后可以尽其妙。"①汤垕提出观画六法："先观气韵，次观笔意、骨法、位置、傅染，然后形似，此六法也。若看山水、梅兰枯木、奇石、墨花、墨禽，游戏翰墨，高人胜士寄兴写意者，慎不可以形似求之。先观天真，次观笔意，相对忘笔墨之迹，方为得趣。"②观画六法的提出，至关重要，它树起了一面品评绘画的新的旗帜，重神似、轻形似；重主观、轻客观，是"不求形似"的具体化。宋人虽已提出类似的见解，但不如元人说得具体而明确。有元一代，不仅画家这样强调，一般文人也这样鼓吹，成为元代画论的主导倾向。王恽说："讬物寓意，不徒模写形似。"吴海说："画以兴趣、韵度、精神为佳。""前代画山水，至二米而其法大变，盖意过于形，苏子瞻所谓得其理者。"傅与砺说："吾闻善书若善画，画之妙者，岂徒以形哉？"方回说："善书画意不画像，妙在讬兴无声诗。"

元人的形神论，源于他们对艺术的社会功能的理解。唐宋正统文论多强调"文以载道"，"劝善惩恶"的社会作用。元人则强调"遣兴抒怀"、"聊以自娱"的作用。他们认为道与艺不可分，"文道无界限"。"道与艺一也。""言非文不行，道非文不载，二者本一途，谁作彼此界？"他们大多把艺术看作是抒发主观的工具，"余之竹，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惟发之真者不泯，惟遇之神者必传，惟悠然得于人心者必传而不朽。""取用非工到，精神在意传。道心少终日，物我趣忘年。"并非画家的王恽也说："然所以孜孜于此者，特遣兴适怀，写吾胸中之丘壑尔。"程钜夫指出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数十年来，士大夫以标致自高，以文雅相尚，无意乎事功之实。文儒轻介胄，高科厌州县，清流恥钱穀，滔滔晋清谈之风，颓靡坏烂。"程钜夫所指出的情况，在南宋末已严重存在着，元灭南宋，中原易主，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了，因为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处于无权和受歧视地位，他们不愿为异族统治者服务，强调抒发主观，就很自然了。这是特殊的政治经济生活所造成的。从艺术发展本身来说，宋人过分强调形似，以真为尚，有碍于文人笔墨技巧的充分发挥，元文人画家努力改变这种情况，因此产生与宋人不同的艺术主张和作法。

2。诗书画关系论"诗画同体，书画道无二致"

①　《中庵集》卷十六。

②　《画鉴·论画》。

诗书画相结合，乃是元代画家普遍采用的艺术形式，它使文人画更加完美，也是元代画家的一大创造。杨维桢说："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纳山川草木之秀，描写于有声者，非画乎？览山川草木之秀，叙述于无声者，非诗乎？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必知诗。由其道无二致也。"又云："书盛于晋，画盛于唐宋，书与画一耳。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①元释英《答画者问诗》亦云："要识诗真趣，如君画一同。机超罔象外，妙在不言中。"②诗画关系，唐代以来的文人多有论述，欧阳修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圣俞）诗写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③苏轼诗云："味摩诘（王维）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在唐代，诗书画全能的画家并不只是王维一人，薛稷、郑虔、张璪等诗书画全能，但因王维的诗书画更适合文人画家的口味，所以把他说成诗书画兼能的代表。宋晁补之（无咎）说："右丞（王维）妙于诗，故画意有余。"刘士鏻加以发挥说："余谓右丞精于画，故诗态精工。钟伯敬有云："画者有烟云养其胸中，此是性情文章之助。""（《王右丞集》附录引《刘士鏻文致》）

诗与画本来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画通过直观形象打动观者，而诗则诉诸文字诱发读者想象。画面是静止的，诗可以是流动的。画表现事物直观、具体、真实，便于领略，但要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能选取瞬间的静止状态。诗则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写事物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发展变化，古今中外，天上地下，人物鸟兽、花草树木，放笔写去，自由驰骋，其容量比画大得多。但看不见摸不着。如能将二者结合起来，会相得益彰，诗借画显，画借诗发。东坡云："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晁补之《鸡肋集》）。元代文人对诗画功能差别理解得更深入，方回有云："文士有数千言不能尽者，一画手能以数笔尽之。诗人于物象极力模写或不能尽，丹青者流邂逅涂抹辄出其上，岂非精妙入神而后是耶！"

元代诗书画结合的艺术形式之所以被普遍采用，有它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宋元以来，文人画家多不善人物，喜借山水、花鸟抒发胸怀。山水、花鸟传达思想比较隐晦，一般人不大容易理解其中的奥秘，画中题诗书款往往能收到点题和生发的作用。

书画关系，由于中国书画工具相同，用笔用腕有不少共同之处，二者早已结下不解之缘。又因为文人画家都善书法，都强调笔情墨趣，故对二者的相通之处鼓吹不遗余力，不免片面。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首倡"书画同体"、"用笔同法"说，他的理由是，书画均起源于象形（其实象形字不是绘画，而是表现事物的符号，只是早期的象形字与画无严格界限），当远古之时，"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他又根据书画家用笔有共同之处，说明书画用笔同法。历代文人对张氏的理论几乎异口赞服，郭若虚说："画衣纹、林木用笔全类于书。"韩拙曰："书本画也，画先而书次之。""有书无以见其形，有画不能见其言，存形莫善于画，载言莫善于书，书画

①　《东维子集》卷十一。

②　《白云集》卷四。

③　《韻语阳秋》卷十四。

异名而一揆也。"元代画家书画用笔同法这一点，说得更具体，柯九思云："凡踢枝用书法为之"，"写竹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金钗股、屋漏痕之遗意。"在柯之前，赵孟頫\也早说过："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书法与画法在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但二者毕竟是不同的艺术门类，各有不可互相代替的特点，如果把它们混同起来，甚至以书法代替画法，抹杀绘画本身的特点，片面强调书法趣味，不把主要精力放到绘画内容的选择、技法探寻、形象塑造、构图经营、意境瞑索等等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不利于绘画发展的。两宋以前，许多名画家如顾恺之、阎立本、李思训、王维、吴道子、张萱、周昉、荆浩、关同、董源、巨然、范宽、许道宁、郭熙、崔白、张择端、李唐、马远、夏圭、梁楷等人的作品，千古不朽。他们并不特别强调书法趣味，而是运用笔墨真实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挖掘大自然之美，给人以启迪。可见作品的成败关键不在有没有书法趣味。绘画作为造型艺术，应以塑造完美的艺术形象，充实画面内容，探索完美的艺术形式为主要目标，书法趣味只是形式因素的一个方面。当然，作为中国画家，具备扎实的书法功力也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仅可以使画家作画时得心应手，笔墨本身也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给人以更丰富的审美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倪瓒、柯九思等一大批元代文人画家，做出了巨大贡献，把文人画推向成熟阶段。

3。托物寓意托物寓君子之德--梅兰竹菊画论画家画梅兰竹菊及其它花卉，都不是自然主义地照抄对象，而是"托物寓意"借自然物象某些属性，抒发个人情怀，寓意人的品格。"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如以松喻人之刚正不阿，以竹喻人之节操持正，以梅喻人之高洁坚贞，以兰喻人之孤芳自赏，以菊喻人之不畏艰难等等。元吴海说："兰有三善，国香一也，幽居二也，不以无人而不芳三也。夫国香则美至矣，幽居则蕲于人薄矣，不以无人而不芳则守固而存益深矣。三者君子之德具焉。"画四君子题材，寓君子之德，是作者主观付予的，自然物象本身并没有这种含意，所以是借物寓意。"托物寓意于岁寒三友之间者，不徒模写形似，俾自得之趣，冠时人而名后世也。"①张之翰说得更透彻，"人梅何关系？义理相贯徹"，"人道竹似贤，我道贤似竹；竹非贤不清，贤非竹亦俗。惟有两相值，然后清意足。""有时要披玩，胸中罗列千琅玕\，有时要题咏，笔头风雨秋风寒，不然竹与君兮何相干？"元代四君子题材作品风行，使花鸟画内涵更为丰富了。

4。水墨画论"墨有墨外之色"--水墨画论的提出，可能是因为元代水墨画特盛，使得画家们审美理想发生转变。至元代，中国水墨画已经流行了数百年，积累了不少经验，人们对水墨画的欣赏渐渐习惯，这也是元代水墨画盛行的原因之一。郝经《静华君墨竹赋》（君姓张氏，行台公之女，元遗山之姨侄，总管乔君之妻也）云：

①　《秋涧集》卷四一。

甚哉，物色之有异也，不为丹青，不为丽缛，不为泉石，不为卉木。墨于用而形与竹，开太古之元关，写灵台之幽独。储秀润于掌握，贮冰霜于肺腹，足乎心而不待于目，备乎理而不备于物，合于神而不苟于俗。盖达者之有天趣，而以贞节为寓也。若一叶一节施涂粉泽，舒焉而缀雪，以规规之形似，幸他人之目悦，是俚恶之效颦，恶足知吾物色之说？竹有竹外之形，墨有墨外之色，故与可（文同）有成竹之论，坡仙（苏东坡）有心识之诀，而■频（苏辙）谓解牛■轮，心手俱灭，而后至乎超绝。讵庸陋固滞者得侧其列也。"这里提出了心与目、理与物、神与俗等几对矛盾，作者强调心、理、神，作者的思想（心）不能满足于表面所见（目），而要表现出事物的内在规律（理），生机（神），不是机械地描摹物象，表现要合于作者的理想，而不是简单地迎合俗人之见。如果画竹一节一叶的照抄真竹的颜色、描摹外形，无异乎东施效颦，根本抓不到事物的本质。

元刘静修《题米元章（云烟叠嶂图）》诗云：烟影天机灭没边，谁从毫末出清妍；画家也有清谈弊，到处南华一嗒然（南华指庄子，道家称庄子为南华真人）。赞扬米芾的水墨山水。

方回描写水墨的效果颇为生动，《题戚子云五台山图》诗曰："不浓不淡烟中树，如有如无雨外山。尺素展看空想象，何由身著画图间。"

元代文人中也有不赞成水墨画的，冯子振《题米敷（楚山清晓图）》诗云："冥冥濛濛方寸天，不知所以然而然，无根老槎湿风烟，霾云懵懂栖苍玄。晴窗开卷作三叫，看来米家神气少。浓兰涂墨幻东西，污我潇湘山色晓。"5。"内游"说、"逸气"说等典型理论元代不少文人对艺术提出新的理论，发前人所未发。重要的有：郝经（公元1223-1275年）字伯常，泽州陵川人。对文艺提出"内游"

的美学观点，所谓内游即指画家本人的主体修养及对社会人生的感悟。他专门写过一篇"内游"，对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但过分强调自身修养而轻视社会实践。前人赞赏司马迁《史记》，同时赞扬司马迁为了写好《史记》遍游古迹，亲自调查研究的精神，郝经却认为"故欲学迁之游，而求助于外者，曷亦内游乎？身不离衽席之上，而游于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上，岂区区于足迹之余，观赏之末者所能也？持心御气，明正精一，游于内而不滞于内，应于外而不逐于外。"广泛研习儒家经典，领悟儒家治世经验，做人的道德规范等等，"如是则吾之卓尔之道，浩然之气，厥乎与天地一，固不待于山川之助也。彼堕山乔岳，高则高矣，于吾道何有？长江大河，盛则盛矣，于吾气何有？故曰欲游乎外者，必游乎内。"

钱选提出"士气"说。"赵孟頫\问画道于钱舜举，何以称士气？钱曰："隶体耳。画史（指画工）能辨之，即可无翼而飞，不尔便落邪道，愈工愈远；然又有关捩，要得无求于世，不以赞毁挠怀。""按，隶体指外行，北京土话叫"隶把头"。士气是文人画的最大特色，文人画家为什么自称外行？这是针对专职画家和民间画工说的，为了使自己与之相区别。文人画家忌讳别人把自己看成"画家"，因为画家作画都是图利的，言利便俗。画家作画是受人役使的，受人役使便有失人格。文人画家自视清高，只把作画当作聊以自娱的手段，并非混饭的职业，无求于世，任性写去，不以别人的赞毁而动摇。可见士气说的核心，仍在强调作者的独立人格，艺术不受他人和金钱所左右。

吴镇提出"适兴"说。他在一幅画的跋文里写道："墨戏之作，盖士大夫诗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与夫评画者流，大有寥廓，尝观陈简斋墨梅诗云："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此真知画者也。"把作画兴趣提到重要位置，则作画功利、物象形似等客观方面自然退居次要地位，"写竹之真，初似墨戏，然陶写性情，终胜别用心也。"（《梅道人遗墨》）。说到底，"适兴说"仍是在强调作者主观的能动作用。

汤垕提出"写意说"。汤垕是元代前期的书画鉴赏家、史论家。元代称画为写，已成为时代风气，这是因为元代文人画家几乎无人不兼善书法，书法趣味己是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汤垕对这种绘画现实给以总结归纳，提出"写意"的理论，"画梅谓之写梅，画竹谓之写竹，画兰谓之写兰，何哉？盖花卉之至清，画者当以意写之，初不在形似耳。"看来写意问题仍是形神关系问题。"高人胜士寄兴写意者，慎不可以形似求之。"把写意与写形作为一对矛盾来论述，汤垕表述的最明确。

倪瓒提出"逸气说"。"余之竹，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但不知以中视为何物耳。"①其实逸气说的本质仍是强调主观感情的抒发。总括上述诸家之谈，亦无不是轻视客观而强调主观。6。画史、画论著作（1）周密《云烟过眼录》周密（1232-1298年），字公谨，号草窗，弁阳老人、啸翁。先世济南人，流寓吴兴，南宋末官义乌令，宋亡不仕。该书记其亲眼所见宋以前的书法、名画，古器物。历史价值较高。

周密《思陵书画记》，记南宋高宗朝装潢书画格式、所需材料及印识标题的格式，至为详明。从叙言看，书中原有画史方面的重要史料，今本已不见。可见现存该书并非全貌。现存《齐东野语》（中华书局新标点本）卷六《绍兴内府书画式》即今本《思陵书画记》。

（2）汤垕《画鉴》分画鉴和画论两部分。画鉴采三国曹不兴、晋卫协、顾恺之、六朝陆探微、展子虔、唐阎立本、王维、吴道子、周昉、李思训、曹霸、韦偃、韩干、戴嵩、陈闳、边鸾、尉迟乙僧、杨庭光、裴宽、张璪、翟琰、周古言、张萱、王洽、汤子昇、卢鸿、范长寿、孙位、五代、荆浩、陆滉、左礼、韩虬、关令、董源、周文矩、徐熙、唐忠祚、李升、牛戬、支仲元、顾德谦、胡瓌、阮郜、黄筌、卫贤、胡翼、贯休、郭乾晖、郝澄、陆瑾、厉归真、张符、曹仲元、孙曼卿、僧傅古、袁曦、宋武宗元、李成、范宽、郭熙、许道宁、王诜、李公麟、王端、武岳、王士元、赵干、王齐翰、易元吉、燕文贵、裴文院、孙太古、赵佶、郓王、张敦礼、文同、苏轼、米芾、赵大年、刘泾、周怡、崔白、程坦、马和之、杨补之、汤叔雅、赵孟坚、牧溪、廉布、徐友、毕少董、陈琳、金王庭筠、杨秘监、任询、金显宗、元龚开、赵孟頫\。外国高昌、高丽。就其中一部分作品，从气韵、笔墨技巧等方面指出真伪优劣，开辟了以艺术风格鉴别作品真伪的新方法。

"画论"部分集中论述鉴藏名画的方法及其得失。不乏精辟见解，如观

①　《清閟阁全集》卷九。

画六法、形神关系等等。

今存《画鉴》一书，已非全貌，系经后人删补而成。作者汤垕，字君载，号采真子。世居江苏山阳县（今淮安县），祖父孝信，移居京口（今镇江）。《画鉴》"序言"云："采真子妙于考古，在京师时与古今鉴书博士柯敬仲论画，遂著此书。用意精到，悉有据依，惜乎尚多疏略，乃为删补，编次成帙，名曰画鉴。后有高识，尝其知言。采真子东楚汤垕君载自号也。"以此知汤垕与柯九思友善。

（3）夏文彦《图绘宝鉴》元代画史著作。全书五卷，卷一杂抄前人论画文字，如六法、三品、三病、六要六长、制作楷模、粉本、古今优劣、鉴赏、装褫书画定式、叙历代能画人名。卷二至卷五为三国至元代画家小传，共约1500　余人。书中宋代及宋代以前画家资料来源，以《宣和画谱》为主，并参补于《图画见闻志》、《画继》、《画继补遗》、《南渡七朝画史》、《续画记》等。因全书采用《宣和画谱》体例，未能细分画家时代先后。该书录元代画家近200人，其资料则采自元人诗文集、笔记与铭刻，并参以个人见闻，可补元代画史之缺，价值最高。此书可视为中国最早的一部绘画通史简编。故明清两代迭经翻刻，影响甚大。但因是草率抄撮而成，所以有时代先后错乱、疏于考辨，错漏，观点彼此矛盾等缺点。

（4）王绎《写像秘诀》元代肖像画理论著作，不分卷，共四段。首段谈肖像秘诀，二段谈"彩绘法"，三段为"写真古诀"，四段为"收用九宫格法"。其中有谓"彼方叫啸谈话之间，本性情发见，我则静而求之，默识于心，闭目如在目前，放笔如在笔底。"然后再换步骤画下去，把默记与当场写生结合起来，这是一种整体观察方法。"彩绘法"讲如何施色，同时讲颜色性能和调配。"写像古诀"是记述前代肖像画的经验，如人面相八格，即人面部形状八种式样：田、由、国、用、甲、目、风、申八字。三庭五配，即发际至头顶为上庭、发际至鼻准为中庭、鼻准至下颌为下庭。双目至两颧弓边际共为五个眼的长度，双目间矩为一目。这些无疑都是科学的。

（5）黄公望《写山水诀》《写山水诀》，黄公望作，山水画理论著作。取语录形式，每条论述一个问题，言简意赅。多则五七言，少则一二言。大体可分画理、画法两大类。画法讲述山水画所需形象石、树、艇、建筑物等的处理，画面构图，笔墨色的运用等。画理涉及问题较多，如山论三远、作画理字最要紧、作画大要去甜邪俗赖、画不过意思而已等等。反映了黄公望的审美理想，联系黄公望的山水画作品，构图平稳开扩，画面形象舒展、自然，一切都好象经过净化，画面没有扭曲变态的树，也不着意突出某个主峰峻岭等情况，可以看出他在山水画中追求的是安闲幽静的意境，以秀美为尚；《写山水诀》是黄公望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

（6）庄肃《画继补遗》《画继补遗》，元代画史著作，庄肃撰。成书于元大德二年，继《画继》而作。从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起至德祐（1275年）年止的140年间，共辑录画家84人（另有个别北宋画家，如蔡肇、赵令穰）。尽管失之简略，但仍为我们保留了南宋绘画的基本情况。全书分上下两卷，书前有序，笼统批评南宋画家务工取巧，而行笔傅彩不逮前人，失之偏颇。书中也有搞错的地方，如把马远之兄马■说成是马远之弟，把马远之父马公显写成马远之孙。另外批评夏圭"画山水人物极俗恶，宋末世道凋丧，人心迁革，圭遂滥得时名，其实无可取。"显然是太偏激了。当然，这些疏陋不足以掩盖此书的价值。

（7）《元代画塑记》记载元代宫廷画塑所需材料数目，虽属帐目清单，但对了解元代皇家组织塑绘活动颇有益处，其中记载了一些受到重用的画工的名字，也是很宝贵的资料。

（8）陶宗仪《辍耕录》《辍耕录》，元陶宗仪辑。书中保留了一些元代美术史方面的资料，如黄公望《写山水诀》、赵孟頫\书画、王绎《写像秘诀》、《采绘法》、裱背十三科、画家十三科、髹器、■金银法等，涉猎相当广泛。颇富参考价值。

（二）对外美术交流1。与欧、亚的美术交流元朝版图空前广大，横跨欧亚两大洲，包含的民族众多，国际交往频繁。元朝在对外用兵过程中，注意搜罗工匠艺人。十三世纪时供职于元政府的伊朗人志费尼记述道：成吉思汗的女儿带领卫士进入"你沙不尔城"，"他们把活人杀光，仅剩四百人，这些人因为有技艺而被挑选出来，并被送到突厥斯坦，其中一些人的后裔至今仍能在那里找到。"合罕造斡儿朶\八里城，"从契丹往这里送来各类工匠，从伊斯兰各地也同样运来匠人。"①类似的例子很多。来自中亚、西域、中国三部分匠人，合作修建城市，制造器皿，三种文化便自然结合了。

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有识之士注意观察，记录外国事物，提供新的信息。如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详细记录了该国（今柬埔寨）的各种事物，其中记述了该国的统治者及百姓"欲得唐货"的情况，"其地向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钖蜡，温州之漆盘，泉州之青瓷器及水银、银珠等。"元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述了元朝与数国、数十个地区的交往情况，其中谈到元朝对外贸易过程中，主要出口"金、银、瓷器、漆器、织锦、色布、缎、绢、细布、白礬\、铁条等。换回玛瑙、玳瑁、象牙、犀角、翠羽、黄蜡、木棉、降真、脑子等。

外国人来华，对中国的许多事物都感到新鲜，详加记录，广为传播。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元朝作官十七年（1275-1292年），他曾作为元世祖忽必烈的特使，巡视各省，出使外国。《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他在中国所见到的一切。从宫廷生活到平民的世俗生活，都有详尽的描述。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社会的最系统最可靠的资料。使处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人大开眼界，因为很多事物闻所未闻，把中国形容的无限美好，至使欧洲人以为马可·波罗故意美化中国。事实上，《马可·波罗游记》所记录的都是事实，并无虚誉不实之词。

法国人鲁布鲁乞《东游记》，记载了基督教和基督教艺术在中国的传布

①　《世界征服者史》。

情况。他来华时带有圣经、十字架和《诗篇》，诗集中有美丽的装饰画。基督教于唐贞观年间传入中国，当时称为"景教"，曾在中国大地风行了二百多年，至唐武宗会昌灭法时遭禁。此后消声匿迹五百多年，直至元代才由欧洲再传入中华大地，时人称之为"也里可温教"。与此同时，基督教艺术也传入中国。鲁布鲁乞在蒙哥的宫殿（帐幕）里发现有祭坛，坛上有绣在金布上的救世主圣母玛丽亚、施洗礼的约翰和两个天使的像，这些像的身体和衣服的轮廓是用许多珍珠标志出来的。在帐幕中蒙哥还仔细看了鲁布鲁乞带来的《圣经》和《每日祈祷书》，并询问其中插图的意义。在哈喇和林的宫廷，复活节时，法国威廉按照法兰西的式样，雕刻了一尊圣母玛丽亚的像，并在神龛周围的百叶窗雕刻了极为美丽的《福音书》故事。他又在一辆车上布置了一个小礼拜堂，礼拜堂外面画着圣经故事，非常美丽。

意大利人约翰克拉《大可汉国记》，成书于1330年，书中记载了元人崇尚象教的情况，"偶像有多种，其上有四神，四神皆以金银雕塑，立于诸神之外，四神之上又有大神，统辖所有大小神像。"

摩洛哥人依宾拔都他《游历中国记》，除盛赞中国的物产而外，还特别称赞中国人技艺方面的天才："中国人较他种人，技艺天才特高，艺术精美异常，世人皆承认之。至如绘画之高妙，世界人种，莫可伦比。即希腊人或他种人当退避三舍也。中国人绘画特别才能，余可略言焉。余每至一城，归回时，辄见市上悬我及我友之像，绘于纸上。如某次皇城内，与吾友道经卖画处，往皇宫，我衣伊拉克之服，至晚由皇宫归时，复经卖画处，见我与友之像已绘纸中，贴于墙上。人人无不惊异，群趋视各人之像，丝毫不差。有人云：皇帝特意召无数画家至宫，当吾辈被召入宫时，已有人详见吾辈，兼绘吾像，吾辈竟不知之也。此该国风俗使然。凡经彼国者，莫不绘其像焉。绘事亦可以助刑事，作查访之用。倘有外国人犯罪，而欲逃出中国，甚难事也。中国将像绘出，送至各省，派人查访，若有面貌相像者，官吏即可捕之。2。与日本的美术交流中日两国在元朝统治时期的美术交流，值得特别提出来加以介绍。专门研究日中文化交流的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说："元末六七十年间，恐怕是日本各个时代中商船开往中国最盛的时代。据我调查，入元僧名传至今的，实达二百二十人之多，至于无名入元僧更不知几百人了。"①对元代日中两国在书法、绘画方面的交流，木宫泰彦作了详尽的考查。日本书法家雪村友梅曾专程来华拜访赵孟頫\，赵对雪村友梅的法书"为之惊叹"。据传日人实翁总秀"书法挺秀"，大概曾经为元朝服务，元帝下令不准他随便为外人书字。又日人如此山在，铁舟德济等也曾经是入元学习的日本书法家。

日本入元僧带回中国的绘画、法书作品，对于日本书画的发展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如梁楷、牧溪及颜辉的作品。日本入元僧由于受到汉族学问僧和汉文化的影响，对于中国的书画、诗词颇感兴趣。"素称唐式或禅宗式的书风大为兴盛，禅寺壁龛以至茶室的挂轴，便成为不可或缺的装饰品了。僧人们所使用的佛、菩萨等画像，原来多出自画工之手，僧人们供用时在画上题写赞词，后来便自绘自赞。由于侧重点不同，日入元僧的画不拘泥于技巧或形象，而是根据他们悟禅的境地，随心所欲地描绘出主观的东西，正和

①　《中日文化交流史》。

他们的书法一样，别具一种风格，具有淡泊、潇洒而又雄浑的特色。这样先从画佛祖赞之类起，渐及简单的梅、兰、竹、菊等，自画自题，加以欣赏。从而日益爱好绘画，进而绘画复杂的花鸟、山水等，于是清雅、枯淡，具有宋元风格的水墨画便发达起来了。

入元僧中擅长绘画的人不少，如雪村友梅、可翁宗然，铁舟德济、竺芳祖裔、观中中谛等。雪村善书，已如上述。他的绘画作品《出山释迦》，至今还珍藏在日本京都建仁寺塔头禅居庵。可翁宗然是最早把中国南宋名僧牧溪（即法常和尚）的画带入日本的，并成为日本绘画史上开创日本枯淡墨画的奠基人。现今日本京都鹿王院所藏《出山释迦像》上还有可翁的印记。铁舟德济擅书法，兼长绘画，义堂周信称赞道："老禅游戏笔如神，书画双奇称绝伦。"铁舟对中国文人画中最流行的"四君子"题材也颇感兴趣。

日本入元僧除直接学到了中国的书法和绘画技巧以外，还带回不少书画作品，其中有的出自画工之手，也有的出自文人之手。一时间在日本禅寺和上流社会盛行欣赏中国宋元名画的热潮。仅以至今遗存的名画而言，便可举出十六种，一百幅以上。这些作品给日本禅林以极大的影响。在五山十刹等禅寺中，竟出现了很多叫做画僧的人物，如善画墨竹的西云竹、善画山水的宗远也、愚溪惠、瑞上人；善画花鸟的参上人，善画不动象的龙湫，善画三笑图的瑞岩藏主，善长肖像的道林宏成，善画佛像的明兆等等。他们的作品"为日本绘画界放出新的光芒。后来又有周文、雪舟、正信（入明僧），终于出现了日本水墨画的黄金时代。象雪舟、正信那样的举世罕有的大名家，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出现的。追根溯源，不能不说是来自入元僧。"①元朝与高丽仅一江之隔，交往更为方便。史载双方的文化交流是很频繁的。最高层有联姻之好。魏王阿不哥女宝塔失怜下嫁高丽王祺（后改名颛），"据韩国金安老的龙泉淡寂记，当时是有书画陪嫁的："鲁国大长公主之来"，凡什物器用简册书画等物，舡载浮海，今时所传妙绘宝轴，多其时出来云。"②

①　《日中文化交流史》。

九、结语提供给广大读者的这部《中国元代艺术史》，是笔者多年积累的结果。

早在80年代初，笔者即已着手收集有关元代艺术史的资料，查阅过数十部元人的诗文集、野史笔记、画论画史专著，粗读了《元史》、《新元史》、《蒙兀儿史记》、《蒙古秘史》、《元典章》及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波斯拉施特《史集》、马可·波罗《中国游记》、《克拉维约东使记》、《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等有关元史的专著和游记，对杂剧、散曲、南戏、音乐舞蹈等方面的专著也有所涉猎。近几年又认真阅读了《青史》、《佛教史大宝藏论》、《红史》、《宗喀巴传》、《塔尔寺志》等一批有关藏传佛教的经典著作，也查阅过有关元代道教方面的史料。通过广泛接触元代文化的第一手资料，极大地提高了我对元代艺术史的兴趣。1985年写成《元代美术史》初稿，以后经过两次修改。此次人民出版社决定作为《中国全史》百卷本中的一本出版，我又作了修改补充，增加音乐舞蹈和书法等章。

笔者在全面掌握元代艺术史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也注意吸收当代人的研究成果。任何一部专著的问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社会集体合作的结果，个人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集中、加工、提高。已出版的各类专史，如各种版本的《美术史》、《音乐史》、《舞蹈史》、《戏曲史》及有关论文、史料集等，为笔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应该特别提出的是，80年代中期，笔者应邀参加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王朝闻任总主编的《中国美术史》的撰文工作，除分担《原始卷》的岩画、《宋代卷》的画史画论的撰文，还承担了《元代卷》中"绘画"章的撰文工作，受益良多。元代卷的几位朋友，都是各方面的专家，在一起出外考查，交换文稿，集体讨论过程中，给笔者很多启示。分卷主编杜哲森长于理论分析和概括，王贵祥对于元代建筑，钱正昆对元代雕塑，王连起对元代书法，李德仁对元代美术理论和壁画，尚刚对元代工艺美术，都有专门的研究，他们所写的章节对笔者有直接的启示。拙著的出版是包含着以上诸公的心血的，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在中国历史上，元朝的统治仅仅维持了九十年，但它留下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其中有几项特别值得提出来。

一是文人画走向了完全成熟，诗书画印结合的艺术形式正式确立并被普遍运用。文人画摆脱了"成教化、助人伦"传统文艺观的束缚，主要用以抒发作者的主观感情，绘画成为画家人格的体现。给无数文人提供了精神避难所。元代文人画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对明清文人画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当代绘画仍有它的借鉴价值。

二是以元杂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达到了中国戏曲史上新的高度。在文学方面，元曲的成就足以与唐诗、宋词分庭抗礼。近人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曾说："若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这话颇有见地。元杂剧的兴盛和得到确认，为明清的市民文学和民间演唱艺术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是在宗教美术方面，由于西藏正式归入元朝版图，成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为喇嘛教即藏传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提供了合法的条件和广阔天地。藏传佛教艺术博大精深，自成体系，为祖国的佛教艺术提供了许多新的式样、新的技法。它已渗透到宫廷乐舞和民间文化娱乐生活中。另外，密教经典的转译和编纂，为后人研究藏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艺术提供了理论依据，可以这样说，人们要想了解、研究藏传佛教艺术，舍元将一事无成。

从中外文化交流来说，元代在中国古代，除唐而外，是真正对外开放的时代，对外影响大概不亚于唐。外国使节、传教士所写的游记，以元代为最。西方对中国发生兴趣并开始真正了解中国，也是从元代开始的。与欧洲上层间通婚，是元代独有的新鲜事。所以中外文化交流，无论从规模上或是从层次上，都应以元代为最。基督教艺术的传入也在元代，景教（基督教的一个支派）虽早在唐太宗时代传入过中国，但唐末被唐武宗"灭佛"运动所禁绝。时隔几百年，直至元代才再度传入中国，时人称之为"也里可温"，圣像艺术也随之传入，主要是圣经插画和圣像小雕刻。给中国美术增加了新品种、新式样。

元代给予中国艺术的影响，绝不止这些，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本书自己去体会。

另外，元代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给后人以多方面的启示，促使人们去思考一些尚无定论的问题。如一个文化落后的"野蛮"民族，在征服了一个文化先进但政治腐败的"先进"民族之后，如何对待先进民族的文化？是一起毁灭，全盘吸收，或是以我为主部分吸收？又如，元代文人画就艺术形式来说，已走向成熟，但大多远离现实，不食人间烟火，如何对待这一矛盾现象？。。。

在中国，目前尚无一部完整的《中国元代艺术史》，笔者不揣冒昧，拿出这部不成熟的《中国元代艺术史》，一方面可以满足广大读者的急需，另一方面给学术界提供一份基本的思路和资料线索，引起更多学者对研究元代艺术史的兴趣，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此书姑且当作引玉之砖吧。

明代 第071卷 明代政治史

【本卷提要】

本卷所叙述的内容是洪武元年（1368年）到弘光元年（1645年）共278年的政治史。但是它上溯到元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下延到南明唐王、鲁王、桂王等政权的政治活动，迄止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

本卷叙述明朝的政治制度、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人物，并分别给予评论。

明朝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制度统治的社会，仍具有以前历朝典型的特点，皇权与相权、皇帝与藩王的协调与冲突等等莫不如此。但明朝也有自身的特点，如宦官干政、党派之争等等。

明朝又是一个出现诸多新因素的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和与之相适应的启蒙思想文化，在政治上也有所反映。同时，西方传教士和早期殖民主义者已经叩响中国的大门。中国与世界有了更广泛的联系。中西文化已发生直接的冲突与交融。但是李自成起义和清人入主打断了明朝发展的线索。中国失掉了一次与世界同步前进的宝贵机会。

一、明代政治概述元朝末年，政治败坏，政权解体，民不聊生。在以红巾军为主的农民大起义中，朱元璋的势力脱颖而出，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攻占了江南重镇集庆（今南京），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朱元璋采用了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进一步增强力量，等待时机夺取全国政权。朱元璋先后打败了陈友谅、张士诚，把控制的地盘扩大到江浙、江西、河南各行省（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区）。在鄱阳湖会战大败陈友谅后，于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但直到此时，朱元璋仍然奉农民起义军大宋政权韩林儿为主，使用龙凤年号。接着，他铲平张士诚，迫使方国珍投降，南征陈友定，势力向福建、广西等地区扩展。朱元璋见时机成熟，改用吴元年年号并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北伐中原，并于同年攻克山东诸郡。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这年闰七月，元顺帝放弃大都（今北京）出奔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随后徐达带兵进入大都，改大都为北平府。从此元朝结束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国号明字，本意出于明教。明教有"明王出世"说，红巾军领袖韩山童曾称"明王"，其子韩林儿又称"小明王"。"明"即表示对"小明王"的继承，又寓奉天承运之意。

明朝建立之初面临的两大问题是进一步扫清残元势力和割据势力，以及整顿残破的经济以安定民生。明军四出，先后略定西北、四川、云南、东北，统一了除北元所控制的漠北以外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明朝着手清除元朝统治在中原以南地区的影响，改变相对落后的生产关系，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和发展生产。

一开始，明朝大体上继承了元朝的政治制度。在中央沿用中枢省制度，在地方上沿用行中书省制度。朱元璋本人就做过大宋政权的江南行中书省丞相。但他看到了这种制度不利于皇权的加强，于是在洪武九年（1376年）将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派布政使到地方掌管一省之政，改变了地方权力过大的局面。布政使主管行政、财政，职在执行朝廷政令而已。与布政使并立的，是提刑按察使掌管法庭、监狱，都指挥使掌管一省之军政。其下是府和州、县。这样既大大缩小了地方的权力，又简化了机构层次。中书省位高权重，丞相成为与皇帝抗衡的职务。洪武十三年（1380年），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处死，朱元璋就此取消了中书省和丞相的设置，由皇帝直接统管六部，使中央权力大大集中于皇帝手中。与此同时，对飞扬跋扈的权臣将帅次第翦除，以避免他们对皇权造成威胁。皇帝还直接统领锦衣卫等禁军武装，利用超越司法权力之上的诏狱，对臣民进行严厉控制，实行"重典"治国，以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军事统帅机关则由原来的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以分大都督之权。但是各都督府只管军政、军籍，不直接统率军队，每有战事则由皇帝任命将军总兵官，指挥作战，战事完毕，将军交还佩印。此外，还设有一套完整的监察机构都察院和下设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对各衙门大小官员进行监督。行政、军事、监察三系统互不统属，而分别对皇帝　负责。皇权从而大大加强。

在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皇权的同时，朱元璋还实行分封政策，将自己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封为亲王。亲王下天子一等，虽元勋宿将不得与之均礼。亲王享有优厚的经济待遇，并有三护卫军队3000人至19000人不等。亲王所在地是各地要害之处，朱元璋分封的目的是屏藩帝室，在从东北到北方、西北的防御蒙古的边塞上的各亲王被称为塞王。虽然明朝的分封政策是"列爵不临民，分封而不锡土"，但由于在有战争时，亲王得参与出征并节制诸军，因而一些塞王，特别是燕王、宁王等形成了强大的势力。

早在洪武九年，府学训导叶伯巨就上书给朱元璋，指出"分封太侈"，担心未来亲王会给皇帝造成威胁。朱元璋认为叶伯巨是在"离间骨肉"，要将他亲手射杀。虽然叶伯巨侥幸没被射杀，但还是被关入监狱而死。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辞世。由于太子朱标早死，由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改元建文。朱元璋为朱允炆留下的是一个内外相对安定，经济已得到恢复的国家。但是在建国30年之后，在朱元璋施行严刑峻法、重典治国之后，有必要对政策做出调整，从武装开辟时期转入文治守成时期，从重典治国转向宽仁之政，为此建文帝进行了一系列变革，我们称之为建文新政。

但是客观形势并不允许建文帝朱允炆放手去实现他的理想政治。诸王已经对皇帝构成威胁，他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其时秦王、晋王已死，被封在北平的燕王是诸王之长，而且势力最强。燕王心怀异志，图谋篡位。朱允炆用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卿黄子澄之计，施行削藩。他们先废掉了周王、岷王、齐王、代王、湘王，接着向燕王下手，但却遭到了激烈的抵抗。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号召起兵，与中央政权展开角逐。燕王首先控制了北平城（今北京），接着兼并了宁王的军队，与宁王相约将来得手后中分天下。在经过三年多的战争后，燕王带兵直指南京，左都督徐增寿谋做内应被杀，而把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曹国公李景隆开门迎降。宫中火起，建文帝下落不明，燕王即皇帝位，改元永乐。

建文新政并没有能够展开。永乐帝虽然抨击建文帝变乱成法，声称要恢复祖宗旧制，但形势迫使他不能不继续对洪武以来的政策进行调整。

永乐帝首先对政治反对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其手段之野蛮残忍，令人发指。那些拥护建文新政，在洪武霜雪之后得到过短暂的阳春和煦的忠臣赤子，慷慨赴难，亘古罕见。永乐帝为了钳制人口，焚毁一切建文史籍，抹杀一切可能指斥自己篡逆的证据，并且利用宦官设立东厂，以监视臣民，恢复了被朱元璋撤消的锦衣卫刑狱，超越法律对臣民以约束。同时，永乐帝进一步扩大了宦官参与政治生活的范围，从此宦官无所不在。接着，他便继续进行削藩。他在即位之初，曾声称笃亲亲之义，从而给亲王一些优厚的待遇。但不久他便开始用各种借口削除可能会对皇权造成威胁的亲王。与宁王中分天下的话早已忘了，宁王被内徙至南昌，谷王被徙往长沙，辽王、代王的护卫被削去，不准齐王离开京师等等。自永乐之后，亲王再也不能威胁皇帝，虽然后来宣德、正德年间都发生亲王叛乱，但无不旋踵而败。对亲王的限制越来越严峻，比如亲王就藩后不准返京，出城省墓也需要批准，二王不可相见等等，亲王成为徒拥虚名、坐縻厚禄的赘疣。

洪武时撤销中书省罢丞相不设，增设四辅官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后又罢四辅官改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以备皇帝侍从、顾问，其位仅五品，无印信衙署，在翰林院履任支俸。永乐帝即位后，特简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入文渊阁当直，参预机密重务，始称内阁。但这时内阁专掌诏册诏敕，不置官属，诸司章奏也不经过内阁，一切批答皆出自皇帝。洪熙以后，阁权渐重，六部渐秉内阁之意行事，内阁逐渐成为执政的中枢。

永乐帝是一代雄主，他不甘于守成，而热衷于建功立业。他继承了洪武时期对蒙古的武力打击和羁縻并举的政策，封瓦剌、鞑靼首领为王，但对于不驯服的本雅失里、阿鲁台和马哈木等，从永乐八年（1410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五次带兵出塞征讨。与此同时，在东北地区明朝设立了奴儿干都司，派陈诚、李暹等出使西域，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和它们与明政府的联系。永乐帝还把明朝的势力扩大到域外，在安南设立了交阯布政使司，派郑和带领一支两万余人的庞大船队多次出使西洋，所到各国纷纷来明朝进行朝贡贸易。永乐帝为了实现自己做天下共主的理想，把首都迁到了北京，为了加强国内南北的联系而开通了大运河。永乐帝标榜文治，在他的命令下编纂了规模浩大的《永乐大典》。但是与这些号称盛世的种种业绩相反，永乐年间百姓负担过重，民生艰难，因此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爆发了震动一时的唐赛儿起义。

永乐帝的死，结束了明朝开创奠基的时代。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他一反永乐之政，采取了全面收缩的无为之政，继之的宣宗因循稳定，继续对永乐政治进行调整，形成了"仁宣之治"的局面，从此进入了守成时期。但在表面的安定与繁荣之下，潜在的统治危机也在加剧。吏治败坏，土地日益集中，流民大量出现，从正统初年起，接连发生各种人民的反抗斗争，浙江山区的叶宗留领导的矿徒起义，福建的邓茂七起义，广东的黄萧养起义，广西大藤峡瑶壮人民起义和荆襄地区的流民起义，等等。

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了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俘获的土木堡之变。明朝以50　万兵力被瓦剌骑兵2　万人击溃。这是一个偶发事件，既有战略的失误，又有战术的失策。但是明朝在景帝和兵部尚书于谦的指挥下，很快就组织起力量，不仅抵御了瓦剌军队，成功地保卫了北京，而且迫使也先送还了英宗。土木之变并未能改变明朝与蒙古之间关系的基本格局，瓦剌很快就恢复了对明朝的通使、通贡。土木之变也未能造成对明朝统治的根本的破坏。但是土木之变留下了统治阶级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于是有英宗复辟，有曹石之变。

正统以后，宦官的权力进一步扩大，正统年间出现了像王振这样可以左右朝政的宦官。他们可以干预官员的任免，提督京营，监军统兵或坐营镇守。到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月，明宪宗下令设立西厂，其权力又超过了东厂。孝宗即位后，斥逐奸邪，任用贤能，广开言路，改良政治，使得明朝"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暂时避免了明朝统治的危机。

明武宗即位是明朝进入祸乱时期的标志，这一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封建经济和文化思想都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封建阶级更加腐败，世俗民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明武宗带头冲破传统礼教，破坏祖宗制度，是历史上少有的荒唐皇帝。这期间出现了权倾一朝的宦官刘瑾。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引导武宗荒政逸乐，大肆地聚敛钱财，以致民不聊生。安化王朱寘鐇，以诛讨刘瑾为借口，起兵造反。刘瑾被除掉之后，武宗继续荒政，宠幸江彬，嬉戏无度。宁王朱宸濠再次乘机而起。虽然宁王叛乱很快就平定了，而武宗也在亲征回途中染病不起。

世宗以藩王之子的身份入承帝位，拨乱反正，锐意求治，但是很快这开始的锐志便消失了。嘉靖帝一心一意议大礼，一要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一是要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结果朝政都以此划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朝臣中出现了一批善于察颜观色，专以议礼为能事的人，他们动辄以议礼干预皇帝的决策，打击政敌。一批新贵迅速上升，直臣难于立朝，像善于逢迎的张璁等则大行其道。明世宗还热衷于方术神仙，信用道士，一心炼"先天丹铅"，求长生不老，迷信"祥瑞"，粉饰太平。以致邪术横行殿陛，严嵩等人竟以善写"青词"而受到重用。

嘉靖一朝，明朝统治的危机继续加深，武宗以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人民的反抗已经从边远地区深入腹里，从矿徒和瑶民发展为基本农民群众。正德年间，四川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历时数年；波及贵州、陕西，河北的刘六、刘七起义，历时三年，转战京畿、山东、河南、湖广；江西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到了嘉靖年间，起义更为频繁，两广、山东、山西、四川、江西所在皆反，而且不断发生兵变。兵变首先发生在边防重地的大同和辽东，后来又发生于南京。因此史家称其时是"纷纭多故，将废于边，贼讧于内"，"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在国内动乱不已的情况下，"南倭"、"北虏"的问题，也以嘉靖时为最严重。蒙古鞑靼部日益强大，先有"小王子"，后有俺答汗，对明朝的威胁日益严重，致有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庚戌之变。日本海盗商人争相与中国进行贸易，并在中国沿海地区武装抢掠，他们与中国海盗相勾结，在沿海地区造成巨大破坏。嘉靖三十四年右都御史张经带领军民取得王江泾大捷，沉重打击了倭寇的势力，但直到嘉靖四十二年、四十三年，明朝军队在戚继光、俞大猷的带领下，才取得了抗倭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面对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明朝的有识之士试图有所振作。在嘉靖晚年，改革已成为一股潮流，潘季驯从改革赋役入手，在广东整顿均平里甲法，庞尚鹏则在浙江推行一条鞭法，其时皆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此时已进入了明朝的改革中兴时期。

明穆宗是个不喜繁重政务而喜欢游玩挥霍的皇帝，因此他也放手让臣下处理政务，一些能臣反得以借此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徐阶、高拱、海瑞，相继脱颖而出。神宗以冲幼即位，阁臣张居正借助太监冯保和太后，打击政敌，夺取了首辅之位，更是雷厉风行地推行一系列改革。他清丈土地，整顿财政，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边防，整顿吏治，整顿学校，十年之内，政令统一，财政有余，边防宁谧，多年积弊重病为之一清，明朝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但是中兴局面并没能持久。张居正死后，神宗再不受任何人限制了。起初，他还能勤于政务，到万历十四年（1586年）后便开始懒于过问政事了，甚至长期深居宫中，不与朝臣见面。这使得明朝出现了一个历史上少见的局面，一切正常的朝廷礼仪如祭祀、时享、经筵日讲都废止了，朝臣的奏疏也常被搁置，各衙缺官不补，十署九空，几至于瘫痪。而这时朝廷上官员党派林立，由于立太子问题、京察大计问题各持歧见，互相攻击，党同伐异，争斗不已。顾宪成等一批失意知识分子声气相投，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被称做东林党。与之相对立的，则有昆党、齐党、楚党、浙党。东林党主张澄清吏治，铲除弊政，反对过分地敲榨百姓，要求维护礼教，敢于对皇帝提出激烈的批评。

而这时明神宗则大肆挥霍，大兴土木，以至帑金不足，派矿监税使奔赴全国各地搜刮钱财，造成对工商业正常经营的沉重打击，各地市民纷纷起而反抗矿监税使，爆发激烈的冲突。与此同时，明朝的统治机器走向全面解体，吏治败坏，军队腐朽，而巨大财政开支和明朝因平哱\拜、援朝抗倭和平定播州的叛乱等"三大征"所加剧的财政困难，又促使明朝加重赋税，搜刮百姓，从而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引起人民的反抗。明朝从此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败，因而史家有"明亡于万历"的说法。

泰昌帝只在位二十九天便因服用红丸而一命呜乎，继之即位的明熹宗也只在位七年。明朝政治仍无起色。朝政因"红丸"、"移宫"案被搅得一片混乱。东林党曾经得势一时，他们对腐朽和邪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他们终于敌不过皇帝支持的宦官集团阉党，魏忠贤权倾一朝，遍植党羽，对东林党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就在朝廷上下的你争我斗之中，民众反抗愈演越烈，而远在关外的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的势力迅速崛起，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摆出与明朝争夺天下的态势。这样三方力量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明思宗受命于危难之际，以外藩入承皇统，他决心挽狂澜于既倒，铲除阉党，锐意求治。他力行节俭，不近女色，察纳下言，一时颇有清明之象。但是，明朝的统治已经病入膏盲，宦官干政、党争派斗、吏治败坏、财政危机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而崇祯皇帝求治心切，刚愎自用，用人不专，果于杀戮，柔于决断，使形势更加恶化，而李自成起义军则凯歌前进，最后终于攻陷北京，崇祯朝的文武大臣如鸟兽散，从其死者只宦官王承恩而已。

此后，福王被拥立于南京，犹有半壁江山。但弘光朝廷腐败如故，很快就被清军摧毁了，明朝至此大势已去，虽有鲁王立于浙东，唐王立于福建，桂王立于广西，都已无济于事了。

李自成的军队并未能在北京久留，他们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起义军在短时期内衰落下去。明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在即皇帝位后被迫退出北京，清朝成了中原的新的统治者。

明朝自正德之后，社会经济中商品经济成分得到较大发展，在万历年间已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世俗民风有很大的变化，文化思想也出现新的因素，启蒙思想、功利观念、市民文化得到发展，起到对旧制度、旧文化的瓦解作用。与此同时，耶稣会士冲破重重阻力来到中国，他们把自己掌握的新的文化知识当做传教手段，与中国士大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徐光启等先进的知识分子，不仅接受了西方的新的学术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西方近代的价值观念。与明末传统制度、文化的解体相一致，当时是个很开放的时代，不仅在文化上，在经济上也是很开放的时代。当时在西方已经进入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迅速在世界各地扩张。这时中国有一个融入世界潮流的机会，有可能走上与西方世界同步发展的轨道。但不幸的是内乱打断了明朝进步的步伐，而取而代之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又因为其自身的弱点和迅速失败无法使中国继续向前迈步，八旗铁骑带来的是更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他们用新兴民族的强悍之力加固了已经散架的旧制度的破车，使它又摇摇摆摆地走了下去。

二、开国奠基（一）红巾军与朱元璋的崛起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爆发了遍及全国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为韩山童、刘福通；一支起于蕲州，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

韩山童祖籍滦城，其祖父曾因传播白莲教义而被加以"烧香惑众"的罪名，流放到永年（河北今县）。元末，韩山童继承祖业，利用当时民间广泛流传和熟悉的传说，倡言"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并以白莲教会作为联络工具，暗地组织农民，准备起义。河南和江淮地区的人民，"多信之"，纷纷加入秘密组织，并从中涌现出一批组织者和领导者，如杜遵道、刘福通、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

至正十一年五月，刘福通等3000人在颖州颖上县白鹿庄聚会，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以红巾为号密谋起义。因消息泄露，韩山童被捕杀。其妻杨氏、子韩林儿逃走。刘福通、杜遵道当机立断，随即起兵，迅速攻占了颖州。在打败随后赶来镇压的元军后，又连续攻破罗山、上蔡、真阳、确山。九月克汝宁、光州、息州，众至十万。因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或红军。又因他们都信奉弥勒佛，烧香聚众，又称"香军"。

颖州红巾军一举，南北各地白莲教徒纷纷响应，李二、彭大、赵均用于徐州，王权于郑州，孟海子于襄阳，郭子兴于濠州，徐寿辉、彭莹玉于蕲州先后起兵。

彭莹玉是袁州人，出身贫苦农家。自幼出家，以清泉为人治病，当地百姓"事之如神"。他长期利用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至元四年（1338年）袁州起义失败后，逃匿淮西。至正十一年八月，他与蕲州罗田布贩徐寿辉、麻城铁匠邹普胜在蕲州起兵，九月，攻下蕲水和黄州。十月，徐寿辉以蕲水为都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很快便占领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等地。

与红巾军起义先后，又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东方国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张士诚的起义。

方国珍，浙东台州黄岩人，出身佃农。至正八年因杀死仇人而逃命海上。他集结了数千人，屡败元军，亦屡次降元，据有庆元、温台之地。因其活动地区正当元漕粮北运通道，所以元政府"资国珍舟以通海运，重以官爵羁縻之"①。而方国珍也接受了元江浙行省左丞相之职，年年治船，为元运粮于京师。

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人（今江苏东台），出身亭户，"以操舟运盐为业"，因受富户及弓兵欺侮，于至正十三年正月与其弟张士义、张士信等18人愤而起兵，很快发展到万余人。二月，攻下泰州、兴化。五月攻占高邮。次年正月，张士诚以高邮为都，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至正十四年九月，大败元丞相脱脱百万大军，取得高邮之战大捷。至正十六年（1356年）南下攻占平江（苏州）、湖州、杭州，迁都平江。

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刘福通奉韩林儿在毫州称帝，号小明王，

①　《明史·方国珍传》。

国号大宋，建元龙凤，中原各地的红巾军一时都接受了大宋政权的领导。至正十七年，刘福通分兵三路伐元。东路由毛贵率领，扫荡了山东、河北等地的元军，直抵枣庄、柳林。至正十八年三月，由于孤军深入，毛贵在柳林遭元军伏击，损失惨重，被迫撤回济南。中路由关先生、破头藩等率领，攻绛州，入保定路，折经大同一直趋塞北。至正十八年十二月，这支起义军攻占了上都，旋即转战辽东。西路由李喜喜、白不信、大刀敖等率领由荆、樊出武关，进攻关中。李喜喜入四川，余部又攻占了甘肃、宁夏等地。与此同时，刘福通攻占汴梁，并以之为都，红巾军的反元斗争至此达到高潮。红巾军的进攻，遭到元军的疯狂反扑。至正十九年八月，元军两路围攻汴梁，韩林儿、刘福通坚守百日，因粮食耗尽，被迫突围，退至安丰。汴梁失陷后，红巾军战事急剧逆转。山东毛贵为部下赵均用杀害，队伍分崩离析。中路军和西路军因根基失掉，在长期流动作战中力量大损，最后都被元军消灭。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围攻安丰，城破，刘福通遇难牺牲。

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经过多次血战，许多地区得而复失，彭莹玉也在战斗中牺牲。以后徐寿辉又派部将明玉珍攻取四川。至正二十年，徐寿辉为其部将陈友谅所杀，陈自立皇帝，号大汉。明玉珍不久也在四川自立，国号大夏。

当刘福通、徐寿辉、彭莹玉等正在和元军主力进行浴血奋战的时候，朱元璋借机独自成军，逐渐发展势力。

朱元璋，濠州钟离（安徽凤阳）人，农民出身，幼失父母，入皇觉寺为僧，至元十二年（公元1352年）参加濠州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由于才略出众深得郭子兴的器重。至正十四年朱元璋率徐达、汤和等24人出略定远，收编义军数万。七月攻占滁州。次年正月郭子兴攻下和阳，命朱元璋总领诸军。三月，郭子兴病死。韩林儿、刘福通建号大宋后，派使者招各路义军议事。五月，发布檄文，任郭子兴长子郭元叙为濠州都元帅，张天祐、朱元璋分任左右副元帅。军中文告统用龙凤年号。至正十五年五月，朱元璋兼并巢湖红巾军俞通海水师，六月，由牛渚矶强渡长江，一举攻占采石、太平。这时太平周围都是元军，元右丞阿鲁灰，中丞蛮子海牙"以巨舟截采石，闭姑孰口"，截断了朱元璋的退路。而义兵元帅陈埜先率众数万，直攻太平城。朱元璋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大败陈埜先，陈埜先被迫投降。七月，朱元璋命徐达等攻取了溧水、溧阳、句容、芜湖等地。九月，郭天叙、张天祐率军攻集庆。陈埜先临阵叛变，与元军合兵拒战，郭天叙、张天祐措手不及，战败身亡。而陈埜先亦被金坛县的地主武装误杀，余部由其子陈兆先率领，屯驻方山，与元行省蛮子海牙在采石的舟师互为犄角，窥伺太平。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朱元璋大败蛮子海牙舟师于采石，打破了元军对长江的封锁。三月一日又亲率大军，水陆并进，进攻集庆，先破陈兆先军于江宁镇，继而败元军于蒋山。初十日，攻破集庆城，元守将福寿战死，水军元帅康茂才投降。攻下集庆后，朱元璋即改集庆为应天府，建立江南行省。大宋政权任命他为江南行省平章，不久升为丞相。此后，朱元璋即以应天为根据地，分兵略镇江、金坛等地，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强劲的军事力量。

（二）明朝的建立朱元璋占据应天以后，一方面多方经营，扩充实力，另一方面对外进行不间断的军事征伐。

早在渡江之前，朱元璋就陆续招集了一些随从起义的儒士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等用为幕僚。攻下太平后，又召用老儒李习为知太平府，陶安参幕府事。攻取集庆的策略就是陶安和冯国用等人建议的。破集庆，得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都加以录用。元池州学正朱升还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朱元璋还在应天特设礼贤馆，招纳儒生，给以礼遇。后来刘基、宋濂、叶深、章溢都得到朱元璋的特别重用。朱元璋尊礼有影响的名儒，收为己用，从而在他占领的地区内，争得地主、文人的合作，稳定了局势。在农业生产上他设置了营田司，令康茂才为营田使，掌管农田水利，分巡各处。又分派将士屯田，且耕且战，保证军需。朱元璋在其占领区内还设置税课司，又制定盐法、茶法。使盐茶经营，有法可循。铸造"大中通宝"钱在区内流通。经数年苦心经营，朱元璋辖区内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为军队作战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朱元璋占领集庆（应天府）以后，其北面是韩林儿、刘福通，西面是徐寿辉、陈友谅，东面是张士诚，惟有皖南、浙东一部分地区驻守的元兵势力较弱。"当是时，元将定定扼镇江，别不华、杨仲英屯宁国，青衣张明鉴据扬州，八思不花驻徽州，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厚孙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而池州已为徐寿辉将所据，张士诚自淮东陷平江，转掠浙西。"①面对这种三面均为劲敌，而东南元军相对较弱的局面，朱元璋遂采取了固守东西，出击东南的战略。至正十六年五月，徐达下镇江，六月，邓愈克广德。至正十七年朱元璋、徐达、常遇春、胡大海等又分别攻占长兴、常州、宁国、常熟、徽州、池州等地，次年又亲自率兵攻克婺州。至正十九年，朱元璋的浙东驻军又先后占领诸暨、衢州和处州。东南一带被孤立的元军被次第消灭。"时元守兵单弱，且闻中原乱，人心离散，以故江左、浙右诸郡，兵至皆下，遂西与友谅邻"①。

皖南、浙东一定，朱元璋即与陈友谅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战斗。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率军攻占太平。"未几，友谅弑其主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汉，尽有江西，湖广地。约士诚合攻应天，应天大震。"②面对陈友谅咄咄逼人的攻势，朱元璋采取了诱敌深入的策略。集中全力，在应天江东桥大败陈友谅。"友谅乘别舸走。遂复太平，下安庆，而（胡）大海亦克信州"③。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陈友谅再次进攻，结果又遭失败。至正二十二年七月朱元璋亲自率兵在鄱阳湖与陈友谅展开决战，激战两月，陈友谅中箭身亡，全军大败。第二年，其子陈理在武昌向朱元璋投降。至此，朱元璋解除了西方最大的威胁，并尽有湖广、江西地。

陈友谅亡后，朱元璋大势渐成。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朱元璋遂在应天即吴王位，设置百官，建中书省，立长子朱标为世子，建立了一整

①　《明史·朱元璋传》。

①　《明史·朱元璋传》。

②　《明史·朱元璋传》。

③　《明史·朱元璋传》。

套统治机构。

建号吴王以后，朱元璋即将兵锋转向张士诚。"是时，士诚所据，南至绍兴，北有通、泰、高邮、淮安、濠、泗，又北至于济宁"④。依据这种态势，朱元璋制定了先取淮东，剪除肘翼，再取浙西的作战方针。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十月，朱元璋发布征讨张士诚的文告，命大将徐达、常遇春等发动进攻，连续夺得通州、泰州、高邮、淮安、濠州。到至正二十六年夏，朱元璋的军队已全部占有江北之地，迫使张士诚退守长江以南。

至正二十六年八月，朱元璋再派徐达、常遇春率20　万大军出征，先后攻克了湖州、嘉兴和杭州，歼灭了张士诚大部主力，十二月围困平江（苏州）。至正二十七年九月，经过十个月围攻，苏州城破，张士诚被俘送应天，自缢死。

朱元璋在攻下平江（苏州）的前夕，即派出朱亮祖率领军马，向方国珍割据的浙东地区进兵。至正二十七年九月，朱亮祖军进攻台州，驻守台州的方国瑛兵败，逃入海上。十月朱元璋又派汤和、吴祯进攻方国珍占据的庆天。方国珍战败，率众乘海船逃跑，但遭水师将领廖永忠自海道截击，方国珍计穷势屈，被迫投降。两浙地区遂全为朱元璋所占有。

福建八郡之地元末为陈友定所割据。陈友定，福州福清人，任溪驿卒。

红巾军起，陈友定从元军镇压汀州、延平义民，被任命为清流县尹。至正二十四年元朝在延平置分省，陈被任为平章。至正二十六年扫平福建境内其他武装，八闽之地遂全被陈友定所割据。陈友定部在至正二十五年曾在处州与朱元璋争战，朱元璋部朱亮祖被击败。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后，即派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出兵福建。十一月，胡廷瑞攻下光泽。十二月，连下邵武、建阳。方国珍降后，朱元璋派汤和、廖永忠、吴祯等率水师自海道攻取福州，又命李文忠部从浦城攻建宁，三路夹击。陈友定留兵二万守福州，自领精兵守延平。汤和军至福州，守将投降。至正二十八年正月，汤和、廖永忠进延平，陈友定城破被俘，押至应天处死。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分兵攻取福建的同时，又派兵北上进攻中原。当时的元朝政权主要靠几支地主武装支持残局，其中扩廓帖木儿守河南，孛罗帖木儿守大同，李思齐、张良弼守关中。他们相互之间派系林立，互相攻伐。面对此种态势，朱元璋没有采取徐达等长驱直入攻取大都的策略，而制定了稳妥进军的战略："吾欲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拢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①根据这一布置，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统率甲士25　万由淮入河，直取山东。元沂州守将王宣、王信父子降而复叛，被徐达削平。益都、般阳、东平、济南、济宁等地望风而降。至正二十七年底，朱元璋军尽有山东全境。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二月在南征北伐两路大军的凯歌声中，中书右丞相李善长率领百官奏请朱元璋正式建国称帝，次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在应天府奉天殿即皇帝位，封妻子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明王朝正式建　立。

④　《明史·朱元璋传》。

①　《明史·太祖纪一》。

（三）统一全国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即着手统一全国。当时明政府面临的形势仍十分严峻，北方尚有大量元朝残余势力，南方则有广东的何真、四川的夏政权和云南的蒙古贵族梁王把匝刺瓦尔密等割据势力。因此，为统一全国，朱元璋派出重兵，北伐南征同时进行。

在北方，北伐军仍按原计划，进取河南。元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因遭李思齐所部进攻，自泽州退守晋宁。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徐达军抵汴梁，元守将左君弼降。四月，常遇春攻下洛阳，并乘胜进取潼关，李思齐退守凤翔。朱元璋亲临汴梁，指挥进兵元都。闰七月，徐达连破卫辉、彰德、广平。七月十一日攻克临清后，徐达命诸将"各率马步舟师大会于临清"，而后沿运河长驱直上，破德州、长芦、直沽（天津），进据通州。元顺帝闻讯，大惧，于七月二十八日夜弃大都北走，逃往上都。八月初二日，徐达军攻入大都，元朝灭亡。

徐达攻下大都后，率师西征秦晋。当时北方仍有元军残余势力。扩廓帖木儿拥兵山西，李思齐、张良弼据守陕西，纳哈出盘据辽东。九月，徐达、常遇春南下保定、河间、怀孟，进攻山西，扩廓帖木儿大败，远逃甘肃。洪武二年二月，徐达率军入陕，张良弼逃往庆阳，李思齐弃凤翔，走临洮。明军遂乘胜连下陇州、秦昌、巩昌、兰州、临洮，李思齐降。张良弼逃宁夏，被扩廓帖木儿部捕杀。之后，北伐军又回师直指上都，元顺帝再向北逃，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死于应昌（内蒙古达里诺尔西南）。洪武八年扩廓帖木儿病死。洪武二十年辽东纳哈出归降。

明军攻占元都后，南方两广地区仍为元朝势力所占有。广州军阀何真，在红巾军初起时，组织"义兵"镇压起义有功，被元朝擢任为广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升任广东行省参知政事，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攻占福建延平后，朱元璋即令廖永忠和朱亮祖等率水军自海道攻广东。三月明军于潮州登陆，何真"籍所部郡县户口、甲兵、钱谷"①，奉表请降。四月，廖军至东莞受降。广东全境遂为明有。

时广西地区仍在元行省平章也儿吉忍统治之下。朱元璋在平定福建后，即命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等率师自湖广进兵广西。洪武元年正月，杨璟部进抵永州，久围不下，直到四月，始攻克永州，进围静江。朱亮祖平广东后，也率部入广西，经梧州、郁林到达静江，与杨璟合兵攻城。经两月激战，静江城破，也儿吉忍被俘，南宁、梧州望风而降，广西平定。

四川明玉珍自建立夏国后，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不过问境外事。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明玉珍死，子明升继位，年仅十岁。夏国官员相互攻讦倾轧，政治混乱不堪。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朱元璋以汤和为征西将军，率廖永忠、杨璟等从湖广出发，经瞿塘逆长江而上，进攻重庆，傅友德部从秦陇陆路进攻成都。傅友德部进展顺利，四月，连克阶州（甘肃武都）、文州（甘肃文县）、江油及绵州。六月攻占汉州。汤和部却大费周折，初攻瞿塘失利，被迫在大溪口屯兵三月。之后在朱元璋催逼下，廖永忠选精兵抬舟翻山，再顺流而下，上下夹击，才得以通过瞿塘，攻入夔州。六月二十二日，汤和率部至重庆，明升投降。七月，傅友德破成都，夏丞相戴寿降。四川平

①　《明史·何真传》。

定。

四川平定后，朱元璋准备以政治方式解决云南问题，洪武五年、八年先后派翰林院侍制王祎和湖广行省参政吴云前往云南招降梁王把匝刺瓦尔密，但均遭杀害。不得已，朱元璋遂决心以武力平定。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命傅友德、沐英、蓝玉率30　万大军兵分两路进攻云南。一路从四川永宁（今四川叙永）趋乌撒（今云南镇雄），一路从湖广、辰州、沅州趋贵州，进攻普定、普安。十二月，傅友德师至曲靖，蓝玉、沐英直扑云南（昆明）。把匝刺瓦尔密见事已不可为，至晋宁自杀。洪武十五年闰二月，蓝玉、沐英攻占大理，云南平定。至此朱元璋基本统一了全国。

（四）集权的君主制朱元璋很早就注意到占领区内的政权建设。至正十五年（1355年）六月，他率军攻下太平后，即改太平路为太平府，设置了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领元帅事，召陶安参幕府事，李习为知府。翌年三月攻占集庆，他又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称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自总省事，置僚佐，并在辖区内设置府、州、县官，在江南建立了他领导下的政权系统。其后，经八年征战，辖区进一步扩大，湖广行省、江西行省纳入版图。因而朱元璋又于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改称吴王，建立中书省，设置左右丞相管理行政，左右都督执掌军政，御史大夫执掌监察。并于地方建置行中书省、府、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和主管地方军事的行都督府，基本上确立了后来的明朝政权的组织规模。之后，随着军事征伐的不断胜利，朱元璋便积极致力于统一的封建专制政权的创建。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正式建立了明朝，年号"洪武"。

明朝的政治制度，仍沿元朝旧制。中央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中书省下设六部，各部设尚书、侍郎。地方设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和左右丞。中书省是"百司纲领，总率郡属。"①凡事必先"关白"丞相，然后奏闻皇帝。行中书省总管一省民政、军政和司法。很快，朱元璋即发现丞相和行中书省的权力过大，决心加以改革。洪武九年（1376年），他废行中书省，在全国陆续设置了13　个承宣布政使司，同时又设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管一省民政、司法和军队。布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从二品；左右参政，从三品；左右参议，从四品，均无定员。其所属机构经历司收发文移，照磨所磨勘卷宗，还有理问所、司狱司、仓库使、杂造局、宝泉局、织染局、军器局等部门。布政使掌一省之政，主要责任为传布朝廷政令、考核属下官员和征收赋役。参政、参议分守各道，掌管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抚民诸事。布政司下又设府（直隶州）、县（州）二级地方政权，长官称知府（知州）、知县（知州）。

都指挥使司，管辖本省卫所，负责军务，设都指挥使一人，正二品，是省最高军事长官。提刑按使司设按察使一人，正三品；副使，正四品；佥事，正五品，均无定员。所属机构有经历司、照磨所、司狱司。按察使负责本省刑狱与监察，"纠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其吏治"。都、布、按并称三司。三司的设立，一方面使地方机构职权趋向专一化，从而加强了办事效能；另一方面，由于三司地位平等，虽共掌一省政务，但互不统属，分归中央有关部门管辖，从而有效地达到了权力制衡，加强了中央集权。

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设通政使司，长官称通政使，主管章奏出纳和封驳，稍夺中书省的"关白"之权。第二年，又下令凡奏事不得先"关白"中书省。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不轨"罪名杀左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①六部尚书执行皇帝命令，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设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下置各司设郎中一人，正五品，员外郎一

①　《洪武实录》卷十四。

①　《明史·职官志一》。

人，从五品。

吏部下辖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清吏司。尚书掌天下官吏选授、封勋、考课之政令，以甄别人才，赞天子治。文选司掌官吏班秩迁升、改调之事；验封司掌封爵、袭阳、褒赠、吏算之事；稽勋司掌勋级、名籍、丧养之事；考功司掌官吏考课、黜陟之事。

户部下辖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广东、山东、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十三清吏司。户部尚书掌全国户口、田赋之政令。十三司各掌其分省之事，兼领所分两京、直隶贡赋，及诸司、卫所俸禄，边镇粮饷，并各仓场盐课、钞关。每司分为四科：（1）民科，掌管所属省府、州、县地理、人物、图志、古今沿革、山川险易、土地肥脊、宽狭、户口、物产多寡登耗之数。（2）度支科，掌管会计夏税、秋粮、存留、起运及赏赉、禄秩之经费。（3）金科，掌管市舶、鱼盐、茶钞锐课及脏罚之收析。（4）仓科，掌管漕运、军储出纳料粮。

礼部下辖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四清吏司。尚书掌天下礼仪、祭祀、宴飨、贡举之政令。议制司掌诸礼文、宗封、贡举、学校之事；祠祭司掌诸祀典及天文、国恤、庙讳之事；主客司掌诸蕃朝贡接待给赐之事；精膳司掌宴飨、牲豆、酒膳之事。

兵部下辖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清吏司。尚书掌全国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武选司掌卫所士官选授、升调、袭替、功赏之事；职方司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之事；车驾司掌卤簿、仪仗、禁卫、驿传、厩牧之事。武库司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学薪隶之事。

刑部下辖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广东、山东、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十三清吏司。尚书掌天下刑名及徒隶、勾复、关禁之政令。十三司各掌其分省及兼领所分京府、直隶之刑名。

工部下辖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尚书掌天下百官、山泽之政令。营缮司掌经营兴作之事；虞衡司掌山泽采捕、陶冶之事；都水司掌川泽、波池、桥道、舟车、织造、券契、量衡之事；屯田司掌屯种、抽分、薪炭、夫役、坟墓之事。

明以前历代中央辅政体制是丞相制。其基本的权力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决策权，一是行政执行权。丞相既"掌承天子"，直接握有一定的决策权，又"辅助万机"，作为百司首脑，主持对决策的实施。朱元璋的废相，对此结构作了一大变更，行政执行权归属六部，决策权则全部收归皇帝手中。因而，皇帝的权力大大加强。

政治上集权的同时，朱元璋在军事上也实行"分权制衡"。明初基本的军事力量是卫所军。"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①大抵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千户所，112人为一百户所，卫所设有卫指挥、千户、百户等官。洪武初年，由大都督府的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洪武十三年，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卫所和在外都司。都督府所管仅是兵籍和军政，不能直接统率军队。军官的选授权在兵部，而军队的调遣和最高指挥权则在皇帝。打仗时，兵部奉旨调兵、任命总兵，发给印信。战后，总兵官交还印信，士兵回归原来卫所。这样，兵部、都督府、总兵官都不能独专军权。

①　《明史·兵志一》卷八十九。

（五）监察与司法监察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明太祖朱元璋将它视为其政权的三大支柱之一。朱元璋即吴王位时便设置了御史台，设左、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以邓愈、汤和为御史大夫，刘基、章溢为御史中丞，他指出："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卿等当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纵奸，毋假公济私以害物。"①建国伊始，朱元璋即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整套监察机构。洪武十三年（1381年）罢御史台。十五年置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所属有经历司、司务厅、照磨所、司狱司。"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陈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偕刑部、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②都察院下设浙江、河南、广东、广西、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四川十二道监察御史（注：永乐元年改北平道为北京道。十八年罢北京道，增设贵州、云南、交趾三道。宣德十年置交阯道，始定为十三道）。各道监察御史的职责为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在内两京刷卷，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寺，巡视仓场，巡视内库、皇城、五城，轮值登闻鼓。在外巡按、清军、提督学校，茶马、巡漕，巡关、儹运、印马、屯田。军队行动则监军纪功，各以其事专监察。并且对御史台出巡有具体要求："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诸祭祀坛场，省其。。宇祭器。存恤孤老，巡视仓库，查算钱粮，勉励学校，表扬善类，剪除豪蠹，以正风俗，振纲纪。凡朝会纠仪，祭祀监礼。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①。明代御史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职权行使，颇有雷厉风行之势，且权限范围极广，每一御史都有权对内外所有机构、官员进行弹劾，并直接对皇帝负责。有效惩治了政治腐败。

除都察院系统外，对应于中央六部，朱元璋还创立了拥有独立监察权的六科给事中，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均设都给事中一人，左、右给事中各一人。给事中，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

六科职责为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六部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行；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并驳正其违误。吏科，凡吏部引选，则都给事中同至御前请旨。外官领文凭，皆先赴科画字。内外官考察自陈后，则与各科具奏。拾遗纠其不职者。户科，监光禄寺岁入金谷，甲字等十库钱钞杂物，与各科兼莅之，皆三月而代。内外有陈乞田土、隐占侵夺者，纠之。礼科，监订礼

①　《明史·职官二》。

②　《明史·职官二》。

①　《明史·职官二》。

部仪制，凡大臣曾经纠劾削夺、有玷土论者纪录之，以核赠谥之典。兵科，凡武臣贴黄诰敕，本科一人监视。其引选书凭之制。刑科，每岁二月下旬，上前一年南北罪囚之数，岁终类上一岁蔽狱之数，阅十日一上实在罪囚之数，皆凭法司移报而奏御焉。工科，阅试军器局，同御史巡视节慎库，与各科稽查宝源局。而主德阙违，朝政失得，百官贤佞，各科或单疏专达，或公疏联署奏闻。

另外，凡日朝，六科轮一人立殿左右，拿笔记旨。凡题奏，日附科籍，五日一送内阁，备编纂。其诸司奉旨处分事目，五日一注销，覈稽缓。内官传旨必覆奏，复得旨而后行。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受卷官。册封宗室、诸蕃或告谕外国，充正、副使。朝参门籍，六科流掌之。登闻鼓楼，日一人，皆锦衣卫官监莅。受牒，则具题本封上。遇决囚，有投牒论冤者，则判停刑请旨。凡大事廷议，大臣廷推，大狱廷鞫，六科都给事中皆参预。

六科给事中的创置，对于地位和职权都已提高了的六部，起着箝制的作用，同时也分解了都察院的监察权。都察院和六科之间有一定分工，但并不绝对。给事中同御史之间，亦可互相纠劾。

明代的司法机关较前代也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其中央司法机关是刑部、大理寺和拥有一定司法权的都察院。与前代不同，明代刑部掌审判，大理寺则一般不再掌管审判，而专掌复核。因审判归刑部，事务性工作大增，因而刑部规模也相应扩大，由前代的四司扩充为十三清吏司，分别受理地方上诉案件，以及审核地方上的要案和审理中央百官的案件。明代对罪犯的处罚分死、流、苔、刑、徙几等，刑部有权处理流刑以下案件，但定罪以后，须将罪犯连同案卷送大理寺复核。死刑案件必须奏请皇帝批准。刑部的审判和大理寺的复核均须接受都察院的监督。

大理寺为明代中央司法复审机关，设有大理寺卿一人，左、右少卿各一人，左、右寺丞各一人。所属有司务厅和左、右二寺。大理寺卿掌审谳平反刑狱之政令，少卿、寺丞协助之。左、右寺分理京畿，十三布政司刑名之事。凡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审理的狱讼，都必须"移案牍，引囚徒，诣寺详谳"，①分别由左、右寺寺正根据各自所辖而进行复审。"既按律例，必复问其款状，情允罪服，始呈堂准拟具奏。不则驳令改拟，曰照驳。三拟不当，则纠问官，曰参驳。有牾律失入者，调他司再讯，曰番异。犹不惬，则请下九卿会讯，曰圆审。已评允而招由未明，移再讯，曰追驳。屡驳不合，则请旨发落，曰制决。"案件审理完毕，凡未经大理寺复核者，诸司对罪犯均不得擅自发遣，否则即追究责任。

为保证案件审理无误，明代中央还建立了"三法司"联合审判制度。三法司即指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凡遇有大狱重囚，均由三法司联合审理，称"三堂会审"。

地方司法机构，府、县一级仍与行政机关结合在一起，由知府、知县等地方行政最高长官掌握辖区司法审判工作。省级则专设司法机关--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有权处理徙以下案件，徙以上重案就必须报送中央刑部审理。从司法审判系统看，明朝自县、府、省以至中央刑部、三法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最高司法则仍属皇帝。

①　《明史·职官二》。

此外，明朝特设的"厂"、"卫"特务组织，虽然不是正式的司法机构，但也被皇帝特令兼管刑狱，赋予巡察侦缉，专理诏狱和审讯的权力。特务司法是明代司法独具的特点。

（六）胡蓝之狱明朝建立以后，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即摆到了朱元璋的面前。他出身贫寒，对故元地主欺凌小民、武断乡曲有切身体会，因而他反对对农民的过重压迫。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治的清明与否和政权的稳定，所以朱元璋也十分重视吏治的整顿，严禁各级官吏玩忽职守，蠹政害民。而明代开国功臣多恃功自傲，专权擅政，潜越礼法，甚至纵容子侄、庄奴，杀人夺田，接受投献，影蔽差役，凌暴乡曲。"时武臣恃功骄恣，得罪者渐众。"①"时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凌暴乡里，而诸勋臣亦不禁戢"。这样就与朱元璋的既定政策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洪武年间的四大案，即胡惟庸案、蓝玉案及下节将要述及的郭桓案、空印案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胡惟庸，定远人。朱元璋攻占和州时归附，被授以元帅府奏差，历任宁国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很快即升任左丞。洪武元年七月拜右丞相，不久又升为左丞相。"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经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②为巩固自己的权势，胡惟庸还在朝廷内外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与太师李善长相结，以兄女妻其从子祐。"③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常犯法，帝切责之。二人惧，惟庸阴以权利胁诱之。二人素戆勇，又见惟庸用事，因与往来，久之益密。"④明初中书省总掌朝廷政务，丞相统率百官，有权处理一切庶务，只对皇帝负责。在胡惟庸之前，徐达经常统兵在外，李善长小心谨慎，汪广洋依违无大建白，相权和皇权的冲突还不明显。胡惟庸在中书省最久，权最重，遇事又多"不奏径行"，已使朱元璋感到大权旁落，且胡氏又大搞宗派活动，结党营私，淮籍功臣宿将大多集中其门下，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日益加剧。因而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遂以"谋不轨"的罪名杀左丞相胡惟庸。胡惟庸既死，朱元璋意犹未尽，以"其反状犹未尽露"为借口在朝廷内外大肆进行株连蔓引。凡是心怀怨恨，或骄横跋扈的文武官员、大族地主，均被罗织为胡党，率相收坐重狱"①。洪武十八年，李存义为人告发为胡党，被流放到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贤狱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获封绩，善长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发，捕绩下吏，讯得其状，逆谋益大著。会善长家妇卢仲谦首善长与惟庸往来状，而陆仲亨家妇封帖木亦首仲亨及胡胜宗、费聚、赵雄三侯与惟庸共谋不轨。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②如果说胡惟庸案是朱元璋主要对以李善长、胡惟庸为首的淮人官僚集团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

②　《明史·胡惟庸传》。

③　《明史·胡惟庸传》。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三，《胡蓝之狱》。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三，《胡蓝之狱》。

②　《明史·胡惟庸传》。

进行的政治清洗的话，那么蓝玉案件则是朱元璋有计划地对功臣宿将的一次大屠杀。

蓝玉，定远人，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在常遇春帐下领兵，临敌勇敢，所向克捷，由管军镇抚积功至大都督府佥事。从洪武四年至十五年，先后参与了定四川、伐中原、讨西番、征云南等重大战役，战功卓著。洪武十二年，以征虏副将军从大将军冯胜征辽东纳哈出，"会冯胜有罪，收大将军印，命玉行总兵官事，寻即军中拜玉为大将军"。二十一年帅师15　万征蒙古，一直打到捕鱼儿海，北元主脱古思帖木儿率数十骑逃走，大胜而回，封凉国公，成为常遇春、徐达之后明军的主要将领。

但蓝玉此人性格暴躁，言行粗俗，桀骜不驯，"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暴横。尝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帝闻之不乐"①。另外，蓝玉在侍宴时语言常傲慢无礼，在军中擅自黜陆将校，进止自专，因而逐渐引起了朱元璋的严重不满。洪武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谳告蓝王谋反，朱元璋遂乘机将其逮捕下狱，"磔于市，夷三族"。并亲定《逆臣录》，布告天下。被列名于《逆臣录》之中的有一公、十三侯、二伯。受牵连被杀的列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将卒达一万五千人。军中宿将被屠杀殆尽。

胡、蓝二案以外，洪武年间被杀的开国功臣尚有德庆侯廖永忠、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临川侯胡美、江夏侯周德兴、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颖国公傅友德、宋周公冯胜和朱元璋的亲侄子朱文正、亲外甥李文忠及号为开国功臣第一的徐达等。

①　《明史·蓝玉传》。

（七）空印案和郭桓案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即十分注意整顿吏治。一方面他要求各级官吏遵纪守法，廉政爱民。比如，他曾告诫天下府州县官："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安养生息而已。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又尝谕户部，国家赋税已定，撙节用度，自有余饶。使民得尽力农桑，自然家给人足，何事聚敛也。另一方面他又鉴于元政纵驰亡国的教训，特用重典驭下。"凡官吏有犯，宥罪复职，书过榜其门，使自省。不悛，论如律。"②其律令具体规定为：凡守令贪醏者，许民赴京陈诉。官吏受贿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九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绞；监守自盗仓库钱粮者，一贯以下杖八十，至四十贯斩；贪污银子六十两以上者即枭首示众，并剥皮示众。"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革之袋，使之触目惊心。"①因而官员稍有触犯，即刀锯随之。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和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及其所引发的两次大屠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空印案明初，每年各布政司、府（州）、县都要派计吏至户部覆算钱谷、军需帐目，所谓"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②因为各布政司离京城都很远，为了节省时间，上计吏在赴京时都随身带一些盖有布政司各级官印的空白文书，以便在帐目遭部驳需改正时，随时填用。这种做法多年来已成惯例，并且也得到了户部的默认。然而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发现这种作法后，却极为震怒，认定其中必有奸情，于是下令将各布政司府州县衙门的主印长官全部处死，佐贰官则一律杖一百充军边地。

郭桓案郭桓为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郭桓和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通同舞弊，贪污税粮。于是朱元璋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吏全部处死。追还赃粮700　万石，"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③追赃还牵连到全国各地许多地主，"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在元代末年政治混乱、法纪纵弛之后，朱元璋以重典驭下和重绳赃吏的作法，扭转了官场的颓废之风，整肃了一代吏治。

②　《明史·刑法志二》。

①　《稗史汇编》卷七十四，《刑法类·皮场庙》。

②　《明史·郑土利传》。

③　《明史·刑法志二》。

（八）文字狱前已述及，朱元璋早在战争时期和政权草创阶段就十分注意吸收和重用有名望的文人士大夫。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和全国统一的完成，如何对待更大范围和更多层次的文人士大夫即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朱元璋对此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对不愿与新王朝合作和对新王朝抱敌对情绪的士大夫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如回回诗人丁鹤年自以家累世仕元，不忘故国，顺帝北遁后，常"饮泣赋诗，情词凄恻。"①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立誓不事新朝。山阴名士杨维桢拒绝明太祖朱元璋的征聘，说自己好比行将就木的老妇，无再嫁之理。其他如张昱征至，以老不仕，陶宗仪被荐不赴，等等。这些不肯俯首称臣的士大夫，有不少人被朱元璋用杀、关、徙等手段加以镇压。另一方面，对大多数愿与新王朝合作的文人，朱元璋则采取征召、选聘，以及学校科举的途径将他们尽可能纳入到明王朝政权系统中来。明代学校分三级：社学、府学和国学。社学指乡村民间办学校，府学指府（州）县官办学校，国学则指中央国子学。洪武十五年，国子学改名国子监，设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等学官。府（州）县学除均有训导外，府学教师有教授，州有学正，县有教谕。学生由地方学校升入国子监，学习优异可以直接到官府任职。官品不定，高者可任布政使，低者任县主簿，乃至教谕。国子监生有时还奉命出使，如巡行州郡、稽查百司案牍、督修水利、丈田定税等。

洪武建国初，曾实行过科举，随后停罢达十年之久。十六年，恢复科举，十七年"命礼部颁行科举成试，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试，辰戍丑未年会试"。参加科举考试者必须是各级学校的生员。府（州）县生员，称秀才，先赴省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录取者称举人。次年，举人赴京参加会试，合格者再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廷试，中选者为进士。进士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称为状元、榜眼、探花。科举考试中试者，进士为甲科，举人为乙科。中甲乙科者均可直接被任命为中央和地方官。

朱元璋在设立学校、科举的同时，对学校课程和科举考试内容亦作了明确规定。洪武十五年，命礼部颁学规十二条，明定生员必须"笃志圣贤，潜心古训，违者罪之"。同年，又颁学校禁例十二条，限定生员不能谈论政治。至于学习内容，则一律以宋儒所注四书五经和《大明律》、《大诰》为本①。关于科举考试，则规定必须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所谓"考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②考生为文必须要以朱熹的注为依据，所谓"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③。文章的格式必须用八股体。所谓八股体即每篇文章都必须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八个部分。因而，明代的学校和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专制制度，它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在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之中。朱元璋除了以学校教育、科举取士的方式吸收文人参政，规范、控制其行为和思想外，还以触犯个人的禁忌，严厉打击他认为思想上有问题的文人，因此造成了洪武时期的文字狱。

①　《明史·戴良传》。

①　《太祖实录》卷一四五、一四七、二一四、二一八。

②　《明史·选举二》。

③　《明史·选举二》。

所谓文字狱，就是从人们所写文章中挑出一些词句，在文字细节上进行挑剔，断章取义，吹毛求疵，编造莫须有的罪名，迫害作者。朱元璋出身寒微，自卑心理重，因而他十分注意自己出身经历的禁忌。他当过和尚，所以不许人们写和说"光"、"亮"、"僧"，甚至与僧谐音的"生"也不许提。他参加过红巾军，所以不许人们说和写"贼"字，与"贼"谐音的"则"也不许提及。

《朝野异闻录》："三司卫所进表笔，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毫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以"式君父以班爵禄"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髠"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①。此外，还有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上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看后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修衙门，并请名士高启写《上梁文》，内有"龙蟠虎踞"四字，朱元璋知道后大怒，魏、高二人均被腰斩。

个人禁忌的进一步扩展便为广义的禁忌。洪武三年禁止百姓取名用天、国、召、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晋、汉等字。二十六年又明文禁止百姓取名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并禁止民间久已习惯的称呼，如医生只许称医士、医人、医者，不许称太医、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官家之火者，只许称阍者，不许称太监，违者都处重刑①。朱元璋这种为维护专制皇权而任意罗织罪名的文字狱，不仅使许多文人士大夫无辜遭戮，而且对明代文化思想起了极其恶劣的窒息作用。

①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二；吴晗：《朱元璋传》，人民出版社，1985。三、永乐盛世（一）靖难之役朱元璋在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和无情的大规模屠杀，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的同时，为进一步巩固统治和防范北元势力，他于洪武三年、十一年、二十四年先后三次把自己的二十几个儿子封为亲王（朱元璋共有26个儿子，其中长子标立为太子；第九子、二十六子死；第二十子未至封国；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子五人因年幼至永乐六年始就藩），并陆续派置到全国各地。秦王朱樉，镇西安；晋王朱，镇太原；燕王朱棣，镇北平；周王朱橚，镇开封；楚王朱桢，镇武昌；齐王朱榑，镇青州；潭王朱梓，镇长沙；鲁王朱檀，镇兖州；蜀王朱椿，镇成都；湘王朱柏，镇荆州；伐王朱桂，镇大同；肃王朱模，镇甘州；辽王朱植，镇广宁；庆王朱■，镇宁夏；宁王朱权，镇大宁；岷王朱楩，镇云南；谷王朱橞，镇宣府。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地位极高，"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同时，每个王府都设有护卫亲军，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达19000人。尤其是沿边诸王，因负有防御蒙古贵族侵扰的任务，地位尤高，"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九国皆边虏，岁令训将练兵，有事皆得提兵专制，便防御"①。"初，太祖建都金陵，去边塞六七千里，元裔时出没塞下，捕杀吏卒，以故命并边诸王得专制国中，拥三护卫重兵，遣将征诸路兵，必关白亲王乃发。"②其中燕王朱棣、宁王朱权曾多次受命带兵出塞征战，负责筑城、屯田等事，军中大将均受其节制。朱元璋对之寄以重命，特许其小事立断，"军务大者始以闻"③。至洪武末年，朱棣已有重兵十万，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④蒙古兀良哈三卫骑兵皆归其统辖，势力急剧膨胀。

对分封藩王的弊端，明朝中央很早就有人认识到。洪武九年，翰林院训导叶伯巨即以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的历史教训提醒朱元璋，要他注意"分封逾制，祸患立生"的危险，建议"愿及诸王未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里"，⑤但遭到朱元璋的压制。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病亡，朱元璋立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太祖时政治严覈，中外万机，太孙每奉裁决，济以宽大，中外欣欣爱戴，独诸王皆挟叔父之尊，多不逊服，太孙常以为忧"⑥。因而爷孙俩遂有了如下一次谈话。朱元璋"因语太孙曰："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太孙曰："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太祖默然，良久曰："汝意如何？"太孙曰："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变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太祖曰："是也，无以易此矣"。"⑦　表明朱元璋在晚年对诸

①　尹宋衡：《史窃》引孟森《明清史讲义》上。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五，《削夺诸藩》。

③　《明史·太祖本纪》。

④　《明史·宁王权传》。

⑤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五，《削夺诸藩》。

⑥　尹守衡：《明史窃》。

⑦　尹守衡：《明史窃》。

王势力膨胀，形成的尾大不掉之势已有所察觉。所以，朱元璋死时，因恐诸王争权，遂在遗诏中禁止诸王至京奉丧，"诸王临国中，无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诸不在令中者，惟此令从事。"①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建文帝朱允炆登基，即"授遗诏止诸王会葬。诏下，诸王不悦，谓此齐尚书疏闻也"。同年六月，户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奏疏递入后，建文帝虽没批复，但消息已泄露出去，燕、周、齐、湘、代、岷等诸王即互相煽动，流言四起。面对这种状况，建文帝遂与翰林院修撰黄子澄和兵部尚书齐泰商议，决定削藩。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燕王朱棣素有准备，握有重兵，势强难图；而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太祖时即多不法，削之有名。因而决定削废周、齐等王，剪除燕王的手足，然后再向燕王开刀。于是，从洪武三十一年七月至第二年六月的不到一年时间里，先后削除了周、湘、齐、代、岷五王的爵位，废为庶人。其中周王迁云南，齐王锢京师，代王幽大同，岷王徙漳州，湘王则合室俱焚。在削贬诸王的同时，建文帝也加强了对北平的控制。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命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指挥佥事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让他们严密监视燕王的行动。建文元年春，又以防边为名，派都督宋忠、徐凯、耿。。分别率兵屯驻开平、临清、山海关，而调北平原驻防军--永清左右二卫于彰德（河南安阳）、顺德（河北邢台）。同时又命刑部尚书暴昭、户部侍郎夏原吉等24人为采访使，分巡天下。

面对建文帝咄咄逼人的攻势，朱棣乃一方面佯狂称病，以减轻朝廷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却暗中加紧训练士兵，积极准备举事。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四日，朱棣以大病告愈为由，北平诸官入贺。他在官中密布刀斧手，在酒席宴上擒斩了张昺、谢贵。并迅速攻占了北平全城。都督朱忠率兵三万至居庸关，闻变退怀来，都指挥使马宣走蓟州，都指挥余镇退走居庸关。随后，朱棣即以诛齐泰、黄子澄，"清君则"为名誓师，称"靖难军"，去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封官拜将，正式拉开了"靖难之役"的序幕。

朱棣发难后，为避免朝廷军队兵临城下的局面，首先以旋风般的速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攻占了居庸关、怀来、密云、蓟州、遵化、永年等州县，迅速扩大了占领区。

七月二十四日，建文帝见燕王已举事，乃祭告天地宗庙，以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率师讨伐。大军号称百万，数道并进。八月十二日耿炳文率军至真定，与燕兵在滹沱河相遇，经十余日激战，大败。九月，文帝召回耿炳文代之以李景隆。

李景隆至德州收集耿炳文将卒，并征调各路兵号称50　万人，于九月十一日进驻河间，进攻北平。与此同时，江阴侯吴高和都督耿。。、杨文等率兵自辽东南下，围攻永平。面对朝廷大军南北两路夹击，朱棣根据李景隆不善用兵而自身又兵力不足的现实。毅然置李景隆军于不顾，自己亲率主力援救永平。江阴侯吴高没料到燕大军突至，勿忙间退向山海关，被燕军追败。朱棣马不停蹄，继续挥师北边，智取宁王朱权，收编了其护卫亲军和兀良哈三卫驻兵，然后迅速率军南下，与坚守京城的守军内外夹击，李景隆失败，退保德州。

①　《明史记事本末》卷十五，《削夺诸藩》。

建文二年（1340年）四月，李景隆又集合兵将60　万北上，与燕王朱棣大战于白沟河（今河北雄县北），复大败。官军死伤十几万，横尸百余里。朱棣率军乘胜追击，攻占了德州，并进而围攻济南。济南城守军在都指挥盛庸和山东参政铁铉指挥下坚守三个月，朱棣见久攻不下，遂撤兵北还。建文帝闻济南之捷大悦，九月十日提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参赞军务，不久又升为兵部尚书。同时封盛庸为历城侯平燕将军，命令他代替李景隆指挥全军。此后，双方军队又多次交战，互有胜负。

朱棣自建文元年七月发难，至建文三年底，经两年半作战，虽然大军所至已遍及河北、鲁西各地，且历次作战多获胜利。然而所得城池仅永平、保定、北平三府，其他城邑均为旋得旋失。而燕军本身则因连续作战，无暇休整，日感困顿。因此朱棣深感南军众多，作战前途渺茫。在这关键时刻，南京宫中一被黜太监来北京投靠朱棣，备言京中空虚，劝朱棣抓紧时机疾进直取。燕王谋士姚广孝也劝朱棣不要拘泥于攻城掠地，而应迅速行动，径趋京师。于是朱棣遂改变作战方略，决定直捣南京。

建文三年十二月，朱棣大举出兵南下，千里疾进。次年五月，强渡淮河，击败盛庸守军，连下扬州、高邮、通州（今江苏南通）、泰州等江北重镇，准备强渡长江。五月二十日，建文帝下罪己诏，并以割地分南北朝为条件，派人和燕王议和，但遭拒绝。六月三日，朱棣率军自瓜洲（在镇江对岸）渡江，"舳舻相衔，旌旗蔽空，金鼓大震"。南线守军一经冲击，即全线崩溃，纷纷投降。六月十三日，南京城破，燕王进城，朝中文武俱跪道旁迎降。时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去向。十七日，燕王朱棣应群臣之请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永乐元年，是为成祖。"靖难之役"至此结束。

朱棣进京后，即一面清查宫禁，一面揭榜逮捕"奸臣"。宫中除得罪建文帝者得留外，其余宫女、内官多被杀死。名列"奸臣"者，以齐泰、黄子澄、方孝儒等为首50　余人，均先后被捕杀。其抗拒不屈者，除本身惨遭酷刑外，多坐及宗族亲友甚至门人子弟。方孝儒之死，坐及"十族"，除宗族亲友外兼及门生，被杀者达878人。这次大清洗，史称"瓜蔓抄"，因牵连蔓延被杀者达数万之多。

（二）宦官与厂卫鉴于历代宦官专权，危害朝政的教训，明初严禁宦官干政，规定宦官不得兼任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宦官任内职不得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朱元璋曾对侍臣讲："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驶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并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铸铁牌立于宫门，上写："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又敕诸司均不得与宦官机构进行文移往来，定制宦官"不许读书识字"①。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另一方面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对官僚集团的监督，朱元璋却又有意识地加强了宦官机构的设立，并赋予了其广泛的权力。从1367年始置内使监，到洪武三十年增设都知监和银作局，历时31年，建成了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即所谓二十四衙门的庞大宦官机构。十二监指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官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四司指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八局则为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中帽局、针士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与此同时，他又经常赋予宦官种种超越其职权以外的权力。如洪武八年五月，朱元璋派宦官赵成往河州市马。武洪十一年正月，派宦官陈能至安南国吊祭国王陈煓之丧。洪武十二年三月，派宦官陈景及校尉，向靖江王朱守谦宣读谕旨，令其守法正身，并当场逮捕了朱守谦身边一些为非作歹之人。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三月，派宦官王聂与驸马梅殷去山西，传旨晋王朱："说与王，把那三个侯碎砍了，家人、火者、成丁男子都砍了。家财头口交与王府。妇女、王府差内使起解。钦此"①。

建文帝在位期间，对宦官的约束很严。即位之初，他就曾晓谕各处地方官吏对外出内侍严加监督，有不法之处即可将其械送治罪。在宫中，他对内监的管束也极严厉，稍有违忤，立即严惩不贷。这种严厉政策，引起很多宦官的不安，因而，"靖难之役"期间，不少宦官都投奔了燕王或者给朱棣提供军事情况。

朱棣起兵，"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②。而他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更是出生入死，立过大功。所以，朱棣即位后，宦官愈益受到重用，权势越来越大。永乐元年，"命内臣齐喜提督广东市舶"③。永乐八年，内宫王安被派往都督谭青营，又命马靖镇守甘肃。永乐十八年，置东厂，宦官先后拥有了市舶、监军、分镇、刺探臣民隐私等大权，宦官的权势因而大为扩张。至于宦官出使外国、安抚军民、查勘仓库、检免税收等，都比洪武时期更为广泛和频繁。宦官手中权力既越来越大，横行不法，便接踵而至。假传圣旨屡有发生。如永乐五年，内使李进在山西以采天花为名，"诈传圣旨，伪作勘合。。假公营私，大为军民害"④。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内官马骐传旨谕翰林院出敕，往交趾采办金银珠香。这些违法事件最后虽遭

①　《明史·职官三》，《宦官专序》。

①　《明太祖钦录》，第74　页，台北《故宫图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②　《明史·刑法三》。

③　《国朝典汇》卷二○○，《市舶》。

④　谭希思：《明太政纪要》。

到查处，但已充分显示了宦官集团咄咄逼人的势力。

明初的特务机构有两个系统，一是锦衣卫，一是东厂，合称"厂卫"。

锦衣卫设置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初属亲军上十二卫，约五六万人，掌管皇帝出入仪仗和警卫。不久。朱元璋为加强专制统治，即特令其兼管刑狱。《明史·职官志五》载锦衣卫职责为："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领之，恩■寄禄无常员。凡朝令、巡幸，则具卤簿仪仗，率大汉将军（共1570　员）等侍以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朝日、夕月、耕猎、视牲，则服飞鱼服，佩绣春刀，侍左右。盗贼奸宄，街涂沟血，密辑而时省之。凡承制鞫狱录囚勘事，偕三法司。五军官舍比试併■，同兵部涖视"。锦衣卫下设经历司和南、北镇抚司。经历司掌公文出入；南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北镇抚司则专理诏狱。所谓诏狱，就是受皇帝亲自指挥的特种监狱。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以治锦衣卫者多非法凌虐，于是下令焚其刑具，出所囚至刑部审录，并下诏罢诏狱。但朱棣继位后，为镇压反对派，又恢复了诏狱。诏狱不仅关押政治犯，还负责缉访京城内外的奸宄、盗贼，刑部和大理寺都无权改变镇抚的决定。镇抚之下，有十七所，分设官校，有千百户、总旗、小旗等。他们除了充当皇帝侍卫和仪仗队外，专司侦察，时称"缇绮"。名义上锦衣卫"凡辑事，必行贿受贿有卜，现获有脏，获脏有地，谓之"四角全"，而后打入事件，有一不全，不敢行，恐反坐也。"①但实际上，完全是任意所为，无法无天。史称"辑事员役，其势易逞，。。有盗经出首幸免，故今多引平民以充数者；有括家囊为盗脏挟市豪以为证者；有潜构书，怀挟伪批，用妖言假印之律相诬陷者，或姓名相类，朦胧见收；父诉子孝，坐以忤逆"①。

东厂设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其职责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

具体管理归司礼监。东厂提督一般均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第三人充任，其属称之曰督主，有关防一颗，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一般宦官外出，所持印信并无"钦差"二字，仅称内官、内臣，而东厂关防特称钦差太监，以示威重。下属有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均为卫官。又有掌班、领班、司房四十余名及十二颗管事。专门负责伺察者称役长，也叫档头，戴尖帽，穿青色素旋褶、系小绦、白皮靴，有一百多名。役长手下番子一千余人为干事。

东厂与锦衣卫虽是两个系统，但关系极密切。东厂办事人员"悉取给于卫，最轻黠猥巧者乃拨充之"②，而锦衣卫官则往往由掌东厂的司礼太监亲信出任。因而他们常相勾结，"然厂卫未有不相结者，狱情轻重，厂能得于内。而外廷有扞格者，卫则东西两司房缉之，北司拷问这，锻炼周内，始送法司。即东厂所获，亦必移镇抚再鞠，而后刑部得拟其罪。故厂势强，则卫附之，厂势稍弱，则卫反气凌其上"③。

东厂侦缉范围极广，皇帝以外，上至官府，下至民间，任何人均为侦察对象。"每月旦，厂役数百人，掣签庭中，分瞰官府。其视中府诸处会审大狱、北镇抚司考讯重犯者曰听记。城门得某好，胥吏疏白坐记者上之厂日打

①　佚名：《谀闻续笔》卷四。

①　《明史·刑法三》。

②　《明史·刑法三》。

③　《明史·刑法三》。

事件。至中华门，虽夤夜，投隙中以入，即屏人达至尊。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家人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卫之法亦如厂，然须具疏，乃得上闻，以此其势不及厂远甚"①。

东厂的特务，还和流氓无赖相勾结，利用他们作为打手。"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千事者为窟穴。得一阴事，由之以密白于档头，档头视其事大小，先予之金。事曰起数，金曰买起数。即得事，帅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樁。番子即突入执讯之，无有左证符牒，贿如数，径去。少不如意，榜治之，名曰乾榨酒，亦曰搬罾儿，痛楚十倍官刑"②。而且蓄意让事情牵连富户，追踪勒索，如目的达到，即无事，如目的未达到，立即上报东厂，将其送进北镇抚司诏狱。

宦官专权与特务统治的紧密结合，是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厂卫的横行，不仅造成了"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③的人人自危、人人侧足的恐怖气氛，而且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和政治风气，所谓"自厂卫司讥访而告奸之风炽，自诏狱及士绅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过不给而欺罔之习转盛，自事事仰承独断而谄谀风长，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众"④。正是对这种现象的形象描述。

①　《明史·刑法三》。

②　《明史·刑法三》。

③　《明史·商辂传》。

④　《刘子全书》卷十七，《敬循职掌疏》。

（三）南征北讨明成祖朱棣在加强特务监察，镇压政治反对派，稳定了国内局势以后，即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经营。他一方面派兵南征安南，另一方面自己亲统大军五讨漠北蒙古，同时，还对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和青藏地区实施了有效的管理。

安南即古交趾地。秦时为象郡。汉初，被南越王赵佗占据。汉武帝平南后，在其地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设刺史。唐初，改安南都尉府，安南之名自此始。宋、元时建安南国，但世为藩臣，贡献不绝。

明初，安南当国者为陈日煃。洪武时，陈日煃遣使朝贡，被封为安南国王。三传至陈日炜，政权被国相黎季犂篡夺。建国号"大虞"，纪元"天圣"，并改名为胡一元。永乐初，胡■当政，数侵明云南思明府境，并多次发兵攻打占城。永乐二年（1404年）前安南王孙陈天平自老挝来到南京，向成祖诉说陈氏政权被夺情状，要求派兵讨伐黎氏父子。三年春正月，明成祖派御史李琦、行人王枢等奉敕往安南问胡■篡夺陈氏之故。六月，胡■派使臣随李琦来朝上表谢罪，请陈天平归国。十二月，明成祖遂派行人聂聪送陈天平归国，并命征南副将军黄中、吕毅、大理卿薛嵓率兵5000人护行。四年三月，黄中等护送陈天平入鸡陵关，快到芹站时，遭到胡■伏兵袭击，陈天平被杀，黄中等败还。明成祖闻讯大怒，决定出兵讨伐。

七月，命成国公朱能为大将军，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督师南征。大军兵分两路，朱能和张辅率两京、荆、湖、闽、浙、广西兵出广西凭祥。沐晟则率巴蜀、建昌、云、贵兵出云南蒙自。十月，朱能病死于龙州，张辅遂代领其军。张辅自凭祥出发，一举攻占了安南鸡陵、隘留二关，"传檄数一元父子二十大罪，谕国人以辅立陈氏子孙意"①。然后分道进兵，迅速推进至富良江北嘉林县和北江府新福县。同时，沐晟军自临安府蒙自县经野蒲，斩木通道，攻占了猛烈棚、华关隘，强渡洮江，进抵白鹤。"时贼恃东、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为固，于江北岸缘江树栅，多邦隘增筑土城，城栅相连，亘九百余里，尽发江北诸郡民守之，号二百万。又于富良江南岸缘江置樁，尽取国中船舰列于樁内。诸江海口，俱下捍木，以防攻击。贼之东都，守备亦严，时列象阵于城栅内，欲守险以老我师"②。于是张辅军遂自新福移营三带州招市江口，造船图进取。沐晟军亦至洮江北岸，与多邦城对垒。十二月，两军合力攻破多邦。多邦一破，明军即长驱南下，再无阻碍。永乐五年五月抓获黎氏父子，安南尽平。

六月，明成祖将安南大捷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趾，置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司，设交州、北江、谅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镇蛮、谅山、新平、演州、义安、顺化15　府，分辖36　州，181县。又设太原、宣化、嘉兴、归化、广威5　州，直隶布政司，分辖29　县。其他要害地区，均设置卫所，以加强控制。

安南平后，明成祖先后派英国公张辅、工部尚书黄福、丰城侯李彬镇守，锐意求治。其间安南地方豪族虽仍不时起兵，但均遭明军镇压。宣宗即位以后，专注内政，因而遂于宣德二年十一月撤兵安南。致数十年之功，毁于一

①　《明史·外国二》。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安南叛服》。

旦。

元顺帝北遁后，于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死于应昌（内蒙古达里诺尔西南）。其子爱献识礼达腊继位，携残部退至塞外和林一带，史称北元。以后，由于蒙古贵族内部纷争，遂分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鞑靼部分布于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以南地区；瓦剌部分布于科尔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准噶尔盆地；兀良哈部分布于西辽河、老哈河流域。其中以鞑靼部最为强盛。三部之间经常互相仇杀，也不时南下侵扰明帝国的边境，成为明北面国防上的心腹大患。

为巩固北部边防，朱元璋从洪武三年至二十九年曾先后八次北征漠北，并于洪武二十年迫降辽东纳哈出，沉重打击了北元势力。在不断北伐的同时，朱元璋也积极地设施边防，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沿边一线，先后建立了九个边防重镇，即所谓"九边"，并屯以重兵。它们是：辽东镇（今辽宁辽阳）、蓟州镇（今河北蓟县）、宣府镇（今河北宣化）、大同镇、太原镇、延绥镇（今陕西绥德）、宁夏镇（今宁夏银川）、固原镇、甘肃镇（今甘肃张掖）等。九边之外，还在长城以北建立大宁、开平（今内蒙多伦）、东胜（今呼和浩特）三卫，声势相联，互为犄角。

建文四年（1402年），鞑靼部首领鬼力赤杀北元七传主坤帖木儿称可汗，建号鞑靼，北元亡。

明成祖朱棣即位前，曾长期主持明对蒙古各部作战，对蒙古残存军力及其不断南下的危害性有深刻了解。所以即位后，他十分重视北部边防，对蒙古各部采取了积极的政治和军事攻势。政治上，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矛盾，挟弱抑强，使其互相牵制；军事上则配合政治目的，对挑衅者实施各个击破的战略。

永乐四年（1406年），阿鲁台袭杀鬼力赤，迎坤帖木儿之弟本雅失里为可汗，自为太师。本雅失里立后，成祖曾多次致书通好，但均未得答复。永乐七年六月，成祖又派给事中郭骥往本雅失里处持书通好，郭骥至，竟被杀。成祖大怒，决心举兵征讨。七月三日，命淇国公邱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兵十万进行征讨。邱福轻敌冒进，全军覆没于胪朐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克鲁伦河）。败讯传来，成祖异常震惊，遂决定亲率大军出征。

永乐八年二月，明成祖统50　万大军亲征。五月十三日，明大军至斡难河，大败本雅失里，鞑靼势衰。永乐十年（1412年），本雅失里被瓦剌首领马哈木攻杀。次年，阿鲁台向明朝奉表称臣，被封为和宁王。

鞑靼败后，瓦剌部渐盛。永乐十一年七月明成祖许阿鲁台内附后，瓦剌部即断绝朝贡，并扣留明廷使者。十二年二月，马哈木拥兵饮马河，意欲南征。于是，成祖遂于三月再度率兵亲征。经数月长途奔袭，六月七日，明军在忽里失温（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与瓦剌三部（马哈木、太平、把季孛罗）展开决战，成祖亲率铁骑冲击，瓦剌军溃败，马哈木等逃走。二年后，马哈木病死，瓦剌势衰，之后，终永乐世，不再为患。

阿鲁台部归附后，经数年生聚经营，势力复炽，对明廷态度也逐渐桀骜不逊，其贡使至边，常邀击行旅；而朝廷使者至，他们则肆意侮辱、谩骂，乃至拘留；且时常率兵出没塞下扰掠。所以，明成祖又被迫于永乐十九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接连三次率兵亲征。在第五次北征返师时，朱棣病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多伦西北）。

明代，东北地区居住的主要少数民族有满、蒙古、朝鲜、达斡尔、鄂伦春、赫哲等族，其中人口最多、居住范围最广的是满族。满族，秦以前名肃慎，汉朝名挹娄，南北朝名勿吉，隋唐时叫靺鞨，从辽、宋到明末，则称为女真。

元末明初，女真族按社会进化程度和活动地区分为三大部：野人女真生活于黑龙江两岸和乌苏里江流域；海西女真居住于开原以东和松花江南岸；建州女真则散居于长白山北部、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

明政权建立后，其势力很快就进至东北地区。洪武四年（1371年）置辽东卫。七月设"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洪武八年，明军大败纳哈出于辽南，同年十月便改"定辽都卫指挥使司"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辽东都司下设二十五卫，辖境南起旅顺，北至开原，东临鸭绿江，西至山海关，相当于今辽宁省大部。它"南望青徐，北引松漠，东控海西女真"，①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辽东都司建置后，明太祖朱元璋继续派人对东北和北部边疆地区"累加抚谕"。洪武年间开始，处于原元统治下的女真等各部，相继"悉境归附"。地处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地区，元代故臣老撒等也率部至京进马乞降。

朱棣继位后，鉴于这种形势，于永乐元年派人往谕奴儿干，次年置奴儿干卫。此后，明政府一方面加强对已设置的奴儿干卫的管理，征纳贡赋；一方面继续在该地区进行诏抚，设置卫所。到永乐七年，明朝已先后在鄂嫩河、嫩江、松花江、黑龙江、精奇里江、格林河、亨滚河、乌弟河和乌苏里江流域等广大地区，设置了130　多个卫所。为加强对卫所的管理，明政府于永乐七年闰四月在黑龙江出海口附近特林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抵外兴安岭、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都司下属184　卫、24　所。都司的都指挥使、同知、佥事等官均由明政府从内地派员担任，卫所官吏则多用当地部族酋长。都司驻军，多时3000，少则500，戍期二年。明政府还不时派员巡视，自永乐七年（1409年）到宣德七年（1432年），太监亦失哈曾以钦差大臣身份，先后十次巡视奴儿干地区。他还在奴儿干都司治所特林修建永宁寺，前后立了《敕修永宁寺记》碑和《重修永宁寺记》碑。两方石碑都记述了设置奴儿干都司的经过和亦失哈等屡次宣谕镇抚其地的情况（石碑现存俄罗斯伯力博物馆）。为保证辽东和奴儿干都司的联系和交通运输，明政府还在元代所设驿站的基础上，大力扩建或新建驿站，延长或新辟线路。当时从辽东到东北各地有六条大道。松花江、黑龙江下游沿岸有45个驿站。永乐十八年又在吉林设造船厂，制造运输船只，从而大大改善了奴儿干地区与内陆的水陆交通。

元亡后，天山南北畏兀儿族聚居区，仍由察哈台后裔统治着。他们分裂成许多割据政权，"地大者称国，小者止称地面。"①哈密地区处东部战略要地，是明朝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派刘真率军进兵哈密。哈密从此归顺明朝。永乐二年，明成祖封哈密王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永乐四年（1371年）明政府在哈密设卫，派官辅助当地首领执政。哈密卫的设立，恢复了明朝在西域的主权，使帝国的政令行达天山南北。西藏在明代称乌斯藏。洪武时期，明政府在西藏设朵甘、乌斯藏两个行都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管辖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东部，四川甘

①　《辽东志》卷三。

①　《明史·西域传》卷三二九。

孜藏族自治州西北部和青海省的南部地区。永乐时又设奔寨和牛儿宗寨两个行都指挥使司。以后又增设一些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和千户所，利用这些机构来管理广阔的青藏高原。

从元朝以来，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明因元制，也利用宗教势力作为统治藏族人民的工具。永乐年间，明政府制定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分为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等级。各级僧官由朝廷授予不同的品级和职位。法王是最高的僧侣，奉朝廷敕命，行使地方职权。明政府还根据藏族"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①的生活需要，与藏族进行茶马互市，在西北的洮州（甘肃临潭）、秦州（甘肃天水）、河州（甘肃临夏），西南的雅州（四川雅安）、打箭神（四川康定）等地，设点交易。藏族用马匹、犀角等物，换取内地的茶、盐、布、丝等日用品。永乐时，乌斯藏僧官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奉明政府之命，修通了四川雅州到乌斯藏的驿道，设置了驿站，这样，西藏与内地的交通，除由甘肃经青海入藏外，又增加了一条新通道，从而使西藏与内地之间的往来更加方便。

①　《明史·食货四》。

（四）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明代湖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布政司散居着苗、瑶、僮、仡佬、罗罗、僰等众多的少数民族。由于聚居地区的不同，这些少数民族的社会进化程度有着明显的差别。如苗族分"熟苗"、"生苗"。"诸苗种落，有族属无君长，附四卫，近者为熟苗，供徭赋与百姓同。日担负薪炭米豆竹木牵逐牛豕来卫，市如云集，朝至幕归，狎驯无异。。。，亦停居我人训蒙，识书字大意"②。是熟苗发展程度已与一般汉人无异。但熟苗寡，生苗多。生苗"其人俱不冠，用布裹手足，。。，编茅不垣"。"涉岩穴，猎荆棘，捷如麖塵。"①"负栏抱弩，遇便辄掠杀"②。显然"生苗"社会进化程度较"熟苗"相对要低一些。又如仡佬族，"其熟者善佃作，居人庄屋，善用弩，傅以毒药，射人血濡缕立死"。而与其同一属族名"休佬"的部落，"俗与仡佬略同，掘地为炉，厝火环卧，不施被席，以牛皮藉之"③。二者社会发展的程度显然也不一样。

明朝建立后，针对这些布政司境内少数民族的不同特点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明政府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措施，比较进步的地区，裁撤原来的土司，改设府、州、县，由朝廷派出流官，担任知府、知州、知县；在落后地区则保留其土司制度，仍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管理；还有些地区则为"土流兼治"，或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或以土官为主，流官为辅。根据统计，湖广布政司境内设置的土司有：宣慰司二，宣抚司四，安抚司八，长官司二十，蛮夷长官司五；四川布政司境内设的土司有：宣慰司二，宣抚司三，安抚司九，长官司三十七；贵州、广西、云南三省因遍布蛮夷，因而其府及府以下地方机构在明初几乎均可视为土司，或主官为土官，而佐贰为流官；或主官为流官，而佐贰为土官。

明代土司衙门包括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军民府、土州、土县等。土官品级共十四级，自从三品至从九品。其中宣慰使司设有宣慰使一人，同知一人，副使一人，佥事一人。所属经历司有经历一人，都事一人。宣抚司设宣抚使一人，同知一人，副使一人，佥事一人。所属经历司有经历一人，知事一人，照磨一人。安抚司设安抚使一人，同知一人，副使一人，佥事一人，其属有吏目一人。招讨司设招讨使一人，副招讨一人，其属有吏目一人。长官司设长官一人，副长官一人，其属有吏目一人。蛮夷长官司设长官、副长官各一人。此外还有蛮夷官、苗民官及千夫长、副千夫长等官。军民府、土州、土县，设官如府州县。

土官均世袭，但必须经朝廷认可。"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①。其朝贡符信属礼部，承袭文职属吏部，验封司，武职属兵部武选司。隶验封司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司者都指挥使司领之。土官承袭，预先勘定、造册在官依次承袭。凡应袭之人，必先具亲供册上报，载具先世事迹、职任、所辖境域、户口、贡赋，并附邻近土职出具的证明文书，经布政司、②　《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四。

①　《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四。

②　《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四。

③　《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四。

①　《明史·土司传》。

都司核夺，然后起文送部，查核无误，乃签发号纸，注明替袭职务和日期，以作凭证。土司都铸有阴阳信符，上有"文行忠信"四字及印符编号。阴符由土官本人收管，阳符及批文送布政司、都司收藏，核对无误方可任事。各地土司按其辖地距京城路程之远近，或三年一期，或五年一期，或一年一期赴京"朝觐"。朝贡时以土特产品、马匹、金银等为贡品。作为回报，明政府对贡使往往赏赐大大超过贡品价值的财物。土司职责，和平时期为"附辑诸蛮，谨守疆土"，维持地方治安。战时则须听从征调，配合朝廷军事行动。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废除土官、土酋，改设流官管理。土官因为是世袭，所以其割据性就特别强，常因争夺财产和土地而互相攻杀，也时常起兵叛乱，反抗明朝政府。明政府在平定叛乱之后，往往通过废除那些敢于反抗中央政府的土司，或把那些忠于中央政府的土官提拔为"流官"的办法，取消某些土司。如洪武年间罢普定、普安二府。永乐十一年，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州宣慰使田琛因争夺土地而互相攻杀，明政府在平定了这次战乱后，"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①由此揭开了西南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序幕。自此以后，贵州的福禄永从长官司、施秉长官司、都匀安抚司、九名九姓独山州长官司、麻哈长官司、清平长官司、思印江长官司相继改流。在云南则有鹤庆、寻甸、广西、芒部等土府改流。此外还有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宣慰司改流（详后）和崇祯年间的水西土司改流（详后）等。但值得说明的是明代改土归流的重点在贵州，其改土归流政策推行得也不彻底，府以下官员仍"参用土官"。改土归流政策比较彻底和大规模的推行，是在清朝时期。

①　《明史·贵州土司传》卷三一六。

（五）对日与对朝关系明初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应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对周围国家采取睦邻友好政策，派遣使臣出使日本，日本也多次派遣使臣回访朝贡，两国自元朝以来中断了一百多年的政府邦交和经贸文化往来得到了恢复。另一方面，由于元末明初，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国内政治混乱，经济衰败。于是一些亡命政客、失意浪人、没落武士和走私商人，为掠夺财富，遂向海外冒险，经常在明朝沿海进行武装掠夺和骚扰，史称倭寇。而明王朝为了保护本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对此进行了坚决打击。这两个方面互相影响，前者占主流，则两国来往密切，后者占主流，则两国关系疏远。

明王朝建立之初，逃亡海上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即勾结倭寇，频频骚扰沿海地区。"时倭寇出没海岛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略居民，劫夺货财，沿海之地皆患之。"①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朱元璋派行人杨载出使日本，并责问寇掠中国沿海原因，说："宜朝则来庭，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王其图之"。但日本国王良怀因心怀疑惧，拒不奉命，继续寇掠山东、福建，劫夺温、台、明州沿海居民。洪武三年，朱元璋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进一步解释明朝睦邻政策，消除了良怀的疑虑。洪武四年十月，良怀派和尚祖来到南京，向明政府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并送还在明、台二郡掠去的人口七十余人。"太祖嘉之，宴赉其使者"。中日两国中断了一百多年的政府邦交自此重新建立。

从史书记载看，明朝与日本恢复邦交以后，两国关系，尤其是政府间的往来并不密切，其原因有二：一是倭寇继续侵扰明沿海地区。二是日本国内因发生了持明与良怀争位的斗争②，而朱元璋以其无国王之命，越分私贡为由遣还其使，拒不接纳。洪武十四年七月，朱元璋命礼部"移书责其王，并责其征夷将军，示以欲征之意"③。良怀复书示颇为不逊。胡惟庸通倭事发后，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④。洪武十七年倭寇频扰浙东。朱元璋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筑山东、长江南北海面和浙江东西海上59　城，置行都司备倭。二十年十月，置两浙防倭卫、所。四月，派江夏侯周德兴前往福建福、兴、漳、泉四府巡视要害，筑海上16　城，籍民为兵以备倭。同时增置45　个巡检司，分隶诸卫。二十五年，置莱州八总寨，宁海卫五总寨，以备倭。至于墩堡烽堠之增设，岁不绝书。朱元璋晚年虽非把日本列为不征国，但互相间使臣几乎没有来往。

明成祖继位以后，遣使从登极诏传谕日本。永乐元年又派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及和尚道成出使日本。正准备出发，日本贡使到宁波。十月到南京，进呈新国王源道义的表册和贡物。"帝厚礼之，遣官偕其使还，赉道义冠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①。此后，双方和好往来极为密切。永乐二年（1404年）日本政府鉴于对马、台岐诸岛倭寇不时劫掠沿海居民，将其全部剿灭，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

②　《明史·日本传》。

③　《明史·日本传》。

④　《明史·日本传》。

①　《明史·日本传》。

并把抓获的首领20人于永乐三年十一月送交明朝处置。明成祖非常高兴，乃派鸿胪寺少卿潘赐和、宦官王进随日本使臣前往日本致谢，"而还其所献之人，令其国自治之"②。使团至宁波，日本使臣将20　名海盗放入陶，全部蒸杀。永乐四年正月朱棣又派侍郎俞士吉赴日，"齎玺书褒嘉，赐赉优渥。封其国之山为寿安镇国之山，御列碑文，立其上。"六月，日本使臣回谢，并于永乐五年、六年多次入贡，"且献所获海寇"。永乐六年十二月，日本国王源道义去世，明政府派宦官周全前往祭吊。随后又派官持敕，承认源道义之子源义继续为日本国王。两国关系的再度恶化，始于永乐九年。这年二月，明朝派王进出使日本，进行商贸交易。"其君臣谋阻进不使归，进潜登舶，从他道遁还。自是，久不贡。"③永乐九年二月倭寇掠辽东，五月扰浙东。明军虽积极剿捕但并未能阻止随后几年倭寇的频频进犯，永乐十七年，倭寇又大举侵扰辽东，明辽东总督刘江在望海渦设伏，将其全部包围，生擒数百，斩首千余，取得空前大捷。倭寇一时为之气短敛迹。

洪武四年，明朝与日本恢复邦交以后，两国即开始了经贸文化交流，朱元璋为此专设宁波市舶司管理。当时，日本向中国输入的商品主要为铜、硫磺、刀、扇、苏木、剑、漆器等，中国输出的主要是铜钱、书籍、金银、绸缎、布帛、陶瓷等。除商业往来外，日本还派留学生到明朝学习。如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就曾特授日本王子、国子监生膝祐寿为观察使。

朝鲜，明初称高丽，国王为王颛。洪武元年，明朝建国后，朱元璋即派使臣持书前往朝鲜谕告。次年又送还朝鲜流落中国之人。王颛见状，遂遣使上表庆贺明朝开国，贡献方物，且请封号。明太祖朱元璋应其之清，乃派符玺郎偰斯带着诏书及金印、诰文至朝鲜，封王颛为高丽国王，两国正式建立起邦交关系。同年秋，王颛派兵部尚书成惟得、千牛卫大将军金甲两人赴明回访道谢，庆贺天寿节，并请教祭服制度，"帝命工部制赐之"①。成惟得等回国时，明政府又赠送《六经》、《四书》、《通鉴》。"自是贡献数至，元旦及圣节皆遣使朝贺，岁以为常"②。

洪武三年，明政府派使臣往祀朝鲜山川，并颁科举诏。王颛上表称谢，贡奉方物，并送交元朝政府所授金印。当时明中书省臣以朝鲜贡使来往多携物交易，建议征税或禁止，朱元璋没有同意。洪武五年，朝鲜政府派150　多人前往南京太学留学，途中遇海难，溺死39人。"帝悯之，遣元枢密使延安答里往谕入贡毋数"③。洪武七年，王颛为权相李仁人弑杀，其养子辛禑被拥立。第二年辛禑派判宗簿事崔原赴明告哀，朱元璋虽遣使前往祭吊，但对其以下犯上的弑君行为大为不满，一直拒不承认辛禑为合法国王，屡却贡使。直至洪武十八年七月，朱元璋见辛禑地位日益稳固，才不得不正视既成事实，正式诏封辛禑为高丽国王，承认了其合法性。此后，两国关系又恢复正常。洪武二十一年四月，高丽大将李成桂发动兵变，囚禁了国王辛禑。"帝敕辽东严守备，仍遣人侦之"①。十月，辛禑请求逊位于其子辛昌，朱元璋说：②　《明史·日本传》。

③　《明史·日本传》。

①　《明史·朝鲜传》。

②　《明史·朝鲜传》。

③　《明史·朝鲜传》。

①　《明史·朝鲜传》。

"前闻其王被囚，此必成桂之谋，始俟之以观变。"②洪武二十二年，李成桂废辛昌，拥立定昌国院君王瑶。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李成桂废王瑶，自立为王。"王氏自五代传国数百年，至是绝"③。洪武二十五年九月，李成桂奏请袭封，朱元璋吸取前次教训，痛快地答应了。同年冬，李成桂更高丽国号为朝鲜。建文初，李成桂因年老体弱，让位于其子李芳远。明成祖继位后，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永乐六年，朝鲜王子李禔来朝，赐织金文绮。"及归，帝亲制诗赐之"④。永乐十六年李芳远以王子李禔不肖，改立"孝悌力学"的第三子李禔为王嗣。不久又以年老，逊位于李禔。"时帝已迁北都，朝鲜益近，而事大之礼益恭，朝廷亦侍以加礼，他国不敢望也"⑤。

由于明朝与朝鲜一直友好相处，因而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当时，明朝向朝鲜输出的大多为绢、布、药材、硝黄、火药和牛角等。朝鲜向明朝输出的主要为耕牛、马匹、纸张和苧布。为学习明朝先进典章制度和科学技术，朝鲜派出大批留学生到明朝学习。在明朝活字印刷技术影响下，朝鲜在15世纪首创出铜活字印书，从而大大改善了印刷术和印刷质量。

②　《明史·朝鲜传》。

③　《明史·朝鲜传》。

④　《明史·朝鲜传》。

⑤　《明史·朝鲜传》。

（六）郑和下西洋明朝人的海洋概念是以婆罗洲为中心，婆罗洲以东称东洋，婆罗洲以西称西洋。"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①。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明朝政府为肃清海道，追寻建文帝下落和发展与海外各国政治经济往来，曾七次派宦官郑和率庞大舰队出使西洋，史称"郑和下西洋"。

郑和（1371-1435年），本姓马，小字三保，昆阳（今云南晋宁）人。

回族，其祖、父均曾至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洪武初入宫为宦官，侍奉燕王府。靖难之役起，随朱棣征战有功，赐姓郑，擢升内官监太监，时人称"三保太监"。

永乐三年，郑和第一次远航。这年六月，郑和与副使、宦官王景弘率众27800　余人，分乘208　艘海船，自苏州刘家港泛海至福建，然后从福建五虎门港扬帆出航。随行出使人员除水手外，有负责护航的将卒，担任翻译的通事，对外交涉的行人，医疗保健的医官、医士，商贸交易的买办、书算手，文化交流的教谕以及阴阳官、军匠、民匠、伙夫等等。最大的62　艘船长44丈，宽18　丈，每船可容千人。船上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图、罗盘针等设备。船队首抵占城（越南南部），"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②。历时两年三个月，于永乐五年九月返回南京。

此后，郑和又分别于永乐六年（1408年）九月、永乐十年十一月、永乐十五年五月，永乐十九年春、永乐二十二年正月和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六次率领船队远航，历时28年，行踪遍及今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中东和非洲东海岸等30　几个国家和地区，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

据史书记载，郑和船队七次远航所到达过的国家和地区为：占城，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渤泥（加里曼丹北部），苏禄（菲律宾苏禄君岛），满剌甲（马六甲），彭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旧港、爪哇、阿鲁南巫里（以上属今天的印尼），榜葛刺（孟加拉），古里、柯枝、琐里、加异勒（以上在今印度半岛），锡兰山（斯里兰卡），溜山（马尔代夫），忽鲁谟斯（波斯湾口），祖法儿（佐法儿），阿丹（今也门亚丁），美洛居（马鲁古群岛），天方（麦加），木骨都束、卜刺哇、竹步（以上属今索马里），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等。这里面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明以前的古代中国人闻所未闻，也从来没去过。郑和的远航极大地拓展了明朝人的地理视野，扩张了明王朝的影响。

郑和每次远航都带有大量的瓷器、茶叶、铁器、农具、丝绸、锦绮和金银等各类商品，每到一地，即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明朝皇帝诏谕，邀请各国派使臣到中国"朝贡"，赏赐锦绮纱罗和金银货币等，并接受当地贡品，然后就用船队所载货物在当地进行互市交易。如在占城，"其买卖交易，使用七成淡金或银。中国青磁盘碗等品，紵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则将淡金换易"①。在暹罗，"国之西北去二百余里，有一市镇名上水，可通云

①　张燮：《东西洋考》卷五。

②　《明史·宦官一》。

①　马欢：《瀛涯胜览·占城国》。

南后门。此处有番人五、六百家，诸色番货皆有卖者。。。，中国宝船到暹罗，亦用小船去做买卖"①。在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器，并麝香、销金、紵丝、烧珠之类，则用铜钱买易"②。在阿丹，"其王甚尊中国，闻和船至，躬率部领来迎入国。宣诏讫，遍谕其下尽出珍宝互易"③。郑和船队回航时携带的大多是所经各国的土特产品，如各种香料、珍珠宝石、象牙、珍禽异兽、金银器皿、红铜、药品、棉花等，其中以香料数量最大。郑和船队首次下西洋时，即在满剌加建立据点，修选仓库，停泊休整。后来，他也一直以满剌加作为船队休整和贸易的中间站。"中国下西洋舡以此为外府，立摆栅墙垣，设四门更鼓楼。内又立重城，盖造库藏完备。大艓宝缸已往占城、爪哇等国，并先艓暹罗等国回还舡只，俱于此国海滨驻泊，一应钱粮皆入库内口贮。各舡并聚，又分艓次前后诸番买卖以后，忽鲁谟斯等各国事毕回时，其小邦去而回者，先后迟早不过五七日俱各到齐。将各国诸色钱粮通行打点，装封仓储，停侯五月中风信已顺，结艓回还"④。满剌加也因此成为当时东南亚的国际贸易中心。

郑和多次出使西洋，和亚非地区的许多国家建立起相互联系。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在郑和船队到达后，都先后派遣使节与明朝贸易。在永乐九年至宣德五年的19年中，满剌加的三位国王曾先后五次访问中国。渤泥、苏禄、古麻剌朗等国的国王也亲到明朝朝贡。永乐二十一年，古里等16　国使臣和商人到南京一次就达1200　多人。"自是蛮邦绝域，前代所不宾者，亦皆奉表献琛，接踵中国。或躬率妻弩，梯航数万里，面谒阙庭。殊方珍异之宝、麒麟、狮、犀、天马、神鹿、白象、火鸡诸奇畜，或充廷实。天子顾而乐之，益泛海通使不绝"①。

在与各个国家和地区和平往来的同时，对某些不顺从的抗命和挑衅行为，郑和也进行了有力的打击。郑和第一次出使，路过爪哇时，正逢该国西王与东王抅兵，东王战败，国被灭。郑和船队途经东王领地时，部卒入市贸易，被西王手下杀死170人。郑和举兵欲讨，"西王惧，遣使谢罪。帝赐敕切责之，命输黄金六万两以赎"②。永乐六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再至爪哇时，西王献黄金万两谢罪。礼部以输不足，请下爪哇使于狱。明成祖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宁利其金耶？"免去其不足部分，不必追究。爪哇"自后，比年一贡，或间岁一贡，或一岁数贡"，③与明王朝一直友好相处。此外郑和在第一次出使回程时，擒获占有旧港敢于抗命的华人首领陈祖义，打通了南海进入印度洋的通道。第三次出使时，生擒多次邀劫各国海上来往使臣，强夺明船队钱粮宝物的锡兰国王阿烈苦奈儿。郑和此行还诏封了满剌加国王，使满剌加摆脱了暹罗的控制而独立。第四次出使帮助苏门答腊平定内乱。这些对保障东南亚海域的贸易往来起了重要作用，史称"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①　马欢：《瀛涯胜览·暹罗国》。

②　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

③　《明史·阿丹传》。

④　巩珍：《两洋番国志》，"满剌加"。

①　南京图书馆藏佚名：《明史稿·郑和传》。

②　《明史·爪哇传》。

③　钱谷：《吴都文萃续集》卷二十八，《娄东家港天妃宫通番事迹碑》。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他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海口的时间，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和葡萄牙人达·伽马发现新航路要早了近500年，是世界航海家中的先导。

（七）唐赛儿起义经过元末农民战争，由于势家豪杰遭受沉重打击和人口大量死亡，明初土地占有比较分散。但随着王朝秩序的建立和大批新权贵的产生，土地兼并亦随之出现。据史载：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徐达、汤和等六国公二十八侯拥有佃户38194　户。是年，汤和一人就得赐田1　万亩。至洪武三十年，不计云南、广东、广西和四川，全国占地七顷以上土地的就有14241　户。可见土地兼并已有相当程度。加上饷役频兴，天灾人祸不断，在某些地区流民和耕地荒弃现象重又出现，社会矛盾复趋激化，其中山东青州尤为明显。青州地区自洪武末年以来，即灾荒连年，饿殍遍野。"靖难之役"中，山东是双方长期拉踞作战的主要战场，许多地方被"鞠为茂草"①，社会经济遭严重破坏。永乐时营建北京城，开凿会通河等，先后征派山东民夫数十万，致农民"终岁供役，不得躬亲田亩以事力作"②。适蓬山东又水旱相仍，"民至树皮、掘草根为食。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③，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永乐十八年的唐赛儿起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唐赛儿是山东青州蒲台县民林三之妻。平素好佛诵经，自称"佛母"。

往来益都、诸城、安州、莒州、即墨、寿光等地，借白莲教发动群众。永乐十八年三月，唐赛儿与董彦景等率500　余人，在益都卸石棚寨起义，打败前来镇压的明青州卫指挥高凤后，乘胜攻占莒州、即墨，并进围安丘，山东全省大震。山东都、布、按三司惊惶失措，立即上报朝廷。明成祖朱棣赶忙派安远侯柳升、都指挥刘忠率京军前往征剿，团团包围了卸石棚寨。唐赛儿遣使诈降，柳升轻信，移军就水道。当夜唐赛儿率义军突袭明军，射死都指挥刘忠，破围而去。及天明柳升发觉时，义军已无踪影。唐赛儿突围后，指挥起义军继续围攻安丘，"知县张玙、县丞马。。集民夫八百余人，以死拒战"。时明都督指挥佥事卫青因防倭屯兵海上，闻安丘将破，即率所部骑兵驰援，与守城明军内外夹攻，义军大败。同时，明鳌山卫指挥王贵在诸城也血腥屠杀起义军，唐赛儿逃走，起义至此失败。

唐赛儿逃走后，明政府搜捕甚急，因怀疑她削发为尼或混迹于处女道士中，于是"尽逮山东、北京尼。既又尽逮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①。不久唐赛儿被抓，"将伏法，怡然不惧。裸而缚之，监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足，俄皆自解脱，竟遁去，不知所终"②。

①　《明史·食货一》。

②　《明史·邹缉传》。

③　《明史·邹缉传》。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三。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三。

四、从仁宣之治到弘治中兴（一）仁宣之治明代洪武、永乐时代，是明王朝的创业时期。在此时期内，内政国防逐步发展，至永乐末期而达顶点。洪熙、宣德时期承洪武、永乐之余绪，政局稳定，国力进一步增长，但其政策导向已有明显变化。对内，政策上由严急趋向平缓，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对外则由不断军事进攻转为守土保境，国力稍稍舒缓。加上仁宗、宣宗锐意求治，与民休息，因而当时出现了"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蒸蒸有治平之象"①的局面，史称"仁宣之治"。

仁宗名高炽，为朱棣长子，性仁柔，好学问，成祖北征蒙古期间，多次奉命监国，颇知恤民。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即位，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崩，在位十个月。宣宗名瞻基，为仁宗长子，幼聪慧，深得朱棣钟爱，常跟随成祖巡幸和从征。洪熙元年（1425年）六月即位，宣德十年（1435年）春正月崩，在位十年。仁宗、宣宗一心想作守成令主，力求政局稳固和社会安定。仁宗即位伊始，就从监狱中放出了永乐时期因言事而被囚的户部尚书夏原吉、刑部尚书吴中、侍郎杨勉、右春坊大学士黄淮、洗马杨溥、正字金问等，"复其职"。十一月，又下令宽宥建文诸臣家属，每家除留一丁于戍所外，其余全部放归为民①。他曾与廷臣说："方孝孺辈皆忠臣"②。宣德元年，宣宗在赦练子宁女琼琼的敕中也说："兹当追谥忠贞，以彰报赉。咨尔练子宁，为国良臣，陨身抗节，罪反全家，患连九族。遗女练琼琼，朕怜尔父忠，尔宗祀绝，赦尔大罪，令尔还乡"③。这种为前朝负屈官员洗清冤枉，尤其是给建文诸臣平反昭雪的作法，有效地缓解了洪武、永乐以来严苛恐怖的政治气氛，赢得了人心。

与此同时，仁宗、宣宗又主张开放言路，鼓励大臣进谏。仁宗即位后，就对廷臣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说："卿三人及蹇、夏二尚书，皆先帝旧臣，朕方倚以自辅。尝见前代人主，恶闻直言，虽素所亲信，亦畏威顺旨，缄默取容。贤良之臣，言不见听，退而卷舌。朕与卿等宜深以为戒。"④并且还赐予蹇义、杨士奇等"绳愆纠谬"图书，鼓励他们凡政事有阙失，即用此印密疏以闻。

宣宗"敬礼大臣，每见，从容咨访，必使尽其意。"⑤他对大臣们讲："致理之道，莫先于广言路。盖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讳，言或激切，亦其心发于忠，若以其言激切而弃之，孰肯进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闻，庶几有补于治。"⑥因此，仁宣时期臣僚上奏，阿谀奉承者少，直言得失者多。

①　《明史·宣宗本纪》。

①　《明仁宗实录》卷五上。

②　《明史纪事本末》二十八。

③　《国榷》卷十九。

④　《明通鉴》卷十八。

⑤　《明宣宗实录》卷一一五。

⑥　《典故纪闻》卷九。

与洪武、永乐时期相较，仁宣时期用刑要慎重得多。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仁宗对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官员说："往者法司无公平宽厚之意，尚罗织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国事，辙论诽谤，中外相师成风。。。，今数日间，觉此风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为讳。况今所急，尤在于通下情，卿等宜体朕心，自今告诽谤者悉勿治"①。同月又诏告文武群臣，要求彼等不要"专务诛杀"；并规定只对犯谋反大逆等罪者实行连坐法，其他罪犯的惩罚只及本人；禁止法外用刑等。

在用人方面，仁、宣二帝在朝廷重用大臣"三杨"和"蹇夏"，在地方则奖贤举能，惩处贪吏。"三杨"指杨士奇、杨荣、杨溥。杨士奇名寓，江西泰和人；杨荣字勉仁，福建建安（今建瓯）人；杨溥字弘济，湖广石首人。三人均为建文朝旧臣。明成祖即位，杨士奇、杨荣同时进入内阁，杨溥于宣宗即位后入阁，三人在内阁任职时间分别为42年、38年和21年。三杨历仕四朝，各有突出的优长。杨士奇擅长于内政，熟悉吏、户、工等部政务，待人处事多能持平公允，豁然大度且善调合，本人操守无大瑕疵。杨荣多谋善断，有军事才能，曾多次随从成祖出征漠北，但才高气傲，锋芒毕露，不能容人，因其才智不可多得，朝廷对之倚重不衰。杨溥有才学见识，但性格谦退淡泊，对权位无强烈要求，甘处于二杨之后，安于襄助之位，"入阁虽后，德望相亚"②。所以，三人均被认为是"人所不及"的人物，而且能够取长补短，"均能原本儒术，遇达事几，协力相资，靖共匪懈"③。

"蹇夏"即蹇义和夏原吉。蹇义字宜之，四川巴县人。夏原吉字维喆，祖藉江西德兴。二人从洪武时即开始任事。成祖即位后，蹇义被提拔为吏部尚书，夏原吉被提升为户部尚书。蹇义为人厚重，作风严谨，熟悉朝廷典章制度，是掌管吏部的理想人才。成祖巡幸北京和北征漠北期间，多次奉命辅助太子监国。夏原吉则精明强干。永乐时期连年用兵，大兴土木，朝廷财政支出数以万计。夏原吉精心管理，有条不紊。

总之，"三杨"、"蹇夏"五人都是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较强的处理问题能力和较高政治威望的封建政治家。他们在仁、宣二帝的充分信用下，互相协作，紧密配合，对宣德时期的国事处理和政治稳定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此外，仁、宣二帝也都比较注意官吏的选拔，注意奖贤褒能、惩处贪吏。比如根据杨士奇的奏请一次罢斥了有严重贪墨渎职行为的左都御史刘观等30　余人。宣宗还曾不拘一格选拔高谷、周悦、况钟、黎恬等人在中央任官或任地方行政长官，其后事实证明，高、周、况、黎都能不负期许，均成为一代名臣。

永乐一朝，经常战争，工役浩繁，支出浩繁，国力、民力都大受损耗。

仁宗、宣宗在位期间都注意到百姓在永乐时期的负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仁宗一即位就下令停止为宫中采办宝石、金珠、马匹以及烧铸进供。凡地方受灾，他都下令蠲免田赋。仁宗还深恶脏吏，"每戒法司曰："国家恤民，必自去脏吏始"。"宣德四年五月，宣宗"谕六部、都察院戒滥差扰民，巡按御史及按察使不察举者同罪。命工部尚书吴中申饬郡县，务及时修筑陂池

①　《明仁宗实录》卷八上。

②　《明史·杨溥传》。

③　《明史·杨溥传》。

堤堰，慢令者罪之"。同年九月，又"命户部申明栽种桑枣旧令"。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继洪武、永乐之后，有着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为节省国家财政支出，仁、宣时期在国防政策上，亦一改过去的方针，转攻为守。对漠北蒙古采取"脱扰塞下，驱之而已"的政策，戒边将"毋贪功"。所以除了宣德三年八月，当宣宗巡边石门（今河北遵化西）时，曾一度亲率精骑3000人出喜峰口击败兀良哈部万余人外，即未再与蒙古人发生过战争。在南方，宣宗亦于宣德二年十一月间放弃交趾，撤退一切军民官吏。因此，仁、宣时期，明王朝南北边境一片宁静祥和。

但是在这繁华与平静的背后，明王朝也并不是没有问题。宣德元年八月就曾发生过汉王朱高煦争夺皇权之叛。只是由于宣宗处理的果断及时，才没有酿成大的祸乱。此外，由于经济繁荣，社会比较安定，从皇帝到大臣都滋生了一种宴安思想。"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①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流民问题逐渐形成，如宣德三年，"山西饥民流徙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万余口，有司军卫及巡检司各遣人捕逐，民愈穷困，死亡者多"②。在北部边防，对漠北蒙古实行消极防御政策。宣德五年六月，明廷因感开平远悬势孤，乃移开平卫于独石，"自此蹙地三百里，尽失龙冈滦河之险，而边地益虚矣"③。这些都为仁宣以后的流民暴动和蒙古贵族南下埋下了祸根。

①　《纪录汇编》卷二十三，《古穰杂录摘抄》。

②　《明宣宗实录》卷四十二。

③　《明通鉴》卷二十。

（二）内阁与宦官明代内阁与宦官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内阁与司礼监的共理朝政，并且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一共理朝政格局形成的过程中，内阁与司礼监自身地位的变迁呈现出惊人的一致。

洪武十二年（1380年）正月，朱元璋废省罢相之后，出于政务的需要，于同年九月设置四辅官。"置四辅官，告太庙，以王本、杜佑、龚。。为春官，杜。。、赵民望、吴源为夏官，兼太子宾客。秋、冬官缺，以本等摄之。一月内分司上、中、下三旬。位列公侯都督之次。"①官阶为三品。"命协赞政事，均调四时。"②但其一，朱元璋废相不远，不愿赋予王本等实质性权力，只令他们"待左右，备顾问，不得平章国事"③。其二，王本等多来自民间的耆耆儒生，"惇朴无他长"，无论阅历上，还是精力上，都难胜任。因而到洪武十五年，设置不满两年的四辅官即被朱元璋断然废除。

四辅官虽废，但政务压力仍在。朱元璋遂又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一月，设置了殿阁大学士。与四辅官相较，殿阁学士的职权与之大致相同：备顾问，"于机务无与焉"。但殿阁学士的官阶比辅官低，而且人才来源不同，即四辅官多来自田间，殿阁学士则均出自翰林，开后代非翰林不得入内阁之先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多将其视为内阁制的发端。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洪武十七年（1384年）四月，朱元璋对宦官机构进行第一次调整时，增设了司礼监，其职掌为"掌官廷礼任：凡正旦、冬至等节，命妇朝贺等礼，则掌其班位仪注，乃纠察内官人员违犯礼法者"④。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第二次全面调整时，司礼监的职掌则改为"掌冠婚丧祭礼仪、制帛与御前勘合、赏赐笔墨书画、并长随当差内使人等出门马牌等事，及督光禄司供应诸筵宴之事"⑤。这时，司礼监虽仍排列在内官监之后，但新增加的掌御前勘合、内使出门马牌等机要工作，无疑已大大加强了司礼监的地位。

明代内阁制度，永乐、仁、宣时期基本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预机务。"成祖继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与机务。阁臣之预机务自此始"①。"时上（成祖）念机务殷重，欲广聪明，措天下于理也，乃开内阁于东角门，简诸臣为耳目。复每日百官奏事退，内阁臣造扆前密勿漠画，率漏下数十刻，诸六部大政，咸共平章。秩五品，而恩礼赐赉，率与尚书并"②。

（2）置僚属。永乐时，"入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③。但宣德初"内阁置诰敕、制敕两房，

①　《明史·职官志》。

②　《明通鉴》卷七。

③　《明史·职官志》。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一卷。

⑤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四卷。

①　《明史·职官一》。

②　《明政统宗》卷七十。

③　《明史·职官一》。

皆设中书舍人"④。凡内阁所掌制敕诏旨、诰命、册表、宝文、玉牒、讲章、碑额及题奏、揭贴等项一应机密文书，及王府敕符底簿，皆制敕房书办。"文官诰敕及翻译、敕旨，并四夷来文揭贴，兵部纪功勘合底簿等项，皆诰敕房书办"⑤。赵翼亦指出："明大学士本无属员，杨士奇等加官既尊，始设中书舍人，取能书者为之，不由吏部铨选"⑥。

（3）具票拟。明制，外廷臣工章疏经通政司呈文廷交皇帝阅览后，发至文渊阁，由内阁大学士以皇帝名义作批答草稿，用小票墨书贴于奏疏进呈皇帝，称为票拟。"各衙门章奏留送阁下票旨，事权所在，其势不得不重"⑦。杨士奇曾自述，"所职代言，属时更新，凡制、诏、命、令、诫、敕之文曰夥，而礼典庶政之议，及事之关机，咸属焉"①。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内阁权力逐步扩大、体制日渐完备的同时，宦官机构，尤其是司礼监的职权也在不断膨胀。永乐时期，司礼监仍为宦官一般衙门。但到宣宗朝，司礼监的地位开始得到加强。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改行在刑部、陕西清吏司主事刘翀为行在翰林院修撰，。。令专授小内使书"②，使实际上自永乐时期已开始的对小宦官的培训进一步正规化。宣德四年（1429年），"特设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传授小内使书。而太祖不许识字读书之制，由此而废"③。内书堂直属司礼监，由"本监提督总其纲，掌司分其劳"刘。其主要任务是为二十四衙门提供文化人。"凡各衙门缺写字者，即具印信奏讨，奉旨拨若干名，即挨名给散"⑤。很显然，负责记录御前文字的司礼监和掌封进本章、发行谕批的文书房宦官，亦均出自内书堂。这样，随着宣德时期内阁票拟的出现，代替皇帝批红的角色很自然便由经过内书堂训练的司礼监秉笔来承担。以后经过正统时期司礼太监王振的专权，司礼监作为二十四衙门第一署的地位遂得以确立和巩固。

票拟始于宣德，但其时尚不专属内阁。"宣德中，诏少师吏部尚书蹇义，少保太傅户部尚书夏元吉辍部事，朝夕侍左右顾问赐珊瑚笔、格玉砚条旨，然不与阁职"⑥。当时蹇、夏并未入阁亦可参与票拟，是票拟尚未定制。票拟成制，大抵在英宗正统初年。"宣德时，。。及遇大事，犹命大臣面议。议既定，传旨处分，不待批答。自后始专命内阁条旨"①。"英宗以九岁登基，凡事启太后，太后避专，命阁臣议行。此内阁票旨所由使也"②。蹇、夏二人在宣、正之际相继死，之后票拟遂专出内阁。票拟之专属内阁，标志着内阁制度的最终形成。

④　《明史·职官一》。

⑤　《殿阁词林记》卷九。

⑥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三。

⑦　何良俊：《四友斋从说》卷七。

①　《杨文贞公集》卷一，《御书阁序》。

②　《明宣宗实录》卷十九。

③　《明史·职官三》。

刘　若愚：《明宫史》木集。

⑤　刘若愚：《明宫史》木集。

⑥　王世贞《弇■别集》卷四十五。

①　廖道南：《殿阁词林记》。

②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伴随着内阁票拟的制度化，司礼监秉笔太监"批红"的制度应运而生。

票拟出现之后，理论上，阁票应由皇帝亲自批答，但实际上，早在宣德时期皇帝已不能做到这一点。"宣庙时，始令内阁杨士奇辈。。于中外章奏，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中易红书批出，上或亲书或否。"③这样，经过内书堂训练，代替皇帝批红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即应运而生。正统以后"专令内阁条旨"，"上下之间，不过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把持而已"④，批阅章奏成为皇帝处理国政的主要途径。于是，"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硃笔楷书批之"⑤。票拟制度形成而宦官批红之制即生，至此，内阁与司礼监共理朝政的格局形成了。

正统以后，内阁制度的最大变化是首辅的出现。永乐至景泰年间，阁臣列名有先后，但尚无首辅之说。首辅之最早见诸文字为天顺时期的李贤。"天顺之世，李贤为首辅，吕原、彭时佐之然贤委用最专"①。《春明梦余录》亦载："李文达贤，以吏侍领吏部尚书，而彭文宪时，商文毅辂、万安，相继领吏部尚书，自后遂沿为首辅故事"②。内阁是一个辅政集体，其成员相互间权力地位本无所谓高低。但首辅出现后，阁臣相互间的权力地位便有了很大差异。"大事皆首辅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较。"③"旧制，红本到内阁，首辅票拟，余唯诺而已"④。

随着内阁体制的进一步严密，内阁权力也日渐扩张。阁权之超越部权，启端于仁宣。"仁宣朝，大学士以太子经恩师，累加至三孤，望益尊。而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敌士奇等亲。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⑤但阁权之全面超越部权，以至权压六卿，则是在正统以后。"正统初，太皇太后张氏同听政，元老杨士奇、杨荣、杨溥居辅弼，凡朝廷大事，皆三杨处分"⑥。景泰时，王文以吏部尚书身份入内阁。"以后，。。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领而阁权益重"⑦。至嘉靖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⑧。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则"六卿伺色探旨。若六曹称次者，亦惕息屏气，而不敢有所异同"⑨。阁权的扩张达到顶峰。

与之相对应，正统以后，司礼监自身的权力和结构也进一步高涨和严密。首先，司礼监将宦官各衙门的主要权力逐步集中到自己手中。举凡镇守太监③　黄佐：《翰林记》卷二。

④　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二。

⑤　刘若愚：《明宫史》木集。

①　《明史》卷十六。

②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三。

③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三。

④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三。

⑤　《明史·职官一》。

⑥　《明史·职官一》。

⑦　王锜：《寓圃杂记》卷十。

⑧　《明史·职官一》。

⑨　《明史·张居正》。

的调派，同三法司录囚，提督京营、东厂等大权皆归属司礼太监。其次，在组织形式上，司礼监已形成为一个以掌印、秉笔太监为首脑的，和内阁部院相对应的庞大官僚机构。《万历野获编》载："司礼今为十二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对柄机要，佥书、秉笔与管文书房，则职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内使，俱以内翰自命，若外之词林。。。内官监视吏部，掌升选差遣之事。今虽称清要，而其权俱归司礼矣"①。刘若愚亦指出："最有宠者一人，以秉笔掌东厂；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其次秉笔，其次随堂，如众辅焉"②。可见正统以后的司礼监，实质是内廷的另一内阁，司礼掌印太监实际已成为与内阁首辅对柄机要的"内相"。

明代内阁与司礼监共理朝政格局形成以后，由于内阁与司礼监来自两个不同的组织系统，因而保证明政府中枢机构国务处理正常进行的一个必要前提，即是双方的相互合作。考察明代二百余年的政治史，我们发现，除了几个特殊的时期，内阁与司礼监在正统以后的绝大部分时间内，相互合作是好的和卓有成效的，明王朝中枢系统的决策是程序化和正常的。否则，我们便难以解释，明中叶以后，在皇帝极少或完全不批答章奏，又绝少召见大臣面议的情况下，明王朝中枢系统的日常政务何以能正常处理，明政府庞大的国家机器又何以能正常运转。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在共理朝政格局形成伊始，其体制内部就包含着一个能够导致其自身功能破坏的契机。这就是：在内阁与司礼监不能相互合作，亦即在双方权力出现不平衡时，明政府中枢系统就会出现混乱，并进而酿成政治危机。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即所谓"然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所导致的内阁与司礼监在地位上的政治差异，这种权力的不平衡，更经常地表现为司礼监势压内阁的局面。正统时期的王振专权，成化时期的汪直暴虐，正德时期的刘瑾专横及天启时期的魏忠贤阉党都是这种状态的具体表现。这样，就使明政府中枢系统的权力组合机制时时被破坏，国家政治生活经常处于"违制"的不正常状态和内外廷对立的政治危机之中，并不断引起政府上层的重要人事变动和朝廷政治权力的重新组合，以及为自身集团利益而导致的重大决策失误。这是明王朝中枢体制的致命伤。

①　《万历野获编》卷六。

②　刘若愚：《明宫史》木集。

（三）土木之变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宣宗朱瞻基病死，太子朱祁镇继位，是为明英宗，年号正统。时朱祁镇九岁，太皇太后张氏委托"三杨"辅助。因此，正统初期基本上继承了仁宣时期的各项政策。及正统七年（1442年）宦官王振独专朝政，国事遂不堪闻问。

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自幼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于东宫。性狡黠，颇得英宗欢心。"及即位，遂命掌司礼监，宠信之，呼为"先生"而不名；振遂擅作威福。"①但其时因太皇太后贤明，元老"三杨"辅政，王振尚不敢肆意妄为。太后对政事每数日必遣中官入阁查问，有王振自断未经阁议者，必面责。正统四年（1439年）杨荣卒，七年太皇太后卒。当时杨士奇因其子稷杀人被捕入狱而"坚卧不出"。"三杨"中"惟杨溥在朝，年老势孤。"于是王振遂肆无忌惮，擅作威福。他除去了朱元璋时在宫中所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禁碑，任其侄王山为锦衣卫指挥同知，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朝中凡正直不屈，或触犯他的，就唆使言官诬构罪状，横加刑罚。翰林院侍讲刘球因上书失言刺振，被下狱杀头。监察御史李铎对王振应对不跪，被谪戍铁岭。其他如下巡抚侍郎于谦于狱，械户部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于长安门，下吏部尚书王直于狱等。"公侯勋戚咸呼曰翁父。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贿赂辏集"①。朝政完全被王振控制。

与朝廷政治秩序混乱相对应，正统年间地方上也危机四伏、动荡不已。

先有正统四年麓川宣慰使思任发之叛，后有正统十年、十三年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前者征讨达十年之久，后者征讨亦达四五年，军民死伤、资财消耗无可估量。

麓川宣慰司相当于今云南瑞丽县等地区，与缅甸相邻。正统二年十月，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并派兵四出攻掠。明廷屡加诏谕，思任发均拒不受命。所以英宗遂于正统四年正月，令黔国公沐晟与都督方政率军合兵进剿。因轻敌冒进，方政战死，沐晟惧罪暴卒。之后沐晟弟沐昂续统大军征战，亦无功。正统五年十二月，思任发修书遣使，表示愿进贡请罪。对此，明廷内部有两种意见，大学士杨士奇、刑部侍郎何文渊等人以麓川弹丸之地，又远在南陲，"疆里不过数百，人民不满万余"，主张借机罢兵，而进行政治感召，"舜德格苗，不劳征讨，而稽首来王矣。"②英国公张辅则以为"思任发世职六十余年，屡抗王师；释此不诛，恐木邦、车里、八百、缅甸等觇视窥觊，示弱小夷，非策"③，主张继续征讨。王振为"示威荒服"，亦力主用兵，并召还甘肃总兵蒋贵等人，待命出征。正统六年春正月，命蒋贵为征蛮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征麓川，发四川、贵州、湖广兵15　万，"转饷半天下"。十二月，思任发大败逃走，王骥等班师回京。这以后，从正统七年至十三年，因思任发父子屡败屡叛，明军又先后多次出征麓川。对麓川用兵，"老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①，极大地消耗了明朝的国力。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王振用事》。

①　《明史·王振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麓川之役》。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麓川之役》。

①　《明史·王骥传》。

明代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为保证政府用银和控制白银生产，明政府严禁"盗矿"，并实行封山，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区的仙霞岭即为被封禁山区之一。正统七年，浙江庆元人叶宗留与王能等聚众千余人进入仙霞岭山区开采银矿，因不满明朝政府的封禁政策和多方逼迫，于正统十二年先后两次聚众起义，转战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带，并多次打败朝廷官军，"东南大震"。明政府派都御史张楷等率兵前往镇压。正统十三年十一月，叶宗留战死。部众由叶希八率领，继续与官军作战。景泰元年（1450年），叶希八投降，起义失败。

与叶宗留起义相呼应，福建爆发了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邓茂七，江西建昌人，佃农出身，初名邓云，后至福建宁化，改名茂七。正统十三年（1448年）四月，因不满地主压迫，聚众起义。当时福建因兵卫久驰，百姓苦于新任布政使宋新的贪虐，"相率从乱"，"皆举金鼓器械应之"，不几日，众至数万。先后攻占上杭、汀州、光泽、邵武、顺昌、尤溪、沙县等二十余县，并进而攻延平，全闽震动。明廷先命都督刘聚等进剿，继以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为左右副总兵，刑部尚书金濂总督军务，太监曹吉祥监军，率京营江浙兵会讨。正统十四年二月邓茂七阵亡，起义失败。

与明王朝政治黑暗、社会动荡、国力日趋衰弱相反，北方蒙古势力日趋强盛。

瓦剌部顺宁王脱懽自宣德九年（1434年）袭杀鞑靼部阿鲁台，控制东部蒙古后，势力大增。正统初，脱懽又杀瓦剌部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于是蒙古瓦剌、鞑靼各部皆归脱懽统率。脱懽"欲称可汗，众不可；乃共立脱脱不花"。脱懽则任丞相，暗握军政大权。正统四年（1439年）脱懽死，其子也先继太师位，号称小王子。"脱脱不花具空名，不复相制。"①也先继位后，正值明政府对麓川用兵无力北顾之际，也先遂乘机大力扩张势力，东破兀良哈，西破哈密，"结婚沙州、赤斤蒙古诸卫"，其控制地区，西起新疆，东至辽东，北迄贝加尔湖，南至长城，势力之强为元朝退出中原以后所仅有。

随着势力的扩张，也先的野心也随之膨胀，时有南侵之意。而此时的明王朝因英宗幼弱，王振擅权，举措乖张，朝臣离心。加之天灾连年，在云南、闽浙又多年用兵，军民交困，朝廷上下，只注意国内，而无暇注意北部边防，因此导致军伍废弛，边防空虚。正统十四年二月，也先遣使2000人进马，诈称3000人，以冒领赏赐。王振以其诈，令礼部按实有人数给予赏赐，并减去马价4／5。也先得到回报，勃然大怒，遂于同年七月统率各部，分路南下，大举向明朝进攻。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今张掖）；中路，由阿剌知院率骑兵一部进攻宣府、赤城，主力则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锐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②七月十一日也先军进至猫儿庄（今山西省阳高县北猫儿庄堡），明参将吴浩迎战败死。

败报传致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鼓惑与挟持下不顾朝臣反对，决意亲征。"命下，二日即行，事出仓卒，举朝震骇。"七月十六日，英宗发京

①　《明史·瓦剌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土木之变》。

师以太监金英辅郕王居守，率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以下官兵五十余万人出征。十九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声息益急。随驾诸臣连上章留，振怒，悉令掠阵。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寇亦佯避，诱师深入。"①八月一日至大同，"振又欲进兵北行，邝埜请回銮，振矫旨令与王佐随老营。埜乘马蹀躞而前，坠地几殆。王佐竟日跪伏草中请还。"但王振仍一意孤行，继续催兵北进。"会前军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全军覆没，镇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势决不可行，振始有还意。"

八月三日明军班师，开始准备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撤退。从大同到紫荆关要经过蔚州。"振，蔚州人，因故邀驾幸其第；既又恐损其禾稼，行四十里，复转而东。"改道宣府。也先闻英宗退兵，遂日夜兼程，紧紧追击。明军边战边退，十三日退至土木堡。土木堡离怀来城仅二十里，随征将士均建议入保城中，但王振因其辎重未到，拒不采纳。十四日，也先大军追至，土木堡被重重包围。土木堡地高，掘井二丈仍不得水，而南面的河流又被也先军占领，人马饥渴。十五日，也先派使者假意讲和，并指挥军队佯退。王振见也先退兵，立刻下令移营就水，"南行未三四里，敌复四面攻围，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英宗与亲军突围不得出，下马盘膝而坐被俘。太监王振、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随征官员五十余人皆死，其他官兵死伤达数十万人。明军这次惨败，史称"土木之变"。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土木之变》。

（四）于谦土木之败，英宗被俘，使明王朝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于谦起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使明王朝渡过难关。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中进士，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后又调至四川、贵州等地。常微服私访，问民疾苦。宣德二年（1427年），宣宗亲征汉王朱高煦，于谦从征有功。次年，巡按江西，由于廉洁奉公，平反冤狱，严惩贪污，声誉卓著。

宣德五年（1430年），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身份兼都御史，巡抚山西、河南。"谦至官，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即具疏言之。一岁凡数上，小有水旱，辄上闻。"①时"三杨"在内阁，都很看重于谦。"谦所奏，朝上夕报可，皆三杨主持。"于谦在山西、河南任巡抚19年，政绩卓然。他豁免农民欠租，减轻商旅税率，设置各州县的"平准仓"、"惠民药局"，调节粮价，赈济贫苦，广修道路。"河南近河处，时有冲决。谦令厚筑堤障，计里置亭，亭有长，责以督率修缮。并令种树凿井，榆柳夹路，道无渴者。大同孤悬塞外，按山西者不及至，奏别设御史治之。尽夺镇将私垦田为官屯，以资边用。威惠流行，太行伏盗皆避匿。"②山西、河南两省百姓称之为"于龙阁"，有些地方还建立了于谦生祠。

正统十一年（1446年），"谦入朝，荐参政王来、孙原贞自代。通政使李锡阿振指，劾谦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下法司论死，系狱三月。已而振知其误，得释，左迁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留谦者以千数，周、晋诸王亦言之，乃复命谦巡抚。"①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召入京任兵部左侍郎。英宗亲征前，他和兵部尚书邝埜极为谏止，没被采纳。"埜从治兵，留谦理部事"。

英宗被俘、土木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众官一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号陶大哭。皇太后和留守京城的郕王朱祁钰急召大臣朝议。翰林侍讲徐珵竟公然主张逃跑，倡言迁都南京，以避灾难，当即遭到于谦的坚决反对，他指出："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的支持。在于谦、王直、陈循以及商辂、王竑等坚决主战的激励下，朱祁钰和皇太后才下抗战的决心，并把战守重任托付给于谦。

于谦受任后，立即和主战派官员一起，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来稳定局势，安定民心。首先，调外省军入援。"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②。于谦于受事的第二天立即奏请朱祁钰调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的浙兵急赴京师守卫。同日又命移通州粮入京师。当时通州仓存粮百万石，因担心落入瓦剌手中，起初打算焚毁。后来于谦接受了应天巡抚周忱的建议，征调顺天府大车五百辆运通州仓粮进京，规定"运粮二十石纳京仓者，官给脚银一两"，并令"文武京官自九月至明年五月粮预

①　《明史·于谦传》。

②　《明史·于谦传》。

①　《明史·于谦传》。

②　《明史·于谦传》。

于通州取给，军人给半年"①。各地军队陆续来到京师，粮食储备更加充足，京师人心渐趋安定。

其次，清洗王振同党势力。八月二十一日，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二十三日，郕王登临午门代理朝政，右都御史陈镒等恸哭请族诛王振。王振私党马顺叱群臣退。给事中王竑"奋臂起，捽顺发呼曰："若曹奸党，罪当诛，今尚敢尔"！"群臣随之一哄而上，立时把马顺击毙。并向郕王索要宦官毛贵、王长随，"王命出二人。众人捶杀之，血渍廷陛。"②不一会，有人又把王振的侄儿王山捆来，众争唾骂。"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王惧欲起，谦排众直前掖王止，且启王宣谕曰："顺等罪当死，勿论"。众乃定。谦袍袖为之尽裂。"③随后郕王又下令把王山捆送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少长皆斩。不久，王振党徒宦官郭敬、彭德清从大同逃归京师，也被抄家下狱。

内部隐患一除，于谦即进一步加强战备。八月二十四日，于谦推荐右都御史陈镒安抚畿内军民。同日，请封镇守宣府总兵杨洪为昌平伯，以表彰其护城之功。二十五日升广东东莞县河泊所闸官罗通任兵部郎中守居庸关。派四川按察使曹泰守紫荆关。同时封石亨为武清伯总京营兵马。石亨原为都督佥事，佐西宁侯宋瑛守大同，阳和之败后被贬官，至此以于谦之荐，再度起用。二十八日，输南京军器于京师，以备作战之需。

为进一步稳定政局，有利于对瓦剌的斗争，于谦等大臣以国家无主，太子幼弱为由，请太后立郕王为帝。九月六日郕王即皇帝（景帝）位，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

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和也先的气焰，于谦估计，也先一定不会就此罢兵。所以他一方面继续选派得力将领，增补关隘，加派援军，调整长城防守，另一方面又派遣御史白圭、编修杨鼎等15人，募兵畿内，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并召募官舍余丁、民夫，更替沿河漕运官军，集中京师备用。同时工部征集资财，使内外各厂昼夜加工，赶造攻战武器，以备作战之用。也先掳得英宗以后，原以为奇货可居，想利用他来作人质，以威胁并诈诱明朝各边镇开城迎降。由于于谦严令各将领坚守关隘，"自今瓦剌奉驾到，不得轻出。"因此，也先拥英宗到宣府、大同等处，守将都闭门不纳。也先见政治手段达不到目的，于是就发动了第二次攻势。十月初，瓦剌别部三万骑攻辽东各镇，同时别部进犯甘肃沿边。也先率主力掠大同，直冲紫荆关，瓦剌军突人古北口。十月九日，也先破紫荆关，瓦剌军从赤城南下，两路向北京合围。当时在北京，明朝从各地征调和新募的军队约23　万人，但有盔甲者仅1／10。石亨主张不可示弱，当列阵郊外，迎击敌军。他分遣诸将列阵于九门之外，下令尽闭各城门，以示誓与京城共存亡的决心。自己和石亨一起驻营德胜门外，抵挡敌正面进攻。特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人人效命，士气昂扬。

十一日，瓦剌军至，列阵西直门外。也先使英宗致书明廷，要于谦等大臣出来迎驾，但遭拒绝。当夜，也先派骑兵一部攻扰彰仪门，为明都督高礼、毛福寿击败。十三日，也先率军进攻德胜门，于谦令石亨设伏于道旁空房中，数骑诱敌进入埋伏圈后，火器齐发，伏兵四起，瓦剌军大败。也先弟孛罗和

①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

②　《明史·王竑传》。

③　《明史·于谦传》。

瓦剌平章卯那孩均中炮身亡。瓦剌军转攻其他城门，同样受到明军的坚决抗击。"相持五日，也先邀请既不应，战又不利，知终弗可得志，又闻勤王师且至，恐断其归路，遂拥上皇由良乡西去。谦调诸将追击，至关而还"①。也先退回塞外后，仍不甘心，继续对明王朝采取攻势。政治上，声称要送还英宗，与明廷议和；军事上对明朝边镇连续发动攻击。景泰元年春夏两季，瓦剌军先后侵扰了宁夏、大同、庆阳、朔州、阳和、万全等广大地区。对此于谦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针对明廷内部的和议倾向，公开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派人申戒各边镇将帅，积极防御，勿中敌计。同时选派将领，镇守边防重地。对瓦剌军的进攻，坚决予以还击。他号令严肃、赏罚分明，因而，片纸行万里，无不惴惴效力。在于谦的整顿和指挥下，明边防力量大大增强，各边镇将帅也都积极备战，因而瓦剌的多次骚扰，均被击败。

也先初以为明边防空虚，拥有英宗为号召，大同、宣府等处，当不难攻破。但经半年的攻扰，明军屹立不动，坚强抵抗，因而知道难以得手。而内部脱脱不花与阿剌知院，对也先专权日益不满，时思推翻之。他们除与明王朝互通使节外，并将所部撤归。也先南侵既不得手，又为内部情势所迫，遂不得不于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被迫将英宗送回北京。英宗回到北京后，被幽居于南宫。

朱祁镇回京以后，于谦以"上皇虽还，国耻未雪"自励，仍专力于国防建设。一面加强真定、保定、涿州、易州以及永平、宣府、大同多处的防务，增加守军人数，按时修缮城堡，并于景泰二年遣都督佥事孙安率轻骑出关收复独石、马营等八城，募民屯田，且耕且守，这样就使宣府、怀来的防务，更趋巩固；一面对军官的贪污怠职等弊端，严加纠察，整肃了军纪。

为加强京师的防守力量，景泰二年，于谦又对京军三大营进行改编。明初，京军分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合称三大营。土木之败，三大营精锐丧失殆尽，而且这种组织法因兵种不同，训练各异，一遇调遣，兵将不习，战斗力发挥不出来。于谦在原来三大营中挑选骁勇慓悍者15　万人，分为十营，统以总兵，隶以都督，称团营。平时统一训练，战时由各自长官率领参战。号令划一，兵将相习，提高了战斗力。

"谦之为兵部也，也先势方张，而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各拥众僭号，湖广、贵州、广西、瑶、僮、苗、僚所至峰起。前后征调，皆谦独运。当军马倥偬，变在俄顷，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成，相顾骇服"①。景泰皇帝也极为倚重于谦，凡有所论奏，无不相从。尝遣使往真定、河间采野菜，直沽造干鱼，于谦一言即止。用一人，亦必密访谦。但于谦性格过于刚直，嫉恶如仇，因而得罪一批大臣和勋旧贵戚。"又始终不主和议，虽上皇实以得还，也不快。"②景泰八年正月英宗复辟后，于谦以"谋逆"罪被杀。于谦遇害时，"行路嗟叹，天下冤之"，"京郊妇孺无不洒泣"。指挥同知陈逵感念其忠义，冒死收殡了他的遗骸。后来，于谦的女婿又把灵柩运回故乡杭州，葬于西子湖畔。

①　《明史·于谦传》。

①　《明史·于谦传》。

②　《明史·于谦传》。

（五）夺门与曹石之变英宗被俘，景帝继统之初，朱祁钰由于担心皇位受到威胁，极不欲英宗回朝。于谦等朝臣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亦不愿与瓦剌议和。后来，也先在明王朝政治上拒绝和谈，军事上坚决反击的双重逼迫下，被迫将英宗无条件送还之际，明王朝内部在以什么方式迎接英宗和英宗归来后，如何对待英宗的问题上态度即有了微妙的区别。朝廷众臣或感于君臣之义，或顾及国家声誉，多主张应隆重迎接，认为礼不宜薄。但朱祁钰由于个人原因，则力主简化仪式，淡化影响，所以他迟迟不肯派遣大臣迎驾，在给也先的敕书也没有迎驾之语，后来在群臣敦请下，虽不得不迎驾，但仪式非常简单，所以只派翰林院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迎于居庸关，至安定门才易法驾。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朱祁镇至北京，"百官迎上皇于安定门。上皇自东安门入，上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意，逊让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宫，群臣就见而退，大赦天下。"①英宗被锢南官后，景帝派人严加守备，严禁大臣朝见，"十一月，上皇在南官。万寿圣节，礼部尚书胡。。请群臣朝驾，不许。既又请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门，亦不许。荆王瞻■表请朝上皇，有诏止之"②。英宗归后，脱脱不花和也先多次向明朝遣使致贡，每次也都给英宗带来一些东西。景帝为避免英宗与瓦剌有任何交往，不顾尚书王直、金濂、胡。。的异议，对瓦剌派来的贡使一律不遣使回报，以与瓦剌绝交。

景帝即位以后，很久就想以自己的儿子朱济替代太子，但因对英宗薄礼，已引起群臣非议和不满，所以在更换太子问题上，他迟迟难于开口。太监王诚、舒良为朱祁钰出谋，赐大臣金银，以缄其口。"先是，上欲易储，语大监金英曰："七月初二日，东宫生日也。"英顿首对曰："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上意既定，恐文武大臣不从，乃分赐内阁诸学士金五十两，银倍之，陈循、王文等遂以太子为可易。"①正值此时，广西浔州守备黄■上疏建议"易储"，景帝遂乘机加速更换太子。

黄■为广西浔州守备，因私怨杀其弟思明土知府黄■父子，广西巡抚李棠、总兵武毅知道后，立即上报朝廷，并派人拘捕黄■。"■惧，乃谋为逃死计，遣千户袁洪走京师，上疏请易太子。"景帝览奏后，大喜，说："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②当即下令释黄■罪，并令礼部召集廷臣商议废立太子事。"尚书胡。。、侍郎薛琦、邹干会廷议，王直、于谦相顾眙愕。久之，司礼监太监兴安厉声曰：此事不可已，即以为不可者勿署名，无得首鼠持两端。群臣皆唯唯署议。"③并联名合奏"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④景泰三年五月初二日，景帝遂正式立其子朱见济为皇太子，而改封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

但不幸的是，朱见济太短命，封为皇太子仅一年多，即于景泰四年十一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三，《景帝登极守御》。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五，《南宫复辟》。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五，《南宫复辟》。

②　《明通鉴》卷二十六。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五，《南宫复辟》。

④　《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五。

月病死。景帝只此一子，不少廷臣见储位虚悬，遂建议"再建皇储"，复立朱见深为皇太子。景泰五年五月，御史钟同和礼部郎中章纶先后上疏，请"还沂王于储位，定天下之大本"⑤，景帝勃然大怒，"疏上，下锦衣狱鞫讯，体无完肤。"⑥与此同时，景帝见廷臣怀念英宗，对南宫防范更加严密。因探知英宗常依城边高树休息，于是便令人将南宫及其附近树木全部砍光，以防意外。

景泰八年正月十四日，朱祁钰病重，群臣上疏请立太子，景帝传谕说："朕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所请不允。"①武清侯石亨因奉诏榻前，见景帝病势沉重，必将不起，于是就与都督张。。、太监曹吉祥等谋议，认为"请复立东宫，不如请太上皇复位，可得功赏"②。他们又和太常卿许彬商议，许彬以为此举为不世之功，并请石亨等去和左佥都御史徐有贞商议。石亨等遂连夜赶往徐有贞家，徐有贞"闻之，大喜，曰："须令南城知此意。"。。曰："阴达之矣"。令太监曹吉祥入白太后。"③"十六日晚，石亨、张。。等又到徐有贞家，告已乾象，亟下曰："时至矣，勿失"。时方有边警，有贞令。。等诡言备非常，勒兵入大内。亨掌门钥，夜四鼓，开长安门纳之。既入，复闭以遏外兵。""既薄南城，门锢，毁墙以入。上皇灯下独出问故。有贞等府伏请登位，乃呼进辇。兵士惶惧不能举，有贞率诸人助挽以行。星月忽开朗，上皇各问诸人姓名。至东华门，门者拒弗纳，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反走。乃升奉天门，有贞等常服谒贺，呼万岁。"④当时百官因候景帝早朝，均在朝房中等待，听见宫中喧闹，正感到惊疑，徐有贞出来大声说："太上皇帝复位矣！"催促众臣入贺。百官惊愕入谒，英宗乃宣谕复位，众始定。当日，英宗即命徐有贞以原官兼学士入内阁预机务。第二天逮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等入狱。二十一日，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1457年）。二十二日杀于谦、王文等，二月一日，废景帝仍为郕王，迁之西内。十多天后，朱祁钰死于西宫。这场宫廷政变，史称"夺门之变"，亦称"南宫复辟"。英宗复辟后，即大肆封赏夺门功臣。徐有贞爵封武功伯，以兵部尚书兼大学士入阁预机务。石亨进爵为忠国公，太监曹吉祥被赐予锦衣卫世职。其他在政变中有功的官员，也分别被封为侯、伯或加官晋俸。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三人，恃夺门迎复之功，最为骄横跋扈。石亨收受重贿，引用私人，其"弟侄家人冒功锦衣卫者五十余人，部曲亲故竄名"夺门"籍得官者四千余人。两京大臣，斥逐殆尽。"①又公开卖官鬻爵，"以贷之多寡为授职美恶，入之先后为得官迟早。"②一时势焰熏灼，嗜进者竞走其门。太监曹石祥亦进掌司礼监，督三大营，厮养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朝臣也多有依附者，权势与石亨相当，时人并称"曹石"。徐有贞入阁以后，排挤阁臣，独揽事权。英宗因其有才，也十分宠信。"有贞既得志，则思自异于曹、石，窥帝于二人⑤　《明通鉴》卷二十六、二十七。

⑥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五，《南宫复辟》。

①　《明通鉴》卷二十六、二十七。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五，《南宫复辟》。

③　《明史·徐有贞传》。

④　《明史·徐有贞传》。

①　《明史·石亨传》。

②　《明通鉴》卷二十八。

不能无厌色，乃稍稍裁之，且微言其贪横状，帝亦为之动。"石亨、曹吉祥知道后，极为怨恨，日夜图谋打击徐有贞。"帝方眷有贞，时屏人密语。吉祥令小竖窃听得之，故泄之帝。帝惊问曰："安所受此语？"对曰："受之有贞，某日语某事，外间无弗闻"。帝自是疏有贞。"③曹吉祥和石亨又唆使言官弹劾徐有贞、李贤"图擅威权，排斥勋旧"④，于是两人均被下狱。李贤旋即复职，徐有贞则被谪戍金齿为民。

徐有贞去职后，石亨、曹吉祥因招权纳贿，肆行无忌，不断为人所告发。而"亨无日不进见，数预政事。所请或不从，艴然见于辞色。即不召，必假事从入，出则张其势，市权利。"⑤"亨既权侔人主，而从子彪亦封定远侯，骄横如亨。两家蓄材官猛士数万，中外将帅半出其门。都人侧目。"石氏叔侄的骄横不法和掌握内外兵权，引起了英宗的疑虑和不满。阁臣李贤于是乘机劝英宗独断，权勿下移。英宗"遂敕左顺门，非宣召毋得纳总兵官。亨从此稀燕见。"①石亨见自己地位下降，便心怀怨恨，阴谋造反，石亨对其同党说："大同士马甲天下，吾抚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可恃也。异日以彪代李文佩镇朔将军印，专制大同，北塞紫荆关，东据临清，决高邮之堤，以绝饷道，京师可不战而困矣。"②天顺三年（1459年）七月召石彪还京，石彪拒不从命，乞继续镇守大同，英宗愈发猜疑，八月下石彪锦衣卫狱。"罢亨闲住，绝朝参。"旋亦下狱。天顺四年二月，石彪以谋叛罪被杀，石亨病死于狱中。石亨败后，曹吉祥惧不自安，"吉祥念与亨同功，亨败，己且不得独完。"③渐蓄异谋，结死党，谋废英宗。天顺五年七月，因甘、凉有警，英宗派怀宁伯孙镗、兵部尚书马昂统京军前往征讨，准备于七月初二早晨出师。于是，曹吉祥、曹钦便密谋"约以是日昧爽朝门开，则拥杀镗、昂夺门入。"④"钦自外拥兵入废帝，而吉祥以禁兵为内应"⑤。计谋既定，曹钦便和其私党数十人夜饮等待举事。"酒半，夜可二鼓，镗与恭顺侯瑾、广义伯琮方待漏朝房。都指挥完者秃亮（即马亮）从钦席上亡走，见瑾、琮告变。瑾、琮趋告镗，相与去匿他所，手作奏，投门罅闻上。"⑥英宗接到报告立即逮捕了曹吉样，并下令紧闭皇城及京城九门。曹钦发现消息走漏后，立即率领其手下冲进朝房砍杀值班官员，并纵火焚烧东西长安门。孙镗急召西征军投入战斗。"镗军锐甚，贼众被靡。"城门尽闭，曹钦冲突不出，乃奔回家中拒战。孙镗军奋力攻入，曹钦投井死，其全家被杀。三天之后，曹吉祥被凌迟处死。这一事件与石亨谋叛合称"曹石之变"。

③　《明史·徐有贞传》。

④　《明通鉴》卷二十七。

⑤　《明史·石亨传》。

①　《明史·石亨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六，《曹石之变》。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六，《曹石之变》。

④　《明通鉴》卷二十八。

⑤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六，《曹石之变》。

⑥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六，《曹石之变》。

（六）汪直与西厂明宪宗名朱见深，为英宗长子。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土木堡被俘以后，被皇太后立为太子。景泰三年（1452年）景帝废为沂王。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位后又立为太子。天顺八年正月英宗病死，即继皇帝位，以明年为成化元年。

宪宗在位24年。其即位之初，洗于谦之冤，复团营之制，起用前朝被贬官员，却黎淳追论景泰废立之议等，一时颇有振作之象。但由于早年生活经历和个人性格的影响，很快即沉溺于神仙佛老和声色货利之中，并宠信宦官汪直，致使政治腐败、黑暗，正直之士不堪。

汪直，广西大藤峡瑶族人。初以幼男入禁，给事万贵妃宫，为人狡黠，深得宪宗喜爱，得掌御马监。成化十二年（1476年）九月，妖人李子龙以符术结太监鲍石、郑忠，私入内宫，事发伏诛。此事引起宪宗极大不安，锐欲知外事，于是便令汪直易服带校尉一二人，不断密出伺察。次年正月，"乃选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余人别置厂于灵济宫前，号西厂。永乐中，尽戮建文诸臣，怀疑不自安，始设东厂主刺奸。至是名西厂，以别东厂也。纵直出入，分命诸校，广刺督责，大政小事，方言苍语，悉采以闻。"①西厂所领缇骑倍东厂，势力远出东厂、锦衣卫之上。汪直任锦衣卫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兴大狱。其逮捕朝臣，"初不俟奏请"，有先下狱而后奏闻者，有旋执旋释，竟不奏闻者。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民间斗詈鸡狗琐事，均置重法。其旗校"多为赝书诱愚民而后捕之，冤死相属，廷臣莫敢言。"②汪直每出，随从前呼后拥，朝廷公卿大臣遇者皆避道，气焰极嚣张。

汪直督领西厂以后，"罗织数起大狱，臣良悚怵。"③成化十三年五月，大学士商辂率同官奏劾汪直十一罪，言："近日何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汹汹不安。盖缘陛下委听断于汪直，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也。中外骚然，安保其无意外不测不变。"④"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于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若不急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⑤宪宗得疏后怒道："用一内竖，何遽危天下？"乃命太监怀思、覃吉到内阁诘责主奏者。商辂正色说："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逮问，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边城要害，守备俄顷不可缺，直一日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诸近侍在帝左右，直辄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无危？"兵部尚书项忠亦倡九卿劾之。宪宗不得已，命罢西厂，令汪直回御马监，谪韦瑛戍宣府，散诸旗校还锦衣卫，一时人心大悦。

西厂虽罢，但宪宗宠直不衰，仍时令其密察外事。六日，御史戴缙以九年秩满不迁，急于谋进，遂上书盛称汪直，请复西厂，言："近年灾变洊臻，未闻大臣进何贤，退何不肖。惟太监汪直釐奸剔弊，允合公论。而止以官校韦瑛张皇行事，遂革西厂。伏望推诚任人，命两京大臣自陈去留，断自圣衷。"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

②　《明通鉴》卷三十三。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

⑤　《明史·商辂传》。

①明宪宗看后大喜，立即于六月十五日恢复了西厂。西厂复后，大学士商辂知事不可为，乃上疏辞职。商辂去后，南京兵部尚书薛远，刑部尚书董方，侍郎滕昭、程万里，都御史李宾等数千人也先后被诬劾去职。"士大夫益俯首事直，无敢与抗者。"②朝廷既得手，汪直又思以边功自固。成化十四年（1478年）夏五月，汪直奏请按文科例设武科乡试、会试、殿试。七月，辽东巡抚陈钺以掩杀冒功，激起骚乱。朝廷令兵部右侍郎马文升前往抚谕。"文升疾驰至抚顺，纵贡使重阳归谕其众，使知朝廷德意。寻召其部长听宣玺书，慰劳备至。已而海西复纵兵寇掠，文升击败之，旋抚定。情传至朝廷，事闻，直言："既受抚，何又入寇？""遂奏请宪宗，亲自前往辽东。汪直至辽东后，巡抚陈钺"戎服伏道左，除道饰厨，供帐鲜丽。文升独与直抗礼，颐指左右，左右多誉钺毁文升。钺又乘间谮之。"③于是汪直遂颠倒黑白，将陈钺之"激变属部"奏为马文升擅禁农器，从而激起边衅。结果马文升被逮京诏狱，谪戍重庆。成化十五年秋七月，汪直复出行辽东。其冬，听陈钺言大发兵讨海西女真伏当加，以抚宁侯朱永充总兵官，自任监军，陈钺提督军务，率军出辽东塞，在广宁遇女真贡使40人，掩杀之，以大捷报朝廷。"论功，加汪直岁禄，监督二十团营。朱永进保国公，陈钺户部尚书"①。

汪直因陈钺戍边功于辽东，十六年又奉命巡行大同、宣府。兵部尚书王越见陈钺协助汪直出征得宠，非常嫉忌。于是诈称亦思马因犯边，亦劝汪直出兵。"三月，命太监汪直、保国公朱永、尚书王越率兵出塞，袭敌于威宁，破之，越封威宁伯。"②汪直的轻启边衅，招致了边境的不安宁，不久，伏当加骚扰辽东，亦思马因寇大同，杀掠甚众。辽东巡抚按强珍劾奏汪直、陈钺，被下诏狱。"于是恶直者，指王越、陈钺为"二钺""。

汪直与"二钺"的勾结作恶，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小中官阿丑，工俳优，一日于帝前为醉者谩骂状，人言驾至，谩如故。言汪太监至，则避走曰：今日但知汪太监也。又为直状择两钺趋帝前曰：吾将兵杖此两钺耳。问何钺？曰：王越、陈钺了。帝欣然而笑，稍稍悟"③。与此同时，主持东厂的太监尚铭因与汪直争功，"潜以直簼祸事达于上"④，并"尽发王越交通不法事"⑤，明宪宗于是开始疏远汪直。成化十七年秋，汪直和王越受命往宣府御敌，敌退，请班师，不许。"于是科道文章奏两厂苛察，非国体"⑥。宪宗因而于成化十八年三月复罢西厂，成化十九年六月，调汪直南京御马监，八月，又降为奉御。不久，其党羽威宁伯王越被迫夺诰券，编管安陆。兵部尚书陈钺、工部尚书戴缙、锦衣卫指挥使吴绶等均革职为民。汪直专权历史至此结束。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

②　《明通鉴》卷三十三。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

③　《明鑑》卷七。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

⑤　《明史·汪直传》。

⑥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

（七）弘治中兴明代守成令主，仁宣二帝之外，即为孝宗。孝宗名祐樘，为宪宗第三子，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继宪宗即帝位，时年18　岁。孝宗在位18年，专力于内政，"恭俭仁明，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上，绝嬖倖之门。却珍奇，放鹰犬，抑外戚中官，平台煖阁，经筵午朝，无不访问疾苦，旁求治安。"因而政治较为清明，社会安宁，史称"弘治中兴"。宪宗毕生沉溺于声色货利与神仙佛道，为群小所包围，孝宗做太子时即已看得清清楚楚。因此孝宗在即位伊始，为刷新政治，就首先拿他们开刀。一方面，凡宪宗所亲信之奸佞，如礼部右侍郎方士李孜省，奸僧继晓，太常卿道士赵玉芝、邓常思，太监梁芳，都督陈喜等均被或贬或杀，一一斥逐。另一方面，又下令罢黜传奉官，夺僧道封号。传奉官到弘治初年已泛滥至数千人，孝宗即位后的一个月，一次即罢去2000人，并论罪谪戍。同月吏部又革去文职官、带奉官564人。同时针对宪宗末年"僧尼道士充满道路"的局面，孝宗一即位就罢遣禅师、真人等240　余人，法王、佛子、国师等780　余人。全国除留大慈恩寺住持者5人，革职随留住者10人，其余皆放还本土。其中汉人习学番教者，不拘有无官职度牒，全部遣回原卫有司当差。僧录司120人只留9人，道录司133人只留8人，其余俱废黜。其他"扶乱、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仍有潜住者，有司治之"①。这一系列疾风骤雨式的行动，将成化朝政坛上的颓败之风一扫而空，并为刷新政治扫除了障碍。

为进一步起弊振衰，在罢斥奸佞的同时，明孝宗对中央政府官员进行了大规模整顿。成化后期，在朝执政大臣多任非其人。内阁首辅万安既不学无术，又品行低下，"既柄用，惟日事请托，结诸奄为内援。时万贵妃宠冠后宫，安因内侍致殷勤，自称子侄行。"当时宪宗怠政，"廷臣多言召臣否隔，宜时召大臣议政。"①及宪宗召见，万安却不奏时政，只叩头呼万岁，一时传笑，人称"万岁阁老"。户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刘吉"多智数，善附会，自缘饰，锐于营私，时为言路所攻。居内阁十八年，人目之为"刘棉花"，以其耐弹也。"②吏部侍郎、内阁大学士彭华"深刻多计数，善阴伺人短，与安、孜省比。"③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尹直"明敏博学，练习朝章，而躁于进取。性矜忌，不自检饬，与吏部尚书尹曼相恶。"④孝宗即位，首逐万安，用徐溥。继罢尹直，用刘健。起用致仕之南京兵部尚书王恕为吏部尚书，进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为左都御史，不久又升为兵部尚书并提督团营。拔南京刑部尚书何乔新为刑部尚书。彭华先已致仕。礼部右侍郎邱濬亦于弘治四年被升为礼部尚书入阁预机务。一时正直才俊之士多在朝列。与此同时，鉴于成化以来官员晋升冗滥，孝宗一方面将京官十年一考察之制，改为六年周期，另一方面又将朝廷中下级官员级别全部下调：从三品、四品降到正、从六品；五品、六品降到正、从八品；七品以下降杂职，调外地叙用。"其余愿致仕者，照

①　《明孝宗实录》卷二十七。

①　《明史·万安传》。

②　《明史·刘吉传》。

③　《明史·万安传》。

④　《明史·尹直传》。

原官侄仕。原无官授职者降边远地区任杂职，愿闲住者照初职闲住。乐、舞、生、道士出身者冠带闲住。监生、生员、儒者未授官者发宁家，有志科举者听先寄名放回，丁忧荞病者令致仕。"①至此，朝廷为之一清。弘治一朝，因孝宗明于用人，"朝多君子"，故朝序清宁，政事不衰。

为刷新政治，明孝宗自己也以身作则，勤求治理。不但遵祖制开设了大小经筵，而且于早朝之外，恢复了午朝。明初经筵，原无定日，随皇帝兴之所致，则令文学侍从之臣讲说。正统初经筵始制度化。大经筵，又名月讲，在一年的二月至五月，八月至十月中的逢二（初二、十二、二十二）日中于文华殿举行，仪式隆重，具礼而已。小经筵，又名日讲，不受季节限制，随时举行，地点亦在文华殿，除开讲日外，余皆常服进讲。成化年间，因宪宗怠于政事，"遇寒暑，即令停止，动经数月。讲经之臣，无由进见"，②实际已渐成虚文。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孝宗接受少詹事杨守陈的建议，恢复了经筵制度。鉴于前朝进讲之臣"劝戒少而颂美多，讲吉不讲凶，讲治不讲乱，讲得不讲失，讲存不讲亡"③的弊端，孝宗提倡直言不讳，他指出："讲书颁推明圣贤之旨，直言无讳。若恐伤时，过为隐覆不尽，虽日进讲，亦何益乎？"④史载，弘治初年，"日讲常至岁暮不辍。"⑤孝宗且于经筵日讲之暇常与阁臣议处政务。在开经筵同时，明孝宗又于早朝之外，恢复了午朝。明初朝会，除元旦、节日等大朝隆重行礼，其余皆为常朝。早朝处理四方奏事，午后事简，群臣之间可以容议论，永乐时称为晚朝。但正统以来，"每日止一朝，臣下进见，不过片时。"晚朝（午朝）久废。弘治元年三月，吏部尚书王恕上书，建议孝宗"早朝"之外，再"日御便殿，宣召诸大臣，详论治道，谋议政事，或令其专对，或阅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识大臣，而随材任吏，亦可以启沃圣心而进入高明。"①疏入，孝宗认为有理，于是就于"早朝"之外，恢复了"午朝"，每天于左顺门接见大臣。

弘治时期，孝宗君臣也比较注意节用恤民，较少与民争利。弘治元年三月，马文升上疏议论时政十五事，颇中时弊。其所提建议孝宗不仅全部采纳，而且还特意从奏疏中摘出"一应供应之物，陛下量减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这句话，用来激励自己。弘治二年十一月，从左侍郎倪岳言，减斋醮，罢供应，省营缮。四年春，因陕西用兵，罢织造绒毼中官。八月，以水灾停南京、浙江额外织造，召督造官还。五年五月，遣廷臣发内库银赈杭、嘉、湖大水。十年十一月，"诏取太仓银三万两，周经言："皆系小民脂膏"。上遂止。"②十一年十一月，议修清宁宫，兵部尚书马文升请发布帑，免征派，停止四川采木之扰，孝宗也同意了。

与此同时，孝宗也比较注意抑制皇亲贵戚等势家近幸为非作歹和占夺、接受投献土地，避免与民争利。弘治三年，孝宗曾下令严禁"皇帝并权豪势要之家奏讨土地。。。敢有。。妄将民间地土投献者，。。投献之人，问发

①　《明孝宗实录》卷四。

②　《明孝宗实录》卷十三。

③　《明孝宗实录》卷十三。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二。

⑤　《明武宗实录》卷六。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二。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二。

边卫，永远充军，田地还给寺观及应得之人管业，其受投献家长并管庄之人，参究治罪。"③弘治五年三月，巡抚保定都御史史琳奏"宦戚假供应夺民园。"诏罢还之。十年秋八月，"上欲施恩后家。外戚张氏有河间地四百顷，欲并其旁近民田千余顷得之，且乞亩加税银二分。户部尚书周经言："河间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贫民即退滩地耕之，遇潦辄没。即欲加税，将贻无穷之害，不可！"疏三四上。后有雄县退滩地，献为东宫庄者，上因经前奏，皆抵之罪。一时贵戚近倖有所陈请，一裁以法，皆敛不得肆。"①十二年六月，刑部侍郎屠勋勘问寿宁侯张鹤龄与河间民争田事，"直田归民。勋上言："食禄之家不言利，况母后诞毓之乡，而与小民争尺寸地，臣以为不可。"上嘉纳从之。"②终孝宗之世，抑制势家近幸占夺、奏乞民田，禁止勋戚中官与民争利一直受到弘治君臣的相当关注。

孝宗君臣进行的上述一系列政治改良，有效地缓和了正统以来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使人民生活亦相对安定，因而弘治一朝政局、社会均相对稳定，与其前后两朝（成化、正德）的动荡不已，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弘治时期，已承平日久，百年积弊势重难返，加上孝宗本人又仁而不断，因而其政治革新极不彻底。首先是初年内阁刘吉未退，且久为首辅。"吉自帝初即位进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至是见孝宗仁明，同列徐溥、刘健皆正人，而吉于阁臣民首，两人有论建，吉亦署名，复时时为正论，窃美名以自益。"并且屡兴大狱，排斥异己，"台署为空"。一直到弘治五年，因封赐外戚与孝宗发生意见分歧，才被讽令致仕。其次是宦势仍强，太监李广即颇受孝宗宠信。李广"以符箓祷祀蛊帝，因为奸弊，矫旨授传奉官，如成化间故事。四方争纳贿赂，又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巨万。起下第，引玉泉山水绕之。给事叶绅、御史张缙等交章论劾，帝不问。"③此外，孝宗对外戚作恶也多有姑息、迁就。张皇后之弟寿宁侯张鹤龄遂胡作非为，请乞无度，败坏盐法，至废中盐法不行。

孝宗至弘治后期，亦渐不能"勤于政事"。在宦官李广的引诱下，日益热衷于斋醮、烧炼，因之视朝渐少，经筵缺席日多。同时章奏批答亦不及时，"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因而弘治十二年（1499年）十二月给事中张弘上疏，陈述初政渐不克终八事："初汰传奉官殆尽；近匠官张广宁等一传至120　余人，少卿李纶、指挥张玘等再传至180　余人，异初政者一。初戮方士李孜省，斩僧继晓；近则烧炼斋醮不息，异初政者二。初去万安、李裕辈，朝弹及斥；近被劾数十疏如尚书徐琼者，犹腼然居位，异初政者三。初尝谕，有大政召大臣面谕；近自十年三月召见文华殿，不复再召，上下否隔，异初政者四。初停增设内官；近已还者复去，已革者复增，异初政者王。初慎重诏旨，左右不敢妄干；近陈情乞恩，率奉俞允，异初政者六。初令兵部由旧章，有妄乞升武职者奏治；近乞升无违拒，异初政者七。初节光禄供忆；近冗事日繁，移太仓银赊市廛物，异初政者八。"①③　《明会典》卷十七，《田土》。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二。

②　《明史记事本末》卷四十二。

③　《明史·宦官传》。

五、武宗乱政与世宗议礼（一）武宗乱政武宗朱厚照乃明代最荒唐的皇帝。他一生不以国事为重，而一味耽于淫乐嬉戏、恣意妄为，因而致正德一朝奸佞横行，朝政混乱，社会动荡不安，明代政治自此步入衰败之途。

武宗两岁时即被立为皇太子，性聪颖，好骑射，终日与宦官为伍，嬉戏作乐。但因孝宗健在，所以"未尝少肆"。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孝宗病死，武宗继孝宗为帝后，朱厚照遂在其东宫旧侍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等人称宦官"八党"的诱导下，日为狗马鹰犬、歌舞角觝，肆意玩乐。孝宗遗诏中所宣布准备兴革者，全废格不行。并经常以朝见两宫、练习骑马为由免除经筵。每日的朝参，也迟迟不到，或被免掉。

武宗的所作所为，令朝臣们大失所望。大学士刘瑾及吏、户、兵三部，都察院等大臣交章力谏，并以去留相争，但武宗均置若罔闻。于是，"左右宦竖日恣，增益且日众。享祀郊庙，带刀被甲拥驾后。内府诸监局佥书多者至百数十人，光禄日供，骤益数倍。""建言者以为多言，干事者以为生事，累章执奏谓之渎扰，釐剔弊政谓之纷更。忧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事涉于近倖贵戚，则牢不可破。"①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四月，兵部尚书刘大夏以言不见用罢去，五月吏部尚书马文升亦罢，另以阉党焦芳代替。冬十月间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户部尚书韩文等谋除刘瑾不成，刘、谢、韩均罢去，李东阳以态度缓和被留。同时，刘瑾则进掌司礼监兼督团营，一时权势大张。

刘瑾专权后，武宗将朝廷政务全部委托其处理，自己则一心玩乐。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于西华门别簼院籞，筑宫殿，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命曰豹房"②。起初武宗只是白天在此游乐，"既则歇宿，比大内，令内侍环值，名曰"豹房祗侯"，群小见幸者，皆集于此。"③明武宗将豹房称为"新宅"，每天招纳教坊乐工入室内承应，以后因乐工承应不及，又下令河间诸府乐户技术精湛者悉遣送入京，教坊人每日多达百人。听说回回女子肌肤洁白，美貌远胜中土女子，武帝十分羡慕。色目人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即假传圣旨，将都督吕佐家善西域舞蹈的回回女子召进豹房。武宗遂通宵达旦观其舞蹈欢歌。正德三年七月，武宗又以音乐废缺，有损观瞻为由，谕令礼部"选三院乐工，严督教习"，并"移文各布政司，精选通艺术者，送京师供应，以充三院乐工。"④此外，武宗还尊崇佛教，于佛经梵语，无不通晓，经常在宫内顶礼事佛，并自称"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令所司铸印以进，所下诏旨称呼以"大庆法王与圣旨并"。

武宗对朝政的放任和刘瑾的擅权专政（详后），很快激化了明王朝内部固有的各种矛盾。弘治五年（1492年）四月宁化王朱寘鐇以诛刘瑾、清君侧

①　《明史·刘健传》。

②　《明通鉴》卷四十二。

③　《明武宗外纪》。

④　《明通鉴》卷四十二。

为名起兵后（详后），十月河北农民刘六、刘七因不堪重负，聚众反（详后）。与此同时，起义于正德三年（1508年）的四川农民军仍前赴后继，继续在四川、陕西、贵州三省转战。严峻的现实，逼迫武宗不得不回到朝堂。他首先派杨一清和太监张永讨伐朱寘鐇。及乱平班师，又乘势除掉了刘瑾。然后，起用被黜军政大臣，倾全力以向农民军。正德六年四川农民军大部失败。正德七年五月河北农民军亦被剿平。

地方动乱一平，朱厚照即又故态复萌。首先他不顾国乏民贫，下诏增修豹房二百间。接着就在大同游击江彬的诱导下开始了新的寻欢作乐的历程。江彬，宣府人，初为蔚州卫指挥佥事，"骁勇狡险"。正德六年，以大同游击身份跟随总兵官张俊入调中原，镇压刘六、刘七起义。过蓟州，杀一家二十余口以冒功，因而得赏。在淮上作战时，身中三箭，其中一支射在脸上，"镞出于耳，拔之更战"。正德七年，边军回防过京师时，江彬通过钱宁引荐，得见武宗。江彬身材魁伟，机警善迎，且又精骑射，善谈兵，因而颇得武宗欢心，被擢为都指挥佥事，出入豹房同卧起。钱宁见江彬骤起，意不平，江彬知其不相容，欲藉边兵自固，因而对武宗盛称边军骁悍胜京军，请互调操练。议下，言官连章交谏，阁老李东阳疏称十不便，武宗皆不听，于是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兵被尽调入京师，号"外四家"。"边卒纵横骄悍，都人苦之。上尝于西内练兵，令彬等率兵入习营阵，校骑射，或时为角觝之戏。上戎服监之，铳砲之声不绝禁中。"①江彬和诸佞幸表里擅权力奸，诸司章疏多阻格不上。"然诸宠皆出彬下，彬时导上出宫禁，游猎近郊，群巨谏，不听"①。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江彬多次对武宗称宣府乐工多美妇人，并可边观边衅，免为廷臣所制。武宗于是乃微服出幸宣府。江彬在宣府营造镇国府第，悉辇豹房所储诸珍宝女御实其中，并引导武宗夜入民家索妇女，武宗因此乐而忘返，称为"家里"。不久，武宗又由宣府至阳和，适逢鞑靼兵五万入寇，诸将力战。"至应州，寇引去。斩首十六级，官军死数百人，以捷闻京师。帝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又自称镇国公，所驻跸称军门。中外事无大小，白彬乃奏，或壅格至二三岁。廷臣前后切谏，悉置不省。"②至正德十三年正月始还京，然留京十四日，江彬又引其出游，并赴大同。二月因太皇太后崩，乃还京发丧。三月，武宗乘给太皇太后发丧祭陵之便，又至昌平、密云等处出巡。江彬等则抢掠良家妇女数十车，"日载从随，有死者"③。

正德十三年七月，因怀念"家里"，武宗托言边关多警，拟遍游塞上，称"北寇屡犯边疆，诚恐四方兵戎废驰，其辽东、宣府、大同、延绥、陕西、宁夏甘肃，尤为要害。今特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朱寿，率六军往征。"④并令内阁起草敕令。廷臣杨廷和、蒋冕、梁储、毛纪等泣谏，武宗不听，径赴宣府。不久又经大同渡黄河至榆林、绥德、偏关等处。九月，武宗加封自己为镇国公，并升赏内外官九千五百五十余人，江彬、许泰等皆封为伯。十二月抵太原，沿途大征女乐，纳守臣妻妾。十四年正月自太原还至宣府，命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九。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九。

②　《明史·江彬传》。

③　《明史·江彬传》。

④　《明通鉴》卷四十七。

江彬提督十二团营。"帝东西游幸，历数千里，乘马腰弓矢，涉险阳，冒风雨，从者多道病，帝无倦容。"①二月，武宗始还京。

回到京师以后，武宗自加太师，听江彬之言，二月二十五又敕谕南巡。

"制下，人情汹汹"。阁臣杨廷和和吏、兵、礼、工四部郎中及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纷纷连章切谏。武宗和诸倖臣勃然大怒，三月二十日，"以谏巡幸，下兵部郎中黄巩等六人于锦衣卫狱，跪修撰舒芬百有七人于午门五日。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刃以谏，卫士夺刃，得不死，鞫治，杖杀之。乙卯，下寺正周叙、行人司副余廷瓒、主事林大辂三十三人于锦衣卫狱。戊午，杖舒芬等百有七人于阙下"。四月十五日，又"杖黄巩等三十九人于阙下，先后死者十一人"②。至此，武宗、江彬亦意沮，南巡之事遂暂作罢。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江西宁王朱宸濠反（详后），武宗听江彬言，欲假亲征之名南巡。七月十三日传旨，"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统各镇兵征剿。"③大学士杨廷和等切谏，不听。八月二十二日离京南下。到涿州，王守仁捷报至，武宗恐诸臣知道，无词南下，乃秘不宣。九月至临清，十一月渔于淮安清江浦。彬在途矫旨辄缚长吏，通判胡琮惧，自缢死。十二月至扬州，以民居为都督府，遍刷处女、寡妇，导帝渔猎。十二月底到达南京，遂滞留数月不走。武宗随从人员十几万人，日费万金。加之江彬等乘机勒索，应天府尹齐宗道因无力供应，忧惧而死。至十五年七月，王守仁再次报捷京师，并称"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略"，将平叛功劳归于武宗。八月，梁储等以四方多灾，又奏请班师。疏八九上，武宗始允回京。闰八月八日受江西俘。十二日离南京回师。"九月己巳，渔于积水池，舟覆，救免，遂不豫。"①十二月五日在通州赐朱宸濠自尽，焚尸扬灰。十日还京师。正德十六年三月，死于豹房，终年31　岁。

①　《明史·江彬传》。

②　《明史·武宗本纪》。

③　《明通鉴》卷四十八。

①　《明史·武宗本纪》。

（二）刘瑾擅权刘瑾是明代擅权乱政最严重的权宦之一。陕西兴平县人。本姓谈，因六岁时依刘姓太监进宫，故改姓刘。景泰中初进宫时充任乾清宫洒扫厮役，"成化时，领教坊见幸"。弘治初年，因犯宫禁，"摈茂陵司香"。后经权宦李广引荐，转至东宫侍奉朱厚照，"以俳弄为太子所悦。"②明武宗继位后，刘瑾掌管钟鼓司，负责内宫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与太监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并以旧恩得幸，人号"八虎"。"而瑾尤狡狠。尝慕王振之为人，日进鹰犬、歌舞、角觝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进内官监，总督团营。孝宗遗诏罢中官监■及各城门监局，瑾皆格不行，而劝帝令内臣镇守者各贡万金。又奏置皇庄，渐增至三百余所，畿内大扰"③。

外廷朝臣见武宗日事游宴，不理朝政，遂纷纷交章论劾。"而帝以狎近群小，终不能改"④。正德元年（1506年）二月，内阁大学士刘健等乞休，被优旨慰留。四月，罢吏部尚书马文升，以侍郎、阉党焦芳继任。五月，罢兵部尚书刘大夏。马文升、刘大夏均为前朝重臣，皆因主张承遗诏汰传奉官和武臣，为武宗和刘瑾等不喜，故他们请求致仕，就立即被批准。正德元年十月，宦官崔杲督织造，乞盐一万二千引，为户部执奏，给事中陶谐、徐昂，御史杜晏、邵清、杨仪等先后疏谏，刘健等亦力言不可。武宗于是召刘健等至煖阁面议，"颇有所诘问，健等皆以正对"。武宗生气道："天下事岂皆内宦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因此命如数批准崔杲所请。刘健等退下后，再次上奏言不可。"帝自愧失言，乃允健等所奏。于是中外咸悦，以帝庶几改过"①。

刘健等遂图谋乘机除掉"八党"，连章请诛之。科道言官也交论群阉罪状，刘瑾、谢迁、李东阳"持其章甚力"。接着户部尚书韩文又联合朝廷众臣合疏伏阙以上。"疏入，上警泣不食，诸阉大惧。"②于是武宗派司礼监太监王岳等八人齐到内阁商量处理办法，一日三至。武宗打算把刘瑾安置到南京，但刘健等却坚持杀掉他们。"岳素刚正疾邪，慨然曰："阁仪是"。其侪范亨、徐智等亦以为然。"刘健、韩文等遂相约于次日伏阙力争，而吏部尚书焦劳却将消息飞报给刘瑾。刘瑾大惊，"夜率永成等伏帝前环泣。帝心动，瑾因曰："害奴等者王岳。岳结阁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鹰犬何损万几。若司礼监得人，左班宦官敢如是。""③武宗闻言大怒，立即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西厂成化十八年罢，此时又复设），而连夜逮捕王岳、范亨、陈智，充南京净军。第二天诸臣入朝，将伏阙，发现形势大变。刘健、谢迁、李东阳见事不可为，均求去。"帝独留东阳，而令焦芳入阁，追杀岳、亨于途，箠智折臂。"①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

③　《明史·刘瑾传》。

④　《明史·刘健传》。

①　《明史·刘健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

③　《明史·宦官一》。

①　《明史·宦官一》。

刘瑾得势不久，即借故革去韩文的职务；杖责请求留用刘健、谢迁的给事中吕翀、刘菃及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六人，以及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守备南京的武靖伯赵承庆、府尹陆珩、尚书林瀚，均因传递吕翀、刘菃奏疏得罪，"珩、瀚勒致仕，削承庆半禄。"南京副都御史陈寿，御史陈琳、王良臣，主事王守仁，亦以疏救戴铣等被谪杖有差。为彻底清洗掉反对派，正德二年三月，刘瑾又谕令群臣跪金水桥南，宣布榜示，原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等53人为奸党，"其敕内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仁，毋俟恶稔，追悔难及。"②此外，刘瑾还令京官养病三年不赴部者，一律革职为民；不到三年者，则定期限赴京听选。"瑾知科道等官忤己者，养病避祸，故严禁锢之。"至此，"海内号正直者"被罢黜一空。刘瑾一方面排斥异己，一方面大量破格提拔附己者。焦芳因告密有功，被命以文渊阁大学士身份入阁预机务。刘宇通贿万金，被拜兵部尚书。同时"悉遣党阉分镇各边。叙大同功，迁擢官校至一千五百六十余人，又传旨授锦衣官百数员。《通鉴纂要》成，瑾诬诸翰林纂修官誉写不谨。皆被遣，而命文华殿书办官张骏等改謄，超拜官秩。骏由光禄卿擢礼部尚书，他受京卿者数人，装潢匠役悉授官"③。

为进一步擅权揽政，刘瑾"乃日簼杂艺，俟上玩弄，则多取各司章疏请省决。上每曰："吾用尔何为？乃以此一一烦联耶！"自是瑾不复奏，任意剖断，悉传旨行之，上多不之知也。"④武宗上朝时，刘瑾站在其右方。大臣拜完武宗，即向刘瑾作揖，敌人称剂瑾为"立皇帝"。"刘瑾不学，每批答奏章，皆持归私第，与妹婿礼　部司务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辞率鄙冗，焦芳为润色之，东阳。。首而已"①。于是，刘瑾遂权势倾天下，"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每私谒，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皆称刘太监而不名"②。

为加强对臣民的监视控制，刘瑾在东、西厂之外，又设立了内行厂。"时东厂、西厂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瑾复立内行厂，尤酷烈，中人以微讨，无得全者。又悉逐京师客傭，令寡妇尽嫁，丧不葬者焚之。辇下汹汹几致乱。"③擅权作威之外，刘瑾也干了一些实事。比如他经常派人外出查盘府库钱粮。正德二年三月，遣科道官盘查天下军民府库；十一月，遣科道官查盘天下粮储。三年五月，命科道官察核各边年例银；七月差科道官查盘两淮运司革支盐引。四年三月，命直隶巡按罗玹查盘万全、大宁二都司及所属卫所军器。这些盘查在当时都起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刘瑾亦涉足盐法。他奏请免征天下户口食盐；令巡盐御史躬亲掣验；禁空文虚引；禁私夹带。此外，刘瑾还打破京官六年、外官三年考察一次的制度，准许吏部不定期考核。有司粮未完时，升迁或调动者不能离任。在举人、监生选官时，增试时务策及行移告事等。

刘瑾早期曾公开索取贿赂，"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厚献"。但在他用事②　《明史·宦官一》。

③　《明史·宦官一》。

④　《明通鉴》卷四十二。

①　《明史·宦官一》。

②　《明史·宦官一》。

③　《明史·宦官一》。

后期，为博取名望，听从其党吏部尚书张綵的建议，行为有所收敛，并惩治了一批贪官。"会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以故事入赂，瑾皆举发致罪。乃遣给事、御史十四人分道盘察，有司争厚敛以补帑。所遣人率阿瑾意，事务捕击，劾尚书顾佐、侣钟、韩文以下数十人。"①从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至四年五月，刘瑾还派人对屯田等分别进行了十次局部清丈。其中以正德四年五月的第十次清丈规模最大。"初，刘瑾既止各边年例银，又禁商人报纳，边储遂大匮乏。因询国初如何充足，议者以为国初屯政修举，故军食自足。后为世家所占，以此不给。瑾遂慨然修举屯田，分遣胡汝砺、周东、杨武、颜颐寿等往各边丈量屯田。以增出地亩数多及追完积补者为能；否则罪之。"②这次大规模清丈边屯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朝廷对屯田的控制，也查出了一些被势要之家并吞的土地，但由于清丈人员溢额邀功，致"各边伪增屯田数百顷，悉令出租，人不聊生。周东在宁夏尤苛刻，加刑于军官妻，人心愤怨。指挥何锦等遂与安化王寘鐇谋起兵，传檄以诛瑾为名，瑾祸自此始矣。"③正德五年夏（1510年）四月，安化王朱寘鐇起兵反。武宗命右都御史杨一清、宦官张永率兵前往讨伐。杨一清知张永与刘瑾有矛盾，于是与他深相结纳，密谋除掉刘瑾。叛乱平定后，张永返京，拟于八月十五日献俘。"瑾使缓其期，永虑有变，遂先期入，献俘毕，帝置酒劳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④时武宗已有醉意，说："瑾负我"。张永道："此不可缓。"遂连夜拘捕了刘瑾，并遣官校查封了其内私第。藉其家搜出衮衣、玉带、甲杖、弓弩等禁物，得金银数百万，珠玉宝玩无数。在刘瑾所持扇内又发现藏有锋利匕首两把，武宗因此大怒，命百官会于午门，诏磔刘瑾于市。其党徒吏部尚书张綵死于狱中。阁臣焦芳、刘宇、曹元而下，尚书毕彦、朱恩等，共60　余人，均被削籍为民。

①　《明史·宦官一》。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二。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

④　《明史·宦官一》。

（三）寘鐇与宸濠之乱朱寘鐇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的曾孙。朱■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庆靖王，二十六年就藩宁夏。朱寘鐇的祖父朱秩炵为庆靖王第四子，永乐十九年（1421年）封安化王。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朱寘鐇嗣王位。寘鐇为人素狂诞，相者言其当大贵，巫师王九八教鹦鹉妄言祸福，因而每见寘鐇，呼"老天子"，因而其遂觊望非分。正德初年，刘瑾擅权乱政，毒流天下，朱寘鐇益欲图谋不轨。宁夏指挥周昂，千户何锦、丁广及卫学生员孙景文、孟彬、史连等均与其往来甚密。

正德五年（1510年）夏四月，刘瑾派大理寺少卿周东清丈宁夏屯田。"东希刘瑾意，以五十亩为一顷，又亩敛银瑾贿，敲扑惨　酷，戍将卫卒皆愤怒。"①而宁夏巡抚都御史又素以残虐，多次杖辱将士妻，将士均恨之入骨。孙景文乃煽动朱寘鐇道："殿下欲图大事，此其时矣"。未寘鐇于是令孙景文在家设宴，邀被辱武臣丁广、杨泰等饮酒。"景文以言激众怒，且谓寘鐇多奇征可辅。欲尽杀诸守臣，劫众举事。众方怨，闻景文言，皆忻然以之，曰："即事不就，死无恨。"遂歃血盟，定计，众散去。"②朱寘鐇又派人往平卤城劝说戍将及平素所厚张钦等十余人，"皆从之，各集众待。"时适逢有边警，参将仇钺、副总兵杨英率兵出御。总兵官姜汉简锐卒六十余人为牙兵，令周昂带领。周昂遂与何锦相约起兵，四月初五，朱寘鐇设宴大会巡抚、总兵官及诸将校。巡抚安惟学、大理寺少卿周东推辞未至。"锦，昂帅牙兵直入，杀姜汉及太监李增、邓广于坐，分遣卒杀惟学、东及都指挥杨忠于公署。"同时焚官府，释囚犯，撒黄河渡船于两岸。又派人招降副总兵杨英及参将仇钺；杨英部众溃散，单骑奔灵州；仇钺伪降，"寘鐇夺其军，出金帛犒将士"。召平卤城千户徐钦引兵入城，伪造印章旗牌。委任何锦为大将军，周昂、丁广为副将军。传檄各边，以诛刘瑾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关中大震。"陕西守臣将寘鐇等刊印刘瑾激变罪恶告示、榜文封奏，瑾匿不以闻。"

陕西总兵官曹雄闻变，即率兵沿河堵截，遣指挥黄正以兵三千入灵州，檄杨英督灵州兵防黄河。又派遣灵州守备史镛等渡河夺船，尽泊东岸，焚大小坝草，并派人密结仇钺，约为内应。"寘鐇惧，令锦等出御，独留昂守城"①，并派人召仇钺议事，仇钺称病不赴。周昂来问疾，被周昂伏卒杀死。接着，仇钺集亲兵真奔寘鐇府，击杀多人，并擒寘鐇，然后诈称寘鐇令，召何锦文、丁广回城。何、丁部下得知朱寘鐇已被擒，遂大溃。二人单骑奔贺兰山，旋被获诛杀。至此，寘鐇之乱被平定，前后仅18　天。

朱寘鐇反叛的消息传到北京，明武宗即派都御史杨一清、宦官张永率军前往讨伐。杨一清等至宁夏，朱寘鐇之叛已经被讨平。

朱宸濠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五世孙。朱权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宁王，二十六年就藩大宁，永乐元年（1403年）徒封南昌。正统十三年（1448年）朱权死，其孙朱奠培嗣位，天顺年间因违法被削夺护卫。弘治四年（1491年）朱奠培死，其子朱觐钧嗣位。弘治十年朱觐钧死，朱宸濠嗣位。

①　《明史·诸王二》。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四。

①　《明史·诸王二》。

朱宸濠为人志大才疏，狂妄狡黠。其嗣位之初，"术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其有异表，又谓城东南有天子气。宸濠喜。时时洞中朝事，闻谤言辄喜。或言帝明圣，朝廷治，即怒"①。正德二年（1507年）五月，他通过贿赂刘瑾，得以恢复护卫。正德五年八月刘瑾伏诛后，其护卫又被兵部奏革。正德八年十一月，其党陆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宸濠结嬖人钱宁、臧贤为内主，欲奏复。大学士费宏执不可。诸嬖人乘宏读廷试卷，取中旨行之"。因而宁王府护卫又于正德九年三月重新恢复。复护卫后，朱宸濠更加恣意行事，"擅杀都指挥戴宣，逐布政使郑岳，御史范辂，幽知府郑■、宋以方。尽夺诸附王府民庐，责民间子钱，强夺田宅女子，养群盗，劫财江、湖间，有司不敢问。"②与此同时，朱宸濠自正德九年起即自称国王，称其护卫为侍卫，改其令旨为圣旨，令臣下以朝服晋见。并派人至广东购买皮帐，作皮甲。私制刀枪、盔甲及火器。此外，他还招收臣盗，集纳流亡；以进贡方物为名，遣亲信隐匿京中，侦伺消息，等。正德十年春二月，朱宸濠招举人刘养正入府密谋。"濠闻养正有才名，习兵法，延至府，讲论宋太祖陈桥之变。养正甚称濠有拨乱之才，密约待时举事"③。

朱宸濠的谋反行动，自正德十年后，即不断有人告发，江西按察副使胡进宁，宁王府典宝阎顺，内官陈宣、刘良，江西巡抚都御史孙燧等先后告变。但因他"奥援甚多"，或因朝中同党援手得免，或"中道为所邀，不得达"①。因武宗无子，朱宸濠又重贿钱宁，求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庙。"宁言于帝，用异色龙。。，加金报赐。异色龙。。者，故事所赐监国书。。也。宸濠大喜，列丈受贺。复勒诸生、父老奏阙下，称其孝且勤。"②当时，佞臣江彬与钱宁不合，太监张忠等常欲假江彬之手排挤掉钱宁。

"会濠居父丧，矫情饰礼。复合南昌生徒保举孝行，挟孙燧并巡按御史王金奏其事。燧等欲缓其逆谋，且疏上之。"③明武宗见奏不安，太监张忠遂乘机密言朱宸濠的不轨行动。东厂太监张锐、大学士杨廷和初亦为朱宸濠党徒，曾助其复护卫。"已而锐知其反谋，且知上入忠言，乃与廷和谋，欲复革去护卫，以免后患。"④御史莆淮疏奏朱宸濠反状，江彬、张忠在内与之唱合。明武宗遂于正德十四年派遣太监赖义、驸马都尉崔元、都御史顾颐寿等前往江西戒饬朱宸濠，并革其护卫。同时，"诏发兵大索宸濠侦卒于臧贤家"⑤。朱宸濠得到消息，遂举兵反。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三日，朱宸濠以庆祝自己生日为由，宴请诸地方官。第二天早晨，众官入谢，"宸濠命甲士环之，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⑥。孙燧及副使许逵不从被杀，御史王金，主事马思聪、金山，参议黄宏、许傚廉，布政使胡廉等被下狱。参政王伦、季。。，佥事潘鹏、师夔，

①　《明史·诸王二》。

②　《明史·诸王二》。

③　《明史纪事本末》。

①　《明史·诸王二》。

②　《明史·诸王二》。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七。

④　《明史·诸王二》。

⑤　《明史·诸王二》。

⑥　《明史·诸王二》。

布政使梁宸等附从。以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王纶为兵部尚书，集兵号十万，驰檄指斥朝廷。七月初一，朱宸濠出江西，留宜春王朱拱樤，内官万锐等守南昌城，自率舟师顺江而下，攻打安庆。

汀赣巡抚佥都御史王守仁闻变，一面上书告变，一面与吉安知府伍文定急召各府州县起兵勤王。王守仁见朱宸濠倾巢出动，南昌空虚，遂避实击虚，率主力直攻南昌，七月二十日城被守军降。"宸濠方攻安庆不克，闻南昌破，大恐，解围还，守仁遂击之。"①二十四日两军相遇于黄家渡，激战两日，朱宸濠败，乃退保樵舍，联舟为方阵，并尽出金宝犒赏部众。二十六日晨，明军以小船载薪，乘风纵火，朱宸濠大败。"诸妃嫔皆赴水死，将士焚溺死者三万余人。宸濠及其世子、郡王、仪宾并李士实、刘养正、涂钦、王纶等俱就擒。"②朱宸濠从举事到失败，前后仅43　天，这一事件，明史上称为"宸濠之叛"。

①　《明史·诸王二》。

②　《明史·诸王二》。

（四）大礼议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死后，因无子，生前也未立皇储，慈寿张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以遗诏遣太监谷大用、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等往安陆，迎兴献王长子继承皇位，是为明世宗。

世宗名厚熜，乃宪宗之孙，孝宗之侄，武宗之堂弟。其父兴献王朱祐杬封国于安陆。正德十四年，朱祐杬死，朱厚熜以世子理国事。至是袭封，时年15　岁。

从明武宗去世到明世宗即位，大学士杨廷和总揽朝政37　天。在这段时间里，杨廷和在慈寿张太后的支持下，罢威武团营，遣边军还镇，革京城内外皇店，遣散"豹房"番僧及教坊司乐人，放还四方进献女子，停止京师不急之务，收宣府行宫珠宝归之内库，并逮捕武宗佞臣江彬等下狱。他还借世宗登基诏书，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卫工役为数148700，减漕粮1532000余石。其权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一时"中外称新天子圣人，且颂廷和功"①。

世宗为人颇具孝道，且个性坚强，因此虽为少年天子，但却不愿任人摆布，而欲大权独揽。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明世宗从安陆至京师，止于郊外。"礼官具仪，请如皇太子即位礼。王顾长史袁宗皋曰："遗诏以我嗣皇位，非皇太子也。"大学士杨廷和等请如礼臣所具议，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不允。"在皇太后和群臣的不断劝说下，直到这天中午，世宗才同意进城，但却"入自大明门，--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②诏书中虽云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但世宗内心颇不以为然。因此在即位后的第五天，诏令礼官集议兴献王祀典和尊称。礼部尚书毛澄在杨廷和的授意下，会集公卿台谏六十余人上议，认为应该效法汉代定陶王嗣成帝、宋代濮王之子嗣仁宗的旧例，称孝宗为皇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祭告上笺称侄署名。对这种移易父母的办法，世宗极为不满，他非常生气地说："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议！"③大学士杨廷和、蒋冕、毛纪等多次上书申辩，礼部尚书毛澄也会集群臣再三执奏，世宗益不悦，命博考内礼，务求至当。

七月三日，观政进士张璁见廷臣奏疏几上几下，揣知世宗意，遂上书抨击廷臣之议，提出了入统不入嗣之说："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王妃为皇叔母者，不过拘执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汉哀、宋英皆预立为皇嗣，而养之于宫中，是明为人后者也。故师丹、司马之论，施于彼一时犹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训，奉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较然不同"。"臣窃谓今日之礼，宜别为兴献王立庙京师，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兴献王不失为其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①世宗得疏大喜，高兴地说："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当即下诏，欲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等坚持不可，封还手诏。九月，明世

①　《明史·杨廷和传》。

②　《明史·世宗本纪》。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

宗的母亲兴献王妃迎至通州，闻朝议考孝宗，大怒，道："安得以我子为他人子？"因止通州不入。"帝闻之，涕泗不止，启慈寿皇太后，愿避位奉母归，群臣惶惧。"②慈寿张太后和杨廷和不得已，乃请称兴献王为兴献帝，兴献王妃蒋氏为兴献后。蒋氏见到这个决定才同意入京。但不久杨廷和即授意吏部，调张璁为南京刑部主事，并寄语说："子不应南官，第静处之，勿复为大礼说难我耳"③。十二月十一日，世宗又传谕，欲在兴献帝、后皆加称"皇"字，杨廷和封还手敕，礼部尚书毛澄抗疏力争，又偕九卿乔宇等合谏，世宗均不纳。嘉靖元年正月十一日，清宁宫后殿火灾，杨廷和等又乘机上言，称是因在兴献帝、后加称，祖宗神灵不安所致。于是明世宗不得已，乃勉以众议称孝宗为皇考，慈寿张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而不再加皇字。

在此之后，经一年多的沉寂，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张璁为首的"议礼派"于嘉靖二年（1523年）十一月再次发难。他们上疏请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并录侍郎席书、员外郎方献夫二疏以闻。世宗见疏心动，又诏廷臣集议，并特旨召张璁、桂萼、席书等赴京。礼部尚书汪俊（前尚书毛澄于二年三月罢，卒于道）率群臣多次抗论无效，不得已，乃请加皇字，以全徽号。嘉靖三年二月，大学士杨廷和被罢免。杨廷和因议大礼，"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凡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①左右又乘间言其专横，至是被罢。三月，罢礼部尚书汪俊，以席书代之。四月，世宗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上兴国太后尊号为本生皇母章圣皇太后。反对者或下诏狱考掠，或谪官夺俸，或令驰传归家。五月，大学士蒋冕被罢，以石珤代之。六月任命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以方献夫为侍读学士。

七月十二日，张璁、桂萼列举礼官欺罔十三事以上，且指斥为朋党。明世宗应张璁、桂萼之请，于左顺门召见群臣，宣诏去生母章圣皇太后尊号中"本生"二字，群臣骇愕。于是内阁詹事、翰林、给事、御史、六部、大理、行人诸司，纷纷上疏反对，结果奏疏均留中不下。于是，尚书金献民、少卿徐文华乃倡言："诸疏留中，必改孝宗为伯考，则太庙无考，正统有间矣"。吏部右侍郎何孟春道："宪宗朝尚书姚夔率百官伏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翰林修撰杨慎则鼓动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翰林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遂遮留群臣于金水桥南，厉声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共击之！"②于是九卿23人、翰林22人、给事21人、御史30人，诸司郎官吏部12人、户部36人、礼部12人、兵部20人、刑部27人、工部15人，大理寺属11人，俱赴左顺门跪伏，"有高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闻之，命司礼监谕退，不去。。。自辰迨午。"明世宗大怒，遂令锦衣卫逮马理等134人下狱，何孟春等21人及洪伊等65人待罪。几天后，为首学士丰熙等八人戍边，四品以上者夺俸四月，五品以下廷杖，人杖30，编修王相等16人伤重致死。自此，廷臣丧气，张璁、桂萼等声势愈张。九月，明世宗遂更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孝宗后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兴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

①　《明史·杨廷和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九十。

圣母。虽然以后关于如何祭祀兴献帝之事又有过几次议论，但皇考的名分自此确定。

嘉靖七年（1528年）六月，明世宗颁布《明伦大典》，肯定其议大礼的成果，同时对议大礼中反对派官员进一步追夺。他在敕令中历数这一派官员的"罪过"，并作出处罚决定："杨廷和为罪魁，怀贪天之功，制胁君父，定策国老以自居，门生天子而视朕，法当戮市，特大宽宥，革了职，著为民。次则毛澄病故，削其生前官职。又次则蒋冕、毛纪、乔宇、汪俊，俱已致仕，各革了职，冠带闲住。林俊也革去生前职衔。何孟春官虽佐贰，而情犯特重；夏良胜虽系官属，而酿祸独深，都发原籍为民。"①至此，大礼议之争才基本结束。

嘉靖初年，围绕着大礼议，明世宗和以张璁、桂萼为首的议礼派与以杨廷和等为首的护礼派前后争论了多年，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明世宗以血腥镇压实现了自己的主张，初步造成"威柄　在御"的局面。大礼议后，议礼派官员张璁、桂萼、方献夫等先后进入内阁，参预机务，内阁权力因之上升，首辅的地位更加显赫，对嘉靖年间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皇明诏令》卷二十一。

（五）严嵩误国大礼议之外，对嘉靖年间政治影响至深的另一重大事件为世宗崇奉道教。自嘉靖二年（1523年）闰四月，明世宗即于宫内建醮（道场），日夜不绝。"乾清、坤宁诸宫，西天、西番、汉经诸厂，五花宫两煖阁、东次阁，莫不有之"①。又命内监十余人习经教于宫中，赏赉不赀。大学士杨廷和及朝臣多交章谏之，均不听。

嘉靖三年（1524年）征江西贵溪龙虎山清宫道士邵元节入京，五年封其为"真人"，总颐道教。以皇嗣未建，数命邵元节建醮，以大臣充上番、监礼、迎嗣、引导等使，遞日进香。世宗则亲行初终两日礼，十五年十二月，因生皇嗣，嘉其祷祀功，拜礼部尚书。十八年邵元节死，世宗宠信方士陶仲文，拜为神仙高士。十九年十一月，进陶仲文为忠教秉一真人，颐道教事。不久，特授少保、礼部尚书，又加少傅、少师兼三孤官，其受宠程度前所未有。二十一年，明世宗因宫女杨金英等谋杀未遂移居西苑，日事修玄，祈求长生。各地官吏为迎合帝意，纷献奇珍异物，希求封赏。诸大臣亦均以撰青词（道教设法事祭天神之奏章表文，一般为骈俪体，因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故称"青词"）赞玄机为务，权臣严嵩即是以佑玄机，善撰青词而得宠。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长身戍削，疏眉目，大声音。举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以疾归，读书铃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还朝，久之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

嘉靖七年（1528年）任礼部右侍郎，奉命去湖广承天府祭告世宗生父的陵墓。"还言："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因时雨霁。又石产枣阳，群鹤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帝大悦，从之。迁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①嘉靖十五年十二月调京师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十七年因议明堂大礼及尊献皇帝（世宗生父）庙号，大得世宗欢心，"加太子太保，以幸承天，赏赐与辅臣埒。"②严嵩与内阁首辅夏言是同乡，科第早于夏言，而位出其下，"始倚言，事之谨，尝置酒邀言，躬诣其弟，言辞不见。嵩布席，展所具石，跽读。言谓嵩实下己，不疑也"③。嘉靖十八年，夏言与严　嵩同随明世宗去湖广，"帝谒显陵毕，嵩再请表贺。言乞候还京。帝报罢，意大不怿。嵩知帝指，因以请，帝乃曰："礼乐自天子出可也！"今表贺，帝自是不悦言。"④明世宗因奉道常戴香叶冠，遂命人仿制五顶沈小香冠，赏赐给夏言、严嵩等人，夏言以"非人臣法服"为由，不奉诏，而严嵩在召对时特意带上，并笼以轻纱。"帝见，益内亲嵩。嵩遂倾言，斥去。"⑤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严嵩以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时严嵩已年逾六十，但"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朝夕直西苑柏房，未尝一归洗沐，

①　《明史·郑一鹏传》。

①　《明史·严嵩传》。

②　《明史·严嵩传》。

③　《明史·严嵩传》。

④　《明史·夏言传》。

⑤　《明史·严嵩传》。

帝益谓嵩勤。"⑥并赐"忠勤敏达"银记，加太子太傅。两年后，严嵩出任首辅。二十四年九月，世宗因感严嵩贪横，复命夏言入阁，出任首辅。夏言复出，独专票拟，"复盛气"凌嵩，颇斥逐其党，嵩不能救"①，锦衣卫都督陆炳与夏言交恶，严嵩因与之相勾结，谋划驱逐夏言。明世宗派宦官找夏言，夏言"负气岸，奴视之。"而严嵩"必执手延坐，持金置其袖中"。于是宦官在世宗面前"争好嵩而恶言。"②夏言、严嵩都以善写青词得幸，但夏言青词多"令幕客俱草，不复简阅，每多旧所进者"。世宗阅后气得扔到地上。而严嵩因有宦官通报，所撰多称旨，更得世宗宠信。严嵩见夏言失宠，遂于嘉靖二十七年正月，乘明世宗不满夏言支持三边总督曾铣复河套议之机攻之，夏言复罢，不久即与曾铣先后下狱被杀。严嵩遂第二次成为首辅，且一任十四年。

严嵩再次成为首辅后，即大肆结党营私。当时住在西苑的明世宗一心奉道，除方士外，大臣中只有严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③严嵩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因得遍引私人居要地，"欲有所解救，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微，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于是官员们纷纷投靠严嵩，吏部文选司郎中万寀，兵部职方司郎中方祥，每逢选官，二人即持选簿到严嵩家填注，人称严嵩的"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耀、许论辈，"皆惴惴事嵩。"④明世宗为人英察自信，果于刑戮，但颇护己短，严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张经、李天宠、王晔之死，"嵩皆有力焉"。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恺、厉汝进、沈鍊、徐学诗、杨继盛、周铁、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等先后上疏弹劾严嵩父子的大臣都受到打击报复，有的还被置于死地。"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跡也。"①此外，严嵩还大搞卖官鬻爵，贪污受贿，"如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贿数百金，任自择善地，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②。

严嵩当权之机，正值嘉靖中期"南倭北寇"最为严重的时期，由于他排斥异己，任非其人，从而大大加剧了这一局势的严重性。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俺答大举犯京师，明世宗召严嵩等商议。严嵩说："此穷寇乞食耳，毋足患。"并授意兵部尚书丁汝夔："地近丧师难掩，当令诸将勿轻战，寇饱自去。"因此丁汝夔不敢率诸将出战，任俺答随意杀掠。"寇退，帝欲杀汝夔。嵩惧其引己，谓汝夔曰："我在，毋虑也"。"丁汝夔直到临刑才知道为严嵩所卖③。此后，终嘉靖之世，明王朝北部边界一直刀光剑影，战事连绵不绝（详后）。

自永乐十七年（1419年）辽东总兵刘江大破倭寇于望海蜗之后，寇患稍⑥　《明史·严嵩传》。

①　《明史·严嵩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

③　《明史·严嵩传》。

④　《明史·严嵩传》。

①　《明史·严嵩传》。

②　《明史·王崇茂传》。

③　《明史·严嵩传》。

息。但至世宗中叶，倭寇重又加剧。"倭寇江南，用赵文华督察军情，大纳贿赂以遗嵩，致寇乱益甚"。赵文华认严嵩为父，作主事时因贪污受贿，被贬为州判。后通过贿赂严嵩，得重返京城，并很快升至工部侍郎。"及胡宗宪诱降汪直、徐海，文华乃言："臣与宗宪策，臣师嵩所授也"。"严嵩因此被命"兼支尚书俸无谢，自是褒赐皆不谢"④。

严嵩的妄为，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朝廷官员的反对，"帝亦寝厌之，而渐亲徐阶"。吏部尚书空缺，严嵩力援欧阳必进出任，但"甫三月即斥去。"赵文华忤旨被贬，"嵩亦不能救"。嘉靖四十年（1561年）五月严嵩妻欧阳氏之死导致了严嵩的彻底失势。原来，严嵩虽然机警聪明，能预先揣摩出明世宗的意旨，"然帝所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①因此，严嵩票拟多靠其子严世蕃。其妻死，严世蕃因丧服在身无法入直房代拟。"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宦官相继催促，严嵩不得已，只好自拟，故往往失旨。十一月，明世宗所居万寿宫火灾，严嵩请世宗暂居南城离宫。南城是英宗为太上皇时所居，明世宗因此极不高兴，次相徐阶与工部尚书雷礼"疏并力营新宫，上喜，报允。自是，凡军国大事悉谘之阶。问有及嵩者，不过斋醮符篆而已。"②方士蓝道行在世宗面前也乘机攻击严嵩，并建议除掉他。御史邹应龙一日避雨宦官家，知其事，遂抗疏极论严嵩父子不法之事。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严嵩被勒令致仕，严世蕃被充军雷州卫。第二年，严世著被处死，严嵩被黜为民。嘉靖四十四年，严嵩在孤寂中老病而死，时年84　岁。

④　《明史·严嵩传》。

①　《明史·严嵩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

（六）内忧外患世宗时代，初期因大礼议之纠纷，廷臣党同伐异，攻讦倾轧，致政治上风波重重，政局动荡不安。之后由于明世宗一意崇道，倾心修玄，严嵩父子擅权纳贿，排除异己，使朝政颓败，军伍废驰，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首先是国内民变、兵变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世宗一朝，民众的武装起义持续时间长，初期即已发生，中后期则更为频繁；波及地区广，大部分省份都有发生；发生次数多，前后将近五十次，其中规模较大者有嘉靖元年至三年的两广起义、嘉靖元年十一月至二年二月的山东青州矿工起义、嘉靖七年二月至十月的山东西潞城陈卿起义、嘉靖三十二年七月至十月河南柘城盐徒师尚诏起义及嘉靖三十五年前后的广东陈以明起义、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一年的张琏起义、嘉靖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的四川大足蔡伯贯起义、嘉靖四十五年二月至十月的浙赣矿工起义、嘉靖四十五年前后的广东李亚元起义和嘉靖三十五年至四十五年的赖清规起义等。

民变之外，各边地亦不断发生兵变，其规模大者，有以下四次：大同兵变。发生于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大同巡抚张文锦以大同北地平无险可守，乃于城北九十里筑五堡。"将成，欲徙镇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为大同藩篱。"①镇卒既苦于劳役，更不愿徙戍，遂叛杀参将贾■和巡抚张文锦，并从狱中放出前总兵官朱振，胁立为帅。八月，世宗命山西按察使蔡天祐为右佥部御史前往大同抚谕叛兵定而复叛。九月，户部侍郎胡瓒，都督鲁纲统军往讨，至次年二月始讨平。

大同第二次兵变。发生于嘉靖十二年（1533年）十月。当时因鞑靼军屯大同塞外，总兵官李瑾为防敌骑，督镇卒挖壕，催促峻急，镇卒季富子、王宝等率数十人倡乱，杀李瑾，焚巡抚潘倣署。事闻，乃命宣大总制侍郎刘源清，总兵官郤永率兵往剿。叛卒据城死守，并潜出塞，诱鞑靼为助。嘉靖十三年二月，大同督饷郎中詹荣、都指挥纪振等，分化叛兵将领，擒斩兵变首领黄镇等人。兵变遂告结束。

辽东兵变。发生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三月。辽东巡抚吕经以苛虐失军心，在巡视辽阳时，为筑边墙叛兵幽禁。广宁、抚顺边卒闻之亦叛。巡抚御史曾铣罢吕经苛虐事，并于七月捕斩兵变发动者数十人，全辽乃定。

南京兵变。南京为御倭曾招募士兵设振武营，其官兵一向骁悍。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二月，因减少月粮，发饷逾期，遂叛杀总督粮储侍郎黄懋官，裸尸于市。守备太监何缓等，许赏十万金，叛兵乃稍定。次日，又答应恢复月粮原额，叛卒始散。

其次是明中叶以来"南倭北虏"的严重局势空前加剧。所谓"南倭"指东南沿海倭寇之侵忧。"北虏"则指北方蒙古贵族的连年进袭。

明初倭患自永乐十七年（1419年）辽东望海埚大捷后，一时稍息。仁宣时期倭寇无大侵扰，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曾大寇浙东，肆意掠杀。自成化至正德，虽不断侵扰，但无大举。至世宗嘉靖时期，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又猖獗起来。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日本诸道争贡，"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僧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后至宁波，争长不相下"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

①。按市舶司惯例，验货和宴坐以船只入港先后为序。宗设船先到，但宋素卿贿赂市舶司太监，得优先验发，设宴时又使瑞佐上坐。宗设不平，遂杀瑞佐，一直追杀宋素卿至绍兴。并沿途焚掠，杀明备倭都指挥张锦、千户张镗等，浙中大震。此即所谓"争贡之役"。事后，给事中夏言乃上奏，称"倭患起于市舶"，明世宗于是罢市舶不设。"市舶罢，而利权在下。奸豪外交内詷，海上无宁日矣"②。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世宗派朱纨为浙江巡抚，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朱纨到任后，下令禁海，并日夜练兵，严加纠察。捕杀了通倭海盗李光头等96人，"一时诸不便者大。。。盖是时通番，。。大率属诸贵官军，咸惴惴重足立"①，群起而攻之。朱纨被逼自杀。时"中外摇手，莫敢言海禁事"。由于倭患愈演愈烈，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明廷又复设巡视重臣，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海道及兴、漳、泉等府。王忬到任后，乃重用参将俞大猷、汤克宽，对倭寇及汪直、毛海峰等进行了多次打击，"复广为侦刺，凡沿海大猾为倭内主者，悉系之，按覆其家。自是倭不复知中国虚实与所以向往"。其在海中的船只，因粮食、火药来源断绝，往往粮尽自逃。王忬"又行视诸郡邑未城者，计寇缓急，次第城之，凡三十余所。"②一时浙人恃之无恐。嘉靖三十三年王忬被调任大同巡抚，"忬去，而浙复不宁矣。"③王忬去后，继其指挥对倭寇作战者先后有李天宠、张经、周珫、杨宜、胡宗宪等。李天宠、周珫、杨宜皆庸碌之辈，无所作为。张经有谋略，敢负责，曾于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大败倭寇于王江泾，被誉为"自有倭患来，此为战功第一。"④但因不畏权势，为严嵩、赵文华所谗，含冤而死。胡宗宪为人趋炎附势，投身严党，为时论所不取，但因其足智多谋，故战功卓著，嘉靖三十五、三十六年以计先后诱杀了巨寇徐海、陈东、叶麻和汪直等人，倭寇余众多被迫南窜闽粤沿海，江浙倭患渐平。

倭寇南下后，福建成为倭患中心。北自福宁（今霞浦县），南至漳、泉，几乎处处有倭，沿海骚然。嘉靖四十一年戚继光入闽剿倭，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连克横屿、牛田、林墩等大小倭巢数十个，威名震动八闽。是时广东总兵官刘显"亦屡破贼。闽宿寇几尽。"戚继光遂于八月间经福州还浙江。戚继光还浙后，倭寇又大批劫掠福建沿海，并攻陷了兴化城和平海卫。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戚继光率部再度入闽，在平海卫之战中，与俞大猷、刘显紧密配合，消灭倭寇二千余人，并乘胜收复了兴化。至嘉靖四十三年春，戚继光全歼福建境内的倭寇。次年俞大猷亦肃清广东境内残倭。至此，猖獗数十年之倭寇基本上被平定。

自明英宗南还后，瓦剌太师也先因独揽军政，与大汗脱脱不花及阿剌知院矛盾日深，互相不断攻杀。景泰二年（1458年），也先袭杀脱脱不花，自称"大元天圣大可汗"。但因基础不稳，人心不服，至景泰五年，也先又为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

阿剌知院所杀。此时鞑靼势力又渐强大，其首领孛来遂乘机率众攻杀阿剌知院，拥立脱脱不花子麻儿可儿为可汗。于是瓦剌势衰，被迫西去，东部蒙古地区重新为鞑靼所控制。

当时，鞑靼各部以孛来和毛里孩部为最强。瓦剌西迁后，他们于天顺初年先后进入河套地区。"河套周围三面阻黄河，土肥饶，可耕桑。密迩陕西榆林堡，东至山西偏头关，西至宁夏镇，东西可二千里；南至边墙，北至黄河，远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①孛来、毛里孩等部入据河套后，不久鞑靼、加里兰、孛罗忽、满都鲁等部亦先后入河套，并不断以河套为基地攻扰内地，从此，"套寇"遂成为明朝中期北部边疆的主要边患。弘治时，达延汗崛起，统一了蒙古各部，以河套为根据地，在弘治、正德及嘉靖前期，不断骚扰内地。达延汗死后，实权落入其子吉囊和孙子俺答手中。嘉靖二十一年，吉囊死，而俺答独盛，连年不断进扰宣大、延绥、宁夏、甘凉等地。鉴于俺答的不时侵扰，总督三边兵部侍郎曾铣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上疏力主收复河套，并指出："套贼不除，中国之祸未可量也。"①但因严嵩阻挠，世宗中途意变，曾铣以"贪功"罪名被杀。从此，明文武大臣再无一人敢议复河套。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率部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以"重赂俺答，令移寇他塞，勿犯大同。俺答受货币，遗之箭纛以为信，而与之盟，遂东去。"②八月，俺答破古北口，经通州直抵北京城下。"京师震怒，急集诸营兵城守，少壮者已悉出边堠败丧，仅余五万人，而老弱半之"③。世宗急传檄各镇兵入京勤王。但"京营兵素未见敌，驱之出，不敢前"④，各地援军亦皆"恇怯不敢战"。而严嵩更是告诫兵部尚书丁汝夔和奉命入京勤王的大将军仇鸾"败于边可隐，败于郊不可隐。饱将自去，惟坚壁为上策。"因此，明十余万大军遂坐视俺答军在北京城外大掠八日，而"相视莫敢发一矢"。八月二十三日，俺答军携带妇女财物从容由古北口退走。嘉靖二十九年是庚戌年，故史称此事为"庚戌之变"。

庚戌变后，应俺答之请，明朝曾一度在宣府、大同、延绥、宁夏开放马市，但由于俺答仍不时骚扰，马市不久即又被罢。马市罢后，边患益急，三十二年俺答又大举进犯宣大、延绥等地。迄后直至隆庆初年，俺答连年进犯，自辽东至甘肃，峰火不断，沿边遍遭劫掠。而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二、四十三各年均侵至蓟西各地，京师曾三次戒严。明边防之颓败，由此可见一斑。

世宗时代外来侵略者除倭寇外，尚有来自西方的葡萄牙殖民者。新航路发现以后，最早来到东方的殖民者是葡萄牙。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满剌加（马六甲）。正德十三年（1517年）葡萄牙人加丹心末率舰队到达屯门岛，广东守臣不纳，皮耳资就率舰队强入内河，开向广州，其"铳炮之声，震动城廓"①。到达广州后，因其国不在朝贡之列，被广东守臣扣留，并上报朝廷。朝廷"诏给方物之直，遣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①　《明武宗实录》卷一九四。

小儿为食。已而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武宗南巡，其使者　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其留怀远驿者，益掠买良民，筑室立寨，为久居计。"②嘉靖元年（1522年）世宗嗣位，杀火者亚三，将葡萄牙人逐出广东。第二年，葡萄牙殖民者卷土重来，侵入广东新会县西草湾，被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思率军击败，歼灭、俘获70　余人，并夺取战船两艘，"官军得其■，即名为佛郎机。"③战后，葡萄牙使者被"悉行禁止，由是番舶几绝。"后来，广东巡抚林富以粤地公私用度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公私皆窘为由，请求与佛郎机重新互市贸易被批准。"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于福建，往来不绝。"④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因朱纨禁海，"其人无所获利，则整众犯彰州之月港、浯屿（今金门）"，被福建巡海道副使柯乔击退。二十八年，葡萄牙人又进犯诏安，在走马溪遭朱纨、柯乔合击，大败。与葡萄牙殖民者长期勾结的中国海盗李光头等96人亦被俘斩。"自纨死，海禁复驰，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谎称商船遇风暴，向明朝海运副使汪柏行贿，得以借澳门晾晒货物。"久之，其来益众。诸国人畏而避之，遂专为所据"。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殖民者又在澳门擅自扩充居地，修筑炮台，设置官吏，"若一国然，将吏不省者反视为外府矣。"①但其时澳门领土主权仍属明朝，明政府每年都向葡萄牙人征收租金。

②　《明史·佛郎机传》。

③　《明史·佛郎机传》。

④　《明史·佛郎机传》。

①　《明史·佛郎机传》。

六、短暂的振作复兴（一）清官海瑞海瑞（1514-1587年），明朝著名清官。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人。四岁时丧父，随母亲靠一份微薄的家业过活。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中举，进京上《平黎策》，议开道置县，"识者壮之"①。始授南平教谕。"御史诣学宫，属事咸伏谒，瑞独长揖，曰："台谒当以属礼，此堂，师长教士地，不当屈。""②初露耿耿风骨。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知县。到任后，他抑权豪，清地亩，均赋徭，颇有政绩。

总督胡宗宪之子过淳安，擅作威福，吊打驿吏。海瑞以冒充总督公子为由没收了其所带大量银两，并驰告胡宗宪，弄得胡宗宪哭笑不得。都御史鄢懋卿巡查盐政，欲过淳安，海瑞"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容车马。懋卿恚甚。然素闻瑞名，为敛威过。"③淳安山多地少，地方本来穷苦。加之"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产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不均之事，莫甚于此。"①徭役也十分繁重，每丁少者纳银一两二钱，多者十几两，以致"小民不胜，憔悴日甚。"为解决这种贫富不均的局面，海瑞提出"必有亩收成者，方与一亩差税，无则除豁"②，并下令清丈土地，根据实际土地面积，重定赋役徭役。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海瑞升嘉兴通判。不久，为鄢懋卿党羽弹劾，降兴国判官。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海瑞被■升为户部主事。"时世宗享国日久，不视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辄表贺。廷臣自杨最、杨爵得罪后，无敢言时政者"③。而海瑞却冒天下之大不韪，于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上疏极陈时政之弊，直斥明世宗一意修玄怠政，滥兴土木，竭民脂膏，以致"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⑤此即后人所谓海瑞骂皇帝的有名事件。明世宗见到奏疏勃然大怒，掷在地上，命令左右说："趣执之，无使得遁"。宦官黄锦说："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世宗听后，大为震动地默然了。再读奏疏，"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但最后还是将海瑞下狱论死。不久，世宗死，海瑞被释。海瑞在狱中得知，"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⑥穆宗即位

①　《明史·海瑞传》。

②　《明史·海瑞传》。

③　《明史·海瑞传》。

①　《海瑞集·兴革条例》。

②　《招抚逃民告示》，《海瑞集》上册。

③　《明史·海瑞传》。

④　《明史·海瑞传》。

⑤　《海瑞集·治安疏》。

⑥　《明史·海瑞传》。

后，海瑞获释，复故官。"俄改兵部，■尚宝丞，调大理"①。又历任两京左、右通政。

隆庆三年夏，海瑞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锐意兴革，"属吏惮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势家朱丹其门，闻瑞至，黝之。中人监织造者，为减舆从。"②海瑞到任后，正值吴淞水灾，"饥民汹汹。"经实地调查，海瑞决定以"浚河济饥"方式，一面救灾，一面疏通河道。他首先奏请朝廷折留漕米20　万石用来赈济灾民，随后于隆庆四年正月至三月组织灾民，疏浚整修吴淞江和白茆河。同时，对当地的圩岸塘浦，支河堰坝，也遍加修筑。从此旱涝有备，"民赖其利"。隆庆四、五年吴淞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③。

土地兼并是明中叶以后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三吴地区尤为严重，对此海瑞有比较清醒地认识。出任应天巡抚以后，他因"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贫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徐阶罢相里居，按问其家无少贷。"在田赋粮银问题上，海瑞除积极清丈核实外，对势豪抗拒，拖久不纳者，责令府县官"经拿亲人追淄"④。

海瑞在巡抚任上大力清理诉讼，为避免冤抑，杜绝"刁讼"。海瑞规定，设立"口告簿"，凡是不能写状纸的，准予"口陈"。各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直穷到底。审之审之，始不惮烦；慎之慎之，终无姑息。"为防止官吏舞弊，"凡词讼，口告者登口告印簿，状告者登状告印簿"，并且要把审理情况和结果填写清楚，使"案卷不遗，心迹明白"⑤。如有冤抑，"府县不与申救者，以罢软不职参　论。"①海瑞还多次颁发告示，鼓励百姓向他申诉冤抑。告"受理"种类为"民间疾苦，官吏贪毒，实有冤抑而官司分理不当者"。他规定，其所到之处，即使村落地方，"许里老见，指画本里利病及府县民事"②。海瑞居官期间亲自审理过一些案件，由于他执法如山，在当时的官场和民间都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海瑞所处的时期，明代赋役制度正处在向一条鞭法变革的过程中。为适应这一趋势，在巡抚任上，海瑞在当时各府州县实行以银代役的基础上，排除各种障碍推行一条鞭法。他规定："均徭银力二差，近日题准总一条鞭，概编银。不得而为补编救弊之法，一时良法也。府县官不能为百姓作主，各州县尚有力差名目，可限可叹，今后州县遇当编审均徭月日，即照题请事例，有三五未编者，即三五年总编，其有数外编余银及优免不照则例，妄将人十丁、粮一升作乡官生员人情，及先年优免今再免者，官吏坐脏问罪。"③海瑞在任职期间还励行节俭。他认为："民间困苦日甚一日，第一是官吏贪污，其次过客骚扰。过客之费，不减贪吏。"④因此，从淳安到应天，他

①　《明史·海瑞传》。

②　《明史·海瑞传》。

③　《四友斋丛说》卷十四。

④　《海瑞集·督抚条约》。

⑤　《海瑞集·督抚条约》。

①　《海瑞集·续行条约册式》。

②　《海瑞集》上册。

③　《海瑞集·巡抚条约》。

④　《海瑞集·应付册式》。

曾多次清理驿传。在巡抚任上，对官员往来，他从勘合的使用到车船夫马食宿等项，都有详尽的条文规定，"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顿，由是怨颇兴。"⑤海瑞的所作所为，打击了豪绅地主的利益，也引起了许多官吏的不满。

都给事中舒化"论瑞迂滞不达政体"，而给事中戴凤翔则弹劾海瑞"疵奸民，鱼肉搢绅，沽名乱政"。因而海瑞任应天巡抚刚半年即被罢免。"小民闻当去，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①。

海瑞自巡抚罢任以后，在家乡闲居了16年。万历十三年（1585年）海瑞72　岁时被复召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消息传开，百姓奔走相告，"无不曰海都堂又起"。其出行所至，"人必拥舆左右聚观之，妇人童孺咸欢呼鼓舞。"②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死于南京任上。"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发丧之日，"小人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③⑤　《明史·海瑞传》。

①　《明史·海瑞传》。

②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

③　《明史·海瑞传》。

（二）徐阶与高拱的政绩徐阶（1503-1583年）字子升，号少湖，又号存斋，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编修。其为人"短小白皙，善容止。性颖敏，有权略，而阴重不池。读书为古文辞，从王守仁门人游，有声士大夫间。"④嘉靖九年（1530年）十月，以反对"去孔子王号，易像为木主"而得罪张璁，被斥为福建延平府推官，连摄郡事，视学浙江、江西。嘉靖十八年皇太子朱载壑出阁讲学，徐阶被召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不久因母亲病逝，服丧三年。丧满，被擢为国子监祭酒。后又先后任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故事，吏部率鐍门，所接见庶官不数语。阶折节下之。见必深坐，咨边腹要害，吏治民瘼。皆自喜得阶意，愿为用。"⑤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徐阶以礼部尚书入阁，兼东阁大学士①。由于工作勤奋，"又所撰青词独称旨"②，因此渐得明世宗信任。时严嵩擅权，"猜官同列"③。徐阶由于曾经得到过夏言生前推荐，因此引起了严嵩的忌恨，"中伤之百方"，徐阶"度未可与争，乃谨事嵩，而益精治斋词迎帝意，左右亦多为地者"④。地位因此逐渐巩固，得进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七月，徐阶密疏发咸宁侯仇鸾通敌罪状。"帝既诛鸾，益重阶，数与谋边事"⑤。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疏劾严嵩十大罪，因语及裕、景二王，被下锦衣卫狱。严嵩令锦衣卫指挥陆炳追查主使者，徐阶警告陆炳说："即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故为危言对严嵩道："上惟二子，必不忍以谢公，所罪左右耳。公奈何显结官邸怨也。"严嵩听后，大惧，乃作罢。徐阶从此渐成为朝臣"倒严"活动的核心人物。嘉靖三十九年，徐阶以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十年，严嵩父子罪状败露，他指使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及四十一年五月严嵩致仕，徐阶遂代为首辅。

徐阶执政后，在内阁值房中写了三句话，挂在堂中作为施政纲领，这三句话是："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为避免专擅之嫌，又请召阁臣袁炜等共同拟旨。鉴于张璁、严嵩先后"道帝猜刻，力反之，务以宽大开帝意。"⑥世宗"恶给事、御史抨击过当，欲有所行遣。阶委曲调剂，得轻论。"嘉靖中叶，明朝南北用兵，"边镇大臣小不当帝指，辄逮下狱诛窜，阁臣复窃颜色为威福。"至徐阶当国后，"缇骑省减，诏狱渐虚，任事者亦得以功名终。"于是论者翕然推其为"名相"。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明世宗驾崩，徐阶作为首辅，主持起草了遗诏："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札，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遗诏一发布，朝野号恸感激，"比之杨廷和所拟登极诏书，为世宗始终盛事云"。徐阶的④　《明史·徐阶传》。

⑤　《明史·徐阶传》。

①　《明通鉴》卷六十。

②　《明通鉴》卷六十。

③　《明史·徐阶传》。

④　《明史·徐阶传》。

⑤　《明史·徐阶传》。

⑥　《明史·徐阶传》。

政治声望至此达到顶峰。

穆宗继位后，徐阶仍为首辅，但因受到阁臣高拱的强有力挑战，地位开始动摇。高拱（1512-1578年），字肃卿，新郑人。嘉靖二十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次年授翰林院编修。嘉靖三十二年，明穆宗（时为裕王）出居裕邸，出阁讲读，高拱与检讨陈以勤并为侍讲。明世宗自皇太子朱载壑于嘉靖二十八年死后，迷信方士"二龙不相见"之说，不再立太子。而穆宗之弟景王又不至封国，"中外危疑。拱侍裕邸九年，启王益敦孝谨，敷陈剀切"①。裕王很看重他，手书"怀贤忠贞"四字褒赐。

嘉靖四十年（1561年），高拱受世宗诏离开裕邸，拜为太常卿，掌国子监祭酒事。四十一年被擢礼部左侍郎。不久，又迁为礼部尚书，"召入直庐。撰斋词，赐飞鱼服。"嘉靖四十五年，以徐阶荐进文渊阁大学士，与郭朴一起进入内阁。时世宗居西苑，阁臣值房也在西苑中。"拱未有子，移家近直庐，时窃出。一日帝不豫，误传非常，拱遽移具出。"②高拱在裕王府时与徐阶关系"甚亲"。但入阁后，因"骤贵。负气颇忤阶"。给事中胡应嘉是徐阶的同乡，发现徐阶与高拱不和，乃弹劾高拱"不守直庐，移器用于外"。高拱怀疑胡应嘉受徐阶指使，遂"大憾之"③。加之徐阶起草遗诏时，只跟张居正商议，而没找他商议，"拱心称不平"。穆宗入继以后，徐阶虽为首辅，但高拱自认为是穆宗东宫旧臣，"数与之抗，朴复助之，阶渐不能堪"。隆庆元年（1567年）五月，胡应嘉以救考察被黜者引起明穆宗不快，"责其牴牾，下阁臣议罪"。高拱、郭朴便以胡应嘉"无人臣礼"为由，将其修籍编■。一时朝廷科道官愤起，指责高拱"以私怨逐应嘉，交章劾之。"①徐阶奉命拟旨慰留，但并不谴责言官。高拱见众意难违，"遂引疾归"。郭朴亦因受言官攻击而"乞身去"②。

穆宗迫于朝议，不得已暂罢高拱，但同时也感到太受科道压迫，对徐阶有所不满。"给事、御史多起废籍，恃阶而强，言多过激。帝不能堪，谕阶等处之。"③其他阁臣建议责罚，徐阶说："上欲谴，我曹当力争，乃可导之谴乎？"请传谕令省改。穆宗令宦官分督团营，徐阶力陈不可阻止之。小宦官在午门殴打御史，徐阶"乃使人以好语诱大珰，先录其主名"，然后分别逮治有差。由于徐阶所持诤"多官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侧目。"明穆宗对他也渐渐不满。隆庆二年七月，穆宗游幸南海子，徐阶因劝谏无效，乞休。"帝意亦渐移，许之。""举朝皆疏留，报闻而已"。万历十一年（1583年），徐阶卒，时年81　岁。《明史·徐阶传》讲："阶立朝有相度，保全善类。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间有委蛇，亦不失大节"。这个评论，至为中肯。隆庆三年（1569年）冬，明穆宗复召高拱入阁，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

高拱为人"强直自遂，颇快思怨"。复出之后，"乃尽反阶所为，凡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录用赠卹者，一切报罢"。所论亦"皆欲以中阶，重其罪"①。

①　《明史·高拱传》。

②　《明史·高拱传》。

③　《明史·高拱传》。

①　《明史·高拱传》。

②　《明史·徐阶传》。

③　《明史·徐阶传》。

①　《明史·高拱传》。

除此性格上的弱点外，高拱本人实际上极有才华，"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他掌管吏部期间，为了遍识人才，令属下将所有官员的籍贯、姓氏、才能高低均记录在案，"月要而岁会之。仓卒举用，皆得其人"。为加强国防军力，他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请增置兵部侍郎，作为总督后备人选。"由侍郎而总督，由总督而本兵，中外更番，边材自裕"。其次，他认为战争是一门学问，将官如果不习战阵就无法指挥作战。因此他建议"储养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对司属人选，应当慎重，"多得智谋才力晓畅军旅者，久而任之，勿迁他曹。他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他还建议选拔边镇将官作为兵部司属人选，"如铨司分省故事，则题覆情形可无杆格，并重其赏罚以鼓励之"。第三，关于边镇府州县衙门，他认为其责颇重，因此其各级令长"不宜付杂流及迁谪者"。此外，高拱又奏请科贡与进士并用，勿循资格。"其在部考察，多所参伍，不尽凭文书为黜陟，亦不拘人数多寡，黜者必告以故，使众咸服"②。

隆庆四年（1570年），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总督王崇古受之，"请于朝，乞援以官。"朝廷大臣多表示反对，高拱与张居正则坚决支持，"遂排众议请于上，而封贡以成"③。

在成就面前，高拱再次暴露出其性格上的弱点。"拱初持清操，后其门生，亲串颇以贿闻，致物议。"同时由于他性直而傲，"同官殷士儋辈不能堪，居正独退然下之，拱之不察也"。隆庆六年五月，明穆宗病死，高拱与张居正、高仪受托为顾命大臣。神宗即位以后，高拱以皇上幼冲，"惩中官专政，条奏请诎司礼权，还之内阁"。又令给事中雒遵、程文合疏弹劾司礼监太监冯保，自己则"以中拟旨逐之"。并将计划告诉了张居正。张居正表面答应，暗地里却报告了冯保。冯保"诉于太后，谓拱擅权不可容，太后颔之"。第二天，冯保召群臣入宫，宣读以两宫太后和神宗名义起草的诏书，历数高拱罪状，令其去官还乡。"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僦骡车出宣武门"①。几年后，高拱于郁郁不乐中死于家。

②　《明史·高拱传》。

③　《明史·高拱传》。

①　《明史·高拱传》。

（三）俺答封贡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明世宗死，其第三子朱载垕即位，以明年为隆庆元年，是为明穆宗。穆宗继位后，鉴世宗时代边事不举，将士怯战，乃锐意武事，并因势利导，适时调整了战和之策。

穆宗首先调整北部边镇镇守人选，王崇古、戚继光、谭纶等　优秀的将领先后被委以重任。隆庆元年（1567年）十月，升王崇古为兵都右侍郎，总督陕西、延绥、宁夏军务，四年正月又改任总督山西、宣府、大同军事。隆庆元年十月，召福建总兵戚继光入京协理军政，次年被命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隆庆二年三月，升谭纶为兵部左侍郎，总蓟州、辽东、保定军务。王、戚、谭均为抗倭名将，战功卓著。其上任伊始，就整修边墙，积极练兵，经数年经营，边防大备。

其次，整顿军纪，严惩渎职将吏。隆庆元年五月，俺答兵犯大同，陷石州，掠交、汾，骚扰二十余日，山西骚动。但明朝官兵畏敌如虎，无一人主动出击。事闻，穆宗震怒不已，下诏夺督、抚、镇诸臣官，并命逮捕诸将至京听候处理。"时边臣巽愞怠玩，积弊已久，故恣寇出入，动得利去。至是议罪，将士始知畏法焉。"①与此同时，穆宗君臣对蒙古贵族实行分化政策，利用把汉那　吉事件，最终促使了"俺答封贡"和平局面的到来。把汉那吉为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之子，幼孤，由俺答妻抚养成人。及长，娶俺答女婿比吉之女为妻。因二人不合，复聘兔扯金之女。时俺答长女哑不害之女三娘子已接受袄儿都司聘礼。俺答见三娘子容貌艳丽，乃夺为己有。袄儿闻讯大怒，准备起兵攻打俺答。俺答无奈，只好将把汉那吉所聘兔扯金的三女转嫁袄儿都司。把汉那吉恚恨，言："我祖妻外孙，又夺孙妇与人。吾不能为若孙，吾行矣。"②遂于隆庆四年（1570年）十月率其属降明，大同巡抚方逢时接纳了把汉那吉，并报总督王崇古，王崇古上书朝廷，认为把汉那吉来降，非一般拥众内附可比，应封官赐赏，以示俺答。"俺答急，则使缚送板升诸叛人；不听，即胁诛把汉牵沮之；又不然，因而抚纳，如汉置属国居乌桓故事，使招其故部，徙近塞。俺答老且死，黄台吉立，则令把汉还，以其众与台吉抗，我按兵助之。"③王崇古的奏疏在朝廷引起了争论，但得到了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的大力支持，因而其建议遂被穆宗批准，"诏授把汉指挥使，赐绯衣一袭"④。

时俺答正率兵西掠吐番，闻讯急引兵还，拥众十万压境，索要把汉那吉。王崇古派译者鲍崇德前往俺答军中，"言朝廷侍把汉甚厚，第能缚板升诸叛人赵全等，旦送至，把汉即夕返矣。"①俺答派人打探，见把汉果然"蟒衣貂帽，驰马从容"，大喜，遂遣使随鲍崇德到明朝乞封，并请互市。隆庆四年十二月，俺答将赵全等缚送明朝，王崇古乃以帝令遣把汉那吉归，"把汉犹恋恋，感泣再拜去。"②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

③　《明史·鞑靼传》。

④　《明史·王崇古传》。

①　《明史·鞑靼传》。

②　《明史·鞑靼传》。

把汉那吉返回后，俺答与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诸部各遣使来谢，并"请通贡开市，以息边氓"。王崇古亦再次上疏，力主封贡、互市，并提出了具体实施意见。穆宗接疏，诏令群臣廷议。定国公徐文璧、吏部侍郎张罗等22人赞同王崇古的意见，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守直等17人则坚决反对。工部尚书朱衡等5人则以为封贡使，互市不便。在高拱、张居正的努力下，明穆宗最终接受了王崇古的意见，隆庆五年三月，诏封俺答为顺义王，赐红蟒衣一袭。其余蒙古诸首领，也分别被封为都督同知、指挥同知、指挥佥事、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职。"兵部采崇古议，定市令。秋市成，凡得马五百匹，赐俺答等綵布有差"。六月，"套寇"吉能（俺答之侄）亦请通贡互市，穆宗"诏予市红山墩及清水营。市成，亦封吉能为都督同知"。从此以后，俺答"约束诸部无入犯，岁来贡市，西塞以宁。"③万历十年（1582年）俺答死，其子黄台吉袭封为顺义王，改名乞庆哈。

万历十四年，黄台吉死，其子扯力克袭位。俺答妻三娘子，先后"历配三王，主兵柄，为中国守边保塞，众畏服之。"④万历十五年，明朝封其为"忠顺夫人"。此后直到明末，明朝政府与北方蒙古诸部除偶有小规模武装冲突外，基本上维持着和平互市关系。

"俺答封贡"，基本上结束了明朝与北方蒙古诸部近两个世纪的武装冲突局面。从此，"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①对万历初年国力的舒缓起了重要作用。

③　《明史·鞑靼传》。

④　《明史·鞑靼传》。

①　《明史·方逢时传》。

（四）张居正改革张居正（1525-1582年），明代著名政治家。字叔太，号太岳，江陵人。幼聪颖绝伦，12　岁成秀才，16　岁中举，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　岁时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日讨求国家典故，徐阶辈皆器重之"②。嘉靖三十三年因病辞官回家，闭门读书。

嘉靖三十九年，苦读六年之后，张居正还京任国子监司业。"与祭洒高拱善，相期以相业。"四十三年，迁侍裕邸讲读，颇得穆宗器重。徐阶代替严嵩为首辅后，"倾心委居正。世宗崩，阶草遗诏，引与共谋。"③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迁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裕王讲官陈以勤一起入阁。不久又充任《世宗实录》总裁，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隆庆二年七月徐阶致仕以后，李春芳为首辅。不久，吏部尚书赵贞吉入阁，"易视居正。居正与故所善掌司礼者李芳谋，召用拱，俾领吏部，以扼贞吉，而夺春芳政"①。高拱重新入阁以后，与张居正关系更加密切。不久，阁臣李春芳、陈以勤、赵贞吉、殷士儋先后被劾离职，内阁中只剩张居正与高拱两人。"两人益相密。拱主封俺答，居正亦赞之，授王崇古等以方略。"②这种政治同盟维持不久，张居正与高拱也发生了矛盾。徐阶离任以后，其三子"事居正谨"。而高拱因深恨徐阶，令科道官"追论不已，阶诸子多坐罪。"张居正为讲情，而高拱的门客却指称张居正受了徐家的贿赂，"拱以诮居正。居正色变，指天誓，辞甚苦。拱谢不审，两人交遂离。"为增强自己的力量，张居正和与高拱有矛盾的司礼监宦官冯保深相结纳，密谋取代高拱。

冯保，深州人，嘉靖中已为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初，司礼监掌印太监空缺，按资历当属冯保，但高拱却推荐了御用监太监陈洪。陈洪之后，又推荐尚膳监太监孟冲。冯保因此与高拱结怨。"穆宗不豫，居正与保密处分后事，引保为内助，而拱欲去保。"③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神宗即位后，冯保结两宫太后赶走了高拱，张居正遂代高拱为首辅。七月，尊穆宗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神宗生母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明旧制：天子立，皇后与天子生母并称皇太后，而徽号有别。冯保为讨好李贵妃，劝张居正两后并尊，"居正不敢违"。尊号一定，慈圣皇太后即"徒乾清宫，抚视帝，内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④张居正大权独览以后，即针对嘉隆以来社会实际，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目睹嘉隆以来"纪刚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以委绚"①的颓败政局，张居正认为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为此，他于万历元年（1573年）颁布实施"考成法"，以加强对各级官员进行监督考察。所谓"考成法"，就是对官吏的定期逐级考察制度。其考察标准是"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虽浮誉素隆，亦列下考"。方式为逐级考核："抚按②　《明史·张居正传》。

③　《明史·张居正传》。

①　《明史·张居正传》。

②　《明史·张居正传》。

③　《明史·张居正传》。

④　《明史·张居正传》。

①　《张文忠公全集》，《陈六事疏》。

以此核属官之贤否，吏部以此别抚按之品流，朝廷以此观吏部之藻鉴。"②具体方法是：六部、都察院把应办事情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定限期，立文簿，月终注销。同时另造文簿两册，一送六科注销，一送内阁查考。"抚、按奉行不力者，六部举之；六部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违制，内阁纠之。"③这种逐级负责，层层考察制度的推行，保证了朝廷政令的贯彻执行，提高了行政效率。

与此同时，张居正还大力精减机构，裁汰冗官。在用人上，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对贪官污吏则坚决惩处，毫不留情。经过这阵急风暴雨式的整顿，官吏"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朝廷政令"号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④。

明自中叶以后，由于一方面贵族、官僚、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却大量隐瞒实际数目，拒不纳税，另一方面广大农民却产去税存，因而导致赋役负担严重不均，社会矛盾尖锐。同时，政府赋税征收陷于严重负担，财政日益危机。为解决这一矛盾，张居正于万历六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通行丈量，限三年完成。为保证清丈顺利进行，官吏认真执行命令，并下令："各该巡抚丈田均粮，但有执违阻挠，不分宗室、军、民，据法奏来重处。"①清丈结果，"总计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三百万顷。"②其中仅隐占田地即被查出八十多万顷。

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年）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又称"条鞭法"。其具体内容大致如下：（1）赋役合并。把原来的田赋、徭役以及土贡方物合并为一。徭役一律征银，取消力役，"官为佥募。"役银不再根据户、丁征收，而由人丁和地亩分担，即把丁役部分地摊到土地里征收。

（2）田赋一律征银。除苏、松、嘉、湖地区继续征收粮食外，其余地区田赋一律征银。

（3）计算赋役数额以县为单位。所谓"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4）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原来田赋纳粮，笨重难运，官府需要里长、粮长协助征收管理。赋役征银，交纳、运输方便，因此改由地方官直接征收。

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漏税，缓解了赋役不均，同时，也扭转了国家财政的困难局面："嘉靖之季，太仓所储，无一年之蓄，今公府廋廪，委粟红贯朽，足支九年"③。是对唐以来赋役制度的一大改革。此外，赋税折银，使部分农产品必须投入市场。徭役征银，亦使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相对松弛。这些都给当时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注入了动力。

除此以外，张居正于万历三年整顿了府、州、县学，核减生员，黜革泼皮"学霸"，并大力整顿提学官和儒学教官。他还整顿了驿递制度，重新制②　《张文忠公全集》，《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

③　《张文忠公全集》，《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④　《明史·张居正传》。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一。

②　《明史·食货志》。

③　《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一。

定驿站条例，限制用驿范围，降低供给标准。改革了宗藩条例，控制贵族特权。对边防军备，张居正也极为重视。隆庆时期，他支持王崇古"俺答封贡"。万历初年，"俺答款塞，久不为害。独小王子部众十余万，东北直辽东左，以不获通互市，数入寇。居正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成梁力战却敌，功多封伯，而继光守备甚设。居正皆右之，边境晏然。"①伴随着巨大的政治成就，张居正威权日重。"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抚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诟责随下，又敕其长加考察。"②给事中余懋学上疏请行宽大之政，张居正认为是讥刺自己，将其罢官免职。御史傅应桢"继言，尤切。下诏狱，杖死"。御史刘台巡按辽东，误奏捷报，张居正按惯例加以处罚。刘台不服，"抗章论居正专恣不法"。张居正大怒，将其贬戍远边。"由是，诸给事御史益畏居正，而心不平。"当时，两宫太后因神宗年幼，"尊礼居正甚至，同列吕调阳莫敢异同。及吏部左侍郎张四维入，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③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张居正父亲去世，按例他要回原籍守制三年。但因皇上年幼，政务繁忙，户部侍郎李幼孜奏请张居正续职留住，即所谓"夺情"。在太监冯保的支持下，被神宗批准。消息传开，张居正的政治反对派一拥而上，纷纷上疏言"夺情"违背"伦理纲常"，万万不可，一时"人情汹汹，指目居正，至悬谤书通衢"。闹得神宗不得不出面干预，称"再及者诛无赦，谤乃已。"张居正自"夺情"事件后，行事日益偏恣，升迁黜陟，多由爱憎，致"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世人因此"益恶之"。与此同时，明神宗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张居正迹似专擅的行为逐渐不满。万历八年十一月，神宗酒后与小太监们戏闹，欲斩太监。冯保得知，奏请慈圣皇太后逮捕了其领头者乾清宫内监孙海、客用，"杖而逐之。"张居正"复杀其党罪恶，请斥逐，而令司礼及诸内侍自陈，上裁去留。"①神宗迫于太后压力，虽不得已答应了，"而心颇嗛保、居正矣。"神宗所宠幸的宦官张诚，因与冯保不和被贬斥宫外，神宗将计就计，"使密词间保及居正"。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因病去世。在张居正当权时期受到打击和冷落的官员纷纷乘机上疏弹劾张居正。十二月，冯保被谪奉御，贬至南京。二月后，冯保死，神宗"尽藉其家金银珠宝巨万计。"次年三月，神宗又下诏追夺张居正官秩，并命令太监张诚等率人籍没其家财。史载："诚等将至，荆州守令先期录人口，锢其门，子女多遁避空室中。比门启，饿死者十余辈"②。报复之残酷，令人扼腕。

①　《明史·张居正传》。

②　《明史·张居正传》。

③　《明史·张居正传》。

①　《明史·张居正传》。

②　《明史·张居正传》。

七、祸乱亡国（一）万历怠荒明之衰，始于正德，至嘉靖时进一步加剧。隆庆和万历初期，因能臣执政，励行革新，政治上一时颇有起色，国力也有所增强。张居正死后，因神宗长期怠荒，朝政不举，国事遂日不可为。

万历十年（1582年），明神宗亲政以后，一度曾颇思振作，不仅勤于政事，而且还比较重视生产，关心民事。对臣下的批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然而好景不长，自万历十四年以后，他便以种种借口拒不视朝，开始了长期怠政。

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明神宗以病"连日免朝"，其给内阁谕称："朕前御门，已于卯初起，一时头晕眼黑，力乏不兴，已谕暂免朝讲数日，静摄服药。兹当孟冬时享太庙，暂遣公徐文壁恭代。"①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上疏提出疑问，被责以悖妄，廷杖六十斥为民。直至十一月十三日神宗始出宫，"祀天于南郊，还御皇极殿受贺。"②此后，明神宗便一发不可收拾，怠政现象日甚一日。

首先是停止经筵日讲。自十四年九月以后，明神宗便一直对经筵日讲不感兴趣："每遇讲期多传免。"①万历十六年闰六月，神宗以"心肝二经之火屡动，头眩目烦"为由传谕内阁罢经筵日讲，为免朝臣责难，他称："奏进讲章，可不拘日期，每日写进，以备温览，待秋凉朕疾稍愈，仍赴讲筵。"②首辅申时行为迎合神宗意旨，同意了这种以进讲章代替君臣当面讲习的办法。"自后为故事，讲筵遂永罢。"③其次为不见大臣。万历十四年九月以后，神宗常借口有病，不愿上朝视事。十六年闰六月，御史潘士藻即上疏指责神宗不亲近大臣，"召对之典久旷"④。万历十七年元旦，因发生日食，免朝贺。"自是，每元旦皆不视朝矣。"⑤三月，免升授官面谢，从此视朝益稀。四月，大学士王家屏被复召入阁，"抵京师，三月未得见。"王家屏上疏言及，神宗乃派宦官"谕家屏，奖以忠爱"。王家屏疏谢，请神宗视朝。"居数日，帝为一御门延见，自是益深居不出矣。"⑥万历十八年，王家屏抱怨："统计臣一岁间，仅两觐天颜而已。"⑦大抵自万历二十年以后，明神宗即一直晏处深宫，不再上朝。

再次为章奏留中不发。所谓留中，是指对臣下奏疏不进行批答，留在宫中不发。明神宗亲政以后，"虽乐言者评居正短，而颇恶人论时事，言事者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八。

②　《明通鉴》卷六十八。

①　《明史·申时行传》。

②　《明神宗实录》卷二○○。

③　《明史·申时行传》。

④　《明神宗实录》卷二○○。

⑤　《明通鉴》卷六十九。

⑥　《明史·王家屏传》。

⑦　《明史·王家屏传》。

间谪官。"⑧万历十四年二月，以旱灾诏求直言，郎官刘复初等语侵郑贵妃，神宗震怒，令内阁议处。大学士申时行等建议：以后各官奏疏只许涉及自己所司职掌，并同时必须经其长官审查，有选择地呈进，不得任意传达。神宗听后大喜，立即下诏施行。奏疏留中引起关注始于万历十五年，是年十月，内阁曾奏请神宗"将御前见在章奏，即赐裁发。"①之后至万历十七年，留中现象已十分严重。四月，南京兵部主事周弘禴称"还者远近喧传，谓上奏之疏，十留六七"②。同年年底，大理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批评明神宗嗜酒、恋色、贪财、尚气。疏入，神宗大怒，于十八年元月召见首辅申时行，"将重谴。时行请勿下其章，而讽于仁自引去。"③从此，章奏留中遂成故事。章奏批答是明朝皇帝处理政务最主要的方式，明神宗既将奏疏大量留中，则朝廷事务很多都得不到及时处理。万历三十七年，大学士叶向高曾为此慨叹："一事之请，难于拔山，一疏之行，旷然经岁。"④明神宗不仅自己不理朝政，而且对朝廷内外缺官亦不补。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七月，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廷推（朝臣推举内阁大学士、六部长官和地方督抚制度）、行取（选拔地方推官、知县到朝中任科道官制度）、年例（给事中、御史等官改任它职制度）停止数月，奏请神宗"将近日推补官员章疏简发，间有注以未当，亦乞明示别推酌补"⑤。疏入不报，史载，是年吏、户、礼、兵、刑、工六科中"止有掌科一人，署印五人"，而十三道监察御史中竟然"无一人主印"⑥。对此，明神宗不仅无动于衷，而且故意放纵，"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备，有意减损。"①故而，缺官问题不仅没得到解决，而且日趋严重，致政府机构几同瘫痪。

据《明神宗实录》载，万历二十九年四月，全国布政司和提刑按察司缺员70　余人，知府缺22　员，加上"迁转未到"及"奉差未还"者，全国在职官员和缺官正好各半②。万历三十一年六月，两京部院大臣缺20　余人，各省直司道府等官缺90　多人。万历三十七年二月，吏、礼二部无人管事，尚书、侍郎均无；兵部有尚书一人，但养病不出。"户、刑、工三部及都察院堂上官，俱以人言注籍，通政、大理亦无官。。九卿俱旷。"③万历四十一年十一月，两京尚书缺5人，左右侍郎缺9人，都御史缺2人，副佥都御史缺2人，"为仓场、戎政及卿寺京堂者缺其十余，为总督巡抚者缺其四。其间已点而未到、承命而疏辞者不与焉。一时公卿大夫，比于晨星。"④至神宗去世时，阁臣只有一人，刑、工、礼三部均由他官兼掌。"职业尽弛，上下解体"⑤。⑧　《明史·申时行传》。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一、四五八。

②　《明史·周弘禴传》。

③　《明史·申时行传》。á④　《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一、四五八。

⑤　《明神宗实录》卷二九六、二九九、三五八。

⑥　《明神宗实录》卷二九六、二九九、三五八。

①　《明通鉴》卷七十六。

②　《明神宗实录》卷二九六、二九九、三五八。

③　《明史》卷二三四。

④　《明神宗实录》卷五二八。

⑤　《明史·方以哲传》。

因缺官严重，为处理有关政务，常由他官兼理，但效果并不理想。御史王以时曾指出："藩司、臬司等官职掌，各有攸司。每遇员缺，则抚按必择近便者一人，使之摄理，职钱谷而摄军屯，职兵戎而摄盐马。夙昔未能娴习，旦夕岂能旁通？颠末未暇究心晷刻难于判发。聪明少有未遍，宁免乖违？才力稍有不同，辄形愆谬。舞文者乘此弄其机械，玩法者借以恣其侵渔。文移之往来，狱讼之听断，近者数十里，远者数百里，又远者千有余里；道路奔走，岁月牵缠，费用不支，劳苦勿恤；或鬻卖其妻子而事尚未完，或转死于沟洫而冤莫可诉。"①很明显，兼理方式误事病民，得不偿失。

明神宗怠政时间之长，程度之严重在明代皇帝中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他长期不理政务，政府"曹署多空"，加之党派纷争，宦官横行，致政治混乱腐败已极，国力衰弱殆尽，明王朝已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灭亡之道。

①　《明通鉴》卷七十一。

（二）矿监税使明神宗怠于临政，却勇于敛财。其敛财手段除向国库传索外，便是派出矿监税使，直接掠夺于民。

矿监之派出，最早始于永乐年间。永乐十五年（1417年），太监王房等曾督民夫6000人于辽东黑山淘金。同年，又命内臣在　广西南丹州采金矿。以后景泰、天顺、弘治、正德、嘉靖等朝时开时停，但均未造成大的危害。矿监之到处为害，主要在万历年间。

明神宗亲政后，即不断有人奏请开矿，但因遭大学士申时行等反对而未成。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②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甲极三殿又火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③万历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月，太监王虎被派同户部郎中戴绍科等于真定、保定、蓟州、永平等处"开采样砂进览。"①随着第一个矿监的派出，诸"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②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派出的矿监几遍天下。"昌平则王忠，真、保、蓟、永、房山、蔚州则王虎，昌黎则田进，河南之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则鲁坤，山东之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栖霞、招远、文登则山东，山西之太原、平阳、潞安则张忠，南直之宁国、池州则郝隆、刘朝用，湖广之德安则陈奉，浙江之杭、严、金、衢、孝丰、诸暨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之西安则赵鉴、赵钦，四川则丘乘云，辽东则高淮，广东则李敬，广西则沈永寿，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寀，云南则杨荣。"③明初工商税收领于税课司局（掌市场商税）、抽分场（掌竹木柴薪税）

和河泊所（掌渔税），商税品种简约，三十税一，五谷、农器、书籍、纸札、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都不抽税。宦官管理税务，滥觞于成化初之领抽分场。正德时，各地税务已普遍由宦官管理。"世宗初，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广东税课司局多所裁革，又革真定诸府抽印木植中官。"④至万历年间，明神宗不仅全部恢复了世宗所裁，而且在正常税务机构之外，大量派出宦官充当税使，肆意税课。万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命宦官张晔征税通州张家湾，不久又命宦官王朝督征天津店租。"自是二、三年间，税使四出。"⑤其人员具体派置为："高寀于京口，暨禄于仪真，刘成于浙，李凤于广州，陈奉于荆州，马堂于临清，陈增于东昌，孙隆于苏、杭，鲁坤于河南，孙朝于山西，丘乘云于四川，梁永于陕西，李道于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晔于卢沟桥，沈永寿于广西"①。

②　《明史·宦官传》。

③　《明史·宦官传》。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三○。

②　《明史·宦官传》。

③　《明史·食货五》。

④　《明史·食货五》。

⑤　《明通鉴》卷七十一。

①　《明史·食货五》。

矿监税使派出之后，即以贡献皇帝为名，强取豪夺。税使为多刮钱财，到处用地痞流氓为爪牙，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南直隶长江水道，一天的行程要经过五六个税卡。仪真到京口，一江之隔，要交两次税。同时肆意增加课税名目，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盐税，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湖口、长沙有船税，荆州有店税，宝坻有鱼苇以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等等。"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负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工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②万历四十五年大学士吴道南曾慨叹说："自榷税之政行，而貂珰盈于远迩，网罗遍于闾阎。始犹取之商旅，既则取之市廛矣；始犹算及舟车，既则算及间架矣；始犹征之货物，既则征之地亩、征之人丁矣。穷天际地，搜刮靡遗，由公逮私，那移殆遍，或借这赎锾，或扣之各役工食，上下交征，官民并困。"③矿监为害，比税使更甚。矿监派出时，"皆给以关防"④，创设中使衙门，"大抵中使一员，其从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十人各须百人"⑤。这些随员又多在地方网罗地痞无赖充当打手，"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⑥任指良田、美宅、坟墓为矿穴，进行抄家毁屋，挖墓盗葬。"而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⑦陈增在山东强令有铅矿无银矿的益都县纳银。高淮在辽东逼迫地方交纳矿税银三万两，地方官员被迫从官俸、民房、中驴、屯田、地亩和吏丞班银、各衙门公费中通融酌扣。"犹且不足，又令民除正差外，每名征银或一两或二两。"①河南巡抚姚思仁曾上疏极论矿监之害，他讲："开采之弊，大可虑者有八。矿盗哨聚，易于召乱，一也。矿头累极，势成土崩，二也。矿夫残害，逼迫流亡，三也。雇民粮缺，饥饿噪呼，四也。矿洞遍开，无异浪费，五也。矿砂银少，强科民买，六也。民皆开矿，农桑失业，七也。奏官强横，淫刑激变，八也。今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及今不止，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于存亡矣。"②矿监税使为害时间很长，前后共24年，直到明神宗去世时才遗诏罢止。

其敲骨吸髓般的超经济强制掠夺，极为沉重地打击了城镇商业和手工业。经济上，据统计，当时矿监税使每年向宫廷内库进奉的白银约17　万两。由于进奉白银只占矿监税使实际掠夺钱财总额的1／10，这样他们每年实际掠夺的钱财数就为白银1710　万两，高出当时全国每年赋税总数将近300　方两③。在这种苛重的税收下，商人、工场主及手工业者无法生存，纷纷破产。史载：河西务关布店由160　余家降至30　多家。临清32　家缎店，闭门21　家；73　家布店，闭门45　家；杂货店闭门41　家。而"往年夥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②　《明史·食货五》。

③　《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三。

④　《明史·食货五》。

⑤　《明通鉴》卷七十二。

⑥　《明史·食货五》。

⑦　《明史·食货五》。

①　何尔建：《按辽御珰疏稿·辽左残惫已极等事疏》。

②　《明史·食货五》。

③　参见南炳文、汤纲著《明史》第十五章。

抽罚折本，独存两人矣。"④徐州地处交通要道，一向商贾辐辏，号称殷富，但"自利珰四出榷税以来，非借事重罚，以倾其囊，则逞威严刑，以葬其命，流亡展转，负贩稀踪。"①苏州本为明朝丝织业手工作坊最集中的地区，但经税使"榷征"以后，"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②。商业和手工业的日益萧条，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严重萎缩，百姓被迫"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路，萧条陌巷"，从而激起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民变和兵变。④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九。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三）民变与兵变矿监税使穷凶极恶的强盗行径激起了各地军民的普遍义愤，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纷纷铤而走险，群起抗争。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至四十二年，全国各地先后发生民变、兵变数十次，其中规模较大者有以下几次：临清民变。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山东临清首先爆发反对税使马堂的斗争。马堂是天津税监，但兼辖临清。临清关原来规定：杂粮十石以下，以及小本生意不行抽税。但马堂一伙来到临清后，不仅对各种小本生意尽行抽税，而且连"佣夫里妇负斗粟尺布贸易者"，亦加抢夺。稍有不从，"即以违禁论，髡为城旦，没其田产。"他们还大白天手持锁链立于当街，见到富裕人家，即罚没其一半产业。这样一来，商贩都不敢进城，远近罢市，"小民度日不支。"③商贩王朝佐不胜其愤，率州民万人到税使衙门找马堂论理。马堂不但拒不出面，而且令人射伤群众多人。州民大怒，在王朝佐率领下破门而入，当场打死马堂爪牙三十余人，并纵火焚烧其衙署。马堂在守备王炀保护下逃走，才幸免一死。事情传到京师，明神宗下诏镇压。王朝佐为免株连无辜，挺身而出，承担了全部责任，于七月被杀。

湖广民变。宦官陈奉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被派至湖广负责征税、开矿和钱厂鼓铸，万历二十九年四月离开。因胡作非为，为害甚大，他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先后激起民变十余起，其中最激烈者为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和万历二十九年三月武昌两次民变。陈奉和他的爪牙韦千户"指称搜税，诈骗官民之家，武、汉二府尤甚"①。对官宦之家，陈奉都亲自去，诈称千岁爷爷要奏请抄家，"各勒千余金方得解免"②。生儒之家，则韦千户前往；商贾之家，则委官刘之良等前往，均以抄家相恐吓，各勒数千百金。家贫不能满足其要求的，便直搜入家，污人妻女，士人百姓恨之入骨。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激起众生员公愤，齐赴抚按衙门，击鼓控诉。平日受害士民万余人亦涌至，打入税府，抛砖放火，"甘与奉同死，抚按三司护之数日，仅而得全。"③武昌民变时，兵备佥事冯应京逮捕了陈奉的爪牙，并处以刑罚，陈奉大恨。万历二十九年三月，陈奉诬冯应京阻挠皇命，凌辱敕使，被神宗下诏追逮。"应京素有惠政，民号哭送之。奉又榜列应京罪状于衢。民切齿恨，复相聚围奉署，势必杀奉。"④陈奉见情势危急，从后门逃跑，藏到楚王府中。愤怒的士民把陈奉的同党16人捆绑起来，扔进长江。又恨巡抚尤可大保护陈奉，焚其府门。冯应京在槛车中苦苦相劝，士民们才稍稍解散。武昌再次民变的消息传至朝廷，大学士沈一贯和给事中姚文蔚等上奏请撤还陈奉，神宗不理。不久，江西湖口税监李道也弹劾陈奉"水沮商舟，陆截贩买，征三解一，病国剥民。"①明神宗这才召回陈奉，并因沈一贯之请，革除了巡抚尤可大的职务。

③　《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

①　《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

②　《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

③　《明史·宦官二》。

④　《明史·宦官二》。

①　《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

苏州民变。发生于万历二十九年六月，是组织程度最高的一次民变。苏州是万历时期丝织业中心，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织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机为活。"②十分繁荣。但随着税使的派出，这种繁荣局面很快就消失了。提监苏杭织造兼税务太监孙隆一伙置原有"只榷行商，不征坐贾"规定于不顾，到处设立关卡，"遇贩遇商，公行攫取"③。致使"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④。万历二十九年五月，他们又擅自加征，强要机户每张织机交银三钱，每匹新织缯帛纳银三分。同时规定：罗绮织品除非盖有孙隆印监，否则不许出售。逼得织户"杜门罢织"，机工"无所趁食"。六月三日，织工葛贤聚众誓神，表示"宁拼死救此一方。"民变群众分为六队，每队一人前行，摇芭蕉扇为号，"后执绞棍随之"，一路冲向税署。孙隆的参随黄建节被乱石打死，六七个爪牙被捆住扔往河里。民变群众纪律严明，"不挟寸刃，不掠一物"，矛头直指孙隆。孙隆吓得跳墙逃走，连夜走避杭州。后明政府追究主使者，孙隆被捕入狱。

辽东民变和兵变。太监高淮在辽东任矿税使十年，多次激起民变、兵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万历三十六年的兵变。这年四月，前屯卫军由于月粮被高淮扣除，号头遭鞭打凌虐，乃歃血盟誓，欲杀死高淮，举家北投满洲。经参将苦苦相劝，才返回营地。六月，锦州、松州亦发生军变，山海关内外军民聚众数千，围攻税府。蓟辽总督蹇达也上疏揭露高淮的罪行。神宗无奈，被迫下诏召回高淮，交司礼监处理。

除上述民变、兵变外，全国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据记载还有：万历二十七年，南直隶仪真反对税监暨禄委官马承恩民变。万历二十八年，广东新会县反对太监李凤民变。万历二十九年，江西景德镇反对税监潘相民变。万历三十一年，北京西山煤矿反对矿监王朝之变。万历三十二年易州矿工之变。万历三十年、四十二年福建漳州商民反对税监高寀之变。万历三十四年云南反对矿税监杨荣的民变和兵变等等。这些斗争此伏彼起，一直持续到明末。万历时期各地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和兵变，参加阶层广泛，有商人、作坊主、手工业者、小商贩，也有生员、乡官，乃至部分宗室成员和地方官员，还有士兵和军官。有些民变是由商人、作坊主、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为主发起。这种情况表明，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已开始给明代政治生活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影响。

②　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四）万历三大征平定哱\拜、援朝抗倭和讨伐杨应龙，明史称为"万历三大征"。

平哱\拜　哱\拜，原为蒙古鞑靼人。嘉靖中，因得罪其酋长，父兄皆被杀。

哱\拜躲在水草中幸免于难，遂投靠明边将守备郑印。由于骁勇善战，屡立战功，逐步提升为都指挥。万历十七年，"哱\拜老，加副总兵致仕，子承恩袭。"①万历十九年（1591年），临洮、河州蒙古部落举兵反。事闻，明神宗即派科臣巡视九边。尚宝丞周弘禴以御史身份巡宁夏，"举承恩及指挥土文秀，并拜义子哱\云等"②。二月，经略郑洛传檄调宁夏兵参加平叛，巡抚党馨便派土文秀率千骑西援。哱\拜得知，吃惊地说："文秀虽经战阵，恐不能独将。"③于是他找到郑洛，表示愿意率自己所部三千人和儿子哱\承恩一起随征。"洛壮而许之。"但巡抚党馨"恶其自荐，马羸者不与易，有余马亦不给拜，拜怏怏去。"④哱\拜率部至金城（今甘肃兰州），见诸镇兵均不如自己。叛乱平定后，哱\拜回军"取径塞外，寇骑遇之皆辟易，遂有轻中外心，恣睢骄横。"⑤党馨则遇事总压制他，并欲弹劾其冒领军粮罪。哱\承恩强娶民女为妾，被鞭杖二十。"哱\云、文秀又以升授事怨馨。"正在这时，宁夏镇兵因冬衣、月粮长久不发，找党馨申诉遭拒绝，"群哄不可制。"于是哱\拜等遂乘机唆使军将刘东旸率众作乱。

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刘东旸率兵杀巡抚党馨和副使石继芳，哱\云、土文秀杀游击梁琦和守备马承光，"纵火焚公署，收符印，释囚，掠城中。"⑥总兵官张维忠被逼自缢死。之后，刘东旸自称总兵，授哱\承恩、许朝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听拜主谋，据城刑牲而盟"⑦。誓师后，他们即举兵东向，先后攻占玉泉营、中卫、广武等地，并联络河套蒙古部落，打算渡河攻取灵州，全陕震动。总督魏学曾闻变，立即派部将张云、郜宠前去谕降，刘东旸称："必欲我降，依我所自署授官，世守宁夏。不者，与套骑驰潼关也。"①魏学曾见劝降无效，就一面驰告朝廷，一面令副总兵李昫率军赴灵州，游击赵武赴鸣沙洲，"沿河扼贼南渡"。而自己率部驻扎花马池，以隔断叛军与套部联络。三月，李昫分兵渡河，先后收复河西四十七堡，哱\拜等退入宁夏镇城，魏学曾、李昫围攻两月不克。六月，提督李如松率辽东、宣大、山西援兵至。都御史叶梦熊亦从甘州携神炮火器400　车前来助战。七月，叶梦熊代替魏学曾为总督，放水淹城，并指挥部队经两月苦战，尽逐套部出塞，断绝了哱\拜的外援。九月三日，浙江援兵和苗兵、庄浪兵先后到达。四月，叶梦熊指挥全军总攻。十七日宁夏镇城破，哱\承恩被诱杀，刘东旸、土文秀、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

②　《明通鉴》卷六十九。

③　《明通鉴》卷六十九。

④　《明通鉴》卷六十九。

⑤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

⑥　《明通鉴》卷六十九。

⑦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

①　《明通鉴》卷六十九。

许朝等投降，哱\拜自缢身亡。自此，哱\拜之叛平。

援朝抗倭日本在16世纪中叶，除时常寇掠明朝沿海外，亦不断侵扰朝鲜。朝鲜迫不得已，乃派兵肃清了其根据地对马岛。嗣后日本又要求与朝鲜通商，但遭严格限制。万历初年，丰臣秀吉平定各部诸侯，统一了日本后，即积极整顿内政，准备侵朝战争。万历二十年一日，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出征朝鲜。四月，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率18　万日军在朝鲜釜山登陆。"时朝鲜承平久，怯不谙战，皆望风溃。"②王京（汉城）、开城、平壤先后陷落，朝鲜王子被俘。朝鲜国王李昫逃到义州，遣使向明朝告急，请求出兵援助。明政府得到告急后，"廷议以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①，决定立即派兵援朝。

七月，明前锋游击史儒和副总兵祖承训部在平壤战败，全军覆没。史儒战死，祖承训只身逃回。败报传来，明廷大为震动，即派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前去支援。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如松率4　万余人，誓师东渡。次年一月六日，抵达平壤城外。八日，李如松指挥攻城，经血战，歼敌数千，收复平壤。十九日收复开城。"所失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并复。"②日军被迫退守汉城。"官军既连胜，有轻敌心。"③二十七日，李如松率轻骑趋碧蹄馆，离汉城三十里，突遭日军包围，虽苦战突围，但"我精锐亦多丧失，过桥者尽死。"④李如松遂退驻开城。"闻倭将平秀嘉据龙山仓粟数十万，从间道纵火尽焚之，倭乏食。"⑤碧蹄之战后，明军与日军长期对峙。因师久顿绝域，"应昌、如松急欲休息，而倭亦草粮并绝，且惩平壤之败，有归志。"⑥于是宋应昌经朝廷批准后，派人与日军议和。四月十八日，日军撤出汉城，退据釜山。而明军亦不追击，只留刘綎部拒守，大军于十二月班师。

和谈罢兵后，丰臣秀吉一面令釜山日军久驻，一面重新整顿军备，准备再战。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丰臣秀吉出动14　万军队，第二次侵朝。明朝政府亦派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佥都御史杨镐为经略，麻贵为提督，率大军再次赴朝抗日。明军在朝鲜军队的紧密配合下，经一年多艰苦作战，于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将日军全部赶出朝鲜，取得了抗倭战争的最后胜利。平杨应龙　杨应龙为明播州宣慰司宣慰使。播州（今贵州遵义地区）自唐乾符三年（876年）起就一直由杨氏盘踞，历宋、元均授世官，明室因之。其地域广袤，介于四川、贵州两省间。辖黄平、草塘二安抚司，真州、播州、余庆、白泥、容山、重庆六长官司，有田、张、袁、卢、谭、罗、吴七姓，均世袭土官。隆庆六年（1572年），杨应龙袭任播州宣慰使。"以从征喇麻诸番九丝、腻乃、杨柳沟等，多却敌先登，斩获无算。"①杨应龙因见蜀兵弱，朝廷每遇征代，只调土司兵，蜀将有时也找他借兵，因而"渐骄蹇，轻汉法。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

②　《明史·李如松传》。

③　《明史·李如松传》。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

⑤　《明史·李如松传》。

⑥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四。

所居僭饰龙凤，擅用阉寺"②。并专酷杀树威，"益结关外生苗为翼，肆行劫掠。"③万历十八年（1590年）其妻叔张时照与所部何恩等上文，告杨应龙谋反。贵州巡抚叶梦熊疏请发兵进剿，但四川抚、按因多借应龙力，主张谕抚。朝廷命两省会勘，杨应龙知川人袒护，遂"愿赴蜀不赴黔"。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逮杨应龙到重庆受审，"论法当斩"。适逢援朝抗倭，明政府向全国征兵援朝。"应龙因塑辨，愿自将五千兵征倭报效。诏可，释之。兵已启行，寻报罢。"④巡抚都御史王继光到重庆，"严提勘结，遂抗不复出。"⑤次年正月，王继光兵分三路征讨杨应龙，在娄山关被打得大败，被迫撤兵。之后，明廷因忙于抗倭，无力兼顾播州，便转而招抚。而杨应龙则借机拚命积蓄力量。"分遣土目置关据险，僭立巡警，搜戮仇民，劫掠屯堡，殆无虚日。厚抚诸苗，用以摧锋，名"硬手"。州人稍殷厚者，没其家以养苗，由是诸苗人愿为出死力矣。"①与此同时，杨应龙频繁四出劫掠。万历二十四年掠大阡、都坝，焚劫余庆、草堂二安抚司，"遍及兴隆、偏镇、都匀各卫。"②二十五年劫江津县及南川。二十六年，乘兵备副使王士琦被调征倭，杨应龙亲统重兵大掠贵州洪头、高坪、新村诸屯，"又侵湖广四十八屯，阻塞驿站"③。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大败贵州进剿明军，杀指挥杨国柱。时朝鲜战事已结束，明廷遂决意进剿。任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调东征援朝诸将南征，并命浙江、福建、云南、广东派兵会剿。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春，征兵大集，延宁四镇、河南、山东、天津援军亦至，李化龙乃分兵八路进剿。其中川师分四路：总兵刘綎从綦江入，总兵马孔莫从南川入，总兵吴广从合江入，副将曹希彬从永宁入。黔师分三路：总兵童元镇由乌江，总兵李应祥由兴隆，参将朱鹤龄由沙溪。湖广偏桥一路，分两翼：总兵陈璘由白泥，副总兵陈良玼由龙泉。"每路兵三万，官兵三之，土司七之。"④刘綎部进展神速，二月十五日破綦江，大败杨朝栋；三月二十九日攻占娄山关；其余各部亦分道并捷。五月十八日，八路明军齐集海龙囤，更番迭攻。六月五日，囤破，杨应龙自缢身亡。播州平。

杨应龙被平定以后，明政府将播州宣慰司"改土归流"，设置二府二州七县。遵义府辖真安州及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属四川。平越府辖黄州及余庆、甕安、湄潭三县，属贵州。从而结束了杨氏家族在播州700多年的世袭统治。

万历三大征，连续用兵八年，前后动用军队人次上百万，军费支出将近2000　万两白银，明王朝国库积储被耗费一空。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四。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四。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四。

⑤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四。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四。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四。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四。

④　《明史·李化龙传》。

（五）奢安之乱天启年间四川永宁宣抚司奢崇明、贵州水西宣慰司安邦彦先后发动叛乱，史称"奢安之乱"。

奢崇明之叛。奢氏，彝族人。洪武时归附，命为四川永宁宣抚司宣抚使，世守其土。万历二十三年，宣抚使奢崇周死，因无子，由其堂兄弟奢崇明袭位。"崇明性阴鸷，佯为恭顺，凡有征调，罔不应命，人渐狎之。子奢寅，有逆志，负韰倮招纳亡命。"①天启元年，明廷因辽东与后金战事正紧，向四方征兵，奢崇明遂乘机上疏表示愿提兵三万赴援，被批准后，便派其将樊龙、樊虎率兵至重庆，"久驻不发"②。巡抚徐可求到重庆催促出兵，樊龙等便以兵饷不继为由于九月十七日发动叛乱，杀巡抚、道府、总兵等官二十余员，控制了重庆。随后分兵攻合江、纳溪，破泸州，陷遵义。奢崇明则自号"大梁"，设丞相五府等官，并统兵数万和樊龙分道趋成都。全蜀震动。

天启元年十月，奢崇明进逼成都，"悬旌僭号，四面夹攻"③。时城内明军只有二千多人，布政使朱燮元、周著和按察使林宰分门固守，指挥士兵多次击退奢部进攻，顽强抗守。十二月，各道援兵相继至，并先后收复安岳、乐至二县。"然贼兵亦日益增，无退意。"这时，成都被围已八十余日，"岁且尽，城中人伏腊不祭，王正不贺。贼城外日发诸人冢墓，城上望见皆泣"①。天启二年正月，朱燮元约奢崇明部将罗乾象为内应，于二十八日夜内外夹攻，奢崇明大败，率部逃往泸州。成都围解，被围102　天。

成都围解后，朱燮元以功授巡抚。三月，朱燮元"率川卒追崇明，江安、新都、遵义诸郡邑皆复"②。五月，抵重庆。时樊龙盘踞重庆已九个多月。其地三面临江，"春水泛涨，一望弥漫不可渡"。其必经之道只有佛图关至二郎关一条陆路。而樊龙在此有重兵把守，"连营十有七，宿精兵数万。"③朱燮元因地制宜，采取正面佯攻，背后偷袭之法，将通道一举打通，于27日攻克重庆。然后挥师西下，收复了泸州，奢崇明逃回永宁，遥倚反于贵州的安邦彦为声援。天启三年四月，朱燮元进兵永宁，败奢军于土地坎，收复永宁。接着又连克红崖、天台二寨和蔺州城，奢崇明败逃贵州水西，与安邦彦合兵。而朱燮元"以蜀已无贼，遂不穷追"④。

安邦彦之叛　安邦彦为贵州水西宣慰司宣慰使安位的叔父。水西宣慰司介于川黔两省之间，其辖地东起威清、平坝，西起乌撒，南抵安顺，北达赤水。安氏自洪武初即世守其地，管苗民48　族。万历末年，宣慰使安尧臣死，其子安位袭职。安位年幼，实权掌握在叔父安邦彦手中。安邦彦"素怀异志，阴与崇明合。"⑤天启二年二月，安邦彦挟持安位举兵反，自称"罗甸王"。48　马头与头目安邦俊、鲁莲等蜂起和之。"邦彦更招故宣慰土舍宋万化为助，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九。

②　《明史·四川土司传》。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九。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九。

②　《明史》卷三一二，《四川土司传》。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九。

④　《明史·朱燮元传》。

⑤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率兵趋毕节，陷之，分兵破安顺、平坝、沾益。而万化亦率苗仲九股陷龙里。"①随后，安邦彦亲统十万大军于二月七日包围了贵阳城。

贵州巡抚李橒刚上任，闻变，即与巡按御史史永安全力拒守。"贼攻不能克，则沿岩制栅，断城中出入。"②镇将张彦芳率兵二万赴援，被阻于龙里卫。总兵杨愈懋、推官郭象仪与叛军战于江门，先后阵亡。"外援既绝，攻益急，城中粮尽，人相食。"③这时，明廷正集全力于辽东与后金战事，对此无暇顾及。直到天启二年十一月新任巡抚王三善率二万七千援兵，分两路经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于十二月七日直抵贵阳城下，安邦彦撤退，贵阳围始解。"贵阳被围十余月，城中军民男妇四十万，至是饿死几尽，仅余二百人。"④贵阳围解后，安邦彦远逃陆广河外。王三善考虑到明援军越来越多，"欲因粮于敌。又诸军视贼过易，杨明楷营于三十里外。"⑤天启三年春正月，安邦彦卷土重来，与明军大战于陆广，杨明楷战败被俘。"邦彦势复张，合众欲再围贵阳。"⑥王三善派兵三路抵挡，破苗寨二百余座，活擒宋万化，并焚其辎重粮草。于是"龙里、定番四路并通，诸苗畔者相继降。邦彦气夺不敢出，于鸭池、陆广诸要地掘堑屯兵，为自守计"⑦。时奢崇明为蜀兵所败，计穷投水西，与安邦彦合兵一处。六月，王三善率部深入水西腹地，连破天台、水脚等七囤，最后攻占了大方。安邦彦败逃鸭池河南，据守织金。不久，王三善因军粮不继，"焚大方，还贵州，道遇贼，三善为所害。"①安邦彦乘机率众数万追击。明军因无粮草，加以主帅阵亡，均无心恋战，大溃。"贼烧劫诸堡，苗兵复助逆，贵阳三十里外樵苏不行，城中复大震。"②嗣后，奢安叛军联合，与明军连年作战。明军因指挥不力，遂使奢安势力得以恢复，并逐步壮大。奢崇明自称"大梁王"，安邦彦则自号"四夷大长老"。

为统一指挥作战，明廷于崇祯元年（1628年）起用因父丧丁忧在家的前四川巡抚朱燮元总督贵、湖、云、川、广五省军务，全权负责征剿。崇祯二年八月，安邦彦、奢崇明合兵十万进犯赤水、永宁，朱燮元诱敌深入，在叛军到达永宁后，令明军从三岔、陆广、遵义三面围攻，并派奇兵"绕其后，急击之，贼大惊溃，崇明、邦彦皆授首。"③奢崇明、安邦彦死后，朱燮元"乃移檄安位，赦其罪，许归附。"④但安位拒不从命。于是朱燮元便派兵封锁水西各处要道，四面围攻。经百余日围困，安位以饥饿难耐，遂被迫于崇祯三年春率48　头目向明军投降。"奢安之乱"至此平。

①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②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③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④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⑤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⑥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⑦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①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②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③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④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奢安之乱"前后历时九年，极大消耗了明朝国力，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六）东林党从"大礼议"开始，嘉靖、隆庆两朝的各派官僚即一直为争夺内阁首辅权位，而互相攻讦排挤，纷争不已，但其时尚无固定门户。万历时期，由于神宗长期怠荒，对朝臣政争多数时间又放任自流，因此各级官僚为维护自身利益，纷纷拉帮结派，彼此倾轧，争权夺利。致使朝廷内外，党派林立。有以内阁辅臣沈一贯、方从哲为首的浙党，给事中亓（qǐ）诗教为首的齐党，给事中官应震为首的楚党，宣城人汤宾尹为首的宣党，昆山人顾六峻为首的昆党以及东林党。

东林党之得名缘于顾宪成。明神宗的皇后无子，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年）生下朱常洛，郑贵妃于万历十四年生下朱常询。神宗宠爱郑贵妃，想立朱常询作太子。许多大臣为维护"有嫡立嫡，元嫡立长"的封建继承制度，要求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于是，朝廷上爆发了"国本"之争。在"争国本"的过程中，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因力主册立朱常洛，引起了神宗的不满。接着又在万历二十二年廷推时，推举因拥立朱常洛为太子而被免职的前首辅王家屏，再次触怒了神宗，因而被罢官闲住。回到故乡无锡后，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钱一本、顾允成、安希范等人开始了讲学活动。万历三十二年，在常州知府的支持下，重新修复了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在里面定期讲学，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讲习之余，他们往往"裁量人物，訾议国政"，①抨击当权派。"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林野，闻风响附。"一些在朝官员也"遥相应合"②。反对派因而称之为东林党。

东林党外，浙、齐、楚、宣、昆各党都是以地缘关系攀结而成，其中浙党势大，齐、楚等党依附于它，"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统称为邪党。党争的尖锐化是从癸巳京察开始的。明代考察官吏之制分京察和外察。

主持其事者是吏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吏部考功司郎中和河南道御史。京察考核京官，六年一次，每逢巳、亥年进行。外察考核地方官吏，三年一次，乘地方官进京朝觐之机进行。在考察中，要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分别予以升迁、降调或罢免、致仕等奖惩。由于考察要最终决定升迁，故各派官僚均将其视为打击对手、扶植同党的主要机会，京察中尤其如此。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即争斗的异常激烈，由于是年论干支为癸巳，史称"癸巳京察"。主持癸巳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孙■、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考察中，他们严格执法，不徇私情。孙■的外甥兵部员外郎吕胤昌，赵南星的亲家都给事中王三余因考察不合格，首先被罢免。接着包括内阁大学士赵志皋的弟弟赵志俶在内的一批庸官贪吏被或降低或罢黜。"一时公论所不予者贬黜殆尽。。，由是执政者皆不悦。"①当时大学士王锡爵刚刚还朝任首辅，"欲有庇，比至而察疏已上"。故王锡爵"亦不能无憾"。于是王锡爵一面上疏神宗指责这次京察"抑扬太过"，一面授意刑部科给事中刘道隆奏劾孙■等人升贬不公。神宗得奏，不辨是非，"乃下严旨责部臣专权结党"②。把赵南星贬官三级，停止孙■禄俸。左都御史李世达、礼部郎中于孔兼、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八。

②　《明史·顾宪成传》。

①　《明史·孙■传》。

②　《明史·孙■传》。

员外郎陈泰来等交章为赵南星讼冤，神宗怒，将赵南星革职为民，于孔兼、陈泰来降调。孙■见事不可为，遂告老还乡。

癸巳京察对万历政局影响很大。不仅"门户之祸坚固而不可拨，自此始也"，①而且先例既开，使"京察"成为各党用来打击对手的经常性手段，京察便失去了其固有的甄优汰劣作用。如万历三十年京察（乙巳京察）由东林党人吏部侍郎杨时乔和都御史温纯主持，二人"力锄"沈一贯的心腹，浙党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等都被贬谪。沈一贯非常恼怒，在他的煽动下，明神宗指责杨时乔、温纯等徇私，并扣住京察的奏疏不发。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京察（辛亥京察），主持其事者为吏部尚书孙丕扬，侍郎萧云举及副都御史许弘纲、考功郎中王宗贤、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汤兆京等，大部分为东林党人，故北京京察中齐、楚、浙、宣、昆诸党多遭驱逐。而南京京察为齐、楚、浙党主持，故东林党人又大受排斥。万历四十五年京察（丁巳京察），由楚党吏部尚书郑继之、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和浙党刑部尚书李鋕、考功郎中赵土谔主持。为报复辛亥京察，郑继之等对"凡抗论国本、系籍正人者，莫不巧加罗织"②。东林党人被逐一空。党争涉及的问题很多，其焦点除京察之外，尚有"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四日，有个叫张差的男子，持棍闯进慈庆宫欲谋害太子朱常洛。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乃浙党成员，他审问后奏称张差是疯子。刑部提审主事王之寀是东林党人，他又仔细审问，查出张差系受人指使，从蓟州来到京城，被一太监带进宫中作案，因而揭发其"不癫不狂，有心有胆。"后又经过十三司会审，审出指使张差行凶的人为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刘成。至此，真相大白，朝议纷纭，明神宗怕进一步追查牵涉到郑贵妃，便力主疯癫说，下令将张差桀死，庞保，刘成毙于内廷，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史称"梃击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因身体羸弱，纵欲过度，光宗患病。郑贵妃指使内医太监崔文升入诊，开了一服泻药。光宗服后，泻泄不止，一天竟至三四十次。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进"红丸"，光宗连服二粒一命呜呼，仅在位29　天。光宗之死，廷臣大哗，均归咎于李可灼和首辅方从哲，纷纷上疏，指责李可灼进药不效，应立席侍罪，弹劾方从哲轻荐狂医，有十大罪，三可杀。方从哲被逼无奈，只好将李可灼罚一年，自己辞官而去。此后关于朱常洛致死原因，东林党和邪党进行长期的争论。此即为"红丸案"。

光宗死后，其16　岁的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李选侍在朱常洛生前极受宠爱。光宗即位时，她与太子朱由校一起入居乾清宫。光宗死后，她便控制了乾清宫，并与心腹太监李进忠密谋，阻止朱由校与廷臣见面，企图挟皇长子自重。东林党人大学士刘一燝、给事中杨涟等首先和司礼太监王安共同设计从乾清宫骗出朱由校，拥住慈宁宫。随后便以李选侍占住乾清宫为违制为由，多次上疏力促李选侍移宫，皇太子朱由校也明确表示支持，李选侍无奈，只好怏怏搬出乾清宫，改居仁寿殿。她头天走，群臣第二天就正式拥立朱由校即帝位，是为熹宗。移宫后，御史贾春旺上疏指责力促移宫的东林

①　《定陵注略》卷二。

②　《明史·蒋允仪传》。

党人，"谓不当于新君御极之初，首劝主上以违忤先帝，逼逐庶母，表里交抅，罗织不休，俾先帝玉体未寒，遂不能保其姬女。"①于是两派官员便围绕着移宫的是非展开了争吵。直到熹宗出面干涉，争论才暂时停息。此即为"移宫案"。

移宫案后，东林党人因拥戴有功，势力重新崛起，内阁吏部、兵部、都察院等重要部门均由东林党人主持。东林党人一向比较关注社会问题，看到"民不聊生，大乱将作"的现实，他们反对神宗及大地主集团侵占田土，反对矿监税使四处掠夺，要求改革弊政，加强君主集权，因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所以天启初年东林党人上台执政后，一时"天下欣欣望治"。他们也曾积极整肃吏治，规划辽东战事，但由于其仍将大部分精力倾注于论"三案"是非，排除异己，打击宿敌，因而政治改良收效甚微。及至魏忠贤集团崛起，东林党人遂遭灭顶之灾。

①　《明通鉴》卷七十六。

（七）魏忠贤与阉党魏忠贤（1568-1627年），河间府肃宁县人，初名进忠，号完吾。天启二年（1623年）熹宗赐名"忠贤"。自幼狡黠无赖，目不识丁，"然亦有胆力，能决断，顾猜狠自用，喜事尚谀。"①娶妻冯氏，生一女。因在一次赌博中输掉，为赌徒污辱，一气之下自宫，改姓名为李进忠。

万历十七年（1589年），魏忠贤被选入宫，隶司礼监掌东厂太监孙暹手下，洒扫供役，不久即攀附调至甲字库。以后又通过巴结太监魏朝当上熹宗生母王才人的典膳。魏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手下，多次在王安面前夸奖魏忠贤，"安亦善遇之"。熹宗的乳母客氏是定兴人侯二之妻，18　岁入宫，二年后丧夫，与魏朝私下相好。"及忠贤入，又通焉。客氏遂薄朝而爱忠贤，两人深相结。"①熹宗即位后，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魏忠贤也自惜薪司迁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殿。"忠贤不识字，例不当入司礼，以客氏故，得之。"②魏忠贤进入司礼监后，即开始设法夺权。掌印太监主安是光宗朱常洛东宫旧侍，熹宗初立，他和诸大臣同受顾命，为人刚直不屈。天启元年（1622年）八月，魏忠贤指使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专权，客氏从中附合。熹宗不究真假，下诏革去王安职务，贬为南海子净军。魏忠贤怕有反复，又命王安得罪太监刘朝为南海子提督，将其谋杀。王安死后，魏忠贤"势益张，用司礼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浦等为羽翼，宫中人莫敢忤。"③天启三年十二月，魏忠贤兼掌东厂，权力更大，加上有客氏做内援，权势日益显赫。熹宗生性好玩，魏忠贤便投其所好，"日导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④他又劝熹宗挑选宦官300人，手持龙旗，列队在左，令宫女300人，手持凤旗，列队在右，大搞内操。从此紫禁城内锣鼓喧天，廷臣上疏谏止，都被拒绝。明熹宗还天性机巧，喜欢木工油漆之事，常"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从早到晚制作器具，"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也"⑤。每逢这时，魏忠贤便有意奏事，弄得熹宗很烦，就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⑥魏忠贤因此得以售其奸。

把持内廷的同时，魏忠贤又把手伸向外廷。天启元年七月，沈。。入阁，魏忠贤即密与相结。沈。。曾任内书堂教习，魏忠贤对其执弟子礼。二人狼狈为奸，力攻阁臣刘一燝。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刘一燝被迫去职。天启三年正月，魏忠贤援引顾秉谦、魏广微进入内阁。顾秉谦为人庸劣无耻，魏广微与魏忠贤是同乡，二人"曲奉忠贤，若奴役然"①。

随着魏忠贤权势的扩张，万历以来的东林党、邪党斗争的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那些被东林党罢了官的人，纷纷投靠魏忠贤，蝇营蚊附，逐渐形成

①　《明史·宦官二》。

①　《明史·宦官二》。

②　《明史·宦官二》。

③　《明史·宦官二》。

④　《明史·宦官二》。

⑤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

⑥　《明史·宦官二》。

①　《明史·阉党传》。

阉党。天启四年（1624年），给事中傅櫆与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结拜为兄弟，诬奏中书汪文言，并牵扯到左光斗、魏大中。结果魏忠贤将汪文言下锦衣狱，并欲大行罗织东林党。但掌锦衣卫镇抚狱的刘侨受首辅叶向高的指示，"止坐文言"。魏忠贤大怒，将刘侨削职为民，而以亲信许显纯代替其职务。这时，御史孪应升、刘廷佐，给事中霍守典、沈惟炳纷纷上疏指责魏忠贤不法事，但均遭其矫旨诘责。副都御史杨涟愤怒已极，遂于是年六月上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疏。文中罗列魏忠贤擅权祸国、打击异己等二十四大罪，指出其"积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②要求对其加以严惩。疏上，魏忠贤大惧，急趋熹宗跟前哭诉，表示愿辞去东厂提督职务。熹宗令王体乾读杨涟奏疏，王体乾对疏中要害之语均不读，客氏又从旁剖析辨白，熹宗遂懵然不辨，温谕留魏忠贤，而于次日下杨涟疏，严旨切责。此旨一下，举朝哗然，魏大中及给事中陈良训、许誉卿等70　余人交章论劾魏忠贤，但熹宗皆不纳。

魏忠贤既有熹宗作靠山，于是日益嚣张，"欲尽杀异己者"。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及其党羽以各种借口先后杖辱、斥逐廷臣数十人。工部郎中万燝被杖死，阁臣叶向高、韩■、朱国祯被逼逐，吏部尚书赵南星、侍郎陈于廷、御史高攀龙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被罢黜，一时"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①。与此同时，魏忠贤大力提拔任用同党。以朱童蒙、郭允厚为太仆少卿，吕鹏云、孙杰为大理卿，复霍维华、郭兴治为给事中，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为御史，而起徐兆魁、阮大铖等为爪牙，逐步编织出一个几乎垄断所有主要职位的黑网。"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竖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僇，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②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之后，即开始了对政治反对派更大规模的迫害。顾秉谦、魏广微编《缙绅便览》，把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百余人目为邪党，而将黄克缵、贾继春、霍维华、崔呈秀等60　余人统称正人，进呈给魏忠贤，以做为进退百官的依据。其他阉党则进有《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黑名单，把不阿附于魏忠贤的官员开列入内，统称为东林党人，并罗织罪名，逐一打击迫害。与此同时，他们还数兴大狱，其规模较大者两次。第一次在天启五年。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被诬以受贿，下镇抚司狱，倍受酷刑，杨涟等五人死于狱中，顾大章自杀。史称"六君子"。第二次在天启六年。是年二月，魏忠贤指示其党羽李永贞假造浙江太监李实奏本，逮捕前应天巡抚周起元和在江苏、浙江家中的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升七人。高攀龙投水自尽，周顺昌等六人均死于非刑。史称"七君子"。此外，阉党还派东厂番役四处侦探臣民隐事，"民间偶语，②　《明史·杨涟传》。

①　《明史·宦官二》。

②　《明史·宦官二》。

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①。为压制舆论，魏忠贤又以剿灭东林的名义，折毁全国所有书院，禁止讲学。

在残酷镇压东林党的同时，阉党又全翻"梃击"、"红丸"、"移宫"

三案，对在三案发生时，与阉党官僚争论过是非的官员一律都予以惩处。为求名正言顺，他们又奏请熹宗同意，仿照嘉靖大礼议《明论大典》凡例体裁纂修《三朝要典》，按照自己的意旨重新定立了三案是非。

东林党人被镇压后，魏忠贤的权势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故天下风靡，章奏无巨细，辄颂忠贤。"②所有奏疏，提及魏忠贤都称"厂臣"不名。内阁票旨，"亦必曰"朕与厂臣"，无敢名忠贤者。"天启六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祯为讨好魏忠贤，在西湖首建魏忠贤生祠。全国各地随之纷纷效仿，上自封疆大吏，下至普通武夫、商人、奴仆、流氓都竞相建祠。有些官员迎接魏忠贤塑像进祠，行五拜三叩。而松江监生陆万龄甚至提出在京师国子监西面建魏忠贤生祠，以魏忠贤配享孔子。其奴颜卑膝之态，几令人不可思议！魏忠贤的辉煌并没能持续太久，其政治生涯在天启七年（1627年）秋发生了陡变。是年八月，明熹宗死，其弟信王朱由检继立，是为崇祯帝。崇祯为信王时素知魏忠贤罪恶，因而其继位后，"深自儆备，其党自危。"①东林党人乘机纷纷上疏弹劾魏忠贤。十一月初一，崇祯帝下令削去魏忠贤官职，贬往凤阳。初四日，又下令逮捕究治。魏忠贤途中闻讯，上吊自杀。十七日，客氏在浣衣局被笞杀。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颁布《钦定逆案》，在朝阉党被或杀或罚，驱逐一空。

①　《明史·宦官二》。

②　《明史·宦官二》。

①　《明史·宦官二》。

八、鹿失中原（一）明思宗无力挽狂澜明思宗（1610-1644年），名由检，光宗第五子，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生。天启二年封信王，七年八月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崇祯元年（1628年）。明思宗即位之际，正值明王朝多事之秋。朝内政治腐败黑暗；地方民众起义不断，直至形成全国性的起义；东北边疆对后金作战不断失利，步步败退。面对危亡之局，明思宗殚精竭虑，企图凭自己的努力，力挽狂澜，重建太平天下。但由于时势所限，他最终未能如愿，以至于不甘心地发出了"朕非亡国之君"的千古浩叹。

为了改变政治混乱局面，支撑行将倾倒的王朝大厦，明思宗上台伊始，即大力整肃朝政。魏忠贤及其阉党被清除以后，为进一步抑制宦官权势，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明思宗下令尽撤各处镇守太监，边政由各地督抚专理。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又"命内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许出禁门。"并禁朝臣结交内侍。从而使宦官影响力大降。崇祯元年四月焚毁《三朝要典》，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该复官的复官，该起用的起用，与此同时，他改革用人制度，主张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如崇祯二年底，后金兵骚扰京城，有人推荐游方僧申甫有将才，明思宗立刻召见，破格提拔为副总兵，令其召募训练新军。为打破用人只重进士的局面，明思宗注意从举、贡中选拔官吏，他在位期间仅出任地方巡抚的举人就有十人。此外，他还重保举，令三品以下、五品以上两京文官，及翰林科道和抚按司道知府等官，均可不拘科第贡监，举荐府州县官。在科举考试中，增设"裕国足民"和"奇谋异勇"两科，以广求堪用贤才。为加强阁臣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明思宗打破明中叶以来从翰林中任用阁臣的制度，直接从六部，乃至地方大吏中选拔阁臣。如崇祯十一年六月有五人入阁，其中除方逢年一人为翰林出身，杨嗣昌等四人均系外僚。

在整肃朝政的同时，明思宗自己一改数朝积弊，事必躬亲，勤奋从政。

他恢复了早已名存实亡的早朝制度，每天一早听取大臣奏事，经筵、日讲按时御临。召见大臣也十分频繁，有事即召。阁臣为备不时诏，晚上常留宿阁中不归。对各地章奏因怕臣下隐匿不报或敷衍了事，大多自己过目。奏疏票拟，亦常常亲拟。每遇军情紧急，思宗便常常通夜不寐。

为整饬边防，他起用军功显赫的袁崇焕为兵部尚书，都师蓟辽，并钦赐尚方剑，许其全权行事。袁崇焕亦不失所望，采取"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战略，整顿兵备，调兵遣将，有力抑制了后金进攻势头，稳住了辽东战场。在西北，明思宗任命杨鹤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相机抚剿农民军。

通过上述一系列举措，形势本来会有所好转。但由于明思宗急于求成，且为人多疑，刚愎自用，实际结局却与他的愿望恰恰相反。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十万精骑，避开袁崇焕镇守的锦州、宁远、山海关，绕道蒙古，入长城，直逼京师。袁崇焕闻讯，千里提兵入援。但明思宗却误中后金反间计，以"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①为由，将袁崇焕逮捕下狱，

①　《明史·袁崇焕传》。

凌迟处死，从而自毁了长城。在西北，因生计无路，各路农民军旋抚旋叛。对此，明思宗不加深究，恼怒地将杨鹤撤职查办。在朝内，内阁阁臣多庸庸碌碌，或拘于文墨，不通时变，或胆小怕事，委蛇其间。加之大臣门户依旧，争斗依然，朝政不见有丝毫起色。明思宗失望之余，遂临朝慨叹"外廷皆不足恃"。

既对廷臣失望，明思宗便又转而求助于宦官。崇祯二年十一月，后金兵再次南下，京师戒严。明思宗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十二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提督京营。此后，宦官们监军饷，越派越多。崇祯四年秋九月，命太监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绅往宣府，刘文忠往大同，刘允中往山西，各监视兵饷。十月，太监王应朝、张国元、王之心、邵希韶分别被派往关宁，蓟镇东协、中协、西协监军。边镇监军外，宦官们又被派入征剿农民起义的各路明军之中。崇祯六年五月，明思宗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陈茂霖分入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军中，"监纪功过，督催粮草。"②督军督饷之外，宦官们还被广泛地用于其他方面，督察钱粮、税务、茶马、司法。此后，除崇祯七年、十三年派往各地的宦官曾两度被短暂撤回外，宦官一直受到明思宗的重用，关于明思宗对宦官前后态度变化的原因，史籍中明确解释："初，上既罢诸内臣，外事俱委督、抚。然上英察，辄以法随其后，外臣多不称任使者。崇祯二年，京师戒严，乃复以内臣视行营，自是衔宪四出，动以威倨上官，体加于庶司，群相壅蔽矣。"①明思宗自己也解释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己巳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内臣监视。"②明思宗虽然不信任外臣，但在内外施政上却又要依靠他们，加上他本人又生性多疑，急于求治，因而对文武百官有过即纠，动辄罚杀。这种"重典绳下"现象引起了一部分有远见官员的不安。崇祯二年十一月，河南府推官汤开远上疏指责说："皇上急于求治，诸臣救过不给。临御以来，明罚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与众推举，或自简拔，亡论为故为误，俱褫夺戍配不少贷，甚则下狱拷讯，几于乱国用重典矣。"③崇祯三年顺天府尹刘宗周也上疏尖锐批评了当时对官吏处罚过多的现象，他讲："陛下以重典绳下，轻者谪去，朝署中半染赭衣"④。思宗在位17年，所杀大臣不计其数。其中阁臣有薛国观、周廷儒，刑部尚书有薛贞、刘之凤、甄淑，兵部尚书有王洽、陈新甲等。至于地方大吏，则总督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宪、赵光抃\等七人被杀。巡抚被杀八人，分别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孔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等。由于罪废不断，思宗一朝官员更替之繁亦前所未有。17年中，刑部尚书换了17　任，兵部尚书换了14　任。内阁大学士更如走马灯，前后所用竟达50人之多。严刑峻法的结果，使文武百②　《国榷》卷九十二。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四。

②　《明季稗史初稿》卷上。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二。

④　《明史·刘宗周传》。

官大多数遇事退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此刘宗周曾痛心疾首地指出："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业，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①由于文臣束手，将士离心，明王朝在对后金（清）和农民起义军的作战中节节败退（详后）。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明军松山会战失败，精锐尽失，关外要塞松山、锦州沦陷，清兵锋直逼宁远、山海关。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攻占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二月大顺军兵分二路，进军北京。三月十九日，北京城破，明思宗在煤山，自缢身亡。其临终遗诏为："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②

①　《明史·刘宗周传》。

②　《明史》卷四十二，《庄烈帝纪》二。

（二）后金崛起在明王朝衰败没落的同时，建州女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永乐以后，由于受蒙古部落和野人女真的侵扰，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各部被迫南迁。建州卫与建州左卫几经迁徙，到正统年间定居于浑河、苏子河上游。正统七年，明政府从建州左卫中分置建州右卫，与建州卫、建州左卫合称建州三卫。海西女真各部的迁移则一直到嘉靖初年才稳定下来，散居于开原以北到吉林松花江一带。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南移后，由于和汉族经济文化联系加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到万历初年，女真各部逐渐形成了四个强大集团，即建州部，包括苏克苏护河、浑河、完颜、哲陈和栋鄂五部；长白部，包括纳殷、珠舍里、鸭绿三部；扈伦部，包括叶赫、哈达、辉发、乌拉四部；东海部，包括窝集、瓦尔喀、库尔哈三部。为了争夺人口、财物和土地，女真各部"群雄蜂起，称王号，争为雄长，各主其地，互相攻战，甚者兄弟自残，强凌弱，众暴寡，争夺无已时。"①这种混战割据的局面，给女真各部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统一已成为人心所向，努尔哈赤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走上了统一女真各部的道路。

努尔哈赤（1559-1626年），是苏克苏护部费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县）

人，明初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六世孙。姓爱新觉罗，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均为明代世袭的建州左卫指挥使。努尔哈赤10　岁丧母，因继母虐待，19岁分家自立。从小喜读《三国演义》和《水浒》，成年后常到抚顺马市贸易，熟习汉语习俗，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建州苏克苏护河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导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出兵征讨阿台章京，在攻打古埒寨时，阿台部下，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被明军误杀。于是，努尔哈赤遂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讨尼堪外兰，开始了其统一女真各部的历程。由于指挥有方，他进展神速。万历十二年降服栋鄂部，十三年征服浑河部，十四年擒杀尼堪外兰，控制苏克苏护河部。十五年、十六年又先后收服哲陈、完颜二部。建州五部自此统一。

建州女真统一之后，努尔哈赤一面对明朝遣使通好，岁致朝贡表示顺服，（明政府因此先后封其为指挥使、都督佥事和龙虎将军）一面将兵锋转向海西女真（即扈伦四部）。在与海西女真二十余年的艰苦作战中，他采取先除枝叶，后及主体的战略，兼并了长白三部和东海女真，并派兵进入黑龙江、精奇里江、牛满河一带，收复了散居此地的萨哈连、使犬、使鹿等部。至万历四十七年，最后进兵叶赫部，统一了海西四部。至此，"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①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同时，也积极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与革新，但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由女真人狩猎时实行"牛录"组织演变而来。当时每逢出猎开围之际，族人各出箭一支，以十人为单位，称为"甲录"（意为大箭）。十人之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②。此总领呼为牛录额真（额真，意为

①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

①　《满洲实录》卷六。

②　《明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主"）。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在"牛录"组织基础上，创建了旗制。他将每一牛录扩大为300人，分别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作为标志，每牛录设牛录额真一人，管理该牛录内军政事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所辖人口和兵力增加，努尔哈赤又在原有四旗之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共计八旗。同时在牛录之上，设立甲喇和固山。即五牛录组成一个甲喇，设甲喇额真统辖。五甲喇组成一个固山，设固山额真统辖，副职二人称梅勒额真。努尔哈赤为八旗最高统帅，并配有5000　余骑巴牙喇（直属亲军）。八旗制度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军政合一体制，它把分散的女真各部都严密组织在旗下，进行生产和征战，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登位，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

随着后金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努尔哈赤很快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明王朝。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他以"七大恨"告天，出兵伐明，连破抚顺、东州、清河等城，全辽震动。明神宗急派杨镐为辽东经略，在全国征兵征饷，于次年二月进攻赫图阿拉。

明军共十万余人，兵分四路。辽阳总兵刘綎部由宽甸出凉马佃，从东面进攻；辽东总兵李如柏部自清河堡出鸦鹘关，从南路进攻；山海关总兵杜松部自沈阳出抚顺关，从西面进攻；开原总兵马林部自开原、铁岭出靖安堡入苏子河谷，从北面进攻。其中以西路社松部为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经略杨镐在沈阳坐镇指挥。努尔哈赤抓住明军兵力分散的弱点，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四月十三日，首先集中八旗兵六万人进攻萨尔浒山的杜松军三万人，结果杜松战死，所部全军覆没。努尔哈赤乘胜进击，十四日大败马林军，马林仅以身免，逃往开原。十六日尽歼刘綎部，刘綎阵亡。杨镐闻三路丧师，急令李如柏退兵。明四路大军仅此一路得全师而还。萨尔浒之战，明军阵亡官兵46000　余人，元气大伤。从此，后金步步进攻，明王朝在战略上由进攻转入了防御。

萨尔浒战后，努尔哈赤挥军西进，攻陷开原、铁岭。杨镐因连战败绩，被下狱治罪。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六月，明廷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熊廷弼上任后，根据当时双方力量对比，采取以守为主的方针。他守辽一年多，招抚流亡，整顿军务，修筑城堡，练兵制城，屯田积粮，以守为战，收到了较好效果，致努尔哈赤不敢轻于西进，熊廷弼以守为主的方针，被阉党攻进为"怯懦畏战，拥兵不动"，不久被罢。努尔哈赤乘机大举进攻，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攻陷沈阳、辽阳，夺取辽东70　余城。为加强对明攻势和巩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努尔哈赤随之将都城迁至辽阳。

辽、沈失陷，明廷举朝震惊。熹宗再度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熊主守，王主战，"二人议论，遂成水火。"①王化贞拥兵十万，为所欲为。熊廷弼仅有兵四千，徒叹奈何。天启二年正月，努尔哈赤利用熊王矛盾，举兵渡辽河，攻陷西平、广宁，王化贞弃城逃跑。后金连陷40余城，占领辽河以西大片土地。天启五年（1625年），为便于进一步与明朝作战，努尔哈赤又迁都沈阳，改称盛京。

广宁失守以后，熊廷弼、王化贞下狱处死。明廷派王在晋经略辽东。王

①　《明季北略》卷二，《广宁溃败》。

在晋懦弱无能，主张放弃关外，退守山海关。这一消极防御主张遭到袁崇焕等将领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若保关内，必守关外；若保关外，必守宁远。袁崇焕的意见得到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赞同，不久，明廷起用孙承宗代替王在晋为辽东经略。孙承宗继承熊廷弼"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采纳袁崇焕的建议，整顿山海关防务，兴工修筑宁远，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及右屯等要塞，拓地二百里，构成了坚固的宁锦防线。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孙承宗因遭阉党排挤去职，明廷令高第接任。高第认为关外不可守，一反孙承宗所为，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备，"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②袁崇焕见苦劝无效，便组织军民，坚守宁远孤城。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率重兵围攻宁远（今辽宁兴城），袁崇焕顽强抵抗，努尔哈赤被炮火击伤，退回沈阳。同年八月因身患痈疽病亡。终年68　岁。

努尔哈赤死后，儿子皇太极继位，改元天聪。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率兵进攻明重新恢复的宁锦防线，袁崇焕亲自督战，后金军先后围攻锦州、宁远不克，且死伤累累，被迫败退，时称"宁锦大捷。"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避开宁远，绕道蒙古，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焕从山海关驰援，此后，皇太极多次绕道，挥兵入关，掠扰河北、山西，抢掠人口、财物。在对明朝保持军事压力的同时，皇太极对自身政治、经济、军事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政治上削弱诸王权力，加强汗权，同时模仿明制，先后设立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三院八衙门等一套完整的国家机构，代替原来的八旗制度行使国家权力。经济上实行"计丁授田"、旗民分居、保护和奖励农业生产。军事上，扩大军事编制，另编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使军力大增。皇太极的这一系列措施，使后金政权迅速集权化、封建化。

为剪除明羽翼，解除后顾之忧，以全力争夺天下，皇太极于天启七年、崇祯九年两次对朝鲜用兵，迫使其断绝与明朝往来，而臣服于后金。同时恩威并施，经数年经营，先后征服了漠南和漠北蒙古，成为满蒙大可汗。此外，皇太极又继续收复故土，统一了黑龙江中、上游和贝加尔湖以东的广大地区。至此，后金政权达到极盛。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称帝，改元崇德，定国号大清，皇太极称帝以后，即将主要力量转向明朝，展开了更加咄咄逼人的攻势。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他命阿济格从独石口入居庸关，绕过北京，南下保定，连克十三城，掳掠人畜18　万而还。崇祯十一年，又命多尔衮、岳托等越过长城，绕过北京抵通州，分兵八路，扰河北，入山东，攻陷城池58　座，俘获人口46　万多人。崇祯十三年起，清军与明军在宁锦防线对峙作战将近二年，至崇祯十五年三月，明蓟辽东总督洪承畴兵败松江被俘投降。锦州守将祖大寿闻松山兵败，亦开城投降。至此，明在关外除宁远孤城由吴三桂驻守外，要塞尽失。

②　《明史·袁崇焕传》。

（三）李自成和张献忠明末农民战争始于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陕西澄城农民抗粮杀官，其早期领袖为高迎祥，后期领袖为李自成、张献忠。

李自成（1606-1645年），乳名黄娃子，一作黄来儿。陕西米脂县人。

幼年因家境贫寒，曾被舍入寺庙，后为姬氏牧羊奴。成年后，到本县银川驿当马夫。崇祯二年（1629年），明政府裁减驿站经费，李自成丢掉了饭碗。因生活无着，又遭官府和豪绅欺辱，他遂愤而于崇祯三年投奔了不沾泥张孟的起义军。加入不沾泥起义军后，因英勇善战，李自成很快为八队队长，号称"闯将"。其"御众严，号令一，领一军不敢仰视，以故制胜，雄于诸寇。"①张献忠，陕西延安人，一说为延安卫柳树涧人。少时家庭贫苦，青年时期曾当过延安府捕役。崇祯三年参加农民起义，他"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勇。"②很快成为三十六营起义中的一营首脑，自号西营八大王。

崇祯四年，因受陕西官军压迫，陕西农民军大部分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李自成、张献忠部也被迫转入山西。崇祯五年（1634年）七月，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王自用等部合力攻占大宁。八月，又攻克隰州。这时李自成已成为山西境内起义军的重要首领。山东道御史刘令誉讲："有自贼中逃回者言，旧在晋中贼首掌盘子等十六家，最枭境者为闯将、紫金梁，戴金穿红，群贼效之。遂皆以红衣为号"①。九月，李自成等部从宁山卫（今山西晋城）攻入河南，十四日攻克修武。明廷急调副总兵左良玉等率部赶赴怀庆，李自成等见状，便又回师山西，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举攻克辽州（今山西左权县）。由于留在陕西的起义军"旋抚旋叛"，而进入山西的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明思宗遂于崇祯四年九月将主抚派陕西三边总督杨鹤撤职查办，改任主剿派洪承畴为总督。在洪承畴血醒镇压了陕西起义军后，明廷即调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四部重兵前往山西，围剿起义军。经一年血战，山西各部义军于崇祯元年十一月以诈降冲破明军包围，履冰突破黄河天险，进入河南西部地区，接着又南下湖广、四川，从此成为明王朝的心腹大患。

为统一指挥对农民军的征剿，崇祯七年（1634年）春，明思宗以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视贼所向，随方剿抚"②。陈奇瑜以优势兵力，在河南、湖广连败起义军，李自成、张献忠等部被逼退入陕西。起义军退至汉中时，误入栈道险地（一说为兴安车箱峡）。因山势陡峭，出口被官军封死，又适逢数十天阴雨连绵，起义军武器蚀毁，衣甲湿烂，人马无食，几面临绝境。为摆脱困局，李自成、张献忠等再次诈降，表示愿接受招抚。脱险以后，立即与官军厮杀，分掠西安、庆阳、巩昌、平凉，并重新进入河南，一时声威大震。明思宗恼羞成怒，把陈奇瑜削职逮捕，提升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晋、陕、豫、鄂、川五省军务。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洪承畴统陕西兵东出潼关，与中原各省官军共七万余人夹剿起义军。为打破明军"围剿"，起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大小首

①　康熙六年《陕西通志》卷三十一。

②　康熙六年《陕西通志》卷三十一。

①　《崇祯长编》卷六十二。

②　《平寇志》卷一。

领大会于荥阳（一说无荥阳大会），商讨作战方略。会议采取了李自成提出的"分兵定向"的战略计划，决定兵分五路，分头出击。其中高迎祥、张献忠一路向东连下数城，攻占中都凤阳，焚毁皇陵，明廷举朝震惊。明思宗严令明军全力围剿高迎祥。崇祯九年七月，高迎祥在盩厔战败被俘，不久被害。崇祯十年，杨嗣昌任兵部尚书，制定一个"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军事围剿计划，并推荐熊文灿总理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具体执行实施。在明军的凶残围剿下，李自成部于崇祯十一年三月在河州、洮州地区两次战役中连遭失利，伤亡惨重，队伍仅剩几千人，被迫长期转战，潜伏于陕、川、鄂接境山区。与此同时，张献忠也在南阳战败，受抚于谷城。其他各路农民军亦或败或降，起义暂时转入了低潮。

张献忠受抚后，拒绝接受明军的改编，所部"人不散队，械不去身"。

并不断操练士马，打造军器，同时在谷城屯田，并设关征税，以充军用。经一年休整，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于谷城再度起兵，罗汝才等在房山响应。七月两军在房县罗猴山重创左良玉，歼敌万余人。消息传到北京，明思宗极为恼怒，逮杀熊文灿，诏令杨嗣昌督师。十月初一日，杨嗣昌到达襄阳，会师十万，命令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要冲，对张献忠进行围追堵截，在玛瑙山、韩溪寺、盐井、木瓜溪连败义军。面对优势明军，张献忠采取"以走致敌"的策略，于崇祯十三年秋与罗汝才部突入四川，北上广元、剑阁，南下泸州，拖得入川追击明军疲惫不堪。崇祯十四年正月，张献忠挥师东进，在开县大败明军，随后顺江而下，昼夜奔袭明军事重镇襄阳，二月张献忠攻陷襄阳，杀襄王朱翊铭，发库银15　万赈济饥民。至此，杨嗣昌军事围剿计划破产。

攻克襄阳以后，张献忠率部转战于豫皖二省。崇祯十六年（1643年）初进入湖广，连克广济、蕲州、黄州、麻城。五月攻占武昌，沉楚王朱华奎于江。随后，张献忠入楚王府，称"大西王"，改武昌府为天授府，设六部尚书、五军都督府、五城兵马司及巡抚、知府、知县等中央和地方机构，同时开科取士，初步建立起大西农民政权。八月，张献忠撤出武昌，举兵南下，很快席卷了湖南全省，并攻占江西袁州、吉安，广东震动。十二月，张献忠放弃湘赣，进军四川。崇祯十七年八月攻克成都，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改成都为西京。增置左右丞相，赐封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为四将军。

张献忠谷城再起以后，李自成也重新活跃，图谋发展。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乘明军主力入川追击张献忠，河南空虚之机，率部离开郧阳山区，进攻豫西。时河南连年大旱，赤地千里。李自成一入河南，饥民便纷纷附随，队伍很快发展到数千人。针对明末土地高度集中和赋税繁重的社会现象，李自成起义军明确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起义军每到一处，便宣布"三年免征"或"五年不征"，支持农民夺回被霸占的土地。同时，"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①，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起义军一到，老百姓便"执香迎导，远近若狂"。到处传唱"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②的歌谣。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洛阳，杀福王朱常询，

①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十三。

②　张岱：《石匮书后集》。

没收福王府中金银财货和大批粮食、物资，发布告示大赈饥民。此后直至崇祯十五年冬，李自成联合起义军中罗汝才所部、袁时中的"小袁营"和贺一龙的"革左五营"，在两年时间里，先后发动三次围攻开封以及项城、襄城、朱仙镇、郏县、汝宁等战役，基本上扫灭了河南境内的官军，并多次粉碎了明廷调来的精锐援军。从此明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而起义军却日益强大，转入战略进攻。

汝宁战役后，李自成统兵40　万，由南阳进入湖广，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初四，攻占襄阳。随后分兵，连下荆州、枣阳、宣城、谷城、光化等城。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攻下承天，被举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三月，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中央设丞相和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处理政务。因辖区只有河南大部和湖北一部，地方政权暂不设省级衙门，只设府、州、县机构。军事要地则设防御史。

新顺政权建立后，明思宗命陕西总督孙传庭率部东出潼关，征剿李自成。八月孙传庭拥兵10　万出关。李自成闻讯，即率主力北上，九月，两军对垒于郏县。时值大雨滂沱，官军粮运不继。李自成一面动员百姓坚壁清野，使官军无法就地筹粮，一面派大将刘宗敏率万余轻骑出汝州，截断明军粮道。孙传庭闻讯大惊，不得已回师欲打通粮道。李自成率师追击400　里，大败官军，斩杀四万余级。李自成乘胜挥师西进，十月初六攻破潼关，击毙孙传庭。十一月占领西安，分兵收取三边。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建元永昌。改西安为西京，封功臣以五等爵。同时，更定政权机构，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事；六政府添设尚书一人，侍郎一人；增置省级机构，设节度使。

正月初八日，李自成亲统大顺军主力由西安出发。东渡黄河，向北京进军。二十三日到达平阳，二月初八攻克太原。接着，大顺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连下宁武、大同、宣府。三月十五日，攻克居庸关。十九日攻占北京。延续276年的明王朝至此灭亡。

（四）清兵入关大顺军进京之后，为防止士兵掠财扰民，李自成严令："军人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①兵政府也贴出告示："大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掠民财者，即磔之。"②严肃军纪的同时，又加强对京城的控制，"添设门兵，禁人出入；放兵马人城，街坊衚衕无不至者，但不抄掠"。因而"市民开张店市，嘻嘻自若"③，保持了京城社会秩序的稳定。

当时大顺政权的辖区，包括了整个西北、华北、鲁豫两省、苏鄂两省的部分地区，广袤数千里。其南部尚有大量明朝残余势力，北部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驻扎着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和山海关总兵高第率领的精锐部队。山海关外，满清军队虎视眈眈，密切注视着关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面对这种形势，大顺政权首先接管清理了明王朝的中央机构，甄别录用明朝在京官僚，对罪大恶极者严加镇压。其次向黄河中下游新占领区派设大批地方官，在战略要地派驻军队，以接管、建立政权，稳定地方。与此同时，针对南北两面的军事威胁，大顺政权也采取了相应对策。对南方，李自成抽调部分军队沿运河南下，前往招抚明朝军队，但因人数太少，又基本上为投降的明军，没有收到什么效果④。对北方，李自成派明居庸关降将唐通率部前往招降吴三桂。

吴三桂，辽东人，出身官僚豪门。崇祯末年驻兵宁远，所部"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彝丁突骑数千，尤骁悍，北门锁钥，恃无恐"，①为明王朝抵御清兵的最后屏障。崇祯十七年三月初，因李自成逼近京师，明思宗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放弃宁远，率部入关保护京城，十六日，吴三桂抵山海关，二十日到达丰润，闻听京师陷落，便回师山海关。早在大顺军进入北京之前，吴三桂的上司蓟辽总督洪承畴、舅父祖大寿等就已经投降清朝。清统治者曾利用他们对吴三桂劝降，吴三桂态度暖昧，犹豫未决。当李自成派唐通前去招降时，吴三桂因父亲吴襄和其他家属留在北京，遂同意投降。唐通接管了山海关防务，吴三桂则率部前往北京，朝见新君。行至玉田县时，吴三桂听说其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夺去，（一说刘宗敏逮捕了其父吴襄，追赃索饷）勃然大怒，回师直奔山海关，打败唐通，重新控制了山海关，并积极与清朝联络，要求多尔衮派兵入关。清朝统治者也立即改变以往入关劫掠的政策，提出为明"复君父仇"的口号，力图拉拢汉族官僚地主，共同绞杀农民军，取代明王朝的统治。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叛变，山海关被占的消息后，遂于四月十三日与刘宗敏率大军20　万离京东征。二十一日包围了山海关。二十二日，在战斗最激烈，吴三桂军濒临崩溃之际，多尔衮率清军突然参战，大顺军猝不及防，战败退回北京。

李自成山海关战败之后，吴三桂引清军进逼北京。面对新败之余，军心混乱的局面，李自成感到北京无法坚守，决定主动撤离，准备以关中为基地，

①　钱■：《甲申传信录》卷一。

②　《国榷》卷一○○。

③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

④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

①　徐鼒：《小腆纪年》卷四。

重振雄风。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登极典礼。三十日撤出北京。从进京到出京，前后只有42　天。五月初二，多尔衮率清兵入京。

当清军逼近北京时，多尔衮为了拉拢汉族官僚地主，宣称清军入关是"为尔复召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谋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①进京以后又下令为崇祯帝服丧；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薙发归顺，地方官各升一级；朱姓各王归顺不夺其王爵等等，以此来赢得人心，谋求与汉族官僚地主的合作，集中力量镇压大顺农民军。

李自成在山海关战役中失败和被迫放弃北京以后，大顺政权辖区内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区的官绅地主纷纷发动叛乱。他们杀害或拘捕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袭击当地大顺驻军，搞得李自成在西撤途中相当被动。大顺军虽然在保定、定州、正州进行了英勇战斗，但还是很快丢掉了河北、山东，而被迫设防于山西大同、太原、平阳和河南怀庆一线。六月，李自成率师至太原。七月，渡过黄河，进驻韩城，不久到达西安。

大顺军离京西撤后，清兵在后面紧紧追击。五月十日，投降义军的明大同总兵姜瓖袭杀大顺军镇守制将军张天琳，举大同全镇降清，整个山西北部遂为清方所有。十月，清军攻陷太原，随即分兵南下晋东南，大顺军长治守将刘忠抵敌不住，被迫率部转入河南。至此，山西全省仅剩西南一角为大顺军控制，李自成山西防线基本瓦解。十月下旬，清军兵分两路攻打陕西，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吴三桂、尚可喜等军由大同向榆林进兵，然后从陕北南下西安。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孔有德、耿仲明等部，从河南怀庆攻击潼关。十二月，北路阿济格从山西保德州渡过黄河，进入陕北，围攻榆林。南路多铎也一路血战，逼近潼关。李自成闻讯，勿忙率军增援潼关。经十三天激战，潼关失守。李自成见清兵两路夹攻，陕西陷落已成定局，遂被迫放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退入襄阳。清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大顺军逼走南明将领左良玉，占领武昌，时李自成手下尚有20　万兵，攻占武昌以后，李自成认为："西北虽不安，东南讵再失之？"①计划乘舟东下，夺取东南作为抗清基地。但大顺军尚未准备充分，清军分水陆两路突然袭来，李自成仓促弃武昌向东南进发。四月，清军在湖北阳新、江西九江接连大败大顺军，切断其东下去路。李自成见东下已无可能，便掉头向西南进军，准备穿过江西转入湖南。五月初，大顺军到达湖北通山九宫山麓时，李自成率轻骑20　余人登山探路，突遭当地地主武装袭击，不幸遇难，时年39　岁。

李自成牺牲后，清军很快就向四川大西政权进攻。顺治三年（1646年）

正月，清廷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前往四川征讨张献忠，豪格在陕西击破大顺军余部后，于十一月入川。当时，张献忠因内受明朝残军和四川官僚地主武装袭击，外受清军威胁，处境日艰。八月，张献忠下令焚毁成都，带领大军准备北进陕西。十一月，驻兵西充凤凰山。大西军叛将刘进忠引清兵突然袭击，张献忠兵败，中箭身亡。

①　《清史稿·范文程传》。

①　徐鼒：《小腆纪年》卷十。

（五）史可法抗清史可法（1602-1645年），为南明大臣，抗清名将。字宪之，号道邻，祖籍大兴（今北京大兴），长于祥符（今河南开封）。其人"短小精悍，面黑，目烁烁有光。"①青年时代曾拜左光斗为师，深受东林党影响，立志以国事为重。

崇祯元年（1628年），史可法考中进士，被授西安府推官。不久迁任户部主事，历任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升右参议，分守南直隶池州、太平二府。同年秋，随卢象升镇压各地农民起义，被擢副都御史，巡抚安庆、池州府县，监江北诸军。"黄梅贼掠宿松、潜山、太湖，将犯安庆，可法追击之潜山天堂寨。明年，祖宽破贼滁州，贼走河南。十二月，贼马守应合罗汝才、李万庆自郧阳东下。可法驰驻太湖，扼其冲。"②崇祯十年三月，罗汝才、刘国能率义军数万围攻宿松，杀明副将潘可大、程龙，"盘牙江北，南都震惊。"③为加强南京西部防御，统一指挥，七月，明廷提拔史可法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以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之蕲州、广济、黄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诸县，提督军务，设额兵万人。史可法治军廉明有信，与士兵同甘苦，"军行，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④。"东西驰御，贼稍稍避其锋"⑤。崇祯十二年夏，史可法丁忧离职。丧服除后，起任为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替朱大典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劾罢督粮道官三人，增设漕储道官一人，并整修河道，"漕政大盩"。后以功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初一，得知李自成起义军围攻京师，史可法誓师勤王。"渡江抵浦口，闻北都既陷，缟衣发丧"。抵于浦口，听到北京陷落，崇祯帝自杀的消息，他"痛哭，首触柱，血流至踵。"①命令部队缟衣发丧。五月，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史可法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为首辅，仍掌兵部事。"乃定京营制，如北都故事，侍卫及锦衣卫诸军，悉入伍操练。锦衣东西两司房，及南北两镇抚司官，不备设，以杜告密，安人心"②。但不久即受阉党马士英辈排挤，被迫出镇淮、扬。当时李自成农民军虽然被清军打败，退出了北京，但仍拥有山西、河南、山东、陕西、湖广等广大地区，准备整兵再战。为了防止大顺军下，史可法疏奏朝廷设江北四镇。命东平伯刘泽清驻淮安，管辖淮、海等11　州县，经理山东一路。总兵官高杰驻泗州，管辖徐州、泗州等14　州县，经理河南开封、归德一路，总兵官刘良佐驻临淮，管辖凤阳、寿州等九州县，经理河南陈州、杞县一路。靖南伯黄得功驻庐州，管辖滁州、和州等11　州县，经理河南光州、固始一路。史可法自己坐镇扬州。这四镇军队均为在与农民起义军的作战中壮大，因而将悍兵骄。刘泽清跋扈残酷，和刘良佐抱在一起，支持马士英，干预朝政。高杰为李自

①　《明史·史可法传》。

②　《明史·史可法传》。

③　《明史·史可法传》。

④　《明史·史可法传》。

⑤　《明史·史可法传》。

①　徐鼒：《小腆纪年》卷五。

②　《明史·史可法传》。

成叛将，所部皆山、陕劲卒，战斗力强，但军纪败坏，和扬州官民多次冲突。黄得功部军纪很严，战斗力也很强，但又和高杰积怨很深，为争防地，几致动武火并。史可法到扬州以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调解、斡旋四镇矛盾，晓以大义，动之以情，勉强使得四镇愿意听命，并赢得了高杰、黄得功的尊敬。由于史可法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大顺农民军上，没有把清军入关当作主要威胁。所以在吴三桂降清，大顺军受挫的消息传来后，他欣喜异常，以为可以借助清军消灭农民军，于是上奏朝廷，提出了"联清讨贼"的主张。他说："先帝以圣明之主，遭变非常，即枭逆闯之头，不足纾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牵我者，则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从而旁有助我者，则寇之势弱。"清兵"既能杀贼，即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释前嫌，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数也。"①因而史可法一方面积级支持弘光朝廷派出使臣北上与清廷"通和讲好"，一方面对清军倾全力西击山、陕大顺军，而河南、山东、河北兵力相当薄弱时，不乘虚进兵，只作壁上观，为清军击败大顺军欢呼鼓噪，从而使清廷各个击破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严酷的现实很快打碎了史可法的"联清讨贼"的幻想。崇祯十七年十月，弘光北上议和使臣受尽羞辱，空手而归。十二月，清兵大举分道南下，东路由济宁向南，进迫邳州、宿迁，西路从孟津东渡，进逼归德（今河南商丘）、徐州。直到这时，史可法才似大梦初醒，将攻守方略由讨贼变为抗清。他一面会兵进援邳州，一面令高杰进兵归、徐。次年正月，高杰至睢州，为总兵许定国诱杀，叛降清军。"部下兵大乱，屠睢旁近三百里殆尽。"②史可法闻变，流涕顿足叹曰："中原不可为矣。"遂亲到徐州，令高杰的外甥总兵李本身为提督，抚御高杰旧部，回师整顿。"杰军既还，于是大梁（开封）以南皆不守。"③三月，清豫王多铎已攻破潼关，回师东征，攻陷归德。然后从归德分兵两路，向南推进，进逼淮南。四月初一，史可法移军驻泗州，护祖陵。"将行，左良玉称兵犯阙，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矶，得功已败良玉军。"①史可法闻讯，立即回师江北，急趋天长，檄诸将救盱眙。不久得报知盱眙已降清，泗州援将侯方岩全军覆没，史可法乃率亲兵数骑，一日一夜冒雨赶回扬州。"讹传定国兵将至，歼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斩关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镇兵，无一至者。"②四月十五日，清军抵达扬州城下，派人招降史可法，遭到拒绝。当时围攻扬州的清兵为多铎统率，人数约十万。扬州守兵只有一万人。"明日，总兵李棲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拔营出降，城中势益单，诸文武分陴拒守，旧城西门险要，可法自守之。"③二十四日，清军大举攻城，次日，扬州城西北角崩塌，清兵攻入，城破。史可法自杀未遂，被一参将拥出小东门。遇清军，他大呼："我史督军也。"遂被俘。多铎劝他投降，被他严词拒绝："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④因被害于

①　史可法：《文忠正公集》卷一，《清遣北使疏》。

②　《明史·史可法传》。

③　《明史·史可法传》。

①　《明史·史可法传》。

②　《明史·史可法传》。

③　《明史·史可法传》。

④　徐鼒：《小腆纪年》卷一。

扬州南城楼上，时年42　岁。

史可法被杀后，其部将刘肇基、庄子固、马应魁等率领残部和全城居民继续鏖战，直至最后一兵一矢。清军占领扬州后，痛恨杨州军民的英勇抵抗，下令屠城十日，纵兵抢劫。这次血腥屠杀，惨绝人寰，80　万军民遇难。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扬州十日"的悲惨事件。事后，人们寻找史可法的遗骸，但因天热。"众尸蒸变，不可辨识。踰年，家人举袍笏招魂，葬于扬州郭外之梅花岭。"⑤（六）南京陷落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大顺农民军攻克北京，明思宗上吊身亡的消息传到南京，居守陪都的六部官员一片忙乱。为继承明统，重建中央政权，他们决定拥立新君。因明思宗的三个儿子都没逃出北京，他们只好从散处各地的藩王中挑选。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但惠、瑞、桂三王远在西南，不便拥立。处在南京附近的只有从北方逃难来到的福王朱由崧和神宗侄儿潞王朱常淓。东林党人翰林院詹事姜日广、兵部尚书史可法、兵部侍郎吕大器、右都御史张慎言、前礼部侍郎钱谦益等认为福王虽系神宗亲孙"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①而且他们担心福王上台之后会重提"国本"、"梃击"旧案，引用奸邪，于己不利，因而主张拥立"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的潞王。而凤阳总督马士英以"福王昏庸可利"，②力主按伦序继统。他联络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实力派，派兵把朱由崧接到南京，声称"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已传谕将士为三军主，请奉为帝。"③史可法等无可奈何，被迫放弃原议屈从。五月初三日，福王就任监国，五月十五日，正式即位称帝，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此即第一个南明政权--弘光政权。弘光政权建立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凤阳总督马士英以及旧臣姜日广、王铎等五人入阁为大学士，参赞机务，其中史可法为首辅，掌握了朝中大权。这引起了野心勃勃的马士英的不满。"当是时，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书奏之王。而拥兵入觐，拜表即行"①。史可法为顾全大局，自请督师，出镇淮、扬。马士英遂得留朝辅政，乘机揽权。他首先不顾众臣反对，力荐阉党阮大钺出任兵部侍郎，举朝因之大哗。许多官员纷纷告退，姜日广，高弘图也先后被迫辞职，马士英则乘机安插私人，填补空缺。阉党当权后，大肆打击归顺过农民军和反对过马、阮的东林党人。他们恢复东厂缉事特务机构，颁布"北都从贼者诸臣的罪状"，根据情状高下不同，分成六等治罪。他们唆使弘光帝搜求《三朝要典》，下令"追恤逆案诸臣"②。阮大钺又编了一本黑名单，指东林党为蝗，复社为蝻，称为"蝗蝻录"，想把东林党和复社人士一网打尽。他们还任意加派军饷，增加盐、酒税，甚至公开卖官卖爵，选用文武官员都有定价，政治腐败已极。当时南京流传着这样一首《西江月》："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遍地职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如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③又有民谣讽刺说："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④对马士英、阮大钺的所作所为，弘光帝毫不在意，而且自己也丝毫不关心政事。他在皇宫内廷中公开悬挂着"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

①　《明史·史可法传》。

②　《明季南略》卷一。

③　《明季南略》卷一。

①　《明史·史可法传》。

②　《明季南略》卷二。

③　应延吉：《青燐屑》卷上。

④　《明季南略》卷五、卷六。

⑤对联，每天碌碌忙于"饮醇酒，选淑女"，闹得"闾井骚然。"①同时，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弘光帝屡兴冤狱。其一为大悲案。大悲姓朱，安徽休宁人，出家为僧，在苏州结识潞王朱常淓，互认本家。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冬，由苏州来到南京，被控为潞王刺深消息，遭杀。其二为童妃案。朱由崧由洛阳东逃，路过开封时，结纳了周王府人侍女童氏。朱由崧即位后，童氏前来投奔，他不但拒不承认，且将其下狱沦死。其三为伪太子案，明思宗太子慈烺在大顺军攻破北京后，久无消息，忽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来到南京。朱由崧怕失去帝位，诬其冒充，逮捕入狱。这就是所谓"南渡三疑案"。三疑案后，朝议纷纷，有的大臣甚至怀疑起朱由崧的真实身份，搞得人心浮动，权威尽失。

弘光政权建立伊始，就抱定"今日宗社大计"，莫过于"讨"贼"复仇"的宗旨②。当时它拥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和相当庞大的军队。以兵员计，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左梦庚父子所部有二十余万，镇守江北的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四镇士兵达三四十万。加上两广、云贵、江浙等处驻军，兵马约近百万。但这近百万军队的首要作战目标是各地农民军，而非入关清兵。清朝统治者针对弘光政权急于复仇和庸儒无能、苟且偷安的本质，遂在入关之初集中主要兵力打击大顺军，并打出"为尔等复君父仇"的旗号，以迎合弘光政权灭贼的心理。同时放出"通和讲好"的空气来诱惑、欺骗弘光王朝。而弘光满朝文武也就都犯了政治幼稚病，短视地制定了"借虏讨贼"的方针。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吴三桂勾结清军入关击败大顺军的消息传到南京，弘光政权举朝欢呼，晋封已投降清朝的吴三桂为蓟国公，并准备从海上运米十万石，以奖励他借来清军击败农民军的功绩。七月，弘光帝派遣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弟、太仆寺卿马绍愉、总兵陈洪范为使者，携带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和加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犒赏银一万两的诰命，于十八日起程前往北京，企图以割山海关外地、南北互市、许岁币十万为条件换取清廷助己灭贼和恢复统治全国，清廷本意在击败大顺军后，即发兵南征，实行各个击破，根本就没有和谈诚意。因此，左懋弟等于十月到达北京后，受尽冷落和凌辱，除所带银币被如数照收，谈判一无所获。十月下旬，使团被强制南返，行至沧州又被追回，左懋弟、陈绍愉被拘押，陈洪范叛降。弘光政权和谈计划破产。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清豫亲王多铎率部占领潼关、西安，大顺军被迫南撤后，即东出虎牢关，经略河南。三月从归德分两路向南进攻，一路指向毫州，一路指向滁州。总兵李成栋降清，引导清军向江南进攻。正在这危急存亡关头，弘光政权内又爆发了左良玉之乱。

左良玉（1599-1645年），字昆山，山东临清人。初为辽东军右营都司，后隶冒平督治侍郎，东林党人侯恂部下，与后金兵战于松山、杏山有功，升为副将。农民起义军入山西、河南，他受命率部镇压，擢升为总兵官。崇祯十二年（1639年），升平贼将军。十七年，封宁南伯。弘光政权建立后，晋封宁南侯。是时他拥兵20　万驻屯武昌，为南京西部屏蔽。因其最初得到重用，为东林党人侯恂提拔，而弘光朝遭压制的东林、复兴人士又多逃蔽其军中，⑤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八

①　《明季南略》卷五、卷六。

②　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二。

所以马士英、阮大钺对之阴有疑忌，多有裁抑，并筑板矶城暗防之，使左良玉极为不满。伪太子案消息传到武昌，黄澍等东林党人就激劝左良玉出兵东下，适逢李自成起义军在陕西战败，南下湖广，对其形成威胁，左良玉遂以"清君侧"为名，全师东下，行至九江，左良玉呕血死，其子左梦庚继续领兵东下。与此同时，多铎所统清军由泗州渡过淮河，直扑扬州。面对两路交急局势，史可法主张重点对付清兵，但马士英声称："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①抽调江北黄得功等部西御左军。四月十五日，清军包围扬州，二十五日扬州城破，史可法殉难。

扬州失守后，清军很快占领镇江。五月初，进抵瓜州，同明军隔江相对，初九日，清军横渡长江。弘光长江防守将操江提督刘孔昭、佥事杨文聪等闻风而逃。十日夜，朱由崧逃往芜湖黄得功军中。十五日，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率南京未逃文武官员奉表纳款，向多铎投降，南京陷落。几天后，黄得功被部下谋杀，朱由崧被俘至南京（此前，左梦庚所部和江北四镇已先后降清），弘光政权灭亡。

①　《明季南略》卷八。

九、余波清军入关后，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先后打败大顺军，消灭了弘光政权，席卷了半个中国。面对这迅速而巨大的胜利，清朝统治者认为已胜势在握，因而便放弃了"为明复君父仇"的旗号，开始推行大规模圈地，强制矱发，严惩逃人等一系列民族高压政策，使本已十分严重的满汉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以及江南的江阴、嘉定和太湖地区都先后爆发了激烈地大规模抗清斗争，民兵、义师蜂起。与此同时，随着弘光朝廷的覆亡和"借虏讨寇"政策的破产，南方汉族官僚地主们也丢掉了对明廷的幻想，开始就地组织武装，建立新的政权与清廷对抗。而大顺军、大西军余部在新的形势下，也捐弃前嫌，主动与南明政权联合，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

南京沦陷后，清军很快进入浙江，占领了杭州、嘉兴、湖州等地。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在浙中义师和南明官吏、缙绅张煌言、钱肃乐等的扶持下，明太祖第十世孙鲁以海于绍兴监国，建立政权。鲁王政权当时控制着浙东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拥有浙中义师和明总兵方国安、王之仁的部队，实力还相当雄厚。鲁王监国之初，钱肃乐、张煌言领导义师与方、王所部官兵紧密配合，曾一度打过钱塘江，收复了一些州县。但由于方国安、王之仁把持有限的兵饷财源，拒不分给义师，使抗清力量分裂。又由于鲁王与福建隆武政权争名号、君臣之分，势同水火，分兵抗闽。因而给了清军充分的时间准备。顺治三年六月，清军乘天旱水浅，抢渡钱塘江，直攻绍兴，方国安望风而降，温州、台州、金华很快陷落，鲁王在张名振保护下浮海逃命。

鲁王监国的同时，福建军阀郑芝龙、郑鸿逵和南明官吏黄道周拥立明太祖第九世孙唐王聿健在福州称帝，建元隆武。隆武建国的消息传开后，得到各地义师和南明官兵的热烈响应，大多接受了它的领导，其辖区除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而外，还兼有安徽、江西、湖北的一部分，实力比同时并存的浙东鲁王政权强大得多。

隆武帝朱聿健是南明诸帝中比较有为的一位，他早年饱经忧患，知道民间疾苦。建立隆武政权后，他即积极策划设防，以天兴、建宁、延平、兴化为上游，汀州、漳州、邵武、泉州为下游，各设巡抚。在闽北自仙霞岭以外，设垒170　处驻兵防守。同时编练军队，积极准备北伐。但隆武朝廷的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郑芝龙手里，而他本无意抗清。郑芝龙字飞黄，小字一官，福建南安县人。早年为海盗，往来日本、台湾和闽海之间，后为熊文灿招抚，官至都督同知。弘光时封南安伯，是福建最大的军阀。他之所以拥立唐王朱聿健，只不过是欲借其旗号进一步扩张政治、经济权利。因此，他虽拥兵数十万，却不仅对当时在大江南北与清军作战的义军坐视不顾，而且对首辅黄道周的北伐也丝毫不加以支持，即不给军队，又拒发粮饷，终致黄道周全军覆没，被俘遇害。当浙东鲁王政权崩溃，清军南下进逼福建时，郑芝龙认为隆武帝已失去作用，为保全他在福建利禄财产，便与洪承畴暗中勾结，准备降清。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清军攻灭鲁王政权后，挥师南进。郑芝龙实践其"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的投降诺言，尽撤浙闽交界天险仙霞岭之全部守军，使清兵得以不战而长驱直入福州。八月，隆武帝在汀州被俘，不久遇害。郑芝龙利欲熏心，不听其子郑成功等人的苦苦相劝，丢弃部下，剃发献印降清。隆武政权就此倾覆，历时一年零三个月。

隆武帝汀州遇难后，其胞弟朱聿鐭由汀州航海，逃到广州。顺治三年十一月初二日，被隆武帝大学士苏观生等在广州拥立监国。初五正式即皇帝位，改元绍武。在朱聿鐭称监国之前，广西巡抚瞿式耜、两广总督丁魁楚、湖广总督何腾蛟等已拥立桂王朱由榔监国于肇庆。绍武政权建立的消息传开后，朱由榔为示抵制，亦于十一月十八日即帝位，建元永历。之后，这两个政权为争所谓"正统"，互相兵戎相见，先后战于三水、海口。正当其厮杀方酣之际，李成栋率清军由福建进入广东，十二月十七日攻陷广州，苏观生自杀，朱聿鐭被俘，存在不到40　天的绍武政权灭亡。

绍武政权覆亡后，永历政权成为南明抗清的最后一个堡垒。但永历帝朱由榔为人懦弱寡断，昏庸腐朽。他信任宦官权臣，导致大权旁落，朝政混乱。又贪生怕死，闻警即逃。清军进入广州，他不布置抵抗，慌忙离肇庆逃往梧州。梧州告急，又仓皇逃至桂林。后又走全州，驻武冈，逃柳州，回桂林。整天忙于逃命，政治上无所作为。只是由于先后得到了大顺军和大西军余部的支持，这个政权才得以坚持了16年之久。

李自成牺牲后，大顺军余部尚有40　余万，分为二支，一支是李自成亲自带入湖广的，由郝摇旗、刘体纯、袁宗弟等率领，有众十几万。他们在通山、蒲圻境内逗留三个月后，于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南下至湖阴、长沙、新墙。另一支由李过、高一功率领，有众30　万。李自成离开西安时，他们尚坚守在陕北。后在清军逼迫下，一路转战南下，于顺治二年九月到达松兹。当时的大顺军由于新遭失败，失去领袖，部队涣散。加之北有清兵尾追，南有明军挡路，处境极为不利。顺治二年秋，在清军进一步南侵的形势下，他们鉴于局势的危急，毅然决定改变战略，主动与隆武政权联合，共同抗清。而隆武政权鉴于清军压境，无力独抗，亦有意与大顺军合作抗清。于是，郝摇旗、刘体纯等部接受总督何腾蛟节制，驻防长沙至湘阴一线。李过、高一功等部接受巡抚堵胤锡管辖，驻防常德、澧陵一线。大顺军与南明联合抗清以后，湖广境内的抗清力量大增。顺治二年十一月，清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率兵大举进攻湖广，南明与大顺联军英勇抗击，在岳州、藤溪、湘阴连续大败清军，有力地阻止了清军南下。

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隆武政权倾覆后，清军分两路进攻永历政权。

在东线，李成栋率清军攻占广州后，即挥师西进，于次年正月连下肇庆、梧州、乐平，进逼桂林。在北线，清廷增派恭顺王孔有德、智顺王尚可喜、怀顺王耿仲明率部进攻湖广。顺治四年二月初，孔有德等至岳州，中旬下湖阴，二十五日陷长沙。何腾蛟因各镇官军畏缩不前，被迫率郝摇旗等部退守衡州，后又退往永州、桂林。李过、高一功等部则退入川东。九月，清军占领永州。至此，永历政权在湖广的辖区丧失殆尽。面对清军的猖狂进攻，南明联军展开了顽强抗击。东边，广西巡抚瞿式耜率领军民坚守桂城，两败李成栋，使清军屯兵数月，无法前进。加之广东抗清义军蜂起，李成栋被迫回师镇压，东路危解。北边，何腾蛟、郝摇旗联合各路援军，于十一月在全州大败清军，"斩级无算，获名马骆驼而还，诸帅连营阁道亘三百里"①。清军败退回湘南。顺治五年（1648年）正月，据守江西的降清明将金声桓、王得仁，闰三月据守广东的降清明将李成栋与养子李元胤，因怨恨清廷处事不公，授官太

①　《小腆纪年》卷十四。

小，先后举兵反正，湖广震动。永历政权乘机大举反攻。李过、高一功率部东下，攻克宜城、松兹、澧州、益阳、湘潭、湖乡、衡山等地。何腾蛟、瞿式耜兵出广西，连下靖州、杭州、武冈、宝庆、常德、永州、衡州等地，合围长沙，前锋直达汉水北岸，湖广大部分失地被收复，抗清局势大为好转。然而这种有利的局势并没能持续很久，战局很快又急剧恶化。原因有二：其一是永历朝廷内部党争激烈。随李成栋反正的官僚自称"反正有功"，他们与朝中大臣金堡、刘湘客、了时魁、蒙正发、袁彭年以及桂林留守瞿式耜联合结为"楚党"。跟随永历帝东逃西躲的诸臣自称"扈驾元勋"，他们内援左都掌锦衣卫事马吉翔，外倚镇守广西浔、梧的军阀陈邦傅，结为"吴党"。两党互相攻击，各图私利，根本无暇顾及将胜利局面继续扩大。其二是拥兵驻守各地的将领互不协作，经常为争兵争地争饷互动干戈，尤其对战斗力较强的大顺军，官军肆意排挤刁难，乃至分化改编。这样就使抗清力量大大消弱。在永历政权专注内争、无意外顾之际，清廷乘机调兵遣将，实施反击。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清兵攻破南昌，金声桓、王得仁败死。同时，何腾蛟也在湘潭兵败被俘，不屈遇害。二月，李成栋兵溃信丰，南逃渡水时溺死。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尚可喜攻克广州，广东陷落。同月，孔有德击破桂林，瞿式耜被俘殉难。与此同时，大顺军杰出将领李过病死，高一功阵亡。各部因连续战败，兵力大损，被迫西撤，先后辗转进入荆、襄、巴东。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清军攻克梧州、柳州。九月，陈邦缚举浔南之地降，永历帝由浔州狼狈逃往南宁。至此，永历政权土地、军队丧失殆尽，再也无力支撑。正在这时，大西农民军余部又出现在抗清前线，并扶持起永历政权，掀起了新一轮的抗清斗争。

张献忠牺牲后，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军率领由川北南下，在川南、贵州、云南地区坚持斗争。他们借大顺军与永历政权浴血奋战，清军无力西顾之机，积极进行政权建设，大力整顿、训练军队，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经数年经营，建立起一个强大稳固的抗清基地。大西军在顺治六年正月即已向永历朝廷提出了"联合恢剿"、"合师北拒"的建议，但永历朝廷由于内部严重分歧，迟迟没有答应。直至顺治八年（1651年）五月，永历帝在走投无路之下，才接受这个建议，并封孙可望为秦王。顺治九年（1652年）三月，孙可望迎永历帝入黔居于安隆所。

顺治九年（1652年）三月，为抵御清军进攻，大西军兵分两路北伐抗清。西路有步骑六万，由刘文秀率领，进攻四川，东路有步骑八万，由李定国率领，兵出湖广，抄袭广西。刘文秀开始进展很顺利，一路势如破竹，连下叙州、沪州、重庆、成都，收复了四川　大部分失地，但保宁一战，因轻敌麻痹，战术错误，被吴三桂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后收集残部，退回贵州。李定国一路则所向披靡，战果辉煌。四月攻克黎平。五月连陷沆州、靖州、宝庆。六月出祁阳，下全州、严关。七月四日攻克桂林，督师桂林的清定南王孔有德自焚身亡。随后李定国分兵略地，很快夺取了平乐、梧州、柳州、南宁等地。九月，李定国挥师北上，连下永州、衡州、阳山、连州，直取长沙，又东进江西，先后攻占永新、定福、永宁、龙泉，兵锋直逼吉安。"兵出凡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将三千时，军声大振"①。大西军的节节胜利，使清廷大为震惊，急派敬谨亲王尼堪率兵十万，直扑长沙。李定国避敌

①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

锋芒，主动撤出长沙，在衡州设伏，大破清军，阵斩尼堪。至此，李定国"两蹶名王，天下震动"①。

然而，令人痛惜的是，大西军的辉煌胜利也很快为其内部争斗所葬送。

孙可望为人野心勃勃，权势欲很重。永历帝到达贵州安隆以后，即被他控制，"生杀予夺，任意恣肆"②。并在一些投机官吏的唆使下，"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位。"③而李定国在前线的巨大胜利，使他感到很大压力。他害怕李定国功劳太大，声望高出己上，不易统辖。遂擅自破环原定作战部署，率领留守军队上前线争功。衡州战役后，孙可望约李定国至武冈议事，阴谋加害。李定国闻之为顾全抗清大局，引兵退回广西，转攻广东。李定国部队一撤，清军即乘机反攻。孙可望在宝庆遇清兵大败，退回贵州。湖南所复州县，又重被清军占领。

孙可望宝庆战败，丢掉湖南以后，野心丝毫未减。他一面派关有才部驻广西田州，扼李定国退路，一面任意杀戮大臣，准备废永历帝自立。永历帝给李定国送去血诏，要其迅速前来救驾。时李定国转战两广已三年有余，因失去后援，兵力日益减少，被迫退保南宁。接到血诏后，他即率余部六千人向贵州进发。驻守田州的关有才部一触即溃，大部投降。顺治十三年（1656年）正月二十二日，李定国到达贵州安龙。孙可望派驻安龙的白文选因对孙可望所做所为不满，便与李定国合作，将永历帝从安龙迁往昆明。这时，孙可望率部尚在黔东，留守昆明的部队都归附了李定国。消息传来，孙可望恼羞成怒，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八月以十万大军大举进攻李定国。孙可望的倒行逆施，引起其部下极大义愤，临阵纷纷倒戈。孙可望走投无路，狼狈逃往长沙，投降了清军。

孙可望降清以后，泄露了大西军的全部军事机密。顺治十五年（1658年）春，清军分三路占领贵州。十月，又三路出兵，进攻云南。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三日，吴三桂率清军攻陷昆明，永乐帝西逃大理、永昌、腾越。李定国在磨盘山（云南马龙县西北）设伏，准备歼灭尾追清军，但由于南明降官告密，大西军损失惨重，伏击失败。李定国撤往孟艮，永历帝逃入缅甸，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吴三桂派兵入缅，十二月初三月，俘获永历帝。次年三月返回昆明。四月以弓弦将永历帝绞杀于市。李定国闻讯，悲愤交加，于同年六月二十七日病逝于勐腊。

永历政权失败后，大顺军仍在坚持抗清。郝摇旗、刘体纯、袁宗第、李来亨（李过之子）等进入荆襄和川东地区以后，联合当地南明武装，组成夔东十二家军。经数年艰苦战斗，他们在大巴山、巫山、武当山、荆山四大山系之间，开拓出一块根据地。"来亨等势稍振，屯耕山田，岁收麦粟草绵，供粮食衣履，亦私遣人市盐铁荆西，居民或与往来市贩，来亨等亦不夺掠。"①他们还"招集流亡，开荒减租，革盐弊，民翕然归之"②。队伍很快由几万人扩大到几十万人。他们经常主动出击，不断打击清军。顺治十五年，清廷分兵三路进攻云贵期间，为牵制清军力量，十三家军曾两次由水路围攻重庆。

①　黄宗羲：《永历纪年》。

②　《安龙逸史》卷下。

③　《安龙纪事》。

①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来亨传》。

②　清光绪《大宁县志》。

大西军失败和永历政权覆灭后，清军于康熙元年（1662年）十二月分兵三路围攻十三家军。次年八月二十五日，双方于巫山会战，经十二昼夜激战，十三家军大败。不久，刘体纯、郝摇旗、袁宗弟等主要将领先后牺牲。李来亨率部退守兴山县茅麓山，与清军继续顽强鏖战。康熙三年（1664年）八月初五，清军在叛徒引导下攻进山寨。李来亨因粮尽援绝，自焚身亡。

把抗清斗争坚持到最后的是郑成功的海上武装。郑成功是郑芝龙之子。

郑芝龙降清时，他哭谏不听，遂起兵抗清，自称招讨大元帅。他以厦门为基地，联合张煌言、张名振等曾多次北伐和南征，有力地支持了永历政权，被封为延平郡王。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月，郑成功亲率大军强渡台湾海峡，打败荷兰侵略者，收复了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塽出降。至此，南明政权的最后一个残余势力灭亡。

十、结语明朝自洪武元年（1368年）建立到弘光元年（1645年）南京陷落，共计278年。我们之所以将明亡定于弘光元年，是因为明朝从来就实行两京制度。北都陷落后，南京仍然是明朝的都城，南京弘光朝廷仍得以向大半个中国发号施令。而以后建立的鲁王、唐王、桂王政权则不同了，它们偏据一隅，影响力有限，明遗民也并不完全尊奉各位君主，而此时清朝则已控制了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明朝代替元朝而起，一度生气勃勃，建立了又一个震撼东方的大帝国。

朱元璋所建立的种种制度，虽然几经周折，但它确保了明朝政权的延续，这制度本身有一种自我节制力，而整个明朝政治，也一再自我调整更新。事物有始则有终，明朝灭亡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但是，明朝灭亡所留下的历史遗憾，不正令我们深深思考吗？一个好端端的制度怎么就败坏了？峻法威令怎么就不行了？如果李自成又建立一个新的强大朝廷，历史将怎样发展？清人入关的功过怎样评说？中国注定要从明亡以后逐渐落后于世界历史潮流吗？

历史不能重复，也不能假设，更不能比附。但历史有自身的规律。这规律正是后世得以用来借鉴的。

明代 第072卷 明代经济史

【本卷提要】

本书是一部简明明代经济史。作者根据历史跳动的脉搏，将明代经济的变革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着重论述了明初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明中叶的土地兼并与赋役改革、明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明末财政危机和农民起义军的经济政策。并自始至终围绕着人口、土地与赋役制度三个主要方面，考察了明代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及其基本特征。指出从传统的单一经营逐渐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种经营，是明代社会经济发展中最有意义的变化，是农业经济结构开始调整的明显表现。也是中国由古代社会逐渐向着近代社会转型的生动反映。中心突出，层次清晰，观点明确，行文流畅，努力做到深入浅出，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较强的可读性，有助于读者进一步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明代经济概述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内，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哲学和其他各种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经济基础来说明。因此，只有首先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情况，然后才能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同样，只有首先深入了解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貌及其主要特征，然后才能更好地了解明代的政治、军事与文化的运行轨迹。研究明代经济史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它是整个明朝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和中心环节。

明朝，从公元1368年建国至1644年灭亡，为时276年。它上承秦、汉、唐、宋、元，下启有清一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继往开来的重要王朝。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晚期。这一时期政治混乱，思想裂变，文化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有这些都与封建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封建经济，自秦汉数千年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在封建国家的严密监控下，以种植粮食为主体，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以生产自给为目的，经营方式落后，农民年复一年重复简单劳动，所得很少，而赋役负担无穷。由此造成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缓慢，封建财政主要依靠赋税剥削，国家经济实力低下，农民始终摆脱不了贫困。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发展缓慢，不等于停滞不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区域，由于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差异以及政治形势的影响，其发展速度亦有不同。有的区域比较发达，有的区域较为落后；有些时期发展较快，有些时期较为缓慢。总趋势是不断向前发展。进入明代以后，社会经济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明代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是否还是高于唐、宋？中国由古代社会逐渐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变革是不是始于明代？这些都是明代经济史研究中必然碰到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在中国封建时代，所谓社会经济，说到底是农业经济，手工业和商业的收入在整个国家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少。而所谓农业经济，主要是粮食作物生产，经济作物甚为有限。而粮食生产，则主要取决于人口和土地的开发。为此，要把握明代经济的发展脉络，就必须紧紧地抓住农业经济结构的变化这根主线，从农村人口流动、土地利用和封建王朝赋役政策调整诸方面，进行多层次的探讨。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以为明代经济同以往相比，确实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其突出表现是：经过明初的人口大迁徙和土地大开发以及赋税征收方式的不断改革，农业经济结构逐步由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种经营。从而诱发了明中叶以后以东南地区为先导的农村人口大分化、大流动，大批劳动力从粮食生产中分流出来，或就地"迁业"，从事商业性农业，或流入市镇从事各种工商业活动，于是削弱动摇了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开辟了道路。并由此奠定了近现代中国农业与工商业经济，以东南沿海地区为最发达的基本态势。具体说来，明代经济的发展变化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洪武元年（1368年）开始，至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以前为止的80多年，为社会经济的重建时期。这一时期的重点是建立典章制度，移民垦荒，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以实现"田野辟、户口增"。当时，由于元末以来连年战争，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死亡、逃散，土地大片荒芜，使明王朝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很不利于政权的稳固。为了医治战争创伤，与民休养生息，缓解社会矛盾，巩固新生政权，明太祖朱元璋在继续为完成统一大业而进行南北军事征战的同时，果断地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以"田野辟、户口增"为目标的复兴社会经济之上，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其中，主要有：组织军、民、商大力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交通；整理赋役制度，调整生产关系；实行田赋部分"折包"与田赋减免。同时，积极进行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以及有限度的对外经济贸易。总的说是开荒种田和经济立法。从而使社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并有新的发展，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为有明一代的经济政策定下框架，构筑了基本思路。明成祖即位以后，在恪守"祖制"的前提下，加快边区建设，积极开拓海外贸易，进一步开创了繁荣盛世的新局面。但是到了永乐后期，由于大造宝船、出兵安南、迁都北京，大大消耗了国家的物力，阶级矛盾开始尖锐起来，社会经济也逐渐由迅速恢复、发展，而转入缓慢发展之中。第二阶段，从正统十四年八月"土木之变"开始，至正德末年为止的70余年，为社会经济陷入徘徊和进行赋役政策调整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是法制开始破坏，土地兼并激烈，农民大量逃亡，社会生产发展缓慢。明朝兵败土木堡，标志着明初繁荣富强、"太平盛世"时代的终结。随之而来的是，朝政日非，国力衰退，社会动荡，农民逃亡的现象日益严重，明初开垦的土地，不少再度废弃，封建财政发生困难。封建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的享用与国家的财赋收入，由皇帝本人带头与"贫民较利"，在农村广建"皇庄"，加征赋税，并进一步扩大田赋折色范围。于是官僚、地主、宦官"乘时射利"，大肆掠夺官民田地，土地兼并之风由此盛行，农民大批破产。于是，中国农村在明初大量逃民尚未还乡复业的情景下，又出现了新的人口流动，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同时出现大规模的流民运动，农业生产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国家赋入无从所出。地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了维护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保障赋役征发，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首先在国家财赋重地江南进行赋役改革，减轻了百姓的一些负担。从而使农业生产又逐渐得到复苏，手工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市镇开始兴起，整个社会经济慢慢地出现了一些新的面貌。

第三阶段，从正德嘉（靖）之交开始，至万历中期的70多年，为社会经济形态出现新变化、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商业性农业获得空前大发展，农业人口减少，工商业人口猛增，农业经济结构出现历史性的变革。自正德末年起，农民大规模四出逃亡的现象已经有了转变。代之而起的是，由东南沿海地区农民首先自发进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或纷纷从农村流入城市，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工商业；或就地"迁业"，弃粮他种，发展商业性农业，大种经济作物、大力发展家庭手工业和各种加工业。这个新动向表明：经过明中叶以来的长期动荡起伏，社会秩序已渐渐趋向相对稳定，经济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标志为：随着人们"本末"观念的更新，商品意识增强，商业性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商业日趋繁荣；手工业中的某些生产部门隐隐约约地闪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曙光；新兴市镇大量涌现，工商业人口大增，城乡市场网络开始形成；随着"海禁"的解除，民间海上贸易得到新生。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农业经营方式发生历史性变革，出现富裕农民的规模经营，集约化程度提高。这种发展势头的到来，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是国内大局比较平和，除"南倭北虏"的骚扰之外，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使社会经济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发展环境。南方农、工、商业得以继续稳步发展，湖广、四川等地迎来了新的机遇，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区。特别是广大北方地区，生产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华北平原的发展更为突出。南北之间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北方部分地区水稻的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二是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赋役改革。"一条鞭法"，从嘉靖初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试行，虽因有利有弊，而时行时止，但一些地区的赋役改革并没有停止，仍在不断探索之中。至万历初年张居正进行政治、经济综合改革，"一条鞭法"终于在全国得到全面推广，这是明中叶以来赋役改革的继续和发展。赋役实行合一、"计亩征银"，使生产关系得到一些调整，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更为松懈，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同时，赋役实行折征银两，简化了项目，有利于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型，又反过来激发了商品经济生产的发展。另外，这一时期高产粮食作物蕃薯和高效经济作物烟草的引进，也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前者，由于对土质的适应性广泛，使各类土地得以充分利用，省时省工，为更多的农村人口投入工商业活动提供了可能。而后者的高利润，则刺激着更多的农民弃粮种烟，使粮食作物的收入在农业中的比重开始下降。这些也加快了农业经济结构的变革进程。

第四阶段，从万历中期开始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为止的50多年，为社会经济滑坡、王朝财政崩溃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是，连年战争，政局混乱，土地兼并恶性膨胀，国家财政崩溃，人民群众更加贫困，社会生产又遭到严重破坏。万历十年张居正一死，明神宗就迫不及待地扼杀了这场颇有生气的社会变革，使一切改革成果付之东流。社会故态复萌，阶级矛盾再度紧张尖锐。首先是官僚地主加紧掠夺，贪污盛行，侵渔成风，霸占田地，使明中叶以来的土地兼并现象恶性发展，形成了土地空前高度集中，农民纷纷破产，中国大地再次出现了人民大逃亡的惨象。结果又是田园荒芜，生产凋敝，国匮民穷。其次是"赋入则日损，赋出则日加"，国家财政陷入绝境。从万历十四年开始，统治集团内部为了册立皇太子问题，发生了延续近30年的"国本"之争；为了权力分配，"党争"无休无止。与此同时，又进行平杨应龙、平嗦拜和援朝抗倭战争等"万历三大征"，总计耗费银子1000多万两，于是国无蓄积，而民不得食。明神宗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欲望、维持皇室的高额消费、不顾臣民的强烈反对，从万历中期起派出大批太监为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督领"开矿榷税"，实则搜括民膏民脂、榨取商人血汗，时称"矿税之祸"。自是民穷财尽，商旅不通，成为万历一朝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万历后期，后金（清）发动辽东战争、明军丧师失地，而军饷骤增。为了支撑明朝在辽东的败局，于万历末年接连三次加征全国田赋银，名为"辽饷"。崇祯时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又加派"剿饷"、"练饷"、与"辽饷"一起并称为明末"三饷"加派。可悲的是，"三饷"加派除了加重人民的负担之外，并未能改变明朝在辽东的失败命运，更阻挡不了明末农民起义军气壮山河，攻占北京，推翻明王朝的磅礴气势。

综上所述，在明代经济发展中，以下几点是最突出的：明初大规模调军、移民、募商垦荒；东北、西北等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各种具有近代城市性质专业市镇的勃兴；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赋役改革；从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开始的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等等。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都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当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以上所说恐是挂一漏万，错误不少。敬希指正。

二、明初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一）明朝建立后的经济形势明朝，是在元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经济颓败，民不聊生。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全国反元大起义爆发。一时，群雄并起，纷争天下。--至正十二年二月，南直隶定远县（今安徽定远）郭子兴，见群雄四起，元朝大势已去，以红巾为号，在濠州（今安徽凤阳）发动起义，进行反元斗争。同年闰三月初一日，朱元璋到濠州加入郭子兴的"红军"队伍，并很快成为一名杰出的领袖人物。郭子兴死后，朱元璋代领其军。他顺民心，应潮流，以统一中国为大业，招集人才，扩充部众，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先后消灭劲敌陈友谅和张士诚。经过15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得有江南半壁河山，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日，在南京称帝，建国号"明"，建元洪武。史称明太祖。明王朝的建立，无疑是明太祖朱元璋在统一中国的道路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但这仅仅是走完了第一步，在他面前还是荆刺丛生，困难重重。政治上，全国大部分地区皆非其所有。东南的福建、两广，西南四川、云南、贵州，西北、华北以及东北等地，仍然控制在元王朝手里。就是元王朝的政治中心大都（北京），亦仍为它所盘踞。统一中国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在经济上，明太祖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

全国反元大起义的吼声，震撼了神州大地，沉重地打击了元王朝的统治秩序。阶级关系从此重新进行组合和调整。这场大起义也随即为军阀割据战争所代替。在南方的军阀中，除朱元璋的"西吴"政权以外，力量比较强大的有：割据浙东的海上武装集团方国珍；割据湖广、江西诸郡县的"大汉"国陈友谅；建国四川重庆的"夏"政权明玉珍；立都苏州的东吴"大周"国张士诚。其中，陈友谅兵力最强大，张士诚经济最富庶，是朱元璋在江南的两个大敌。各地军阀的所作所为，虽然各有不同。有的无远图之志，专好女子玉帛、良田美宅；有的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恃强骄矜，缺乏雄才大略，不能深谋善断。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特点：为了武装割据，争夺天下，都力求扩充自己的实力。为此不断征兵筹饷，"常加赋横敛民财"。甚至公开抢掠，残害人民，破坏生产。而元王朝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地位，也日益加紧盘剥百姓。朱元璋虽然比较注意军纪，收拾人心，但他为了争得天下，也不得不时时征发劳役，加赋于民。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斗争形式。它是敌我双方最残酷、最激烈的斗争手段。它的性质虽有区别，但其本身都会对生产、生活设施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带来不同程度的直接破坏。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使时局变动更加混乱和动荡，同时形成两种战争。一种是军阀之间的战争，一种是军阀与元王朝之间的战争。元末形成的这两场战争，如果从元朝至正八年（1348年）十一月方国珍起兵海上算起，至朱元璋灭"大汉"，取"大周"，称皇帝为止，前后历时近20年。朱元璋称帝以后，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又进行了多年的南北征战。连年战争的结果，留下的是城乡各地人民大量伤亡，土地荒芜、禾稼尽废，经济萧条，到处是一片荒凉景象。

在"大汉"国陈友谅占据的区域内：元朝至正二十五年（1355年）五月，朱元璋以湖广荆、襄初平，调浙东提刑按察使章溢为湖广按察佥事。章溢到湖广，见所在"多废地"。荆州白水镇，由宋元时"居民万家"，至元末明初成为一片废墟①。洪武三十年二月，湖广常德武陵县民奏报："武陵等十县，自丙申（至正十六年）兵兴，人民逃散，虽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②。江西，未归入朱元璋版图以前，"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③。著名瓷都景德镇，唐宋以来已是一个颇为发达的手工业重镇。元末以兵火破坏，灾荒疫疠，人民十死八九，房屋悉为灰烬，田园荒芜，道路阻塞，十里五里绝无人烟。瑞金，原有民户在籍者6193　户。元末战争以来，亡绝过半，田多荒芜，租税无所从出④。

在"大周"国张士诚割据的地区：自赵宋以降，素以财赋重地和工商业发达著称的江南苏、松、嘉、湖地区，元末战争以后为张士诚的辖区。在他入据时，还是称"吴中富庶，可以立国"。他也因此得以"兵粮饶足，雄视一时"。到了元末明初，连最有名气的苏州城，都变成冷冷清清。成、弘时吴人王锜描述说："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士诚）之据，天兵（明太祖军队）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南京、中都凤阳、北京），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萧然，先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迄成化年间，始"见其回若异境"①。浙江湖州乌程县名镇乌程，经过元末战争的破坏，"民庐、寺观、书馆举为煨烬"②。

即使是在朱元璋经营的区域内，情况也相差无几，"百里无几家，但见风尘起"。颍州，因长期战乱，民多逃亡，城野空墟。泗州，至明朝建国以后，亦是如此③。临濠为朱元璋老家。洪武四年三月，朱元璋说：兵革之后，中原民多流亡，而"临濠地多闲弃"④。同年五月，他又说："惟尔两浙，自归附以后，民力未苏"⑤。至洪武七年，朱元璋以临濠为吾乡里，兵革之后，人烟稀少，田土荒芜，令移民往耕。

广东、广西两地，由于元将何真、阿思兰等人拥兵割据，生产同样极大破坏，民不堪命。洪武元年二月，明太祖命廖永忠等率领由海道取广东时，谕其曰：两广之地，远在南方，彼此割据，民困久矣。

在西南地区，明玉珍父子占领的四川，多是"荒芜不治"之地。经过明初大力恢复以后，不少地方经济仍待复苏。洪武二十年三月，汉州德阳县知县郭叔文上书朝廷，说："四川所割州县，居民鲜少，地接边徼，累年馈饷，舟车不通，肩任背负，民实苦之。成都故田数万亩，皆荒芜不治，请以迁谪人开耕，以供边食，庶少纾民力"①。直到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四川都指挥同

①　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3　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③　《明太祖实录》卷六五。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六。

①　《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

②　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3　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三三。

④　《明太祖实录》卷六二。

⑤　《明太祖实录》卷六五。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一。

知徐凯还奏言：汉州地广民稀，宜发军士往彼，屯种自食。太祖从之②。在元朝贵族梁王把持的云南，也是"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③。

在元王朝统治的心腹地区北方，元末饱经战乱；明朝立国以后，随着战场由南向北转移，连年干戈不息，硝烟弥漫，"地多荒芜"，社会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不胜凋敝，"遗骸遍野"④。

山东、河南，原是北方两个大省，人口众多。元末以来，人民大量死亡，变为"多是无人之地"⑤。河北等处也不例外。洪武元年七月，明太祖对新任命的北方守令说：新附之邦，生民凋瘵，若不加以安养，必将再次流离失望。同年十二月，明太祖命宋冕为开封府知府，指示他说：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⑥。三年六月，山东济南知府陈修与司农官上疏言：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宜召乡民无田者往辟⑦。同年三月，郑州知州苏琦上言时政，说："自辛卯（元至正二十三年）河南起兵，天下骚然。兼以元政衰微，将帅凌暴，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⑧。裕州，至永乐元年还是"地广人稀"⑨。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疏言：今河北诸郡，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⑩。

西北地区，洪武三年指挥使甯正到河州时，所见是"城邑空虚，人骨出积"①。

大体说来，人口稀少，土地荒芜，是元末明初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②。"人民凋敝，土地荒芜，失业者多。盖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③。朱元璋说的这两段话，既充分概括了元末明初的经济萧条状况，又充分说明了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

人烟断绝，土地荒芜，生产凋零，不仅是人民的灾难，也是对新生的朱明王朝的致命威胁。明太祖这位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勇敢地面对现实。在依靠武力打天下之后，继续担负起历史重任。为了尽快改变民无宁居，耕稼尽废，粮食匮乏的局面，以稳定大局，巩固政权，他雷厉风行，采取措施，与民休养生息，积极恢复社会经济。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六。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

④　《明太祖实录》卷五五。

⑤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

⑥　见《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⑦　见《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⑧　见《明太祖实录》卷五○。

⑨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⑩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五六。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二）明朝政府恢复社会经济的主要措施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政治、文化、军事才能发展起来。

明太祖朱元璋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出身于农民的皇帝，其经济思想有两点颇足称道。第一，由于他出身农民，而且"幼而孤贫"，亲历田里，饱受艰难，了解民间疾苦。所以能比较自觉地认识到，"四民之中，惟农最苦"①。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首先必须解决农民的困苦，与民休养生息。第二，"养民者必务其本，种树者必培其根"②。与民休养生息的根本任务，在于发动群众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早在建国以前，他就对中书省的官员说过："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③。衣食之本，在于农桑④。只有发展农桑，解决百姓的吃、穿问题，国家才能立起来。否则，一切就无从谈起。在封建社会，户口的兴衰和土地的利用，是影响农桑发展的两大要素，也是衡量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是否发达的两个主要标志。建国伊始，明太祖立即提出以"田野辟，户口增"，作为恢复整个社会经济的根本任务。并围绕着实现这个中心工作，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有效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有开垦荒地、兴办水利交通、制定赋役政策、田赋"折色"和减免夏秋二税。

1。发动军民垦田这个措施，包括移民垦荒、军队屯田和商人屯田。是明初恢复社会经济各项措施中最主要的一项。

移民垦荒，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发展生产，而经常采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朱元璋也沿袭了这种做法。他坚决运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威力，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空前大规模的移民垦荒运动，从而造成农村人口大移徙和土地大开发。元至正二十七年十月，迁苏州富民实濠州。明初移民垦荒运动自此开始。洪武三年五月，在河南设司农司，议计民授田，负责移民垦荒诸事务。三年六月，迁苏、松、嘉、湖、抗五府无田之民4000　户往耕临濠，就所种田为己业。由官府资助耕牛、种籽、舟车和粮食，三年不征田租。同月，又命北方农村无田之民开垦近城荒地，每户15亩、菜地2亩。有余力者不限顷亩。皆三年免税。四年三月，移山后之民17000　户耕田于北平。六月，又徙山后民35800　户入籍北平卫、府，为军者给衣粮，为民者以田耕。后再徙沙漠故元遗民32000　户赴北平耕种。前后计立屯254，垦田1300　余顷。九年十一月，徙山西及河北真定等处民无产业者往凤阳种田。十五年九月，迁广东番禺、东筦、增城元将何真所部降民24400　余人于泗洲屯田。二十年十月，命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耕云南。二十一年八月，徙山西泽、潞贫民往河南就耕，给钞备农具，三年不纳税。二十二年四月，迁江南苏、松、杭、湖、温、台诸府民无田者往滁州、和州等处开耕，赐钞购农具，免租税三年。九月，召募山西地狭民稠府州县之民赴北平、山东、河南旷土耕种。二十四年七月，移江南诸处富民14300　余户填实京师（南京）。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六。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

二十五年二月，徒山东登、莱诸府贫民无产业者5635　户入东昌等处编籍耕种。八月，给山西兵民10　万人，每人钞30　锭，令置耕牛开荒。闰十二月，令户部遣官赴湖广、江西诸郡县买牛22300　余头，分给山东屯种贫民。

洪武以后，继续执行明太祖的移民垦荒政策。如，建文四年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赐钞备农具，五年免征税粮。永乐元年八月，发流罪以下者垦田北京。又迁苏州等十府、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二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至北京务农。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开垦荒地，三年免税。

以上这些，仅是一些全国性的或影响较大的移民。另外，还有江南向江北移民，江、浙省内各地的移民，湖广向西南云、贵、川的移民，特别是山西向北平、河南、山东等处的移民，山东省东西部之间的移民，以及内地向边疆地区的移民、某些边境地区向内地的移民。次数繁多，不胜枚举。

军队屯田与商人屯田，目标与移民垦荒一致。但方针政策、管理体制与具体运作，则有些不同。

军队，是明初垦荒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军队屯田，最早始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一月立民兵万户府，令军士于南京龙江诸处屯田。"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令军兴屯的目的是为使兵粮自给，减轻百姓负担。经过数年实践，军队屯田经济效益显著。到至正二十三年，康茂才所部得谷15000　余石，除给军饷，尚余7000　石。朱元璋下令嘉奖，并为此再次申明将士屯田之令，命自今为始，诸将务必勤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使兵食充足，而国有所赖①。从此之后，军士屯田便在全国军队中广泛而有秩序地开展起来。首先，是命诸将分赴各地重兵屯田，把屯田作为长治久安的大事认真抓好，切不可坐食民租，务得兵有养而民力不劳。其次尽心制定实施细则，视地理险易确定屯、守比例、屯田科则和各项奖罚措施。大体上是，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也有四六开或五五开的。军屯的地区，总的说来是边区多，内地少。每人授田50亩，供给耕牛、农具，每亩收租（子粒）一斗。洪武二十一年十月，命五军都督府更定屯田之法，凡卫所系冲要都会及王府护卫军士，以十之五屯田，其余卫所以五之四屯田。二十七年六月，命辽东定辽等二十一卫军士自明年起俱令屯田自食，以纾海运之劳，减轻江南的税粮运输。洪武以后，为了坚持兵食自给，又做了一些新的规定。建文四年九月，命五军都督府移文各都司，令卫所屯田的洪武旧制，卫由指挥一人，所由千户一人专职提调，由都指挥负责督察；年终向朝廷上报屯田所入之数，以稽勤怠。同时正式定立科则：每军田一分（50亩），收正粮12　石，贮于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永乐二年，定屯田官军赏罚条例：以每年食米12　石外余6　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凡屯军年60　以上及残疾、年幼者，令耕种自食，不受此赏罚条例限制。宣德、正统以后，"屯政稍弛"，军屯开始衰败。

商屯，即由商人纳米输边，换取盐引。"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后来有些盐商在边境招人垦田，就地纳米饷边。商屯在明初的屯田中不占主要地位。数量最多的是移民垦荒和军士屯田。移民开荒、军队种田和商人"开中"，都是屯田，即《明史·食货志》所说的"军、民、商屯田"。它们在明代田土制度分类上，都属于"官田"。

①　以上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移民和屯军的任务，都是参加开荒屯田。其主要区别是，授田的亩数和科则不同；民屯多分布于内地，军屯集中于边区；军屯的考核制度比较严格，民屯没有具体规定；民屯由府州县管理，军屯领之卫所。生产资料均由户、工二部统筹。至于商屯，则多由户部综理。

移民、调军、募商大兴屯垦，自始至终都是在封建国家的直接策划下，依靠政权力量，有计划、有组织、分阶段进行的。它是集恢复经济、巩固国防、稳定社会秩序于一体的一项系统而又极其复杂的巨大工程。明朝决策者之所以在建国伊始实施这样艰巨的工程，完全是时势使然。洪武初期的经济形势，前已叙述，于此不赘。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退居塞外的残元势力卷土重来，彻底根除各地"群雄"的残存势力，建设京师以及加强对周边各个少数民族的控制。永乐朝，经济上的问题主要是"靖难"之役对河北、山东等地的严重破坏。政治上与军事上，仍是蒙古贵族势力的威胁，以及大力建设新都城北京。进入宣德，全国经济业已完全恢复，国内大势已趋稳定。由于各个时期的形势与任务不同，移民、调军垦荒的规模和对象、去向也有很大的差别。"太祖时徙民最多"。成祖时已大为减少。迄宣宗登位，"天下郡县人民版籍已定，产业有恒"，大规模的垦荒运动基本结束。"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①。

移调的对象与去向不明，表现得更为清楚。

明太祖在位时，加入垦荒屯田的对象，主要为以下三大类。

第一类是被认为威胁明朝政权的敌对分子。如，故元官吏将士及塞外边民、群雄的降兵降民、罪犯和江南诸府的豪强地主。明太祖对这类人又采行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的政策。故元官兵与塞外边民，从洪武元年至五年被迁徙的约有50　余万人。多数是移入京师（南京）和北平诸府州县开荒种田。其中，边民内迁包容双层用意：减少北元入犯时以边民为内应的危险性；使各族人民杂居，以汉文化同化之，达到民族融合之目的。张士诚、方国珍等"群雄"势力，以及江南豪强地主，从洪武元年到五年被迁者约为36000　余人，主要是迁入南京和临濠屯种。意在使他们从此失有原有的政治影响及财富，即便于就近监控他们，又借以充实京师和繁荣明王朝的发祥地。罪犯及其家属，大多是发往西南和辽东，用以戍边和开发边区经济。第二类是缺少田产的贫民以及遭受兵火劫难、赋役剥削和自然灾害而破产颠沛流离的流民，移向主要是由人稠地狭的"狭乡"，迁入人稀地广的"宽乡"；由经济比较发达的内地，移入经济落后的边区，以使地尽其利，而民有恒业。第三类是军队。他们多数是移调边区。如，洪武十六年到二十年移戍的13　万人中，就有近6　万人开入云南屯田。对以上各类的政策，虽有不同，但其出发点则一，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的：消除敌对势力，巩固新生政权；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供给。就人数与作用而言，贫民、流民、军士是构成屯垦的主体，恢复社会生产的基本力量。

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的经济状况千差万别；元末以来遭受战争破坏的程度也不一样，调动军队和移徙人民开荒种田，自然也不能离开这个大框框。在这个问题上，朱元璋等人可谓处置得当。既时刻不忘敌对势力的威胁，又紧紧把握住恢复经济这个中心任务，坚持政治、经济两手抓。对此，只要看封建朝廷部置的人口移动的区域，就一清二楚了。洪武时，移出居民最多的

①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是元明交替时战乱较少和民稠地狭的山西及山东东部，有数字可计者为51万余人。其次，是与蒙古接壤的塞北地区，约47　万人，此线为消除敌对势力。再次，为原来方国珍、张士诚割据而又豪强势力强大、人口稠密的江南苏、松、嘉、湖诸府，约为18　万人，此则兼具消除敌对势力与减轻人多地少压力的双重动机。移入居民垦荒最多的是，元末战乱中罹难最惨烈、地荒人少的山东西部、河南、北平三地结合部，迁入者约100　余万人。其次，为南京，约24　万人；再次，为临濠、泗洲，计约24　万人。目的俱不言而喻。组织如此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对被移徙者说是一种艰难的转移，对朝廷说来则必须付出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为了减少迁移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明太祖依据政治、经济形势，采取从实际出发，尽可能就近移动的方针，洪武前期主要由塞北→华北，江南→临濠。中期为广东→淮南，全国各地→南京。后期为山西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北平南部、山东东部→山东西部。

到了永乐中，由于"靖难"战争延续四年，河北、山东等处土地重新荒废，人民流徙死亡；出兵安南；迁都；郑和下西洋，国家财政面临新的困难，政治形势也不同了。如何恢复"靖难"所引起的经济破坏、安抚破产农民；巩固北部边防与建设新都，就成为摆在明成祖面前的两项主要任务。于是他在继续实行移民垦荒的前提下，对移民垦荒的区域作了新的调整。此时移出人口最多的是南京，原因一是已失去国都的地位；二是人口过多，洪武末年除减去驻军尚有30　余万人，且多为民匠户。次为山西和山东东部，计为12万人左右，原因是"民户丁多"，而"多无田"。次为安南，约2　万人，意在安抚。移入最多的是北京地区，总数达30　万人左右。北京本为人稀地旷之区，同时为了建设宫殿。

明初调军、移民、募商开垦荒地，从至正十八年立民兵万户府开始迄宣德、正统间基本结束，前后历时八、九十年。洪武时移参加垦荒的人数最多，有数字可稽的移民168　余万人（实际可能在300　万人上下）。永乐时移民35万人以上（实际可能达到60　万左右）①。时间之长，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实为历来所罕见。不仅在明代，而且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章。在整个移民、调军屯垦的过程中，明太祖政策明确、规划得当、措施具体，贯彻坚决，近期效益和长远影响都十分显著。

第一、全国的耕地面积迅速大量增加。朝廷所移之民，虽有不同界别和阶层、阶级，但最大量的是贫民、流民和军士；其所从事的职业，因有为工（工匠）为农之分，而绝大多数都是垦荒务农。如，洪武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有数字可考的移民42　万人，其中仅迁入华北地区垦荒的即达38　余万人。永乐元年至七年移民17　万人，专事垦荒者为14　万人。"于时，东自辽左（东），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桎于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①。全国可耕地面积由此年年增加。洪武元年，天下州县垦田770　余顷。

二年：天下郡县垦田898　顷。

三年：山东、河南、江西府州县垦田2135　顷。

四年：天下郡县垦田106622　余顷。

①　据徐泓：《明洪武年间的人口移徙》和《明永乐年间的户口移徙》。本部分多处采用徐文的观点，谨致谢意。

①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六年：天下垦田353980　余顷。

七年：天下郡县垦荒田921124　顷。

八年：直隶宁国诸府、山西、陕西、江西、浙江各省垦田地62308　顷。

九年：天下垦田地275664　顷。

十年：垦田1513　余顷。

十二年：垦田273104　余顷。

十三年：天下开垦荒闲田地53931　顷。

十六年：垦荒田1265　余顷（直隶应天、镇江、太平、常州四府738　余顷，山西平阳县527　余顷）②。

洪武时移民最多，垦田也最多。以上总计1805164　余顷。这个数字只指两京12　省（贵州尚未建省）。而且实际当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因为有些年代缺乏记录；有的只为部分地区。自洪武十七年起没有具体数字，而此期间移民垦荒者特多（如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入华北垦荒的有42　万人）。据《诸司职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田土计8507623　余顷。"骎骎无弃土矣"。军屯，江武时为89　万余顷①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诸朝的垦田数，虽《明实录》未详细记载，但可肯定有不少数量，尤其是永乐一朝。"富国之本，在于农桑"。田野辟，农桑兴。公元14世纪下半叶至15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国，在经历了元末明初的连年战争、明初南北两京的大规模兴建、明成祖"靖难"、出征安南、郑和下西洋，以及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的冲击之后，仍能以勃勃生机，称雄亚洲，威振世界，国内"太平"，经济"富庶"；对外，"四夷詟服"，"万国来朝"。原因何在？主要就在于通过发动军民大兴屯垦，使全国户口增，田野辟，粮食足，为其提供了雄厚坚实的物质基础。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说的那样："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闢，土无莱芜，人效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供边军，餫饷不仰藉于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在封建时代，广大农民所渴望的是有田可耕和轻徭薄赋两件事。通过大兴屯垦，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土地分配的数量，也可以视为土地的一次重新分配，使土地占有关系暂时趋于稳定。广大无田之民通过移居"宽乡"，暂时有田可耕，满足了对土地的起码要求，又多享有"三年免税"的优惠，生活由此有所保障。从而也提高了农村人口的存活率，为维持简单再生产准备了必要的劳动力。军队通过屯田自给，减轻了国家的财政压力。因此，这场垦荒可以说是在人民"财力俱困"的特殊困难时期，广大军民的一场生产自救运动。

第二，从长远效果看，影响也十分深远。明代初年的大兴屯垦，布局合理。民屯，主要集中于内地"土旷人稀"之地；军屯，主要开展于边陲地区。而两者的集中点又在於北方。其中，民屯又以山东、河南等地为主；军屯，除西南外，则以西北、东北为多。总之一句话，凡是兴屯之地，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区域。这样不仅有利于缩小中国北方与南方、边区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促进相互交流，增强民族团结。而且由此奠定了清代以后中国的人口与土地布局。这是明初移民调军垦荒生产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②　以上分别见《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四八、五九、七○、八六、九五、一○三、一一○、一一六、一二八、一三四、一五八。

①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载："万历时，计屯田之数六十四万四千余顷，视洪武时亏二十四万九千余顷"。

贡献。

当然，由于是一种生产自救，重点放在垦荒，力求增加耕地面积，解决兵民的粮食供应。所以不可能讲究精耕细作，对土地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利用。在数百万的垦荒生产大军中，除了少数具有手工业技术专长的工匠移入南、北两京，专门供役于各种土木工程，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以外，其余绝大多数都是从此地农村移徙到彼地农村，由内地农村迁入边区农村，他们的身分、地位、职业都没有改变，依然被牢牢地捆在土地上，继续从事"本业"，即农业生产。土地也同样没有充分利用。经营方式亦依然如旧，基本上还是单纯种植粮食作物。参加屯垦的农民、军人、商人、罪犯、富民，俱"专以务农重粟为本"。土地与资金分配、劳力分配，用于发展经济作物的，比例极少。即使一些被移居京师附近的敌对势力分子，也是以种粮为先务。所以，这次大兴屯垦没有改变农村的单一经营方式，没有启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开发，更谈不到改变农村的经济结构问题。

2。兴修水利交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交通运输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调军、移民开垦荒地需要交通，荒地开垦之后需要用水灌溉，南方水田离不开水，北方旱地也需要用水。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大量谷物生产出来也需要运输。而元末以来，由于长期战争，水利交通设施多被毁坏，河水不通、道路阻绝，旱潦不得治，车辆不得行，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都受到严重影响。所以，水利交通就成为制约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为了使已经开垦出来的土地能及时发挥效益，不至于再度荒芜，明太祖一边大兴垦荒，一边大修水利交通，搞好农田配套工程。远在建国前十年，在令军士屯田的同一年，至正十八年（1358年）二月，朱元璋就在他的辖区内，命元帅康茂才为专领水利的营田使。他说：近因兵乱，堤防颓圮，民废耕耨。故设营田使以修筑堤防，专掌水利。今军务实殷，用度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春作方兴，虑旱潦不时，有妨农事。故命尔此职，分巡各处。使高地无患干，低地不病涝，务在蓄泄得宜①。

建国以后，他抓住重点，紧紧围绕着灌溉农田，以利交通、保护居民的安全，组织军民整修全国各地具有重大影响的江、湖、河、海。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常年不懈，在中国古代水利建设史上也都是不太多见的。其中，比较著名的工程有：洪武元年，修和州铜城堰闸，周迴200　余里。

四年正月，修治广西兴安县灵渠三十六陡，灌田万顷。二十九年再次整治，浚渠5000　余丈，筑堤150　余丈。又增高中江石堤，改作滑石坡。凡陡磵之石，悉以火煅凿，可通漕运。

六年，发松江、嘉兴民夫二万人，开上海胡家港，自海口至漕泾长1200余丈，可通海船。又修浚海盐澉浦。

八年十月，命长兴侯耿炳文督修陕西泾阳洪渠堰。由是泾阳、高陵、三原、醴泉、临潼五县之田大获其利。三十一年三月，因年久堰东西堤岸圮坏，命耿炳文等人重新督兵民修筑，凡五月堰成。又浚堰渠103668　丈，民皆利焉。八年，还征民夫15000人，开通山东登州蓬莱阁河。

九年、修四年彭州都江堰。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六。

十四年，筑浙江海盐县海堤，又发民夫20000人修黄河开封大黄寺堤。

十七年，修筑磁州漳河决堤。又开荆州岳山坝，便交通，灌农田。

十九年六月，筑福建长乐县海堤。由此长乐农田无潮卤之患，不伤禾稼，粮食大为增加。

二十三年七月，发淮安、扬州、苏州、常州四府民夫252800　余人，修筑崇明、海门海堤，计长23933　丈。海潮泛滥渐止。又发兴武等15　卫士兵及归德黄河决口。

二十四年正月，修筑绍兴府上虞县海堤4000　丈。又改造石闸。总计用工260160。五月，命于农闲时召民夫疏浚定海、鄞县东钱湖，可灌周边农田100余万顷。又修临海横山岭水闸，宁海、奉化海堤4300　余丈。

二十五年九月，疏通溧阳县银墅东坝河道长4320　余丈，计用嘉兴等府州县民夫359700人。

二十七年，再次掀起兴修水利高潮。是年八月，朱元璋派出大批人马到全国各州县督责地方官民用心修筑水利工程。他说：我曾一再命令各地兴修水利。有些地方没有及时贯彻执行，致使民受其害。今日派遣你们分往各地，召集官民，乘农闲之时，周详规划。凡是陂塘湖堰可蓄水以备干旱，排泄畅通可以防止涝患的，都要因地制宜，加以修治。切勿滥兴工役，危害百姓。同年，修浚山阳支家河。

二十八年，全国计修塘堰40987　处、河流4162　处、陂渠堤岸5048　处①。建文四年，命疏浚吴淞江。吴淞江与钱塘江、娄江，并称"三江"。水流跨苏州、松江二府，两岸港浦纵横、沟塘岐错，灌溉区域约2590　平方公里，为江南水利枢纽，与国计民生关系极大，"民间数百万石钱粮皆仰于此"。吴淞江通，则江南水患大减，而农业生产发达。否则，水患不息，而田无所收，财赋深受影响。唐、宋以来，朝廷多次命官修治。洪武末年再度壅塞，大为民患。明成祖即位，于永乐元年复命户部尚书夏原吉往治苏、松水利。夏原吉昼夜徒步勘察规划，发动民夫10　余万人，"自昆山东南下界浦制吴淞江水入刘家河，又挑嘉定西顾浦，南引吴淞江水，北贯吴塘，由刘家河入海"。又"浚上海范家浜，接大黄浦，乃流入海"②。此役计修浚41100　余丈。同年，还征调民夫疏浚山东昌邑县河渠五所，长6770　丈、各广5　丈、深5　尺。应天府句容县堤岸7170　丈。二年，改筑广西兴安县分水塘。八年，修扬州宝应县塘岸80　里。九年，修扬州泰州堤18600　余丈。修浙江仁和、海宁、海盐三县土石塘岸11185　丈。十年，征调丁夫40　万人修海门县堤岸，计18000　余丈。十三年，开浚清江浦河道。

在整治南北大运河水利交通方面。明初南粮北调，主要依靠海运。洪武末年，以辽东等处屯田成效显著，兵食可以自给，停止海运。明成祖为了解决随着迁都而引起的北京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于永乐元年三月下令恢复海运，又令开通陆运。使北京的粮食供应暂时有所保障，永乐七年计运入180万石。可是，海运与陆运均非上策。前者，运途险远，损耗数多，若遇狂风巨浪，则人、船、浪三者俱毁。后者，沿途辗转，民苦其艰。为此，永乐九年二月，明成祖从济宁同知潘叔正之请，命疏浚会通河。会通河，全长450

①　以上综合《明太祖实录》卷六六、一○一、一七八、二○三、二○七、二○八、二二一、二三四、二四三、二四七，以及《明史·河渠志》等有关材料。

②　吴静山：《吴淞江·历代治理吴淞江略史》。

里，为元代运粮故道。洪武末年因黄河在原武决口，淤塞1／3。修浚尚称方便。于是，明成祖命二部尚书宋礼等人往勘，征集山东、徐州、应天、镇江诸处民夫30　万人，历时"二十旬而工成"。自会通河开，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里，济宁至临清可通舟楫，漕船直达北京通州。不仅整修了运河，使北京的粮食供应得到满足，而且对运河沿岸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农工商生产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①。

古代的交通运输有两种。一种是水上运输，一种是陆地运输。水上运输又分海运和河运。这种运输多数分布于我国南方和南北大运河沿岸，工具是船。明朝立国之初，四川、云南诸地市易马匹，以及各少数民族酋长进贡马匹等物，皆由大江以达京师，有关部门载送悉用民船。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命武昌、岳州、荆州、归州各造马船50　艘，每艘定民夫30人，以备转送②。永乐三年六月，明成祖令浙江等处都司造船1180　艘③。在广大北方地区，则主要是依靠陆路运输。工具以牛、马、车为主。明代初年在这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明太祖在命令全国军民普遍"修治桥梁道路"④的基础上，以修通驿道为重点，在各府州县大力兴办陆路交通。驿道，主要是为军政服务，兼具各种交通运输职能，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为当时的"国道"。洪武元年正月，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凡陆站，60　里或80里，专门递送使客，飞报军情、转运军需等物。应用马、驴、船、车、人夫，俱以地理量宜设置。冲要处，或设马80　匹，60　匹，30　匹；非冲要处，或20匹，10　匹，5　匹。驴亦如是①。三年六月，为减少转运官物扰民，从监察御史郑沂奏请，令各处增加递运船数，由"民赀力之厚者充之"②。八年三月，为使驿夫安心供役，保障驿运交通，诏减各地驿传马夫田租：自京师会同馆至宿州，为驿13，西出秦、晋，北抵燕蓟，其劳最甚，田租全免。自百善至郑州，当陕西、山西二道，其劳为次，免田租2／3。自荥阳至陕西、山西、北平，为驿121，其劳又次之，免1／3③。十六年八月，兵部奏：自应天府浦子口至睢阳、驿凡11，马440　匹。每一驿上马20　匹，中马10　匹，下马10　匹。十七年十月，朱元璋指示兵部官员说：驿使所以传命而达四方之政，故虽殊域不可无也。十八年三月，以北方寒天雨雪，行路艰难，令递运牛车每辆由牛三头增为四头。二十年十月，令兵部遣使籍浙江杭、湖、严、衢、金华、绍兴、宁波及直隶徽州等府市井民富实者出资买马，充凤阳、宿州抵郑州驿马户。二十一年三月，命定凤阳、宿州及河南等处驿马人户。上等马1　匹，138　户；中马1　匹，188　户；下马，98　户。同年八月，命兵部遣使整治北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凤阳、滁州诸处驿传。驿夫凡自洪武初服役至今，贫乏者悉代之④。

①　以上材料，据《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二四、三一、七一、七四、七五、八五、九六，以及《明史·河渠志》等有关史籍。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九。

③　《明太宗实录》卷三五。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二。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②　《明太祖实录》卷八五。

③　《明太祖实录》卷九八。

④　《明太祖实录》分别见卷一五六、一六六、一七二、一八六、一八九、一九三。从洪武二十二年起，进一步采取两次重大措施，整顿驿传：二十二年八月，以有关衙门不分轻重，概给舟车，困散民力，正式制定各处水陆递运供给舟车条例，明确规定：1。凡文武官赴任，道路一千五百里以外者供给舟车；2。老疾军及军属寡妇、故官妻子还乡者给之；3。犯法至死者不给；4。宥罪为军以及军丁补给者，除赴云南、辽东、大宁等处之外，其余概不许供给①。

二十三年八月，以在外有关衙门控制不严，滥给凭证（符验），官吏不分事务缓急，动辄给驿，甚至假公济私，致驿夫劳敝，船马损乏，命悉追还凭证不给。惟都、布、按三司例外。又命更定各处都、布、按等给符验之数。具体如下：在京设二百道。

各王府及山西、北平、山东、陕西、广东、福建、辽东、贵州等处都司与布政司各给六道；云南都、布二司及陕西凉州各给十道；浙江、江西、湖广、四川、广西布政司及金齿卫各给五道。都司不给，如有军务，用快船飞报；中都留守司、各道按察司以及陕西宁夏卫各给四道；山海关、密云、水平、河州、岷州、洮州、大理、临安、普安、松潘、建昌、茂州诸卫各给三道；毕节、乌撒、永宁、普定、平越、楚雄、曲靖、洱海、五开、镇远、兴隆诸卫各给二道；各处宣慰使司及衍圣公、张真人每年来朝一次，各给二道。其余衙门及内地军卫、盐运司俱不给①。

法久弊生。进入宣德以后，各项制度开始废弛。驿传管理日益混乱，官吏横索贪污，百姓叫苦不迭。宣德三年四月，直隶清河县知县李信圭奏言：本县地广人稀，路当要冲。南北二京、直隶、浙江等十布政司及番国运送官物，俱经本县。发民挽舟，初无定数，部运之官挟势多索，逼迫无厌。壮丁尽行，役及老幼，妨废生计，不得休息。"凶威所加，莫敢谁何"②，四年二月，山东德州民奏：本州路当冲要，每遇运物官船经过，例给丁夫。"而督运者多不法，威逼有司，以一索十，以十索百，前者未行，后者踵至"。本处丁夫不足、有司无计，或执商贩、行道贫人以足其数。督运者中路逼取其资，无资者至解其衣而纵之。有为所逼迫不胜赴水而死者。在船军士，本应操舟，却袖手而坐。"所载私物，多于官物，沿途发卖，率以为常"。明宣宗闻报，命派太监到沿途搜检私载货物③。可是，太监一插手，盘剥更有增无减。宣德五年五月，兵部报告：太监经过各地驿站，"挟势索取饮食等物，非法拷掠"④。到了宣德后期，各处驿站马、驴、牛多瘦死，军多逃亡，役及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

②　《明宣宗实录》卷四一。

③　《明宣宗实录》卷五一。

④　《明宣宗实录》卷六六。

老幼男女，"昼夜未尝休息"⑤。

虽然，到了宣德末年兴办水利交通之事渐少，且道路管理出现不少问题。但从前面列举的洪、永时间兴修水利交通的做法仍可发现它有许多可取之处，有很大的成绩，也很有特点。首先，常年坚持不懈，次数频繁，规模很大。仅上举出的洪武六年修上海胡家港；八年蓬莱闵河；十四年开封大黄寺堤；二十三年崇明、海门海堤；二十五年漂阳银墅东坝河；永乐元年吴淞江；九年会通河；十年海门县海堤等八次工程，有数字可考者即为150　万人左右。其次，突出军政，抓住两头。突出军政表现为站站置驿，配备人马，专官督领，传命四方，"虽殊域不可无"，飞报军情，转运军需；接待官员；迎送使客。抓住两头，即把兴修水利交通的重点，一头放在水患频繁的江南诸府，一头放在严重缺水的西北等地。再次，因地制宜，不滥兴工，一般都放在农闲期间进行，不误农时，爱惜民力。尤其值得借鉴的是水、陆路交通布局的规划，以南北二京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四方辐射，有干线，有支线。干线，有两京至13　省的，两京至所属各府的，又有13　省至所属各府的，江北有水陆干线，江南也有水陆干线。还有专门通往边疆地区的边路。"从肃州西北行通往西域的道路，经明初修筑后，也通行无阻"。"这些交通干线与各地难以数计的一般交通线路，纵横交错，几乎深入到明朝统治的各个角落，形成一个庞大而又细密的交通网络。它联系着全国各族人民，联系着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市场。因此，这些交通线路的畅通，不仅对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发展经济、促进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也起着积极的作用"①。当然，受益最多的还是广大农村和农业生产。

以上，是明代初年恢复社会经济的第二个重要措施。

3。整理赋役制度赋役，即赋税和徭役。赋税是封建官僚、军队、宫廷的生活源泉，也是当时整个行政权力机构的生活源泉。封建极端专制主义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一旦失去赋税，封建国家机器就会立即停止运转。徭役，则是封建国家对广大劳动人民一种超经济的强制剥削。它们是封建国家对人民最主要的两种剥削方式，也是压在人民身上最沉重的两种负担。封建国家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冲突，往往引爆于此。

明王朝，是秦汉唐宋元以来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延续与发展。

其政治模式、权力结构，同以往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实质仍是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人民的工具。这就决定了它从建立的第一天开始，就是与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根本对立的位置。在它所实行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政策中，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的便是赋税和徭役两项。假如赋役剥削无度，人民群众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封建政权也就无法维持。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确保朱明王朝"久安长治"、"皇统万世不易"，始终非常注意这个问题。他曾经花了很大的精力，用了很长的时间，从各个方面对赋役制度进行了综合治理与整顿，并且收到了较为明显的效果。

赋役，不仅是当时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生命攸关的最敏感的问题，而且涉及面广，内容极为庞杂，要充分反映封建社会的户口制度与土地制度，又要考虑赋役的征发量与征收方式。因此，对于王朝决策者说来不光是简单规⑤　《明宣宗实录》卷九七。

①　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244　页。

定一个各类田土的地租额与劳役量，还要考虑如何贯彻执行，如何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加以调整和改革，使生产关系比较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朱元璋起兵以后，曾在他的辖区内实行了一套为战时服务的赋役政策，并在江西等处废除了陈友谅的苛政。建国之初又派人四出清丈土地，核定赋税。照理说，他对于赋役问题已经有相当的了解。然而，人们却看到：有关明代赋役制度的两个根本法规--赋役黄册与鱼鳞图册，却是在朱元璋进行政治改革、明朝的各种典章制度基本完成以后的洪武中期，才最后正式制定公布出来的。这既说明朱元璋对赋役问题所持的慎重态度，更说明赋役问题的复杂性。可以说，它也是明代经济史研究中难度最大的问题。

《明史·食货志》说："赋役之法，唐租庸调犹为近古。自杨炎作两税法，简而易行，历代相沿，至明不改。太祖为吴王，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县上、中、下三等，以赋十万、六万、三万石下为差。府三等，以赋二十万上下、十万石下为差。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税，曰秋粮，凡二等。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职役伏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这段文字概括叙述了明代赋役的历史继承性、发展过程、种类、内容、原则及其立法依据。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就是根据成丁人数与田土亩数，确定各家各户的赋役负担。"均适其力"，实际就是均平赋役。作为这些规定的集大成者，即是明太祖诏定的"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

赋役黄册与鱼鳞图册，是明代初年经理赋役的两个根本措施，也是有明一代赋役征发的根本法则。前者偏重于户口；后者偏重于田土。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赋役黄册，编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至二十四年编成。鱼鳞图册，编定于洪武二十年。这两种册籍都是明太祖在继承前代旧制的基础上，结合明代初年的政治、经济形势，经过多年不断实践和总结而制定出来的。其主要精神，就是他自己当时所说的："今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①。"宽而有制"，既顾及百姓，又不损国计。

洪武元年，明太祖命中书省议役法。他以建国之始，经营兴作，必资民力，恐役及贫民，要求中书省验田出夫。于是中书省臣奏议：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补足。名为均二夫。南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饶州、九江、南康三府，计有田357269　顷，出丁夫如田之数。遇有兴作，于农闲时用之。明太祖当即命令中书省臣，说：民力有限而徭役无穷，当思节省民力，不要重困他们。一旦民力劳困，岂能独安？自今凡有兴作，不得已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于罢免②。明太祖之所以一再要求节约民力，不要劳困百姓，是因为他经历了元末农民大起义，吸取了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当时有一位故元官吏对明太祖说：元以宽仁得有天下，亦以宽仁而失去天下。明太祖回答：我只听说有以宽仁而得天下，未闻因宽仁而失去天下的。弦急则绝、民急则乱。为政之道，正宜用宽。元朝末年，君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

臣耽于逸乐，以至灭亡，失去纵弛，实非宽仁。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利，不以废事为宽；简而有节，不以慢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病"③。

"均工夫"，按田出夫，只求夫役与田亩一致。尚未与丁口多寡联系起来。于是，在议定"均工夫"法之后，洪武二年明太祖下令"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人户，许以原报抄籍为定，不得妄行变乱。违者治罪"④。以"原报抄籍为定"，即暂时以元朝的册籍为准，"人以籍定"，各色人户均依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确定户籍，向封建朝廷纳粮当差。这种配户当差制是人身依附关系的一种反映，也是封建等级制的一种表现。

在明确"人以籍定"的基础上，明太祖循序渐进，以"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深感不便，于洪武三年十一月进一步命令户部和一部分军人，到全国各地核实民户、统计人口。户部在基本查明全国的户数与人口数以后，编造户籍、户贴，各书皆户姓名、籍贯、年龄、人口以及田、舍、家畜诸数。户籍及户贴，各以字号编为勘合，钤户部印。户籍存于户部，户贴由各家自行保管。同时命令各级官府每年统计户口升降之数，类编为册，进呈皇帝。并自此成为一种常规制度。这也是明朝历史上一次比较全面深入的人口大普查。

进行人口普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把全国人民紧紧地控制在封建朝廷手里，以保证赋役收入。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如果没有一套严密的组织措施和行政管理系统，控制一家一户，谈何容易。于是聪明的明太祖在大刀阔斧进行中央国家机构官制改革之前，首先改革地方政权组织。在府州县以下，仿照前代的里甲制度，加紧进行基层政权建设，强化户口管制。元代基层一级的政权组织为"社"，每社五十家。明太祖废"社"，而编民为里。洪武十三年，他以中书省丞相胡惟庸谋叛为由，杀之，并宣布永罢丞相制、革除中书省，分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完成了中央国家机构改革，暂时解决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集全国大权于皇帝一人。此时，他见时机成熟，于洪武十四年正月命令全国编造"赋役黄册"。

赋役黄册的主要内容为：在乡都以110　户为里，里设里长；10　户为一甲，甲有甲首。里长、甲首负责一里一甲之事，均轮流担任。其先后次序以丁、粮多寡为定，每十年为一周，叫做"排年"。每里编为一册，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纳租。租一年两征，叫做"夏税"、"秋粮"，皆以户为主。册首有图。鳏寡孤独不服役者，则带管于110　户之外，列于图后，称为畸零。僧、道给以度牒，有田者编入民册，无田者亦为畸零。每隔十年，由有关衙门重新核实编造一次，将人丁事产的变化情况呈报上级管理机关。里册一式四本，一本送户部，其余三本分别保存于省（布政司）、府、县。上户部的那本，因以黄纸为册面，故名为"黄册"。后来黄册制度破坏，成为徒具形式，毫无实际作用，官府征收赋税、编审徭役，则自为一册，称为白册①。赋役黄册的编制，是明代地方基层建设日臻完善的一个标志。户分军、民、匠三等。沿海等地从事制盐的称为"灶户"。各以其业著籍，人户籍为断，严禁合户附籍，不许漏口、脱户。里中钱粮、差役、公务，俱有专人督责。另外，每里还设有老人，由年高德望者担任，参议地方政事得失，评判③　《明太祖实录》卷三六。

④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九《户部》。

①　以上参《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五。

是非曲直。城市居民也同样实行编制，只是名目不同而已。城内称"坊"，近城叫"厢"，分设坊长、厢长，管束全城居民。差役由居民按户轮充。总而言之，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中，不得擅自变动，不得随意迁居或外出，出门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通行证）。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密，实为前所未有。

这一年（洪武十四年），直隶应天18　府州以及浙江、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广东、广西、四川、湖广、江西、福建载入赋役黄册的人口数为10654362　户、59873505　口。

由于赋役黄册侧重于户口，而赋役征发必须同时兼顾人丁、事产两项。

所以，单有赋役黄册仍有不善之处。洪武十七年，明太祖说："一里之内，贫富异等"，"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赋役均则民无怨"①。又说："民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历代相承，皆循其旧。今民愚无知，乃诡名欺隐，以避差役。互相仿效，为弊益甚"②。为使"赋役均"而"民无怨"，必验"丁粮多寡，产业百薄"，也就是说不仅要弄清户口，而且要弄清田土。为此，明太祖在着手进行人口普查的同时，即开始核实田地顷亩。洪武元年，他刚刚登基称帝就派周铸等164人往浙西清理土地，核定赋税。他说：兵革之后，郡县田籍多亡，田赋无准。征敛失中，百姓必怨。今欲经理，以清其源。无使过剩以害百姓。"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今遣周铸等人往诸府州县核实田亩，定其赋税。此外无令有所妄扰。尔后又对周铸等人说：你们清理田亩，必须据实呈报，不要重复以前的弊病，妄自增损，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则，国法难容③。洪武五年，因四川明夏政权灭亡，其地始平，令户部遣官清丈四川土地④。

当是时，江、浙等地豪民富户与封建朝廷争夺土地和劳力的现象非常严重。他们为了逃避赋役，大多将自己的田产隐瞒起来，诡寄于亲邻、佃仆之家，称为"铁脚诡寄"。久之，相习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欺府，奸弊百出，称为"通天诡寄"。结果是贫弱者大大加重了赋役负担，富者愈富，而贫者益贫。社会矛盾越来越　尖锐。

为了赶快改变这种状况，保持赋役均民无怨，国家的赋役征发有所保障，洪武二十年（1387年）二月遂令国子生武淳等人到全国各州县进行土地大普查。并随粮定区，每区设粮长四人，负责催征税粮。这次普查逐坵丈量，方圆、坐落，俱绘成图册，各按字号次序排列。上书田立姓名、田土丈尺、四至，编类为册，可谓完备。因所绘之地册图，形如鱼鳞状，故号"鱼鳞图册"①。赋役黄册，以户为主，详列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四项，即"四柱式"，是为纬。而鱼鳞图册，则以土田为主，全国官民田土以及各种田质之差别毕具其中，是为经。经纬结合，赋役之法遂定。买卖田土，税粮科则，俱有籍可查。欺隐户口、土地，转嫁赋役，产去税存的现象，从此有所减少。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政权的经济基础。黄册和鱼鳞册的制定，虽然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三。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五。

③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七四。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

不可能扭转地主垄断大量土地，农民少地或无地的根本局面。但是毕竟部分调节了封建生产关系，使农村中的土地占有关系趋于相对稳定，赋役佥派有法可依，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贫民的负担，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同时，通过编制黄册和鱼鳞册，清出了一些漏、脱、欺隐的户口与土地，打击了豪民大户转嫁赋役的行为，使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数与土地数因之有了增加，税粮收入亦随之增长。洪武十四年全国（直隶及12　布政司）赋入26155251石②。至洪武二十三年上升为31607600　余石③。比十四年增加540　余万石。扣除洪武十五年建省的云南的少量税粮，仍有很大的增长。

从原则上讲，黄册和鱼鳞册是明代佥派赋役的法律依据。但在封建时代法律与实际往往是互相脱节，毫不相干。认真一点说，从两种册籍颁定的第一天起就没有真正实行过。原因很简单，一是制定两册的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统治者的利益，保证封建国家的赋役征发。其次，封建皇帝的话就是法律，又常常是言行不一，或朝令夕改，为了自己的需要可以随意征派。把"杂役"的含义界定为"上命非时"，就是这种随意性的一种表现。再次，是其中有些规定确实触犯了官僚地主的切身利益，如禁止隐瞒户口、田产等，因而遭到他们的反抗、阻挠。又再次，赋役的经办者往往从中通图作弊，贪污勒索。在黄册制定的第二年，洪武十五年四月户部就向皇帝报告："天下郡县所进赋役黄册，丁粮之数，类多错误"①。二十三年八月，户部奏请重造黄册时又提出，各等人户须"依原定编类，不许更改，因而分丁折户，以避差徭"，使"无移易倚托之患"②。这些恰恰反映出各地变乱黄册，逃避差徭的严重性。宣德六年五月，浙江右参议彭璟说得更为明白："豪富人民，每遇编充里役，多隐匿丁粮，规避徭役。质朴之民皆首实。有司贪贿，更不穷究。由是徭役不均，细民失业"③。宣德末年，江西等处为了均徭役，编造均徭册。然而未及三年，而徭役更为不均，大为民害，于正统元年奏准革去。

这些事实说明，明代初年所制定的赋役政策，虽然有其进步作用，但是由于得不到真正的贯彻执行，百姓的赋役负担还是非常沉重。必须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加以调节，百姓才能勉强生活下去，封建国家的赋役收入也方能得到保障。

4。田赋"折色"与田赋减免田赋"折色"与田赋减免，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保障农民的赋税交纳与朝廷的赋税收入，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1）田赋"折色"

田赋"折色"，是一种确保封建国家财赋收入的灵活措施，也是明初田赋征收方式的初步变革。这个变革是从实际出发，本着因地制宜、"任土所产"，产供一致的原则进行的，有利于节约民力，松弛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也有利于中国封建地租形式的发展与转变。

明朝立国之时，赋税承袭前代旧制，征收实物，夏税交麦，秋粮纳米，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

③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四。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

③　《明宣宗实录》卷七六。

即实物地租。由于各地的土质、环境、气候诸因素相差甚远，种植的作物各有所别，这种规定容易造成农民所产非朝廷所需，而强其所无。如，北方多产麦，南方多种稻、有些地方则麦、稻咸不宜。显然不利于赋税如期如数完纳，急需加以适当变通。

这个变通，始于明太祖。而首先实行于家庭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富饶之区--江南。

洪武三年九月，因军士急需用布，明太祖准从户部的奏请，令盛产棉布的松江府可以布代输秋粮①。此为明代地租折征之始。六年，诏直隶各府州县以及浙江、江西二省本年的秋粮可以"棉布代纳输"②。九年，为了各随所产，以为民便，将代输的范围由局部地区扩大到全国。是年四月，明太祖令天下郡县税粮，除诏免外，以银、钱、钞、绢代纳。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米一石，小麦减十之二。棉苎一匹，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麦五斗。丝绢等各以轻重为增减。愿继续输粟者，听其自便。洪武十七年，命江南苏、松、嘉、湖以黄金代输今年田租：云南以金、银、贝、布等代秋粮。于是称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叫做"折色"。过了二年，又令户部侍郎杨靖统计全国仓储的存粮数，二年以外的并收折色，唯北方各省需运粮供应边方军饷，仍照旧纳米麦。洪武三十年，根据行人高稹的建议，命自洪武二十八年以前全国拖欠的税粮，俱许任土所产，折收布、绢、棉花、金、银等物。由此正式定制。户部于是议定折征之法为：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折米十石；银一两，折米二石；绢一匹，折米一石二斗；棉花一匹，折米一石；苎布一匹，折米七斗；棉花一斤，折米二斗。

明太祖闻报，说：折收拖欠赋税，盖欲苏民困。今赋重如此，将愈困民，非体恤吾民之意。令：金一两，折米二十石；银一两，折米四石；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其余俱从户部所议。

洪武以后，由于粮价变动，布贱米贵，有些地方奏改明太祖钦定的米、布折征比例，改为米一石折布二匹。有之有年，朝廷以为"折重亏民"，遂复旧制，米一石仍折布一匹。

正统六年（1436年）八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奏称：北京各卫官员俸粮支米南京，道远费多，往往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而官不得实惠。请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之处，各随土产，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巡抚江西赵新也上疏说：江西省内，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每年用金帛到通行船只之地易米，上缴南京。遇到米贵，其计无数。今北京官俸从南京支给，往返劳费，不得实用。请准江西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五六。

②　《明太祖实录》卷八五。

各县量收布、绢或白金，解运北京，以充官俸为便。户部尚书黄福亦有是请。明英宗经与朝廷要员商议之后，下诏仿洪武折征之例，定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一百余万两，解入内承运库，称为"金花银"。除给放武臣俸禄，余者专供内廷支用。其后，概行于天下，自起运兑军外，粮四石收银一两解京，以为永利。由是诸方赋入折银者几半。唯北方各省仍以实物地租为主。直到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正月李敏为户部尚书时，北方夏秋两税才皆折征银两。

税粮折色，有弊有利。其引发的弊病是：诸方赋入折银，使仓粮之积渐少，一旦发生饥荒，兵民苦于无食，不利于社会秩序安定；有些地方农民得银甚难，为了交纳税粮势必临时辗转易换，受中间剥削；粮谷贵贱无时，米银折例混乱，常为民患，以至有些地方要求照旧输纳米麦。可是，从全局看，则是利大于弊。折色与国不亏，与民方便，更有助于推动社会前进。折色的出现，是"本末"观念的一大变化，顺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潮流，刺激了硬金属货币的生产与流通。因为随着折色的出现与推广，势必要求农民拥有更多的金、银、布、绢诸物，以满足折纳税粮的需要。而"种田利最薄"，若只单纯种粮，收入有限，势难兼顾自家生活和完纳税粮。正如后来徐光启所说的：松江府，"所由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扣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枲喜，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①。只有在种粮的同时，多方开辟生产门路，努力发展以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才能达到这种要求。这样无形中就促使乡里小民为获得折色所需的各种货币和手工业品，而逐渐改变单一种田产粮的传统习惯，增强商品意识，发展多种经营，逐步调整农村的经济结构，为明后期实行"一条鞭法"、"计亩征银"创造条件，为由古代实物地租向近代货币地租转型开辟道路。

明代初年，实行税粮折色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一定的基础。明代是中国商业性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革阶段。它的兴起也应追溯到明太祖统治时期。明太祖在起兵以后，就很重视农桑，视其为"立国之根本"，提倡发展多种经营，把种植经济作物当作恢复社会经济的急务之一。

至正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他下令课民种桑。凡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加倍。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有司亲临督率。违者必罚。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明代农桑丝绢之盛由此兴起。建国以后，在朝廷的提倡下，全国各地桑、棉、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日益普遍。洪武十一年以前，苏州府吴江、吴县、常熟、崑山、崇明等县计种桑151707　株②。洪武二十七年明太祖命工部发文各司、府、州、县、务必督民种植桑、枣，且教以种植之法。又命扩种棉花，俱免其税，年终具数呈报朝廷③。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令山东、河南新栽桑、枣，俱免科税④。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湖广布政司上报省内所属各州县果树

①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

②　洪武《苏州府志》卷一○《农桑蓝靛》。

③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二。

④　谈迁：《国榷》卷一○。

之数，计栽桑、枣、林、栗、胡桃等8439　万株①。明太祖接到报告以后，以为湖广各县地宜桑而种之者少，命从淮安府及徐州等处取桑种20　万，派人送到湖广辰、沅、靖、金、道、永各州及宝庆、衡州诸处，各给一万，给民栽种②。

洪武以后，有些北方不重视果树生产，随意砍伐，桑叶栽种也出现减少的势力。朝廷发现以后，立即下令制止，要求遵洪武旧令。宣德七年九月，顺天府尹李庸疏言：府内所属州县旧有桑枣，近年砍伐殆尽。请令州县每里择耆老一人劝督，每丁种桑、枣各百株，官常点视，三年给田，开具所种多寡以验勤怠。明宣宗说：桑、枣，生民衣食之给，洪武间遣官专督种植。今有司不加意，命即移文天下郡邑，申明旧令，督民栽种。违者究治③。景泰中，又进一步要求务做到"各乡各村，家家有之"，并将数目造册缴报④。

总之，经过明太祖等人的大力倡导，实行奖惩，明代永年果树、棉、桑等经济作物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其中，江南苏、松、嘉、湖诸府的棉花、桑、麻等的种植尤为广泛。明中叶以后，江南丝、棉纺织业的发达，实由明初开其端。

（2）田赋减免减免田赋，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经常采用的一种最为主要的救荒措施。

也是明代初年最高统治者为了恢复社会经济而使出的一大举动。

明朝初年，随着战事的逐渐减少，社会秩序有所好转，人民的生活状况比之元代末年有些改善。但是，田赋和徭役的负担仍然甚为繁重，没有很好得到休养生息。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明太祖一面下令减少劳役，一面实行一种比较宽松的赋税政策，对田赋进行有限度的减免。减免的形式有两种；减免的重点对象主要是四类特殊地区；减免的次数多，数量不少，作用不可低估。

田赋减免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固定性的，另一种是临时性的。前者，与明朝的土地制度有关；后者，多数是由于战争破坏和气候与环境因素。自汉、唐、宋、元以来，田土已有官田和民田之分。一般认为，官田为"国之所有"，即国有土地；民田，为"民所自有"，即私有土地。明代的田土，亦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种类型。只是官、民田在各地的数量不一样。官田又分为许多种类，有宋、元两代遗留下来的旧额官田（又称"古额官田"），有明初新没收的"如没官田"（又称"近额官田"）。具体如《明史·会货志》所载："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壖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

最初，明太祖定全国田赋时，除了区分官田和民田以外，对官田的田赋又作了分类，并各依其类而定其租额。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普通官田每亩五升三合五勺；重租官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然而，有些地方并不受这个规定的限制。例如，江南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府，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三。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六。

③　《明宣宗实录》卷九五。

④　《明英宗实录》卷二三四。

俱按私租额定税，官田与民田的税粮，均比其他地方重得多。其中，官田"亩税有二三石者"，少数甚至高达四石以上。大抵说来，最重的苏、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苏、松诸府非但官田的祖额特别重，而且官田的数量也特别多。明人顾炎武说：苏州一府之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1／15。洪武时，苏州府田土总计98506　顷又71亩，民田只有34697　顷，占不到35％；官田65003　顷，占65％以上。松江府官田所占的比例更大，全府共有田土47156　顷又56亩，民田只有7300　顷又20亩，约占16％；官田39856　顷又33亩，约占84％。这些地方由于官租重，官田多，所交纳的税粮也就特多。据洪武二十六年统计，全国田赋收入28453350　石。内中，苏州一府占2810490　石，松江1219896　石。二府合计达到400　多万石、约占是年全国田赋总额的1／7。明代有人说：唐朝韩愈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苏、松、常一藩三府之地，其租额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①。其租额比天下为重，重在官田；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亦多在官田。洪武初年，苏州府每年交纳的税粮为280　多万石，民田粮只有15　万石，其余二百六、七十万石皆为官田税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税粮较轻的民田多为豪民富户所占有，而租额特重的官田则多由贫民佃种。所以，沉重的官田地租主要是由贫苦农民承担。而因税粮特重，广大贫民无力承受，于是年年出现拖欠。仅洪武三年五月一次就免去苏州府拖欠的税粮355800　余石。到后来拖欠现象愈来愈为严重。如苏州自永乐二十年至洪熙元年三年间共欠392　万石，至宣德末年欠790　多万石，超过全国每年田赋总入的1／4，严重地影响到国家的财赋收入。为了扭转这种欠赋现象，非对官田的租额重新加以改变不可。

于是，从洪武朝开始，明太祖即下诏降低官田的租额。这就是固定性的减免。洪武七年五月，明太祖以苏、松、嘉、湖四府近年所籍之田，租额太重，特令户部计其数，如亩税七斗五升者除其半，以苏民困。在降低明初抄没官田租额以后，十三年三月，又令户部降低苏、松、嘉、湖四府"旧额官田"重租粮额。他说：近年苏、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给，皆为租额所困。民困于重租，而官不知恤，是重赋而轻人。其赋之重者，宜悉减去。旧额官田亩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以下仍旧不变。自今年为始，通行更改上述旧额官田科则（祖额）①。宣德五年二月，今旧额官田地租亩税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江南巡抚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钟，据此一次奏减苏州府税粮70　余万石。其他各次依次类减。东南民力自是稍为复苏。正统元年，又令苏、松、浙江等处官田，准照民田起税，凡亩税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三斗（一说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尔后，由于官田经过赋税改革逐渐私有化，其科则也逐渐与民田合而为一，不分官、民，皆按田定则。与此可见，固定性降低租额的减免，都是针对租额畸重的官田。当然，也有个别是例外。不是由于官田租重，而是出于决策者的爱好。

浙江处州府青田县，是朱元璋的著名谋士刘基（伯温）的故乡。元末战争时，由于军费浩繁，田赋比原来增加十倍。朱元璋的另一位著名谋士章溢屡次进

①　见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二四。

①　以上分别见《明太祖实录》卷八九、一三○。

言，以为太重，请予减轻。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派人往浙西核实田亩，确定租税。当时有关衙门在制定处州府七县的税粮时，请按照宋代的租额，每亩再加征五合。其余概予废除。朱元璋一再称赞刘基的功劳，命令青田县不要加征，说：这洋可以使刘伯温乡里子孙，世世代代传为美谈。

赋税必租田亩。所纳税粮之多寡，取决于租额（科则）之高低。一旦降低租额成为定制，纳税量自然也就随之同步固定下来，即年年都依所定的租额缴纳。所以，我们称之为固定性的减免。但它毕竟只限于局部地区。

对于多数地方来说，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使民困不堪，不但赋税不能按期如数完纳，就是生命都朝不保夕，甚至大量死亡，村里如墟。为此，必须有一种临时性的减免加以补救。这类减免，在有明一代涉及面相当普遍，数目也相当可观，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见效很快，对它在明初经济恢复中的作用更不能忽略。由于它几乎是年年有，所在多有，材料数多，这里仅择一些重点地区加以叙述。

1。兴王之地。这类地区的减免兼具政治性。

朱元璋凤阳人，起兵于临濠，转战于太平、宁国、广德、镇江等地，立西吴政权于应天（南京），又以应天城为国都。这些地方是他兴王之地。他能够削平群雄，得有天下，实与这些地方百姓的支持分不开。即皇帝位以后，他认为"既劳于先，必报于后"①，如此才能进一步争取这些地方的乡亲父老，同时标榜他广行仁义。于是，对于他的家乡，凤阳、临濠和他先祖居住过的泗州等地，便首先施以恩惠。至正二十七年五月，命临濠、泗州、宿州、徐州等处税粮通免三年。继于洪武十六年三月初一日，正式宣布：永免凤阳、临濠二县税粮与徭役。对于太平、应天诸府也频频降下诏旨，予以减免。至正二十七年正月，以太平、应天、宣城诸郡，为"渡江开创之地，供亿先劳之民"，免太平府租赋二年，应天、宣城等处一年。

洪武三年三月下诏曰：自古帝王之兴，必有赖于武功。成武功者，必有资于民力。应天、太平、宁国、镇江、广德、滁州、和州，朕兴师渡江时，资此数郡，以充国用，致平定四方。朕念其勤劳，未尝忘记。免其今年夏税、秋粮。五年十月说：朕乘群雄鼎沸之时，率众渡江，定都建业，十有八年。其间高城垒，深壕堑，军需造作，凡百供给，皆近京应天、太平、宁国、广德五府之民率先效力，济我时艰，民力烦甚，朕念念不忘。天下统一，今已五年。虽然连续四年减免其租税，犹未足以报前功。今年合征秋粮，除粮长顽狡不盖仓及科敛困民者，本户之粮不免外，其余尽行蠲免。以后又多次诏免。如：十一年八月，全免应天、太平、镇江、广德诸府今年田租。十四年十月，全免应天、太平、广德、镇江、宁国五郡全年秋粮，官田减半征收，民田全免。十六年五月，今再免应天、太平、广德、镇江、宁国全年秋粮。二十四年七月，令全免应天等五府今年民田之赋，官田则征其半。二十八年九月，令全免五府今年官、民田税粮。二十九年八月，又免五府今年官、民田租。朱元璋过后，应天五府仍然享受特殊的优惠政策。如，建文四年八月，工部右侍郎黄福奏言：按照洪武旧制，应天、太平、宁国、镇江、广德五府州例免税粮，但每年农闲时仍召其丁夫至京师服役一年。今当如例征赴京师。明成祖说：五府州为兴王之地，先帝屡加优恤。近年兵兴，烦于供给，今方遂宁息，未宜劳之，令免其今年夫役。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九。

另据明朝官方的统计，洪武二十六年应天等五府的田赋负担情况为：应天田土7270125亩，税粮331876　石，平均0.045　石；太平府田土3621179亩，税粮67680　石，平均亩税0.018　石；宁国府田土7751611亩，税粮244660石，亩税0.031　石；镇江府田土3845270亩，税粮324646　石，亩税0.084石；广德田土3004784亩，税粮30570　石，亩税0.010　石。该年全国平均亩税0.034　石。这说明：兴王之地除镇江、应天，其余三府将低于全国平均额；除官田部分减免之外，其余年分也非年年全免。

2。田赋首重之区。这类地区主要是指江南苏松诸府。

从宋元以来，苏州诸府就是封建国家的财赋重地。至明不变。为维持王朝经济命脉，保住这块宝地，朱元璋对苏、松诸府可谓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又是移民垦荒，复核田亩，清理赋役，锄豪强，惩贪官，简守令，又是降低官田祖额。随时减免田赋，也是其中的一大动作。洪武元年闰七月，朱元璋下令免吴江县被灾田租49500　石。三年五月，他说：苏州归附之初，军府之用，多赖其力。今所逋税，租年不偿，民困可知。遂减苏州逋负秋粮305800余石。四年五月，以苏、松、嘉、湖诸府自归附之后，民力未苏，兼以守令侵渔、苛刻，命免其今年秋粮以及没官田田租。七年七月，免苏、松诸府夏税，又给粮392100　余石救济苏州府饥民298699　户。九年七月，免苏、松今年被水田租299490　余石。十年九月，免浙西民尝被水者今年田租。十一年五月，以苏、松诸府水灾，免其欠赋65　万石。十九年三月，免苏州吴江县今年被水田租。二十九年三月，免苏州崇明县已被侵用而租税未除的官、民田租。永乐、洪熙、宣德、正统以后，也同样多次减免苏、松诸府税粮。如，正统十二年四月，因灾害免苏、松、常（州）、镇（江）四府税粮984000　多石。3。元明之际受褐惨烈省分。这类地方主要是战略要地山东、河南等处。

元朝定都北京，山东、河南地处京畿附近，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山东为元王朝屏蔽，河南则为其羽翼，赋役供应频繁。又同是黄河水患最为严重的地方。元末明初遭受兵火摧残尤为惨烈，以致"多是无人之地"。至正二十七年大将军徐达与常遇春率师25　万北伐中原时，山东成为明军北伐的第一站。同年十一月徐达克沂州，陷益都。十二月进占济南，分兵扫荡山东各县，齐鲁大地归入明太祖版图。自此成为明军入河南、攻北京、下山西、征辽东的后勤补给基地。河南则是明军出师西北饷粮与兵员的转运站。两省粮多役重，加之水患频频，人民困苦不堪。至止二十七年五月，朱元璋在谈到命将北伐时说：中原之民，流离相望，故命将北伐，拯民水火。为此，他除了发动两省军民开种荒地，进行生产自救之外，一再命减鲁、豫两地税粮。洪武元年三月，徐达奏报所得山东土地、甲兵之数时，有人请开山东银矿。朱元璋立即加以训斥，说当今凋瘵之余，岂可以此重用百姓民力，并命中书省发文抚安山东各郡县。四月，全免山东夏秋二税。二年正月，朱元璋说：朕命将北征，兵渡大河，齐鲁之民，欢然来迎，馈粮给军，不辞千里。朕思其民，当元之末，疲于供给。今既效顺，何忍复劳。已将山东洪武元年税粮免征，不期天旱，民尚未苏，再免全年夏税秋粮。而河南诸郡，自归附以来，久欲济之，奈西北未平，出师所经，拟资粮饷，是以未遑。今晋、冀既平，理宜优恤。河南邓、光、息等处夏税秋粮一体蠲免①。三年三月，以河南、山东、北平之民，久罹兵革，疲困为甚，而山东、河南壤地相接，宜优恤，再行蠲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六。

免此三地处全年租税。九年，免河南税粮。十五年四月，免山东税粮。十七年八月，全免河南等省拖欠的赋税。十八年十一月，朱元璋说：中原诸处，元末战争受褐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朕极意安抚，数年始苏。不幸近来河南、山东及北平大雨成灾，深为可悯。凡被水之处，免今年田租。河南免237500　余石，山东、北平2555900　余石①。二十二年，免山东被灾田租。二十四年正月，免山东登、莱、青、兖、济南受水田租。二十八年九月，朱元璋降旨：今天下大定已二十八年，民人供给烦劳。近年以来，朝廷仓廪实、府库足，而山东之民供给辽东、山西、北平军需，劳困亦甚。今年应纳官民田秋粮，通行蠲免。十二月，令河南、山东自洪武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以及新垦田土，不论多少，俱勿征税。若有司增科扰害，必予治罪②。4。新附之区。这类地方，主要指北平、山西、陕西等处。

北平，为元都所在地，洪武元年闰七月平；山西，为元朝军阀扩廓帖木儿所苦，洪武元年十二月平；陕西则为元军阀张思道、李思齐所据，洪武二年八月平。都是明王朝建立以后新归附之区。至正二十七年五月，朱元璋特别下了一道关于新归附区的经济政策，规定凡今后新附土地、人民、桑、麻、谷、粟税粮、徭役，尽行蠲免三年③。洪武二年正月，诏曰：近来大军平燕都，下晋、冀，朕念北平、燕南、河东、山西之民，久被兵残，困于征敛，尤甚齐鲁。今年税粮亦与蠲免④。四年十一月，免陕西等处受水田租。六年六月，免北平、陕西延安等地被灾田租。七年二月，以旱蝗成灾，免山西太原诸租税。五月免真定等四十二府州县受灾田租。六月以陕西雨雹、山西、北平等处蝗灾，并蠲田租。八月河间、广平、顺德、真定等处饥荒，给米赈济，并免租税。八年四月，免陕西临洮、平凉、河州等处被灾田租。九年三月，朱元璋诏曰：建都江左，于今九年。其间西征敦煌，北伐河漠，军霁甲仗，皆资山（西）、陕。又以秦、晋二府宫殿之役，繁扰益甚，自平定以来，民劳未息。特将山西、陕西二省民间夏秋税粮，尽行蠲免，以阜吾民①。十年十一月，免陕西诸省田租。十二年五月，因北平大旱不雨，民艰于树艺，衣食不给，悉免今年夏秋二税。

对其余各地历年的田赋减免，因限于篇幅，恕不一一胪列。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几点认识：第一，固定性降低租额的减免，主要是行于全国田赋首重的江南苏、松、嘉、湖地区的重租官田，空间不广、数量可观，政治影响很大，对于维护王朝财源重地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临时性的减免，重点在南北二京周围地区，原因是为了医治战争创伤和克服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引起的困难；第三，从时间上观察洪武朝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即大多数集中于上述四类地区，其他地方较少。另一个特点是集中于洪武前期，后期较少。我们根据《国榷》的记载做了一个统计（可能会有疏漏），自洪武元年正月至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诏减全国各地田租的次数为75次，其中专门针对上述四类地区或包括四类地区在内的总计为62　次（不含"免天下四租"或"免各处田租"之类）。在75　次当中，洪武元年至十五年为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三。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三六。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

57　次，十六年至三十一年为18　次。在有关四类地区的62　次中，元年至十五年占49　次，十六年至三十一年占13　次，关于减免次数减少的原因，可能与经济开始恢复，以及经过采取各项措施抗御自然灾害的综合能力有所加强有关，这里所说的"综合能力"，包括：战争逐渐减少，社会趋于安定；开荒、兴修水利交通发挥效益；整理赋役，各种制度开始完善及"大诰"颁布前后对吏治的整顿等。另外，随着新政权日为巩固，其腐朽性开始暴露，逐步把争取民心，关心民疾抛到九霄云外，也可能是一个原因；第四，由上列一些具体数字可以推测，明代初年全国田赋减免量是一个比较庞大的数字。据《明实录》记载：自洪熙元年（1425年）迄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二十五年，仅减免"天下官田等项税粮"计9374320　石。其中，洪熙元年至宣德十年（1435年）为2580173　石，正统元年（1436年）至十四年为6794147　石。大约相当于当年全国一年田赋总量的1／3。而这个数字只能是全国减免量的一部分。虽然，明代初年的田赋政策，同其他政策一样，存在着言行不一，带有封建法律所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不彻底性和虚伪性。当时就有人当面批评朱元璋，说他今日下诏减免，明天"催征如故"。但是，它作为一项事关全国百姓生命延续与生产得以连续下去的社会救济政策，与开荒、治水、清赋役等配合起来，对于经济恢复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朱元璋等人还相应采取了一些辅助措施，如临时发钱粮救灾等，从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田赋减免与田赋"折色"相结合，并行不悖，对于稳定生产秩序，促进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三）农工商业的发展与边区的经济开发在封建社会，人口和土地是决定经济盛衰的主要因素。同时，赋役政策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明代初年，经过大力屯垦、兴修水利交通、建立赋役制度、田赋折色与田赋减免，生产关系得到部分调整，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解放，农业、手工业、商业生产因此得到迅速的恢复，并且有了新的发展。较为明显的有以下几方面：（1）"田野辟，户口增"。

"田野辟，户口增"，这是明初封建政府恢复社会经济的首要目标。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个目标基本上实现了。"田野辟"，大片的荒地得到开垦，全国可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对此，我们已在前面做了叙述，恕不重复。至于户口增长的问题，由于缺乏详细的文献资料，特别是由于明朝官方统计上的混乱状态，导致这个问题变得相当复杂、难辨，不可能获得一个清晰的数据、明确的答案。为此需要做一些说明。明初的户口究竟比元末战乱期间增长多少？有人依据自己的研究结论说：元代全国人口，按照官方的统计为1140余万户，而实际应为2335　余万户、10438　万口，较宋、金之和增加14.7％，实增幅为0.69％①。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历史事实，看来还值得做进一步探讨。元初户口最盛时。全国约有1260　余万户、5350　余万口，元末的户口数未有明文记载。明初的户口数，据明朝官方的统计数据为：洪武十四年（1381年），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以及浙江、山西、陕西、河南、广西、山东、北平、四川、江西、湖广、广东、福建十二省，总计10654362户、59873305　口②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以及浙江等十二省（增加云南省），总计10684435　户、56774561　口③。若扣除云南75690　户、354797口，应天等十八府州和浙江等十二省，比十四年户增30073　户、口则减少3098744　口。它说明自洪武十四年以后，官方的户口统计已经出现问题；农民逃亡的现象变得严重，所以在这年编造赋役黄册时未能将他们登记入册。洪武二十六年（1391年），应天等18　府州以及浙江等13　省总计10652870户、6055812　口①。据此，比二十四年又减31565　户、口则增加3771251　口。由上述三个数据可以看出，明朝官方的户口是一团混乱，增减没有规律可寻。明人王世贞曾经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说：国家户口登耗有绝不可信者，如洪武十四年，天下承元之乱，杀戮流窜不减隋氏之末，而户尚有10654362，口59873550。其后休养生息者20余年，至（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1402年），而户10626779，口56301026。计户减27583，口减3572279，何也？

其明年为永乐元年（1403年），则户11415829，口66598337。夫是时靖难之师连岁不息，长（江）、淮（河）以北鞠为草莽，而户骤增至789050

①　王育民：《元代人口考实》，《历史研究》1992年第5　期。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

③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

①　《诸司职掌·户口职掌》。另据《后湖志》卷二《黄州户口》载：国初直隶州县并浙江等十三布政司总计10652789　户、60545812　口。可见此数字来源于《诸司职掌》。万历《大明会典》的户口数也是沿袭《诸司职掌》一书。

余，口骤增至10297311，又何也？明年户复为9685020，口复为50950470。比之（洪武）三十五年，户却减941759，口减5350556，又何也？。。则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部之稽查，皆仅儿戏耳"②。不仅仅是由于明朝官方的造册稽查不严密，视为"儿戏"，而且历朝历代的户口统计标准（如，口数即有登记丁口，或登记成丁、不成丁、妇女）也有不同①。尤其应当强调的是，元朝的封疆与明朝的封疆不尽相同。因此也无法进行比较。明朝的户口数与田土、税粮一样，都只限于大明帝国版图之内的南北直隶以及浙江等13　省（永乐时贵州建省），并不包括两直隶（两京）13　省以外的我国广大的边疆省分，如东北（辽东除外）、西藏、新疆、青海、蒙古等地。这些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边疆地区，虽然都是大明帝国的神圣领土，都与明朝中央政府保持着极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联系，都受明朝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政治上由明朝皇帝封其王爵，到京授职；经济上，向明王朝交纳土赋；军事上，由明朝设立王所。但因其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等，均与内地不完全相同，所以都不在全国田土、税粮与户口的统计系列之内。它们与明王朝的经济联系，主要体现于政治色彩浓厚的朝贡贸易与边境互市之中。这些地方，在清修《明史》中，有的被视为"外国"，有的列入"西域"。因此，元、明两代的户口很难比较。

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随着战争的减少和多年的休养生息，人口死亡率较从前降低了，自然增长率比从前增长了。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明初的户口比元代末年有很大的增加，实毋容置疑。史称："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②。应是可信的。

（2）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明显增加。

在工商业不发达的封建时代，所谓国家经济，主要是以种粮为本的农业经济，田赋是封建国家最基本的财政收入。明朝建国时，田赋征收沿前代旧制，征收实物，即实物地租，夏税征麦，秋粮交米。自洪武初年开始，田赋一部分仍征实物，称为"本色"；另一部分改征金、银、布绢等物，称为"折色"。封建国家的田赋收入，也就随之变为"本色"与"折色"两部分。另外，还有盐、茶等课的收入。所以，它的财政收入包括本色、折色和税课三个部分。根据《明实录》的统计资料，这三部分在明代初年都逐年有所增加。兹摘录于下：洪武十四年，直隶应天18　府州及浙江、山西、陕西、河南、广西、山东、北平、四川、江西、湖广、广东、福建12　省计征米麦豆谷26155251　石，钱钞222036　贯，丝棉、棉花、蓝靛1030629　斤。

二十三年（增加云南），米麦豆谷31607600　石，紬、绢、布735830　余匹，丝棉、棉花绒、茶、铅、铁等物1363890　斤，钱钞4076598　锭，黄金200两，白金29830　余两。

二十四年，米麦豆粟32278983　石，、绢、布646890　匹，丝棉、棉花、②　《弇山堂别集》卷一八《户口登耗之异》。

①　王其榘：《明初全国人口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1　期）认为：明代赋役黄册"所记人口是专指服役的男子而言，并未包括妇女在内"。王育民《明初全国人口考质疑》（《历史研究》1990年第3　期），则认为明代人的统计实含女口在内，而"非女口不预"。

②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铁、水银诸物3665390　斤，钞4052764　锭，白金24740　两，盐1155600　引①。洪武二十六年，户部统计是年天下钱粮金帛数为：凡粮储32789800　余石，钞4124000　余锭，布帛512000　余匹，金2000　两，银25000　余两，丝棉等物3654000　余斤，盐1318000　余引②。另据《诸司职掌》记载，是年计征夏税米麦4712900　石，钱钞39800　锭，绢288487　匹。秋粮米24730450　石，钱钞5730　锭，绢59　匹。夏秋米麦合计为29443350　石。后来成书的万历《大明会典》、《后湖志》，俱采用《诸司职掌》的说法。《后湖志》卷二《黄册事产》载：国初（实为洪武二十六年）直隶府州并13　布政司（省）田土总计8804623　顷又68亩，夏税麦4691520　石，秋粮米24729450　石。夏秋米麦合计29420970　石。诸书所载记米麦数的差别，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明实录》说的是户部所计的"粮储"数，而非《诸司职掌》等所说的该年征收数。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不仅米麦增加了，而且折色与税课也增加了。由建文朝开始至正统朝为止，夏秋二税米麦一般都在3000　万石至3200　万石之间。如果加上军队屯田的屯租（子粒）收入，最高时米麦曾达到5400　余万石。折色和税课的收入增长得更快。如茶、盐、铁、布匹、棉布等等。元代全国税粮收入12114700　石，有人据此说明初比元代增长二倍。这个比较不准确，因为统计的区域等不一定相同，至多只能供参考。但洪武末年至永乐以后，比之洪武初有很大的增加，却是事实。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朱元璋对国家财政状况是这样说的："近年以来，朝廷仓廪实，府库足"①。同年十二月初三日，他对于军国供需的运作情况又满意地说："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足用"②。这种富裕局面的出现，固然与封建朝廷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有关，但也说明农业生产已经得到比较全面的恢复与发展，否则是不可能的。

对此，还可以从地方上的材料得到印证。

广种粮食是传统农业的主要特征，粮食产量是衡量农业生产发展与否的根本标志。明代初年，不仅封建朝廷的国库粮积充实，而且地方上军民的粮食供应也有所保障。洪武二十年七月，大宁前军都督佥事商量奏称：所筑大宁四城，见贮粮粟，大宁31　万石，松亭关58　万石，会州25　万石，足供数年边用①。二十八年九月，户部尚书郁新疏言：山东济南广储、广丰二仓粮757000余石，止给临清训练军士月粮，二仓蓄积既多，岁久红府，今年秋粮宜折棉布，以备给赐②。永乐九年七月，巡按陕西监察御史魏源奏称：陕西布政司、都司所属，现积仓粮10984255　余石，以官军俸粮计之，足支十年。今年疫病、农事有妨，乞以积粮之半，全折输钞。明成祖从之③。其他各地也有比较充裕的粮食储备。《明史·食货志》称：明代初年，"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振贷，然后以闻"。当然，这不是说当时已经出现粮食过剩，供大

①　以上《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二六○、二一四。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一。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三。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三。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一。

③　《明太宗实录》卷七七。

于求了。事实恰恰相反，由于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整个农村经济实力相当低下，加之灾害连年延绵不止，封建地主残酷压榨，历朝历代封建国家都不可真正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就在号称全国粮食"蓄积甚丰"，以至"红腐不可食"的明代初年，已经出现大批因无粮可食而四出逃亡的"逃民"、"流民"，仅据《明实录》的部分记载，从洪武二十四年至正统十二年的50多年间，有数字可查的"逃民"已多达440　余万人，比当时政府组织的移民200　万人还多出一倍，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12。之所以称其为粮食储蓄丰足，只是与元明之际的战乱期间相比较而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现代是如此，在古代农业社会更是如此。明代初年，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必然为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封建统治者以实行"折色"为标志的"本末"观念的微妙变化，也为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

劳动力的解放，是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明初为了恢复手工业生产，朱元璋首先对元代的工匠制度做了初步改革，分匠户为住坐和轮班二等。"住坐之匠，月上二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①。工匠们不必像过去那样天天上工，甚至可以银代工，从此有了一部分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由此有所松动。洪武十七年正月，工部尚书麦至德奏：天下工匠多有隐为民籍而避役作者，宜起至京役作之。朱元璋以匠籍既定，不可复扰于民，加以拒绝②。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为避免工匠至京而无工可役，浪费时间，朱元璋令先分各色工匠所业，而后验在京诸司役作之繁简，更定班次，使赴工者各就其役，而无费日，歇工者得安家居而无费业③。永乐九年正月，明成祖今遵洪武旧制，工匠役满即予遣归，不得"仍留不遣"④。宣德元年九月，令工匠户有二丁、三丁者留一人，四丁、五丁者留二人，六丁以上者留三丁。余皆放回。单丁则视年久近，依次放免，残疾老幼及无本等工程者，皆放免⑤。这些规定对于官营手工业工人的身分解放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有的可以利用歇工在家的时间从事工作，放免回家者更可以从事其它手工活动。至于不追究由匠户而隐为民籍者，则无异于为官营手工业工人转为民营手工业工人（或从事其他职业）开了绿灯。所有这些，都为促进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如前所述，与此同时，朱元璋等人又从政策上大力鼓励农民广种棉花、桑、麻等经济作物，使官营和民间手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得以保证。《明史·食货志》对明代初年手工业各个生产部门的发展情形都做了比较明晰的描述，从中可见其发达程度已处于较高水平。例如，以江南苏、松、嘉、湖为中心的丝棉纺织业；以南京和福建、广东沿海地区为领先的造船业；分布于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陕西、广东、四川、云南等地的制盐业；福建、浙江、陕西、云南诸省的银矿业；江西、湖广、山东、广东、陕西、山西以及河南、四川的铁冶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都已具有相当

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九。

③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

④　《明太宗实录》卷七四。

⑤　《明宣宗实录》卷二一。

规模，盛极一时。从前面提到的封建朝廷在此期间所得到的大量的银、铁、盐、钱钞以及布匹等物，也足以从财赋收入这个侧面反映出手工业的繁盛局面。

商贾游四方。交通运输是否畅通对商业活动至关紧要。明代初年，随着兴修水利交通、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田赋折色，商业的活跃也就势在必然了。"关市之征，宋、元颇繁琐。明初务简约"。《明史》作者的这一概括，把宋、元二代与明初商业政策的区别说得一清二楚。从总体上说明代初年的商业政策，与商人采取保护措施，税率比较低，对商业发展颇为有利。

首先，建有一套比较周密系统的管理机构与监督制度，而且各自的职责较为明确。官司有都税、有宣税，有司，有局，有分司、抽分场局、河泊所。所收税课，有本色、折色。税课司局，设于京城各门以及各州县市集，起初凡四百余所，后来裁并十之七。抽分场局，主要设于南京和北京以及两京以外的一些重要市镇。河泊所多设于大河以南，大河以北只有盐山路一处。从宣德朝开始，分别在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州、临清、北新关等处设立钞关、按船只大小收取船料税。货物不收税。只有临清、北新关二处兼收货物税，派官监收。凡税课，征商估货物；抽分，科征竹木等；河泊所，征收鱼税，俱由有司掌领。

其次，在经营规则与税率等方面，政策规定也很明确。基本精神是保护正当合法贸易，打击不法奸商。明文规定：凡纳税地，置店历，书写所止商氏名物数。凡应征而藏匿不纳者没收其货物之半。至正二十二年十月，朱元璋在他统治的版图内设关市批验所官，主通百货，盐十分而税其一，他物十五分税一。至正二十四年四月，进一步放宽税收。令："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取者，以违令论"①。又减收官店钱。同时改在都官店为宣课司，府州县官店为通课司。洪武元年八月令一部分商品免征税收，规定书籍、农具免税。其他不拿到市场上交易者亦不予征税。同年十二月，为加强市场管理，监督物价，防止侵犯消费者的利益，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市管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侩姓名，平其物价。在外府州各城门兵马司，一体兼领市司②。十九年六月，令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征税③。被列入免税的还有果蔬、食品饮食、牲畜等物，又革全国抽分竹木场。二十年九月，令商税据实征收，不必拘泥于往年的定额。诏曰：商税之征，岁有不同。若以往年概为定额，苟有不足，岂不病民？宜随其多寡从实征之④。二十四年八月，为了保护商人的正当营业，防止牙侩垄断市场，从中剥削，令工部在三山等门外濒水处建设商房（名为"塌房"），供商人贮货，从其自相贸易，牙侩无所与，"商旅称便"①。永乐初年，重申凡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具、食品，以及购买已纳税之物、车船运输本家货物、鱼、蔬、杂果等非卖品，一律免税。继续在京城建置塌房，并遣官赴收税课的地方摧办课程。洪熙时，增加市井门摊课钞。宣德中，征税项目渐多，税额转重。正统初年，从兵部侍郎于谦之请，革除直省税课司局，由有司兼领。又移漷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二。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五。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一。

县钱关于河西务。罢济宁、徐州、南京上新河船料税，其他钞关的船料税亦减收，于是"商民称便"。

明中叶以后，复设税课司局，征税也日益繁重。

在民间贸易方面，永乐时有一度因钞法不通，禁止金银交易。但它并没有阻挡商业迅速发展的势头。宣德元年三月，明宣宗下令：不可以钞法阻滞而禁止民间贸易，"布帛菽粟，民所服食，不可一日无者。互相贸易，以厚其生，岂可禁绝"②。

虽然明初封建统治者推行的还是"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强调"务本"，反对"逐末"，商业的发展仍受到诸多限制。但是也不能否认"明初务简约"，商业政策比较开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当时南京、苏州、杭州、扬州以及大运河一带的淮安、济宁、临清、德州、直沽等地，皆为"商贩往来之所聚"，是明初工商业繁荣发达的中心城市。历史名城北京，定为都城以后发展更为神速，"百货倍往时"，成为北方最著名的大都市。

随着内地农工商业的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也被提上了日程，并成为明代初年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边疆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明代以前，虽然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政治、文化、历史和自然环境诸原因，加之元明之交那里也同样受到战争的影响，经济还是远比内地落后。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统一的大家庭。内地的发展离不开边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边区经济落后的面貌不改变，不仅会妨碍民族团结，影响国防，而且内地的经济发展速度也会受到制约。因此，加快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与建设，是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统一大家庭的根本需要。

要改变边区经济落后的面貌，使边区的经济开发真正走上轨道，首先必须处理、解决好民族关系问题。

元朝，是蒙古贵族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王朝。在民族关系上，它所推行的是不平等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按民族划分等级，权力地位高低不同。最有权的是蒙古人，其次是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地位最为低下。因此，对待蒙古族的政策就成为明代处理民族关系的关键所在。朱元璋曾经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复汉官之威仪"的错误政策。后来为了统一中国，团结各族人民，他立即抛弃了原来的复仇偏见，主张"凡在幅员之内，咸推一视之仁"，"华夷无间"、各族皆为"华夏族类"。洪武元年七月，明军北伐元大都（北京）前夕，他对徐达等人说：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以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扶朕伐罪安民之意。不遵命者必罚无赦。同年七月，徐达克大都，元顺帝败走荒漠。八月，朱元璋令："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许擢用"，礼待故元官吏，对于不愿为明朝新政权效劳者，则令官府养之。对其他少数民族，也同样实行平等和睦的政策。从而缓解了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团结，为边区的经济开发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总观洪武一朝，明太祖朱元璋开发边区经济的基本政策是，从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出发，因地制宜，区别情况，稳定秩序，发展生产，并积极推动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主要措施有：置卫兴民、移民垦荒、兴办交通、进行互②　《明宣宗实录》卷一五。

市。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后，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朱元璋制定的政策，努力开拓，造成了中华民族空前统一、发展、壮大的生动局面。从而为明代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由于北元败而未灭，蒙汉双方屡动干戈，所以明初边区经济开发的重点放在东北与西南地区。

东北社会经济的全面开发，是从明代开始的。东北地区居住着女真族（满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人稀地广、经济落后。元末明初，经过兵火破坏，居民散亡，野草丛生，村落空墟。明朝建国之后，朱元璋一面命将征服盘踞在东北的残元势力，一面大力开垦田地，发展生产。

洪武四年二月，以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归降，置立辽东卫，开始在东北地区设置军政机构，接替元朝的统治。七月，置"辽东卫指挥使司"，作为辽东最高军政机关，以马云、叶旺为都指挥使。由此开始，明朝中央政府以军政建设为先导，以屯田为基础，以互市为纽带，对整个东北地区进行全面开发。大批军队和"流人"（因罪而被流徙者）是这次大开发的一支生力军。他们移入东北守边、屯垦，带去了内地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并长年累月用汗水和生命灌溉北国大地，为民族融合、边防的巩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铸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明史》卷一三四《叶旺传》说：叶旺在辽十六年，"翦荆棘，立军府，抚揖军民，垦田万余顷，遂为永利"，即是一个生动的写照。洪武二十六年，辽东都司有屯牛13878　头，约占同年全国屯牛总数155664　头的1／10①。

自洪武迄永乐，辽东屯田25300　余顷，收粮70　余万石②。洪武初年，每年由南方运粮六、七十万石入辽饷军。洪武后期，辽东军队屯田自给。永乐时，辽东军饷自给有余，"屯田米常溢1／3，常操军19　万，以屯军4　万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以是边饷恒足"。可见辽东农业生产已有了较大的发展。

由永乐朝开始，随着都卫的增设与马市的建立，东北的经济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永乐元年在建州女真地区设立卫所。七年，在黑龙江流域设置明代有名的奴儿干都司，下辖384　个卫、24　个户所，对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两岸以及库页岛等广阔地区行使着卓有成效的管理。奴儿干都司与辽东都司南北呼应，把东北大地紧紧地连成一片。这是明成祖对中国边疆开发与建设的一个永不磨灭的伟大贡献，光照千秋。奴儿干都司是军政合一的组织，卫所长官由各族首领担当，明朝中央政府予以委任，并准其定期到内地贸易。这种既领兵又同时参与经贸活动的双重权力，对于稳定边区的地方秩序，发展经济、文化，密切各族之间及其与明朝中央政府的联系，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政治安定，必然促进经济发展。在政治、军事形势稳固的基础上，边贸活动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举措是开设马市，互通有无。永乐四年，在辽东开设三处马市：一在开原南关，以待海西女真③；一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在广宁，皆以待朵颜三卫。定值四等：上等马值绢八匹，布十二匹，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递减。既而城东、广宁市皆废，惟开原南关马市

①　资料来源，杨旸《中国的东北社会》第63　页。

②　《明宪宗实录》卷二四四。

③　当时女真族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等部落。

独存①。明后期还开设木市。马市，不仅以马以布、绢、银诸物，汉族先进的生产知识、各种生产生活资料也通过互市而源源不断地流入东北及其周边地区；而东北的马匹、药材、皮料等物也同时进入关内地区，各得其所需，补其所缺。明朝统治者开设马市，原本含有羁縻异族、限制边境贸易的用意。然而，它一旦实行起来就像一根坚韧的纽带，把各族人民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成为推动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也从此发生重大变化。东北地区原来多以渔牧业为生，农业生产不发达。各族之间甚至同一民族之内，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尚处氏族社会阶段。经过明初的开发，女真族迅速崛起、发展壮大，开始向封建制过渡，最后替代明王朝，入主中原。

西南地区，在地理上包括云南、贵州、四川、乌斯藏（西藏）。

四川，于洪武四年消灭"夏"国政权后建省（布政司）。五年六月，以其地始平，命户部遣使入川清丈土地。明初经营西南，影响深远。其中，以云南、贵州尤见成效。云南，是多民族聚居之地，社会经济引起明显变化，地主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俱始于有明一代。洪武十四年九月，命发步骑30万人往征云南。十五年正月，平云南、置卫所。二月设云南布政司。是时，悉沿元代之旧。史称："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②。其土官衔号有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等。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级。还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大理、临安以下，元江、永昌以上，皆府治。孟艮、孟定等处则为司，新化、北胜等处则为州。各级土官由各族首领充任。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之外，亦皆赴京师朝廷受职。洪、永二朝向边陲地区移民最多的是辽东与云南。大量调军、移民进入云南开荒屯田，是朱元璋开发云南的最主要的行动。从洪武十五年九月到二十年九月，云南是全国移民的重点地区。其中，包括洪武十四年入征云南30　万大军中的一部分军队和后来调入的军队、罪犯与逃军及其家属、商人和邻近湖广等省的民户。而以军队居多。二十年八、九、十三个月调入云南屯戍的军队，有数字可计者为108000　余人①。另有屯牛10000　头，二十三年再给云南诸卫屯牛②。洪武十六年三月，朱元璋命西平侯沐英留镇云南。十九年九月，沐英奏言："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请置屯令军士开耕种田。朱元璋说：屯田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③，马上降旨同意。于是，沐英自楚雄至景东，每百里置一营屯种，在在兴屯，耕地大增。沐英在滇十年，简守令，课太桑，岁计屯田增损，明立赏罚，垦田至百余万亩。滇池隘，浚而广之，无复水患。又通盐井之利以招来商旅，辨方物以定贡税，视户口以均力役，民以便安。洪武二十五年六月沐英逝世，其子沐春嗣爵，镇云南。沐春在镇七年，又大修屯政，垦田30　余万亩，开河灌田数万亩，民复业者五千余户④。贵州，古西南夷地。元朝置军民宣慰使司，以羁縻之。元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兵威远播，思南宣慰田仁智、思州宣抚田仁厚率先归附，

①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②　《明史》卷三一○《土司传序》。

①　《国榷》卷八。洪武二十年八月辛末、九月辛巳、十月丙寅条。

②　同上，洪武二十年八月丙寅条、二十三年六月乙丑条。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

④　《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

即以故官授之，令世守其地。洪武五年，贵州宣慰霭翠与宋蒙古歹及普定府女总管适尔等先后来归，皆予以原官世袭。朝廷为立贵州长官司，以其地设卫所，命顾成为指挥使。是时云南未平，田仁智等每年入京朝贡，最为恭顺，赋税听其自纳。明朝因军政事务繁忙，无暇经理，故始终未置郡县，仍沿用土司建制。土司制度由来已久，是历代中央政府经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方式，基本上与当地的经济状况相适应。但容易造成地方割据，破坏经济秩序。明成祖朱棣即位不久，思南、思州互相构怨仇杀，引起人民逃散、生产破坏。朝廷派5　万大军平息。为根除乱源，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设立贵州布政司，开省设官，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贵州为内地自此始"。于是思南、思州两宣慰废，田氏亡。这是明成祖开发边疆的又一个贡献。贵州开省以后，明成祖首先在该省进行少数民族地区政治体制改革试点。即历史上有名的"改土归流"。在此之前因为有些地方土司头目叛服不常，经常起事，干扰地方秩序，影响边境安靖，曾对土司制度加以充实、调整，实行"流土合治"，有些以流官（即由朝廷派出的官员，实行轮流替换）为主，以当地土官为辅；有些地方则以土官为主，流官为辅，"皆因其俗而使之"。但由于有些流官实际不起作用，土司的反叛活动仍时有所见，田氏灭亡以后，明成祖锐意加以彻底改革。实行"改土归流"，权力归中央掌握，推行与内地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这个制度后来推广到四川、云南、湖广、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并一直延续到清代。明朝统治者实行"改土归流"的本意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管理。而在客观上却为当地地主经济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变革的催化剂。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地多僧，宗教盛行。明代初年，朱元璋依照元代的民族政策与宗教策，命元代故官赴京授职，置立乌斯藏指挥使司，立卫所，因俗以治，由宗教首领兼任地方军政，实行政教合一。把整个西藏地区有效地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经济上的经理，一是通过朝贡加强贸易往来，二是兴办交通，量地理远近，均立邮传。三是开设茶马互市。"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而其地所产惟马。自唐、宋以来皆以茶易马。至明尤盛。从洪武五年二月开始，先后在秦、洮、河、雅诸州设立茶司。于是自碉门、黎、雅抵朵甘、马斯藏，行茶之地5000　余里。茶，有官茶（官方贸易），有私茶（商茶），俱贮边易马。商茶，由商人纳米中茶。明成祖即位以后，继续执行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策，并进一步争取宗教领袖，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的政治、经济联系。在军事上增置卫所。由于对西藏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深得各教派领袖和广大僧侣的拥护，"奉贡不绝"，使臣往来频繁。西藏一带各族，"共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终明世元番寇之患"①，汉藏等各民族关系很是友好。

交通，是改变边陲地区封闭落后，加强对外联络的基础。也是边疆地区经济开发的一项艰巨任务。明代初年在兴修西南地区交通道路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东莞伯河真等人往云南，规划粮饷，开拓道路。十五年五月，以云南各地均已归降，欲通云、贵、川三省道路，置东川等四卫指挥使司，令各族人民随其疆界远近，分段包干，开筑道路，设置驿站。二十四年十二月，令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重修峨嵋山至建

①　《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

昌的古驿道，开通永宁宣慰司辖地内的河流。又修建二条陆路，一道自茂州至松潘，一道自龙州通陕西。二十五年七月，令行人李靖往治四川奉节至湖广施州的驿道。此外，还命普安侯陈桓往陕西修建入川的通道，都督王成往贵州造桥修路。对西藏，除了由青海入藏的旧道畅通无阻之外，明成祖还于永乐十二年修建了一条新路，即由四川雅州到西藏的驿路。"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①。

除此之外，从明代初年开始还在京师"四夷馆"，招收各国与国内各民族的生徒入馆学习、翻译各国与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培养人材。

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是明初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它不仅增强了民族团结、推动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也为内地的经济提供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为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创造了条件。

①　以上见《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九、二一四、一三二、二一九，《明史·西域传》。又参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238　页。

（四）对外贸易的拓展开拓对外贸易，是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政治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对外贸易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汉、唐时期，官方与民间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已经颇为活跃。国外商人纷纷来华，广州、扬州等城市客商云集。我国商船也乘风破浪，出洋经商，足迹遍及南洋诸岛和波斯湾等地。宋元两代，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事业更趋繁荣，特别是民间海上贸易。是时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国际性商港，如福建的泉州港等。由元入明，为了迅速恢复社会经济，显示大明帝国的威风，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在致力于国内经贸活动的同时，也都积极开展对外贸易。

在正式叙述明代初年对外贸易之前，首先有必要解释一下，当时明人"对外"的概念，与现在我们所说的"对外"，概念有所不同，不是专指中国境外的世界，而是指"华夏"地区以外的"四夷"地区①。即是说，明人心目中的"对外"两字，实际上覆盖着两层意义：一是指大明帝国版图以外的地区；二是指大明帝国版图以内、两京十三省以外的我国一些边疆地区。明代对外贸易，"对外"的界定，就是兼容这两类外部世界。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涨落兴衰，都取决于其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又受其外交政策的制约。前者，是决定外贸兴衰的基础；后者，则是影响外贸性质与外贸量的重要因素。洪武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对外贸易的范围比较狭窄。陆路方面主要限于中国境内两京十三省以外的一些边疆地区；海外方面主要限于明太祖钦定的一些"不征国"。

中国境内两京十三省以外的边疆地区，主要是东北（辽东除外，它在行政上隶山东布政司）、蒙古、青海、新疆、乌斯藏等地。同这些地方的经济贸易，以官方的朝贡和互市为主要渠道。朝贡的任务是请封官爵或祝贺时节、圣节等，就其实质而言，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表示他们服从大明王朝的政治管辖的友好亲善表现。双方最看重的也是这一点。朝贡过程中所体现的经济作用，往往是第二位的。少数民族君王或首领向明王朝进贡的礼品，主要是马匹以及当地的一些土特产。这些名为贡品，实际是用以交换的商品，因为明朝皇帝为了显示大国风度，不仅尽量满足他们各种政治、经济要求，宴劳有加，而且是一律按值给价，甚至所赐钱银、布、绢等物大大超过贡品的价值。非所谓"例不给价"，而是不等价的交换。所出无数，而所入不能有一二。朝贡是定期的，有一年一贡，或二年、三年一贡。若遇到双方发生严重冲突，或不来朝贡，或拒绝其入贡。从形式上看，除了朝见皇帝时进献贡品，给予回值之外，还允许其君王或使臣在京师国宾馆"会同馆"内开市，以及沿途与军民进行贸易。此外，进贡地点也有设在边境外的。由此可见，朝贡贸易的本质是"政经并重"，是一种在特殊关系中、特定时间内进行的一种政治与商品交易。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明王朝在政治上是至尊的，在经济上是亏本的；而藩属国在政治上臣服，在经济上则占了便宜。特别是由于当时交易的数量一般说来还是相当可观的。例如，永乐元年十一月，哈密

①　明人记述中的"四夷"，既包括我国境内东夷、西戌、南蛮、北狄等少数民族，也包括今日中国境外的一些国家。

忠顺王安克帖木儿进贡马匹，朱棣命有司给值收其马4704　匹。四年，又赐忠顺王紵丝60　匹、绢214　匹；祖母、母、妃各紵丝6　匹、绢6　匹；婶母紵丝4匹、绢4　匹。六年，赐忠顺王紵丝50　匹、绢20　匹、织金紵丝表衣三套以及其他诸物①。

互市，在明初主要茶马交易。这方面的情况除了上节边区经济开发中谈到的之外，再作一些补充。马市在东，茶市在西。马市的地点，一在东北辽东，以待女真等族；一在塞外大同，以待蒙古各部。在永乐四年三月正式开设辽东三处马市以前，已有以马互市。如，永乐三年三月鞑靼以马至辽东互市。明成祖命兵部定价：上上等马每匹绢18　匹，布12　匹；上等绢4　匹，布6　匹；中等绢3　匹，布5　匹；下等绢2　匹，布4　匹；驹绢1　匹，布3　匹。大同马市，设于正统三年，令只易驼马，禁易兵器、钢铁。正统十四年，都御史沈因请支山西行都司库银买马。是时瓦刺也先贡马互市，宦官王振裁其马价，也先遂大举入侵，导致土木之变②。

茶市，重点在西南、西北等地，对象是西域诸国。西域诸国因食物结构关系，对茶的需求量很大。朱元璋仿唐、宋以来以茶易马，以制异族的传统做法，命立茶法，官茶、私茶俱入边易马。官茶，由国家控制，私茶由商人经营。商人买茶，必须具数到官府纳钱请给茶引。方许出境贸易。每引，百斤，纳钱二百。经营数量有限制，并且府州县登录商人姓名，以凭勾稽。若私自非法贩茶，与非法贩盐同罪，皇亲国戚亦不例外。洪武三十年六月，驸马欧阳伦就是因私贩茶叶罪而被赐死，茶货没收入官府。若官吏放私茶出境处以罪刑。当然，也应看到法律规定很严格，实际执行起来却谈何容易。例禁夹带私茶、布帛等物出关，实则禁而不止。就连外来使臣也每每夹带私货而去。

茶市设于西，是由于靠近西域而又地有所产。当时陕西、四川一带有很多人专门种植茶叶，称为茶户。洪武四年十二月户部报告：陕西汉中府金州、石泉诸县有茶园45　顷又73亩，种茶864058　株。每10　株，官取其一。民所收茶由官府给值收购，到西域易马。五年二月，户部奏：四川产巴茶之地凡477　处，种茶2383943　株。每10　株征茶2　两，计得茶19280　斤。八年五月，命太监赵成带着罗、绮、绫、帛并茶叶往河州易马。又令河州守将认真配合，善加抚循，以通互市。赵成厚值以偿，高价收买。于是山后归德诸州、西域诸部落竟相赴边以马易茶，茶市盛极一时。关于茶马的比价，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品种、大小，各有差异。有上马每匹给茶80　斤，中马60　斤，下马40　斤；也有上马40　斤，中马30　斤，下马20　斤，还有上马120　斤，中马70　斤，驹马50　斤。少数还有中马一匹给茶1800　斤者。洪武二十年六月，四川雅州碉门茶马司以茶163600　斤，易驼马骡驹170　余匹，平均每匹给茶960　余斤。三十一年二月，曹国公李景隆往西番，以茶50　余万斤，得马13518匹，则每匹只茶30　余斤。而总观其变动趋势，大抵是洪武时要求较严而马价低、质量好；永乐以后由于朱棣一心怀柔远人，逐增马数，自是市马者多而茶禁少弛，马价不断上涨，质量欠佳。如，永乐七年正月，碉门茶马司用茶83050　斤，止易得70　匹，平均每匹给茶1000　多斤，且"又多瘦损"①。

①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三七《西夷考·西夷·哈密城》。

②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①　《明太宗实录》卷六一。

茶马互市，以茶叶为易马的主要交换物。同时又从实际出发，量各所需，广开货源，有不少茶马是用白金、钞、米、盐、布、绢等物作为交易品的。洪武十九年三月，神策卫指挥同知许英以白金22650　两往乌撒等处易马755匹。三十年四月，镇抚刘正用布99000　多匹到西番易马1560　匹②。通过互市，边疆各族人民得到大宗所需的物品，用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条件，并从中溶入了诸多先进的汉文化，生活方式渐变，文明程度愈高。明朝也因此获得数以千万计的马匹，用以保卫国防、发展交通运输。这种互市，虽是继承前代制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不失是一种合适的选择。《明史·食货志》说："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费"。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搞好民族关系，使边境安宁，减少国防费用。

以上，是明初对外贸易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拓宽海外国际市场。

在这方面，明太祖和明成祖的共同点是，禁绝宋元以来日益发达的民间海上贸易，推行国家垄断政策，即在实行严禁百姓出海的"海禁"政策的同时，进行政府间的官方朝贡贸易。其区别点是，前者采行守势；后者奋发进取，开创了空前强盛的中国"海洋时代"。

实行"海禁"，主要是由于存在日本倭寇的威胁。动机，是明太祖为了防止方国珍、张士诚残部与倭寇相勾结，安靖海疆，保卫政权，保护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

日本，古称倭奴国。唐时改称日本。宋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绝，是为中国藩属国。元代则始终未相通。元亡明兴，倭患不止。洪武二年正月，倭寇山东沿海郡县。明太祖遣使往谕，日本国王不理。自是成为明代一大祸患。三年六月，倭寇浙江、福建沿海地区。尽管倭寇不断骚扰，明太祖还是将其视为友好国家，平等以待，希望和睦相处。这种强烈愿望充分反映于他的"不征国"的思想之中。洪武四年九月，明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遂钦定海外十五国为"不征国"。

东北：朝鲜国。

正东偏北：日本国。

正南偏东：大琉球国、小琉球国。

西南：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刺国、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佛齐国、浡泥国①。

明太祖这段话，虽有轻视小国的错误倾向，但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甚至将来中国富强了也不"无故""兴兵轻伐"，称王称霸的思想却跃然纸上，十分明确。这也说明他后来实行"海禁"是被迫的。当然也是消极的。同年十月，日本因屡受明朝诘责，始遣使奉表贡方物，明太祖宴劳有加。而倭叛服不常，贡、寇相仍。不久复入侵山东登、莱。十二月，明太祖下诏禁沿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①。同时命靖海侯吴祯、太仓卫指挥张赫率兵出海防倭，"海禁"正式开始。由洪武九年起，日本不入贡。十三年九月复来贡，②　以上分别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二五二。

①　《皇明祖训·祖训首章》；《明太祖实录》卷六八。

①　分别见《明太祖实录》卷七○、一三九、二五二。

以无表，却之。丞相胡惟庸案深入清查以后，明太祖以其交通倭寇，从此断绝与日本往来。至永乐元年始恢复朝贡关系。洪武十四年十月，令禁沿海居民私通海外诸国②。二十年四月，命江夏侯周德兴赴福建练兵、筑城防倭。三十年四月，重申人民不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③。明太祖身后，其子孙仍恪守"祖训"，继续禁止开海。永乐二年正月，下令禁止民船下海，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由所在有司防其出入④。宣德六年四月，诏沿海居民有私自下番贸易及出境与夷人交通者，命行在都察院出榜禁戢⑤。八年七月，命严私通番国之严⑥。十年七月，恐引倭寇登岸，明英宗令严禁私自造船下海捕鱼⑦。正统十四年六月，从福建巡海按察司佥事董应彭之请，命沿海居民私通外夷贸易番货以及漏泄事情与引海贼劫掠边地者，正犯极刑，家人戍边，知情故纵者罪同。明中叶以后，依然禁海。直到隆庆初年始予废除。

我国民间海上贸易，在宋元时期已经相当发达，闻名于世。所谓"海禁"，究其实质是禁绝民间海上贸易。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凡属倒退的行为，终究是行不通的。"海禁"也不例外。明太祖在此时一再重申禁令，恰恰从反面反映沿海居民不畏强暴、坚持进行海上贸易的勇气。对此，明朝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洪武二十三年十月，明太祖说：中国金银、铜钱、缎匹、兵器等物，自前代以来，不许出番。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①。民间海上贸易，是开拓海外市场的一条重要渠道，也是官方贸易的重要补充，而且有利可图。不必说百姓不服禁令，就是官府军政人员亦"往往嗜利忘禁"，参与其中。宣德八年七月，明宣宗叹道：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年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船，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海②。正统以后，广东、福建一带居民私自下海通货之事，更是司空见惯。

由于实行"海禁"，使民间海上贸易受到严重的限制和摧残，对民营造船业和捕鱼业的打击更大。封建统治者的奢侈追求也因此受到一些限制。于是为了维持与海外诸国的政治、经济联系，在我国历史上早已有之的官方朝贡贸易，就被当作唯一的途径而得以继续发展起来。只因形势不同，洪、永时期对外贸易的广度大不相同。

朱元璋的"不征国"思想，是指导他进行外交活动的根本方针，也是他开展对外海上贸易的政策依据。所以，洪武一朝对外贸易的范围基本上局限于中国周边地区，即以十五个"不征国"为主要贸易伙伴。除极个别小国未入贡和日本贡、寇不常外，大多数都始终臣服，准时朝贡。明王朝允许他们来贡时，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为此专设市舶司进行管理，并置提举官，专职督领。初设市舶司于太仓黄渡，洪武三年罢革，凡外国贡船至太仓，令地方军政部门验封、登其数，送京师（南京）。尔后，复设宁波、泉州、广州②　分别见《明太祖实录》卷七○、一三九、二五二。

③　分别见《明太祖实录》卷七○、一三九、二五二。

④　《明太宗实录》卷二六。

⑤　分别见《明宣宗实录》卷七八、一○三。

⑥　分别见《明宣宗实录》卷七八、一○三。

⑦　《明英宗实录》卷七。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②　《明宣宗实录》卷一○三。

三市舶司。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和西洋诸国。琉球、占城等国皆恭顺，按明朝的规定时间、船只、人数来贡。贡期有一、二、三年不等。惟日本以态度不善，令十年一贡，人不超200人，船二艘，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至洪武七年九月，以海禁日严，恐沿海军民私通海外诸国，收受贿赂，并罢宁波、泉州、广州三市舶司。

在来华朝贡的海外诸国中，与朝鲜国虽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如洪武十二年以不如约拒之贡黄金百斤、白金万两；二十六年十一月令辽东都司，凡朝鲜人至，止许隔河互市，不许入境。但从整个过程看，始终亲善，可谓"最恭顺"。朝鲜国自洪武二年来贡，自后不绝，贡期准时，连皇帝诞辰，时节等遣使朝贡，"岁以为常"①。而且贡品数量巨大，说明两国经贸关系十分密切。兹举数次为例，以作说明：洪武十七年六月贡马2000　匹。十八年正月进马5000　匹、金500　斤、银50000　两、布50000　匹，明太祖赐其使等87人钞385　锭。十九年二月贡白黑布10000　匹、马1000　匹。二十年七月进马5000　匹，令以文绮2670　匹、布30186　匹酬之。二十六年二月送马9880　匹，命以縇丝棉布19760　匹酬之。到永乐年间，与朝鲜的贸易量进一步增长。如，永乐五年十二月，朝鲜国王贡马3000　匹至辽东，令酬其绢布15000　匹。二十一年十二月贡马万匹，赐其白金1000　两，锦、绮、罗各300　匹，彩绢400匹，同年又令送马20000　匹，回价大布40000　匹、大绢60000　匹。

明太祖朱元璋登极之时，中国传统的大国地位，决定他这位大明皇帝不能不继续推行历朝历代的对外政策，要求海外诸国一如既往地来华朝贡，表示臣服，以保持中国政治上至尊的荣耀的名誉。可是由于其时国中大势尚待完全稳定，为防止内外敌对势力互相勾结，动摇朱家天下，于是在对外贸易中不敢进一步放开。迄明成祖当国之日，虽然由于倭患未除而依然实施禁海，但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毕竟大不相同了。经过30多年的积极恢复，综合国力已大为增强，政权稳固；加上他的魄力，使之有可能一改明太祖的保守政策，大胆进行广泛的外交活动，拓展对外贸易，把对外经贸活动的范围由周边扩大到亚、非广大地区，由基本上限于15　个"不征国"发展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使中国的海上壮举震动了全世界。

为了扩大海外贸易，明成祖由内到外着重抓了两件事。一件是加强对各国朝贡贸易的管理。永乐元年八月，以海外各国贡使附带货物前来交易须有专官主持，令吏部依洪武初制，在浙江、福建、广东重新设立市舶提举司，由布政司领之。每司置正副提举和吏目，专事督责。又起用宦官提督市舶，参与海关事务。三年九月，因海外各国贡使日益增多，命于浙江、福建、广东市舶提举司各设驿馆，以司侯贡使。浙江叫安远驿，福建称来远驿，广东名为怀远驿，各置驿丞一员。另一件是陆续派出大批使臣到各国进行游说，"宣谕德意"，给赐君王，从事政治、经济活动，争取支持，责令来贡。其中，最著名的是永乐三年六月派遣宦官郑和下西洋。永乐五年九月，又命造海运船249　艘，备使西洋诸国。郑和下西洋，浩浩荡荡，船队将士27800　余人，船长44　丈，宽18　丈多，资金充足，经历数十国，可谓威风。关于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动机与目的，虽然至今众说纷纭，但对其具有极大的经济作用，大家都没有持异议。通过郑和下西洋，船队带去中国的传统产品丝绸、棉织品、铜、铁、工艺品，使世人一睹中国物品的风采、技术的先

①　《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进、工艺的独特；世界各国的金、银、药材、奇珍异宝等也由此大宗输入中国，互为补充。郑和下西洋还打通了中国到东南亚、印度洋、阿拉伯海的海上通道，为后来的地理大发现，为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与世界贸易的新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人民争得了骄傲与自豪。这也可以说是明成祖在我国外贸史上写下的一个不朽的篇章。

然而，在另一个方面人们也发现，明初开拓的对外贸易，既给大明帝国带来"万国来朝"、"四夷詟服"的政治局面，也给明王朝带来了深深的忧虑和危机。从与周边诸国的朝贡贸易到郑和扬帆远洋，与同国内边疆地区各个王国的朝贡和互市一样，虽然找回了由于实行"海禁"造成的一些经济损失，加强了政治联系，也为大明帝国树立了高大的形象，争取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外部环境。但是却大大地消耗了国力，使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又陷于困难。原因是这种贸易方式存在着许多弊病，举其大要有二：其一，朝贡贸易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所谓朝贡贸易，除了涂上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使明朝皇帝感到欢心之外，国家与人民实际所得甚少。在双方贸易中，外国进贡的物品，除去马匹以外，多属观赏品、奢侈品，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如象、虎、苏木、胡椒、香、象牙、琉璃等，从价值取向看意义都不大。而明朝付出的多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实用品，如农产品、手工业品以及银、钞等物。不仅如此，明朝皇帝往往只强调大国"体面"，不计经济损失，所酬之值多数大大超过贡品的价值，出大于入。同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大搞迎来送往、建楼造馆、"宴劳有加"、食宿交通等等一律免费招待。因此，年年交易，年年逆差。郑和下西洋也是如此："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①。国力消耗太大。

其二，在"朝贡贸易"的背后允许公开走私。朝贡贸易有许多框框，贡期、人数、贡船、贡道等都有严格的限制，不得越轨。外国国王、使臣入华以后也要接受一套繁琐的礼节。奇怪的是对于他们的走私品，非但不加管束，反而一律免征其税，实际上等于公开允许、鼓励他们来中国走私。外国贡船往往夹带大批私货，明朝政府在朝贡之外允许他们在京师会同馆与城内各处开市贸易，允许他们在途中与军民私下交易。洪武三年十月，中书省臣奏：朝鲜使者入贡，多带私物货卖，请征其税。朱元璋说：远夷跋涉，万里而来，卖货求利，难与商贾同论，听其交易，勿征其税①。十七年正月，他又命有关衙门：凡海外诸国入贡，有附私物者，悉免其税②。永乐元年九月，礼部尚书李至刚奏：日本贡使私载兵器刀矛卖于民，宜依禁令止之。明成祖说：岂当一切拘之禁令。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蹈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资费亦多，其各卖货，以助给路费，亦人情也③。十月，西洋刺泥国来贡方物，因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明成祖回答：商税为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不许征其税④。

这种只强调政治影响，而无视经济效果的贸易，以及同一时期进行的明

①　《明史》卷三○四《郑和传》。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五七。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九。

③　《明太宗实录》卷二二。

④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

成祖派兵征安南、迁都北京，前后均延续十多年（有的二十余年）。给国家经济造成的损失，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永乐二十二年八月明仁宗即位当日，就下旨停造宝船。十月，又罢金银交易之禁，广收民间钞入国库；增征市镇门摊税，折收为钞。这些无一不是说明国家财政拮据。郑和自西洋返国五年多，至宣德五年六月，明宣宗才以登极年久，而诸番国远者尚未朝贡，勉强派郑和最后一次出使二十国（一说十七国）。就在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二年后，在明代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已经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苏州府连续四年拖欠赋税，总计达766　余万石，居民大量逃亡。全府因死亡、逃散、从军而被除籍者计33400　余户。全国各地人民逃亡的现象也日趋严重。事实上，到了永乐后期由于"海禁"而实行的不等价的朝贡贸易，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征安南、迁都三件事，国力已经大力衰退，洪武以来的积聚已耗尽一空。"太平盛世"、"宇内富庶"的繁荣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随之而来是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危机重重，政局开始动荡。内乱招来外患。正统十四年明军惨败土木堡，英宗皇帝被俘，正是这种衰退景象的必然反映。从此以后，社会经济也由明初的迅速恢复与发展，而转入徘徊、缓慢之中，赋役制度开始败坏，农村土地兼并盛行。

三、明中叶的土地兼并与赋役制度改革（一）皇庄的建立与土地兼并的盛行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刺部首领也先分兵四路大举入侵。明英宗率50　万大军亲征，结果全军覆没，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这一事件，是明王朝的统治由兴盛转向衰微的醒目标记，它体现在政治、军事等各领域。在经济上突出表现为赋役制度的破坏和土地兼并的盛行。

土地是衣食之本、财富的源泉，只要存在土地私有制，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大土地所有制，使得土地所有权向大地主集中。明中叶的土地兼并与封建政治特权紧密联系，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屯田制的废弛、农民土地的丧失以及与此相伴产生的皇族庄田、勋贵庄田、缙绅庄田的蓬勃发展。

屯田制的废弛是明中叶政治、军事等方面积弱的必然产物。早在宣德时期，屯田废弛的迹象已露端倪，及正统以后，随着政治的腐败，国家控制能力不断下降，王府、太监、缙绅势豪、军官等凭藉政治特权，大肆兼并屯耕田土，"戍卒多役于私家，子粒不归于公廪。"①在沉重的屯田子粒和苛繁徭役的压力下，屯丁纷纷逃亡。屯耕土地，屯丁、屯粮的丧失（见表1），使"屯田之法尽坏"②。

农民土地的丧失主要缘于贵族、缙绅庄田的发展壮大，这是明中叶封建地权变动的重要特点。在这些庄田，以皇庄最引人注目。所谓皇庄，就是归皇帝所有，由太监管业，其地租收入全部供宫廷消费的土地。它主要包括皇帝庄田、后宫庄田、东宫庄田以及未就藩的诸王赡养地。皇庄的出现始于洪熙时的仁寿、清宁、未央等宫庄的设立。"天顺三年，以诸王未出阁，供用浩繁，立东宫、德王、秀王庄田，二王之藩，地仍归官。宪宗即位，以没入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始。"③皇庄的发展，弘治朝是一个高峰，"畿内之地，皇庄有五，共地12800　余顷。"④明武宗即位踰月，即建皇庄7处，后来增至30　余处，占地面积高达37595　顷又46亩⑤，皇庄的规模膨胀到了顶峰。

除皇庄外，王府庄田规模最为可观。王府庄田（简称王庄）指亲王就藩后的藩国庄田，明初就已产生，不过"国初分封自一二远藩外不给庄田"⑥，并且"明初亲王岁禄外，量给草场牧地，间有以废壤河滩请者，多不及千顷，部臣得执奏，不尽从也。"⑦王庄规模较小。洪熙元年赵王高燧就藩河南彰德府，明仁宗于岁供之外另赐赵王田园80　顷有奇，首开亲王赐予庄田的先河。此后

①　《明宪宗实录》卷二三一。

②　《明宪宗实录》卷二四四。

③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④　《明孝宗实录》卷二八。

⑤　夏言：《勘报皇庄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二。

⑥　《明世宗实录》卷三○四。

⑦　《明史》卷一二○，《潞简王传》。

表1　明中叶屯田破坏一览时间侵占屯田者侵占屯田亩顷屯丁占役或逃亡屯粮失额资料出处宣德六年宁夏、甘肃镇守官及各卫　豪横官旗侵占可引水灌溉的膏腴之地俱不报官纳粮，间有报者，十仅得一《宣宗实录》卷76宣德六年宁夏、甘州等处官豪之家占种田土计10490亩《宣宗实录》卷83宣德八年山东都司卫所屯管私役军丁《宣宗实录》卷100正统三年逃故军士120　万有奇《英宗实录》卷46正统九年大宁都司佥事田礼等侵占屯地4127　顷有奇递年不输子粒《英宗实录》卷123正统十年甘肃官豪势要及各管头目将膏腴屯田侵夺私耕军士负累逃徙者多《英宗实录》132正统十四年直隶兴州左屯杨升等侵种屯地3445　顷余不纳子粒《英宗实录》卷178景泰塞上腴田率为势豪侵占《明史》卷167景泰在京僧夤缘陈乞霸占宣府平衍土地为庄田者不下10　余处《武宗实录》卷13成化十二年大同、宣府豪强占种膏腴土田虚数十万顷租税不供《宪宗实录》卷156成化二十年辽宁武官役占屯田军士《宪宗实录》卷255弘治二年镇守守备官多役占屯田正军，以余丁屯种《孝宗实录》卷26弘治六年王府并势家占种所遗屯田屯军俱各摘出应役《孝宗实录》卷75弘治八年甘州太监总兵占种屯田肥饶者《孝宗实录》卷101弘治十五年镇守等官占种故军良田所遗薄田仍令军士赔纳《孝宗实录》卷188弘治十五年贵戚豪右将各处军民开垦空闲地请为己业《孝宗实录》卷188弘治十七年王府河南彰德卫内地287　顷、山东　青州左卫额内处地68　顷，先年　俱因王府陈乞，因而赐之《孝宗实录》217正德边境东尽辽阳、西抵甘肃、中连　宣、大、延、宁诸镇，广袤八千里，　多衍沃可屯之地，皆夺于势家《武宗实录》卷15王庄规模急剧扩大，到明中叶，王庄已遍及南北直隶及山东、山西、河南、湖广、陕西、江西等布政司，有数据可稽考者如晋王庄田7200　顷①，崇王庄田1　万顷②，兴王庄田1300　多顷③。王庄规模之大，可见一斑（见表2）。公主、驸马都尉庄田的规模也十分庞大。我们兹据有关材料列成表3。

勋戚指因军功而被封为公、侯、伯，或因椒房之亲获封的勋臣、贵戚。

明中叶他们"恃宠挟恩、奏求田地，因而依势虐人，侵占倍数。"④我们举例说明其庄田规模。黔国公沐氏庄田遍及云南主要府、州、县，且多为膏腴之地。忠国公石亨仅在怀来等地就占拥1700　余顷。⑤景泰间皇戚王源原赐田止27　顷，他令其家奴别立四至，侵占官民田土16320　余顷⑥。弘治时外戚张鹤龄初赐田500　顷，其依势夺占，实际得地4000　余顷。⑦"宦官之田，则自尹奉、喜宁始。"⑧明中叶以后伴随着宦官权势的膨胀，他们通过受赐、奏乞、夺占民业等手段使自己的庄田迅猛扩大。（见表4）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二六。

②　《明史》卷一八三，《周经传》。

③　《明史》卷一八三，《周经传》。

④　《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

⑤　《明英宗实录》卷三○九。

⑥　《明景帝实录》卷二二。

⑦　《明史》卷一三八，《周经传》。

⑧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表2　明中叶王庄一览时间王府兼并方式兼并土地方位兼并数额资料出处洪煕元年赵王高燧给予河南彰德府田园80　顷有奇《宣宗实录》卷40洪熙元年越王瞻墉赐昌平县庄田49.90　顷《宣宗实录》卷10宣德四年梁王瞻洎奏求湖广安陆州郢王原有庄宅田园及其扩卫军官所遗田屋《英宗实录》卷61宣德十年永和王乞请交城、祁县地88　顷有奇《英宗实录》卷3宣德十年宁化王济焕奏请山西太原县古城田60　余顷《英宗实录》卷3正统二年淮王瞻■　赐江西余干县山地420亩《英宗实录》卷33正统二年襄王瞻■　给赐湖广襄阳府所属襄阳各县无税田396　顷，山二所《英宗实录》卷36正统三年庆王给赐■阳侯陈懋原有果园《英宗实录》卷44正统八年庆府垦种占种鸣沙州等处无征田1000　余顷军田《英宗实录》卷100　《英宗实录》卷100景泰三年郑世子祁■　给赐河南修武、获嘉二县荒闲地《英宗实录》卷216景泰三年襄王瞻■　奏请湖广襄阳等五县无粮空闲山地100顷《英宗实录》卷223东宫赐京畿昌平县汤山庄，三河县白塔庄朝阳门外四号厂官庄《英宗实录》卷302德王赐京畿西直门外新庄村并果园、固安县张华里庄《英宗实录》卷天顺三年302秀王赐京畿德胜门外伯颜庄、鹰坊庄、安定门外北庄《英宗实录》卷302续表二成化四年德王见潾奏请山东寿张等县田4100　顷《宪宗实录》卷50成化四年德王见潾奏请广平府清河县700　余顷《宪宗实录》卷86成化九年郕府给武清县河东地504.1　顷《宪宗实录》卷115成化十年灵丘王世子仕烇奏求绛州绝户民田447　顷《宪宗实录》卷128成化十年吉王赐河间府地土100　顷《宪宗实录》卷133成化十一年唐王芝址赐河南南阳府闲地140　顷《宪宗实录》卷137成化十四年徽王见沛赐宝坻县空闲地二处共102　顷《宪宗实录》卷177成化十八年赵王见灂赐河南汤阴县地711.40顷，水碱地70.42顷，徽州安阳县地77.99　顷，彰德卫未纳粮地234.11　顷，荒芜地81.68亩《宪宗实录》卷230成化十九年崇王给赐河南嵩县地40　顷《宪宗实录》卷247成化廿一年崇王见泽增赐青庄坡等处地900　余顷《宪宗实录》卷287成化廿三年德王见潾赐新城、博兴、高苑水淀、芦荡并空闲地403.34　顷《宪宗实录》卷9弘治元年郕府给杨村、河西地200　顷有奇《孝宗实录》卷9弘治元年寿王赐涿州等处空地540　余顷《孝宗实录》卷19弘治四年岐王祐榆赐永清县信安镇地575　顷《孝宗实录》卷47弘治四年岐王增赐刘武营地90　顷有奇《孝宗实录》卷50弘治四年益王赐顺天府望军台地500　顷《孝宗实录》卷56弘治七年衡王奏求丰润田地150　顷《孝宗实录》卷87续表二弘治七年兴府奏请郢梁二王香火地449　顷先属襄府带管者《孝宗实录》卷92弘治九年汝王奏请玉田县望军台田700　顷《孝宗实录》卷117弘治九年岐王奏请德安府观滩田300　顷《孝宗实录》卷118弘治十一年卫王赐平度州及昌邑、寿光二县田1000　顷有奇《教宗实录》卷134弘治十一年岐王赐德安府田300　顷《孝宗实录》卷151弘治十二年荣王奏请丰润县田500　顷《孝宗实录》卷158弘治十三年寿王赐四川保宁府田403　顷有奇《孝宗实录》卷159弘治十二年崇现泽奏乞河南归德州等处黄河退滩地20余里《孝宗实录》卷159弘治十二年兴王祐杭赐近湖淤地1352顷《孝宗实录》卷159弘治十二年岐王再赐德安府田612　顷有奇《孝宗实录》卷164弘治十二年周府赐给睢州等处地5210　多顷《孝宗实录》卷182弘治十四年衡王奏请山东寿光、潍县地1214　顷《孝宗实录》卷185弘治十四年汝王奏请河南获嘉县地70　顷《孝宗实录》卷185弘治十七年寿王赐田300　顷《孝宗实录》卷217弘治十七年荣王赐田600　顷《孝宗实录》卷217正德元年徽府奏乞彰德卫官田213　顷有奇《武宗实录》19正德二年荣王奏请龙阳县地方沿河两岸新兴洲等处田地530　顷有奇《武宗实录》30正德三年泾王陈乞沂州枣沟湖等处无税地707.80　顷《武宗实录》35正德四年荣王陈乞湖广常德、辰州府属县无粮田地1595顷有奇《武宗实录》48正德四年汝王奏乞荥泽、河阳、汜水等县黄河退滩地602顷有奇《武宗实录。50正德九年徽王陈乞彰德卫庄地230　顷有奇《武宗实录》111表3　明中叶公主、驸马都尉庄田一览时间名称兼并方式兼并土地分布兼并数额资料出处正统二年驸马都尉宋琥等占田甘肃田600　余顷《英宗实录》卷30正统十二年驸马都尉王谊占耕河间府军民田《英宗实录》卷153正统十四年真定大公长主赐直隶真定府武强县退滩空地50余顷《英宗实录》卷180成化元年嘉善长公主奏讨顺天府文安县退滩空地365　顷有奇《宪宗实录》卷52成化九年广德、宜兴二长公主赐任丘县地900　顷有奇《宪宗实录》卷115成化十年奏乞武清县草场300　余顷《宪宗实录》卷隆庆长公主131赐栾州、玉田、丰润闲地1000.2余顷《宪宗实录》卷131成化十七年宜兴长公主赐武清县塌河水甸地1080　顷《宪宗实录》卷211弘治三年仁和长公主给三河县庄地215　顷有奇《孝宗实录》卷36表4　明中叶宦官庄田一览时间各称兼并方式兼并土地分布兼并数额资料来源正统十二年中官、外戚怙势占据南京田地62350亩　房屋1228间《英宗实录》卷29正统六年御马监故太监刘顺家人奏请16所庄田《宗宗实录》卷77正统十二年御用临太临喜宁奏乞河间府青县田79.80顷《英宗实录》卷150景泰七年尚膳斋左太监刘祥奏请直隶真定府冀州并晋县河田共580余顷《英宗实录》卷268天顺元年太临曹吉祥占耕真定府饶阳县田1000余顷《英宗实录》卷278天顺元年太临刘家林赏赐真定府深州田100顷《英宗实录》卷278天顺三年太监刘辉赏赐保定府新城县空地150余顷《英宗实录》卷300天顺太监曹吉祥占种军民地24.87顷夏言《勘报皇庄疏》成化十七年内官陈显赐定兴县庄地390.83顷《宪宗实录》卷213成化廿三年御马监太监李良等占种正阳等九门外苜蓿地100余顷《宪宗实录》卷292成化廿三年太监廖屏等占种保定府黑洋淀牧马草场100余顷《孝宗实录》卷3成化太监汪直宝坻县七里海荒地21560余顷《世宗实录》卷82弘治元年太监陆恺奏请保定府定兴县地200顷《孝宗实录》卷14弘治四年太监陆恺奏请定兴县地172顷《孝宗实录》卷51弘治九年太监陆恺奏请武清县庄田64顷《孝宗实录》卷111弘治九年太监陆恺奏请武清县田76顷《孝宗实录》卷109正德八年御用监太监丘聚购买良乡地4顷《武宗实录》卷106正德太监谷大用夺占民田4万顷《明史》卷194，《林俊传》明中叶以后，科举制的蓬勃发展，使缙绅地主迅速崛起。"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舍"①，他们千方百计兼并土地。河南"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少亦不下五七百顷。"②江浙权豪庄田"阡陌连亘"，"一家而兼十家之产。"③福建地区"仕宦富室，相竞畜田，贪官势族，有畛。。遍于邻境者，至于连疆之变，罗而取之；无主之业，嘱而丐之；寺观香火之奉，强而寇之；黄云遍野，正粒盈艘，十九皆大姓之物。"④"民有产者无几耳。"⑤在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分散的小生产者由于劳力强弱、人口多寡、技术高低等具体条件不同，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逐渐产生贫富差别，导致土地兼并的发生。但是，如果没有内部或外部的压力，这种自然的土地兼并过程一般进展较慢，兼并的规模也非常有限。明中叶大批屯田、自耕农田地向官僚、贵族手里集中，土地兼并之所以如此剧烈，很显然与政治权力对兼并的渗透密不可分。我们从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途径即土地兼并的方式中就可清

①　《西园闻见录》卷四，《谱系》。

②　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③　《明英宗实录》卷五。

④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⑤　《明史》卷二○三，《欧阳铎传》。

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皇庄的土地主要通过这几种方式取得：第一，兼并牧马草场及荒滩地。

"今（弘治）之皇庄及赐功臣等项庄田，大概多是牧马草场余地。"⑥第二，吞并军民屯田。正德时"奸民乘隙多将军民屯种土地诬捏荒闲及官田名色投献，立为皇庄"⑦。第三，侵占没官田。"宪宗即位，以没入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①即为例证。第四，凭藉特权，强行霸占民田。弘治十一年何孟春奏："近年着（皇）庄人役，罔恤国体，近亩之田，小民衣食之资，横加侵占，由寻及丈，跨亩连蹊，求益不已。"②第五，纳献土地。"正德以来，猾无籍之徒，乘时射利，沾恩冒赏，多将畿内逃逋民田投献左右近幸之人。而左右近幸，不念畿辅重地，献谄取悦，奏为皇庄。"③当然，投献的土地不仅限于逃逋民田，民人起科田、租地、祖业征粮地、民垦土地、空闲地等也在投献之列。另外，因为"天下田土，除皇庄外无不出办差役"④，为躲避沉重的徭役负担，也有一些农民自献土地的。

王庄、公主庄田、勋戚庄田、缙绅庄田的扩张途径主要为：第一，钦赐和奏讨（又称奏乞）（见上表）。钦赐是皇帝主动将土地赏赐给亲王、勋戚、缙绅等。仁宗以后历代皇帝都有大规模地赐田记录，孝宗皇帝一生见于记载的钦赐土地就已达50　余次。不过明中叶的钦赐与明初赐田有很大差异。洪武初明太祖下令赐公田给诸王、勋臣、百官，"以其租充禄"。这种赐田带有禄田的性质。国家对所赐田土拥有所有权和管业权，地租的征收由政府专人管理，租额的高低亦由政府确定。诸王、百官从土地上所获禄米是国家地租的转化，不是土地所有权的直接体现。而明中叶钦赐田地的所有权性质具有双重性，它属于官田种类，为国家所有，但它可世代永袭，成化六年前多半是自行管业，庄田子粒高低亦多由自己确定，它是官田的私有化。奏讨与钦赐不同，它是先由亲王、勋戚等向皇帝乞请，要求占有某块荒地，经过皇帝恩准后将土地拨赏给自己。但事实上，正如成化五年户部给事中李森所言："入皇朝以来百年于兹，民生日众，安得有不耕不稼之闲田？名为求讨，实则强占"①。钦赐和奏讨是贵族、缙绅庄田扩张的最重要途径，其规模之大令人瞠目。我们以宪宗生母孝肃皇太后之弟周寿为例。成化元年他奏求河间等县田448　顷，与之②。成化三年，"时方禁勋戚乞请庄田，而寿乃皇太后弟，冒禁以请，上不得已与之"，诏给涿州庄田63　顷有奇③。弘治六年又请承买宝坻县官地1200　余顷，孝宗不允，准令于内拨500　顷与之管业④。弘治十年再次奏请到所余700　余顷庄田⑤。十七年因与国舅张延龄争田，两家奴仆互相⑥　《明孝宗实录》卷二四。

⑦　《明世宗实录》卷三。

①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②　何文简：《陈万言以俾修省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二七。

③　《明世宗实录》卷五。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三。

①　《明宪宗实录》卷七○。

②　《明宪宗实录》卷二○。

③　《明宪宗实录》卷五三。

④　《明孝宗实录》卷八○。

⑤　《明孝宗实录》卷一三一。

掊击，后经户部、都察院仲裁，他又从中捞到2000　顷良田⑥。正德三年又奏讨得到安务地870　顷⑦。第二，侵占牧马场地和军民屯田。晋宁伯刘福叔祖、太监刘永诚除钦赐武清县利上屯庄田250　余顷之外，又侵占牧马草场地200余顷⑧。占种屯田的例子更多，正德元年徽府将彰德卫屯田213　顷奏乞为业⑨。第三，纳献。其规模之大以致明武宗的即位诏中将其列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近来有等无籍之徒，将军民祖业征粮地捏作抛荒无主及水淹沙压不堪耕种等项名色朦胧投献，王府并内外势要之家听信拨置，奏讨占夺，以致贫困失业"①。第四，夺买。弘治五年，河南巡抚徐恪向孝宗上书指出：河南百姓"或因水旱饥荒及粮差繁重，或被势要相侵及钱债驱迫，不得已将起科腴田减其价值，典卖于王府并所在有力之家，又被机心巧计，掯立契书，不曰退滩地，即曰水坡荒地，否则不肯承买。间有过割，亦不依数推收，遗下税粮，仍存本户。。。缘此等民害，各处皆有，不独河南。"②明中叶生产力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土地收益明显上升，刺激了贵族、缙绅地主对土地、财富的贪婪追求。政治腐败在客观上又难以遏制其不法行为的发生，这就使他们以政治权势为后盾，推动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造成"公私庄田逾乡跨邑"、"富强兼并，至有田连阡陌者，贫民无地可耕"的局面③。再者，明代政体是高度集权的，皇帝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而且也享有全国土地的处置权，他本身就是个大地主，与皇帝关系密切的天潢贵胄、勋戚百官自然最有条件从皇帝手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从而推动明中叶贵族、缙绅地主经济蓬勃发展。另外，优免冒滥，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的进程。"官员之家率得优免，遂致奸伪者多诡寄势家。"④投献之风日炽。土地兼并对封建统治、国家财政的震荡是不言而喻的。它使国家控制的土地失额严重。洪武二十六年天下额田857623　顷，到弘治十五年只剩4228058顷。"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其半。。非拨给王府，则欺隐于猾民"⑤。其中"中州地半入藩府"①。侵夺屯田造成边储日虚，夺占民田使得国家粮差损失原额，兼并牧马场地，使"草场日削，军民皆困于孳养。"②土地兼并，"小则影响朝廷各部的常课，大则破坏皇明政权的经济基础和军备防务。"③另外，土地是百姓衣食之资，屯丁、自耕农土地的丧失，使阶级矛盾大大激化，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引发了多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发生动摇。

我们以贵族、缙绅庄田的经营、运行方式和耕作者社会地位的变化入手⑥　《明孝宗实录》卷二一○。

⑦　《明武宗实录》卷四○。

⑧　《明孝宗实录》卷四一。

⑨　《明武宗实录》卷一九。

①　《明武宗实录》卷一。

②　徐恪：《修政弭灾疏》，《明经世文编》卷八一。

③　王淑英：《资治策奏》，《皇明名臣经济录》。

④　《明孝宗实录》卷二○○。

⑤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①　《中州杂俎》卷一。

②　《明史》卷九二。

③　王毓铨：《莱芜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6　页。

来探寻土地兼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众所周知，自耕农经营土地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紧密结合。但是，皇庄的运行是通过太监管业、将土地出租给佃户、征收皇庄子粒来实现的。王庄、勋贵庄田以成化六年为界，此前一般是自行管业，成化六年后多倾向于有司代管，但都是"将正数庄民计田分户，佃纳子粒。"④缙绅庄田通常是自行管业。所以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即租佃制的盛行。租佃是地主将土地出租给佃农耕种，通过征收地租来实现其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佃农耕种土地依然是以一家一户作为生产单位进行劳作，传统的生产方式没有变化，封建生产关系也没有突破。所以土地兼并不同于"圈地运动"，它不是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表现。不过，生产力总要冲破重重障碍向前发展的，迫使封建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局部调整。明中叶实物定额地租及货币地租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实物定额租是与实物分成租相对而言的，货币地租则是针对实物地租而言。明中叶以后，实物定额地租大量存在，尤其在江南、广东等省，庄田定额租比较普遍。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地租业已出现。成化六年明宪宗诏定官粮则例，地租"每亩不得过五升，折银不得过三分。"①加速了定额地租和货币地租的推广进程。因为定额租的租额固定，佃农改进技术、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所增产的成果全部归自己所有，故这种租佃形式对农民生产积极性有较大的刺激作用。而货币地租也在一定程度上松解了农民的人身束缚，使农民有更多的种植自由。所以尽管土地兼并作为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经济结构蕴含着自我调整机制，通过生产关系局部变更，使生产力仍能保持上升势头。土地兼并造成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相互分离，促使一批　自耕农向佃农、奴仆、雇工转化。明中叶佃户的大量涌现，一方面伴随着钦赐、奏讨土地的增多，封建朝廷往往用强制手段将土地的原业主转化为钦赐佃户和奏讨佃户。另一方面，"优免太滥，诡寄日滋"②，为逃避苛繁徭役，一部分自耕农将土地投充王府势要之家，自身则成为他们的投充佃户。农民丧失土地之后，大多就地转化为佃农。同时为保证庄田拥有足够的劳动力，贵族、缙绅地主甚至招揽流民作佃户。明中叶之后，随着阶级分化加剧，丧失土地的农民，有一部分沦为奴仆，这在江浙、徽州等地尤为突出。成化时江西缙绅豪右，"藏匿流移之人，以充家奴佃仆。"③嘉靖朝湖州府缙绅董伤"家蓄奴不下千人。"①另外，伴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雇工的行队也在不断壮大，"长工"、"忙工"的记载在明中叶的地方志中屡屡出现。正德《松江府志》就明确写道，"农无田者为人佣耕者曰长工，农月暂佣者曰忙工"。明中叶之后自耕农社会地位的变化，对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但是它使国家控制的人口大量减少，影响了正常的赋役佥派，加深了国家的财政危机。

当然，在土地兼并的同时，土地离散倾向也始终存在。因为明代土地的占有与封建政治特权紧密相连，政治权力越大，兼并土地的实力和机会就越多，但是一旦政治失势，土地占有自然不复存在，明代因罪籍没土地的亲王、④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七，《户部四》。

①　《明宪宗实录》卷八六。

②　《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三。

①　范守己：《御龙子集·曲洧新闻》。

勋臣、缙绅不乏其人。至于外戚、宦官的土地占有更为脆弱，他们的崛起依附于皇帝的宠信，因此其庄田多骤起骤落，经营时间大都比较短暂。在封建宗法制度下，无论诸王或是勋贵，一旦无子承嗣，土地亦将全部没官。对自置地的传授，中央概不干预，但传统诸子均分的继承制使土地发生切割，也不利于土地的集中。更主要的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各阶层的阶级地位和经济身份变动不居，"人之贫富不定，则田之去来无常。"②但是就总体而言，土地兼并仍属主要发展倾向，土地向皇室勋戚权贵势豪地主阶层集中，是明中叶土地占有关系变动的主要特征。

土地兼并动摇了封建国家的财政基础，激化了阶级矛盾，加深了统治危机。明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抑制兼并的措施。针对"奏讨不已"，"投献不绝"，朝廷屡颁禁约。天顺二年明英宗的敕谕非常严厉，他下令：侵占田地"能自首者，俱免本罪。若被人告发或体访得知，必皂罪不宥。其家人及投托者，皆发边卫永远充军。"①成化二年明宪宗也下诏："公侯驸马伯及勋戚大臣之家，有将官民地土妄称空闲朦胧奏讨及令家人伴当用强侵占者，行移法司，先将抱本奏告人拿问如律，干碍主使教令人员奏请拿问，仍追究报地投献之人，该府州县阿附权势容令占种不即具奏者，事发一并究治。"②尽管朝廷屡颁禁约，且内容一次比一次严厉，声势一次比一次浩大，但是"禁奢侈则害于近戚，限内产则妨于贵家，于是令出而有不行。"③为加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杜绝投献、寄庄等隐瞒土地现象的发生，从正德十六年起至嘉靖九年，对包括皇庄在内的所有庄田实行勘查和清丈。但是由于贵族缙绅的抵制，亦未达到预期目的。

②　李光坡：《答曾邑侯问丁米均派书》，《皇清经世文编》卷三○。

①　《明英宗实录》卷二三○。

②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七，《户部四》。

③　《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一三，《户部》。

（二）流民运动的出现与山区的开发明中叶的流民运动肇始于仁、宣，力量积聚于英宗、景帝时期，抵宪、孝、武三朝迅猛高涨，形成遍及全国的巨大洪流。它有几点特别引人注目：（1）规模宏大。流徙人口动辄成千上万，一些地区"人不得不尽甲而逃"④，甚而至于方圆几百里"俱闭门塞户，逃窜趁食"⑤。（2）范围广阔。流民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畿内边陲，成为明中叶最主要的全国性社会问题。（3）成分复杂。流民的主体构成是贫困破产的农民。另外，在苛繁的封建重压之下，匠户、军户、城镇工商业者、灶丁等也纷纷地被抛入流民的行列。流民运动的膨胀，是明中叶政治危机的重要体现，它给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

百姓破产成为流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是多种因素综合发展的结果。

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生产方式的落后造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普遍贫困化，使得老百姓"幸无水旱之厄，所获亦不能充数月之食。"①社会剩余产品比较贫乏，一旦遇到天灾人祸，民力贫困，无力自救。封建赋役的繁重且分配不均，使百姓重负难堪。在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面前，政府疲弱无力的社会救助体系无法为受灾百姓提供最起码的生活条件和物质帮助。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我国的传统农业社会内部，社会的阶级、阶层体系始终不是全封闭的，它本身孕育着社会流动的可能性。明中叶政治格局和经济结构的变迁为社会流动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政治上的积弱、国家控制力的下降与商品货币经济的长足发展并存，百姓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前代有所减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新的社会经济因素不断出现，人们的生存空间和谋生手段不断扩大。另外，明中叶以后人口的增殖速度远远高于土地面积的增加，人口密度与资源承载力发生矛盾，传统农耕地区生存条件恶化。明中叶流民潮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发展壮大的（见表5）。

④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一册，《保定府志》。

⑤　《明英宗实录》卷一二七。

①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

表5　明中叶农民逃亡一览表时间逃亡地区分布逃亡人数逃亡原因资料出处正统二年直隶大名府、河南、陕西诸处殆万人《英宗实录》卷28正统二年湖广黄州等府连年亢旱，人民流移《英宗实录》卷31正统二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并直隶诸郡县民贫者无牛具种子耕种，又重征远役《英宗实录》卷34正统五年直隶直定府所属冀州等二十二县并山西太等府所属代州等九十四州县36640余户《英宗实录》卷63正统五年河南、山西、南北直隶34230户以上躲避粮差《英宗实录》卷63正统五年山西平定等州寿阳等县四月不雨，麦苗少长，田土未耕《英宗实录》卷66正统五年山西所属府州县11533户岁荒艰窘《英宗实录》卷74正统九年西安等府、华州等州、高陵等县今年亢旱，人民缺食《英宗实录》卷124正统十年山东山西诸处4100余口，780余户《英宗实录》卷129正统十年陕西所属西安等府动以万计旱伤《英宗实录》卷132正统十二年山东山西350余户地狭民众，徭役繁重《英宗实录》卷133正统十二年诸城10300余户，续逃2500余地瘠民贫、差役繁重、频年饥荒《英宗实录》卷152正统十二年山东、湖广等布政司、淮安等府连被水旱，人民艰难《英宗实录》卷153正统十二年兖州府沂州5500余户累岁旱涝，民饥《英宗实录》卷155景泰三年开封等府今岁水涝，田禾无收《景帝实录》卷42天顺四年广东韶州等府逃民动以万计《英宗实录》卷318成化四年荆襄流民达20-30万《宪宗实录》卷50成化四年平凉、延安、庆阳等府逃移外郡十有七八年荒贼扰《宪宗实录》卷52成化四年德安等府官仓俱无积粮，官府虽为设法籴运，不能周给《宪宗实录》卷61成化十二年荆襄流民户113317，口438644《宪宗实录》卷160成化二十年山西平阳府58700余户连年灾伤《宪宗实录》卷256谈及流民一般都要联系到土地兼并。明中叶土地兼并比较盛行，皇庄、王庄、勋贵庄田纷纷涌现。他们夺屯田，"以致军士（指屯丁）虚包（屯田）子粒，负累逃徙者多。"①他们抢民田，"白夺其田土，夷其坟墓，毁其房屋，斩伐其树木，于是百年土著之民，荡失产业，抛弃父母妻子"②。自耕农和屯丁在土地被兼并后，陷入无业境地，被迫成为流民。但是，对于由土地兼并原因造成的流民的数量，我们应该从整体把握，不宜过分夸大。从地主方面讲，他们兼并土地的目的是以占有土地为手段来攫取更多的土地收益即地租，而地租则是封建社会剩余劳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他们不仅要拥有

①　《明英宗实录》卷一三二。

②　李梦阳：《应诏上书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三八。

土地，更需要有相当数量的佃农为其耕种。土地兼并会使一部分人成为流民，但更多的应该是土地原业主向佃农的转化，即钦赐佃户、奏讨佃户、投托佃户的大量涌现。为了弥补佃户之不足，"明季缙绅，多收投靠"③，"收纳衣食无依之辈，诱致逋亡失业之人，一入其家。。终无脱身之日矣"④，招募隐匿一批流亡人户。从农民角度考虑，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安土重迁的社会，农民的乡土观念根深蒂固，当他们失去土地之后，首先是想方设法成为当地的佃农。除非当地承佃者和雇工严重过剩，或者遇见重大灾害，实在无工可作，他们才会背乡离井走上逃亡之路。

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流民的分布、规模在各地亦不一样。一般来说，北方流民规模远远超过南方。北方屡遭兵燹之灾，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巨大阻碍，经济状况远逊于富庶的南方，永乐迁都后，北方地处政治重心，官僚汇聚，落后的经济与特殊的政治环境决定了北方地区的徭役浩繁。"山陕之民，供给各边粮饷，终岁劳苦尤甚。及佥派天下各王府校尉、厨役、斋郎、礼生，每当一名，必至倾家荡产。"①畿内、河南、山东等地"最苦养马，破家荡产，皆马之故。"②北直隶、山东等靠近运河之地，"发民挽舟，初无定数，部运之官挟势多索，逼迫无厌，壮丁尽行，役及老幼，妨废生理，不得休息。"③土地兼并使"地额愈减、丁差愈重"④；官僚机构膨胀造成"小民被役，月无虚日，户无闲丁，民当里甲之差，而又有此分外之役"⑤，百姓赋役负担大增。"赋役之出，力役之征，区长里长往往避强凌弱"⑥，放富差贫；"优免冒滥，诡寄日滋"⑦，花分、投献之风日渐公行，封建制度的不公正性进一步加剧徭役分配的不均。繁重的徭役负担使百姓贫困潦倒，濒于破产。然而祸不单行，明中叶以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连年灾伤，人民缺食，穷乏至极，艰窘莫甚。园林桑枣，坟茔树砖，砍掘无存。易食已绝，无可度日，不免逃窜。"⑧自然灾害是流民产生的催化剂。

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但"东南之民困于税粮"⑨，流民的规模也相当可观。江南地区官田比较集中，因为官田是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资格按私租额占有社会剩余劳动产品，所以官田的地租率远远高于一般的民田。这是江南重赋的最主要原因。为了应付沉重的田赋负担，"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所共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则逃。"①与税粮相对的是漕粮运输负担的苦繁。明代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等都是漕粮的供应地。其中南直隶、浙江的漕粮约占全国的六成，供官廷消费的白粮也主要由苏州、松③　《二申野录》卷八。

④　康熙《汝宁府志》卷四《艺文志上》，金镇：《条议汝南利弊十事》。

①　《明孝宗弘治实录》卷一○三。

②　《明宪宗成化实录》卷八二。

③　《明宣宗宣得实录》卷四一。

④　沈榜：《宛署杂记·人丁》。

⑤　《明孝宗实录》卷一○七。

⑥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

⑦　《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三。

⑧　《明英宗实录》卷二七八。

⑨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河南》。

①　正德《松江苏志》卷七，《田赋中》。

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供纳。漕粮数额巨大，使其解运成为江南地区百姓的艰巨的负担。无论支运、兑运或是长运，要么是道远劳费，要么是往返耗费，但输解徭役或漕粮加耗都必须由普通百姓来承当。至于白粮运输，自始至终都是由民运完成。巨额的田赋征收和繁重的漕粮运输负担给江南人民带来大的灾难，是促使该地区流民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

历史上的流民一般指农民的逃亡。与前代不同的是，在明代除农民外，大量的匠户、军户、灶丁以及城镇工商业者也加入了流亡的行列，还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匠户是指封建政府为榨取无偿劳动而编入特种户籍的工匠人户。明代匠户分轮班、住坐两种，轮班匠定期服役，隶工部；住坐集中于京师附近，隶内官监。匠户按籍而定，役皆永充，成丁则役，对国家的人身依附严重。明中叶以后大兴土木，供役浩繁，"擅自科敛财物及起夫役，重为劳扰"者屡见不鲜，"管官私占役及放买闲、包纳月钱"使工匠们怨声载道②。工匠饥寒切身，而有司不能存恤，甚至连作工原料不足，"皆工匠自补，以是逋负者数多。"③供役繁重、管理不善促成匠户的大逃亡（见表6）。

表6　明中叶工匠逃亡一览时间逃亡人数资料出处正统元年1600　余人《英宗实录》卷43正统三年4255人《英宗实录》卷49正统十年万人《英宗实录》卷131景秦元年34800　有奇《景帝实录》卷17天顺四年38400　余名《英宗实录》卷317成化元年18592人《宪宗实录》卷16成化二年4532人《宪宗实录》卷25成化九年4537人《宪宗实录》卷112正德九年2180　余名《武宗实录》卷114"役之苦者莫甚于军，则乐逃者亦莫甚于军。"①明代军户包括从征、归附、谪发、垛集等名色，人身依附关系严重，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待遇艰苦。明中叶以后，私自占役军动辄数百，屡禁不止；月粮被扣、军官掊剋更比比皆是。军差繁重，工役劳苦。北边军士因马匹陪补竞相逃亡，江南军士因漕运而倾家荡产。至于屯军逃亡的则更多。正统三年天下都司卫所发册坐勾的逃军竟高达120　万之多②。此后军士逃亡更多。

明代灶户世役，隶灶籍。明初政府提供卤地、草荡、灰场作为制盐场地，"免其杂徭，又给工本米。"③灶户所产食盐作为税课由国家征收。明中叶因为财政危机，政府下令停拨灶户工本，对食盐进行不等价征收，再加上草荡、灰场多为豪强兼并，盐法大坏，正盐滞壅，余盐猖獗，灶户贫富分化加剧，②　《明英宗实录》卷二○一。

③　《明孝宗实录》卷四九。

①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八册《江宁·庐安》。

②　《明英宗实录》卷四六。

③　《明史》卷八○《食货志四》。

一批灶户终因灶课繁重难堪、总催及盐商的中间盘剥，贫困破产，挈家逃亡。"灶丁逃亡数多，盐课消乏"①。以正统朝为例，正统元年，山东都转运盐使司所属各场，在逃灶户3350　余户，逋负盐引30560　余引②。

正统八年，山东石河场盐课司逃亡灶户383　户，遗下盐折布1320　匹有余。高家港盐课司逃亡灶户379　户，遗下盐课3056　引有余③。正统十二年，山东信阳场盐课司灶户逃去810　余户④。同年，山东新镇等场盐课司因灶户逃故数多，遗下盐课22000　余引⑤。灶户逃亡，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明王朝的统治危机。

明中叶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由于封建政府推行抑末趋本政策，实施里甲制、关津制和市籍制，人为地限制了工商规模的扩大。而更令城镇工商业困扰的一是铺行之役，一是关市之征。明中叶官府买办物料日多，光禄寺下铺行买办诸物，"不即关与物价。市廛小人，富少贫多，或典卖家资，或出息假贷，竭尽艰苦，方得完足。又经月未得价值，资本即使，无所经营，多致失所。"⑥明中叶以后关市之征日渐增多，税率不断提高。店铺开张需要门摊税，驴骡车受雇装载物货，于京城九门或出或入，要征车马税。正德时又增设九门税。在交通要津设立钞关，征收船料、商税、条税、正税。正统七年，京都税、宣课司颁布的税钞则例明确规定，油房、粉房、机房、磨房、裁剪、绣作每季必须纳钞36　贯，缎子铺则要交纳120　贯，其他店铺，或按货物取息，或以工艺受值征税。官府的横征暴敛、穷极搜刮，使城镇工商业户负债贫困，被迫转徙他乡。

流民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落后的生产方式和频繁的自然灾害造成了百姓的积贫积弱。"天下赋敛横流、徭役如山"，"收田之入不足以缓公府之追求"，"养马困于责驹、煎盐困于赔课、近王府则困于侵夺、近戚里则困于恣睢，地当孔道、祗应为之害，土产之物、贡献为之害"①。由此使明代流民规模越来越大。流民成分复杂，决定了其流向和存在形态各不相同，因此造成的社会影响比前代更深刻、更久远。我们从流民的职业和地域的流向来探讨这一问题。

从流民的职业流向分析：流民逃亡后转死沟壑，困顿挣扎，飘泊异乡，或"大户苞荫"，"投豪势官民为家人佃户行财行理者"；或"僧道招诱"，成为其佃客；也有的流入城镇，被"豪匠冒合"，转而从子"专于贩易佣作者"。另外还有的投充军营为"军囚牵引"或被"屯营隐占"；当然也有"船居荡浮"，甚至出海谋生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即摆脱了对国家的人身依附，成为相对独立的人。这对商品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流民的逃亡，小则影响朝廷各部的常课，大则破坏政权的经济基础和军备边防。农民的逃亡，一方面使土地荒芜，"兼并之家乘时贱市流民田"，土地兼并越来越激烈，国家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另一

①　《明宪宗实录》卷一五六。

②　《明英宗实录》二三。

③　《明英宗实录》一○二。

④　《明英宗实录》一五六。

⑤　《明英宗实录》一六一。

⑥　《明英宗实录》卷五三。

①　《明孝宗实录》卷一七二。

方面人口的逃亡增加了未逃户的负担，因为"粮存难办，以故丁逃而累及于户，户逃而及于甲，人不得不尽甲而逃。"②我们知道，封建国家赋役科差制度是以严密的人口和土地控制为基础的，百姓逃亡使国家赋役征收陷入窘境。军户的逃亡则直接威胁边疆的稳定。至于匠户、灶丁的逃亡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明政府的财政危机。况且，由于流民生产资料缺乏，生活异常困难，因此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不乏其例，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流民成为明王朝的"腹心之疾"①。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堵疏兼用，制止流民发展。正统元年，明政府造《逃户周知册》，核其丁粮，送报巡抚，无论遣返原籍或是附籍当地，俱得纳税服役，试图把流民重新纳入封建的政治经济秩序之中。正统二年颁行《挨勘流民令》，"令勘籍、编甲互保，属所在里长管辖之"②。正统四年，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等流民出没较多的几省增设抚民佐二官，"归本者劳徕安辑，给牛、种、口粮"③。正统五年采纳巡抚于谦建议，下令复流民复业者税，景泰二年又申"隐丁换户之禁"④。但这些威逼利诱措施并没有解决流民的根本问题，只能算是权宜之策。明中晚期，因为"灾眚频仍、催科无序，数年之逋，取盈一时"⑤，流民依然有增无减，甚至酿成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严重动摇了明朝的统治基础。

从流民的地域流向来讲，其主要趋势是由地少人多的狭乡向人稀地广的宽乡流；从腹内向塞外流；从土地瘠薄的地区向肥沃的地区流；从租赋较重的平原向租赋较轻或尚无租赋的山区流。人口的地域流动，在经济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可以缓解腹内、平原地区的人口压力，促进边疆和山区的开发。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流民找到了土地之外的谋生手段，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中间，流民向山区的迁徙和对山区的开发尤其值得研究。流民向山区聚集，归因于山区地旷人稀、统治力量薄弱，即所谓"地土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纳粮、又不当差"①。以荆襄山区为例，至成化七年，已屯聚流民938000　余人②，成为全国最大的流民聚居区。南赣山区、闽浙山区也倍受流民青睐。

流民向山区的迁徙，加强了山区与外界的联系。山区交通闭塞、开发较晚、人丁稀疏、经济落后。流民徙入后山区人口密度明显上升，人口分布由河谷盆地向山地、由海拔较低地区向较高地区延伸，为山区经济开发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源。流民多来自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关系、教育文化水平等比较先进的地区，如荆襄流民主要来自南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四川、湖广等地，南赣流民则多是江西平原、福建、粤北的破产百姓，他们带去的不仅仅是劳动力，先进的耕作工具技术经验、文化生活模式等也伴随山门大开也一并涌入，推动了山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另②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一册《保定县志》。

①　《明宪宗实录》卷七八。

②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③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平郧阳寇》。

⑤　《明神宗实录》卷四七。

①　梁林：《议处郧阳逋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五。

②　《明宪宗实录》卷九三。

外，封建政府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理控制，在其聚居区增设行政区划，修筑道路。如明政府曾在荆襄地区增设郧阳一府并竹溪等七县。以郧阳为中心，开辟三条驿道，分抵西安、南阳、汉中，这在客观上也密切了山区与外界的联系。

流民的汇聚加速了山区的综合开发。流民入山后或结聚屯耕，或单独营生，或依附土著充当承佃户。他们辛勤劳作，开荒辟地，使山区垦植面积倍增，仅勋西一地迄成化十三年就已新辟耕地14300　多顷③。耕地面积的增加促使粮食作物的发展，明中叶勋西地区"其谷产较胜洵阳、山阳诸邑"①。抵明末，这里已是"山坞之中，居庐相望，沿流稻畦，高下鳞次，不似山陕间矣"②。明中叶以后湖广地区经济迅猛崛起，成为"湖广熟天下足"的全国重要粮食供应地，其重要原因就是流民的大量汇入。对山区的深入开发，不仅改变了当地的种植结构，而且推动了山区多种经营的发展。流民们以山区丰富的矿产资源，森林及其他野生植物资源为依托，因地制宜，相继开辟茶园，种植生漆、油桐、蓝靛等经济作物，采集培育菌种、药材，有的则从子矿业开发。汉中山区"成化年间以来，各省逃移人民，聚集栽植茶株数多。户口日繁，茶园加增不知几处。"③南赣山区流民则"搬运谷石，砍伐树木及种靛栽杉、烧炭等项，所在有之。"④尤其是蓝靛的种植，成化弘治时期自闽汀传至泰和县，正德时期推广至南赣地区，此后直至明末，该地区成为靛蓝的主要生产基地。至于矿业生产也十分发达，正统时浙江庆元人叶宗留在浙闽山区招募流民"开矿大作，官不能禁"⑤。荆襄流民也"以窃矿聚，巡矿官吏莫敢谁何"⑥。广东韶惠地区"无主官山产生铁矿，先年节被本土射利奸民号山主矿主名邑，招引福建上杭等县无籍流徒，每年于秋收之际，纠集凶徒百千成群，越境前来分布各处山岗创寮住扎，每山起炉，少则五六座，多则一二十座，每炉聚集二三百人，在山掘矿，煽铁取利。"⑦流民数量的增多，新的经济活动的出现，带动了山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从事生漆、茶叶、桐油、药材等农副产品的再加工和贩运的人逐渐增多，在山区、平原交接地带，工商业市镇已零星出现。

但是流民对山区的开发，在统治者看来与统治秩序的长期稳定并无助益。中国的传统政治最讲求"固本"，即编户齐民，配户当差。而流民游离于户口编审之外在山区的发展壮大，使得僵化的地方官僚机构已经实际上失去了对这部人的有效控制，他们"始因躲避粮差，终至违背德化。食地利而不输租赋，旷丁力而不应差徭"①，这与封建固本政策尖锐对立。激烈的冲突最终导致了正统十年叶宗留在闽浙山区率矿工流民起义，成化元年刘千介石和尚发动荆襄流民起义，六年李胡子再举义旗，极大地震荡了明王朝的统治③　《明宪宗实录》卷一六七。

①　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②　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卷一（下）《游太和山日记》。

③　杨石综：《为修复茶马旧制第二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一五。

④　周用：《乞专官分守地方疏》，《西江志》卷一四六《艺文》。

⑤　《西园闻见录》卷九二。

⑥　《项襄毅公集》卷一，《善亿十子疏》。

⑦　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三○。

①　孙原贞：《大戒疏》，《明经世文编》卷二四。

秩序。尽管采用杀、戍、逐等血腥手段残酷地镇压了流民暴动，并企图以严刑峻法和筑堡戍守等办法堵绝农民的流徙，但实践并不成功。成化十年后晋陕豫等地不堪重负的百姓再次掀起涌入荆襄山区的浪潮，"入山就食，势不可止"②，迫使明政府不得不改变流民对策。成化十二年，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引东晋侨置郡县之法，使近者附籍，远者设州县以抚之。"③周洪谟的主张就当时实际情况来看，不失为明智务实之策。同年五月，都御史李宾再次提出："荆襄流民，必立州县卫所以控制之，可免后患。"④明宪宗权衡利弊，下令派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原杰前往抚治流民。原杰审时度势、恩威并施，奏请开设郧阳府并竹溪等县，允许百姓附籍占田，设立湖广行都司衙门，增设巡抚一员，并于水陆要冲立军堡、置驿站等，荆襄流民问题暂得缓解。此后河南巡抚张瑄也采取类似措施辑抚了西北流民。

但是，这种恢复和建立封建统治秩序的努力，其效果是短暂的。随着统治集团越来越腐败，财政开支越来越庞大，农民的赋役负担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多的农民丧失了生产和生活资料，不得不四处流移乞食，加剧了社会矛盾。最终，朱明王朝被因庞大的流民潮而形成的起义大军所埋葬。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平郧阳寇》。

③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④　《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三。

（三）以减轻官田重赋为核心的赋税改革在造成农民大量逃亡的诸多因素中，赋税负担过重是一个重要原因。江南地区赋额之高尤其惊人。以赋税最重的苏州、松江两府而言，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总数的1／44，却要承担全国11-14％的税粮，无论是绝对田赋总额还是相对亩赋税率，均远远超出全国其他地位。导致该情况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苏松官田太多（见表7），而明政府规定，这一地区的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①。

表7　苏松二府官、民田比率表官田民田地区田额百分比税粮百分比田额百分比税粮百分比苏州62.99 94.7 37.01 5.3松江84.52 94.3 15.84 5.7（资料来源：《正德会典》卷19。《明史》卷78，《食货志二》正德《松江府志》卷7）

江南官田集中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魏晋以后，该地区由于民聚地辟，生产发展，很早就成为国家赋税的渊薮。宋元时期统治者通过设立官田加强对江南田赋的掠夺。及明立国，朱元璋不仅继承了历代官田遗产，而且为巩固统治、确保国家军政开支、加强中央集权，通过迁徙富民、籍没诸豪族及富民田等手段，促使江南地区大量民田向官田转化。因为官田属国家所有，封建政权直接从土地上以私租额征收剩余产品，该产品兼具地租与赋税两种性质，所以官田税额在数量上要高于民田。江南地区大量民田的官田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田赋沉重，给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为了完纳苛重的赋税，"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①"苏松二府之民，盖因赋重而流移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甚者则不止于是而已。"②农民的贫困化和大量逃亡使"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③，造成江南地区"徒有重税之名，殊无重税之实。"④苏州府自永乐十年至洪熙元年欠粮392　万石⑤，至宣德时积逋高达790　万石⑥。松江府宣德五年定拨起运米43.9　万石，而实纳只有6.6　万石⑦，常州、湖州等府逋欠税粮莫不皆然。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大打折扣，赋役基础发生动摇。

朱元璋也知道"比年苏、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给，皆为重租所困，民困于

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①　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②　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③　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④　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⑤　《明宣宗实录》卷七四。

⑥　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⑦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租而官不知恤，是重赋而轻人。"①但鉴于大明社稷未稳，百废待举，北方又饱经战乱灾荒，国家财政急需该地区支持，他只能采取移民外出、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等措施扶植生产，或通过临时性的蠲免、降低官田科则、折色等手段进行社会救济补苴，客观条件决定了他不可能根本解决官田重赋问题。建文帝即位后曾下诏："国家有惟正之役，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期？今悉与减免，亩毋踰一斗。"②但其享国日短，成祖践位后改革措施俱废。雄才大略的明成祖朱棣北征蒙古、南荡安南，遣郑和通使域外，疏浚运河、营建北京，国家军政耗费的增大，使江南重赋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

明宣宗即位后，面对"天下财赋不理而江南尤其"③的局面，下令派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苏松等地，在向宣宗递交的调查报告里，周干指出："苏州等处，人民多有逃亡者，询之耆老，皆云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是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没入官，依私租减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拨赐公、侯、驸马等项目，每亩旧输租一石，后因事故还官，又如私租例尽取之。且十分而取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之乎？尽取则无以给私家，而必至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矣。"④明宣宗深受触动，为确保朝廷财政收入，巩固国家赋役基础，宣德四年下诏对官田改科减征，"官田纳粮一斗至四斗者减十之二，四斗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⑤宣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重申："因各种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自今为始，减除十之二三不等。"七年再次下令："自宣德七年始，但系官田塘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悉依宣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谕恩例减免。"①并于宣德五年派"才力重臣"周忱到江南督理税赋。

周忱（1381-1453），字恂如，江西吉水人，有经世之才，永乐二年进士，任刑部郎官凡二十年，深得户部尚书夏原吉的赏识和器重，宣得五年经大学士杨荣的推荐，以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周忱上任伊始，便"召父老问逋税故"②，"入民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民间疾苦。"③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苏松两府为前沿，以贯彻宣宗减轻官田科则为前奏，逐步将自己的改革宏图在江南地区付诸实践。

周忱革除粮长制的弊端，改良田赋漕运方式，渐次建立完善税粮征收、贮藏、运输中的各种规章制度。粮长制的改革主要包括：（1）针对田赋征收过程中粮长私造大样斗斛掊尅百姓，周忱"请敕工部颁铁斛下诸县准式，革粮长之大入小出者。"④　（2）简化粮长领、缴勘合手续。"旧例，粮长正副三人，以七月赴南京户部领勘合，既毕，复赍送部，往返资费皆科敛充之。（周）忱止设正副各一人，循环赴领，讫事，有司类收上之，部、民大便。"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

②　《明史》卷四，《恭闵帝本纪》。

③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④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⑤　《明会典》卷一七。

①　《明宣宗实录》卷八八。

②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③　焦竑：《焦氏笔乘》卷四，《周文襄》。

④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⑤（3）鉴于各县收粮无屯局，粮长即家贮之，周忱设立水次仓制度，"令诸县于水次置屯，屯设粮头、屯户各一人，名辖收。至六七万石以上始立粮长一人总之，名总收。民持帖赴屯，官为监纳，粮长但奉期会而已。"⑥（4）严格税粮运输管理，设《拨运文簿》登记支拨起运之数，设《纲运文簿》开列运输途中花销开支之数以备核查，杜绝运输途中粮长自盗或挥霍行为的发生。税粮漕运方式的改革主要是将原来军民各自运输的支运改为由民运至淮安或瓜州交兑官军、由官军接运至通州的兑运，百姓适当地承担官军运输中的给耗：民运至淮安交兑者每石正粮加耗米五斗，民运至瓜州交兑者每石加耗五斗五升。粮长制的改革使百姓所纳税粮最大限度地进入官仓，保证了国家税收的完整。漕运方式的改变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周忱通过济农仓的设立，构筑起地方政府可以自主支配的地方基金体系。明宣宗和英宗对周忱都比较信任，"委任益专"①，许其"便宜行事"②。这使周忱能够拥有较大的自主权、最大限度地施展自己的才干。宣德七年，江南丰稔，"诏令诸县以官钞平籴备振贷，苏州遂得米二十九万石。"③同年，周忱在江南实施京俸就支法，即将原在南京支俸的北京军官改向苏、松、常三府支领。原先苏松百姓转输南京每石正粮所加六斗耗米除一斗用于支付船价外，其余五斗即可节余，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④。济农仓正是在此基础上设立的，它使地方政府在不增加对百姓赋役征敛的基础上，既能保证封建朝廷的赋税收入，又能弥补地方公务、救济、公益事业等费用及里甲支费之不足，官民两利。济农仓的设立为田赋改革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周忱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支柱是加耗均征即平米法的推广实施，它以宣德八年周忱奏行《加耗折征例》为标志。其主要内容是：（1）户无论大小，田无论官民，一律划一加耗。（2）耗米并入正米一并征收。（3）以论粮加耗为主，"每正粮，收平米一石七斗，候起运日酌量支拨，次年余多，则令加六征收，又次年益多，则令加五为止。"①但也有论田加耗，"于轻额民田，每亩加耗一斗有奇，以通融官田之专欠。"②平米法的推行，结束了"豪户不肯加耗"③的历史，使税粮负担畸重畸轻的局面。耗米的均征，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百姓的税粮负担，但是，因为国家田赋收入得到保证，地方官员的公务性支出也有足够供应，这就大大减轻了对百姓的额外勒索，所以百姓还是乐意接受的。

周忱改革真正触及到官田科则的措施是到正统以后的田赋折征。宣德中，周忱曾经奏准检重额官田、极贫下户税粮，准折纳征银，每两当米四石，解京充俸。这是田赋折征的前奏，规模有限。及正统以后，伴随商品货币经⑤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⑥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①　《明史》卷五三，《周忱传》。

②　《明英宗实录》卷二○五。

③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④　《明史》卷一二一，《周忱传》。

①　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②　蒋伊：《苏郡田赋议》，《清经世文编》卷三二，《户政七》。

③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济的繁荣，金花银征收面积不断扩大，推动了周忱的改革以田赋折纳的方式向减轻官田重赋的目标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他奏准允许将苏松等府的部分税粮准折纳金花银和布匹，金花银一两折合应纳米四石，棉布一匹准折税米一石。令每亩税课"七斗至四斗则纳金花银、官布、轻赍折色；二斗、一斗则纳白粮糙米、重等本色。"④因为亩税额在四斗以上者只有官田，田赋折征虽然往往低于市场米麦价格，但是它通常与折纳数额的减少或缴纳上供杂派的减少相联系，且又能减轻田赋运输之苦，所以耕种官田的农民的负担大为减轻。田赋征收方式的改变推动了官、民田税户负担渐次达到均平，金花银逐渐成为调节平衡官民田土赋税负担的重要手段。另外周忱还改变马草征收方法。明初马草依田粮派征，江南地区的马草多输往两京，舟涉江海，运载艰难，劳费不赀，成为当地百姓的沉重负担。周忱奏请输往北京的马草每束折钱三分征收，输南京的则就地买草，大大减轻了税户负担。

改革是一个艰难的扬弃过程，它必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宣德六年，周忱奏请将松江府古额官田依民田起科，户部尚书胡。。以"变乱成法，沽名要誉"①为由，要求严惩周忱。正统七年奸豪尹宗礼发难，指责周忱不当多征耗米。九年户科给事中李素以"不遵成规，妄意变更，专擅征科，掊多益寡"②为借口弹劾周忱，在此情况下，平米法和济农仓制度一度被迫中断。但是马上"两税复逋，民无所赖，成称不变"，明政府不得不惩办攻击者并"举行前法如故。"③客观现实使得周忱改革小心翼翼、谨慎行事，尽管如此，改革仍然步履蹒跚、阻力重重。济农仓的设置，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这与大一统的专制集权格格不入。平米法的推广，抑制了豪绅地主拒不纳耗的法外特权，触动了当地地主势力的切身利益。土木之变后，明景帝即位，对前朝重臣猜忌，使周忱失去政治上的靠山。景泰元年，溧阳县豪民彭守学发动攻讦，指责周忱多征耗米，"假公花销，任其所为，不可胜计。"④户部奏准监察御史李鉴等前往稽查追还。五月礼科给事中金达又落井下石，上书弹劾周忱。在上下夹击和重重压力之下，周忱被迫致仕。

周忱下台之后，改革的趋势并没有停滞。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明中叶之后，地方逋赋严重，人口大量逃亡，国家财政日趋紧张，迫使明政府不得不对赋税制度加以整顿。周忱的改革正是为保证中央田赋收入所采取的补苴性对策。所以，"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无轻易忱法。"①此后，苏松地区减轻官田重赋的改革基本上沿着周忱的改革思路持续进行：（1）田赋征收经论粮加耗、论田加耗的反复，最终促成官、民田科则的扒平。（2）金花折色越来越多，田赋输纳由民运向官运方向转化。（3）改革辐射范围愈加广阔，周围许多府县也先后加入减轻官田重赋的行列。

（1）论粮加耗、论田加耗的反复与扒平官民田科则。景泰七年，陈泰继任江南巡抚，他令论田加耗，"民田五升者倍征，官田重者无增耗"，依据④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①　《明宣宗实录》卷七七。

②　《明英宗实录》卷一一六。

③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④　《明景帝实录》卷二三。

①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官、民田科则的高下决定不等的加耗数额，使"赋均而额不亏"②。其继任者李秉萧规曹随，"一守成法"，并制定了具体的加耗则例，亩征六斗以上田，只征正粮不加耗；亩征五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一斗五升；亩征四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三斗；亩征三斗以上田每石加耗六斗；亩征二斗以上田每石加耗八斗；亩征一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一石五升；亩征五升以上田每石加耗一石一斗五升。李秉的论田加耗不再区分官田、民田，它通过征收不同科则的耗米，渐次实现官民田税粮的均平。但是遗憾的是，"其例甚平，而难于稽算，吏不胜烦扰"③，使实际的效能打了折扣，况且李巡上任不到一年，即坐"举知府违例"罪被逮，人去政废。

接替李秉任江南巡抚的是崔恭。他上台后废除了李秉的改革，恢复了先前的论粮加耗。苏州府吴江县"每正粮一石征耗五斗。"①松江府"华亭县正粮一石征平米一石七斗或减至五斗，上海县正粮一石征平米一石九斗。"②崔恭的论粮加耗使得税粮越重，加耗愈多，加重了耕种官田的百姓的负担，对拥有大量民田的地主比较有利。

天顺五年，刘孜继任江南巡抚。他在增辟赋税来源的基础上对官民田科则进行整饬。针对农民因赋役繁重被迫逃亡后造成的土地荒芜，"刘孜奏定召佃荒田例"，"召民开佃，不论原额，肥田亩税米三斗，瘠田二斗，谓之官租。仍与民约，永不起科加耗。"③垦荒辟地"六七年积羡至二十万"④，这就使广大农民承担的荒田虚税得以用垦荒所得羡米抵补，因而减轻了他们的负担。鉴于苏、松两地的具体情况不一，刘孜推行了一条折衷的改革方案。苏州府论田加耗，"以陈（泰）李（秉）二公所定酌为四则：正粮六斗以上加一斗，四斗以上加四斗，一斗以上加五斗五升，一斗以下加一石二升。后亦稍减。"⑤松江府论粮加耗，华亭县每石秋粮加征耗米七斗至四斗五升，上海县每石加征耗米八斗五升至六斗⑥。几年以后伴随垦荒面积的扩大，正粮加耗每石降至五斗。

弘治八年，巡抚朱瑄颁布《分乡论田加耗例》，对论田加耗的田赋征收方式加以改良完善。因为就当时江南土地占有状况来看，"民田多归豪右，官田多留于贫穷。"①论粮加耗中耗米与正粮成正比，正粮愈高，加耗就愈多，只有在税粮总额固定，官田、民田一律加耗的情况下，官田耕种者的负担才能相对减轻。论田加耗则依官、民田科则之高下确定征收不同的耗米数额，官田科则重，加耗相对较少，民田科则轻，加耗相对较多，所以论田加耗与论粮加耗相比更有助于解决官民田科则的畸重畸轻。但是论田加耗也有缺陷，因为田土的自然属性不一样，土壤性质、肥瘠、灌溉条件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粮食产量也有高下之分，统一按田加耗，势必加重瘠田耕种者的负②　《明史》卷一七七，《李秉传》。

③　《明史》卷一五九，《崔恭传》。

①　乾隆《吴江县志》卷一二，《田赋》。

②　康熙《松江府志》卷六，《田赋》。

③　康熙《松江府志》卷六，《田赋》。

④　傅维麟：《明书》卷一七，《田土志》。

⑤　乾隆《吴江县志》卷一二，《田赋》。

⑥　《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田制部九》引《大政纪》。

①　王鏊：《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明经世文编》卷120。

担。分乡论田加耗法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朱瑄的改革将松江府的华亭、上海二县作为试点，"华亭县东乡每亩加耗斗一升，中乡斗三升，西乡斗五升。后，中乡亩加斗四升，西乡加斗五升，东乡又分沿海、不沿海，沿海亩加一斗，不沿海亩加一升。上海县东乡每亩加斗一升，中乡斗三升，西乡斗五升。后，又分东乡沿海亩加斗一升，不沿海加斗一升，中乡亩加斗三升，西乡斗六升多。"②朱瑄的分乡论田加耗，不分官田、民田，统一依土地的自然属性差异确定不同的加耗标准，比较附合客观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弘治十一年新任的巡抚彭礼又恢复了论粮加耗。十五年，在松江知府刘琬的协助下更定加耗则例：官田论粮加耗，正粮每石加耗一石六斗；民田论田加耗，每亩征耗米一斗二升。这种作法本质上讲是各打50　大板，无论官田或是民田，税额都不同程度地上升。

正德二年，巡抚艾璞又恢复了朱瑄的论田加耗，只不过征收耗米略有下降罢了。正德六年以后，巡抚张凤再次改论田加耗为论粮加耗。

论田加耗与论粮加耗的反复从本质上讲是国家与封建地主争夺地租斗争的反映，"是和各府官田的特点和纳粮户的动向密切相关的"，"无不受到各府大户阶级和小民阶层的矛盾进展度及为解决这一矛盾所需的主体条件形成度的制约。"①论粮加耗与论田加耗推动了官田民田科则一体化的进程，加速了官田的民田化进程。

在论粮加耗与论田加耗的反复较量过程中，官民一则的改革尝试已悄悄进行。正德初，苏州府嘉定知县王应鹏曾倡议"官田轻重均作一则，民田并丝麦不科粮地，与成田荡涂亦均一则，造册在官，使民一体出纳。"②正德十四年，江南巡抚许庭光在湖州知府刘天和的配合下在湖州地区实行均平官民田土科则的改革，他们将全府应纳税粮、耗米统一折银，按亩均摊，每亩实征三斗。进入嘉靖以后，在大学士顾鼎臣等人的支持下，江南巡抚欧阳铎在苏州知府王仪的协助下率先在苏州开始了真正的官民田科则的扒平改革。其主要措施是："令府州县各总其亩之额，而丈量田以正亩，括其征米、征银之凡，而计亩均输之。""其（科则）最重与最轻者，稍以耗损益推移之。重而不能尽损者，为递减耗米、派轻赍、折除之以阴见轻；轻而不能加益者为征本色，递增耗米，加乘之以阴见重。诸推收田者，从圩不从户；田为母，人为子。"③松江府因为身份地主势力强大，一直到隆庆二年在郑元韶的主持下才开始官民一则的改革。大概到了万历初官民田科则的差别基本上消失。（2）税粮折银越来越多，田赋输纳由民运向官运发展。伴随着官民田科则差别的不断缩小，金花银的征派逐渐由官田扩大到所有税田，金花银在田赋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成化以后临时性的田赋折银亦屡见不鲜，成化十七年苏州、常州松江等地因实税粮折银①，弘治三年江南地区垦种抛荒田准税粮折银②，四年苏州府因灾兑运粮折银③，七年，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②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①　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

②　万历《嘉定县志》卷六，《条议》。

③　《古今治平略·明朝田赋》，见《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赋役部总论八》。

①　《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二。

②　《明孝宗实录》卷四二。

州等地均因灾将兑军粮、各卫仓军粮折银输纳④，十一年江南漕粮准折银⑤，十八年苏州府因灾将起运扬州等卫军粮折银⑥。金花银作为平调官、民田税粮负担的手段逐渐丧失。田赋折银越来越多，促使漕粮加耗的货币化。成化二十二年，松江知府樊莹首创白银法，它的主要内容是：①革除税粮的粮户自运，取而代之以粮长代运，并从宽给予粮长运费，即宽其纲而优之。②扩大税粮征收银两范围，除常运的应纳税粮征收本色外，其余应变易者尽可能"随时估高下"折色成白银。如华亭县正粮一石加耗米三斗二升、白银一钱五分。上海县正粮一石加耗米三斗三升，白银二钱⑦。白银法将田赋附加税改折货币，这在历代还是首例，对征纳双方都比较有利。在此前后，田赋的运输也由兑运向长运转变。长运就是由兑运军官过江分封江南各州县水次交兑。农民只要交纳一项过江费用，即可免除运粮之苦。无论是金花银的扩大、田赋附加税货币化或是田赋输纳方式的嬗变，在客观上都减轻了江南地区百姓负担，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3）苏松地区减轻重赋的改革尝试，带动了周围地区改革事业的发展。

景泰七年在浙江出现官民田分搭法，兵部尚书孙原贞会同浙江右布政使杨瓒奏请颁行《征粮则例》："起科重者征米宜少，运纳宜近；起科轻者，征米宜多，运纳宜远。官田每亩科米一石至四斗八升八合、民田每亩科米七斗至五斗三升者，俱每石征平米一石三斗；官田每亩科米四斗至三斗、民田每亩科米四斗至三斗三升者，俱每石岁征平米一石五斗；官田每亩科米二斗至一斗四合、民田每亩科米二斗七升至一斗，俱每石征米一石七斗；官田每亩科米八升至二升者、每田每亩科米七升至三升者，俱每石岁征平米二石二斗。"①这种论田加征的分搭法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田赋以平"的效果。成化十八年，江南巡抚王恕在应天、镇江、太平、宁国、广德五府推广劝米法，即减征五府官田耗米，每正粮一石减征耗米二斗三升，然后将所减耗米均摊给民田。正德十四年，御史沈灼在福建也推行加耗法，他规定"凡官民米皆有加耗，每官米一斗加耗三合五升，民米一斗加耗七合"，"官米俱折色解京"，"民米半纳本色，半纳折价。"②而且官米折银可以浮动折率，民米则只能每石折银五钱。嘉靖以后，伴随着欧阳铎征一法的推广实施，南方大部分地区先后推行了官民一则的改革，其中比较有成效的要属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灜的"扒平法"田赋改革。其主要内容是："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概以三年起征，而出荡滩浜池溇水面瘠薄之地，亦各为一则，以出正耗之征"③。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苏松等地减轻官田重赋的改革，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有志之士为确保朝廷财赋收入而进行的对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它以周忱的平米法为发端，经过论粮加耗与论田加耗的反复，最终通过扒平官民③　《明孝宗实录》卷六五。

④　《明孝宗实录》卷九二。

⑤　《明孝宗实录》卷一三○。

⑥　《明孝宗实录》卷二二二。

⑦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一四《职官》。

①　《明景帝实录》卷八八。

②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六册《福建》。

③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三二册《浙江（下）》。

田科则的手段促使官田的民田化。与之相伴进行的是田赋征收办法的不断完善。这种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使赋役不均的现象得到改变，减轻了农民的部分赋役负担，因此具有进步意义。

（四）赋税征调方式的嬗变赋税是支撑封建帝国大厦的经济支柱。税赋的科敛、征调、分配方式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元末国内战争造成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百姓财力困乏，国家经济凋敝，明初的赋役制度正是建立在这种贫弱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因此，赋税的征敛主要是米麦、布帛等实物之征①。

赋税是封建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体现（因为中国传统的赋税收入主要是田赋），是社会剩余劳动的产物--地租的再分割。明初赋税的实物之征与当时剩余劳动的困乏相适应。一方面获得土地的自耕农在完税后有较大的活动余地从事农业生产，这为其改善经济状况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实物税使农民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没有分开，为地主阶级准备了提高剥削率的条件。但是实物税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从其征收来看，明政府规定，田赋的征调由户部按各地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官田、民田）及土地面积大小分摊田赋，"夏税曰米麦、曰钱钞、曰绢，秋粮曰米、曰钱钞、曰绢。"②但实际上主要以米麦为主，钱钞的数额及比重不大。农业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于是便会产生"所贡非所产，所产非所贡"的矛盾。我们以江南为例，苏州府昆山县某地"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土棉，土人专事纺织"①，但依规定须交一定数额的米作为田赋，结果"民遂坐困"。再如松江府，盛产棉花，"不种桑，不养蚕，而岁农赋桑、丝、棉折绢若干。"②百姓不得不购买绢以输赋，造成"转展折阅，公私交弊。"③从田赋运输角度来讲，明初输往京师等地的田赋须民间自运，道远耗费，往返劳费，连朱元璋自己也慨叹"民间租税，水陆窎远，送纳京师，实为艰难"④。至于田赋中税粮的贮存更受客观条件限制，永乐中"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⑤，社会财富造成巨大浪费。就赋税分配而言，"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⑥，即主要供给宫廷消费及官僚、军队的俸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交换的频繁，要满足从皇帝到军队的日益庞杂的需求，传统赋税科派的实物便显得十分原始和力不从心。

为了弥补这种缺陷，明太祖苦心孤诣，采取了两种补救措施。第一，扩大上供物料的派征。上供指为皇室提供贡品，主要是皇宫日常所需的副食及器皿等；物料指为工部、兵部等提供官手工业生产原料及军需物品。上供之物"任土作贡曰岁办"，"官出钱以市曰采办。"⑦其科敛或按田粮，或按里甲。上供物料是统治阶级依仗政治暴力对百姓赤裸裸的掠夺，它不但没能解决实物赋税与国家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反而大大加重百姓的负担。第二，

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②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①　乾隆《昆山新阳合志》卷六，《田赋》。

②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一，《松江府志》。

③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六，归有光：《与邑令论三区赋役水利书》。④　《皇明诏令》卷一，《初元大赦天下诏》。

⑤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⑥　《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

⑦　《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

扩大田赋折色的范围和规模。折色是指将应征的原定实物税改为其他实物税或货币税，它与"本色"相对应。通常"谓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谓之折色。"①明初的折色主要缘于逋赋、灾伤、税粮贮运困难等因素（见表8），它的实施，不仅缓解了百姓在税粮交纳过程中的实际困难，保证了国家赋税收入，而且还能满足国家财政支用中的不求需求，货币税所表现的灵活性是实物税无法比拟的。

明初，田赋折色成货币从总体上说在整个折色中所占比例并不大，货币田赋在田赋总额中所占比重也甚小，按方家推测，宣德朝只占0.0049％，这与商品货币经济的长足发展和日益活跃的经济形势是不协调的。随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复苏，农业、手工业生产中剩余劳动逐步增加，特别是生产规模扩大，社会交换频繁，社会财富增殖速度加快，商品经济逐渐摆脱了传统的紧密依赖于国家权力和财力的状况而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渐提高。以正统六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的标志，白银正式作为一般等价物参与商品流通，它迅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将王公、庶民等不同程度地拖入商品货币经济的漩涡。因此田赋货币化作为一种要求必然促使田赋折色制这一临时补苴举措呈现进一步扩大和制度化之势。事实上，明中叶这种形势已很明显，突出地体现在税粮折银价不断上升。但传统封建社会针对情况变化调整政策的迟滞性是其一贯特征。由实物科敛到货币折色的大规模转变中，商品经济仅起到催生剂的作用。

导致田赋货币化成为现实的直接契机是俸帖的贱卖。俸禄是田赋分配中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明初百官俸禄以支付米麦布等实物为主。在商品交换逐渐频繁的条件下，为满足生活的多种需要，官僚们不得不"辄以米易货"①。但最令百官头痛的是俸禄支取问题：朱元璋曾下令百官之俸皆取自江南官田，及成祖迁都北京后，因为漕运不便，百官俸米皆令赴南京关支，由政府发给领取俸禄的凭证--俸帖。但是由于路途遥远，往返劳费，一般情况下官员领帖后即卖与商人赴领，"每十石止值银一二两"②，结果是"朝庭虚縻廪禄，各官不得实惠"，国家财政体系中供给物品与需求物品相脱离，矛盾对立，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关系不仅决定赋税的性质，而且也决定其分配形式。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改革赋税征调方式的呼声不断高涨。

正统元年八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上疏："行在各卫官员俸粮在南京者，差官支给，本为便利。但差来者将各官俸米，贸易物货，贵卖贱酬，十不及一，朝廷虚费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令该部各会计岁禄之数，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舟楫之处，吾随土产折收布、绢、白金，赴京充俸。"巡抚江西侍郎赵新和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等也先后上疏提出类似建议③。周铨等人的主张得到大学士杨士奇等人的首肯，行在户部尚书胡。。还援引"太祖曾折纳税粮于陕西、浙江，民以为便"④的祖例以证明其可行性。在众臣的一致赞成下，明英宗"遂放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五分。南畿、浙江、

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①　《续文献通考》卷二二，《田赋》。

②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官俸最薄》。

③　《明英宗实录》卷二一。

④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凡米麦四百余万斤，折银百余万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①金花银的出现，使我国赋税征调制度向前跨跃了一大步。尽管明代之前也曾出现过田赋折银，如宋仁宗时曾下令将陈州夏税所征小麦折变成现钱②，宋神宗熙宁十年也有过田赋输银的记载③，但都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而金花银则开创了以银为正赋（即田赋货币化）的制度化，此后大面积折征例定，田赋的货币折征成为赋税征调的发展趋势。

金花银是生产力发展和商品货币经济冲击的结果。金花银的推广，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金花银的折征必须以国家实物储备为基础，任何封建政府也不可能将其国家财政流转完全依托于市场。同时，尽管明中叶白银已成为主要货币，但从总量上讲白银仍不敷使用，若一蹴而就，使田赋全部征银，势必会物贱银贵，动摇传统农业的基础地位，引发社会危机。所以金花银只有在明政府的干预下自南向北，渐次推广开来。在江南地区得到周忱等人的有力贯彻，他们将金花银与解决官田重赋结合起来，民田科则较轻，令征本色实物，官田科则较重，令改纳金花银、布匹等，金花银成为调节均衡官田民田赋税的重要手段，加速了官田的私有化进程。在北方，成化廿二年李敏任户部尚书，"请畿辅、山西、陕西州县岁输粮各边者，每粮一石征银一两，以十九轮编，依时值折，军饷有余则召籴以备军兴。帝从之，自是北方二税皆折银"④。到了成化、弘治以后，各地方除了正赋中拥有一定的金花折纳数额外，一些临时性的田赋折征亦十分频繁。从政府岁进金花银总量来分析，正统时一般岁征金花814000　多两①，到正德初以岁入言之，夏税共该555000　余两，秋粮944800　余两，金花银995000　多两②。国家赋税收入中金花银所占比例明显上升。

与金花银相辅的是漕粮折银。明代漕粮主要出自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地，它是为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由政府规定自水路运往京师供官军食用的粮食，是实物田赋的一种表现形式。明初漕粮数额主要视京师驻军多寡而定，自从成化八年将全国漕粮总额固定为400　万石以后③，为了保证京师充足的粮食供应，明政府加强了对漕粮的管理，严格控制漕粮的蠲赦和改折。但是漕粮制度本身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明中叶以后自然灾害频繁，百姓穷困交加，流离失所，各地区很难以保证供给足够的漕粮数额。缺船载运、漕船受阻、官仓储满等，也会影响漕运的正常进行。再加上政治腐败，漕运制度本身亦遭到很大破坏。客观与主观的限制，迫使明政府在确保漕运总额不受亏损的情况下，有条件、有限额地扩大漕粮折征。明初漕粮以折征布帛为主，而正统以后兼收白银和布帛，尤以白银为主。明中叶漕粮折银规模的扩大表现在：首先是折银频繁。弘治五年苏、松诸府连岁荒歉，户部尚书叶淇请求将漕米折银推行诸府，"灾重者石七钱，稍轻者石仍

①　《盐乘》卷五，《食货志》。

②　《包孝肃奏议》卷七，《请免除陈州折纳现钱疏》。

③　《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

④　《明史》卷一八五《李敏传》。

①　王鏊：《震译长语》卷上，《食货志》。

②　韩文：《为缺乏银两库空虚之事》，《明经世文编》卷八五。

③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

一两"。"自后岁灾，辄宜折银"④，此后便形成"无岁不有灾伤，则无岁不有折兑，此其因灾伤而折兑者，常例也。"①至于由交通不便、仓储原因、"地不产米"等因素促成的漕粮折色更是屡见不鲜。其次是漕粮折色地域的扩大，数额的上升。成化以前漕运行兑运之法，兑运之中，湖广、山东、河南折色177700　石②。正德二年"浙江、江西、湖广正兑米35　万石折银解京。"③这种大面积高数额的漕粮折色是明初根本无法比拟的。漕粮折色规模的扩大还表现在漕粮永折的出现和发展。万历廿三年，南直隶的嘉定县以"土不宜稻，令漕粮永折。"④翌年，应天府高淳县以水患改闸筑坝，将该县漕粮16850石照依嘉定县近例永远改折⑤。据方家推算，明中后期漕粮永折的编派数额高达30　至36　万石⑥。

明中叶以折色为发端，以金花银为主、漕粮折色为辅的田赋货币化改革，还推动了力役向折银方向发展。事实上早在明初就曾有过力役折纳货币的记载，永乐初夏元吉在浙西治水，曾征收"淘河夫银"⑦，成祖迁都后，因为百官俸饷须到南京支纳，实际上俸饷已变相削减，为补生计之不足，配属于官僚个人的皂隶之役往往被改为折柴薪银代纳。明中叶之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流通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力役折交白银。及均徭法推广，经常性的杂役从其他杂泛差役中独立出来，并折合为各项工食价银两。正德元年均徭出现力差、银差之分，纳银代役已是大势所趋。随着时代的推移，银差日益增多，力差逐渐减少。迨至张居正"一条鞭"改革，赋役合并，普遍用银折纳。与此同时，匠户的轮班制也逐渐为班匠银所取代。力役折银，松解了国家对百姓的人身束缚，使他们在交纳一定数额的折役银之后可以自由从事生产活动，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赋税征调方式的嬗变，推动了明中叶商品经济的繁荣活跃。田赋的货币化促使纳税户为了交纳赋税，必须将农产品和地租投放市场，换取货币，即"输赋之金，必负米出易"①，加速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田赋征收白银，使货币成为衡量国库收入的依据，传统的价值观念发生动摇，不重田土，逐末求利，弃儒从商，所在有之，社会经济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田赋货币化反过来对商品货币经济的刺激作用，使明中叶之后手工业、商业发展迅猛，在江南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涌现出一批专业市镇，推动了社会的繁荣。

田赋货币化也加深了明王朝国家财政危机。明初国家财政收支由户部一元化领导，宫廷的耗费亦由户部将天下田赋汇总后按一定比例拨给。金花银出现之后，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发生很大变化，原来贮坑治税的内承运库改贮金花银，田赋折色的百万两金花银，"自给武臣禄十余万两外，皆为御用"②，④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①　唐顺之：《唐荆川广集》卷五，《与李龙冈邑令书》。

②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

③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

④　《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七。

⑤　《明神宗实录》卷二九四。

⑥　鲍彦邦：《明代漕粮折色的派征方式》，《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　期。⑦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四《史十》。

①　何乔远：《闽书》卷三八，《风俗》。

②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

内承运库事实上成为宫廷的内库。正统七年，户部又设太仓库，"各直省派剩麦米，十库中绵丝绢布及马草、盐课、关税凡折银者，皆入太仓库。籍没家财，变卖田产，追收店钱，援例上纳者，亦皆入焉"③。太仓库的设立，使得国家财政收支管理一分为二，一为宫廷财政体系，一为户部财政管理体系，原本属于国家财政收入的金花银变成了皇帝的私有财产，加剧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再加上明中叶以后几代皇帝多奢侈糜费，大兴土木，赏赐无度，使内库亏虚，宫廷财政收支捉襟见肘。"弘治时，府供应繁多，每收太仓银入内库"①，"正德时内承运库中官，数言内府财力不充，请支太仓银，户部执奏不能沮。"②原来专备兵荒及听征马匹草价、军士冬衣布匹之用的太仓银大量挪作宫廷消耗，使得明中叶后王朝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

③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

①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

②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

●　　（五）役法改革的展开徭役与赋税一样，也是构成明帝国大厦的经济支柱。赋是针对田亩而设，役则针对人丁而立。明中期，伴随着赋税征调方式的改革的展开，徭役佥派方式的改革探索也同步进行。它对明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大。我们沿着明代徭役制度的发展轨迹来探求、揭示役法改革的规律。早在明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开始了徭役的佥派。吴元年，他令徐达"验民田，征砖甃城"③，修筑松江等府城墙。立国之后，制定役法--均工夫。均工夫采用计田出夫的佥派手段，"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④以均工夫图册作为佥派依据，其实施范围集中于应天十八府，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等地区。均工夫明显带有平均主义色彩，对耕地较少的自耕农较为有利。洪武三年，朱元璋下令"籍天下户，置户帖户籍"⑤，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鱼鳞册和黄册制度，通过对土地、人口严加管理、控制，推动赋役制度向正规化方向发展。

明初徭役分正役与杂役两种。正役亦称里甲正役，它规定："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①正役的主要任务是"催征钱粮，勾摄公事"②，"出办上供物料及支应官府一岁经常泛杂支费"③。除里甲正役外到官府去应役的称为杂役，杂役名目种类较多，有的是常役，如江北、江南、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地的养马之役，江南、湖广等地的粮长之役，以及遍布全国的解户、馆夫、皂隶等等；有的是"因事编金，岁有增益"的临时性差遣，如修河、修仓、砍柴等等。杂役的佥派由里长点差，依排年里甲依次充当。洪武十七年，明太祖下令："凡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④翌年，又命"天下府州县官，民户上中下三等为赋役册，贮之介事，凡遇徭役，发册验其轻重而役之"⑤。洪武二十四年重造黄册，正式确立依丁粮多寡划分户等、按户等高下佥派徭役的制度。此后验田出夫的均工夫逐渐消亡。

但是因为这种役法是建立在封建私有制的基础之上，所以很难保证其佥派差役的公正性。虽然役法规定十甲轮流应役，但差役多属因事佥办，每年繁简不一。再加上各里、各甲丁粮多寡相异，均平各里各甲的差役总量不容易。纵使均平，各甲内部具体情况不同，丁粮多寡、优免户数不一样，各户负担亦无法相等。明中叶之后，伴随着政治腐败，国家控制力减弱，行政效率下降，普通百姓徭役负担大大加重。它表现在：第一，事繁费冗。成化时"孤寡老幼皆不免役，空闲人户亦令出银，故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

④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⑤　《续文献通考》卷一三，《户口考》。

①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②　嘉靖《德化县志》卷四，《役法》。

③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六册，《福建》。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三。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甚至一家当三五役，一户遍三四处。"①弘治时"百凡官府所需，悉出于此（指里甲），县取于里，里取于甲，盖视景泰、天顺间，不啻其几十倍矣。"②第二，里胥为奸，优免冒滥。每逢大造黄册，奸猾豪强同里书胥吏互相勾结，"以下作上，以亡为存"③，及金派徭役则放富差贫，放大户而勾单小，"诡寄"、"花分"等盛行，千方百计向农民转嫁差役负担。优免是封建特权的表现，明初官绅之家只免杂役，不免里甲，但明中叶以后，他们采取种种手段实行法外无限制优免，造成民户承应里役，每至倾家荡产，"官户偃然处十甲之外，不值现年。"④徭役负担不均越来越明显，"田连阡陌者诸科不与，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⑤第三，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盛行使传统徭役佥派制度发生危机。明中叶以后，由于白银作为一般等价物周流全国，商品经济长足猛进，人口流动频繁，土地买卖加剧，寄庄大量出现。政治腐败使钦赐、奏讨、投献、夺占土地愈演愈烈，国家控制的土地和人口越来越少，徭役佥派方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严峻的现实促使有志之士开始冷静地思考并积极采取对策，从而拉开明中叶探索役法改革的序幕。正役改革探索从周忱开始，他通过加耗减轻里甲负担，其后均平银、纲银、会银相继出现。杂役的改革主要是均徭法与十段册法的试验，最后殊途同归，导致"一条鞭"法的诞生。

里甲正役的改革探索首先是从固定赋役总额入手，这样一方面使应役户负担明确，保证科派的正常进行，一方面又能限制官府无止境的加征，减轻百姓负担。早在宣得年间，周忱曾用加耗的方法弥补里甲费用不足即属此类。鉴于江南"杂派太多，民不堪扰，（周忱）乃将杂派诸名色尽于秋粮一并带追，谓之耗米"①，凡民间户丁之差役、物料之科派，包括买办纳官丝绢，修理舍、廨、庙、学，攒造文册及水旱祈祷，皆从耗米中支取。在应天府实施的征收里甲银的办法也属加耗的一种，其具体做法则是"税粮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办，名里甲银"②。周忱的改革突破了传统的按丁粮多寡支付徭役，而改为论粮加耗，随田科派，这是役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里甲重负。周忱的改革思路为欧阳铎继承并发展，嘉靖时他在江南推行征一法，改定十甲征银朋当，"悉举里甲诸项并入秋粮，名曰均摊"③，促成赋与役逐渐合二为一。

继江南之后，浙江、广东等地相继出现均平银的改革。浙江的均平银亦叫甲首钱，改革起动较早，据《海盐县志》载，天顺中就有"其役之在各办者（主要指额办、岁办、杂办），则里长敛钱从子，称甲首钱。"④但是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以巡抚庞尚鹏奏准颁行《钦依两浙均平录》为标志，浙江地区均平银制度正式走上制度化和正规化。庞尚鹏下令"通行会计各府州县

①　《明宪宗实录》卷三三。

②　光绪《黄岩县志》卷六，《徭役》。

③　《明宪宗实录》卷三三。

④　《责成巡职方掌疏》，《刘子全书》卷一七。

⑤　罗仑：《与府县官上中户书》，《明经世文编》卷八四。

①　徐献忠：《复刘沂东加耗书》，《明经世文编》卷二六八。

②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条鞭始末》。

③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四《江南二·应天》。

④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四，《浙江二·海盐县》。

每年合用一应起存额坐杂三办钱粮数目，仍量编备用银两，以给不虞之费，俱于丁田内一体派征，名曰均平银。"⑤与先前役法相比，均平银有二个特点：①在清核人口、丁粮的基础上，将各府县供应中央的额办、坐办、杂办等差役及供应地方的里甲应办之年即佥均徭放在一起通融核算，扣除优免等项，折田为丁，统一征银，按丁田均平科派。②裁革里长支应，其里长只令勾摄公务，甲首悉放归农。广东均平银的推行稍迟于浙江，"见役里甲又随丁田赋钱于官，以待一年之用，名曰均平。既出此钱，甲首归农，里长在役只追征勾摄二事，其法盖始于成化。"①其具体科派方法是："广东丁田，自编徭役之外，每人一丁出钱五百文，田一亩出钱一十五文，十年一次，随里甲正役出办供应，谓之均平银。"②广东均平银同浙江均平银相对比，内容大体一致，不过是浙江均平银中含有供应中央差役的支应，而广东仅限于供给地方。另外浙江一般是逐年计算，依丁田科派，不断调整，而广东则是十年一轮。嘉靖三十七年巡抚潘季驯对均平银进行调整，"先计州县之冲僻以为用之繁简，令民各随丁力输银于官。每遇供应过客及一切公费，官为发银，使吏胥里老承买。其里长止于在官勾摄公务，甲首悉放归农，广人便之。"③这种制度在广东一直延用到"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推广。

福建里甲改革之法叫纲银。"纲银者，举民间应役岁费，丁四粮六总征之，易知而不繁，犹网之有纲也。"④纲银法始于成化、弘治，在正德时逐渐完备。"成弘之间，乃令见役里长，随其丁田，或钱输官，以供一年用度，谓之纲；以雇一年之用者，谓之徭。既出此钱，则归之农，雇一里长在役，以奉追征勾摄。"⑤纲银法也是将里甲负担的各项差役汇总，按"民米一石，准丁一丁"的折算方法，按丁田征收。正德十五年御史沈灼对纲银制度进行调整。其主要措施一是"将通县费用，分正杂二办，以丁四粮六则科派。"①通过调整科派标准，将部分徭役摊入田粮。对上供物料的征收，则创八分法，"每丁石岁征银八分，以充办料"②，随秋粮带征。到隆庆时，纲银逐渐与均徭合并，形成十段册法。

华北地区贵族、官僚荟萃，赋轻役繁，国家控制严密，因而尽管南方役法改革探索如火如荼开展，这里却迟迟未动。直到嘉靖后期，北方改革才开始起步。河南彰德、罗山等地实行的会银制就是其中之一。会银又称办银，其改革思路同南方的差不多，按丁田通县概征，省里甲使归之于农，只不过会银制是将差役支用例分三等，"公费必用者名曰额支，数量多；带征备用者名曰待支，次之；其名曰杂支者，备额外不时之需，又次之。有余抵作来岁正数。"③会银制出台较晚（主要是万历初期），实施范围有限，影响不大。里甲是明朝乡村基层组织，正役杂役的差派皆以此为基础。明初事简役⑤　万历《绍兴府志》卷一五《田赋志二》。

①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九《广东三·赋役》。

②　林希元：《陈民便以答明诏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

③　《明世宗实录》卷四九二。

④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⑤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二，《福建二》。

①　嘉靖《尤溪县志·舆地》。

②　万历《彰州府志》卷五。

③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三册，《河南》。

均，里甲尚能应敷。明中叶以后征输之制名色繁多，"有定额者民犹得按亩而输之，无定额者，吏巧为名色。头绪丝棼，里正茫然莫知所措，则不得不多方以应之。"④里甲正役的负担远远超过催征勾粮和勾摄公事，"里甲凋敝"⑤。所以从周忱开始的正役改革探索基本上都是将各地概派应支的无定额徭役通过通融计算固定额数，令民各随丁力输银于官，省里甲归农。这些措施对于减轻里甲负担，松解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都起到了很大作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改革在推行中因用人不当等原因也造成一些消极影响，"见役甲里，赋钱于官，曰纲银，曰办银。有司复摄之，今直日供应，无名之征，纷然四出，即百缗不以抵数。穷乡小民，白首不识官府，雇人代直，月费数十金，里甲大苦。"①在里甲正役改革探索的同时，杂役的改革也在起步，其突出表现为均徭法的推广和十段册法的实行。

"一岁中诸色杂目应役者，编第均之，银、力差从便，曰均徭。"②以正统八年江西按察佥事夏时"进知州柯暹所撰《教民条约》及《均徭册式》，刊为令"③为标志，均徭法正式创立实施。鉴于明中叶以后官僚机构膨胀，政府佥派徭役名目繁杂，百姓重负难堪，均徭法的改革首先是把经常性的杂役（即常役）同临时性的差遣相区分，不仅把他们从杂役整体中独立出去，而且将其名额加以确定，作出固定开支细数。这些常役始称均徭，他们主要包括祇侯、禁子、弓兵、巡栏、马夫、皂隶、斋夫、膳夫等。此后明代徭役正式分离为里甲、均徭、杂泛。针对里胥为奸，造黄册时以上作下，弄虚作假，佥派徭役时放富差贫，均徭法则规定："里甲除正役照黄册应当外，又别另编造《均徭文册》，查勘实在丁粮多寡，编排上中下户，量计杂泛重轻等事佥定，挨次轮当。"④验民贫富，南方以丁田为主，北方则以事产为准，于里甲中重新确定户等（一般分上中下三等，或再复析为三，成为三等九则），编第均输，户等越高应役越重，低者则应轻役。均徭法的又一项改革就是将杂役的科派固定为定期性的编审制。因为杂役是因事佥派、不定期。均徭法推行前，多由里长点差，按排年里甲依次支应。这种佥派方法一方面容易造成里长以权谋私，放富差贫、营私舞弊，另一方面使应役人户有可能在一年之内支应正杂二役，负担过重。均徭法则扬长避短，差役派遣编佥由官府掌管，计丁按户等派役，充役频率取决于当地户口的多寡，一般为"十甲轮差十年一次，正役歇作五年一著役。"①当然，五年、三年、二年轮编一次的亦不乏例举②。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流通的扩大，促使了力役货币化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力役改为折交白银，大约正德元年"银差"名称的正式出现。正德以后，均徭逐渐固定为力差、银差两种，役目确定，区分难易、均平负担。力差包括皂隶、狱卒、解户、库子、门子、斗级、祇侯、马夫等，④　《赋役部·艺文五》，《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二五。

⑤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一五册，《山东（上）》。

①　《赋役部·艺文五》，《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二五。

②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③　《明史》卷一六○，《夏时传》。

④　嘉靖《海宁县志》卷二，《徭役》。

①　何乔远：《闽书》卷三九，《版籍制》。

②　沈榜：《宛署杂记》卷六，《力役》。

以丁粮为宗，佥派上户亲身承当，服役地区多在近地。银差指应役户供应实物或折银代输者，名目繁多，多由下户承充，派在远地。"市民商贾家殷足而无田产者，听自占，以佐银差"③。但无论力差或银差，士绅均享有优免特权。

均徭法的推行多经磨难，正统八年夏时在江西创行均徭法，人皆便之。

但是遭到江西右参政朱得的反对，他以"（夏）时多以上等粮户为隶兵，意在逐年取用，未免民害"④相构谄，明英宗于正统十年诏罢江西均徭册。直至景泰元年，在礼科给事中金达"安民莫先于均徭役"、"乞重将均徭之法举行"的呼吁下，江西巡抚韩雍与布政使崔恭互相配合，大力倡行，均徭法才得以在江西重新实施。广西的均徭法推行不到一年，在布政使揭稽的强烈反对下，于正统九年也被下令中止。在四川，按察副使刘清曾以丁粮为差将户分为上中下三等，造均徭册，官为定其役。但是遭到大地主的反对，天顺元年重庆府永川县民邓琪上书英宗，指责均徭法"惟以税粮定其科差，则富商巨贾力役不及，而农民终日无休息之日矣。"①四川的均徭法一度诏罢，又恢复了先前的按丁派役。

尽管均徭法在推广过程中屡屡受阻，困难重重，但从整体看，它是时代的要求，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景泰中，广东右参议朱英"立均徭法，十岁一更，民称便"。成化初他升任福建、陕西左右布政使，亦将均徭法普及到这两个省份②。福建、南直隶、浙江、北直隶等也陆续采用均徭法。弘治元年，明孝宗下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直隶巡按御史，严督州县掌印正官，审编均徭，从公查照岁额差使，于该年均徭人户丁粮有力之家，止编本等差役，不许分外加增余剩银两。"③均徭法遂正式在全国推广实施。

均徭法是由地方官员创立并经过艰难的探索试验逐渐完善起来的。在摸索、推广过程中，一方面政治腐败，官僚机构膨胀，杂派夫役，名目纷繁，这些杂役多归并入均徭中，所以明中叶以后，均徭种类越来越多，成为百姓的最主要的负担。另一方面，随着货币经济的长足发展，力役折银越来越多，银差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从均徭审编来看，弘治、正德以后，均徭论丁按户等佥派多改为依丁田佥派。如福建出现丁、米（税粮）计役，南直隶凤阳、宁国等府将田地作为审编对象。江南地区出现按亩征收的均徭银，北直隶顺天府也出现类似的地亩银①。均徭佥派原则由原来的论丁按户等向以丁田为准发展，这是赋役制度的一大进步。

针对明中叶以后优免冒滥，嘉靖中华北地区出现门银与丁银："把民户分为从上上至下下的九等（或九则），规定相应其户等所要负担的一定银额，把此称为门银；丁所要负担的银额也与户等相对应地定下来。"②门银"为富③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④　《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六。

①　《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一。

②　《明史》卷一七八，《朱英传》。

③　《皇明制书》卷一三，《问刑条例》。

①　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62　页。②　岩见宏：《均徭法·九等法和均徭事例》，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家援例得以优免者而设"③，它通过"富者照门审差，上中六则照门银等则编审，下户既出丁银，不得伏议门银"④，达到徭役负担的公平化。

均徭法是以人户的丁田为根据，照甲里编为上中下三等，制成均徭册，依册编第均输。但在实际实行过程中，由于政治腐败，官吏与富豪互相勾结，致使"富豪奸狡，通贿赂以避重役，以下作上，以亡为存。（官吏）殊不思民之贫富何常，丁之消长不一，只凭籍册，漫定科差"⑤，派役时往往轻重倒置。为了改革均徭，附带清理田赋（因为明中叶以后诡寄、花分、寄庄、投献盛行，严重削减了国家田赋收入），成化以后，十段册法在南方地区逐渐推行。

十段册法的最早执行者当推南直隶人盛颙，史载："成化改元，由进士历官知邵武。。先是徭役多从里胥推举，奸弊万端。颙乃通扣一县丁田数为十甲，以一年丁粮应一年徭役，周十甲而复始，民甚便之。"⑥可见早在成化年间十段册就已在福建试行。迄至正德朝，南直隶一些府县曾相继仿行，旨在整顿役法，但因制度不完善，旋废。如常州府，"正德中本府同知马某，议将一县田地均分十段，别造十段文册，每年编审一段，初甚便之。而后造册之时，富民巧为规避，人户消长参错，多有产去差存者，讼牒纷纷，官民病焉"①，遂革而不用。嘉靖十四年，武进知县马汝彰复倡行十段册法，他将全县各里甲人名户下的丁田数目加以清查敷实，然后分为十段，并使各段负担能力大体均平，每年以一段编佥徭役②。稍后，无锡知县万虞恺亦"作十段册，人皆以为便"③。嘉靖二十九年苏州知府金城也曾议立十段均徭④。嘉靖中期因为外患严重，为便于加派赋役，十段册法的佥派措施稍有改变，即每年编甲不限于一甲。若一甲的田有余，则留作以后派差；若田不足，则将下甲提上来补充，故又称为提编法。嘉靖四十四年江南巡抚温如璋奏准在江南地区实施的十段册法就是提编法，"其法算该力差、银差之数，总计十甲之田派为定制。如一甲之田有余则留以为二甲之用，不足则提二甲补之。剂量适均，轻重合一。乡宦免田，十年之内止免一年，一年之内止于本户，其余子户，不许一概混滥。"⑤此后不久，浙江巡按庞尚鹏也开始在浙江实施十段册法，"臣（指庞尚鹏本人）自祇役以来，即议立十段锦之法（十段册又名十段锦）通行各府州县。查将十甲内丁粮除四甲已经编过外，未编六甲通融均作六段，分定六年。凡官吏举监生员军灶匠丁系例应优免者，即将应役之数开列册前，如或各甲内俱有丁粮，止从一甲内优免，其余免剩者挨造入册，与民一体编差。"①隆庆二年，江南巡抚林润将十段册法加以整顿："合无行府吊取各县十段丁田，逐一查理，裒多益寡，务得其平。除已应役外，其未③　《明神宗实录》卷一八○。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三。

⑤　《明宪宗实录》卷三三。

⑥　嘉靖《邵武县志》卷一二，《名宦》。

①　万历《常州府志》卷五，《里徭》。

②　万历《武进县志》卷三，《里徭》。

③　康熙《无锡县志》卷一六，《遗爱一》。

④　嘉靖《吴江县志》卷九。

⑤　《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三。

①　庞尚鹏：《题为厘宿弊以均赋役》，《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七。

轮年分各候该年，即有过割不得听从规避。一年止编一段，即有别故，不得擅提下甲。"②嘉靖隆庆之际，在南直隶、浙江、福建等地，十段册法比较盛行。不久，"一条鞭"法在全国推广执行，十段册遂被替代。

十段册法与均徭相比，它首先是清查核实全县的人口土地，或以丁折田，或以田折丁，将全县本年度应派的徭役一并折合成银，扣除优免外，推算出每亩或每丁应支多少白银去承充徭役。然后将敷实的全县土地均分为十段，依段轮役，每年编派一段应役。"十段册专以田地为主，不以人户推收为主"的审编原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均徭法执行中富户贿赂吏胥避重就轻的弊端，而且也抑制了由优免冒滥所引起的诡寄、花分、投献、寄庄等的盛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具有进步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整理出明中叶役法改革的主要脉络：政治腐败促使行政效率下降、官僚机构膨胀，政府徭役征发不断增加，征输之制，名色繁多。大地主经济的膨胀刺激了土地兼并的盛行，使明初以丁粮多寡佥派徭役的制度举步维艰。不平等的封建特权制度使明中叶以后优免冒滥，徭役负担严重不均。广大百姓怨声载道、重负难堪，有的甚至背乡离井，出外逃亡，封建统治面临危机。一部分有志之士冲破重重阻力，开始了均平徭役的探索和试验，揭开明中叶役法改革的序幕。鉴于政治、经济等发展的不平衡，南方的改革活动与北方相比起步早，发展快，措施积极。明中叶的役法改革沿两条主线进行，一是对里甲正役的改革，一是对杂役的改革。围绕正役先后出现里甲银、均平银、纲银、会银等的改革试验，其改革趋势是（1）徭役定额，（2）徭役依丁粮多寡均平科派，（3）力役向折银改征发展，（4）裁里长支应，甲首悉放归农。围绕杂役先后出现均徭法、十段册法的改革试验。均徭法首先将经常性徭役从杂役中独立出来固定为均徭；均徭的佥派先查勘实在丁粮多寡，编第均输；它将杂役分为力差、银差两种，随着时间推移，力差日少，银差日益。十段册法则是对均徭的补充、完善和发展，它废除了按里甲服役而改为论段轮流应役，徭役科派由先前的论丁粮佥派改为专以田地为主。从正役、杂役的改革探索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二者的共同趋向：在敷实丁田的基础上徭役定额化，徭役佥派向摊丁入地方向发展，力役征银规模不断扩大。这是诸役合并的先兆。与此同时，田赋的货币化趋势愈加明显。这就使徭役与赋税的改革最终走向赋役的一体化，它反过来又促成地租向着征收货币的方向发展，从而为后来"一条鞭"法的诞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②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四、明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一）商业性农业的迅速发展明代后期农业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商业性农业的迅速发展。因为明初在自然灾害和连续不断的战争的冲击下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到明代中期已然全面恢复，手工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商业日趋繁荣，从而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坚实的基础。于是，在明代后期，经济作物的种植越来越广泛，流入市场的农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农业生产摆脱了单一经营的格局，向着多种经营的方向不断迈进。棉花是种植地域最广的经济作物。尽管宋代文献中已有关于棉花的零星记载，但到宋末元初，棉花种植才得到较迅速地推广。进入明代后，由于政府的鼓励，在地域上推广更快，成化、弘治时已是"其种已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①。但是，这一时期棉花的分布地域虽然很广，在各地农产品中的比重均不高，所产原棉除交纳赋税外，主要是作为家庭纺织业原料供自家使用，植棉业成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重要支柱。到了明代后期，植棉业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棉花种植不仅在地域上继续扩展，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地区，棉花在农产品中的比重不断增强，产品主要面向市场。

由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特别是松江冈身以东地带的土壤特别适宜于种植棉花，这里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棉产区，松江府、苏州府和嘉兴府的一些地区出现了棉作压倒稻作的农作物配置结构。如松江一带，据正德《松江府志》记载，"沿海高乡"多种棉花，到万历年间种植面积更大，《农政全书》卷三五谓"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苏州嘉定"宜种稻禾田地止一千三百十一顷六十亩，堪种花（棉花）、豆田地一万零三百七十二顷五十亩"，"种稻之田约止十分之一"①。太仓"地宜稻者亦十之六七，皆弃稻袭花"②，"郊原四望，遍地皆棉"③。昆山三区一带"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长江三角洲之外，其他地区也多有棉花种植。如河南"中州沃壤，半植木棉"④。山东6　府皆种棉花，"五谷之利，不及其半"⑤。由于种植广泛，土质和气候有异，各地还培育出不同的品种。徐光启曾介绍了近10　种棉花的特征和出棉率："江花出楚中，棉不甚重，二十而得五，性强紧；北花出畿辅、山东，柔细中纺织，棉稍轻，二十而得四，或得五；浙花出余姚，中纺织，棉稍重，二十而得七，吴下种，大都类是。更有数种稍异者：一曰黄蒂，穰蒂有黄色，如粟米大，棉重；一曰青核，核青色，细于他种，棉重；一曰黑核，核亦细，纯黑色，棉重；一曰宽大衣，核白而穰浮，棉重。此四者，皆二十而得九，黄蒂稍强紧，余皆柔细中纺织，堪为种。又一种曰紫花，浮细而核大，棉轻，二十而得四，其布以制衣，颇

①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引丘濬《大学衍义补》。

①　万历《嘉定县志》卷七。

②　崇祯《太仓州志》卷一五。

③　崇祯《太仓州志》卷一四。

④　钟化民：《救荒图说·劝课纺绩》。

⑤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三○《兖州府部·风俗考》。

朴雅，市中遂染色以售，不如本色者良，堪为种。"①这些地区所产棉花主要是作为商品投放市场。嘉定棉花集市很多，"市中交易，未晓而集"，牙行为了多收购棉花，往往雇佣一些少年人"携灯拦接"②。山东兖州棉花"转贩四方，其利颇盛"，郓城"土宜木棉，商贾转鬻江南"③。当然，棉作区的农家仍普遍从事纺纱、织布的家庭手工业，但这种家庭手工业已脱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范畴，而是"人以布缕为业"④，布一下机，即须卖出，纯粹成为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而且，农家不但把自己生产的棉花纺成纱、织成布出售，还从市场上购买棉花或棉纱进行加工。有些不产棉或产棉很少的地区，也借助市场这一中介，普遍从事棉纺织业。如湖州府和嘉兴府的部分地区为桑蚕区，"地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之市，易木棉以归，仍治而纺织之。明旦复持以易，无顷刻闲。纺者日可得纱四五两，织者日成布一匹。燃脂夜作，男妇或通宵不寐。田家收获输官偿债外，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⑤。

在明代，尽管棉花取代了丝、麻成为一般人纺织制衣的原料，但丝织品作为高档消费品深受上层社会和富有家庭的喜爱，再加上明代中后期在海外贸易中出口的生丝和丝织品的数量不断增加，蚕桑业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杭嘉湖地区宜于种桑养蚕，获利远比种稻丰厚。嘉靖时松江人徐献忠说，"蚕桑之利，莫甚于湖，大约良地一亩，可得叶八十个，每二十斤为一个，计其一岁垦鉏壅培之费，大约不过二两，而其利倍之"①。归安人茅坤指出，上地1亩可产桑叶2000　斤，卖价为银五、六两，中地亩产1000　斤，卖价二、三两，下地亩产卖银也不下一、二两。而圩田一亩种稻，高产亩收米2　石，次者1　石5　斗②。当时米价大抵每石银3　至5　钱，2　石米折银仅6　钱至1　两，与2000　斤桑叶折银5　至6　两相较，相差6　至8　倍；与1000　斤桑叶折银2　至3两相较，相差2　至5　倍；与桑叶最低收入1　至2　两相较，也相差不少。《补农书》的作者张履祥对明末清初时期栽桑与种粮的经济效益更作过专门对比，据他估算，米贱丝贵时栽桑养蚕的收入可达种粮收入的四、五倍到十几倍，就平常年景而论，前者的经济效益比后者也要高出二至三倍③。

在明显的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农家普遍认为"多种田不如多治地"，即多种稻不如多栽桑，以致桑蚕区的桑树种植面积远远超过稻米种植面积。湖州"以蚕为田，故胜意则增饶，失意则农困"④，有一家种桑即达万株以上者，如茅处士"治生喜种桑，则种桑万余唐家村上。"⑤崇德"田地相埒，故蚕务

①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木棉》。

②　万历《嘉定县志》卷二。

③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三○《兖州府部·风俗考》。

④　康熙《松江府志》卷四《土产》引徐献忠《布赋序》。

⑤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四《方域篇》。

①　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一三《物资类·农桑》。

②　乾隆《乌青镇志》卷一一《艺文》。

③　张履祥：《补农书·补农书后·治地》，见《杨园先生全集》卷五○。④　谢肇淛：《西吴枝乘》。

⑤　唐顺之：《荆川文集》卷一六《茅处士妻李孺人合葬墓志铭》。

最重"⑥。原来不懂种桑养蚕的海盐县万历年间始兴蚕利，发展迅速，到天启时已是"桑柘遍野，无人不习蚕矣"①。嘉兴、严州、绍兴、台州等地也植桑很多②。四川的阆中也是蚕桑业中心，山西潞州的丝织业就完全仰赖这里输出的原料③。北方蚕业发达的地区首推山东，居民利用山上的檞树饲养"野蚕"，"弥山遍谷，一望皆蚕"④。

农家植桑主要供自家养蚕之用，有剩余则出售，也有专门植桑以出售桑叶者，养蚕多而种桑少或不种桑的农户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桑叶市场，当地人称为"叶市"。蚕很难饲养，蚕种孵化时必须"昼夜程其寒暖之节，不得使过，过则有伤"，孵化出来后仍极易患病死亡，须"昼夜巡视"⑤。为了不致落空，蚕农往往超量饲养，这在前三龄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此时蚕所食桑叶不多，但如果所有蚕都健康成长，到第四、五龄，需要大量桑叶喂养，买不到桑叶只能把蚕活活埋掉⑥。另一方面，如果有大量蚕死亡，则就会有许多桑叶可供出售，"甚有不值一钱委之道路者"⑦。蚕饲养过程中的这种不确定因素造成桑叶盈缺的不确定，桑叶价格"随时高下，倏忽悬绝"，以致有"仙人难断叶价"之谚语。为了保障桑叶需求，蚕农除自家植桑外，还往往预购别人的桑叶，朱国桢《涌幢小品》记载："湖之畜蚕者，多自栽桑，不则豫租别姓之桑，俗曰秒叶。凡蚕一斤，用叶百六十斤。秒者，先期约用银四钱，既收而偿者约用五钱，再加杂费五分。。。本地（乌程）叶不足，又贩于桐乡、洞庭。"

在明代后期，丝织业呈现出由城市向乡村发展的趋势，苏州吴江县的情况可以作为典型："绫绸之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①农家除栽桑养蚕之外，还兼营丝织，大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如湖州归安县双林镇"隆、万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②，农业生产完全汇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中。

随着纺织业的发达，染料作物的种植也获得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蓝和红花。蓝分茶蓝、蓼蓝、马蓝、吴蓝、苋蓝等品种。苋蓝是明代新培育的品种，它比蓼蓝叶子小，"种更佳"③。种蓝最多的省份是福建和江西。宋应星说："闽人种山皆茶蓝，其数倍于诸蓝，山中结箬篓，输入舟航。"④《闽大⑥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二册《浙江（下）》。

①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四《方域篇》。

②　见《浙江通志》卷九九《风俗上》引弘治《嘉兴府志》、卷一○二《物产二》引万历《嘉善县志》；陆容：《菽园杂记摘抄》卷六。

③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一引郭子章《蚕论》。

④　谈迁：《枣林杂俎》中集。

⑤　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八《生业》；乾隆《苏州府志》卷二《风俗》。⑥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

⑦　嘉庆《东林山志》卷二三《艺文二》载闵光德《东林旧志论》。

①　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八《生业》。

②　乾隆《湖州府志》卷四一《物产》引《双林志》。

③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彰施》。

④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彰施》。

记》亦谓："靛出山谷中，种马蓝草为之，。。利布四方，谓之福建青。"⑤江西赣州"种蓝作靛，西北大贾岁一至，泛舟而下，州人颇食其利"⑥。泰和县原种蓝草甚少，"成化末年，有自福、汀贩卖蓝子至者，于是洲居之民，皆得而种之，不数年，蓝靛之出，与汀州无异，商贩亦皆集焉。"⑦浙江、江苏诸县也多有种蓝者。乾隆《绍兴府志·物产志》引《宏治志》云："蓝草可染青，山阴人种之为业。"嘉庆《如皋县志·物产志》载明万历四十六年教谕吕克孝言："惟靛青用最广，江南多取资焉，近颇有采蓝收其利者。"红花的种植之处也较多，尤以川陕为盛。章潢说："大红出澄城"①。盩厔县也以盛产红花而驰名，县志载："盩邑之产，以红花为第一，故贾人有盩花之号。"②万历《温州府志》记载，温州每年都有大量红花运销外地。《二刻拍案惊奇》记载，四川新都县杨佥宪家"有所红花庄子，满地种着红花，广衍有一千余亩，每年卖到红花有八九百两利息"③。

甘蔗分为果蔗和糖蔗两类，果蔗似竹而大，"截断生啖，取汁适口，不可以造糖"，糖蔗似荻而小，"口啖即棘伤唇舌，人不敢食"，白糖和红砂糖均用它榨成④。由于甘蔗的生长需要较高温度，成为广东、福建的主要经济作物，或直接出售，或榨糖后出售，商品化程度很高。广东东筦的篁林、河田一带，"白紫二蔗，动连千顷"，每到冬日榨蔗时，"遍诸村冈垅，皆闻戛糖之声"⑤。明末清初人屈大均记述说："糖之利甚溥，粤人开糖房者，多以致富。盖番禺、东筦、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矣。"⑥福建"糖产诸郡，泉、漳为盛，有红有白及冰糖，商贩四方货卖"，"种蔗皆漳南人，遍山谷"⑦。因为种蔗可以获致厚利，有些地方的农户便把稻田改为蔗田，陈懋仁记泉州南部的情况说："其地为稻利薄，蔗利甚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⑧为了保证制糖原料的充足，糖户还发展出了类似前述蚕农预购桑叶那样的交易方式，《广东新语·食语·糖》云："糖户家家晒糖，以漏滴去水，仓囤贮之。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农，冬而收其糖利。旧糖未消，新糖复积，开糖房者多以是致富。"四川的植蔗业在明代中后期也迅速发展起来，宋应星有"今蜀中种盛"之说①。浙江亦有一些地方植蔗，如"山阴县灵芝乡出蔗"②。

烟草在万历年间传入中国，福建、广东人立即进行种植，如崇祯时期编⑤　万历《闽大记》卷一一。

⑥　天启《赣州府志》卷三《舆地志·土产》。

⑦　光绪《泰和县志·土产志》引《宏治志》。

①　雍正《陕西通志》卷四三《物产》引《图书编》。

②　康熙《盩厔县志》卷八《风俗·物产》。

③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四。

④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六《甘嗜》。

⑤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

⑥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七《草语·蔗》。

⑦　万历《闽大记》卷一一。

⑧　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

①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六《甘嗜》。

②　《浙江通志》卷一○四《物产》引弘治《绍兴府志》。

纂的广东《恩平县志》记载，烟草"出自交趾，今所在有之"③。烟草在福建和广东扎下根后，迅速向其他省份推广，方以智说："淡把姑烟草，万历末有携至漳、泉者，。。渐传至九边（九边指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固原、宁夏、甘肃，均为北部边防重镇）。"④可见其传播速度之快。崇祯皇帝曾下令严禁种烟，违者处以死刑，仍不能阻断烟草种植的扩展，因为种烟可获厚利，对农民是个强大诱惑。到崇祯末年，已是"艺及江南北"了⑤。如嘉兴地区"遍处栽种，虽二尺童子，莫不食烟"⑥。苏州也在"明季始种植"⑦。传入北方后，"北土亦多种之，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⑧。茶的种植也有发展。谈迁指出，"自贡茶外，产茶之地，各处不一，颇多名品，如吴县之虎五、钱唐之龙井最著"⑨。游历极广的王士性尝过许多地方的名茶，也认为"虎五天池茶，今为海内第一"⑩。此茶"谷雨前采焙，极细者贩于市，争先腾价"（11），这种茶很受消费者欢迎。福建"安溪茶产常乐、崇善等里，货卖甚多"①。浙江"杭州之特产而良者曰富阳茶"②。温州各县皆产茶，"乐清雁山龙湫背者为上，瑞安胡岭、平阳蔡家山产者亦佳"③。湖州各县山中产茶甚多，顾渚茶和罗岕茶最有名，"环长兴境产之"④。庐州府霍山县"茶生最多，品名亦振"⑤，很受商人青睐，每当采茶时，"男妇错杂，歌声满谷，日夜力作不休。校尉、寺僧、富商大贾，骑纵布野，倾橐以值。百货骈集，列市开肆，妖冶招摇，亦山中胜事"⑥。有些地区茶在农业经济中已占据重要地位，如安庆府太湖县"树茶所入，不减稼穑"⑦。果木的专业种植也有显著发展。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四川、江苏等省多有种桔之处。如"苏之洞庭山人以种桔为业"⑧，"多者千树，凡栽桔可一树者值千钱，或二、三千，甚或至万钱"⑨。浙江衢州"桔林傍河十数里不绝"⑩。山阴樊江陈氏辟地为果园，"树谢桔百株，青不撷，酸不撷，不树上红不撷，不霜不撷，不连蒂剪不撷，故其所撷桔，。。味甜而鲜"，"桔百树，岁获绢百匹，不愧木奴"（11）。福建、广东盛产荔枝、龙眼。福建③　崇祯《恩平县志》卷七《地理志·物产》。

④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九《草木类》。

⑤　谈迁：《枣林杂俎》中集。

⑥　王逋：《蚓庵琐语·种植》。

⑦　康熙《苏州府志》卷二二《物产》。

⑧　杨士聪：《玉堂荟记》卷四。

⑨　谈迁：《枣林杂俎》中集。

⑩　王士性：《广志绎》卷二。

①　嘉靖《安溪县志·土产志》。

②　光绪《杭州府志·物产志》引嘉靖《浙江通志》。

③　乾隆《温州府志·物产志》引万历志。

④　同治《湖州府志·物产志》引《西吴枝乘》。

⑤　许然明：《茶疏》。

⑥　顺治《霍山县志》卷二《茶考》。

⑦　顺治《安庆府太湖县志》卷八《风俗志》。。。⑧　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三。

⑨　王鏊：《震泽编》卷三《风俗》。

⑩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泉州"园有荔枝、龙眼之利，焙而干之行天下"（12）。福州、兴化的荔枝种植比"荔枝郁为山麓"的泉州还要繁盛（13），王世懋《闽部疏》说，"由福（州）之南门出，至南台江，十里而遥，。。过此山行数十里间，荔枝、龙眼夹道交荫"，兴化"枫亭驿荔枝甲天下，弥山被野"。广东人"以荔枝、龙眼为业，随土壤所宜种之"，如广州"凡矶围堤岸皆种荔枝、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①。广东荔枝品种达数十种之多，其中状元红等品种产量很高，大量贩运外地。北方果树品类也很多，种植亦广。如北京市场上可以很方便地购买到枣、梨、杏、桃、苹果等水果以及榛、栗、松子、榧等硬果②，都是城郊及附近山区所出产。如顺义张君辟一园圃，"千树枣，千树栗，千畦姜韭菘，它蔬属称是"③。

花生在明代中期传入中国。嘉靖《常熟县志》的物产中已列有花生，黄省曾《种芋法》中谓嘉定有种植者。万历《仙居县志》云："落花生原出福建，近得其种植之。"可见花生传入后首先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得到推广，后传播日广，成为重要的食品和油料作物。其他油料作物也多有种植，如分属浙江桐乡县和崇德县的石门镇四乡盛产豆类，"远方就市者众"，"商人从北路夏镇、维扬、楚、湘等处贩油豆"，在镇上"作油作饼"④，石门镇成为著名的榨油业市镇。

随着城市和市镇的发展，城镇附近的蔬菜和花卉种植业也日趋兴旺。北京附近不仅种植各种北方蔬菜，还将南方的菜蔬移植过来。如白菜原为南方菜，以苏州所产者最为有名。明代中后期，北京郊区大量种植，每值秋末，白菜大量上市，"比屋腌藏以御冬，其名箭干者，不亚苏州所产"⑤。隆冬季节，北京还利用温室栽培黄芽菜、韭黄以及各种瓜果和花卉①。湖州"各随土宜"种植菱藕、萝摩、姜、芋、竹笋，"逐末者与之推移转徙"②，运到城镇出卖。广州河南庄头村居民以种素馨花为业，贩运入城，"买者万家，富者以斗斛，贫者以升，其量花若量珠然"③。苏州"虎丘人善于盆中植奇花异卉，盘松古梅置之几案间，清雅可爱，谓之盆景。春日卖百花，更晨代变，五色鲜秾，照映市中。其和本卖者，举其器。折枝者女子于簾下投钱折之。三四月卖时新，率五日而更一品。"④北京草桥"居人以种花为业，冬则蕴火暄之，有莲池香闻数里，牡丹、芍药栽如桑"，丰台亦然，所种芍药"连畦接畛，依担市者，日万余茎。"⑤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受市场需要的刺激扩大了种植面积，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也就相应缩小了，因而经济和园艺作物的经营者们必须购买粮食维持生存，再加上城镇扩大造成的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使商品粮的需求量大增，

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五《术语》。

②　史玄：《旧京遗事》。

③　王世贞：《弇州山人稿》卷七四《张氏新泉记》。

④　万历《崇德县志》卷一二《丛谭》。

⑤　陆容：《菽园杂记》卷六。

①　谢肇淛：《五杂俎·物部三》。

②　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一三。

③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七。

④　正德《姑苏志·风俗志》。

⑤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顺天府部杂录》。

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商品化，并造成了粮食生产中心的移动。如苏南、浙西原为粮食丰裕地区，宋元以来有"苏湖熟，天下足"之民谚，但到明代中后期，由于棉、桑等作物的广泛种植，致使粮食严重匮乏，只得从湖广、四川大量输入，"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⑥，民谚也一变而为"湖广熟，天下足"了。福建因广种烟草、蓝、甘蔗、果树等，也"仰粟于外，上吴越而下广东"⑦。而广东甘蔗、烟草、蔬菜、花果之产均盛，粮食亦不能自足，需要广西米谷的接济。

明代后期商业性农业的迅速增长表明商品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日益渗入农村，促使农家经营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新模式，一些面向使用价值的小生产者转化为追求交换价值的小商品生产者，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的农业结构被与商品生产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与加工这些经济作物的手工业为主体的新型农业结构所替代。这些变化虽然还是局部的、个别的，没有导致传统经济结构的质的变化，但却是这种质的变化的预兆，或者说是开始，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⑥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

⑦　何乔远：《闽书》卷三八。

（二）农业经营方式与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明代乡村社会由地主、自耕农和无地或少地的贫农组成。明初朱元璋抑制豪强，下令"富者不得兼并"①，着力保护自耕农，造就了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结构。进入中叶以来，土地兼并之风日烈，自耕农的比例日降。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差别很大，自耕农占有土地的数量界限和在社会阶层中占有的比例不尽一致。如在徽州，农业集约化程度很高，大约占地10　至20亩者是独立的自耕农，占地5　至10亩是需要其他经营加以补充的自耕农。据传世的《万历休宁县鱼鳞图册》、《休宁县鱼鳞经册》和《万历九年丈量鱼鳞清册》反映的地权分配情况，上述两类自耕农在全部农户和土地中所占比例分别为6.73％和32.9％②。徽州的地权集中程度相对来说不高，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的江南地区的土地集中现象要严重得多，顾炎武谓"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①，可见这一地区的自耕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地主和贫农的两极分化成为农村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

地主和贫农之间既充满斗争，又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前者的土地只有依靠后者的耕种才能产生经济效益，后者的劳力只有通过前者的土地才能获得衣食之资。两者发生联系的途径有二，一是租佃，一是雇佣。此外，明代蓄奴之风十分盛行，奴仆被用于农业生产之事常见于史籍。在有些地区，奴仆是在地主的直接指挥之下（就像雇工一样）在田野从事劳动，如湖北麻城"耕种鲜佃民，大户多用价买仆，从事耕种"②，其大地主如有名的"刘、梅、田、李强宗右姓，家僮不下三四千人"③。也有许多地区地主的田地是租给奴仆的，这以徽州地区盛行的佃仆制最为典型。严格地说，佃仆身份的成立并非基于土地关系，其成立的条件往往是接受了含有奴役性的债务关系，一旦成为这个阶层的一员，其身份便固定下来，即使债务关系消失也不能改变。从土地关系和农业经营形态方面看，除须为主家服劳役外，佃仆与一般佃农并无不同，他们也都有自己独立的家庭经济，通过契约向主家或其他地主租佃土地，按通行则例交租。

明代以前，田主和佃农的关系被视为主仆关系。明初规定佃户见田主"行以少事长之礼"④，但在实际生活中，佃户依然被认为带有奴仆色彩。到明代后期，佃农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承佃、退佃、迁徙等方面有了较大自由。无论从法律还是从习俗上看，佃农通过口头或文字的契约从地主那里租得一块土地，当契约期满后，他有把土地归还给地主而自由离去的权利；另一方面，地主在契约失效后也可以收回土地而与原承佃者不再有任何关系。在近些年发现的大量徽州契约文书中，有一件明代末期歙县胡姓怀忻公租簿，上面记载了33　宗出租田地，先后佃人43　名，承佃58人次，佃户姓氏除程、周、张、方、江、阮、王、刘诸姓外，大多数是同姓，有的佃人还曾参与监租或收租，可以肯定与田主同宗。这些人与田主没有任何人身隶属关系，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六二。

②　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　页。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菰中随笔》卷二上。

②　康熙《麻城县志》卷三。

③　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

④　《皇明诏旨》。

可以中途离佃，甚至可以将承佃土地转租他人。在佃农创造的剩余价值转移的形式上，明代后期基本上都采用定额租制，分成租制虽还能发现，但已不多见。关于租额数量问题，文献记载阙漏，各地情况也不会相同。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曾提到吴中"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①。顾炎武意在强调佃农负担之重，或不免夸张，这样重的田租已使佃农无法生活下去。综合各种记载，当时各地平均租率当在50％左右。与分成租制比较，尽管在定额租制下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全部需要佃农承担，但佃农在安排生产方面获得较大自由，与地主的人身关系也就松散了许多。

与佃农相比，雇工在法律上获得的与主家关系的自由度要小，但变化也很明显。根据明初刑律，雇工人打骂家长者杖八十，徒二年，家长打骂雇工人无罪；雇工人折伤家长，罪至绞，家长折伤雇工人，减罪三等；雇工人谋杀家长，已遂未遂均处死，家长殴死雇工人，杖一百，徒三年，并可以粮或银赎罪；上述规定皆适用于家长的期亲。可见，在量刑的时候，是肯定双方主仆关系的存在的。不过，明律中将"雇工人"和"奴仆"加以区分，说明已考虑到二者身份地位的差别。到了万历十六年（1588年），法律上对雇工人的规定更加明晰，"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论；只是短雇，受值不多者，以凡人论"①。条款中规定短工为良民身份，只是对通行情况的重新肯定，但对雇工身份严加限定，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随着土地兼并、赋役逼迫和天灾人祸等因素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明代后期存在着庞大的雇工队伍。如松江府"农无田者为人佣耕，曰长工；月暂佣者，曰忙工；田多而人少者，倩人为助己而还之，曰伴工。上农多以牛耕，无牛犁者以刀耕"②。苏州府吴江县"若无产者，赴逐雇倩，抑心殚力，计岁而受直曰长工，计时而受直者曰短工，计日而受直者曰忙工"③。嘉兴府"四月望至七月望日，谓之忙月，富农倩佣耕作，或长工，或短工"④。湖州府"农民无恒产者，雇倩受直，抑心殚力，谓之长工；夏秋农忙，短假应事，谓之忙工"⑤。广东"广州边海诸县，皆有沙田，顺德、新会、香山尤多。农以二月下旬偕出沙田上结墩，墩各有墙棚二重以为固。其田高者牛犁，低者以人。秧莳至五月而毕，名曰田了，始相率还家。其佣自二月至五月，谓之一春，每一人一春，主者以谷偿值，七八月时，耕者复往沙田塞水，或塞篊箔，腊其鱼虾鳝蛤螺之属以归，盖有不可胜食者矣"①。江西宁都"田旷人少，耕家多佣南丰人为长工，南丰人亦仰食于宁，。。每年佣工不下数百"

①　顾炎武：《菰中随笔》卷二上。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九四。

②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九○《松江府部》。

③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三《风俗》。

④　康熙《嘉兴府志》卷一二《风俗》。

⑤　乾隆《湖州府志》卷二九引王道隆《菰城文献》。

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

②。

在商品性农业发展的刺激下和大量脱离土地的劳动力存在的基础上，明代后期农业经营方式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人们越来越注意综合经营，以使土地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谢肇肈描述说，"吴之新安、闽之福唐，地狭而人众，四民之业，无远不届，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闽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者，可谓无遗地也"③。不少地主不再满足于把土地出租，而是雇工经营全部或部分田地。在明代史料中，经常见到地主亲自经营大地产的事例，如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一七中记载南阳李义卿有千亩地种棉，运往湖、湘间销售。唐顺之《荆川集》卷一六中记载湖州茅处士在唐家村种桑万株，据《沈氏农书》以每亩200　株计，至少有50亩，每亩可净赚2　至3两，50亩可赚净利100　至150　两，管理桑树按20亩每年雇长工3人计算，50亩须长工7人。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四记载四川新都杨佥宪有千余亩地种红花，每年卖红花可收入八九百两银子。在这方面，《玉华堂日记》的作者潘允端为我们提供了典型例证。日记记事起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终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共计16年。在这16年中，反映租佃关系的记事仅见4　条，而反映雇佣关系的记事却有15　条，可见在潘允端拥有的一、二千亩土地中，有相当一部分雇工经营。在日记中，关于垦田、耘田、挑泥、莳秧、砟稻、挞花、种麦等往往有发给"工本"和"工银"的记载，这不仅说明是由雇工来耕作，也说明付给雇工的主要是货币工资。田庄里种植的作物品种多样，包括稻、麦、豆、菜子、棉花、蔬菜，以及西瓜、枣、桃、柿、樱桃、桔、李、梅、香圆等果品，木樨、桂花、梅花、牡丹、蔷薇、竹、柏、松、冬青、桧、棕榈等花木。田庄产品除自用外，也有部分产品投放市场。潘允端对田庄生产非常关注，从买谷种、浸稻种、买牲畜、置农具、下种、莳秧到收割，从耕作到农庄的修理、水利设施的改善等，样样都参与管理。在明代后期，像潘允端这样雇人经营并亲自管理农业生产事宜的地主越来越多。为了从土地上多获收益，经营地主们还越来越精打细算，注意作物配置和生产安排的合理化。明末涟川《沈氏农书》的《逐月事宜》反映了江南蚕桑区的富农和一部分经营地主的生产情况。它按照月份、节气、天晴、阴雨等自然条件，把全年每月份的生产程序作出精密安排，如正月天晴时从事垦田、种桑秧、理菜麦沟、倒芋艿田、倒地下壅罱泥、修桑、浇菜麦、刮蟥等工作，阴雨时从事修桑、刮蟥、罱泥、撒蚕沙、载壅、劈柴、编蚕帘蚕箦、秧界绳、杂作、治畦坂、修路等工作。同时正月还要制办铁扒、锄头、桑剪、粪、簑衣、箬帽、杴蒲、糖烧等工具和物资。庄田实行多种经营，种植的作物有桑、稻、菜、麦、芋艿、蒜、卜、瓜、豆、茄、葱、菱、花草、黄麻、桃等，对每种作物的种植和管理都有精细安排，仅以效益较高的植桑为例：正月种桑秧、修桑、刮蟥；二月浇桑秧、修桑、刮蟥、捆桑绳、接桑树、看出蛀屑、唤剪桑工；三月浇桑秧、把桑绳；四月压桑秧、栽桑、浇桑秧、看三蟥、剪桑、雨后看地沟桑秧、买粪谢桑；五月浇桑秧、看桑蟥附枝、剪桑匀叶；六月捏头蟥；七月修桑、捏二蟥、把桑；八月捉蛀虫；九月勒叶、捉蛀虫；十一月刮头蟥、截桑傀儡。在《沈氏农书》中，还记载着沈氏为邬②　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七。

③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行素家属拟定的一份农业经营总体方案。邬行素死后，遗下母、妻、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共5　口人。财产仅有田10亩、水池1　个、房屋数间。按沈氏的规划：种桑3亩，桑下冬可种菜，四旁可种豆、芋；种豆3亩，豆起则种麦或麻；种竹2亩，竹有大小，笋有迟早，应杂植之；种果2亩，根据土质杂植桃、李、枣、桔之类；池中养鱼，其肥土可上竹地和壅桑；养羊五六头，以为树桑之本。等到果木、竹、桑长成，在正常年景，用所产桑叶养蚕，可得丝棉30　觔，这项收入已可保证全家衣食不乏；竹每亩收入可养一二人；果每亩收入可养二三人，水池每亩卖鱼收入可养二三人，所产豆、麦也可足供二人之食。可见，这一方案是将时间长获利慢的作物和时间短获利快的作物合理搭配，并用畜养鱼、羊的快速收入以补充作物收入的不足，力争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创获最大的效益。这一方案是否付诸实施不得而知，但它体现出来的统筹安排、细致谋算的确反映了明代后期地主追求合理经营的特点。苏州常熟谭晓的经营方式更具典型意义。他的经营规模很大，并且获得实际的成功。据李诩《戒庵漫笔》卷四记载，谭晓居住在水乡，"田多洼芜"，他趁乡民"逃农而渔，田之弃弗辟者以万计"的时机，贱价购买了大量田地。他雇佣百余名乡民为其劳动，将低洼处皆凿为池，四周围以高塍，"辟而耕之，岁之入视平壤三倍"。开挖出来的水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上筑舍养猪、鸡，鱼食其粪易肥。"塍之平阜，植果属，其污泽，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连鸟凫昆虫之属也不放过，"悉罗取而售之，亦以千计"。上述出卖鱼、果、蔬菜、鸟凫昆虫等的收入"视田之入复三倍"。谭晓"家故起农"，是个以农起家的富农，后来大量购置低洼荒芜的土地，综合利用。他将部分土地出租，大部分土地雇工经营。从他数以万计的土地来看，从垦辟、种植到管理，需要的雇工数量是很多的。谭晓庄田中的大部分产物都是投放市场的，空间利用非常巧妙、合理。可以说，这是一处以商品性生产为目的的、立体化经营的农场。

在合理经营的风潮促使下，经营地主们还挖空心思，极力提高雇工的劳动效率。他们强调，农具"不可不完好，不可不多备，以防忙时意外之需"①，绝对不能在置备农具上吝啬，以致影响工作进度。地主们还注意编制工作计划，将不同时令的生产工作与一定田庄土地的范围和条件结合起来，使所有农活都安排有序，顺利进行。上引《沈氏农书》中的《逐月事宜》就是很好的例子，各种工作均预先有所安排。为了不使雇工闲着，还考虑到了一年中农事忙闲不均的特点，农闲季节要布置修治田塍地脚，忙时则要急时补充短工。为了提高雇工的劳动效率，《沈氏农书》还特别强调要善待雇工，如说："供给之法，亦宜优厚：炎天日长，午后必饥罢；冬日严寒，空腹难早出；夏必加下点心，冬必与早粥；若冬月雨天■泥，必早与热酒，饱其饮食，然后责其工程。"又说："旧规：夏秋一日荤，两日素，今宜间之。重难生活连日荤，春冬一日荤，三日素；今间两日，重难生活加荤。旧规：不论忙闲，三人共酒一杓；今宜论生活起：重难生活每人酒一杓，中等生活每人酒半杓，轻省及阴雨留家全无。旧规：荤日鲞肉每斤食八人，猪肠每斤食五人，鱼亦五人；今宜称明均给，于中不短少侵克足矣。"地主对待雇工态度的改善，一方面是由于随着社会发展，雇佣关系中的人身依附日趋削弱，另一方面是由于随着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地主们越来越关心经济效益，越来越注意刺激

①　张履祥：《补农书》卷下。

雇工的劳动积极性。

由于农产品卷入商业网络之中，追求经济效益的经营地主们不仅非常重视合理安排生产和使用雇工，还力图使自己的安排建立在较为科学的基础之上，因而开始注意生产业务的经济核算，即计算生产成本和收益。如《沈氏农书》中曾对养猪算过一笔细账：养猪6　口，每口吃豆饼300　斤，共计1800斤，常价折银12　至13　两；吃大麦420　斤，共计30　余石，折银11　两；糟700斤，共计4000　余斤，折银12　两；小猪身本共约3.6　两；垫窠稻草1800　斤，折银约1　两。上述各项本银共计16　两有余。饲养6　个月，每口约肉90　斤，共计500　余斤，每斤2　分5　厘，共计银13　两余。与本银相比，亏折3　两余。但养猪每窠可得粪肥90　担，一年4　窠共得360　担。用以肥田，可以增加土地上的收入。

在商品性农业发展的刺激下，不仅采用雇工方式亲自经营土地的地主增加。明末还出现了先向地主租佃土地，再雇工经营的"佃富农经济"。广东有租地种植排草香者，屈大均对此有记载："予沙亭乡江畔有沙地二三十亩，其种宜排草，农民以重价佃之，春以播秧，至六月始种排草，十月收之，其根长五六尺，卖以合香叶，以泥渍使干，卖与番人为药。每地一亩，以半种蓝芋，以半种排草，以菜麸壅之，次年则以种姜芋者种排草，必相易也。"①新会则有租地栽种蒲葵树的葵农："新会之西沙头西涌黎东新开■诸乡，多种之，名曰葵田，周回二十余里，为亩者六千有余，岁之租每亩十四五两，中人之产得葵田十亩，亦可以足衣食矣。蒲葵最宜为扇，。。于初种时，沃以肥腻，俟苗生至尺，乃再莳，五年始割下叶，八年乃割上叶，岁凡三割。"②栽种蒲葵必须投下长期资金，且佃租很贵，只有富裕农民才能办到，他们所交付地主的高价佃租，其中当有一部分为雇工改进生产所得成果。

佃富农经济的典型形式往往存在于山区开发经营中。有一则史料记载福建上杭一带山区寮主的经营情况："山主者，土著有山之人，以其山俾寮主执之，而征其租者也。寮主者，汀之久居各邑山中，颇有资本，披寮蓬以待箐民之至，给所执之种，俾为锄植，而征其租者也。箐民者，一曰畲民，汀、上杭之贫民也，每年数百为群，赤手至各邑，依寮主为活，而受其佣值；或春来冬去，或留过冬为长雇者也"①。在这个事例中，山主、寮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介绍山主和寮主时均谓"征其租者也"，后一句疑衍，否则文义不通②）。山主是土地拥有者，寮主是"颇有资本"的土地承租者，箐民"受其佣值"，是纯粹的雇工，这其间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寮主的经营目的也很明确，种植纯粹作为商品的经济作物。因而，寮主交给山主的地租是利润的一部分，已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地租形态。这样的经营方式，是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初步表现。当然，也应看到，明代后期农业中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只是稀疏地、零星地出现在少数地区。农业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自耕农民和传统的租佃关系。

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六《香语》。

②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六《器语》。

①　熊人霖：《南荣集》卷一一《防箐议下》。

②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　页。

（三）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到明代后期，手工业各部门不仅获得普遍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还在若干部门中出现，这在丝织业、棉布加工业、矿冶业、榨油业等部门中最为明显。下面就分部门略加探讨。

1。丝织业在商品性农业发展、桑蚕业日益扩大的基础上，明代后期丝织业获得长足进展。明代丝织业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官营丝织作坊设于京师的有针工局、织染厂、文思院和王恭厂等，归工部管辖。京师之外，则分设于浙江杭州、绍兴、严州、金华、衢州、台州、温州、宁波、嘉兴和湖州，南直隶镇江、苏州、松江，安徽徽州、宁国、广德，福建福州、泉州，四川成都以及山东济南等处，其中东南地区是官府丝织业的中心，尤以南京、苏州、杭州3　处为重，朝廷派驻宦官督管织造。从天顺年间开始，朝廷不断下令额外增造，尤以嘉靖、万历时期为甚，已远远超出官营丝织作坊的生产能力，各地方织染局为了完成任务，便纷纷实行"机户领织"制度，即通过中间包揽人，利用民间机户进行的"加工定货"的生产形式。发间机户在明代前期就有不少，明中叶以后更是普遍存在，尤以江南的苏、松、杭、嘉、湖地区为盛。机户不仅存在于城市，也存在于乡村，并促使一批丝织业市镇的形成。张瀚《松窗梦语》卷四谓："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紵，而以三吴力最。余先世以机杼起家，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如"居民稠广"的吴江县盛泽镇，"俱以蚕桑为业"，"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①。嘉兴的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者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②。山西潞安府则是北方的丝织业中心，"其登机鸣杼者，奚啻数千家"①。

在生产关系方面，元末明初就有新的现象出现。据徐一夔记载，当时杭州有人置备四、五张织机，佣工以织，"日佣为钱二百缗"，技术高超者佣值加倍，佣工对佣值不满，还可自由离去②。很明显，这已是资本性质的纺织作坊，作坊的主人是"饶于财"的资本家，雇佣了不少雇工在为市场而进行生产。但在当时，这只是个别的、孤立的现象。到了明代后期，随着丝织业的迅速发展，从农家副业中分离出来的从事专业经营的机户越来越多，并且在机户中还产生了大户和小户的分化。这就为丝织业中的雇佣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如张瀚记载，其祖先因经营酤酒业失利而转而购买了一张织机，由于织品质量上乘，很受欢迎，获利较多，"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家业大饶。就当时的丝织业生产力而言，每张织机至少需要2　至3人同时劳动，拥有20　多张织机至少要雇佣七、八十人③。冯梦龙也曾描绘苏州盛泽镇上的小业主施复的发家事迹。嘉靖年间，施复夫妇在家中开了一张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他们的织品光彩润泽，上市出售，争相购买。施复利用所得利润扩大生产，几年之后就增加了三、四张绸机，不上

①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一八。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①　乾隆《潞安府志》卷八。

②　徐一夔：《始丰稿》卷一《织工对》。

③　张瀚：《松窗梦语》卷六。

10年，便积累了数千金家产，买了两所大房子，开设三、四十张机，成为大规模的丝织作坊④。施复的作坊是由"妻络夫织"的家庭作坊发展起来的，随着规模的扩大，雇工的劳动在作坊中所占比重也不断增长，施复夫妇即便还参加劳动，在劳动总额中的比例也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步。这样，施复所经营的生产就由简单商品生产变成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施复也由完全依靠自己劳动的小商品生产者逐步变为以剥削他人为主的资本家了。

施复事业发展是顺利的，更多的小业主不像施复那样幸运，而因种种原因破了产，便只能受雇于施复这样的大户。在明代后期的苏州，民间机户至少在3　万家以上，雇佣的织匠数量当很可观。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应天巡抚曹时聘在奏疏中说，苏州"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织工）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①蒋以化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话描写的也是这种现象："我吴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飨计。大户一日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②一方面是拥有织机等生产资料的机户，需要购买劳动力增殖资本；另一方面是一无所有的机工，需要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两者之间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不存在任何人身依附关系。

从丝织业的生产过程看，有些机房的工序划分很细，有络工、拽工、织工、牵经工以及刷边、运经、絷扣、接头等工，采用流水作业的操作方法③，带有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经营色彩。此外，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现象也已出现，如"徽商大贾"在杭州府仁和县塘栖镇"贸丝开车者，骈臻辐辏"①，苏州的胡某"贸丝织缯绮，通贾贩易，竟用是起其家"②。

2。棉布加工业由于棉花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展，明代后期是棉纺织业和棉布加工业发展很快的时期。总体而言，明代棉纺织业还属于自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凡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③。正是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的写照。但是，在明代后期，在家庭棉纺织业进一步普遍发展的前提下，某些地区的棉纺织业已发展成为专业性的商品生产。松江"以棉布衣被天下"④，"家纺户织，远近流通"⑤。苏州一些地方"比闾以纺织为业，机声轧轧，子夜不休，贸易惟棉布"⑥。

棉纺织业的发展促进了染坊业、踹坊业、纺车业、锭车业、布机业等一④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一八。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②　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

③　杨树本：《濮院琐志》卷一。

①　光绪《唐栖志》卷一八《纪风俗》。

②　《陆尚宝遗文·友松胡翁墓志铭》。

③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三五。

④　嘉庆《松江府志》卷六。

⑤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

⑥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苏州府部》。

批相关手工业部门的兴旺。顾公燮说："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⑦棉布加工业亦是其中之一。当时大多数棉布加工尚停留在个体生产的家庭手工业阶段，但也有个别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其中最突出的是松江的棉布袜制造业。据范濂记载："松江旧无暑袜店，暑月间穿毡袜者甚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①《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松江府部》亦云："郊西尤墩布，轻细洁白，市肆取以造袜，诸商鬻焉，称于四方，号尤墩暑袜。妇女不能织者，多受市值，为之缝纫焉。"很明显，暑袜店的店主是由商业资本转变为工业资本的包买主，他把原料分发给在自己家中生产的劳动者，这些人也就成了他的雇工，他们"从店中给筹取值"，就是领取计件工资。

3。矿冶业明代的矿冶业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前者是朝廷派官直接经营管理，后者是按照政府的规定，取得许可，向官府交纳一定的矿课。英宗初年，政府解除民间交易用银的禁令，同时停罢各处金、银、铜、铁等官矿，听民间自由开采。从此，矿冶业进入民营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就民营铁冶而言，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外贸中铁器输出的增加，市场上所需铁器日益增长，刺激了许多人进山开矿，产量飞速增长。

随着民营矿业的发展，明代后期出现了不少规模较大的冶铁手工工场。

如在徽州，有资本的富户"租赁地人之山"，寻找矿穴，"既得矿，必先烹炼，然后入炉，煽者、看者、上矿者、取钩沙者、炼生者，而各有其任，昼夜番换，约四、五十人"②。福建龙溪铁矿较富，"坊长大户"往往"招集四方无赖之徒，来彼间炼铁，每一炉多至七百人"③。不过，铁矿规模与经营性质并无关联。如万历时在山西五台等地开矿的张守清，其矿工多达3000　多人，规模虽然很庞大，但矿工们却没有人身自由，"不遵约束，立毙杖下"①，显然属于极端落后的生产方式。

但在广东的矿冶工场中，的确出现了新生产关系的萌芽。据屈大均记载，这里"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人，掘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余艘"②。从开矿、烧炭、冶炼到运输，形成了完整的生产线，并且带有综合经营的特点。这些工场中的劳动者基本上都是雇佣而来的，这从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三○中的记载可明显看出。据该书说，广东"韶惠等处系无主官山，产生铁矿"，本地有财力的"山主矿主"，"招引福建上杭等县无籍流徒"，每年于秋收之际，"越境前来，分布各处山峒，创寮住扎。每山起炉，少则五、六座，多则一、二十座。每炉聚集二、三百人，在山掘炉，煽铁取利。山主矿主利其租税，地鬼总小甲利其常例，土脚小民利其雇募"。很明显，这里的"山主矿主"是⑦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芙蓉塘》。

①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九册引《徽州志》。

③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二三六。

②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

土地的占有者，上杭等县前来的"无籍流民"从山主矿主那里租下矿山，再雇佣"土脚小民"进行生产。"土脚小民"与雇主之间不存在依附关系，纯粹是"利其雇募"而来的自由劳动者，因而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性质。此外，随着民营矿业的发展，商人直接支配生产的现象也逐步出现。如海阳新溪人朱天泽"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③，就是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并取得成功的一个事例。云南铜矿业中也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明代对铜矿的控制要比铁矿严格，云南铜矿属国家所有，采矿必须得到官府批准。一般说来，当寻矿者发现达到一定储量的矿穴后，便由"硐头"出面报官。批准后，硐头"视硐大小，召义夫若干人。义夫者，即采矿之人，惟硐头约束者也。择某日入采。其先未成硐，则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费，皆硐头任之，硐大或用至千百金者。及硐已成矿，可煎验矣，有司验之。每日义夫若干人入硐，至暮，尽出硐中矿为堆，画其中为四聚瓜分之：一聚为官课，则监官领煎之，以解藩司者也；一聚为公费，则一切公私经费，硐头领之，以入簿支销者也；一聚为硐头自得之；一聚为义夫平分之"①。在这里，国家是矿山的主人，"硐头"是拥有开发矿山的资本的"租地资本家"，"义夫"则是被雇佣来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义夫"的报酬虽然通过分红的方式获得，即用对分产品的方式代替了货币付酬，但这并不能掩盖"硐头"与"义夫"之间所存在的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

4。榨油业榨油业是一种常见的农村副产品加工行业，从城市到乡村，都很常见。

个别城镇的油坊的经营方式，已带有资本主义性质。贺灿然在万历十七年（1589年）记述嘉兴石门镇的油坊说："崇（德）为吾郡上游，当孔道，号剧难治，而石门镇为甚。镇饶米菽丝纩，商贾辐辏，浮于邑。。。镇油坊可二十家，杵油须壮有力者，夜作晓罢，即丁夫不能日操杵，坊须数十人，间日而作。镇民少，辄募旁邑民为佣，其就募者类赤身亡赖，或故髡钳而匿名避罪者。二十家合之八百余人。一夕作，佣直二铢而赢。。。千百为群，即坊主人亦畏之。"②石门镇地处"苏杭通衢，闽广要道"①，四乡盛产豆类，而且"商人从北路夏镇、维扬、楚、湘等处贩油豆"，在镇上"作油作饼"②，是个相当大的榨油业市镇。从贺灿然的介绍看，20　家油坊雇佣了800　余人从事商品生产，每坊平均40　余人，规模相当可观。据《天工开物》卷一二《法具》，一油之炼，要经过炒、碾、蒸、榨等过程，数十人工作其中的油坊当是已有明显分工的手工工场。油坊的雇工大都是招募来的"赤身亡赖"，也就是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失业农民，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坊主亦畏之"，说明雇工与坊主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坊主纯粹依靠资本的力量去雇工，雇工出卖的仅仅是劳动力，其人身并不隶属于坊主。所以，这些油坊应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单位。

5。陶瓷业③　汪道昆：《太函集》卷四七《海阳新溪朱处士墓志铭》。

①　王士性：《广志绎》卷五。

①　光绪《桐乡县志》卷一《市镇》。

②　万历《崇德县志》卷一二《丛谭》。

明代陶瓷业进步很快，江西浮梁县景德镇发展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从类别上说，明代瓷窑分为官窑和民窑。官窑中的劳动者一部分是划入匠籍的官匠，一部分是雇佣的工匠，民窑的劳动者除家庭成员外，主要是雇工。在明代前中期，官窑占主导地位，但到嘉靖以后，民窑急剧增加，官窑却出现萎缩之势。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以后，官窑基本上停止了活动。明代后期景德镇民窑的数目无正式记载，但据《浮梁县志》所说，隆庆、万历年间有人提议匀编民匠以代官匠，窑3　座共编1　名。其时官匠人数为300　余名，则须有900　余座民窑方可派足匠额，可见数量之多。据亲历其地的王世懋记述，景德镇"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万杵之声殷地，光火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①制瓷工艺繁复，需要人手较多，"每窑不下数十工"②。景德镇瓷窑如此之多，自然雇佣着大量工匠。据嘉靖十九年（1540年）的一份记载说："浮梁景德镇以陶为业、聚佣至万余人。"③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萧近高说："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游徒，每日不下数万人。"④既称"无籍游徒"，可见雇工们大都是丧失了生产资料的游民，迫于生计，受雇于窑主，取得一定的佣值。又王世懋在《饶南九三府图说》中谓"工兴则挟佣以争，工毕则鸟兽散"，说明雇工们既可以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又可以随便离开窑主，其间不存在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因而，这些有大量雇工的民窑中已萌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6。造纸、染纸业明代造纸业的发展达到了手工造纸的高峰。从《天工开物》卷一三的记载来看，当时造纸业广泛地存在于南方和北方，尤以南方为盛。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湖南、四川、河南、广西等省都有大量造纸手工业作坊，名叫"槽房"。槽房中的分工非常明确和细致，"片纸非容易，措手七十二"⑤，工匠们把竹、丝等原料反复加以水浸、甑蒸、曝晒，然后精制。据记载，有的槽房规模很大，如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时，仅江西铅山县石塘镇一地，就有"纸厂糟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千人"⑥。这些"帮工"就是雇工，"皆系他方糊口之人，稍不如意，便率众停槽，一有病亡，即架词越诉"①。从这些记载来看，槽房的劳动承担者主要是雇工，这些人是失去生产资料、从他方流移而来的贫民，将劳动力出卖于槽房，但并无人身隶属关系，故而可以"率众停槽"以反抗过度的剥削。

在明代后期，还出现了商人投资于染纸业的事例。据汪道昆记载说，徽州歙县阮弼在芜湖经商，获利甚多，"时购者争得染，利归染人，长公（阮粥）复筴曰："非独染人能，白可采也。"乃自芜湖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费省而利滋倍，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毂，遍于吴、越、荆、梁、

①　王世懋：《二酉委谭摘录》。

②　康熙《浮梁县志》卷四《陶政》。

③　《明世宗实录》卷二四○。

④　康熙《西江志》卷一四六《艺文》载萧近高《参内监疏》。

⑤　雍正《江西通志》卷二七。

⑥　康熙《上饶县志》卷一○。

①　康熙《铅山县志》卷一。

燕、豫、齐、鲁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②。在这个事例中，原来做纸张贩运生意的阮弼见彩色纸张很受欢迎，便出资建立染纸作坊，雇佣染纸工匠从事染纸，实现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移。

以上分行业介绍了明代后期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总体看来，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单位在当时虽已较多地出现，但在发展极不平衡的广阔的经济领域中，它又显得十分微弱，只限于少数地区和少数行业，还无力摧毁强固的封建经济结构。可以说，明代后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初阶段。②　汪道昆：《太函集》卷三五《明赐级阮长公传》。

（四）商业的空前繁荣与"本末"观念的更新随着商品性农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手工业生产的进步，商业在明代后期也达到空前的繁荣。

宋应星在描述长途贩运业务的兴盛时说："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①。从商业的角度看，由于运输工具和费用的限制，富商大贾所从事的远途贩运活动主要依靠水上交通线，其中东西向的长江和南北向的大运河是两条最重要的干道。太湖及苏北河网地区自宋、元以来就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进入明代更盛，每天都有不少船只在长江下游的江面上往来。到明代后期，太湖商运区进一步扩展，西面的芜湖和东面的宁波成为新兴商业城市。长江中游的水运由于洞庭湖流域的开发在明代后期也发展起来，武昌成为商贾云集之地。经济比较发达的四川与湖广和江浙之间的贸易量虽然还不大，但已呈现出繁盛的势头。大运河在明代是使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有机地联为一体的主要通道，往来运河之上的虽然大多属于官船，但到明后期法纪废弛，官船大多夹带私货。商人除利用漕船外，还自置和租赁船只，只要包揽一位官员乘坐，沿途即可免去验关纳费的麻烦。运河沿线存在着许多经济繁荣的城镇，北部的天津和南部的淮安就是明代新兴的著名商业城市。长江而外，东西向航运最发达的水道是珠江。淮河、黄河由于经常泛滥成灾，利用率较低。南北向的汉江为大运河取代，航运量亦不大。湘江尽管航运量尚小，但由于这一地带正在开发当中，已呈上升趋势。赣江所处的鄱阳湖流域经济发展仅次于太湖地区，由安徽经鄱阳湖向南、顺赣江穿越瘐岭到广东是长江以南最重要的水陆交替的南北运输路线，饶州、赣州、景德镇都发展成规模较大的商业城市。与其他地区贸易交往较多的关中与四川和关东的商品运输也需要水陆兼用。

在明代后期，商业经营者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外，江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和运河沿岸地区尤力商贾聚集之处。如苏州"为江南首郡，财赋粤区，商贩之所走集，货财之所辐辏，游手游食之辈，异言异服之徒，无不托足而潜处焉"①。南京店铺日增，竟"侵官道以为廛肆"，"于是层垒构架，曩之通衢，化为夹巷"②，从传世的《南都繁会景物图卷》看，返里有许多来自外地和外国的商品，招牌上有的写着"东西两洋货物俱全"，有的写着"川广杂货"，有的写着"南北果品"等。北京"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③，如棋盘街一带"天下士民工贾，各以牒至，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竟日喧嚣"④，据万历时的统计，仅大兴县界内就有店铺26200多户⑤。天津"商舶浮海兮杳杳，鱼舟聚沽兮鳞鳞，楚艘吴舰，樯簇树而帆排云兮，仍仍而频频"⑥。临清"东西南北之人，贸易辐凑"⑦，据万历前期的

①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序。

①　姜良栋：《镇吴录》。

②　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

③　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

④　蒋一葵：《长安客语》。

⑤　沈榜：《宛署杂记》卷一三《铺行》。

⑥　康熙《天津卫志》卷四载汪必东《天津歌》。

⑦　《明神宗实录》卷三三四。

不完全统计，绸缎店有32　座，布店有72　座⑧，其他店铺可想而知。扬州"人烟浩穰，游手众多"，"四民自士、农、工、贾而外，惟牙侩最多"⑨。上海"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⑩，有"小苏州"之称。汉口"肇于有明中叶，盛于启、祯之际"，"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鹾商典库咸数十处，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奇珍之所聚，洵为九州名镇"（11）。

为了适应商品经济普遍发展的需要，全国各省区都产生了不少大小商人，其中南直隶、江西、山西、浙江、福建、广东、陕西等省份经商者尤多。如苏州"人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①。安庆、太平、宁国、徽州四府"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②。淮、扬二府之民"多弃业逃徙，以兴贩为业"③。徐州之民"往往竞趋商贩而薄农桑"④。江西"土瘠民贫，无他寄产，民皆仰食糊口于四方"⑤，"其民逐末，不务稼穑，至有弃妻子经营四方，老死不归者"⑥。南昌"商贾工技之流，视他邑之多，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若比邻，浮海居夷，流落忘归者十常四五"⑦。临江"俗多商贾，或弃妻子徙步数千里，甚有家于外者，粤、吴、滇、黔，无不至焉，其客楚尤多，穷家子自十岁以上即驱之出，虽老不休"⑧。广州之民"多务贾与时逐，北走豫章、吴、浙，西走长沙、汉口，南走澳门"⑨。山西人"善殖利于外"⑩。陕西"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11）。湖广衡州之民"不远数千里负担滇、粤之外，以牟奇利，或有数岁不返者"（12）。福建"民多仰机利而食，俗杂好事，多贾"（13）。万历年间吕坤说，贫民"或给帖充斗秤牙行，或纳谷作粜籴经纪，皆投身市井间，日求升合之利，以养妻孥，此等贫民天下不知几百万矣"①。据此估算，当时全国商人总数至少达数百万。正是由于这些商人的活动，当时的国内各地方市场连为一体，"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②。

在商业资本十分活跃的背景下，还崛起了一些地区性的商人集团，其中较著名的有徽商、晋商、福建海商以及江苏洞庭山商人、浙江龙游商人、河南武安商人等。据谢肇淛《五杂俎》卷四评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⑧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⑨　万历《扬州府志》卷二○《风物志》。

⑩　陆楫：《兼葭堂杂著摘抄》。

①　崇祯《吴县志》卷一○。

②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

③　《明世宗实录》卷一六九。

④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一一册《淮徐》。

⑤　康熙《西江志》卷一四六《艺文》载萧迈高《乞禁开采疏》。

⑥　康熙《西江志》卷二六《风俗》引郑晓《地理述》。

⑦　万历《南昌府志》卷三《风俗》。

⑧　崇祯《清江县志》卷一《舆地·风俗》。

⑨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四《食语》。

⑩　沈思孝：《晋录》。

①　吕坤：《去伪斋集》卷二。

②　李鼎：《李长卿集》卷一九。

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宋应星《野议·盐政议》也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可见徽州商人和晋西、陕西商人集团的崛起和发展是有代表性的。徽州坐落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人口密度较高，"能以生业著于地者，什不获一"③，为了生存，便"流寓五方"④，足迹遍天下，"尽天下通都大邑及穷荒绝徼，乃至外薄戎夷蛮貊，海内外贡朔不通之地"，徽州人"足迹无或不到"⑤。他们的经营范围很广泛，盐、粮食、木材、书籍和文房四宝、纺织品、茶叶、陶器都是他们看重的商品，其中以盐起家者尤多，淮扬盐业大半操于徽人之手，浙海盐商也以徽商居多。开设典当铺、旅馆、仓库的徽商也为数极众，据当时人记述，"徽商开当，遍于江北"，在河南一省就有213　家⑥。晋商崛起的原因与徽商相似，人口压力是第一重要的因素。张四维指出，他的故乡蒲州之所以民好商贾，盖因"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缘而取给于商计"①。山西地近北部边防线，大量驻军不仅需要粮食，还是最大的棉布、食盐消费集团，因而北边地带是晋商最活跃的地区，粮食、盐和纺织品是他们经营的主要商品。当然，随着不断发展，晋商也插手典当业和其他行业，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由于商品货币关系如此发达，在明代后期，几乎可以从市场上找到任何东西。不过，从远途贩运的角度来看，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盐和茶这7　类商品恐怕占据了市场流通总额的绝大部分，其他商品的流通和交易额相对较小。

前已指出，明代后期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的农业经营发生了明显变化，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大大提高，这必然导致稻米播种面积减少，粮食供不应求，需要他方米粮接济。江苏嘉定"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接也"②。江西赣州盛产稻谷，"自豫章吴会咸取给焉，两关转毂之舟，日络绎不绝"③。皖北地区的粮食也通过长江运销各地，"由枞阳口达于江者，桐居十之九，怀居十之六，潜居十之三"④。明代最大的商人集团的故乡徽州因地多山岭且土质贫瘠，所产粮食不能满足本地需要，"转他郡粟给老幼，自桐江自饶河自宜、池者，舰相接肩相摩也"⑤。山多地少的福建本来粮食产量就不丰富，由于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更加紧张，"仰粟于外，上吴越而下东广"⑥。广东米虽大量运销福建，本地又要从广西输入⑦。

江浙地区是棉纺织业的中心，本地棉花播种很多，但仍不敷所需。北方的河南、山东是新发展起来的植棉区，产量亦很可观，但由于没有解决棉纱③　金声：《金忠节公文集》卷四《与徐按台》。

④　万历《歙县志序》。

⑤　金声：《金忠节公文集》卷七《寿明之黄太翁六袠序》。

⑥　《明神宗实录》卷四三四。

①　张四维：《怀麓堂集》卷二○。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③　天启《赣州府志》卷三《舆地志》。

④　《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卷二八《稻部》载方都韩《枞川榷稻议》。⑤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九册《凤徽宁》。

⑥　何乔远：《闽书》卷三八《风俗志》。

⑦　王士性《广志绎》卷五。

湿度问题，本地棉纺业并不发达，"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①，这就出现了徐光启所描述的"吉贝（即棉花）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的贩运局面②。据方志记载，嘉定出产的棉布"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其用至广，而利亦至饶"③。常熟棉布"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者常什六"④。上海"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绩成布，衣被天下"，这里生产的标布最受欢迎，"富商巨贾操重货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⑤江浙棉布大部分北运，也有一部分销往福建、广东，屈大均谓广东"冬布多至自吴楚，松江之梭布，咸宁之大布，估人络绎而来"⑥。

在谈到丝织业分布情况时，郭子章指出："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伙，取给于湖茧；西北之机，潞最工，取给于阆茧。"⑦湖是指湖州，这里在明代中后期是著名的蚕丝产地，每年都有不少丝北运苏州，南运杭州，闽商又在苏州购买湖丝运往福建。湖丝贸易中心首推归安县菱湖镇，这里"第宅连云，阛阓列螺，舟航集鳞，桑麻环野"⑧，所产丝极有名，《湖州府志》云："丝有合罗丝、串伍丝、经纬丝，属县俱有，惟出于菱湖、洛舍者第一。"⑨菱湖市廛家"四方鬻丝者多，廛临溪，四五月间，溪上乡人货丝船排比而泊"①。潞是指山西潞安，阆是指四川保宁府一带。潞安是因入贡而发展起来的丝绸织造中心，本地产丝甚少，主要从四川输入。阆丝除运往潞安外，也往江浙运销。据嘉靖《保宁府志》说，优秀的阆丝"精细光润，不减湖丝，。。吴越人鬻之以作改机绫绢。岁夏，巴（州）、剑（州）、阆（中）、通（江）、南（江）之人，聚之于苍溪，商贾贸之，连舟载之南去，土人以是为生，牙行以此射利"②。浙江嘉兴的石门也是蚕丝贸易中心，"四方大贾岁以五月来贸丝，积金如丘山"③。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是丝织品贸易中心，"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帛者，必走浙之东也"④。苏州吴江"绫罗纱绸出盛泽镇，奔走衣被天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⑤。山西潞绸"舟车辐辏转输于省直，流衍于外夷，号称利薮"⑥。盐是政府控制较严的商品。明代沿袭元制，佥民户为灶户。灶户生产的盐一部分以盐课形式交给政府，称正盐或引盐，另一部分用来维持灶丁自身

①　钟化民：《救荒图说·钟忠惠公赈豫纪略》。

②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木棉》。

③　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田赋考·物产》。

④　嘉靖《常熟县志》卷四《食货志》。

⑤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

⑥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货语》。

⑦　郭子章：《郭青螺先生遗书》卷二《蚕论》。

⑧　光绪《菱湖镇志》卷一《舆地略》引庞太元《菱湖志》。

⑨　万历《湖州府志》卷三《物产》。

①　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三一。

②　嘉靖《保宁府志》卷七《食货纪》。

③　王稚登：《客越志》。

④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⑤　康熙《吴江县志》卷一七《物产》。

⑥　顺治《潞安府志》卷一《物产》。

和家庭的需要，称余盐。同时，推行"开中法"，准许商人们把米谷、草束等物资运送到北部边境上的某一地点以供军需，根据粮草数量领取相应的盐引，凭盐引到指定的产盐地取盐，然后销往指定地区。由于贩盐利润极高，贵族势豪之家从成化年间开始利用奏讨、请托等方式大量获取并垄断盐引，以致盐法壅滞，朝廷不得不采取一些新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纳粮中盐变为向盐产地的盐运司、提举司纳银中盐，于是盐商们纷纷南下，活动中心由边境移到盐业生产基地，尤以盐产量最高的两淮盐场聚集的盐商为多。在明代前期，政府对正盐之外的余盐的控制也极严格，不准私卖。中期以后，政府因财政困难无法收换余盐，只得有条件地准许商人收购贩运。同时，一些盐场的盐课改折银两征纳，原来的正盐由灶户掌握，也转化为商品。业盐需要的资本较多，获利亦厚，据万历时期一位名叫耿桔的官员估计，经营盐和经营其他商品的利润之比为5∶3①，而且盐是民众每日不可缺少的消费品，其销售量和利润也比其他商品稳定得多。因而，"盐商与其他商贾不同，皆是携数万之资，以求什一之利"的大贾②，盐业巨子多为资本雄厚的徽商和西商，带有较强的垄断性质。

茶也是政府专控商品。在我国西北地区，主要在甘肃、新疆一带，居住着维吾尔、回回和蒙古等民族的人民，西部地区则居住着藏族人。他们本地不产茶，生活中却离不开茶，而明政府在军事上却非常需要他们的马匹。于是，从明初开始，政府便开设"茶市"同他们交易，"以茶易马，上马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③。为了在政府的控制下顺利进行茶马贸易，明政府在各产茶区设立茶课司，征收茶课，并收买部分余茶，称为官茶。此外还有商茶，由商人向官府输钱换取茶引，可在指定地区贩茶。茶马贸易的交易额是很大的，万历《四川总志》卷二一中曾以"商贩满关隘，茶船遍江河"的词句描述其盛况。除官办的茶马贸易外，内地民间茶的贸易也占相当数量。如安徽产茶地区霍山"土人素不辨茶味，唯晋、赵、豫、楚需此日用，每隔岁，轻千里挟资裹粮，投牙预质"①。从万历二十八年（1610年）开始，中国茶叶还通过荷兰商人之手大量输往欧洲。与盐业一样，经营茶叶者多巨商大贾，正如张瀚所说，"茶、盐之利尤巨，非巨商贾不能任"②。

白银的流通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明代前期严禁交易用银，但未能完全杜绝。到正统元年（1436年），正式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用银"，白银成为主要价值尺度。万历九年（1581年）推行一条鞭法，计亩征银，更促使了民间持有白银的普遍化，连小买卖也用碎银支付，这在明人小说中可以找到众多的例证。明代使用的大量白银的来源，在前中期主要依靠国内银矿的开采。中期以后，白银需求量飞速增长，国内的开采额却日渐下降，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这一矛盾由于明代后期进口白银的激增部分地得到缓解。据说，一位西班牙海军军官在1638年说过："中国皇帝能够用来自秘鲁的银条来建筑一座宫殿！"这话不免有所夸大，但透露出来的事实却是真实的。西班牙人发现并占领美洲后，在利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

②　张慎言：《洎水斋文抄》卷一。

③　黄榆：《双槐岁抄》卷五。

①　顺治《霍山县志》卷二《土产》。

②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欲驱动下到处勘探金银，并发现了丰富的银矿。据统计，在武宗时，明政府征收的1年的银课只相当于秘鲁1　个星期的银矿产税，而秘鲁只征收产额的20％，中国则征收30％。16世纪中，美洲银的产量占全世界白银产量的73.2％。这些白银一部分直接运到西班牙，再通过贸易由葡萄牙人转运到澳门，还有一部分由西班牙人运到菲律宾，再由葡萄牙人转运到澳门。通过葡萄牙人到广州收购丝绸、生丝、陶瓷等物品，或中国商人将货物运到澳门出售，运到澳门的白银都流入内地。入超的白银总量难以确估，但可得到一些旁证材料。据荷兰官员在1618年估计，西班牙政府每年从中国丝经菲律宾转运美洲的贸易中就可征到大约50　万西元的商税；另有一项估计，在1580年代，葡萄牙人每年把大约100　万杜卡（ducat）--约合白银32000　公斤--运到远东，其中1／2　以上流入中国。此外，葡萄牙人开辟的中国澳门至日本长崎贸易线为日本银外流提供了重要通道，在1599　至1637年间，日本共输出5800万两白银，其中大部分流入中国①。可以说，海外贸易的发展，白银的大量输入，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明代后期以银为主的货币体系的稳定。

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传统的"本末"观念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明代后期的著名政治家张居正曾从经济和财政的角度肯定了商人的重要性："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②如果说，张居正的看法是出于政策方面的考虑，那么思想家则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思考这一问题。胡敬斋认为"俗儒"一无用处，"天下之衣食出于农工商，不过相资而已"③。赵南星更明确提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治古之时，何人不贤，修好之人，何所不勉，岂必仕进而后称贤乎！"④李贽更对世人鄙薄商贾表示不满，而对商人深致同情："商贾何所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①一代心学宗师王阳明主张"四民业异而道同，其尽心焉，一也"②，到其后学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更特别强调了工商皆是本业。

在社会上流行的价值观和商人自己的看法比思想家的观念更有实际意义。在徽州、山西等地方商业集团崛起的地区，尽管已经发达致富的大商人仍将科举和官爵视为应该追求的目标和自我保护的手段，但对一般求生存的小民来说，却将商贾提到"第一等生业"的地位。出自徽州商业世家的汪道昆指出："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③对商贾的重视必然引致对商业才干的尊崇和盈利多少的计较。"徽俗商在外率数岁一归，其妻孥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④。山西的习俗与徽州相同，居民"以商贩为业，

①　参见全汉升：《明清经济史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8-34　页。②　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八。

③　胡居仁：《居业录》卷五。

④　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卷四。

①　李贽：《焚书》卷二。

②　王守仁：《阳明全书》卷二五。

③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四。

④　蔡羽：《辽阳海神传》。

即士类不讳持筹"⑤，以致温纯说"三原之士半商贾"⑥。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许多家道不裕的读书人弃儒从商。山西平阳府人席铭在"学举子业不成"时说："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抑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⑦很明显，席铭的话受到汉朝班超立志万里封侯时所立的志愿的影响，他将通过经商树基业于家视为宏伟的事业，而对农业经营却持不屑的态度。由于对利润的特别关注，徽州、山西外出的商人一旦经营不利，便自视为奇耻大辱，宁可萍飘蓬转也不归还故乡。商人们还极力把自己的事业同一向由读书人追求的"道"--"士志于道"--联系起来，这或许可以视为商人力图创造新的社会伦理观的尝试。足迹半天下而最终老死于外的山西商人王文显曾训告诸子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货财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①明代徽商的代言人汪道昆不仅记载了大量商人的言行事迹，还发出了"良贾何负闳儒"一类的呐喊。当然，也应注意，如同资本主义萌芽是稀疏的、微弱的一样，"本末"观念的更新也是缓慢的、局部的。陕西朝邑县商人王来聘在训诫子孙时指出："四民之业，惟士为高，然若无成，不如农贾。"②史书中也不乏弃贾从儒的事例。可见，商业传统极为浓厚的地区的思想观念若想完全摆脱官本位社会价值的影响，也是十分困难的。⑤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五七。

⑥　温纯：《温恭毅公雅约序》。

⑦　韩邦奇：《苑落集》卷六。

①　李梦阳：《李空同先生集》卷四四。

②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一○六。

（五）工商业市镇的勃兴工商业市镇的大量兴起和繁荣，是明代中后期非常引人注目的新现象。

这一现象的出现，无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由于工商业市镇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它们的成批涌现又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推动了乡村的都市化过程。

中国乡村都市化进程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宋代。从那时开始，乡村地区的定期集市及州县城外的草市开始兴起，其后日见繁盛，到明代中后期，已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定期集市的目的是便利乡村居民获得生活必需品和交往，因而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规律性的网络结构。相邻集市的开集日期，一般都相互错开，以免争夺有限的顾客和商品来源。集市的普遍出现，说明以自然经济为主并以商品经济为不可缺少的有机补充的传统经济模式进入成熟阶段，它为自然经济范围内的剩余产品和日用品的调节交换提供了最简便有效的方式。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商业性农业大规模的发展，在明代中后期，一批乡村市镇脱颖而出，成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来这里参加交易的商人和商品，已不限于本地。如广东茂名县西南梅箓墟，地处水陆交驰的交通线上，各地商人来这里"坐肆列市，迁有无"，万历以后福建漳州商人"驾白艚，春去秋来，以货易米，动以千百计"①。江南地区由于商业性农业发展程度高，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发达，商业市镇最为密集，且呈现出很强的专业化倾向。

明代江南棉花种植很多，松江府及太仓州是植棉集中区域，也是棉织中心，乡民"以布缕为业，农氓之困藉以稍济"②。棉纺织业的发达促进了原有乡村市镇的成长和新商业市镇的出现，它们发挥了棉花和棉布集散中心的作用。如松江府华亭县的朱泾镇"居民数千家，商贾辐辏"③，"户口殷实，闾阎充实，虽都会之盛，无以加兹"④。这里四乡盛产棉花，居民又精于纺织，所产标布闻名遐迩，"明季多标行，有小临清之目"⑤。清初叶梦珠记述说，"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①。分属华亭、嘉善二县的枫泾镇"户口日繁，市廛日盛"②，亦为棉纺织业重镇，与朱泾镇齐名，清人顾公燮说："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③。分属华亭、青浦二县的七宝镇乃是"商贾必由之地"④，"商贾猬集"⑤，也是棉布集散地，所产棉布在明清之际是畅销各地的精

①　《梅箓志》卷六。

②　康熙《松江府志》卷四《土产》引徐献忠《布赋序》。

③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桥梁》引顾纯《重建万安桥记》。

④　嘉庆《朱泾志》卷三《水利志·镇中诸水》。

⑤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因革》。

①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②　光绪《枫泾小志》卷首载沈祥龙《重辑枫泾小志序》。

③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

④　正德《松江府志》卷九《镇市》。

⑤　万历《青浦县志》卷二《镇市》。

品。青浦县的朱家角镇也是与朱泾镇、枫泾镇并驾齐驱的标布贸易中心，这里"商贾凑聚，贸易花、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⑥。

苏州府也有不少棉业市镇。常熟县的璜泾镇从成化年间开始兴盛起来，"商贾骈集，货财辐辏，若土地所产，与夫他方水陆之物，靡不悉具"⑦。这里种植最多的是棉花，"元至正间始传此种，太仓东乡土高最宜，今常熟东乡高田皆种之"⑧，来这里的商人许多从事棉花贩运。嘉定县的南翔镇"百货填集，甲于诸镇"⑨，居民的经济来源"首藉棉布，纺织之勤，比户相属"，"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⑩。同属嘉定县的娄塘镇四乡以种棉花为业，棉纺织业极盛，所产斜纹布"匀细坚洁"，很受消费者欢迎，"精者每匹值银一两"（11），商人络绎而来，争相采购，陈述《娄塘晓市诗》曾描写其盛况云："晓星残月入娄东，坐贾行商处处通。灯影乱明河影外，市声遥隔水声中"①。嘉定县的外冈镇"男勤于耕，女勤于织"②，在万历年间成为"邑之咽喉，商贾辏集，舟楫停泊"③的重镇，"四方之巨贾富驵贸花、布者，皆集于此"④，是一个棉花、棉布贸易中心。与之毗邻的钱门塘市，"因徽商僦居钱鸣塘（即钱门塘）收买，遂名钱鸣塘市"⑤，也成为棉布集散地。

蚕桑和丝织业中心也集中在江南一带，且分布较广，太湖流域和浙西杭州、嘉兴、湖州等地都出现了丝织业市镇。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原为青草滩一荒村，弘治初年居民也不过五、六十家。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居民开始从事丝织业，到嘉靖年间发展成市，至万历、天启间，又由市升为镇，"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日夕治丝"⑥，成为全国闻名的丝业巨镇。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有一段话，专说盛泽镇的繁华："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勤女谨，络纬机杵之声通宵彻夜。那市河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绵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⑦。同县震泽镇明初亦仅有居民数十家，明中叶增至三、四百家，到嘉靖年间，已是"地方三里，居民千家"⑧，至明末清初又增至二三千家，成为有名的丝织业市镇，尤以出产"苏经"（即供应苏州府城机户织缎所用的经丝）闻名。

嘉兴府的濮院镇由嘉兴、秀水、桐乡三县分辖，到万历年间，已是"人⑥　崇祯《松江府志》卷三《镇市》。

⑦　弘治《太仓州志》卷一○《艺文》载李杰《璜泾赵市碑记》。

⑧　乾隆《苏州府志》卷一二《物产》。

⑨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市镇》。

⑩　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田赋·物产》。

①　乾隆《娄塘志》卷三《水利志》。

②　崇祯《外冈志》卷一《风俗》。

③　崇祯《外冈志》卷一《兵防》。

④　崇祯《外冈志》卷一《沿革》。

⑤　崇祯《外冈志》卷二《物产》。

⑥　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八《风俗·生业》。

⑦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一八《施润泽滩阙遇友》。

⑧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可万余家"的大镇①，"肆廛栉比，华厦鳞次，机杼声轧轧相闻，日出锦帛千计，远方大贾携橐群至，众庶熙攘于焉集"②。这里的丝织业在万历年间曾有一次重大改变，"改土机为纱绸，制造绝工，濮绸之名遂著远近，自后织作尤盛"③，保证了丝织业的稳定发展和丝织巨镇的地位。王店镇也以丝织闻名，"明中叶渐盛，民物殷阜，俗尚淳朴，已成一巨镇"④。王江泾镇界于秀水、吴江两县之间，明初已由市升为镇，到万历年间"居者可七千余家"⑤，亦是丝织业巨镇。

湖州府乌程县的南浔镇兴起于南宋，历元至明，从万历年间开始进入鼎盛期，朱国桢曾说："浔虽镇，一都会也。"⑥湖州是著名的蚕丝产地，"蚕丝物业饶于薄海，他郡邑咸籍以毕用，而技巧之精，独出苏、杭之下"⑦，故有"湖丝遍天下"之誉⑧。南浔镇由于地理的便利，成为湖丝集散中心，"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⑨。另一蚕桑业巨镇乌青镇由乌程县的乌镇和嘉兴府桐乡县的青镇合聚而成，宋、元时代已较繁华，入明之后因丝织业的发达更日益昌盛，嘉靖年间地方官员曾上疏请求在此分立县治，疏中描述青镇说："地僻人稠，商贾四集，财赋所出甲于一郡。。。乌程、归安、桐乡、秀水、崇德、吴江等六县辐辏，四通八达之地。。。本镇地厚土沃，风气凝结，居民不下四五千家，丛塔宫观周布森列，桥梁阛阓，不烦改拓，宛然府城气象。"①乌镇也是"浙西垄断之所，商贾走集四方，市井数盈于万户"②。乌青镇四乡"所赖者专在于桑"③，"立夏之日，无少长采桑贸叶，名曰叶市，舟人辐辏"④，南浔、镇泽等丝织业市镇常有大批蚕户来此购叶。乌青镇所产蚕丝也很多，但本地不自织，均销往他处。归安县的菱湖镇明初成镇，至明代中后期，"第宅连云，阛阓列螺，舟航集鳞，桑麻环野，西湖之上无隙地、无剩水矣，遂为归安雄镇"⑤，"四方舟航所凑，水陆奇深，异货百物所环，廛市之徒摩肩阛阓"⑥。这里的主要产业亦为蚕桑丝织，所产丝、绸在湖州府名列前茅，万历《湖州府志》说："丝有合罗丝、串伍丝、经纬丝，属县俱有，惟出于菱湖、洛舍者第一"；"绸有水绸，有纺丝绸，出菱湖者为佳"⑦。双林镇也是归安县的蚕织大镇，明后期有居民

①　万历《秀水县志》卷一《舆地·市镇》。

②　金淮：《濮川所闻记》卷四《文》载李培《翔云观碑记》。

③　张文韩：《濮川纪略》。

④　《嘉兴新志》上编。

⑤　万历《秀水县志》卷一《舆地·市镇》。

⑥　咸丰《南浔镇志》卷六《古迹》载朱国祯《修东塘记》。

⑦　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一三《物资》。

⑧　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二六《方物征》。

⑨　乾隆《湖州府志》卷四一《物产》。

①　《乌青文献》卷一《建置》。

②　《乌青文献》卷一《建置》。

③　谢肇淛：《西吴枝乘》。

④　乾隆《湖州府志》卷三九《风俗》引王道隆《菰城文献》。

⑤　光绪《菱湖镇志》卷一《舆地略·疆域》引庞太元《菱湖志》。

⑥　光绪《菱湖镇志》卷一《舆地略·风俗》引王继祀《重修水宁禅寺碑记》。⑦　万历《湖州府志》卷三《物产》。

3000　余户。这里出产的绢在明中期已远近闻名，"四方之商贾咸集以贸易焉"⑧，"隆、万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变百出，有绫有罗，有花纱、绉纱、斗绸之缎，有花有素；有重至十五六两，有轻至二三两，有连为数丈，有开为十方，每方有三尺、四尺、五尺，长至七八尺；其花样有四季花、西湖景致、百子图、八宝龙凤，大小疏密不等"⑨。这些产品规格齐全、花样繁多，可以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爱好的消费者的需求，深受四方商人欢迎。

由于商品性农业发展，粮食种植面积减少，江南有些地区出现缺米现象，需要在地区内和地区间进行调剂，于是出现一些粮食业市镇。苏州府吴江县的平望镇"耕桑食货熙攘盈繁，屹为吴江巨镇"①，其经济支柱便是米业，商人由湖广、江西运入大米，再由米行转卖到邻近各城镇。黎里镇在嘉靖年间已是"地方四里，居民二千余家，货物贸易不减城市"的重要市镇②，其后人口日增，居民经营范围较广，以米业为大宗，镇上遍布米行、米栈。湖州府德清县的新市镇居民近万户，"街衢市巷之盛，人物屋居之繁，琳宫梵宇之壮，蚕丝粟米货物之盛"，居全县第一，四乡盛产稻米，附近长兴县的大米也运到这里出售，"贩夫商客籴而转卖他郡者，络绎于道"③。此外，其他专业市镇中，有的也存在米市，此不具述。

除上述棉织业、丝织业和粮食业市镇外，还有一些其他专业市镇。如松江府上海县的新场镇"以盐场新迁而名，赋为两浙之最，四时海味不绝，歌楼酒肆，贾衒繁华"④，是著名盐业市镇。华亭县的青村镇地近海，"海渔者得鱼，悉于此鬻"⑤，为渔业市镇。苏州府嘉定县的清浦镇亦为渔业市镇，"多鱼盐芦苇之利，田土丰腴，人民殷富，为通邑诸乡之冠"⑥。杭州府余杭县的瓶窑镇为制陶业市镇，居民"自农桑外多以诞植为业，故市廛之与陶穴相望如栉比"⑦。嘉兴府嘉善县的千家窑镇也以窑业为支柱产业，自明后期到清，"民多业陶，廛居联络，甓埴繁兴，三吴贸迁勿绝"①。

江南地区的商业性市镇不仅专业性强，且在地域上十分密集。正德《姑苏志》所载该府市镇竟达73　个之多，万历《湖州府志》所载该府市镇也有20　多个。以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为例，东南至新杭市5　里，东至王江泾镇6里，北至平望镇15　里，西南至新城镇30　里，至濮院镇50　里，西至震泽镇30　里，至南浔镇50　里。这些市镇构成密集的市镇网络，在商业上可以相互支持。

明代中后期江南市镇的勃兴所表现出来的乡村都市化过程，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些市镇充分发挥了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大大促进了地⑧　民国《双林镇志》卷一二《碑碣》载张廉《重建化成桥碑铭》。

⑨　乾隆《湖州府志》卷四一《物产》引《双林志》。

①　道光《平望志》卷一《沿革》。

②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③　正德《新市镇志》卷一《物产》。

④　弘治《上海县志》卷二《镇市》。

⑤　正德《金山卫志》下卷一《镇市》。

⑥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市镇》。

⑦　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四《市镇》。

①　康熙《嘉善县志》卷二《乡镇》。

区间的经济分工与合作，加强了地方市场与全国市场的联系，推动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奠定了基础，代表了中国经济的未来趋势和发展方向。

（六）海禁的解除与对外贸易的新发展明朝建立后，鉴于海疆不宁，朱元璋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严禁私人出海贸易。同时，将朝贡与贸易相结合，建立起政经并重的外贸体制，朝贡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合法的途径。但是，进入明代中期以后，朝贡贸易逐渐衰落，入贡国家日渐减少。到世宗嘉靖年间，朝贡贸易已极为萧疏，几乎濒于停止状态。史载，世宗曾命令"采访龙涎香，十余年尚未获"②，而龙涎香先前却是海外各国贡品中的常见之物。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明帝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下降，西方殖民者大批东来，朝贡贸易路线被他们所把持。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占据了海上交通要道和货物集散地马六甲，并以此为根据地不断扩张势力，派舰队到中国沿海活动，先非法占据了东莞县的屯门，后又采用奸诈手段获准移居澳门。其后西班牙、荷兰的势力也逐渐闯入东方。这些殖民者对来华朝贡的船只往往施以海盗行径，肆意侵犯骚扰，勒索钱财，限制停泊点，以致海外诸国与明朝失去直接联系，不敢派船朝贡。与此同时，中日关系发生逆转，倭寇活动日益猖獗，嘉靖时期遂进一步申严海禁，并发动了大规模的剿灭倭寇的战争，这也影响了朝贡贸易的进行。

不过，朝贡贸易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对外贸易的萎缩；在朝贡贸易衰退的同时，私人海外贸易队伍却逐渐壮大起来。还在成化、弘治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①。所谓"豪门巨室"，就是沿海的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他们拥有雄厚的财力，可以制造航海大船，又与官府有着密切关系，可使走私活动获得官府的庇护。到了嘉靖初年，海上走私贸易更盛，尤以福建人为多，"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②。仅《明实录》所载，即有不少例子：嘉靖三年（1524年），刑部复御史王以旂议，福建滨海居民，每因夷人进贡，交通诱引，贻患地方③；四年（1525年），浙江巡按御史潘仿言，漳泉等府黠猾军民，私造双桅大船下海，名为商贩，时出剽劫①；十二年（1533年），兵部言，浙、福并海接壤，先年漳民私造双桅大船，擅用军器火药，违禁商贩，因而寇劫②；十三年（1534年）初直隶闽浙并海诸郡奸民，往往冒禁入海，越境交易以规利，官兵追贼至海上，会奸民林昱等舟五十余艘，前后至松门海洋等处，因与官兵拒敌，多有杀伤，寻执之③；十五年（1536年），兵部复御史白贲条陈备倭事宜，龙溪、嵩屿等处，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④。迨至嘉靖二十年（1541年）间，福建海商之数益见发达，后遂遍布于福建沿海各地。赵文华说："福建遂通番舶，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②　《明世宗实录》卷四二二。

①　张燮：《东西洋考》卷七。

②　张时彻：《招宝山重建宁波府知府凤峰沈公祠碑》，《明经世文编》卷二四三。③　《明世宗实录》卷三八。

①　《明世宗实录》卷五四。

②　《明世宗实录》卷一五四。

③　《明世宗实录》卷一六六。

④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九。

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各海澳僻，贼之窝向，船主、喇哈⑤、火头、舵公皆出焉"⑥。由于此时倭寇对沿海的侵掠加剧，引起朝野人士的极大注意，朝廷中出现了加强海禁和解除海禁的争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朱纨奉命巡抚浙江兼管福建海道，提督军务。他得知"沿海大姓"多与走私贸易有关，"凡夷舶至，争致其家，虚值转鬻其货，牟利润己"⑦，决心彻底根治，申严海禁之令，"凡双樯艅艎，一切毁之"，还上疏条列官宦之家参与走私的事实。于是浙江、福建与走私有关的势豪之家与朝廷中具有共同利益的同乡官员相勾结，弹劾朱纨，反对海禁，朱纨被迫自杀。朱纨的失败，说明从事私人海外贸易的人数已相当多，并且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力量。朱纨死后，"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①，走私贸易的道路更加畅通。当时担任闽县知县的仇俊卿曾对沿海大姓与倭寇勾连，大肆进行走私活动种种行径进行细致描述："沿海地方人趋重利，接济之人，在处皆有，但漳、泉为甚。余多小民勾诱番徒，窝匿异货，其事易露，而法亦可加。漳、泉多倚著姓宦族主之，方其番船之泊近郊也，张挂旗号，人亦不可谁何。其异货之行于他境也，甚至有借其关文，明帖封条，役官夫以送出境至京者。及其海船回番，而劫掠于远近地方，则又佯为之辞曰："此非此伙也，乃彼一■也。"讹言以惑人听。比及上司比责水寨巡司人等，间有一二官兵捕获寇盗，人船解送到官，彼为巨盗大驵屯住外洋者，反役智用倖，致使著姓宦族之人，又出官明认之曰："是某月日某使家人某姓某处粜稻也，或买杉也，或治装买匹帛也。有银者干在身，捕者利之。今虽送官，报赃尚有不尽，法合追给。"或且有司惧祸而误行追惩，但据赃证与所言之相对，不料所言与原情实不同，其官军之毙于狱而破其家者，不知其几也。"②倭寇之祸也促使统治集团更深刻地探讨倭患的原因。许多人认识到，严酷的禁令约束不住沿海大姓的走私活动，却妨碍了贫苦小民的生计，造成衣食无着的沿海居民投向倭寇，嘉靖倭患的数万海寇中，漳、泉之人占其半；同时，御倭战争的巨大军费也大大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于是，朱纨死后，解除海禁的呼声越来越高，并终于在隆庆改元之际付诸实际，这使一直被视为走私的私人海外贸易取得了合法地位。不过，这次开放海禁只是部分的，并非完全敞开对外贸易的门户，出海地点仅限于福建漳州海澄月港，与日本的贸易仍在严禁之列。

海禁的部分解除使私人海外贸易获得迅速发展，正如漳州人周起元所说："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①。所谓东西路，即通往东洋和西洋的商路。明代将现在的南洋分为东洋和西洋，两处的分界在文莱（婆罗国）。西洋的大体范围在今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⑤　喇哈，又作喇达、那哈、那弗答、剌达握、南和达等，系出波斯语的Nā－khu－da、马来语的Nakhada　的音译，其义为TheMasterofaNativeVessel，即本国商船主。

⑥　乾隆《福建通志》卷七四《艺文》。

⑦　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卷三。

①　《明史》卷二○五《朱纨传》。

②　《筹海图编》卷四。

①　张燮：《东西洋考》序。

腊、爪哇以及南婆罗洲一带，东洋则大体是指今天的菲律宾群岛、马鲁古群岛、苏禄群岛以及北婆罗洲一带。明末傅元初曾这样描写对东西洋的贸易："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大西洋则暹罗、柬埔寨诸国，其国产苏木、胡椒、犀角、象牙诸货物，是皆中国所需；而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也，其国有银山，有夷人铸作，银钱独盛。中国人若往贩大西洋，则以产物相抵；若贩吕宋，则单得其银钱。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罗杂缯。其土不蚕，惟借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②。屈大均亦云："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香椒苏木蒲葵诸货，。。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③。

海禁开后，限定了每年总的出洋船只数量，但未限定航行地点，商人只要申请到引票，就可以自由到东、西洋贸易。万历十七年（1589年），福建巡抚周寀做出进一步规定，每年限船88　艘，东、西洋各限44　艘，具体分配额如下：东洋吕宋16　艘，屋月、沙瑶、玳瑁、宿雾、文莱、南旺、大港、呐哔啴各2　艘，磨荖英、笔架山、密雁、中邦、以宁、麻里吕、米六合、高药、武运、福河苍、岸塘、吕蓬各1　艘；西洋下港、暹罗、旧港、交趾各4　艘，柬埔寨、丁机宜、顺塔、占城各3　艘，麻六甲、顺化各2　艘，大泥、乌丁礁林、新洲、哑齐、交留吧、思吉港、文林郎、彭亨、广南、吧哪、彭西宁、陆坤各1　艘①。其后因申请引票者多，规定船数续有增加，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增至137　艘。不过，航行地点虽作了东、西洋的划分，但由于西洋各地路途遥远，前去贸易的商船并不很多，许多领有西洋引票的船只潜往东洋，因而虽然每年按限额给引，但到达西洋的商船均不如额，而到达东洋的船只则每超过限制。据统计，从万历时期开始，每年到达马尼拉的中国商船常在20　到60　艘之间，天启六年（1626年）甚至达到了100　艘。

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官方设置的管理机构日趋完善，征税则例也制定出来。早在开禁前，海澄月港的走私贸易就引起主管官员的注意，设立了专职机构以资弹压，如嘉靖九年（1530年）在海沧设置了安边馆，嘉靖三十年（1551年）在月港设置了靖海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又将靖海馆改称海防馆。开禁之后，海防馆便成为发放商引、征收商税的机构。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海防馆又改名督饷馆，职能仍前，其征收商税的原则是"官给批引，有货税货，无货税船"。具体说来，征收范围包括4　种：引税，商船出海前需到馆填明货物种类、船只大小和目的地，领取商引，凡贩东西洋者，每引税银3　两，后增至6　两，这实际上就是经营许可税；水饷，是按商船的梁头尺寸为标准征收的舶税，行西洋船阔1　丈6　尺以上者，每尺抽银5　两，一船共抽银80　两，船阔在2　丈5　尺以上者，每尺抽银9　两5　钱，一船共抽银237　两5　钱，行东洋船的丈抽则例照西洋船减少3／10；陆饷，是征之于接买进口货物的铺商的商品进口税，按进口货物多寡或价值的高低计算，前者是从量税，后者是从价税，从价税如胡椒、苏木等货物计值1　两者税银2　分，其余诸货以此类推；加增饷，是只征于往东洋吕宋贸易的商船的一种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六册引傅元初《请开洋禁疏》。③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四《食语》。

①　许孚远：《敬和堂集》卷七《公移》。

附加税，因该项商船返航时所载一般皆为银元，其他货物极少，政府无法征收商品进口税，故增设此税，每船加增税150　两，后减为120　两①。

此外，虽然海禁部分解除了，但由于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仍然较多，征税额较高，再加上沿海破产人户日增，海防废弛，海寇商人和走私贸易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猖獗，尤其是政府悬为厉禁的中日之间的贸易更成为走私商人的利薮。据童华说："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②当时走私日本的商人一部分打着往暹罗、占城、琉球、大西洋等地的旗号，中途折向日本，正如明末清初人王胜时说："闻往时，闽中巨室皆擅海舶之利，西至欧罗巴，东至日本之吕宋长岐，每一舶至，则钱货充物。先朝禁通日本，然东之利倍蓗于西，海舶出海时，先向西洋行，行既远，乃复折入东洋。"③还有一部分商人更肆无忌惮，从杭州置货，由宁海下洋，直航日本。明政府采取追捕、处死、抄家等手段对付走私商，但无济于事，每年开往日本的走私商船基本上维持在30　至70　艘之间，多时近百艘。

与私人出海贸易日盛的同时，海外各地来中国贸易的商人也逐渐增多。

还在正德四年（1509年），暹罗船只遭风漂至广东境内，镇巡官为了补充军需，征收所载货物税，准其交易。这是准许非朝贡的外国船只入口贸易之始。其后，这一做法作为制度肯定下来，海外各地船只不拘年份，不验勘合，随到随抽分，因而前来贸易者很多。海外商船还与沿海居民勾结在一起，逃避抽分纳税，大大刺激了走私贸易的发展。当朱纨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捣毁双屿港时，仅在外洋往来的走私船就达1290　余艘，可见走私贸易之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6世纪上半叶以来，特别是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占据澳门之后，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海外贸易中逐步取得垄断地位，以后西班牙人、荷兰人也极力打入这一领域。据庞尚鹏说，在澳门，"每年夏秋间，夷船乘风而至，往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余艘，或倍增焉"①。这些西方殖民商人从事一些正常交易，如到广州采办商品，按规定交纳税款，但更多的人和更多的时候是从事非法的走私贸易的，还时常对中国商船进行海盗式的抢劫，对中国海外商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正是在这种排挤、骚扰、掠夺的摧残下，明代末期私人海外贸易急剧衰落，中国与外界的经济联系渠道被西方殖民者垄断，成为他们的摇钱树。

由于中国海外贸易的繁盛，与中国毗邻诸国往往存在以经营中国货为主的商埠，那里居住着许多中国人。如吕宋，"其地迩闽，闽漳人多往焉，率居其地曰涧内，其久贾以数万"②。暹罗"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①。暹罗附近的大泥也是华商聚居之地，万历间漳人张某曾在其国为那督，后居住于此的澄人李澄等又和荷兰勾结，一同到福建贸易②。柬埔寨也有中国商人

①　张燮：《东西洋考》卷七《税饷考》。

②　姚叔祥：《见只编》。

③　王胜时：《漫游纪略》卷一《闽游》。

①　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一《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

②　何乔远：《名山藏·王享记·吕宋》。

①　黄衷：《海语》。

②　张燮：《东西洋考》卷六。

的据点，其市场曰篱木州，或作竹里木，为华人客寓处③。爪哇的下港是一个很大的中国生丝市场，居住着许多中国商人，尤以漳、泉人为多④。据记载："华船将到，有酋来问。。立华人四人为财富，番财富二人，各书讫。华人谙夷语者为通事，船各一人。其贸易，王置二涧，城外设立铺舍。凌晨各上涧贸易，至午而罢。"⑤与日本的贸易一直悬为厉禁，但潜往者多，如萨摩、大隅、日向等地，"唐船番舶往来不绝"，"唐货蛮货充牣市肆，唐人蛮入列廛比屋"⑥，筑前、博多、长崎诸港也是中国商人麇集之地。时人记载说："闻闽越三吴之人，住于倭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曰唐市。此数千百家之宗族姻识，潜与之通者，踪迹姓名，实繁有徒，不可按核。其往来之船，名曰唐船，大都载汉物以市于倭，而结萑苻出没泽中，官兵不得过而问焉"⑦。

在海外贸易中输入中国的商品以海外各国的特产和香料为主。万历十七年（1589年）规定的《陆饷货物抽税则例》共列举了100　余种商品，除少量的暹罗红沙、番被、竹布、嘉文席、交趾绢、西洋布等手工业品外，绝大多数是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犀角、沈香等香料和奢侈品。白银流入的数量也很大。从中国输出的商品，有丝绸、生丝、瓷器、铜器、铁器、食品、各种日常用具以及牲畜等，其中尤以生丝和丝织品、瓷器为大宗。明代蚕桑养植和丝织业一直稳步发展，生产出大量生丝和各类丝织品。这些产品质地优良，价格便宜，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很强。当时一位西方商人面对运到马尼拉的中国生丝和丝织品，不由地赞颂"没有任何东西可比之更白，雪都没有它白，在欧洲没有任何丝织品可比得上它。"外贸商人将生丝和丝织品运到国际市场上，可以卖到很高价格，获得丰厚利润，盈利率要比波斯丝高50％。因而，国际市场对中国生丝和丝织品的需求量很大。据估计，在17世纪初期，由各种商人每年从中国运到西方的生丝达1500　至2000　担，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运走的丝织品达数千匹，进口到印度尼西亚的数量为1　至2　万匹。葡萄牙人从澳门运往印度果阿的生丝量每年有3000　余担，1635年甚至多达6000　担。进口到日本的生丝和丝织品也很多，有人估计仅1612年输入日本的中国丝即达5000　公担。明代制瓷工艺进一步改进，烧制的瓷器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有很大提高，成为重要的外销产品。到17世纪初期，中国瓷器的美名在欧洲广泛传播，西方人不仅惊叹中国瓷器的精美，还认为有解除食物毒性的作用，因而成为深受欢迎、供不应求的商品，以荷兰为主的西方殖民者便大量采购中国瓷器运往欧洲，也有一部分运到日本等地。据估计，在17世纪，仅荷兰船只运到欧洲及东方各国的中国瓷器就达1500　多件。

③　张燮：《东西洋考》卷三。

④　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

⑤　张燮：《东西洋考》卷三。

⑥　朝鲜姜沆：《看羊录》。

⑦　《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兵部题行条陈澎湖善后事宜残稿》。

（七）张居正的改革与"一条鞭法"的推行由于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地主们又采取种种手法逃避赋役，把负担转嫁到小农身上，小农无力承担，只得流亡他乡，以致到明代中期，在籍的田地数额比明初减少了一半，税粮严重不均。这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也使国家财政收入蒙受了巨大损失。因而，从宣德年间开始，在一些地方官员的主持下，在江南等地展开了一系列以减轻官田重赋为核心的赋税改革。这些改革虽然取得了积极性的成果，但只限于局部地区，且很不彻底。就全国而言，土地欺隐、赋役不均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去世，神宗嗣位，由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张居正认为嘉靖、隆庆之季，与汉、唐之末世无异，"且将陵夷而莫之救"①，朱明王朝已成为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他怀着深深的危机感，决心担负起整修这座大厦的重任，挽狂澜于既倒，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进行了治理整顿。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认识到，土地兼并、赋役不均是造成财政紧张和社会危机的最重要因素，因而在整顿吏治初见成效后，在万历八年（1580年）十一月②，他开始发动一场针对勋戚宦官、豪强势家的丈田均税运动，"凡庄田、屯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奸，其挠法者，下诏切责，天下奉行懔懔焉"③。根据张居正的建议，户部拟定了清丈田粮八款规定，上奏神宗，获得批准。其内容是：（1）明清丈之例。凡田粮数额少于原额的地区必须清查丈量。田粮数额不少于原额的，免于清丈。

（2）议应委之官。各省由布政使总领，由分守道、兵备道分领，府州县官则专管本境。

（3）复坐派之额。清丈时要区分官田、民田和屯田，并按土质肥瘠分别订出上、中、下三等税率，逐一清查比勘，使不得诡混。

（4）复本征之粮。按土地类别纳粮，如民种屯地者，即纳屯粮，军种民地者，即纳民粮，不得再相互混淆。

（5）严欺隐之律。凡在清丈前如实交待隐占情况者免于惩罚，首报不实者连坐，豪右隐占者发遣重处。

（6）定清丈之期。

（7）行丈量磨算之法。

（8）处纸札供应之费①。

这八项条款规定了丈量对象和丈后纳税原则，明确了丈田的主管官员，宣布了有关的政策，规定了丈田的期限、计算方法和经费开支，为清丈提供了一份纲领性文件，有力地推动了清丈在全国各地的展开。

丈田的目的是清查隐田，大大触动了勋贵、官宦、豪绅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抵制和反对，"豪家势多出有司上，有司惧挠成议，不但不尽丈，且以

①　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九《京师重修贡院记》；卷三二《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言治理安民》。②　关于张居正开展丈田的时间，诸书记载不一，或说万历五年，或说六年，或说七年，其实是八年十一月。见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l年）第316-318　页。③　谈迁：《国榷》卷七○。

①　参见夏燮《明通鉴》卷六七；《明神宗实录》卷一○六。

余粮送入其家"②。这一问题如不解决，丈田不可能取得成效。张居正一方面给各地巡抚写信，鼓励他们放手去干，"苟利社稷，死生以之"③，另一方面严厉惩治阻碍清丈的勋贵豪强和清丈不力的官员。如山西代王府宗室、镇国中尉廷■和奉国将军俊槨等人阻挠清丈，张居正建议神宗下诏废俊槨为庶人，其余人等削夺宗禄，同时宣谕各处督抚、巡按："丈田均粮，但有执违阻挠，不分宗室、官宦、军民，据法奏来重处。"①万历九年（1581年）七月，获嘉知县张一心以旧册数字报充清丈数字，被连降两级。同年十二月，松江知府阎邦宁、池州知府郭四维、安庆知府叶梦熊、徽州掌印同知李好问，"以清丈亩怠缓"，"各住俸戴罪管事"②。

为了推动丈田，张居正还以身作则，命在江陵老家的儿子张嗣修清查户内田粮实数，有无诡寄影射。结果查明，张家原有田土不过粮70　余石，但在该县赋役册上却写着"内阁张优免六百四十余石"，多出的570　石，"有族人倚借名号，一体优免者；有家僮混将私田，概行优免者；有奸豪贿赂该吏，窜名户下，巧为规避者；有子弟族仆私庇亲故，公行寄受而逸者。是以十分之中，论本宅仅得其一，余皆他人包免"。清查之后，张家表示，愿将本宅田粮内除74　石例得优免者，"尽数与小民一体当差"③。

在丈田过程中，还出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有些官吏短缩步弓，虚报亩数，以邀功请赏。如开化县县令将实田一亩按一亩二分七厘计算总数，虚增了27％④。溧水县令清丈之后，发现亏折原额田78875亩，于是"每熟田一亩加虚粮一分六厘"⑤。这是违背张居正的原意的。为了纠正这一弊端，张居正给一些巡抚写信，要他们务必精核详审，"做个一了百当，不宜草草速完也"。⑥他还建议神宗下诏，对溢额邀功的现象明令禁止，溢额部分准予改正："各省直清丈田粮，除支派均平、军民称便者，照今次造报文册照派征收外，如有短缩弓步，虚增地亩，及将山陂湖荡屋基坟墓并积荒地土升则派粮，贻累军民者，抚按官摘查明白，准与更正，但不得概行覆丈，反增劳扰。"①在张居正的亲自策划和督促下，全国绝大部分州县还是认真执行清丈条例的。如河南杞县县令段绍先让业主自报田亩数额和方圆四至，然后亲自检查，"验田认粮，遂得一县田清而税均"②。再如河南临漳县，"邑侯王良佐遂下复丈之命，择土官赵时民等二十员，矢之以誓，谕之以法，授之以方略。。恐民田影于屯田也，先吊屯田之册，以照其数；恐境内影于邻境也，令邻境之官以定其界；恐委官之诬慢也，不时巡行于郊，间量一丘，躬验土脉，以②　邹元标：《敷陈吏治民瘼恳乞及时修举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六。③　《张太岳文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九。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九。

③　《万历邸抄》万历九年夏四月。

④　崇祯《开化县志》卷三《赋役志·土田》。

⑤　康熙《溧水县志》卷四《田赋志》。

⑥　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三三《答江西巡抚王又池》。

①　《张太岳文集》卷三三《答山东巡抚何来山》。

②　焦竑：《焦氏笔乘》卷三。

勘公私；恐书手造册因缘成弊也，令委官自相攒造，飞洒着无所用其策"③。在严格认真地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各地还编制了新的鱼鳞图册。这次的鱼鳞图册"盖一准国初鱼鳞之旧而益核之"④，也就是说，在格式上遵循洪武旧制，但在内容上更加精密，更加切合实际。万历九年（1581年）各地丈量鱼鳞图册有许多存留到现在，如徽州府歙县丈量鱼鳞图册残卷伐字2624　号，其图式见下页。与洪武时期的鱼鳞图册比较，万历年间的鱼鳞图册的项目编排更加整齐明瞭，如字号置于顶端，标出了土名，并且增加了"分装"（应为"分庄"）一项，凡地段属两人以上共同占有者，于分庄项下详细记载各人所占分数。而且，不仅登记丈量的实亩面积和税亩面积，还著录地块四边的边长，比较精细科学。

张居正主持的清丈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通过清丈，大量隐占土地被清查出来。《明神宗实录》记载了南直隶15　府州和北直隶保定府以及山东等10　省清丈后新增土田数目，情况如下表。从中可知，仅这些地区清丈出的隐田多达1447618　余顷，约占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土田总额7013976　顷的1／5①。隐占田地清查出来了，也就容易抑制勋贵、官宦、豪绅的漏税现象，减少"民间虚粮赔累之弊"②。如在北直隶沧州，"清丈之后，田有定数，赋有定额，有粮无地之民得以脱虎口矣"③。在山东，"清丈事极其妥当，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办纳，小民如获更生"①。随着额田的增加，国家财政状况也大为好转，史称"帑藏充盈，国最完富"②。

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一三册《河南》。

④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五《食货·土田》。

①　参见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第321-325　页。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七《浙江九》。

③　万历《沧州志》卷三《田赋志》。

①　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卷一三《答山东巡抚何来山言均田粮核吏治》。②　夏燮：《明通鉴》卷六七。

表9　万历丈田一览表地区丈田完成日期丈后新增耕地面积（顷）

见于《明神宗实录》卷数山东万历九年九月365755 116江西万历九年十二月61459.54 119北直隶保定府万历十年一月17580 120山西万历十年三月5100 122浙江万历十年七月16146 126贵州万历十年七月2112.88 126南直隶江南11　府州万历十年七月23730 126南直隶江北凤阳、淮安、扬州、徐州万历十年八月30530 127河南万历十年九月8093.17 128湖广万历十年十月541470.78 129四川万历十年十一月264520 130广东万历十年十二月80132.64 131陕西万历十年十二月30988.25 131合计1447618.36在清丈田亩、重新编制鱼鳞图册的基础上，张居正还进行了全面的赋役改革，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又写作一条边、一条编、条鞭、条边、条编等，也有称之为一条法、总编、类编、明编等名目者。一条鞭法的创行，是从嘉靖九年（1530年）开始的。这年十月，户部奉旨讨论大学士桂萼所奏《任民考》，于"编审徭役"一项议定："合将十甲丁粮总于一府，各府丁粮总于一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行。"①次年三月，御史傅汉臣在奏疏中正式将此法命名为"一条鞭法"，认为此法若行，"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②。

尽管户部建议把编审徭役的新法通令全国推行，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建议并未被世宗接纳。终嘉靖、隆庆之世，一条鞭法只是在局部地区得以推广。如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都推行过一条鞭法。其中庞尚鹏在浙江推行的一条鞭法最为完善。在佥派徭役方面，仍按田、丁两项编派，但比较注意均平，增加有田户的丁银，减少无田户的丁银，"有田之丁及以田折丁者，每丁编银必增其数；有丁无田者，每丁编银量为递减"③。在编佥时，"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额若干，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额若干，通为一条鞭总征而均支之"④。也就是说，首先分别计算出赋的总额和役的总额，然后再把赋和役合一计算，照丁田按比例一总征佥。在赋役征收方式上，由实物力役为

①　《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二《赋役部》。

②　《明世宗实录》卷一二三。

③　庞尚鹏：《题为均徭以杜偏累以纾民困事》，《明经世文编》卷357。④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五《户部一》。

主变为以征收货币为主。海瑞巡抚应天时，在丈量土地、扒平田则的基础上，把庞尚鹏的一条鞭法推行于江宁、上元等县，"立划一之法，以一县繁简适中为准，总计徭役几何，当用雇值几何，于是概一县之田，除一切优免外，总计田亩几何，一亩当出雇值几何，不论官、民，惟按户计亩，按亩收值，其编差徭，官自办雇"①。可见，海瑞推行的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废除排甲轮役制，把全县的差役均摊于全县田亩之中；二是免除力差，差役由官府用按亩征收上来的银子雇人承担。

嘉靖、隆庆年间，尽管一条鞭法在局部地区的推行取得很好的效果，"轻重通融，苦乐适均"②，"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③，但由于这种方法对平民百姓有利，却不利于地主、官僚、胥吏弄虚作假，遭到他们的抵制和破坏，以致一条鞭法在局部地区的推行也是"忽行忽止"④。如王宗沐任山东布政司参政时，将自己在江西任提学副使时倡行的一条鞭法移植过来，推行不久，就遭到山东巡抚梁梦龙的竭力反对，一条鞭法被迫废止，排甲轮役制得到恢复，重新编佥大户，取消摊丁入地的新派纳法⑤。

张居正柄政后，鉴于一条鞭法"有极言其便者，有极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主张"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⑥，即要求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不强求一律。他还接受大多数人的看法，认为一条鞭法比较适合南方地区，"在南方颇便"⑦。随着一条鞭法在局部地区的推广和成功，张居正越来越相信一条鞭法利多弊少，南北皆宜，值得全面推广。所以万历五年（1577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因推行一条鞭法遭到户科给事中光懋弹劾时，张居正拟旨答复说："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所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①给予白栋以支持。他还致书白栋的支持者山东巡抚李世达说："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②尽管张居正在执政期间没有颁布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政令，但由于他的态度明显是支持一条鞭法的，因而各地方官员纷纷推行，到万历二十年（1582年）左右已推及全国。一条鞭法的内容，《明史·食货志》概括如下："一条鞭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粮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条鞭。"

具体说来，作为一项新的赋役制度的一条鞭法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合并了赋役项目，简化了征收手续。明初制定的赋役制度随着时

①　刘士义：《新知录摘抄·一条边》。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江西二》。

③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四《江南二》。

④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江西二》；《明史》卷七八《食货志》。⑤　《明穆宗实录》卷四八。

⑥　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少宰杨二山言条编》。

⑦　《张太岳文集》卷二八《答楚按院向明台》。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

②　《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

间推移越来越繁复，在田赋方面，除了米麦之征外，还有布帛之征、折收钱钞之征等；在役法方面，明初只有里甲和杂泛两种，后从杂泛中又衍生出均徭一项，且杂泛由地方官任意指派，名目繁多。赋役"端绪既多，奸诡丛生，即精通算数、习理钱谷者亦难究其弊窦，矧服田力穑之民，又安知害之所从来哉"③。实行条鞭法后，赋役除繁趋简，皆有定额，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贪官污吏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第二，将户丁负担的部分徭役摊入田亩。明代前中期的赋和役是分别征发的，役由户丁负担。许多地区把人户分为三等九则，按等应役。豪强地主大多勾结里书，降低户等，把负担转嫁于小民。实行一条鞭法后，大部分地区"按亩而征"，个别地区虽保留了丁银，但规定了数额，除丁银外其他徭役均摊入地亩。有人评论说："一条鞭之法，一切差役计丁田而收其庸，称最便矣。第丁多苦贫，田易取办。故万历十五年以后，议丁止征银二钱，其加意穷甿非渺"①。

第三，废止了里甲排年轮役制。明代前中期徭役每十年一轮，很不适宜役重民疲的现实状况，加剧了小民的贫困化过程。实行一条鞭法后，徭役编审由十年一次改为每年一次，编审单位由里扩大至县，这样负担较为均平，差轻易办。如福建漳州从前均徭轮甲，"则递年十甲充一岁之役，出骤而多困；条鞭则合一邑丁粮充一年之役，所以少易办。。。为民利甚"②。

第四，赋役折银征收。明代前中期的田赋征收虽有扦色银，但数额较少，以征本色（米、麦等）为主；徭役虽有银差、力差之分，但力差占有很大比重。实行条鞭法后，"诸方赋入折银者几半"③，折银成为赋税征收的主要方式，力役之征更是基本上折银征收，由官府根据需要募人应役。张栋对此大加赞赏："夫条鞭之称善，正以其征银在官，凡百用费，皆取于官银。民间有本户粮差之外，别无徭役。自完本户粮差之外，别无差使，吏胥无所用其苛求，而民相安于无忧矣。"①一条鞭法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使赋役项目和征收手续大为简化，赋役负担比较均衡合理，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缓和了阶级矛盾。它所体现出来的"摊丁入亩"、"度地而税"的趋势，为后来的清朝所继承，清代推行的地丁制度是一条鞭法演进的必然结果。一条鞭法实行赋役折银征收，适应了商品经济勃兴的趋势，又进一步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了换取白银，大量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流入市场，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一五册《山东上》。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八册《江宁庐安》。

②　光绪《漳州府志》卷一四《赋役上》。

③　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第62　页引《明史稿·食货志》。

①　张栋：《国计民生交绌敬伸末议以仰裨万一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三八。五、明末财政危机与农民军的经济政策（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高度发展与明代中期相比，由于商品经济日趋发展，社会生活日趋奢靡，地主阶级越来越贪婪，胃口越来越大，明代后期的土地兼并之风更加猛烈，封建土地所有制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

这股疯狂的兼并之风，首先是由皇室和贵族掀起的，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说，"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以庄田最为集中的北直隶为例，到嘉靖初期，庄田占地达2000　余万亩，比弘治时期扩大了6　倍，占当时北直隶全部耕地的74％。①嘉靖时，景王朱载圳封国湖北安陆，占土田湖陂达数万顷；②赐永淳长公主田1520　顷；德、鲁、衡三王土地不下万顷。③隆庆时，肃王庄田达4480　顷；④陕西牧马草场12　万顷，多被韩、秦、庆、肃四王府侵占。⑤万历时，更是"赉予过侈，求无不获"。如潞王就国时，除将景府遗下土地4　万顷全部赐给他外，仍"额外再给"①；福王就藩河南，援景府赐田事例，要求赐田4　万顷，后经大臣力谏，仍赐山东、河南、湖广田地2　万顷②，但他还不满足，利用勘丈之机，恣行包占"田边之田，业外之业"，甚至动辄"诬以隐漏抗违"，侵占平民土地③。神宗还曾赐寿阳长公主庄田2595　顷④，赐永宁公主庄田2595　顷⑤。晋王庄田，仅在太原等地就有7200　余顷⑥。其他宗室也竞相占田，如"武冈州岷宗每每强占人田房子女"⑦，地方官吏无法禁止。天启时，赐给桂、惠、瑞三王土地各3　万顷，瑞王还越界强占民田⑧；赐给宁德、遂平二公主田地5191　顷⑨。崇祯时，湖南"长（沙）、善（化）两邑，旧额百万亩，今入藩封（吉王府）者，且七八十万亩"⑩，他们的掠夺行为曾激起当地农民聚众反抗。

皇室之外，勋戚、太监也大肆占夺田地。嘉靖时，赐庆阳伯夏臣土地13800余顷（11）；建昌侯张延龄、寿宁侯张鹤龄兄弟奏讨钦赐的顺天等府庄田共33　处，计5280　余顷（12）；翊国公郭勋"田园甲第，吞并遍于京师"（13）。万历时，黔国公沐睿大量增加庄田，其中不少是用"勒契券"的手段强行侵

①　林俊：《传奉敕谕查勘畿内田地疏》，《明经世文编》卷八八。

②　《明史》卷一二○《景王载圳传》；《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③　《明世宗实录》卷一三四、一三○。

④　《明穆宗实录》卷六二。

⑤　《明穆宗实录》卷四九。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二○二。

②　《明神宗实录》卷五一五。

③　《明神宗实录》卷五二七。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

⑤　《明神宗实录》卷一二六。

⑥　《明神宗实录》卷一二六。

⑦　包汝楫：《南中见闻》。

⑧　《明熹宗实录》卷七六、七七；《崇祯长编》卷二五。

⑨　《明熹宗实录》卷七○、七三。

⑩　堵允锡：《堵文忠文集》卷二《奏议·地方利病疏》。

占的（14）。司礼监太监张诚也有庄田数百所，"市店遍于都市"（15）。天启时，太监魏忠贤一家赐田总额不下百万亩①。

缙绅地主在兼并狂潮中自然也不甘落后。他们"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鱼肉"②，手段极其残酷。据明代人记载，"宪、孝两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至正德，诸公竞营产谋利"③。可见缙绅地主兼并土地之风自武宗统治时期转烈，其后迅速蔓延，一发而不可收，"求田问舍而无底止"④。如嘉靖时大学士严嵩在北京附近有庄田150　余所，并"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⑤，还"广布良田，遍于江西数郡"⑥，总计田产在20　万亩以上，特别在其故乡袁州府，"一府四县之田，七在严而三在民，在严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瘠薄，在严则概户优免，在民则独累不胜"⑦。都督陆炳"亦积资数百万，营别业十余所，庄田遍四方"⑧。万历年间，湖州有"富者"占田万顷⑨，松江董其昌的田产也过万顷⑩。明末无锡东亭的华氏每年租税收入48　万石，苏州齐门外的钱槃每年租税收入达97　万石（11），浙江奉化县乡官戴澳一家所纳钱粮竟占全县之半（12）。

在明代后期，剧烈的土地兼并不是限于局部地区，而是遍及全国。如在福建，"仕宦富室，相竞蓄田，贪官势族，有畛隰遍于邻境者。至于连疆之产，罗而取之；无主之业，嘱而丐之；寺观香火之奉，强而寇之。黄云遍野，正粒盈艘，十九皆大姓之物"①。在河南，"是时中州鼎盛，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小亦不下五七百顷"②。崇祯时杨嗣昌对全国土地占有情况概括说："近来田地，多归有力之家，非乡绅则富民。"③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的结果，自然是使地权不断集中，出现了许多田连阡陌的大地主，正如王邦直所说："官豪势要之家，其宇连云，楼阁冲霄，多夺民之居以为居也；其田连阡陌，地尽膏腴，多夺民之田以为田也。至于子弟恃气凌人，受好人之投献，山林湖泊，夺民利而不敢言。当此之时，天下财货，皆聚于势豪之家。"④当时占地千亩、万亩的地主，数不胜数。江南缙绅豪右之家"占有百亩田者，居十分之六七，占有千亩田者，居十分之三四，占有万亩者，居千分之一二或百分之一二"⑤。

①　谈迁：《国榷》卷八八。

②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四《明乡官虐民之害》。

③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

④　《古今图书集成》卷六一《食货典》载刘同升《限田均民议》。

⑤　《明史》卷二一○《邹应龙传》。

⑥　《明史》卷二一○《王宗茂传》。

⑦　林润：《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讨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九。

⑧　《明史》卷三○七《陆炳传》。

⑨　谢肇淛：《西吴枝乘》。

⑩　《民抄董宦事实》。

①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

②　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③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全集》卷三二《钦奉上传疏》。

④　王邦直：《陈愚衷以恤民穷以隆圣治事》，《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一。⑤　《明史》卷二五一《钱士升传》。

有的学者将嘉靖以后各类王公勋戚文武大臣的占地情况进行了初步统计，并将占地10　万亩以上者制成表⑥（见表9），从中可以充分体会明代后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恶性发展的情况：表10　明后期勋戚、官员占地一览表时间占地者姓名地点占地面积资料出处孝宗弘治元年、七年、嘉靖元年建昌侯张延龄涿州18455顷《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六、二一○，《明世宗实录》卷二○嘉靖二年庆阳伯夏臣不祥13800顷《明世宗实录》卷二三嘉靖四十年景王朱载圳湖广40000顷《明史》卷一二○，《景恭王传》、《潞简王传》、卷二一三《徐阶传》万历十七年潞王朱翊鏐湖广40000顷《明神宗实录》卷五三一万历三十九年黔国公沐昌祚云南固原10000顷《明穆宗实录》卷四五万历四十二年福王朱常洵湖广河南山东20000顷《明神宗实录》卷五一八万历？年董其昌松江10000顷《民抄董官事实》万历？年富者湖州10000顷谢肈淛《西吴板乘》天启元年秦府承奉官张清陕西10000顷《明熹宗实录》卷一○天启七年瑞王朱常润陕豫晋川30000顷《明熹宗实录》卷七六天启七年惠王朱常润湖广10000顷《明熹宗实录》卷七七天启七年桂王朱常瀛湖广10000顷《明熹宗实录》卷七七天启七年魏忠贤不详10000顷谈迁《国榷》卷八八嘉靖二年隆福寺等宣府1300顷《明世宗实录》卷二五嘉靖三年永福长公主不详1400顷《明世宗实录》卷四四嘉靖十年吉王朱见浚长沙1297顷《嘉靖事例·议处吉府田租》嘉靖三十四年宁安公主客不详1154顷《明世宗实录》卷四二○嘉靖三十七年嘉善公主蓟州2595顷《明世宗实录》卷四五○嘉靖四十四年景恭王妃宝坻1520顷《明世宗实录》卷五五○贵族、勋丰戚、官僚虽然兼并了大量土地，却又千方百计逃避赋役，手法极多。嘉靖时，江西巡抚唐龙曾揭露这些人的行径说："遇有造册时，行贿里胥，有飞洒现在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内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眼者，名为畸零带管；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割一二石为包纳者，有全过割而不归正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撤，名为悬挂掏回者；有暗袭官员、进士、举人，捏作寄庄者。。。"①这些人逃避的赋役，大多转嫁到无地或少地的小农身上，"富家占地万亩不纳一粒米而莫能究诘，贫弱不取寸草岁输重课而无所控诉"②，佥役时"所佥实非大户"，"役一着肩，家便立倾，一家倾而一家继，一家继而一家又倾，辗转数年，邑无完家矣"③。土地兼并还导致封建剥削日益沉重。在兼并之风下，大量自耕农破产，转化成佃农，这些人原向国家交纳10％左右的田赋，现在却要向地主交纳数额高得多的地租。明代地租有的是分成制，有的是定额制，租率均在50％以⑥　黄冕堂：《明史管见》，齐鲁书社，1985年，第465-466　页。

①　唐龙：《请均田役疏》，《明臣奏请》卷一六。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③　范景文：《革大户行召募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

上。据《饶阳万历志》记载，"勋戚庄田，自蔡驸马外，余三家视民粮再倍或三倍征之，民视为次骨之痛，诉于上而不之恤也"④。据《日知录》记载，明代江南地区的亩产量多者不过3　石，少者仅1　石多。平均以亩产2　石计算，每亩租额至1　石2　斗或1　石3　斗，多者达1　石5　斗，地租率达到60％至70％⑤；每亩收租1　石6　斗、1　石8　斗甚至2　石的，地租率则达到80％至90％，个别的甚至达到100％⑥。在福建宁化，"大抵富者有田，坐享七成之利"⑦。在安徽贵池，每亩租额高达2　石⑧。

在不少地区，地主们还在定额租外大肆勒索。如明末安徽贵池地主收租时用秤每石是220　斤，出粜时用秤每石仅90　斤，进出每石相差130　斤①。广东惠州的租斗，有加一、加二至加五者，比原租额高出数倍②。有的地主在收租时还另立"斛面"、"踢斤"、"淋尖"、"脚米"等额外盘剥的"规矩"。地租之外，地主还任意役使佃户。在北方，地主役使佃户"夜警资为救护，兴修赖其筋力，杂忙赖其使令"③。在河南汝南一带，地主不仅役使佃农本身，"甚有呼其妇女，至家服役，佃户不敢不从者"④。逢年过节，佃户还要被迫向地主贡献鹅鸭鱼肉等物品。如此沉重的剥削，造成佃农"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⑤。而地主趁佃户借贷时，又实行高利贷剥削，"轻则加三，重则加五，谷花始收，当场扣取，勤劳一年，依然冻馁"⑥。

在剧烈的土地兼并和沉重的封建剥削的压迫下，贫苦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只能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如嘉靖时，淮河南北"逃亡特甚，有经数千里绝无人烟"者⑦。崇祯时，应天巡抚张国维报告，高淳县农民"自赔粮遗累，而死亡流离，四野萧条之象，不堪见闻"⑧。福建惠安县"以一图言之，百户之中，死绝者已三四十户，以一县言之，三十六里之中，不可以为里者，殆居其半。。。田亩既荒，粮差尚在，人丁消乏，鬼名在册"⑨。北直隶静海县原有19　里3300　户，10余年间，只剩下8　里900　户，"皆因本县地土尽力皇亲势家所夺，无复余地"①。倘若再遇上天灾人祸，则更难存活。崇祯时吕维琪描述其家乡河南的情况说："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以致"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菜根、④　吴汝纶：《深州风土记》第三上《赋役上》。

⑤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⑥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三《典礼志·风俗》；叶梦珠：《阅世编》卷一《田产》。⑦　民国《宁化县志》卷一○。

⑧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三《与田令公论乡中粜谷书》。

①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三《与田令公论乡中粜谷书》。

②　康熙《惠州府志》卷五《郡事》。

③　吕坤：《实政录·民务》卷二。

④　乾隆《光山县志》卷一九《条议汝南利弊十事》。

⑤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⑥　《实政录·民务》卷二。

⑦　《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五。

⑧　张国维：《张忠敏公集》卷四《请高淳永折疏》。

⑨　李恺：《抑斋介山集》卷一六《为惠安乞并图》。

①　顾炎武：《菰中随笔》卷二上。

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②。大量农民的逃亡，使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流民队伍，为农民大起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②　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二）内忧外患与财政危机自从明王朝建立以来，起义、叛乱和边防危机就时有发生，使统治集团深感困扰。进入后期以来，由于政府的权威衰落，军事力量衰退，土地兼并和农民的赋役负担加重，明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更加严重，国家财政已到了难以承担的地步。

嘉靖初年，广西田州府同知发动叛乱，用兵多年也未能真正平定③。终嘉靖一朝，几乎所有省份都曾发生农民起义，其中广东、广西、山东、山西、河南、四川、浙江、江西等地的起义规模较大。然而，嘉靖时期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表现为"南倭北虏"的边防危机。

"南倭"指东南沿海的倭寇。这是自明朝建立起就存在的问题，当时日本失意的武士、官吏、浪人和不法商人经常到中国沿海侵扰。14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后又进入"战国"时代，割据的诸侯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在战争中失败的南朝的一些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和海盗活动；而此时明王朝的军事力量正在衰落，越来越无力对付这些和中国海盗及沿海大姓勾结在一起的倭寇，到嘉靖年间，倭患的猖獗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倭寇"荼毒生灵，专据城池，劫夺库藏，燔烧官府，戮官杀将"①，北至辽东，南至广东，无不遭受其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倭寇攻掠宁波、台州诸郡县，焚毁官民廨舍数百千区。次年，朝廷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提督浙闽海防军务以御倭。经过实地了解，他认识到倭寇猖獗的重要根源是"闽浙大姓"与倭寇勾结，决心加以整顿。但不久他就遭到"闽浙大姓"在朝廷中的代言人的攻击，被迫自杀，于是"罢巡抚不复没，又以御史宿应参之请，复宽海禁，而舶主土豪，益连结倭贾，为奸日甚，官司以目视，莫敢谁何"②。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连年大掠南直隶和浙江沿海州县。朝廷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主持剿倭，后又派工部侍郎赵文华督察沿海军务。赵文华是内阁首辅严嵩的亲信，恃势骄横，对张经等人肆意凌辱。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张经和著名将领俞大猷等在浙江嘉兴的王江泾大破倭寇，斩杀2000　余人，焚溺死者不计其数。张经不仅未受嘉奖，反遭赵文华诬陷，下狱论死，严重挫伤了抗倭将领的斗志。不久，倭寇又卷土重来。在赵文华荐举下，浙江巡按胡宗宪先任巡抚，后又升任总督。胡宗宪也是严嵩的党羽，但他能任用俞大猷、戚继光等有才识的将领，抗倭战争有了转机。到嘉靖末年，倭患基本上被平定①。

"北虏"是指北方的蒙古。正统年间，瓦剌部的也先成为瓦剌、鞑靼各部的实际主宰，势力达到极盛，在土木之战时大创明军，明英宗也被俘虏。此后，也先势力趋于衰落。景泰六年（1455年），也先被阿剌知院杀死，瓦剌部陷于分裂之中，鞑靼部逐渐强盛起来。成化时期，活动于河套地区的鞑③　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三《诛岑猛》。

①　李承勋：《勘处倭寇事情以伸国威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一。

②　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①　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三至七；朱九德：《倭变事略》；范表：《海寇议》，《玄览堂丛书续集》；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日本国》；《明史》卷二○五《朱纨传》、《张经传》，卷二一二《戚继光传》，卷三二二《日本传》。靼各部为争夺水草牧地争战不休，也经常侵扰明边，被称为"套寇"。弘治初年，鞑靼部的达延汗兴起，征服了西部的瓦剌部和东部的兀良哈部，重新把蒙古统一起来。达延汗封长子阿尔伦于漠南东部，统治区即后来的察哈尔部；封次子阿著于河套地，阿著之子衮必里克（吉囊）据鄂尔多斯，俺答（阿勒坦）据土默特，为后来的内蒙古；封幼子格哷森扎（满官嗔）于漠北，号喀尔喀部，为后来的外蒙古。嘉靖初年，达延汗死，长子阿尔伦时已先死，乃以阿尔伦之长子卜赤继承汗位，但诸部不听约束，达延汗建立起来的统一汗国又分裂为40　余个领地，其中吉哷和俺答势力最强。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吉哷死，诸子将其领地进一步分割，俺答势力独盛，不断入侵明朝边境。明三边总督曾铣认为恢复河套是解除蒙古内扰的上策，这一建议得到首辅夏言支持。但昏庸的明世宗受严嵩蛊惑，竟以"罔上贪功"等罪名先后将曾铣、夏言处死，从此无人敢言及河套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率军攻入大同，杀总兵张达。八月，突破古北口，直逼北京。北京禁军仅四五万人，其中还有一半是老弱病残，只得急调大同、宣府、辽阳、蓟州、保定、河间、延绥七镇兵入援，集结了大约5　万兵力，但都怯懦不敢战，坐视俺答军饱掠而去。因本年是庚戌年，故史称"庚戌之变"。这次大举入侵后，蒙古仍不断骚扰边疆。直到隆庆时期，因明朝加强了北边防守，俺答的入侵往往遇到有力的抵抗，再加上长期作战，力量损耗很多，内部矛盾加剧，他觉得侵掠不如与明朝交好和贸易有利，便接受了顺义王的封号，北边的局势从此安定下来①。

隆庆至万历前期，边疆比较安定。至万历中期，进行了三次大的军事行动，史称"万历三大征"。"三大征"之一是平定宁夏哱\拜叛乱。哱\拜是蒙古鞑靼人，嘉靖中因得罪其酋长，父兄被杀，投奔明朝。他长期在明朝军队中服役，屡立战功，升至都指挥，后又加援副总兵。万历二十年（1592年）哱\拜以都指挥的身份退职，其子哱\承恩接任。这年三月，因欠缺兵饷，军官刘东旸起而叛乱，击杀巡抚都御史党馨等人，自任总兵官，委任哱\承恩为自己的副手。尽管哱\拜在这起事件中没有接受过刘东旸的任何头衔，但从一开始他就被明朝官员视为叛乱的幕后指挥者。判军们想与河套地区的鞑靼部相联合，这使朝廷非常焦急。朝廷急忙派遣大军前去镇压，十月年攻克宁夏城。城陷以前，哱\承恩杀了刘东旸，希望以此赎罪，但朝廷没有宽恕他，将他处死。哱\拜城陷后自缢而死②。

"三大征"之二是平定播州杨应龙的叛乱。自唐朝以来，播州就在杨氏家族的控制之下。洪武五年（1372年）杨氏归顺明朝，朱元璋沿袭元制，仍置播州宣慰使司，由杨氏世袭宣慰使。隆庆五年（1571年），杨应龙承袭宣慰使之职。任职既久，多行不法。从万历十七年（1589年）以后，他时叛时服，朝廷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和二十三年（1595年）曾两次判他死刑，分别以2　万和4　万两银子赎罪。他获得宽免，更加怙恶不悛，兴兵攻掠四川、贵州相邻地区。万历二十七年（1699年），朝廷任命李化龙节制四川、湖广、贵州军事，并征调支援朝鲜归来的将领和士兵前来增援。次年六月，叛乱被彻底平定，杨应龙自缢，其子及一些党羽被押解到北京处死。改播州为遵义、

①　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议复河套》，卷五九《庚戌之变》，卷六○《俺答封贡》；《明史》卷二○四《曾铣传》、《丁汝夔传》，卷三二七《鞑靼传》。

②　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

平越二府，由流官治理。杨氏传29　世，800余年，至此而亡①。

"三大征"之三是援助朝鲜。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试图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日军由釜山登陆，迅速攻陷王京，占领平壤，朝鲜八道几乎全部沦陷。明朝经过慎重考虑，"以朝鲜为国藩篱，在所必争"，决定派兵前去救援。双方发生多次激战，互有胜负。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明军收复平壤以及黄海、平安、京畿、江原等道。日军见明军势盛，放弃王京，退居釜山。明朝与日本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和平谈判，但收效甚微。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日军再次大举入侵朝鲜，停泊在釜山的运送军队和粮饷的船只达数千艘。明朝再次派出大军援救，与朝鲜军民共同抗击日军。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二月，丰臣秀吉死去，这对日本部队的士气有一定影响。明朝军队发起反攻，在朝鲜南海面与日军展开决战，日军几乎全部被歼，余下的都乘船逃回日本。"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丰臣秀吉）死而祸始息"②。

"万历三大征"基本上发生在相同的时间内，尽管明朝军队最终都取得了胜利，但丧师靡饷无算，国力消耗极大。

万历时期也发生过不少次局部性的农民起义，但规模都不大，对朱明王朝没有构成多大威胁。这一时期的真正威胁直到神宗统治末期才显露出来，这就是满族的崛起与挑战。满族是以建州女真为主体并融合女真其他各部而逐渐形成的，原活动于黑龙江北岸，后逐渐南移，到15世纪中叶定居在浑河河源苏子河上游地区的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一带，形成建州三卫。万历年间，建州女真内部及海西女真之间经常发生争战，最后努尔哈赤起而统一了女真各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誓师攻明，迅速攻占了抚顺城，又接连攻陷抚安、三岔儿、白家冲三堡。败报传到北京，举朝震惊，神宗命逮捕辽东巡抚李维翰，任命杨镐经略辽东。又征调福建、浙江、四川、甘肃兵共88000人，朝鲜兵13000人，并会合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共得兵力10　余万人，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出击。杨镐不懂军事，制定了一个带有致命弱点的四路出击方案。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四月，在杨镐的全面指挥下，明军实行"分进合击"战术：山海关总兵杜松率兵3　万出抚顺关，直指赫图阿拉正面；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25000人出清河堡趋赫图阿拉，为杜松援军；开原总兵马林会合叶赫兵共15000人由北面攻向赫图阿拉；辽阳总兵刘綎会合朝鲜兵共2　万余人出宽甸，趋赫图阿拉南面。努尔哈赤全面分析情况后，确定了"恁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方针①，集中全部6　万兵力迎击杜松军，在抚顺东南的萨尔浒将杜松军全部歼灭，杜松战死。然后向北，在尚间崖击溃马林军，马林仅以身免。又急速返回赫图阿拉，迎击刘綎军，将其歼灭，刘綎战死，朝鲜军统帅姜弘立被俘。杨镐在沈阳惊闻三路军大败，急忙檄令李如柏军撤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萨尔浒之战"。接着，后金军又乘胜攻击开原、铁岭，进入明边。

萨尔浒之战后，杨镐下狱论死，改命熊廷弼经略辽东。熊廷弼非常了解辽东局势，上任后"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

①　参见《明史》卷三一二《四川土司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三。②　参见《明史》卷三二○《外国一·朝鲜》。

①　《辽事述·辽左兵端》。

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缴，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继进剿"①。刚过一年，熊廷弼的防守战略就大见成效，努尔哈赤不敢轻举妄动，辽东人心逐渐安定下来。但在这时，朝廷中的党派之争出来做怪，熊廷弼受到猛烈攻击，最终于泰昌元年（1620年）十月去职，由袁应泰接任。袁应泰为人精敏强毅，但缺少军事经验。他上任后，一反熊廷弼治辽已有成效之规，并大量收留蒙古饥民，与辽人杂处。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袁应泰正考虑分三路出兵以恢复清河、抚顺，后金军已打到沈阳城下，城内的部分蒙古人叛降，沈阳失陷，城外兵7　万余人皆溃败。后金军又乘胜攻克辽阳，袁应泰自缢死，辽东之三河等50　寨及河东大小70　余城望风而降。

辽沈失陷后，明廷于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再次起用熊廷弼，他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恢复辽东的计划，以防守为主。他的计划受到主张进攻的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反对。此时熊廷弼只以5000　兵守右屯，王化贞却拥兵13　万据广宁，根本不听熊廷弼调遣，熊廷弼的防御战略无法实施。在熊、王矛盾中，许多有实力的朝臣站在王化贞一边，熊廷弼屡疏愤而求去，兵部尚书张鹤鸣建议罢免熊廷弼，明熹宗尚未批复，后金兵已于天启二年（1622）正月渡过辽河，广宁失陷，王化贞仓皇逃出，与熊廷弼一起退入山海关，二人皆下狱论死。

广宁失陷后，举朝恐慌，均主张退守山海关，新任辽东经略王在晋就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大学士孙承宗以辽东安危为己任，自请出任督师，接受袁崇焕等人建议，防守重要战略地点宁远（今辽宁兴城）。他选将练兵，布署防守，辽东战局大有转机，4年中努尔哈赤未兴兵进攻。由于孙承宗是东林党人，受到把持朝政的阉党的忌恨，于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去职，改由阉党分子高第经略辽东。努尔哈赤"知经略易与"，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率大军渡过辽河，高第主张弃辽，命全部军队撤入山海关内。袁崇焕不从，誓与宁远共存亡，终于凭借宁远一座孤城，重创后金军。是年秋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继位。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见袁崇焕积极经营宁锦防线，很不甘心，又率大军进攻锦州和宁远，再遭重创。明与后金之间进入相持阶段。袁崇焕取得空前未有的大捷，却遭阉党攻击，旋即辞职。崇祯皇帝即位后，再次起用袁崇焕督师蓟辽，袁崇焕制定了长期的防御计划。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知袁崇焕防守宁远甚坚，便避开其防线，绕道内蒙，由长城喜峰口入侵明朝，进围北京。袁崇焕率军入援，皇太极施展反间计，极度猜忌的崇祯帝中计，将袁崇焕杀害，辽东防御力量受到损害。此后，皇太极认识到"南朝（明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盖犹裕如也"①，便把注意力集中于巩固关外的基地，并表示愿与明朝议和，还以迫使明廷接受和议为名，在崇祯二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六次派兵入塞，掠夺人口和财产，有时从迈畿一直深入到山东各州县。崇祯皇帝虽有议和之心，但又认为这是奇耻大辱，迟疑不决，终明亡也未达成和议。

辽东局势已使明朝统治集团手忙脚乱，而这时另一个对手也逐步强大起来，使明朝陷于两面作战的泥潭中。这另一个对手就是农民起义。天启二年

①　《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①　《明清史料》首本《天聪二年奏本》。

（1622年），白莲教首领徐鸿儒在山东郓城发动起义，先后攻下郓城、邹县、滕县、峄县等地，势达数万，坚持半年之久，才被镇压下去，而其余部又坚持斗争长达3年①。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耀追比赋粮，白水王二怒杀之②，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正式揭开。接着，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先后起义，甘肃、陕北延绥等地的士兵也群起哗变。到崇祯三年（1630年），东起山西阳城，西达甘肃庆阳，起义波及西北50多个州县。起义军逐渐出现了联合的趋势，分兵转战于山西、河南、河北、湖广、陕西、四川等地。崇祯六年（1633年），高迎祥被推举为闯王，起义军已达几十万人。接着，为了避开明军压力，各路起义军纷纷东下河南。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起义军联合72　营，在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等领导下东下，连破固始、颖川，攻下凤阳，焚烧了明皇陵，明廷极为震惊。后来，起义军形成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首的两大势力，李自成转战于陕西、四川等地，张献忠则转战于河南、湖广等地。崇祯十年（1637年），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一个名为"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总体战略，即由总督全盘指挥，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由各巡抚分别负责本地防守和进剿事宜；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各巡抚有时分别防守，有时协同进剿；由"四正"和"六隅"配合，就构成了"十面网"①。崇祯十三年（1640年），张献忠突围入四川，采取快速运动的战术，转战全蜀；李自成也东出河南，很快发展到数十万人。杨嗣昌的战略完全落空。自此，明军便再也没有有效的抵抗力量，起义军纵横驰骋，最后攻入北京。

长期的内外多事，致使军费开支猛增。英宗时，每年支边军饷银只数万两，孝宗、武宗时增至47　万两②。其后便呈直线上升趋势。据统计，嘉靖十年（1531年）至二十九年（1550年），"九边"军兵总数约在44　万至50万之间。嘉靖二十年（1541年）由陕西、山东和北直隶供应的本色粮达220万左右，相当于银150　万两，另外还有年例银44　万两。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人大举入侵后，军费更是激涨，历年京边岁费银数额如下：嘉靖三十年为595万两，三十一年为531　万两，三十二年573　万两，三十三年455　万两，三十四年429　万两，三十五年386　万两，三十六年302　万两③。其后略有下降，但多在200　万两以上。到万历十四年（1586年），京边年例银又增至361　万两④。万历二十年（1592年），宁夏、朝鲜、播州三大征，军费支出达1460　万两⑤。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七年（1627年）前后10年间对后金用兵，军费达6000　多万两⑥，真可谓"自辽左用兵，竭天下而供一方，兵无了局，民无息期"⑦。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开支更是惊人，杨嗣昌为了推行"四

①　查继佐：《罪惟录》传三一《徐鸿儒》；《明史》卷二五七《赵彦传》。②　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①　《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②　《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传》，卷二五一《蒋德璟传》。

③　《明世宗实录》卷四五六。

④　《明史》卷二二四《宋纁传》。

⑤　《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传》。

⑥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⑦　《明光宗实录》卷八。

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一次就提出加饷280　万两①。

除军费开支外，其他方面的开支也日趋膨胀。第一，统治集团不知节制，大加挥霍。嘉靖时期皇帝的伙食费每年17　万两，到万历中期增至每年30　万两②。修造寿宫（定陵），费银800　万两。修三大殿，仅采木一项就费银930余万两③。天启时重修三大殿，费银5957500　两④。其他如皇女生，"诏户部、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⑤。诸皇子婚，"诏取太仓银二千四百万两"⑥。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数十万"⑦。第二，官僚集团和宗室人口数量剧增，虚耗钱粮。嘉靖时，兵科给事中刘体乾说："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见至三万四千员。本朝从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余万。"⑧此外，还有"中书带俸、译字生、通事、乐舞生、厨役、勇士、匠人、写字人，不可胜纪"⑨。如此庞大的官僚机构需要巨额的行政和俸禄开支。据弘治元年（1488年）左都御史马文升报告，其时岁支在北京王府、六部等衙门官吏监生人等食米、文职京官俸米、文职官吏俸折米三项合计约2048000　石⑩。弘治以后，文武官员仍"岁增月益"，支出各项俸银约数千万（11）。宗室人口的增长速度更是惊人，禄米支出已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如在山西，嘉靖八年（1529年）宗室岁支禄米87　万余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增至312　万石。在河南，由嘉靖八年的69　万余石增至嘉靖四十一年的192　万石①。隆庆五年（1571年）礼科给事中张国彦说："国初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今则玉牒内见存者共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四位，岁支禄粮八百七十万石有奇，郡县主君及仪宾不与焉，是较之国初殆数百倍矣。天下岁供京师者止四百万石，而宗室禄粮则不啻倍之，是每年竭国课之数不足以供宗室之半也。"②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宗室人口已突破60　万人③，国家倾全力也无法全部支给，只得拖欠，如庆城王府崇祯六年（1633年）始给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岁禄，而灵邱王等竟有缺50年未支给者④。

上述巨大的军费开支和其他消费，使明王朝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据《明世宗实录》中有数可查的年份看，每年支出常常超出收入的一半左右，嘉靖七年亏空110　万两，二十八年亏空16　余万两，三十年亏空395　万两，三十一年亏空331　万两，三十二年亏空373　万两，三十三年亏空255　万两，三十四年亏空229　万两，三十五年亏空186　万两，三十六年亏空102　万两，四十二

①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一○《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

②　《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③　《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④　《明熹宗实录》卷二二。

⑤　《明史》卷二二七《万象春传》。

⑥　《明史》卷二一《神宗纪》。

⑦　《明史》卷二二○《赵世卿传》。

⑧　《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

⑨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上《设官》；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四《积存》；郑晓：《今言》卷一。⑩　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附录《弘治元年三月初七日都察院左都御史马奏广储积以足国用》。

①　《明世宗实录》卷一○二、五一四。

②　《明穆宗实录》卷五八。

③　《明神宗实录》卷四九二。

④　吕坤：《停止砂锅潞绸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五。

年亏空140　万两，四十三年亏空116　万余两，11　个年头中共亏空2300　万余两⑤。隆庆元年（1567年），户部尚书马森奏称，太仓银仅存135　万余两，而岁官军银需135　万余两，边饷银需236　万余两，补发年例需银182　万余两，通计所出，需银553　万余两，以此计算，太仓银仅可支3　个月。他对此深感忧虑："平居无事，尚难支持，万一有不虞灾变，供费浩繁，计将安出？今日催征急矣，搜刮穷矣，事例开矣，四方之民力竭矣，各处之库藏空矣。时势至此，即神运鬼输，亦难为谋！"①神宗初年，张居正当政，清丈土地，整顿驿递，裁减见官，节省宫廷浮费，采取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扭转了嘉靖、隆庆年间的财政危机。万历四年（1576年），总督仓场户部侍郎毕锵报告，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太仓老库存银113　万余两，隆庆三年（1569年）只有100　万两左右，而万历三年（1575年）老库和外库的存银已达703万余两，每年正常开支390　余万两，可盈余300　余万两②。万历七年（1579年），户部上奏说："迈者太仓饶溢，恐其积腐"，建议改变存放办法，以免陈粮积压③。万历九年（1581年）实行马匹折银，太仆寺存银多达400　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有800　万两，太仓存粮可支10年之用④。

张居正去世后，统治集团旧态复萌，财政不再有盈余，而是年年超支。

如万历十年（1582年）岁入白银367　万余两，岁支422　万余两，超支54　万余两⑤。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前后，每年超支仍为50　万两左右⑥。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已是"老库将尽，京粮告竭，太仓无过岁之支"，"从古以来未有公私匮竭如今日之穷者"⑦。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给事中汪若霖奉命巡视库藏，发现者库存银只有8　万两，外库荡然无存，而同时拖欠的军饷已达100　余万两①。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到天启七年（1627年）拖欠各边镇军饷银达9685571　两②。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镇的兵饷积欠到30　多个月③，次年二月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皆告缺饷达36　个月之久④。面对着这样沉重的财政危机，统治集团计无所出，绞尽脑汁搜刮民财，推行一套竭泽而渔的财政政策。开矿榷税和三饷加派就是搜刮民脂民膏的最臭名昭著的财政举措。

⑤　《明世宗实录》卷九七、三五六、三八○、三九九、四五六、五二八、五五二。

①　《明穆宗实录》卷一五。

②　谈迁：《国榷》卷六九。

③　谈迁：《国榷》卷七○。

④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⑤　谈迁：《国榷》卷七二。

⑥　王德完：《稽财用匮竭之源酌营造缓急之务以光圣德以济时艰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四。⑦　赵世卿：《题国用匮乏有由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一。

①　《明史》卷二三○《汪若霖传》。

②　毕自严：《度支奏议》卷四《详陈节欠各边年例钱粮数目疏》。

③　《明史》卷二六四《南居益传》。

④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

（三）开矿榷税与三饷加派面对着巨大的财政赤字，为了满足骄奢淫佚的生活，明朝统治集团推行起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财政政策，千方百计搜刮财富，吸食民脂民膏。开矿榷税与三饷加派是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两项财政措施，虽然为统治集团在短期内聚拢起一些财富，但遭到人民剧烈的反抗，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崩溃过程，推动着朱明王朝更快地进入了历史坟墓。

开矿榷税是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开始的。这一年，"好货成癖"

的明神宗朱翊钧委派大批宦官为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财。所谓"矿监"，并不真正从事找矿开矿活动，也不以矿取税，而是把开矿作为借口，以勒索民财。矿监所到之处，"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绎骚凋弊，若草菅然"⑤。更有甚者，矿监及其爪牙公行敲诈，"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于江"①。所谓"税使"，遍布于重要城镇、关隘和水陆交通要道，"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②。征税的范围极其广泛，如"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余盐，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湖口长江有船税，荆州有店税。又有门摊、商税，油、布杂税，莫不设珰分职，横肆诛求。有司得罪，立系槛车，百姓奉行，若驱驼马"③。明神宗是矿监税使的总后台，他"且为中使立赤帜，不与外臣作泰山，只知财利之多寡，不问黎民之生死"④，全力以赴支持矿监税使，"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以故诸税监益骄"⑤。在他的纵容下，矿监税使视百姓为鱼肉，"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⑥。据统计，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8年中，仅矿监税使上交神宗的矿税银一项即达300　万两，而矿税之征"大略以十分为率，入于内帑者一，克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应，岁时之馈遗，驿递之骚扰，与夫不才官吏指以为市者不与焉"⑦。据此折算，矿监税使及其爪牙帮凶们的掠夺总数至少是上交神宗数字的10　倍，怎能不"遂使三家之村，鸡犬恶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⑧。矿监税使不仅征收税金，而且无恶不作，"掘人冢，坏人庐，淫人室，荡人产，劫人财"①。如山东税使陈增的参随程守训自称"天子门生"，所到之处，"今日械一人，曰：尔富违法。明日系一人，曰：尔家藏珍宝。凡稍殷实者，即罗织之。其初逮也，不遽讯也，铁索锁项，三木曳身，令过都历市遍，使观者股栗，而后就讯舟次。设水牢于舟中，昼夜浸之，绝其饮⑤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矿税之弊》。

①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一二册《扬州府》。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矿税之弊》。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九。

⑤　《明史》卷三○五《陈增传附高淮传》。

⑥　《明史》卷二三七《田大益传》。

⑦　夏燮：《明通鉴》卷七二。

⑧　《明史》卷二二三《王宗沐传》。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

食。已乃诡出之岸，令舆皂厮养，竟谇而迭殴之，非法刑阱，备极惨毒，其人求死不得，无奈倾家鬻产，跪献乞命"②。

矿监税使的暴敛横行，使工商业受到严重摧残。如仪真与京口，仅一江之隔，路不过一、二里，却有两重税③。商人在长江顺流而下，日走三、四百里，要经过五、六个税收机构④。他们负担不起，只好停业。万历三十年（1602年），户部报告："在河西务关，则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今止三十余家矣。在临清关，则称往年伙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独存二人矣"。"临清向来缎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二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矣。在淮安关，则称河南一带货物，多为仪真、徐州税监差人挽提，商畏缩不来矣。其他各关告苦告急之人，无日不至。"⑤整个国家，真是"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苍陌"⑥。

这种疯狂的掠夺，激起了城镇居民的英勇反抗斗争，史称"民变"。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湖广税监陈奉到荆州收税，激起"商民鼓譟者数千人，飞砖击石，势莫可御"①，陈奉逃回武昌。他不思悔改，仍"恣行威虐"，"商民恨刺入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武昌市民不堪勒索凌辱，一万余人"围绕陈奉公署，誓必杀奉。奉从后门潜逃，匿楚王府中。众民将番校耿文登等十六名，捆缚手足，投之于江"②。山东税监马堂横征暴敛，7年间侵吞税银130　余万两③，"凡系背负朱豆生理之类，尽行抽税，以致贩卖俱不进城，小民度日不支"。他还在临清豢养了一批无赖，"诸亡命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锒铛通衢，睨良家子富有力者，籍其产之半，佣夫里妇负斗粟尺布贸易者，直搤而夺之，少谁何辄以违禁论，髡为城旦，没其田产"④。临清市民忍无可忍，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行动起来，聚众万余人，纵火焚毁马堂衙署，杀其党羽37人⑤。织造太监孙隆驻在苏州督税，盘剥机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⑥，又擅立新法，"凡缯之出市者，每匹纳银三分，方许市"，"众织工及市缯家皆苦之"⑦。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苏州爆发了么抗孙隆的斗争，织工葛贤成为这次斗争的首领，他把群众分为六队，每队各有一人领头，以手摇芭蕉扇为号，指挥群众包围官署，当场用石头击杀了孙隆的爪牙黄建节，并殴杀税官多人，孙隆仓皇逃往杭州⑧。云南矿监杨荣②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七。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三三○。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九。

⑤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⑥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矿税之弊》。

②　文秉：《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④　文秉：《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

⑤　《明史》卷三○五《陈增传》。

⑥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⑦　沈瓒：《近事丛残》。

⑧　文秉：《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为非作歹，百姓恨之入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相率燔税厂，杀委官"⑨，杨荣残酷镇压，杖毙数千人，百姓群情愤慨，聚至万余人，烧毁杨荣住宅，将他杀死，投于火中，并击杀其党羽200　余人①。据初步统计，当时全国各地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民变"不下数百起。

"三饷"是指"辽饷"、"剿饷"和"练饷"，都属于正额之外的加派。田赋加派可以溯源至明代中叶。还在弘治时，因与蒙古战争缺少兵饷，兵部尚书马文升就建议"苏松折粮银价轻，宜稍增之"②，但遭到礼部尚书谢迁等反对，未能付诸实施③。正德年间，因修建乾清宫，增加天下田赋100　万两④。嘉靖中期，为解决抗倭战争的军费短缺和北部边防的兵饷匮乏，决定预征均徭银接济，除顺天、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之外，"其余司府俱予编一年，令南直淮、扬、凤、徐四府州，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五省银解直隶浙江军门，陕西银解延绥，山西银解三关，北直隶真、保七府及河南、山东、江西、湖广、四川五省银俱解本兵部，以备边用"⑤。所谓预征均徭银，又称提编，实际上就是加派，按照"履亩而税"的办法征收⑥。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因朝鲜之役，在山东加派，每亩加银二三厘，每丁加银三四分，二年并征⑦。

总起来说，万历中期以前，田赋加派基本上是在局部地区实行，且数额不大。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在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后，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称汗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攻明，明与后金之间的长期战争揭开了序幕。为了抽调兵士增援辽东，明廷故伎重演，实行加派，开征"辽饷"，除贵州因有苗族起义不加派外，"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隶照万历六年会计录所定田亩，总计七百余万顷，每亩权加三厘五毫。惟湖广、淮安额派独多，另外酌议，其余勿论优免，一概如额通融加派，总计实派额银二百万三十两四钱三分八毫零"①。这次加派，明神宗答应"辽饷事宁即为停止"，但到第二年，辽事未宁，辽饷已尽，明神宗不肯从内库拨发金花银救急，而是下令再次加派，每亩又加征3　厘5　毫。辽东兵饷不断增加，战事却越来越糟，不断丧师失地。为了抵御后金军的进攻，明廷只能不惜血本，增加兵员，修筑工事，赶造武器，这需要大批经费。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廷第三次议定再加派银每亩2　厘。前后三次加派辽饷，每亩共计加银9　厘。到崇祯初年，辽东战事进一步恶化，后金军几次挥师入关，甚至直捣北京城下，明廷决定在蓟州、通州、昌平三镇加添兵马，增强北京防务。于是在崇祯三年（1630年）每亩又加征3　厘，称为"新饷"。前后四次辽饷加派，总计年⑨　《明史》三○五《梁永传》。

①　夏燮：《明通鉴》卷七三。

②　王锡爵：《王文肃公牍草》卷二二《六疏外密疏》。

③　陆树声：《长水日抄》；王道瑞：《明名臣琬琰续集》卷二《文正谢公》。④　《明史》卷一六《武宗本纪》。

⑤　《明世宗实录》卷四二二。

⑥　万历《秀水县志》卷三《食货》。

⑦　邢侗：《东事策》，《明经世文编》卷四六八。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五七四。

额已达6678000　两左右，详见下页表11②。

除实行辽饷加派外，从天启六年（1626年）开始，还实行辽饷预征制，每年十月开始预征第二年辽饷的3／10，第二年缺3／10，又要预征第三年的3／10，农民的辽饷负担自然因此一次性增加三成。

辽饷主要以地亩为征收对象，但又不限于地亩银的征收。从天启元年（1621年）开始，还在全国加派杂项辽饷，范围非常广泛。此外还有盐课、关税、芦课的辽饷加派。下列是天启三年（1623年）除地亩银外，其他各项加派辽饷数额：（1）各省直辽饷杂项加派合计　2243624　两其中：　南直隶　705175　两　北直隶　168403　两浙江　272937　两　江西　189434　两福建174097　两　山东　125247　两山西　80008　两　河南　200151　两陕西　97825　两　广东　166729　两湖广　248999　两　广西　74827　两四川　9360　两　云南　16194　两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浙江163439 326878 420272 560362江西140402 280804 361036 481381湖广333420 666840 742476 914500福建46978 93956 120802 161069山东216124 436248 555751 741001山西128813 257626 318589 424785河南259552 519104 667421 879894陕西102523 205046 263631 351508四川47189 94378 121344 161784广东80900 161800 231178 308237广西32900 65800 20000 20305云南6297 12594 16194 16194南直隶219598 439196 676928 838712北直隶172313 344626 466371 587593合计2000030 4000060 5022917 6678000地区额数次（2）盐引加派辽饷银　322624　两（3）芦课加派辽饷银　28970　两（4）钞关加派辽饷银　65200　两以上四项累计加派辽饷银2650516　两①。到崇祯年间，在增派地亩银的同时，杂项、盐课、钞关、芦课的加派也续有增加。

"剿饷"和"练饷"是在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局势下，为筹措镇压经费而增设的名目。"剿饷"始于崇祯十年（1637年），分均输、溢地、寄学监生事例和驿递四项征收。"均输"是因地而征，每田一亩，派米六合，每米②　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9　页。

①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三六《理财》。

一石，折银八钱，每年约可得银190　余万两。"溢地"是对万历九年（1581年）以来各地方多清丈出的尚未加派辽饷的土地加征剿饷，每年约可得银40万两。"寄学监生事例"是通过出卖国子监监生资格以换取银两。"驿递"是将在此以前邮递裁省之银以20　万两充饷②。总计各项，剿饷年额约300　万两。

剿饷原定以一年为期，但农民起义烈火势不可挡，辽东战事又日趋急迫，明廷不得不练兵增饷。于是，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又下令征收"练饷"，各项征收额如下：（1）照亩加派，亩征一分，共加征4811800　两（2）"赋役所核"可得700000　两（3）"兵部所裁站银"500000　两（4）"关税量增"200000　两（5）盐课400000　两（6）契税240000　两（7）赃罚银200000　两（8）典税30000　两（9）公费节省10000　两①以上各项合计共7091800　两，其中"照亩加派"和"赋役所核"二项合计5511800　两，占总额的79％以上，可见征收对象以土地为主。

除辽、剿、练三饷之外，还有所谓"黔饷"、"芜饷"等等，名目极多。地方性的加派更层出不穷。如天启五年（1625年）御史吴裕中说，广东除正饷外，有"鸭饷、牛饷、禾虫等饷"②。崇祯十三年（1640年）给事中孙承泽说，"派之里下者，比比是矣。是以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③。

三饷加派是掠夺性的财政措施，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痛苦。吕维琪描述说，明末的赋税征收"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常闻鬼哭"④。辛升也曾写诗揭露说："世局于今又一更，为民父母虎狼心。鞭笞只做肉鼓吹，痛苦如闻静好音。五色钧签飞百道，一行硃字动千金。大明律令三千款，可许田庐给帑银。"⑤这种竭泽而渔的赋税政策，不但解救不了明王朝，反而加速了其灭亡。

②　参见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一○《兵饷遵旨熟商疏》。

①　孙承泽：《山书》卷一三《议加练饷》。

②　《明熹宗实录》卷六○。

③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六。

④　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⑤　辛升：《寒香馆遗稿》卷三《世变十更》。

（四）李自成农民军的经济政策明末农民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它历时前后将近20年，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起义过程中，农民军尽管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彻底的社会经济结构改革方案，但却提出和实行了一系列适应各阶层人民愿望的社会经济政策，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在各路农民军中，李自成农民军的经济政策最为完整，提出了具有革命纲领性的"均田免粮"口号，这是针对明末社会的两大弊端--剧烈的土地兼并和繁重的赋税徭役--而采取的现实性很强的革命策略和经济政策。从字面意义上看，"均田"是平均土地。但在农民军那里，尚未做到这一点。他们的"均田"运动主要是从地主那里夺取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李自成攻占洛阳后，打开"富实逾于天府"的福王府仓库以及河南贪官污吏、地主豪绅们的窖藏，"以十一赈贫民"①。在开仓时，李自成对群众说："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令饥者远近就食。"②这充分表明农民军是要损富者之有余，补贫者之不足，是一种"割富济贫"、"贵贱均田"式的均田。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宗室勋戚、豪强地主大肆掠夺土地造成的"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③、"若夫穷民，本无立锥之地"④的严酷社会现实，试图把土地归还给劳动者，使耕者有其田。

"均田"绝不仅仅是口号，它在部分地区是切实实行了的。早在崇祯五年（1632）七月，可天飞等在陕甘交界的铁角城、芦保岭等地，就实行"分田耕牧"⑤。甲申之际，李自成向新占领的地区委派了一批地方官员，在山东诸城县，新官莅任后，"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穷棍认为祖业者，亦有强邻业主，明知不能久占而掠取资物者，有伐树抢粮得财物而去者。一邑纷如沸釜，大家茫无恒业"①。可见李自成派往山东的官员以"割富济贫"为口号，曾公开号召贫苦农民起来夺回被地主夺去的土地。所谓"产不分久近，许业主认耕"，就是说不论"业主"（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土地是何时转移到地主手中的，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当地大地主丁耀元的家产就是在这一"割富济贫"的运动中丧失殆尽："巨室膏田一无主人，任其侵占而谁何？故前此所积，不可问矣。于是有楼子庄之占，草桥庄之占，草泊庄之占，东潘旺之占，石阜庄之占，北余留之占，石桥后齐沟之占。不为占据者，惟焚掠后荒田耳。"②另一个乡绅地主厉宁在日照、诸城二县的"所有田产、牛只，恶为二县民人瓜占"③。在河南南阳，李自成部将刘希尧、贺锦率领的义军亦全部占据了唐王"南阳以南并西北楼寨庄田"④。在山西忻州，李自成起义军也分地于民，

①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三。

②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八。

③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④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全集》三二《钦奉上传疏》。

⑤　《绥寇纪略》卷一。

①　丁耀元：《出劫纪略》。

②　丁耀元：《出劫纪略》。

③　中央档案馆：《顺治史书》史六。

④　李永茂：《枢垣初刻》卷六《襄阳再陷疏》。

"三丁之中，抽军一名，其余二丁，供田三十亩，银二两"⑤。张献忠起义军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如在湖南常德抄没了大官僚地主杨嗣昌的土地财产，"霸占土田，查还小民"⑥。

所谓"免粮"，实际上就是减轻赋税，使贫农摆脱繁重的赋役负担。如崇祯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宣布"一应钱粮，比原额止征一半"①。崇祯十五年（1642年）在湖北宣布"三年免征"②，"三年不征，一人不杀"③。农民军的免税措施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在北方地区广泛传唱着"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④，"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⑤！

有些论著以"不当差，不纳粮"为据，认为农民军的主要经济政策是免征赋役，这是不正确的。农民军也需要经济力量作支持，其经济政策是十分灵活的。在有些地区，根据当地经济状况和实际斗争需要，他们宣布免征赋税，在另一些地区则适当征税。如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在西安"定令以明年正月起，每粮一石，派草六斤，解送省城，搬运之费倍之"⑥。这是一项十分明确的据粮征收的税收法令。明朝官员张缙彦谓李自成初"以三年免征，后辄百端催科"，"雕翎鱼胶，尽派穷民，钢铁牛筋，亦入地亩"⑦。这话虽有夸大污蔑之处，但也说明随着斗争成果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多，农民军的税种也在不断增加，另外，从张缙彦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农民军的税收政策继承了一条鞭法的改革趋势，把各项税款都摊入地亩征收，比较合理。总体说来，农民军征收的税率比较低，如在陕西麟游每亩平均税额仅1　升多⑧，不仅与明末"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①的奇重税率不可同日而语，就是比明初民田亩征3　升3　合的税率也轻得多，因而农民军能唤起广泛的支持。

为了尽量减轻农民的负担，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农民军还实行屯田。

如崇祯十六年（1643年）攻下襄阳后，就"占襄阳地土耕种，禁杀人偿命，且约杀牛一只，赔马十匹"②，还"欲取江南、河北牛只，屯田皖中"③。北征以前，"留后营屯种于襄城郏县"④，以固根基。农民军进入北京后，仍然推行屯田政策，保存至今的一颗属于大顺政权的"工政府屯田清吏司契"铜⑤　马国柱：《为特纠悖旨殃民之弁以敬官邪举劳吏以昭激劝事》，故宫博物院藏《顺治朝题本》，刑罚类一号。

⑥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一六。

①　许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三《补遗·李岩说自成假行仁义》。

②　《明季北略》卷二○《彭琯奏》。

③　《明季北略》卷一五。

④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

⑤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三。

⑥　钱■：《甲申传信录》卷六。

⑦　张缙彦：《居菉文集·附录》。

⑧　王继文：《为乞恩查减荒粮以实国赋以存残黎事》，故宫博物院藏《顺治朝揭帖》田赋类一三号。

①　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②　李永茂：《枢垣初刻》卷六《襄阳再陷疏》。

③　彭孙贻：《平寇志》卷一七。

④　彭孙贻：《平寇志》卷一七。

印就是有力的证据。

在工商业政策方面，农民军非常注意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实行平买平卖。如在山西，"令百姓运解米豆草束往蒲州、猗氏、临晋、闻喜四处交纳，米豆每石帮银四两，草每束帮银一钱，至七月又派征钢、布、翎毛等物，每钢一两价银一钱"⑤，可见农民军在有些地区确实做到了公平买卖，不强夺百姓财物。李自成还非常注意宣传活动，派遣将士扮作往来客商，深入城镇，传布"平买平卖"政策⑥，鼓励"百姓担百货入营中"交易。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行牌郡县云：知会乡村人民，不必惊慌，如我兵到，俱公平交易"⑦。在由西安向北京进军途中，始终注意与沿途百姓"平买平卖"⑧。李自成余部李锦顺治二年（1645年）在湖南常德、澧州也很注意"与百姓公买公卖"⑨。

明朝末年，通货膨胀十分严重。据有关资料记载，崇祯五年（1632年），上海每石米的价格为银1　两，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增至每石米值银1　两9　钱①，再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更猛增到每石米值银3　至5　两②。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南"斛谷万钱（合银六、七两）"，山东石米值银24两③。物价的剧烈上涨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困难。针对这种状况，李自成农民军采取措施以"平物价"④。为了抑制通货膨涨，李自成农民军还发行新货币，如在西安"铸永昌钱，大者值白金一两，次当十、当五不等"⑤。进入北京后，设立了24　所铸钱局，所铸"永昌通宝"钱"既重且大"，质量很高，"通行于世内为宝"⑥。

李自成农民军还比较注意保护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攻下洛阳后，李自成约束将士，"不杀平民惟杀官"⑦。自南阳及阌乡、灵宝、关东一路张榜下令："杀一人如杀吾父，淫一女如淫吾母"⑧。李自成军还规定，"过城市不令处室庐"，一律在帐篷中宿营。⑨攻占城市"严禁抢掠"⑩。在由陕西向北京进军途中，规定"马腾入苗塍者，斩之"（11）。进入北京后，立即发布告示："尔民各安生理，不许关闭店业。"（12）规定"罢市者斩"（13）。约束士兵不许扰民，"有兵二人，抢前门铺中绸缎，即磜杀之"①。

⑤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七。

⑥　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⑦　《明季北略》卷二○。

⑧　陈济生：《再生纪略》。

⑨　《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梅勒章京屯代揭帖》。

①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一》。

②　《阅世编》卷七《食货一》、卷一《灾祥》。

③　夏燮：《明通鉴》卷八七。

④　徐鼐：《小腆纪年附考》卷一。

⑤　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一《李自成传》。

⑥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三○。

⑦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三。

⑧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三。

⑨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通城击》。

⑩　高守枢：《守郧纪略》。

①　赵士锦：《甲申纪事》。

在军队内部，李自成推行一种原始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据查继佐记述，李自成农民军"所掠金帛、米粟、珠贝等物，俱上掌家。凡支费俱出自掌家，但报成数，请食不足，则均短之。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②。这是平均主义思想在组织上的反映。这种制度，在战时有利于保持农民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明末农民军采取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无论是"均田免粮"，还是"平买平卖"，都是针对明末社会弊端采取的有力措施。特别是农民军社会经济政策中体现出来的平均思想，是唐宋以来农民革命中"等贵贱，均贫富"思想的重大发展，反映了灾难深重的农民改变现实处境的愿望，触及到了社会矛盾不断尖锐激化的总根源，并成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推翻明王朝的有力思想武器。

②　查继佐：《国寿录》卷一《徐一元传》。

六、结语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在明代270多年中，经济发展迅速，变化很快，内容丰富，种类庞杂，而头绪繁多。在这样一本小册子里，全面展开，详细描述，显然是不可能的。为此，我们在撰写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国全史》的宗旨与操作规程。同时，注意突出重点而又不致于有重大的遗漏；充分吸收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成果而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以明代经济由单一经营向着农、工、商多种综合经营过渡为主要线索，循其运行轨迹，稽其来龙去脉，以纵通为主，纵横结合，力求多视角、多层面展示有明一代经济发展风貌。在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中，强调召军移民开荒屯田的重大经济效益及其对改变全国人口与土地布局和缩小边区与内地经济差距的巨大意义；强调交通运输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明太祖经济立法对有明一代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强调田赋"折色"对生产发展的刺激。对于明中叶的经济问题，从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动上入手，指出由法制破坏而引发土地兼并激烈，导致农民大量破产逃亡。于是迫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进行赋役改革，以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维护王朝的统治地位。对于明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则紧紧把握住农业经济结构变化这一重大课题，重点探讨了商业性农业的掀起、专业经济市镇的勃兴、"一条鞭法"、"计亩征银"的意义以及对外贸易的新发展。对于明末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从政治上的动荡必然导致经济上的混乱出发，着重勾勒了"三饷"加派的严重后果。而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军的经济政策，则本着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肯定其应有的进步性。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声有色的时代。明代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处于变革的重要时期，有诸多新现象、新特点，值得认真总结，深刻分析、取其精华，以资借鉴。由于我们学识浅陋，加之时间仓促　，对不少问题未能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在本书即将付梓之时，心情自然是惶恐不安的。幸喜目前有关明代经济史的著作已经出版不少，可供读者选择、参考和比较。

明代 第073卷 明代军事史

【本卷提要】

本卷所叙述的是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弘光元年（1645年）共277年的军事史。但它上溯到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义，下延到南明各小朝廷。

明朝面对南倭北虏内忧外患，设置了庞大的军事机器，皇帝首先要保证它确凿无误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还要它尽量地强大有力。在制度上，明朝对前朝有所继承，但更多的是它的独创。明朝的兴衰与军事制度、军事力量的兴衰密切联系。明朝末年，军力削弱，军制败坏，终于导致了灭亡。

明朝产生了许多卓越的军事家，他们创造了一系列卓越的战例，丰富了古代军事史的宝库。明代也对历代和本朝的军事思想做出了总结，使中国古代的兵法理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明朝在与外国交往和作战中，学习了一些新的武器制造法和战法。这在以往各朝是少有的。

一、明代军事概述明朝是个多战争的时代。

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功定天下，攻城略地，安内开边，从他投身红巾军直到辞世，几乎一直没离开过战争，是个优秀的军事统帅。不论是战略战术还是在军事组织上，朱元璋都有卓越的建树。

在起义初，朱元璋借助了大宋政权的名号，暗中扩大自己的势力。在红巾军各部与元朝作战消耗之后，朱元璋脱颖而出，成为与群雄争夺天下的重要力量。他用陶安之议夺取金陵作为根本之地，又用朱升之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江南地区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他寓兵于农，着重于发展实力，等待时机，次第翦除群雄，然后与元朝一决胜负。朱元璋命将北伐，大都（今北京）不战而克，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北伐成功的辉煌战例。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面临着退处漠北的蒙古势力北元，以及西北的扩廓帖木儿、东北的纳哈出、云南的梁王等各支兵马。朱元璋对这些故元势力一方面采取了怀柔政策，争取他们和平归顺，另一方面则用武力征剿。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命徐达等分三路北征，结果因为轻敌而失败，造成伤亡数万的重大损失，朱元璋直到临终前一直以此战役为憾。朱元璋接受了教训，仍然把重点放在加强防守，加强军队的建设之上，同时对故元势力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不战而屈人之兵。洪武六年，扩廓帖木儿攻大同被徐达击溃；七年，又大败北元军；到洪武八年（1375年）扩廓帖木儿死，西北的威胁被解除。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等进攻云南，元梁王自杀，西南平定。洪武二十年（1387年），冯胜、傅友德、蓝玉征纳哈出，东北平定。到此时，长城以南地区的不臣势力一概扫除了，朱元璋整60　岁。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曾命在晋王、燕王等人节制之下诸将出塞进攻北元，迫降元丞相咬住。这之后，直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便没有大的军事行动了，数十年的征战，锻炼出一批骁将。这些剽悍勇猛的将帅可以攻城略地，也可以威胁皇帝。朱元璋见大功已成，更重要的是见到诸子已陆续成年，已可带兵打仗镇守戍边，便将这些功臣宿将一个个铲除了。

朱元璋想留给子孙一个安定的天下，不但没有诸将的威胁，又有诸王做屏藩，江山定可传之久远。不料，他所封的诸藩却导致了大乱。燕王朱棣以"靖难"号召争夺天下。燕王地处一隅，仅有三卫护军，无权控制王城以外的事，北平（今北京）九门都是官军，燕王朱棣竟能一举攻占九门，控制了北平，敢于与朝廷全盛之六军相对抗。朱棣是个军事天才，他最初的军事经验来自参加征讨北元的作战。朱棣先夺取了大宁，兼并了宁王的军队，进而与官军展开角逐。在经过两年多的征战之后，燕王所得有限，所控制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所得地旋得旋失，师老将疲，难于决胜。朱棣改变了战略，他置所得之地而不取，直指南京，结果势如破竹。建文四年（1402年），燕军渡江，谷王等开南京金川门迎降，燕王朱棣夺得帝位。

朱棣是一位雄主，他不甘心守成，他想要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愿望。而对此提出挑战的仍是故元势力。朱棣即位之初，曾想与元主和好相处，但本雅失里等却同样有野心。于是朱棣便开始了空前的北征，以至"五出漠北，三犁虏庭"，最后竟死在北征回程中。

明军北出塞外与蒙军作战，遇到了与内地作战不同的情况。朱棣先后在永乐八年（1410年）打败了敢抗命的鞑靼首领阿鲁台，在永乐十二年又打败了瓦剌的首领把秃勃罗等，但在第三次出塞时却见不到敌人，朱棣不愿无功而还，便调头向东，击败了兀良哈。北征真正的胜利只有一次，第二次官方记载说是"杀伤相当"，第四、第五次北征则不遇敌而还。朱棣善于用兵，但五出漠北却不都是成功的战例。

朱棣还命将平定了安南，并在安南建立了布政使司，但却因此使数万大军陷入泥潭不能自拔，在经过近20年的战争之后，明军被迫从安南撤离。这场战争不但是战场上的失败，而且是决策上的失误。

朱棣死后，明军威力大不如前。宣宗曾想效法乃祖带兵亲征，但也只到了边墙附近的宽河，所谓胜利，夸饰之辞而已。

明朝自洪武时起，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军事制度。

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沿用元朝的军事制度，在攻克集庆（今南京）后，就设立了行枢密院，又设置了各个翼统军元帅府。不久，朱元璋就撤销了行枢密院，改设大都督府。大都督府一直延续到洪武十三年，在撤销中书省的同时，大都督府也被改为五军都督府，兵权也随之分散。大都督府及后来的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是全国最高的军事统帅机关，其所统辖的，是各地方的都司、卫所。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全国各要害之处设立卫所，若干卫所上辖于都指挥使司，为一省之军事机构，各都司分别辖于不同的都督府。但大都督府后来仅成为形式上的最高统帅机构，其权力渐渐被兵部取代。军务的管理，武职人员的任命都要由兵部批准。只是各省各镇的总兵官、副总兵都由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和公、侯、伯充任。但是，他们只是在有重大军事活动时被授给大将军、前将军、副将军等印，带兵出征。军事活动一结束，便交还印信，所带兵马也各自回到卫所。各个都督府的都督、都督同知等官大多由公、侯、伯担任，偶尔也任用老将，都是带有荣誉性的职务。

卫与所是明代兵制的一个创造。明朝最初的兵来源有三个途径，一是从征，即跟随朱元璋起兵征战的；二是归附，即归降的被征讨之兵；三是谪发，即有罪臣民被判罪充军的。这些军丁一旦成为军人后，便不可随便改变身份，世代为军，称做军户。当兵成了军户的专职，兵士死后其家人后代则要有顶替，如若逃脱缺额，官府则要百般勾取。军人编入各个卫所，其家属也随军人居住，每个军人都拥有一份土地，根据当地军事活动的多少，他们轮番战守或耕种。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寓兵于农，有曹魏时期的世兵制之遗意，但它的直接来源，应当是元朝的军户制。军户所种之田，称为军屯，军屯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军饷。然而由于明朝军额庞大（约270　余万人），军事活动频繁，民间仍需负担大量军饷，特别是战争时期，比如明成祖北征，转饷遍于天下。卫所分布于各地，所辖之地凡与府州县相同，这又与宋朝的屯驻军有类似之处。卫所军除了担任地方戍守外，还有轮番到京师操练的任务，称为班军番上。番上的班军，在京师编入三大营。所谓三大营，指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称为京营。三大营是作战时的编制，后因战事少，设武臣一人总理营政，称总督京营戎政，开设戎政府。

但卫所京营制度到永乐末年已出现衰败迹象，军屯破坏，军士流失，京营也失掉战斗力。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带50　万京军亲征，在土木堡大败于也先之两万骑兵，迫使京营制度做出改变。于谦主持军务，从三大营中抽取胜兵组成团营加以训练，以使兵将相习，训练有素。成化年间（1465-1487年），又曾增至12　团营。但自此之后，京营士兵常常被权贵抽调营建工役，操练几乎废而不行，到正德时（1506-1521年），京营数量不足应用，而被占役如故，刘六刘七起义发生，不得不调边军入卫，称为外四家，而设立两官厅加以训练，京营制度又一变。这时，京营兵士被用做工役的情况日益严重。永乐年间，京营劲旅不少于七八十万，到武宗死时，京营原额当38　万，存者不及14　万，堪用者仅2　万余而已。世宗时，京营定额10.7万余人而仅存一半，后补充至14　万，但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带兵南侵，兵部尚书驱军出城抵抗，军士都流涕不敢前，诸将也相顾变色，只能坐视蒙古骑兵饱掠而去。当时入伍之兵，都是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都是临时取给，各级将领又多世胄纨袴，平时占役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

明京军的另一弊端是用宦官监军，在各营中都有监军、坐营内臣。成化时，又用宦官汪直总督团营，开创了禁旅专掌于宦官的先例。而武宗正德时，寘鐇造反，又由太监张永带京军前往讨伐，更加重了宦官的兵权。天启时，魏忠贤柄政，设立了内操制，又增设了监视宦官和把牌等小宦官。崇祯帝即位，一度撤销了军队中的宦官，但不久又恢复了，不仅京营监督而且总理捕务、提督禁门、巡视点军，崇祯帝都命令御马监、司礼监、文书房等衙门的宦官担任，至此京营完全由宦官统领了。这时内忧外患严重，用兵频繁。崇祯帝命京军出兵防剿，都用宦官监军。这些宦官不仅享有优厚待遇，而且借重皇帝之势骄横跋扈，凌辱将士。而京营的将领又都是宦官的私人，根本不懂军事，京营的士兵，只在册籍上注名领饷，出操时则雇人代替，兵将互不相识，每日操练不过二三万人，不到天黑就散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军进攻居庸关，京军出御，听见炮声便溃散而归。李自成军进攻京城，守城的只有宦官内操的3000人。北京于是陷落。

由军户世袭的卫所制度，是纯自然经济的产物。随着吏治的败坏，军队地位的下降和军屯制的破坏，卫所制渐渐不能维持。明朝初年都指挥使司与布政司、按察司并称三司，号封疆大吏，在朝廷上掌握大权的官员也不分文武，而武臣较文臣为重。但随着文臣地位的提高，武职日益为世所轻。而且军职渐多冒滥充数之辈，在内受到兵部、兵科的限制，在外受到监军督抚的弹压，五军都督府成为空余的部门，弁帅都被视为走卒。身居总兵官之高位，但他们到兵部去领取敕书时都要行跪礼，偶尔作揖，就被斥为非礼。到了明末，卫所军士，即使是一个诸生也可加以役使。积轻积弱再加上隐占、虚冒等弊端，明朝就无可战之兵了。

为应付卫所军户制败坏的局面，明朝采取了许多办法，一是招募民壮，二是发挥土兵的作用。募兵早在洪武时期就曾有过。建文帝为抗击靖难军，也曾经使用募兵，而大量地使用募兵则始于正统土木之变之后。嘉靖年间，南倭北虏用兵频繁，募兵制被广泛采用。募兵制与卫所制最大的区别是兵源来自民间，军士不改变民户身份，由官府出钱招募，而军士当兵止及自身，并不世袭。这样，卫所兵称为军兵，募兵则称为民兵，募兵是明朝后期所依靠的主要兵力。士兵指在边境地区捡选民间精壮，保护田里之兵。那些在各地方因风俗特长不同而被征募之兵，则被称为乡兵。如浙江有义乌兵、处州兵、台州兵、宁海兵等，他们以善于使用狼筅、叉槊等武器而著名。戚继光曾经用他们演练鸳鸯阵而大破倭寇、守卫蓟门。此外还有川兵、辽兵等。这些兵同样在军籍。而不在军籍的乡兵在许多地方都有，如河南的嵩县毛葫芦兵，习于使用短兵器，善长走山路。嵩县、卢氏、灵宝、永宁又多有矿兵，称为角脑，又称打手。山东有长竿手，徐州有箭手，井陉有蚂螂手，善于投石，可远达百步之外。福建漳州、泉州则有善于使用镖牌的乡兵，最长于水战。此外还有自备火炮、强弩、车仗的河东盐徒；广东的习于长牌斫刀的少数民族蜑家兵，延绥、固原善于骑射的土著，以及少林僧兵、西南土司兵、湖南广西的狼兵等等。

但不论是卫所兵还是募兵，都不是战斗编制。作战时，须由卫所兵或募兵组成营制，称为营兵。营兵或随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游击等镇戍一方，或随总督巡抚出兵征战。但后来营兵渐渐代替了卫所军，卫所军只承担屯田租税，已不再操练，而以务农为主了。营兵与卫所兵不同，已与将领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到万历年间，又有家丁出现，家丁与将领的关系更为密切。家丁有招募者，有抽调于卫所者，也有将领的子弟。起初，家丁费用由将领自己负担，但后来家丁得到朝廷认可，改由官府颁给粮饷，但将领仍以私产供应家丁。家丁是将领的私人武装，随将领而去留调动，他们也是更能战斗的力量，为将领所倚重。将领以之为资本，可以夺战功，可以博官位。家丁的出现，使一般士兵受到忽视，反而削弱了其战斗力。但家丁往往能够战斗，将权因而得到提高，家丁是明末作战的重要力量。

由于明朝用兵频繁，用兵规模大，所以先后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将领。明开国名将之外，中后期也不乏其人。抗击瓦剌的兵部尚书于谦，抗击倭寇的总兵官戚继光，抗击清军的熊廷弼、袁崇焕，镇压农民军的杨嗣昌以及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和抗清复明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等，他们在实战中所表现出的军事才能与指挥艺术，丰富了中国战争史和军事思想的宝库。晚明多故，因而世风尚武，许多人喜谈兵事，这样就产生了一批兵书。其中以戚继光的著作最为突出。所著《纪效新书》十八卷、《练兵纪实》九卷、《杂集》六卷、《将臣宝鉴》一卷，吸收了前人的成就，又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和同时代人的经验，是几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优秀军事理论著作。

明朝又是与外界广泛联系的时代，海外的新式武器，通过东西方的途径传入中国，尤以火器最为突出，佛郎机炮、鸟嘴铳在晚明各种战争中广泛使用，影响了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同时，由于西人东来，西方的军事思想也随之有所传入。郑成功在台湾与荷兰人作战，便接受了荷兰降兵汉斯的建议，采用了汉斯在欧洲参战的经验。这样的例子虽然凤毛麟角，但毕竟有了开始。强大的军队曾是明朝长治久安的一个因素。明朝起于武功，兴于武功，也败于武功之不振。一部明代军事史，也是一部明朝的兴衰史。

二、南征北讨--洪武永乐全盛时期（一）建国与统一的战争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六月初一日，正待挥师渡江的朱元璋迈出了开创帝王基业的第一步。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农民出身的皇帝，此时站在和州（今安徽和县）长江岸边，踌躇满志。三年前，还在皇觉寺里当和尚的朱元璋眼见农民起义军蜂起，元朝大厦将倾，连赖以栖身的皇觉寺也被乱军烧个精光，走投无路，遂投奔到占据濠州的义军郭子兴门下。先是当了两个月步卒，很快被郭子兴选做乘龙快婿，娶了郭子兴的养女马氏。从此扶摇直上，升为亲军九夫长，从一个有姓无名的穷和尚变成了"朱公子"，取了官名元璋，字国瑞。经过三年的经营，朱元璋已收得3　万人马，并逐渐从郭子兴的羽翼下摆脱出来，相继攻取了定远滁州（安徽滁县）、和州（安徽和县），网罗了李善长、冯国用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受其游说，不再以一个农民的眼光构筑自己的理想了。李善长、冯国用等也对朱元璋以汉高祖刘邦相期许。至正十五年春季的和州，正值春荒，大军缺粮，朱元璋尤为不堪忍受的是郭子兴的猜忌与裁抑，而濠州城中共同起事的几位将领，也与郭子兴积怨很深，朱元璋在夹缝中生存，更觉艰难。遥望江对岸的渔米之乡，顿生壮士豪情，决心渡江闯天下。正苦于无船，巢湖水军廖永忠率部归附，于是舟楫齐备，指日待发。

六月初一日，朱元璋传令诸将："采石大镇，不易攻取。牛渚前临大江，难以备御，攻之必克"。大军乘风扬帆，舳舻齐发，顷刻间攻抵牛渚，一鼓而下，乘胜逼采石。朱元璋刚收得的猛将常遇春飞舸战巨舰，鼓勇先登，众军随后，元军披靡。重镇太平已志在必得。但众将士在江北饱受天灾人祸之苦，一见江南之富庶，亟欲抢掠而归，朱元璋见众人不思进取，即与大将徐达等谋议："今举兵渡江，幸而全胜，即当乘势取太平，攻集庆。退回和州，再举必难，江东必不复为我所有。"遂召集众将，阵前砍断船缆，将船推到江心，任其顺流漂去。诸军大惊，朱元璋大声动员道："太平殷富，子女玉帛，无所不有，取此一州，财物任你们取用，即可还乡。"大军饱餐一顿，士气倍增，直抵太平。守将弃城而逃，城中名士陶安等率父老郊迎。大军入城，刚想动手大掠，只见通衢要道，处处张贴朱元璋已事先写好的戒谕榜。诸军见状，缩手不前。一士卒违令进入民家，立即被斩首示众。陶安等见朱元璋这样重视军纪，大喜，称"吾辈今有主矣"，因此献计："今四海鼎沸，豪杰并起，但大都胸无大志，只贪图子女玉帛。明公入城，军纪严明，天下不足平也。"朱元璋大喜，问计："我欲取金陵，如何？"陶安答："金陵帝王之都，龙蹯虎踞，限以长江之险，据而有之，出兵四方，何向不克。"（《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起兵》）大计既定，乃在太平设立政权，安营扎寨，做长远打算。先是击退了元将陈埜先、康茂才部的水陆夹攻。七月、九月，两次派兵攻集庆（今南京），均失利，军中红巾军领袖小明王韩林儿任命的主将郭天叙、张天叙战死。朱元璋实际上接管了郭子兴的部队。这时，元将蛮子海牙的水军在采石江上活动，截断太平与和州的联系。将士们的家眷近在和州，人心不安，常遇春以火攻破蛮子海牙连舰，打通了太平与和州的联系之路。

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初一日，朱元璋亲率水陆大军，三攻集庆，先是攻破了陈埜先之子陈兆先之营，不少军士归降，许多人心怀疑虑，朱元璋便从降军中挑选500人作侍卫，陪侍自己就寝，为示信任，只留文官冯国用一人侍卧榻旁，解甲安寝达旦。降军人人感悦。次日再战，500　将士奋勇先登，大破城外元军，元军主将福寿战死，城破，康茂才率众归降。朱元璋尽得城中军民50　余万人。

一入集庆，朱元璋即贴出安民告示："元朝失政，生民涂炭，百姓可各安其业。愿从我建功立业者，我礼用之。旧政有不便者，我为你们除去。"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江南行中书省，设置相应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附属机构，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政权。

南京"前据大江，南连重镇，凭高据深，形势独胜"。东吴以来，立国东南者，均以此为都。六朝以来，东南为财赋之区，南京又居东南形胜，朱元璋得此，确实棋高一着。

朱元璋的江南政权此时处于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东南有张士诚，西北有陈友谅。元军更是近在眼前。应天的东大门镇江有元将定定镇守，南大门宁国和广德则为元将别不华、杨仲英等把守。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八思不花驻徽州，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厚孙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池州为徐寿辉、陈友谅部所据。张士诚自淮东陷平江、常州。形势局促。朱元璋为确保应天的安全，制订了一个各个击破的战略。

首先，打通镇江，敞开大门，主动进攻。夺取应天后月余，徐达奉命攻下镇江，定定战死。接着，邓愈克广德。第二年二月，耿炳文从广德取长兴。三月，徐达第二次攻取常州。四月，朱元璋自率兵攻宁国，逼降朱亮祖，得兵7　万余。六月，赵继祖克江阴。七月，徐达克常熟，胡大海克徽州。十月，常遇春克池州，缪大亨克扬州。十二月，胡大海攻婺州。久不下，朱元璋又亲自出马，石抹宜孙降。改为宁越府。半年后，朱元璋才回到应天。朱元璋用了近两年半的时间，次第收取了浙东诸郡。这一系列的胜利，使朱元璋的辖区扩大到江浙西部，元朝势力被赶出这一地区，同时也有效地遏制了张士诚势力的东向发展。

此后，朱元璋把注意力转向陈友谅。朱元璋及其谋士们认为，陈友谅兵强马壮，野心很大，对江南政权的发展构成极大威胁。张士诚坐守富足之乡，酣歌醉舞，胸无大志，只是个"守土虏"而已。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主动发起了对朱元璋的攻势。吴汉之争，进行了4年，主战场在龙兴（明改称洪都，今南昌）。

陈友谅渔民出身，加入蕲黄红巾军，积功为领兵元帅，杀天完政权的倪文俊、徐寿辉，自称皇帝，势力达湖广、江西及川蜀地区。陈友谅野心很大，对朱元璋这个强邻深有戒心，他主动向朱元璋辖区发起进攻，攻下太平、采石矶，逼近建康，并派人约张士诚联合出兵，夹击朱元璋。这是朱元璋的江南政权建立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强敌，将士们显然准备不足，城里一派混乱。将士们或议降，或议走，朱元璋问新收的谋士刘基该如何定夺。刘基言议走议降的诸将都该问斩，后发亦可制胜。朱元璋听罢，信心大增，主动出击，一方面派军队袭击广信，牵制陈友谅的后方，一方面利用康茂才与陈友谅的旧谊，诈为内应，在城外设下埋伏，陈友谅率众而来，伏兵四起，陈友谅丢了2　万将士及巨舰、战舸数百只。朱元璋大军乘胜收复太平，夺下安庆，扼守长江要塞。朱、陈首次大规模交锋以陈友谅失败告终。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双方爆发了鄱阳湖大战，这是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大战。这年三月，朱元璋受红巾军领袖韩林儿、刘福通之邀，亲自率军去解安丰之围。此时龙凤政权的国都正处于张士诚大将吕珍的强攻之下，危在旦夕。刘基坚决反对这次鲁莽的救援行动，他担心陈友谅会偷袭空虚的应天府。陈友谅果然抓住了战机，但他却犯了战术上的致命错误，倾国而来的60　万大军，愚蠢地围攻朱文正、邓愈镇守的洪都（江西南昌县），相持85日。多年以后，朱元璋回想此事，深服刘基，以为陈友谅若进攻应天，帝业定然从此夭折。七月，朱元璋率军救洪都。先伏兵泾江口及南湖觜，遏陈友谅归路。调信州兵守武阳渡，成包围之势。逼陈军于鄱阳湖决战。七月二十日开始的湖中大战持续了一个多月。陈军联巨舟为阵，楼橹高10　余丈，绵亘数十里。朱军只有小舟，仰攻不利，连主帅朱元璋也屡陷危境，指挥船陷在浅滩，进退不得，陈将张定边直杀过来，危险之极。幸得常遇春手疾眼快，射中张定边，俞通海也赶来救援，始脱险。两军的力量对比悬殊，士气大受影响，朱元璋指挥不动，怒斩退缩者数十人，诸将士方冒死冲杀。黄昏时分，刮起东北大风，朱元璋急命敢死士卒操7　只小舟，舟中藏满火药，趋向敌舰，纵火焚烧，风烈火炽，烟海涨天，湖水尽赤。陈军巨舟相连，兵士大乱，焚溺而死者无数。陈军元气大伤，敛舟自守，双方相持不下。朱元璋适时展开心理战，对俘获的敌军将士，伤者治疗，死者祭奠，尽行遣还，降者日多。陈友谅则将俘获的朱军将士尽行斩杀。结果陈军将士无心恋战，人心思归，而朱军将士知无退路，人人奋勇。两军相持月余，陈友谅军粮已竭，准备从南湖觜退兵，被伏兵截击，又转向湖口突围。朱元璋指挥将士一路追杀，八月二十七日，陈友谅在乱军中被流矢击毙，陈军大乱，几乎全军覆没。张定边护送陈友谅之子陈理狼狈逃回武昌。十月，朱元璋派兵围武昌，分兵取湖广。因这场恶战朱元璋部伤亡很大，大将多人战死，故未乘胜到武昌，而是回到应天休整。直到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二月，朱元璋才率兵攻取武昌，陈理出降，汉政权覆亡。设湖广行省。

西北局势已定，割剧东南的张士诚成为下一轮的攻击目标。此时张氏政权势力南抵绍兴，北逾徐州两千余里，带甲数十万。但张氏燕居平江（苏州），安心逸乐，将帅们一奉差遣，就称病，邀官爵田宅，如愿后才肯出兵，积弊很深。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十月，朱元璋下令征讨张士诚。太湖一带为双方交界地带，重要军事据点北有江阴、常州、无锡，南有宜兴、长兴、湖州。江阴扼长江之交通，为南北渡江之咽喉。常州、无锡为平江右侧的屏障，且为进出镇江、应天之要道。宜兴、长兴、湖州则为太湖西方之出口及屏障。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规取淮东，剪其肘翼。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先后夺取泰州、宜兴、高邮、淮安，占领了朱元璋的家乡濠州及徐州、宿州等。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四月，淮东平，断张士诚右臂，此为平吴第一阶段。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20　万讨张士诚。行前问策，常遇春欲直捣平江，朱元璋说：湖州张天骐、杭州潘原明为平江臂指，直取平江，二人应援，必难取胜。不如先取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失，平江立破。于是大军攻湖州，围点打援。张士诚知湖州被围，亲自率兵来援，被击败。大将李文忠攻杭州，以牵制湖州，十一月，二城先后降。张士诚之左臂被击断。此为平吴战争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为进围平江。平江城池坚固，物资充裕，朱元璋大军采用围困战略。张士诚几次率众突围不成，坐困城中。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常遇春攻破阊门，张士诚见大势已去，仓皇归府第，自缢未死，被其部将解下，做了俘虏，押送到金陵，自缢而死。固守十月的平江一下，吴地悉平。改平江路为苏州府。

在出兵平江的同时，朱元璋还派出一路人马规取方国珍割据之地。方国珍势力不强，长期摇摆在朱元璋与元政权之间，见朱元璋拿下杭州，就北通元将扩廓帖木儿，南交陈友定，图为犄角之势。他自知力量不敌，忙于造舟楫，运珍宝，准备抵挡不住就逃往海上。果然，朱元璋派朱亮祖取了台州、温州，汤和占了庆元（浙江宁波），方国珍逃入海岛，又被廖永忠的水师击败，只得投降。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将目光转向福建、两广。福建由陈友定割剧，广东则由何真把持，都是忠于元朝的势力。平定闽广的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出师4　个月，胡廷瑞由江西渡杉关，下光泽，克邵武、建阳。同时，汤和、廖永忠部水师攻下了福州。第二年正月，攻下延平，俘获陈友定，送应天处斩。

平定福建后，朱元璋派三路大军水陆并进，攻取两广。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三月，廖永忠部水师由福建进师广东，于潮州登陆，未遇抵抗，何真于东莞归降。大军进入广州。陆仲亨一路连下英德、清远、肇庆等郡，直捣德庆县。一路上守将纷纷弃城而逃。惟杨璟一路由湖南取广西，遭到顽强抵抗，用了4　个月的时间始围攻下永州，与朱祖合兵围靖州，亦两月始下。此后，南宁、柳州等州县归降，广西平。

陈友谅和张士诚两大强敌败亡后，朱元璋就制订了南征北讨、齐头并举的平天下之策。朱元璋早有觊觎中原之心，早在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派千户王时搭乘方国珍的海船到元大都侦察元政及察罕、李思齐军马情形。当时正值察罕克汴梁，平山西、秦陇等处，重兵屯太行，谋袭山东红巾军毛贵部，军威方盛，朱元璋自忖无力及此，遂遣使通好。至正二十六年，徐达克淮安、徐宿，元守将闻风而降，命傅友德守徐州，与扩廓（察罕养子）接境。二十七年二月，两军已有一次较大的交锋。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平吴师还，朱元璋集众将议取中原，当时的局势：山东有王宣父子，反侧不常；河南有王保保（扩廓帖木儿），上疑下叛；关陇有李思齐、张思道，彼此猜忌，与王保保互有嫌隙，正是可乘之机。常遇春认为北伐之策，应直捣元都，今南方已定，兵力有余，以百战之师，可挺竿而胜。都城既克，乘胜长驱，其他地区可建瓴而下。朱元璋认为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这样轻敌冒进，悬师深入，大军顿于坚城之下，粮饷不继，援兵四集，是取败之道。朱元璋的北定中原之策：先取山东，撤大都之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门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势孤援绝的元大都，可不战而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事实证明，这比直捣元都之举，确实棋高一着，于是派徐达、常遇春率众25　万，依此路线挺进中原。为争取北方人民尤其是汉人的支持，朱元璋还命宋濂写了一篇著名的檄文，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平定山东用了3　个月左右的时间。其间硬仗不多。十一月，徐达进兵沂州，沂州为淮东进入青齐的要道，王宣战败投降。朱元璋坐镇南京，派人来前线授计：如向益都，当遣精锐扼黄河要冲，断其援兵，可以必克；若益都未下，即宜进取济宁、济南，二城既下，益都、山东势穷力竭，如囊中取物耳。这两条进军路线，徐达选择了前者，直取益都。接着，济南守将遁逃，山东郡县次第平定。

平定山东后，大军由山东向西分水陆两路进军河南，徐达引兵上黄河，克永城、归德、许州，师至陈桥，汴梁左君弼降。四月，徐达军自虎牢关进至河南塔儿湾，与元军5　万列阵洛水两岸。常遇春单骑冲入敌阵，杀其前锋，大军乘之，俘斩敌军无数，进驻洛阳城北门。元河南平章梁王阿鲁温纳款归降。

此时邓愈部攻占了南阳路，冯胜部攻克了潼关，扼三秦之门户。王保保退缩太原，观望不前。张良弼、李思齐与元都的联系被切断。潼关以东已尽为朱元璋所有，朱元璋见胜利在望，亲临汴梁，研究下一阶段的战略部署。闰七月，徐达等分兵河北，向元大都合围。此时，元朝各派势力之间的武装冲突正在升级，扩廓帖木儿与李思齐间相持经年，数百战未能决出胜负。而张思道也与李、扩廓矛盾很深。元顺帝因扩廓多年跋扈，不堪忍受，命李思齐等攻扩廓，削其官爵。明军以建瓴之势，长驱合围，元顺帝这才慌了手脚，给扩廓复职，命交战的各方息干戈，共同迎战，但为时已晚。在徐达的部署下，诸将会集临清。临清位于运河之滨，是冀鲁豫三省水运枢纽。大军从临清北进，取长芦，分兵取青州，至直沽，获海船，造浮桥济师。常遇春率舟师，诸将率步骑夹河而进。二十五日抵河西务，二十六日克通州，在运河两岸安营。众将欲速攻，指挥郭英认为我师远道而来，敌以逸待劳，不宜直接攻城，宜出其不意攻之。第二天大雾，郭英以千人埋伏路旁，自率精骑3000　直抵城下，元兵万余迎战，郭英佯败退后，敌乘胜追击，伏兵尽起，斩杀千余。当天，徐达大军也赶到了通州。元顺帝见大势已去，率后妃太子乘夜逃往上都。八月二日，徐达进军攻大都城。至齐化门，将士填壕登城而入，获元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和丞相庆童等，斩之。元朝灭亡。

朱元璋已于是年正月初一日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建立了明王朝，但统一战争仍在进行。明王朝已占有中原、江南、闽广等地。但四川仍为夏政权割剧，云南有元宗室梁王，秦、晋、关陇有扩廓、李思齐、张思道、张良弼等。元顺帝虽已逃亡，但仍保持着一定的军事实力。

徐达取元大都时，潼关已被冯宗异攻下，朱元璋命冯宗异不要乘胜而西，只宜把守潼关，遏其援兵。攻下元大都后，徐达、常遇春马上挥师西进，略取秦晋。

元顺帝逃亡后，命扩廓帖木儿兵出雁门关，由保安州经居庸关攻北平，徐达侦知，料北平之兵足以自守，遂趁扩廓率师远出，太原空虚之机，直捣其巢。扩廓已至保安州，闻徐达不救北平，直捣太原，急忙挥师还救太原，前锋万骑与明军相遇，傅友德、薛显率敢死士卒数十骑冲向敌阵，敌军稍退。此时明军兵力远逊于扩廓，只能智取，遂趁夜劫营，扩廓无备，跣足跃马，仅有18　骑相从，逃出阵外，亡命甘肃。其兵4　万人归降。

洪武二年（1369年），明军至大同，元军守将弃城而走。二月，进兵陕西，张思道遁去，大军进入奉元路，改称西安府。常遇春、冯宗异等进克凤翔，李思齐率部逃往临洮。此时张思道在庆阳，诸将认为张的实力不如李，易取，主张先攻。徐达认为不然，临洮西通番戎，北界河湟，今以大军压境，李思齐不西走胡，则束手就擒。临洮既克，旁郡自下。于是冯宗异攻临洮，顾时克兰州。临洮降。朱元璋传令速取庆阳、宁夏。五月，徐达攻下平凉、延安，庆阳降而复叛，徐达派兵四面围住庆阳，庆阳城险兵悍，久围不下，至八月，城中无粮，开门投降。秦晋地区基本平定。洪武二年四月，明置陕西、山西行省。

对于蒙古势力集中的北边地区，明初采取了几次大的攻势。一是洪武二年六月，常遇春攻克开平（元上都），元顺帝逃到应昌（今辽宁克什克腾旗西达诺尔附近）。三年，徐达、李文忠等分兵两路，进入沙漠追击元顺帝，徐达军在沈儿峪口大败扩廓，获将士8　万余人，扩廓率妻子逃到和林。顺帝死，太子率部退出应昌、定西一线。从此，北边取得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五年，徐达、李文忠、冯胜分三路出击，进入沙漠，明军阵亡数万人，损失较大。洪武六年以后，明朝北边的战略以防御为主，腾出兵力平定四川、云南。四川夏政权明玉珍原为蕲黄红巾军的一支，至正二十年明玉珍脱离陈友谅部，入蜀称王，两年后于重庆建国称帝。明玉珍死，其子明升嗣立。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派两路大军进兵四川。南路汤和率舟师由瞿塘趋重庆，北路由傅友德率步骑由秦陇趋成都。明升一方面感到力量不敌，遣使修好。一方面用铁索横断瞿塘峡，并派重兵扼守。汤和一路在瞿塘受阻，傅友德陆路进展顺利，连破阶州（甘肃武都）、文州（甘肃文县），顺利入蜀，下江油、漳明及绵州（四川绵阳），进而攻克汉州（广汉）。汤和逡巡三月，无计前进，受到朱元璋诏责，廖永忠急中生智，率数百人抬着小舟从陆路偷越到夏兵后方，放舟顺流而下，与汤和军夹击，大破夏兵，突破瞿塘天险。水陆大军合攻重庆，明升降，成都闻讯亦降，四川平。

云南由梁王及大理段氏分别把持。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出师云南。朱元璋亲自制订进军云南的战略部署：从永宁出兵乌撤，大军随之从辰、沅进入普定，分据要害，然后进兵曲靖，扼其咽喉。下曲靖后，分兵应援乌撤，大军直捣云南，使其彼此牵制，疲于奔命。云南既克，再分兵大理，派人诏谕，可不战而下。

诸将得令而行，从东北进军云南。郭英、胡海洋率5　万明军从四川南下趋乌撤（云南镇雄县），这里是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主将傅友德、蓝玉等进攻普定。梁王在曲靖布下10　万精兵抵挡明军。傅友德、郭英等昼夜兼程，乘浓雾趋曲靖，进至白石江边。曲靖守将达里麻忙将精锐部署在江边，准备决战。明军佯做渡江之状，暗中派数十人从下游渡江，绕到敌军阵后，鸣金鼓，树战旗，迷惑敌军。达里麻果然中计，撤兵御背后之敌，明军趁其阵乱渡江，矢石如雨下，生擒达里麻，元军横尸十余里，曲靖平。梁王闻败，弃昆明城出逃，不久自杀。明军出师仅百余日就拿下昆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月，蓝玉、沐英等进兵大理。大理倚点苍山，西临洱海，易守难攻。段氏闻明大军逼境，聚众扼守下关。下关十分险要，蓝玉军担负主攻任务，分兵成犄角之势，一路从洱海东趋上关，一路直抵下关。夜半，蓝玉派胡海洋绕到点苍山后，在山上遍树旗帜。天明，明军见到，备受鼓舞，段氏见腹背受敌，惶恐不安。沐英身先士卒，策马渡河，山上军士亦下山迎击，大理军溃散，城平，段氏就擒。洪武十五年，于云南设三司，并屯驻重兵，留西平侯沐英世代镇守。

东北地区的统一是明王朝统一大业的最后一部分，洪武四年辽东元平章刘益降，明设辽东都司。但元将纳哈出盘踞金山地区，拥众20　万，不时与明王朝发生武装冲突，东北问题并未解决。洪武二十年正月，傅友德、蓝玉率兵20　万北伐纳哈出，包围了金山地区，纳哈出投降，东北归入明版图。

朱元璋从淮西布衣起家，15年问，削平群雄，推翻元朝。又用了20年的时间，次第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成就帝业。

（二）朱元璋的军事思想朱元璋被迫从军，仅图自全，本不知兵，最后能成就帝业，这与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正确的战略决策有着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朱元璋从实践中造就的军事成就，可以说已达到当时的巅峰。

渡江攻占集庆，一着活，步步活。金陵自孙吴以来，数百年来一直是东南首要之都会，历代统治江南半壁江山者，多赖此与中原抗争。定鼎金陵的建议，首先是定远人冯国用提出的，接着太平人陶安亦向朱元璋倡言。采纳这一建议，则是朱元璋的过人之处。徐寿辉、陈友谅部势力最大时，只知由江西趋杭州，谋取南宋之首府；张士诚早于朱元璋渡江，但他先取平江（苏州），次取杭州，眼光均放在财富上，对战略地位的考虑明显不足。

渡江之役，除长远的战略考虑之外，还有一些客观因素促成。一是原来的根据地和阳缺粮，无法生存、发展；二是为避免与赵均用、孙德崖等部义军发生火并。此事已露端倪。郭子兴于滁州被孙德崖扣押，朱元璋仗义挺身而出，换出郭子兴，才避免了一场冲突。三是脱离才能平庸的郭子兴，自立山头。有这三个因素，才能将士一心，合力渡江。

取集庆后，立即东下镇江、常州，南取宁国、建德，西守太平，北略扬州，集庆周围之战略要点尽入手中，朱元璋始得以在集庆站稳脚跟。

此后的发展战略，朱元璋的着眼点亦极为深远。首先，他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奉龙凤政权年号，利用其掩护，暂时避开北面元军之压力。当时红巾军刘福通在安丰，毛贵在山东，元军正由扩廓帖木儿率领，与红巾军酣战，主力不会南下。朱元璋江南政权的南面，是方国珍的势力范围，朱元璋对其采取羁縻之策，力避腹背受敌。

对于东西两个强敌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首先防其联盟。至正二十五年（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派人约张士诚夹攻朱元璋，朱元璋马上作出反应，不待联盟形成，立即派康茂才诈降，康茂才利用与陈友谅的友情，骗得了陈的信任，中计前来，在龙湾被朱元璋的伏兵抄了后路，这一战不仅打败了陈友谅，打乱了陈、张联盟计划，对张士诚也起到了震慑作用，张士诚在此后的朱陈大规模交锋中均按兵不动，从而使朱元璋无后顾之忧。

其次，对于先打陈友谅，还是先取张士诚，朱元璋的决策集团意见很不一致。大多数人认为张士诚"富而弱，宜先攻"（《明史·太祖本纪》）。刘基却认为，陈友谅居金陵上游，宜先击之。朱元璋分析形势，认为张士诚虽逼近应天，但其器小懦弱，胸无大略，以自守为满足。而陈友谅志骄气盛，野心勃勃，拥有精兵强将，又占地势，居长江上游，可顺流而下，对应天构成严重威胁，宜先攻陈友谅。

朱、陈用兵之得失，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朱元璋北上援安丰，是极冒险的举措，而陈友谅不敢直取应天，举倾国之兵围洪都，朱文正、邓愈死守85　天，待朱元璋解安丰之围，亲统舟师25　万前来迎战，陈友谅大军久在外，将士疲惫，已无斗志。双方的鄱阳湖决战，遂一败涂地。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总结取天下的经验时说："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夫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陈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张士诚，平江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且腹背受敌矣。"（《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事实证明，朱元璋的这一战略决策是正确的。

东南略定后，朱元璋坐镇南京，指挥大军挥师北伐。历代据江南者，仅能维持偏安局面，而朱元璋独能创造奇迹，由江南进取中原，统一天下，尤其表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六朝以来，全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重心南移，江南拥有的雄厚物质资源，是其军力的支柱。江南人物之盛，也为朱元璋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囊集团。李善长、冯国用、叶深、章溢、刘基等被纷纷罗致门下，这些均为"胸中经国皆远谋"的有识之士。未渡江时，冯国用、李善长及渡江后陶安均向朱元璋建议占取金陵，作为根本之地，出兵以临四方。攻占徽州后，儒士朱升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高筑墙是要朱元璋巩固自己的统治区，广积粮是准备好应付长期及大规模战争的物质基础，缓称王是尽量利用红巾军这张大伞，不使自己过早地成为众矢之的。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已立稳脚跟，刘基看准形势，认为抛开红巾军龙凤政权的时机已到，遂在正月初一的庆贺典礼上，公开反对向小明王的御座行礼，称"彼牧竖耳，拜之何为？"（《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遂对朱元璋"陈天命所在"。因此时刘福通已死，安丰已被张士诚将吕珍攻破，焚掠一空，小明王落到朱元璋的手上，不久就不明不白地死掉了，山东的毛贵部也已被扩廓所灭；龙凤政权已不再有利用价值。

北伐战争中，朱元璋成功地利用了民族意识。元以蒙古族入主中原，将百姓列为四等，汉人尤其是南方汉人被列为最后一等，他们的财产被掠夺，出仕的机会被剥夺，潜伏着极大的民族反抗意识。朱元璋对此大加利用，北伐中，宋濂受命撰写了著名的北伐檄文，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首先争取北方汉人的支持。

北伐总战略的正确确定，更见其在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未采纳勇将常遇春直捣元都的建议。确定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略："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即克其都，鼓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明史》卷一《太祖本纪》）

朱元璋在其一系列夺取天下的重大军事行动中，知己知彼，既充分利用情报，掌握敌方山川形势、军事要地、军力部署，又对己方兵力、将帅情况熟谙于心。

在其全力攻取陈友谅前，采取各种侦察手段摸清各方面情况，尤其是中原战场的情况。至正十九年（1359年）七月，派何必到山东红巾军毛贵处烧饭，以探听中原虚实。又遣千户王时搭乘方国珍的海船，到元大都侦察元朝廷及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的军马情况。通过情报判断中原元军主力不会马上南下时，才出兵大战陈友谅。同时派人与元军"通好"，以为缓兵之计。当察罕帖木儿对山东红巾军构成极大威胁时，朱元璋三次派人示意通好。至正十九年，他又派人侦察张士诚的情况，选精兵13人，佯称在朱元璋处获罪，畏罪潜逃到张士诚处，张士诚毫无戒心，配之妻子，信任不疑。至正十九年九月，朱元璋成功地利用反间计，除掉了徐寿辉、陈友谅部悍将赵普胜。赵普胜驻守安庆，人称"双刀赵"，朱元璋派俞廷玉率兵攻安庆，兵败，俞战死阵前。朱元璋命人与赵普胜的门客结交，却故意让信件落入赵普胜手中，门客惧而投奔朱元璋。朱元璋乃出重金诱其到陈友谅处离间陈赵。陈友谅对赵功高已怀戒心，赵不知，每见陈使者，则自伐其功，洋洋得意。陈友谅深忌之，决定除掉他，乃诈称到安庆会军，赵普胜出迎，在舟中被杀。

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军取云南前，朱元璋召集众将说："尔等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以规进取。朕尝览舆图，咨询往来，得其厄塞。"因向诸将部署了正确的进军路线："取之之计，当自永宁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撤，大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塞，乃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噤喉，彼必并力于此，以抗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制胜，正在于此。"（《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太祖平滇》）朱元璋对己方将领优劣短长，均心中有数。李善长老成持重，朱元璋以之为相，"调和诸将"；徐达有勇有谋，严于治军，朱元璋多以其为主帅。常遇春也是朱元璋深爱的一员战将，人称"常十万"，但勇而寡谋，乃用作先锋，因其治军不严，每次出征，必嘱之再三。邓俞守洪都，降将叛乱，邓愈单骑逃回，朱元璋不但不治其罪，夺回洪都后，又令其驻守。陈友谅悉全国之兵围洪都，邓愈感念朱元璋知遇之恩，死守85日。

军纪严明是朱元璋在实践中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他区别于元末其他割据势力的主要之处。大军渡江取采石后，诸将多欲饱掠而归，朱元璋将计就计，称太平殷富，攻下太平，财富任其取。但朱元璋已暗令李善长写好戒令，太平城一下，大街小巷便贴满戒令，军士一见，不敢动手，一士兵违令入民居，立即被斩首示众，军纪整肃。大军入建康，秋毫无犯。取镇江，民不知有兵。征婺州，市不易肆。所到之处，得到民众的拥护。

（三）开国功臣徐达、常遇春、汤和、李文忠、邓愈徐达（1332-1385年）是明代开国"功臣第一"。至正十二年（1352年）徐达在家乡务农，朱元璋到濠州召兵买马，与徐达一见语合，从此一生追随朱元璋，开基创业。这次朱元璋募集了700人，留下了徐达等24人，其他人都上交郭子兴。徐达等24人跟随朱元璋南略定远，谋求独立发展。徐达刚毅武勇，胸怀大志，以王佐自命，时常密劝朱元璋成就大业。在滁州，徐达甘为人质，换出了被孙德崖部囚禁的朱元璋。渡江前，徐达受命招徕水军俞通海部，为大军准备船只。渡江取采石后，诸将多欲饱掠而归，徐达献计破釜沉舟，使将士无退路，遂夺取太平，进占南京。江南政权草创后，徐达率军克南京门户镇江，徐达号令严肃，城中安然。至正十六年（1356年），攻常州，与张士诚之弟张士德所率万余援兵接战，一战成擒。朱元璋大喜过望，"得是可以无周，百士诚不以易也。"（《明史》卷一二五《徐达传》）张士德"善战有谋，能得士心，浙西地皆其所略定"（《明史》卷一二三《张士诚传》），到应天后自杀。张士诚失去倚靠，由其三弟任丞相，贪污无能，政事日非。

为粉碎陈、吴联盟，徐达与常遇春设伏九华山，邀击陈友谅，斩首万人，生擒3000人。常遇春认为俘获的这些人都是陈友谅的劲卒，不杀掉将留下后患，徐达不同意，上报朱元璋。常遇春坚持己见，当夜坑杀了9／10，朱元璋得知，很不高兴，放走了余下的300人。称这是自己用将不当之过，从此，专以徐达为主将，约束诸将。

陈友谅大军围困洪都，徐达前往救援，在鄱阳湖接战，陈友谅兵多船大，气势很盛，徐达身先诸将，破其前锋，斩杀1500人，获一巨舟，朱元璋举兵来援，知敌可破，密令徐达连夜赶回南京坐镇，以防张士诚军偷袭。

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登吴王位，以徐达为左相国，居右相李善长之下。率大军平定淮南淮北。还师后，建议灭吴，李善长认为应稍缓，徐达不同意，陈述己见，认为张氏虑短深居，诸将只贪子女玉帛，宠信黄、蔡、叶三个书生，不懂军国大计，大军一出，可计日而定。朱元璋壮其议，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率师20　万，自太湖趋吴兴，鏖战皂村旧馆，自八月到十一月，大小数十战，吴兵力屈援绝，守将吕珍以6　万人降。徐达率大军围平江10　个月，城破吴亡。班师后，以功封信国公。

朱元璋决定北伐中原后，在主将入选问题上，认为徐达指挥军队持重，军纪严明，是最合适的人选。遂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率兵25　万，北伐中原。山东平定后，徐达大军进至汴梁城外，元守将李克彝对素称勇将的左君弼说，"公曾战胜南师，现在我将手中兵士尽付与公，能决战吗？"左君弼说："徐达善于用兵，很难取胜。"遂不战而降。朱元璋亲来汴梁，商议取元都之计。徐达称不难将元主赶出塞外，应穷追不舍，以免遗患，朱元璋以为不然，元运已尽，但固北门，不必穷兵。事实上，徐达若以得胜之兵，长驱漠北，或可取胜。战机一失，失不再来。徐达取大都，元主北走上都，仍保存着一定的军事实力。洪武初年徐达曾数次北征沙漠，但终未能彻底解决北边问题，洪武五年（1372年）的大规模出征，徐达丧师数万，朱元璋亦不治罪，恐怕是悔当初未听徐达穷追之计吧。终明之世，北边始终是明帝国的主要威胁。徐达平定元大都后，进爵魏国公，食禄5000　石，子孙世袭。此后徐达每年春出镇北平，在北平开垦屯田千余顷，移民19　万屯种。冬季召还，赐休沐，宴见欢饮，朱元璋常称之为布衣兄弟。一天，朱元璋想起徐达功高，在南京还没有居所，就将自己为吴王时所居的旧邸赐与徐达，徐达坚决不接受，朱元璋命人将徐达灌醉，抬入邸中安寝。次日酒醒，徐达惶恐万分，连称死罪。朱元璋很高兴，令其另治府第，题赐其坊名"大功"。当时天下已定，昔日功臣未免恃功跋扈，朱元璋已有厌倦之心，徐达开国功称第一，自然最受猜忌，徐达追随朱元璋数十年，早已摸清朱元璋的心思，他处处恭谨，以求免祸。旧邸之赐，未始不是试探。洪武十七年（1384年），星相学家声称："太阴数犯上将"，应在徐达功高干主（《罪惟录·徐达传》）。朱元璋明显地疏远了他。是年冬，徐达即积郁成疾，疽发背，不久病死。年54　岁，赐中山王。

史称徐达虑精言简，令出不二，诸将奉之若神明。他不仅是一员良将，更是辅国之器。与之相比，同为开国名将常遇春则以勇著称，用兵十数年，从未败北，为常胜将军，他也颇为自负，自言能将10　万众横行天下，军中称其"常十万"。

常遇春（1330-1369年）为怀远人，是一个伟岸的美男子。勇力绝人，猿臂善射。至正十五年，欲投奔朱元璋门下。朱元璋想考验他一下，说你是饥来就食耳，待渡江后，从我未晚。当时朱元璋大军渡江攻牛渚，元兵于岸上列阵以待，朱元璋部被困在大船上，距岸边三丈余，难以登陆。危急关头常遇春飞舸而至，奋戈向前，大军随后，元军抵挡不住，溃阵而逃。常遇春声誉鹊起，朱元璋征战时，多以其为前锋。当时，朱元璋所用将帅，主要是邵荣、徐达、常遇春。邵荣尤善战；后来他谋叛事发，朱元璋念其功高，而且事出有因，欲原谅他，但常遇春坚决不同意，誓不与邵荣共生，朱元璋遂下决心处死邵荣，常遇春因而愈被看重。

朱元璋出兵救安丰，张士诚部将吕珍已破城而入，杀刘福通，闻大军来，盛兵以拒，朱元璋的左右军皆败，常遇春横击其阵，三战三胜，俘获士马无数。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鄱阳湖之战，常遇春更是以一当百，救朱元璋于危急之中。当时朱元璋所乘舟陷浅滩，进退不得，陈友谅部骁将张定边直冲而来，常遇春急张弓射中张定边，朱元璋始转危为安。朱陈大军一接战，战事就极为激烈，大战三日，湖水尽赤，朱元璋部诸将见陈军势盛，产生畏敌情绪，欲引军退回应天。常遇春独无言，朱元璋认为此战至关重要，率舟师出湖口，诸将欲顺江东下，常遇春独溯江而上，阻扼陈友谅，诸将只得相从，再整旗鼓，终于战胜敌军。回师应天，论功以常遇春为第一。

至正二十四年，从朱元璋进攻武昌，张必先率军来援，常遇春乘其兵未成阵，迅速击擒之，武昌城中见援兵已败，遂投降。接着常遇春率兵攻取汉将熊天瑞镇守的赣州，熊天瑞固守，朱元璋知常遇春气盛，嘱其克城之日，不要大肆杀戮。常遇春树栅浚濠围困赣州，熊天瑞力尽乃降，常遇春大军进城，一改常态，纪律良好，朱元璋大喜，赐书褒勉。

平吴的关键一战是攻取湖州，剪其羽翼，常遇春受命率奇兵绕出敌后，大败旧馆之军，湖州遂下。朱元璋大军围困平江10　个月，常遇春屯军虎丘，张士诚几次率兵突围，都被常遇春挡了回去。张士诚坐困城中，粮尽援绝，城遂破。常遇春以功封鄂国公。

北伐中原，徐达为主帅，常遇春为副将，行前，朱元璋嘱咐道："当百万之众，摧锋陷阵，谁也不如你常遇春，我不担心你不能战，只是担心你轻战。身为大将，我不希望你动不动就与敌人小兵厮杀。"常遇春拜谢而出，一上战场，故态复萌。大军进攻洛阳，元兵5　万列阵洛水之北，常遇春单骑闯敌阵，敌将20　余人横槊击之，常遇春一矢毙其前锋，大呼冲入敌阵，麾下壮士从之，元兵大溃，追杀50　余里，大胜而还。

常遇春从徐达攻取元大都后，按朱元璋的部署，挥师西进，略取秦晋。

元顺帝知大军出大都城，急命扩廓攻城，徐达闻讯，并不回救，直攻太原，这里是扩廓的老巢，扩廓已进军至保安州，闻太原之危，急忙回援，此时明军兵力不多，仅有骑兵，步卒尚未赶到，难以力胜。常遇春献计乘夜劫营，攻其不备。徐达采纳其议，选精骑偷袭扩廓大营，扩廓正秉烛读书，忽闻营中大乱，争披衣觅马，结果鞋也未及找到，跣足摸到一匹孱马，带上18　骑逃到大同，遗下4　万兵马尽为明军所有。

洪武二年（1369年）六月，常遇春率9　万步骑北征沙漠，拔开平（元上都），元顺帝北逃，常遇春追之数百里，俘获将士万人，车万辆，马牛数万，还师途中，在柳河川暴疾而卒，时年40　岁。朱元璋闻讯大为伤心，亲自为其发丧，赐葬钟山，封开平王，配享太庙，在功臣庙中立其肖像，位皆第二，仅次于中山王徐达。

朱元璋17　岁时，家乡久旱，瘟疫蔓延，父母及兄长相继故去，家人只剩一早已出嫁的长姊。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手中已有了几万兵马，又攻下滁州为根据地，正思可以惠及乡里亲人，14　岁的外甥随其父辗转来到军中，诉说母亲（即朱元璋之姊）两年前故去，家乡兵起，无处安身，父子相携转侧于乱军之中，几次死里逃生的惨状。朱元璋且喜且泣，收为己子，从自己姓朱，起名朱文忠，命其读了5年书。19　岁开始随军征战，参与克取浙东、策应池州、破陈友谅等战事，勇冠诸军。

《明史·李文忠传》称其器量沉宏，人莫测其际。当时，朱元璋的各支队伍军纪较差，士卒多抢掠财宝妇女，李文忠决心整治，一日夜起，尽杀军中所获妇女，焚其所掠财物，天明，众军士均股栗奉法。从邓愈、胡大海取严州，留下镇守，张士诚水陆大军数万突至，李文忠一战败其陆军，斩首浮之中流，水军见之，连夜遁逃。

李文忠（1339-1384年）在明开国功臣中，号称智勇双全的佼佼者。至正二十一年，吴军10　万攻诸全，守将告急，李文忠派去一路援军无济，再请增援，李文忠无兵可派，乃广布流言，称主将邵荣兵5　万、徐达兵5　万，将于近日会集诸全。吴将闻之，将信将疑，退营5　里，诸全城中守将知敌惧，鼓噪而出，吴军阵乱，乘势追杀，诸全之围解。至正二十二年，金华、处州的苗军反叛朱元璋，主将胡大海被杀。接着，诸全守将谢再兴以城降吴。诸全既失，李文忠于诸全城外50　里另筑新城，张士诚遣15　万将士攻城不克，至正二十三年又派20　万人来攻，李文忠认为"兵在谋不在众"，打消众将的怯敌心理。连日大雾，一日突然雾散天晴，李文忠声称占卜，今日出战大吉，他一方面指挥大军从正面冲杀，另外又布置铁骑数十绕到敌后，前后夹击，所向披靡，敌军乱了阵脚，自相践踏，斩首级数万，溪水尽赤。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大军伐吴，李文忠率偏师攻杭州，以牵制杭州之军，避免其应援主攻战场湖州。杭州不战而降，李文忠入城前严明纪律，"擅入民居者死"（《明史》卷一二六《李文忠传》）。一卒借民釜，立斩于军前，城中帖然。

洪武二年，李文忠与常遇春出塞，常遇春卒于军中，朱元璋命李文忠代领其军。当时，李文忠所部奉命与徐达合兵攻庆阳，途中闻庆阳已下，而元军正围攻大同，大同告急，李文忠乃自作主张，不去庆阳会师，出雁门，进至白杨门。雨雪交加，大军就地安营，李文忠引数骑踏勘敌情，见前军离敌军50　里扎营，令移至敌前5　里。依河而营。元兵乘夜来劫，李文忠坚壁不动。天明，　元军愈多，李文忠所率士兵人少，难与其正面交锋，乃先派二营与敌死战，激战了近10　个小时，估计敌军已饥疲不堪，乃出精兵左右夹击，遂大破之，俘斩万余人。这次擅自改变行动计划的做法得到了朱元璋的首肯，论功行赏。

洪武三年（1370年），从大将军徐达北征沙漠，李文忠所部10　万人马分道直抵应昌，元顺帝已死，元太子战败逃离，太子之子及后妃官属等被擒，全胜而归。以功封曹国公，食禄3000　石，领都督府事。洪武六年（1374年）以后不再出征，与李善长同领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事，朝政大事皆取裁于二人。

李文忠身为皇亲，本可避免朱元璋的猜忌，但他积功太盛，又好儒，门下清客众多，未免轻议朝政。他尝劝朱元璋不要杀戮过多，也不要宠信宦官，这两件事激怒了朱元璋，认为是被门下清客教唆坏了，洪武十六年（1383年）冬，命人尽杀其门客，李文忠吓得一病不起，朱元璋命淮安侯华中视其医药，第二年，李文忠病死，年46　岁。朱元璋怀疑华中毒杀了他，贬斥华中，流放了华中的家属，为李文忠看病的医生及其妻子皆被杀。追封李文忠为歧阳王。李文忠虽死，朱元璋怒犹未解，在其子李景隆承袭爵位的诰文中，有"姊子李文忠，非智非谦，几累社稷，尔慎鉴前辙，永服朕训"之语（《罪惟录》卷八《李文忠传》）。

汤和（1326-1395年）是明代开国功臣得以善终的寥寥数位之一。这与汤和率先奉承朱元璋有很大关系。汤和为朱元璋的同乡，早于朱元璋投身于郭子兴义军。据说他曾写信招皇觉寺的和尚朱元璋入伙，事泄，朱元璋不得不投奔郭子兴。汤和长朱元璋3　岁，已当上百夫长，但汤和独具慧眼，识英雄于末路。当时，汤和随朱元璋攻下和州，朱元璋与诸将名位差不多，没人肯服从他，汤和为尊崇朱元璋，每次议事，率先向朱元璋下拜，诸将只得相从，不得不拜。先发制人，帮助朱元璋树立权威。追随朱元璋渡江后，留下镇守太平，元将陈埜先率众来攻，激战中流矢中汤和左臂，拔箭再战，大破敌军，埜先被擒。大军攻下应天后，汤和先守重镇镇江，后守常州，与张士诚接境相持，严加防御，令敌不敢窥境。汤和好酒，守常州时，犯下了一生都不能让朱元璋释怀的错误，也影响了汤和一生的功名。洪武初年大封功臣时，诸将封公，汤和只得封侯。洪武九年，以平边功升封信国公，犹将其错镌之铁券，传之后代。当时，汤和向朱元璋申请一事，朱元璋不允，汤和心怨，酒后狂言："吾镇此城，如坐屋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明史》卷一二六《汤和传》）朱元璋素来猜忌，对镇守在外的诸将颇不放心，严加防范，汤和敢公开声扬其有反侧之心，后果可想而知。汤和酒醒，惊愧交加，话已出口，只得加倍努力以弥补。此后，取江阴、无锡，与徐达在锡山大破吴军，颇为卖力，朱元璋称帝后，任为左御史大夫。当时方国珍尚据福建温、台、庆元三郡，汤和率军压境，方国珍逃亡海岛，不久向汤和投降。汤和乘胜攻下建宁，擒获割据福建的陈友定。此后，又从徐达荡平关陇、平定宁夏。洪武元年九月大封功臣，仅封中山侯。朱元璋忍至此时才露其常州醉话，汤和顿首称死罪而已。洪武四年（1371年）为征西大将军，与副将廖永忠、傅友德入川夹攻夏政权，在瞿塘峡逗留3　个月，仍未能入川，副将傅友德已从陆路取汉中，朱元璋下旨斥责。廖永忠坐不住了，决计速进水师，自己率兵破夏扼险之师，长驱重庆。汤和这才随后来到重庆，夏主明升降。

汤和心机细密，能察朱元璋之喜怒，见中原已定，大明江山已稳，平定四川如囊中取物，不愿再立功，以免功高主忌。果然，四川平定，傅友德、廖永忠受上赏，汤和虽数受责，几年后，以平边功升封信国公。

朱元璋当上皇帝时已40　出头，洪武二十年前后，朱元璋就已是60　岁的老人了。他时时感到来日无多，天下已定。对于诸将拥重兵很不放心，又无由发作，汤和微察其意，对朱元璋说："我年岁已大，不堪任使，愿告老还乡。"朱元璋大悦，立即命人为汤和在中都凤阳建府第，同时也为诸公侯治第，备极宏丽。但诸将能领会朱元璋此番苦心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六年，朱元璋两次兴起大狱，功臣宿将被诛杀殆尽，汤和独以善终，与此倡议有直接关系。

洪武十七年汤和再出。倭寇侵扰上海，朱元璋对汤和说："卿虽老，强为朕一行。"（《罪惟录》卷八《汤和传》）汤和在沿海筑城59　个，百姓四丁抽一为兵。此后，汤和又辞归故里，每岁一朝京师。洪武二十七年病重，朱元璋亲往其家探望，谈起儿时乡里之事，感慨良多。汤和已不能讲话，点头而已。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病故，年70，追封东瓯王。

邓愈（1337-1377年）是朱元璋开国功封的六王之一，虹县人，16　岁代父兄统兵，临城先登，无坚不摧。朱元璋驻师滁阳，邓愈率所部归附，追随朱元璋渡江，攻建康，"功最多"。取广德州，元长枪军攻城，邓愈背城合战，击退敌军。此后参与取宣州、休宁、绩溪、徽州、婺源、建德等地，镇守饶州，与强敌陈友谅接界，数与陈军交战，广布威德，抚纳降附，荡平周围郡县。乃进军长江重镇洪都，先派吴宏逼抚州，守将邓克明诈降，邓愈已得到情报，率劲卒抄小路夜行200　里，黎明时分，连下其三城，邓克明只得归降。洪都守将陈友谅的丞相胡廷瑞降，朱元璋命邓愈镇守。胡廷瑞部下祝宗、康泰本不欲降，见邓愈职位卑下，不愿居其下。二人奉命从徐达征楚，乘机反叛归陈友谅，夜破洪都门，邓愈无备，仓促率数十骑逃出城。数次与叛军遭遇，随从诸将尽死，邓愈换了四匹马才逃回了建康。朱元璋未治其罪，待徐达收复洪都，大都督朱文正开府洪都，又以邓愈为副将。第二年，陈友谅率众60　万围洪都，战舰与城墙一样高，乘长江水涨，直抵城下，围城数百重。邓愈守冲要的抚州门，昼夜不解甲。陈友谅亲自督众来攻，城坏30　余丈，邓愈且筑且战，坚守三月，直到朱元璋大兵来援。

朱元璋平定武昌后，命邓愈率兵取江西未下诸州县，破永丰，获兵2　万，从常遇春平沙坑、麻坑十峒诸山寨，下赣州，平吉安，以功升江西行省右丞，年仅28　岁。在从朱元璋起兵的大将中，邓愈与李文忠是发达最快的。

朱元璋起兵以来，逐步整顿军纪，邓愈也开始逐步整顿军纪。攻下安福时，邓愈部卒有人抢掠，当地判官潘枢当面指责邓愈，邓愈始知，立即下令将抢掠者斩首，令军中所得子女尽行遣还，潘枢将这些人集中在空闲的房舍中，自己坐舍外，供其饮食。晚上，有兵士谋夜劫还。邓愈绳之以军法。潘枢始得以将这些人护送回家，百姓大悦，一郡得安。

不久，常遇春攻下襄阳，朱元璋命邓愈为湖南行省平章镇守其地。朱元璋赐书誉之："我赖尔如长城。"（《罪惟录》卷八《邓愈传》）襄阳地接元将扩廓帖木儿之境，战守任务很重，邓愈在此立军府屯田，兵精粮足。徐达大军北伐中原，邓愈率襄汉兵取江淮未附州郡。

洪武二年，为征虏左副将军从徐达出定西，击扩廓，出甘肃西北数千里而还。封卫国公。

洪武四年汤和大军出兵四川，邓愈受命于襄阳训练军马，供给大军粮草。洪武十年（1377年）吐蕃川藏地区土人未平，阻断中原与西域交通，邓愈以征西将军出征，分兵三道，穷追至昆仑山，俘斩万余，留兵戍守要地，还军途中病故，年41　岁，朱元璋闻讯大哭，言"邓愈从我二十二年，历镇八州，有功无过"（《罪惟录》卷八《邓愈传》），追封宁河王。

（四）鸟尽弓藏说蓝玉蓝玉（？-1393年）是洪武中后期朱元璋倚重的主要军事将领，也是朱元璋向开国功臣大规模开刀问斩的关键性人物。

蓝玉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洪武十一年（1378年），蓝玉开始参与朝廷大的军事行动。他身长面赤，颇具猛将风范。在常遇春的营伍中逐渐脱颖而出。常遇春很赏识他，朱元璋因常遇春的缘故，也对其很宠任。洪武十一年，以都督佥事同西平侯沐英讨西番，斩获千余人。还京后，功封永昌侯，岁禄2500　石，十四年平定云南的关键一役曲靖之战，蓝玉功高，增年禄500石。

洪武二十年（1387年），以冯胜为大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东征纳哈出。当时，中原及江南、闽广川滇依次平定，仅东北有元将纳哈出所部20万人未附，大军进至金山，纳哈出降。蓝玉代表明军前往受降。纳哈出率数百骑来到蓝玉军门，蓝玉大喜，与之豪饮，席间，蓝玉乘酒兴脱下自己所着汉装，让纳哈出穿上再饮，纳哈出不肯换下蒙装，双方争执不下，纳哈出与其部属商议欲走，常遇春之子常茂按捺不住，举刀砍纳哈出，纳哈出部众闻之，惊溃。冯胜派人诏谕安抚，才未酿成剧变。

洪武二十一年，元顺帝之孙嗣立，侵扰塞上，蓝玉奉命率师15　万征讨，出大宁，至庆州，侦知元主在捕鱼儿海，大军昼夜兼程，进至百眼井，离捕鱼儿海40　里，仍不见敌军踪迹，欲引还，定远侯王弼劝阻："我们率众10余万，深入漠北，无功而还，何以复命？"蓝玉也觉得无法就此班师，遂继续进军。军士穴地而炊，以免敌军发现烟火。蓝玉在风沙弥漫中闯至敌营，元兵认为明军不会深入至此，仓促应战，大败，元主率太子等数十人骑马逃亡，余下的公子后妃数百人、官属3000人、军士15000人、百姓7　万余人被俘，牛马15　万尽为蓝玉所得，取得了对北元用兵的最大一次胜利。捷报送到京师，朱元璋大喜，褒奖备至，将其比作汉卫青、唐李靖，封凉国公。但此次大胜，蓝玉也种下日后身败名裂的祸根。据说他看上了元主的宫妃，纳为己有，有人向朱元璋揭发此事，朱元璋大怒，元妃得知，惧而自尽，蓝玉也受到斥责。据说他还将北征所获珍宝、驼马大批据为己有，竟敢与皇帝争财。大军还京途中，经喜峰关，因已入夜，关吏闭门不让大军入关。蓝玉竟毁关而入，朱元璋闻知，将拟议中的梁国公之封爵改为凉国公，并将其过错镌在诰券之上。

洪武二十三年（1390），蓝玉率兵往大渡河平定当地少数民族的叛乱。

二十四年，往陕西训练士马，在兰州堕马受了轻伤，朱元璋亲自写诏书慰劳他，将其比作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西征甘肃，讨叛将月鲁帖木儿，以计诱其父子，押进京问斩。还京后，命为太子太傅，蓝玉不满足，称："我不堪太师吗？"

洪武二十六年，蓝玉以谋反罪被杀，诛三族。朱元璋借此诛杀功臣近2万人。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借胡惟庸一案，已向开国功臣开刀问斩。蓝玉居功自伐，久召猜忌，只是当时开国诸将或老或死，蓝玉得以应运而出，数总大军，屡立奇功。但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先于朱元璋而死，朱元璋已65　岁。看看跋扈的大批开国功臣，看看身边年仅10　余岁的太孙朱允炆，不禁对自己身后朱家江山能否传下去备感忧虑。蓝玉不以明哲自保，既贪图爵位，又迷恋财钱。在军专横跋扈，赏罚任意。居家又广占田土，义子数千，开市店，夺民田，成为典型的新贵，正好给朱元璋以下手的借口。蓝玉一案功臣宿将几乎被一网打尽。朱元璋一死，燕王即起兵夺皇位。史称存蓝玉或可无燕王靖难之事。据说蓝玉与太子朱标友善，尝劝太子朱标提防燕王，可见其对朱家王朝并无二心，谋反之事，莫须有也。

（五）靖难之役朱元璋对功臣宿将防微杜渐，机关算尽，不想问题出在他的儿子身上。

洪武年间，朱元璋的24　个儿子被分封到全国各地，以"夹辅王室"。分封在西北的9　个藩王，还经常典兵出镇，参与明初对北元的防御与征讨。其中，尤以宁、晋、燕三王势力最大。宁王带甲8　万，晋、燕二王，可以节制大将军冯胜、傅友德，甚至令燕王节制沿边士马。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朱元璋死去，其子朱标已故去多年，其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

建文帝一继位，首先感到手握重兵的诸叔父是极大威胁，决计削藩。建文帝的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建议先向几个势力较弱的藩王周、齐、湘、代、岷下手。目标主要是对准朱棣，如认为周王是燕王的同母弟，削周是剪燕之手足。看来这些仁弱书生一开始便犯了战略性错误，打草惊蛇，行动极不果断。

在燕王已高度警惕、暗暗备兵的时刻，朝廷才开始按部就班地解决燕王的问题。先是以防边为名，将燕王的护卫调往开平。在北平周围的临清、山海关也部署了重兵。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北平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领兵围住燕府；都指挥使张信受朱允炆密令逮捕燕王。张信暗通燕王，乘妇人之车混入燕府，将朝廷计划和盘托出。朱棣将计就计，以献出朝廷要逮捕的燕府人员为名，诱召张昺、谢贵入府，二人轻信，于席间被杀。府外军士解体逃散。燕王派张玉领兵夜出，夺取北平九门，黎明时分，只有西直门未下，张玉派人劝降，称朝廷已允许燕王专制一方，兵众解体散去，燕王军队遂控制了北平城，正式誓师起兵。援引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起兵靖难。

朱棣首先出师攻取北平附近州县，次第出兵通州、蓟州，乘夜克遵化，拔居庸关，守将弃关逃至怀来。朱棣率兵8000　赶至怀来。怀来兵士家眷多在北平，守将宋忠为稳定军心，称怀来兵的家眷已被朱棣杀害。朱棣反令其家人为先锋，将士得见，称"都督欺我"，临阵反戈，宋忠力战，但军心动摇，大溃入城，朱棣乘胜追杀入城，夺取怀来。怀来一下，附近的开平、龙门、上谷、云中守将均不战而降。

燕兵已起，而建文帝正锐意文治，日与儒臣方孝孺讨论《周官》法度，不以北兵为忧。在黄子澄的建议下，乃派洪武年间幸存的老将长兴侯耿炳文率大军北伐，号称百万。耿率13　万军屯真定，在滹沱河南北布下三路人马策应。八月十五中秋节，燕军乘南军不备，袭取南路的莫州、雄县，乘胜直趋真定。耿炳文大军出战不利，退守城中，燕王攻城三日不下，知耿炳文老将，不易攻克，遂还军北平。

朝廷见耿炳文出师不利，临阵易将，用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替下了耿炳文。李景隆来到德州，召集兵马，又调来各路军马50　万，于河间扎营。燕王知朝廷易将，大喜，言：李景隆膏粱子弟，不习战阵，朝廷将大权轻易地授予他，是自坑也。当他探知李景隆军中行事后，大笑说：兵法有五败，李景隆尽占全了，遂定计诱敌深入，只留下小部分军士守城，自率大军往援永平。攻围永平的江阴侯吴高见燕王兵到，退保山海关，永平围解，燕王顺路兵趋大宁。大宁为宁王封地，燕兵初起，朝廷疑宁燕合兵，乃削去宁王三护卫。但宁王掌握着剽悍的朵颜三卫蒙古骑兵，对燕王构成威胁。扫平大宁，是燕王南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燕王先击败大宁守军，然后将大军驻防大宁城外，自己单骑入宁王府，与宁王叙手足之情。称北平城不久既破，求宁王为其奏书皇帝以求宽恕。兄弟欢饮几日，宁王失去警惕，燕王告辞，宁王送出城外，伏兵尽起。挟持宁王随军回北平，吞并了宁王部属及朵颜诸卫，使朱棣自起兵后第一次大规模地扩充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李景隆听说燕兵已往攻大宁，乃进攻北平，兵临城下，进攻丽正门。城中守兵单弱，妇女们也被动员上城助战，投掷瓦砾。李景隆军令不严，在几乎得手的情况下突然退兵。次日再攻，城守益坚，相持城下。李景隆又分兵攻通州。十一月，燕王从大宁回救北平，城内外夹击，李景隆乘夜临阵脱逃，第二天早上，士兵们听说主将已逃，更无斗志，弃兵粮，一路南逃到德州。此次惨败，被黄子澄瞒了下来，对皇帝声称天寒地冻，士卒多为南方人，暂回德州休整，明春再战。并派人送信给李景隆，令其瞒住败绩情况。建文帝以为李景隆得胜，乃加官赏赐。黄子澄忙着调集大军，准备来春再战。

十二月，朱棣闻知南军正调集人马，乃袭大同，以拖住南军。李景隆率军救援，南军不耐苦寒，损失惨重。

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郭英、吴杰等合兵60　万，驻扎白沟河。以平安率万骑为前锋。燕军以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将右军，为先锋，丘福将骑兵继之。马步兵十余万。双方接战，平安率军杀入敌阵，燕军损失惨重。战至夜深，双方始收兵还营。朱棣率三骑殿后，深夜中迷了路，下马伏地辨识河流走向，才找到自己的营盘。明日整军出阵，激战百余合，南军矢如雨下，燕王的马屡被射中，连换三匹，身上带的三个箭囊的箭也已射完，只得提剑左右击挡。剑断锋卷，被南军阻于堤上。朱棣急中生智，挥鞭，像是招堤下伏兵。李景隆中计，不敢上堤穷追。朱棣次子高煦赶来救护，重又杀入阵来。突然间狂风骤起，燕军乘风纵火，南军善战的瞿能父子被杀，先锋平安部战败。南军军心动摇，溃不成军，"奔走之声如雷"，死者十余万，（《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横尸百余里。李景隆单骑逃奔德州，燕军追至，李景隆又弃城逃到济南，燕兵穷追，李景隆所部残兵败将尚有十余万，仓卒应战，阵脚未稳，燕军已发起攻击，又大败，李景隆单骑入城，燕兵遂兵围城下，山东参政铁铉率众死守。李景隆被召还朝，建文帝赦其罪不问，以盛庸为大将。

燕军围济南三月，截河水灌城，铁铉设计令百姓诈降，邀燕王入城。燕王急欲得济南，认为得济南后，即使攻不下南京，还可以此断南北，据中原自守。遂令大军退营10　里，燕王带数骑入城。刚入城门，只听得门卒山呼万岁，门上铁板应声而下，击中燕王坐骑。燕王始知上当，急换马奔回大营。铁铉本想将燕王劫入城中，此计不成，遂又坚守。燕王无奈，引军还北平。铁铉、盛庸乘势追杀，收复德州。

建文二年十二月，两军又有东昌之役。当时盛庸奉命督师北伐燕，燕军佯征辽东，在直沽顺流南下，直取徐凯驻守的沧州，进入山东。盛庸与铁铉宰牛犒军，严阵以待。燕军一路得胜而来，轻敌冒进，被南军击败。燕王几次险些被擒杀，但诸将奉建文帝诏令："勿使朕有杀叔父名"（《罪惟录》卷二《惠宗帝纪》），遂不敢穷追。燕军大溃之时，燕王一人落后，追兵数百，远远跟住，不敢近前。朱棣之子朱高煦来救，才脱险而归。东昌之役，燕军主要将领张玉阵亡，燕军损失惨重。

建文三年（1401）二月，燕军出北平，袭盛庸军于夹河。盛庸军恃东昌之胜，将士们锦衣绣袍，随身带着金银器皿，声称破北平后，张筵痛饮，酣战两日，盛庸大败，退回德州。燕王冲锋陷阵，尘土满面，将士无人能识，听言语声，始知是燕王。闰三月，燕军又击败平安军6　万于藁城，河北郡县多降。

五月，朱棣派兵断德州粮道，南军积储在济宁谷亭的粮草尽被焚。运河中的粮船数万艘、粮数百万石被焚，河水尽热，德州坐困。

燕王已用兵三年，所得仅永平、大宁、保定，其他地方旋得旋弃，南兵日多，燕兵已开始厌战。这时，南京宫中太监怨建文帝待其苛刻，遂向燕王泄露南京守备空虚情况，朱棣下决心临江一战，速决胜负。

建文三年十二月，燕师出北平，入山东。建文四年春，破东阿，至沛县，败徐州守军，徐州军坚城不出，燕军遂绕过徐州，南行至宿州，平安军4　万追击，燕王于淝河设伏，击败平安军。平安退保宿州，朱棣向临淮进军。总兵何福列阵十余里，数败燕军。但燕军已先向徐州断其饷道，又烧淮上粮船，南军乏粮。双方战于齐眉山，徐辉祖援兵至，南军再捷，燕军骁将王真、陈文、李斌皆阵亡，燕军惧，且天多雨，北方士兵不耐暑湿，病者日多，诸将多无斗志，愿渡河北归，朱棣称"兵有进无退"，大将朱能也勉励将士："汉高十战九不胜，卒有天下，岂可有退心。"（《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在这关键时刻，朝中廷臣认为燕军已不支，马上就会北归，京师空虚，将徐辉祖军从前线撤回。双方相持日久，朱棣得报，知南军粮饷将至，遂邀击运粮军，尽获其粮饷。燕军攻何福军灵壁营，何福约将士，明晨三声炮响为令，即突围。早上，燕军三炮，何福军以为是己方所放，争相出门，营中纷乱，燕军乘之，灵壁营被攻破，何福逃掉，副总兵平安等被擒。

五月，燕兵至泗州，守将降，南军进抵淮河岸边，南军盛庸列阵南岸，燕军列阵北岸，燕王命人集船作欲渡状，潜派一支军队从上游渡淮，突然出现在南军阵前，主将何福弃众先逃，南军弃甲而走，燕军遂顺利渡淮，直趋扬州，扬州不战而降。高邮继之而降。燕军破仪真，燕军船只往来于长江之上，京师人心震恐，大臣多为自全之计，求出守城，城中空虚。六月，燕军誓师渡江，盛庸兵列阵沿江2　里抵御。燕军数百骑冲杀而来，盛庸兵不敌，追奔数十里，燕军乘势取镇江，镇江降。京中闻知，乱作一团。方孝孺献计，言城中尚有兵20　万，可据城死守，命城外百姓入城。在兵士的驱赶下，城外百姓不分昼夜，拆屋运木入城，饥渴劳苦，死者众多，民心大怨。又令诸王分守城门，一面令人到燕王处许以割地讲和。诸臣声称在外募兵，静观战局，无人肯募兵勤王。燕王至城下，谷王橞与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宫中火起，建文帝朱允炆不知下落。

（六）五出漠北元朝灭亡后，大批蒙古贵族随元顺帝退出中原，活动于蒙古草原及东北地区。永乐初，蒙古族已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大部，不再采用元朝国号。鞑靼部活动于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一带。瓦剌部活动于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及以南的准噶尔盆地。兀良哈部活动于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

燕王朱棣起兵占领大宁后，利用兀良哈骑兵从征，夺取皇位。登基后，撤除了原设于大宁地区的北平行都司，将大宁地区交给兀良哈部，由其酋长任卫所官员，赐诰印、冠带。将北平行都司迁至保定。原设于这里的营州五屯卫内迁到顺义、平谷、蓟州等地。明朝北边失去大宁这一重镇，辽东与宣府、大同间的声援被切断。

永乐初，蒙古三部互相混战，其中鞑靼部势力最盛。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派人与鞑靼可汗鬼力赤联络，赐金绮等物，鬼力赤没有反应。不久，即兴兵入侵辽东及永平。永乐四年鬼力赤被瓦剌部马哈木、阿鲁台杀死，其部另立本雅失里为可汗。

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遣都指挥金塔卜歹、给事中郭骥持书通好，郭骥被杀，成祖大怒，决定出兵。

永乐七年八月，命淇国公丘福率大军出塞，丘福率千余骑先至胪朐河，打败一些鞑靼游兵，获一尚书。丘福问其本雅失里现在何处，尚书诈称在前面30　里处。丘福轻信，命进军，诸将苦劝其等大军会合后再进，丘福不听，驰马挥军进入了蒙古兵的包围圈，全军覆没。

明成祖闻知，决定亲自率兵征鞑靼部。十月，兵部尚书夏原吉用武刚车3　万辆，运粮20　万石，每10日路程处筑一城储粮，粮草齐备，遂于八年（1410年）三月出塞。五月到达胪朐河（克鲁伦河），朱棣更其名曰饮马河，于此筑城。入塞以来，还没有遇到敌兵，到饮马河后获敌俘知本雅失里在兀古儿札河（克鲁伦河北），乃追至。本雅失里逃至斡难河（鄂嫩河），这里是努尔哈赤的发祥地，明军追至，本雅失里率众迎战，朱棣命前锋吴成疾战，一举败之。本雅失里以七骑逃走，明军亦退回到饮马河。六月，班师至飞云壑。阿鲁台来战，朱棣率精骑迎战，阿鲁台大败，追杀百余里，斩其名王以下数百人，此次战后，明军因天热，缺水缺粮，班师回京。

经明军的打击，鞑靼部衰落，其西部瓦剌势力较强，永乐九年，命安远侯柳升镇宁夏。九年，阿鲁台遣使贡马，要求朝廷允许其统领吐蕃、女真诸部。大臣们多表示认可，独黄淮看出了问题，说："分则易治，合则难图"。这正合明成祖对蒙古诸部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战略。称誉黄淮："如立高岗，无远不见。"（《明史·黄淮传》）不允阿鲁台之请。永乐十年，本雅失里为瓦剌部马哈木攻杀，另立答里巴，由马哈木专权。阿鲁台失势，迁至塞下住牧，对明廷奉表称臣，请明廷出兵讨瓦剌为其报仇，明廷封其为和宁王。瓦剌部与明廷断绝朝贡往来，又要求明成祖遣返旧日归服的甘肃、宁夏的瓦剌民众，成祖遣使责让。

永乐十二年（1414年）二月，瓦剌马哈木拥兵饮马河，企图南下，明成祖遂决定第二次亲征。这次亲征的兵力部署是以安远侯柳升、武安侯郑亨为中军，宁阳侯陈懋、丰城侯李彬为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谭清为左右掖，都督刘江、朱荣为前锋。三月，从北京出发，命皇太孙从征。四月，驻兴和，大阅誓师后，尽出塞。六月，前锋刘江遇敌于三峡口（多伦西北），探知马哈木在西方百里外，兼程赶至，兰忽失温、答里巴、马哈木、太平、孛罗以部众3　万人来战，安远侯柳升先炮击敌骑，杀伤数百人。陈懋等攻其右掖，不成功。李彬攻其左，敌殊死战，朱棣率骑兵冲击，马哈木不支溃去，追至土剌河（饮马河西），生擒数十人。激战中，内侍李谦恃勇，擅引皇太孙出战九龙口，几乎被擒杀。朱棣闻知，急派兵追回，李谦畏罪自杀。这次战役，瓦剌部虽溃去，明军亦有伤亡，遂下令班师，还军至饮马河。阿鲁台派人来朝，成祖赐其米羊等物。大军回到北京，明成祖封赏将士，又命成安侯郭亮、兴安伯徐亭守开平，都督佥事费南镇甘肃，都督刘江镇辽东，朱荣镇大同，全面加强北疆防务。

此后，瓦剌部势力渐衰，马哈木死，其子脱欢立。永乐十四年（1416年），阿鲁台所部鞑靼势力渐强，击败瓦剌部。永乐十九年后，阿鲁台经常率众进犯塞下。十九年十月，大举攻兴和，都指挥王祥战死，朱棣决定再次出征。永乐十九年十二月，朱棣集群臣议北征。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北征遭到朝中主要官员的反对。兵部尚书方宾、户部尚书夏原吉、刑部尚书吴中均以粮储不足为由反对。夏原吉说："频年师出无功，戎马资储，十丧八九，内外俱疲。"（《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亲征漠北》）成祖大怒，命夏原吉到开平清查粮储，旋即逮回，方宾吓得自杀，吴中下狱。英国公张辅议将此次北征粮饷分为前后两批，前批与大军同时行动，后运继之。共用车17.7万余辆，民夫23　万余人，运粮37　万石。

永乐二十年（1422年）三月，以太子监国，朱棣率兵出征阿鲁台。四月，师至龙门，收阿鲁台逃时所弃马2000　匹。五月，至独石，驻开平。六月，督师北出应昌，布方阵以防敌偷袭。来自开平的情报称阿鲁台将至万全，诸将请分兵还击。明成祖分析此中有诈，定是阿鲁台恐大军捣穴，出此计以牵制。七月，至煞胡原，已接近阿鲁台大营。前锋朱荣获阿鲁台部属，称阿鲁台已逃，恐诈，继之又获其部属称阿鲁台确实已逃，乃收其所弃牛羊，焚其所弃辎重，下令班师。途中，成祖认为阿鲁台之所以敢与明廷作对，恃兀良哈为羽翼也。乃自率精兵2　万人，分五道进讨兀良哈。七月十五日，双方战于屈列儿河东。成祖自率前锋进击，兀良哈退，明军依山扎营，成祖登高，见敌军又聚，乃麾兵布于左右，伏神机弩于林中，再次交火，兀良哈溃败，明军追击30　里。八月十七日班师，九月八日还京。留武安侯郑亨、阳武侯薛禄守升平，防敌南扰。

距第三次亲征仅一年，永乐二十一年，朱棣得报称阿鲁台将南犯，遂出兵塞下待之。安远侯柳升、遂安伯陈英将中军，武安侯郑亨、成国公朱勇、英国公张辅、成山侯王通将左右军，宁阳侯陈懋将前锋，8月由宣府北进，抵万全。九月，次沙城，知院阿失帖木儿、古纳台率妻子来归降，称阿鲁台已为瓦剌所败，部属溃散，闻大军到来，早已远避。十月，至上庄堡，先锋陈懋远出追敌，不获，路遇靼鞑王子也先士干率妻子部属来降。陈懋引其见朱棣，封为忠勇王，赐姓名金忠。封其甥把罕台为都督，部属察卜等都指挥，遂班师，十一月还京。

二十二年春，大同守将奏阿鲁台侵塞，遂议第五次亲征。征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及西宁、巩昌各卫兵，于三月间会集北京及宣府。四月誓师出京，命皇太子监国，出宣府未远至隰宁，忠勇王金忠所获谍者，称冬季大雪丈余，冻死大批人畜，部曲离散，闻大军至，已逃往答兰纳木儿河。遂命部队速进。五月，驻开平，派人招降阿鲁台部，途中见连年北征，士卒饥冻而死者，白骨被弃于荒野，遂命人掩埋。六月，前锋进至答兰纳木儿河，所见惟荒尘野草，车辙马迹亦多漫灭，看来逃遁已久，命张辅等分兵山谷搜索300　里，不见一人一骑。乃还师。军中乏食，以至撤朱棣御膳供给士兵。有人献计命军中有余粮者可借贷给缺粮者，入塞后由官府加倍偿还。七月，于清水源勒石纪功。朱棣在途中染疾，七月七日，至榆木川卒，年65岁。

明成祖从永乐八年到永乐二十二年为打击蒙古贵族的军事势力五次亲自北征，取得了一定成效，政治上、军事上均给蒙古势力以强大的压力，加强了对蒙古地区的管辖。北部边境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大战事。

永乐年间，正值蒙古内部分裂时期，明朝廷政治上采取以夷制夷之策，分而治之，削弱其力量。军事上，六次北征，各个击破，但战略战术上处理得并不高明，大军动辄50　万，循基本固定的行军路线进军，即由宣府、开平经应昌北上克鲁伦河。这条路线为蒙方掌握后，利用游牧民族的优势、特点，战则进，不战则走，所以明军方面并未获多大战果。丘福的10　万大军全军覆没，朱棣五次亲征，除第一次获胜外，第二次胜负相当，第三、四、五次几乎未见敌人，徒耗兵力。每一次出征，兵力、民夫、粮饷之征集，倾动天下。所以第三次出征，已遭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朱棣本人也在第五次出兵途中劳累身死。对明廷来说，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

（七）平定安南安南古称交趾。汉初，南越王赵陀据之，汉武帝平南越后，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设刺史。宋淳熙年间，李日燇受封为安南国王，再传二代无子，以婿陈氏嗣位，陈氏自此立国，元时屡征讨之，陈日煃立后，始称臣朝贡，受封为安南国王。洪武初，陈日煃遣使朝贡。永乐初，权相黎季犛灭陈氏家族，立其子为帝，自己为太上皇，改姓胡，自称胡一元，其子名胡■。上奏明廷，声言自己为陈氏甥，陈氏已绝，请朝廷允其权署国事。明廷不知就里，准许。永乐二年（1404年）八月，老挝军民宣慰司将逃到其处的前安南国王孙陈天平送到朝中。安南故臣裴伯耆亦来告变，请明廷出兵讨黎氏。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派人到安南责问胡■篡陈之事。胡■派人迎陈天平回国。明廷命广西左、右副将军黄中、吕毅率兵5000　护送。四年三月，黄中等护送陈天平抵达鸡陵关，将至芹站，胡■伏兵杀陈天平，黄中败还。成祖闻知，决意出兵征讨。

七月，命朱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丰城侯李彬、云阳伯陈旭为左右参将，出师南征。朱能途中病故，由张辅代领其军，分道进兵，进入安南。传檄数黎氏父子20　大罪，大军驻芹站，造浮桥渡过昌江，前锋抵富良江北嘉林县，张辅则出芹站向西取道至北江府新福县。沐晟、李彬军亦自云南到白鹤，各路大军，连战连克。黎氏恃东西都的严密防守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天险，在江北沿江树栅，在多邦益筑土城，城栅相连，绵延900　里。令江北民200　万守之。又在富良江南岸缘江置桩，船舰林立，诸江海口，俱下杆木，以防攻击。东都则列象阵守备，布置水陆大军700　万，欲守险拖困明军。明成祖命张辅连战速决，以防春夏到来，瘴疠流行。张辅遂移营三带州招市江口，造船准备水战，沐晟进军至洮江北岸，与多邦城对垒。张辅大军于城北之沙滩列营。多邦城墙高峻，城下重濠，濠内满布竹刺，濠外是陷阱，守备严密。张辅激励军士："敌所恃惟此城，大丈夫报国立功，在此一举，先登者赏不次"。（《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安南叛服》）夜四鼓，黄中趁夜衔枚将攻城的云梯运过重濠，安放城下，号鼓一响，诸军奋勇登城，火炬齐明，铜角喧天，守兵惊慌失措。大军入城，与城中守军巷战，明军以火炮攻其象阵，象奔跑四散，敌阵乱，明军乘势拿下多邦，循富良江南下，遂克东都。

永乐五年正月，明军大破黎季犛于木丸江。三月，又于富良江与黎氏激战，斩获数万。乘胜追至闷海口，黎氏父子乘小舟逃掉。五月，张辅与沐晟等率步骑，柳升率舟师水陆并进，于茶龙大破黎氏军，获船300　艘，张辅等乘胜追击，又败之于奇罗海口。黎氏屡败，其众溃散不成军，黎季犛及太子、宰相等均被明军擒获，安南平。

明廷访求陈氏子孙，当地耆老千余人见张辅，称"安南东中国地，陈氏子孙已绝，愿同内地一样设立郡县"（《明史纪事本末·安南叛服》）。张辅上奏朝廷，议立郡县，于是设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司，下辖17　府、47　州、157　县，同时设立11　个卫，3　个百户所，1　个市舶司，以黄福掌布按二司，张显宗为左布政使，都督吕毅掌都司事。

六年三月，交趾总兵张辅、沐晟还朝，张辅进封英国公，沐晟封黔国公，将士们都得到了厚赏。

六月，交趾简定叛，称日南王，收集黎氏余党，黄福请增兵，明廷命沐晟率数万兵士援交趾。十二月，沐晟与简定战于生厥江，明军惨败，兵部尚书刘儶、都督佥事吕毅、交趾布政司参政刘显皆战死。简定势力益盛，攻城陷邑，明廷派张辅率20　万大军前来征讨。

永乐七年五月，简定称太上皇，立陈季扩为大越皇帝。安南百姓多附之。八月，张辅率兵穷追简定到演州，分沐晟兵从磊江之南，都督朱荣率水军到牛鼻关。张辅自率骑兵至关良，擒简定及其将相，送京师斩首。陈季扩等远逃至义安。

永乐八年（1410年），成祖召张辅还京。陈季扩以简定新死，势力受到很大打击，遂上表乞降。明成祖派人任命其为交趾布政使，其党属为三司官员。但陈季扩此举仅为权宜之计。永乐九年，张辅再次受命出征，几年间，张辅先是收复慈廉、福安诸州县，破敌于神投海口。十一年十二月，大败陈季扩于爱子江，杀伤甚众。十二年，大军深入政和县罗蒙江的悬崖绝壁间，擒陈氏主要将领邓景异、阮师桧等。逃入老挝的陈季扩随之被抓获。英国公张辅留镇交趾，一年半后，被召还京。张辅在交趾前后10年，恩威并施，威信很高。明太祖平定云南后，即令沐英世代居守，张辅平交趾后，明成祖未能仿效太祖的做法，调回张辅，交趾从此一直未得安宁，终于放弃。

张辅走后，以丰城侯李彬代守，以中官马骐监军。马骐贪墨残暴，很不得人心。三四年间，叛者纷起，以黎利势力最大。黎利原为陈季扩属将，降后复叛，称平定王。黎利袭杀交趾左参政冯贵，右参政侯保，明军捕之急，则逃入老挝，缓则复出，终永乐一朝，未能解决叛军问题。

明仁宗继位后，将工部尚书黄福召回。黄福居交趾18年，深得民心，因中官马骐倾陷，被召回，命兵部尚书陈洽代之掌布、按二司事。

宣德元年（1426年），令总兵陈智、方政讨黎利。陈方不合，于茶龙川战败。部将山寿主抚，拥兵不动。宣宗另派成山侯王通充总兵官，都督马瑛为参将讨黎利。

明宣宗欲放弃交趾，集廷臣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议，杨士奇支持宣宗。宣德元年十一月，马瑛于清威大败黎利，与王通合兵石室县屯宁桥，参赞军务陈洽认为宜驻石室县之沙河，谨慎行事，王通则认为应渡河而阵，不听陈洽劝阻，五鼓挥师而渡，天大雨，道路泥泞难行，黎利伏兵尽起，明军大败。陈洽战死，将士死者二三万人。黎利乘胜率精兵从义安赶来，围东关，王通新败，畏敌如虎，暗中与黎利作交易，许为其上朝请封号，并擅自将清化县以南划归黎利所有，这些郡县守将闻知，或战或降，守地尽失。十二月，明廷加派安远侯柳升由广西、沐晟由云南两路进军交趾。因黄福在交趾有声望，仍令其掌交趾布按二司，随军前来。但此时宣宗已决心放弃交趾，暗令黄福访陈氏旧族。

宣德二年（1427年）二月，黎利攻交趾城，王通出其不意大败之，但未能乘胜追击，给黎以喘息之机，黎利很快收集旧部，势力又起。

四月，黎利攻昌江，都指挥刘任、顾福坚守9　个月，城陷自杀。王通已无斗志，拥兵不救。七月，黎利攻隘留关，镇远侯顾兴福拥兵南宁，坐视城陷。九月，柳升才率大军赶至隘留关，黎利派人持书请和，立陈氏后代为王。柳升封其书，派人送至朝中。

柳升率官军一路进击，接连破敌，进至镇彝关。柳升勇而寡谋，一路得胜而来，轻敌躁进，兵士累日作战，不得休息。在倒马坡，柳升与百骑驰马过桥，桥突然断裂，大部队无法过河，柳升等陷入敌人重围之中，伏兵四起，柳升等全部战死。余部在都督刘聚的率领下进至昌江，与敌死战。但大军新丧主帅，士气不振，敌驱象阵而进，官军大败，7　万人阵亡，黄福被俘，敌军很尊敬黄福，下马拜泣，称"公向不北归，我辈何至于此"。不忍加害，肩舆送至龙州。

王通得知柳升败亡，更决意主和。十月，与黎利立坛为盟，退师，派人带黎利使者入京上表，愿立陈氏子孙，宣宗以黎利上表密示英国公张辅，张辅称将士劳苦数年，方得交趾，不同意放弃，夏原吉、蹇义也不同意，但杨荣、杨士奇同意。宣宗意决，遣人封陈暠为王，命王通即日班师，内外镇守、三司、卫所、府州县文武吏工，携家南归，归者86000　余人，黎利乘机截留了大批明军士及官吏，计数万人之多。不久，黎利上书称陈暠已死，陈氏无后。自立为王，大军已撤，明廷对其无可奈何。

（八）朱棣的军事思想朱棣作为藩王，起兵夺取其侄朱允炆的皇位，骨肉相残，为传统之伦理道德观念所不容，政治上先处于不利地位。军事上，以弱抗强，也极为不利。经过三年苦战，终能夺取天下，这与朱棣的胆识谋略有直接关系，充分体现朱棣的卓越军事才能。

朱棣起兵之初，首先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巧立名目，为起兵寻求合理性。朱元璋立下的《祖训》中有："新天子正位，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朱棣不可能得到密诏，遂声称自己已上书，请诛奸臣。但皇帝年少，被奸臣蒙蔽，"恐不见答"，遂只能"清君侧之恶，扶国家之既坏"，称兵"靖难"（《明太宗实录》卷二）。

在战争进行过程中，朱棣仍不断上书朝廷，指斥权臣，表明心迹，一方面造政治声势，一方面以缓朝廷大军。这一举措确实高明，建文帝果然中计，屡次逐齐泰、黄子澄以谢燕军，虽然齐黄二人实际上仍在朝中主政，但已授人口实。建文元年（1399年）十一月，朱棣上书列齐泰、黄子澄之罪，建文帝为之罢退二人，当然也只是作作样子。建文三年（1401年）四月，燕王已取得河北大部分郡县。此前，建文帝以夹河大战，主将盛庸大败，又将齐黄二人逐出朝，家产被籍没。实际上是命其出外募兵。接着，朱棣被朝廷大军困于大名，粮道被平安、吴杰军切断，甚感忧虑，乃上书称臣，言已知齐黄被远逐，但朝廷大将吴杰、平安、盛庸辈仍布列大军，对抗燕军，要求朝廷先行撤兵，称"皇上诛权奸，散天下兵，臣父子单骑归阙下。"（《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建文帝慨叹：也许"曲在朝廷，齐黄误我矣"。朱棣成功地利用了建文帝优柔寡断的弱点。

靖难兵起，朝廷派李景隆以50　万大军出讨，企图大军压境，一举全歼。

朱棣见四周均为强敌，遂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取通州、蓟州、遵化、密云等地，并迅速进攻居庸关，守将措手不及，见援军不至，遂弃关出逃，朱棣遂获此北平咽喉之地。宋忠3　万人守怀来，燕军初起，人少力弱，朱棣决定智取。他得到情报说宋忠欺骗将士，称其留在北平家眷已被杀。朱棣遂将怀来军士家属趋于阵前，宋忠军将士解体，呼兄唤弟，怀来遂克。永平守将见状，举城归降。自建文元年七月四日发难控制北平，至十八日取永平，在朝廷大军尚未集结之时，北平周围被迅速扫平。八月十二日，耿炳文所部大军30　万至真定，朱棣已在北平站稳脚跟。

朱棣与朝廷抗衡，兵力上一直占劣势，所以朱棣力避其短，充分利用其主要兵力为骑兵的优势，流动作战，行动迅速，各个击破。起兵以后，仅北平、永平、保定三府得以长守，其余郡县，旋得旋失。朱棣也不以守城为虑。攻城速战速决，牵着南军的鼻子走，反而取得对战场的控制权。

八月十二日耿炳文大军至真定，都指挥徐凯兵10　万驻河南，以杨松率9000人为先锋驻雄县，潘忠驻莫州应援。朱棣决定挫其先锋，乘八月十五日南军庆贺中秋节之际，渡白沟河，围雄县城，攻围两日后拔城。莫州军前来应援，燕军已先设伏，断其退路，南军战败，燕军又得莫州。朱棣又命人先探得南军主力耿炳文军虚实，诈言将攻，诱使耿炳文将滹沱河南北之军集中，燕军遂无两线作战之虞。朱棣指挥燕军乘南军移营混乱之机，发起进攻，一战而胜，南军退守真定，坚守不出。

燕军乘隙北上，袭取大宁，以确保北平无后顾之忧。朝廷因南军滹沱河之败，以李景隆替代耿炳文为主帅，李景隆闻燕军北攻大宁，率军直抵北平城下，一再贻误战机，使燕军得以取大宁后迅速回援。朱棣以精骑先破南军七营，大军继之，城中见胜亦出城夹击，李景隆败走德州，北平之围解除。建文元年十二月，李景隆在德州调兵遣将，准备明春大举进军。朱棣为破坏其作战计划，干扰其准备工作，率兵西取大同。料敌知攻大同必来援，南军不耐苦寒，伤之必多，十二月及次年春正月、二月，燕军连下广昌（河北汶水县）、蔚州，二月初至大同。果然不出朱棣所料，李景隆于二月率军出紫荆关，往救大同。燕军知南军出动，已完成拖垮敌军的战略任务，便迅速回师北平，南军空劳往返，冻饿而死者众多。

四月，李景隆整师北上，展开了新一轮攻势，与燕军于白沟河对阵，燕军列阵河之北，南军列阵河之南，朱棣反败为胜，收降十余万，乘胜克德州，得粮储百余万石，势力大涨。是役，又导致南军换将，以盛庸取代了李景隆。十月，燕王闻盛庸将北上，主动出击，佯东征辽东，实攻沧州，师至通州后沿运河南下，乘沧州无备，猝攻之，徐凯兵败被执，斩杀万余人，盛庸坚守德州不出，朱棣遂南下取临清、大名，并转攻东南的济宁等地。十二月，盛庸与铁铉屯兵东昌（山东聊城），阻其退路，燕军大败，退回北平，稍事休整，又于二月南出保定。三月，朱棣利用南军东昌之捷的虚骄心理，大败盛庸军于夹河。

至建文三年底，燕军转战中原黄河以北攻城略地，旋得旋失，收效不大，仍未取得战争优势。朱棣适时转变战略，发挥其骑兵进退迅速之优势，准备兵临淮上，决一死战。这时有中官来报京师空虚，遂决定不再沿途攻城，迅速南下，直取南京。

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朱棣从北京出兵南下，力避大战，月底进至徐州，绕而不攻，三月间进至淝河地区。在淝河设伏败平安军4　万人。四月间在小河（即睢水，自宿州入境经灵壁北东入睢宁）又有激战，两军伤亡均很大，隔河对峙，燕军粮尽，乘夜绕出平安军后，此时南军援至，双方战于齐眉山（灵壁西南30　里），燕军大败，军心动摇，均欲北归，朱棣南下决心已定，毫不动摇。大将朱能亦仗剑而起，诸将始不敢复言。朱棣率将士昼夜环甲，不敢休息。朝中突然召徐辉祖还京，南军主力一撤，人心不稳，何福移营灵壁，欲深堑高垒困住燕军。朱棣派人阻其粮道，南军缺粮，又欲移军淮河就粮。朱棣乘其移营之机，大举进攻，南军骁将平安等被擒，获降十余万，淮北瓦解。

盛庸据淮河南岸，朱棣从泗州潜渡淮河，绕过防守严密的凤阳、淮安，取扬州及仪真。六月，朱棣在蒲口败绩，危急之中，不惜以世子之位许次子朱高煦，换取其力战解救，转败为胜。六月三日从瓜州渡江，镇江降，京师势孤援绝，十三日，不战而降。至此，朱棣大胆的"空心战术"大获全胜。三年的靖难之役，朱棣指挥果决，经验丰富，故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他每战必身先士卒，故将帅用命，亦是取胜之关键。白沟河大战，燕王亲冒矢石，南军矢落如雨，燕王坐骑三次更换，矢尽挥剑，剑复折断，几为南军骁将瞿能所获。夹河之战，朱棣白天率众与盛庸军战，晚上罢兵，以十余骑逼盛庸营野宿，早上醒来一看，已陷入敌营的包围之中，从容引马穿营而去。朱棣夺取天下后，以一个军事家的雄才大略，迁都北平，将国都移至对蒙古作战的前沿地带。以攻为守，五次亲征漠北，有效地遏制了蒙古势力南下的企图。

三、以卫所制为基础的军事制度（一）五府与都司卫所五府为明朝最高军事机构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的总称。明初，设大都督府，统领全国军队，以朱元璋之侄朱文正为大都督。洪武十三年（1380年），为防止军权过于统一，分为五军都督府，分领全国卫所，各都督府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等。多以公、侯、伯充任，事权很大，后以公、侯、伯署府事，同知、佥事参赞军事。

五军都督府分领除在京亲军指挥使司外的各卫所及在外各都司下辖的卫所。五军都督府下辖各都司卫所情况措置不一，明迁都北京后，五军都督府所属卫所大致情况如下：左军都督府领在京留守左卫、镇南卫、骁骑右卫、龙虎卫、沈阳左卫、沈阳右卫，在外分领浙江都司、辽东都司、山东都司所属卫所。右军都督府领在京留守右卫、虎贲右卫、武德卫及在外直隶宣州卫、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四川都司、四川行都司、广西都司、云南都司、贵州都司等。中军都督府领在京留守中卫、神策卫、应天卫、和阳卫、牧马千户所、蕃牧千户所及在外南直隶诸卫、中都留守司、河南都司等。前军都督府领在京留守前卫、龙骧卫、豹韬卫及在外南直隶九江卫、湖广都司、湖广行都司、兴都留守司、福建都司、福建行都司、江西都司、广东都司等。后军都督府统在京留守后卫、鹰扬府、兴武卫、大宁中卫、大宁前卫、会州卫、富峪卫、宽河卫、神武左卫、神武后卫、忠义左卫、忠义右卫、忠义前卫、忠义后卫、义勇中卫、义勇左卫、义勇右卫、义勇前卫、义勇后卫、武成中卫、蔚州左卫及在外北直隶、大宁都司、万全都司、山西都司、山西行都司等。

五军都督府的职权范围，凡武职世官、流官、土官之袭替、优养、优给等项，由地方逐级上报于府，府再转送兵部请选。选定后，经府下达都司卫所。首领官之选授、给由，则由吏部。其他如武官之诰敕，水陆步骑之操练、军伍之清勾替补、俸粮、屯费与屯种器械、舟车、军情声息、边腹地图文册、薪炭荆苇诸事，会同有关机构处理。各府只有统兵权，调兵之权在兵部，遣将则由皇帝自主。战时皇帝命将、调五府所辖卫所兵出征，事毕将上所佩印，解职，兵各还卫所。

五军都督府名义上是全国最高军事机构，但实权并不大，永乐以后，其权渐归兵部，五军都督府的官员仅是虚衔而已，这是明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结果。

五军都督府下辖都司。都司是都指挥使司的简称，是明王朝地方一级的军事机构。洪武八年（1375年）设置了13　个都司，计有：北平、陕西、山西、浙江、江西、山东、四川、福建、湖广、广东、广西、辽东、河南。还设置了两个行都司，甘州、大同。洪武十四年，增置中都留守司及贵州、云南都司。二十年置大宁都司。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17　都司及一个留守司。洪武二十七年置四川行都司。永乐元年（1403年）废北平都司，宣德五年（1430年）置万全都司，成化十二年（1476年）置湖广行都司，嘉靖十八年（1539年）置兴都留守司。此后遂定制，除南北直隶不置都司外，共有16　都司、5　行都司、2　留守司。16　个都司中，有13　都司设于省会，为明代省级行政单位都、布、按三司的一部分，即都指挥使司、布政使、按察使司，共同处理一省的军、政大事。

其他三个都司为辽东（治所定辽中卫即今沈阳）、大宁（治所原为大宁卫即今内蒙宁城，永乐元年内迁保定）、万全（治所宣府左卫即今河北宣化），均位于边境地区。五个行都司亦如此，山西行都司治所为大同府，陕西行都司治所为甘州左卫（今甘肃张掖），四川行都司治所为建昌卫（今四川西昌），湖广行都司治所为郧阳府（今湖北郧县），福建行都司治所为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均设于军事要区，兼理当地的行政事务。

卫所制是明代独特的军事制度。卫即卫指挥使司，所则有千户所和百户所。以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按地方大小利害设置，一般一郡（府）者设所，连郡（府）者设卫，从京师到地方皆立卫所。卫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两人，从三品；指挥佥事四人，正四品。千户所设正千户一人，正五品。副千户两人，从五品。百户为正六品，无定员。洪武二十三年又在未设府州县的边境地区设卫军民指挥使司和军民千户所，兼理民政事务。此外还有守御千户所、屯田群牧千户所等。少数民族地区，还设置羁縻都司、卫所，以当地的酋长、首领为都督、都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官，朝廷颁予敕书印记。这些都司卫所主要设于东北、西北和四川西部、青海、西藏地区。永乐七年设奴儿干都司，下辖卫384、所24、站7、地面7、寨1　个。管辖西北起斡难河（今鄂嫩河），北达北山（今外兴安岭），西南接辽东都司，南抵鸭绿江、阿也苦河（今图们江）。西北嘉峪关以西、哈密以东，明代为畏兀儿等族聚居区。洪武八年至永乐四年（1375-1406年），先后设置哈密、沙州（今甘肃敦煌）、赤斤蒙古（今甘肃玉门西北赤金）、安定、阿端、曲先（均在今青海西北部）、罕东（今青海青海湖东附近）七卫。吐蕃强大后，其地为吐蕃所占，各卫或内迁，或散亡。

四川西部、青海、西藏一带的藏族地区。洪武二年平定陕西后即遣使招抚，至宣德间先后设置乌思藏（今西藏大部）、朵甘卫（今西藏东部、青海大部、四川西部）二都司。俺不罗（今西藏浪卡子）、牛儿宗寨（今西藏拉萨西南）、领司奔寨（今西藏仁布）等行都司，陇答（今西藏贡觉、昌都一带）、上邛部（今西藏丁青）、陇卜（今青海玉树北）、必里（今黄河河源一带）、毕力术江（今青海玉树附近）等，及3　个宣慰司、6　个招讨司、17个千户所及袭元朝旧制的俄力恩军民元帅府（今西藏阿里地区）、拉达克及若干万户府。

卫所的数额时有变更。万历时，共设内外卫493、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359、仪卫司33、宣慰司2、招讨司2、宣抚司6、安抚司16、长官司70、番边都司卫所等407　个。

卫所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兵营制度，相当多的卫所，不仅是一个军事单位，还是一个地理单位，掌管着一块类似布政司、府、州、县管辖的地区。这部分土地除用于卫所正军的屯田外，还包括余丁、军妻及其子女的耕地，而且还有一些民户的耕地。相当数量的卫所于自己独立的辖区内择地筑城，即"卫城"、"所城"，独立管理其所辖地区。

卫所补充、更新兵员的办法，采用了世袭制度。军士携带家口，世居一卫所，远离祖籍。子孙一人世袭为军，代代相传，并有严格的户籍制度以保证军民分籍。一人为军，其在卫所的军家便须世世承袭为军，其在祖籍的军户在军家无人为军的情况下，要另行提供一名军丁。军籍控制极为严格，必须皇帝特许，才能免除军籍。如正统初年兵部左侍郎邝埜，家为军籍，"时西鄙有警，埜独任其事，上嘉其才，。。特除籍以示优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三十）这种强化控制，使卫所的兵源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二）京营与班军京营的建制完备于永乐时期。洪武时，京城内外置大小二场，分教48卫卒，洪武四年，京军总数207800　余人，隶于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后，分隶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治常行簿书而已，非特命不与营务"（《罪惟录·后志》卷二十）。

永乐年间，京军增为72　卫，分别归属于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是为三大营。五军营为步骑军，分中军，左、右掖，左、右哨。每年调中都（凤阳）、山东、河南、大宁兵为班军，轮番戍守京师，亦隶于五军营。五军营的官员设置情况为：提督内臣1人，武臣2人，掌号头官2人，大营坐营官1人，把总2人。下属中军，有坐营官1人，马步队亦各设把总1人。左右掖、哨官亦同于中军。五军营内分出12　营，掌随驾马队官军，设把总2人。有围子手营，掌操练上直叉刀手及京卫马步队官军，设置坐营官1人，围子手营下统4　司，亦各设2　名把总官。幼官舍人营亦属五军营，掌操练京卫官员的应袭子弟，设坐营官1人，下分4　司，各设1　名把总。

三千营之设，因于明成祖得边外降丁3000，立为三千营，下分5　司，其职责，各司分掌驾前旗纛、御宝、传令营旗牌、御用盔甲、兵仗、衣冠等项。设提督内臣2人、武臣2人，掌号头官2人，坐司官5人，见操把总34人，上直把总16人，明甲把总4人。三千营均为骑兵。

神机营为火器营，官员之设，同于三千营。分为五军，中军，设坐营内臣1人，武臣1人，下设4　司，各设监枪内臣1人，把司官1人，把总官2人，左右掖、哨官之设亦同于中军。得都督谭广马5000　匹，设置五千下营，掌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设坐营内臣、武臣各1人，下分4　司，各设把司官2人。

三大营的分工，五军营习营阵，三千营习巡哨，神机营习火器。皇帝亲征，"则大营居中，五军分驻，步内骑外，骑外为神机，神机外为长围，周二十里，樵采其中。"（《明史·兵志》）明代军力部署，重内轻外，京师约驻军30　余万，畿内亦有20　万。

京军三大营制度在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前无大变化。洪熙年间，以武臣一人总理营政，以改变三大营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状况。正统十三年（1448年），开内臣监军之例，以邓茂七起义，京营出征，命太监曾吉祥、王瑾监督神枪火器，称监枪。

土木之变，京军50　万几乎全军覆没。京营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景泰年间，景帝命兵部尚书于谦整顿京营。于谦认为三大营各为教令，有战事时，临时调拨，兵将不相习，乃设立团营。每50人为一队，设队长，两队百人，设领队官。20　队千人，设把总官。5000人有都把总官。从三大营中共选15　万人，分10　营，称团营。每营设坐营都督1　员，都指挥3　员，把总都指挥15　员，指挥30　员，管队官每队2　员，于三大营提督中选2人充任总兵，负责10　营的训练管理。剩余的兵士归本营，称老家。京军之制为之一变。英宗复辟，于谦被杀，团营制被废除，恢复三大营旧制。营军总数为23万余，分为头拨、次拨，随时进行训练。

明宪宗成化年间，恢复团营制，增为12　营，称奋武、耀武、练武、显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扬威、振威。每营万人，各分为五军。三千营、神机营仍领马队、火器。12　团营各由侯一人统领，各佐以都指挥，监以内臣，提督以勋臣，称之为选锋。余兵仍归本营为老家，不参与训练，专门供役使。当时共选出14　万人，3000　余人为选锋，又以山东、河南、江西精兵为班军，春秋番上京师，共计25　万人。成化时，郡内监汪直总督团营，禁旅大权从此落入太监之手。成化二十年，还恢复了殚忠、效义二营，练京卫舍人、余丁。二营立于永乐年间，后废置，至此复设，但不久，又因无益废除。

弘治时，营军久困于工役，缺伍多，颓靡不振，明武宗即位时，12　营锐卒仅存60500　余人。正德年间，京营制又发生变化。边将江彬得武宗之宠，奏调边军入卫京师，以壮大自己的势力，边军数万人被调入京师，称外四家。立两官厅，选团营及勇士、四卫军于西官厅操练，正德元年所选官军操于东官厅，东西两官厅军称为选锋，12　团营又成老家。此时边将用事，工役浩繁，京营戎政益坏。给事中王良佐奉敕选京军，查籍册应有38　万，实际上存者不足14　万，仅选出2　万人。武宗死后，大臣以遗诏罢两官厅，仍为团营。

明世宗嘉靖时期，营政废坏如故，京营兵士仅余5　万余人，加派文臣提督团营。嘉靖十五年，都御史王廷相受命提督团营，他对当时营务的看法，颇为中肯：一是军士多被朝廷及中贵、武臣拉去服工役，不似武夫，倒与田夫无异。二是到了年龄的兵士，应由子弟替代，但吏胥上下其手，索要重贿，使贫困老弱兵士充斥营伍。三是富裕的兵士不愿参加营操训练，贿赂将领将名籍列入老家。语虽切中要害，但不久朝廷两郊九庙诸宫殿大兴土木，京营尽被趋往劳作。嘉靖中期，边警频仍，仅选出骑兵3　万，仍分作东西官厅，进行操练。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鞑靼军兵临北京城下，京营军士仅五六万人，被驱出城迎战，"皆流涕不敢前，诸将领亦相顾变色"（《明史》卷九十《兵志》）。大学士严嵩为塞责，对团营制又进行了改革。

这次改革是罢团营、两官厅，复三大营旧制。三千营改名神枢营。设大将1人，称总督京营戎政，设文臣1人，称协理京营戒政。五军营副将2人，参将4人，游击将军4人。神枢、神机副将2人，佐击将军6人。不久又增能战之将，称练勇参将6人，革去神枢、神机副将1人。12　营、两厅、司掖哨等均罢设。又派遣御史4人，募兵于畿辅、山东、山西、河南，得4　万人，分隶于神枢、神机营，大将所统三营之兵，平日称练勇，有战事时更定职名。五军营，设大将1人，统兵1　万，总管三营副、参、游击、佐击及坐营等官；副将2　员，各统军7000；左右前后参将4　员，各统兵6000；游击4　员，各统兵3000。外备兵66660人。神枢营，副将2　员，各统军6000；佐击6　员，各统兵3000。外备兵4　万人。神枢营亦同。在京各卫军，俱分隶于三大营。隆庆年间，一些官员认为三营几十万大军统于一人之手，不符合明太祖、太宗时分府分营以分权的本意，于是三大营互不统属，各设总兵一员（又改称提督），又增设文臣总兵三人，自六提督设后，遇事各持己见，纷争不决，只得罢设，仍置总督，协理二臣。

此后，营制变化不大，官员设置上有增损而已。崇祯年间，营务已尽领于中官。出战时，廪给优厚，挟势凌虐将士，瓦解军心。明末，营将尽为内监私人，不懂军事，营兵只是注名支粮，买人雇役，朝甲暮乙。崇祯帝屡次要求严加训练，但每日操练者不过二三百人，未到黄昏，人已散去。崇祯问协理京营戎政的兵部侍郎王家彦，如何才能振刷营务，王家彦称"势已晚"（《明史》卷九十《兵志》）。崇祯十八年（1644年）李自成率起义军进攻北京城，至沙河，京军出战，未及接战，闻炮声已溃不成军，起义军长驱直入，守城的京军仅有3000人，城陷，明朝灭亡。

京营并不直接掌管皇帝的宿卫，另专设12　卫为皇帝亲军，不隶于五军都督府。

洪武二年，曾设亲军都尉府，统左、右、中、前、后五卫及仪銮司。十五年，均废，设锦衣卫，掌大驾卤簿，计10　司：鸾舆、擎盖、扇手、旌节、幡幢、班剑、斧钺、戈戟、弓矢、驯马等，士卒称校尉、力士、将军、大汉将军等。永乐中，增设红盔将军、明甲将军及叉手、围子手等，俱用以备宿卫，由公侯伯驸马等官统领。凡遇朝廷万寿圣节、正旦、冬至及大祀、誓戒、册封、遣祭、传制等项仪式，用全值，3000人。其他时间则更番上值。平日，当值将军百人昼夜分候午门外，叉刀围子手等则于皇城值宿。亲军之数：锦衣卫大汉将军1507人。府军前卫带刀官40人。神枢营红盔将军2500人，把总指挥16人。明甲将军502人，把总指挥2人，大汉将军8人，五军营叉刀围子手3000，把总指挥8人，勋卫散骑舍人无定员，旗手等卫带马官180。卫士上值，以金牌为凭，金牌颁于洪武六年，长一尺、宽三寸，以仁、义、礼、智、信为号，二面俱篆书，一曰"守卫"，一曰"随驾"。掌于尚宝司，上值时佩带，下值交还。

守卫皇城的士卒，共有22　卫，永乐年间定制，各卫辖区固定，职责分明。午门、承天门直至长安左右门，以及皇城东西，由旗手、沈阳、济阳、济川、府军及虎贲右、金吾卫、燕山前、羽林前八卫负责。东华门左右至东安门左右，属金吾、羽林、府军、燕山四左卫。西华门左右至西安门左右，由以上四右卫负责。玄武门左右至北安门左右，属金吾、府军后及通州、大兴四卫。昼夜巡守。

明代禁军中，还有四卫营的勇士旗军，隶属御马监，最初是以从蒙古统治区逃归的人充任，专门用以养马。以后，向朝廷献纳马匹的人亦可入营。宣德年间，有3100　余人，设武骧，腾骧左右卫，始称四卫军，设坐营指挥四人，督以太监，别营操练，服装器械，亦与其他军士有别。弘治末年，四卫营勇士有11780人，旗军30170人，每岁支粮50　万。多为军卒相冒，以支粮饷。正德年间，选四卫营勇士隶西官厅，嘉靖年间，革西官厅，勇士仍归卫。应兵部之请，四卫营曾属兵部，但不久又尽归御马监，仍为中官把持。万历四十二年，给事中姚宗文点阅四卫营，称"官勇三千六百四十七，仅及其半。马一千四十三，则无至者。官旗七千二百四十，止四千六百余，马亦如之。"（《明史》卷九十《兵志》）要求惩治失职官员，不了了之。天启末年，开始分弓弩、短兵、火器，对其进行训练。崇祯年间，太监曹化淳改之为勇卫营，训练成一支劲旅，号称黑虎头军。

班军设于永乐十三年。每年有16　万人番上京师。明宣宗以后，专用江北卫所军士担任。班军设置的目的："一则可以壮王畿而负常尊之势；一则可以威四方而消不轨之谋；一则可以备征调而潜抑京军之骄惰"（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四十三）。

班军抽选地区，渐成定例，大宁70700　余，中都、山东递减，河南最少，有14000　余。隶于京营，春秋更代。明中期以后，班军多被用作工役，操练尽废，班军衍期不至，缺额严重，虽屡有整饬，收效甚微。

（三）五城兵马司与巡检司洪武初年，设兵马指挥司，负责社会治安，昼夜巡逻于京城内外。初隶于中军都督府。永乐元年，始正式设中、东、西、南、北五城兵马指挥司。各设指挥一人，副指挥五人。巡察的范围，南至海子，北至居庸，西过卢沟桥，北至居庸关。所辖官军人数逐渐增加。宣德初，京师多盗，增官军百人，协助五城兵马司巡捕。不久，又增夜巡候卒500人。成化时，始命锦衣卫官校参与巡捕，并由锦衣卫官同御史督之。成化末年，加拨团营军200人。弘治年间又加拨三千营军士120　名。同时，令锦衣卫官五人，旗手等卫官各一人，率兵分地巡警。弘治末年，逻卒增至4000人。万历以后，军额倍增，达10018　员，马5000　余匹。

随官军人数的增加，官员也逐渐增置。设提督官1　员，中军官1　员，左右参将2　员，城内分地设把总12　员，又有统率500　精兵的尖哨把总6　员等。官员各分信地，设立界牌。士兵们夜持巡牌，"核城门扃鐍及夜行者"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三六），及盗贼、妖言、街道、沟渠、囚犯、火禁等事。孝宗时，里甲之法极严，家给悬牌，悬于门上，上书籍贯丁口名数。外地口音及服色有异者，均在摘发之列。皇帝出宫及朝审、录囚等，逻卒还需列队街巷，以壮声势。

明初捕盗在京师以外各州县则无专官，弘治以来，在外添设捕盗通判、州判、主簿等官。

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凡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任务是盘诘往来奸细、贩卖私盐犯人、逃军、逃囚，以及无文引、面生可疑之人。同时规定军民人等往来出乡百里者，即由巡检司按验文引。运船马快商贾等船，经由津渡巡检司者，也要按验文引。巡检司执役之人由乡兵充任。乡兵是由丁粮相应人户内佥点，一年更替。一些地方的巡检司还可以拨囚犯应役，亡故后勾其家人补役。巡检司盘查抓获的内外卫所逃军、囚徒、无文引之人，及贩卖私盐者，送到刑部审问，在逃囚军刺字，原伍旧军及余丁亦刺字。若系在京军人，则调发外卫，在外卫所军人，仍发原卫著役。盐贩充军，财物入官。

在京的五城兵马司，各州县衙门的捕盗通判、州判、主簿及遍布全国各地的巡检司，构成明代的警察系统。而锦衣卫及东西厂等更是直接服务于皇帝的秘密警察。

（四）驿递明代从京师到地方，遍设驿递，在京称会同馆，在外称水马驿及递运所。另有递送公文的急递铺。

会同馆。明初设于南京。永乐初又于北京设会同馆。正统六年定制为南北2　馆，南馆3　所，北馆6　所。所设大使1　员，副使2　员，南馆设馆夫100名，北馆300　名，负责做饭以供使客。从顺天府及直隶真州保定等处佥发，一年一代。额设马匹171　匹，从各地佥派，百姓占田40　顷以上者，出马1匹。

马驿，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马驿视冲要之处，每驿设马80匹、60　匹或30　匹不等。其余虽非冲要，但系经行道路，则设马20　匹、14匹、5　匹不等。役夫从该驿附近民户中佥派。将各驿马匹分上、中、下三等，悬以小牌，视往来过客的情况给付使用。有紧急公务，则在马上悬一铜铃，下一驿所听铃声备好替换马匹。

水驿设船不等。如使客通行正路，则设船20　只、15　只或10　只，分行偏路，亦设船7　只或5　只。每船设水夫10　名，于纳粮5　石之上、10　石之下者点充。

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凡在内公差人员，系军情重务及奉旨差遣者可以由驿传付马匹脚夫。兵部填给勘合，所差人员，转赴内府关领符验。事毕销缴。嘉靖以后均改用勘合。由京师兵部给发者为内号，南京兵部及各处抚按衙门给发者称外号。上面填写公差人员姓名、缘由等项。

急递铺用以递送紧急公文。洪武二十六年定，凡10　里一铺，每铺设铺长1　名，铺兵要路10　名，偏僻之路四五名，于附近丁力田粮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之家点充。每个急递铺前设12　时日晷一个，以验时刻，铺门首有牌门一座，常明灯烛一副，簿历二本等等。铺兵递送公文的速度，一昼夜为100刻，每三刻行一铺，昼夜须行300　里。即8　分钟行一里地。一有公文送至，便要随即递送，不分昼夜。马悬鸣铃，前铺闻铃，预先出铺交收，随即于封皮格眼内填写时刻、该递铺兵姓名，速令铺兵用袱包裹，夹板拴紧，携小回历一本，递至前铺交收，于小回历上附写到铺时刻，以凭稽考。

四、从土木之变到庚戌之变--艰苦维持时期（一）麓川之役麓川宣慰司在今云南瑞丽县等地区，位于金沙江以南，与缅甸接界。元代于其地设平缅宣慰司，明洪武年间，大军平云南后，改平缅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司。洪武二十九年，置平缅宣慰司。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麓川宣慰使思伦发叛，称兵30　万。朝廷派沐英率3　万骑兵增援当地守军，于定边破其象阵，斩杀4　万人，思伦发战败遁去。洪武三十年，思伦发被其部属刀干孟所逐，逃到沐英之子沐春处请求庇护。朝廷派兵逐刀于孟，降者7　万人，擒刀干孟，归麓川于宣慰使思伦发。思伦发死后，当地土著分据其地，沐晟讨平之，以其地设三府、二州、五长官司，又于怒江西置屯卫千户所戍之。

思伦发死，其子袭，又死，次子思任发袭麓川宣慰使，其地多被缅甸宣慰司吞并。正统三年，缅甸宣慰使被木邦宣慰所杀，思任发欲尽复故地，兴兵扰边。正统四年，沐晟往讨不利，惧罪暴卒。五月，以沐晟子沐昂为左都督征南将军，吴亮为副将军，马翔、张荣为左右参将，率军讨思任发，兵败，马翔、张荣下狱。七月，沐晟军取得了两次胜利，十二月，思任发派使者入贡谢罪。

明廷对是否继续对麓川用兵存在分歧。明英宗命大臣在朝商议。刑部侍郎何文渊认为麓川地方僻远，不宜动兵。大学士杨士奇亦主其说。侍讲刘球认为明廷边患在瓦剌，应把防守的重点放在北边。专权的宦官王振为"示威荒服"，力主用兵，已先将甘肃总兵蒋贵等召回待命。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王骥主战，称思任发世代袭职60年，屡抗王师，朝廷不应示弱小夷。

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命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发兵15　万征麓川。蒋贵为一员勇将，起身行伍，不识字，但能与士卒同甘苦，出征时，衣粮器械不役一人，临阵则身先士卒，颇受爱戴。

正统六年十一月，蒋贵兵分三路，乘风纵火，拔敌巢上江，斩敌5　万，余众散去。思任发率2　万人列七营据险，与官军战于木笼山，官军左右夹攻，大败思任发，乘胜追至马鞍山下，破其象阵，死者十余万，麓川大震。十二月，都指挥方瑛率6000人破敌追兵。大军进攻麓川城，积薪焚其栅，思任发携妻子逃至缅甸，遂班师。封蒋贵为定西侯，王骥为靖远伯。

明军凯旋之鼓乐未停，思任发又叛。正统七年十二月，朝廷又命蒋贵、王骥出兵。八年二月，大军进至金齿，要求缅甸交出思任发。缅甸不听，乃进至腾冲，与缅甸军战于蛮江之上，激战一昼夜，缅军败退。思任发又逃，官军获其妻子，班师。

正统九年二月，王骥合木邦诸部，屡征缅甸，缅甸要求以麓川之地归木邦宣慰司，孟养、戛里予缅甸，才交出思任发，并声称思任发从子思机发屡相攻，不敢交。王骥率兵捣思机发寨，思机发逃到孟养。英宗命王骥还京。正统十年十二月，千户王政奉敕到缅甸要求其交出思任发，缅甸方面恐官军再出，交出思任发，思任发绝食，奄奄一息，王政遂杀之，将其首级传送至京。

思任发虽死，其从子思机发仍据孟养，拥兵自重。正统十三年，又命王骥出兵13　万讨之。明军渡金沙江，攻下思机发所据的鬼器山、芒崖山等寨，斩获无数。明军伤亡亦很大。思机发不知下落。各部落又拥思任发之子思禄为乱，复据孟养地。

王骥八年来屡次出师，虽有斩获，但大军一还，叛乱如故。明廷考虑到不可能彻底平定麓川，只好与思禄约，许其为酋，约束各部，居孟养如故。双方于金沙江立石为界："石烂江枯，尔乃得渡"。

麓川之役，征调四川、贵州、湖广、南京、云南军士先后20　余万，转饷半天下，"劳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明史》卷一七一《王骥传》），明王朝面对北边瓦剌的强大军事威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仍未将麓川平定。麓川之役对明廷来说，是一场失败的战争。

（二）土木之变蒙古鞑靼部自永乐年间明成祖的数次北征之后，势力已大为削弱，宣德年间复为瓦剌部顺宁王脱欢所败，尽并其众。瓦剌部势力转盛。脱欢为永乐年间被封为顺宁王的马哈木之子，脱欢统领了瓦剌、鞑靼两部后，欲自立为可汗，但多数蒙古人仍愿立元宗室子孙，脱欢乃自称丞相，立脱脱不花为可汗。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死，其子也先脱离脱脱不花的辖制，向明廷朝贡也是各自派遣使臣，明廷也乐于分而治之，两边应付，赐予丰厚。

永乐以后，对蒙古改攻势为守势。仁、宣时期，除宣德三年（1428年）

宣宗曾率3000人出喜峰口击败兀良哈万人外，未与蒙古人发生过战争。宣德五年（1430年）以开平孤悬塞外，移卫于独石，独石以北之险要尽失。正统年间，明廷忙于对麓川用兵，也先正拚命扩张其势力，向西北方向发展，控制了沙州、赤斤蒙古诸卫，又吞并哈密卫，明廷失去西陲屏蔽，与西域的交通也被阻断。此后，也先又转向东方，"破兀良哈，胁朝鲜"。至正统年间，明廷坐视也先势力向东扩展到辽东地区，向西扩展到新疆、青海等地，明边防全线吃紧，朝中一些有识之士的增兵防备建议被束之高阁。

正统十四年（1449年），以贡马事件为导火索，也先率部大规模南侵。

这年二月，也先遣使2000　余人进马，诈称3000人，邀取厚赏。这本是明廷多年以来羁靡政策使然，但专权的宦官王振矫枉过正，突然按实际人数给赏，并减去马价4／5。也先被激怒，于七月间兵分四路，大举入侵。东路由脱脱不花和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进攻甘州（张掖），中路为进攻重点，又分两支，一支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统领攻大同。七月十一日，大同失利，塞外城堡相继陷没。大同败报传至京师，明英宗在王振的蛊惑下，决定亲征。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率百官劝阻，英宗不听，命其弟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师，率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从征，发大军50　万，要求各部门在几天之内将人、马、粮草备齐，由于时间仓促，大军领到的军需物资不足，而主战场宣府、大同等地也缺乏粮草。七月十六日，英宗率50　万人从京师出发。由于仓卒出行，组织不当，行伍一片混乱，自相惊扰。十九日抵达居庸关。群臣请求驻跸，英宗不听，继续北行。二十三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心惶惶，边报愈急，扈从诸臣接连上章请留宣府，王振怒而不允。未至大同，兵士行粮告罄，僵尸横路，敌亦佯退，诱师深入。八月一日至大同，王振犹欲再进，兵部尚书邝埜坚请回驾，王振命其与王佐随老营行动，不许参与决策。邝埜从马上跌下，几乎摔死，王佐则整日跪在草中，企图感动英宗回师，但都无济于事。这时，前锋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大同守备太监郭敬密告王振敌锋甚锐，决不可行，王振始惧，决定于八月四日回师。大同总兵郭登言车驾宜从紫荆关入。王振是蔚州人，从紫荆关退兵正可从其家乡经过，可以要求皇帝幸其故里，显示威风。大军行了40　余里，王振又考虑到大军会踩坏其家乡的庄稼，临时改变行军路线，过宣府。邝埜上书请求急驰入关，王振不听，邝埜又到行殿申请，王振怒称"腐儒安知兵事"（《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土木之变》），命左右掖之去。十日，到达宣府，瓦剌追兵突至，命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拒敌，皆战死。又派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3　万骑前去救援，朱勇冒险进入鹞儿岭，陷入重围，全军覆没。十三日，大军退至土木堡，离怀来城仅20　里，随从官员都主张迅速入城，但王振以辎重车千余辆未至为由，令大军坐等。第二天想继续南行，瓦剌大军逼近大营，大军不敢行动。土木堡地高无水，掘井深2　丈亦不见水，人马两日未饮，饥渴难耐。土木堡之南15　里有河，已为也先所据。也先大军从土木堡旁的麻谷口进攻明军，守麻谷口的都指挥郭懋拒守一夜，敌军越来越多。十五日，也先佯退，并派使者议和，王振轻信，卒令大军移营就水，军士跳越壕堑而行，行伍混乱，才及三四里，瓦剌军四面围攻，明军"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瓦剌骑兵蹂阵而入，长刀挥舞，砍杀明军，明军死者蔽野塞川，英宗与亲兵乘马突围，被瓦剌军挡了回来，乃下马盘膝，南面而坐。一个瓦剌士兵前来剥其衣甲，见其衣着、举止与众不同，就推其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由此做了瓦剌的俘虏。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等数百随从官员皆死，50　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是明京军的全部精锐。

土木之败，并非两军数量及战斗力悬殊所致。瓦剌军士不过2　万，明军50　万败在战略决策、指挥失当上。明军欲阻厄瓦剌的强大军事攻势，主动出关，欲与敌决战，但敌情不明，处处盲目被动。明军主力进至大同时，才知敌势强大，临时改变作战方针，仓促后退，终于酿成土木堡之惨败。

（三）北京保卫战明英宗于土木堡被俘，也先大喜过望，欲挟其作为赚取边城、勒索财物及与明廷议和、换取让步的资本。明廷对这一突发事件从最初的惊慌失措转至冷静面对，促成这一重要转变的关键人物，就是于谦（1398-1457年）。土木堡败报入京，大小臣工于朝中聚哭，以翰林侍讲徐珵为首的一部分朝臣主张南迁，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正直派官员，坚决反对，以宋南渡为例，力主坚守。郕王朱祁钰和皇太后下决心抗战，并将战守重任交给于谦。首先，针对瓦剌挟明天子之谋，于谦与吏部尚书王直等请示皇太后，要求立郕王为帝，皇太后见英宗之子年方3　岁，而国家正处于非常时期，急需皇帝主政以稳定人心，同意以郕王即帝位，改明年为景泰元年，升于谦为兵部尚书。

王振的愚蠢顽固是土木之败的主因。群臣激愤，于朝中击杀其党马顺等三人，朱祁钰顺应民心，将王振余党下狱论斩，家产籍没。

在这些政治上的举措完成后，于谦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军事上的部署。当时，京军劲旅尽陷于土木，京中仅余疲卒不足10　万。八月十九日，于谦危难中受命，立即奏调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东南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的浙兵亟赴京师。

同日，又将通州粮移入京师，通州粮储百万石，有人怕被瓦剌军夺去，主张焚毁。在京的应天巡抚周忱建议军人半年粮饷、京官九月至明年五月俸粮均于通州支取，令其自己运回，官府给运费。同时，还征调顺天府大车500辆运粮至京，"运粮二十石纳京仓者，官给脚价银一两"（《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粮储入京，各地官军也陆续赶来，京师人心渐稳。

京师防务粗定，于谦又着手京师外围之防线，他推荐右都御史陈隘安抚畿内军民。

土木之变后，宣府周围堡垒守将纷纷弃城而逃，宣府成为一座孤城，人心惶惶，官民争相弃城出逃，巡抚罗亨信仗剑坐城下，下令出城者斩。也先三次进攻宣府，挟英宗赚取城池，守将杨洪、罗亨信拒不开门，率军民坚守。八月二十四日，于谦为奖谕其屏卫京师之功，请朱祁钰封杨洪为昌平伯，并奖励巡抚罗亨信等。于谦还撤换京城内外一批老弱怯懦的文武官员，提拔一批有才干的官员。如广东东莞县河伯所闸官罗通升任兵部郎中守居庸关，四川按察使曹泰守紫荆关，大同副总兵郭登升任总兵，镇守大同，都督石亨总京营兵。南京储备的军器大批调入京师。

八月二十一日，瓦剌军拥英宗至大同城外，郭登闭门不纳。当时大同军士多战死，郭登接任大同总兵时，士卒堪战者才数百，马仅百余匹。郭登修城缮甲，慰问伤病士卒，勉励将士，誓与大同共存亡，并迅速着手扩充军队。数年后，马至5000，精兵数万，大同兵遂为天下之最。

于谦为解决京师兵力不足的问题，遣御史白圭、编修杨鼎等15人，募兵畿内、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并召募官舍余丁、义勇、民丁等，及更替下的沿海漕运官军，集中京师备用。工部则集中力量日夜赶制武器。

土木惨败后，瓦剌部没有乘胜直捣京师，而是几次在宣府、大同等边镇勒索财物，使明廷得到了一个月的喘息时间，这是瓦剌军作战中的最大失误。十月初一日，瓦剌军在也先及脱脱不花的率领下大举进攻京师，明廷在于谦的主持下，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均已基本就绪。十月初一日，也先挟英宗至大同，称奉明天子还，大同守将郭登严阵以待，言国已有君，拒而不纳。也先见大同兵备甚严，弃而不攻，绕过大同南进。郭登将敌情飞报入京，京师闻讯，立即戒严。十月初三日，瓦剌军前哨2　万骑兵已抵紫荆关，初九日，也先主力抵达，全力攻关，投降瓦剌军的明朝宦官喜宁引导瓦剌军由山间小路越过山岭，夹击关城，关城腹背受敌，守将都指挥韩青及都御史孙祥战死，紫荆关失守。另一路瓦剌军从古北口进犯，初四日瓦剌3　万人过洪州堡进攻居庸关，又转攻白羊口，初八日，白羊口守将谢泽战死，白羊口失守。瓦剌军从白羊口和紫荆关两路进逼北京。十一日，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明廷方面：初八日，于谦受命提督各营军马，并赦原大同主将刘安及因交趾事下狱的成山侯王通出狱，协守京师。众臣集议守京师之策，王通主张挑筑城外沟濠，太监兴安"鄙之"，认为这是最怯懦的办法。石亨主张毋出师，尽闭九门，坚壁清野，以拖垮敌军，应该说这是老成之策，因明军新败之余，士气不高，瓦剌军骑兵骁勇，仅用10　天就直趋北京城下，长驱900里，其势甚锐，北京坚城深濠，易守难攻。但于谦认为"贼张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张也"。（《明通鉴》卷二十四）主张列军城外迎击敌人，即背城死战，破釜沉舟。这是极为大胆的冒险之举。这种战法，置士兵于死地而后生，可以激励士气，对敌可示誓死抗战之决心。其弱点在于放弃有利于防守的京城城垣。于谦以其雄才大略，在朝廷危急之中，毅然采取这一孤注一掷之战法，将京师22　万兵布列于京师九门之外，总兵官石亨、副总兵范广列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列阵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列阵朝阳门；都督刘聚列阵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列阵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列阵正阳门；都督刘德新列阵崇文门；都指挥杨节列阵宣武门；诸将皆受石亨节制。于谦亲自到德胜门石亨阵中抵御瓦剌主攻部队。部署完毕，城门尽闭，不再轻易开启。于谦下令：临阵时，将领不顾士兵先退，斩将，兵不顾将先退，斩兵；前队战退，后队有权尽斩之以徇，不斩者同罪。

也先兵临城下，见明军有备，乃先以和议试探虚实，要求明朝派大臣"迎驾"，众人不敢出，明廷派通政使参议王复为礼部侍郎、中书舍人赵荣为鸿胪寺卿，出城朝见英宗。也先不满，对王复等称："你们都是小官，可令于谦、王直、石亨等来"，并索要大批财物。朝中一些人及朱祁钰等有些动摇，想议和。于谦不同意，坚持以武力抵抗。十三日，瓦剌军万余骑兵进攻德胜门。瓦剌军此前曾派散骑到此窥探明军阵势。于谦判断其会在这里进攻，命石亨预伏精兵于德胜门外道路两旁的空房中。瓦剌大军来攻，明军先以少数散兵诱敌入伏中，抓住战机，伏兵四起，瓦剌大败。也先之弟素有"铁元帅"之称，德胜门之战中被明军火炮击毙。石亨率军出安定门，与其从子石彪持石斧冲入敌营，所向披靡，敌军退却。转攻西直门，孙镗率部拚杀，寡不敌众，退至城下，诸将未救援，孙镗急叩门求入城，给事中程信监军西城，见孙镗失利，开门纳之。敌见孙镗退却，势益张。程信见状，乃闭城趋孙镗再战，瓦剌逼近城池，孙镗军无退路，只得死战，程信、王通于城上以火炮助攻，毛福寿、高礼亦率军来援，高礼战死，形势益急，石亨兵至，才击退敌军。

此次战斗之后，于谦见西直门和彰仪门之间力量薄弱，乃增派兵力，命都督毛福寿于这一线埋伏火炮，并要求诸将临战要互相应援，瓦剌军果然在彰义门组织起新的进攻。于谦命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都指挥王勇率军往彰义门迎战，以火器列于前，弓矢短兵随其后，挫败了瓦剌军的前锋。明军数百骑欲立功，从后队跃马而出，打乱了己方阵形，瓦剌军乘机反击，明军败退，武兴中流矢死，瓦剌军追至土城，这里的居民也前来助战，他们登上屋顶，砖石瓦块铺天盖地而来。王竑、毛福寿的援兵赶至，瓦剌军不敢恋战，仓皇退去。

瓦剌土木胜后，心骄气盛，以为京师旦夕可下，没想到五天以来受到明军的顽强抵抗，士气低落，也先布置的一支由居庸关包抄京师的5　万大军，被阻在关口。守将罗通率军民汲水浇城墙，天寒地冻，城坚硬光滑，无法靠近，经七天的战斗，击退敌军。罗通还三次派军出城追杀，颇有斩获。十月十五日，宣府、辽东军亦入援京师，也先无计可施，听说明援军四集，乃于十五日夜拔营北归。于谦侦知英宗已被也先挟持先退，乃令火炮齐发，轰击敌营，死者万余。瓦剌军自良乡向西退去，沿途大掠，在昌平还焚毁了明朝皇帝的长、献、景诸陵寝殿和供器。十七日，由紫荆关退出关外，杨洪所率的宣府援军2　万会同孙镗、范广军追击敌残兵，各地百姓也不堪瓦剌军抢掠，组织起来自卫。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终于退出塞外，京师转危为安。

（四）项忠与荆襄之役流民问题是明中叶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洪武年间所制定的户籍政策极为严厉，目的就是把百姓束缚在土地上，以保证国家的赋税和徭役。明中叶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赋役的日益苛重，"逃户"、"流民"越来越多，荆襄山区是流民最大的聚集区。

荆襄的郧阳地区，在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地带。这里北有秦岭，南有大巴山，东有熊耳山，中有武当山、荆山，山深林密，沃野千里，是封建统治的薄弱环节。元代这里已是流民的聚集区，并不时与朝廷武装对抗。明初邓愈平定这一地区后，将百姓迁出，空其地，严禁百姓进入。但永乐年间，这一封锁已被打破，郧阳山区已有流民进入。宣德至成化年间，流民已达150　万。他们千百为群，开荒采矿，流徙不定。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天顺八年（1464年）明政府特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管理荆襄、南阳三府的流民事宜。

成化元年三月，流民首领刘通（号刘千斤）联合石龙（号石和尚）、刘长子等，在房县大木厂聚众4　万人起义。他据梅溪寺称汉王，年号德胜，任命了将军、元帅等。五月，明廷派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太监唐慎、林贵监军，会合湖广总兵李震、河南巡抚王恕入山征讨。刘千斤在襄阳房县、豆沙河等处万山之中，分为七屯，且耕且战。在梅溪附近，起义军大败李震所部湖广军，杀都指挥以下军官38人（《明史·李震传》），朱永生病，留在南阳，白圭率官军分兵四路，分别从南漳、远安、房县、谷城犄角并进。白圭、唐慎、李震在南漳小胜义军，进至潭头坪。林贵、鲍政自远安进兵马良坪。喜信、王信自房县进兵浪口河。王恕、都指挥刘清等自谷城进兵洞庭庙，四面围攻。刘千斤率部撤至寿阳，欲出陕西。苗龙走大市，欲出远安。明军已至寿阳，义军退路被截断，刘千斤遂退至大市，与苗龙合兵，拒战明军，激战中，刘千斤之子刘聪及苗虎等百余人战死，明军乘胜进逼，刘、苗率众退保山寨，这里山险谷深，又赶上大雨泥泞，明军猛攻三日，未能攻下山寨。白圭率兵前来增援，刘清领兵千余，由小路绕到寨后，纵火焚义军营寨。正面，白圭率大军进攻，义军数万迎战，见营后起火，腹背受敌，阵大乱，被明军斩杀万余人。刘千斤、苗龙等40　余人被生擒。送到京师，磔杀于市。义军余众男子10　岁以上者皆被杀。刘长子、石和尚等于乱军之中逃去，收集余部，聚众于四川巫山。白圭派参将喜信、鲍政、都指挥白玉追蹑其后，进兵巫山。十月，义军食尽，军心动摇。白圭派指挥张英入山诱降。刘长子临阵动摇，缚石和尚送至喜宁营。自己亦率众至喜宁营乞食投降。不久，刘千斤妻连氏及义军将领计600　余人被诱执。此事的结局颇富戏剧性。张英以一个指挥居此大功，诸将妒嫉，在总兵朱永处诬其多受义军贿赂，结果张英被朱永捶杀。刘长子出卖石和尚等义军领袖，终未能逃出一死。十一月，明军班师，众人被押送进京，石和尚与刘长子等均被杀于市。明廷任命原户部右侍郎杨璿为右副都御史，抚治荆襄、南阳流民。

刘千斤所部流民起义失败后，流民问题并未解决，连年干旱，使许多小农无以为生，大批入山，很短的时期内，流民入山者达90　余万众。成化六年（1470年）十月，荆襄流民李胡子（李原）、王彪、小王洪等刘千斤旧部又聚众起义，他们于南漳、内乡、渭南之间活动。李胡子称太平王，立"一条蛇"、"坐山虎"等名号。

十一月，明廷派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李震前往镇压。项忠认为官军人少，战斗力不强，增调永顺、保靖士兵，合兵25　万人，分八路进攻义军。同时派人招谕流民出山。流民附和李原起义者虽达百万之众，但无严密的组织，又无武器，他们的目的只是能在这里得到土地，得以生存。一见项忠招谕，便扶老携幼，纷纷出山。计有40　万流民受抚。王彪率几十人侦查敌情，并劝阻流民出山，被官军抓获。义军势孤，李原退入深山。项忠派副使余洵、都指挥李振进山追捕，与李原部在竹山县相遇，李原战败被擒。小王洪所部500　余人屯于钧州龙潭，亦被破擒，起义失败。项忠指挥官军对手无寸铁的流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当时流民有自洪武年间即入山耕田者，并未参加起义。明军入山，不分青红皂白，"尽草剃之，死者枕藉山谷"（《明史纪事本末·荆襄之役》）。万余人被编戍湖广、贵州，集体乘船而往，多得疫病而亡，弃尸江浒，臭不可闻。被招出山的40万众，项忠强迫其还乡，适值溽暑，因饥渴而死者众多，瘟疫流行，押送者惧其传染，往往故意沉舟于江，大部分人因此丧命。

大屠杀过后，项忠在流民的累累白骨上，立"平荆襄碑"以记　其功。

此碑被时人称作"堕泪碑"，以嘲其滥杀无辜。项忠因平流民之功升为右都御史。还朝后，即因滥杀受到弹劾。

此后，明廷为防止流民复入，立严刑峻法以治之。规定入山者枷号一月示众，全家谪戍边卫。在12　个通衢要路设立营堡，驻兵200人常年戍守。又在8　个水陆要冲设巡检司，盘查行人。但流民入山之势不减。成化十二年（1476年），又聚集几十万人。朝中一些官员鉴于两次出兵，并无实效，尤其是项忠滥杀造成的恶果，乃改变政策，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总结东晋时设侨置郡县的办法处置流民，主张"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置州县以抚之。"（《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八《平郧阳道》）朝廷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采用这种办法，成化十二年二月，命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安抚流民。十一月，开设湖广郧阳府，于其地设湖广都司、卫所及县，得流民113000户，遣返故土16000　户，愿留者96000　余户，许其自占旷土，开垦为业，以供赋役，设置郡县进行管理。湖广割竹山地分置竹溪具，割郧、津地，分置郧西县；河南割南阳、汝州、唐县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阳三县；陕西析商县地，分商南、山阳二县，以商县为商州，以郧阳府统郧、房、竹山、竹溪，郧西、上津六县，卫设于郧阳。流民问题得到暂时解决。

（五）庚戌之变庚戌之变是明朝中叶以来空虚无力的边防建设的一次大曝光。继土木之败以后，蒙古兵第二次兵临北京城下，但今非昔比，昔日北京保卫战的锐气全无，只是因为蒙古部志在抢掠，并无推翻明廷、夺取大明江山之企图，才使明王朝又得以在内忧外患的沉重阴影下苟延残喘。

自明英宗回到北京后，蒙古部脱脱不花与也先之间矛盾日深，明廷也想利用其矛盾，厚赏脱脱不花，以制造摩擦，削弱也先的势力。但也先势力强盛，终于杀掉脱脱不花，兼并其众。景泰六年（1455年），阿剌知院杀也先，鞑靼部首领孛来又杀阿剌知院。也先死后，瓦剌部分裂，鞑靼部日渐强盛，尤以孛来部最强。成化元年（1465年），孛来与小王子（孛来所立脱脱不花后裔，即可汗之通称）、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抢掠延绥、平凉、灵州、固原以及大同等地。河套指今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南，黄河沿岸地区。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大弯曲，称"河套"。这里水草丰美，土地肥沃，可耕可牧，蒙古部遂长期住牧于此。不时侵扰明边。"套寇"成为明中期以来的严重边患。明孝宗弘治时，蒙古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将其子孙分封在大漠南北。达延汗死后，他的子孙领地分裂为40　余块，其中势力最强的是达延汗次子阿著之子吉囊和俺答，他们据河套，统领诸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吉囊死后，俺答势力独盛，他以河套为据点，率蒙古骑兵，经常进犯山西、陕西甚至京畿地区。明廷防守无力，一些大臣认为要根除边患，必须将套寇赶出河套地区。三边总督曾铣力主此说，大学士夏言支持曾铣。明世宗本来也倾向此说，但不久即改变主意，不愿兴兵。大学士严嵩瞧准这一机会，倾轧首辅夏言，称河套不可复。朝中诸臣见明世宗不主张复套，纷纷附和严嵩。河套地区的蒙古部也数次入犯，声言报复。于是夏言被罢官，曾铣下狱。甘肃前总兵官仇鸾因贪污被曾铣弹劾下狱，严嵩庇护仇鸾，代仇鸾草疏诬曾铣克扣军费百万，掩败不报，命其子贿赂权贵等罪。明世宗相信此说，以结交近侍罪将曾铣问斩。此后，无人敢议复套，边防日坏，明世宗深居西内，忙于建醮，颇厌兵事。主政的严嵩和兵部尚书丁汝夔遂不再奏闻边情。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率军进犯大同，先伏劲卒于沟中，令弱骑挑战，大同总兵官张达轻敌冒进，驱兵仓卒迎战，陷入埋伏战死。副总兵官林椿闻张达被困，冲入阵中救援，亦战死。二人为明边将中骁勇敢战者。俺答得胜，引兵退回。败报入朝，百官震恐，总督郭宗皋、巡抚都御史陈耀各被杖责100，陈耀死于杖下，郭宗皋戍边。以翁万达继任总督，翁病居在乡，乃以兵部侍郎苏佑代。苏佑代镇，即请增兵增粮，未获准。仇鸾贿严嵩子严世番，得以出狱，当上宣大总兵，驻大同。八月，俺答大军复进至大同，仇鸾闻敌至，惶恐无策，听其僚属之策，重贿俺答，求其绕过大同。俺答遂以箭纛为誓，与之盟约，东去，欲攻宣府东，辽左西。兵部尚书丁汝夔称世宗厌听警报，没将紧急边情上报，仅令蓟州严备，发边兵12000　骑兵、京营24000　骑兵分布于宣府、蓟州诸关隘。边兵取符验会兵，未能及时赶到指定防守区。京兵多市井无赖，毫无战斗力。八月十六日，俺答率部至古北口，以数千骑攻边墙，顺天巡抚率全部人马出关城拒战。俺答佯引兵阻蓟州方面的明军，潜派精骑从古北口左侧鸽子洞、黄榆沟溃墙而入，出现在明军背后，京军溃散，争相逃入山谷。王汝孝退守蓟州，知潮河川有径道，一昼夜即可达通州，急忙赶至，尽徙河东舟楫于河西。十七日，俺答抵密云，转掠怀柔，围顺义城，听说城中有保定兵，解围南去，夜半至通州，阻于白河岸边。王忬激励士卒登城守御，并派人缒城而下，火速入京请求增援。京中得报，慌了手脚，兵部急忙召集京营兵守城，并召已至居庸关的仇鸾引兵2　万入援。仇鸾既贿俺答东去，乃上疏称贼将东犯蓟镇，恐京师警急，申请入援京师。明世宗认为其忠心可嘉，对其信任不疑，令其守居庸关。此时急召入京师。兵部尚书丁汝夔点阅京军册籍，见册籍均为虚名，京军只剩四五万人，老弱不堪，又多在权贵家中服役。仓卒之中召集起来，从武库中领兵械甲仗，武库官员援例要钱，久不能成军。只得征募居民及各地为应武举而来到京城诸生，共约4万人守城，并命各地兵入援。明边政久坏，援兵陆续到达城下，计五六万人，饷费不知所出，户部文移往来二三日，士兵们才得到了几个饼充饥，战斗力可想而知。仇鸾所率大同兵甚至散其辫发，诈称蒙古兵，抢掠平民百姓，"民苦之，甚于虏"（《鸿猷录》卷十六《追戮仇鸾》）。仇鸾被任命为平虏大将军，节制入援军马。京营诸将被派出城，营于城外各民巷间，京营兵久未见敌，驱之出，涕泣不敢前。城外百姓蜂拥入城，秩序大乱。

八月二十日，俺答自白河东渡潞水向西行，前锋700　骑兵驻东直门外教场。二十一日，敌悉至城下，分掠西山、黄村、沙河、大小榆沟，诸将抵御不力。丁汝夔问严嵩战守之计，严嵩说："在边境打了败仗，可以掩人耳目，不让皇帝知道。在京城战败，皇帝尽知，谁担得起这个责任？敌来只是抢掠而已，满足了自会回去的。"丁汝夔依此计，戒诸将勿轻战。于是仇鸾在东直门外斩死人头六个报功，诸将闭营不出战。仇鸾还不时派人至俺答营许其贡市。俺答遂致书明世宗，求通贡市。世宗召大学士严嵩、李本、尚书徐阶等商议，严嵩不表态，称这是礼部的事，徐阶称敌驻兵近郊，朝廷方面战守之策一无所有，可以许其贡市，但恐其索求无厌。明世宗一心想退敌，声称如果此举对社稷有利，自己金玉珠宝皆可舍弃。徐阶遂要求其先退出塞外，再通过大同守臣进书，希望利用俺答退兵之机，征集四方援兵，朝廷战守有备。

方针已定，召集众臣商议贡市事宜，许其3000人入城为贡使，诸臣不敢反对。只有一国子司业赵贞吉站出来抗议，称这与城下之盟何异。是日晚，城外火光冲天，德胜门、安定门以北的民居尽被焚毁，明世宗在西内都能看见冲天的大火，惊慌不已，内侍转达了白天赵贞吉的一番话，世宗亟命赵贞吉具疏畅所欲言，赵贞吉上疏要求皇帝御奉天门上朝主政。下罪己诏，激励将士。明世宗很赏识他的胆量，立即升其为左春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携5　万金犒赏将士。

这时俺答转掠至西山至良乡以西地带，保定震动。明世宗登高，见城外火光冲天，怒诸臣抵御不力，决心杀一儆百。兵部尚书丁汝夔成为替罪羊，被捕下狱。事实上，明廷积弊已深，非罪一二大臣所能解。成国公朱希忠督京营兵，多役占，行伍不足。受命守京城，惧获罪，乃演戏般地将京营军从一处调至另一处，以掩人耳目。兵士们疲劳不堪，以为是兵部尚书丁汝夔在指挥着他们，咸归怒于丁汝夔，仇鸾兵抢掠过甚，不断有人向世宗报告。世宗宠信仇鸾，以其首先入援有功，抢掠的原因必是饥疲，不加追问。丁汝夔见皇帝偏袒，乃下令不许捕仇鸾兵。仇鸾称驻兵城外，实际上远离敌营，任敌于城下驰驱不敢战。兵部左侍郎杨守谦受命驻兵城下，兵少不敢出击。明世宗认为仇鸾远出御敌，而杨守谦畏怯，不敢出师，遂逮入狱。中贵别墅多在城外，悉被焚，争于世宗面前泣诉丁汝夔战守不力。丁汝夔众怒所归，与杨守谦一道被斩首示众。

俺答在城外大掠八日，志得意满，遂满载而归。欲夺白羊口出关，留一部分兵在京师外以为疑兵。仇鸾率诸将统兵10　万，相视不敢发一矢。俺答至白羊口，守将拒战，不得出，乃拥兵东南行，途中突与仇鸾部遭遇，仇鸾惊惧，几不能成军。敌纵骑蹂阵而入，杀伤千余人，仇鸾几乎被擒。事后他割取平民首报功。二十七日，俺答循潮河川经古北口原道退出，京师解严。这是一场荒唐的战争，明军几乎没有抵抗，史载其战绩为：大同游击王禄战怀来，斩17　级，获马12　匹。山西游击柴缙战昌平，夺还被掳男女242人。都督仇聚战海店，生擒4人。仇鸾虚报战功80　余级，世宗优诏慰劳，并加官太保。

（六）九边与长城九边是指专为防御蒙古兵南下而于长城沿线设置的九个重镇。明初，蒙古势力被逐出中原，活动于蒙古高原，朱元璋屡次派兵北征，并分封诸子沿边戍守，他的24　个儿子中有9　个被封为"塞王"，"连亘边陲，北平天险，为元故都"，建燕国；"东历渔阳（河北蓟县）、卢龙，出喜峰"，以大宁为中心建宁国；"东渡榆关，跨辽东，西并海，被朝鲜，联开原，交市东北诸夷"，以广宁为中心　建辽国；"西接古北口，濒于雍河，中更上谷、云中，太原其都会也，表里河山"，建晋国；"逾河而西，历延、庆、韦、灵，又逾河北，保宁夏，倚贺兰山"，以宁夏为中心，建庆国；"兼殽陇之险，周秦都圻之地，牧■之野，直走金城（兰州）"，以西安为中心，建秦国，"西渡河，领张掖，酒泉诸郡，西扃秦岭，护西域诸国"，以甘肃为中心，建肃国（《名山藏》卷三十六《分藩记》）。塞王们拥有重兵，佐以元勋宿将，其中尤以宁、晋、燕三王势力最大。宁王"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燕王则受诏"节制沿边士马"，数次拥兵出塞。燕王朱棣靖难成功，登基称帝，对分封在边塞而势力又较大的藩王，放心不下，进行削藩，宁王被徙于南昌，辽王护卫军队被削，谷王朱橞废为庶人。为解除蒙古的军事压力，五次出塞亲征，并在沿边部署重兵。

明初，大宁都司、营州等卫与辽东、宣府，东西并建为外边。古北口至山海关为内边。永乐时，移大宁都司于保定，散置营州等卫于顺天境内，设朵颜、泰宁、福余三蒙古卫，每年朝贡互市，"永为藩篱"。实际上，朵颜三卫成为北边的隐患。北边防线内缩后，为加强防卫，九边重镇陆续增设。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继设宁夏、甘肃、蓟州，又设山西、固原，逐渐形成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万里防线。九边各设镇守官员，并设置大量兵马。明朝军事部署，除京营外，主要兵力均放在九边防线。万历年间，九边主兵60　万，客兵即各地征调前来的兵力亦很多，军饷最初仰给于屯田，正统以后，逐渐由京仓供应。弘治、正统年间，银额43　万，嘉靖时增至270万。万历时高达380　万，明末为应付内外交困的局面，增兵增饷，加征加派，成为严重的财政负担。

九边情况，见于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约略如下：蓟镇之起，源于庚戌之变，总兵驻地三屯营（今河北迁安）。设官增兵，原额兵39000　余，马1　万余匹，万历时正兵31000，马6000　匹。随女真势力的崛起，军事冲突频仍，不得不调兵入卫，每年入卫兵有3　万余人。这些士兵称班军，从河间等卫及大宁都司轮班赴蓟镇。兵力仍嫌不足，募兵补充。嘉靖三十七年，召募15000，嘉靖四十二年，令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提调等官自募家丁。万历三年，募浙兵3000，四年，调南兵9000，五年，募3181人。

明王朝利用北魏、北齐、秦、隋长城，加修增筑，目的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长城工程在明王朝二三百年间，几乎不停地施工，形成西起嘉峪关、东达鸭绿江，横贯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辽宁等省市自治区，全长12700　多里的万里防线。各镇的防守，主要是沿长城一线布置兵力。

蓟镇的防守设施：蓟镇所辖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灰岭口，全长1200　多里。这是明代长城最坚固、保存最完好的一段。万历时，有城堡285座，空心敌台1240　座，潮河川大桥一座。隆庆二年，戚继光将蓟镇及昌平分为12　路，将边墙稍加厚，两面皆设垛口，每隔七八十垛的距离，下穿一小门，可登上城墙。城墙上筑有墩台，比墙高一倍，可容50　个士兵驻守。这样的敌台共修了1500　座，以后又陆续增修。

辽东镇。明代在辽东废郡县，置卫所。总兵驻辽阳，后移驻北镇。在辽阳、开原设自在、安乐二州。辽东镇兵马原额9　万，实际上有8　万余。隆庆四年还设置了由200　辆战车组成的车营，每年有3000人入卫协守。辽东镇所辖长城南起鸭绿江边，西至山海关，长1950　余里。这段长城明中期以后很少修葺，多为土城墙。辽东镇有城堡279　个，空心敌台31　座，边腹敌台90　座。宣府镇，明初于元上都设开平卫，置八驿。大宁都司、兴和卫废置后，开平孤悬塞外，宣德中，内移于独石。土木之变，独石八城皆被瓦剌军攻破，不久亦收复。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距京师不到400　里，迫近陵寝，为明廷肩背重地，防守任务很重。万历以来，女真兴起，辽东成为主战场，宣府兵事稍宁，兵马墩墙始渐次整饰。总兵驻地在今河北宣化，宣府防守设施，原有兵马15　万余，万历年间已减至7　万余人。每年有2500人入卫协守。宣府所辖长城东起居庸关，西至丁浑河（今山西大同东北），全长1023　里。因其处于北京之西北要冲，城墙十分坚固，有些地方有内外九重城墙。隆庆元年，修边濠，盖营房，砌独石、马营二城，加强防御。

大同镇。总兵驻山西大同。这里川原平衍，蒙古骑兵可长驱南下，防御任务颇重。大同原额兵马13　万余，万历年间仅存8　万余人。所辖长城东起镇口台（今山西天镇东北），西至鸦角山（又名丫角山，在今山西偏关东北），全长670　里。有城堡64　座，敌台89　座，墩台788　座。嘉靖三十二年添设300座空心敌台。每墩10人，每10　墩设提督官一员。

太原镇（又称山西镇），与其他边镇相比，稍近内地。外藉大同为藩篱，内恃三关为屏障，素少边患。嘉靖中，蒙古骑兵往来太原骚扰，始加强防御，改副总兵为总兵镇守。治所初设于偏关，不　久移于宁武。所辖长城西起山西河曲黄河岸边，经偏关、雁门关、平型关、固关而达黄榆岭（山西和顺东），全长1600　余里。这段长城在大同、宣府两镇长城之内，故称内长城，其目的是加强首都的防御。这段长城极为坚固，一些地方的石墙多达20　余重。万历三年，添砖包空心楼15　座，实心楼15　座，土筑敌台216　座，并加筑了边墙。太原镇长城沿线万历年间城堡、墩台、隘口、空心敌台计3711　座，原额兵马25000　余，万历年间增至55000　余人。

延绥镇，又名榆林镇。明初筑东胜等城，守黄河以北。正统间，失东胜卫，退守黄河。后因蒙古势力进占河套，又弃黄河守长城。镇城原在绥德。成化中，徙镇榆林堡。所辖长城东起清水营，（今陕西府谷），西至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全长1770　里。万历间，修延绥三段边墙671　里，墩台75座，墩院8　座，寨城7　座。万历年间，计有城堡62、民寨堡城149、寨城55、空心敌台239、敌台116、墩台1316　座。联墩勾堡，横截河套之口，为西北雄镇。原额兵8　万，后减至5　万。

宁夏镇，总兵驻宁夏银川。明初，置宁夏等五卫。西北据贺兰山，东南带黄河。自蒙古势力进占河套后，黄河东300　里，皆严备御，连年修治墙堑。正德间，修外边长城。嘉靖以来，又增筑内边，其中尤以清水、兴武、花马池、定边各营为要冲。所辖长城东起大盐池（今宁夏盐池县），西至兰靖（今甘肃皋兰、靖远），全长2000　里。成化十五年于宁夏东路沿河一带筑边墙。万历二年修宁夏镇城及平虏城迤北长城边墙6000　余米，筑墩设兵。万历时，有营堡城94、关城6、敌台35、墩台534、关隘33　座。原额兵马7　万，万历年间已减至2　万余。

固原镇，总兵驻今宁夏固原，成化以前，独靖虏一面防备蒙古势力，号称无事。弘治中，蒙古火筛部入侵，遂成为冲要地区。始以州治为镇城，隶以固、靖、甘、兰四卫，设总督、总兵参游等官。所辖长城东起陕西靖边，与榆林镇长城相接，西达皋兰与甘肃镇相接，全长1000　里。万历年间，有城堡885、敌台820、护城堡墩敌角台4010　座。兵马原设126000　余，后减至9万。

甘肃镇。明初，平河西，弃敦煌，以嘉峪关为界，由庄浪以南300　里为湟中地，置西宁卫。由凉州迤北200　余里为姑臧地，设镇番卫，又设甘州等五卫于张掖，肃州卫于酒泉，兰州卫于金城，地近2000　里，防守尤难。所辖长城东起金城（今兰州），西至嘉峪关，全长1600　余里。设城堡495、关隘104　座。兵马原额9　万，万历时仅余46000　余人。

正统以后，河套地区成为明代边防一大痼疾，而邻近的延绥、宁夏等镇，防守任务骤然加重。

洪武时，徐达、李文忠将蒙古势力赶至塞外，朱棣又数次亲征，黄河之外一带无警。宣德时，为防阿台朵儿只伯，派右佥都御史罗亨信、右副都御史陈镒镇守陕西，兼理宁夏、延绥等处边务。河套犹为明廷天险。

正统以后，情况发生变化。兵部尚书王骥巡边，见庄浪、永昌、山丹等卫守兵单弱，烽堠废圯，遂整饰军纪，斩杀败将。正统九年与阿台朵儿只伯一战，转战2000　余里，俘获2000　余口，阿台不久死去，河套地区得以安宁。接着开创榆林一带营堡，累增至24　所，岁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官军分戍，以河南陕西客兵助之。天顺时，孛来、毛里孩等部相继入侵，北境无宁岁，河套地区被其占领驻牧。

成化时，朝廷有"搜套之议"。七年，彰武伯杨信巡边，辅臣拟兴兵10万，但兵部尚书程信以其地旷远人稀，馈饷艰难，只发兵2　万，此议遂寝。不久，命吏部侍郎叶盛往河套议延绥事宜，朝中对河套一事，议论纷纭，或言增兵守御，或言大举兴兵，将其逐出河套外，沿河筑城堡，直抵东胜，徙民耕守其中。叶盛认为河套沙深水浅，难以住牧，春迟霜早，不可耕种，惟增兵守险而已。

成化时，在宁夏花马池东至延绥安边营，西至宁夏黄河边横城堡一带，400　余里，宁夏巡抚徐廷璋、延绥巡抚余子俊相继修浚。

正德时，杨一清主持修建边墙仅40　里，被刘瑾阻挠而作罢，嘉靖时，杨一清被重新起用，始完工。但此时北边已无宁岁，战事频繁。

嘉靖时，总督侍郎曾铣议复套，亦因严嵩、仇鸾诬陷阻挠，下狱论死，此后无人敢议复套。

（七）王江泾大捷明嘉靖年间，"南倭北虏"，边患严重。倭寇侵扰东南沿海地区，并不始于嘉靖。14世纪初，明立国前后，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内战不休，一些战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活动。明代海禁甚严，海外贸易受严格控制。明中叶以后，一些沿海巨商大贾，为牟取暴利，也铤而走险，武装走私，亦商亦盗。他们的船队或50　只，或100　只，结成"■"，设"舶头"，走私贸易规模很大。

明朝从太祖朱元璋起，即大力加强海防建设。洪武年间，信国公汤和沿海筑59　城，江夏侯周德兴筑16　城，籍民为兵。当时从辽东到广东沿海共设50　余卫，士兵20　万，并配置战船，以防倭寇。永乐年间，总兵刘江率辽东军民于辽东望海埚大战倭寇，全歼入侵倭寇2000　余人。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倭寇不敢侵扰。

嘉靖年间，日本进入十六国时代，众多的诸侯国都想与明王朝通商，但受到三年一次"朝贡"的限制。嘉靖二年，日本贡使发生争贡事件，明罢市舶司不设。此后日本商人武装走私愈演愈烈。南迄广东，北及江淮，均遭蹂躏。浙闽沿海，江北扬州、淮安以东及广东的潮惠地区，受害尤深。

明廷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起，增派巡视重臣，督察海防。先是委派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王忬在浙闽审度形势缓急，筑城30　余处，不久，王忬调任大同巡抚。三十三年，朝廷改派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军务，后又改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专总督军务讨贼"（《明史·张经传》）张经曾任两广总督，受当地少数民族拥戴，此次朝廷决定征调狼土兵，以提高战斗力，张经因此受朝廷倚重。

当时，倭寇侵扰主要在浙西富庶地区，即苏、松、杭、嘉地区。浙西海防要地有四：一为金山卫（上海松江县东南70　里），一为吴淞口（上海嘉定县东南40　里），一为刘家河（江苏太仓东北70　里），一为白茆港（常熟东70　里）。而金山卫东北为拓林堡，又北为川沙堡。此时有倭寇及海盗2　万人盘踞在此。张经到任，慷慨自负，开府嘉兴，选将练兵，准备直捣敌穴。张经的战略准备工作很严密、充分。首先加强苏浙防务，以俞大猷为总兵，并令其与狼山（通州南15　里）总兵水陆接应，并增募狼山、福山水兵万人，福仓沙船300　余艘及调募长江南北徐、邳官民。各战略要地亦增设参将及守备。俞大猷还在泖湖（松江西约10　公里）集中训练水军。

此时的战场形势是浙西海防日趋吃紧。三十三年四月，倭寇自海盐趋嘉兴，参将卢镗小胜，次日再战，又败，官军被杀400　余人，溺死者众多，都司周应桢阵亡。倭寇乘势攻嘉兴府城，被明副使陈宗夔击退。倭寇退入乍浦，又合兵进犯海宁等县。入海破崇明，自崇明入攻苏州，在周围乡邑大掠。六月，又犯嘉兴，都指挥夏光战败被杀。俞大猷部在吴淞小胜，擒倭寇7人，斩杀23人。八月，倭寇出拓林巢穴，进攻嘉定。参将方逢时、许国率召募的山东枪手6000人赶至，方逢时率兵先进，与敌战于新泾桥，杀敌80　余人。许国恨其不与自己共同杀敌立功，欲夺其功，遣官军追敌至采陶港，中伏，大败，溺死千余人。

嘉靖三十四年正月，拓林倭寇出兵进犯乍浦、海宁，攻陷崇德，转掠塘西、新市、横塘、双林、乌镇、菱湖诸镇。杭州数十里外，血流成河。巡抚李天宠束手无策，惟募人缒城，自烧附郭民居而已。张经驻嘉兴，未派兵增援，副使阮鹗、佥事王洵竭全力抵御，仅免城陷。

二月，工部侍郎、严嵩党羽赵文华受世宗之命到浙江祭海神，妄想用这种荒唐的举动平定倭寇。赵文华还同时受命区处防倭事宜。张经耿直，不媚权贵，赵仗势颐指气使，张经轻视其为人出身，两人结怨。四月，广西土官瓦氏率狼土兵到达苏州。张经命其隶属俞大猷。俞大猷率狼土兵击退来犯金山卫的3000　倭寇，赵文华见狼土兵可用，不免浮躁，派其击敌于漕泾，不料大败而归。以明世宗为首的昏庸朝廷，先是在宫中设醮，称可追夺虏魂，无效。又采用赵文华的建议，祭海神，以求得海神的庇护，又不奏效。乃依靠狼土兵。狼土兵一败，倭寇知朝廷无能，抢掠之势更盛。

赵文华认为应速战，张经不同意，诸路狼土兵已陆续到达，但永顺、保靖士兵未至，张经欲等待，认为赵文华浅薄不知兵，不令其先知作战计划。赵文华大怒，上疏劾张经纵敌，朝中大臣亦怨张经久不出战，杭嘉等地屡被抢掠，而且狼土兵军纪极差，骚扰当地百姓。于是决定派官校前来逮捕张经。张经对此一无所知，挥兵与敌激战，取得了王江泾大捷。

王江泾之战的作战时间是四月末到五月初，倭寇徐海部4000　余人由嘉善进犯嘉兴，张经分遣参将卢镗等督狼土兵击之，保靖兵新到，对地形不熟悉，初战受挫。巡按御史胡宗宪亦赶来，激励士卒再战，遂于嘉兴东郊之石塘湾大胜。倭寇向平望方向逃遁。四月二十六日，倭寇从嘉兴至唐家湖（平望北60　里），湖水汹涌，不能渡，吴江知县杨正集乡兵于水上，牵制敌舟，派善泅水者入水凿敌舟。保靖宣慰使彭荩臣赶至，倭寇大败，退至王江泾。此时明军已对倭寇成合围之势，北卢镗军，东俞大猷军，南胡宗宪。保靖士兵为先锋，斩敌200　余。二十八、二十九日，双方又有激战，张经亲自督师，敌军5000人猛攻，明军稍却，危急时刻俞大猷奉命督永顺士兵2000　由泖湖赶来，汤克宽部亦率舟师而至，明军士气大振。五月一日，明军三面合击，大败敌兵，斩杀2000　余人，溺死者无数。残部逃回拓林，自己纵火焚其大本营，驾船200　余艘出海逃去，王江泾大捷为明有倭寇以来"战功第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乱》）。

捷报至京，明世宗却认为张经"欺诞不忠，闻文华劾，方一战"。尽管兵部称"王师大捷，不宜易帅"（《明史》卷二○五《张经传》）。世宗不听，将张经解送至京，同年十月，处死。

赵文华上疏称王江泾大捷是由于自己与胡宗宪督师，乃获大胜，二人加官进爵，而倭寇侵扰如故。

（八）戚继光戚继光（1528-1587年），是明代抗倭战争中崛起的优秀将领。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出身于一个军事世家。嘉靖时袭父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在山东备倭。后以浙江沿海倭患严重，调浙江都司，任参将，分守宁、绍、台三郡。

此时浙江海防由总督胡宗宪负责。嘉靖三十五年四月，流落日本的中国海盗徐海引日本大隅、萨摩二岛倭寇分掠上海、瓜州、慈溪等处，徐海与陈东、麻叶引万余人攻乍浦。当时，两浙倭患以慈溪为烈。余杭次之，拓林、乍浦、乌镇（吴兴县东南90　里）、皁林皆为其巢穴，驻扎了两万余倭寇。胡宗宪与五月间来浙督师的赵文华无计可施，派人约降敌首汪直、徐海。汪直与胡宗宪同乡，见胡宗宪善待其妻母，心动，派养子来约降。徐海闻之，亦动摇欲降。胡宗宪又离间徐海与其将麻叶、陈东的关系，使其互相攻杀。胡宗宪乘势命官军困之梁庄，徐海投水死，其他敌将被擒。参将卢镗亦擒盘踞大隅岛的敌酋卒五郎。两浙倭患短时期内有所缓和。嘉靖三十六年四、五月间，倭众又大批涌来，南掠扬州、高邮，北至淮安。十月，汪直率其党要求贡市，胡宗宪招其降，汪直遂于杭州投降。巡台御史王本固下汪直于狱，胡宗宪上疏请免汪直死刑，朝中疑胡宗宪与其有交易，胡宗宪不敢再言，汪直被处死。汪直余部据岑港，胡宗宪命俞大猷、戚继光等四面围攻，不克。三十七年，新倭又集，胡宗宪无计可灭敌，连献白鹿给迷信的明世宗以邀宠。十一月，岑港之敌造好巨舰，浮海南去，胡宗宪见其退出自己防区，纵之去。倭寇遂猖獗于福建沿海。闽人上书弹劾胡宗宪嫁祸于邻，胡宗宪将责任推到俞大猷身上，奏其作战不力。俞大猷被逮下狱，戚继光被免官，令其戴罪杀敌。不久复职，改守台、金、严三郡。

戚继光到浙江后，见卫所军制败坏已深，军士不堪一击，毫无战斗力，遂着手组建自己的军队。义乌百姓素称剽悍。嘉靖三十八年，戚继光于义乌召募了一支由农民和矿夫组成的3000　新军，戚继光对其进行了精心训练。其主要方式方法均载于这一时期他所著的《纪效新书》中。首先他严明军纪，要求士兵绝对服从命令，"出口就是命令，就是说的差了，宁任差到底，决不改还"。"但遇号令"，必须"金鼓旗幡是听、是看，是怕"。其次，他对士兵的武艺训练从严要求，称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武艺是士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帖骨的勾当。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何如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江南多水泽，不利于士兵驰逐，戚继光乃根据地形特点设计阵法，创造了"鸳鸯阵"。这种战术将盾牌、狼筅、长枪、叉、钯、棍、刀等长短武器联合使用。战斗中，挨牌手在前面低头执牌前进，接着是执狼筅的士兵，筅以救牌。筅后是长枪手，长枪救筅。最后是短兵，短兵救长枪。各取所长，密切配合。此外，根据战场敌情的变化，鸳鸯阵还可以变成"三才阵"、"两仪阵"等。经过两个月的训练，这支部队遂成精兵。

嘉靖三十六年到嘉靖四十一年，戚继光主要在两浙战场抗倭。四十一年七月后，调赴闽粤战场。

在两浙战场上，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二旬有九日"的时间内，创造了九战九捷的辉煌战绩（《罪惟录》卷十九《戚继光传》）。

嘉靖四十年四月，倭寇分两路大举进犯桃渚、圻头，戚继光率军急趋宁海，扼守桃渚，在龙山大败倭寇，追杀至雁门岭。倭寇遁逃途中，乘虚进犯台州，戚继光追至，手歼其魁，将其余众赶至瓜陵江，全歼。圻头倭又袭台州，戚继光于仙居截击，无一脱逃。俘获1000　余倭寇，焚溺而死者无数。总兵官卢镗、参将牛无锡又破敌于宁波、温州，浙东倭被荡平。戚家军从此名声大振。

嘉靖四十一年以后，福建成为倭患的中心，戚继光又率兵开往福建战场。福建之防务，由浙江总督管辖。嘉靖三十七年，巡抚都御史王忬建议将其防务分为三路：以福兴为一路，设参将驻福宁（霞浦）；漳泉为一路，设参将驻诏安；另在福州设参将。嘉靖三十七年以后，福建倭患加剧，不断窜扰福州、福清、同安、长乐、漳泉、南安等地。三十八年四月，又有新倭进犯，连破福安、宁德，围福州，终月不解。福清、永福诸城，皆被攻陷。四十年，倭寇又陷福建漳浦。四十一年三月，倭寇兵分三路进犯福建：一路自温州来，合福宁、连江倭攻陷寿宁、政和、宁德；一路自广东南澳来，合福清、长乐诸倭，攻陷元钟所，延及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等地。宁德城屡陷，距城10　里有横屿，四面皆水，易守难攻，成为倭寇巢穴。一部分倭寇则在牛田结营，其头领扎营于兴化（莆田县）东南，互为声援。闽中告急，向总督胡宗宪求援，胡宗宪命戚继光进讨。

嘉靖四十一年七月，戚继光率兵入闽，直捣贼巢横屿，命士兵每人持草一束，填壕而进，斩敌2600，横屿被捣毁。戚继光乘胜进军福清，捣牛田倭，破其巢穴，残余的牛田敌奔至兴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达敌塞，连克60　营，斩敌千余级。天明入城，兴化人始知倭患已除，宰牛设酒，犒劳戚家军。戚继光先班师抵福清，遇倭自东营澳登陆，击斩200人。总兵刘显亦屡破敌，于是闽海敌几尽，戚继光还守浙江。

戚继光回浙江后，又有大批倭寇入犯福建，兴化城被围困月余，总兵刘显派士兵8人进城送信，在城下被敌杀掉，敌换上明军服装，赚开城门，入城焚掠一空。两个月后才离开兴化，破平海卫，复据之。兴化告急，朝廷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戚继光为副总兵。平海城陷，刘显兵少不敢去。俞大猷也认为需大军合击。嘉靖四十二年四月，戚继光又率浙兵入闽。明军做了全面部署：巡抚谭纶统中军，刘显统左军，俞大猷统右军，合攻平海卫。平海卫倭拒海道欲逃，谭纶环立栅栏断其归路，把总许朝光邀击之，敌不得出。戚继光为主力直攻平海，刘显为助攻，攻崎头。俞大猷循水陆攻平海港，威胁敌之侧翼，戚继光得平海卫兵为向导，从小路趋平海，出敌不意，登上城北高地，破其堡垒，俞大猷水陆兵亦由海上登南门，夹击城中之敌。崎头军因刘显力攻，不能来援，明军遂大破平海倭寇。此战斩敌2200　余，夺回被掠平民3000人。谭纶奏捷，上报战功，以戚继光为第一。朝廷升都督同知，世荫千户，代俞大猷为总兵。

嘉靖四十三年二月，戚继光又于仙游城下败倭万余人，追击至王仓坪，又斩敌数百，余敌多坠崖谷死，残存的数千倭寇逃到漳浦蔡丕岭。戚继光分兵五哨，执短兵器缘壁而上，俘斩数百人。余敌掠海船出海而去。福建倭患至此被平定。广东方面的倭寇2　万余人亦被广东总兵俞大猷等击败于海丰等地，擒斩殆尽。于是，东南沿海几十年的倭患彻底解除。

隆庆初，戚继光被调至北边重镇蓟州，任蓟州总兵，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他在蓟镇主持修筑了2000　里边墙，建了1200　座空心敌台，即在长城上跨墙建台，台高五丈，中分三层，命百人宿卫于台中，昼夜瞭望。鉴于边兵无纪律，他奏准自己训练的3000　浙兵，"用倡勇敢"。3000　浙兵到达时，正赶上天大雨，军队列于郊外，从早上到日偏西，没有得到入城的命令，树立雨中不动。边军大骇，始知军令。隆庆五年（1571年）秋，空心敌台建成，绵延2000　里，声势相接，边防大为改善。

戚继光在蓟镇设车营，一辆车由四人推挽，战时结方阵，命马步军处其中。又制拒马器以遏蒙古骑兵。敌至，火器先发，稍近则步军持拒马器排列而前，间以长枪、■筅。敌逃，则骑兵追击。辎重营随其后。以南兵为先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戍守。蓟镇兵分工明确，战术精当，军容整肃，兵器犀利，为九边之冠。

隆庆时，俺答封贡，蒙古与内地互市往来，几十年无烽火，仅朵颜部董狐狸及长昂部时叛时服，戚继光击之，获董狐狸之弟长昂之叔长秃，二人率部酋200人叩关请罪，请赦还长秃，通贡市。戚继光在蓟镇时期，二部再未敢内犯。

万历初年，兵烽渐起，但戚继光在蓟镇，守御甚严，敌不敢犯，遂转攻辽东，李成梁数立战功。戚继光则以备边之功加太子少保。自庚戌之变以后，明边防独重蓟镇。此前十七年间，易将10人，都以罪去职。总督王忬、杨选因而被杀。戚继光在蓟镇16年，蓟门晏然。万历十年（1582年）权相张居正卒，戚继光因被张倚重而受牵连，被调赴广东，郁郁不得志，因称疾被罢归。三年后，有御史荐其可用，被夺俸以示惩。不久，戚继光在家乡登州孤独地死去。

戚继光在浙江任参将时写成了军事著作《纪效新书》，晚年又对此做了校订。隆庆五年在蓟州任上，戚继光又写成了《练兵纪实》。这两部书集前人及当代兵书之大成，又从实战、实际训练出发，总结了自己的经验。

（九）万历三大征万历三大征指万历年间明朝廷出兵平定哱\拜叛乱、播州杨应龙叛乱及援朝抗倭。这三大战役每次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千万两，"几举海内之全力"。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行富国强民政策，明中叶以来愈演愈烈的财政危机一度有所缓和，经过三大征，明廷财政赤字不断膨胀，社会各种矛盾重又加剧，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抗倭援朝之役始于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六年始将日本侵略军赶出朝鲜。

16世纪末，日本战国群雄经过百余年的战争，逐步统一，丰臣秀吉最后完成了全日本的统一大业。在完成了国内的整顿之后，便积极向外扩张。他首先将矛头对准朝鲜。

朝鲜处于中日之间的核心地带，是大陆或海洋势力向外扩张的走廊。唐高宗伐高丽，志在封锁日本势力，元世祖两次东征日本，亦经由朝鲜。朝鲜也是中日两国的交通枢纽。日本侵朝的目的，是以之为跳板侵略中国大陆。朝鲜的三千里富饶江山，亦使日本封建主垂涎。

丰臣秀吉为发动侵略战争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在日本岛动员了30　余万兵力，建造了千余艘战舰，并在名古屋屯积了大量粮草。朝鲜国王李昖，荒于酒色，内政败坏，民怨沸腾，对于敌情杳无所闻，明廷已注意到日本的侵略动向，并转告朝鲜，但朝鲜国王不以为然，未作任何防备。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出征朝鲜。此次出动侵略军18　万人，舟师数百艘，共分九军。第一军由小西行长率领。乘大小舰艇700　余艘。四月十二日，渡过对马海峡，翌日晨登陆突袭釜山朝鲜守军。四日之内，朝鲜海防重镇釜山、东莱、梁山等地相继陷落。其余沿海守军闻风而逃，朝鲜的海防线迅速崩溃。四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率第二军、黑田长政率第三军也相继于釜山登陆。三军分兵向汉城挺进，朝鲜国王布置军队，迎击日军。但日本的奇袭战术，使朝军处于被动地位。巡边使李镒方至尚州，即被小西行长击败，岛岭天险，未容布阵，亦被日军突破。申昱受命在忠州与敌决战，仓促集军万人，背江与日军3　万人激战，全军覆没。此后，日军在朝鲜半岛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沿途郡县望风而溃。日军直逼汉城，守都城的朝军在汉江对岸，望敌自惧，守将竟沉兵器于江中，化装而逃。五月二日，登陆仅17日便兵不血刃地进入朝鲜国都汉城。日军略事整顿，继续北进，守大同江之朝鲜守军，坐视日军徒步过江，不敢发一矢。平壤陷落。仅两个月零两天，朝鲜三都18　道全部陷落，王子被俘，国王逃到义州，急忙向明朝告急。明廷对战况估计不足，派出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结果于平壤城内全军覆没。明廷震动，于十二月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率大军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六日，大军进抵平壤城下。李如松观察地形，见平壤东南临江，西临山，惟迤北牡丹台高耸，最为险要。日军设炮台及鸟铳等新式武器防守。一月六日夜，驻扎南郊的朝鲜军首先被日军攻袭，北郊牡丹台方面吴惟忠部明军亦与日军发生小规模战斗。七日，吴惟忠部先攻牡丹台，试敌火力，佯退。是日夜，日军偷袭李如松营，被李击退。八日，决战全面展开，李如松部明军全力攻城东南，日军弹矢如雨，士兵稍却，李如松手斩先退者，为激励士卒，他亲冒矢石，募敢死士架梯登城。南城主攻明军由祖承训率领，着朝军服装，日军连胜，心轻朝军。祖承训进至城下，始露明甲，日军不支，从西城抽出兵力对付南面明军。明军预先在城外设虎蹲炮、大将军炮、佛郎机等，火力集中于主攻方面的西门一带高地及城北隅的日军根据地。烟尘蔽空，炮声震天，李如松督杨元等从小西门先登，李如柏亦从大西门冲杀进去。牡丹台方面，日军极力抵御吴惟忠部的猛攻，吴惟忠炮弹中胸，血流如涌，仍奋臂记呼督战。李如松战马中炮而死，换马再战。在明军的猛攻之下，日军终于不支，退保城北隅风月楼。入夜，小西行长提兵渡大同江，向汉城方面退却，途中又遇明军伏兵李宁、查大受追击，狼狈退去。平壤之战，大获全胜。杀敌1285　名，死于火及从城东跳水而死者无数。李宁、查大受亦杀敌362人。十九日，李如松乘胜进军，收复旧都开城，杀敌165　名。朝鲜三都18　道，已收复二都及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咸境五道。

李如松军连胜，产生轻敌之心，想一举收复汉城。二十七日，进军碧蹄馆，距汉城仅30　里。李如松率所部万余人，进至大石桥，突与日军遭遇，被围困数重，将士殊死战，李如松几乎被擒，裨将李有升以身护之，被敌肢解。明军战至中午，矢尽，杨元率援兵至，杀入重围。日军乃退去。此战明军精锐尽失，过桥者皆被杀死，天大雨，路泥泞，汉城附近尽为稻畦，明军骑兵不得施展，而城中日军居高临下，火炮频发，明军损失惨重，退回开城。三月，刘綎、阵璘水陆援兵至，李如松命李益驻开城，杨元驻平壤，接大同道守明军饷道，李如柏驻宝山，互为声援。查大受驻临津，统锐卒东西策应。龙山日军仓粟数10　万被明军纵火尽焚，敌军乏粮，时疫流行，士气低落。朝军李舜臣率龟船（一种战船）20　余艘往来海岸，干扰日军海上补给线。四月十八日，日军退出汉城，龟缩在釜山一带。

明廷未能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主战主和派纷争朝中。经略宋应昌认为敌意"实在中国"，如敌见我罢兵，突入再犯，朝鲜不支，前功尽弃，不愿退兵。兵部尚书石星在战争一开始便一意主和。平壤之役前已派沈惟敬数通日本议和，明神宗也不愿再战，决心撤兵。只留刘綎率川兵防守，其余明军尽数撤回，令朝鲜国王回王京汉城自守，中日和谈。

日方仅仅是利用和谈争取时间，重整军备，釜山日军始终未撤回日本。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丰臣秀吉再次发动侵朝战争。明神宗将议和责任推到兵部尚书石星身上，使者沈惟敬向日本人献媚的罪行也被曝光，二人下狱。明廷派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佥都御史杨镐为经略，麻贵为提督，率10　万大军，第二次赴朝抗日。

日军出动14　万兵力，企图进占庆尚、全罗、忠清三道。六月，日船数千艘先后渡海登陆。七月，入庆州，夺闲山要塞。闲山岛在朝鲜西海口，右障南原，为全罗外藩，一失守则沿海无备，天津、登莱皆可扬帆而至。

明军的战略布置如下：麻贵卒17000人先入朝鲜，七月七日抵汉城；杨元率辽东马兵3100人，至南原；陈愚衷率骑兵3000人，屯全州为声援；吴惟忠率4000人进至忠州，与南原军互相呼应；茅国器兵3000人屯星州，控制岛岭、秋风岭。部署完毕，只待大军到达，即由南原、忠州发动钳形攻势，直捣釜山之敌。

八月，日军围南原，夜里突然发起攻击，明军猝不及防，守将杨元跣足而逃。驻全州的陈愚衷距南原百里，惧敌不敢出兵救援。闻南原失，也弃城而遁。麻贵急遣游击牛伯英赴援。日军直逼至王京汉城。汉城东隘为岛岭、忠州，西隘为南原、全州。南原、全州既失，王京失去屏障，守将麻贵几欲弃城而走，海防使萧应宫自平壤赶来阻止，邢玠也来坐镇王京，人心始定。麻贵乃发兵守稷山，朝鲜亦调李元翼由岛岭出忠清道击敌。

十一月，总督邢玠征兵陆续到达，乃分4　万人为二路，副将高策统中军，李如梅统左军，李芳春、解生将右军。经略杨镐同麻贵率左右协，自忠州岛岭向东安趋庆州，专攻加藤清正。遣中协屯宜城，东援庆州，西扼全罗。布置停当，余兵合朝鲜兵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浩浩荡荡，诈攻顺天，以牵制行长东援清正。

十二月，双方爆发了尉山会战。中朝军队计5　万余人，日本加藤清正率部于尉山府之南岛山扎营，兵力16000　余人。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朝联军总攻开始。黎明前由游击摆寨为先锋，率亲兵1000人，参将杨登山为后援，率精骑3000，突袭尉山城。城内日军大半被歼，岛山屯军援至，摆寨佯退，诱敌入伏，杀敌400　级。日军奔还岛山，坚守待援。翌日联军围攻岛山外围城郭，游击茅国器统兵先登，破敌新筑三寨，杀敌661　名，日军坚壁不敢复出。十一时许，明军攻抵岛山寨下，裨将陈寅身先士卒，冒弹雨奋勇登先，连破敌栅二重。加藤清正身着白袍，跃马指挥日军拒守。明军攻至第三栅前，行将攻破，杨镐忽传令茅国器割倭首级，明军阵脚稍乱，攻击不力。茅国器复因主将李如梅未至，自己不便先立功，遂鸣金收兵。第二天早上，李如梅至，再攻，敌守益坚，不能攻拔。岛山比尉山城高，日军在此新筑石城，明军仰战不利，死伤很多，于是改强攻为围困。杨镐令分兵围困岛山10日，日军从城上发火炮，击伤许多明军，但因明军长围，城中饥，坐待小西行长之援军，而明军总攻前，已由中协高重、吴惟忠等扼梁山，左协董正谊等赴南原，布下疑兵。又遣右协卢继忠兵2000屯西江口以防水路援兵。小西行长亦虑明军攻其釜山寨，不敢轻出救援，仅选派精锐3000，虚张声势，往来江上。朝军将领李德馨误报海上大批倭船扬帆而来，杨镐不及下令，策马先奔，诸军大乱，皆奔溃。清正乘机出兵追击，明军阵亡2　万余人。杨镐、麻贵奔回星州，撤兵回王京。明廷得到败报，罢免杨镐，命天津巡抚方世德代为经略。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总督邢玠鉴于前一阶段战役中缺乏水师的情况，召募江南水兵，以增强对敌作战能力。二月，都督陈璘率广兵，刘綎率川兵，邓子龙率浙直兵先后到达朝鲜战场。邢玠将大军分为四路：中路李如梅（后以董一元代），东路麻贵，西路刘玠，水路陈璘，相机进剿。日军方面的兵力部署：兵分三路，东路加藤清正，据尉山；西路小西行长据栗林、曳桥；中路则石曼子据泗州。

九月间，明军分道进兵，刘綎攻小西行长，斩首92　级。陈璘水师击毁倭船百余。小西行长反击，刘、陈败走。董一元攻晋州，乘胜下敌老营泗州。日军退保新寨，董一元令茅国器等力攻，被敌强大的火力击溃，还晋州。十月，明军闻知丰臣秀吉死，乃加紧进攻日军。十一月十七日夜，加藤清正乘船离开岛山，麻贵乘虚而入，刘璘攻夺曳桥。陈玠水师13000　余人，战舰数百艘，分布忠清、全罗、庆尚诸海口。刘綎进攻小西行长顺天大城时，陈玠以水师夹击，焚其舟百余。石曼子西援小西行长，陈玠半路伏击，日军大队从海上逃走，副总兵邓子龙和朝鲜统制使李舜臣统水军击敌于釜山南海，大败日军。邓子龙年逾70，骁勇善战，杀伤日军无数，战死在岗位上。李舜臣为朝军勇将，在多年的抗倭战争中，他所率铁甲龟船，多次打败日军，牵制了日军的行动。在这次激战中，也不幸战死。这次海战，歼敌万余人，日军残部退出朝鲜半岛。七年的抗倭援朝终以中朝的胜利而告终。

哱\拜之叛发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哱\拜是蒙古鞑靼人，嘉靖时在部落内部斗争中父兄被杀，投奔明朝。明用之为边将，屡立战功，升至参将。万历十七年（1589年），年老，升任副总兵致仕。其子承恩袭职。万历十九年，洮河卫有警，尚宝司丞周弘■为御史巡宁夏，举承恩及指挥土文秀及哱\拜义子哱\云等可用。经略郑洛要求从宁夏调兵往援洮河，巡抚党馨等选派土文秀率千骑西援。哱\拜认为土文秀经验不足，不能独自领兵。到郑洛军门自荐，请求允许自己率所部3000人与其子承恩出征洮河，郑洛壮而许之。党馨厌其不等调遣，自作主张，乃克扣其军需，哱\拜部的羸弱马匹不予更换，亦不给其增拨马匹，哱\拜怏怏不乐。到金城（兰州）后，见诸镇兵根本不敢与敌交锋，遂有轻明廷之心。党馨遇事多裁抑他，又欲上报其冒粮饷之罪。其子承恩强娶民妾，党馨箠之20　大板。哱\云、土文秀也因升授事怨恨党馨。而诸镇兵久戍，冬衣、布花、粮饷等久未发放，群怨沸腾。哱\拜利用这一情绪，发动叛乱。二月十八日，众兵在靖虏卫军锋刘东阳的率领下手执兵器，冲入军门。党馨匿于水沟中，被抓获。同副使石继芳一同被杀。众人纵火焚烧公署，收符印，劫持总兵张继忠，要求其上奏朝廷，称官员侵粮激变。二十五日，夺张惟忠总兵印信，张自缢。刘东阳自称总兵，听哱\拜主谋，以承恩、许朝为副总兵，哱\云、土文秀为左右参将，据城杀牲立盟。要求朝廷封其世守宁夏，不然将联合套寇，攻取潼关。

不久，哱\承恩分兵取玉泉营、中卫、广武等地，守将或降或逃，河西一带官军望风披靡。惟土文秀一支取平虏受阻，攻围数月，参将萧如薰坚守不下。土文秀又率兵过黄河，欲取灵州，以重金诱套寇著力兔等部，许以事成之后，花马池一带听其驻牧。

三月四日，总兵李煦、游击吴显趋兵灵州，游击赵武趋鸣沙州，张奇率明军扼黄河防哱\拜兵南渡，总督魏学曾驻下马关指挥。哱\兵攻灵州，约城内守将吴世忠为内应，参将来保誓死守，李煦闻灵州事急，星夜急驰，赶至灵州。延绥、兰靖兵亦稍集，乃分兵收复了广武、大坝等营堡。十五日，又收复枣园堡，靖虏参将吴继祖捣中卫、空寺堡，哱\拜守将纷纷被擒。二十日，邵刚堡与套寇千人接战，小胜，敌退去。至此，明军先后收复营堡47　个，河西仅宁夏镇城为哱\拜所据。哱\拜闻套寇将至，命土文秀、许朝分兵迎之，二十五日，著力兔、打正等引3000　骑兵驰至金贵堡。二十七日，移兵镇河堡入屯演武场，势力复盛。二十九日，哱\云与著力兔攻平虏堡，参将萧如薰伏兵南关，诱敌入伏，射杀哱\云，套寇大败，遂出塞。途中掠明军粮道，扬言入犯花马池等处。赵武驻守玉泉营，被围困，李煦驰兵救援，围解。三十日，李煦与牛　秉忠督六路兵抵达镇城下，哱\拜派4000　精兵出东北二门拒战，步卒则列火车为营。

四月五日，明军发起冲锋，夺其火车百余辆，将敌众逼向黄河边，溺死者无数。延绥副总兵王通尤力战，其家丁高益等三人乘胜先登，杀入北门，援兵未及赶到，被杀。城中哱\拜见事急，挟封于宁夏的庄王，诈降缓师。此时明军粮饷不继，乃退居附近营堡休整，并调集延绥、庄浪兵。

四月二十一日，明军发动总攻，搭设云梯登城，但伤亡很大。哱\承恩与刘东阳埋伏精兵，从延渠掠夺粮饷200　余车入城。明廷从戍所起用因抗倭援朝战役败绩被谪的麻贵，麻贵素以勇称。二十九日夜，麻贵到达宁夏城，乘风纵火，搭云梯攻城。哱\拜预先于城上置滚木垒石，掷火焚烧官军，伤亡千余。明军攻城两个月，无功。有人出了愚蠢的反间计，命人入城招降刘东阳、许朝，许其杀哱\拜父子立功自赎，明军使者入城，被施酷刑下狱，反间计不成。

朝廷忧宁夏久不能平，乃命李如松总宁夏兵，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其军，朱正色任宁夏巡抚，与甘肃都御史叶梦熊等合力讨哱\拜。五月，巡抚朱正色渡河督战，犒赏将士，士气大振，哱\拜兵闻之，又诈降。张杰曾总宁夏兵，与哱\拜友善，遂派其入城招安，张杰入城后被系狱。

六月，叶梦熊主灵州，带来甘肃神炮火器400　车，并增调苗兵。浙江巡抚常居敬募浙兵千人，自备粮饷，赶赴宁夏。明军又组织了新一轮攻坚战。兵分五路，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东，李煦攻其西，刘承嗣攻其北，麻贵率短兵策应。二十日，进逼城下，哱\拜亲自出北门迎战，欲杀出重围联络河套地区的蒙古势力，被明军阻挡，退回城中。二十二日，御史梅国桢、提督李如松统辽东、宣大、山西兵至，军声大振。二十五日，明官军用布袋3万个，盛土填濠登城，被炮石击退。城中有数人欲为明军内应，但因为城外明兵行动时间有误，事泄被杀。

七月，朝廷罢免了主抚的总督魏学曾，命叶梦熊代。议水攻，先于城下筑堤，长1700　丈。宁夏镇城地势西北低，与金波、三塔诸湖相近，城东南有观音湖、新渠、红花渠，形同锅底。十七日堤成，明军决水灌城。同时，分派几支部队阻击河套地区的蒙古援兵，麻贵负责阻挡打正部，打正率万余骑兵从花马池西沙拜入塞，麻贵正面迎击，另派董一元乘虚出塞，捣打正巢穴，斩杀2000　余人。此役有效地牵制了蒙古势力的南下之举，打正部及进攻定边小盐池的庄秃赖、卜失兔的3　万骑兵相继退回。

八月十五日，城外水深八九尺，哱\拜屡派小船出城挖堤泄水，其中一人被官军抓获，得知城中无粮，百姓食树皮，相继饿死。官军在城东南所筑堤被水冲坏百余丈，他处堤坝亦冲坏40　余丈，灌城之水势顿减。二十一日著力兔率800　骑兵骚扰镇北堡，又拥众万余人攻入李刚堡，分部渡河，声援哱\拜。李宁受命阻击，著力兔奔至贺兰山，出塞。

九月三日，参将杨文率浙兵至，苗兵、庄浪兵亦至，乃组织再次攻城。

九月八日，北城被水浸坏，南关薛永寿等约为内应，明军乃佯攻北关，哱\承恩、许朝等中计尽趋北关。李如松、萧如薰潜派精兵击南关，年已70　的总兵牛秉忠率先登城，众兵随之，拿下南关。明军又施反间计，募城中卖油郎李登游说哱\哱\承恩，令其杀刘东阳、许朝赎罪，又游说刘、许杀哱\氏赎罪。哱\氏集团内部互相嫌疑，刘东阳杀土文秀，哱\承恩杀许朝、刘东阳，悬首城上降，李如松、杨文遂入城，十七日，哱\承恩谒监军梅国桢，被参将杨文逮捕入狱。李如松提兵围哱\拜家，哱\拜自缢，合家自焚。入城后，总督叶梦熊滥杀，下令诛哱\党及降人2000。哱\承恩等被送入京师处斩。明军自万历二十年三月包围宁夏城，至九月城破，前后围城达六个月之久，宁夏始平。

播州之役始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

播州（今贵州遵义地区），从唐朝乾符年间，杨端应从南诏手中夺回播州之地，唐朝廷授其武略将军。宋代，杨氏政权内附称臣。元代朝廷授其宣慰使。明初，沿袭元代土司制度，授播州宣慰司使，隶四川。杨氏至明时已传21　世。隆庆时，杨应龙袭任播州宣慰使。当时，播州宣慰司辖有草塘、黄平两个安抚司，真州、播州、余庆、白泥、容山、重安六个长官司，有田、张、袁、芦、谭、罗、吴七姓，世袭各级土官。杨应龙多次协助明王朝镇压其他少数民族的反叛。万历皇帝大兴土木，杨应龙贡60　棵大木助工，被万历帝授予都指挥使衔。杨应龙在播州的统治非常残酷，以严刑峻法树威。

播州事件的起因是杨应龙的家庭纠纷，他专宠其妾田雌凤，杀了嫡妻张氏。张氏之叔张时照报复，联络何恩、宋世臣等上书朝廷，告杨应龙谋反。贵州巡抚叶梦熊主剿，而四川巡抚主抚，朝廷命由两省合作调查，杨应龙对两省官员的态度很了解，称愿赴四川听勘，而不愿在贵州听勘。

万历二十年（1592年），杨应龙被逮送重庆对簿公堂，论斩。他要求以2　万金赎罪。正赶上抗倭援朝，朝廷四处征兵，杨应龙遂称愿率5000人马征倭报效。朝廷许之，兵已启行，朝廷又改变了主意，令其罢兵。巡抚都御史来到四川处理杨应龙之事，杨应龙已率兵回播州，坚不复出。朝廷主剿。二十一年正月，王继光到达重庆，与总兵刘承嗣、参将郭成等兵分三路，与贵州军合力攻杨应龙，杨应龙在白石口大败官军，朝廷罢免了王继光，并仓促撤兵，辎重被抛弃几尽。

二十三年正月，兵部侍郎邢玠为贵州总督，来到四川。他主抚，命杨应龙献给朝廷4　万两黄金以助采木。当时，明廷正专力朝鲜抗日战场，顾不上播州。邢玠还朝，以重庆太守王士琦为川东兵备使，防备杨应龙。杨应龙留在重庆作为人质的次子死去，杨应龙更是心怀怨恨。所谓赎金4　万也是一拖再拖，同时拚命扩充势力，积蓄力量，分遣土目置关设险，劫掠屯堡，厚结诸苗，用为先锋，称"硬手"。二十四年，出兵掠大阡、都坝，焚劫余庆、草堂等处，波及兴隆、偏镇、都匀各卫，其弟杨兆龙引兵围黄龙，戮重安司土官张熹家。二十五年，劫江津县及南川等地。二十六年，兵备使王士琦被调到朝鲜战场。杨应龙更肆无忌惮，统领苗兵大掠贵州洪头、高坪、新村诸屯，又侵湖广48　屯，阻塞驿路。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率兵3000　进剿，兵败，杨国柱等被俘杀。明廷闻讯，起用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调抗倭将士从朝鲜战场退回，南征杨应龙。同时调募浙、闽、滇、粤将士。

六月，杨应龙乘明军未集，攻陷川东重镇綦江。以綦江之三溪、母渡，南川之东乡坝，立石划为播州界，号"宣慰官庄"，自己退屯三溪。目的只是扩大播州地域。

万历二十八年，各路明军陆续到达，总督李化龙分兵八路，其中四川战场兵分四路，总兵刘綎从綦江入，总兵马孔英从南川入，总兵吴广从合江入，副将曹希彬受吴广节制，从永宁入。贵州战场兵分三路，总兵童元镇统土知府陇澄、知州岑绍勋等由乌江进兵，参将朱鹤龄由沙溪进兵，总兵李应祥由兴隆进兵。湖广偏桥一路，分两翼，总兵陈璘由白泥入；副总兵陈良玭由龙泉入。布置停当，于重庆誓师。二月二十日，分道并发，每路兵约3　万，官兵3／10，土司兵7／10。

杨应龙认为刘綎所部兵最为精锐，派其子杨朝栋统苗兵数万，希望首战挫明军锐气。二月二十五日，刘綎攻下綦江。三月，杨朝栋率数万苗兵前来迎战，官军夹击，刘綎奋勇杀入敌阵，苗兵见之惊惧，大呼"刘大刀至矣"，纷纷退缩，明军大胜，杨朝栋只身逃回。杨应龙军闻之丧胆。其余各路军捷报频传，陈璘及副将陈寅击四牌，夺天都、三百落诸屯。但杨氏兵乘明军连胜气骄之隙，突袭乌江，官军及土兵被淹死无数，参将杨显、守备陈云龙等战死。

三月二十九日，刘綎攻下娄山关，这里是播州的前大门。四月，杨应龙亲率兵与刘綎决战，谋夺娄山关。杨氏兵四面合围而来，刘綎力战，以游击周敦吉、守备周以德分两翼夹击，大败其兵，追至养马城，遂与南川、永宁路明军合围，连破龙爪、海云等险屯，进围海龙屯，海龙屯是杨应龙父子所倚仗的天险，号称飞鸟难越。湖广方面陈璘亦于四月十三日破青蛇屯。贵州安疆臣一路于十六日攻夺濛关，至大水田，焚桃溪庄。吴广亦攻入崖山关。八路大军集结海龙屯下，杨应龙死守此屯。五月十八日，官军筑长围，轮番进攻。李化龙见屯前险绝，难以攀登，乃令马孔英率劲兵坚守前屯，余众力攻后屯。连日大雨，将士们只得在雨中苦战。六月四日，天晴日出，第二天，刘璘身先士卒，进攻土城，杨应龙出千金募死士守，诸苗见大势已去，悄悄散去，无人应，杨应龙只得自己提刀巡垒，见四面火光冲天，知败局已定，得知官军已破其营垒，自缢死，其子杨朝栋等被擒。此次从出师到灭杨应龙，计104　天，各路军斩敌2　万余。

明廷平播州后，将播州地区改土归流，设遵义府，属四川，下辖真安州及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又设平越府，属贵州，下辖黄州及余庆、瓮安、湄潭三县。杨氏在播州20　世700余年的世袭统治结束了。

（十）平定"奢安之乱"

奢安之乱是指天启年间四川永宁（今叙永）宣抚司奢崇明及贵州水西（今大方一带）宣慰司安位叔父安邦彦的叛乱。奢崇明于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于重庆起事，围成都达100　多天。安邦彦于天启二年二月起兵，进围贵阳200　多天。奢安合流，战争持续到崇祯三年（1630年），前后历时九年。永宁宣慰使为彝族奢姓世袭。洪武中，汤和、傅友德平蜀后，沿元旧制，于永宁地设宣抚司，后升为宣慰使司。万历年间，奢崇明袭宣慰使，与其子奢宾久蓄异志。当时，边事频仍，官军不敷用，屡召土兵。奢崇明上疏请求提兵3　万援辽东，遣其将樊龙、樊虎率兵至重庆，索安家银50　余万两。明财政拮据，仅发给4　万两。驻重庆的四川巡抚徐可立点核其军，将老弱者遣返，饷银也未及时发放。樊龙等遂以此为借口，尽杀徐可立及城中道臣、知府、知县、总兵等明朝军政官员，据重庆起兵。分兵扼夔州水口，一路据綦江、遵义，一路据泸州，一路截川西栈道。当时，奢兵数万，陷遵义、泸州、新都、内江等几十个州县卫所，全蜀震动。十月，奢部进逼成都，当时成都周围泸、叙诸郡邑瓦解，椑木、龙泉诸隘口俱失，指挥冉世洪等率兵拒战，全军覆没。奢兵遂进抵成都，四面围攻。当时城中仅有镇远营700人，调集的松潘、茂州、龙安兵1500　余人。御史薛敷政、左布政使朱燮元率兵拒守，屡以火器杀伤敌众。十月的成都，天已渐寒，护城河水干涸，奢兵挖濠积土为山，上搭篷屋，以避官军火铳炮石，并居高向城内发弩石。朱燮元乘夜缒壮士出城焚烧篷屋。又派人决都江堰水灌河，护城河水满，奢安不能近攻，赶制了渡桥，攻城之锋稍解。诸路援兵陆续抵达，奢崇明亦增派援兵，相持不下。

天启二年正月，奢兵赶制出吕公车攻城，车如舟，高丈许，长500　尺，楼数重，车中数百人各持毒箭，牛数百头，运石而来。城中守军见之胆落，朱燮元说，破此须用炮石。炮石是一种发射石器的武器，它以巨木为杆柱，柱间置轴，转索运杆，千钧之石如弹丸。吕公车不得近城，牛被石击中，狂奔回营。城中之力亦竭。奢将罗乾象谋为官军内应，入城见朱燮元。朱燮元示以诚信，与之　欢饮达旦。罗乾象感激，誓以死报。正月二十八日，夜半纵火，奢崇明父子见军中大乱，拔营而逃。罗乾象率众归降，成都被围102日，围始解。

天启二年二月，水西安邦彦听说奢兵已攻陷成都，遂挟安位反。安位承袭为宣慰使时，年幼，由其母奢社辉代管。奢社辉为奢崇明之妹，实际上水西实权掌握在安位之叔安邦彦手中。安邦彦起兵，自称罗甸王，48　土目蜂起响应，攻陷毕节、安顺，统兵10　万，直趋贵阳。二月九日包围了贵阳城。当时，贵阳守城兵不足3000，加上募兵4000，在抚臣李沄、按臣史永安的率领下，全力抵御。敌造云梯，制滚厢，筑墩台，百计攻城。并沿山扎营，阻挡城中出入。总兵官张彦芳所率2　万援兵被困在龙里，不能前进。贵州总兵杨愈懋等率兵与敌战于江门白杵营，兵败被杀。安邦彦破马撤卫。平越府兵万余人由副总兵徐时逢、参将范仲仁率领，二将不合，范仲仁进兵于主甕城河，失利，徐时逢拥兵不救，范仲仁部大败。贵州巡抚王三善不救贵阳，进兵平越。贵州附近声援俱绝。城中粮食匮乏，军士饥疲力尽，不能作战。巡抚史永安上疏指责王三善坐视不救。十一月，王三善得知自己被参，乃大会诸将，说："省城已坚持不下去了，吾辈死于法，死于敌，都一样是死，还等什么？"遂命何天麟督兵7000　从清水江进，为右路；杨世赏督兵万人，从都匀进，为右路；王三善自率兵2　万从中路进，其军畏敌，屡欲退，在王三善坚持下才得以继续进军。先锋刘超大捷，进至距省城不远的龙里城，诸军乘势急进。安邦彦听说新抚自将兵来援，估计有兵数十万，遂先遁去，余部退屯龙洞。明军夺高塞、七里冲等外围堡垒，乘胜进兵毕节铺。敌步骑被大军击败，丢弃辎重，远逃到陆广河外。贵阳之围遂解。贵阳自二月被围，至此已近十个月。

几天后，左右两部兵至。半个月后，湖广、广东及四川兵亦至，王三善见兵多粮少，欲从敌人手中夺粮，又因自己以3　万破敌10　万。遂有轻敌之心。十二月三十日，前锋杨明楷率兵渡陆广河，扎营30　里外。另有明军屯陆广防大方的奢社辉，一军屯鸭池，目标为安邦彦巢穴。

天启三年正月，安邦彦兵数万并力攻陆广，杨明楷兵败被俘，死者数千。乘势向鸭池出兵，明军退屯威清，王三善收兵入贵阳城。

四川方面，朱燮元以守城功升为巡抚。天启二年三月，降将罗乾象收复江安，四月，秦良玉、谭大孝等败敌万余人于牛头镇，遂克新都。敌退重庆，明军进驻遵义。

五月，明军进逼重庆。重庆三面临江，春水泛涨，不能渡，其出入必经之要道，惟有佛图关至二郎关一路。奢崇明据重庆，自城中通远门城濠至二郎关，驻17　连营，宿精兵数万。官军连日力攻。石柱土官秦民屏绕出敌后，敌猝不及防，败退，遂连克二关，杀敌3000　余人，乘胜抵重庆城下。二十七日，攻克重庆。六月，明军收复泸州。

天启三年，朱燮元召集诸将，合力直取奢崇明巢穴永宁，列营纳溪，阳为攻城，阴令大军会长宁，直取永宁。在土地坝大败奢寅所部兵，直抵城下，一鼓拔之。降敌2　万，死者无数。奢崇明父子逃到贵州水西龙场，倚其妹奢社辉。奢安合兵。

贵州方面，王三善兵败于陆广、鸭池后，不接受教训，于天启三年十月亲率6　万土汉兵渡乌江，师抵大方，进入安位故宅。大军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粮尽，乃于天启四年正月焚大方芦舍，退兵。安邦彦派兵追击，中军参将王建中、副总兵秦民屏战死。王三善被诈降的安邦彦部将陈其愚诱杀。天启六年二月，安邦彦率众数万，与总理鲁钦所部明军接战，明军因数月无饷，乘夜散去，鲁钦自刎死，敌势又盛。

崇祯元年（1628年），以朱燮元总督贵、湖、云、川、广五省军务。崇祯二年，朱燮元作了全面部署，令滇兵下乌撤，遏乌撤安效良援奢安之兵。蜀兵出永宁、毕节，扼其交通四裔之路。自己亲率大军驻陆广，逼大方。八月，奢崇明号大梁王，安邦彦号四裔大长老，合力攻永宁。奢安先进兵赤水，朱燮元侦知，令守将佯败，诱敌深入。估计其已抵达永宁，分遣林兆鼎从三岔入，王国桢从陆广入，刘养鲲从遵义入，安邦彦之兵穷于应付各路兵，力不支，罗乾象复以奇兵绕出其背，奢崇明、安邦彦被杀。奢安联兵被击败。

此时，只剩安位据水西。朱燮元以叛兵已基本剿灭，不愿再用兵，安位年幼，被人挟持，负险顽扰，朱燮元因水西山深林密，深入难出，乃扼其要害，四面迭攻，使其乏粮坐困。于是明军封锁了水西周围百余里，或斩樵牧，或焚积聚，百余天后，安位感到难以支撑，乞降。是为崇祯三年春，至此奢安之乱终于平定。

明廷将永宁地区改土归流，设永宁卫及48　屯，隶叙州府。水西地区仍以安位为宣慰使，但削其地开办军屯，又在沿河要害处筑城36　所，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辖。

五、卫所制的嬗变（一）卫所制的式微明代的卫所制，以军屯保证其自给自足，由世袭保证士兵来源，所以封闭、保守是其突出特点。明代大多数卫所，都建立了完备的军屯制度，卫所军士部分守城，部分屯种，要求基本上做到自给自足。卫所制的这一特点，是与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多年战乱，使明初出现了大量荒闲土地，政府得以进行土地的再分配，把大量土地直接划归卫所管辖，军屯有充分的保证，但永乐晚期，军屯制度已开始遭到破坏。宣德以后，卫所官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军士耕种之事，已频频发生。甘肃、宁夏可行水灌溉的良田沃土，"皆为镇守官及官豪横官旗所占"（《明宣宗实录》卷七十六）。大同参将曹俭，"占应州等处庄田一百五十余顷，又私役大同诸卫军百余人耕种"（同上书，卷一○八）。结果是贫穷军士，无寸地可耕，妻子冻馁，人不聊生。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即从卫所制自给自足的原则被破坏，来分析卫所制式微的原因：卫所、屯田，互为表里。其后军伍销耗，耕者无人，则屯粮不足。又增以客兵，坐食者众，屯粮更为不足。"于是益之以民粮，又益之以盐粮，又益之以京运，卫所之制始破坏矣。"并认为，漕军、班军，有月粮，又有行粮，一人兼有二人之粮，就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不耕而食之军。各边有警，调发客军，客军食此地新饷，其家口又支原地旧饷，况且客军不归，原地再补以新兵，一兵费三饷，"卫所之制，至是破坏不可支矣"（《明夷待访录·兵制一》）。黄宗羲的这种分析，不能不说是独到而深刻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卫所制下严格的人身束缚开始松动，嘉靖时期，谭纶曾指出卫所行伍空虚的原因："顾家道殷实者，往往纳充承乏，其次赂官出外为商，其次投兵，其次投占，其次搬演杂剧，其次识字，通同该伍放回附近原籍，岁收常例。"（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十一）军籍成为卫所军士世世代代的枷锁，军士无力挣脱，便以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从卫所制建立之初，逃亡现象即已存在。从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逃亡者计47986人（《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朱元璋令天下诸司追捕这些逃亡军士，并于洪武四年，严定罚例，从小旗至千户，以逃亡人数多寡定罚俸降级不等。此后，逃亡人数有增无减。嘉靖八年，"桂萼上天下兵籍，仅九十七万。至胡松考舆地，又止八十四万五千八百而已"（王世贞《弇州史料》卷八《京营兵将考》）。而天下卫所军士的总额，估计在300　余万。有鉴于此，从宣德时期起，明廷每年派出清军御史，分道清理逃军。各卫所也纷纷派人到逃亡军士的原籍勾丁。终明之世，卫所制不废，清勾亦始终举行，然亦徒滋繁扰而无裨实用。正德十四年吏部尚书王琼言："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计所勾之军，百无一二到卫。有自洪武、永乐年间差出，到今三十余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业，通同军户，窝藏不回。"（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六十四）

卫所制的废弛，使军队的战斗力明显下降，甚至难以承担其正常的军事职能。明代军队的建置，在京城及边地安置了大量军队，尤以京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以期起到居重驭轻的作用，京军的情况便很有代表性。

京营军士78　卫，人数不下30　万。畿内又设置50　余卫，军士20　余万。

京操班军又有16　万，计"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明史》卷八十九《兵志一》）京军在全国军事防卫中地位举足轻重。弘治七年，兵部尚书马文升即指出，江南军士多用于漕运，江北军士多作为班军，进京操备，致使腹里卫所城池空虚，遇警则力不能支，只能倚靠京军的支援。边军人数虽多，但分路把守，势分力单，一旦有警，亦需京军支持。

京军的居重驭轻的地位并没有保持多久，土木之变，明英宗率50　万京军出征，几乎全军覆没。正德时，刘六刘七起义，威胁京畿，京军已无能为力，不得不调边兵入援。到嘉靖时，京军已因不习战阵，恐伤国威而不轻易派遣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土木之变后，明廷派遣迎接明英宗的使者杨善，曾就明军在土木之变中一触即溃的情况作出解释："太平日久，将卒相安。况此行只是扈从随驾，初无号令对敌。四方无虞，只营寺宇而已，何曾操练？"（陈九德《皇明名臣经济录》卷六李贤《王振之变》）即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对卫所制的式微状况，时人亦尽洞悉，但扭转这种境况的策略却不甚得力。京营从于谦把三大营变为十团营，此后营制纷更不定，而京营状况并未有多大改善。但在对卫所的被动调整和变革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如提高将领权力的做法和改银召募的尝试，这些变革多少触及了卫所制的实质性问题。

明太祖分府设将，明成祖分营统兵，以避免历代强臣握权重兵的隐患。

于谦在进行营制变革时，则力图改变三大营各为教令，临期调拨，兵将不相习的传统，提高将领的权力，设一总兵总领十团营。此后的营制变革，基本上继承了这一做法。但这种变革收效不大，一方面它比较保守，又时时受到内臣及文臣的牵制。另一方面，京师为朝廷所在。权贵云集，也使京营事宜往往掣肘难行，营将权力受到削弱。

京营制度的改革，也表明了明代试图调整卫所制下兵士终身服役所造成的老弱疲羸充斥行伍的状况。从三大营变为十团营以后，精锐士卒被编入团营，老弱不堪者归本营，称老家，专供役使。但老家制度仅行于京营，这就使卫所的状况不能得到根本改善。

改银召募的办法，更是大胆地突破了卫所制的世袭传统。这在班军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班军之设，始于永乐。承平日久，班军渐渐被用于兴作，操练日减乃至全废。正德以后班军作役已成为普遍现象。军卒因畏惧劳作而愆期不至。虽严定罚例，仍不能禁革。嘉靖年间，吏部侍郎王邦瑞摄兵部事，查班军16万人，至者不满2　万（《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七张养蒙《阁试议处京操班军疏》）。鉴于这种情况，一些官员建议改银召募。但因大学士严嵩反对而作罢。万历二十九年（1550年），兵部职方主事沈朝焕给班军饷，见班军皆雇用乞丐充额，建议废班军，征银贮库，有警召募，终不了了之。既然通过正常渠道难以顺利解决，班军将领又畏惧因士卒失期逃亡而被治罪，便私自募人代役。"闻之近年京操称能办者，至京师往往借贷，召募壮勇，大补班军亏欠之数，尽额补给赴工，比其返也，查扣在卫月粮赔补。"（《嘉靖青州府志》卷十一《兵防》）

京操班军由于地处京师，土木之役较多，权贵及有司俱以班军作役为利，所以改银召募之议难以顺利实行，况且16　万班军尽数撤还，京师也未免空虚无靠。边班官军则相对灵活些。

永乐年间命内地军轮番戍边，称边班。戍边班军虽不像京班官军全部用于输作，但由于戍地遥远，又多寒苦，更代也多不及时，逃亡现象也很严重，故多用召募的方法。湖广的永定、沔阳、德安、枝江四卫，戍清浪班军610余名，收免班银，每班一年，一年纳银五钱（《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十七《湖广七》）。嘉靖三十四年，规定戍延绥的班军，免戍三年，每军征银五两四钱，用来募兵。辽东在万历年间，也以河南班军无裨实用，议令撤回各卫，将月粮扣下，以备召募（《明史》卷九十《兵志二》）。

造成卫所制废弛的原因很多，但卫所制所实行的一些基本政策，是其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卫所制内部所进行的小修小补式的变革，也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卫所的衰败趋势，明代军事制度的变革，便走上一条与卫所制相脱离的道路。

（二）募兵募兵出现于朱元璋起兵创建明王朝时期，明王朝建立后，创行卫所制，军队的来源已有保证，基本不再采用募兵的方式了。但卫所中的某些特殊组织，仍由召募得兵，如骁骑舍人、校尉、力士等。洪武十年九月，"募民间子弟年二十五以上，素行无玷者，听充骁骑舍人，于是四方至者甚众"（《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五）。洪武十二年（1379年），遣仪鸾司典仗陈忠往浙江杭州等府，召募校尉力士。这些士卒隶于锦衣卫，不同于一般的卫所军，不世袭，不勾丁。

靖难之役起，南北双方均为应急而进行了募兵，建文帝虽掌握着全国的军队，但在燕师逼近京师时，一时难以聚集大量军队，不得不募兵应急。"靖难兵起，叔英奉命募兵广德"（《革除遗事》卷四《王叔英传》、《黄观传》）。建文四年二月，遣礼部侍郎黄观募兵。王叔英、黄观所募兵未及参战，燕师渡淮，打入南京，二人皆死，兵亦自散。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因军队数少不足用，也曾募兵。建文四年十二月，朱棣已登基，户部尚书掌北平布政司事郭资奏言，北平、保定、永平三府之民，因长期充军，致使田土荒芜，户口日减。因建议"今宜令在伍者籍记其名，放还耕种，俟有警急，仍复征用"。明成祖认为"此皆良民，初以义募，于今遣还田里宜也"（《明太宗实录》卷十五）。

洪武、永乐时期，边境局势相对稳定。朱元璋时期，明军多次北征，基本上解除了蒙古势力的威胁，并在北边部署重兵，积极进行边防建设。永乐时期，国力强盛，边防甚重，又六次北伐，以攻为守，故明前期边患不重，也无须为此募兵。仁宣时期，鞑靼势衰，明朝的边防政策，亦转攻为守，维持和平。

正统时期，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由于蒙古瓦剌部的兴起而发生了变化。

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发兵内侵，明英宗率兵亲征，全军覆没。从此明王朝进入了中后期战乱频仍的时代，狼烟四起，边患迭兴，兵力不敷，不得不募兵为用。

如果说洪武永乐时期的募兵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仅为一时之需，那么宣德以后的募兵则与明初有相当大的不同，伴随着边境紧张局势的步步升级，卫所制的日益废弛，募兵便作为兵力的重要来源而受到越来越普遍的关注。宣德以后的募兵，多由于边境战争频发、兵力不敷而进行。宣德九年（1434年）十月，"榜谕边境，有愿奋勇效力，杀贼立功者，许赴官自陈"。史载"时以阿台扰边故，然亦见兵力之渐顿矣"（清《续文献通考》卷一二二）。正统二年（1437年），"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分隶操练，于陕西得四千二百人"（《国朝典汇》卷一五○）。

大规模的募兵，出现于土木之变以后，正统十四年，"令各处召募民壮，就令本地官司统令操练，遇警调用"（《皇明世法录》卷四十四）。在诸边镇，则召募土兵。景泰元年九月，遣官于延绥诸镇各召募土兵5000人。天顺元年八月，亦选沿边民丁为土兵。这些募兵的待遇："给与鞍马器械，秋冬操练，支与口粮，春夏务农住支。免其杂泛差役。如有事故，不许勾补"（清《续文献通考》卷一二九）。

正统到正德时期，是募兵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募兵的特点，首先是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募兵秋冬训练，春夏务农，或冬春训练，夏秋务农。当然，有战事时例外，亦不久系行伍。其次，这一时期的募兵，以防守本地为原则。各边镇所募土兵，"止就各居住堡洞防御邀击"，若让其"随军剿杀，人多不肯应募"。固原人李让一家，弘治十四年（1501年）应募，因功升临洮所小旗。但因离家千里，不愿前往，要求就近补伍。为提高边民应募的积极性，陕西巡抚杨一清题准，"土民应升官旗职役者，俱填注本处附近卫所。"（杨一清《关中奏议》卷十一刘大夏《为处置召募土兵事疏》）明中期的募兵，尚属临时性的应急之策，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形成一种独立的组织，因此它需要附着于一种现存的、固定的组织形式之上。有两种选择，一是附着于卫所，一是附着于地方官司。这两种形式都曾被采用。在北部边镇，因战事需要，募兵多由卫所带管，但直接把募兵补入卫所，阻力相当大。弘治时，延宁二镇所召2　万余土兵，当地官员欲将其编入沿边新设卫所，但朝廷派往其地勘处此事的官员据实情奏称募兵抱怨"比先召募之滥，近日拘留之苦，供帖之难，甚至愿将原赏银两送官疏放"（《御选明臣奏议》卷十一刘大夏《覆金洪防边务疏》）。况且明代卫所军世袭，新增的卫所军尽为罪徒，把应募之人编入卫所，也难以为人情所接受。正统十四年京师所募之兵，久多潜逃，有人建议治其罪，并将其编入军籍。御史练纲即颇持异议："其何罪？且上于大辟，尚原之为军，至使赴义无辜之民，与为伍耶？失刑甚矣。设更募，其谁应之。"（《西园闻见录》卷七十七）

明中期的募兵，更多的是由地方行政系统管辖。成化二年，御史李纲往陕西延庆二府召募土兵4866　名，这些人被"编成排甲，差委有司佐贰官员管领，听调杀贼"（魏焕《皇明九边考》卷一）。

嘉靖时期，南倭北虏，边患严重。募兵作为救急良策而被广泛采用，这是募兵制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募兵人数众多，范围遍及全国，在明朝的军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东南沿海倭患时，使用了大量募兵，人数不下10　万。这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几次提到。万历以后，辽东地区战事不断，也使用了大量募兵。据兵部尚书李汝华统计，兵部"先后具题于五省州县议募二万，又于四省议募二万，又于各边议募二万，合之则六万矣。。。抚臣招募一万，赞画一疏中辽阳海盖等道召募二万，开原道召募一千三百"（程开祐《筹辽硕画》卷二十八）。是时，辽兵调募及现存兵力约20　万，其中近10　万为召募者，可见数额之大。募兵从此成为明朝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募兵制在嘉靖以后大规模发展，使中央对募兵的控制权相对松动。募兵权仍集中于中央，并时常派出御史和科道官专门负责。但召募的具体工作，由地方武将进行，中央派出官员仅授权而已。由于各地募兵渐多，经常是不派专官负责的，由地方最高军事官员督抚处置，但须事前审报批准。督抚再授权卫所官办理，并给予钧帖为凭。弘治时，杨清巡抚陕西三边，"张挂晓谕卫所大小官员，有愿承领召军者，许赴臣呈告，给予钧帖，令其分投招谕。"（杨一清《关中奏议》卷七《为整理边务以备寇患事》）

募兵不同于卫所军，不世袭，也不终身服役。政府明文规定事毕归农。

嘉靖时，三边总督曾铣认为兵部所发募兵榜上，虽明言事毕归农，但恐民人不能尽知，有后顾之忧，因建议"命二三将命之臣，别刻小票，以与民为质，凡应募者人给之，许其事平之后，执是为后信。"（《明经世文编》卷二二三曾铣《陈募兵便宜疏》）但政府常需延期使用，为此，在战事较平息的时期，便采用了上下班制。嘉靖二十九年以来山东募兵6000人，隆庆时仍未遣归，靳家颜建议把这6000人分为二班，每年上班一次，下班一次，下班的3000人，"每名于帖户下，征银三之二贮库，而优免其身以自便。"（《皇明疏抄》卷三十九靳学颜《讲求财用疏》）嘉靖倭患时，浙闽募兵相当多，倭事暂宁时，因备御不便撤兵，谭纶便决定将其分为上下二班，每班9000人，一班的上班时间为七月到十月，"以防小汛"。另一班的上班时间为十月到六月，"以防春汛"，下班者派人送回原籍务农（《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六谭纶《倭寇暂宁条陈善后事宜疏》）。

募兵与政府是雇佣关系，而不是力役，因此，嘉靖以后的募兵不再像明中期的募兵那样用免户丁徭役和租粮的形式进行优免了，而只是免本身差徭。募兵作为雇佣兵，由政府提供佣值。一兵所需，"招一壮丁，须得安家银五两，盔甲器械银三两。鞍马之费又需十四五两，而月饷不与焉。"（薛三才《薛恭敏公奏疏·清剿奴酋议兵食第一疏》）这是辽东地区较高的标准，各地不同，南北兵也不同，蓟镇及保定，万历时因朝鲜之役募兵15000，其中南兵3000，北兵12000，一例给安家银五两，南兵月饷一两五钱，北兵一两。

由于募兵的待遇比较优厚，不世袭，也不终身服役，来去相对自由，所以多有乐于应募者，应募为兵已成为一种职业，一种养家糊口的途径。"一人应募，一家可资以养"。四川西部的茂叠地区，土地贫瘠，不养桑蚕，"人所为命者，惟是军饷耳，且如五口之家，须应军二名，方得温饱。不然应军一名，且见菜色，如无军可应，则无生可度，动见逃窜。"（《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十七《四川》）

（三）营兵兵在明代军事制度中，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相对于卫所军的兵，在明初已存在，由地方行政系统管辖。朱元璋早在天下未定时，即立民兵万户府。至正十八年，朱元璋谕中书省臣曰："所定郡县民间，岂无武勇之材，宜精加简拔，编辑为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时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者令还为民。"（《明太宗实录》卷六）天下既定，又于要害处设巡检司，领乡兵，维持治安。于交通要道，设驿递，领铺兵，明中期以后，又立民壮制。弘治二年，"令州县选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壮之人。州县七八百里者，每里佥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佥三名，三百里者，每里佥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佥五名。"（《国朝典汇》卷一五一）这些民壮定期操练，遇警调用，官给行粮。北边战事孔棘之地，召募本地边民，用以防守。因边民多骁勇，习见烽火，敢于战斗，又不远调，各护身家。成化时，延绥土兵击退了蒙古毛里孩部的连年入侵，"由是土兵强而毛里孩遁"（《皇明世法录》卷四十四《民兵》）。

明初于各地设立卫所，都司官即为主帅，卫所官即为偏裨。惟有重大战事，才命大将为总兵，挂将军印而行。事毕则将回京师，上还所佩印，兵各回卫所。由于边患时有发生，为加强边防建设，一些重镇便逐渐派大将坐守，形成了镇戍制。洪熙元年二月，颁将军印，有总兵六人，分别为云南、大同、广西、辽东、宣府、甘肃。此后，其他边镇逐渐添设。宣德间，设山西、陕西二总兵。嘉靖间，分广东、广西、贵州、湖广二总兵为四总兵，改福建、保定副总兵为总兵。万历年间，又增设总兵于临洮、山海关。天启时，增设登莱总兵。崇祯时增设相当多，纷繁不可记。

总兵官以下，设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把总等。这些官无品级，无定员，因事而设，各镇也不一定依次设置。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称协守。又有提督、提调、巡视、备御、备倭等名称。总兵、副总兵以公侯伯都督充任，参将、游击、把总等官，在明初亦多以勋戚都督等充任，明中期以后，所设渐多，以勋戚充镇守官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多以流官充任了。

总兵官镇守各地后，取代了都指挥使的地位，成为地方最高武职官员。

自永乐十九年后，地方有事又专派廷臣巡视处理，有事则遣，事毕而止，谓之巡抚。宣德以后，在各布政司普遍设置，巡抚也成为地方官。"宣德年以关中江南地广而要害，始命官更代，巡抚不复罢去。正统末，江南盗起，北边戒严，于是内省边隅，遍置巡抚官。"（《雍正畿辅通志》卷十八《艺文志》）巡抚由都察官员或六部官员出任，二者任巡抚时均加都御史衔；原因在于"国初遣尚书、侍郎、都御吏、少卿等官巡抚各处地方，事毕复命，或即停遣。初名巡抚，或名镇守。后以镇守侍郎与巡抚御史不相统属，又文移往来，亦多窒碍，定为都御史巡抚"（《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九）。

明中期以后，文臣地位提高，文臣率兵出征，加总督军务衔。总督始设于宣德时期，用以总督粮税。正统初年麓川之役，始用于军务。当时靖远伯王骥以兵部尚书督师征麓川，挂总督衔。于谦在景泰时任兵部尚书，亦称总督军务。以后，文臣以部院衔督师出征，事涉数省数地，多加总督衔。总督成为文臣第一重任。

以督抚总兵为首的战时军事体制的创立，是明代军事制度的重大调整。

这些军事官员所领之兵的组织形式，也完全有别于卫所，这就是营兵。

总督、巡抚所统之兵称标兵，往往有一营或数营。总兵及副参游守所统之兵，均独立为营。营伍设置及人数均没有统一的规定，其人数一般是随领兵官职位的高低而变化的。嘉靖时的宣府镇，正兵营，由总兵官统领，官军5000人；奇兵营，副总兵统领，兵3000；旧游击营，由左游击将军领兵3000；新游击营，右游击将军领兵3000；总督军门标下游兵1000；巡抚标下800人；五路参将营兵各3000人；极冲要处守备19　处，各领300人；次冲要处守备9　处，各统200人（《嘉靖宣府镇志》卷二十一）。

嘉靖以后，各地多以警患募兵设营，人数按实际需要及财力召用，营也时设时革，规制自然难于统一。如山东莱州府，潍县，万历二十五年，因朝鲜倭警，募兵3000，置游击一员，把总五员，哨官十余员统领。不久裁去。莱州，万历二十五年，置六营，由参将一员统兵3000　名。王徐营，万历二十一年设，守备一员，兵500　名（《万历莱州府志》卷五《兵防》）。

鉴于这种比较混乱的营伍建置情况，朝廷也曾有整齐划一的企图。嘉靖时，浙江巡抚赵炳然指出："浙江之兵，原系募用之人，并非卫所尺籍。所用头目，或名把总，或名哨官队长，所部各兵，或六七百名，或四五百名，或一二三百名。把总不必多于千总，千总不必多于哨总。权齐心异，似无体统。"因此，他建议统一格式："伍人为伍，二伍为什，外立什长一名。三什为队，立队长一名。三队为哨，外立哨官一员。五哨为总，外立把总一员。五总为营，俱属主将一员。"（《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二赵炳然《海防兵粮疏》）而当时凤阳巡抚李遂建议的规制又与赵炳然不同，他要求下属填造的文册按下列格式：每5人为伍，伍有长，每25人为甲，甲有长，每125人为队，队有长。每625人为哨，哨有总，有左右哨长，择指挥及千百户有谋勇者充之。每3125人为军，军有帅，即参将、游击、留守、留备、把总等官（李遂《明代御倭军制·为明什伍肃军令事》）。我们从明后期的具体情况看，以上建议并没有得到认真施行。

营兵的来源，一是募兵，一是卫所军。明中期以后的募兵除少数部分由卫所带管外，主要部分均充任营兵，可以说营兵是以募兵为主。卫所军转为兵，有两种途径，一是私投为兵。募兵待遇优厚，卫所兵纷纷投充为募兵，辽东经略熊廷弼指出："旧军以粮薄纷纷弃伍投充新兵，旧营伍无一处不乱。各营卫批拿逃军赴弟衙门挂号者，日不下四五起。彼皆变易姓名，难以盘诘。"（《筹辽硕画》卷二十四熊廷弼《揭周巡抚书》）嘉靖时，大同总兵周尚文以新辟土地召募新兵，卫所军士纷纷投充，总督翁万达抱怨其"避重就轻，诡名应募，影射粮赏。将官但要充数，竟不根究来历，甚至明知其然而故令投充，反为曲庇。"（翁万达《东涯集》卷十三《修设二边墩堡召军填实保固地方乞处粮赏疏》）

第二种途径，也是最主要的途径，是抽调卫所军到营而转为营兵。嘉靖时，已有"抽边军丁补兵之议"，理由是："时当事者以军与民壮并无在食粮之额，用以充抵民兵，则兵数不亏，饷数自减。盖于总参新法中仍参用军伍，存卫所初建意，兵制有变而得其善者，此制也。"（《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七《戍海篇》）

由于卫所军经常被抽选为兵，从而出现了一个新概念--"军兵"。嘉靖末，嘉兴府郡城五营民兵及守台乡兵，以次裁革，止存募兵三营及"抽选海宁卫所军兵二营"，每营设队什长，俱属兵备及参将统调（《康熙嘉兴府志》卷十《武备》）。这种军兵，多出现于嘉靖倭患平息之后，以募兵费饷，故汰兵选军，"于原在食粮之额，加至一石"（《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十五《浙江》），但仍比募兵省费用。

由卫所调出之军，在营则为兵，统辖、使用、饷给等均不同于卫所军。

但若回卫，则仍为卫所军。我们从下面班军的情况，即可清楚地看出其双重身份。嘉靖三十三年，总督京营戎政平江伯陈青，同兵部尚书聂豹争班军职掌，相持不下，明世宗命科道官议之，于是议定："自今班军上班，由都司送部，由部到营，该营不得而先。盖军未上班，是为外卫，外卫固属之本兵（兵部），使营中先收，孰从而知其多寡虚实之数？班军下班，由参将送总督，总督咨兵部，该司不得先。盖班军未下班，是为营兵，营兵悉隶于戎政，使该司先收，孰从而知其到否？"（《明世宗实录》卷四一四）是以属营为兵，属卫为军。

营兵渐渐代替了卫所军，兵主战，军主守或屯，"兵御敌而军坐守，兵重军轻，军借卫于兵，壮军乃复充兵"（《万历绍兴府志》卷二十三《武备志》）。《明书》指出："厥后卫所军第征屯租，而操练全废，军归农，不习兵。"（《明书》卷七十《戎马志》）但营兵仍为因战事而设的军事组织，流动性很大，随战事调发，没有固定的驻地，事毕裁革，募兵归乡务农，卫所军还卫。营兵制并没有彻底取代卫所，卫所制一直存在到明朝灭亡，清初改卫所军为屯丁，卫所制作为一个军事组织才彻底消失。

（四）家丁随募兵制的发展，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募兵，将领挑选一些身强力壮的应募者，称家丁，作为将领的亲兵使用。家丁的供给优厚、地位特殊。"廪食优厚，过额兵十倍"（魏焕《皇明九边考》卷五《大同镇》）。

明后期，边将大都蓄有家丁，用为取胜护身的资本。"辽东大小将领旧有家丁多至百余，少亦不下三四十"（《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朝鲜之役，大将李如松"不欲他兵分其功，潜率家丁二千人"，参加碧蹄馆战斗（《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吴襄、吴三桂父子亦有家丁3000，吴襄曾说："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绥寇纪略》补遗）

家丁的来源，除召募外，抽调卫所军亦是其来源之一。弘治年间，辽东巡视张鼐言："辽东总兵、副总兵、参将、都指挥、指挥、千户等官，先年各选骁勇军士随从杀贼，久之遂为家人。"（《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六）此时占用军人为家丁是不被允许的。明后期，却可以直接抽调卫所军为家丁了。万历时，播州事平之后，设一总兵留镇，从"应留各兵挑练家丁三千"（李化龙《平播全书·请内帑增兵将疏》）。京营家丁，也从营中挑选。"营中家丁，原设沿边壮士，近多逃亡，遂令京师椎埋之徒，往往冒充，为蠹不细。宜尽汰革，而选战兵营二百人，城守备兵二营各百人充额。"（《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七王之浩《论戎政疏》）甚至从班军中抽选家丁。万历三十六年，兵部尚书萧大亨题称，辽东镇河南各营堡缺少家丁，多选用流寓无籍之人，难以管束，而土著班军，只供役使，因建议"自今以后，行令督抚衙门，即于该卫班军内有技勇堪用者，遴选充补"（《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九《陈切要事宜疏》）。可见抽选卫所军为家丁的做法，不但得到允许，甚至受到支持和鼓励。

家丁费用原由将领自己负责，但随家丁制的盛行，也就得到朝廷的认可，官给粮饷，"每名每月准支双粮，银八钱，年支赏银八钱七分五厘，仍每名给予官马一匹，自己饲养骑操"（《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一熊廷弼《与李霖本兵一》）。但将领仍以自己的私产供给家丁。崇祯时，程彦勋由辽东调为榆林副总兵，到任随带家丁200　余人，"薄有产业，一概尽行变卖，充作家丁盘缠"（《明清内阁大库史料》卷五《兵部为酌留冲边将领事》）。

家丁与一般的卫所军及营兵区别很大，家丁作为将领的私人武装，随将领的升迁而去留。程彦勋的家丁，"相随卑职年已十余任，已四转，大小战守，靡不同生死用命，衣食饥寒，不啻父子家人"（同上）。家丁一般自立为营，不编入其他队伍。胡人哱\拜万历五年（1577年）"以游击统标下二营家丁四千余，请得专敕钤束。"（茅瑞征《万历三大征考·哱\氏》）。即使人少不能自立为营者，也不愿受他人约束，"各将有家丁二三百者，无多兵不能成营，欲与他家合为一营，又掣肘难行"（《筹辽硕画》卷八佟国柱《敬陈愚忠以灭奴酋疏》）。

将官倚家丁自重，熊廷弼言辽东募有关西兵200　余人，领兵千总亦关西人，"恃其不属协营，与协守抗礼"（《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一熊廷弼《与李霖本兵一》）。将领厚养家丁，不仅可以用来自卫和战时取胜，还可以由此得到复职或升迁。辽东曾以各将蓄有家丁的多少而授官。"各官有愿自备糗粮，带家丁赴辽杀贼者，总兵副将等官，皆复原职。其无官者能带家丁四五百名，即授以副参游击等职衔。二三百名者，即授以都司职衔。"（《筹辽硕画》卷三）

家丁的作用是矛盾的。一方面，各边将召用家丁，"厚其养赡，用备前锋，每遇征战，家丁当先，弱兵随之"，可以鼓勇取胜。所以当辽东一度革去大部分家丁，并且存留下来的家丁也只支　给单粮时，"一时亦觉省饷，以后辽兵遂不能战"（《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二李化龙《摘陈辽左紧要事宜疏》）。另一方面，家丁盛则将领专倚之，忽视一般士兵，"厚养家丁，而以营兵充其役，驰其马，且听其骚扰，朘军食而供之，家丁盛而军心离矣"（《明经世文编》卷三四六戚继光《练兵条陈疏》）。

从募兵制的产生起，明代军事体系中所严格坚持的兵将分离的原则便已受到威胁，随着募兵制的发展，兵将相习逐渐得到认可。如在召募时明确规定"要在以将召兵，以兵属将"。私募现象的出现，即为兵将不分、兵将相习政策得到承认的明确说明。家丁制的出现，更使这一事实明朗化，将权进一步提高。

（五）新式武器明代兵器、尤其是火器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空前的。明代的火器，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制作技术及性能也取得巨大进展，尤其是管形火器，发展很快，由简单的火铳，发展到鸟枪、巨炮，由没有瞄准装置和火绳点火发展到较完善的瞄准装置和击发装置，由单管发展到多管连发。正德以后外国火器佛郎机炮和鸟嘴铳等传入后，更推动了明代火器性能的发展。

明代兵器生产机构，有洪武年间设置的军器局、鞍辔局及兵仗局。宣德二年设盔甲厂承造军器，后又设王恭厂分造3／10。各地都司卫所亦各置局，造兵器甲仗，但对火器的制造，明初控制较严。正统十四年开始授权各省可以制造铜将军、手铳之类的火器。明代兵器的生产与需求量很大，洪武十一年（1378年）规定：岁造甲胄之属13465，马步军刀21000，弓35010，矢172　万。火器，洪武时，军器局以三年为期，造揽口铜铳3000　个，手把铜铳3000　把。万历年间令兵仗局添造中样铜佛郎机4300　副，大将军10　位，二将军79　位，三将军20　位，神炮669　个，神铳1558　把，小铜佛郎机铳50　副等（《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九三）。

火器在明代军队中占有很大比例。洪武年间，军法规定：每百户，铳手10　名，刀牌手20　名，弓箭手30　名，炮手40　名。

宋代已将火药应用于军事以及武器的生产，结束了冷兵器时代，开始了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时代。宋代的火器主要是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杀伤力不大，主要起威慑作用。元代则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目前已发现元至顺三年（1332年）制造的一具铜火铳，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元末农民战争中，金属管形火器已普遍使用。朱元璋夺取天下的战争，亦多赖火器以取胜。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焦玉向朱元璋献火龙枪数十件。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部与张士诚部战于绍兴，双方均使用火筒。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徐达曾使用大量火铳攻打平江（苏州）。目前已发现洪武五年（1372年）制造的一具铜铳。永乐五年（1407年）明军得到安南所造神机枪，性能上优于明军所造，便进行仿造，京营还专门设立神机营，专门使用火器作战。此外，边军也配备了火器。郑和下西洋的战船，装备有大量火箭、火铳等。

明初火器没有明确的分类。一般来说，管形火器体积较大的称将军（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夺门将军）和炮，较小的则称为铳和枪。

明初管形火器的特点是，用铁或铜铸成简单的圆筒形，一般口径较大，身管较短，火药由前装填。发射石弹、铅子和箭，用火绳点火。其缺点是，装填及燃放缓慢，射程很近，没有刺刀装置，无法与敌近战及自卫；体形笨重，不利野战；没有瞄准装置，命中率不高。这类火器有：明初的大碗口筒、旋风炮、盏口炮、缨子炮、大铜铳，明中叶的两头铜铳、铅弹一窝蜂、迅雷炮、虎尾炮、毒虎炮、虎蹲炮等。这些均属于小型火炮，重量在50　斤上下。较为先进的两头铜铳，制作于正统年间。可旋转连放，提高射击速度。铅弹一窝蜂口径小，身管短，装小弹子100　枚，射程可达三四里。轻便易于随身携带。虎蹲炮创于嘉靖年间，专用以防守险隘，便于对付倭寇的密集部队，发射时用大铁钉固定炮身，内装百枚铅子或石子。

明代的大型火炮有铁火炮、威远炮、攻戎炮、叶公神炮和千子雷炮，明代后期的铜发熕、百子连珠炮等，重量百斤以上。攻戎炮安装在双轮的炮车上，发射时，将铁锚向炮车前面扣住，并用积土掩盖，以减小后坐力。叶公神铳也是安于炮车之上，最大射程可达六七里。铜发熕是明世宗嘉靖间创制，重500　斤，发射的铅弹每个重4　斤，石弹大如小斗，发射时要挖土坑，以便炮手点火掩护，避免震伤。这种炮威力很大，能洞穿墙壁，摧毁建筑物。百子连珠炮用精铜制造，可装铅弹约百枚，分次发射，可旋转，向各个方向射击。

明中叶以后，出现了爆炸弹。这是武器的一次重要进步。弘治年间所造的毒火龙炮，即发送开花弹，但重量很大，只能用于攻城。嘉靖年间进行改进，减轻重量，制成铁棒雷飞炮，可用于野战。这种炮计有毒火飞炮、飞蒙炮、八面旋风吐雾轰雷炮、轰天霹雳猛火炮、飞云霹雳炮、毒雾神烟炮、九矢钻心神毒火雷炮等，发射爆炸弹，以炮弹的碎片及喷出的毒火、毒烟杀伤敌人。

16世纪外国火器的传入，促进了中国火器品种的改良，效能的提高。佛郎机炮及鸟嘴铳影响较大。佛郎机是明武宗正德年间葡萄牙船传入广东的。大者重千斤，小者150　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最利水战"（《明史·兵志》）。这种炮与明朝原有火炮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有瞄准装置，而且炮弹装填便利，发射速度快。明朝于嘉靖年间进行仿制，有大样、中样、小样佛郎机，百子佛郎机及发熕炮数种。受其影响，其他火器也都装上了照门、准星。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欧洲传教士纷纷来华，为换取统治者对其传教活动的支持，传入了包括火器在内的一些西方科技。万历年间，荷兰人使用的红夷大炮传入。《明史·兵志》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时开始仿制，崇祯年间大学士徐光启招收一批外国传教士毕方济、龙华民、汤若望等制造红夷大炮，发给各镇。宁远之战，袁崇焕使用红夷大炮击伤努尔哈赤。明代后期，装有瞄准器的轻型炮有大样铜（铁）佛郎机、威远炮、百子佛郎机、双管连珠佛郎机、翼虎炮等。一般重量不超过400　斤。重型火炮有明代后期输入的佛郎机与仿制的一、二号佛郎机红夷炮和神飞炮。输入的佛郎机为铜制，长五六尺，重达千余斤，腹部膨大，留有长口，有子铳（炮）五个，在子铳内装填弹药，轮流安入腹部的长口内发射。明朝仿制的佛郎机，子铳增加到九门，射程可达五六里。明末还结合佛郎机与红夷炮的优点，创制了神飞炮，其威力大于佛郎机，又比红夷炮轻便，发射快捷，重1000　斤到800　斤，有子炮五门，轰击战船、战车及城垣时，使用重25　斤的炮弹一个，杀伤人马时，使用重2　两的石子200　个。

15世纪前，明代的枪类没有瞄准器。永乐时期的神枪系根据安南的神机枪仿制，既可射铅弹，又可射箭，射程可达300　步。飞天神火毒龙枪则一器三用，枪身用铜铁打制，膛内装铅弹，枪管上端叉形枪锋，上涂虎药。两旁缚毒火药筒两个。为增大发射速度，明代火枪创造了多管式和分节发射等方法，如七星铳有七个枪管，内装铁铅子，枪管尾部合总一处，用木柄安装于二铁轮的横轴上，类似近代多管式机关枪。十眼铳分节装填火药，依次点放，可连续射击10　次。

16世纪以后，出现了带瞄准器的火枪。鸟嘴铳亦称鸟铳，是嘉靖年间在东南沿海平倭战争中缴获的，明廷进行了仿制。这种铳身管长，射程增大，下有木托，发射时手托铳的前部，不摇摆，命中率高。其缺点是火绳点火，遇风雨无法使用；没有刺刀，不利近战。万历年间，赵士祯仿造西域人进贡的鲁密铳，较鸟嘴铳又有进步，除加长了身管和改良发射装置外，枪上装有钢刃。此外，赵士祯还根据西洋鸟铳和佛郎机，创制了掣电铳和迅雷铳，装有子铳，可连续发射。崇祯八年（1635年），毕懋康还发明了自生火铳，这种枪用火石摩擦生火，改变了200年来用火绳点火的落后状况，使枪较适应任何天气情况。

明代继续使用燃烧性火器和爆炸性火器，并在性能和形制上进行改进。

燃烧性的火器有各种喷筒，如毒药喷筒。满天喷筒等等。爆炸性火器，有炸弹类，如击贼神机石榴炮。威远石炮。万人敌等。地雷类有地雷炸炮、自犯炮、炸炮等。水雷类有水底龙王炮、混江龙、既济雷等。爆炸性火器最初用火绳点火，后来发展为拉发、绊发，有些内装燧石，利用钢轮摩擦生火，当敌人踏动钢轮机或触动绊索牵动钢轮时，引起爆炸，类似近代的地雷了。明代火箭的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人们已发现了火药气体向外喷射的反作用力，用以推动火箭前进。洪武年间的"一窝蜂"火箭，可一次发射32　支火箭。百虎齐奔箭可发射100　支火箭。明代的多级火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推送药筒，先燃一个，把装火箭或喷筒的物体推送出去，再引燃第二个，把火箭发射出去或者把装喷筒的物体送回，这类火箭有火龙出水、飞空砂筒等，射程300　到500　步。

六、从万历到崇祯--衰败时期（一）萨尔浒之战萨尔浒之战是明廷与新兴的后金政权的第一次大规模交锋。这场为期四天的战争中，后金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以6　万人对付明军10　万人的主动进攻，各个击破。明军三路丧师，损失惨重。这一仗奠定了明清辽东战场的基调，明取守势，后金取攻势，这是明清间最为关键的一仗。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起兵，偷袭抚顺成功，辽东巡抚李维翰所率的1　万援兵也被击败。七月，努尔哈赤率兵攻清河，守军1万，城破俱被杀。明廷举朝震动。辽东是京师的屏障，辽东不安则京师动。为此，明廷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以图彻底解决后金问题。

明廷的战前准备进行了近10　个月。首先，增调人马，辽东兵力号称8万，但精壮能战者只有1　万余人，又分散于各地戍守，明廷无兵可用，乃征调福建、浙江、四川、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军队赴辽。到万历四十七年二月，集结了主客官军88000　余名，其中的13000人来自朝鲜。其次，进行了物质上的准备，加派辽饷，每亩3.5　厘，共实派额银200　余万两。

明军的战略部署是分兵合进，目标是后金的根据地赫图阿拉。四路进兵，从四面包围之，具体布置如下：东南路，总兵官刘綎率军出宽奠，会合朝鲜军13000人，从东南向赫图阿拉挺进。南路，辽东总兵李如柏率军由清河出鸦鹘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西路，山海关总兵杜松率军由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从西面向赫图阿拉进发。北路，总兵马林率军由靖安堡趋开原、铁岭，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经略杨镐为四路军总指挥，坐镇沈阳。

后金方面，努尔哈赤通过侦察，尽悉明军进攻方略。连明军邸报，也用重金雇人抄来。努尔哈赤知己知彼，确定作战方略："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并概括为"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诸路军既集，朝廷恐大军屯集时间过长，耗费粮饷，要求速战。决策人物大学士方从哲、兵部赵兴邦皆不知边计，发红旗催战，杨镐不得已，于二月十一日誓师辽阳，约定二十一日，四路大军出师。二十一日赶上大雪迷路，推迟到二十五日。刘綎、杜松老将，久历战阵，知敌未可乘，劝杨镐慎重行事。杨镐不听，悬一剑于军门，威胁诸将再不听令将以军法从事，刘綎等不敢再争。大军在不明敌情、不谙地势的情况下盲目出征。

努尔哈赤只以500　名守军阻南路，集中全部兵力，迎击西路杜松所率3万明军。

明军杜松一路，出沈阳，从抚顺关出塞，道路平坦。三月初一日，出抚顺，沿浑河岸前进，第二天到达萨尔浒。得知后金正派兵构筑界凡城，以阻挡明军东进。杜松乃留下两万人驻守萨尔浒，自领1　万人攻打界凡。这时，努尔哈赤率领的后金军队已到达界凡之东，抓住了各个击破的战机，决定"先破萨尔浒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努尔哈赤派代善、皇太极带领二旗截击杜松，自己率六旗直攻萨尔浒，明军遭到数倍于自己的后金军的突袭，很快被全歼。努尔哈赤歼灭萨尔浒明军后，迅速挥师界凡，与代善、皇太极军会合。杜松万人陷入后金军6万人的重围。明军死者遍野、血流成河，杜松阵亡，西路军全军覆没。杜松在陕西久经战阵，是一员勇将。此次先行，期以头功。他还随身带着锁链，准备亲缚努尔哈赤。说明他对敌情不明，轻敌妄动，终致覆亡。

马林所率北路明军，出三岔口，三月二日进至富勒哈山的尚间崖（萨尔浒西北30　余里），闻杜松败报，军中震动。大军驻尚间崖，派监军潘宗颜率部分明军驻于斐芬山，游击龚念遂率部分明军驻于斡辉鄂模，相距数里，成犄角之势。马林无将才，行前，潘宗颜上书杨镐称："马林庸懦，不堪一面之寄，乞易别帅，而以林遥作后应。"杨镐不听。强敌当前，马林将本已不多的明军分作三处，又重蹈杜松军被各个击破的覆辙。马林夜闻杜松败报，天明，已见后金军迎面扑来，后金先破龚念遂部，继破尚间崖的明军大本营，再破潘宗颜。龚、潘战死，马林于混战中率残兵逃回开原，北路明军覆没。刘綎率东南路明军二十五日出宽奠，在崎岖的山路中跋涉，行动迟缓。

三月四日，才过董鄂河，到达阿布达里冈，距赫图阿拉尚有50　里，姜弘立率领的朝鲜军到达富察，距刘綎军10　里。此时，西北两路军已覆亡，但刘綎未得任何消息。努尔哈赤留4000人在赫图阿拉防备李如柏的南路军，自己坐镇。命代善、皇太极率主力赶赴东南对付刘綎军。后金诈为杜松军，邀刘綎速来合战。刘綎中计，挥师速进，登阿布达里冈制高点。后金军拿着杜松军的旗帜先登，刘綎不知，军士闯入敌阵。后金军由上而下，进攻明军，明军阵乱，刘綎战死，东南路军朝鲜裨将金应河拒山为营，以火铳拒战，忽遇大风，火铳无法发射，后金兵乃冲入营中，金应河持大弓射敌，力尽身死。朝鲜主将姜宏立率军降。

刘綎在朝鲜抗倭战场及播州之役屡立战功，与杜松齐名，为明军宿将。

此次出兵，杨镐本意是虚张声势以应付朝廷之催促，希望在近塞小胜以塞责。而刘杜俱宿将，有犁扫王庭之志，遂率军深入，遇伏尽没。

李如柏南路军行动迟缓，刚到虎拦路，杨镐接到明军三路丧师之报，急令李如柏退师，李如柏军撤退途中，遇后金哨兵20　余人，后金兵见明军阵乱，登山鸣锣，佯作攻击状，明军如惊弓之鸟，自相践踏，"死者千余"。

萨尔浒之役，明军三路丧师，阵亡45000　余将士，损失马匹4　万，辎重器械无数，明军惨败，明廷对后金的政策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力量猛增，由防御转为进攻。

这是一个以少胜多，速战速决的著名战例。

（二）熊廷弼经略辽东萨尔浒败报入京，举朝震动，感到辽东事态严重。杨镐、李如柏被逮下狱。明廷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

熊廷弼（1569-1625年），字飞白，江夏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曾巡按辽东，主张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推行屯田，在辽东数年，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万历四十七年，杨镐既败，努尔哈赤乘胜向开原、铁岭进军，二城相继失陷。沈阳孤立，辽东危势日甚。熊廷弼受命后，于万历四十七年八月，抵达辽阳，明军新败，士气低落，畏敌如虎，百姓也纷纷南逃，沈阳几成空城，数百里无人迹，令佥事韩原善往抚沈阳，韩吓得不敢前往。改派佥事阎鸣泰，至虎皮驿，恸哭而返。熊廷弼乃亲自前往，自虎皮驿抵沈阳，复乘雪夜赴抚顺，招抚流民，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分布兵马。经过几个月的经营，人心渐固。熊廷弼经略辽东的主导思想，是以防御为主，经过十个多月的经营，辽阳的"颓城如新，丧胆之人复定。至奉集、沈阳二空城，今且俨然重镇矣"（《明史·熊廷弼传》）。

熊廷弼经略辽东初见成效时被罢官。熊廷弼性刚负气，不徇私，得罪了一些朝臣。朝中党争愈演愈烈，浙党给事中姚宗文因怨恨熊廷弼不替他说话，遂联络同党，在朝中攻击熊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划，军马不训练，将帅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御史熊三元甚至声称不罢熊廷弼，"辽必不保"，朝廷罢免了熊廷弼，以袁应泰为辽东经略。

袁应泰为文官，不知兵。认为熊廷弼执法过严，凡事宽容。招抚了大批蒙古降人，居于辽沈二城。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倾国而来，进取辽沈。三月，进抵沈阳城下，沈阳是明辽东重镇，总兵贺世贤、尤世功驻守，但贺世贤勇而无谋，出城迎战阵亡，尤世功援之，亦战亡。城内蒙古降民为后金内应，号称"坚城"的沈阳遂陷。三月十八日，后金在稍稍休整后进攻辽阳，辽阳为明辽东首府，明朝统治东北的中心，辽东经略驻节城中，辽阳恃沈阳、奉集堡、虎皮驿为藩屏，精锐明军分驻三城，三城既失，辽阳不保，城中1　万明军经过三天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城破，袁应泰自杀。后金兵乘机进占了辽东大小70　余城，迁都辽阳。

明廷闻讯，京师戒严，城门昼闭，又议起用熊廷弼。天启元年七月，明廷又一次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以王化贞为巡抚，驻广宁。明廷对辽东是以进攻为主还是以防御为主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问题久未能决。辽东经、抚二人，一个主战，一个主守。经抚不和，成为必然，熊廷弼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熊廷弼主张以守御为主，他一受命，便提出三方部署之策：广宁用骑兵到垒河上，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攻，牵制后金，乘机复辽阳。又请求增调20　万大军以备守御。王化贞主战，他认为登莱、天津兵均可不必设，入卫兵亦不必调，盲目相信蒙古虎墩兔许诺出兵40　万，又相信已降后金的明将李永芳会为内应。王化贞好大喜攻，一切士马、甲仗、粮草、营垒均不问，专以大话蛊惑朝廷。二人各持己见，势同水火。这时，王化贞部将毛文龙收复了镇江（丹东），王化贞以为奇功，奏捷京师，朝中亦相信辽东可指日而复。

王化贞引朝中兵部尚书张鹤鸣为援，其奏请无不应允，许其不受熊廷弼节制。熊廷弼所奏请之事则横生事端。熊廷弼虽为经略，手中只有5000　兵马，屯于右屯。王化贞在广宁拥兵14　万，大权在握，轻视强敌，以为自己挥师6万，联合李永芳及蒙古军，既可收复失地。

在明廷经抚相争，疆场之策久不能定之时，后金则积极积蓄力量，准备进兵。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二十日，后金军5　万渡河，直逼西平堡。熊廷弼出关后，议以重兵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令刘渠以2　万守镇武，祁秉忠以万人守闾阳，又令罗一贯以3000人守西平，令三处互相应援。后金兵发动进攻时，明廷正议罢熊廷弼，专用王化贞。闻西平堡大敌当前，乃罢此议。王化贞信军中心腹骁将孙得功之计，尽调广宁兵趋西平堡，命孙得功、祖大寿等会合祁秉忠迎击后金兵。熊廷弼亦命刘渠撤营，全力赴援。二十二日，双方战于平阳桥。两军刚一交锋，孙得功及参将鲍承先等先奔，镇武、闾阳兵大溃，刘渠、祁秉忠于沙岭阵亡。西平堡守将罗一贯待援不至，与参将黑云鹤亦战死。孙得功久有降清之志，他率先逃回广宁，扬言后金兵已追至城下，满城混乱，百姓争相逃出城。王化贞不辨真伪，仓皇西逃。孙得功命部下封府库，坐待后金兵。其实，后金兵当时正驻扎在沙岭，王化贞逃出广宁之后二日，孙得功才引后金兵进入广宁。

王化贞在凌河见到熊廷弼，大哭。熊廷弼嘲笑其"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明史·熊廷弼传》）王化贞很惭愧，议守宁远及前屯，熊廷弼不同意，认为为时已晚，只有护溃民入关而已。他以自己的5000　兵援王化贞殿后，尽焚积聚的粮草，于二十六日入关。

熊廷弼第二次经略辽东，因有王化贞及朝中权贵掣肘，防御部署未能尽行。大敌当前，他与巡抚王化贞争持不下，负气拖延出关，出关后不到重镇广宁，仅驻右屯。广宁败后，竟主张弃宁远、前屯等关外之地，退守关内，对辽东战场形势的急剧逆转，负有一定的责任。而志大才疏的王化贞误国误己，更是罪责难逃，广宁败后，二人均下狱。专权的魏忠贤一手遮天，向熊廷弼索赂不成，遂力主速斩熊廷弼，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熊廷弼被斩，传首九边。王化贞拖至崇祯五年（1632年）才被处死。

熊廷弼是一个优秀的将领，因明廷愚蠢腐败的党争而难以展布才华，并最终被腐朽的政治拖入死胡同。

（三）袁崇焕与宁远保卫战袁崇焕（1584-1630年），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广宁之役，明军溃败，朝中官僚纷纷主张退保山海关。袁崇焕当时任兵部主事。他单骑出关，察看敌情。还朝后说："给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辽东"。朝中官僚已被后金吓破了胆，闻其豪言，欣然许其出关，命其为关外监军。发饷20　万两，令其召募人马。王在晋接替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很倚重袁崇焕。令其出关驻中前所，理前屯卫事。后又赴前屯安置流民。袁崇焕受命，"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明史·袁崇焕传》）。袁崇焕与经略王在晋在辽东防御策略上有很大分歧。王在晋素无远略，主张于山海关外八里铺筑城防守。袁崇焕不同意这种消极的防御之策。二人争持不下，上报朝廷。首辅叶向高犹豫不决。但大学士孙承宗支持袁崇焕，愿亲自出关考察敌情。于是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王在晋被调任南京兵部尚书。

袁崇焕主张守宁远，孙承宗遂命袁崇焕与总兵满桂负责宁远守御。袁崇焕在宁远用了两年的时间，修筑城墙，激励士卒，宁远成为关外重镇，商旅云集，流移者复业，远近视宁远为乐土。

天启五年夏，孙承宗与袁崇焕决定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修筑城廓，收复失地200　里，宁远城成为内地。孙承宗与袁崇焕在关外四年，修复大城9　座、营堡45　个，练兵11　万，立车营12、水营5、火营2、前锋后劲营8　座。选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数百万。拓地400　百里，开屯5000　顷，岁入银15　万两。

天启五年十月，局势发生了急剧逆转。孙承宗辞职还乡，高第代其为辽东经略，高第到任后，尽反孙承宗之所为。他认为关外不足守，尽撤锦州、右屯守备，移将士于关内。袁崇焕力争，言兵法有进无退，二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为防敌前沿，二城一失，宁远、前屯震动，关门亦失保障。高第坚持己见，还想撤宁、前二城的防御。袁崇焕愤然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明史·袁崇焕传》）高第便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备，尽驱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万，兵民死亡载道，哭声震天，关外兵剩下袁崇焕坚守宁远孤城。

努尔哈赤得知高第已将关外守军撤入关内，乘机出兵。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后金军13　万大举西渡辽河，二十三日抵达宁远，将宁远城团团围住。袁崇焕刺血为书，与将士誓死守城，尽焚城外民居，将军民迁入城内。坚壁清野，以待来犯之敌。城内由同知程维模负责稽查奸细，以防沈阳城的悲剧重演。传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麒，宁远城有士卒逃至，可尽行斩杀，士卒知逃无生路，守心益坚。二十四日，后金大军发起攻击，袁崇焕在这场战争中首次使用西洋巨炮轰击敌营，一炮歼敌数百。努尔哈赤指挥后金兵死战，定要拿下此城，矢石不退，戴楯穴城，将宁远城凿开高两丈多的缺口三四处，城上守军以火毬、火把焚之，引燃其楯牌，挖城的兵士被烧死，乃稍退却，努尔哈赤认为宁远城小势孤，志在必得，但三天急攻，伤亡众多，只得撤围。途中尽焚宁远东觉华岛上积储，退回沈阳。朝中闻宁远被围，兵部尚书王永光集众臣议战守之策，人言纷纷，均无良计，高第与总兵杨麒拥兵山海关，坐视不救。朝廷上下均以为宁远必不保，袁崇焕的捷报入京，举朝震惊，立即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

后金兴兵以来，所向无不摧破，明朝诸将无人敢议战守。袁崇焕始议战守。三月，复设辽东巡抚，以袁崇焕担任。宁远之役，是明对后金作战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努尔哈赤自兴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攻之未下，遂愧恨而归，不久病死。亦有记载称其于宁远城下被炮击中，身负重伤，回沈阳后伤重而死。

袁崇焕在宁远之役后，为争取时间，在山海关外400　里的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构筑防线，派人向后金议和。

后金方面，努尔哈赤刚刚死去，皇子们发生皇位之争。皇太极继位，正值盛年，有意继承父志，入主中原。但当时后金新占辽沈地区，统治并未稳固，皇太极又要进行政治改革，加强皇权，又要解决东部蒙古、西部朝鲜问题，以避免自己三面受敌，遂与袁崇焕不断书信往还。但双方提出的条件差距极大，都无议和诚意，仅以此作为缓兵之计。

皇太极利用这段时间，先解决朝鲜问题。袁崇焕则趁后金大军出征之时，抢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

天启七年（1627年），皇太极出兵征服了朝鲜，回师沈阳后，得知袁崇焕正在关外筑城，决定抢在辽西要塞完工之前向明军发起进攻。他亲率八旗大军，于五月六日从沈阳出发，到广宁后，分三路进军，迅速攻占了大小凌河、右屯卫等城堡。五月十一日，大军进抵锦州城下，四面合围。赵率教率3　万人守锦州，后金军全力攻城西一隅。赵率教命全城兵士尽趋西城防御。城上明军火炮齐发，矢石如雨，顶住了后金军连续14　天的进攻，后金军损失惨重。袁崇焕在宁远，认为宁远兵不可轻动，选精骑4000，命尤世禄、祖大寿率领，绕出敌后，增援锦州。另遣水师东出，牵制后金军，尚未成行，后金军已分兵于二十八日来攻宁远。袁崇焕与中官应坤、副使毕自肃在城内拒守。列营濠内，用巨炮击敌。令满桂、尤世禄、祖大寿到阵城外迎敌。激战中，双方伤亡均很大，满桂身负重伤。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受伤。后金军遂弃宁远不攻，全力攻锦州。皇太极亲自督战，但锦州城守御工事已竣工，城池坚固，将士一心，久攻不下。后金兵不耐酷热，士气低落。六月五日，皇太极不得不饮恨撤围。这场战役，被称为宁锦大捷。事后，朝中专权的魏忠贤因不喜欢袁崇焕，命其党羽论袁崇焕不救锦州之罪。袁崇焕只得乞休还乡。宁锦守将俱加官进爵。魏忠贤之孙竟也因"功"封伯。袁崇焕仅进官一级。

（四）松锦决战崇祯初，袁崇焕被召还，督师蓟辽。袁崇焕一上任，认为驻守皮岛的毛文龙跋扈，曾认魏忠贤为父，名列阉党，决心除去毛文龙。崇祯二年（1629年）他以阅兵为名，杀掉毛文龙。实际上，毛文龙坚持抗后金的立场，不断骚扰金的后方，成为后金的隐忧。袁崇焕此举，失之轻率。皮岛人心涣散，一些将领孔有德、尚可喜等均投向后金。

袁崇焕上任，曾许诺崇祯五年即可收复辽东。实际上他深知明兵力不敌，辽东难复，徒以甘言取悦求胜心切的崇祯帝罢了。他认为可以利用议和来履行这一诺言，诱使后金退出辽东地区。皇太极的军事力量正处于上升时期，志在中原，仅假意应付袁崇焕，暗中积极备战。袁崇焕则不顾崇祯帝及廷臣的反对，积极议和。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绕开防守坚固的宁锦防线，取道蒙古，从山海关以西南下，山海关总兵赵率教驰援，战死于遵化城下。后金军直驱京师。袁崇焕率兵千里赴援，十一月抵蓟州。但后金又绕开蓟州西进，连下三河、香河诸城，此次进攻，皇太极一直避开袁崇焕防区，从蓟辽总理刘策防区进抵京畿。京师纷传袁崇焕积极议和，欲引敌作城下之盟。皇太极感到有机可乘，利用这种舆论，巧设反间计，利用一个被俘的太监，让他"偶然"听到了后金将领关于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密约的"机密"，又让他"成功"地逃回了京城，报告给皇帝。崇祯帝是个疑心极重的人，这种"蒋干盗书"的伎俩并不新鲜，但崇祯信之不疑，结果当然是袁崇焕下狱被杀。十二月，皇太极见此番用兵以试探明廷实力的目的已达到，遂主动撤兵，沿途攻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等城，派兵驻守，余部退回沈阳。

孙承宗接替了袁崇焕之职，很快收复了遵化等四城，并率兵出关，重筑大凌河城。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出兵围困大凌河4　个月，守将祖大寿力尽投降。孙承宗遭弹劾归乡。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绕过明军在关外的防线锦州、松山、杏山、山海关一带，绕道蒙古，远袭宣府、大同，饱掠而归。

崇祯八年（1635年），多尔衮征服了漠南蒙古，获元朝的传国玉玺，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于沈阳登基称帝，改元崇德元年，国号大清。这一年，清兵从独石口入关，在畿内略城略地，一个多月后退回。崇祯十一年，清兵第四次进入畿内，并攻入河北、山东，达6　个月之久。明军除卢象升部于河北巨鹿庄与清兵激战，全军覆没。其他州县，不堪一击。

经过数次试探，皇太极发现明王朝大厦将倾，取而代之的时机已到，遂决心正面进攻明王朝的辽东防线。

锦州是明朝的关外重镇。自袁崇焕坚守宁远以来，这里一直重兵防守。

明清间十多年对峙。崇祯四年，大凌河明朝据点被拔除后，锦州就完全暴露在敌军面前，成为明王朝在关外的前沿阵地。锦州南十多里是松山城，松山西南十多里处为杏山城，杏山西南约20　里处是塔山城，塔山西南数十里处是明朝关外的另一重镇宁远。因此，松山、杏山和塔山三城是锦州的坚强后卫，又是宁远的藩屏。清兵欲从正面入关，必须突破宁锦防线。

对于如何攻取锦州城，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均有过失败的教训。这次，皇太极决计改变策略，改强攻为长期围困。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皇太极派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为左右翼元帅，驻军义州，开始实施围困计划。清兵在义州修城筑屋，开垦屯田，为持久计，并派兵扫清锦州城外据点。清兵三个月一更班，轮番戍守。第二年三月，清军逼近到锦州城外火力不及之处扎营，围绕锦州城外四面各设八营，绕营挖一深壕，沿壕设垛口，每两旗间挖一道长壕，临城的一边设哨兵监视锦州城。

清军还下大气力改善武器装备，赶造红夷大炮60　门，招募善架登城云梯者千人，买蒙古良马万匹。

经长期围困，守卫锦州外城的蒙古兵支撑不住，2000　余人降清。外城虽破，守将祖大寿率明军仍坚守内城。祖大寿于大凌河战斗中曾降清，后诈称回锦州搬取家小，入城不出，仍为明廷守锦州。

崇祯十四年五月，祖大寿已被困5　个月，声援断绝。一士卒溜出城外送信，称城内粮食足以支持半年，但缺少薪木，并传出祖大寿之计，命援军以车营逼之，不要轻战。

总督洪承畴集兵数万，只待朝廷令下赴援。但朝中是战是守，计议不定。兵部尚书陈新甲主战，要求洪承畴兵分四路，一路出兵塔山，趋大胜堡，攻清营之西北；一路出兵杏山，抄锦、昌，攻其北；一路出兵松山，渡小凌河，攻其东；正兵出松山，攻其南，洪承畴统八镇兵，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八镇兵计大军13　万。洪承畴认为，八镇兵中，仅白广恩、马科、吴三桂敢战，而将三镇兵分三路，势分力单，主张"且战且守"，明军"久持松、杏，转饷锦州，守御颇坚，未易撼动。若彼再越今秋，师老财匮，即朝鲜亦穷矣，此可守而后可战之说也"，但陈新甲仍持前说，命职方郎中张若麒到洪承畴行营催战。张若麒是一个躁率喜事的人，不懂军事，认为锦州之围可立解。陈新甲又荐前绥德知县马绍愉知兵，命为职方主事，出关赞画。张、马二人称边兵可战，不接受洪承畴持久之计，日日催促洪承畴进兵。崇祯帝亦下密诏，命洪承畴出兵解围。

七月，洪承畴被逼无奈，把粮草屯于杏山与塔山之间的笔架山，自己率6　万人先行。诸军随后，到松山集结。洪承畴将骑兵环列于松山三面，步兵结营于乳峰山与松山之间。明军军势甚锐，在八月初进行的乳峰山争夺战中，屡败清兵。夺占了两红旗及镶蓝旗的阵地。祖大寿亦分步卒分三道突围，冲破了二道防线，至第三道防线遇阻退回。清兵遂坚壁不出，向沈阳求援。皇太极急派沈阳军马西赴锦州，自己先率3000　骑兵赴援，昼夜奔驰6　天，于八月十九日抵达靠近松山的戚家堡，指挥清军赶挖战壕三重，深8　尺，广丈余，围困松山明军。

松山处锦州、杏山之间，为宁远锦州咽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此成为明清双方的必争之地。松山被围，松杏间通道被切断，松山粮饷仅足三日，诸将惧，议回宁远就食。张若麒亦主此说。诸将各怀去志。洪承畴不主张退兵，要求将帅明告士卒：战亦死，逃亦死，战或可死中求生。决定明日决战。总兵王朴畏敌如虎，不敢应战，乘夜先遁，诸军动摇，唐通、马科、吴三桂、白广恩亦相继逃跑，马步兵自相践踏，弓甲遍野，遥见火光，始知敌营在前，又退回。清军早已设下埋伏，于各路截杀，吴三桂、王朴率残部逃到宁远。这次战役，清军歼灭明军53700　余人。

洪承畴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及巡抚丘仰民率残兵1　万余，退守松山孤城。夜里，洪承畴留兵1／3　守城，2／3　决围冲向敌阵，双方战于尖山石灰窑。清兵被击退，但明军屯于海岸，潮涨，尽被海水淹没，来得及逃跑的仅200余人。唯独总兵白广恩回到松山参加防御，张若麒、马绍愉搭附海船逃回宁远，并上书称洪承畴失计，以逃脱罪责。

这次战役，洪承畴初不欲战，陈新甲趋之战，冒险轻进，已伏败迹，既战，洪承畴则欲力战，张若麒、马绍愉又主退师就饷，视兵事如儿戏，终招败绩。

皇太极对松山仍采取围而不攻之策。洪承畴五次突围，均被堵回。第二年二月，城内粮尽，副将夏成德降清，于二月十八日夜引清兵入城。曹变蛟、丘仰民等被俘，不屈被杀，洪承畴亦被擒，在皇太极的亲自劝说下，投降。松山既降，锦州军心瓦解，被围一年多，"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东华录·崇德七》）。守将祖大寿降。四月九日，清军攻陷塔山，城内守军7000，或被杀，或自焚，无降者，马绍愉则趁乱逃出塔山城。二十一日，杏山明军降。至此，明朝关外四城尽失，明廷经此次战役，元气大伤，败局已定。

（五）杨嗣昌与十面张网杨嗣昌（1588-1641年），字文弱，武陵人，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之子，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崇祯初年曾任永平、山海诸处巡抚。崇祯七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他"博涉文籍，工笔札，有口辨"（《明史·杨嗣昌传》），深得事君之道。崇祯九年秋，兵部尚书张凤翼卒，崇祯皇帝决定起用在家为父母服丧的杨嗣昌。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抵京上任为兵部尚书，崇祯帝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杨嗣昌一上任，抛出了精心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以对付日益壮大的农民起义军。

崇祯年间，明王朝内忧外患，兵员、财力处处捉襟见肘，杨嗣昌制定的战略部署，是以"安内方可攘外"为基础的，他认为农民起义军是腹心之患，清兵的军事进攻为肩臂之患。应集中力量对付农民军。为此，他十面张网，进行了全面围剿农民军的战略部署：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个农民起义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四正，四处地方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剿为主，以防为辅。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处巡抚"分防而协剿"，即堵击起义军进入自己辖区，必要时也参加协剿，以上谓之十面之网。以陕西三边总督统率西北边兵，同中原地区五省军务总理统辖的机动兵力为主力，"随贼所向，专征讨"（《明史·杨嗣昌传》）。十面之网部署周密，滴水不漏。

为实施这一部署，杨嗣昌在十个防区增兵增饷，他建议共增兵20　万，具体方案是：凤阳和泗州祖陵官兵5000，承天祖陵官兵5000，坚守不动。陕西三边总督官兵3　万，总理军门官兵3　万，为机动兵力，追剿义军。凤阳、陕西二巡抚各官兵1　万；湖广、河南二巡抚各官兵15000。

增饷280　万，措饷之策"曰因粮，曰溢地，曰事例，曰驿递"。因粮就是加派，计加派1929000　余两，是为剿饷。溢地，就是将农民新开垦的田地计亩征税。执行时，户部尚书程国祥竟援引唐例，向城市居民征收门面税，每户税银一钱，额定406000　两。事例，富民输资为监生，期限为一年。驿递，就是将以前裁省之银20　万两充饷。

关于用人，杨嗣昌大力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熊文灿为贵州永宁卫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曾于福建巡抚任上招抚海盗郑芝龙。总督两广军务后，又平定海盗刘香，得到朝廷赏识。熊文灿并无多大真才实干，惟好大言自夸。他久官两广，这里物产丰盈，又是对外贸易的港口，他经常罗织奇珍异宝进献朝中权贵，以图保住两广总督这个肥缺。崇祯帝生性多疑，曾派宦官赴广西采办药材为名，暗查熊文灿，熊文灿自然了解崇祯的用意，他以赀财厚结这个宦官，留饮10日，宾主尽欢。席间谈起中原战局，久不能定。熊文灿仗酒狂言："诸臣误国，若文灿往，讵令鼠辈至是哉？"（《明史·熊文灿传》）宦官大喜，告以此行实情，并称一定向皇帝推荐其担任平寇重任。熊文灿一听此言，酒醒一半，后悔失言，以平寇尚有五难四不可搪塞，宦官哪里听得进去，还朝后，立即向崇祯推荐。杨嗣昌向来善于迎合帝意。闻知，即上书推荐熊文灿堪任五省军务总理，以替代才能平庸的王家祯。

崇祯十年十月，杨嗣昌认为部署已定，请皇帝正式下达围剿令。杨嗣昌决心下三个月的死功夫，了此10年不结之局。

此时战局为：洪承畴部明军专门对付活动于陕西等地的李自成部；熊文灿部专门对付活动于河南、湖广、江北一带的张献忠、罗汝才、马守应等部。西北地区洪承畴、孙传庭所部边军是明军主力，人数多，素称敢战，在三个月的期限压力下，积极行动，李自成部处于不利形势，在甘肃河州、洮州打了败仗，人马损失很大，不得已兵分几路，隐蔽行进。李自成率300人行至甘肃礼县北马坞，被明军发现，追兵相距仅四五十里，处境极为不利，但明军在马坞驻扎了一夜，天明起程，追击方向错误，李自成脱险进入川陕交界与部将李过、刘体纯会合。五月，李自成入川，洪承畴紧追不舍，七月，双方在四川广元县交战。八月初五日再次于南江县交战，十六日在陕西城固县，又被追击，接连败北，只剩一千四五百人，避入附近山区。

崇祯十年、十一年，在河南、湖广、江北一带活动的义军有15　家之称。

除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老回回马守应外，还有闯塌天刘国能、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蔺养成等，实际数目不止于此。他们时分时合，在明军的追剿下，连遭败绩。崇祯十年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地区被左良玉击败，负了伤，退到麻城，同闯塌天刘国能部汇合。十二月，总理熊文灿派人到营中招降，张献忠部接受。

杨嗣昌主剿，熊文灿主抚。崇祯十一年，活动于湖南、湖广地区的各支义军绝大部分受抚，杨嗣昌的十面张网暂时奏效。但"三月平贼"的计划却无法兑现。

副总兵杨德政认为"流寇"之所以难平，是因为他们流动性极强。提出加强地方武装，杨嗣昌很赞赏这一方案，提议先在畿辅、山东、河南、山西实行，然后推广。规定每府练民兵1000，州700，县500。加征练饷以实施这个方案，计年征练饷730　多万两。这样，原来声称只征一年的剿饷不仅没有停止征收，又增练饷。

崇祯十二年四月，杨嗣昌认为"抚局"并不可靠，决计先下手为强，秘密调集大批军队向郧阳、襄阳地区集中，企图趁义军不备，一举全歼。在杨嗣昌调兵遣将、筹措兵饷的忙乱之中，张献忠已于五月重新起义，并带动了各支受抚义军再起，攻下房县县城。

总理熊文灿见主抚不成，恐朝廷治罪，急令左良玉进剿，左良玉迫于无奈，率兵进山，粮饷不济，人困马乏，赶至房县，陷入张献忠的重围，大败而归，损失了1　万余人。崇祯大怒，将熊文灿革职，十面之网被义军攻得七零八落。杨嗣昌离京抵襄阳，就任督师，指挥追剿。崇祯十四年，杨嗣昌的襄阳大本营被攻破，襄王被杀。李自成部攻入洛阳，福王被杀。杨嗣昌眼见自己督师以来，疲于奔命，碌碌无功，两藩被杀，自己肯定无望逃脱惩罚。惊惧不食，郁郁而死。

（六）李自成大约在崇祯三年，陕西一场罕见的灾荒使本已失业的驿卒李自成（1606-1645年）更加走投无路，他参加了近几年来势力越来越大的农民起义军。他勇而有谋，人称"闯将"，领导着一支叫"八队"的队伍，转战陕西、山西战场，崭露头角。在河南，李自成部与其他义军配合，攻克修城，兵锋直逼怀庆府城，明廷急调昌平镇副总兵左良玉赶来，义军转入山西，并于十二月攻克辽州（左权）。宣大总督张宗衡、总兵尤世禄率兵来攻，义军据守孤城，进行了两天的顽强抵抗，击伤尤世禄。为避免坐困城中，李自成率部突围，损失了1300　余人。

崇祯五年底到六年冬，明廷对活动于山西、河北等地的义军进行军事围剿。李自成率部流动作战，在晋、冀、豫接界地区不断转移。崇祯六年十一月，气温突然下降，李自成等部乘明军不备，从山西垣曲等地驰马越过封冻的黄河，进入河南渑池县境。不久，各支义军就驰骋于广大的中原战场，足迹遍及湖广、安徽、四川等地。

明廷见义军已进入中原腹心之地，命陈奇瑜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崇祯七年春，陈奇瑜调集各路官军从河南陕州（陕县）南下湖广均县、竹山一带，进剿农民军，李自成、张献忠等部退入陕西，陈奇瑜尾随而来，打算一举全歼。义军走到汉中栈道地区时，被困于山谷中，正赶上阴雨连绵70　余日，义军弓甲发霉锈蚀，衣粮匮乏，陷入绝境，向明军诈降。陈奇瑜在崇祯帝的支持下准其投降。义军出山，得到了明军的衣粮器械，稍事喘息，起兵脱险。分兵进攻西安附近地区，并进入甘肃，进攻庆阳、巩昌、平凉一带。崇祯帝气急败坏，将陈奇瑜下狱问罪，总督一职由洪承畴接任。又新设总理一职，由湖广巡抚卢象升担任，负责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洪承畴专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此番明廷动作很大，还立下六个月"完局"的期限。

李自成部已发展为三四万人，与蝎子块、过天星、满天星、混天星等部转战陕西战场，与洪承畴所部明军周旋，占领了米脂、绥德李自成的家乡地区。他们曾打算进入山西，但天暖，黄河未结冰，山西巡抚吴牲加强了黄河渡口的防御，李自成乃改变计划，转向甘肃、宁夏战区。

崇祯十年九月，李自成、过天星等十几支义军联合攻取汉中地区。在攻取汉中府的战斗中，被明将曹变蛟的援军击败。李自成遂率部南下四川，一个月的时间，攻克州县38　座。十一月初二日，义军各部汇集成都城下，明军调集六七万援军围困义军，义军冲出重围，折回陕甘及中原战场。

崇祯十年，明廷鉴于日益高涨的农民战争局势，起用杨嗣昌为兵部尚书，统筹军务。杨嗣昌一上任，便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战略布置，企图将农民军一网打尽。在此后大约两年的时期内，大部分农民军接受了招安，李自成处境艰难，在陕西三边官军的重兵追剿下，连遭挫折，兵力锐减，转入深山密林。

崇祯十二年，势力强大的张献忠部再度起义，义军势力又盛。十三年，李自成率军进入河南，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李自成开始围攻洛阳城。洛阳是明神宗爱子福王朱常洵的藩邸。福王财物堆积如山，地方官曾要求福王拿出一部分钱财资助军饷，福王爱财如命，一毛不拔，守城军士毫无斗志，二十日，总兵王绍禹的部卒起义，大开城门迎接义军。福王被抓获。开仓济贫，饥民应者如流水，日夜不绝。李自成命洛阳投降的明官吏邵时昌募人守城，自己率兵移攻开封。二月，洛阳城被河南巡抚李仙凤攻破，李自成攻开封的战事亦进展不利。李自成以为开封官军已驰赴洛阳，城守单薄。他率军强行军三昼夜，立即攻城。但封在开封的周王与其他藩王稍有不同，他愿拿出部分银两犒赏军士，募人守城。李自成在城下受挫，还被明军射伤左眼，他见援洛阳的开封军兼程赶回，听说左良玉的军队也将赴援开封，主动撤围。崇祯十四年七月，罗汝才部因与张献忠不合，转而与李自成联营，李自成势力更为壮大，成为主要的一支农民军。联营后，李自成率部进入湖北，准备攻取承天。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恐祖陵被占，率总兵贺人龙、副总兵李国奇赶往承天。李自成与罗汝才见明军守军密集，及时改变计划，返回河南。傅宗龙带领官军尾随而来，李自成在项城附近设下埋伏，派一部分部队渡颍河，制造义师已移军汝宁的假象，官军中计，放松警惕，在孟家庄扎营休息。义军伏兵从林中突然发起进攻，官军仓促应战，未等摸着头脑，总兵贺人龙、李国奇率先逃跑，傅宗龙被丢在义军重围之中，数日后，被义军捉获处死。数万明军的追击行动以惨败告终。李自成在这次阻击战中获得了大量的衣甲器械，又收降了部分陕西明军。十二月下旬，义军第二次进攻开封，以火药炸城，开封城池坚固，炸城义军反为所伤，不得不再次撤围。

崇祯十五年二月，李自成将左良玉部围困在河南郾城，新上任的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率2　万骑兵来援。汪乔年驻在襄城，大军在襄城东40　里扎营。李自成侦知，撤出围郾城的部队，迎击汪乔年部。二月十三日，初战告捷。总兵张国钦被击毙。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等部不战而逃，退回陕西。左良玉见义军撤围，乘机溜走，避开义军，将汪乔年部甩给义军，汪乔年欲与左良玉前后夹击义军的计划告吹，李自成攻克襄城，汪乔年被捉处死。接着在三至五月间扫平开封外围郡县，五月初二日，三攻开封。明军在总督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的率领下，集兵18　万，前来应援。义军集兵10　万，李自成在这次战役中被各部义军推选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李自成指挥义军先于朱仙镇打败援军，左良玉率先脱逃，丁启睿、杨文岳以追回左良玉为名，随后而去。义军大获全胜，得降卒数万。

打败援军后，义军吸取前两次攻城不下的教训，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战略。这次一围就是四个月，城内官绅拚命抵抗，矢尽粮绝，甚至出现人相食的现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拒不投降，竟愚蠢地决开黄河大堤，引水灌城，周王同官绅乘预先备好的船只逃命。城内外百姓被淹死无数，义军也有万余人被水冲没。李自成从开封撤师后，十月，在河南陕县与新上任的陕西总督孙传庭接火。李自成军误中孙传庭军埋伏，大败，罗汝才部危急中赶来相助，趁明军忙于抢夺战利品之机，发起反攻，反败为胜。

活动于大别山脉的革左五营北上同罗汝才、李自成部联营，义军开始走向联合。此时黄河以南的河南境内只剩汝宁一处军事重镇，诸部决定先取汝宁，荡平河南。保定总督杨文岳负隅顽抗，义军用门板遮挡矢石，搭云梯攻城，一举攻克，杨文岳及崇王朱由樻都做了俘虏，被李自成处死。义军控制了河南大部分地区后，便改变了流动作战、对攻取的城池弃而不守的策略，逐步变为"守土不流"。

义军面临的局势，一是陕西三边的孙传庭部，一是屯驻于襄阳一带的左良玉部。李自成认为孙传庭新败，还来不及腾出手夹击农民军，河南连年饥荒，军粮也成了问题。基于这种考虑，他决定向湖广富庶地区进军，主攻左良玉部。

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李自成等主力义军40　万向襄阳进军，左部20　万大军守襄阳、樊城，毫无斗志，闻义军将至，预先强征商船将辎重运走，待李自成大军来到，未及接战，拔营先遁，义军顺利进入襄阳、荆州，李自成分兵取附近州县。乘势攻下承天。承天是嘉靖皇帝的祖封之地，李自成将其改名扬武州，将嘉靖的父亲兴献陵寝享殿拆毁，并挖掘了献陵。从心理上、政治上予明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此后，义军又东进取汉川县，逼武昌，左良玉在义军攻下汉川后，立即从武昌逃到九江。义军攻克汉阳府，获船四五千艘，随即进攻武昌，但因不习水战，进展不利，弃而不攻，返回襄阳，在襄阳，李自成发布了《剿兵安民檄》，表明李自成已逐步确立了领袖地位。并申明军纪，提出义军宗旨是"剿兵安民"。

崇祯十六年初，义军统一领导已成必然。李自成用暴力手段除去不肯听命的将领罗汝才、贺一龙，义军在经过短暂的混乱之后，承认了李自成的领袖地位。崇祯十六年春，义军改襄阳为襄京，建立了中央及地方机构。李自成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公文用干支纪年，设丞相，以牛金星担任。设六政府，相当于六部，各设侍郎一人。地方政权道设防御使，府设府尹，县设县令等。占领区除部署军队驻守，还设地方武装，由都尉、掌旅、部总、哨总等军事官员管理。李自成对军制也进行了改革。义军被分为主攻战的五营和驻守重镇的地方军，军事将领的称谓也逐步正规化。同时，义军还极为重视恢复农业生产，宣布"不催科"，"三年免征"，并保护耕牛，还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屯田，以保证军粮的供给。

崇祯十六年八月，明王朝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迫令孙传庭率陕西官军出潼关，主动进攻河南、湖广的义军。明辽东战事频仍，大批明军用在辽东战场与清军对峙，已成死牌。左良玉兵多跋扈，不肯用命。唯孙传庭部号称勇敢，崇祯将希望寄托在孙传庭身上。李自成得知孙传庭已出关，亲统大军来河南决战。河南近几年来天灾人祸，赤地千里，粮草不易就地解决，遂诱敌深入，从潼关到郏县，义军占领的郡邑均主动放弃，并派出小股游兵，佯败诱敌。陕西官军没打什么硬仗，一路进抵郏县。九月十四日，双方接战，义军受挫，但局势也对孙传庭越来越不利。大军孤军深入，补给困难，人马饥疲。李自成派大将刘宗敏率1　万骑兵由小道抄至官军后方，在汝州切断明军饷道。孙传庭率精锐的陕西兵回撤，企图打通饷道。命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河南兵见陕西兵撤回取粮，将自己留在前线，人心不平，临阵脱逃，陈永福阻止不住，也随队伍北撤。义军乘势进攻，官军大败，死者4　万余人。孙传庭率残部4　万人据守潼关。喘息未定，义军已追击而至。李自成决心击败孙传庭，攻取西安。

他进行了全面的战略部署：李自成率主力同刘宗敏一道，由洛阳西取潼关，然后向西边挺进。另以袁宗第、白鸠鹤、刘体纯率右营10　万兵马为偏师，从河南邓县地区出发，取道陕西商洛地区，同主力会师西安。

孙传庭为迎战义军，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以总兵白广恩扎营关城外通洛川，总兵高杰部扎营南门外西山头，自己率兵守城。义军先攻高杰部，高杰不战而走。接着白广恩部也被击败，士卒家眷在城内，溃逃的士卒蜂拥入城，救妻护子，再夺门而出，一片混乱。义军尾随而至，顺利占领潼关。孙传庭于乱军中被杀。潼关是西安的门户，潼关一下，西安垂手可得。十月十一日，义军进抵西安城下。由于孙传庭主力被歼，西安守军单弱，只有5000川兵。天气寒冷，士兵衣单，官员们请求封在西安的秦王拿出一些钱给士卒添置棉衣，秦王不肯，士卒更无斗志，义军一到，即开门迎降。袁宗第部沿途亦攻城略地，顺利抵西安与主力会师。

占领西安后，李自成立即部署扫除明政府在西北的各个军事据点。具体部署如下：李自成率李过的后营和刘芳亮的左营，向北追击高杰部，夺取陕北；田见秀率部南下汉中，追击总兵商汝利部，打通南下四川之路。刘宗敏、贺锦、袁宗第等向西追击白广恩部。向北追击高杰的李自成进展顺利，高杰原为李自成的部将，降明后屡次与义军为敌，此次面对李自成大军，自知不敌，逃入山西，又折向江苏。义军在陕北，只在榆林打了一场硬仗。榆林是明九边重镇，义军经三天强攻，拿下榆林。汉中战场亦进展顺利，沿途州县望风归附，西路军至固原，白广恩降。李自成亲自宴请白广恩，相谈甚欢。左光先闻讯，也欲归降。陈永福欲降，但因在开封射中李自成左眼，犹豫不决。李自成派人送信，折箭为誓，表示既往不咎，其他将吏"争降恐后"。宁夏一接到义军的檄文，巡抚李虞夔及庆王束手无策，决计归降，即以投降的明总兵牛成虎镇守宁夏。贺锦继续西征甘肃，兰州、甘州、肃州相继投降。贺锦在甘肃各地派设官员后进军西宁，西宁土司祁廷谏等忠于明王朝，伪降，将锦诱入伏中，贺锦中计被杀。其部众在辛思忠的率领下攻克西宁，活捉祁廷谏。李自成命辛思忠留镇西宁，另派兵平定了青海地区。

崇祯十七年春，左良玉见李自成全力经营陕西，乃谋夺湖广，李自成派袁宗第率兵驰赴襄阳，迎击左良玉。

至此，李自成已占领了湖北省北部，河南省大部以及西北数省，确立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为扩大政治影响，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大封功臣，增设六部及地方官员。军制也在襄阳政权时期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在完成了政治上的建设和军事上休整后，李自成制订了进军北京推翻明王朝的宏伟计划，并在军事上进行了周密部署。大军分两路向北京进发，一路由李自成、刘宗敏率领，在占领平阳后攻取太原、宁武、大同、阳和、宣化、居庸关，进抵京师。另一路由刘芳亮率大顺军左营，渡黄河后入山西，沿黄河北岸进军，取河南卫辉、彰德府及北直隶大名府，经邯郸、邢台、保定，会师京城。也借以阻厄明君臣通过运河南逃之路。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率主力从西安出发，顺利进军，平阳降，太原降，进军途中唯一一次战役是宁武之战，明总兵周遇吉兵败身亡。

刘芳亮所部南线大军于二月间于浦坂渡过黄河，沿黄河北岸向东进军。

二月下旬，进抵河南怀庆地区，明副将陈德（陈永福之子）降，接着兵不血刃占领了山西长治这一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彰德府（河南安阳）、广平府（邯郸地区）、邢台、河间等地均望风而降。三月二十一日，义军进军保定，署府事同知邵宗玄、知府何复顽强抵抗，义军全力攻城，"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躲在该城，无心抵抗，城下，投降。

三月十五日，李自成部大顺军进抵居庸关，守将唐通降，京师门户不攻自破。十七日，先头部队到达北京城下，开始攻城。十九日，大顺军占领了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

李自成在北京期间，采取措施稳定人心及社会秩序，并及时向占领区派驻官员、军队。接管和清理了明廷各衙门，对投降的二三千名明朝官僚或录用，或惩办。经济上继续坚持"三年免征"的赋税政策，军费来源主要是没收明内廷及官方财物，并对明宗室及官僚实行追赃助饷。

明廷覆亡前，崇祯命吴三桂放弃宁远，率军进京守御。但宁远进京，路途遥远，吴三桂行动迟缓，三月，辽军4　万及八九万汉民才陆续进关。李自成进京后，派降将唐通前往召抚，吴三桂与山海关总兵高第表示投降。吴三桂还率军进京，准备朝见新主人。但行至途中，听说其留在北京的家人受到大顺军的侵犯，一说是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夺去，"冲冠一怒为红颜"；一说是刘宗敏逮其父吴襄，追赃20　万。吴三桂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政治态度骤变，反攻山海关，唐通无备，败退下来，山海关被夺占。唐通派人向北京告急。四月十三日，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从北京出发，还带上被俘的崇祯的三个儿子、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前来招降吴三桂。但吴三桂主意已定，暗中与清军勾结，共同对付大顺军。李自成对此显然估计不足，大顺军全力进攻吴三桂军，清军在吴三桂支撑不住的时刻突然出现在阵前，大顺军猝不及防，败下阵来，退回北京。李自成考虑大顺军分散在各地，短期内无法到来救援北京，北京的军队新败之余，对付新联合起来的清大军，力量明显不足，他决定在北京行登基典礼后主动撤出北京，返回西安。

从北京撤出后，大顺军的势力一蹶不振，在清兵的进攻下，地盘越来越小。十二月二十二日，清军逼进潼关，经过13　天激战，大顺军失掉了潼关，李自成遂放弃西安，率部分部队向河南、湖广转移，人马大约13　万。大顺军占领区的明降官降将纷纷叛乱，大顺地方政权纷纷瓦解。清军尾随而来，大顺军连战不利。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县境九宫山下，突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当时，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义子张鼐和28　名战士，众寡不敌，全部被杀。此后，余部义军开始了联明抗清的新时期。

（七）张献忠张献忠（1606-1646年），陕西延安人，一说属军籍延安卫柳树涧人。

出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少年时粗通文墨，青年时期曾当过延安府的捕役，郁郁不得志。崇祯三年（1630年）参加了农民起义军，自号"西营八大王"。起义初期，他率自己的人马随各部义军转战陕、甘、宁及中原、湖广、安徽战场。崇祯十年，明廷以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增兵筹饷，张十面之网，围剿农民军。起义遭受严重挫折，张献忠部在河南南阳地区被官军击败，负伤。崇祯十一年三月，在湖北谷城接受招安，被明廷授予副总兵。他率部扎营于谷城外的白沙洲，领取明军饷，但未接受改编军队，也未放下武器，在白沙洲屯田练兵，赶造军械战船，积蓄力量。崇祯十二年五月，他率部再度起义，进占谷城，西进房县，与受抚的另一支义军罗汝才部会合，攻取房县。

总理熊文灿急令总兵左良玉率兵进剿，左良玉被逼无奈，只得冒险从襄阳起程，此处山深路险，粮饷难运，士兵饥肠辘辘，直入张献忠、罗汝才在播箕寨两山间设下的埋伏圈，一战被歼万余人。左良玉逃到房县，只剩1000人马，崇祯接闻败报，大怒，将主抚的熊文灿下狱，命杨嗣昌兼任督师，亲临前线。张献忠面对明廷重兵压境，有意避开与杨嗣昌正面交锋，进入深山，转移至川陕交界地区，杨嗣昌追击而至，在下一步的战略部署上，与左良玉发生了分歧。杨嗣昌认为张献忠会入陕，命左良玉在陕西兴安等地布下重兵。而左良玉认为张献忠会入川，拒不执行杨嗣昌的命令，拉起队伍进入四川。崇祯十三年二月初七日，张献忠与官军在玛瑙山发生了一场遭遇战。左良玉兵分三路，击鼓为号，向据守山上的义军发起进攻。义军惨败，损失了3500余人，老营也被劫，张献忠妻妾七人被俘，军师潘独鳌也被擒，十反王杨友贤降。三月初九日，张献忠又在韩溪寺被陕西官军贺人龙、李国奇击败，损失1300人，部将左营一条龙（薛成龙）、右营顺天王（贺国现）率两千多人投降。次日，在官军的追击下，义军又有600　余人被杀，前营二只虎率1000多人投降。三月十五日，义军在木瓜溪又败，伤亡1200　多人。义军再起，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连遭挫折。明军事集团内部的矛盾，为张献忠提供了改善困境的有利时机。杨嗣昌与左良玉积怨很深，杨嗣昌身为督师，但指挥不动左良玉。左良玉擅自下四川，取得了玛瑙山战役的胜利，从此不把杨嗣昌放在眼里。杨嗣昌见张献忠屡败，檄令左良玉乘胜追击，左良玉按兵不动。杨嗣昌指挥不灵，奏请崇祯撤换左良玉，推荐贺人龙代替左良玉。崇祯应允后，杨嗣昌又改变主意。劝朝廷收回成命，维持现状。搞得左良玉、贺人龙深恨杨嗣昌。

张献忠利用明军的矛盾，从山中小路转移至湖北兴山、房县地区。崇祯十三年七月十九日，张献忠、罗汝才两部会合，鉴于明军兵力集中于湖广，乃决计进兵四川。

崇祯十三年九月，张献忠、罗汝才部入川，"以走致敌"，在四川腹地千里转战，使官军疲于奔命，川抚被论罪弃市，陕督也被革职。义军的战歌生动地反映了官军的尴尬狼狈处境："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崇祯十四年正月十三日，四川战场协调各路军队的总兵猛如虎在开县黄侯城追上了义军。官军士疲马乏，猛如虎认为机不可失，迫令官军接战，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艰苦。张献忠观察到官军无后续部队，人数不多，乃挥众全力拚杀，官军抵挡不住，参将刘士杰被杀、猛如虎脱逃，其子、侄自刎。左良玉部坐守郧阳地区，对杨嗣昌的九次檄文均置之不理，径自回到陕西。张献忠部顺利出川，出现在湖广战场。张献忠探得襄阳守军单弱，决计偷袭，率部昼夜兼程300　里，突抵襄阳城下，命部卒扮成官军，拿着缴获的杨嗣昌调兵文书混入城内，乘夜放火，城内乱作一团。天明，义军主力一举攻克襄阳，襄王被杀。从监狱中救出了玛瑙山之战中被俘的张献忠妻妾及军师。杨嗣昌绝望之中死于湖北沙市。

崇祯十四年七月，张献忠、罗汝才联军分裂，罗汝才转而同李自成联合。张献忠势单力孤，八月间，在河南信阳与左良玉大战，被击败。此后，张献忠战于安徽一带，与革左五营时分时合，互相呼应。革左五营向河南移动，与李自成联营后，张献忠难以独立在安徽活动，崇祯十六年初进入湖北。五月二十九日，进攻武昌府城，守城军士开门迎降。楚王朱华奎被俘，张献忠命人将其扔到河里淹死。

张献忠在武昌正式建立大西政权，沿袭明代官制，中央设置六部五府，还任命了21　个州县官员。张献忠还在武昌开科取士，吸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张献忠在武昌停留了两个月后，向南移动，进入湖南境内。八月初五日，张献忠率20　万大军围攻岳州（岳阳），打开了入湘门户，继续南下，进占长沙、衡州，并以此为中心，向周围郡县发展。几个月的时间，已基本取得了湖南全境，并向江西发展，占领了袁州、吉安两府。张献忠则坐镇长沙、衡州，建设地方政权，并发布文告，宣布钱粮三年免征。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张献忠鉴于李自成部已歼灭孙传庭部，席卷西北，并着手全国统一大业，而二人关系日渐僵化，张献忠不愿接受李自成的管辖，谋求独立发展。四川向来为割剧的理想地区，张献忠几次入川，对这一地区情况很熟。1644年春，大西军溯江而上，水陆并发，越下牢，渡三峡，如蹈无人之境。六月，克涪州（今涪陵），分兵两路进取重庆，用炸药炸开了通远门附近的城墙，一举攻克，稍事休整后，留下少部分军队镇守，其余大军水陆两路向成都进发。八月初五日，抵成都，初九日，攻克，蜀王及妃子投井死，驻守成都的明巡抚投水死。张献忠随即派兵收取四川各府州及土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四川大部分地区归属大西政权管辖了。

张献忠占领成都后，正式建立大西政权。称帝，年号大顺，以成都为西京，以蜀王府为皇宫。政权建设上，大西政权设立各级官职，开科取士，延揽人才，设丞相、六部尚书等。高级官员中，用了不少川籍人士。

大西政权在军队建设上，军队分为48　营，以孙可望为监军节制文武平东将军，刘文秀为挂先锋印抚南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大西军还组织了地方武装--里兵，按里佥派百姓充任。

大西军在四川的活动被许多明清文人笔记描绘成"屠蜀"。虽为夸张、诋毁之词，但大西政权在政策上确实存在过严倾向，树敌过多。制定严格的户籍制度，对成都居民严加盘查。几十万大军及各级政权的经济负担，完全依靠没收和打粮，致使地主官僚顽强抵抗大西政权。1645年春以后，地方叛乱不断，重庆被明总兵曾英攻占。川南郡县渐次失守，川西的松潘副将朱化龙"敛兵自守"，割据一方。严峻的形势逼使张献忠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政策，他在大慈寺将各地方郡县送来的生员一齐杀掉，甚至命令大西军"除城尽剿"，派军队到所属州县捕杀百姓。成都的百姓则几乎被杀绝。

1645年以后，南明弘光政权覆亡，李自成已死，大顺政权崩溃，张献忠面临的敌人，不仅仅是残余的明军，更主要的军事压力来自清军，他拒绝了清廷的威胁利诱。

清顺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多尔衮任命驻防西安的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加派左翼固山额真巴颜，右翼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前往陕西，合兵进取四川。顺治三年正月，又增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同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多罗贝勒尼堪等率兵前往四川。大兵压境的危急关头，大西军内部发生了刘进忠叛乱事件。刘进忠先是投降重庆的明将曾英，又向豪格投降，接引豪格入川。八月，张献忠下令焚烧成都城，打算率军出川。行至西充县境时，被清兵追上，大西军对清兵的到来一无所知，清军近在眼前，张献忠才相信，未作任何战斗准备，仅带少数随从出营观察，双方隔水相望，张献忠被射中左胸，坠马而死，清军乘势发起冲锋，大西军猝不及防，大败，数万名将士战死。余众在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的率领下南撤，在云南建立了四将军政权，并最终走上联明抗清之路（有关内容参考顾诚先生《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

七、余波（一）南明抗清1644年李自成进入北京，推翻了明朝在北京的统治。此后，南明的几个小朝廷以半壁江山与清兵抗衡。弘光政权的抗清斗争仅维持了一年，就在军阀内讧、朝野纷争的混乱政局下草草收场。继之而立的是鲁王浙东政权及福建隆武政权。鲁王政权在钱肃乐、郑彩、张名振、张煌言的先后主持下，曾以钱塘江为界，与清兵进行了多次战役。1646年上半年，鲁王政权亦在争权夺利的内耗中被清军击退，退出浙东。此后在郑彩、钱肃乐主持下，曾克复福建3　府1　州27　县，在福宁州立足，但钱肃乐在郑彩的排挤下郁郁而死，郑彩率师南移，很快被清军击败，丢失了福建的地盘。1649年，张名振、张煌言收复了舟山，鲁王政权以舟山为根据地，喘息了两年，又于1651年被清兵攻破了舟山，流亡海上，张煌言率余部接受了郑成功的节制，鲁王也只得去掉监国的名号。

隆武政权在其短暂的兴盛期，势力及影响均很大，除福建一省在其直接管辖下之外，两广、江西、湖广、云贵、四川等残明势力及江南地区的抗清首领亦承认其领导。隆武帝也是南明诸帝中较有作为的一个。但其政权把持在军阀郑芝龙手中。隆武帝策划的两次出征在郑芝龙的敷衍下儿戏般地收场。这一政权随郑芝龙的降清而灭亡，只存在了两年。

隆武政权覆亡后，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拥戴桂王朱由榔监国于广东肇庆，后迁往广西。稍后，原隆武帝的大学士苏观生在广州拥隆武帝之弟建立绍武政权。这两个政权为争正统，打得不可开交，绍武政权命运不济，清军很快攻入广州，只存在了40　余天的绍武政权灭亡。

永历政权的年号，一直被台湾郑氏政权用到1683年，即永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但永历政权实际上存在了15年。这15年间，实际支撑抗清局面的是大顺军余部和大西军余部。大顺军余部30　万人从1645年以后，先后由刘体仁、郝摇旗、李过、高一功，通过南明督抚何腾蛟、堵胤锡接受了南明政权（先是隆武政权，后为永历政权）的节制，活跃于湖广战场。但随着清兵主力的大量涌来，湖广战场形势日益吃紧，义军的粮饷筹措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李过、高一功等率义军退出了湖广，到1647年，永历政权已全部丧失了湖广地区。大顺军全部退至广西桂林地区，并一度取得全州大捷。1648年上半年，江西和广东先后有金声桓、王得仁和李成栋反清归明，永历政权局面得到改善，开始了广西至湖南一线对清军的全面反攻，基本上收复了湖南、广东，永历政权中心也从广西迁到了广东肇庆。但这种局面也未能维持多久，1648年，清调集大军，开赴江西、湖南。1649年，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相继死去。到1650年，永历政权继湖南之后连广东也失去了，永历帝逃回广西。胜利局势的急剧逆转，除清兵的巨大军事压力外，政权内部的门户纷争是最主要的原因，大顺军余部的抗清斗争受到南明官僚的压制、排挤。到永历六年（1652年），永历政权连广西一隅也已丧失，二月，永历帝逃到了贵州安隆所，进入了大西军余部的控制区，从此开始以云贵为主要控制区，在大西军的拥护下开始抗清新阶段。

1646年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等四将军的领导下，及时调整政策，联明抗清，并在此后的几年间开辟了云贵根据地，并占领了四川南部地区。永历六年至九年（1652-1655年）李定国出兵两广及湖南，"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对清廷打击极大，但随着大西军余部局面的不断打开，孙可望个人欲望恶性膨胀，对李定国又恨又嫉，甚至发展到破坏李定国的军事部署，清兵坐收渔人之利。永历九年（1655年）在广东、广西境内胜少败多，不得已退回南宁。

永历六年以后，孙可望的主要活动是加紧争取永历帝的最高统治权，并把李定国看作夺权的主要障碍，永历九年李定国退到南宁时，孙可望见其所部仅6000　余人，竟派兵来突袭，被击败。永历十年，李定国来到安龙，永历帝从此进入李定国营中。大西军余部两个主要军事将领的内讧，严重破坏了抗清局势，孙可望失势后降清，使清廷尽知永历政权虚实，发起总攻，此后的几年，李定国已不是清兵的对手，节节后退，永历十三年，永历帝逃入缅甸，终被清兵擒杀。李定国无力回天，郁郁而死。

永历五年以后，大顺军余部逐渐退出南明政权的直接控制，活动于川楚交界，分成许多支，主要将领有贺珍、袁宗第、刘体仁、郝永忠、李来亨、塔天宝、马腾云、党守素等，被称为西山十三家，他们的抗清活动，一直坚持到永历十八年。清廷在消灭了永历政权后，从永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1662年）起，对山西十三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围剿，由陕西、湖广、四川三路出兵，四川的袁宗第、贺珍部相继失败。湖广战场荆州方面的李来亨部也损失了5000　余人及部分根据地。郧阳府方面的郝永忠亦败退。鉴于这种被动局面，西山十三家决定联合起来，发动反击。永历十七年七月，他们先在兴山重创清兵，义军七万余人围攻巫山12　昼夜，终被李国英所部清兵击败。到永历十八年（1664年），十三家或败或降，只剩李来亨部坚守茅麓山，清兵20万人将茅麓山团团围住，李来亨部3　万人英勇抵抗，从二月坚持到八月，寨内弹尽粮绝，李来亨自杀，余众散入深山，不知所终。

西山十三家失败后，抗清势力仅剩台湾郑氏政权。郑成功死后，在台大将黄昭等拥郑成功之弟郑袭，郑经从厦门率军入台，夺回延平王位。从此，郑氏政权内讧不断。永历十七年，郑氏政权失去了厦门。永历二十七年（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郑经趁吴三桂三藩之乱，曾出兵取得闽南粤东一带，随三藩之乱的平息，永历三十四年（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春郑军被迫退回台湾。第二年春，郑经死，冯锡范发动政变，杀死应袭位的郑经长子郑克■，另立郑经次子，其婿，年仅12　岁的郑克■继位。清康熙帝了解到台湾政局不稳，有机可乘，派郑氏降将施琅为水师提督，永历三十六年（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出兵攻台，七月，郑克■降，南明的最后一个残余势力灭亡，也标志着朱元璋所建的明王朝的彻底覆亡。

（二）史可法史可法（1602-1645年）字宪之，祖籍河南祥符，大兴锦衣卫世籍，世袭锦衣卫百户。崇祯元年进士。农民起义蜂起，史可法为监军副使，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诸军，崇祯八年十二月，马守应、罗汝才、李万庆部自郧阳东下，史可法驻守太湖。第二年春，20　余万农民军进入安徽境内，史可法与参将潘可大往来抵御，收效不大。总理熊文灿主抚，义军声势浩大，驻扎江北，南都震惊。史可法被提升为右佥都御使，巡抚安徽、河南、湖广部分地区，率兵万人，往来拼杀，在英山、六合连败义军，义军顺天王部降。崇祯十二年夏，史可法丁忧回乡，服除后被起用为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后又改任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崇祯十七年四月，闻李自成从西安出发，东征北京，乃誓师勤王，还未到京，闻京城易主，崇祯已死，只得作罢。留在南京的文武大臣议立新君。当时崇祯的三个儿子已被李自成俘获，只能从各地的藩王中以世系、血缘关系较近者选。福、潞二王结伴南逃，伦序又近，成为较合适的人选。福王血缘尤近，但大部分官员怕福王一立，说不定会追究"妖书"、"梃击"、"移宫"等案，使刚了结不久的明末宫中大案又翻得沸沸扬扬。潞王为神宗之侄，伦序亦近，立之则可免除这一隐患。故大部分人主张立潞王，声称"福王朱由崧，伦序当立，但有七不可：贪、淫、酗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潞王常淓，贤明当立"。史可法亦主此说。但凤阳总督马士英认为福王昏庸，正好可以利用，便拉拢诚意伯刘孔昭、总兵刘泽清发兵将福王拥至仪征，连营长江之北，对南京群臣施加压力，并写信给史可法，责其当主立福王。史可法等南京大臣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只得同意马士英立福王之议，派南京守备魏国公徐弘基等将福王由仪征迎入南京。五月十五日福王称帝，年号弘光。以史可法、姜曰广为阁臣，马士英亦入阁，但仍督师凤阳，朝中大权掌握在史可法手中。马士英焉肯就此罢手，上书揭发当时史可法不愿立福王的"七不可"之说，并联合南明的主要军事力量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拥兵入朝，争夺相权。史可法顾全大局，放弃权力，主动请督师江北，辞朝而出。马士英遂留在朝中主政。

南京弘光朝廷腐败不堪，文武官员忙于敛钱，皇帝则沉湎于酒色之中。

马士英入朝，大力提拔阉党阮大铖等，重翻逆案，排挤正直的东林党人。内阁正直人士姜曰广、高弘图先后被排挤出朝。

弘光小朝廷对局势的认识存在着严重偏差，不顾已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民族矛盾，错误地采取了联清抗顺的方针，派遣使团北上议和，企图以割让山海关外地及岁纳银10　万两为条件，换取清兵出关。但此时清廷已入主北京，志在全国，议和团被轻慢地对待，条件根本未能提出。但清廷利用和谈的时间，全力对付退至西北的李自成军。待消灭了李自成后，便腾出手来解决南明弘光小朝廷了。

弘光朝廷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朝中群臣忙于争权夺利，自树朋党。地方上武将抢夺地盘，亦动起武来。江北四镇黄得功、刘泽清、高杰争欲屯驻扬州。高杰抢先而至，大肆屠杀百姓，城中自行组织起来，登城守御，高杰久攻不下。刘泽清亦在淮上大掠，临淮不许刘良佐军入城，亦被攻。朝中无奈，派史可法解劝，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先后听命，史可法前往高杰处，高杰素惮史可法，听说史可法来，连夜命人挖了大沟数百，将枉杀的百姓埋下。天明，史可法到来，并未责备高杰，而是温语劝解，高杰大喜过望，同意退出扬州，驻瓜州，但从此不把史可法看在眼里。史可法遂于扬州开府。史可法在扬州并无多少兵马，外有四镇跋扈，内有马士英掣肘，史可法请饷，被马士英阻回，清兵攻下邳、宿二州，史可法飞章上报敌情，马士英认为这是史可法为防淮河的将士叙功而已，不以为意。黄得功、高杰不和，不顾大敌当前，交兵不已，史可法忙于调停。

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弘光朝廷令刘良佐、黄得功扼守颖、寿两州，高杰进兵归、徐二州，以扼清兵南下之锋。高杰进至睢州，被许定国杀掉。部下兵大乱，屠睢州及附近州县200　里。史可法闻知，流涕顿足叹曰："中原不可为矣。"遂至徐州，安抚其众。命高杰之甥李本身为提督，统高杰兵，以胡茂顺为督师中军，以李成栋为徐州总兵，高杰军乃定。

马士英忌史可法盛名，以卫胤文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兴平军，驻扎扬州，以夺史可法之权。二月，史可法还镇扬州，未至，黄得功军来袭兴平军，史可法忙派人劝解，黄得功乃罢兵。

顺治二年正月，清和硕豫亲王多铎所率军队在陕西打败了李自成起义军，即由陕西经河南南下，矛头直指弘光朝廷。四月十三日，清军离泗州仅20　里之遥。弘光小朝廷已火烧眉毛。恰在此时，朝廷内部发生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内斗。左良玉起兵，声讨马士英，以清君侧为名，率大军由湖广起兵向南京进发。左良玉与马士英仇隙早成，马士英对左良玉拥重兵心怀疑忌，多加裁抑。多铎已在陕西击败李自成，兵锋直指湖广。左良玉也以此为借口东下躲避。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史可法认为应主要对付清兵，但马士英大权在握，主张先对付左良玉。左良玉兵至九江，染病而死，其子左梦庚继续东下。马士英将黄得功从防御江北的阵地撤出，开赴西线对付左梦庚。江北空虚。

四月初一日，史可法移驻泗州，护祖陵，将行，左良玉兵起，朝廷命史可法入援。史可法渡江抵燕子矶，黄得功已败左梦庚，史可法乃趋天长，檄令诸将救盱眙，不久接报盱眙已降清。泗州援将侯方岩全军覆没。形势急剧恶化，史可法用一个昼夜急奔回扬州，打算守住南京的这一门户重镇。此时人心慌慌，又讹传许定国兵将至扬州，击杀高杰旧部，扬州百姓夺门而出，舟楫一空。史可法檄调四镇兵协守扬州，但四镇无一人至，四月二十日，清兵至扬州城郊，屯斑竹园，第二天，总兵李栖凤、监军副史高歧凤拔营出降。城中守军势益单。史可法布置众将分守各城门，史可法自守最险要的旧城西门。二十五日，清兵至城下，开始攻城，用炮石击破城西北隅，城陷。史可法自刎未死，被擒，大呼："我史督师也。"遂被杀。扬州是长江边上扼南北要冲的军事重镇，史可法是弘光政权中正直、威望最高的大臣，也是坚决抵抗清兵的军事将领。弘光政权失去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又失去扬州这一重镇，覆亡已成定局。

（三）李定国李定国（1621-1662年）是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的重要将领，也是支撑抗清残局的关键性人物。1646年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余部由平东将军孙可望、安西将军李定国、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率领，撤向川南，杀据守重庆的明将曾英，继续南撤，于顺治三年（1647年）由遵义进入贵州。在贵州短暂停留期间，对大西军的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不再奉行张献忠的残酷屠杀政策，并由张献忠之死，对战局及日益上升的民族矛盾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由反明转向扶明。此时云南发生的"沙定洲之乱"为大西军入滇扶明提供了契机。云南土司沙定洲与其妻万氏叛明，据省城，黔国公沐天波逃往永昌，与驻守楚雄的明金沧副使杨畏知联合对抗沙定洲。石屏州土官龙在田与孙可望是旧识，请大西军入滇平叛。四月，大西军在云南草泥关大败沙定洲，开进省城。接着，兵分两路，孙可望向滇西，李定国向滇东推进。孙可望在滇西俘获持敌对态度的杨畏知，孙可望很尊重杨畏知，表示可以匡扶明室，杨畏知提出三个条件，一是不再使用大西政权年号，二是不得杀人，三是不得焚庐舍、淫妇女。这与孙可望等政策的调整相一致，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孙可望接着写信给沐天波，表示了联明抗清的意向。沐天波亦甘为之用，尤其是在第二年李定国平定沙定洲之叛，沙定洲被带回省城处死，沐天波传檄各土司，皆令其归附孙可望。沐天波、杨畏知归附孙可望，并不掌实权，孙可望待沐天波也仅是"勋旧之礼"。

大西军余部在入滇后近两年的时间里，并未积极与南明永历小朝廷联系，而是建立了孙可望为首的四将军政权。"可望乃自称平东王，铸兴朝通宝，建宫殿，设府部衙门"，这一政权吸收了不少明朝官员。"原御史任僎拥戴力，立授礼兵二部尚书。"（《罪惟录·李定国传》卷九）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亦称王，采取了一些发展农业、保护手工商业的措施，并加强军备，严明军纪。直到南明永历三年（1649年），孙可望才派使者杨畏知与南明永历朝廷接触，要求封其为秦王。这一举措，带有明显的与李定国竞争的意图。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孙可望的个人野心日益膨胀，与李定国的矛盾冲突也日益激烈。永历二年，为树立个人威信，孙可望寻机将李定国拷打了一次，当时，四将军赴演武场练兵。李定国先至，放炮，升帅字旗，此举刺痛了孙可望，定要杖李定国百棍，李定国称"我与你是兄弟，地位相等，何至如此。"白文选劝李定国委曲求全，否则会导致分裂，乃被鞭50。此后李定国出兵平沙定洲，势复振。

孙可望的秦王封爵，在永历朝廷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些朝臣以明王朝无异姓封王之例不允，杨畏知等指出大敌当前，不应自树敌，争论了两年之久，到永历四年底，永历政权的地盘日渐缩小，亟需仰仗大西军余部的支持，孙可望终于被封为秦王。

永历四、五年间，大西军余部消灭了割据四川、贵州的残明势力，占领了贵州和四川南部东部地区，清兵从川北及广西向川南、贵州大规模推进。在四川战场，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年）平西王吴三桂和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统领大军入川，第二年四月，大西军余部控制的成都、嘉定、重庆、叙州等地相继失守。

为抵御清兵的进攻，永历六年（1652年）三月，孙可望派刘文秀率步骑6　万，入川。李定国率军8　万，计划由武冈经全州，进取桂林。刘文秀一路初战告捷，但在保宁被吴三桂击败，几乎全军覆没。李定国一路过关斩将，四月克黎平，五月连下沅州、靖州、武冈、宝庆。七月四日攻克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刎。九月，李定国挥师北上湖南，取永州（零陵县）、衡州（衡阳县）。李定国出兵七月，克复16　郡及两州，辟地3000　里，军威大振。

桂林之役捷报入黔，孙可望题请封李定国为西宁郡王，但孙可望的亲军嫉妒之心大作，造谣称李定国闻郡王之封，很不高兴，说封赏出自天子，孙可望无资格封其为王，二人矛盾加深。清廷方面加强攻势，派和硕敬谨亲王尼堪率大军征湖南、贵州。李定国命驻守长沙的部将主动撤退，自己在衡州境内设下埋伏。但已出兵到武冈的孙可望檄令诸将不得按李定国部署行动，结果，十一月，尼堪攻衡州，李定国败，尼堪率5000　兵追击，被流矢击毙，余众溃散。但清大军继之而来，李定国势单，收兵走郡阳。孙可望命李定国到武冈，李定国得到孙可望预谋在武冈杀掉他的密报，中途引兵进入广西。孙可望被清军击败，退回贵阳。

李定国由广西趋广东，转战两广。永历七年（1653年）三月败于肇庆，退驻柳州。七月取高州府境内化川、吴川、信宜、石城，又率兵2　万攻围桂林，七天后闻清援军至，撤围。永历八年（1654年）四月，攻克罗定、新兴、石城、电白、阳江、阳春等地。五月，下高州，进围新会，十一月，清援军至，撤围而去。永历九年（1655年）二月，败于广西兴业，再败于横州，退保南宁。所部只6000人，孙可望乘人之危，派部将关有才来袭，这些人多为李定国旧部，本无斗志，李定国主动出击，关有才逃归。余部投降李定国。永历帝在安龙，仰孙可望鼻息苟活，一切军政大权尽归孙可望。他得知孙李矛盾，加以利用，密赦李定国救驾。永历十年（1656年）正月，李定国来到安龙，永历帝随李定国进入云南。孙可望命部将白文选迫永历帝移宫贵州，白文选临阵改变主意，归服李定国，随之入滇。驻守云南省城的刘文秀亦支持李定国，李定国带永历帝顺利进入云南省城。李定国被封为晋王，刘文秀蜀王，白文选巩国公等。李定国派白文选招孙可望回滇，孙可望不肯屈居人下，见状大怒，因其妻子在云南，隐忍未发。为抗清大局，李定国又派孙可望心腹张虎护送孙可望家眷到贵州，以争取孙可望。孙可望见妻子到来，更无顾忌，于永历十一年（1657年）八月正式向云南发起进攻。其兵号称10万，由孙可望亲自率领。九月，双方接战于交水，孙可望所为不得人心，将士临阵反戈，孙可望只剩随从50　余骑，狼狈回黔，到达贵阳后，因李定国派兵来追，又继续东逃，走投无路，降清，被清廷封为义王。尽管他向清廷尽吐云南虚实，但在清廷解决了永历朝廷后，其利用价值丧失，在跟随出猎时以误射为由被射杀。

孙可望降清后，李定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严峻局势。永历十一年十一月，清廷兵分三路，发动总攻：洪承畴同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行为一路，出湖广向贵州；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由四川趋贵州，征南将军赵布泰由广西向贵州。第二年正月，清廷又增派宁远靖寇大将军多尼自北京出发入黔。

李定国、白文选及由贵阳归服李定国的孙可望部将冯双礼等全力抵抗，李定国与冯双礼扼守盘江河，白文选守七星关，均不是清兵的对手，连吃败仗，只得后撤。十二月，李定国回到云南省城，永历帝是一个贪生怕死、闻警即逃的皇帝，闻前线失利，匆忙逃楚雄、大理，永历十二年（1659年）正月到达永昌，李定国已不是清兵的对手，只能以大军为永历西逃断后。

清兵连取贵州、云南，紧追永历君臣不舍。永历十三年正月，吴三桂率兵进入云南省城，闰正月二日，清兵向永昌进发，十五日，白文选与清兵战于大理玉龙关，败绩。永昌得知，李定国让永历帝西撤腾越，自己在潞江以西20　里的磨盘山设伏据险以待清兵。但因叛徒告密，李定国被打败。永历帝继续西逃，进入缅甸。缅甸派四只大船在大金沙江迎接，永历君臣被解除武装送入缅甸京城阿瓦附近的赭硁。李定国、白文选所部军队则留在滇缅交界处，缅甸不许其入境。李定国几次派兵入缅，欲夺回永历帝，终因地形不熟，水土不服，粮饷不济而退回。

永历十五年（1661年）吴三桂率清兵进入缅甸到达京城附近，永历帝被缅甸送入清兵营中，永历十六年（1662年）四月，永历帝被带回云南处死。李定国闻永历帝被俘，积郁成疾，闻永历被杀，悲痛过度，病情恶化，永历十六年（1662年）六月二十七日死于孟腊。

（四）郑成功郑成功领导的抗清义师是南明最后一支抗清力量。

郑成功（1624-1662年），本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郑芝龙之子。郑芝龙扶植唐王政权，郑成功被带进宫中，唐王朱聿键很赏识这个21　岁的年青人，赐姓朱，所以郑成功又被称为"国姓爷"。二人谈起光复大计，慷慨激昂，但唐王政权的军政大权尽掌握于郑芝龙之手，两人唯有抱头痛哭。1646年，郑芝龙降清，唐王政权覆灭。郑成功不从父命，拒不降清，在平安誓师，"背父救国"。在闽南沿海转战三年左右，永历三年十一月，兵锋推进到粤东沿海。永历四年（1650年）八月，郑成功占据厦门，作为长期的根据地。几支郑氏部队郑彩部（属鲁王政权）、郑联部、郑鸿逵部相继统一于郑成功麾下，军事实力大为增强。永历五年，鲁王在舟山被清兵击败，其在浙闽一带坚持抗清的部队被带到厦门，投奔郑成功。郑成功因与隆武帝朱聿键的特殊关系，不肯承认鲁王，鲁王只好去掉了监国名号，其部队在张名振的统领下，归属郑成功。郑成功成为东南沿海抗清力量的最高指挥者。

唐王政权覆亡后，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桂王朱由榔在两广建立了永历政权，郑成功奉永历年号，自称招讨大将军，受封延平王，与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军余部的抗清斗争遥相呼应。

永历七年至永历八年，清廷为全力对付西南大顺军及大西军余部的抗清斗争，对郑成功采取招降政策。郑芝龙几次奉清廷之命，派出信使，赴厦门招降，郑成功无意受降，乃提出清廷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如割据福建一省及沿海郡县（《罪惟录》卷九《郑成功传》）等。利用和谈拖延时间，增兵筹饷，并主动出击。这期间，郑成功将中左所（厦门）改称思明州，设六官理事，分所部为72　镇。永历七年（1653年）郑成功派张名振、陈辉率军北入长江，"破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先王实录》）。李定国攻广东，邀郑成功合攻，郑成功派其将林察、周瑞率师往援，因进师迟缓，李定国兵败退军。郑成功又相继攻陷漳州、同安、仙游。至此清廷知和谈不成，遂腾出力量，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军专征郑成功。将郑芝龙下狱，要挟郑成功，不降将族诛郑氏。郑成功拒降。永历十二年（1658年）郑成功与大将甘辉、余心率水师10　万，陷乐清、破温州，与鲁王政权的主要将领张煌言所率大军会合，驻扎羊山，遇飓风，进军不利，退屯舟山。第二年五月，整军复出，以张煌言为前驱，取瓜州，攻镇江，继而包围了南京城。张煌言部西至芜湖，大江南北，闻讯相继来归，"郡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州则广德、无为以及和阳，或招降，或克服，凡得府四、州三，县则二十四焉"，"即江楚鲁卫豪雄"亦"多诣军门受约束，请归祃旗相应"（《张苍水全集》卷十二《北征录》）。郑成功见胜而骄，谒望太祖陵后，集将士宴饮，甘辉屡劝不听。清援兵至，郑成功兵败，撤回厦门，甘辉被擒杀，张煌言兵溃散，辗转逃至浙江天台。永历十四年到永历十五年，西南大西军支撑的永历政权抗清斗争已近尾声，清军可以拿出更大的力量对付郑成功。郑成功主要靠习于水战，机动灵活打击清兵，陆上战斗力不强，除厦门少数岛屿外，并无稳固的立脚点。郑成功为寻找稳固的抗清阵地，决定夺回台湾。

荷兰东印度公司于天启四年（1624年）强占台湾西南部，以台湾城（今安平）和赤嵌城（今台南）为中心，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1655年到1657年，郑成功因他的商船被荷兰留难，曾"刻示传令各港澳并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由是禁绝两年，船只不通"，结果荷兰占领区"货物涌贵，人多病芟"。1657年荷兰殖民者被迫派代表到厦门谈判，提出：每年向郑氏"输饷五千两，箭柸十万枝，硫磺千担"，郑成功才允许恢复通商（杨英《从征实录》第87　页）。永历十四年（1660年）一月，郑成功已决议收复台湾，"议遣前提督黄廷、户官郑泰督率援剿后镇、仁武镇往平台湾，安顿将领官兵家眷"（《从征实录》第134　页），但并未行动。永历十五年初，郑成功下令大修船舰，四月，命黄廷、郑泰等守厦门、金门，亲率大军25000人于四月二十一日从金门料罗湾出发，第二天到达澎湖，因风停留了一星期后，二十九日于鹿耳门内禾寮港和北线尾登陆。登陆后，立即包围赤嵌城，首战歼灭荷军百余名，余众溃逃入城。海上战斗亦极为激烈，荷兰舰队由两艘战舰、一只货船、一舰艇组成，其"海克托号"战舰高大，上有大小熕铳千余门，火力上有优势。郑成功水师由60　多艘战船组成，船只明显小于荷船，船上一般只有两门炮。但最终将海克托号击沉，余下三只荷兰船逃往外海。五月四日，赤嵌城守将猫难实叮（J。Valentijn）孤城援绝，城中无水，只得向郑成功投降。郑成功招降台湾城，守将揆一（F。Coyett）负隅顽抗，以等待巴达维亚援军，并提出优厚条件，以换取郑成功退出台湾，郑成功断然拒绝。在赤嵌城投降的第二天，郑成功移驻一鲲身岛，占领台湾城外汉人居住地区。五月二十五日，郑军发起猛攻，但荷军炮火密集，城墙坚固，进攻不利。郑成功决定断绝台湾城对外陆上交通，长期围困。围困进行了八个月，这期间有两次较大的战斗。九月十六日卡宇（J。Caeuw）率十艘舰艇和700　名荷军从巴达维亚援台湾城，向郑氏水师发动进攻，被郑氏水师击败，夺得甲板船两只，小艇三只，击毙荷军百余人，卡宇率部分荷军逃回爪哇。康熙元年（1662年）一月二十五日，郑成功又发动新的一轮进攻，夺取了台湾城的外堡，完全截断了台湾城对外交通，势孤援绝的揆一只得向郑成功乞降，向郑成功交出台湾城及大炮、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狼狈退出台湾。郑成功从1661年4月登陆台湾，到第二年6月23日病死，在台湾生活了14　个月。这一年多的时间内，郑成功着手进行政权建设。1661年5月29日，郑成功改赤嵌城为东都，设承天府，下置天兴、万年两县，又改台湾城为安平镇。其次，郑成功布置军队，大力垦荒。郑成功攻打台湾的战斗中，重大困难就是缺粮。郑氏根据地厦门、金门地区是缺粮地区，进军台湾的军队又未多带行粮，围困台湾城的战斗中，缺粮问题一直困扰着郑氏军队，官兵每日只两餐，至食木子充饥。郑成功除缴获荷兰军队的粮食外，还派人到鹿门岛，一切过往船只的粮食尽被买来，还派杨英到高山族村社买粮。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郑成功到台湾不久，就命军队垦荒，订出条例，鼓励各大小镇将领官兵在指定地区，尽力开辟田地。开垦的头三年，每年收获量的3／10作为政府正供，三年后按则交纳税赋。在包围台湾城期间，除留一部分军队包围外，其余各镇则被派往各地屯垦。郑成功还着力处理好与高山族之间的关系。解决台湾的战斗，得到了高山族的大力支持。郑成功也竭力保护高山族的利益，称其为土族，官兵开垦时，郑成功一再告诫"不许混圈土民及百姓现耕田地"（《从征实录》第153　页），违者重罚。并向高山族人民推广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如牛耕及使用犁、锄、钩、镰等农具，极大地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建设。

郑成功进军台湾不久，清政府即采纳郑氏叛将黄梧的建议，颁布迁海令。强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分别内迁30　到50　里，商船民船片板不得入海。广东地区曾内迁三次，清廷派满族大臣四人分赴各省监督执行，违者处以重刑。沿海的船只和界外的房屋什物全部烧毁，城堡全数拆除，越界者不论远近立斩不赦，尤以福建一省执行严厉。郑成功"驰令各处，收沿海残民，移之东土，开辟草莱，相助耕种"。福建漳州、泉州，广东潮州、惠州等地人民相率来到台湾，缓解了台湾劳动力的不足，促进了台湾的开发。永历十六年（1662年）五月八日，心力交瘁的郑成功死于台湾，时年39岁。郑成功之死，除收复台湾的战事旷日持久，困难很大，使其耗尽心血外，其父郑芝龙及在北京的家人被清廷于永历十五年十月处死，对他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其长子郑经与乳母通奸之事也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一病不起，未能完成台湾的开发建设，更无从实现以台湾为基地打败清廷的夙愿。

八、结语明朝取代元朝统治中国，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军事制度，与元朝有联系，又有区别。

明朝200余年用兵频繁，南倭北"虏"，内忧外患，几乎无时无之，因此明朝的军事机器十分庞大。与整个明朝的兴盛与衰败相一致，明朝的军制也有一条明显的轨迹，二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明朝由卫所军向募兵、营兵的转变，是与整个专制制度的解体相联系的。军户制度败坏与明朝土地赋税制度的改变不无联系，晚明军队的私人化，正是对君主全面控制军队的冲击。新式武器也在影响传统战略战术的变化。李自成等农民军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军事制度，但未能传之久远。清兵入关，则彻底改变了中原地区军队的面貌。八旗制度又将兵民合一的军事制度带到了中原。

明代 第074卷 明代思想史

【本卷提要】

本书以理学的发展和演变为主要脉络。介绍了明代初期、中期及后期理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明代初期，在官方朱学确立的同时，还有薛瑄和吴与弼所坚持的作为文化理想的朱学。薛瑄的思想为明代中期罗钦顺、王廷相气学思想的发端；而吴与弼则开启了明代中期心学思想的端倪。明代中期，王守仁心学思想崛起并得到广泛传播。它所倡导的人的主体精神极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王学后学各派中的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为宗旨，在下层民众中产生了极大影响。明朝后期的东林学派和两大儒师将自己的思想主张贯入社会的政治生活，批评王学末流的同时亦抨击时弊。他们是以后启蒙思潮的先驱。

本书在描述思想脉络的同时，还介绍了各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和他们的精神气质，构成了一幅纵横相交的思想画面。

一、明代思想概述明代思想史是以理学的发展和演变为主要脉络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又是一部哲学思想发展史。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里谈到哲学史的含义时这样说："哲学史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他们凭借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深入上帝的本质，并且为我们赢得最高的珍宝，理性知识的珍宝。"①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是有优秀文化历史的民族，他们的哲学家所从事的思想活动都是在竭力地"深入上帝的本质"，尽管哲学家们接近上帝的路途不同。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兼思想家的人物说过，在最高的层次上，人类的精神和思想是相通的。这就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无论是东路还是西路，南路还是北路，人们最终是可以相会在峰顶的。然而，人们毕竟要经过特定的登山途径才能站在峰顶领略无限风光。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就是想了解一下中国的"理性思维的英雄们"是沿着什么途径深入"上帝的本质"，登上人类精神的最高点的。

与希腊、印度两大文化区不同，中国大文化区内的哲学家们是以构筑自己的社会文化理想来深入"上帝的本质"的。这种理想包括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两个层面。它以"天人合一"为理论思维路线，以"内圣外王"为行为实践方式，最后交汇在"道"的最高范畴上。金岳霖先生称"道"为中国大文化区的"中坚思想"。中国哲学也可称为"道"学，中国哲学思想史实际上就是"道"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

至北宋时，"道"被思想家们赋予了新的内涵，被解释为"理"。围绕着"理"而进行思想活动的人们称为理学家。尽管"道"的外在形态变了，然而它的精神血脉却仍深潜在中国哲学的思想流程中。"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走向后期的主要哲学思潮。它原本是要张扬一种大同、和谐、亲情、友情的文化理想，通过哲学的思考给整个社会生活提供一种价值参照和世界观的指导原则，由于它的实践取向不是立足于超越而是立足于参与，也即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实现理想，加之它的主要内容是为现实生活的合理性而设计的，因此，它又与现存的社会模式乃至政权力量有了相当的亲和性。至明代初期，出于加强大一统封建帝国统治的需要，理学，主要是程朱理学便被统治者拉入政治的庙堂，成为官方哲学。永乐年间，在朱棣的御临下，以程朱思想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由胡广等人编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统一思想，即所谓"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三部《大全》的出现，标志着程朱理学思想统治及独尊地位的确立。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模糊作为文化理想的理学和被政权异化的理学之间的分野，它们的意义是不同的。

明代初期，尽管有官方倡导和支持的理学，然而作为文化理想的理学仍没有消失。薛瑄学宗程朱，开山西"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河北、关陇一带，蔚为北方朱学大宗。他的河东学派以"气中有理"，理气无"缝隙"为思想宗旨，主张"道器不离"，"性气相即"的观点。在心性修养方法上，提出"气中求性"的思想。薛瑄的思想开启了明代理学"气论"

①　《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7　页。

一系的端绪。

与薛瑄几乎同时代的吴与弼，也是朱学大宗。他在南方创"崇仁之学"，与北方的"河东之学"遥相呼应。然而，与薛瑄不同，吴与弼"兼采朱陆之长"，"寻向上工夫"，强调"静中体验"、"静中思绎"的"静观"。他的学生陈白沙和娄谅发展了他的思想，流衍为明朝中期王守仁心学的"发端"和"启明"。

明代中期，朱学虽然还是官方哲学，但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扮演思想史主角的是王守仁的心学。王守仁的思想经过三个发展阶段，最后形成了心学体系。其学说集宋明理学史上心学一派之大成，达到了心学的高峰。王守仁心学的中心思想，是所谓"发明本心良知"。它注重人的主体精神的价值，以人的存在和精神质量为参照来确立世界万物的意义，这实质上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确认，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王守仁弟子众多，传其学者不能不产生歧异。

王学的后学分了若干派别，浙中有王畿、钱德洪，这一派在上层社会影响甚大；江右王学以邹守益为正传；南中王学有薛应旗，造就不大；此外还有楚中王门、粤闽王门、北方王门，地域很广，但没有突出学者。

值得注意的是泰州学派。它虽出于王门，但又与王门不同。这派在民众中影响很大，平民色彩极为浓厚。其开创者王艮，倡"淮南格物"之说，提出著名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以"人人君子，比屋可封"为自己的社会理想。李贽、何心隐、罗汝芳是泰州学派的有名学者，他们的"异端"思想非常值得重视。

明朝中期，与王守仁心学相对的有罗钦顺、王廷相，他们主张"天地未生，只有元气"的气学思想。他们是明朝初期薛瑄气学思想的延续。

明代后期，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组织社团，讲学著书，评论朝政。在学术思想上，他们批评王学末流的空疏之弊；在政治生活上，他们直言敢谏，抨击时弊，最后遭到明政府的严厉镇压。黄宗羲称他们是"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①刘宗周和黄道周是明末两位儒学大师。刘宗周创"慎独"之说，讲学于蕺山。明亡，不食而死。黄道周精于《易》学象数，其天文、历算之学，十分深邃。明亡，起兵抗清，兵败被执，以死殉国。在学说思想上，他们都是博学高识之士；在政治生活中，他们刚直不阿，尚气节，重操守，敢于"犯颜谏争"，堪称"万世龟鉴"。②无论是东林党人，还是明末两大儒师，他们对旧理学的批评以及新思想的提出，都可视为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

①　《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序》。

②　《明史》本传。

二、明初朱熹理学思想的确立朱熹的理学思想在他生前并未取得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更没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虽然朱熹生前长期讲学著书，弟子众多，形成了一个势力颇大的学派，但由于在他晚年直到死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朱学被南宋统治者宣布为"伪学"，因此受到极大的压制。有的学生被诬为妖人，遭流放驱逐，客死他乡；有的学生在严重的政治压迫下，变服易形，以示异于朱门。就是学者应举考试，也要声明自己并非朱学，方能参加。

南宋末年，庆元党禁解除，朱熹的学术思想开始得到统治者的认可，然而还没有取得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此后经过大约一百年的历史过程，朱学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位置。

元仁宗皇庆年间，明令科举以朱熹《四书集注》及五经的朱学传注为思想准绳，但实际上朱学仍未受到重视。标志明初朱学统治地位确立的是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年）修成的三部《大全》，即《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这三部《大全》的修成距明太祖洪武年间解缙上万言书，建议修书，将近半个世纪。三部《大全》共计二百六十卷，其中《五经大全》一百五十四卷，《四书大全》三十六卷，《性理大全》七十卷。

（一）三部《大全》的纂修明太祖洪武年间，解缙上书，建议上接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作为"太平制作之一端"。这是官修理学的开端。《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传》载：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谕缙："朕与尔义则君臣，思犹父子，当知无不言。"缙即日上封事万言，略曰："。。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

明太祖时，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尚未确立，作为帝王之尊的明太祖也只是以佛、道经典或以杂书为个人的读书书目。解缙的建议正是针对这种状况提出的。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天人对策"，旨在建立有权威的统治思想。解缙此时提出"上接"与"下及"，其用意亦在树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解缙的建议，成为后来明成祖修纂三部理学巨著的先声。

三部《大全》的修纂开始于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年）。原来为两部，又称"二书"。一部为《五经·四书大全》，一为《性理大全》。前者《五经·四书大全》为圣贤精义要道；后者《性理大全》为周、程、张、朱羽翼六经的著作。"二书"分称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书，是修成进览时由明成祖确定的。

《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八载：（永乐十二年十一月）甲寅，上谕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扬荣、金幼孜曰：《五经》、《四书》，唱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命广等总其事，仍命举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学者同纂修。开馆东华门外，命光禄寺给朝夕馔。《国榷》卷十六，成祖永乐十三年九月己酉条：《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书成（下叙胡广、金幼孜等纂修者姓名官爵），上亲序之。临海陈燧常曰："始欲详，缓为之。后被诏促成。诸儒之言，间有不暇精择，未免牴牾。虚心观理，自当得之，不可泥也。"

这三部《大全》，开始纂修在永乐十二年十一月上谕之后，修成在永乐十三年九月，时间不到一年。开始原想修得详细些，进度较慢，后被诏催促，乃草草成书，"不暇精择"。可见《大全》修得比较草率。容肇祖先生认为，由胡广等主编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集合若干宋元以来的陋说，在经学的价值上远比不上唐代的《五经正义》。"①三部《大全》纂修完后，胡广等进览，明成祖亲自作序，并命礼部刊赐天下。

现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藏有白棉纸印本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纸质厚实，大于十六开本，估计为当时的礼部印本。另外，中国科学院图书

①　《明代思想史》，第2　页。

馆善本室藏有桑皮纸印本的《性理大全》，此为南京的翻印本。这两种印本均为善本，是国家的贵重文物。

明代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元代，朱学虽然被列为科场程式，开始成为官学，但并未获得独尊地位。与宋、元两朝相比，明代的封建专制主义更为加强，因此，从官方的统治来说，也更需要寻找一种能够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理论思想。明成祖在三部《大全》的御制序里认为古来的圣王都是"以道治天下的"。这个"道"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人伦日用之理"。唐、虞、三代由于"道以为治"，所以能够"致雍熙悠久之盛"，秦、汉以后"卒无善治"，这是因为"道之不明不行"，"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纯。"可见，明成祖与历朝历代的君主一样，也深知维护自身统治需要一种统一的社会思想。朱学原本是一种学术思想，但由于它所提倡的社会价值理想是根植于封建宗法社会之中的，因此它的学术见解和思想观点很容易与统治者的思想标准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以朱学为主体编撰的三部《大全》自然就成为明代封建国家的思想准则了。朱棣认为，三部《大全》刊印"颁布天下"以后，天下之人就能够"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由此"穷理而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以成熙雍之治，必将有赖于斯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靠三部《大全》，而"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则是颁行《大全》的宗旨所在。总之，统一的封建国家需要统一的社会思想，三部《大全》的颁布既为当时的社会寻找到了统一的思想准则，又使朱学纳入官学的轨道，最终确立了统治地位。在明政府的官文书里，三部《大全》的顺序是《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这三部《大全》收集的并非都是朱熹及其门人的学说。朱学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它包含着程门弟子、朱熹门人、后学在内的许多程朱理学家的思想学说。因此，说三部《大全》确立了朱学的统治地位，实际上是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地位。以《性理大全》为例：在卷首所列的"先儒姓氏"一百二十多人，其中程朱理学家占半数以上，著名的有周敦颐、二程、张载、游酢、谢良佐、刘绚、李籲、吕大临、扬时、侯仲良、张绎、尹焞、范祖禹、朱掞、胡安国、陈渊、祁宽、罗从彦、李侗、朱松、刘子翚、朱熹、张栻、黄榦、蔡元定、蔡沈、陈淳、李方子、董铢、廖德明、度正、真德秀、魏了翁、项安世、饶鲁、熊勿轩、黄瑞节、许衡、吴澄、黄榦等多人。另外，《性理大全》的"诸儒"一目，所列者为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程子门人、罗从彦、李侗、胡安国（附寅、宏）、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朱子门人、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吴澄，百分之七、八十为程朱学派中人。虽然三部《大全》收的多是程朱理学家们的文献，然而，朱熹个人的思想观点却极为鲜明。就《性理大全》而言，其中所收篇章，或为朱熹所注，如周敦颐的《太极图》（朱熹注）、《易通》（朱熹注）、张载的《西铭》（朱熹注）；或为朱熹所作，如《易学启蒙》、《家礼》；或为朱熹门人所作，如蔡元定的《律吕新书》、《洪范皇极内篇》。只有《正蒙》和《皇极经世书》既非朱熹所作，亦非朱熹所注，但是这两部书也是朱熹所推崇的。这些著作，都收在《性理大全》的卷一至卷二十五之内。《性理大全》的卷二十六以下至最后一卷，为有关性理的语录，语录的门目，大体仿照《朱子语类》的门目。例如"理气"、"鬼神"、"性理"、"道统"、"圣贤"、"诸儒"、"学"、"诸子"、"历代"、"君道"、"治道"等等，与《朱子语类》的门目大致相符，语录的内容也取自程朱及朱熹门人后学之说，很少有其他学派的。

《四书大全》的全名是《四书集注大全》，它更集中体现了朱熹思想的正统地位。《四书大全》所收诸儒之说以朱熹的思想观点为裁取标准。书的《凡例》指出："《四书大全》，朱子集注诸家之说，分行小书。凡《集成》、《集释》（吴真子《四书集成》、倪士毅《四书集释》）所取诸儒之说有相发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诸家语录、文集，内有发明经注，而《集成》、《辑释》遗漏者，今悉增入。"由此可见，《四书大全》所辑录的诸儒之说，不论是《集成》、《辑释》所已取的，或《集成》、《辑释》所遗漏的，还是这次新增入的，其作用都在"发明经注"，即发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注文的涵义，使之更加明确透彻。而朱熹的原文，保留不动。可以这样说，《四书大全》实际上是朱熹《四书集注》的放大，是一部朱学著作。

《四书大全》包括四个部分：一、《大学章句》、《大学或问》；二、《中庸章句》、《中庸或问》；三、《孟子集注大全》；四、《论语集注大全》。其中《大学章句》、《大学或问》和《中庸章句》、《中庸或问》，只是把朱熹的四部原著编入，未附诸儒之说。《孟子集注大全》、《论语集注大全》，则在朱熹的两部《集注》之中，逐章逐节附入了诸儒之说。这是《四书大全》在编辑体例上的一种情况。这也许是由于中途诏旨迫促，便将《大学》、《中庸》草草完书，未及编采诸儒之说的缘故。

三部《大全》中，《五经大全》的卷帙最多。计《周易大全》二十四卷，《书传大全》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春秋大全》七十卷，《礼记大全》三十卷，共一百五十四卷，几乎占三部《大全》二百六十卷总数的三分之二。由于诸经分纂，原书卷帙不少，合起之后便十分庞大。《五经大全》所据经注，均属朱学著作。例如《周易大全》采用《伊川易传》和朱熹《易本义》；《书传大全》依蔡沈《书集传》；《诗经大全》据朱熹《诗集传》；《春秋大全》主胡安国《春秋传》；《礼记大全》据陈浩《云庄礼记集说》。胡安国就教于程门，蔡沈是朱熹的学生，陈浩之父师饶鲁，鲁师黄榦，榦乃朱熹学生。由此可见，《五经大全》所据经注，无一不是朱学著作。自元仁宗皇庆制定科举条制，《易》用程《传》及朱熹《本义》，《书》用蔡沈《集传》，《诗》用朱熹《集传》，《春秋》用胡安国《传》，《礼》用郑《注》。明朝初期仍沿用未改。至永乐纂修《五经大全》时，只是将《礼》改据陈浩《集说》，其它不变。经过《五经大全》的纂修，朱学在经学苑囿确立了统治。

《五经大全》虽卷帙庞大，但以抄袭成书，故内容陋劣。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八中这样批评道：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班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违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

又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

顾炎武从经学大师的角度批评当时的纂修者修出浅陋的《大全》，是非常有道理的。他认为明成祖在推倒建文帝的时候，杀尽骨鲠之臣，招致士风无耻；又推行八股，不讲实学，以致经学坠废。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一个社会必然要有一种统一的思想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精神主旨的方面着眼，自然不能不有如《大全》这类的著作出现。在明成祖看来，通过《大全》确立朱学的统治，其政治作用是很大的。此后，统治集团设科射策，终三百年之世，而读书人一头钻进《大全》猎取富贵，外界天翻地覆也都不在乎。这正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另外，在明成祖的威令下，九个月之内，居然写出二百六十卷的大书，编修者即使有再大的学问，再深的经术，要不抄袭成书，也是难以办到的。

（二）明初朱学统治的历史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谈论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划定朱学的意义与确立朱学统治的意义的界限。

就朱学的意义而言，它是一个蕴涵着多层历史和文化精神在内的大问题，不是有限篇幅可以述清的。然而，如果从儒家价值理想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和人类的普遍精神追求来看，我们至少可以确认这样两点，一是朱学（或称程朱理学）围绕心性之学的主题，将人性问题提到本体论的高度来讨论，从而以价值理想的方式，把儒家建构和谐统一社会的文化理想直接与每个社会成员（尤其是统治集团的成员）的精神修养相连接，期望通过理想人格的途径来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二是理学体现着人类挣脱动物自然性，向着人性的崇高和庄严努力提升的理性意志。无论人们生存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区域有何不同，追求理性升华却是人类的普遍精神。例如，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抛开它对人的自然欲求和生存权力的压抑不言（这实际上是被政治异化的结果），它深层的价值意义恰恰在于表现人的意志威力。这种表现在感性形式里的理性意志，是在与感性生理的自然欲望--求生、快乐、幸福相对峙基至相冲突中，展现人的本质和人性的庄严的。也就是说，人的主体意志和道德行为并不建筑在自然欲求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理性主宰、支配感性的能力和力量之上。理学所要张扬的正是这样一种人类的普遍精神。与这种精神相对立的是，人的理性力量的丧失，对自然欲求的屈从或迁就，贪生怕死，追求安逸，耽于声色等等。不同社会、时代、阶级的道德要求伦理内容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对立，但与动物性的自然欲求相区别，建立崇高的人性本体却是人类共同的要求。程朱理学（以及整个宋明理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及社会结构中，以自己特有的思维路线和情感方式去表达这一要求的。理学在把儒家的人性本体高扬到成熟境地的同时，也培养着中华民族注重气节、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主体意志和伦理责任感。我们可以这样说，朱学的深层意义在于它的文化精神上，也即在于张扬人生理想、精神价值和道德境界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方面。

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朱学是要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才能存在和发展的。朱学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较为完备的阶段。儒学从它产生的时刻起，就将自己的文化理想植根于以氏族宗法社会为基础的现实世界，它不主张超世，而主张入世，企盼把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建成符合文化理想的美好世界。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对现实切入的越多，现实对理想产生的局限也就越大，尤其是政治权力对儒学文化理想的干扰就更突出。与以基督教精神为主干的西方传统文化相比，儒学所感受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紧张更为强烈。这是由儒家自身的文化选择所决定的。一方面儒家要把现实的社会，特别是政治统治集团推向文化理想的目标；而另一方面，现实的政治权力又极力要将儒家的理想拉回现存的社会，俯就于政治权力的统治。由汉武帝开始的历代统治集团对儒家学说的认定和利用，实质上就是政治权力对一种文化理想的异化；而儒家在历史进程中执著地发展自己，既是对文化精神的张扬，也是对政治权力异化的极力弱化。文化的功能大致有二，一是为社会提供导引性的精神方向，二是弱化现实法则对人性本质的扭曲。尽管一种文化学说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时代而存在，但它的功能永远存在，它与社会现实的疏离决定它不会混入某种现存政治权力的框架，而是与其保持着一定的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明初统治集团对朱学地位确立的过程，也是政治权力对朱学文化理想的异化过程，朱学本身的文化意义是倡导一种"赞化育，与天地参"的"情理协调"和"天人合一"的精神，力社会及其成员提供一种人格的参照，建立真正的人性本体，从而使社会贴近理想社会的目标；而由统治集团来确立朱学的统治地位，则是为特定的时代寻找一种统一思想，从而使整个社会按照某种统一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准则运作。前者的意义具有人类精神的永恒性，后者则是特定时代的思想需要。我们在探讨朱学意义的时候，应该注意区别朱学本身的文化精神的意义和由统治集团确立的朱学统治地位的意义。多少年来，诸多有识之士对朱学（乃至整个理学）进行的抨击和批判，实际上是对那种被确立了统治地位，即被封建政治集团异化了的朱学的批判。

戴震在《与某书》中抨击道："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然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谭嗣同在《仁学》里把理学比作"惨祸烈毒"，他说："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苦国宪而不敢议，。。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这些为我们所熟知的引文最清晰地表达、说明了被政治改造过的理学的现实作用。为了使一种统一的社会思想变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准则，政治集团及它所控制的社会舆论必然要把这种思想具体化为各类规范，并使这种规范具有权威性和不可动摇性。经过这样的变异，理学自然变为维护封建等级、压抑和扼禁人性的大绳。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语录，曾使多少妇女尝尽了人世的苦难。那些至今偶而还可看到的高耸的石头牌坊--贞节坊、烈女坊，凝聚着多少"孤灯挑尽未能眠"的痛楚情感。一顶"名教罪人"的帽子，压死了多少有志于进步和改革的英勇汉子。

戊戌以来，从谭嗣同到邹容、宋恕，从陈独秀到吴虞、胡适，从鲁迅到巴金、曹禺，无论是他们写作的政论还是小说，之所以获得了人们的喜爱，就是因为这些作品高扬了反对被政治变为教条和绳索的理学的主题。

当然，作为处于统治地位的朱学的意义，我们也应给与理性的分析，一方面它象一道封建思想的"长城"包围着人们，禁锢着人们，使整个社会的思想愈趋僵化，众人一口，千篇一律，使思想界陷入一潭死水的境地。尤其是在经过理学家们整理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之后，它更变为一种教条，使人们冲不破，跳不出，不能独立思考，不能创立新学派，不能探讨现实问题。这样一来，被确立为统治思想的朱学不仅变为专制主义的文化，也成为压在人们身上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另一面，一种统一的社会结构也必须建构一种统一的社会思想才能稳定地运行。理学在宋代并未被统治集团认作"正宗"，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较长时期的探索和总结，才被统治阶级乃至整个社会确认下来。这说明，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是有它的历史的必然性的。关于理学的理论成果及它的文化意义，是一个还需深究的问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探讨。

（三）明初朱学主要人物的理学思想《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传·序论》中讲到，从明太祖开始，就征用儒士，对开国时的文教事业有不小的贡献。"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此后，诸多学者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在学术思想上也形成了朱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但是到了明代中期，从陈献章、王守仁开始，学术思想产生了极大变化，形成了心学流派。"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下面略举几个有代表性的理学家，以表明他们"清修笃学"，"矩殹秩然"的谨朴学风和朱学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局面。

容肇祖先生的《明代思想史》把明初朱学分为博学或致知派、涵养或躬行派。就博学或致知派来说，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卷三《朱陆篇》中这样写道："性命之说，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黄榦）九峰（蔡沈），再传而为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厚斋（王应麟），三传而为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传而为溍溪（宋濂）义乌（王祎），。。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章学诚大体描述了博学派的传承、主要特征和代表人物。

就涵养或躬行派而言，容肇祖认为，自明初的太祖、成祖以来，都提倡理学。太祖把宋儒朱熹等的经注定为考试的标准，成祖又敕胡广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在统治者的提倡下，朱学的学者自然辈出。然而，受明代皇帝的提倡而产生的理学家与明初紧接宋元致知派而来的学者大不相同，他们依托于复性与躬行而不事著作，不做学问。容肇祖认为这一派的主要人物有薛瑄、吴与弼。

无论是章学诚列举的博学派的传承，还是容肇祖提出的躬行派的主要人物，他们的主要风格是谨守矩殹，"无敢改错"，而且他们都生活在朱学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因此具有很多的共同性。尽管如此，我们也应注意到，明代中期理学向心学、理学向气学的转变并不是异军突起，而是与前期的某些理学家的思想有着理论渊源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必要按学派的分野作介绍，也不必一一论述每一个理学家，而应从思想发展的脉络着眼，就两个有代表性的理学家--薛瑄、吴与弼的理学思想作一些重点介绍。他们的思想代表了明代前期理学的演变与分化。薛瑄以"复性为宗"，强调躬行践履，日用人伦，清代学者视其为朱学传宗，称他是"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吴与弼强调磨励自家身心，"寻向上工夫"，发展了朱熹的心体说，期在"得圣人之心精"，他的思想开了明朝心学一派的先河。1。薛瑄的理学思想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瑄，山西河津人。少随其父读《四书》、《五经》；及长，从东莱魏希文（纯）、大梁范汝舟学习濂洛学问。33　岁那年，即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历任差监湖广银场、山东学政、大理少卿。因得罪太监，放回为民，家居七年。后召为大理寺丞、大理寺卿、礼部侍郎、翰林院学士。其间，他曾为于谦辨诬，但未能获救。时权臣石亨当朝，故托病回家，教授学者。卒年七十六。在临终弥留之际，作诗谓"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党性天通"。谥号文清。

薛瑄对当时的腐败政治不满，而且比较重视民心的作用，表现出一个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应有的社会良心。他认为："自古未有不遂民心而得天下者"，"为政临民岂可视民为愚且贱而加慢易之心哉！"①薛瑄还对当时的统治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愈富愈不足，计较得失之私"。

薛瑄是朱熹理学在明前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但他并无理学的专门著作。

能反映其理学思想的，一是他在公廨间读钦定《性理大全》时所作的札记，后汇为《读书录》；另一是辞官回家后，继续读朱熹及周敦颐、张载理学著作，续作札记，成《读书续录》。两部读书札记共二十三卷，大多不成系统。另外，他还有诗文、奏札之类。清人辑其所有文字，连同年谱、诸儒论赞等，汇为《薛文清公全集》，共四十六卷。

薛瑄与弟子张鼎、阎禹锡和私淑段坚等形成"河东之学"。再由段坚门徒周蕙（小泉）及周的再传弟子吕柟（泾野）等，形成明中期以吕柟为主的"关中之学"。

薛瑄的学说主要在理气论及人性论方面。

（1）薛瑄的理气观在理气观上，薛瑄与以往的理学家一样，也是以理与气的关系来解释天地万物的生成。他批评了朱熹"理在气先"的说法，提出"理不离气"的思想。薛瑄认为："天地之间只有理气而已，其可见者气也，其不可见者理也。"①这是从朱熹哲学的基本前提出发的。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关键在于二者是什么关系。薛瑄认为理与气"密匝匝地，真无毫发之缝隙"。②因为没有"缝隙"，所以"理与气一时俱有，不可分先后"。③既然"理气间不容发"，那么，"如何分孰为先孰为后？"④这显然与朱熹的"理在气先"的观点相左。朱熹认为，理流行气，充塞于气，故理气不能分离，但从本原上说，是理先气后，"若论本原，即有理然后有气。"⑤理对气来说是根本的。在理与气的关系上，朱熹主张理气相即不离，但在孰为先后的问题上，朱熹则倒向理本论。薛瑄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他说：或言"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语出朱熹《语类》卷一）。。。窃谓气不可分先后。盖未有天地之先，天地之气虽未成，而所以为天地之气，则浑浑乎未尝间断止息，而理涵乎气之中也。⑥薛瑄在这里指出，朱熹的"理在气先"，是就"未有天地之先"而言。

而他则认为，即使在"未有天地之先"，就已存在"浑浑乎"的无形之气，只是"未成"，即未聚合成具体的东西而已。气在未聚合成形时，其理就已

①　《读书录》卷三。

①　《读书录》卷一。

②　《读书录》卷八。

③　《读书录》卷三。

④　《读书录》，卷三。

⑤　《文集》卷五九《答赵致道书》。

⑥　《读书续录》卷三。

涵乎其中。气从无形到有形，是"未尝间断止息"的。从理与气相即不离的前提出发，薛瑄提出了不存在理先气后的观点。

在对朱熹的理本论的思想提出批评的同时，薛瑄直接了当地提出了气本论的观点。他说："一气流行，一本也。著物则各形各色而分殊矣。"①以气为本，这是对朱熹气思想的发展。薛瑄认为："充满天地皆元气流行"，"天地间只一气。"②他评论理学家说："天地间只一气。因有动静，故有阴阳刚柔之分，先儒言之鲜矣。"③这里的"先儒"主要是指二程等人。朱熹对气的论述是很多的，这一点显然被薛瑄继承了。他认为，阴阳刚柔之分，不是从精神本体中产生出来，而是气化运动所固有的。他说："天地之初，总是气化。"④"造化万变，皆是阴阳做出。"⑤"阴阳滚滚不已，人事造化皆由此出。"⑥一气流行，生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滚滚不已，生出天地万物，人事也是由此产生出来的。

薛瑄以气本论改造朱熹的理先气后说，并不是反对理存在的合理性。他的目的在于强调理气"无缝隙"的这种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如此，才能避免理气脱节，使理不致成为"气之外悬空"之物，而是"真实"的。他认为，只有把理气不可分离这个前提确定下来，才能把握"即理而气在其中，即物而理无不在"⑦的道理，懂得由下学而上达的求道功夫。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同"明心见性"的佛教、"直求本心"的陆学区别开来。

薛瑄还从道器关系上论证了"理气相即"的观点。他明确提出，二者实为一物，不可相离。他说"显者器也，微者道也；器不离道，道不离器"，①"故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②他吸取了张载的气化学说，解释道器关系："一阴一阳之谓道，即张子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张子所谓游气纷扰，散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但易兼理气言，张子以气言。然器亦道，道亦器也。"③薛瑄以气化运动为基础说明道器关系，并不是主张道器混而为一，没有分别，而是说道者器之道，不是离气而别有所谓道。

对于"理一分殊"这个理学的传统命题，薛瑄也贯彻了理气相即的观点。他认为："理一乃所以包乎分殊，分殊即所以行夫理一；分殊固在乎理一之中，而理一又岂离分殊之外哉"？因此，"理所以统夫分殊，分殊所以分夫理。"④另外，对于名实、有无等等理学概念和命题，薛瑄也都用理气相即"无缝隙"的观点作了解释。

①　《读书录》卷三。

②　《读书续录》卷一。

③　《读书续录》卷一。

④　《读书录》卷四。

⑤　《读书续录》卷三。

⑥　《读书续录》卷四。

⑦　《读书录》卷十一。

①　《读书续录》卷三。

②　《读书录》卷一。

③　《读书录》卷七。

④　《读书续录》卷三。

尽管薛瑄从理气相即的前提出发，以气本论批评了朱熹的理本论，但是他没有从根本上改造朱熹的理本体论。由于他继承了朱熹的"气载理，理乘气"的观点，因此在进一步谈到理和气的本质时，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窘境。他认为理是天地之道，其道在物为理，在人为性；太极是理之极至，它虽然幽微无形，但是无处不在，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它的表现、作用，是它的显现；当人们提到理的时候，气亦随之，所以理在气中，反之，气中亦有理；从理的方面说，有此理便有此气，从气的方面说，有此气便有此理，因此，理气相即无先后。薛瑄的这个观点原本是正确的，然而为了避免由于强调理气相即而淹没理的绝对性的偏颇，他又时时主张"气有消息，理无穷尽"。①认为气是"方生之气，非既散之气"，②而理则是"万古只依旧，是永恒不变的。"③"气有聚散，而理无聚散。"④这样一来，气就成为相对的、暂时的，而理则是绝对的、永恒的，理与气统一的命题就无法成立了。

薛瑄思想的矛盾主要来自他一方面批评朱熹的理本体论，而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朱熹的"理乘气"论。他有一段常为后人提到的日光与飞鸟的比喻，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理如日光，气如飞鸟，理乘气机而动，如日光载鸟背而飞，鸟飞而日光虽不离其背，实未尝与之俱往，而有间断之处，亦犹气动而理虽未尝与之暂离，实未尝与之俱尽而有灭息之时。气有聚散，理无聚散，于此可见。⑤由此可见，薛瑄所说的理气不可分离，原是为了说明"理乘气"而已。

既然理与气的性质不同，那么它们只能是"二物"，它们之间也就必然有"缝隙"。后世的罗钦顺和黄宗羲都曾指出过薛瑄在理气关系上的矛盾。薛瑄虽然作了许多烦琐的论证，但是最终也无法弥合朱熹关于理气关系的理论漏洞。

由于薛瑄还是沿着朱熹以理为绝对天道观的思路进行探讨，因此尽管他讲了许多理气相即、无有缝隙的话，但是在理论观点上仍然无法再前进一步，导出新的结论。明、清学人称他谨守"朱学矩殹"、"开明代道学之基"，是不无道理的。客肇祖先生也认为薛瑄的思想"拘守迂腐"，①其人"不敢自立己说，甘作古人言语及古人思想的奴隶"。②不过，我们应当承认，薛瑄在论述理气关系时，通过对"有形"与"无迹"、"可见"与"不可见"、"有"与"无"等范畴的解释，提出了一些具有辩证因素的思想。尽管这些思想论述的还不充分，但在思想史上是值得注意的。

（2）薛瑄的心性论薛瑄讲理气，目的在于论证"一个性字"。他认为，从上来说，性是天地的本质，从下来说，性是伦理纲常的核心。根据这个前提，薛瑄提出求道问学、修养道德的目的在于"复性"。明、清时代的学者因此称他的理学是

①　《读书录》卷九。

②　《读书续录》卷七。

③　《读书续录》卷十一。

④　《读书录》卷四。

⑤　《读书录》卷四。

①　《明代思想史》，第18　页。

②　《明代思想史》，第17　页。

"以性为宗"、"复性为要"。

从学说思想上讲，在心性问题上，薛瑄基本上没有越出朱熹思想的范围。除了个人的原因以外，更主要的是由于这个问题实质上是讨论人的本质及其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它要受到一定的历史条件、社会存在的制约。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要改造或发展朱熹哲学也就非常困难。

关于心性问题，薛瑄是先验道德本体论者。他根据朱熹的"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的思想，把性理解为天所赋予人之理。他认为，性就是众理的总名，就是太极，无物不有，无处不在。因此，"天地万物惟性之一字括尽。""万理之名虽多，不过一性。性之一言，足以该众理。"③在薛瑄看来，性不是单独的存在的，而是本于天地、本于自然的。他在《读＜西铭＞笔录》中这样说道："此一性字，皆自"天地之帅吾其性"之性来，。。窃以为性之一字贯之如此"。①他认为张载的话是说性本于天地，也就是本于天道、天命，"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为性"，②"性乃天命赋予人物之实体"，③"性本于命，命者天道之流行而赋人物者也"。④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薛瑄这样一个思路：从泛性论（也可称泛理论）的前提出发，"故曰："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⑤进而导出人性天赋的结论，并使之具有了天道自然的意义。

在论证心性具有天道自然的意义之后，薛瑄便进一步指出心性的社会伦理纲常的意义。只有如此，才能最后达到"复性为要"的目的。

薛瑄认为，仁义礼智就是性，非四者之外别有一理为性。"只是一个性字，分而为仁、义、礼、智、信，散而为万善"，⑥"仁、义、礼、智即是性"⑦他把道、德、诚、命、忠、恕等等理学范畴，统统归之于性，以性为万理之统宗，他说："道只是循此性而行"，"德即是行此道而得于心"，"诚即是性之真实无妄"，"忠即是性于心"，"恕即推是性于人"，等等，"虽有万殊，其实不过一性。"⑧他认为，"元亨利贞，仁义理智，只八个字包括尽天地万物之理，其旨深矣。"⑨这样一来，薛瑄就把社会的伦理道德变为天地万物和人所必须遵循的最高原则。他用本体论的方法来论证人性，表面上从自然界出发，然而实际上却把社会的道德原则普遍化、绝对化了。同前期理学家一样，在人性论问题上，薛瑄仍然无法划清人的社会本质与自然本质的界限。

无论薛瑄论证心性的自然意义，还是探讨心性的社会内涵，目的都在于"复性"。"为学只要知性复性而已，朱子所谓"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③　《读书录》卷二。

①　《读书续录》卷五。

②　《读书录》卷八。

③　《读书录》卷二。

④　《读书录》卷二。

⑤　《读书录》卷二。

⑥　《读书录》卷八。

⑦　《读书录》卷五。

⑧　《读书续录》卷五。

⑨　《读书续录》，卷三。

①所谓"复性"，就是要通过道德修养，复返到湛然纯善的本体之性。之所以要"复性"，是因为人的气质之性有为善为恶的两种可能性。他认为，性有已发、未发之分，其善或不善，它们都是在遇物将动未动的瞬间产生的。这种可善可恶的瞬间称之为"几"。"感物而动之初，则有善有不善，周子（惇颐）所谓"几"也"。②正因为善或不善是在瞬间产生的，所以，人们就应该在道德修养上下功夫，以革去在这个当间萌发的不善意念。

薛瑄主张"复性"应在人伦日用中去求，不能象佛教那样"举人伦而外之"③他认为在日常的应接酬酢中就可不断矫正偏向，改变不善的气质之性，达到"复性"的目的。"轻，当矫之以重；急，当矫之以缓；褊，当矫之以宽；躁，当矫之以静；暴，当矫之以和；粗，当矫之以细。察其褊者而悉矫之，久之则气质变矣。"④他自称"余性偏于急且易怒，因极力变化。"⑤如何矫偏，薛瑄认为要采取下学上达、内外兼修、格物致知的方法和功夫。这既包括身心修养，又包括精神上所当求的趣向。

在心性问题上，薛瑄通过对心性的解释以及对其意义的探讨，完成了"以性为宗"到"复性为要"的过程。就他的本意来说，是力图在某些方面为朱学补苴圆融，并试图对理学心性论做一次概括。然而，从总体上看，他还是谨守"朱学矩殹"的，没有超出朱学的范围。这也反映出，朱学在明代虽然成为官学，但就其思想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和发展，相反，倒被弄得褊狭"无华"了。正象黄宗羲所评论的那样，"河东之学，悃愊无华"①"河东学派"是薛瑄及其学传的总称。刘宗周也认为："薛文清多困于流俗"，"阅先生《读书录》，多兢兢检点言行间，所谓学贵践履，意盖如此。"②黄宗羲、刘宗周的评论，固然带有他们自己的偏见，但从以上列举的薛瑄的思想观点来看，他们的评论不是全无道理的。

与薛瑄相比，同时代的吴与弼则显得思想有些新意，明代中期兴起的心学与他的思想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侯外庐等人编写的《宋明理学史》称吴与弼"其学遂衍为王学的"发端"。"蒙培元在《理学的演变》中也认为吴与弼开了"明朝心学一派之先河"。陈来则从一个独到的思想角度指出，吴与弼所重在人品境界，而不在学问道理，这与王阳明以太虚譬心体无善无恶，以循理求宁静，意义相同，特别是他所强调的"身心须有安处"确是"理学从理性主义转向存在主义的一个发端。"③2。吴与弼的理学思想吴与弼（1391-1469年），江西崇仁人，号康斋，字子傅，与薛瑄同时，号称南北两大儒。初习诗、赋、经制，后见到朱熹所编《伊洛渊源录》，羡慕"圣贤之学"，遂放弃举业，专以四书、五经和程、朱语录为学。一生中，除在朝廷任左春坊左谕德两月外，不曾作官，家居讲学。虽生活清贫，躬耕

①　《读书续录》卷二。

②　《读书录》卷五。

③　《读书录》卷一。

④　《读书录》卷三。

⑤　《读书录》卷三。

①　《明儒学案》卷七《河东学案·序》。

②　《明儒学案·师说》。

③　《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9　页。

自食，但于理学笃志不改。他很崇拜朱熹，晚年专程去福建谒朱子墓，《日录》中还记载着他常常梦见朱熹一类的话。

吴与弼的理学，"上无所传"，自学自得，"刻苦奋励，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他讲学授徒，多以禅语机锋的启发方式，促其自悟。

吴与弼的学生有娄谅、胡居仁、罗伦、谢复、胡九韶、陈献章、周文、杨杰等。其弟子又分成两派。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之宗"，胡居仁、娄谅等"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①明中期的王阳明即从娄谅和陈白沙学生湛甘泉问学。

吴与弼主张"刻苦自立"，只求心得，"不事著述"，所以他的著作不多，仅有日常"学子所得"的《日录》一卷，体裁近似于语录，虽不系统，但比较集中反映了他的理学思想。现有明末崇祯刻本《康斋文集》十二卷。清康熙年间将其《日录》汇入《广理学备考》，称《吴先生集》。

吴与弼是明代心学的发端者。他认为朱熹等人的著述太多，流于"支离"。他本人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宋末以来笺注之繁，率皆支离之说，眩目惑心，非徒无益，而反有害焉。故不轻于著述。"②这是开启心学的一个明显标志。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把吴与弼列为卷首，并认为吴与弼虽然"一禀宋人成说"，但心学家陈献章出其门下，其后又有王阳明，心学大盛，"吁戏！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③吴与弼开心学之端，经陈献章而到王阳明，蔚为大流。黄宗羲正确指出了吴与弼在理学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1）吴与弼的心体说吴与弼哲学上的主要特点是发展了朱熹的心体说。朱熹将人心分为体用两个方面，而吴与弼则把人心直接提高到本体的地位，提出"寸心含宇宙，不乐复如何"（《诗·道中作》，《吴康斋先生集》卷六）的心学思想。他认为人心可以吞并整个宇宙，宇宙就在我心之内。他在《浣斋记》中说：夫心，虚灵之府，神明之舍，妙古今而贯穹壤，主宰一身而根柢万事，本自莹彻昭融，何垢之有？然气禀拘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欲为垢无穷，不假浣之之功，则神妙不测之体，几何不化于物哉？。。于是退而求诸日用之间，从事乎主一无适，及整齐严肃之规，与夫利斧之喻，而日孜孜焉，廉隅辨而器宇宁，然后知敬义夹持，实洗心之要法。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吴与弼首先把心提到本体的地位，表明心在天地间的根本作用是"妙古今而贯穹壤，主宰一身而根柢万事"，然后才谈"洗心"或"磨镜"的功夫。在吴与弼看来，这个心本来是"莹彻昭融"，完满自足的，即他曾说过的"吾心固有"，本具一切。在这个前提下，他进一步提出了物我浑然一体的思想。

他曾作诗说："物外元无我，闲中别有天。临流时抱膝，此意向谁言！"②这里的意思是说，物我原是一体，没有分别。所谓"闲中别有天"的天，并不是自然之天，而是静养我心中之天。既然是以心为天，那么就只能体会，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康斋文集》提要。

②　娄谅：《康斋先生行状》。

③　《明儒学案》卷一。

①　《康斋集》卷十。

②　《吴康斋先生集》卷七《诗·临流瞑目坐》。

不能言说。他还曾借咏兰抒发万物皆吾一体的思想："群经酿郁德惟馨，内重由来外自轻。轩即是兰兰即我，人谁不仰国香清。"①吴与弼认为，所谓物我一体，不是从形体上说万物与我无别；而是说物我浑然一体，物者我之物，我是真正的主体，心为体，物为用。

吴与弼的物我一体的思想主要是指一种精神境界。他认为，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以生物为心，因此"万物生意最好观"，"观百卉生意可爱"，②就不单纯是说自然界万物生长的生机勃勃的状态，而主要是指那种体验到物我融为一体时的精神感受。在这种精神境界中，就能够做到"虽万变之风云，而应之各有定理。"③道理既在万物，又在此心，但心是体，万物之理不离吾心，因此不论风云万变，皆可应之有定。万物之理要靠人心去体悟，万物之价值要靠人心去识得，在这个意义上，心就是万物的根本。吴与弼说："无极之妙，充盈宇宙而该贯吾心，何可须臾离哉！然事几万态，太和难保，不有精鉴以为权度，难乎免于流俗架空之患矣。甚则差之毫厘，谬将千里，安求其人心不死而天理常存也耶？"④"无极之妙"就是理本体，但理就在吾心。这是因为事物的万端变化，须有一个"权度"者，有吾心之"精鉴"才能识得理的存在，理才具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就在吾心。有了"精鉴"之吾心，可以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达道。这就是所谓"人心不死，天理常存"。通过这样的论述，吴与弼把本体之心与理合而为一。虽然他没有否定客观本体的存在，但已经把心体说成权度万物的标准而不生不死，从而变成天地万物的最高主宰。

在吴与弼看来，心体本是"莹彻昭融"的，如明镜一般，理具于中而为万事根本。然而由于气禀之拘，物欲之蔽，如明镜染上尘埃，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就要通过刻苦奋励的"浣洗"功夫，去其尘垢，这叫做"洗心"或"磨镜"。他曾赋诗："十年磨一镜，渐觉尘境退"。①这与佛教禅宗"拂拭"明镜的说法并无两样。佛教提倡"明心见性"，吴与弼提出要明吾"真心"，见吾"真性"，二者非常相似。他所说的"磨镜"、"洗心"就是要扫除邪思、物欲之心，这样"真心"可明，"真性"可见。

如何达到"洗心"见"真性"的目的，吴与弼认为应进行向内的敬内功夫与日常的集义功夫。经过这样两个方面的"浣洗"，心就可以"莹彻昭融"，达到显现本心的目的。

由于吴与弼与朱熹对心的理解有所不同，因此在人性的修养功夫上也见解相异。朱熹论心，一般是指理与气相合而有的心，这个心包括体用两个方面，它与理、性、情之间有着不同涵义的联系。朱熹说心是"主宰"，是指心在"发用"时，有"知觉"、"思虑"、"灵处"的能力。如他在答张钦夫信中说："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此心之所为，则心者固所以主以一身也。"②他在《语类》卷十八中也讲过，所谓心之知，能"六合之大，莫不在此。这个神明不测，至虚至灵"，等等。正因为心是能知能觉，所以在修

①　《吴康斋先生集》卷十二，《诗·兰轩》②　《吴康斋先生集》卷一，《日录》。

③　《吴康斋先生集》，卷一，《日录》。

④　《吴康斋先生集》，卷三，《省庵记》。

①　《康斋集》卷十。

②　《文集》卷二十四。

养方法上，朱熹主张要有身外的"格物穷理"的功夫，通过有"知觉"之心，加以"思虑营为"而上达天理。这个时候的心，才可以达到"莹彻昭融"的目的。吴与弼与朱熹不同，他不太讲求身外的"格物穷理"，而主张对心径直进行"浣洗"或"磨镜"。这与陆九渊的"只自完养"说接近。吴与弼虽然也强调"体认"朱熹的"涵养性情"、"涵养本原"之说，但已非朱熹原意，而是陆学的"涵养本心"了。

由于吴与弼很注重向内径求，"反求吾心"，因此在谈到修道功夫时，就非常重视"平旦之气"的"静观"和"枕上"的"夜思"冥悟。这些成为其理学思想的最大特色。其后，他的学生陈献章、胡居仁正是从这里衍变而为王阳明心学的"发端"。

（2）吴与弼的理学思想与王守仁心学的关系吴与弼理学向内求心的倾向，到他的弟子陈献章时更为明显，以至成为心学的先声。清四库馆臣对于吴与弼之学的传衍情况曾有一段很简明的介绍：与弼之学，实能兼采朱、陆之长，而刻苦自立。其及门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之宗；胡居仁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有明一代，两派递传，皆自与弼倡之，其功未可尽没也。①清人称陈献章的"白沙之宗"与胡居仁的"余干之学"都得自吴与弼所传，这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就吴与弼学传与王学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从《康斋文集》中我们可看到，陈献章是吴与弼两大弟子之一，且师生情谊很深。与弼卒后，陈献章为之刊布遗集。从学说思想的关系上看，陈献章接受了吴与弼为学须求"静中意思"、从"静中思绎其理"的观点，进而提出"为学须从静中养出个端倪来"的思想，并把这个思想表达得更加贴切。在求道的方法上，陈献章也继承了吴与弼"刻苦自立"的主张，采取"静坐得之"，重心内自思自悟的功夫。当然，陈献章与吴与弼的观点也有所不同，那就是陈献章把吴与弼的"静观"，朝着内心冥悟方面推得更远，以至于有"通禅"之嫌。这实质上是吴与弼理学向心学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逻辑环节。陈献章的"白沙之学"又经过他的学生湛若水而与王阳明心学相接轨。

因此，从明代中期的心学的源流来说，"白沙开其端，至姚江（王阳明）而始大明"。①由陈献章理学到王阳明心学这一学说上的启发关系，已被明清以来的学者承认，这是非常清楚的。

吴与弼理学对心学的影响，还通过他的另一大弟子胡居仁的"余干之学"体现出来。所谓"余干之学"，是指胡居仁、娄谅、罗伦等人会聚于江西余干所形成的学派。他们遵行吴与弼的"静观"、"静中涵养"的方法，刻苦奋励，笃志不改。被清人称为"得其笃志力行"。就他们的主要学说思想来看，与陈献章并无实质性区别。他们与陈献章一样，都本于吴与弼的所谓"静中意思"、"静中思绎其理"，都是向内求心。在方法上，他们也有禅悟的色彩。对于这一点，胡居仁自己毫不讳言："与吾道相似者莫如禅学"，不过与禅学"所见不同"。②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康斋集》提要。

①　《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序》。

②　《明史》本传。

"余干之学"的另一重要人物娄谅也是吴与弼的学生。他把吴与弼的"洗心"、"涵养此心"解释为"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叻为居教要旨。"③王阳明曾登门向他问学，师生之间"深相契也"。就"余干之学"来说，也对王阳明的心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姚江（阳明）之学，先生（娄谅）为发端也。"④。

由以上可看出，吴与弼开创了"崇仁之学"，其传人又分为陈献章的"白沙"一派和胡居仁、娄谅的"余干"一派，虽各有其特点，但都是传承和发挥吴与弼思想的。这两派又分别影响和"启明"了王阳明心学的产生。当然，心学的出现还有别的原因，但我们不能忽略吴与弼及其学传的影响和作用。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把吴与弼的"崇仁之学"作为心学的开端；清道光年间的学者莫晋也认为："以大宗属姚江，而以崇仁为启明，以蕺山（刘宗周）为后劲。"①这两位学者大致勾勒出了明代心学的传承关系。

应当注意的是，对王阳明有影响的"崇仁之学"既不是本来面目的朱学，也不是陆学，而是"兼采朱陆之长"的理学。从元代的朱陆合流，到明初吴与弼的"兼采朱陆"，直到明中期王阳明"范围朱学而进退之"，这清楚地表明了一条自南宋末期朱、陆去世以后，朱、陆之学会同的思想脉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心学的产生并不是从明中期跨越将近三百年"直承"南宋陆学，而是受到与他那个时代距离较近的思想家的启发和影响；心学的产生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而是与它所处的时代有关。

明代初期的朱学有薛瑄的"河东之学"及吴与弼的"崇仁之学"，两家之学旨趣不同，前途亦不同。吴与弼的"崇仁之学"成为心学的"启明"与"发端"；而薛瑄的"河东之学"到后来则暗然无闻。这表明朱学到了明中期的心学出现以前，已处于枯竭状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形的思想体系--心学才得以抬头并蔚为大观。

③　《明儒学案》卷二《崇仁学案·本传》。

④　《明儒学案》卷二《崇仁学案·本传》

①　《明儒学案序》。

三、明代中期理学向心学的转变明代中期，朱学虽然还是官方哲学，但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及王学的广泛传播。前面已经说过，王阳明心学的产生不是异军突起的孤立的偶然现象，而是有一个思想前奏的。此前的陈献章的江门心学及其弟子湛若水的心学思想都对王阳明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们的思想观点可以说是明前期理学向明中期心学转变的重要环节。下面我们就重点介绍一下这两位学者的思想观点。

（一）陈献章的心学思想陈献章（1428-1500年）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又称白沙先生。白沙村濒临西江入海之江门，所以明、清学者称其学说为江门之学。陈献章的诗文，后人辑为《白沙子》。陈献章曾先后三次参加会试，都未考取，从而促成了他逐渐走向潜心学术的道路。

陈献章二十七岁时（景泰五年，1454年）师事当时著名的江西学者吴与弼。半年后归家，闭门读书，数年不出户外，于此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转机，由读书穷理而转向求之本心，并提出"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的修养方法，开始显示出异于朱学的心学思想。

从陈献章的思想转变中，可以看出他在理学向心学转变过程中的地位。

在跟随吴与弼学习时，他受到吴与弼心学思想的影响和启发，发出这样的感叹："叹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汩没支离者泆之以长风，荡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复长也。"①所谓"迷途未远"，就是吴与弼所说的"圣贤可学"；所谓"旧没支离"，就是吴与弼所批评的宋以来之学，实际上就是程朱理学。他主张应把这种"支离"之学洗荡干净的。的确，明代初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朱学成为神圣不可易改的官学，学者士人大都只能以程、朱为极致，谨守其矩矱。如前面谈到的明初著名学者薛瑄就认为："《四书集注》、《章句》、《或问》，皆朱子萃群贤之言议，而折衷以义理之权衡，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贤之心，殆无余蕴，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②可见，在明初朱学独尊的情况下，认为道理已被朱熹说尽，是一种普遍的观念。这种停滞的观念是朱学极盛而生出的一种流弊，他使朱学丧失了进一步发展更新的动力。当时的朱学把人们引上了读书考证、文字训诂的繁琐道路，使学术思想陷入沉闷。正是这种局面引起陈献章等人的不满，也造成陈献章转向心学的契机。"嘉定以后，徒资文义讲学于经传，鳞次栉比，在当时号为精密，在今日犹未免踈\漏，况于作圣真源相去益远。故双峰之饶，北溪之陈，为吴草庐之所不取。然则，先生之道，其足以继往开来，功亦钜矣。"③明朝中后期，心学盛行，与陈献章一反当时沉闷的学术思想局面有着密切的联系，陈献章转向心学具有继往开来之功。陈献章在三十八岁时（成化二年，1466年）曾重游太学，受到京师名士们的极高推重，被誉为"真儒复出"。晚年期间，他的思想风貌又有所变化。他不仅静坐室中，更逍遥于自然，"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①领略山水风光，养浩然自得之性。此期间，他的心学思想体系也已完成，其规模较前期更为开阔。他不仅提出"以自然为宗"的为学宗旨，还标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世界观。

观陈献章一生，他在政治上极为平凡，而在学术上却不同凡响。他的学说的出现，既标明明初朱学统一局面的结束，也预示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他对自己的思想的成熟过程有个简略的叙述：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

①　《龙冈书院记》，《白沙子全集》卷一。

②　《读书录》卷一。

③　黄士俊：《重刻陈白沙先生集序》。

①　张诩：《白沙先生墓表》。

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心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衔勒也；体认物理，稽渚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②陈献章的自述表明这样两点，一是与宋、元以来的理学家一样，仍以"作圣"即完成儒家主张的伦理道德为目的；二是为学方法却与朱子理学异趣，而与沉寂无闻的陆九渊心学同旨。从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异趣。

1。"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心本体论陈献章在他的心学思想最后形成时，提出了"宇宙在我"的心学世界观。这个思想的提出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

二十七岁时，陈献章曾就学于服膺朱熹的吴与弼。虽然他自称从吴与弼处所学收获甚微，"未知入处"，但受其影响却是不可避免的。就其对宇宙整体的看法来说，最初他与程朱理学一样，也认为"气"为宇宙构成的基本因素。他说：天地间，一气也而已，诎信相感，其变无穷。①元气之在天地，犹其在人之身，盛则耳目聪明，四体常春；其在天地，则庶物成亨，太和絪缊。②元气塞天地，万古常周流，闽浙今洛阳，吾邦亦鲁邹。③把"元气"作为构成万物的基本要素，认为它的变化是古今迁改的原因，这正是宋代理学家根据《周易》而形成的普遍的宇宙生成观。

尽管陈献章认为"元气塞天地"，"气"是天地万物构成的基本要素，但他又与宋代理学家有很大不同。他认为在"气"与"道"（"理"）的关系上，"道"是根本的，"道为天地之本"。这是他的心学思想走向成熟的关键。他说：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与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①"道"与"气"（天地）相比，"道为天地之本"，这与朱熹将"理"

视为"生物之本"的观点极为相似。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②然而不同的是陈献章没有把"道"看作是独立于万物之先的某种绝对存在，而是认为道得之一身之微，心即是道；理具于人心，心即是理。人心与天地之心无二。他说：曾足与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与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贵贫贱死生祸福曾足以为君子所得乎？君子之所得者有如此，②　《白沙子》卷二，《复赵提学》。以下凡引《白沙子》只注卷数、篇名。

①　卷一，《云潭记》。

②　卷四，《祭先师康斋墓文》。

③　卷五，《五日雨霰》。

①　卷一，《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

②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答黄道夫》。

则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天所增；天地之终吾之终也，而吾之道天所损。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损，则举天地间物，既归于我而不足以增损于我矣。"③在陈献章看来，道是天地之本，它与万物的关系就是本末体用的关系，故道大而天地小。然而道虽至大，却得之于一心之征。故天地有终始，而吾之道无所增损。吾之道无所增损，即吾之心无所增损。"天地不我逃"，天下之物尽在我心中。他从心与道为一的观点出发，得出了万物在我的心本体论的思想。

根据心本体论的思想，陈献章将他的观点进一步明确为有此"心"方有此理，有此"诚"方有此物。他说：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④天地之大，万物之富，何以为之也？一诚所为也。盖有此诚，斯有此物；则有此物，必有此诚。则诚在人何所？具于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诚，而为天地者此诚也。①陈献章的"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万物之富，一诚所为"的观点与陆九渊"心即理"②"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③的观点遥遥相接，使他的心学思想明确地凸现出来。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陈献章的心学思想的形成大致经过了这样几个环节：开始认为"元气塞天地"；在"气"与"道"（理）的关键问题上，以"道为天地之本"；然后将道与心为一；最后得出心即是道，心具万理、万物的思想结论。终于形成他自己的系统的心学思想。

关于心学思想，陆九渊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④来概括，而陈献章则用"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来表达。他说：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往来古今，四方上下，都一齐穿纽，一齐收拾，随时随处无不是这个充塞，色色信他本来，何用尔脚劳手攘。⑤陈献章与陆九渊一样，都是以"宇宙"为思考背景，通过主观扩充，来确认心是万事万物创造者的本体地位的。陈献章曾作诗来表达他的心本体思想："六经尽在虚无里，万理都归感应中。若向此边参得透，始知吾学是中庸。"①他是用佛家的语言讲儒家思想。所谓虚无，是指心本体；所谓感应，是指"天人之际"，"内外之间"，即人心与外物的关系。总之，陈献章认为理离心不存，物离我不在。

既然心是天地万物、宇宙世界的本体，那么这个心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呢？陈献章的学生湛若水在解释他的思想时作了明确的表达。湛若水说，③　卷一，《论前辈言铢视轩冕主视金玉》。

④　卷一，《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

①　卷一，《无后》。

②　《象山全集》卷十一《与李宰》。

③　《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语录》。

④　《象山全集》卷二十二《杂说》。

⑤　卷三《与林郡博士》。

①　卷十，《与湛泽民》。

先生之道即周程之道，也就是尧舜以来圣人相传之道，"道乌在？曰：道生于心。既曰人者天地之心，故上下四方之字，古今往来之宙，同一天地同一气也，同一心也。。。夫心也者天地之心，道也者天地之理也。天地之理非他，即吾心中正而纯粹精焉者也。"②可见，陈献章所说的心之本体，也就是道心，是儒家所说的圣人相传的道心，其中包含着道德修养的伦理内容。在陈献章看来，这个道心有极大的主观扩充的能动作用。"往来古今，四方上下，都一齐穿纽，一齐收拾，随时随处无不是这个充塞，。。会得虽尧舜事业，只如一点浮云过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罗上下，贯彻始终，滚作一片，都无分别，无尽藏故也。"③心作为本体，可以"穿纽"、"收拾"宇宙，可以无不"充塞"，如佛教所说的"无尽藏"，宇宙内万物都可以从这里产生。

陈献章根据"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本体思想，又提出"以自然为宗"的修养目标或为学宗旨。他说："人与天地同体，四时以行，百物以生，若滞在一处，安能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为学者，常令此心在无物处，便运用得转耳。学者以自然为宗，不可不著意理会"。①陈献章所说的"自然"，一是指万事万物朴素的、无着任何外力痕迹的、本然的存在状态；更主要的是指"勿助勿忘"、"鸢飞鱼跃"的心体的自然状态。他曾以诗为例说明了这种自然状态："古文字好者，都不见安排之迹，一似信口说出，自然妙也。其间体制非一，然本于自然，不安排者便觉好。"②他又把这种自然状态称之为"浩然自得"。他说："士从事于学，功深力到，华落实存，乃浩然自得，则不知天地之为大，死生之为变，而况于富贵贫贱、功利得丧、诎信予夺之间哉？"③更进一步说，陈献章所说的"以自然为宗"实质上是一种物我两忘、生死消失、超社会功利的，即无任何负累的、本然的绝对自由自在的精神状态。

陈献章"以自然为宗"，其修养目标是企图从自然束缚和社会束缚中超脱出来，但它不是一种道德境界，而是一种泯除生死得失界限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主要来自"反求诸心"、"存心养性"的心理修炼，是充分扩充主观自我的结果。

由于陈献章过于强调"以自然为宗"，从而既违反了他自己"作圣"的初衷，也有违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宗旨。他曾这样表述自己的志向：优游自足无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④鉴于陈献章这种为学志向，他的同窗胡居仁、后学夏尚朴评论他"白沙之学近禅"⑤就不是毫无根据的。

2。"反求诸心"的心学方法②　卷末《粤秀山白沙书院记》。

③　卷三《与林郡博》。

①　卷二《遗言湛民泽》。

②　卷二《与张廷实主事》。

③　卷一《李文溪文集》序。

④　卷一《送李世卿还嘉鱼序》。

⑤　《明儒学案》卷二《崇仁学案二》；卷四《崇仁学案四》。

陈献章以"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为心学的本体论，又"以自然为宗"为修养的宗旨或目标，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陈献章提出了"反求诸心"的心学方法。通过这个方法，他把本体论与方法论统一起来，同时也彻底否定了朱熹的"即物穷理"的方法。一切求诸于心是他由理学转为心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陈献章对于"反求诸心"的心学方法作了简要的概述：为学当求诸心，心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依附，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①所谓"心学法门"也就是心学方法。陈献章认为，"得此把柄"，则宇宙在我。"高明之至，无物不覆。反求诸身，把柄在手。"②只要反求诸身，就能去其驳杂支离之病，收到简易直接的效果。从陈献章对自己的"心学法门"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意思。

首先，他认为反求诸心的目的是存得"虚明静一"之心，即存得本心之心，这是大本。大本立则可达到"以自然为宗"的精神境界，可以作造化之主。至于读书穷理，则是为了印证吾心中之理，使之有所"契合"；如果大本不立，读书讲论则只能是依附他人之见，陷入自欺之弊。在陈献章之前的有些学者也曾提出读书讲论过多会使人陷入支离，妨碍存养德性。如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者"，许衡、吴澄等人提出"也须焚书一遭"；郑玉则直接了当地认为"无书可也"。陈献章很赞成前人的观点，他认为许衡焚书之说，"盖有不得已焉。"在他看来，如果只徒诵六经之言而不反求诸心，就会"玩物丧志"。①当然，陈献章主张"为学当求诸心！"并不是反对读书，其实他不否认"学以变化习气，求至乎圣人而后已。"②作为陈献章提倡的心学方法来说，只是要"以我观书"，反对"以书博我"。他认为："六经，夫子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③陈献章的"以我观书"和陆九渊的"六经注我"的涵义是一样的。它实际上是以主体之心为参照，在确立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去读书。在陈献章看来，读书在于明了其精神实质，使六经与我心相契合，而不是为了博闻强记，增加心的负担。"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者苟能明，何必多读书。"④"读书不为章句傅，千卷万卷皆糟粕。"⑤其次，陈献章在如何涵养以立大本的问题上，提出了"主静"的观点。

心是天地之大本，万物万理具于一心，生于一心，为摆脱万事万物的负累，识得"心"之本体，是绝对必要的。但陈献章所说的心，不仅是指一种可感觉的、具体的生理实体，更主要的是指一种无法通过理性的、逻辑的方法来把握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它只能通过非逻辑的、内省的方法来体悟。这种内省方法是有其心理学根据的，也是人们认识活动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

①　卷四《书自题大塘书屋诗后》。

②　卷六《示黄昊》。

①　卷一，《道学传序》。

②　卷一，《古蒙州学记》。

③　卷一，《古蒙州学记》。

④　卷五，《赠羊长史寄贺黄门钦》⑤　卷八，《题梁先生芸阁》。

节。陈献章这样描述这种心的状态："此心通塞往来之机，生生化化之妙，非见闻所及，将以待世卿深思而得之。"①陈献章把这种"深思而得之"的方法又称为以静求"心"的方法。他说："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②静则能专，专则能一。陈献章把静看作把握心体的关键。"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作圣之功，其在兹乎！"③所谓"端倪"、"心之体"究竟是何确切涵义，陈献章自己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刘宗周曾认为它"心可得而拟，口不可得而言"。其实，它是一种只能靠人们的身心体验去把握的精神状态。

陈献章在阐述他的心学思想的时候，还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观点。比如他提倡大胆怀疑、独立思考。他说："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章初学时，亦是如此，更无别法也。凡学皆然，不止学诗，即此便是科级。学者须循次而进，渐到至处耳。"④陈献章在谈到"自然"问题时还提出"自由"的观点。他说："今古一杯真率酒，乾坤几个自由身。"⑤又说要"江门还我自由仙"⑥等等。他所说的"自由"，实际上就是心中之乐的"自然"状态，但却有从理学内部批判理学的积极意义。这些思想，到了王阳明后学那里又有所发展。

总之，陈献章的江门心学在宋明理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理学转向心学的重要环节。它的出现，开启了明代学术局面的新风貌，至王阳明时，则形成了心学思想的大潮。正如黄宗羲所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①《明史》本传也说："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

①　卷一，《送李世卿还嘉鱼序》。

②　卷二，《与贺克恭黄门》。

③　卷二，《复赵提学佥宪》。

④　卷三，《与张廷实主事》。

⑤　卷九，《题应宪付真率卷》。

⑥　卷十，《次韵呈长官赠邹汝愚》。

①　《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序》。

（二）湛若水对江门心学的发展湛若水（1466-1560年）字元明，号甘泉。初名露，字民泽，避祖讳，改名雨，后定今名。广东增城人。因家居增城之甘泉都，学者称之为甘泉先生。

明弘治六年（1493年）第一次参加会试，落第；于次年往江门，从学于陈献章。因悟出"随处体认天理"的修养方法，深得陈献章的赞许："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处。"②陈献章视湛若水为自己学术思想的继承人。二人师生之情极深。弘治十三年（1500年）陈献章去逝，湛若水"为之制斩衰之服，庐墓三年不入室，如丧失然"，他说："道义之师，成我者与生我者等。"③以后湛若水仕路通达，凡"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④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湛若水进士，后为侍读，历南宗礼、吏、兵部尚书。此时，与王阳明相识，甚为相得，以同志相期。王阳明说："吾求友于天下，三十年来，未见此人。"湛若水则说："某平生与阳明公同志，他年当与同作一传矣。"⑤可见，两人志同道合。他们的思想都从陈献章的思想发展而来，但各有不同。从思想演变的过程来看，湛若水是陈献章至王阳明的中间环节。

湛若水的著述很多，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论述自己心学思想与时事出处之作，如《心性图说》、《樵语》、《雍语》、《明论》、《新论》、《新泉问辩录》等，后被其门弟子编纂成《甘泉先生文集》。此集多有散佚，据洪垣于万历七年（1579年）重刻时序称："先生原集四十八册，今存惟十五册。"如《明论》十卷全佚，《非老子》、《遵道录》等亦残缺。尽管如此，湛若水的心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仍能从现存的《甘泉文集》中反映出来。第二类是厘订儒家经典之作，如《四书训测》、《古本小学》、《春秋正传》、《二礼经传测》、《古易经传测》、《尚书问》、《诗经厘正》、《古乐经传》、《节定仪礼燕射纲目》等。湛若水的厘订工作，多有依据不足、立论偏颇之失，"殊伤烦碎"、"自信太过"之弊（《四库总目提要》卷二十五、卷三十九）。第三类是发挥儒家修身、治国理论之作，即《圣学格物通》，共一百卷。

湛若水久仕高级学官，故其生平所建书院甚多，从学弟子甚众，"相从士三千九百条"（罗洪先：《湛甘泉墓表》），这对传播他的思想很有益处。1。"天地古今，同此一心"的世界观湛若水心学世界观的最后形成，大体经历了一个与陈献章相似的发展过程。即由"宇宙一气"开始，经过"理气一体"，最后得出"天地之心即我心"的心学结论。

湛若水接受了张载的关于"虚无"和"气"的观点。首先他把"虚无"

当作其自然观中的基本范畴。但他所说的"虚无"与张载有所不同。他认为所谓"虚无"实际上是指万物尚未形成时和消亡后的那种宇宙空虚状况，在这个意义上，"虚无"就是天地之始终。他说：②　卷二《遗言湛民泽》。

③　罗洪先：《湛甘泉墓表》。

④　《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甘泉学案·湛若水传》。

⑤　《甘泉文集》卷七《答王汝中兵曹》。

天地之初也，至虚。虚，无有也。无则微，微化则著，著化则形，形化则实，实化则大。。大变而实，实变而形，形变而著，著变而微。。微则无矣，而有生焉。有无相生，其天地之终始乎？在论述了"虚无"的观点之后，湛若水继续提出"太虚即气"的思想。他认为就宇宙的变化而言，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就其变化的实体而言，是"气"。"虚无即气也"。如人之嘘气也，乃见实有，故知气即虚也。其在天地，万物之生也；人身，骨肉毛血之形也，皆气之质，而其气即虚无也。②在湛若水看来，"气"或"虚无"就是生成万物的"种子"或"根本"。

然而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湛若水从"气论"走向"心学"，将物与精神的两端连在一起，是有几个关键的思想环节的。

首先，他把天、道、性、心都看作是太虚或气的某种存在形式。湛若水认为不仅天地万物是由"气"构成，而且精神意识现象也是"气"的表现。他说："宇宙间一气而已，自其一阴一阳之中者谓之道，自其成形之大者谓之天地，自其主宰者谓之帝，自其功用者谓之鬼神，自其妙用者谓之神，自其生生者谓之易，自其生物而中者谓之性，自其精而神、虚灵知觉者谓之心，自其性之动应者谓之情，自其至公至正者谓之理，自其理出于天之本然者谓之天理，其实一也。"③可见，湛若水在接受张载气一元论的基础上，将气一以贯之，使宇宙万物乃至人的全部精神现象都纳入气的范畴。

然而，湛若水并没有停留在气本论的阶段，而是继续沿着张载的自然观向前推进，进而得出"理气一体"的结论。他认为"理"与"气"，或"道"与"器"，或"性"与"气"，只有存在状态的有形或无形、偏或正的区别，没有本质不同。"气有形故曰形而下，及其适中焉即道也。夫中何形矣，故曰形而上。上下，一体也。以理气相对而言，是二体也。"①"《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即气即道，气之中正者即道，道气非二也。"②通过"理气一体"、"道气非二"的观点，湛若水就在气论与心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既然"理"与"气"或"道"与"气"同一，那么，由"天地一气"也可以得出"天地一性"、"天地一理"的结论。他明确地说："天地间只是一个性，气即性也，性即理也，更无三者相对。"③这样一来，湛若水的思想就开始脱离气论而走向心学。

在"天地一性"的思想的基础上，湛若水又将心、事、理"合一"，更进一步提出"心性非二"的思想，从而完整地构造了他自己的心学体系。他说：甘泉子五十年学圣人之道，于支离之余而得合一之要。。合一有三要，曰心、曰事、曰理，所谓合一也。④在将心、事（气）、理"合一"之后，湛若水明确指出，"心性非二"。他说：

①　《甘泉先生文集》卷二《新论》。以下凡引《甘泉先生文集》只注卷数、篇名。②　卷二《新论》。

③　卷二《新论》。

①　卷二，《新论》。

②　卷十一，《问疑续录》。

③　卷八，《新泉问辨录》。

④　卷十七《送方直养归齐云诗序》。

性者，天地万物一体者也。浑然宇宙，其气同也。心也者，体天地万物而不遗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⑤根据以上对湛若水思想发展过程的描述，我们可看到这样几个关键环节：由"天地一气"走到"理气一体"；进而提出"天地一性"（"天地一理"）的观点；在此基础上继续论证"心性非二"。沿着这条思想脉络，必然会逻辑地得出"天地古今，同此一心"的心学结论。湛若水把他的心学思想表述得非常明确。他说："盖道、心、事合一者也，随时随事何莫非心。"①又说："何谓心学？万事万物莫非心也。"②"天地古今，宇宙内只同此一个心。"③那么，湛若水的心学思想具有哪些基本的理论内容呢？这要从他对"心"的理解谈起。

湛若水也是把"心"理解为具有知觉作用的实体，但是他又进一步说明，并不是凡有知觉作用或能力的皆是"心"，只有能体认"天理"的才是"心"。他说："夫心非独知觉而已也，知觉而察知天理焉，乃为心之全体。"④从心所具有的功能来说："知觉是心"，然而，湛若水的更深层的目的在于把"心"提高到伦理乃至宇宙本体的层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又说："必有所知觉之理乃为真知也。"⑤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是从这个意义上谈心的内涵的。在对心作了形而上的界定之后，湛若水就直截了当地把心表述为天地万物的本体。他说："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乎天地万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极言之耳矣。故谓内为本心，而外天地万事以为心者，小之为心也甚矣。"⑥与陈献章一样，湛若水也以心为宇宙的本体。他所说的心，很象朱熹所说的理，有心泛化的倾向。然而又与朱熹的思想有不同。朱熹也以心为本体，也讲心无内外，性无内外，但朱熹毕竟以心、理为二，心、物为二，承认心外有物。而湛若水在继承陈献章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心之体与物之用不可分开，心为物之本体，故为遗物；物为心之用，故不离心。这就是说，物不能离心而独立存在。以心为本体，也就很自然地从"心性非二"过渡到"心物非二"。这样一来，湛若水不仅以心学的观点克服了朱熹心理为二的矛盾，而且也克服了心物为二的矛盾，真正作到了内外合一，主客合一，物我合一。

不过，湛若水仍接受了朱熹心有体用的观点。他认为心之本体才是性，才是理。他所谓心"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主要是指心体而言，因为心性为一，心无内外。但是，当他说心无内外，故天地无内外时，已经与朱熹的"天地万物皆吾一体"的观点有所不同。朱熹所说的"一体"，主要指同一理同一气，并不是说天地万物皆在吾心之内，从形体说，二者仍有内外之分。而湛若水则不作分别，以内外"滚作一片"，认为万物都是我心体的作用而又不在心外。这样，从形而上到形而下，都在吾心之内，⑤　卷二十一《心性图说》。

①　卷七《答欧阳崇一》。

②　卷二十《泗州两学讲章》。

③　《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甘泉学案一·语录》。

④　卷八，《与吉安二守潘黄门》。

⑤　卷八《新泉问辨录》。

⑥　卷二十一《心性图说》。

无内外之别。在湛若水这里，朱熹哲学变成了彻底的心学，但又不离朱熹哲学的基本前提。

朱熹哲学的基本前提是以理为心的本体，而"理"是有它的特定的文化内涵的。它既包涵着终极性的文化理想，也包涵着人性及人格要求，还包涵着宗法社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律。它实际上是三个精神层次的统一。在朱熹看来，人的本性，即心性有着与生俱来的人性光辉，是善和美的，只是由于欲望的遮蔽，才使人性光辉无法投射。朱熹认为通过"存天理，去人欲"的途径可以再现人性光辉。这种人性光辉与天地万物的理是相通的，在这个意义上，朱熹提出"天地万物皆吾一体"的观点。朱熹力图使人性本身（他称之为"心之体"）与天地之理相吻合，以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当然这种境界包涵着具体的人格理想和伦理要求。朱熹的"心之体"不是以天地万物为参照来确立本体地位，即用心来包容万物，而是与人的情感、言语、行为等外在的精神活动相对照来界定它的本体涵义的。因此，在朱熹的思想中，心本体与客观外物有着明显的区别。

从陈献章始，到湛若水时，"心之体"就与天地万物相对照，成为"包乎"、"贯乎"天地万物的宇宙本体。前面我们说过，湛若水接受了朱熹"心有体用"的说法，他也认为性和理才是心的本体。这样一来，湛若水的心本体也同朱熹的心本体一样，具有了价值意义和人格内容，然而不同的是，湛若水不像朱熹那样，以天地万物皆有一理来论证"天地万物皆吾一体"的思想，而是以主观的心本体，即心所具有的理，更进一步说，是以主体所具有的精神境界或人格理想来赋予外物以价值意义的。天地万物只有在人的主体精神对其进行了体认之后才有存在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湛若水才特别强调"心即天理"，把心对于天地万物的本体意义定位于它的人格理想和伦理内容上。他说：虚灵方直而不偏，心之本体，所谓天理。是心也，人人之所固有。①人有了一颗"方直而不偏"的心，那么也就有了体认客观外界，乃至天地万物的主体精神世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心才具有本体意义。湛若水认为，有了本体之心，人自然会有符合伦理道德的言语行为，"亲亲、仁民、爱物，无不由此流出。"②人的精神境界、理想人格、伦理观念都是由心产生出来的，就象各种生物一样。因此，心和天理是一个东西，湛若水说："天理只是心之生理，如彼各种，仁则其生之性，仁即是天理也。心与天理何尝有二。"①在湛若水看来，本体状态的心是没有任何偏邪私念的，否则就是不正。

"心之本体无一物也，忿愤、恐惧、好乐、忧患四者皆私也，而有一焉，即失其本体而心不正矣。"②湛若水用"中正"来概括本体之心，这实际上也是对儒家最高境界"中庸"的表述。他在批评陆九渊"心具理"时说："心即理也，理即心之中正也。一而已矣。而云"具"者，是二之也。"③湛若水把作为心之本体的天理，即人的主体精神境界放在天地万事的参

①　《圣学格物通》卷十八《正心》。

②　《圣学格物通》卷二十七《进德业》。

①　卷十一《问疑续录》。

②　《圣学格物通》卷二十《正心》。

③　《圣学格物通》卷二十《正心》照者的位置，也就为客观外物确立了一个主体坐标。这实际上是对人的存在价值的确认，它与古希腊思想家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有着共通之处。湛若水极其明确他说："天理者，吾心中正之本体而贯万事者也"。④"万事万变生于心。"⑤"心体物而不遗，何往非心。"⑥""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三句无病。"⑦湛若水在《心性图说》中将他的心学思想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把对"心"的理解绘成一图。图为一个大圈，内含三个小圈。大圈标明为"宇宙"，三个小圈分别标为"性"、"情"、"万事万物天地"。他这样解释说："何以小圈？曰：心无所不贯也；何以大圈？曰：心无所不包也。"⑧所谓"心无所不贯"，是说天地之万事万物、人的性情，无不是以心之本体即天理来确认其价值意义的。所谓"心无所不包"，是说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的一切事物现象都在心体的认识范围内。

通过以上对湛若水心学世界观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说的"天地古今，同此一心"，"万事万物莫非心"的观点，并不是要抹杀所谓主观同客观的界限，也不是要以主观吞并客观，而是要以人的主体精神，即人的人生境界来赋予外界以价值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对人的生命质量的极高要求，是对人的存在尊严的最大确认。也许，这是我们理解心学的一个重要切入口。

2。"体认于心"的心学方法为了达到"吾心之中正"的精神境界和完成儒家的道德修养，湛若水又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为学或修养方法。他的弟子把这种心学方法概括为三点："先生之教，惟立志、煎销习心、体认天理三言者最为切要。"①在这三者中间，体认天理是根本目的，而立志和煎销习心则是方法和途径。湛若水这样解释说："此只是一事。天理是一大头脑，千圣千贤共此头脑，终日终身只此一大事。立志看，立乎此而已；体认是功夫，以求得乎此者，煎销习心，以去其害此者。"②湛若水把天理作为"一大头脑"，认为体认天理是圣学功夫的"至切至要、至简至易处"。他说："圣学功夫，至切至要、至简至易处，总而言之，不过只是随处体认天理。"③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方法是与他的心学世界观紧密联系着的。因此，他没有仅仅停留在体认天理的层次上，而是更深一步地提出："吾所谓天理者，体认于心，即心学也。"①尽管湛若水围绕"体认天理"来论述他的心学方法，但更实质的思想则在于"体认于心"，这是我们在研究湛若水心学思想时应注意把握的关键。心的本体是天理，因此体认天理就是体认于心，确切地说，是体认心之本体。

④　卷七《复洪峻之侍御》。

⑤　《圣学格物通》卷十九《正心》。

⑥　卷七，《答太常博士陈帷浚》。

⑦　卷七，《答太常博士陈帷浚》。

⑧　卷二十一《心性图说》。

①　卷八《新泉问辩录》。

②　卷八《新泉问辩录》。

③　卷二十一《四勿总箴》。

①　《明儒学案》卷三十七《与阳明》。

湛若水的心学方法与王阳明的心学方法有很大不同。黄宗羲说："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王、湛之学各立门户。"②王阳明以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为"务外"，湛若水以王阳明致良知为"是内而非外"。

湛若水主张体认天理与接受朱熹的理学思想有很大关系。与朱熹一样，湛若水认为天理是人不能违抗之定理。在这个前提下，他将良知等同于天理。《语录》记载："先生尝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便是良知，亦便是天理。"③湛若水认为讲天理则无我无物，无自私之心，因此，天理就是良知。如果不将良知理解为天理，而是就良知论良知，那么就不免师心自用，以至于误认人欲为天理。因此，必须以天理为良知的归依。他说："良知二字，自孟子发之，岂不欲学者言之？但学者往往徒以为言，又言得别了。皆说心知是非皆良知，知得是便行到底，知得非便去到底，如此是致。恐师心自用，还须学问思辩笃行乃为善致。"④为此，他主张"体认于心"是"随处体认天理"而不是致良知。在湛若水看来，人人固有的初心，就是良知。但由于受私欲的浸染，须要涵养扩充。因此不能说凡心之知都是善的，皆为良知。"良知必须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湛若水认为，良知不是人为的，而是出于天理之自然。他说："天理者，即吾心本体之自然者也。"①"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是为人所自然固有的、不用人为规定的本性。正因为如此，"天理莫非良知"。良知是心中天理的自我认识，是心的本体。就心的功能--思虑而言，只有体认天理，才能尽得良知，才能有所遵循而不乱。能思虑心中明觉就是"体认天理"。

在论述了致良知就是体认心中天理之后，湛若水又进一步阐述了"体认"的具体涵义。他认为，"体认"就是去掉心中的私欲，所谓去其蔽而使"本然之觉"得以扩充。为了更加明确地说明"体认"的意义，他对王阳明的格物作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所谓格物，其实就是"破其愚，去其蔽"，警发心中天理即良知良能，归根到底是为了"去蔽"，而最大的蔽就是人欲。从体用学说出发，湛若水又把朱熹的"理一分殊说"引进自己的"体认说"里。他认为所谓随处体认，就是要不仅知理一，还要知分殊。如果只知理一，不知分殊，就是空寂。他说："愚以为未知分殊则亦未知理一也，未知理一亦未必知分殊也。二者同体故也。"②他反对有体无用，也反对有用无体，认为二者都是"支离"。这是想把理学和心学调和在一起的说法。"夫所谓支离者，二之之谓也。非徒逐外而忘内谓之支离，是内而非外者，亦谓之支离。过犹不及耳。必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一以贯之，乃可免此。"③在湛若水看来，所谓外是指近而身心，远而天下，都是格物之事。这种观点很能说明湛若水哲学思想的特点。由于他受朱熹思想的影响，因而以体用分内外。虽然完成了内外合一之学，但又保留着朱熹思想的痕迹。这是他和王阳明心学的主要不同之处。

②　同上书，《甘泉学案·湛若水传》。

③　《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甘泉学案·语录》。

④　《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甘泉学案·语录》。

①　《圣学格物通》卷二十七《进德业》。

②　《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答陈惟浚》。

③　同上书，《与阳明》。

湛若水"体认于心"或"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方法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主敬"说。这与陈献章的"主静"说有很大不同。他说："古之论学未有以静为言者，以静为言者皆禅也。。。何者？静不可见，苟求之静焉，骎骎乎入于荒忽寂灭之中矣。故善学者，必令动静一于敬。敬立而动静浑矣。此合内外之道也。"①关于"敬"，他这样解释："敬者，圣学之要，自古千圣千贤，皆在此处用功，体认天理皆是这个大头脑，更无别个头。"②"敬立而良知在矣，修己以敬，敬以直内，此圣门不易之法。"③湛若水所谓"敬"，与朱熹的"敬"基本一致，都是主张动静一体，并且把"敬"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规范，要求人们按照这些规范去思想和行动。他说："敬也者，思之规矩也。"④其二是，"勿忘勿助"说。湛若水这样解释"勿忘勿助"："心虚而"中"见，犹心虚而占筮神。落意识、离虚体，便涉成念之学。故体认天理，必以勿忘勿助自然为至。"⑤他还说："说勿忘勿助之间便是天理则不可，勿忘勿助之间即见天理耳，勿忘勿助即是中思。"⑥由此可见，所谓"勿忘勿助"，是指保持心境的虚空，没有杂念的那种本然状态，在这种本然的心境状态中，"天理"自然可见。湛若水认为"勿忘勿助"是成圣成贤的重要道路。他说："天理在心，求则得之。。求之有方，勿忘勿助是也。"①又说："欲见"中"者，必于勿忘勿助之间，千圣千贤皆是此路。"②前面说过，湛若水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解释"天理"，因此，无论他在谈"敬"还是论"勿忘勿助"，都贯彻了这个精神。他说："孔门所谓"中庸"，即吾之所谓"天理"。"③"所谓人道之序者非他也，天理也。"④"圣人制礼以教人也，盖本之天理尔。天理者天性也，故"三千"、"三百"，无一而非性也。"⑤"天理"是"人道之序"，是"威仪三千，礼仪三百"，所以必须用"敬"的态度才能体认、践履；还因为"天理"是人心固有，所以必须用"勿忘勿助"的态度让它自动表现、显示。

湛若水"体认天理"的两个方法，无论从逻辑上说，还是从人的思想活动的实际情况来说，都是矛盾的。因为既然要人们保持空虚无念的心境，那么就不可能时时惦记"三千"、"三百"，以道德规范去制约思想和行为；反过来说，想着"人道之序"，也就谈不上"不涉成念"。由于存在着这样的矛盾，致使他的弟子们在道德修养的实践中常感困惑，苦于"难为下手"、"久而未得"。⑥他的高足吕怀说："体认天理最难。。又不是有个硬格尺可

①　《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答余督学》。

②　卷二十《经筵讲章》。

③　卷二十三《天关语录》。

④　卷一《樵语》。

⑤　卷二十三《天关语录》。

⑥　卷九《新泉问辩续录》。

①　卷八，《新泉问辩录》。

②　卷二十三，《天关语录》。

③　卷二十，《甘泉洞讲章》。

④　《圣学格物通》卷五十九《用人》。

⑤　同上，卷四十八《立教兴化》。

⑥　《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甘泉学案一·语录》。

量定的，只这功夫何缘便得正当？"⑦所谓"体认天理"实际上是要求人们对自己的道德修养进行自我反省。

"随处体认天理，功夫全在省与不省耳。"①通过反省，可以把这些伦理规范、道德境界贯彻、渗透到自己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去。这是湛若水"体认天理"的最终目的。因此，我们不能按照一般的思想逻辑去看待湛若水的心学方法，而应以他的道德践履的功用目的为思想参照，去研究他的整个心学思想体系。道德境界的超越与实际践行联系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带来思想逻辑的矛盾和行为的困感，也许这是理学家与心学家遇到的共同矛盾。

湛若水的思想是心学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至王阳明时，理学向心学的转变就彻底完成了。

⑦　卷八《新泉问辩录》。

①　卷十一《问疑续录》。

四、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完成--王守仁的心学思想王守仁的心学思想经过几个发展阶段之后，最后建立了完整的心学体系。其学说集宋明理学史上心学一派之大成，达到了心学的高峰。王守仁的心学是明代中期理学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它标志着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完成。朱熹哲学经过长期演变，到王守仁时终于自成一派。这既是理学演变的结果，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明中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新的生产力萌芽开始出现，大批自耕农的破产和手工业商品经济的抬头正面冲击和破坏着传统的封建秩序；加之奸佞当道、宦官擅权，使得明王朝濒临空前的统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哲学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从形式上来说，"繁琐"的理学一变而为"简易"的心学，也适应了社会对思想观念的需要。

王守仁的心学主要有三个重点，一曰心即理；二曰知行合一；三曰致良知。这些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下面我们作个概括性的介绍。（一）王守仁的生平活动及心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浙江馀姚人。因筑室阳明洞，学者称阳明先生。有《王文成公全书》（一称《阳明全书》，以下简称《全书》）三十八卷传世。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任刑、兵部主事。因在反对宦官刘瑾的斗争中失势，廷杖四十、由"赐二甲进士出身，兵部主事"而被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不久，刘瑾伏诛，王守仁得以复出。后以原官改升南京鸿胪卿，以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镇压过农民起义，所谓"破山中贼"，后平定宸濠之乱，升南京兵部尚书。嘉靖六年（1527年）兼左都御史，出征思田少数民族起义，第二年死于归途。

前面说过，王守仁生活的时代是政治、经济空前动荡的时代。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的局面，"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①王守仁认为，政治、经济的动荡是由于道德沦丧，而道德沦丧是由于学术不明，学术不明是由于朱学的流弊所造成的。于是，他以"正人心，息邪说""而后天下可得而治"为己任，从攻讦朱学入手，企图另辟蹊径，从思想谋略上解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为当时的社会探寻一条新的再生之路。在这种目的的引导下，王守仁潜心探索心学理论，最后完成了心学思想体系的建构。《明儒学案》作者黄宗羲根据王畿的记载，叙述了王守仁学术的创立过程：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②按照这个意见，王守仁的哲学思想是经过三次转变后形成的。这种转变，一方面与他的政治命运相伴随，另一方面也与对朱熹思想的认识有关。我们着重看后一方面。

王阳明早年就开始接受朱熹思想，他曾向吴与弼的弟子娄谅问学。开始他遍读了朱熹的著作，后来发现朱熹思想的矛盾，即所谓"物理、吾心终判为二"，由此产发了在事事物物上穷理，如何能明吾心之明德的疑问。《年谱·阳明集要》上说："过广信，谒娄一斋谅，语格物之学，先生甚喜。以为圣人必可学而至也。后遍读考亭遗书，思诸儒谓众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因见竹取而格之，沉思不得，遂被疾。"

王守仁的心学思想是在以陈献章等人为代表的心学思潮已普遍流行的背景下形成的。他从娄谅学格物之学，表面上是遵循朱熹穷理的路子，然而实际上，娄谅已受吴与弼的影响，其格物之学已带上心学的色彩。吴与弼的大弟子之一胡居仁说："娄克贞（即娄谅）说他非陆子之比，陆子不穷理，他却肯穷理。公甫（即陈献章）不读书，他却勤读书。以愚观之，他亦不是穷理。他读书只是好圣贤言语来扩己见，未尝虚心求圣贤指意，舍己以从之也。"还说："娄克贞、陈公甫分明是禅学。"①按照胡居仁的说法，娄谅"穷理"已不是朱熹的原意。可见，尽管王守仁最初向娄谅问学，表面学朱熹学说，然而实际上却是在心学的影响下开始治学的。

①　《全书》卷六《答储柴墟》。

①　《居业录》卷一。

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受到湛若水的很大影响。湛若水是陈献章的弟子，王守仁在谈他的思想形成时，却从未提过陈献章。王守仁三十四岁（即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时，在京师开始"授徒讲学。"当时许多学者认为他"立异好名"。然而时为翰林庶吉士的湛若水却与他"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①此后，王阳明虽与湛若水"所见时或不能无小异"，但志向则同，"如两人同适京都，虽所由之途间有迂直，知其异日之归终同耳。"②他们共同提倡心学，志同道合，相得益彰，成为心学思潮的代表人物。王守仁三十四岁开始讲学时，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虽然他在《别湛甘泉序》中说："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治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遇"③，实际上他的心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还在以后。按照《年谱》记载，王守仁在开始讲学时，也只是倡导人们"先立必为圣人之志"。虽然他在"遍读"朱熹著作之后，认识到朱熹思想存在矛盾，又经过"出入佛老"，"渐悟仙释二氏之非"，然而，究竟何者为"圣学"，还没有形成完整而明确的见解。

王阳明对朱熹理学思想的矛盾的揭露，和陈献章、湛若水一样，都是从方法论入手的，但他比陈、湛二人更加彻底地克服了朱学的矛盾，也更加成功地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心学思想。朱熹提出格物致知，其根本目的是明吾心中之"全体大用"，即"明明德"，但他的方法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据王阳明自己说，他曾按照朱熹的说法去格物，但"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后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停留的三年中，思想产生了变化，"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①王守仁与朱熹一样，也提出"圣人之学"，其根本目的也是让人们明心中"全体大用"，但他却从方法上克服了目的与手段的矛盾。他认为朱熹的"格物穷理"的方法，"支离决裂"。按照这种方法穷年累月地去"格物"，繁难而无效，只能"劳思致疾"，或者成就记诵词章之学，充其量得个"义袭而取"的功夫，与自己身心无益。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要在自家身心上下功夫的心学方法。

王守仁对朱熹思想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认识得很深刻，他说："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辩。然吾之心与晦庵（朱熹）之心，未尝亦也。"②王守仁非常恳切地强调自己与朱熹的根本目的没有不同，只是如果按照格物致知的方法作下去，就可能南辕北辙，达不到求"圣人之道"的目的。他认为朱熹的用心是值得敬佩的，目的也是好的，只是用功的方法错了，因而背离了"圣人之道"。"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在王守仁看来，能够以心学纠正朱熹方法的错误，不但大有功于圣人，而且大有功于朱熹。由此可见，王守仁对朱熹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

①　《年谱》。

②　《全书》卷四《答甘泉》。

③　《全书》卷七。

①　《传习录》下。

②　《传习录》上。

他认为朱熹的错误不过是"君子之过"。王守仁与朱熹的矛盾是"求道"的矛盾，是思想上的矛盾，他们都是杰出的思想家，是可以站在同一个层次上进行对话的精神挚友。

当然，如果我们站在一个较高的哲学层次上去看待王守仁的思想，就可以发现，他与朱熹的分歧，不像他自己所说，仅仅是方法的不同，还有本体思想的不同。

朱熹把为学的内容很精炼地概括为："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他想把心与理合一，并且提出了"心与理一"的思想。然而，由于他把"物理"与"吾心"作了内外之分，因此朱熹本人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朱熹的失败在于他的哲学思想的理本论的不彻底性。他一方面强调"心与理一"，而另一方面又认为理散在万事，这样就很容易导致"心理为二"的结论。王守仁非常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①王守仁认为朱熹虽没有认定心理为二，但由于说法不直接明白，因此很容易导致"心理为二之弊"。在王守仁看来，要避免"心理为二之弊"，就要明了"心即理"的道理，也就是说，应从"理本论"转为"心本论"。在批评了朱熹的"理本论"之后，王守仁非常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心本论"的思想。他提出"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②"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③本体论上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由于王守仁把朱熹的理本论转为心本论，因此也就从根本上克服了朱熹思想体系的矛盾。

按照黄宗羲的说法，王守仁学成之后，其思想又有三变。大体经历了"一意本原"、"致良知"、"开口即得本心"的三个阶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王守仁的心学思想不断发展，不断成熟，越来越彻底，越来越简易。他的"知行合一"说早在贵州龙场时已经提出，其后发展为"良知说"，这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所谓"本心"说，是王守仁晚年的一个重要思想。

一般认为，王守仁的心学思想来自陆九渊，故称陆王学派。然而从理学至心学的演变过程来看，它还同朱熹哲学有直接关系。他克服了朱学本身的矛盾，又继承了朱熹哲学中的心学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王阳明继承了陆学，但他的心学比陆学精致得多；克服了朱学的矛盾，其心学比朱熹彻底得多。他把陆学的简易工夫和朱学的精致论证融合一体，兼取其长。这样，就形成了他的心学既有简易的工夫，又有精密的论证的特点。

王守仁的心学思想还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①佛教的"明心见性"之说和"机锋"之类在他教育学生的过程中随处可见。

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在成熟之后，也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认可和揄扬。隆庆

①　《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②　《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③　《传习录》下。

①　《传习录》上。

元年（1567年）五月，穆宗隆诏旌褒，"特赠新建侯，溢文成，锡之诰命。。永为一代之宗臣。"②②　《全书》卷三十五《附录》。

（二）"心即理"的心本体论思想王守仁是明代心学思想的泰斗，他的思想体系比南宋陆学，精致完整得多。在他之前，虽然有陈献章和湛若水的思想铺路，但"以其初知反本真也，则犹隐然与应感二之也"。只有到了王守仁，"豁然有悟于学之妙机，以为天下之道，原自吾本心而足也，于是揭人心本然之明以为标，使人不离日用而造先天之秘，。。自是天下学道者，浸知显微之无间，体用之一源。"①心学发展到王守仁时，达到了成熟的顶峰。

"心即理"是王守仁心学的逻辑起点。可以这样说，"心即理"既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的宇宙观。要研究这个命题，必须首先弄明白"心"与"理"的这两个概念的特定内涵。

王阳明所谓心，同朱熹一样，不是单指物质器官，而且指主体精神。他特别强调，不能把心理解为"一团血肉"。他说：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②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③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④"身之主宰便是心"与程、朱的说法类似。但程、朱所说的"心"主要指"腔子里"的血肉之物，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在王守仁的理解中，"心"已不是物质的存在，而是人的主体精神，它可以主宰人身，化生万物。

在王阳明看来，人心不仅是人身的主宰，而且也是天地、鬼神、万物的主宰。他说："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最能代表王阳明这个观点的，是《传习录》中的一段有名的师徒问答：请问。先生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么教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它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又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①由此来看，王守仁特别强调人的认识主体的作用。人的认识主体是一切外物存在意义的参照，有了人的认识主体，万物的存在才发生意义。"天高地深"无不是因为人去认识它，它才有特性。在这里，王守仁是把人的主体

①　《万历十三年乙酉诏以翰林院检讨陈献章从祠孔子庙庭》，《白沙子全集》卷末。②　《传习录》下。

③　《传习录》上。

④　《传习录》下。

①　《全书》卷三。

认识与万事万物放在同一对关系范畴中去阐述人之"心"的主宰作用的。在王守仁看来，离开了人的认识、人的感觉和思维，就不可能对万事万物作出判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守仁提出"心即理"的思想。他说；"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样之生理，便谓之仁。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①在王守仁看来，"心"是人的认识功能乃至某种主体精神，就"心"对万事万物价值的把握来说，"心"就是性，就是天理，就是天地万物的本体。"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②这样一来，王守仁既把心变成了精神本体，同时也变成了宇宙的最高本体。他把心的功能作用推向了极致。他认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③对于以上的论述，我们应注意，王守仁的心本体论有两层涵义，即是指心的本来状态，同时又有本原之意，但主要是后一层涵义。因此，我们在理解他的"心即理"时，应更深一步地理解为"心之本体即天理"。这是从朱熹思想中发展来的。但是，朱熹把心分为体用，又以体用为二；而王守仁则把体用统一起来，这样，即可以心理合一，又可以心物合一，这是对朱熹心本体论的真正完成，也是对朱熹理学思想矛盾的彻底克服。就朱熹来说，他的理本论与心本论是分离的，这在王守仁却是统一的，即统一于心。王守仁认为朱熹所说的"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是有矛盾的。他说："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④在王守仁看来，心、性、理本来是一个东西，不能离心而言性，亦不能离心而言理。"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⑤从"心之本体即天理"的观点出发，王守仁又引申出"心外无事"和"心外无理"两个结论。他认为，既然心之本体就是理，心外还有什么理？既然"体用一源"，理气不可离，心外还有什么物？关于理气不可离，王守仁这样说："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气言。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无条理则不能运用，无运用则亦无以见其所谓条理者矣。"①这实际上说理气本有区别，但又不可分开。

对于"心外无事"和"心外无理"，王守仁阐述得非常明确："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在性为善，因所指而异其名，实皆吾之心也。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②这是说，心外的一切事物的存在及其意义都要靠人心去认识和评定。前面我们引用过的一段话也很能说明这个思想："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在王守仁看来，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

①　《传习录》上。

②　《传习录》中《启问道通书》。

③　《全书》卷六《答季明德》。

④　《传习录》上。

⑤　《传习录》上。

①　《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

②　《全书》卷四《与王纯甫》。

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因此，"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③这里所谓"心之所发"是指人的主观意识和认识活动，当人的主体意识去认定或理解事物时，事物存在的意义或价值便产生了。关于这个思想，王守仁还有一段南镇观花的精采论述。游南镇时，他对朋友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④对于王守仁"心外无理"和"心外无物"的思想，我们似乎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而不能够简单地把它解释为主观唯心论，认为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客观事物的独立存在，或颠倒了主观同客观关系。

在王守仁的"心即理"的本体思想中，"理"有其特定的含义和现实的目的。无论他说"理"或言"吾心良知之天理"，都是指的封建道德律。他将"礼"等同于"理"：礼字即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既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①这里所说的"礼"是指伦理道德规范，亦即仁义礼智信；而"理"则是仁义礼智信的"自然条理。"王守仁认为，"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愈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终始是这条理，便谓之信。"②在将"理"与"礼"沟通之后，王守仁又进一步提出了"天理"说：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浑然全体之中，而条理节目森然毕具，是故谓之天理。天理之条理谓之礼。是礼也，其发见于外，则有五常百行、酬酢变化、语默动静、升降周旋、隆杀原薄之属，宣之于言而成章，措之于为而成行，书之于册而成训，炳然尉然，其条理节目之繁，至于不可穷诘，是谐所谓文也。③王守仁的"天理"说是对朱熹的"礼者天理自然之节文"思想的改造。

朱熹的"天理"将"心"与"理"判然为二，即所谓"理一分殊"。按照这个思想前提，就必须通过"即物穷理"的方式才能体认天理。而王守仁却认为"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就是说，"浑然全体"的"天理"于人之心中"森然毕具"，吾心便是天理，便是世界的本体，它既是万物存在的根源，也是事物变化的归宿。这样，王守仁就提出了与朱熹"理一分殊"完全不同的观点："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后知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①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王守仁的心本体论实际上是先验的道德本体论。而支撑道德本体论的又是他的人性论。既然"心即理"，理具于心，而"理"又与"礼"同，那么，封建的伦理道德律就先验地存在于人的心中了。为何人之心可以先验地具有道德理念？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王守仁同朱熹一样，也是从人性论着手解决的。

王守仁接受了朱熹关于人心道心的说法，但又不同意朱熹所作的解释。

他认为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个理，心即性，性即理。除此以外，别无所谓心，③　《传习录》上。

④　《传习录》下。

①　《传习录》上。

②　《传习录》下。

③　《全书》卷七《博约说》。

①　《全书》卷七《博约说》。

别无所谓理。在这个前提下，他说："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②他认为朱熹把人心与道心看作体用关系是不正确的。在他看来，道心或本体之心是"至善"的，道心无人伪之杂，出于"天理之公"，而一旦杂以人伪，便是"人心"，而人心就是"人欲"，是同天理绝对不相容的。因此，"人心"不是"本心"，道心与人欲之心不能是体用关系。

王守仁对朱熹的批评与他的禁欲主义观点有很大关系。朱熹把人之心分为道心与人心两个方面，二者的关系是"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顺乎义理则为道心，顺乎物欲则为人心。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把心分为道心与人心，而在于朱熹不完全否认人心，他认为人心是人人不可无者，这也就意味着物欲之心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而王守仁则把人心和人欲等同起来，认为人心是人所绝对不能有的，"天理人欲不能并立"，因此，天理为主而人欲听命就是不能成立的。

在否定了"人心"或"人欲"之后，王守仁就把心非常明确地规定为"心即性也"。"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则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阶级，不可躐等而能也。"①王守仁认为，道心与人心不能是体用关系，但心却有体用。他所说的"心即性"，实际上是"心即理"的另一角度的解释。所谓"心即性"实际上是说心之本体是性。王守仁在心有体用的基础上把心分为性、质、情、欲几个层面。他说："性一而已。仁义礼智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②所谓性是心之本体，因此不存在心外之性。王守仁不像朱熹那样把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但他讲性与质的关系，质就是气质，有"清浊"，性则"一而已"，是"至善"。他认为性和情是体用关系，而欲则是性之蔽，欲和性是根本对立而不能两立的。由此来看，所谓性是形而上之理，是"本原"，是"头脑"。同时，王守仁也认为性与质是不可分的。

在将心的本体与性统一之后，王守仁又为"性"做了道德上的定位，他认为性是"至善"的。"至善者性也，性之本体无一毫之恶。"①"至善者心之本体也，心之本体那有不善！"②这样一来，王阳明通过心之本体等于性，性为至善的思想逻辑，就将先验的道德理念安置在人心之中，从而完成了从本体论到人性论的理论过程。

在人性问题上，王守仁很重视善恶之分，既然仁义礼智信就是本体，就是至善，那么恶从何来？在王守仁看来，善的过就是恶。他说："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的。故善恶只是一物。"③由此来看，善与恶都源于人的心，是天理与人欲②　《传习录》上。

①　《传习录》中《答聂文蔚》。

②　《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

①　《传习录》上。

②　《传习录》下。

③　《传习录》下。

的关系。

作为伦理道德范畴，既有善，就必须有恶与之相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王守仁看来，善之过是恶，这也就意味着，性有自本体上说者，也有从发用上说者，总之都是性。王守仁把性分为本体、发用、流弊三个层次。他说："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④从本体或源头上说，性是至善；从发用上说，则可以为善可以为恶，这是情；从流弊处说，则是一定恶的，这相当于欲。这就是说性为至善，情有善恶，欲定是恶。需要注意的是，在王阳明的观念中，欲不是性，只能是性之流弊。因此，我们可以说，王阳明的人性论，本质上仍然是先验的性善论。

既然性善是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的，那么通过存心养性和正心诚意就可以完成道德修养的过程。

从上述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王守仁人性论上的一个理论矛盾。一方面他说"性至善"，另一方面又说"性之本体无善无恶。"这个矛盾与他的心之本体至虚而无的说法有关系。他认为心体至善，但"至善"被绝对化之后，就变成没有对立的绝对的精神实体。既然是没有对立的绝对，因此也就无所谓善恶，这就是"无善无恶"的。然而逻辑的思辨不能代替现实中的具体运用。王守仁在晚年提出了他的立言"宗旨"，即有名的四句话："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既能说明他的思想发展的特点，也能表明他晚年的思想矛盾更突出了。④　《传习录》下。

（三）"致良知"的哲学核心良知说，是王守仁哲学的核心，也称"致知格物"，他称之为"学问大头脑"。在王阳明看来，良知说是"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①王阳明的良知说，既可以上溯到孟子的良知良能，又可以从《大学》中找到直接的来源，可以说是《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的观点的结合。

所谓"良知"，按照孟子的说法，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先验的道德理念。而王守仁的所谓"良知"则是心之本体，也就是天地万物的最高本体。关于"致知"，《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的几个环节被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是指人的内在修养，它的归结点在于修身；一是以修身为起点，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两大部分实质上是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具体展开。它们的首要环节在于"格物"。然而"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的观点却与王守仁"心即理"的观点有矛盾。为了坚持"心外无物"的观点并解决这个矛盾，王守仁对"格物"重新进行了解释。

首先他对"格"字进行了新的理解。一般的学者，以"至"字解释"格"，而王守仁认为"格"的意思是"正"。他以《尚书》"格其非心"为论据，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①由此来看，"格物"便成为"正物"。王守仁认为："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②"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③由此而来的问题是，"物"本是外在之物，如何成为"心、意、知之物"呢？王守仁又对"物"字进行了解释。

王守仁这样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④他还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人爱物，即仁人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①可见，王守仁是把物与心放在一对关系范畴中，并以人的意识活动为参照来解释物的。外在的一切事物，不论是道德伦理，还是行动言语，乃至天地万物，都是人的主观意识的对象。

①　《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二。

①　《全书》卷二十六《大学问》。

②　《传习录》下。

③　《全书》卷二《答罗整庵少宰书》。

④　《全书》卷二十六《大学问》。

①　《传习录》上。

意念所及之处，外物才与人发生联系，从而产生对于人才有的存在意义。王守仁所说的"物"是作为"心"的附属品而存在的。通过这样的论述，意即是物，物即是事，事即是知，知即是行，于是，身、心、意、知、物便在心的基础上成为统一体，《大学》的"致知在格物"也就变成为"致知在诚意"了。王守仁说："《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②这样一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序列范畴就在心本论的前提下，变为"格心"的理论，而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目标服务了。

在重新解释过"格物"之后，王守仁又发挥了《孟子》的"良知"说，把"良知"与"天理"等同，进而提高到本体的地位。朱熹说，心之本体是天理；王守仁则认为心之本体是"良知"。"良知者心之本体"。③良知亘古亘今，无有不同。"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④朱熹承认良知人人有，但没有把它看作心之本体，也没有说成天地万物的主宰。而王守仁第一次把良知提高到本体地位，这在理学发展中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孟子》中，"良知"被看作心的本体，并且先验地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①孟子认为"良知"而外，别无所谓"知"。这正符合王守仁的理论需要。他认为，正因为良知是本体，所以它能够造化天地，它就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②王守仁这种以我之心为主体的思想，把从孟子到朱熹、陆九渊以来的心学思想推到极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王守仁看来，良知既然是先验地存在于人心之中的，那么人们只要重新显现它就可以达到主宰天地万物的目的，而不必要从外界寻找力量。他说："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③当然，王守仁认为良知是心的本体，然而他并不否认感觉器官的作用，他认为二者是体用的关系。"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④从一定意义上说，王守仁所谓良知又是善恶是非的标准，或真理的标准。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⑤良知人人固有，那么是非之心也是人人皆有。虽然人人皆有，但又有一个普遍的标准，天下只有一个是非。王守仁说："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②　《传习录》上。

③　《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

④　《全书》卷五《答舒国用》。

①　《孟子·尽心上》。

②　《传习录》下。

③　《传习录》下。

④　《全书》卷二《答欧阳崇一》。

⑤　《传习录》下。

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①在王守仁看来，是非之心即是良知，下分圣愚，人人同有。只是圣人没有气质之蔽，是"心与理一"，而众人由于障蔽的掩盖，故"心与理二"。人人有是非之心，则人人有良知。王守仁提出"满街是圣人"，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知道何者为圣人。"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②圣人就在自己心里，因此，只要认得自家良知，我就是圣人，何必向身外求圣人？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把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和主体地位的权力交给自己，自己做自己的圣人，不必乞求外界的任何力量。

在改造了《大学》的"致知"和发挥了《孟子》的"良知"以后，王守仁就提出了溶二者为一体的"致良知"说。

可以这样说，"良知"是王守仁哲学思想的本体论，而"致良知"则是方法论，二者不可分。他说："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办学者，异端之学矣。"③根据王守仁对良知所进行的解释，也即良知是先验地存在于人的心中的观点，就很自然地可以得出认识良知就是认识自己的结论。致良知，就是认识良知，也就是认识自己。王守仁把"致良知"看作"圣门正法眼藏"和"千古圣学之秘"，除此之外，都是邪说，异端。

王守仁的"致良知"说是在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进行了批判之后形成的。他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方法是"支离决裂"的，容易把人们引上歧途。然而实际上，他一方面批评朱熹，而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朱熹的思想。朱熹既主张向事事物物穷理，又主张推致吾心之知。王阳明把这种内外并用的方法改变为专求于内的方法，也就是说，他继承了朱熹的致知说，而否定了格物穷理说。王守仁认为，致知"非若后儒扩充知识之谓，致吾心之良知焉。"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而不是外界的各类知识。

按照王守仁的哲学，吾心之良知，当下自足，不假外求，如果向事事物物穷理，岂不是承认心外有物，心外有理？王守仁认为朱熹"格物穷理"的根本错误在于"析心与理为二"。他以自己的心本体论继承朱熹的致知论，同时也以心本体论批评朱熹的穷理论：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为二矣。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求孝之理于其亲，则孝之理其果在于吾之心邪，抑果在于亲之身邪？假而果在于亲之身，则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欤！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是恻隐之理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在于吾之良知欤？其或不可以从之于井欤，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欤？是皆所谓理也。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①王守仁认为，朱熹的格物穷理，是承认心外有理，心外有物；而按照良知说，无论是孝亲之理，还是恻隐之理，既不在事亲之上，也不在孺子身上，

①　《传习录》中《答聂文蔚》。

②　《传习录》中《启问道通书》。

③　《全书》卷六《与马子莘》。

①　《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而在于自己心中原有的"天理"和"良知"。万事万物莫不如此。他把朱熹的"格物穷理"看成"务外遗内，博而寡要"，会带来"逐物"、"玩物丧志"的弊病。

在对朱熹的"格物穷理"进行了批判之后，王守仁提出了自己的"格物致知"说。他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为一者也。"①王守仁的"格物致知"与朱熹哲学由外到内的一面不同，他采取了一条由内到外，由心到物的途径。外物由于人之心对它体悟或认识才具有了各自的"理"，"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王守仁的"致良知"或"格物致知"，说到底仍是以道德修养为目标，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内容的。这点与朱熹及其所有的理学家并无不同。"天理"是北宋以来理学家讲论最多的论题，也是他们作为人格理想追求的最高目标。一般来说，"天理"是指"仁义礼智"四个方面的内容。理学的基本特点是以哲学论证伦理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朱熹的理学，还是王守仁的心学，都可以看作是伦理本体论。更具体地说，他们是以"天理"或"良知"来论证封建道德的绝对权威性。

王守仁根据这个思路，把"良知"推而衍之，使之具体化为孝、弟、忠、信、五伦百行的伦理规范。他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①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恒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

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②"致良知"的根本内容就是这些具体的伦理道德要求。在伦理本体上，王阳明同朱熹又走到了一起。

在王阳明的"致良知"的思想中，如何"致良知"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王阳明认为，虽然良知、天理人人具有，但又"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蔽。"③物欲就是人欲，格物去蔽，就是去掉物欲，消除人欲。只有如此，才能扩充心中天理。学问的根本目的"不过是去此心人欲之杂，存吾心之天理而已。"如果能像圣人那样，纯乎天理，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④在王守仁看来，去掉人欲就像炼金一样，应尽量去掉有损成色的部分，才能使之接近足色。他说："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⑤如何消除人欲，王守仁提出"动"和"静"两种方法。他说："静时念

①　《传习录》下。

①　《传习录》上。

②　《传习录》中《答聂文蔚》。

③　《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

④　《传习录》上。

⑤　《传习录》上。

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⑥"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非防于未萌之失，而克于方萌之际不能也。"⑦所谓"静时"，功夫，是指"反身而诚"的直观内省，"自明本心"的本体证悟功夫。王守仁认为，人心之本体原本如水如镜，由于私欲的污染而变得污浊，只要复得本体明净，就能展现心中的天理，成圣作圣。他说：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昧也，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故去蔽与害而明复，非自外得也。心犹水也，污入之而流浊；犹鉴也，垢积之而光昧。孔子告颜渊克己复礼为仁，孟轲氏谓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夫己克而诚，固无待乎其外也。世儒背叛孔、孟之说，昧于《大学》格物之训，而徒务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内，皆入污以求清，积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①如果能做到心之镜明水净，就能"随感而应，无物不照"，使自己的言听视行都成为"天理"的表现。在王守仁看来，复明人的良知本体的最简捷的办法，就是静坐息虑，"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他说：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它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它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诚），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金，便是何思何虑矣。①王守仁在这里非常详细地论述了"去人欲"的"静"的方法。通过这样的论述，原来形而上的心本体论就下落为具体的道德修养实践。本体论转为伦理学，哲学变成行为论，在这样的思想路线下，王守仁的学说得到了极大的扩充。

如果说所谓"无事时省察"是用加强内心修养的方法去体认天理，是"静"的功夫，那么"有事时存养"则是要求在为人处世的一切领域贯彻道德修养，即"动"的功夫。王守仁这样概括"静"与"动"。他说："存养是无事时省察，省察是有事时存养。"②关于"动"的功夫，王守仁强调"要在事上磨炼"，要在"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致良知"不离见闻"等等。王守仁认为，人的良知是在人的日常行为中显现的，换句话说，人的日常行为都是良知的表现。"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③既然日用见闻都是良知本体的发用流行，那么人们就不仅可以从"存养"中体认天理，也能够从日常的活动中去"省察""天理"，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目的。王守仁说：⑥　《传习录》上。

①　《全书》卷七《别黄宗贤归天台序》。

①　《传习录》上。

②　《传习录》上。

③　《传习录》中《答欧阳崇一》。

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④在王守仁看来，在日用中，也即在"功"中体认天理，表现了体与用的关系，无论日用事物如何变动，但是人心之本体即天理是不变的。良知为本体，但不离日用事物，而日用事物皆为良知的发用。"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炼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①"何事而非天理？"这样，王守仁通过体用关系，把良知与人的日常行为联系起来，使它有了社会伦理的基础，从而也完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建构。④　《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①　《传习录》下。

（四）"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论知行问题，在孔子的知识论中已见端倪，此后，便一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到北宋时，由于培养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被提到思想领域的突出位置，知行问题也就随之成为思想家们探讨的重要题目了。当然，他们并不是为了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而只是为了通过对知行问题的议论达到对封建道德的体识和践履的目的。于是，宋明理学家的知行观便应运而生了。知行学说，当然也是王守仁心学的重要内容。

王守仁的知行学说是建立在对宋儒的批评之上的。程颐说："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②陆九渊说："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太始"；行之在后，故曰"坤作成物"。③朱熹说："论先后，知为先。"④王守仁不同意以上的说法，尤其是朱熹的"知先行后"说。他认为持知先行后说，就不能贯彻"知行并进"说。他说："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如何分得开？"①王守仁的心学思想是以"心即理"为理论前提的。他认为如果承认"知先行后"就会导致"知行之所以为二"的错误，进而否定"心与理一"的本体论。在他看来，既然"心即理"，"心与理一"，那么知与行就是一件事，不能分为两端去做。他批评朱熹之所以提出"知先行后"说，是因为将"物理吾心终判为二"。他认为，"今人却将知行分做两件去做"，势必在理论上失却"知行本体"，在实践上造成"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的流弊。他说：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亦非一矣。"②在王守仁看来，等先知得真了再去行，就是知行分作两截。针对于此，他提出"知行合一"或"知行并进"说。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是与他的"致良知"说联系在一起的。良知属知，致良知属行。良知与致良知，知与行是体用本末的关系。良知是心之本体，是人的主观精神；致良知是主观精神或意识本体在人的行为中的表现，或称"发现流行"。知与行的关系也是如此，良知之外无知，致良知之外无行，因此，知行是合一的。

按照"知行合一"的体用关系来认识日常事情，那么人的一切行为，如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慎思、温故知新等等都是知行合一的，绝非两截功夫。王守仁说："舜之好问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于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①在王守仁看来，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

③　《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语录》上。

④　《朱子语类》卷九。

①　《传习录》上。

②　《传习录》上。

①　《传习录》中。

能够致吾本心之良知，事事物物便可各得其理，这就是知行合一之功。从"心即理"的心本体论到"致良知"的方法论，再到"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论，王守仁始终贯穿着他的心学世界观，也即以人的主体精神为世界价值意义的参照和本原。在这个根本前提下，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他说："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②如此来说，知行都是良知的功用，也即"一念之发动"。

王守仁虽然主张"知行合一"或"知行并进"，但他在具体论述知行关系时，并没有把知行说成毫无区别，把行看作只是意识活动。他常常在道德实践的意义上谈论行，也即把行看作是现实的实践活动。他说："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③着实去做这件事，就是实践活动。在这个思想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他认为，知行不可分还有更深刻的含义。行需要知的认识作指导，而知只有经过行的实践才能实现或完成。在这个层面上去理解知与行的统一才有意义。他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④他反对先知了再去行，认为知与行不过是一个过程的两面。如果只知不行，就是悬空思索；只行不知，就是盲目冥行。所谓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就是知不离行，行不离知，知以行为"功夫"，行以知为"主意"。关于这个思想，他在回答别人提问时说：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忘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①正因为知行是统一的，不可分离，他才提出"知而不行，就是未知"，就是失"知行本体"。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才是知行合一。

王守仁用学与思的关系来说明知行关系，这也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他说：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功夫。"②这里所谓"明觉精察"是指知而言，所谓"真切笃实"是就行而言。行要有所知，便须"明觉精察"；知还得有所行，就要"真切笃实"。舍弃前者，就是"冥行"；去掉后者，就是"妄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王守仁把它们归结为学与思的关系，并用《论语》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观点进行了解释。这说明，他并没有把知行二者都看成是意识活动，认为二者是有区别的，而且各有其用。当然，我们应该看到，王守仁所说的"真切笃实"的行，是一种心地工夫，即所谓"身心上体履"，虽然也包括身体力行，但主要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实践，不是社会性的实践活动，因此在许多地方，他的知与行就很难区别。

②　《传习录》中。

③　《全书》卷六《答友人问》。

④　《传习录》上。

①　《传习录》上。

②　《全书》卷六《答友人问》。

在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中，还包含着知以行为基础，知靠行来检验的思想萌芽。他说："未有知而不行者，不行只是未知"，"不行不可谓之知"。在这里，他一方面认为知必须落实在行之上，即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只知不行，知也就不在其为知，知以行为目的。另一方面，知必须从行中取得，经过行的检验，知才算"真知"，否则，就只是"悬空谈说"、"揣摸影响而已"。比如他以人伦道德为例来说明这个观点：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①他还以日常生活的感受为例：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②这也就是说，必须经过亲自躬行，有了亲身经验，才算有知。否则，不算真知，这包含着知以行为基础的思想萌芽。

王守仁关于知行合一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人类认识史上有价值的观点，如果能够循此路径，继续探讨知行内涵及其相互关系，那么也许可以揭示出更多的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然而，个人总难完全超越历史和时代给定的条件。同任何一位理学家一样，王守仁的知行观只是把认识问题局限在伦理道德范畴上，这样一来，就使得他在许多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大凡以哲学论证伦理学，以"天理""良知"论证封建道德律的绝对权威，都逃不出这个命运。

王守仁把"知行合一"的认识论直接了当地落在道德理念上，他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尝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①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是要在人的潜意识层次克服不善，建立善的理念。哪怕是一闪念的不善，所谓"发动处有不善"也不能放过。可见，王守仁的哲学论证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把道德信念直接灌入人的心灵深处，在他看来，只有如此，才能使人在日常行为即"发用流行"中自觉地按照封建的伦理规范去行事。

王守仁在论述"知行合一"时，一方面认为"知行之体本来如是"，不能分作两截；而另一方面又要人"克服不善的念"，复那本体。这说明在人们的精神结构中，总有善与不善的两截，尤其是在实践行为中，不善的一截更是时常显现。关于知行本体"本来如是"，王守仁打了个比方："知犹水也，人心之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决而行之，无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此吾所谓知行合一者也。"②对于王守仁的这个观点，有人提出疑问："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王守仁这样解释：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

①　《传习录》上。

②　《传习录》上。

①　《传习录》下。

②　《全书》卷八《书朱守谐卷》。

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看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臭恶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臭恶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①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理论矛盾。既然是"未有知而不行者"，也就是说人尽有知，知即能行，那么为何又要"圣贤教人知行"，还需搬出经典"指个真知行与人看？"既然"知行本体本来合一"，为何又要"复那本体"？"私欲"怎能"隔断本体？"当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落实到道德实践层面时，这种矛盾就成为必然的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只好说"知善者必行善，知恶者必行恶"，这固然符合知行本体，然而按照"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逻辑去推演，也可以推出"知善者能行恶，知恶者能行善"的相反结论。可见，以道德标准去解释认识问题，必然会产生理论上的悖论。

就王守仁心学思想的总体精神来看，它是在朱熹理学走到困境时，力挽狂澜于未倒的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它力图通过高扬人的主体精神来确立人在天地间的位置以及人在世界上的价值；总之，它包含着许多有益的人类精神财富。然而，由于它无法摆脱历史及文化传统的局限，它的哲学思想以实现道德精神的完善和自觉为目的，因此，在理论上不可避免地出现诸多矛盾之处，堵塞了通向真理的道路。王守仁心学思想的矛盾在他的后学中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弟子们根据各自的理解去发挥，歧义纷出，这既表明王学体系开始分化，也标志着王守仁心学思想开始走向衰落。

①　《传习录》上。

（五）王守仁心学体系的分化朱熹哲学，经历了三百年，分化出王守仁的心学。王守仁的心学经过短短的一百年，又分化出许多学派和思想。这除了时代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以外，还有它自身的思想原因。王守仁虽然解决了朱熹哲学的矛盾，但他自己的心学又陷入更加严重的矛盾；他把朱熹哲学发展到极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同时又为自己的衰落准备了条件。

王守仁心学思想的矛盾主要来自它既继承了理学中陈旧的内容，又采取了某些新的思想形式。比如心之本体就是天理与心体"虚灵明觉"的矛盾；心之本体是"至善"与心体"无善无恶"、"无善无不善"的矛盾；良知人人皆有与良知须以天理为标准的矛盾；等等。总之，在他的心学思想中，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然而，王守仁自己无法解决这些矛盾，他也未曾意识到自己思想体系矛盾之所在。于是，这些矛盾在他的后学中引起争论，形成众说纷纭的局面。

王守仁之后，其弟子王畿（1498-1583年）把他的心本体论变为玄妙虚无的心体。王畿以"四无说"为宗，提出要"从先天心体上立根"。所谓"先天心体上立根"，就是立一个玄妙虚无的心体，心之本体成为"天根"、"天机"，或者是"人心的一点灵机"。他说："心本至善，动于意始有不善。若能在先天心体上立根，则意所动自无不善，世情嗜欲自无所容，致知功夫自然简易省力"。①王畿认为，"人心一点灵机"就是良知，是做圣之基。"良知知是知非，其实无是无非，无者万有之基。"②这样一来，无善无恶之心本体，就成为"无"，心体上立根，就是立"无"。"无"为万有之基。王畿把王守仁的"四无说"（即"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是无善无恶的物矣。"）发展为"天根"，也即"无"的概念，使王守仁原本还可把握的心体变为虚远玄秘的"天根"，这既是对王守仁本体思想的发展，也是对王学的否定。

李贽（1527-1602年）自称是王守仁的后学，受王守仁的影响较深。然而，恰恰是他真正揭露了王守仁心学的矛盾。李贽针对王守仁的心体"至善"与"无善无恶"的矛盾，提出了"私心说"。他认为人人皆有私心，圣人也不能无。"趋利避害，人人同心。"③他把王守仁的良知说变成了"私心说"，认为私心就是"本心"。李贽与王守仁一样都承认心本体论，形式一样，然而内容和实质却变了。这是引申了王守仁的心体有善有恶的结果，实际上是良知说的自我否定。在否定良知说的基础上，李贽继承了王守仁心学中张扬主体价值的精神，大胆提出了一系列的异端思想。如他认为，几千年来，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因此"无是非"，现在要以"我"的是非为是非。他提倡个性解放，反对歧视妇女。他还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④把良知说从虚幻的心体中直接落实到人们的实际生活上，这和王守仁把良知与伦理道德规范相接轨完全不同。

王艮（1483-1541年）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这个学派与王阳明的心学

①　《明儒学案》卷十二。

②　同上。

③　《答邓刚府》，《焚书》卷一。

④　《答邓石阳》，《焚书》卷二。

有很大联系，但又极大地打破了王学的界限，提出了许多不同于王守仁的观点。王艮首先把"圣人之道"从天空降到人间，把先天心体变成了物质存在。他公开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即是异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①王守仁认为"心即道"，但"百姓日用而不知"；而王艮则把"道"与百姓日用相联接。这表面是对王守仁思想的革新，而实质是对封建伦理道德律的质疑和弱化。在王艮看来，百姓日用，乃至愚夫愚妇之所知所能，都可称之为道。这是受到王守仁"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的思想的影响。然而王守仁终是把人分为"利根"之人和"本体受蔽"之人两类，而王艮则打破这种界限，直以百姓日用为道。

从王学中分化出来，利用王学的矛盾而发展出新思想的还有何心隐。他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的思想口号。在理论上，他提出"物也，即理也，即事也。事也，理也，即物也"②的命题，认为身是物之有形者，而"心，意，知，莫非身也。"③何心隐是从物质的角度改造王守仁的心本体论的。另外，何心隐还批判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认为性与欲不是对立的。他说："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佚，性也。"④这与其说是对王学的继承，莫如说是对王学的反动。明朝末年，又出现一批思想家，如陈确、黄宗羲等人，他们总结和清算了王守仁哲学，与朱熹哲学的另一派批判者王夫之等人一起把理学思想推向一个新阶段，同时还提出可贵的启蒙主义思想。至此，王守仁的心学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而退出思想舞台。

王守仁之后，虽然他的后学思想各异，歧义纷呈，但仍有主要的几个派别。如钱德洪、王畿的浙中王学；邹守益的江右王学；薛应旗与唐鹤征的南中王学等等。为了突出思想演变的特色和个性，我们不想一一介绍这些学派，而就几个有突出代表性的学派和思想家作些介绍。

①　《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

②　《矩》，《何心隐集》第二卷。

③　同上。

④　《寡欲》，《何心隐集》第二卷。

五、王艮与泰州学派泰州学派是明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学派。后世学者多从师承关系、学术渊源着眼，将泰州学派归入王守仁的心学系统。而黄宗羲却与此不同，他在《明儒学案》中，根据王艮及其后学的"异端"色彩，把王艮另立为"泰州学派"，而没有象对待王门众多弟子那样，标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等。其实，王艮曾和王守仁有过师生关系，其学术思想（主要是哲学思想）也深受王学影响，然而他的主体思想却与王学有很大不同。因此，我们既不能割断他与王学的关系，也不能把他的思想看作独树一帜，也许看作王守仁心学体系的"异端"更为合适。

（一）王艮的生平及其思想发展王艮（1483-1541年）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其著作经子孙门人收集整理，编成《心斋王先生全集》。清朝嘉庆间，王氏后裔搜访遗版，合其族弟、门人王栋、子王襞著作，汇印成《淮南王氏三贤全书》。清末民初，东台袁承业在《三贤全书》基础上，重新编订成《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出版。

王艮出生于黄海之滨的一个贫穷的世代灶户，即盐业生产者的家庭。据《王心斋全集·年谱》记载，王艮七岁"受书乡塾"，至十一岁时，"贫不能学，辞塾师，就理家政"。家境贫寒，读不起书，只好跟随父兄参加劳动，养家糊口。李贽曾说："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丁。"①王艮从一个贫苦的灶丁成为一个著名学派的创始人，这其中有一个十分艰难曲折的过程。王艮曾经过商，以后才成为学者。概括来说，他走过了一条由灶丁而商贾而学者的道路。经商使王艮得以摆脱家境的贫困，为他通向学者的道路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王艮在三十七岁以前，大致以自学为主。由于他出身贫寒，没读过多少书，况且家乡又"无宿学者"，②因此找不到有学问的老师。在"商游四方"时，他便"逢人质义"，到处求教。王艮后来成为学者，与他这种学习态度是分不开的。王艮晚年自立门户讲学，也不太重视教师。王艮《语录》载："有别先生者，以远师教为言。先生曰："涂之人，皆明师也。得深省。""③王艮认为应该以途人为师，不必谨守师教，这与那些拘守师门传统的正宗学者不同，他的教学方法有着明显的平民色彩。

王艮讲经解典，"不泥传注"，"信口谈解"，不拘泥于儒家经典的文义。他反对以朱熹《四书集注》为代表的章句之学，主张"以经证悟，以悟释经"，④即不但要以个人的想法去解释经典，也要以经典来印证自己的思想。后来，他又提出"经传印证吾心"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异端色彩。当然，王艮的这种治学方法是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极大关系的。因为象他这种粗识文字的人是不可能通过章句之学登上儒学殿堂的，只有通过"信口谈解"的方式才有可能达到在"圣贤"的名义下表达自己思想的目的。

据《年谱》记：王艮二十七岁时，"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自是必有为圣贤之志"。①所谓"默坐体道"，既表现了王艮刻苦砺学的一面，也显示了他的思想中的神秘主义色彩。王艮在正德十五年（1520年）时，听到王守仁在南昌讲学，于是从水路乘船赴江西，九月抵达南昌，见面伊始，王艮与王守仁就展开了一场关于应不应该议论天下大事的讨论，"纵言及天下事"。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王守仁："君子思不出其位。"

王艮："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

王守仁："舜耕历山，忻然乐而忘天下。"

①　《焚书》卷二《书答·为黄安二上人大孝》。

②　《王心斋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卷五赵贞吉《王艮墓铭》。

③　《全集》卷三。

④　同上书，卷二。

①　《全集》卷二。

王艮："当时有尧在。"②王守仁引用《论语·宪问》中的"君子思不出其位"，是想说明，象王艮这样的布衣之士，是不应该去思考国家以及天下大事的，而应该象舜那样，耕于历山，忻然自乐。但是，王艮却认为，正因为自己是草莽匹夫，才更应该去追求尧舜时代的理想；舜耕于历山而能够乐忘天下，那是因为他上面有尧在。言外之意：现在的社会中，既然没有尧这样的君主，那么，草莽匹夫也就不必象舜那样专心劳动而怡然自得。王艮与王守仁的对话，也反映了不同阶级的人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态度。

虽然王艮与王守仁在政治态度上有分歧，然而他们在哲学思想上却有不少共同之处。据《年谱》记载，当王守仁讲及致艮知时，王艮感叹自己的不如："简易直截，予所不及"，于是"下拜而师事之"。后来他与王守仁经过多次的讨论，终于"心大服，竟下拜执弟子礼"。从此，王艮成为王守仁门下的学生。王艮初名银，王守仁取《易·艮卦》之义为他更名艮，字汝止。名字的更换，也意味着商人的王银开始变为道学家的王艮。王守仁很赞赏王艮　敢于独立思考的顽强精神和"狂者"的思想风格。他在会见王艮后对他的学生说："此真学圣人者，疑即疑，信即信，一毫不苟，诸君莫及也。"①王艮入贽王门后，王守仁又说："吾党今乃得一狂者"。②由于王艮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和"狂者"的风格，因此他"时时不满其师说"，③而且"往往驾师说上之"，④与师门发生矛盾和冲突。大约在四十岁时，王艮和王守仁之间发生了一次冲突，据《年谱》记载，是为北行讲学之事。

王艮的北行讲学，表面上看是为了倡导"绝学"，伸张师说，实际上是借"周流天下"从事自己的传道活动。对于自己的讲学之行，王艮这样说道：""吾与同类并育于天地之间，得非若鳅鳝之同育于此砜乎！吾闻大丈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几不在兹乎！"遂思整车束装，慨然有周流四方之志。"⑤王艮的讲学活动和那些正襟危坐的正宗儒者迥然不同。他"沿途聚讲"，以社会为讲坛，以"山林隐逸"、"市井愚蒙"的下层群众为宣讲对象，把道学从传统的书院传播到下层民众中。王艮的讲学活动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注意，在社会上引起轰动。黄直在王艮死后的《奠文》中回顾说："癸未之春，会试举场。兄忽北来，驾车彷徨。随处讲学，男女奔忙。"①他进入北京后，人们"聚观如堵"，②"都人以怪魁目之"。③王艮这次北行讲学被王阳明"痛加裁抑"。④尽管王艮与王守仁之间有着分歧，然而他们的师生关系始②　同上书，卷五徐樾《别传》。

①　《全集》卷二《年谱》。

②　同上书，卷五欧阳德《奠文》。

③　《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王艮传》。

④　《明史》卷二八三《王艮传》。

⑤　《全集》卷四《鳅鳝赋》。

①　《全集》，卷五。

②　徐玉銮《王艮传》。

③　《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王艮传》。

④　同上。

终没有破裂。王艮虽然"时时不满师说"，但他仍然愿意成为王守仁的学生，甚至还把自己的儿子王襞带到浙江就学于王门。

王艮就学于王守仁大致八年时间，即正德十五年（1520年）执贽王门起，至嘉靖七年（1528年）王守仁去世时止。此间，王艮的主要活动是与上层社会的官僚、学者交游。这不仅使他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声望和文化修养，同时也接受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师事王守仁之后，他写作了一些名篇，如《鳅鳝赋》、《复初说》、《明哲保身论》、《乐学歌》、《天理良知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诸如"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观点。嘉靖八年（1529年），王艮前往会稽，会葬王守仁。此后便开始了他"自立门户"的讲学时期，亦即泰州学派的奠基时期。

此时，他定居于自己的家乡安丰场，一面在家开门授徒，一面继续与王门同学和官府士绅往来交游。王艮在其后半生，非常热心于平民教育，可以说是至死热心不减。《年谱》上说："时先生多病，四方就学日益众。先生据榻讲论，不少厌倦。"王艮始终与社会下层群众保持着密切关系。在他的学生中，虽有如徐樾这样的官僚士大夫，但更多的是布衣平民。如林春是佣工，朱恕是樵夫，韩贞是陶匠。在泰州后学中，还有田夫、商人等。平民教育是泰州学派的重要特色之一。

王艮不仅在教育对象上侧重平民阶层，在教育形式上也力图通俗易懂，使人们乐于接受，而不致把学习当作精神负担。例如他写的有名的《乐学歌》，虽然在理论上受到王守仁良知说的影响，但它以通俗生动的文字宣传了学习的快乐，告诉人们应把学习看作是人生的一种乐趣。这对于启发人们，特别是那些缺乏文化教养的劳动者的学习自觉性很有帮助。"先生接引人无问隶仆，皆令有省。虽显贵至悍戾不悦者，闻先生言，皆对众悔谢不及。往往见人眉睫，即知其心。别及他事，以破本疑。机应响疾，精蕴毕露。廓披圣途，使人速进"。①在开门授徒时期，王艮的思想趋于成熟，在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和政治学领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风格。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格物要旨》、《勉仁方》、《大成歌》、《与南都诸友》、《均分草荡议》、《王道论》、《管徐子直书》等等。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既保留了传统儒学，特学是王学的印迹，又表现出泰州学派独特的思想性格。

王艮不喜著述，只重口授心传。他遗留下来的著作都是经过门人及儿子的收集整理后形成的。王艮"独不喜著述，或酬应之作，皆令门人、儿子把笔，口授占之，能道其意所欲言而止。唤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②王艮所以"鲜少著述"，固然与他出身灶丁，"自少不事文义"，①缺乏深厚的文化素养有关，然而他治学中的神秘主义色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在给徐樾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心久欲授吾子直大成之学，更切切也。但此学将绝二千年，不得吾子直会面，口传心授，未可以笔舌谆谆也。"②另外，王艮讲学传道的主要对象是若农若贾的平民百姓，因此不假文字的讲学形式，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容易接受得多。

①　《全集》卷五赵贞吉《王艮墓铭》。

②　同上。

①　《遗集》卷四耿定向《王艮传》。

②　《全集》卷四《再与徐子直》二。

（二）王艮和泰州学派的主要思想王艮及他所开创的泰州学派，一方面承受了王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汇集四方之学，熔铸新说，形成自己的内在思想。

王艮的学说思想以陆王心学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前提。由于他自身知识底蕴不足而限制了理论思维的创造力，因此他不可能在哲学问题上做系统、深入的理论探讨，而只能借助于王守仁的理论形式和哲学语言去发挥自己的观点。如他在阐述自己的"身本"（个人本位）思想时，就将这个思想嫁接在王守仁"心外无物"的心本体论之上。他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即以天地万物依于已，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③泰州学派虽然深受王阳明思想的影响，但它却表现出了自身的思想特色。就其思想的主要内容来说，它包括"百姓日用之道"、"安身立本"、"人人君子"这样三个观点。

就"百姓日用之道"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颇有创造性的思想学说。

"百姓日用之道"的思想，可溯源于古代儒家。《周易·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孔颖达这样解释说，万方百姓日日赖用此道而得生存，但却不了解道的功力。而贤者不是偏执于仁，就是偏执于智，可见能够完全体悟或理解道的君子或圣人是很少的。这里不在于说明"道"的高深莫测，而在于通过对"道"的理解划分出了"圣人"与"百姓"的区别。

宋代以后，理学家们也开始强调"百姓日用"的经世之学。如李侗就曾告诉他的学生朱熹应重视"日用"之学。朱熹的理学虽繁富玄虚，但立足点却在"日用"上。王守仁也同样强调"日用常行"，他说："日用间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不放，则义理自熟。"①"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②当然，无论是朱熹，还是王守仁，他们所强调的"日用"，主要是指封建礼教的"五百常行"以及伦理道德规范。而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就大不相同了。

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虽然在理论形式上继承了古代儒家的传统和王守仁的"日用"说，但是在实际内容上却对正宗儒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纳入了平民的要求和特点。

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不象王守仁那样以封建道德律为本，而是以"百姓"为本。他所说的"百姓"主要是指广大下层群众，即所谓"愚夫愚妇"，当然也包括士及商等阶层。他所说的道，与《易经》里的"君子之道"也不同，是平民百姓日用常行之道。王艮不承认"道"的神圣性，而十分强调"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①他还把"百姓日用"当作检验"道"的标准，认为"圣人之道"也是以"百姓日用"为旨归的。他说："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②又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③　《全集》，卷三《语录》。

①　《王文成公全书》卷四《答徐成之》。

②　引自邹守益《东廓语录》，见《明儒学案》卷十六。

①　《全集》卷三《语录》。

②　同上。

③王艮对于"异端"的理解与正统儒学完全不同了。他从"百姓"的立场出发，以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需要为标准去看待一种学说思想，只有合乎平民百姓要求的，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否则便是"异端"。这无疑是对那些高谈"性命义理"而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脱节的官方思想的背离。

历来的传统的思想家都是把"圣人"与"百姓"分开的，而且都是神化"圣人"而鄙视"百姓"。以王守仁为例，尽管他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④但是在"致良知"上却分出圣人与百姓之别。他认为"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不同处也。"⑤又说："圣人如天。无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尝有降而自卑？"⑥在王阳明看来，"圣人"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之道"不会"降而自卑"，因此，圣、愚之间的界限永远不可逾越。

王艮力图用"百姓日用之学"来填平圣、愚之间的鸿沟。他虽然景仰"圣人"，但不把他们奉为至高无上。相反，他总是竭力按照自己的理想把"圣人"变为没有特权的平民。如他说："夫子（指孔丘）亦人也，我亦人也。"⑦在王艮看来，圣人与凡人在"人"这一点上是平等的，唯一的不同是知识上的"先知"与"后知"。他说："夫良知即性，性焉安焉之谓圣；知不善之动，而复焉执焉之谓贤。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以先知觉后知"。一知一觉，无余蕴矣。此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合内外之道也。"①愚夫愚妇其所以"日用而不知"，原因在于没有学习。"圣人"先知，他的责任就是要"以先知觉后知"，当愚夫愚妇皆知时，就可以达到"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理想世界。

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不仅包含着道德精神，也包含着人的起码的物质生活要求。他说：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夫子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②王艮的思想不仅表现出对于生活在底层的衣食无着的百姓的同情，而且也内涵着争取人身生存权利的观点。

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的思想表现出极明显的平民意识。特别是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尤为突出。他的学生王栋曾这样评论他：自古士农工商，业虽不同，人人皆共此学。孔门犹然。考其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艺者才七十二，其余则皆无知鄙夫耳。至秦灭汉兴，惟记诵古人遗经者，起为经师，更相授受。于是指此学独为经生文士之业，而千古圣人原与人人共同共明之学，遂泯灭而不传矣。天生我师，崛起海滨，慨然独悟，直超孔子，直指人心。然而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灵，自完自足，不假闻见，不烦口耳，而二千年不传之消息，一朝复明。先师之功，可谓天高而地厚矣。①③　同上。

④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答顾东桥书》。

⑤　同上。

⑥　《传习录》上。

⑦　《全集》卷五徐樾《王艮别传》。

①　《全集》卷四《答徐子直》。

②　同上书，卷三《语录》。

①　《王一庵先生全集》卷上《会语正集》。

王栋的这段话，把王艮看作古代平民教育传统的继承者。古代社会的学术本为"士农工商"所共有，秦灭汉兴以后才为"经生文士"所独占。王艮的功绩就在于他"直超孔子"，恢复了早期儒家"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传统，从而使"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皆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达到"人人共同共明之学"的目的。

王艮的"安身立本"论也表现出他的平民意识色彩。"安身立本"论主要是王艮的人生哲学和伦理学的思想。所谓"安身立本"论是根据《大学》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提出来的。他说：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谓。"格"，絜度也。絜度于本末之间，而知"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②王艮的"安身立本"的思想其主要观点在于以身为本，以家国天下为末。他的这个观点受到元代学者许衡的很大的影响。许衡在《大学直解》里说：""本"是指身说，"末"是指家国天下说。。。身为家国天下的根本，身若不修，则其根本先乱了，如何得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所以说"否矣""。③但是，王艮与许衡的观点有所不同。

首先，王艮的"安身立本"论是以"安身"为前提的。"安身"的基本条件是物质生活上的安，即首先要吃饱穿暖，能够生活下去。在王艮看来，贫困，吃不饱穿不暖就是失本，没有做到安身。不仅是个人，而且要天下人都吃饱穿暖，才找到了大家都安身的先决条件。

在物质条件上安身之后，更要人身上的安。即要尊身、爱身、保身，避免辱身、害身和失身。他认为身与道是相互联系的，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他说：圣人以道济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宏道，是至尊者身也。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故学也者，所以学为师也，学为长也，学为君也。以天地万物依于身，不以身依于天地万物。①可见，王艮把人身视为天地万物的依据，以人为最高尊严，人的存在及安身是最有意义的。根据"安身"的思想，王艮还重新解释了孔、孟的"成仁取义"说。在他看来，以不辱身为节义，以仁义之常为应变之权，才是真正的"成仁取义"。据《语录》载："问节义。先生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道尊而身不辱，其知几乎！"然则孔、孟何以言"成仁取义"？曰："应变之权固有之，非教人家法也。""②可见，王艮的这些说法与儒家的正统观念是很不同的。

王艮的"安身立本"论，在宣扬平民观念的同时，还非常反对官场仕禄。王艮认为，做官也可以害身。他说："仕以为禄也，或至于害身，仕而害身，于禄也何有？仕以行道也，或至于害身，仕而害身，于道也何有？"③王艮在嘉靖五年（1526）作《明哲保身论》。他提醒人们要"必爱身如宝"，"若②　《全集》卷三《答问补遗》。

③　《许文正公遗书》卷四。

①　《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王艮传》。

②　《全集》卷三。

③　同上。

夫知爱人而不知保身，必至于烹身割股，舍生杀身，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①在王艮看来，"身且不保，何能为天地万物主？"②王艮在"安身立本"论的前提下提出"明哲保身论"，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维护人的尊严的积极意义，然而也很容易在理论上陷入"为我"论，在实践上导致"苟且偷生"的卑鄙行为。黄宗羲批评王艮的安身论时说，不免开了"临难苟免"之隙。③其实，就王艮的本心来说，是要宣扬一种人为天地之本的精神，并非要人们偷生怕死。泰州学派中的徐樾、何心隐、李贽等人临难不屈，慷慨赴死就很能说明问题。

王艮的"安身立本"论包含着人己平等和爱人的思想。他的学生王栋说："先师之学，主于格物。故其言曰：格物是"止至善"工夫。"格"字不单训"正"，"格"如格式，有比则、推度之义，物之所取正者也。"物"，即有本末之物，谓吾身与天下国家之人。"格物"云者，以身为格。而格度天下国家之人，则所以处之之道，反诸吾身而自足矣。"④王艮以"格物"为"知本"，即"要人知得吾身是本。"在"吾身是本"的前提下，王艮又从"本末一物"的理论出发，认为身（个人）与天下国家为一体。"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⑤在王艮看来，吾身之矩，首先要能正，正己才能正物。这样，才能"本末一贯"，"合内外之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王艮的"安身立本"说，不仅要求身在物质条件上安，还要求"成己成物"上的安，所谓"无一民不明不觉"。这种"以己度人"的安身论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我之不欲人之加诸我"，认为人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思想和意志，不为他人所束缚所支配，不随波逐流。二是"吾亦欲不加诸人"，也就是说不应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应当尊重他人的独立人格、思想和意志。前者是"安身立本"，后者从"安身立本"推出"安人安天下"。王艮认为爱身就要爱人，爱自己就要爱他人，"爱人者，人恒爱之"。因此，他反对"适己自便"，"利己害人"，主张反己自责。他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正己而物正也。"①王艮的"安身立本"的核心思想就是要通过正己正物，爱人敬人来调整人和人的关系，实现"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社会理想。

王艮的"人人君子"的社会理想是依据"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理论设计出来的。它的目的是为"王者"设计"治天下"的蓝图。在这种理想的鼓舞下，王艮终生抱定"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的信念，为自己选择了一条特殊的道路。他说："有王者作，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使天下共明此学，则天下治矣。"②王艮的"人人君子"的理想世界是以尧舜时代为范本的。他这样写道："一旦春来不自由，遍行天下壮皇州。有朝物化天人和，麟凤归来尧舜秋。"

①　《全集》卷三。

②　同上书，卷二。

③　《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王艮传》。

④　《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上《会语正集》。

⑤　《全集》卷三《明哲保身论》。

①　《全集》《语录》。

②　《全集》卷三《语录》。

③他还说："夫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物不获其所，即己之不获其所也，务使获所而后己。是故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万物育，此予之志也。"④王艮的社会理想及政治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王道论》中。在这篇文章中，王艮借助歌颂尧、舜、周公时代的历史，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以及改革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等方面的要求。王艮的"王道"论很有些教育救世的思想。他认为实行所谓"教养之道"，即对人民施行教育和发展社会经济就可以通向"人人君子"的理想王国。

王艮认为"周公辅政，刑措不用"，因此周初是个理想的"王道"社会。就一个社会来说，行仁政，废酷刑，才是合理的。王艮说："盖刑因恶而用恶，因无教养而生。苟养之有道，教之有方，则衣食足而礼义兴，民自无恶矣，刑将安施乎？"①在王艮看来，刑因恶而设，恶因无教养而生，如果能采取好的教养方法，民则无恶，无恶则罚自然消失。可见在政治思想上，王艮也是一个教育论者。当王艮的社会理想具体落实在政治制度层面上时，就由"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变为"人人君子，刑措不用"了。

在经济方面，王艮主张"务本而节用"。所谓"本"，即农业生产；"务本"，即使"众皆归农"，发展生产；所谓"节用"，就是要求封建统治阶级"去天下虚縻无益之费"，节省开支。这里面既包含着对统治阶级贪欲无穷、奢靡浪费的不满，也包含着对劳动者流离失所、饥寒切身的深深同情。他这样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痛苦情景："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之无饥寒不可得也。饥寒切身，而欲民之不为非，亦不可得也。"②。为了贯彻"王道"理想，王艮主张在文教中要"先德行而后文艺"。他认为"以文艺取士"的科举制度造成了很坏的社会风气，驱使人们"营心于富贵之末"，"而莫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矣"。因此，他要求进行改革，以"乡举里选"的选举制度逐步取代科举考试制度。他说："在上者，专取天下之贤以为辅相，不欲遗天下之贤，是与天下之人为善也。在下者，专举天下之贤以为己功，不敢蔽天下之贤，是劝天下之人为善也。精神命脉，上下流通，日新月盛，以至愚夫愚妇皆知所以为学，而不至于人人君子，比屋可封，未之有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王艮的文教思想有两个含义，一是以"举贤"为改革科举的重要途径；二是以"举贤"做为教育"天下之人为善"的手段。当然，这也反映了一部分无力跻身科场的布衣之士另辟功名之路的要求。

王艮及他的泰州学派在各种思想中都贯彻了平民意识。尽管这种意识在宗法等级制度的社会中根本无法实现，然而作为一种极具特色和个性的思想学派，却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

③　同上书，卷四《鳅鳝赋》。

④　同上书，卷三《勉仁方》。

①　《全集》卷四《王道论》。

②　同上书，《王道论》。

（三）泰州学派的历史影响泰州学派在当时的影响超过了王守仁后学的各个学派。《明史·王艮传》说："王（守仁）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之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二氏。"《王畿传》也说："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埒。"①王艮作为一名布衣之士，在学术上能够超过王门弟子中的官僚士大夫，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保持了平民的性格和特色，始终没有割断与下层群众的联系，就象王守仁所说，"圭角未融"。另外，他能够兼收并取，不拘师说，没有正统儒学的严格道统观念，更不坚持门户之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东西南北之人"。亦儒亦释亦道，使他能够具有很开阔的思想眼界，从而创立了自己独具风格的学派。如他认为，朱、陆之争并无是非可分："昔者，陆子以简易为是而以朱子多识穷理为非，朱子以多识穷理为是而以陆子简易为非。呜呼，人生之间，孰知其是与非而从之乎？"①王艮的见识是很高明的。本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同一个问题，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然而在最高层次的思想上，无论哪家哪派都会殊途同归，汇合到一个共同点上。因此，简单地划分不同视野的对错，这本身就是不对的。正因为王艮能够不拘师说，不具成见，才能"往往驾师说上之"，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的特点。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弟子遍天下，而且流传的时间也很长，"绵绵数百年不绝。"袁承业在《明儒王心斋先生师承弟子表》的《序言》中说："心斋先生毅然崛起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士，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②该表著录自王艮至其五传弟子共计四百八十七人，其中以进士为官者十八人，以贡仕为官者二十三人；载入《明史》者二十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三十余人，"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按地区来分，江西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七人，湖北十一人，山东七人，四川三人，北直（河北）、河南、陕西、广东各一人，江苏本省百数十人。从以上的不完全的统计中，可以看出，一是泰州学派的传授对象十分广泛，但仍以下层群众为主；二是泰州学派并非囿于一隅的地方性学派，而是以长江中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赣水流域等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为主。

泰州学派的影响之大，并不是由于它宣传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而是因为它贯串了平民意识，提出了与正统儒学不同的"异端"思想，从而在下层群众中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和理解者。

泰州学派的平民性格使得它很少有官僚士大夫阶层的犹豫和顾忌，而表现出鲜明的战斗风格，李贽称赞王艮是个有"气骨"的人，是"真英雄"，他的后学也都是"英雄"。比如王艮的学生徐樾，"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广南，"徐樾的学生颜钧"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颜钧的学生罗汝芳"虽得免于难"，但终被张居正所排斥；而何心隐"以布衣倡道"，又遭到统治集团的杀害。何心隐之后，又有钱怀苏，程学颜，"一代高似一

①　《明史》卷二八三。

①　《全集》卷四《答刘鹿泉》。

②　《遗集》附录。

代"。李贽感慨道："盖英雄之士，不可免于世而可以进于道"。①至于李贽本人，更是威武不能屈的坚强之士，他的"叛逆"精神和"异端"思想可称得上是泰州学派的精华。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提及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评。黄宗羲是从正统儒学的立场，以王守仁的"良知"说为标准来进行批评的，因此相当尖锐。他指责王艮违背了王守仁心学的宗旨，使得"末流蔓衍，浸为小人之无忌惮"。在《泰州学案·序》中，他这样批评道：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钧、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公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在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①黄宗羲的批评自有他的标准和道理，然而从所谓"掀翻在地"，我们正可以看清泰州学派的叛逆性格。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泰州学派的风貌，我们还应了解几位重要人物。

①　《焚书》卷二《书答·为黄安二上人大孝》。

①　《明儒学案》卷三十二。

六、泰州后学几位重要人物的思想《明儒学案》中单独列《泰州学案》五卷，所举人物有二十一人。另外不见于目录的还有颜钧、何心隐、邓豁渠、方与时、程学颜、程学博、钱同文、管志道等多人。

在这里，我们只重点介绍李贽、何心隐、罗汝芳三人的主要思想。在《明儒学案》中，没有李贽的名字，这也许是因为李贽被正统儒学者看作"猖狂无忌惮的小人"，所以不能列入。然而从思想本质来看，李贽是典型的泰州学派学者，他师事王艮的儿子王襞，得泰州之传。李贽的至友焦竑，黄宗羲将其列入泰州学派，容肇祖先生的《明代思想史》也专为他列出一节。从思想取向来看，焦竑与李贽同是一路，因此就不单作介绍了。

（一）李贽的异端思想李贽（1527-1602年）号卓吾，又号笃吾，福建泉州晋江人。李贽的父、祖皆回教徒。其二世祖李驽，在洪武年间，"奉命发舶西洋，娶色目人，遂习其俗。"李贽本人可能也信仰过回教，但信仰不一，佛、老都曾涉入过。李贽的性格倔强难化，不轻信任何潮流学说，也不盲从任何权威，这也许与他的家世传统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他壮年以后的经历有关。他这样谈到自己的性格："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①李贽二十六岁时（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福建乡试举人。因"困乏，不再上公车。"此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宦游生涯，辞官到湖北黄安居住。在官宦生涯中，李贽不愿接受被人管束之苦，因此处处与上司抵触。他回忆这段生活时说：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最苦者为员外郎，不得尚书谢、大理卿董并汪意。。。又最苦而遇尚书赵。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此余平生之大略也。"②李贽辞官后，先到湖北黄安定居，后又移居麻城龙湖，筑芝佛院以居。

李贽居此，读书、著作，生活安适，心情愉快。他写了《石潭即事》诗，表达了这种愉快心情。其中一首写道：十卷《楞严》万古心，春风是处有知音，即看湖上花开日，人自纵横水自深。

李贽隐居龙湖二十年，写成《焚书》、《藏书》、《续藏书》、《易因》多种著作。

李贽坚强不屈的性格使他很难容忍官场的虚伪。尖锐的批评，大胆的揭露，令明政府和许多官僚无法安宁，最后李贽死于当权者的迫害之下。何心隐被杀时，李贽愤怒地写下了《何心隐论》，以示追慕。他还指责耿定向在可以救何心隐时因怕受连累而闭口不言，说耿平日讲的道学是虚伪的，毫无"不容己"的精神。耿定向对此感到恼怒，于是嗾使门徒、流氓四处散布谣言，拆毁芝佛院，驱逐了李贽。万历二十九年（1602年），李贽离开麻城到北通州马家居住，被明政府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入狱。万历三十年二月，李贽用剃刀自刎。

李贽在南京任刑部员外郎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长期跟随左右，此时，李贽还见过王畿与罗汝芳，对他们很崇敬。他与焦竑也成为至友。

李贽继承了泰州学派的"异端"传统，并把它发展为反道学的思想。他在龙潭芝佛院内供奉孔子。在《题孔子像于芝佛院》一文中，他以讽刺的笔

①　《王阳明先生道学钞》附《王阳明年谱后语》。

②　《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调批评了人们千古相袭，盲目崇拜圣人的愚蠢行为。他说：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其曰"圣者吾不能"，是居谦也；其曰"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胧而听之。万口一词，不能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不曰"徒诵其言"，而曰"已知其人"；不曰"强不知以为知"，而曰"知之为知之"，至今日虽有目无所用矣。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①可见，李贽虽然"事孔子于芝佛之院"，然而表达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绪。在同一形式下，一世之人，千年之目，皆是朦胧而听之，相袭而视之，没有自己的思考，没有独立的见识，形成一代又一代可悲的盲从和崇拜。李贽站在异端的立场嘲讽大圣和世人的愚昧。他认为人们不清醒的沿袭，就是"。。其糟而啜其醨"，是"有目无所用"的瞎子。虽然他说自己是"从众"而圣之，"从众"而事之，是"吾从众"，但却是对这种"从众"现象的辛辣讽刺。

当然，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李贽在这里不是抨击孔子的思想，而是批评世俗的迷信。正是针对这种迷信和盲从，李贽大胆地提出了"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观点。

在李贽看来，不仅不能盲从圣人，也不能盲从儒家的经典。他认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与他提倡的纯真的"童心"不可同日而语。②"道统"是儒家传统的核心，而李贽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道之在人，犹水之在地。"道无不在人，人无不载道，不能说道统在某个时代才接续下来。在儒家的道统传承中，孟子是排在荀子之上的，而李贽在他的《藏书》里却认为荀子应排在孟子之前。他说："荀卿更通达而不迂。不晓当时何以独抑荀而扬孟也？"应该把孟、荀改为荀、孟。③程颐和朱熹在儒家中的地位非常高，他们都被视为理学的宗师。而李贽却将他们列入"行业儒臣"与"文学儒臣"二类，摈不予以"德业儒臣"的地位，贬低他们的所谓"道学"，不承认有所谓"道统"。

对于某些道学家的虚伪和丑恶，李贽也以嘻笑怒骂的方式给予了揭露和讽刺。他说：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同狗彘然也。夫世之不讲道学而致荣华富贵者不少也，何必讲道学而后为富贵之资也？此无他，不待讲道学而自富贵者，其人盖有学有才，有为有守，虽欲不与之富贵不可得也。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圣人讲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此所以必讲道学以为取富贵之资也。①在李贽看来，某些道学家自鸣清高，实际志在高官厚禄；有些道学家自

①　《续焚书》卷四。

②　《焚书》卷三《童心说》。

③　卷三十二《荀卿传》。

①　《续焚书》卷二《三教归儒说》。

称圣人，口谈道德，而却"志在穿箭"。李贽揭露的道学家，在当时的学术界确实存在。这也说明了理学和心学走向末流时的一种腐败现象。

李贽的异端思想和叛逆言行十分大胆和尖锐，最后终被统治者不容，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杀害。然而，李贽的叛逆精神却留传下来。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仍能看到这种精神给予不同时期的进步思想家们的深刻思想影响。

（二）何心隐的社会思想何心隐（1517-1579年）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州永丰人。何心隐被当时的统治者诬蔑为"妖人"、"逆犯"、"盗犯"、"奸犯"，却被朋友与崇奉者视为英雄。从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来看，他是一个有胆量和气魄的思想家。

何心隐三十岁应江西省试，得第一名。此后随颜钧学泰州学派的立本之旨，竟放弃了科举的道路。

何心隐的社会思想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他在三十七岁时著《聚和率教谕族俚语》、《聚和率养谕族俚语》及《聚和老老文》三文。在这三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自己的乌托邦理想。所谓"聚和合族"就是这种理想的试验。他设想，把一族的各家不论贫富合在一起，孩子共同教养，青年男女婚嫁都由族里经办，老人由合族奉养，疾病死丧由合族治疗经理，一族财产，各家互通有无，赋役负担合族共同支应。

何心隐的"聚和合族"的设想是基于《大学》的"齐家"思想而来的。

他要从"齐家"开始，继续推行，进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根据乌托邦的理想，何心隐设计在社会组织方面，破除一般的身家，而建立一种超乎身家之上的师友关系，建立一种"会"。这种"会"包括士农工商的身家在内，统于君师，极于朋友，"会"的成员是朋友，"会"的领导平时是"师"，掌握了政权则是"君"。

在何心隐看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最重要的是朋友，而其他社会关系如昆弟、夫妇、父子、君臣等都是没有跳出狭小樊篱的"八口之天地"，是不正常的。只有朋友关系才是"交之尽"，才是社会关系的极致。这是从人与人之间的横的联系来看。从纵的统摄来说，是"道之至"、"学之至"的师生关系。"交之尽"的朋友关系与"道之至"的师生关系构成了"会"的基本社会结构。"会"有主会的人，大家轮流担任。这种"会"还有另外两种功能，即讲学的组织和社会运动的集团。何心隐在《邓自斋说》里对这种"会"作了如下描述：仲尼不溷身家于莫不有之身家，而身家于生民以来未有之身。老者相与以安，朋友相与以信，少者相与以怀，相与事事于《中庸》其身，于《大学》其家者也。"

何心隐在这里虽然引用了儒家的经典，但他所构想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组织与儒家所认证的宗法伦理社会完全不同。正象李贽在《何心隐论》里说的："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圣贤之间。"

何心隐认为"会"的社会组织里应有两个维持社会生活的原则，一是维护公众团结的"群"；二是保证公众财富平均的"均"。能做到"群"与"均"，则"会"的组织里就能够无问彼我，万物一体，团结而又平均，人人之间形成一种平等的关系。何心隐在《论中篇》里具体地论述了这两个原则："君者，"均"也。君者，"群"也。臣民莫非君之"群"也。必君而后可以"群"而"均"也。"

他还说："君其心于父子，可以"群"父子，而父子可以"均"也。不然，则父不父，子不子，不"群"不"均"矣。至于可以"群"夫妇而夫妇"均"，可以"群"昆弟而昆弟"均"，可以"群"朋友而朋友"均"者，莫非君其心于道也，"中"也。"

何心隐的"均"与"群"的原则，还包含着举办共同社会事业的意义，也有通过安老、怀少、朋友信以统天下的意义。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在宗法等级制的封建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

何心隐也有反对正统儒学家，特别是理学家思想的"异端"精神。比如他主张满足人们对声、色、滋味、安逸的要求。他认为这种要求出于天性，人人所同。这就是他的所谓"育欲"的思想。这种思想显然与理学家"灭人欲"的说教相反。何心隐认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又说："欲货色，欲也；欲聚和，欲也。"何心隐的"育欲"思想，是对宋明理学中"人欲"问题的大胆而光辉的表述。

何心隐的一生也是蔑视权势，坚韧不屈的一生。在他四十多岁时，永丰县令强迫人民交纳额外的封建赋役所谓"皇木银两"。何心隐痛恨这种搜刮民脂民膏的行径，便写信讥笑他，县令怒，下之狱中。后经友人营救才得以释放。在北游京师时，他招四方之士，辟谷门会馆讲学。后以计挫败奸相严嵩，严党因此仇视心隐。为避严嵩之害，他逃出京师，从此浪迹天下，最后定居在湖北孝感，聚徒讲学。何心隐还曾写下《原学原讲》的万言长文，阐明"必学必讲"的理由，以抗议张居正禁止讲学，诏毁天下书院的横暴政策，并准备"上书阙下"，与张居正辩论。

何心隐的刚直不阿和大胆揭露使统治集团极其害怕，封建政府缉捕何心隐。万历七年（1579年），何心隐被捕。九月在武昌被害。政府列心隐罪状，揭榜通衢。而武昌上下几万人无不知晓何心隐冤枉，为其鸣不平。

何心隐家世富裕，然而他却"独弃置不事，直欲与一世圣贤共生于天地之间。"①他在社会上以朋友为性命，也得到朋友们的极大爱戴和忠诚。他死后，弟子胡时同据其遗言，收其骸骨与其好友程学颜合葬一墓。

何心隐的著作《爨桐集》长期只有抄本。解放后由中华书局根据抄本出版了排印本。

①　李贽《何心隐论》。

（三）罗汝芳的人性思想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曾就学于颜钧，是泰州学派的著名学者。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此后任过太湖县知事、刑部主事、云南副使、参政等职。万历五年（1577）进表，讲学于广慧寺，许多朝士就学于他。后张居正恶其讲学，以潜住京师的罪名，勒令停学致仕。罗汝芳被迫归野，与弟子在江西、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地讲学。所至弟子满坐，而他自己却未尝以师席自居。

罗汝芳的著作现存有《近溪子文集》。

罗汝芳在少年时，曾在治学的路上走过弯路。在他读到薛瑄语录中的"万起万灭之私，乱吾心久矣，今当一切决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体"的话后，便决志行之。于是闭关临田寺，置水、镜于几上，对之默坐，使心境宁静与水、镜无二。这种强制消除心中杂念的方法，不仅没有奏效，反而使他久之而病"心火"。后他遇到泰州学派的学者颜钧，方明白自己的方法是"制欲"而不是"体仁"。颜钧告诉他"体仁"是一种积极的提高自己境界的修养方法，达到了"体仁"的境界，自然就能够去除杂念。所谓"体仁"就是"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自然透露，不加遏抑。罗汝芳感到颜钧的方法非常可信，于是拜称弟子，尽受其学。

罗汝芳与颜钧的师生感情非常深厚，其真挚程度令人感动不已。颜钧以事关在南京的监牢里时，罗汝芳尽鬻田产脱之，侍养狱中六年，不赴廷试。后颜钧出狱，罗汝芳将其接至家中，侍候不离左右，一茗一果，必亲自近之。此时，罗汝芳年岁已老，诸孙怕他劳累想代他侍候，但他却说："我的这位老师不是你们所能侍候的。"师生之间如父子般的情感，正是泰州学派的一个特点。以后罗汝芳的弟子杨起元（复所）也是这样对待他的。罗汝芳去世后，杨起元就以其像供养，有事必告而后行，十分虔敬。顾宪成这样评价他们："罗近溪以颜山农为圣人，杨复所以罗近溪为圣人。其感应之妙，锱铢不爽如此。"①与其他泰州学派的重要学者一样，罗汝芳也非常热心于讲学和组织集会性的学术活动。他曾想把郡邑诸会联合为通省一会，会议避开省会南昌，选择了偏僻的永丰作为会议地点。被邀参加会议的有缙伸士夫，也有高尚隐逸（即不仕的学者）。会议有专门负责供应的人，也有中间联络各郡邑的道宗（即各郡邑学会的负责人）。罗汝芳企图组织全省性的联合学会，以大明其道。《柬合省同志》一文很能体现他设计的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学术活动：江区，赖诸先达讲学立会，在请郡邑兴起已非一日矣。所少者，通省合并一会。不肖昨吊周巡抚公于省中，获接宗师岩泉徐公，惓惓此意。其时在会诸缙绅共议会于南昌塔寺。归途以告吉安诸缙绅，咸谓省中事体未便，惟永丰地僻路均，且聂泉崖兄力任供应，（即聂静，王艮门人，曾与董燧，等仇校《心斋年谱》，付梓行世）兹幸议定，敬报贵邑诸道宗，更相告约。凡缙绅士夫及高尚隐逸，俱以来年二月中旬为始，悉赵永丰，共成合省大会。诚吾明宗社之福，而吾道大明之庆也。伏冀如期早临，不胜恳祷。②泰州学派的集会性的学术活动，使封建政府很害怕。张居正禁止讲学，

①　《明儒学案》卷三十四《泰州学案·杨起元传》。

②　《近溪子文集》卷五《柬合省同志》。

诏毁天下书院。此后的东林党人结会讲学，并批评朝政，成为有社会影响的政治社会，也遭到明朝政府的严酷镇压。从泰州学派到东林党人，是明朝知识分子反专制，民主意识觉醒的光辉时期。

罗汝芳所学博杂，他曾从道士胡清虚学《易》、谈烧炼、飞升。还向和尚玄觉学过因果之学，单传直指。又从泰山丈人证道。到七十岁还问心于或夷先生。他一生勤奋博学，但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许孚远（敬庵）说他"大而无统，博而未纯。"黄宗羲认为这个批评"深重其病"。①罗汝芳的学问博杂，我们不可能一一涉及，现就他的人性之学做一介绍。

罗汝芳的人性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赤子之心"说中。

罗妆芳认为，人生下来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未经世俗影响，纯是天理。

这种纯是天理的赤子之心就是人性的根本。《近溪语录》中记载了罗汝芳关于"赤子之心"的一段重要谈话：天初生我，只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浑然天理。细看其知不必虑，能不必学，果然与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的，体段浑然，打得对同过。然则圣人之为圣人，只是把自己不虑不学的见在，对同莫为莫致的源头，久久便自然成个不思不勉而从容中道的圣人也。

在罗汝芳看来，赤子之心所表现出的"知"和"能"都是与生俱来的，是先验地存在于人心中的。知，不是虑而后知；能，也不是学而后能。因此，赤子的知与能是不需虑和学的。所谓"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是指"天"的自然状态。正因为赤子之心是不虑不学的，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就能够和莫为莫致的"天"相互对应，"打得对同过"，这就是"浑然天理"的意思。罗汝芳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能够把自己不虑不学的"赤子之心"与莫为莫致的"天"相沟通，即所谓"对同"。如果人们能够像圣人那样去做，久而久之，也可以成为"不思不勉、从容中道"的"圣人"。这就是周惇颐所说的稀圣与希天的一致。不过罗汝芳以希圣为目的。

另外，罗汝芳认为，所谓"赤子之心"不仅是不虑不学的，它还包含着与生俱来的"爱根"，即"仁"。　他在《近溪语录》中还说：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声，想其叫时，只是爱恋母亲怀抱。却指着这个爱根而名为仁，推充这个爱根以来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若做人的常自亲亲，则爱深而其气自和，气和而其容自婉，一些不忍恶人，一些不敢慢人。所以时时中庸，其气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浑然也。

人有"爱根"，就可以培养这个爱根使其逐渐推充，这样，人就可以真正为人。人因为有了"爱根"，也即有了人之性，称其为"人"。"爱根"是"仁"，因此才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罗汝芳在人性问题上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憧憬。他认为，人们如果永远彼此相爱，"常是亲亲"，则爱深而气和，气和而容婉，不忍心于厌恶人，不敢于待慢人。这样就是中庸，就气象自然，功化浑然。赤子之心是人性的根本，有了根本并推衍扩充，人就可为圣人。

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说与《孟子》和王守仁的思想有着渊源关系：不虑而知的"知"是良知，不学而能的"能"是良能，不虑不学来自《孟子》；圣人由赤子之心扩充而成，人人有赤子之心，因此人人有可能成为圣人，这与王守人"满街都是圣人"的说法相一致。

①　《明儒学案》卷三十四《泰州学案·罗汝芳传》。

罗汝芳的"赤子之心"的人性思想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道在此身，身是赤子，良知良能，不学不虑。

为了解释不学不虑的赤子之心，罗汝芳有一个童子捧茶瓯的故事。据《语录》载：问：吾侪或言"观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学"，或言"守静"，先生皆未见许。然则谁人方可以言"道"也？

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

一友率尔曰：岂童子亦能戒慎恐惧耶？

罗子曰：茶房到此，几层厅事？

众曰：三层。

曰：童子过许多门限、阶级，不曾打破一个茶瓯。

其友省悟曰：如此，童子果知戒惧，只是日用不知。

罗子难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捧茶？捧茶，又会戒惧？其友语塞。

徐为解曰："知"，有两样。童子日用常行，是个"知"。此则以虑而知，属知之人也。天之知，是顺而出之。所谓顺则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返而求之，所谓逆则成圣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人能以觉悟之窍，而妙合不虑之良，使浑然为一，方是睿以通微，神明不测也。

罗汝芳的这个故事表明的仍是要以人的"赤子之心"，即不学不虑的"知"与"顺而出之"的天之知相妙合，从而成圣成神。在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罗汝芳受禅学影响的痕迹。这也是泰州学派共有的特点。黄宗羲对罗汝芳的禅味着得很清楚，他说："先生真得祖师禅之精者。"①罗汝芳的人性思想包含着人道主义的萌芽。他曾任过知县、知府等地方官，亲自受理过民事刑事案件，又任过刑部主事，掌管刑狱。他看到百姓受刑狱之苦，产生了怜悯之情。他从人道主义出发，想到这些"罪犯"本也是赤子长成，都具有赤子之心。他们虽然身陷牢狱，而赤子之心未必泯绝，他们善于初，未必不善于今。因此他寄希望于爱养人间的赤子之心，以改变人情世习，使顽劣者成为善良者，这样，也就可以减轻乃至消灭杀戮之威。《近溪语录》中记载了罗汝芳的一段谈话：余自始入仕途，今计年岁，将及五十。窃观五十年来，议律例则日密一日，制刑具则日严一日，任稽察、施拷讯者则日猛一日。每当堂阶之下，牢狱之间，观其血肉之淋漓，未尝不鼻酸、额蹙，为之叹曰，此非尽人之子与？。。夫岂其皆善于初而皆不善于今哉！。。故今谛思：我侪能先明孔孟之说，则必将信人性之善，信其善而性灵斯贵矣，贵其灵而躯命斯重矣。兹诚转移之机，当汲汲也。隆冬冰雪，一线阳回，消即俄顷。诸君第目前日用，惟见善良，欢欣爱养，则氏之顽劣，必思掩藏，上之严峻，亦必稍轻省。谓人情世习终不可移者，恐亦无是理矣。

罗汝芳是性善论者，他相信人的爱根不会泯灭，因此只要"爱养"人性，任何人都可以改变顽劣之习的。其实，人性问题是一个复杂而多层面的问题，仅凭人道主义的同情之心和对于人性善的信仰是不能完全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的。然而，罗汝芳对于下层民众的民情和理解毕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罗汝芳不能理解严刑酷狱产生的复杂原因，他只能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的情感去做一点弥补事益。相传他在做宁国知府的时候曾把讲学

①　《明儒学案》卷三十四《泰州学案·罗汝芳传》。

的场所变为讼者纷纭的公庭。使讼者的呶呶逐渐转变为跏跌静坐的冥默。他还把封建政府的公库变为馈赠"罪犯"的财源。"集诸生会文讲学，令讼者跏跌公庭，敛目观心，用库藏充馈遗。归者如市。"不执行封建政府的律令，以"罪犯"为良善，这样的知府在封建官吏中是绝无仅有的。

泰州学派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极有特色的学派，出于王学，又不同于王学。他们有着浓厚的平民意识，同情下层民众，所发议论往往为下层民众着想。他们集会结社，通财互助，以朋友为性命。他们敢于反叛正统儒学，自称"异端"而不辞。有的学者刚直不阿，身陷囹圄而不改其志。他们设计了美好的理想社会，盼望着"一线阳回"。然而，在有限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愿望无法实现，明末清初的学者李颙在所著的《观感录》中高度赞扬泰州学派的学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特辑《泰州学案》五卷，又以歌颂的笔调致钦敬之情。从对泰州学派的概略的介绍中，我们也应该有不少值得深思的问题。

七、明代中期理学向气学的转变理气关系是理学的主要论题之一，也是程朱理学体系的核心。前面我们已经表述过了这样的想法，理学发展到明代中期，发生了明显的转化：一是由陈献章开始，经过湛若水这一中间环节，最后由王守仁完成的以心为本体的心学思想体系；再就是与朱熹理气思想相对峙的以气为本体的气学思想体系，这方面的主要思想代表有罗钦顺、王廷相。

就朱熹的思想体系来说，"理"是第一性的，是产生万物的神秘的根源。朱熹论述宇宙的结构，大体上采用了张载的学说，但是当他从哲学方面概括的时候，便与张载的"气"的观点有了差异。他认为"气"是不断由"理"创造，又不断归于消灭的暂时现象，而"理"则是永恒的本体。

罗钦顺、王廷相吸取了张载宇宙观中的气学思想，并加以发展。他们一方面批判王学，一方面改造理学，在吸收张载气学思想的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朱熹哲学中的气论的因素，批判地改造了朱熹的哲学体系，开创了明代中期的气学思潮。他们的思想在理学的演变中具有重要意义，是从朱熹到王夫之的中间环节。

（一）罗钦顺及其气学思想1。罗钦顺的生平及其思想形成过程罗钦顺（1465-1547年）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孝宗弘治六年（1492年）举进士，廷试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在此期间，他广泛阅读了翰林院的藏书。弘治十五年（1502年），他被任命为南京国子监司业，任间，继续研究学问。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遭宦官刘瑾的排斥打击，被削职为民。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被诛，复职。后晋升为太常卿，南京吏部右侍郎，左侍郎。嘉靖元年（1522年）升南京吏部尚书。后改礼部尚书，因父死，未就任。又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固辞不就，旋返回故里，"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①罗钦顺与王守仁同时，但他的思想是与王守仁对立的。在当时王学盛行的情况下，罗钦顺一方面批判王守仁的心学，另一方面又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批判的改造，从而创立了自己独具特点的气学思想。

罗钦顺生活的年代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此时官僚兼并土地的现象严重，人民的负担极其沉重，面对民不聊生的悲惨图景，罗钦顺非常同情，他曾感叹道：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是五十者鲜不衣帛，七十者鲜不食肉也。今之槁项黄馘辈，岁得一布袍，朝夕得一盂蔬食，苟延残喘为幸已多，何衣帛食肉之敢望耶？少壮之民，窘于衣食者，十常八九，饥寒困苦之状，殆不可胜述。中间一二岁计粗给或稍有赢余，贪官污吏又从而侵削之，受役公门不过一再，而衣食之资有不荡然者鲜矣。此皆有目者之所共见，诚可哀也。仁人君子，能不思所以拯之之策耶？①明代武宗统治时期，宦官刘瑾掌司礼监，除东厂与西厂这样的为皇权服务的特务机构外，刘瑾又增设内行厂，实行恐怖统治。当时明朝的政治非常黑暗。面对黑暗的政治，又目睹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罗钦顺提出"均田平赋"的主张。他在《送太守程君之任衢州序》中说：尝闻汉宣帝论及良二千石，首以政平为要，要之催科之政，惟平乃善。夫所谓平者，豪强不得以苟免，贫弱不至于见侵，惟正之供，取必以其时。。。夫有地数百里，民小大以数十万计，政事之当平者诚不少，乃若关于利害之大者，宜莫过于催科。催科之政平，则实惠及民，而国用常足，上下之情两得，为郡者庶无负矣。②为改变政治黑暗和民不聊生的痛苦局面，罗钦顺提出"摧科之政平"的改革方案，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愿望根本无法实现。武宗以后，世宗即位，改元嘉靖，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并未得到缓解。面对于此，罗钦顺希望幻灭，再也不提什么改良措施，只好埋头于学术思想的研究。

罗钦顺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罗钦顺从小受理学教育，"循循守规矩"。幼年时他写的两句诗很能表明这种教育情况，"不规规于事为之末，但勉勉于仁义之天。"除理学外，

①　《明史·罗钦顺传》。

①　《困知记》三续。

②　《罗整庵先生存稿》卷之二。

他还读四书五经，后来走上科举道路。中举后，又用了十多年时间，钻研佛学，并接受了禅宗思想。他自叙说，他早年遇见了一位禅师，问如何才能成佛，禅师以"佛在庭前柏树子"等禅语为答。罗钦顺细心体会，有所悟。又读到禅家《证道歌》，觉得其中的内容和自己的思想很合拍，由此他相信了禅学。与王守仁一样，罗钦顺也曾出入佛道。但是，他为学的方法与目的却与王守仁不同，后来他能够对王守仁的心学进行深刻批判，与此有很大关系。《明史·本传》说："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①四十岁以后，罗钦顺到南京任职。此时他开始仔细研读儒家和宋代理学的著作。经过深入地思考，他认为"圣人可学"，从而开始了对佛学的批判。他说："后官南雍，圣贤之书未尝一日离手，潜玩久之，渐觉就实，始知前所见者，乃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之理"。②这就是说，他以前读禅书的体验只不过是主观的想象或幻觉，而不是深思熟虑，真正有所体会。

罗钦顺研究儒学和理学家的思想非常刻苦，经过多年的思考，他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这样追述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自此研磨体认，日复一日，积数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而确乎有以自信。"（同上）所谓"有自信"，这表明，罗钦顺不但不相信禅学，同时也不盲从程、朱理学，而是有了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学说体系。由禅而儒，最后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罗钦顺的思想形成大致经过了这样三个阶段。从罗钦顺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他接受了朱熹和张载的关于气的思想，在批判禅学的同时，也批判了王守仁的心学。因此，他的思想很有独到之处。关于对佛教的批判，后人高樊龙评价道："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①对于王守仁心学的批判，他指出，心学同佛教禅宗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象山之学，吾见得分明是禅。"②"从源头便是佛氏本来面目。"罗钦顺对王守仁个人的学术思想也提出了批评，他说："仆与王、湛二子皆相知。盖尝深服其才，而不能不惜其学术之误。其所以安于禅学者，只为寻个理字不着。"③罗钦顺同王守仁的辩论一直进行到王守仁死后为止。但对王学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止。

罗钦顺同王守仁的辩论，是以维护朱熹理学的姿态出现的，他自命为程朱派。然而他的思想与朱熹并不完全相同。黄宗羲对此评论道："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又说："先生之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自相矛盾"；"先生之言理气，不同于朱子，而言心性则与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说耳。"④黄宗羲认为，罗钦顺在理气观上和朱熹有区别，而在心性论上又与朱熹相同。实际上，在心性问题上，罗钦顺也与朱熹有不同之处。此在后述。

罗钦顺的代表作是《困知记》。此书是他历时二十余年完成的。《困知记》上下两卷于嘉靖七年（1528年）编成。续卷上下，编成于嘉靖十年（1531

①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

②　《困知记》卷下。

①　《叫儒学案》卷七十四。

②　《困知记》附录《答允恕弟》。

③　《困知记》附录《与林次崖佥宪》。

④　《明儒学案》卷四十七《诸儒学案·罗钦顺传》。

年）和嘉靖十二年（1533年）。其三续和四续，成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罗钦顺于《困知记》用力颇勤，几乎倾注了他的后半生治学的全部心血。除《困知记》外，罗钦顺还有《整庵存稿》二十卷，《整庵续稿》十三卷，为书信、诗、文的汇集。明朝万历七年（1579年）重刻《困知记》，除六卷外，又增加《困知记附录》（即从罗钦顺的书信和文章中选出与其学术思想有关的若干篇组成）。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重刊《困知记》，就是根据万历时的版本。

2。罗钦顺的气学思想罗钦顺的思想虽然出于朱熹哲学，但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却继承和发展了薛瑄以来的传统。这就是我们在本书开头时说的，以薛瑄为开端，至罗钦顺、王廷相时，发展出气学的一绪。

罗钦顺在《困知记》中说明了他的治学的主要目标在于心性之学。他说：平生于性命之理，尝切究心而未遑卒业。于是谢绝尘绊，静坐山阁，风雨晦冥，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记》前后凡六卷，并得附录一大卷。所以继续垂危之绪，明斥似是之非，盖无所不用其诚。①罗钦顺写《困知记》是为了探究性命之理，斥似是之非。也就是说，他一生治学的目的在于找到性命之学的真谛。这与任何一位理学家是一样的。然而，罗钦顺的性命之学也是以理气思想为理论前提的。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介绍一下他的理气观。

罗钦顺沿着明朝前期薛瑄的思想传统，吸取了张载宇宙中的气本论思想，并以程朱理学为研究的思想主体，构成了自己的理依于气的观点。

罗钦顺的思想主要出于朱熹哲学，但他却批判地改造了朱熹思想。在理气关系上，他基本上完成了对朱熹理学的改造。他认为，程朱的理气观中、最得要点处就在于"理不离乎气，亦不杂乎气。"但是，他觉得程朱的理气思想仍有缺点，"似乎欠合"。他说：仆虽不敏，然从事于程朱之学也，盖亦有年。反复参详，彼此交尽，其认理气为一物，盖有得乎明道先生之言。。。晦翁先生，仆平日皆曾讲究来，亦颇有得。谓是理不离乎气，亦不杂乎气，是其说之最精者。但质之明道之言，似乎欠合，说来说去未免时有窒碍也。①在对程朱理气思想提出批评的基础上，罗钦顺表述了自己的理气观。他认为，气是世界万物的本原，理气关系必须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去解决。在理与气何为本体的问题上，他坚决否定了朱熹的理本体论，明确地提出了气一元论。他说：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而行也。②在罗钦顺看来，物质的气才是宇宙存在的根本，是万物的本原。世间的一切都是一气之发育流行。世界只有一个本原，这就是气。这和张载的气本

①　《整庵续稿》卷十三《罗整庵自志》。

①　《困知记》附录《与林次崖佥宪》。

②　《困知记》卷上。

体论的思想是一致的。

罗钦顺的气本体论的思想是从解决理气关系着眼的。这与张载又有很大不同。因为张载没有明确解决理气关系。在理气关系的问题上，罗钦顺确认理为气之理，非气外别有一理，理在气的运动过程中才能显示出来。他说：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视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①在罗钦顺看来，在气的运动中没有一个主宰在那里指使，气的往而来，来而往本身就显示出理的存在。在这里，罗钦顺也是对朱熹进行了批评。因为朱熹所说的理，本来含有规律的意义，但是他把这种规律绝对化为脱离了气的绝对观念。在朱熹看来，理既是气之条绪文理，又是气化流行的"使之然者"，是"主宰者"。罗钦顺则认为，理是物质的气本身所固有的规律，它决不能脱离物质而存在。正因为如此，他才坚决地说："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

罗钦顺对于物质运动的规律有独到的见解。他除了用气之"转折处"来说明理气关系，从而表达物质运动的一条基本规律外，还以朴素的方式猜测到了自然界对立统一和转化的规律，并把这种规律纳入理的范畴。他说：理一也，必因感而后形，感则两也。不有两即无一。然则天地间无适而非感应，是故无适而非理。②罗钦顺把气的运动规律更加具体化和普遍化，这是对理学的一个重要改造，也是对气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

罗钦顺虽然强调气一元论，批评朱熹理宰气的观点，但他仍然坚持朱熹的"理不杂乎气"的思想。他认为，理气为一物，但理并不就是气，理气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任何规律都是物质运动的规律，同物质不可分，但事物的规律和事物本身毕竟不能等同。在关于理气思想的一系列论述中，罗钦顺都非常清楚地坚持了这一分野。当朱熹的后学林贞孚针对他的气一元论进行诘问时，他作出了颇有理论意义的回答。林贞孚问："如果说理依于气，而气有聚散，那么，气散理散，理到哪里去了"罗钦顺答：理气二字，拙记中（按：指《困知记》）言之颇详。盖诚有见其所以然者，非故与朱子异也。但气强理弱之说，终未为的，因复强缀数语。语在下卷第十九章。所疑"理散何之？"似看毕竟未尽。《记》中但云"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谓理也，并无理散之言。此处只争毫厘，便成二义，全要体认精密也。①罗钦顺认为没有独立于气的理，气散气聚就是理的一种表现形态，并不意味着理本身有聚有散。罗钦顺一方面，主张从气上认理，另一方面又认为不能把气和理相等同。他说："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处间不容发，最为难言，要在人善观而默识之。只就气认理，与认气为理，两言明有分别，若于此看不透，多说亦无用也。"②只就气认理而不能认气为理，

①　《困知记》续卷上。

②　《困知记》卷上。

①　《困知记》附录《答林正郎贞孚》。

②　《困知记》卷下。

这是罗钦顺的一个重要观点。规律在事物之中，只能在事物及其运动的过程中去发现理，但不能把事物本身当作规律。规律是事物的本质，蕴藏在事物之中，因此不能到事物之外去找规律。然而把事物当作规律，也无法把握其本质。罗钦顺不把理等同于气或把气等同于理，而是把理看作事物的必然性的属性，这实际上已经看到了理的抽象性和相对独立性。当然，他的理论前提是理不离气。这说明，罗钦顺不是简单地回归到气一元论，而是一种高层次的回归，也即批判地吸取了理学的思维成果，理性地发展了理学的气学思想。

罗钦顺在发展气学思想的同时，也摒弃了张载以"性"与"气"并提，以"性"为万物本原的观点。张载认为"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生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罗钦顺从具体事物亦有具体之理的角度批评了张载的说法。罗钦顺认为，张载的错误是脱离具体事物而论性造成的。他说："气聚而生，形而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死，终归于无，无此物即无此理。安得所谓"死而不亡者"耶？"①在罗钦顺看来，就宇宙的总体规律来说，理是气化运动的规律，"理者气之理也"；但就具体事物而言，都是由气凝聚而成，既有聚则有散。气有聚散则物有生灭，而事物之理亦随之存亡，有此物则有此理，无此物则无此理。物散而归于无，因此不能说有"死而不亡"之理。这就批评了张载的性为"生死不亡者"的观点。

罗钦顺虽然认为具体事物有聚散生灭，但就整个宇宙来说，则是永存的。他说："若夫天地之运，万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②罗钦顺的说法虽然不如朱熹说得明确（朱熹是就气化流行上说，天地运行无始无终），但从整个学说体系上看，他所说的"天地之运"也是指气化流行而言。物质运动是永恒的，因此，罗钦顺"天地之运，万古如一"的观点也是正确的。

在气学思想上，罗钦顺继承了薛瑄的传统，但他也对薛瑄的理论漏洞给予了批评。比如薛瑄曾批评朱熹的"理在气先"，"理在气上"的观点，但在理气聚散的问题上，他又接受了朱熹的"气有聚散，理无聚散"的说法，这就使得自己的理论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罗钦顺这样批评薛瑄："薛文清《读书录》。。云："理气无缝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当矣。至于反复证明气有聚散，理无聚散之说，愚则不能无疑。其一有一无，其为缝隙也大矣，安得谓之器亦道，道亦器耶？"①薛瑄本来认为理气、道器无缝隙，然而一说到气有聚散，理无聚散，也就意味着理气、道器为二了，为二即有缝隙。因此，薛瑄的理气观并不彻底。罗钦顺正确地指出了薛瑄哲学中的矛盾和不彻底性，从而也就发展了朱熹哲学中的气学思想。

由理气说引申到道器论，罗钦顺提出"道器不分"的命题。他改造了朱熹的道器思想，成为王夫之道器论的先驱。按照罗钦顺的解释，器即器物，泛指世界上纷纭复杂的事物；道即阴阳二气化生事物的道理，泛指事物的法则和万事万物的本体，罗钦顺说：天地之化，人物之生，典礼之彰，鬼神之秘，古今之运，死生之变，吉凶悔吝之应，其说殆不可胜穷，一言以蔽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②

①　《困知记》卷下。

②　同上。

①　《困知记》卷下。

②　《困知记》卷上。

可见，罗钦顺认为天地万物，人间万事都有一阴一阳之道蕴涵其间。关于道器二者的关系，罗钦顺坚持"道器不可分"的观点。道即理，器即气，理气不可分，道器亦不可分。他说："夫器外无道，道外无器。所谓器亦道，道亦器也，而顾可二之乎？"③值得注意的是，在道器问题上，罗钦顺批判地继承了程颢的说法，并作了改造。他说自己的"理气为一物"的观点也得自程颢（明道）的思想，但又作了发挥和改造。"仆。。认理气为一物，盖有得乎明道先生之言，非臆决也。"程颢认为"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罗钦顺对此说进行了解释和发挥。他说，之所以要分出个形而上和形而下，那是为了避免人们理解上出现偏差，虽然在语言概念上说出形而上或形而下，但并不意味着道器为二，实际上，道器仍为一物。"窃详其意，盖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不说个形而上下，则此理无自而明，非溺于空虚，则胶于形器，故曰须看如此说。名虽有道器之别，然实非二物，故曰器亦道，道亦器。"①程颢还说，"阴阳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原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罗钦顺认为这里关键是个"截"字，不能把"截"理解为形而上下、道与器各是一物。他发挥说："截字当为斩截之意。。。形而上下浑然无间，何等斩截得分明。若将作分截看，则下句原来只此是道更说不去。盖道器自不容分也。"②总之，罗钦顺从理气不分引申出道器不分，把他的气一元论贯彻到底。

在程朱理学中，"理"最后都要被贯彻到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社会的伦理道德中去，罗钦顺虽然也坚持了这个宗旨，但他与程、朱又有不同。程、朱以"天人一理"来论证他们的思想。他们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由理来支配，人也应遵循理，这个理就是伦理道德规范。对于"天人一理"的命题，罗钦顺并不反对，然而他的看法是："天之道，莫非自然。人之道，皆是当然。凡其所当然者，皆其自然之不可违者也。何以见其不可违？顺之则吉，违之则凶，是之谓天人一理。"③罗钦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把"天之道"直接用在"人之道"之中，而是将二者作了区分，认为"人之道皆是当然"，这种"当然"包含着伦理关系在内，比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关系等等。维护这些关系的正常存在就是人的日常行为之理。所谓"天之道，莫非自然"的"自然"，是与"当然"相对的概念，它不受伦理道德规范的制约，自然而然如此。就二者的关系来说，"人之道"是以"天之道"为依据的，以"天之道"为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天人一理"。显然，罗钦顺的解释与程朱的"天人一理"有不同。尽管罗钦顺以尊信朱熹者自居，但他并不拘泥朱学的任何命题，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改造朱学的某些理论思想。这实际上也是对正宗理学体系的某些突破。罗钦顺毫不回避在某些问题上与朱熹思想的不同。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道："吾辈之尊信朱子者，固当审求其是，补其微罅，救其小偏，一其未一，务期于完全纯粹而毫无遗恨焉，乃为尊信之实，正不必委曲迁就于其间，如此则不惟有以服妄议者之心，而吾③　《困知记》续卷上。

①　《困知记》附录《与林次崖佥宪》。

②　《困知记》四续。

③　《困知记》卷上。

心正大光明之体，亦无所累。"①尽管罗钦顺是站在维护朱学的立场上来"审求其是，补其微罅，救其小偏"的，但他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待前人的思想，尤其是权威的理论观点，这也许正是明代突破理学体系思潮的一种表现。罗钦顺在批判地继承朱熹理气思想的同时，也与王守仁的心学思想进行了交锋。

在心与物、主观同客观的关系问题上，罗钦顺批判了王守仁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观点。他认为心学家们主张所谓"心外无物"的观点，实际上是从佛教哲学中抄袭来的，"《楞严经》所谓"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即其义也。"②在罗钦顺看来，王守仁不过是以"虚灵明觉"之心为性，从而把天地万物说成心中之物；心学派所讲的"内外合一"也是与心大而天地小的论点相矛盾的。

罗钦顺还从"理一分殊"的角度批评了"心外无物"的思想。他认为天地人物都由一气流行产生，它们各不相同千差万别，都是客观的存在，而不是心的产物。"若谓天地人物之变化，皆吾心之变化，而以发育万物归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①这就是说，一气流行而"分殊"出天地人物，它们"其用有别"却是客观的气的产物。就人心与物的关系而论，是主体同客体，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人心可以反映客观外物，但决不能吞并天地万物。"盖发育万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与焉！"其实，罗钦顺是站在心学派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的。罗钦顺从二者谁决定谁的角度去思考，必然认为气产生万物，而人之心也是气化流行的产物。王守仁的心学派是从天地万物的意义由人去赋予的角度进行思考的，将这点夸大，必然导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结论。

批判"心外无物"的观点，关键问题之一是对心的解释。王守仁的心学思想极其重视人的精神的主观能动性，并将这种能动性推至极致，把人之心理解为"虚灵明觉之本体"，罗钦顺也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认为心官的思维作用是很大的。他说："人之神无所不通，谓之圣亦可也。惟其无所不通，故能推见事物之数，究知事物之理。物理既得，夫复何疑？。。此心之神而所通之理，是乃所谓道也。若认精神以为道，则错矣。"②在罗钦顺看来，人之神，即人的精神和思维之所以无所不通，是因为它能够认识和掌握事物的规律，"推见事物之数，究知事物之理"；然而，人的思维和精神所认识或把握的理才是道，这个道是认识外界事物的结果，并不意味着精神本身是道，"若认精神以为道，则错矣。"精神所把握的道和以精神本身为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钦顺承认思维器官有认识能力和主观能动性，但他坚决否定人之心是所谓虚灵明觉之本体。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罗钦顺的人性论是建立在他的理气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在气一元论的理论前提下，罗钦顺提出了与心学不同、也与朱熹某些观点有区别的心性思想。

罗钦顺接受了朱熹"性即理"的观点，但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却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既然"理气为一"，那么理也不能离欲，理欲应是统

①　《困知记》附录《答陈侍御国祥》。

②　《困知记》卷下。

①　《困知记》卷下。

②　同上。

一的。

朱熹的理欲说是建立在"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基础上的。朱熹把个体精神的"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道心"即"天命之性"，另一个是"人心"即"气质之性"。道心即理，人心即欲。朱熹认为，"人心"应服从"道心"，人欲应服从天理。天理就是"性"，本来是至善的，但由于人们受了"气"（肉体）所产生的"气质之性"的限制，便有了善恶的区别。

罗钦顺不同意理学家关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说法。他认为，性虽是理，但理者气之理，故不能分为二性。他对理学家的"二性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理一分殊，本程子论《西铭》之言，其言至简而推之天下之理，无所不尽。在天固然，在人亦然，在物亦然，在一身亦然，在一家亦然，在天下亦然，在一岁亦然，在一日亦然，在万古亦然。持此以论性（按：即人性），自不须立天命、气质之两名，粲然其如视诸掌矣。但伊川既有此言，又以为才禀于气，岂其所谓分之殊者专指气而言之乎？朱子尝因学者问理与气亦称伊川说得好，却终以理气为二物，愚所疑未定于一者，正指此也。①在罗钦顺看来，性只有一个，就是气质之性，既然理气不二，因此，理欲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理就是在欲中，而不能离开人的形体欲望，另有所谓性。"天地之性须就人身上体认。"②这是从"理气为一"的观点出发，论证理欲统一。"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宋诸君子始有此言。。。夫性一而已矣。苟如张子所言，"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不几于二之乎？此一性而两名，仆所以疑其词之未莹也。"③罗钦顺将两性视为一体。是对宋理学家们一贯主张的人性论的突破和发展。

罗钦顺反对朱熹及宋理学家们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但他又接受了"道心"和"人心"的论述。他将"道心"解释为"性"，将"人心"解释为"情"。这两者是体用关系，不可分离。他说：人心、道心只是一个心。道心以体言，人心以用言。体用原不相离。如何分得？④。

道心，寂然不动者也，至精之体不可见，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变之用不可测，故危。⑤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两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也。凡静以制动。则吉。动而迷复，则凶。惟精所以审其几也，惟一所以存其诚也。允执厥中，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圣神之能事也。①在"道心"与"人心"的问题上，罗钦顺又接受了朱熹的心性理论，把道心作为主宰，当作本体。他与朱熹一样，也主张通过个人修养的途径，达到以道心制约人心，以性制约情的目的。

朱熹通过道心与人心关系的论述，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基本命题。

①　《困知记》卷上。

②　同上。

③　《困知记》附录《答陆黄门浚明》。

④　《困知记》《答林次崖第二书》。

⑤　《困知记》卷上。

①　《困知记》卷上。

罗钦顺虽然也主张以道心制约人心，以性制约情，但他在天理人欲的问题上却作了与朱熹有所不同的解释。罗钦顺认为，欲并不是恶，因此不可去。这是对理学的一个大胆挑战，他说：《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一段，义理精粹，要非圣人不能言。陆象山乃从而疑之，过矣。彼盖专以欲为恶也。夫人之有欲，固出于天，盖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当然而不可易者。于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于当然之则，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纵欲而不知反，斯为恶尔。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为言，盖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严，但语意似乎偏重。夫欲与喜怒哀乐，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乐又可去乎？②在罗钦顺看来，欲和情一样，都是性之所有，情不可去，欲也不可去。

罗钦顺的情欲说带有自然人性论的倾向。他认为，欲出于天，既是"必然"，又是"当然"。人皆有欲望，这是自然而然的，不是人力所能取消的。既然如此，如果硬要人们去掉欲望，那就违反了自然，事实上是办不到的。

罗钦顺虽然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但他并不主张纵欲，而是主张以理节欲。他认为，欲虽出于性，不是恶，然而如果"恣情纵欲"，不知自反，社会流于恶。所谓"反"者，就是回归到理，以理节欲。他说：《乐记》所言欲与好恶，与《中庸》喜怒哀乐，同谓之七情。其理皆根于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较重，盖惟天生民有欲，顺之则喜，逆之则怒；得之则乐，失之则哀。故《乐记》独以性之欲为言，欲未可谓之恶，其为善为恶，系于有节无节尔。①欲出于性，故称性之欲；理与欲统一，因此，欲不是恶。在罗钦顺看来，善恶不是绝对的，以理节欲就是善，无节纵欲便是恶。

同理气等问题上的思想一样，罗钦顺的心性理论也有重要意义。他的思想成为王夫之、戴震等人思想的过渡性桥梁。

②　《困知记》卷下。

①　《困知记》卷下。

（二）王廷相及其反理学思想1。王廷相的生平及其著作王廷相（1474-1544年）字子衡，号浚川，原籍山西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其父时迁居河南仪封。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进士。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政治和学术活动。

纵观王廷相一生，他和罗钦顺一样，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同情。王廷相是明中叶的政府高级官吏，他主张改革弊政，反对宦官、权臣专横跋扈，贿赂公行，为此曾于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和正德八年（1513年）两次得罪刘瑾等人，贬职丢官。但他仍无所顾忌，继续上书，弹劾贪官污吏、奸相倿臣，完全置自己的进退、毁誉于度外。

在三督学政期间，王廷相提倡"务以实用"、"不专文藻"，悉心转变学术风气。他对汉代以来的学术流弊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汉儒修经术，宋儒明道学，孔、孟以往，此其最正者也，然亦有达于治理之实效与？夫君子之学所以为政，而国家之养士亦欲其辅佐以经世也。徒习之而不能推之，谓之学者也何居？今二代史籍炳炳，诸儒学道用世之迹，皆可稽而知也，通经而能达于治，修道而能适于用者谁耶！"①作为一个哲学家，王廷相非常富有批判精神。他不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在吸取王充、刘禹锡、柳宗元、张载以及当代黄绾等人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对王守仁心学思想的批判，有似于罗钦顺；而对朱熹的批判，则比罗钦顺更为尖锐。当然，对程朱理学，他没有完全否定，而是批判地改造和继承。对于错误歧见，他绝不牵强附会，退让妥协。即使是门生、故旧也不客气，表现出鲜明的学术立场。比如他早年的朋友吴宿威笃信黄白之术，他就尖锐地指出这是"炼铅养砂，以变金石"的梦想。

尽管王廷相非常富有批判精神，在学术思想上敢于坚持自己的见解，不随波逐流，盲从迷信，但是对于别人的思想观点和其它的学说体系，他也能够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不带任何偏见，表现出一个学者高尚的修养。比如在评价程、朱哲学时，他认为"关洛之学似孟子，程伯子淳粹高明，从容于道，其论得圣人之中道，上也。闽越之学，笃信先哲，美矣，而泛探博取，诠择未真，要之犹有可议，次也。"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推崇程颢；而对朱熹之学，则略有微词，认为虽然"美矣"，但博而未真；对张载他也是很推崇，认为《正蒙》是"横渠之实学"①王廷相的哲学同张载很密切。对本朝的薛瑄，他虽然不同意其某些观点，但也很尊重。

王廷相的著述较多，早年著有《沟断集》、《台史集》。以后陆续著有《近海集》、《吴中集》、《华阳稿》、《泉上稿》、《鄂城稿》、《家居集》、《慎言》、《小司马稿》、《金陵稿》、《内台集》、《雅述》、《答薛君采论性书》、《横渠理气辨》、《答天问》等。

这些著作，后人均辑入《王氏家藏集》六十卷（《明史·艺文志》录五十四卷，奏议十卷）。

2。王廷相的反理学理想

①　《明史》本传。

②　《慎言·文王篇》。

①　《慎言·鲁两生篇》。

王廷相也是明代气学思想的主要代表。如果说，罗钦顺的气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对"理"进行了改造，那么，王廷相的气学的主要贡献则在于继承和发展了气本体论，并在这个基础上阐述了理气关系。

王廷相的"气本"思想始见于《慎言》。在《慎言·道体篇》中他明确地表述了气本体论。他说：气者，造化之本。有浑浑者，有生生者，皆道之体也。生则有灭，故有始有终；浑然者充塞宇宙，无迹无执，不见其始，安知其终？世儒只知气化而不知气本，皆于道远。

王廷相的气本体论受到张载学说的很大影响，但他克服了张载学说中把气本和气化对立起来的倾向。他认为元气（浑浑者）和生气（生生者）都是道之体。这里面有两个含义，一是把元气和生气，气本和气化统一起来；二是把气和道统一起来，气为体而道为用。前者克服了张载学说的矛盾，后者改造了朱熹的道体而气用的思想。正因为如此，他才说："世儒只知气化而不知气本"，这是对朱熹的批评。由此可见，他肯定了朱熹的气化学说，却否定了朱熹的理本论。

在确定气本论的明确概念的同时，王廷相又进一步阐述了气本体论的具体内容。他在《答何柏斋造化论》中说：气虽无形可见，却是实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摇而得，非虚寂空冥无所索取者。世儒类以气体为无，厥睹误矣。愚谓学者必识气本，然后可以论造化；不然，头脑既差，难与辩其余矣。

这里，王廷相表述了"气本"论的几个意思：首先，"气"是可感知的物质实体，"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摇而得"。气充塞宇宙间，"天内外皆气，地中亦气，物虚实皆气，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廷相没有把气当作"虚寂空冥无所索取者"，而是强调"虚"为"气"的一种存在状态，"虚不离气，气不离虚"。为了进一步说明"气"的确定含义，王廷相还对朱熹的理本论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而理本论的最高范畴是"太极"。他指出："不可知其所至，故曰太极；不可以为象，故曰太虚。非曰阴阳之外有极有虚也。二气感化，群象显设，天地万物所由以生也，非实体乎？"②王廷相认为，"太极"是"气"在时间、空间上的无边无涯，"太虚"是"气"在存在状态上的无形无象，无论"太极"或"太虚"都是"气"之实体。

在朱熹的思想中，"太极只是一个理字"③太极是最高的精神本体。而王廷相则将"太极"说成无形无象之气。他虽然也把"太极"视作自己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是却将"太极"的属性改造为"气"，以"气"说"太极"。他说：太极者，造化至极之名，无象无数，而万物莫不由之以生，实混沌未判之气也，故曰元气。。。元气化为万物，万物各受元气而生，。。万万不齐，谓之各得太极一气则可，谓之各具一太极则不可。①这里，"太极"既是无形无象之气，也是产生万物的本原，"造化至极

①　《慎言·道体篇》。

②　《慎言·道体篇》。

③　《朱子语类》卷一。

①　《雅述·上篇》。

之名，无象天数，而万物莫不由之以生"。这个本原就是"元气"，也叫"太虚之气"。通过对朱熹"太极即理"的理本论的改造，王廷相就确立了以气为本体的气学思想。王廷相的气本论不仅是对朱熹哲学的改造，也是对张载气论缺陷的弥补，同时也间接地批评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因为他把"气"的可感知的性质建立在"气"的物质性的基础上了。

其次，王廷相认为"气"的统一性是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即所谓"万有不齐"的统一。就"气"是世界的本原来说，它是"生生者"，它无边无涯、无始无终，是"混沌未判之气"，故曰"元气"，因此它是永恒的。然而就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而言，气是有生灭聚散的。前者是气之"常"，后者是气之"不常"；前者是"元气"，后者是"生气"。王廷相用"元气"和"生气"这一对范畴说明了世界的多样性的统一，以及"气"的一般与气的具体形态的相互关系；也发展了张载"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②的思想。

在气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理论前提下，王廷相坚持了"气"的守恒性原理。他认为气有聚散，而无息灭。他说："气有聚散，无灭息。雨水之始，气化也，得火之炎，复蒸而为气。草木之生，气结也，得火之灼，复化而为烟。以形现之，若有有无之分矣，而气之出入于太虚者，初未尝减也。"在王廷相看来，万物各受元气而生，元气化为万物，而万物又复归于元气。如"冰之于海矣，寒而为冰，聚也；融澌而为水，散也。其聚其散，冰固有有无也，而海之水无损焉。"①王廷相虽然认为气化是永恒的，但他并不承认气化所产生的物质是气化之"糟粕"。相反，他认为物有生灭，这是正常现象。在王廷相看来，气本体即存在于万物生灭变化之中。所谓先天之气，并不是万物之先或万物之上，有所谓气本体独立存在。在气一元论的理论前提下，王廷相主张阴阳之气，絪缊而化，生生不息，便构成自然界。这虽然是一种朴素的气一元论哲学，但王廷相用本体论思想来阐明这个学说，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意义。

既坚持"气"的守恒性原理，又重视"气"的变化原理，这是王廷相"气本"论的第三个重要内容。

王廷相认为万物的"萌蘖"、"壮老"、"始终"，甚至包括自然界的某些反常现象也是气的"翕聚"、"盛衰"造成的。他反对某些理学家关于天地万物的产生及其变化的错误观点。比如他认为朱熹所讲的五行之气就有不妥。朱熹认为，有阴阳之气而后有五行，有五行而后有五行之质，由此产生天地万物。王廷相认为，万物皆由气化而成，不必加进五行，五行只是五种材用，"取其养民之义也。"后世之人以五行论造化，"戾于圣人之论远矣！诞矣！"②王廷相对于《尚书·洪范》中所论五行进行了重新解释，他认为圣人所说的五行是这样一种意思："谓此五者流行于天地之中，切于民用，不可一日而缺。"①也就是说，五行是人们五种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不仅如此，它还是"五政之根本"。王廷相还把五行更具体地解释为五种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手段，即兴修水利为水政，管理农事为土政，发展手工业生产②　《正蒙·太和篇》。

①　《雅述》上篇。

②　《慎言·道体篇》。

①　《五行辨》。

为金政等等。他认为只有实行这些政策，才能更好地利用五种物质元素来满足人们需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廷相是假托古人之口，以物质运动自身来说明物质现象，抛弃了"五行说"中的神秘主义因素。

在论证气化运动的思想中，王廷相不仅批评了五行造化的观点，而且还指出邵雍的四分法也有错误之处。他认为"邵子于天地人物之道，必以四而分之，胶固矣！异于造化万有不齐之性，戾于圣人物各付物之心，牵合付会，举一而废百者矣！"②在王廷相看来，天地造化不齐，故数有奇偶之变，这是自然法则。而劭雍却为了构筑一个世界图式，用象数学四分法解释自然和历史现象，这显然是"牵合付会"。

在对"五行造化"和"四分法构筑"的观点进行批评的基础上，王廷相得出气之变化决定万物产生及其发展的明确结论。他认为元气包含阴阳二气，而"阴阳者，造化之橐钥也"③也就是说，阴阳之气，是一切造化的源泉和关键。关于阴阳之气如何造化万物的过程，王廷相说："太虚真阳之气感于太虚真阴之气，一化而为日、星、雷、电，一化而为月、云、雨、露，则水火之种具焉。有水火则蒸而土生焉。。。有土则物之生益众，而地之化益大。金木者，水火土之所出，化之最末者也。"①由此看来，王廷相把天地万物的产生描述为气的自然流化过程，先有阴阳之气，后有各种天象，同时又有水火，有水火而后有土。有水火土则万物生生不穷，金木之类也在其中。另外，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王廷相在论述"气本"说的同时，又提出"气有种"的思想。所谓"气有种"实质上是与气的守恒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天地之间无非气之所为者，其性其种已各具于太始之先矣。金有金之种，木有木之种，人有人之种，物有物之种，各各完具，不相假借。"②又说："愚谓天地、水火、万物皆由元气而化。盖由元气本体具有此种，故能化出天地、水火、万物。"③在王廷相看来，气化没有任何中间环节，气生万物，是因为气中具有万物之"种"。"有太虚之气，则有阴阳。有阴阳则万物之种一本皆具。。。而其种则本于元气之固有，非水火土所得而专也。"④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王廷相不仅认为元气具有天地万物之种，而且"气种"千古不变。所谓气化，实际上就是元气中固有之种，化育而为实有之物。王廷相的"气种"说源自佛教唯识宗的"种子"说。朱熹在理本体论的前提下发挥了这种"种子说"。他说："有是理方有这物事，如草木有个种子，方生出草木。"⑤朱熹以"理"为事物的根据，就像草木以种子为根本一样。王廷相的"气种"说，把精神性的种子改变为物质实体，"气者，形之种"，⑥气为万物万事的根据。他说："万物巨细柔刚各异其材，声色臭味各异其性，阅千古而不变者，气种之有定也。"①用"气种"说明"气"的特殊②　《慎言·五行篇》。

③　《慎言·道体篇》。

①　《慎言·道体篇》。

②　《五行辨》。

③　《内台集·管何柏斋造化论》。

④　《慎言·道体篇》。

⑤　《朱子语类》卷十三。

⑥　《答何柏斋造化论》。

①　《慎言·道体篇》。

性，用"气"的特殊性解释物质形态的千差万别，这既否定了佛教唯识宗"种子"说的绝对主观性，又改造了朱熹以"理"为性的理本体论，使气学思想具有了更完整的理论形态。

王廷相不仅在理气关系的问题上批评理学家们的观点，张扬自己的气学思想，而且在人性问题上也表现出鲜明的反理学旧说的倾向。

他从气本体论的理论前提出发，解释了人性的来源及其善恶等问题。对于朱熹和其他理学家所主张的"形而上"的道德本体论，王廷相也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当然，他并没有完全摆脱理学思想影响，但在中国哲学思想史和理学演变史上，王廷相的人性论却具有独特的理论性格。

针对"性即理"的理学旧说，王廷相鲜明地提出"性从气出"的思想主张。与罗钦顺一样，他反对把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天命之性"（又称"天地之性"、"义理之性"、"本然之性"）。他说，这种分法是"儒者之大惑也。"②"气外有本然之性，诸儒拟议之过也。"③"而后之学者，梏于朱子本然，气质二性之说，而不致思，然哉！"④王廷相的"性从气出"思想是在吸收改造告子"生之谓性"的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谓"生之谓性"是指人的生存和生殖本能，即"食色，性也。"⑤这种"性"没有任何道德属性。理学家们没有简单否定告子的人性论。从北宋的张载开始，理学家们把告子的"生之谓性"改变为"气质之性"，并与"天命之性"相对，共同构成人性的两个方面。就二者的关系而言，理学家们认为，"气质之性"只能产生出人的各种欲望，因而是人性之偏，而"天命之性"是天赋之"理"，是超乎形体欲望的人性之正，它可以达到道德真善美的境界。追求"天命之性"，也就是追求宇宙的本性，从而将人性论同宇宙论联系在一起，在"天人合一"的思路上为人性论找到天理论上的理论根据。

如果王廷相仅根据告子的思想资料去反对理学旧说，那么肯定在理论上是苍白无力的，他必须进行新的思想探索。王廷相首先否定了有超乎形气之上的所谓"天命之性"或本然之性，他认为性不离气，性从气出。他批评朱熹说："朱子答蔡季通云："人之有生，性与气合而已。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则性主于理而无形，气主于形而有质。"即此数言，见先生论性，闢头就差。人具形气而后性出焉，今曰性与气合，是性别是一物，不从气出，人有生之后，各相来附合耳。此理然乎？人有生气则性存，无生气则性灭矣。一贯之道，不可离而论者也。"①王廷相把他的气一元论贯彻得非常彻底，在人性问题上，他也主张"人有生气则性存"，坚决反对朱熹的"性主于理而无形，气主于形而有质"的说法，他认为，理与气、性与形不能"离而论"。在王廷相看来，人性应以形气为基础。他把"生之谓性"中的"生"和"性"两个概念加以区别："生"，指人的形体，其中包括人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性"，指由于形体和各种器官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能力，即"口之于味，耳之于声，目之于色，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逸"（《慎言·问成性篇》）②　《性辨》。

③　《慎言·君子篇》。

④　《雅述》上篇。

⑤　《孟子·告子》。

①　《雅述·上篇》。

这种感觉器官所产生的能力，以及"耳之能听，目之能视，心之能思"这种思维器官所产生的能力。就人性同人体的关系而言，王廷相认为人性是由人体所派生出来的，因此，道德教化应当符合人性的要求，"苟无人焉，则无心矣；无心，则仁义礼智出于何所乎！故有生则有性可言，无生则性灭矣"。①在这里，王廷相强调"性"对于"生"，人的道德修养对于人的生理条件的依赖关系，没有人体，一切均无从说起。"性缘乎生者也，道缘乎性者也，教缘乎道者也。"②人性与人体的关系，从理论上说就是人性与"气"的关系。王廷相认为，性不是别为一物，不是超乎形气之上的；性原是形气所具有的，与形气相合不离乎形气；离了形气，即无所谓性。因此说，"性从气出"。

尽管王廷相反对有所谓超乎形气之外的本然之性或天命之性，但是，他并不主张气就是性。王廷相所说的"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所谓性是"生之理"，有生气即有性，无生气即无性。所谓"生气"，就是生人生物之气。有生气则必有生理，生之理便是性。所谓生之理就是性，这实质上是把人性看作一种可能性，即人具有了人性，也就有可能去按照仁义礼智的道德规范去践履和修养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廷相反对把人性区分为静态的"气质之性"和"天命之性"，而是以"生"和"性"两个概念把人的精神世界和形体器官联在一起，使其具有了静态与动态、存在与可能的内在联系。他从"性为生之理"以及"性从气出"的角度对宋理学家提出了批评：人有二性，此宋儒之大惑也。夫性，生之理也。明道先生亦有定性之旨矣，盖谓心性静定而后能应事尔。若只以理为性，则谓之定理矣，可乎哉！余以为人物之性，无非气质所为者。离气言性，则性无处所，与虚同归；离性言气，则气非生动，与死同途。是性与气相资，而有不得相离者也。①由此来看，王廷相以性为"生之理"改造了宋儒的"性即理"的理本论的思想；同时他也反对以气为性的思想。性与气相资而不相离，性离气，性无着落处；气离性，气也无法成为"生气"，只能是没有生命的死气。

在性、气相资不相离的前提下，王廷相又进一步论证了"理与欲"这一理学的重要命题。他说："性出于气而主乎气，道出于性而约乎性，此余自以为的然之理也。"②按照这个思想，可以得出理出于欲而以理主欲的结论。在王廷相看来，"人物之所以生，气机不息也"，因此，人物皆有灵性。从生理方面说，"气质合而灵者，性之所由得也"，即性有自然人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仁义礼智或仁义中正之"道"，虽不是性，却由性生出，因为性是"生之理"。这样一来，王廷相就否定了宋理学家们认为道德观念与生俱生、先天具有的观点。他认为人禀物质气而生，故有魂魄神识之灵，这是生之理；人交于物，则有喜怒哀乐之情，这是性的表现。仁义中正的道德观念是在性中所形成的，因此说："道出于性而约乎性。"

既然魂魄神识之灵和喜怒哀乐之情都是出于性，那么也就意味着人的感性欲望是合理的，这显然比宋理学家，尤其是王阳明心学派的学者要前进了一步。为了明确说明"理与欲"的关系，王廷相接受了朱熹所谓人心、道心

①　《横渠理气辨》。

②　《慎言·问成性篇》。

①　《答薛君采论性书》，《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三。

②　同上。

的观点。朱熹主张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对此，王廷相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道心固然是性，然而人心也同样是性，二者同具，无主次之分。换句话说，他是理性与感性统一论者。为了说明人心情欲的合理性，他举例说：道化未立，我固知民之多夫人心也，道心亦与生而固有。观夫虎之负子，鸟之反哺，鸡之呼食，豺之祭兽，可知矣。道化既立，我固知民之多夫道心也，人心亦与生而恒存。观夫饮食男女，人所同欲，贫贱夭病，人所同恶，可知矣。谓物欲蔽之，非其本性，然则贫贱夭病，人所愿乎哉？①王廷相用鸟兽的某种护子本能来比附明人有"道心"，这显然是错误的。抛开这种比附不论，王廷相是要说明"饮食男女，人所同欲"，是人之"本性"，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人性本应包括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理学家强调人的社会属性，这虽然不错，但他们把这种属性即人的社会道德说成是先天具有，并提倡"存天理，灭人欲"，这是带有禁欲主义的特征。王廷相给人欲以应有的地位，是对理学家禁欲主义的某种批判。

王廷相接受了人心、道心之说，并认为道心、人心是人性所共具。然而，这并不等于他主张欲望可以任其发展，不受道心或道德修养的支配和约束。同罗钦顺一样，王廷相不否定道心对人心的指导作用，他继承发展了朱熹的以理节欲的思想，提倡以道心为人心之"隄防"。王廷相认为，如果任凭人心或人的欲望恣意发展，那么就会造成强者得志而弱者困穷，以强凌弱，甚至强者掠夺、恣杀弱者的局面。这种状态与禽兽无别。他说："人心、道心皆天赋也。。。自其道心者，定之以仁义，齐之以礼乐，禁之以刑法，而名教立焉。由是智愚、强弱、众寡，各安其分而不争，其人心之隄防乎！"①这就是说，道心是仁义中正之性，根据道心去制定礼乐、刑法、名教，就可以使人人各安其分而不争。这实际上是以道心去统摄人心，以理节欲的观点。王廷相认为，以道心统摄人心，用道心指导人心，其重要的实现途径就是后天的名教作用。为了说明后天的名教作用，王廷相首先批评了程、朱所宣传的孟子的"性善论"。他认为宋儒"泥于性善之说"，"梏于性善之说"，"强成孟子性善之说，故离气而论性，使性之实不明于后世。"②在王廷相看来，人性并非是先天的"善"，人性其实是可善可恶的。有人之所以把"性"说成"善"，那是由于"离气论性"造成的错误。离气论性就会导出人性善以及"性即理"的结论。王廷相说："为恶之才能，善者亦具之，为善之才能，恶者亦具之。"③他还说："性与道合则为善，性与道乖则为恶。"④这也就是说，人的行为符合人格标准、道德规范就是性善，否则就是性恶。他诘问主张"性善"及"性即理"的理学家们，既然"人心皆善"，那么，世上何以行善者少，不善者多，行事合道的少，不合道的多？如果说"性即理"，那么，人性是人的"情意心志"运动的表现，而"理"则无感、无动、无应，两者如何相提并论？⑤既然人性不是先天就善的，那么要实现人性善的目的，就得通过后天的努力和教育，使人们"习于名教"。王廷相说："生也，性

①　《慎言·问成性篇》。

①　《慎言·御民篇》。

②　《雅述》上篇。

③　《慎言·成性篇》。

④　《雅述》上篇。

⑤　同上。

也，道也，皆天命也，无教则不能成。老、庄任其自然，大乱之道也。"⑥在这里，王廷相实际上既批评了明朝心学一派从吴与弼、陈献章至王阳明的良知说，也提出人性完成于后天习教的主张。

为了进一步强调后天的"习于名教"的作用，王廷相还围绕着知识和认识问题批评了王守仁心学的"讲求良知"的观点。他认为王守仁的心学夸大了"心"的作用，因此他主张运用"气本"论的思想对此作一个矫正。王守仁主张"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①针对这一观点，王廷相提出心有体用说，但其意义和朱熹说的不同。他认为心之本体是指思维器官而言，是有"形体"之物，是作为认识器官的物质实体。所谓心之用是指认识器官的认识作用。有体则必有其用，有思维器官则必有其功能。王廷相所说的心有体用，并不是如朱熹所说，心具万理，感而遂通；而是说人心是实体，具有知觉等认识功能，它可以随物而感，因事而悟，认识事物之理。"知觉者，心之用；虚灵者，心之体。故心无窒塞则随物感通，因事省悟而能觉。是觉者智之源，而思虑察处以合乎道者，智之德也。"②需要注意的是，王廷相认为心体的功能必须依存于两个条件才能产生作用：一是依存于人体，"说心便沾形体景象"，③即思维器官是人体的一部分，不能与人体分离，更不能看成是凌驾于人和万物之上的独立本体；二是依存于感觉经验，即所谓"闻见"，"觉者智之源"。④在王廷相看来，感觉是智慧的源泉，感官同外界的接触，是认识事物规律，获得知识的起点。他说：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亦不能索而知之，使婴儿孩提之时，即闭之幽室，不接物焉，长而出之，则日用之物不能辨矣，而况天地之高远，鬼神之幽冥，天下古今事变，杳无端倪，可得而知之乎！①由此来看，王廷相把思和见闻，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统一起来，以感性认识和见闻为知识的源泉以及认识的基础。既然任何知识都是后天经验得来的，那么人的道德观念以及人格修养也只能通过后天的习教获得。

尽管王廷相讨论认识论问题是以实现人的道德境界为目的的，但他在论述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却提出了不少有理论意义的观点。比如他说："心者，栖神之舍；神者，知识之本；思者，神识之妙用也。自圣人以下，必待此而后知。故神者在内之灵，见闻者在外之资。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亦不能索而知之。"②王廷相虽然没有像后来的王夫之那样，提出形、神、物"三相遇而知觉乃发"的思想，但他对心、神、思分别作的解释，却为王夫之的理论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再比如，王廷相肯定了见闻之知的重要性，但他并不认为凡见闻之知都是真实可靠的。他认为见闻也有局限性，如果不能正确对侍，也会影响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见闻梏其识者多矣，其大有三。怪诞，梏中正之识；牵合付会，梏至诚之识；笃守先哲，梏自得之识。三识梏而圣人之道离矣。故君子之学，游心于造化之上，体充乎万物之实，求中正至诚⑥　同上。

①　《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传习录》上。

②　《雅述》上篇。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①　《雅述》上篇。

②　同上。

之理而执之。闻也，见也，先哲也，参伍之而已。"③可见，王廷相认为对于所见所闻的经验性的知识以及前人的知识，都应该互相比较，认真思考，不能不加选择地一概接受。在对见闻之知作认真评价的前提下，王廷相又非常重视"思"的作用。他认为"思"在认识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思具有"穷神知化之妙用"。"理可以会通，事可以类推，智可以旁解。"①由见闻之知为起点，通过精思而熟习，即可以认识事物的规律，把握事物的微妙变化。"思之精，习之熟，不息焉，可以会通于道，一之，可以入神。"②总之，在理学的思想发展过程中，重视见闻之知和感觉经验，是明朝中后期开始出现的一种新思潮。这种思潮既是对王守仁心学进行批判的结果，也是对朱熹这一理学集大成者的气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当然，不是简单地回归到朱熹气学思想的基础上，而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王廷相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代表人物。至明末清初，就出现了颜元、王夫之等人的气学唯物主义思潮。

③　《慎言·见闻篇》。

①　《石龙书院学辨》，《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三。

②　《慎言·潜心篇》。

八、东林学派的主要人物及其理学思想东林学派是明朝末期的学术团体，以顾宪成、高攀龙重建的东林书院而命名。东林学派虽以讲学著书为己任，但他们也评论朝政、抨击时弊，因此受到明朝政府的严厉镇压。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赞扬他们是"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①东林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

①　卷五十八《东林学案·序》。

（一）顾宪成及其理学思想顾宪成是东林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在政治上不满明政府的黑暗统治，在学术思想上也极其敏锐地批判了王学末流的空疏之弊。他的理学倾向基本上是宗程、朱而诋陆、王。他以标榜气节，崇尚实学表现出鲜明的理论个性。1。顾宪成的生平及其理学派别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无锡人，世称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授户部广东司主事。顾宪成在仕途期间，时常批评时政，直言己见，因此常遭贬逐。万历十五年（1587年）他上疏"分别小人，刺及时政"，①被贬为湖广桂阳州判官。万历二十年（1592年），擢吏部考功司主事，后因在立皇太子和会推阁臣问题上与神宗及权臣抵牾，又被革职回家。顾宪成与魏懋权（允中）、刘国徵（廷兰）合称"三元"。黄宗羲说顾宪成"言时政得失，无所隐蔽。"②顾宪成罢归后，即从事著述，相继写了《小心斋札记》、《还经录》、《质疑编》、《证性编》、《桑梓录》等。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他又与高攀龙、顾允成、钱一本等重建东林书院，从事讲学活动。他的著作被编为《顾端文公遗书》。

顾宪成十五、六岁时，就学于张淇门下。张淇授书不拘传注，而是根据自己的心得体会去讲解。据史料记载，张淇曾"师事阳湖邵公，闻阳明致良知之说"，后又拜薛应旗为师。两种学说比较后，他极称赞朱熹之学，认为"毕竟盘不过此志！"③顾宪成也曾拜薛应旗为师。薛应旗从师于王守仁弟子欧阳德，但他却反对那些把王学引向异端的人，说他们是"世之堕于腐俗过于玄虚者"。④顾宪成就学于张淇和薛应旗，因此受他们的影响也就十分自然。薛应旗在晚年曾重订宋端仪所撰《考亭渊源录》二十四卷，并将此书授予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从师承上来说，张淇和薛应旗都曾出入王门，但思想却从王学转向朱学。顾宪成以张淇和薛应旗为师，因此可以说是王门的三传弟子，然而他却宗程、朱，贬陆、王，这多少与其师承有关。

东林书院原由程朱学派的重要人物杨时所创，顾宪成和高攀龙重建东林书院，也是想继承杨时东林书院的传统，以恢复和发扬程朱理学的宗旨。顾宪成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的《清复东林书院公启》中说他重建东林书院是为了"无坠道南之一线"，"直接周程之正统"，使"道脉"、"学脉"有所系。

明朝正德、嘉靖以来，王守仁的心学兴起，天下风靡，至王学末流，走向空谈心性、玄虚腐俗的道路。为了矫正王学之弊，顾宪成、高攀龙在朱学衰微的情况下，积极复兴朱学，开启了由王学转向朱学的思想趋势。清朝胡慎在《东林书院志序》中论述了这一思想历程：至明弘、正之世，则姚江之学大行，而伊洛之传几晦，东林亦废为丘墟。至万历之季，始有端文顾公、忠宪高子振兴东林，修复道南之祀，仿白鹿洞规为讲学会，力阐性善之旨，以辟无善无恶之说，海内翕然宗之，伊洛之统复昌明于世。

①　《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顾宪成传》。

②　同上。

③　《泾皋藏稿》卷十六《明故学谕损斋张先生墓志铭》。

④　《方山纪述》卷五《与孔文谷提学》。

从这一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顾宪成的思想渊源在于程朱理学。

顾宪成在《小心斋札记》中明确地表述了他的理学派别倾向。他说：孔子表章六经，以推明羲，尧诸大圣之道，而万世莫能易也。朱之表章《太极图》等书，以推明周、程诸大儒之道，面万世莫能易也。此之谓命世。从他对周惇颐、二程及朱熹的赞扬备至中，我们可以看出顾宪成的确是程、朱学派的继承者。

在顾宪成看来，周惇颐创建理学，是得到孔、孟之真传，其复兴儒学之功不在孔孟之下；而程、朱，尤其是朱熹，则是周惇颐理学的发扬光大者，其功绩又不在周惇颐之下。他这样说过：论造诣，颜、孟犹有歉焉；论血脉，朱子依然孔子也"。①由此足见他对朱熹的推崇。关于周惇颐，他说：孔孟既没，吾道不绝如线，至宋而始一光，发脉得一周元公，结局得一朱晦翁。②《太极图说》，元公之《中庸》也；《通书》，元公之《论语》也。上下两千年间，一人而已矣。③顾宪成推崇周、程、朱的理学，这实际上表明了他的学术倾向。高攀龙在顾宪成逝世后，对他的学术思想作了总结："远宗孔圣，不参二氏（指佛、道）；近契元公，恪遵洛闽。"④方学渐在他亲赴东林书院参观归来所写的《东游记小引》一文中也认为顾宪成是"以朱子为宗"，⑤而并非像人们说的那样，顾宪成是"王学的修正派"，朱、王之学的调和折衷者。

在学说态度上，顾宪成不抱门户之见。无论是王阳明心学的短长，还是朱熹理学的不足，他都能持公允的批评态度。他虽推崇朱熹，但并不遮掩朱熹之短。比如他在评论朱熹、王守仁各自学说的异同时，就非常谦虚平实："不肖，下里之鄙人耳，无所闻之。少尝受阳明先生《传习录》而悦之。"⑥可见，顾宪成毫不讳言他自幼学自王门。不仅如此，他还很称道王守仁，并无门户之见。"当士人桎梏于训沽辞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⑦顾宪成治学态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能够从总结理学思想发展的高度着眼，肯定理学各派的短长和应有的地位。他认为互相排斥有碍于学术思想的交流，而互相尊重、取长补短才是发展思想的正路。顾宪成的作法开启了后来以黄宗羲、全祖望为代表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对宋明理学总结的端绪。

2。对程、朱理本体论的重扬顾宪成的思想主要来自程、朱理学。面对理学所面临的危机，他认为在学术思想上，复兴朱学的首要方面是要重新张扬程、朱的"理本体"论。与程、朱一样，顾宪成认为理既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又是宇宙万物的规

①　《泾皋藏稿》卷六。

②　《小心斋札记》卷一。

③　同上。

④　《东林书院志》卷七《顾泾阳行状》。

⑤　《东林书院志》卷十六。

⑥　《泾皋藏稿》卷四《夏方本庵》⑦　《小心斋札记》卷三。

律和法则，"曰衷曰则，非理而何？"在顾宪成看来，理是主宰，是本体。他说：伊川曰："性即理也"。此一语极说得直截分明，亘古亘今，颠扑不破，却亦有个来历。《书》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诗》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曰衷曰则，非"理"而何？但不如拈出"理"字，尤觉易晓耳。朱子尝言："自程、张气质之说出，而后诸子纷纷之论息。"予以为未也。别气质于性则性明，溷气质于性则性晦，犹在人善看。惟"性即理也"之说出，而后诸子更无所置其喙耳。①顾宪成尊奉程、朱的"性即理"、"理为主"的本体论。在他看来，"性即理也"才是真正道出了世界的真蕴。

与理本体论相联系的是理气关系问题。顾宪成认为，虽然理不离气，理气相依，但理始终是处于主宰地位，理是气的本体。他反对分理气为二的理气二元论，也反对混理气为一的混一论。

顾宪成的理气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周惇颐的《太极图易说》的解释上。同朱熹一样，顾宪成把"理"也称作"太极"。"性，太极也"，①"太极，理也。"②顾宪成对《太极图易说》的解释依据朱熹的"理生气"的观点，同时还借助了《周易》的传统观点。他认为，太极（理）是产生天地万物以至人的精神知能的根源，是"超形气之上"的"形而上者"之"道"的本体。他说：《易》曰："天地絪蕴，万物化醇。"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愚谓知天地之所以生万物，则知太极之所以生天地。周子此数语模写絪蕴情状，宛然如画，真造物传神乎也。③乾之《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坤之《彖》曰："至域坤元，万物资生。"《系辞》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这是太极两个大总管，千变万化，皆由此出。人心之有知能，亦犹是也。④顾宪成根据朱熹的"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者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的观点，又把自己的以"理为主宰"的本体观具体化为"太极生天生地之本，阴阳生天生地之具"的思想。

顾宪成针对当时学术思想界的王学末流的弃儒入禅的情况，提出以天帝为"生天生地之圣人"的主张，用以反对那些谈玄说空之论。他以理为万物的本体，显然具有防止儒学禅化的意义。他认为佛教经典称"佛为生天生地之圣人"是不对的。他说：《内典》推佛为生天生地之圣人。按《汤诰》有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予以为非特降衷于下民，实乃降衷于天地，此之所谓生天地之圣人也。①当时学术界的管志道、陶望龄、钱浙庵等人大倡儒、佛、道"三教合一"，把王学推上了"异说横流"的境地，顾宪成反其道而行之，坚决反对"佛为生天生地之圣人"的说法，使儒学为之一震。

①　《小心斋札记》卷十一。

①　《小心斋札记》卷四。

②　《证性编·质疑》下。

③　《小心斋札记》卷一。

④　《小心斋札记》卷二。

①　《小心斋札记》卷十六。

顾宪成倡导"理本体"论虽然是对朱学的继承和重扬，但他在其中贯彻了非常明确的反佛、道的目的。他明确宣称周惇颐之所以作《太极图易说》，是要"匡（佛、道）二氏"；周惇颐说"无极"也是为了"正为辟老氏而发"。他说："或曰"无极"二字，原出于老氏，分明与"无善"义同。周子《太极图说》奈何宗之？曰：周子此语正为辟老氏而发，。。"②顾宪成认为周惇颐所说的"无极而太极"根本不是佛、道所理解的"虚无"之意，而是"明其非真无也"，"太极"（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具有实在性。显然，无论是"无极而太极"，还是"太极"概念本身，都不是周惇颐《太极图易说》的本意，而是顾宪成借周惇颐的思想资料，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

在"性即理"、"理为主"的本体论的思想前提下，顾宪成又提出"道性善是说本体"的人性论。顾宪成在《东林书院院规》中提出"以性善为宗"，③高攀龙认为顾宪成建东林书院，是为了"讲明性善之旨。"④顾宪成在人性论问题上，也继承了朱熹的思想。朱熹说："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性就是天理，而天理就是太极。按照这个思想逻辑，顾宪成认为，既然是"以理为主宰"，太极是世上万事万物的本原，那么，太极（理）赋予人，就自然谓之性。他说："性，天道也"①"性即理也"，②"性，太极也"。③这样一来，顾宪成不仅使天道下落为人性，而且使人性提升为天道本体，天道与人性相互联为一体，形成逻辑上的互证关系。

在使人性获得本体论的高度之后，顾宪成又进一步推出"人性善"的观点，并把"善"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他说：《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曰："元者，善之长也。"可见乾坤万物，一齐从"善"中流出。圣人要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所以欲培植此"善"字。④顾宪成把天地万物的起源与化生都归之于"善"的作用，这实际上就把"善"直接提到了与"太极"和"理"同等的地位，即所谓"乾坤万物，一齐从善中流出"，于是，"善"被赋予了本体的性质。

顾宪成不仅以"善"为天地万物的本体，而且还把它具体化为"天之德"、"地之德"。他说"吾人时刻受用者，性而已矣。性之所以为性者，善而已矣。天地间止是此件，故可欲者，止是此件，受用者，止是此件。"⑤顾宪成把他的这种思想归结为"道性善是说本体"。⑥在临终时，他还写下"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⑦同思想史上的任何一位儒学思想家一样，顾宪成最后必然把他的本体论和人性论落实到社会的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上。他认为，"善"不仅②　《还经录》。

③　《东林书院志》卷二。

④　《高子别集》卷六《泾阳顾先生小传》。

①　《小心斋札记》卷四。

②　《小心斋札记》卷十一。

③　同上。

④　《还经录》。

⑤　《东林书院志》卷六《补录未刻稿》＜东林商语＞一则。

⑥　《径正堂商语》。

⑦　《小心斋札记》卷十八。

具有天地之德，而且还有道德内涵。他强调"善"的作用，认为天之四德"元、亨、利、贞"既是"善"的体现，又是"善"的夏归。这样，"善"就具有了天地自然和人间社会的双重属性，也就是说，它既是"君子四德"仁、义、礼、智的体现者，又是"天之四时"的体现者。名称虽不同，但本体是一个。顾宪成重扬程、朱之学的理本体论和性善学说，实质上是针对当时流行的王守仁心学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观点提出的。他认为王学末流掀起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之风，是"将这"善"字打破，本体只是一个"空"。"①在顾宪成看来，"点出"善"字，正示性有定体，不可以歧见淆也"；"提出"性"字，正示善有大原，不可以局见窥也。"②由此可见，顾宪成以"性"与"善"为学说的根本，是为了避免王守仁心学的"无善无恶"说和心本体论的泛滥。

顾宪成为"救正"心学末流的"空言之弊"，挽儒学于未倒，与王守仁流派的心学思潮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辩。比如，针对"无善无恶心之体"提出"道性善"，并进而批判佛教的"性空"说；以"躬行"、"重修"反对心学的"不学不虑"、"不思不勉"的"见成良知"说。总之，顾宪成对王守仁心学思潮所做的理论批判，对于重扬程、朱理学以及儒学传统有着积极的意义。

①　《小心斋札记》卷三。

②　《小心斋札记》卷二。

（二）高攀龙及其理学思想高攀龙、顾宪成被吏书称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高、顾无异词。"③高攀龙是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顾宪成同属一个理学派别，但又各有特点。

1。高攀龙的生平及其学术渊源高攀龙（1562-1626年）初字云从，后字存之，别号景逸，无锡人，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后授行人司行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因正直敢言，语侵阁臣，被谪为广东揭阳典史，署事三月，即以事归。后父母相继病故，遂家居不仕近三十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与顾宪成等人重建东林书院，著书讲学。顾宪成病逝后，他独肩其责。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应诏任光禄寺丞。第二年，进少卿。后又升任左都御史。与顾宪成一样，高攀龙也是直言敢谏之臣，对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他给予了勇敢的抨击。他曾和吏部尚书赵南星联名弹劾贪官崔呈秀，遭到阉党迫害，被削职为民，东林书院也同时被毁。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阉党魏忠贤再次制造诬陷东林党人的大冤狱，下令逮捕已被罢官家居的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周起元等七人（史称"七君子"）。高攀龙在获悉缇骑即到的消息后，于三月十七日投湖自沉，终年六十五岁。

高攀龙生前约有二十余种著述，门人陈龙正将其编为《高子遗书》。除此之外，高攀龙自己还辑有《朱子节要》和《张子正蒙注》，但均未将录于《高子遗书》内，今日难于查找。

高攀龙的学术思想渊源主要来自程、朱之学。《明史·本传》中说，高攀龙"少读书，辄有志程、朱之学"。据《高子年谱》载，高攀龙十五岁时，师事茹澄泉和许静余，主要学读诸儒的性理之书"以学行相砥砺，暇则默探诸儒语录、性理诸书"。二十五岁时，在黉宫听顾宪成和江右学派的罗懋忠（号止庵）讲学，于是"始志于学"，"早夜孜孜，以全副精神用于止敬慎修、存心养性、迁善改过，间而学始有入门矣"。二十八岁时中进士。三十一岁在京任职期间，由于司中事情不多，便有时间广泛阅读司中藏书，"得恣意探讨，取二程、朱子全书、薛文清《读书录》手自摘抄"。这个时期高攀龙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最大，也奠定了他的治学方向。

高攀龙也曾受到过陈献章思想的影响。在贬谪广东揭阳途中，他遇到东粤陆古樵，间接地接受了陈献章的"主静之学"，从而产生了调和主静与穷理的想法，主张"静坐与读书互用"。①在从揭阳返归故乡途中，又于漳州与李材"辩论数日"，对李材的"止修"学说颇为赞赏，认为"李见罗揭修身为本，于学者甚有益，故游其门者，俱切实可观"（《高子年谱》，附录《景逸高先生行状》）。尽管高攀龙"恪遵程、朱"，认为"格物致知"是《大学》的第一义，但他的思想中也夹杂着陈献章和李材的观点，也就是说，包含着某些心学的因素。这是与顾宪成不同的地方。

然而，就其主要的学术渊源来说，高攀龙还是以程朱理学为宗旨的。他认为孔子之学，只有朱子"为得其宗"，是孔子的真正继承者。他很赞同薛瑄对朱子的评价，"朱子功不在孟子下"。他说：③　《明史》本传。

①　《高子年谱》。

圣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乃始幽显毕彻，吾道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流地。非独研穷之勤，昭晰之密，盖其精神气力真足以柱石两间，掩映千古，所谓豪杰而圣贤也。②高攀龙认为，"学孔子而不宗程、朱，是望海若失司南也。"③对于当时的王学末流的"空疏之弊"，尽管高攀龙曾受过陈献章的影响，但是他仍表现出鲜明的批判倾向。他认为，明世宗嘉靖以来学术思想界所发生的变化，是由于"高明之士，半以为佛、老之徒"造成的。嘉靖以前"虽有训诂词章之习，而天下多实学"，而自穆宗隆庆之后，王守仁心学盛行，"率多玲珑虚幻之谈，而弊不知所终，。。以顿悟为工，而巧变圆融不可万物"。针对王学末流的弊端，高攀龙提出"扶植程、朱之学，深严（佛、老）二氏之防，而后孔、孟之学明"建议。

与顾宪成一样，高攀龙批评王守仁心学，重扬程朱理学，是为了纠正当时王学末流的"虚病"。他这样说道：吾儒学脉有二，孔、孟微见朕兆，朱、陆遂成异同，文清（薛瑄）、文成（王守仁）便有分歧。我朝学脉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后，宗文成者多。宗文成者，谓文清病实，而不知文成病虚。毕竟实病易消，虚病难补。今日虚病见矣，吾辈稽弊而返之于实。①高攀龙的见解是很切实的。一方面他看到了儒学中的分歧以及分歧的源头；另一方面从纠正王学末流的"虚病"出发，提倡朱学学者薛文清的务实之学，特别强调"吾辈稽弊而返之于实"的观点，这在当时是有其现实意义的。高攀龙的分析和观点受到当时一些学者和以后某些学者的好评。当然，完全把心学视为一种"虚病"，不能吸收某些理论思维的合理因素，这也是一种偏向。然而，我们不能求全责备当时急于救正时弊的思想家们。

《明史》对于高攀龙的见解作了这样的评价：初，海内学者率宗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之宗。②2。高攀龙的理学思想高攀龙的理学思想是"恪遵程、朱"的，因此，他首先要在世界观上继承程、朱的理本体论。他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太极"则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和，事物万善至好的标准。"太极者，理之极至处也"。①除了以"理"为世界本体之外，高攀龙还认为天地万物的形成，既要有生成之本，还要有生成之材料。也就是说，既要理，还要气。在高攀龙看来，万物是由理与气综合构成的，二者缺一不可。因此他说：欲明理，先明气。气苟不明，理亦不透。。。无论人物同此气，即金石瓦砾亦同此气也。知气之不同，则知理之不同，万物统体一太极也。②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攀龙在强调理本体的时候，也注意气的存在意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看到万物统一性的同时，也看到事物之所以千差万别的原因所在。他认为事物的统一性在于理本体，而多样性则在于②　《朱子节要序》。

③　《高子遗书·序》。

①　《高子遗书·序》，附录《景逸高先生行状》。

①　《高子遗书》卷十二《书悟易篇》。

②　《东林书院志》卷五《东林论学语》上。

"气"的差异。他说：若到成形便不同，无论瓦砾金石人物之不同，即人之同类者，亦有不同。物物一太极也，同一气也，而有春、夏、秋、冬之异宜。。。观物有温、凉、寒、热之异性，则知人有刚、柔、阴、阳之异禀。同者不妨其为异，异者不害其为同，所谓敦化川流。因气观理，更明白也。③尽管高攀龙非常强调气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他仍坚持程、朱以理为主的观点，认为理为形而上之体，气为形而下之具。他反对罗钦顺的气聚则理聚、气散则理散的观点，认为气与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没有聚散可言，气可以有聚散，而理本体则无聚散。他举例说："若以本原论之，理无聚散，气亦无聚散。何也？以人身言之，身为一物，物便有坏，只在万殊上论。本原上如何有聚散？气与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更无聚散可言。"①与正宗的程、朱理学不同，高攀龙有时又推崇张载的"太虚"（气）为万物之本的自然观，这就使得他的思想出现了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张载的自然观有"太虚"、"太和"之说。所谓"太和"，是指阴阳未分之气，"太和谓道"，是说太和之气变化流动的秩序、法则。所谓"太虚"，就是通常所说的天空，无形无状，是气散而未聚的原始状态，一切有形和无形之物都是随着气之聚散而变化的。高攀龙认为张载的说法极有道理，"指点人极醒"。②他接受了张载的"太和谓道，太虚谓天"的元气本体论，这样就必然和他坚持的理本体论产生矛盾。他说：天地间充塞无间者，惟气而已。在天则为气，在人则为心。气之精灵为心，心之充塞为气，非有二也。心正则气清，气清则心正，亦非有二也。③高攀龙显然是在主张气一元论，他把天地间都看成"惟气而已"，进而又把"心"与"气"看成"非有二也"，都说成是气的性质。可见，高攀龙的学说思想是不彻底的。

在自然观或宇宙观上，高攀龙既接受了程、朱的理本体论，也接受了张载的气一元论，然而在人性论问题上，他却如一地坚持了程、朱的"性即理"的学说。他认为，"理"（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本原，那么，理体现在人身上，则谓之"性"。"理"在天谓之"命"，在人则谓之"性"。他在解释《中庸》时说：《中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命也。在大化上说谓之天，在人身上说谓之性。。。性即人之性也。①在高攀龙看来，"命"和"性"虽名称各异，但其为"理"则一。在理本体论的前提下，他提出人的本性就是"理"。既然人性就是理，"性即理"，"理即性"，那么如何识"理"、识"性"，就成为重要问题。高攀龙把识"性"与识"理"看作一对因果范畴，他认为人不识理，是因为不识性。他说：人不识这个理字，只因不识性。这个理字，吾之性也。人除了这个躯壳，内外只是这个理。程子云"性即理也"。如今翻过来看，理即性也。夫人开眼天地③　同上。

①　《东林书院志》卷五《东林论学语》上。

②　《东林书院志》卷六《东林论学语》下。

③　《高子遗书》卷四。

①　《高子遗书》卷四。

间，化化生生，充塞无间，斯理也，即吾性也。②因不识性，故不识理，因此高攀龙提出"复性"说来解决识性与识理的问题。他说："学问起头要知性；中间要复性；了乎要尽性。只一性而已。"③所谓"知性"、"复性"、"尽性"，构成了高攀龙人性学说的几个重要范畴。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复性"说。所谓"复性"论实际上还是来自程朱"复性为主"的人性论。高攀龙这样论述他的"复性"说："学问之道无他，性而已矣。无志于学问者不必言。既有志学问，须要复性，才是有志。"①"东林八君子"之一的叶茂才在评论高攀龙一生学问时，说他"存之之学，以程、朱为的，以复性为主，以知本为宗，以居敬穷理、相须并进为终身之定业。"②"复性"虽为高攀龙人性论的主要内容，但它必须以"知性"为前提，以"明善"为目的才有真实意义。他说：性者学之原也，知性善而后可言学。③学问在知性而已，知性者明善也。④为了论证知性、复性、明善，高攀龙也同顾宪成一样，依据《易传》进行推论。他在解释"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以及"元者，善之长也"的观点时说："吾所倡善，元也，万物之所资始而资生也"。⑤既然"善"为万物资始与资生的"元者"，那么它就是可以化生万物的本原，有本原而后有万物，因此也就是"有善而后有性"。这样一来，"善"就与"理"一样，获得了宇宙本体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攀龙得出了"性即理，理即善"⑥以及"善即天理"⑦的结论。高攀龙的人性论实际上都可以从程、朱思想中找到详细说明，因此并非他的创见。

与顾宪成一样，高攀龙也针对王学末流的"虚病"之弊，展开了对王守仁心学的论辩。他以"性即理、理即善"的性善论批评王守仁的"无善无恶"说；以重扬儒家义理来反对管志道的"三教统一"说；以"格物穷理"和修悟并重批评王守仁心学的"以简易废工夫"和"格物致知"说，等等。

高攀龙在学术思想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他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当时的明朝社会正面临着阉党专权、国危民艰的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王学末流的"空虚玄妙"之学肯定于社会无补。在忧国忧民的心情之下，高攀龙把注意力转向了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他说：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实念也。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吾君；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吾民，此士大夫实事也。①他还说：②　《东林书院志》卷六《东林论学语》下。

③　《高子遗书》卷八《与许涵淳》。

①　《东林书院志》卷六《东林论学语》下。

②　《东林书院志》卷七《景逸高先生行状》。

③　《高子遗书》卷三《气质说》。

④　《高子遗书》卷八《与陈似木》。

⑤　《高子遗书》卷九。

⑥　《东林书院志》卷六《东林论学语》下。

⑦　《高子遗书》卷三。

①　《高子遗书》，卷八《答朱平涵书》，事即是学，学即是事。无事外之学、学外之事也。然学者苟能随事察，明辨的确，处处事事合理，物物得所，便是尽性之学。若是个腐儒，不道事务，不谙时事，在一身而害一身，在一家而害一家，在一国而害一国，当天下之任而害天下。所以，《大学》之道，先致知格物，后必归结于治国平天下，然后始为有用之学也。不然单靠言语说得何用？②高攀龙从忧国忧民的思想出发，提倡"有用之学"，目的在于治国平天下。他认为"无用便是落空学问"，"立本正要致用"。③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他提出做人要真，必须有个"老老实实"的态度的主张。他说：人只是一个真，真便做得大事业。自古大人物做大事业，只是一个老老实实。有一毫假意，便弄巧成拙。④高攀龙正是这样"老老实实"，认真做人的。尽管他最后未能免于"自沉"的悲剧，但他身上却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的人格力量。

顾宪成、高攀龙生活在明王朝腐朽没落、"天崩地坼"的时代。他们忧国忧民，即使在被罢黜返归故里后，仍关心国事。他们创立东林学派，重建东林学院，一边讲学研讨，一边讨论天下国事。他们的理想是要通过讲学，唤起人心，治国平天下。他们的座右铭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学院成为正直之士的活动中心。他们的学术思想常常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相关联，他们的学术标准主要以能否治世为是非。可以这样说，顾宪成、高攀龙及其东林学派的思想观点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早期启蒙思潮兴起的先驱人物。

②　《东林书院志》卷五《东林论学语》上。

③　《东林书院志》，卷六《东林论学语》下。

④　同上。

九、明末两大儒学家的思想刘宗周和黄道周是明朝末年的两位儒学大师。刘宗周创蕺山学派，主张"慎独"之说，在当时很有影响。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他的学生。明朝灭亡，刘宗周不食而死，以身殉节。《明史》称赞他为："其论才守，别忠佞，足为万世龟鉴。"（《明史》本传）黄道周精于《易》学象数，在天文、历算学方面，十分深邃。明亡，起兵抗清，兵败被执，以死殉国。刘宗周和黄道周都是学问渊博和气节高尚的学者，为当时和后世之人所称道。（一）刘宗周及其思想1。刘宗周的生平及其思想发展刘宗周（1578-1645年）初名宪章，字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县）人。因在山阴县城北蕺山讲学，被称为蕺山先生。他自幼勤奋好学。父逝世后，随母依养于外祖父章颖家中，受到良好的教育。章颖是个颇有学问的儒者。屡试不举，然而许多著名学者如徐阶、陶望龄、周应中等都出于他的门下。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刘宗周二十岁，乡试中举。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中进士。此后，他历任过行人司行人、官礼部主事、尚宝司少卿、顺天府尹、工部左侍郎、左都御史等职。

刘宗周是位尚气节、重操守、刚直敢言的封建士大夫。在他的仕途生涯中，他多次挺身而出，抨击阉党专权、朝政腐败的丑恶现象。他上疏弹劾奸党，声援东林，力辩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人士"多不乏气节耿介之士"。①他还和东林党人一起，指陈时政，揭露和斥责阉党"干预朝政"等严重罪行。刘宗周为官正直清廉，就连刚愎自用的崇祯帝朱由检也不得不承认他"清执敢言，廷臣莫及"。②由于刘宗周刚直不阿，敢言勇谏，因此多次受到打击和罢斥。天启四年（1624年）、崇祯九年（1636年）和十五年（1624年），他三次被革职。史载他"通籍四十五年，在仕版六年有半，实立朝者四年"。③南明弘光元年（即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南下，南京陷落，同年六月十五日杭州失守。刘宗周见大势已去，明王朝危在旦夕，于六月十七日绝食而亡，享年六十八岁。

刘宗周长期被罢斥在野，因此对下层百姓的疾苦有一定的了解。他深深同情生活在艰难困境中的人民，提出"重民命"、"厚民生"、"匡救时艰"的社会政治主张。他为民请命，要求减轻赋役和放松对百姓的政治压制。刘宗周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黄宗羲在概述这一演变过程时说："先生于新建之学（指王守仁的心学）凡变：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辩难不遗余力。"④。这就是说，刘宗周早年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怀疑王守仁心学，中年转向陆、王心学，晚年认识到王守仁的良知说易于同禅学合流，因此不遗余力地想从心学的束缚中摆脱出来。黄宗羲的介绍大致符合刘宗周思想的发展过程。刘宗周在他临终时向自己的学生说："若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①他还嘱咐学生："学问未成，全赖诸子。"②他是把摆脱心学的希望寄托于学生身上。

刘宗周的著作，被后人编辑成《刘子全书》、《刘子全书遗编》、《刘子节要》、《刘子粹言》。

2。刘宗周的思想理论自北宋以来，理学的内部就存在着张载的元气本体论和程、朱的理本体论的分歧。刘宗周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为宇宙本体的思想，形成自己

①　《刘子全书》卷十四《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国家元气疏》。

②　《明儒学案》卷六十二《蕺山学案·刘宗周传》。

③　《刘子全书》卷四十《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谱》。

④　《刘子全书》卷三十九《子刘子行状》。

①　《刘子全书》卷四十《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谱》。

②　同上。

颇具特点的理气论和道器论。

关于理气论，刘宗周认为"离气无理"；并提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的观点，也就是说，"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本原。由于气是本原，因此，"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人物得之以为人物。"③在刘宗周看来，"气"不仅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也是产生精神性的"理"的本原。气是根本，理寓其中，"有是气，方有是理"，先有"气"，然后有"理"。这就是所谓"离气无理"的思想。他这样表述自己的观点：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④有是气，方有是理，非理能生气也。⑤非有理而后有气，乃气立而理因之寓也。①由于坚持"气在理先"的观点，因此刘宗周对程、朱"理在气先"的思想表示了不满。他诘问道："求道者辄求之未始有气之先，以为道生气，则道亦何物也？而能遂生气乎？"②在程、朱的理本体思想中，有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理依于气，然而理一经形成，便有相对的独立的精神作用。刘宗周接受了这个观点，但他认为，理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仅此而已，不能由此引申出"理能生气"的结论。他说：有是气，方有是理。无是气则理于何丽？但既有是理，则此理尊而无上，遂足以为气之主宰。气若其所以从出者，非理能生气也。③可见，刘宗周既看到了气为理之所寓，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一般寓于个别之中；又看到了"理"虽为形而上者，具有独立的精神作用，但它仍是物质的产物，即"气"的产物，是从属于"气"的。

在坚持气本体论的前提下，刘宗周又回答了世界统一于气，然而何以又有事物的不同形态的问题。他认为"气"有不同形态，因而事物也有千差万别。刘宗周遵循张载的"太虚无形，气之本体"④的观点，把世界上一切有形的物体和无形的虚空，均解释为"气"的不同形态。所谓"太虚"是"气"散的形态，即本来的原始的状态。"太虚"聚为万物，是"气"的不同表现形态。然而，无论天地万物有何差别，它们都改变不了"气"的本质。

刘宗周继承了张载的元气自然观，但他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有所发展。

这主要表现在论述事物的产生与消亡的问题上。他认为无形的"虚"和有形的"万物"都是"气"的不同的存在形态。他说：当其屈也，自无而之有，有而未始有。及其伸也，自有而之无，无而未始无也"。①这里是说，事物的产生，从无到有；事物的消亡，从有到无。表面上看，是事物本身的变化，然而从实质上说，却是气的运动。事物从无到有，是"气"散为"太虚"的无形形态发展变化为"气"聚为万物的有形形态；事物从有③　《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

④　《刘子全书》卷四十《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谱》。

①　《刘子全书》卷五《圣学宗要》。

②　《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中。

③　同上。

④　《正蒙·太和篇》。

①　《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中。

到无，则是从"气"聚为万物的有形形态散入"太虚"，变化为"气"散的原始的无形形态。可见，事物的从无到有，从有到无，都是"气"的聚散而已，是气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的运动过程。从"气"的运动变化的角度来说，事物的产生与消亡是统一的，在产生中有消亡，在消亡中有产生。"非有非无之间，而即有即无，是谓太虚，又表而尊之曰太极。"②在事物有与无的问题上，刘宗周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既把"太虚"看作是"有"和"无"的统一，又把气之"有"（无形）和具体万物之"有"（有形）作了某种程度的区别。这是对张载的"太虚无形，气之本体"观点的深化。

与"离气无理"的理气观相联系，刘宗周又提出了"道不离器"的道器论。他认为，"离气无理"，而"理"为"道"，那么，作为形而上的"道"也就不能离开形而下的"器"而独立存在。许多理学家往往错误地理解《易传》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命题，把"道"作为"器"的根本。在刘宗周看来，"凡道理皆从形器而立"，因此，程、朱理学的"道本器末"、"理在事先"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盈天地间，凡道理皆从形器而立，绝不是理生气。①道理皆从形气而立。离形无所谓道，离气无所谓理。②形即象也，象立而道器分，一上一下之谓也。上者即其下者也。器外无道也，即变通即事业，皆道也，而非离器以为道也。③离器而道不可见，故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后言。"有物先天地"，异端千差万错，从此句来。④在刘宗周看来，具体事物的"器"是作为一般原理的"道"的根本，而不是"道"为"器"的根本。理学家们之所以"异端千差万错"就是因为他们以"道"为"器"的根本，认为"道在器先"、"理在气先"。

在解决了"理气"问题和"道器"问题之后，刘宗周又把他的自然观和世界观引申到人性领域，提出了以形气为本的人性论。人性问题在刘宗周的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全祖望就这样评价他："蕺山之学，专言心性。"⑤刘宗周的人性论是以气本体论为理论前提的。他认为，人性是人出生以后才形成的，因此，人的身体和气质是人性的依据。他说：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气聚而有形，形载而有质，质具而有体，体列而有官，官呈而性著焉。⑥在刘宗周看来，人的身体和气质就是"形而下"之"气"，因此他又说：形而下者谓之气，形而上者谓之性，故曰性即气，气即性。①与主张"性即理"、"理即性"的理学家们完全不同，刘宗周将人性着落在气本体上，以人的形体和器官为人性的本原和依托。他说：人生而有此形骸，便有此气质。就中一点真性命，是形而上者，虽形上不离②　同上。

①　《刘子全书》卷十九《答刘乾所学宪》。

②　《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中。

③　《刘子全书》卷三十四《周易古文钞·系辞上》。

④　《明儒学案》卷六十二《蕺山学案·语录》。

⑤　《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通碑文》。

①　《明儒学案》卷六十二《蕺山学案·证学杂解》。

形下。②在这里，刘宗周仍然运用"气"为天地万物之本原的自然观来说明人性问题。"气"决定了人的身体各器官的产生，有形体才会有人性；有形而下之形骸，才能有形而上之人性。人性从身体中产生，因此他说："凡言性者，皆指气质而言"，③"离气质无所谓性者"。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刘宗周从"离气无理"导出"离气无性"的结论，完全是以气本体论为理论前提的。刘宗周在讨论人性问题时，也涉及到了人心的问题。他认为，正如不能离气而言道、离事而言理一样，不能离开人心而谈人性：形而上者谓之性，形而下者谓之心。⑤心生之谓性，心率之谓道，心修之谓教。⑥离心无性，离气无理。⑦有心而后有性，有气而后有道，有事而后有理。故性者，心之性。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刘宗周将心与气同，性出于气，也必然出于心。他认为，人心不能与人性同等，因为人性是在有了人心之后才产生的。在他看来，无论是离心谈性，还是把心性等同，都是不对的。因为这两种观点只能使人们趋向"愈玄愈远"的迷途。他说："凡所云性，只是心之性，决不得心与性对。"②"后之言性者，离心而言之；离之弗能离，则曰一而二，二而一。愈玄愈远。"③刘宗周把"离气无理"的自然观贯彻和发挥为"离气无性"、以形气为本的人性论，这不仅回答了人性产生的本原问题，而且还找到了人性是先验的存在还是后天形成的答案。他认为，程、朱理学家主张人性根源于"理"，并且是先验存在的观点，"舍己生后，分外求个未生前，不免当面错过。"④在他看来，把人性视为先天的观点，是不了解人性根源造成的。

刘宗周的人性论带有明显的自然属性色彩。比如，他认为"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前"⑤是谈不上什么人性的。这实质上是把人性看作自然界各种物类中的一种，是在金、木、水、火、土的物质元素和后天形成的基础上理解人性。这种观点虽然突破了先天人性论的传统看法，但它仅从人的自然属性来解释人性的产生，显然也是失之偏颇的。因为人性不仅有自然属性，而且还有社会属性。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刘宗周所说的性从心出、离气无性、离心无性的观点，实际上是指人性的自然属性与气或心的关系而言。性从气出，也即人性的自然属性是以身体器官和物质元素为本原的。那么，作为人性的社会属性的一部分，亦即仁、义、礼、智、信这些伦理道德观念与心或气是②　《刘子全书》卷八《气质说》。

③　《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中。

④　《刘子全书》卷十二《学言》下。

⑤　《刘子全书》卷十《学言》上。

⑥　《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中。

①　《刘子全书》卷十三《会录》。

②　《明儒学案》卷六十二《蕺山学案·语录》。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什么关系呢？刘宗周认为，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的伦理道德观念也不是先验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的，而是在有了各种社会关系，诸如"父子君臣"这些关系之后才出现的。他说：无形之名，从有形而起。如曰性，曰仁、义、礼、智、信，皆无形之名也。然必有心而后有性之名，有父子而后有仁之名，有君臣而后有义之名，推之礼、智、信皆然。①在刘宗周看来，正如道和器的关系一样，先有器而后有道，先有具体事物而后有抽象概念；先有父子关系的存在，后有仁的观念的产生；其他观念以此类推。刘宗周把伦理道理观念看作是社会关系的反映，这是正确的。在与人性论相关的"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问题上，刘宗周也不同意二程和朱熹的观点。程、朱把"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对立起来，认为二者的关系是善恶对立的关系。而刘宗周则认为二者并不对立，二者是"俱善"的关系。他说：要而论之，气质之性即义理之性，义理之性即天命之性，善则俱善。②在"俱善"的思想前提下，刘宗周把"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看作是统一的，而且前者是后者之所为。

由"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关系进一步引申出"天理"和"人欲"的关系。刘宗周认为，"天理"与"人欲"也是统一的，并不象程、朱所说的水火不相容。在他看来，二者虽有不同，但是相通的，可以相互转化。他说："天理人欲本无定名，在公私之间而已。"①"欲与天理只是一个，从凝处看是欲，从化处看是理。"②刘宗周认为，"人欲"只是人的生理的自然要求，不能看作"恶"，只有纵欲过度的行为，才是"恶"。

刘宗周的人性论虽然不同于程、朱的先天人性论，他是基于"离气无理"的自然观而提出人性观点的，但是，这并不能概括他的人性论的全貌。因为他的思想体系是矛盾的。比如，他不同意张载、二程、朱熹将人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也反对把"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以及"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看作是对立的，但他仍然承认"义理之性"、"道心"和"天理"的存在，有时甚至把这些形而上的范畴看作根本。他说：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性之本性。千古支离之说可以尽扫，而学者从事于人道之路，高之不堕于虚无，卑之不沦于象数，而道术始归一乎。③刘宗周一方面把"道心"与"人心"看作"只是一心"，"义理之性"

是"气质之性"之所为；而另一方面又以"道心"为"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性之本性"。这样一来，他所主张的后天道德论就必然演变为宋儒乃至王守仁的先天人性论和先天道德论。

在认识论上，刘宗周的思想也有矛盾，他一方面认为"良知"是学而后知，强调"闻见之知"是认识活动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又提出"求道之要，莫先于求心"和"识不待求，反之即是"的观点。

总之，我们可以从刘宗周的思想概貌中看出，他既想坚持"离气无理"

①　《刘子全书》卷十三《会录》。

②　《刘子全书》卷十九《管王右仲州刺（嗣奭）》。

①　《刘子全书》卷十《学言》上。

②　同上。

③　《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中。

的气本体论，又想维护心学的地位；既想对王学进行"补偏救弊"，又提出一些与理学传统思想相违背的观点。刘宗周思想体系的矛盾，正是他所处的明末新旧交替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在思想上的反映。刘宗周的"离气无理"、"道不离器"的本体论，以"形气为本"的人性论和"良知不离见闻"的认识论等，被他的后学--蕺山学派的主要代表黄宗羲、陈确等人所继承和发展，成为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宗周是蕺山学派的创建者，可以说他的某些背离理学的进步观点是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

（二）黄道周及其思想1。黄道周的生平黄道周（1585-1646年）字幼平（一作幼元），字细遵，号石斋，漳浦（今福建漳浦县）人。学者称石斋先生。

黄道周三十七岁中进士前，为求学和开始著述时期。由于家境贫困，无力延请名师，他幼年多出自家教。七岁开始随父读书，后又随伯兄切磋，"凡数年，自经传子籍，旁及诗、赋、声律、铅汞、阴阳之学，无不耽精元览焉"。①十四岁开始，"便慨然有四方之志"，②"时时挟策远游"。③黄道周求学非常刻苦和勤奋，凡听到有名师大家，便前往求教。据史料载，"闻博罗有韩大夫贤而好士，其家多异书。一日杖策行，遂造焉。大夫与之语而大悦，曰："此儒者也，今日任斯道者，非子其谁！"因留与诸子处，遂得尽观所未见书，俱录以归"。①黄道周十七、八岁时，曾对天文历象以及音律之学发生兴趣。年十九、二十，开始关心国事，"献《时事策》以干藩臬"，"往阙下上书不果"，"知王道之难行也"。②二十五岁时，著《易本象》八卷，试图"明天人之际"。③二十六岁时，曾对某人所问不能答，于是"愧恨不食"，知道做学问不能满足于书本知识，还须注意验算观测。此后，他曾"昼则布算，夜测分野"。④黄道周青年时代的刻苦求学精神，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儒学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天启二年，黄道周三十八岁中进士。此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虐焰方炽"。黄道周不畏阉党势力泛滥，"尽言报国"、"共劾魏党"。⑤天启四年（1624年）黄道周授翰林院编修，为经筵展书官。他打破"奉书必膝行前"的旧例，"独以平步性"，魏忠贤虽然不满，但也无法难为他。此后不久，东林党人周起元被阉党迫害下狱，黄道周"在家倾凑得数千金随众捐助"，进行营救。黄道周一生正气凛然，刚直不阿，多次"犯颜谏争"，弹劾奸佞，惩恶罚劣，因此多遭贬斥，甚至被捕下狱。从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进入仕途至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就义，前后二十余载，历经三次被革，受尽发配、囹圄之苦，以至险遭冤杀。黄道周身为封建时代的正直士大夫，严操守、重气节、刚直敢言，所陈时政切中时弊，"公卿多畏而忌之"；而当时的崇祯帝则刚愎自用，不能任贤从谏，因此，黄道周尽管仕途二十余载，却不能施展自己的救国报负，最终难免屡遭迫害的悲剧。正如他自己在狱中上书所言："臣通籍二十载，历俸未三年。"①黄道周在学术方面没有师承。除居官外，他一生精力主要从事著述、讲学，弟子达几千人，史称他"学贯古今"。在黄道周的思想中，以论《易》

①　庄起俦《章浦黄先生年谱》。

②　《黄漳浦集》卷首洪思撰《黄子传》。

③　《明儒学案》卷五十六《诸儒学案·黄道周传》。

①　《黄漳浦集》卷首《黄子传》。

②　《漳浦黄先生年谱》。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见《漳浦先生年谱》和《黄漳浦集》卷首《黄子传》。

①　《漳浦黄先生年谱》。

较多，受北宋理学家邵雍的影响，注重象数。就他的思想体系来说，基本倾向朱学，但也力图调和朱、陆。如他在《朱陆刊疑》一文中说："用子静以救晦翁，用晦翁以剂子静。使子静不失于高明，晦翁不滞于沈潜，虽思、孟复生，何间之有？"②由于黄道周兼有朱、陆两学的倾向，因此，他的思想体系就比较复杂。黄道周著述宏富，约四十余种，近二百卷，至百万言。现在通常能见到的汇编本有《石斋先生经传九种》和《黄漳浦集》。

2。黄道周的理学思想黄道周学问渊博，一生专注于对《易》学的研究。他认为，《易》可以"上推天道，下验人事"，因此，他的许多思想都来自《易》学。另外，他还精于天文历数，在他所著的《博物典汇》一书中，他总结了以往天文、历象和历代典章制度的知识，后人评论此书是"萃三书③之至精，补三书之未收，约而该、博而有要。"④黄道周的理学思想也是首先要解决本体论问题。与其他理学家不同，他不是直接继承宋儒的思想，而是依据《周易》和《洪范》、《月令》中的阴阳五行说以及东汉张衡的浑天说来建立自己的本体论思想。他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基本要素。他说："阴阳者，天地之气；五行者，天地之质。气质具而性命行乎其中。"（《石斋先生经传·洪范明义·叙畴章》）由此可见，黄道周是把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看作是构成天地万物的物质元素。从本体论上来说，他强调阴阳二气的"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本原：盖天以二气五行化生万物。。性命之原，本于太极。①太极与阴阳，总是一个。②在黄道周看来，有了阴阳之气，才有天地万物的形成和人类的产生，也才出现"时有寒暑"、"日有昼夜"等自然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规律。黄道周的本体论基本是把"气"（太极）作为宇宙的本体。

黄道周在"气"本体的宇宙观的前提下，提出了不少自然观方面的新见解。比如他利用张衡的浑天说，解析了地球和天上其它星球不坠的原因，突破了张衡关于地球"载水而浮"的旧观点。他认为，地球和其它星球之所以不坠，是由于它们都是浮于空气之中，"刚气围合，包络凝固不散。"他还利用张载的"地在气中"而不坠的观点来说明悬浮于空中的其它星球。再比如月亮盈亏的问题，黄道周认为这和太阳光照耀的位相变化有关，从而驳斥了有神论的臆说。在弄清楚月亮盈亏的科学道理的基础上，黄道周还力图对潮汐发生的自然现象作出解释。他说："江海之水，朝生为潮，夕至为汐。阴阳消息，晦朔弦望，潮汐应焉。"③黄道周认为，潮汐的涨落与月亮的盈亏有直接的关系。另外，他还用阳气的升降来说明一年四季天气寒暑和植物生长凋枯的变化。

在元气本体论的基础上，黄道周不仅解释了自然界万物产生的原因和变②　《黄漳浦集》卷三十。

③　《通典》、《通志》、《文献通考》。

④　蔡方炳《重订博物典汇序》。

①　《石斋先生经传·洪范明义·方箕章》。

②　《榕坊问业》卷十四。

③　《博物典汇》卷二。

化的规律，而且还回答了社会现象发生的缘由何在。他不相信鬼神，也不相信天命，他认为所谓"天命"就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日往月来，寒暑往来，明推岁成，此即是天之命。"①他否认有任何预知未来的所谓知天命的人和事。关于人的命运，黄道周从不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儒家传统观念，他认为人的命运在于人所处的地位和所讲求的利害得失。他说，"世人言命，都在得失一边"，所以"有气数人事之差"；"哲人言命，在清虚一边"，因此"无得失当否之虑"。②黄道周的分析远没有揭示出人和社会命运的复杂内涵，然而却冲破了传统天命观的束缚，因此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当然，他的观点多少接触到人世间的现实。

黄道周一生对《易》学十分关注，他的许多思想都表现在对《易》学的理解和解释中。他一方面继承汉代京房到宋代邵雍的象数学，使自己的《易》学思想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又积极吸收《周易》中朴素的自然观点，"上推天道、下验人事"，用它来思考社会和人生的重大问题。黄道周的易学思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要通过对《易》理的研究，达到对日、月、天地等自然界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他认为"易"就是自然界的运动变化之理，因此，研究《易》学就要以"天道为经"、"日月为本"。③二是认为象、数构成了《易》理的具体形态和度、量，应摆正理、象、数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黄道周看来，理、象、数三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就象人的身体结构那样，是完整一体的。他说："不知形色而谈天性，犹未有人身而言至命也。"①这就是说，犹如不能离开人身而谈人性那样，也不能离开象、数而谈理。

三是强调治《易》要吸取其"实测"精神，讲求各领域研究的准确性。

黄道周把这种精神运用到治历法、观天象、定乐律中去，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

黄道周是儒学家，因此他的思想也必然要涉及心性问题，回答包括理学家在内的历代儒学大师所遇到的人性问题。

关于人性的本源，黄道周接受了程、朱理学家的观点，认为人性源于"天"，"性自天命"，②他甚至把人性和"天命"等同起来，主张"性是天命"。③由此来看，黄道周和程、朱一样，都是主张先验人性论的。

在回答了人性本源的问题之后，黄道周又把人性的内容归结为道德伦理。他吸取了《孟子》"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④的思想，又借鉴了《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观点，提出"诚是性之本体，至诚是明诚之极功"的结论。黄道周认为，"天命之性"的道德内容来源于"诚"，"诚"是人性的本体。同其他理学家一样，黄道周也是企图贯通天人，想把人性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为道德伦理寻找合理的理

①　《榕坛问业》卷八。

②　《榕坛问业》卷七。

③　《黄漳浦集》卷二十九《易象正序例》。

①　《黄漳浦集》卷二十九《易象正序例》。

②　《榕坛问业》卷十一。

③　《榕坛问业》卷十。

④　《孟子·离娄》。

论根据。

由"天命之性"的本体论出发，黄道周也得出了"人性善"的观点。根据《周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的思想，他把天赋的"善性"看作是万物的根源。他说：宇宙圣贤总是善念做起，这个善念在天为明命，则曰不已；在人为至诚，则曰无息。无息不已，正是恒处。故《易》曰：继善成性。①《易》云："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善继天地，性成万物。继天立极，是性根上事，范围曲成，是性量上事。善是万物所得以生，性是万物所得以成。②黄道周不仅认为人性善，而且把这种"善"看成是绝对的、永恒的，因为"性是天命，生是物质，物质虽雕，天命不死"。③在把"善性"看作永恒和绝对的同时，黄道周批评了程、朱理学家把"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他认为天性皆善，如果把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那么也就意味着要从先天气禀中去寻找由"善"变"恶"的根源，也就是说，天性有善有恶。在黄道周看来，人之所以会从"善"变"恶"，那是后天习染所致，并非天性中有恶。他举例说：气有清浊、质有敏钝，自是气质，何关性上事。如火以炎上为性，光者是气，其丽于木而有明暗、有青赤、有燥湿，是质，岂是性？水以润下为性，流者是气，其丽于土而有轻重、有品淖、有甘苦，是质，岂是性？④可见，黄道周的"性善"论在他的人性思想中贯彻得非常彻底，正如黄宗羲所说："深辨宋儒气质之性之非"。⑤作为明末两位儒学大师之一的黄道周，其思想体系比较复杂，他兼采几种学说，在他的思想中，既有不少有思想价值的新观点，也有神秘主义色彩极浓的各类说法。这实际上是理学在明末走向衰微的反映，也预示着新的思想潮流将要产生。

①　《榕坛问业》卷十五。

②　《明儒学案》卷五十六《诸儒学案·榕坛问业》。

③　《榕坛问业》卷十。

④　《榕坛问业》卷十七。

⑤　《明儒学案》卷五十六《诸儒学案·黄道周传》。

十、结语这是一本描述性的《明代思想史》。它力图说明作为思想主流的理学在明代发展和演变的大致脉络、主要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

作为一部思想史，应该具有非常繁富和丰厚的内容：它不仅要有理论逻辑的线索，而且还要有生动激越、千迴百折、跌宕起伏的历史画面；它虽然是由思想家们构筑出的形而上的理论殿堂，然而却又时时化作精神甘露，滋养渗透着社会精神领域的方方面面。一部思想史应该是思想逻辑和历史逻辑相互辉映，有机统一的著作。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目标，尽管离它很远，但我们愿意努力接近。

理学思想发端于北宋，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这种哲学化的儒学对中国中世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远非汉唐时期的儒学所能比拟。然而，程朱理学在朱熹生活的时代不仅没有成为官学，反而受到统治者的压制。朱熹去世后，朱学才逐步得到统治集团的承认，到元代时，程朱的经传、集注被列为试子程式，成为官学。明朝建立以后，程朱理学处于独尊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

然而，明代的思想家们并没有照搬宋理学家的思想，而是根据时代的特性和自己的理解，建立了极具风格的思想学说。这其中的主要代表是经过学凡三变而最终崛起的王阳明心学和出于王学而又不同于王学的"掀翻天地"的泰州学派。

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王阳明的心学，它们作为宋明理学的主要思想代表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从结构上说，这种影响大致有三方面：一是社会的，它包括纲常名教、居家处世、交际往还、婚丧仪节等各种风俗习惯；二是政治的，封建政权及其法律、政策、政制自产生之日起就与传统思想固结不解，宋朝以后，理学思想对政治的影响更加明显；三是学术思想的，宋明理学对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学术领域的影响，如水银泻地，渗透无遗。

从历史存在的角度看，宋明理学对后世的影响有社会践履和文化价值理想两个层面。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它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清代考据并驾而无愧色。作为一种文化价值理想，它与儒家的道统源头相接，在宋明时，经过思想家们的全新解释，溶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部分。

对于宋明理学的研究，历学者作了许许多多的努力并取得无数成果，他们为今天的研究铺设了重要的道路。当今的中国，正面临着社会生活转轨的关键时期，传统的文化价值理想受到新生活的挑战，因此，建构一种适合社会发展前进的价值信念体系就显得非常必要。今天的社会是昨天历史的延续，建构现时代的价值体系也得在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完成。从现代社会的需要着眼，研究宋明理学所内涵的文化价值理想也许更具重要意义。

明代 第075卷 明代宗教史

【本卷提要】

明代诸宗教的起伏演变，是中国历史上，尤其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明王朝对佛、道两教实行了抑制和利用兼并的政策，既想阻断宗教组织嬗变为政治组织（农民起义军）的各种可能，又想利用释、道维护社会秩序。结果，得到"皇粮"全面保障的释、道二门蜕化得既缺乏精神上的创新追求，亦脱离了广大信众。相形之下，本该由"正统"宗教实现的社会功能，却由民间宗教承担起来，它们以最贴近下层百姓生活的组织形式和内容，满足中下层民众的宗教需求，甚至部分地满足了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这是明代中叶之后，民间宗教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明代还是信仰伊斯兰教诸民族、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天主教在中国大陆传播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回族的形成与犹太教的消亡，颇有说服力地表明了，作为外因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政治压力）与作为内在动力的宗教本土化、世俗化运动，对宗教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明代宗教概述宗教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理解与把握宗教的发展脉络和意义，不能离开社会与文化。明代是中国宗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明代宗教就像生长在地面上的花草，它们之所以在明代生长成这个样子或那个样子，之所以生成或之所以消亡，除了它们的"种子"基因之外，还取决于滋生它们的土壤和它们所经受的阳光风雨。因此理解和把握明代的诸教诸宗，也必须将它们置于明代社会文化的整体背景中，必须参照明代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大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还要参照世界历史的发展大系。

（一）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明代社会无论从中国还是从世界来看，明代都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从13 68年朱元璋即帝位到1644年清军入关，期间共276年。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大系中，明王朝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经过唐宋鼎盛发展时期之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停滞阶段；二是经过蒙古贵族统治的元朝之后，国家政权又再次回到汉族官僚地主集团手中。

而在世界历史的坐标系上，14-17世纪正是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崛起之时。吴于廑先生曾在《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中，概括了这一时期人类历史发生重大转变的深远意义："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东西两端封建国家的农本经济，在这两个世纪中都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耕织结合之趋于分解，生产之转向商品化，经营、生产组织和所有制之探求新的形式或某种改变，以及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按各自的历史条件，不同程度地显示出旧制度统治力的松弛，显示出更新的转折或转折的动向，与这些变化相伴随，在变化较剧烈、较深刻的亚欧大陆两端，航海活动开始越出了沿海和内海的局限，飞跃为跨越大洋的、连接世界新旧大陆的远航。由此，基于农本经济的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闭塞的状态，开始出现了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分散隔绝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明代，特别是在明中叶以后，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福建、浙江等地方开始有了一年二收的双季稻，广东还有三季稻。北京一个劳动力的粮食产量为3000-4000　斤／年，南方一个劳动力的粮食产量为4000　斤左右／年（南方一个劳动力约有10亩地，而北方一个劳动力平均为七八十亩地）。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甘薯、花生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传入我国，这些农作物的产量较高。这一切都使相对有限的耕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永乐年间（15世纪初）明代人口大约为6500　万，到万历年间（16世纪中后期）人口增至1.2亿，在160年间增加了近1　倍。

明代的纺织业已经从家庭中走出来，形成了工厂化的生产方式，有专门从事织机制造的，也有专门从事纺织的，在纺织业中，织不同的布已采用不同的专用织机。人们形容当时的织机是"机杼之巧，殆天工"，在苏州市场上有缕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布机等多种织机出售。纺织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必然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仅苏、杭地区，丝织官营手工业年产绸帛就达15　万匹；而苏州织染局一家便有织机173　张，年造缎1500　多匹。但是这种新的因素仅表现在生产方式方面（即农业和纺织业分离，纺织业内部专业分工深化），生产力方面并未出现新的重大突破。多锭纺车从宋代发明后到明末的600年间，虽然有了专业织机的分工，但却在技术上无甚创新。其他方面，如生铁冶炼的技术和产量，宋元明三代基本上保持在同一水平。据1975年《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公元前6世纪和11世纪，世界上重要的科学成就、发明或创造共计231　项，其中属于中国的有135　项，占58.4％，但明代之后这个比例显著下降。

这说明封建生产方式的"容量"是有限的，它虽然可以在一次次被打碎后又一次次重建起来，但它却无法超越自身的极限。松江人何良俊说正德（1506-1622年）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而到嘉靖年间（1522-1567年），则大抵十之六七的百姓已不再务农。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并非全都去经商，或从事制造业，而是有相当多的农民由于土地兼并而成为无土无业的"流民"。当时的总人口约在1　亿上下，即使只有十分之一的农民成为"流民"，也会有近千万的人口相对剩余，其中的青壮年至少有三四百万之众，这无疑构成了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中国的封建社会本身无法"消化"这些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也没有使这些"流民"到"新大陆"殖民（像欧洲人那样）的举措。

这一切都表明，明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环节，已不再具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它虽然在生产的技艺和产量等方面已恢复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但却没有像欧亚两端的大陆一样"走向世界"，如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亚洲的日本那样，也没有出现顺乎历史潮流的新的重大突破。因此，明代社会所具有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比以前的朝代更为严峻（特别是明末的"人口爆炸"）。在这种压力面前，明王朝采用的高压专制与中央集权的政策，虽然在一段时间里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总的来看却适得其反。因为这种高压政策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往往将新生事物或新的社会发展因素作为"异端"消灭在萌芽状态中。而且用高压和集权积聚起来的社会财富，既不是用来发展新的生产力，也不是用来开拓新的生活空间（郑和的航海船队能够远至非洲，却未能把任何移民送到新大陆），而是用于统治者的挥霍。

封建王朝，大抵开国之初，总会有一两代英明雄毅之主，他们常处心积虑，想使江山永固。至明代也不例外，当初"打下江山"的朱元璋和朱棣，虽然搞了许多维护其专制统治的举措，诸如文字狱和锦衣卫等，但基本上还是励精图治的。他们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抑制豪强，维护着小农经济的格局。他们在主观上还是想让中国长治久安，以便使其朱家天下传之久远。可是坐享其成、继承皇位的皇子皇孙们则是一朝权在手，就为所欲为（比如在崇道佞佛方面花费无度），不要说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连朱家的长远利益都弃之不顾。结果民不聊生，国库空虚，一遇灾年，天灾和人祸相互放大其恶果，老百姓忍无可忍，被迫起义，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灭亡。

虽然明代社会的中国与西欧国家一样，显示出新的转折或转折的方向（这些转折因素的具体表现在明代政治、经济、思想各卷中都有所论述，至少在宗教方面有伊斯兰教、基督教和民间宗教的崛起），但是中国并没有完成这种"转折"，或者说虽然有转折的迹象，但社会在整体上依然是以往社会的"复制"，而且是重蹈覆辙。

（二）明代宗教演变的基本格局明代社会的诸多宗教，一如这个大社会一样，处于新旧交替的重要"转折"关头。佛教与道教，经过唐代和宋代的高度繁荣后，无论在教义理论上还是在组织实践上，都没有什么大的发展。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政治上失宠，在下层社会中受到新兴民间宗教的冲击。佛教虽然来自印度，但经过隋唐的改造，特别是中国诸宗（尤其是禅宗）的产生与发展，其本土化的改造过程基本上告一段落，它和道教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即如何保持自身的活力和对群众的吸引力。

宗教之所以是宗教，它总是有二个方面，一是在信仰上引导教徒向上、向更高、更新的层次发展。宗教总以对某种神灵的信仰为基础，文明社会中的宗教还总是将这种信仰体系化，有一系列的教义学说。这些教义学说根据不同时代的不同需要，对原有的宗教经典做出新的解释，使教徒树立新的或更完善的信仰追求，或在信仰上把教徒引向更高的层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宗教所具有的神圣性。二是宗教要把这种对彼岸世界的追求，深入到教徒的心中，它必须使自己与信徒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必须使教徒们感到宗教信仰虽然和现实生活不一样，但并不矛盾，甚至要感到自己的生活本身就是宗教生活的一部分。这也就是说，宗教要有一定程度的"世俗化"。

元代的佛教、道教，按照传统观念的标准，都过于"糜烂"，许多和尚、道士都娶妻生子，使宗教的神圣性难以展现。朱元璋即帝位后整饬释道的重要内容就是让这类和尚、道士还俗，或离弃妻小。这样做，虽然合乎中国特别注重"名正言顺"的传统及宋明理学所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逻辑，但却未能促进佛教和道教的健康发展（注：明中叶后期朝政松弛，释、道二门又有许多僧、道娶妻生子，说明这是一种无法消除的"人欲"。况且"人欲"只能引导和升华，是根本"灭"不掉的）。与中国佛教、道教重新"正规化"同时，日本的净土真宗却呈逢勃发展的趋势，他们不在乎教徒是否吃肉，是否娶妻，而注重于坚定的信仰，颇有点"因信称义"的味道。本来，佛教讲究四大皆空，禅宗也有身非菩提树，磨砖不能成佛的灼见，按此逻辑，独身、出家、斋戒便都是"空"，执著这些形式依然是一种"迷"。日本净土真宗正是在这夹缝中求得生存，在世俗化和神圣性的矛盾中求得了平衡。可是明代初期佛、道二教的这种"正名"，不是进一步完善这种顺乎历史潮流的变革，而是将其断然中止。

其结果，一方面是佛教和道教与民众生活又拉大了距离，加上"吃官粮"等官方措施，使它们虽然居于"正统"地位，但在信仰理论上和生活实践上都拿不出新东西，群众或者觉得它们满足不了自己的宗教需要，或者觉得它们虽能满足某种精神需要，但付出的代价过于繁重，那么离开它们是自然而然的。明代佛、道之所以"扶"不起来，恐怕这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是民间宗教的兴起。民间宗教得以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它们在教规上只是劝人行善戒恶，甚至有的还把娶妻生子作为成佛成仙的前提之一，从而在教义教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更贴近中下层民众。

明代初年实行高压专制，但明中叶以后，皇帝、宫妃贵戚、王公大臣们在崇佛、佞道、拉拢民间宗教方面相互"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倒形成一种宗教宽容的气氛。在这种氛围里，除了民间宗教在大江南北广为传播之外，穆斯林诸民族逐步形成，且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居在西北地区和内地其他地区。伊斯兰教也在本土化进程中进一步完善形成了经堂教育和教坊制度。天主教（尤其是经过利玛窦的努力）也逐步在社会上层和下层发展了一定数量的教徒，其中较为著名的人物有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从总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天主教，甚或是非正统的民间宗教，明代的教案与清代的教案相比，显著微小，这不仅说明各宗教之间能够互相宽容，而且各宗教教团与政府的关系也不那么紧张，可以说，自明代社会，中国各宗教的基本格局已大致形成，并影响了各个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

二、衰微中起伏的佛教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朝天子一朝臣"，宗教在各朝各代的命运变化很大，不仅皇帝的德识喜恶会影响佛教的生存发展，更重要的在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佛教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除此之外，宗教在"前朝"的地位和作用，也会影响它在新王朝的命运。宋元以来，佛教--按照许多研究思想史的学者的说法--是在"走下坡路"。然而实际上佛教是在继续其本土化的进程，即在思想观念上走向"三教圆融"，在修行方法上更加方便宜行（禅宗和净土宗为其典型的产物）。不仅和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被称为"黑衣宰相"的慧琳和元代的"帝师"），同时还渗入社会中下层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庙会、法会、超度亡灵、预告福祸等）。

（一）明王朝与佛教的关系佛教在士大夫中传播、寻求皇帝权贵扶持的同时，一直不懈地在征服与迎合中下层民众上下功夫，这其中，既有用于"俗讲"而成为国宝的敦煌莫高窟，也有"鞋儿破，帽儿破"到处显化的济公。佛教在"向下"，即向民间深入的同时，越来越世俗化，甚至越来越"俗"。到元末之际，寺宇广建，"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续资治通鉴》卷197　页）。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当时各地的当铺（解库）、酒店、碾碨、湖泊（养鱼场）、货仓、旅馆和商店（邸店），大多为寺庙所经营。而僧徒也不再是青灯古卷，晨钟暮鼓的清修生活，而是"畜妻、育子、饮醇、啖腴"（同上）。然而佛教在向社会下层深入的过程中，还演化出许多民间宗教团体，如宋元之际的白莲教，香会和明教等都是从佛教弥勒净土信仰嬗变而成的。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这些民间宗教团体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就连创建明王朝的朱元璋也是从当和尚到参加白莲教的义军而走上政治舞台的。

1。僧袍换龙袍的明太祖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起自寒微，少时流浪，17　岁在皇觉寺为僧。24　岁参加郭子兴部的红巾军，韩林儿称帝时任左副元帅。28　岁时攻下集庆，称吴国公。在此期间，他废除元代的一些苛政，命诸将屯田。后又接受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壮大自己的军力。后改称吴王，与红巾军决裂并杀害韩林儿，然后又消灭张士诚的割据势力。40　岁（1368年）时朱元璋建都南京，年号洪武，同年攻克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统治，逐步统一全国。

称帝后的朱元璋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普查户口、丈量土地、均平役赋、兴修水利、推行屯田、减轻工匠的负担，同时抑制豪强贪吏、制订《大明律》、废除宰相之职等，以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加强皇权。至其晚年，朱元璋将以李善长和徐达为代表的文武功臣"两兴大狱，一网打尽"。胡惟庸事件，"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前后"族诛"3　万余人；因蓝玉事件而被"族诛"的有1.5　万人。以求长治久安，百代不衰，可谓机关算尽。然而朱元璋"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后，却祸起萧墙，儿子夺了孙子的权。

朱元璋对于佛教的政策与其国策是一致的：在利用中有所整治，整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封建专制所利用，使佛教成为维护明王朝的有力工具，造成出家者"善被两间，灵通上下，使鬼神护卫而听德"，世俗人"皆在家为善"的"清泰"局面。他登基伊始（1368年），就在南京蒋山召集僧人开会，为各大寺院选派住持，举办法会，为国"祈福"。此后连续几年"复用元年故事"。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又下诏，将唐宋以来的"计僧售牒"改为免费发给，并放宽僧人的活动范围：著礼部知道：一切南北僧道，不论头陀人等、有道善人，但有愿归三宝，或受五戒、十戒、持斋、戒酒、习学经典，明心见性，。。不率山林、城郭，乡落村中，恁他结坛上座，拘集僧俗人等，日则讲经说教，化度一方，夜则取静修心（《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

朱元璋在位期间先后"御制"了许多"振扬佛教"的论文和诗谒，《明太祖文集》收文章46　篇，收入《护法集》的诗文有36　篇：《佛教利济说》、《心经序》、《三教论》、《释道论》、《诵经论》、《修教论》、《明施论》、《宦释论》、《鬼神有无论》、《空实喻》、《拔儒僧文》、《僧道衡说》、《僧妙云说》、《僧竺隐说》、《清教录》、《喻钟山僧敕》、《喻天界寺僧》、《赐宗泐免官说》、《问佛仙》、《还经示僧》、《天界寺花架说》、《戒僧陶冶文》、《又谕僧》、《习唐太宗圣教序》、《游寺记》、《灵谷寺记》、《游祈庵记》、《牛首山庵记》、《僧犯宪说》、《赦二役囚人》、《祭宝志公文》、《祭道林文》、《賛十六罗汉》、《诗谒十九首》、《山居诗十二首》、《赞颂十三首》。

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诏天下沙门讲《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命宗泐，如玘等注释颁行"（同上）。作为皇帝的朱元璋不仅规定了和尚应当念什么经，而且还将佛教的仪式仪规"标准化"并推行于全国：即今瑜加、显密法事仪式及诸真言密咒，尽行考校稳当，可为一定成规，行于天下诸山寺院，永远遵守，为孝子、顺孙慎终追远之道，人民州里之间祈禳伸请之用。凭僧录司行文书与诸山住持并各处僧官知会，俱各差僧赴京，于府内关领法事仪式，回还后学习三年。凡持瑜伽教僧赴京试验之时，若于今定成规仪式通者，方许为僧；若不省解，读念且生，须容周岁再试。若善记诵，无度牒者，试后，就当官给予；如不能者，发为民（同上）。

这一方面是鼓励，同时也是一种约束，宋元之际佛教教规松弛、教团组织复杂且过多参与政治（既有朝廷的"帝师"，也有造反的义军）的状况，朱元璋深为了解，即位后曾宣谕众僧说"如今为僧的多不通晓佛法"，以后要"昼则讲说，夜则禅定，以深通佛法为长。其次依戒腊行坐，违者论罪"（《西湖游览志余》，卷14）。

为了把佛教纳入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的控制之下，朱元璋首先从严格教规僧戒，正本清源入手整顿佛教。1391年，朱元璋特意颁布了《申明佛教榜册》（共10　条），其宗旨在于："今天下之僧，多与俗混淆，尤不如俗者甚多，是等其教而败其行，理当清其事而成其宗。令一出禅者禅，讲者讲，瑜伽者瑜伽，各承宗派，集众成寺。有妻室愿还俗者听，愿弃离者听。僧录司一如朕命，行下诸山，振扬佛法以善世"。其要者有三：自经兵之后，僧无统纪，若州若府，合令僧纲司、僧正司验倚郭县分，僧会司验本县僧人，杂处民间者，见其实数，于见有佛刹处，会众以成丛林，清规以安禅。其禅者，务遵本宗公案，同心目形以证正果。讲者，务遵释迦49　秋妙音之演，以导愚昧。若瑜伽者，亦见于佛刹处，率众熟演显密之教、应供，是方足孝子、顺孙报祖父母劬劳之恩。以世俗之说，斯教可以训世；以天下之说，其佛之教阴翊王度也（第1　条）。

令下之后，敢有不入丛林，仍前私有眷属、潜住民间，被人告发到官，或官府拿住，必枭首以示众。容隐窝藏者，流三千里（第2　条）。

今后所在僧纲、僧正、僧会去处，其诸散寺应供民间者，听从僧、民两便，愿请者，愿往者，任从之。僧纲、僧正、僧会，毋得恃以上司，出贴非为拘钤，假此为名，巧取散寺民施。从有缘僧，有道高行深者，或经旨精通者，檀越有所慕，从其斋礼，毋以法拘（第9　条）。

其次，鉴于某些政敌遁入寺院、削发为僧，某些"囚徒逋卒"改名易姓，"削发顶冠，人莫之识"，而使寺院存有隐患，"诸僧所为多不法"的状况，朱元璋从制度上加以杜绝，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颁旨对僧徒参与世俗事务（尤其是政治）的范围严加限制（共9　条）：僧合避者：不许奔走市村，以化缘为由，致令无籍凌辱，有辱佛教。若有此等，擒获到官，治以败坏祖风之罪（第1　条）。

寺院庵舍，已有砧基道人，一切烦难答应官府，并在此人。其僧不许具僧服入公所跪拜。设若己身有犯，即预先去僧服，以受擒拿（第2　条）。

凡住持并一切散僧，敢有交结官府，悦俗为朋者，治以重罪（第4　条）。僧有妻者，许诸人捶辱之，更索取钞钱；如无钞者，打死勿论（第7　条）。榜示之后，官民僧俗，敢有妄论、乖为者，处以极刑（《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

第三，控制僧众人数，减轻民困。从南北朝到宋元，僧徒多时达二三百万，少则亦数十万之众，他们不耕而食，连当过和尚的朱元璋也感到"近日崇尚太过，徒日盛，安坐而食，蠹财耗民，莫甚于此"。于是诏令州县，裁并寺院，严格剃度。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令翰林学士宋濂考校僧徒，"皆通《般若心经》、《金刚般若经》、《楞伽经》"者可继续为僧。"不通者，令还俗"。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用翰林学士议，"令礼部清理释道二教，凡州府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毋杂处于外，与民相混。余寺观为丛林，以居贫民"（《翰林记》卷14）。（注：限各府不得超过40人，州30人，县20人，并规定男非年达40　岁以上，女子非50　岁以上者不准出家。见《明史·职官志》）除此之外，还严禁私自剃度或私创寺观：凡寺观庵院除见在处所外，不许私自创建增置。违者杖一百，还俗，僧道发边远充军，尼僧女冠入官为奴。

凡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寺观住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

凡僧道擅收徒弟，不经度牒，及民间子弟户内不及三丁，或在年十六以上而出家者，俱枷号一个月，并罪坐所由。僧道官及住持知而不举者，各罢职还俗（《明会典》卷一六三）。

第四，健全僧官制度，并从汉地佛教中推广到藏传佛教中。洪武五年（1372年）在定六部职掌时，以礼部之祠部"掌祭祀、医药、丧葬、僧道度牒"。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改祠部为祠祭清吏司，"凡天文、地理、医药、卜筮、音乐、僧道人等，并籍领之"（《明史·百官志》）。明代罢了宋元之际的功德使和宣政院，由祠祭司总揽宗教政令大纲，主管僧道试经给牒、僧籍档案、选补中下级僧官、分配寺观名额等。

除了健全政府管理机构外，还在佛都内部设立僧官。以往各朝的僧官有秩禄俸给者不乏其人，但明代政权对各级僧官的品阶俸禄、以及仪仗伞盖和服饰冠戴，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注：规定"禅僧茶褐常服，青条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条浅红袈裟；教僧皂色常服，黑条浅红袈裟"。《明太祖实录》卷150）。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诏令天下，中央置僧录司"总其教"。

僧录司最高首脑为善世，编制2人，皆正6　品秩同翰林院侍读、侍讲、六部主事，月给米10　石，左善世负责京邑寺院的经业教习；另有阐教2人，从6　品，秩同翰林院修撰，月给米8　石，负责监督僧众行仪，并职掌佛经的印刻；讲经2人，正8　品秩同六科都给事中，月给米6　石5　斗，负责解释经义，接待各方施主和外国僧侣；觉义2人，从8　品，月给米6　石，负责僧纪戒律的督查，处分犯戒的僧尼。此外府设僧纲、州设僧正、县设僧会。僧录司是佛教自身的最高管理机构，它负责寺庙住持的铨选任命，掌管度牒的填发，管理全国寺院花册和僧尼名籍册，定期编制、汇总，申报礼部。

1369年，朱元璋平定陕西，即遣官诏谕藏族各部归顺新朝。1370年元土蕃宣慰使何琐南普与元镇西武靖王卜纳剌（忽必烈后裔）先后来降，朱元璋皆授官职，于是甘、青、四川藏族诸部多来降。1373年，乌思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亲自入朝，被封为炽盛佛宝国师，授玉印，其先后推举故官或土官百余人皆授以官职。朱元璋在授官的同时要求他们"为官者务遵朝廷法，抚安一方；僧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共享太平，永绥福祉"。1374年，帕思巴后代公哥监藏巴卜入朝，亦尊为帝师。此后，藏族地区各僧俗地方首脑人物争先来京朝贡请封，上缴元朝旧敕印，换领明朝新敕印。后又设置西宁僧纲司，任喇嘛三剌力都纲；在甘肃河州，设置番汉二僧纲司，以藏僧任僧官。朱元璋对藏传佛教首脑人物的厚待，对于安抚政教合一的藏族地区来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2。由"崇佛"到"佞佛"

明成祖朱棣（1360-1424年），朱元璋第四子，初封燕王，镇守北平（今北京），朱元璋死后起兵自称"靖难"，于1402年夺取帝位，年号永乐。1407年，朱棣派亦失哈等设奴儿干都司，管辖今黑龙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等地。1421年迁都北京，解除藩王兵权，重用宦官并兴特务统治，继续强化中央集权。他曾派郑和出使南洋等地，远至东非；另使解缙等编纂《永乐大典》。

在对待佛教的问题上，朱棣既同于朱元璋又不同于朱元璋；朱元璋出家当过和尚，而他则是以和尚为谋士而篡夺帝位，二者都与佛教关系密切，并都于在位期间官刻佛教大藏经。但是朱元璋即帝位后对佛教约束多于利用，朱棣却将其所定制度多加破坏。据《明史》记载，永乐年间"僧、道限田制，竟罢"，北京"聚集僧、道万余人，日耗廪米百余石"，而南京报恩寺一处，即"役囚万人"。至于扶佐有功的僧人道衍，朱棣更是恩宠有加，"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四月，拜赞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赠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常居僧寺，冠带而入，退仍缁衣"（《明史·姚广孝传》）。

朱棣对佛教的推崇还表现在他亲自为《法华经》"御制"序文，下诏礼部四处张榜"行脚僧道，持斋受戒。恁他结坛说法。有人阻挡，发口外为民"。1417年前后，朱棣还编撰《神僧传》九卷（全书从东汉迦叶摩腾始，终于元代胆巴，共收208人）来弘扬佛法。

此外，永乐年间"不仅受封藏僧的人数远远超过洪武的时候，而且给予的职位也远远高过洪武年间"（郭朋《明清佛教》）。朱棣除了封赏阐化、赞善、护救、阐教、辅教五王（"各有封地"）与大室、大乘"二法王"之外，还"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1403年，朱棣遣中官方侯显入藏，迎哈立麻入京，亲自慰问，并请于南京灵谷寺"启建法会"。给与大宝法王称号。当时宗喀巴在藏区已名声远扬，朱棣派大臣四人往请，宗喀巴派遣上首弟子释迦智"前来京师"，朱棣授其大慈法王称号。

如果说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的"佛教政策"的立足点基本着眼于巩固皇权的政治目的，那么其后诸帝对佛教的推崇虽在形式上有过之无不及，但在实质上却失其本意，造成"僧尼蠹国"的局面。明英宗朱祁镇宠信宦官王振，王振"建智化寺，穷极土木"，修大兴隆寺时"日役万人，糜帑数十万，闳丽冠京都"，朱祁镇赐号"天下第一丛林"。"土木之变"（1449年）8年之后，英宗复位，二个月内他先后为80　余所寺院敕赐寺额。"历事六朝，宠赐冠群僧"的智光，因于"洪武、永乐中，数奉使西国"，先由成祖"赐号国师"，再由仁宗加号"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演教灌顶广善大国师"，英宗时，复加"西天佛子"的称号。

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期间，受封"法王至禅师437人，剌麻僧789人"，汉僧"为禅师及善世、觉义诸僧官千一百二十人"。仅京师一地便有"游僧数万"。时有江夏僧继晓以淫术得宠，"尊为法王，出入禁御，赐美姝十余，金宝不可胜纪。发内库银数十万两，西华门外拆毁民居，盖大镇国永昌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大臣吴文度、张鼐、林俊等弹劾之，皆受宪宗处罚。明武宗朱厚照最为"佞佛"，他即位后的第二年（1507年），曾一天之内"度僧道四万人"，1510年他"自号大庆法王"，又命刘允西迎"活佛"，所携茶盐以数十万计，加上"刍粮、舟车费以百万计"。万历年间虽有一点"中兴"气象，但那是在张居正主持朝政期间，至于明神宗朱诩钧本人也是"好佛"，他曾诏令"本朝主上及东宫与诸王降生，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神宗之母自号"九莲菩萨"，于"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帝亦助施无算"。

由于皇帝不辨优劣、不惜"耗竭内藏"地为崇佛而兴佛，致使"京师僧如海"，大多奔走权贵，"以势利而俗"。明代僧人圆澄曾在《慨古录》中慨言当时僧界的窳滥：故或为打动事露而为僧者，或牢狱脱逃而为僧者，或悖逆父母而为僧者，或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衣食所窘而为僧者，或妻子斗气而为僧者，或妻为僧而夫戴发者，或夫为僧而妻戴发者，谓之"双修"。或夫妻皆削发而共住庵庙，称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如此之辈，既不纡学问，则礼义廉耻皆不顾，唯于人前装假善知识，说大妄语，。。哄诱男女，致生他事。

明代佛教，无论从寺庙数量上说还是从僧徒数量上说，都不少于以往各朝，但在质量上确是"走下坡路"。在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尽管也有个把大德高僧出现，但整体素质的低下，使之无法大有作为。

（二）从梵琦到智旭元末禅僧楚石梵琦（1296-1370年）、梦堂昙噩（1283-1371年）、愚庵智及（1311-1378年）的主要活动在于元代，明初虽继续传法，如梵琦和昙噩都参加了"蒋山法会"，并为朱元璋所礼重，但都仅限于洪武初年。明初之际，由于朱元璋控制与利用并举，所以僧人自觉不自觉地与政治多有关联，其中既有"无心插柳柳成荫"者，亦有"城头失火，殃及池鱼"者。僧人宗泐（1318-1391年）曾受朱元璋之命作《赞佛乐章》八曲，与如玘注释《心经》、《金刚经》、《楞伽经》，并颁行全国。普庄（1347-1403年）"深于禅学，又善讲学"，1377年朝廷命各地僧徒讲习《心经》等三经，他受请讲授于金山寺，"由是著名"。来复（1319-1391年）与宗泐齐名，擅长诗文书法，历主宁波天宁寺和杭州灵隐寺等，曾应召入京，"受四众归敬"，但后来因胡惟庸事件牵连被杀。溥洽（1346-1426年）曾任僧录司左善世，"博究教典，并通儒书"，朱棣"靖难"后疑其与建文帝出奔有关，将其关拘十余载，后因道衍（姚广孝）临终之请，才获释。

1。明代禅宗的二大支系明代汉地佛教基本上以禅宗为主脉。禅宗五家中，沩仰、云门、法眼三家，在宋元之际便已"湮漂没无闻"。入明以后，禅宗尚能维持一定规模的，就仅临济、曹洞二家，而临济之势略盛于曹洞。其主要世系如下：（1）德宝、圆悟与法藏德宝（1512-1581年），字月心，别号笑岩，留有《笑岩集》分南、北二篇。他自幼出家，后离本师云游，"入山出山，遍谒诸师，博明个事，冒寒暑于十余年间，涉南北于数千里外"，最终认识到"本来真父母，历劫不曾离"的玄妙悟境：大道无为无不为，两端拈却复何之，空拳赤手胡支遣，满目盈怀假主持；教诲来自容不度，宗门无处著思维，玄参妙悟输先觉，愧我浑沦总不知。

首先，德宝的基本观点是"即心是佛"，"心外无佛"。德宝认为，信、志、时，是"学道"的三个条件，佛与众生本无区别，差别只在迷、悟之间，"佛者，即人人本具、大体大用淳全之真心耳"。所以人们不必外求，也不需等待其从天飞降，而是明心见性，心即是佛，是佛的体性，离了心亦无所谓佛，佛乃是心的圣化："佛性平等，人人个个无欠无余。能悟之者即佛，能体信行之者即为佛事。本无圣凡愚智之隔，宁有僧俗男女等殊？"大道本乎一心，一心本乎无往。迷失真心，即沦生死，彻悟真心，便得解脱。德宝的语言往往不拘一格，不论其是否合乎佛教常规，无论其是儒是道，只要能说明问题，便信口说来，"道也者，恢宏空旷，虚寂灵妙，辉辉晃晃，周遍尘区，无一般情而不具禀，无一刹那而不承赖"。

其次，德宝将"禅"与"念"结合起来。"只把从前一切未了未办底、未能割舍的诸杂事业，扑塌尽情一刀二断都放下，向无依无著干净心中惟提一个阿弥陀佛，或出声数念，或心中默念，只要字字朗然。如默念举不熟，则勤出声数，或十声，或三五十声，一切切定，仍旧牙齿相着，鼻息调定，两眼微开，如坐禅式，不缓不紧"，如此用心，下消一年半载，"话头"自成。禅宗本来注重的是"参"而非"念"，到德宝这里，参悟变成出声念或默念阿弥陀佛；并且将牙齿如何、鼻息如何、眼睛如何，都有规定。德宝的这种禅净合一的倾向正如郭朋先生所说："在宗教思想上，德宝是一个"真心"一元论的佛性论者；而他的禅宗思想，却走上了以"念"代"参"、甚至以净（土）代禅的地步"①。

圆悟（1566-1642年）宜兴人，26　岁时因阅《坛经》而向往佛教，30岁时抛弃妻子从正传出家，得其衣钵，52　岁时"正式"于龙池"出世"开堂。从此，"六坐道场，说法二十六年，化溢支那，言满天下"。据其门徒道忞所称，圆悟前后剃度弟子300　余人，"嗣法"12人，生时名闻九重，"王公大人，皆自远趋风"。其死后，门徒道忞将其行迹和思想编撰成《密云悟禅师语录》。

圆悟与德宝一样，也是主张众生与佛无别，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基本思想，一切修行，皆是获得"悟境"的手段："须知参禅也是第二，修玄门也是第二，成仙也是第二，作佛也是第二，生也是第二，死也是第二。总之，凡念一起，皆是第二"。所以关键在于"返照回光，悟彻本来面目"。只因一念心生分别，遂见有佛、有天、有人、有修罗、有畜生、有饿鬼、有冤、有亲、有逆、有爱、有男、有女、有心、有性、有玄、有妙、有烦恼、有涅槃，乃至有行、有住、有坐、有卧、有语、有默。若也一念回光返照，明见本来面目，遂见三世佛也是者个面目，天也是者个面目，人也是者个面目，阿修罗也是者个面目，畜生也是者个面目，饿鬼也是者个面目。。。所以道：处处真，处处真，尘尘尽是本来人（《密云悟禅师语录》卷五）。圆悟与德宝一样，也借用一些道家的说法。他读过《老子》，上堂说法时也曾讲过"金刚体（为）生育之本，如来藏（为）造化之源"，这是三教长期相互作用的潜移默化的结果。但是圆悟的修行方法不是德宝的禅念结合，而是"胡喝乱棒"式的单刀直入，这是自义玄开宗以来临济宗的家传法宝："汉月藏首座请上堂示临济宗旨来源。一僧出问：如何是和尚恶水泼人。师便打。僧拟开口，师直打出法堂，云：者便是临济宗旨"。不过对历经500多年之后棒喝是否还有当年那种振聋发聩，"剿绝情识"的作用，许多人持一种保留的态度。

法藏（1573-1635年）本受业于袾宏，大器晚成，出家25年后（年已40）"自悟"，但碍于没有一个正经的"出身"不敢贸然"出世"开堂，遂"屈就"于圆悟之门，取得"嗣法"。然而圆悟既想白捡一个高徒，又不愿其自立门户，双方的这种"六根不净"搅得"师弟子之间若水火焉"。后来围绕五宗法系等问题，双方公开争骂起来。

法藏的观点多与前人不同，他认为"没溺于语言"的文字禅危害在于"堕

①　郭朋：《明请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　页。

外而未易堕魔"；而"没溺于无言"的棒喝禅则"颟顸乱统"，其危害"易堕魔而又复堕外"，所以棒喝禅更弊于文字禅。在参禅方法上，法藏把"直指人心"明释为只有透过"两端"之心，方能"见性成佛"。除此之外，"对于禅、话头以及禅机等等都给以正面的解说，也把这些东西义理化，则是法藏言前人所未言（或很少言）的独创见解"①。

（2）慧经、元来与元贤慧经（1548-1618年）开一代"农禅"之风："凡作务，必以身先，虽形枯骨立，不厌其劳"。生时已有相当高的声望，死后弟子将其法语、诗文辑入《无明慧经禅师语录》。慧经非常重视"看话头"的作用，"参禅者，须得禅底要妙，方有语话分。此语没来由，没格式，但应机便用，实无有铺排著量之言"。在他看来，"世出世法，皆是佛法；生不生心，总是佛心"，万象之中，皆有佛性，万象本身，皆为话头：法本自法，法外何法，更欲说法，恐辱大法。虽然如是，勉强与大众商量个论法之体，亘古独存，非色非空，无名无相，非隐非显，非暗非明，非圣非凡，非僧非俗。法之说也，自古至今，天地世界，森罗万象，日月星辰，海岳山川，四生六道，未有一时不说也。所以云：尘尘说，刹刹说，炽然说，无间歇（《无明慧经禅师语录》卷一）。

元来（1575-1630年）未及30　岁即开山于信州（今江西上饶），此后30年传法于"吴、越、江、闽间"，在南京天界寺，仅"香积之费，日至钜万"，士大夫亦争相与之交游，"礼足求戒者，动至数万"。可惜不寿，56岁而逝，后人编辑《无异元来禅师广录》35　卷。元来认为参禅必须"立得心真"，而心真的前提在于"识得病根"，否则，"纵能精进，皆魔业耳"。元来列举了12　种必须破除的"病根"：（1）计时算日；（2）敲冰洗浴；（3）围炉向火；（4）暗里偷光；（5）开眼作梦；（6）触树迷封；（7）逆风把舵；（8）易短为长；（9）伤风露骨；（10）钉椿摇橹（11）步步登高；（12）从空放下。

在宋元明之际，三教互融的趋势逐渐改变了各教各宗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在佛教内部，各宗派间的互相渗透和借取也越来越多见。实际上，佛教主张万象之中皆有佛性，这也就肯定了儒学和道教的诸家学说中也有"佛性"，同理，佛教的其他宗派，说到底，也应看作佛性的外体。只要敢于破"执"，多少有一点宽容的精神，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元来虽未能容融外教，但却在禅教合一与禅净合一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他主张禅教融通，依教说禅并以禅说教，"然宗、教殊途，皆归一致。城都趋入，迟速不同。非敢以宗抑教，以教抑宗，真有所抑，即是魔人"。与此同时，元来还力倡融会禅净。他说"禅、净无二也，而机自二。初进者，似不要会通，当在一门深入。如上帝都也，维扬至东兖，亦到也；荆楚至中州，亦到也"。这话听起来很有"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味道。在元来眼里，"修净土"同"参禅"一样，乃是"两条径路"，要而言之，"说净土亦得，说禅亦得"，由此再进一步，"说净土即禅，禅即净土"。

元贤（1578-1657年）先习程朱之学，进入"不惑之年"从慧经出家，后依从元来，深受其赏识。元贤早年习学儒典，深知文以载道的重要，"平生说法语录及诸撰述，共20　种，凡80　余卷"，较重要者有《永觉元贤禅师

①　郭朋：《明清佛教》，第105　页。

广录》、《继灯录》、《补灯录》、《建州弘释录》、《法华私记》、《楞严翼解》、《楞严略疏》、《金刚略疏》、《般若心经指掌》等。

元贤比元来主张禅教合一更进一步，他认为"禅、教、律三宗，本是一源，后世分为三，乃其智力弗能兼也。以此建立释迦法门，如鼎三足，缺一不可，合之则俱成，离之则并伤。无奈后学，以我执之情，起生灭之见，互相抵砦。正如兄弟自相戕贼，而曰吾能光大祖父门庭，不亦愚乎？"不仅如此，元贤还认为儒、释、道三教也是一种教殊理一的关系，并且把佛的出世与孔子的入世"辩证"地统一起来："人皆知释迦是出世底圣人，而不知正入世底圣人，不入世不能出世也。人皆知孔子是入世底圣人，而不知正出世底圣人，不出世不能入世也"。在元贤看来，儒、释、道三教皆因缘而生，它们是三种不同的宗教，"强同之者妄也"；但是三教"理实唯一"，看不到这一点，硬说它们毫无共同之处，则是陷于迷惑。

故就其异而言之，则非独三教不同，即同一佛教，而大小不同；即同一大乘，而权实不同。盖机既万殊，故教非一端。若就其同者而言之，则非独三教是一，即一切魔外以及资生业等，皆顺正法。盖理外无教，故教必归理。

尽管元贤等人始终以"力救儒禅"为己任，但这种思想开放的精神却是一种新气象。有些人开放得更加彻底，不拘一格，跳出禅宗的圈界，成为禅教兼通的佛门大家，从而给佛教带来一点儿"复兴的气象"，其代表人物为袾宏等明末"四大高僧"。

2。四大高僧之"复兴"

云栖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这四位明末高僧都出身于江南。中国社会在经历宋、元的连年争战之后，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尽管封建王朝越来越专制，越来越腐败，但社会经济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产值"上，都超过了以往时代。当时国内已有三四十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城市，银币已成为普遗的交换手段。1500年前后，北京人口已有66万，南京人口则近百万。整个经济格局为江南胜于江北，而江浙二省最为繁荣，有10　余个商业中心集中在这一地区（占全国的35％），而且形成以丝织和制瓷为龙头的制造业，出现了雇佣关系、市民阶层等新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力量。万历（1573-1620年）初年，张居正主持国政，他一方面严酷镇压各地的起义，另一方面实行改革。他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抑制豪强，纳税土地从400　多万顷上升到700　多万顷；同时淘汰冗员，用名将戚继光练兵，用潘季驯治黄淮。

1594年，无锡人顾宪成革职还乡，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东林书院讲学，得到部分士大夫、特别是江南士大夫的支持，被称为"东林党"。他们在思想上相当活跃，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在经济上反对矿监和盐监的掠夺；在政治上反对宦官魏忠贤专政。虽后来遭到迫害，但思想界崛起的这股新力量，既是社会向前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将其影响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而明末的"四大高僧"（特别是真可与德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世"的。（1）云栖袾宏袾宏（1535-1615年）原本是个儒生，"年十七，补邑详试，屡冠诸生"，32　岁出家，云游诸方，于杭州五云山结庵而居。题名"云栖"（据说北宋年间当地曾有过一座云栖寺）。后渐成兰若，终为名刹。袾宏以净土为主，兼重禅、教，他寺规森严，"无赖僧徒，难侧其间"。一生著述30　余种，死后汇集成《云栖法汇》。他的弟子将其与北宋的延寿遥遥相承，尊之为"莲宗八祖"。

由儒入释的袾宏，出家后曾经历相当一段的禅僧生活，因此对于参禅之道颇有体会，特别是参与疑的关系，见解独树一帜。在他看来参悟离不开疑，"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索性可以将疑等同于参，"参疑二字，不必分解。疑则参之别名，总是体究、追审之意"。袾宏自己虽归心净土，但对禅、教始终重视。他继承延寿"融宗教，会性相"的传统，主张性、相二者皆不可废，亦不可偏执，譬如身为主，耳目口鼻、腑脏百骸"皆身也"；亦如室虽为主，但梁栋橼桔、垣壁户牖，亦"皆室也"。由于袾宏既通儒又深悟佛门，各知利弊，他认为佛教能"阴助王化之所不及"，儒能"显助佛法之所不及"，所以二者不应"相病"或"相非"，而应"相资"或"交相赞"：儒佛二教圣人，其设化各有所主，固不必岐而二之，亦不必强而合之。何也？儒主治世，佛主出世。治世，则自应如《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足矣，而过于高深，则纲常伦理，不成安立。出世，则自应穷高极深，方成解脱，而于家国、天下，不无稍疏。盖理势自然，无足怪者。

（三教）理无二致，而深浅历然，深浅虽殊，而同归一理。此所以为三教一家也。

（2）紫柏真可真可（1543-1603年）"少任侠，年17，仗剑远游，途遇虎丘僧明觉，遂从出家"。他虽矢志恢弘禅宗，却终生不"出世"开堂（即不以一代宗师自居）。真可与憨山德清交往深厚，"尝对谈40　昼夜"。后来德清因事牵连发配充军，真可极力营救，他曾说："憨山不归，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我慧命一大负。释此三负，当不复游王舍城矣"。作为一个出家的僧人，满怀一腔正义，为营救僧人和止税，奔走于京城各界，不同于结交权贵以营私利之徒，难能可贵。但此举却招致某些朝臣的嫉恨和朝廷的迫害，1603年，真可被东厂特务拘捕，"牵连进宫廷内部的权势之争而身陷囹圄，备受拷讯，愤死狱中"①。后人将其存文编辑成《紫柏尊者全集》30　卷，钱谦益另编《紫柏尊者别集》4　卷，并在序言中对真可的人格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二百年来，传灯寂蔑，尊者挺生东吴，气宇如王，蹴踏天下，。。实有关于国运隆替、法运废兴，未可以凡心世智妄为比量也"。真可十分重视文字的作用，他说："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若不通观照般若，必不能契会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即正因佛性也；观照般若，即了因佛性也；文字般若，即缘因佛性也。今天下学佛者，必欲排去文字，一超直入如来地，志则高矣，吾恐画饼不能充饥也。且文字佛语也，观照佛心也，由佛语而达佛心，此从凡而至圣者也"。真可把语言文字看作春之花，若"弃花觅春，非愚即狂也。"

真可也主张和会禅教与性相，认为"凡学佛，性宗通而相宗不通，当迷于相似般若路头；二宗通而禅宗不通，如叶公画龙，形容龙之态状，宛若真者，然终不能致雷雨耳"。真可终生受少年"任侠"之影响，爽快淋漓，毫无忌讳地大讲佛门不"空"。世人多以佛门为"空门"，士大夫信佛，被称作"遁入空门"，真可认为这是不明"佛心"的误会，佛教讲空是为了治疗"有"病；"有"病既除，"空"药便无所施。不明于妙而一昧于"空"，

①　郭朋：《明清佛教》，第194　页。

就会患上更甚于"有"病的"空"病。在论述三教关系时，真可也是快人快语："我得仲尼之心而窥六经，得伯阳之心而达二篇，得佛心而始了自心。虽然，佛不得我心不能说法，伯阳不得我心二篇奚作，仲尼不得我心则不能集大成也。且道末后一句如何播弄：自古群龙无首去，门墙虽异本相同"。真可不仅将三教归之于"湛然圆满而独存焉"的"妙心"，而且将儒家的"五常"佛教化：南无"仁"慈佛。爱人如己，此心常不昧，如来即出世。

南无"义"气佛。爱人必得所，临事不苟且，立地成正觉。

南无"礼"节佛。事事要明白，长幼序不乱，世尊即是你。

南无"智"慧佛。变通无滞碍，扶正不扶邪，化苦而为福。

南无"信"心佛。真实夫所改，一念与万年，始终常若一。

如是五如来，人人本自有，善用佛放光，不善佛灭度。

（《五常偈》）

（3）憨山德清德清（1546-1623年）早慧，12　岁入寺院攻读儒书，"习举子业"，17岁时已能宣讲《四书》，且能诗赋。19　岁于金陵栖霞寺出家，26　岁后云游四方。后到京师广交权贵，奔走豪门，并与皇室结上关系。然成势于政治的德清亦失势于政治，1595年，年届50　的德清遭皇帝母子及宫廷内不同派系争斗之殃，被充军雷州。

"以金鼓为钟磬，以旗帜为幢幡，以刁斗为钵盂，以长戈为锡杖，以三军为法侣，以行伍为清规，以纳喊为潮音，以参谒为礼诵，以诸魔为眷属，居然一大道场也"。前后近20年，于1614年"恩赦"而还。晚年"掩关念佛"，归心净土。现存其遗著有《华严法界境》、《楞严通义》、《法华通义》、《观楞伽记》、《肇论略注》、《憨山绪言》、《憨山老人梦游全集》（55　卷）。

德清和真可一样，"行在有中"，因而能够提出"空非绝空"这样的命题。所谓空，非绝空之空，而只是像俗话所说的"傍若无人"，傍人是有的，只是在"高著眼"看来，"不有其人耳"。即使将"傍人"视为一种"幻有"，虽非真有，但也不是绝无；关键在于这种"傍若无人"的境界是一种保持"真心"的境界。德清提出"空非绝空"的命题，不是出于哲学的冥想，而是为了"涉世利生"：世之士绅，有志向上、留心佛学者，往往深思高举，远弃世故，效枯木头陀以为妙行，殊不知佛已痛呵此辈，谓之焦芽、败种，言其不能涉俗利生，此政先儒所指虚无寂灭者，吾佛早已不容矣。佛教所贵，在乎自利利他，乃名菩萨。。。菩萨舍世间无可修之行，舍众生无断烦恼之具（《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五）。德清认为"禅道既久"，后学多半都"不能顿悟"了，于是才有了参禅、提话头之说。所谓"话头"，就是随便拿古人的一件公案，"蕴在胸中"，作为疑、参的题目，这就是话头；"参究"的过程即是"工夫"。参来参去，"久久忽然心地迸开"，犹如大梦方觉，即所谓"开悟"。德清也主张和会禅教性相，晚年尤倡禅净兼重，他说佛为众生开示一心，但迷有深浅，故教分顿渐，诸教中显密所谈者不一而足，但"执教者迷宗，执禅者毁教，皆不在佛了义之旨耳"。其实，诸宗诸派非独源于一理，就是"六度万行，皆是求明一心之行"。而在百千法门中，"其最要者，为参禅、念佛而已。而参禅，乃此方从前诸祖创立悟心之法；其念佛一门，乃吾佛开示三贤、十地菩萨，总以念佛为成佛之要"。

在倡导三教圆融方面，德清不仅以佛释儒、以佛释老，而且反过来以儒释佛，他说："佛制五戒，即儒制五常：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语，信也。但从佛口所说，言别而义同"。三教功能有别，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则不能出世。德清甚至提出，孔子和老子"即佛之化身也"，儒以仁为本，释以戒为本，"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以迹求心，则如蠡测海；以心融迹，则似芥含空。心、迹相忘，则万派朝宗，百川一味"。

（4）藕益智旭智旭（1599-1655年），年少时意气风发，著文"辟异端"，"誓灭释老"，17　岁时阅袾宏《自知录》和《竹窗随笔》等著作，改变对佛教的态度，24　岁正式出家，26　岁后"遍阅律藏，方知举世积沩"，并"决意宏律"。32岁时，拟注《梵纲》，通过拈阉选定台部，虽依据天台教义注释戒经，但他并不愿做天台宗人。35　岁时又通过拈阉选定做"菩萨沙弥"。智旭一生著述40　余种，主要著作集有《净信堂初集》、《绝余编》、《闽游集》、《净信堂续集》、《灵峰宗论》、《阅藏知津》等。

在当时的思想界，三教圆融是一种潮流，智旭亦在此中，他也是融会性相，兼重禅教，并推崇净土，而稍有不同之处在于他是禅、教、律三者兼重。他认为僧侣无戒律，就像人没有了身体，那就只能成为无所依靠的"无主孤魂"：禅、教、律三，同条共贯，非但春兰、秋菊也。禅者佛心，教者佛语，律者佛行。世安有有心而无语无行，有语而无行无心者乎？

智旭在强调戒律重要的同时，还在"以佛释儒，以儒附佛"方面下了不少功夫。郭朋先生对此概括了10　个方面：（1）以心性解释"人心惟危"；（2）以禅解《易》；（3）以佛解《四书》；（4）孝为菩提之基；（5）把学问、思辨等同于习教、观心；（6）以"直心"解释忠恕；（7）佛化"格物致知"；（8）五常等同于五戒；（9）佛化"无级"与"太极"；（10）直儒即直释，"儒之德业学问，实佛之命脉骨髓"。

明代中叶，自宣宗至穆宗（1426-1572年）的百多年间，佛教各宗派无凤鸣之声。但到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年），却接连出现袾宏等所谓明末"四大高僧"，给人一种新气象的感觉。他们当中有三人早年开蒙于儒学，这对于他们毕生倡导三教融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不仅主观上有融会儒释的愿望，而且由于他们学贯儒释，也使之真正地有所作为。就佛教内部宗派而言，他们也不是固执于一家之说，而是保持一种开放的胸怀，力图使佛教在禅、教、律等方面较为健全地发展。他们的贡献主要见之于二个方面：一是他们继续北宋年间业已开始的三教融合、禅教结合、禅净结合的进程；二是他们鹤立鸡群于当时窳滥的僧界之中，树立了比较清正的人格形象。

明初佛教经过朱元璋下力整顿，在萧条中多少有些约束，然而在永乐之后，崇佛以致于"佞佛"，造成僧界"言之可耻，思之可伤"（智旭语）的状况，虚伪腐败之气严重。黄宗羲曾说当时的空门"什百为偶，甲乙相授，类多堕窳之徒"。张潮指出"今保社中，正同演戏，平时串习，临时你知我知，你拍我应，谓之明大法"。元贤则批评说："近世禅者，多是大言不惭。不守毗尼，每自居旷达；不持名节，每籍口于圆融。迨一旦逐势力，则如饿鬼觅唾，争人我，则如恶犬护家"。智旭对僧徒堕落深恶痛绝："今时丧心病狂无耻禅和，影响窃掠，听其言超佛祖之先，稽其行落狗彘之下"。面对如此僧界，虽能洁身自爱，甚或振臂高呼，激昂斥责，但却挡不住江河日下。因为，这不仅仅是佛教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在一天天地"烂下去"。

3。宗派与典籍（1）存亡若何的其他宗系除了禅、净二宗外，佛教的其他宗派在明代都不大景气。华严宗在正德至嘉靖年间（1506-1566年），一度在北方有些起色。无极经20余年传授教旨，培养出洪恩，后者在江南传法，小有名声。其弟子慧浸善于讲说，通润则精于著述，并影响明河与苍雪，前者曾疏《楞伽》、《楞严》二经，并著《补续高僧传》26　卷；后者善讲《华严大疏》，并工诗文，有《南来堂诗集》传世。有些专家认为，他们的著述"都是陈陈相因"，思想价值不高。天台宗在宋元二代盛传于江浙，但明际只有东溟慧日，原璞士璋，白庵力金等数家。尽管慧日之后，有无碍普智，万松慧林，千松明得，百松真觉等人，但一直无甚起色。直到万历年间无尽传灯（1553-1627年）住天台幽溪高明寺，重立天台祖庭，大开讲席。其著作有《法华玄义略辑》和《天台传佛心印记注》等，时誉为"天台中兴"。其后智旭虽不是天台宗人，但其所著《教观纲宗》却成了后人讲、学天台教义的必读"课本"；而且智旭当时的名望，无形中扩大了天台宗的影响。

唯识宗在宋元间渐已失传，至明初"几乎成绝学"。明中叶以后，随着诸教诸宗合会趋势的发展，渐渐出现一些"兼职"（旁及）讲习唯识宗的僧人和学者。雪浪曾辑有《相宗八要》；一雨著有《成唯识论集解》；明昱（1527-1616年）曾在南京、北京和杭州等他讲解唯识，并著有《成唯识论俗诠》；王肯堂（？-1614年）编撰《成唯识论正义》等。学者王夫之曾撰有《相宗络索》，对唯识宗的29　个范畴（八识，九缘，四缘，十二支，三境，三量，三性，见分三性，五位唯识，二障，我法二障各二，四分，五受，三界九地，三有身，二类生死，六位心所，六识五种，八识十证，八识三藏，八识所熏四义，七识能熏四义，邪见五种，迷悟二门，八识转四智次第，四加行，资粮三位，十地，八识转成四智）进行诠释。

律宗在明初也很衰微，正统（1436-1449年）年间，朴原主持杭州昭庆寺，奉命开坛传戒，"时称宗师"。万历初年，如馨（1541-1615年）在南京古林寺传戒，三昧（1580-1645年）继之，"律学大振"，其著有《梵网经直解》，"其法嗣见月继制《传戒规范》，古林遂成律宗道场"。此外，元贤，道丘和弘赞（著有《四分律如释》和《四分律名义标释》）对律学的复兴也有贡献。至于净土宗，自宋元以来已成为各宗的共同信仰，明初梵琦等都弘赞净土，万历时期三学（禅、教、律）兼重，但都"指归净土"（以袾宏为代表），提倡"禅净双修"，其影响延至今日。

（2）教义研究与典籍朱元璋登基后，于1377年下诏，明令天下诸僧讲习《心经》、《金刚经》和《楞枷经》，并令宗泐、如玘加以注释。受此影响，属于《心经》方面的，有宋濂的《般若心经解义节要》，真可的《心经注解》，德清的《心经直说》，李贽的《心经提纲》等；属于《金刚经》方面的，有真可的《金刚经释》，德清的《金刚经决疑》，智旭的《金刚经破空论》，曾凤仪的《金刚经宗通》等；属于《椤伽经》方面的，有德清的《观椤伽经记》，通润的《楞伽经合辙》，智旭的《椤枷经玄义》和《义疏》，曾凤仪的《楞伽经宗通》等。不过，明代佛教教义的研究，以《楞严经》为最盛，著述达数十种，较重要者有真可的《楞严正脉疏》，德清的《楞严通议》，通润的《楞严合辙》，智旭的《楞严文句》和《玄义》，钱益谦的《楞严经疏解蒙钞》，曾凤仪的《楞严宗通》等。此外，有关《法华经》的著述也很多，如通润的《法华大窍》，一如的《法华经科注》，如愚的《法华经知音》，德清的《法华通义》和智旭的《法华会要》等。律宗的著述以研究《梵网经》为最，有袾宏的《梵网菩萨戒经义疏发隐》，寂光的《梵网经直解》，智旭的《梵网经音义》与《合注》，今释的《梵网戒疏随见录》等。

明代问世的佛教史籍也很多，禅僧语录百余种，其中较重要的有玄极的《续传灯录》，文琇的《增集续传灯录》，加惺的《大明高僧传》，明河的《续补高僧传》，幻轮的《释氏稽古略续集》，元贤的《继灯录》，传灯的《天台山方外志》，如卺的《禅宗正脉》，净柱的《五灯会元续略》，通容的《五灯严统》，通问的《续灯存稿》，朱时恩的《佛祖纲目》与《居士分灯录》，黎眉的《教外别传》，郭凝之与圆信合编的《先觉宗乘》和《优婆夷志》，心泰的《佛法金汤编》，屠隆的《佛法金汤录》，夏树芳的《名公法喜志》等。

值得重视的还有明代在家居士对佛教的研究。宋濂为明初翰林学士，他曾为许多高僧题写塔铭，有关文字后由袾宏辑成《护法录》；李贽出入儒释之间，著有《文字禅》，《净土诀》和《华严合论简要》等。此外，袁宏道的《西方合论》，矍汝稷的《指月录》，焦竑的《精解评林》和庄广还的《净土资粮全集》，也都有一定的价值。

明代汉地佛经的刻藏前后有5　次，洪武年间有初刻于南京的《南藏》，永乐年间有再刻于南京的《南藏》和刻于北京的《北藏》，这二种大藏以及后来刻于杭州的《武林藏》，都是官板大藏，其中《武林藏》为中国第一部方册大藏经。《嘉兴藏》（亦称《径山藏》）属于民间刻藏，开雕于万历年间而完成于清朝初年。此外，在永乐年间（1410年）和万历年间（1605年）还翻刻过二次藏文藏经（甘珠尔）。

（3）与周边国家的佛教往来明初实行和平外交，朱元璋登基不久（1370年），便命慧昙出使，开创"以僧为使"。慧昙率领使团20　余人，访问西域各国，1371年秋慧昙病逝于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1377年，宗泐奉命率领佛徒30人，再使西域，往返6　载，从印度取回《庄严宝王》与《文殊》等经。明朝初年正值日本的南北朝时期（1336-1393年），洪武四年（1371年）南朝太宰府怀良亲王派遣日僧祖来前来致书通好，朱元璋派禅僧祖阐与天台讲僧克勤送祖来归国。以后又往来僧使数次。1384年，智光等奉朱元璋之命出使尼八刺国（今尼泊尔），从麻诃菩提上师受传金刚曼陀罗42　会，后国王马达纳罗摩遣使与智光返回。智光回国后译有《八支了义真实名经》、《仁王护国经》、《大白伞盖经》等。

（三）多元化的藏传佛教传说5世纪拉脱脱日年赞在位期间，佛教已传入西藏，但明确的历史记载却始于松赞干布（617？-650年）时代。9-10世纪西藏地区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978年，佛教从多康地区重新传回西藏，由此藏传佛教的发展进入"后弘期"。在西藏经济、政治区域化发展的同时，佛教势力与地方领主相结合的形式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形成若干各自为政的政治文化中心与佛教宗派。

1。三大法王与五王封授明王朝基本上承袭了元朝在藏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但不采用元朝单一扶植某个教派的做法，而是"多封众建以分其势"，对有影响的佛教各派首领均加封号。1373年，乌思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入朝时被朱元璋封为炽盛佛宝国师。此后多有封号，并在永乐年间形成体系：最高封号为"法王"，次等封号是"王"，再次为"大国师"、"国师"、"禅师"等不同的名号。西藏地区的宗教形势是后藏的萨迦承元代帝师的余势，仍具有一定的势力；前藏的噶玛噶举，对前藏地区与西康的大部分地区颇有影响；而帕竹地方政权扶植起来的黄教异军突起，势力日盛；其他如宁玛派、觉囊派等则势力不大。明王朝根据这种形势，将藏区三大宗教势力的首领分封为"法王"。1406年，永乐帝以为洪武帝后做佛事为由，召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第五世得银协巴（1384-1415年）至南京，1407年，他在灵谷寺建普渡大斋，事毕后被封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简称"大宝法王"。其弟子亦有数人先后被封为大国师或国师。

1408年，永乐帝又派中官入藏召萨迦派僧人昆泽思巴（1349-1425年）入京，他是元朝帝师衮噶坚赞的孙子，1413年到达南京，受永乐帝召见，被封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简称"大乘法王"。并赐予在内地印行的藏文甘珠尔108　函。

此外，永乐帝于1406年和1414年先后二次遣使召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入京，但1406年时宗喀巴正忙于筹备即将在拉萨举行的大祈愿会（即传大招），无法成行；1412年患病，至1414年永乐帝国第二次召其入京时，尚未痊愈，因此派其弟子释迦也失（1352-1435年）代表他进京。释迦也失于1415年受封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并赐内地印行的藏文甘珠尔一部。1334年释迦也失再次入朝，明宣帝封其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静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大圆通佛"，简称"大慈法王"。王森先生在评价明政府册封法王国师的政策及其作用时指出：法王和国师既按期朝贡，所得回赐丰厚；至于互市，又受优先照顾；此外，明帝又每每赐敕护持（这是皇帝保护该寺院财产禁人侵扰的凭证），间或颁赐寺额；所以，西藏寺院声望财富，在有明一代迅速增长。看起来，明初对西藏的政策，在西藏地区，使宗教势力一直上升，起了相当的作用①。

明朝初年，中央政府在西藏地区分封了五个王，即善赞王、护教王、阐

①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　页。化工、阐教王和辅教王。其中善赞王管辖甘青藏区，其余四王皆在今西藏境内。

赞善王著思巴儿监藏（？-1425年）1406年遣使入贡，受封为灌顶国师，1407年加封善赞王，他死后由其从子喃葛监藏袭王职。

护教王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1414年），元末曾为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宣慰使，他可能和噶玛噶举有较深的关系，在当地是最大的地方势力首领，1406年他遣使入京，受封为灌顶国师，1407年遣使入谢，加封为护教王，他死后由其从子斡些儿吉剌思巴藏卜袭王职。

辅教王南渴烈思巴（1399-1444年）为萨迦派僧人，八思巴的第五代侄孙，1354年失去萨迦寺后，他们以达仓为基地保存了萨迦派的实力，1413年受封，并承袭了三四代王爵。

第一代阐教王真巴儿吉监藏（生卒年不详）为止贡噶举僧人，1413年受封。止贡在元初是一个势力较大的"万户"，1290年遭到萨迦派沉重打击，1349年时，大部分领地又被帕竹所兼并。15世纪初，止贡派势力略有恢复，其领地兼有农牧二区，且当交通要道，其管辖区域内有农牧交易市场。

绛曲坚赞（1302-1364年）执政时期以武力扩充领地，逐渐成为前后藏辖区最广的地方政权，并推行农奴主庄园制度，以"宗本"为"宗"之首领，培养新贵族，颁布"十六法"等革新措施。1352年建泽当寺，经费由帕竹家族供给，其"座主"由其家人担任。扎巴坚赞（1374-1432年）于1381年继任泽当寺座主，1385年改任帕竹的行政首领，1388年被朝廷封为灌顶大国师，1406年加封为阐化王。但传二代后家族势力渐衰。

在明代藏传佛教的发展过程中，阐化王扎巴坚赞的作用不容忽视，他担任帕竹地方行政首脑有40年之久，在此期间，西藏地区"社会繁荣，文化发展，达到了这一时期的顶点"：就是这位阐化王扎巴坚赞，从14世纪末即已开始支持并利用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在1409年的藏历新年时，他亲自带头并号召他属下贵族们捐献大量物资，于拉萨大招寺举行了规模巨大的祈愿会。。这个名义上是以宗喀巴为主持人，实际上是帕竹政权支持举办并为帕竹的声誉。。服务的。会后，并为宗喀巴创建了甘丹寺，从此形成格鲁派①。

2。萨迦派与噶举派至元朝末年，西藏地区先后形成的佛教宗派既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内分四大八小）等大宗派，也有希解派、觉域派、觉囊派、郭扎派、夏鲁派等小宗派。但到明代，在宗教和政治上还较有影响的只有萨迦派和噶举派。

（1）萨迦派贡却杰波于1073年在后藏萨迦建寺弘法，后以此寺为中心形成萨迦派。

由于该派寺庙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条纹，俗称"花教"。教主由贡却杰波家族世袭相传，分血统和法统二支传承。主要弘扬道果教授等显密教法，不禁娶妻，但规定生子后不再接近女人。此派至元代势力最盛，五祖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帝师，并领西藏13　万户，掌西藏政教大权，西藏地方僧侣贵族统治由此开始。萨迦派的喃加巴藏卜，曾为元朝的摄帝师，他以"藏族地区故元藏族最高官长首先归顺明朝的身

①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8　页。分"，于1373年被明太祖朱元璋册封为炽盛宝国师，其所推荐的百余名部下，也都授以不同的官职。但是在元末之际萨迦派原来控制的前藏地区已被噶举派的帕木竹巴所兼并，后藏也已堪分裂之势，萨迦昆氏家族的内部斗争也愈演愈烈，这时的萨迦寺座主，已经不再是影响西藏全区的政治和宗教的领袖，而"只是管辖萨迦寺的宗教事务和寺属土地、农奴的首脑而已"。

明代萨迦派在显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雅楚佛祥和他的弟子绒敦说法狮子（1366-1449年），后者精于苯教，通达五明，曾著《决定量论》的注疏，后又研习显密二宗，于1436年建那兰扎寺。绒敦的弟子佛增建哲宇结刹寺，兴讲辩的称母子六寺。显教方面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仁达瓦（1349-1412年），班班多杰先生认为他不仅是萨迦派中的著名禅师，而且是藏传佛教史上居于布顿和宗喀巴之间的一位重要人物。藏传佛教各宗派一向所重视的《中观论》，特别是月称的《入中论》和《中观明句论》，在他以前的一段时间，于藏地几乎失传，由于他的努力钻研和弘扬，又在藏传佛教界占居了重要地位①。

萨迦派在密教方面有三个支脉，即翱尔支脉，贡噶支脉和擦尔支脉，它们全都源于八思巴的侄孙喇嘛丹巴索坚赞。翱尔支脉创始于翱尔钦衮噶桑波（1382-1456年），他于1429年在敖尔创建艾旺却丹寺（亦称敖尔寺），先后讲经百余次，受戒者1　万多人，使此寺成为后藏传播萨迦密法的重要场所。贡噶支脉创始于图敦衮噶南杰（1432-1496年），他于1464年在前藏的贡噶宗的东边建多吉丹寺，通称贡噶寺。这个寺后来成为前藏地区传播萨迦派密法的中心。擦尔支脉创始于查钦罗赛嘉措（1494-1566年），出家于扎什布伦寺，后学密法，活动中心为茫喀的图丹根培寺，有不少知名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相传三世达赖从他学密法，五世达赖曾向其后辈学习密法，在一段时间里颇有名望，遂成一脉。

（2）噶举派噶举派注重"口授传承"，谓其传承金刚持佛亲口所授密咒教义。此派僧人穿白色僧裙和上衣，俗称"白教"。创立者为玛尔巴（1012-1097年），主要学说是月称派中观论，其大印传承，不重文字，重在以证理通达大印的智慧，并以苦修为特色。该派支系繁多，有香巴噶举和达波噶举二大传承，在达波噶举内部又有"四大八小"之分：香巴噶举一支在明朝初年尚有活动，以建铁索桥著名的塘东杰波（1385-1464年）属于此派，据传宗喀巴也曾向这一派僧人学法，但以后便"泯没无闻"了。

达波噶举一支分为四脉，其中噶玛噶举一派在明代依然很活跃，王森先生说"这一派是西藏佛教各派中采取活佛转世相承的最早而又最久的一派。它先后建立了好几个活佛转世的系统，其中最著名的是黑帽系和红帽系。他们在西藏从未执掌地方政权，但是在前藏和西康都一直保持着一定的势力，

①　参见班班多杰《藏法佛教思想史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他们和内地帝室、西藏地方行政首脑有过比较密切的关系"①。黑帽系的第4-10　世活佛生活在明代。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相传他懂60　种字体，曾于1360年至大都，为顺帝父子传授显密教法，明太祖即位后，他于1374年开始派贡使向南京进贡。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1407年被永乐皇帝册封为"大宝法王"。前后二次在前藏各地传法，"听法僧俗官民，不计其数"。第七世活佛却扎嘉措，曾与蒙古王族有所往来，并与黄教激烈斗争。第十世活佛却英多吉，其时正值明王朝衰败，格鲁派势力大发展，噶玛噶举与后藏的仁蚌巴、藏巴汗联结为一方，格鲁派与帕竹为另一方，双方各引蒙古的盟军争权夺势。

【黑帽系】。。（第四世）乳必多吉（1340-1383年）--得银协巴（1384-1415年）--通哇敦丹（1416-1453年）--却扎嘉措（1454-1506年）--弥觉多吉（1507-1554年）--旺秋多吉（1556-1603年）--却多英吉（1604-1674年）。。【红帽系】。。（第二世）喀觉旺波（1350-1405年）--却贝耶歇（1406-1452年）--却扎耶歇（1453-1524年）--衮乔演拉（1525-1583年）--却吉旺秋（1584-1635年）。。此外，这一派的红帽系共转世10　世，"其中近半数是热衷于政治权势的人。也终于由于他们的政治活动发展到叛国的地步，被清廷查抄了寺产，停止了转世"。红帽系第一世曾以黑帽系第三世为师，黑帽系第五世又以红帽系第二世为师。此后，二系活佛个人之间互为师徒的关系遂成定例。红帽系四世却扎耶歇、五世衮乔演拉和六世却吉旺秋先后与仁蚌巴及藏巴汗结成反对格鲁派的联盟。最后格鲁派一方取得胜利，噶玛噶举一派（无论是黑帽系还是红帽系）在前藏的势力及影响都大大减弱。

蔡巴噶举和拔绒噶举二派在元代已经衰败。但帕竹噶举一派的朗氏家族在元明之际（1354年）控制了西藏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帕竹地方政权，1406年，明成祖朱棣册封帕竹首领扎巴坚赞（1374-1432年）为阐化王，"郎氏家族在经济、政治和宗教上的实力达到极盛"。1481年，帕竹政权被其部属仁蚌巴以武力推翻，帕竹噶举随之衰落，很多人转入帕竹家族扶植起来的格鲁派。

3。宗喀巴与格鲁派（黄教）的崛起一般认为，1409年甘丹寺的建造是格鲁派正式形成的标志。格鲁派的产生，是对西藏佛教此前长期多元化发展的一次综合性改造，并奠定了"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它从产生到制度化的过程，基本上是在明朝完成的。（1）宗喀巴的宗教改革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年）出生于青海湟中县塔尔寺一带，3　岁受业，7　岁出家，16　岁入藏深造，25　岁时已深入研究了"弥勒五论"、《俱舍论》、《量释论》、《入中论》及律藏、五明等，并在寺院立宗答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时的西藏佛教内部，无论在理论上、修行上，还是在修学次第上，都存在许多混乱现象：有一类密咒人，他们能把背诵的密经写成文字，其中文句如有遗忘，便自作聪明，任意杜撰，乱加妄造。又有一类人竟以己意改动经读的名字，并随便杂入

①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03　页。

市井之言。

（很多喇嘛）不习经典，乱受灌顶，寺庙僧侣，尽同俗装。又有一类密咒人，对妻子说，你可酿造好酒，我将写完一部续经。又有从天竺来的名为红阿阇黎和绿君班智达等人倡言蹂躏妇女为合修，杀死敌方是救度，遂有号称为"合度"的邪法出现了。又有很多名为密咒而实则是行污秽之行的。

（而有些佛教徒）颇不注重广学佛经，甚至讥诽藏多闻者为别师或戏论，以为修学一种简略的法门，便能得到解脱；也有的人只学一部经论，就自以为从事闻思了；有些人则只重修密，不学显教①。

在藏传佛教历史上，喇钦·贡巴饶萨和喀且班钦·释迦室利二人是戴黄帽的，并都以重视戒律而闻名于世。1388年，宗喀巴为振兴戒律，改戴持律者所戴僧帽为黄色。以后其弟子也随戴黄帽，因此也被人们称之为黄帽派（黄教）。1393年，36　岁的宗喀巴开始讲经收徒，他先后在各地讲授《现观庄严论》、因明、《中论》、《俱舍论》等，同时系统地研习密法，研究萨迦派的"道果法"、噶举派的《中论》、《俱舍论》和噶举派的"大手印法"等，学习噶当派的教法及《菩提道灯论》等要籍，终于通达显密各派教义。在此基础上，宗喀巴以中观为正宗，以月称为依止，以噶当派教义为立说之本，综合大小乘各派显密教法，结合自己的见解，以实践和修证为主，建立体系。宗喀巴一方面从倡导戒律入手，进行宗教改革。1395年，他在精古寺以比丘衣具一套供于弥勒佛像，意示菩萨也应遵守比丘戒，所以无论显教、密教僧人均须属守戒律、住院，严禁娶妻生子，规定学经次第，严密寺院组织。另一方面，宗喀巴积极地著书立说，撰写佛教著作，其中较著名的有《菩提道谢次第论》、《密宗首次第沦》、《菩萨戒品释》、《密宗根本罪释放》、《事师五十颂释》、《中论广释》、《辩了不了义论》、《密宗戒注释成就穗》、《囊则敬寺所说比丘学处》、《金刚持道次第秘密枢要解》、《一切怛多罗吉祥集密广释明灯论贯注》、《安立次第解说集密要义明释》、《怛多罗王吉祥集密优婆提舍五次第明灯论》等。

宗喀巴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懈地奋斗，他努力复兴旧寺，建立新寺，广收门徒，挑选继承人，创立法会，讲经说法，宣传自己的主张，终于形成一代宗风。1397年，在聂地饶钟寺创办的法会上，宗喀巴出面调解当地四个头人之间的纠纷取得成功，既使法会由此变成各种地方势力相互协调和友好会晤的场所，又极大地提高了宗喀巴的威望，地方头人成了他的支持者和施主。1409年，宗喀巴在阐化王及帕竹政权首领扎巴坚赞的支持下，在拉萨大昭寺举办了规模巨大的祈愿法会，这是一次全藏性的，不分教派的法会，参加法会的各地僧众有1　万多人，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都是空前的。法会之后，宗喀巴在扎巴坚赞和帕竹贵族仁钦贝父子的支持下，在拉萨以东60里的旺古尔山旁建造了甘丹寺（全称"甘丹南结林"），成为格鲁派的主寺。该寺有二个显宗"扎仓"（意为僧院），规定全寺僧额为3300人。

（2）金字塔结构的寺庙集团格鲁派正式形成之后，一方面在政治上与明中央政府建立联系，当明成祖朱棣第二次召宗喀巴入京时，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代表自己进京朝贡，1415年，明成祖册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宗喀巴成了大国师之师，这既表明格鲁派得到中央政权的支持，又进一步提高了宗喀巴的地位。

①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土观宗派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　页。另一方面，格鲁派以甘丹寺为中心向外发展。1416年，宗喀巴的弟子扎希贝丹（1379-1449年）在帕竹贵族喃葛监藏（内邬宗宗本，明都指挥签事）的支持下，在拉萨西郊建哲蚌寺，宗喀巴亲自主持"开光"仪式，由扎希贝丹任寺主。该寺初有7　个扎仓，后合为4　个（显宗3　个，密宗1　个），并规定僧额为7700人。1418年，释迦也失以朝廷所赐资财为主，加以帕竹贵族的支持，在拉萨北郊建成色拉寺，初有5　个扎仓，后合并为3　个（显宗2　个，密宗1　个），并规定僧额为5500人。甘丹寺、哲蚌寺与色拉寺一直是格鲁派在前藏的三个主寺，通称三大寺。

宗喀巴死后，甘丹寺由其弟子达玛仁杰（1362-1432年）继任"墀巴"，以后甘丹寺一直是以格鲁派中佛教学问最好的僧人担任"墀巴"，保持宗喀巴当时的各种规矩也最持久。在三大寺中，哲蚌寺发展最快，宗喀巴逝世后，每年一度的祈愿大会改由出身于贵族、且与帕竹家族（特别是郎氏家族和内邬宗本）交往深厚的扎希贝丹主持。帕竹贵族为哲蚌寺赞助土地、钱财和农奴，并将其子弟送到哲蚌寺学习，于是富商与其他农奴主也纷纷效仿，哲蚌寺很快就变成贵族与富商子弟集中学经的寺院，同时也是格鲁派中与当时的政治权贵关系最密切的寺院。尽管扎希贝丹在佛学修养上远不及达玛仁钦和格雷贝桑等人，但哲蚌寺的声望和实力却日益超过甘丹寺与色拉寺，格鲁派中有学问的僧人也逐渐集中于哲蚌寺，由此格鲁派的实际领导权就转移到哲蚌寺首脑人物手中。

15世纪是格鲁派急剧发展的时期。1447年宗喀巴的另一个弟子根敦朱（1391-1474年）在帕竹贵族班觉桑波的支持下在后藏的日喀则附近创建了扎什伦布寺，这是格鲁派在后藏地区得到较大发展的成果与标志。在此前后，堆·喜挠桑布也到后藏传教，并在芒城建达摩寺。其侄喜挠巴在阿里建成敕巴寺，并将阿里托林寺归入格鲁派。麦·喜挠桑布于1437年在昌都建强巴林寺。喜挠僧格在后藏赛地修建一座专授格鲁派密宗的寺院，又在拉萨修建举麦扎仓（下密院），其弟子贡噶顿珠另建成堆举扎仓（上密院）。至1450年前后，格鲁派已成为全藏性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实力都大大雄厚于其他教派的寺庙集团。

格鲁派寺庙的集团化与制度化是同步进行的。首先，寺庙有独立的庙产，这使其生存和发展有了可靠的物质保障。一方面，格鲁派禁止僧侣娶妻生子，严格区分僧俗界限，寺庙经济由僧团自身经营；另一方面，格鲁派坚持与地方贵族保持密切联系，谋求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但是避免把自己归属于某个地方势力，广开门路，任何地方、任何派别、任何人都可以向它布施，从而避免因政治动荡与家族没落而使自己陷入被动。

其次，由于实行"母子联寺制"，使格鲁派以甘丹、哲蚌、色拉、扎什伦布四大寺为主寺，以散布在全藏的其他大小寺庙为属寺，建立起层层的隶属关系，像母子一样，联结成一个组织上相当严密的整体。母子寺在经济上各有其独立的寺属农奴和庄园，但又有一定的扶持关系；在行政上，子寺的"堪布"（住持）等要职，不仅要在四大寺受过专门的培训，而且要由母寺委派。这种措施有力地保证了格鲁派寺庙集团在组织上的严密性和在教法教规上的一致性。

第三，宗教领袖最终以"活佛转世"的方式选定。从宗喀巴的再传弟子根敦嘉措（1475-1542年）开始，格鲁派采取噶玛噶举一直奉行的活佛转世制度，既保持了宗教法统与寺产的延续性，又避免了因宗教领袖去世而使内部陷入争权混战的局面。这对于凝聚整个教派，稳定僧侣贵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经济的、组织的和精神的因素相互作用，使格鲁派形成一个以活佛为最高宗教领袖的、金字塔结构的寺庙集团，为其进一步发展到政教合一的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走出低谷，大获全胜1481年，噶玛噶举在拉萨东效建了二个寺（黑帽系、红帽系各一寺），意在抵制格鲁派在拉萨近郊的哲蚌寺和色拉寺；同时，噶玛噶举又使用暴力迫使若干较小的格鲁派属寺改宗，并夺取了哲蚌寺和色拉寺的一部分寺属土地。于是，格鲁派与噶玛噶举形成公开的对立。这种对立实际上是15世纪西藏宗教与政治的形势发生转变的结果。在此之前，帕竹家族已经开始内部分裂，仁蚌巴从不断增长权利到相对独立，并与萨迦派僧人进一步联合，尔后又与噶玛噶举的红帽系和黑帽系结成联盟，向格鲁派、帕竹政权，以及其他支持格鲁派的贵族展开了明争暗斗。而在此之后，这种矛盾冲突不仅逐步升级，而且在一段时间里，格鲁派一直处于劣势。

1497年，仁蚌巴以武力控制了拉萨一带，在1498-1517年的20年间，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僧人被禁止参加宗喀巴所创始的一年一度的祈愿会。1537年，止贡家族派兵攻打甘丹寺受挫后，又转而迫使格鲁派的18　个属寺改宗。1565年，仁蚌巴家族内部也发生分裂，藏汗巴家族控制了后藏地区，并与噶玛噶举的红帽系结成联盟，对格鲁派与支持格鲁派的前藏的一些地方势力，采取敌对和压制的政策，直到17世纪初形势才有所改变。

然而在格鲁派于藏区遭受迫害的同时，却在藏区以外的地区得到发展。

大慈法王当年曾到内地和蒙古地方传法，并在五台山修建了五座格鲁派寺庙，但是格鲁派真正大规模地在蒙古族中传播，是在索南嘉措（1543-1588年）与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于1578年结成政治联盟之后开始的。同年，结盟双方互赠尊号，俺答汗赠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剌达赖喇嘛"，（注：圣＝　超出世间；识一切＝在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瓦齐尔达剌＝密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达赖＝大海；喇嘛＝上师。）索南嘉措赠俺答汗"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注：意为聪明智慧的汗王，或"法王梵天"。）从此之后，蒙古族各部逐渐皈依了格鲁派。1580年，索南嘉措又得到西康土司的支持，建造了理塘寺，与纳西族土司建立了友好关系，在此前后，还与当时的朝廷宰辅张居正建立了联系。

索南嘉措获得"达赖喇嘛"这一称号后，将它与其转世系统相结合，他追称根敦朱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为第二世达赖喇嘛，他自己则为第三世达赖喇嘛。他死后，认定俺答汗的曾孙云丹嘉措（1589-1616年）为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于1603年在蒙古军队的护送下入藏，1616年死于哲蚌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由于第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年）年纪尚小，格鲁派的实际领导人是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座主（曾为扎什布伦寺座主）罗桑却吉坚赞（1567-1662年），他与蒙古族的固始汗建立联盟，又与当时尚在关外的满清政权建立联系，随着固始汗进军康区（1639年）和藏区（1641年），噶玛噶举政权的瓦解，格鲁派不仅逐渐恢复其在藏区的地位和实力，而且确立了格鲁派在藏区的统治地位。

固始汗控制全藏后，以罗桑却吉坚赞为师，于1645年赠以"班禅博克多"（注：班禅＝大班智达；博克多＝睿智英武的人物。）的称号，并请罗桑却吉坚赞主持扎什布伦寺，兼管后藏部分地区。1662年他去世之后，五世达赖为他选定转世灵童，由此在格鲁派中又建立了一个大活佛的转世系统。人们追认宗喀巴的一位大弟子凯朱结格雷贝桑（1385-1438年）为一世班禅，索南乔朗（1439-1504年）为二世班禅，罗桑敦朱（1505-1566年）为三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为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曾为五世达赖授戒，后者又为五世班祥罗桑耶歇（1663-1737年）授戒（五世班禅后来又为六世达赖和七世达赖授戒），由此达赖、班禅互为师徒，也成为定规。

三、不再超脱的道教道教伴随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明代之际，受到多方面的困扰。在政治上，它已经不再像唐宋时期那样，皇帝与权贵对之"恩宠有加"，从各方面加以扶持；在道教内部，无论是教派的分化还是教团的腐化，都使之凝聚力、生命力和社会声望衰减；而在道教外部，在社会的上层文化中有理学的强力排斥，在下层民众生活的范围里，则受到各种新兴民间宗教的冲击。当然，民间宗教的勃兴在某种意义上看，亦是道教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变动过程中的一种发展（嬗变），但无论如何，正统道教的辉煌时代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一）检束中的波澜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后，以君主独尊的政治体制为本，他早年出家的经历使他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都更了解宗教及其教团内部底细，因此他"对宗教采取了利用与检束相并用的政策，即笼络其头面人物，而控制其势力的发展"。

朱元璋尚在推翻元政权的"义军"之际，便与道教的第42　代"天师"张正常建立联系。1361年，身居吴王之位的朱元璋一方面派人"访求天师，多有招聘礼请入山，依前住持道教"，另一方面命令部下"但系龙虎山宫观殿宇及供器什物，诸人毋得作践损坏，亵渎神明，旧管山园田地房屋，悉听为主，诸色军民人等不许夺占，违者治罪"（《汉天师世家》卷二）。后来，朱元璋又直接写信给张正常，在肯定颂扬之中定下了"辅国济民"的基调：吾闻汉祖天师，道德在躬，动得鬼神之助，一嘘一吸间，天道为之晦冥，雷霆诸神，莫不有命。以此辅国济民，除其妖孽，援其水旱，故灵名历四十余代而愈著也。今吾师既临乃祖之位序，当继乃祖之成烈，有非他术之可同者。愿师澄心定性，以凝道功，使前灵之迹益显，则龙虎之山益崇，而人益仰望也（同上）。朱元璋不仅这样说，而且付诸实践。1366年，因战乱而民间病疫者多，朱元璋下令张正常放符并普施符水以济民，由于求得符水的人太多，张正常便施符于井，"人争汲之"，朱元璋命部下作亭于井上，名之为"太乙泉"。在朱元璋建立起明王朝之后，他对宗教的政策，虽然和他争取各种宗教力量支持以得天下时没有根本的不同，况且，朱元璋也吃过周颠仙的丹药，也相信丹药可致长寿，但是作为统治者和开国皇帝，他要把包括道教在内的一切宗教都纳入其中央集权的政治框架中，特别是元末宗教组织与义军的"天然"联系（明代这种事情也是接连不断，如1386年，彭玉琳自号弥勒佛祖师，以白莲会名义称晋王），这是任何一位希望长治久安的统治者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朱元璋登基之始，曾对宋濂等朝臣说："秦始皇、汉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长生，疲劳精神，卒无所。使移此心以图治，天下安有不一？"（《太祖实录》卷三十三）这说明他虽然当过和尚，但对宗教与国家的关系能够有较清醒的认识。他在晚年（1388年）与臣属的另一次谈话再次表达了他的"神道设教"的宗教观：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己，实为天下苍生也（《明史·太祖本纪》）。李养正先生说朱元璋并不崇尚某一宗教，而是有限制地加以利用和控制，招揽名流用以敬神祀天，同时对教团严加约束，防止其泛滥造成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害。确实如此。在朱元璋当政期间，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将道教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里活动。

首先，将道教领袖置于皇帝的权威之下，减少宗教神职人员的特权。1368年，朱元璋登基，张正常入京朝贺，没想到朱元璋不仅没有加封，反而以"天有师乎？"为由，将元朝所封"天师"称号免去，"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赐银印，秩视二品"。1370年，朱元璋又下令凡寺观庵院"除殿宇梁栋门窗神座案棹许用红色，其余僧道自居房舍，并不许起斗拱彩画梁栋及僭用红色什物床榻椅子"（《明会典》）。

其次，在意识形态上将道教纳入养生治国之道。朱元璋是个三教合一论者，1374年，他曾将自己注释的《道德经》出示群臣，意在将道教纳入"养生治国之道"。他举老子所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与"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之类的话对群臣说："老子所语，岂徒托之空言，于养生治国之道，亦有助也。但诸家之注，各有异见，朕因注之，以发其义"（《大政记》）。但在三教之中，朱元璋更倾向于以儒为本，1368年召见孔子55世孙，1382年诏天下通祀孔子，释道等教"皆有蠹政扰民，造反作乱嫌"，唯儒教"维人心，扶世教"，无皮弊端。所以诏下之后，朱元璋又于太庙亲拜孔子。这中间提倡什么，抑制什么，是很明显的。

第三，清整道观，限制出家。1373年，朱元璋下诏，无论僧道斋醮，若"杂男女，恣饮食，有司严治之"（《明通鉴》卷4），并允许百姓惩处，"凡火居道士，许人挟诈银30　两，钞50　锭，如无，打死勿论"（《万历野获编》卷27）。1391年，他又下令清理释道二教，规定各府州县的道士都集中合并于一"宽大可容众者"，不许"杂处于外"，但可以还俗。为了不减少国家的劳动力和赋税人口，规定男40　岁以上，女50　岁以上方允许出家，而各级行政区域道、姑人数也有定额，即"府40人，州30人，县20人"。第四，成立道录司以检束天下道士。全国道教的最高管理机构是道录司，设左右"正一"二人，相当于六品官员；左右"演法"二人（从六品）；左右"至灵"二人（正八品）；左右"元义"二人（从八品）；神乐观提点一般，知观一人，龙虎山真人一般（正二品），閤皂山、三茅山各灵官一人，太和山提点一人。"道录司掌天下道士，在外府州县有道纪等到司分掌其事"。1381年编制"黄册"，正式僧道要以政府颁发的度牒为凭证。于1382年又再次重申"凡内外道官，专一检束天下道士，违者从本司惩治，若犯与军民相干者，从本司惩治"。

2。世宗崇道，盛极一时朱元璋制定的这些政策，并没有贯彻到底，也没有贯彻始终。而破坏政策者，恰恰是那些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人。朱元璋本人就很笃信容纳在道教中的方术，因而他一边制定政策检束道教，一边广求术士，"洪武中，朝廷访求通晓历数，数往知来，试无不验者，必封侯，食禄千五百石"（《菽园杂记》卷一）。受到朱元璋礼遇的道士有刘基、张中、周颠仙、丘玄清、冷谦、张正常等。特别是刘基（1311-1375年，字伯温），深得朱元璋信任，在朱元璋成功的道路上，他每当"遇急难，勇气奋发，定计立谈间，人莫能测"，野史稗乘载刘基轶闻趣事很多，大部分与道教中的各种方术有关。至于以后的皇帝则更是宠信道士：永乐年间仙女焦奉真奉召入京，荐其母舅冯仲彝为太常寺丞。仲彝卒，奉真又奏以冯孙名必正者为真武庙官，录升赞礼郎矣。至正统十二年（1447年），仙女又奏请乞升，上命特升为太常寺丞。。。以女之果仙与否未可知，然历事四朝屡祈恩泽有求必允，此必有深当圣心者（《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八）。

不过，明初皇帝崇信道士，还限于个别人物。到了宪宗朱见深时，崇奉佛道而滥加恩泽，"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佞倖由兹更进矣"。其中最为显赫者，有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等人，多授以"传奉官"。而到了孝宗朱祐樘时，则"传奉渐多，及是一月中升受二百余人"。当时较著名者有崔志瑞、王应徛、杜永祺等道士。而孝宗本人则因丹药而死。由于皇帝本人崇信道教，道教在宪宗与世宗二代得到较大的发展，宪宗在位期间有二次高潮，一次是在1476年，"度僧道10　万"，10年之后又在一年中"度僧道20　万人"。皇帝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将明太祖朱元璋所定的制度束之高阁。有人计算过，宪宗时有府147，州277，县1145，按照定额，僧道各不足4　万人，但宪宗继位后，较大规模的度僧度道就有30　万人，而"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20　万人，共该50　余万人。以一僧一道食米6　石论之，该米260　余万石，足当京师一岁之用"（《今言》卷二）。

明朝皇帝中崇信道士之最者为世宗朱厚熜。世宗崇佞道教，首先表现为他对道士的恩典最滥，邵元节、陶仲文以方术得一品之位，其他如段朝用、龚可佩、兰道行、胡大顺、兰玉田、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等数十辈"，多"以春方、媚药、房中术进"，皆得恩宠。而天下道士的人数则已到了失控的状态。其次，世宗最笃信道教的阴阳采补之说，"嘉靖间诸佞倖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盛则用之，闻则立起，不数旬，上大渐"（《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第三，世宗本人最滥行斋醮，他继位之后，事无大小，"系请于神"，如不灵验，则反复祈请，如有验则又行大醮以谢神佑，"不斋则醮，月无虚日"。世宗"躬服其衣冠"，后妃宫嫔"皆羽衣黄冠"，与邵元节、陶仲文等道士一起"诵法符咒，无间昼夜寒暑"（《松窗梦语》卷五）。第四，世法宗崇道糜费更甚于前代，《明史》说世宗初年每年用于营建的费用已达六七百万，而世宗认为这太节省了，1536年之后，"增数十倍"，"时每举一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第五，世宗步宋徽宗之后尘，集天仙、教主、皇帝于一身：（1566年）上皇考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皇妣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元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帝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天真君"；后加号"九天玄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是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称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地步元都境万寿帝君"（《明史·佞幸》）。

世宗最后服丹中毒而死，其所宠信的道士或被处死或发配充边。但崇道所造成的"民穷财竭，士风渐漓"，却使明朝国运衰败。

（二）正统派系，全真与正一道教发展到元代，诸派逐渐归于正一、全真二大系统，其中正一派为符箓各家的总汇，全真派则被视为丹鼎炼养各门派的代表。陈兵先生在《中国道教史》一书中概括了这一时期道教的基本走向："道教发展至元，宗派繁衍，学说顾熟，可谓登峰造极。由明至清，从停滞渐趋衰落，是道教两大派的大全趋势。教派分化的基本停止，教义学说的陈陈相因，道教政治地位的贬降；教团的腐化，社会人士对道教的失信，都表现出这一古老宗教日临垂暮之年"。

1。正一天师与显耀道士正一派原为五斗米道，以《正一般》为主要经典，不重修持（其道士可以不居宫观而有家室），崇拜神仙，画符念咒，降神驱鬼，祈福禳灾。相传张陵创教时，得太上老君"正一新出道法"，其四代孙张盛徙居江西龙虎山，开道教之龙虎宗，并尊张陵为"正一天师"。唐宋之际，南北天师道与上清、灵宝等道派逐渐合流，宋理宗敕35　代天师张大可提举龙虎山、閤皂山、茅山符篆，兼御前诸宫观教门事。于是正一天师成为道教符箓各派的道首。

明王朝是在推翻元朝统治的基础上，以汉族贵族集团为主建立起来的，而朱元璋本人又曾是教中之人，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从主观上都不需要再像唐、宋王朝那样用道教来神化王权。但是封建社会的秩序和伦理纲常还需要借助神鬼崇拜来维系，而且这种秩序和伦理纲常越是陷于危机，就越需要借助超自然、超社会的力量。最典型的是不怎么崇道的崇祯皇帝，在天下大乱、风雨飘摇之中，把张真人调到京城"建禳妖护国清醮及罗天大醮于万寿宫中"。

所以宗教可以因为这个皇帝或那个皇帝的喜好不同而今天佛教兴盛、明天道教得宠，但只要封建社会存在一天，统治阶级总是要程度不同地与传统宗教相结合，并以之为工具，维护自己的统治。在道教的二大派系中，明王朝显然更支持以鬼神崇拜为主旨的正一派，1374年，朱元璋命道士宋宗真等编定《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1　卷），简化了道派传统科仪，制定了统一的斋醮仪轨。朱元璋在御制序文中评价释道二大派时说："禅与全真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正是因为封建王朝看中了正一派的这种社会功能，所以在明代，正一派的政治地位始终高于全真派。

正一派第42　代天师张正常（1335-1377年）在朱元璋攻占南昌时（1361年）就遣使上谒，1365年和1366年又二度朝觐，1368年朱元璋即帝位，张正常入朝礼贺，虽被革去天师称号，改授正一嗣教真人，但在1372年受命永掌天下道教。张正常死后，其长子张宇初（？-1410年）继位，1380年被朱元璋授予大真人称号，继续总掌道教。张宇初博学能文，为宋代张继先"以来正一天师中唯一有才华者"。1383年他奉敕建玉箓大斋于南京紫金山，1385年奉诏祈雨，1390年奉敕重建龙虎山大上清宫，1406年，又奉成祖朱棣之命编辑道藏。作为一代教主，张宇初撰写过《道门十规》1　卷，列述道教源流、道门经箓、坐圜守静、斋法行持、道法传绪、住持领袖、云水参访、立观度人、金谷钱粮、宫观修葺十条，涉及教义和教制各方面的重要问题，特别强调先秦道家为正统的道统、强调性命双修并以内炼为本，同时根据时代的发展强调三教同源、主张儒道融合。基本上是当时积累而成的道教正统观念的一个概括。

自张宇初到明末张显庸，历代正一天师皆袭封大真人，掌管天下道士。

而道教首领世袭化和道教组织机构官僚化的结果，必然是在道教内部形成一个僧侣贵族，它与封建统治集团结成"收买-服务-互相利用"的关系，这种非常功利的、世俗的联盟虽然给双方都带来一定的利益，但却使道教自身蜕化和腐化。张宇初就曾"坐不法"而被"夺印诰"，其后更是每况愈下，或者是为非作歹，或者是专营谄媚。如第46　代天师张元吉，《明史》说他"素凶顽，至潜用舆服，擅易制书，夺良家子女，逼取人财物，置家狱，前后杀四十余人，有一家三人者"；而第48　代天师张彦頨派人四处搜寻遗经古器，以迎合世宗朱厚熜的神仙之好，并以蟒衣玉带贿赂镇守中贵；到了明朝末年，崇祯召第52　代天师张应京入朝祈禳，尽管"张氏自正常以来，无他神异"，张应京却乘危难之际，要崇祯加封三官神号，因礼官极力反对才未得到便宜。除了"天师"之外，明代正一派里的其他显赫人物要数邵元节（？-1539年）了。他原是龙虎山上清宫道士，世宗崇道召其入京，倍受宠信，居显灵宫，专司祷祠。据说曾祈祷雨雪有验，被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总领道教，赐金、玉、银、象牙印各一，其父母子孙皆受恩赐。一时权倾内外，朝臣有对其非议不敬者即被下狱治罪。后世宗又以其建醮祝祷皇嗣有验而拜礼部尚书，其孙、徒"咸受赐赠"。

邵元节死后，陶仲文（1475-1560年）接替其总领道教，随世宗南行。

他被封为"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有人据此推断他为神霄派道士）。后世宗有疾，陶仲文特为其祈祷，病愈有功特授少保、礼部尚书，又加少傅、少师。陶仲文曾请各乡县建雷坛以祝圣寿，"公私骚然"，但反对者"悉下狱，拷掠长系"。当时道教受宠达到顶峰，中外"争献符瑞"。1557年，陶仲文因病乞准还山，献上历年所赐蟒玉、金宝、法冠及白金万两。正一派除了龙虎宗这一主干之外，还有上清、灵宝等其他旁系。上清派始创于东晋，著名道士有陶弘景，以茅山为中心，该派以存神服气为主要修行方法，辅以诵经、修功德；不重符箓、斋醮和炼丹，并贬斥房中术。灵宝派亦产生于东晋，著名道士有陆修静，以閤皂山为中心，在存神、诵经、修功德以及轻丹鼎、贬房中等方面与上清派相似，而在重符箓科仪等方面则近于正一派。该派将"斋直"看作"求道之本"，其斋戒礼拜仪式在道教各派中最为完备。这二派在元代已归入正一派，但在传承上，有时还坚持自己的系统。如元明之际的道士赵宜真（？-1382年），主要承全真、上清二派之传，但却被灵宝净明一派尊为五祖，其实他与该四祖徐异并无师承关系，所撰道书，多阐述全真北派的内丹与上清派的雷法。他之所以成为灵宝净明派的五祖，一是他的"高行伟操"，特别是他"以医济人"，为世人所尊崇；二是他的高徒刘渊然（1351-1432年）被尊为灵宝净明派的六祖。但实际上，无论灵宝派还是上清派，在与正一派合流之后，既没有大德高道出现，教义上也没有什么新发展。

2。全真派与张三丰道教全真派由王重阳于金朝初年在山东创立，主张三教合一，以《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孝经》为主要经典。早期以个人隐居潜修为主，不尚符箓，不事黄白之术。全真派主张清静无为乃修道之本，除情去欲，返朴存真，才能识心见性。该派注重修炼"性命"，主张修道者必须出家，并忍耻含垢、苦己利人、戒杀戒色、节食少眠。王重阳死后，弟子马珏、丘处机等分别在华北各地传教，创遇仙、南无、随山、龙门、嵛山、华山、清静七脉（号称"北七真"）。元初，丘处机受到元太祖礼遇，在各地大建宫观，全真派进入全盛时期。丘处机死后，在"老子化胡"之争中全真派失利。明王朝从朱元璋起，出于对全真派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的看法和对全真派曾与元王室关系密切的警觉，对其采取不扶持不重用的政策，使之一直处于"在野"的地位。

（全真道士）多隐修于山野，云游于江湖，其高者或以气功、异能引起人们的赞赏，或以高隐深遁而博得朝野的佳誉①。

（1）传统全真派这些道士与正一派那些沽名逐利，衣紫腰金的"政治"道士形成对比，他们虽然"在野"，但却多少保持了道教清静无为、隐沦遁世的本来面目，且在传教弘宗方面做出贡献。元末明初的无垢子何道全（1319-1399年）多年隐栖终南山，著有《随机应化录》2　卷，多言心性，兼涉内丹命术。混然子王道渊则撰有《道玄篇》、《还真集》、《升玄护命经注》、《青天歌注》等阐发内丹。

在全真派的"北七真"中，丘处机的"龙门宗"在元代先盛后衰，延至明代，第五代律师周玄朴后分为张静定、沈静园二支，活动的区域也逐渐向东南转移。张静定传戒法于王常月（1522-1680年），是为龙门第七代律师，被后人视为中兴龙门的主将。在北京白云观6　次开坛说戒，其弟子将其演说辑成《龙门心法》，分皈依三宝、忏悔罪业、断除障碍、舍绝受源、戒行精严、忍辱降心、清净身心、求师问道、定慧等持、密行修真、报恩消灾、立志发愿、印证效验、保命延生、阐教弘道、济度众生、智慧光明、神通妙用、了悟生死、功德圆满20　讲，将全真派由重丹法清修转向以严持戒律为主。嘉靖年间，本为龙门第四代传人的崂山道士孙玄清（1517-1569年），因在北京白云观祈雨有验，诏赐"护国师左赞教主紫阳真人"，后自立门户，称崂山派（亦称"金山派"），属龙门支脉。

明宪宗与明世宗的崇道与其重用术士，刺激道教将这一方面进一步发展并使之精致化，由此有陆西星（1520-1601年）及其"东派"内丹（清代李涵虚创立了"西派"内丹）应运而生。陆西星原为儒生，屡试不第，遂弃儒学道，著有《方壶外史》，汇集所撰骨修著作及道经注释等15　种，主张男女双修方可成丹，关键在于"凝神聚气"。晚年转修佛学，撰《楞严经说约》等。陆西星本人并未出家，也未曾受全真教规约束，他自己并没有创宗立教，但却被后世道士尊为"东派"之祖。

（2）张三丰与武当道在明代全真派中，形成了所谓武当道。武当山在明代以前已成为道教活动的一个胜地，魏晋以来，不少羽客、道士在此隐居修炼，如西晋的谢允、南朝的刘虬、唐朝的姚简、五代时的陈抟等，至元代，这里已有相当规模的道场，并设有道宫"提点"（元末兵火使之大多毁坏）。元代刘道明在其《武

①　《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　页。

当福地总真集》中描述了武当山的形势及其名称来由：（武当山）中岳佐命之山，应翼轸角亢分野，在均州之南，周回六百里，环列72　峰、36　岩、24　涧。嵩高之储副，五岳之流辈，唐虞柴望遍祀之地，72　福地之一。乾兑发原，盘亘万里，回旋若地轴天关之象，地势雄伟，非"玄武"不足以当，因名之曰"武当"。

武当山能够成为新道派的发祥地，还借助于明成祖朱棣在此大建宫观。

朱棣重视武当山原因有三：一是传说武当山出现祥瑞彩云，"真武大帝"在彩云中显现，道士们绘制了《太和山祥瑞图》献给朱棣，朱棣为了表示崇奉"真武"，便修建道观；二是著名道士张三丰就隐居在武当山中，朱元璋在位时寻访多年而不见，为取悦之而建宫观（张三丰是元明之际的著名道士，生卒年不详。因其不修边幅，人称张邋遢。自称张天师后裔）；三是有人传说被推翻的建文帝就隐居在武当山中，朱棣等帝皆派近臣为道宫"提点"武当山。修复武当山的工程历时7年，役民工30　余万人，建成八宫二观及金殿、紫禁城等，非常壮观。

武当派的特点一是崇祀"真武大帝"，即玄武（北方七星）。宋代以来已有"真武大帝"的称号，人们将北方星神看作护佑皇帝的天神（四大元帅），而武当山自古奉祀作为北方之神和水火之神的真武大帝。武当派以"真武大帝"为祖师，并将其列为雷部至尊天神。

武当派的内家拳技是它的又一特点。这种拳法"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实际上，这是武当派重修内丹的一种产物。武当派的基本主张是"先后人道，而后仙道"；把修身之事摆在首位，"不拘男女，此金丹大药虽愚昧野人得之立登仙位。。。只要素行阴德，仁慈悲悯，忠孝信诚，全于人道，仙道自然不远也"；只有"洞晓阴阳，深参造化，察其真伪，得阴阳之正气，觅铅汞之真宗，方能换骨长生"。

武当派在教义上主张三教合一，认为古今教派区别只有正邪之分，儒、释、道三家区别仅在于创教人不同，至于"修己利人，其趋一也"。

儒也者，行道济时者也。佛教者，悟道觉世者也。仙也者，藏道度人者也。各讲各的妙处，合讲合的好处，何必口舌是非哉！夫道者，无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已矣（《三丰全集·大道论》）。

由于武当派在教义教规上与全真派接近，它逐渐汇入了全真道。然而就全真派来说，尽管有新兴教派的融入，但这些点滴的新生活力，比不上旧派系衰亡之急剧，元代红火一时的北方七脉，在明代，除龙门宗外，其余传承可考者似只有南无宗，虽有活动于华北一带，但"无显著者"。

3。正、续《道藏》道书雕板，始于五代，北宋《政和万寿道藏》（5481　卷）则创全藏刊板之始。然历经靖康等乱，至金已残缺不全。1190年前后，道士孙明道等编纂成《大金玄都宝藏》，共6455　卷。1202年，天长观毁于大火，经板亦毁。元代道谢士宋德方、秦志安等于1244年刊刻《玄都宝藏》，共7800　余卷。元宪宗与元世宗时，因贬道教而先后二次焚经，以1281年焚经最为彻底，诏令除《道德经》外其余道书和道经印板全部焚毁。藏经因此亡佚甚多。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便下令第43　代天师张宇初重编《道藏》，尔后又再三督促。张宇初去世后，第44　代天师张宇清继续主持编修，至1427年张宇清去世时仍未完成。至明英宗正统年间继续纂修，终于1444年"始行刊板"。英宗又令道士邵以正督校，增所未备。次年刊板事竣，名曰《正统道藏》，共5305　卷，480　函，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仍以《千字文》为函目（自天字至英字）。

明神宗万历年间，又编纂《续道藏》，由第50　代天师张国祥主持，续补32　函，180　卷，将《焦氏易林》与堪舆之书等皆收于内，其函次仍以《千字文》为序（由杜字至缨字），名为《万历续道藏》。明代的正、续《道藏》共计5485　卷，520　函。其缺陷一是不全，搜访道书不够认真。当时福建龙溪玄妙观尚存有大量《政和道藏》，若将其收入，今《道藏阙经目录》所录道书，皆可收入《正统道藏》；二是选择不精，不加分辨地将《玄都宝藏》残卷和元明二代道书汇集成书，以致将伪托"吕祖"、"文昌"降笔等扶鸾之书，"亦均刊入。使内容更为芜杂"。

明代道士自己著撰的道书并不多，且多是演化教义，无甚创新。除了已经提到的张宇初的《道门十规》外，他还有《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通义》；陆西星除有《方壶外史》外，还有《道言五种》；除此之外，张君宝曾撰《三丰真人玄谭全集》、《三丰丹诀》、《张三丰先生全集》；邵以正撰《长春刘真人语录》；伍守阳撰《天仙正理》、《伍真人丹道九篇》、《金丹要诀》、《仙佛合宗语录》；高濂撰《经三尸符咒》、《守庚申法》、《续神咒录》、《服气法》；彭好古撰《金丹四百字注》等等。

（三）世俗化的道教生活任何文明社会产生的宗教，都有如何与传统文化相协调的问题；而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越悠久，这个问题也就越突出。

任何宗教，要保持自己在宗教上的独立性，就不能完全融入传统文化，否则就会自行消亡；但是任何宗教若不与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或某些范围里相认同，就始终处于"异己"的受排斥的地位，难以在原有的或异地的文化土壤上真正生根开花。如何在保持独立性与相互认同中间确定某些双方都能接受的"结合点"，实际上构成了宗教与传统文化相协调的基本内容。

诸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产生于异国他乡的宗教，传入中国之后，或迟或早，总要完成其"本土化"的转变过程（佛教传入最早，完成这种转变也最早）。然而，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如道教，也有一个如何同传统文化相协调的问题。

任何宗教与传统文化相协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这种协调实际上往往分两个领域来进行。一个是官方文化，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意识形态，就中国传统社会来说，意识形态以儒家文化为代表（其协调表现为"三教合一"诸说）；另一个领域则是传统的信仰和仪式，其内部又分为两个层面，即处于上层文化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和处于民间百姓中的自然神、祖先神及其他神鬼的信仰与崇拜，这方面的协调过程，在明代已经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1。诸神与民间信仰道教由其始创的汉代五斗米道，就已经吸收了巴蜀地区的某些民间信仰，而且早期是以农民义军的形式出现，在组织上也延续了传统宗教之全民信仰与政教合一的特点。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及其加速进行的本土化进程，推动道教逐步在组织上向着僧团宫观的模式方向发展。道教在与政治和传统信仰拉开一定距离的过程中，有机会集中精力迅速在教义教规等方面完备起来，从而使自己基本上具备文明社会宗教所具有的要素与结构。

道教的神系分尊神与俗神两个系统，然而无论尊神、俗神，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直到明代才基本定局。这一方面是道教自身发展越来越体系化和制度化在神系上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道教不断调整自己以便与传统文化（上层文化与低层文化）相协调的产物。

道教的尊神系统有四个层次。第一层为三清，即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第二层为四御，即玉皇大帝、紫微北极大帝、勾陈上宫天皇上帝、后土皇帝祗；第三层为日月五星（木、土、金、水、火）和四方（青龙、朱雀、白虎、玄武）28　宿等；第四个层次则是五百灵官、真人（如南华、冲虚、通玄、洞灵、"四大真人"）、仙人（如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八仙"）等。

然而道教俗神却不是这种金字塔式的阶梯结构，由于他们来自民间的不同方面，既有与自然现象相关的雷公、电母、风伯、雨师，也有关公、文昌等文化英雄神，既有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门神、灶神、城隍、土地、妈祖等，也有涉及特定行业或职能的药王、财神等，所以当他们被吸收进道教时，依然保留其原有的比较松散的、并立共存的关系结构。在明代，民间神灵被纳入道教神系、其崇拜亦得到强化的神灵主要有金阙玉阙真人、真武大帝、萨王二真君、关公、城隍、五通神、晏公、吕洞宾等。

道教原已吸收的某些民间神灵的崇拜在明代得到强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借助了明王朝的政治力量。比如对于玄（真）武大帝的崇拜，起源很早，《楚辞》、《淮南子》、《史记》中已有"玄武"之名。在秦汉之际的星辰崇拜中，玄武已经成为北方七星的总称，形象为龟蛇，色相为黑。关于玄武的神话在唐代开始为道教所吸收，南宋时已基本人格化，其形象多为道服羽流、仗剑披发、颇为威猛。尽管如此，真武大帝还只能算个一般人物。然而到了明代，真武大帝的命运有了戏剧性的突变。据说，明成祖朱棣起兵时，屡问姚广孝师期，姚言未可。至举兵先一日，曰："明日午召天兵应可也"。及期，众见空中甲兵，其师玄武像也，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鸿猷录》卷七）。

朱棣起兵于北方，即位后以北方神玄武大帝为护佑神，并大修玄武大帝的祭祀道场武当山。

太宗入靖内难，祀神有显相功，又于京师艮隅并武当山重建庙宇。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当山又专官督祀事（《孝宗实录》卷十三）。由于明成祖的推崇，道教对原来并不怎么重要的玄武大帝"破格提拔"，不仅在许多地方建起了玄（真）武庙，而且将其尊为"雷部之祖"，总司风雨雷电；又尊为武曲大神。除此之外，还出现了真武原为净乐国王太子、辅助玉帝斩天下妖魔的神话。《玄天诰》把他说得更高更玄："混元六天，传说教主，修真悟道，济度群迷，普为众生，消除灾障。八十二化，三教祖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三元都总管，九天游奕使，左天罡北极，在垣大将军，镇天助顺，真武灵应，福德衍庆，仁慈正烈，协运真君，治世福神，玉虚师相，玄天上帝，金阙化身，荡魔天尊"。

如果说，永乐皇帝朱棣尊崇玄武大帝掺杂了许多个人的因素，那么明太祖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强化对城隍的崇拜，绝不能仅仅归于个人的嗜好。民间对于城隍的信仰与崇拜，始于秦汉之前，六朝时在祭仪等方面已发展得较为完备，至唐代已是遍布各地，然而最盛于明代，这中间政治干预起了很大的作用。

（1368年）诏封天下城隍神，在应天府者以帝，在开封、临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县者以公以侯以伯。。。特敕群邑里社各设无祀鬼神坛，以城隍神主祭，鉴察善恶。未几，复降仪注，新官赴任，必先谒神以誓，期在阴阳表里，以安下民。盖凡祝祭之文，仪礼之祥，悉出意。于是城隍之重于天下，蔑以加矣（《水东日记》卷三○）。

如此一来，城隍信仰及其崇拜在极短的时间里迅速膨胀起来。各府州县都按照同级衙门的样式和规模改建当地的城隍庙，"庙内设有审判的座位，一如县州府官升堂退鼓一般"。道教中还应运出现了《太上老君说城隍感应消灾集福妙经》，而《道门定制》则把城隍列为管领之神。

关帝崇拜亦是如此。在宋代，历史人物关羽已经被神化，而且被纳入道教神系，成为张天师属下一员神将。明朝初年，神位较之元代似乎还有些下降。但到了万历年间，陡然崛起，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妻、子皆得厚封，并辅以丞相二人。于是关帝崇拜急速升温，诸如成衣店、估衣店、绸缎庄、皮店、煤铺、猪肉铺、脚行等行业都把关公奉为行业神，许多商家也把关公作为武财神来崇拜，于是"关帝"不仅定期享受国家祭祀，而且常常沉浸在民间香火之中。至明末清初，关帝庙祀已遍及天下，"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夏，将与天地同不朽"（《陔余丛考》）。如果没有封建王朝的扶持，单凭道教自身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如此境地。

从历史事实来看，明王朝有意识地扶持民间信仰及其崇拜，用心深远。

朱元璋家族起自民间，"故明代帝王信仰有着民间信仰的特点，不但皇宫内引入了民间信仰的神，对各种神祇的祭祀也十分重视"。这种说法虽不失为对于明王朝之所以扶持民间信仰的一种解释，但是这只能说明朱元璋起于民间，因而对民间信仰的特点与功能比较了解。然而中国历史上出身贫寒而后来成为一代帝王或一方霸主的绝非朱元璋一人，即使朱元璋个人笃信民间信仰中的某位神灵，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色彩，而不会有意识地强化整个社会的民间信仰。

所以，明王朝对民间信仰及其崇拜的态度，只有放到其整体的宗教政策中考虑才能得到解释。元末起义军最初多借助于宗教组织的形式，朱元璋深谙此道，也深患此道。然而老百姓的宗教需要必须得到满足，不让他们信奉这种宗教，他们就会信奉另一种宗教。最好的出路是既要满足平民百姓的宗教需要，又能避免宗教组织的隐患，那么深知民间信仰根底的朱元璋自然会想到充分利用其缺乏组织性的特点。事实也证明，民间信仰的崛起，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正统佛教与道教的力量。明清之际释道衰微，与广大民众通过其他渠道满足了宗教需要不无关系。

2。深入民间的道教生活道教来自民间，在其形成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神灵，同时也使原有的神灵体系化和精致化，这构成其向上发展的一个走向；但是它始终没有割断自己同民间信仰及其崇拜的联系，依然不断地将某些民间神祇纳入自己的神系之中，这是道教的另一个基本走向，即向民间深入发展。在明代，随着中小城镇的兴起，道教又与市民文化交融在一起。

那些祀奉民间俗神的道教庙宇虽然不如祀奉道教尊神的庙宇规模巨大，但它们分布极广且为数众多。那些祀奉山神、雷神、河神、海神、土地、城隍、妈祖、黄大仙，以及关帝、文昌、二郎神、龙王、药王、蚕神、紫姑、瘟神、财神的庙宇，或单独建置，或作为宫观建筑群的一部分。其中较著名者如辽宁北镇庙、广州南海神庙、山东泰山岱庙与碧霞祠、北京东岳庙、山西解县关帝庙、四川灌具二王庙、陕西耀县药王庙、香港黄大仙观、台湾北港朝天宫等。无论大小，它们都是定期或不定期的群众性宗教崇拜活动的中心。

这种群众性的宗教崇拜活动，具有较强的自发性，其组织（如下面引文中所提到的"香会"和"妇人会"）是临时性的，虽为"乌合之众"，但却热闹非凡。据说3月28日为东岳大帝诞辰，明代民众每年是日举行祭仪：（东岳庙）规制宏广，神像华丽。国朝岁时敕修，编有庙户守之。三月二十八日，俗呼为降生之辰，设有国醮，费几百金。民间每年各随其地预集近邻为香会，月敛钱若干，掌之会头，至是盛设，鼓乐幡幢，头戴方寸纸，名甲马，群迎以往，妇人会亦如之。是日行者塞路，呼佛声振地，甚有一步一拜者，曰拜香庙。有神浴盆二，约可容水数百石，月一易之，病目人虔卜得许，一洗多愈（《宛署杂记》卷十七）。

然而这种定期或不定期的群众性崇拜活动，具有民俗节日的性质，它不仅仅具有宗教的作用，而且具有"旅游"观赏和娱乐的功能，特别是在春季举行的民间俗神的祭祀活动，更具有这种特点：四月一日至十八日，倾城趋马驹桥，幡乐之盛一中岳庙，碧霞元君诞也（《帝京景物略》卷二）。

（高梁桥元君庙）塑像如妇人育婴之状，备极诸态。桥适当前，即西湖水流入禁城口也。俗传四月八日娘娘降生。妇人难子者宜以是日乞灵，滥觞遂至倾城妇女无长少竞往游之，各携酒果音乐，杂坐河之两岸，或解裙系柳为围，桩点红绿，千态万状，至暮乃罢（《宛署杂记》卷十七）。

甚至有人利用民间信仰的这种特点，"制造"出宗教热潮。如北京的娘娘庙，祭祀碧霞元君，旧有五顶之说，即弘仁桥（马驹桥）、麦庄桥（西顶）、草桥（中顶）、东直门（北顶）、高梁桥五处。1608年，兴建西顶娘娘庙，其地势较低洼，"都中有狂人倡为进土之说"，一时间，不论男女老少，贵贱圣俗，筐担车运或囊盛马驮，络绎如织。"甚而室女艳妇，藉此机会以恣游观，坐二人小轿而怀中抱土一袋，随进香纸以徼福"（《酌中记》）。而有些民俗活动，最后演变成宗教意味极其淡化，人们甚至已经不在乎其宗教意义，而只剩下民俗节日的"热闹"了，最典型的是当时京城的"燕九节"：京师正月灯市，例以十八日收灯，城中游冶顿寂，至次日都中士女倾国出城西郊所谓白云观者，联袂嬉游，席地布饮，都人名为耍烟九，。。然京师是日，不但游人塞途，而四方全真道人不期而集者不下数万，状貌诡异，衣冠瑰僻，分曹而谈出世之业。中贵人是日散钱施斋，京都无赖，亦有趁此时腐其童稚者，则阉九之说亦似不妄（《万历野获编补遗》）。

这个节日究竟原本是个道教节日世俗化了，还是民俗节日借助于宗教场所而引来四方道士，已是庄周梦蝶说不清了，但这恰恰说明明代的道教与民间文化已经是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相互交织在一起了。除此之外，道教还以通俗的、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民间，比如明代周宪王朱有燉就以编写神仙道化合剧著称，《八仙庆寿》经过他的整理，情节更为生动，人物也更加丰富；而明代陆西星所写的《封神演义》则使道教的许多神仙传说变得妇孺皆知。

四、艰难创业的基督教（天主教）

任何人，只要他是虔诚地信仰某一种观念，都会把它视为绝对的真理，笃信之，实践之，捍卫之；同时，还会自觉不自觉地传播这种信仰，让自己熟悉的亲友甚至自己不认识的人们也能够分享这种"得救"的幸福。古往今来，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中，世界上的各个民族中，都有许许多多的人（像我国唐代"西天"取经的玄奘、东渡传法的鉴真）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传播某种信仰的事业之中。尽管由于时代与文化的差异，人们会对这种或那种信仰的内容做出不同的评价，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有志之士传播其信仰的崇高精神，因为这种行为不仅推动了人类文化的交流，推动了文明的传播，而且体现了爱他人、爱人类的博爱之心。

这种精神也构成基督教不懈东传的一种动力。基督教最迟于唐代已传入中国，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与后世学者的研究，当时传入中国的"景教"实际上是基督教的聂斯托里派。聂斯托里派是公元5世纪才形成的基督教派别之一，后流行于如今的叙利亚和两伊地区，7世纪由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传入中国，受到唐太宗的礼遇，被封为"镇国大法主"。此后景教迅速发展，一时间"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然而在唐武宗下令灭佛时（845年），景教也受到牵连，寺院被废弃，教士2000　余人被驱逐。从此景教只流传于中国的边远地带，在内地则销声匿迹了。

时至元代，蒙古族建立的大帝国横跨欧亚大陆。原来流行于中亚与蒙古的聂斯托里教派（即景教）在中国内地恢复活动，罗马教皇也派遣教士把罗马天主教传入中国。当时人们把在华的基督教各派统称为"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为蒙语，意为"有福之人"或"信奉福音的人"），或"十字教"。1245年，教皇英诺森4　世派遣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来华劝说蒙古大汗皈依天主教。1294年，罗马教皇又派遣特使孟高维诺来元大都（今北京），并获准在京传教。孟高维诺先后在元大都建了3　座教堂，受洗入教者达6000　多人。在孟高维诺来华20年时，北京、泉州、甘州、宁夏、杭州、温州、镇江和扬州等到地都建有"十字寺"，元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管理基督教事务的机构"崇福寺"。然而当时信奉也里可温教的信徒大多是蒙古人与迁居内地的中亚人，在汉族民众中没有牢固的基础，所以当元朝大厦骤然倾倒时，基督教在中国也再次夭折。

（一）举步维艰，叩开关门明王朝进入中期以后，封建社会再次陷入危机的漩涡，尽管封建的国家机器还能勉强控制局势，但资本主义萌芽已露端倪，既有的上层建筑也在日趋腐败中成为强弩之末，因而在社会结构中出现许多缝隙，使新事物或新思想得以生长。

1。重新点燃的传教圣火与坚固的磐石就基督教而言，16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的危机与宗教改革运动也使传统的基督教（即天主教）受到挑战。1517年万圣节，既是司铎又是教授的路德公布了他的《95　条论纲》，就赎罪券问题批驳罗马教皇的所作所为，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帷幕。随后在德国形成路德宗（信义宗〕、在瑞士形成加尔文宗、在法国形成胡格诺派、在英格兰形成圣公会等。面对风起云涌的改革大潮，面对昔日辉煌的帝国大厦即将倾倒的危机，罗马天主教内部产生强烈的反应。其中最为重要的反应之一，是传教热情的复兴与高涨。

重新点燃天主教徒传教热情的"火炬"是耶稣会的创始人罗耀拉。他出身于西班牙北部的一个贵族家庭，当过宫廷侍卫，后参军入伍，在作战中表现英勇，受重伤而退役。在养伤期间他树立了献身传教事业的决心，后进大学接受教育，并于1534年组织了一个学生小团体，1540年由教皇批准正式成立耶稣会（其基本宗旨是听命、贞洁、清贫）。沃克尔指出：天主教会热忱的充分发展也表现在海外传教事业上。致力于传教事业的主要是各隐修会，值得注意的是多米尼克会和法兰西斯会，耶稣会自成立之时起也热情洋溢地投入传教工作。由于它们的努力，基督教传播到了美洲南部、中部和北美洲大部分地区。菲律宾皈依基督教也是这些隐修会的功劳①。

除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社会失控与天主教的传教热火重新点燃这二个因素之外，基督教得以再度东传的第三个因素是"地理大发现"。元朝覆亡之后，中亚地区崛起了以伊斯兰教文化为立国之本的奥斯曼帝国，在印度半岛则兴起了崇尚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莫卧儿帝国。这二个封建帝国像一片无际的汪洋，西方的传教之舟或被惊涛骇浪所倾覆，或如泥牛入海。

然而在大陆变成西方传教士"望洋兴叹"的"天堑"时，"地理大发现"却使不可逾越的海洋成为传教的新通道。西方传教士既可以绕过非洲的好望角，经印度洋而达到中国；也可以由大西洋向西航行，穿过美洲而到达中国。西方传教士千辛万苦地东来传教，不可否认地同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运动密切相关，"夫寻获新地之葡西二国，其志固在殖民拓地"；然而同样不应忽视的是作为虔诚信徒所特有的那种"分享"动机，这也就是徐宗泽先生所说的"然欲圣教之福音传布于东方民族，亦其素愿也"。

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的先驱者是西班牙传教士沙勿略（FranciscusXaverius，1506-1552年）。沙勿略是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的好友，1541年离开里斯本，辗转一年来到印度果阿，开始在东南亚各地传教。1549年他随葡萄牙使节乘中国商船到日本山口和丰后等地传教。在现今依然保存的一些书信中，可以看到沙勿略的基本思路：第一，日本文化来自中国文化，要想使日本人接受福音，必先使其源头--中国人及其中国文化接受基督教文化；第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都优越于日本，是在东方传播福音

①　《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　页。

的最理想的基地；第三，传教工作一开始就要采取本土化的方式，即用当地人的母语来传播福音。

日本有一板东（即今关东）大学，规模宏大，僧侣颇多，研究教义和各宗派学说，但所有教义与宗派无不传自中国。。中国幅员广大，境内安居乐业，绝无大小战乱。据曾往中国的葡人报告，中国为正义之邦，一切均讲正义，故以正义卓越著称，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区所不及。就我在日本所目睹，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日本人；且擅于思考，重视学术。中国物产丰富，且极名贵；人口繁盛，大城林立；楼台亭阁，建筑精美，部分采用石料。人人皆说中国盛产绸缎。有些中国人对我说：中国境内亦有若干不同宗教，察其所言，似为回教或犹太教。至于是否有人信奉基督，则语焉不详。

我准备今年（1552年）前往中国京都；因为，如谋发展吾主耶稣基督的真教，中国是最有效的基地。一旦中国人信奉真教，必能使日本吐弃现行所有各教学说和派别。

中国面积至为广阔，奉公守法，政治清明，全国统于一尊，人民无不服从，国家富强。凡国计民生所需者，无不具备，且极充裕。中国人聪明好学，尚仁义，重伦常，长于政治。孜孜求知，不怠不倦。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相距甚近。中国人为白色人种，不蓄须，眼眶细小，胸襟豁达，忠厚温良，国内无战事。如印度方面无所牵制，希望今年能前往中国。

我们现在正以日文编撰一书，讲述天主造世及耶稣小传；然后，计划将此书改写为中文，以便带往中国，使中国人知我亦通中国文字①。

尽管沙勿略有如此高昂的热情，明政府却依旧实行海禁。沙勿略于1551年和1552年先后二次来到广东上川岛，但始终未能获准登陆。与此同时，沙勿略在长期的传教奔波中（1542-1552年的10年中，他步行传教10　万公里以上），已经心力憔悴。他一病不起，带着未实现的梦想与深深的遣憾于1552年12月病逝于上川岛。

沙勿略死后，又有一些传教士来华。1557年，葡萄牙人帮助中国政府剿灭海盗，事毕之后，嘉靖皇帝批准他们在澳门交纳地租建房居住。1562年，贝莱士神父与戴衰拉神父来到澳门，开始在华人中传教。澳门的第一位主教是加尔南劳，他是个耶稣会士，尽管对传教非常热心，但其基本的思路是完全"西化"，即信教者必须学葡萄牙语，取葡萄牙名，按葡萄牙方式生活。徐宗泽把这种情况概括为"不啻进教即成为葡国人也"。《澳门纪略》说：其唐人进教者，约有二种：一系在澳进教，一系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其在澳进教者，久居澳地渐染已深，语言习尚，渐化为夷，但其中亦有数等，或变服而入其教，或入教而不变服，或娶儿女而长子孙，或藉资本而营贸易，或为工匠，或为兵役。。徐宗泽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中明确指出"此等传教方法，不能深切入境而问俗之情"。中国政府与中国的士大夫总是将这些"洋人"以及信奉"洋教"的中国人视为异己的文化，异己的人群。所以身居澳门的传教士虽然在传教工作上有所进展，即开始有一些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但他们本人却依然像沙勿略一样，咫尺天涯，始终未能踏上中华大陆，他们只能望着边界上的石山叹息："磐石呀！磐石呀！什么时候可以开裂，欢迎吾主啊！"2。由以"礼"开路到以信服众

①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0-61　页。1578年，中国政府方面与基督教方面都做出了直接影响到基督教在华的传教事业的重大举措。首先，中国政府在这一年开始允许外国商人每年春秋二季在广州定期通商。届时，外国商人可以白天上岸交易，但晚上必须返回其商轮，不许留居岸上。这种一年二季的通商交易，虽然还有种种限制，但对传教士来说，则是深入大陆民间直接传教的极好机会。

其次，意大利传教士范礼安作为耶稣会总会长的特使，在巡视印度之后，于1578年来到澳门。他审时度势，对耶稣会在华传教方针做了重要的调整，他取消了原先在宗教仪式中强制推行西方习俗、使用拉丁语的做法，转而注重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知识，适应中国的民族习俗。范礼安在制定新政策的同时还采取了二个步骤，一是"在澳门成立一中国会口及圣堂，专为中国教友者"；二是从印度调来三名青年传教士，在澳门专修中国语言文字，准备深入内陆传教。这三名青年传教士，一个是巴范济（P·Pasio），一个是罗明坚，第三个便是名扬遐迩的利玛窦。

由于双方都做出了开放自己的行动，因而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了实质性的进展。1581年春，罗明坚（Ruggieri，1543-1607年）乘葡萄牙商船来到广州，得到中国政府的特许，居留海岸并举行弥撒祭仪，但时间较短，通商期结束，他不得不随葡萄牙商船离去。

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是皇帝大臣，一般说来并不排斥新鲜事物，也不拒绝与"洋人"交朋友，但是中国文化相当注重人的品德，讲究忠信持久。所以中国人与中国政府在接触外界时，往往不是一下子将胸扉打开，而是相当务实又相当谨慎地了解对方，一步一步地缩短与对方的距离。从结果上看，罗明坚的广州之行在中国政府官员和士绅中产生了好感，因为当罗明坚于同年秋再次来到广州时，广州官府准许他享受与东南亚进贡使节同等的待遇。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文明的传播尽管是一项很高尚的事业，但它往往以肮脏的勾当为其先行官，比如罗马帝国的灿烂文化以及这一文化在欧亚大陆的传播，是以罗马帝国血腥地征服周边民族为代价的；现代科技成果从根本上提高了人的生活质量，但新的科技产品往往是借助于"走私"这个渠道出现在其他民族的家庭里或市场上。同样，罗明坚与利玛窦在叩开中国大门的过程中，为了把高尚无比的福音送给中国人民，也利用了中国某些官员的贪欲。

1582年，广东新制台陈文峰贪墨为心，察知与澳门葡人通商有厚利可获，因许葡国官厅遣使臣至广东，商榷通商事务，罗明坚乘此良机，亦与葡使同往；制台且请罗公至肇庆府制台署下榻，并暗示罗公将来可以在此居留。范安礼得此喜讯，非常欣慰，1582年12月27日，即遣罗明坚、巴范济二司铎往肇庆，并献许多贵品，其中最珍贵者，乃利玛窦自印度带至澳门之西国自鸣钟一具。总督见此珍贵礼品，喜悦逾常，允许罗公在肇庆府东关天宁寺中居住，并可以传教，举行圣祭①。

陈文峰作为封建官员，以权敛财，他注重的不是罗明坚等人的信仰，而是他们的礼品。对他来说，最根本的是保住自己的官职，钱财是头戴乌纱帽的应有之意，否则人财两空。按照当时的政策，把外国人引入内地是犯法的。所以，尽管陈文峰在珍贵礼品的"交易"中同意罗明坚等人在此传教，但他

①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171　页。心中时常恐惧，害怕有人奏参他引外人进入内地。为了不留后患，陈文峰在离任之际，毫不客气地将罗明坚等人驱回澳门。

然而在传教士方面，尽管以贵重礼品结交官府，但其目的不是要满足私欲，中饱私囊，而是要推进传教的事业。他们的传教热情以信仰为依托，以信仰为目的，因而能够百折不挠，激流勇进。罗明坚就是这样一种人，他并没有因挫折而气馁，回到澳门短暂休息后，又和利玛窦一起于1583年夏季再次来到广州。

罗明坚与利玛窦在广州受到当地官吏的优待，但未能获准留居陆岸。他们找到罗明坚在官署中的某些朋友，请他们引见新任制台郭应聘，他们以在商贾云集暄嚣杂沓的澳门无法进行"念经和祈祷，隐居和默想"为理由，请官府给"一块小小的空地建造一处寓所和一座教堂"，并允许他们在内陆传教。这些人在郭制台面前大讲"西士有种种奇物珍品可献为礼，与夫允许彼等居住之裨益"，郭应聘听后心为之动，于是派兵士手持肇庆府王太守的书信到澳门请罗明坚与利玛窦。

罗明坚、利玛窦得此喜讯，即整备欧洲带来之许多奇巧异物，起程赴肇庆；1583年9月10日乃到，承当地官长欢迎接待；14日郭制台延见二公于公署，王太守指定府东滨河之地许教士建筑圣堂①。

罗明坚与利玛窦此行取得的成果既是非常重要的，又都是实质性的。成果之一是兴建教堂，教堂的中央作为圣堂，祭台上最初供奉圣母抱耶稣像，后改为耶稣像。圣堂左右是司铎住房。成果之二是他们得到官储的正式文书，其中确认教堂为教会的产业，并允许他们自由传教。成果之三是他们吸取以前的教训，不再仅仅走"上层路线"，而是广泛结交各级官员和文人，展示他们带来的地图、地球仪、日晷、自鸣钟、三棱镜等，深得地方士绅的尊重。成果之四是他们在短短的几年内发展了大约80　名教徒。他们虽然是以"礼"开路，但方法与结果却是以信服众，无论在新教徒方面还是在非教徒方面，都建立了较高的声誉。

尽管罗、利二人在很短的时间里便打开了局面，但传教士们并不乐观。

陈文峰的教训依然像一片乌云笼罩在他们的心头。比如范礼安就明确认识到，业已打开的局面和已经形成的良好印象，很可能随着官府的态度转变而转变；一旦官府改变其态度，传教士立即丧失其立足之地。要求长久之道，必须尽快得到中国皇帝的特许。所以范礼安于1588年派遣罗明坚由澳门返回罗马，意欲说服罗马教廷与西方国家和中国互通使节，以便取得合法的传教地位。谁知那时教皇更换频繁（在1590-1591年的二年中有4　位教皇相继逝世），教廷疲于治丧，与中国建交之事迟迟未决，罗明坚人虽返回罗马却无法完成其使命，于1607年在罗马逝世。

（注：徐宗泽认为罗明坚的在华传教生涯中有二件事值得大书特书。其一，罗明坚是外国教士中首先到内地居住的，并且在肇庆与绍兴奠定了传教事业的基础。据说他曾说服两广总督郭应聘的父亲入教受洗。其二，罗明坚首先以汉字汉文撰写有关天主教教义的书，此书名为《天主圣教实录》，成书于1584年。）

①　同上书，第172　页。

（二）"西儒"利玛窦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是意大利人，他15　岁加入耶稣会，献身传教事业，28　岁时在印度果阿升为神父。1582年到澳门学习中文，1583年随罗明坚到肇庆传教。罗明坚离华后，利玛窦一人独自传教。方豪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评价利玛窦"恐怕是从古以来，所有到过中国的外国人中，最出名的一个。他在世时，除为全国士大夫所倾倒之外，更闻名日、韩二地，卒后不久，他的著作二次在越南重刻。明清之际，教外人有时简直称天主教为"利氏之教"或"利氏学"；其他外国教士则被称为"利氏之徒"。甚至于所有十六七世纪传入的西学，一律归之于利氏"。利玛窦在华传教仅仅27年，但他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却相当巨大和深远。为了让中国人早日接受他所信爱的天主教，利玛窦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1。将自身形象、传教方式、教义教理"儒化"

1583年，当利玛窦第一次随罗明坚踏上中国陆地时，完全是"胡僧"的扮相。肇庆知府王泮为罗明坚与利玛窦所建的第一座教堂题匾额为"仙花寺"、"西来净士"；罗、利二人剃须发，着僧衣僧冠（与印度婆罗门非常相似）。而罗明坚在肇庆所著第一部讲解天主教教理的中文著作，最初的书名题为《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署"天竺国僧辑"。

1589年新任刘制台给利玛窦下了逐客令，让他离开肇庆但允许他到韶州择地居住。利玛窦在韶州建造了新居，在那里攻读儒家经典，延师讲授"四书章句"，并自行意译成拉丁文，是为《四书》最早的外文译本。他在序言中称颂儒家的伦理观念，将其与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名著相提并论。利玛窦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长久，对中国社会越了解，就越重视中国士大夫的社会作用，就越体会到儒家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支柱作用。所以当苏州瞿太素路经此地慕名访问利玛窦，并劝他易僧服为儒服时，利玛窦欣然改装，留须蓄发，穿丝绸服装；并向范礼安建议将此作为传教士的统一策略。这一方法于1594年获准实行。

除此之外，利玛窦将圣徒保罗的"在什么样人中成什么人"的教导作为座右铭，刻苦研习中国经籍，并以此著书立说，宣传天主教教义。他还将饮食起居中国化，"见人膜拜如礼，人亦爱之，信其为善人也"（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并将罗明坚所著《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改名为《天主圣教实录》，经他本人与肇庆文人修定后刊行，散发千余册。

基督教作为外来的宗教，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力量异常强大的社会里落户生根，必须与其主导文化相认同。无论利玛窦采取的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的策略，他刻苦钻研中国的经典，取其精华，形成了一条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与孔孟之道及敬天法祖的基本观念相结合的传教路线，使基督教成为中国士大夫与老百姓易于理解和乐于接受的东西，比如他在《天主实义》中说：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周颂》曰："执兢武王，无兢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年，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曰："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又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维后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

利玛窦这样做，不是要宏扬儒学，而是要通过基督教中国化而达到中国基督教化的目的。徐光启将利玛窦的传教方针概括为"驱佛补儒"，周燮藩在《中国宗教纵览》中指出利玛窦的传教策略是联合儒家反对佛道。利玛窦公开攻击佛教是偶像崇拜，"专以辟佛为事，见诸经像及诸鬼神像，辄劝人毁裂"（《蒿庵闲话》）。但他却听任教徒奉行祭天、祭祖、拜孔等礼节习俗，并不视为偶像崇拜。与此同时，利玛窦还援引"先儒"反对"后儒"，即要把所谓误入歧途的"后儒"复归于正确的"先儒"。然而其宗旨则是要通过"合儒"、"补儒"而达到"超儒"，即使中国的民众归顺基督教。利玛窦本人也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如果我们要向这三个教派（儒、佛、道）作斗争的话，那就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然而，我不放弃攻击当时儒生中的某些新观点，他们并不想追随古人。把儒生派的大多数吸引到我们的观点方面来具有很大好处，他们拥护孔夫子著作中所遗留下的这种或那种不肯定的东西，作出有利于我们的解释。这样一来，我们的人可以博得儒生们的极大好感，而他们是不崇拜偶像的（《利玛窦全集》第二卷）。

利玛窦认为这是适宜中国的一条传教之路，只有这样做才能"逐渐开始散播大面积的种子"，"为整个帝国的全面归化作准备。"

2。在士绅中广交朋友，扩大影响利玛窦每到一地便在官吏绅士中广交朋友，比如在肇庆时，他与制台郭应聘，太守王泮，制军刘继文过往甚密；在南雄州他结交太守王应麟；在江西建安府，他与建安王朱多■交谊甚厚；在南京，他与礼部尚书王忠铭，苏州太守赵心堂成为好友；此外，赵大司寇，张大司徒，王少司寇，叶少宗伯"群慕玛窦名，皆投刺通谒，迭为宾主"；在京城，他与李冢宰，曹都谏，徐太史，李都水，龚大参，郑宫尹，彭都谏，周太史，王中秘，熊给谏，杨学院，彭桂史，冯佥宪，崔铨司，陈中宪，刘茂宰等成为好朋友。

利玛窦在结交官吏士绅时"不急急于传教，不盲然劝人崇奉天主"，而是将他从西欧带来的各种奇巧物品，如自鸣钟、天文仪器、地理图、三棱镜、洋装书籍等陈列满室，任人参观。当地士绅"为好奇心所驱使，群相来观，其中有官绅来学，不惮问道者"①。当然，利玛窦也确实送给各级官吏不少礼品，比如他在肇庆打开局面时，就曾给郭应聘、王泮、刘继文等送了当时算是"稀世珍品"的"洋货"。据《郁冈斋笔尘》记载利玛窦曾以"西洋纸"十番赠王肯堂，《蓬窗续录》记载他曾以倭扇赠冯时可，《程氏墨苑》说他曾以"西洋画"赠程大约，如此等等。

但是送礼不完全是为了满足大权在握的官吏们的贪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有时把礼物的互赠作为其友谊的组成部分，有时候甚至把这种往来作为其友谊程度的一种标志。在利玛窦的交际活动中，许多礼尚往来的事情属于后一种情形。通过送礼而成为朋友和成为朋友以后相互送礼是二回事，任何人虽然可以通过送礼找到"朋友"，但不会有真正的友谊和信任。

①　参见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实际上，利玛窦之所以在中国的士大夫中产生了相当高的威望和有那么多的朋友，并不是靠他的那些西洋器物，而是靠他自己的德才品行。

陈仪在为艾儒略《性学觕述》所作的序言中评论利玛窦说："当时都中缙绅，交许可其说，投剌交欢，倒屣推重，倾一时名流"。那些不是天主教徒的人，他们对利玛窦的评价往往更能客观地说明问题。比如陈侯光在其《辨学蒭言》说："近有大西国夷，航海而来，以事天之学倡，其标号甚尊，其立言甚辨，其持躬甚洁。辟二氏而宗孔子，世或喜而信之，且曰圣人生矣"。谢肇淛在《五杂爼》中不仅认为利玛窦辩才好，而且认为他所著的《天主实义》比佛老之说亲切：天主国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别。有利玛窦者，自其国来，四年方至广东界。。其书有《天主实义》，往往与儒教互相发明，而于佛老一切虚无若空之说，皆深诋之。余甚喜其说为近于儒，而劝世较为亲切，不似释氏动以恍惚支离之语，愚骇庸俗也。与人言恂恂有礼，词辩扣之不竭，异域中亦可谓有人也已！

3。寻求中国皇帝的支持中国是个封建集权的国家，各级官员听命于上级，听命于皇帝。如果皇帝尊崇基督教，扶持基督教，那么基督教就会像佛教那样迅速在全国生根开花；如果皇帝持否定的态度，即使给地方官员送再多的礼品，也是朝不保夕，像沙滩上的楼阁没有牢固的根基。对于这一点，身居中国多年的利玛窦认识的非常清楚，因而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到北京争取皇帝的赞许。

1595年，利玛窦在南雄府得知少司马石公奉旨进京供职，便与之一同北上。他们过梅岭，渡赣江，在赣州十八滩遇到险情，与利玛窦同行的若望·巴拉达斯落水溺死，利玛窦抓住舟缆才幸免于难。由于原来答应与利玛窦同行的少司马石公中途改变了主意（实际上是害怕有人奏参他引进外人），利玛窦只得在南京上岸。但是利玛窦在南京也没有久居下来，因为他在南京的一位旧友虽然热情招待，可是与少司马石公一样怕惹一身麻烦。利玛窦无奈，取道转回南昌。利玛窦在南昌通过昔日在韶州结识的王医士。

结交皇族、官员与儒生，谈论天文、地理等。他应建安王朱多■之请，著《交友论》，引述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塞涅卡、奥古斯丁等有关格言百则。还传授西方的记忆方法，作《西国记法》。利玛窦因此声名大振①。

1597年，范礼安任命利玛窦为中国传教会会长，指令他要以北京为永久驻地，并为他筹办了一批贡品。1598年，利玛窦得知其友王忠铭升任礼部尚书将进京，便抓住机会以进贡方物，以协助修订历法为由与之同往。同年9月到达北京，但当时正值日本出兵朝鲜，"明廷以朝鲜为中国属国，发兵救之"，利玛窦此时进京，"有疑其为日本侦探者，无敢上达皇上"。利玛窦淹留月余，怏怏而归，并定居南京。

1600年，利玛窦与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再度以进贡方物的名义北上，在山东临清被督税太监马堂拦截，经过一再交涉，利玛窦等人于1601年1月到达北京，并通过马堂的门路将天主图像、天主母像、天主经、珍珠镶十字架、报时自鸣钟、雅琴、万国图志等直接献给明神宗。利玛窦在上疏中说：大西洋陪臣利玛窦谨奏，为贡献上物事，臣本国极远，从来贡献所不通，逖闻天朝声教文物，窃欲沾被迫其余，终身为氓，庶不虚生；用是离本国，航海而

①　周燮藩：《中国宗教纵览》，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　页。来，时历三年，路经八万余里，始达广东，缘音译未通，有同喑哑，僦居学习语言文字，淹留肇庆韶州二府十五年，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于凡经籍亦略诵记，粗得其旨，乃复越岭，由江西到南京，又淹五年，伏念堂堂天朝，方且招来四夷，遂奋志径趋阙廷，谨到原携本国土物，所有天主图像一幅，天主母图像二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等物，敬献御前，此虽不足为珍，然自极西贡至，差觉异耳，且稍寓野人芹曝之私，臣从幼慕道，年齿逾艾，初未婚娶，都无系累，非有望幸，所献宝像，以祝万寿，以祈纯嘏，佑国安民，实区区之忠悃也。伏乞皇上怜臣诚悫来归，将所献土物，俯赐收纳，臣益感皇恩浩荡，靡所不容，而于远臣慕义之忱，亦少伸于万一耳，又臣先于本国，忝与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倘蒙皇上不弃疏微，今臣得尽其愚，披露于至尊之前，斯又区区之大愿；然不敢必也，臣不胜感激待命之至，谨奏。

明神宗（万历）阅览各物后悉令收存，供天主像于御前，置自鸣钟于御几，万国图志珍藏内府，并且召利玛窦于殿前觐见，询问了有关天主教的旨意与西方各国政治情况，然后命礼部款待，授予官职，赐第居住（北京宣武门附近）。从此，利玛窦为宫廷修理时钟，教授雅琴，授予官职，接受俸禄，并获准开堂传教。

4。在传播西学中传教利玛窦以传播西方的某些新知识作为吸引中国士大夫、进而传教的开路先锋。他在华27年，著述近20　种。其中主要著述有：《天学实义》，1595年初刻于南昌；《交友论》（王肯堂为之修饰），成书于1595年，1597年初刻，后收入《天学初函》；《山海舆地图》，即世界地图，初刻于1584年；《几何原本》，此书并非人们所说的为《欧几里得》原书前6　卷的译文，而是利玛窦数学教师的讲义，由徐光启笔述，1605年初刻于北京，梁启超称此书"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此外还有《西国记法》，《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辩学遗牍》、《同文算指》、《圜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测量法义》、《测量异同》、《乾坤体义》、《西字奇迹》、《西琴曲意》、《经天核》、以及《勾股义》等。

这些著述，并非全部为弘扬教义教规的传道书，大多数是介绍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理化知识，以及音乐、绘画、建筑等方面的知识。利玛窦在客观上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他所介绍的这些知识，虽然在西方世界并不是"前卫"，甚至有些落伍，但却使当时中国的士大夫耳目一新，因而得到一些主张实学、反对空谈心性的士大夫的信赖与合作。另一方面，利玛窦的这些著述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士大夫中产生较大的影响，也离不开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贡献，他们与利玛窦合译西著的成果，实际上是双方互相沟通中西文化传统、相互交流研究心得的过程。《明史·意大里亚传》说："其国人东来者，大多聪明特达之士，专意行教，不求利禄。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

利玛窦带来的西洋器物（三棱镜、自鸣钟、世界地图等）和他的中文译著，传播了西学，从而结交了许多对新事物特别感兴趣的官员和文人。利玛窦居住南京时，他的住所成为"南京士大夫聚谈之处，士人视与利玛窦结交为荣。官吏陆续过访，所谈者天文、历算、地理等学，凡百问题悉加讨论"。利玛窦定居北京后，亦终日与公卿士大夫周旋，每日接待少则二十人多则百余人。这些官员与文人通过对西学和利玛窦本人的了解，渐渐对他所信奉的天主教有所了解和兴趣，最终有一部分人受洗入教，号称明代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都是直接受利玛窦的宣教和学术上的引导而先后受洗，徐光启说"吾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李之藻认为天主教教义"不脱六经之旨"，力倡"天儒合一"；杨廷筠则认为天主教教义与儒家学说"脉脉同符"，"吾人不必疑为异端"。其他与之"交游问学"的学界名人或朝廷公卿，如瞿太素、冯应京、李天经、张焘、孙元化、王徵、韩霖、段衮、金声、瞿式耜等也先后受洗入教。

5。民间传教的成果利玛窦于1583年第一次登上中国大陆的国土，于当年底，为一位"将死之老人"授洗。1584年有二人入教，其中一人为福建的秀才，即"知识分子"，取教名"保禄"；另一人为肇庆的青年，取教名为"若望"。当时大多数士大夫虽与利玛窦有所交往并有所好感，但对于入教问题还是持谨慎的观望态度。1585年入教者20人左右，1586年中国教徒达到40人，1589年达到80人，1596年达到100　多人。尽管传教10年偌大中国仅有100　多人入教，而300年前孟高维诺在元大都曾建三座教堂，受洗者先后达6000　余人；但若从另一角度来看，这100　多人的"增长速度"却达到100　倍。特别是在1601年，利玛窦在北京朝见明神宗，传教活动得到中国政府最高级的"恩准"之后，入教者的绝对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1603年教徒达到500人（即2年内有400　多人受洗入教），1608年增至2000人，至利玛窦逝世之际（1610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已达到2500人。

在华传教的耶稣会教士，除了利玛窦之外，当时还有葡萄牙人麦安东、孟三德、罗如望、阳玛诺、谢务禄、苏如汉、费奇观，意大利人石方西、郭居静、熊三拔、龙华民、王丰肃，西班牙人庞迪我等。传教的地区涉及广东、江西、江苏、浙江、北京、山东、山西，陕西等地，并在肇庆（1583年）、韶州（1589年）、南昌（1595年）、南京（1599年）、北京（1605年）、上海（1608年）、杭州（1611年）等地建有教堂。

利玛窦来华传教，为中世纪后期中西文化的交流写下新的一页。在耶稣会传教士中，他首先进入明朝京城，取得合法的传教地位，在将基督教教义"儒化"的过程中，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上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为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周燮藩先生在《中国宗教纵览》中对利玛窦在华的传教活动做了如下评论：作为来华的第一位西学代表人物，他第一次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知识。尽管他的主观意图在于传教，所输入的也不是近代科学知识，但客观上确使当时的中国学者耳目一新；特别是天文历算、舆地、水利和火器等方面出现的一批专门著作，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他又是向西方正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一个人。自他以后，中学的西渐及其对启蒙运动的影响，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些方面，利玛窦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没的①。

①　同上，第222　页。

（三）明末天主教在1610年至165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在民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615年全国天主教徒达到5000人，1617年南京教案后增至1.3万人，1638年为3.8　万人，1650年达到15　万人。这中间除了来华传教士的不懈努力外，更多的要归功于中国各界天主教人士，尤其是身为士大夫的天主教徒在护教和弘教方面所做的各种工作。

1。"三大柱石"

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被称为明代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从年龄上说，杨廷筠年长（1557-1627年），徐光启居中（1562-1633年），李之藻年轻（1565-1630年）；但从入教时间上说，徐光启最早（1603年），李之藻次之（1610年），杨廷筠又次之（1611年）。所以人们讲到他们时，多以徐、李、杨称之。

（1）徐光启徐光启为上海县徐家汇（今属上海市辖区）人，他的家庭几起几落，按照方豪的说法，其曾祖父时"家道中落"，成了自耕农；其祖父弃农经商，中年而亡；其父得亲友协助，家道中兴，但遭倭寇侵扰，房屋田产被"焚废殆尽"。徐光启的青少年时代，看到的是父亲"课农学圃自给"，母亲与祖母"早暮纺绩，寒暑不辍"。这对于他平生注重科学、注重农业与水利、注重军事似有关联。他19　岁中秀才，35　岁时乡试第一，42　岁登进士。70　岁时官累进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兼文渊阁大学士、并参与机要。

徐光启一生著述颇丰，特别是农业方面，他的许多知识来自亲身经验，陈子龙说他"躬执耒耜之器，亲尝草木之味，随时采集，兼之访问，缀而成书"。徐光启曾列举过自己亲自尝试过的、认为可以在荒年"聊以充饥"的"木皮草根"414　种。1608年前后，他将从菲律宾传入福建的甘薯引入江西，经过多次试种后而成功。1613年，他在天津开水田，试验种稻和新的灌溉方法，并试种花草药草等。在此基础上，徐光启先后著有《农遗杂疏》、《屯盐疏》、《种棉花法》、《甘薯疏》、《种竹图说》、《北耕录》、《宜垦令》、《农辑》、《农政全书》等。其中以《农政全书》影响最大，刻印不久就流传到日本。此外，由于他从小便听到许多家乡人民抗击倭寇的故事，"为此民族意识极强，平时也留心兵书"。1618-1621年他曾担任练兵和保卫京师的重任，并负责制造火器，著有《认氏庖言》、《兵事或问》、《选练百字括》、《选练条格》等。

徐光启是位务实严谨的科学家，他的研究领域很广泛，比如在历史统计学方面，他在《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中，他统计宗室人口的增长为"30年余一倍"；这个发现，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要早190年。徐光启在《屯田疏稿》中，统计了春秋以来的蝗灾；在《月食先后不同缘故及测验二法疏》中，统计了日食预报之误。1600年，徐光启到北京应试，途经南京时认识了利玛窦，从此开始投身于引进西学的事业之中，他先后翻译了《几何原本》，编译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和《泰西水法》等，"想以数学为基础，来解决水利、屯田以及改良兵器等问题"（方豪语）。

徐光启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主持修正历法的工作。1610年11月的一次日食，徐光启的预报得到证实。1612年钦天监预报日食不准，有人提出请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主持改历，但未能如愿。1628年钦天监预报日食再次失误，崇祯皇帝下令由徐光启督领修历，他成立临时性研究机构的"历局"，先从编译历书着手，并先后请外国传教士邓玉函、龙华民、罗雅谷、汤若望等参与修历工作。新编的历书分批完成，到徐光启逝世之际，已完成77　卷，余下的60　卷已有30　卷定稿，余者也都程度不同地经过他的审改。全书共137　卷，通称为《崇祯历书》，清朝改名为《西洋新历法书》。

（2）李之藻李之藻出生于仁和（今杭州）的一个武官之家，他29　岁为举人，33　岁中进士第五名，即被任命为南京工部员外郎，次年（1599）进北京就职。李之藻"所学很广"，天文、地理、军事、水利、音乐、数学、理化、哲学、宗教等无不研究，《开州志·宦迹》说他"性明敏，法令画一，摘发如神，人莫敢欺。于诸家之学，无所不窥"。

李之藻一生的科学事业与他信奉、弘扬天主教密切相联。他在20　岁左右时曾画有中国15　省全图；1602年他重刻《利玛窦万国全图》，并作跋言"而其权归于使人安稊米之浮生，惜驹隙之光景；想玄功于亭毒，勤昭事于顾諟，而相与偕之乎大道，天壤之间，此人此图，讵可无补哉？"这表明他当时已经对天主教和利玛窦的传教目的有了较深刻的了解；1603年，李之藻任福建学政，当年利玛窦的《天主宝义》成书，其中亦有和他论道的内容；1605年李之藻开始编著《浑盖通宪图说》；1606年在山东治河；1608年，由利玛窦口授，李之藻演成《圜容较义》；同年为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作序，对利玛窦其人其教"实已万分敬慕"：睹其不婚不宦，寡言饬行，日惟是潜心修德，以昭事乎上主，以为是独行人也。复徐叩之，其持义崇正辟邪。。迄今近十年，而所习之益深，所称妄言、妄行、妄念之戒，消融都净。。。盖常悲乎死之必于不免，且不能以迟速料也；上主之临汝，而不可二也；获罪于天之莫祷也；恶人斋戒之可以事主也。童而习之，智愚共识；然而迷谬本原，怠忽起祗事；年富力强，而无志迅奋；钟鸣漏尽，而尚讳改者众也。非谭玄以罔生，即佞佛为超死，死可超，生可罔，世有是哉？1608年，李之藻出任澶州，以西法治案牍，《开州志》称他"万精历律：吏会计钱谷，多隐匿，之藻视案牍，以西洋算法正之，众骇服"。其所著《頖宫礼乐疏》十卷被收入《四库全书》，并称之"能得其源流。。娴于算法。。故因数制律，足自为一家之学"（《总目提要》）。1613年，李之藻改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在此期间，他编译了《同文算指前编》，这是国内介绍西方笔算最早的译本，自加减乘除至开方等，并附有练习题。同年，他上《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其主旨并非限于历算之学，而是主张全面引入西学：伏见大西洋国归化陪臣庞迪我、熊三拔、阳玛诺等诸人，慕义远来，读书谈道，俱以颖异之资，洞知历算之学，携有彼国书籍极多，久渐声教，晓习华音，在京士绅，多与讲论。。。其书非特历术，又有水法之书，机巧绝伦，用之灌田济运，可得大益；又有算法之书，不用算珠，举笔便成；又有测望之书，能测山岳江河远近高深，及七政之大小高下；有仪象之书，能极论天地之体，与其变化之理；有日轨之书，能立表于地，刻定二十四气之影线；能立表于墙面，随其三百六十向，皆能兼定节气，种种制造不同，皆与天合；有《万国图志》之书，能载各国风俗山川险夷远近；有医理之书，能论人身形体血脉之故，与其医治之方；有乐器之书，凡各钟琴笙管，皆别有一种机巧；有格物穷理之书，备论物理事理，用以开导初学；有《几何原本》之书，专究方圆平直，以为制作工器本领。。。如蒙俯从末议，敕下礼部，亟开馆局，。。但系有益世用者，渐次广译，其于鼓吹休明，观文成化，不无裨补。

1613年，李之藻迁任高邮制使，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特别在治水方面卓有成效，后被当地百姓敬奉于"七贤祠"，可见其功德无量。1621年，李之藻任监督军需光禄寺少卿兼管工部都水清吏司事，在此阶段，他和徐光启在军事防御方面发挥很多作用，并在澳门招募葡萄牙兵和督造武器。1623年，他翻泽《寰宇诠》，1627年又着手翻译《名理探》，1629年入京与徐光启等修译历法，即任之后，很快与人合作译出《历指》、《测量全义》、《比例规解》和《日躔表》等，但不幸病亡。

（3）杨廷筠杨廷筠出生于书香门第，"祖孙父子甲科"。他23　岁成举人，26　岁中进士，知江西安福县，任期内"缓催科，均徭役尤加意学校"，被民众誉为"仁侯"。1598年他升为监察御史，1602年任湖广道御史，1604年任四川道掌道事，1609年任江苏督学，访方孝儒后裔，建"求忠书院"；同年称病告归，"其自督学解组归也，左右图书，手未尝辍轶；越抚朱公深相敬慕，将使都人士矜式，爰选西湖佳胜，籍皋比而推公讲席。公倡道学。结"真实社"，讨论勤修，遐迩知名"（丁志麟《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

1611年，杨廷筠由笃信佛门转而受洗入教，在杭州引起轰动，丁志麟说他此举"实冒国人之大不韪，并遭各地人士的"围剿"。"入教之后，杨廷筠出资建圣堂一所，并使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先后入教，方豪概括他为教会和地方办的公益事业有四个方面：兴仁会；设义馆；立公墓；刊圣书。杨廷筠所兴办的"仁会"，实际上是一种慈善团体。当时杭州盛行"放生"，他认为"爱物不如仁民"，所以招集缙绅，将每月存储或劝募所得，用以施舍衣锒医药等。后听从艾儒略神父建议，"置产千金，以利息作为基金，俾策久远"。

1622年，杨廷筠出任河南按察使司副使，同年，他将家族墓地献为教士墓地，在此前后，他的家也成为教士居住、避难的场所。1623年，杨廷筠升为光禄寺少卿，1624年任顺天府丞。当时无锡"东林书院"已经成立，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皆前往讲学，西方传教士也把东林书院看作传教的有利之地，不久，东林党与魏忠贤发生冲突，杨廷筠罢官还家。1626年，70　高龄的杨廷筠在杭州捐资建学校一所。1627年，他又"筑华丽教堂一所，西士住宅一处，修道院一所"。然"工竣而疾笃"，不久去世。

统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的生平，他们不愧是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支柱"。首先，他们不仅仅是信教，而且深深被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新"知识所吸引。他们富国强兵的民族意识很强，一方面呕心沥血翻译大量西学著述，在这方面，李之藻对"中国初期教会贡献极大，尤其在文化方面。最主要的是他在卒前一年，编刻了第一部天主教丛书，名为《天学初函》"（方豪语）；另一方面则是身体力行，将这些新知识、新方法付诸实践，用成功的事实来教育国民，在这方面徐光启尤为卓越。

其次，他们无论在人品上还是在政绩上都堪称楷模，在他们身上，天教儒风浑然一体，许多中国老百姓虽然看不懂《几何原本》，但却通过他们了解了天主教，比如杨廷筠在故里杭州的种种义举，就使武林（今杭州市内）人纷纷入教。徐光启入教后，传教士在上海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们将外来的"洋教"中国化，译述西方的科技新知识，使之成为中国人能够接受的东西，所起的作用是西方传教士无法取代的。同时，他们又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威望，发展和保护天主教，这一点，在"南京教案"中表现得十分显著。

2。南京教案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继承利玛窦总掌中国教务。

他的思路与利玛窦很有分歧，利玛窦认为是至关紧要的，如祀天、祭祖、拜孔等仪式，他都斥为迷信，禁止教徒参加。这种宗教组织的"非本土化"倾向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反感，反教风潮随之而起，并很快引起风雨飘摇中的明朝廷的反应。

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连续三次向明神宗上疏，认为西方传教士散处中国，时有窥伺之举；劝人崇奉天主，不祀祖宗，是教人不孝，有背名教；私习历法，有乖律例私习天文之禁；聚男女于一室，抹圣油，洒圣水，易败坏风俗，淆乱纲纪（参见《南宫署牍·三参远夷疏》）。以此为端，许多士大夫著书立说，如虞淳熙著《利夷欺天罔世》、林启陆著《诛夷论略》、邹维琏著《辟邪管见录》、王朝式著《罪言》、钟始声著《天学初征》及《天学再征》、许大受著《圣朝佐辟》、李生光著《儒教辨正》等，指责天主教"暗伤王化"、"诬妄先师"、"左道惑人"等，从而掀起非教风潮。

与此同时，身在北京的徐光启亦上《辨学章疏》，不仅从各方面赞誉传教士，而且以身家性命为之担保：臣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臣（西方传教士）最真最确。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所以数万里东来者，皆务修身以事天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厉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徐文定公集》卷五）。李之藻在高邮，杨廷筠在杭州，都致书南京官员请求保教；杨廷筠还撰刻《鸾不并鸣说》和《圣水纪言》，"剖辨天主教与白莲、无为诸教不同"。然而沈。。得到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方从哲的支持，下令孙光裕逮捕传播教士王丰肃和谢务禄，并陆续关押教徒二三十人。然后"具疏奏请，勾结内监"，于1617年春正式颁布朝廷禁教之令。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王丰肃、谢务禄等被押解广东；南京的西式教堂及教士住所"悉行拆毁，其圣像经书等件则举火焚烧，其他什物入宫"。

1621年，山东白莲教起义，沈。。升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勾结魏忠贤，指责天主教为白莲教，再次指使南京逮捕教徒，传教士纷纷迁居杭州杨廷筠家或上海徐光启家避祸。然而信仰、特别是宗教信仰，有时却是越迫害越坚定，而且越发展，就在南京再次大肆逮捕教徒的同时，杭州却有1600"成人付洗"（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197　页）。1623年沈。。被首辅叶向高排斥，南京教案才告平息。

南京教案虽以沈。。为首，但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的冲撞，只要天主教没有彻底地"中国化"，这种冲撞就不会终结。当1625年传教士艾儒略到福建传教时，便引起施邦曜、黄问道、陈候光、李维垣、黄贞等士大夫的反感，于是又有《示禁传教》、《辟邪解》、《辨学刍言》、《请颜茂猷辟天主教事》、《不忍不言》、《破邪集》等非教论著问世，"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风潮"。明末之际，北有满洲崛起，东有倭寇侵扰，加之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而历法多年失修，推验屡误，对于以农为本和崇尚天人合一的中国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这两方面的因素迫使明王朝重新召回被驱逐的传教士，帮助制造兵器和修订历法。在徐光启的推荐下，传教士邓玉函、龙华民、阳玛诺、艾儒略、毕方济、汤若望、罗雅谷等先后来京供职，"取得合法身份，有了传教的便利"。崇祯初年，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三人甚至可以出入宫禁，天主教也因此深入宫廷。传说明思宗信奉天主教，曾下令将宫中佛像用麻绳铁索拖曳而出（木陈忞《北游集》）。当时的宗室内臣，皇亲眷属，信教者不乏其人，传教士"出入宫廷，颇形利便，与太监等往来，常乘机言圣教道理"（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1630年，御马太监庞天寿首先领洗入教。

初由10人，渐至40人，妃嫔皇子亦有奉教者，禁中安治圣堂一座，汤若望屡次在内举行弥撒，施行圣事，数年之内，宫中之受洗者，有540人之多（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这一时期，天主教无论在中国社会上层，还是在民间都有了较大的发展，1613年，在华传教士不足20人，会所只有5　处（北京、南京、肇庆、韶州、南昌），教徒不过1　万。进入17世纪20年代后，龙华民在济南开教，汤若望在西安开教，高一志在山西开教，毕方济在开封开教，郭居静、金尼阁在杭州开教，艾儒略在福州开教，何大化在武昌开教。1632年天主教传入海南岛，1641年传入四川，至崇祯末年，除云南、贵州外，全国15　个省已有13个省传入天主教，并分为华北（北京、山东、陕西、山西、河南）、华南（南京、江西、湖广、四川、浙江、福建）两大教区，广东与广西由澳门主教区兼管。

除了耶稣会外，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1590年，教皇曾派遣方济各会的四名传教士出使中国。天启年间，西班牙侵占台湾基隆的淡水，并建立教会作为向大陆传教的基地。1630年，多明我会教士数人从台湾渡海前来传教，但只有古奎一人登陆。1633年，教皇允许其他修会与耶稣会同享在中国传教的权利。但在此之前，西班牙已派黎玉范（多明我会教士）和栗安当（方济各会教士）在福建协助古奎传教。1633年，西班牙的菲律宾意督又派10　名传教士到山东传教。至1660年前后，福建、山东二地各有3000　余人受洗。

3。南明王室与天主教清兵入关后，南明政权在危急之中曾通过传教士赴澳门向葡萄牙政府借兵，传教士毕方济在此过程中出力甚多。1644年，他受福王朱由崧之托赴澳门求援，及至澳门，南京已经失陷。尔后，他又赶至福州为唐王朱聿健效力，唐王赋诗称他为"西域之逸民，中国之高士"，并命他与内监庞天寿去澳门商借兵械。1646年，唐王为清兵俘获，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登基，建立永历政权，毕方济又跟从之，不仅在广州建教堂，而且引领300　名葡萄牙士兵驻守桂林。

永历王朝入教者众多，上至皇太后，下至太子慈煊，先后受洗入教，妃嫔入教者50　余人，大臣入教者40　余人，其中瞿式耟、庞天寿、焦琏等都身居要职。1650年，"在耶稣会教士的怂恿下"，庞天寿首先表示遣使进谒教皇，向耶稣会长致意。于是烈纳太后有了向教皇英诺森10　世和耶稣会会长通书之举，使者为卜弥格司铎，一件为"明王太后致罗马教皇诏书"，一件为"明王太后致耶稣会总会长书"，另一件为"明庞天寿上罗马教皇书"。1651年卜弥格由肇庆出发，随行的中国教徒泰安德年仅19　岁。由于葡萄牙政府不愿招致清政府不满而多方阻挠，所以他们用了近2年的时间才到达威尼斯。在罗马，卜弥格的身份迟迟得不到确认，待他见到教皇得其复信返回东方时，已是1658年了。这时，明王太后与庞天寿早已病故，永历帝也逃亡缅甸，卜弥格无法复命，于次年病死于百色。

五、伊斯兰教的本土化运动伊斯兰教于622年前后在阿拉伯半岛创生后不久，便通过当时的海陆商道传入中国民间。据《闽书》记载，穆罕默德有门徒大贤4人曾于唐武宗（618-626年）年间来到中国，一贤传播于广州，二贤传于扬州，三贤、四贤传于泉州。651年，阿拉伯帝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遣使到长安朝见了唐高宗，中国伊斯兰教史家一般将这一年作为伊斯兰教正式传入中国之始。

中国的伊斯兰教在唐、宋、元三朝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元朝，大批中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作为"探马赤军"迁入中国各地，随之亦将伊斯兰教传播到全国各地。忽必烈的孙子阿难答自幼信奉伊斯兰教，其所率士卒多为穆斯林，从而使伊斯兰教在其辖区（今陕、甘、宁、青等地）内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扶持。由于喀什嗣王托和乐铁木尔汗改信伊斯兰教，再加上政治力量的推助，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广泛传播开来。此外，阿拉伯、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商人源源不断地东来经商，同时也把伊斯兰教带到各地。于是有"元朝回回遍天下"之说。

（一）抑制与宽容元明二代的中国伊斯兰教有较大的不同。在唐、宋、元三朝，尽管外来的穆斯林一代一代地在中国各地定居下来，并形成一定规模的教团和聚居区，但是伊斯兰教的发展与大量移民的涌入密切相联，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还具有"移植"的性质。

1。明初民族同化政策在明代，各方来的穆斯林依然不绝如缕。据《明实录》统计，从洪武到成化（1368-1487年）的100多年间，来自西方的伊斯兰教徒有70　批，来自北方的穆斯林近50　批。仅1457年一年中就有5　批来归者，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批有70　余人。来自南方的穆斯林以1417年来访的苏禄国（该国信仰伊斯兰教）东王为代表，他在回国途中客死德州。其长子回国继位，其偏妃、次子安都禄及众多陪臣和国民，留居德州守墓。这一群组发展很快，至万历年间已传5　代，仅安氏一支已是有数百人口的大家族了。

但是明代伊斯兰教的发展，在人口数量上主要靠定居下来的外来穆斯林与先后皈依伊斯兰教的中华各族儿女的自然增长，即使还有某些移民活动，也已变为中国内部的人口流动，外来的穆斯林不再构成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主流；此外，在组织制度上和生活方式上，则逐步形成一套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相适应的基本模式。所以，明代伊斯兰教的时代特征，是其加速完成的本土化运动。

元朝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其阶级的与民族的双重压迫最终激起了各族人民群起反抗。明太祖朱元璋执鼎之后，对各种宗教都采取了控制与利用并重的方针，对伊斯兰教亦如此。

明朝在推翻元朝的过程中也推翻了元朝的种族等级制（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南人四等），但是朱元璋对元代处于"二等公民"地位的色目人还存有一定的戒心，而当时相当多的穆斯林是"色目人"，因而朱元璋对色目人的抑制政策必然会殃及穆斯林。比如朱元璋曾诏令宋末降元的泉州蒲姓家族"不得读书入仕"（《闽书》卷152），这既起到杀一儆百的威慑作用，又争取到更多的汉族权贵的支持。

在民族政策方面，朱元璋推行了一种非常愚蠢的、强制性的民族同化政策。1372年，朱元璋下诏"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汉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明律》卷6）。元代时色目人与汉族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往已十分密切，自然的民族融合早已开始，朱元璋的这一政策不仅没有借助通婚使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遽绝"，反而由于异族通婚扩大了穆斯林的队伍。泉州《林李宗谱》提到明际当地色目人很多，其中"有色目人者，有伪色目人者，有从妻为色目人者，有从母为色目人者"。这说明无论汉男娶回女，还是回男娶汉女，结果都使相当大部分的汉族男女皈依伊斯兰教。

除了强制通婚之外，明朝还禁止用"胡服"、"胡语"和"胡姓"，即用汉文化强制同化中华大地的各少数民族。所谓"胡姓"变汉姓的原则有二：一是变繁为简，二是变诡为俗。在这种政策下，除西北地区外，内地的穆斯林基本上都采用了与原姓名接近的汉姓，如马、穆、丁、刘、王、安等，但也有些"一望其为回姓氏也"，如哈、以、买、麦、宛等。在明代，大多数内地穆斯林的汉姓是自己确定的，但也有少部分"赐姓"者。比如郑和原本姓马，明成祖赐姓为郑。以往历朝也有赐姓之举，但都是赐皇室之姓，以示亲宠，而明代却有"赐以不相干之他姓"的"新举措"。比如沐英，本姓李。朱元璋收为养子，却赐姓为沐（郑元庆《二十一史约编》）。

明代另一控制伊斯兰的措施是实行政教分离、教法分离。唐宋以来，伊斯兰内部的司法事务是由教长来处理的，即教长除传教外，享有一定的司法权。至明代，司法权统归朝廷掌握，各地伊斯兰教团均不许设"哈的"（教法官）。原来的教长只剩下布道之职，"不得包揽民事诉讼"，并诏令废止清真寺教长专名，改称掌教为"老师父"。同时，兴建清真寺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必须以"祝延圣寿"为名义，才能获准兴建。

2。《太祖御制百字赞》明王朝对中国穆斯林始终持以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元朝的种族等级制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汉族民众的感情，在蒙古人撤回漠北的一段时间里，留在中原的色目人成了"替罪羊"，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受到压抑；另一方面，中国穆斯林又在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的斗争中屡建功业，像常遇春、胡大海、沐英、沐春、沐晟、沐昂、海原善、华云、丁德兴、吴谅、郑和、平安、沙玉等人，皆为穆斯林，他们对于开疆平乱的贡献，他们在天文方面（如吴谅，原名马沙亦黑）和航海（如郑和及其部下）等方面的才能，是有目共睹，不能不承认，也不能不重视的。因而明王朝不仅不能让他们所信仰的伊斯兰教"遽绝"，而且还要给予一定的礼遇。

所以，明王朝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基本上是在抑制中有所宽容，有时还做出比较积极的反应。朱元璋曾"敕修清真寺于西、南两京及滇南、闽、粤"，并御书《百字赞》褒颂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受授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民。五时祈祐。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拯救患难，洞乇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业。仁覆天下，道贯古今。降邪归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贵圣人（刘智《天方典礼》卷一）。西安的大学习巷存有1382年的一座谕旨碑，给予清真寺一定的保护："如有寺院倒塌，许重修，不许阻滞"。明成祖朱棣对伊斯兰教也给予充分的肯定和保护，在扬州、福州和泉州等地的清真寺内，还保留着永乐五年（1407年）的《敕谕碑》：朕惟人能诚心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劝率善类，阴翊皇度。故天锡以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只，早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眷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

在明代皇帝中，对伊斯兰教评价最高的是明武宗朱厚照（1506-1522年在位）。他曾制诗褒扬伊斯兰教："一教元元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并认为"诸教之道，皆各执一偏，唯清真认主之教，深原于正理，此所以垂教万世，与天壤久也"。许多文献还记载了武宗禁止食猪肉之举，如清人傅维麟《明书本·武帝本纪》说"正德十四年（1519年）九月，上次保定，禁止民间畜猪，著为令"。但另有他说认为"武宗亥生"，以为其属相为猪而禁之。

明武宗尽管对伊斯兰教评价较高，他本人始终没有成为穆斯林。据史载，武宗于佛经梵语，无不通晓。习鞑靼语，自名"忽必烈"；习回回语，自名"妙吉敖烂"；习番僧语，自名"领班丹"。所以薛文波先生说"武宗乃一好奇之皇帝耳，虽都研究，而都未必信仰。彼于回教，不过稀奇之表情而已，当无热烈之情绪。即于汉人宗教信仰之佛、道二教，恐彼未必掉以轻心也"（《明代与回民之关系》，载《回教文化》第1　卷，第1、2　期）。从历史事实来看，明武宗对伊斯兰教的好感，并没有形成"佞佛"、"佞道"那样的宗教热潮。

（二）中国诸穆斯林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现今生活在中国的10　个穆斯林民族共同体大都在明代基本形成。在伊斯兰教于海路在我国东部沿海城镇传播开来的前后，也从陆路传入我国的西部地区。

在五代和北宋之际，生活在天山南北的一些民族，陆续出现一些改宗伊斯兰教的人。但直到14世纪时，新疆地区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依然呈多元状态，即有信佛教的，信景教的，也有信伊斯兰教的，还有信摩尼教或萨满教的。15世纪初，火州（今吐鲁番一带）王子皈依伊斯兰教，稍后，统治哈密的蒙古王族改奉伊斯兰教，15世纪后期，吐鲁番王室也皈依了伊斯兰教。此后，伊斯兰教逐步排除了其他宗教的势力，成为维吾尔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元明之际，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在青海同仁一带驻军垦牧，同周围的回、汉、藏、土等民族长期交往，逐步形成保安族。13世纪移居今青海循化一带的撒马尔罕人与周围的藏、回、汉、蒙等族人经过200多年的相处融合而成为撒拉族，在宗教上一直虔信伊斯兰教，由"卡迪"执掌教法。与此同时，聚居在今甘肃临夏东乡地区的回回、蒙古人与周围汉人、藏人逐渐融合，以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为纽带，形成了东乡族。

1。中国穆斯林的文化特质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政教合一的、具有特殊文化风格的生活模式。在明代，中国伊斯兰教与民族的关系，已经奠定了它的基本特征。即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虽然占人口总量的百分比较小，但无论是原来的民族改宗伊斯兰教，还是因信仰伊斯兰教而融聚成一个民族，基本是全民信仰之。

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因凭宗教信仰来划定居住区域的传统，无论道教、佛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大分散"的格局。在大多数情况下，佛教徒与道教徒只有"出家人"才聚集而居（寺庵），一般信众则是各择俗雅，各随其便。但是穆斯林则是聚族而居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与众不同。所以在全国的版图上，星罗棋布的是佛教、道教的一个个古刹名观，以及时聚时散（定时或不定时）的香客；而伊斯兰教则是点点块块的（或者以清真寺为中心，或者没有清真寺的）穆斯林生活区。这也就是说，中国伊斯兰教与佛教、道教都不同，它除了"大分散"的特点之外，还具有"小集中"的特征。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穆斯林诸民族在分散的密度上和聚居的规模方面，都是不平衡的。总的来说，西部穆斯林聚居区的面积比较大，人口也较多，如新疆的天山南北，甘肃的庆阳、平凉等地，宁夏的灵州、固原等地，陕西的西安、延安、凤翔、汉中等地，云南的楚雄、大理、玉溪、嵩明等地；而东部地区的穆斯林聚居区相对较小，且多位于交通干道和城镇内外，比如在运河沿岸，从杭州到通县的许多地区都有穆斯林居住，而从南到北的沿海城市，几乎都有数量不等的穆斯林居住在那里从事商业或服务业。

中国穆斯林的分布与其"产业"结构有某种关联，在西部生活的穆斯林，主要是"第一产业"，即农业和畜牧业，兼以商业或服务业的"第三产业"；而在东部生活的穆斯林，由于大都定居在明代兴起的各城镇内外，因而有相当多的人从事商业和服务业活动（特别是沿海城市，许多穆斯林是来自中亚和阿拉伯的商人及其后裔）。但是也有不少以务农为生，如北京以南的七十二连营，正定的南三营，信阳的六营，无棣的五营，均为明初建立的军屯驻所，"军籍则永为军人，随驻所屯田生产以充军饷"（《明史·食货志》）。中国伊斯兰教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在明代逐步定型。从它传入中国延至今日，始终具有多民族的特点，而且始终生活在多民族的社会环境中。在信仰伊斯兰教的诸民族中，基本是和平相处，既没有因为民族大小不同，而有所谓的"泛伊斯兰主义"，即人口众多的民族"吞并"或欺压人口少的民族；也没有为了保持或强化自己的民族独立性，而贬低其他民族的伊斯兰信仰。在中国，穆斯林内部的教派之争如同其他宗教一样始终存在，有时甚至相当激烈，但是在信仰伊斯兰教的诸民族中，没有因为信仰上的分歧而兵戈相见。

另一方面，无论是西部还是东部，信仰伊斯兰教的诸民族，始终是和信仰其他宗教的其他民族和平共居在中华大地上。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系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无疑使之内部的多元因素更加丰富，更富有活力。在中国，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政治问题始终是有所联系的，但又始终不是一回事。即使朱元璋诏令"色目人"等"不许本类自相嫁娶"，强迫"胡人"改汉姓，说汉语，也没有禁止人们信仰伊斯兰教。

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战争"，即使按照某些人的说法，伊斯兰教在其传播过程中是一手《古兰经》，一手利剑，在中国也不是这样。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是个自然的历史进程，人为的强制因素不多。即使10世纪末信仰伊斯兰教的哈拉汗国和信仰佛教的于阗国进行了长达24年的战争，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战争"，其征战的动机首先是政治的，即征服和领土扩张，尔后的伊斯兰教传播只是其副产品。

2。回族形成与"回教"

在明代及其前后的这段历史时期内，来自中东地区的二种宗教产生了二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这就是不同的民族由于共同信仰伊斯兰教，而"无中生有"地形成了回族；而有着共同信仰且来自同一个民族的犹太教，却被融入中华民族（在民族的意义上）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信仰的意义上）之中。（注：一般的分类方法是将犹太教归入"犹太-基督教文明"，照此原则，似应将中国犹太教及犹太人的问题放在基督教部分中更为合适。但是从犹太教在中国融入伊斯兰教的实际命运来看，还是将它放在这一部分中讨论更易于把握它的走向，也更易于把握明代宗教演化的总体趋势。）

（1）"回回"内涵的转变回族与"回教"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个概念。"回教"是中国人在历史的某一阶段中对伊斯兰教的一种称呼；而回族，则是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个民族。世界上只有一个"回教"（即伊斯兰教，尽管其内部有诸多派别），但却有许多信仰"回教"（伊斯兰教）的民族，仅中国，如今依然将"回教"（伊斯兰教）作为其主要宗教信仰的民族就有10　个，回族便是其中之一。回族的先民主要是7世纪以来陆续在中国定居的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直到元代，他们往往被人们称作"蕃客"、"土生蕃客"或"回回蕃客"。13世纪初，蒙古军队西征期间，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细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大量迁入中国，被称为"回回人"，后来他们也以此自称。"回回"之名，最初只与民族有关而不涉及宗教信仰的归属，但到后来却成了主要指谓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至于其内部的民族区别，反倒成为次要的了。王日蔚先生曾在其《回族回教辩》中指出：回族一名源自回部，回部一名源出回回，回回一名源出回鹘与回纥。回族、回部已含有伊斯兰教徒意。回纥、回鹘，则与伊斯兰教若风马牛之不相及。回回一名初本无伊斯兰教徒意，后以其部族多信伊斯兰教者，乃以之代表伊斯兰教徒①。

回纥与回鹘为汉至唐、宋之际中华北方民族的称呼，至宋代沈括之《梦溪笔谈》中出现"回回"的说法，指的是迁居新疆的某些民族。概而言之，元代以前，"回回"一词与回纥、回鹘意同，"为种族之称，毫无伊斯兰教徒之义"。至元代，欧亚大陆门户大开，东西交流更加频繁，大量的西域人涌入内地，或往来于东西之间，人们渐渐了解到所谓"回回"中有伊斯兰教徒与非伊斯兰教徒的区别，于是人们逐渐趋向于以"回回"专指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虽然还不是那么固定），而以回纥、回鹘或维吾尔（当时称为畏吾儿）指谓其民族。

"回回"一词代表伊斯兰教徒这种意义关联，最终是在明初确定下来的。《元秘史》的汉译本于洪武15年（1383年）完成，书中凡蒙文"撒尔达兀勒"（蒙古族对突厥人中穆斯林的称呼）均译为"回回"。而明初问世的《辍耕录》中亦有"回回"条数则，也是指伊斯兰教徒。可见在明朝初年，"回回"已成为朝野公认的伊斯兰教徒的称呼。

在"回回"成为中国伊斯兰教徒的称呼之后，便有人开始将"回回"所信仰的伊斯兰教称为"回回教"（如明初的《瀛涯胜览》），其后又出现"回教"的简称。实际上，称谓的变化是历史变迁的产物，"回回"一词的意义转变过程，也正是伊斯兰教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的过程。唐朝时中国人已经知道世上有伊斯兰教，名为"大食法"，表明在那时的中国人心目中，伊斯兰教还只是一种异邦文化。但是到了元末明初的这段时间里，伊斯兰教已经变成中国内部某些部族的信仰，不仅在中国扎下根来，而且还有了它的固定名称："回教"。

经过明朝近300年的文化融合与冲撞，生活在内地的"回回"，虽然在宗教信仰上没有变，但由于受明王朝抑教政策的影响较大，基本上已是取汉姓，讲汉语，穿汉地服装，所以他们与长期生活在周边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的其他"回回"有了某些明显的外在区别。与此相应，人们渐渐用不同的名称将"回回"内部的这种区分确定下来，如将内地的"回回"称为民回或汉回，而将生活在新疆地区的"回回"称为夷回或缠回。而当时称作民回或汉回的穆斯林，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回族。

（2）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回族的形成是一个"奇迹"。从历史上各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一个民族至少在其形成阶段必须具备一定的人口和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地域）。如果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区域，有时尽管人口数量并不多，依然能够凝聚成一个民族，比如在元末明初形成的保安族和撒拉族，无论在其形成之际还是繁衍到今日，人口数量都不多。（注：据1982年全国人口统计，保安族人口约9000人，撒拉族人口约7　万人。）但是他们的生活区域一直比较稳固，文化传统保存较好，而当地的人口密度相对稀少，因而能够形成某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小系统并延续至今。

但是如果生活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城镇中，生活在人口密度和人口流

①　载《禹贡半月刊》第5　卷第11　期。

动既多且快的交通枢纽地区，人口数量偏低，不仅难以形成新的民族，甚至原本很有凝聚力的民族也可能分化瓦解。比如开封犹太人，初来时有73　姓，500　余家，到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6年），虽姓氏从70　多个锐减到14个（与明初强改胡姓为汉姓极有关系），但尚有2500人左右。可是到了明末清初，则只剩下"七姓一千多人"。

在明朝的近300年间，虽没有全国性的回族人口统计数字，但从一些家族的兴盛与村落的膨胀，可以看到回族人口在急剧增长。（注：陈垣先生亦曾认为"本族之繁衍"乃是"元明以后中国回族繁盛之原因"。参见《回回教入中国史略》，载《东方杂志》，第25　卷，第1　号。）例如马坚（于洪武初年任云南临安卫千户世职）和金自氓（于永乐年间任临安府知府）二家后裔发展为回龙村。伯笃鲁丁（于至元年间任岭南广西道廉访副使，至正年间官秘书太监）的孙子伯龄在明朝初年"游宦到广西"，后"落籍桂林，改伯为白，逐渐成为桂林的一个大姓"。伯颜察尔的后裔原住在北京羊市角头，便利以羊为姓，后迁居山东益都，"改羊为杨，成为大族"。

不少回回村庄是由回回人口繁殖而后分居形成的。例如，云南河西纳家营马汪在弘治年间迁居寻甸，后来发展为黄土坡、甜菽地两个回回村。刘命兰于永乐初南京北迁沧州，历三世而分为十门，子孙迁徙河北、山东各地，都发展了新的聚居点①。

这种人口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除了家族性的人口膨胀外，还有从周边地区迁入内地的维吾尔族，据《甘宁青史略》记载，1437年和1471年，明王朝先后迁徙甘州、凉州的"寄居回回"与"新附回回"2000　多人于江南，这些人都是维吾尔人。明初哈八世在常德的驻军，多数也是维吾尔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回族成员。另外在回族内还传说明初燕王朱棣扫北时，其军中有许多穆斯林，后朱棣进军南京，南下途中有相当多的穆斯林官兵被留在运河两岸的重镇驻防，此后便繁衍为一些回族的聚居点。而明初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适得其反，回族在被迫与蒙、维、汉等民族的通婚过程中，使许多外族民众也皈依了伊斯兰教，从而更加速了自己的人口增殖。

除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人口，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尽管是"大分散"，但却是"小集中"）之外，社会结构稳定与否，对于一个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然而并非社会稳定系数越高，民族越容易生成。社会稳定系数高，无疑会促进民族的繁荣，但不一定有利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没有战国时代的交流与厮拼，就不会有秦汉之际汉民族的形成；但也不能反过来说，只有乱世才是民族形成与发展的生机，要不是天灾人祸，恐怕犹太民族在我国还不会那么快地消亡。

对于回族来说，尽管元代已是"回回遍天下"，而且是一个统一的、地域广大的大帝国，穆斯林无论在人口数量上，还是在生活地域上，都达到一定的规模，但在元代没有形成回族，大家只是生活在天南地北的穆斯林而已，缺乏后来那种特别强烈的内在凝聚力。但在元朝，由于作为"色目人"的"回回"受到一定的礼遇，穆斯林的信仰及其文化的独立性受到一定的肯定，如享有教内的司法权，因而生活在内地的穆斯林虽然有了"回回"这一专有称号，却没有形成一个内部认同，外部公认的民族。

当一个民族自然消亡或数个民族自然地融合时，也是其民族意识最淡化

①　周燮藩等：《中国宗教纵览》，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20　页。的时候；而当一个民族被强制地同化、或者感到有这种威胁时，其民族意识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和强度膨胀起来。本来，元末明初的"回回"概念只是个宗教概念，其社会功能是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区别开来。明朝继元之后又迅速地形成一个疆域广大的帝国，尽管明朝初年，朱元璋又是"御制百字赞"，又是敕修清真寺，但他所推行的强制性的民族同化政策与抑制宗教的政策，却使生活在汉地的穆斯林心理上受到极大的威胁：他们使用汉字、讲汉语、穿汉地服装、取汉字姓名，与异族通婚。

这一切都使生活在内地的穆斯林加强了相互认同的愿望，也更加有意识地强化自己与非穆斯林的区别。这种区别的外在功能是构成了文化识别的标志，其内在功能则成为相互认同的纽带。对于明朝初年的内地"回回"来说，这种外在的标志或说内在的纽带，主要是宗教的信仰及其相关的生活习惯，没有这种纽带，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就难以找到一个各宗各门全都认同的焦点（因为过去所具有的语言、服饰、姓氏等直观的文化特征都已变得不那么突出了）。所以人们常说，伊斯兰教在回族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黑格尔在讨论量变到质的飞跃时曾讲道，当水温逐渐下降到零下4　度应当结晶变为冰时，并没有变，而是继续保持为液态。但这时只要有一点轻轻的震动，水立即就转变为冰。元朝的覆灭有如一场地震，而朱元璋的民族同化政策则如一种由外向内的压力，在这种种作用下，原本联系松散的"回回"信仰群体就转变为内聚力相当强的"回族"这种民族实体。

附：犹太教的"消亡"

在回族形成与发展的同时，犹太教及犹太人却日益衰微。根据潘光旦先生的研究，19世纪以前，中国的犹太人曾在洛阳、敦煌、广州、澉浦、杭州、宁波、北京、泉州、宁夏、扬州、南京等地居住过。江文汉先生说："虽然犹太人于公元前进入中国是可能的，但比较集中的是在北宋时的开封"。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开封的犹太人建立"礼拜寺"，号称有"73　姓，500　余家"。待到1605年，有一个名叫艾田的开封犹太人到北京访问了利玛窦，说在开封只剩有"十到十二家中国犹太人"，450年间人口锐减的速度与回族人口激增（如刘命兰一支"三世而分为十门"）形成鲜明的对照。除了人口锐减造成其势衰微之外，还与宋、元之际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有关，特别是元朝允许"犹太人通过平等的科举考试，参与政治生活"，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走上仕途，有的甚至获得了高官显爵。犹太人来中国定居下来后，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与汉族等其他民族通婚（在宋、元之际这种通婚是自发的而非强制的），结果使犹太人在不长的时间里，便在"体质上、语言上、生活上都与当地人几乎已辨不清"；同时也造成其文化传统独特性的丧失。特别是在大量的穆斯林移居内地后，其仅存的某些生活习惯（如不吃猪肉、礼拜前须沐浴等）也不再是"专利"，因而在许多不明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差别的汉族群众眼中，往往把二者混同或视为一类，有称犹太人为"青回回"者、"蓝帽回回"者、或"蓝帽回子"者（而某些犹太人后来也确实融入了回族）。

元朝的崩溃与明初的民族同化政策和抑教政策，起到了"轻轻一震"的作用，使回族因祸得福，"结水为冰"。但是天灾人祸给中国犹太人带来的却是伤筋动骨的损害。阿拉伯作家阿布·宰德曾记载说，878年黄巢的军队攻破了广州，杀死回教徒、犹太人、景教徒和袄教徒有12　万人之多。宋、元时代犹太人又大量移居内地，并于1163年在开封立寺。但1461年，开封遭到黄河水淹，"礼拜寺"被毁坏，经卷亦遗失很多；1489年虽重建礼拜寺，但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一场大火，礼拜寺再次毁坏，经卷也再次损失；1642年，李自成的军队围攻开封，守城官员决堤放水，结果城内有10万人死亡，礼拜寺再次遭殃，经卷也再次大量损失。而每经一场劫难，犹太人除死伤者外，还有大量逃难者于外而"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些融入了汉族，有些则融入回族），从而使中国犹太教的人口、经济、文化等方面每况愈下。

（三）经堂教育明代是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的重要时期。所谓"本土化"，是指伊斯兰教由一种外来的宗教，转变成一种扎根于本土，并构成本土文化的重要的，而且是有机的组成部分。在明代，中国的伊斯兰教徒的人口构成，主体部分已不再是"移民"（即使还有几次较大的人口迁徙，已属于中华民族内部的人口流动），而是土生土长的移民后裔与皈依伊斯兰教的土生土长的民族。在明代，朱元璋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客观上加速了中国伊斯兰教（特别是内地的伊斯兰教）本土化的进程。内地穆斯林转变为以本土语言为日常生活用语，在服饰上也越来越接近内地通行的衣着模式（但总是略有区别），在伦理观念与行为规范上，则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协调，将伊斯兰教徒固有的美德与传统文化"敬天法祖"的基本观念融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中国穆斯林所特有的、将自己的宗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传统。而这种传统要代代相传下去，不仅要靠耳濡目染的熏陶，而且要借助一定的教育手段。当中国穆斯林的有识之士，在实践中将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结合起来时，就出现了"经堂教育"，尔后日趋完善并形成制度。1。胡登洲胡登洲（1522-1597年）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开创者。他是陕西咸阳郊区渭城的回族，"家业丰裕，富甲乡井"，自幼学习伊斯兰教经典，虽涉儒学，"而终不果"。年近5　旬时客居北京，"崇延名儒，谙习诗书"。在北京期间，他偶遇一麦加来的进贡"缠头叟"，遂拜为师，学习《母噶麻忒》等伊斯兰教经典，"经中多意外昧语，乃品位进级之经也"，在学经过程中通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成为"经汉两通"的穆斯林学者。

当时中国伊斯兰教的状况是，"自唐迄明，虽有经籍传入兹土，而其理艺难传，旨义难悉，故世代无一二精通教理之掌牧，以致多人沦落迷途"。胡登洲目睹"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现状，"遂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立志将所学经典译成汉语以广宣传。在陪送阿拉伯恩师"西出嘉峪关"之后，他返归故里，在家公开招生授徒，远近负芨来学者悉为供给。

这种中世纪伊斯兰教国家寺院教育与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相结合的形式，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教育制度①。

胡登洲倡兴的经堂教育，改变了过去那种父子、师徒传授的宗教教育方式。而是把它变成一种社会教育。他开创的这种教育方式很快得到各地穆斯林的赞赏，不仅有许多青年投其门下，从而培养了一代人才，而且在各地清真寺纷纷仿效开办经堂教育时，他的门徒将其所学传播到各地，并发扬光大，成为一代宗师。

2。经堂教育初具规模晚明之际，经堂教育形成一定规模，具体表现在学派分野、经典体系化及教学制度化。经堂教育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产物，同时又推动这种本土化进程向纵深发展，即通过学派的分化而将经堂教育和地方文化的特色结合起来。在明清之际，内地回族的经堂教育形成三大派系。

①　周燮藩等：《中国宗教纵览》，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27　页。（1）经堂教育的几大派系陕西学派。西北地区，以胡登洲三传弟子冯养吾、张少山为代表，形成"精而专"的特色，专门传授教义学而不讲其他。这一派多从阿拉伯课本入手，以教义学为基础并作为钻研的主攻方向。其支脉有以周老爷为代表的兰州学派，其学风严谨，"以讲深讲透、一丝不苟见长"。

江南学派。明末清初，江南地区以张中（1584-1670年）、伍遵契（1598-1698年）为代表的汉经学家，"深恐教义湮没"，大力从事汉语译著，并糅合儒家学说，阐扬伊斯兰教义。张中曾就学于张少山门下，后在扬州、苏州等地执教，1638年，印度伊斯兰哲学家阿师格在南京讲学传教，他闻讯前往拜师学习3年，并完成《归真总义》初稿。但书稿经兵乱后仅存十分之一，其弟子张露整理后成为流传至今的《归真总义》简本。伍遵契的《修真蒙引》一书，论及认主、信仰、信条、沐浴、礼拜、斋戒、天命、圣行、婚姻、殡葬等各方面"当行当止"的具体教规与仪式，被中国穆斯林称作"暗室之灯，迷津之筏"，当作经堂教育的启蒙读本。

山东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常志美（1610-1670年）、舍起灵（1630-1710年）等，他们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设帐讲学，广招弟子，培养出一批著名经师"。常志美学识渊博，波斯文造诣颇深，著有波斯文语法书。他兼授阿拉伯文经典与波斯经典，形成"博而熟"的特点。

云南学派是在清代才形成的，其代表人物为马德新、马联元等。马德新的贡献在于改进和振兴云南的经堂教育，他翻译了一批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经典，并将前人译著的简写本加工整理，使之成为通用的课本。马联元的贡献则在于开创中阿并授的学风，他翻译了《古兰经》的选本《亥听注解》，要求学生既通晓伊斯兰教经典原文，又善于用汉语阐述教义。

除此几大派系外，还有以马万福（果园哈吉）为代表的河州学派，特别重视教法教律的研究，反映了教义学向教法学转变的走向，并倡导改革不符合教法的各种礼仪。

（2）经典体系化经堂教育具有不同的学派，而且各地清真寺的经堂教育是独立的，因而各地穆斯林所学的经典大不相同。但在经堂教育的几百年的历史中，形成了各地各派都认为是必读的"十三本经"：①《古兰经》；②《连五本》，包括《素尔夫》、《穆尔则》、《咱加尼》、《米额台·阿米来》、《米素巴哈》五卷。它是学习阿拉伯语词法、句法的基础课本；③《遭五·米素巴哈》，它是对《米素巴哈》的诠释；④《满俩》，它是对语法理论书《卡非》的诠释；⑤《白亚尼》，修辞学名著；⑥《阿戛依杜·伊斯俩目》，教义学名著，后有杨仲明阿訇的汉译本《教心经注》；⑦《舍来哈·伟戛业》，为哈乃斐学派的教法学著作，后有王静斋阿訇的汉文译文本《伟戛业》；⑧《虎托布》，对40　段圣训的波斯文注解，侧重于道学，后有李虞宸阿訇的汉文译本《圣谕详解》；⑨《艾尔白欧》，也是对40　段圣训的注解，但偏重于理学；⑩《米尔萨德》，波斯文哲学著作，重点探讨修身养性的近主之道，后有伍遵契的汉文译本《归真要道》；（11）《艾什尔吐·来麦尔台》，被看作伊斯兰哲学的杰作和教义学的"最高理论"，后有舍起灵（破衲痴）的汉文译本《昭元密诀》；（12）《海瓦依·米诺哈吉》，中国穆斯林学者常志美撰写的波斯文法；（13）《古洛司汤》，波斯文学著作，后出现二种汉文译本，王静斋译本名为《真境花园》，水建馥译本名为《蔷薇园》。

从这些经典课程来看，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兼授，而且波斯语经典的学习比重较大，这构成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

（3）经堂教育制度化经堂教育的起因和宗旨，主要是因为"东土教道久埋，必以授学、习学有人，方能继圣指迷，传经宏教，启迪后学，引导新进，必使理学自此渊源而绵延不绝，教道由斯兴盛而炫耀常明"（《经学系传谱叙》）。其基本的任务是为各教坊清真寺培养经师、阿訇，对穆斯林进行宗教教育。胡登洲之后，经堂教育由面向社会讲学进一步转变为由社会来办学，并且开始制度化。大概从其二传弟子兰州马开始，教馆从私人家庭移入清真寺，开始由清真寺在寺内招徒授经。课堂一般设在大殿前北侧厢房，因讲授经藉为主而称为"经堂"。此后新建或改建的清真寺，无论作为宗教建筑的布局，还是考虑"宗教活动和教育合一"的职能，经堂都是清真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真寺延聘阿訇担任经师，学生的食宿费用多由教坊的教民供养。经堂学员的多少，则视开学阿訇的学识、声望，以及教坊经济能力和有无寺产、捐助而定①。

经堂教育分小学、中学和大学三个阶段。小学也称经学或经文小学，对儿童进行宗教启蒙教育。青少年由此学会用阿拉伯语诵读《古兰经》的某些章节，学习伊斯兰教的基本礼制等。中学的教育对象是幼年没有学过经文的成年穆斯林，业校较多，在乡村比较多见，教授内容与小学相似。这二者都属于普及伊斯兰教基本知识的教育形式。

大学也称经文大学，这是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主要形式。正式学员称满拉或海里凡，意为学子或阿訇接班人。大学多分为高级与初级，初级班主要学习阿拉伯语、语法、简明教义、《古兰经》与《圣训》的选读等。高级班则学习阿拉伯语高级语法、修辞学、波斯语、《古兰经》及其注释、《圣训》、教法学、教义学等。每一阶段4-6年不等，主要取决于学员的成绩（重点在经典、宗教知识、独立宣教能力三个方面）。"学员须经讲学阿訇鉴定许可，管事乡老同意才能结业，即由教民为他挂帐穿衣"。此后他就有资格应聘到各地清真寺任阿訇或开学教徒。有时学员为了深入钻研某一部经典，也可以转赴外地负笈求学。

①　周燮藩等：《中国宗教纵览》，第327　页。

（四）汉文译著活动宗教的本土化运动，实质上是外来宗教作为一种文化与本地文化传统相结合的问题，而这种"相结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运用本地语言来表达宗教的信仰、思想感情和行为规范等。所以任何一种"移植"的宗教，在语言方面都有其内在的张力，它既要保持"神圣的"语言（如犹太教中的希伯来文，基督教中的拉丁文等），从而使自己无论走向哪里或时间多么久远，都能够永远地与那个神圣的源头保持最直接的联系，并不断地从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娴熟地掌握和运用新生长地的"本土语言"，只有如此才能为操持本土语言的当地民众（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社会下层）所理解、进尔接受之。

所以任何一种宗教，如果要成为广大民众了解并积极参与的宗教，没有将其经典（教义、学说）转变为以本土语言为载体，是不可能的。佛教传入中国，先后有几次大的译经高潮，伴随其后，则是佛教在中国的高度发展。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如果仅仅只有"95　条论纲"，而没有将《圣经》译成德文并出版，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因信称义"、教皇不是《圣经》最后解释人的原则，也不可能形成以德国为大本营的路德宗。

1。汉文译著活动的兴起在明代，生活在内地的穆斯林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形成了回族。已经在中华大地扎下根来的、且有一定汉文写作能力和儒学修养的穆斯林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从事伊斯兰教经典的汉文译著活动。在这方面，江南的穆斯林学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明朝中叶以后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都非常活跃，儒学之中虽出现某些新的生机，但总体来讲，传统文化在江南地区根深蒂固；生活在江南地区的穆斯林虽然越来越多，但宗教信仰及影响却表现出淡化的趋势。

吾教由来尚矣，要皆习无不察，故服习其间者止知我为教中人，至教之所以为教，究懵懵焉而莫得其指归。即娴熟经典，亦不过记述讽诵而已。间有稍通教律，时亦讲论，又多曲为臆说，骇人听闻（《天方典礼·定成隆跋》）。然而，穆斯林内部的"究懵懵焉而莫得其指归"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周燮藩先生在《中国宗教纵览》中讨论汉文译著活动的产生机制时，指出了另一方面的原因，即"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的歧视和一般民众的误解，使穆斯林群众感受到社会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民族上层和学者逐渐认识到，为避免伊斯兰教的日趋衰微和穆斯林民族在中国社会的立足图存，必须调和与儒家思想的矛盾，并向穆斯林普及宗教知识"。伊斯兰教并不向外传教，不存在与儒家思想争群众的冲突；相反，伊斯兰教注重现世生活与宗教律法的特点，与儒家思想注重社会伦理、强调人际关系和行为规范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相似性或说共同点"提供了两种文化相互附会、补充、融合的可能性"。

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汉文译著活动显然具有二方面的作用和意义，一方面，通过译著活动，改变某些地区"教义不彰，教理不讲"的状况，使之有赖以教学的汉文经典；另一方面使教外人士更多地了解伊斯兰教，认识到伊斯兰教与儒学是"隔教不隔理"的关系。虽然他们的译著对于文化甚少的下层穆斯林影响不大，但却得到部分回族上层人士和封建士大夫的支持与赞赏。

2。"真回老人"王岱舆汉文译著活动自明中叶至清末历时约300年，有些著述（如《中国回族小史》）将其分为二个阶段：王岱舆至刘智为第一阶段；马德新、马联元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译著者以南京为中心，"内容或专译一般，或专述一理论体系，其兴趣几全限于宗教哲学和宗教典制的方面"。在第二阶段，译著者以云南为基地，内容涉及较广，除宗教哲学与宗教典制外，还涉及天文历法、地理，并汉译《古兰经》。

汉文译著活动虽兴起明代中叶，但一般认为，"真正能自成体系，立论正确的译述，从王岱舆开始"。王岱舆（约1592-1658年）祖籍阿拉伯，明朝初年其先人随贡使来到中国，因其先人长于天文学，明太祖时任职钦天监，并在南京敕建净觉寺供其居住，世代免除徭役。王岱舆自幼继承家学，熟悉伊斯兰教教义和阿拉伯、波斯典籍。长大后又攻读儒家性理之学与诸子百家之说，誉为"博通四教"。晚年因"慨道不大著，教恐中湮"，于是"精研教义，勤奋译述"，立志用汉文介绍伊斯兰教，开"以儒解回"之先河。王岱舆的《正教真诠》被誉为"清真教中第一汉译本"，主要论及伊斯兰教的信仰基础、安拉德性、伦理道德以及教法制度等。（注：《正教真诠》共40　篇，分上下二卷，上篇重在"归真明心"，下篇侧重"修身行道"，从其篇目中可以窥见他"以儒解回"的精神：真一、元始、前定、普慈、真赐、真圣、似真、易真、昧真、迥异、性命、真心、生互、人品、夫妇、仙神、正教、正学、回回、作证、五常、真忠、至孝、听命、首领、友道、取舍、预备、察理、参悟、利名、较量、宰牲、荤素、博饮、利谷、风水、正命、今世、后世。）书中引申佛教关于"寂灭空无"的出世思想，宣传伊斯兰教既出世又入世的观点，主张"学行并重，知必行，行益知"等。《清真大学》主要是讲述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的哲理。《希真正答》则是他对教内教外辩难答问的记录，由其弟子辑录成册。王岱舆的著译流传广远，金吉堂评价他说"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不敢言，正教光辉，因之昭著"（《中国回教史研究》）。

王岱舆在以"以儒解回"的过程中，一是将伊斯兰化的新柏拉图主义"流溢说"与宋明理学、特别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结合起来；二是在认主学上吸收了儒家的"明德之源"思想及佛教的"佛性说"，丰富了"真赐"（即信仰）的涵义；三是用儒家的"体用"思想阐发本体论，并且用"三一"（真一、数一、体一）学说"把伊斯兰教的创世说、本体说和认识说统一起来"。（五）教坊与苏非派传统的中国社会以农为主，在伊斯兰教本土化的进程中，穆斯林的农耕生活（或经商活动）与"小集中"的聚居方式，他们的宗教生活逐步定型为以清真寺为中心进行集体礼拜。每一个地域性的宗教社团构成一个独立的行教单位，这就是教坊。

1。教坊与三掌教制教坊的规模因地而异，"小则数十户，大至几百户"。各教坊之间一般互不隶属，但也有一些城镇的"海乙寺"（中心大寺）管辖若干个"稍麻寺"（小寺）。在这种情况下，大寺的阿訇常去小寺讲经说教，小寺的阿訇一般由大寺委派，小寺要向大寺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粮，其社团中的居民每逢开斋节、古尔邦节和金曜日都要到大寺参加会礼和聚礼。

教坊的形成时间大致是在元末明初。周燮藩先生认为教坊很可能是从"蕃坊"演变而来的：都蕃长和蕃长的名目自唐代就已出现，参照阿拉伯穆斯林的游记，一般由"筛海"（教长）和"嘎锥"（宗教法官）担任。他们的职责除了调解纠纷、裁决争端及主持宗教活动外，还负责招来海外商船来华贸易，为此在穆斯林居住区"蕃坊"设有蕃长司。唐宋的蕃长便是上述筛海、嘎锥的委任头衔。元朝在1328年前设有"回回掌教哈的所"。回回掌教（伊斯兰教长老）和哈的大师（宗教法官）在穆斯林居住区分别"总管穆斯林的事务"和"处理他们之间的诉讼案件"（《中国宗教纵览》，第321-322　页）。

从"蕃坊"到"教坊"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它反映了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的民族属性的重大转变。"蕃坊反映了穆斯林的侨居性质，是指特殊身份者的聚居区；教坊意味着中国穆斯林民族已经形成，为进行宗教生活而产生的地域性组织形式"。

教坊内的穆斯林居民称为"高目"，对教坊清真寺既享有权利，也承担义务。每个教坊都有乡老会或学董会，负责管理宗教施舍和清真寺的房屋财产，以及穆斯林殡仪与公墓，选聘开学阿訇，有时也主持调解本坊教民的民事纠纷等。教坊清真寺的主要掌教者为三人：伊玛目为教长，海推布管理教法，麻进管理教务。多数实行选聘制。

但也有实行世袭制的，有些地区是由于特殊的人物，比如伊朗人布鲁罕丁于元朝时随贡使来华，泉州人"延之住持礼拜寺"。他倡导重修了清净寺，并使寺政为之一新。在他担任清净寺教长期间，形成摄思廉（伊斯兰长老、主持）、益绵（伊玛目，住持）、哈梯卜（海推布，协教）、谟阿津（穆艾津，赞礼）、以及管理寺务的没塔完里（管事乡老，都寺）的教坊管理体制。其后人以夏为姓，在泉州清净寺世袭教长达300年之久。

教长世袭制的形成，更多的是由于和封建特权相结合。比如青海某些地区实行的世袭哈最制。所谓哈最，即总掌教，其职责是执掌宗教法规，监督宗教礼仪的执行，担任宗教法庭法官（撒拉族中的哈最往往由土司担任，形成政教合一的体制）。哈最之下设有三长：伊玛目负责讲经；阿提布领导群众诵经；玛真每日五次登楼呼唤群众按时礼拜。

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三掌教的内部结构又逐渐发生变化。原来地位比较低下的阿訇（经师）随着经堂教育的兴起，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而某些世袭掌教的宗教学识却日渐贫乏。于是阿訇逐渐取代伊玛目，成为指导和管理教务的权威，并在教坊和清真寺内形成一种新的教权机构：以开学（掌教）阿訇为主，下设治方阿訇和掌学阿訇为助手。

2。苏非派苏非派是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派别，它产生后不久便经过中亚传入我国西部地区，然后又传入内地。由于明代的伊斯兰教正处于本土化的进程之中，苏非派作为伊斯兰教的一部分，也加入了这一进程。不过，苏非派在中国西部与东部的本土化形式有所差别：苏非派在东部地区的影响，主要是思想上或教义学说上的；而在西部则不仅影响到教义教规，影响到伊斯兰教团的组织形式，而且还往往和封建贵族融为一体。

有许多人将新疆的苏非派称为依禅派。这是因为苏非派注重传承，"依禅"的意思就是"导师"或"传引人"，他们往往是一些高品位的精神领袖。新疆的依禅派的蓬勃发展是在清朝，它传到甘宁青地区后，又与当地的封建贵族结为一体，形成了门宦制度。

在明朝初年，活跃于新疆地区的苏非教团是额什丁家族，他们以库车、阿克苏为中心，影响遍及各地。15世纪初，其他教团势力进入新疆，东察合台汗国的歪思汗执政期间（1418-1428年）拉拢其他教团，以削弱额什丁家族的势力。然其死后，东察合台汗国陷于分裂，各自独立的汗国与不同的伊斯兰教团结成联盟，"新的苏非派势力开始涌入新疆，额什丁家族从此降为偏居库车一带的地方势力"。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操纵中亚政治的奈格什班迪教团首领玛哈图木·阿杂木的后裔中有三支进入新疆，形成所谓的"喀什噶尔和卓家族"。其中较为重要的人物是伊斯哈克，他在叶儿羌汗王阿布都卡里木的支持下，先后在喀嚓什噶尔、叶儿羌、阿克苏、和田等地传教12年。他放弃奈格什班迪教团的低声赞念，采用接近当地传统的高声赞念和音乐伴舞，并且针对旧和卓家族漠视宗教礼仪和贪恋世俗官职的现状，他倡导净化宗教信仰，主张虔信和静修，但反对云游和乞食的过分行为，从而创建了具有革新性质的伊斯哈克耶苏鲁克①。

伊斯哈克一度获得额什丁家族等宗教上层的归附，成为吐鲁番地区的"宗教支柱"，并在噶什噶尔附近的法扎巴特、叶儿羌的托库孜首特、和田的阿克撒来、阿克苏的阿哈雅占有地产，形成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注：延至清朝初年，阿帕克和卓兴起于南疆，与伊斯哈克家族争夺势力；进入18世纪后，又形成所谓"白山派"与"黑山派"的斗争。在此前后，新疆的苏非教团形成4　个苏鲁克（传承），而后在甘宁青地区形成的门宦，也都各与不同的苏鲁克有道统继承的关系。）

宋元之际，苏非派已传入内地。明朝实行海禁，来华的穆斯林学者和苏非人数锐减，但其影响依然持续不断，特别是在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活动中，经常可以看到苏非派的影响。周燮藩先生认为经堂教育与苏非学说的传播，有着比迄今所论更为密切的关系，这种观点很有见地。经堂教育的倡导者胡登州曾拜师于一位"进贡缠头叟"，他所学的《母噶麻忒》经，就属于苏非派道乘修持的著作；其再传弟子冯伯庵在云南得到的《米而撒德》、常志美在济宁得到的《米而德撒》的注释《富而斯》，则属于苏非派象征主义的著述；舍起灵将《米而撒德》译文为《推原正达》、将《勒默阿特》（诗文，

①　周燮藩等：《中国宗教纵览》，第352　页。

强调爱是通向真主的道路）译为《昭元秘诀》、将《默格索特》（内容主要是修道方法、教法礼仪、秘传知识）译为《归真必要》，并认为有此三部经典，"求道之礼（即性命之学）备焉"；金祖同在《读伊斯兰书志》中评论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时也觉察到苏非派的影响，"总观是书大意，乃以超意识之自我观，体认真主之说明"。

六、日益活跃的民间宗教任何宗教的基本群众都是社会中下层的老百姓，而且都程度不同地从民间信仰中汲取营养。但并非所有的宗教都植根于社会的下层文化，也不是所有的宗教都能为统治阶级所接受。民间宗教基本上是根植于下层文化、为"正统宗教"和社会意识形态所排斥、甚至被统治阶级所镇压的宗教。

（一）明代民间宗教蓬勃发展的原因民间宗教产生于社会的下层文化，与民间信仰有着直接且紧密的联系。

然而民间信仰更多地是一种精神信仰，伴以组织程度非常松散的仪式活动；民间宗教却是组织化程度相当严密、具有相当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的宗教社团。

宗教的生命线在于争取广大民众的信仰，因而它必须在将中下层信众引向美好"天国"或"净土"的同时，贴近他们的思想感情；而中下层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宗教需要与信仰"基础"，又和士大夫的志趣与素质迥然相异。就抽象的理论分析而言，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截然有别，然而就具体的宗教运动来说，总是以某种方式将二者结合起来，并在此过程中确立自己的"社会形象"。

民间宗教与"正统宗教"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一方面，当民间信仰作为下层文化的要素向上流动时，往往被吸收到社会意识形态中，并为之改造，构成"正统宗教"的组成部分；而当某些伦理观念、宗教学说，乃至组织形式等作为上层文化的要素向下流动时，往往被活跃于社会下层或异化于官方文化之外的"宗教家"或"政治家"借用发挥，形成各种名目的民间宗教或民间社团。另一方面，"正统宗教"与民间宗教的地位也会因时因势而变化。五斗米道原为民间宗教，后经过自身的嬗变成为"正统"的道教；而"正统宗教"的某些派别却被统治者斥为"邪教"而转化为民间宗教，如佛教的白云宗和白莲教。

究竟这种流动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大规模的还是局部的；是向民间宗教发展，还是向"正统宗教"转化，既取决于社会政治经济的格局，取决于社会文化（上层文化或下层文化）发展的需要，亦取决于宗教自身发展的走向。

1。孕育"强魔"的土壤气候明清之际，中国民间宗教蓬勃发展的态势前所未有。明朝建国之初，特别是朱元璋在位时，曾一度抑制豪强，惩治污吏，"迭兴大狱，没收土地，重新分配"，并通过大批移民和军屯，兴复因战乱而荒弃的土地，"使全国再度形成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其后，明惠帝、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等几朝皆"不违祖训，劝农耕桑"，维持"升平景象"达七八十年。然而明英宗之朝，经济、政治、军事、文风等方面皆形势逆转。"皇庄遍地，豪绅侵夺"，明初全国有纳税土地850　万顷，到明中叶仅有422　万顷，永乐年间全国户口为2000　余万，到弘治四年（1491年）仅有900　余万。土地兼并的恶性膨胀，使大量的自耕农变成无地无业的"流民"。国家财政也变得入不敷出，仅宗室禄米一项就增加到明初的几十倍。如明初所封晋王岁支禄米1　万石，到嘉靖年间晋王后裔繁衍为2800　多个子孙，岁支禄米达87万石。皇帝们"土木祷祀之役，月无虚日"，以致山穷水尽，到嘉靖末年，国库存银不足10　万两，岁出超支却达140　余万两（《明嘉靖实录》）。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待他获释回京后"夺门复辟"并杀害捍卫京城的功臣于谦，令朝野失望心寒。明宪宗、明孝宗和明世宗三个皇帝醉心佛道神仙，近百年间皇帝不理朝政，实权落入太监之手。在严嵩当权的21年间，"凡文武擢迁，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将弁惟贿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离"（《明史》卷二○九）。

到嘉靖年间，军队由于腐败之风侵袭，已无战斗力可言。名义上拱卫京城的军队有38　万人，实际上只有14　万人，其中符合条件的只有2　万人，各地的情况基本相同，兵士都是些"老弱疲惫，市井游败之徒"，而军官则是"世胄纨绔，不娴军旅之人"（《明嘉靖实录》卷三六五，《明史》卷八十九）。

随着皇权威信的陨落、各级官吏的腐败，意识形态也陷入疲软的状态。

明朝虽继承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却增加了八股文，对知识分子起了更坏的消磨志气、奴化思想的作用。读书人只须背诵一些宋儒程朱的注解，就可以通过考试并做官，既无实学、也无才干。另一方面，明朝的一直被奉为官方正统的、强调客观理性的、一元论的程朱理学尽管还想禁锢人们的思想感情，但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强调个体思维作用、以"挽救世风人心为己任"的王阳明心学，逐渐取朱学而代之。一批鄙视科举与时弊的知识分子离异于正统观念之外，他们有些与下层社会的某些社团相结合，甚至直接成为民间宗教的教主。各种学派和思潮（包括像李贽这样的激进学者）纷纷崛起，与明朝中叶以后的多元化地域经济和城镇经济小有繁荣的格局相互呼应。

明朝统治者对宗教实行利用和控制并举的方针，甚至有意无意地抬高民间信仰的地位来分割"正统宗教"的地盘。这使"正统宗教"，尤其是佛教和道教，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僧道有正式的"官职"与国家的俸禄，"寺庙宫观遍天下"；另一方面是陈规陋习和繁文缛节越积越重，腐败糜费之风越演越烈。"正统宗教"的官方色彩与自身缺乏活力的状况，使之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和号召力，广大下层民众与之距离亦越来越疏远。

明朝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日趋激化，社会也变得动荡不安。特别是下层社会，各种社会矛盾造成的苦难最终都落在或转嫁到下层百姓身上，这种苦难的重负最终使他们不堪忍受，被迫揭竿而起。明朝中叶以后，农民起义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1448年有邓茂七起义，1464年有荆襄刘通起义，1470年李原起义，1510年有刘六、刘七起义，1628年高迎祥、李自成等在陕西起义，1630年张献忠在延安起义。1644年李自成军队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

另一部分民众则转入民间宗教，在贴近自己的宗教氛围里寻找摆脱苦难的出路，并将其组织网络（它具有信仰、政治、经济等多重功能）作为自己的生活依托。

2。白莲教的火种民间宗教之所以蓬勃发展，还由于民间结社与民间宗教的火种一直保留在下层社会。中国宗教界的结社，至迟在南北朝时业已出现（慧远曾于庐山东林寺与高士逸人结莲社），然结社风气大盛是在宋代，净土宗、天台宗、禅宗、律宗等，皆结社念佛。"名僧倡导，达官显贵推波助澜，帝王钦许，愈演愈烈"，在宗派上净土宗独占鳌头，在地域上江渐一带最为发达。北宋神宗年间（1068～1086年），渐江兰溪僧灵照住持之华亭超果寺，"每岁开净土会七日，道俗二万人"（志磐《佛祖统记》卷二十八）。尔后结社之风由士大夫与僧道之间传入民间，由俗人倡导的净业组织相继出现，如四川遂宁人冯揖，浙江人钱象祖、昝定国、姚约、陆伟等。

结社念佛风尚不仅对社会上层产生影响，对社会下层亦有启迪之功。底层民众由于生活条件的恶劣，对今生今世悲惨境遇的绝望，更炽烈地追求一种虚幻的希望，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秘之途。念佛往生极乐净土成为为数众多的百姓的终极目的。对这样文化低下的人群，天台宗止观学的玄妙教义，甚至净土宗观想念佛、实相念佛皆深不可测，而上层贵族式的僧俗净业团社更不允许其插足。正是在这种状况下，白云宗、白莲宗应世而出了，它满足了下层民众信仰上的要求①。

北宋末年，洛阳宝应寺僧人清觉（1043～1211年）发挥华严宗教义，创立白云宗。他将佛教修行果位分为"十地"，主张三教一致，重忠孝慈善，"晨夕持诵，躬耕自活"，并"不事荤酒"，因此被称为"白云菜"，南宋时遭禁。

白云宗问世不久，茅子元于淀山湖创立白莲宗，认为禅、净一致，只要"信愿念佛"，即使"不断烦恼，不舍家缘，不修禅定"，死后皆可往生净土。元代时转变为以弥勒下生说为主，逐渐转为崇奉弥勒佛。由于白莲教教义通俗易行，又"无落发绝嗣之虞"，遂迅速传播，在江南等许多省份广为流布。元朝政府曾一度承认，后又禁止，白莲教被迫转入民间。待元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而且天灾人祸并行时，白莲教就成为民众造反的组织形式：初，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刘）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事觉，县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杨氏其子韩林儿逃之武安（《元史·顺帝纪》）。

1351年刘福通的起义引发了元末农民大起义。因起义时以红巾为号，故名红巾军。起义军以"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为口号，倡言"杀尽不平方太平"，迅速得到四方响应。1368年，原为红巾军将领的朱元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建立了明王朝，但各地的起义军并未因此消遁，而是由反抗元朝暴政转向对抗新政权。尽管《大明律》三令五申禁止白莲教的活动，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大明律》十一）。

但从洪武到永乐的半个世纪中，白莲教在民间继续传播，其教首教民或主动起义，或本无意起义、因官府追捕而被迫起义，此伏彼起。洪武初年，陕西红巾军余部在金刚奴和高福兴的率领下，继续"以佛法惑众"，田九成自号汉明皇帝，高福兴称弥勒佛，金刚奴称四天王（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七）。洪武十二年（1379年）四川成都白莲教徒彭普贤率众"焚十四州县"；二年后，浙江"山寇"吴达三、叶丁香等"连结作乱"；1386　至1391年，江西有自称弥勒佛或弥勒佛祖师而"滋事"者接连不断；永乐十八年（1402年）山东唐赛儿在东部起义。

还有一些宗教家受白莲教的影响或启发，顺应明代社会演进的新特点，自创新的教派，如罗教、斋教、黄天教、弘阳教、闻香教、西大乘教、龙天教、三一教、圆顿教、一炷香教等。这些新生的民间宗教，构成明代民间宗教发展的主流。

①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125　页。（二）罗教系统产生于明代的罗教有很多支脉。按照马西沙先生与韩秉方先生的研究，斋教、弘阳教、闻香教、龙天教等，都多多少少与罗教有某种承继关系。1。罗教罗教始称无为教，创始人为罗梦鸿（1442-1527年）。罗梦鸿祖籍山东莱州，家境贫寒，世代隶军籍，他3　岁丧母，7　岁丧父，由叔婶养育成人。青年时他到密云卫成为一名戍军，"从此在群山野岭的边塞萌发了对宗教的狂热追求，执著地探索着宇宙、人世、命运、生死、永恒的终极奥秘"，前后13　载，终于在1482年"悟道成真"，省悟出"无为大道"。

（1）罗梦鸿的创教过程据说他在得道之后以种种神奇的本领为朝廷立下"丰功伟绩"，皇帝非但不经嘉奖，反而以妖异惑众罪名将其打入天牢。然而在狱中，太监张永皈依罗教，并设法请来罗梦鸿的二个徒弟"福恩和福报"，将罗梦鸿口授的教义学说笔录成书，这就是后来传世的"五部六册"，即《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钥匙卷》（2　卷）、《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注：传统社会的民间宗教不同于原始宗教，它是人为创造的而不是自发的，它是既有经典又有严密组织的。民间宗教的经典，一般被称为"宝卷"。明代是大量宝卷问世的时代，它们所阐述的教规，成为千百万民众集合于民间宗教旗帜下的精神纽带。）在张永等人的协助下，罗梦鸿不仅脱离监牢，而且觐见了明武宗，他在皇帝面前验证了他的神异功能，被皇帝封为"无为宗师"。

从罗梦鸿"悟道成真"到1509年"五部六册"正式刊行，其间长达25年，他的宗教思想在传道过程中日臻完善和成熟。五部经典以苦功13年悟道成真开始，罗列世间无穷苦难，感叹人生不可留恋，企盼得到解脱；随之历数各种邪见杂法骗人害人，"障道败法"并加以批驳；在破除所谓邪见的同时，阐明无为大法，无极正道；最后则劝导世人坚定信仰，只有顿悟明心，与无边虚空合为一体，像泰山那样岿然不动，"才能自在纵横，安享极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罗教（又名无为教、罗祖教等）。

显然，这是一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完整思想体系，是罗教之所以能高踞于众多教门之上，在明清时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根本原因。虽然，它以佛教经文面貌出现，通篇充满佛教话头，实则融汇佛、道、儒三教，阐明了一种新的宗教教义。它语言通俗易懂，广泛采用流行在平民口头上的俚语粗言，穿插以五言、七言和十言韵文、诗谒，因此朗朗上口，形同顺口溜，而且可唱可白，所以一经刻印出版，立即流入民间，受到群众欢迎①。

尽管罗梦鸿对佛教批评的相当严厉，但他所倡导的悟道方法，却是禅宗的顿悟说，见心明性，即可成佛。罗教反对一切经教像设，视山河大地为道场，奉行清净无为。罗教主张只要崇拜无极圣祖和罗祖，诵赞五部经典，一心修道，吃斋行善，不拘在家出家，皆可悟道成真，而且以在家从俗为好。周燮藩先生在评价罗教的基本教义和教规时总结说："罗梦鸿13年苦功悟道，立志创教，其最大心愿即是仿照禅宗六祖慧能，彻底破除佛教的繁文缛节，为世人，特别是那些无读书机会或识字无多的下层民众，找一要更简便直截的成佛的捷径，以更符合他们整日劳作而又结婚生子的信仰需要"。②罗教及其宝卷"五部六册"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将三教经典中的古奥晦涩的语言通俗化，变成群众喜闻乐见的口头语言，从而将三教中深奥的哲学思想通俗化，变成老百姓易于接受的东西，"为民间宗教树立起一个成功的典范"。特征之二是罗教简便易行的教义轨仪，不须念经，不须供佛，不须烧香，不须供花，不须扬幡挂榜，不须做佛事，不须设经堂等。这一切都使之更贴近穷苦民众的生活，下层民众不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即可在灵魂上得到解脱或净化。所以，罗梦鸿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位宗教改革家：实际上，罗梦鸿是企图在我国宗教史上实现一场变革，即将仍然是少数出家人控制的宗教，转变成全体民众信仰的更加世俗化的宗教。不过，由于正统宗教和封建统治者的反对和镇压，未能成功罢了。然而，这一变革却在社会下层民众中，获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从而揭开了民间宗教运动的新阶段①。

罗梦鸿死于1527年，他的葬礼非常隆重，墓地建有13　层高塔，并有号称"无为境"的石碑，一些达官贵人和高僧高道为之赋诗写文。这说明在罗梦鸿生前，罗教已发展到相当规模，"信奉者除一般下层群众外，已扩展到官绅等上层人物，乃至连僧侣道士中也不乏皈依者"。在罗梦鸿死后，罗教继续传播发展。除了有完整的经典和简易速成的教义外，罗教在组织系统与传承关系上比较灵活的特点，也使之能够传流不衰。从罗梦鸿创教开始，罗教就一直绵延不断地向四面八方传布，其组织系统大致有4　支：一是以罗氏家族依照血统世代相传；二是外姓弟子衣钵授受，祖祖相承；三是漕帮进而传至青帮；四是江南的斋教。

（2）罗氏家族与罗教八祖罗梦鸿死后，留下妻子和儿子佛正与女儿佛广。佛正年幼，"老母接续传灯"，佛广则在京东盘山无为庵出家为尼。罗佛正之后是嫡孙罗文举继承教主之位，他在万历43年（1615年）亲自主持校订"五部六册"的出版事宜。此后，罗氏家族作为教主世家，代代相传，并在传教中"敛钱财富，捐官得势，倍受地方尊崇"。但到罗梦鸿的七世孙、教主罗明忠时（时为雍正五年），受江南水手"犯案"牵连，被捕入狱；嘉庆时（1815年）罗教遭政府彻底查抄，族裔被强行押遣回山东既墨原籍，禁止再传教。

罗教的第二支脉是仿照佛教禅宗祖师衣钵接续制度代代相传。据《佛说三皇初分天地叹世宝卷》记载，二祖李心安，撰《三乘语录》3　卷；三祖秦洞山，撰《佛说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宝卷》2　卷；四祖宋孤舟，撰《双林

①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177　页。

②　周燮藩：《中国宗教纵览》，第423　页。

①　周燮藩：《中国宗教纵览》，第423　页。

宝卷》2　卷；五祖孙真空，撰《销释真空扫心宝卷》2　卷；六祖于昆冈，撰《丛林宝卷》2　卷；七祖徐玄空，撰《般若莲花宝卷》；八祖明空，撰《佛说大藏显性了义宝卷》2　卷、《销释童子保命宝卷》2　卷、《销释印空实际宝卷》2　卷和《佛说三皇初分天地叹世宝卷》2　卷。他们活跃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不仅授徒传教，而且进一步发展教义，特别是有关"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信仰。这一支脉共传了8　代，其后传承迄今无考。

（3）从漕帮、安清道友到青帮罗教发展的第三支脉活动于运河一线，明末已初具规模，但真正有所作为则是在清朝初年。

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即于该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于是有钱庵、翁庵、潘庵之名。因该处逼近粮船水次，有水手人等借居其中，以至日久相率皈教（《史料旬刊》第12　期，崔应阶折）。

密云位于大运河的最北端，也是罗梦鸿创教的地方，钱、翁二人来自这里，其所倡兴的罗教，应当是"罗教正宗"。马西沙先生认为罗教创立不久便在漕运水手中发展信徒，罗氏家族一直与漕运水手保持密切的联系，既有信仰上的，也有经济上的（罗梦鸿的七世孙罗明忠在雍正年间被捕，也是因为水手犯案受牵连）。据浙江巡抚李卫给雍正的奏折称，"浙帮水手，皆多信奉罗祖邪教"。当时虽有些衰微，尚有30　余所庙宇，"先有72　处"。可见罗教在漕帮中的发展高潮是在明末清初，"各水手每年攒出银钱，供给赡养，冬月回空时即在此内安歇，不算房钱。饭食供给余■，即为沿途有事讼费之需。而淮安、天津、通州、京师俱有坐省之人为之料理。各帮水手多系山东、河南无业之辈，数以万计"①。

而潘姓门徒，虽属于罗教系统，但有一定的独立性，由于其门徒"多系安东、清河游民"，又称为安清道友，其主要职业也由漕运转变为盐运。尔后，这一支又演变为青帮。不过，"从罗教向水手行帮会社再向青帮的演变过程中，宗教的意识和作用越来越小，最终在这个组织中仅仅保留了某种对罗教创始人罗祖的偶像崇拜"②。

2。斋教罗教创立于北方，然后沿运河南下，除了在运河一线，特别是在漕运水手中迅速发展外，还深入到曾盛行摩尼教和白莲教的浙、闽、赣地区。"明代中末叶，罗教南传，与浙省等地民间食斋之风一拍即合"，形成以罗教为主，兼有摩尼教和白莲教色彩的"斋教"（又名一字教，老官斋教等）。罗教在江南传布的重要人物有殷继南（1527-1582年），他被门徒尊为二祖。殷继南3　岁丧母，7　岁丧父，由叔婶抚养（与罗梦鸿幼年经历相同），11　岁时，婶母又死，叔父将他送往金沙寺出家，6年后被逐出寺门，随丁予学习打银业，并由其引介皈依罗教，转而成为处州一带的罗教领袖，时年17岁。又经过十余年研悟，到30　岁时"真正懂得了罗教宗教思想的内涵"。在他掌教期间，先后封28　位"化师"，72　位"引进"，初步建立了教阶制度，信仰者达3700　多人，影响"远播十数州县"。1576年，因教势膨胀，引起当局注意，殷继南在天台被捕，判刑6年。出狱后在温州连续讲经7　昼夜，

①　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0-461　页。②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242　页。

前来"解表"的弟子数以千计，于是被当局再次拘捕，并于万历十年（1582年）斩首示众。

殷继南死后，虽有其女弟子化师琼娘（道号普福）继续掌教，但处州一带的罗教由于失去宗教权威，基本上处于涣散状态。直到姚文宇掌教时，才将教派重新统一起来。

姚文宇（1578-1646年）也是"父母早逝，家贫无依，为人牧鸭"的苦孩子出身，后经道者点化，皈依罗教，法名普善。42　岁时"开堂接众"，二年之内，"信受教法者竞达3700人"。浙江的罗教徒逐步归属到姚文宇门下，1623年，他再次统一了浙江罗教各派，"成为殷继南以后最有权威的宗教领袖"。姚文宇对于罗教有所改革，他于1629年将教中骨干分为左中右三枝，教徒分为九个辈份：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和，但未能传久。斋教除尊奉罗教"五部六册"为经典之外，还有《明宗孝义达本宝卷》、《天缘结经录》、《三祖行脚因由宝卷》等。其中《三祖卷》宣扬转世传承，把殷继南和姚文宇说成罗梦鸿的转世化身。乾隆年间的福州将军新柱在奏折中概述斋教的脉络时说，"查老官斋一教，其源流传自浙江处州庆元县姚姓。记其远祖普善，初祖姓罗，二世姓殷，三世姓姚，现为天上弥勒，号无极圣祖。凡入会男妇，俱以"普"字派为法脉命名，入会吃斋之人，乡里皆称为老官，遂相传其教为老官斋"（《朱批奏折》）。姚文宇在传教过程中积聚了巨额财富，号称"田连阡陌，米烂陈仓，金银满库，珠宝盈厢"，引起地方军阀的觊觎，姚文宇因不服敲榨而"被害归天"。然而从其子姚绎起，这支教派开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教权世袭制，"整个清代，这个教门的核心组织都掌握在姚姓家族的手中，在封建宗族关系保持完整、严密的中国东南部，又造就了一个头戴宗教光环的"神圣家族""①。

3。弘阳教弘阳教创生于1594年，又名红阳教，混元红阳教，红阳法，元沌教，混元门等。（注：关于"弘阳教"一名的来历，学者们认为与南宋柴望《丙丁龟鉴》中所说的"红羊劫"有关。《丙丁龟鉴》中说：凡甲子60年为一循环，其中丙丁和丁未二年国家要遭厄运，丙属火色赤，未为羊，因而称为"红羊劫"。）创始人为韩太湖（1570-1598年），虽号飘高老祖，但他创教时才24　岁，死时也不过30　岁。韩太湖模仿罗教的五部经典，编撰了弘阳教的五部经书，即《混元弘阳飘高祖临凡经》2　卷；《弘阳苦功悟道经》2　卷；《混元弘阳叹世真经》2　卷；《混元弘阳悟道明心经》2　卷；《弘阳显性结果经》2　卷。除此之外，还有作为坛仪忏法的经卷，如《混元弘阳明心宝忏》等2套10　卷。

弘阳教倡导多神崇拜，要求信徒"志心信礼"的神祇就有三千诸佛，98位老祖，38　位如来，48　位菩萨，77　位观音等，但最主要的神灵是混元老祖、无生老母和飘高祖师三位尊神。在教义上突出渲染"劫变"的可怕与痛苦，从而强调只有信奉弘阳教才能得到救赎。韩太湖将儒、释、道三教中的伦理道德糅合在一起，劝人安命行善，在观念上虽无创新，但却语言通俗，如酒是串肠毒药，色是杀人钢刀，才是人间脑髓，气是惹祸根苗。

想人生在世，知命者以为君子，死有命，富贵在天。福禄有深有浅，命中合有则有，命中合无则无。命若好，便有积聚之资。命若不好，总然积而不聚，饶

①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351　页。

君一日觅千金，到与广城也须贫（《混元弘阳叹世真经》）。

弘阳教尊崇罗祖，也撷取了罗教许多教义思想，但它比较注重道场仪式，这可能与韩太湖早年当过"道人"有关。弘阳教的另一特点是教首多以治病为手段，吸收教徒。而治病体的方法大都是诵经求神，喝供奉过飘高祖师的茶水。弘阳教积极谋求王公权贵的支持，也是其突出的特点之一。韩太湖创教后不久，即来到京城，"先投奶子府内，转送石府宅中，定府护持大兴隆"。很快得到定国公的"护持"和太监程公、石公、张公"三位护法"的奥援，其宝卷也得以在皇家内经厂印制，而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装潢质量上"均居各民间教派之冠"。也正是得益于此，弘阳教的宝卷流布各地，产生了较持久的影响。韩太湖年轻身亡，身后无嗣，弘阳教的传承未能像其他教派那样世代家传，而是像佛教道教的衣钵授受，因而在组织上比较松散，据说有"九干十八枝"，然详情无考。迄今只见到"接圣干金容玉花枝"的传承表：然而在清代，朝廷对民间教派持镇压的方针，活动于京城周围的弘阳教首当其冲，仅档案记载的教案就有数十起之多，由此弘阳教转入地下，在民间"潜行默运"，直到本世纪中叶，依然有所活动。

4。闻香教闻香教的异名很多：大乘教，东大乘教，大乘弘通教，弘封教，大成教，清代俗称清茶会，清净门，归一教等。创始人为蓟州人王森（原名石自然，1542-1619年），生于农家。后人在解释闻香教名称时说"王森于先年间曾路遇妖狐，被鹰搏击，口作人言求救。王森收抱回家，遂断尾相谢，传下异香妖术，后称为闻香教主"（岳和声《餐微子集》卷四）。但实际上，大乘教的开派祖师是罗梦鸿的女儿佛广，她可能与罗教五祖孙真空结亲，其女孙氏嫁于王森①。

闻香教以罗教的"五部六册"为主要经典，"夜聚晓散"，在各地设有讲经房，各会皆有掌经头目。此外，闻香教还接受当时活动于华北的静空教、还源教和黄天教的影响，这些教派崇拜弥勒佛和崇尚内丹的教义教仪被吸收到闻香教中来。

闻香教在京畿、直隶、山东的教势相当大，仅畿南一带十几个州县，就有教徒"数十万人"。闻香教的组织机构比较完备。最基层的组织为会，每会二三十人，百十余人，四五百人不等，有多达数千人者。每会都有会首，传头，内部还有掌经、掌支干等名目。一个地区有数会或数十会，上有总会首、总传头、总掌经、总掌在三乘。上上下下，构成一个网络，"省直府县，各设公所，使传头者守之，置竹签飞筹，印烙王三字号。凡有风信，顷刻可传千里"（岳和声《餐微子集》卷四）。

这种教团组织虽然本身并不创造社会财富，但却是一个聚敛财富的有力渠道，收徒作会，发放经卷、教单、印信等，与个人在教团中的地位和教职

①　参见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553　页注。

升迁紧密挂钩，结果是教徒发展越来越多，教团财富越积越多。曾任山东学政的王引之说："彼为邪说者，知愚民之可以利诱也，于是借敛钱之说邀其入教也，则己之钱入于人之手，其人入教而又传教也，则人之钱入于己手。辗转传教则辗转敛钱，愚民信以为生计，遂相与从之"（《朱批奏折》）。作为教主的王森、王好贤父子则在创教、传教过程中成了富甲一方的大地主。然而财富积聚及相关的分配问题，也给教团首领间造成了矛盾。1612年，迁安县团山建塔，以森术能动众，举森募化，森以金钱托其弟子李国用、李应夏。而国用乾没之，不为森所容。国用遂畔森，与应夏创立别教，自称太极古佛，以符咒亡灵为事。而森之弟子，亦往往有背森从国用者。两教弟子，各为其法门以相分仇杀，尽发露其过恶。府县拟李国用、李应夏、王森及森之弟子杜福等罪。。（黄尊素《说略》）。

闻香教的主要经典有《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元亨利贞钥匙经》和《三教应劫总观通书》等。主要教义是"三阳劫变观"，即过去青阳，燃灯佛掌教；现在红阳，释迦文佛掌教；未来白阳，弥勒佛掌教。红阳末劫是最大的劫灾，若能顺利渡过末劫，就可心达到白阳时期，即将弥勒佛掌教的极乐世界。闻香教宣称弥勒佛已降生在石佛口王森家中，东土众生只有加入其教，才能免灾得福。

王森曾有意结交权贵，以金钱贿外戚永年伯王伟左右，得以攀龙附凤，对外讹称皇亲国戚，以此抬高教主家族的神圣地位。1619年，王森死于狱中，闻香教内的宗教首领们由依附明政权，转变为对抗明王朝。1622年，徐鸿儒率领大乘教徒于山东郓城县起义，但由于固守城池而被明军击败。

明朝末年，王氏家族继续秘密传教，"并传教于辽东"。在1636年前后，与后金政权拉上关系。但在清兵入关之后，清王朝对大乘教残酷镇压，使之再次转入地下，教名也改为清茶门教。

5。龙天教龙天教又称龙门教，或白阳教，明末产生于河北藁城县，世代以刘姓一门的女性为教主。其开创者为翠花张姐，她原师于罗梦鸿，罗祖死后又投于声势日盛的王森门下，成为闻香教在北京的总传头。在此期间，张姐传教于藁城县的刘米氏，其师承关系如下：刘米氏是个有心计的人，她从"翠花张姐"那里得道之后，并不是老老实实地笃信和传教，而是回到家乡自立门户，创造了一个新教派--龙天教。"该教在米祖的主持下，日渐兴盛起来，信徒遍及河北山东。米奶奶去世后，信徒们为崇奉祭祀她，在她的故里--张村，建立起供奉米菩萨的祠宇庙堂，里面塑有她的金身，外面树立着颂赞历代祖师的碑碣。祠庙东边，建有米祖坟莹。凡米菩萨的生忌日，远近教徒齐集张村，朝拜祖师。其时，搭棚设帐，接待四乡八邻的教徒和香客，场面颇为隆重"①。

龙天教的主要经典有《家谱宝卷》和《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其宗

①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694　页。

教活动主要是劝人皈依佛、法、僧三宝，吃斋行善。"凡入教者，登记造册"，由老师父念经烧化，即所谓"天堂挂号"，为其死后进入天堂做好准备。逢念经作会日期，教徒聚会，每人出布施数十文钱不等。龙天教在其宝卷中揭露明末的苦难，宣传劫变与入教得救的观念，同时用谶语的形式表现了支持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推翻朱家王朝的鲜明的政治倾向：木子当来，牛八退位。

说牛八大数急尽，有木子去投凡。紫微大帝，四正佛亲口选。四正佛真主观，一切星宿保住大驾不遭难（《家谱宝卷》）。

龙天教诞生于明末乱世，一方面是"饿死人倒在地狼虎齐吞"，"父吃子，子吃父，遍地都有"，"夫吃妻，妻吃夫，不想恩情"；另一方面则是强梁反叛，手握刀枪，杀人打劫，反倒能横行于世，吃肉穿绫。因此龙天教与产生于相对和平时期的民间宗教有所不同，这就是它在强调人们要积德行善的同时，允许教徒杀不平之人，甚至"白天放抢"，但要"夜晚念佛"或"下马烧香"。（注：龙天教的发展规模虽无具体数字，但在乾隆年间被捕的龙天教教徒靳崇禹身上携带的名册，表明当时龙天教人多势众，仅老师父齐显荣一人，一季之内就在滨州、淄川、寿光三县收徒3000　余人。）

（三）其他民间宗教明代民间宗教除了罗教系统之外，还有活跃于大江南北的黄天教、西大乘教、三一教、圆顿教和一柱香教等。

1。黄天教黄天教（又名黄天道、皇天道）的创教人是李宾（？-1562年）。李宾生于直隶怀安县，长大后在野狐岭任守备军人，不幸在战争中伤一目，此后"参师访友，明修暗炼，悟道成真，性入紫府，蒙玉清敕赐，号曰普明虎眼禅师，设立黄天圣道，顿起渡世婆心，燃慧灯二十四处，驾宝筏于膳地宣云，遗留《了义卷》，《清净真经》"（《虎眼禅师遗留唱经》）。

关于"黄天"的意义，有所谓"无生老母住在三十三天中黄天，名为真空家乡"之说，表明黄天教的基本信仰是对无生老母和真空家乡的追求。在这方面，黄天教深受罗教的影响显而易见，事实上黄天教也把罗祖列为前辈祖师尊崇。但是黄天教产生于嘉靖年间，世宗皇帝在位45年，崇道之风由上至下，弥漫整个社会。这种影响不仅见之于黄天教的主要经典《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太阴生光普照了义宝卷》和《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神宝卷》等，而且见之于教规教仪。黄天教从道教方面吸收了许多营养，特别是道教的内丹派学说，强调性命双修，注重修炼内丹，认为如此可以"结圣胎，得长生"。后来的黄天教还兼重道场符箓，一类做于宗教节日，另一类是有钱人家在丧葬时请忏，洋洋4　卷的《普静如来钥匙真经宝忏》就是专门为做各种道场用的。所以有人把黄天教概括为"外佛内道"。

黄天教在明末形成了"五位佛祖"的崇拜。圣地为李宾的传教中心万全县膳房堡碧天寺，寺内有一高13　层的明光塔，创教人李宾夫妇的坟墓亦在寺中。这五位"佛祖"实际上是李宾一家老少三代人，其传承如下：普明──→普光──→普净──→普照──→普贤（教主李宾）（李妻王氏）（长女）　（次女）　（外孙女）李宾没有儿子，他的二个女儿都嫁给当地的康家，教内有"二康"之称。李宾的二个兄长都有儿孙，"教权传至李宾外孙女止，又回到李姓家族手中"，即回到李宾胞兄李宸的后代手中，先传于李宸的4　世孙李蔚，再传于李蔚兄弟李蒖的孙子李昌年，然后又传法于李蔚的孙子李遐年，并非一脉相承，而是在家族内传继。

至于普贤与李蔚之间怎样承继，目前还缺乏证据。无论如何，李宾创立的黄天教在明中末叶到乾隆年间的200年中，教权一直掌握在李氏家族手中，而且从一开始就在民间广泛传播。清初的思想家颜元曾在其《四存编·存人编》中指出："我直隶隆庆、万历前，风俗醇美，信邪者少。自万历末年添出个黄天道，如今大行，京师府县，以至穷乡山僻都有"。从明末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碧天寺被拆毁前，每年"四时八节作会"，"奉其教者，犹千里拜坟，多金舍寺"。

黄天教在创立初期，在政治上持一种超然态度，明末的腐败与清初的严酷使黄天教又逐步放弃了拥戴明、清政权的立场，进而提出赵传朱、朱传李的天下禅让说。黄天教还吸收了民间日月崇拜的观念，"每日三次参拜"。在戒律方面，黄天教徒遵守与佛教相似的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的"五戒"，但并不戒娶妻生子，"并把嗣育后代作为成佛登仙的基础"。

1627年，原来在斋教中任"清虚"的汪长生由于"众广心高"，与教主姚文宇分道扬镳，他前往江西龙虎山"与天师会道"，据传"天师不能及"，结果张天师"以显法十二部会与汪长生"。从此汪长生脱离罗教，"另立科仪"，建立长生教，自号普善，并尊李宾主的弟子郑光祖（普静）为师，成为黄天教的支脉。

1748年，浙江巡抚顾琮在绍兴府一带巡查时发现长生教的活动踪迹，他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描述了长生教的活动情况：子孙教，又名长生道。男曰斋公，女曰斋娘。尊弥勒佛为师，倡言入道之人身后俱归西天，以今世功德之浅深，定来生功名富贵之大小。凡做佛事，名曰开堂，从教者自携钱米，前赴开堂之家拜佛，名曰赶堂。又令人闭目暝心，号为清静。更有诡称身到西天目睹佛菩萨及种种奇异佳境，即为来生享受之地者。愚夫愚妇，信从其说。每遇开堂，男女混杂，聚散颇众（《朱批奏折》）。

虽然清廷几经查抄，但无论长生教还是其主脉黄天教，都在民间继续生存和发展，其中黄天教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中叶。

2。西大乘教西大乘教的产生分为二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是所谓吕菩萨传说的形成与保明皇姑寺的建立，在此阶段确立了对吕菩萨的信仰；第二阶段是归圆仿制"五部六册"，作为"立教的根本"。

西大乘教崇奉吕祖"吕菩萨"。《普渡新声救苦宝卷》对吕菩萨的事迹多有记述，说她祖籍陕西西安，洪武二十九年（1392年）生，15　岁出家后，即能"明心见性，通佛大法"，从此立志以普渡众生，救苦救难为己任。她57　岁时云游河南，忽是一日梦见菩萨显见，命她速速赶往燕京，搭救皇帝。当她赶到京城时，正逢明英宗御驾亲征瓦剌，吕祖化作疯婆，拦路阻劝，英宗不听，后果然在土木堡大败被擒。吕祖又大显神通，出现北国，为英宗"送饭掘泉，加以阿护"。待英宗获释回京，吕祖劝他闭口藏舌，以静观变。英宗复辟重登宝座之后，感念吕祖救护之功，封为皇姑御妹，并敕建保明寺于京郊黄村，（注：该地确有保明寺遗址，专家考证该寺建于明英宗复辟后的天顺六年（1492年）之前。）供养吕祖。

后来，西大乘教以此传说为据，一是神化吕祖，说她是观音菩萨下世，无生老母化身（"菩萨即是老母，老母即是菩萨"；"老祖本是观音菩萨下界"）而奉为祖师；二是以此为跳板或纽带，与王公贵戚，特别是后宫的实权人物拉上关系，以此扩大教团的影响和发展；三是通过吕菩萨在明代中叶对英宗皇帝的"阻驾"、"救驾"和"授计复辟"种种神迹的具体描述，可以看出西大乘教的目的，是要在中国老百姓中间重新塑造一位中国面孔的活菩萨，把佛教中的观世音进一步中国化，把民间信仰的无生老母具体化、生活化，变得更具有亲合力，以便吸收更多的信奉者，扩大其影响①。

①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662　页。

西大乘教的真正创始人是保明寺第五代传人归圆（1561-？年），"原为直隶开平中屯卫人，在城居住，张门氏女。幼多慧悟，甫九龄，志脱尘寰。逮十二，颇悟心性。既而投礼敕赐顺天保明皇寺，而嗣焚修焉。于是三乘四谛，竟亦了然。遂愿广度群迷，超出三界。乃着为卷，凡五部六册"（明刻《销释显性宝卷》前序文）。这五部经典是：《释销大乘宝卷》1　卷；《销释显性宝卷》1　卷；《销释圆通宝卷》1　卷；《销释圆觉宝卷》2　卷；《销释收圆行觉宝卷》1　卷。

西大乘教在教义方面与罗教有许多相似之处，且从罗教那里借取了相当多的东西。其内部组织系统分为房、支杆，首领有总引、头行、领众等，据《销释接续莲宗宝卷》说有48　房与48　个头引，"先八大总引，分六枝杆头续，共续六八四十八个头行"，但是比较松散。

但西大乘教又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宗教，马西沙先生与韩秉方先生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西大乘教将民间信仰中的无生老母与佛教中的观世音合而为一，并引入转世之说将创教祖师吕祖、归圆说成是最高女神的临凡化身；第二，西大乘教不同于罗教以天地为道场，或像其他民间宗教那样夜聚晓散，而是以京郊大寺庙皇姑寺为基地公开活动；第三，具有比较突出的道教色彩；第四，特别注重从女性中吸收教徒，创教祖师和历代教主都是女性；第五，西大乘教一直与宫廷后妃及达官显贵保持密切的交往，并受其或明或暗的支持与保护，它自身也注意不参与政治，因而能够公开和持久地活动于京郊上下。

（注：西大乘教深得王室权贵的支持：1499年明孝宗在整饬修明的同时，给予皇姑寺特殊照顾，见沈榜《宛署杂记》中关于《蠲免粮税碑》的记载；1527年，皇太后反对明世宗毁寺"去其根"的作法，二度动议，最终都以妥协了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和《明实录》卷八十三；万历年间，更得到李太后和一些王公权贵的支持，参见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11　章。）

3。三一教明代产生的诸多民间宗教，大都创生于北方，然后"南下"，传播到江南各地，但三一教的创生地却是在中国的南方--福建莆田，其创教者林兆恩（1517-1598年），既非像罗教的罗梦鸿、殷继南、姚文宇那样从小孤苦伶仃，亦非像罗梦鸿、韩太湖、王森那样当兵务农，而是"出身于闽中世代为官的大族，本人是一上贯通儒、释、道的大学问家"。虽然都属于民间宗教，但三一教的起点与众不同，"它是由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团社演化而成的宗教组织，其开创时期教团的领导或骨干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对于林兆恩与三一教，马西沙先生与韩秉方先生在《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做了深入的研究。林兆恩的一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30　岁以前为第一阶段，基本上是士人读书做官的老路，但三次应举失败后，弃举业；30-60　岁为第二阶段，他出入儒、释、道，创立三教合一说并组织了学术团体；60　岁以后为第三阶段，他从一位学术领袖逐渐嬗变成宗教教主并开创所谓的三一教。

林兆恩在第二阶段由正统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宗教家，其过程是由出入三教到改造三教，最终融汇三教。1551年，他开始收授弟子，二年之间，黄州等闽中学士"数十人"相继受业，其授课内容基本上是以儒为本，"明三教之同，俗学之病"，或直接探讨四书五经，形成一个学术团社。1558年，他又将团社分为天、地、人三会，制定射礼、祭礼、及三加礼等。此外，林兆恩运用"艮背法"（一种气功疗法）为人治病，"行之多验"，因而"其徒从者云集"。在抗倭侵扰的斗争中，林兆恩收尸葬骨，广行救济，使以他为领袖的学术团社还具有社会慈善机构的功能。林兆恩及其门徒所做的这些事情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反响，"远近望风求拜者，益蒸蒸然云集"。

1576年，林兆恩命弟子"传教于金陵"。1584年，第一座三一教堂于马峰建立，此后15年内，莆田、仙游一带共建立了14　座三一教堂。到1637年时，三一教已在五个省区的40　多个地方建立了三一教堂。1587年，林兆恩弟子朱有开制造了"三教合一图"与三教先生乃天神的神话，"至是门下始称三教先生为三一教主"。三一教堂内也将林兆恩与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并列起来供奉。经此一系列步骤，三一教由一种学术社团转变为宗教团体。三一教形成的标志是：各地三一教堂的建立，三一教入教仪式的形成、林兆恩著述中佛、道成分的增加、林兆恩成为宗教偶像、"三教先生"变成三一教主①。

林兆恩死后，各大门徒自立门户，"倡道一方"。从明末到清代，三一教大致有五个支脉，传教的范围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直隶、北京、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国。

（1）以陈标、王兴为首的三一教团以福州为中心；（2）以张洪都、真懒为首的三一教团以南京为中心，特别是真懒，于1621年修建了金陵中一堂。在此前后，他还办公墓义葬、以艮背法为人治病、出版了《林子全集》；（3）以卢文辉为首的三一教团以莆田、仙游、福清为中心，历经三代教首完成《林子本行实录》，将林兆恩进一步神化；（4）以朱方旦为首的三一教团，活动于湖北一带，但有所变异；（5）"海外"教团，多由清代福建华侨带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渐次遍及海外欧美等地"。

①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741　页。

（四）民间宗教的性质与作用马西沙先生与韩秉方先生的《中国民间宗教史》一书，对中国民间宗教的产生和发展，做了系统的研究。他们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民间宗教，乃是中华民族漫长而纷繁复杂之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宗教信仰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民间宗教之所以大量出现而且历二千年不衰，在于下层民众需要适合自己口味和心理要求的信仰依托，而"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对民众来说是伐命之斧，牧者之鞭，是思想的牢笼、心灵的桎梏，不但引不起兴趣，而且引起反感"。既然社会上既有的宗教形态与民众的利益背道而驰，他们就会自发地创造新的宗教来满足自己的宗教需要。

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宗教，"始终是一个动荡的、充满活力的、充满矛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形形色色的宗教预言家打起宗教的旗帜，不断地汲取来自民间的文化滋养及民间宗教和正统宗教提供的思想资料，在尽量迎合不同信仰者需要的前提下，大胆发挥，驰骋想象，构筑了一套又一套光怪陆离的教义体系，构筑了一个个地下宗教王国，形成了一种低层次宗教冲击高层次宗教、底层宗教冲击上层宗教的态势"。一方面，是民间宗教此起彼伏，另一方面是信仰者不停地选择。大浪淘沙，促使民间宗教不断地花样翻新，这既是"底层世界不安于封建秩序的征兆"，又反过来将封建帝国的根基进一步动摇。马西沙先生指出：虽然，其中许多教门的教义充斥着不少维护封建伦理的说教，许多教门内部出现了封建化趋势，甚至属于家长制统治，都不能掩盖在封建时代这个运动整体上的积极作用。不仅如此，民间宗教运动在特定的一些历史条件下，与农民革命运动相契合，遂从一种宗教力量转化成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形成极大的反抗现行秩序的潮流（《中国民间宗教史·序言》）。

然而传统社会孕育的东西终究要多多少少带有"传统"的印记，"出污泥而不染"那只是一种理想。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宗教"是一个既想挣脱枷锁，又无法超越封建制度的悲剧性的产儿"，它的体内依然流动着神权、族权（世袭特权）与等级制的血液，使"它无力也无法最终改变现实世界的不公正、不合理"。宗旨上的混乱性、行动上的盲目性、意志上的分散性、组织上的排他性，使民间宗教虽然在整体上声势很大，但任何一个教派都无法与正统宗教抗衡，也容易被统治者各个击破。此外，民间宗教虽然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或说产物，但它的产生与发展，又反过来对整个民族的精神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历史上，民间宗教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造神运动，把一个又一个凡夫俗子或家族推向"神"的宝座，并由此产生的人身依附心理和血缘关系的家族、神权，对于近现代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构成了潜移默化的巨大障碍。现代中国人的一切劣根性或多或少可以从这部历史上映照出来（同上）。

七、结语明代属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大系中的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它虽无泱泱大唐万方来朝的气势，却也悠悠然奏出了中国封建制度于无奈中独步的余音：佛教在衰微的大态势中，日趋向中国普通百姓"渗透"，完成着"三教圆融"的基本目标；道教的发展虽受到多方困扰，却也在与传统文化的协调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传教士首登大陆，带来了另一种文明的成就，也带来了东西方文化的冲撞；来自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于此时日趋完善，并孕育了中国的穆斯林诸民族；根植于下层文化的诸民间宗教，在明朝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日趋激化的背景下已相当发达，为中国宗教的历史抹上了极有特色的一笔。该正规化的正规化了，该中国化的中国化了，有明一代，各个宗教各就其位、各谋其事，基本格局已经形成。然而，宗教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被置于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方能理解其更深层的意义及其来龙去脉。在西方世界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崛起之时，中国封建社会中，新的价值追求正被强弩之末的国家机器窒息。自明代，中国封建社会便进入了停滞阶段。正因为该转变的没有转变，该发展的没有发展，就为中国宗教在这一时期的命运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环境。明王朝对曾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大作用的佛、道二教，实行了抑制与利用并举的政策，统治者既想阻断宗教组织嬗变为政治组织的各种可能，又想利用释、道维护其社会秩序，对佛、道二教进行了多方面的"官方"干预。由此而使佛、道二门蜕化得既缺乏精神上的创新追求，又日益与广大信众相脱离，呈现出衰微的趋势（后虽经调整有所振兴，但再也没有重现昔日的繁荣），其社会功能难以施展。于是，这一缺撼由民间宗教承担起来。中国民间宗教以最贴近下层百姓生活的组织形式与内容，满足中下层民众的宗教需求，甚至部分地满足了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这是明代中叶以后，民间宗教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当历史潮流涌动起来的时候，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作为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明代，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开放"，或者说，高压政策的抑制，得出了相反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信仰伊斯兰教诸民族、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天主教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其中，回族的形成与犹太教的消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作为宗教发展外因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政治压力，对宗教发展的深刻影响；西方天主教在中国诸宗教中占据一席之地，则反映出作为内在动力的宗教本土化运动，是保持宗教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中国明代宗教史》是一部概述性的著述，应百卷本《中国全史》基本结构的要求，它以淡化作者个人创见，概括基本的历史事实和汇总史学研究中较为公认的成果为主导。因此，对中国宗教历史的描述，只是极有限的一个段落。在理论方面亦不适于深入探讨。为此，读者欲对本书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还需要参考有关明代的其他9　册历史描述及纵向整体的中国宗教历史诸册。

另外，以史为据的特点，使得本书必然要参考、引述各方专家的论著。

这既是对各位学业前辈科学研究成果应有的承认，对笔者而言，也是一个求教于各方专家的极好机会，事实上确实获益匪浅。

明代 第076卷 明代习俗史

【本卷提要】

明代，上自帝王、贵族、官僚下至庶民百姓的社会生活礼仪风尚与习俗，是源于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历史产物，既具时代特色，又因阶层、民族、地域的不同而各异。本书在充分利用明代有关史籍、笔记、小说、方志、野史、稗乘的载述基础上，对明代社会习俗的特色，以及明代的时令年节习俗、饮食习俗、服饰习俗、起居与行止习俗、婚姻习俗、丧葬习俗、祭祀与崇祖习俗、生产贸易习俗、娱乐习俗、陋习劣俗和习俗对社会的影响等专题，作了叙述与阐释。可供中外不同兴味的读者研读与参考。

一、明代习俗概述明代是中国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出身贫贱，起于民间的朱元璋，削平江南群雄，遣师北伐，推翻元朝，创立大明王朝，恢复汉族正统之后，鉴于前朝元代统治者实施的民族高压政策的失败，汉民族遭受的痛苦境遇，为了消除蒙古的异族影响，巩固朱氏的万世统治地位，自拟于汉唐后续者，承袭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传统治国思想，将"礼"（礼制、礼仪、礼教）作为教化治理天下与统治人民的有效手段。他说"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纲纪，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并认为"时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是元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奉行所谓"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的准则和规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风尚的变迁与礼制的盛衰二者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而粗识四书六艺的朱元璋不仅看清了这一点，而且还力图恢复这种传统的社会模式。所以在开国初期，他就强调指出，"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是以汉高初兴，即有衣锦绮縠、操兵乘马之禁，历代皆然。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他把生活方式的贵贱差别，看成国家兴亡的大事，因而为了建立"贵贱之别，望而知之"的有序、有制、有度、有数的等级社会，他制定了严格的礼法等级制度，企图人为地控制社会生活及风俗的发展演变。社会成员无论贫富、举凡衣食住行、婚嫁丧祭、文化娱乐、宗教信仰，都要依照等级身份，按礼行事。各等级标准之间有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朱元璋及其后续者的这一做法，虽有它的历史传承性，但也有其时代社会发展的时尚性与嬗变性特点，这是明代社会习俗不同于以往的。

关于明代社会习俗的变化，根据服饰、房舍、器用、婚娶丧葬等风尚的日趋奢侈，可划分为初期、中期，末期三个阶级，自洪武至宣德（1368-1435年）为初期，正统至正德年间（1436-1521年）为中期，嘉靖至崇祯（1522-1644年）为末期。以社会风气而言，明朝初期，在礼法控制下，物质生活俭朴，价值观念守成，精神生活沉闷，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社会生活多依礼而行，社会风俗"俭朴淳厚"，统治者企求的"贵贱有等"的社会景况已初见成效。明代中期则是"浑厚之风少衰"，社会渐趋奢侈。到了明末，则是"华侈相高"、"僭越违式"的社会。虽然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程度有别，以致物质变化略有先后，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道德规范，受到冲击，出现了社会生活冲击礼法并反礼法的趋势，而且愈演愈烈，表现出不平衡性，一般是城市先于农村，沿海先于内地；地区越是偏僻落后，受礼法的禁锢就越深。从文献记载看，明末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普遍性。二是超越性。越礼逾制的不但有皇室贵戚、封疆大吏、富户豪民、庶人百姓，就连历来身份低贱的优伶奴仆，也敢藐视礼法。而大吏富户豪民又是违制的发轫者，使社会生活的反礼法有由上而下的趋向。三是并发性。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反礼法同时发生，说明社会生活对礼法的冲击，已由表层的物质文化渗透到深层的精神文化。社会上的确出现了一股去朴存艳、好新慕异的风俗习尚。各种畸形社会丑恶现象也有膨胀和发展，结果，寻致封建末世种种"危象"的并发和滋生。

二、时令年节习俗明代是中国传统时令年节的丰满发展期，其主要特点是时令年节习俗已从宗教迷信的笼罩中开始解脱出来，发展为礼仪性、娱乐性的文化活动。节日期间，自宫廷到民间，都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采的活动内容，形成别具一格的社会风尚。

（一）元旦元旦，又称元日，是岁时节日中一个重要的年节，也是明代年节中，活动最为隆重丰富的节日。在宫廷民间均有特定的礼仪风尚活动。据刘若愚撰《明宫史》记载，自年前腊月二十四日祭灶之后，宫眷内臣就穿葫芦景补子和蟒衣，各家都忙于年前的紧张准备活动，蒸制点心，储备生肉，充满节日气氛。除夕之夜，宫内就互相拜祝，名曰"辞旧岁"，吃年饭，喝分岁酒，鼓乐喧阗，以示喜庆。此时，宫里各门傍要植桃符板、将军炭，张贴门神。室内悬挂福神、鬼判、钟馗等画像。床上悬挂金银八宝、西番经轮，或者编结黄钱如龙状。屋檐厅堂的柱子上插上芝麻秸，在院中焚烧柏枝柴，名曰"■岁"。正月初一日五更起，在宫中焚香放纸炮，将门闩或木杠在院地上抛掷三下，名曰"跌千金"。这天彼此间要互相拜祝，名曰"贺新年"。据《大明一统赋》载，元旦文武百官有前往宫中朝贺天子的礼仪活动。对此盛况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在《元日早朝》一诗中，即有生动形象的描述，诗中称当时是一番"九门深掩禁城香，香雾笼街不动尘。玉帐寒更传虎卫，彤楼晓色听鸡人"的情景。而在另一参加者、明代礼部侍郎程敏政的《元日早朝》诗中，更展现出一派"寒鸦集曙彩鞭挥，剑佩森森拱太微，日晃御床明绣衮，云回弯辂见青旗"的景象。从而使得朝贺礼仪活动的肃穆、庄重气氛，天子仪卫的森严气派，百官届时在宫门外云集恭候真龙天子接见的情景得以生动显现。读后颇使人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景的真切感。此日在天下大小衙门官府，则有州县百官衣着盛装，前往所在衙门，举行"望阙遥贺"的礼仪活动。官员彼此之间，也有往来"拜年"的仪礼。如明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一书中便记载云："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受不专。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送名帖者。遇黠仆应门，则皆却而不纳，或有闭门不纳者。在京师仕者，有每旦朝退，即纳伴而往，至入更酣醉而还。三四日后，始暇拜父母。"通过这些载述，便可对明代朝官元旦时的拜年习尚以及完成朝贺礼仪之后，结伴长饮酣醉的风俗习尚，得以生动了解。

在民间通行元旦晨起啖黍糕，曰年年糕；设奠于祠堂祭先，次拜家长，亲友投笺互相拜节；为椒柏之酒，以结亲戚邻里。屋内还有"旺柏"、"行春"、"节节高"、"百事吉"等喜庆装饰。由于东西南北中情况不同，各地风俗也有显著地方风俗特色。例如，嘉兴府民人，在元旦时，有整衣冠，焚香拜天地，祀宗祖，男女聚拜，饮椒柏酒的习俗（万历《嘉兴府志》）。又据明代福建《建阳县志》载，元旦时，邑民首先要着节日盛装，设糍糕果酒，祭拜上下神祗并祖先。接着男女以次拜尊长，然后亲朋相庆，拜年，多设酒宴款待。至于浙江海门县民间，元旦时民人设香案礼天地祖先后，出贺亲友时也要"饮食交会"（嘉靖《海门县志·风俗》）。而河南尉氏县民间，在元旦是日要吃蜜汁蒿水，"俗人五更饱食"，谓之填仓，连日都要吃隔年蒸的馒头或米饭，取陈陈相因之义。这天民间还有设酒肴款待宾客的习尚。从上经后，"各为春酒召饮，迭为主宾"相贺（嘉靖《尉氏县志》卷一）。此外，元旦时，明代云南地方民人也有摆设酒肴，写桃符，绘门神，往来贺岁的习尚（参见《云南志》）。

（二）立春立春又名打春、正月节，是古代的二十四节气之一。由于它标志着一年之中春天的开始，因此朝廷官府民间都把立春作为节日来过，并有一系列竞技（跑马）、欢宴（咬春）、应景（戴闹蛾）等一系列风俗。《酌中志》记载："立春之前一日，顺天府于东直门外迎春，凡勋戚、内臣、达官、武士，赴春场跑马，以较优劣。至次日立春之时，无贵贱皆嚼萝卜，名曰咬春。互相请宴，吃春饼和菜。以绵塞耳，取其聪也。自岁暮正旦，咸头戴闹蛾，乃乌金纸裁成，画颜色装就者；亦有用草虫蝴蝶者。感簪于首，以应节景。"围绕迎春、鞭春牛也有沿袭已旧的礼仪活动。明代诗人袁宏道的《迎春歌》，便生动描述了节日期间盛大的歌舞娱乐活动：东风吹暖娄江树，三衢九陌凝烟雾。

白马如龙破雪飞，犊车辗水穿香度。

绕吹拍拍走烟尘，炫服靓装十万人。

罗额鲜明扮彩胜，社歌缭绕簇芒神。

绯衣金带衣如斗，前列长官后太守。

乌纱新缕汉宫花，青奴跪进屠苏酒。

采莲盘上玉作幢，歌童毛女白双双。

梨园旧乐三千部，苏州新谱十三腔。

假面胡头跳如虎，窄衫绣裤槌大鼓。

金蟒纩身神鬼妆，白衣合掌观音舞。

观者如山锦相属，杂沓谁分丝与肉。

一路香风吹笑声，千里红纱遮醉玉。

青莲衫子藕荷裳，透额裳髻淡淡妆。

拾得青条夸姊妹，袖来瓜子掷儿郎。

急管繁弦又一时，千门杨柳破青枝。

民间的立春节俗，全国各地颇具特色。如在河南的尉氏县民间，在立春日，除举行迎春、鞭春牛的仪式外，还设有春宴为欢度节日的人们助兴（嘉靖《尉氏县志》）。而在河南的许州民间，立春日民人则有定春盘、饮春酒的习尚（嘉靖《许州志·典礼志》）。至于福建建阳县民间，立春此日则家家制作春饼，畅饮美酒，"燃烛炽炭响炮于庭"，名曰为接青（嘉靖《建阳县志》卷三）。此外，在浙江严州府民间，立春日时，民人则有散春花、撒春豆、春米，"茹春饼"，咬春的饮食文化风尚。

（三）元宵节元宵节，又名正月十五、上元节、元夕节、灯节。明代无论宫廷还是民间，除了以各自的方式方法，有祭祀太一神、观灯赏火的习俗外，还要举行各种文体活动，如百戏、舞龙、舞狮、踩高跷、踢球、跑旱船、跳火、剪纸及其它百戏活动的内容，娱乐宴享是其主要风尚。如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七《元宵灯》诗云："上元张灯，诸书皆以为沿汉祀太乙（即太一神），自昏至明，今其遗事。"所谓太一神就是太阳神，道教称"太乙真君"。由于太阳神为天神，是三官大帝之一，又演变为祭三官大帝，正月十五是天官大帝的生日，自然主祭天官大帝了。民间年画中的"天官赐福"就是对天神的信仰。此日宫中，内臣宫眷，皆穿灯景补子蟒衣。灯市至十六日更盛，天下繁华，咸萃于此。勋戚内眷，登楼玩看，了不畏人（参见《明宫史·火集》）。此外，京城盛行的女子"走桥"与男子"摸钉儿"的习尚颇有特色，别有蕴意。据《帝京景物略》卷二记载："八日至十八日，集东华门外，曰灯市，贵贱相遝，贫富相易贸，人物齐矣。妇女着白绫衫，队而宵行，谓无腰腿诸疾，曰"走桥"。至城各门，手暗触钉，谓男子祥，曰"摸钉儿"。"

（四）龙头节龙头节，又名中和节。节日期间，宫廷民间除要祭祀太阳神和土地神外，还有吃供太阳糕、煎饼和熏虫的习尚。《宛署杂记》《民风》条云："宛人呼二月二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蜿蜒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帝京景物略》卷二："二月二日曰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曰"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大兴县志·岁时》："二月二，因荐菲之余，家各为荤素饼啖，以油烹而食之，曰"熏虫儿"。"宫廷也过二月二节，刘若愚《酌中志》二十云："二月初二日，各宫门撤出所安彩妆，各家用黍面枣糕，以油煎之，或白面和稀，摊为煎饼，名曰"熏虫"。"从这些记载看，中和节过后，春暖花开，大地复苏，草木复生，各种虫子也复活了，值此之际，上至宫廷官府，下至庶民百姓，之所以热衷于引龙回，这一与我国自古就有的龙信仰有关，二与龙王主雨水的传说密切联系。而中国又是以农业立国的泱泱大国，所以据专家研究认为：引龙回不外乎有两种目的：一是请龙回来，兴云播雨，祈求农业丰收；二是龙为百虫之精，龙来了，百虫也就躲起来，这对人体健康、农作物生长都是有益的。同时也看到，为了农业丰收，不仅需要充足的阳光，需要肥沃的土地，同时需要充沛的雨水，因此祈求雨水，成为中和节的重要内容和由来已久的风俗①。

（五）清明节清明节，又名鬼节、冥节、死人节、聪明节。它与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合称"三冥节"，均与祭祀鬼神有关。它本为24　节气之一，但因在一年的季节转换变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再加上寒食节并入其中，因此，清明节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民间年节节日。节日的主要活动是祭祖扫墓。这种风俗起源极其古老，可能是随着祖先崇拜的出现而产生的，后来又为历代所继承和发展，并赋予许多新的时代内容。据载清明祭祖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家或祠堂祭祖，另一种是上坟、扫墓，又称墓祭。汉族自古以来就有祭祖仪式，古称合祭，

①　参见宋兆麟、李露露著《中国古代节日文化》，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51　页。又称祫祭，指在太庙中祭祀远近祖先。后来发展为清明，多在家内或宗族祠堂祭祀祖先，方法是焚香叩头，供奉祭品。这种祭祖方式在少数民族中也很流行。如湖南瑶族的《还盘王愿》就是祭祀盘王祖先。举行祭祀时必购一童女，事先好好养活，祭祖时以其鼻血献给盘王。在祭祀过程中还"狗绊臂舞"，由巫师跳一种生育舞。说明祭祖是为了繁衍后代，此与贵州苗族的"吃牯脏"--祭祖活动相似。关于扫墓习俗，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二说："北人重墓祭，余在山东每遇寒食，郊外哭声相望，至不忍闻。当时使有善歌者，歌白乐天《寒食行》，作变徵之声，坐客未有不坠泪者。南人借祭墓为踏青游戏之具，纸钱未灰，乌履相望，日暮，幡间主客无不颓然醉倒。"明人张岱《陶庵梦忆》卷一云："越俗扫墓，男女祛服靓妆，画船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为常。"

从大量文献记载看，明人祭墓主要有两项活动内容：一是为死者烧香、上供，其中必"烧纸"，这种纸是特制的，又称"光明"、"往生钱"，是送给鬼神或死人在冥世间使用的。除焚烧纸钱外，还流行一种"压钱"，即把纸钱压在坟堆的四角、坟顶而故名。如《帝京景物略》卷二就云："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另一种方式是为坟堆培土，或者修坟立碑。由此看来，祭祖扫墓与其说是对祖先的怀念，还不如说它的更大作用是强调家庭、宗族内的血缘联系，巩固团结，以利家族的发展，因为中国是封建宗族制极为发达的国家。除了上述习俗外，清明节还有踏青、插柳、戴柳以及荡秋千、放风筝、斗鸡、斗鹌鹑等娱乐习尚。节日期间食用的食品也多与宗教活动与信仰有关。

（六）浴佛节浴佛节又名四月八，佛诞节、龙华会。它本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起的一个宗教节日，但在节日活动中却有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其中的浴佛、斋会、给缘、放生和求子的风尚在民间广为流行。这里所谓的"缘"，按佛教的说法，就是事物之间普遍的联系和条件，一首著名的佛偈说："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①佛教以缘来解释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一切精神和物质现象。浴佛节所结的缘，也就是这个意思。结缘最初本来指结法缘，即民间俗众接触佛法，与佛门来往，以求超度。后来岁时活动中的结缘，内容则远为丰富，除了结法缘（佛缘）外，还有来世缘、善缘、良缘（姻缘）、寿缘等等内容。不过无论何种因缘，"道具"基本是统一的，那就是结缘豆。结缘豆也称为缘豆，其实就是一般的青豆、黄豆，特别之处只在于它是平时僧人或民间妇女念佛拣出来的。如《津门杂记》云："十二月初八日（结缘多在四月八日佛诞日，也有在十二月八日佛成道日的）作佛会，清晨有施豆者，先于夜间，跪佛前，每捻一豆，念佛一声，曰结缘豆。"从记载看，明代结缘首先是结法缘、结佛缘。寺院僧人多在四月初八释迦圣诞日舍缘豆给香客和行人，以结佛缘。如《日下旧闻考》云："京师僧人念佛号者，辄以豆记其数。至四月八日佛诞生之辰，煮豆微撒以盐，邀人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寺院僧人舍缘豆给香客和行人结佛缘，民间俗

①　参见《中阿含经》卷四七。

众则舍缘豆结来世缘，或者结广义的善缘。庶民百姓的这种结缘不可狭隘地理解，它的实质就是祈求行善积德以图善报。结缘的方式和佛教寺院没有什么区别。《帝京景物略》卷二说："（四月）八日，舍豆儿，曰"结缘"，十八日，亦舍。先是，拈豆念佛，一豆，佛号一声，有念豆至石者。至日熟豆，人遍舍之，其人亦一念佛，啖一豆也。凡妇不见容于夫姑宛若者，婢妾摈于主及姥者，则自咎曰："身前世不舍豆儿，不结得人缘也"。"于此可知，舍豆是出于诵念结缘，别有更深的蕴意。

（七）端午节关于端午节的起源，虽有多种说法，但它却是一个祭祀诸神的节日。其中，则有屈原、曹娥、蚕神、农神、张天师和钟馗等诸神之祭。明代端午节又称女儿节和天中节。旧俗端午少女须佩灵符，簪榴花，娘家又要接女儿归宁"躲端午"，故称。明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云："五月女儿节，系端午索，戴艾叶、五毒灵符。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出嫁女亦各归宁，因呼为女儿节。"所谓天中节，则是从阴阳术数的角度来定义的，所以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称："端午为天中节"。综合文献记载，明代端午节较有代表性的习尚是家家挂艾于门、用雄黄酒涂抹耳鼻，以避毒虫，饰戴端午索以驱邪，饮菖蒲酒、吃角黍（粽子）、杏子以及竞舟等等。如在京师，民人于端午时，"皆渍酒以菖蒲，插门以艾，涂耳鼻以雄黄，曰避毒虫。家各悬五雷符，簪佩各小纸符簪，或五毒、五端花草。项各彩系垂金锡，若钱、若锁者，曰端午索"。明人杨基的端阳十咏诗中，便对"百索"、"钗符"、"角黍"、"艾虎"、"蒲觞"、"竞渡"诸风俗习尚有生动入微的描绘。如"百索"诗云："红映钏金黄，双缠腕玉香。闺愁千万里，羞比彩丝长。""钗符"诗云："红縠剪金蟆，轻罗簇艾花。不须灵笈篆，心静自无邪。""角黍"诗云："红丝系绿蔓，金糈沃香饧。风雨罗江上，家家祭屈平。""艾虎"诗云："踞户欲生风，当门势自雄。未能离草莽，亦是骇儿童。""蒲觞"诗云："蒲叶复蒲根，香琼泛绿樽。乱离谁引寿，聊欲奠湘魂。""竞渡"诗云："船头花帽攲，船尾花袍舞。江神不敢行，百面鼍皮鼓。"①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民间的许多夏令卫生保健活动，掺杂于端午节俗中，是明代不同于以往的显著特点。例如在五月五日正午前，庶民百姓群入天坛避毒，过了正午才出来。这种风俗主要在北京地区流行。如《帝京景物略》卷二云："五月五日之午前，群入天坛，曰避毒也。过午后，走天坛之墙下，无江城系丝角黍俗，而亦为角黍，无竞渡俗，亦竞游耍。"在端午节还讲究捉虾蟆取蟾蜍，其方法是用针刺破蟾眉，将蟾蜍汁挤出。蟾蜍是一味珍贵的中药，可拔毒、消热、消肿，治疗疗毒恶疽有奇效。以菖蒲渍酒饮用避恶气，用艾叶插门固为前代之遗俗。明代新出现的风俗是用雄黄涂耳鼻，认为这样可以避免虫毒。据《闽越搜奇谈》云：闽地在五日，还以雄黄浸水，蘸书"王"字于儿童额上，这种风俗称作"画额"。古人对雄黄杀虫驱毒作用早有认识，葛洪《抱朴子·仙药篇》即早有论述。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解释"雄黄味辛温有毒，具有解虫蛇毒、燥湿，杀虫驱痰功效。"可以主治百虫毒、蛇虺毒。在没有碘酒和红药水的年代里，

①　《历代风俗诗选》，岳麓书社1990年3月版。

古人以白酒浸雄黄，再加几块白矾，待酒挥发干后，便制成了雄黄矾，用来杀菌消毒。因此，每逢端午节，人们即将房屋打扫干净，于房内食物贮存处及厨房里洒上雄黄水，用来杀死或防止毒虫侵害，其效果是显著的，所以古人十分重视端午用雄黄防毒虫不无科学道理。

（八）天贶节天贶节，又称六月六、虫王节等。天贶节是道家的称呼，起源较晚。六月六是一个小节，节日活动较少，主要有藏水、晒衣、晒书、人畜洗浴、祭祀神先、祈求晴天的习俗。据考天贶节的来历，认为是道教元始天尊赐书于人间。如《隋书·经籍志》云："道经者，云"有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所说之经，。。天地不垠，则蕴而莫传。劫运若开，其文自见"凡八字，尽道体之奥，谓之天书。"《道教大辞典》天贶节条"夏历六月六日也，宋时以天书降于是日，故名。"此即为"天书封祀"的典故。而此时的季节又处于盛夏，多雨多霉，河南民谚说："六月六，晒龙衣，龙衣晒不干，连阴带晴四十五天"。所以届时从佛寺、道观到一般民众之家，均有晒衣服、晒书籍的风俗。《万历野获编》卷二四《风俗》云："六月六日本非令节，但内府皇史宬晒曝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集诸大函，每岁故事也"。各个寺院、家庭也有晒书的良好习惯。书经过日晒、通风，便可防止虫蛀。一般店铺、家庭也晒衣服、皮货、喜轿事。关于藏井水的风俗，明人沈榜也有详载，他在《宛署杂记》卷十七云："六月六日，各家取井水收藏，以造酱醋，浸瓜茄。水取五更初汲者，即久收不坏。曝所有衣服，是日朝内亦晒銮驾。"由此可见，明代藏水、晒衣是夏季卫生的良好习惯。因为六月盛夏正是人畜发病、死亡率较高的季节，所以祈求人畜两安是这时的主要活动，对这一风俗，《万历野获编》卷二四《风俗》条云："至于时俗，妇女多于是日（六月六日）沐发，谓沐之则不腻不垢。至于猫犬之属，亦俾浴于河。京师象只，皆用其日洗于郭外之水滨，一年惟此一度"。杭州妇女除在六月六洗头外，必为小儿沐浴。山东鲁西南有一种习惯，66　岁的老人必在该年六月六日过生日，做好吃的。"六月六，一块肉"，是为一种特殊的敬老良俗，目的在于祈求老人延年高寿①。

（九）乞巧节乞巧节，又称七夕节、少女节、双七节等，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它来源于人们对天体星辰的崇拜，其节日文化属万物有灵和自然崇拜的文化范畴。在乞巧节的各种节日文化活动中，不仅带有祭祀牛郎织女的拜礼之意，同时妇女们还乞求智巧诸事，并预卜自己未来的命运。七夕时观牛郎织女相会，并穿针乞巧在民间各地颇为盛行，各式各样的乞巧活动也很多。早在宋代时就已时兴的乞巧与供奉摩喉罗的习尚直到明代仍很盛行，并赋予新的特色。则《西湖游览志余·熙朝乐事》云："七夕，人家盛设瓜果酒肴于庭心或楼台之上，谈织女渡河事。妇女对月穿针，谓之乞巧。或以小盆盛蜘蛛，次早观其结网疏密，以为得巧多寡。市中以土木雕塑孩儿，衣以彩服而卖之，

①　参见《中国古代节日文化》，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号为"摩喉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帝京景物略》中记载的七月七日中午丢巧针的风俗较有新意。该书《春场》条载："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则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槌，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妇或叹，女有泣者。"这些民间广为流传的各种有趣的乞巧活动，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广大妇女对自己的生活的纯挚美好的追求。

（十）中秋节中秋节，又名月节，月夕，端正月，八月半，仲秋节，团圆节。届时家家户户赏月、拜月、祭月、彼此馈赠瓜果月饼是明代中秋节的主要风俗。拜月的方式很多，或者向月亮跪拜，或供月光神祃，还有以木雕月姑为偶像者，但均将神像供或挂在月出的方向，设供案，摆供品。对京都祭月的殊俗，《帝京景物略》有详载云："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之，如莲华。纸肆市月光纸，缋满月像，趺坐莲华者，月光遍照菩萨也。华下月轮桂殿，有兔杵而人立，捣药臼中。纸小者三寸，大者丈，致工者金碧缤纷。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向月供而拜，则焚月光纸，撤所供，散家之人必遍"。这是京都祭月的生动写照。在南方则供柚子、芋头、香蕉、柿子、菱角、花生、藕等时令物品。祭月多由妇女主祭，谚语："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但有的地方男子也拜月神。一般拜月后，烧月光神祃，撤供，与祭者可分食供品。

（十一）重　阳　节重阳节，又名九月九，重九、茱萸节等。明代重阳节有插茱萸、饮重阳酒，吃重阳糕（又名花糕），并以花糕供祭家堂、祖先的习尚。此外还有登高、赏菊、围猎、射柳、放风筝等娱乐活动。北方人对花糕的制作以及吃花糕都颇有讲究。如《帝京景物略》卷二云："九月九日，。。面饼种枣栗，其面星星然，曰"花糕"。糕肆标纸彩旗，曰"花糕旗"，父母家必迎女来食花糕。"秋季重阳也是吃蟹的季节，全国各地也都盛行此风。另外，在重阳节，娘家必请女儿归家，吃花糕，则是明代有代表性的风尚。如文献载：重阳节"父母家必迎女来食花糕，或不得迎，母则诟，女则怨诧，小妹则泣，望其姊姨，亦曰女儿节"。

（十二）冬至节冬至节，又名冬节、大冬、亚岁、小年。明代冬至节的主要活动内容是祭天、送寒衣、绘制九九消寒图等。综合记载来看，在冬至节，皇帝祭天，一般百姓则祭祀祖先，祈求祖先保佑合家安康、生活富裕美满，同时有上坟烧纸、送寒衣等风俗。

按照传统的农历，冬至节后，天气就进入"九天"了。经过九九八十一天才迎来明媚的春天。苏州称"连冬起九"、"九里天"。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有一首"九九歌"云：一九二九，招唤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觱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阳开门户；六九五十四，贫儿争意气；七九六十三，布衲两头担；八九七十二，猫狗寻阴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齐出。

从"九九歌"反映的内容看，它主要突出了江南节令文化习俗的特色。

与"九九歌"同时，还有一种"九九消寒图"，具体分为三种形式：（1）文字九九消寒图该图由九个文字组成，通常为"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或者是"雁南飞柳芽茂便是春"。以上诸字皆是九划，双钩，合起来共八十一划。一般是画或印在纸上的，每划都空白。以其计时间时，每过一天，就划一划，即在划上涂上红色，所有笔划涂尽，皆为红色，就迎来了春天。

（2）圆圈九九消寒图在《帝京景物略》卷二中描述："有直作圈九丛，丛九圈者，刻而市之，附以九九之歌，述其寒燠之候"。通常是在一张纸上，印八十一个圆圈，旁边写好日字。每天划一圈，划尽就"出九"了。但是，当天阴则涂上半圈，晴则涂下半圈，风天涂左半圈，下雨涂右半圈，降雪则涂中央。简便易行，家喻户晓。

（3）梅花九九消寒图《帝京景物略》卷二云："日冬至，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这种图是在白纸上画一枝梅花，有八十一瓣，每天画一瓣，素梅变红梅就"出九"了。上述三种九九消寒图，既为计算节令时日的日历，又为优美的装饰品，成为民间喜闻乐见的文娱形式。其中标出的阴晴雨雪，是珍贵的气候史资料，具有珍贵的科学价值。它是明人智慧结晶的生动体现。

（十三）腊八节腊八节原是民人祭祀祖先的节日，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后，传说释迦牟尼在此日成道，入又名成道节。腊八节才佛教化，且影响日深。而民间则将十二月八日的腊八节，视为一个重要的节日。宫廷民间有吃腊八粥，冬藏腌制食物（腊八蒜、腌酸菜等）、驱疫（跳灶王、击年鼓）等风俗。如民间还有一个神话传说，天廷要派牛魔王、弼马瘟和猪八戒下界，他们是管理牲畜之神，视察人间牲畜情况，因此在腊八节必须给牲畜好草好料好食，以防牛魔王诸神惩治。此外，浙江地区还有腊八祭祀万回的殊俗。《铸鼎余闻》卷四引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说："宋时杭城以腊八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着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和合之神。祀之人在万里外可使回家，故曰万回"。万回本为唐代一僧人，姓张，民间称万里寻兄。唐代民间已信仰万回，认为万回能预卜休咎，排难解纷，后来被奉为欢奇神。

（十四）灶王节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为灶王节，又名祭灶、小年、小年节、送灶、辞灶等。《道家大辞典》称祭灶为古五祭之一。俗称灶君，或灶王，亦称东厨司命。葛洪《抱朴子·微旨》云："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按俗称灶神为东厨司命，道藏所祀灶神，乃本姓祖先之有德者任之，以察其子孙之善恶，故俗又有灶神曰"本家司命"。明代灶王节有送灶神（祭灶）、迎玉皇大帝、扫除等风俗习尚。（1）送灶神即指将灶神送往上天的祭祀活动。祭灶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以地区划分，北方在腊月二十三日，南方在腊月二十四日。另一种说法是以社会阶层划分，正如谚语所说："官三、民四、蛋家五"。即官府在二十三日送灶，一般庶民百姓在二十四日送灶，蛋民在水上于二十五日送灶。而且多由男子主宰祭灶的权利。祭灶要焚烧灶神像、马犬等物，唱祭灶歌，尽管全国各地风俗习尚有差异，但其内容大同小异。如山东祭灶歌曰："灶王灶王，你上天堂；多说好，少说坏，五谷杂粮全带来。"吉林永吉的祭灶歌曰："灶王爷，本姓张，今天是腊月二十三。骑着马，挎着筐，秫秸草料备停当，送你老人家上西天，人间好事要多说，明年下界降吉祥。"祭灶的目的是通过灶神上天述职，祈求天神谅解和保佑，保证家庭安宁。从祭灶歌内容看，祭灶首要急务是祈求五谷丰登，"五谷杂粮全带来"。其次是祈求人丁兴旺。民歌唱道："腊月二十三，灶王上西天，多说好来少说歹，马尾巴上带个胖小子。"就表现了这一良好祝愿。

（2）迎玉皇大帝如果说灶神在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向玉皇述职，报告民间善恶，那么过了两天，即腊月二十五日，玉皇就要依据掌握的情况，从天而降，视察人间善恶，进行表彰与惩处。凡人俗子，为取悦于玉皇大帝，又有迎玉皇之举。民间祭祀玉皇大帝有两个日期，一是正月初九，为玉皇圣诞；二是腊月二十五日，为玉皇下凡巡视人间的日期，因而才在腊月二十五日迎玉皇，做"口数粥"。如《帝京景物略》卷二云："（十二月）二十五日，五更焚香楮，接玉皇，曰玉皇下查人间也。竟此日，无妇妪詈声"。民间信仰认为，玉皇下凡，人世必须安宁，凡人俗子不能吵架、骂人，也不能懈怠，而要辛勤耕作，彼此相安，否则会受到玉皇大帝的惩罚。这是腊月二十五日的重要禁忌。

（3）扫除扫除又称"扫房"、"扫尘埃"，从腊八起，直到腊月二十三日前后扫除方能结束。关于腊月扫除的来历，民间认为鬼神到了腊月也有归天的，也有入地的，一旦他们离开人间尘世，庶民百姓就可以从身上到屋里，翻箱倒柜，彻底打扫一下，否则有尘埃，就有鬼生存之所。扫除必须根据历书，选择吉日良辰。扫除的范围有：一是清扫庭院，刷新门窗，修理房屋；二是打扫室内，包括门、窗、床、家俱等；三是把旧春联取下，旧剪纸也撕下来，换贴上新的。此外便是个人卫生，洗衣、沐浴等等，谚语中所云："有钱没钱，洗洗过年"。便是指此而言，这是明代传统文化中讲究卫生的优秀习惯，值得发扬光大①。

（十五）除夕除夕，是一年之中最末的一天，又称年三十、除夜、岁除，它是我国古代民间传统节日中最为隆重的节日之一。吃年夜饭、换门神、贴春联、挂年画、挂签、贴窗花、驱疫、祥年（向诸神、祖先及健在的长辈、亲友拜年）、

①　参见《中国古代节日文化》，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守岁熬夜是其主要社会风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吃年夜饭与平时吃饭不同，有其特殊氛围与要求：一是全家团聚，无论男女老幼，均要参加家庭宴会。二是食品丰富，种类繁多。主食有米饭、馒头、年糕、饺子等。副食有鱼、鸡、腊肉、红烧狮子头等，其中的鱼是做而不食，象征"年年有余"；"年夜饭"必饮"屠苏酒"。三是年夜饭富于装饰性，如插枝挂钱等。年画的内容多为历史故事，人物画、山水画，还有鸡、鱼、娃娃等形象。说明年画反映了民众祈求丰衣足食、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春节还有一种节日装饰，称挂千或挂钱，以红纸剪之，内容有"迎春"、"多福"、"多子多孙"、"八仙过海"等，挂于神前、门楣、房檐诸处。此外尚有"鹤鹿同春"，"三羊开泰"、喜娃娃诸如内容。除夕之夜，合家欢聚点灯熬夜，辞旧岁，迎新年，整夜不眠，俗称"守岁"。明代《帝京景物略》一书，便对此俗有详具描述，说"三十日，五更又焚香楮送迎，送玉皇上界矣，迎新灶君下界矣。插芝麻秸于门檐窗台，曰"藏鬼秸中，不令出也"。门窗贴红纸葫芦，曰"收瘟鬼"。夜以松柏枝杂柴燎院中，曰"烧松盆"，熰岁也。悬先亡影像，祀以狮仙斗糖、麻花馓枝，染五色苇架竹罩陈之，家长幼毕拜，已各自拜，曰"辞岁"。已聚坐食饮，曰"守岁"。"此外还有饮宴游戏娱乐活动。总观除夕节的活动风俗内容，有两个目的较为突出：一是祈求新年丰收，二是祈愿多子多福。这说明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解决两种生产：物质生产和人口繁衍，此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两大支柱，互相补充，缺一不可。所以在迎接一年最末一天的除夕风俗活动中，充分反映了人类的上述目的。从以上描述看，明代的时令节日风俗，较之以往而言，呈现如下特点：①承袭古代而有发展创新，充分展示了时代的精神风貌；②全国各地区域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前后变化，在节令风俗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③求生存、求发展以及宴享娱乐游戏是节日风俗的主旋律。节日风俗已趋定型完善。

三、饮食习俗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时代，虽然由于历史发展阶段、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以及其它诸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致使各地区民族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且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但明代的膳食结构仍可划分为两大类：中原汉族的膳食主要以粮食、菜蔬为主，肉食为辅，其中北方人的主食以面食为主，南方人则以米食为主；而分布于广大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则主要以肉食为主，菜蔬为辅，或有的就没有菜蔬，这与历史基本相同。这是构成明代饮食文化内容的两个核心部分。若按民族划分，则明代的饮食文化分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两个系列。按照礼制的要求，明代统治者对社会各阶层的包含消费标准、等次，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与限制，不许僭越违制，否则严惩不贷。因此，明代宫廷帝后、王公贵胄、缙绅阶层以及地方民间士庶等的饮食规格、规模与饮食器具的使用，都必须遵循法定的条文，并由此来区分各阶层的尊卑贵贱以及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

从明代饮食发展情况看，可以明代嘉靖朝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嘉靖以前，明代社会各阶层成员的饮宴等日常生活的消费标准，均遵循封建王朝礼制的严格定规和限定，很少有违礼逾制的情况发生；但是到了嘉靖、隆庆以后，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各式商品的渐趋丰富并具诱惑力，从而启动了社会久遭禁锢的消费和享受欲望，冲破了原来使社会窒息的禁网，"敦厚俭朴"风尚向着它的反面"浮靡奢侈"转化；而且这股越礼违制的浪潮，来势凶涌，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这就使得明初统治者法定的社会各阶层成员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消费标准，遭到了破坏，各阶层在饮宴生活方面的违礼逾制行为尤为严重。如嘉、隆间人何良俊在记述当时苏（州）、松（江）风气时称他幼年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有一士夫请客，杀鹅三十余头，遂至形于"奏牍"。另一士夫请客，"肴品计百余样，鸽子、斑鸠之类皆有"。对此何良俊感叹道："尝作外官，囊橐殷盛，虽不费力，然此是百姓膏血，将来如此暴殄，宁不畏天地谴责耶？然当此末世，孰无好胜之心？人人求胜，渐以成俗矣。"（《四友斋丛说》卷三四）《留青日札摘抄》卷二记载京师有一蒋揽头，请八人赴宴，"每席盘中进鸡首八枚，凡用鸡六十只矣。"席间一御史喜食鸡首，蒋氏以目视仆，"少倾复进鸡首八盘，亦如其数，则凡一席之费，一百三十余鸡矣，况其他乎？"万历间人王士性也说，杭州"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淆酒，夫妇团醉也后已。"（《广志绎》卷四）崇祯《郓城县志·风俗》载云："迩来竞尚奢靡"，齐人的"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贫者亦槌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胥隶之徒亦华奢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可见，明代后期这种饮食生活等方面的"奢侈"风尚，是以新、奇为特征的。从客观的标准来看，它包含着正当消费的合理要求。因此，它对明代前期严格等级的礼制规定，停滞、凝固的社会风气的冲击；对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都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助长了人们的物质享受欲和财富占有欲，这就必然加剧封建统治者的腐化以及各种社会弊端的滋长。然而无论如何，从明代社会生活的总体方面来考察，明代饮食文化的发展的确有它丰富的内容，具有很显著的时代发展特色，在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一）宫廷饮食礼仪明代宫廷生活主要是指帝后及其家族的生活，明代帝后的饮食文化活动是极尽豪华奢侈的，按照明初统治者的规定，它是"礼"的典型体现。明代帝后的饮食文化活动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帝后及其家族的节令饮食文化活动；二是统治阶级为了特殊的政治需要和目的而举行的筵宴活动。二者既互有联系，又互有区别，前者是帝后家族本身为满足生理需求、文化需求而进行的饮食文化活动；而后者则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政治需求，并以此为主要目的而进行的饮食文化活动，其参加者不但是帝后及其家族成员，而且还包括统治阶级内的诸多官员，其筵宴的规模大小、参加的成员均有严格的等级限定。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宫廷的筵宴与帝后的年节饮膳，既因宫中政治、经济条件无比优越，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家的富贵显赫，从而使得这些宫中筵宴华贵、典雅、庄重、等级森严，且礼仪繁缛；更因其政治色彩浓烈，故宫筵参加者们的政治"食欲"，远远大于其生理食欲的需求。

宫廷帝后及其家族的节令饮膳活动首先，由于帝后及其家族是统治阶级中的最高层，享有各种封建特权，因此，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合理"与"合法"占有者、支配着，可以竭尽享用，奢侈浪费亦在所不惜。其次，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北京便成为明朝的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统治中心，每年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各种时鲜饮食食品汇萃京都，进贡皇宫，从而使得统治阶级得以赁薄他们手中所拥有的权力，来满足他们奢侈靡烂的生活需要，可以随时将各地的名特时鲜食品调解皇宫内院，供他们享用挥霍。再次，正由于明代帝后家族具备以上特权，所以他们可以利用宫中从全国各地征召来的名厨高手，将各种时鲜节令物品加工成美味佳肴，随意尽情享用。而许许多多的节令应时食品大都具有延年益寿、补气养精的食疗功能，因此，他们也特别注意对节令时鲜食品的摄入，以补养身体。虽然伴随各种节令时鲜食品的享用，宫中也举行节日的庆祝娱乐活动并且节庆的许多内容与民间年节时民人的活动有诸多雷同；但由于这是宫中处于统治阶级的最高层次的成员的活动，故有其特定的文化氛围，也有其特殊的用意与目的，因而对民间节庆的饮食文化活动有着直接、间接的影响。

农历正月有元旦、立春、上元、填仓等4　个年节。元旦是岁时节日中一个重要的年节活动。节令食品有椒柏酒、扁食（水点心）等。当时宫中所吃的食品，如叫"右事大吉盒儿"的，主要由柿饼、圆眼、栗子、熟枣等组成。还要吃驴头肉，它是用小盒盛装的，名曰："嚼鬼"，这是由于俗称驴为鬼的缘故。立春的前一日，顺天府东直门外举行"迎春"仪式，届时勋戚、内臣、达官、武士，都前赴春场进行跑马活动，比赛优劣。立春日，宫廷内无论贵贱都嚼吃萝卜，名曰"咬春"，彼此互相宴请，并吃春饼和菜。初七日是"人日"，宫内也吃春饼和菜。自初九日以后，则有耍灯市买灯、吃元宵的习俗。正月十五日，为明代元宵节，宫内通过赏灯、吃元宵等活动，使元宵节的庆祝活动达到高潮。至于明代宫内帝后勋贵吃的元宵，其制法是用糯米细面，再用核桃仁、白糖、玫瑰作馅，然后用酒水滚成，如核桃大。十六日，宫廷赏灯活动达到高潮，所以《明宫史》载，灯市至十六日更盛，"天下繁华，咸萃于此。"这一季节，宫内帝后眷属所品尝的珍馐与节令时鲜食品，品种丰富多样，它们来自全国各地，且都是地方名特产品和滋养食品，花样不胜枚举，主要有冬笋、银鱼、鸽蛋、麻辣活兔；来自塞外的黄鼠、半翅鹖鸡；江南的蜜柑、凤尾橘、漳州橘、橄榄、小金橘、凤菱、脆藕；西山的苹果、软子石榴等；冰下的活虾之类，真是不可胜数。同时市俗的烧鹅鸡鸭、烧猪肉、冷片羊尾、爆炒羊肚、猪灌肠、大小套肠、带油腰子、羊双肠、猪膂肉、黄颡管耳、脆团了、烧笋鹅鸡、■醃鹅鸡、煠鱼、柳蒸煎■鱼、煠铁脚雀、卤煮鹌鹑、鸡醢汤、米烂汤、八宝攒汤、羊肉猪肉包、枣泥卷、糊油蒸饼、乳饼、奶皮、烩羊头、糟腌猪蹄尾耳舌、鹅肫掌等民间风味小吃，也都汇集在宫中的御宴上，成为明代帝后的节令美食与佳肴。这时节，供帝后享用的菜蔬则有滇南的鸡■，五台山的天花羊肚菜、鸡腿银盘等蔴姑，东海的石花海白菜、龙须、海带、鹿角、紫菜，江南的蒿笋、糟笋、香菌，辽东的松子，蓟北的黄花、金针，都中的山药、土豆，南都的苔菜，武当的莺嘴笋、黄精、黑精，北山的榛子、栗子、梨、枣、核桃、黄连茶、木兰菜、蕨菜、蔓青等各种菜蔬和干鲜果品、土特产等，真是不胜枚举。宫廷饮用的茶叶主要有六安松萝、天池，绍兴■茶，径山茶，虎丘茶等品种，此时节，凡遇天降大雪，帝后则在暖室里赏梅，由于天气寒冷，所以帝后这时要享用炙羊肉、羊肉包，喝浑酒、牛乳、乳皮，吃蒸熟的乳油窝卷。此外，在元宵节期间，明代皇帝最喜欢吃肴馔是炙蛤蜊、炒鲜虾、田鸡腿、笋鸡脯以及名叫"三事"的菜肴。其中，"三事"是由海参、鳆鱼、鲨鱼筋、肥鸡、猪蹄筋烩成的。正月十九日是"燕九"节，届时，勋戚内臣，凡好黄白之本者，也都要到白云观游览，企求访得"丹诀"。到了正月十七日或十九日，御前安设的各种彩灯，要收撤，表示喧阗热吭的元宵节日活动接近尾声。到了正月二十五日，为"填仓节"，明代宫中也有相应的祭祀和饮食文化活动，据《明宫史》称，它是一个"醉饱酒肉之期"的节日。

宫廷中的饮食，月月有新鲜，节节有变化。诸如二月吃河豚，三月吃凉糕，糍巴和烧笋鹅。四月份，则更有许多时令饮食与花卉上市，供人们食用与观赏。每年此月时，不仅家家户户争尝新菜瓜果，烹调时令菜点；而且新鲜芦笋、樱桃与玫瑰花、芍药花等食品果品花卉的应时上市，更加丰富了京都的时令饮食文化活动的内容，而宫中则更形丰富多采。每年四月初四日，宫眷内臣要换衣纱衣。牡丹花盛开后，宫中要设席品尝芍药花。初八日，帝后及其家族成员，要专门进食一种名叫"不落夹"的时令食品。这种食品，是用苇叶方包糯米制作的，长有三四寸，阔有一寸，其味道与粽子相同。还要品尝樱桃，"以为此岁诸果新味之始"。至于此时帝后食用的其它美味佳肴，更是品类花样繁多，营养丰富，远非一般民人所能企及。如有品吃笋鸭，吃白煮猪肉，以为"冬不白煮，夏不熝"的烹饪信条与养生之道的验证。还用各种精细肥肉，把姜、葱、蒜剉如豆粒大小，拌饭，再用莴苣大叶裹食之，名曰"包儿饭"；同时，还要酿造辞酱豆豉，以备食用。此月初旬至下旬时，帝后与家人还要游览西山、香山以及碧云等寺，更要玩游西直门外的高梁桥；到涿州的娘娘庙、西顶山的娘娘庙等处去进香拜佛。二十八日，到药王庙去进香祭献。届时，帝后及其家族成员，亦随进时鲜风味小吃，吃白酒，吃水酪，取新麦穗煮熟，剥去芒壳，然后磨成细条食之，名曰："稔转"，它是宫中品尝本年五谷新味的开始。

农历五月的端午节时，明代宫中帝后除有斗龙舟、划船，驾幸万寿山前插柳、看御马监勇士跑马走解等节日活动外，还要饮用朱砂、雄黄、菖蒲酒，吃粽子和加蒜过水的温阔面；观赏石榴花，佩戴艾叶；合聚诸药草，画治病符等。此外，每逢夏至伏日时，宫中尚有吃"长命菜"，即马齿苋的习俗。农历六月，正值盛夏，烈日酷暑，这时的饮食主要以制作尝新解暑避热的食品为主。如六月初六日，"天贶节"时，帝后家族成员要吃过水面。初伏、中伏与末伏日时，则帝后与家人要吃过水面和"银苗菜"，而所谓"银苗菜"则是藉的新嫩秧子，其味鲜嫩可口。此外，初伏日时，宫中还要造曲，其法是用白面加绿豆黄和其它的调料搅拌晒制而成。立夏日，帝后则有戴楸叶，吃莲蓬、耦等时鲜菜品和喝莲子汤的习尚，并还要进行诸如晒伏姜，观赏茉莉、栀子兰、芙蓉等花卉的活动。

农历七月的中元节时，宫中除有做法事、放河灯、赏荷花等祭拜祖先和有关活动外；甜食房要进供佛的波罗蜜，"祭食"先人等。此外，这月宫中的时鲜食品是吃鲥鱼，还有观赏荷花的盛会。

农历八月中秋节时，宫中也要进行赏月、拜月活动，并要聚吃月饼、瓜果等节日饮食。同时，还有观赏秋海棠、玉簪花的风尚。由于每年农历八月时，中秋月圆、桂子飘香，正值北京的"金色之秋"的大好季节，各类应时食品很多；所以届时宫中在此月的饮食活动颇为繁多。例如宫眷吃肥蟹。将活蟹洗净，用蒲叶包上蒸熟，然后五六成群，围坐共食。吃完后饮用苏叶汤，并用苏叶等来洗手，且以此为时尚，以为难得的盛会。在鲜果应时品类方面，以享用石榴和葡萄为美品。此时，宫中享用的石榴有红白软子大石榴等；而甘甜的大玛瑙葡萄也在这月成熟，以供帝后及家族成员专门品尝食用。为了能保证对此类鲜美果品的长期享用，明代宫中的保存与储藏葡萄的方法既独特又科学：先将这种大玛瑙葡萄在磁缸内先着少许水，然后再将葡萄枝悬封之。这样，一直可保留到正月。

农历九月时，宫中御前要进献安菊花。且自初一日起，宫中帝后开始吃花糕。宫眷内臣则自初四日起换穿罗重阳景菊花补子蟒衣。九日"重阳节"时，帝后要驾幸万岁山或兔儿山、旋磨台等处，进行登高活动，并品尝迎霜麻辣兔、喝菊花酒。这月宫中也要"糟瓜茄"，储备过冬的菜蔬，以供食享之用。

十月，宫中帝后享用的时令性美食馔品，主要有羊肉、爆炒羊肚、麻辣兔，以及虎眼等各样细糖；而牛乳、乳饼、奶皮、奶窝、酥糕、鲍螺等，也是宫中的常用食品，且这些食物一直要食用至来年春天二月为止。帝后届时还有吃"羊白腰"及白牡马之卵的特殊饮食习尚。所谓"半白腰"者，就是羊的外肾卵。至于白牡马的卵，"尤为珍奇贵重"，且有"不易得之味"，所以又称它为"龙卵"，是供帝后食用的专享之品，非一般人所能享用。而帝后之所以如此珍视它，并非此物有奇特的美味，而在于他（她）们深信它的营养价值及其养身补虚的食疗效应。十一月"冬至节"以后，则进入一年之中最为寒冷的"数九"寒天。这时，明代宫中帝后的应时饮馔美肴，除讲求美味之外，还要能发挥营养丰富、强身健壮和御寒养生的双重作用。此外，还要吃糟腌猪蹄尾、鹅肫掌、炙羊肉、羊肉包和扁食馄邬，以为"阳生之义"等等。冬笋是此时平日宫中食用的主要菜蔬。同时，每日清晨，帝后的家常便饭是吃■汤，吃生炒肉、浑酒以御寒。

十二月，已届年终岁尾之时，更有丰富多采的、形式多样的年节饮食。

其中，既有吃"腊八粥"的食习，也有"祭灶"的习尚。由于临近元旦，所以宫中充满节日的喜庆气氛。自十二月初一日起，宫中要吃灌肠，吃油渣卤煮猪头、烩羊头、爆炒羊肚、煠铁脚小雀加鸡子、清蒸牛乳白、酒糟蚶、糟蟹、煠银鱼等鱼和醋溜鲜鲫鱼鲤鱼等各种风味食品和保健食物。初八日为"腊八节"，届时，帝王除要赏赐腊八杂果粥米外；宫中则要吃"腊八粥"，并将用红枣槌破泡汤，加粳米、白果、核桃仁、栗子、菱米煮成的粥，供献在圣佛前。同时，在户牖、园树、井灶之上，也分别供祭少许。二十四日时。"祭灶"，要蒸点心正办年货，三十日岁暮要"守岁"。在乾清宫丹墀内，自二十四日起至来年正月十七日止，每日白天时要放花粉，遇大风日则暂时中止半天或整天。还要安放鳌山灯或扎烟火。凡逢皇帝起座，均要伺候花炮；回宫时，也要放大花炮。凡宫眷所用的饮食，皆由本人"所关赏赐置买"，雇请贫穷官人，在内庖炊暴烹饪。凡是煮饭的大米，则务必要"拣簸整洁"；而香油、甜酱、豆豉、酱油、醋等一应调料味品，都不惜重金由外边置办入宫内。此时宫眷内臣所用的年节饮食，"皆炙煿煎煠厚味"；即使遇有疾病服药者，他（她）们也多自己任意胡乱调治，不肯忌口。所以，他们对善于烹调的内官高厨则倍加爱护（引文均见《明宫吏·火集》）。

总之，皇帝中如此繁盛多样的饮食品种，真是竭尽山珍海馐，既反映出明代食物的丰富多采，是当时农牧渔生产水平的呈现，又说明了宫廷生活的奢侈豪华。

宫中筵宴与特殊的礼仪　在明代帝后的饮膳活动中，除了他们自身在平日与节令时的饮膳外，按照封建的传统礼仪规范，其在宫中，每逢除夕、元旦、立春、端午、重阳、腊八日、皇太后圣诞、东宫千秋节等节日时，都要举行各种不同规格、规模的筵宴活动；此外，凡遇祭祀圜丘、方泽、祈谷、朝日夕月、耕耤、经筵日讲、东宫讲读、亲蚕、纂修校勘书籍、开馆暨书成、阁臣九年考满、新录取进士等时，都要赐官员大臣进士及内外命筵宴。按照明代的有关仪礼规定，宫中的筵宴规模，主要分为大宴、中宴、常宴和小宴4　个规格；在这些筵宴活动中，不仅对于宴者的身份、地位、座次、仪礼，有明确的限定，而且为举办各种筵宴而进行的各种文化活动的内容，也颇具时代特色。尽管明代宫廷与节日筵宴的名目繁多，仪式繁缛，但它却都有着十分明显的政治目的，即它们不仅是直接服务于明代的封建统治的；而且是明统治者致力、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和巩固时，所借助的一个重要而又十分奏效的方式和手段。现据《明史》的记载，对宫中举行大宴的礼仪细节描述如下：宫中凡举行大筵宴礼时，尚宝司设御座于奉王殿，锦衣卫设黄麾于殿外的东西两面，金吾等卫设护卫官二十四人于殿的东西分立。在殿内教坊司设九奏乐歌，其中设大乐于殿外，将三舞杂队排立在殿下。光禄寺设酒亭于御座下的西面，膳亭设在御座下的东面，珍馐醯醢亭摆在酒膳亭的东西两面。设御筵于御座的东西，设皇太子座于御座的东面，面向西，诸王的座位以次往南排列，东西相向。文武群臣四品以上者座位设在殿内，五品以下者设座位于东西廊下，司壶、尚酒、尚食等在旁侍候。

宴桌摆设完毕，一切就绪后，仪礼司官员请升座。顷刻间，鼓乐齐鸣。

在悠扬的乐曲声中，皇帝升入宝座，乐止。鸣鞭，皇太子亲王上殿就座。接着文武官四品以上者由东西门鱼贯而入，站立殿中，五品以下各官站立丹墀，续之是赞礼官赞行三跪九叩礼如仪，文武百官向皇帝赞拜。光禄寺进御筵，开始奏乐。御宴进摆完毕，乐止。内官向皇帝进花。光禄寺开爵注酒，到御座前，进献第一爵酒。这时教坊奏《炎精之曲》。伴随乐声，内外官员都跪下，教坊司跪奏进酒。饮毕，乐止。众官俯伏在地行礼，饮酒，叩谢圣上恩典。然后各就各位，序班向群臣散花。进第二爵酒时，教坊司奏《皇风之曲》，随着乐声，光禄寺官员，酌酒到御前，序班给群臣斟酒。皇帝高举酒爵，群臣也高高举起酒爵饮用，乐止。接着是进汤仪式，鼓吹响节前导，到殿外时，停止鼓吹。殿上开始奏乐，群臣起立，光禄寺官给皇帝进汤毕，群臣坐下，序班给群臣进汤，皇帝举箸，群臣也举箸，赞馔成，停止奏乐。武舞表演开始，奏《平定天下之舞》。进第三爵酒时奏《眷皇明之曲》，乐声悠扬，进酒仪礼如第一次。乐止之后，演奏《抚安四夷之舞》。进第四爵酒时奏《天道传之曲》，进酒，接着演奏《车书会同之舞》。进献第五爵酒时奏《振皇纲之曲》，演奏《百戏承应舞》。进第六爵酒奏《金陵之曲》，进献酒、汤仪礼如初次，演奏《八蛮献宝舞》。第七爵酒奏《长杨之曲》，演奏《采莲队子舞》。进献第八爵酒时奏《芳醴之曲》，进酒、汤，演奏《鱼跃于渊舞》。献第九爵酒时奏《驾六龙之曲》。皇帝、群臣用完酒后，光禄寺官员收回御爵，序班收回群臣的酒盏。接着开始给皇帝进汤、进大膳，这时鼓乐齐鸣，群臣起立。进完汤膳后，群臣再坐下，之后，序班要为群臣进献饭食，进毕，要举行赞膳成礼，乐止。撤膳时，演奏百花队舞。赞撤案，光禄寺官员撤御案，之后，序班再撤群臣的饭案。赞宴成时，群臣都出席，面向北立。赞拜皇帝时，群臣分东西而立，向皇帝行三拜九叩之礼，仪礼司官员奏礼完毕后，皇帝启驾回宫，教坊司停止奏乐，大臣依次离席而去。此即是大宴的礼仪规制。其中，宫中举行中宴、常宴时礼仪如同大宴，唯不同的是，中宴要进献七爵酒；常宴要行一拜三叩之礼，进酒也只限于三爵和五爵不等。明代帝后宫廷饮食及其筵宴有3　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预宴者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与限制，筵宴的礼仪则十分繁琐，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内容及其实质：二是筵宴的政治气氛浓郁，赐宴者与预宴者并不仅限于满足其生理食俗的需求，而是通过筵宴这种形式实现并达到各种政治目的；三是宫廷的筵宴严格遵守传统礼仪的规范，不厌其繁琐。这是古代礼制在筵宴中的具体体现。

（二）王公贵胄、缙绅士大夫的饮食习尚中国古代，各级官吏是封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明代的王公贵胄与缙绅士大夫则是封建统治机构中的重要支柱。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优厚的待遇和各种特权，而且在生活上也极为豪华奢侈，处处体现出他们与普通百姓的区别。所以，在明代社会生活中，他们的饮食文化活动，既不同于宫廷的饮食文化活动，二者在文化层次上，有着"礼"（宫廷）、"雅"（王公贵胄与缙绅士大夫）之别；又高于其它社会阶层和民间的饮食文化活动，二者在文化层次上，更有着"雅"（王公贵胄）、"俗"（民间）之分。这是因为在政治上，他们享有一定的权力，主管或治理某一地方；在经济上他们享有许多的特权，受国家的直接保护，可足够他们在生活上的恣意消费享乐。在国家与百姓之间，他们是最直接的统治者，故在饮食方面，他们的消费标准、奢侈程度，非但不亚于宫廷，而且往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饮食生活的内容主要是：一是他们平日的饮食活动、消费标准以及所要体现的饮食习尚；二是凡遇年节庆典、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时，他们都要受到帝王的赏赐、赐宴和各种礼遇；三是他们自身为某种目的或年节庆典时举办的各种类型的饮食、饮宴活动等等。

他们平日的饮食文化活动，除了满足基本生理食欲的需求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突出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上的特殊优越感；因此，无论从菜肴的品种、制作、营养方面而言，抑或还是在用馔的礼仪等方面而论，都是颇为豪奢讲究的，甚至在诸多方面还可以与宫廷帝王的饮馔活动相媲美。如明代的宰相张居正奉旨归葬，封疆大吏"皆跪迎"，他所经之处，供奉的"牙盘上食，味逾百品，犹以为无下箸处"（《廿二史札记》卷三四）。这是在位官吏的饮食，尚且如此；而那些没有乌纱帽的举监生员，生活上也很讲究。《醒世恒言》卷二九中的《卢太学诗酒傲王侯》所描写的监生卢楠的生活水平及饮食情况，便可作为一个典型代表，书中说他"世代簪缨，家赀巨富，日常供奉，拟于王侯。"饮食方面的消费水平，竟与王侯们不相上下，可见他们的生活也是如此奢侈，恰与平民百姓的"粗茶淡饭"的饮食水平形成鲜明的对比。考察明代的有关史籍记载和文学作品《金瓶梅词话》中的世态生活的描写所及，便可窥知，明代的王公贵族、缙绅富豪的日常饮料主要是茶、酒，肴馔主要有点心杂食和丰富多样的菜肴。茶的品种不少，而且，地主、富商、缙绅、官僚几乎都有家酿酒，配方备料加香加药，务标珍异，既以投一己之口味，又用作交际馈赠的礼物。有所谓茉梨（莉）花酒、木樨荷花酒、河清酒、竹叶清酒、菊花酒、豆酒、透瓶香荷花酒等等，都是各家自酿。馈赠酬酢，以博得乡亲、朋友的"极口称羡"，便是明代富豪缙绅间的时尚。至于他们平日的饮食生活情况可以《金瓶梅词话》中所描写的地方富豪兼官僚西门庆家庭生活情状为例。《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二回中，描写西门庆家早餐时的情景是："两个小厮放桌儿，拿粥来吃。就是四个咸食；十样小菜儿；四碗顿烂：一碗蹄子，一碗鸽子雏儿，一碗春不老蒸乳饼，一碗馄邬鸡儿。银厢瓯儿里粳米投着各样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糖粥儿。"一顿家常早餐便如此奢靡，而吃完粥还要喝酒，这与近世生活与饮食习尚可谓大相径庭。再看午餐，书中称："先放了四碟苹果，然后又放了四碟案鲜；红邓邓的泰州鸭蛋，曲弯弯王瓜拌辽东金虾，香喷喷油炸的烧骨，秃肥肥干蒸的■鸡。第二道又是四碗嘎饭：一瓯儿滤蒸的烧鸭，一瓯儿水晶膀蹄，一瓯儿白炸猪肉，一瓯儿炮炒的腰子。落后才是里外青花白地磁盘，盛着一盘红馥馥柳蒸的糟鲥鱼，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西门庆将小金菊花杯斟荷花酒，陪应伯爵吃"（第三十四回）。这里下酒的菜肴通称"案酒"，其形珍美，不同泛常，则叫"案鲜"。"嘎饭"也作"下饭"，则专指吃饭的菜肴。由此可见其奢华程度之一斑。

对于明代缙绅、富豪士大夫为庆贺节日和显示其政治权势的显赫，或基于其它诸种目的而举行的各种筵宴大抵以摆排场、炫声势为主。从这些宴会的规模看，它的规格、礼仪，以预宴者身份的显贵、名望、财力状况而定。其中，虽有规模与声势的大小不同之分，但追求豪华、奢侈则是其共同特点。如《阅世编》一书的作者，在书中便对这类筵席曾描述说，肆筵设席，吴下向来丰盛。缙绅之家，或宴请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馐，多至数十品。即使士庶及中人之家，肴馔也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只有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而且对饮食器皿的要求极高，颇为讲究，每品必用木漆果山如浮屠样，蔬品用小磁碟添案，小品用攒盒，然后都用木漆架架高，取其适观而已。崇祯初年时，开始废果山碟架，用高装水果，宴席则列五色，用饭盂盛之。如系是相知之宴会则一大瓯而兼间数色，蔬肴用大铙碗，愈来愈加奢侈。值得注意的是，吴下向来设筵宴招待宾客，必以南北开桌为敬，即使家宴也如此。其他宾客，即朝夕聚首者，每逢节令要传帖邀请，必设开桌，若是疏亲严友，东客西宾之礼，更不待言。主人临定席时，必先奉觞送酒，曲尽酬酢诸礼，子弟自入小学以上者，也随行习礼。至于明代缙绅富商在年节期间举行的宴会规模和情状，根据《金瓶梅词话》中描述的女眷间在元宵灯节时会亲兼祝寿的宴会可知。如书中云："须臾，前边卷棚内安放四张桌席，摆下茶，每桌四十碟，都是各样茶果甜食，美口菜蔬，蒸酥点心，细巧油酥饼馓之类，两边家人媳妇、丫头侍奉服侍，不在话下。吃了菜，。。又在前厅摆放桌席齐整，请众奶奶们递酒上席。。。须臾，吴月娘与李瓶儿递酒。阶下戏子鼓乐响罢，乔太太与众亲戚又亲与李瓶儿把盏祝寿。李桂姐、吴银儿、韩玉钏儿、董娇儿四个唱的，在席前锦瑟银筝，玉面琵琶，红牙象板，弹唱起来，唱了一套"寿比南山"。下边鼓乐响动，戏子呈上戏文手本。乔五太太吩咐下来，教做《王月英元夜留鞋记》。厨役上来献小割烧鹅，赏了五钱银子。比及割凡五道，汤陈三献，戏文四折下来，天色已晚，堂中画烛流光者如山叠，各样花烛都点起来。。。来兴媳妇惠秀与来保媳妇惠祥，每人拿着一方盘果馅元宵，都是银镶茶钟，金杏叶茶匙，放白糖玫瑰、馨香美口。走到上边。春梅、迎春、玉萧、兰香四人分头照席捧递，甚是礼数周祥，举止沉稳。阶下动乐，琵琶筝■，笙箫笛管，吹打了一套灯词《画眉序》"花月满春城"。唱毕，乔太太和乔大户娘子叫上戏子，赏了两包一两银子，四个唱的，每人二钱。月娘又在后边明间内摆设下许多果碟儿，留后座。四张桌子都堆满了。唱的唱，弹的弹，又吃了一回酒。乔太太再三说晚了，要起身。月娘众人款留不住，送在大门首，又拦了递酒，看放烟火。"富家盛宴照例先在卷棚（一种有别于大厅的建筑物专名，并非临时搭的席棚）摆茶，然后在正厅开筵。主人向来宾挨个敬酒。按尊贵等次礼让到座位上去，叫递酒安席。此时乐妓弹唱相应的庆贺歌曲。宾主坐定，厨师捧献肴馔，艺人呈戏单听候点戏。这都是冲着首席尊客而去的，而首席尊客事先也早已备有赏封银两。近世的宴会总是饭茶后上（所谓押桌菜、坐菜）。明代则正相反，总是先上"大嘎饭"（大菜、主菜），所谓"五割三汤"，就是专指交替着上五道盛馔和三道羹汤而言。第一道大菜几乎总是鹅（烧鹅、水晶鹅），接着是烧花猪肉、烧鸭、顿烂跨蹄儿之类，隆重的官筵，还有烧鹿、锦缠羊。特别用"割"字，可以想象到所上席面的禽类必是整只，肉类必是大胾，捧上来气派大，随后，由厨师切割开以方便取食。广邀宾朋的筵宴自古以礼数和排场为重。先上大菜，配上音乐戏文，一开筵就造成一片喧阗的隆重和热烈气氛。还因为愈是尊贵显要的来宾，愈可能不终筵而退席，上了3　汤5　割，宴会也可基本上"礼成"了。至于从容饮酒品味，则视宾主或亲密程度，可以继续肴核杂进，酒茶交替，看戏、听曲、下棋、打双陆，夜以继日地绵延下去。由此可见，明代同样的奢华靡贵，纵情享受；同样的筵席、饮酒，于中亦有精粗、雅俗之等次之分。

（三）民人日常与年节饮食习俗明代的地方及民间年节饮食文化风尚，主要是指地方各阶层民人的日常和特有的饮食习俗，以及各种民间年节时的丰富多采饮食文化风尚而言。随着明代农业的高度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人们改造和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以及各地物产的进一步丰富和交流，这一切，又都为明代地方及民间年节饮食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前提条件，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这种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又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各地的地方名特食品、风味小吃，较之前代而言，不仅花样品种更为繁多，而且更形丰富多采；二是明代较之前代而言，出现了更多的专门记述、总结地方饮食文化发展情况的专著，还涌现出众多的烹饪专家，令人瞩目。在明代地方饮食文化著述方面，如高濂所著的《饮馔服食笺》、陆容撰《菽园杂记》（饮食部分）、杨慎著《升庵外集》（饮食部分）、龙遵叙撰的《饮食绅言》（饮食部分）等书即是。其中，高濂著《饮馔肥食笺》一书的记载，包括序古诸论、茶泉类专论13　则、汤品类32　种、熟水类12　种、粥糜类38　种、粉面类18　种、脯鲊类50　种及治食有方专论1　则、家蔬类55　种、野蔬类91　种、酿造类28　种、甜食类58　种、法制药品类24　种、神秘服食类45　种，提倡清修养生，燕闲清赏；重视四时调摄，延年却病；介绍饮馔服食，灵秘丹药等内容。

地方民人的饮食文化活动，主要包括平日的饮食文化活动与民间年节的饮食文化活动两个部分，二者之间既有其共同之处，更有其各自不同的文化内涵和不同的文化活动内容。

民人的日常饮食风尚　由于地域辽阔，物产各异；北方与南方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社会风习，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特点，致使地方民人的日常饮食文化习尚，存在着南北差异。如明代北方民人的主食以面食为主，而南方民人的主食则以米食为主；饮料主要有茶、酒，副食有鱼、虾、肉、干鲜果品与蔬菜等。各地民人的日常饮食活动与习尚，除具有地方与民族的不同差异外，还存在着农村与城市的差别和贫富的差别。这种差别，在明末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时期，表现得尤为显著。据《金瓶梅词话》中的描述，当时北方城市民人的主食以面食为主，而城市中，品类繁多、令人目迷五色的则是各色各式的点心小吃和叫"衣梅"的蜜饯小食品。其中，各色各式的点心小吃有火烧、波波（饽饽）、艾窝窝、黄米面枣糕、玉米面果馅蒸饼、鹅油蒸饼、蒸角儿（蒸饺）、水角儿、包子、桃花烧卖、荷花饼、乳饼、肉兜子（油煎馅饼）、烧馉饳（似即煎馄饨）、元宵圆了、糖薄脆、板搭馓子等等，市卖与自制的都有，富家自制的则远较市卖的精致和讲究。而市人专向糖饼店临时购买，装盒以充吉庆礼品，馈赠亲朋的则有：寿桃、寿面、果馅椒盐金饼、顶皮酥果馅饼儿、玫瑰搽穰卷儿、桧花饼、梅桂菊花饼、白糖三寿糕、果馅团圆饼、玫瑰元宵饼、酥油松饼、芝麻象眼、蜜润绦环、裹馅凉糕、干糕、檀香饼等，而这些糕点果饼，其形制则与今之糕点有大同小异之处。书中所载的"衣梅"蜜饯小食品，则与现今的八珍梅、陈皮梅、话梅同类，说它"闻着喷鼻香，吃到口犹如饴蜜，细甜美味"，"都是各样药料，用蜜炼制过，滚在杨梅上，外用薄荷、橘叶包裹，才有这般美味，生津补肺，去恶味，煞痰火，解酒克食，比梅苏丸甚妙。"（第六十七回）至于茶、酒都是我国古代传统的主要饮料，亦是饮食文化生活的必需品。而《金瓶梅词话》里描写的是不出产茶叶的北方城市生活，因此提到的茶叶品种并不多，其中所载的"六安茶"即安徽的六安松萝，与今世之茶无异；间亦提到的"江南凤团雀舌芽茶"，入清后似已无"龙团"、"凤团"之制，恐其为宋人茶式、茶名的遗存。书中涉及市民日常生活中，以"茶"命名的饮料，则名目繁多，粗略地罗列计有：胡桃松子泡茶；福仁泡茶；果仁泡茶；蜜饯金橙子茶；盐笋芝麻木樨泡茶；梅桂泼卤瓜仁泡茶；木樨金灯茶；木樨青樨茶；熏豆子茶；咸樱桃茶；桂花木樨茶；八宝青豆木樨泡茶；瓜仁栗丝盐笋芝麻玫瑰香茶；姜茶；土豆泡茶；芫荽芝麻茶。等等。后人颇难相象用茶水去冲泡这么多异味杂食。今人所谓的"面茶"，实为面糊，杏仁茶实为杏仁汤，均是有茶名而无茶实，都可以是流汁、半流汁食品的泛称。明人的生活习惯则与此相异，凡带"茶"字的饮料实实在在，名符其实都是用茶水冲泡调制的，这正如书中所述："火边茶烹玉蕊，。。点了一盏浓艳艳（酽酽）芝麻、盐笋、栗丝、瓜仁、核桃仁、夹春不老，海青拿天鹅，木樨、玫瑰六安雀舌芽茶"（第七十二回）。读后便可使人确信无疑了。句中的木樨、玫瑰是熏制茶叶的香料，其余都是茶水煎好后冲泡的干鲜果品，海青似指橄榄，天鹅当系白果（银杏）。明人对此也有相关记载，云茶有真香，有真味，有正色，烹点之际不宜以珍果香草夺之。夺其香者为松子、柑、橙、木香、梅花、茉莉、蔷薇、木樨等物。夺其味者为番桃、杨梅之类是也。凡是饮用佳茶，"去果方觉清绝，杂之则无辨矣。"若必曰所宜，核桃、榛子、杏仁、榄仁、菱米、栗子、鸡豆、银杏、新笋、莲肉之属，精制抑或可用也（参见屠隆《考槃余事·择果》）。"杂之则无辨矣"，可谓与今人的观感不谋而合。可这在当时只是某些高雅之士旨在纠俗的意见，正说明当时一般民人通行的吃茶之法是既加香又加果。至于茶中用盐、用姜，这种古传的习尚，早在唐宋时即已盛行。此外，明人饮用的还别有一种"香茶"，它并不是用香花薰制的茶叶（即今称之"花茶"），而是将茶叶末加香料、药材等压制成小饼状，然后将它作为饭后含嚼之用，具有香口解秽的功效。享用这种香茶，颇似现代的嚼口香糖，只不过它是带苦味的。而这种"香茶"，在明代还系杭州的名特产品，后来则似已失传。由此可知，明代北方城市的市民的日常饮料确有它独特的饮用之法，颇具时代特色。

酒也是明代民人的重要饮料之一。其中烧酒、白酒、火酒则是同物的异名，主要供下层劳动者零星市沽，饮少易醉，节费省时。而当时最主要的市卖名酒，则是金华酒和麻姑酒。《酒小史·酒名》条载有"金华府金华酒"、"建昌麻姑酒"。明代的金华府辖管东阳县，故李时珍说："东阳酒即金华酒。"（《〈本草纲目〉集解》）建昌府治南城县，县西南有麻姑山，麻姑酒即因以山泉酿酒而得名。这两种酒，在明代都是全国性的名酒，明人认为，入药用东阳酒最佳。此酒自古擅名，《事林广记》中便曾载述其酿制之法，所用之曲药，"惟用麸面蓼汁拌造"。此酒酿成后清香四溢，色复金黄，饮之至醉，不头痛，不口干，不作泻。"其水秤之重于他水，邻邑所造俱不然，皆水土之美也。"江西的麻姑酒，即以此泉水而得名，而曲有群药（《参见〈本草纲目〉集解》汪颍说）。这些记载，叙说亲切，且颇为详尽而科学。明代城市民人的日常饮食生活中，所食用的副食品，除鱼、虾、肉类外，还有各种干鲜果品。由于交通不发达、地域阻隔。加之运输中保鲜技术的限制，使得民人享用的干鲜果品的品种多寡，在各地是很不相同的。其中，《金瓶梅词话》一书中提到的水果，有柑子、金橙、苹婆（苹果）、雪梨、红菱、乌菱、石榴、橄榄、大枣、荸荠、李子、雪藕等，亚热带果品则有干制的荔枝、龙眼、枇杷等。至于干果类，在书中叙及的品类亦为数不少。以上所述，多为城市豪富之家饮食享用、平民百家则不免粗茶淡饭而已。至于广大的农村，除少数富户能予享用外，创造出如此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农民，丰年尚挣扎在饥饱之中，灾年则转死于沟壑。乃至官逼民反，不得不为维持生命而起义、反抗。创造饮食文化的劳动者，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之下，不但不能享受这一文明，还需为维护自身基本的饮食需要即生存权利而斗争。

对于福建、泉州等地的饮食习尚，16世纪来华的西班牙人拉达在《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一书的《他们的食物和宴会》一节中，有详尽细微的描述。他说南方福建地区的主食是大米，并用大米酿酒。以吃食习尚而论，他们反倒以鱼、蛋、蔬菜、汤和水果等副食品为主食。主要副食品有鱼、小麦、大麦、米、豆、玉米、母牛、水牛、羊、猪、鸡，还有一种鸡肉是黑的，更好吃，再有阉鸡和黑尾鹬。养有鹅和大鸭子以及大量的鸽子和斑鸠。水果品种繁多，有黑白葡萄、桔子、柠檬、大佛手柑、梨、苹果、野梨、桃、李、桑、坚果、栗、枣、南瓜、黄瓜、西瓜、白菜、小白菜、大头菜、萝卜、大蒜、葱和其它的特产蔬菜和水果。还有大量的糖，而且能制造许多上等蜜饯供人享食。

该书对此地宴会的礼仪风俗也有具体入微记载，说道："在筵席上每位客人有一张桌子，若筵席是正式的，各位客人有很多桌子。这些桌子上放有尽可能多的盛食物的盘碟，唯有烧肉放在那张主要的桌上，其他非烧煮的食物放在其他桌上，那是为讲排场和阔气。有整只的鹅鸭、阉鸡和鸡，熏咸肉及其他猪排骨、新鲜小牛肉和牛肉、各类鱼、大量的各式果品，还有用糖制的精巧的壶、碗和别的小玩意儿，等。在举行筵席的厅外，由侍从仆人侍奉及鼓乐伎人恭候，客人莅临时，开始奏乐演奏。主人迎出门外，领客至宴会厅前的会客室，然后向客人一一鞠躬行礼。接着侍仆为客人上茶，客套一番。接着客人入席就座，宴席开始，此时鼓乐齐鸣，乐器有鼓、六弦琴、琴、大弓形琵琶，一直演奏到宴会结束。同时还有戏剧表演和杂技，为客人助兴。桌上虽然摆满食物，仍不断上汤上肉。宴会中间，主人一直不断热情祝酒。但主人饮酒是有节制的。认为主人先从席桌起身是小气的表现，相反，只要客人在席桌上，就不断上菜，直到客人想起身为止。宴席期间也常演出木偶戏①。

民间年节的饮食文化习俗　明代，民间年节的饮食文化活动，是明人的饮食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致使普通民人不能经常享用较好的饮食。他们总是平日注意节俭，而将最好的美味佳肴、饮料，留待年节之时使用，一是用以充实节日饮食文化活动内容；二是用以调节和改善人们日常较为单调、贫乏的饮食生活。因此，明代民人的年节饮食是丰富多采的，它是民谙烹饪技术水平的集中展现。由于各种年节的形成有其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其节日活动的文化内涵与文化隐义亦大相径庭。因此，明代各地的民人年节饮食文化习俗，各不相同更具有地方与民族色彩。明代汉族地区民间年节饮食文化活动的习俗和情况，大致如下：农历正月初一日的元旦春节，是我国古代民间最盛大的传统节日。由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在民间，则是民人无论过节，还是喜庆之时，均要缅怀自己的祖先。因此，明代民人在过元旦春节时，也少不了要祭拜祖先。年节的饮食很多，诸如年糕、年夜饭、更岁饺子等。饮料则有传统的椒柏酒。

吃元宵，是元宵节的节日标志，也是元宵节时民人的重要饮食文化风习。元宵俗名汤圆，传说起源于春秋末期。唐代称为"面茧"、"圆不落泥"。宋代称为"圆子"或"团子"。其种类很多。南方称汤圆，北方谓元宵。如

①　参见《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记》，中华书局1990年版。

浙江《严州府志》称，明代元宵节此地民间有张灯结棚，放花爆，"和面圆荐先，更相贺食"的饮食文化习尚。《金瓶梅》第二十四回，写西门庆举行家宴，饮酒作乐，四个家乐在旁■筝歌板，弹唱灯词，然后大放烟火花炮。第四十二回，写吴月娘请乔大户家亲家母等吃看灯酒、吃元宵、团圆饼、玫瑰元宵饼等节令细点的习尚。明人吴宽更在《粉丸》一诗中，对明人在元宵节时盛吃元宵的饮食文化习尚有十分生动的描述，他说："净淘细碾玉霏霏，万颗完成素手稀。须上轻圆真易拂，腹中磊块便堪围。不劳刘裕呼方旋，若使陈平食更肥。既饱有人频咳唾，席间往往落珠玑。"足见当时作元宵的工艺不仅十分精湛，而且确为民间民人在节日时的喜食之物。

中和节，又名二月二日龙抬头。明代民间民人，在节日期间除要祭祀太阳神和土地神外，还有吃供太阳糕和煎饼。如《帝京景物略》卷二载，明代二月二日曰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曰"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刘若愚的《酌中志》说，各家用黍面枣糕，以油煎之，或用白面和稀，摊为煎饼食之，名曰"熏虫"。而尉氏县民间，在此节时民人则"摊煎饼食之"（嘉靖《尉氏县志》卷一）。

清明节许多节日食品，则都与祭祀、宗教有关，如春饼、麦芽糖、冷粥等即是。云南民间清明节时，"男妇肯酒肴，各诣坟所致祭。"（嘉靖《寻甸府志》卷上）宁波府民间清明节时，则有各家为青糍黑饭，并以"牲醴祭墓"。《金瓶梅》第四十八回说：西门庆加官生子，清明节就要上坟祭祖，吃酒演戏了。

浴佛节的饮食文化活动十分丰富。如不仅要喝浴佛水，还有许多富有特色的饮食佳品，如青米饭、乌米饭等。至于明代民间，其节日的饮食风尚，更多姿多彩。如浙江《归安县志》便载，四月八日，该地民人以楝叶染米，"啖青精饭"。而《台州府志》则说，浮屠于是日浴佛，民人取乌桐叶染饭，作成青色，互相馈遗，谓之道乌饭。此外，江西《建昌府志》更载称，是日此地的浮屠作浴佛会，有乌桐饭和香水，民人家更还有用百果作百和菜，亲邻传送享用，"岁以为常"。

端午节的时令饮食一是粽子，二是雄黄酒，这两种食品的享用，均与人们的祭祀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云南寻甸府民人有端午节"悬艾于门，酌蒲酒，为糕粽各相馈送"享用的食尚。福建建阳县民人男女曾是日皆饮菖蒲和雄黄酒，尤其喜欢吃"角黍"（即粽子），且五日内更相馈送，曰"分节"，至午时还要采百草为汤浴体（嘉靖《建阳县志》卷三）。而河南许州民间则有端午节为角黍，泛蒲酒，悬艾虎，彼此相追送的习尚（嘉靖《许州志·典礼》）。又据明代浙江《宁波府志》载称，此地民间，端午日为角黍、骆驼蹄糕祀祭祖先，然后亲戚各相馈遗享用。此外，明人刘若愚在《酌中志》卷二十中记载，明代北京民间，逢端午日时，则有饮朱砂雄黄菖蒲酒；吃粽子，吃加蒜过水面；欣赏石榴花，佩艾叶，"合诸药画治病符"等。端午节在《金瓶梅》一书中又叫"蕤宾佳节"，这是从《礼·月令》："仲夏之月，其音征，律中蕤宾"一语而来的。据第十六、五十一、九十七回的描写，此日成人解粽（吃粽子）、喝雄黄酒。又蔡云《吴歈》诗云："称（秤）锤粽子满盘堆，好侑雄黄入酒杯。余沥尚堪祛五毒，乱涂儿额噀墙隈。"

七夕节的饮食文化活动和风尚，则因地而不尽相同，一般都称其为吃巧食，其中，多以饺子、面条、油果子、馄饨为节日的食物。而此节呼饺子、面条的习俗，在明代山东鲁西南地区民间较为盛行。而江浙一带的水乡巧果食品，则多以糯米放糖油炸成的各种小的花果子为佳品，且民人认为它是甜蜜幸福的象征。福建建阳县民间七夕节时，民家儿女"罗家酒于庭，拜祝牛女星"以乞巧（嘉靖《建阳县志》卷三）。其他各地，亦为大同小异。

中元节又称为鬼节，民间的节日饮食、饮食文化活动，则与一系列祭祀活动有关。如福建建宁府的民人，是日则至东岳庙，设"祖考斋筵荐献，士夫则各祭于家。"（嘉靖《建宁府志》卷四）浙江等地亦然。

中秋节又名月节、团圆节，节日的饮食食品则主要与"祭月"活动有关的月饼瓜果为主。如河南民间，民人逢中秋节时，有设月饼瓜果"祭月"，并邀朋赏玩的习俗（嘉靖《尉氏县志》卷一）。而江西民间中秋节时，民人更有登楼玩月，"多用西瓜圆饼，亦取月圆之义"的雅兴与爱好（正德《建昌府志》卷三）。且各地普遍重视这一节日。

每年九月初九时，称为重阳节。明代民间，民人在进行登高之时，还要举行诸如饮用菊花酒、食用重阳花糕（又称寿糕）等一系列的节日饮食文化活动。各地风习虽略有不同，但活动内容均颇为丰富多采。如云南民人有登高和畅饮菊花酒的习俗（嘉靖《寻甸府志》卷上）。福建建宁府地区，民人多以粉米为糕，且交相馈送，谓之为"寿糕"。（嘉靖《建宁府志》卷四）江西民人更有用百果及肉杂米粉，蒸食菊花糕的习尚。（正德《建昌府志》卷三）河南民人均要蒸制面枣糕，上插菊花或剪彩为之，将它送赠亲朋，登同饮咏以贺节（嘉靖《尉氏县志》卷一）。浙江民人除登高外，还有有蒸米作五色糕，"诸既饮茱萸酒"，且配以豆荚的习尚（参见《会稽志》）。冬至节又名亚岁、小年，民间民人除要食用馄饨、米团或米圆等节日食品外，还要进行饮"冬至酒"等活动，如云南民人要作米团，互相馈送（嘉靖《寻甸府志》卷上）。福建建阳县民间，有"荐米圆"的食习与食尚（嘉靖《建宁府志》卷四）。而河南民间，除拜庆元旦礼仪外，还要吃馄饨食品以贺节（嘉靖《尉氏县志》卷一）。

腊八节要吃腊八粥，这是特有的节日饮食风尚。腊八粥，又名七宝五味粥，是以桃仁、松子、栗子、柿子、红豆、糯米等做成。由于它原是佛教的施斋供品，又称"佛粥"。对此，明代史籍中记述甚多。如《帝京景物略》卷二载，明代北京民间，每逢此节时，民人每家均效仿庵寺，以豆果杂米为粥，"供而朝食"，曰腊八粥。《酌中志》卷二十更说，每年腊月初八日，明代民间民人都要吃腊八粥。其做法是，先期数日，将红枣槌破，泡汤，至初八日早，加上粳米、白米、核桃仁、菱米煮粥，供祭佛圣前。"户牖圆树井灶之上，各分部之。"然后举家皆吃，或者互相馈送，以"夸精美"。腊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为灶神节，又名祭灶、小年、送灶等。明代，每逢灶神节时，民间要制和各种食品，祭奠灶神，并进行有关的饮食活动。如《帝京景物略》卷二说，腊月二十四日灶神节，民人要以糖剂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祭祀灶君，以糟草秣供灶君马。南方各地亦大抵如此。除夕家家必须吃"年夜饭"等等，这些事项又成为节日后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各地所进行的饮食活动和制作的年节食品，皆因地因俗而有不同，对此，明代有关史籍中，记载颇多。如浙江《处州府志》说，此地民间除夕时，民人家家要用粉蒸糕，且设馔为分岁饮，亲朋更相邀致，以敦款好。而浙江《严州府志》也载称，该地民人在除夕时，家家要悬挂祖父遗像，奉祀馈节；悬帖桃符，祀灶；且要骨肉、团圆而饮，坐以守岁"在广西民间，每年除夕时，民户家人要"毕集宴饮，别具肴饭，以达明旦"，谓之辞旧迎新，至于河南尉氏县民间，民人每于除夕时，要家家户户蒸馒头互相馈送，谓之分岁（嘉靖《尉氏县志》卷一）。这些以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传承性、群体性为显著特征的民间节日饮食活动，不仅较之民人日常的饮食活动从内容到形式均更为丰富多采。而且民人通过这些活动所要达到、企求的目的，亦是多种多样的。

（四）茶肆、酒楼与民俗在明代饮食文化习俗中，世人在茶肆、酒楼为着各种目的而进行的品茶、饮酒礼尚，不但在形式内容方面有别于平日的饮食习尚，而且各色之人通过这一饮宴方式所企望达到的目的，也与平日的需求不同，蕴含特殊含义，形成与各种饮食习俗并存的民俗风格。

茶肆与饮茶礼俗　茶肆，也叫茶坊、茶屋、茶摊、茶铺、茶馆等等。这种茶肆，唐玄宗时就有了，当时叫"茗铺"。明代人不但讲究饮茶的场所，有许多善于品茗的人，而且在进行品茶饮赏活动时，还有美人伴茶、焚香伴茶等特殊的饮品香茗的风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据张岱《陶庵梦忆》记载，明代茶馆，极其精洁讲究，"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其火候、汤候，有天合之者。余喜之，名其馆曰"露兄"。""露兄"的来历出自北宋米芾咏茶的诗句："茶甘露有兄"。据文震亨的描述，明代文人也最讲究饮茶的安谧幽静之所。他在《长物志》卷一中说："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一个方丈精室，筑于居室之傍，室内茶具悉备，一个茶童专主敲火烹茶，以侍主人长日清淡，寒夜危坐。"其精舍、其茶具、其茶童，是"幽人"的第一要事。这种幽雅清寂的茶室，既是文人墨客赖以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会朋接友，长日清谈，品茗独坐，亦诗亦文的"世外桃园"。其闲适安谧的情景，是难以用文字形容表述的。

在品茶艺术方面，明代人对品茶的要求，更加细致，更加严格，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冯正卿的《岕茶笺》提出了品茶的"十三宜"和"七禁忌"，从而使中国传统的品茶艺术在理论实践方面又深化了一步。所谓"十三宜"："一无事"，有品茶的工夫，"神怡务闲"；"二佳客"，审美者趣味高尚，懂得领略茶中"三味"；"三独坐"，心地安适，自得其乐；"四吟诗"，以诗助茶兴，以茶发诗思；"五挥翰"，濡毫染翰，泼墨挥洒，有茶助之，更尽清兴；"六徜徉"，庭院小径，信步闲行，时啜佳茗，幽趣无穷；"七睡起"，一枕酣梦后，吸之啜之，神清气爽；"八宿醒"，宿醉未醒，茶能破之；"九清供"，有清淡茶果，以佐品啜；"十精舍"，精洁雅致的茶室，渲染出空灵，肃穆的气氛；"十一会心"，如书法创作时的"偶然欲书"，贵在自然，使茶功德圆满；"十二赏鉴"，不是为"饮"，而是为品，品茶的色、香、味、形；"十三文僮"，有文静灵俐的茶童，以供茶役。所谓"七禁忌"，"一不如法"，是烹点不得法；"二恶具"，是茶具不精洁；"三主客不韵"，主人、客人举止粗鲁，没有涵养；"四冠裳苛礼"，官场中来往不得已的应酬，使人拘束；"五荤肴杂陈"，茶贵在"清"，一染腥膻，不能辨味；"六忙冗"，未具品茶所需"工夫"；"七壁间案头多恶趣"，环境的布置，令人觉得俗不可耐，难以有品茶的兴致。从明人品茶所提的"十三宜"、"七禁忌"的内容看，其核心就在"品"字上，是品茶而非饮茶，饮茶意在解渴，品茶意在得其情趣。所以明人陈继儒在《岩栖幽事》一书中，特别强调"品"字的重要性。他说"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一人自煎自品，最能体会出茶的神理，二人尚得品茶之趣，三人只得茶味，七八人共饮，就成了仅供解渴的施茶所，"趣"、"味"尚不能得，便无从谈及得其"神韵"。古人尤喜自煎自品，道理奥妙即在这里。正因为品茶是一门艺术，而名茶须得好品家才能得茶的神理，善烹茶的人须得好品家才能认其茶艺，所以明代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说："茶之为饮，最宜精形修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如法，不时废而或兴，能熟习而得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斯言赏鉴者矣。"这不仅对品茶者的品饮工夫提出了具体要求，还认为茶品与人品有关系，品茶者的道德修养最为重要。并认为者"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未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

唐宋以来，艺术的品茶，已成为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明代文人群体中，美人伴茶和焚香伴茶的时尚较有代表性。对美人伴茶的情景，明代王世贞《解语花·题美人捧茶》一词，描写得纤细秾丽，绰约动人，读后令人颇有如临其境，如闻其人之感。词中云：中泠乍汲，谷雨初收，宝鼎松声细。柳腰娇倚，熏笼畔，斗把碧旗碾试。兰芽玉蕊，勾引出清风一缕。颦翠娥斜捧金瓯，暗送春山意。

微袅露鬟云髻，瑞龙涎犹自沾恋纤指。流莺新脆低低道：卯酒可醉还起？双鬟小婢，越显得那人清丽。临饮时须索先尝，添取樱桃味。

明末清初江南才子钱谦益和名妓柳如是的结合，是当时文坛上广为流传的一桩风流艳事佳话。钱谦益曾在《影梅庵忆语》中，畅谈他们品茗斗趣的日常生活的乐融情景，颇为精彩。他说：姬能饮，自入吾门，见余量不胜蕉叶，遂罢饮，每晚侍荆人数杯而已。

而嗜茶与余同性，又同嗜片界。每岁，半塘顾子兼择最精者缄寄，具有片甲蝉翼之异。文火细烟，小鼎长泉，必手自炊涤。余每诵左思《娇女》诗："吹嘘时鼎■"之句，姬为解颐。至沸乳看蟹目鱼鳞，传瓷选月魂云魄，备极卢、陆之致。东坡云："分为玉碗捧娥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

郎女之间柔情似水，蜜意如梦，怡情惬意之景画，跃然纸上，被描写的淋漓尽致，充分展现了作者本人对此种幽雅清静生活的极大满足。

从文献记载来看，明人喜欢的焚香伴茶风尚，最先是从江浙一带兴起的。文震亨著《长物志》卷十二"香茗"一节，便详载了明人焚香伴饮的情趣。他说：香、茗之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隐，坐语道德，可以清心悦神；初阳薄瞑，兴味萧骚，可以畅怀舒啸；晴窗拓帖，挥麈闲吟，篝灯夜读，可以远辟睡魔；青衣红袖，密语谈私，可以助情热意；坐雨闭窗，饭余散步，可以遣寂除烦。醉筵醒客，夜雨蓬窗，长啸空楼，冰弦戛指，可以佐欢解渴。品之最优者以沉香、岕茶为首，第焚煮有法，必贞夫韵士，乃能究心耳。

这一段文字，说明名香和名茶能佐人情趣的功用有六：一是隐士羽客，谈玄论道，能清心悦神助人谈兴；二是晨曦薄暮，兴致索然时，可使人心胸开阔，长啸尽兴；三是或晴窗之下，读碑摹帖，或手执拂尘，有所吟咏；或烛台高笼，灯下夜读，可以祛除睡魔；四是家人相聚，儿女情长，喁喁私语，能助天伦之乐；五是雨窗紧闭，饭后小踱，焚香啜茗，能排烦恼，解寂寥；六是醉后初醒，或窗下夜话，或空楼长啸，或一曲挥洒，既佐欢助兴，又解渴。于此可见，茶与文人的生活，竟是如此密切相关①。

需要指出的是，明代中晚叶，在江南城镇文化地带，尤其以苏州府地区为主体，附带常州、松江、嘉兴等府的文人集团成员，他们在当时皆以诗、文、书、画擅名一世，同时又以茶人身份主导了一代的饮茶风尚。这些嗜茶文人，分别以隐逸茶人、寄怀茶人的面貌，酬游于社集的文人集团之间，也获得了集团核心人物的认同和赞誉。这些嗜茶文人，因具有共同的嗜好、性情、品味、志趣，遂由小集团意识，呈现涟漪效应而影响一代的风尚，并逐渐从文人集团中明显分衍出来，成为著名于世且具有时代格调的茶人集团。据台湾吴智和教授研究认为：这些茶人集团成员之间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有其稳定而明显的社会组织，而此社会组织则适切地反应于茶会之中。茶会是茶人集团以饮茶为主体，也可以说是藉"茶"发挥的一种聚会方式，通过茶会的流程，来完成文化生活的目的。其有园庭、社集、山水、茶寮等四种茶会类型。园庭茶会，是指以居家圆庭为场所背景所组织的饮茶聚会，其成员通常是熟客至交。社集茶会，是指以诗文结社集会为主题，选择幽山佳水所组织的定期或不定期的饮茶聚会。中明以降，凡号为文人，皆结友为社集，朋分坛毡，互造声势。一则以寄怀所托，一则以纾解不遇。这种风气在文人集团的推波助澜下，形成一时一地的派阀。山水茶会以性质不同，可以类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纯粹的品茶论泉的聚会，一种则是随缘的茶泉聚会。前者以文徵明的惠山茶会，后则以文人的游记茶会为代表。茶寮是茶人饮茶的小室。总之，明代茶人的茶会，已取代宋代普及一时的茶馆，成为文人生活文化的特色之一。茶会一旦成为文人特色的生活文化，它所呈现出的意义是：一方面茶会生活文化已提升至园庭、社集、山水、茶寮的类型组织，走向雅致化，品味化以及优质化；一方面文人茶会生活文化已隔绝于一般的庶民社会生活，自成独特的士人生活文化的表征，而且逐渐特权化。这是明代不同于唐宋的①。

酒楼与饮酒习尚　明代酒楼日趋繁荣，各种不同等级的酒楼分野越来越清楚。许多达官贵人开宴会往往选择高级酒楼。这些高级酒楼都有名人题字的匾额挂在门前，诸如福禄楼、会仙楼、泰和楼、丰乐楼等。这些酒楼门口均有衣冠鲜丽的服务员招呼客人，酒楼内有美酒佳肴、歌妓舞女，还有专供文人墨客饮酒题诗的诗牌。这样的酒楼多设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文荟萃的大城市里。《警世通言·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小说里所描写的丰和楼就具代表性："（俞良）当下一径走出涌金门外西湖边。见座高楼，上面一面大牌，朱红大书"丰乐楼"。只听得笙簧缭绕，鼓乐喧天。俞良立定脚打一看时，只见门前上下首立着两个人，头戴仿顶样头巾，身穿紫衫，脚下丝鞋净袜，叉着手。看着俞良道："请坐。"俞良见请，欣然而入。直走到楼上，拣一个临湖傍槛的阁儿坐下。。。酒保只当是个好客，折莫甚新鲜果品，可口肴馔、海鲜、案酒之类铺排面前，般般都有。将一个银酒缸盛了两角酒，安一把杓儿（此酒店的酒具都是银子制的），酒保频将酒荡。俞良独自一个，后晌午直吃到日哺时（傍晚）后，。。（俞良）唤将酒保来："烦借笔砚则

①　参见刘昭瑞著《中国古代饮茶艺术》，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①　吴智和：《明代茶人集团的社会组织--以茶会类型为例》，《明史研究》第3　辑。个。"酒保道："解元（对酒客的尊称）借笔砚，莫不是要题诗赋？却不可污了粉壁，本店自有诗牌。。。俞良道："恁地时，取诗牌和笔砚来。"须臾之间，酒保取到诗牌笔砚，安在桌上。"除了大酒楼外，一般散处全国各地的中小型酒店（肆）也各有其特色，还有以悬挂酒旗为标志的。它们或以小吃精美闻名，或以经济实惠闻名。而小酒店则多由少妇少女们当起招来酒客。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酒肆不仅是饮享乐的最佳去处，而且还是人们社交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人们习惯到这里来谈生意、商量事情，甚至说媒看人也在这里进行。这在《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书籍中均有记载。

明代的饮酒习尚，在承袭传统古礼的同时，又有时代发展特点，酒宴的座次、歌乐侑酒的习尚都颇有讲究，饮酒时以行酒令劝饮酒的习俗普遍时兴。（五）少数民族食习明代散处边疆四陲的各少数民族，因为在经济生产方式、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与中原内地有较大差异，并且各地区各民族间的发展也不平衡，所以物质生活与精神风貌方面保留了较多的民族风格，社会习俗特征尤其显著，形成与中原内地迥异的文化系列。兹以民族为例，对他们饮食文化习尚概述如下。明代蒙古族的饮食主要是肉（包括牲畜肉和兽肉）和奶食品。善于用牛、绵羊、山羊的奶汁制作油、奶干、奶豆腐等食品，饮料除了奶茶外，普遍喜用马奶酿制的马奶酒，生活在牧区，以狩猎、捕鱼、采集为畜牧业补充的蒙古人，尤其在饮食风俗方面保留了民族的特点。严从简撰《殊域周咨录》说，"其俗随水草畜牧"，"自君长以下咸食畜肉"。肖大亨《北虏风俗·牧羊》条云："牛羊之乳，凡为酥，为酪，为饼，皆取给焉。""酒之名甚多，大抵以乳为之，厚者饮数杯即酩酊矣。盛以皮囊，名曰殻殻。""虏酒多取马乳为之。""马乳初取者太甘不可食，越二三日则太酸不可食；惟取之以造酒。其酒与我烧酒无异。始以乳烧之，次以酒烧之，如此至三四次则酒味最厚，非奉上宾不轻饮也。"关于烧酒之法，岷峨山人《译语》有所补充："虏素以兽乳置于皮袋中酿酒，味极薄。唐高适所谓"虏酒千钟不醉人"者是也。近则置于甑（原注：或以锡，或以木为之），如中国烧酒法，得酒味极香冽，饮少辄醉。每岁三四月中牝马生驹时（原注：虏于此时率拏马驹栓系，则牝马皆来，因取乳造酒；其凝结成滓者，则作酪殚为食），家家造酒，人人嗜饮。"

飨客讲究礼仪、礼节，热情好客、嗜饮、善饮是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在饮食习尚方面的共同特点。如纳西族"饮食简单，维嗜酒"，还喜欢多食粥，"古宗苏油茶"及牛羊肉糌粑等①。哈尼族饮酒时，还有"以一人吹芦笙为首，男女连周旋跳舞为乐"的习俗②。苦聪族"性喜猎，嗜酒"，男女皆负柴、薪、野蔬入市，必易一醉而归。哈尼族"性嗜酒、食犬肉"，"男女俱善饮，无不好酒者"。傣族不但"好嗜酒，男弹琵琶，女吹箫以为乐"，而且酿出的美酒在元代已闻名于世了。傣族还有饮咂酒的习尚，俗以米麦酿酒。宴宾待客的隆重礼仪是，"置酒樽其上，泡之于水，务令樽满为度。少顷置中通三竹筒于内，必探其底，乃与客为辑，让礼而清咂之。别以杯酌水候客，即咂

①　《维西县志》卷二。

②　《云南通志》卷二十七。

而注于樽，视水之盈缩以验所咂之多寡，若水溢而樽不能容，则复劝咂之，以此为爱敬之重也。遇寒月则置火于樽下，欲其热也。虽富贵之家亦用之"③。而云南车里军民宣慰使司所辖的傣族，其乡村举行宴饮时，还有"击大鼓，吹芦笙，舞牌为乐"的习俗④。珞巴族，也无论男女都喜欢吸烟和饮酒。每当农业丰收或者猎获野兽时，同村寨的男女老少，便聚集在一起，饮酒、宴享、唱歌，祝祷全村平安吉祥，诸事顺利⑤。阿昌族"性嗜犬"、"嗜酒"，并有"种秫为酒，歌舞而饮"的习俗。傈僳族嗜酒，"醉则狂荡，男女携手顿足，吹芦笙，弹响篾以为乐"（见《白盐井志》卷一）。纳西族在收获完毕之后，都"治衣酿酒，不计餐，坐食之"（见《维西见闻录》）。

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宴客礼仪，文献中也多有记载。如苗族人民每逢节日遇见远客，必接至家中款以酒肴美食，各以客多为荣。一家有客，各家纷纷送来酒菜，无酒无菜的，至少要送一碗酸汤表示对客人的欢迎。在他们的饮食习俗中，最高规格的敬酒是牛角酒，因牛角底尖，不可停放，客人必须一饮而尽；一般规格的敬酒，则用杯、碗。贵州西北部的苗族待客饮宴，除了备陈佳肴外，则饮以咂酒（以竹管或芦苇插入坛中吸饮）享宾，以示敬重。远道集体客来，主人还到村前设拦路酒迎接，客人进主人家需饮以一牛角的"进门酒"，客人入座则饮三杯"入席酒"，然后共饮"转转酒"（先左后右轮饮），此外，还劝以"交杯酒"（互换杯碗、一饮而尽）。飨客敬酒时，往往唱酒歌，边唱边饮，直至鸡鸣而已，在饮宴待客礼仪方面有其独特的文化风俗。生活于云南地区的彝族，若遇其长因公务至其村寨，"辄更相迎候，至其家罄其所有，刲羊击豕剖酿以款宴之。妇女列侍，俯拜，务取悦以致其醉饱而后已。若是者，视以为常"①。散居阿迷州的彝族则有以"■饵致馈"的礼俗。"凡遇时节，往来以白糯米炊为□饭，杵之为饼，折而捻之，若半月然，盛以瓦盘致馈亲，厚以为礼之至重"②。白族的饮食习尚是"贵生食"，"土人凡家嫁娶燕会，必用诸品生肉细剁，名曰剁生，和蒜泥食之，以此为贵"③。纳西族的宴客礼俗是"岁暮竞杀牛羊相邀请，一客不至则为深（当为耻）"④。云南傣族宴客时也颇讲究仪节；贵客必须坐在上座，席上有十人，则十人同时举杯，"人行一客之酒"，同时，在主人向客人敬酒之时，还要奏乐，"一人大呼一声，众人和之，如此者三"⑤。饮酒之前，还请客人先吃点饭，以免客人空肚喝酒不尽兴即醉倒。他们对客人的尊敬与关怀，真可谓是无微不至的。《维西见闻录》则说"古宗"人即藏族人，宴客不大注重仪节，他们"置酒盈樽，自酌尽醉"，客人也无须主人陪劝，随便斟酌畅饮，吃不完的牛羊肉和酥食，他们还往往"以衣裹去"。这就充分地体现了主人和客人的实在。台湾高山族，其宴饮劝客的形式仪式也很有特色。明代周婴在《东番记》里是这样记载当时流行的饮宴习俗的："燕会席地，男女间坐。③　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一。

④　刘文徵：《滇志》卷三十。

⑤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中国少数民族简况》。

①　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二。

②　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三。

③　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一。

④　《云南通志》卷二十七。

⑤　钱古训、李思聪：《百夷传》。

中置罍樽，酌以竹筒，"佐酒的菜馔是鲜刳鹿肉和生肉。酒宴上，男子负责行酒，女子则擘鹿脯鱼肉给客人吃。客人抢食则主人喜，如客人面有难色不愿吃，主人便哈哈大笑，认为客人不识美味。酒酣时，席上的男女们便呜呜而歌，翩翩起舞，气氛欢快粗犷。黎族自古以来流行咂酒的宴享习俗。在《琼黎一览·宴会饮食》画上：一侧有二人正在击锣，一人在敲鼓而舞，还有一人正张弓射鹿。画面中央有五个人正在围着酒瓮开杯咂酒。画面旁边有一段说明文字："择空地置酒数坛，宰所畜牛羊猪鸡鸭之类。而烹之，男女席地襟坐，饮以竹竿，就坛而吸，互相嬉闹，彼此交欢，尽醉为节。"①此外，生活在北方的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女真族、朝鲜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在饮宴享客礼仪与习俗方面，也各有其特点，许多民族为使客人饮宴欢畅，宴客时都奏乐、射箭或歌舞，以便使饮宴高潮迭起。如朝鲜族人民，每当主、客宴饮到一定程度之时，便离席起舞，边舞边唱，甚至以杯盘碗筷作乐自娱。女真族宴饮聚欢，则以"骑射为乐"。维吾尔族（即回纥人）迎宾宴客劝以葡萄酒，"供以异花、杂果、名香，且列侏儒伎乐，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由此可见，明代各少数民族在饮宴礼仪方面的热情好客之风，确实是感人至深的，民族的饮食习俗，较之中原汉地而言，确有其地区和民族的风格，形成与汉族互映互辉的饮宴习尚。

①　详见宋兆麟《彝族的酒器和饮酒风俗》，《民俗研究》1988年第1　期。四、服饰风尚与衣着习俗服饰是人类智慧的创造，也是人类独有的生活技能的表现。它具保护身体和装饰这两种功能。而在其文化传统方面，既有历史的传承性表现，又有不同时代因文明的发展进步、人们审美情趣和意识的变化而有所革新与创造。

中国历代统治者均十分重视冠服之制，既用礼法将它予以约束，又将它作为区分、辨识人们尊卑贵贱、身份地位的重要标记。明代也不例外。早在明王朝建国之初，虽战事频仍，但朱元璋却仍致力于明代冠服之制的确定，并将它作为恢复与整顿礼仪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确立明王朝的封建仪礼、纲纪法度，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甫登御极，便"诏复衣冠如唐制。"这是因为元世祖起兵沙漠，以统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则为胯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不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明太祖实录》卷二六）服饰制度作为明朝统治者治理天下的一个重要法规，写进了官修的《大明集礼》和《诸司职掌》。明代服制的厘定，循序渐进先后用了近30年的时间。洪武元年，首先制定皇帝礼服。明太祖认为古代五冕之礼太繁冗，决定祭天地、宗庙，服用衮冕。社稷等祭祀活动，服用通天冠，绛纱袍，其余不予采用。洪武三年（1370年），明政府初步定出冠服之制，主要有皇帝冕服、常服、后妃礼服、常服，文武官员常服之服和士庶巾服等。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对原定的冠服制度又作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更制范围更为广泛，明代的许多主要服饰之制都是此次确定下来的。而当新的冠服制度颁布之后，数百年间不曾有过大的变易，只是在服装颜色及其禁例等方面，作了些具体的规定而已。如不许官民人等违制僭越服用蟒龙、飞鱼、斗牛图案，不许用元色、黄色和紫色，不许私穿紫花罩甲等等。明初的服饰制度的"斟酌损益"，都断自朱元璋的"圣心"。而明朝统治者之所以如此看重服饰制度及其改定，就是因为服饰最能"辨贵贱，明等威"，从而有力地维护等级森严的封建政治体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明王朝统治机构的渐趋腐败、法制的松弛，财富的占有者不甘受礼制的约束，凭借金钱恣意享受的风气一旦兴起，往往就可能伴发有大量的越礼逾制的行为发生，且一发不可收拾。在晚明时期即万历以后，明人的服饰文化生活，便发生过剧烈和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从服饰的改变开始的。此一时期，服饰更新最快、最速，百余年间，人们对服饰日鹜新异，以致突破贵贱有别的堤防，流风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全社会的违制与僭越行为，而不受法制的约束和社会舆论的谴责。例如，在明代服饰中最高贵的是龙纹，它素为人君至尊的象征。明初廖永忠就因僭用而被处死，但到明末，团龙、立龙却已成为寻常百姓常用的服装花纹。（《巢林笔谈》卷五）文官的礼服，各按自己的品级配以各种禽鸟花样图案，这本是明朝独到的创制，任何人不得混冒；卑贱的教坊司乐工，过去按规定只准戴青卐字巾或绿头巾，用以区别士庶。但到明末，后者却堂而皇之的仿效士大夫。服装上绘以禽鸟，穿戴与朝臣无异。公服如此，便服更是肆无禁忌。明制规定只有官宦之家的贵妇人才能用金珠翠玉作头饰，迄明末时娼优也能满头珠翠招摇过市。明初对于服装的着料与用色限定甚严，如士庶不准用黄色，民妇限用紫、绿、桃红和各种浅淡颜色，而对大红色和金绣闪光的锦罗丝缎的服用禁止更严，对违用者本人、家长和工匠均要治罪（《明会典》）。而到明末，小康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大户婢女"非大红衣不华"（《阅世编》卷八），而胥隶之徒更"日用服饰拟于市宦"（《郓城县志》卷七）。难怪有人哀叹说："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人皆志于尊崇富移，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松窗梦语》卷八）这一切，表明此时现实生活的发展，早已冲破呆滞不变的单调程式，呈现出绚丽多姿的风采。在衣料方面，先后时行宋锦、唐锦、汉锦、晋锦，不久又皆称为"厌物"。改兴千钟粟倭锦、芙蓉锦。在服装不断更新的同时，发型也相应地频繁变换。冠髻原高过二寸，大如拳，其后变扁而小，高不过寸，小如酒盅，不久又以髻愈扁为时髦。妇女们的着装与衣饰，更是争奇斗艳。总之，短短数十年间，服饰变化多端，层出不穷，真有令人目不暇接的感慨。间有穿着陈旧者却被邻里"窘且笑之"（《郓城县志》卷七），甚至连儒生的常服布袍也被人"鄙为寒酸"（《云间据目抄》卷二）。可见服饰的市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入民家更成为明代服饰文化生活中最为突出的特色和引人注目的社会风尚。

（一）帝后文武官员服饰礼仪皇帝的冠服及其规制　明代皇帝的冠服有冕服、皮弁服、武弁服、通天冠服、常服和燕弁服等。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政府定衮冕之制。冕前圆后方，玄表纁里，前后各十二旒，衮，玄衣黄裳，绣十二章。蔽膝随裳色。黄袜，黄舄金饰。二十六年（1393年）更定，衮冕十二章，衮，玄衣纁裳，红罗蔽膝，朱袜朱舄。凡祭天地、宗庙、社稷、先农、册拜及正旦、冬至、圣节等活动时服之。该年又定皮弁服制。皮弁用乌纱冒之，前后各十二缝，每缝缀五彩玉十二以为饰，服用绛纱衣，蔽膝随衣色，白玉佩革带，白袜黑舄。凡遇朔望视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外官朝觐、策士传胪等时服之。明初武服是赤色，弁上锐，十二缝，中缀五彩玉，落落如星状。■衣、■裳、■■，都是赤色，舄如裳色。凡亲征遣将时服之。洪武元年定能通天冠服，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首施珠翠。绛纱袍，深衣制。绛纱蔽膝，方心曲领，白袜，赤舄。凡郊庙、省牲、皇太子诸王冠婚、醮戒时服之。洪武三年（1370年）定常服制。常服后亦名翼善冠，乌纱折上巾，盘领、窄袖、黄袍，前后及两肩各织金盘龙一，玉带皮靴。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皇帝始服常服网巾。嘉靖七年（1528年），明世宗以"虽燕居，宜辨等威"，因酌古制，定燕弁服，其制"冠如皮弁之制，冒以乌纱，分十有二瓣"，各压以金线，前饰五彩云各一，弁后列四山，玄色青缘，二肩绣日月，前盘圆龙一，后盘方龙二，边加龙文八十一，领与袖共龙文五九，衽用龙文四九。衬用深衣之制，素带朱里，腰围饰以玉龙九片，玄履白袜（《明史·舆服二》卷六六）。

皇后、妃嫔、内命妇的冠服与定制明代皇后服饰有礼服、常服等。洪武三年（1370年）定皇后冠服，永乐初略有更定。礼服为翡翠圆冠，上饰九翠龙，四金凤，大小珠花各十二树，三博鬓，十二钿。祎衣，深青绘翟赤质，五色十二等，间以小轮花。蔽膝随衣色，青袜、青舄，以金为饰。凡受册、谒庙、朝会时，皇后要服礼服。皇后的常服按洪武三年定制，双凤翊龙冠，首饰、钏镯用金玉、珠宝、翡翠。诸色团衫，金绣龙凤文，金玉带。四年（1371年）再更定，龙凤珠翠冠，真红大袖衣霞帔，红罗长裙，红褙子。冠上加龙凤饰，衣用织金龙凤文，加绣饰。永乐三年（1405年）复又更定，冠用皂縠，附以翠博山，上饰金龙一，翊以珠。黄衫，深青霞帔，织金云霞龙文，饰以珠玉坠子，琢龙文。褙子，深青，金绣团龙文。红色鞠衣，前后织金云龙文，饰以珠。大带以红线罗为之，有缘。缘襈裙，红色，绿缘，有织金彩色云龙文。还有玉带和绶（同上）。

皇妃、皇嫔及内命妇冠服　洪武三年，明政府规定，皇妃受册，助祭、朝会服用礼服。冠饰九翚、四凤花钗九树，小花数如之。两博鬓，九钿。青质翟衣，青纱中单，玉革带，青袜舄，佩缓。常服系鸾凤冠，首饰、钏镯用金玉、珠宝和翠。诸色团衫，金绣鸾凤，不用黄。金、玉、犀带。又定，山松特髻，假鬓花钿，或花钗凤冠，真红大袖衣，霞帔，红罗裙褙子，衣用织金及绣凤文。九嫔冠服，嘉靖十年（1531年）始定冠用九翟，次皇妃之凤。大衫、鞠衣与皇妃制同。内命妇冠服，洪武五年（1372年）定制，三品以上花钗、翟衣，四品、五品山松特髻，大衫为礼服。贵人视三品，以皇妃燕居冠及大衫、霞帔为礼服，以珠翠庆云冠，鞠衣、褙子、缘襈袄裙为常服。文武官员的冠服礼仪明代文武官员的冠服有朝服、祭服、公服和常服等。朝服：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公冠八梁，加笼巾貂蝉，立笔，前后玉蝉；侯七梁冠，笼巾貂蝉，立笔，前后金蝉；伯同侯，前后玳瑁蝉，都插以雉尾；驸马同侯，但不插雉尾，衣用赤罗衣，白纱中单，青饰领缘，赤罗裳，青缘，赤罗蔽膝，革带佩绶，白袜黑履。明代官员一品至九品，以冠上梁数为差。一品七梁冠，不用笼巾貂蝉，玉革带加玉佩，绶用四色织成花锦，下结青丝网玉环；二品六梁冠；三品五梁冠；四品四梁冠，五品三梁冠；六品、七品二梁冠；八品、九品一梁冠。其它差别在于革带用犀金、银钑花、银、乌角及绶的纹样和四色、三色、二色以及所执笏板的质用的分别上，唯独御史冠用獬豸。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及颁诏开读、进表、传制时官员服用朝服。嘉靖七年（1528年）时，曾将此制有更定，但无大的损益，较前大致相似。祭服：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一品至九品官员的祭服为，青罗衣，白纱中单，俱皂领缘。赤罗裳，皂缘。赤罗蔽膝。方心曲领。冠带、佩绶同朝服，文武官员分献陪祀时服用祭服。若在家用祭服时，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领，四品以下去佩绶。嘉靖八年（1529年）再更定，大体与朝服相同，唯独锦衣卫堂上官服大红蟒衣、飞鱼服，戴乌纱帽，束鸾带。文武官员祭太庙、社稷时则服大红便服。公服：明代文武官员公服则穿袍。据洪武二十六年定制，衣用盘领右衽袍，袖宽3　尺。材料用纻丝，或者纱罗绢。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末入流杂职官的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袍的花纹以花径大小分别品级，如一品用大独科花，径五寸；以次递减其花径大小，八品以下无纹。首戴幞头，漆纱为之，旁二等展角各长1　尺2　寸。腰带一品用花或素的玉；二品犀；三品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用乌角。鞓用青革，仍垂挞尾于下，着皂靴。凡每日早晚朝奏事、侍班、谢恩、见辞时服之。后改定朔望朝时用之。其余常朝时则用便服，公、侯、驸马、伯的服饰等与一品同。常服：明朝官员常朝视事（即在本馆署内处理公务），则穿常服。洪武三年（1370年）定制，官员凡常朝视事用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一品用玉带；二品花犀；三品金钑花；四品素金；五品银钑花；六品、七品素银；八品、九品乌角；公、侯、伯、驸马与一品相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定制，常服用补子分别品级高贵：公、侯、伯、驸马用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用仙鹤，二品用锦鸡，三品用孔雀，四品用云雁，五品用白鹇，六品用鹭鸶，七品用鸂■，八品用黄鹂，九品用鹌鹑，杂职用练鹊，风宪官（即法官）用獬淛；武官一品、二品用狮子，三品、四品用虎豹，五品用熊罴，六品、七品用彪，八品用犀牛，九品用海马。由于勋爵品官日常用常服，所以明代人说："国朝服色以补为别"（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可见用补子花样以示等第，是明代官服的重要特点之一。

明代对于文武官员服饰的样式与尺寸、衣料、帽顶、绣样、色彩、乃至鞋履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总之，明代文武官员的服饰是完全受制度与规章的严格约束的，而其服饰文化的理论又构筑于中国传统的礼教的框架之上。明王朝统治者恰是通过各种官员不同的色彩、线条、图案、花纹的服饰，既显示官序中的高下，由此进而又使封建等级制度更加合法化，在被统治者心目中，更具神秘感和威慑效应。

（二）庶民服饰与衣着风尚庶民男子的服饰定制　洪武初年定庶人婚嫁，准许服用九品冠服。洪武三年（1370年），明政府"复制四方平定巾，颁行天下"，改用四带巾为四方平定巾，穿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后来又取六瓣瓜拉帽（即后世的"瓜皮帽"）象意"六合一统"，为庶民戴用，但不准许用顶。后又颁示十三布政使司"毕裹网巾"。庶民即使身为乡中正、副乡约，仍不能服冠，只许服耆老幅巾。还明文申禁，男女衣服，不得潜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只许用绸、绢、素纱，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规定农民只许穿用绸、纱、绢、布。若是农夫可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老农的衣制，袖长要过手；庶人衣长，离地5　寸，袖长过手6　寸，袖桩广1　尺，袖口5　寸。二十五年（1392年），又下令，庶民不许穿靴。

明代统治者对庶民服饰的规定是很严厉的，如有违制或僭越，则严惩不贷。除官民界限外，还有良贱之别。明代视商贾为下贱，这在服饰制度中也有体现。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而商贾之人却只许穿绢布，不许穿用绸、纱。并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如农民之家有一人为商贾，就不许家人穿绸纱。再如正德年间的一项服饰制度规定，将商贾与仆役、娼优列为一等。据明人记述，这亦是"国家于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何孟春《纪录汇编》卷一五三）

一般妇女的服饰及其头饰妇女的服饰，主要有衫、袄、霞帔、背子、比甲及裙子等。服饰的基本式样，大多仿自唐宋，一般为右衽，恢复了汉族古老而悠久的服饰传统与习俗。一般普通妇女的礼服，最初只能穿紫色粗布（时称"■"），不准用金绣。袍衫只能用紫、绿、桃红等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和黄色，带用蓝绢布制作。背子的用途更为广泛，其基本形式，大体与宋代相同。普通妇女的便服背子的式样为直领、对襟、小袖。而所谓的妇女服装"比甲"，是一种无袖、无领的对襟马甲，其样式较后来的马甲为长。据传，它产生于元代，初系皇帝所服，后才普及到民间，转而成为一般妇女的服饰。到明代后期，大多青年妇女盛穿比甲，且形成为一种风气。明代妇女下裳全穿裙，穿裤者较为少见。裙子的颜色，初尚浅淡，即使有纹饰，但却不十分明显。至崇祯初年时，裙子多尚素白。裙幅初用6　幅，旨在遵循古仪，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就是指此而言。然而到明末时，裙幅开始用8　幅，腰间有细褶数十，行动时辄如水纹。女子裙上的纹样，颇为考究。据称有一种浅色画裙，名叫"月华裙"，裙幅共有10　幅，腰间每褶配用一色，轻描淡绘，色极淡雅，风动色如月华，由此而著称于世。此外还流行"凤尾裙"和"百褶裙"。"凤尾裙"是用绸缎裁剪成大小规则的条子，每条绣以花鸟图纹，另在两畔镶以金线，碎逗组合而成的。"百褶裙"，主要以整缎折以细■而成。明代统治者对奴仆、婢女及伶人、乐妓的服饰也有严格的规定。如限令大婢女，只准穿用绢布制作的狭领长袄和长裙；小婢女，只许穿长袖短衣和长裙。而伶人、乐妓，常服则只许服用带有污辱含义的绿色巾。至于乐妓只戴明角冠，皂背子，不许与庶民妻同。这表明明代庶民各阶层妇女的服饰也有严格的等级划分与规定。明代妇女着履习俗，除具有时代风貌与特征外，基本沿用前代旧俗。如按照汉族的传统习俗，妇女大多缠足，穿用的鞋曰"弓鞋"，以香樟木为高底。如木在外边的叫"外高底"，有"杏叶"、"莲子"、"荷花"等名称。而木底在里边的一般则称"里高底"，又称"道士冠"。老年妇女则按习惯多穿平底鞋，时谓之为"底而香"。明代妇女的发式，虽不及宋代妇女发型丰富多采和多样，但至嘉靖以后，变化较多。有的妇女将头髻梳成扁圆形状，在发髻的顶部，装饰上以宝石制成的花朵作饰物，时称"桃心髻"。之后，又有将发髻梳高，以金银丝挽结，远远望去，如同男子戴纱帽，顶上有珠翠装点着。自此，发髻式样名目愈来愈多，花样不断翻新，样式也从扁圆趋向于长圆，故有"桃尖顶髻"、"鹅胆心髻"等名称。更有返朴思古，摩仿汉代"堕马髻"者，梳头时将发朝上卷起，挽成一个大髻，垂于脑后。在明代画家的仕女图中，即可常见这种髻式。对此，明万历年间出版的刻本小说插图里，就有不少反映。如富春堂唐氏刻本中的《十义记》、《南西厢记》及继志斋陈氏刻本中的《红拂记》等书中的插图，便刻绘了诸多明代妇女及各式发型的形象。在年轻的妇女中，还有戴头箍的风尚。头箍系由原来的"包头"演变而来，最初以综丝，结成网状，罩住头发。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又出现了纱头箍和熟罗头箍。头箍的形式，初期尚阔，后又行窄，即使在盛暑季节，仍有人戴此。说明它的作用已不限于束发，而变成了装饰。据明代文献记载：头箍裹额的额帕冬季为乌绫，以为御寒；夏季则改用较薄的乌纱，每幅阔约二三寸，长四至六寸；后改用全幅，斜折至阔三寸，由前向后，裹于额上，至后再两抄向前作方结。明末，额帕多用二幅，每幅方尺许，斜折阔寸余，一幅施于内，另一幅覆于外，又作方结加于外幅的正面。如此日日戴上卸下，较为麻烦，所以妇女们便根据自己的发额头围的大小剪裁，夹衬较厚的锦帛，一般用乌绒、乌绫、乌纱等制作的头箍，又称为"乌兜"。用时，一戴即可，极为便捷。明人沈石田诗中所云的"雨落儿童拖草履，晴干嫂子戴乌兜"，即指此物。富贵权豪势要之家的妇女在头箍和乌兜时，常点缀金玉珠宝翡翠作为炫饰。如在藉没权奸严嵩的家产中便记有"金厢珠宝头箍七件"、"金厢珠玉宝石头箍两条"①。《金瓶梅》中也曾多次提及妇女头戴这类头箍。在第七十七回中，叙述富商西门庆勾搭贲四嫂，"他急急钻进贲四嫂家中，见他勒着翠蓝销金箍儿。"清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提及的"貂覆额"及"渔婆勒子"等头饰饰物均是由此演化而来的。明代妇女发髻上的装饰饰物，除上述之外，见于史籍的还有"金玉梅花"、"金绞丝灯笼簪"、"西番莲梢簪"、"犀玉大簪"、"点翠卷荷"、"珠翠鬓边花"和"金累丝镶嵌青红宝石珍珠长春

①　参见张显清著《严嵩传》，黄山书社1993年版。

花头面"等名色。而且各种发饰常配套使用，这从抄没严嵩家产中收缴的各种名目的发饰之物可见一斑。据《天水冰山录》载：内有金厢（镶）珠玉首饰二十三副，计284　件；金厢（镶）珠宝首饰159　副，计1803　件。其首饰名称有金厢玉宝寿福禄首饰一副，金厢玉凤顶珠宝首饰一付，金厢玉孔雀牡丹首饰一副，金厢玉累丝佛塔首饰一副，金大珠八仙首饰一副，金厢摺丝灯笼狮象珠首饰一副，金厢珠宝蟾宫桂兔首饰一副，金厢三顾草庐首饰一副，金厢张骞乘槎珊瑚首饰一副，金厢玉蟹荷叶首饰一副等等。由此可知：①每副皆由多件构成一组，当是发饰有成套使用之习的估证；②首饰材料弥足珍贵，如大珍宝、大宝石、珊瑚等皆系珍稀之物；③首饰工艺精湛，因为制作金镶珠宝、金累丝等，非有高明技艺，不能造就；④首饰名目之多，题材之广泛，在发饰上，将花草、鸟禽、动物、人物、楼阁、佛塔以及三顾茅庐等历史故事浓缩于其中，这是空前绝后的。此外假髻，又称"鬏髻"，也是明代妇女常用的发饰之物。《三冈识略》中载：余为诸生时，见妇人梳发高三十寸许，号为"新鲜"。年来渐高至六、七寸，蓬松光润，谓之"牡丹头"。皆用假发衬垫，其垂玉，不可举首。"这种假髻大多摩仿古制装饰，所以玉丹邱在《建业风俗记》中说，它就是《周礼》所称的"编"。它一般用铁丝织圜，外编上发，做成一种固定的装饰物，时称为"鼓"。鼓要比原来的发髻大概要高出许多，戴时罩在髻上，以簪绾住头发。到了明末，这类发饰的样式更加丰富多样，如有"罗汉鬏"、"懒梳头"、"双飞燕"、"到枕松"等各种不同名目。在一些首饰铺店里，甚至还有各种现成的饰物出售。甚至到了明初，这些发型和饰物，仍为广大妇女所喜好与饰戴。

（三）少数民族服饰风习明代，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和民族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的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散处边陲各地的少数民族的服饰风习也显示出北方和南方、山区和草原的巨大差别，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点。如明代蒙古族的服饰，有袍、裤、无袖短衣、毡斗篷、布衬衫、靴、长袜、帽、围腰等。其衣服式样，"凡衣无论贵贱，皆窄其袖。袖束于手，不能容一指。。。袖之制促为细摺，摺成对而不乱。膝下可尺许，则为小■（织线为带曰■），积以虎、豹、水獭、貂鼠、海獭诸为皮缘。缘以虎、豹，不拈草也。缘以水獭，不渐露也。缘以貂鼠、海獭，为美观也。"①袍子因质地不同，种类很多，除以羊皮、羔皮制作以外，还有丝绸锦缎袍，夏布长袍，虎、豹、狼、獾、狐、海狸、灰鼠、银鼠、貂、野猫、水獭等兽皮制作的袍子。不过，蒙古族服饰因贫富而有差别悬殊，由于连年的战争，一般贫民衣不蔽体。贵族、领主则依靠剥削和掠夺而饱暖有余。自蒙古与明朝广泛展开和平通贡互市之后，蒙古族的服饰花样渐趋丰富多彩，一般平民也"有衣锦服绣者"。男女都穿靴子，靴底薄便于骑乘。帽子较小，"仅可以复额，又其小者止可以复顶，赘以索系之项下。其帽之檐甚窄，帽之顶，赘以朱英，帽之前赘以银佛。制以毡，或以皮，或以麦草为辫，绕而成之，如南方之麦笠然，此男女所同冠者。"②妇女（主要是上层）也戴传统的固姑帽（又称顾姑、姑姑、故故等）。凡衣

①　《夷俗记·帽衣》条。

②　《夷俗记·帽衣》。

服冠履，多出自妇女之手。而且不少人"工于刺绣"③。男女装束和打扮有所不同，男人"皆祝发而右衽"，自幼至老，头发都剃去，独在脑后留一小辫，其余头发稍长即剃剪，只是在冬天不剪，以保冬暖。女孩初生时即蓄发，编为十数辫，披于前后左右，直到出嫁之日才将头发分为两辫，婚后结为两椎，垂于两耳。耳朵上穿有小孔，依贫富戴各种质地不同的耳环作为装饰，以朱粉施面，也戴项圈、戒指等饰物，具有典型的草原游牧民族的风俗①。

对于生活西北的维吾尔族的服饰习尚，明代陈诚的《西域番国志》说："国中男子髠首，以素帛缠头，妇女亦蒙以素帛，略露双眸，如有丧制反以青黑布易之。帷幔皆用青黑，居丧不过百日即释服。"世居海南岛的黎族，明代有生黎和熟黎之分，他们的服饰习俗是：男子着短衫，名为"黎埇，腰前后两幅，掩不至膝，两腿俱露，文其臂，缀耳以银环，髻堆额前，用牛骨为簪拴之，饰以鸡毛。妇女亦着黎埇，下围花幔，髻垂后，刺涅口腮为纹。"②《琼州府志》卷二十也云：这里黎族无论生熟，衣用布缝如单被，或织吉贝为之，前后下垂，无袖，穴其中央，以头贯之；下体为裙，长不掩膝。"椎髻铣足，插银铜钗，花幔缠头，戴藤六角帽。此为男子的衣着风尚。妇女的衣饰装束是"高髻，钗上加铜环，耳环垂肩；衣裙皆以五色吉贝制作，裙曰黎埇，不着裤。"女子将嫁时，"夫家颁至涅面之式，女家大会亲属，以针笔涅女面，为极细虫蛾花卉，谓之绣面女，婢则否。"此为黎族妇女在衣着装饰习俗异于他族的标志之一。明代汤显祖在《黎女歌》中，对黎族的服饰习俗就有形象入微的描述，他说："黎女豪家笄有岁，如期置酒属亲至。自持针笔向肌理，刺涅分明极微细。点侧虫蛾折花卉，淡粟青纹绕余地。便坐纺织黎锦单，拆杂吴人彩丝致。珠崖嫁娶须八月，黎人春作踏歌戏。女儿竞戴小花笠，簪两银篦加雉翠。半锦短衫花襈裙，白足女奴绛包髻。少年男子竹弓弦，花幔缠头束腰际。藤帽斜珠双耳环，缬锦垂裙赤文臂。文臂郎君绣面女，并上秋千两摇曳。分头携手簇邀游，殷山沓地蛮声气。歌中答意自心知，但许昏家箭为誓。椎牛击鼓会金钗，为欢那复知年岁。"①藏族的衣着服饰多姿多彩，主要有藏袍（长袍）、衬衫、裤子、帽子、鞋子、头饰、颈饰、腰饰等，它们凝聚和积淀了藏族各时代文化心理和思想意识，表现了藏民的实用观点、审美情趣、宗教信仰以及经济生产特点等，并具有不同的地区特点②。哈尼族的服饰习俗特点是："男子肩发齐眉，头戴笋箨笠，跣足。以布为行缠，衣不掩胫，而凡妇女服饰皆其所办，妇人头缠布，或黑或白，长五尺，以红毡索的一尺余续之，而缀海贝，或青药绿玉珠于其末，又以索缀青黄药玉珠垂于胸前以为饰，衣桶裙，无襞税，女子则以红黑纱缕相间为布，缀于裙之左右。既适人则以藤丝圈束于膝下以为饰，然不谙女工，惟打鼠捕雀以供其夫焉③。

明代云南各地的彝族，因生产、生活方式及自然环境的不同，彼此之间在服饰习俗方面的特点也不相同。如曲靖府的彝族男子椎髻披毡，"摘去须③　肖大亨：《北虏风俗·习尚》。

①　参见《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参见《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三九一。

①　《历代风俗诗选》，岳麓书社1990年3月版。

②　参见佟锦华《藏族传统文化概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③　见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四。

髯，以白布裹头，或里毡缦，竹笠戴之，名曰"茨工帽"。"他们遇见官长贵人，有脱帽悬于背，"以为礼之敬"的习尚。他们还胫缠杂毡，经月不解，穿乌皮漆履，代刀背笼④。霑益州彝族妇女的装束是"蟠头，或披发，衣黑，贵者以锦缘饰，贱者披羊皮，耳大环，胸覆金脉匍。"⑤楚雄府彝族居处山林高阜处，以牧养为业，其衣着习尚是"男子髻束高顶，戴高深笠，状如小伞。披毡衫衣，穿袖开袴，腰系细皮，辫长索，或红或黑，足穿皮履毡为行缠。"妇人装束特点是"方领黑衣，长裙，下绿缕文，披发跣足"①。

云南白族的衣着风俗是：男子披毡椎髻，妇女不施脂粉，"酥泽其发，以青沙分编，绕首盘系，裹以攒，顶黑巾，耳金环，象牙缠臂。衣绣方幅，以半身细毡为上服。"他们男女头戴"次工，制如中原渔人之蒲笠差大，编竹为之，覆以黑毡。"亲朋故旧之间，久别相见，无有拜跪之礼，但却有"取次工以为馈"的习尚。颇有民族特点②。丽江纳西族妇女的衣着习尚是披毡、皂衣、跣足、耳环高髻，女子剪发齐眉，以毛绳为裙，"裸露不以为耻，既嫁则易之，刀不离身。"③散处云南湾甸州的傣族妇女的服饰习俗是"衣白布，窄袖短衫，黑布桶裙，不穿耳，不施脂粉。"富贵之家的妇女则有以象牙"作筒，长三寸，许贯于髻，插金凤蛾，其项络以金索，手带牙镯，以红毡束背缠头"的习尚④。聚居于孟定府的傣族男子，在衣着方面则是光头赤脚，黑齿，着穿白布衣，头戴竹丝帽，以金玉宝饰其项，遍插翠花翎毛之类，后垂红缨的装束。而妇女外出却戴藤漆大笠，"状类团牌而顶光，身衣文绣而饰以珂贝。"⑤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明代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习尚的内容是丰富多采的，不同的少数民族服饰不但反映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装饰习俗和其中蕴含着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审美追求，而且它还是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较为历史地、全面地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发展和人的意识的丰富。它是明代服饰习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服饰习俗与时代基调明代服饰是中国历史上"汉官威仪"的集大成者。"汉官威仪"的本意专指汉朝官吏的服饰制度，在此可用来泛指中国历史上汉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的服饰制度。明初制定服饰制度时，朱元璋按照历史上中原地区汉族统治者所建立的皇朝制定的服饰制度，也就是按照"礼制"严格划分高下，进而恢复与完善服饰之制。这就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了明代服饰要恢复与体现汉官威仪--即中国汉民族的古制、封建的等级与尊卑贵贱。

在具体服饰形制的确定上，明代君臣士庶各阶层的服饰，均严格遵循周、秦、汉、唐、宋各代的规定。如皇帝的衮冕，就来自周制王冕中的衮冕。通④　见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二、卷三。

⑤　见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二、卷三。

①　见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二、卷三。

②　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一、卷四、卷六。

③　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一、卷四、卷六。

④　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一、卷四、卷六。

⑤　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一、卷四、卷六。

天冠之名虽在秦汉时已有，但从明代通天冠的具体形制看，实承袭唐制。皮弁亦系改造唐代皮弁而成，唐制皮弁无缝，明代皮弁前后各有缝若干，并以缝数分等第；又改唐白玉珠为五彩珠，珠数同缝数。乌纱折上巾袭自唐太宗所制翼善冠，所以永乐三年（1405年）以后也直称为翼善冠，文武官员朝服与祭服的梁冠承自唐宋进贤冠，公服所用展脚幞头，其形制始自唐中期，经五代到宋代，成为普遍使用的一种服饰，明代则专为品官公服。明代文武官员的补服，据明代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它系"本朝独创"。这亦确属如此，上自公侯伯、下至最末一等品官的常服都用补服，这还是历史上未曾有过之事。但品官衣服上绣有文样、却远在唐代时就已出现了，明代补服与唐代纹饰袍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再如明代生员所服之衫有襕，故称襕衫。唐宋时也有襕衫，其制是在衫下部设一横襕，而明代生员襕衫则四面青边攒阑，即领、褾（袖端）、襈（衣缘）均有襕。由此可知，明代生员服饰是损益汉、唐、宋儒士的服饰而制定的。总之，明代服饰承袭了历史上的汉族服饰古制，但稽古而不复古。朱元璋说："今之不可为古，犹古之不能为今，礼顺人情，可以义起，所贵斟酌得宜，必有损益。"（《明太祖实录》卷二五）正因为有斟酌，有损益，明代服饰才可能集中历史上汉族各王朝服饰制度中具有特色的部分，并具有新的时代发展的特点。也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明明代服饰是中国历史上汉官威仪的集大成者。

严格划分、确认君臣庶士的界限，是明代服饰的又一显著特点。明代君臣士庶的服饰规制，较之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都更加严格。如冕，按《说文解字》的释义，为"士夫以上冠也。"并不是君王的专用品。照遵《周礼》规定。公可服用衮冕，公侯伯可服毳冕，公侯伯子男可服毳冕，公侯伯子男孤均可服希冕，至于玄冕也是如此，只是旒数、就数和每就玉数不同。这种规定，历经汉、唐、宋代，其基本内容没有变化，只是爵位等第改为官员等级而已。朱元璋建明始，就以五冕太繁而废其四，仅仅保留衮冕，并将之作为皇帝和皇族中郡王以上的专用品。朱元璋把冕的服用者限定在这个范围内，是因为这些人正是君王的法定的或可能的继承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的冕成了君的象征或代名词。除冕而外，皮弁和乌纱折上巾亦为上述范围的人所专享，臣子贵至王公也不许用。明代君臣的服饰界限还体现在女服中。洪武四年（1371年）五月，朱元璋"以古者诸侯服衮冕，故后与夫人亦服衮翟，今群臣既从梁冠绛衣为朝服，而不敢用冕，则外命妇亦不当服翟衣以朝。"①于是，只有皇后、皇妃、皇嫔及贵人等三品以上内命妇才许准服用翟衣，而外命妇贵至一品夫人亦不准服用。这种服饰制度上的极为严格的君臣士庶界限，正是明代封建专制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一个表现，也是明代服饰文明具有显著政治色彩的突出例证。

明代服饰的发展演变沿革表明，服饰不但随朝代更迭而变化，即使一代之中，随着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它也有变化。明代后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社会上拜金主义之风的盛行和人们社会价值、伦理道德观念的趋变，以及各种新兴社会思潮的影响与催化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明初严定的服饰之禁不攻自破，服饰花样翻新，无奇不有，僭拟越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财富占有者突破礼制的束缚，凭藉金钱恣意享受挥霍，各阶层人民开始追求物质生活的丰腴，并着力美化生活，企求达到物质与精神享受的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五。

最高境界。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生活方式，此时在各个方面，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人们的服饰冠戴上尤为明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开始进入普通人家，这是前所未有的。如织金妆花，本是王府、仕官人家品服专用之物，以别贵贱，"今（指明后期）商贾工农之家一概穿着已为僭分。又有混戴珠冠及金银鬏髻四围花，通袖刻丝捺纱，挑绣袖口入领，缘等服。而倡优妆饰金珠满头，至于床门帏帐，浑身衣服，俱用金销。一套销金工价，可买一套衣裳。"又有衙棍市游，"绫段手帕滥作裙裤杂色，宽带直与衣齐。"（吕坤《实政录》卷一）又如南京官民士庶的服饰，在隆庆、万历以前犹为朴谨，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而已。迨至万历时期，士人所戴巾子，"殊形诡制，日异月新"，士大夫所戴的冠巾款式很多，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逍遥巾等多种。甚至还有用马尾织成巾的，这种马尾巾则又有瓦楞、单纱、双丝的区别。因此，时人感叹道："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当时人们穿的靴鞋也变化多端，以前仅有"素履"、"云履"，此时则"有方头短脸球鞋、罗汉鞋、僧鞋，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施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紫黄绿无所不有。"（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特别是妇女的服饰，万历以来变化更大："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袜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演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纂之工，无不易变。"（同上，卷九）

明代中后期这种衣冠服饰上的追求华丽之风，并非南京一地如此，江南其它地方也比比皆是："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骔巾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松江则"迩年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绸绢色衣，谓之薄华丽，而恶少且从典肆中觅旧服翻改新制，与豪华公子列座。"（同上卷二）甚至奴隶也"争尚华丽"，"女装皆踵娼妓"，"士宦亦喜奴辈穿着"（同上书）。浙江则"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无涯。"（《松窗梦语》卷八）山西妇女"戴金不戴银，有一簪金垂一两二钱者"（吕坤《实政录》卷三）。四川妇女簪花满头，"稍著鲜丽。丑嫫出汲，赤脚泥涂，而头上花不减（《松窗梦语》卷二）。京师"兵民之家，内无甔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或有吉庆之会，妇人乘坐大轿，穿服大红蟒衣，意气奢溢，但单身无婢从，卜其为市佣贱品。"（史玄《旧京遗事》）"豪富之家，有衣珍珠半臂者。"（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而在农村则不乏倾囊追逐时髦的素寒之家，"家才儋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客座赘语》卷二）。然而当时最令那些正人君子看不惯、干瞪眼的是："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与士宦漫无分别，而士宦亦喜奴辈穿着，此俗之最恶也"（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总之，这种种迹象表明，人们已不顾及统治者意在严格区分贵贱和等级的那套服饰制度的明文规定，而是意尚奢华，成了尊卑无等，贵贱不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后期"天崩地坼"的大转变时期的社会生活情况。但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社会的进步，热爱美、追求美，且要用美来充实生活的内容，已成为明代社会各阶层共同的追求目标它从一个侧面透露出社会向前发展的曙光。

五、居住、行止习俗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后，其重要的治国举措之一，便是酌古通今，考定邦礼，遵循封建礼制确定的等级原则，对社会各阶层在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规制，作了严格的规定。且由此以企达到"贵贱各有等第，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的目的，进而能使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实现长治与久安。这一切，又均通过明代帝后王公贵戚与官宦民人的居住、行止礼仪习俗活动，得以主动地体现出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生产的发展、科技文化的进步，导致了明人在居住、行止习俗方面，较之元代，更呈现出一派丰富多彩、多元纷呈的景象。其中，又以诸多旧城名都面貌一新、人口繁盛商贾流通之区新镇新城的崛起，宫苑、寺观与各色各式建筑的兴建，居住、行止物质条件的改善和与之俱来的文化活动的扩大等诸方面，最具特色和典型。对此，明人何景明（信阳州人，学士）曾在《入京篇》等诗中，对京师（今北京）的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的居住、行止景观和繁盛气象，作出生动的描述。诗中写道："轩京若水流，宫阙似云浮。畿甸一千里，山河十二州。城中甲第共崔巍，别起云甍接露台。旭日才临万户动，飞尘遥见九关开。九关鸡鸣竞车马，百僚已集金门下。入卫皆为龙虎军，来朝尽是貂蝉者。天子乘春览物华，霓旌羽扇五云车。六龙不驻千官仗，匹骑常过七贵家。七贵家连凤城里，转日薰天势无比。池榭春来锦绣围，楼台日暮歌钟起。复有蒙恩过董仇，执柄持枚得自由。不使府中除将相，直教门下谒王侯。王侯贵人慕豪富，意气相看益骄妒。未惜朱门騕袅驹，岂论金谷珊瑚树。托身日月有光辉，举翼风云多会遇。可怜汉室盛衣冠，杨雄蓬苍独饥寒。终岁校书空闭阁，十年执戟不迁官。公孙射策取卿相，李广冯唐徒自叹。"又，在《燕京十六夜曲四首》中，也有"御河桥畔千尺台，燕京女儿踏歌来。台上歌钟日夕起，桥头酒炉深夜开。""万岁山头锁玉楼，十五馆中人不游。""九衢车马似山河，万金买灯不道多"等形象描写。更有《长安大道行》中"长安大道如弦直，车马相逢不相识。金鞭玉毂共争先，日日红尘大道边。七贵门前罗将相，五侯座上列神仙。五侯七贵同杯酒，万骑千夫尽奔走"的佳句。透过诗人所活画出来的一幅幅生动画面，使人得以对明代的居住、行止习尚，有着更为真切、形象的了解。

（一）宫苑建筑与帝王起居礼尚明代的宫苑，作为帝王起居的场所，它不仅建筑群体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而且在数量、质量上均超过前代。

京师的皇宫（今北京故宫），作为明代皇帝的宫殿，它自明永乐五年（1407年）起，由明成祖朱棣集中全国匠师，并征调二三十万民工、军工，历时十四年之久而建成的。全部建筑可分外朝、内廷两大部分，宫殿群体之外，用宫城（紫禁城）围绕。宫城的正门为午门，它既是宫门，也是一座获胜后向皇帝献俘和帝王向全国颁布诏令的殿宇。外朝建筑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主，前面有太和门，两侧则有文华、武英两组宫殿。内廷建筑则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这是明代帝后居住生活的地方。这组宫殿的两侧有供居住用的东西六宫和宁寿宫、慈宁宫等；最后更有一座供帝后妃嫔们玩乐的御花园。此外，明代宫城内，还有禁军的值房，一些为帝后生活服务的服务性建筑（如御膳房、御药房等），以及供宫中太监、宫女们居住用的较为矮小的房屋。同时，在皇宫宫城正门的午门至天安门之间，供帝后专门的御路两侧还建有朝房。朝房外，东为太庙、西为社稷坛。至于宫城北部的景山（明代称煤山，即崇祯帝自缢处），则是附属于宫殿的另一组建筑群落。除外出巡幸、亲征、祭祀、游乐外，帝后妃嫔日常和年节时的主要政务、起居、生活、宴赏、娱乐、祭祀等活动，均在此进行。而作为明代深宫禁苑之地的皇宫宫城，它不仅是帝王最高权力的象征，而且是封建礼仪、等级的权威性体现与物化标志。这一切，又使得明代帝王的居住礼尚（含宫苑建筑风格、起居生活等内容），呈现出较之以往不同的新特点：其一，皇城宫苑建筑与帝王起居礼尚，均是循礼制而实施的。其中，皇城的主要建筑便基本上是附会《礼记》、《考工记》及封建传统的礼制来布局的。例如，社稷坛位于宫城前面的西侧（右），太庙位于东侧（左），便是附会"左祖右社"的制度。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则是附会"三朝"的制度。大明门到太和门间五座门，亦是附会"五门"的制度。至于前三殿和后三宫的关系，更体现了"前朝后寝"的制度和礼仪规范。然而，明统治者在规划宫殿时，一方面对前代宫殿的布局方法有所继承，另方面又根据实际政务和起居生活的帝王后妃需求，作了一定的改变和修订。譬如，以三朝制度为例，唐宋宫殿的三朝都是各自独立成组，元代则是工字殿的形制，而明代则是三殿同建在一个三级的工字形台基上。再如左祖右社的位置，金中都是建在宫城前千步廊的两侧，元大都则建在皇城以外的地方，至于明代的则建在皇宫城前面的两侧。

其二，从明代皇宫宫城设计到帝王后妃的起居礼仪，处处均体现着封建帝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与皇权的至尊至崇至荣。为此，在明代皇宫宫城的总体规划和建筑形制上，充分显示出帝王的威慑效应、政治上凌驾一切、制驭四海臣民、天下归心这一主题和基调。为形成整个建筑群体整齐、庄重、严肃的气势与氛围，其全部主要建筑严格对称地布置在中轴线上，在整个宫城中以前三殿为重心，其中又以举行朝会大典的太和殿为其主要建筑。而在总体布局上，前三殿占据了宫城中最主要的空间，而太和殿前的庭院，平面方形，面积达2.5　公顷，是宫城内最大的广场，有力地衬托出太和殿的雄伟高大、气势辉宏，以及这一整个宫城的主脑。至于内廷及其它部分建筑，由于是从属于外朝，因此格局比较紧凑。为了更加强调和烘托明朝的尊严，在太和殿前面，还布置了一系列的庭院和建筑。其中由大清门至天安门为一段，天安门至午门又为一段。午门以后，在弯曲的金水河的后面矗立着外朝正门太和门，太和殿就在其后。这一系列处理手法，从而更加渲染出外朝的重要地位，使人们在进入太和殿前就已感受到严肃的气氛和帝王的威慑。

其三，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宗法观念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明代皇宫宫城建筑和帝后妃嫔起居礼尚的"基调"上，得以生动、具体、典雅的体现。正由于前三殿是宫城的主体，所以在这组宫殿群体的四角有崇楼，同时太和殿是当时最高等级、最高规格的建筑，故采用重檐庑殿的屋顶、三层白石台基、十一间面阔等。甚至屋顶的装饰走兽、斗拱出跳的数目也最多。在御路和栏杆上的雕刻，彩画、藻井的图案中，则使用帝后专享的龙、凤等题材；色彩中更用了帝后才能使用的明黄和金色。再配之以此处专有的月台上的日规、嘉星、铜龟、铜鹤等陈设，则屋顶制度与开间等都依次递减，装饰题材便有所不同。至于红色的墙、柱和装修，金黄色的琉璃瓦，既是皇宫建筑所专用的色调，又是与帝后妃嫔起居生活相辅相成而又融为一体的皇权尊威的艺术展现。

除皇宫宫城外，明代尚有苑囿和禁苑，它是以园林为主的皇帝离宫，除布置园景供帝后妃嫔们游乐休息以外，还包括举行朝贺、处理政务的宫殿，以及皇帝、后妃、宫中服侍人员的居住建筑、生活供应建筑设施、若干庙宇等，在建筑群落上，既具园林的灵活、轻巧格调，又具开阔、富丽的气派和风韵。明朝帝后妃嫔们常去的禁苑，主要是紫禁城的西苑，它是利用金元时期帝后离宫的旧址加以扩建而成的，总体建筑布局已如前述。正是这些非同凡响和布局构建高雅的建筑群落，使得在这里进行的帝后妃嫔的起居生活与活动，成为整个帝王起居、住居礼尚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居、园林、寺观与家具陈设明代各地构建不同的各式民居，是社会各阶层民人生存与生活的基本空间，也是民人起居生活习俗赖以依托、传承的物质前提。这些民居建筑群落与民人起居生活习俗，较之以往，有着自身的一些特点：首先，是随民族、阶层、地区、居住习尚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究其原因，既有自然条件、环境上的差异，又有人文环境、习俗上的区别和影响。其次，明代的各地民间民居与民人起居生活习俗，亦有着封建等级与礼制的烙印。明初，统治者为维护礼法和等级制度，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住宅等级规划："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三品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不许在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①但此一规定，自明中叶以后及至明末，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盛，一些官宦缙绅之家的深宅大院的布局、设计、构筑，早已突破此限。其中，浙江东阳官僚地主卢氏的住宅大院，经多年修缮扩充，遂成为规模宏阔、雕饰华美、亭馆塘面辉映的巨大建筑群落；安徽歙县徽商和民人住宅的精美绚丽的彩绘装饰等，便最具典型。再次，明代的民居和民人起居生活习俗，区域化特征更为显著。如果以秦岭与淮河流域为界的话，则大体形成南北两种不同的风格。在北方，除黄河中游少数地区采用窑洞式住宅外，其余地区多用木构架结构系统的院落式住宅。而在南方住宅中，长江下游的院落式住宅，又与浙江、四川等山区住宅及岭南的客家住宅，又有区别。在起居生活习俗上，北方民人多以村落为集居点，按宗族、血缘，组成大的家族，相对集中，有着"大集中、小分散"的特点，以利生产与生活。而在南方，由于地形复杂，民居分散，特别是在山区、半山区，虽也是多以大家族而构成聚居点。却有着"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至于岭南的客家堡寨式住宅，则当属以家族血缘为纽带、集生活生产为一体、利于攻防自己于一身的特殊建筑群落，而这种群落，又是适应明代客家移民相对封闭、循环式的起居生活习俗而产生的。黄土地区民居明代，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民居，多建造窑洞式与拱卷式住宅。其中，窑洞式住宅又分两种：一为靠崖窑，多在天然土壁内开凿横洞，且数洞相连，或上下数层，有的则在洞内加砌砖券或石券，防止崩坍，或在洞外砌砖墙，保护崖面。财力物力雄厚之家，规模较大，并在崖外建房屋，组成院落，称为靠崖窑院。

①　王鸿绪、张廷玉：《明史》卷六十八，《舆服志》四，室屋制度。

另一种是在平坦的冈地上，凿掘方形、长方形平面的深坑，沿着坑面开凿窑洞，称为地坑窑或天井窑。此种窑洞以各种形式的阶道通至地面上，如果附近有天然崖面，则掘隧道与外部相通。大型地坑院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坑相连，可住二三十户，便于大家族分户聚族而居。此外，还有在地面上用砖、石、土坯等建筑材料，建造一层或二层的拱券式房屋住宅，称锢窑。用数座锢窑组合成的院落，则称为锢窑窑院，以利于家族内聚户而居。这种相对封闭式的院落，使得其起居习俗，既以家族为中心、血缘为纽带，又集生产、生活、人际交往、礼仪、祖宗祭祀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循环往复，难以迁徒。北方民居　明代北方民居，以四合院住宅为典型代表。这种民居住宅布局，充分体现出封建礼教、宗法观念、等级制度对民人起居生活习尚的支配作用，从而按照南北纵轴线对称地布置房屋与院落。民居住宅大门多位于东南角上，门内迎面建影壁，致使外人和过往行人难以窥知宅内的活动。由此转西至前院。南侧的倒座通常作为客房、书塾、杂用间或男仆的住所。自前院经纵轴线上的二门（有时为装饰华丽的垂花门），进入面积较大的后院。院北的正房供长辈居住，东西厢房则是晚辈的住处，周围用走廊联系，成为全宅的核心部分。另在正房的左右，附以耳房与小跨院，置厨房、杂屋和厕所。有的则在正房后面，再建后罩房一排。住宅的四周，由各座房屋的后墙及围墙所封闭，一般对外不开窗，而在院内栽植花木或陈设盆景，从而构成安静舒挞的生活环境。大型民居住宅则在二门内，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四合院向纵深方向排列，有的还在左右建别院。至于更大的民居住宅则在左右或后部营建花园。此种民居住宅，不仅有着整齐划一的特征，而且，也给民人的起居生活习俗带来封闭性、保守性的印痕。与之相伴随的，则是起居生活习俗中浓厚的封建礼制、家规人伦的色调。

江南地区民居　明代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民居住宅，多以封闭式院落为单元，沿纵轴线布局，但方向不限于正南正北。其中，大型民居住宅多在中央纵轴线上建门厅、轿厅、大厅及住房，再在左右纵轴线上布置客厅、书房、次要住房和厨房、杂屋等，从而成为中、左、右三组纵列的院落组群。后部住房则常为二层建筑，楼上宛转相通，且在各组之间，设置通前后的交通线"备弄"（即夹道），兼有着巡逻和防火的作用。为了减少太阳辐射，院子采用东西横长的平面，围以高墙，同时在院墙上开漏窗，房屋也前后开窗，以利通风。客厅和书房前则每凿池迭石，广植花木，以构成幽静的庭院。有的住宅还在宅的左右或后部建筑花园。如明代在浙江杭州建造的大型民居吴宅，后虽扩建，却仍保留至今，布局井然有序，曲中、左、右三部分及备弄构成。这种民居，既使民人起居生活习俗保持传统的格调，又使得易于与社会交往，人际关系较为和谐，且融天伦之乐、自然情趣于一体，别具特色。浙江四川山区民居　明代浙江、四川山区的民居住宅，多利用地形灵活而经济地做成高低错落的台状地基，再在其上建造房屋，因而民居住宅的朝向往往取决于地形。在建筑的布局上，主要房屋仍具有中轴线，但左右次要房屋不一定采取对称方式，院落的形状大小也不拘一格。民居房屋结构通常用穿斗式木构架，高一至三层不等。房屋屋顶形式一般用悬山式，前坡短，后坡长，出檐与两山挑出很大，但也偶用一部分歇山式屋顶。房屋外墙用白色；木构部分则多为木料本色，或涂柱为黑色，而门窗则涂为浅褐色或枣红色，它们与高低起伏的灰色屋顶相配合，形成一个朴素而富于生气的外观。这些风格各异、构建不同的民居建筑群落，便反映出明代这些地区民人随境而居、就地建屋，以家族或个体家庭为生产、生活、交际基本单位的起居生活风尚。它则是该处民人在居处生活中，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利用自然的创造力和顽强生存力的真实显现。

客家民居　明代客家民居住宅沿五岭南麓，分布于福建西南部、两广（广东广西）北部一带。由于自唐末五代以降，长期来客家人皆聚族而居处，因而导致了形体巨大的民居住宅群体的产生。从建筑布局上看，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型院落式住宅，平面前方后圆，内部由中、左、右三部分组成，院落重叠，屋宇参差。另一种为平面方形、矩形或圆形的砖楼与土楼。其中最大的土楼，直径可达七十余米，用三屋环形房屋相套，房间可达三百余间之多。外环房屋则高四层，底层作厨房及杂用间，二层储藏粮食，三层以上住人。其他两环房屋仅高一层。中央建堂，以供族人议事、婚表典礼及其它活动之用。在结构上，外墙用厚达一米以上的夯土承重墙，与内部木构架相结合，并加若干与外墙垂直相交的隔墙。同时，由于安全的缘故，外墙下部不开窗，故外观坚实雄伟，颇似堡寨式建筑。这种坚实耐用、攻防兼俱、集多种生产生活社会功能于一体的建筑群体，无疑对明代客家人聚族而居、封闭保守、自立自卫、遇事共议共决的起居生活习尚的延续传承，起着巨大的物质保障作用。

明代园林与寺观明代民人的上层，包括贵族、官僚、地主、缙绅、富商大贾之家，他们在起居生活习俗方面，与下层民人则大相径庭。反映在民居建筑方面，则是私家园林的兴建，它们多集中于经济、文化、交通发达、商业繁盛之区，如金陵（南京）、燕京（北京）、苏州、常州、扬州、松江、太仓、陕西等地。明中叶后，建园之风更盛。

燕都（北京）的园林　据明代《顺天府志》等书记载，私家园林有湛园、宣城第园、月张园、漫园、定园、孝廉刘百世别业、相国方公园、刘茂才园、宣家园、湜园、杨园、齐园、极乐寺中的牡丹园、梁氏园、杨舍人泌园、张氏陆舟园、恭顺侯园、英国公张园、成国公适景园、万驸马曲水园、冉驸马宜园、勺园等。

金陵（南京）的园林　据明代《江宁府志》、明人工世贞著《游金陵诸园记》的记述，明代金陵的私家园林有养种园、乌衣园、绣春园、瞻园、莫愁湖园、息园、逸园、市隐园、快园、栝园、东园、西园、魏公南园、魏公西园、锦衣东园、万竹园、徐锦衣家园、金盘李园、徐九宅园、同春园、武定侯园、武氏园、杞园、遁园、凤台园、佚园、尔祝园、吴孝廉园、何参知露园、味斋园、长卿园、茂才园、新园、无射园、熙台园、陆文学园、方太学园、张保御园、李氏小园、武文学园、羽王园、太复新园、华林园等。

苏州与松江的园林　据明代《江宁府志》、《江宁通志》等书记载，苏州的园林有真假山石、遂园、留园、。。园、拙政园、绿水园、西园、归田园、适适园、适园、芝园、孙家园、傲园、熙园、季甲园、赐金园、后乐园、豫园、西园等。

常州与扬州的园林　明代常州的园林有寄畅园、梅园、陶园等。而扬州的园林则有影园等。

太仓的园林　据明代《江宁府志》记载，太仓的园林有东园、菽园、弇山园、熙园等。

陕西的园林　据明代《陕西通志》、《马志》等书记述，明代陕西的园林有最乐园（长安）、西园（三原）、瀑园（三原）、斑竹园（■屋县）。以上这些私家园林，在明代不仅分布地域广泛，南北地区兼有，而且各富特色。其次，这些私家园林均构建精美、华贵，或园林遍植花木、或叠石伏流、或池泉清波、或楼台水榭、或方池平桥，或山洞亭台、烟云掩映，不一而足。再次，这些私家园林既是园主们生活起居的居所，又是他们交接权贵、社会史流、宴乐酬答的最佳场合。因而，它兼具起居生活、礼仪交际、宴享娱乐等多种社会功能价值。最后，这些私家园林，不仅是园林主人丰厚财力物力的标志，而且是其身份地位的象征、彼此夸富显荣的最佳手段。此种夸富竞奢之风，更开清代造园之先河，也为此后造园在建筑工艺技术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明代的寺观　明代寺观建筑与民人的祭拜活动，遍布全国各地城乡。仅以燕京（北京）为例，据明人沈榜的《宛署杂记》一书所载，寺、庵、宫、观、庙、堂，共五百六十八处。其中，寺有二百一十二处（城内有大隆善寺等七十二处，城外有衍法寺等一百三十九处）；庵有一百四十处（城内有海潮观音庵等七十七处，城外有翠峰庵等六十三处）；宫有六处（城内有朝天宫等三处，城外有昭应宫等三处）；观有二十一处（城内有清虚观等七处，城外有玄静观等十四处）；庙有二百零六处（城内有关王庙等七十七处，城外有天仙庙等一百二十九处）；堂有十三处（城内有观音堂等四处，城外有温泉堂等九处）等。

这些寺观中，供奉着各种宗教与民间诸神，以供各阶层民人进行祭拜活动。这些祭拜，既是民人日常起居生活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通过此民人祈求神灵对个人、家庭、宗族生产生活、起居平安得以护佑的举措，进而求达心灵的平衡与慰藉。因此，它是明代民人日常起居生活习俗中，神秘性（包括对自然的崇拜、万物有灵的信仰、宗教与民间诸神的祭祀等）特征的生动表现。

明代家具与家具陈设明代家具式样繁多，名称各异，且随居处空间条件的广狭，而有不同的陈设和构建风格。这些家具是各阶层民人日常起居生活的必备之品，也是美化、丰富其起居生活内容的重要物质条件。在家具制作与陈设方面，明代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明代家具种类繁多，主要有案、桌、几、椅、凳、床、踏、柜、箱等类。每一类中，又有可分为各种制式，以供不同需求之用，如椅子类中，则有太师椅、靠背椅、扶手椅、交椅等。

其二，以"硬木家具"为代表的"明式家具"，其用材质地精良、作工细致。它基本上是继承了五代、宋的俊秀清雅的髹漆家具的形式与风格，改用紫檀、红木等外域珍贵木料，烫蜡而不髹漆，使木质裸露，显示其色质美，造型单纯洗练，从而具有天然质朴、浑厚典雅的艺术风韵。

其三，明代家具在制作工艺上，有许多创新。由于明代海外交通的发达，东南亚一带盛产的珍贵木材，如花梨、紫檀、红木等得以源源不断输入中国。这些原材料具有质地坚硬、强度高、色泽与纹理优美的特性，从而在制作家具时，能采用较小的构件断面，制作精密的榫卯，进行细致的雕饰与线脚等深加工。加之手工技艺的进步，使得明代家具在造型与制作工艺上，均有颇多创新。

其四，在家具设计方面，明代家具亦富有特色。如在用材上，既合理地发挥了材料性能，又充分利用、表现出材料本身色泽与纹理的美观，进而达到结构与造型的统一。其框架式的结构方法符合力学原则，也形成了优美的立体轮廓。至于在雕饰上，多集中于一些辅助构件上，在不影响坚固的前提下，取得了重点装饰的效果。通过合理、科学的设计与制作，使得每件家具呈现出体型稳重、比例适度、线条利落、庄端活泼且又适用大方的特点。其五，明代家具向成套化、配套化方向发展。明代以苏州为中心的家具制作中心，为充分满足社会各阶层民人对家具的各种需求，既有生活用家具，也有陈设用家具，更有配套性家具，还有专供厅堂、卧室、书斋使用的家具。并在建造房屋时，就根据建筑物的进深、开间和使用要求，考虑家具的种类、式样、尺度进行加工制作和成套配制。

其六，明代在家具陈设方面，追求整体效应和装饰美。在民人上层富家大户的住宅中，家具陈设大都采用成组成套的对称方式，且以临窗迎门的桌案和前后檐炕为布局的中心，配以成组的几、椅，或一几二椅，或二几四椅。柜、橱、书架等也多是成对的对称摆列，力求严谨划一。为使室内的气氛不致呆板，灵活多变的陈设起了重要的作用。陈设品的摆列多数取平衡格局，利用形体、色彩、质感造成一定的对比效果。其中，书画、挂屏、文玩、器皿、盆花、盆景等陈设品，又都具有鲜明的色彩和优美的造型，与褐色家具及粉白墙面相配合，形成一种瑰丽的装饰艺术效应①。

（三）《营造门》与建屋风俗忌避在明人的起居生活习俗方面，诸多禁忌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它又集中体现在建屋的风俗方面。从而使得明人在《营造门》一书中，对明代建屋风俗禁忌，逐项予以记述：第一，宅地诸说：凡住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这是最贵之地。

凡地，东高西低，生气降基。东低西高，不富且豪。前高后低，必主寡妇孤儿，门户必败。后高前低，主多牛马。

凡住地，平坦名曰梁土。后高前低名曰晋土，居之并吉。东高西低，名曰楚土，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低，名曰卫土，居之先富后贫。

又如：凡宅东有流水达江海者吉，东有大路主贫，北有大路凶，南有大路富贵。

再如：凡宅宜居宫观仙居侧近之处，主益寿延龄，人安物阜。不宜居当冲口处，不宜居塔冢、寺庙、祠社、炉治及故军营战地，不宜居草木不生处，不宜居正当流水处，不宜居山有冲射处，不宜居大城门口及狱门、百川口去处。

凡宅居淇润光泽阳气地者吉，干燥无润者凶。

凡人家门前有双池，为之哭字头。西有池，为之白虎开口，皆忌之。

凡住宅地形，卯西不足居之自如，子午不足，居之大凶，南北长东西狭，主吉，先凶后吉。子午线为南北线宜长，卯酉线为东西线宜短。

第二，门墙诸项：凡造屋切忌先造墙围并外门，主难成。

①　参见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凡大门门房扇及两畔墙壁须大小一般。左大主换妻，右大孤寡。大门十柱，小门六柱皆要着地则吉。门扇高于墙壁，主多哭泣。门口水坑，家破伶仃，大树当门，主招天瘟，墙头冲门，长被人论。交路夹门，人口不存。众路相冲，家无老翁。门被水射，家散人哑，神社对门，当病时瘟。门下水出，财物不聚，门着水井，家招邪鬼。粪屋对门，痈疖长存。水路冲门，悖递子孙。仓口向门，家退遭瘟。捣石门居，家出离书。门前直屋，家无余谷。门前垂杨，非是吉祥。巽方开门及隙穴开窗之类，立自灾害，东北开门，多招怪异。重重开门，二门莫相对。

第三，建房杂俗：盖屋布椽，不得以小压大，须两边骑梁，凡门以栗木为关者可以远盗。

凡起新屋，防木匠放木笔于木柱上，令人家不吉，更防有盗木作柱者，不吉。

起宅门，其门要刷以醇酒及散香末，礼神。房门前不宜多种芭蕉，引鬼招邪，妇人得血疾。正门前不宜种柳，"大树通轩，疾病连绵。"

作灶须备新土净水为泥，不可用壁泥相杂，灶口宜向西南，向东北则凶①。在上述这些明人民间建屋风俗忌避中，有的是民人在长期起居生活中实践经验的总结，如"不宜居当冲口处"、"不宜居草木不生处"、"不宜居正当水流处"、"不宜居山有冲射处"、"凡宅居淇润光泽阳气地者吉"等，这些均是为自身安全计，因此，它是合理的。其次，有的则是明代民人起居生活习俗中，科学成份的反映，如认为"巽方开门及隙穴开窗之类，立自灾害"，按照八卦，巽为东南，主风，所以不宜巽方开门；至于隙穴开门，也是多处风口之上，这些都对人身庭康有损。又如"粪屋对门，痈疖长存"，因不卫生常遭疾病的道理，此时民人在起居生活中，还是懂得的。再次，建屋风俗避忌中，大量的是明代民人在起居生活中，对万物有灵和四方之神的崇拜，或诸多含有迷信成份的说法。如对环境的选择上，认为东为陶朱公财神之地，有流水达江海，则可"财源茂盛达三江"。倘东有大路，便为泄财。北方为寇之方，北有大路，则凶多吉少。而南为阳，当然是吉方。又譬如，将宅地的四向高低地势分为梁、晋、鲁、楚、卫五土。且认为居住后或吉与不吉，或是否富贵，全在这宅地的因素等，即属此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民间社会中，科学知识尚难普及，长期封闭、愚昧、落后所致。另一方面，则是明代民人起居生活习俗中，世代因循旧习、陋习，不思变革所引发的必然结果。最后，它是明代民人起居生活中，民间普遍存在的对天神、自然、环境依赖，缺乏抗争意识、苟安固守心理的反映。亦是趋吉避凶、求富求贵避贫避穷、近利远害的价值取向的生动写照。

（四）宫廷车舆与巡行礼仪明代社会各阶层的车舆规制与行止礼仪，是在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时期，逐渐制定和完善的。为了显示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权威、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至尊至崇地位，朱元璋参照古代的车舆与卤簿仪仗之制，不但对帝后、嫔妃等的车舆仪制、卤簿之制，作了详尽的规限；而且还对百官、民人的车轿行止规范，也作了明确的规定，且严禁僭越违制。如由于明

①　参见张紫晨著《中国民俗与民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代官员的身份与官品各异，因而所乘座的轿子的质料、装饰、大小和轿夫的人数，也不相同。又如，明代皇帝的座轿，顶髹红漆，以示尊威；故百官与民人凡轿皆禁髹红漆。明代前期，封建统治者采用一切手段来维护与保障这一套等级森严的车舆礼仪制度，且严惩僭越违制者，故违制现象不多见。但至明末，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日渐腐朽、封建法制与纲纪的废弛，致使法定的封建等级车舆制度的根基动摇；于是在不少地区和民间，人们乘座的车轿，开始出现了违制现象。

明代，对帝后的车舆规制、卤簿仪仗制度，均有详尽的规定和限制。明代帝后的车舆之制是在明太祖和永乐帝统治时期确立、完善的，它经历了一个从简到繁、从不健全到完备的过程。如洪武元年八月，有司奏造乘舆服御之制，明太祖诏令应用金者，"皆以铜"。六年八月，太祖又命令礼部考定古代的五辂制后，命其制作木辂二乘：一为丹漆为之，祭祀时供乘用；一为皮挽，供行幸时使用它。二十六年，朝廷开始制定卤簿大驾之制，设置玉辂一乘，大辂一乘，九龙车一乘，步辇一乘。永乐三年（1405年），又更定卤簿之制，帝王增设大小马辇、步辇，大凉步辇各一乘（《明会典》卷二十三）。此外，统观明代帝后的车舆与行止规制可知，明代帝王遇有大朝会、巡幸、祭祀、谒庙等一系列重大政治活动外出时，一般按照规制乘坐车轿；虽然有时自宫中也徒步到天坛祈祷，但午后返宫时，则要乘马而回。后妃等遇有类似的活动，随皇帝外出乘座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是车舆，然而它的备办仪制要严格遵循有关规制，不可违禁。但从规模和等级上说，它远不及帝王的车舆豪华与气派。若从明代帝后车轿之制的具体内容看，它不但有严格的等级规制，且各种车舆有专门的名称，如帝王的车轿有大辂、玉辂、大马辇、小马辇、步辇、大凉步辇、板轿和耕根车等名目；后妃的车舆也有称辂辇与安车的名目。

皇帝的大辂，极尽高贵华丽，描金纹饰和莲座、宝盖、天轮、辇亭形制和纹饰的设计、工艺之精巧，尤为绝伦。玉辂则较大辂简易。大、小马辇均由轮马所拉。步辇和大凉步辇为由伙役推拉而行的辇车。

明代皇帝的座轿因其顶髹红漆，故又称红板轿。由于乘坐轿子便于行动，可以弥补交通道路不便的不足与麻烦，所以从明代帝后外出活动的情况看，轿子与辂辇是帝后经常交替作用的代步交通工具。如嘉靖十三年（1534年）谒庙时，皇帝与后妃等就是乘肩舆（轿子）出宫，到奉天门后降舆乘坐辂辇的。隆庆四年（1570年），宫廷设郊祀庆成宴时，皇帝更是乘红板轿由归极门出来，入皇极门，到殿上后降舆的。耕根，在汉代称耕车，晋代称耕根，系为"天子亲耕"时所用。嘉靖十年（1531年），因为嘉靖帝要仿效古制，将耕耤田，大颁诏制作"耕根车"。明代的礼官稽考诸礼书，参照《大明集礼》，援用明代的车式，制作了"通用青质"的耕根车，供帝王耕耤田时使用。

与明代帝王的辂辇与御轿相配套的还有卤簿仪仗制度，它是历代统治者用以防护自己、并表现其高贵地位的一套礼仪制度，为明代所承袭。明代统治者运用手中掌握的封建国家的权力，以强大而雄厚的国家经济力量作后盾，调动和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制造和装饰乘坐的车舆辂辇；同时，又将有关仪礼，加以法律条文化，并作为一种制度颁行，要求全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成员严格遵行，不得僭越违制。一方面使得封建等级制度更加合法化，帝王后妃的车舆仪制更为典制化；另一方面，明代社会各阶层的车舆仪制，被限定在有关的法律条文中，不得擅自更动，显示了封建统治者的最高威权和奢华享受。

（五）王公贵戚、官宦舟车与使用规制明代，最高封建统治者参照古代盛行的"礼制"，对王公贵戚与各级官宦的舟车行止仪礼，也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从而使得他们无论从事何种政治活动时，抑或是日常生活中，无不遵奉条文的限定，不敢有所违制。由于他们是统治集团中，政治权力运转所凭藉的主要骨干力量，尽管他们在物质文明生活的水准，较之帝后等有一定差距，但比社会其他阶层却有颇多的封建特权与优越性，这也体现在他们的舟车行止信礼的规定上，据《明史》记载，皇太子有金辂，帐房形制颇为豪华壮观；东宫妃可乘坐凤轿、小轿，制同皇妃；亲王可乘坐象辂，形制较金辂略小，帐房用绿色螭头；亲王妃例定要乘坐凤轿、小轿，仪制、装猸、行障、坐障制同东宫妃，但也不同之处；公主乘坐车轿，车沿用宋代的厌翟车，后定制可乘坐凤轿；皇孙可乘坐象辂；郡王无辂，只有帐房，制同亲王；郡王妃及郡主具乘坐翟轿，制与皇妃凤轿同，唯改易凤为翟。对百官的车轿行止仪仗，明政府也有严格的规定。明初，百官皆可乘车，但乘轿须遵等级规定，文臣自三品以上方准乘轿，武官则严禁乘轿。正德以后，轿制稍弛，各品文官皆可乘轿，甚至武官也有乘轿者，然而只能乘坐无帷幔的显轿。此外，对车轿的装饰雕刻、轿夫，随役人员，京城内外文武官员等也有行多明文限定，百官乘坐之制稍宽，乘轿则不然，受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在正德以前，文臣自三品以上方准乘轿，武官则严禁乘轿，此后轿制稍弛，各品文官均可乘轿，甚至武官也有乘轿者，但对车轿的纹饰、仪仗、轿夫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制，各有等第，不可违制僭越。此外，对在外履行公务及地方的文武官员车轿之制，也有相应的规限。如洪武元年，明政府便规定，凡官员乘坐的车驾不得雕饰龙凤纹。职官品第在一品至三品者，其车驾准许用间金装猸，银螭、绣带、青幔；四品至五品准用素狮头，绣带，青幔；六品至九品准用素云头，素带青幔。洪武六年（1373年）又重申，凡百官车轿禁用丹漆，但准杂色漆饰。景泰四年（1453年），明朝廷又再次明文规定，在京文官三品以上准许乘轿，其余各级官吏不许违制乘轿；在外各卫官员也必须遵守这一限定。弘治七年（1494年），明政府又申明，北京、南京及在外文武官员，奉特旨及文武例应乘轿者，只能乘坐4人扛抬大轿，不能随意增加轿夫。其它像两京五府管事并内外镇守、守备以及公、侯、伯、都督等官员，不分老少，皆不许乘轿，违例轿及擅用八抬大轿者，均将受到严厉的惩处。万历三年（1575年），明朝廷又规定，武职衙门及；勋戚等官，均不许僭用4人帷轿、肩舆和擅用交床上马，违制者听任科道官及巡视衙门参奏重惩。除此之外，在其它方面尚有许多限定。总之，明王朝最高统治者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屡下诏令，限定文武百官在车舆行止方面的仪礼规范，其根本目的，就在于要维护并体现帝王的独尊、独贵、独荣，即"朕即国家"的形象；突出国君在封建国家政权、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主要性；强调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进而达到维护封建国家法制、伦常秩序的目的。

（六）民人行止习尚与禁忌明代，民人的行止习尚与禁忌的沿革、变迁，既是明代社会生活发展、演变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衡量和测定明代社会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国力的强盛，生产技术的进步，伴之而来的是社会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明代城乡的民人的行止环境、条件、工具，较之前代有了巨大的改善。但由于广大民人处于被统治、被支配者的地位，因此，他们在行止习尚方面，除必须遵守封建国家法定的严格规定和限制外，还要受封建传统伦理观念的严重束缚，时时刻刻使自己处于"循规蹈矩"的状态。此外，明代民人在行止习尚方面，还传承了古代的许多生活禁忌、迷信习尚，从而构成了明代民人在行止习尚方面的特有内容。

明代民人在行旅方面所用交通工具及行旅生活中的行止习尚，全国各个地区，因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交通地理条件的限制、民族生活习俗的不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如在南方的鱼米水乡、民人行旅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只、轿子；在中原地区，一般民人行旅时，多乘坐轿子、骡车和马、驴等；在边疆游牧地区，游牧民族外出时，以骑马、骑骆驼为主；而在西南地区，许多民族因受高山峻岭的阻隔限制，交通不发达，民人行旅主要以徒步为主，有些民人也有乘象、骑马的习尚；也有的民族在横渡江河激流时，还发明了诸如皮筏等许多特有的渡河工具。这表明明代民人的行旅工具及其手段，不仅多样化，较之前代也有所改善和发展。

"轿车"、"骡车"明代的车用一或二骡挽行，因而统称"骡车"。然而为区别乘人的车与载物的车，又有大小之分。乘人的车为小车，因它有棚子、围子，形状类同轿子，故习惯上又称它为"轿车"。轿车都是木制的，普通民人坐的用柳木、榆木、槐木、桦木等制作。轿车由辕、身、梢、篷、轴、轮几大部件组成。车辕为两根圆头方身的长木，后连车身、车梢，构成整个车的"龙骨"。车厢坐人处一般用木板铺垫，讲究的在木板中心用极密的细藤绷扎，类似现在的棕绷床。其上置车垫子。在车辕前架有一短脚长凳，名"车蹬子"，平时架在辕前，乘者上下车时，便取下做垫脚用。另外，车辕前还横置一根方形木棍，停车时，用以支撑车辕，以便减轻牲畜所负的重量。车厢上的棚架，上有卷篷，有的车棚形似轿身，呈竖长方体，上有穹窿顶篷。篷增多用竹篾编制，外面裱糊一层布，布上再涂一层桐油，可防雨淋。车梢尾部较宽，可用来放置行李箱笼，无行李时，尚可侧坐一人。车轴木制，位于车厢中部的重心上。车辋是用硬质木破成扇形木板、开榫拼接而成，中心以硬木为毂，最后用16　根木辐连接毂与辋而制成木轮，轮的拼接处用大铁钩钉牢。车框和辋的触地滚动部分都密钉大型蘑菇头铁钉。一般来讲，车棚是由木格组成，并不能遮风挡雨，因此往往还要包上一层布围，以避风雨。这种布围称为车围子，从明代的情况看，无论是贵族乘坐的高马车还是民人乘坐的普遍轿车，其形制无甚差异，但车围子却有着很大差异，从其用料、缝制工艺、颜色等便可区分出轿车之间的差异。而明代统治者的明令限制更加大了这种差别。如洪武元年，明太祖便谕令，凡庶民百姓乘坐的车与轿，限用黑油，齐头平顶，皂幔，禁止用云头装饰，其目的就在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颜色也只能用皂青色或深蓝色，从而限制与阻遏了民人交通工具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可能性，故其危害与影响是深远的。

轿子　明代的轿子有"显轿"与"暖轿"之分。显轿即"凉桥"，民间称之为"山轿"。其制即为一把大靠椅，两旁扎有竹杠，椅下设有踏脚板，不施帷幔，多与华盖罗伞相配用。暖轿则和宋代的檐子形制相差无几，只是盔帽式顶盖由圆穹窿形变为略呈四面坡形，四角不上翘，顶尖饰有宝瓶。明代轿子除了用来作为代步的工具外，平民百姓迎亲嫁娶时，也乘坐轿子。这类轿子俗称"彩轿"、"喜轿"、"花轿"或"彩亭"。这种花轿初时比较简朴，只用蓝色绸布作轿帷，四角架悬桃红彩球。对乘轿者，明代也是有禁令限制的。如洪武元年定制，妇女及年老残疾者可以坐轿，但轿子不能漆以彤漆，其轿子的装饰可以使用黑油，齐头平顶，皂幔，来禁使用云头。对民人使用的伞盖也有明文限定，即庶民百姓只许用油纸雨伞，但不得使用罗绢凉伞。

骑马　马匹也是明代民人的代步行路工具之一。骑马代步是明代游牧民族的主要代步工具，但在中原以及其它地区，民人也有以马代步的，然而较之于轿而言，其范围与规模十分有限。民人可以骑马，但明朝统治者却对庶民百姓骑马时使用的鞍辔之制作了严格规定，如洪武六年（1373年），明政府便规定，庶民骑马时使用的鞍辔不得使用描金，只能用铜铁装猸。否则将严加惩处。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又重申，官民人等的马颔下缨并辔辔都必须用黑色，不能使用红缨、描金、嵌金、天青、朱红等色装饰。这些禁令只使用于中原地区民人，而不包括国疆的骑马民笔。应当指出的是，明代前期，民人对这些禁令尚能遵守，但至明末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新的社会思潮和观念的影响、冲击，致使这些封建禁令的根基开始发生动摇，人们不满足于现状，开始冲破封建藩篱的束缚，而去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向封建的传统和禁令提出了挑战，从而在行止方面出现了背离传统的现象，如追求交通工具的奢侈豪华。迨至明末，甚至有一些优伶竟也公然坐上华丽的轿舆招摇过市了，所谓"至优伶之贱，竞有乘轩赴演者"即是指此而言的。（《巢林笔谈》卷四）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是社会生活中的主流，仅限于小范围内，因而它对整个明人的行止生活及习尚，影响不大（参见《明史·舆服志》卷六五，《明会典》卷六三）。

此外，明代民人在行止习尚方面，亦有诸多禁忌。如民人出门不但要忌方向，而且还要忌时间，即出行时必须选择吉日才行。另外，民人乘坐的轿车，一般不用白色，因为白色是重孝的服色，故此轿车忌讳使用白色。再如明代的吴中地区民间，就有很多避讳的风俗。如遇行船途中忌讳说"住"和"翻"等等即是，不一一而论（《菽园杂记》卷一）。

六、婚姻习俗明代的婚嫁制度与礼仪习尚，在继承传统礼制的同时，对古代礼制既有损益也有发展创新，表现出了明代的社会发展风貌。如在婚制方面，明代的《会典》、《明史》等典籍中，对天子的纳后仪礼，皇太子的纳妃仪、亲王的婚礼、公主的婚礼、品官的婚礼、庶民百姓的婚礼以及婚俗中存在的纳妾、重婚、退婚、改嫁与冥婚、指腹婚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与限定。其目的就是想利用"礼"制这个治理国家的精神武器，宣扬维护尊卑贵贱、上下有等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存在，从而企求达到封建国家的长治与久安。但是实存的婚姻形态状况表明，这一规定除被宗室诸王遵奉外，其它各阶层的婚嫁行为和礼仪并不受其约束，法令规定形同虚置。其是到了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社会上出现了追求婚姻自由，性生活美满，个性解放以及纳妾盛行等时尚，对传统的婚姻论理观念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少数民族地区的婚嫁习尚，并不受明朝规定与礼制所限，保留了各自的民族性特点。

（一）帝后的婚姻礼仪明代天子的纳后婚礼，可谓是"国婚"，其礼仪之繁缛、规模与声势之宏大、备办礼物之丰厚、动用人力物力之浩大，都是明代其它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所无法与之比拟的。华贵、典雅、隆重是其主要特点，明代天子纳后，其完婚成礼的过程，基本依照古代六礼的程序而行，要行纳彩、问名、纳吉、纳征、告期和发册奉迎之礼，但天子无亲迎之礼。其中纳彩、问名是相亲阶段，纳吉、纳征是定亲阶段，告期、发册奉迎是成亲阶段。此外，完婚的帝后，还要拜见皇太后，分别接受百官、亲王及内命妇和外命妇的庆贺，最后，帝后要行盥馈礼仪，至此婚礼方告结束。

纳彩、问名　纳彩就是男方请使者到女家纳雁为礼，表示向某女求婚的意愿：问名就是女家同意，便将该女之名及生辰告知男方媒人。明代天子行纳彩、问名礼前，要择吉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庙。至期，陈设御坐、制案、节案、卤簿、彩舆、中和大乐如仪。礼部陈礼物于丹陛上和文楼下。皇帝冕服升座，百官和正副使朝服行礼，执事官举制案、节案由中门出来，礼物随后，均放置丹陛中道。这时传制官宣制曰："兹选某官某女为皇后，命卿等持节行纳彩问名礼。"正副使奉命行礼，皇帝起驾回宫，正副使取节及制书放置彩舆中，由仪仗大乐前导，出大明门，释朝服，乘马前往皇后府第相亲。皇后府第也设相应礼仪恭候正副使者到来。府第中设使者幕次于大门外左边，南向，设香案于正堂，设制案、节案于南，别设案于北。使者到来时，引礼导入幕次，执事官陈礼物于正堂，使者奉制书于案。礼官先入，主婚人朝服出迎，礼官曰："奉制建后，遣使行纳彩问名礼。"主婚者、使者捧制书及节到正堂，置于案上，主婚者行礼，跪于案前，正使取纳彩制，宣后授主婚者；副使取问名制，宣读授主婚者。主婚者接制置于案上左右。执事举表案授主婚者。主婚者将表授正使，并将它置彩舆中。仪式完毕，主婚者酒馔宽待使者，使者返回时，主婚要送至大门外，使者随彩舆由大明门左门，到奉天门外，以表节授司礼监，复命。

纳吉、纳征、告期礼仪　纳吉就是男女双方交换生辰，各自卜得吉兆；纳征是卜吉后，表示婚姻成立；告期就是男方家派媒人向女方家问明结婚日期。明代天子的纳吉、纳征、告期，传制遣使礼仪，如同上述。但天子纳后的纳征礼用玄纁、束帛、六马、谷圭等物。皇后府第的陈设也如前仪，唯更设玉帛案。使者到来后，将制书、玉帛置案上，六马陈堂下。执事先设皇后冠服诸物于正堂，礼官入，主婚者出迎，执事举玉帛案，正使捧纳吉、纳征制书，副使捧告期制书，执节者捧节，以次进入，在案上陈列。主婚者行婚跪在案前，正使宣制，然后来使将圭及玄纁授给主婚者，礼仪之制如前仪。副使宣读成婚的皇道吉日，主婚者拜谢，使者持节出，主婚者礼遇使者，使者返回复命如初。

发册奉迎礼　奉迎就是迎亲礼。因为明代天子无奉迎之礼，故派使节前往奉迎皇后。届时礼部陈雁及礼物于丹陛上，内官监陈皇后卤簿车辂于奉天门外。制词说："兹册某官某女为皇后，命卿等持节奉册宝，行奉迎礼。"正副使将册宝置彩舆中，随即到达皇后府第。礼定官宣读册宝，说明行奉迎礼。接着女官以九龙四凤冠袆衣进皇后，内官陈仪仗于中堂前，设女乐于堂下。皇后具服出阁，于香案前，向阙立，行四拜礼。接着是宣册、宣宝礼仪；正使宣奉迎制，副使进雁及礼物，主婚者跪受，使者行礼拜出。余如初仪。女官奏请皇后出阁，向父母告别，升舆而出。其仪仗是大乐前行，次为彩舆，正副使随之，由大明门中门入宫。百官朝服班迎于承天门外，皇后至午门时，鸣钟鼓，停卤簿。正副使复命，仪仗女乐前导，皇后进奉天门，至内庭幕次，皇后出舆，由西阶进，皇帝由东阶降迎于庭，揖皇后入内殿。帝后诣更服处更衣，皇帝具衮冕，皇后更礼服，同到奉先殿行谒庙礼。还宫，行合卺礼，帝更皮弁升内殿，后更衣从之，东西相向。接着是繁琐的进酒、进饭礼仪，女官以两卺酌酒，帝后合和以进。还宫帝后易常服。次日早，帝后行四拜礼，谒见皇太后。第三天早晨，帝服冕服，皇后穿礼服，同到皇太后宫，行八拜礼。还宫后，帝服皮弁升坐，女官引导皇后穿礼服，到皇帝前行八拜礼。接着帝后接受内亲属及六尚等女官的八拜礼；各监局内宫内使也行八拜礼。并颁诏告知天下。第4　天早晨，皇帝服衮冕升华盖殿，接受亲王、执事官及百官的进贺礼；皇太后及皇后各礼服升座，接受亲王及内外命妇的贺礼表笺。第五天帝后行盥馈礼，还有繁杂的礼仪。这时帝后的婚姻礼仪才算是方告完成。

通观明代帝后的婚嫁仪礼，可以看出，它显示出如下一些特征：其一，明代皇帝的婚仪，既是规模盛大、礼仪繁琐隆重、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国婚"礼仪活动，又是处处体现封建礼仪、等级、皇权的一种政治色彩浓的婚姻活动。其二，在明代多层次的婚姻礼仪--分为礼（帝后）、雅（王公贵族、官员）、俗（庶民百姓）三个层次之中，明代帝后的婚娶仪礼，属最高层次，因此，显示出高雅、华贵、端庄、隆重、繁缛和程式化的特点。其三，明代帝后婚仪的全部过程，是帝后婚姻礼仪的实践，亦是对王公官员、民人所进行的一次有着炫耀性与示范性意义的婚姻礼制教育。其直接影响和结果，则是政治性、寄生性消费的增长，并导致社会再生产的逐步停滞。其四，明代帝后婚仪的强烈政治色彩、封建特权与等级色彩，它是对以"性爱"为基础的普通婚姻根本否定，也是以财富和权力"再分配"为其特殊内涵的帝后婚姻的展示。

（二）宗室的婚姻规制明代，由于皇家宗室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生活中，居于十分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所以，按照封建等级制度的规定和要求，他们的婚嫁制度及其礼仪也表现出时代特色。

婚姻行为，对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来说，向来是一种政治手段，它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最上层的皇家宗室，其婚姻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行为，是为巩固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机器服务的。有明一代，从朱元璋一统天下到明王朝覆亡，宗室的婚姻制度也是随着明代的政局变化而演变的。它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洪武到宣德为前期，正统以后为后期。前期通过宗室的婚嫁，联姻文武勋贵，中外配合，企图以血缘和裙带关系来达到屏藩帝室的目的；后期则鉴于"靖难"之役和诸王叛乱的教训，为了防止宗室以婚嫁的手段，形成危胁帝权的力量，因而对宗室的婚姻之家作了严格的限制。概括有明一代宗室婚姻制度发展变化情况，在前期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太子、亲王、郡王纳妃，公主、郡主选驸马、仪宾，大都与功勋大臣联姻，但必须由皇帝决定去娶。所以霍韬说："太祖时，亲王纳功臣之女，公主配大臣之子，未有疏忌之嫌也。"①"白屋"之家，鲜有与者。这反映了朱元璋利用姻亲关系维护帝权的思想。其二，宗室联姻对象，多系武臣之家，其间虽有一二文臣，但无关大局。这说明联姻的政治目的主要是从军事上着眼的，这与明初的政局是相应的。明初的当务之急，是扫清北元的残余势力以及抚定西南各地，突出的是军事问题，故联姻之家多为武臣并非偶然。其三，严禁大臣私自进女与宗室结亲。"凡亲王妃、宫人等，必须选良家女，以礼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进送，恐有奸计"①，可见利用中有防范。其四，太子、亲王及其世子纳妃，公主选驸马，应选之家，大体以江北为限，其中原因复杂。

而后期的宗室婚嫁制度，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亲王纳妃，仍然和前期一样，必须由朝廷选择。英宗正统二年，"敕行在礼部为卫王择妃"②，即是明证。郡王以下可自行选配，但必须奏准。其二，凡与王府结亲者，不许除授京职；京官已与王府结亲者，改调外任。"凡文职本身并族属有女为王妃或夫人、男为仪宾等项，俱各现在及有子孙者，不许除授京职；如已故及无子孙者，一体升除"。"凡京官与王府结亲者，改调外任；若王府官，不论军民职，但与王同城居住者，皆改调"③。其三，王府亲属不得任要职，已任要职者，令其"闲住"。其四，王府婚姻，须在封内选择军民之家，不得联姻封外。早在宣德元年，宣宗即下令："今后王国婚姻，须令于附近文武官员及军民之家选取。"④其后一再申令："婚事宜于本处官员军民之家选择。"⑤又敕赵王高燧："叔朝廷至亲，婚配礼之所重，封内选择，于礼为宜"⑥。

①　《明经世文编》卷一八六，霍韬《天戒疏》。

①　弘治《明会典》卷五四，引《祖训录》。

②　《明英宗实录》卷二七，正统二年二月癸亥。

③　弘治《明会典》卷二《吏部》一。

④　《明宣宗实录》卷一八，宣德元年六月戊寅。

⑤　《明宣宗实录》卷二七，宣德二年己巳。

⑥　《明宣宗实录》卷五一，宣德四年二月辛丑。

其五，宗室所婚配对象，不得与政事⑦。在婚姻礼仪方面，明统治者对宗室的婚嫁程序，按照六礼的程式，也作了详尽而严格的规定，从而使其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特权地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明史·亲王婚礼》条称：亲王纳妃，要皇帝"临轩本醮戒"。凡行婚姻之礼，均派遣使者持节前往。使者持节前去行纳彩、问名礼前，要宣制，说"册某氏为某王妃"。然后奉制携带礼品行聘娶之礼。对亲王的纳彩礼，明代有严格规定。整个婚姻的程序，均按照"六礼"的程式进行。亲王的婚礼仪式，除了六礼之外，还要行合卺、朝见、盥馈之礼，仪如皇太子。此外，举行盥馈礼后，亲王还要穿皮弁服，王妃服翟衣，前往东宫太子处，行四拜礼仪。东宫太子坐受拜见，东宫妃立受二拜，答二拜。然后亲王与王妃要回拜王妃父母，届时王妃之父出迎。亲王先入妃家，妃父从之。到正堂后，亲王立于东边，妃之父母立于西边。亲王行四拜之礼，妃之父母立受二拜，答二拜。亲王中坐正堂，这时王妃亲属拜见亲王，都行四拜礼，亲王均坐受不答。之后是王妃进入中堂，妃向正坐父母行四拜礼。接着是要序家人礼。至此，亲王婚礼才宣告结束。明代宗室亲王的婚礼仪式完全是按照规定的礼仪程序进行的，从而体现了他们在明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与等级差别。

（三）品官与庶人百姓的婚姻风仪为了维护封建礼制，巩固封建统治，明代的统治者，在采择唐宋婚丧之制的基础上，对明代品官各阶层与庶人百姓的婚丧制度与风仪也作了具体的法定说明，要求品官阶层与庶人百姓恪遵执行。

明代的品官阶层与庶人百姓主要实行一夫一妻的封建聘娶婚制。明代统治者认为"古之婚礼，结两姓之欢"的目的就是为了"以重人伦"，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出现了"专论聘财，习染奢侈"的不良风气，因此为了达到并实现婚娶"务从节俭，以厚风俗"的理想目标，明代统治者依据当代的实际情形，不但对不同品级品官与庶人百姓的聘礼、婚姻对象（如良贱不能通婚）有许多规定与限制，而且对品官与庶人百姓的礼仪程序也作了相应的完善与调整。如洪武五年（1372年）定制，凡品官婚娶，或为子聘妇，必须要有媒人，男女定婚之初，各使两家明知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女方同意后，才可依礼聘娶，规定婚娶除了要具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及聘约的条件外，婚姻过程还必须依照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迎亲）的程序而行，"六礼"齐备，婚姻关系始告成立。婚后次日，还有拜见"宗庙"、"见舅姑"、"见舅姑醴妇"、"盥馈礼"等繁缛的行礼、四拜、进馔诸礼仪活动之后，才算成婚。

明代庶人百姓的婚礼仪式主要依据是《朱子家礼》只存纳彩、纳币、请期的仪礼。如洪武元年制定，禁止庶人百姓"指腹、割衫襟为亲"。凡庶人娶妇，男子年在16　岁，女子年在14　岁以上者，可以听任婚娶。结婚迎娶时，新郎可服常服，或借用九品官服，新娘准穿花钗大袖。其纳彩、纳币、请期之礼，略仿品官诸仪，但有媒人而无宾相。亲迎的前一天，新娘家可派人到男方家陈设新房，俗称之为铺房。其余的告词、醮戒、奠雁、合卺诸礼仪，并如品官仪制。拜见祖称舅姑、舅姑醴妇之礼，也大体与品官诸礼相同。从⑦　参见魏连科《明代宗室婚嫁制度述略》，《文史》第32　辑。

明代方志记载的情况看，明代的婚礼在名义上遵依朱熹的成法，但民间嫁娶之礼却并不受它的约束。如婚后第三天新婚夫妻回岳父母家，称"归宁"，俗称"回门"，就是先秦时期遗留下来的古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明代统治者虽然对品官庶人百姓的聘礼作了详尽具体的规定，要求士庶之家，婚嫁不得过求仪物，但在实际婚姻过程中，人们并没有遵守法律条文的规定，特别是到了明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拜金主义之风大盛，明代婚姻中的买卖关系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以，明代统治者面对这种景况和现象，束手无策，只能发出"皆有限制，后克遵者鲜矣"的感叹。此外，明代品官中的纳妾、挟妓现象十分严重；在民间百姓中也存在着典婚、童养婚、指腹婚、冥婚等陋习。

从明代宗室、品官和庶人百姓等不同社会阶层的婚姻礼仪可以看出：首先，它们分别是明代的婚姻礼仪在"雅"（宗室、品官）、"俗"（庶人百姓）等不同层次上的生动体现。前者显示出高贵、雅尚的特点，而后者则以入俗、趋时为其风尚。其二，从明政府的有关规限中，不难看出，明统治者是要将此纳入封建"礼"制的轨道，使人们作到并实行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行；从而各安其业；各守其份、各遵其礼，最终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其三，明代对官民婚姻礼仪的不同严格规限，处处体现出"官贵民轻"、"官尊民卑"、"官上民下"等封建等级制度、礼制的深刻印记。其四，明后期民间婚姻礼仪的演变，既是时代发展的结果，又反映出广大民人对封建礼制的不满和突破。

（四）门第婚明代前期，不但仕宦旧族颇以阀阅自重，婚嫁必求素对，门当户对，倘非其偶，不屑与婚，而且市井编氓以及暴发户之辈，嫁子娶妇，往往也以攀援内族大户为荣，婚嫁择求，讲究门第等级是明代婚俗的突出特点。如袁桷《清容居士集》海盐儒学教授袁府君墓表云："唯袁氏四明大姓，。。甲族鼎贵，莫盛吾里，薨栋接耀，郡守丞监，官议婚对，未肯齿拟。"

又《方夫人墓志铭》云："夫人世居上饶之德兴，幼时静好。其父隐君抱膝上祝曰，吾家世儒林，当为你慎择婚对"。

《鲒埼亭集》黎洲先生神道碑文云："妻叶氏，封淑人，广西按察使宪祖女也。三子，长百药娶李氏，继娶柳氏；次正谊，娶孙氏，阁部忠襄公嘉绩孙女，户部尚书延龄女，继虞氏；次百家聘王氏，侍郎翊女，未■殉节，娶孙氏。。。女三，长适朱朴，次适刘忠介公孙茂林，忠端被逮，忠介送之，豫订为姻者也。次适朱沆。"

对于市井编氓及暴发富贵之户千方百计攀援巴结与富家大族联姻结亲的情况，明李祯昌《剪灯余话》记一事云："齐仲和。。尝往来武平项子坚家为馆客。子坚故微，骤然发迹，欲光饰其门户，故婚姻皆攀援阀阅，衒耀于人。名家右族之贫穷未振者，辄与缔姻，此则慕其华腴，彼则贪其富贵。"（见该书卷五平灵怪录条）由此便对当时风尚，可见一斑。所以魏忠贤权倾朝野，土苴公卿，而为其侄求婚，必欲得肃宁于氏之女为荣，这就如同历史上侯景之视王谢一样。

但是到了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婚嫁习俗方面，择婚标准发生了很大变化。史载："今世流品，可谓混淆之极。婚嫁之家，惟论财势耳，有起自奴隶，骤得富贵，无不结姻高门，缔眷华胄者。"①这种情况表明，当时的婚姻关系已突破了门第观念，不管出身如何低贱，一旦"骤得富贵"，就可与各门大姓结亲联姻，各门大姓看中这些新暴发户的财富，也就不再死守门当户对的陈腐之规，"惟论财势"。顾炎武在《肇域志》中也谈到了这种婚姻习俗的变化，说道："细民连姻宗贵，转相仿效，至有以千金妇饰者"②。

这时缔结婚姻，索取财礼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婚姻的买卖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何乔远在对比嘉靖前后婚姻关系发生的变化时云："当时婚娶，但论门阀；媒妁定言，两不求备。今女家许聘，辄索财礼，既醮，乃论资装，稍不如意，非过期不归，则妇归见斥矣"①。山西一些地区也多出现"婚娶重财"的现象。另外，在举办婚丧之事时讲究排场、大肆铺张之风亦很盛行。以婺源为例：从前这里"婚丧之礼而尚质朴。婚礼重门阀，轻聘纳，无重帛侈筵。。。一婚丧之费，破中人百金以上之产。"②再如大同，"婚娶衣饰一切，务期丽，都居圜圜者歙然效之。"力图扭转这种风气并主张节俭者，反而遭到人们的耻笑③。这些情况说明，明人的婚姻观念及完全注重门第的陈规以及择婚嫁女的标准已在经受剧烈的冲击与变化。

此外，在明代婚姻习俗中，名门大姓以及相邻村落之间世代为婚的习尚也颇有特点。如明陆容的《菽园杂记》卷一云："景泰甲戍进士蓟州，钱源。。本沙关郁氏子，郁与钱世连姻，钱无子，郁以一子为其后"。又朱彝尊《曝书亭集》"项子京画卷"跋："予家（秀水朱氏）与项氏世为婚姻。"等等。（五）纳妾与重婚在明代婚姻关系中，官宦缙绅、士大夫以及富裕暴发户普遍存在着纳妾重婚的习俗。这一婚姻实为买卖关系。当时扬州人就有以专养处女卖人作妾为业者，俗称"养瘦马"。如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八云："维扬居天地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温柔，举止婉慧，所谓泽气多，女亦其灵淑之气所钟，诸方不能敌也。然扬人习以为奇货，市贩各童女，加意装束，教以书算琴棋之属，以缴厚直，谓之瘦马，然习与性成，与亲生者亦无别矣。"明统治者还对纳妾的范围、程序以及妻与妾在家庭中的地位等作了明文规定。明令限禁：居父母丧不得娶妾；祖父母被囚禁不得娶妾；同姓不得娶为妾；亲属妻妾不得娶为妾；逃亡妇女不得娶为妾；监临官不得娶所监临女为妾；奴婢女不得私嫁与人为妾；禁义父不得娶义女为妾；品官不得娶娼及良家女为妾；奉命出使不得中途娶妾，等等。

无论何人娶妾必须立婚书一通，其格式如下：×里某境×人有诉生自养女子，立名某娘奴，年已长成，凭某人某氏，议配×境×人为侧室，本日受到聘银若干两，本女即听从择吉过门成亲，熊黑（罴）协梦，瓜瓞绵延。本女的系亲生养女子，并不曾受人财礼，无重叠

①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

②　顾炎武：《肇域志》山西。

①　何乔远：《名山载·货殖记》。

②　《婺源乡土志·婺源风俗》。

③　《大同县志》卷八。

来历不明等事，如有此色，及走闪，出自×跟寻送还，倘风水不虞，此乃天命，与银主无干。今欲聘证，故立婚书为照。

可见婚书的内容有六：（1）女子为亲生自养；（2）自愿嫁与某人为妾；（3）已受聘财若干；（4）女子未曾重聘；（5）倘有逃亡，银主负责追还；（6）女子嫁后死者，与银主无干。这虽名婚书，实为卖身契。而立婚书者称银主而不言主婚，就是表示其与聘妻之婚书有别。因为妾的地位没有妻高，故其见嫡妻须下拜，嫡妻坐而受之，不答拜。

妾的嫁娶之仪，亦有鼓乐、花轿、傧相、纸烛、拜堂、撤帐等属。如《金瓶梅》写西门庆偷娶潘金莲为妾时的婚仪时云："到次日，一顶轿子，四个灯笼，王婆送亲，玳安跟轿，把妇人抬到家中来。"西门庆娶孟玉楼，虽然也是纳妾，但孟玉楼是杨姓富商的"正头娘子"，比较有身份，有钱财，所以西门庆通过薛嫂做媒，直接与孟玉楼见面议婚，并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锦帕二方，宝钗一对，金戒指六个"，作为"插定"，然后约定日期，由吴月娘坐轿押担，送了二十余担衣服头面、羹果茶饼、布绢绸绵作为聘礼，最后一顶大轿，四对红纱灯笼，把孟玉楼娶过来，其礼仪显然比潘金莲隆重。李瓶儿当西门庆第五个小妾，则又是一番光景。原来李瓶儿本是梁中书的小妾，后来嫁给花子虚为正室，有万贯家财，使西门庆垂涎三尺。可是后因李瓶儿招赘蒋竹山，惹怒了西门庆，所以西门庆在娶她的时候，故意给她冷淡，使她难堪。小说写道："择了八月二十日，一顶大轿，一匹段子红，四对灯笼，派定玳安、平安、画童、来兴四个跟轿，约后晌时分，方娶妇人过门。"此外，明代士大夫或贵宦人家亦偶有以诗词得意，或意气相投，一时豪爽，而以姬妾相酬者；还有以生子之故，而以妾借人或赠人以及将妾作为苞苴而报德的习俗，较有特点，于此可见，妾在明代社会中地位极低，是专供权势之家玩弄的①。

（六）休书与离婚明代休妻与离婚的原因，依照礼与法，除违律为婚、义绝、七出等原因外，更有其它十分复杂的各种原因。明律刑律妻妾殴夫条云：夫妻互殴者，离婚与否，听自原舅姑；非理虐待子妇者，判令归宗；凡妻殴夫者，杖一百，愿离者，听其自便；其夫殴妻，先行审问，夫妇如愿离异者，断罪离异。不愿离异者，验罪收赎。又殴祖父母条说：若非理殴子孙之妇，致令废疾者，杖八十，笃疾者加一等，并令归宗。总之夫妻离婚，不是夫弃其妻，就是妻绝其夫，有时也有妻因夫不慧以夫病狂而离婚的，也有妻贪名而离间骨肉而离异的。而夫妇不谐而和离者，亦偶有其例。但无论何种离婚，均须明立离婚证书，则离婚才能生效。并且离婚证书由夫及男女两家尊长签署，且由邻人见证。

若是妻请求离异，亦以夫休弃之形式，写立休书，休书手摹一般均用左手。明代民间离婚的证书，仍与元代差不多。如《今古奇观》第三十三回，便记有明休书格式，兹举例说明。书中云：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立休书蒋德，系襄阳府东阳县人，从幼聘王氏为妻。岂料过门之后，本妇多有过失，正合七出之条，因念夫妇之情，不忍明言，

①　参见陈鹏著《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年8月版。

情愿退还本家，任凭改嫁，并无异言，休书是实。成化二年月日手掌为记。离婚生效之后，夫妻关系即归解除，而男女两家之间的婚姻关系亦随之宣告结束。夫妇离婚之后，所生男子一般应归夫家，是为定则。如果改嫁，她夫家的财产及原有的妆奁，并听夫家的分配。如果妻子离婚后还想复婚，这取决于夫家是否愿意①。

（七）退婚与改嫁对退婚与改嫁，明代律令也有详文规定。《户律男女婚姻》条云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悔婚的，答五；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同罪；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后定娶者，知情与之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罪，但要追还财礼，女归前夫；前夫不愿意完婚者，倍追财礼给还，其女仍从后夫，男家悔婚者，罪亦同之，不追财礼。婚约一旦确定，男女两家理宜遵守，只有在遇到下列原因之一者，方依法许其解除婚约，另外嫁娶：第一、男女一方死亡或生死不明者。明代户律婚姻条说：若已定婚，未及成亲，而男女或有身故者，不追财礼。

第二、定婚后无故三年不娶者。明律规定：五年无故不娶，及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别行改嫁，亦不追财礼。

第三、男犯罪女犯奸者。《明会典》云：凡男女之一方犯奸盗者，准对方追还财礼，解除婚约。

第四、双重婚约及定婚后男另娶者。明户律婚姻门男女婚姻条云：若卑幼或仕宦，或买卖在外，其祖父母及伯叔父母兄姊后为定婚，而卑幼娶妻，已成婚者，仍旧为婚，未成婚者从尊长知定，违者杖八十。另外，定婚后，男弃约另娶者，女得解除婚约，另行别嫁。

在明代婚姻习俗中，有身份地位之家丧子，寡妇是否再嫁一般由夫家及舅姑决定。如《明书列女传》云："施氏，定州卫百户何毅妻，年二十一，生子甫二龄，毅死。。舅姑亲戚怜其少，欲嫁之。张友妻洪氏，歙人，友死。。姑怜其早寡无子，欲嫁之，不听，乃阴纳富人聘，迫之。"等等。然而在民间，寡妇再嫁，得自行主婚。如《金瓶梅》里的潘金莲就是由自己主婚，再嫁西门庆的。另外，明律对随母改嫁女子的主婚也有明确规定，由其母主婚决定，后夫不得强行干预。

（八）入赘婚入赘，民间又称"倒插门"或"倒踏门"。这种婚姻不同于原始社会的从妻居，在汉语里，"赘"的本义是"抵押"，"家贫子壮则出赘"。入赘的原因大多家里贫穷，付不起沉重的聘礼，只好上门到女方家，以身为质，具有抵押性质。而招婿之家也大多无儿，或爱其女，不愿远离，或招婿生孙，以承后嗣，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上蔑视入赘女家的男子。明代盛行此婚俗，士大夫阶层虽然鄙视入赘为婿，但据记载，仍有不惜为赘婿者。如《明史·文苑传四》《王稚登传》附《王叔承传》云：王叔承因家贫，赘入妇家，为妇

①　参见陈鹏著《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年8月版。

翁所逐，"不予一钱，乃携妇归奉母"。

《明会典》户令条云：凡是招婿，须凭媒妁，明立婚书，开写养老或出舍年限。婚礼的聘财有两种情况，若是养老婿，由女家下财；反之，年限出舍女婿，财女家受财，或者按契约定办理。入赘也举办婚礼，但婚礼要在妻家举行，其仪礼习尚略同嫁娶，"少不得问名，纳彩，奠雁，传书，入赘过家"等程序。此外，入赘者入赘后，有改从妻姓的，但赘婿子女均属婿家，仍从父姓。按规定，赘婿子女应享有家产一半的权力。赘婿离婚之权，属于女氏，俗称"逐婿"，明律禁止随意逐婿。引人注目的是，民间还盛行童养娘或典妻的陋习劣俗。

（九）冥婚与指腹婚凡男女在生前未婚而死，或已经订婚的男女，没有完婚而死，两家父母或亲友为之举行婚礼，使死者在"阴间"仍成夫妇，宜室宜家，俗称"冥婚"、"阴配"、"嫁殇"、"阴亲"、"娶骨头"。冥婚由四种形式①，即迁葬，嫁殇、迫茅娘、抱主成亲。迁葬是生时本无关系的男女，均未成婚而死，则由死者家人或亲友为之结合，迁其骸骨而葬于同墓，使其在阴间成为夫妇。如：《吹网录》卷一云："今西北诸省尚沿此风（冥婚）"。余姊婿席恺，官山西太原尉，女殇已葬，邑绅杨氏子亦殇，遣媒求婚于席，移女榇归，与子同穴，两家称姻媾焉。"嫁殇则是生前已有婚约，未成亲而死，由家人或亲友为之完婚礼，古代以二十岁为成年，十九岁以下而死者谓之殇，夭殇之女与夭殇之男成婚称为嫁殇。所谓抱主成亲不是殇女嫁殇男，而是活着的未婚妻，抱着已死未婚夫的神主牌，完成结婚大礼。成婚之后，这个可怜的妇人，就得守寡一世，所以此婚俗又称"望门寡"。如《金瓶梅》中第五十九回，写官哥儿受惊夭亡，李瓶儿向乔大户娘子说道："亲家，谁似奴养的孩子不气长，短命死了。既死了，你家姐姐做了望门寡，劳而无功，亲家休要笑话。"那乔大户娘子说道："亲家，怎的这般说话？孩子每各人寿数，谁人保得后来的事。常言：先亲后不改。"

"望门寡"更是一种陋俗。据《浙江风俗简志·嘉兴篇》记载："旧时，订婚后，如未婚夫夭亡，未婚的姑娘即使不行抱牌位成亲，再嫁也很困难，旧俗称之为"命硬"，"克夫"，以致终身不嫁，称"望门寡"。""望门寡"与"割衫襟"、包办议婚有密切联系，且更为残酷。

冥婚也行六礼，而且设宴庆贺，一切"率如生者"，与活人嫁娶大同小异，只不过用的聘礼不是实物，而是用五色纸制成房屋、衣服、车马之类，冥婚过后，两家父母就成了婚亲。如：《菽园杂记》卷三："山西石州风俗，凡男子未娶而死，其父母俟乡人有女死而求以配之。仪婚，定礼，纳币，率如生者，葬日亦复宴会亲戚。女死，父母欲为赘婿，礼亦如之。"

指腹婚，亦称"指腹联姻"、"指腹裁襟"。明代户令曾严禁此种婚姻习俗。令文云："凡男女婚姻，各有其时，或有指腹割衫襟为亲者，并行禁止。"但是在实际婚姻习俗中，禁令根本没有得到成效，民决仍然盛行此俗。如陆容的《菽园杂记》云：太仓曹用文与查用纯素友善，"适其妾各有娠，一日会饮，戏以骰子为卜，云使吾二人一掷而六子皆仁，必一男一女，当为

①　参见陈鹏著《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年8月版。

婚姻，一掷并如卜。既而查生男，曹生女，查以子赘曹为婿"。又如朱赓《荼史》云："嘉靖乙末（1535年）七月十四日癸酉：余母陆夫人实生余。先是陆夫人与（陈德懋）山夫人胡同孕，两夫人以通家故，约为婚姻。陆夫人虽即时，而胡夫人坚盟，亦心许之，未言也。"再如《金瓶梅》第四十一回，写乔大户娘子的女儿与李瓶儿儿子官哥两个婴儿议婚。"众人不由分说，把乔大户娘子和月娘、李瓶儿拉到前厅，两个就割了衫襟。"又，第八十七回，写云离守见西门庆死了，吴月娘守寡，手里有东西，就有垂涎图谋之意。此日正买了八盘羹果礼物，来看月娘。见月娘生了孝哥，范氏房内亦有一女，方两月儿，要与月娘结亲。那日吃酒，遂两家割衫襟，做了儿女亲家，留下一双金环为定礼。更有士大夫激于义气，两家俱未怀孕，而互相约定婚约的①。可见指腹婚也是由父母完全一厢情愿操办的，故成为一种陋俗，被统治者所禁。

（十）民族婚俗与通婚明代，记载有关少数民族婚俗与通婚状况的历史资料尽管支离破碎，颇不完整系统，有些描述甚至带有汉民族的偏见，但是通过这些仅有的资料，仍能大概看出明代各少数民族在婚姻习俗方面，与汉族相沿已袭的传统习尚有别，保留着各自的民族文化风尚，从而成为明代婚姻习俗的重要构成部分。现举例说明之：蒙古族　明代蒙古族的婚姻制度仍是一夫一妻制，但贵族、领主、富裕户则往往一夫多妻。随着黄教在蒙古族中的传播、喇嘛数目的增加，这种一夫多妻的现象也增多。不过尚公主者不得随意娶妻，"其有夫妻反目别娶有妾者，妇家廉知之，即窃入其幕，杀其所娶之妾，尽驱其马驼以归。"①不同部落领主之间有"世为婚姻"的习惯，如鞑靼部贵族与瓦剌领主之间虽为仇敌，但也世为婚姻。在《俺达汗法典》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以及后来的《喀尔喀法典》等对和家庭都作了种种规定。按习惯和规定，结婚之前先有婚约并行聘礼，"其聘仪则取牛马诸畜，近亦知具布帛，以贫富而丰俭其数。"②聘礼按女方的阶级地位有严格的等级，女方也有相应的嫁奁。如果不交纳聘礼而成婚，则被招入岳家做工，"负义"逃出，必须向岳家偿付一定数量的牲畜。这一点已不同于蒙古古代的服役婚，说明明代蒙古已进入封建买卖婚姻的阶段。行聘订婚后，如女方悔约将女儿另嫁者，则罚以牲畜和其他财物，并将聘礼如数退还。平民的婚姻有互相援助的习惯和义务，即所谓"义务婚"。《蒙古-卫拉特法典》规定"四十户中有四户每年须使其儿子完婚，十人必须为一人的婚事给予援助。"否则科以重罚。结婚时，都要举行"交拜天地"等仪式，甚至保留着新郎追新娘的古老传统，这是古代抢婚制在俗中的痕迹。一般平民在妇家举行婚礼后就同归婿家。贵族之女成婚则不同，"既婚后婿在妇家，必俟产育男女始归。"①在婚姻中，也有入赘的习俗；在战斗中，杀死敌人，夺取其妻子，这是习以为常的。但在一般情况下，严禁掠夺妇女，

①　参见陈鹏著《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年8月版。

①　《夷俗记·匹配》。

②　《夷俗记·匹配》。

①　《夷俗记·匹配》。

如有违禁者，以诱拐妇女论处，科罚三九至九九之牲畜，如诱拐者潜逃，则将其妻室财产给予受害者。

明代蒙古还存在一种"补偿婚"习俗，即两妇女相斗，一妇致另一妇于死者，先经首领审问，"汝之致死彼妇，汝意欲谋嫁彼夫耶？其妇誓曰：无。遂以此妇与死者之夫矣。"②习惯法还严禁破坏他人之家庭，对与他人之妻发生通奸、强奸行为者，视男女双方身份之等级分别处以极刑或严厉的科罚。除了贵族之女可以离弃其夫另嫁之外，一般妇女是没有这种权利的，"夫不命之嫁，不敢嫁也"③。男子可以离弃自己的妻子，但仍拥有对弃妇的所有权，女方亲族领回弃妇或弃妇改嫁时，亲族或后夫须按前夫之等级向前夫交纳赎金（贵重品和牲畜）。一般妇女在当时的社会中也如同财产一样可以转让，可以继承。"父死，子妻其后母"，夫死，兄弟可以娶其妻。子死，父收其媳。这就是所谓收继婚。寡妇再嫁，须经领主许可，并将其牲畜按人数分给儿子及后夫，使诸子成家立业。如遇无子嗣的绝户，家产俱入所管之领主，其妻配与别人。总之，明代蒙古族的婚姻家庭制度及其风俗习惯，反映了封建领主制的特点，也表明了封建制度的深化和发展①。

壮族　明代繁衍生息于岭南地区的壮族在婚姻习俗方面有不落夫家、女子步行出嫁、男女不拜堂及入寮的风尚特点。如明人王济曾说：壮族嫁则有可笑，有女子之家，初不计财礼，惟槟榔数颗为聘，"结婚时男家有媒氏至女家，立门外不敢辄入，候伺主人出去，以期告予主人，不诺即辞去，不敢言语。""明日复往，伺如初，主人诺，则延媒氏入饮。及期，婿偕媒氏携果盒往将及女家，婿止近舍，媒氏及门，女蹑新草履，负襆挟伞上，仍系双草履，随媒氏往婿所，解履授婿，婿穿履引之而去。媒与父母送者毕返不顾，有子方偕婿归宁"②。"土俗婚嫁有期，女家于近村请能歌男妇一二十人或三四十者，至期同男舁轿至，众集女门。女登轿，夹而歌之，互相应答，欢笑而行，声闻数里。望及家室庐，各皆散去。男家携酒肉，道饲之，此附郭之俗。虽衣冠家不废。。。若僻远村落，则新妇徒行，歌者如附郭，其俗尤有可观"③。《赤雅》又云：壮族的婚俗是"丁妇娶日，其女即还母家，与邻女作处，间与其夫野合，有身乃潜告其夫作栏，以待生子，始称为妇也。"壮族聚而成村者为峒，推共长曰峒官。峒官之家，婚姻以豪侈相胜。婿来就亲，女家于五里外采得草花萼结为庐，号曰入寮，"锦茵绮筵，鼓乐导男女而入。盛兵为备，小有言则肃兵相鏖。成亲后，妇之婢忤婿意，即手刃之，能杀婢媵多者妻方畏惮，否则懦而易之。"新妇"半年始与婿归"，届时"盛兵陈乐，马上飞枪走毬，鸣铙角伎，名曰出寮舞"。（见明邝露撰《赤雅》）黎族　明代生活于海南各地的黎族的婚姻的主要形式是一夫一妻制。但是个别地方也有一夫多妻、夫兄弟婚、妻姊妹婚和交换婚等存在，为数极少。严格禁止同一血缘与同姓内通婚。在婚姻习俗方面，女子将嫁时有以针纹面的风俗、有放寮的习尚，婚前恋现象突出，而且婚前恋形式多种多样。史书②　《夷俗记·听讼》。

③　《夷俗记·匹配》。

①　参见《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王济撰：《君子堂日询手境·风俗》。

③　王济撰：《君子堂日询手境·风俗》。

云：黎族男女"未配者随意所适，交唱黎歌，即为婚姻。"①"春则鞦■会邻峒男女，妆饰来游，携手并肩，欢歌互答，名曰"作剧"，有乘时为合婚者，父母率从无禁。"②女子及笄时，"父母筑室与处，任其私奔，举子以为嫁妆，多子则曰多嫁妆，夫家不以为嫌，惟主丧则不用之。婚亦避同姓，娶不用鼓乐；兄死弟得妻其嫂，而弟妻之分独严。"③女子将及笄，"置酒会亲属，女伴采刺纹涅其面，或疏或密，悉照夫家，谓之绣面女，婢获则否"④。婚姻以牛为聘，贫者为五六头，富者为一百数十头（今熟黎亦效汉俗，不专以牛为聘）。迎妻之日，"令二人画面先行，以防路煞，妻步行以归。"（参见《采访册》）

彝族　明代分布于云南霑益州的彝族的婚姻习俗是"罗罗以黑白分贵贱，其婚娶论门第，则礼以牛马多者为贵。。。至女环极大，谓之纳彩，许嫁则易之。。。闻吹芦笙则悦，遂之既嫁，虽贵无华饰，以毡一席自奉松，毛布地而已，夫妇鸡鸣则分，昼不相见。"⑤可见其婚姻习俗的确具有特点。云南苗族的婚姻不先媒妁，每于岁正，择地树芭蕉一株，聚集群少，吹芦笙，"月下婆娑起舞，各择所配，名曰扎山。两意谐和，男女归告父母，始通媒焉。以牛马布匹为聘，嫁娶迎送亦以人多为荣"①。婚前恋爱较为自由，这是汉族六礼所不允许的。

①　《古今图书集成》卷一千三百九十一。

②　《琼州府志》卷二十。

③　《崖州志》卷十三。

④　《琼州府志》卷二十。

⑤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

①　《云南通志》卷一百八十五。

七、丧葬习俗明代帝后、宗室诸王及妃子、公主、品官庶民百姓以及边疆少数民族的葬法、葬仪，均有各自特定的内涵和所应遵循的丧制礼俗规范。而且盛行于宫廷、诸王大臣以及民间的人殉和变相人殉（即殉节）的丧葬方面的陋习，对社会生活的危害是深远的。

（一）帝后丧制明代帝后的丧礼、丧服制度和陵寝（埋葬）制度及其礼仪规制，在承袭古代丧礼制度的同时，适应新的历史时代发展需要，也有删减增补和调整，写入《会典》、《大明集礼》，成为国家法律条文的一部分，具有很强的法律效力，进而使得帝后生前的等级特权，至尊至崇至隆的身份地位，在他们死后的丧葬制度中也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如同样是人寿终正寝，是死，但说法和称呼上就大有尊卑、贵贱之别，皇帝、皇后死曰崩，公侯贵戚死曰薨，大臣要员死曰卒，士死曰不禄，庶民死则称为死，等等。

在丧礼、丧服制度方面，明代帝后死后，在一定时间内，国内禁止婚娶和一切娱乐活动，全体臣民都要为之服丧戴孝，举国上下哀悼，称为国丧。如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后，礼部定议，京官闻丧的次日，要素服、戴乌纱帽、黑角带，赴内府听宣遗诏。于本署内斋宿，"朝哺诣几筵哭"。越三日开始服丧，"朝哺哭临"，至下葬为止。自服丧日开始，服丧满27日，可释服。命妇服孝服，要去首饰，由西华门入宫哭丧。诸王、世子、王妃、郡主、内使、宫人都要服斩衰（音cui）3年，服满27月释服。文武百官临朝政务，要服素服、戴乌纱帽、黑角带，退朝要"衰服"。群臣要穿麻布员领衫、戴麻布冠、要饰麻制首绖、扎麻制腰绖、穿麻制鞋。命妇穿麻布大袖长衫，饰麻布制盖头。派员颁诏全国执行。在外的百官，接奉诏书到日，要素服、戴乌纱帽、黑角带，行四拜礼。听毕宣诏，举哀悼念，再行四拜礼仪，3日后服丧，每日晨设香案哭丧，3日丧满释服。各地遣官赴京致祭时，祭物由礼部备办。孝陵还设有神宫监并孝陵卫和祠祭署，专门负责祭祀等项事务。

中国传统的葬式是土葬，土葬必有坟墓。但在统治阶级中，帝王的坟墓规模最为宏大，称为"陵"或"山陵"。这一方面固然因为它占地广、封土之高如同山陵，另一方面也有以崇高的山陵比喻至高无上的帝王的意思。在埋葬制度方面，明代对帝后陵址的选择，陵墓的形状，墓室和墓地建筑以及葬具和随葬物品等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中国古代帝陵的形状从战国时起则以方形为贵，但迄明代却与古制相异，帝陵的封土正式变方为圆，称之为宝顶，又称独龙阜，其上满栽树木，以求郁郁葱葱、佳气笼罩的神秘感。这是因为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葬在南京，其孝陵采取圆形宝顶的形式，当受长江流域无方坟习俗的影响，而其后北京昌平县境内的明十三陵均又以孝陵为蓝本加以仿效。对墓室和墓地的修建，明代统治者更是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在生前就为死后作准备，修筑宏伟陵墓，目的就在于体现封建皇权威严，突出帝王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性。如从帝后陵墓石雕来看，十三陵因陵地聚集一处，虽然各自分踞不同的山麓坡地"风水区"，都共同使用成祖长陵前的一个陵道，因而仅置有以长陵为主的一组陵前石雕群，与葬在孝陵的朱元璋的墓前石雕群在数量上相类似，但在造型风格上因有先后时期不同而有所区别。明太祖标榜明制皆仿唐、宋之制，但他的葬所孝陵前的石雕行列，在类别和数量上都和唐、宋两代有所不同。总的类别是瑞兽12　对，包括狮子、獬豸、骆驼、大象、麒麟和翼马各两对。其形象是一对站立，一对跪卧；文武侍臣各两对，共8人，如与唐、宋陵石雕相比，明陵多了獬豸、骆驼、麒麟，而缺少朱雀（唐陵）、马头鸟身的瑞禽和形似犀牛的瑞兽角端（宋陵），以及唐宋两代同有的蹲狮和外国客使。而宋陵的护陵将军和内侍雕像，明陵也是没有的。这种不同时代的不同风尚，当然尤与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和生前爱好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此外，雕置在明十三陵即以成祖长陵为中轴线的石雕群，在各方面均与明孝陵一致。即由外陵门起，首先是建在陵道中心的碑亭，其次是华表一对分立于左右行雕行列之前，以下的顺序是立狮、跪狮、立豸、跪豸，再下便是驼、象、麟、马，接着武臣、文臣。但是在体积上，十三陵石兽不及孝陵显得魁伟高大；从造型手法上看，十三陵石不论是石人、石兽，都表现出一种华而不实，缺内在的精神活动和雕塑品所特有的风采、神韵。明代皇帝不但注重葬具的规格、质地，而且普遍厚葬，随葬品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甚至明代前期的皇帝就有曾以妃嫔宫女殉葬的。其中，在众多类型的随葬品中，有一种颇为特殊，那就是明器。明器，又称盟器、冥器、鬼器，它是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并无实用价值的各种器物的模型，所用原料多为陶、瓷、竹、木、石等，所模仿的有礼器、工具、兵器，以及车船、仓、井、房屋、庭园等等，甚至还有人和各种家畜鸟兽。做成人或家畜鸟兽形状的明器，又称俑。如朱元璋下葬时，其随葬的明器就是按照他的卤簿之制陪葬的。这说明明代帝后的随葬物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和等级差别。此外，明代对帝后陵庙的谒祭制度也有详尽的规定。

（二）宗室王妃与公主丧葬规制对宗室诸王及妃、公主的丧葬诸仪礼，明代统治者不仅对其埋葬制度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而且其居丧之礼、服丧之礼也必须按照限定的丧礼程序进行，不得有误。如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定制：凡有亲王丧，要辍理朝政3日。礼部奏遣掌管行使丧葬之礼，翰林院撰写祭文、谥册文、圹志文，工部制造铭旌，派遣官员造坟，钦天监官占卜葬期，国子监监生8　名报讣各王府。圣上御祭一次，皇太后、皇后、东宫太子以及在京文武官员各祭一次。自初丧至服丧期满释服，御祭凡13　坛，封地内的文武官员各祭一次。在丧服制度方面，王妃、世子、众子及郡王、郡主，下至宫人，要服斩衰3年。封内文武官员服齐衰3日，哭灵5日而后释服。在城的军民要素服5日哀悼。郡王、众子、郡君，为兄及伯叔父服齐衰要期满1年，郡王妃服小功服，丧期为5月。凡遇亲王妃丧礼，皇帝御祭一坛，皇太后、中宫、东宫、公主各祭一坛。布政司委派官员行开墓合葬之礼。继妃、次妃的祭礼与此相同。而其夫人则只有御祭一坛。都要造墓合葬。遇有郡王之丧，辍理朝政1日，行人司遣官掌行丧葬之礼，其余丧仪与亲王相同，但无皇太后、皇后之祭礼。郡王妃与亲王妃的丧仪相同，然没有公主之祭。合葬郡王继妃次妃的丧礼，都与正妃丧仪相同。

（三）品官葬仪对品官的埋葬制度、居丧之礼与丧服之制，明政府作了详严的规定。在埋葬制度方面，明统治者不但对品官墓地的大小、坟高及墓碑的形制有具体的规定，而且对葬具和随葬物品也有严格限制。官爵越高，墓地越大，坟头越高。如一品官墓地为90　方步，二品为80　方步，三品为70　方步，四品为60　方步，五品为50　方步，六品为40　方步，七品以下为30　方步。同样，坟高也尊卑有别，一品为18　尺，二品为16　尺，以次递降类推，七品以下为6尺。再如墓碑的制作上，明代统治者更把墓碑的形制作为体现墓主身份的重要标志，规定更为细致：一品为螭首龟趺，二品为麒麟首龟趺，三品为天禄、辟邪（传说中的两种神兽）首龟趺，四至七品为圆首方趺，圆着的碑又称碣。碑身、碑首的高度、宽度以及趺座的高度也都有等级差别，其中最高级的墓碑能高达1　丈6　尺。原则上庶人墓前不许立碑碣，但此项禁令并未严格遵行，故一般人死后墓前大多立有石碑，只是体小制陋，而无趺座而已。对棺椁，明政府规定，"品官棺用油杉朱漆，椁用土杉"。随葬所用的陶质、木质明器（即鬼器），明代规定公侯为90　事，官员一、二品为80　事，三、四品为70　事，五品为60　事，六、七品为30　事，八、九品为20　事（参见《明会典》、《明史》中"丧礼条"）。此外，明政府对品官刻制志石也有限定。在丧礼制度方面，其程序也很复杂，名目颇多，可谓繁文缛节，等级分明。对此，《明史》对品官的初终之礼、立丧主、立妇、治棺讣告、设尸床、帷堂、掘坎、设沐具、饭含、置虚座、结魂帛、立铭旌、小敛、大敛、盖棺、成服、朝夕器奠、筮宅、卜日、发引、下葬、反哭、虞祭、卒哭、袝家庙、改题神主、禫后除服等仪节，及其有关规限，均有详细载述。同时，明政府对品官服丧期间的丧服、居丧服饰、居丧时间和行为，按照礼制，也有一定的要求（参见《明史·礼十四》，卷三六）。

（四）妃嫔殉葬与妻妾殉节所谓殉葬，就是为死去的特权人物从死；殉节就是变相的人殉，见于明代记载的"烈女"、"节妇"、"义仆"即是。它起源于父系氏族公社确立之后，并相沿成习。迄明代初年，阴魂未散的人殉陋习再度死灰复燃，在宫廷诸王大臣之间空前兴盛起来。在民间，受传统论理道德观念和社会风俗的左右支配，人殉和变相人殉（即殉节）的丧葬劣俗也从未绝迹过。

明代的人殉以宫廷殉葬最为盛行。从太祖朱元璋到英宗朱祁镇的近一百年间（1368-1464年），皇帝及外藩诸王死，都要用大批嫔妃殉葬。《大明会典》记孝陵（朱元璋）殉葬妃嫔曰："孝陵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野获编》卷三也载："按太祖孝陵，凡妃嫔四十人，俱身殉从葬，仅二人葬陵之东西，盖洪武中先殁者。"埋葬明成祖的长陵中有16位妃子殉葬，《明会典》卷九十载："长陵十六妃俱从葬。"明仁宗（献陵）有5　妃殉葬①。明宣宗（景陵）有10　妃殉葬②。此外，明景帝死也有妃嫔、宦

①　《大明会典》、《太常续考》、《宛署杂记》皆云献陵殉葬四人；但据《宣宗实录》卷三记载，有五位妃子殉葬，并载有诸妃的封号、姓氏、谥法，可信，故从此说。

②　《明英宗实录》卷三。

者殉葬。《双槐岁抄》曰："天顺元年二月癸丑，郕王薨，葬祭礼如亲王，谥曰戾，唐氏等妃嫔俱赐红帛自尽，以殉葬。"又，谈迁《国榷》引陆釴《病逸漫记》云："宦者蒋安，以帛勒死。"

关于明初宫廷中诸帝崩逝后的殉葬惨况，因宫禁秘密，明朝文献罕见记载，仅《李朝实录》有所披露。《李朝实录》世宗卷二十六云："及帝之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小木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经而死。韩氏临死，顾谓金黑曰："娘吾去！娘吾去！"语未毕，旁有宦者去床，乃与崔氏俱死。诸死者之初，升堂也，仁宗亲入辞诀。。。"关于明初宫廷的殉葬制度，《明史·后妃传》也有一段概括的记载："正统元年八月追赠皇庶母惠妃何氏为贵妃，谥端静。。册文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盖宣宗殉葬宫妃也。初，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若张凤、李稀衡、赵福、张壁、汪宾诸家，皆自锦衣卫所试百房、散骑带刀舍人进千百户，带俸世袭，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亦皆用殉，景帝以堉王薨，犹用其制。盖当时王府皆然，至英宗遗诏，始罢之。"

明初不仅帝王以妃嫔殉葬，诸王大臣亦循此风。

明代王府之殉葬，见诸于明代各朝实录及正史、野史之中。据明各朝实录及《国榷》等书记载，明朝前期诸王府实行人殉的有："宣德元年十月，唐琼烃薨，年二十一，谥曰靖，郏县高氏女为王妃，未封，闻之自经，追封唐王妃。""宣德四年，六月戊戌，周府罗山有堉薨，年二十一，谥悼惠，亡子，妃张氏自经，谥贞烈。""宣德六年九月丙子，蜀王有堉薨，献王之孙，年二十六，谥曰靖，妃李氏、侍姬黄氏皆自经，赐祭，赠黄氏夫人。""正统四年正月戊戌，宁府信丰王盘熼薨，年十九，谥悼惠，妃刘氏自谥，谥贞烈"。《明英宗实录》卷五十六曰："正统四年六月乙未，周宪王妃巩氏薨。妃宣德四年册立，至是王薨，妃以死殉，上闻讣遣中官致祭，命有司营葬如制，谥贞烈。王夫人施氏、欧氏、陈氏、韩氏、张氏、李氏同日卒，俱谥贞顺，以一品礼葬之。""正统四年六月壬寅，越王赡墉薨，王国衡州，未行，年三十五，谥曰靖，无子，国除，妃吴氏死殉，谥贞惠。""正统十二年五月丁酉，周府河阴王子坛薨，年二十一，妃巩氏自经，谥王怀僖，妃贞肃。""正统十三年十一月辛丑，故唐世子芝■，妃胡氏自经，事闻谥肃贞。""景泰元年正月韩王范■薨，年三十，王妃刘氏自经，谥贞烈，宫人于氏亦自经。""天顺六年正月己未，蜀王悦■薨，谥曰和，继妃徐氏，年二十六，殉之，谥静节。"明初勋戚大臣之妻妾殉节的有：永乐十九年七月戊寅，惠安伯金玉卒，妾田氏自经以殉，赠淑人。永乐二十二年二月丁卯，应城伯孙英卒，妻李氏自经殉葬，追封夫人。宣德四年二月，中军左都督马聚卒，妾陈氏自经以殉，赠淑人。同年二月辛巳，左军右都督冀杰卒，妾王氏自经以殉，赠淑人。宣德九年二月乙丑，武安侯郑享死，妾张氏自经，赠淑人。综上所述，可见明代初期的人殉主要是妻妾为丈夫殉死的变相人殉，即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殉节"。

天顺八年英宗崩。临终时，英宗"召宪庙谓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遂为定制。"①废除人殉是明朝宫廷、王

①　《双槐岁抄》。

府间的一件大事，也是英宗在临死之前所作的一件好事。此后，明朝皇帝死，很少有用后宫妃嫔殉葬的。唯一的例外，是在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即将攻进北京城，崇祯帝吊死煤山，周皇后、袁贵妃奉旨殉死，魏宫人率领300　名宫女跳进紫禁城御河淹死，效忠于皇帝。

但明代外藩诸王府，在英宗废除人殉制度以后，殉葬风气仍然比较流行。为此，明宪宗再次下诏，严令禁止贵族用人殉葬。《明宪宗宝训》卷二载："成化十年七月甲戌，辽王豪墭奏："嫡长子恩■病故，其继妃冯氏、妾曹氏俱无所出，宜令殉葬。"上曰："先帝上宾，顾命毋令后宫殉葬，可以为万世法，况王府前此未尝有用殉者，今辽王葬其子，乃欲以其妇殉之，何其戾耶！礼部其移文所司，启王勿用，迁其妇别室，毋令失所。""虽然诏令严厉禁止，但实际上并不严格执行，故禁而不止。如成化二十二年六月巳亥，宁河康僖王死，宫人王氏、杨氏、张氏、段氏自经殉王，赠夫人。宁河康僖王用四位宫女殉葬，这是明目张胆地违抗英宗和宪宗的诏令，但宪宗不但不给予严厉制裁，反而赠给四位殉节者以夫人封号①。

在民间，人殉和变相人殉（即殉节）也从未绝迹过。在明清两代，各地官府竞相表彰所谓的"烈女"、"节妇"、"义仆"。仅据《泉州府志》所载，自明嘉靖至清乾隆的二百多年间，泉州妇女从夫死（多数是在丈夫死后自缢）的就有184人之多。仅泉州一地便有如此之多的"烈女"殉节陪葬，可以推知，当时民间的殉节丧俗还是较为盛行的。这些变相的人殉与儒家的"奴仆殉主，妻妾殉夫"这一套宗法伦理思想紧紧地结合在一起。随从丈夫死的女子，被儒家士大夫冠之以"烈女"、"贞女"、"节妇"等等美名，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旌表，树坊立碑，家族之人引以为光荣，族谱和史志对此大书特书。这些殉节的妇女，死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绝食饿死，有的服毒吞金，有的上吊自缢，有的投河跳水，也有的触石而亡②。

（五）随身灯与民间丧俗明代的民间丧葬习俗有自身的时代发展特色和地区性特色。统治者虽然处于人伦教化、稳固政权的考虑，对庶民百姓的丧仪制度、服丧制度、居丧仪制、葬法等均有严密详尽的法令限制，要求将各地的民间丧俗入正规，但是从明代文献的记载看，民间的丧俗是沿袭各地传统风俗，适应时尚而行，并不完全受法令制度的约束，明中叶以后，尤其如此。

明代中原汉族，最为普遍的埋葬方法，一是"入土为安"的土葬，二是火葬。火葬，又称火化，是一种比较古老的葬式。明朝初年，承宋元遗习，各地仍盛火葬。宋濂《宋学士文集》卷六十二《傅守刚墓谒》载："自焚尸沉骨之俗成，虽缨弁之家，亦靡然从之，鱼烂河决，不可救药。。。守刚之父殁，其诸兄具棺殓已，舁出中野，纵火而爇之。。爇已，编荆成筐，实以象泉，拾遗骸以归。。。明日，诸兄捧筐至大泽，而投清冷之渊。"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令天下郡县设义冢，禁止浙西等处火葬、水葬。凡民贫无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宽闲地立为义冢。敢有徇习元人焚弃尸骸

①　参见刘精义《明代统治者的殉葬制度》，《史学月刊》1983年第4　期。②　徐吉军、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对此问题有详论，较有说服力。者，坐以重罪，命部著之律"①。此后，在明统治者的多次严令禁止下，火葬风气逐渐趋弱。但在一些经济发达、土地比较紧张的地区，这种火葬习俗并未因统治者的禁止而消失，相反它一直在这些地区流行。明代茅瑞征《义阡记》说："火葬非制也。。。惟是三吴之民，生惮其奉，死安其烬，无论窭人贫子，即家累千百金，而亲死委之烈炬以为常。。。或谓吴俗地狭人稠与江北异。"张萱在《疑耀》卷五中也说："姑苏火葬，屡经禁戒，恬不为止，盖其俗自古已然矣。元祐中，范纯仁尝帅太原，河东地狭，民惜地不葬其亲，纯仁收无主烬骨，别男女异穴以葬，又檄诸郡仿比，仍自作记数百言，曲折委致，以规变薄俗，而俗始稍变。第姑苏，纯仁之乡也。能变太原，而不能变其乡，何耶？"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苏州知府曹凤在苏州城首"置义冢于六门之外，皆方百余亩"，以禁火葬，"而民狃于故习，犹自若也"①。太仓"北门外有化人坛郭，内外贫家力不能营葬者，人死多冒禁即而焚之"②。

明代全国各地汉族的丧葬礼仪，基本上是一个定格，南方与北方大致相同，只是在局部的细节上有些差异。现以《金瓶梅》所描述的北方的丧葬礼仪为例，予以说明之。（1）初终、招魂。（2）点随身灯。随身灯又叫长命灯，引魂灯，点在死者脚旁，直到下葬为止。迷信以为可助赴阴间照明，这是各地极普遍的旧俗。（3）请阴阳看批书。此俗南北皆同。（4）写殃榜。（5）搭彩棚。（6）念倒头经。（7）三日做斋诵经。（8）挑钱。《宛署杂记》云："初丧三日，出丧牌挂钱门外，计死者之寿，岁一张，曰"挑钱""。（9）放七星板。入殓时，垫尸于七星板上，此俗由来已久，各地略同。（10）题铭旌。铭旌是竖在柩以表死者姓名的旗幡，有的地方叫魂幡。（11）伴宿。南方也称此俗为"伴夜"、"陪夜"。（12）柩前摔盒。（13）仵作人敲响板，指拨抬材人上肩。（14）燎火而入。《宛署杂记》云："送葬归，以盂盛水，置刀其旁，积薪燃火于宅门之外，丧主执刀砺盂者三，即跃火而入，余从者如之，不知何义。"（15）谢孝。丧家举办丧事毕，登门答谢亲友曰："谢孝"。（16）暖墓。《万历顺天府志》云："京师丧礼，殡不逾时，殡三日具祭墓所，曰"暖墓"，亦《礼》虞祭之遗意也。"此俗在南方也有，但不叫"暖墓"而叫"复山"或"复三"。由此可见，明代民间的丧葬礼俗有其特殊的含义和特定的礼仪程序，它较官方法定的丧葬仪制灵活，各地风俗不一，其礼仪程序以及名称也有繁简之别。

明代民人的丧服制较以往也有较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以前丧制规定：为父斩衰三年，为母齐衰三年，明代丧制明确规定：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斩三年，于是齐衰三年之服遂绝。第二，《仪礼·丧服经》对三殇之服规定十分明确，但到明代，殇服制度全部被废除。第三，《仪礼·丧服经》规定：父在为母、出妻之子为母、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及妻子四者均服齐衰杖期之服，十五月始除。为庶母服，礼不过缌麻三月。明代丧制规定，为庶母也服齐衰杖期。

在居丧礼仪方面，明初统治者在制定丧礼仪条律时，鉴于"元代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以及宋元

①　《明通纪》，《双槐岁抄》。

①　《坚瓠集》卷三，《梦余录》。

②　《崇祯太仓州志》。

时期居丧制度实际执行中违礼成分的情况，依据当时的政治需求，在法律上作了较大规模的修改。首先，《大明律》删除了"居丧生子"条的规定。朱元璋认为："古不近人情而太过者有之--禁令服内勿生子，朕览书度意，实非万古不易之法。若果依前式，人民则生理罢焉。"①其次，明代民间丧事盛行请和尚、道士作佛事、道场，儒家士大夫认为这与祖先历来提倡的丧事主哀、居丧废乐的精神直接相抵触，因此在《大明律·礼律》中正式增置了一条禁止丧事设斋作醮的法律条文："其居丧之家修斋、设醮，。。家长杖八十，僧道同罪还俗。"第三，压缩居丧的亲属范围。唐宋法律中匿丧、居丧释服从吉、居丧作乐等罪所涉及的亲属包括九族九服的范围，而《大明律》中所规定的范围仅限于父母、丈夫和期亲尊长。"第四，减轻量刑幅度。《大明律》对守丧违律罪的处罚均较唐宋刑律要轻，各罪的减刑幅度大致在二至七等之间。最高刑为匿父母丧、匿夫丧，徒一年加杖六十。但明朝统治者对居丧法律条文的修改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社会上居丧违礼的现象仍然日甚一日，愈演愈烈。明代民间初丧或出殡，就经常有"扮戏唱词，名为伴丧，修斋设醮，鼓乐前导，及设荤酣饮"的现象①。此风延至清初，更加炽行，"虽经禁约，全不遵行，丧事之家，尽耗资财，以供焚毁，斋僧念忏，婆娑跳神，不厌数四，创寺建塔，聚众号呼"。《天启淮安府志》载："出殡日冥器份列，鼓吹道拥，且执绋延款，演剧纵饮，抵暮而返。"这说明明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人价值伦理道德观念的变更，民间的丧葬礼俗也处于骤变之中。

（六）民族葬法与葬仪明代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的葬法与葬仪，自成体系，具有显著的民族风尚特色。其丧葬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大体说来，有土葬、火葬、天葬、野葬、树葬、水葬及塔葬等。这些葬式，除与各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地理环境及民族关系等有关外，还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迷信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的死亡被认为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肉体终止了，灵魂还存在，它既能赐人以吉祥，也能降人以灾祸，为此伴随着一定的葬式一般还有一整套烦琐的葬仪，而且浪费很大，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而在各阶级之间，亦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现以民族为例予以说明。

蒙古族明代蒙古族人死后有请萨满跳神或请喇嘛超度亡灵的习俗。黄教传入蒙古地区前，一般实行土葬。贵族、领主死后，以棺木装殓，并将其生平衣服甲胄，其所爱仆、妾、良马殉葬。平民死后，也将其平素衣物同葬。夫死，其妻及所部女子七日内摘掉固姑帽顶志哀。自黄教传入后，俺达汗首先废除人畜殉葬制度，喇嘛们教以火葬法。高贵者捡其骨灰，和以泥，塑成小像，像外以金、银装裹，置于庙中。俺达汗死后，即先以旧俗土葬，俟第三世达赖喇嘛来主持会葬时，将遗骨起出重新火化的。贵主、领主死后，召喇嘛诵经四十九日，一般平民诵经七日。并以死者所爱良马衣甲等酬谢喇嘛。死者亲戚、部众、四方来吊丧者，常赠送牛马助葬，葬毕则将牛马转赠喇嘛。蒙古的习惯法还严禁盗墓，若有盗取贵族冢内所埋衣甲或冢外马肉及一草一

①　《读礼通考》卷一一五，引《明太祖〈慈孝录〉序》。

①　《明代律例汇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10　页。

木者，处以死刑，子女沦为奴隶。盗平民之冢者，也罚九九之牲畜。贵族、领主之冢附近，别立一所，设专人看守①。

藏族　藏族人死后，葬送仪式大致可分为墓葬（或称土葬）、天葬、水葬、火葬和塔葬等五种。它们都和藏族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生活实际、自然环境和宗教信仰等有关。其中塔葬是一种高层次的葬仪，只限用于达赖、班禅及地位崇高的大活佛。他们死后，用药物和香料将尸体涂抹后，放入特制的灵塔中，供信徒瞻仰礼拜。灵塔质地因死者地位等级的不同而有差别。如达赖、班禅死后的灵塔用黄金制造；而像甘丹寺的首座活佛死后，则只能用银制灵塔。火葬多用于一般活佛和大喇嘛。大贵族及某些林区贫民百姓也多施行之。火化后，将骨灰撒在江河里、大地上，或者带到高山上随风扬撒，也有将骨灰装入塔内供奉的。天葬也即鸟葬，在西藏地区实行普遍。其葬仪是人死后，停尸数日，然后将四肢捆成一团，用白氆氇蒙起来，由死者后代背到家门口，再请天葬师将尸体背到天葬场。家人和亲友跟随天葬师送至十字路口，大部分人返回家，只请一二亲友随去天葬场照看。到天葬场后，先把尸体放在葬台上，在附近煨起桑来。桑烟升空，鹫鹰便飞集拢来。于是天葬师将尸体肢解，切肉成块，砸碎骨头，掺拌糌粑，供鹫啄食。以吃光为吉利。死人后，有条件的人家要举行佛事超度，共需七七四十九日。据古典文史名著《巴协》记载，这一习俗是唐朝的金城公主公元710年嫁到吐蕃后，依汉族习俗提倡实行的。在死者死后一年，还举行周年奠祭之礼。殷富之家则请亲友来作客，举办宴饮歌舞等以资纪念①。

黎族　在黎族人的传统观念中相信人死了但灵魂还在，并相信还有一个阴间世界的存在；以为人已寿终正寝但其灵魂还会回到世上来的。丧葬是土葬，多数在墓山。整个葬仪大致可分为报丧、入殓、守灵、停棺、出殡、下葬等。而且还有其它的丧俗较为显著。如《琼州府志》云："亲死，不哭不饭，不食糯米，惟食生牛肉，以为哀痛之至；刳圆木为棺，葬则舁榇而行。""令一人前导，以鸡卵掷地，卵不破处为吉穴；又有同卜一穴，后埋者控先埋者，弃之。"（见《崖州志》卷十三）亲死，戚属来至，盘诘病由，"祭鬼少者，辄鞭挞交加：富者插以银羽，披以花衫，率以游村，以酒灌使极醉。"（同上）丧葬祖父不得棺，子孙亦不用棺，祭必斩牛，贫曰："吃茶"，富曰"作八"，诸位亲戚必以牛羊纸灯鼓吹来奠，"虽当身鬻子不悔"。"作八"必分花木跳击杵，奠毕以藤条互相鞭挞，亲疏循序毕举，肤裂血流，不敢泣怨；不能如礼之人，"虽易世掘出其骷髅"（同上）。

彝族　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载，云南罗雄州（今罗平县）的彝族，丧葬习俗是葬不用棺，其贵人死后，用虎豹皮裹尸，"贱者用羊皮裹其尸，以竹箦舁于野焚之。会亲友杀生祭享，弃其骨而不收。酋长及富者，则令奴婢看守，长者二三月，幼者月余而止，藏其骨，非亲人莫知其俗。"散居各处彝族的丧俗类此。

白族　生活在云南各地的白族，在元代以前盛行火葬。元代以后，因受汉族的影响改为土葬。丧葬仪式一般是先焚后埋。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云："人死则浴尸，棺如方柜，束缚置棺中，"或坐或侧卧，以布云幅，令有室僧名阿吒力者，书梵咒八字其上曰："地水火风常乐我净"。而饰以

①　参见《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①　参见佟锦华：《藏族传统文化概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

五彩，覆之于棺，不问僧俗。"并有"击铜鼓送丧，以剪发为孝，哭声如歌而不巾"的丧俗。棺尸"送之野而焚之，或五日或七日将骨贮瓶中，择日而葬之。"在镇南府地方，白族的葬俗是"人死则置于中堂，请阿吒力僧咒之三日焚于野，取其骨，贴以金箔，出梵咒其上，以磁瓶盛而瘗之。"①纳西族　纳西族自古通行火葬。云南宝山州的纳西族的葬俗是焚烧尸骨而不葬。死者无棺椁，以"竹箦舁至山下，贵贱一所焚之，不收其骨，候冬择日走马到焚所用毡覆地呼死者之名，隔毡抓之，或骨或灰，但得一块，取之以收家祭之。祭毕送至山涧弃之。"死于非命者"别焚之，其土官死，则置于床，陈衣服玖好鹰犬于前，妻子无哀、径衣文绣返胜平日，以死者之马令奴额帕驰骤，谓之抬魂。当焚骨之祭，则以鞍脔玩好皆付诸火，其马则以斧击杀之"①。此外，云南傣族则有"死则刳木为棺，殡之，坟上植树为识"的丧俗②。苗族的葬礼"有棺无敛，祭宰羊，击高颡鼓以为哭尊之节，三年内不食盐，不莳蒜。"③

①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

①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

②　刘文徽：（天启）《滇志》卷三十。

八、祀神、祭祖与信仰习俗有明一代，历朝统治者均笃信佛、道二教，故在宫中和地方，崇奉佛道与民间诸神，除对各地寺观庙堂钦赐匾额俸禄之外，每逢年节或平日，皆遣官致祭。至于皇帝本人，一年之中，亦有诸祀神祭祖的活动，规模宏大，耗费人力物力财力颇巨。"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在这种上行之举的影响下，民间家家户户，几乎每年月月均有祀神祭祖的活动，只不过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至于每逢吉凶祸福之事，民人则更虔敬诸神、列祖列宗求其赐福免灾，或消灾避祸。面对诸神、祖宗，求神发愿，大则延年益寿、富贵长存，次则求子求财，小则出门舟车求顺，家避盗贼，真是包罗万象、囊括一切，致使上自帝王，下至臣民，整个社会生活，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对此，统治者乐于倡导、支持，是欲图凭借神权之力以巩固皇统之序，将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牢固地纽铸在一起，维护现有人伦秩序、现实统治，以使江山万代，实乃一本万利之策。至于广大民人，或因袭传统、囿于愚昧，或出于对神灵祖宗的感恩之情、教化之功，或笃信于现实苦难命中注定、因果报应来世可求之说，无力予现实不平与黑暗以改变，更渴求富贵吉利瞬间之降临，在回天乏力、求世无术、万般无奈之际，于是只得转向对来世的寄托，对祖先神灵的祈告。因此，明人社会生活中这种普遍的祭祀习尚，之所以愈到后来，愈演愈炽，它实是现实社会秩序难以维继的曲折反映，是广大民人对现实统治无声的反抗，更是现世社会对人们各种命运无情嘲弄的回报。

（一）宫廷祀神、祭祖礼尚明初至明末，宫中祭祀活动，每年十分频繁，并且规模、祭供不等。其中既包括祀神，又兼有祭祖（陵）的内容。

1。明代宫廷祀神活动明代宫廷中，由帝王或遣官进行的祀神活动，主要有祭天、祭社稷、祭先农、祭日月星辰、祭山川等。这些祭祀，其制度与礼仪各异。

祭天礼仪明代祭天有郊祭、明堂祭等形式。其中，郊祭是历代君王祭天活动的基本方式。据《明史·礼志》记载，明太祖确立其郊外祭天制度。并亲自分祭天地于京都（今南京）南北郊：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从祀。凡天皇、太乙、六天、五帝之类，悉为革除。后来，又受京房灾异说的影响，又在南郊建大祀殿，合祀天地于其中。永乐时，迁都京师（今北京），其建制仍如京都。嘉靖中期，郊祭之事在群臣中曾引起过激烈争论。明世宗以制礼作乐自任，遂确定分礼天地，复朝日夕月于东西郊，罢二祖并配，又易孔子号为至圣先师。于是在正阳门外五里大祀殿之南作圆丘祀天，并于大祀殿祈谷。作方泽坛于安定门外之东。正月上辛祈谷，孟夏大雩，季秋大享，冬至圆丘。其二为明堂之祭。《孝经》将天神分为"天"与"上帝"。受五行思想影响，"帝"又理解为五帝，有时还称天神，或与"天"混而为一。故与五帝祭连在一起的明堂祭（明堂为供祭五帝之所），成为祭天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明初本无明堂之制。嘉靖中，议复明堂之礼，乃定秋季大享于明堂，如郊天之礼。隆庆中期，又罢大享礼。

祭社稷礼仪社是土神，稷是谷神。祭社稷之神，以祈求农业五谷丰收，这是一种国之大祀的活动，礼仪甚隆。明代京师及分封诸藩王王国府州县均设有社稷之祀。太社稷在宫城西南。明初建太社在东，太稷在西，坛皆北向，每年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祀。明太祖时，认为社稷固不可分，于是改作于午门之右，社稷共为一坛。永乐中，京师（今北京）建社稷坛，其制如南京。嘉靖九年（1350年）时，又更正社稷坛以祖宗配位礼，下诏称："天地至尊，次则宗庙，又次则社稷。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以礼官之失也。宜改从皇祖旧制，太社以句龙配，太稷以后稷配。"又在西苑西立帝社稷，东帝社，西帝稷，皆北向。隆庆中期，又罢帝社稷。王国建国社国稷。府州县社稷设于本城西北。初右社左稷，后同坛合祭如京师。里社，每里一百户立坛一所，以祭礼五土五谷之神。

祭先农礼仪　先农是代表整个农业的大神，祭先农与祭社稷大体相似，同时，辅之以天子耕籍田之礼，以示劝农之意。明代初年，洪武三年（1370年）建先农坛于南郊，在籍田北面，皇帝每年春月时亲自主祭，以后稷配，器物祀仪与社稷同，礼毕，行耕籍礼。明成祖永乐中，建先农坛于京师，位在太岁坛西南，护坛地六百亩，供黍稷及荐新品物地九十余亩。且每年天子主祭，祭礼礼仪如旧制。

祭日月星晨礼仪对日月星辰的祭祀活动，既是对天祭祀的具体化，也是其重要补充。明初，洪武中筑朝日坛京都（南京）城东门外，夕月坛于城西门外，朝日以春分行祭，夕月则以秋分行祭。星辰则祔祭于月坛。其具体祭祀礼仪与社稷祭祀相同。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时，命罢朝日夕月之祭。到嘉靖中期，又恢复建朝日坛于京师（北京）朝阳门外，西向。建夕月坛于阜成门外，东向。朝日之祭无从祀，夕月之祭时，则以五星、二十八宿、周天星辰共为一坛，南向祔焉，以共享祭祀。春分寅时行祭，以迎日出。每年秋分亥时行祭，以迎月出，日月之祀，初定为大祀，后改为中祀。星辰诸神则从祀于南郊。

祭山川礼仪　古人认为，云雨兴于山川河谷，出于高山，影响四季气候变化，同时山川也蕴藏着森林、果实、矿藏、动物、药材等民生之源，所以对其山川神灵（万物有灵之一）祭祀，以祈求好年景与好收成。但因山川之神，天子不能遍祭，只能祭祀名山大川，后来更集中于五岳四渎之祭。五岳系指东岳泰山，南岳霍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蒿山。四渎则指长江、黄河、淮河、济水等四条河江。明代，洪武中叶，明太祖采纳礼官建言，祭祀时将岳镇海渎及天下山川城隍诸地祇合为一坛，与天神埒，春秋专祀，并定祭祀之日为清明、霜降二节，并去前代所封名号，而称某山之神、某海之神、某河之神。其祭祀升为中祀。洪武之后，其祭祀礼仪一仍其旧，直至明末①。此外，明代宫廷的祀神活动，据明人沈榜《宛署杂记》一书记载，皇帝遣官敕祭的，还有都城隍庙、汉寿亭侯（关羽）庙、灵明显佑宫、灵济宫等神庙。

敕赐都城隍庙　洪武初年，明太祖命对京都（今南京）城隍庙祭祀。洪武三年（1370年），又正城隍神号，去封爵。命每年春秋时从祀山川坛之祭。不久，又建都城隍庙，太祖又下诏说：朕设京都城隍，俾统各府、州、县之

①　参见周燮藩等：《中国宗教纵览》，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神，以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神福之。俾幽明举不行侥幸而免。洪武末年，又命从祀大祀殿，罢山川坛春祭，只保留仲秋祭祭祀。明成祖永乐中，又在京师（北京）建坛庙。将城隍庙建于都城西。嘉靖九年（1530年）时，命罢山川坛祭从祀。每岁仲秋时，凡祭旗纛日，并祭都城隍。凡万寿节（皇帝诞辰日）及五月十一日城隍神诞辰日，皆有祭祀。且规定，每开祭前十日，由太常寺官员题奏，并遣本寺堂上官员到庙行礼致祭。凡国有大灾，则告祭于城隍庙神，求其消灾免难。每年城隍神诞辰日，则由朝廷祝告神灵说：惟神正直，实赞灵化，捍御之功，都是所赖，祗严岁祀，用答神麻，尚其歆兹，永福黎庶，尚享。每年仲秋告祭时，则对城隍祝告说：惟神正直，实赞灵化，都邑所赖，福被于民，兹当仲秋，以牲帛醴斋之仪，用伸报祭，神其鉴歆，尚享。敕祭汉寿亭侯庙明初，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建庙于南京鸡鸣山，命祭汉寿亭侯关羽。明成祖永乐年间，又命庙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年）时，又奉皇帝之命，建庙于宛平之东，庙中塑神像，前为马殿，外为庙门。每年五月十三日诞辰时，由皇帝遣太常寺堂上官到庙行礼致祭。凡国有大灾时，也到庙告祭，求其免灾。且诞祭祈祝说：惟神生禀忠义，死后神灵，御灾捍患，历代昭著，兹当生辰，谨以牲醴致祭，尚享。

敕祭灵明显佑宫明初时，为祭祀北极佑圣真君，太祖命建庙于南京鸡鸣山。明成祖永乐末年时，则命在京师（北京）建真武祠，以祀此神。弘治初年，改祠为庙。正德年间，又将真武庙改为灵明显佑宫。此宫建于京师海子桥之东，宫中塑神像，东西为配殿，前为宫门，门左为四神祠，前为大门，门外有牌坊。每年皇帝诞辰日（万寿圣节）及三月三、九月九日，皇帝皆遣大常寺官到宫行礼致祭。每月朔望日，太常寺官也到宫行祭，但规模较前为小。在这些祭祀中，均求神护佑，以使"民安物阜，国祚延长"。

敕祭灵济宫明代，自永乐末年时起，每年皇帝生日圣诞及元旦、冬至节时，皇帝均要遣官（太常寺官员）祭金阙、玉阙真君于灵济宫。而二真君及仙妃诞辰日，也要祭祀。每月朔、望日，亦须有祭。所谓二真君，实为五代时人徐知证，徐知谔。因永乐末年，明成祖患病时，二人显其神灵，使病得痊愈有功，于是命建庙（后改为宫）祭真君。成化中期，又加封上帝。弘治时，仍称真君。最初，凡二真君诞辰日，皇帝遣礼部官员行祭，圣旦、元旦、冬至时，遣内阁官员行祭。逢国有大灾，则告宫致祭。嘉靖时，更命每六年，遣太常寺官斋袍携供，亲往福建闽县灵济宫（二真君家乡）披挂祭祀。到万历年间，每年皇帝遣官到灵济宫致祭，竟达二十九祭次之多①。

2。明代宫廷祭祖规仪中国古代，古人称祖先为祖宗。《礼记·檀弓上》说："祖者且也"，表明"祖"的最初含义是男性生殖器，它崇拜的社会意义在于强调父系的传宗接代功能。"宗"的古文是人们在屋下作祭祀。《说文》称："宗，尊祖庙也"。凡祭祀同一祖先者称为同宗。古人以直系为大宗，百世大迁；以支系为小宗，五世而迁。嫡长子为宗子，其余称支子或庶子。"宗祀"一般指祭祀近祖，特别是有德者。明代，宫廷的祭祖活动，既有沿革，更有一定规制与礼仪。明初时，曾立四亲庙于南京皇宫宫城东南，各为一庙，共四庙。

①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八，《恩泽·祠祭》，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洪武八年（1375年）时，改建太庙，前为正殿，后为寝殿，寝殿九间，间一室，奉藏神主牌位，此为同堂异室之制。同时，又以皇室始祖所自出者未能考定，于是不行禘礼，只行祫祭。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建庙如南京之制，祭祀礼仪亦如旧制。嘉靖十五年（1536年）时，新庙落成，太祖庙寝后有祧庙，奉祧主神位藏之。同时，更创皇考庙以祭祀明睿宗皇帝神位。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时，新庙又恢复同堂异室之制，加以祭祀。既无昭穆，亦无世次，只序伦理。又立奉先殿于皇宫宫门内之东，与宫外太庙相配合，称为内殿之祭，设有神位，可以经常祭告祖先。此外，祭祖活动，尚有帝后陵寝之祭等。通观明代宫廷的祭祖活动与礼仪规制，有如下习尚特点：其一，祭祖日期，历朝虽屡有因革变更，但大体上仍循年祭（年节祭祀）、月祭（每月朔望日）、日祭（祖先诞辰、忌日）等祭祀规仪。如明初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太祖便"更定太庙时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七月望日，冬以冬至。"①洪武八年（1375年）冬十月时，明太祖又定"陵寝朔望节序祭祀礼"，每岁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祭祀时"用大牢"；"其伏腊社，每月朔望日"祭祀时，则用特羊祠祭②。直至明末，虽有某些改定，但大体仍沿此旧制，进行祭礼。

其二，在进行各种祭祖活动时，有时皇帝亲临太庙主祭，有时则遣官祭祀历代帝后陵寝。现以《明实录》所载，万历九年（1581年）时，一年之内的宫廷祭祖活动为例，该年有关活动便有：万历九年（1581年）正月戊辰，宣宗帝忌辰，"遣襄城伯李应臣祭景陵。"③正月辛未，孟春，万历帝"亲享太庙"致祭④。正月壬午，英宗帝忌辰，奉先殿行祭礼，并遣"中官祭裕陵"①。二月癸丑，景帝忌辰"遣宣城伯卫国本祭陵寝"②。二月戊午，清明节，"遣侯李言恭、蒋建元，伯李应臣、杜继宗、陈景行分祭诸陵，伯张元善祭景帝陵寝③。四月甲午朔，"上（按，指万历帝）亲太庙"致祭④。五月已巳，孝宗帝忌辰，奉先殿行祭礼，并"遣官祭泰陵"⑤。五月壬申，太祖帝忌辰，奉先殿行祭礼⑥。五月甲戌，仁宗帝忌辰，奉先殿行祭礼，并"遣崇信伯费甲金祭献陵"⑦。五月戊子，穆宗帝忌辰，奉先殿行祭礼，"遣隆平侯张炳祭昭陵"⑧。六月巳酉，睿宗帝忌辰，奉先殿行祭礼。⑨七月壬戌朔，"上亲享太庙。"⑩七月巳卯，成祖帝忌辰，奉先殿行祭礼，"遣官祭长陵。"（11）八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一○八。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一○八。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八。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八。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一○八。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一○八。

⑤　《明神宗实录》卷一○八。

⑥　《明神宗实录》卷一○八。

⑦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

⑧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

⑨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

⑩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11）《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12）《明神宗实月丙午，中元节，"遣侯孙世忠、吴继爵、陈永禄、杜继宗、王伟分祀九陵，伯张元善祭景皇帝陵寝，内官祭恭让章皇后陵寝，宪庙废后吴氏坟所。"（12）八月戊申，以圣节（万历帝诞辰），遣公朱应祯，侯朱冈，伯王学礼、王承勋、卫国本"分祀诸陵"，伯张无善祭景皇帝陵，内官祭恭让章皇后陵寝（13）。八月癸丑，宪宗帝忌辰，奉先殿行祭礼，"遣官祭茂陵"（14）。九月丙午，霜降节，遣侯蒋建元、伯费甲金等"祭九陵"，伯张元善祭景帝陵寝（15）。十月辛卯，"上亲享太庙"①。十一月丁丑，遣隆平侯张炳等分祭九陵，武平伯陈永禄祭景帝陵寝②。十二月甲辰，世宗帝忌辰，奉先殿行祭礼，遣靖远伯王学礼祭永陵③。十二月己未，"上亲诣太庙行祫祭礼。"④由此便可窥知每年宫廷祭祖概貌。

其三，明代宫廷祭祖活动，礼仪繁冗，且有定制。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明太祖定祭享宗庙礼仪规制。其祭祀礼仪为：斋戒前一日，太常寺官宿于本司，次日奏致斋三日，次日进铜人省牲，与郊祀同。共陈设：每庙用犊羊豕各一，登、铏各二，笾豆各十二，簠簋各二，各实共实同郊祀，帛二。共设酒尊三、金爵八、磁爵十六、篚四于殿东，祝文案于殿西，亲王享配四坛，共二十一位，共设酒尊三、篚四于殿东南，北向。当祭之时，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导引官导皇帝至御位。内赞奏就位，典仪唱迎神。奏泰和之曲，百官四拜。此后，还要奏宁和之曲，乐舞生演文德之舞，宣读祝文。大体上，整个仪程，分为迎神、初献礼、亚献礼、终献礼、奠帛、彻馔、还宫等内容⑤。

其四，宫廷祭祖活动时，每次供奉的供品颇丰，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除前述部分固定陈设供品外，在洪武四年（1371年）时，奉先殿建成，礼部便规定，每月朔日"荐新"供品一项，便有：正月用韭荠、生菜、鸭子、鸡子；二月用水芹、苔菜、蒌、子鹅；三月用新茶、笋、鲤鱼；四月用杏、梅、樱桃、黄瓜、雉；五月用来禽、茄子、桃、李、大麦、小麦、嫩鸡；六月用莲子、西瓜、甜瓜、冬瓜；七月用梨、枣、菱、芡、蒲萄（即葡萄）；八月用新米、粟、穄、藕、芋、白嫩姜、鳜鱼；九月用栗子、橙、小红豆、鳊鱼；十月用山药、柑桔、兔；十一月用荞麦、甘蔗、鹿、獐、雁；十二月用菠菜、芥菜、白鱼、鲫鱼①。这些供品均由光禄寺供献备办。由此可见物品之繁，供奉之丰，耗资之巨。至于实际祭享太庙时供品数量支出，在《宛署杂记》一书中有详述②。

（二）民间祭祀与信仰习俗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13）《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14）《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15）《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九。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九。

①　《太祖实录》卷六十一。

②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四，《经费上·宗庙》，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明代，民间民人的祭祀活动（包括年节祭祀与平日祭祀），十分普遍。

参加祭祀活动的人与社会群体，人数众多，地区广泛，几乎从农村到城镇，年年月月皆有祭祀。这些祭祀活动，主要可概括为祀神与祭祖两大类。这些活动，虽然祭祀对象各异，然则均与民人信仰习尚直接相关联。无论祀神，抑或祭祖，祭祀时的求吉驱祸的文化心态与实现、寻求自身的安全价值取向，却有共同之处。频繁、广泛的民间祭祀活动，更是超自然的精神力量（万物有灵、宗教神力、祖先神灵）、信仰理念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支配的生动再现；是人们力图将此岸世界（现实）与彼岸世界（宗教神灵世界）进行沟通、对话的最佳途径和手段。

1。民间信仰与祀神活动在明代民人的民间信仰中，除对祖先神灵的信仰与崇拜以外，尚包括有对万物有神灵的信仰与崇拜、对宗教神灵的信仰与崇拜，对民间诸神灵的信仰与崇拜、对守护神灵的信仰与崇拜等内容，且由此派出生一系列的祭祀活动风俗与习尚。

万物神灵信仰与祭祀　在中国古代和明代的民人心目中，皆视万物为有神灵，且加以崇奉、信仰与祭祀，以期求达"天人相感应"，驱祸免灾。在此类祭祀活动中，民人普遍多以自然界的天神、地神、日神、月神、雷神、电神、（或称雷公电母）火神、水神、山神、河神、风神、雨神、（或称风伯雨师）谷神、社神等为供祭与祈祝对象。每当有灾异（如旱灾、水灾、涝灾、雹灾、蝗灾、虫灾、火灾、震灾）发生时，民人多普遍敬奉这些神灵，以求消灾安顺。

明代，民人对万物神灵的祭祀活动，多在年节和平日时进行，又尤以年节时最为集中、规模最大。如每年六月初，盛夏时节，为感戴天神、日神给人间的造化和对万物的哺育，明代民间六月六日时，要过"天贶节"，且有祀神的节尚。在云南民间，"滇俗"祀神时，在此节民人家家均制作尝新解暑热的食品，以供祭献给天神、雷神、日神、火神、土地神、谷神、雨神等①。又如，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时，明代民间民人更有祭拜月神的习尚。据明人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一书载述，京师（北京）中秋民间祀月神时，"其祭，果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之如莲华。"且京师"纸肆市月光纸，给满月像，跌坐莲华者，月光遍照菩萨也；华下月轮桂殿，有兔杵而人立捣药臼中，纸小者三尺，大者丈，工致者金碧缤纷"。中秋夜，民人"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向月供而拜，则焚月光纸，撤所供，散家之人遍，月饼、月果，戚属馈相报。"至于每年正月初一日的"元日祈年"活动中，明代湖北蕲州府民人，更有"五鼓后，郡人家悉酒扫厅宇，陈茶酒果，焚楮币"，以祭祀天神、地神，并"拜诸神"，以"祈一岁吉庆"②。

公元1550-1575年（即明代中叶）期间，来华的葡萄牙多明我会修士加斯帕·达·克路士在《中国志》一书中，将他在广东一带民间亲眼目睹的民人对万物神灵的祭拜和祈祝活动，作过生动的描述，他写道："他们崇拜太阳、月亮和星星"，"通常把这些神叫做阿弥陀佛，奉献香、安自香、鹰木

①　冯应京：《月令广义》。

②　弘治《蕲州府志》卷一，《风俗》。

及别的他们叫做Cay－oLague　的香木，和其他香料。他们也献前面提到的茶。他们都有祭坛，在房门后的过道里，他们在那里摆上他们的主要的神，每早晚都献香及其他香料。""他们把煮猪头当作大祭品，也奉献煮好的鸡、鹅、鸭及米饭，一大壶酒。他们把祭品都摆在神面前，再把献神的那份单分开来，那是放在一张盘子里的小猪耳朵尖，鸡鹅鸭的嘴和爪尖，几粒米饭（但非常之少，小心翼翼地放进去），三四滴当心倒出的酒，免得壶里倒出太多。把这些东西像这样放进碗内，再摆到祭坛上请他们的神吃，而他们就在当时当着神的面把其余携去的东西吃个精光。"①在明代崖州府一带的黎族民间，每年春天，有祭"山鬼"、祭"地鬼"

的习俗，届时在田地里举行祭祀后，饮酒唱歌，喜气洋洋。由于黎人以农业为主，他们认为云、雾、雷、风、雨等天体现象都有一种不灭的"灵性"，其中，最可怕是雷公鬼、太阳鬼、风鬼等。人头痛发烧生病时，是因为伤害了雷公鬼和太阳鬼；患疟疾病，是因为触犯了风鬼。因此，若触犯了雷公鬼要杀猪供祭品做法事，由"娘母"（巫婆）、"鬼公"（巫师）或道公联合主持；甚至祭祀祖先鬼时，也要先念雷公鬼的名字②。明代，居住生活在云南红河地区的哈尼人被称为"倭泥人""和泥人"，他们呼天神为"摩咪"、地神为"咪收"，认为二者是天地间最大的神灵。天和地，以天为大；天神和地神，以天神为大，哈尼人认为天地神是仁慈而严厉的。一方面它是人类的保护神，一方面它也能降祸于人。所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生怕受到天地神的惩治，每年要定期诚心祭奉，以求行天地神的保护。明代哈尼人认为除了天地神以外，还有很多自然神。如山神、风神、雨神、虹神、树神、岩神等。且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更为抽象的神灵，如战神、乱神、败神、挤神、咒神等，并形成了一个系列神谱。在日常和年节生活中，人们要进行多种形式的祭祀活动①。

宗教神信仰与祭祀明代，在广大汉族地区聚居的民间，民人对宗教神的信仰与祭祀，主要有对佛教寺院和道教道观的祭祀活动。此外，每逢年节时，也要对宗教神进行专门的祭祀活动。而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则有对其它宗教神灵（如伊斯兰教、萨满教等）的信仰与祭祀活动。

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一书中，曾对京师（北京）重地城内外，佛道二教的寺、庵、宫、观、庙、堂共五百六十八处的名称、位置、建寺时间、规模等，一一加以记述。其中，城内的佛寺便有大隆善寺、万善寺、正觉寺、兴福寺、弘善寺、碧峰寺、大悲寺、积善寺、龙华寺、寿明寺、净业寺、龙泉寺、海印寺、兴德寺、千佛寺、万寿寺、海藏寺、天寿万宁寺、慈善寺、广化寺、观音寺、瑞云寺、广济寺、双塔寺、慈恩寺、太平寺、青塔寺、净因寺、大能仁寺、石佛寺、普照寺、护国寺、宝禅寺、蜡烛寺、定慧寺等七十二处；城外则有衍法寺、广通寺、广恩寺、地藏寺、圆广寺、西域寺、镇国寺、真觉寺、永隆寺、圆通寺、圆觉寺、灵福寺、昭化禅寺、华严寺、保明寺、寿安寺、洪光寺、功德寺、翠岩寺、圆静寺、普陀寺、保恩寺、卧佛寺（寿安寺）、金山禅寺、小碧云寺、开元寺、潭柘寺、万寿戒坛寺、云岩寺、妙亨寺、净明寺、香山永安禅寺等一百三十九处。城内的道教宫则有朝

①　C·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版。②　邢关英：《黎族》，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①　毛佑全、李期博：《哈尼族》，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

天宫、灵济宫、显灵宫三处，城外有昭应宫、永寿宫、混元宫三处，共六处。至于道观，城内有清虚观、广福观、妙缘观、崇玄观、妙清观、玄应观（一）、玄应观（二）等七处；城外则有玄静观，嘉祥观、五花观、灵佑观、白云观、朝真观、灵佑观、七圣观、静虚观、灵通观、积庆观、崇虚观、太清观、通仙观等十四处。可见当时民间民人祭佛拜道之风之盛。这些寺观建筑宏伟，书中称："其殿塔幢幡，率齐云落星，备极靡丽，如万寿寺佛像，一座千金；古林僧衲衣，千珠千佛，其他称是。"①每逢年节祭日，民人香客云集寺观，烟云燎绕，盛况空前，即"如戒坛之日，几集百万，倏散倏聚，莫知所之。"再"如高梁、卧佛、碧云之会，冠盖踵接，壶榼肩摩，锦绣珠翠，笙歌技巧，哗于朝市。此又非官民咸熙，情境之盛不能也。"②在民间年节活动中，与祭佛拜神有关的年节则为"浴佛节"。明代云南寻甸府民人，每年四月初八日，届时"男妇入寺为浴佛会"③。该地另一个与佛教祭礼有关的年节是"兰盆会"。每年的七月十五日，民人之家凡"有新丧者，皆赴各寺供献，以技巧相尚，此好奢之极者也"④。而明代广东琼台县一带地方民间，每年七月十五日，"村落庙堂作盂兰会荐亡"祭佛，则是另一番景象，届时民人"或集二三百人，各洁服清斋手炉朝拜，有佑父母者，有负冤枉着。先三日会斋坛相率以出，沿村乡道路，随行随拜，念致心皈命礼。是日回附斋场团拜，会主预架陡桥，高二三丈，袤一二十丈，桥门束牛头马面阎罗鬼像，释僧先执锡杖，过桥导众，拜者随之逾桥，一步一拜，各有所呼。至斋坛，各于祀先祖处，焚■意纸衣毕散。"①由此可见，这是将拜佛与祭祖二者相结合的一种祀习。至于福建建阳县地民间，明代此地民人四月八日时也有"浴佛"的风习，每年此日"山刹戒行，缁徒皆作香水浴佛，亦有为黑黍者。"②在京师地区，每年正月十九日，民人有与道教有关的"耍燕丘"活动，此日"阜城门外有白云观，相传金道人丘长春修炼之所，正月十九，飞升。士女往观"，"岁以为常，是日天下伎巧毕集，走马射箭，观者应接不暇。"每年岁末年尾，民人要"念夜佛"求神免灾，京师"民间男一有病，则许念佛，自腊月初一日起，每夜人定时，手执一香，沿街念佛，尽香而归，至除夕乃罢。"③在明代少数民族的年节习俗中，亦有大量与宗教信仰崇拜和祭祀有关的内容。明代，笃信佛教的青海、西藏一带的藏民，每年正月十五日要在青海西宁塔尔寺举行规模盛大的祈愿法会。塔尔寺的莲花塔建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后不断扩建。塔尔寺祈愿法会，藏民称"摩兰钦波"，汉民称"灯节"、"正月观经"或"喇嘛社火"。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年），藏传佛教宗喀巴大师53　岁时，在拉萨大昭寺举行了祈愿大会（又称传召大会），从正月初一至十五，连续十五天陈列各种供品，进行盛大佛事活动，并对与会的8000　多名僧人发放布施，严肃僧纪。以后，藏区各地佛寺陆续创立正月祈愿法会，以纪念这个吉祥的节日，其中以塔尔寺的

①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九，《寺观》，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

②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九，《寺观》，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

③　嘉靖《寻甸府志》上卷，《风俗》。

④　嘉靖《寻甸府志》上卷，《风俗》。

①　正德《琼台志》第七卷，《风俗》。

②　嘉靖《建阳县志》卷三，《风俗》。

③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民风》，北京出版社l961年版。

祈愿法会最为著名。明代，每届此时，塔尔寺佛殿均装饰绚丽多彩的佛灯，并供奉灯香、净水、粮食、干花，展出油塑（即酥油花，是明代塔尔寺"三绝"之一）。油塑多以各种山水、建筑、人物、花卉、鸟兽为题材，色泽艳丽，神态逼真，线条精致。"跳神"则是灯节的另一重要内容，它是一种以舞蹈形式出现的宗教仪式，在讲经院里举行，除以大喇叭和唢呐伴奏外，还用牛皮鼓、锣、钹等乐器。跳神者二三十人，面着假面具，身穿盔甲、绣花袍，跳着各种驱鬼去邪、敬奉佛祖的舞蹈①。前来敬香祭佛的各族民人，常达数万人之众。

明代聚居在新疆阿勒泰山一带的柯尔克孜人被称为"吉利吉斯"、"乞儿吉斯"，他们则信奉萨满教和伊斯兰教，在宗教祭祀和习尚方面，各自有其特点。据文献记述，明代公元十六世纪时，喇嘛教自西藏传入西蒙古（厄鲁特）。这时，游牧于阿勒泰山和准噶尔盆地一带的一些柯尔克孜部落，被厄鲁特所奴役，成为他们的"阿拉特"（属民），于是开始信奉喇嘛教。其宗教风习主要表现在婚姻、丧事和其它礼俗方面。订婚时，要请喇嘛测算男女八字是否相合或相克。在认门、婚礼、认亲等大小仪式中，都请喇嘛念经，祭天拜佛。在平日与年节生活中，更要供拜佛像。至于信奉伊斯兰教的明代柯尔克孜人，由于游牧的原因，无固定宗教活动场所，除念功作，对于履行其它数功则不那么太严格。如晨拜只在家里，聚礼、会礼大多在阿寅勒附近草坪上举行。而在明代柯尔克孜人特有的"诺如孜节"、"克米孜木润杜克节"、"阿克托依节"、"喀尔戛扎依节"、"肉孜节"、"古尔邦节"等民族节日中，有许多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年节活动。如信奉伊斯兰教的柯尔克孜人在过肉孜节时，黎明时分便起床，全家男女进行大净（沐浴、净衣、洁处），然后到礼拜寺或草坪进行"那玛孜"（聚礼），结束后再到坟地里去念经祈祷①。

民间诸神、守护神信仰与祭祀明代，广大民人还在民间年节和平日的活动中，对民间诸（如财神、送子娘娘等）、守护神（如灶神、门神、四方神、城隍神）亦有许多祭祀，以祈求神佑，家国安泰。而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不少相应的民间祭仪。

地处中原的河南许州民间，明代民人每届正月初一，家家皆"具酒肴、写桃符、绘门神，贺新年"；三月二十八日，"俗传东岳神诞，皆诣庙祭祝"；腊月二十三日，民间家家户户更有"祀灶"之习②。而尉氏县地区，明代民间每逢正月"元旦"时，民人自是日起要出门"朝贺礼谒文庙、城隍庙，拜官长，然后拜亲友，数日方毕"；三月十六至十八日，"三日赛城隍之神，庙中盛设祭品、张乐，男女剧戏、宴赏亦盛"；五月十三日，"是日武安王关公庙赛神，如前仪"；十二月二十四日，"俗于是夕设饧糖、牲醴祀灶，名曰送灶神。元旦复举之，名曰迎灶神。"③明代北方，在山东夏津县民间，每年孟春之月（正月），户户元日均"绘门神，贴桃符"，"更相贺岁"；仲夏之月（五月），民人"五日贴门符、啖角黍，小儿系彩丝，人戴艾虎，行追节礼"；季冬之月（腊月），民间"念四日"（二十四日），更有"祀灶"

①　参见罗启荣，阳仁煊编著《中国传统节日》，科学普及出版社1986年版。

①　杜荣坤、安瓦尔著：《柯乐克孜族》，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嘉靖《许州志》，《典礼》七，《风俗》。

③　嘉靖《尉氏县志》卷一，《风俗·岁时》。

之习尚④。京师民间，年末"祀灶"礼仪也颇为隆重，届时"坊民刻马形印之为灶马，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农民鬻以焚之灶前，谓为送灶君上天。别具小糖饼，奉灶君。具黑豆寸草宛许为养马具，群一家少长罗拜，即嘱之曰：辛甘臭辣，灶君莫言。至次年初一日，则又具如前，谓为迎新灶。"①明代南方，湖南慈利县民间，每岁"二月廿有七日，各会首备人舟、设牲醴，迎秀峰之神，神到河街，士女皆焚香礼，祭毕导入歇马祠"，"至三月朔日，行街祭祀者，前后幕次相属，迎送者肩摩而踵接焉。是夕楼城隍祠，明日始还。又明日，官备特牲常祭。"②常德府民间，年终"岁除"风尚独特，"岁将尽数日，乡村多用巫师，朱裳鬼面，锣鼓喧舞竟夜，名曰还傩。二十四日，扫舍宇，祀灶。除日，易门神、桃符、春贴、姻友之家，以酒果之类，互相馈遗。作米面食、具肴酒，以为迎新聚饮之储。至夜，烧竹爆辟瘟，丹饮分岁酒，或不寐，守岁。"③在明代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民人则用本民族的方式，祭祀诸神与保护神。例如，海南黎人便有祭"灶鬼"的活动。由于火在明代黎人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因此，由对火的敬畏到崇拜。而这种崇拜又集中、生动地体现在祭祀"灶鬼"的活动中，即认为任何跨过、敲击或乱动用三块石头砌成的"品"字形的炉灶，都被认为是对"灶鬼"的冒犯，将会受到"灶鬼"的制裁，使人生病，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每逢年节，对"灶鬼"均有一番隆重而虔敬的祭祀④。明代，将聚居在云南的普米族，称为西番族，他们将火神叫"麻格西"，称灶神为"宗巴拉"。每逢年节或婚丧嫁娶时，在向祖先献祭时，皆向火神与灶神献祭。火神即是火塘，没有偶像，也无特殊祭法。灶神则供于下火塘上方，以一块泥雕的椎形牌子为偶像。民间过大年时，民人对灶神"宗巴拉"的祭祀最为隆重，届时摆满祭品，担任主祭的家长用优美的民歌祝祷说："十三重天的天神，十三层地的地神，四境名山的山神，八方灵泉的龙神，请来享用这些祭品吧！""一月接一月过去了，一年连一年过去了，时光跑得比箭更快，因为有你们保佑，我们的生命与日月一样长。""牧神阿！让我们的牛马满山，让我们的羊群遍地，让春天里没有酥油的人家有酥油，让冬天里没有猪肉的人家有猪肉。""谷神啊！让一粒籽种收百粒，让一升籽种收十石，让扬过的麦子再扬还有麦子，让打过的青稞再打还有青稞。""猎神啊！让每一箭都射中犀牛，让每一箭都射中岩羊，让我们想什么就得到什么，让猎获的獐麂鹿兔吃也吃不完。""战神啊！让我们的力量有天上的雷霆大，让我们的敌人像锅桩底的蚂蚁乱成团，谁也阻挡不住我们的弓箭和铁骑，我们一个人要胜过一百个好汉。""宗巴拉神阿！让全族的人都愉快，让全家的人都平安，让新竹子接上旧竹子，让青年人继承老人们。"①至于生息在云南红河地区的倭泥人（和泥人）（即哈尼人），明代每个十一月时，民间有隆重祭祀村寨保护神--"祭寨神"活动。它是一次村社祭祀与农业祭祀、公祭与私祭合为一体的祭祀活动，倭泥人称此为"昂④　嘉靖：《夏津县志》上卷，《祀典志·风俗》。

①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民风》。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

②　万历《慈利县志》卷六，《岁时》。

③　嘉靖《常德府志》卷一，《风俗》。

④　邢关英：《黎族》，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①　严汝娴、王树五著：《普米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玛拖"，整个祭祀活动则由寨民们选出来的"咪谷"（或称"普收"）主持进行。倭泥人的"昂玛拖"一般选属牛或属龙日进行。祭祀当天，全寨忌日，不事生产，早上家家舂糯米粑粑祭献。中午由"咪谷"带着人们赶着猪，提着鸡等到寨神树下，去者必须一律赤足，妇女不得参加。把猪、鸡杀好以后，将鸡和少部分猪肉煮熟，连同染黄的糯米饭一块儿敬献寨神。"咪谷"向寨神祈祷："尊敬的寨神，请你好生保佑寨民，让我们劳动一天，够吃九天；一年的收获够用九年，吃喝不完，年年有余，吃得下睡得香，寨人安康，六畜兴旺。"其余的猪肉，按户平均分配，各自拿回家进行祭献。明代倭泥人的另一保护神为地神，他们称为"咪收"，是地方的主宰和村寨的另一保护神。他们认为，如无"咪收"保护，村寨不会兴旺，禽畜不会发展。因而有许多祭祀"咪收"的习俗，在这些习俗中，又以请"咪收"的活动最有特色。他们认为"咪收"虽属某一地域的主宰，但它是可以到处游荡的。如果寨民祭祀不周到，它就会离寨而去，这时就要进行请"咪收"回寨的祭祀活动。在"咪收"回寨这天忌日，全寨不事生产，准备好必要的祭品，并组织数十人请"咪收"，每户由一男子参加，人人衣冠整齐，一律赤足，同时要备一匹骑马，把它打扮得漂亮雄壮，头戴红花，身挂铜铃，这是给"咪收"准备的骑马。中午由贝玛（主持宗教仪式之人）带着，敲锣打鼓去请"咪收"回寨。到了离寨很远的山头上，大家垂手而立，态度庄重严肃。由贝玛对着远方层层的山峦呼喊："我们的"咪收"回来吧！别处没有我处好，别寨没有我寨好，别家没有自家好。回来吧！我们牵着马来接你，拖着山羊迎你。。"，然后由贝玛拉马走在前头，其余跟在后边，敲锣打鼓，欢蹦乱跳地回到寨中，把"咪收"送到它居住的地方①。

2。崇祖祭先与民间祀习明代民间民人的另一重要信仰习俗与祭祀风尚，则是平日与年节的崇祖祭先活动。这些活动不仅规模大，参加人数多（几乎覆盖社会的全体民人），而且世代相袭，笃信而虔诚。因此，祖宗有神灵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民间民人心中，并且对民人的日常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生活，起着重要的支配、制约作用。

在广大汉族聚居地区，明代民人的崇祖祭先活动，因时因地而在风习上有差异，现选取有代表性地区的民间祭先祀习加以介绍：京师地区　明代京师民人一年中的崇祖祭先活动，一是元旦的"拜年"活动，届时，"晨起当家者，率妻孥，罗拜天地，拜祖祢，作匾食（即饺子），奉长上为寿。"接着是"烧阡张"的祀礼，"各家祖先，俱用三牲熟食，货草纸细剪者为阡张，供其前，俟三日后焚而彻之。"二是三月"祭墓"，"清明日，小民男妇盛服携盒酒祭其先墓，祭毕野坐，醉饱而归。每年是日，各门男女拥集，车马喧阗。"三是十月为祖先神灵"送寒衣"，此时"坊民刻版为男女衣状，饰文五色，印以出售，农民竞以是月初一日，鬻去，焚之祖考，名曰送寒衣。"①山东地区　明代山东夏津县民间的祀先活动则有"孟春之月"（正月）"元

①　毛佑全、李期博：《哈尼族》，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

①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六，《民风》。

日绘门神，贴桃符，供祖先，寿尊长。亲朋更相贺岁。"季春之月（三月），"寒食断火祭墓，为鞦■戏"；孟冬之月（十月），"一日祭墓焚寒衣"②等习俗。莱芜县民人，更有春正月朔日，要"祀神祀先，宾客宗族相贺"；清明"扫坟墓，插柳枝"；中元"祀先悬谷麻"；十月朔日"祭墓换寒衣"；冬至"祀先"；除夕"祭先祖，贴门神"等祀先传统③。在淄川县民间，民人为祭祖，春正月朔日要"祀神祀先，宾客宗族相贺，隆师迎女婿妇追节"；清明须"扫坟墓，插柳枝"；中元要"祀先悬麻谷"；十月朔日要"祭墓"；冬至要"祀先"；除夕更要"祀先祖，帖门神，宜春字，隆师友，多嫁娶"①进行一系列隆重的祭奠活动，以寄崇仰之情。

河南地区　明代，河南许州民间，民人为崇祖祭先，清明时，要"插柳祭墓，架鞦■"；十月一日要"墓祭作纸衣"②，以行祭祀。夏邑县民人，为祭祖祀先，每年除正月元旦"祀神祀先"外，三月清明家家则要"墓祭挂纸钱，插柳条，簪菜花"；中元时，"人各设蔴谷、瓜果于庭，祀神墓祭"；而十月一日，民家更"剪纸为衣上墓，曰送寒衣。"③至于光山县民人的祀先活动，则有元旦的"男女夙兴盛服，具香烛茶果"以"拜祖先"；清明"是日，人皆折柳插户，乡民男妇多以此日诣祖先墓所，设酒肴，焚楮钱祭扫"；中元时，"亦设酒肴祭祖先于其家"④等。

湖北地区　明代，湖北蕲州地区民人的祭祖活动有：元日祈年，"五鼓后，郡人家悉洒扫厅宇，陈茶酒果，焚楮币，拜诸神祇、祖先，以祈一岁吉庆"。接着是序拜，"郡人于元日罢市，各盛服洁衣，飨祀谒祖先神祇毕，序拜称觞，祝尊者寿，然后出拜亲族。"三月清明时，"郡之民名于是日祭扫墓下，祭毕燕饮，挂纸钱于塚上而去。"七月焚楮衣，"前中元一二日，具酒馔祭享祖先，仍以纸衣焚献，俗称盂兰会。"十二月要馈岁辞岁守岁，"岁晚相馈遗往来辞年。除夜祀祖先及诸神，相与燕集，或达旦不寐，谓之守岁。"⑤等等。

云南地区明代云南寻甸府地区民间，为进行祭祖活动，每届每年清明，民人"男妇具酒肴各诣坟所致祭"；十月一日时，家家则要"墓祭作纸衣"①，以慰先人。

湖南地区　明代，湖南岳州府民人，祭祖祀先活动颇具特色，民人每年四月八日时，家家户户均要"取羊桐叶折米为饭，祀神及祖。"②江西地区　明代，江西建昌府民间，民人为崇祖祀先，每届清明是日，家家"插柳于门，人簪一嫩柳，谓能辟邪，具牲醪扫墓，以竹悬纸钱而插之，谓之标坟。"十月一日时，户户"多用冥衣于坟墓烧化，谓之送寒衣。"③②　嘉靖《夏津县志》上卷，《祀典志·风俗》。

③　嘉靖《莱芜县志》，《政教》第五，《风俗》。

①　嘉靖《淄川县志》，《风俗》。

②　嘉靖《许州志》《典礼》七，《风俗》。

③　嘉靖《夏邑县志》，《地理志》第一，《风俗》。

④　嘉靖《光山县志》卷一，《风土志》。

⑤　弘治《蕲州府志》卷一，《风俗》。

①　嘉靖《寻甸府志》上卷，《风俗》。

②　隆庆《岳州府志》卷七，《风俗》。

③　正德《建昌府志》卷二，《风俗》。

四川地区　明代，四川洪雅地区民间，民人祭祖，则于元日"具香烛，拜先庙"；三月寒食"则陈牲醴，拜扫封莹"；中元冥中有"盂兰盆会，祖考享腥荤"；岁除日更有"盛馔祀先毕，则家口无大小贵贱，均给肉一器、饭一盂，谓之分年饭"④等习俗。

明代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则有祖先崇拜的诸多祭祀风习。例如，明代的倭泥人（哈尼人），每日餐前都须由家长端着饭碗进行简单祭献，他们呼为"阿布越多"，表示先敬献祖先，然后家人才能享用。已婚的妇女，凡过年过节、生儿育女等喜庆活动时，都要从夫家送一包"供品"回娘家供奉祖先。"供品"为糯米饭、糯米粑粑、酒、肉（一生一熟）等，送到娘家后，向"阿培候勾（祖先神灵之位）"祭献。此外，凡过年节、婚嫁、生育、取名、新房落成时，家中之人都须向"阿培候勾"进行祭献，使之共享。可见，他们相信祖先的神灵永在⑤。再如，明代海南的黎人，为对祖先表示崇拜，则有祭祀"祖先鬼"的习俗。祭祖先鬼时，要杀牛、猪，并请鬼公和娘母祭鬼。仪式更多种多样。沿海黎人祭祖先鬼叫做"握亩帕"（意为"祭天鬼"、"祭大鬼"），祭祀时，要把牛头和猪头及饭团放在屋顶上，在屋顶两端用竹杆或小树枝做两个线圈，在线圈周围挂满小弓箭、鸡毛、小布条等物。"鬼公"先在屋门香炉桌前摇铃舞剑驱赶鬼邪，等到"鬼魂"入身后就到屋顶上来回跪动，嘴里念着"招魂"的咒语，念经做法事等等①，仪式颇为庄重。

④　嘉靖《洪雅县志》卷一，《风俗》。

⑤　毛佑全、李期博：《哈尼族》，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

①　邢关英：《黎族》，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　　九、生产、商贸习俗明代，农业、手工业、副业生产（如渔林桑果茶牧等），随着土地垦辟的增加，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相对普及，专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其总体水平较之前代有所上升。而且，在质与量的方面，均出现了良性循环与增长的势头。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所形成的一整套各地有别的相关的农副与手工业生产、经营、行业神崇拜诸种习俗，既是民人长期社会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同时，又通过风习的传承、衍化、因袭，使这些经验得以升华、提炼，则有利于后继者们的生产、经营、加工活动，使之减少盲目性，增加知识性与科学性。自明代中叶以后，商业贸易活动，在各地呈现出发展与繁荣的势头。商业网络的建立、地方商帮的增多、商业经营与流通领域的扩大，便生动地表明了此点。与此同时，在此种社会背景下，派生出一套较为系统和有特色的商贸经营与商规、商社与商行、财神与诸神崇奉、儒商与文化等习俗，便是商人群体长期经营活动实践经验、生财致富技巧的总结与条理化。而且，它还对明代商帮、商行的形成和内部凝聚力的增加，对商人群体素质的提高与经营手段的多样化，对商业经营范围和利润的扩大，对商业对文化、社会生活领域的渗透，则起着积极的、不可忽视的巨大的促进作用。

（一）农副业、手工业生产习俗明代，各地区农副业、手工业生产，虽发展水平有高低不同之别，但在生产习俗、经营习俗、行业神崇拜习俗等方面，却异中有同。

1。明代农副业、手工业生产习俗在农副业、手工业的生产习俗中，则包括与农事活动紧密相关的农事耕作与节候习俗、农谚与时令习俗、农副业与手工业生产习俗等内容，它们各有特点，却又相互关联，从而贯穿于这些生产活动的全过程中。

农事耕作与节候习俗在明代各地区的农事耕作活动中，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意义。人们通过节候、气象、雨雪、地温、湿度，各种生态、物象的变化，来掌握农时，进行耕、播、种、耘、管、收、藏、售、加工等活动。通过明代流传于江南一带的一首二十四节气歌谣，便可窥知当时农事耕作活动的生动情景："立春阳气转，雨水落无断；惊蛰雷打声，春分雨水干；清明吐麦穗，谷雨浸种忙；立夏鹅毛住，小满打麦子；芒种万物播，夏至做黄梅；小暑耘收忙，大暑是伏天；立秋收早秋，处暑雨似金；白露白茫茫，秋分秋秀齐；寒露育青秋，霜降一齐倒；立冬下麦子，小雪农家闲；大雪罱河泥，冬至河封严；大寒办年货，小寒过大年。"此外，江南地区，在明代还有一些结合阴晴占验讲季节农事、种植、收获等的歌谣，从中也可透发出一些农事耕作活动的习俗，如："雨水甘蔗节节长，春分橄榄两头黄，谷雨青梅口中香，小满枇杷已发黄，夏至杨梅红似火，大暑莲蓬水中扬，处暑石榴正开口，秋分菱角舞刀枪，霜降上山采黄柿，小雪圆眼荔枝配成双。"

明人杨慎在《升庵外集》一书中，对南方一带地区的农事耕作与节气习俗，也作了记录与总结，指出：若"霜降前一日见霜，则知清明前一日霜止；霜降后一日见霜，则知清明后一日霜止。五日十日而往，前后同占，欲出殃苗，必待霜止，每岁推验，若合符节。"①明代广大农村，民人将节候知识应用于农事耕作，最集中的反映在长期的对作物田间管理上，从而形成了一套较有规律的农事生产习俗。对此，加以总结、记载的，当首推明代涟川《沈氏农书》一书，现将有关部分摘引如下：种田之法不在乎早。本处土薄，早种每患生虫。若其年有水种田，则芒种前后插莳为上。若旱年车水种田，便到夏至也不防。只要倒平田底停当生活，以候雨到。而不到则车种，须要一日车水，次日削平田底，第三日插秧，便土中热气散尽，后无虫蛀之患矣。凡种田总不出"粪多力勤"四字，而垫底尤为紧要。多则虽遇水大而草肯参长浮面，不至淹没；遇旱年，虽种迟易于发作。其插种之法：行欲稀，须间七寸，段欲密，容荡足矣。平底之时，有草须去尽；如削不能尽，必拔去而后平底。盖插下须二十日方可下田拔草；倘插时先有宿草，得肥骤兴，秧未见活，而草已满，拔甚费力，此俗所谓"亩三工"。

头番做得干净，后番次次省力。今日拔草，明日即要横锄，所谓"头番不要早，二番不要迟。"当使草尝无处著足。两锄俱要将土翻个转身，不徒移动场屋。小暑后到立秋不过三十余日，锄、荡、耘四番生活，锄二、荡一、耘一。均匀排定，总之不可免，落得上前为愈也。立秋边，或荡干，或耘干，必要田干缝裂方好。古人云："六月不干田，无米莫怨天。"惟此一干，则根派深远，苗干苍老，结秀成实，水旱不能为患矣。干在立秋前，便多干几日不防，干在立秋后，才裂缝便要车水，盖处暑正做胎，此时不可缺水。古云："处暑根头白，农夫吃一吓。"下接力段在处暑后苗做胎时，在苗色正黄之时。如苗色不黄，断不可下接力；到底不黄，到底不可下也。到了立秋，苗已长足，壅力已尽，干必老，叶必黄，接力愈多愈好。一在六月内干过一番，财土实坚牢，苗身坚老，堪胜壅力，而无倾倒之患。但自立秋以后，断断不可缺水；水少即车，直至斫稻为止。俗云："稻如莺色红，全得水来供。"若值天气骤寒，霜早；凡田中有水，霜不损稻，无水之田，稻即秕矣。先农有言："饱水足谷"，此之谓也。

垦麦棱，惟干田最好，如烂田须垦过几日，待棱背干燥，方可沉种。倘时候已迟，先种发芽，以候棱干，切不可带湿踏实，菜、麦不能行根，春天必萎死，即不死，永永不长旺，盖潭要满，撒子要均，不可惜工，而令妇女小厮，苟且生活。麦要浇子，菜要浇花。麦沉下，浇一次，春天浇一次，太肥反无收①。

然而，大量反映明代农事耕种与节候习俗的，当属民间"杂占"之语，通过杂占的占辞内容，可知其节候变化对该年农事耕作、收成、灾害的巨大影响，且能加以预测。在明代嘉靖《惠安县志》中，便记载有明代福建惠安县地区与农事节候习俗有关的"杂占"，如："凡春有浮气自东海冉冉而升，则雨从东而西，有东风吹送之。若夏秋间，阴云涌起，大帽山前后郁结回旋，久而不散，则必有西北风吹送骤雨，俄顷即止，不能远及。

夏秋间，夜静不风，一天星斗闪烁摇动者，明日必有风。月晕主风，日

①　杨慎：《升庵外集》卷十一，《出秧》。

①　涟川：《沈氏农书》卷上，《运田地法》。

将入，有赤霞薄绕之，已而散为日足者，亦主风。

虹霓观其首尾所直之方，若下不至地，随见随灭者，无灾。若久见不灭，复化为微雨，则听直之方必有螟虫之灾。凡虹皆阴阳不正之气，交感而成，日光映之则黄。若白虹见，则所见之方，主有瘟疫、盗贼、斗杀。

凡流星坠地，光芒照人，所坠之地，主有灾。

俗自（正月）元日顺数至八日止，一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若其日天色晴明，则所属之物蕃育，否则灾。

元宵日，朝占百果，午占晚禾，晚占早禾。皆欲晴明，故曰：雨打元宵灯，早禾一束稿。

惊蛰日雷，主一月多雨，至次月又旱。是日不宜寒，故曰：惊蛰不杀虫，寒到五月穷。

立夏日，有青气见南方吉，否则灾。是日及小满日，俱宜雨。故曰：立夏不下，高田莫耙。小满不满，芒种莫管。

凡四月七、八、九三日谚云：七日雨，果子荒。八日雨，破池塘。九日雨，再起仓。言唯七日雨妨果，其八、九俱宜雨也。是月二十六日宜北风，故云：南风吹过北，有钱籴无谷。北风吹过南，无钱也去担。

夏至若在五月中，则谷贱。故云：夏至在月头，一吃一边愁。夏至在月中，愁杀粜谷翁。是日又宜雨，为秋熟之兆。

六月十二日，常有北风，农人最忌之。是日无风，则风不害稼，极准。

立秋若在六月终，则早禾反迟。故云：六月立秋要到秋，七月立秋不到秋。

七月七夕以前，占天河影没，三日复见，则谷贱。七日而复见，则谷贵。凡占天河星多，主水少、主旱。

秋分一日不宜晴，中秋阴云不见月，次年元宵必雨。故云：云蔽中秋月，雨打元宵灯。言相应也。

重阳日，不宜雨。故云：重阳无雨一冬晴。

十月朔日，宜雨。故云：十月初一晴，柴炭土样平。以后又宜雨，故云：十月雨连连，高山也是田。是月二十六日若晴，则晴弥月，风亦然。

冬至，若在十一月上旬，岁暮寒。在中旬，一冬和暖。在下旬，明年二月必寒。冬至若有青云起，北方来岁秋熟，否则旱灾。

大寒、小寒日，雨雪，损牛羊。

海哮主风。溪潭深处，天将雨，若有号哮声呼呼然，其下必巨鼍，欲雨则鸣。｝　将风，则涌。

三月三日，听蛙声午前鸣，高田熟。午后鸣，低田熟。唐诗云：田家无五行，水旱听蛙声。

观鹊巢，以占一岁风之大小。獭穴，以占水之高下。

暮鸠鸣，则小雨。朝鸢鸣，则大风。鸟飞翅重，雨。鸱鸺鸣，亦雨。

天将久雨，则豕涉水。将寒，则豕衔草。

雷将鸣，则雉涌而雊。

鹳俯鸣，则阴。仰鸣，则晴。将雨，则长鸣而喜。

将雨，蚁出穴，负土成封。

凡果实之类，与百谷相消长。荔枝、杨梅大熟，其年五谷多荒。故云：山中红，田里空。"①又，万历《慈利县志》中，则记载了明代湖南慈利县地区民间，民人占候岁时农事水旱灾祥的"杂占"民谣。对此，民人耕作农事时，遵此习俗，且深信不疑，世代口碑传承不替。故此方志加以详述，认为"占候之术，虽非授时之正法，然其谈水旱灾祥时，或奇中。故择其有关于分至启闭者存之，以为农事资焉。亦庶几敬授民时之意也。"可见，它对农事确有某种带指导性、指时性意义，颇有可资用之处。现摘录如下："正月，一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其日晴，生物育。阴则灾。元宵初日，占百果。申日，晚稻。未日，早稻。谚云：雨打上元灯，早禾一束稿。

二月，惊蛰雷鸣，主本月多雨，次月妨农。

三月三日，听蛙声午前鸣，高田熟。午后鸣，低田熟。唐诗云：田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

四月，立夏日，青气见东南，吉。否则，岁多灾。立夏与小满日，宜雨。谚云：立夏不下，高田莫耙。小满不满，芒种不管。

五月，夏至得雨，丰稔之兆。谚云：夏至在月头，一边吃一边愁。夏至在月中，耽搁粜米翁。谓米价平也。

六月，立秋在月稍，则早稻迟。谚云：六月产秋要到秋，七月立秋不到秋。

七月，七夕以前占天河，影没三日而复见，则谷贱。七日而复见，则谷贵。

八月，秋分一日不宜晴。中秋月光则无鱼云，重则知次年元宵多雨。谚云：云掩中秋月，雨打上元灯。

九月，自一日至九日，凡北风，则谷价贱。以日占月可知。谚云：重阳无雨一冬晴。

十月一日，宜晴。谚云：十月初一晴，柴炭两样平。

十一月，冬至日，青云见于北方，吉。应来岁丰稔，否则，主旱灾。

十二月，大寒、小寒多风雪，伤六畜。雪三下，则蝗入土九尺。谚云：其年三白。来年多丰。

四季甲子：春甲子，雨，赤旱千里。夏甲子，雨，摇船入市。秋甲子，雨，禾头生耳。冬甲子，雨，雪飞千里。此唐俚语，民间占之，多验。"①在具体的农事耕作工具、劳动习俗方面，明代嘉靖《洪雅县志》中，则对四川洪雅地区民间劳作的状况，有过生动记述和描绘，称：该地农家"其灌田，则田多者以桔槔、以筒车。田少者，以戽斗。其布种，则早者以惊蛰，迟者以清明。其插秧，则多击长腰鼓，为田歌以节劳。鼓以木为之，长可五尺许，首径一尺二三寸，尾径八九寸，周身缠以大绳，首尾蒙以生牛皮，面涂以泥。一人以皮绳系于腰，击以大槌，声震十余里。"②至于具体的农作物种植与节候习俗，明人著述亦有记载。如，明人邝璠的《便民图纂》一书中，便对明代民间蔬菜作物耕作了习尚，记述甚详。对各类蔬菜播种、收获的农时，土肥的管理，耕作、施肥的技术，病虫害的防

①　嘉靖《惠安县志》卷四，《风俗》。

①　万历《慈利县志》卷六，《杂占》。

②　嘉靖《洪雅县志》卷一，《风俗》。

治等农习耕俗，多有涉及。因此，它是民人农事经验的总结，也是其种植习俗的真实记录。

"姜：宜耕熟肥地，三月种之，以蚕沙或腐草灰粪覆盖。每陇阔的三尺，便于浇水。待芽发后，又揠去老姜。上作矮棚蔽日，八月收取，九、十月宜掘深窖，以糠秕合埋暖处，免致冻损，以为来年之种。

芋：其种拣圆长尖白者，就屋南檐下掘坑，以砻糠铺底将种放下，稻草盖之。至三月间取出埋肥地，等苗发三四叶，于五间，择近水肥地移栽，其棵行与种稻同。或用河泥，或用灰粪烂草壅培，早则浇之，有草者锄之。若种旱芋，亦宜肥地。

萝卜：三月下种，四月可食，五月下种；六月可食；七月下种、八月可食。地宜肥，土宜松，浇宜频，种宜稀，密则芟之，肥大。

胡萝卜：宜三伏内治地作畦，若地肥则漫撒子，频浇，肥大。

油菜：八月下种，九十月治畦，以石杵舂穴分栽，用土压其根，粪水浇之。若水冻，不可浇。至二月间，削草净，浇不厌频，则茂盛。苔长摘去中心，则四百丛生，子多。

藏菜：七月下种，寒露前后，治畦分栽。栽时，用水浇之。待活，以清粪水频浇。遇西风及九焦日则不可浇。

芥菜：八月撒种，九月治畦分栽，粪水频灌。

乌菘菜：八月下种，九月治畦分栽。

夏菘菜：五月上旬撒子，粪水频浇，密则芟之。

菠菜：七八月间，以水浸子，壳软捞出，挖干，就地以灰拌撒肥地，浇以粪水。芽出，推（惟）用水浇，待长，仍用粪水浇之则盛。

甜菜：即莙荙，八月下种，十月治畦分栽，频用粪水浇之。

白菜：八月下子，九月治畦分栽，粪水频浇。

苋菜：二月间下种，三月下旬移栽于茄畦之旁，同浇灌之则茂。

豆芽菜：拣绿豆，水浸三宿，候涨，以新水掏（淘）挖干用芦席洒湿衬地，糁豆于上，以湿草荐覆之，其芽自长。

生菜、苦荬、莴苣：八月漫撒种，待长，治畦分栽，粪水浇灌。

莴笋：八月下种，待长移栽，以粪频壅则肥大。

冬瓜：先将湿稻草灰拌和细泥铺地上，锄成行陇，二月下种，每粒离寸许，以湿灰筛盖，河水洒之。又用粪浇盖，干则浇水。待芽顶灰，于日中将灰揭下，搓碎壅于根旁，以清水浇之，三月下旬，治畦锄穴，每穴栽四科，离四尺许。浇灌粪水须浓。

王（黄）瓜：二月初撒种，长寸许，锄穴分栽，一穴栽一棵。每日早，以清粪水浇之，旱则早晚皆浇，待蔓长，用竹引上。

甜瓜、酱瓜、生瓜：种法与冬瓜同，但分栽，离三尺许。

香瓜：种法同上。或于西瓜畦中夹种，亦可。

丝瓜：嫩小者可食，老则成丝，可洗锅底油腻。种法与下同。

葫芦、瓠：三月间下种，苗出移栽，以粪水浇灌，待苗长，搭棚引上。

茭白：宜水边深栽，逐年移动，则心不黑，多用河壅根，则色白。

胡荽：先将子捍开，四月、五月、七月晦日晚宜种，种宜湿地，以灰覆之，水浇则易长。

葱：种不拘时，先去冗须，微洒。疏行密排种之，宜粪培壅。

韭：三月下旬撒子，九月分栽，十月将稻草灰盖三寸许，又以薄盖之，则灰不被风吹。立春后，芽生灰内，可取衣。天若放晴，二月终，芽（韭）长成芽，以次割取，旧根常留分栽，更不须撒子矣。

蒜：于肥地锄成沟垅，隔二寸，栽一棵，粪水浇之，八月初可种。

刀豆：清明时，锄地作穴，每穴下种一粒，以灰盖之，只用水浇。等芽出，则浇以粪水。蔓长搭棚引上。

茄：二月治畦，与冬瓜同种则漫撒，长寸许。三月移种浇以粪水宜频。

天茄：清明时撒于肥地，蔓长则引上。

甘露子：宜肥地熟锄，取子稀种。其叶上露珠滴地，一点出一珠。其根皆连珠，须耘尽方盛。

薄荷：三月分棵种之，浇用粪水，至六月间割晒，待长尺四五，再割。

一年共割二次。

紫苏：二月间撒种，长二三寸，于瓜茄畦边种之。

山药：先将肥地锄松作坑。拣山药上有白粒芒刺者，以竹刀切作段，约二寸许，相挨排卧种之，覆土厚五寸，旱则水浇。宜牛粪麻糁壅培，专忌人粪，生苗以竹木扶架，霜降后，收子种亦得。立冬后，根边四围，宽掘深取则不碎。一名黄独，其味与山药同，以绿豆壳麻糁，或小便草鞋包种之，四畔用灰，则无虫伤。"①在北方，明代京师地区，民间已有温室种植蔬菜、花果、瓜类的习俗。

明人谢肇淛的《五杂俎》一书便载："京师隆冬，有黄芽菜、韭黄，盖富室地窖火炕中所成，贫民不能办也。今大内进御，每以非时之物为珍。元旦有牡丹花，有新瓜。古人所谓二月中旬进瓜，不足道也。其它花果，无时无之，盖置炕中，温火逼之使然。然经年树即枯死，盖其气为火所伤故也。"②农谚与时令习俗　明代，广泛流行于民间的诸多农业谚语，它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好记好懂，形象生动，内容富于哲理性和科学。它不但是农耕、播种、收获、管理、加工技术传播、学习的生动活教材，而且是有明一代各地区性的农作时令习俗的真实反映。这些农谚，大部分仍流传至今，成为各地农事活动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宝贵财富；也有一部分在明人的有关著述中，原始而真实地记录下来，使得至今，仍能通过它，了解明代广大地区民人的农作时令习尚。其中，最具典型的，则是明人邝璠在《便民图纂》一书中，所收集、整理、记录的《农务女红竹枝词》，词中的农谚，用民间口语化的语汇，逼真地反映了明代民人，在一年四季之中，所辛勤从事的有关农业劳作的浸种、耕田、耖田、布种、下壅、插莳、扬田、耘田、车戽、收割、打稻、牵砻、春碓、上仓、田家乐等全过程习俗，弥足珍贵。现将其内容，引述如下：《农务女红竹枝词》三月清明浸种天，去年包裹到今年；日浸夜收常看管，只等芽长撒下田。浸种。

翻耕须是力勤劳，才听鸡啼便出郊；耙得了时还要耖，工程限定在明朝。耕田。

耙过还须耖一番，田中泥块要匀摊；摊得好时秧好插，摊弗匀时插也难。耖田。

①　邝璠撰：《便民图纂》卷六，《树艺》下。

②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一。

初发秧苗未长成，撒来田里要均平；还愁鸟雀飞来吃，密密将灰盖一层。布种。

稻禾全靠粪浇根，豆饼河泥下得匀；要利还须着本做，多收多是本多人。下壅。

芒种才交插莳完，何须劳动劝农官；今年觉似常年早，落得全家尽喜欢。插莳。

草在田中没要留，稻根须用扬扒搜；扬过两遭耘又到，农夫气力最难偷。扬田。

扬过秧来又要耘，秧边宿草莫留根；治田便是治民法，恶个祛除善个存。耘田。

脚痛腰酸晓夜忙，田头车戽响浪浪；高田车进低田出，只愿高低不做荒。车戽。

无雨无风斫稻天，斫归场上便心宽；收成须趁清明好，柴也干时米也干。收割。

连枷拍拍稻铺场，打落将来风里扬；芒头秕谷齐扬去，粒粒珍珠著斗量。打稻。

大小人家尽有收，盘工做来弗停留；山歌唱起齐声和，快活方知在后头。牵砻。

大熟之年处处同，田家米臼弗停舂；行到前村并后巷，只闲筛箕闹丛丛。舂碓。

秋成先要纳官粮，好米将来送上仓；销过青由方是了，别无私债挂心肠。上仓。

今岁秋成分外多，更兼官府没差科；大家吃得醺醺醉，老瓦盆边拍手歌。田家乐。①农副业与手工业生产习俗明代，直接与农业相关的副业则有蚕桑、棉麻、茶果、牧渔等，这些副业生产，亦有一整套与之有关的生产习俗，相沿成习，并被民人共同遵循。而手工业生产，则有纺织、陶瓷、酿制、造纸、矿冶等诸业，在这些规模相异的生产活动中，明代也形成了各自行业的生产习尚，颇具特色。

蚕桑副业：太湖地区是明代农桑养蚕副业最为兴盛发达之区，对其养蚕活动的生产习俗，明人朱国祯的《涌幢小品》一书，在介绍了蚕农自"护种"活动起，历经育蚕"护种"、"摊鸟"、"蚕荐"、"叶墩"、"看火"、"初眠"、"出火"、"大起"、"登簇"、"贴巧"、"冒山"、"炙山"、"亮山"、"除托"、"落山"等生产活动阶段，直至落山收茧的习俗成规。总结这些生产习俗，总概其要，则是"凡蚕之性，喜温和与恶寒热，大寒则闷而加火；太热疏而受风。蚕房宜卑，卑则温。蚕簇宜高，高则爽。"又，"其收种时，须在清明后，谷雨前。大起须在立夏前，过此不宜也。""至于桑叶，尤宜干而忌湿。少则布挹之；多则箔晞之。能节其寒暖；时其饥饱；调其气息；常使先不逾时，后不失期，而举得其宜。一时任事诸女仆，又相兴起率励，咸精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数。"因为这些生产习俗，源于实践，又被后继者不断总结，使之科学化、条理化，故蚕茧产量大为提高。致使"传者始而惊，中而疑，终而信也。"于是，民人"其后益加讲求，为法愈密，

①　邝璠撰：《便民图纂》卷一。

所产益良。前后几二十年，岁无败者，时谓得养蚕术焉。"①棉麻副业：齐鲁山东大地、浙江一带，是明代重要产棉区域。对其种植生产习俗，明人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有载："齐鲁人种棉者，既壅田下种，率三尺留一棵。苗长后，笼干粪，视苗之瘠者，辄壅之。亩收二三百斤以为常。""余姚海堧之人，种棉极勤，亦二三尺一棵，长枝布叶，科百余子。收极早，亦亩得二三百斤。其为畦：广丈许，中高旁下，畦间有沟。深广各二三尺，秋叶落积沟中烂壤；冬则就沟中起生泥壅田。岁种蚕豆，至春，翻罨作壅，即地虚，行根极易，又极深，则能久雨，能久旱，能大风。此皆稀种，故能肥；能肥，故多收。"②对植麻的生产习俗，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一书中有详述："种胡麻法，或治畦圃，或垄田亩。土碎草净之极，然后以地灰微湿，拌匀麻子而撒种之。早者三月种，迟者不出大暑前。早种者花实亦待中秋乃结。耨草之功，唯锄是视。"③茶果副业：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述了广东珠江以南的河南村茶业生产的习俗，该地"其土沃而人勤，多业艺茶。春深时，大妇提籝，少妇持筐，于阳崖阴林之间，凌露细摘，绿芽紫笋，薰以珠兰，其芬馨绝胜松萝之荚。每晨茶估，涉珠江以鬻于城，是曰河南茶。"①明人陆容在《寂园杂记》中，即对葡萄的种植习俗，予以介绍："京师种葡萄者，冬则盘屈其干而覆之，春则发其庇而引之架上。"②牧渔副业：明代，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主要从事牧业生产，其生产也有一整套习俗。对此，明人肖大亨在《北虏风俗·耕猎》条中说："射猎虽夷人之常业哉，然亦颇知爱惜生长之道。故春不合围，夏不群籝蒐，惟三五为朋，十数为党，小小袭取，以充饥虚而已。及至秋风初起，塞草尽枯，弓劲马强，兽肥隼击，虏酋下令，大会■林，千骑雷动，万马云翔，较猎阴山，十旬不返，积兽若丘陵，数众以均分。此不易之定规也。"在明代福建地区，盛行人工池养鱼类，其生产习俗是："《闽录》云：仲春取子于江内鱼苗，畜于小池，稍长入犀塘日犀鏕，可尺许，徙之广池，饲以草，九月乃收。"③纺织、陶瓷业：明代芜湖、淞江一带，棉纺手工业颇为发达。其生产习俗是，"凡棉春种秋花，花先锭者，逐日摘取，取不一时。其花粘子于腹，登赶车而分之。去子取花，悬弓弹花。""弹后以木板擦成长条，以登纺车，引绪纠纱缕，然后绕籰，牵经就织。"④在陶瓷业方面，明代刘田所产青瓷甚为著名，其制作、烧制生产过程中的生产习俗是："泥则取于窑之近地"，"油则取诸山中。蓄木叶烧炼成灰，并白石末澄取细者，合而为油。大率取泥贵细，合油贵精。匠作先以钧运成器，或模范成形。候泥于则醮油涂饰，用泥筒盛之，置诸窑内，端正排定。以柴筱日夜烧变，候火色红焰无烟，即以泥封闭火门，火气绝而后启。凡绿豆色莹净无暇者为上，生菜色者次之。"

①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

②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

③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粒》。

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

②　陆容：《寂园杂记》卷五。

③　黄省曾：《养鱼记》。

④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服》。

①酿制、造纸业：明代，酿酒之生产习俗多沿袭元代，故明人王圻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明时则以为烧酒之制法来自阿剌吉，故烧酒又名阿剌吉酒。"②至于造纸手工业的生产习俗，明代，在浙江衢州常山、开化一带，人多以造纸为业，其造法习俗是："采楮皮蒸过，擘去粗质，糁石灰浸渍三宿，蹂之使热，去灰，又浸水七日，复蒸之。濯去泥沙，曝晒经旬，舂烂水漂，入胡桃藤等药，以竹丝帘承之。俟其凝结，掀置白面，以火干之"即成③。这种生产习俗，后来一直沿袭到清代，只不过某些工艺流程稍加改进而已。

矿冶业：矿冶业是明代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其生产习俗亦颇有特色。嘉靖安徽《徽州府志》便记述了该地区矿冶业生产的一些风习："凡取矿，先认地脉"，"既得矿，必先烹炼，然后入炉。煽者，看者，上矿者，取矿沙者，炼生者，而各有其任。昼夜番换，约四五十人。若取矿之夫，造炭之夫，又不止是。""或既矿起，而风路不通，不可熔冶；或风路虽通，而熔冶不成，未免重起。"④由此可知，有着一整套的生产流程和生产习俗、成规。2。明代农副业、手工业经营习尚明代，农副业、手工业经营习俗，较之以往，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如农副业出现多种经营和产品商品化、市场化势头；手工业经营规模的扩大等等。

农副业经营习俗　较之前代而言，明代在农副业经营习俗方面，部分经济发达区域出现综合经营化、盈利化、市场化、专业化等习俗，且民人相互影响、习染，有扩大和蔓延之势。

其一，一些地区出现农副业综合经营的习俗。如江苏地区吴郡人谈参，由农耕起家，后围湖垦田致富，"岁之入，视平壤三倍"。与此同时，他又工于"心算"，筑"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为梁，为舍，皆畜豕。谓豕凉处，而鱼食豕下，皆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属，其污泽，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鸟凫昆虫之属，悉罗取，法而售之，亦以千计。"结果，农副收入又"视田之入复三倍"①。这是一种将农业、渔业、牧业、果蔬业、虫鸟养殖业等，集为一体的农副业综合经营方式和习俗，极具典型性。这种习俗，以市场需求为指归，可增值获利数倍。同时，它又促进了生产、生态的良性循环和平衡。产生并引发出多种价值与效应，具有积极意义。其二，江南一带，出现农副业经营计成本而盈利的习尚。如明代《沈氏农书》、张履祥《补农书》中，便对经营养猪、养羊、养鸡鹅鸭的成本与盈利，有精确核计："养猪六口，每口吃豆饼三百斤，六口计一千八百斤，常价十二三两；大麦四百二十斤，计常价十一两，该三十余石，糟七百斤，计四千余斤，常

①　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

②　王圻：《三才图绘》。

③　陆容：《菽园杂纪》卷十三。

④　嘉靖《徽州府志》卷七。

①　李诩：《戒庵漫笔》卷四。

价十二两。小猪身本六个，约价三两六钱。垫窠稻草一千八百斤，约价一两，共约本十六两零。每养六个月，约肉九十斤，共计五百余斤，每斤二分五厘，算照平价，计银十三两数，亏折身本，此其常规。每窠得壅九十担，一年四窠，共得三百六十担。养母猪一口，一二月吃饼九十片，三四月吃饼一百二十片，五六月吃饼一百八十片，总计一岁八百片，重一千二百斤，常价十二两。小猪放食，每个饼银一钱，约本每窠四两。若得小猪十四个，将八个卖抵前本，赢落六个自养，每年得壅用八十担。"①"养胡羊十一只，一雄十雌。""右羊十一只，每日吃叶草四十斤，每年共计一万五千余斤，除自叶不算外。自叶抵小羊食，买枯叶七千斤，六月内长安人来，预撮叶价每千斤三钱之外，冬天去载，计七千斤约价三两。买羊草七千斤，七月内崇桐路上买，算除泥块，约价四钱，七千斤亦该三两。垫柴四千斤约价二两，约共叶草八两数。每年羊毛三十斤之外，约价二两；小羊十余只，约价四两。可抵草叶之本。每年净得肥壅三百担，若垫头多，更不止于此数。"②"鸡鸭利极微，但鸡以待宾客，鸭以取卵，田家不可无。今计每鸭一只，一年吃大麦七斗，决然半年生蛋无疑，人家若养六只，得蛋千枚，日逐取给殊便。""养鹅四只，一雄三雌。一年吃大麦籼谷四石，不值银一两八钱。自中秋起至春分，计一百八十日，中间再听四五十日停歇，实计每只生卵六七十枚，三雌共生二百枚。发卖包出，每个二分，即卖不尽者，留作家用也值。若伏小鹅更有利，凡养鹅要在六七月饱饲绽谷，培其本壮，生蛋有力。或曰绽谷不如蚕豆，试验实然。养母鸡四只，冬春二季，可伏子四十八枚，出下即卖。"③其三，福建、江苏（南直隶）等地，出现按市场需求进行农副经营的风习。如嘉靖《惠安县志》载，该地民间农家，"桑麻鸡鹅羊豕蔬蓏嬴蛤之利，家自力以给。岁暮，商贩以入。兴（化）泉（州）鸡鹅羊豕，大抵由吾邑往者多也。"①又，在江苏仪征县地区民间，据隆庆《仪征县志》记述，农家民人每届"秋冬，田家竞制麻窝鞋，入市颇广。"②此种风习表明，这些地区农副业已开始突破简单的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而以市场需求为其经营导向。其四，农副业经营专业化（按市场需求为分工）的经营习尚，开始在一些地区出现。据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五载，当时便有专供市场销售的农村养猪专业户，如"西乡贫人王招佣于邻近富家，为主田事。渐积粟十余石。""同佣善相豕，言畜豕之利。""乃尽出所积粟，偕其人贸豕于郡，畜养数年，得百余金。"③又，明代南京市场所需猪只，多由江北乡间养猪户供给。《金陵物产风土记》载，"猪者，中国人贵贱之通食也。金陵南方人善豢之，躯小而肥，俗呼驼猪，岁暮始宰，以祀神，供宾客，给年用，非市中所常有。其皮厚肉粗，间杂以臭恶者，皆贩自江北之猪。"

其五，手工业经营中，出现注重产品个性、特色的习尚。若以陶瓷手工业为例，则"洪武窑"、"永乐窑"、"宣德窑"、"成化窑"、"正德窑"、

①　涟川：《沈氏农书》卷上。

②　张履祥：《补农书》卷上。

①　嘉靖《惠安县志》卷四，《风俗》。

②　隆庆《仪征县志》《土产志》。

③　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五。

"嘉靖窑"、"隆万窑"等不同时期的陶瓷产品，均具个性、特色，反映出不同的经营习尚，但都注重产品质量。如"永乐窑"：永窑造压手杯，中心画双狮滚球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次。杯外青花深翠，式样精妙，若后来仿效，殊无可观。成化窑"瓷器的特色则是，"成窑以五彩为上。酒杯以鸡缸为最，上画牡丹，下画子母鸡，跃跃欲动。五彩葡萄擎口扁肚靶杯，式较宣杯妙甚。次若人物莲子酒■、草虫小■、青花纸薄酒■，名式不一，点色深浅，莹洁而质坚。"①两相较之，即可体现出这一手工业经营的风习。3。农副、手工业的行业神崇拜风习明代乡村民间，在进行生产与经营活动时，民人所供奉、祭拜的与农副业有关的行业神则有八蜡、伏羲、神农、黄帝、后稷、土谷神、社神、青苗神、雹神、虫神、圈神、塘神、棉花神等。与手工业有关的行业神则有黄婆神（黄道婆）（纺织业），火神、碗神、陶正（陶瓷业），醋姑、酒仙神（酿制业），老君神（矿冶业），蔡伦圣人神（造纸业）等。且崇拜之礼仪甚隆，祭日则各有别。

农副业的行业神祭拜　明代，民间民人常于田间地头祭土谷神，并建有专供祭祀的土地庙、土谷祠。春天田事方兴，则向土谷神祈求丰收，秋后又向土谷神表示谢意，即所谓"春祈秋报"。而土谷神则是土地神与谷神的合称，其中，二神或台祭，或单祀。如祀土地神日为社日，神会称"社会"、土地会。如《清嘉录》卷七"斋田头"条，便载自明至清民人祀田神（即社神）的习俗：每届"中元，农家祀田神，各具粉团、鸡黍、瓜蔬之属，于田间十字路口再拜而祝，谓之"斋田头"。"又，浙江金华府东阳县民间，据《东阳县志》载，亦有祭土谷之神、祭田婆的风习："夏至，凡治田者，不论多少，必具酒肉祭土谷之神，束草立标，插诸田间，就而祭之，谓祭田婆。六月六日，农家复祀谷神，谓之"六六福"。"此外，民间亦有社日祭社神、举办神会的活动，这些习尚，均沿自明代。如《中华全国风俗志·浙江·湖州》引《孝丰县志》载称："社日，各村率一二十人为一社，屠牲洒酒，焚香张乐，以祀土谷之神，谓之"春福"。"再如张正藩《东台县栟茶市乡土志·集会》记述：该地"农人又有土地会之举，每月一次，合一庄之人，拈阄轮值，届时各出钱进神、相聚吃酒吃菜而已。每届秋初，各庄请巫人（俗名僮寺）做会，巫人执斧向在会各家巡行，门之左右大书"太平"二字。此亦一集会也。"由此可见祭祀礼仪之隆重。

手工业的行业神祭祀　明代，手工业的行业神祭祀习俗，以陶瓷业祭祀童宾、赵慨、蒋知四、华光、范蠡、土地神、火神、碗神、章氏兄弟、伯灵翁、金火圣母、尧帝、舜帝、陶正等神，礼仪最隆。其中，又以著名产瓷地江西景德镇的民间祭陶业神风习，最为典型。明人王世懋在《二西委谭》一书中，曾记述当时瓷业之盛况："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戏呼之曰"四时雷电镇"。"所供奉的行业神有童宾、赵慨、蒋知四、华光等。童宾又称广利窑神、风火仙师、陶神、火神等，它是陶瓷业尊奉的祖师神。据乾隆《浮梁县志》卷五《物产志·陶政》记载，景德镇御窑厂署内，自明代以来，便建有风火神庙，乃是供奉童宾的祖师庙，该地"窑民奉祀维谨，

①　唐秉钧：《文房肆考》卷三。

酬献无虚日，甚至俳优奏技数部，簇于一场。"另据传说和记载，重宾确有其人，实为明代万历时的陶工，因赴火而死被奉为祖师，其神庙称为"佑陶灵祠"，俗称"风火仙祠"，祠中设有童宾神龛，两侧又供各脚位师祖。陶工的行业帮会称"童庆社"。陶工们对于童宾家乡的亲族，看作亲戚交往，逢年节时，必至拜贺，亲密无间，至尊至崇至诚至敬。并请画师专门绘制两面飞虎大旗，恭送童氏家族珍藏，每逢迎神时，则至童家恭请大旗，且设宴款待祖师后代①。

（二）商业、贸易与商道风俗明代随着农业、农副业、手工业的长足进步与发展，也促进了商业贸易活动兴盛，致使到嘉清、万历年间时，商业的繁荣达于顶点。与此同时，明人的商品意识、商业文化意识，较之前代而言，也大为提高。还形成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经营与商风习俗、商社与牙行习俗、财神与诸神崇奉习俗、商人消费与文化习尚等社会风尚。这些习尚，各具特色，又有不同的文化内涵。1。经营与商风习俗通观明代商贸经营与商风习俗，较之前代，则有讲求在城镇营商、专业化经营、易地货贩、经营方式多样化、运用合理的经营之道、注意商业宣传等诸多特点。这一切，对于明代新的城镇的兴起、繁荣，全国货畅其流，商人群体素质与经营之本的提高，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将其新风习分述如下：其一，有聚集城镇经营的商风习尚。这些城镇多是交通相对发达便利之地。由于商人的聚集，致使一些新的商业城镇涌现出来。其中，以江苏吴江县震泽镇的兴起与繁荣，在明代最具典型。据《吴江县志》载："震泽镇：在十都。元时村镇萧条，居民数十家。明成化中至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

平望镇：在二十四都。明初居民千百家。自弘治以后，居民日增，货物齐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欲以枫桥目之。

双杨市：在十一都。在县治西南五十里。明初居民止数十家，以村名。

嘉靖部始称为市，民至三百余家，货物略多，始自成为市。

严墓市：在十七都。明初以村名。时已有邸肆，而居民止百余家，嘉靖间倍之。货物颇多，乃成为市。

擅丘市：在十八都。去县治西南五十里。明成化中，居民四五十家，多以铁冶为业。至嘉靖数倍于昔。凡铜铁本圬乐艺诸工俱备。

梅堰市：地十九都。去县治西南六十五里。明初以村名，嘉靖间居民止五百余家，自成市井，乃称为市。

盛泽镇：在二十都。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

黎里镇：在二十三都。明成弘间为邑巨镇，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

①　参见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

吴江县市：自县治达于四门内达，元以前无千家之聚，明成弘间居民乃至二千余家，方巷开络，栋宇鳞次，百货县集，通衢市肆以贸易为业者，往来无虚日。嘉隆以来，居民益增，贸易与昔不异。

八斥市：在三都。明初居民仅数十家，嘉靖间乃至二百余家，多设酒馆，以待行旅，久而居民辐辏，百货并集。

庉村市：在二十七都。明初以村名，有前后二村。嘉靖间始称为市。时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①此外，清源、河口两城镇的兴起，也与商贾云集经营有关。如明人周思兼记载："夫清源北有永济之利，南有江淮之饶，齐鲁之间、都会也。但清源初无城，正统己巳（1449年），北边多事，始城清源城，俗所谓旧城也。其后生齿日繁，南北商贾，舟车百货，轮辏并至，于嘉靖时又筑新城，而清源遂为一车毂击，人肩摩，商旅往来日夜无体时之大都会矣。"①其二，有专业经营的商风习俗。明代，著名的徽商，在经营习俗方面，便以盐、茶、木、质铺（典当）四业为大宗，进行专项经营以获巨利。有关史籍载："徽郡商业，盐、茶、质铺四者为大宗。茶叶六县皆产，木则婺源为盛。质铺几遍郡国，而盐商咸萃于淮、浙。""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扬学派，亦因以大通②。"此外，明代最能体现专业化经营商风习尚的，当推书商。据明人胡应麟记述："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并具体介绍了书商经营状况和习俗，以及刻书之地："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院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

"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徒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已后月余，则徒于岳坟，游人渐众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自余委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

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余二方皆未尝久寓，故不能举其详。他如广陵、晋陵、延陵，就李吴兴皆间值一二，歙中则余未至也。

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稀。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值）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①由此可见，书业经营方面，专业化程度颇高：既有专门的书肆经营地、经营地段；还有专供的经营设施（店铺、门面），流动经营设施（如每遇庙会、集市、会考，书商们便"辇肆中所有，税地张幕列架，而书置焉，若綦

①　周思兼：《周叔夜先生集》卷五。

②　陈去病：《五石脂》。

①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

绣错也，日昃，复辇归肆中。惟会试，则税民舍于场前，月余试毕贾归。"②）等。且分工甚专，有专门经营销售的售书书贾，亦有专门刻书的书商，这一切均便于流通与销售。

其三，有易地货贩的经营与商风习俗。明代，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致使商品的流通渠道增多。于是诸多地区的商品供销，多由商人们业回易地货贩，且有利可图。致使易地货贩的经营与商风习俗，一时大兴，并涌现出一批专门货贩的行商与坐地营销的坐贾商人。对此，明人有不少记述。如《苏州府志》中，引《县区志》载，该地"湖中诸山，以商贾为生，士狭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而嘉靖《河间府志》中，更对明代北直隶（今河北）河间府的货贩行商的状况，有详细记述："河间行货之商，皆贩缯、贩粟、贩盐、铁、木植之人。贩缯者，至南京、苏州、临清。贩粟者，至自卫辉、磁州并天津沿河一带，间以岁之丰歉，或籴之使来，粜之使去，皆辇致之。贩铁者，农器居多，至自临清、泃头，皆驾小车而来。贩盐者，至自沧州、天津。贩木植者，至自真定。其诸贩磁器、漆器之类，至自饶州、徽州。至于居货之贾，河北郡县，俱谓之铺户，货物既通，府州县间，亦有征之者。其者售粟于京师者，青县、沧州、故城、兴济、东光、景州、献县等处，皆漕挽。河间、肃宁、阜城、任邱等处，皆陆运，间亦舟运之。其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也。日中为市，人皆依期而集。在州县者，一月期日五六集，在乡镇者，一月期日二三集。府城日一集，江南渭之上市，河北谓之赶集，名虽不同，义则一也。"①明代福建，易地货贩经营的商风之习，也很盛。明人王世懋便说："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之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所仰给他省，独湖丝耳。红不逮京口，闽人货湖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闽山所产，松杉而外，有竹、茶、乌桕之饶，竹可纸，茶可油，乌桕可烛也，福州而南，蓝甲天下。"②可见易地货贩的商品，既有原料，也有成品，门类甚为齐备。甚至连杭州这样的名城，市间所售之物，也多易地货贩而来，明人王士性曾感慨写道："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则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酒，宁之海错，处之瓷，严之漆，衢之桔，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惟吾台少所出，然近海海物，尚多错聚，乃不能以一最佳者擅名。"①其四，有经营方式多样化的商风习俗。明代商人，有货贩的行商，也有坐地营销的坐贾。在经营方式上，则有多样化的商风习尚，即有的是专店专货，"争居"经营售卖，如河北宣化府市中，各地商人即有此习。据万历《宣府镇志》载，"先年宣大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②有的是专营"仿古"器物和"名工""名匠"作的精品，以获巨利。明代苏州府商人的这一风习最盛，据明人顾②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

①　嘉靖《河间府志》卷七，《风俗考》。

②　王世懋：《闽部疏》。

①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②　万历《宣府镇志》，宣化府"风俗考"。

炎武记述："苏州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之。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子冈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壁之缎，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③在经营方式上，明代商人，则有单资或合资、合伙经营之风习，明人记述中，有关独资、合资（如徽商、新安商人等）商风的载述颇多，不再列举。

其五，有运用合理经营之道的习俗。明代商人为营货获利，故多讲求经营之道的合理运用，并相沿成习。在这些经营之道中，有的是商人在经营上，对店铺管理有方，如明万历年间，宁波人孙春阳在苏州所营"南货铺"，"其店规之严，选制之精，合郡无有也。"①具体而论，一是严店规，二是精选货，三是专营售（"其为铺也，如州县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②），四是明职掌（"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③）五是勤结算（"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④）结果使"苏州皋桥西偏有孙春阳南货铺"，不仅明代"天下闻名，铺中之物，亦贡上田"，而且"自明至今（指清代）已二百三四十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吴中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聚集，何啻数十万家。惟孙春阳为前明旧业"。由此可见，此店铺信誉之好，是营利之盛的前提条件。

其六，有注重商业宣传的习俗。明代，商人经商谋利，利用店铺匾牌、招幌，以作宣传，招徕顾客的风习颇盛。现存的明人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便艺术而真实地再现了明代南都，（即今南京市）都市市面繁华的景象。在众多的人文景观中，大小商店、行铺的各种招牌、匾额、招幌，最为醒目。如有"天之美禄"、"东南两洋货物俱全"、"西北两口皮货发寄"、"兑换金珠"、"万源号通商银钱出入公平"、"京式靴鞋店"、"极品宫带"、"川广杂货"等布帘招幌，最长者达数丈，大人声鼎沸、货积如山的街市上空，迎风招展，起到了很好的商业宣传作用。明代的酒肆店主，还特别讲究酒店的宣传媒介物--明代所称的"酒望子"（酒帘、酒旗）的作用。将它置于店屋高处，这些酒帘、酒旗，多由名家撰写，内容则是雅俗共赏，且与酒文化有关联，使人远观便能发出联想与奇想。如明人徐充在《暖妹由笔》一书中记述明代正德皇帝开的酒馆，"酒望子"上写的则是"本店发卖四时荷花高酒"，匾牌的内容为"天下第一酒馆"，"四时应饥食店"①。由此可见，这位皇帝还是深谙经商之道和广告效应的。

2。商社与牙行习俗③　顾炎武：《肇域志》江南八，《苏州府》。

①　钱泳：《履园丛话》，《杂记》下。

②　钱泳：《履园丛话》，《杂记》下。

③　钱泳：《履园丛话》，《杂记》下。

④　钱泳：《履园丛话》，《杂记》下。

①　参见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　期。明代，在城乡的商业活动中，商人们为保护自身财产与人身安全、利益，多有集结商社的习俗，这些商社有的是以地域划分的商帮会社，有的则是以同行共业的行会商社，均有一套成规习俗。此外，明代还存在中间商人的机构，即"牙行"，牙行的商人又称"牙人"、"牙侩"，他们在沟通买卖两方面的渠道上，发挥其独特作用。

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一书中称，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又，明代各地营商的商人，扬州者名"扬帮"，苏州者名"苏帮"，徽州者为"徽帮"，山西者名"晋帮"，陕西者为"陕帮"。他们多在南京、苏州、京师一带营商，并各建会馆、商社，且有一套相沿成习的商风商习。如，徽商在全国营商之处，均按业建立公所，譬如"浙之（杭州）候潮门外徽国文公祠，即徽商本业公所也。"②又如《本商重建大兴会馆捐款人姓名碑》中，便记有徽商的本业商人所建公所会馆，便借"紫阳地基，起造正堂三问，后厢两极一间"，"供奉关圣、朱子神位，以为本商集议公所"，该会馆自明以来，"我大兴会馆向主西汇，缘罹兵燹，地成瓦砾"①，后于清同治时，又由商人公捐款项"照旧"兴建，便是一个典型事例。由此可知，徽商商人在商社、公所、会馆中，有遇事"会议"的重要习俗。

"牙行"起源于宋代，明代牙行甚多，在商贸活动中，牙人十分活跃。

如在商业繁华的苏州，"一城中与长洲东西分治，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②，进行活动。明代，湖南洞庭湖一带，盛产香桔，民人贩桔，每到秋季桔收时，必先寻"牙侩"然后售运外地商人。明人杨文骢的诗集中，有"湖庭秋水碧如烟，搭得湖船趁好天；城里故家薰画阁，先寻牙侩断香园"③的诗句（按，吴俗市桔谓之断园），便充分表明了牙侩的作用和市易习俗。此外，牙行商人在进行中间商人活动时，还有自己的"行话"、隐语，用它"以欺外方"。据清人魏崧记述，明代杭州，"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猝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有曰四平市语者：以一为忆多娇，二为耳边风，三为散秋香，四为思方马，五为误佳期，六为柳摇金，七为砌花台，八为霸陵桥，九为救情郎，十为舍利子。小为消黎花，大为朵朵云，老为落梅风。讳低物为靸，以其足下物也。复讳靸为撒金钱，则又义意全无，徒以惑乱观听耳。"④3。财神与诸神崇奉习俗在行业神崇奉祭祀习俗方面，明代商人祭奉财神（赵公元帅）之风颇盛。而且，各业商人又有不同的祭奉行业神的习尚。如前述徽商中的本业商人便在公所、会馆中，供奉关圣、宋子神位，定期进行祭祀。又如典当业商人供②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以书社1985年版。

①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以书社，1985年版。②　顾炎武：《肇域志》，江南八，《苏州府》。

③　杨文骢：《洵美堂诗集》卷四，《洞庭竹枝词十首》。

④　魏崧：《壹是纪始》卷二。

奉的神便有火神、财神（赵公明、关公、增福财神）、号神等。每年三月十五日为祀财神之期，六月二十三日为祀火神、关帝之期，届时要演戏酬神。在明清时期，当铺房屋的设置均有一定规则，柜房（对外营业室）的照壁顶部要设一神龛，龛内供奉三位财神：赵公元帅、关夫子、增福财神。号房（保管抵押物品的库房）中的主号房门旁有两个神龛，一供火神，一供号神。其中，号神又称耗神、耗子神，即老鼠神。而祭耗神是当铺独有的传统，对于老鼠，既不养猫，又不捕打，且尊之为神。祭祀由"包房达"主持，每月初二、十六烧香、磕头，平时每天由店伙、学徒烧香，祈求耗神"勿损我屋，勿咬毁衣服"。当铺认为养猫是敌视耗神，至于打老鼠，更是大逆大道，若如此均会不吉利。由于当铺存放大批民人抵押物品，因此最怕火灾，故供奉火神；又怕老鼠啮咬，故供奉号（耗）神。当铺又放发高利贷，急盼发财，敌对财神祭祀。正因如此，当铺平日均供奉此"三财"神，而年节时，供奉祭祀礼仪更隆①。

4。商人消费与文化习俗明代商人，由于货贩营商而致富，在拥有资财和赢利后，商人们在消费习尚与文化习尚方面，较之前代有新的变化，一是崇俭创业的习俗；二是竞相奢靡的风尚；"三是贾而好儒的风习；四是"好义急公"的习尚等，均同时存在，且因人因商因风因习而异。

崇俭创业的习俗　明代，虽然商人获利后，大多竞相奢侈，且性鄙啬。然而，也有不少商人，虽获千金万金之利，却仍崇俭鄙奢，铭记创业之艰、守业之难。如新安商人"黄球号和川，幼负大志，壮游江湖，财产日隆，取城（按，指休宁）北金公红女，青年完节，克苦勤俭，佐子不逮，商贾池阳，家道大兴。"①又如明代徽州商人汪拱乾，"精会计，贸易于外者三十余年。其所置之货，皆人弃我取，而无不利市三倍。自此经营，日积日富，而自奉菲薄。并诫诸子，不得鲜衣美食，诸子亦能守成。"②在明代北方，塞上商人也颇能吃苦崇俭而不事奢侈，据载，"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以其沿边居处，素习土著故也。"③竞相奢靡的风尚竞相奢靡、夸富斗艳是明代致富商人中存在的普遍风尚，尤以徽商、粤富为甚。明人汤宾尹便记述："徽俗多行贾，矜富壮，子弟裘马庐食，辐辏四方之美好以为奇快，歙为甚。歙人民巷舍所居，动成大都会，甲于四方，岩镇为甚。岩镇大姓以十数，衣冠游从，照耀市巷"。明代粤商，亦是如此。明代广州"濠畔朱楼，明孙典籍《广州歌》云："广州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朱楼十里映杨柳，帘拢上下开户牖。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春风到屋艳神仙，衣月满江闻歌弦。"此濠畔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④

①　参见李乔《中国行业伸崇拜》，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

①　曹叔明：《新安休宁名族志》卷一。

②　钱泳：《登楼杂记》。

③　纳兰常安：《行国风土坊》。

④　《羊城古钞》卷七。

贾而好儒的风习明代江南的徽商中，向有贾而好儒的商业文化习尚，将所获巨利的一部分，投资于文化消费或文化事业，如捐助教育等。如明初新安人黄仲荣，青年时"挟赀南走荆湘，北游淮甸。以墨池交结天下士，见者谓其有元龙气象。不数年得缠十万贯矣，遂归之，志不再出。顾旧庐隘陋，莫容家众，撤而新之，计三百百楹，扁其堂曰："大隐"。旁辟一轩为燕息之所，凿渠引流，栽花植竹，日与二三老徜徉其间，或论文，或抚琴，旦夕无倦容。"①另一徽商"汪光晃，（明）歙人，以服贾致裕。专务利济，族中茕苦者，计月给粟。设茶汤以待行李，制棉絮以给无衣，施医药以治病人；设义馆以教无力延师者"②。总之，无论贾而好儒，抑或捐助教育，此种风习，均对提高商人群体素质和促进社会智力投资，大有俾益。

"好义急公"的习尚明代，获利后"好义急公"，助贫济孤，勇于公务，大行义举的商人和商风商习，全国各地商人皆有之。如明人顾炎武记载，"东洞庭编民亦苦田少，不得耕耨而衣，并商游江南北，以通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博锱珠于四方，以供吴之赋税，兼办徭役，好义急公，兹山有焉。"③此外，徽商商人中，此风习更盛。生于弘治、殁于隆庆的休宁徽商汪奇相，一生便"好善乐施"，他"缵世业机安潜之巨镇，资用饶裕"，"而交友以信，饮人以和，接缙绅士夫以礼，济饥馁以粥，掩暴骼以棺，还券以慰逋负，散财以给窘乏。至于修道路，造亭桥，诸所善果靡不伏义之，不少吝。"④即是典型事例之一。商人们的"好义急公"之习尚，以及此风的盛行，既充分反映出明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群体意识的增强，又表明部分商人群体素质的提高、社会道德意识的强化。当然，不排除因果报应之说对商人们潜在心里的影响和某种"积德"后世来生的因素在内。

①　《新安黄氏会通谱·黄处士仲荣公墓志铭》。

②　道光《安徽通志》卷一九六，《义行》。

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九。

④　休宁：《方塘汪氏宗谱·周德堂记》。

十、娱乐习俗受中国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价值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明代社会各阶层的闲暇文娱习俗，在继往开来方面展示了新的时代发展风貌，极大地丰富了民人的社会生活内容。无论是在平日劳作操忙之余还是节日期间，社会各色各式的人们均可按自已喜好的方式进行娱乐生活，形式日趋多样化。而且明代的文娱活动，可按娱乐内容和方式分为杂技百戏、博弈、竞技、嘉会欣时旅游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年节的各项娱乐活动与习俗更具代表性，届时宫廷民间各地均有相应的娱乐消闲习尚。这是因为明代的年节活动，开始从宗教迷信的笼罩、束缚中解脱出来，发展成为礼仪性、娱乐性的文化活动。如元旦的爆竹，原本是一种驱鬼巫术，此时已演变成为节日欢乐的象征；大傩原来是打鬼巫术，明代时其中的宗教成分锐减，而演变成为一种民间节日小戏；中秋节的祭月，明代时则已变成为赏月活动；元宵节的祭神灯火，明代时则演变成民间节日的灯火艺术；上巳节则由原来意义上的"求子"与"野合"，而发展成为明代民间的节日春游和踏青活动，等等，不一而足。同时，在明代的各种年节节日文化活动中，还不断增加进文化、娱乐、体育、竞技活动的内容，如放风筝、拔河、射箭、斗草、走马等等。这就使得明代的年节活动内容，不仅日益丰富多采，而且，传统节日的时尚性、群体性、地域性、民族性等诸种文化特色，更加充分地展现出来，表明中国古代的年节文化活动此时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明代年节文化活动的高度发展与繁荣，是与明代封建社会、封建文明的高度发展，城市商品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兴旺，广大农村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等诸种文化背景因素相联系，新的时代与新的社会生活，赋予它诸多新的内容和生命活力。而就明代年节活动的参加者而言，不但有广大的社会各阶层的民人参加，并成为这一文化活动的主体，而且，帝后、官员等各级统治者也积极参予其中，"与民同乐同庆"并对传统节日文化活动，给予肯定和提倡。如明代永乐年间以后，明代帝王便颁诏准许，上元节自正月十一日开始，放节假10　天。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明统治者认为，反映民众生产、生活的方式、愿望和要求的年节风俗，是了解民情；进而将民俗引导、上升为封建礼俗的高度，再用礼乐教化人员，以求得社会的安定。由于明代统治阶级的积极提倡，一方面加速了对古代年节文化的继承与传播；另一方面，更采用各种手段、通过多种渠道，极大地丰富并充实了明代年节文化娱乐活动的内容，既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又使得这一活动成为明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由于中国古代的年节源于多种历史的成因：有些节日起源于生产活动，如腊祭、祭土地神等；有些节日与人类的生育、婚姻形态有关，如人节、上巳节；有些节日则起源于祭祀鬼神和巫术活动，如立春祭芒神，元宵节祭太一神，清明祭祖，冬至节祭天神等；还有些节日则与某些历史事件有关；即使同一年节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内容，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兴衰、民族的迁徒、信仰的改变等诸种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和发展。因此，明代的年节文化活动与娱乐风尚，也表现出许许多多的民族与地方的特色，色彩纷呈，可谓是集古代年节文化活动之大成。（一）杂技百戏与旅游博弈习俗因为民间杂技百戏、嘉会欣时旅游以及博弈（围棋、象棋）的娱乐活动是明人平日娱乐的主要方式，并有特殊的讲究，故专述之。

民间杂技百戏根据文献记载，明代各种杂技、舞蹈，广泛流行。《续通典卷九十·乐六》云："明武宗正德三年，令移文各省，选乐工有精通艺业者送京供应。自是所隶益复猥杂，筋斗、百戏之类，日盛于禁掖。"当时河间等府，奉诏送乐户至京，除给与口粮外，工部还择地为他们建造居室。为了集中艺人教习各种"百戏"节目，沿袭元制，仍设教坊司（属吏部），选取精于诸伎者集中教坊习练。每逢盛大的宴会、庆典，诸伎就演出"百戏"，表演"队舞"、"筋斗""走獬"（即马戏）及"骑射"等。由于统治者的倡导，与民人娱乐生活紧密相关的民间杂技"百戏"，很快得以发展普及，成为明人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明代民间杂技武术活动的形象图画，在明人王圻（三才图会·人事卷》中有所反映保留。从描绘的杂技表演图画得知，当时在露天场表演的项目有"飞叉"、"中幡"、"耍花坛"、"双石"、"杠子"、"石锁"、"花砖"、"舞狮子"等。同时图画上绘有围观之人和放道具的箱担、装石担的马车等情景，参加杂技娱乐消闲活动的不仅有艺人，还有不少文人墨客及秀才。

"飞叉"，是一项民间杂技。民间迎神赛会，常用此开道。叉头雪亮，并装有铁片圆环，舞弄时不用手，而使之在臂、腿、肩、背各部位滚动，或抛掷空中，然后接住，动作连贯，一气呵成，花样甚多。如果在叉两头缠上布条，浸油点火，熄灯表演，则叫"火叉。"

"中幡"，是在一根碗口粗细三丈长的大竹竿顶上，装上三面小旗，中间是一幅绸缎长幅，上面绣以象征吉利的语句或图画，两边垂着流苏，上面点缀着一些小铃。弄幡飞转，或者向上抛起，用肘部、肩背、前额、下巴甚至尾骶骨部都能稳稳接住，而中幡始终不倒，舞弄时，幡幅飘展，铃声叮当。"耍花坛"是杂技节目。舞者轮番用头顶、手抛、脚踢、臂滚等动作，将各种大小不同的瓷制花坛、大缸或酒瓷，翻滚旋转，动作稳健，表演朴实大方。

"双石"是一种举重表演。道具为一根竹杠，两端装有圆形石块，故称"双石"。表演艺人除舞弄石担外，还能仰卧地上，双手双脚各托起一副石担，由几位表演者在石担上叠罗汉和拿顶，人称"千斤石"。

"杠子"即单杠，原为一项民间体育活动，后经民间表演艺人的创造，发展成为技巧性颇高的杂技娱乐项目。此项表演艺术盛行于北方农村地区。杠子一般为木制，两端刻雕龙头，故北方民人称杠子为"盘龙之术"。民间则有练杠子的专门团体，称之"盘龙会"或"杠子会"。每逢喜庆或佳节良辰，在大车上架上木架，横缚木杠，艺人便可表演各种供人消闲娱乐的动作艺术。

"花砖"也是一种举重表演，道具系由大块砖头制成，每块重约十余斤。表演花砖类似"石锁"。扔得最高的，可达丈余。

据明代《吴社编》一书记载，民间杂技娱乐活动不仅在北方，而且在南方十分流行。如南方乡间每年举行祈年祓灾的赛会时，"箫鼓杂技"，"优伶伎乐，粉墨绮缟。角抵鱼龙之属，缤纷陆离，靡不毕陈。"同时，各里都有乐扮和伎艺表演"傀儡"、"竿术"、"刀门"、"马戏"、"弄伞"、"广东狮子"等杂艺节目，互相竞赛。《彭明笔记》说"马上卖解之徒，谓之"走解"。"马戏颇受民人欢迎。并有"一手提鞍桥，双足直立，捺蜻蜓者"的杂艺表演（见《朝野佥载》）。江淮一带伎人卖解，"有"舞子投井"、"秦王立弹"、"道旁拾芥"、"蹬里藏身"诸名。"（《西河诗话》）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一书中，曾对明初杭州佑圣观庙会上表演的雀竿之枝，作了绘声绘色的描写："树长竿于庭，高可三丈，一人攀援而上，舞蹈其颠，盘旋上下，有鹞子翻身、金鸡独立、钟馗抹额、玉兔捣药之类，变态多端。观者目瞪神惊，汗流浃背，而为此技者，如蝶拍鸦舞，蘧蘧然自若也。"可见百戏竿技艺人，能在竿顶上作"变态多端"的舞姿，进而将精湛纯熟的技艺和优美的舞姿结合起来，因为更加得到娱乐观赏民众的赞赏。在北方地区，除有经常性的各种"百戏"杂技演出，供民人娱乐观赏消闲外，每逢各种时令年节时，宫廷和民间均有杂戏表演，有"筒子"、"扒竿"、"蹬梯"、"筋斗"、"解数"以及队舞、细舞等项（详见后面的年节娱乐活动二节内容所述）。这里的"解数"（又名"耍解"），一般指马术和弹丸之技。如《金瓶梅》第九十回《来旺盗拐孙雪娥，雪娥受辱守备府》，说道："月娘、众人。。着高阜，把眼观看，只见人山人海围着，都看教师走马耍解。原来是本县相公公子李衙内，名唤李拱璧，年约三十余岁，见为国子上舍，一生风流博浪，懒习诗书，专好鹰犬走马、打毬蹴鞠，常在三瓦两巷中走，人称他李浪子。那日穿着一弄儿轻罗软滑衣裳，头戴金顶缠棕小帽，脚踏干黄靴，同廊吏何不韦带领二三十好汉，拿弹弓、吹筒、毬棒，在杏花庄大楼下，看教师走马卖解，竖肩桩，隔肚带，轮枪舞棒，做各种技艺玩耍，引了许多男女围着哄笑。那李贵诨名山东药叉，头戴万字巾，身穿紫窄衫，销金裹肚，坐下银鬃马，手执朱红杆明枪，背插招风令字旗，在街心扳鞍上马，往来卖弄手段。"关于弹丸之技，《帝京景物略》有详介。

在平日的娱乐习俗中，见于记载的安息五案（即靺鞨技）和蹬长竿的娱乐形式较引人注目。关于安息五案的表演，《梼杌闲评》第二回《魏丑驴迎春逞百技，侯一娘永夜引情郎》，勾画了一个十分壮观的迎春社火场面：仅供表演用的舞台就有四十余座，戏班子共来了五十多个，尚有诸般杂戏。一时间，熙熙攘攘，吹吹打打，热闹非凡。表演者逐一上场登台献技，"及点到一班叫靺鞨技，自靺鞨国传来的，故叫做靺鞨技。只见一男子，引着一个年少妇人，并一个小孩，看那妇人只有二十余岁，生得十分风骚。看那男子上来叩了头，在阶下用十三张桌子，一张张叠起，然后从地下打一路飞脚，翻了几个筋斗，从桌脚上一层层翻将上去，到绝顶上跳舞。一回将头顶住桌脚，直壁壁将两脚竖起，又将两脚勾住桌脚，头垂向下，两手撒开乱舞。又将两手按到桌沿上，团团走过一遍。看的人无不骇然。他却猛地从桌子中间空里，一一钻过来，一些不碍手脚，且疾如飞鸟般下来。。"这位男子，书中交待，名叫魏丑驴，是夫妻搭挡、游荡于江湖的杂技艺人。

明代蹬技似乎格外地兴盛。许多资料都有具体的描绘与记述。《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就有"蹬人"、"蹬车轮"、"蹬杆"的表演形式。明刻本《隋炀帝艳史》中，有帧百戏插图。《梼杌闲评》中也有一段蹬长竿的描写，实可与《宪宗行乐图》的描绘，互为印证。该书第二回云："收回桌子，只用一张，那妇人走上去，仰卧在上，将两脚竖起，将白花绸裙分开，露出潞绸大红裤子。脚上穿着大红满帮花平底鞋，只有三寸大，宛如两钩新月，甚是可爱。那男子将一条朱红竿子，上横一短竿，直竖在妇人脚心里。小孩子爬上竿子去，骑在横的短竿上跳舞。妇人将左脚上竿子，移到右脚，复又将右脚竿子，移到左脚，也绝不得倒。那孩子也不怕，舞弄了一会，孩子跳下来，妇人也跳下桌子。"这位青年少妇，能用两只脚交替地托竿，并且能够适应横竿上面传来的因小孩不断舞蹈而产生的重心偏移，保持稳定，其技巧是十分高超的。它足可以说明明代蹬技的水平。

明代的幻术（也称撮弄）表演在民间中相当普遍，这时出版的《神仙戏术》，载有幻术20　多种，是我国第一本有关魔术的专著。在口技（有人称口戏）方面，其表现形式已经与近代颇接近了。俞琬纶在《挑灯集异》中说："万历乙卯夏，于京师与客夜坐，仆子呼一口戏者至，顷之，忽闻壁后鼓乐喧奏，俄而闻犬吠声，由远渐近，须臾大争食，厨人呼叱之状。又顷，则鸡鸣声，渐且晓鸡乱唱，主人开笼，宛然母鸡呼子，雌雄相引。忽而鹅鸭惊鸣，与鸡声闹和，恍如从蔡州城下过也。顷之，又闻三四月小儿啼声。闻者无不绝倒。"可见俞琬纶所述之事，发生在明代北京。艺人以炉火纯青的高超技艺暂不露面，在"壁后"仿效出鼓乐喧奏等各式各样的音响，最后再现身于听众面前的做法，增加了口技的神秘感，无疑也增强了艺术感染力。由于戏做在"壁后"，所以这一时期，也有将口技称为"隔壁戏"的。

据陈鼎《啸翁传》记载，明末清初，歙州人汪京（字紫庭），也是一位口技大师。他已年近八十，自号"长啸老人"，亲朋故友都尊称他为"啸翁"。一次，他应朋友之邀，登临平山六一楼，豪兴所致，展露了其啸技，确实不同凡响："初发声，如空山铁笛，音韵悠扬。既而如鹤唳长天，声彻霄汉。少顷，移声向东，则风从西来，蒿菜尽伏，排闼击户，危楼欲动。再而移声向西，则风从东至，訚然荡然，如千军万马，驰骤于前，又如两军相角，短兵长剑紧接之势。久之，则屋瓦欲飞，林木将拔也。"汪翁之啸，仔细辨来，其中或笛声、或风声、或鹤唳、或刀剑相击，或千军万马驰骤，似乎均有其形态，可以造成一种能使人感受得到的气氛。当时，洛下王、昭阳李，也都是出名的善啸高手①。值得提及的是，在浙江地区民间每年还有钱塘观潮的文娱风俗，对其盛况，明人瞿佑的《看潮词》有维妙维肖的逼真描绘，说道："嘉会门边翠柳垂，海鲜桥上赤兰攲。行人指点山前石，曾刻先朝御制诗。""出郭游人不待招，相逢都道看江潮。今年秋署何曾减，映日争将画扇摇。""一线初看出海迟，司封祠下立多时。须臾金鼓连天震，忙杀中流踏浪儿。""炉头酒美劝人尝，紫蟹初肥绿橘香。店妇也知非俗客，奚奴背上有诗囊。""沙河塘上路歧赊。扶醉归来日已斜。怪底香风来不断，担头插得木樨花。""步入重门小院偏，金猊飞袅夜香烟。家人笑问归何晚，已备中秋赏月筵。"②此外，南方各地所演的"目连戏"及戏曲节目中，也有百戏的表演，观戏赏戏也是明人平日娱乐生活的内容之一。总之，由上述内容可知，明代民间各地的百戏杂技形式和内容是不断充实和丰富多采的，说明明人平日的娱乐活动缤彩纷呈，而百戏杂技娱乐方式之所以普及民间，延及大江南北，正好从另一方面证实，它是符合明人社会生活状况的一种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博弈娱乐习俗在明代社会生活习尚中，令人注目的现象是自古以来主要在文人士大夫阶层流行，逐渐被培养成为讲究情趣、讲究气氛、讲究意境的典雅艺术，--下围棋、象棋的智能活动开始在民间普遍盛兴普及，明中期

①　参见叶大兵《中国百戏史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聂传学《百戏奇观》，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历代风俗诗选》，岳麓书社1990年版。

以后尤其如此，成为社会各阶层民人喜闻乐为的文娱消闲活动。由于下棋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免鱼龙混杂，各种不良的风气也随之相伴而生。其末流，不仅不讲究棋品道德，简单把围棋（或象棋）当作商品或手段，谄事贵长，巧为称颂，赌博骗钱，不一而足。时人王思任（万历进士，曾任九江佥事、袁州推官）目睹弈棋时，不良风气带来的种种弊端，有感于棋道之不振，作《弈律》而提倡良好的弈棋风尚。《弈律》开宗明义即说："律之作也，以绳强也；而予之作律，以绳弱也。。。情通之不可，理解之不可，则不得不齐之以法！"意思是说：下围棋本是雅事，如若棋品低下，不通情理，不得不绳之以法。他所拟定的"弈律"条文，都是下棋的人应遵守的规矩，或应讲求的道德。试举数例如下：（1）凡局已分胜负，因而挟愤逃去不终者，杖一百。（2）凡旁观原无确见，而恣口得失，代人惊喜者，笞五十。（3）凡旁观将机密重情及紧关事务泄漏，而又代为打点者，杖一百。（4）凡对局时，两相忿争者，各杖七十。　（5）凡下子须正大明白，若翻混、起倒、观望者，俱以违法论，笞五十。（6）凡弈时腐吟优唱，手舞足蹈，狂惑观听者，俱笞五十。（7）凡以弈谄事贵长，巧为称颂者，杖七十。或隐忍退败，有所图为者，杖一百。

作者所列举的这些情况，均系某些棋手和棋艺爱好者常犯的毛病，即使在今天也屡见不鲜。有时习惯成自然，也就不以为非了。然而"棋虽小道，品德最尊"。提倡棋品道德，讲求文明礼貌，还是十分必要的。可见《弈律》的出现，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极大地适应了明中期至明末社会上围棋（或象棋）活动异常活跃的情况。

现以《金瓶梅》记载为据，对当时市民阶层诸如亦官亦商的恶霸土豪西门庆，他的侍妾潘金莲、孟月楼，市井无赖应伯爵，谢希大，娼妓李桂姐等，形形色色在城市里寄生和活动的这一类人物的下围棋文娱风俗举例予以说明。据粗略统计，《金瓶梅》一书描写下棋（围棋、象棋）的地方有十余处，以较大篇幅着墨描写围棋活动的有四处。

首先，《金瓶梅》介绍出场人物时，往往有能下棋这一项。如第二回介绍西门庆"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其它如第三回王婆向西门庆介绍潘金莲："虽然微末出身，却倒在百伶百俐，会一手好弹唱，针指女工，百家奇曲，双陆象棋，无般不知。"第七回媒婆薛嫂介绍贩布杨家的寡妇孟玉楼："风流俊俏，百伶百俐。当家立纪，针指女工、双陆棋子，不消说。。又会弹一手好月琴，"第十八回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诗词歌赋、双陆象棋，拆牌道字，无所不通，无所不晓。"

其次，《金瓶梅》描写市民阶层的围棋活动是较深入的，既描写了家庭和妇女的围棋活动，也描写了社会上妓女和市井帮闲的围棋活动。如第十一回写西门庆和他的侍妾孟玉楼、潘金莲下围棋取乐，赌一两银子的东道。第十八回写潘金莲与陈经济下棋，"便使丫环，叫进房中，与他茶水吃，常时两个下棋作一处"。第十九回写西门庆的夫人吴月娘约同众妾去新花园赏玩，在卧云亭里与孟玉楼、李娇儿下棋。不仅主人一层的人物下棋，就连仆妇、丫环也常以下棋取乐。第二十三回写家人来旺的媳妇惠莲常去潘金莲处，"和金莲、瓶儿两个下棋抹牌，行成伙儿"。第七十八回写"丫环迎春打发吃了饭，走到隔壁和春梅（金莲的丫环）下棋去了"。从书中描写可看出，下围棋、象棋已经成为西门庆一家人普遍喜爱的消遣，也是他们生活中很普遍，但又不可缺少的文娱活动。这个家庭里的成员出身和社会地位十分复杂：西门庆属于市民阶层中的暴发户，他的继室吴月娘是官宦千金，而在他的侍妾中，潘金莲来自小本经营（卖炊饼）、孟玉楼来自商贾家庭（贩布）、李娇儿、李瓶儿则属于妓女从良。其婿陈经济是书香子弟，下人惠莲、迎春、春梅大都来自市民或乡村中的贫寒家庭。这类人的出身、地位、教养、趣味均有较大差异，但又都喜爱下棋，说明当时围棋和象棋在市民阶层中广为流行。对于社会上的围棋活动，《金瓶梅》主要描写市民阶层中两类比较卑贱的人--妓女和市井帮闲的下棋情况。如第四十九回，西门庆招待两淮巡盐蔡御史，叫来两个妓女董娇儿、韩金钏儿陪酒，"令书童取棋桌来，摆下棋子，蔡御史与董娇儿两上着棋，西门庆陪侍，韩金钏把金樽在旁边递酒"。再如第五十四回，写市井帮闲应伯爵、谢希大、白来创、常时节弈棋赌彩的情景，模拟真切、细致入微。

再次，《金瓶梅》在第五十三回《应伯爵郊园会诸友》中，将市井帮闲白来创、常时节下棋悔棋耍赖的情景，刻画的情态逼真，维妙维肖。云："那白来创果然要拆几着子，一手撇去常时节着的子，说道："差了，差了，不要这着"。常时节道："哥子来，不好了！"伯爵奔出来道："怎的闹起来？"常时节道："他下了棋，差了三四着，后又重待拆起来，不算帐。哥做个明府，那里有这等率性的事。"白来创面色都红了，太阳里都是青筋绽起了，满面涎唾的嚷道："我也还不曾下，他又扑的一着了。我正待看个分明，他又把手来影来影去，混帐得人眼花缭乱了。那一着放才着下，手也不曾放，又道我悔了。你断一断，怎的说我不是？"。。"下棋而悔棋，并非市井帮闲的"专利"，但围棋爱好者中也常见悔棋的现象。然而像白来创那样悔棋耍赖，强词夺理，一点不讲棋品之德，颇合他市井无赖的身份。

另外从书中描写看，白来创与常时节下棋是有二三钱银子的彩头，再联系西门庆一家下棋赌银子的情景，可知当时市民之间下棋往往是有彩的。这已在明中期成为社会风气，则是毫无疑问的。

嘉会欣时旅游　在明代文娱习俗中，文人士大夫的嘉会欣时旅游颇具特色。在文人士大夫的生涯中，经常有赴任、谪迁、述职、从幸、迎驾、祖道、省亲、求仕、游学、漫游以及其它等行旅机会。对于在功名场上讨生活的文士来说，行旅过程往往也就是一次饱览赏游山水的机会，沿途之自然山水是一种清涤剂，伫足观赏，能够使他们胸怀开畅，心灵净化。这仅从历代的山水诗、游记大都是作于文人们宦游、行旅途中这一点足以证明了。对明代文人士夫的嘉会欣时旅游的情趣，明代高濂在其著《遵生八笺》一书的"溪山逸游条"，专门作了一篇四时游览山水的"高子游说"，他说："时值春阳，柔风和景，共树鸣禽，邀朋效外，踏青载酒，湖头泛棹，问柳寻花，听鸟于茂林，看山弄水，修禊事于曲水。香堤艳赏，紫陌醉眠，杖钱沽酒，陶然洛沂，舞风茵草，坐花酣矣。行歌踏月，喜■■之睡沙，羡鸥凫之浴浪。夕阳在山，饮兴未足，春风满座，不醉无归。此皆春朝乐事，将谓闲学少年时乎？夏月则披襟散发，白眼长歌，坐快松楸绿阴，舟泛芰荷清馥，宾主两忘，形骸无我。碧筒致爽，雪藕生凉，喧毕避俗，水亭一枕来薰；疏懒宜人，山阁千峰送雨。白眼徜徉，幽欢绝俗，萧骚流畅，此乐何多？秋则凭高舒啸，临水赋诗，酒泛黄花，馔供紫蟹。停车枫树林中，醉卧白云堆里。登楼咏月，飘然元亮高泛；落帽吟风，不减孟嘉旷达。观涛江者，兴奔寻浪云涛；听雁汀沙，思入芦花夜月。萧骚野趣，爽朗襟期，较之他时，似更闲雅。冬月则杖藜曝背，观禾刈于东畴，策蹇冲寒，探梅开于南陌。雪则眼惊飞玉，取醉村醪；霁则足蹑层冰，腾吟僧阁。泛舟载月，兴到郯溪；醉榻眠云，梦寒水圃。何如湖上一蓑，可了人间万事。四时游冶，一岁韶华，毋令过眼成空，当自偷闲行乐。已矣乎！吾生几何？胡为哉？每怀不足。达者悟言，于斯有感。"真是论述备至，对四时的风景特点、游赏方式以及美妙乐趣种作了生动的描绘。作为一种性情化、艺术化的过程，古人的游览也多备游具，据高濂《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载，主要有竹冠、披云巾、道扇、拂尘、云舄、竹枝、瘿杯、瘿瓢、斗笠、葫芦、药篮、棋篮、诗筒葵笺、韵牌、叶笺、坐毡、夜匣、便轿、轻舟、叠桌、提盒、提炉、备具匣、酒尊等。从这些物具名称，不难看出各个所派之用场，并可知晓雅洒脱之士优游时之情趣所在。融审美于实用，实为美学意趣之物化者的有机和谐统一①。

（二）帝后、仕宦贵戚的年节娱乐明代宫中帝后与仕宦贵戚的年节娱乐文化活动，虽没有民间年节娱乐文化活动丰富多样，但因为他们是统治阶级，是特权阶层，所以，他们的娱乐游艺活动，除承继传统活动外，还融进了许多宗教、迷信色彩，在竞技方面，更带有不少为政治服务的强权特色。当然，在这些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方面，也吸收了民间年节游艺娱乐活动的不少东西，但却不及民间年节活动的生动、活泼。

据《明宫史》记载，元旦期间，宫内有烧香、放纸炮与"跌千金"的娱乐活动。所谓"跌千金"就是将门檩或木杠在院上抛掷3　下。立春的前一日，顺天府要在东直门外举行"迎春"仪式，这天凡属勋戚、内臣、达官、武士，都要赴春比赛跑马，比较优劣。元宵节时，帝后勋戚内眷，还要进行登楼赏灯玩看的娱乐活动，届时宫中有精彩的杂技表演，即兴时嫔妃们也作踢球的表演和游戏。对此，《明宫吏》载称，元宵时，内臣宫眷，都要穿灯景补子蟒衣。灯市至正月十六日达到空前的盛况。天下繁华，"咸萃于此"。勋戚内眷，登楼玩看，"了不畏人"。《酌中志·内府职掌》中也说，元宵节前，内府就在乾清宫丹陛上安放7　层牌坊灯，或在寿皇殿安方圆鳌灯，有的高达13　层。届时，派近侍上灯，钟鼓司奏乐赞灯，内府供给库备的蜡烛，内宫监准备奇花、火炮、巧线、盒子、烟火、火人、火马之类的鞭炮，以备节庆期间，供帝后家族成员的燃放娱乐使用。对元宵节期间，宫中表演杂技的情景，现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明宪宗行乐图》，便对此有形象、生动与艺术的再现。据考证，这是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的一次宫廷演出，表演项目则有杂技、幻术等。在宪宗御座的大殿前，各种杂技的演员，在呈献技能与巧术，台阶前，有一童子站在另一人肩上，二人弯着腰，面向大殿，似系打躬作揖。左面不远处有张桌子，上面放着类似罩子一类的东西，有一人正在表演"戏法"。在大厅中央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萝圈，两个伎人（演员）在表演"冲狭"（即"钻圈"），一个作鱼跃姿势，在腾空准备穿圈，另有一人在地上倒立，还有一人站在桌面，似在助威。在"钻圈"表演的左右边，则都是"蹬技"的表演。其中，左边是"蹬人"，蹬者仰卧在桌子上，一边口中吹着直笛，一边把一个童子蹬向半空，被蹬者平横着身体，似在悬空旋转，旁边还站着一个童子，赤身穿着短裤，似刚蹬完下来。右边是"蹬车轮"，

①　参见黄卓越等著《东方闲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5月版。

一个大车轮在蹬者足上飞转，蹬者仰卧在桌上，口中也吹着直笛，而在飞转的轮上，还站立一人，正在吹着竹笛。在他们之后，绘有"蹬长竿"的表演，一个人仰卧桌上，口中吹着直笛，脚上蹬一根竖立的长竿，长竿的顶端有一童子，手执令旗，双踝夹竿，正在表演。同时，画面上在每项杂技表演旁边，还都绘有专人在敲锣打鼓，吹着笛笙在作伴奏。从这幅图画中，可以反映出明代杂技艺术的发展情况，以及官中的杂技游艺活动的盛景，其中，如蹬长竿的技艺，在明代以前还未发现过，但迄近代已成绝响。此外，在此长卷中，还绘有朱瞻基（明宪宗）在观看"蹋鞠"在场面。当时宫中的嫔妃们也爱好踢球，并有"齐云社"的组织。明王誉昌有一首《宫词》说："锦罽平铺界紫庭，裙衫风度压娉婷。天边自结齐云社，一簇彩云飞便停。"罽是指手织品。这是的"锦罽"，可作两种解释：一是指以毛织的花毯铺成的球场；一是指一种用锦罽作为球场的边界线。诗人通过这首诗，十分生动地描绘了宫女们在宫中踢足球的情景，即她们像"一簇彩云"，在地毯上飘来飞云，令人感到眼花缭乱。从而为我们了解明代宫中的年节游艺竞技体育活动的景象，提供了极为形象生动的艺术佐证。

正月十九日，是"燕九"节，据传此日是长春真人邱处机在白云观成道的纪念日，故此地是日僧道辐辏，民人亦有游访白云观的习尚。至于明代的皇帝和勋戚内臣，也争相前往，届时同凡好黄白之术者一道，访游此观，以尽雅兴，并企求能得到丹诀的奥秘和长生不老的真传。

清明节，又名"鞦■节"。每年此节，明代帝王除了驾幸回龙观等处踏青，观赏海赏外；还有坤宁宫及各宫内，都安放设置鞦■一架，以供后妃宫女及内臣等，玩耍娱乐（参见《酌中志·饮食好尚》）

端午节，明代帝后要驾幸西苑，观看斗龙舟、划船等娱乐表演活动。届时，帝后或驾幸万寿山前插柳，观看御马监勇士跑马走解，以及"击鞠"之戏的精彩表演，以欢度节日。如永乐十年（1412年），北京御林军曾在新设的东苑球场，举行"会鞠"表演。当时任中书舍人之职的工绂，曾赋有《端午赐观骑射击球侍宴》一诗："马蹄四合云雾集，骊珠落地蛟龙争。彩色球门不盈尺，巧中由来如破的。骤然一击晚光飞，平地风云轰霹雳。自矜得依意气粗，万夫夸羡声喧呼。拟金伐鼓助喜色，共言此乐人间无。"

每年七月初七日的"七夕节"时，明代宫眷内臣均穿用鹊桥补子。届时，宫中设有乞巧山子，要进行乞巧针的娱乐活动，而这一活动则是由兵仗局伺候进行的。到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明代宫中的甜食房要照制进供佛波罗蜜；西苑要做法事，放荷灯（参见《酌中志·饮食好尚》）。至于观赏盛开的荷花、斗蟋蟀等，也是这月宫中的娱乐活动的一部分。据称，当时明宫中善斗的蟋蟀，一枚可价值银十余两不等，且各有各色，并被人用来作为赌博求胜之具。明代宫中的秉笔唐太监之徵、郑太监之惠，便被人视为"最识促织"（即蟋蟀），好蓄斗为乐之人。由此可见，当时宫中此风之盛（参见《酌中志·饮食好尚》）。

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届时明代宫中有"祭月"的一系列庆贺与娱乐活动。而九月九日的"重阳节"时，明代皇帝则有驾幸万寿山或兔儿山、旋磨台，进行登高郊游的雅兴和习俗。

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七日止，明代宫中乾清宫丹墀内，每天白天都要放花炮，除遇有大风时，才暂停半天或一天。同时，还要安设鳌山灯，扎烟火。凡遇圣驾升座，要伺候花炮；圣驾返回宫内时，亦放大花炮。此外，在秋收季节，明代内府还要备办打稻之戏和过锦之戏，供帝后观赏娱乐，以示庆贺丰收，对此，《酌中志·内府职掌》条说：西内秋收之时，内府要务办打稻之戏，这时圣驾临幸旋磨台、无逸殿等处，钏鼓司人员扮成农夫、给在田耕作的人送饭的农妇和田畯官吏、征租交纳词讼等事；由内官监等衙门伺候合用器具，演出自编的节目供帝后观赏，其目的在于体现"祖宗使知稼穑艰难之美意"。而宫内演出的过锦之戏的内容，每回有10　余人出演，不拘一格，浓淡相间，雅俗并陈，妙在结局有趣味，有如说笑话之类。又如在演出杂剧故事之类时，各有引旗一对，由锣鼓送上，所扮演者备极世间骗局丑态，形象逼真，颇为帝后所喜爱。他们可将"闺阃拙妇骏男"以及市井商匠刁赖词讼和杂耍把戏等的内容，均可表演的淋漓尽致，维纱维肖。有时雅兴之余，帝后还要观看御用监武英殿画士们所画的各种绘画，其内容更是包罗万象，丰富多采，其中所画的"锦盆堆，则是名花杂果"；"或货朗担，则为物毕陈"；或将三月韶光、富春山子陵居等词典，选择整套者分编题目，画成围屏，然后按节令安设。以备帝后观赏娱乐之用。

此外，在明代宫内，有时暑天白昼，也表演水傀儡戏，供帝后及王公等观赏娱乐，以烘托出宫中欢快气氛。这种水傀儡戏，是先用轻木雕刻制作出海外四夷五蛮王及仙圣、将军、士卒的傀儡木像，其男女数目不一，高约二尺有余，其傀儡木像之形，只有臀部以上，无腿脚，且用五色油漆漆之，彩画恰似真人。每人傀儡人像的臀部以下，则要平底安装一个榫卯，再用长3寸多的竹多的竹板支撑它。然后，再制作长1　丈多，阔数尺、进深2　尺多的方木池一个，且将木池用锡镶成滴水不漏之池，再向池中注入7　分满的水，放在凳子上。并用纱制围屏将它隔上，而经手动机之人，均在围屏之内，在屏下游移转动它。同时，在木池内水中，还要放入活鱼、虾、蟹、蛙、鳅、鳝、萍、藻之类的东西，使之浮于水面上。当皇帝圣驾升殿时，座向南而面。这时钟鼓司官在围屏内，将节次人物，各以竹片托浮水上，游斗玩耍，脯用鼓乐喧哄。另有一人，执锣在旁宣白题目，替傀儡登答，赞导喝彩。其中，水傀儡戏演出的剧目与情节，或为英国公三败黎王，或为孔明七擒七纵孟获，或为三宝太监下西洋，或为八仙过海、孙悟空大闹龙宫等等之类的故事。上述表明，明代宫中帝王的许多年节游艺娱乐活动，从形式到内容，均借鉴或来自民间，甚至有的还是原封不动照搬过来的。当然，也有些娱乐竞技活动，是明代宫中所特有的，但却被揉进了颇多的政治内容，富有强烈而浓厚的封建政治、传统伦理道德和说教色彩。

（三）民间的年节游乐风尚明代民间的年节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生动活泼而富有旺盛的生命力。

正月初一日"元旦"，明代民间既是祭神、庆丰收、迎来岁的节日；又是一个娱乐文化活动最为丰富多采的年节。届时，全国各地民间都有相应的娱乐文化活动，其中以放鞭炮、舞狮子、耍龙灯、逛花市以及各项杂技舞蹈、室内外游艺等传统项目，为其主要内容。如放爆竹（鞭炮）庆贺元旦，在我国民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古人放爆竹的原意在于惊吓和驱逐恶鬼，后来则演变为除旧迎新、取吉祥兆头的娱乐形式，明人则沿用了这一古老的传统。明代"爆仗"的种类，据《金瓶梅词话》记载，有紫卜缶、霸王鞭、地老鼠、一太菊、火犁花等数10　种。舞狮子在古代就有"北方狮子舞"和"南方狮子舞"之分。其中南方狮子舞以广东狮子舞更别具特色，且具代表性。从元旦佳节到元宵灯节期间，我国古代广大城乡，普遍有耍龙灯的习惯。耍龙灯也称"舞龙"和"龙灯舞"，它是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传统的民间娱乐活动之一。至于明代北京民间在元旦期间的游艺娱乐活动，更别有一番情趣。对此，《帝京景物略》卷二的《春场》条下便载，年节期间的妇女，手执五丸，且掷且拾，且承，名曰"抓子儿"。子丸是用"象木银砾为之，竞以轻捷。"书中还记述：每逢元旦日，"小民以鬃穿乌金纸，画彩为闹蛾，簪之。"玩具除抓子外，还有掷骰子、推牌九、一点半、四色牌、掷小谣儿、打梭哈、捡红点等，这些多系民间的室内年节游戏活动。另外，还有古代流行的玩具和游戏，多在年节时于户外进行，明代更是如此。如百戏、六博、投壶、猴戏、鱼戏、高跷、弄丸、踢健、陀螺、竹马、老鹰抓小鸡、八封阵等等。又，据载除夕花市，大约始于明代民间。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就曾提到明代广州出现花市。当时广州河南33　乡的百姓，多半是以种花为生的花农，他们从河南来到河北卖花，就从五仙门附近的码头过渡登岸，故后人称此地为"花埠头"，这是广州最早的花市。

元宵节的民间游艺娱乐活动主要有闹花灯、猜灯谜和其它各种文体活动，如百戏、舞龙、舞狮、踩高跷、踢球、跑旱船、跳火、打陀罗、剪纸及其它百戏活动。关于元宵节的赏灯娱乐习俗，明人的各种描述不胜枚举，如刘邦彦《上元五夜观灯》诗中云："一派春声送管弦，入衢灯烛上重天。风回鳌背星球乱，云散鱼鳞碧月圆。逐队马翻尘似海，踏歌人盼夜如年。归还不属金吾禁，争觅遗钗与坠钿。"著名大诗人、画家唐寅《元宵》诗描述得更为生动："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绕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游春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展芳樽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而对北方城市元宵之夜的灯火盛况，以及市人观赏灯会的娱乐习俗，《金瓶梅》曾有大量描写，如第十五回《佳人笑赏玩月楼》写吴月娘、李瓶儿、潘金莲楼观灯光，"只见那灯市中人烟凑集，十分热闹。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些诸门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鳌山耸汉，怎见好灯市？但见：山石穿龙戏水，云霞映独鹤朝天。金莲灯、玉楼灯，见一片珠玑；荷花灯、芙蓉灯、散千围锦绣。绣球灯，皎皎洁洁；雪花灯，拂拂纷纷。秀才灯，揖让进止，存孔孟之遗风；媳妇灯，容德温柔，效孟姜之节操；和尚灯，月明与柳翠相连；通判灯，钟馗共小妹并坐。师婆灯，挥羽扇，假降邪神；刘海灯，背金蟾，戏吞至室。骆驼灯、青狮灯，驮无价之奇珍，咆哮吼吼；猿猴灯、白象灯，进连城之秘宝，玩玩耍耍。七手八脚螃蟹灯、倒戏清波；巨口大髯鲇鱼灯，平吞绿藻。银娥斗彩，雪柳争辉。双双随绣带香球，缕缕拂华幡翠穗。村里社鼓，队共喧闹；百戏货郎，庄齐斗巧。转灯儿一来一往，吊灯儿或仰或垂。琉璃瓶映美女奇花，云母障并瀛洲阆苑。。。向西瞧，羊皮灯，掠彩灯，锦绣夺眼。。。卦市云集，相幕星罗；讲新春造化如何，定一世荣枯有准。卖元宵的高堆里馅，粘梅花的齐插枯枝。剪春蛾，鬓边插闹东风；祷凉钗，头上金光耀目。围屏画石崇之锦帐，珠帘绣梅目之双清。虽然览不尽山景，也应丰登快活年！"真可谓酣畅淋漓，曲尽灯市繁华之妙。对于元宵节市人观赏烟火的盛况，该书第四十二回《豪家拦门玩烟火，贵客高楼醉赏灯》中描写了西门庆一家所放的烟火。"都说西门庆府在此放烟火，谁人不来观看。果然扎得停当好烟火，但见：一丈五高花桩，四围下山棚热闹。最高处一只仙鹤，口里衔一封丹书，乃是一枝起火，起去萃山律一道寒光，直钻透斗牛边。然后正中一个西瓜炮迸开，四下里人物皆着，觱剥剥万个轰雷皆燎彻！彩莲舫，赛月明，一个赶一个，犹如金灯冲散碧天星；紫葡萄，万架千株，好似骊珠倒挂水晶帘箔。霸王鞭，到处响亮；地老鼠，串绕人衣。琼盏玉台，端地旋转好看；金蛾银蝉，施逞巧妙难移。八仙捧寿，各显神通；七圣降妖，通身是火。黄烟儿、绿烟儿、氤氲笼罩万堆露；紧吐莲、慢吐莲，灿烂争开十段锦。一丈菊与烟兰相对，火梨花共落地桃争春。楼台殿阁，倾刻不见巍峨之势；村坊社鼓，仿佛难闻欢之声。货郎担儿，上下光焰齐明；鲍老车儿，首尾迸得粉碎。五鬼闹判，焦头烂额见狰狞；十面埋伏，马到人驰无胜负。总然费却万般心，只落得火灭烟消成灰烬！"于此可见明代赏烟火娱乐活动盛况空前。再如湖南常德府民间元宵节时，民人多剪纸为灯，糊以竹格，饰以五彩，有绣球、走马、莲花诸名目。其制作虽无闽浙一带刻丝剪绢等项工艺细致，但也颇为精巧。更有好事制作灯谜，令观灯者相聚以猜名，曰为打鼓灯。届时妇女相邀成队夜行，则名曰走百病等等（嘉靖《常德府志》卷一）。在江西建昌府民间，元宵节时，民人以篷箬结棚，通衢都为灯市，游人往来赏灯者络绎不绝，通宵达旦。灯则有鳌山、绣球、走马、窠菜等名目，其制作都刻饰楮帛或琉璃、鱼鱿、竹丝、菩提叶等，五彩纷呈。四周的悬带尤其精丽，甚至有张一灯花费一金者。故家子弟稍知书文者作灯谜，令赏灯者猜答，猜答准确且多者，称为奇胜。这时沿街烟火燎明，还有的作灯架，植巨木，上悬灯10　余层，并列机火，至点燃药发时，光怪百出，若龙蛇飞走，帘幕星斗人物花果之类，"灿然若神噫"（正德《建昌府志》卷三）。另据正德《琼台志》记述，元宵节时，该地民间的观灯赏灯以及猜灯谜等游娱乐活动，更别有一番南国水乡的节日气息，颇富地方特色。湖北黄州府民间，元宵节时除了赏灯游乐外，还有"或杂以第弦相让"，谓庆赏元宵的风尚（弘治《黄州府志》卷一）。在湖南慈利县民间，临届元宵节时，民人"夜张灯于市，儿童笑歌戏舞，鼓声达旦"，曰闹元宵。（万历《慈利县志》卷六）而明代北京的灯节活动，则从正月初八日开始，至十三进入高潮，到十七日才结束。由于这一活动与节日商业交易相结合，故又称为"灯市"。据《帝京景物略》卷二载，灯市要东华门之东，即今灯市口一带，当时的市楼南北相向，朱扉绣栋，素壁绿绮疏，其设氍毹帘幕者，都是"勋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眷属也。"此地元宵节期间，民间向夕而灯张，灯则烧珠料，照则夹画堆墨等，纱则五色，明角及纸及麦秸，通草则有百花鸟兽虫鱼及走马等。节庆期间，民人不仅在施放烟火，而且还要兴致勃勃地观看各种乐作和许许多多的民间歌舞杂耍表演。其中，乐作包括鼓吹杂耍和弦索，若以鼓吹而论，则有橘律阳、撼山东、海青、十番；杂耍则有队舞、细舞、筒子、筋斗、蹬坛、蹬梯等项内容。至于弦索，则有套数小曲、数落、打碟诸项。而在施放烟火时，有将烟火置于架上者，架高有丈，盒放有5　层，中间所藏的烟火名目有寿带、葡萄架、珍珠帘、长明塔等。燃时照竹肉声，不辨拍煞，光影五色，照人无妍媸，烟冒尘笼，"月不得明，露不得下"。童子捶鼓，傍夕向晓，曰"太平鼓"。尚有两个儿童引索略地，如白光轮，一儿童跳光中，曰："跳白索"。妇女相率结伴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桥"。五光十色的烟火灯影，异彩纷呈的歌舞技艺，汇成了欢乐的海洋，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各阶层市民在城中彻夜狂欢和游玩。这些年节民间游艺娱乐活动，对明王朝封建统治者来说，固然是炫耀国势、粉饰太平、安定民心的大好之举，但即使对辛劳终年的劳苦大众而言，何尝又不是一次难得的暂忘忧虑和烦恼的喘息之机呢。

三月清明节时，民间更有它独具特色的游艺娱乐活动，如有作为丰富民人生活的郊外春游踏青；有作为表示吉祥的折柳插门；有作为体育锻炼强身健体的打球、蹴鞠、荡秋千、放风筝、斗禽等活动。在这些游艺娱乐活动中，踏青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踏青本来自三月三上巳节，由于明代上巳节已并入清明，而祀先扫墓，民人又要赴郊外，故清明踏青活动在明代民间十分流行。踏青，本取意人如草，常青不老之意。福建民谣便说："踏青草，大家好呢呢，年年像青草。"可见踏青原出巫术目的，后来才演变为明代民人春天的娱乐活动之一。我国古代民间，民人自古就有荡秋千的习尚，据说清明节荡秋千，是为了预防寒食日冷食伤身，这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到了明代，它更是一项民人喜好的一项极有趣的体育运动。同时，寒食清明期间，民人还盛行打球活动。打球有两种，一是步打，也就是"蹴鞠"；另一种是马球，是骑在马上用球仗打的球，也叫"波罗球"。明人谢肃《击球》诗云："低昂一点红，忽起青云上。风急下来迟，众人齐面仰。""蹴鞠"的"蹴"是踢的意思，"鞠"是球名，一种以皮革为外壳，里面装满毛发的球。在明人王圻等编集的《三才图会》的"人事卷"中便有"蹴鞠"的图画。清明放风筝是一项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游艺娱乐活动，在我国民间有悠久的历史。风筝在北方称为"纸鹞"，南方沿海一带，民间有"正月灯，二月鹞"之说。明人对此活动，也十分爱好。斗禽指斗鸡、斗鸭、斗鹌鹑等游戏。斗鸡就是让两鸡相斗，战国时已相当流行，《战国策·齐策》中便载，临淄人善"斗鸡走犬"。明人王圻等编集的《三才图会》一书的《人事卷》中就绘有民人斗鸡的场面。据《帝京景物略》卷五载，明代北京的民间，清明节时民人就有群集高梁桥踏青的习俗。当时的高梁桥，完全是一片小桥流水的自然景色："荇尾靡波，鱼头接流，夹岸高柳。丝丝到水，绿树绀宇，酒旗亭台，广亩小池，荫爽交匝。"岁岁清明，正是桃红柳绿的阳春天气，人们折下柳枝的嫩叶，插在鬓边，谓之"簪柳"。就在这一派春色中，人们尽情享受着生的欢乐，有的漫步绿茵，嬉戏池畔，或则毡地藉草，歌呼宴饮；或则欣赏那些民间艺人赶趁作场的精彩技艺：扒竿、筋斗、倒喇、筒子、马弹解数、烟火、水嬉等。

龙舟竞渡与斗草是明代民间端午节的主要游艺娱乐活动的内容。据史籍记载，龙舟竞渡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了。所谓龙舟，就是龙与船的结合，是一种以龙为标志的竞赛船只。其本源于古老的祭神活动，但后来却演变为一种民间的节日娱乐活动。如明代湖南常德府民间，每年逢端午节时，各坊市刳木为舟，长十余丈，染成五色，选善于驾舟者"相竞中流"。往昔此项活动有凭吊屈原之义，近来则为一种"争胜负"的竞技娱乐活动（嘉靖《常德府志》卷一）。湖南民间五月端午竞渡舟赛的游艺习俗，在明代文渊阁、华盖殿大学李东阳的《竞渡谣》中有形象生动入微的描写：他说"湖南人家重端午，大船小船竞官渡。彩旗花鼓坐两头，齐唱船歌过江去。丛牙乱桨疾若飞，跳波溅浪湿人衣。须臾欢声动地起，人人争道得标归。年年得标好门户，舟人相惊复相妒。两舟睥睨疾若仇，戕肌碎首不自谋。严诃力禁不得定，不然相传得瘟病。家家买得巫在船，船船斗捷巫得钱。屈原死后成遗事，千载传讹等儿戏，众人皆乐我独悲。莫遣地下彭咸知。"竞渡夺标，俗以为禳灾趋吉避祸，现在却变为吊唁屈原的遗意和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习俗。对浙江民间端午节的竞舟娱乐活动与习俗，明人张宪的端午词有形象生动的描述。他的词云："榴花照鬓热，蝉翼轻绡香叠雪。一丈戎葵倚绣窗，雨足江南好时节。五色灵钱傍午烧，彩胜金花贴鼓腰。段家桥下水如潮，东船夺得西船标。棹歌声静晚山绿，万镒黄金一日销"（《历代风俗诗选》第98　页）。广东《琼台志》卷七则说，琼台民间每逢端午节，各村有迎龙会，于大溪中划船夺标，两岸聚观者无数，其场面热闹喧天。斗草又名斗百草，有斗花草名，有斗草之韧，此俗南北朝时已盛行，明代民人沿袭之。《三才图会》中就有明人斗草的形象而逼真的图画。明人谢肃有《斗草》诗云："珠玉赌牙签，争奇手自拈。一筹矜独胜，袖有谢公髯"。此外，端午节时民人还有游耍天坛的娱乐习尚。《帝京景物略》卷二说，每年五月五日的午前，北京民人群入天坛，曰避毒；过午后；走天坛的墙下，"无竞渡俗，亦竞游耍。"

明代中元节民间的认要娱乐活动是放河灯。如《帝京景物略》卷二载，每逢七月十五日，诸寺建盂兰盆会，夜于水次放灯，曰放河灯。此时正值暑热尚未全消、金风乍起的时节。当经过一天的闷热，夕阳西下时，城内外的各处水面上就亮起了一盏盏随波荡漾的荷花灯，千盏万盏，灿若群星，这就是明代北京民间中元节时放河灯的景象。更有那些顽皮的孩子，举着用长柄荷叶、或是镂瓜皮掏莲莲做皮的灯，结帮成群，过街穿巷，此呼彼应的唱着："荷叶灯，荷叶灶，今儿点了明儿扔"。明人之诗"万树凉生露气清，中元月上九衢明。小儿竞把青荷叶，万点银花散火城。"（庞垲：《长安杂兴效竹枝体》）

重阳节正是秋高气爽之时，也是进行秋季娱乐活动的大好时光。明代民人重阳节的主要娱乐活动就是登高、赏菊、放风筝。北京民人满载酒具、茶炉、食榼、欣欣然联袂登山，一睹如画江山，饱赏金秋的景色，曰"登高"。香山诸峰、法藏寺、显灵宫、报国寺，均系民人宦游的高山、名塔、高阁。民人在这里"赁园亭，闯坊曲，为娱耳。"

冬至节民间的娱乐活动以冰上游戏为主，因为冬至前后正是寒冷的冬季，又为农闲，所以在北方民间有从事冰上和雪上游戏的条件。民人的游乐以堆雪狮、雪人、雪山、雪灯、打滑达、打雪仗、溜冰和爬犁等项目为主要活动形式。

每年除夕之夜，明代民间民人，合家点灯熬夜，辞旧岁，迎新年"守岁"时，也要举行许多节日庆祝活动与娱乐活动。一方面是有丰富的饮食，如吃年糕、水饺、吃瓜果、饮酒等；另一方面进行各种游戏，由于是夜晚，除夕时的游戏多在室内，主要有掷骰子、玩梭哈、小儿谣、打麻将、推牌九、升官图、玩陀罗、小儿骑竹马、老鹰抓小鸡、打滑达等等。这些游戏因地因俗也有不同，并融进了许多地方的特点。

总之，明代民间年节的游艺娱乐活动较之以往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民间年节的各种形式的文化游艺娱乐活动，基本上沿袭了古老的传统的方式方法，但又有时代发展特色，融进了许多新的内容，从而使得传统、古老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内容更加充实，且日臻丰满。二是与宫廷帝王的年节娱乐活动相比，民间年节的娱乐活动，不仅内容丰富多采，而且形式多样，生动活泼，不拘一格，是一项名符其实的文化娱乐活动。尽管因时因地因俗，各地年节文化娱乐活动的内容形式有多寡或相异的区别，并融进了许多地方文化活动具有较为浓厚的宗教与迷信色彩。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改造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民间年节文化的发展成熟，节日活动的礼仪性、娱乐性日益突出，是明代民间年节娱乐文化活动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十一、社会陋习劣俗伴随明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城镇商品经济繁荣的同时，在明代城镇文化中也相应出现了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文化畸变。如迷信、嫖娼、妓女、赌博、流氓地棍、无赖、帮党、盗贼、争讼、健讼等社会陋习劣俗。在宗教势力发达之地以及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着原始社会血族复仇的遗留形式民间械斗的野蛮陋俗。这些社会陋习劣俗，直接渗透、影响并腐蚀着社会的政治、文化艺术，污染着社会风俗，在政治机构、文化生活乃至经济交往、人际关系和社会治安方面，无不留下痕迹，构成了明代社会文明中一个纷杂污秽的变态系列。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些陋俗劣习，在整个明代社会习俗发展中，并不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

（一）民间争讼、健讼与械斗在明代社会习俗中，民间争讼、健讼与械斗的陋习劣俗在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从其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负作用看，汉族地区的各种争讼健讼以及械斗对整个社会习俗所产生的影响较大。如在浙江永康县，健讼之风尤甚。"民间稍失意则讼，讼必求胜，不胜必翻。讼之所争微，而枝蔓相牵，为讼者累十数事不止。"每当越诉"会城，人持数词，于巡院则曰豪强，于盐院则曰兴贩，于戎院则曰理侵，于藩司则曰侵欺，于臬司则曰人命强盗，于水道通则曰淤塞。随所在编投之，惟凯准理，即设虚坐诬不恤，而被讼者且破家矣。"又如民间的阴鸷狡黠之辈，上不能通经学，下不能安田亩，以其聪明试于刀笔，"捏轻为重，饰无为有，一被笼络，牢不可出。凡健讼者为害，皆此辈尸之也。人有指斥其恶者，即以他词中之。即有司且有拘制上下，莫之谁何者矣！是曰起灭。"而且城中的揭保户，与讼家为地邻，每偏相佐佑。"至是陈禀以乱是非，或伺而遮之，俾其情不得上达。稍与抗则结众殴辱之。使负屈而去。故人家有事，必重贿揭保之桀黠者以为羽翼。盖未至于庭，而所费固已不赀，贫弱每因此受重困，是曰扛帮"①。

九江之讼，至无情者惟盗与杀。"讼杀者必令其负尸而验之，市人及邑门，郊人及郭门，验弗逾日弗委任。验伤与陈牒合，则理之，虚而不合，则存其词而籍之，以证再讼，令之职也。其讼盗也，本窃而词以劫者；未窃而词以劫者；舍盗而指其雠者；与盗通而诬人以货者；捕之与盗市者；捕之噬人者；告盗而与盗解而以自息者；公举盗而以为私者；保往盗而以为私者，不可枚举"②。彰德府民性更是"健武喜讼"③。

吴地之人不但健讼，而且讼师最多，多由衣冠子弟充任。讼师还分等第高下，最高者称"状元"，最低者为"大麦"。"然不但状元以此道获厚利，成家业，即大麦者亦以三寸不律足衣食，赡俯仰，从无有落莫饥饿死者。"由此可见吴人健讼的大概④。

①　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十二。

②　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十二。

③　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十二。

④　徐复祚：《花当阁坐谈》卷三。

在徽州地区，民俗健讼、争讼事件频繁发生，争讼范围极为广泛，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举凡地土山林、婚姻继子、风水墓地、主佃、主仆关系等，无不都在争讼之列。而由于宗族势力、地主、商人、缙绅、自耕农、佃家、佃仆甚至赌徒无赖等社会各色人等的参与和卷入，则又使得争讼的内容和表现更加复杂纷纭丰常多彩，争讼的处理程序与结果也更加离奇莫测，由于处理不当，有的争讼还演变为宗族争讼，是诉诸宗族之间的械斗得以解决的。如浓厚的风水观念，使得徽州地区的"势家贪吉谋葬"，佃仆盗葬之风盛行，从而引发出争讼频繁，累年不解的社会积弊，助长了争强好斗健讼风习。所谓"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其时构争结讼，强半为此"①。明末歙县知县傅岩记录了徽人竞争风水酿成大狱的事实："徽尚风水，争竞侵占，累讼不休。如洪包、方惟一等多案，结而复起，历年未已"②，以致"祖坟荫木之争，辄成大狱"③。歙县棠木越鲍文玉之父曾因"遭家仆盗葬事，讦讼不休，"后虽"得直而家以不倾"④，实在可悲。而一旦强宗大族之间发生争竞风水的盗葬之事时，很可能又会使个体的争讼演变为宗族争讼，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宗族械斗的发生。如嘉靖八年休宁茗洲吴氏宗族后山一眼"吉穴"为吾潭江氏看中并扬言"于清明日至我后山葬柩。"吴氏强宗不甘示弱，立即"集百人剑挺至门上，族子弟亦肄以待"。一场为争夺坟山的宗族械斗即将发生，所幸孚溪李质先等调解，方使这起宗族械斗得以避免①。风水争讼之风及其危害由此可见一斑②。

在福建宗族势力发达的地区，地域内的家族共利，由乡族组织控制地方事务和协调各家族之间的比较和谐的关系，这只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福建民间家族外部关系的一个方面。而在另一个方面，割据性的家族制度具有很强的排他性，特别是为了争夺对于地方社会的控制权，家族与家族之间，乡族与乡族之间相互欺凌、相互对抗的情况也处处可见。如兴化一带，"为巨族、为小姓、为强房、为弱房、。。仙游小姓畏大姓甚于畏官。其畏之奈何？一朝之忿，呼者四应，直至剑及寝门，车及蒲胥之势"③。漳州一带，"强凌弱，众暴寡，福建下四府皆然。诏安小族附近大族，田园种植，须得大族人为看管，方保无虞。其利或十而取一，或十三而取一，名曰包总。否则强抢偷窃，敢怒不敢言"④。特别是自明代中叶以后，福建民间各家族纷纷建立家族武装、团练乡兵，使得许多家族间的矛盾向武装对抗升级。导致家族间的武装械斗事件频频发生，成为福建地区尤其是漳州、泉州两府的一个非常特异而又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同安马巷厅一带："民皆聚族而居，习尚嚣凌，以强欺弱，以众暴寡，睚眦之仇，动辄列械互斗。。。地方官员下乡查办，明知其敝于斗案，完结之后，其命案不得不以缉凶了事。甚者需造累年斗杀，并不报官为之清理，只得延请公正绅耆

①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一，《泛叶寄·故老杂记》。

②　傅岩：《歙纪》卷九，《纪谳语》。

③　民国《歙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

④　歙县《棠木越鲍氏宣忠堂支谱》卷二十一，《鲍君文玉传》。

①　吴子玉：《茗洲吴氏家记》卷十，《社会记》。

②　参见卞利《明中叶以来徽州争讼和民俗健讼问题探论》，《明史研究》第3　辑。③　陈盛韶：《问俗录》卷三，仙游县。

④　陈盛韶：《问俗录》卷四，诏安县。

往为调处，则计两造所伤人命，照数准抵，多则赏以银钱，名曰赔补，每名多则百余千，少亦数十串。其钱或出于本乡之匀摊，或出公亲之赔垫。。。遇民无不以斗为乐，踊跃从事，转辗报复，数世不休，性命伤残死而无悔。（马巷）厅属弹丸之地，查历年斗案共有三十余起，每起百十名至数十名不等。经年累岁，愈积愈多，思欲逐案清理完属无从措手，此械斗之难治也。"①福建的家族械斗，其起因是多种多样的，归结起来，大体可分为观念的和权益的两大因素。许多械斗，往往是由于某些鸡毛蒜皮的意气之忿，而酿成大动干戈。在仙游西乡一些地方，家族与家族之间本无太大冲突，但偶因某个族人与外人发生冲突，双方家族互不相让，遂成械斗，"一个成仇，举族为之拦路，酿成朋殴巨案"②。还有一些家族的械斗，纯粹是出于历史上的积怨，后代子孙并不知道其所以然，平时也无明显的利害冲突，但每年定期举行械斗如同约定仪式。似以上这些械斗，主要是从维护家族的荣誉这一观念出发的③。在家族制度十分严密、血缘观念十分浓厚的福建民间，人们普遍认为家族的荣誉受到损害是不能容忍的，即使是很微小的事情，只要有损于家族的荣誉，每个族人都应挺身而出，不得苟且。

福建家族械斗的另一起因是由于地方权益的争夺，特别是经济利益的争夺，在械斗事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各个家族为了获得生产资料和活动空间，大多采用实力占有的方式。这种习俗，实际上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以至民国时期。在中国财产私有权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利用家族的力量来占夺土地、山场、滩涂便成了一种很有效的手段。于是，福建民间的家族械斗往往成了家族、乡族间争夺经济利益的一种解决办法。那些经常在械斗中取得经济利益的强宗大族，固然意识到加强家族势力的必要性，即使是小姓弱族，亦无不意识到团结抗争的必要性，所谓"小姓积怨既久，乃集群小姓以与之敌"①。家族间的对抗进一步深化。

这样，福建家族外部关系的两个方面，即与一些家族和谐相处而与另一些家族对抗械斗的关系，使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福建民间各个家族之间的关系处于十分错综复杂的局面。友好的家族间固然可以患难相处，而对抗械斗的家族间也可以各自寻找自己的同盟，多族联合，愈演愈烈。如泉州府，"郡府械斗最为恶习，有大小族会、东西佛会，勾结数十姓，蔓延数十乡"②。兴化一带，则有著名的乌白旗大械斗，延续百余年之久。"兴化乌白旗之始，起于仙游洋寨村与溪里村械斗。洋寨村有张大帝庙，村人执庙中黑旗领斗获胜；溪里村有天后庙，村人遂执庙中黑旗领斗亦胜。由是二村械斗，常分执黑白旗，各近小村附之，渐及德化、大田、莆田、南安等处，一旗皆万余人。"③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同姓通谱和异族联姓的现象相当普遍。如漳泉一带，

①　和荣春：《桐轩案牍》，马巷厅任内。

②　陈盛韶：《问俗录》卷三，仙游县。

③　清末申翰周的《闽竹村词--咏械斗》有句："两姓相争严伍阵，拼将人命作妆场。"注云："两方械斗，认族不认亲，虽翁婿甥舅，相持不让。及死伤多人，始罢战议和，双方推除死者人数外，按名给恤了事，并不报官，各亲串仍往来吊唁。"

①　陈盛韶：《问俗录》卷三，仙游县。

②　《温陵风土纪要》。

③　施鸿保：《闽杂记》卷七，乌白旗。

械斗各方，有"以海为姓"、"以同为姓"者，即大姓中有李姓、苏姓、庄姓，合为包姓。各小姓信杂姓，则合为齐姓。"其初，大姓欺压小姓，小姓又联合众姓为一姓以抗之。从前以包为姓，以齐为姓，近日又有以同为姓，以海为姓，以万为姓。"④福建家族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也影响到民间的通婚选择。由于聚族而居的传统，福建居民本村、本族通婚的现象十分罕见。家族的男子婚娶与女子的出嫁，都必须与外村、外姓发生关系。因此，民间的通婚受到家族外部关系的影响十分明显。那些和谐相处并在御敌械斗中结盟的乡族，往往又用通婚的形式以结世好。而在那些世相仇杀的家族中，相互通婚的比例相当少，甚至完全没有。如泉州府惠安北部的十三都，这里陈、吴二大姓长年械斗不已。在械斗激烈的年代里，陈、吴二姓通婚的现象几乎断绝；在相对缓和的年代里，偶尔有通婚的现象，但妇女在家族中的地位，一般都比来自其他姓氏的妇女要低一些。特别是当械斗再起时，这些妇女是很受歧视的。相反，邻村的潘氏家族与陈姓交好，双方通婚的现象十分普遍，家族里的妇女辈非姑即姨，致使在这两个姓氏所供奉的神祇中，竟有一尊"姑妈"偶像。姑妈姓陈，据云是先辈中隐氏女出嫁潘氏，后来羽化成仙，造福陈、潘二姓，于是陈、潘二姓每年均有迎姑妈回娘家的迎神赛会活动。再如闽西连城雾阁四堡的邹氏、马氏两个族姓，自明代中叶以来同心经营雕版印刷业而闻名。由于共同的地缘关系和经济上的联系，二姓关系十分密切。我们现在看到民国时期修纂的《邹氏族谱》和《马氏族谱》，其中各类人物传记中有涉及配偶者，竟有一半以上是马、邹二姓的联姻。这种友好关系延续了300多年。总之，福建家族的外部关系，是以家族的声誉和利益作为最高准则的。

不同的家族根据自身不同的传统和利益，在社会上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乡族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是非道德标准，阶级阵线的划分，往往被严重地冲淡了。

福建家族间的对抗与械斗，固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反映了家族制度的愚昧性和落后性，然而，它对于加强家族内部的团结，维护家族对于地方社会的控制权，却有着强烈的现实效果。家族与外部的抗争、械斗，不论是出自意气面子，或是出自经济利益，它都使族人感觉到家族势力对于自身安全和权益的庇护，感受到家族存在对于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一旦族人与外族发生冲突，整个家族齐心协力，一致对外。如云："乃通族之羞，非一人私愤，其公费等钱，除养子孙外，照依派盐丁数均出，如有恃顽不出者，会众同取。"①"事关通族，将历年所积羡余公动公用，不敷就族上、中、下丁协鸠济公；或族人罹外侮者，公同出力，若分心异视，通族摒弃之，。。能捍大患，御大侮，保全子姓，通族倚重祀之，显有功也。"②这种共御"外侮"的观念，大大强化了族人的内聚力，同时对于加强本家族在地方社会的控制权力，都能收到强烈的效果③。

此外，在广东广西的珠江三角洲地带，少数民族的黎族、彝族、傈僳族、壮族、瑶族等民族风俗中，也程度不同存在着械斗、争讼的陋习，并对各自④　据庄吉发《清代天地会起源考》，转引《宫中档》，刘师恕折。

①　《浔海施氏族谱》天部，族约。

②　惠安《骆氏族谱》附记，倡义立字稿。

③　参见陈支平著《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支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的社会生活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

（二）赌博博戏本为民间游艺，而一当与赌结合在一起，即成为一种社会陋习恶俗，一种公害。赌博在中国起源颇早，在明代社会中也存在着赌博这种丑恶变态现象。参予赌博活动者涉及明代社会各阶层，从士大夫到社会的最低层流氓丐帮，无不为之。如张亮采著《中国风俗史》说"明代万历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间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叶，始行马吊之戏，而明末的朝士，若江南、山东，几乎无人不为，几有穷日尽明，继以腊烛，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的态势。再如南方淮阳的丐帮""大抵游手赌博之辈，不事生产"，专以赌博为生计①。如吴地《崇明县志·风俗》云："烟赌危害尤烈。。赌则旧用叶子、枭卢、排九诸戏、妇女戏牙牌。近又名目繁兴，博尤豪恣，村市无赖，倚庇土豪、保甲，公然聚赌，商贾农夫辍业以嬉。。而绅士且或溺焉"。《太仓州志·风土》谓："近则绅士俨为窝主，习不知非，乡镇倚庇，衙差公然聚赌，以至私枭、光蛋，百十成群，开场纵博；农人辍来以喜，遂至抗租倾产；又有游手无赖，于秋间设局为斗蟋蟀之戏，谓之开插，以纸花为筹标决胜负；冬则易为斗鹌鹑，谓之开圈，与赌无异。"赌博的形式、名目众多，方式各异，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换花样。据文献记载，诸如叶子戏、骨牌、马吊牌、麻将牌、压宝、博弈（围棋、象棋）以及斗鸡、斗鸭、斗蟋蟀、斗鹌鹑、斗牛等形形色色的赌博方式，明代应有尽有，真是五花八门，别出心裁。如《常昭合志稿·风俗》说此地"习尚好赌，遂至无处不赌，无日不赌，而各市镇尤多。"《太仓州志·风土》云："赌博之害已久，旧用纸牌，有十各、花和、百劳诸名目，更易为骨牌、掷骰及压宝，最后为麻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风俗》："俗之恶有三：一曰赌。昔年亦赌，而今更甚，他邑亦赌，而此更盛。游湖、打牌，下至蹴毬、跌钱，无非赌，而掷骰压宝更甚。"其结果是"富者贫，贫者冻馁，病狂丧心，不死不休，是皆窝赌者勾引藏匿，为祸烈也"。《嘉定县志·风俗》云："害民之事，曰花鼓戏、曰博场。博有斗牌、有摇宝、有斗蟋蟀、斗鹌鹑，千百输赢。。乡镇茶坊大半赌场也。"可见赌风流行之广、之烈。因为赌博可使人品行变坏，丧尽天良，荒废本业，荡费家资，"输极无聊，掳卖人口，谋财劫杀"，斗殴由此而生、争讼由此而起，盗贼由此而多，匪类由此而聚，所以它对社会风俗的淳朴、人伦教化、社会安定以及民人生活是严重的危害。明人张应俞著《杜骗新书》、《引赌骗》类，有"危言激人引再赌"、"装公子套妓脱赌"、"好赌反落人术中"三文，便用具体生动的例子，述说了三位赌徒因嗜好赌博而落得荡尽家资的悲残情景。如"危言激人引再赌"篇说道："张士升，莒溪人，膏粱子弟也。父致万金，均分于士升兄弟，田园膏腴，坐享成业，一旦父卒，时初行万历钱，被棍徒引其赌博。彼富豪雏子，惟见场中饮酒豪敌，可轻狂快意，那知财帛当惜？不数月间，输去银数百两，尚欣欣喜赌，未肯休也。"结果他不听友人规劝，被赌徒激言引诱，再入赌场，中人圈套，赌了一月，终至于尽赌倾家，于此可见赌博的祸烈①。

①　谢肇淛：《五杂俎》卷五。

①　张应俞：《杜骗新书》，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随着明代赌博业的泛滥成灾，明代还出现了赌博业的秘密语，如明代妓院中隐语称赌为"拽条"；明代江湖切口谓赌客为跳生、浑是胆或珠履三千，输为伤手，赢为上手等等。

（三）嫖娼宿妓明代社会除了盛行占卜、巫术、迷信职业和赌博欺骗行为更为加剧外，嫖娼宿妓现象的蔓延滋长，亦是一种令人瞩目的社会陋习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娼妓是古代东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病态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的娼妓制度，在秦汉以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明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娼妓这一社会丑恶现象更形发展。在洪武、永乐年间，官妓制度较为盛行，它是唐宋以来官妓制度的顺延。官妓的来源为"罪犯"、元人俘虏的妻女和忠于建文帝的诸忠臣的妻女和亲戚。她们主要分布在南京（金陵）城内外的南市、北市以及聚宝门外的来宾等16　楼。明代中期取缔了官妓，这是我国娼妓史上的一大变革，从此以后，娼妓完全由私人经营。同时，明政府严禁官员出入妓院狎妓宿娼，情节严重的，"罢职不叙"（《菽园杂记》）、如《野获编》载，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巡按湖广御史赵伦与"乐妇通奸"，事发被夺职，戍边辽东。尽管有此禁令严法，但当时的地方官吏以及以宰相之尊而挟技侑酒者却大有人在。迄嘉靖、万历以后，皇帝倦于勤政，而官员士大夫则陶情花柳，前期的禁令已形同虚设，仅存一纸空文。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意识的抬头，一方面冲破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有其进步意义，另方面纵欲思想的产生，客观上促使享乐糜烂生活风气的发展。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以南京、北京为中心，大同、扬州等地的娼妓也大量发展起来，至有娼妓遍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也有之。谢肇淛《五杂俎》云："今时（指万历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燕都妓品·叙》中云："燕赵佳人，颜美如玉。盖自古艳之。矧帝都建鼎，于今为盛。而南人风致，又复袭染熏陶，其艳宜惊天下无疑。万历丁酉庚子间，其妖冶已极。"《梅圃余谈》说："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遝。"以上两条是指全国各地和北京娼妓的盛况而言的。

对扬州娼妓（即市妓）的盛况，张岱在《陶庵梦忆》卷四云："广陵二十四桥风月，邗沟尚存其意。巷故九，凡周旋折旋于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之。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导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沫薰绕，出巷口，倚徙盘礡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综合文献而知，明代娼妓最盛之城当推南京。钱谦益在《金陵社夕诗序》中说："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并接着对南京的娼妓和冶游的情况分为四个时期作了概括描述。他认为，弘正之间，为"风流孔长"时期，嘉靖中年始盛，万历初年再盛，万历末则极盛也。余怀的《板桥杂记》则详述了南京妓院的格局规模和冶游盛况。称南京妓女分为三等，分布于南市、珠市和旧院三个区域："南京者，卑屑妓所居；珠市间有殊色；若旧院则南曲名姬、上厅行首皆在焉。""妓家分别门户，争妍献媚，斗胜夸奇。凌晨则卯酒淫淫，兰汤艳艳，衣香一园。亭午乃兰花茉莉，沉水甲煎，馨闻数里。入夜而擫笛。。筝，梨园搬演，声彻九霄。"而且这时明代还出现了许多名妓，如陈圆圆、董小婉、柳如是、李香君、顾媚之流。她们崇尚文学艺术。如寇白门能度曲，擅长画兰，粗知拈韵，能吟诗；李十娘性嗜洁，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爱文人才士；顾媚通文史，善画兰，追马守真，而姿容过之。她们居住的房屋清洁幽雅。如顾媚家有眉楼绮窗绣帘，牙签玉轴，堆列几案，瑶琴锦瑟，陈设左右，香烟缭绕，檐马丁当；董白仰慕吴门山水，徙居半塘，小筑河滨，竹篱茅舍，经其处者，时间咏歌声。而且，她们注重风貌。明代对于娼妓的"色"是很看重的。唐宋时期主要以"艺"为主要欣赏内容的风气，此时也逐渐转向单重色相。上述为高级妓女，还有大量的是低级妓女。当时出现的"私窠子"，即不隶属官府，"家居而卖奸者"，还有"窑子"，即皇城内外娼肆林立，外城小民度日困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而私设的娼窝，室中开窗洞开，选择向路边屋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体居中，就是这种糜烂社会风气下的产物。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明代当妓女作为一特殊的阶层而活跃于社会舞台上的时候，男人（指狎客）就开始了对他们的欣赏与研究，尤其是随着私妓（即市妓）的兴起，她们以开放的姿态面向整个都市社会之后，男人（狎客）不仅加强了对妓女的欣赏和研究，而且对于男人如何嫖妓也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探研。《明代嫖经》就是在私妓狂颠发展，花榜（指高级嫖客评品某个妓女的定语）非常盛行的背景下出现的。开设花榜的目的，实际上包含有引导男子如何择妓而嫖的意图。但是，他们的研究视野一般还停留在妓女的外貌特征、风情趣味上，而《明代嫖经》则已深入到妓女的心理习性，开始展开对她们作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它是基于男人嫖妓经验的理论总结，因而它不但成了古代嫖界的指南，而且反映了明代士人和妓女的心态和扭曲的价值取向。

《明代嫖经》的基本内容，现在还全部保存在明朱元亮辑注、清张梦征汇选的《青楼韵语》一书中，全书共四卷，收有《嫖经》的原文，并逐条附有注释等。《嫖经》究为明代何人而作，尚不得而知。其基本内容，虽然大部分是关于男子如何嫖妓的原则、方式、技巧以及注意事项等，但其中也有一些可取的观点。首先他们认为，妓女和嫖客同样是人，她们也同样具有人的爱欲与情感。《嫖经》首条说："男女虽异，爱欲则同；男贪女美，女慕男贤。""年渐深而情渐密，乃是真心"，"久浓方有实意"，"贫能周患能济，乃是情人"等等。其次，他们同情妓女受龟鸨压迫与剥削的悲残命运和他们不得不向嫖客卖笑索钱的生活处境，甚至认为有些妓女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乃至虚情假意、弄巧作奸，也是事出有因，迫不得已的。如《嫖经》第110　条说："须是片时称子建（才），不可一日无邓通（钱）。""子弟钱如粪土，粉头情若鬼神。""夸己有情，是设挣家之计；说娘无状，须施索钞之方。"尤为可贵的是，《嫖经》及其注释者认识到，妓女的矫情恶习，并非出自她们的本性，而是因为"鸨子创家，威逼佳人生巧计；撅丁爱钞，势摧妓子弄奸心"。也即为"妓女之巧计奸心，非由性生，皆威逼势催习成耳"。因此，男子嫖妓时，付钱允物，均要适度得体，"频允物，担雪填井；不使钱，掩耳盗铃"。再次，《嫖经》作者还对妓女的职业心理种种表现进行了分析，认为妓女"抱枕昼眠，非伤春即病酒；挑灯夜坐，不候约便思人"。"约以明朝，定知有客；问乎昨夜，决对无人"。同时告诫嫖客应尊重妓女的人格，"事要乘机，言当中节"，即使她们有忤于你，也应予宽容、谅解，不必过于认真。此外，中国古代的男色迄明代也有抬头的趋势，明代的皇帝、官吏、儒生、市儿好男者也不乏其人。晚明时期，更有和尚娶妻蓄妾狎妓的，他们宣称什么"酒色财气，不碍提路"，公然纵欲享乐。这可能是受了晚期纵欲时风的影响，但他们的口号和行为又反过来为晚明的纵欲思潮盛行不无影响①。由于明代社会有大量的娼妓存在，所以也出现了记录娼妓欲语的专门书籍。如明"风月友"辑《金陵六院市语》以及《六院汇选江湖方语》、《行院声嗽》等，即为当朝娼妓行业兴盛的产物。

（四）氓棍聚殴流氓地棍暴行无道、胡作非为聚众斗殴扰乱社会安定，败坏风俗也是明代社会的主要危害和丑恶现象之一。流氓地棍（也称无赖阶层）的势力在嘉靖、万历以后发展到空前的膨胀而猖獗一时，活动区域主要在经济生活较为繁荣、商品经济发达的南北城镇地区，且大都以权贵、地主、豪绅、地方恶霸为靠山，社会背景复杂。他们人数众多，以团伙性活动为主，有自己的组织、号令、各有活动范围与地盘。如有的以所纠党徒人数作为绰号名称，像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三地煞；有的以手中的武器为绰号，像棒椎、壁柴、槁子等。这些人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破坏性意识强烈，"犯科扞罔"，横行市井，"赌博酣醟，告讦打抢，闾左言之，六月寒心，城中不之，日暮尘起。"（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真是明火执杖，无所不为，为害一方。如万历初年，北京城内有个流氓团伙，"结义十弟兄，号称十虎"，横行各城地方，作恶多端，这个团体的头子韩朝臣，竟是锦衣卫的成员（郑钦《伯仲谏台疏草》卷下）。在南方的杭州城内外，流氓"结党联联，内推一人为首"，显然也是有组织的（《杭州府志》卷十九）。万历年间，苏州还出了专门打人的流氓地棍组织"打行"，又名"撞六市"，"分别某处某班，肆行强横"，"一人有不逞，则呼类共为抨抶，不残伤人不已"。他们打人有特殊伎俩，或击胸肋，或击腰背、下腹、中伤各有期限，或3月死，或5月死，或10月死、1年死，"刻期不爽也"（范守已《曲洧新闻》卷三）。其头目，有绰号"一条龙"的胡龙、绰号"地扁蛇"的朱观，他们"嗜枪如饴，走险若鹜"，均系松江打行的班头。（佚名《民抄董宦事实》）在明末清初，天下大乱之际，"打行"更是趁乱而起，在江南胡作非为，"小者呼鸡逐犬，大则借交报仇，自四以至肘腋皆是也"（沈蔡《紫堤村志》）。

流氓地棍的活动五花八门，概言之主要以打、抢、诈、骗为主。打：动辄无端拳脚相加，甚至使出闷棍抢劫，是流氓地痞无赖的惯用伎俩。如杭州的流氓，一遇到人命案件，就视之为奇货。或冒充死者亲属，或强作伪证，横索事主酒食财物。"稍不厌足，公行殴辱，善良被其破家者，俱可指数"①。抢：在明代的江南，有"假人命、真抢掳"之谣。这是因为，一些流氓无赖、刁顽好讼之徒"平时见■羸老病之人"，藏人密室，以为奇货可居，然后找巨家富室，为了寻衅挑起事端，将藏于密室者杀死，却反诬是富家所为，打

①　参见王书奴编著《中国娼妓史》，三联书店1988年版；武舟著《中国妓女生活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①　陈善等修：《杭州府志》卷十九，《风俗》。

着索要人命，讨还血债的幌子，纠集其党"乌合游手无籍数百人，先至其家，打抢一空，然后鸣之公庭，善良受毒，已非一朝矣。"②嘉靖中叶，北京城中的流氓，甚至趁俺答入寇，京师危急之际，妄图大肆抢劫。史载"明京城诸恶少凶徒，往往群聚，言内外文武大臣家积金银数百万，虏即近城，我等放火抢诸大臣家"③。讹：讹诈、耍无赖。此为小股单个活动的流氓，经常采用的故伎。如有的流氓与其妻串通做成圈套，勾引别人上当，名曰"扎火囤"，又名"仙人跳"。骗：招摇撞骗、拐卖人口，是流氓的惯技。如有的曾跑到一位名陈嗣初的太史家，自称是宋朝诗人林和靖的十世孙，这位太史请他读林和靖的传记，读至"终身不娶，无子"，此人顿时语塞。太史大笑，口占一绝以赠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后代有孙儿。想君别是闲花草，未必孤山梅树枝。"④这真为绝妙的讽刺。前述的淮阳丐帮，骗拐幼女，罪恶罄竹难书。他们善骗术，"果饼内置药，幼儿女食之，哑不能言，即抱入舟，浮舟他去，人不得其踪迹。幼女长大，美者淫之，卖弃得高价。其丑者或瞎其目，或断其手指，教以丐话行乞焉。乞所得不如数，痛责甚惨。"①如此丧尽天良的虐行，令人发指。甚至有的流氓团伙还染指所在城镇的经济领域，导致种种欺骗、坑害顾客的行径迭相发生。如出售制造假银、卖假药、假酒等卑劣行为即是。此外，明代的流氓意识还渗透到文化领域，伪造文物、古董、编造家谱等现象十分突出，其对社会的危害是不容低估的②。

②　许白昌：　《樗斋漫录》卷十二。

③　郑晓：《今言》卷四。

④　焦竑：《玉堂丛话》卷八。

①　李乐：《见闻杂记》卷十。

②　参见王春瑜《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社会学研究》1991年3　期。十二、结语一个时代的习俗，既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事象，也是该时代的社会群体行为。具体而论，习俗，系指社会的礼仪习尚与民风世俗。其礼仪习尚多由社会上层统治集团因制遵礼而习其仪，以示尊崇，以明教化；至于民风世俗，则纯属社会下层民人，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行为规制与世风时尚。习俗的形成、沿袭、发展与演变，不仅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使之然，而且是衡定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与文明状况的重要标志。

通观明代社会习俗的沿革与变更，且由此剖析社会发展的种种因由，再用"天崩地解"四字来概括其时代风貌、人心向背、世风趋势与历史走向，当不为过。然而，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时代，毕竟创造过社会高度的文明，展现过封建时代历史的最后的辉煌，这其中，社会习俗的形成与沿袭，则起着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和社会教化"文明之师"的积极作用。至明中叶以后，政治的腐败与经济的繁荣，恰似一对"虎兄豹弟"的孪生兄弟，既矛盾又共存，既交相作用又互为浸袭。致使世风大变，人心不古。新的社会群体的形成与习俗风尚、价值观念的奇特，则加速了社会的突变。因此，这一时期社会习俗的发展与演变，对旧制度"大厦"起着"助爆器"和新时代"先行之师"的双重作用。这一切，又为后来清代社会重建、整合提供了前车之鉴，成为最好的"无言之师"。

（一）习俗与社会政治在明代社会习俗的形成、沿袭、发展与演变过程中，政治（包括统治者、执政者、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等）自始至终起着重要的先导作用。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鉴于明亡的惨痛教训，痛定思痛，对有明一代习俗的演变与政治的关联作了全面深入探讨，将之分为春、夏、秋、冬四季予以评论，他说："国家厚泽深仁，重熙累洽，盖綦隆矣。于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绩，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诚哉一时之三代也！岂特宋太平、唐贞观、汉景文哉。诈伪未萌，讦争未起，纷华未染，靡汰未臻，则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

"驯至正德、嘉靖初，则稍异矣：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已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正以前之时也。"

"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滑侵牟。于是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干戈矣，纷华有波流矣，靡汰有邱壑矣，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

"迄今三十余年，则敻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享受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于是鬼蜮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①有识之士顾炎武对明代社会风俗习尚的变迁及其因由的论见，当属切中时弊、切中要害的精当之论。同时，它也向人们展示和透露出时代社会习俗与政治之间，确属存在着主从关系、先导作用，其具体表现是：其一，明代社会习俗演变的全过程，恰似一面时代的"镜子"，它不但可以照出人间的世态百象和陈习市俗，而且可以分辨该时代政治之清浊，识别社会之进（步）退（颓）。明代前、中期社会，政治较为清正廉洁，故世风民俗朴实崇俭，整个社会充满生机与上升气象，这即是它的"春""夏"时期；然而，中后、后期因政治渐趋腐败，故世风民俗尚奢崇侈，整个社会人欲横流、浮华不实，这即是它的"秋""冬"时期。春夏播种良莠不齐，加之管理弊陋丛生，终于导致秋冬苦果的丰收与王朝生机的枯灭。

其二，再就明代的民风世俗走向而论，由淳渐变转奢尚浮的过程，则与明代政治上的尚清正→渐冗繁→变苛剥→竞侵夺的趋势相叠合、一致。同时，政治上的趋变则对于民风世俗的走向，起着先决与导向作用。

其三，"上行下效"、"官习民染"、"世风民尚"等习俗演化特点，于此也体现得最为清楚。"诈伪未萌，讦争未起"，本因于朝廷"催科不扰"、"盗贼不生"之故；而"纷华未染，靡汰未臻"，更缘于"妇人纺绩，男子桑篷"，臧获服劳，民安其业，"家给人足"。至于后来出现"贫者十人而九""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悲惨景象和贪风残尚，追根溯源，则是由于朝廷官府"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滑侵牟"，对民人的侵夺与权贵奸吏首倡聚敛所致。政治的"本"不清，习俗的"标"当然难治。

其四，习俗的变化更与政治观念、时代主潮有密切关联，后者实则对前者起着"导"化作用。明代前期，统治者及其官僚群体，居安思危，务实崇俭，励精图治，因此，名臣辈出，功将争战，赏罚分明。到中后期，统治者守成不足，随阉党宦奸之"浊"波而"流"疏于朝廷政务，正德皇帝沽酒开店营利，武宗嬉游，熹宗深宫木作取乐，致使整个社会人心涣散、是非颠倒，官吏结党营私、阳奉阴违。小民无权，对社会国家无望，只得以物欲的追求，满足心理的空虚；以僭越违制的行为来争获社会的认同与个性的存在。故习俗的演变确如上述世人所论，实属当然。

（二）习俗与社会经济明代习俗的演变与社会经济发展、繁荣、衰败相始终。具体而论，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则对风尚习俗的演变有制约作用。即社会经济的总体水平对消费风尚有"制动"作用；而生产科技的状况，则又对生产、贸易和祭祀习俗的变革，起着约定俗成的作用。明人对此有颇多极有见地的论述：明人何良俊说："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歙县志·风土论》。

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人，已六七分去农。"①明人唐锦说："唐制，六品以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庶人房舍，不得过三间四架，不得辄施妆饰。宋制：庶人屋舍，许五架一间两厦而已。其朱漆梁柱窗牖者，亦在所禁。我朝庶人亦许三间五架，已当唐之六品官矣。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辄大为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浇风日滋，良可慨也！"②明人何乔远说："岁冬日，郡举行乡饮礼"，"吾先大父致政家居，宾客往来，粗疏四五品，加一肉，大烹矣。木席团坐，酌共一陶，呼曰陶同知。子弟身供洒扫，捧壶把盏，侍左右不去。今士大夫家，宾飨逾百物，金玉美器，舞姬俊儿，喧杂弦管矣。其子弟亦贵骄，视父兄蔑如也。"③从这些世人感慨之论中，可以看出：其一，以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言，明代社会习俗的演变，恰似一把"尺子"，既可衡量各个时期经济发展速度的高低，也可以度出其整个时代综合国力的水准。起初冬至祭礼，众多族人只能"木席团坐，酌共一陶"，宾客交往宴筵，粗疏四五品佳肴，外加一肉，便认为是"大烹"，已很满足，就是因为整个经济发展水准不高之故；而到明后期"庶人屋舍"居然"朱漆梁柱窗牖"，且"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皆因"江南富翁"聚财有道之故，而社会经济的繁荣，也为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越分"条件。

其二，明代社会习俗的演变，恰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相悖反。经济的繁荣，导致了部分地区、部分阶层的"先富"；而消费观念的变化、社会离农人员的增加、城市的繁荣与多种行业的兴起，更刺激了社会习俗的畸变。结果社会经济未上新的"正路"，而奢侈消费先行却最终成为社会经济成果的"耗散剂"。

其三，封建经济制度的衰老、剥削的强化、社会财产分配的不公，非但导致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加速，而且使得寄生性消费的大涨、经济投资的不足、再生产的停滞。社会"民不堪命"，不乐为农，"游手之人"的大增，助长了奢风的日炽，也折射出封建经济的江河日下、"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末势。

其四，"嘉靖时，南贾富"①民不安其业，是缘因经济发展商业繁荣所致，它更表明社会经济新因素幼芽欲破土而出之前的"萌动"。消费习尚的改观，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的状况，则为封建经济基础的瓦解，作了最好的"催化"。

（三）习俗与社会文化在明代习俗的衍化、变革中，社会文化自始至终发挥着"潜移"的作用。具体而言，社会文化的特定人文环境，决定着人们习俗的潜在意识；而文化的价值心态与取向的变异，更加速和促成了"移"风"易"俗的流变。而对明代世人前后期诸种心态的变化、世风的淳良与刁滑实况以及由此导引的种

①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钞三。

②　唐锦：《龙江梦余录》卷四。

③　何乔远：《名山藏·货殖记》。

①　孙之騄：《二申野录》卷四。

种结果，明人曾有不少痛心疾首的论叙，如：明代有一长者言曰："正、嘉以前，南部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呫哗、帖括、授徒、下帷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倡优、耽博弈、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纴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娼妓、交结姏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①明人伍袁萃说："闻之长老；吾乡自正德以前，风俗醇厚。而近则浇漓甚矣！大都强凌弱，众暴寡；小人欺君子，后辈侮先达。礼义相让之风邈矣！又有势家豪族，宗党奴隶，横行闾闬\，如狼如虎，炰烋搏噬，小民无以自存，缙绅间亦不免。适乐土乎？歌苌楚乎？噫！"②明人范濂说："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自古慨之矣。吾松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兼之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牧竖村翁，竟为硕鼠；田姑野媪，悉变妖狐，伦教荡然，纲常已矣。居间提笔，且噱且嗔。余始为诸生时，见朋辈戴桥梁绒线巾，春元戴金线巾，缙绅戴忠靖巾。自后以为烦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复变为唐巾、晋巾、汉巾、褊巾。丙戍（1586年）以来皆用不唐不晋之巾，两边玉屏花一对，而少年貌美如犀玉者，奇簪贯发。骔巾始于丁卯（1567年）以后，其制渐高，今又渐盈"③。

明人顾起远说："《潜夫论·浮侈篇》云："今京师（即洛阳）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近日留都（即南京）风尚往往如此。奢僭之俗在闾左，富户甚于缙绅，诵此论之言，可为太息"①。明人这些感伤叹息及忧心忡忡复杂心态的表露，则向人们展示：其一，以明代社会文化发展状况而言，明代习俗恰似一把"钥匙"，它既可打开文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源头之奥秘；又可开启民俗文化事象流变的底蕴。明后期民间"奇闻叠出""新事百端"的文化事象，则源于"风俗自淳而趋于薄"。至于嘉、隆以降，豪门贵室的"导奢导淫"的文化价值取向，更使得民间小人欺君子，后辈侮先达，礼仪相让之风"日邈"，"伦教荡然，纲常已矣"，世风习俗为之大变。

其二，明代习俗的演变则与社会文化发展繁荣相始终，且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前期礼乐文化的兴盛、理学的成就，以及明中后期市民文化的繁荣均表明此点。而究其因，前期则缘于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中后期市民文化的繁荣则基于新兴市民社会群体的出现与对俗文化的需求、呼唤。富贾新贵们在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上支撑，对这一文化事象的产生，起着重要作用。市民群体的闲暇文化的心态、多元价值取向，则又为之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市场。如："三言"、"二拍"、《金瓶梅》等文学名著的出现，以及

①　顾廷元：《客座赘语》卷一。

②　伍袁萃：《漫录评正》卷三。

③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

①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

市民文学的兴盛便是这一成就的具体展示。更为重要的是，市民阶层的惊世骇俗的世风习尚、鲜衣美食的僭越行为，被城乡民人趋之若鹜、争相仿效，以致出现"少年貌美如犀玉者，奇簪贯发"的事象，便不足为奇了。

其三，明代中后期世风的变化，更源于社会文化心态、价值观念的巨变。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失落、物质利益的巨大诱惑、市民阶层的奇风异俗与示范，均使得民人，再不甘于"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唯一的判断人物事象的标准；而以"求田问舍"、"营声利、畜伎乐"为荣，以求自身一家、一族、一门之实惠，而竟以"呫哗、贴括、授徒、下帷"为常，进行人事公关经营、感情投资，冀图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社会的认可，即是如此。（四）习俗与社会发展总观明代习俗的变化，则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具体而论，即习俗风尚的演变，尽管是部分地区、部分社会阶层与民众的行为，但它却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起着推动作用，即推进社会旧制度、旧伦理、旧传统的崩解，同时，又助动社会新因素的萌芽与新风尚的树立。明代《松窗梦语》一书的著者张瀚，对于明中后期东南地区社会风习的巨变而对整个社会的震动与影响之间的内在联系，有过贴切、生动、全面的评估，他说："语云："相沿为风，相染成俗。"第习俗相沿久远，愚民渐染既深，自非豪杰之卓然自信，安能变而更之。今两都若神京侈糜极矣。金陵自太祖更始，犹有俭朴之遗。至于诸省会，余所历览，率质陋无华，甚至纤啬；即藜藿不充，何暇致饰以炫耳目。吾杭终有宋余风，迨今侈靡日甚。余感悼脉脉，思欲挽之，其道无由，因记以训后人。"①"秦少游云："杭俗工巧，差质朴而尚靡丽，颇事佛。"今去少游世数百年；而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已无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若事佛之谨，则斋供僧徒，装饰神像，虽贫者不吝捐金，而富室祈褥忏悔，诵经说法，即千百金可以立致，不之计也。"①"东坡谓其民老死不识兵革，四时游情之人，乐为优俳。二三十年间，富贵家出金帛、制服饰器具、列笙歌鼓吹，至十余人为队，搬演传奇，好事者竞为淫丽之词，转相唱和。一郡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日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②"《县志纪闻》云："杭虽华美富丽之区，独士人咸以清慎相饬属，其或逾溢不检，庸孺亦得嗤之。"世之远者吾不知也，余所闻先达高风，如沈亚卿省斋、钱都宪江楼，皆身殁未几，故庐已属他姓。至如近者一二巨姓，虽位臻崇秩。后人踵事奢华，增构屋宇、园亭，穷极壮丽，今其第宅皆新主矣。此余所目睹，安有如江楼、省斋者？"③"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代变

①　张瀚：《松窗梦语》卷八。

①　张瀚：《松窗梦语》卷八。

②　张瀚：《松窗梦语》卷八。

③　张瀚：《松窗梦语》卷八。

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惟皇后王妃始得为服，命妇礼冠四品以上用金事件；五品以上用纻丝绫罗；六品以下用绫罗缎绢，皆有限制。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④张瀚这些论述，给人们的启示是：其一，以明代社会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状况而言，习俗恰似一种"报警器"、"安全阀"，通过它，既可知社会之安危，又可以观其人心，察其世象。明代后期，不仅"两都若神京侈靡极矣"，更为可怕的是"愚民渐染既深"，致使张瀚"思欲挽之"，且"感悼脉脉"，回天乏术，可见他已深感社会习俗的"警报器"早已报警了。

其二，明代中后期社会发展出现"天崩"，系指整个社会在习俗上，社会凝聚力涣散，人心的向背较之前代大为改向，部分地区人们见利忘义、见奢鄙简，从而使得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行为，均受到市民、新贾、豪富的挑战；竟连皇帝的权威意识也大为下降。如士民服饰，"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而行，可是，"代变风移"的结果，"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且公然巡行街市，民人不以僭越违制为愧。确实有"无法无天"的种种世象了。

其三，明代中后期社会发展所出现的"地解"事象，在习俗上的表现是，小民不安旧有生业，部分地区，民人或离乡背井，或另谋生业，社会秩序不能继续照旧维持，王朝也不能照旧统治。"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以农为本业的传统社会结构开始瓦解了，这就必然引起社会的动荡，而王朝旧有统治的"地基"更加动摇。

其四，明代习俗的演变，还透视出中后期社会的种种"危象"："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日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可见人们对封建法制、法规的藐视。这恰似一声声"报警"之声传来，然而统治者却仍耽于宴乐、荒于朝政。结果，封建王朝大厦将倾，确系必然。当然民人竞相奢侈、崇尚浮华，追求物欲，满足身心之物欲淫欲，也仅是全国局部地区的事象；同时，社会的新因素也不过于稚弱。大多数地区，封建统治仍继续维持，呈现出"垂而不死，病入膏肓，却体而未僵"的状态。足见是旧时代的"危象"早有，而新时代的"曙光"却仍遥遥难望。

明代 第077卷 明代科技史

【本卷提要】

明代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时期，传统科学在这一时期开始衰退，传统技术则走向顶峰，农学和医药学也有长足的发展，而西方科技的传入揭开了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序幕。

本书系统、深入地叙述了中国这一时期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化工、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业科技、医药学、矿冶技术、建筑、造船、陶瓷、火器和漆器等众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叙述了阿拉伯天文学和欧洲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本书以大量原始文献和考古新材料为基础，并广泛吸取今人的研究成果，着重叙述了科技本身的发展，而且探讨了制约和促进科技发展的因素，以及科技进步对社会的影响。

④　张瀚：《松窗梦语》卷八。

一、明代科技概述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了蒙古贵族的统治，建立起汉族封建统治的明王朝。

朱元璋一面实行集权统治，一面又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和自己统治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生产和经济的政策。

1。垦荒。朱元璋否定一部分旧贵族和旧地主的地权，规定垦荒得地，即许以为永业。同时，在新的垦荒过程中，进一步限制土地兼并。

2。水利建设。朱元璋在建业初期便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在中央专设有营田司，主管全国的屯田水利事宜。建国后，为全面发展水利事业，屡下明诏，规定各地官吏，凡遇百姓提出水利建设的建议，都必须及时报告。据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的统计，当时全国府县共开塘堰40987　处，河4162　条，陂渠堤岸5048　处。

3。培植和发展农村林副业及经济作物。早在建国前两年，朱元璋即下令：凡农民有田5亩至10亩者，必须栽种桑、麻、木棉各半亩，10亩以上的按比例加倍，不种桑者，罚绢1　匹，不种棉麻者罚棉麻各1　匹。洪武元年（1368年）又将此法推广到全国。

4。鼓励商品的交换与流通。朱元璋规定除茶盐和某些军用物资统由官府控制贸易外，其余物品均允许各民族间互通有无。

5。发展工商业。改变元朝手工业奴隶的身份，使世袭的手工业者除定期轮流应役外，大部分可以自己制造手工业产品在市场出售。这些政策在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成效。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中叶在一些区域和一些部门明显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如东南沿海一带的主要手工业部门--纺织、冶铁、造船、造纸、制瓷等。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制造技术在明代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成祖至宣宗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其船舶制造、航海技术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在冶金、纺织、制瓷、园林建筑等方面，我国当时在世界上也保持着领先的地位。

明朝末年，西方耶稣会士为传教需要来到中国，他们用西方科学技术作为敲门砖来打开在中国传教的大门。虽然其教义未在中国普遍传播，但他们所带来的科技却给中国科技和思想文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数学（一）数学发展的阶段特征数学史家杜石然先生将明代数学按年代先后为序，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大约100年。

1。第一阶段入明之后，由明朝政府主持的最重要的学术工作，当推《永乐大典》的编辑。此书完全是根据永乐皇帝的意愿编辑的。永乐六年（1408年）书成，共22937　卷，11095　册。全书均系手抄本，无刊本。后世流传者即仅有嘉靖年间另抄的一个副本。

《永乐大典》自明万历年间即开始残缺，但清修《四库全书》时，戴震等人仍从中辑出古算经若干种，可见《永乐大典》于清初时大部尚在，可惜1900年庚子之役，大部散佚。60年代初，中华书局从世界各地搜集到残本约800　卷，影印刊行。

《永乐大典》中有关的数学条目，大都集中于"事韵"、"算"字之下，原有36　卷，现被影印者为仅存的16343-16344　卷（现藏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据各方资料分析，"算"字条下各册，内容系采自以下各书：属于汉唐"十部算书"者有《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五经算术》七种；属于宋元算书者有《数书九章》、《益古演段》、《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乘除通变本末》、《田亩比类乘除捷法》、《续古摘奇算法》、《透帘细草》、《丁巨算法》、《革象新书》、《锦囊启蒙》、《算法全能集》、《详明算法》等；属于明初算书者仅有一种即《通原算法》，但其内容十分浅显。《永乐大典》所收算书情况表明：在明朝初年，古代的《算经十书》和宋元时代的各种算书，还不能说已经失传。但是《大典》只有抄本而无刻本，其编纂本意是供皇帝御览而不是用于流传。因此《大典》虽然收入了许多算书，但并不能说明这些算书在明初都是一般人可以读得到的。当时，要想读到这么些算书似乎非常困难。

以《九章算术》为例，大约到了明王朝建立后的百年左右，就已经很难见得到了。吴敬寻访多年之后才获得一部《九章算术》的手抄本。至于宋元算书，除杨辉所著各种实用算术书籍仍然流行于世外，其余的宋元诸大家，如秦九韶、李冶、朱世杰等人的著作，则很少见有问津者。程大位在其所著《算法统宗》一书附录有"算学源流"，给出了历代算书名单，其中关于宋元算书，秦九韶和朱世杰的著作均未列入。

以上情况说明自明初到15世纪中叶期间，中国古代汉唐《十书》和宋元算书大都处于衰废状态。

2。第二阶段到了15世纪中叶，恰好是在1450年（景泰元年），吴敬出版了他自己编著的《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它是仅存的最早的刻本算书。全书卷首是"乘除开方起例"，之后按《九章算术》的体例并以《九章》的章名命名各章，全书所收问题分"古问"（即采用《九章》等书原有的问题）、"比类"、"诗词"（诗词体例的数学问题）等等。值得指出的是：从体例和全书的整体思想上讲，《大全》仍然继承了以《九章》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数学的传统，即以政府管理上所需要的实用数学为主要内容。关于宋元时代的成就，如天元术、四元术、内插法、级数求和等内容，《大全》均未涉及。而关于开方、开立方、开高次方，吴敬所用的只是利用"开方作法本源"的"立成释锁法"而不用比较先进的"增乘开方法"。书中有很多民间商业数学方面的内容，杨辉算书和朱世杰《算学启蒙》等算书所开创的方向，在吴敬书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这对程大位所著《算法统宗》以及明中叶以后的数学著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除上述吴敬所著《九章算法比类大全》之外，还出现下述一些算书。

现仅有抄本传世的《通证古今算学宝鉴》（王文素，自序于1524年）。

有刻本传世的《勾股算术》（1533年）、《测圆海镜分类释术》（1550年）、《弧矢算术》（1552年）、《测圆算术》（1553年），以上均为顾应祥所著。《勾股六论》，是与顾应祥同时代的唐顺之所著。有抄本传世的《神道大编历宗算会》（周述学，1558年）。

上述所列顾应祥所著各书涉及宋元算书内容较多。据顾应祥《勾股算术》序中的自述：他"自幼性好数学，然无师传，。。又得《周髀》及《四元玉鉴》"，在《测圆海镜分类释术》序中说"晚得荆川唐太守（即唐顺之）所录《测圆海镜》一书"等等，可知像顾、唐这样的高级官吏曾经搜求并研究过宋元算书。可惜的是顾、唐等人对宋元数学中的成就，如天元术几乎完全不理解。由于他自己没有学通，就把天元术有关的内容删去了。宋元数学成就至此已不绝者仅如一线，几乎就成为绝学了。

3。第三阶段在此后直至明亡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即从16世纪中叶至1644年），在数学史上发生了必须提到的两件事。其一是珠算盘广泛被利用，另一就是西方数学开始传入我国。

珠算盘产生于元末，在朱世杰《算学启蒙》（1303年）中可以看到当时已经完成了乘除法的口诀化。入明以后，在吴敬《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和王文素《通证古今算学宝鉴》二书中，虽然没有出现关于珠算盘的明确记载，但都记述了一些似乎只能是在珠算运算中才可能出现的算法。在流传至今的算书中，最早记述了珠算并附有算盘插图的刊本算书是《盘珠算法》（徐心鲁，1573年）。此外还有《数学通轨》（柯尚迁，1578年）、《算学新说》（朱载堉，1584年）、《盘法指南》（黄龙吟，1604年）等书。

在许多关于珠算术的算书中，程大位所著的《算法统宗》（1592年）是最重要的。许多珠算书籍的出现，特别是《算法统宗》受到的欢迎，标志着到明末珠算已广泛流行，中国古代的筹算终于被珠算所代替。珠算盘这种便于使用、便于携带，其算法程序化和口诀化了的简便计算工具，直至今日，依然被我国人民广泛应用着。由于珠算术的发展，筹算和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天元术、四元术、高次方程和方程组的数值解法等宋元数学的诸多成就便进一步被人们遗忘和衰废了。在程大位的《算法统宗》中虽然也引用了"开方作法本源"，但程大位却注明"此图虽吴氏《九章》内有，自平方至五乘方，却不云如何作用，注释不明"，可见程大位对吴敬书中载录的"立成释锁法"也已经不通用了。

与珠算术流行的同时，在明末，伴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早期活动，西方的数学知识也开始传入我国。最早传入的数学知识，大都集中在徐光启等人所编的《崇祯历书》和李之藻所编的《天学初函》之中。详细情况见本书有关中外交流章节。

（二）《一鸿算法》1。作者及成书年代《一鸿算法》四卷，余楷撰，1585年刊印完成。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该书早已失传。最近，李迪先生发现明代原刊本并进行了研究。该书是一部珠算书，有大量诗歌和口诀，还有形式不同于程大位《算法统宗》所载的"丈量步车"和"制车"等新内容。

2。主要内容及其贡献全书主要由歌诀与算题构成，歌诀有"歌"、"诀"和"法"三种形式，共36　首，多数都无韵。卷一有算题49　道，卷二有23　道，卷三有36　道，共108　道，卷四因体例不同无算题。所有算题除两道外均以"今有"开头，每题都有"答"和"法"。一般是先歌后题，有些地方有解释和说明，这是明代数学著作一种较普遍的风格。

全书内容浅显，系一种普及性读物。该书的发现给明代数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一鸿算法》卷二"度之章"主要讲述余楷本人参加田亩丈量和各种形状田亩面积计算问题。开头是一首"丈量田地歌"，接下去有一长段小注性文字，就是记述他受命进行丈量一事。

特别重要的是，余楷在书中记录了两种当时使用的丈量工具--制绳和制车。制绳也称丈绳，每一丈做一记号。"制车"与《算法统宗》所记之"丈量步车"制法虽不同，但原理完全一样，都是卷尺。"丈量步车"用篾做绳，而制车则用麻绳。制绳可以独立使用，而主要是用在制车上。其制车方法是：用围长1　尺、干长4　尺的竹子，上半段留下1.5　尺左右，中间从两面锯下，使成通槽形，即所谓"灯笼架样"。再从未锯下的两侧面中间穿上一根带摇柄的铁轴。把长1.5　尺的6　片竹篾穿于通槽内铁轴上，"为纺车形"。皮绳绕于其上，起"收放皮绳"的作用。在将竹子锯成通槽形时于前面留一齿，高、宽各1.5　寸，中凿一方孔，安装一管状滑溜，使皮绳从中顺利通过。在滑溜的下方，把竹筒削成像手掌宽那样的柄，以便插于地上。

显然，余楷的制车较原始，不如《算法统宗》内之丈量步车成熟。在前后相差六七年的两部书里记有不全相同的丈量工具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万历初年为适应全国田亩丈量的需要，数学家们都在研究既省工又能提高工作效率的丈量工具。

（三）《算法统宗》1。概述《新编直指算法统宗》十七卷及首篇一卷（1592年），程大位著。它流传广泛，对明末以至清代民间数学知识的普及与中国古算知识的继承均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该书系"参会诸家之法，附以一得之愚，纂集成编"。以整体而言，卷三至卷十二即方田至勾股诸卷为主体，以示统宗于《九章算术》，冠以算学常识与珠算知识，附以难题杂法等项。尽管某些内容不无重复，仍不失条理清楚。

2。学术价值据李兆华先生研究，该书中的新意，有下列各点：丈量步车　卷三载有"新制丈量步车图"，图后有说，图文结合说明其构造及尺寸。所谓丈量步车类似今之皮卷尺，是一种量田工具。其主要零件包括一个木框架、一个木转轮、一条竹篾以及提把儿、摇把儿、钻脚。竹篾易于舒卷，摇把儿与木转轮为固定联接，转动摇把儿即可将竹篾缠绕于木转轮外周。木框架与木转轮由摇把儿联接，兼有束服竹篾的作用。竹篾上依步分厘制刻划长度单位："篾上逐寸写字。每寸为二厘，二寸为四，三寸为六，四寸为八，不必厘字。五寸为一分，自一分至九分俱用分字。五尺为一步，依次而增至三十步以上或四十步以下可止。"因五尺为一步，故五寸为一分，半寸为一厘或即一寸为二厘。如以此步车量得方田边长为若干步分厘，自乘，以亩法二百四十步除之，则迳得方田积为若干亩分厘。古代量田常用弓，每弓五尺。其形制见诸《算法全能集》卷上。步车较之弓，方便而准确，这是进了一步。

截两成斤歌　卷四衡法节的截两成斤歌给出斤下带两诸数相加的简便方法。歌由"一退十五，二退十四"至"十五退一"共十五句口诀组成。程氏说："观算盘梁子上二子为十，梁之下五子，共有十五两。论一斤该数十六两，欠一两。故曰一退十五以成一斤。"据该书说，当时斤下带两之诸数相加，法各不一，或者用斤两口诀将诸零两数化为十进小数相加，或者于斤数下隔位置零两数相加而后除以十六。此二法皆不如程氏此法迳得相加结果若干斤若干两。从进位制角度言之，程法同时进行两种进位制加法：斤以上逢十进一，零两数逢十六进一。

珠算归除开立方法　此法见于卷六。珠算归除开方（包括平方、立方）是相对于较早出现的珠算商除开方而言，皆属于《九章算术》开方系统而非增乘开方系统。至于《算学新说》（1584年）所载开立方法乃是一种简化的珠算商除开立方法而不是珠算归除开立方法。此外，《算法统宗》卷六还介绍了珠算归除开平方法并在卷一"开平方法"一节说明"今新增归除开方而法之便矣。"然而，珠算归除开平方法已见于《算学新说》，故事实上已不属新增。

珠算开带从诸乘方　卷六"带从开平方法"一节所述带从开平方，减积开平方，"长阔相和歌"一节减从开平方，"开带从立方"节带从开立方，开三乘方；卷七"环田截积歌"一节所述带从开三乘方，皆属珠算开诸乘方及带从诸乘方最早的记载，为研究筹算开方法到珠算开方法的演变提供了原始资料。

（四）《算法纂要》1。撰者目的程大位在出版了《算法统宗》后六年，又编辑《算法纂要》（1598年）

一书刊行。程大位编辑此书的目的有下面三个方面：为了便于初学者：程大位刊行《算法统宗》后，感到其内容庞杂，卷帙浩繁，初学者尚不便使用，故将《统宗》删其繁芜，揭其要领，编成此书。《纂要》全书共64　个条目，其中取自《统宗》的有56　条。

为使珠算广为应用：《算法统宗》包括了当时的各种数学知识，珠算只是做为计算工具来介绍的。全书共十七卷，介绍珠算的只有两卷，仅占一小部分。但是，当时广大群众，特别是商业人员，并不一定要求掌握高深的数学知识，比如方程、勾股之类，而最需要的是将珠算学到手，以便日常应用。所以编辑一部以珠算为主，附以应用数学知识，简明扼要的算法书是非常需要的。程大位编辑《纂要》的目的就是满足这方面的需要。《纂要》共四卷，论珠算的就有两卷多。特别是从第四卷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出程大位有意突出了珠算。

为了抵制坊间刻本错误的不良影响：程大位在《算法纂要·识语》中说："万历壬辰，余编算法统宗四本，。。明年癸巳，书坊射利，将版翻刻。图象字义均讹，致误后学"。程大位看到这种"致误后学"的情况，甚为愤慨，一方面声明"买者须从本铺原版，方不差谬"，以免上当外，另一方面便采取积极措施，就是编辑是书出版，以抵制坊间刻本的不良影响。

2。基本特点和作用李培业先生认为：《纂要》除采自《统宗》者外，也增加了少量内容。

一种是新增条目，如"数名释义"；一种是增加一些例题，如"异乘同除"条增加两题，乘法题内增加了"五个山头五只虎"的趣味题，"物不知总"中增加两题，"一掌金"中增加一题。

从全书选材看，《统宗》共有条目290　个（包括108　个难题），《纂要》取录59　条，只占全书的百分之二十多。其中总论部分（基本算法）原书57条，选取38　条；方田章原书12　条，选取10　条，这两部分所选最多。其余粟米章选3　条，衰分章选2　条，商功章选3　条，少广章选1　条，都是极少数。盈朒、方程、勾股各章，未选一题。从这里可以看出《纂要》是偏重于基本算法介绍及为解决日常计算问题而编写的。

程大位在编《算法纂要》时，并非只做《统宗》的摘编工作，而是以《详明算法》为蓝本进行选材，是继承了《详明算法》这一类型算书的优良风格的。宋杨辉《日用算法》、贾亨《算法全能集》、何平子《详明算法》的题目称"日用型"，《算法纂要》即属于"日用型"。

"日用型"算书除基本算法外，大多包括以下项目：异乘同除、就物抽分、差分、贵贱差分、斤秤问题、堆垛、盘量仓库、丈量田亩和土方计算。"日用型"算书在民间普及珠算及初等数学知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它的内容少、适用性强，以讲述珠算为主，因而易于为广大群众接受，便于在民间广为流传。所以，这种类型的算书，实际上成为明、清时代民众的数学启蒙读物。《算法纂要》虽因某种原因流传不广，但它的编辑目的及内容，仍然被继承了下来，其他多种同类著作的出版，发展了这一编排体系。

（五）珠算的发展与普及1。珠算的起源和发展元代民间已流行珠算，但士大夫们还沿用传统的筹算。元代的算书，都用筹算，即其证明。到了明代，珠算和筹算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应用珠算的人越来越多，筹算所占领域逐渐缩小，最后终于让位于珠算。这一过程是逐步演变的。如明代初期刊印的《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儿童读物，既绘算盘，又绘算筹。明代中期的算书，如吴敬的《九章详注比类算法大全》和王文素的《通证古今算学宝鉴》中加减乘除用珠算，开平方、立方用筹算。明代晚期的读物如《金瓶梅》和《警世通言》等等，则只提珠算，不言筹算了。明代后期的书如《盘珠算法》、《数学通轨》、《算法统宗》、《算法纂要》、《算学新说》等等，已完全采用珠算。这时期的珠算，显然已取代筹算了。《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和《新编对相四言》是看图识字的儿童读物，四字一句，图文对照。书中刊有算盘图，此书是至今发现绘有算盘图的最早的图书。书中把算盘同骰子并列，这说明算盘在明初是民间通行的算具，而不是陌生的新事物。书中既绘有算盘，又绘有算筹，这说明算筹在明初社会上还存在，算盘和算筹两者还同时并存。

《金瓶梅》卷首有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观海道人序，据此推定是嘉靖年间编成。这部小说的第八十二回"汤来保欺主肆风狂"中有"匹手夺过算盘"一语。《警世通言》卷二十二中有："宋金写算精通，。。唤他去掌算盘"数语。《黄山迷夹竹桃》一书中有："这一遍算盘，真为小阿姐打不转来"数语。明刊本《金瓶梅》的"西门庆官作生涯"一回所插绸缎店图，柜上有算盘一具；明刊本《占花魁》的"秃涎"一回所插小酒店图，柜上也有算盘一具。这说明明代各种店铺广泛使用算盘。

传本《鲁班木经》卷二著录算盘的规格是："一尺二寸长，四寸二分大。框六分厚，九分大，起碗底。线上二子，一寸一分；线下五子，三寸一分。长短大小，看子而做。"传本《鲁班木经》大约永乐十九年（1421年）以后刊行。

《鲁班木经》所述算盘规格："线上二子，一寸一分；线下五子，三寸一分"，恰等于"四寸二分大"，显然没有横梁，如果有梁，则宽度不止四寸二分。又因为有"线上、线下"的说法，因此算史研究者对《鲁班木经》的算盘是否有横梁，有种种推测。

2。重要珠算著作及作者历代珠算家的身世和事略，史书《艺文志》和《畴人传》中大都记载不详或者残缺。现依据有关资料，将明代珠算家的身世和事略及其著作，简要介绍如下。

吴敬，《九章详注比类算法大全》首卷目录和乘除开方起例，一卷方田，二卷粟米，三卷衰分，四卷少广，五卷商功，六卷均输，七卷盈朒，八卷方程，九卷勾股，十卷开方。一卷至十卷，每卷首述"古问"，次"比类"（类推应用题），再次"诗词"。

《九章详注比类算法大全》首次著录珠算加减的上法、退法口诀，称为"起五诀"、"成十诀"、"破五诀"、"破十诀"。

王文素，字尚彬，明成化年间山西汾州人，生卒年月不详。成化年间自山西文林跟随父亲经商于真定的饶阳，就在那里定居。王文素喜欢研究算学。收集了宋代杨辉、明代杜文高、夏源泽、金来朋等诸家的算书，加以研究。他花了30年时间，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编成《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四十一卷，时年已60。由于无力刻印，因此四百多年来各收藏家和公私书目，都没有著录。1935年左右北平图书馆于旧书店发现此书手抄本，才以善本珍藏，至今为海内孤本。《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四十一卷（自序作四十二卷），原分12　本（今订成六册），内容以传统的九章为范围，但推演广泛，项目较多。

此书卷一也同吴敬《九章详注比类算法大全》一样，著录珠算加减法的"起五诀"、"成十诀"、"破五诀"、"破十诀"，虽然没有明言珠算，但乘除用"盘中定位数"（卷一），"众九相乘"条（卷五）明白指出计算工具是算盘。

徐心鲁，籍贯和生卒年月不详。据《盘珠算法》书前题"徐氏心鲁订正"，知徐心鲁在"闽建书林"订正《盘珠算法》。此书没有序、跋，成书的经过不详。《盘珠算法》在中国已失传，日本内阁文库藏有一部。此书是刊有算盘图、并以盘式对照口诀说明算法的最早的珠算书。算盘梁上一珠，梁下五珠。

柯尚迁，福建长乐下屿人，生卒年月不详。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

贡生，任京师（今河北省）的邢台县丞，曾撰著《数学通轨》。《数学通轨》的成书早于程大位著的《算法统宗》。此书卷首的"初定算盘图式"是十三档梁上二珠、梁下五珠的算盘。按照柯尚迁此书的序文，知此书由三部分组成，其一是"学算须知"，包括：数原、上法、退法、九九歌诀，九归总歌。其二是"归除诠要"，包括：因、乘、归除、金蝉除、九归、定身除、归除法、乘法等。其三是"九章释例"，将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盈朒、方程、勾股各举例说明解法。其中"学算须知"中有"习数法语"十条，与《通证古今算学宝鉴》中的"学算总诀"完全相同。《数学通轨》中的"九归歌诀"、"撞归诀"同吴敬、王文素算书的两种归法歌诀相同，只是吴、王二氏算书中对归除的有归无除，仅提处理方法，还没有"起一还原"口诀。《数学通轨》已提出"起一还原"口诀，称为"还原法语"，同程大位《算法统宗》所载一致。

徐心鲁订正的《盘珠算法》在万历元年刊印，柯尚迁《数学通轨》成书仅后五年。两人一是福建人，一在福建作书，所采用"上法退法口诀"、"留头乘口诀"、"九归诀"、"归除法诀"，都是一致的，大约是万历年间福建流行的口诀。《数学通轨》的水平高于《盘珠算法》。

由于《数学通轨》一书明清两代没有在社会上流传，因而在珠算界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在日本的情况就不同。此书在日本流传很广，如高桥织之助的《算话拾■集》就引用《数学通轨》的序文。

程大位，在万历二十六年又编印《算法纂要》一书。

朱载堉，于万历十二年撰成《算学新说》，万历三十一年才刻完。此书介绍归除开平方、开立方方法，用八十一档大算盘，以求十二律。主要是为律吕服务的算书；所求平方根、立方根多至二十四、五位。

黄龙吟，名嘘云（字龙吟），四川新都县人。著《新镌易明捷径算法指南》，此书明万历三十二年刊行。《新镌易明捷径算法指南》是珠算书，书中所刊算盘图是梁上一珠，梁下五珠，与《盘珠算法》的算盘图相同。但此书说明，算盘每行七珠，上梁二珠，下梁五珠，可见梁上少刻一珠。所录"九归总念"、"乘法歌诀"（留头乘）、"归除歌"（包括撞归起）同现在通行的歌诀一致，只是"隔位乘法"（指相乘二数的次位为零的乘算，如508×203，306×105　等题）与传统的"隔位乘"性质不同。此书把除数次位为零的除法（如6.426÷102　和34.17÷705），称为"隔位归除法"，通行的珠算书中没有这个名称。书中著录的"金蝉退壳法"，只用一进一除，每次得商为1，与徐心鲁订正的《盘珠算法》的"二字算"类似，是"金蝉退壳法"中的原始方法。

三、物理学（一）电、磁学知识1。电的知识大气总是带电的。在一般情况下，大气电场比较微弱，不足以引起放电发光。而在雷雨天，大气电场相当强，当局部场强达到空气击穿电位差时，就会放电发光。闪电就是这样形成的，它发生在云内、云际、云空和云地之间。

据戴念祖先生研究，在明代有关雷电的记载中，不仅有一般的线状闪电，而且还有比较罕见的联珠状闪电和球状闪电。明代张居正（1528-1582年）曾记载过这种现象："嘉靖丙寅（1566年）年四月□日，天微雨，忽有流火如球，其色绿，后有小火点随之，从雨中冉冉腾过予宅，坠于厨房水缸之中，其光如月，厨中人惊视之，遂不见。"（《张文忠公全集·文集第十一》）这种现象的确是使人惊奇的。其实，它就是同时出现的球状闪电和联珠状闪电。张居正记下了火球的颜色、大小、形状、出现的时间和定性的漂移速度，观察和记录都很细致。

在古代关于雷电成因的各种解释中，以明代刘基（1311-1375年）的解释较好。他说："雷者，天气之郁而激而发也。阳气困于阴，必迫，迫极而迸，迸而声为雷，光为电，犹火之出炮也；而物之当之者，柔必穿，刚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激人，而人之死者适逢之也。"（《诚意伯文集》卷四）这种坚持科学反对迷信的解释可以看作近代大气电学诞生的先声。

古代中国人关于摩擦起电现象的发现就象磁学一样多。

琥珀与玳瑁　琥珀是一种透明的树脂化石，属非晶态物质。玳瑁是一种类似龟一样的海生爬行动物，其甲壳也叫玳瑁。在我国古代，关于琥珀和玳瑁的名称并不统一。琥珀，又写作虎魄、虎珀。玳瑁也写作瑇瑁或瑇瑂。关于琥珀和玳瑁的静电现象有许多记载：明代李时珍（1518-1593年）认为，"琥珀拾芥，如草芥，即禾草也。雷氏言拾芥子，误矣。"（《本草纲目》卷37）芥子比草芥之类稍重，只要静电力足够大，也会被琥珀拾起。因此，雷敩之言并不误。应当指出，雷敩用布摩擦琥珀比前人用手摩擦前进了一大步。肯定是以布摩擦琥珀的静电力要大于以手摩擦琥珀的静电力，因此，雷敩发现了琥珀能吸引比草芥重的芥子的现象。

毛皮、丝绸和其他　除了琥珀和玳瑁以外，我国古代还有许多关于毛皮和其他物质的静电现象的记述。这些现象之被发现，是由于静电火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明代的张居正详细地记述了一种静电现象："凡貂裘及绮丽之服皆有光。余每于冬月盛寒时，衣上常有火光，振之迸炸有声，如花火之状。人以为皮裘丽服温暖，外为寒气所逼，故搏击而有光。理或当尔。"（《张文忠公全集·文集第十一》）这显然是毛皮或丝绸类的摩擦起电现象。几乎和张居正同时的都邛又描述了丝绸的摩擦起电现象："吴绫出火。吴绫为裳，暗室中力持曳，以手摩之良久，火星直出。"（《三余赘笔》）

2。航海罗经的创造我国古代用于航海的罗经，在分度上，传统的航海罗经从南宋至今只是以二十四分向为主；在形体上，面圆径小，较厚，盘的规格古今变化不多；在质料上，是油漆的木盘，制造朴素，坚固耐用。

在古代文献中，对航海罗经的具体描述始见于明宣德九年（1434年）。

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皆斩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这是著者随郑和下"西洋"回国后所记见闻。《明诗综·索里行》所记漆盘应为漆木制航海罗经。关于航海罗经针位，英国牛津图书馆所藏清初抄本《指南正法》中所绘"对座图"，就是按罗经标出台湾省高雄、澎湖和福建省沿海针位和山屿位置。

关于古代指南针在罗经中的装置，从文献资料结合对各地罗经制造作坊的考察，了解到有两大体系。一种是传统的水针，另一种是自国外传入的旱针（近代或译干针，别于水针而言）。

自南宋以来，各种罗经都采用浮针的方法。从《江苏海运全案》罗经和《指南正法》对座图绘法的一致性来看，水罗针在民间商船使用的时间下限可能晚到清道光初年。从休宁水针推论，这种罗针也是沿用传统的制法无疑。王振铎先生认为：所谓旱针，指不借助水的浮力，用一个支轴（轴针）

的尖端顶在磁针的中部，使磁针平衡旋转的装置。我们日常使用的指南针就是这一种。在欧洲航海使用这种罗经，约在十二世纪就有了。我国在元泰定（1324-1328年）时成书的《事林广记》中所记指南龟，就是支轴装置的磁石指南器，当时是用于幻术的。我国支轴指南针用在罗经上，据文献记载是从国外传入的。明隆庆四年（1570年）李豫亨《推篷寤语》说："近年吴、越、闽、广屡遭倭变，倭船尾率用旱针盘，以辨海道。获之仿其制，吴下人始多旱针盘。但其针用磁石煮制（即冶炼），气过则不灵，不若水针盘之细密也。"李豫亨为堪舆家，他在《青乌绪言》中又记从日本传入的罗经说："至嘉靖间，遭倭夷之乱，始传倭中法，以针入盘中，贴纸方位其上，不拘何方，子午必向南北，谓之旱罗盘。"嘉靖年间当1522-1566年，说明在十六世纪初期或中期，从日本传入的航海旱罗经，苏州地区曾仿造使用。这种旱针装置，是在磁针上贴纸盘，装在支轴上转动的盘式。据日本《两仪集说》，这种水母形浮动的花针盘为欧洲海舶所用。

3。武当山金顶奇观武当山是我国道教圣地之一。它位于湖北省西北部丹江口市境内，方圆八百里。其主峰天柱峰海拔1612　米，犹如金铸玉琢的宝柱，拔地而起，素以"一柱擎天"而名扬天下。天柱峰绝顶上屹立着一座光耀百里的金殿，是武当山精华所在，被誉为稀世国宝。因此，人们也把天柱峰之巅称为金顶。金顶上现存的金殿是明永乐时代的遗物。殿高5.54　米，宽4.4　米，进深3.15　米，全为铜铸鎏金。

金顶奇观中最著名的是"雷火炼殿"、"海马吐雾"和"祖师出汗"三大项奇观。

夏宗经等先生据武当山道长回忆，"雷火炼殿"之前，总是先有，"祖师出汗"奇观，接着会出现"海马吐雾"奇观。"祖师"就是金殿内称之为玄天金像的真武神铜像。每当降大雨之前，真武铜像就会像人一样热得汗流浃背。所谓"海马吐雾"，就是金殿顶上的海马铸像有时口中会吐出串串白雾，并咴咴地对天长啸。道士说，这预示着天帝将派雷公雨师前来洗炼金殿。这时，在金顶上值班的道士便赶忙从金顶上下到南天门下。不久，雷雨交加，金殿周围雷声震天，电闪撕地，无数盆大火球在金殿四周滚动激荡，使人惊心动魄。雨过天晴后，大殿黄光灿然，像被洗过一样，这就是"雷火炼殿"。道士们认为这是天帝为了保持金殿的圣洁不被污染，从而把金殿内的宝物冶炼得更加完美；如果有人在金殿内受到雷火的锻炼，也将得道而长生不死。这些奇观具有物理学的价值。

"祖师出汗"是一个物理学问题。下雨前，金殿内空气中所含水蒸汽较多，在大气压突变的影响下，过多的水汽遇冷会凝结为小水珠布满在铜质神像上，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1612　米的高山之巅山风总是很大，空气的对流往往会使这些凝结的小水珠过早蒸发。由于建造金殿时铸件精密，铆接严实，使得殿内密不透风，空气不能形成对流从而产生"祖师出汗"奇观。至今殿外山风呼啸，殿内神灯火苗一丝不摇；冬天眼看大雪就要飘入殿内，可到了门口又被顶了回去，亦可说明这一问题。

"海马吐雾"的奇观是我国古代建筑师的杰作。道教把海马神化为天马，铸塑其形象装在金殿顶上，是取"天马行空"的意思。妙就妙在这海马的内部是空的并与金殿内部相通。雷雨前，气候闷热，冷暖气流上下交替剧烈，由于日光的曝晒，金殿内部湿度很大的气体受热膨胀，便自海马口中吐出，在外界冷空气的影响下，有时会凝结为水雾，看起来就像是海马在吐雾，而那海马的长啸声，其实是上下交替的气流与海马口互相摩擦而产生的。

"雷火炼殿"奇观是自然界的雷电现象的正常反映。武当山重峦叠嶂，气候多变，异常混乱的风向使云层之间摩擦频繁而带大量电荷。金殿屹立在天柱峰之巅，是一座庞大的导电体。每当大量带电积雨云向金顶运动时，云层与金殿顶部之间形成巨大电势差，当电势差达到一定数值时，就会使空气电离，产生电弧，这就是闪电。同时，强大的电弧使周围的空气剧烈膨胀而爆炸，于是电弧发生变形而形成火球，并发出雷鸣。这就是"雷火炼殿"奇观产生的真正原因。金殿的结构，除有一正门外，别无通风之处，金殿的十二根铜柱与花岗岩地面熔为一体。放电时，如果真有人在殿内，他将受到静电屏蔽作用的保护，是十分安全的。

（二）声学知识1。普救寺塔蟾声莺莺塔原名叫普救寺舍利佛塔，坐落在山西省运城地区三角地带南端，离永济县城西北12.5　公里处峨嵋原头上的普救寺内。它与北京天坛的回音壁、河南郏县的蛤蟆音塔及四川潼南县大佛寺的石琴，是我国现存的四大回音建筑。由于莺莺塔设计独特，工艺精湛，具有特殊的声学效应，堪称世界奇塔。

该塔初建于隋唐，工制壮丽，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冬毁于地震。现存之塔是嘉靖四十三年由蒲州知州张佳胤倡导，中条山老僧明晓监修重建的。《蒲州府志》中记载："寺有社会堵坡，合砖成之，于地击石有声，若呔哈，盖空谷应响类矣。"

丁士章等先生经过测试和研究，认为上述声学效应，主要是由于莺莺塔特殊的建筑结构造成的。

莺莺塔建在三面邻坡、一面是空旷平地的峨嵋原头上，塔高36.76　米，塔周围没有高层建筑和障碍物，整个塔身和塔檐均是由质量很好的青砖建造，青砖表面还涂了一层釉料，使这些青砖的反射系数达0.95-0.98　间，是声音的良反射体。莺莺塔是四方形空筒式砖塔，这种由涂了釉的青砖建造的中空塔身，对声波起了谐振腔作用。蛙声效应是由于声音通过结构特殊的各层塔檐的反射造成的。伸出塔身外面的13　层塔檐，是由涂了釉的青砖叠涩而成的。每一层塔檐的宽度及伸出塔身外的深度和每层檐砖的叠层数各不相同，且每一层塔檐的青砖叠涩也是不均匀的，呈内凹的反曲线形状。塔檐的这种特殊结构，不仅对声波具有较好的反射作用，且对声波具有汇聚作用。由于各层塔檐呈特殊的反曲线形状，以及相互之间的科学地组合，再加上声波波长较长，因而使反射后的声波，既能向一定方向汇聚，又能在较大的空间范围内传播。击前地时的蛙声，主要是击石的声音通过塔檐的前沿部分反射形成的。击后地时的哇声，主要是声音通过塔檐的后、中部分反射后形成的。这就是"击前地，则声在塔底，击后地，则声在塔顶，前后上下，所应不同"的原因。

根据声路可逆原理，远处的声音，通过塔檐的反射后就汇聚在檐前附近。因而在塔前附近能听到远处的声音。由于13　层塔檐的反射汇聚，使在塔前的人耳接受到的声波能量大大增加，从而可听到五华里以外蒲州镇的敲锣打鼓及演唱声，戏台似在塔里。塔南坡下西厢村农民在院中和屋里的说话、猜拳、鸡叫狗吠等杂声，通过塔南各层塔檐的反射、汇聚，在塔南中轴线对称方向上的三佛洞台阶处，能清楚地听到。这就是当地人们把莺莺塔称作收音机、扩大器、窃听器的声学原理。

2。朱载堉在音律学方面的成就明代王子朱载堉（1536-1610年）是16世纪闻名的数学家和乐律学家。他于1567-1581年间在世界上首创了十二平均律及十二平均律的异径管律。

朱载堉首先确定倍黄钟律管的参数：长度2　尺，内径为其四十分之一，即分。其他各律管的长度5　与内径是分别以12 2和24 2为公比的等比数列。经戴念祖先生研究和证明，以此方法缩小管径、校正律管在理论上是完全成立的。

朱载堉在成功地以缩小管径的方法校正律管的同时，还通过种种实验发现了以缩小管长校正律管的方法。他写道："譬诸律管，虽有修短之不齐，亦有广狭之不等。先儒以为长短虽异、围径皆同，此未达之论也。今若不信，以竹或笔管制黄钟之律一样两枚，截其一枚分作两段，全律、半律各令一人吹之，声必不相合矣。此昭然可验也。又制大吕之律一样两枚，周径与黄钟同，截其一枚分作两段，全律、半律各令一人吹之，则亦不相合。而大吕半律乃与黄钟全律相合，略差不远。是知所谓半律皆下全律一律矣。"

所谓"大吕半律乃与黄钟全律相合"，即一尺长正黄钟律管在管径相同情况下，不与0.5　尺长的半黄钟管八度相应，而是与0.4719　长的半大吕相应。因此，"所谓半律皆下全律一律"。这样，八度相应的二支同径管的长度比就为：0.4719／1＝0.4719按照朱载堉的结论，任取一律的结构都是如此。如，在内径相同的情况下，倍黄钟管不与正黄钟管相应，而与正大吕相应，那么倍黄钟与正大吕的管长之比为：0.9438／2＝0.4719朱载堉所得到的另一个同径律的实验结论是："是以黄钟折半之音不能复与黄钟相应，而下黄钟一律也。他律亦然。"此处"下"的意思是往低音数。0.5　尺的半黄钟不与1　尺的正黄钟相和，而与1.0594　尺的倍应钟相应。那么，这二支同径八度相和的管长之比为：0.5／1.0594＝0.4719事实上，只要找到二支八度相和的同径管的长度比，从物理角度看，校正工作就完成了。而具体的校正数从这比数中立即可得，只要将八度相和的弦律长减去按上述比数算得的管长就可以了。例如，朱载堉定倍黄钟为标准管，已知相和管的比数，故校正为1－（2×0.4719）＝0.0562（尺）。可见，朱载堉除了发现以管径校正平均律律管的方法之外，又开创了以音高低表述的校正同径管的一般方法。

（三）力学知识1。杠杆力学问题的算法关于杠杆平衡问题，中国古籍中虽然很早即已论及，但有关此类问题的具体力学计算方法最早见于明末程大位的数学著作《算法统宗》。此后，在明清之际的数学著作，如《算法统宗释义》、《算法统宗广法》、《同文算指通编》、《数学钥》、《数度衍》和《九章录要》等书中，都讨论了用算术方法计算杠杆力学问题，不少问题还具有一定的难度，反映了明清之际中算家的力学水平。

王燮先生对《算法统宗》卷三中的两道题进行了研究：其一，"今有猪一口因无大秤，以小秤称之不起。此秤原锤重一斤十两，又加一秤锤一斤四两八钱，称之得六十七斤。问该公道正数若干？

答曰：实重一百二十斤九两六钱。

法曰：置原秤锤（二十六两）又加锤（二十两八钱）共四十六两八钱，以共称猪六十七斤乘之，得三千一百三十五斤六两为实，另以原秤锤（二十六两）为法，除之，得一百二十斤零六，乃一百二十斤实数，其六乃斤下虚数，用加六法加得九两六钱是也。"

设原锤重为W1，加锤重为W2，所称斤数为G2，猪重为G1（即"公道正数"），则程大位的算式为：G（WW＝（26　＋　20.8）26＝　120.6 111＋W G 2 2　）斤此式可用杠杆平衡原理推出。设秤杆上的物重臂为a，秤杆上每斤刻度的间距为k，则根据杠杆平衡原理，可得下列二式：G1a＝G2k（W1＋W2），G1a＝G1kW1。

消去二式中的a、k，即得程大位算式。

其二，"原秤称物八斤二两，因失去锤，今欲置锤配秤，不知轻重。另将别锤重二斤五两称之，原物只得六斤。问原锤重若干？

答曰：原锤重一斤十一两三钱。

法曰：置后锤称物六斤，以加六法通之得九十六两，以后锤三十七两乘之为实。另以原物八斤二两亦用加六通之，得一百三十两为法，除之得二十七两三钱，合问。"

设原锤重为W，物重为C，后锤重为W1，后锤所称物重为G1，秤杆上每两刻度的间距为k，物重臂为a，则程大位的算式可表为：W　＝WG27.3 1G1 37 96130＝×≈　两此式也可用杠杆平衡原理推出。据题设及杠杆平衡原理，可得下列二式：C1a＝W×Gk，C1a＝W1×G1K，消去二式中的a、k，即得程大位的算式。

在《算法统宗广法》（九卷）卷三中，傅国柱对上列《算法统宗》两道杆秤平衡题的算法作了推广，增加了下面三道算例：其一，"今有猪一口用四十六两八钱称之，得六十七斤。今以原锤称得一百二十斤九两六钱，问锤重若干？

答曰：二十六两。"

其二，"若云原锤重二十六两，称得一百二十斤零六。今以重锤称得六十七斤，问今锤重若干？

答曰：四十六两八钱。"

其三，"若云原锤重二十六两，称得一百二十斤零六。今称得锤重四十六两八钱，问称得若干？

答曰：六十七斤。"

傅国柱并在《算法统宗释义》中，进一步将上列各题的算法总结成如下通式："三千一百三十五斤六两者，原与今之同实也。故以原称斤数除，得原锤重；若以原锤重除之，则得原称斤数；若以今锤直除之，则得今称斤数；若以今称斤数除之，则得今锤重。"

设以G　原、G　今分别表示原称和今称斤数，以W　原、W　今分别表示原锤重和今锤重，以k　表示秤杆上每斤刻度数，由于秤上的物与物重臂没有变，故由杠杆平衡原理，有：kG　原×W　原＝kG　今×W　今，等式中消去k，即得傅国柱的通式：G　原×W　原＝G　今×W　今，实际上，这个通式就是杠杆平衡原理在杆秤称物问题中的具体形式。所谓"原与今之同实也"，其实正包含着原、今两种情形下力矩相等的意思。因此，傅国柱的通式在杆秤力学上是具有普遍意义的。2。水流量的计算明初徐有贞（1407-1473年）由于治水的需要，曾做过一次水流量实验。《物理小识》载："治水开支河口：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发窍，窍十者先竭。"

徐有贞在张秋（今山东省聊城县城正南）治水时需要排水，但怎样排才排的快，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浚一大沟"；另一种意见是"多开支河"。哪种意见正确一时难以判断，于是徐有贞便用实验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实验如上所述，即取两口瓮，在一口瓮的底部开一个1　平方寸的孔；在另一瓮的底部开十个1　平方分的孔。把孔都堵住，瓮里都装满水，然后同时把两瓮底的孔都打开。水从孔中下流，观察的结果是十个小孔的瓮中的水先流尽。

李迪先生认为：这个实验本身是重要而有价值的，然而结论却有问题。

主要问题有三：首先，实验的目的是解决流体动力学问题，可是实验本身却属于流体静力学性质，瓮中的水是静止的，靠垂直压力和重力的作用垂直下流。河中的水自身是流动的，与瓮中静止的水不同。假如需要排出的水是池水（即基本上不流动），则和徐有贞的实验有些类似，不同的是被排出的水是按接近水平的方向流出的。究属何种情况，记载中没有进一步交待。笔者推想，池水的可能性大些。其次，水从瓮中流出后仅在空气中通过，所受到的阻力也只是空气，阻力极小，而河流中的水或从池中流出的水都是三面与固体的河道相接，一面是空气，阻力比前者要大得多。最后，实验本身也有问题，做"窍方寸者一"、和"窍之方分者十"实验的原来目的是想判断出何者流量为大。实验中的"方寸"和"方分"应是一边分别为1　寸和1　分的正方形（实际上未必能作成规则的形状）。由大窍"方寸"变为"方分"，则面积为1　平方寸＝100　平方分，而小窍"方分者十"的总面积为10　平方分，只有大窍的十分之一。明末清初的揭暄对上引资料有一段简短的注解，说："方寸一当方寸百，十先竭，利于大沟十余倍矣"，这是没有根据的。如果两瓮都是圆柱形且水深相等，压强也相等，很显然，面积大的窍所受压力大于面积小的窍，那么"窍方寸者一"的水流速度要大于"窍之方分者十"的水流速度。

上述水流量实验虽然存在各种问题，而且也没有给出水流量的计算公式，但是通过实验研究水流量问题的做法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国第一次水流量实验，也可能是世界上较早的一次，可惜的是这种实验在我国没有继续进行。

四、化学化工（一）火药理论1。"君臣佐使"理论孟乃昌先生经过详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古代火药的理论，讲究的是君臣佐使的理论，后来又得到阴阳学说的补充，通过军事实践加以检验，在明代形成了较为定型的火药理论诠释。有关史料，见于《火龙经》、《武备志》、《天工开物》、《本草纲目》之中。

经过炼丹小试，到军事应用，再到总结出火药理论，各为数百年之久。

火药理论直到明代才出现。守拙三亭重集校本《火龙经》上卷说："是书遍采群书，精选诸品，有机括不明、运用无济者，一概删去。"可见有明一代，火药书出现过不少。宋应星说到："火药火器，今时妄想进身博官者，人人张目而道，著书以献，未必尽由实验。"（《天工开物·佳兵》）这些书，而今存者寥然，《火龙经》是佼佼者。

《火龙神书》说："火攻之药，硝、磺为君，木炭为之臣，诸毒为之佐，诸气药为之使。然必知药性之宜，斯得火攻之妙。硝性主直［直发者以硝为主］，磺性主横［横发者以磺为主］，灰性主火［火各不同，以灰为主。有箬灰、有柳灰、桦灰、葫灰之异］。性直者，主远击，硝九而磺一。性横者，主爆击，销（硝）七而硫三。青杨为灰，其性最脱（锐）；枯杉为灰，甚性尤缓；箬叶为灰，其性尤燥。"这就是朴素而完整的火药理论大纲，对于君臣佐使理论的运用，还不如炼丹家娴熟，还有许多臆想的成份。火药理论是由战争的实践总结出来的。从原文看出："君"或"主"指配合数量上的最大量成分，指火药反应中的最活性物质，指发挥实用效果上的最主要负担者。当然君主不是唯一者。混合剂中数量上、反应中、效果上的次要成分为臣。君臣为必要成分，而佐使在配伍中是可以变通，可以代替的成分。

《火龙经》关于硝、硫、炭分别具有直、横、火的作用的认识，有其正确性；以之对照近代黑药成分，也是大体相符的。按黑药反应最简式为：2KNO3＋3C＋S＝K2S＋N2＋3CO2按此计算的理论组成为硝酸钾74.84％，硫11.84％和炭13.32％，近代通用配方为硝75％，硫10％，炭15％。

硝酸钾为携氧物质，是唯一的氧化剂，爆炸时它分解出硫和炭燃烧所需的氧。作为发射药要求有高分解速度和高的温度，保证硝酸钾的足够用量，可以改善火药的弹道性能。所说"硝性主直"，这是从用途上而不是从反应作用上确定性质，即"性直者主远击，硝九而磺一"。用硝量均较高。

硫在混合火药中起着特别的作用。很多实验证明，硫含量高的火药，火药力和燃烧速度降低。在实际应用，爆破作业使用的矿用火药，通常增加含硫量，减少硝酸钾用量，如法国矿用火药，硝62％、木炭18％、硫20％。《火龙经》说"磺性主横"，是指增加了硫黄成分的火药可为爆炸药，即"性横者主爆击，硝七而硫三"。

火药中的木炭是可燃物。木炭由于来源不同和制法不同，可使火药具有所需要的性能。木炭的炭化度无论对火药力和火药的点燃性，或者对其燃烧速度，都有影响。《火龙经》用"灰性主火"、"火各不同"，来概括这些性质。近代使用木材烧成的炭来制造火药。最好的烧炭原料木材是柔木即软而不致密的木材，如赤杨、菩提树、柳树、榛树、杨树、白杨和灌木类如鼠李木等。这与《火龙经》的记载是相合的。

《火龙经》的理论思想，在明代是有发展的。二君的提法，虽然在"直发者以硝为主"、"横发者以磺为主"的论断中有所调整，但磺为主的推定毕竟不是用量的优势，而是作用的设想，也不能彻底改变二元论的基本观念。待到1621年（天启元年）茅元仪在他的《武备志·火药赋》中才做了更正，硝是君，硫是臣，炭是佐使。更加符合火药成分配比和作用的实际。

2。阴阳学说用阴阳学说朴素地阐明火药反应机理的是宋应星。他在《天工开物·燔石·硫黄》中说："凡火药，硫为纯阳，硝为纯阴，两精逼合，成声成变，此乾坤幻出神物也"。《天工开物·佳兵·火药料》说："凡火药以硝石、硫黄为主，草木灰为辅。硝性至阴，硫性至阳，阴阳两神物相遇于无隙无容之中。其出也，人物膺之，魂散惊而魄齑粉。"尽管宋应星仍是二君论，只把"臣"换了一个"辅"字，但他关于"两精逼合"、"相遇于无隙无容之中"，部分地观察和猜测到了火药爆发产生大量的热和约相当于原来体积一、二千倍的气体的巨大威力。

中国火药理论使用阴阳，而不用五行，它另有表示多成分体系的方式。

中国古代火药由纵火的火攻战法发展而来，在爆炸、发射性的火药运用以后，仍然使用作为烧夷剂、烟雾剂、照明剂、信号剂等火工品，品种十分繁多，而且包括毒性烟雾，可能主要是造成有毒气固溶胶，但也可视为毒气战的前身。《火龙经》记载了以上广义火药的配制及其多种用料："雄黄气高而火焰［神火以雄黄为君］，石黄气猛而火烈［法火以石黄为君］，砒黄气臭而火毒［毒火以坚砒为君］。金火［即尿水］，银■（锈）［尿霜］，硼砂炒制铁磁锋着人则倾烂见骨［烂火药内用之］。牙皂、姜霜、椒末，配合神雾，着人则立瞎双睛［飞火药内用之］。草鸟、巴豆、雷藤，可加水马［虎药中人，饮冷水即解，加水马见水愈甚］。毒箭药，火龙枪着人则见血封喉［箭火枪上用之，贼中立毙］。江子、常山、半夏，略和川连，造制喷筒药，确着人则禁唇不语［喷火药内用之］。桐油、豆粉、松香，用制焚帐劫寨［偷劫火药内用之］。人精、铁汁、巴油，用破革皮帐［熔化锡铅或铁汁，以毒同化倾下，革车皮帐攻城，用此熔化倾，烧沸倾注城下，直透重革］。狼粪烟，昼黑夜红，递传警报；江豚炭逆风逾劲，力显神奇［凡火药顺风则发，逆风则不可用。加江豚配合诸药，则风愈逆则愈炽矣］。他如猛火油［出占城国］，得水愈炽湿物。凡以鱼腊［出婆罗国］见风漫爆，无可遮拦，固此难得之物而为将又不可不知也。"

《火龙神书》在第一卷列有上述"火攻药法"内容，第二卷为"火龙万胜神药：二十八品上应天垣二十八宿，火攻神药品，火攻从药"，称"右法药六十四品，制炼神火、毒火、法火、烂火。各火配合有方，煅炼有法，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专将阃者，当熟玩诵焉。"

无论六十四味或八十三味药，按配伍理论以佐、使药为"副料"、"从药"，品种最多。其中有以二十八宿来配二十八味从药者。现在看来，炼丹术、火药学、医药学都曾以二十八宿使自己的佐使药味成一个体系。它们三个领域之间，可能有关联。

（二）琉璃釉色1。琉璃烧制方法琉璃古名璧流离，亦作流离或瑠璃，是一种不透明或半透明的低温色釉，敷于陶质瓦上经烧制后即成琉璃瓦。"琉璃"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明确作为建筑装饰材料者，则见于《西京杂记》、《汉武故事》、《拾遗记》、《魏书·西域传》等书。

明代的琉璃制品已相当丰富了，《天工开物》"珠玉"卷附录云："烧瓴甋转泑成黄绿色者曰琉璃瓦，煎化羊角为盛油与笼烛者为琉璃碗，合化硝铅泻珠铜线穿合者为琉璃灯，捏片为琉璃瓶袋。"可见，当时已有不同用途的琉璃制品。

明初托名刘基所撰《多能鄙事》中载有烧制琉璃的方法："黑锡四两，硝石三两，白矾二两，白石末二两，右捣飞极细，以锅用炭火熔前三物，和之；欲红入朱，欲青入铜青，欲黄入雄黄，欲紫入代赭石、欲黑入杉木炭末，并搅匀，令成色，用铁筲夹抽成条。白则不入它物。"

文中将烧制琉璃的红、青、黄、紫、黑、白六种色泽均作了具体记载。《多能鄙事》是继宋李诫《营造法式》之后介绍古代工艺的专著，它的问世早于《天工开物》，值得人们注意。

明初定都南京，在南郊芙蓉山设立烧制宫殿建筑琉璃的瓦窑数十座，琉璃件胎质以安徽太平府白泥为主，釉色以黄、绿、天蓝、褐、黑色居多。明永乐、宣德年间烧成的报恩寺大琉璃塔，高达九层，极为壮观，其残件现存南京博物院及南京博物馆。

关于黑锡（铅）的化学变化，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明确记载：黑锡经炒炼后，"一变而成胡粉，再变而成黄丹，三变而成密陀僧，四变而为白霜。"这正是由于炒炼时的温度不同，氧化程度因之而异，得到各种不同的氧化铅产物的缘故。

2。琉璃成色方法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卷中记载了琉璃成色的配方："以无名异、棕榈毛等煎汁涂染成绿黛；赭石、松香、蒲草等涂染成黄。"此为京师烧造琉璃所用之色料。同书云："外省亲王殿与仙佛宫观，间亦为之，但色料各有配合，采取不必尽同。"据此可知：当时所采用的色料，是矿物料与植物料并用；配方不同，可烧制出不同颜色的琉璃釉。

关于烧制琉璃瓦的方法，《天工开物》"陶埏"卷中又云："其制为琉璃瓦者，或为板片，或为宛筒，以圆竹与斫木为模，逐片成造。其土必陂于太平府。造成，先装入琉璃窑内，每柴五千斤烧瓦百惩。取出成色（着釉）。。再入别窑，减杀薪火，逼成琉璃宝色。"

这里宋应星十分明确地记述了烧制琉璃所使用的二次烧成工艺，这是宋代及明初文献所不及的。

杨根等先生认为：明代，对琉璃釉色配方记载较详的文献资料，当数孙廷铨《颜山杂记》中的"琉璃志"。颜山即今山东博山，自古以烧制陶瓷、琉璃著称。宋博山窑瓷器，风格古朴粗犷，极富民间艺术气息，属于磁州窑系统，其后历代均沿袭之，迄今仍为重要瓷区。《颜山杂记》卷四云："琉璃者，石以为质，硝以和之，礁以锻之，铜、铁、丹铅以变之。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铜、铁、丹铅则不精，三合然后生。"

其中"礁"即焦炭。同书又云："凡炭之在山也。。其用以锻金冶陶，或谓之煤，或谓之炭。块者谓之■，或谓之砟。散无力也，炼而坚之谓之礁。"

关于烧制琉璃的几种原料的性能和作用，该书接着说："白如霜，廉削而四方，马牙石也；紫如英，札札星星，紫石也；棱而多角，其形似璞，凌子石也。白者以为干也，紫者以为软也，凌子者以为莹也。是故白以为干则刚，紫以为软，则斥之为薄而易张，凌子以为莹，则镜物有光。硝，柔火也，以和内；礁，猛火也，以攻外。"

该书还记录了水晶、白、梅萼红、蓝、秋黄、映青、牙白、正黑、绿以及鹅黄十种不同色料的配制方法："其辨色也，白五之，紫一之，凌子倍紫，得水晶；进其紫，退其白，去其凌子，得正白；白三之，紫一之，凌子如紫，加少铜及铁屑焉，得梅萼红；白三之，紫一之，去其凌，进其铜，去其铁，得蓝；法如白焉，钩以铜碛，得秋黄；法如水晶，钩以画碗石，得映青；法如白，加铅焉，多多益善，得牙白；法如牙白，加铁焉，得正黑；法如水晶，加铜焉，得绿；法如绿，退其铜，加少碛焉，得鹅黄。凡皆以焰硝之数为之程。"这里将琉璃制作所需的原料、火候控制及色釉配方都作了相当细致的描述。

我国琉璃色釉的历史悠久，色彩以黄、绿、蓝、紫为主，着色剂为铁、铜、钴、锰的氧化物，亦即我国瓷器釉色的四个主要系统，系低温烧成，以铅为助熔剂。元代以后出现的法华器，也是一种低温色釉装饰的陶器，与琉璃相似。不同的是法华器釉所用的助熔剂除氧化铅外，还有牙硝，牙硝即马牙硝，主要成分为硫酸钠。

我国建筑琉璃和釉上彩瓷器两者的发展有密切关系，采用二次烧成工艺的釉上彩使瓷器的装饰效果大大丰富起来，同时也使明代的建筑琉璃烧成工艺益加成熟。

（三）黄铜冶炼1。金属锌--倭铅从明代始，"黄铜"指的是铜锌合金，在此以前，则或是泛指黄色铜合金；或者相对于胆铜而言，是指以黄色铜矿石为原料所冶炼出的赤铜；而对铜锌合金，长期则称之为"鍮石"、"鍮铜"。

赵匡华先生说："黄铜"一词在明代则专指金黄色的铜锌合金，而且冶炼这种合金的技艺已逐步发展为金属铜与金属锌直接合炼，也就是说这时已能冶炼金属锌了。当时我国称金属锌为"倭铅"或"白铅"。这种工艺从文献记载与文物检测都证明在明代宣德年间以前已经产生，到宣德三年（1428年）则已有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因为这年宣宗曾命工部大量铸造鼎彝，以供郊坛、宗庙、内廷陈设之用。当时的礼部尚书吕震曾编《宣德鼎彝谱》一书，详细记载了这项工程的用料情况，其中明确记载原计划用倭源白水铅17000斤，后裁减物料，向节慎库实领13600　斤，并说明"此白水铅入洋铜用"。1925年王琎先生曾分析了两个家藏的宣德炉，确证为铜锌合金（还含少量Sn、Pb　和Fe），其含锌量分别为20.4％和36％。这就证明了"倭源白水铅"确为金属锌，即倭铅。然而当人们再一次研究一下这项铸造所用物料的总清册时，不免会提出一个新问题：这次铸造所用倭铅是否为我国自己生产的？因为这个用料清单是这样的："计开暹罗洋铜三万九千六百斤，赤金八百两，白银二千六百两，倭源白水铅一万七千斤，倭源黑水铅八千斤，日本国生红铜一千斤，贺兰国花洋斗锡八百斤，钢铁一万二千斤，天方国番硇砂三百六十斤，三佛齐国紫■石三百斤，渤泥国紫矿石三百斤，渤泥国胭脂石二百斤，金丝矾二百斤，晋矾二万四十斤。。。"

这些物料大都冠以产地，除晋矾、倭源外，其他凡指名产地的物料都是舶来品，因此在肯定我国明代前期已掌握了合炼铜锌为黄铜的技术后，还有必要考证那时我国是否已掌握了炼锌技术和有了炼锌业。我国学者几十年来始终未能查到明初或明初以前有关这方面的记载的可靠资料。但在清初道士傅全铨（道号济一子）汇辑的《外金丹》丛书所收录的《三元大丹秘苑真旨》中有一段与此有关的文字，具有较大参考价值。这本丹经大约至迟是明代嘉靖年间的道士撰写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太阳红铅乃丹中第二品材也。。。此铅较之中国福建所产白气倭铅、函谷所产青气倭铅，杨（阳）城所产之黄气倭铅不大相同。白气倭铅（即福建所产）其色比锡色白，有似乎青丝银子之色，。。烧试则白烟缭绕，此亦中国之上宝也。南方人多用此掺入锡中，以充广锡，道中人多用烧茆（红铜）。青者（指函谷青气倭铅）碴皆被马牙碴，烧试则有黄烟，匠人多用之点黄铜，盖铜本来赤红，必用倭铅点之，然后成黄铜，丹中不用，茆方亦不用。"

这段文字至少告诉我们：第一，中国早期的倭铅产地有福建、河南函谷和山西阳城地区。关于阳城炉甘石，明成化年间李实所撰《明一统志》也有记载："泽州（晋城）及高平、阳城二县出芦甘石。"第二，福建生产的倭铅质量较高，色白如银，产量大，成本也低，所以"南人多用此掺入锡中，以充广锡。"第三，那时已有匠人用倭铅点化赤铜为黄铜。一般说来，书面记载总是较晚于实际的，所以上述结论也大致适用于宣德年间，即铸造宣德鼎彝器所用倭铅可初步认为是我国自产的。本世纪初在广东曾发现标有万历十三年字样的锌锭，纯度达到98％，可能就是产于福建的。

2。黄铜冶炼在明代世宗嘉靖年间，我国开始以黄铜铸造钱币。据《明会典》记载："嘉靖中则例"通宝钱"六百万文，合用二火黄铜四万七千二百七十二斤，水锡四千七百二十八斤。。。""万历中则例"金背钱"一万文，合用四火黄铜八十五斤八两六钱一分三厘一毫，水锡五斤一十一两二钱四分八毫八丝。。。火漆钱一万文，合用二火黄铜，斤两同前。。。"

我国自元代以后，已经把用炉甘石"点化"赤铜所得到的铜锌合金称为"黄铜"了。例如元人撰《格物粗谈》说："赤铜入炉甘石炼为黄铜，其色如金。"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刘文泰所撰《本草品汇精要》也说："炉甘石。。今以点炼蟹壳铜而成黄铜者即此也。"可见上文中嘉靖、万历年间铸钱所用"二火黄铜"、"四火黄铜"肯定为铜锌合金。至于是用金属铜、锌合炼而成，还是用红铜与炉甘石合炼而成，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笔者倾向于是后者，因刘文泰在弘治十八年仍说当时所炼黄铜乃是以炉甘石"点炼蟹壳铜"而得。即使到了万历年间，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还是说："人以炉甘石炼为黄铜"、"炉甘石。。赤铜得之，即化为黄。今之黄铜，皆此物点化也。"只提到某些方士在利用倭铅"勾金"。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说："宁州水角甸山在州东百三十里，地名备录村，产芦（炉）甘石，旧封闭。嘉靖中，开局铸钱，取以入铜，自是复启。"因此可以认为嘉靖至万历中铸钱所用黄铜至少主要仍是由炉甘石直接入赤铜点化而成。那么"二火"、"四火"的含义当指"合炼"、"点化"的次数，所以"四火"当较"二火"黄铜含锌量高。最近有学者对一批明代嘉靖、万历铜钱进行了化学分析，结果表明上述推断是符合实际的。至于"水锡"，可能就是金属锡，但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记载，当时（崇祯年间）北京有称倭铅为"水锡"的，那么嘉靖年间铸钱所用"水锡"究竟是什么？就必须从嘉靖铜钱的分析结果来判断了，如果是指金属锌，那么按《明会典》的配方，嘉靖钱是以黄铜与锌合炼而成，当不含锡，但根据对20　枚"嘉靖通宝"的分析结果，这些铜钱中除铜、锌为主要成分外，都含有金属锡，含量一般在4-8％，这表明当时的水锡仍指金属锡，称"倭铅"为"水锡"那是嘉靖以后的事了。而且黄铜既然已经是铜锌合金，再加少量金属锌（如果"水锡"为金属锌）铸钱也似无道理。

据《天工开物》记载："凡铸钱每十斤，红铜居六、七，倭铅居四、三，此等分大略，倭铅每见烈火，必耗四分之一。"据所分析的8　枚"崇祯通宝"看，含铜在60-64％，含锌在33-36％，已几乎不再含锡，这与以上记载完全符合。这表明到了崇祯年间，铸钱所用黄铜才发展到了以红铜与倭铅合炼，金属锌的生产才有了相当大的规模，也就是说黄铜冶炼迈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四）矾化学1。对各种矾的制取我国古代使用的矾品种繁多，在染色、医药、炼丹、造纸、食品加工、日常生活中都有极为广泛的应用，当然需求量也就相当可观。但在自然界中可以直接使用的天然矾是很少的，仅胆矾、绿矾、黄矾偶有发现，绝大部分需通过对有关矾矿石进行焙烧、煎炼和加工提纯才能取得。而且我国先人也曾用无机合成的方法制造过某些矾，这些生产经验和创造发明为我国古代矾化学的成就添增了光彩。赵匡华先生对此做过深入的研究。

白矾的焙制在自然界中并无白矾，只有白矾石，其主要成分是Kal3（SO4）2（OH）6。在成矿过程中，白矾与其他成分，如黄铁矿、粘土片岩等共生，形成不溶性白矾矿石；又因其形状如垒石，所以我国古代又称之为"马齿矾"。经焙烧，便发生如下反应：Kal（SO4）2（OH）6 KAl（SO4）2＋Al2O3＋3H2O得到粗制白矾，再经水溶浸后，奎、铁质沉淀，然后把浓缩的热清液澄出，便逐步析出纯净的明矾。古代医药学家们往往利用白矾石，亲自焙炼。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的有关阐述可算最为翔实明确的了，原文如下："凡白矾，掘土取垒块石，层垒煤炭饼锻炼，如烧石灰样。火候已足，冷定入水。煎水急沸时，盘中有溅溢如物飞出，俗名蝴蝶矾者，则矾成矣。煎浓之后，入水缸内澄，其上隆结曰吊矾，洁白异常；其沉下者曰缸矾。轻虚如棉絮者曰柳絮矾。烧汁至尽白如雪者谓之巴石。方药家煅过用者曰枯矾云。"

绿矾与黄矾的制取至迟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已经开始用焙烧涅石法制造绿矾。其做法大致与烧石灰相似，先以土坯砌墙成窑，在其中把涅石与煤炭垒叠起来，点燃焙烧，在空气供应不很充分的情况下，窑中便发生如下反应：FeS2＋2O2 FeSO4＋S↑这种工艺一直是我国古代制绿矾的传统方法，但在早期的古籍中尚未见有明确记载。惟在《天工开物》中才有清晰的说明："取煤炭外矿石子（俗名铜炭），每五百斤入炉，炉内用煤炭饼（自来风，不用鼓鞲者）千余斤，周围包裹此石。炉外砌筑土墙圈围，炉颠空一圆孔，如茶碗口大，透炎直上，孔旁以矾滓厚罨。。。然后从底发火，此火度经十日方熄。其孔眼时有金色光直上（取硫）。煅经十日后，冷定取出。。。其中精粹如矿灰形者，取入缸中，浸三个时，漉入釜中煎炼。每水十石，煎至一石，火候方足。煎干之后，上结者皆佳好皂矾，。。此皂矾染家必需用。。。原石五百斤，成皂矾二百斤，其大端也。"

这段文字和所附的"烧皂矾图"把该工艺描述得非常清楚了。文中所谓"煤炭外矿石子"当指含煤黄铁矿石，色黑而带有金黄色调的金属光泽，因而又俗名"铜炭"。采用这种工艺在制得绿矾的同时，从窑顶导管中便会冷凝流出硫黄来，这正是我国早期取得硫黄的一种方法，所以硫黄约在东汉时就有了"矾石液"的别名。陶弘景所辑《名医别录》中就说："石硫黄。。生东海牧羊山谷中及太山、河西山，矾石液也。"宋应星对此解释道："凡硫黄乃烧石承液而结就。。。遂有矾石液之说。"

至于黄矾，则无论是天然产的，还是人工制造的，都是由绿矾经空气氧化而成。在用焙烧法制绿矾的窑炉土壁上经久便会凝结出黄矾；煮胆水炼铜的铁釜周围土地上，溅洒的绿矾水日久往往也会析出黄矾。《天工开物》中记载："其黄矾所出又奇甚，乃即炼皂矾炉侧土墙春夏经受火石精气，至霜降立冬之交，冷静之时，其墙上自然爆出此种。如淮北砖墙生焰硝样，刮取下来，名曰黄矾。染家用之。"

2。矾的作用我们已知，从矿物和金属制得各种无机化学制品，如果没有诸如硫酸、硝酸、盐酸等这些无机酸，那么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我国古代几乎没有用过这类强酸，在医药和炼丹术化学中却出色地制造出了一系列无机化合物，有些则是自然界不存在的；矾类的利用以及矾与硝、盐的结合使用，起了突出的、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火法试验中，矾类将分解出硫酸；矾、硝一起加热，便将产生硝酸；矾与盐或硇砂（NH4Ci）一起加热，就会产生盐酸。因此，有了它们的参与，很多反应就可顺利进行了。所以矾类及这些混合物堪称之为"固体强酸"。

铅丹煎炼明代，制铅丹的工艺就从"硝黄法"过渡到"硝矾法"了，质量进一步提高。在这种工艺中实际上是在矾类参与下利用了硝酸来溶解黑铅，再进一步把硝酸铅分解，氧化成铅丹，反应既快又充分，而且产物经淘洗后十分纯净，成为后世最受推崇的标准法。《本草纲目》对此方法有所论及："今人以作铅粉不尽者，用硝石、矾石炒成丹。若转丹为铅，只用连须葱白汁拌丹慢煎，煅成金汁倾出，即还铅矣。货者多以盐、硝、砂石杂之。凡用，以水漂去消、盐、飞去砂石，澄干，微火炒紫色。地上去火毒。"

这段文字既介绍如何炼铅丹，又指出以丹还铅的技艺，看来也是出自炼丹家的创造。这种方法文是借助了矾的功力，已具有了近代无机合成化学的雏型。这在当时是处于国际先进地位的。因为在《本草纲目》问世近三百年后，1875年英国蒲洛山著述的《无机与有机化学》中，介绍的炼铅丹法还与中国东汉时期狐刚子炼制"九转铅丹"时采用的方法基本相同。

金银的分离矾类不仅在古代无机合成化学中发挥了它的威力，而且在解决金银分离这一古代难题中，也曾经发挥了特别的作用。

中国古代金银分离术中最值得重视的是矾-硝与矾-硝-盐混合剂的应用，也就是接近于借助硝酸和王水来溶解白银了。

明初曹昭所撰《格古要论》记载了这种方法。他把焰硝、绿矾及盐的混合物称为"金榨药"。原文如下："用焰硝、绿矾、盐留窑器，入干净水调和，火上煎，色变即止。然后刷金器物上，烘干，留火内略烧焦色，急入净水刷洗，如不黄再上。然俱在外也。"明末方以智在其《物理小识》卷七中记述了"矾硝法"，实质上即"硝酸法"，俗称"罩金法"，也称"炸金法"，现亦转录如下："［罩金法］：炭烧黄金，再以盐水调黄土涂烧之，从而涤之。及用焰硝、绿矾等分，水调付（敷）金，置火上炙，色改为止。急入净水洗刷而焙干之，不黄再上。然能加外色而已。俗谓之"炸金""。

但应指出，硝酸虽可强有效地溶解白银，然而在加热下它很快蒸发、分解，因此以上两法仅可溶解黄金表面的白银。故曹、方二氏说：金之黄色"俱在外也"，只能"加外色而已"。

（五）楮皮纸1。制造历史像麻纸一样，楮皮纸也有悠久的历史。制造楮皮纸的原料是楮树的韧皮纤维，楮树皮含有非常适于造纸的木本韧皮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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